diff --git a/CCRD/1/3/2/000633.txt b/CCRD/1/3/2/00063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71fb90d7d46cd328c516c62674660e70726682a --- /dev/null +++ b/CCRD/1/3/2/000633.txt @@ -0,0 +1,31 @@ +# 花香鸟语报春来 + +　　<郝季光> + +　　我用整整五天的时间，旁听了内蒙古党委宣传工作会议高等院校小组的讨论。在这一角逗留的最初日子里，我嗅到了一股早春的气息，也感到了“乍暖还寒时候”的瑟缩；我听到了人们激动的心声，也感到了回绕在这心声中的忧虑。时间过去了一段，瑟缩和忧虑逐渐消逝，这里充满了无限浓厚的春意。 + +　　党与非党、领导与被领导间的关系，是小组会中讨论得最热烈的一个问题。师范学院一位教师感慨万端地说，知识分子过去喜欢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来赞誉朋友间的关系，现在除了一般工作上的接触，生活中的友谊交往几乎没有了。有的人见面，只是“今天天气哈哈哈！”有的人见面，连哈哈也不打，或者干脆绕道而行，真是“相处不相识，相逢若路人”。许多教师到校三四年了，院长和党委书记，没有跟他们谈过一次话，无怪畜牧兽医学院讲师刘曾泽诙谐而沉痛地说：“我和院长住得近在咫尺，实际上是如隔天渊！”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非党教师也订出了一条新的处世铭：“有事办公室相见，无事在家中打坐”。 + +　　这是一墙无形的墙。是这堵墙，把党与非党、领导与被领导、老教师与青年教师间，在不同程度上隔离开来。 + +　　畜牧兽医学院教务长张荣臻说，高等院校的根本问题，是在于提高教学质量。提高教学质量，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提高教师水平，一是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当前的矛盾，不是前者而是后者。有些教学人员、特别是非党老教师，他们是在工作着，但有一种气氛不能使他们大胆地工作；他们有满腔的热情，但常常碰到迎面泼来的冷水；他们是学校中的一员，但他们却有非主人翁感，一言以蔽之：他们没有得到信任、支持、同情和温暖。 + +　　这又是一堵无形的墙。是这堵墙，使教学人员、特别是非党老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阻碍。 + +　　两堵墙都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 +　　重要因素之一，是对非党同志缺乏正确的估计。师范学院体育科副主任杨守文说，科系主任，按说是个领导，但具体到我们这样一些非党干部，却只是一个牌位。科里谁来谁走，科主任无权过问，也根本不给通知；毕业生要分配了，院领导只征求党员助教或秘书的意见，把非党科系主任拒于门外。去年提出学生自由支配课余时间问题，党团支部已作了布置讨论，并开始执行了，科主任还不知道是怎回事情。潘亚生副教授说，我到畜牧兽医学院时间还不长，没有遇到一棒子被打死的事情，不过很有可能我被一棒子打个半死。从去年春天开始，我深深感到我是处在一种被歧视的气氛中，在这种气氛中工作，呼吸是会越来越困难了。 + +　　对非党干部不够信任和支持，自然容易产生是非不明、偏听偏信的情形。现在内蒙古大学工作的原师范学院历史科副主任林雨说，在师范学院，党团员作的说的，对也是对，错也是对；非党同志对了也是错，错了更是错。例如在一次评薪调级中，几个党团员聚在宿舍里一边吃烧鸡喝酒，一边大骂领导不公，结果没事，甚至其中有个团员不久还入了党。非党同志有些正确的意见，往往却被党团员寻章摘句，或道听途说地变成汇报材料；领导上对这些材料，也很少分析研究，或找当事人去谈谈，一古脑儿集存起来，到时整你。甚至还有这样的事情，个别党员负责同志，平常自由主义，讲了些怪话，非党同志把这些怪话传播出去了。自然都不对。结果在运动中讲怪话的人当了组长，掌握会场来整传播怪话的人，说他们诋毁党，思想有问题。 + +　　非党教师们提出，某些青年党员的特权感、优越感，一部分是自己的修养不够，一部分也写领导有关。例如评薪调级，党团员教师就提的多，非党教师、特别是老教师，就提的少，而教学骨干却大多数是非党老教师。党团员在一起聊天，下馆子，是合理合法的；非党同志往来亲密一些，就有被认为是搞“小集团”的危险。于是，一些年青的同志，今天是非党员，见人还客客气气，明天入了党，见人就不理睬。他们觉得自己已经高人一头，非党群众只不过是落后分子的代名词而已。他们虽然是助教，却有特权一次再次地审查教授的讲义，直到认为满意，才准讲授；学校的车辆，因公才能动用，而他们却可以无视学校规定，用来作为游猎的助步；非党同志批评他们的错误，他们就会搬出一套奇怪的逻辑：“反对我，就是反对党，反对党就是反革命。”谁愿背这样沉重的罪名呢，自然人们噤若寒蝉，言路堵塞。 + +　　人是需要温暖的。现在内蒙古大学工作的安吉仁同志，谈到他在师范学院的感受时，哽咽不能成声。他说“革命大家庭是温暖的，但我在师范学院担任教务主任的四年中，没有尝受到这种幸福。去年我患了重病，曾吐过血，在医院里那么长时间，学院领导上一直没叫人来看过我，也没打过一次电话问问我的死活。想起这些事情，真使人寒心。”安吉仁发言后，一位深有同感的教师说，“士为知己者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精神。为报知己，他们不惜献出生命；对他们以路人待之，他们也只能以路人相报。如果给这句话赋予新的内容，党和领导上应该加以深思。 + +　　最使老教师感到难过的，是他们自尊心的横遭毁坏。在运动中自不必说，就是在平常，个别院领导同志，也可以当着大家的面给你难看，或者叫到房间里呵斥一顿。师范学院王迅川副教授说：“爱面子有好处，也有坏处，古书中有言云：‘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爱面子、有自尊心的好处，是愿意把事情办好，不愿意把事情办坏；坏处是不愿暴露自己的缺点，不愿接受人家的批评。现在有些同志一看到谁有自尊心，爱面子，认为这全是坏的东西，便采取粗暴态度，直使其破坏无余而后己。这是知识分子、特别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最感伤心的事。因为他们把面子和自尊心，往往看得和生命一样宝贵，如果在这方面遭到挫伤，他们就会感到连生存也没有意义了，还谈什么工作积极性呢。” + +　　成墙的因素虽然很多，但衍生这些因素的根本因素只有三个：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是到会代表的共同认识。三个主义是怎样产生的呢?师范学院一位党员副院长在说明这个问题时，曾意味深长地谈到了他自己的思想经历。他说，环境对人的影响太大了。在战争年代，我和群众同食同宿同呼吸，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融洽无间。这一方面是党的优良传统，一方面是，如果不跟群众打成一片，自己就根本站不住脚。到了和平环境，党的传统虽在，而自己却因为当了负责干部，就觉得与众不同了；感到支持自己的已不是群众，而是当头领导，只要自己的工作成绩能被领导看到听到就行，群众是否支持，很少考虑。这样，官僚架子，特权思想，主观武断，以及行政命令作风便相继产生。 + +　　一些非党教师认为，有些矛盾的产生，不完全是领导上或党员同志的错。非党同志自己思想的不健康，诸如毫无根据的猜疑，处事待人从成见出发，工作作风不够好等等，也是加深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病从何处生，还从何处治；墙是双方造成的，也应该双方来拆。只有党与非党、领导与被领导，在共同认识和共同努力下，同志间的关系才会亲密无间，一切积极因素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 +　　 来源：《内蒙古日报》1957年5月2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34.txt b/CCRD/1/3/2/00063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8004986ecf58ec93b2345a707263026fcaeaea9 --- /dev/null +++ b/CCRD/1/3/2/000634.txt @@ -0,0 +1,47 @@ +# 没根据特点领导少数民族教育工作 + +　　【本报消息】 参加省宣传会议的少数民族地区县委宣传部长、县人民委员会教育科长和中学校长们，连日在小组讨论会上和本报5月19日召开的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对教育厅领导少数民族的教育工作中存在一般化的缺点提出了批评，要求根据少数民族的特点改进领导。 + +## 教育厅对民族教育工作领导一般化 教育厅空喊多具体措施少 + +　　大家认为省里的党政领导尤其是教育厅六七年来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工作的领导停留在一般化的状态上。桂西僮族自治州百色地区工委教育科副利长田晓夫说：教育厅对民族教育工作空喊的多，具体措施少，几年来对少数民族教育的一些基本问题，从考试制度、学制、教材、经费等方面从未认真研究过。去年省里召开的民族教育会议也是一般化。省教育厅对民族地区的小学不管，中学少管，工作只照搬中央的指示。 + +## 重点校选择不当，只埋怨少数民族地区落后 + +　　德保县完全中学副校长周华对教育厅选择的重点学校都在南宁、桂林两市提出了疑问，他说：难道仅凭这两市的重点学校教学经验就可以领导好全省的教育工作吗?难道这些经验可以用来解决全省七百多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地区复杂的教学工作上的问题吗?为什么不可以在少数民族地区比如隆林各族自治县或大瑶山瑶族自治县选择一两个中学来作重点进行研究呢?百色地区在百色、田东两处选定的重点学校也不能代表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另外，六、七年来，教育厅从未认真总结过全省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工作，往往只看到这些地区工作的缺点，只埋怨这些地区工作的落后，但却缺乏具体帮助，客观上存在的许多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怎能使这些地区赶上先进? + +## 民族师资太缺乏　教师分配不合理 + +　　田晓夫说：要提高少数民族教育质量，必须培养本民族教师，用本民族语言进行教学，单靠外来教师是不行的，可是在这方面教育厅也做得不够。厅领导曾说可以在民族地区中学里用带徒弟的办法去培养民族教师，但没有编制，只停留在空喊上。另外，原来百色地区有三个师范，解放后把天保师范撤销了，万岗师范搬走了，只剩下百色师范，培养民族师资很有限，几年来我们曾向教育厅提了多次意见要重新起一两间，也无结果，因而，百色地区年年师资缺乏，而其他地区的教师则有分不下去的现象，这种恶果是教育厅领导造成的。中共睦边县委宣传部长蓝英三也说：过去各大学和各种专业学校在省里招生时，仅按成绩好坏作为取录新生的标准，少数民族学生不易考上，其实，教育厅可不可以采取些措施多吸收一些少数民族学生进师范学校去学习呢？要是能多为少数民族着想一下的话，完全是可以的。 + +　　很多人在讨论中，认为目前广西师范学院不在少数民族地区招收函授生也是个不积极培养民族师资的表现。 + +　　隆林各族自治县二中副教导主任黄桂生说：教育厅和百色地区工委教育科分配教师不合理，教育厅把水平较高的教师都分配在城市和一般地区，水平较低的才分去百色；到百色后各县分剩了才给隆林。有时甚至把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分给我们，这样的情况，我们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工作怎不落后?三江侗族自治县一中校长黄启阳说：分配教师太照顾城市了，水平高些的都分配在城市和一般地区，差些的分配到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这已成为惯例。 + +## 少数民族地区学校发展赶不上实际需要 + +　　百色地区工委教育科长张一平说：少数民族地区中学去年虽有些发展，但还是与群众的实际需求相差得很远。教育厅要是看到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基础的薄弱，去年还可以适当多发展一些的。但教育厅领导并没有这样考虑，去年6月份在专、市教育科长座谈会上我曾反映这个情况，要求百色地区多发展些，可是石兆棠厅长却说：你们要发展，有没有钱，有没有师资，有没有设备。如果没有怎能发展，结果，就把发展计划收缩了。我想：如果我们下边都具有这些条件的话，还向教育厅提出要求干什么? + +## 调回在一般地区工作的少数民族教师 + +　　桂西师范校长李培琦在座谈会上说：桂西师范僮族教师只占教师总数的40％，其他少数民族教师更少。这可见少数民族教师的缺乏了。希望省、专区教育部门采取临时措施，把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加以短期训练，补救当前师资的不足；另外，应由教育厅作个专门调查，将现在分散在省内外其他地区教书的少数民族教师调回本地区工作。这部分人数虽小但质量高，他们将成为民族地区各学校的核心力量。 + +## 必须根据民族特点进行教学 教材内容分量太重没有民族特点 + +　　睦边县第一初中副校长王天眷说：教材新，分量重，没有民族特点，这是很多人所共同感觉到的。我们睦边少数民族学生相当多，学习汉语特别困难。僮族学生学汉语要经三道翻译，瑶族则要经四道翻译，怎么不困难?另外，古典文学在少数民族地区更为难教难学，这些课程是否可以考虑精简。还有，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见闻很少，应该增加一些直观教材，比如有关本省生物、僮族历史和民族政策知识等都可考虑编为补充教材。 + +## 教师配备要求太机械 + +　　睦边县教育科副科长李秀栋说：在教师的配备上，教育厅不愿意看到我们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机械要求小学每三十二个学生以上才配一教师。我们那里山多，村庄很分散，一个小学能有二十多个学生已算不错了，这些学生中有的还是二三十里以外的地方跑来的呢(省里要求学校只能吸收附近三华里以内学童入学)。这问题我们感到很难解决，曾请示教育厅，他们不根据具体情况，还是坚持按三十二个学生的标准配教师。中学方面，省里不看情况一律按平原地区配职工，其实，山区中学多系小型，班数少，教师备一个课只能上一个班，增加了教师的负担。省里对这问题至今仍没解决。 + +## 学校修缮费和仪器设备应如何解决 怕校舍倒塌，半夜刮风下雨只好叫学生起来淋雨 + +　　隆林各族自治县、东兰、凤山、巴马瑶族自治县、睦边、三江侗族自治县、环江等县的教育科长、中学校长在小组会或座谈会上都先后提出这些地区的学校尤其是小学校的校舍太破烂，一刮风下雨就有倒塌的危险，巴马教育科副科长黄日就说：东山完小校舍四面通风，冬天有些学生缺衣少被只好到山洞里去睡，烧火取暖火烟把学生的眼睛熏红了。甲篆区完小的校舍今年3月初被风吹倒了。很多学校都是这样，一刮风下雨就提心吊胆，尤其是夜晚，怕校舍倒塌，校长教师只好叫学生起来到校外去淋雨。听说省里有一笔小学修缮费早已拨下去了，但直到现在仍没有下落。睦边县教育科副科长李秀栋说：山区群众生活水平还很低，农民一个劳动日只得一角多到两角钱。上级老是要我们发动群众来建校，群众不是不愿意，就是拿不出钱。就是这样，很多校舍破了也修不起来。条件较好的睦边城厢区也是一样，那里的一所小学共有五十多个学生，只有八张板凳，五十多个学生挤着坐，连字也写不了。睦边县在去年12月组织工作组到各乡小学检查校舍，初步统计全县要马上修缮然后才能继续用的占很大部分。共需修缮费八万多元，当时即报请省教育厅给予解决，至今仍无答复。 + +## 连硫酸也没有如何试验 + +　　学校教学设备简陋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遍现象。睦边县第一初中副校长王天眷说：我们学校的教学设备很差，仪器缺乏到连很普通的硫酸也没有，叫我们教学时，怎样试验?不试验吗，山区学生见闻本来就已很有限的了，直观教材又那么少，又怎能讲到教学质量的提高。 + +　　各县的代表都说，他们那里基本仪器都很缺乏，但教育厅没有看到这情况，去年增添仪器时，每校不分情况，一律给一批玻璃杯，他们领到后只得放着。 + +　　（来源：《广西日报》1957年5月23日。原题为：“没根据特点领导少数民族教育工作 出席省宣传会议文教代表对教育厅的官僚主义提出了批评”。）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35.txt b/CCRD/1/3/2/00063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e6b23fc0d86d3af13e5cdd7dc272f7341b2a84c --- /dev/null +++ b/CCRD/1/3/2/000635.txt @@ -0,0 +1,55 @@ +# 内蒙古师范学院党委会召开的座谈会 + +　　<林国远> + +　　(本报消息)在内蒙古师范学院党委会召开的非党教师座谈会上，连日来揭发出许多问题，发言的人认为、内蒙古师范学院党组织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党外人士的力量未能充分发挥，领导工作处于混乱和被动；同时他们并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希望师范学院党组织通过这次整风改进工作。出席座谈会的共有六十多人，从5月23日起，已有二十多位教师发了言。 + +## 党群壁垒分明　党外人士遭遇冷落 + +　　许多人都说，他们来到师范学院好多年，但跟领导同志很少有谈话的机会，除了开会之外很难碰到一起，业务上的问题自然就更没法谈。赵克明说：领导跟被领导连个点头的关系也没有，有位领导一见我便老远把头歪开。庞梦周说：党员有优越感，有位同志本来对我挺好，后来入了党，态度就突然冷淡下来。 + +　　党员对群众很不关心。历史科有位同志因为婚姻问题来找党书记谈话，不但没有替他解决问题，反而在党员之间把这个问题当作谈笑资料，寻开心。巴雅尔说：‘过去我当过班主任，我们的科主任便对我说：“你不是党团员，领导上决定不让你当”’后来，科主任到学生中去宣布：“巴雅尔不是党团员，很难当班主任。结果许多学生都不来找我了，有的学生还和我打过架。” + +　　庞梦周说：我们这里的党群关系是隔一扇门，一个在门里，一个在门外。门不开是进不去的。我是教研室主任，许多事情都不知道，如讨论工作计划，党团员都知道了，我在讨论会上才听到念一遍，又如评薪、留助教、精简人员、提拔讲师等许多问题事先我都不知道。因此，我在工作中有许多消极情绪。我们这里某些人确实存在着有职无权的现象。 + +## 评学衔、评级不合理　委屈了老教师 + +　　座谈会上许多人纷纷就评学衔、评薪问题提出意见： + +　　老教师被提为讲师的不到1％，有许多老教师多年不提一级。相反地有许多党团员青年助教或原来搞行政工作的不到一二年就被提为讲师，级提得也快。这些老教师是不是在业务上都不如青年助教呢?不是的。高晋卿说：“师范学院没有这些老教师的话，教学质量可想而知。这些人被评为讲师，老教师可以评为特级教授。” + +　　许诠说：评学衔自始至终都是在秘密中进行，谁评上只有他自己知道，别人都不知道。有些人说我们这里评讲师是八两算一斤，我说也有八两算一斤的，也有五两算一斤的，也有十两算一斤的。评学衔应该以学术修养、教学成绩作为主要条件。过去学校说评时业务与政治并重，实际上偏重于政治，而所谓政治又是指党团员而言。所以有的教师教了十几年书都没有能评上。赵允迪老师对人说：“我的学生都被评为讲师，我没有评上，没脸见人。”结果赵允迪只好离开了师范学院。 + +　　巴雅尔说：有的讲师根本不够条件，只是领导上没有把教学水平放到第一位。因此我们科(蒙古语文科)助教教专科，讲师教中学(附中)。有这样一个讲师，他的文化程度只是初中毕业，但他填表时填的是师范学院毕业。他在我们学校一直教中学课程。他是党员，组织是否了解他呢？这是欺骗组织。 + +　　李屏西说：不少人条件不够，评学衔时提升过早，评薪中跳级过快，使他们不虚心，因此造成党群之间的隔阂。李世德说：“党员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将他们提得过快就不符合上述的原则。” + +## 官风压倒学风　对群众工作和生活漠不关心 + +　　郑瑞华说：“领导上年年订教学计划，但没有人检查，天天喊提高教学质量，实际上不管教学，总结写了不看，以后连总结也不要了。”在用人上也存在着单纯的雇佣观点，有些青年助教一来就送给一份课程表和点名册，叫他去讲课，在业务上就很少关心。不是党团员就很难得到进修的机会。有一位副院长一方面否认在评选进修人员工作上存在宗派主义，另一方面又对人说：“你要进修，争取入团好了。”进修的目的不明，有些人进修回来之后，仍旧开不了课，或教学质量不高。另外，对某些教学人员的业务又指责过多。有位教师讲近代史，讲到“捻军”那一部分时，由于对曾国藩方面的情况，谈得多一些，就被诬为“在大学时毕业论文是人民英雄曾国藩”。一位老教师教课时从论语中引了几句话，便被指斥为封建脑瓜子。有的教师上课时引证得多些，便说他是哗众取宠。 + +　　庞梦周说：“我们学校官风比学术空气浓厚，我建议过成立科学研究机构，至今还没有成立。许多干部缺乏为教学服务的观点，把处长、科长看得比教授、讲师等教学人员重要。我向总务处要房子，他们说：‘我们米科长还没有房子呢’。家属宿舍有一个工勤，主要是照顾领导的，对我们只是稍带一下”。会上许多教学人员也都谈到他们因身体条件或其它原因，住宿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李屏西说：“我把家属接到这里来，让我把家属送去住旅馆，后来是强住下来了。”李世德还谈到：“我是个神经衰弱的人，工作非常受罪，曾两夜失眠，不仅不照顾，反而给我降薪了，我带病坚持工作，领导不承认我有病，说是思想有问题。” + +　　学校领导上工作被动，贯彻中央的政策。或开展什么运动，总是到尾声时点缀一下，或群众都已动起来时来一下。庞梦周说：“去年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政策，上午通知一下，下午就‘鸣’起来。有些工作有计划，有布置，但很少督促，很少检查。” + +　　座谈会上有人说，领导上对教学和业务不了解，对群众生活不关心，建议领导人在联系群众方面分工一下，虚怀若谷，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改进工作。 + +## 民主空气稀薄　遗留问题应当解决 + +　　安吉人说：过去领导上在很长的时间内是是非不明，在一系列重大的问题上是是非不明，偏听偏信，宗派主义严重，有的领导已作到打击报复的地步。我是师院的创始人之一，第二个人进入学校，结果被排挤出去。原因是我对一位领导不够尊重，在会议上对他有更多不同的意见。同学对医务室有意见，我以教务主任的名义，主张调换一医务人员；某同志管理膳食，从不公布账目，大家有意见，我主张公布，后来公布了，不是收支情况的账目，而是只公布某某人买饭票多少，结果在我的名下就错了两笔，少买写多买，没有买也写上。对于评学衔评薪也提出许多意见，都没有采纳。这些人都是那位领导者的亲信干部，结果这许多事加在一起，以挑拨离间的罪名来整我。 + +　　苗泼说：师范学院有一支令箭——命令行事；二个挡箭牌——以学校成立不久难免有缺点，现在已作出许多成绩抵制意见；三条家法——压、整、滚，压就是把群众意见压起来，整就是借机会来整一下，滚就是滚出去当中学教员；四奇缺——缺乏民主、缺乏公正、缺乏办学经验、缺乏远见。 + +　　高晋卿说：“领导上认为凡是党团员都是进步的，群众都是落后的，所以工作结论全都是靠党团员的汇报和假积极分子的汇报而定的。”有的同志认为这样造成了阿谀奉承的风气，造成领导的官僚主义和一些人吹嘘拍马的习气。程维城说：一位前副院长连西游记、史记是那一朝代的作品，谁作的都闹不清楚，有位团员还替他吹嘘，说是文史专家。高晋卿说这位领导替一位同志吹嘘，说他的马列主义、业务水平都很高，实际上这位同志的马列主义修养业务水平很差，原因是他积极汇报。 + +　　王梦凡说：过去学校一部分人经常以同志的各种情况向领导汇报，另一部分人则被观察被汇报，领导上得到汇报后有两种办法处理，一个办法就是以粗暴的态度训斥一通(会上就有同志以具体例子证实这点，他批评了领导的官僚主义，结果被叫到房间里问：“你说什么，你吃谁的小米?”)另一个办法就是永不公开，积累了很长时间来算总账。前一个办法还不常用，主要是用后一办法。安吉人说：一句无心的话，可能被“积极分子”编成政治问题。有些人是我很好的同学，但互相不敢往来。我们只是在教室、饭厅、厕所这三个地方在一起。有的同志更谈到，在同一座宿舍里住的人，只听见人的脚步声，不知道对方的名字，那一系科的，怕被“积极分子”汇报说某某人跟某某人接近。有的人甚至提心吊胆，想离开师范学院。 + +　　安吉人说领导上打下了一批人，提上来一批人。有的人因汇报而入了党，有的人任了科主任。有许多科主任被打下去，有勉强留任的也威信扫地；同时给他们精神上造成很大的不幸，连他们子女的政治生活也成了问题，入团入党不能通过，有的举家抱头痛哭。有好几位同志因精神刺激得了慢性病，有的同志工作消沉，一言不发。另一方面，爬上去的人趾高气扬，例如一位党委委员连升三级。森培舜说：“这位委员评薪闹情绪，一闹就提，一提再提，一增再增。他的作风很不好，有次他住院出来，汽车去晚了，就破口大骂：‘你是科长吗?吃人的魔王，他妈的。’希望领导给个别党员以必要的教育。”安吉人还说：一位领导在师院犯严重错误，反而被提为教育厅副厅长，党委宣传部也是听他的汇报，偏听偏信。他并提出妥善处理遗留问题的意见。 + +## 决心办好师范学院　大家提出改进工作意见 + +　　座谈会上大家提出许多改进工作的意见，希望把学校办好，朱永邦说，墙是两方面筑起来的，必须大家动手来拆。但主要要靠领导上下定决心来拆，不要顾面子，要主动，不要坐在那里摆架子。党员领导对业务不熟悉，应向党外学习，这样方可集思广益，把学校办好。苗泼说：领导上要虚心学习，要依靠群众，要依靠诸葛亮，也要依靠臭皮匠。他并建议领导要从事务中摆脱出来，调整机构，减缩行政人员．充实科学机构，加强系科领导。苗时雨说：希望领导上能扩大民主，信任干部，使其有职有权，工作好的要鼓励，不好的就批评教育，重点应放在系科里，加强科系力量。希望领导就全校总的情况摸一次底。小汇报制造混乱。汇报是可以的，但领导上要分析来人的用意，千万不要上当，对假汇报要批评，正确的要鼓励。这样不到半年，学校的面貌就可为之一新。会上有人认为过去敢说、敢想、敢做的人都被视为落后分子，党和国家应该培养青年成为有理想的人，不是培养成木瓜，因此应对过去要求入党入团的人重新审查，看是否是因这方面的原因而不能加入组织。重新考虑，如果还不合条件也应向本人说明。 + +　　党委负责人在谈话中表示：大家揭发了许多问题，对整风有很大的好处，希望大家继续大胆地揭发矛盾，帮助师范学院党组织整风，改进工作。座谈会将继续举行。 + +　　（来源：《内蒙古日报》1957年6月2日。原题为：“在内蒙古师范学院党委会召开的座谈会上非党教师提出批评　帮助党组织整风”。）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36.txt b/CCRD/1/3/2/00063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da5404bc159e1211035f7ba4823f12f1c00a982 --- /dev/null +++ b/CCRD/1/3/2/000636.txt @@ -0,0 +1,21 @@ +# 南京大学教授们初步揭露学校内部存在的矛盾 + +　　本报讯　最近一周来，南京大学教师们连续举行座谈会，初步揭发了学校党和非党之间的矛盾。 + +　　生物系徐艿南讲师说：南大党群之间好象有一个墙。墙在哪里呢?也谈不出，总觉得不够融洽，不能畅谈心中事。民主党派在学校中起什么作用是不明确的。党对民主党派的作用也估计不足，使民主党派成员感到与群众没有两样。同时，党委决定问题不大与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或成员商量，也不让他们参加讨论。 + +　　朱一桂副教授说：“南大民主空气一点没有。宗派情绪很严重。今天‘放鸣’所以不能活跃，是因为多年来没有这个习惯。” + +　　张永格讲师说：南大死气沉沉，学术空气不浓，没有朝气。其原因是党组织对知识分子政策贯彻得不够好，对知识分子不尊重，一切问题的决定与执行很少与他们商量。如课程的考查与考试，都是硬性规定，而没征求教师的意见。又如去年选派留苏学生有宗派主义。我们教研组的俞剑华，教学任务很重，却被选派留苏。事先系主任还不知道，也没征求教授的意见。而其他可以进修又需要进修的人却没选上。 + +　　有的同志就党外人士有职无权这一现象向党委提出批评。朱一桂副教授说：我曾去看过潘菽校长，发现他桌上放着一本英文书。找他的人不多，可以说是“门可罗雀”；而找副校长(党员)的人则是“门庭若市”。 + +　　许多同志们对于党委领导还是教授治校的问题提出不同意见。 + +　　有同志认为在南大还不能说是党委治校，而有点象“科长治校”。气象系主任朱炳海教授说：“学校的大政方针决策都由几个科长决定。校务会议一开就是一二百人，只是听听报告。行政会议也是首长作报告，报告往往又长得很，把人弄得筋疲力尽，只好散会。这种会议如何能进行讨论呢？又如何能发挥群众的作用呢？”地质系张祖还教授说：“问题在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因此学校里面本来有学术委员会也不能发挥作用。”徐艿南讲师认为：教授治校的口号不妥当。他说：“教授是宝贝，如果让他们去管行政是可惜的。如高济宇先生是有名的有机化学专家，他去管行政，教学研究工作就受影响，范存忠先生也如此。是否能发挥校委会的作用呢?学校中是否一定需要高先生与范先生去做行政工作呢？我看不必要。党委的领导并不坏，只是党委懂得业务的人太少，应该充实些懂业务的人进去。把党委领导与教授治校结合起来，不要单独提出教授治校。解放前也有教授会，但其效果并不好。”他希望党委领导，但要发扬民主。 + +　　朱炳海教授提出“内行治校”。他说：“马列主义不能代替业务。而现在是对业务不了解的人，却可以决定一切，并硬要别人执行，这是不对的。党委治校是党委的政策治校，而不是党员治校。” + +　　对于高教部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大家也提出批评。生物系许如琛教授说：“谈到教条主义，高教部可以考第一。过去几年就是把苏联的东西照搬过来。例如植物的教学大纲就完全是从苏联直搬过来的。有一个留苏的学生，曾经把苏联某学院植物系的教学大纲和我们所用的教学大纲细细地对过，发现是一字不差。产生教条主义的原因就是自身经验不足，没有办法，只好照搬。” + +　　 来源：《新华日报》1957年5月2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37.txt b/CCRD/1/3/2/00063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ed4934344081e904e87be4c95ddb47cfac351b3 --- /dev/null +++ b/CCRD/1/3/2/000637.txt @@ -0,0 +1,29 @@ +# 上海新闻日报争鸣见闻 + +　　<《内部参考》> + +　　新华社上海23日讯 5月中旬，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宣传会议期间，在上海新闻日报编辑部“民主墙”壁报上有这样一些字句： + +　　“你们(指党)是筑墙的人们”。 + +　　“鲁平(中共新闻日报总支书)吃饭不下饭堂，且替参加开会(指该部第一次鸣放大会)的市委同志拿纪录纸……鲁老爷‘牌位面礼’……党老爷特有的尊严”。 + +　　“前团支部书记陈又祥‘一贯以打通别人思想为己任’，自己历史问题没有交代，查别人是别有用心的”。 + +　　“魏克明(按系该报社副社长，党员)说‘鸣’、‘放’要有利于矛盾解决，这是步步设防”。 + +　　“我们需要雷鸣，要狮吼”！ + +　　新闻日报还在三楼礼堂里，召开全编辑部大会来争鸣。副总编辑陆诒(民盟上海市委委员)在5月6日第一次“鸣”、“放”会上，第一个声色俱厉地“鸣”起来。陆诒先自我挂帅表功一下，然后批评了党以宗派主义对待新闻日报的民盟成员，党把旧知识分子当“墙外人”，他特别把一些靠拢党的，如郑拾风(副总编辑，作风确很骄傲)以及团员们称作开沟、筑墙、制造木板的“假积极分子”。陆诒的“鸣”声博得了一些非党记者、编辑的赞扬，这部分记者、编辑中，有的因历史问题，尝过肃反的“创痛”，有的因对地位安排，不能“自由”干“个人事业”而不满。当四个党员组长在会上初步“鸣”了一些编辑部的官僚主义严重、工作制度不合理等情况以后，他们就表示不满。以陆诒为首的十多个记者、编辑(如熊永石、陈伟斯、陈诏、马元诏、徐怀、胡星原)先后有准备的拟好发言稿，甚至个别人还亲自外出调查材料，以郑拾风、邹凡扬(秘书主任，党员)邢象起(原编委，党员，已调职)为主要目标，发起“鸣”战。由于上述三人在工作中的确存在较严重的脱离群众、轻视非党新闻工作者的毛病，因此，数年怨气集中发泄出来。有人举出不少被夸大了的事实来批评邹、邢歧视旧知识分子(据魏克明告记者)，有人(如徐怀沙)还把郑拾风等人一些过去已交代的历史问题在大会上宣读，批评党怎么还信任这种人。在5月17日举行的第七次会上，陆诒以及编辑熊永石等人对汪敏之(国际问题专家，原该报社秘书，肃反中被斗争，后患心脏病死)一事大为不满，质问党汪敏之到底有什么政治问题，党应当坦率地承认错误。熊永石在会上还说：“金公(指金仲华)为什么不发言，我怀疑他不敢‘放’”，陆诒也气势凶凶地朝着金仲华说：“金公，汪敏之是如何死的，你到讲讲清楚。”金仲华遭受责问，很为难。事后向柯庆施表示不愿受这气再干新闻日报社社长。 + +　　会上，熊永石要大家“不要忘了8月(按：指新闻日报过去肃反时期)斗争的悲剧”，并大声说：“当阳光今天照到了新闻日报，你们这些凭了党员招牌，当时冲锋陷阵的英雄，为什么不出来讲讲话？”有人骂郑拾风是“投机分子”、“无耻之尤”，“不配当副总编辑”。记者牛协(有人说他是一叫、二吵、三哭的假李逵)骂编辑彭克平(自己有历史问题，肃反时也揭发旁人) “卖屁股心”。当胡星原在会上连续发言三小时，对郑、邹等人进行批评以后，不少人鼓掌称赞。 + +　　会上，记者发现原在新闻日报、现在文汇报当记者的蔡平也备准“鸣”，据他对魏克明说，是新闻日报的人叫他来“鸣”的。魏与他谈话后，他不“鸣”了。 + +　　到5月21日为止，新闻日报编辑部开了八次争鸣大会，有四、五十人发了言，多数人的发言是正常的，对党有帮助的，唯有陆诒等人例外。他们除了在会上暴跳地、宗派主义式的组织“鸣”，煽动“鸣”以外，陆诒还在背后说：“金公凭什么领导，他当官了，摆在金公面前有两条道路，或是干脆去当副市长，或是来当社长”(大意如此)。当陆诒看到最近他负责的综合组稿件在报上登得较多一些，就笑着问人：“你看陆诒能不能当统帅”。他还在各种会议上夸耀自己的老资格：“三十多年新闻工作的历史”、“在新闻日报前后干了十六年”以及在重庆新华日报的功劳(事实上，他是在皖南事变后，怕死逃跑)等等。许多党内外同志认为陆诒的“统帅思想”日益暴露。同时，陆诒又在市委宣传会议上再“鸣”以后，最近积极在继续组织以报社出面的各界人士座谈会，21日，组织了王造时，杨兆龙等人举行法律座谈会，鼓励他们揭发肃反中的错误案件。他还说：我们新闻日报应该多为工商界“说话”。 + +　　新闻日报党组负责人魏克明(按：魏是一年多前调来的)就该报编辑部目前争鸣情况在5月22日对记者说：“党在领导新闻日报工作中，过去确实存在过宗派主义毛病，党的领导干部和一般党员(共十余人)在领导作风、生活作风上都有很大毛病，不善于团结党外知识分子共事，在前年肃反斗争中，又伤了一些人心，再加上对非党的知识分子安排、使用上有毛病，这些问题长期未解决，因此，当这次号召争鸣以后，虽然‘鸣’者很多，‘鸣’法却有问题，但对改进党的思想作风来说，有很大的好处，应当说，基本上是件好事。”他说：“目前，新闻日报党内已克服了部分党员沉不住气(想反驳)的现象和灰溜溜的情绪，情绪基本上尚好；但是，团的组织基本上已垮了，不起作用，有两个团员已和陆诒等混在一起，其中一个名叫陈昭的团员，被陆诒称作‘起义团员’”。魏说，民盟在新闻日报的负责人也不同意陆诒等这样做法，许多正派同志能逐渐辨明是非，怀疑这样做法，能否达到团结目的。 + +　　魏克明认为：现在的问题是继续“鸣”下去，不必勉强收场。事实上，“鸣”的高潮似乎已过去，党准备等大家“鸣”完以后，表示一下态度，主要作一次检查，再作一些必要的解释，然后，开始正式整风，小组细细“鸣”。他说：关键问题是通过这次争鸣发现的情况，如何结合党组织本身克服三大主义，去团结和教育大多数中间分子。(鲁影) + +　　 来源： 1957年5月2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38.txt b/CCRD/1/3/2/00063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4924fa73528e1eb049b035f196d6adf2cf2cf0c --- /dev/null +++ b/CCRD/1/3/2/000638.txt @@ -0,0 +1,23 @@ +# 谈学院领导的官僚主义 + +　　<北京医学院教师> + +　　口腔颌面外科教研组在听了曲正副院长的报告以后，都积极的畅述己见，对卫生部及院领导提出意见。 + +　　不能限於口号，要有实际工作质量 + +　　教研组同志着重的谈到了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张光炎主任谈到：“一年内达到全国第一”，不知道从何提起，没有具体的规划，也没有检查和督促，培养干部是重要的，对於干部培养，我们不是没有计划，但是领导不支持。55年专家来我科以前，只有三张病床，又如何谈到培养？怎么能达到“第一”？大家认为：要真正能很快的赶上先进水平，不能限於口号，要有实际工作质量，这就需要领导给予支持和条件的。但是，也不能盲目追求条件，认为只有条件好才能作科研也是不对的，郭文兴同志等指出：“赶上世界水平主要是提高干部水平，而不在於盖大楼”，大家很难想像，1958年要在城外修建口腔大楼，不知领导上的根据是什么？从工作上来看是并不需要的。 + +　　张光炎教授说：院领导高不可攀，可望不可及 + +　　领导和群众之间存在有一条鸿沟，张光炎主任说：院长是“高不可攀，可望而不可及”。院长和教授很少谈话，在资本主义国家不是如此，我认为，那怕一年只见一次面，谈谈话，问题也就解决不少。沈方杞、王雪圃大夫说：院领导了解群众只限於系务委员会，“到此为止”就没有再深入一层，听听这一层人的意见了。去年卫生部派来一个连人都未见着。“不能深入下层，因此有问题也不能及时很快解决。”邹兆菊、朱宣智大夫说：“院系领导对於口腔颌面外科工作性质不了解，很多问题长期不能解决。”卫生部在干部培养计划方面是很盲目的。 + +　　需要这么多口腔医师吗？ + +　　章魁华等大夫指出：我系每招收120人，但外面是否需要这么多口腔医师？据我所知，改行的很不少。工作没有全面计划，非常散乱，关於今年招生人数，一会60，一会儿又是120。现今我系每年接收120人，任务重，能力有限，“是会影响质量的。”张振康大夫说：“从1956年口腔系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情况可以得出结论：口腔系学生不需要培养这么多。”对於院的工作，没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工作较乱，沈方杞大夫说：“1956年以前，我校连请假制度都没有。” + +　　院领导缺乏独立工作能力 + +　　他觉得院工作缺乏独立工作能力，他说：院领导工作同志都有很长的工作资历，但依赖性强，因为离卫生部很近，电话一联系就解决，工作只有“自上而下”的一套，没有“从群众中来”的作风，而卫生部又没深入下层，工作也就不免脱离实际了。陈启富大夫也有同样感觉，他说“院领导好像父母娇生惯养，温室里抚育，缺乏独立工作能力。”大家对於院领导不重视工作人员的福利问题很不满意，例如房荒问题一直到今天还未很好解决。(口腔颌面外科教研组马大权) + +　　 来源：北京医学院出版《北医》，1957年5月2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41.txt b/CCRD/1/3/2/00064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c772da8bb5032201aff2901c986cb9328a93d33 --- /dev/null +++ b/CCRD/1/3/2/000641.txt @@ -0,0 +1,23 @@ +# 力争今年农业大丰收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在时令进入“立春”，１９５７年的春耕季节快要到来的时候，一个规模宏大的以春耕准备为主要内容的生产运动正在许多地区形成高潮。这个运动的深入发展，将给今年农业大丰收打下良好的基础。 + +　　今年的大生产运动是在全面总结了去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许多地区今年的生产计划订得更加切实可靠了，生产安排更加全面了，劳动组织和劳动规划也更加合理了。我们希望全国各地在今年农业大生产的领导上都能够更有计划、更有秩序和更加踏实。 + +　　在农业战线上组织一个全国规模的大生产运动，争取大丰收，今年比去年具有更好的条件。过去的一年，各地对于大规模合作化的农业生产的领导还缺乏经验，而许多地区又遇到了空前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即便是这样，去年全国主要农作物都增产了，粮食产量甚至超过了丰收的１９５５年。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了农业合作化的无比优越性，说明了农业合作化蕴藏着多么巨大的增产可能性。 + +　　一年来的实践，锻炼了农村中广大的干部和群众。一年以前，大多数人都还没有进行大规模集体生产劳动的经验和习惯，生产中的某些混乱现象曾经是不可避免的。接受去年的经验教训，在领导今年大生产的时候，各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有可能减少或避免发生许多错误，就有可能减少或避免浪费许多人力物力，把大规模的集体生产组织得更好一些。 + +　　有些地区曾经过分地片面地强调了去年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这可能会影响到群众对今年大生产的热情和信心。为了组织今年大生产，争取农业大丰收，这种不正常的情绪必须坚决地把它扭转过来。根据山西、湖北等省的经验，首先要肯定合作化的优越性，肯定过去一年中各方面所获得的成绩和进步。山西省把合作化的优越性作了生动的总结，并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教育的结果，人们的情绪普遍活跃起来。在那里，目前春耕准备工作、兴修农田水利和副业生产都获得了进展。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 +　　对于去年遭受自然灾害的一部分农业合作社，也要鼓舞他们在今年加紧努力，争取增产。对于一小部分因减产而生活上发生困难的农户，还应当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生活上可能解决的困难。这样才能使所有的干部和群众都积极起来，以饱满的热情和信心投入今年的大生产运动。 + +　　根据１９５６年的经验，正确地全面地安排生产，制定切合实际的生产计划，是顺利开展全年大生产的重要环节。各地的农业合作社都要注意在制定计划的时候，指标不可过高，不可脱离实际，不可只抓农业而丢掉副业，不可忽视对社员个人生产和生活的可能的照顾。必须全面安排生产，发展多种经济。既要抓紧农业，也要适当安排副业；既要抓紧粮棉等主要作物的生产，也要适当安排经济作物的比例；既要抓紧集体生产，也要适当给社员个人以自由活动的余地。一切生产指标和计划都必须充分可靠，使它能够发挥指导和推动生产的积极作用。过高的生产计划固然不好；但是，计划偏低就不能鼓舞群众的信心和推动生产的发展，这个坏处也不小。对于那种只顾社员眼前利益、偏重副业而放松农业，只重视经济作物而忽视粮食作物等偏向，仍然应该极力防止。 + +　　在合作化基础上大力进行农业基本建设，推行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的必要改革，是农业增产的决定性因素。有些农村工作人员对于技术改革还缺乏积极的精神。比如，有些地方由于推广双季稻不得其法而减产，便认为“单改双”统统错了，今年便要一概实行“双改单”。有些地方去年因密植不当而减产，便认为密植完全错了，今年打算一概实行“密改稀”。另外有些地方去年打了一些废井，今年就连必要的农田水利建设也不敢搞了。这些同志没有耐心地分析减产的原因，只是消极地害怕改革，这种情绪是极端有害的。我们必须积极地稳步地继续推行切合当地条件的耕作技术和耕作制度的改革。一年来在这一方面的经验是相当丰富的。但是，这一工作是十分复杂的，在具体推行的过程中，还要进行许多细致复杂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去年有些地区技术改革失败的突出教训之一，就是不跟群众商量。今后在技术改革中必须多找群众商量，尽量避免或减少主观主义的错误。这是争取１９５７年农业大丰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 +　　目前农业大生产运动在有一些地区还进行得不够有力和普遍。除了前面所说的一般原因以外，各个不同地区还有若干具体的原因。如秋收分配没有决算，社员不摸底，生产和整社没有结合好，农业和副业没有统一安排好；有些社员热心商业、忽视农业，以及其他中心工作安排不当等等。这些都是大生产的障碍，需要具体地加以解决。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以最大的力量和决心来组织一个比去年更广泛更热烈的大生产高潮，争取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在农业战线上取得更大的胜利。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2月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42.txt b/CCRD/1/3/2/00064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6b4553673fa0448e68333aec103ab2bd60008c0 --- /dev/null +++ b/CCRD/1/3/2/000642.txt @@ -0,0 +1,179 @@ +# 武汉地区大专学校民主党派负责人帮助党开展整风运动 + +　　【本报消息】在武汉地区的大专学校的民主党派负责人，昨天在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召集的座谈会上，对高等学校中党和党外同志的关系，高等学校中的统战工作以及学校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提出坦率的批评。 + +　　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在发言中都指出了高等学校中党组织以及有关领导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是相当严重的，而且危害很大，表示要带头揭露内部矛盾，帮助党整风。许多人着重批评了有的学校党委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一些党员负责干部不善于和党外人士合作，不虚心学习业务等不良现象。大家特别就高等学校在党委制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发扬民主，加强高等学校的统一战线工作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中共湖北省委统战工作部部长胡金魁在座谈会结束时说：会上大家提的意见很中肯，对于帮助党的整风很有好处。关于肃反运动中一些遗留问题，他希望民主党派组织进行一些调查研究工作，提出处理意见；另一方面统战部要建议省委文教部转告大专学校党委，在整风中妥善处理肃反遗留问题。中央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是要坚决执行的。对于统战工作，他希望能提出更多的批评，已经提出的问题要马上研究解决。 + +　　昨天先后在座谈会上发言的有：华中师范学院教授高庆赐、教务长卞鼓，湖北师专教员程逵，武汉水利学院副教务长叶守泽，中南财经学院总务长王祥麟，华中农学院教务长柯象寅，中南政法学院教授陈国纯，武汉大学教授桂质廷、粟寄沧、汪贻荪、许俊千，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教务长刘襄，武汉体育学院教务长范宗先，武汉医学院副院长范乐成、副教务长陈任，湖北医学院公共卫生科主任孔麒，武汉师专语文科主任廖若平，中南政法学院马列主义教研组主任章导，中南财经学院教授胡善恒，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天文测量系主任叶雪安等。(发言摘要见第三版) + +　　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邀集武汉地区大专学校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发言摘要 + +##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长卞彭: 教学计划为何年年更改“运动作风”影响教学质量 + +　　先谈高等学校的计划和总结问题，高等学校的教学计划是个根本性的问题，过去在学习苏联经验时很少考虑如何结合中国情况。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学计划年年在变，计划经常改变，所以形成这种情况是与总结工作是分不开的。过去总结工作往往不是认真踏实的进行研究，从表面看问题就容易弄成报喜不报忧，真正存在的具体问题抓不住，所以去年还要来个临时措施。现在又要彻底修改教学计划了，我诚恳地希望稳一点。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有计划这是肯定的，如果不妥慎点，计划年年改，不仅影响教师负担不堪，也影响计划的实现。其实一般教师是要计划的，打乱计划的是领导。我主张有了妥慎计划，应当坚持个几年才能看出计划的优缺点。 + +　　对于高等师范学校有许多问题长期不明确，比如教学改革到底怎样才算完成了?工作量究竟还能行不能行，拖到现在也不解决。高等师范学校究竟是高教部管还是教育部管?其实教育部交了教育厅管，教育厅关心的主要是任务，毕业生。教育厅只懂中学不懂大学特点。我主张应归教育部领导，可以委托到省。少一个婆婆总比多一个好。由于现在这种管法，以致华中师范学院想进行一些基本的教学研究工作，因为经费无着无办法进行。 + +　　其次是关于高级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执行时缺少了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征求一下高级知识分子的意见。做倒是做了许多工作，比如很多生活方面实行优待，其实他们对优待多吃点肉倒不十分需要，最希望解决的是进行研究工作的必要条件。如时间保证问题，助手问题，设备和资料条件等问题，这方面恰恰又注意不够。 + +　　所谓中心工作往往一连串好几个，有时同时有几个中心，那已不是中心而是多心了。中心工作都是一种运动作风，我考虑是不太妥当的。“运动作风”在解放初期可能是必要的，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不一定恰当了。因为搞运动要求就急，作法必然粗暴，粗暴就容易过火，不能实事求是。肃反运动就是这样。现在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是个长期警惕问题，不要来“运动”了。今天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求也要警惕过去的“运动作风”。在学校中“运动作风”使教师学生疲于奔命，影响提高教学质量。而真正提高教学质量，我以为就是真正的政治工作。 + +　　关于教学中党和非党关系问题，我是完全拥护党委制的，但是如何贯彻党委制是值得研究的，不能党政不分。另外，院校的党员负责干部兼任党委书记也值得研究，因为往往他很难分清是行政还是党委，不知不觉的就以党代政或党政不分了。 + +## 湖北师专教员程逵：不同意教授办学　但要民主办学 + +　　湖北师专不像个高等学校，师生员工对这点很不满意。不像个高等学校首先表现在教育厅的领导。学生的助学金，一般师范院校是十五元，我们学校是十三元，后来去“争”了一下，原来是前几年教育厅把这笔钱拿作别用了，今年才给了师专。编制问题，中央规定：大专学校学生在五百至一千人的按一千人编制，我们超过了五百人，教育厅却要我们按实际人数计算，说我们还超编制47人。我们学校的教员待遇不高，教育厅却说：你们学校的教员都是从中学调到师专的，这就是升级了，还有什么不满?其实，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是教过大学的。有些老教师教中学原可以提级，到师专反而降级，当然不满。学校设备也差，连起码的图书资料都没有。校中缺乏学习风气，师资水平不高，对教师的培养又很差。 + +　　学生对学校领导有这样的评语：是根据上级的意图，奉命办事。行不通，往下硬灌。意见多一点的人，就不信任；信任奉命办事的人，往往只听青年教师的回报和学生的反应。这次在放的过程中，有的教师有顾虑，怕放到自己面前去了。最近我们学校学生就出了一位教师的大字报，这位教师因为教一门生课程，有一次讲错了，当堂重新纠正，学生就不满意，这样出大字报，教师就有顾虑。 + +　　是教授办学还是民主办学?我反对教授办学的说法。学校中不能取消党的领导。但这不等于说不要民主，这当然包括要在教授中发扬民主。重大措施，至少要相信科主任。像迁校问题，事情决定了，连科主任都不知道。我是一直反对迁校的。昨天教育厅已打电话来，说不搬家了。这次整风，我想至少要把这堵墙的根基动摇一下。 + +## 武汉水利学院副教务长叶守泽：土壤水利专业为什么硬要放在农科? + +　　我因为负责一些学校行政工作，因之对高等教育部的主观主义要提出批评。 + +　　高教部在调整院系工作中是盲目学习苏联，水利学院有关防洪的课程都取消了，因为苏联水利学这方面没有防洪问题，但中国防洪问题这是个大问题，由于调整院系，许多对防洪有多年研究的老先生都不得不改行了。 + +　　其次水利土壤改良专业三十二门课程绝大部分是工科的，只有两门是农科，把这个专业放在农科是不适宜，我在北京开会时也提出过意见，但领导上还是认为应该放在农科。 + +　　武汉水利学院是1953年中南区调整院系时规定由武大统一领导，分别管理，这是对的，但是具体贯彻却做得不够。省委文教部对水利学院的关心和帮助不够，对武大和华中工学院注意多一些。水利学院教学设备费用就是问题，现在只剩几万元，还有一个学期没法应付。 + +## 中南财经学院总务长王祥麟：青老新旧有宗派有的青年教师不能胜任教学 + +　　财经学院党群关系不正常，有个铜墙铁壁。学校开第一次党代会时，党委书记谈到学校中的“青老关系”，也就是党群关系问题。从最近学习中揭发的材料看，我们学校“三害”中以宗派主义为主。不但党与非党之间有宗派，党内也存在着中原大学与非中原大学的宗派。青年教师不了解老年教授那一点比自己强，甚至还认为他们历史复杂，思想问题多，造成隔阂。 + +　　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是领导上有问题，总觉得财经学院这些人问题复杂，难得处理。虽然一开始就注意了团结，从生活上进行照顾，但是因为思想感情上不是真心的重视这些人，是为照顾而照顾，因此后来就作得差了。有的青年教师就说：我们财经学院没有老教师也行。 + +　　在人事安排上也表现了宗派主义。每个系要配备一个原中原大学的同志作领导工作，有的人配备得很不妥当。院内的党员同志有些功臣自居，有很多地方都享有特权，不能作到吃苦在先，享乐在后。像在住房分配上，对有的党员特别照顾，很多人提出意见。有些党员负责干部随便介绍自己的亲戚来院里工作。党委会一个同志的爱人入党，同志们有意见，结果还是批准了。 + +　　要拆除墙壁，首先要找一找根源。根源有几方面：首先，党和知识分子本来有距离，否认这一点没有好处；其次，对知识分子进步和改造中所起的变化认识不足，只看到缺点：历史复杂，思想落后，没看到进步的一面。今后首先要从思想感情上入手，建立一家人为建设社会主义共同前进。心心相印的感情。这是双方面的问题，不要让共产党害单相思，也不要让知识分子害单相思。但是在这方面共产党要负起主要责任。 + +　　另外，有一部分十多年的老教师在作资料或编译工作，他们是年老体弱，但并非不能担任教学，安排这些工作，不能使他们心悦诚服。还有的青年教师，不能胜任教学，这些都应当实事求是地进行考虑，作妥善安排。 + +## 华中农学院教务长柯象寅：提高教学质量首先要从提高教师着手 + +　　现在提高教学质量主要矛盾是时间问题。要提高教学质量首先要从提高教师着手，使他们能够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现在运动作风很流行，像我每星期至少开七八个会。以后可搞可不搞的运动是否精简一些，运动多了，我们跑不动了。 + +　　我们过去对运动的总结是：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次要的。不错，过去的运动是取得很大成绩，但运动的副作用是值得注意的。一次运动总有许多积极分子，这里面有真积极分子，也有假积极分子；有站在别人头上的积极分子，也有实事求是的积极分子，运动过后，积极分子都“提高”了，有的入党入团，有的提职提级，领导上要分清真积极分子。 + +　　肃反时有些老教师抬不起头来，影响他们的积极性，有的人说对党员是和风细雨，对知识分子是狂风暴雨。肃反到底是成功是失败可以考虑一下。大家有一种感觉：八年来的经验是培养了一批所谓“积极分子”，同时也培养了一批“谨小慎为”只是为了吃饭的人。 + +　　现在我们院里矛盾揭发的还不够普遍深入。揭到党员科长一级，还没有接触到学校高级领导。学校是存在宗派主义的，比如派送进修的人多是党团员，有的党员送两三次送不出去也要送。有的人对个别党员意见不一致，就说是和党对抗。我觉得我是有职有权的，但也有群众反映：“柯教务长是泥巴菩萨过河”。这句话值得考虑。 + +## 中南政法学院教授陈国纯：整风和发展组织听取党外意见有好处 + +　　中南政法学院是清一色，领导干部都是党员。 + +　　三位校长都是党员，处级以上干部也是党员，甚至科级以上干部多是党员。这就有一个问题，统一战线在政法学院存在不存在，1954年我到学校以后，我找学校教务处长(统战处长)说我是民革的，在财院过组织生活。学校负责人“王顾左右而言他。” + +　　去年互相监督方针提出后，注意了民主党派工作，现近开了一些座谈会，但多半是要东西，去年党大会开幕，党委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坐到台上去，会前党委派人对我说，你要讲话把讲稿先交党委看过，领导上喜欢歌功颂德。以前统战委员是辛光后是林山，但都是歧视统战工作的。政法学院领导上常常强调是革命学校，革命传统，是党校性质，对老教授使用就存在问题，院系调整时从广州政法学院调来了五个老教授，但好久没开课，教授说我们是无职无权。对张章导同志长期给他个教研室副主任。杨丙炎教授派在图书馆闲了几年，没有名义，最近才叫他担任图书馆主任。平常闲谈中问了一下党员处长过去是那个学校毕业的，肃反时说是看不起领导。除了个别的歌功颂德的外，大多数人希望调走，说几年来是呆在冰箱里。 + +　　我建议整风、发展组织应向党外同志搜集一些意见是有好处的。以免有一些假积极分子混入党去，因为党外的眼睛也是一面镜子。 + +　　政法系里教授是从各大学选过来的，但几年都没有开课。曾经有八个教授改行教语文。我从来没有学过语文，到学校后非要我教语文不可。有个教授是多年研究民法的，也要他搞语文，这位教授要我和学校领导方面谈，教务处长说：“如果要他教民法前两年就叫他来了”。 + +　　（现在的教研室主任都是老干部，几年来没有上个课，不懂业务，如何领导。老教授不行，青年教师提不上，教研室主任只有派老干部去担任。成立教研室时，感到“没有人”去领导，由行政领导分头去抓。） + +　　这次“鸣”“放”时，有个年青教师说领导上叫尽量避免谈肃反问题，党支部书记和一些党员在场也不表示反对，许多人不敢“放”我也不敢“放”。我问党委会负责人是否叫不谈肃反问题，他否认有这件事。但归纳“放”“鸣”专题讨论九个问题，肃反问题却放在第九条“其他”里面去，似乎肃反问题在政法学院不存在，现在虽然改了过来，但从这些情况看来领导上显然是有顾虑的。政法学院肃反时有宗派主义情绪。整个过程，表现了这一点，两次肃反小结时说：我们掌握反革命分子活动的规律是常常去聚餐是深夜不睡觉，我和一些老教授就往往搞教学工作搞到深夜，去外面吃饭也是我们几个老教授。肃反的结论也不实事求是，为什么不实事求是呢?我希望答复我，但没有结果，有错误不承认。 + +　　我完全拥护党委制，问题在学校领导同志是否内行。现在还是用训练班的方式办学校，不懂得与高级知识分子共事的关系，不了解高等学校学生的生活习惯，没有民主生活，学校搞得冷冰冰，既外行，又不向别人学习。党本身就不民主。 + +## 武汉大学教授桂质廷：参加座谈会的人应该广泛一些 + +　　前三、四年统战部经常有人去我们那儿了解情况，以后逐渐减少，一直到没有了，是否是因为省、市改组的关系。 + +　　召开座谈会，邀请老年人多，这也有片面性，并不是每个老年人都了解情况，今后可全面一些，不要老是局限在那些人，接触面要多一点，也可以吸收一些青年人参加。 + +## 武汉大学教授粟寄沧：“老牛拉破车”武大要求支援主张建立党委领导下的校委会 + +　　武大问题不但严重，而且很多，只谈几个根本性的问题。 + +　　首先要对省委会提意见：对武大关怀支持很不够。武大几年来很落后。去年高教部李司长来武大检查工作，我问他初步印象如何，他说：“是‘老牛拉破车’”。其实“车”并不算太破，问题在“牛”的力气不够，拉不动。李司长在他检查武大工作的总结中说：武大在前进中，但很慢，大概落后了一年到两年。原因是党的领导薄弱，组织涣散，纪律松懈，党的组织不充实，领导核心长期没有形成，领导干部不融洽，对中央政策方针缺乏研究，缺乏统一认识，对武大的传统特点和实际情况缺乏调查研究，工作盲目性，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不能依靠群众。我认为李司长对武大领导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 +　　但武大党委会对李司长的批评，思想上有抵触。旧党委会代理书记张希光同志在党代表大会所作的工作总结报告中仍是老一套，成绩主要的，缺点是不可避免的。新党委会的人选，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群众千呼万唤，省委会只派了一个刘真同志。大家一再要求添个副校长，到现在没添。武大教务处是唱空城计。二个要向科学进军，一个有职无权，对教务工作不感兴趣，常常闹要走。人事处问题也很多。但高教部在放了一炮之后就扬长而去了，没有下文。省委也没督促，这也说明省委对武大关怀支持不够。党委会很吃力，在这次学习中，党委会领导力量不强，大多数党委没有威信。各系科党支书、党支部都还没动起来。群众已经揭露出来的许多问题，到现在为止，连一个还没有解决。因此群众有的有消极情绪，有的有急躁情绪。因此我们向省委会呼吁，加强领导，支援武大。 + +　　统战部对武大统战工作抓得不紧，刘真同志去后好了些，但还是不够。民主党派在武大是可以起作用的，凡事如发动了民主党派，就办得好些。工资改革好事办成坏事，没有真正依靠民主党派是主要原因之一，这次学习发动群众较好，主要是刘真同志去后能够依靠了民主党派。 + +　　高等学校人事制度和人事工作必须改进。人事处，一般人都说是独立王国，是神秘的组织。本来人事处应该是一个受人欢迎的组织，因为党和政府了解我们以后，才能信任我们，合理地安排我们的工作。但事实上，大家一谈到人事处，就不免有点毛骨悚然。它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惹不起。 + +　　如果说党群间真有一道墙，我想，人事处至少是墙的主要建筑者之一。人事处权力太大，所有人事安排，好像除人事处以外别人连知道都不该知道。有些系主任和教研组主任，不知道自己的单位里有多少教师和职员，因为人来人去，他们都不知道。留助教、毕业生分配、留苏学生选拔更不用说了。毕业生分配到那里，工作情况如何，教员根本不知道，其实知道了，对教学有很大好处。人事处工作人员能力之低，到了惊人程度。我最近想上科学院搞研究工作，人事处给我填一张人员审查单，送去，我一看，寥寥几行就有六个错处。我大吃一惊，掌握我的政治命运的竟是这些人！这样的人事工作，不能不使大家害怕。为了拆墙，为了建立党政领导与群众间的互信，我觉得人事制度似乎应该加以改进，材料袋拿出来，双方看一看，彼此同意的，双方签章，看法不一致的，双方可以保留。 + +　　最后，谈谈高等学校中的党派关系和如何实现党的领导的问题。有人主张一切党派退出学校，理由是多一重关系，多一重矛盾；同时影响科学研究时间。我不赞成这种主张。我们在学校里，不仅要过文化生活、而且也要过政治生活。矛盾并不一定由党派关系而生，反之，通过党派协商，也许还可以消除许多矛盾。至于时间问题，只是个技术问题，不能成为党派必须退出高等学校的理由。 + +　　党委制问题，如果这个制度只意味着以党代政，我就不赞成。我主张在党委领导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高等学校的民主生活。我主张建个校务委员会应该采取人民民主的组织形式。包括领导党，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有代表性的教授；要有职有权。这和现在武大的徒有空架子的学术委员会无共同之点。这种形式，既可体现党的领导，又可实现党和民主党派相互监督的作用。另外，党和民主党派还可以从学习中加强联系，这一点，过去在武大作得不够。还有，通过组织生活也可以加强关系，我建议以后党和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成员可以交叉参加组织生活以便相互学习，交流经验。 + +　　 (其余发言摘要待续) + +　　（来源：《湖北日报》1957年5月24日。原题为：“坦率的批评　诚恳的建议/武汉地区大专学校民主党派负责人揭露内部矛盾帮助党开展整风运动”。） + +　　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邀集武汉地区大专学校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发言摘要(续完) + +## 高中师范学院教授高庆赐：华中师苑学院领导上的宗派主义很严重 + +　　华中师范学院的教师们，在这次学习中，受到毛主席讲话的很大鼓舞。可是到今天为止“鸣”“放”还很不够。这主要是大家的顾虑还很多。所谓顾虑，据工会汇报中所反映的，普遍突出的是“怕报复”。这是与我院党的领导的作风有关的。 + +　　华中师范学院党的领导方面存在问题很多，因为限于时间，今天我只就目前比较严重的谈一谈。其他问题以后再说。 + +　　据这次学习中所揭发出来的材料看，华中师范学院党的领导的宗派主义是十分严重的。平日听取汇报，偏听偏信，常常是黑白颠倒，是非不辨。就肃反运动说，很多教师认为，党的领导所信任的是从中原大学来的，以致形成中原大学的整非中原大学的现象。这种宗派主义的发展在肃反运动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有很多教师一向对党忠心耿耿，教学勤勤恳恳。他们相信党是英明的。可是，在事情弄清楚之后，我院党的领导对他们仍然冷酷无情。有关撤职和降级的问题未得到解决，这就使他们过于伤心了。 + +　　另外，宗派主义表现在个别党的领导方面，有打击报复的现象。1952年评级时，党委副书记郭抵同志以师生关系对于一个姓陈的党员女干部特别提拔，给她评的薪级突出地高。当时很多群众都十分不满，有位老教授在谈话中曾指出党委副书记这种作风不好。老教授以后就受了打击。去年工资改革，党委副书记又对陈多方袒护，给以行政十五级的待遇，每次工资改革会议大家都提出意见，可是，对群众意见完全置之不顾。相反的，对于老教师则存心歧视，在工资改革中故意压低老教师的薪级。例如中国教育史专家严士佳老教授，曾留学外国，任过大学校长，竞评为五级，有的评为六级，大大打击了老教师的积极性和自尊心。 + +## 我建议高等学校的最高领导工作，应改多有老知识分子参加。因为他们懂得知识分子的甘苦，懂得他们的长处和短处，特别了解他们热爱祖国的心情，正义感，责任感，自尊心。知识分子是热爱党的拥护党的，可是在这样的领导之下，他们遭受到粗暴地无理地打击，他们的自尊心受到伤害。 + +## 湖北医学院公共卫生科主任孔麒：我们不能如此“艰苦建校” + +　　我们学校突出的问题是长期处于三不管状态。省委、卫生厅、卫生部都不管。我们学校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校舍破旧，解放后发展极慢，还赶不上对面的医士学校，与一江之隔的武汉医学院，更不能相比。我们的校舍不够，图书设备缺乏，有的宿舍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几年来，领导上一直说我们“艰苦建校”，可是我们的困难，却没有人来了解、解决，这种“光荣帽子”，戴得我们很不痛快。 + +　　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新校舍，可是新校址的选择，极不妥当。校舍和重型工具厂相隔不到五百米，医学院建立在这样一个大工厂旁边，极不适应。将来工厂开了工，烟雾大，声音嘈杂，叫我们怎么进行教学和实习。现在新校舍教工宿舍还没完工，教工只能迁去三分之一，下半年迁校困难重重。 + +　　我们教工曾经就提出：学校到底办不办，要办怎样办下去。现在我们是骑虎难下。为什么不能把附近的民房收买来就在附近扩建，而要把学校迁到这样一个地方去呢?我不了解计划，究竟计划在那里。 + +## 武汉医学院副教务长陈任：给旧知识分子以重新的评价 + +　　墙要大家来拆，但是党员拆这个墙更重要。党员对旧知识分子评价不够，认为他们不是帮凶，就是帮闲，把过去一切都否定，这是非历史观点。其实我认为过去历史比较复杂的人，不一定德不好，有的人牺牲自己利益办了学校，培养了人材，作为遗产为人民接收。只是因为阶级意识模糊，受人利用。今天应该给以重新的评价。 + +　　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到底要求什么呢?当然首先要求有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可是具体怎么要求呢，现在好像是要知识分子把业务丢了，要搞政治活动。我看是不应该要求他们成为自己专业范围内的自觉的建设者。有的旧知识分子，对钻研某一个问题特别有兴趣，虽然有点非政治观点，只要他在科学研究上有很大成就，就能为人民服务，不必一定要他用很多时间去开会，改造他的思想。有的教授说：米丘林、巴甫洛夫是旧知识分子，列宁给他解决了实验室，给了他工作条件，使他在科学研究工作中作出重大成就，他就自觉地成了马列主义的拥护者。可是解放以来，党给了那些科学研究工作的条件呢?我认为这个批评是对的。对旧知识分子的改造，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提出不同要求，要从实际出发。 + +　　解放以后，人们把共产党看成天仙。斯大林说共产党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共产党员也就把自己看作圣人，把自己特殊化了。其实共产党员并不是圣人，也是凡人，人所可能发生的问题，共产党员也可能发生。因此把自己看成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没有好处，不如笑上走下来，把自己看成是和大家一样的人，大家都是朋友，手牵着手共同向前走，共产党员只比我们先走一步，而不是先走十步，百步，这样就会脱离群众了。 + +　　党和非党人士接近，要有共同的语言。旧知识分子要学习马列主义，但党的领导干部对业务一点不懂，和我们就格格不入；懂得一点，就好接近些。不然，党员光讲马列主义，只是教条。党经常教导我们：“政治结合业务，业务体现政治”，我认为很正确。对知识分子，要求他们学习马列主义，我们是否可以为人民利益提出要求党员学习业务吗?旧知识分子都可当老师。这样双方互相学习，距离就近了。当然，学习业务是有困难的，但是学习马列主义也不容易啊！现在我们学马列主义学了六年，可是老党员对业务却还是一点不懂。这是很危险的，多懂一点业务就可以少走点弯路。科学成就，决不能靠政治号召，而要实事求是。向科学进军，时间是最大的问题。过去几年，搞运动、运动，开会、开会，把时间都开过去了。希望这次整风运动以后，是否可以让我们知识分子安安静静地在实验室里作上几十年研究工作呢? + +　　民主党派工作，有的说是“青年有为”，有的说是“带病延年”，我看都对。从前途看，是“青年有为”，目前的确是“带病延年”。我院的民主党派工作虽有成绩，但如病儿一样，不能独自行动，没有媬姆(一个是盟的市委，一个是学校党委)来喂他，可能会自灭。 + +## 中南政法学院教授章导：要求省委加强领导边整边解决学校统战工作不能形式主义 + +　　这个会开得很好，可惜开得迟一些，光明日报说：武汉知识分子东望上海，为别人的激动而激动，为自己的不激动而激动。这点正道出武汉知识分子的心情。 + +　　许多老师对湖北省委书记处没有像上海市委书记一样亲自领导“鸣放”，群众是有意见的。省委对农业合作化工作是领导有很大成绩的，但对于领导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学习劲头不大。因之下层有顾虑，要求省委领导分批高等学校，解除顾虑，支持群众意见。 + +　　中南政法学院的情况放得热烈，放后转入讨论时群众情绪表现一些疲塌，领导上表现的态度有点像既不反对，也不支持。另外一种情况，党员同志带头放起很大作用，但也有一部分党员同志说我不在党外放，要在党内放。群众很不满意，有的党员阻碍群众放。这些情况，领导上应当注意。 + +　　根据中央指示，应该边整边解决，可是我们学校不是这个情况，只解决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因此群众对今后整风表示耽心。 + +　　我建议： + +　　1．为了破除各基层党委书记的顾虑，省委负责同志应下去打通他们的思想。 + +　　2．应该边反边解决问题，如北京大学一样。 + +　　3．群众有顾虑，要省里领导给群众撑腰。 + +　　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是两方面问题。领导上对民盟是重视的，问题是大专学校领导对中央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认识不足。有的党委表现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因此学校统战工作表现为形式主义，统上不统下，统而不战，战而不力。 + +　　因之我建议统战部是否不考虑民主党派在大专学校设立办事处。 + +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应贯彻到每一个党派成员中去。 + +　　统战部对高等学校的统战工作召集一些会议，研究情况，改进工作。 + +　　党委制是重要的，但民主党派也要发挥助手作用，统战部有必要召开一次座谈会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 +## 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天文测量系主任叶雪安：有的领导对“鸣”“放”态度不够诚恳 + +　　目前有些对“鸣”和“放”还有顾虑，一方面是由过去运动的影响，有的人怕报复，另方面是领导态度不够诚恳。党委要做工作。 + +　　过去有些工作的民主作风很不够，有些是形式主义，比如工资改革事先没有和大家协商，方案既定，再召集大家提意见，大家不了解，也无法提意见，有些形式主义。 + +　　学校中统战工作只统个别人，不统组织，民主党派的小组和党支部不发生关系，民主党派得不到党的支持。党委只听党员的汇报，有时情况不一定真实，因此群众不大接近党员。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注意。 + +　　（来源：《湖北日报》1957年5月26日。原题为：“坦率的批评　诚恳的建议/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邀集武汉地区大专学校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发言摘要(续完)”。）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43.txt b/CCRD/1/3/2/00064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468f965c2fe146f73bc8b9567349a265a11385a --- /dev/null +++ b/CCRD/1/3/2/000643.txt @@ -0,0 +1,49 @@ +# 西安市部分中学校长、教导主任和教师举行座谈 + +　　<许展　月英> + +　　本报讯　最近，市教育局、中国民主促进会陕西省委员会和市教育工会分别召开了部分中学非党校长、教导主任和部分中学教师座谈会，讨论了目前中等学校中存在的矛盾问题。 + +## 贯彻教育方针左摇右摆造成教师工作无所适从 + +　　会上，一位教导主任批评了市教育局领导在贯彻教育方针政策上，长期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的缺点，和“抓小失大”的官僚主义与主观主义思想作风。他说：这几年来教育局召开了好多次教育工作会议，但事前均没有很好的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由报告到总结多是一些“官样化”、“公式化”文章，很少密切结合本市学校的实际，真正解决主要问题。今年春季，校长、教导主任会议上有关工作安排的文件，据说大半是照“人民教育”的社论和凯洛夫的“教育学”上抄来的。虽然教育局经常提到“全面发展的教育”，但事实上有时只单纯强调学生的文化知识的提高，有时又单纯锣鼓喧天地搞政治思想教育。一九五四年曾雷厉风行地进行了一次劳动教育，但去年又把“保证所有学生都升学(升大学、升高中)”当作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要求各校完成。搞综合技术教育，也象“一阵风”过去就完了。关于“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的方针问题的讨论，也表现了有头无尾，到这学期已经是偃旗息鼓，再不提了。这样就使各校领导和教师，对教育工作的方向感到迷惑、捉摸不定。去年在一些小学实行“戴帽”中学是必要的，但是在具体作法上则有不少问题。如在郊区农村设的少，而城区则过多，而且有些设的不适当。象开通巷小学，周围有四、五个中学，但却在该校开了“中学班”。对设中学班的小学，也没有注意增强领导力量和充实设备，学生和教师都有意见。去年在中小学的发展上都有些冒进，特别是小学，条件还极不成熟，却急于实施小学义务教育，把底下弄得紧迫万分，但后来还是有数千名学龄儿童不能入学。西安高中教导主任王观心说：本市中小学教师办公，取消坐班制也不切合实际。取消坐班制是强调个人钻研，但西安教育发展快，新教师多，不集体研究怎么行？一付教导主任还说：市教育局向来很少真正有准备地召开专业教学会议，这方面的研究指示也很少，平时给学校发的公文是够多的，但三分之二以上都是财务范围内的，不然就是开会或其它行政事务性的，真正对教育、教学有较大指导价值的公文几乎就没有。所以有人说：教育局是“不务正业”。有些校长还说：教育局来的公文不看，对学校内的重大工作也影响不大。按理说教育局主要应抓学校里的政治思想教育与教学工作，但实际上教育局就没有人作校长、主任的思想工作。市教师进修学校校长鲍廷忱说：市教育局对学校领导考勤，办法上要考虑，过去是校长有机会接近局领导汇报教师情况，而教师就没有机会接近局领导谈谈学校领导和自己的问题。他建议：市教育局干部科应定期下去，从教师群众中了解学校领导工作的情况，从非党校长了解党员校长的工作情况。市二中教导主任王宗敏也认为干部科有必要这样，他说，干部科如果老抱着档案材料，不下去，连人都不认识是不行的。 + +　　市教育局不重视教学工作，市教师进修学院一位负责人还举出一个事实。他说，市教育局在教师进修学院设了一个研究室，但不支持开展工作。全研究室先后调配了八个工作人员，除一个主任外，只有两个人是学语文研究语文的，其余的六个人大都是“所学非所用”。物理根本没有专人搞。教研室虽聘了一些兼职研究员，但校内负担不能减轻，无法进行研究，有一些兼职研究员就从来不去开会。因而就谈不到对中学教学的研究、指导。 + +## 提拔干部先看是否党团员先进工作者不是评选是“加封” + +　　市工人子弟中学校长李涤支说，我们的干部政策是德才兼备，可是市教育局在提拔干部上有宗派主义，不能用人唯贤，用人唯能。只要是党团员，不管文化水平业务知识多么缺乏，政治理论水平如何，也可以提拔做领导工作。市工人子弟中学副教育主任郑岳山原在小学工作，只因为是党员，以后就提升他当主任，实际他连中学的课也听不了，高中教室的门也不敢进；连郑岳山自己也说干不了。会上，一位教师还说：市四中有三个教导主任，都是高中程度，他们因为不懂业务，所以从来没有到教室听过课。但他们唯一的凭借是自己是党团员。西安高中教师陈静之说：许多学校的新任校长是党员，业务水平、政治水平都不高，市上虽然叫学校领导代课，但他们都不敢代课。因此，这些校长批评别人就不能使人心服口服。很多教师说，这些领导人水平不高，使学校很多问题不能解决，大大妨碍了教师的积极性的发挥。这样，教学质量就很难提高。 + +　　去年市上评选先进教育工作者，很多教师有意见。大家认为评选不民主，有宗派主义，校长中的先进教育工作者是教育局“加封”的，教师中的先进教育工作者则是学校暗示选出的。有个教师说：某中学校长既无先进事迹，也没有在教师中报告讨论。结果连续出席了省、市两级的先进教育工作会议。 + +　　在任用干部方面，有的教导主任提出了具体意见：(一)校长并非不应配备党员，而要真正有才有德；对于一些年纪轻锻炼少的党员，应使其在实际工作中多锻炼些时间，条件基本具备时再提拔；(二)在每个学校均应注意挑选配备一些业务能力较强，积极进步的老教师担任校长与教导主任，当然，对于一些缺乏实际工作能力，政治上不够进步的，也不要免强配备。 + +## 党团员在一块有说有笑和非党团员在一起无话可讲 + +　　十一初中教师韩圃说，解放几年来，他的物质生活条件很好，但精神却很苦闷，这主要是党群关系问题，他感到他和学校党员的距离越来越远，不是他愿意这样，而是“高攀不上”。他说，他们学校的校长是个党员，自己不接近群众，群众接近他，他还要“回避”。有一次，韩圃夫校长房子，校长无话可说，最后告诉他时间不早了，让他去睡觉。他走后进去了一些党、团员，校长的态度显然不同了，又是让坐，又是买橘子。房中不时地送出了谈笑声、歌唱声。他听了心里非常难受。他说，这次对他的刺激很深，在精神上他感到人家好象亲兄弟在自己家里理直气壮，他好象是继母带过门来的，时时缺理。他还说，他们学校有青年、中年和老年教师，中、老年教师一般是无党派人士，青年教师多是党团员。平时中、老年教师默默无言，青年教师谈笑风生。在讨论问题时，中、老年教师非常尊敬青年教师，而青年教师则骄横自大，不同意中老年教师的意见时，甚至出口就是“放屁”、“把发表这意见的人撵出去。”党、团员彼此间因故争吵后，得出的结论是原则性斗争性强，而非党团员互相争吵后得出的结论则是双方脾气个性不同，党、团员与非党人士争吵后则是“不尊重党”，是“反党”行为。他认为这是一些党组织对党员无原则的溺爱造成的。四安高中教师弓矢石说，给党员提意见就是“反党”，这是不合逻辑的。这不是党组织爱护党员，而是党员不能按照党的政策原则办事，是“不孝之子”。西安市高级中学教师郭衢生说，他们学校有些党员对自己估计过高，个别党员有居功骄傲情绪，总认为非党人士不行。他认为领导上应该打消“先入为主”的偏见，信任老教师依靠老教师，办好学校。市十一初中教师秦学义说，教师进修学校的党和群众之间，不仅有“墙”有“沟”，而且“墙”很厚，“沟”很深。大家在座谈中一致感到：几年来，老教师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思想改造，纠正了许多坏的方面，但好的方面也损伤了不少。他们认为这种创伤还要党去医治。 + +　　学校党群关系不好的现象怎么形成的？一般教师都认为是教育局的宗派主义造成的。市教师进修学校校长鲍廷忱说：两方面都有责任，而党员的责任多些。有些党员有功臣自居的思想，把别人当“阿斗”，思想上只有敌我观念，非党人士则自卑，有“作客”思想。市四中教师阴息众说：我们学校党群之间由于严重的宗派主义，简直形成了铜墙铁壁。市二中教师李茂耑说：要拆除这堵“墙”，学校党组织应主动拆，当然群众也责无旁贷。他还说，拆这堵“墙”，必须经过思想斗争，不经过思想斗争，说不定成见会更深，矛盾反而更多。 + +## 对旧知识分子缺乏信任和尊重只抓住缺点看不出他们的进步 + +　　关于在教师中贯彻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问题，西安高中教师陈静之说：贯彻不够的主要一面是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信任、尊重不够。对他们抱着怀疑的态度，甚至有的人把知识分子当俘虏看待。有个教导主任说：过去的清查、思想改造、三反、等运动都是必要的，有重大收获的，但在这些工作中是有缺点的，有的作法不适当，过于粗暴，甚至发动学生斗争老师，这主要是教育局和有些学校党政负责干部，对旧知识分子在这几年革命实践中的进步估计不足。对他们有些人的信任与尊重都不够，有的甚至专抓别人的“小辫子”歧视打击的情况也不是个别的。省西安女中教师窦天恒说：学校领导自作聪明，把有历史问题的人分开住，一间宿舍住两人，一个是有问题的，一个不是党员，便是团员。有的教师有病，不能两人同住，领导上视而不闻。这个问题虽然省教育厅以后纠正了，但学校领导始终没有承认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有的教师说，某校有一位教师在评薪中对自己的工薪级别有意见，该校领导就组织思想批判，集中以这个教师过去与某个有历史问题的人(现仍是中学教师)的来往关系，来逼使其承认“对工资级别的不满，就是对现状的不满。”集中火力，一直批判了半夜。还有的校长，动辄对教师扣“大帽子”，训斥指责。省女中教师窦天恒说：我在西师教书时，学生问我英雄怎么解释，我给学生说：“英雄就是杰出的人物。”西师校长把我叫去说，我解释的不对，他说，英雄如解释成杰出的人物，那蒋介石也成了英雄。我认为他这样提法不恰当，反问了他一句，不料校长马上拍桌破口骂我：“胡说！” + +　　有些教师认为，不尊重学校教师的情况，很多学校的行政、党团固然是如此，而市教育局，甚至包括高级领导机关，在这方面的重视与示范也都很不够，开会时，训斥多，指责多，鼓励少，教师们有反感。西安高中教师陈静之说，“教师中主要是进步的，但还有个别教师违法乱纪，品质恶劣”。这样的话在教育局的大报告中常听到，他认为，违法乱纪，品质恶劣的既然是个别的，那就不光是教育部门仅有，为什么每次报告都要这样提？有的教师说，教育局原来有四位局长，但绝少到学校中去，纵然去也只是听听行政上的汇报，很少深入到教师群众中去，向来也没有亲自访问过一些对教学工作作出较大贡献或年老有病的教师。西安高中王观心说，西安高中教师对市教育局长本学期开学初在该校所作的工作检查总结报告极不满，认为，报告中没有反映领导上的问题，谈教师的情况多，好象千不是，万不是，都是教师的不是。教师认为从这个报告也反映了教育局有宗派主义。 + +　　有的校长、教师说，教育局有关科室负责人与一些工作干部，随便指责训斥教师的事，也时有所闻。市教师进修学院一位同志说：去年夏初，我们学校一位物理教师原定某天下午研究先进事迹材料，后来因故没有研究，就遭到市教育局师范教育科科长靖亚当面毫无理由的严厉申斥：“为什么不按我的指示办事？”使得那位教师眼泪涔涔而下，事后给人说：“咱在从事着奴役性的劳动。”但那位科长还不甘休，事后怒气冲冲地找到我的屋子来，责备我院领导上“没有把教师教育好。”后来，经过院方多次耐心地劝说，那位教师情绪才安定下来了，但现在一提到这件事情他还有余愤。 + +　　有些校长、教导主任认为，知识分子政策贯彻的不够的另一方面，是对少数品质极其恶劣又缺乏起码能力的教职员，长期拖延不作处理。这也影响了一般的思想教育工作。 + +　　由于在教师中贯彻中央对待知识分子政策不够，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一些教师的自尊心，给他们思想上遗留下了创伤。市工人子弟中学教师朱咎吾说：咱们接近党，党也不信任自己!历史复杂的人一生也洗不清！市四中阴息众教师很激动地在会上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我是没有灵魂的教书匠，因为就没有人把我当人看人不如物的感觉！” + +　　有许多人对于如何弥补这方面工作中的损失提出了建议，建议市教育局在这方面应进行彻底检查，对于有些人的处分如果的确不适当或过重的，应该有勇气承认错误，纠正缺点，有“冤”就应该平。 + +## 有些党员校长专断不民主非党校长有职无权受歧视 + +　　会上，很多非党校长反映：学校里党员校长，多数专断，不民主，命令多，商量少。非党校长、教导主任多是有职无权、甚至受歧视排挤。市九初中非党校长聂尚宣说，他虽是个校长，但在学校里就没有什么作用，除有关卫生工作会议外，其他什么会就很少参加，市教育局干部给学校打电话，只找党员校长谈，很少找他谈问题。一位教导主任谈：有的中学非党人士担任校长，而学校的公文每次总是先由党员副校长批阅，批示校长执行。还有的中学由民主人士担任第一副校长，党员担任第二副校长，实际上工作仍是党员副校长事事包办，甚至还多次公开向教师说：“我虽是第二副校长，但因为我代表党，我可以领导他(指第一副校长)。”有的中学非党校长进行任何工作均须取得党员教导主任或党员教师的同意，否则就行不通。一般中学校长教导主任、人事党团干部之间的工作关系也不正常。有些学校教师的政治、时事学习，均由党组织直接布置。另设学习秘书协助；非党的校长、教导主任很难过问。有些非党人士担任校长、教导主任，根本就无法向学生作时事政治报告。实际的情况是：报告提纲是由党的上级宣传部门发的，在没有党员校长、主任的学校，常是人事干部，或由团的专职干部作报告，非党校长、主任只能主持报告会。市二中教导主任王宗敏在谈到干部任用中的宗派主义现象时说：对非党人士应该是信任他就用，不信任他就不要用，不要又要用又不信任，不然，非党人士就很难工作下去。 + +## 市教育局不重视师资培养工作对教师进修学院缺乏具体领导 + +　　关于师资的培养提高方面，市教师进修学院的一位负责人说：市教育局在这方面缺乏足够的重视和具体的领导。根据市属中学的师资情况看，现在有一千一百多位中学教师，其中不及专科毕业的据大致估计约占百分之五十左右(其中很多人只有高中毕业或尚不及高中毕业程度)；就是过去曾在大专学校毕业的，也有不少人因种种原因，目前在教学工作中有着不少困难，希望得到帮助。另外，全市中学教学的研究指导工作也迫切需要推动。过去关于这方面的工作市教育局主要是委托教师进修学院来承担的。但市教育局对教师进修学院的工作却一向缺乏具体领导和支持。他从几个方面举出了一些事实说，首先教育局放弃了对教师进修学院的教学研究业务的指导工作。如象教学计划，市教师进修学院曾根据教育部颁布的教学计划修订后制定了学院各种教学计划按照执行，市教育局多次只笼统地说：教学计划脱离实际，但从没有具体协助学院进行教学计划修订工作。有时虽然也提出了一些零碎的意见，也是主观的。市教师进修学院整个教学制度几年来是混乱的，学院曾拟订了请假、休退等办法，但教育局长久不批准，后来在学院多次催促下，口头同意了，但执行时又经常受到局里的无理干涉。学院还曾制订考试考查办法，也得不到教育局的具体支持，现在仍旧摆着。其次是长期不解决教师进修学院的教学设备和经费方面的困难。学院现在理科方面共有三科六班，但却仅有从前市财经学校移交过来的一套极不完备的初中物理实验仪器；此外，化学、生物、数学等学科迄今基本上还没有教学实验设备。全院现在仅有书报刊物一万册左右，各科教学最必需的基本参考书籍都极缺乏。今年年初，教育局规定学院每月图书费八十多元，院方请求追加，局里批评说：“应该发挥图书潜力，提高使用效率！”这位负责人说：事实上，这两句教条是不解决任何问题的。由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底，教师进修学院教职员工的工薪，系按中学教职员标准评定的，中央教育部也曾指示：教师进修学院目前为师专等级学校，而教育局给学院教职员工薪标准不知是根据什么逻辑！今年学院的经费预算市教育局到现在一直还没有审批下来，据说因为“找不到教师进修学院的经费着落”。他说，这就使人奇怪了，西安教师进修学院系于一九五三年根据中央教育部、中央财政部联合指示而开办的，事隔近四年，怎么忽然变为“黑名子”了。市教师进修学院特别严重的问题是教学与研究力量的极其单薄，甚至有些配备也极不适当。现在全院各科全学程应开设课程共三十五门，但实际只有专职教学人员十一人，往往一个人担负着两门或者更多的完全不相同的课程(有些人还要兼中学教学研究工作)。许多应开设的课程也开不起来。由于教师少，就把不同学科的教师编在一个教研组，这样，就无法进行教学研究，只能是个人“单干”。有些人员的配备也极不适当，如把学政治教育、历史、教育的大专毕业生派来搞中学的语文教学研究，还把马马虎虎招聘的，几乎完全没有工作能力的人分配到学院搞教学研究工作，似乎教师进修学院就是“干部招待所”。市教师进修学院曾多次提出干部问题，局里只简单地说：“发挥潜力！”去年教育局举办中小学教学展览会，将全市教师的先进优秀教学资料、教具等都交给教师进修学院，责成陈列推广，但迄今一直不给配备管理人员，学院虽一再争取，也没有结果。结果就把教师们那样多的精心制作，长期打入“冷宫”，至今尚未得到“超脱”，叫人看了痛心。总之，他说，市教育局在对市教师进修学院工作领导方面所表现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情况的确是十分严重的。 + +　　（来源：《西安日报》1957年5月23日。原题为：“本市部分中学校长、教导主任和教师举行座谈对市教育局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提出批评”。）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48.txt b/CCRD/1/3/2/00064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c0a50eadb1e65fb51b9d6a702343302f8c2c614 --- /dev/null +++ b/CCRD/1/3/2/000648.txt @@ -0,0 +1,19 @@ +# 广东省部分干部对少奇同志在广州的讲话有不同意见 + +　　<福擎、毅坚> + +　　新华社广州24日讯 广东省部分干部对少奇同志在广州的讲话有不同的意见。 + +　　部分干部不同意少奇同志工农生活差不多的说法。他们认为工人生活困难有工会补助，病了有公费医疗，还有劳保，而农民就没有这些，这怎能说工农生活差不多呢？新会县有的干部提出如下的问题：如果大部分城里人和农民的生活差得并不很多的话，为什么农民总是主动地往城市流?如果说，农民流入城市的主要原因是城里人吹牛皮的话，为什么牛皮能骗得那么多人和那么久而不能很快被戳破？ + +　　这些干部又认为少奇同志在计算工农收入时，工人的收入是按一个劳动力计算，而农民则是按一户计算的。这样，农民一户的收入即如少奇同志计算的那样多，也是好几个劳动力(甚至是一家大小)合挣得来的。而工人如果家属也参加劳动(在城市也是不少的)，那收入就比少奇同志所算的多得多。就算家属没有参加劳动，那也说明一个工人比好几个农民(指一户内的几个劳动力)的收入还要多一倍以上。因此，少奇同志的算法是不够合理的。 + +　　这些人还提出关于城市花钱多、农村花钱少的说法要作具体分析。比如城市人要穿鞋袜、要乘车、要看戏、要点电灯等等，不管是比农村花的钱多多少，可是，这一切都给城里人带来了比农民高得多的生活水平。农村虽然花钱少，但就得不到城里人所有的享受，这并非农民不想，而是收入所限。 + +　　绝大多数人同意少奇同志的关于家属宿舍问题的意见，认为加房租是对的，房子愈盖得多，意见愈多。但少数人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目前不是盖不盖房子的问题，而是分配公平不公平的问题。 + +　　少数干部对动员家属下乡思想抵触很大，市工商局有一个干部埋怨说：报纸上去年大登起填平“地上天河”的文章，今年却又要动员将家属送下乡，这是怎么搞的。他认为少奇同志引用夫妻可以分开的诗句是片面的。他说：古典文学中就有“望夫石”的传说，古诗中描写夫妻分离之苦的诗句有“几家夫妻同罗帐？几家分离在两方”。为什么他不引用?你自己不牙痛就不知道牙痛的苦处？ + +　　大多数干部很同意少奇同志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就业问题的分折，但也有极少数干部思想不通。有的人说，小城镇和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就地参加田间生产可以，但大城市的小孩，年龄过小，无经验，下田生产很困难。有的干部说：少奇同志说中、小学生不能升学最好下乡参加劳动，我们也同意这条出路，但最好先让高级干部的子女做榜样!　(福擎、毅坚) + +　　 来源： 1957年5月24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53.txt b/CCRD/1/3/2/00065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a1366c401bd2665ff939068bb2424407a47d2 --- /dev/null +++ b/CCRD/1/3/2/000653.txt @@ -0,0 +1,35 @@ +# 小学教师发出呼声：关怀、尊重小学教师的疾苦和劳动 + +　　【本报讯】在二十四、二十五两日上午，中共天津市委教育工作部召开了部分小学教师座谈会。座谈会由市委教育工作部部长梁寒冰主持。会上教师们本着帮助党整风的精神，对教育领导部门提出了批评。 + +## 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严重　许多教师忙乱不堪 + +　　会上，许多教师对目前小学教师负担过重，工作忙乱不堪提出了意见。河北区锦衣卫第一小学校长杨畅言说，教师“坐班制”虽然取消了，但一般教师仍然是从早晨六、七点钟离开家，不到晚间七、八点钟回不去，晚上还得备课，批改作业和作家长工作，工作上忙乱不堪，教师们的健康状况也很受影响。杨畅言、河东区第一中心小学副校长刘金藻都认为小学教师的忙乱现象，是与领导部门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分不开的。刘金藻说，去年市、区教育局雷厉风行地布置各小学作两年规划，大家不得不连夜突击，突击出来，又叫削减规划，现在这些规划却又无声无息地没人过问了。他还说市、区教育局、区团委等单位的多头领导和学校的许多制度不健全，领导机关不按制度办事等等，也是造成教师们忙乱的重要原因。城厢区中营小学教师陈昀，城厢区西北角回民小学教师张玉敬、河西区西南楼小学教师王煜龙、河北区第二中心小学教师陈馨兰、南开区万德庄小学教导主任韩耀光等，都针对目前小学教师的忙乱现象，和市教育局去年只抓教学，今年只抓辅导的“单打一”的工作作风，以及区教育局布置工作时很主观，不深入下层的官僚主义现象和小学编制太紧等问题，提出了批评。 + +　　和平区滨江道第一小学教师马子萱谈到，解放后教育质量所以没能很快提高，是与领导干部本身没有很快提高业务水平有关系的。她说，去年有些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两年内要变成内行，到现在已将近一年了，但并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希望注意解决这一问题。 + +## 党团员有优越感　非党校长有职无权 + +　　塘沽区中心小学教师戴中天、实验小学教师张耀清等都感到学校里党、团员的优越感和宗派情绪很严重。他们说，党团员在学校里有种种优先权，连评选优秀教师、提拔干部等等，都处处占先。张耀清还说，实验小学的党组织对民主党派的工作不够重视，没有发挥民主党派应有的作用。杨畅言还提到了非党校长有职无权问题。他感到党员校长好办事，非党校长对有些事却行不通。他还感到学校里的团群关系也不正常，有些团员盛气凌人，他们在学校里监视教师，监视校行政，甚至有的团员在学校里竟随便指责校长，希望加以纠正。南开区中心小学教师赵今铸、和平区鞍山道第一小学教师于秉贞、红桥区二道街小学教师轧文藻，对学校里的党群关系和团群关系问题，也都提出了意见。于秉贞还希望领导上做好肃反的结尾工作。轧文藻、戴中天还认为小学党组织的发展太迟缓，他们建议多吸收些小学教师入党。 + +## 对教师的关怀、尊重不够 + +　　天津师范学校第二附小青年教师周凤翥认为，市、区教育局领导部门对青年教师关心、教育都很不够。他说，青年们要求学习，但无时间，很多人连书报杂志都不看，如果有人在这方面提些意见，便被领导认为是强调个人利益。他希望领导方面更多地关心和培养青年教师。南开区中心小学教师赵今铸认为，区教育局刘老教师不够尊重，光使用，不培养，更谈不到提拔。他希望领导方面重视这一问题。 + +　　河北区第二中心小学教师陈馨兰说，现在小学教师很难当，老挨压、挨批评。学生一犯错，领导上不是帮助教师来教育儿童，而是左右批评教师。她还谈到学校对功课不好的学生有过于宽容的现象。她说，有的学生留级四、五次了，学校却还叫老师降低考试标准，设法叫不好的学生升班。她认为这种办法很不好，她还认为学校应该建立对学生的奖惩制度。另外，她认为对少先队员的教育工作也做得不够。 + +## 教学计划脱离实际　教材内容也有问题 + +　　河东区第二中心小学教导主任吴家桐说，目前小学教学计划有脱离实际的现象。像语文课在小学六年中的教学时数减少了，但教材内容却增加了；而作文课又改为两周一次，学生缺少写作练习时间，因而学生的语文程度日益下降。吴家桐还指出上级在教学工作上，常常朝令夕改，也非常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新华区中心小学教师蒋麟说，中央教育部对教材的审查和编排工作也有不少问题。如有的语文课本，上一册是简化字，下一册又不是了；在辞句方面，语音标准根据什么，也不明确。这就使得教师们在工作中遇到不少困难。 + +## 幼儿教师受不到尊重 + +　　天津幼儿师范学校附属幼儿园主任滕书霞说，目前幼儿园里许多教师工作很辛苦，困难很多，市、区教育局不但不下来帮助解决，反而时常加以指责批评，以致不少教师工作情绪不高，专业思想不巩固。 + +　　滕书霞还说，有些首长的孩子在幼儿园毕业后，就可以被保送上小学，她认为这种特权应该取消。第七幼儿园教师李学琴也说，有些领导干部送子女入幼儿园不按制度办事，享受“优先”待遇是不合理的。她还说，有些首长对教养员很没礼貌，他们来接孩子的时候，总是大摇大摆地，你跟他讲话，他也不理，有时候你的话还没有完，他那里把汽车门一关就走了。甚至还有个别领导同志嘲笑教养员，使这些教养员感到很寒心。 + +## 业余教育不被重视 + +　　城厢区第一工人业校副教导主任田兆林认为，从中央到地方有关领导部门对业校只是口头重视，实际是不够重视的。很多问题老师们都得不到支持，因而工作积极性也发挥不出来。他还说，中央有关部门在业校教材的编选工作中有官僚主义现象。到现在为止，工人业余学校的课本没有一套结合工人实际的教材，而且内容太多，教课时间少，古典文学比重大，造成教学中的困难。 + +　　（来源：《天津日报》1957年5月28日。原题为：“小学教师在市委教育部举行的座谈会上发出呼声 关怀、尊重小学教师的疾苦和劳动”。）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54.txt b/CCRD/1/3/2/00065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019c5e37fb2addb90ba639c22e9867222f585c7 --- /dev/null +++ b/CCRD/1/3/2/000654.txt @@ -0,0 +1,31 @@ +# 作家协会党组连续召开座谈会　党外作家提出尖锐批评 + +　　<沈鼎> + +　　本报特约稿新华社记者沈鼎报道：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继续在２４日、２８日、３０日分别邀请二十多位党外作家举行座谈会，要求他们帮助协会的党组织整风，另外，在２７日邀请在协会工作的民盟盟员向党组提意见。 + +　　“作家协会的整风运动还没有开展”、“作家协会的整风运动给人密不透风、沉闷的感觉”，这是诗人徐迟和吕剑在会上发表的感想。徐迟说，大家在座谈会上讲的话不一定就是心底的话，会外的窃窃私语一定会比会上尖锐得多，要听到这些私语，协会党组还必须深入地做一番工作。 + +　　作家们批评了协会的宗派主义。翻译家金人说，目前中国作家协会有七百多个会员，其中大部分是党员作家，而很多老作家却被关在协会的门外。诗人徐迟说，要解决党群关系问题，党就应该来摸摸党外作家的心。七、八年来，党就没有来摸过我的心，虽然我的心是火热的。 + +　　作家碧野说：我们做的是春天的工作，过的却是冬天的日子。特别是党员作家和党外作家之间总是隔着一座冰冻的雪墙。他要求党员作家向党外作家伸出友谊的手来。碧野谈到了自从他的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被批评之后多年来受到的冷遇。他希望文艺界领导人和文艺界朋友们对发表了错误作品的作家不要歧视，而要热情地帮助他，让他有勇气来改正错误。 + +　　作家舒芜说，文艺界存在着一些令人不快的风气。例如作家之间高、低、大、小分得太清，官僚习气不知何由而起。他说，封建文人尚且提倡“斯文同骨肉”，“大官”和“小文人”之间还互相唱和，难道今天反而要来分个等级？ + +　　作家姚雪垠说，党外作家中间有些人在这几年中受到压制，以至产生悲观情绪。他们拥护党的文艺事业，但感到自己在圈外，看到一切都在飞跃前进，但自己没有前途。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够同新社会水乳交融。他希望党员作家和党外作家一起在党的领导下，在创作上来进行竞赛。 + +　　作家们抨击了教条主义给予创作、给予读者的恶劣影响。 + +　　作家汪金丁说，年年都在反对教条主义，反不掉的原因是以教条主义去反对教条主义。他希望多出现一些反对教条主义、结合创作实际的理论文章；多出现一些正确指导读者欣赏文艺作品的文章。 + +　　作家舒芜说：理论批评即使很粗暴也不能令人害怕，可怕的是批评后面随之而来的一套东西。一篇作品受了批评，作者所在单位就要他检讨，检讨来、检讨去就成为本人的思想品质问题。因之，作者对理论批评家的要求也特别严格，因为批评文章上的一句话，就会引起各种意想不到的后果，这样使理论批评家也不敢随便动笔。 + +　　作家萧乾以他自己在解放后不敢放手写作为例，说明由于教条主义束缚而形成的清规戒律对繁荣创作的障碍。 + +　　到会翻译家要求协会重视文学翻译工作。冯亦代说，由于不予重视，这几年来社会上已经产生一种不正确的看法，几乎把翻译家当作一架机器；连出版社也这样，听说一部文艺小说要译一、两年就嫌时间太长，翻译家的甘苦没有人知道。他说，解放后有一种坏风气，这就是给翻译英美文学的人都戴上一顶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现在对某些国家的文学事业以至到了一无所知的程度。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家来中国访问，接待他们的中国作家常常无话可谈，因为连他们的作品都没有机会看到。汝龙说，翻译队伍倒不小，可是发表外国文学作品译文的几乎就是“译文”一家而已。 + +　　参加座谈会的翻译家叶君健、杨宪益、张孟恢、叶水夫、陈斯庸、刘辽逸、蒋路等人再次在会上为翻译工作呼吁，他们希望协会尊重翻译家，并且保护翻译家的利益。 + +　　参加座谈会的作家王瑶、饶孟侃、焦菊隐、刘绶松、陈伯吹、金克木、李长之等也都踊跃发言，向作家协会提出许多意见。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56.txt b/CCRD/1/3/2/00065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3b51cb931238134dc8ba413b7d068baa6bfe556 --- /dev/null +++ b/CCRD/1/3/2/000656.txt @@ -0,0 +1,39 @@ +# 北京大学表面形势似趋缓和，但事态正酝酿扩大 + +　　<新华社记者　雷朋> + +　　新华社北京25日讯　北京大学学生在表面上已从前两天的激动情绪中趋于平静。今天张贴大字报的已经很少了，在辩论台发表演说的整天只有三、四人，而听众最多不过一百多人。但一个叛党的共产党员所举行的“控诉会”却引起了新的激动。 + +　　在今天的大字报中，值得一提的有两张，一张是由学生张磊访问马寅初校长的谈话。这个谈话主要是驳斥林希翎在23日演说中提到“毛主席在某次讲话时有80％的高级干部退席，毛主席看到很痛心”的造谣。马寅初以最高国务会议和中央宣传会议的亲身参加者作证：当时毛主席讲话时，没有一个干部退席，大家都很听毛主席的话。同时指斥林希翎道听途说，是一种造谣、胡说。如果林希翎有甚么证据，我愿意同她辩论。 + +　　另一张大字报写了如下四个口号： + +　　真理万岁 + +　　林希翎万岁 + +　　中国共产党万岁 + +　　毛主席万岁 + +　　以黑格尔—恩格斯学派自称的谭天荣，今天中午在未名湖畔花深庙宣布正式成立。他在成立会上(去听人的有一百多)除了讲述了他这个学派在自然观和社会观方面的基本论点外，并宣称他们这个学派的成员除了地质地理系和西语系还没人参加外，哲学、文学、历史、绘画以及自然科学方面的都已有人参加了(具体人数和参加者人名，他说因便于活动起见暂不宣布)，他说这是甚么人才都有的一个组织，有天才、有思想，不怕同任何人进行辩论。 + +　　今天举行的所谓“三害罪行控诉会”是最吸引人的，大礼堂内、楼梯上下及巷道里都挤满了人。控诉人为西语系三年级学生周铎(据高校党委同志谈，此人神经不健全，曾住过疯人医院)，他在今天谈他的遭遇前，系里专门为他出了大字报。据大字报上说：周铎于24日夜在西语系的座谈会上报告时，师生为之恸哭，故特举行大会控诉。 + +　　周铎自述的遭遇的梗概是这样的：他原为清华大学西语系学生，在1950年参军后，被分配在某公安大队里工作。这个队甚么事都保密，所以很不习惯，曾要求调工作，不意因此就被认为落后而遭冷落。他又因此发过牢骚，继而又被认为有反革命嫌疑，被禁闭半年，后来审查历史无问题才放出让他转业。但鉴定材料却写下了许多政治上难于洗清的结论。当他转业到北京一个中学去当教员时，因为档案材料还未一道带去，学校领导上很欢迎，对他照顾很好。可是当这档案材料一到学校并为这个学校领导人知道后，对他的态度前后有若两人，同时在同事中谁也不理他。他自知背上包袱，便用功夫教书，和同事同学相处都很好。1952年选模范教师时，他被全校师生一致选出，但在学校领导上却通不过，认为他不能作模范教师，但又说不出道理来。周铎很苦恼。学校领导把他原先的档案材料丢了后，他才于1953年暑期考入北大西语系。入校这几年一直沉默寡言，从不和系里班上的人(特别是党、团员)接近。直到这次整风时他才谈出。 + +　　周铎在西语系谈出他的这一遭遇时，一个调干女学生谈出了他原在家乡时遭受所在县的一个干部强迫要与她结婚，并采取了各种扣大帽子的威逼手段。一个名叫时荣章的学生(共产党员)也在系会里暴露了党支部原先如何确定肃反重点、发展党员的计划以及伏老来校参观时的部署。(分社按：据市委高校党委反映：许多学生现在专意向所谓“党的秘密”进攻，这个党员被他们攻破了，反党了。他将党内布置的肃反部署，如何监视人和审查信件，以及在欢迎伏老时党内如何布置监视有问题的人统统讲出。他说：我考虑过了要党籍呢？还是要很好帮助党整风。现在我决定不要党籍。据说，这个人还准备将党内这些东西带到清华去进行“控诉”。)这三个人的发言，引起全系师生思想上极大的波动。当场就有人高呼：“我们要控诉”！“时荣章是有良心的共产党员，每个党员都应该这样”！同时还有人高喊：“是正直的党员教师和学生就留在这里(意即继续研究如何“控诉”的问题)，我们不要去上课”。当时连西语系主任冯至教授也没有去上课。据说当时许多人，其中也包括党员在内都哭出声来了。冯至教授就认为“这简直是伤天害理的事”。(分社按：据北京市中共高校党委去北大了解情况的同志谈，冯至当时在场，会议临结束时，主持人曾宣布把有关肃反的两个控诉，由冯至作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带到人民代表大会上去。)今天来参加“三害罪行控诉会”的人特别多。 + +　　今天的大字报和辩论会看来比较沉闷，其实有的学生正酝酿着把事态扩大。这从几个方面可以看出这一事端： + +　　一、这两天，特别是今天，在西北郊各高等学校的学生都以私人朋友关系来联系过，打听“北大是怎样开展起民主运动的”。据不完全统计，清华大学曾在今天派来了五、六批人联络。 + +　　二、北大学生已组织了四十多个人的宣传队伍，在明天到清华大学利用举行高等学校运动员的时机去与各校联络，据说还要把“周铎事件”带到清华大学去公开宣传。因为学生们认为“这种控诉会的效果是最大的”。(分社按：据中共天津市委来人说，天津大学已收到北大学生的信，要求天津大学的学生支持北京大学学生的行动。) + +　　三、北大各系学生正积极搞自己的油印刊物，目前已出的油印刊物计有“除三害”、“五月”、“春雷”和今天创刊的“观察家”等四种。除“春雷”是一种比较对立的刊物外，其它还看不出明显的倾向。据说油印刊物还要陆续增加(这些刊物的经费都是学生自己凑钱来办的)。 + +　　四、北大学生对新闻界没有报道他们的情况表示不满，今天所出现的一个大字报就要求“记者作家到学生中来”。据说，他们自己出去宣传就是因为“新闻封锁”的缘故。中文系几个学生正准备从理论上来分析“人性和党性是否有矛盾”(论文题目)，企图来论马列主义是否能作为指导思想。 + +　　今天北京大学表面上是平静的。在落日余辉中，未名湖畔，男女双双。入夜又有盛大的友谊舞会和电影晚会。晚上我去访问江隆基时，他估计很乐观。他说：“学生们闹了一个星期，精神倦怠了”。但据记者和教师、学生的接触，他们估计“表面的沉寂，学生在思想上正酝酿着进一步掀起高潮”。 + +　　 来源： 1957年5月27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58.txt b/CCRD/1/3/2/00065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337f23822fcdba11804cef222cd3f1c3df03ee --- /dev/null +++ b/CCRD/1/3/2/000658.txt @@ -0,0 +1,41 @@ +# 关于陕西高等院校整风运动情况的材料（附：高等院校闹事简况） + +　　西安各高等校院自学习毛主席的报告以来，通过学校内部组织的各种座谈会、省委组织的各种座谈会，报社组织的各种座谈会以及民主党派组织的各种座谈会，教师中绝大多数都在各种场合发表了意见（学习行政干部发表的意见较少），学生也把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提了出来（关于学生“鸣”、“放”问题，这在下面要专题分析一下）。总的说来，各高等校院的“鸣”、“放”是基本上展开了。具体表现在：（一）一些在肃反中因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而伤了感情的人在会上谈出了自己的情绪（少数尚未在会上谈过，在下面发牢骚甚至漫骂）；（二）对学校党组织的宗派主义一般是揭露出来了，有的问题提得相当尖锐；（三）对党员领导同志个人的意见一般也谈了一些，有的党员领导同志毛病较严重，群众意见也提得较有力；（四）学校中的空气活泼了，民主生活进一步扩大了；（五）党外群众之间的矛盾也初步揭露了一些（学生与教师之间的矛盾；在合并新成立的校院中，各校教师之间的矛盾等）。 + +　　但是，截至现在，高等校院中的“鸣”、“放”应该说还是不够的，这主要表现在： + +　　（一）在各种场合发言的以中间分子居多，中间偏右的和中间偏左的意见谈得都不够，尤其是右翼的分子，他们谈得少而且态度很谨慎，还有少数反动言论（如说胡风问题是文字狱）尚未在公开场合讲出来。 + +　　（二）教师（以及职员）对学校党领导的宗派主义揭发事实不少（人事制度中的问题、系秘书的问题、发展党组织中的问题、党员干部对党外人士采取专横粗暴作风问题、党员负责干部有职无能问题、留助教问题、选送留苏学生问题等），但是，对学校工作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揭发不多，即有揭发，分析也很不深刻。 + +　　（三）一部分校院因党组织领导落后于群众，未能掌握运动，群众自发地要给系主任（一般都是党外人士）及其他党外行政负责干部提意见，使我们感到被动，采取了比较生硬的办法来扭转局面，使群众有不能畅所欲言之感。 + +　　（四）由于学校党的领导思想不明确，没有对党员交代或者对党员具体交代不够，一般党员干部不知道那些问题可以在什么场合谈，有些顾虑；因之，在和党外人士一同开会的时候，多半不能很好地发言，引起党外人士的不满，这也影响了“鸣”、“放”的开展。 + +　　（五）左翼分子思想上不明确，和中间分子一块开会的时候，发言比较泛泛，他们对一些明显错误的或者不合事实的说法就要反驳，目前时机尚不成熟，因之，左翼分子的意见还“放”得很不够。 + +　　（六）党外人士提出问题中的一部分是联系到学校范围之外的问题（如院系调整问题、专业设置问题、学制问题、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分配问题、迁校问题等）。这些问题是联系到国务院、高教部、省、市领导方面的问题，很难立即解决，因而使群众产生“提了意见能不能解决问题？”的顾虑，影响积极“鸣”、“放”。 + +　　（七）个别校院目前运动领导不强，右派分子（甚至过去的肃反对象）控制了群众，企图用“狂风暴雨”的方法整共产党（报复情绪），“鸣”、“放”的多属煽动性的言论，根本不符合我党发动党外群众帮助我党整风的精神，这更影响了“鸣”、“放”的开展。 + +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目前的具体措施是： + +　　（一）想各种办法，采取各种方式继续主动放。目的是要右派及个别反动分子的面貌明显地在群众当中暴露出来，鼓励中间偏左的分子积极发言，采取适当的方式跟左派分子打个招呼，使他们心中有数，准备进一步开展争鸣；另外，开始对于已经暴露出来的不正确的看法作充分的研究，在一定的时期后，准备作有说服力的、细致的系统的反驳。 + +　　（二）先发动党外集中向党领导提意见，严密控制，不使党外人士在群众冲击中受到影响，保护他们提意见的勇气，这也不会弄得四面开花，使我们难以召/招架。 + +　　（三）要赶快把提出的问题分类排队，能办的马上办。是自己的错误就马上承认。学校不能解决，省、市可解决的也要立即联系，寻求具体解决办法。应转中央的转中央。一时不能解决的也要积极认真研究，准备日后具体解决，但是目前不要轻易许愿。应批判的立即着手积极研究准备。 + +　　（四）要认真解决领导核心的认识一致问题。要争取时间休整、训练。要加强党、团员的教育。恢复团的战斗力量，加强党的领导和战斗力量。 + +　　（五）在充分“鸣”、“放”的基础上，要很快布置党内整风学习，以及早转入整风为佳。整风计划各校结合具体情况制定，可以请党外人士提意见。整风学习开始后应尽力扭转形势，进度可缓慢些，保证贯彻党的整风方针。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可研究党外人士参加整风问题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 + +## 高等校院闹事简况 + +　　交通、动力、建筑、航空等院校已发生全校性闹事，艺专、师院、西农办院校也已开始发生局部性闹事。还没有开始闹的也有闹的危机，如西工、西大。已经平息的还有再闹的趋势，如交大。各校闹事多由教师点火。闹事的方式有贴大字报、停课、罢放，在校内聚众乱哄乱骂等，尚未发生上街游行、打人和破坏公物等现象。各校党委对师生闹事缺乏思想准备，闹事发生后多半处于被动，一般还能沉住气，继续组织“鸣”、“放”，对闹事群众还没有用粗暴手段压制等情事。在闹事过程中党委受到指骂、处于孤立、无能为力，但还坚守，团组织已不起作用，有的团员带头闹，大部分团员跟着闹，表现软弱。根据通过对■在闹事的校院在闹事过程中所提出的要求和学校存在的问题看，闹事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 +　　①对院系调整、专业改签、学制等的闹，交大为■■■；动力学院的■■■恢复校运动，航院要求与 + +　　（此篇未完） + +　　来源：陕123-43-38　P.10-17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59.txt b/CCRD/1/3/2/00065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48dcc6debc5afbe0cdd4e9698987e586cd11ff4 --- /dev/null +++ b/CCRD/1/3/2/000659.txt @@ -0,0 +1,15 @@ +# 广东省直属机关和广州市级机关党内外干部对整风顾虑重重 + +　　<方元慧> + +　　新华社广州25日讯　广东省直属机关、广州市级机关整风运动已经开始，目前党内、外干部思想上仍存在着重重顾虑。 + +　　一部分领导干部和群众意见较多的单位的党员，较普遍的存在着又屈、又怕的情绪。认为领导干部总是处在被告的地位，不深入下去是官僚主义，深入下去又有人说是“平间老鼠”。他们怕揭露缺点多了，是非不清；怕搞乱了今后工作难做；怕在运动中犯错误。个别曾参加过延安整风的干部，对党提出的和风细雨精神有怀疑。工商联一个干部说：“你们说得再好，反正我是知道整风的厉害。” + +　　一般干部对和风细雨的精神也有怀疑，表现信心不足，怕一阵风过去后问题不能解决，没有下文。有些干部认为自己不是负责干部，非党、非官没有啥可整，整风是整领导干部和党员，特别是在过去各个运动中被斗争过的，更是磨拳擦掌要借此机会出口气，他们说：“天上有雷公，地下有整风，和风细雨解决不了问题，必须来狂风暴雨。” + +　　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前怕狼后怕虎，左右为难。他们说，整风是自愿参加和退出的，实际上不参加怕别人说不求进步、落后，参加又怕挨整，提意见又怕记账，将来受报复，所以还是三思而行，谨慎又谨慎。 + +　　个别的党外人士对我们以和风细雨的精神整风表示不满。省人民医院的一位党外人士说：过去搞我们是狂风暴雨，现在对你们自己则是和风细雨了。 + +　　来源：1957年5月3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61.txt b/CCRD/1/3/2/00066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17c89034054b6d760a3dfdedeb6098e22b050e5 --- /dev/null +++ b/CCRD/1/3/2/000661.txt @@ -0,0 +1,33 @@ +# 清华大学教授继续座谈　对学校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展开讨论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清华大学开始整风以来，党委已经邀请教授们分别举行了许多次座谈会，给学校党组织提意见，继续深入进行整风。 + +## 李辑祥说，党委的领导肯定是必要的。金希武认为教授治校是寡头政治。 + +　　不少教授对学校体制提出意见。李辑祥教授说，过去教授治校的办法多由召集人决定一切，不合适。党委的领导肯定是必要的，但是能否设一党派联席机构来帮助党进行工作，起咨询、反映意见、宣传等作用，而校委会起立法与决策的作用。校务代表不妨全面一些，并有常设机构。金希武教授也认为教授治校是寡头政治，学校要依靠老教师，但不必教授治校。他建议党委制领导，扩大校委会，吸收教师、职工参加，并加强校委会决议的权威性，系主任也要有更多的权力。吴仲华教授提出一个改变学校和系领导组织的全面的建议，这就是扩大党委制，由群众选些代表参加党委会共同做领导工作，使其更能代表全校的情况。但这种领导只到系一级，主要是方针的领导。系只要有一位系主任领导和代表全系，另有党总支书记（或称副系主任、系秘书）协助工作，每个专业有代表参加系的工作。要特别加强教研组的作用，使主任真正成为主任，而不是秘书当主任。教研组的秘书可由大家选举，不一定要是党员，党员可以党员的身份在教研组内起作用。王补宣副教授很同意这个意见。郭世康副教授则认为不一定这样做，他提出另一个建议：目前校委会没起作用，可否用选拔优秀干部（包括党与非党派人士）的办法组成。他说，用政协的方式，即照顾各方面的代表的办法是不解决问题的。 + +## 徐璋本说“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产生教条主义。”他建议“取消用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 +　　徐璋本教授说：这里我想谈谈关于教条主义的来源。我认为教条主义的来源与我们的领导思想有关系。 + +　　徐璋本说，他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产生教条主义；因为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种比较固定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就不可避免要犯教条主义。他说，即使一个最聪明的领导者也要犯错误。马列主义的理想是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是全人类的理想，不只是马列主义的理想。印度对崇高理想的追求也很深刻。马列主义的理想也不能仅以政治与经济的内容来包括一切。所以拿马列主义的学说来处理一切矛盾问题就会有问题。有些错误是难免的，有些错误是因为运用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而发生的。任何一个学说都不能包括全部的真理。经济与生产是人们自己组成的，因此说经济环境决定人的思想就是教条主义。 + +　　他说，任何矛盾都和前一代的矛盾以及当代的指导思想有关系。马列主义学说是一回事，但要把一切都以此为根据，就会限制了自己。 + +　　他说任何一个学者一个学说都不能把一切好的东西都包括进去。我们要文化发展，光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不够的，一定还要废除以一种学说来指导一切的限制。共产主义还未实现，对共产主义的概念将来可能会有变化，社会正在发展中，要指导要限制就是教条主义。因此我不揣冒昧，建议取消用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希望大家指正。 + +## 许多教授都谈到：“办好学校依靠谁？” + +　　办好学校主要依靠谁？是依靠教授，还是依靠缺乏经验的青年党、团员？土木系很多教授感到今天学校党组织的宗派主义主要表现在对教授的信任、尊重不够，而是过多袒护了学生和青年教师。教授有职无权的现象还相当严重。储钟瑞教授说：年长教师潜力未发挥，感到有压力，好象什么事都得看新生力量。有的刚毕业的党员助教马上就带生产实习，有经验的教师反而作跟班。陶葆楷教授沉重地指出几件具体事例说：我要办的事情，年青党员往往不同意，我为了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得不依靠专家来说话才能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哪有可能有主人翁的感觉。很多教授都觉得学校在留助教、进修、留学等问题方面不够尊重他们意见。陶葆楷教授说：我们都想留几个业务特别好的助教，好好培养，但秘书这一关很难通过。今天我想留一个助教，秘书开始对我说这个政治条件比较差，后来又借口说１９５８年我们教学任务不重可以不留，其实谁都知道１９５８年是我们教学任务最重的一年。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让我们带徒弟呢？许葆玖副教授说：今天教研组工作凡事都得经秘书这一关，我觉得这是与党的领导有关系的。我认为党委领导应检查一下，到底党外人士权有多少？ + +　　宗派主义还表现在作风不民主上，很多教授说他们对学校发展方向、专业设置、学校如何进行领导等事情都不知道。王国周教授说：很多事情都偷偷摸摸，连新建土木馆问题也不让我们知道，还说是保密。李颂琛教授说：每次生产实习都是临走前一周我们才知道是到什么地方去，也没经过很好商量。王兆霖教授说：这次整风大家放得不够是和经常鸣、放不够有关系的。平常开会事前不知道内容，一到会场发一堆文件，准备人又用长时间发言来证明他的论点如何如何正确，情况又不详细介绍，很难讨论。有的教授还指出校务委员会、系务委员会都流于形式，只讨论一些琐事，其实重大问题早就决定好了。 + +　　储钟瑞教授还提到人事室是清一色的党团员，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严重。他说，人事室干部自视特殊，他以前屡次要求职工每周能在办公时间内抽出三小时学习政治，他们不同意，但人事室干部自己却每人每天有两小时办公时间去学习。 + +## 杨式德认为：钱伟长“关于培养目标问题”的意见有不少可取的地方 + +　　杨式德教授说，最近关于高等工业学校培养目标问题的讨论，我认为是有缺点的。钱伟长先生发表的“关于培养目标问题”意见中，不管有些什么问题，但的确有不少可取的地方。我认为他并没有否定向苏联学习的成绩，可是新清华上登的很多文章，老是说“要维护我们的路线”，“我们是走对了”。其实谁也不否认我们的路线，而是应该仔细研究我们走的快不快，有没有栽跟头。几年来的成绩自有公论，一篇文章为什么就会使领导上这样紧张呢？假使领导上真的怕因此会使教师同学否定过去的成绩，那是因为领导上把我们估计过低的缘故。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2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62.txt b/CCRD/1/3/2/00066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390c8817321acb37d36e25ebcdc63178f356d9 --- /dev/null +++ b/CCRD/1/3/2/000662.txt @@ -0,0 +1,37 @@ +# 钱伟长先生谈科学 + +　　<《文汇报》驻京记者、叶冈> + +　　到照澜院去看钱伟长先生，事先是带了一个题目去的：一个身上压着行政重担的大学副校长，怎样做科学工作？钱先生是极忙的人，他的时间表是被各种事务排得满满的。为了给这个题目找答案，我趁他在两个会议之间的一点空隙时间，闯进了他的书斋。 + +　　有人给钱伟长先生的各项职务作了一个统计，如果把清华大学副校长和科学院自动化和远离操纵研究所筹委会主任算作他的主要职务，那么从这两个职务发展起来的兼职及其他社会职务，总数差不多二十个以上。时间，在这位学者的生活中，不能不是尖锐的问题。 + +　　钱伟长的谈话，也是开门见山从时间问题谈起的。 + +## 将零碎时间聚集起来思考科学问题 + +　　这几年，钱伟长在会议的夹缝中写了不少科学著作。一个被各种事务、会议和社会工作包围着的科学家，能够年年有新的论文问世，并且还在力学方面做着有系统的专著编写工作，应当说，他的工作量是惊人的。科学研究需要整片的时间，如果没有，只能退而求其次，把一点一滴的零碎时间聚集起来思考科学上的问题。钱伟长这几年就是这样做科学工作的。忙乱使他养成了一个新的生活习惯，当他抓起一个新问题的时候，马上把旧问题放下来；当他在两个会议的间隙考虑科学问题的时候，立刻把行政事务等等抛之九霄云外。钱伟长说：“这个习惯是强迫养成的。不如此，我就不能再做科学工作了。” + +　　为什些科学在生活中总是被挤到犄角里去呢?原因是复杂的。钱伟长说，人们是用社会感觉来看待科学的。既然任何一个科学问题都不能在一个早晨思考成熟，那么要挤总是先挤掉它。但是科学家的感觉是不同的。世界第一架飞机在上天以前，是经过了一个长时期的科学准备的。原子能利用是新近人类生活中的现实，它的科学准备时期，要更长一些。而人们熟知这两个科学事物，与他们的科学准备时期相比，年代是短得多了。钱伟长说，在工程技术的全体进程和科学研究领域的千百万项问题中，任何一个科学家所做的工作，只是其中的一个或者几个。因此，他们的工作，在科学的全领域内，只是一个螺丝钉。可能社会上的人们对有些科学工作耳熟一些，对另一些科学工作陌生一些，但是不论那一种科学，它在科学事业中的螺丝钉作用，总是一样的。谁在某一个螺丝钉上加了一把劲，那一个环节就加强了；谁如果疏忽了某一个螺丝钉的工作，那一个环节就减弱了。这一点，科学家是了解的。这个痕迹不著的工作，是需要时间、需要积累的。如果三年五载不接触科学专业以内的问题，那么一个科学家的科学生命就结束了。钱伟长说：“要一个科学家丢掉科学，那是使他心痛的。”他近年来处在行政事务和会议的漩涡里而不忘科学，恐怕就是因为这一点对科学的感情吧！但是，这种内情却不是人们都能了解的，因此，科学就常常被别的工作所挤。这也许是问题的本质。 + +　　讲一个实例吧。清华大学和科学院最近要合办两个训练班，一个是训练力学人材的。一个是训练工业自动化人材的。钱伟长是这两个训练班的负责人，他就摆脱不了关於房子、交通、伙食和学员的床铺等等事务。房子的事情、床铺的事情都急迫，那么要挤就先把暂时看不到结果的科学工作挤一挤吧。科学家的许多时间是在这种不落痕迹的事务消磨中挤掉的，但是人们不知道科学事业中的某一个螺丝钉很可能就这样被挤松了。说到这里，读者也会感觉到，对待科学，人们的了解似乎比人们的重视还需要一些。因为重视毕竟还只是一种社会感觉，而社会感觉有时候是会发生差误的。 + +## 解决教学工作与科学工作中的矛盾 + +　　钱伟长先生现在领导着清华大学全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当谈话从时间问题转到大学的科学研究问题，他的意见是直截了当的。他说，谁说教学工作不拖住科学工作，那是违心之论。既有矛盾，那就要解决它。解决的办法是支持，切切实实的支持。一个高等学校的教师，如果几年不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经常思考一些问题，而为日常的教学工作所淹没，那么他的教学生命也是会停滞的。我们不能只依靠一些现成的科学结论活下去，我们和我们的后代都需要在一种创造性的气氛中工作，这样，教师的科学水平就是一个关键。如果这样去了解问题，那么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是应当果断一些的。 + +　　近年来，好象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一个质量问题，高等学校也不例外。关於大学生的知识质量问题，文章已经发表得不少，从工业方面和科学研究机关方面听到的批评性意见也难以数计。究竟原因何在?我觉得钱先生上面这一段话，是有意义的。似乎应当把大学的视野扩展到全民事业的各条战线上去，甚至还可以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比如考虑一下另半个世纪的轮廓。用这样的精神来培植现有的根基，可能会有利於质量问题的解决。 + +## 培养学生勇于表达自己在学术上的见解 + +　　我们的谈话顺流而下，紧跟着转到了造就人材的问题。关於这个问题，钱伟长先生的见解是精辟的。他说：我喜欢主动的青年人，应当让青年人在老师面前有平等的感觉，要诱导他们勇於表达自己学术上的见解。我教育学生的方法是：把问题提出来，把学生吊在半空中，逼得他们非想不可。教师如果先把结论告诉学生，那么他们就无事可做了。当然，学生如果遭遇到困难，教师应当点他一下，帮助他解开难点。总之，不应该代替学生去作结论，应当让他们自己去想：这样得来的结论是牢固的，甚至可能会超过老师的结论。因此，钱伟长从来不是把学生当作说教的对象，而是把他们当作讨论的对象。1952年前，他每年都要带几个研究生，这些研究生中的许多人，近年慢慢成为力学方面的后起专家，多半要归功於他们的老师经常把他们吊在问题的半空中的循循善诱的教导精神，使他们通过自己的思考，渐渐养成了独立工作的能力。他的学生叶开源和胡海昌，这两位优秀的青年力学家最近写过一篇文章谈到他们的老师，其中就提到了这个充满启发、影响和诱导的教育过程。 + +　　这几年，钱伟长先生做科学工作的时间是逐年减少了，他的学生又反转来成了他的许多科学著作的催生婆。这几年的科学工作，差不多都是和他的学生一起做的。举今年出版的“弹性柱体的扭转理论”为例，他和他的学生在写作过程中，足足查阅了三千多篇有关这个问题的各国文献，对这个一百多年来力学上的大问题，作了一番系统彻底的清理。应当说，钱先生为了这本著作，他的生活日程表上是添了不少“星期七”的。他的学生深知这位老师的时间规律，忙人只有星期天找得到，那么科学工作只好拣这个时间去挤他。 + +　　这样的师生关系是迷人的。 + +　　谈话显然应当结束了。这时候，北京冬日早来的黄昏已经溜进了他的书室。屋子里除了一柜又一柜的科学文献和图书，靠墙那两个玻璃橱里放着叠得整整齐齐的“资治通鉴”和“杜工部诗集”。看得出主人也曾经在这些典籍上费过心血。这几年，钱先生生活中难得有属於自己的整片时间，在工作的间隙偶而翻一翻他早年醉心过的诗句，恐怕就是他唯一的消遣了。 + +　　离开这间诗与科学兼容并蓄的书斋，幽静的清华园已经上灯了。第二个会议在等着钱先生，他跨进汽车赶到城里去。这样，一个他正在思考着的科学问题，似乎又得暂时放下来往后推一推了。 + +　　（来源： 原载1957年1月5日《文汇报》，选自《捍卫高等教育和科学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委员会编，1957年12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63.txt b/CCRD/1/3/2/00066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84e447f359a34fe59eb2395317c2eb7b97bb0e0 --- /dev/null +++ b/CCRD/1/3/2/000663.txt @@ -0,0 +1,25 @@ +# 六十多名复員軍人集体哄鬧西安人民大厦 + +　　新华社西安９日訊 ２月６日早晨，西安巿有六十七名复員軍人集体到居住着国际友人的人民大厦去哄鬧，还提出反苏口号。 + +　　現場情况 + +　　这天早上，有六十七名長期得不到工作的复員軍人来到人民大厦的大門口，陝西省交际处的工作人員便阻止他們进去，并説有問題可以派代表进来談。但他們置之不理，一直冲到大楼前面，并要进去。交际处的工作人員再度解釋無用。在場的陝西省兵役局赵参謀説，誰进去就要逮捕誰。这時，复員軍人便騒乱起来，大喊大叫：“我們不是反革命！＂“逮捕我們还不如用机槍槍斃我們！＂“我們是無家可归的人，要死就死在这里！＂并説：“苏联專家吃肉、吃稠的，我們要在这里喝点湯！＂还説要和苏联專家算賬：“是否苏联沒有粮，把中国的粮都拉到苏联去了，使我們沒吃的？＂当赵参謀去大厦門口收發室向兵役局打电話时，有十几个复員軍人也追至收發室門口，扯掉了赵参謀的肩章和皮帶。在大厦門口站崗的人民警察也被他們拉扯了一頓；后經交际处的工作人員再三劝説和解釋，才离开大厦門口而到大厦旁边的礼堂里去休息。这时陝西省兵役局陈局長和公安厅的一位处長赶到，这批复員軍人便向陈局長提出了要工作、要飯吃的要求。陈局長等向他們解釋国务院規定安置复員軍人的办法是就地安置，并劝他們囘到省人民委員会研究解决工作問題。但因陈局長巳在１月２７日也向他們表示要解决他們的工作問題而一直未解决，因此他們不相信，仍然不願离开大厦，并説：陝西省是建設重点地区，我們都年青力壯，还可以給国家出力。后来，陝西省民政厅任厅長和陝西省軍区政治部張副主任都来了。任厅長向他們説，上次你們到民政厅时，我不在，这次和大家見見面，你們有什么要求提出来。他們又提出要工作、要飯吃。任厅長説，工作在大礼堂里没有办法解决，我們可以囘去研究解决。但他們説，要保証解决。張副主任向他們表示肯定安置他們，他們才排队离开了人民大厦到了民政厅。至此他們共在人民大厦鬧了兩个半小时。 + +　　兩个影响 + +　　事情發生后，居住在人民大厦的苏联專家和家屬表現不安。他們紛紛向苏联專家負責人問这是怎么一囘事。陝西省交际处刘副处長已向專家負責人作了解釋；并向苏联專家説是从安徽等灾区来的难民要求解决生活問題。据專家負責人談，这件事情發生后，有許多專家表示最近要少出外面去买东西，以免引起难民的反感。有些專家的家屬説，小孩有小病时，也不要到外面的医院里去看病。有的專家提議希望能把他們的日常生活用品运到大厦里来供应。有些專家还建議他們今后出外不要坐漂亮的汽車。 + +　　另外，这批复員軍人鬧事，曾得到一些人的同情。６日，这些复員軍人在民政厅时，当时維持秩序的陝西省人民委員会公安团一个班長就曾向复員軍人們説：“不給你們工作，你們就不要走！”住在这批复員軍人附近的一个西安市的基層干部也向他們説：你們这样苦，那就要鬧。 + +　　前因后果 + +　　去年１２月从安徽、山东、江苏等地陆續来到西安市的七十八个复員軍人，在今年元月２４日集体到西安市民政局，要求解决他們的工作和吃飯問題。当时，民政局將他們集中起来，安置到西安市北关紅庙坡灾民临时收容处理站，暫时解决了他們的吃飯問題，但工作問題民政局却無法解决。元月２７日，他們又集体到陝西省民政厅要求找工作，并派了三个代表同民政厅負責干部談判。省民政厅梁副厅長等动員他們暫时囘去，待研究后再行解决他們的工作問題。起先他們不肯囘去，并要求給他們理髮和增添棉衣，經一再説服，他們才囘去．事后，他們的吃飯、理髮和棉衣問題都得到了解决。在这期間，安徽和山东省曾派干部来西安叫他們囘去，他們不願囘去，并説：在陝西省要飯吃都比在安徽强。此后陝西省民政厅曾派去七、八个干部專門了解这些人的思想情况和經历，照顧他們生活，但他們的工作問題一直拖至２月５日还没有解决。这时，派去的干部向他們透露了“不可能解决他們的工作問題＂后，他們中有六十七人便在６日早晨去陝西省軍区要求解决工作問題，当他們得知工作問題仍然不能解决后，就集体去人民大厦鬧事。 + +　　鬧事以后，民政厅任厅長把他們帶囘民政厅召开座談会，会上他們訴説了困苦情况。任厅長等对他們鬧人民大厦的行为进行批評，会場秩序又紊乱起来，吵吵鬧鬧，表示不能接受。以后經过任厅長的批評教育，才心平气和下来。会后，留他們在民政厅吃了晚飯，并动員他們囘去等候有关方面研究解决他們的要求，起初他們仍不肯离去，声言要住在民政厅的院子里，直等到肯定答复解决工作問題后才囘去。 + +　　７日上午，陝西省民政厅任厅長、西安市民政局副局長李明华和有关單位負責人、干部共二十人，分别到他們的住处进行个别談話，了解他們的政治历史和生活情况以及他們的才能、要求，答应研究解决他們的問題。对其中沒有住处和生病的人，都已給他們解决了困难。事后，他們对于这样处理表示滿意，大部分人已經認識到他們的鬧事行为是錯誤的。現在，他們的吃飯問題虽已解决，但工作还沒安排好。陝西省民政厅已打电話約請安徽省民政厅和劳动局等有关單位派人来西安，共同研究处理办法。 + +　　据陝西省民政厅厅長任謙向記者説：安徽、山东等外省的复員軍人流落在西安的还有二百多人，这批人現在正在等待覌望鬧事的复員軍人的結果如何，以便决定他們的今后行动。（譚斐、黃成、韓国英）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24期，1957年2月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64.txt b/CCRD/1/3/2/00066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1c1b67798602f1824128aea5044a5a0c81c53fa --- /dev/null +++ b/CCRD/1/3/2/000664.txt @@ -0,0 +1,31 @@ +# 陕西地区高等学校在“鸣”、“放”过程中不断发生风波 + +　　<新华社记者　孙传镐> + +　　新华社西安25日讯　最近，陕西地区高等学校在“鸣”、“放”过程中，不断发生各种风波和闹事事件。有些学校领导处于紧张被动状态，“四面作战”，招架不住，党群关系趋于恶化。情况严重的有西安航空学院、西安建筑学院、西安动力学院、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学院等院校。 + +　　一、西安航空学院——这个学校部分师生主要提出了并校和毕业生出路两个问题，和领导处于僵持对立。 + +　　(一)并校问题：他们提出西安航空要和南京航院合并，绝大部分教师和一、二年级学生都拥护这种意见。他们虽然没有公开宣传西安不好，但表示如果回南京，住草棚也愿意。 + +　　(二)毕业生出路问题：教师先贴出大字报说，去年西安航空学院的毕业生，只有一个进了工厂，其余都改行了。(其实有些人分配在航空系统的高等学校，中等技术学校工作)这种消息传开后，三、四年级学生首先哄闹起来，要第二机械工业部迅速答复，究竟毕业后有没有出路，如果没有，赶快让他们转学。一、二年级学生更表现恐慌。 + +　　学生们曾组织起来，要求停课和暂缓考试以便争鸣。经学院党委组织教授出面和学生几次座谈后，到24日为止，先行考试的三年级学生已考了两门功课。据说还存在问题的是将要在6月份考试的一、二年级学生。目前西安航空学校的情况很不正常，有人提出要改组学委会和院刊，学生座谈会曾经罢会。另有人公开说，现在整领导，然后整一般党员，这些人都是应声虫。 + +　　二、西安建筑学院——继日前交通大学学生包围西安日报记者发生冲突后，西安建筑学院也发生了类似事件。 + +　　西安日报19日登载了西安十四个大专学校基建用地浪费严重消息后，该校部分学生(多数是一、二年级的)认为消息中对交大浪费用地没有指名批评，只称“有个大学”，而对西安建筑学院却点名批评，表示不满。他们反映说，这是不是怕交大，见我们好欺侮。23日下午，西安日报应他们要求派了三名记者去，结果在院长办公室里外为二、三百个学生包围，当时形势十分紧张，秩序混乱，并有人对记者辱骂。五时许，西安日报记者无奈到学校主楼前正式接见同学，答应：一、听取大家对报道意见，二、负责把意见回报社传达，三、明日来参加学生代表座谈。 + +　　但是，24日下午，西安日报记者没有应约前往，弄得西安建筑学院校方和学生会非常被动，学生对此更表示不满。为了和西安日报抗议交涉，学生已经离开了学生会的领导，每班自动推选一个代表组织起来，有人并曾提出要示威游行。据记者探悉，目前纠纷还没有最后解决，校方意思还希望西安日报派记者去和学生坐下来谈一次，以免酿成大事。 + +　　三、西安动力学院——这个学校一、二年级学生对于师资、教学设备和学校前途等问题最不满意。他们贴出许多大字报，提出动力学院是不是要存在?据说他们都想转学到清华、交大等“好学校”去。来自原苏南工专的教职工对电力工业部的宗派主义反感很大，他们反映学校处级科级领导全是电力工业部派来的人，在工业待遇各方面非常不公平。 + +　　上星期，西安动力学院学生召开一系列大会、小会，形势很紧张，这两天比较平静。师生员工都在等待电力工业部和高等教育部对学校的决定。据该校党委宣传部长谈，方案已定，学校还是继续办下去，但这个消息还没有向学生公布。 + +　　四、交通大学——目前情况已暂告平定，但还酝有很大危机。师生员工现在在等待两个校长在北京和国务院、高教部商谈结果。据该校西安部分党委副书记杨文谈，西安部分党委会一致主张不能再从西安迁回去，否则影响和后果太坏。他提出问题说，为什么国务院的决定，在争鸣中可以改变呢?杨文并认为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纸关于交通大学迁校问题的报道是起了“放火”作用，不甚妥当。 + +　　目前，西安各界已有人对于交大人员发生憎恶反感，有一部分本地建筑工人扬言要揍交大学生，因此有些交大职工和学生出外已不敢佩带校徽，害怕挨揍。 + +　　五、陕西师范学院——学生中主要问题是要求改变学制，把专科改为三年。他们认为二年制学得不够，毕业出去不能胜任工作，并提出了许多事例和引证材料。全院赞成改为三年制的学生约有50％以上，反对的只占少数。他们也提出要求停止考试，进行争鸣。另外，最近该校还发现校内贴有一个反动标语，上写道：“打倒毛主席，蒋介石万岁”。 + +　　 来源： 1957年5月2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66.txt b/CCRD/1/3/2/00066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ba8883c2419990756e71248e7c7353f381008bf --- /dev/null +++ b/CCRD/1/3/2/000666.txt @@ -0,0 +1,43 @@ +# “帮助共产党种牛痘”: 黄炎培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书面全文 + +　　我们才从上海、无锡、南京视察归来，正在“百家争鸣”的时候，我也应该“鸣”一下，可是我的“鸣”，主要是“鸣人之所鸣”。 + +　　“鸣”和党内整风运动结合起来的。我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提出意见以前，先说一下我对整风运动的看法。 + +## “党的整风，等于种牛痘” + +　　我在1945年从重庆到延安，见毛泽东主席，他曾经向我征求对延安所见所闻的意见。我答：现在很好，可是我所亲眼看到的，任何事业，初时吃尽艰难困苦，从万死中求得一生，后来环境好转了，骄傲了，懒惰了，不团结了，我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转期率的支配。毛主席答：我们找到一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政府才不会松懈。这次党内整风运动，这样做法，我到几处地方接触一下，感觉真是必要。恰好碰到盛不华同志同车来北京，他说：“党的整风，等于种牛痘”。这句话真对。“帮助党整风，等于帮助亲爱的人种牛痘”，有痘毒在内而不种，结果一定是浑身满面“天花乱坠”。这几年来，我对党的政策、方针是完全拥护的。但在执行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偏差，我是常常毫不客气地以“诤友”自居，来对党提意见的。这次我到上海、无锡、南京三地方视察过程中，我也在深切体会到党和政府在工作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同时发见了不少缺点和毛病。现在且就我们工商界同志所最关心的两个问题，拿出来说一说。 + +## 要搞好公私共事关系，必须：(1)纠正公方歧视私方的现象；(2)人事工作，共同负责。 + +　　第一、我们工商界同志，目前最关心的，就是怎样搞好“公私共事关系”的问题。 + +　　就目前的“公私共事关系”来说，一般还是正常的。其中有些工厂搞得特别好。例如我们在上海曾经参观过有代表性的震旦铁工厂、上海机床标准零件厂、美光织造厂和华成电气厂。这四个厂的公私关系都比较好。因此，在生产上也都有较好的成绩。在南京，我们也曾经去参观过一个大同被单厂。这个大同被单厂，在南京的公私合营企业中，就“公私共事关系”来说，可以认为比较突出地良好的。由于“公”“私”关系好，生产水平因此也很迅速地提高。1956年总产值比1955年增长了44．9％。质量也有显著的进步。就我们所知道，大同被单厂，搞好“公私共事关系”的方法，有这么几点：(1)公、私双方的职责划分得很清楚，私方有了一定的职责，就可以主动地发挥积极性；(2)重视对私方人员的教育工作。同时也重视对党员对职工干部进行统战政策与赎买政策的教育；(3)能充分发挥民建支部和民建会员的作用。组织私方人员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真正做到以企业为基地来对私方人员进行改造。 + +　　这三种办法，别的工厂，当然也是可以做到的。但有些搞得不好，因为所采取的办法和上述方法相反。例如(1)分工不明确，私方人员没有一定的职责权限，对私方人员采取歧视的办法；(2)只片面地对私方人员进行教育，而对党内干部或职员群众很少进行教育，管了一面，丢了另一面。双方的关系，因此就搞不好；(3)不重视发挥民建的组织作用，不懂得在私方人员中培养骨干分子带头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性，而在这三种缺点中最严重的乃是第一点，即对“私方”采取歧视的办法。 + +　　我在这上边看出一条似乎可以认为规律的，就是在企业中间，凡公私关系搞得好的，如没有特种因素，生产一定搞得好；而相反地如公私关系搞不好，很难希望生产搞好。 + +　　我在这次的视察中，曾经发现了不少的公私合营企业中是对“私方”人员存在着歧视的。其中有些歧视的办法甚至到了荒谬的程度。例如在南京就有一个厂，今年清明去祭扫烈士墓的时候，到了祭扫完毕，要报告烈士的生平事迹的时候，就要求私方人员走开。因此引起了私方人员很大的反感。在无锡也有一个协新毛织厂，今年春节，私方正厂长值班，到车间去巡查，厂内保卫科长竟然要求厂长拿出工作证才许进车间。而对公方副厂长就并没有提这种要求。可见这厂内保卫科的工作人员对于私方的歧视已经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另外，对于人事制度也是如此。目前有好多公私合营厂私方人员，不论是正厂长也好，副厂长也好，差不多对于厂内的人事任用，都完全不能过问的。这就大大地使目前公私合营厂的人事任用，干部考核，带着片面性，是很不好的。——一般私方人员不敢说话，怕打击报复，原因就为人事大权，党方单独掌握，如果得罪了党，隔了一时，掌握人事的只须轻轻地把你一调，调到你所万不愿意的职位上，使你一点没得办法。——以上所有这些对私方人员所采取的歧视办法，党和政府必须迅速地有效地加以纠正。我建议这些人事机构可以由党、政、工、民主党派合组委员会来共同负责。我从报纸上看到李维汉部长主张对工商联内部人事问题不应由党包办。这是非常好的主张，可以推广开去。 + +## 必须照顾工商界中下层生活福利，要：(1)提前考虑他们摘帽子的问题；(2)公布早已规定了的病假工资办法。 + +　　第二、眼前我们值得大大关心的又一问题，是工商界中下层的生活福利问题。我们必须承认：目前有些工商界同志们的生活是的确很困难的。他们顶了一个“资本家”的帽子，可是生活却相当地艰苦。有些人的定息少到只有几元钱、几角钱。可是他们却因此就不能享受“劳保”的福利。他们虽然也愿意积极参加劳动竞赛，可是由于他们有顾虑，还怕他们一旦病倒了的时候，反而要减扣工资，所以总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我认为：对于这些已经在实质上是依靠工资劳动维持生活，而同时在工作上又有积极表现，在思想上已有显著转变的“私方人员”，政府是应当提前考虑他们的“摘帽子”问题的。这点愿向政府郑重建议。 + +　　至于私方人员的病假工资问题，就我所知，贾拓夫同志老早在今年3月间对工商界同志作了决定的。可是我这次在上海、无锡、南京特别是在南京视察时，那时已是5月中旬的末了，工商界同志们却普遍地反映大家还在为这个早已解决了的问题感受苦恼。我们查问的结果，才知道贾拓夫同志虽然早作了决定，可是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却并没有趁早地把这个决定用公文下达，也没有把这个决定在报纸上公布，以致引起了工商界的普遍混乱。在这一问题上，我认为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实在是充分地表现出不关心工商界人士的疾苦，高高在上，十足官僚主义的作风。我认为今后党和政府，实在有改变这种作风，切实注意关心工商界中、下层生活的必要。 + +　　根据以上种种，我们可以看出，在目前的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是还充满着问题的，由于这些问题还没有能够完全得到解决，所以在如何使工商界进一步发挥积极性，贡献自己的才能这一点上就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障碍。就我所知，眼前绝大部分工商界人士要求进步都是很迫切的。如果党和政府能够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切实地改进了所有工作上的缺点，克服了它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那么，工商界同志们的积极性，我相信一定还能够得到更大的发挥！ + +　　但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所以要这样做，正是像我们在开头所说的那样，是为了给共产党种“牛痘”。种牛痘这一个譬方，是很正确的。如果它身体中间没有毒素，种下去的牛痘不会出的。这还不是毛主席说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么!我们的目的是积极的，是为了要能够更好地让党领导我们大家早日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 +　　我个人相信：跟前虽然有很多党员在作风上有官僚主义，组织上有宗派主义，以及思想上有主观主义的毛病，但从整个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的原则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就看这一次整风运动吧！这样广泛地让大家“鸣”“放”，同志们！不问古今中外，还能找出那个空间，那个时间像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在今天的中国，不但允许大家“鸣”“放”，而且要求大家“鸣”啊!“放”啊！就这一点来说，不能不认为伟大吧！我很反对某些人看法：说人家好，简直有百是而无一非，到翻过来的时候，又是有百非而无一是。 + +　　中国的私营工商业能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点，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的发展。我们工商界同志们在这次伟大的党的整风运动中，完全没有理由在帮助党进行整风的同时，放松对于自己的改造。 + +　　我还要谈种牛痘，牛痘是人人要种的，没有例外的。而且隔了一年二年还要种，直要种到没有反应就是“无则加勉”为止。我想从婴儿长大起来的，没有不懂的吧！怎么党员被整风，我们不要自我改造呢！相反地正因为我们要帮助党整风，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我们就更应该虚心地向党整风运动的精神学习。认识我们自己的阶级本质所带来的局限性，进一步地在“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方向上努力。 + +　　我们民建会，过去在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上，以及帮助党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问题上，都没有把工作做得十分足够，这些我们要坦白的。今后，我们必须好好地努力，在这一点上，也要希望中央统战部，不要放松领导。我们民建会如果在思想上，在组织上有错误，党还是应该“当仁不让”地纠正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如果实行“互相监督”，我们在批评党了，我监督你，为什么你不监督我呢?我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叫做真正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 +　　同志们！牛痘人人要种的。共产党在种牛痘了。千万莫忘记自己种牛痘。 + +　　 来源：《光明日报》1957年5月2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67.txt b/CCRD/1/3/2/00066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74d187ed248786642187706c6c3f133f5b5b172 --- /dev/null +++ b/CCRD/1/3/2/000667.txt @@ -0,0 +1,51 @@ +# 北大部分学生坚持控诉会——江隆基一席话在北大学生中又引起了新的风波 + +　　<《内部参考》> + +　　新华社北京26日讯　北大昨天似很平静，今天却又引起了一场新的风波。今天本是星期天，但大字报反而比昨天还多。这场风波是由北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江隆基同志在昨天夜晚对学生所讲的一番话而引起的。 + +　　江隆基昨夜对学生的讲话，主要是针对当天西语系为“周铎事件”举行“控诉会”的问题而发的。江对这个事件提出的几个主要问题是： + +　　一、所谓控诉，是在控诉谁？是控诉全党吗？控诉会是对敌斗争的方式方法，在整风运动中不应该采用。 + +　　二、这个会(即指控诉会)是为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呢，还是为了扩大人民内部矛盾？是为了削弱党的领导，还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记者注：最后一句是大意，不是原文)。 + +　　三、“周铎事件”是校外的，不应拿在校内来讲。 + +　　四、“周铎事件”是属于违法乱纪的事，已属司法范围，不属于整风运动的范围。 + +　　因之，江隆基认为西语系举行这一控诉会是“不正常的”、“不健康的”。 + +　　在今天所贴出的大字报，相当集中地反对他的意见，并提出了许多理由，认为江隆基的意见是不对的。一份大字报举出了三大理由： + +　　一、揭露的事实是深刻的，虽然事实本身是属于违法乱纪的范围。但根源是“三害”。 + +　　二、昨天的会向听众表明了不彻底根除“三害”，将导至严重的后果，它激发群众对“三害”斗争的积极性。 + +　　三、会上(指控诉会)对党表现了亲切的希望和信任，希望党通过整风从自己的队伍里，把“三害”彻底根除。 + +　　一份以“控诉会一定是敌我矛盾的斗争方法吗”为题的大字报，也列举了几条理由质问江隆基，并说他的讲话无助于“鸣”、“放”，希望他再表示一下意见。另一份大字报的标题就是“还让不让‘大鸣’、‘大放’”？认为江隆基的讲话“不是劝说和讨论的态度，而是‘压’的态度”。 + +　　力学系三年级三个署代号的学生，在大字报上质问江隆基：这个会的形式是应当否定的吗？你根据什么把对“三害”的控诉，说成是对全党的控诉。既然整风是全党全国的事，为什么校外的事不能在校内谈，这符合党中央的整风方针吗？你曾想到过：你的话会引起多少人的顾虑，夺压制多少人的积极性？ + +　　哲学楼今天所举办的辩论会，也辩论了对控诉会的看法。 + +　　在今天夜里，江隆基召集了主要是西语系的学生(还有其它系的学生参加)，座谈对“控诉会”的看法。江隆基首先对他昨天讲话的要点作了说明和解释。并表示他“昨天讲话时是有些激动”。 + +　　接着学生们提出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的一共有二十多人(其中有党、团员和群众，有学生也有教师)。西语系学生汪仕贤说：我要批评江副校长，昨夜的讲话是增加同学顾虑，并且引起不满。据我估计：反对江副校长这意见的同学在85％到90％。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在运动的关键问题上轻率地下断语，只有增加同学的顾虑和不满，并阻碍着“放”、“鸣”。西语系学生王克武也批评江隆基说：你自己既未亲自参加这个控诉会，也没有听听同学们的反映就轻率地下论断，同学们都感到这样大的帽子受不了。中文系学生张元勋说：江副校长昨夜的讲话等于说：你们搞控诉会是反革命。他说：问题不在词句上，可以把“控诉会”另改个名儿，但应让群众把心里话说完则是一样的。昨天我们搞控诉会，并非认为党坏、我们的社会制度坏，而是有些党员的行为在蹂躏党、蹂躏社会制度。西语系学生李斯华说：“周铎事件”是“三个主义”的根源，同学们揭发是必要的。毛主席要知道了，一定会支持我们的。她说，从中央决定这次整风以及以往公布的文件看，中央是有自我批评精神的。但下边有些党员干部却更多地考虑着自己的地位和面子。我希望江副校长好好的考虑。一个学生接着说：我希望江副校长在整风结束后能主动辞职。江隆基说：我要能辞掉，倒要向你们叩三个头(意即巴不得能辞掉)。西语系主任冯至教授也表示了意见说：我听到“周铎事件”后的反应，首先感到的是同情，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种方式是不对的。为什么江副校长会有这种想法呢？ + +　　会上，许多教师和学生都谈到江副校长昨天的发言，实际上说明了党委会的工作大大落在群众的后面，还不敢“大放”。西语系讲师黄继忠(即带队到清华去作联络宣传的人)在会上说，从大字报、辩论会一直到控诉会，党委都落在后面。等到学生控诉会开始了，才跑去说这种方式不好。这最党委放弃领导、不敢“放”的表现。所以，我建议毛主席或是中央首长到北大来看看，了解一下学生们真正的思想情况。 + +　　江隆基在会议结束时谈了三点意见： + +　　一、昨天晚上的发言，客观上造成大家对“放”有顾虑。我希望大家继续“放”、继续“鸣”。 + +　　二、党委领导跟不上是存在的实际情况。我们的方针是“放”，但是在具体作法上有分歧。例如到其他学校去宣传的问题，用控诉会这种形式问题，目前很难在看法上取得一致。一定要领导上支持一种方法，是有些困难的。 + +　　三、拆墙问题，有的说旧墙拆了，又砌起了一座新墙。砌墙主要问题在党员身上，就是在这次运动中，党员对群众还表现了宗派主义情绪。但是，群众是否对党员也有一种异样的看法呢?我想可能是有的。 + +　　江隆基在最后并表示，等两天将把同学们所提出的意见和要求作个答复。 + +　　这个座谈会一直开到深夜十二时零五分。 + +　　 来源： 1957年5月27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68.txt b/CCRD/1/3/2/00066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aefa3bfd8c990199e339692316ffc56753c491a --- /dev/null +++ b/CCRD/1/3/2/000668.txt @@ -0,0 +1,19 @@ +# 北京大学学生开辟“民主墙”：一边努力学习，一边提出不少意见，帮助整风 + +　　<《光明日报》> + +　　《光明日报》讯 首都各高等学校内“鸣放”，北京大学一直走在前面。在5月19日以前，“鸣放”还只是在教师之中开展，至5月19日起，学生也参加进来了。他们在大饭厅前的广场上，开辟了“民主墙”，通过大字报的方式，针对“三害”提出了不少意见。截至目前为止，除了大饭厅前的广场上琳琅满目外，各系和一些宿舍内，也张贴了不少大字报。 + +　　5月19日，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些署名为“一群团员和青年”的学生，在大饭厅的墙壁上，张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内容是向北大团委会提意见，问北大是不是有出席青年团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如果有，又是如何产生的希望团委会回答。接着，又贴出了第二张大字报，要求开辟民主园地，给学校领导提意见，帮助整风。于是，大字报便一张接着一张在大饭厅前的各处墙壁上出现了。这些大字报，大多是对北京大学的领导和高等教育部在工作中的缺点以及应当如何改进，提出批评和建议。 + +　　在开初时，有的学生提出建议，希望停课帮助学校整风。但这张大字报贴出后，绝大多数学生认为停课整风不符合中共中央所发整风指示的精神，表示不赞成。而原建议的学生也就收回了他的建议。一周以来，学生照常在紧张地学习。但在下课后，大饭厅前，则川流不息地有许多学生在张贴或阅读大字报。有的系还出版了油印的除三害专刊，要求同学们大家积极行动起来，维护党的利益，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斗争。他们对开辟“民主墙”的热情，充分地显示了北大学生对整风的拥护和帮助学校党组织作好整风工作的决心。 + +　　这一周间，在北京大学的“民主墙”上，对北大和高教部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意见。不少大字报认为，北京大学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有的大字报指出选拔留学生由党团员包办，非党团员不能入选，便是宗派主义的表现。其中一张大字报举出，有一个留苏学生，学习成绩很差，多次补考不及格，但因为他是一个党员，还是选拔留苏了。有的大字报还举出，在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时候，也有党员分配好的岗位，非党团员分配偏远地区的岗位的情况。许多大字报对高等教育工作提出了他们的建议，如有的主张把政治课改为选修；有的主张取消禁书；让同学自由借阅；有的建议开放学校中的党委负责制，加强校务委员会来领导学校工作；有的主张学生可以自由听课，建议学校采用学分制；有的要求取消“以官风代学风”的作法，要求党团员与群众待遇平等。对留学生的选拔，则要求通过严格的公开的国家考试，并希望允许出国工读和自费留学。今年应届毕业生还专设了“毕业生论坛”，对以往毕业生分配工作不合理情况，提出了批评，希望今后毕业生可以自由选择工作，可以自己找工作。 + +　　北京大学学生的大字报，形式多样，琳琅满目。其中有长篇大论的文章，有小品文，有杂文，有诗、词、新乐府和漫画，还有章回小说。有些大字报张贴后，接二连三地贴出了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展开辩论；有的并在大字报上注明，可以约期当面辩论。有些问题，因为出现了分歧的看法，还在晚饭后，组织了辩论会。这样的辩论会，已经出现多次，经常有几个学生围立听讲。 + +　　在民主墙上，还有学生访问该校教授翦伯赞、冯友兰、侯仁之等先生发表的意见。他们对于学生开辟民主墙，热情帮助共产党整风，认为很好，认为学校整风，应当有学生参加进来。据闻江隆基副校长也表示欢迎，认为学生通过大字报向学校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对整风工作以及今后工作的改进，大有好处。而学生们则认为他们开辟“民主墙”，出版大字报，并没有耽误他们的学习，他们认为这是继承北大在五四时的民主传统，他们表示，要把火力集中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三大害，要做到“整风和学习两不误。” + +　　（[注：储安平跑到北大看了大字报，回来就要光明日报学校教育部立即报道。总编室主任一再向储提出，这样报道一定会起煽动作用，扰乱整风步骤，对人民不利。但是，储安平完全不理。后来学校教育部主任潘文彬亲自执笔，写出了煽动大学生闹事的“北大开辟民主墙”的消息，这条消息发表后，在不少地方的大学里起了煽动作用。]） + +　　（来源：原载1957年5月26日《光明日报》，选自《批判光明日报参考资料》，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1957年9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70.txt b/CCRD/1/3/2/00067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761d95c8850788d3cc5a24b2ac8dc55c37875c6 --- /dev/null +++ b/CCRD/1/3/2/000670.txt @@ -0,0 +1,23 @@ +# 吉林省有些工会领导干部提出党中央和全总应该重新考虑1951年全总党组扩大会对李立三同志错误所作的结论 + +　　<新华社记者、陈苡珠> + +　　新华社长春26日讯　新华社记者陈苡珠报道：吉林省有些工会领导干部在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后，提出党中央和全总应该重新考虑1951年12月22日全总党组扩大会通过的对李立三同志错误所作的结论。有的工会领导干部怀疑立三同志是否犯了“狭隘的经济主义”，有的提出1953年全总在全国工会干部中“反经济主义”反得不恰当。 + +　　记者最近听取了吉林省工会联合会主席、铁路工会长春分区委员会正、副主席以及其他6、7位在1953年前后担任过基层工会主席、现在仍然在作工会领导工作的干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总的说来，他们对1953年1月党中央批准在党刊和工会干部读物上登载的1951年12月通过的“全总党组扩大会关于全总工作的决议”和李富春同志在全总党组扩大会上所作的结论：“在工会工作问题上的分歧”等文件，有些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说“工会犯了经济主义”“不合乎当时工会工作的实际情况”、“有些冤枉”、“有片面性”。他们希望在今年下半年全总召开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前，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他们还认为全总在整风中不抓住这个问题，就找不到工会为什么脱离群众的根源，就不能做到今后密切和群众联系。 + +　　把他们的具体意见归纳一下，主要有以下几点： + +　　第一，立三同志在领导工会工作中也有正确的地方，值得重新考虑。(1)立三同志承认统一，也承认矛盾，他提出了存在矛盾这一点是对的。虽然当时主要是搞阶级斗争，人民内部的矛盾不应过分强调，但是完全抹杀了人民内部的矛盾过分强调统一，也不合乎实际情况。(2)立三同志提出的矛盾表现在分配上，这一点也没有错。当时对国家和个人的分配关系，的确存在着一些矛盾。最近少奇同志肯定当前各种矛盾都和分配问题有关，更说明立三同志很早就指明这个问题是有理论根据的。 + +　　第二、从解放以后，全国整个工人运动是抓生产的；各地大多数工会组织、工会干部也都发动工人积极搞生产，说是“经济主义”，与事实不符。对这个问题，记者访问过的工会领导干部们都叙述了他们当时抓生产和熟习生产的具体情况。 + +　　（第三，在某些地方少数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有经济主主，也不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来一个大张旗鼓的反经济主义，当时许多工会干部本来有不同意见。但是不管有无经济主义，干部思想通不通，也得硬着头皮作检讨，说是要清除立三路线的影响。这样作的副作用很大，挫伤了不少工会干部的原则性。） + +　　第四，工会脱离群众是反经济主义带来的不良后果。比(154)较普遍的现象是，工人骂工会是“第二行政”或“行政的尾巴”。工会干部也在领导和群众上下一齐压的情况下，自己感到变成了“豆饼干部”。这样，使许多工会干部不敢代表工人的正当利益，坚持真理。有的工会干部，代表工人利益向行政提出意见，在党委会上经常被人扣上立三路线的帽子。有的工会干部和行政的意见不同，也不得不被行政拖住一起脱离群众。他们深切地感到从53年反经济主义以后，过去在工人中有威信的工会干部，到后来成了没有党的保证，就不能当选的情况。如四平车站改选工会主席时，党号召工人选原来的工会主席，有的工人不但坚决不选，而且在选票上画“王八”骂原来的工会主席，这位工会主席在1950年开始出任工会主席时却是工人群众所衷心拥护的。 + +　　第五、反经济主义后，工会干部的积极性大受挫伤。大多数不安心工会工作，也不愿意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了。他们说：发现了问题也解决不了，倒不如“眼不见，心不烦”。有的工会干部经常去访问工人家庭，问问工人疾苦，也受到了“不办大事”、“不务正业”等批评。 + +　　此外，这里有的工会领导干部也不同意当时下面工会有“工团主义”的错误。吉林省工会联合会主席王明德说：当时上面有没有工团主义我们不知道，但是，当时像我们这些人和下面基层工会主席们大多数都是党提着辫子培养提拔起来的，这些人那个会和党闹独立？那时工会和行政到是因为有些不同意见而关系不大好。正是在这样的时候，给工会来了个“经济主义”、“工团主义”，有了这两顶帽子，那个还敢伸一伸脑袋，一顿“夹板气”就把工会干部打“哑”了。 + +　　 ----来源：　　1957年5月2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71.txt b/CCRD/1/3/2/00067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440b2d9a54adecd8bf226fa19c27d68d5e797a4 --- /dev/null +++ b/CCRD/1/3/2/000671.txt @@ -0,0 +1,23 @@ +# 民革青岛市委会召开非党人士座谈会 + +　　<米铁峰、高小岩> + +　　民革青岛市委员会为了进一步广泛征集群众意见，揭发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风，特于5月26日邀请所联系的银行、文教、艺术以及企业机关的非党人士，举行座谈会，就工作中的缺点，提出了批评意见。 + +　　大家对民革邀集他们“鸣”“放”，表示感谢，不少的人表示在本单位不敢“鸣”，不敢“放”，在民革可以“鸣”一“鸣”；但又请求不要公开发表，可见还有顾虑。他们说，如二中领导就曾在会上说过“我们内部矛盾，内部解决，最好不要向外‘放’”。 + +　　在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党群之间有高“墙”。党员同志对旧职人员存在严重的宗派主义，自以为高人一等，以改造者自居；处理事务则犯有主观主义，只凭少数“积极分子”的汇报，不调查研究，不实事求是，从而加深了党与非党之间的隔膜。 + +　　来自银行的与会者普遍反映银行单位宗派主义特别严重，旧职人员受到歧视和压抑，工作情绪较为消沉，对于人事安排、提职评级以及肃反工作等问题表示不满。 + +　　市建设银行王玉书行长说：“我的情况是比较好的，但还不能说是全面有权，如对人事行政和思想教育工作，就只是‘备案’而已。”他认为人事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不通过业务是没有内容的，必须结合业务进行思想教育，才能推动工作，才能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他对现在的人事管理工作不满意。他说：“行长不了解人事，人事表报由人事股直接上报，除党员副行长掌握外，谁也不晓得。关于提职提级，是由财政局召开党支书会议做出决定后，才交给行务会议研究通过，只是形式而已。”接着他举例说：“据我了解，在交通银行里，有的党员副股长提升了副理，而非党正股长，工作很好，却一直未动；又如建设银行的党员人事股长，不几天就提拔为副行长，这些不正常的人事提拔，是难以使人心悦诚服的。凡事先党内后党外是不恰当的，今后应考虑。”“关于‘抓业务’的问题”，他说：“我还是不能真正抓。建设银行是由市财政局和省行双重领导，财政局召开业务会议和本行党组讨论有关业务问题时，从来没有吸收我参加过一次，而是由党员副行长出席。”同时，他对市人民委员会、计划委员会和财政局的领导工作也提出了意见。谈到党群共事关系，他感慨地说：“表面一团和气，内心各有千秋。”又说“我与财政局马局长曾同过事，现在却很少凑在一块谈谈心，不亲切，冷冰冰的。”最后他表示：上面所提意见，完全从工作出发，但往往被人误解，以为是“争权夺利”。 + +　　有的同志说：“公私合营银行有八位副理，其中二人系党员，表面很客气，实际上不能开诚相见；虽有分工，但工作闲散，极感苦闷。”并举了两个例子：“我是合营银行的副理，行里派至台西区办事处的主任，我们事先不晓得，某非党副理去参加会议，见到一位陌生人，问起才知道是主任。”因此他认为行内人事调动和配备，事先应打个招呼，以免弄得大家都难为情。 + +　　人民银行的同志说：“我行在人事管理上，对留用人员是另眼看待，认为都有问题，只看过去，不看现在；在提拔干部工作上，也不民主，偏重于表面积极，不问才德，旧职人员压级很低。如六个区办事处主任，原为股长级全系非党人士担任；以后区办事处升为科级，全部主任，却都是由党员办事员提升的。”因此有人反映：“党员提级‘水涨船高’；而非党人士则‘石沉大海’，永无翻身之日”。 + +　　此外，通过这次座谈，不少同志还反映了机关、学校对旧职人员也存在宗派主义。党员领导对旧职人员的任用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所谓“利用”是叫他们做工作；“限制”是限在办事员一级，永远不能出头；“改造”是成为运动中的被斗对象，而平常毫无帮助、也不找你谈话。如粮食局领导同志曾在会上公开说：“给你们工作是照顾”，使人听之寒心，意志消沉。 + +　　关于肃反问题，有的同志说：“共产党讲唯物主义，但对旧职人员却经常犯有唯心主义。在第一批肃反中，是大胆怀疑，不管有无问题，不问已否交代清楚，凡属旧职员，只要参加过反动党团或在旧社会干过一官半职，就确定为被斗对象，结果错斗了不少人。”大家一致意见是错斗了的要平反，并且必须做得彻底。在会上，有的同志对肃反结论做的不恰当和迟迟不下，感到不满，要求有关部门予以重新审理，为此，民革市委会将分别反映，帮助解决。 + +　　（来源：《青岛日报》1957年6月3日。原题为：“民革青岛市委会召开非党人士座谈会发言者严厉批评各单位宗派主义”。）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72.txt b/CCRD/1/3/2/00067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38bbfd76e8a6929bc79a841d8733a1dee629998 --- /dev/null +++ b/CCRD/1/3/2/000672.txt @@ -0,0 +1,27 @@ +# 清华大学学生“放”的劲头不足 + +　　<新华社记者　朱继功> + +　　新华社北京26日讯　蒋南翔24日中午向全校学生动员“鸣”、“放”后，大字报贴出很多，但学生中“鸣”、“放”的劲头不足。 + +　　到今晚为止，大字报上分别提出了以下一些主要问题： + +　　1、党委不懂业务，不能单独领导，坚决支持教授参加治校。 + +　　2、认为最近学生中陆续发生的六起自杀事件，作为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者的党团组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 +　　3、公开人事档案材料，“使自己知道缺点，可以改正，又可以纠正冤枉的评定。” + +　　4、反对现有的奖学制度和留学生选择办法，不允许党团员包办毕业生的分配工作，首先要满足群众的志愿和要求，然后才能轮到党团员。 + +　　5、反映功课太紧，负担过重。“所员代价是：一、成年累月拼命。二、身体搞垮不少。三、神经衰弱增多。四、个别弱者自杀。五、多数学生禁欲。六、生活非常单调。所获得的收成是：一、学校改造成功。二、马列主义巩固。三、成套制度建立。四、基础没有打好。五、外语水平降低。六、大家水平很齐。七、天才尽被埋没。八、创造性受压抑。九、学术空气全无。” + +　　6、赞成华罗庚的“理工合一”论，拥护钱伟长的“培养目标”的意见，反对对钱伟长进行围剿，要求重新讨论他的意见。 + +　　7、有些大字报指名批评系、班干部和教员。 + +　　8、责问共产党员为什么不吭声？党委会为何没决心发动党员?党员怕什么？等待什么？ + +　　据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刘冰告记者，今天大字报基本上没多大发展。因为班上主张出大字报的同学占很少数。清华党团积极分子估计有三千人左右，他们对大字报有很大反感，特别是党员学生坚决反对，有的还到党委会提出责问，有的看到意见就想反驳。今天，党委书记向全体学生党员作了动员，号召他们在“鸣”、“放”中也要起带头作用，也可以利用大字报和群众一起提出意见。这些党员学生多半是系和班上的干部，故要求他们作好思想准备，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刘冰并说，学生们的情绪现在已达高涨阶段，但“鸣”、“放”得还不彻底。 + +　　 ----来源：　　1957年5月27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73.txt b/CCRD/1/3/2/00067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fc198a09cac1f45c9f31638b4a1b21b26ef2b12 --- /dev/null +++ b/CCRD/1/3/2/000673.txt @@ -0,0 +1,5 @@ +# 天津市有些中、小資本家認为“私营比合营优越＂ + +　　新华社天津６日訊 天津巿有些中、小資本家最近看到違法商販的“生意好＂、“收入多＂，因而眼紅。有些人認为私营比合营“优越”，要求恢复私营。五金商業第四总店所屬私方人員齐福田要求恢复私营，他説：“宁願不要股本，不拿定息，也不願合营，只要讓人出来就行。”有些中小企業的私方人員認为合营不如私营，独立核算不如自負盈亏。因而当專業公司、合营总店动員某些自負盈亏户改为独立核算户时，他們大都提出許多無理的条件。煤商業永昌夏記煤厂夏桂林在去年合营高潮时曾再三申請合营，因負債多（六百多元）未被批准。近来他見到私营有高利可得，不再要求合营。他認为私营有“三不＂、“二多＂、“一自由＂，“三不＂就是：不按时上下班、不受批評、不作購銷計划；“二多＂就是：銷貨多、收入多；“一自由＂就是：經营自由。他見人就說：“不合营多么好，收入比合营可多得多＂。（尹崇敬）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21期，1957年2月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77.txt b/CCRD/1/3/2/00067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d09b9f0bc03802c8cc525dc592f37ba519091cf --- /dev/null +++ b/CCRD/1/3/2/000677.txt @@ -0,0 +1,11 @@ +# 继续发动党外人士帮助整风 + +　　<福建日报社论> + +　　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闭幕了。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全体代表响应了叶飞同志代表中共福建省委所提出的吁请，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对党政各方面工作提出了严格批评。毫无疑义，这些批评，对正在开展中的全省党内整风是有推动作用的。我们共产党人是一种除人民利益外别无私利的人，我们应该经常听到人民群众的呼声，并经常根据群众的要求来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可惜，这几年来，由于党内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有了滋长，我们听到群众的呼声少了，我们受到群众的监督也少了。我们和不少人民群众，有的是隔着一道沟，有的是隔着一堵墙。沟必须填平！墙必须拆掉!我们福建全党应当以这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许多“语重心长”的批评来鞭策自己，切实改进工作，切实改造自己的思想作风，以进一步团结全省一千四百万人民，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目前主要问题，是党内同志应该虚怀若谷地去听取批评，善于从人民群众批评中吸取教益，而不能舍本逐末，斤斤计较于一词一句，甚至因此感到委屈。我们知道：要求党外同志批评不能求全责备，也正像要求党内同志批评不能求全责备一样，否则如何能广开言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才是对待人民内部的批评的正确态度。我们共产党人要“严于责己”，要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错误，要“知过必改”；还要“宽于责人”，一定要使“言者无罪”。即使有些意见是片面的，甚至是不够正确的，但这正是反映社会大变化时期一种客观存在。掬诚相见，坦率地谈出各种不同的看法，也有助于增进彼此间的了解，消除彼此间的隔阂，因而也是有利于人民内部团结的。 + +　　从这次大会来看，发扬民主，广泛征求党外意见来帮助党内整风，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我们的党是一个居于领导地位的党，党员思想作风的好坏，往往与人民群众切身利害攸关；还因为目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已大大提高，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但应该征求群众的意见，而且也可以相信很多意见对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利的。这次大会就反映出许多好的意见，有些意见还是我们在党内不容易听到的，或者听到了也不这样生动具体。但就全省来说，这次大会仅是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党内整风的开始，一个良好的开始；目前各地在征求党外意见方面，无论从广度和深度来说，都还十分不够。因此，还需要继续“放”，继续“鸣”，继续放手鼓励批评。为了首先把县以上机关党组织的风整好。我们认为县一级领导机关的整风，主要是解决党与农民关系问题，改善乡、社的领导作风。在边整边改的精神下，及时解决农业增产、巩固合作社、粮食供应等实际问题，以争取农业大丰收。与此同时，县以及市的领导机关应由党员负责干部出面，向文化教育界人士、民主党派、工商界及其他党外人士征求意见，以帮助党内整风。鉴于目前正是农忙季节，因此，向上述各方面人士征求意见，以小型的座谈会方式为好。这样，既便于谈深谈透，比较彻底地暴露问题，又不至过份分散各级领导精力，以致影响到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党外人士所提的意见，是整风的实际材料，应认真对待，并分别轻重缓急，结合整风中的工作改进，逐步加以解决。至于工厂、学校、农村基层组织的整风，仍应按省委的整风计划进行。不要企图在短期内把整风运动全面铺开，因为这样做难于保证整风工作两不误，也会妨害整风运动的细致深入。 + +　　除了继续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党内整风外，在机关内部目前要强调学好文件。自然，在那些问题成堆的单位，一面学习文件，一面揭发机关内部矛盾，也是合乎常情的。但总起来说，文件如不学好，风也很难整好。据最近各地汇报的材料，不少单位对整风文件学的还不深不透。由于没有学好文件，有些党员领导干部还缺乏整风的自觉，表现为不是欢迎揭发矛盾，而是害怕揭发矛盾；不是放手地鼓励批评，而是对开展批评顾虑重重……。表现在一般干部中的主要是：喜欢用“大呼隆”的方式来搞整风，喜欢在个人问题上纠缠，还有一些人不敢向党的领导提意见。整风中发生诸如此类的现象，都与文件没有学好有关。所以，应该通过学习文件，使全党都有整风的自觉，认识到必须经过整风改造自己，才能适应新的形势，才能正确地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以我党为核心把全体人民进一步团结起来。还必须通过学习文件，使全党掌握整风的方针政策，了解整风的主题是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要多从团结全省一千四百万人民着眼来提问题，比如，发扬与群众同甘共苦精神，也是整风要求之一，不应该再去不合理地要求提高自己的生活待遇，来扩大自己和人民群众的矛盾；了解整风是为了弄通思想，提高干部，改进工作，加强团结，而不是为了打击谁，报复谁。为了学好文件，要充分发挥自由思想，并把各种不同的认识摊开来讨论，便于从分歧到统一，最后达到共同提高。在学习文件中，主要党员领导干部以身作则，首先学好，是很重要的。 + +　　全省人民代表大会已经胜利闭幕了，我们应当继续发扬大会的民主精神，发动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78.txt b/CCRD/1/3/2/00067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693ac570fc1e6f48b75ba0d5cbcb9790fa191e4 --- /dev/null +++ b/CCRD/1/3/2/000678.txt @@ -0,0 +1,23 @@ +# 民盟衡阳市委主任委员屈子健委员说“我认为党员有宗派主义，而且有一定的严重性” + +　　屈子健委员在发言中，着重谈到了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对某些党员干部的宗派主义提出了批评；并且就民办学校的问题提出了意见。 + +## “真是讳莫如深，六亲不认” + +　　他说：我最近在衡阳市视察了几个学校，各个学校很多教师反映：学校里的党支部和党员对非党人士联系很少，关怀不够，往往把群众看成落后，而不去和他们接近，因之群众也就产生一种自卑感，对党员“敬而远之”。如某中学的一个党员副校长，平日总是板起面孔，很少接近教师，教师也不敢接近他。该校某教师不胜感慨地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得有点感情，像这样冷冰冰的生活，真没有味道。”有些人一入了党，连生平的至亲好友，也不相往来，有时在街上碰见，也不打招呼。有的教师说，“这真是讳莫如深，六亲不认了。”个别党员干部对待教师的态度非常粗暴生硬，如市教育局局长对教师作报告时，冷嘲热讽，尖酸刻薄，在思想工作会议上，动辄扣大帽子。他对全体教师说：“你干得就干，干不得就滚蛋”。“不安心工作，把两个山字(此处一字打不出)起就行了”。“可以卷被包走到台湾去找蒋介石。”“你们要摇来摇去，就把你摇出去”。“三只手(做贼)的学生是三只手的老师教出来的。”“去年小学教师加薪和七月半烧钱纸一样。”他在小教总务工作会议上说：“你们不安心总务工作，就是因为现在贪污不到钱了。”教师们听了这些报告，反感很大，但当时都不敢说，现在才大胆地放出来。他们在大放大鸣的时候，心情都是非常激动的，气愤的，有的说：“这些话太挖苦了。”“这简直不把我们当人看。”“这对我们是一种侮辱。”“这是一种高压政策。”“听了报告，使我怀疑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变了样。”我觉得尽管这位局长的动机是好的，但从效果来看，这些讲话已在教师群众中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跟党帮了倒忙。我希望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帮助这样的同志整掉这些粗暴急躁的作风，不然，将何以领导和团结全体教师来办好人民教育事业呢? + +　　据有些教师反映：有的人一入了党，就骄傲自大，盛气凌人，老子天下第一，可以为所欲为。如某中学一个生活辅导员(预备党员)有一次到某教师房里盘问历史，引起许多教师的不满，某教师说：“有的党员老是唯历史论、唯成份论，从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总是抬不起头来，这怎能发挥积极性呢?” + +## 对人事的安排和干部的提拔往往是：乱点鸳鸯谱 + +　　此外，许多教师反映，衡阳市文教界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关于这个问题，党内有些同志愿意承认自己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但不承认有宗派主义，在看法上尚未一致。但我认为有宗派主义，而且有一定的严重性，我想还是举出一些具体事实来谈吧。最近本省召开第七届教育行政会议，市教育局长首先口头上通知各校党员校长去开会，后来又书面通知要互推一人去开会。某校两位校长互相推让，党员副校长打电话给教育局长，问什么时候动身去，并说要非党副校长(排第一)去参加，而非党副校长抢过电话说，我们已决定由党员副校长去，可是这位局长却说：“这次教育行政会议是党内召开的，是特殊情况，一定要党员校长参加。”我想省里绝不会这样规定吧，如果是这样，试问那些没有党员校长的学校又谁去参加呢?这难道不是宗派主义情绪在作祟吗?同时，还有许多教师反映，对于人事的安排和干部的提拔方面，也存在宗派主义，非党干部要得到提拔很困难，但一入党就提升得很快。有的说，“今天入了党，明天就是某某长。”但是，有的被提拔的党员并不称职，如有些教师说：“某某业务水平低，工作能力差，如果不入党，即再当十年教员，也休想做校长。”有的教师反映：市教育局对于人事的配备和调动，往往是“乱点鸳鸯谱”，只是凭主观印象和个人爱恶。 + +## 根本问题是党员对非党知识分子不放心 + +　　根据以上反映情况，根本问题是党员对非党知识分子不够信任，不放心，存在着宗派主义。要改变这种情况，党与非党知识分子今后必须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上打成一片，开诚相见，消除隔阂，拆掉墙，填平沟，既要改变对待非党知识分子尊重不够的现象，也要改变相敬如宾，相对无言和相安无事的现象。当然从非党知识分子方面来说，也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社会生活的观察，通过业务实践，加速地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 +## 党和政府要重视民办学校 + +　　再据衡阳市光明补习学校全体教师反映：1956年3月，市教育局把衡阳市大刚补习学校接办，接办之后，立即将大刚初中补习学生四班，会计补习学生3班，连同教师10余人，并入光明补习学校。可是大刚的校产，除拨交光明一部分课桌外，还有大刚原有自己建造的教室4间，办公室1间，教研室1间，宿舍8间，课桌100余张，教育局都移作别用。又大刚在1950年开办时，有市内房屋多所，年收租金数千元，作为学校基金，并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备案。1951年，衡阳市房地产公司将大刚所管房屋全部接管，经教育局与该公司协商决定，每年由该公司从收入项下拨款补助，因之1951年补助4，253元，1952年补助4，014元，1953年补助3，600元，1954年补助3，129元，1955年补助2，165元，都有案可查。自大刚合并于光明后，光明负担加重，开支增多，经报请继续补助，该局置之不理；自1956年起竟把这一笔补助费取消了。因此，该校教师说：党和政府正在号召和鼓励民办学校，而衡阳市当局竟任意没收民办学校的财产，这是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具体表现。现在光明补习学校有学生14班，教员20余人，本年下期尚须扩班，增建教室二间，请求政府恢复原有大刚校产收入的补助，我认为这个请求是合理的。这一件事关系着今后民办学校，请党和政府特别重视，予以解决。 + +　　 来源：《新湖南报》1957年5月2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80.txt b/CCRD/1/3/2/00068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23143fe19a0c7e3fa0b62d151e3f0fb8bd9cc28 --- /dev/null +++ b/CCRD/1/3/2/000680.txt @@ -0,0 +1,21 @@ +# 天津第四十七中部分应届初中毕业生成立秘密组织并串连其他学校准备游行 + +　　<洪敏生> + +　　新华社天津27日讯　天津第四十七中学部分应届初中毕业生已成立企图闹事的委员会等秘密组织，印制传单，散布错误论调，积极拉拢同学，准备游行。 + +　　第四十七中学是天津市北郊区的一个初级中学，初三应届毕业生97％是农村学生(其中家在重灾区20％，轻灾区48％，丰收区20％，其他12％)，他们普遍不愿回农村，要求在城市里升学或就业。 + +　　5月17日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坚白到这个学校来了解情况。当时正逢学生们在做早操，他们立即把杨坚白围起来，向他提出许多要求，如让他们在城市上学；郊区初级中学设立有帽子的高中(即增设高中一年级)，并供给住宿；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就业一律平等等。学生要求杨坚白立即答复他们的要求。杨坚白说回教育局研究后再来学校和同学们谈。学生们就喊口号：“校长就是统治者!”等等，直闹到夜里十点多钟才让杨坚白走。 + +　　这些学生的总指挥郑人悦在5月24日执笔写了一封信给市教育局长何启君，提出四大要求：(1)给农民学生增设高中班；(2)灾区学生要给解决工作；(3)给郊区特殊困难的学生找工作；(4)劳动力多的乡的学生不回农村，在城市找工作。并限期答复。 + +　　目前这些学生不认真学习，整天谈论闹事的事。并扬言：“如果要求达不到就去游行，游行还不能解决，那就不单是游行的问题了，而是要改变政府的性质问题了。”“我们游行不怕人民不高兴，有大批农民支持我们”。 + +　　这些抵触情绪较大的学生，约占初中应届毕业生11．2％，而其中比较严重的有二十多名，他们经常集会。其中有四、五人专门考虑组织游行的问题，个别班已有二十多人按指纹表示决心参加游行。 + +　　他们还积极在校内发展力量，仅初三(十)班就有四个中间学生(其中三名团员)被拉过去了；并设专人与校外、乡下联系。目前他们已和市一中、市五中、十一中、三十五中、三十九中、四十一中、四十四中、四十六中等中学取得联系。 + +　　天津市教育部门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已派专人在四十七中成立了工作组，团结表现好的进步同学，争取中间同学，并研究处理闹事学生所提出的要求。 + +　　来源：1957年5月2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81.txt b/CCRD/1/3/2/00068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b265f48efe9f213cb42e9e9a031c1944dd08faf --- /dev/null +++ b/CCRD/1/3/2/000681.txt @@ -0,0 +1,73 @@ +# 听取机关干部意见改进实际工作　国务院机关党外人士举行座谈 + +　　<新华社> + +　　据新华社２７日讯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今天下午邀请在国务院法制局、参事室、秘书厅工作的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征求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 +　　习仲勋在会上要求大家消除顾虑，有什么意见提什么意见。 + +　　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共三十多人，有许多参事刚从各地视察回来，他们在会上踊跃地发表了意见。 + +## 国务院参事李仲公认为有些人谈话似乎还有顾虑，他说，应该大胆地发表意见，说错了也没有关系。 + +　　李仲公不赞成罗隆基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关于错案平反问题的看法。他说，对错案平反这件事，应该非常慎重地来对待。 + +　　李仲公说，在尖锐的阶级斗争时期，在这样一个六亿人口的国家里，无论怎样有能力，除非上帝出现，怎么能够做到一点没有偏差呢？ + +　　他说，何况在群众斗争中有的时候党和政府也是很难掌握的，例如贫农斗争地主，虽有领导也难免不发生过火行动。 + +　　他说，单纯强调平反，大家都来翻案，地主富农也来喊冤，这怎么行呢？ + +　　接着李仲公对罗隆基关于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直接处理平反案件的意见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 +　　李仲公强调说，这两个机关应该起监督作用，如果司法机关办的不好，它可以监督，如果照罗隆基的办法，只要你办的不好或者不相信你能办好，就都由国家权力机关直接办理，这是否行呢？ + +　　李仲公还批评了王昆仑关于民主党派应该充分参加国家大事制定决议的说法。李仲公说，现在民主党派是参与了国家大事，而不是没有参与，各个民主党派都有代表参加国家权力机关，如果任何事情都把民主党派找来开会，这是不可能的。 + +　　他说，王昆仑的这种说法，是一种无原则的一般的民主思想。 + +　　他说，这多少还表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 + +　　李仲公还批评了龙云，他说龙云曾说过这样的话：“过去几个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李仲公说，共产党是整什么人呢？共产党是整的敌人，坏人，怎么能不加分析地这样来提问题呢？ + +## 王艮仲说国务院机关领导者和被领导者见面太少 + +　　国务院参事王艮仲说，国务院机关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见面太少，有些思想问题不易解决。他说，他是民主建国会的成员，从民主党派的角度来看，这方面的问题应该由统战部管起来，但统战部门管不过来。他认为行政部门也应该把思想工作担负起来。 + +　　国务院参事章友江谈到在“放”的过程中如何打破顾虑的问题。他说，顾虑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怀疑共产党要大家提意见是“诱敌深入，集中歼灭”，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另一种是，怕提意见后影响到自己的评级、评奖、调动等。他说，存在这种顾虑的人虽然不对，但可以理解。他认为要解除这些顾虑很重要的是边整风，边改进。这样就可以发挥大家的积极性。 + +　　章友江还谈到统上不统下的问题，他认为在机关、基层、边远地区、中小城市特别存在这个问题，因而使得党群关系不正常。他希望党要加强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章友江还谈到如何从制度上来研究改进参事室的工作问题。 + +　　国务院参事万保邦认为统战部接触高级民主人士多，接触中下层民主人士少。他希望统战部改进。万保邦还谈到如何处理解放前夕民革所领导的起义武装和人事安排上的一些遗留问题。 + +## 焦实斋不同意那种根本否定党中央和国务院发联合指示的看法 + +　　在法制局工作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焦实斋在会上指出国务院和各办公室、各部发布各种法规、指示的时候有混乱现象，他说，有时下面在一件事情上收到几个方面的指示，这就增加了下级机关执行的困难。他要求国务院秘书长应该在这些方面做到综合平衡、统筹兼顾。 + +　　焦实斋不同意那种根本否定党中央和国务院发联合指示的看法，他认为对重要的问题发联合指示是可以的，问题在于不要太多太滥，多了就失去了重要的意义。 + +　　焦实斋刚从山东视察回来，他根据视察所见批评了基层工作中“党政不分”的现象。他说，有些地方党政社不分，有些合作社也办理起婚姻登记和户口登记等工作了。有的中共地委可以否定省人民委员会的指示，中共区委可以否定县人民委员会的指示，这种情况应该改变。 + +　　焦实斋认为，党政不分的原因是会议制度不健全，下面干部喜欢用干部会、一揽子会来推动工作。他说，过去民政部门管政权建设工作，后来受到了批判，民政部门不管了，其他部门也不管。他希望这个问题应该设法解决。 + +## 万枚子认为从中央到地方副职太多 + +　　国务院参事万枚子认为，今天共产党采取大鸣大放的方针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明辨是非，改进工作，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生活的体现。接着，万枚子对人事制度提了意见。他说，从中央到地方，副职太多。他认为，这样的好处是能够集中指挥，集体领导，但到县以下能否起这样的作用就值得怀疑。他说，有一个县，副县长多到十几人；有的县组织部只有一个干部，其余都是部长、副部长。 + +　　万枚子还谈到对社会人士的职业处理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虽不能一下子解决，但要逐步解决。 + +　　关于文字改革问题，万枚子说，他非常拥护简化汉字和报纸、杂志的横排。他认为这对未来文字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一面要实行文字改革；一面中学课本又大量选用古典文学，这就矛盾了。他说，要学生大量学习古典文学，是否犯了主观主义的毛病？ + +## 徐行之批评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女、太太特殊化 + +　　国务院参事徐行之批评了某些高级干部特殊化的表现。他说，北京医院专门给七级以上的高级干部看病，这种照顾也是应当的，但是有些高级干部的家属也去享受公费医疗的优待，有的甚至一起把四、五个得了感冒病的孩子也送去住院。有的因为天刚冷就干脆把自己的父亲母亲送到医院住院了。这样也就使得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女、太太养成了一种高人一等的特殊化的思想。 + +　　徐行之说，应该趁着整风的机会取消这种特殊化的做法。他说，克服这种缺点并不困难，他希望国务院重视这个问题，立即采取措施。 + +## 王之相说法制工作要赶快作起来 + +　　法制局顾问王之相认为，有些人对于揭发矛盾、正确处理矛盾还有顾虑。他说，现在发表意见的多是中上层民主人士，而助教、讲师就没有，机关干部也谈得很少。他认为应该多让他们谈谈，他们是作实际工作的，谈透了才能改进工作。 + +　　关于法制问题，王之相说，第一个五年计划快完成，法制工作要赶快作起来。他认为，在大变动时期，有了条文规定就好办事。他说，我们今天有条件用法律的思想来实行对国家的领导。例如评级、奖惩如果有个制度、有个标准就好办事。王之相强调法制局的工作很重要，他建议：（一）对旧法展开讨论，批判不好的部分，保留合理的好的部分；（二）把会英、日、法语的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安排他们，给他们适当的工作；（三）加强法制教育，让大家遵守法制，这样才能保证工作。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28日，原题为：“听取机关干部意见改进实际工作　国务院机关党外人士举行座谈 李仲公批评了罗隆基、王昆仑、龙云等人的意见”。）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85.txt b/CCRD/1/3/2/00068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0075f8b3362c09fc736f7b1a7c80540a15a60e2 --- /dev/null +++ b/CCRD/1/3/2/000685.txt @@ -0,0 +1,21 @@ +# 工商界第十次座谈会着重讨论　如何正确处理公私关系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工商界座谈会于昨日举行第十次座谈。在会上发言的，有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盛丕华、河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吴韫山、上海永新雨衣染织厂副经理潘仰尧、民建天津市委员会主任委员朱继圣、安徽省工商联秘书长胡庆照。他们继续对于公私共事关系、赎买政策、两面性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 +　　盛丕华首先发言。（全文另发） + +　　关于公私共事关系问题，吴韫山认为目前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主要反映在公私共事关系上，分方代表在企业中处于领导地位，公私关系好不好，公方应负主要责任。为了搞好公私共事关系，他建议，首先应加强对公方代表的教育，在私方人员方面，应该诚恳地接受领导，既不要自大，也不要自卑。他说，如私方人员是副职，应按照职务分工进行工作；如果私方是正职，就应有全面处理和主持业务的权力，公方副职除自己的分工范围外，对全面业务最好处在监督地位，不要代替私方，要放手让私方去做，并给予大力支持。他认为公私共事关系中的矛盾，今后仍会不断发生，私方人员要树立主人翁的态度，不要象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多愁善病总把自己看成“外人”，要学习李逵的正直无私，对各种歪风要拿起板斧来“劈”，如果自己有错就负荆请罪，这样才合乎互相监督的精神。 + +　　潘仰尧认为公私共事关系不好的原因，是公方代表抓的太多，抓的太紧，抓的太死，抓的太细。他认为，有人主张索性不要公方代表是不对的，那是因噎废食的想法。 + +　　朱继圣认为某些公方人员对工商界有成见，对工商界的进步估计不足，提起工商界总是唯利是图，总是自私自利，以致造成了公私之间的深沟和高墙。他认为：改善公私关系，应该双方努力。 + +　　座谈中大家集中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正确地理解赎买政策问题。胡庆照反对定息二十年的做法。他说我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具有工商业者兼地主的成分。我所经营的企业曾经经历过简单协作、手工业工场生产阶段，然后积累成为半机器工业的食品工厂，现在是合营厂，到了客观条件许可时，就可以转为国有。他回忆自己企业的发展过程，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世界一般的资产阶级具有共同性，都是剥削工人阶级养肥了自己，尽管少数企业的原始积累容或不同，但其最后的成长还是取诸之剥削。这是一个本质问题。他说，从根本上分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剥削而积累起来的生产资料，本来应该无偿的归还给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过三大敌人的压迫，具有两面性，可以不用剥夺的办法，而采用和平改造的方法过渡到社会主义，赎买政策正是根据和平改造的原则确定的。他认为赎买不能等价交换，也不能要求等价交换。因为人是不能以经济价值来比价的。至于“赎买到底”的问题，是人的改造问题，就是说要把一个剥削者，改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能以民族资产阶级有了进步的一面，就要求国家在根本性的问题上有所迁就。当前有部分工商业者提出“定息改变为二十年”和采用“赎买存单”以及用“公私合营企业国有化公债”等代替定息的办法，这无异说：资本家剥削工人是天经地义的事了。有人认为工商界中已经没有两面性了。他说：这是带有浓厚的阶级思想感情的。这种看法，正可以作为“没有两面性”的有力回答。 + +　　潘仰尧、朱继圣等都表示不同意定息二十年的主张。潘仰尧认为问题并不在于发了存单工商业者就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应当认识它是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改造过程。但他最后说：“李康年想出的一些办法，修得参考，不可一笔抹煞。” + +　　座谈会今天将继续进行。 + +　　 ---- 原载1957年5月29日《人民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86.txt b/CCRD/1/3/2/00068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fb4a10122e49f2cd3591a400168f73c747163f4 --- /dev/null +++ b/CCRD/1/3/2/000686.txt @@ -0,0 +1,71 @@ +# 内蒙古作协召开座谈会打破文人相轻揭露作协内部矛盾 + +　　<泽> + +　　(本报消息)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邀请呼和浩特、包头两市的一部分文学工作者，于28日、29日两天举行座谈会，对作协工作提意见，帮助党整风。 + +## “草原风寒，春到更迟” + +　　“草原风寒，春到更迟”周戈有感发言。他说，内蒙古比外地沉寂，可喜是放过几炮，但不大胆。内蒙古日报不敢让指名点姓批评。他说，怕伤脸是无必要，希望往下如有人发言尖锐，或提到某某时，报社不要把楞角抹去。他和杨平同志认为，像这样的会，应该有个宣传部长来参加，听听大家的意见。 + +　　白沉同志批评分会“作而不协”，认为分会人员编制少是个原因。“人少，还有闲人”，周戈同志插了一句。苗文琦同志接着发言，说剧协分会又要成立，得快调人。韩燕如同志补了一句：“有闲人在，要人是说不过去的。”邓青同志说：分会秘书长、秘书都忙，主席是“花的原野”的编辑，第一副主席——玛拉沁夫同志不是写作就是开会，闲的只有韩燕如同志。 + +　　杨平同志和薛焰等同志都替韩燕如同志申诉，批评分会党组领导的宗派情绪。照邓青同志的意思，韩燕如同志是副主席，就按副主席去要求。至于有职无权，他还不知底细。 + +## 韩燕如同志倾吐衷肠 + +　　韩燕如同志说：玛拉沁夫同志有工作是没问题，主席纳赛音朝克图是“花的原野”的编辑，我连编辑工作也没。这分工是谁批准的? + +　　“党委个别负责同志还以为我已经有职，权当然就有了。事实那是这样?甚至有这种情况发生：尹瘦石同志反映我不作工作，叫列席党组会不参加。等王部长来当面一问，根本没叫我参加过党组会这回事。不，平时也作了些工作，比如人来人往，在汽车上见见。如分会党组真正公正就不会如此！我跟共产党二十四年，不管怎样，不给工作叫告老还乡也是一法!尹瘦石同志何必这样汇报呢?我难受，有愧，难道干革命工作仅只为了吃饭吗？旧社会混饭吃是没法的事，但新社会也能这样吗?分会党组就不按党的原则办事。我编“爬山歌”，人说是为了挣稿费。搞创作挣稿费就是合法的，挖掘整理民间东西就不是。但这又是宪法规定的按劳取酬。这就是只承认自己的劳动，不承认别人的劳动。 + +　　“有人说：这里排挤老的，限制小的。到底是谁呀?应该从党组领导的思想深处去检查!毛主席说，老的要带动小的，我无才又是一回事。但怎么带? + +　　“尹瘦石同志管整个文艺界的事，但我们居隔一层墙，如隔千重山。有个同志跟我说：老韩，你要得到作协一句真心话，真不容易。” + +## 作协不重正业 + +　　李赐等同志一致发问：作协分会自成立后作了些什么?章程倒列了不少，小组就是呼和浩特也没成立。周戈说：作协分会不重正业。章程上虽有培养、团结业余作者一条，但作得不够，甚至没有。作协分会多做些实际工作很有必要。 + +　　刘介愚说：作协分会怎能不成衙门?党委宣传部用行政领导，不考虑分会人员编制。人少事多，少数民族作者也有发现的，有不少地方成立创作小组，就是没人管。下面写了十四、五万字的也有，就是没人管。 + +　　郭静同志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已经提出来很久了，本区有的问题也争论过，但往往不了了之。当陈其通等同志的文章发表后，内蒙古也有反映，甚至有个别部门的党员领导同志在有的地方也有同感。但没见人谈过。这责任首先归党委宣传部、分会党组的组织，领导工作跟不上去。至于分会一再强调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也作得不够，有些业余作者被调到不合适的岗位上，工作作不好，很苦闷，分会就没设法帮助。 + +　　照日格巴图与扎拉嘎胡同志希望分会经常组织些作品讨论、文学讲座之类的会，具体关心青年作者，开展文艺批评工作。阿奇尔等同志希望分会多作些团结业余作者的工作。热情些。 + +## 个别领导人“不可一世” + +　　与会者对分会副主席玛拉沁夫提出批评。郭静同志感到，玛拉沁夫同志特权思想较突出，对人傲慢无理，大有“不可一世”之慨。阿奇尔同志希望作协分会领导人在作风上、思想上为人表率。他说，玛拉沁夫同志在军区一次报告会上，把文艺批评家说得简直不是东西，未免太武断，太自大了。刘介愚同志说，当创作委员会解散后，安谧同志有些不愿作编辑，玛拉沁夫同志说“安谧觉得他自己能写出些东西来，我更比他有前途”，这是否有个人情绪?韩燕如同志说，玛拉沁夫同志对乌兰巴干的创作不是表示支持鼓舞的态度，背地说，他写出来可要闹笑话，难免有许多不合蒙古族人民生活的东西。 + +## 根除“文人相轻”热爱新生力量 + +　　荣祥同志说，革命的作家，应该革掉“文人相轻”的坏传统。革不掉这，就容易产生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显示自己，扼杀别人”。要文人相亲。分会是内蒙古的自流井，要善于从地下吸收为人看不见的泉水，让自流井不断冒出清凉的水。这样，就要团结、经常帮助、爱护新生力量，才能使美好的花朵成长、开放。如果就是那么几个人，恐怕将来戏唱的就没人看了。初出茅芦就够九斤十四两是不可能的，要热爱已经成熟的作家，对青年作者要多帮助。 + +## “草原”难处，要求作协分会解决 + +　　会上，人们对“草原”编辑部提了一些意见，希望“草原”培养帮助新生力量，登些长篇，中篇，多幕剧。 + +　　邓青同志说：培养就得具体帮助，该发的还得发表，否则是空谈。但“草原”只有六个半编辑(分会秘书长兼主编之故)，四十六页的篇幅，怎办?什么都是花，是花就该鼓励，给生长的机会。有些人写长篇时没人帮助，写出来又无处发表，“草原”是否该管?如果登一个大的作品，新生力量又挤到那里?怎办? + +　　还有，“草原”要显示它的特色，民族作家作品要有很大比重。但本区汉族作家也不少，来稿多，只得顺次往下推，推得来不好再向汉族作家约稿。汉族作家的作品是否也该发?怎办? + +## 对内蒙古日报的意见 + +　　侯广峰同志说：内蒙古日报对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了许多工作，但非常不够。去年刚开始也登了一些争鸣文章，后来听说开过座谈。但我把“西厢记”寄去了以后，被种种理由阻住，一再摇摆，最后被退了回来。他说，党报首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冲，应该表明态度。 + +　　郑大海同志说：关于“放”内蒙古日报有点胆怯。这次宣传工作会议文艺小组的消息末尾，还申明有待明辨是非什么的。是否对“放”有抵触思想？ + +　　周戈同志同意内蒙古日报在报道中不敢指名点姓，似乎有点胆怯。他希望内蒙古日报召开一次文学工作者会议，听听意见。 + +## 迎风户不开，包头没人管 + +　　听说别地有“迎风户半开”的，但包头是“迎风户不开”，无人负责。白沉同志在会上说出了包头五百多文艺工作者的心里话。包头市的党代会、人代会，他都写提案要求成立文联，集体的、个人的都写过。嗓子都喊哑了。最近写了一个，据说市委同意了。想叫他兼职，他不同意。听说要给一个外行搞。 + +　　去年成立个创作小组，没地址开会。最后一次开会，去包头文化局找地方，人家关着门走了。结果，创作组散了。 + +　　包头有人私下说，业余创作像搞地下工作的一样，秘密进行。文化馆有个同志业余写点东西，年终鉴定得很坏。有的机关的人对业余作者说：“你利用业余时间休息休息，或者考虑考虑工作不好?为什么一定要创作?” + +　　戏曲方面，这次评奖开了个展览会，文化局自己主办，但那些科长、干部连看都不去看。过去“剧目贫乏不能演，整理出来没人管”。现在全放了，也没人管。 + +　　中共包头市委把精力全部集中在工业建设上，忽略了这一面。李汀同志说，包头市委光说不做。说2月份成立文联，迄今音信杳无。 + +　　 来源：《内蒙古日报》1957年5月3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88.txt b/CCRD/1/3/2/00068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154fb55cc39e0fdbf4d0233842c9ecdd56e83ef --- /dev/null +++ b/CCRD/1/3/2/000688.txt @@ -0,0 +1,7 @@ +# 四川省委办公厅四川省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会议文件（节录） + +　　（北京中南海国务院的大门成天都有人来登门求见，其中有集体十几个人的，也有的表现的形式和严劣。比如前几天国务院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一个女的带着4个娃娃，身上挂了一块大字牌，上面写着：‘饥饿’二字，在街头上走，一直走到国务院。1951年还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人白天点了一个大灯笼到了新华门要见毛主席，意思是全国都是黑暗的，只有他这个灯笼是光明的。(p. 24)）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89.txt b/CCRD/1/3/2/00068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f47b51cedbbd21d8452c48c6e9ba6c4ab40b535 --- /dev/null +++ b/CCRD/1/3/2/000689.txt @@ -0,0 +1,11 @@ +# 学非所用　埋没专长: 外贸系统非党知识分子批评领导用人不当 + +　　【本报讯】市外贸党委和对外贸易局党组织，从五月二十八日起连续召开了所属各单位部分非党知识分子座谈会。会上，许多知识分子谈到：在外贸系统各单位中，普遍存在着大学毕业生“学用不一致”的问题，埋没了个人专长。 + +　　土产出口公司天津分公司干部陈国武说，外贸局党组织把从贸易系和经济系毕业的大学生当“万金油”干部使用，时常让他们去搞一些和原来所学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工作，像工会工作、竞赛工作等等。如果他们向领导上要求把学得的专门知识用到工作上去，领导就说他们不安心工作，死落后。畜产出口公司天津分公司干部任如海说：我是一九五五年在北京大学外文系毕业的，北京大学外文系是专门培养研究外国文学的，但是现在要我作的却是对外贸易，需要用的英文是商业英文。我到公司以后经常没有工作可做，在这两年当中，我只陪着国外商人作过一次翻译。直到现在，公司里要翻译的东西还是不多。他又说，我有位姓劳的同学，他因为在出口公司用不上他学得的知识，曾经给高等教育部写过信。但是这封信游历了四个月，从高等教育部转给了天津市人民委员会，又转给对外贸易局，最后转到他工作的单位，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 + +　　市粮油出口分公司刘昭琦说，被分配到市对外贸易部门做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好像一条棉被，用着了就盖上，不用了就踢开。我是一九五三年在南开大学国际贸易系毕业的，分配在粮油出口公司工作，以前我是专搞提单下货纸，早上填些单据，中午就坐上火车，把这些单子送到塘沽仓库，晚上再回来，作的是半通讯员的工作。后来又作了两三个月的打字工作，整天打些英文数字。现在又让我作提单下货纸的工作了，但是经常有80％的时间没事可干。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就看看杂志。当我向迟组长提出要求作些工作的时候，迟组长就火了，说我不安心工作，还要召开大会搞我。进出口公司天津分公司干部司幼清说：我们公司里有位张秉齐，他经营草帽辫有二十多年的经验，另外有两三个人对经营花边有经验，现在都在公司里做储运工作。土产出口公司天津分公司有位周世昌，是燕京大学化工系毕业的，前几天我碰到他，问他在搞什么呢?他说他现在卖蜂蜜哪! + +　　另外，许多知识分子在发言中提出，有许多精通法文、日文和能懂五国文字的人，都被分配去做一般的出口业务。还有些大学毕业生像历史系毕业的去搞畜产品的出口业务、体育系毕业的去搞基本建设、物理系毕业的去搞结汇、经济系毕业的去搞文书档案和打字收发、工艺系毕业去搞运输等工作的很多。这些改了行的知识分子们，都感到很苦恼，希望领导上在整风当中设法解决，使他们发挥个人的专长。 + +　　 来源：《天津日报》1957年6月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90.txt b/CCRD/1/3/2/00069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df4432453d17dc240cace91c6a28f8b785c2aed --- /dev/null +++ b/CCRD/1/3/2/000690.txt @@ -0,0 +1,27 @@ +# 药学工作问题多　衷情苦水诉不完 + +　　本报讯　在药学工作上究竟存在一些什么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是最近中国药学会召开座谈会的中心议题。座谈会已连续开了两次，还未结束。在会上有不少药工人员都发了言，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将满肚子苦水在李德全部长及徐运北副部长面前倾吐。 + +## “重医轻药”的思想严重 + +　　大家认为在卫生部门“重医轻药”思想严重，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林启寿教授说：医药好像一个人的两条脚，应该平衡发展，如果一长一短，就成跛子。没有好药，再好的大夫也起不了作用。但是如今药学工作落在医的后面很远。卫生部药检所解崇障说：卫生部不论科、司及干部，没有一个高级药剂人员。部里订出的1956—1957年的规划草案，都是谈医疗卫生，只有一条谈到药，又不具体，对药学研究根本不提，药房工作也只字不谈。解崇障认为：轻视药的原因，一方面是旧社会的传统，但另一方面，八路军过去也是不重视药的，如八路军中就有“大医生，中司药，小护士”的说法。卫生部不重视药是否因为从事药剂工作的党员不多？还是因为药政司没有学药的？如果是的。也可说是宗派主义。中国药学会陈新谦说：药学会也是不被重视的，部里召开与药有关的会议，往往把药学会忘掉。傅速暲副部长是药学会的名誉理事长，但从来没有来过药学会，小汽车在药学会门口过了几次，都没有下来过，但是医学会傅部长却常去。轻视药还表现在药房的分工上，到如今，药房工作究竟是医疗预防司领导还是药政司领导没有完全明确。据说药房存在很多问题，而医疗预防司还说没有问题。有一次医疗预防司某同志作报告，竟一再将药师说成医师．真是“重医轻药”的条件反射。接着陈新谦对健康报不重视药学方面的报道亦提出严厉批评。他说：健康报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医药卫生专业报，不该偏重于医疗的报道而忽视了药的报道。去年药学通报组织的“药房工作问题讨论”作总结时，一再请卫生部及健康报派人参加，结果两方面都没有来人。我们又请健康报将药房工作问题加以讨论，总编室有一同志说：等护士问题结束后就讨论药的问题。于是我们发动药工人员积极准备参加讨论，但是拖到如今，没有下文，反而弄得有些同志埋怨我们，说我们造谣欺骗他们。陈新谦希望卫生部要加以重视，健康报应作适当的宣传。 + +## 药学教育不被重视 + +　　对于药学教育问题，北京医学院林启寿教授说：我从1950年回国到如今，药学教育计划随时变更，改来改去，弄得我们不知道究竟那一种是先进的，药学会会员常向部里提出这一问题，但没有下落，我们感到药学教育没有方向。药学系附设在医学院内是得不到发展的，它在医学院就像私生子一样，得不到帮助和支持，因为院长都是学医的，体会不到药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想要买一点图书仪器都不能得到解决。林启寿对卫生部机械搬用苏联经验也提出了意见，他说：现在我国的药学教育是学习苏联的，培养对象是到药房工作，苏联在全世界来说，在保证用药安全上是最先进的，但是我们只学来一半，教学计划学来了，其他的一套组织设置却没有动，因而造成培养出来的人与客观事物不相符合。林启寿还提出；我国懂药的人不多，但连这些人也没有被领导上重视。我于1950年由美国回来，感到我们那里专业气氛不足，因此提出我们这里药味不重，应该增加药味，思想改造时，我就成了重点，说我是宗派主义，让我检讨两次。薛愚主任忠心耿耿于药学工作，但他提出的意见，常不能付诸实现，这才是真正的宗派主义。我们院长不懂药。既然要领导，就不能始终不懂，更不能坐在办公室用耳朵来代替眼睛。七年来，院长没有同我谈过话，我们诚心诚意请他来谈教研组的问题，都不可得。中国药典委员会康泰说，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是七进七出，一会说要建院，一会又说不建了，上海教员有条件，实习场所有条件，为什么不能设药学院？参加会的还有两个药学专修科的学生代表，他们认为卫生部在培养人才上只重量不重质，他们有许多主要课程都没有学，使他们到了工作岗位无法担任工作。他们说他们现在是“三不知”与“四不像”，干起工作来，一问三不知，职务既不是司药，又不是药师，真正四不像，他们要求给他们进修培养的机会，不能再拖延下去，因为他们之中年龄最大的已经有30多岁了，以后即便再有进修机会，也是枉然。 + +## 药房存在的问题更大 + +　　“谈起药房问题，我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如果我这次的发言没说完，允许我再作第二次发言。”这是协和医学院药房主任陈兰英站起来沉痛的说：“如果说药学系是私生子，那是新社会的私生子，而药房呢!却是封建社会的私生子，所以同学们毕业后都不愿到药房工作，拿我来说，如果可能的话，我都想转业，为什么呢？因为药房被歧视，得不到同等待遇，药房工作人员甚至连进图书馆看书的权利都没有，说药工人员不是科学工作者。医院领导不懂药，也不知道药房在干些什么，他们认为药房不用进行什么科学研究，不用管什么质量，只要取药时间快就行。领导对药工人员只使用不培养，药工人员无进修机会，因而质量很低，又造成的事故也很多。”陈兰英将脸朝着部长看了一看说：至于卫生部对药房则更不重视，究竟部里谁是管药房的，我都不知道，刚才听说好像医疗预防司在管，但是从来没有人到药房来过。我们药房存在的问题比护士问题有过之无不及，要求卫生部痛下决心，改进药房工作，要求召开全国药房工作者会议，让大家诉一诉苦水。薛愚教授说他这次到武汉去视察，发现有一个80年前的药房，现在还在使用，但这个药房的设备比现在有些医院的药房设备还要完善，这说明我们现在药房的设备落后到什么程度，这样如何保证调剂质量？ + +## 药检工作方向不明 + +　　卫生部药检所解崇障、徐玉均、凃国士谈到如下几个问题：1、药检工作没有明确的方向，不知道应该做什么；2、中国药典直到如今没有被承认，药检无依据；3、不应把药检工作代替药政，如武汉市就将药政科撤消，将药政科的工作交给药检所去做。另外，他们还反映了药检所任务不足的情况，全国高级药检人员400多人，每人每日平均作9件，由于任务少，有的研究工作，就同时有几个所在进行。解崇障还提出，卫生部对药检工作不仅业务领导不够，政治领导也差，而且宗派主义也严重，过去药检所两位副所长，都因犯错误而免职，他们在职时，同志们常有反映，但卫生部没有处理。 + +## 如何解决这些矛盾 + +　　有的提出主要应从领导思想上扭转“重医轻药”的思想。有的提出一些具体建议，如要求部里应有一个副部长专门负责药的领导；司长应该由懂得药的人担任。还有人提出，卫生部过去不应将药推出去，弄得四分五裂，整个药学系统的联系很困难，是否可以统一管起来。康泰则说，主要是药在各部门占的比重太小，所以不能成为重点，是否可以将这些“轻”点集中起来变成重点，如将医药公司，药材公司等部门全统一起来，单独成立一个部。 + +　　会议开到最后，大家都争着发言，直到主席答应再继续召开会议，徐副部长也答应参加会议，大家才愉快的散会，带着言犹未尽的心情离开会场。 + +　　 来源：《健康报》1957年5月2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93.txt b/CCRD/1/3/2/00069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dd1f85cab9b64708c2b14533805cd48ce594abd --- /dev/null +++ b/CCRD/1/3/2/000693.txt @@ -0,0 +1,13 @@ +# 广西十四家小型报纸负责人要求中央修改同级报纸不能批评同级党委的决定 + +　　<郭纯清> + +　　新华社南宁5月29日讯 广西省十四家地方小型党报负责人，共同要求中央修改“同级报纸不能批评同级党委”的决定。他们认为这条来自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规定，实际上取消了自下而上的批评，使报纸变得软弱无力，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如果来自群众的批评难以见报，还说什么扩大民主和群众监督呢？这是十四家小型报纸负责人在广西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问题。 + +　　“宜山农民报”杨树林说，现在谁敢压制批评呢？真正敢于压制批评的只有党委。“右江农民报”刘真认为，过去小报上的批评工作，只限于拍一两个苍蝇，批评对象不是供销合作社，就是食品公司；不要说不能批评党委了，连党委的一个委员也不能碰一下。因此，这些办报人普遍感到他们“有报无权”，不能当家作主。有的说小报在党委里像童养媳一样。 + +　　这些负责人认为，地主党委对小报的具体领导很少，从来没有或者极少专门研究过报纸工作；但是无理的干涉却很多。南宁市委批评“南宁人民报”办得不活泼，呆板、中心不突出。后来这家报纸办得活泼了，党委反过来又指责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弄得办报人进退两难。梧州市读者投稿给“梧州日报”，批评市委食堂浪费粮食和市长的官僚主义，市委副书记不准发表这篇读者来信，说市长是市委委员，食堂是市委食堂，不能批评。这个副书记还指示报社，批评支部书记也要经过市委讨论批准。桂西僮族自治州地委常委、农村部长李国安，从乡下回南宁买了很多鸡和鸡蛋，公路局班车不准携带，他曾打了六次长途电话要机关派吉普车接他，仅消耗汽油就值一百多元。读者写了一篇小品文给“邕宁农民报”对这件事进行批评，地委副书记便说李国安是地委领导核心的成员，要批评得慎重考虑。后来，报纸不指名发表了这篇小品文，李国安便深深记在心里，报社有事向他请示，他说：“我这个小品文对象，还敢发表什么意见”，拒绝回答问题。还有一个地方党委曾给同级报纸订出了两条规定：一、批评文章不指名；二、批评党委成员只须放在综合报道里提一笔，不能发表专文。 + +　　最近，民主党派批评中共中央的意见，“人民日报”都发表了，有人认为“同级报纸不能批评同级党委”的决定，似乎已被否定了。因此这些办报人建议中央修改这项决定，作出明文规定。他们主要的理由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都来自领导部门，既然扩大民主开展整风，群众就要批评，报纸不刊登批评同级党委的文章，有什么理由向群众交待解释；报纸从来没有以编辑部名义出面批评同级党委，唱对台戏，而批评同级党委或委员的意见，几乎都是来自群众，报纸应该选择重要的加以刊登。　　(郭纯清) + +　　 ---- 原载1957年6月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94.txt b/CCRD/1/3/2/00069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84d21023d9682f02abcf02fa4acea76203ab4fc --- /dev/null +++ b/CCRD/1/3/2/000694.txt @@ -0,0 +1,21 @@ +# 阿壩藏区对平息叛乱政策的反应 + +　　新华社成都７日訊 政府在平息阿壩藏区叛乱中采取了“以政治爭取为主、軍事打击相結合”和“既往不咎、从寬处理”的方針；到去年底，除極少数零星叛乱武裝尚在活动外，其它都已囘家生产。政府拿出五百万斤粮食，一百三十三万元錢向群众救济，給群众修补被打坏了的房屋，用四万五千元賠修打破了的寺庙，对打死了人的，給以撫卹。过去有工作的繼續工作，工作不恰当的作了調整，没有工作的上層，吸收了很大一批参加了工作。原参加工作的，叛乱期間的工資，都照数發給了他們，不願意工作的也可以囘家生产。 + +　　阿壩藏区对平息叛乱政策有各种不同的反应，如： + +　　１、上層大部对平息叛乱政策感到很好，十分拥护。州文教处处長劳讓金巴説：“这些人犯了 + +　　法，在解放前是要严办的，現在却寬大处理，党的政策太偉大了！＂ + +　　但也有一些在叛乱中因为受軍事打击不重的反动分子，不但不感激人民政府的寬大政策，反而趾高气揚；驕憤無忌。黑水一些上層，在叛乱后被安插了工作，他們就在群众中夸耀説：“不叛乱，那能有官做。”有的反动地主説：“不叛乱，政府也不会賠偿（指錯征收了的东西）。＂松潘毛兒盖甚至曾以撤走部队、工作队等無理要求，作为接受中央慰問团前去慰問的条件。有些爭取囘来的叛乱地主，威胁积極分子，时圖报复。馬尔康草登乡叛乱地主囘家后不交槍，还倒算搶劫农民的牲畜、农具，威胁农民。尕秋里农民馬海云曾为我軍当翻择，地主仁貞威胁馬海云的妻子説要打死馬海云，并經常到馬海云家追問馬海云的踪迹。 + +　　２、沒發生叛乱的地区的群众和部分开明的上層人士，認为政府政策过于寬大了，不滿意。 + +　　州文教科長（囘）馬俊修説，对参加叛乱而受到損失的中上層，进行賠偿，群众想不通；有些群众痛哭地説：“我們流血流汗，支援平息叛乱，叛乱平息后，还給不法分子修房子、賠錢！＂州民政科長小金头人蘭紹清（藏）說：“外六县（汶川、理县、茂县、大金、小金、馬尔康）进步快，内六县（松潘、南坪、若尔盖、綽斯甲、黑水、阿壩）进步慢，外六县对内六县意見大，認为党和政府对参加叛乱的，不論大小，只要囘来，一概不究，这太寬大了，他們参加了叛乱，还要做官，这是不公道。自治州办公室秘書、理县守备蒼定安説：“政府对叛乱分子寬大，并保証他們的职位；政策是对的，我拥护。但如果不对群众进行教育，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險。＂他举了些例子，説政府只对上層好，对群众不够关心。如到内地参覌大多数是上層，劳动群众是少数。看戏坐前面的是上層，群众在戏院門口站一下，都被衛兵赶走等等。 + +　　参加过叛乱的群众开始認为，政府几年来对他們这样好，他們却参加了叛乱，今后怎么办？經过宣傳后，群众認識到受了騙，覚得政府政策太寬大了。对有些怙惡不悛的坚决反动分子的猖狂，群众很不滿意，認为他們罪大惡極，政府应該对个别首惡分子加以制裁。外六县的群众也要求政府法办一些坏人。茂县政协副主席苏仕敏要求政府取消参加叛乱人的委員职务。有些群众向政府表示悔过的心情，説再不听坏人的話了，交出槍，并揭露反动地主的惡迹。黑水洛壩貧农若單初説：“这次我們受到的損失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一点也不怪人民政府。人民政府几次派人来帮助我們，我們甚害羞。今后一定要好好听人民政府的話！＂黑水也有不少群众，因为干部在賠偿群众損失当中，流露不滿情緒，而有顧虑，認为政府現在寬大，以后是不是会寬大呢？个别落后群众甚至听信了坏人的話，説：“政府这次来賠偿、救济，是怕我們才这样的。＂ + +　　３、干部中特别是汉族干部中，对于平叛的政策方針还領会得不深刻；記者在馬尔康时，遇到了几个同志，他倒中有的朋友牺牲了，有的自己几乎遭到叛乱分子的暗算。他們对叛乱分子，特别是那些發动叛乱的上層恨之入骨。他們説：“政府宴会，請他們吃飯，要我們去当招待員，我要不是看在工作上，我才不去！＂黑水县有些干部在叛乱平息后去进行賠偿和救济工作，就不甘心，認为参加叛乱的都是坏人，一样看待。本来应該賠一百元的，只賠五十元，并且説：“救济他們，他們有了吃，又要打我們。＂（王世晉）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22期，1957年2月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99.txt b/CCRD/1/3/2/00069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6739387de705b6cceb90e211e35dd308028e00d --- /dev/null +++ b/CCRD/1/3/2/000699.txt @@ -0,0 +1,17 @@ +# 上海基层工厂职工要求“放”的情势日趋紧张 + +　　<人民日报记者　季音> + +　　在上海知识界大“鸣”、大“放”之后，上海基层工厂的职工要求“放”的情势最近已日趋紧张。几天前才基本平息了的大批艺徒的闹事，最近几天来新的罢工、集会、准备游行示威等事件又突然增多，一部分工厂则正在“冒烟”、“冒火”，如不及时处理，很可能也要延烧开来。 + +　　目前基层工厂已经闹事和正酝酿闹事的工厂，大都是公私合营工厂，闹事的焦点是工资福利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闹事有向更大规模、更有组织的方面发展的趋势，据上海市委工业部初步调查，最近此类闹事已发现数起，如榆林区新丰纺织厂六百多职工的闹事，很有组织，成立了司令部，控制了全厂宣传工具，有站岗、联络，在19日下午三时召开全体大会，提出“团结就是力量”、“反对分化”等口号，公开反对干部召开小座谈会与家属访问。这个厂的闹事是要求恢复折扣工资。又如卢湾区天翔毛纺厂也有一百多人集会闹事。杨浦区上海钢窗厂19日中午四十多人集会，选出六个代表要求与工厂谈判工资改革问题。 + +　　目前闹事有向更公开合法斗争的形式发展的迹象。最近上海发现有工人田国瑞等公开组织一个“平难会”组织，在公共汽车站等行人要道公开散发传单，“要求民主，平等，反对官僚主义，”当群众把他们扭送到派出所后，田等提出抗议，认为派出所违反宪法，结果只好释放，市工联等找这些为首的人谈，怎么也不能说服他们。据实步调查，这些工人都没有发现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 + +　　反革命政治活动在基层工厂也在抬头，卢湾区上海滚轴厂发现反动标语：“打倒共产党，拥护国民党，我们队伍快要进大陆。”上海铁路东站举行“庆祝青年团三大联欢会”后，发现一条标语：“青年们，我们是有灵魂的人，国家正在走向死亡，起来吧，打倒上海市长！”江南造船厂技工学校也发现有“打倒共产党”等标语。 + +　　群众要求“放”，使有些工作只好停顿，无法进行。据江宁区委工资改革办公室反映：该区有五个厂群众自动“放”(即对领导提意见)了起来，工改工作贯彻不下去。如荣华印染厂工人们在分组讨论工改时，大家从工资问题转而到对工厂领导提意见(群众对工资问题意见很大)，群情激愤，有的拍桌打凳，骂公方厂长是“骗子”，“贼坯”，“你在也好，你不在也好，反正我们不承认你是公方代表。”黑板报上也“放”了起来，出现了“去了只狼(指资本家)，来了个贼(指公方代表)”的标题。另一个协顺源翻砂厂的工人也“放”了起来，骂公方厂长是“阎罗王”，骂党支部是“派出所”。这些工厂大都是问题积压较多，工人们情绪虽有些偏激，但大多数意见还是正确的。 + +　　在基层工厂干部中，目前委屈情绪比较普遍，特别是一些已发生问题的工厂，许多干部认为过去坚决执行上级的决定，现在错了，群众就斗争我们，领导上又要我们向群众检讨认错。上海永大染织一厂闹事问题在上海党刊上发表后，不少党的基层干部给党刊编辑室写信，认为报道有片面，把过错全部推在基层干部身上，把工作成绩抹煞，这是不公平的。他们谴责领导上对基层干部支持不够。目前比较多的基层党员干部是不知道怎么办?终日坐在办公室里惶惶无主，有的不敢和群众见面。 + +　　 ----来源：1957年5月2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04.txt b/CCRD/1/3/2/0007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f82e2eca2e66312ddca8f16e1cba152d161dde4 --- /dev/null +++ b/CCRD/1/3/2/000704.txt @@ -0,0 +1,11 @@ +# 四川中江县农村中反革命殘余分子又在活动 + +　　新华社成都７日訊 四川省中江县的一些农村中少数反革命殘余分子又大肆活动，他們造謡破坏、書写反革命标語和投遞反动信件，反动会道門（一貫道等）的复辟活动在各地也有發現。 + +　　在元兴、石龙、柏林、青市等乡不少地方流傳着“潤七不潤八（旧历明年潤８月），明年动刀杀”；“４９年８月蔣介石垮台，５７年８月毛主席垮台”等謡言。广福、倉山等乡有的地方流傳着“天上落下了天梯，有陰兵下来操練，明年要动刀兵”等謡言。元兴乡一村农業社主任熊金山的母亲，听到謡言后对她兒子説：“你不要当社主任了，这囘改选，选掉算了！”兴隆乡的意見箱里收到一封極反动的信，辱駡共产党和毛主席。广福乡大路旁的石头上發現有反动标語。有的反革命分子甚至揚言：“只要一百人占領兵役局，一百人占領公安局，就行了（意即叛乱成功）。”元兴乡有反革命集团“大汉仁安皇”發展成員。广福、倉山、迴龙等乡均發現有一貫道复辟活动。 + +　　区、乡、村干部在对敌斗爭上有太平麻痹思想，甚至有的区、乡長期不收集、不掌握敌情，不过問对敌斗爭。 + +　　当地县委和政法党組已注意这一情况，决定加強对現行反革命分子的斗爭。（孙躍冬）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22期，1957年2月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06.txt b/CCRD/1/3/2/0007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86092483f3b4300b861060453140b69dec4ffba --- /dev/null +++ b/CCRD/1/3/2/000706.txt @@ -0,0 +1,45 @@ +# 兰州大学学生自发“鸣”、“放”起来 + +　　<新华社记者、孙晶、韩炳仁> + +　　新华社兰州4日电 兰州大学学生自发“鸣”、“放”起来。 + +## 大字报 + +　　5月30日的早晨，在兰大新校址的墙上出现第一张大字报，这是历史系一年级学生写的一封致学校领导上的公开信。贴出来以后，引起中文系、历史系各班学生的响应，都纷纷贴起大字报来，不到一天的工夫，就贴出一、二百张。学校党委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当天下午就布置学生会，开辟一个“鸣”“放”专栏，让学生们大“放”。 + +　　由于历史系、中文系、经济系原来基础薄弱，教授少，教学质量差，不能满足学生们的要求，他们就针对这一点大“鸣”大“放”。他们贴出标语和大字报，提出“撤销兰大的中文系，要求并校”，并在当天发出给毛主席和高教部的几封信。中文系学生写的一封信内容是：一、把全国综合大学的中文系集中起来办一、两个“鲁迅文学院”；二、把兰大中文系合并于任何一个综合大学中去，毕业学生还提出：要公开分配工作，反对保密，分配工作应和学生商量，反对盲目要求服从组织分配，反对分配工作中党团员化。有的提出政治课教员是否要党团员来当的问题。 + +　　在数学系，因为最近连续走了三个教授（刘古杰、樊怀义、周慕溪）而引起学生的不满，他们认为是学校宗派主义逼走了他们，大字报上写着：“误人子弟，天诛地灭”。他们要求学校领导公开内幕，很多教师，上自系主任（周慕溪已走）下至助教都要走。试问是什么原因？有的大字报写着“中文系全体同学：我们坚决同意组织统一战线，我们支持你们正义的行动和意见。” + +## 自发的“鸣”、“放”大会 + +　　6月1日晚八时，数学系的全体学生在他们自动组织的“‘鸣’”、‘放’委员会”的召集下，开了“鸣”、“放”大会，并邀请了教授、讲师和助教们参加。为了引起校方重视和解决问题，还特请中共甘肃省委文教部部长吴文遴和学校的副校长刘海声、副教务长陆润林等参加。会议开了五个多小时，会上发言的学生、助教们都愤慨激昂，指名痛骂，有的还拍桌子呼口号。会议进行中，外系的学生也陆续参加进来，一个大教室被四、五百名学生挤满，窗外和门口都站满了人。这样的会在兰大还是第一次。 + +　　为甚么开这样的会呢？会前学生们回答记者：学校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太严重了。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宗派主义逼走了三个好教授，其中数学系主任周慕溪是在当天上午被逼走的。学校的黑暗令人忍受不下去。他们说学校把他们骗了来，这个学校是造废品的学校，他们不甘心，召开大会请学校立即解决问题。 + +　　在会上发言的共有二十多个学生和助教，还有一名老教授在会上也发了言。发言内容归纳如下： + +　　一、学校存在以付教务长陆润林为首的宗派主义集团，他们拉拢一部分人打击一部分人。数学系系主任周慕溪，教授刘古杰、樊怀义都是屡遭打击后被迫离开学校的。这三位教授业务能力较强，特别是周慕溪是在数学研究上有贡献全(1)国闻名的老教授，他是从上海复旦大学自愿支援兰州大学来的。但是，他们来后既未受到生活上的较好的照顾，而且还遭歧视和打击。受打击的原因，除了他们具有一般高级知识分子的缺点外，主要是升级问题引起的。学校领导经常提议把不该升级的人给升级，老教授提出反对，因而得罪了一批人，就常受这批人的攻击。有一次，学校领导提议把助教王长师和马云鹏(两人都是党员)提升为副教授，由于周慕溪(九三学社社员)提出反对而未得升副教授，但这却引起王长师和马云鹏的仇恨。今年四月底，数学系召开系务会议，原来通知的会议内容是：提高教学质量、交流教学经验。结果会议变成了对周慕溪的斗争会，许多助教一致进行攻击，迫使周慕溪中途退席。有一天晚上，周慕溪从外边回来，在院子里恰好遇到助教王长师，王长师恶狠狠地对周慕溪说：“他妈的，小子揍你”，吓得周慕溪拄着拐棍就跑。从此周慕溪经常提心吊胆，不安心工作，在九三学社的一次会上讲起此事，边讲边哭。这事，学校党委是知道的，但不管。 + +　　助教们发言中一致指出：陆润林副教授长根本不配做教务长，他在业务上是外行连个助教都不如，因此在业务领导上他没法领导。他每次给学生上课之前，还临时请教别人。他之所以担任教务长，是由于解放时他是兰州大学的接收人之一，他是党委委员，权势大。为了培植他的势力，尽量把他的亲戚、朋友和老同学拉进来工作。1952年时，陆润林曾把他的妹夫满达人拉进来任中文系副教授，满达人教课中把最普通的东西都讲错，遭到学生们的抗议，不得已才把满达人调到图书馆做秘书工作。现在的教务处是清一色的教务长的人，谁也不敢提意见。宗派主义还表现在研究工作上，也不从业务能力出发，而单纯看是不是党团员。如组织函数教研组，教务长不让真正懂得函数的刘古杰和浦德潜参加，引起人们的不满。在搞十二年规划时，成立兰州数学会，由陆润林领导，但不吸收在数学上有过贡献和研究的非党老教授参加。 + +　　二、学生们发言中指出，学校的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今年四月，数学系二年级学生绕成清由于四门功课不及格给开除了。四门不及格开除这是国家规定，当然没什么说的，但问题在于开除前，绕成清的功课就一贯不好，去年第一学期时就有一门不及格，第二学期又有三门不及格，但学校没有通知过他，这是违反规定的。同时，学校也从来没有找过他谈话和进行帮助，到今年就突然把他开除了。绕成清几次请求学校把他留级或从一年级学起，表示改正缺点下决心努力学习，但学校不答应。绕成清家在四川，生活穷困，全部学习依靠助学金，并另享有生活补助费。被开除后，吃饭马上成了问题，回家路费更没有了，在学校住了几天，由于同学们的帮助和申请，学校才勉强借给路费。 + +　　一些助教们提出：学校的官僚主义还表现在作风上的粗暴和专横，特别是陆润林表现更突出，对不同的意见不是扣帽子就是拍桌子瞪眼睛，从来没虚心倾听过别人的意见。 + +　　三、兰州大学不是培养人才的地方，而是黑暗、肮脏的泥坑，是制造废品的地方。 + +　　在会议上，人们最后提出几项建议： + +　　一、彻底整风，彻底消灭三害。打倒宗派主义奠基者——陆润林，撤消他的党委委员和教务长职务；否则，都离开兰大。 + +　　二、彻底迅速地解决师资问题，要求高教部把全国重点大学的师资统一平衡调整，不要强的太强，弱的太弱。 + +　　三、如果师资问题不能解决，就要求并校，把数学系和中文系并到其他综合大学去。 + +　　最后，学生们要求“师资或并校二者必属其一”，并要校方领导在考试前做肯定的具体的答复，否则就要延迟考期。 + +　　6月2、3日，大字报仍继续贴出，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学生也分别召开“鸣、”“放”大会。一部分学生表示：学校再用拖的办法，实在不给我们解决问题时，也只好来大民主了。 + +　　 ----1957年6月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07.txt b/CCRD/1/3/2/0007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78e6a32a778ad6aa1a9cec1827c6b7cc483ac85 --- /dev/null +++ b/CCRD/1/3/2/000707.txt @@ -0,0 +1,9 @@ +# 李康年整装赴京参加鸣放 + +　　【本报讯】建议实行“二十年定息”的李康年，昨天带了有二尺高的一大包建议原稿，去北京参加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了。这是他第一次去北京。 + +　　昨天清早，他就到牙科诊所去看了牙齿。他愉快地告诉记者：“总得先‘装修一下门面’，到座谈会上讲话，不能掉下牙齿”。他准备把“定息二十年”的建议，到北京去再详尽谈谈。他说：“不怪千家驹等许多同志对我的建议作了论断，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我的原文。我主张定息二十年，赎金二十二亿都是有根据的，不是凭空创造、漫天讨价。至于赎买存单的方法，根据最近越南土地改革以公债征购土地，也是用公债的”。为了证明这点，他又从已经整理好的一个皮包里抽出那本“国际译丛”来翻给记者看。 + +　　李康年是在前日深夜接到北京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负责方面的电邀。电话来时，他正在戏院沉吟于马连良的“诸葛亮上坛台……”里。归家马上接通电话。他表示深深感谢党对“鸣放”的支持。昨天临行前他对记者说：“不鸣不放，不会进步。党要我们帮助整风，我李康年决定诚恳反映问题。应该不应该采纳，那是另外的问题。” + +　　（来源：《新闻日报》1957年5月31日。原题为：“二十年定息”建议人李康年 身带大包建议原稿　整装赴京参加鸣放”。）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09.txt b/CCRD/1/3/2/0007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d39548ac7cceb7deb276ac073acdb8570d12f58 --- /dev/null +++ b/CCRD/1/3/2/000709.txt @@ -0,0 +1,41 @@ +# 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 （第十二次座谈）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昨天举行第十二次座谈。会上发言的有福建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刘永叶、天津市工商联常委（天津造纸公司经理）董少臣、中国民主建国会天津市委员会秘书长（天津油漆颜料公司副经理）车重远、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委章元善、上海棉纺工业公司业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述曾、全国工商联常委（广西工商联副主委）卢燕南、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姚维钧。 + +　　刘永叶在发言中，建议政府让小商小贩大大开放，来进行自由竞争。他认为中国人口多，需要的商品花色品种也多，小商小贩有它存在的条件。如果能让小商小贩大大开放，一方面可以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满足人民需要，一方面又增加一个劳动就业的场所。他说：现在自由市场很混乱，不是由于管得太死，而是没有管；只要把他们很好地管起来，他们是会起很大作用的。 + +## 董少臣说：我不主张完全撤出公方代表。他又说：我主张选择几个点以一年为期进行试验，成熟后再全面推行。 + +　　董少臣在发言中对于撤出公方代表问题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他说，自从人民日报以“天津工商联常委董少臣建议撤出合营企业公方代表”为题登出我对公方代表的主张以后，有人说我想纂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说我要造反，说胆子太大了。后来有人帮我做了解释，说明这个标题和我的原意有些出入，有人又责怪我说了话不承认。因此，思想上有些沉重，本想申明一下，也有人劝我不要申明，为了“鸣、放”起个带头作用。 + +　　他说，本来大公报记者访问的时候，我并没有系统的准备，就随便说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资本家接受党的教育已经七年了。合营后，虽然安排了工作，但作为国家公职人员，总觉得无事可做；衡量自己的能力，又不是干不了。这反映了私方人员有职无权的苦闷心情。我想，要使私方人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能只靠空洞的语言教训一番，必须让私方人员在企业管理的实践中去锻炼才有可能。因此，我建议在企业党支部领导和支持下，把国家计划、具体业务交给具有才能的私方人员负责，让公方代表放到更重要的工作岗位（后来新华社播出来是撤出公方代表），这对私方人员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不主张不加区别地把公方代表完全撤出，那样做是有害的，我只是说选择几个点以一年为期进行试验，成熟后，再全面推行。我认为这样做有几个好处：第一、私方人员可以有条件学会社会主义管理技术，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人民；第二、可以精简机构，公方代表可专做党的工作；第三、党的领导可以掌握全面情况，可以密切私方与党组织的关系，把生产搞得更好。 + +　　董少臣发言后，车重远又补充了一点意见。他说：关于“公方代表要不要撤出”的问题，天津市的工商业者有的同意，有的反对。我个人认为在个别合营阶段，公方代表是非派不可的，但是全行业合营以后，情况不同了，一般都成立了专业公司，小的企业变成了车间，层层都派公方代表是否必要，值得考虑。不过全部撤出，是不堪设想的，因为阶级关系还存在，工人对私方人员的观感还不能一下子改变过来。 + +## 章元善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个别的”，这句话容易成为官僚主义的护身符。 + +　　章元善说：党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我们感到义不容辞。我曾在国务院参事室工作了五年，参事室搬了几次家，愈搬愈远，我也感到愈想靠近党愈困难。现在三大主义已经发展到危险的程度，很多意见反映上去得不到及时处理，问题愈积愈多，党与群众之间的墙也就愈厚、沟也就愈深。有些问题，上面已经作出决定，到了下面又被保密起来，没能贯彻。他说：现在保密的事情太多，甚至有的疗养所的作息时间都保密。他建议政府把保密范围缩小，让更多的人知道国家更多的事情。 + +　　他说：解放后，在公文里常常会看到这样的话：“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个别的”。这句话容易麻痹大家对缺点的认识，做了官僚主义的护身符。大家要对小的缺点提高警惕，因为小的会发展成大的，个别的也会发展成普遍的。他最后希望党对党员加强教育，希望公方和私方一齐学习，同时受同样教育，以便思想认识一致。 + +## 陈述曾提出了资方代理人对酬劳金的意见。 + +　　陈述曾发言中反映了上海棉纺业资方代理人对酬劳金的意见，他认为这个问题是棉纺业内部矛盾之一。他说，在公私合营企业暂行条例中资方代理人的酬劳金有着明确的规定，这说明酬劳金是资方代理人应得的合法利益（当然不一定是合理的利益）。资方代理人提出酬劳金问题已经一年多了，而上海工商联的领导人物一拖再拖，似乎准备拖过三年七年，把这个合法利益变为不合法。他认为政府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有缺点的；去年说，酬劳金不必谈了，今年又说，可以由私方自己协商，真是一个哑谜。这个情况，反映了资方代理人同棉纺业同业公会的领导层之间是缺少共同语言的。 + +　　接着，他对千家驹的发言提出了批评。他说，从资方代理人的角度来看，千家驹的发言跟我们资方代理人的思想感情有着很大的距离。他不同意千家驹所说排队买东西会在思想上滋生一些留恋资本主义的情绪；相反，如果对排队有所不满，只是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是积极性的表现。他认为千家驹把脱胎换骨说成超凡入圣也不对，他说，我们绝大部分工商业者对于抽筋剥皮固然害怕，而对于超凡入圣也不感觉舒服，如果说工人阶级是圣人阶级，资产阶级是凡人阶级，那恐怕有许多资产阶级要放弃改造，工人阶级也有许多要背叛自己的阶级。 + +　　接着，他反映上海一些代理人的不满情绪：说我们代理人代理得太多了。我们代理经营管理，代理剥削工人，代理五毒，代理受教育，代理大老板过关，代理……而那些在工商界团体领导层里的人物（即代理资方的代理人）却是代而不表，表而不代。最后他要求在工商联、民建等组织中有自己的代表席位。 + +## 卢燕南希望改变对“资本家”的称呼。 + +　　卢燕南在发言中，主要谈的是公私关系。他谈到：现在有些党团员仍以旧眼光看待私方人员，对他们不信任。有个厂，上级有事通知开会，厂长不在，让秘书去；秘书不在，让党支书去；党支书不在，让工会主席去；都不在，宁可缺席，也不让私方人员去。有的厂，党与非党人士犯了错误，教育方式也不同，一是内部教育，一是开会批评，甚至发通报。他说：我们是资本家，但是有人叫我们“资本家”、“先生”或“老板”，心里总有些不舒服，听到有人称“同志”，心里就很兴奋，他希望社会上能改变对他们的称呼，希望报馆也能笔下留情，不要左一个资本家，右一个资本家。 + +　　他说：拆墙、填沟，要公私双方一齐来搞。从私方人员来说要除三害，即消极性、自满情绪和自卑感。我们即是国家的公职人员，就要拿出当家作主的样子，正视自己的缺点，虚心学习，不怕碰钉子，主动争取公方领导，积极发挥“财富”作用。从党这方面来说，要加强对党团员的统战政策教育，让他们和党外人士交朋友，说知心话，公方要大胆信任私方人员，要与私方人员真诚相见；在企业里，要把民主管理委员会很快建立起来，草拟章程时，要有八办和工商联参加，以便反映多方面的意见。 + +　　最后，他提出：他们省工商联没有党员秘书长，工作中遇到很多困难，要求统战部给他们派个党员秘书长或党员办公室主任。 + +　　姚维钧发言中，主要反映工商界家属和女工商业者的情况，她认为工商界家属和女工商业者在社会主义改造中起了很大作用，他们之中不少人得到了学习机会，思想有了提高，其中有些人也逐渐得到了安排。但是还存在很多问题。如有的因为家务事多、或男工商业者不支持，不能参加学习和社会活动；有些骨干分子因社会活动太多，家务劳动没时间搞，爱人也发脾气。她建议有关方面要对男工商业者进行教育。她还反映了一些中小户工商业者家属生活困难情况，建议政府对他们给予适当照顾。她又反映了妇女在节育宣传中所遇到的困难和歧视，要求政府要多方面宣传，并按宪法规定保护妇女儿童的健康。 + +　　 ---- 原载195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10.txt b/CCRD/1/3/2/0007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18bdb6311da7dad9e88cf3ec6f16a15ddc4ce5d --- /dev/null +++ b/CCRD/1/3/2/000710.txt @@ -0,0 +1,17 @@ +# 山东省民主人士对“鸣”、“放”顾虑重重 + +　　<康宁、卞祥椿> + +　　新华社济南30日讯 + +　　山东省民主人士对“鸣”、“放”仍然顾虑重重。据民盟济南市委成员贾少浦对记者说：“最近我们接到民盟中央的通知说：毛主席指示‘首先要在高等学校内取消党委负责制’，而张季兰教授(民盟济南市委副主任委员、山东医学院副教务长)最近在一次座谈会上却听到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夏征农说：‘党委制肯定不能取消，而且还要加强。’这引起张季兰的怀疑和顾虑。”山东师范学院某些民主人士从报纸上看到首都“鸣”、“放”得好，就向这个学校的一位党员负责干部提出山东的作法“是否和北京相同”的问题。得到的答复是“既相同，又不相同”。因此大家议论纷纷，认为“北京是可以尽量‘放’的，而山东就要有所限制。”山东师范学院有些党员甚至在座谈会上说：大家要好好钻研文件精神，不要乱喊冤枉。 + +　　等待观望，看风转舵的思想在工商界及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很为普遍。山东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济南市副市长张东木公开表明工商界有两个顾虑：第一是怕打击报复；第二怕提出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他私下里对一些大胆“鸣”、“放”的人说：“不要高兴得太早了，要考虑到后事。”有的人说：“看一看吧，不能‘放’就‘收’，我们资产阶级是有这套本领的。”也有人把自己比作“百花”中的昙花，要“放”一刹那试试，看看是否仍然是“上边统战，下边捣蛋”。 + +　　在肃反运动中被斗错的高级知识分子要翻老案。政协山东省济南市委二届一次会上有人反映：山东师范学院的整风，应叫余修(山东省副省长，前山东师范学院院长)下请帖请那在肃反时被斗的来帮助。山东工学院在三反对，把十多个老教授说成“反党、反团、反领导”，现在有人要翻案，研究当时的情况，到底是内部矛盾，还是外部矛盾。 + +　　有些单位仍有阻碍“鸣”、“放”的情况。山东农学院教授李家文在去年10月因所谓“窃取他人科学研究成果”的问题，被斗两次，当时刚入党不久的院长陈瑞泰曾对他说：“以后还有更大的难看等着你呢！”在半月以前，该校党委书记华山还问李家文服不服气。最近民盟山东农学院支部主任委员张之光在一次整风座谈会上提出了李家文的问题，当晚华山就把张之光找去作解释。因此，李家文表示坚决不“放”，并且说如果“放”的话“就要了我的命了。” + +　　有的单位问题很严重，民主人士要“放”无处“放”。山东医学院就是属于这种情况。教授孙绍谦曾表示山东卫生厅没有能力来领导医学院：该院的“医教问题”拖了好几年也还没有得到解决；副院长方春望(党员)作风跋扈，独断独行，下面意见很多，但是却没有机会讲。因此，该院有些民盟成员说：还是由民盟济南市委召开座谈会，让我们“鸣”、“放”吧。 + +　　来源：1957年5月3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11.txt b/CCRD/1/3/2/0007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74555795f4d0b5d4ec3e7d5e70b0339c2968e4 --- /dev/null +++ b/CCRD/1/3/2/000711.txt @@ -0,0 +1,41 @@ +# 天津大学掀起了大字报风潮 + +　　<新华社记者　李正杰> + +　　新华社天津30日讯 南开大学贴大字报之风已刮到天津大学。 + +　　这个学校的大字报的锋芒一开始就比较集中的指向肃反问题。 + +　　有关肃反问题的大字报使得学生情绪激动的有下面这么四个事件： + +　　(一)化工系染料专业四年级的“挤走、压疯、害死了人的事件”。这是染料专业四年级一群学生写的题为“惨！惨！！！”的一张大字报中揭发的问题。在这份大字报开头写着： + +　　“呜呼！树仁已矣含冤去， + +　　中和狂存生何堪， + +　　以求何的遭挤走， + +　　群众皆被冷眼看。 + +　　问君世间多疾苦， + +　　爱党爱国帮风整， + +　　群起推倒三座山！”(树仁、中和、以求是三个学生的名字。) + +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有一个叫周树仁的女学生在肃反中投河自杀了，大字报中说她是因为在肃反中检举了一个党员肃反小组长而遭到了威胁，在恐惧的心情中被迫自杀(据记者到党委会了解，在肃反中没有斗周树仁，她的死因还不清楚)。 + +　　李中和因在肃反中受到了刺激而被逼疯了。这个事情在大字报中公布以后，不少学生都贴大字报表示愤慨。团员巴逢麟、张静波、李志达写了一幅“丧”(当做白挽)：“凭吊肃反中被冤屈的灵魂，为闷棍打死和打伤的人默哀！”还有的学生提出为死者伸冤！追究责任的口号，要求弄清周树仁事件的真相。 + +　　(二)王桐林事件。王桐林是机械系内燃机专业三年级一个班的团支部书记，他在不久前得了神经病而疯了。在“王桐林事件专栏”中一些大字报说王桐林在肃反中被党员文世骐、张光本等人利用而斗错了同学(肃反运动时王桐林是副小组长)，在肃反结束后，王桐林要求纠正肃反中的错误而遭到了打击。后来王桐林就气疯了，并且曾大喊：“掐死张光本，枪毙文世骐”等话。内燃机专业三年级一群团员和同学在大字报上呼吁：“我们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同志疯了，一个被大家所热爱的同学被扼杀了。这是血淋淋的事实。不!这是比血更惨不忍睹的悲剧。全体同学们！支持我们吧!我们要求澄清这件事情真相！我们要求那些害人的人负法律责任!”接着有的大字报就提出“为疯者伸冤”等激烈的文章。机械系党总支已在今天贴出大字报表示态度，准备会同内燃机专业三年级的同学组成调查组、彻底清查“王桐林事件”问题，并及时处理。调查组已由机械系主任史绍熙教授、余国琮教授、刘友钧教授和同学等组成，准备及时进行调查工作。 + +　　(三)“恶狗”事件。一个署名“一华侨‘恶狗’”的学生在大字报中揭发了他在肃反中遭到的迫害的情形。他的呼吁获得了很多人的同情。不少人署名“狗类”同情者来控诉侵犯人权的非法行为。 + +　　(四)姜志新事件。姜志新(团员)在周总理和西伦凯维兹总理到天大参观时，他监视几个肃反被斗的同学，并且他又叫另一个团员监视他们到宿舍的活动，而这个团员告诉了被监视的学生，因而引起了这些人的不满。同时有的团员也公开泄露党团组织布置监视学生活动的部署。“要求姜志新公开检讨并给予校纪和团纪处分！”类似对这四个事件表示愤慨的大字报已陆续贴出。 + +　　天津大学的领导上过去存在着麻痹自满思想，在25日南大发生问题后，党委书记李曙森在当天下午召集学生讲话时还认为天津大学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第二天大字报就在学校里贴出来了。目前，党委已积极采取措施，进行研究处理。天大副校长、党委书记李曙森在昨天下午和晚间就分别召集肃反被斗的学生和非党团员学生举行座谈会，请学生们大胆地提出意见和批评。参加座谈会的学生提的意见虽然比较偏激，情绪也比较激动，但是他们对李校长虚心听取意见的态度表示很满意。今天下午还召集华侨学生举行座谈会来征求意见。 + +　　市人民代表和市政协委员到天大视察时，学校也事前贴出了布告，希望学生们找代表们反映意见。几天来，已有六十多名对肃反等问题的意见的学生向代表们反映了情况。党委副书记张芳春对记者说：学校在肃反善后工作上有缺点，现在正准备及时地做一些工作。由于党委会采取了主动措施，估计同学们对肃反问题的不满不致于进一步扩大，但是根据这两天的情况来看，学生可能举行控诉会。 + +　　 ----来源： 1957年5月3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12.txt b/CCRD/1/3/2/0007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da309d56ab41026f9eafa03b50450b1910ebdf1 --- /dev/null +++ b/CCRD/1/3/2/000712.txt @@ -0,0 +1,43 @@ +# 我让盲人复明也有罪了吗? + +　　<西安市第四医院眼科主任、西安军医大学教授　张锡华> + +　　编者按：下面发表的是张锡华、沈反白同志在本月15日九三学社西安分社和本报编辑部联合召开的医务工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 + +　　西安解放一年之后，1950年4月我抱着为祖国建设事业起一个小钉的作用的心情，从国外回到了祖国和我的家乡——西安。几年来，我亲眼看到在党的领导下，各方面惊人的成就，深深体会到党的伟大、正确和英明。在同将回国的留学生朋友们写信时，我说：“我可以指天发誓，以我所知，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伟大而得到人民拥护的政党!除非亲自体会是不能想像解放后短短几年中祖国建设成就于万一的!只有跟着党走，才有胜利!”据我所知，这也是所有具备起码常识和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共有的认识。 + +　　今天党报和社，要我谈一下人民内部矛盾，我们都知道揭发缺点，是进一步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先声，因此，关于成就方面就不多谈。 + +　　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国家长期的方针。近来西安“鸣”、“放”之声初步展开，但是我觉得人们到底还是有顾虑的。因为几年来有些基层单位，把党的正确政策执行偏差了。个别的地方还偏差的出奇，造成群众对呼吁真理的顾虑，不愿大胆“鸣”，怕被人断章取义，来一个打击性的“整”。我认为要群众“鸣”得好，首先要领导上“放”得好，而不是给人们以半放半收的印象。只有把问题真诚的摊开来，才能得到正确的处理。任何怕放乱了的顾虑，都是不了解广大群众坚决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愿望，不相信群众的表现。 + +　　有幅漫画：一个人用手抓着鸡脖子、叫它鸣！这幅漫画很有意思。我们今天在座的人，虽没有人抓住我们脖子，但是一些为了提正确意见而遭到打击报复的经验，正像一只无形的手放在脖子上，这只手就是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象征。它尤其象征着过去个别单位领导对愿意提合理化建议或批评意见的同志们，将来借机利用职权打击报复的事实。我觉得不首先让这一类事实的放手揭发，不重视它的处理，只谈生活细节上的矛盾(如伙食办不好，房租贵贱等)是一种“重点旁移”的作法，也就是不先除去扼在鸡脖上的手却叫鸡去叫鸣的作法。 + +　　1950年西安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初成立，一间小房，一桌一椅，病人少，设备谈不上。我们以从头做起的精神，争取党的支持，同志们的合作和群众的舆论。在1954年发展到病床四十三张，加床到四十七、八个病人，门诊最高接近每日三百人次，成为西北最大任务的一个眼科。在为人民事业发展奋斗的过程中，我们爱国、爱人民事业的热诚，曾触犯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领导者，他们当时找不出反对正确要求的理由就在运动中乘机颠倒是非来打击我们作为报复。 + +　　例如：学习苏联先进角膜移植成功以后，全国各地渴望重见天日的瞎子，很多人来信询问就诊事宜。有次我到北京开会，回来后就堆积了三百多封信没来得及处理，在教学任务和诊疗任务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就得找个助手。把意见提给领导，但领导始终未派人来，为了不使患者久等，只有自己口述由我爱人执笔。但是领导上质问：“她凭什么资格回信?”(因她不在我们医院工作)，我想这话也有道理!不拿医院工资，没有医院干部身份，竟敢办起公家事来，万一办出个差错是不好的。于是自己起信稿后，交办公室去抄覆病人。不料在几个月内病人接连来信说：“前信没有得到答覆”，后来才发现他们的来信被压，并没有回答。我就大胆地批评过这种不许别人作而自己又不作的情况是官僚主义。 + +　　再如：几年来卫生部曾调青海、甘肃等省眼科医师(很多是主治或主任医师)来我科进修。我们以为给国家培养干部是个光荣任务。叫他们深入病房和我们一起负责治疗工作，但是医院一直不给找地方住，这样病人晚上痛苦时找不到大夫，大夫晚上关心病人进不了医院里来。后来我只好建议让他们晚上在门诊部搭一行军床，白天就收起来，医院领导还是不答应，后来西北卫生部党的负责人来交涉也没效果，整整一年学习的时间过去了，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 +　　七年来，像上面所提的例子还多得很，不是一朝一夕能讲得完的，在事情发生的当时，他们实在找不出理由来说服我们正当的要求，为了更好的作好人民事业，我本着知无不言的精神，向九三学社、统战部和党报及上级负责同志反映医院里需要消除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情绪，因此几年来领导上曾受到上级不少批评也作过检讨，于是他们记恨在心，待机发作。在1955年，他们杜撰了一种奇怪的逻辑：对个别党员任何看法有不同意见或批评意见的人，就是反领导，反领导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因而得到结论：说过领导有官僚主义是反领导和反党，为实习大夫找住处是有意叫他们对领导不满，也就是带领他们反党。此外我们科内同志在互相团结之下，几年中建立了一个比较有群众信仰的眼科，他们说：这是独立王国、小集团。请木工、理发师、牙科技师和电工等帮助我完成一些科学性研究，我们请他们吃过一次牛肉泡馍，这竟成了所谓小集团。一直追查一年多。1950年到1951年,在卫生局叶局长邀请下，我担任过医务院长，后来因为自己是党外人士执行职务有职无权困难重重，就坚决辞去，专心致力于业务。他们说：“你不当院长，就是居心破坏!”。他们把他自己代我发给国外友人的信，说成是与敌国通信! + +　　党一再号召专门人材要多培养干部，应当从事教学工作，这也是每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志愿。几年来，我一直兼作医科大学和市第四人民医院两处工作，自己身体不好，常感到身体精神都不能支持。市卫生领导上邀请我到第四人民医院工作时，我曾说明这点：志愿搞教学工作，当时医院领导因工作需要不同意我走，因此上级领导和院长曾在聘书之外附有一封作为聘书附件说明“关于你的去留问题，以后不受任何限制”。但后来他竟不顾事实，带头在会上说：“你是怎样混进医院的?”作为一个高级领导，这样出尔反尔的无信用捏造是非，真是令人寒心，这和党的正确教育简直是完全背道而驰。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利用职权、强迫群众给他私人充当打手：当一位外科主任和近六十岁的群众不愿按照领导的指使来昧心说话时，一位党员院长竟然斗争他们大叫着：“我们掌握了粮食，即或你是什么留学专家，叫你饿死你就得饿死。”难道国家的粮食政策就是像这位院长说的，为了饿死不合他私人意见的人和不屈于威逼的人吗!这是给党建立威信吗?当然不是的。这位院长对群众的作风真好像奴隶社会的奴隶主，“顺我者生，逆我者死”。 + +　　在威逼、利诱和“积极分子”的带动下，歪风长大了。有些人把自己的入党升官晋级，对“领导人”的忠诚，建筑在捏造和曲解事实和别人的痛苦上。以致在西安市第四人民医院造成像人吃人的无情状态。我常想不通：万里奔波回祖国从事医疗事业为了使更多的瞎子能看见，给领导提些合理的意见就要受到这种非人待遇，这是什么道理?难道爱国爱人民事业有罪吗!几年来伟大的党和毛主席把我教育成了个可知论者，但是第四人民医院的领导人却把我们变成个不可知论者了。 + +　　幸而党和毛主席是正确的，最后组织上对我几年来之工作结论为：有主人翁观点，和“独立思考”，还选我为市、省、全国卫生先进工作者(实在说我自己觉得是不配的)，我把它当作党和政府对我的培养和教育，但是我们亲身体会到上述骑在人民头上，行“生杀予夺之权”恶劣的作风，决不是一般的所谓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可以比拟的。这些情况曾向上级反映过多次，但有关方面说：“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难免的”，这是“考验”。这样是非不清，爱憎不明和旧社会的“官官相卫”有什么不同?是不是害人的宗派主义在作怪。 + +　　谈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用和风细雨的办法来解决，我完全赞成。很多好的领导同志，也有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他们的本质和愿望是好的，看到他们的辛苦，我们会觉得就是“和风细雨”也怕是对他们也有些重了。但是对有些一贯利用职权，违法乱纪，以公报私，甚至侵犯人权，破坏宪法等行为，不加查明处理，或以和风细雨待之，就不能令人心悦诚服。目前，上级党、政虽也处理了个别的人，但主要只是调换一个更高的领导位置，这说明还有些认识不清，甚至还有些“碍面子”的宗派情绪。这种情绪目前直接造成下面群众的不安心和不敢大胆鸣的顾虑。 + +　　卫生部门有一般的官僚主义，并不稀奇。应该提一下为害很大的特权思想。只举一个例子，有位好心的同志告我说：“某首长说：‘某人好驾驭，某人不好驾驭’”这样不分群众意见是否合理，只从驾奴着想，对不顺己心的人，“创造”机会来顿毒恶“打击”，使人服“威”，这完全是把人当牛马。这种思想作风如不改变，叫“牛马”重新变成人，怎能谈得上把消极因素变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 + +　　为了说明领导正确和不正确之分，下边举个例子。 + +　　用人工晶状体治疗眼睛失明患者，是世界上近几年来新的科学发现。在西安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没有用国家的钱，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在1954年国庆前三天作成功了，治好了一位失明十多年的农民(至今已将三年视力仍好)，陕西日报还派记者到兴平去调查属实向全国报纸报道这件事。以后我又给九只失明的眼睛作了手术，其中一例完全恢复正常，六例能看到报上的字。作的过程中，我曾向市第四人民医院及卫生局领导上汇报，还请他们来指导手术。也写过书面汇报，但他们却向上级党委说：“未得许可私自开展新手术”，使我得不到领导的支持。最后东北一位技术工人，不远千里来要求治疗，但因领导不去看，不研究就决定不准作，并让这个工人同志出院。但是西安军医大学的同志们说：“张教授为什么不到军大作，我们也好有机会学习”，后来呈请军大负责同志批准住了院，但临作手术的前一天，卫生局又追到军大不让作，当时我想卫生局既不让瞎子的眼睛复明，不作也罢，但须向军大领导说明情况。出人意料，军大校长没等我说完就要我陪他亲自去研究检查病人，证明这只失明的在东北医大无法治疗的眼睛，非人工晶状体手术外不能治好。军大的校长立即鼓励和支持我说：“我支持你作，市上不同意，我去答覆他们。”就这样，经过手术，这位工人同志的远近视力完全恢复了正常(现在恢复全劳工作已两年多了)。谁知这样更得罪了西安市卫生局领导，在手术后四个月，召开了一个对新科学研究的斗争会，会上局长总结说“就是99％的成功率，我们也不答应你作！”这那里是一个领导科学工作的人应当说的话?试问最常见的盲肠炎手术谁能作到99％的成功？何况一种新的复明手术?这种态度实际上就是扼杀科学研究!不错，我们的效果还没有达到99％，但当时在苏联还在试作阶段(现已初步成功)。不仅如此，这些领导者还会对其他一切科学研究进行打击(像角膜移植，活动义眼等)，想从里面找“医疗事故”以达少数人预定“惩办”的私谋，但是在党正确的领导之下，他们没有完成愿望，现在这些事却被当作先进事迹展览了。从对人功晶状体研究的反对与支持来看，领导是有正确与不正确两种，假如没有像军大校长——一个令人钦佩的领导者的支持，我相信那位东北技工的眼现在还是失明的。 + +　　为什么一种新的研究会遭到阻害，甚至追击?为什么自己亲眼看到手术和书面汇报，还说别人没有汇报过?这难道是一般的“思想”问题么?有人说过去的西安市第四医院领导对干部是吹毛求疵，我觉得说的更确切些是有意颠倒是非。他们的职权是非常特殊的，人们说院领导不是领导大家作好工作，乃是“法院的全权代表”，其实人民法院从来倒是公正处理问题的，绝不可以人民法院来与他们相比。 + +　　现在西安市第四医院已经换了新的领导，说明市委对上述情况已有所了解，也有人告诉我不要再多说话，但是我的谈话绝不是对某些个别人而说的，乃是借着事实说明党在今天展开整风是必要的、也是适时的，从团结的愿望谈出来，希望同志们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只有整掉恶风，才能叫大家更好的从事社会主义建设，我还要提出：现在反对三害(三大主义)首先要反对与党中央意图相背的宗派主义，因为它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保护者和培养者，特别要反对身披马列主义外衣，口喊马列主义经典章句而里外不一致的人所形成的宗派主义。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向任何取消党的领导的倾向作斗争，因为反对宗派、官僚、主观三位一体的大妖怪的目的，是为加强党的领导，领导我们六亿人口更好更快的走向幸福的社会主义。 + +　　毛主席号召我们大胆的讲话，但在以往存在的打击报复的坏作风还没有确实克服以前，今天的发言还有可能造成再一次接受“冷箭”的因子，也许在看见毛主席指示普遍贯彻以前再受一次打击报复，但是我坚决相信党和毛主席的光辉会把每一个为真理斗争的人救出来的。 + +　　 来源：《陕西日报》1957年5月3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13.txt b/CCRD/1/3/2/00071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a4d2d91dffc93b5dc5a802e45f0baa9b35148f --- /dev/null +++ b/CCRD/1/3/2/000713.txt @@ -0,0 +1,17 @@ +# 西北农学院的“三害” + +　　<西北农学院教授　周尧> + +　　在人们的印象里，西北农学院是西北各院校中成绩比较突出的，其实并不这样，只是客来扫地，作些门面，拿些旧的成绩(如碧蚂一号)夸大宣传而已。长时期来我觉得西北农学院政治空气浓厚，搞各项运动都是轰轰烈烈的(这当然是好的)，但学术空气却异常稀薄，科学研究甚至教学工作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支持。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以来，直到现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运动开始以后，我却感到“学究气”反常地浓厚起来。就拿这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来说，我们的布置是四个星期的学习，三星期用来“精读文件反覆钻研文件”、“深入讨论矛盾产生的原因”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似乎让大家以欣赏的态度来把玩这支“百步穿杨”的好箭不叫放出来。一句话，领导者有顾虑，不愿放；因此群众也有顾虑，不敢放。我们放得不够，因为领导放手得不够。 + +　　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在我院是非常严重的，教学改革上不但是生硬地学习苏联，并且要求冒尖，好大喜功，不从实际情况出发，造成全体教师的忙乱。解放已经八年了，我们在教学上或科学研究上取得了那一项显著的成绩呢?是举不出来的。这由于学校的党和行政支持不够，领导有问题。行政人员是双套配备。整天闲得没有事干，教学人员要求计算工作量，辅助人员不够，教师经常地都要开夜车。行政上的大小通知命令都用铅字或刻写得很整齐的油印，印得很漂亮，又很讲究，但学生必需的讲义和教学上的参考资料不易获得批准付印，油印刻印的讲义都是错误百出字迹潦草，无法读下去，教师科学研究上或教学上成本的著作在校内更没有可能出版了。如何能够提高教学质量和鼓舞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呢?植物保护系提出要一只浸渍标本橱，申请了三年都没有得到，又申请在二号楼前造一所养虫室，申请了二年才得建造，经过四个月完工了，领导上批评地点不合适，说没有得到批准，大家明白没有批准那来的工人、木板、洋灰和水泥呢?如说地点不合适，在四个月建造过程中领导同志天天经过难道不会见到吗?为什么不及早纠正呢? + +　　宗派主义我们领导上认为是没有的，事实却胜于雄辩，我校留助教，解放以来一直要留党团员，有的学业是很差的。送苏联去的都是党员，有的三次考不取还要保送出去，昆虫组教学工作量比植物病理组重，教师力量薄，但病组出去两个党员了，(还有一个想送还未出去)，虫组至今没有机会，造成我们教学上的困难，这是从国家需要出发呢，还是从政策出发?非党员犯了错误采用大民主的方式，公开批评；党员犯了错误采用小民主的方式，党内批评。因此有人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分开来的，党员有批评的武器，非党员有自我批评的武器。” + +　　在我们校里流行着使人不能理解的理论，就是谁不满意任何一个党员的言行，就被认为“对党不满”，对党不满就是反革命，这种奇怪的逻辑是值得研究的。事实上很多党员的思想作风实在太恶劣了，诌上骄下，把别人的话断章取义向上汇报，打击别人，以求宠悦，使群众和他们相处和刺蝟一样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如何能叫人满意呢? + +　　我院人民代表的选举工作也是不够民主的，如有一个候选人，群众意见很多，但为了给予这些人的政治“报酬”吧，还是把他们推出来了。学校行政人员，院长办公室、人事处、教务处的人太多了，去年我也曾在行政会议提出来，并向陈副院长提过，要求放到系里来，陈副院长说：“你不要再提了，免得领导上被动”，但至今我们还未见到主动地解决这些问题。相反地在一次运动时，有些党团员认为我在小组酝酿时不赞成那个候选人，给党的威信起了不良的影响；我主张减少行政人员，是要削弱人事方面的力量，是为反革命分子铺平道路。直到今天还有人说：“最近光明日报等报纸上放出来的意见多半是不正确的，那反映出民盟、九三等小资产阶级政党要和共产党争政权”，用那些帽子来扣住人，封住别人的嘴巴，剥夺别人批评自我批评的权利，对革命有利呢还是有害呢?我同意这样的说法“民主不但是手段，同时也是目的”，如果只是手段，我不很同意。 + +　　西北农学院的院刊是不喜欢刊登和主编的看法不相同的文章的，关于“新八股”的讨论就是这样，和主编想法不同的文章不给刊登。即使刊登了，一定要在后面同时附上一篇批驳的意见，造成单面优势；眼看自己一方面快要理穷时，就干脆停止讨论，拒绝刊登。是一个独鸣独放的园地。我们希望它能够改变作风，真正能够配合这次运动，不要成为“半遮面”的“琵琶”。 + +　　 来源：《陕西日报》1957年5月3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14.txt b/CCRD/1/3/2/00071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327a9703428d3d969de262d19ec7cb602aec344 --- /dev/null +++ b/CCRD/1/3/2/000714.txt @@ -0,0 +1,61 @@ +#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十 续昨) + +　　<《人民日报》编者> + +## 罗子为提出改进党与非党关系的七点建议 + +　　罗子为最后发言。他谈的是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问题，又偏重谈党与行政的关系问题。他说，从党与非党的关系来说，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党。 + +　　如何搞好党与非党的关系？他分析现在有三种情况：一种是非党人士有职有权。他在手工业管理局工作，他举他自己的情况作为说明。第二种是有职有部分权。第三种是有职无权。涉及到职权问题的情况是：第一，国家机关是由党组负责，对方针、政策、重大决定，都由党组讨论。非党负责人是不是有职有权，在于能不能参加党组讨论。有的参加了，就觉得有职有权。有的没有参加，党组决定后告诉给非党负责人，这就使非党负责人感到有职无权。第二，机关行政工作是分工负责制。非党负责人分担的工作，如果下面的党员干部听他的，就会有职有权，否则就觉得有职无权。第三，看文件，参加会的问题。文件有两种，一种是党内的，一种是行政系统的。党内的文件，民主人士看不到，有的也看到了，这就有不同的感觉。他说问题就往往出在这上面。会议也是如此。 + +　　他说，这些方面，做法各有不同，这是因为中共中央没有明确规定，而往往交给党组去掌握。到了机关，又交给党员个人去掌握，这就变得作法不一致了。他举例说，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的传达作法就不一样，有的单位只在党员中传达；有的单位在某级以上干部中传达，不分党内外，有的党员没有听到也不满意；有的在全体工作人员中传达。他说这是制度界限不明确。 + +　　他说，党与非党关系，在具体到这个人和那个人的时候，就不一定是党员的责任。他说从前他在一个单位工作的时候，三个人在一起，其中只有一个党员，三人相处得还融洽。后来他离开那个单位，但那两个人却闹起意见来。这是谁的责任呢？他说是非不清。 + +　　谈到如何贯彻有职有权问题时，他提议： + +　　第一，中共中央要做明确的规定：机关党组开会讨论重大问题时，如是扩大会议，党和非党的负责人员都参加；讨论某项业务时，有关非党负责人也参加。至于保密问题，他说非党负责人是会懂得的。还应规定：各机关必须贯彻分工负责制。这样可以加重非党人士的责任感，也可以推动工作竞赛，推动钻研业务。还应规定：凡属于工作、业务范围的文件，应该让非党负责人看。作了这些规定，党组好掌握，党员容易明确。第二，党组代表中央负责掌握方针政策，推动行政贯彻。至于保证，可以由机关党总支负责。第三，应明确机关民主党派的作用和地位。给无党无派民主人士表达意见的机会。第四，机关对非党人士，有的不大注意，有的关心不够，有的老干部警惕性过高，使非党人士觉得不受重视。党对新党员教育不够，说话行动都有不好的地方，应加强对他们的教育。第五，民主党派几年来没有检查过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应该检查检查，会对成员有教育作用。第六，在广大党员中进行统战工作教育。第七，非党人士也应在改善党与非党关系问题上，作自觉的努力。 + +　　他还谈到党员与非党人士交朋友的问题。最后他希望象这次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的做法，能够订为制度，定期举行。另外还要定期进行检查。这样党与非党关系就会好起来。 + +## 陈其尤说：应当协助民主党派建立和充实组织机构，给予民主党派一定的政治地位和权利。 + +　　陈其尤在３０日上午的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在他的书面发言中，首先谈到关于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问题。他认为：要切实贯彻长期共存的方针，使民主党派真正能够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就应该给民主党派能够共存和监督的条件，而民主党派自己也必须创造能担负起这一任务的条件。 + +　　怎样才是给民主党派共存和监督的条件呢？他认为领导党要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协助民主党派建立和充实组织机构。民主党派需要代表、联系他们特定的阶层和人士，同时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这就要在某些城市建立组织机构，进而健全充实这些机构，才可能正常开展它们的工作。但不管是建立机构或者是充实机构，没有共产党的支持是办不到的。因此，他主张当民主党派需要在某些城市建立机构时，只要这一民主党派在这一城市中有足够的工作好做，领导党就应给予建立机构的有利条件。当民主党派需要调动其成员（他本人同意）回党工作时，只要他原机关不是非他不可时，就应该给他协助，借以充实民主党派的机构。这一点过去某些地方统战部如广东统战部是做得很不够的，我曾有一次为了要调动一位致公党的成员回党支援工作，就受过极难堪的遭遇。 + +　　第二，给予民主党派一定的政治地位和权利。他说，现在各民主党派在理论上说是平等的，而实际上在很多人（当然也包括统战部的某些同志）的眼中却不一样。我觉得过去领导党对我们致公党的工作是支持不够的。第一届政协会议时，作为民主党派之一的致公党居然没有在政协常委会中占一席位，因此，使我们为了开展一些工作，为了使我们的工作少出错误，急需知道某些政协常委会的决定时，也只能从私人朋友方面去打听。这对于致公党的工作不能说没有妨碍。今天这种情况虽然有一些改进，但仍存在着重大不重小的现象，有很多重大事情我们必须知道的，但我们仍没有机会能及时地知道，以致我们无法及时正确指导致公党的工作。 + +　　第三，应鼓励民主党派发挥当家作主的精神，和帮助进行思想改造，现在不少人反映民主党派有自卑感，但这并不是天生就自卑，这是由于环境造成的。由于他们不可能看到足够全面的材料，因此也就不可能有较全面的意见。不全面的意见提出来也并不是完会没有参考的价值，但却很容易遭到极冷淡的反应，甚至会有被扣帽子的危险，再加上他们碰到了不少共产党员的优越感的表现，久而久之，不能不养成自卑感。 + +　　我们希望领导党从组织、政治和思想三方面大力协助民主党派，使民主党派有条件承担起监督作用。 + +## 他要求恢复暨南大学 + +　　其次，陈其尤谈到要求恢复暨南大学的问题。他说，华侨热爱祖国文化，要求子女接受祖国教育，送子女回国升学，是值得我们欢迎的。但在目前文教建设还一时不能适应人民对于文化生活迅速提高的需要，出现了今年将有相当多的高中毕业生不能升进大学的现象。其中将会有一部分是在国内高中毕业的华侨学生和国外高中毕业回国报考大学的华侨学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致公党曾向政协建议将原来在上海的暨南大学复校，因为暨南大学和厦门大学在国外华侨的社会中具有同等的声誉，受到广大侨胞的爱护，许多侨胞都希望恢复暨南大学。希望国家能够考虑这个要求。对于归侨、侨眷的居住和迁徙问题，陈其尤也提出了意见。他说，宪法上有居住和迁徙自由的规定，但我们因为物资供应和保证农业生产力的关系，不能使一些大城市的人口自由膨胀。因此，对乡村居民移居城市加以若干限制和管理，这是有必要的。但以归侨侨眷而言，则他们很多是没有劳动力靠外汇维持生活的，他们若离开乡村到城市来，对农业生产力不会有多大的影响，至于物质供应，与其让他们在乡村受到一些特殊的照顾，而又容易引起农民不满，倒不如让他移居城市为好。除以上意见以外，陈其尤还对工资改革和物价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 + +## 茅以升从八个方面来分析形成“墙”和“沟”的原因，提出一些拆墙填沟的办法。 + +　　茅以升就“墙”和“沟”是怎样形成的问题做了书面发言。他说：现在各地都在谈党群之间的“墙”和“沟”的问题，但我看象这样的墙和沟，这几年来，不仅存在于党群之间，而且也存在于群众彼此之间，存在于各机关之间，存在于机关与群众之间，存在于业务上的外行与内行之间，存在于时间上的昨天与今天之间。这样多的墙和沟的普遍的存在，而且已经存在了几年之久，是不是一个令人惊异的严重问题呢？我看不是的。这都是些人工的产物，不是天生成的，仍用原来的人工，是可以把墙拆除，把沟填平的。 + +　　茅以升认为形成墙和沟的原因大家说了很多，还可补充以下几点； + +　　（１）工作上的积极性。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人们是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性的。然而就因积极性的程度有所不同，其间就逐渐地会有了墙和沟。积极性差的，看到自己的政治水平不如人高，一时又学不好，只得遇事退缩，不敢以主人自居，先退为陪客，再退为来宾，真实的思想语言，常年闷在脑中。工作总是要人作的，既有退缩的人，就必须有代庖的人，积极性的差别，也就愈来愈大了。这样，就发生了所谓有职无权，党政不分，有力无法使等等的问题。 + +　　（２）组织机构的有经无纬。我们的组织机构往往有个很大缺点，这就是很多组织机构只有垂直系统而无横的联系，身处其中，就不免时时碰壁。比如同一地方，就可有几个系统的同样工作在进行，而各搞一套，互不关怀，更谈不到有无相通。看到这样的浪费，自顾人微言轻，不知从何说起，只好袖手旁观。其实，这就是组织机构的有经无纬，这样的布，在绷紧时，光彩绚烂，是很好看的，但稍一松手，就破绽百出了。我认为，象这样的组织机构是应当研究改组的。 + +　　（３）业务计划的高度集中。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全盘计划化和全国统一化，同时也需要高度纪律性，以求方针政策的贯彻。但是，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各地情况非常复杂，经济和教育的基础都很薄弱，而科学又十分落后，因此，在制订一个计划时，由于因素太多，而且资料搜集不易，就很难作得尽善尽美。纵然制订的时候是对的，等到各地实行的时候，情况又变了。这是一个高度科学性的工作；在我国现有科学水平上是很难做得完美的。但是，上面订的计划和任务，在下面看起来，就必须要贯彻执行，因而就难免要犯命令主义的错误，在干部与群众之间就难免有墙和沟了。现在各地常说，上边管的太紧太死，但上边也有必须要这样管的理由。如果在计划中分别轻重，预留伸缩，哪些是必须由中央集中的，哪些是可以容许有“自由市场”的；哪些是必须要完成的，哪些是可以有伸缩的，尽量把事权下放，并且把集中和分散的比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逐步加以调节，我想下面干部就可经常开动脑筋，如何来统一这需要与可能的矛盾了。 + +　　（４）机关政令的灵活运用。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是新的经验，机关政令必须随着情况变化而不免于更改，这是势所必至的，那种认为政令变更就会影响到政府威信的说法是过虑的。一切政令都是为了人民利益，都是好意，但有时也有“己之所欲，强施于人”的片面性，因而，这里面就有是非问题，而且应当有所交代。如果以前是错了，承认错误是磊落光明的，最不应该的，是强词夺理地把不是的说成是，还说这是“辩证的统一”，这就阻塞言路，拒人于千里之外了。因此，政令是可以而且应该灵活运用的，但必须要有充分根据；不能心血来潮，一时冒进，一时保守，弄得下边兢兢业业，无所适从，这就在上下级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造成墙与沟了。古话说民无信不立，要维持这个信字，确不简单，过去这几年的经验是很值得深切回忆的。 + +　　（５）工作干部的组织分配。解放后，政府机构的人事制度有了根本性的变革，就是要“服从组织分配”。这在扫除旧制度的种种积弊上，获得了极大的成效，移风易俗，观感一新，确是新中国的新气象。然而，被分配者应当服从，自是一种义务，而执行分配的组织，就应当慎重从事，真正做到学用一致，人地相宜，那才算尽了责任，但实际又不尽然，这就影响了被分配的积极性。本来，调配干部是件极繁难的工作，而一般组织中主管人事的干部很少“内行’，于是“乱点鸳鸯谱”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所苦的是被点的人可能抱恨终身。这首先表示在工作效率上，成为很大浪费。我建议，在各机关编制中，可否保留四分之一的定员，编在“自由市场”中，这些人就是本机关各级领导认为不适当，或自认不相宜的，让各机关的自由市场，相互自由流通。 + +　　（６）业余时间的有余不足。高级知识分子都说六分之五的业务时间没有保证，甚至有的科学家说，象这样长期的“不务正业”，中国的科学就要面临危机。但是，同时在各机关中，都有很多的人，工作很少，每天甚至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无事做。象这样有余不足的情况，一方面是浪费，另一方面也影响了积极性，造成了墙与沟。在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着一句话，叫做“时间就是钱”，如果把钱字改成“工作”，这句话对我们也适用的。必须千方百计地减少时间上的浪费，比如开会，就可用种种方法精简：不论大会小会预先宣布开会散会的准确时间；凡有书画的报告，不用在会上宣读；发言的人，先自报讲几分钟；凡可利用广播传达的讲话，一律不开会报告。 + +　　（７）保密要求的无边无际。在任何国家，保密制度都是非常重要的，何况我们现在还在继续肃反之中。然而保密要有限制，如果把它当作挡箭牌，认为一切公事皆可保密，无边无际地发展下去，那末，保密所到之处，就必然是墙沟所到之处了。有人说这些年来，在办公室里，很多文件看不得，很多事体问不得，回到家里，一切公事说不得，任何工作写不得。同行相遇，不谈正文，学术报告，不免空话。有时教授带学生实习，参观不了工厂，工程师做设计，找不到必需的材料。这样保密的结果，加上机构组织的有经无纬，就大大妨碍了对有关情况的了解和经验的交流，好的无从推广，坏的无法觉察，不但助长了本位主义甚或关门主义，而且彼此保密，各搞一套，形成极大的浪费。从教育文化来说，知识如水，不流生腐，大家保密，学术如何交流，水平如何提高？我建议，除因国防上的要求外，对于一切科学技术资料的保密制度应从速考虑取消，让它能在国内外自由流通，更好发挥它的作用。 + +　　（８）官僚主义的危害性。四十年前我在美国留学就听到有人谈起“共产主义在美国是无法成功的，因为它带来了官僚主义，而这是我们最厌恶的”。在解放初期，我就不由地回忆起这句话。但是，在１９５０年春，铁道部就在铁道系统中大规模地宣传“铲除铁路系统中的官僚主义作风”，证明了那些美国人制造的谣言是毫无根据的。然而，从“三反”到现在，我们还是一直在反对官僚主义，也可见这个坏作风在中国是相当地根深蒂固的了。它已经根深蒂固到这种程度，就是人无不以贪污为耻，但是谈到自己的官僚主义，就仿佛无动于中，其实是同样地有危害性的。我认为官僚主义就是高墙深沟，必须要穷其根源，逐步肃清。这不仅是教育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定出各种规章制度，打破吃干薪、少做事的依赖思想，养成自发奋斗的积极性，杜绝官僚主义产生的可能性。 + +　　自从各地争鸣以后，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现象，是各地各方面所揭露的矛盾有很大的共同性。也正因如此，处理这些矛盾倒很可简单化了。这就需要共产党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不但在党内整党员之风，还要团结全国人民，进行教育，分清是非，判明功过，来巩固我们人民民主制度，来加速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可以断言，通过这次发扬民主的高潮，全世界都可看到党的鸣放方针的正确，整风运动的伟大和中国人民前途的光明。 + +　　 ---- 原载1957年6月1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在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续昨）”。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15.txt b/CCRD/1/3/2/00071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e88c13e93bbbac8d1505dffc8bb75afcdddc1ca --- /dev/null +++ b/CCRD/1/3/2/000715.txt @@ -0,0 +1,43 @@ +# 云南紅河哈尼族自治区和平土改的經驗 + +　　<新华社記、叶子健> + +　　云南省紅河哈尼族自治区用和平协商的方式所进行的土地改革，已在去年１２月底全部結束。 + +　　这次土改的經驗証明，依靠少数民族干部是搞好工作的决定因素之一。参加紅河区土改的干部先后有二千四百多人，其中少数民族干部有近一千五百人，占６０％以上。土改工作始終主要地由少数民族干部和广大的乡村骨干、积極分子去进行。同时，在土改中，少数民族干部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和鍛煉。 + +　　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进行土改和内地土改一样需要認真發動群众，还需要有更加成熟的策略思想。这就既要啓發各族农民的阶級覚悟，还要他們懂得和平协商的策略。因此阶級教育和策略教育必須紧密結合进行。在阶級覚悟提高的基础上进行策略教育；从策略教育中进一步提高阶級覚悟。这里，何时进行策略教育是个重要的問題。过早了，农民的阶級覚悟难以提高，土改中必然表現軟弱無力，和地主阶級划不清界綫；过迟了，农民們可能出現过火的、超过政策界綫斗爭行为。 + +　　紅河区解放前社会秩序混乱，土匪多如毛；解放初期又發生过群众性的暴乱。据个别地区調查，参加过搶劫偷盜騷乱的达到成年人的８０％。中共紅河边工委認为：这一点在扎根串联中需要划清界綫，只要不是土匪骨干，不是慣匪和其他反革命分子，都加以串联，否則，农民队伍难以扩大。 + +　　哈尼族、彝族信仰多神教，多神教职業者叫“貝瑪”。据部分地区調查，“貝瑪”約占成年人的六分之一左右，他們多系农民。許多人过去是“貝瑪＂，現在已不是。土改中，紅河区对农民成份的“貝瑪＂，也予以串联。 + +　　在發动群众的同时，要相适应地作好統战工作。少数民族上層人物多系地主、領主，土改中对他們不打、不杀、不斗，除現行犯外不逮捕，不没收底財浮財，耕牛騾馬付款加以征購。土改前对全区六十个較大的民族上層，在政治上、生活上都作了安排和照顧。比較小的都安排在乡土改协商委員会里当副主席、土改中坚持区别对待的政策，对待上層較之一般的地主还要緩和一些，个别民族上層还調到县里去保护过关，划阶級时未与农民直接見面，一般上層人物协商阶級成份的会議，都約束在小組会上，人数不超过四十名。农民人数只稍多于地主，如此可以避免过分紧張和失策。 + +　　紅河土改尽管采取和平协商的方式，但实質上仍然是一場十分激烈的阶級斗爭，地主們曾想尽各种办法进行破坏和反抗。 + +　　中共紅河边工委一开始就注意对敌斗爭工作，專門成立了办公室，各县委成立小組，土改乡和片都配备了干部，專管这个工作。容易發生問題的地区加派了部队。又用零敲碎打的办法收繳了二千多支槍，二万多發子彈。还办訓練班集訓了八百五十多名土匪自新人員。所有这些工作，都严重地打击了現行的反革命活动。土改过程中，反革命分子虽曾数次企圖暴乱，但都未得逞。 + +　　紅河的干部在土改中有了一些經驗，但也有过一些教訓。他們曾經一度产生过比較严重的左右摇摆現象，其中左的情緒尤較突出。土改开始时元陽等县小脚小手，不敢認真發动群众，盲目迁就上層和地主富农；当群众有所發动，不少地区又出現了类似内地的斗爭，或变相斗爭的失策現象。 + +　　由于和平协商土改的不徹底和工作中的若干缺点，紅河区各地还遺留了一些問題。 + +　　１、乡村骨干、党团員及各种組織机構軟弱。土改区广大乡村干部，大多純潔可靠，但普遍覚 + +　　悟低，能力弱，担負現在的工作有困难。 + +　　２、部分地区收繳槍支不徹底，現在大約还有一千条左右的槍支散布在地主、富农和一些有顧虑的农民手中。 + +　　３、土改后，各族农民生产生活上有很多困难。一般都缺乏农具。据十几个半山区的調查，約 + +　　有２０％到３５％的农民缺农具。高寒山区的农民缺耕牛，紅河县洛夢乡缺牛户占１９％以上。許多农民缺口粮，紅河旧斯乡普馬寨一百户，只有二十户的粮食够全年吃，現在已有三十五户没有粮食下鍋了。 + +　　４、瑶族問題： + +　　紅河、元陽等县有瑶族一千二百二十户，七千二百一十四人，在土改中分到了田地和牛馬，有七十六人土改中入党。 + +　　但由于对瑶族社会經济情况缺乏認真地調查研究，土改中没有一套适合于該族的办法，因为瑶族农民覚悟較差，对党不信任。有的地区瑶族农民不要政府分給的田地和牛馬。土改結束，建政建党开庆祝大会时，他們也不去参加。 + +　　瑶族过去种大烟、打獵，收入比其它民族多，生活也較好。解放后禁种大烟，生活水平逐年下降，对党不滿，現在种大烟的又逐日增多，据統計种者已占户数的一半以上，有的党团員也种。他們説：我們不种，活不成。土改后，紅河县委会准备組織工作队加强瑶族的工作。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22期，1957年2月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19.txt b/CCRD/1/3/2/00071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671dd74b121d1f0109641dca24bfd461fbf813f --- /dev/null +++ b/CCRD/1/3/2/000719.txt @@ -0,0 +1,41 @@ +# 南开大学的新风波 + +　　<新华社记者、孟帆、李正杰> + +　　新华社天津5月31日讯 刚刚平静了一天的南开园，又为“程京事件”沸腾起来。30、31日两天内，学校里所有的大字报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许多学生十分激动。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 +　　南开大学从贴大字报开始，物理系的学生、研究生、助教就十分积极。物理系的学生党员由于党委没表示态度，在整风运动中落在群众的后面，三年级学生邹海泉、钱其璈(党支部书记)为了赶上运动，联合一些团员、群从组织了以“匕首”为名的大字报。在第二期“匕首”里揭发了“程京事件”，说程京因思想改造运动受到刺激而精神失常。事后学校对他照顾不够，以致使一位中国伟大的科学家沉默多年等等。这份大字报立即在物理系学生中引起波动。 + +　　“匕首”提出“程京事件”后，物理系三年级的几个学生就去访问了程京，然后贴出了有四十多人签名的大字报，题为“巨大的悲剧”，写着： + +　　“三害”的受难者——程京教授引起我们激动，我们要控诉，我们实在忍受不住心中的愤怒和悲痛。程京教授1945年出国，先后在英美留学，曾获得博士学位，对相对论有重大贡献。解放不久，本着一番爱国热忱回国，满以为将自己的知识贡献于祖国。而谁知道？只过了不久就遇到了“思想改造运动”。但据我们所知，在南开园，这算什么“思想改造”？不，这只是一些人对他开斗争会，指着他的鼻子骂，污辱人格。从而断送了一个人的青春和精神生命。程京教授年刚三十三岁就从此颓丧了。失去了精神依靠、失去了生活热情，到现在已经七年了。整整的七年时间都白白流逝了。如今，也许你在南开园里偶而会碰到一个长发肮脏、精神过敏的人，他艰难地拖着步伐每天下楼上楼，自己洗衣服，带着沉重的病——风湿性关节炎！还住在朝北的房间。他是谁？初一看，你也许真以为遇到“半夜歌声”中的宋丹萍。不！他就是程京教授。从来都说新中国把鬼变成了人。而在这里，在“三害”的危害下，却把人变成了鬼。把一个年轻有为的物理学家变成了鬼的模样。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在这里控诉，我们呼吁，所有正直的人们，伸出你们的手，为中国、为青年，救出一个物理学家来。同时我们要大喝一声，那些曾犯了错误的人们，赶紧回过头来，想一切有效的方法来改正自己的错误。 + +　　这份大字报贴出了以后，马上轰动了全校。物理系和中文系的学生在“救救科学家”等标题的后面发起了签名运动，只在一处就有三百多人签名，要求立即写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派人到南大来领导整风运动，彻底清查“程京事件”。校园里到处是以“悲痛！”“气愤！”“呼吁！”为标题的大字报，有些大字报已贴到党委会办公楼的门口。在天津大学饭厅前也贴出了大字报，号召天津大学学生去看南大的“巨大的悲剧”。有的还把程京画成宋丹萍模样的漫画，提出：刻不容缓，快救南开园的宋丹萍。各处贴的大字报主要要求是： + +　　第一，公布“程京事件”真相。 + +　　第二，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公开向程京教授道歉，并进行慰问。 + +　　第三，立即治疗，并派专人照顾。 + +　　第四，追查责任，给有关人员以严肃处理。 + +　　今天又有许多学生去访问程京。记者考虑不便于此时访问，就找到物理系讲师赵景员(群众)了解程京情况。此人和程京早年同学，接触较多，几年来一直代表学校行政和工会对程京进行照顾。据赵景员谈：“程京曾在清华大学学数学，后在燕京大学学物理。1945年出国，在英国牛津大学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去美国，没有正式念书。1950年前回国，由南大教授杨敬年介绍来校物理系任教。程京今年四十五岁上下，尚未结婚。 + +　　程在任教期间，努力教学，反映尚好。1951年末到1952年初教师思想改造时，已做了两次检讨，第一次程讲了七分钟，群众不满意，第二次又讲了二十多分钟，群众仍不满意。当时大家对程的批评是： + +　　第一，有小米观点(雇佣观点)。 + +　　第二，追问程京出国时，国民党那位要人接见了他，并讲了话？ + +　　第三，追问程京在美国那个学校念书？ + +　　对于后两个问题，程始终未做答复。由于大家批评他有小米观点，几年来他一直不领薪金，由学校物理系代存，供给他每月吃穿。 + +　　思想改造后，南开大学党委并未继续追查，程仍在校任教，到1952年冬天，程关节炎发作，上下楼感到困难，学校行政、教授们劝他就医，但他不肯，自己随便吃些阿司匹灵。后来身体支持不住了，到1953年夏天，学校曾请程的父亲(在北京师大任教)、弟弟(在清华大学任教)一道来津，劝程入医院治疗，并强制拉上汽车。但到医院门口，程坚持不下汽车，经劝说无效返校，直到现在。其间，行政、工会、教授们间或去看望。程的弟、妹也曾来津看望，但程避而不见，不得已时就应付一下了事。据说，不久以前，物理系和北京红十字医院联系好，叫程就医，程仍不去。 + +　　赵景员说，程性情孤癖，不愿和人接触，神经过敏。他到校后，当时物理系主任刘晋年向他说：“希望你能留校一年看看，愿意继续教书就留下，环境不合适来年再找好位置”。本是客套话，但程听了，立即找杨敬年教授说，如果南大不要我，我马上离开，不然以后不好找职业。他住的房子面向北并在三楼，上下不方便，学校为他换一间楼下朝南的房子，但他坚决不搬。目前，程京的头发很长，衣鞋不整，宿舍里很脏，似疯颠模样。但其头脑十分清楚，能看书，对事物有很高的分析能力。究竟有无神经病，恐怕得医生认真检查才能断定。 + +　　据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楚云说：程京历史上没什么大问题，思想改造时可能方式欠妥，但是他的病与此无关。物理系教授沈寿春(群众)认为，思想改造时方式生硬是事实，当时曾有人动员他对程的检讨进行批判。他提出，可以叫当时主持思想改造的人向程道歉，给以安慰。赵景员怀疑思想改造是使程京致病的原因。他说，当时每个教师都检讨了，有好多人检讨了三、四次。当时大家对程提的意见虽有点刺激性，但并不太激烈。对于这个问题如何处理，他表示愿意把事实经过向学生说明，协助学校解决这个问题。南大党委会已把程京情况搜集在一起，准备31日晚向学生进行解释。 + +　　 ----来源：1957年6月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22.txt b/CCRD/1/3/2/00072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76d347c791d14643ade75208204fc3e99c60cb2 --- /dev/null +++ b/CCRD/1/3/2/000722.txt @@ -0,0 +1,15 @@ +# 四点意见 + +　　<山东大学外文系教授　黄嘉德> + +　　(一)高教部和山大领导的官僚主义——高教部的领导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对高等学校的发展没有通盘计划，对各大学的具体情况很少做调查研究，朝令夕改，举棋不定。以山大来说，在高教部这种官僚主义的领导下，山大党委和学校领导在旧山大和华大合并以来，对于山大要发展成为什么样的综合大学也没有明确的计划，只满足于一般号召，满足于日常校务的处理，完全处在被动的地位，整个山大陷于忙乱。以外文系来说，领导上虽年年号召制订计划，而计划也制订出来了，可是这等于纸上谈兵，不切实际。回忆我到山大五年半，外文系就没有一年安定过，没有一学期安定过。一会儿是英语组停止招生，一会儿又说要办英语专业，1955年为了准备搬郑州，忙了一阵，1956年又说要搬济南，讨论一番。1956年全系教师兴致勃勃地制订所谓12年规划，开课、进修，研究，发展方向，什么都定下来，但不到几个月，这个12年规划已经变成废纸，现在俄语专业决定停办了，学生要并到上海去，原定1958年办英语专业，现在看来好像也很渺茫，英语专业有没有开办的可能，什么时候开办，问了几个月，谁也不知道。高教部和山大领导对外文教学面向外系，也仅限于号召，没有具体领导，没有计划，教学大纲教材什么都没有，真叫教师不知怎么办才好。今后如果还是继续这样缺乏计划性，继续这样忙乱，提高教学质量就是一句空话。外文教学在综合大学中不能说不重要。希望高教部和山大领导能够检查这方面领导工作上的严重的官僚主义，切实加以纠正。 + +　　(二)关于德才问题——所谓德，一般指的是政治上的进步。可是一个人政治思想是否真正进步；应该结合他的思想品质和生活作风来考查，才是实事求是的。一般说来党员的政治条件都是比较好的，但并不能因此就把党员和德等同起来。有些党员作风不好，工作不努力，业务方面不求上进，这就是政治觉悟不高，思想水平不高的具体表现。所以如果认为凡是党员，其德必高人一等，党外人士的德一定不及党员，这种武断的简单化的判断是不能使人心悦诚服的。 + +　　同时，我认为德才应该并重，不应该重德轻才。在这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重德轻才必然会给工作带来损害。当然，政治指导业务，业务体现政治的原则是大家所公认的，可是过分强调政治而忽视业务，要在12年内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要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今后在安排职务升等升级或考查工作时，应该德才并重。这也是纠正过去领导上对一部分党员小材大用和升等升级太快等偏差，克服宗派主义的方法之一。 + +　　(三)关于知识分子入党问题——近年来知识分子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不少知识分子为了希望对社会主义事业能做出更大的贡献，为了希望自己在党的直接教育下进步得更快一些，入党的要求是很迫切的。可是近年来党组织对知识分子的进步估计不足，对知识分子的入党要求重视不够。当然，吸收知识分子入党，采取慎重的态度是好的，但以青岛市的情况来说，我认为党委在这方面是太保守了。山大党组织近两年吸收入党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寥寥无几。是不是够入党条件的知识分子真的那么少呢。我看并不如此。我认为在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的问题上，党组织应该大胆放手，积极培养发展对象，把够条件的知识分子吸收入党，增强党在文教科学事业领导上的力量。 + +　　(四)关于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有一部分党员解放以来有及时受到党的思想教育。他们给胜利冲昏了头脑，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认为党外人士落后，认为知识分子思想觉悟不高。他们看不起群众，不是站在群众之中和群众打成一片，而是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以改造者自居，用教训的口吻对待党外人士，作风生硬，对待知识分子的方式很简单化，不能虚心倾听别人的意见，主观片面，独断独行。他们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不自觉，在群众中造成极其恶劣的印象，在党和群众之间造成了隔阂，这一部分党员在近几年中(此处几字辨认不出)于改造别人，忽视了自我改造。他们在思想觉悟上生活作风上(此处几字辨认不出)暴露严重的缺点，使党的事(此处几字辨认不出)和党的威信遭到了重大的损失。希望在今后，不但在整风期间，而且在整风以后，抓紧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帮助党员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加强党在领导社会主义事业上的战斗力量。 + +　　 来源：1957年5月31日《新山大》。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24.txt b/CCRD/1/3/2/00072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feff2bfb5de1111b620aa3b94f1e10357d3dcae --- /dev/null +++ b/CCRD/1/3/2/000724.txt @@ -0,0 +1,23 @@ +# 天津大学许多学生贴出大字报追查于逢原教授自杀事件 + +　　<《内部参考》> + +　　新华社天津5月31日讯　今天，天津大学除了对有关肃反问题继续表示不满以外，又揭发了于逢原付教授的自杀事件。水利系水道港口专业四年级颜荣昌、衣在郁等人写了“追查于逢原被迫自杀事件——为死者伸冤，为生者诉苦！”的大字报，并且有付白纸黑字的对联，上联是“人间惨事，生者应护人权”，下联是“泉下含冤，死者安能瞑目”？横批是“同声一哭”。大字报的内容是： + +　　“我们访问了我们的数学教师曾平卿先生。曾先生说了肃反当时情况和肃反以后校党委的态度(曾是于生前的爱人)。肃反中于先生被斗了，他的罪名是‘工作态度不好’和‘历史有问题’，肃反前于先生一直是很积极的，担任工会部门主席、老师俄文学习班教师，给调干同学补课……这种诚恳的态度换来的是什么呢？是篡夺领导权，是假积极，是讨好学生，于先生的人权被污辱被损害了，……于先生终于被迫自杀了。事件发生后，校党委没有及时进行处理，反而封锁消息，不准相互转告，企图掩盖真相。” + +　　这份大字报贴出后，马上就有呼应的，署名的都是成群的学生和团员，提出“惨！！！又一条人命”以及质问和讽刺崔希默(副教务长、肃反办公室主任)的大字报和漫画。 + +　　党委今天宣布已组成调查组对学生们这次提出的几个肃反案件进行调查。 + +　　另外，今天大字报还提出了下面几个问题： + +　　第一，改选学生会，认为学生会中尽是党团员，不能广泛代表学生的呼声，成为党委会的尾巴。 + +　　第二，在民主园地、饭厅和行政楼前，贴了几十张学生反对实行政治课考试制度的大字报。最先贴出的一张写着：“政治考试是培养教条主义的优良方式，连讲政治课的老师也不否认。如众周知，考试评分的依据就是讲课大纲，谁熟背如流，那就成为优秀者，反之，一个思想活跃的人往往因为背不熟而被评为劣者。” + +　　在这张大字报的前面，还放了一个桌子，上边写着“赞成取消政治课考试签名处”。桌上放了两叠白纸，名字已签得满满的，据粗略统计约五百多人。在这张大字报旁，还贴了一张快报，内容是：“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最近已正式决定，取消政治课考试制度”。 + +　　第三，要求恢复北洋大学的校名。提出这种要求的人拥有很多支持者。 + +　　 ----来源：1957年6月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26.txt b/CCRD/1/3/2/00072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d612cf81224fdd2761dc890d3e0a56601d0103f --- /dev/null +++ b/CCRD/1/3/2/000726.txt @@ -0,0 +1,17 @@ +# 武汉高等学校最近“鸣”、“放”形势综述 + +　　<新华社记者　方堤> + +　　新华社武汉5月31日讯　武汉市高等学校学生“鸣”、“放”形势到今天为止从表面上看来已经趋于缓和。从5月中旬起先后停课“鸣”、“放”的七所高等学校中，有六所已经正式复课，还在继续停课的只有武汉水运工程学院。但整个来说，这个城市各高等学校的情况大都仍然是比较紧张的。 + +　　从5月中旬以来，武汉市先后发生停课事件的七所高等学校中(中南政法学院、武汉水利学院、武汉体育学院、武汉医学院、湖北医学院、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和武汉师专等)最先开始停课的是中南政法学院和武汉水利学院，这两个学校都是局部性的停课，是学校领导方面主动停的(以个别班级作试验)。这两个学校领导上这样作并未请示省委。省委知道后，指出这种作法不对，要停止这种作法。但是，其他学校的学生已开始向他们看齐，陆续要求学校停课整风。其中武汉体育学院和武汉医学院等学校并且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了全院性的停课事件。其他如华中工学院、华中师范学院、中南财经学院和湖北师范学院等，虽然没有停课，但情势也十分紧张的。武汉大学前一时期还较平静，最近两三天来也已开始波动。 + +　　包括曾经停课和没有停课的学校在内，武汉市大多数高等学校的学生，这个时期除主动要求学校快些开始整风外，一般都自发地出了许多大字报、黑板报，有个别学校，如华中工学院，还出现了所谓“民主台”(实际上是控诉会)和出版油印刊物。这些大字报和油印刊物中，看来香花、毒草都有，但揭发学校中的“三害”和提出合理要求的仍然占多数。 + +　　从这个时期中学生所提出的问题看，主要有如下几类：(1)有关肃反的问题。如武汉医学院、化中工学院、华中师范学院都曾提出许多这方面的问题和要求。主要是反映各校肃反时打击面过大，错打了许多好人，要求公开平反、道歉、恢复名誉、甚至烧毁档案，以及处理有关人员等。(2)有关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问题。这方面的事例各校都提出不少，主要是说党员有特权和非党教工、学生受排挤等，并因此对人事部门和党员干部、学生进行攻击。(3)有关生活福利的问题。如湖北医学院学生对校内设备差不满，湖北师范学院对迁移校舍不满，武汉体育学院对调整食堂不满等，此外，还反映学校伙食办理不善和助学金发放不合理的问题等。(4)有关民主生活的问题。各校都有学生提出了取消所谓“班三角”的要求(所谓“班三角”是由班长、班主席和团支书组成的)，他们认为：班长是领导指派的，不民主；团支书是团的干部，不该管班里的事；班主席虽然是选的，但在“三角”中不占优势，说不起话。因此，他们要求选举班委会来领导全班。不少学校学生提到了过去选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青年代表和优秀学生中也存在着领导包办的现象。如武汉大学最近出席团三大的代表，是由团委书记指定一个青年党员去的，这次学生提出抗议，逼学校电告团中央撤销其代表资格。(5)关于专业设置中的问题。中南财经学院、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武汉医学院学生都曾提出这方面的问题，反映有些专业设置不合理，要求调整、撤销。(6)关于学习苏联教学经验的问题。在这方面，学生的意见是反对教条主义的硬搬苏联经验，提出要联系实际；学生们还提出，只要是好的经验，不管是苏联的还是英、美的，都应学，对学校领导上不重视英、美经验表示不满；有极少数的学生在学习苏联问题上表现出有排苏情绪。(7)还有一部分学生对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等课程不满，提出把它们作为选修课或取消。 + +　　在这次规模较大的学生闹事事件中，各校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几乎都成了“斗争对象”。许多党、团员在斗争中表现苦闷，不知如何是好。有的人(为数很少)不分是非地为领导上的错误、缺点辩护，受到群众攻击；有的人(为数较多)方向不明，左右为难；也有的人错误地把一些党、团内部的事也拿出来“放”和“鸣”，影响很坏，被闹事学生称成是“起义分子”(这类人团员多些，党员是很少的)。有的学校，如华中工学院，团的组织已经处于半瓦解的状态，在斗争中已很难起到好的作用。这些情况，和各校党、团组织缺乏思想准备，没有告诉党、团员应该怎样采取正确的行动，是有极大的关系的。 + +　　这次闹事情况同时也表明了，武汉市各高等学校党委对学校情况是估计不足的，省委文教部也存在着这方面的缺点，因为这个关系，许多学校原来都打算先只组织学生学习文件，正式的“鸣”、“放”等暑假中再搞。但事实上，这个打算是不现实的，学生很敏感，当他们看到报纸上已经大“鸣”大“放”时，就不愿意等待，要求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学校，如像武汉大学和华中师范学院，立即改变作法，主动召集座谈会，有组织地领导大家“鸣”、“放”，基本上避免了被动的局面。但不少学校，如前述停课的各校，由于仍然想按原来安排办事，企图劝服学生；或者还不清醒，在学生已经出了大字报时还视若无事，以致陷于完全被动，最后不得不被迫让学生停课。 + +　　 ----来源：1957年6月4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27.txt b/CCRD/1/3/2/00072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eb584ab53612ec0d2d276fa935313104151472e --- /dev/null +++ b/CCRD/1/3/2/000727.txt @@ -0,0 +1,43 @@ +# 在山东大学海洋系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 + +　　<《新山大》> + +## 系里的行政人员太多　教务员应赶快撤回 + +　　王彬华：我的意见有些牵涉到高教部。我认为：学年制规定几年毕业，执行起来有毛病。如有的学生就带着几门不及格的课，就升级、毕业了，这个问题应反映到高教部。我认为：学年制可以兼加学分制，毕业前必须把不及格的课补习及格才能毕业。 + +　　其次，系应是教学单位，但我们现在的系却成了行政单位。如采里有正、付主任、系秘书、系助理、辅导员、办事员、教务员等等。这样多的行政人员是否有必要：我认为：首先系里的教务员应该赶快撤回，一系一个教务员实在没有必要。如教务员的工作集中有教务处，既能节省很多人力，办法也能一致。现在系里保存一套学生成绩，教务处也保存一套成绩，搞成两套实在没有必要。 + +　　辛学毅：教务员在系里除开学结叶时稍忙些外，平时实在没事。我们系里的教务员一星期只有两天有事做，其他时间就没事做。 + +## 人事工作宗派严重　有些资料庸人自扰 + +　　孙月浦：四年级个别同学向教师打听，有无希望留在学校里当助教，但其他同学向他说：“你没有可能留校，因为你不是党团员”。这种看法在同学中已形成一种风气，我认为：这是人事工作的宗派主义。为什么人事工作上分党团与非党团呢？分配工作主要应根据同学的特长，结合他的学习情况和志愿，来分配工作。而不应从是否党、团员来考虑。青年学生毕业后都是干部，对干部应一视同仁。 + +　　其次，是海洋资料的保密问题，在系里就不是全部教师可以接触。海洋资料到现在还是锁着，仍是保守秘密，不知道是谁制定的这个保密制度，我很有意见。过去对气象资料的保密就造成了很大损失，现在还是对海洋资料保密，其实这种保密是庸人自扰。因为十五海里外就是公海，什么国家的船都能来往。我认为：这种保密不是对敌人保密，而是保了自己的密，对工作造成损失。再就是为什么有人可以接触，有些人不能接触呢？造成大家很多意见，认为党不信任自己，这是一个隔阂。 + +　　王彬华：气象保密条例是国务院规定的，其中没有海洋资料(此处多字辨认不出)。 + +　　景振华：(原文另发) + +　　好的教学方法得不到领导支持。教务处只听学生汇报，很少找教师谈，使教与学分了家。 + +　　牛振义：教学质量不高是个事实，什么原因呢？我曾提过意见。搞科学研究外文很重要，现在的学生外文基础不好，其次，是否教员教得不好，固然大学生质量不高应从大学检查，但中学也应检查。 + +　　再就是教师的意见是否被重视的问题，我认为教务处听意见只听学生汇报，很少找先生谈，这样就很难了解先生的情况，这种了解方式不一定正确。有些学生的意见没有分析，就拿到教研组公布检查，使教师很被动。我认为对一、二年级的教学方法应着重个别教练，这是打底子。三、四年级就要启发他们自觉地向科学进军。我在课堂上就经常提问，后来教务处来检查，就改变了这种方式，我感到：一种好的教学方法，如得不到领导的支持，教师是很难过的。有些学生的意见不向教师反映，而向教务处反映，这使教与学分了家。其实学生如能直接与教师接触，有些问题马上就可以解决。希望在教课上，学校应给先生以足够的信任。我认为：学生在课堂上应该遵守课堂秩序，听从先生的指导，而现在是学生说了算数，而先生得不到支持。学校应该加强培养学生刻苦钻研的教育。 + +　　其次，调整院系时，有些教师分配的工作不合理，希望高教部深入了解一下，加以调整。 + +## 山大有三股歪风，时时搞运动风、官场衙门风、权威崇拜风 + +　　辛学毅：学校有三股歪风。①时时搞运动，这样就影响了教学和科学研究，学习苏联也成了搞运动，这是不妥当的。运动一来，“新山大”就登出这方面的稿子，如“我是怎样学习苏联的”；“我是如何培养助教”的等等，很庸俗，特别是科学研究不能搞运动。 + +　　②官场衙门的作风，很多事情都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向下布置。如培养积极分子，大家都想进步，但有些人进步、积极往往是想当个什么官，什么长。我认为：大学的骨干应是有一定学术水平的教师。党委制应考虑取消，另外，科学研究委员会的委员，有些人不能使人佩服，他们根本没做过什么研究工作。如杨希文付校长没有教课，也没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仅以付校长和党员的身份，参加科学研究委员会是不合适的。 + +　　我校设立了许多“科”，“科”就是官场名词。科长是官名。再就是一个校长一辆汽车，这也是官场衙门作风。 + +　　③权威崇拜作风。有人说：说话还分等，分助教、讲师、教授，教授里又分为几种。有的人说话便被重视，有的说话不被重视，有的人说话遭反对。 + +　　“新山大”报道科学研究情况中，也只报道教授的论文如何如何，难道助教的论文就没一点价值吗?这都是权威崇拜作风。 + +　　 来源：1957年5月31日《新山大》。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29.txt b/CCRD/1/3/2/00072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9b639f80c6e7d5540477f7035da7730ff932ec5 --- /dev/null +++ b/CCRD/1/3/2/000729.txt @@ -0,0 +1,43 @@ +# 中国人民大学继续举行座谈会　教师们从不同观点提出问题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中国人民大学开始整风以来，学校党委已经邀请全校教师分别举行了许多次座谈会，教师们给学校党组织提出许多批评和意见。 + +## 杨承祚说，人民大学各级领导应职责分明 + +　　财政系教授杨承祚说：我的体会是：要办好学校，应树立社会主义法制精神。大家发言中谈到我校机构庞大，人员多，效率低，不负责等现象。我认为我校各层领导“有职有权”问题很重要（这不是指党外人士而是指党员干部），我校很流行汇报制度，把责任往上推，结果就形成有职无权了。我在旧大学教过多年书，我觉得旧大学有可取之处，旧大学中，院长、教务长、系主任的职责范围都有明文规定，职责、权限等都清清楚楚，你的责任尽不到，不能埋怨院（校）长，这就是法制的问题。我校领导上多少犯了手工业方式的错误，如：昨天发言中有人谈到，一位教员被校长命令停课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在系里解决，而要校长来过问呢？我认为土改中的包干制领导方式，还是可以采纳的。 + +## 周作仁说，人民大学要克服宗派主义 + +　　财政系教授周作仁说：原来的人民大学教师看不起从别的学校里调来的教师，认为他们马列主义水平和业务水平都不如人民大学的教师。 + +　　有一个同志反映，中国历史教研室主任尚钺同志，认为从山西大学转来的同志都是资产阶级学者。这个同志很愿意教课，但两三年过去了，学校一直不让他讲课，这是宗派主义表现。１９５３年院系调整时，有人说人民大学只要山西财经学院的学生，但是不要他们的教员。我想这可能是从办事出发，怕麻烦。有一个校长报告学生成绩时说：成绩所以下降是由于财经学院合并来的结果。情况可能是事实，但这样讲是有问题的。这也反映了宗派主义情绪。校长要有这种情绪，那么下边也有是不足为奇的。 + +　　领导上在学术方面重视四大理论教研室，但是否四门理论教研室的水平很高呢？我觉得并不比业务教研室水平高。我在夜大学听了四年课，很多教师讲得倒不坏，但是我对哲学课很不满意。哲学的内容本来是很丰富的，但是，教员常常感到时间多，没东西可讲。即使联系实际，往往也是牵强附会。 + +## 葛佩琦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他说：“不是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 +　　工业经济系物理化学教研室讲师葛佩琦说：我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学校是这样，老百姓也是这样，老百姓把豆饼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统购统销搞糟了，所以物资供应紧张，“肃反”运动搞糟了，党犯了错误，领导人应该自请处分。猪肉紧张，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说这是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说良心话，物资供应之所以紧张，这是由于执行党的政策的人犯了错误，例如，猪肉哪里去了呢？不是被老百姓吃光了，而是因为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发生了偏差，老百姓不肯养猪所造成的。 + +　　１９４９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老百姓几时也是这样，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得到统治地位的时候，老百姓总是欢迎他们的，但他们一旦得到了统治地位，而不顾人民利益时，人民就要反对他们。例如，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时，受了日本人压迫了八年的老百姓也欢迎过国民党，后来国民党的大员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对他们。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意见很多了。共产党若不自觉也是很危险的。 + +　　过去在学校做地下工作时，是用联系进步、争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党员来领导，所以看党员的成绩就是看汇报多少，汇报的多，就是好党员，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这事不能怪党员，因为党组织叫他们作情报，所以责任在党组织，因这是组织给的任务。 + +　　共产党对我三心二意，我对你也三心二意。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 +## 庞景仁说，我认为办好大学，首先应让教授多上课 + +　　新闻系教授庞景仁说：我认为人民大学有缺点也有成绩，教条主义就是一个重要缺点。但是解放以来，人民大学在青黄不接时培养出大批 + +　　（的干部，这是很大的成绩。可是到今天，人民大学作为最高学府来说，就要有学术水平，不够学术水平，就是名不副实的大学。我们的领导，过去没有充分注意这一点。我们学校的领导，心里想办社会主义的大学，但是作风是手工业式的。看得不够远，不够全面，没有从学术方面来看。我认为办好大学，首先应该让教授多上课。我们的马列主义夜大学，也应该让教授来教一教，光是年轻的教师在那里背教条，一句话往往念两三遍，叫人听得腻不腻？） + +　　我们学校的领导，应当赶快推动一下党外的教授往红色的教授方面变。我们愿意很快完全变为红色的教授，特别要求给我们一种变的力量。 + +## 曲学文说，人民大学培养出来的干部做了很多工作 + +　　新闻系教员曲学文说：学校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差，大家为什么信心不高？就是这个原因。不能改要讲清道理，领导上应有大刀阔斧的精神。 + +　　我不同意许孟雄教授在高级组会上的发言。他认为人大是教条主义大蜂窝。人民大学培养出来的干部作了很多工作，这样对他们是个打击。教条主义是严重的，应该改，但那种说法不对。如果人大是大蜂窝应该关门，学生要提出抗议。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3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30.txt b/CCRD/1/3/2/00073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0f51a95b16f3e251ec5b01191d4b016704388bb --- /dev/null +++ b/CCRD/1/3/2/000730.txt @@ -0,0 +1,27 @@ +# 丹阳碧城小学教师虞英来信说: 基层是数九寒天，不见半点春色 + +　　（1957．06．00） + +　　（亲爱的省委书记同志：） + +　　自从党中央下决心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决定开展整风运动以来，正好象春风吹醒了大地，春雨洒透了久旱的花草。在各处大“放”大“鸣”的声中，我们也想“放”，也想“鸣”，然而，我们没有地方“放”，没有机会“鸣”，主要的我们还不敢“放”不敢“鸣”。 + +## 只闻远处雷声响　不见春雨下地来 + +　　是什么原因呢？一方面领导上不要我们“放”，不准备给我们“放”，二方面几年来，领导上对我们的压制、报复、打击，实在使得大家“敢怒而不敢言”。领导上过去一贯是不喜欢听反面意见的，谁提了意见，谁就准定会受到打击、报复，会受到“磨难”。我就是亲身经历过的一个。因此，广大的小学教师，也就抱着“万事莫如少开口”的表面上“唯唯诺诺”的态度，以求“明哲保身”。现在，春雷响了，但大家仍旧是“顾虑重重”，不敢“放”、“鸣”，怕日后招来麻烦，弄得“惹火烧身”。大家希望听听县级领导上的态度。现在下层仍旧是“数九寒天”，不见半点春色，正是“只闻远处雷声响，不见春雨下地来”。 + +## 领导偏听偏信　拒人于大门之外 + +　　我们就是在等待领导上“大开言路”，给我们来个“畅所欲言”。事实上，几年来在县级、在基层工作上除了取得相当的成绩以外，问题是不少的，而且是严重的。就拿我县教育部门以内的情况来说，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很严重，领导上偏听偏信，依靠一些所谓“积极分子”，拒他人意见于大门之外，这些“积极分子”依靠领导上的“信任”，包揽大权，使得一些学校行政领导“有职无权”，苦闷重重。领导上对反面意见压制、打击。领导上瞧不起我们小学教师，把我们都当作是些“思想落后、觉悟不高”的人，开起口来，对我们就只有“教训”。我们工作上太忙、太重，严重影响了教师的健康，我们成天埋头工作十三、四小时，没有怨言，领导上还说我们工作积极性不高，社会主义觉悟不高。下面有违法乱纪的事情发生，严重影响了工作，领导上也只当“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 +## 基层面广人多　这里春风尚未解冻 + +　　在这次整风运动大“放”大“鸣”之中，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揭发、重视，那要搞好工作仍然是有“墙”有“沟”阻碍着的。基层在全国范围讲来，是大多数，是个“面”。“放”和“鸣”如果只停留在上面的“点”，而不推及或者不能推及广大的“面”，那问题仍旧没有得到解决。因为基层是个具体的执行机构啊！再说，在基层工作的一般知识分子为数是数百万，这个数字，领导上是不应忽视的。他们现在都还没有“放”，还不敢“放”，这个问题领导上也是不能忽视的。可能领导上以前甚至现在对这数百万的“小”知识分子是不够重视的，特别是对我们小学教师还是存在着“轻视”的，如果领导上到今天还认为这数百万人是“无足轻重”的，和高级知识分子比起来，是“没有什么”的，那么我想这势必影响到这数百万人积极性的发挥，这对我们的建设事业讲起来将是笔重大损失。 + +　　（在我们江苏也“放”“鸣”了。但这还只限于“上层”，“下层”春风尚未解冻。我们希望领导上不仅要重视“上层”，更要重视“下层”，不要只注意在高级知识分子中“放”、“鸣”的成绩，更要注意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大开言路”。） + +　　 丹阳碧城小学　虞英 + +　　 (原载新华日报第二十二期“内部参考资料”) + +　　 ----来源： 1957年6月22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32.txt b/CCRD/1/3/2/00073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73a5d05d5e2107dc08c9055113ff60cc2d1376f --- /dev/null +++ b/CCRD/1/3/2/000732.txt @@ -0,0 +1,21 @@ +# 天津大学学生的大字报 + +　　<《内部参考》> + +　　天大一些学生提出带有政治性问题的有： + +　　1、取消学校中的党委会、团委会，由教师和学生组成校务会议来领导学校。 + +　　2、团的干部是政治流氓，团委会应受学生会领导。 + +　　3、改组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应该由全国各党派、人民团体、民主人士参加，而不应由共产党操纵。 + +　　4、在高等学校中不应肃反，发动群众搞肃反刺伤了教师和学生的心灵。 + +　　5、三大主义的根源是民主集中制。 + +　　6、宪法是挂羊头卖狗肉，民主是“金鱼缸式”的民主。 + +　　7、必修政治课违反信仰自由的政策。 + +　　 来源:1957年6月13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36.txt b/CCRD/1/3/2/00073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cbc89591b82985998fed5718da624c8b73fc6b9 --- /dev/null +++ b/CCRD/1/3/2/000736.txt @@ -0,0 +1,19 @@ +# 貴州中部苗族地区有騷乱征候 + +　　本刊訊 人民日报記者肖明报道：貴州省中部清鎮、修文、息烽、开陽等县一帶苗族地区，由于貫徹民族政策不坚决，最近又出現显明的騷乱征候。 + +　　从去年１２月以来，这些地区的騷乱組織造謡説苗家要出皇帝、穿白衣服可免除灾难，号召参加者头上插小旗迎接皇帝登基，买鐮刀作为騷乱时的武器。因此，許多地区發生白布和鐮刀脱銷的現象，有的供銷社把积压了多年的鐮刀都卖掉了。有的县騷乱組織已傳出具体的暴动日期和計划，弄得县机关夜晚不敢睡覺。 + +　　許多村寨的苗族群众，先后召开百人以上的群众大会。会上除散布迷信外，并訴共产党和工作干部的苦。从这些群众会議上，少数民族群众反映的意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 +　　（一）“共产党、人民政府光説不作”或“説的多作得少＂。这是指我們不久以前在檢查民族工作时，許多干部曾深入下層，召开了少数民族各阶層会議。会上干部們听取了意見，并向少数民族公开作了檢討。但事后許多答应作的事并没有作。如苗族要求社里留出妇女种麻用的土地，老年人用来养老的土地和耕牛，姑娘出嫁时作为賠嫁用的田地等問題（这些問題是在合作化运动中没有很好解决），至今没有認真解决。苗族妇女説：我們过去每年能織四十匹布，現在連一、二匹都織不上，就是織了也没地方染，染出来还没功夫作。 + +　　（二）当官的都是汉族，苗族那朝那代都受压迫。区、乡干部一个月有的掙四、五十塊錢，有的掙六、七十塊錢，比我們全社（指小型社）一个月的收入还多。干部有棉衣、有皮鞋，我們連土布都穿不上。 + +　　（三）另外还对汉族干部不尊重少数民族、以及工作中强迫命令、違法乱纪，提出一些意見。 + +　　这四个县的騷乱活动，从群众的情緒来看，与去年６月到１１月間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罗甸、紫云、望謨三县接壤的麻山地区的少数民族武裝騷乱是相同的。主要由于群众生活貧困（据反映，在这些地区兩口子穿一条褲子的并不少見）。对某些政策（合作化运动和税收方面）不滿，对干部作風不滿。参加騷乱組織者多是基本群众，領头者多数是党团員，轉業軍人和基本群众，只發現个别地主富农阶級分子。不过，从地域上看，这个地区的騷乩活动更加值得注意。麻山地区是边沿深山落后地区。清鎮、修文等四县則是中心地帶，四个县从西到北連在一起圍了貴陽的半个圓周。 + +　　目前，这个地区的騷乱活动已引起領导上的重視，修文、清鎮經过一段工作后，形势已較为緩和，但息烽、开陽又逞現紧張狀态。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25期，1957年2月1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37.txt b/CCRD/1/3/2/00073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cee4a354315d9fc4ec6904f1af94aa6af7be9e8 --- /dev/null +++ b/CCRD/1/3/2/000737.txt @@ -0,0 +1,69 @@ +# 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 (第十四次座谈)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昨天举行第十四次座谈。会上发言的有民建会上海市委员会常委姚惠泉、新疆工商联主委买买堤尼牙孜哈热、河南省工商联主委鲁定华、全国工商联常委（吉林省工商联常委）成盛三、浙江省工商联副秘书长童泉如、天津市工商联副秘书长田玉璞、武汉市工商联秘书长苏先勤、北京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吴秉钧（田玉璞、苏先勤、吴秉钧三人是联合发言）、云南省工商联副秘书长聂叙伦、上海石油机械制造公司副经理章志鸿。 + +## 姚惠泉批评工厂内迁工作的缺点 + +　　姚惠泉不同意延长定息二十年，不同意撤出公方代表，同时，对工作中若干缺点提出批评。 + +　　他认为工厂内迁的缺点也不少。有的在动员的时候，说得天花乱坠，结果大部落空，弄得私方人员和职工不安心工作。有的事前没有和职工很好协商，临时强迫命令，结果迁厂后供产销和职工生活都发生了问题。他说：在国家的许多成就面前，大家对共产党是信任的，但是若干工作中的缺点如不及时纠正，就会影响党的威信，甚至使某些人怀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 +## 买买堤尼牙孜哈热说：有的汉族领导干部歧视少数民族职工 + +　　买买堤尼牙孜哈热说：新疆自治区与全国各地一样，在１９５６年上半年取得了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我们自治区的大部分工商业者对于党的和平改造的方针是欢迎的，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 + +　　第一、公私共事关系，在我们自治区基本上是好的。但是某些公方代表只知道理论，不懂业务，看不起私方人员，不信任他们，以致某些私方人员怀疑将来是否会把自己排挤出去。在部分企业中，公方代表对工人和私方人员不同等看待，只照顾工人，压制私方人员的意见。安排私方人员的工作，也有一些不恰当的地方。例如长期在柜台售货的被分到理发店去了。家庭人口多的，工资不能维持生活的，也没有得到照顾。 + +　　第二、由于新疆是个民族地区，企业中的民族非常复杂，需要特别注意。但企业中有的汉族领导干部有大汉族主义思想，歧视少数民族职工。阿不力孜木沙巴也夫说：公方的经理和私方的经理在名义上一样，而实际上，公方经理独揽大权，包办一切；民族经理的指示，科长和一般干部不一定接受。公方代表对于提高汉族工人的技术很注意，对于少数民族工人的培养就不重视。汉族职工家属可以安排工作，而有相当学识的少数民族家属却不给安排。牧场王场长（汉族）甚至叫牧工给他小孩倒屎倒尿，他的会计（汉族）打骂过牧工。他希望统战部派人深入下层，全面了解情况，正确解决存在的矛盾。 + +## 鲁定华说：公私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 +　　鲁定华说，私方应认清公私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他说，合营后，资本家仍有消极的一面，有的人有一种自卑感，认为阶级不好，理论不高，工作缩手缩脚，我自己也受到过歧视，例如门警对工人出门不加检查，而经理出门却要检查，使我思想上背了包袱。有的人资产阶级思想相当严重，如洛阳有一个工商业者原来有六万多元股金，他听说两千元以下股金的户倘有生老病死，可按企业职工福利待遇处理，于是他化了若干名字，把他的股金改成了两千元以下。这就是两面性的表现。 + +　　他认为有职有权是搞好公私关系的重要环节。他说，合营后，工作安排照顾是无微不至，但多数是有名无实，如“齐天大圣”一样。 + +　　另外，他还谈到迁厂中的一些问题。他说，有些人到上海广州动员内迁时把愿许得很大，说什么建厂、原料、工资、福利、住宿、路费、人事安排、子弟上学等都不成问题，结果都不能实现。私方情绪不安，现在情况相当严重，建议政府处理。 + +　　他还表示不同意撤出公方代表和工商联的党员秘书长，也不同意定息二十年。他还对县级干部不重视民主党派提出了批评。 + +## 成盛三说：改善公私关系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 + +　　成盛三说，吉林省的公私共事关系基本是好的，但也有一些问题。多数公方对私方遇事迁就，政治上帮助少，少数有宗派主义情绪、独断独行。私方人员有严重的阶级自卑感，以为自己是被改造的阶级，处处小心，在工作中一不敢领导职工，二不敢负责，三不敢批评公方。他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对职工加强统战政策和赎买政策的教育，对私方加强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的教育以外，还需要在企业中建立一定的制度，做到集体领导、明确分工、取长补短、互相帮助。 + +　　他认为公方代表在合营企业里有着重要的作用，不能撤去。 + +## 童泉如建议通过整风，培养党员、干部宽宏大量的政治风度 + +　　童泉如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经济上看，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阶级，因为对企业的使用权已完全交给了国家，所有权也成了象征性的，根本不能自行处理，合营企业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因此，他主张在合营企业内只提公私合作共事关系，不要去强调阶级关系（当然还有阶级关系）。这样可以消除私方人员的顾虑，进一步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他建议有条件的合营企业可逐步改为国营或地方国营；在这些已改名的企业中，可以试行撤出公方代表。 + +　　最后，他建议党通过这次整风运动，注意培养党员和广大干部宽宏大量的政治风度。他说：不可设想，一个胸怀狭窄的人能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不同意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有人提出的成立一个委员会以防止打击报复的建议，他认为那是消极的办法。 + +## 田玉璞等说：提两面性，损伤工商界的自尊心 + +　　田玉璞、苏先勤、吴秉钧三人联合发言认为千家驹、冯和法的发言没有解决群众所要知道的问题。 + +　　工商界听到毛主席以亲身体会说明需要继续改造时，很受感动，可是，他们对某些理论家关于两面性的说法还是有意见。首先，两面性这个名词看来很坏，好象两面性的人就是“好坏人”，好象消极的一面就是“五毒”行为；其次，某些工商业者不服气的是为什么工商业者犯个错误，就说是两面性，而知识界、工人犯了错误就不说两面性呢？第三，工商联、民建会的宣教工作，总是先摆理论，很少结合具体人具体事实事求是地分析。民建会的人讲话的时候总是以改造人自居，不是站在群众之中，而是站在群众之上。因此，群众说：你们自己还没通，就拿“通”的姿态讲话，群众怎么能接受呢。 + +　　解放七、八年了，工商业者随着经济地位的改变，要求周围的人对他们给以恰如其分的估计。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说过二重性，没说两面性，二重性和两面性是否一样，如果用二重性也可以说明问题，可否把两面性这个名词改为二重性，以示阶段不同。免得一些人一听到提两面性，就想到“五毒”。 + +　　他们希望宣传教育不要损伤工商界的自尊心。他们说很多报纸、刊物和会议，有些人习惯用老一套的方法分析资产阶级两面性如何如何，而对知识分子的“胸襟狭窄”，农民的“自私自利”，就不作为两面性。这就有意无意损伤了工商界的自尊心。 + +　　他们不同意延长定息二十年的办法。 + +## 聂叙伦建议不要互相指责“扣帽子” + +　　聂叙伦谈三个问题。第一、关于“扣帽子”的问题。他说，这次帮助党整风，必须本着毛主席所指导的，要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揭露问题，反映情况，提出意见中，不可能要求大家的看法都完全一致，虽然是“和风细雨”，但究竟还是“有风有雨”，所以，带来一些批评也是很自然的。近来在座谈会上，有的同志互相指责对方扣自己的帽子，认为这对鸣放有害，会使发言人增加顾虑。我以为这种指责是不必要的，如果帽子的尺码不合，一定戴不上，不是大就是小，勉强戴上了，别人看着也不象，根本没有什么关系！要是合尺码的话，戴上也是舒服的，比光着头伤风感冒要好得多。我建议今后座谈时，发言的人应尽可能避免对别人“扣帽子”，即使有些措词上的缺点，听的人也不应该把对自己的批评看成是“扣帽子”。这样，对鸣放和帮助党整风才有好处。 + +　　第二、关于两面性的问题。他不同意有人把积极性和消极性截然划分开。他说，任何一个人不可能只有积极的一面，或者是只有消极的一面，只能是各人程度不同，有多有少而已。常常是对甲事积极了，对乙事消极；今天积极了，明天消极；在同一事物中的某一部分积极，另一部分消极。这是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经常出现的情况。因此在工商界中的先进、中间和落后的分子，不是绝对的先进和落后，只是程度上的区别而已，即如鸦片是毒品，但也有它好的一面，在医疗上是不可缺少的东西，所以对任何事物都不要看得绝对化。 + +　　第三、关于工商业者的估价问题。冯和法同志在昨天的发言中提到：“一般的资本家爱国，不等于爱社会主义，甚至不可能爱社会主义”。我认为资本家不仅可能爱社会主义，事实上已经涌现了不少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工商业者，而且越来越多。我们对工商业者消极的一面不应该忽视，但对积极的一面也应该有正确的估计。 + +## 章志鸿认为千家驹发言总的精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有一些东西与自己的感情格格不入 + +　　章志鸿同意冯和法关于阶级关系的意见：思想矛盾是主要的，经济矛盾是次要的。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民建会有一个姓倪的同志（工商业者），解放前，工人称他“赤佬”（上海骂人的话）；解放后，称他老板；合营后，称他倪经理；现在叫他老倪了。这反映阶级关系的变化。 + +　　他认为千家驹发言总的精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还有一些东西与自己的感情格格不入。他认为千家驹对于工商业者的有些看法还停留在“老板”阶段。他说：座谈会上反映的很多矛盾，不能说都是阶级关系，有的是党群关系，有的是由于官僚主义。他说：“合营前小国之君，合营后大国之臣，合并后亡国之民”这些话，实际上是小户的自我讽刺，不能说大部分工商业者都如此。大部分资本家并到大企业后是爱护企业的。引证个别的例子不能解决问题。他认为中央的一些理论专家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还停留在前两年的阶段，看不到姓倪的那种变化。一味强调阶级关系，这就会把三大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掩护起来。 + +　　 ---- 原载1957年6月2日《人民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42.txt b/CCRD/1/3/2/00074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91743f0f68af0b217e26f137cceaf6fe355d156 --- /dev/null +++ b/CCRD/1/3/2/000742.txt @@ -0,0 +1,31 @@ +# 加强编辑部同作家的团结：北京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续完） + +　　<《人民日报》> + +　　陈斐琴“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和作家的关系，也是搞得不好的。“解放军文艺”创刊六年来在群众中起了一定的影响，但在文艺批评上的一些教条主义作风也起了不好的作用，由于编辑水平以及一些不正确的选稿标准，也发表了好些不够好或不好的作品。 + +　　（一）“解放军文艺”与作家的关系，的确有不少不正常的地方，文艺批评上的教条主义伤害了一些作家，比如对白刃同志的小说“目标正前方”。虽然这个作品是有缺点的，但其主题和题材是反映了当时一些情况的，而对他的批评是过分的；对苏策同志的“小鬼与团长”小说，也有批评过分的地方，这些都伤害了作家的心。更不好的是在刊物上发表作家的检讨（其实有些作品并未公开发表），同时编辑部加上给作家作鉴定式教训作家的按语。当然，这是在比较严重的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在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情况下产生的事情，但是，这种对待文艺、对待作家的方法、态度是很不适当的。其他如从居功骄傲的战斗英雄说的一句话“老子老火车，你坐火车”引伸出“反无产阶级领导，反正规化”的结论，从写干部没写好，引伸出作者看不起工农干部的结论（对“小鬼与团长”的批评）等等，都损伤了新生的幼芽，说明在一些武断的批评之下，只要有一些缺点的作品，往往难以放出来。 + +　　（二）在修改作家的稿件上，也有许多粗暴的地方。比如“蒌拉姑娘”中的小姑娘原来处理是死了的，但编辑部硬要处理成活的，原因是听一个外国作家说，为什么给儿童看的作品都是写死的呢？以一般的意见对待具体的作品，这就把作品处理坏了，直到刊物付印时才加以改正。再如朋斯克的“金色的兴安岭”是一个较好的作品，但编辑部说它人民性不够而加了些“人民性”的情节进去。另一种是由于生活知识的缺乏而来的。如把一首诗的“千峰骆驼”改为“千只骆驼”，即由于不懂骆驼是以峰来计算的。而“峰”比“只”也更形象些。另，即过分强调编辑部的删改权，稿约上本来印有“不愿删改者请声明”，但一般作者是不愿作此声明的，因为怕编辑部说他骄傲，还可能会影响作品的发表。而编辑部删改起来即有对作者不尊敬之处。有的在稿签上注批着“掐头去尾留中间”等等。作者写稿用很长时间，而编辑改稿却用很短时间，致有时把人家写得正确的地方给改错了。或者给中间删掉一段，用粗糙的文字连接起来。给作者的回信，也有扣帽子的。如一个部队同志写了一首诗叫“照阳江的姑娘”，在退稿信上评为“小资产阶级缠绵感情”。结果下面的领导又给予批评。 + +　　（三）对军内稿件的处理也还有种很不好的作风，即有时看名人、职位，已引起许多人的不满。 + +　　（四）对团结老、新作家问题上，对文学风格方面，往往习惯自己喜爱的方面，比如文学评论，对大学教授和中学教师采用他们所习惯的分析作品的方法，则看不惯，而要求改成自己所习惯的那种形式的论文。 + +　　这些问题，有的已经作过检查，有些改正，现在正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情况下，我们准备作一次比较全面、深刻的检查，以纠正过去所发生的缺点和错误，改变作风。 + +## 茅盾同志的结束语 + +　　编辑工作是任劳任怨的工作，作家们要谅解编辑部的困难。编辑部要竭力克服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宗派情绪，主动地同作家团结。 + +　　综合大家的意见，作家和编辑部之间加强团结，需要做到： + +　　一、互相尊重，彼此了解。在我们这社会里，作家和编辑都是脑力劳动者，都是为了共同的事业，有共同的语言，这就是互相尊重彼此了解的基础。编辑工作是任劳任怨的工作，而且又是需要高度思想水平的很细致的工作；为了忙，为了主观能力的不够，编辑工作今人不满，甚至发生错误，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作家们如果能够了解编辑部的这种困难，设身处地想一想，就会谅解，而从团结的愿望、帮助的目的，向编辑部提出意见。编辑部要随时随地虚心接受意见，竭力克服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宗派情绪，主动地和作家团结。各刊物的编辑部如果能够经常和作家们座谈，倾听作家们对于刊物的意见，同时也把编辑部遇到的问题提出来和作家交换意见，——如果这样的座谈会能够每月举行一次，我想会大大加强作家与编辑部的彼此了解和团结。解放前，我们办同人杂志，就采用了这样的方法，团结了相当广大的一群作家。 + +　　二、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个方针的坚决贯彻，就为作家和编辑部的加强团结打好了坚实的基础。作家和编辑部的团结不是一团和气，彼此有意见都不提，而是要以“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互相策励，共同把刊物办好，——也就是，共同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贯彻起来，达到文学艺术的更大繁荣和发展。现在普遍反映，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刊物是一道关口。这所谓“关口”，如果直到现在还是有真实性的，那么，我们必须决心使它今后不再存在！让我们——作家们和编辑部——把这关口拆掉！而编辑部因其地位关系，必须主动来拆，彻底地拆掉它！ + +　　三、处理稿件的问题，大家谈得很多，很坦率；意见都很好。虚心，慎重：——这在编辑部方面是首先第一要遵守的原则。不但改稿要这样，取舍稿件也要这样。关于改稿——哪些可改，如何改，等等，大家都讲得很对。如果发生错误，就用负责的精神坦白承认，作家一定会谅解。这次座谈会上，秦兆阳同志的自我批评精神和王蒙同志的谦逊诚恳的态度，都值得赞美。秦兆阳同志对于造成这次错误的分析，我觉得也还深刻。这件事给我们编辑部的教训意义是重大的，而且效果也是好的。这就是，坦白相见，作家和编辑更能互相了解、互相尊重，加强了团结。 + +　　各位同志还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了，这次座谈会就此结束。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0日，原题为：“加强编辑部同作家的团结（续完）——在北京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摘要 克服文艺批评上的教条主义作风， 纠正不正确的选稿标准，改进“解放军文艺”的编辑工作。”。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43.txt b/CCRD/1/3/2/00074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b7ede81370e3355d9409adf7e0ec28e4311a1a2 --- /dev/null +++ b/CCRD/1/3/2/000743.txt @@ -0,0 +1,33 @@ +# 苏北农学院的教授们对学校党委和领导提出尖锐批评 + +　　本报讯　苏北农学院从5月11日到6月1日，先后分别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该校教师座谈会上教师们畅所欲言，对学校党委和领导提出了尖锐和中肯的批评。 + +　　陆纯庠副教授认为苏北农学院机关气味大，学术气味小。他说：“自建校至今，机关气味日有所增，官多兵少，科长多，主任多，处长多，而且有正必有副，是否需要这么多的官呢?是值得考虑的。‘人多本来可以多做事’，但是学校官多后不一定能做好事。如今年元旦到高邮的慰问团的组织，就有团长、第一副团长、第二副团长、秘书长、总务长等等，事实上是否需要如此呢?官气十足还要加上讲究排场。如办公大楼陈设得很好，我看这个大楼如果给教研组用倒是挺好的，适合静心研究。办公大楼大部分房间都有沙发，而教研室大楼一个也没有，我想老教授也应该给他们弄个沙发坐坐的。” + +　　方定一副教授说：“教研大楼和行政大楼之间横着一堵墙，这堵墙建筑起来不是一朝一夕，而是工程浩大。” + +　　平福增副教授说：“党员有一种优越感，总以为比人积极，怪人落后，再加上党员是光荣的称号，就滋长了个人崇拜，喜欢歌功颂德，不喜欢听刺耳的批评，平时做事不虚心，不攻装懂，好为人师，以改造者自居，这就造成了党群之间的距离。”他又说：“官僚主义是土墙，主观主义是砖头墙，宗派主义是铜墙铁壁，这道墙最难攻。” + +　　蒋涤旧教授说：“现在国内自上而下都是一片叫屈声，一片冤枉声。前天在扬州市开座谈会，会上也是一片冤枉声。我想叫屈喊冤是不是可以解决问题呢?我联想到秦香莲这出戏，象包文正这样公正的人，还正如秦香莲所说‘官官相护有牵连’。如果现在仍有官官相护，那就不必叫屈喊冤了。”他说：“青年教师与老教师之间隔了一道墙，既高且厚，青年教师不尊重老教师，看不起老教师。而青年教师又是非党即团，所以我三年不敢写文章。以前我讲到孟德尔和摩尔根学说，学校就指定青年教师反对我，‘苏农生活’也有意帮助他们反对我。又如在选种方面，我认为引种在我国起了很大作用，而‘苏农生活’上就写了‘有这样一位教师’(这位教师就指的我)，说教是‘虚无主义’。我和领导公开谈，但领导上却暗中支持。直到苏联专家也说中国的引种史才算罢休。又如我讲到基因学说，有人就加我一顶帽子，说我是‘因子论者’。自己不懂，而又要粗暴的对待别人的事情，冤屈了一个读书人，能不教人寒心。感谢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才替人伸了冤。党员有两个好本领，先整你一下，后抚你一下，抚得你动也动不得。古语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我说‘天下无不是的群众’。而我校则是‘天下群众皆不是’。这方面党做得太不够了。” + +　　葛启扬教授批评苏农正气不能抬头，三大主义在滋长，党外人士有职无权。他说：非党院长、教研组主任做不了主，人事、财务、秘书等等大权抓在几个人手里。成主任(党员)说“领导是正确的，群众是积极的”，那么工作为什么做不好呢?我想领导是否正确尚需要研究。 + +　　胡光烈教授认为，知识分子有三种人，一种是一心一意猜测附和领导意见的人，领导上说红他不说绿的，这种人中有一部分是外表很好，但心里藏的是什么就不知道，而我们领导往往最信任他，使他红得发紫；第二种人是爱说爱闹的人，说得好还好，说得不好，就引起领导光火；第三种是不声不响埋头苦干的人，他们从来也引不起领导的重视，他希望领导要看清人的本质。范福仁教授接着说：“要看清人，不要相信那些假进步的人来陷害假落后的人，不要把肺腑之言当作怪话，否则党要大上其当。对于有些事情的矛盾和本质，不要把它掩盖起来，而要揭露开来，予以解决。有错误就要拿出勇气来改正，要接近群众，广开言路，这样才能使大家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使大家把学校看成自己的，这样才能办好学校。” + +　　王光凝教授说：“党群关系不好。这是由于部分党员干部不能掌握知识分子的特点，说知识分子脏。党员有政治优越感，以改造者自居，领导方面对党员的信任和照顾又和群众不同，这样怎能同群众建立感情呢？因之党群中间有隔膜。”徐晓白教授认为，领导上必须放下有色眼镜，放下只听少数人汇报的耳机，深入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意见。 + +　　陆纯庠副教授说：“领导方法很简单，一般化，党政不分。领导高高在上，而不是面向教学和科学研究。很少到教室、实验室、试验地去看看。领导坐在办公室，对教学及科研方面的问题，用形式主义来领导。例如每年每个教师都照例有个个人计划，院长室到教务处，处到系，系到组，层层通知，并且要教师如何如何完成工作量。但是我们课少人多，无法完成，请领导解决，而领导从无答复。个人计划只是形式而已。” + +　　平福增教授要求领导上改变作风，不要不离开办公室，单纯在房间内听汇报，不深入下层，他说：汇报总是会有偏差的，自己实地看到才是真实的。 + +　　胡光烈教授说：“培养师资是学校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但我看领导上草率从事。如北京农大来了一位遗传选种的专家，领导就派了一个在教学上有成绩而与遗传选种没有什么关系的讲师去学，一学就是二年，回来让他教什么课程好呢?学而不用，制造矛盾。我认为如果要培养，就应派助教去，如果要提高，就应派教授去。我们土壤农化教研组有位水平相当高的助教，只要一进修就可以开土壤改良课，可是领导不征求教研组的意见，硬派一个刚毕业的党员学生去进修，这是宗派主义在作祟，对群众不信任。” + +　　葛启扬教授说：“我校有部分党员已经变质，具体表现在：(一)名利思想浓厚，带头要名利，要科长，要处长，要主任等等；(二)责备自己宽，责备人严，总是别人不对；(三)不老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政客气味浓厚；(四)以改造者自居，管人者自居，领导者自居，骄傲自满，脱离群众；(五)有家学校思想作风，权力集中在几个人手中，完全不民主，变成了几个人私办的学校。” + +　　徐晓白教授说：“这次工资改革很不公平，领导上主观决定，与群众的看法有很大距离。工资改革委员会犹如虚设，没有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只开了两次会，第一次是成立会，第二次就是人事科向委员会宣布，无法更改了；人事科只有集中，而没有民主。有这样一个比喻，我校的工资改革等于唱戏一样，工资改革委员会开了两次会，第一次会等于跳加官，第二次等于谢幕。究竟唱的什么戏，没有看清楚，是唱的独脚戏？还是唱双簧戏？还是滑稽戏?有人说工资改革基本上是合理的，我看很值得怀疑。” + +　　平福增副教授说：“为什么在提拔干部时，党员升科长、处长的既多且快，而副教授升教授的几年来一个都没有?领导上是否有些过分不相信群众？” + +　　陆纯庠副教授说：“1952年，我院建校初期，速中学生十五人受冻，写信报告毛主席。华东高教局通报把我与钱总务长各记了一次过(当时我是副总务长)；冯院长和成主任各警告一次，并在‘人民教育’杂志上发表通报。这件事当时使我搞得莫名其妙，我们不同意这种无理处分，我就和钱总务长向我院领导上、向解放日报及高教局提出了自己的意见：(1)通报中说高教局派员来院调查，并进行实地察看，后通知江苏教育厅派员来院核对调查结果。可笑的是先后两次派来调查的人员根本没有同我谈过话，连调查这回事我们都不知道。这样的调查处理，可说是官僚主义的典型。(2)具体事实与通报中所说的情况根本不符，要求重新调查。事隔一个月，省教育厅派了一位科长来查明了事实，也认为这个处理很不妥当。我们两人确是没有任何责任可负，但为了官官相护，还建议将原记过处分改为劝告。即使如此，华东高教局迄今四年多来还没有下文。我们要求应该正确处理，究竟谁是谁非。” + +　　 来源：《新华日报》1957年6月1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47.txt b/CCRD/1/3/2/00074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bf8527f5e5fb53579dd0bd4c32449a02c0be128 --- /dev/null +++ b/CCRD/1/3/2/000747.txt @@ -0,0 +1,27 @@ +# 希望雷海宗、杨志玖两先生进一步申述自己的见解 + +　　<孙延龄、张忠全> + +　　编者注：本报最近收到了孙延龄、张忠全两位先生的来信，希望雷海宗、杨志玖两位先生能将他们分别在人民日报和本报举行的座谈会上所发表的见解进一步加以申述。因两封信的内容大体相同，所以这里只发表了孙延龄先生的一封。 + +　　（天津日报编辑部：） + +　　阅读了四月二十一、二十二两日人民日报“天津的教授们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和你报五月九、十、十一三日所载本市大学教授座谈记录，我感到天津市学术界确实活跃起来了，提出许多新鲜问题和宝贵意见，受到很大启发。 + +　　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和历史科学爱好者，对史学界的发言特别感到兴趣。雷海宗先生在人民日报座谈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停留在一八九五年”的论点，人民日报编辑部加注了按语，表示不能同意这个看法，许多同志对此问题都很关心，发表了不少见解。季陶达、吴恩裕先生的文章是赞成人民日报的意见的，杨志玖先生致人民日报的信和他在天津日报的座谈会上的发言，则对人民日报的作法提出了批评，还有一些同志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我看了这些意见以后，觉得有许多地方还不甚清楚，很希望雷先生、杨先生及其他同志把自己的论点进一步展开，以便于更好的进行争鸣，使我们能从“争鸣”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 +　　以下我提出几个小问题： + +　　1、雷先生说：“一八九五年以后社会科学上新材料很多，对旧材料有很多新的认识。”而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历史的研究则“一直处在停滞状态之中”。杨志玖先生同意这个说法，认为在历史科学方面“说一八九五年以后没有什么发展并不是过甚其辞”，认为在历史科学的“很多方面发展的不够”。我们非常希望雷、杨两位先生能对这个问题作更具体的论述，提出更多的论证。雷先生曾特别提到了“雅典宪法”，认为这部书的材料将使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某些提法有所改变。但吴恩裕先生的文章又表示不同意这种说法。我们希望争论双方能进一步展开自己的见解。 + +　　2、雷先生在其致人民日报的复信中谈到历史科学中的教条主义时，提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的说法”不合中国国情。我们也希望雷先生能就此作具体说明，把自己的见解加以申述。 + +　　3、杨志玖先生批评了那种“把马、恩的说法硬套到历史上的教条主义的方法”，并说“关于历史问题马、恩所未道的的确很多”。杨先生并举出有人以马克思关于东方土地私有权的缺乏的论点硬套中国不妥为例。在这方面，我们也希望杨先生能作更多的说明和举出更多的例证。 + +　　4、雷、杨两位先生都提出人民日报的“编者注”所指的问题与雷先生的看法是两回事。认为人民日报编者说的是“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而雷先生说的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科学。雷先生并认为：“社会科学是随资本主义产生而产生的，是到资本主义社会才成为一种严格的真正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社会科学”。这里，使我想到如下一些问题，即：到底什么是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与历史科学是什么关系？历史科学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又是什么关系？如果说，真正的社会科学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那末，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所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不过搜集了一些片断的生硬的事实，描写了历史过程底个别方面”又应作如何理解？如果，真正的历史科学是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才建立起来的，那末，人民日报的按语与雷先生的论点是否完全无关呢？ + +　　以上几个小问题是作为一个读者的愿望而提出的，可能提的不恰当，请雷、杨两位先生及其他先生指教。 + +　　 孙延龄 + +　　 来源：《天津日报》1957年5月1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48.txt b/CCRD/1/3/2/00074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af672c3118c883c80eb5611eb6df110f20c8aed --- /dev/null +++ b/CCRD/1/3/2/000748.txt @@ -0,0 +1,13 @@ +# 能立即改进的就立即改进 + +　　<《人民日报》> + +　　北京大学党委会１７日下午邀请校内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等座谈，会上，该校党委负责人江隆基，对整风以来大家提出的批评和意见分别作了解答。他本着一面整风一面改进工作的精神，他宣布，对在肃反运动中曾经被错斗的几个教授，决定在同样的会议上向他们道歉，恢复他们的名誉。对于一些可以马上改进的意见，他也表示马上解决。 + +　　化学工业部党组和党委在邀请部里民主党派的同志座谈会上，化工部党组负责同志彭涛也向大家表示，凡是可以立即改进的事情就立即改进。如民盟的同志批评共产党组织没有替民主党派的活动创设条件，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副部长梁膺庸就表示行政方面将立即研究办法给予支持。有的同志批评部里的介绍信都印好了“党员”“团员”的字样，如果外出的同志不是党团员，就划掉另加“群众”二字。这种作法使非党同志很不愉快。１６日，化工部就取消了这种介绍信。 + +　　这种作法很好。现在，许多领导机关和高等学校都在举行各种座谈会听取党外同志以及下级单位的意见。大量的批评和建议摆在了各级领导者的面前。应该怎样对待这些意见呢？这些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应该被采纳的。当然，其中有些问题比较复杂，不是马上能够解决的，或者不是马上能够完全解决的。对于这类问题自然需要经过仔细研究以后逐步解决。但是，有些问题是非非常明显，情况也不复杂，解决起来并不困难，象这样的问题最好是象北京大学和化工部这样立即予以解决。就目前各方面已经提出的意见看，象这样的问题是不少的，比如应该向那些在肃反运动中受到委曲的同志当众道歉的而没有当众道歉，应该看的文件不给非党同志看，应该参加的会议不让非党同志参加，该向非党同志请示报告的事情不请示报告，等等，这些都是应该马上接受批评马上改进的。 + +　　不是党内外都有一些同志害怕整风运动不解决问题吗？能改进的立即改进、能解决的立即解决，这就是消除顾虑的最有效的办法。能够立即解决的问题不立即着手解决，难免会挫伤一些同志的积极性，会使人怀疑领导者改正缺点的决心。如果领导者一边表示要消除官僚主义现象，号召大家揭发批判官僚主义现象，一边却眼看着某些明显的可以立即纠正的官僚主义现象继续存在，可以设想这种情况是不会有利于整风运动的进行的。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49.txt b/CCRD/1/3/2/00074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f42e54dbd364f20b62f927157bbb4744060d4f2 --- /dev/null +++ b/CCRD/1/3/2/000749.txt @@ -0,0 +1,51 @@ +# 陶铸倾听华南师范学院、中山大学教师的意见 + +　　<广州日报> + +　　本报讯 中共广东省委员会第一书记陶铸同志于本月18日到华南师范学院，19日到中山大学与教师和学生们举行座谈会，听取他们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意见。教师和学生们都畅所欲言，大胆揭露学校里存在着的矛盾。 + +　　陶铸同志于18日上午8时左右抵达华南师范学院后，即与教授、副教授们部分行政干部一直座谈至中午，随即在该院膳堂与教师们一起进午膳，午膳后，陶铸同志与学生代表们一起座谈，并与全院的学生们见面。到下午3时，继续与教授和副教授一起座谈，至6时许始结束。 + +## 省党政领导机关不重视师范教育 + +　　在座谈会上，教授们对广东省党、政领导机关对高等师范教育重视不够进行了批评。教育系副主任杨荣春教授和中文系黄如文副教授都说：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华南师范学院基建、校舍、设备、仪器、图书等方面条件都很差，存在很多困难，与广州市其它高等院校相比，差得很远，但省党政领导机关对这个问题没有很好研究，给予适当解决。体育系黄启宇教授说：华南师范学院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同是高等院校，为什么别校有什么中央标准，而华南师范学院又是地方标准呢?他认为应当一视同仁，并多从物理上支持师院，否则是很难提高教学质量的。历史系黄明慧教授说：中央教育部对我院鞭长莫及，而省教育厅只发发经费、编制，其它则很少管。图书馆馆长方辰说：今年我们图书费本需要8万多元，而省教育厅只给了2万多元。 + +## 学院领导没深入教学依靠老教师也很不够 + +　　教授们对学院领导没有深入教学，依靠老教师办好学院也很不够进行了尖锐批评。杨荣春教授说：学校主要是教学，要搞好教学就要依靠教师，而学院领导往往只接见几个系主任、教研组主任，对教师的教学则很少了解。甚至有些领导认为多提意见的人，就有思想问题，不服从党；对那些唯唯诺诺的，便认为是好教师(陶铸同志说，有些党员只听好话，不听缺点，这是骄傲情绪)。中文系张为纲副教授说：学院的主要矛盾是领导不抓教学，不面向教师，不面向教学，很少看见院领导到课堂里去，只是听听汇报。他说：陈唯实院长对领导教育安于外行的思想是不对的，过去有很多人提过意见，他就是虚心接收，坚决不改。黄明慧教授说：学院领导思想上对依靠老教师办好学院是不明确的，对老教授尊重不够，不够信任，有的甚至瞧不起。体育系方万邦教授说：过去学院领导依靠行政干部重于教师，在教师中又只重于党团员教师、年青教师，依靠老教授是不够的。历史系林伦彦教授还批评了学院领导的脱离群众的作风，有些东西生搬硬套，脱离实际。教育系主任汪德亮教授批评了学院领导没有提出计划、办法，没有主见，使大家缺乏明确的目标，缺乏中心。历史系徐光仁教授还批评了过去学术研究上的教条主义。 + +## 学院党委官僚主义党员中有宗派情绪 + +　　会上，教授们批评了学院党委会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还批评了党员中存在的宗派主义情绪。体育系主任袁浚教授说：党委会的工作方式，停留在事务主义的忙碌中，没有抓教学，只抓总结报告，对教学上的一些问题，存在困难，党委会却不了解。他又说：过去抓汇报，其实是宗派主义的汇报，只是通过几个党团员，了解一些情况，而这些情况是片面的。中文系吴剑青教授说：党委与群众做朋友，只停留在口头上，群众向领导谈心，但领导没有与群众谈心。教育系余文焕教授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有一道墙。原因是党的领导没有深入群众，造成隔阂；少数党员特别是新党员有特权思想，不善于与非党人士做朋友，不善于接近教师；有些党员到系里了解情况，伤害了老师的感情；某些领导仍以旧眼光看待知识分子。叶佩华副教务长说：有些同志，原是好朋友，但一进了党，见了旧朋友，连头都不点。杨荣春教授说：自己教的学生，是党员，见了面，“似曾相识，又不相识”的样子，心情是沉重的；(陶铸同志说：真伤心！)。黄明慧教授还批评了学院党委和领导对党外人士尊重不够的现象，他说：省政协和全国政协有些委员到学院视察，提了一些建议，但领导就没有很好研究。 + +## 政策要认真贯彻过去偏差要纠正 + +　　会上，教授们还提出要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纠正以往各种运动中的偏差。教授们说：在过去各种运动中，伤害了一些教师的感情，在“肃反”运动中有一些偏差，扣了一些帽子，尽管这些帽子已经摘去，但遗留的问题不少。教授们建议领导上必须认真处理这些问题，否则，会影响工作的积极性，影响团结。 + +　　在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历史系唐陶华教授、化学系代主任萧锡三教授、物理系主任廖华扬教授、教育系刘桂灼教授、中文系叶挂燧教授。 + +　　陶铸同志在听取发言时，不时加上一些精辟的插话，使会场的气氛很活跃，最后，他在会上讲了话。他说，今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大家能畅所欲言，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他说，过去广东省党政领导对师范学院确实重视不够，照顾很少，今后一定给与物质上的支持。他希望教授们根据现有的条件，发挥大家力量，办好师范学院。他说，学院领导过去依靠教师不够，今后要办好学院，就要懂得抓教学，要团结老教师，充分发挥大家的力量。他说，党与非党的关系是存在矛盾的，这是某些党员的宗派主义情绪的原故，有些党员有骄傲自满情绪，感到特殊，感到高人一等，加上工作方法上也有缺点，所以造成党与非党之间的关系不正常。他说，“肃反”是必要的，当然，工作中有一些缺点，但这是可以纠正的。陶铸同志在会上还回答了教授们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 + +　　本报讯　陶铸同志于19日到中山大学听取教师和学生们的意见。教授、副教授和讲师等的座谈会由前日上午8时半开始，他们热烈的发言，大胆揭露学校存在着的矛盾。 + +## 揭露矛盾领导有顾虑怕报复群众也有忧愁 + +　　物理系古文捷教授说：中山大学领导和群众仍存在思想顾虑，不敢放手揭露矛盾。党委对教师传达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只念了八条，(陶铸同志说，贪污了四条。)有关处理罢工罢课的问题就不敢对教师讲，这次学习中各系提的意见也不敢给校刊发表。现在群众的思想顾虑是怕扣帽子，怕报复，怕放了以后将来再收再整。西语系高铭元副教授说：学校停课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后，各系提了一百多条意见，党委分类打印成密件，又注明不许外传，(陶铸同志说，这有什么可保密的呢?)结果系与系之间谁也不知道提了什么问题，怎么能再深入揭露矛盾呢?这就说明我们学校的党委仍有顾虑。中文系董每戡教授说：学校的大部分党员有两副面孔，平时是封建时代的寡妇面孔，不苟言笑，(陶铸同志说，是冷若冰霜。)不去接近群众；运动中是屠夫面孔，很凶恶，知识分子很怕他们。其次是党员的两种作风，运动一来拼命动员人家提意见，遇到另一种场合就报复人家，党委在几次会议上都没有表示态度，因此教师们虽放，却不多，现在还需要大放。第三是建议不能有两种法律，党员犯错误检讨了事，非党人士犯错误可不得了，结果某些党员就不怕犯错误。一般人的看法，是群众和党员并不是一样看待的。西语系蔡文显教授批评学校学习五天以来，记录上没有党员的发言，党员不把心事向群众讲。要拆墙党员也应动手。他说：“群众在学校有职无权，不看你职务大小、正副，只看是不是党员。我参加校务委员会总是听会多，党外人士没发言权。他建议以后要让校务委员会发挥监督作用，要和党委会结合，并且多负责学术上的问题，党委会可管整个方针政策问题，把学术研究与教学问题的领导放手交给校务委员会和系务委员会。他又举例说：西语系从1953年到今天，薪水增加最快的就是几个党员，是否全系只有他们工作有成绩?党对待党员与非党人士要同等看待，不要在政治上、物质上距离这么多。政治经济学林楚君教授说：党的工作作风没有改变过去对敌斗争的方式，党员强调组织性，什么事先在党内决定通过后，非党人士的校长、系主任的意见就不会有人听了，这种有职无权不就造成宗派主义吗?中文系詹安泰教授说：现在党员思想有顾虑，首先要打破他们的顾虑，把丑恶的东西摊出来，才能学习好。他说：过去党偏听积极分子的话，就更脱离群众，因为这些年轻的积极分子不一定了解每个老教师辛苦工作到半夜的情况的。肃反中间学校产生的一些错误，也不单是某个人的问题，党委会应志进行检查。 + +## 不但要广开言路还要经常联系群众 + +　　林楚君教授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官僚主义者只用左边的耳朵听话，特别是依靠了某种反映派的貌似积极分子的话，更助长了官僚主义。他说接近群众要经常化，有的人偶而去“接近”群众，初一去看见这个人在烧香，十五去时又见他在烧香，结果他就会作出结论说这个人成天在烧香。因此群众怕接近领导，以免自己好的没人发现，坏的却被别人看见了。王正宪教授说：整风学习不但要广开言路，而且要领导同志用耳朵听，过去领导左耳朵听的多了，联系群众就是找党团员。今天我向党回敬一个礼物“开放右边耳朵”来听听群众的意见才对。历史系商承祚教授说：党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不大对头，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资料袋(档案)，分配知识分子工作时一看资料袋，全是过去的材料，必定要算老账，对七年来的进步领导上考虑少，因此影响了对知识分子的信任。他建议组织上每人备两份资料袋，旧的材料一个袋，新的材料又放在另一个袋，了解知识分子时就要多看看新的材料袋，旧的呢只作参考的材料，这样才能全面了解，否则墙是越砌越高的。他谈到某些党员一入党后，即露出了“狐狸尾巴”，这是吸收党员时不够慎重的原因。他说：如果党再滥收党员，担心会走上国民党吸收党员的道路去的。他说“墙”是两方面筑起来的，但是党员筑的是砖墙，非党人士筑的是泥墙，谁先拆，一定要砖墙先拆，泥墙一扒就可以倒了。此外，他并对有些党员不重视文物的现象提出批评。罗克汀教授说：许多是非分辨不清是因为把党员和党组织混同起来，很多党员意见和别人不同，就能代表组织，发动其他党员来整你，集中大力批评，自然分不清谁是谁非。再加之有些党员认为维护党的利益，有点不讲理没关系，使组织性变成对某个上级意见的盲目服从。中文系吴重翰说，老教师尾巴长，容易对他们抓住罪名，老教师好像家族的老奴，上有老爷、太太，下有少爷、小姐。他说，我们不怕党员，倒最怕“积极分子”，他们有两重性，一重做助手，一重是做打手。在中山大学，这些“积极分子”就是对老教师采取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态度。西语系雷沛汉教授指出领导上对他的官僚主义。他说，如果没有周总理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报告，他还要蹲在农村，不可能来中大教学。西语系钟期伟说；他第一次和省长面对面的谈话，使他兴奋得失眠了。他对领导提出两点意见：1．领导教学要建立感情，通过业务上的帮助，解决困难，才能使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搞好。2．在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上，领导对同志们要及时地、有效地进行具体的帮助。生物系周郁文副教授说：党不但要团结进步力量，也要团结落后力量，要广泛团结群众。他并批评了学校在精简节约运动中的某些浪费的现象。西语系邬学毅讲师说，工会评选先进工作者从没交小组酝酿过，结果开会不到十分钟就潦草通过了。他还指出：最近学校五天的学习中，有人提出要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知如何才算“化无”？林楚君教授并批评某些党员脱离群众、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一等，好像党员是“特殊材料”似的。历史系谢健弘教授对校长办公室副主任连珍同志过去在处理总务工作上的官僚主义态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 +## 秘书包办领导工作团拜祝词也要审查 + +　　地理系杨克毅教授说，去年我到汕头调查广东经济地理，因为当地党委不准我这个非党队员作笔记，我曾说党不信任人民、党不信任我，结果被当时学校党委副书记邹亚平找去谈话：你当过五年工会主席，怎么能在公共场所说这种话。以后我和他关系不好了，我曾申请入党，而他说我和群众的关系不好，其实是和领导关系不好。杨教授并对学校各个部门的秘书包办领导工作的作风提出了批评，他对今年学校元旦团拜时他写的祝词也要送校长办公室的秘书审稿的事，表示非常不满。张迪懋副教授说，去年有些年轻人提出在公共宿舍要11点钟熄灯的意见，校长办公室来征求我们的意见，因为我们年老的人都要开夜车，就不同意并写了书面意见，可能文字写得俏皮些，邹亚平就找我训了一晚的话，硬要我检讨对领导的态度。地理系王正宪教授说：龙潜同志初来学校时曾做了不少报告，我私下给他提了一个意见，认为他的报告有点“词不雅顺”，他非但不以为然，反而觉得“温文尔雅”是错误的。肃反时又来整我搞小集团，真是可怕。他认为北京有人提出高等学校党委有没有必要存在的提法是不对的，好像党和高级知识分子是对立的，其实不然，实际是需要改进党委的工作，而不是取消党委的领导。他说过去有些党的负责人知识不够，以后往学校派领导干部时，起码应当派些具备最低限度的常识，而且要有一定的修养，要虚心些。蒋湘泽副教授说：龙潜一讲话就是训人，有次他对某教授评论苏联展览馆的轻工业发展与我们差不多的意见后，便在大会上说“有些人心里还在想着他们的美国、他们的英国、他们的法国……”这不是对留学生的打击吗?如果留学生心里忘记了中国，他们根本不可能回国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为什么我国政府争取留学生，而有些人又对留学生歧视？ + +## 陶铸同志表示：党组织不会报复整风就是要拆墙 + +　　时间已经很晚了，教授们仍未言尽。陶铸同志最后讲话，他说：学校党委可以再组织教师们继续提意见，让教师们七年来积压在心里的话都放出来，直到整好党的作风、意见提完了为止。陶铸同志又说，现在有些同志思想有顾虑，怕报复，但从一个党组织来看，它是不会报复谁的。他说，造成党群关系隔膜的现象首先是由党员负责，墙本身就是由党员筑起来的，整风就是要拆墙。其次是由于某些党、团员以为自己比别人高一等的思想作怪；第三是因为我们在高等学校工作的干部不了解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方式简单，又是外行，更加造成党群之间的隔膜。陶铸同志在座谈会休息期间，曾去访问陈寅恪老教授，并探望在病中休息的姜立夫老教授。他恳切地劝姜老教授好好休养，尽量减少些工作。并祝他老人家早日恢复健康。 + +　　午间，陶铸同志没有休息继续接见了70多位学生代表，听取了学生对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所提出的意见，以及指出在中山大学内的党团员存在特权阶级的思想，自以为高人一等，又不联系群众。团委会有包办一切的作风，许多事不和学生会商量就独自决定的行为。党委会也有衙门气味，校内许多领导人至今未很好地接见学生等等。 + +　　吃晚饭时，陶铸同志和同学们一齐排队等着吃饭，同学们看到陶铸同志和自己站在一起遵守秩序都很感动。 + +　　（来源：《广州日报》1957年5月21日。原题为：“让7年来积压在心里的话都放出来、陶铸倾听华南师范学院、中山大学教师的意见”。）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51.txt b/CCRD/1/3/2/00075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47cb1e28b34d65659d21c8e6b6d4107265e7e1c --- /dev/null +++ b/CCRD/1/3/2/000751.txt @@ -0,0 +1,49 @@ +# 对于哲学史研究中两个争论问题的意见 + +　　<贺麟> + +## 一、 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 + +　　在有一段期间，我们曾经发生过中国哲学史里面有没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问题。有些同志曾经有过否认中国哲学史上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想法。他们强调中国哲学史的特殊性，他们认为尽管西方哲学史上有这两派学说的斗争，但在中国哲学史上却未必有。他们认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这种西方哲学史上的帽子拿来套在中国哲学史上未必适宜。诚然中国哲学史还不象西方哲学史那样经过系统的科学的整理，哪些哲学家是唯物主义者或哪些哲学家是唯心主义者有时还搞不清楚。尽管在划分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界限的时候可能碰到很多困难，但是原则上我们不能否认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不然，难免不犯原则性的错误。这表示他不懂得恩格斯关于哲学上的根本问题的提法。这就有点象有些人认为中国社会很难划分明确的阶级，因而否认阶级斗争一样。他们认为阶级的划分是很勉强的，把社会发展划分为若干确定的阶段也是抽象生硬的格式。不过就我们看来，在中国哲学史中去研究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斗争，并不是抽象地、教条式地把西方哲学史的套子勉强套进中国哲学史，而是要求具体了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抓住哲学史上的中心问题，具体分辨出各个哲学家对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这个根本问题的态度。 + +　　日丹诺夫把哲学史定义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把哲学史看成唯物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这应该被认作是一个伟大而正确的见解。这是我们研究哲学史必须掌握的根本原则。所以，问题不在于哲学史是否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问题在于对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作什么样的了解。过去我们可能对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了解得太狭隘、太形式、太片面了一些。 + +　　首先，哲学史虽然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但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和宗教上的斗争、政治上的斗争（两者虽有密切的联系）却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政治上的斗争每每通过战争，宗教上的斗争也常采取战争的形式，譬如：历史上有所谓宗教战争。换言之，政治上的斗争和宗教上的斗争都可能采取杀人迫害的暴力形式，而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没有通过战争杀人的方式，也可以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承认哲学战线与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军事战线都有密切的联系与配合，但须知哲学战线却远处在后方，远处在大炮射程之外，也不是飞机轰炸的目标。 + +　　其次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的关系和争论，也不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他们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师生、朋友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的斗争。昨天的我可能是唯心主义者，今天的我可能是唯物主义者，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可以作思想斗争，甚至作极其尖锐的思想斗争。一个人可能早年沉溺于幻想，偏于主观，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晚年实事求是，掌握现实，成为唯物主义者；或早年居于民间，接近生活，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晚年养尊处优，脱离实际，成为一个坏意义的唯心主义者；一个哲学家在这一问题上是唯物主义者，而在另一问题上是唯心主义者，这不唯在理论上很可能，而事实上在哲学史中是可以举出许多实例的。哲学史上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是师生关系更是常有的事，譬如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都是唯物主义者，他们都可以说是黑格尔的学生。德莫克里特是个唯物主义者，他受过伊利亚派唯心主义的影响。伊壁鸠鲁是个唯物主义者，他承继了苏格拉底注重道德修养的精神。而马克思当西方哲学界把黑格尔当成“死狗”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这尤其值得注意。戴东原曾经说过：“二把手教得出大把手，而大把手可未必教得出大把手”。我们试假定二把手是唯心主义者，大把手是唯物主义者，也足以见得唯物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有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关系，不是红与白的关系。 + +　　张横渠是唯物主义者，程明道、程伊川是唯心主义者，而张横渠和二程是亲戚和朋友的关系。休谟在巴黎作过外交官，和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友谊相当好。既然唯物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的斗争是师生朋友的关系、前我后我的关系，那吗，这种斗争是否还反映阶级斗争呢？就各个哲学家的出身而论，可能都是同出身于一个阶级，就他们的思想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和后果而论，它可能反映不同的阶级利益。这也就是说当新我与旧我，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斗争的时候，可能包含有尖锐的阶级斗争，昨日唯心主义的我可能是为反动统治服务的，今日唯物主义的我可能是反映人民利益的。朋友师生间学派思想的斗争也可能反映不同阶级的利益。我一再指出唯心主义者与唯物主义者有时是师生朋友的关系，但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思想上、哲理上可以和平共处。我的意思不过想要表明两者的斗争一般常采取师生朋友间自由争论、互相切磋的方式罢了。记得朱熹与陆象山争辩时曾说过：假如主人与客人学术上意见不合，正在堂上作激烈的辩论，而仆人为了忠于主人，气愤愤地走到堂前，给客人几个耳光，把客人赶出大门。朱熹说这个不懂事的仆人，一定会受到主人的叱责申斥。朱熹这番话有着深刻的意义。假如企图用行政命令、用粗暴的手段来解决哲学上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斗争，那就不免有点象被朱子所申斥的仆人。我们强调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区别，却并不主张放松党对学术思想方面的政治领导（因为政治领导实质上是思想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领导），更不主张放松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恐怕只有相信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用打耳光，打屁股的方式可以解决学术思想战线的斗争问题的人，才会放松对学术思想的重视与领导，才会以为单靠政权和军权、财权即可保证唯物主义的胜利，用不着对唯心主义作深入系统的理论上和学术上的斗争。 + +　　再次，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并不是两个固定的阵营，左边的阵营全是唯物主义，唯物主义与唯物主义一线相承；右边的阵营全是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与唯心主义一线相承，中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我可以肯定地说，哲学史上没有百分之百的唯物主义，也没有百分之百的唯心主义。因此，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有互相斗争的一面，也有互相吸收利用凭借的一面。我们说社会永远是新的东西与旧的东西的斗争。但是新生的事物也有吸收利用凭借着旧的东西的一面。换言之，我承认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但是他们的斗争过程不是一面是唯物主义一面是唯心主义的那样平行的两个阵营斗争的过程，乃常常是一个曲折的一消一长、一盛一衰的矛盾发展过程。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并不是唯物主义永远打胜仗。唯物主义也有被较晚、较发展的唯心主义代替的时候，唯心主义也有被较晚、较发展的唯物主义代替的时候。当然，我也相信哲学史发展到辩证唯物主义——最高、最发展、最科学、最丰富的唯物主义，它承继了唯物主义的优秀传统，它吸收了历史上唯心主义的合理内核，它将永远不会再被任何唯心主义所战胜，虽然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仍然存在，不过这种斗争只可能促进辩证唯物主义更丰富、更发展。 + +　　哲学史上也并不是没有这样的情形：即在某个时代，我们只看见唯心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内部的争吵，而听不见唯物主义者的声音。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更不意味着双方的斗争可以取消。必须谨记列宁的教导：一个唯心主义者批判另一个唯心主义者时，往往是有利于唯物主义的。哲学史家就有义务指出这些有利于唯物主义的地方。这样就使得参加唯心主义内部争吵的某一方面或某些因素成为推进唯物主义发展的工具或必要环节。 + +　　还有一种情形必须指出：在哲学史上并不是整个唯心主义斗争整个唯物主义，或者反过来，整个唯物主义斗争整个唯心主义，两个整块永远互相斗争。事实上常常是后起的唯物主义吸收前面的唯心主义体系中的唯物主义成分来反对它的唯心主义成分。换言之，后者往往采取“以子之矛陷于之盾”的方式来斗争前者。譬如，黑格尔吸收了康德先验逻辑中的认识论思想和辩证法因素来反对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费尔巴哈吸收了黑格尔哲学中某些人本学的因素来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马克思利用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和某些历史唯物主义萌芽来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吸收对方与自己相同的部分来反对对方与自己相异的部分，这可以说是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过程中所常常采取的极其辩证而高明的策略（其实并不是策略，乃是哲学史矛盾发展的必然过程）。 + +　　（最后，我想用黑格尔写哲学史的方法来说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过程。黑格尔显然把哲学史看成唯心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黑格尔认为哲学史到了他自己的客观唯心主义系统好象是百川归海，集了大成，发展到了最高峰。以前所有各式各样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体系，都不过是为他自己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准备条件，被吸收成为他自己体系的各个环节。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中显然是对唯物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通过写哲学史的唯心观点他把唯物主义批判了，把唯物主义的优秀内容吸收到唯心论中去了。他把徘徊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哲学家都解释成为接近唯心主义的哲学家。我们可以说，黑格尔通过批判、解释、吸收与扬弃的手法把哲学史写成为唯心主义发展的历史，对唯物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当然，黑格尔对哲学史是作了唯心主义歪曲的。我们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写哲学史应该“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实事求是地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唯心主义予以批判，对唯物主义确凿的发展线索予以客观的阐述，表明在哲学史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唯心主义确是被扬弃了，唯物主义确是逐渐愈来愈发展、愈来愈提高了。） + +## 二、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 +　　（根据上面所说，我们认识到，哲学史不是单纯的唯物主义承继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承继唯心主义。晚出的唯物主义往往也承继了唯心主义的合理内核，同样，晚出的唯心论往往也吸收了一些唯物主义的原则。） + +　　当然，唯心主义者往往自己认为他们有其一线相承的“道统”，象韩愈所说的由尧舜传至孔孟的“道统”那样。另一方面唯物论者也往往自认他们有一线相承的“道统”与唯心主义无丝毫的共同之点。这种道统论强调片面的师承关系，并不完全错误，因为每一学派的确有其自成体系壁垒森严的一面。但总是教条主义卫道主义的思想，总免不了门户之见、派别之争；这是不从全面、不从辩证发展的观点去看历史问题。譬如中国宋明儒家吸收并且承继了某些佛老的思想，然而他们自己却死不承认。讲历史主义的我们不怕承认我们曾经吸收了某些唯心主义中的合理内核，马克思列宁主义奠基人公开承认是某些古典唯心主义者的学生，公开承认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我们已经不再形而上学地否认历史矛盾发展的过程而以吸收唯心主义中某些合理内核为可耻了。唯物主义者公开承认自己曾经是唯心主义者的学生，这并不表示唯心主义优越于唯物主义。反之，这正表示唯物主义者谦虚，从客观出发，虚心向对方学习，不抹煞对方的合理成分，实事求是地对待哲学史。这种谦虚的唯物主义永远可以进步，不可能被战胜。 + +　　关于哲学遗产的承继问题，主要在于说明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古典哲学思想，何以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可以起良好的作用，可以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曾经或多或少地为封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哲学思想，现在或今后何以还可以替工人阶级服务。马克思也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当他谈到希腊文艺的社会背景时，他说：“困难还不在于理解希腊的艺术和史诗与一定的社会发展形态有关。困难是，它们何以仍能给我们以艺术的满足，并且就某方面说，还是当作规范和高不可及的模本”（“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１７３页，人民出版社）。这个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有一定阶级基础，是一定的社会和时代的产物的哲学（或艺术），何以有其普遍性，可以为别的时代、别的社会，别的阶级服务。这是一个很难解答的问题，解答得不好，就很容易陷入形而上学或唯心主义的泥坑，本着自由争辩的精神，我个人对于这个问题愿意试图提出下面几个解答。 + +　　一、哲学史里面的哲学体系往往具有典型性。它是某时、某地、某民族、某社会的特殊产物，同时它又具有一般意义的典型性。所谓典型就是特殊性（时代、个人、阶级）与普遍性的结合。哲学上有许多错误的思想，虽然是片面的、错误的，然而这种错误也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几乎可以说是有必然性和代表性的错误，是每个人很难避免的错误。哲学家在历史上所犯的这些有代表性和必然性的错误，可以说，他们是代表了人类、或一般的人在那里犯错误。他们的错误，对于我们是一个有益的教训。不断地批判纠正这些典型的错误思想，就可以防止我们重犯或少犯这种错误。我的意思是说，哲学史上的哲学思想，哪怕是片面的、错误的、唯心的，只要它有资格被记载在哲学史里面，它就是对人类文化的一种贡献，它就有被保存、被研究、被批判的价值。至于具有典型意义的哲学真理，那也如同具有典型意义的伟大艺术品一样，有其现实性与人民性，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去重新加以体会和解释。 + +　　二、哲学史上的哲学体系，每每是文化的结晶，是时代精神的最高表现，是那一时代民族和阶级的生活经验、智慧、思想最高的总结。他们是有限与无限的结合，永恒与现在的结合，因为掌握现在，就是掌握永恒。真理除了体现个人的个性、时代精神、民族精神、阶级性之外，还有其普遍性和永恒性。阶级倒了，某些卓越地表现了那个阶级的智慧的哲学可以不倒；民族衰了，代表那个民族文化的优秀的哲学可以不衰；大观园倒了，“红楼梦”可以不朽。哲学与文学艺术一样，具有拯救随时间、阶级、人事变迁而变迁的事物，使之不朽的功用。 + +　　三、哲学本身做为一种掌握真理的学术，他本身就是国家和人民的财富。学术真理，一方面可以为某一特定阶级服务，被其利用，另一方面它有其本身的价值。但是腐朽堕落的王朝和垂死的阶级总是不辨是非黑白，哪怕是对它极其有利的哲学思想，它往往不惟不能利用，反而加以迫害，这是一个极其常见的事实。有许多伟大的哲学思想，如果在它本国不能很好地被承继，也可能被其它国家和民族所承继。譬如印度的佛学，希腊的哲学在本国都曾经衰落，反而为别的民族所承继和发扬。又如西方古典哲学，假如在辛亥革命时期就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来，那么它就有助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发展，有利于当时资产阶级政权，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辛亥革命缺乏文化基础，西方哲学思想没有及早介绍到中国来。我们今天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才企图大力把西方的古典哲学翻译介绍过来，因而就有助于工人阶级的政权和文化的发展，使其有更深、更丰富的理论学术基础。 + +　　起过进步作用的科学和唯物主义固然是国家和人民的财富，哪怕是过去在某些历史阶段曾经被反动统治阶级歪曲利用，妨害过社会进步的东西，如宗教和唯心主义，只要其中有丝毫合理的东西，也是国家民族的财富，不能任其自行消灭。譬如尽管杨墨被孟子骂为“无父无君”，尽管佛老被韩愈加以“攘斥”，宣称要“人其人、火其书”，但我们的哲学史有了杨墨佛老的思想、有了程朱陆王的唯心主义哲学，比之那些缺乏丰富民族文化和哲学遗产的民族，我们不能不感谢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比较丰富的哲学遗产可以供我们发掘利用，批判吸收。但是承认杨墨佛老程朱陆王丰富了我们的哲学遗产，并不意味着对他们的哲学思想不根据新观点、新方法予以批判地吸收和估价。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越高，唯物辩证法掌握得越好，我们的新的社会主义的文化越发达，我们就越能发掘并利用一切事物的积极因素，使“竹头木屑皆各有用”使“牛溲马勃、败鼓之皮”皆得到“俱收并蓄”。 + +　　归根到底，要看政权掌握在谁手里。如果在反动阶级的手里，学术文化到处受到摧残，它绝不能争取伟大的古典哲学思想为它服务，但是在进步民主的人民手里，就能使古典哲学发扬光大，起新的进步作用。因为所谓继承哲学遗产，并不是复古，也不是简单地把古人的或外国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搬到今天中国来。而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承继，为人民的新需要，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去承继。所谓承继，是包含有为革命的需要而加以加工改造。承继从辩证法讲来，应包含有否定、保存和提高的过程。 + +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很多优秀的文化遗产被视如粪土而不加以珍惜，就是外国的学术文化，移到中国旧社会里，也每每不能加以正确的吸收，发挥它的进步作用，反而被反动统治者利用，发生危害的后果。 + +　　解放后，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做为指南，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许多在旧社会被忽视和轻视的东西，如中医，旧剧、杂技等都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和提高，承继与发扬，发挥其伟大的进步作用。 + +　　我相信，我们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有了“百家争鸣”伟大正确的方针的指导，无论中国哲学史上的优秀遗产，和西方的古典哲学，都可以得到中国人民的承继、发扬和提高，一定能发挥伟大的作用，放射出无限的光明。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1月3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52.txt b/CCRD/1/3/2/00075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5441a1e9f9e5e2a4803b1a204b8297c8ef36988 --- /dev/null +++ b/CCRD/1/3/2/000752.txt @@ -0,0 +1,23 @@ +# 正确处理今年学徒的转正问题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去年各部门、各地区都招收了大量的学徒（练习生）。其中一部分人在企业和事业单位中学习，一部分人在技工学校或技工训练班学习。按照原来的计划，大部分要在今年内转为正式工人。但是，由于今年国家建设速度放慢，各部门需要补充的新工人比原计划大大减少，而且现行的学徒制度也不尽合理，因此，最近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门、各省市根据生产需要、整个部门和地区人员平衡的情况，考虑学徒的转正问题。如果不需要补充新的工人，现有学徒就延长学习期限。因此，除个别产业部门以外，大部分学徒今年都将延长学习期限，但延长期满，经过考工合格以后，就一律转正，不再延长。 + +　　1956年是我国经济建设空前巨大发展的一年。但是，在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也产生了计划过大的偏差，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实际上超过了国家的实力。人员培训计划是整个建设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个建设计划过大了，人员培训的计划自然也就过大了。去年大量招收徒工，就是在这样的计划指导下进行的。以第一机械工业部为例，这个部所属企业1954年和1955年全部徒工都只有八千名，而去年一年就增加到四万名，比前两年多了四倍，显然是过多了。 + +　　国家经过去年一年生产和建设的实践，更加去年自然灾害严重，农业生产计划没有完成，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和物资的收购，因而今年国家不能不及时调整计划，放慢建设速度；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扭转去年造成的计划过大的偏向，不少计划兴建的企业停建了；一些原定今年投入生产的新建企业，也因为投资削减而不能不缓建或推迟建成期限；现有企业的生产也因为原材料供应的限制，而不得不压缩生产计划。我们的党中央提出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号召，要求各部门树立“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大量节减行政费用，严格限制人员的增加，并且彻底消灭各种铺张浪费现象。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的职工，也明确地规定，在今年除个别调整以外，一般地不增加工资，也不提高级别；部分工资过高的人应适当予以降低。建设速度既然放缓，现有职工就有了多余，因此，今年各部门一般都不需要增加新的工人。根据这个情况，国务院决定停止招收学徒，并延长已有学徒的学习期限。 + +　　应该承认，国家在建设计划上出现去年计划过大的情况，是不好的。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我们在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进行大规模建设，经验还很少，对国家的实力究竟有多大还不摸底，特别是对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如何进行建设，才能真正达到最快的速度，还没有找到规律。国家建设资金的很大部分要靠农业来积累，我国目前还是一个农业生产占主要地位的国家；而农业人口多，耕地少，农业生产中能够提供积累的部分是不大的。因此，厉行节约，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是经济落后的国家争取以最快速度来建设的一个根本方针。既然要“勤俭建国”，那末，在管理部门、生产部门的人员就不能过多，职工的生活水平也不能提高过快，特别是要考虑到和农民生活不能相差过大。这就是为什么国家在今年对职工的增资、晋级要提出适当收缩方针的根本原因。去年计划过大了，是一个缺点；但是，如果今年不采取措施，扭转因为去年计划过大而产生的各种偏差，就要犯更大的错误。因此，应当说，国家现时采取的各项措施，包括延长学徒学习期限在内，是完全必要的，是符合国家建设和人民长远利益的。 + +　　当然，对于一批不能按照原计划转为正式工人的学徒来说，他们的希望不能实现，他们原来的一些打算会受到影响，他们的收入比转正以后有的可能要少些，这都可以说是一种损失。但是，这种损失对学徒的生活影响是不大的。如果从全国人民的生活情况来看，也不能不看到目前学徒的生活待遇要比一部分农民好；要比城市中还未得到就业机会的人民好得多。学徒全是青年，没有什么家庭负担或者家庭负担很少，如果同负担重的工人来比，学徒的生活也好得多。因此，延长学徒的学习期限，对绝大多数学徒的生活影响是不大的。至于学徒之中，少数原有待遇比其他单位过低，家庭负担又重，因而确有困难的，在延长学习期限之后，应当由行政和工会根据具体情况，从救济项目中予以适当解决。 + +　　学徒不能按原计划转为正式工人，多学一些时间，多学一些东西，倒是有好处的。过去几年，由于国家建设发展的速度较快，而原有技术力量又非常薄弱，各部门一般都采取了速成的办法来培训徒工，往往只用一年，甚至半年或三个月的时间，就把学徒转为正式工人。这在当时情况下，对国家经济建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用缩小学习范围、缩短学习时间，来求得速成的办法，毕竟不是一种正常的办法，它只能算是一种救急的措施。事实证明，用这种办法培训出来的新工人，由于时间短，学的东西少，技术的熟练程度是较差的，往往只会这种操作，不会那种操作，一旦变更产品或调换设备就有困难。同时，由于徒工生产实践的锻炼时间短，对于设备也就不能运用自如，技术也不够熟练，因而各种事故也比较多。从工厂的事故统计来看，老技工都比较少，最多的是二、三级工，其原因就在这里。 + +　　随着国家建设逐步正常的发展，目前的学徒制度是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的。今后招收学徒，必须规定较长的培养期限和适当的待遇，要使他们多学一点技术，不仅要懂、要会，还要有一定的熟练程度；不仅要学会一个工种、一个工序的技术，还要学会多种技术，以适应国家对企业多品种生产的要求，这一点对于机电企业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今年学徒延长学习期限，和国家考虑根本改革学徒制度的要求是一致的。暂时不能转正的学徒，在认识了国家建设发展的具体情况和困难之后，一方面应当体谅国家的困难，一方面还应当抓住延长学习的时机，更好地锻炼自己，多学一些本领，准备不久之后能够胜任愉快地走上工作岗位。 + +　　当学徒们还不了解以上这些情况的时候，一旦听到要延长学习期限，在情绪上是难免要发生波动的。有的人也许会说些怪话，有的人甚至还要闹事。因此，企业和事业单位的领导人员应当向学徒们讲清以上道理，同学徒们一起讨论应当如何对待国家的困难。应当肯定，绝大多数的学徒，经过国家一年多的培养，接受了党、团、工会多方面的教育，一般都是有爱国心，有建设社会主义热情的，是能够接受这一个决定的。很多地方执行这一个决定的经验也证明：只要领导人员认真地把国家的情况摊开来，把道理讲清楚，青年学徒们一般是能够做到以正确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的。北京人民机器厂原来计划在今年3月要进行一批学徒的考工转正，当时接到上级暂停转正的通知，就向学徒们揭开困难，说清道理，也就消除了学徒们的不满和各种疑虑。学徒们表示：“国家有大困难，个人有小困难，小困难应该服从大困难。”上海市由党、政机关向全市学徒进行了说明和解释，也得到了学徒们的拥护。这些都说明，通过讲明情况，讲通道理，广大期待转正的学徒们是能够服从长远利益，拥护国家措施的。然而，必须注意，延长学习期限，毕竟关系着学徒们的切身利益，绝不能简单地用大道理来压服。因此，除了进行细致的政治教育以外，各部门、各企业和事业单位的领导人员，还应该对于延长期间的学习问题，比如学习什么新的工种，怎样订立新的师徒合同等进行妥善安排，要注意他们之中个别特殊的困难，要积极解决他们在生活上、学习上合理而又可能办到的要求，为他们创造安心学习的有利条件。 + +　　我们还希望学徒的家长们，也能够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鼓励自己的子弟服从国家的决定，继续努力学习。 + +　　学徒延期出师问题，是当前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一个问题。这个矛盾能否处理得好，关键在于领导。因此，我们希望学徒较多的地区的党委和人民委员会，能够直接过问这项工作，使得国务院的通知能够顺利地贯彻执行。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54.txt b/CCRD/1/3/2/00075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169fe1848d8cfb2e5094b959b81273ef79b057 --- /dev/null +++ b/CCRD/1/3/2/000754.txt @@ -0,0 +1,77 @@ +# 中共天津市委教育部举行座谈会 中学教师畅所欲言帮助党整风 + +　　【本报讯】本月二十三日下午和二十四日上、下午，中共天津市委教育工作部召开本市部分中学教师座谈会。座谈会由市委教育工作部部长梁寒冰，副部长王金鼎主持。会上，许多教师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对教育工作中的问题提出了批评。 + +## 对教师的关怀又少了 + +　　第六中学教师刘士鹏说，解放后党对知识分子处处照顾，真是一言难尽。可是，在厉行节约的精神下来以后，连买一张纸都很困难，又由于学校里开会太多，教师们连备课、批改作业的时间都成问题了，对一些生活困难的教师照顾也不够了，不但改变了原来的教师生活困难补助办法，使很多生活有困难的人得不到援助，而且还时常被批评为：“闹情绪，闹个人主义”等等。他说，这主要是由于市教育局不深入了解下层情况，硬性贯彻政策的结果。 + +## 黄心平说：在宗派主义的统治下，群众只觉得眼前一团漆黑 + +　　女三中教师黄心平说：周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以后，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很高，但是三大主义却压抑了大家的积极性。他说：宗派主义最突出地表现在党组织对非党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和工资待遇上的不平等。提拔干部和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等等，党、团员都有优先权，甚至于在评薪的时候，也把是否党、团员当作评定工资高低的标准。他认为：在宗派主义的统治下，群众就看不见自己的前途，而只觉得眼前一团漆黑了。 + +　　他还说：最奇妙的是对于一些“党员老爷”批评不得，批评了“党员老爷”就是“反党”、“反人民”，这是毫无道理的。黄心平认为三大主义的危害反映在学校里，首先是教学质量下降，因为教师不敢独立思考、只能照本宣读。其次是教师不敢对学生全面负责地进行教育。另外就是教师之间的团结被分裂了，大家思想不能见面，彼此也不敢多接近，党员、团员、群众界线很清楚。黄心平提出几点建议：一、扩大民主生活，建议学校召开教职员工大会；二、定出制度以保证发扬民主，使提批评者不受打击；三、建议以考试的办法选拔留学生和大学的助教、研究生。并考虑从中学里提拔优秀教师到大学担任教学，使中学教师的前途问题得到解决。 + +## 集中多而民主不够 + +　　十八中历史教师何逸尘说，民主集中制这个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贯彻执行当中却有很多问题，常常是集中多而民主不够。像评工资，领导上提出初步名单公布后请大家讨论，这本来是走群众路线的，可是实际做起来却不是这样，往往是大家提出了意见后，领导上总是说服、解释，而没有认真考虑接受大家的意见。他对市教育局和十八中学领导上的宗派主义也提出了批评。 + +## 李存疆说：各级教育部门都有主观主义区教育局有无必要值得怀疑 + +　　十八中学教师李存疆说，天津市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落后于全国各地的，至少落后于上海。因此，我怀疑天津市党内是不是有些党员对这个方针有抵触情绪。又听说叫中、小学教师暂时不要鸣放，怕影响中、小学毕业生的劳动教育，这种看法也是不妥当。 + +　　李存疆还批评教育局和各级教育部门领导上都有主观主义的作风。他还说，学校领导上对教学钻研的很不够，领导和教师间在教学业务上缺乏共同的语言，这样是没有办法领导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的。教育局曾经“许愿”叫校长、教导主任兼课，并且要坚决“反五多”，可是一直没有兑现。这样“轻诺寡信”是非常影响领导威信的。他很怀疑区教育局究竟能起什么作用，他建议总结一下设立区教育局的经验，如果作用不大，可以撤销。 + +## 不该随便不信任教师 + +　　工农速成中学教师张守谦批评工农速成中学领导工作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都很严重。他说，学校领导上曾非常强调讲课应该“重点突出”，就是要求讲课只讲几条结论式的东西，让学生背下来就行了，这样的教学效果就很不好。对这一问题，每个学期我都提过意见，可是领导上并未考虑。直到这学期学生也提了意见以后，领导才考虑这样做有问题，但已经使教学受了很大的损失。他还谈到，有时候，领导上对教师教学工作不作深入的了解，只要一听到学生对教师有意见，就给教师提出一些不恰当的批评，往往弄得教师啼笑皆非。他认为，学校领导干部这样随便不信任教师是不对的。 + +　　他还说，在去年南开区人民代表大会上，工农速中的几位教师曾联名提了一个意见，要求检查一下学校的工作，这个意见转给市教育局后，一直没见下文。 + +## 非党校长好像“传声筒” + +　　二十四中校长卢毅仁说，我们学校党支部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体会很差，甚至党支部负责人作报告的时候，竟说“民主党派有平分天下的思想”，这引起了民盟盟员们很大不满。她觉得，二十四中党和行政的关系有问题。她说，有些事校务会议上本来已作出决定，又给党支部推翻了，弄得很不好办，是不是党支部对行政工作可以直接发号施令呢？她还感到学校里党组织和人事工作的保密太多，而非党校长却对人事工作无权过问，希望这些问题领导上给明确一下。她还对中共的区委有什么事总是先找党员校长研究，后给非党校长布置任务的作法有意见。她说，非党校长就好像“传声筒”一样，再加上下边执行党员校长的指示是“重如泰山”，对非党校长的意见却“轻如鸿毛”，就使得非党校长领导有很大困难。 + +　　卢毅仁还批评市、区教育领导机关在布置工作的时候，对学校的特点往往照顾不够，时常打乱学校的工作计划。再有是最近区委布置学校里的行政干部及党团员每天用半天时间去学习，也不切合实际。因为这样作，教师们就没有时间备课了。 + +　　她还谈到目前中、小学实行三三制的教育制度，已经不能适合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希望领导上加以研究。 + +## 有些首长生活水平脱离群众 + +　　何逸尘在第二次发言中说，有些首长的生活水平较高，脱离了一般群众的生活水平。如有的首长为办个人的私事，甚至连自己的爱人、孩子上百货公司买趟东西，也乘坐公家的汽车，这样做是不合适的。 + +　　女二中教师朱文明对教育局的人事、财务等工作提出了批评。他说：女二中教课的教师有五十四人，而不教课职员约占教师人数的二分之一，非生产人员未免过多。很多学校为了直观教学，建立了气象台，但是有的气象台搞得规模太大，也有浪费现象。他还认为对学生的劳动教育，应从初中一年级就开始进行，天津市中心区的学校应多作工业实习，郊区的应多作农业实习，希望领导机关给以支持，由下学期就创造条件开始实行。 + +　　三十七中学教师李振安认为，市教育局对中、小学教师的“鸣”、“放”是支持不够的。 + +## 王政才认为：区教育局应该大大加强 + +　　塘沽中学教师王政才说，塘沽的学校也是三大主义样样都有，面貌虽不同，血型是一样。塘沽中学好像教育局的螟蛉子，有些活动根本不知道。现在的区教育局，好像旧式保姆，不懂儿童心理学、教育学，区教育局应该大大加强。在学校里许多工作是朝令夕改，弄得老师们昏昏沉沉，校长们却常常在外开会。同时他也批评了教育领导方面有重量不重质的缺点。 + +　　他还建议今后评薪晋级工作可以随时考虑个别晋级，不要光是几年来一次大家调整。 + +## 党群关系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 +　　女四中教师瞿淑贤说，群众都感到党员对他们帮助不足，客气有余，却交不了知心朋友。群众能和党员谈自己的思想，但是听不到党员谈自己的思想情况。因此，大家说，“剃头挑子，一头热”。瞿淑贤还谈到了学校中有许多人申请入党，但是却长期得不到党的帮助。她还建议今后党的组织生活尽可能吸收一些民盟盟员或群众参加，使大家有机会能在一起谈谈，思想上见见面。 + +　　民族中学教师陈仪汾认为，几年来，教育事业在党的领导下有很大发展，但是也有很多缺点。如推行五级分制就是教条主义地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他说，中国过去记分就是五级制，后来演进成百分制。他认为五分制很不方便，希望不再继续采用。他又说，最近一、二年初中毕业生作文的水平仍很低，这也是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造成的。 + +## 要在日常工作中培养教师 + +　　十五中教师杨绍澍认为，目前各级教育行政领导部门对教师的进修提高是不够关心的。在职教师进修学习的教课时间和一般教师同样多，担任班主任的工作也不减少，这样就一方面影响了教师们的教学，一方面也使进修的教师不能学好。组织教师进修虽然是培养师资的一个重要方法，但除此以外，还应当在日常工作中定出培养计划，帮助教师们提高。 + +　　杨绍澍对目前初中毕业生投考高中只考三门课(国文、数学、政治)有意见。他说这样容易造成学生只重视几门课，而轻视一般的功课。他觉得史、地两种在学校里目前究竟占有什么地位？是个问题。现在这两种好像只是“配搭”的课。 + +## 下情不能上达 + +　　刘士鹏在第二次发言中说，有时候下情不能上达，有一次他列席参加河东区政治协商会议，在这次会上想把大家的意见反映上去，可是，学校党支部却把他找去，给他布置发言内容，致使他在那次会上没说出要说的话。 + +　　十三中学教师毛效曾说，我们学校领导和党团员在一起有说有笑，碰到群众即冷冰冰地，有人说这是一种“阶级面孔”。领导上认为知识分子都有毛病，不愿和领导接近的，就是落后分子。他还认为，学校领导和党组织都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他说，比如为了减轻学生负担，规定每学期考试不得超过两次、考试范围只能是小单元、一周前通知学生，还规定了各学科考试的时间最多三十分钟等等，他认为这些规定很难保证学生的学习质量，不知道是根据什么教育原则制定的，这些做法太主观了。 + +　　接着，女三中教师黄心平作了第二次发言。(见另条) + +　　×　　　　×　　　　× + +　　最后，市教育局局长何启君在会上表示：大家所提的意见和批评，可以说是我们工作的一面镜子，对我们认识和改进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及从哪些方面去求得改进，都有很大帮助。他还表示：作为一个党员，一个革命工作者，是有信心、有决心来克服缺点，改进工作的。为了改进工作，更好地进行整风，还需要与广大教师加强联系，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和批评建议。他认为教师们在座谈会上发表的意见，大部分是正确的、恳切的；不过，也有个别教师发表的个别意见，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 +　　 来源：《天津日报》1957年5月2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56.txt b/CCRD/1/3/2/00075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eb24c6da97d1802139abfead2bbfa846e770b27 --- /dev/null +++ b/CCRD/1/3/2/000756.txt @@ -0,0 +1,17 @@ +# 浙江省工商界对“定息”“摘帽子”等問題的意見 + +　　新华社杭州６日訊 浙江省工商联在１月１１日至２０日举行会員代表会議，傳达全国工商联第二届会員代表大会的决議，大家对毛主席的指示和陈云、薄一波副总理的报告一般表示滿意，感激政府对工商業者的照顧、关怀。但是也还存在些意見。 + +　　中小工商業者方面的代表多認为政府的政策对大户照顧过多，大户有名有利、有职有权，小户不服气。如有人講“毛主席的指示处处照顧大户利益，目的是为了討好外国的資本家。＂“荣毅仁一年有三百五十万定息收入，这錢是企業里生产出来的，为什么享受归个人呢？＂“政府是照顧大的，中小户与大户比，确实吃了亏”等。 + +　　有的对定息时間到第二个五年計划末，对中小户不能很快摘掉資产阶級“帽子”有意見。如丽水郑子良説“９０％的中小户一时不能摘帽子是被大户牽累了，似乎太不公平”。 + +　　小商販对資金处理有意見。有人問“对小型工商業者不还本是否包括小商販在內”？有人講“小商販是劳动人民，資金要發还，不發还不是被沒收了嗎？对資本家是贖买政策，对我們小商販倒沒收了。＂“以前説对小商販是还本政策，現在陈云副总理报告説不能还本，到底怎样？不到一年政策又变了？＂ + +　　个別的資本家还嫌定息时間短。如新藥業郑鴻廉則説：“定息連今年只有七年好拿，我一万元資金七年只拿囘三千五百元，如存到銀行里，既有利息，本錢还存在，政府的政策真厉害！＂ + +　　一般定息收入不多的和一部分骨干分子、青年工商業者，則想早些放弃定息，摘掉資产阶級帽子，爭取成为勞动者，早日参加工会。但也有人怕参加工会就失去了政治地位。如杭县周雷章等怕加入了工会“失去了代表性”。 + +　　对大、中、小阶層如何划分，大家很关心，要求明确一下。特別是小户急于要求“划一划”，早日明唃。有人講“为了几塊錢的本錢，戴上一頂資产阶級帽子实在不舒服＂。但也有人对小資产阶級称呼不够滿足。如有人認为：为什么不称劳动人民，而要在資产阶級的头上加一“小＂字，拖一条尾巴，思想上仍有疙瘩。（柳瑩）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21期，1957年2月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57.txt b/CCRD/1/3/2/00075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16cd4a74979d752bff4180b0db8efba24b7e747 --- /dev/null +++ b/CCRD/1/3/2/000757.txt @@ -0,0 +1,23 @@ +# 北京有些院校学生自动组织委员会要求请愿的学生愈来愈多 + +　　<新华社记者　朱彬> + +　　新华社北京30日讯　昨天首都各高等学校里发生的问题比较多。在清华、北京医学院、俄语学院的许多班级里出现了好多名义不同的委员会，其中很少党员参加，有的公开排斥党员。俄语学院不仅各班选出了非党的学生领导整风，而且一百多个班每班又选出了两人组成了一个二百多人的代表团，在领导全校的活动。他们贴出大字报喊叫：要求改组卫生部，要求不懂科学的人撤出北京医学院，要求把那些只会空喊猿变人而对医学一窍不通的院长调到马列学院去。要求罢课、罢考的也很多，北京医学院口腔系三年级昨天下午应该考医学史，可是到时候没有学生去，教授们很有意见。师大俄语学院等校上课时学生们也不守纪律，有的把教师拒于门外，理由他们有重要问题还没商量好，暂时不能上课。有的向教师递条子主：如果再念讲稿我们就不听了。还有的学生在助教李青芸宿舍的门口贴上大字报说：“我们再也不愿听你的课了！”俄语学院有的学生公开说：前途还没定呢，何必读书。二年级的学生贴出大字报要求罢考、罢课。 + +　　要求请愿的学校也逐渐增多。昨晚十时左右中医医学院的学生要去国务院。这个学校前些时候曾因没有房子和教师请过愿，国务院为这件事专门开会作出决定，中医医学院在北京办，把北医的一部分房子和另调二十个教师给他们，但校长陈玉明(音)没有及时的把消息告诉学生，昨天下午他把这个决定告诉学生时，解释得不够完善，而学生们中间又有一部分人不愿学中医，于是就闹起来了，要求当晚去国务院。 + +　　第二个要求请愿的是北京工业学院的学生。这个学校有一批学生功课负担很重，学习成绩也不好，有的人对所学专业没有兴趣，因投考时没有按他们的志愿分配学习。同时这个校招生过多，将来毕业时出路也成问题。昨天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钱部长助理到学校去处理这个问题，提出了几个方案，二年级学生功课没学好的可退回到一年级去重学，原有一年的功课延长两年学完，也可以让一些同学按志愿转业，要转别的学校的也可以自由去考，如考不取的回来还可以在本校继续学习。这些办法提出后学生中的多数表示满意，可是有些教师表示不满意。于是晚上九点钟时又有一百多人提出要去国务院请愿。 + +　　再一个要求请愿的是河北省师范学院的学生，他们认为这个学校没有受到高教部的重视，现在全校只有一个教授，比北京师范大学的师资差很远，他们请愿的最高纲领是合并到北京师范大学去。 + +　　有些学校的党组织在运动面前束手无策，昨天下午俄语学院的三个党员到北京市委找刘仁同志。他们认为学校的党委已成“浓包”，不能领导整风了，每个党委委员都有严重缺点，被群众批评得威信扫地。据高校党委的人说批评的意见集中在生活作风上，他们领的补助金太多，杨化飞副书记领补助费一千多元，另一个党委委员何有贵领了一千四百元，他们领了补助费后有的买收音机，有的买供出国留学生用的皮鞋衬衣达五套之多。还有一个党委委员在男女关系问题上犯有错误，曾和一女学生发生关系，还有的党委委员对干部态度很粗暴。这三个党员要求召开全校党代表大会讨论领导问题，要求上级党委派人去领导。在这个学校里现在闹得最尖锐的问题，一个是留苏预备部的学生出路问题，一个是专修科的学生出路。还有一个是波捷系要求回北大去学习。第一个问题高教部已派人答复说可以转学，学生的情绪稍安定了些，但怕转学考试这一关通不过。第二个问题高教部的答复认为一部分人可去大学当助教、中学当教员，还有一百八十人要回原机关去分配，这部分人仍不满意。第三个问题高教部派去的两个司长的意见不一致，有一位认为过去波捷系从北大分出来的做法是正确的，因此现在不应并回去，另一位意见与此相反。他们两位都被学生包围了。现在后面两个问题是学生中闹事的主要原因。有学生贴出一张大字报写道：对准高教部官员的脑袋，一、二、三瞄准开枪，杀出一条血路来。 + +　　师大和北医两校里的少数民族学生昨天也贴大字报批评领导上歧视少数民族的学生。师大九个新疆维吾尔族的学生贴出的大字报内容是：一、批评何校长在匈牙利事件中作报告时曾说过匈牙利事件后对少数民族要特别小心，在报告中还曾说过新疆落后。二，少数民族节日没有按民族的传统放假。三，校领导曾把九个少数民族学生说成八个，官僚主义不了解下情。北医的少数民族学生提出的意见是，整风以来只召集他们开了一次会，他们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三千里的河山他们也有一份，他们不是奴隶是主人。要求立即召集各少数民族学生座谈会。 + +　　北京大学以谭天荣等人为首的恩格斯黑格尔学派，在昨晚举行成立大会。这个学派在昨天的成立大会上宣布有五人发起，谭天荣、龙应华(党员)、杨九高、陈飞啸、张景中。成立大会上他们宣布在学派里要多谈青年人的生活问题，过去学校里只谈党团员、五分、三好学生，对青年人的生活很不关心，这样人与人之间没有了感情。他们还谈到过去学校束缚青年人的思想发展，譬如学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就是上面把斯大林的功过肯定了三七分，实际只许大家接受，没有讨论的余地，在这个成立会上他们五个发起人还为学派的名称作了好多讨论，谭天荣说，我们称黑恩学派的原因，是因为这两个人都是辩证法的巨匠，而在观点上又完全相反。有人提出叫“孔夫子毛泽东学派”说孔夫子主张天下为公，毛泽东主席主张百家争鸣。有人说黑恩学派名称不好，两个都是敌人，又说孔毛的名称中孔夫子是死人都不好，还是叫蔡元培学社，或叫百花学社。各人说了一套都没结果，会议开始时参加的有二百多人，可是越来走掉的越多。 + +　　现在参加这个学社的已达三十多人，他们还卖掉被子衣服，买了一套油印机，自己办的刊物第一期在昨天发行，刊有谭天荣写的“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六分钱一份，很快就卖光了。 + +　　航空学院的师生，昨天有一百多人签名要求科学院的钱学森来当院长。 + +　　 ----来源： 1957年5月3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58.txt b/CCRD/1/3/2/00075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e162f3713d356812d2cf6ae79c773308cbf9973 --- /dev/null +++ b/CCRD/1/3/2/000758.txt @@ -0,0 +1,13 @@ +# 首都文艺界人士和部队作家举行座谈 批评部队文艺工作领导者的缺点 + +　　<新华社> + +　　新华社３１日讯应解放军报的邀请，昨天十几位首都文艺界人士和部队作家举行座谈会。到会的人着重对部队文艺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现象和缺点，进行了批评，并且一致认为，应该立即动手拆墙、平沟和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把祖国的文学艺术事业，推向新的高峰。 + +　　文艺报总编辑张光年首先发言，他认为总政文化部领导同志有宗派主义的情绪。他说，我曾经很直率地向陈沂同志提过，我感到他在工作中有宗派主义情绪。张光年列举事实说明，部队文艺工作领导者听不进逆耳之言，听到和他们对某些问题或作品不一致的意见时，很容易激动、发火，给人以惹不得的感觉。因此，使很多人在接触和评价部队作者的作品时，有无穷的忧虑。文艺报唐因认为，在他和部队同志接触中，感到这里是有“墙”有“沟”存在的。他说，过去文艺报曾经组织过一次关于写新英雄人物的讨论，其中批评了部队某些同志立论不妥之处，引起了轩然大波。部队专门召集了一次座谈会，对当时文艺报主编冯雪峰等同志严词驳斥，给人压力很大，感到部队缺乏自由探讨学术问题的精神，只有敬而远之。作家公刘认为，过去习惯用的“部队作家”的字眼就是不确当的，没有必要把文艺界分为“部队的”或“地方的”。实际上，军外作家也是很愿意接触军事题材的。他认为有人主张组织部队的作家协会分会是荒谬的。作家胡可也在发言中认为，过去领导上不准军队内的作家在学术性问题上，在军外发表和领导上不同的意见，所谓“语言统一”，这是不对的。总政治部创作室主任虞棘认为，宗派主义情绪是确实有的，应该勇敢接受这个批评，并且立即从部队开始，动手“拆墙”、“平沟”。 + +　　在座谈会上，许多人的发言，还集中地批评了部队文艺工作领导上和文艺批评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张光年认为，部队的创作潜力是很雄厚的，但这种潜力未能充分发挥出来，主要是指导文艺的人思想落后了。他们看不到几年来文艺工作的发展和读者欣赏水平的提高，他们的指导方针还停留在若干年前所处的情况。虞棘和解放军文艺主编陈斐琴都在发言中，批评陈沂、陈荒煤等人的指导部队文艺工作的一些文章，有许多教条主义的观点。虞棘认为，部队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助长了文艺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要写什么，不要写什么，怎么写，都有许多清规戒律，限制创作的发展。陈斐琴认为，一些领导人，常常用一般政治原则和概念来指导创作和批评作品，对创作带来了许多损害。他说，教条主义，特别是当它一旦和领导权威相结合，其为害就更大了。他认为着重分析一下陈沂关于指导创作的著作很有必要。因为这些论点，长期结合着行政命令，对部队影响很大。虞棘也认为必须澄清创作指导思想上的许多教条主义认识，解除许多清规戒律，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 +　　许多人在发言中，还对一些不懂文艺而采取粗暴的态度干涉文艺工作的现象，提出了批评。也有许多人在谈到文艺评论工作时，批评了张立云所写的一些文章。张立云在会上发言时也认为，他写的东西是存在着许多片面性和教条主义的。张立云认为，产生教条主义的原因，是把文艺工作仅仅等同于政治工作，用逻辑思维的方法去要求形象思维。 + +　　 来源：《人民日报》1957年6月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60.txt b/CCRD/1/3/2/00076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abafbe74e0b0532f8761a0d925ce009a3331b34 --- /dev/null +++ b/CCRD/1/3/2/000760.txt @@ -0,0 +1,15 @@ +# 南京大学学生到新华日报贴大字报 + +　　<新华社记者孙振、朱冰菊、周哲生、蒋青萍> + +　　新华社南京2日电　今日南京大学学生到新华日报门前贴大字报，质问新华日报为什么不发表南大“鸣”“放”的消息。来往群众，走过新华日报门前都停下来观看大字报。到下午5时贴出的大字报漫画共十六张：“我们向社会呼吁：要新华日报支持我们向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斗争！”，“……质问新华日报，春风已经吹到了人民的南大……，为什么对我们南大的情况，几天来在报上只字不提？你们是否派记者来呢？早已来过，所以我们质问：是什么思想在指导你们？！”。“新华日报对‘鸣’‘放’运动极度冷淡，用心何在？”，“新华日报惠存，上天说好话，下地报平安”。“质问新华日报，党报党报，南大争鸣，为啥不报，记者记者，既来南大为啥不写，编辑编辑，南大消息，为啥不编。”“记者先生，你们到底有什么困难，不能把我们的消息报道，请看看我们的校刊吗。”在这大字报后面，贴了最近几期校刊。 + +　　南大学生在新华日报墙上，还贴了两张漫画。一张是讽刺住在南大的军事学院×将军的。一边画了一位医师在为将军开刀，上写“将军之毒深矣”，一边画了个畏畏缩缩的记者。另一张漫画，一边画了几个武士，两旁写了“回避”、“肃静”、“只准和风细雨”等字样，一边画了个首长在沙发上，首长两旁和头顶上写了“唯我独尊”、“别无分出”、“只此一家”等字样。首长前面画了两个跪在地上的群众，群众手持小盘里写了“批评”、“建议”等字样。在这一幅漫画的上边，写了个横幅标语：“糊涂首长所期望的整风”。 + +　　在南大校内，已出现要到新华日报集体交涉的大字报。大字报上写道：“新华日报为何装死？若仍不大胆泼辣立即报道出来，我们建议学生会组织数同学到新华日报门前，喊醒这些怕事的编辑，记者们，把春风吹到报社。” + +　　今天晚上南京大学学生继续在新华日报门上、墙上张贴大字报、漫画、校刊，并扩展到南京日报门口，质问报社为什么不刊登南大争鸣消息。八时半记者离报社时，已贴出大字报、漫画、校刊近五十张。大字报内容有：向新华日报提出三点要求，一、明日第一版刊登南大争鸣消息；二、对南大的整风运动表示态度；三、要公开检讨。要求省委对新华日报不登南大争鸣消息表示态度。文汇报能登北大民主墙，新华日报为什么不登南大民主墙？还有告公民书，说明他们为什么对新华日报采取这种态度。大字报内容大致和下午张贴的差不多。今天是星期六，晚上来往的人特别多，新华日报门口拥护得水泄不通。南大学生一面张贴，一面宣传为什么这样做。观众对此事抱有各种态度。有的表示同情南大学生。有的说这样做还不够，要把报社的人拖出来打。但也有很多人对南大学生这样做法表示不赞成，有的甚至当众撕掉大字报。有个工人打扮的中年人说：有意见向报社、省委提，那个没有意见，解决问题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有个五十多岁的人说：我也不赞成这种方式，为了这件事吸引这么多人，妨碍了交通。有几个家庭妇女谈论时都不赞成这种方式，她们建议识字的人写大字报贴出来反对。 + +　　据说南大学生晚上又在开会讨论，如果明天报纸再不登他们的消息，他们将上街游行。 + +　　 ----来源：1957年6月3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61.txt b/CCRD/1/3/2/00076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9ab7cac517a05d3a8ba4cfea629e17537f9695f --- /dev/null +++ b/CCRD/1/3/2/000761.txt @@ -0,0 +1,19 @@ +# 在力学会上 + +　　<毛家钧、丁宝芳> + +　　第一次全国力学学术报告会进行的一个星期中，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怀和注意。……记者和各地代表广泛接触的过程中看到很多动人的场面。力学研究战线上的老战友们重新会见了。去年10月才从美国回来到祖国的超音速和附面层专家郭永怀和钱学森、钱伟长在同一个会上亲切交谈力学研究中的各种问题。在十多年前，他们三人曾经一起在美国的加省理工学院做过研究工作。今天，他们都为能在自己的国家贡献出一份力量而感到特别高兴。有些外地代表得知他们三人都还只有四十多岁，正是大有可为的壮年时，打趣地说：我原先还以为他们三人都是头发花白、两鬓如霜的老科学家呢。 + +## 四代同堂 + +　　年逾花甲的老学者、壮年的科学家和刚满20岁的年青力学工作者都欢聚一起。在一组讨论会上代表们的年令相差无几，但是在学术研究上他们却已经是四代同堂。钱伟长早年是周培源的学生，胡海昌、叶开元是钱伟长的学生，最年青的要算北京大学助教黄文彬，他又是胡海昌、叶开元的学生。今天他们像同志和朋友一样讨论问题，长一辈的喜悦心情是可以想像的。老科学家把年青人称为是会上的活跃分子。几乎一半论文的作者都是年青人，这本来就是可喜的现象。在讨论时，老科学家总是不止一次地点头赞扬年青人工作的努力，当然也严正恳切地指出了他们工作中的点。……真所谓水乳交融，亲如家人。怪不得很多人把这次会叫做“群英会”和“家庭会”……。 + +## 力学对国家建设的关系 + +　　报告会上提出的将近七十篇论文，虽然充满了许多十分专门的术语。但是对于外行人听来还不是不可理解的。从这些报告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到力学对于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比如流体力学方面提出的关于气体动力学、……渗流等方面的问题，弹性力学方面提出的关于板壳和薄壁构件、重力埧等的计算，和金属压力加工有关的塑性理论方面的问题以及工程控制理论方面的问题，不都是和基本建设有关的重要问题吗?正如钱伟长先生所说的：几乎可以说有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地方，就有力学问题，就需要力学工作者的劳动，力学工作者为了使自己获得的知识能对国家有所贡献就不惜花费很多劳动。郭永怀先生就是最好的说明。当他在去年十月自美国回国后，听说要召开力学学术报告会，他就不问假日，甚至连春节时还忙着赶写一篇介绍空气动力学近代发展的综合报告论文。这篇报告赢得了与会者很大的兴趣。他们表示不但从这篇报告中得到了空气动力学最新发展的概貌和知识，而且也了解了我国在这个学科今后所努力的方面……。 + +## “测字摊”与“场外交易” + +　　会议的热烈气氛更洋溢到会外学术交谈，大家都把它叫做“测字摊”。无论是谁，在“测字摊”上可以不拘形式的自由交谈。这种被大家一致称誉的“测字摊”发挥了互相帮助的作用。每天下午，结束了学术论文报告会，代表们就三三两两成群结队来到自己挑选的“测字摊”前，有的是求难卜疑的测字者，有的是乐于当测字先生的老科学家，也有特地前来观看测字先生怎样回答问题的旁观者。在四楼的一间屋子里，机械工程师邓景文正在向老科学家茅以升卜疑。他把自己在设计改建水泥窑的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提出后，立刻就得到了恳切的回答。坐在旁边的浙江大学的教授王仁东还热情地要邓景文留下地址，准备把自己过去设计窑的一些资料数据寄给他作参考。邓景文感动地说：要不是在今天，我真不知还要走多少弯路呵!茅以升刚当完测字先生后，又去找钱伟长共同讨论，问一问“应变”在先，还是“应力”在先，还是两个同时发生的问题，这一天，这个“测字摊”显得特别热闹。茅以升环顾周围三十多人，笑着说：我是来测字的，竟然有这么多的算命先生，那我这个问题一定容易解决了。钱伟长、李敏华、杜庆华等发言的人一个接着一个。茅以升总是专心一致地听着他们的发言。直到吃晚饭的时候，这个“测字摊”才不得已“收摊”了。茅以升连连点头说：真有意思，真有意思。他还表示一定要根据大家发言的意见回去后再很好考虑，一直到把这二个概念搞清楚为止。难怪交通大学的青年讲师陈翰说：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也一直是含糊的。可是，因为这是很根本的问题，总怕提出来会给人家笑话。现在“测字摊”不但帮助我们解决了具体问题，而且使我们学到了一个科学家应有的严谨治学的态度。据说报告会的期间，设的“测字摊”一共有三十多个。但是在吃饭，休息时，甚至在坐电梯时，都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场外交易”十分活耀。有的代表说得好：千里访师难找到，现在老师送上门来了，还能不抓住机会请教吗?……。 + +　　 来源： 摘录自1957年2月16日《文汇报》，选自《捍卫高等教育和科学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委员会编，1957年12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62.txt b/CCRD/1/3/2/00076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afe14faf4ad43dad349743de02f1e154e0731a5 --- /dev/null +++ b/CCRD/1/3/2/000762.txt @@ -0,0 +1,49 @@ +# 上海职工闹事有发展趋势 + +　　<新华社记者　高洁> + +　　新华社上海5日讯　上海基层单位职工闹事的情况，最近一周多来继续扩大并有继续发展的趋势。据极不完整的统计：几乎每天都发生职工闹事事件，少则七、八起，多则一、二十起；市人民委员会接待室每天要接待好几十批人民来访，职工要求仍然大部分集中在工资、福利方面。 + +## 面扩大了 + +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闹事的面扩大了。前一时期主要是新公私合营工厂的职工闹，现在已延及到一部分老合营厂、国营厂、交通运输工人、搬运工人、过去动员回乡又倒流回沪的三轮车夫与失业工人、机关干部，甚至家庭妇女(要求就业)等。闹事的厂在全市一万六千户工厂中所占的比重虽小，但波及的面大，已开始影响到正常生产。而且目前情势还是此起彼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大批领导干部陷于其中。 + +## 闹事形式 + +　　闹事的形式一般是罢工、怠工、集会、贴标语、代表或集体请愿，包围厂长、公司经理、局长和区委书记，甚至打骂或恐吓杀人等。其中以请愿、怠工、罢工形式最普遍。轻工业局全厂罢工的有三个厂，罢工最长时间连续四天到七天。 + +　　6月3日上午，曾赴江西垦荒倒流回沪的划舢船民三十多人，因为要求迁移户口回上海和要求分配工作在浦东南阳码头闹事，包围殴打公用事业局派去劝说的干部。打过后，又追到十六铺划舢工作组办公室，将办公室内家具、电话都打坏。下午，又到黄浦区人民委员会请愿，摔毁了民政科的办公家具，并殴打民政科长。类似事件。屡有发生。 + +## 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 + +　　当前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有些基层群众受外面空气的影响，按捺不住，自发起来反对官僚主义。银行、税务局系统首先发动。黄浦区近发现旧杂货店职工中自发组织了一个“反官僚主义小组”。“小组”的任务是“反对官僚主义，保卫工人利益。”“小组”的组织领导是“只受中央领导，不受区店领导，不受上级工会领导”。参加“小组”的人，“有权自愿参加、退出，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不采取民主集中制。”但对于“取得一致的意见，大家必须采取一致的行动。”并补充说明“如果这个章程与党的政策有抵触的地方，可以修改。”他还号召大家“个人专横的时代已过去了，大家不要怕报复。” + +　　别的区也不断有基层职工自动集会揭发领导官僚主义，并要求领导马上答复。 + +## 几种错误思想 + +　　综合最近的情况看，当前职工中程度不等地存在下面几种不正确思想： + +　　(1)认为工资、福利要求得不到解决就是官僚主义，提意见不接受就是压制民主。有些职工认为现在整风一切都要讲民主，干部要向群众低头，听工人的话。因此就集中向领导上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和要求，即使是不正确的也要领导上完全接受。黄浦区新永元打包行职工最近要求行政上发给雨伞和搪瓷杯，公方代表向他们解释，工人就骂他官僚主义；工会干部对某些工人提出过高要求进行说服，工人就骂他是“白鼻子”、“行政尾巴”等。提篮桥区不少干部反映：“现在工人都不愿听干部的话了，干部一开口，工人就说是教条主义，大道理不要听。” + +　　(2)过去不满意的事，现在都要反老账。有两种账：一种是反经济上的老账。有些合营企业职工都在算细账，如合营后取消了多少变相工资，减少了多少实际收入，把一切不如意的都算在共产党头上。职工们除了要恢复合营前的折扣工资和合营后取消的变相工资、福利待遇外，最近又有一些职工提出要算解放前或解放初的老账。如有的工人要求将1951年、1952年的盈余重新提取集体福利金(实际那时私企条例还未颁布，还没有四马分肥的政策规定)；有些企业已将钱办了集体福利，现在工人认为这些钱应由行政开支，要求行政拿出钱来分给大家。鸿丰纱厂工人甚至要求补发资本家1948年欠发的一笔红利。 + +　　另一种是翻政治上的老账。银行税务局系统有许多在“三反”、“肃反”中挨过斗的人，现在纷纷在黑板报上控诉、诉苦，想乘机发泄一下积怨，对积极分子进行打击报复。他们批评本单位的肃反运动是“小人当道，天下大乱”，“错误是基本的，成绩是次要的”。诬指一些党员、积极分子是靠“三反起家，肃反起家，拍马屁起家”，“打得狠、升得快”，“一将成功万骨枯，几家欢乐几家愁”。有的甚至公开表示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大民主来，大民主去”。要求领导把一些党员、积极分子撤职查办。 + +　　(3)职工中经济主义思想抬头。部分工人中要求增加工资、增加福利待遇的趋势在发展。有些工人看到领导干部在检察官僚主义，就想乘机多搞福利。有些厂积存了几十万元集体福利金，原来已决定建造工房，现在工人都要求一次分掉，有的甚至把企业奖励金、互助金也分掉。甚至听说上级不同意，就“先下手为强”。 + +　　（新成区电讯电器、五金行业中，还发现有十多个厂的工人在外面搞地下工厂。有的工会主席规劝他们，他们回答说：“资本家定息二十年也在讨论，我们开地下厂为什么没有前途？”） + +　　(4)要求不能满足就搞大民主。有些工人把整风运动与三反、五反运动一样看待。认为“解放前反地主买办，解放后反资本家，现在反干部了。”有的工人指着干部的脸说：“五反反资本家，民改改我们，这次要整你们了！”有的工人听了毛主席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和看了赖若愚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片面理解“罢工是可以的”，动不动就以搞“大民主”来威胁干部。 + +## 几种不同态度 + +　　当前基层单位职工中对反三个主义和搞大民主，几类不同的人各持有不同的态度。分析闹事的华美烟厂，主要闹的是四种人：减过工资的，五反、肃反中被斗过的和受处分的，合并厂的干部被安排不恰当的和要求入党、入团未解决或被开除党、团籍的。科室干部又比车间闹得凶。私方人员中一个幸灾乐祸，一个消极不想干了。但个别厂的资本家抓住华美的事，攻击公方代表制度不好，说公方代表没有用。还有的资本家故意慷国家之慨，无原则地拿出公家的钱请工人过节。鸿丰纱厂资本家1948年欠三十多个职工工资四万多元，最近工人要求补发，他说只要党委、公方批准，补发不成问题，其实他自己合营时还是一个资财抵不了负债的倒挂户。还有资本家故意问职工：“你们说说看，是过去私营时期好？还是现在好？我看还是过去好。” + +　　老工人一般不愿意闹事，但因为我们工作有缺点才闹的。华东纺织管理局干部最近访问了闹事的新丰印染厂的几个老工人。老工人任济林一家七口，实际工资五十多元，过去是先进工作者，也是扫盲积极分子。他对访问者说：“我是闹事积极分子……我的手表、钟、橱……家中可卖的都卖掉了，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闹事后，身体虽然不好，我还是坚持生产。”他边说边哭：“过去向工会讲，只叫我克服困难。” + +　　老工人徐阿能，他的妻子是里弄积极分子，家中六口人，每月收入六十元，还供养父亲。本人生气管炎吐血，妻子生肺病，贵重药品要他们自己负担一半，有困难要求药费打折扣，工会不解决，这次他妻子就带头组织家属到厂哭闹。 + +　　5月下旬，市人民委员会已专门成立一个临时工作委员会 (只对内办公)，十多天来连日开会逐项研究下面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要求，正在拟定解决的原则和方案，准备尽快平息下面的情绪，把职工注意力逐步引向正常生产方面。 + +　　 ----来源：1957年6月7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63.txt b/CCRD/1/3/2/00076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f4e8c52f6a56c5df31896fb8c6b788a4b1b015f --- /dev/null +++ b/CCRD/1/3/2/000763.txt @@ -0,0 +1,37 @@ +# 是什么阻碍着内蒙古文艺事业的发展 + +　　<《人民日报》记者林沫> + +　　内蒙古文艺界存在着许多问题，严重地阻碍着自治区内各民族文艺的繁荣和发展。由于领导部门有“三个主义”在作怪，使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愈堆愈多。 + +　　在上个月，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本报驻内蒙古记者站和自治区文化局又联合召开了文艺界座谈会，在这些会上，内蒙古文艺界的问题得到大量的揭发。 + +## 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 + +　　发言的很大一部分是批评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的，许多人认为宣传部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以简单的行政命令的方式领导文艺工作。 + +　　剧作者周戈说：宣传部领导上平时对文艺工作中的复杂现象和问题，不去进行研究和了解，遇事就临时抓一把，要文艺工作者配合宣传，把文艺工作看得十分简单。我们希望宣传部最好有一个懂得文艺的部长领导文艺工作，于是领导上就批评说：“你们都要求领导上象梅兰芳那样，实际上就是反对党的领导。”文艺工作者平时有句对领导消极不满的话：“反正文艺工作上死不了人，就是那么回事儿！”对文艺问题不大管，但对文艺干部的思想有时却扣得很紧，遇上问题就乱扣帽子，什么“反领导，反党”等等。 + +　　曾在宣传部当过三年文艺处处长的陈清漳说：内蒙古文艺界的问题过去曾长期存在着，不断发展，这就是对文艺问题的许多争论，特别是和领导上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一致。对问题的看法各有片面性，有争论是正常的，但却没有引向学术问题好好探讨，往往被湮没在个人之间的意气中，把学术争论庸俗化了，而且不同意领导上的意见，往往就被认为是反领导。这个矛盾发展到肃反，有的就把内部矛盾错认为敌我矛盾，挨了整。这样把问题压了一下，但实际上矛盾并没有解决，而是更深了，不少人沉默不语了。 + +　　内蒙古文联主任尹瘦石说：我认为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有教条主义，而且是占主要地位的。把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往往理解为工农兵题材，忽视了题材的广泛性。而我们某些文艺工作者也有缺点，过多地强调文艺的特殊性。领导上以片面性来反对片面性、以教条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你意见提得多一点，就扣你个帽子，脱离政治，反领导。领导上对文艺工作者的不同意见，是很难听进去的。这就妨碍了对文艺问题的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听说中央曾指示各省和自治区一年要讨论一次文艺工作，我也曾向内蒙古党委作过这样的建议，但始终未这样作过。党委宣传部平常对文艺界过问少，问题当然就很多。有了问题，就临时抓一把，整一下，这样怎么能搞好呢？当然我们不一定要求宣传部的领导同志精通文艺，但是否可以多接触，多了解，找文艺干部谈谈，可惜这样的事也是很少的。不了解，不关心，如何领导？就只有以教条主义来领导，以官僚主义对待文艺干部。 + +## 有些青年作者不但得不到领导上的培养和帮助，有时反而遭到严重的打击和摧残 + +　　蒙古族青年作家乌兰巴干说：在内蒙古有些青年作者，不但得不到领导上的培养和帮助，有时反而遭到严重的打击和摧残。过去七、八年，我一直是在业余搞创作，白天工作，夜里写文章，每天只睡四、五小时，写出了一部一百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草原烽火”。我为什么要写它呢？过去我们的爹娘用求神拜佛的办法找幸福，一步磕一个头，磕几十年到五台山去；我们的祖先为反抗异族的压迫，也举行过多次的武装反抗，流尽了鲜血。但是到五台山的也没找到天堂，多次的反抗也都因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而失败了。解放了，共产党、毛主席给了我们幸福，给了我以力量，我们的民族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变化，我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草原和人民，我觉得应该反映这个大变化，一个蒙古人的良心促使我去写作。但在写作过程中，经常受批评，挨斗争，说我是个人主义，名利观点；没收我的桌子和灯，各方面为难，最后发展到甚至要没收我的稿子，罪及作品，使我所写的人物在纸堆中喊冤。我为此事曾经神经失常一个多月。打击我的就是曾经在内蒙古日报东部版担任副总编辑的周达理同志。我觉得他有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认为蒙古人落后，不相信他们会写出东西，所以受他打击的蒙古青年不只我一个。他不理解文艺创作和文艺的作用，他说小说是瞎编的。他认为我每天夜里写东西是不干正事，甚至怀疑我是作坏事，派人监视我。我虽然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有一个时期身体也很不好了，但我并没有灰心丧气，一直把良心当作铁帽子顶在头上，坚持写作。最后终于得到全国作家协会和内蒙古党委领导上的支持和帮助，使我能够安心地从事文学事业。不过我觉得在这次整风中，对于象周达理这样思想作风不正的同志，应该本着团结、批评和团结的精神，给以应有的教育。 + +　　在会上，很多人都批评文联、作协、美协内部党与非党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有高墙；个别领导人独断专行，缺乏民主，在文学、艺术作品上，用不正当的手段抬高自己，压倒别人；在文艺工作者之间，排老欺新；在文联和文化局之间，由于个别领导人关系不正常，使部门之间形成门户之见，在很多问题上，不是团结共事，而是互相排斥。 + +　　作协的两个非党员副主席有职无权，副主席纳·赛音朝克图说话不顶事，连勤务员都支使不了。他是一个民族作家，但却被分配作编辑和翻译工作，使他很难从事于民族文学的研究和创作。 + +## 内蒙古文艺界要繁荣创作，百花齐放，必须整顿队伍，团结新老文艺工作者 + +　　文艺刊物“草原”的编辑组长杨平说，作协的个别领导人口称繁荣创作，但却把创作室取消，搞光了别人的创作条件，自己则是关门创作。对别人的长篇小说，不让在“草原”上刊登，而自己的就可以登。安谧同志过去在创作室写了不少诗，现在创作室取消，他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受到了限制。杨平认为，内蒙古文艺界要繁荣创作，百花齐放，必须整顿队伍，团结新老文艺工作者，文艺团体要建立集体领导，消除少数人操纵一切的坏习气，开展民主批评和自由讨论的风气，同时还要开辟出版园地，不然，外边的一些新鲜空气就吸收不进来。 + +　　美术工作者乌恩说：过去由于我批评了官僚主义，就受到打击。只要对党和人民不利的事情，我就要斗争，正因为这样，受到某些领导人的厌恶。有的人是糊里糊涂入党的，我对有的党员是不承认的，因为他们在很多问题上还不如非党同志热情和勇敢。美协的个别领导人缺乏民主，遇事独断专行，对大家有很大的压力，很多人心里不满意，不敢谈，自治区成立十周年举行美术展览会，大家不愿画，沉默以示抗拒。美术界理论水平高的被批评，画得好的外调，很不利于美术事业的繁荣。有的领导人存在着大汉族主义思想，排斥民族干部。美协成立时，最初没有朝鲁（蒙古族），后来事情闹到中央，朝鲁才当了副主任。 + +## 有些同志有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残余，对文艺干部、文艺活动很少从民族角度考虑问题 + +　　周戈说：文艺界不团结，思想根源之一，是我们有些同志有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残余在作怪，对文艺干部、文艺活动很少从民族角度考虑问题。就说交朋友吧，在自治区工作十年，应该有个蒙古知心朋友，但这在我们一些领导同志之间却说不上。口头上讲团结，但办事情只从自治区的大多数汉人着眼，当然就忽视了民族特点。同时，在有些汉族干部的内心深处，对民族干部总有些轻视和瞧不起的心理。如美术工作室归文化局领导，文联有些同志就觉得，他们有谁能领导？还不是望着文联呵！如文化局进行文艺评奖，也在背后冷言冷语说：“他们评就评吧，反正是有钱无处花么！”这就使有些民族干部产生反感和排挤心理，把一些不好领导的汉族干部排挤出去。但责在我们，因为你不好好帮助，逼得人这样作。文化局副局长布赫同志常从民族角度考虑问题，但很多事也缺乏商量，因此由人的关系又造成部门之间的磨擦，在工作上是互相牵制，而不是互相帮助。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64.txt b/CCRD/1/3/2/00076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68dbc2dc2da319072d0972b3fbe293fee97516a --- /dev/null +++ b/CCRD/1/3/2/000764.txt @@ -0,0 +1,67 @@ +# 本市中等学校教师继续大放大鸣 严厉批评各项工作中的“三害” + +　　本报讯　本市中等学校教师120多人，于昨(8)日下午在中共广州市委员会召开的三个座谈会上，继续大放大鸣，严厉地批评各项工作的缺点和错误。中共广州市委员会书记赵武成同志、钟明同志、组织部部长赖大超同志分别出席了这三个座谈会。 + +## 批评教育局和学校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 + +　　教师们在发言中继续批评了教育局和各学校的党员负责干部的官僚主义。第二十九中学教师钱华玲说：学校领导对老教师的尊重和照顾不够，没有发挥他们的业务能力；在提拔方面也有不良情绪，现在所有的级组长都是由女教师担任，调往别校的教师则都是男的。他接着说：目前教材中有混乱现象，劳动教育的教材是临时增加的，使教学进度受影响；精简教材的通知也太迟，经常都是教了以后，上级才通知要精简。 + +　　广州初等学校教师进修学校教师章德华说：教育局对我们学校很不重视，只是根据上级的命令办起来的；方针任务也不明确，使教师们都看不到这间学校的远景，觉得学校好像是“刚出世就失去母亲的婴儿”，因而不安心工作。她认为本市的初等学校教育办得好与否是关系到20多万人的事，因此市委应该认真重视初等学校教师的进修工作。 + +　　第二十四中学教师冯金刚说：教育方针是摇摆不定的，提出全面发展，又要因材施教，做成很大的混乱。对于5分制，使用起来遭遇到困难，如语文4分5分很难分别，操行成绩用5分法来记则大部分学生的操行得5分。学生在操行上就不注意了。第三十七中学张访明、第三十三中江秀峰、第三十八中冯楷彦都批评了教育局对新办的学校不够重视，只注意重点学校，对其他学校有经验也不去总结。第三十三中各种设备不全，仪器室成为“空气室”，教育局对这点很少想办法解决。江秀峰还说，他们的学校去年才开办，但教育局要他们填写毕业生汇报表，见没填来就骂学校官僚主义。到底谁是官僚主义呢? + +　　市第二中学教师吴伟俊代表该校许多教师发言。发言中，他特别向党提出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他说：“如果要搞共产主义建设，请先研究一下为什么考师范学校的学生那么少?”他们认为现在党跟教师的关系疏远，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均不如其他职业，影响学生都不愿考师范。如果不及早注意，教师质量就会越来越差，会直接影响今后共产主义建设人才的培养。 + +## 对学校中宗派主义的意见 + +　　会上发言的教师批评了教育局和学校中党政领导的宗派主义和一些党员干部的不良作风。 + +　　女一中教师黄宜浩、魏臻、郑海鸥认为女一中党员校长孔庆余从个人爱恶出发，信任少数干部、用人唯亲，拉了很多五同关系的人来校工作，非党团员教师则经常受到排挤，对不满意的人则以“支援新校”为借口，把他调出。因此女一中有“孔家店”的别名。 + +　　三十九中青年教师何仕仪说：学校评薪时有宗派主义，我不满意便发牢骚，总务处曹主任(党员)找我谈话，恐吓我说“你要顾住自己的前途”。他又说：曹主任在学校大权在握，可以说是“皇上皇”，行政和工会的事情，都要经他同意，向他提意见时，拍台就骂。他说：他在五中和三十九中时，校长对非党团员的年青教师少培养、多批评，甚至可以说多打击。 + +　　冯质义批评七中廖校长(党员)平日高高在上，自高自大，喜欢逢迎拍马的人，对教师板起脸孔，缺乏关怀帮助，评薪时偏信偏听，以致有很多教师的工资评得不合理。 + +　　他指出该校一个姓林的老师，被校长故意打击，他有意见时，校长竟对他威胁说：“你要好好工作，否则你会和陈白露(“日出”中的女主角)的命运一样”， + +## 对待教师不够尊重 + +　　教师们还批评了教育局在使用教师上的粗率态度。六中教师朱业显说：教育局对教师不够尊重，目前在学校中有的教师因为对领导提了意见就被调走，有的教师三年调三次，六年调六次。因此有人说，对待教师是“一鉴、二整、三调动”。三十八中冯楷彦说：教育局的人事安排有些是不恰当的，有的学校领导人(党员)不懂业务，因此影响教学质量不高。五中胡厚明教师说：学校里不懂业务的人却当了科组长，这是宗派主义的表现。他建议教育局要研究如何保证学校中经常的民主生活。八中教师刘芒说：学校中对民主党派的成员也不够尊重。二十六中陈学璇说：教育局和学校不关心教师的政治思想和要求，有的教师要求学党课，要求入党，但没有得到党支部的帮助。 + +## 对五中存在问题的意见 + +　　市五中的教师龙绍庆、黄昏、何荣业，揭露了五中前副校长蔡新祯(党员)强奸未成年女学生的堕落腐化行为，并且说他一贯粗暴专横，行为恶劣，对教师、工友常采取打骂态度，又布置监视网监视教师。而五中校长胡庸(党员)又袒护蔡新祯，并且对揭发蔡新视的人进行打击。 + +　　教师们还指出了有些学校领导人对整风运动采取不正确态度。八中刘芒说：有位教师过去受到打击报复，这次想鸣，校长就拉他来又吓又诱，对这位教师说“我对你有恩”，又说“即使你鸣我也不怕”等。五中龙绍庆说：校长胡庸说教师“是借大放大鸣来报复”。五中胡厚明说：我来开会有些积极分子就说：“你们利用党整风来到处放火”。 + +## 对张其光和四中的意见 + +　　四中教师陈憘锡说：教育局张其光副局长以前是四中的校长，有人说他在四中的成绩是能够使教师在政治上做到统一，其实这是政治压力加大的结果。有些教师说他是“砌墙专家”，因为他在四中当校长时就是把教师分为“信任的”“半信任的”“不信任的”。很多教师都不满，他所培养发展的党员大多数都是在教师中无威信的。四中教师罗德坚认为四中目前的问题不少，市委应该下决心去督促改进。 + +　　女一中教师黄宜浩说：张其光副局长今年组成一个视察小组到该校，事后却叫一个铁路中学的校长作视察总结，学生感到不满。在视察期间张其光答应召开学生代表会议，后来却没有实行，张其光反而召集原来四中转到该校的学生谈话，学生很为不满。他还质问张其光局长为什么要把女一中的缺点公开向二中学生宣传，究竟用意何在? + +## 对十三中和三十中存在问题的意见 + +　　教师们揭露了学校的宗派主义，并对教育工作提出不少意见。市十三中学教师陈思奋、黄梁材、黄冠雄、陈洪有、陈继芬等，先后在会上批评了该校前任的党员校长，认为她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提拔干部凭自己好、恶，压制群众意见，甚至违反宪法规定，对批评她的人打击报复等，在群众中引起不良反映。教师陈思奋说：“我们学校的宗派主义不是‘单隅墙’而是‘双隅墙’。墙内的人与墙外的人遭遇完全两样。”市十三中学教师们并一致要求该校前任的党员校长回校听取群众意见，搞清是非。 + +　　市三十中教师彭继远和李实，也相继揭发了自己学校的宗派主义。彭继远批评了市三十中学党员校长不管教学工作，享受特权，喜欢拍马奉承的人，排斥、打击不同意见者等恶劣作风，要求党内整风要真正清除宗派主义，不要关门整风，党员应当和群众一起检查工作，以诚相见，消除隔阂。 + +## 教师们的建议 + +　　到会的教职员提出了许多关于克服“三害”改进工作的建议，综合如下： + +　　1、扩大学校民主生活，把原来的行政会议扩大为一个委员会，实行民主办学。各科科组长应该由教师民主选举，一年改选一次，连选得连任，这样可以使科组长能够团结教师搞好教学。教师调动必须征得其本人的同意，对教师作鉴定时，应邀请其本人参加。 + +　　2、在工资改革中评得不合理的，应该重新处理。 + +　　3、加强对新党员的教育，不要让品质不好的人来腐蚀党。 + +　　4、语文科教师负担太重，不宜再兼任班主任。 + +　　5、建议教育局就已揭发出来的问题及时处理，可改的马上改，可做的马上做。 + +　　6、把教学水平高的教师调为教导主任的做法值得考虑，因为他们不一定适合做行政工作。 + +　　7、教育局应重视学校中职员的劳动，不要太偏重教师而忽视职员。 + +　　 来源：《广州日报》1957年6月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67.txt b/CCRD/1/3/2/00076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a82cc5ae0340b5ff501faca44afeab11fc34689 --- /dev/null +++ b/CCRD/1/3/2/000767.txt @@ -0,0 +1,27 @@ +# 奇怪的设计：驳所谓“政治设计院”和“上议院” + +　　<《大公报》社论> + +　　我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将举行第一届大会的第四次会议。从1954年以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会义，讨论和决定国家大事。我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制度就是人民民主制度。人民民主制度在我们国家已经有了坚固的基础，表现了极大的优越性。 + +　　然而，在最近右派分子放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箭中，有一支毒箭是向人民民主制度发射的。他们说：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甚至主张实行两院制，设立所谓上议院。 + +　　什么叫做“政治设计院”？什么叫做“上议院”？发这种怪论的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应该打开来看看。 + +　　如果说，“政治设计院”是国家权力机关，“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那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本来就是这样一个机关。我们国家的一切重要问题，没有不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的。例如宪法、法律、预算和经济建设计划，这是最重要的“政治上的基本建设”，都是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详细讨论通过的。这是全国人民都看见的事实，这些先生们自己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几年来都参与“政治上基本建设”的讨论，不会不知道吧！ + +　　如果说，政协、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也应该是“政治设计院”，“政治上的基本建设”也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那就应该认识清楚：第一，政协、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不是国家权力机关，它们的地位和性质都和人民代表大会不同，这是稍为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的。第二，政协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都是政协的成员，政协每年开会，国家的重要问题也经过政协讨论协商，而民主党派的成员，既参加了政府工作，又参加了政协，并不是“在野党”。政协和民主党派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都有一定的地位。但，是不是也要把它们变成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样的权力机关，或者说，我们国家需要成立四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呢？这在政治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这些先生们的政治理论颇为高明，自然不会糊涂至此。 + +　　那么，所谓“政治设计院”的“设计”，究竟是什么意思？显然，他们所说的“设计”不是指的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决定国家大事的权力，而另有所指，是指制订政策的权力。他们主张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设计院，就是说，国家的政策应该由这几个“政治设计院”来制订。言外之意，就是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请共产党把领导权交给这几个“政治设计院”。先生们的企图，不正是在这里吗？ + +　　共产党是我们国家的领导核心，国家的政策经过党中央的缜密研究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再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详细讨论，订为国家的法令。这正是共产党领导的具体体现。如果按照他们的“设计”，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都成为“政治设计院”，由它们来制订政策，而不由共产党制订政策，那么共产党就从国家的领导地位退出来了。这些先生们平日不是也口口声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吗？原来他们很不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但又不愿意公开说这种话，于是他们独出心裁地“设计”了一套所谓“政治设计院”，企图把共产党的领导权暗暗地转移到这几个“院”里来，再一转手，即转到这些先生们的手上。如此偷天换日，设计一番，岂不巧妙也哉！ + +　　不仅如此，他们还打算“设计”一个“上议院”。他们想搞这个名堂的目的，其实和搞“政治设计院”的目的差不多，要搞另外一个政权机关，好和他们心目中的“下议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唱对台戏。这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民主集中制。这种两个政权机关的“设计”，和我国的人民民主制度、和我国的宪法是绝对不相容的。主张“上议院”的先生们，难道不懂宪法吗？不会的，他们在通过宪法时举了手，而且有些人还是“专家”，对宪法很有“研究”。但是，尽管如此，他们心灵深处所向往的不是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上议院、下议院，这一党、那一党，大唱对台戏。他们妄想通过这些戏法，把资本主义的阴魂招回来。 + +　　这样的“设计”的确很巧妙，但是独有你们几位先生们欣赏，中国人民是绝不欣赏，中国人民要把这些肮脏东西扔得远远的。 + +　　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对于我们国家的道路和国家制度已经有了正确而完备的设计，这个设计就是：道路是社会主义，制度是人民民主制度。而要建成社会主义，巩固人民民主制度，就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像你们几位先生们所设计的那样，就会把我们的国家引向歧途。这是中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允许的，因而还是请你们这些先生们早些把你们的贷色投进字纸篓吧！ + +　　是资产阶级民主好，还是社会主义民主好？这个问题，中国人民从解放以来的政治生活中已经得到明确的答案。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首先是劳动人民的民主，而不是少数人的民主、剥削阶级的民主。但是直到现在，还有些人欣赏那种少数人的、剥削阶级的民主。毛主席指出：“他们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自由多。”可是人民都知道，“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拼命推销资产阶级民主的先生们可以休矣！ + +　　 ---- 原载《大公报》1957年6月2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68.txt b/CCRD/1/3/2/00076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883ff783147bc7f3a212391d803b3b6e5d3da23 --- /dev/null +++ b/CCRD/1/3/2/000768.txt @@ -0,0 +1,17 @@ +# 进一步加强人民警察的建设 + +　　<《人民日报》社论> + +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条例，已经在二十六日公布。这是人民警察建设中的一件大事。 + +　　人民警察是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行政力量，担负着依法惩治反革命分子，预防、制止其他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民主权益和国家利益的重大责任。七年来，我国人民警察在完成上述任务方面，依照法律和宪法，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做了很有成效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是必须加以肯定的。在目前，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发展，人民警察工作的任务、方法、作风、管理制度等等，都必须进一步适应形势的需要。因此，根据七年来的经验，根据目前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把人民警察的性质、任务等等制成条文，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既使人民警察明确了解自己的职责，也使人民群众明确了解人民警察的职责，这是十分必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条例”的颁布，正是为了这个目的。 + +　　人民警察的总任务历来是打击敌人，保护人民。在目前新的形势下，人民警察的具体任务是一些什么呢？这一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条例”第五条各款关于人民警察的职责作了具体的规定。把这些规定概括起来，就可以清楚地认识人民警察的主要职责，即对敌斗争，维护社会治安和为人民谋福利。这些具体职责充分体现了人民警察为人民服务的本质，而这些职责又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只是着重维护社会治安的行政管理工作和为人民谋取福利的工作，忽略了同反革命分子和其它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当然是错误的。因为我国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成为过去，反革命分子和其它违法犯罪分子的破坏虽然大大地减少了，但是无论在社会上或机关内部，都还有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也还有其它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大家知道，帝国主义者每年拨出了大量的款项，设置了庞大的特务机构，就是为了破坏我们。所以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只要残余反革命分子存在，反革命破坏的危险就存在。所以必须同它们的破坏作斗争，丝毫不能麻痹。但是如果只注意了对敌斗争，忽略了维护社会治安和关心人民疾苦的群众工作，也同样是错误的。因为没有良好的日常的治安管理工作，就不能有效的防止犯罪分子的破坏，也不能准确地打击敌人。忽略这方面的工作，就会阻碍对敌斗争的进行，就会使人民和国家利益遭到危害。至于关心群众疾苦，帮助群众解除危难，为人民群众谋福利，更是人民警察的性质所决定的。尤其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情况下，人民警察不仅要深入开展同残余的反革命分子和其它犯罪分子的斗争，而且应该比过去拿出更多的精力帮助人民群众做好切身的福利工作。只有这样，人民警察才能密切联系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协助，更好地执行自己的全部职责，完成自己所担负的任务。 + +　　要加强人民警察建设，还应该在全体人员中进一步树立紧紧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严格遵守法制，依法办事的观念。我们的人民警察，同国民党旧警察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国民党旧警察是为少数反动统治者的利益服务，压迫广大人民的。而我们的人民警察正好相反，他们是镇压少数犯罪分子和现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保卫人民民主的制度，维护广大人民利益的。但是由于人民警察要同反革命分子和其它犯罪分子进行斗争，要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治安，人民警察在执行任务中，就必须拥有一定的权限，必须采取某些强制手段。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条例”第六条关于人民警察的权限作了明确规定。按照这些规定，人民警察一方面拥有完成任务的必要权限，另一方面又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审慎地运用这些权限；不允许人民警察超越权限以至滥用职权。因此，在人民警察的日常工作中和对人民警察的教育中严格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特别是强调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 +　　我国人民警察中绝大多数人员，在执行任务中是能够严格地遵守法律的，并具有依靠人民群众，走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因而获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但还有少数的人民警察，却有一种特权思想，有时采取简单生硬，以至粗暴的办法对待群众，个别民警，甚至发生严重的违法乱纪现象。这种现象，虽然过去曾不断地进行纠正，但是今后仍须同这些现象作坚决的斗争。 + +　　人民警察条例颁布施行后，人民警察的责任更加重大了。国家和人民对他们的要求也更加提高了。各级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领导方面应该加强政治思想领导，不断地提高人民警察的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在同反革命分子和其它犯罪分子的斗争中，要经常注意克服各种右的和“左”的倾向。在执行各种任务中，都要严格遵守法制，依法办事。要时时刻刻警惕和纠正一切脱离群众的不良思想作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也必须运用法律所给予自己的权力，加强对人民警察监督，充分发挥他们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群众和国家利益的作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2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69.txt b/CCRD/1/3/2/00076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49ebe472499bbd5d84a932d7d094fba6e0efe40 --- /dev/null +++ b/CCRD/1/3/2/000769.txt @@ -0,0 +1,25 @@ +# 跟着党走才不会迷失方向 + +　　<《文汇报》社论> + +　　右派分子的活动虽是形形色色，但他们之间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反对中国共产党。他们千方百计地污蔑党，企图取消党的领导。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事业，我们就必须像保护自己眼睛一样保护我们的党。 + +　　中国共产党，从他成立到现在，就一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生活而斗争。在我们国家光辉的史页上，写下了多少的奇迹。我们看: + +　　（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并战胜了强大的帝国主义，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可能的吗? 中国人民同地主阶级作斗争，并打倒了地主阶级，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可能的吗? 中国人民同官僚资产阶级作斗争，并打倒了官僚资产阶级，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可能的吗?） + +　　中国人民同一切社会主义的敌人作斗争，向着社会主义的美好前途迈进，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可能的吗? + +　　中国人民消灭了私有制，向自然界作斗争，在短短的七、八年中，初步地改变了中国极端落后贫困的情况，开始引导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道路，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可能的吗? + +　　有些以清高自命的知识分子会说，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没有什么新鲜了。也许吧，对于某些不能深刻体念中国老百姓过去苦痛的人说来，事隔一日，就忘个干干净净了；可是工人、农民、一切受过压迫，受过剥削的劳动者却永远不能忘怀这是中国劳动人民几百年来奋斗得来的果实!这是六亿人民的大根本!如若忘了这个根木，就要迷失方向。如果失去这个果实，人民就要重新沉沦。人民的理想一旦实现，人民就有责任珍贵它、捍卫它。珍贵什么?珍贵中国人民所获得的伟大成就来自非易，捍卫什么?捍卫领导中国人民获得大翻身、大解放的中国共产党。 + +　　中国人民所要珍贵的，要捍卫的，正是人民的敌人、社会主义的敌人所要阴谋破坏、阴谋颠复的。一切被打倒，被消灭的阶级，他们对于旧制度的灭亡是有“切肤之痛”的，他们深深懂得人民的世纪开始了，反人民的世纪灭亡了。他们深深懂得要进攻中国人民，倒转历史车轮，挽回灭亡了的世纪，首先就要进攻中国人民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幸福生活坚贞不屈的创造者和保卫者。所以中国共产党自它诞生的一天起，中国共产党一直为中外反动派所极端仇恨，他们利用各种办法，各种时机向党进攻，企图挽救他们可悲的命运。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这种反共反人民的进攻何时停止过呢?可是都——的被粉碎了，如今，当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人们多么希望有一个安安静静的环境，以便全国上下全心全意地向自然界展开斗争，顺顺当当地建设我们的祖国!可是右派不愿意，他们害怕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了，国家更加富强了，人民更加幸福了，共产党的威望更高了，那么，右派先生们就越发无能为力了。于是乎他们来了一个绝望前的挣扎，利用党的整风机会活动起来了。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人整风的目的，就是要根据人民群众的意见，我们非党知识界的意见，来检查党员的思想作风，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缺点和错误，清除各色各样反映到共产党内去的资产阶级思想，以便能够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更好的团结全国人民，为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努力，为继续改造客观世界而付出最大的劳动。可是，右派,不甘心于反人民世纪灭亡的右派向人民进攻了，向共产党进攻了。他们乘着大“放”大“鸣”的时机，掀起狂风暴雨般的反共浪潮。 + +　　右派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向中国人民发射出成批的毒箭，把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流血流汗创造的成就一笔抹杀，把可以与日争光的共产党的丰功伟绩贬到十八层地狱，把共产党的某些局部的缺点，夸大成暗无天日。右派以为这样可以污损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无比的威信。右派提出一系列的反党、反人民、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到处进行煽动，以为这一下子可以把共产党攻倒了，把共产党攻倒以后，人民的天下岂不就要变为右派的天下了吗?这是右派的大阴谋、大毒计。对于这种大阴谋、大毒计，不仅工人、农民、劳动者不能容忍，要予以坚决回击，我们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也要站稳立场，和工人、农民一起，坚决粉碎右派的阴谋毒计。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不知粉碎了多少次凶狠恶毒的阴谋进攻了，不自量力的右派，必将在这次进攻中，同样遭到悲惨的失败。 + +　　国内的知识界，长时期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有了很大进步的，对于什么该恨，什么该爱，经过实际阶级教育是有所体会的。我们知识分子只要一旦懂得了真理所在，是能够为真理而奋斗的。但也无庸讳言，由于我们世界观的限制，由于我们一般地缺乏直接阶级斗争的体验，我们对于危害人民利益的事情，其仇恨、其感受是万万不及工人、农民的。我们的斗争性有时是不够坚决的，我们对于复杂问题的认识，有时是不清楚的，容易被一些假象所迷惑，甚而有时一不当心，还有被右派俘掳、利用的危险。 + +　　我们愿与知识界在这一场反右派的激烈的斗争中，坚决和工人、农民站在一起，永远跟着光荣、正确、伟大的共产党走，才不会迷失方向。我们要坚决和右派划清界限，对右派反社会主义、反共、反人民的大毒计、大阴谋要狠狠地驳，驳得他们体无完肤；要狠狠地打，打得他们再也不敢去干反社会主义的勾当。那种小资产阶级无原则的同情，在斗争中表现软弱无力，以及不彻底、不坚决的态度和情绪，应该在这场斗争中受到洗礼。一切爱国的知识界人士应该在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勇敢地接受这次阶级斗争的考验。 + +　　 来源：《文汇报》1957年7月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72.txt b/CCRD/1/3/2/00077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a3602c6a579c40338e1f536de84880697819566 --- /dev/null +++ b/CCRD/1/3/2/000772.txt @@ -0,0 +1,45 @@ +# “锣鼓”声来自何方? + +　　<《文汇报》社论> + +　　本报自去年十一月份开始，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面，展开过一次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这就是曾经喧闹一时的所谓“电影的锣鼓”。 + +　　这次讨论，是在党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之后所进行的，它应该是正当和有益的争鸣，不幸却成了一场荒腔走板、耸人听闻的锣鼓。虽然局部地看，也有不少好的意见；但从整体看，即从问题的提出、讨论的全部发展过程及其精神实质看，显然是右派思想在电影界所掀起的一阵歪风。它和右派分子陈仁炳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所放的野火，即居心叵测的五次座谈会结合起来，风助火势，火趁风威，尽了互相呼应的作用。澄清这个讨论所造成的混乱，无论就政治责任和道义责任来说，本报都是义不容辞的。 + +　　在科学问题上，文学艺术问题上，永远需要健康的论争。这种论争，并不排斥尖锐，并且允许发表和保留不同的见解。但至少有两条必须遵循的原则:其一，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其二，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我们检验一切论争的标准。本报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其错误性质的严重，不仅在于完全背离了这个原则，还在于它力图把人民电影事业引向倒退，引向资本主义复辟。 + +　　错误首先表现在对人民电影事业的估价上。 + +　　人民群众和右派分子的根本分歧之一，正是对革命事业的不同估价。人民群众从实际出发，说我们的事业有辉煌的成就，但是还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有些还很严重。这是前进中的缺点和错误，我们有把握不断地克服、改正。右派分子却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们根本不行!——这当然是有意的歪曲。退一百步说，也是蔽于阶级成见的必然结果。因为肯定成绩，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性问题，事实俱在，只要你目有所视，你就能看到；耳有所闻，你就能听到；心有所感，你就能够感受到。 + +　　八年以来，电影工作有没有成绩?第一、霸占市场三十年的帝国主义电影被赶出去了。第二、我们的电影艺术家再也用不着媚俗阿世，为五斗米折腰，去拍些没有意思的片子；艺术家从此可以真正成为艺术家，堂堂正正，接受“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荣称号而无愧。(自己不愿意的例外。)第三、我们的劳动人民，开始跃登银幕，充当艺术作品中的主角。第四、我们在短时期内，已经培养出一些优秀的电影艺术家，拍出一些具有国际声誉的优秀影片。第五、电影观众大大增加了，1949年还不足五千万人次，到1950年，已经跃进到十三亿九千万，电影送到了从来不知影片为何物的工矿农村、穷乡僻壤。即此五条，不是中国史无前例的盛事吗?当然，到目前为止，电影的产量还不够多，质量还不够好，还有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但事态的演变不是正在证明:产量已年有增加，质量在逐步提高，党和政府对电影事业的领导方法在不断改进吗?这应当是完全正常的、合乎规律的现象。而从本报讨论中所得出的结论，却是电影工作百无一是，今不如昔。在朱煮竹的文章里，公然提出向后转的口号! + +　　说“结论”，口径还大不对；确切的说，是前提。本报的讨论，正是从抹煞成绩、夸大缺点这样的前提出发的。讨论的题目叫做“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就是证据。在这样的命题之下，当然就要吹毛求疵，就只能否定而不能有所肯定，就要把本来属于个人情绪之类的东西，搜罗起来，加以排比，蔚为大观。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 +　　电影是艺术，但又是国家企业:电影艺术又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个人创作与集体创作相结合的艺术。计划生产和创作规律之间，行政领导和艺术工作之间，创作人员(编剧、导演、演员等等)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工作本身是复杂的，拍一部好片子，并不是简单的事；要求经常拍出很多好片子，(我们知道，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这都是很高的要求。)更要具备极为复杂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的，是全体电影工作者的通力协作，从全面考虑问题。本报的讨论，正好和这个要求相反。“导演中心论”提出来了。但这里所指的，不是导演在摄制组里面的中心地位，不是从便于导演进行艺术创造的意义上来提问题的；它说的实际是整个电影生产中的领导地位。剧本是电影艺术的基础——这样一个为举世先进电影工作者所公认的原则被推翻了，导演被说成是“三军统帅”，所有其他的艺术创作者，都被贬低为导演的部属。据说，要不是这样，就会招致“三军解体，陷于混乱”的惨败。“重视中国电影传统”的口号提出来了。但这不是从政治思想的角度来提问题，不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提问题，而是从人事角度来提问题的。这仿佛很离奇，却是事实。提这个口号的同志，显然没有一位对电影传统本身进行过认真的思考，因此提不出任何有力的论据，来证实人民电影事业如何割断了历史。这个口号的潜台词，不过是要说:领导上不尊重电影艺术家，艺术上今不如昔。它的真实的意义，在于反对某些宗派主义现象。但不幸它本身就充满了强烈的宗派情绪。后来的事实已经判明:这个讨论不是帮助解决了矛盾，而是增加了矛盾；不是促进了团结，而是削弱了团结。 + +　　但问题还远不止此。 + +　　讨论最后终于被引导到了这样的方向，这就是经过朱煮竹即钟惦棐对讨论的“归纳”和“总结”，在“电影的锣鼓”一文中所表露出来的论点: + +　　第一、以解放后一个时期内卖座率最低的影片为例，并引用不准确的统计数字做根据，拿解放前的影片卖座情况相对照，把后者无分别地形容为“万人空巷、家传户颂”，由此证明:人民电影是完全不为观众所欢迎的。 + +　　第二、人民电影之所以不受欢迎，是因为这些影片都是公式概念、千篇一律的东西； + +　　（其所以如此，则是因为题材比重上尽量描写工农兵的原故。于是又由此证明:工农兵方向是应该否定的，至少是值得怀疑的。） + +　　第三、上述的毛病，归根结蒂，在于领导。——在组织领导上，以行政方式领导创作，以机关方式领导生产；在思想领导上，不了解艺术家，不注意“中国电影传统”，而只顾搞题材偏狭的“甚至所谓‘工农兵电影’”。一句话，是艺术创作失去了“最大限度的自由”的结果。或者换成右派的流行语来说，“外行领导内行”的结果。这种连锁反应式的论据，最后归结到一点: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如果不是干脆不管，那就该管得越少越好。 + +　　“电影的锣鼓”在“文艺报”发表以后，本报立刻在显著地位加以转载；陈沂同志和袁文殊同志对“电影的锣鼓”提出批评以后，本报又立刻发表反批评:表示本报是坚定地和它站在一起的。党的文艺领导部门曾经谆谆告诫:讨论不能善始，应有善终。本报也没有执行。 + +　　（可以反问:讨论中所有的指责，都不符合事实吗?所有的意见，都是不正确的吗?） + +　　观众对我们的人民电影事业，完全没有意见吗?当然不是的。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进行严厉的批评? + +　　不!这不是批评。这是一场不公正的、充满恶意的攻击!可以举个例:公式化概念化的形成， 有社会因素，有时代因素；教条主义的束缚，是一个原因；艺术家本身生活贫乏、认识水平不高，又是一个原因。问题相当复杂。电影工作的领导部门，提出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已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但在讨论中看来，责任完全在于领导，艺术家本身反而没有丝毫责任。学习制度的目的在于提高创作水平，克服公式概念；但是在讨论中却遭到了猛烈的嘲笑。再举个例:讨论开始的时候，领导上已经着手拟订改革电影工作的计划；可是讨论中很少发见积极性的建议，而热衷于一条边的罗列弊端，多方责难。为什么?因为这个讨论，有它明显的资本主义的倾向性! + +　　现在事情已经清清楚楚了，这场锣鼓声，不是从左边来的，不是从中间来的，它是从右边来的。在右派向党进攻的整个战略形势中，这是一声号炮，一场带有试探性的、但是规模相当大的前哨战! + +　　请允许本报以最大的诚恳，接受读者和电影工作者提出的谴责。——这是应有的、公平的谴责。对人民电影事业由此所造成的损害，我们感到惶愧。对曾经参与讨论的电影艺术家们，我们感到内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对这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不应当分担责任。可以相信，讨论问题，只要能掌握正确的方向，那么即使是谬误的意见，也可以通过批评而获益。这些年来，电影工作者在政治上的进步是显著的；但对一个认真而有良心的艺术家来说，追求共产主义思想的烛照，比追求艺术生命更为重要，而这个庄严的任务，需要长期而艰苦的努力。可是在电影锣鼓声中，我们却不是帮助电影艺术家们接近了党，而是影响他们疏远了党；对一小部分人来说，是助长了他们的歪风，这是我们不能不感到特别痛心和抱歉的!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7月2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73.txt b/CCRD/1/3/2/00077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9045e613b7e825718851291dbdf4326898cf138 --- /dev/null +++ b/CCRD/1/3/2/000773.txt @@ -0,0 +1,29 @@ +# 粮食问题和思想问题 + +　　<《人民日报》社论> + +　　过去一年中，我们国家的粮食状况是怎么样的呢？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看两方面的事实：一方面，国家征购所得的粮食比上一年度少了三十九亿斤。另一方面，国内市场销售的粮食比上一年度增加了一百二十七亿多斤。其中农村多销六十八亿多斤，城市多销五十九亿多斤。今年粮食销量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征购减少了，销售要增加，这就不能不动用国家的粮食库存。这是十分不利的情况。 + +　　是不是我国粮食的生产减少了呢？不是的。１９５６年我国遭受了自然灾害，这是事实。但是，由于农业合作化和国家在各方面对农业的支援，全国粮食总产量还是增加了。今年的夏收，一般的也并不坏。可是，为什么征购数目减少了呢？这是由于很多地区粮食虽然丰收了，但是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却放松了，农村中滋长了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只要加强了思想教育，粮食征购教目就可以大为增加。今天本报发表的山东泰安县上高乡征购粮食的事例，有力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 +　　泰安县上高乡购粮的原定计划是七十七万斤。这个数目本来不高。可是当地干部都缺少完成的信心，他们甚至害怕连五十六万斤也完成不了。但是，经过对广大群众进行深入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打通了思想，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家对于卖余粮的错误态度，从消极态度转为积极态度，结果不仅完成了原订计划，而且大大地超过计划，完成了八十三万斤。 + +　　上高乡的事例说明，粮食问题里面有思想问题。在思想向着资本主义方向倒退的时候，粮食问题就紧张起来；相反的，在思想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时候，粮食问题就会趋向缓和。 + +　　目前的粮食问题显然是由于有些思想问题没有解决而引起的。一般地说来，现时在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中有一些错误的思想需要加以批判。 + +　　首先应该批判只顾自己、不顾国家的个人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是个体农民所固有的。过去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和解放以后革命斗争的教育，许多农民已经克服了这种思想，爱国主义的觉悟已经大大提高。但是，由于我们在农业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高潮期间和以后，没有来得及进行一次深入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所以还有许多农民思想认识没有跟上发展的形势。有一些人甚至觉得：合作化了，我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都归公了，我是“公家人”了，于是一切都要由公家充分供给，实行供给制。从前家庭内次要劳动力和小孩多半吃稀的，现在一律要吃干的。从前在农闲时节吃得较少，现在也和农忙时节一样多吃。吃完了就伸手向社里要，社里不给就吵闹。他们觉得吃多了是净赚，吃少了就吃亏。湖南攸县有的农民一年一人吃八、九百斤谷，还嚷着不够，有的说一人一年要吃一千二百斤谷才够。安徽省小麦收了以后，有的农民一天吃三斤小麦。在叫嚷不够吃的人们里面，除了少数人真的不够吃以外，其余大多数并不是不够吃，而是想把自己装成缺粮户，以便多要粮食。有一部分是对合作化心怀不满，希望合作社垮台的富裕中农；也有一部分是盲目地追随富裕中农、思想比较糊涂的下中农和贫农。山西解虞县有一个社今春有十分之九的社员喊缺粮；后来经过教育和评议，实际上只有十分之一的社员缺粮。这种只顾自己、不顾国家的个人主义思想如果不克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 +　　其次，在社和乡的干部中，有一些人有严重的本位主义。他们只顾本社本乡的农民眼前的一点小便宜，看不到农民的长远利益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他们采取集体隐瞒产量、少报收入、多报损失、多报缺粮等各种办法，使本乡本社可以少卖余粮，多得供应。河北沧县最近对基层干部进行教育的结果，许多人觉悟提高，现在已经报出隐瞒的粮食产量十多万斤。目前这种自报粮食的工作还在继续中。这证明乡、社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是必须克服的，也是能够克服的。 + +　　还有，县以上的干部有些也把合作化的目的了解得非常狭窄，以为合作化就是单纯为了大家现在分得多一些，吃得更饱一些。他们很少想到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农民的前途问题。如果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而需要限制一下粮食的消费，他们就觉得这是“对不起农民”，好象作了亏心事。这些人片面地认识党所提倡的群众观点，以为群众观点就是单纯为群众争取眼前的福利；至于说怎样用先进的思想去教育农民，使农民看得见自己的远大利益，他们就不加以注意。因此，他们对于乡、社干部的本位主义和农民的个人主义，很少进行必要的批判和纠正。这就使得这些错误的思想蔓延起来。 + +　　现在我们已经面临着一个严重的思想工作，这就是要向广大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说明：如果不顾国家利益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要把个人的和本单位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那就是在实际上取消了社会主义，取消了党的领导，同时也取消了农民的远大前途。在粮食问题上完全可以考验每一个农业社的社员和干部，究竟谁是真正拥护社会主义的，谁是真正爱国的。这是实际的考验，不是口头上表示态度所可比。 + +　　有的同志认为，国家任务和群众需要之间的矛盾是无法克服的，二者是不能兼顾的。他们忘记了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这是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因此，国家的任务和人民的要求在根本上是统一的。当然，在实际工作中不是一切都顺利，总不免会有困难。正因为这样，我们才需要进行艰苦的调查和研究工作，想出各种办法，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一面不要浪费粮食，一面要使农民够吃，不使有人挨饿。而这样的兼顾是可能的。当然，城市工矿区、经济作物区和灾区人民的粮食供应量也要有一定的限制，不能有求必应。 + +　　我们在粮食问题上必须用全局观点来教育干部和群众。占人口七分之一的城市工矿区，平均每年大约占人口十分之一左右的受灾地区，占全国耕地面积近十分之一的经济作物地区，统统需要国家供应粮食。国家如果不供应粮食，城市工矿区的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交通和其他建设事业就不能进行；经济作物区就不能供给工业原料，工业化资金的积累就会受到重大影响；灾区广大人民也就不能进行生产自救，社会秩序当然也就会受到不利的影响。 + +　　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我们必须坚决克服各种错误思想，从各方面努力来增加征粮和购粮的数量，缩减粮食的销量，增加国家的粮食储备，使我们能够应付可能遇到的灾荒和其他困难。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１９５４年和１９５６年都是灾年。这两个灾年差一点连在一起。很明显，如果国家不能积聚起足以应付连续两个灾年的粮食储备，我们的计划就不能认为是十分稳妥可靠的。因此，我们希望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在粮食问题上要充分地发挥积极性，以身作则，带动群众，努力节制粮食消费，多卖余粮给国家。我们相信广大干部和群众在明白了国家粮食基本的情况以后，一定能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努力完成粮食战线上的任务。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8月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75.txt b/CCRD/1/3/2/00077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7a63d78f54215b7f07bdf4aa38304ecbc44ba60 --- /dev/null +++ b/CCRD/1/3/2/000775.txt @@ -0,0 +1,21 @@ +# 年轻人，要向老工人学习 + +　　<《中国青年报》社论> + +　　三个月前，在资产阶级右派借着帮助党整风名义，掀起反党和反社会主义制度的黑色旋风的日子里，全国人民都面临着一次重大的政治考验。我们回顾一下，在那些日子里，是谁挺身而出，捍卫着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是那些有觉悟的工人群众。在储安平在报上放出“党天下”的毒箭的当天，北京印刷业的老工人朱宝琛看出这话里的恶毒居心，就彻夜不眠地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一千多字的信。6月12、13日，章罗联盟的武汉专员马哲民，策动汉阳县第一中学的反革命分子利用学生制造起“小匈牙利事件”后，立即遭到工人、农民和复员军人的反对。蔡甸镇的工人更自动集会，出面制止闹事学生的违法行为，在反革命分子杨松涛的唆使下，两次想捆绑县长和县委书记的学生都被工人们喝住，并且说：“县长是我们选的，谁敢捆?”当场就把杨松涛抓住了。直到今天，各地工人一面用事实揭穿右派分子的谎言和野心，一面又坚守岗位用增产节约的事际行动来进行反击。这些工人中有老年也有青年，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现了无比坚定的和鲜明的阶级立场和大智大勇的精神的，首先是我们久经锻炼的老工人。 + +　　这件事实向全国青年特别是知识分子提出了向工人阶级学习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对于工人阶级中间一部分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工人来说，这个课题同样有重要意义。那就是如何向老工人学习，培养自己成为真正的工人阶级中的一员。 + +　　解放几年来，特别是去年建设高潮中，各地企业中招收了大批新工人，他们来自农村、街道，其中相当多数的是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他们在过去虽然也受过一些政治教育，但是还很不牢固，同时他们身上还打着非无产阶级的烙印，带着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进入了工人阶级队伍。这些青年进入工厂后，大部分表现积极、虚心，在技术和阶级觉悟上都有迅速的提高，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表现也很坚定。但在一小部分的青年工人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有人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经常计较工资待遇，并且可以为争工资待遇而不择手段；有的轻视体力劳动，经常挑工种和不服从调动，并为此而不安心工作；有的不愿过有组织和有纪律的生活，认为这样太束缚自由，并常常违背劳动纪律；有的也存在着极端民主和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甚至闹事。所以当右派分子在大鸣大放中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时，有的被迷惑了，更普遍的是不关心，觉得右派分子的进攻没有什么。这些新工人所以如此，是他们没有经过严重的阶级斗争的锻炼，参加大生产的时间不长，立场和思想还没有工人阶级化。 + +　　而老工人的态度是怎样呢?在对待个人利益上，老工人坚守着一条原则：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他们从不为了个人利益而损害整体利益。在对待体力劳动上，老工人不计较劳动的强弱和脏洁，一般都是愉快服从分配。他们认为“劳动调配如调兵遣将，兵将不服调配就不能作战。”对待劳动纪律，老工人最能自觉地遵守，老工人知道，集体劳动如果没有共同的纪律，生产就不能正常进行，就不能为国家创造财富。至于对待现在企业中民主和自由等等问题，老工人一般感到满意，认为现在的确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和旧社会有了天渊之别。而对于企业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或其他方面的缺点有意见时，也是从爱护的角度提出改进建议，绝不影响生产。对于敌人，老工人更是立场鲜明和坚定的。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他们在长期的劳动中培养出热爱劳动、大公无私、遵守纪律的精神，而更加重要的，是他们从实际生活里认识到：没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工人阶级就不可能当家作主、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和党的命运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因此，当资产阶级右派放出各种毒箭时，他们对是非的辩别也就最敏锐。 + +　　事实很分明，老工人这一切乃是真正的工人阶级优秀品质的活生生的示范。每一个新工人如果真想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人，那就应该虚心地老老实实地向老工人学习。 + +　　但是目前，有一些新工人对于向老工人学习立场和优秀品质，思想上还存在不少抵触。他们认为老工人保守、落后；老工人只有技术可学；老工人文化低，手脚慢。而他们一面看不起老工人，一面又自命为新生力量。北京某新建厂一共青团员甚至公然向党支部提出：老工人的作用已近尾声了。 + +　　老工人是不是真正那样呢?先谈保守、落后这点，个别的不能说没有，多数老工人也只是在接受先进经验上比较慎重。慎重是为了对生产负责，有什么不好呢?其实，行之有效的先进经验，老工人是乐于接受的，而且由于他们丰富的经验，在推广先进经验时，老工人是骨干力量。至于有人把老工人经常爱作新旧社会的回忆对比看作“保守”，那恰恰是颠倒了是非。老工人所以这样，正是表明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实际上并没有人说：今天的生活可以不再前进了。至于老工人文化低，这因为旧社会剥夺了他们受教育的机会，现在年纪大再学习比较困难了；手脚慢，则是人到年老所不可避免的机能衰退现象，丝毫没有理由可以轻视的。反过来说，青年人是否有优点呢?有的，比如敏感、接受新事物快等都是。但这并不等于每个青年都是新生力量。新生力量是站在时代尖端、推动社会前进的人。看一个人是不是新生力量，不光是看他年纪大小，主要看他是否为先进的阶级服务。事实上，今天的右派分子中有不少是青年，他们不仅不是新生力量，反倒是反动力量。因此，这种自命新生力量的盲目优越感必须放下来，只有这样才能看得到老工人身上的许多优秀品质。要做到虚心地向老工人学习，这是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 + +　　这里，我们所以提出新工人向老工人学习的问题，不单是指技术学习。技术也是要向老工人学习的，我们强调的是树立工人阶级的立场，培养工人阶级优秀品质，继承老工人的光荣传统。新工人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未来，是老一代工人的接班人，在他们身上寄托着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希望，因而，每一个热爱社会主义的新工人，当此各地企业中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时，应当向老工人的立场的坚定性和优秀品质学习，要清除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把自己锻炼为坚强的工人阶级的战士! + +　　 ----来源：《反右派斗争学习材料》，共青团长春市委宣传部编印，1957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78.txt b/CCRD/1/3/2/00077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3607cf59353aed3dd491c4599da46cdc2b4377 --- /dev/null +++ b/CCRD/1/3/2/000778.txt @@ -0,0 +1,17 @@ +# 山东师范学院“鸣”、“放”情况 + +　　<《内部参考》> + +　　新华社济南1日讯　山东师范学院语文系三年级学生石玉虎等五名团员于5月30日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说：我们有重要顾虑，但当看到北大为首的许多高等学校的同学举着“五四光荣传统”的旗帜向“三害”展开大胆进攻的时候，我们的顾虑就消除了。 + +　　（1日下午，团委接受部分团员的要求，举行三百多个团干部的会议，由副院长刘洪轩(党员)动员大家大“鸣”大“放”，刘副院长谈完以后，即有十多个同学递条子，有的要求开辟“民主墙”，设立“意见箱”。） + +　　…… + +　　在教师中间，意见最多的是肃反问题，矛头对准党委书记苏克强及前院长余修(现任山东省副省长)。当时被斗的有七、八十人；其中重点三十人。该院九三学社组织共有五十多人，其中有四十多个被斗。这次学校当局估计“九三学社”的意见最大，所以首先召集他们座谈，让他们出了一口气。因此目前“九三学社”表面尚较平静。但是在5月29日举行的教职员中的党员大会上,党委副书记董子宜说：“大家有话即说，有屁即放”，因为会上有非党员混入，这话传到“九三”成员中后即扬言“共产党侮辱知识分子。” + +　　民盟支部在5月30日晚上开会，当时民盟支部主任委员田凤翰说：我们向党提意见要实事求是，要注意态度。当时即遭到全体到会盟员的反对，有的并指斥他是党的腿子(大意)，并且说：“你不敢讲，我们讲”。因此，在第二天贴出大字报，提出四项要求。(一)苏克强书记领导这次整风运动，大家顾虑甚多，建议省委派人来我院直接进行领导；(二)建议党委再向全体师生员工作一次动员报告，并表示对大家“鸣”、“放”的态度；(三)全体盟员应很好发挥监督作用，首先打破顾虑，大胆地、无保留地揭发矛盾；(四)为了我全体盟员“鸣”、“放”得更好，决定召开全体盟员(共九十多人)“鸣”、“放”大会，并要求学院党政领导亲自参加，听取意见。大字报同时指出“刘副院长的动员报告软弱无力”；“苏书记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件学习得不够，有严重的特权思想，压制民主，作风粗暴，心胸狭隘，常对人打击报复，大家对大‘鸣’大‘放’有顾虑。” + +　　这个学院问题最大的是语文系和化学系。化学系在肃反时有一教授自杀——崔永福，崔永福不是肃反对象，是被吓自杀的。 + +　　 来源：1957年6月6日新华通讯社篇《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79.txt b/CCRD/1/3/2/00077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525a069c3e38677a0db645ad6b557e5229d570d --- /dev/null +++ b/CCRD/1/3/2/000779.txt @@ -0,0 +1,19 @@ +# 省文联召开座谈会听取会员批评 + +　　【本报消息】六月一日下午，河北省文联党组邀请保定市一部分会员举行座谈会。主持会议的文联副主任思奇说：文联的整风检查快要开始了，希望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对文联的工作提出批评，帮助文联整风。 + +　　会上第一个发言人是文化局曲艺工作组李国春。他说：文联在领导创作上不一视同仁，只凭少数人的爱好，不考虑广大群众的需要。文联的领导同志爱小说、诗歌，就只注意这方面的领导，而广大群众喜欢戏剧和说唱文学，你们却并不关心。回顾过去，省文联曾组织过几次关于剧本、说唱文学的讨论。于雁军的剧本“高山流水”全省不少剧团上演，中央的刊物“剧本”杂志都发表了，可是，事先送到“蜜蜂”编辑部来，他们借口不符合“蜜蜂”的风格而不发表，试问“蜜蜂”的这种老爷式的风格符合广大人民的要求吗? + +　　文联在组织上也不一视同仁，戏剧界有些同志是中国戏剧协会的会员，却不是省文联的会员，相反，有一位写小说的作者几年来仅写了一篇小说，就成为文联会员了，还是出席全国青年作者会议的代表之一。 + +　　剧目工作组王乃和说：省文联的宗派主义，也表现在对话剧的漠不关心。河北省对待话剧创作是吃蛋不养鸡。省文联取消了创作组、剧团砍掉了创作组之后，话剧作者改行的改行，转业的转业，即便有了话剧剧本，“蜜蜂”上不登，出版社不出版，剧团里不上演，话剧创作在河北正在消亡。试问文联、文化局有谁来过问?因为文联领导的头脑里根本不存在着话剧创作，也就无所谓重视了。 + +　　河北军区文化科李铁珊说：我觉得文联在艺术领导上缺乏艺术上的独立见解，上行下效的劲头挺大，中央提到的想到的，河北省就提到了，想到了，中央提不到想不到的，河北省也提不到想不到了，中央表扬了个苏昆“十五贯”，河北省也想到了北昆，在文艺思想上，中央提出反对自然主义，我们这里就反歪曲生活，很少根据河北省的情况实现领导。河北日报“布谷”文学周刊编辑王如寒说：北京在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观点，我们这里也开个座谈会表示一下态度，北京在反胡风，我们也声讨，这只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根本不想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之后，河北省却沉默了。陈其通等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与党的文艺方针相抵触的文章，全国各地讨论了个翻天复地；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传达之后，文艺界对如何执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讨论的轰轰烈烈，而且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河北省却对此反应不大。为什么省文联不组织讨论，这除了说明领导者的嗅觉不灵而外，就是怕，不敢大胆的鸣，大胆的放，怕出乱子，犯错误，结果，在我省文艺刊物上对党的这一方针就宣传的不及时，不透彻。省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吕文汉说：文联和河北的文艺刊物，对待文艺批评也是扭扭捏捏的，不大胆，过去对待谷峪“草料账”的讨论，闹的很热闹，最后省文联一位负责同志写了篇既不得罪作者，也不得罪批评者的“和事老”式的文章，不了了之。 + +　　河北青年社文艺编辑常庚西说：我也闹不清文联净干什么?除了为应负一些政治事件召开些座谈会，看不出在创作上的领导活动。去年中央召开了个青年文学创作会议，河北也照样开，会上甜言蜜语，把青年作者鼓励了一番。会后就又不管他们了。他们的学习、创作，无人支持，辅导，写出作品来，没有发表园地，首先是“蜜蜂”上，青年作者的地盘被挤掉了，而河北人民出版社对待出版作品，更是古怪。有一个青年作者给出版社送来了一本童话，先是怪人家写短了，作者来到保定就往长里拉，拉长了以后又嫌长，叫人家往短里砍。王乃和说：给文联提意见又扯起出版社来了，我看出版社对出书就不大用脑子，对待作品没有自己的见解。前两天出版社也开了个作者会，叫大家谈谈对出版社的意见。那个会上大家一致不满出版社出版文学作品的现状，出版社的总编辑杨烈在最后发言中，还满以为自己不错哩!会后人们说，出版社根本没有诚意来改进工作。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冯至说：“蜜蜂”编辑部也是这样，总愿向天津、北京的作家拉稿，人家天津、北京的作家，对这种做法非常奇怪，为什么河北的刊物，不首先团结河北的作者。王乃和说：我们河北省的一流作品，却往外流，自己省里不出版，不发表。 + +　　河北画报社贾冰珩说：为了开辟作品的发表园地，省文联对各市的文艺刊物，也应当给以支持、帮助和指导。河北日报副刊部韦野说：唐山文联在唐山劳动日报上出版的“唐山文艺”，曾一度被报社取消了，唐山文联上告到中国作家协会，才使这个刊物复活，省文联为何不可以早给他们以支持? + +　　对于青年业余作者的培养工作，大家也提出了批评。李铁珊说：很早以前，省文联还不断组织一些报告活动，向业余作者灌输知识，现在却没有这些活动了。常庚西说：现在文联光是有时候向会员发点文件，如何学习就不管了。冯至说：河北省的作家们也不乐于帮助业余作者，只是各人干各人的，看不到他们有什么其它活动。文学委员会看了人家的作品，也只是提一些空洞，言之无物，不解决什么问题的意见。李铁珊说：省文联的机关化味道也挺浓，跟会员的关系不亲切。王如寒说：前些日子在一次座谈会上，于雁军同志就说河北省会的作家之间，也不能成为知己的朋友，经常凑到一块儿推心置腹地谈谈艺术方面的问题。我想这和文联不善于组织大家自由往来的活动有直接关系。北京有个文艺茶馆，文艺界的朋友到在一块，无所不谈，省文联如果能起这种作者之间自由往来的茶馆作用就好了。 + +　　 来源：《河北日报》1957年6月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81.txt b/CCRD/1/3/2/00078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e1f2a927f58bd68766b72148e008403e09c5538 --- /dev/null +++ b/CCRD/1/3/2/000781.txt @@ -0,0 +1,27 @@ +# 四川工商界人士在“鸣”、“放”中反映出来的问题 + +　　<《内部参考》> + +　　新华社成都8日讯　四川省重庆、成都、自贡三个省辖市工商界、民建会开始“鸣”、“放”以来，左派表现消沉，中派表现犹豫，右派很活跃，中派有趋向右派的情势。 + +　　（有的工商界人士说现在工商界有四种“鸣”、“放”：一是嚎“鸣”，毫无顾虑，大“鸣”大“放”；二是鹦鹉“鸣”，共产党和公家人说什么，他说什么；三是蟋蟀“鸣”，不敢在会上“鸣”，只敢在下面说几句；四是振翼“鸣”，指有时挣扎着说几句。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根据上述情况，从6月1日开始，在成都召开了座谈会。） + +　　这三个省辖市工商界在“鸣”、“放”中提出的问题有： + +　　一、否认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他们的根据是1、存在决定意识，所有制已基本改变，阶级斗争已基本解决，资产阶级两面性也就基本结束。2、“定息”是政府决定的，不能作为“消极性”的物质基础，政府不准他们放弃定息是“估住剥削”、“套起来打”。3、各个阶级都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硬要说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是给他们套起“紧箍咒”，使他们“人格处于不平等”地位。4、地主经过五年劳动，反革命分子经过改造，有的都改变了成分，参加了合作社、工会，资产阶级还是四个朋友之一，经过八年改造，还是资产阶级。 + +　　二、不少资本家对“五反”不满，有翻案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重庆闹得最凶，资本家说“五反”是晴天霹雳，是难忘的1952年。有的认为“五反”是党凭空制造出来，是违反国家法制的。有的认为“五反”运动名为政治斗争，实际是经济斗争，是党在搞钱，而且用一种非常的手段在搞钱，说“五反”是整光资产阶级的政策。“君子爱钱，取之有道；共产党要钱，吊了又吊。”有的说，“五反”采取非人道的手段，侵犯人权，侮辱人格，任意翻箱倒柜，吊打跪站，支持儿女打父母，那时资本家比龟儿子都不如。 + +　　（资本家们要求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特别是有错必纠的政策用于“五反”。他们说毛主席说反革命还可以阴放一个，阳放一个，在工商界方面是否可以将判刑重的减刑，该释放的释放；将悬案尽速加以结案，并摘掉完全违法户的帽子。他们还建议政府成立“五反”接待室，让有冤有屈的都诉一诉。） + +　　三、在公私共事方面：1、对合营企业中的“以党代政”现象不满。2、主张取消公方代表制度，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3、私方有职无权。4、批评有些公方代表是“德不当其位，功不当其禄，能不当其官。”特别对少数公方代表工作粗糙、态度生硬、不会用人表示不满。他们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如果公方代表会用人，把他们当“知遇”，则“士为知己者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 +　　四、在工资福利问题方面，普遍认为工资太低。认为工资改革有三个不合理：1、地方与中央、合营与国营企业、同一地区同一工种同一级别，工资高低有悬殊。2、公高于私。3、工资改革多是公方代表与工作组包办，未与私方人员协商。 + +　　在福利待遇方面要求放宽“股本两千元”的界限。 + +　　五、人事安排方面：认为人事安排是三员吃香(党员、团员、公会主任委员或民建会员)，两个出发(个人好恶出发，阶级成见出发)，因此私方人员安排是正职少、副职多，一切要职多被政府派的党团员干部占据。中等工商户认为大户“政治上安排好，定息拿得多，名利双收，得天独厚。”小户(指不定息户)收入又多、又自由、又得到照顾。中小定息户工资低，定息少，政治上没有安排，还要背起资产阶级的皮子“陪杀场”。 + +　　中小户的要求：1、要求放弃定息，摘掉资产阶级帽子加入工会。2、对定息，要求在全国所付绝对金额不增加的原则下，降低大户息率，高提中小户息率，实行还本。3、对从合营之日起计算工龄有意见。(挺军据省委会上的汇报材料写成) + +　　 ---- 原载1957年6月1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82.txt b/CCRD/1/3/2/00078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843aada6555077fd28cc76f4d33d8ce71959874 --- /dev/null +++ b/CCRD/1/3/2/000782.txt @@ -0,0 +1,15 @@ +# 北京团市委大学团干部学习会上明确提出当前任务 + +　　<新华社> + +　　新华社１２日讯在青年团北京市委员会最近举办的大学团干部学习会上，五千青年团干部明确了学生工作的方针和青年团在学校中的根本任务，当前应特别注意加强大学学生中的无产阶级思想教育。 + +　　大家认为今天学生思想的主流是健康的，大多数学生对国内外重大事件的认识，基本上也是正确的。但最近一个时期学生中确实发生了一些思想问题：有些学生缺乏明确的阶级立场，对民主自由认识不清，少数学生在思想上没有划清敌我界限；有些团员的组织观念较前薄弱，有的学校团的组织生活发生某些松懈现象。 + +　　学习会要求青年团干部要全面关心学生的成长，不仅要关心学生的学习，还要关心学生的政治觉悟和道德品质等。因此用无产阶级思想批判非无产阶级思想，对于８０％以上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家庭又长期过着学习生活的高等学校学生是非常必要的。此外，还要注意对学生进行思想方法的教育。关于发展个性、培养良好的意志性格问题，大家认为，如对学生孤立地提出这些缺乏阶级内容的抽象口号是不妥当的。去年在课外活动中一度发生强求一致的缺点，是应该纠正的，但这并不是方针性的错误，而是方法上和作风上的问题，不能因此否定了集体主义教育。 + +　　在进行思想教育工作中，大家认识到应该依靠党的领导。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批判时，要用启发诱导、和风细雨的方法，对有错误思想的人，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但对错误思想不敢批判也是不对的。 + +　　在学习和讨论过程中，大家同意今后团组织以巩固为主，并特别指出，青年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政治的、革命的战斗组织，不是单纯的文化团体。协助党对团员和青年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是团的根本任务。今后应按照团章严格的要求团员，发挥团组织的战斗力。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2月13日，原题为：“加强大学生中的无产阶级思想教育 北京团市委大学团干部学习会上明确提出当前任务”。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83.txt b/CCRD/1/3/2/00078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8653db79fdde4cbe9c12b795d93e5fd2d3819d2 --- /dev/null +++ b/CCRD/1/3/2/000783.txt @@ -0,0 +1,45 @@ +# 唐山铁道学院教师批评院内宗派主义 + +　　<唐山铁道学院通讯组> + +　　本报唐山消息 中共唐山铁道学院委员会在5月中旬连续召开非党人士座谈会，大家对学校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风提出了批评。 + +## 空有主任之名　实是秘书当权 + +　　竺士楷教授说：领导上派一个秘书协助教研组主任工作，使他集中精力负责教学这是必要的。但是实际上，有些事主任不知道而秘书已经知道了，而且事先秘书也未先说说。 + +　　顾培恂教授说：我当教研组主任时有些事不知道，要开什么会只有猜一猜，一切都是照秘书的意见办。有主任之名，而不能作主。 + +　　沈智扬教授说：过去教研组三番五次的强调要加强工作，我们感到很困难，我们教研组内有两个党员是特殊的组员，例如我们每学期订教研组计划时，都是党员梁家瑞先告诉我，他已经接受了什么任务，这学期能在教研组工作多少时间。他的工作不是行政通知我，而是他自己通知我。又例如选派留苏学生，都是临时接到通知，教研组事先没有安排，说要教研组作鉴定，提了些意见，帮助他们去克服缺点。这样，党员在教研组中就成了特殊阶层。 + +　　张鸿逵教授说：我院主流中有一点逆流，主要矛盾就是宗派主义。1954年，铁道系系主任下边有五个秘书，都是党团员，只见他们活动，而见不到系主任活动。他们工作都很努力，但效果不好，因此有人批评我校走“青年路线”。什么原因呢?就是党对知识分子的进步估计不足。如果在1949年这样做可以，因为那时没进行思想改造，1954年这样作就不对了。 + +## 大问题管不到　小问题管不完 + +　　王柢教授说：关于有职有权有责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些大的问题。但是我的情况是大事管不着。例如阎涛同志是我们系的一个得力的干部，有一天人事处来电话说要把他调走。我说了一声“喔”，人事处说：“已经决定了要调走。”找又说了一声“喔”，人事处又说：“很快就要调走了。”我又说了一声“喔”，因为这时候，我除了“喔”以外，再也说不出其他什么了。 + +　　但是对于一些啰索事我却很有权，而且用制度把它定得太死。例如系主任要负责找毕业设计的答辩场所、要把毕业设计送给评阅人、要掌握毕业设计的进度，对没有完成进度的学生系主任要把他找来谈话。此外，关于开免票、报销等都得要系主任盖章。这些事不要说一天二十四小时，就是二十五小时也管不完，不官僚主义怎么办呢?这是把系主任当成了管家婆。 + +## 事事听上边　缺乏独立思考 + +　　王柢教授说：所谓职权问题，我主张应该是真理治校，谁说的对就应该让谁领导。那么教学工作就要教师多考虑，思想工作就要让懂得政治的人多考虑，这样领导就好了。从我校目前表面情况看好像民主些了，但只是形式上的，实际学校有两个问题：一是事事听上边的；二是了解体会教学不够。比如我们的招生问题上就有形式主义与教条主义。去年铁道系招生300名，我们根据铁道系师资力量，说明招生数量太大，向领导上提意见。领导上说：“你们的意见可向上面反映，但是要听上面的指示”。后来我们又对现场作了调查，说明300人太多，得到的答复还是：“你们的意见可向上面反映，但是要听上面的指示”。后来招生数又扩大到437名，我们又提意见，答复依然如此。我们又提招来的学生分成四年制与五年制，答复还是如此。我现在应该提出，领导上应该很好的考虑这个问题，如将来工作分配不出去，闹个大民主，高教部也吃不消，我们学校的名誉也就完了。 + +　　关于培养人才的问题，领导上过分的在小圈子里考虑问题，例如关于专业设置问题，北京铁道学院也要设桥隧系与铁道系，将来毕业生分配不出去怎么办，这就是主观主义的作法，我们学校为什么不反映呢?以上这就要事事听上边的，自己独立思考不够，因此我建议不管学校将来是党委制还是教授治校，都应该有个教育专家参加领导，希望领导考虑。 + +## 党员架子十足　引起群众自卑 + +　　王继光教授说：党与非党之间有隔阂，我与党员在一起谈话总不如和非党同志一起谈话随便。我认为党员可能认为自己是党员不能随便谈话，他们可能怕挨整，非党同志到任何讨论会上一看，就可知道谁是党员，因为他们有党员的神气，往往会上先发言的是我们，后发言的才是党员。我在每次开会前要与助理与系秘书交换意见，是怕自己如果不征求意见的话，将来在会上行不通。 + +　　张勃教授在发言中指出：有些党员优越感太高，引起群众自卑感。过去有的学生和我感情还好，但入党后，招呼他都不还礼，党员有事才和我谈话，最后一定要向他汇报。非党同志间也“老死不相往来”，因为过去扣的帽子过多，在一起吃饭、喝茶就是小集团，因此有顾虑，怕算总帐。党组织对教师指责多，安慰少，我们组内一个教师教五个班，但“辛苦了”都没有听见过。 + +　　韩树山副教授说：有的党员“两耳不闻窗外事，坐在屋里听汇报”，严重脱离群众，更有的党员特别是新入党的“盛气凌人”，大有“天下是老子打出来”的气概。 + +　　王韶华讲师说：过去我院帮助知识分子不是和风细雨而是狂风暴雨，提意见的人一点也不允许反驳。如在思想改造中，有人说“猪肉多是因农民吃的少，否则猪肉就不够了”，这句话被理解为“只有你才能吃肉，别人不能吃”而挨了整。 + +　　王讲师说：在党群关系上应该取长补短。党员应帮助群众提高思想，同时也应向年长教师学习业务。有的党员喜欢唯唯诺诺的人，不喜欢爱提意见的人，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 +## 教师划等群众伤心 + +　　邵福旿教授说：当第一次接触到党员同志时，一点墙与沟都没有。在旧社会里那种“尔虞我诈”的环境中，是“多叩头少说话”，当接触到像这样俭朴正直好作风的一些人，相处非常和睦。但接着他拿原在校任教的黄万里教授因指责领导，在思想改造中被指为篡夺领导权而被整的事为例说：“从那时起就感到共产党可怕，自己就名哲保身而不说话了。”他说当时偏差并不怎么大，可是后果不得了，因之沟就挖起来。章宏甲讲师说三反后，党的威信确实建立起来，但党员也骄傲起来了，听说在三反后，院长把教师划分为四等：思想进步工作好为一等；思想进步工作不太好为二等；思想不太进步而工作不太好为三等；思想既不进步而工作又不好认为腐败，为第四等。这种分法使人很伤心。韦开荣讲师说：党团员提拔快，党团员确实有些优点，但提拔往往是不相适应的。党团员在评薪工作中也高一等，群众意见很大。李庆善教授说：自己也希望靠近党，但在几年中总觉得有一道沟，不能携手共进。是否自己不靠近党或是党员同志不肯接近自己，这是两方面的原因。穆士珍教授说：党群表面看起来很和气，但帮助不够，以前领导一切都依靠党员，走青年路线，一般群众没有机会说话。依靠他们有时片面看问题，有时断章取义，以讹传讹，党光听这些是不够的。学院发展快，仅仅依靠两个院长是不够的，党组织人也不多，在这种情况下，应研究如何能经常见面，这样就没有沟了。 + +　　（来源：《人民铁道》1957年6月1日。原题为：“非党教授有职无权 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唐山铁道学院教师批评院内宗派主义”。）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84.txt b/CCRD/1/3/2/00078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f99bd0b36c7c5542a65d1f2d2186658768f62b4 --- /dev/null +++ b/CCRD/1/3/2/000784.txt @@ -0,0 +1,9 @@ +# 天津市高等院校鸣放空气浓厚 + +　　【本报讯】天津市各高等学校的鸣放空气日益浓厚。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中央音乐学院、天津医学院、天津师范学院和河北天津师范学院的中共党委会，连日都在召开各种座谈会，邀请教授、讲师、助教、职员，征求意见，希望他们解除顾虑，大鸣大放起来，帮助党进行整风。前几天，还有个别学校缺乏鸣放的空气，经过教师提出批评意见以后，这种情况已有所改变。天津大学除由党委举行了七次座谈会外，各系的党支部也先后召开了一、二次座谈会，全校的大部分教师已经发了言。南开大学党委和各系党支部也已连续举行了一系列的座谈会，并且设立了接待室，随时接待教师，听取他们的意见。音乐学院还建立了整风意见箱，欢迎教职员工提出批评意见。 + +　　各个高等学校的教师通过座谈会以及其他方式，向各校的党组织和党员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天津大学的校刊，已陆续把各种座谈会上教师们提出的意见发表出来；南开大学和中央音乐学院的党委会已专门抽调干部把座谈会以及通过其他方式提出的意见进行分类整理，以便参考这些意见在整风中认真地检查和研究。 + +　　有的学校还根据中共中央及中共天津市委的指示精神，开始边检查边改进。天津医学院在广泛征求意见后，于五月二十八日举行了第一次党派及教师联席会，对征求到的一部分意见开始协商解决。有些人提出今后调入助教和干部，在分配到各处、科和教研室时，应经过各处、科和教研室负责人看档案。会上经过研究讨论，确定今后各处、科和教研室的负责人，可以看新调入人员的鉴定表、履历表等档案材料。中央音乐学院党委在向教师征求意见时，许多人比较集中地提出学校的办学方针不明确，工作起来非常困难。音乐学院的领导方面根据这些意见，已在五月二十四日举行扩大校务会议，专门讨论了办学方针及学校发展规模等方针大计问题，并拟出了初步方案，并将发动全院教师进行讨论。 + +　　（来源：《天津日报》1957年6月1日。原题为: “津市高等院校鸣放空气浓厚\医学院和音乐学院等校已开始边检查边改进”。）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85.txt b/CCRD/1/3/2/00078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3e2267e251c6ecc9e2b6f7f25986abc97ce71 --- /dev/null +++ b/CCRD/1/3/2/000785.txt @@ -0,0 +1,43 @@ +# 西安师范学院整风侧记 + +　　<本报记者　袁鹏> + +## (一) + +　　西安师范学院自从开始学习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以来，使群众得到了各种发表意见的机会：院内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有教授的、副教授的、讲师代表的、助教代表的、教辅人员的、系主任的、系秘书的座谈会等；即将召开的还有函授部的、行政人员的、工警的座谈会。同时又以各系、班为单位，举行了座谈会。另一个发表意见的园地是院刊，目前来稿都登(稍加压缩)，任何意见都可以发表。 + +　　领导上主动、虚心地听取了来自各方的意见，使群众说出了心里话。 + +　　这和学习开始时党内有的人估计相反，这样不是搞乱了，相反的，怕搞乱而包起问题来，是不对的。大胆放手让群众揭发问题，改进领导作风，这正是党内不断争论、取得思想一致、赶上当前形势发展的结果。 + +　　虽然如此，领导上认为目前放的还是不够：有部分同志真心话还没谈出来，他们不知道以后会再来一个什么运动给扣上帽子，但也还有一部分人对一些不太正确的意见，还不善于独立思考，敢于争论，而是随大流，还没有齐放和争鸣出来。——这都是以往在思想斗争中简单、生硬，缺乏民主批评、自由争辩风气的影响所及。有待继续大鸣大放来培养民主空气，达到分辨是非的目的。 + +## (二) + +　　从过去揭发出来的问题来看，绝大多数是有利于改进工作的。不外以下三点： + +　　一、群众对宗派主义的意见最大：一是不民主。就象选举工会委员的事，有个委员连工会还没参加，由于工会干部的包办，就一面让他填表加入工会，一面提他为工会委员候选人。班上学生干部的选举，也是只相信党团员。二是不公平。学生助学金对部分同学的实际困难照顾不够，而对党团员照顾的就充分。留助教和培养研究生，群众也提出是重德不重才，而不是德才兼备。对群众优点估计不够，在评级、升等上也是如此。三是管的过多，造成有些人权小于职，另一部分人便权大于职。有人便认为系秘书对教学问题不懂装懂，管的过多。四是简单、生硬，尤其在解决思想问题上方式不好，党团员脱离群众。对于宗派主义，群众责怪领导上圈子太小，偏听偏信，对党团员教育不够，不能只发展数量而不注意质量。 + +　　二、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象关心群众疾苦不够，没有认真改善伙食管理。象对教学抓的不紧等，群众也有意见。 + +　　三、也有主观主义，表现在学习苏联的方法上生搬硬套，贯彻中央指示上结合学院实际情况不够等，造成了教学工作中不少困难。 + +## (三) + +　　矛盾揭发出来了怎么办?群众在谈完之后。留交领导来处理了。如何正确处理矛盾，学院里把要解决的问题分成了以下几类： + +　　第一类是属于工作上的，这里面有的是目前就能够办的具体问题。象伙食问题，已经引起了领导重视，专门由一个副院长、副总务长和院长办公室主任在研究改进之中。再如象院长接待学生的制度，也已经制订实行了。有的是办不到的问题，如有部分同学要求到远距离参观和实习，便向他们讲明了目前经费困难，在教学上也无此必要，说服了大家服从教学计划，在本省范围内参观实习。还有的是群众意见多、也应该解决、但还要进一步提交大家讨论的大问题，象学院的领导体制是采用党委制、院委制或是教授治校？如何充分发挥老教师的作用?系主任与系秘书的职责分工如何?要不要系秘书制度？留助教和研究生是由教研组或是由人事处决定?班三角的问题如何解决?以及党的统战政策的检查、对过去肃反工作的估计等，院内将按专题召开座谈会，广泛征求党内、民主党派、工会、学生等方面意见，辨明是非，发动大家想办法。象学生会就可以组织学生代表来讨论班三角问题如何解决，提出改进方案，依靠群众，集思广益，来共同处理有关矛盾。 + +　　第二类是属于党员的思想作风问题。这将作为整风的主要根据或参考。 + +　　第三类是属于上下之间认识不同的问题，象德才的标准、汇报制度的利弊等，这不急于解决。可以有不同看法，也可以在逐渐讨论中取得一致。 + +　　第四类是属于群众与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则尽量说服大家先给领导上提意见。彼此之间的意见，可以等整风之后再着手解决。 + +　　因此，学院领导上对目前学习形势的估计是：普遍揭发矛盾的阶段基本告一段后，今后在更进一步深入揭发矛盾的同时，将按不同办法来及时、认真地正确处理已揭发出来的矛盾，特别要结合整风，来改进领导作风，改进工作。 + +## (四) + +　　学院的整风计划是根据已揭露出来的矛盾作为整风内容来制定的。他们认为：整风计划订早了，一来问题还没揭发彻底，整风内容不丰富；二来群众意见没谈完，情绪不能平静。都不能很好帮助整风。整风时间要长些，也可以保证了两条：一是保证了和风细雨，二是保证了整风、工作两不误。在作法上将分三批、波浪式地推进：第一批是党的领导核心，包括处长以上党员干部和党委委员先进行整风。并吸收一部分党员参加，一方面给党的领导提意见，同时也学习掌握新时期处理内部矛盾的方法。第一批整风到一定时候后，党的领导人员就可以腾出手来帮助第二批的党员教师开始整风，并更深入地检查领导。然后再及于第三批的所有党员干部。整风中要分析群众意见，把问题排队，首先抓住重点来解决。他们认为：整风计划制定得如何，关系到整风效果。因此，整风计划也将征求群众意见，更好地开展整风，处理矛盾。 + +　　 来源：《西安日报》1957年6月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87.txt b/CCRD/1/3/2/00078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d8a2f87fe307c7f20f4a096c247402ee4a5f9c --- /dev/null +++ b/CCRD/1/3/2/000787.txt @@ -0,0 +1,83 @@ +#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十一 续昨) + +　　<《人民日报》编者> + +## 杨明轩建议党加强对党员和对全体人民法制思想的教育 + +　　他说：某些地方党政不分，违背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 + +　　杨明轩在发言中首先谈到党、政不分的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在某些地方已经违背了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例如去年冬天他在广西、广东视察中，发现一些州、县、乡的重大工作，往往都没有经过人民代表大会或人民委员会的讨论和通过，有不少是由当地的中共组织或干部会议来决定实施的。其结果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不能按期召开，人民不能通过自己选举出来的代表和政府委员行使自己管理国家的权力，他认为党、政不分问题的存在，是和党的领导不够重视社会主义的法制分不开的。因此他建议党应当加强对党员对全体人民法制思想的教育，并且注意对这方面的工作领导，严格执行已有的法律、规章、制度，逐渐完备我国社会主义的法制。 + +　　他看到有些地区对党外人士既不放心，又不设法帮助 + +　　其次他谈到党外人士的有职有权问题，他说他在视察中发现有些地区党外人士的州长、副州长、县长、副县长甚至副省长往往具体分工管理的工作本来不多，但是就是这样，还常常有些事情已经办完了，还没有人向他们报告；有些地区甚至办公会议和人民委员会议也很少召开。这样，就妨碍了非党人士工作积极性的发挥，这个问题，我认为实质上反映了共产党内某些组织和党员的宗派主义情绪，他们既不放心非党人士能够把事情办好，又不设法帮助非党人士，结果影响了非党人士的积极性，自己也没有把事情办得成功。他认为只要非党人士能够从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利益出发，而且能够踏踏实实地埋头工作，把事情办好了，共产党和人民就必然会相信自己，尊重自己。相反，如果非党人士象现在批评的那些共产党员那样，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或者骄傲自大，计较得失，当然就不会把事情办好，自然也不会取得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信任。 + +　　他认为不能把个别党组织和党员的错误同整个党混同起来 + +　　在谈到拆墙填沟的问题时，他指出要把某些党员的错误，同党的伟大和正确加以区别，不能把个别党组织、个别党员的错误同整个的党混在一起来谈。他认为，所以在某些地方有墙和沟，首先是和某些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的骄傲自满分不开的，他建议共产党应当在适当时期，发动党内外一起来检查统战政策的执行情况，以便拆墙填沟。仅仅如此还不够，因为墙和沟是会不断地筑起来或者挖起来的，一定时期的集中检查，当然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但是经常的拆墙、填沟则更重要，所以还应该建立制度例如恢复双周座谈会那样，来保证筑墙、挖沟的事件尽量减少；中央如此，地方也应如此。 + +　　他还认为所以有墙和沟的另一方面，就是民主党派，党外人士的问题，他认为这一方面也很重要。因为在和共产党合作共事中我们非党人士是否都很诚恳相处呢？是否都相信党的正确领导而敢于向不良现象进行斗争呢？他认为还不完全是这样。有时候非党人士纵然有正确的意见但却顾虑重重，不实事求是地讲出来，象这次讲出的很多意见，恐怕很多都是很早积累起来的。这样久而久之，自然也就产生了对党的领导的怀疑，有所戒备。因此他同意拆墙填沟，是两方面的事，大家都要来动手才能做得好。 + +　　他认为共产党员要充分认识到民主党派的作用；民主党派要坚持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 + +　　最后他谈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问题。他认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中心问题是共同进步的问题。共产党内某些组织和党员只要虚心了，就会充分认识到民主党派在我国革命中的应有作用而给予足够的重视，他相信党经过这次整风，这个问题必然会进一步得到解决，民主党派方面首先应当继续加强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信念，应该信任党的领导的正确，应该信任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建成社会主义，他认为只要民主党派能够坚持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就必然能够虚心学习马列主义，进一步求得改造与进步，有了进步也就必然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和党一道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来。相反，如果不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不虚心学习，进步是很困难的；如果长期不进步，那将不被人民所爱戴，也将不能向党经常提出有益的意见而给予监督。 + +## 贺贵严说：“恕道”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备的道德品质 + +　　贺贵严在书面发言中说：统战工作在中国革命成功的因素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这在中国革命史上是已经做了总结的。谁都知道：统一战线是有团结也有斗争的，而且它还是以斗争来求团结的。这样，革命才得到迅速的成功。不过，提到斗争和团结，都是根据马列主义的原则，它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还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才能迅速成功的。我知道在抗日战争当中，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治上，实施了“三三制”的人事安排，使许多非党人士（包括国民党的和其他党派、无党派的民主人士）都感到：他们所希望的，共产党已经代做了，用不着再来要求。只是自己没有一些工作表现，就享有这些成果，感到惭愧。因而每一个人都争取从各方面努力来帮助共产党。这样，革命成功快到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个“三三制”的人事安排，我以为除了表现着发展了的马列主义的政治艺术而外，更深刻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恕道”。它是从“共产党要我有，也要人家有”的“恕道”出发的，是从推己及人的精神产生出来的。这种“恕道”直贯中国三千年的历史，形成了中国人的传统思想。我以为“恕道”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是极为需要的。因为有了“恕道”就可以和风细雨地对犯有错误的人进行教育，所以说“恕道”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具备的道德品质，因为它并不同于对抗性斗争的。所以只要有人民内部矛盾存在的时期，它是能够发生作用的。“恕道”原是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它是一种“人己”的关系，这在中国的旧书中不知出现过多少次，譬如说：“推己及人谓之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都可以成为“人己”的平衡标准。 + +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其中许多地方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的看法，其中许多地方也包含着“恕”字的道理。例如：说到信仰自由，毛主席说：“你不能强迫人家不信宗教，不信唯心主义。”又说：“资产阶级要改造”，同时又指出：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又如：讲到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时候，毛主席就说：“共产党有多长，民主党派就有多长。”这些话都含有推己及人的积极意义。至于中国革命的特点——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特点，不采取剥夺的方式，除给与资本家以定息之外，还给与饭吃，给与工作。这就包含着“恕道”。这都是推己及彼，将心比心的道理。使中国的革命工作，无一不深入人心，真是所谓：德之流行速于置邮传命。革命成功之快，岂是无源之水？！ + +　　反观现在要整的三害：工作中的官僚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特别是犯了后面两害的人，是这次意见提得最多的，我现在想对他们的思想根源举出来批判一下。他们的思想中是否还有些“恕道”——推己及人的影子呢？我想是没有的，他们是有己无人的。即使说他们没有看清楚共产党革命成功的历史因素，也不算太过分吧。 + +　　首先，讲犯宗派主义错误的人，他在提拔干部的时候，不在贤能上着眼，而怀着宗派情绪，他不仅眼睛里没有看到别人，也就是眼睛里没有看到革命事业。 + +　　其次，讲犯主观主义、强迫命令错误的人，他们不仅没有从客观实际出发来处理问题，而且也没有推己及人来考虑问题，所以党的许多政策到下面执行上就发生了问题。这固然是由于他们缺乏马列主义的修养，我以为还是缺乏“恕道”的这一平凡真理所致。我有这样一种设想：可以不可以在马列主义的理论讲座中，同时批判地谈谈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吸取其中有益于人民大众事业的因素，扬弃它带有封建性质的糟粕，这于革命会是有益无损的。 + +　　说到统战工作，更是要把许多不同阶层的人团结起来，这只应提高非党人士的思想认识来达到统一的目的，绝不应使党员迁就落后来求得统一。不过在提高非党人士的思想认识时，是应该有一个过程的。如果发现非党人士有了错误认识的时候，对于错误的动机，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给以正面的帮助，才能使人心服。在客观形势已经有了大的发展的今天，还采取不信任和粗暴的态度来对待非党人士的错误，显然是工作已经落后于现实的要求了。王绍鏊先生第一次发言，涉及到统战部对民主人士的态度问题，我是同意的。 + +## 徐伯昕批评文化出版部门没有认真处理民主党派提出的意见 + +　　一、民主党派反映的意见，有关部门应当认真处理 + +　　徐伯昕说：民主党派的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教育和学习工作；第二是扩大团结面和密切联系群众；第三是认真处理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所反映的意见。教育和学习工作，固然是首要工作，但是认真处理反映的意见更是一项重要工作。 + +　　民进去年８月间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会前的准备工作和会议期间的充分发扬民主，对中小教育、文化、出版等各方面反映了不少的问题和意见，有的还提供了具体建议，我们都分别送请有关部门研究处理。 + +　　根据教育部去年１２月２４日给民进的答复，对我们反映的意见和建议，经过教育部研究后归纳为九项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已通知各省、市教育部门列入工作计划，同时组织了调查组分赴六省、市作进一步调查研究。对其中可以马上解决的问题，已在分别解决，对目前还有困难而只能逐步解决的问题，要我们向大家解释清楚。 + +　　这样的答复，一部分还有待于在执行中作进一步的检查，但是这种答复就表现了尊重和认真处理了民主党派反映的意见，是可以鼓舞民主党派帮助党和国家机关广泛吸取各方面的意见，对推动和改进工作是有帮助的。作为党的助手的民主党派来说，也更愿意充分发挥互相监督的作用。 + +　　但是文化出版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对我们反映的意见处理得怎样呢，至今音信杳然，石沉大海，这种置之不理的态度是不对的，一般人民来信都应认真处理，为什么对民主党派反映的意见竟如此忽视呢，这就难免被怀疑民主党派的可有可无了。 + +　　我建议民主党派和有关部门应建立经常的联系，双方有重要会议可以通知派人参加。对民主党派反映的意见，必须做到有交代、有着落。 + +　　二、统战部对民主党派工作的联系、关心和帮助不够 + +　　从我切身的体会来说，我觉得统战部对民主党派工作的联系、关心、帮助不够。当然，我们不能抹杀事实，统战部对我们民主党派工作的帮助是很大的。去年８月民进开全国代表大会，那正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不久，许多新的问题摆在面前有待解决，统战部及时接受了我们的建议，由李维汉部长邀得我们中央领导同志长谈了一次，和我们共同研究了当前的重要方针任务，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特别是鼓励我们要在这次大会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使我们这次会议有了明确的方向。这样诚恳的帮助，对我们开好那次会的关系是很大的，由此可见，统战部的认真帮助，对于我们民主党派有多么大的好处。既然有好处，那末为什么不更多地给我们以帮助呢？正是这一点，就是我要向统战部提出批评的地方。 + +　　我说统战部平日对我们联系、关心、帮助不够，主要有两点： + +　　（一）从政治思想上、从工作上帮助我们提高不够，象我上面所说的在开代表大会时给我们的那样帮助究竟最多只有一年一次，平时和我们共同研究问题的机会很少，尤其在现在这大变动的新形势下，在我们民主党派的组织有了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我们民主党派内部的一个主要矛盾是成员要求加强思想领导，而我们的领导工作赶不上成员日益强烈的要求，民主党派如何加强思想领导工作，固然要民主党派自己研究改进，更重要的还在党从政治思想方面，工作方面多给帮助。例如这次党开始整风，统战部召开这样的座谈会，约我们来放、鸣，帮助党除三害，这很好，但是关于我们应如何领导我们各地方组织进行工作，以帮助党整风，统战部还没有和我们共同商量，现在我们各地组织和会员积极性都很高，都有愿望要帮助党在整风中发挥积极作用，我想象这样重大的工作，中央统战部应该和我们共同研究一下。 + +　　（二）统战部同志和我们民主党派各方面的同志平时接触联系太少了，我们有不少同志对统战工作是有自己的见解的，他们与群众较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很希望有机会和统战部的同志多接触，能促膝谈心，互通声气，也希望能把他们所接近的群众的意见直接向统战部反映，但是统战部同志却很少主动与他们接触，这不知是因为统战部的同志事务繁忙，抽不出时间来呢，还是有官僚主义，希望在这次整风中能检查一下。 + +　　三、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应当重视本单位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工作 + +　　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应当是发挥党派作用的基地。它的工作能否开展，固然在于组织本身是否健全，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是否重视民主党派的基层的作用。因为党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机关、学校企业的党组织就是该机关学校企业的领导核心。党的基层组织尊重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给以信任，在工作中真诚合作，充分运用和发挥它的作用，对于国家，对于人民是有好处的。但是现实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 + +　　以民进来说，我以为目前的基层组织和党的关系大体有下列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合作得好的，党的基层组织一贯重视我们的基层工作，通过我们密切联系群众，布置中心工作的时候能够主动和我们联系，约邀我们基层组织的代表参加共同研究。向我们说明党的政策方针，对我们提出要求，听取我们的意见，通过我们团结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比如去年有不少单位运用了党派的力量，工资改革工作就做得比较好。第二种情况是彼此相敬如宾，客客气气。表面受到尊重，实际上很少得到经常的帮助和支持。这种情况是比较普遍。第三种情况是不听取我们的意见，也不要求我们配合工作，甚至有所歧视，召开党、政、工、团联席会议布置工作时，不要民主党派参加，思想上根本没有民主党派地位。认为有民主党派是麻烦。有的学校党员认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党对民主党派的“恩赐”，有的怕民主党派提意见，甚至有“天下是我们打的，你怎么能监督我”的说法。这种宗派主义情形是严重的。这种情况虽然是少数，但是不能令人容忍的。 + +　　我建议党对在基层中如何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进行一次检查，把好的经验总结和交流，对那些犯有宗派主义的党员或者党的基层组织通过这次整风运动大力加以克服，并且在党的基层组织内经常进行统战政策的教育，以改变这种不健康的现象。 + +## 邵力子建议加强对孙中山先生的宣传 + +　　邵力子在发言中说，去年党对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很使人感动，对党内外的教育意义都很大。但是，党对孙中山先生的纪念活动，还是不多的，这方面的教育还不够。去年清华大学要我去讲演，我看到会客室里有世界伟人的照片，但是没有孙中山先生的照片；今年到一个工厂去，也看到同样情况。如果只挂毛主席像，我没有意见；但是如果挂上外国人的肖像（当然，不是指马、恩、列、斯），而不挂中山先生肖像，我有意见。 + +　　他说，去年我到广东视察，参观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介绍的人介绍得很详细，但是，没有一句提到孙中山先生，也没有孙中山先生的讲演陈列。当时我心里很难受。农民运动讲习所是由毛主席全力组织的，但是孙中山先生有篇文章讲农民运动讲习所，为什么不放进去呢？ + +　　邵力子说：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是对的。但这只是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列时可以这样提，平常不必这样提。本来，对辛亥革命的这种分析、估计，并没有看不起辛亥革命的意思；但是青年人在学习理论的时候，有教条主义现象，容易低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绩，以为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反动的，没有意义的。 + +　　邵力子举例说：去年我们正在隆重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时候，党报发表的文章当中，提到孙中山不是社会主义者，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社会主义有各种形式。孙中山先生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算孙中山先生不是社会主义者，为什么在纪念他的时候这样说呢？这句话，我们看起来没有什么，年轻人就容易误解，以为孙中山先生不值得学习，不值得纪念。 + +　　（---- 原载1957年6月3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在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续昨）”。）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88.txt b/CCRD/1/3/2/00078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a1c445b48c20f3bf4833261a55043140d49286d --- /dev/null +++ b/CCRD/1/3/2/000788.txt @@ -0,0 +1,107 @@ +#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十一) + +　　<《人民日报》编者>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６月１日继续举行。这是第十一次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发言全部结束。在这十一次座谈会上前后共有八十多位民主人士发了言。 + +　　今天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陈其瑗，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于振瀛，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邓初民、杨明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邵力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贺贵严，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徐伯昕。 + +## 陈其瑗不同意在帮助共产党整风时只能提反面意见不允许提正面意见 + +　　陈其瑗在发言中，首先谈到共产党整风的目的和民主党派如何帮助整风的问题。他说，共产党整风是要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要全党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民主党派帮助中共整风的目的和共产党整风的目的是一致的，除此以外，没有也不应该有其他任何目的。只有目的一致，才能做到无所顾忌，畅所欲言，才能实事求是，和风细雨，进行揭发批评。当然提意见应该有啥说啥，好的坏的都可以提。但是，现在似乎有种空气，只许提反面不允许提正面的意见，说“整风吗就应该这样”。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整风应该“治病救人，惩前毖后”，不是要把共产党员整死。 + +　　说墙是双方筑起来的比较公道 + +　　接着他谈到有职有责有权的问题。他说，我这八年来就没觉得自己是有职无权，做报告、看文件、检查工作我都有权，也能够参加党组会。和谢老（谢觉哉）及其他部长相处都很好，也能互相开展批评。不但有这些权，甚至“三反”时我还担任了机关人民法庭审判长的工作，共产党员也可以审。 + +　　关于墙和沟的问题，现在有些人说不是党这一方筑起来的，而是双方筑起来的。这话比较公道。但是这几天就有人批评人民日报不应把周建人的讲话标题标得很大。我觉得这个意见不对，人民日报有它的自由，它应该就事论事，它可以报道反面的，也可以报道正面的，不能只允许它报道反面的意见，而不允许它报道正面的意见。我觉得这种看法就是自己筑墙挖沟了。 + +　　当然，党内的宗派主义还是存在的。有些人从前不是党员，今天入了党就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了，“一登龙门，声价十倍”。这种人只能说是害了幼稚病。年纪大的如果发现青年党员有这种毛病，可以诚恳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我在内务部就常和党员谈话。有些党员作风不刻苦，工作不认真，我们年纪大，又是领导，他们年青，不应该和他们有隔阂，应该帮助他们。当然，对于这样一些青年党员，党是应该加强教育的。对他们不能光讲党的光荣的一面，还应该讲党是如何艰苦奋斗过来的，要告诉他们学习、保持党的艰苦朴素、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 + +　　有些机关领导干部当了首长，他的爱人一定是人事科长，他认为这种现象应该注意。 + +　　造成墙沟，是不是某些制度也有缺点？比如人事制度。有些机关领导干部当了首长以后，他的爱人一定是人事科长。当然我们应该“举不避亲”，如果首长的爱人有德有才当然可以当人事科长，但如果光凭爱人两字就不好。从前官场中有“裙带风”，今天虽无裙无带，但也应该警惕。据政协社会福利组汇报，东北某厂的党、团、工会、行政干部都是亲戚。这次整风就应整掉这种坏作风。拆墙填沟，当然党应该主动进行，但是，如果民主党派人士只要自己见到党员有缺点，就提意见，帮助党员改，墙沟也就没有了。 + +　　他认为称民主人士为先生未为不可，朋友二字更不可废 + +　　关于“朋友、先生、同志”这几个称呼，陈其瑗认为民主人士不必去计较，党与非党之间不应有墙和沟，但界限还是有的。虽然在爱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前提下，党员和民主人士是同志，但严格的说在某些方面就不是同志。称民主人士为先生，未为不可。至于“朋友”二字更不可废，真正能做朋友的，在反动统治时候是不会多的。今天我们才有这样多的朋友，在旧社会要得一知己朋友非常困难。 + +　　陈其瑗还批评了有些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他说，现在“科员政治”太厉害，有些司长、局长、处长、科长不管事，靠科员工作，这很容易引起科员的不满。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某些领导人员不学习，靠老资格吃饭，只管“画诺”。这种作风要反对，领导同志应该学习，熟悉业务，了解自己主管的事情，做好工作。 + +　　他还认为学校中党委制不能取消，取消了党就不能通过党委贯彻党的方针政策，领导行政做好工作，当然管得太多太死应该改正。对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他希望能坚持下去，不要一阵风，民主党派人员也可参加。 + +## 储安平：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他说：“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 + +　　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的发言中说：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１９４９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象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 +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 +## 何香凝的书面发言：希望民主党派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能够帮助领导党纠正错误和缺点，同时也希望民主党派在整风中提高自己，首先是希望极少数右派的人能彻底改造自己。 + +　　最近统战部邀请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我原来很想参加，但因我近数月来身体不好，医生又劝告我不要多开会，因而未能前来参加，请见谅。我虽未能参加这个会，但我却天天在报纸上看到关于这个座谈会的消息，也看到了许多各党派人士的议论，香凝对此，不能缄默无言，特写此信，作为我的书面发言。 + +　　我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整风。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我常常说：孙中山先生的理想是伟大的，但是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所实现的却已远远超过了孙先生的理想，把破残落后的旧中国变成繁荣富强先进的新中国，是八年来毛主席、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艰苦奋斗得来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也只有他是领导党。但是中国共产党自革命成功以来，发展得很快，就难免党员良莠不齐，虽然在基本方向做对了，但仍然不免犯很多缺点和错误。许多朋友们在指出这些错误和缺点的时候，我感觉到有很多说得很对，我也有同感。但也有一些话，我是不能苟同的。 + +　　她对侨委个别负责同志不重视她的意见和对她报喜不报忧表示非常不满。 + +　　比如我负责中央侨委的工作，但是我七年多来，强调侨眷生产，对归侨难侨应该组织他们生产自救，发动侨眷向国外亲人写信宣传等等问题，尽管我讲了几十次，但我的意见没有引起重视。前侨委办公厅主任张干承，我是非常不满意的。中央侨委浪费的事情很多。有时有些华侨要来和我见面，即使我声明是人家千里回来，我病也要见，但是还和我挡了驾。侨乡侨眷发生过许多问题，对我往往是报喜不报忧，比如有些侵吞、贪污侨汇的事实，起初不让我看报告；后来我看了，并再三催促之后，他们才上报。这些事实，说明了在侨委的党员负责干部中确实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地方。我相信报喜不报忧的现象，只能阻碍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是没有好处的。同样的现象，恐怕在其他的部门中也同样的存在。 + +　　因此，我赞成整风。既然我们的领导党发生了许多缺点和毛病，我们就有责任来诚诚恳恳地帮助领导党，使他们工作得更好，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团结全国人民，将自己更提高一步，也就能更好的教育我们民主党派，共同向着社会主义前进。 + +　　我希望：第一，我们的领导党的党员要在整风中下决心，接纳各方面正确的意见，来改进工作。 + +　　第二，我也希望各民主党派的朋友们，要诚诚恳恳的帮助领导党。如果或有人想入非非，那就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原意背道而驰了。既然我们要长期共存，我们就要心悦诚服地接受社会主义，不只是监督别人，同时更要警惕和改造自己，这样才能勉励来者，尽我们的一份责任，达到长期共存的美景。 + +　　在这里我就不得不回想到中国革命的长期历史。我觉得长期共存应是建立在共同奋斗的基础上。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但是他的事业时常中断，就是在当时的国民党内也有不少人和孙先生的革命事业口是心非的，不遵守孙先生的主张，和孙先生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在革命阵营里面扩展了很多矛盾，以致使革命遭受挫折。我们这一代人对这些历史的教训，是要牢记勿忘才好。 + +　　自同盟会以来，孙中山先生经常是注意联合革命派（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的。 + +　　同盟会以来，孙中山先生在革命中经常是联合革命派，对革命还有犹豫的人进行宣传，反对保皇派。当时华侨和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是爱国的，坚决反对清朝的，孙先生就引以为同志；三点会三合会尽管是非常复杂，但是他们对满清不满，孙先生就说服了他们，共同反清。保皇派不管他们说得天花乱坠，但是他们是要保存清朝皇室，孙先生就反对他。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上了台，孙先生就坚决地和反袁的同志们在一道，同时也不忘记尽量多联合对袁世凯不满的人们。汪精卫从前是革命派，这时候替袁世凯说情了，因此孙先生就疏远了他。后来孙先生看见军阀政客都靠不住，其时国民党在存亡断续之际，孙先生就下决心联合苏联和共产党，并且也不忘记收容反对北洋军阀的一些人们，但对北洋军阀接近的人，孙先生是警惕的，不轻易信任的。用廖仲恺的话来说：当时革命派，不革命派，假革命派，反革命派的变化，是很大的。冯自由在反对袁世凯的时候，是革命派；但在联合共产党、联合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上，冯自由就从不革命、变成反革命了。邹鲁、吴铁城也是一样，反对陆荣廷、陈炯明的时候，他是革命派；但是国共合作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了假革命，最后变成反革命了。记得孙先生死后，国民党里面的右派，就组成西山会议派，他们反对国共合作，口号也就只有两条：第一、说是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第二、就说共产党在 + +　　（国民党内制造左派，因此也就分裂了国民党了。其实，当时国民党内部确实有左派和右派，用不着别人来制造。我就一贯承认我就是国民党左派，因为我就是坚决拥护孙先生的三大政策的。国民党的右派就是反对联合苏联，联合共产党和执行工农政策的。甚至连民生主义，也有人反对。革命党一定是联合左派，争取中间派和孤立右派，这个真理并不是从今天开始，是古已有之的。在抗战开始的时候，毛主席的方针，根据我的记忆，也就是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和孤立顽固势力。自然，每个革命的新旧交替的时期中，昨天还是比较进步的人，今天也可能变成比较顽固的人；反过来，昨天是落后的人，今天也可能变为是进步的人。所以一个革命党和它的朋友联合的时候，我认为当然应该是联合进步的力量，争取中间的力量，孤立保守顽固的力量。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如果不这样做，它就不成其为革命党了。） + +　　在革命潮流里的人，究竟自己应当决心当一个左派呢？还是中间派，或者是甘心当一辈子右派呢？ + +　　因此，问题并不在革命党应不应该这样做。问题倒是在于在这个革命潮流里的人，究竟自己应当是决心参加革命的行列，当一个跟着潮流走的左派呢？还是中间派，或者是甘心自己当一辈子右派呢？ + +　　今天是新时代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有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大凡忠心耿耿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诚诚恳恳地帮助领导党，我想这就是左派。我们中国人口占世界第一位，应有决心和工人阶级在一起，为全世界被压迫人类及贫苦大众跳出水深火热的苦境，这才是革命的左派。我认为民主党派中，每一个愿意进步的人士，都要努力做一个左派，并且要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才好。其次，基本上有爱国良心的，但在思想上模糊不清，自己抓不定方向，这样中间的人们是很多的，我相信我们的领导党和各个民主党派的左派，应该努力地帮助这些人。但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显然是右派了。我希望有这类思想和抱着这种态度的人，应该不要甘心于长久做右派，而应不断改造自己，提高自己，那他们就有光明的前途了。 + +　　最近以来，我们各界人士，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经过这次整风，我相信领导党一定会把过去的缺点改善，我们亦已畅所欲言，从此以后，六亿人民大团结，共同拥护社会主义，建设繁荣富强的先进的新中国，留全世界的后人瞻仰。 + +　　我希望在整风中，我们能够帮助领导党纠正错误和缺点，同时也希望民主党派在整风中提高自己。首先是希望极少数右派的人能彻底改造自己。所以在现在如果领导党团结我们的左派，争取和帮助我们的中间分子，教育和批评右派的话，那只能对我们民主党派有好处，我们欢迎领导党这样做。 + +　　长期共存也得有基础才行。辛亥革命以前的共存是反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共存是反帝国主义。现在的共存是坚决走社会主义的路。现在的共存，还应该记住孙中山先生“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这句话，这也是代表左派的愿望。我们共存的基础是存在的，前途是光明的，问题就是我们能否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改造我们自己。 + +　　还有一点，就是生活待遇及房子问题。我记得当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存亡危机的时候，和越飞进行了谈判，民国十二年冬决定改组国民党，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许多中共党员成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如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谭平山等，当时他们加入国民党任中央委员后，月薪也不过三十元，开会也都是跑路，房屋则出七、八元租一间，也在这三十元内开支，他们工作非常刻苦，许多实际工作就是他们做的，很多牺牲了的共产党员艰苦奋斗，支援省港罢工，反抗帝国主义及商团之乱。现在情况不同了，在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我们各方面建设突飞猛进。可是我们的国家目前还是大而穷的，为着发展各种建设，财政方面尚有不少困难，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因此我们必须忍耐，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与群众同甘共苦，不应要求处处特殊，而应共同努力来建成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 + +## 于振瀛关于统战工作的五点意见 + +　　于振瀛对统战工作提了几点意见。第一点意见是在统一战线内部如何贯彻团结教育的问题。他说：现在有这样的情况，对民主党派上层，只重视团结，而不愿谈教育，这种情况一方面容易使得民主人士上层人物产生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另一方面，一般群众与这些上层人物之间无形中筑起了一道墙。统战部对民主党派的中、下层，几乎没有接触。在共产党内部至今统战政策的教育还未能普遍地贯彻到基层组织中去，他希望统战部再一次检查统战政策贯彻情况。 + +　　于振瀛谈到的第二点意见是：拆去堵塞民主党派的干部殷切盼望参加共产党的墙壁，以满足他们的进步要求，增加他们的工作信心。他说：自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方针提出以后，共产党为了尊重各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不仅逐步撤退交叉党员，同时在民主党派机关内部不发展党员（特别是领导者和组织工作者），纵使有个别够条件的成员，也不去吸收，未免使有些人大失所望。他希望领导党采取措施，把这道墙拆去。 + +　　于振瀛的第三点意见是：要求党要注意安排在民主党派从事统战工作的专业的领导干部，并协助培养民主党派的专职干部。他说：长期以来，民主党派的专职领导干部从部长到副部长，有的得不到国家应有的政治待遇，他们比照国家机关同等级的人员总会觉得是低人一等的，这样使得他们产生自卑感，因而不安心工作。他建议领导上注意解决这个问题。 + +　　于振瀛的第四点意见是：建议统战部要深入了解各民主党派的内部情况。他说，以往统战部对各民主党派的情况一般是有了解的，但是否摸到了真实的底呢？只联络极少数人，被动地听汇报，有时甚至以耳代目偏听偏信。他认为如果不改变这种作风，就会筑起新的墙来，旧墙没有拆完，而新墙又筑了起来。 + +　　于振瀛的第五个意见是：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下，把民主党派的人士纳入整个国家的人事制度内，借以合理解决现在人事上所存在的问题。他提出几点具体建议：第一，对没有具体职务，而有一定工作能力和道德品质的人，如部分没有实际职务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应给以具体工作，使他们能发挥积极性。第二，在了解了干部的品质和能力的前提下，有职的应加信任，使其有权有责；如一时还不善于行使权的，领导上也应切实予以帮助教导；如根本与职务不相适应的，则可予以调动。第三，对党外干部也应有奖有惩，使其能发扬优点改正缺点。第四，工作不适当的和级别与工作能力不相适应的，请予调动。 + +## 邓初民强调看问题要有分析；他说：“墙”和“沟”是由于个别党员、党组织的态度作风不好而造成的；如果认为墙和沟是共产党和六亿人民的墙和沟是不符事实的。 + +　　邓初民在发言中说：多年来，我感到统战教育太差，党内党外很多人不知道统战政策是什么东西，统战部固然要做统战工作。但是，每个党员也有责任。凡是党内同志在作风上叫人难堪的就不能团结人，就是不会做统战工作。这种情况现在好多了。过去几年当中，我亲身感受到的是：这种情况在下层比较严重；中层好些；中央也有这种情况。有些参加革命几十年的同志，态度很难叫人接近，说话锋利，不免近于粗暴，根本不把民主党派放在眼里。他说，前年开政协会议的时候，他就曾建议周总理要做统战报告，当时周总理就要李维汉部长准备，但是一直到今天也没有作。这并不是说有了报告一切就可以解决了，但这是重视不重视的问题。 + +　　邓初民认为，说统战部只统了几个人，不一定恰当。他说，中央、省、和大的市、县都有统战部，问题是人有，但是作统战工作的人态度、作风不一定好。统战就是团结，团结起码要思想、目标一致，这还不是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致，起码社会主义方向一致，但是作风态度对统战工作影响很大。有人一作了官，就有点官派。有些朋友，过去并没有做过好多官，那官派不知从那里学来的？这种官派，也就是老爷架子，党内外都有。有人说：解放前亲如兄弟、平起平坐的朋友，现在不能经常接近了，因为他做官了。他认为，在我们今天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在职务上有上下级之分，在人格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大家都是平等的人。我们要关心人，人是最基本的生产力。我们不关心人，不搞好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不相亲相爱，没有人情味，那为什么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 +　　邓初民说，作风、态度不是基本问题，但影响团结很大。“墙、沟”，都是由此而来的。为什么作风不好？他认为，从党员方面来说，就是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无产阶级是要解放全人类的。党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些党员脱离群众，实际上就是丧失了阶级立场。如果你能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只要不是敌人，就要爱他，帮助他，这样就不会脱离群众。他认为要推倒墙、填平沟，必须从这些地方加以注意。 + +　　当然，我们并不是要求象旧社会的酒肉朋友一样，见人就哈哈大笑，“口里喊哥哥，手里摸家伙”。我们要真实、自然地笑，笑是上帝赋予人的权利，只有人会笑。可是，他说，现在有些人见了我就不笑，板起面孔，为什么？看不起我们民主人士嘛。前几天我在太原时一位党员对我说：“你们可以骂人，又不挨人骂；我们不能骂人，还挨骂。”我说：“谁叫你们是光荣的共产党员，我们是不光荣的民主人士呢？”共产党领导国家。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受尽了艰苦，过雪山，吃皮带。岂止艰苦？为了革命，党牺牲了多少老年的、青年的同志，流了多少血！才保证了革命的胜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民主人士跟着走，虽然流血不多，也同共产党员的血流在了一块。因此前天杨东莼先生提出写中国革命史时应该带上一笔，我以为是公正的。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共产党还应带头吃苦，不带头就领导不起来。说今天共产党员没有带头吃苦，不是事实。就拿我来说吧，我没有什么用，但是我今天有很高的政治地位，生活待遇很好，住的房子、坐的汽车都是很好的。许多党员比我本领大，但是衣、食、住、行都不如我。为什么，就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如果是共产党员，就不能这样好。今天还是党员吃苦在前。 + +　　邓初民认为墙沟问题，根本上是作风态度问题造成的。他说，统战工作不光是党有责任，民主党派也有责任。民主党派人士相互来往，就比对党员的态度自然一点。他认为墙沟问题是个别党员、个别党组织的作风问题。如果说墙沟是六亿人民和共产党的墙沟，不符事实。这一点要明辨。把墙、沟说成是六亿人民和党之间有墙沟，那还了得，党如何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还领导什么社会主义建设？看问题要有分析，不加分析批判，笼统地说这说那，就会不自觉地为敌人利用，做了敌人的代言人。因为今天还有敌人。虽然我觉得今天还鸣、放得不够，但我们的鸣、放要有个范围。 + +　　他认为统战工作不但要统“生”还要统“死”，必须给陶行知以新的评价。 + +　　有人说，统战部统上不统下，我说统生不统死。统了死人，可以教育活人。如果不统死，纪念孙中山、鲁迅的大会就可不必开了。但是，有个死人没有统好，就是陶行知先生。把他一棍子打死了，我是心痛的。陶行知先生是留美的，他的“生活教育”是袭用的杜威的，但内容实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说杜威谈生活教育，陶行知也谈生活教育，陶行知就是杜威；岂不是等于说杜勒斯谈和平，我们也谈和平，我们就成了杜勒斯。陶行知为武训作过宣传，但是他告诉我：反动派不答应他兴学，办育才等学校，他没办法，只好把武训做挡箭牌。他先叫陶知行，后改叫陶行知，他从唯心主义走到唯物主义，从不革命走到革命。他在思想上不是完整的布尔什维克，行动上却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我得益于他的地方很多。他生活朴素，关心人、关心朋友无微不至。他死的时候，参加追悼会的人，都是哭哭啼啼。他有群众基础。他这种同群众打成一片的作风，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别人是向上爬，他是由“高等华人”向“低等华人”爬。就因为批评杜威的“生活教育”和武训传，就把陶行知一棍子打死，我不服。我正打算写一篇纪念陶行知的文章，请全国人民、请党重新给他评价。 + +　　（编者注：杨明轩、邵力子、贺贵严、徐伯昕的发言明日续登。） + +　　---- 原载1957年6月2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　昨天继续举行　发言全部结束 先后座谈十一次　八十多人发言”。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89.txt b/CCRD/1/3/2/00078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7e0d69e3b35e77982169db81899174fed69df54 --- /dev/null +++ b/CCRD/1/3/2/000789.txt @@ -0,0 +1,27 @@ +# 重庆市“鸣”、“放”情况 + +　　<徐宜道、龚成华> + +　　新华社重庆市1日电　重庆市目前“鸣”“放”的情况一般还平静。极个别工厂有几人到几十人的闹事。一部分失业、无业人员(市干部学校在街道盲目招收，而在不久前被遣散回去的)曾要请愿，被劝说后已回家。 + +　　根据市委布置，最近十天大专学校是“放”的重点，其次是机关、团体。范围仍控制在民主党派人士、上层知识分子、资本家等方面。工商界少数右派分子极力串连，企图把中小商贩煽动起来，但没有进展。 + +　　目前存在的问题： + +　　(一)生产整风两不误的精神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五月份由于领导集中精力于整风，顾不得考虑和解决生产问题，因而不少厂矿完成计划很差，先进生产者运动陷入停顿。据商业等几个部门的检查，增产节约运动已形成自流。一般干部也反映：没有心情工作，安静不下来。特别是问题较多的单位，一般都抱着把问题解决了才能很好工作的打算，松懈情绪较严重。 + +　　(二)重庆目前感到压力较大的一是劳动就业问题，二是学徒升级、学生升学问题。失业和无业人员较多的市中心区，稍一点火，即有闹事的可能。中共重庆市委正布置按街道召开代表会，主动向他们说明情况，共同商讨解决的办法。 + +　　(三)已经提出的值得注意的意见： + +　　(1)四川大资本家康心如说，墙由共产党造成的，有四种墙，即公私关系，阶级关系、党与非党关系、职位上的关系。他们认为要拆掉这四种墙，公私合营后再分公私方代表没有必要，并建议政府用人不分是什么阶级，只问德才如何，就给予权。另一资本家田习之(据说是军阀杨森的舅子)也认为墙与沟的奠基人是共产党；“阶级、公私、两面性”这七个字就是沟与墙。 + +　　(2)资本家李仲平(现任四川省工商联秘书长)串联一批在“五反”中受打击较大的翻案，不同意错是个别的，认为应当全面检查，要求中央坚决贯彻“有错必纠”的精神。资本家石漱流等还要求提前释放“五反”中判刑的资本家，应当让那些在监狱里的人也“鸣”一下。 + +　　(3)不少资本家称公方代表是满清的“挞子”，普遍有赶掉公方代表的情绪。 + +　　(4)郭造勋认为“工人阶级思想”是指没有掌握政权、受压迫、受剥削时代的工人阶级的思想，但今天工人阶级不受剥削了，存在决定意识，如果工人阶级思想坏了，就说是受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种提法不对。 + +　　新闻界有人在座谈会上提出取消省市党报，办同仁报纸；重庆日报原在大公、新民两报工作的人员也主张报人办报，对重庆日报领导人原来没有作过新闻工作现在来领导他们，表示不服气。　　(徐宜道、龚成华) + +　　 1957年6月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94.txt b/CCRD/1/3/2/00079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abff851b416149c7f63a7992e83eb41fa151e30 --- /dev/null +++ b/CCRD/1/3/2/000794.txt @@ -0,0 +1,17 @@ +# 广州师范专科学校发生学潮 + +　　<新华社记者　杜导正> + +　　新华社广州3日电　1日，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到广州师范专科学校和学生开座谈会时，一个叫陈益勇的同学自动跑来诉冤。说广州公安局东区分局5月份无故怀疑他偷窃，以后又毫无道理地逮捕了他，并违法拘留他三天三夜。他要求平反。说时哭了。在场的四个同学听到后很激愤。市委书记答应立刻处理。但学生对学校和政府还有一系列意见，因此被陈益勇激起来的不满情绪未能平息，学生开始酝酿闹事。 + +　　2日下午五时，学校出现要求为陈益勇平反的大字报，看的人越来越多。全校除党、团员外，一千二百个学生都围拢来了，学生开始自动集会。政治课教员上台讲“团结——批评——团结”原则，被学生哄下台来。以后，学生占据电话机，向市监察局呼吁。 + +　　自动集会开到夜十时。散会前民盟一位教员作了煽动性演说。 + +　　省委夜间获悉后，决定公安部门有关负责人员立刻承认错误。但公安干部思想抵触较大。3日由学校主持召开教员、学生大会。省委代表及有关干部承认错误，宣布平反，肯定大家昨天的行动。师生基本上满意，同意4日恢复正常学习。 + +　　会上，师生的基本要求有：一、给拘留陈益勇同学的广州公安局东区分局局长严重处分；二、撤换学校若干领导干部；三、要政府保证不准向昨夜闹事的积极分子报复；四、要广州地方报纸连载这个事件的新闻。还有增加教员，增添设备的要求。 + +　　事件暴发的远因是：3月份，广州师范专科学校一同学丢了五十八元钱的银行存款单据。发觉后，款子已被人取走。学校向东区公安分局报案，分局局长决定查对学生笔记，从笔记字迹和取款签字字迹比较中去查究偷窃者。陈益勇同失款同学住一房间，邻床，丢款时又未去看打球，家庭生活困难，要靠助学金生活。公安人员便同十五贯中的过于执一样，断定款子是陈益勇偷的。曾用许多方法让他招认，他拒绝了。以后于5月7日将他“逮捕”，并违法拘留三天三夜(有说三天四夜者)。陈仍不招，获释。但公安人员同学校当局未作任何善后工作。这引起陈益勇的极大不满，才在座谈会上提出了这件事。他的谈话赶上目前这股潮流，触发起学潮。 + +　　 ----来源：1957年6月4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96.txt b/CCRD/1/3/2/00079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304683e25129b527363272836e4df469c12933f --- /dev/null +++ b/CCRD/1/3/2/000796.txt @@ -0,0 +1,57 @@ +# 南京高等学校“鸣”、“放”情况 + +　　<《内部参考》> + +　　新华社南京5日讯　本社记者魏文华报道：南京大学学生于5月30日最先大“鸣”大“放”。星期六(1日)和星期天(2日)南大学生分赴各校鼓动，各学校也开始动起来。到4日止，以南京工学院最紧张，其他学校也不平静。除南大和南工另有专文介绍外，其他院校情况如下： + +## 南京师范学院 + +　　2日上午，南京师范学院有两批学生代表赴教育厅请愿，并把事先准备好的大字报贴到教育厅墙上。下午学生本来准备再次哄闹教育厅，后由省委文教部长俞铭璜等去南师，召开了两个座谈会，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 +　　各系开会，有人不准党员发言，态度非常强硬。以中文系、生物系闹得最凶。 + +　　学校内外大字报已有几百张，内容不少是南大学生大字报的翻版，有“还我民主，还我自由”、“不自由、毋宁死！”等煽动性口号。有人要求开资本主义课程。 + +　　学生们主要要求有：师范学院应由教育部直接领导，教育厅只能管中小学，不能管大学，师范学院过去由教育厅领导降到二大学地位；把南京师范学院改为师范大学；师范学院学生待遇(如伙食费、实习等)应与综合大学和工科学院平等；取消调干学生助学金。 + +## 华东水利学院 + +　　2日，南大学生到水利学院门口贴大字报：“欢迎水院同学到南大参观”、“把南大鲜花移植到水利学院！”在南大学生的煽动下，水院学生也动起来了，纷纷出大字报。 + +　　3日中午，有些学生围住副院长汪大年(党员)，要求汪宣布停课，汪未答应。 + +　　大字报和开会中提出的要求主要有：把华东水利学院改为河海大学、或水利大学、或河港工程学院。拥护罗隆基的意见，要求对肃反运动偏差迅速平反。有的认为中国革命史是死教条，要求不考试。有人提出六项意见：1、成立包括各民主党派成员在内的民主校务委员会，民主办校；2、人人在精神和物质方面权利平等；3、反对党员特权，反对神秘领导；4、尊重非党人士的权利，反对划分先进和落后；5、支持邵老(力子)意见，改变以党代政；6、要民主，要自由。有的写给党、团支部的公开信，开头写“老爷们”。一幅漫画画着三个牌位，中间大的是“官长党员之位”，两旁小的各是“团员委员之位”，标题是“水院供奉”，两行小字是“党员一定有位，团员可以有位”和“同学不可有位，小兵小卒有位”。有的大字报要求停课、停考，延迟生产实习。 + +## 南京农学院 + +　　3日，南京农学院只有一张是关于批评学校卫生状况的小字报，在小字报的旁边还挂了一只装了蚊子的小瓶，旁注“南农蚊虫超过国际水平！” + +　　（4日上午，院内各系贴出十几张大字报，主要内容仍是肃反问题，植保系三年级学生提出：“我们立即要求严惩凶手，这批杀人不见血的凶手！！！”有两个学生(系和姓名未知)到党委会，要求看自己的档案材料。在米丘林馆男厕所里出现用钢笔写的反动标语：“反对共产党，消灭共产党！”） + +## 华东药学院 + +　　2日，南大有三批学生(每批三、四人)到华东药学院。当晚，有十来个学生在饭厅关了灯，秘密开会。 + +　　3日上午出了五、六张大字报和漫画，到4日已增至四百多张。他们还要求停考，要求到北京请愿。请愿的事经学校负责人解释，暂时平息下来。4日下午，学生们又扬言要到卫生厅或高教局请愿。有人提出要求停课，但也有人(特别是专修科)反对停课。 + +## 江苏医学院 + +　　2日上午，江苏医学院有三个学生要求派代表到北京请愿，并发起了请愿签名。当晚学生会执委会开会研究，决定不去北京，只打电报去。 + +　　3日上午一大早贴出十来张大字报，主要要求解决江苏医学院自镇江迁来南京后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如要求增加附设医院(除了已有的原工人医院外，还要求鼓楼医院)。此外也有人提出人事和肃反问题，如：邵象伊院长为何离开学校？陈少伯教授为何自杀？并要求立即答复。 + +　　4日晚召开学生代表座谈会，要省高教局长和卫生厅长亲自去参加。有一个班要去卫生厅请愿贴大字报。 + +## 航空学院 + +　　2日，南大学生有人去航空学院联络，航空学院也有人到南大参观。当天，大字报开始出现。主要要求解决肃反中遗留的问题。对四个院长，公开要求搬去两个(邓院长和张院长)，只留两个；提出教务处两个处长不合适，要求撤换；还要求把二院和三院合并。 + +## 南京林学院 + +　　3日上午，南京林学院学生开始“鸣”、“放”。有些班组还组织了“鸣”、“放”委员会。学生并打电话给新华日报，要求派记者去采访。下午报社派两个记者去，学生领记者参观大字报后，开大会，要求报社辟专栏报道大学生“鸣”、“放”情况。 + +　　4日下午林学院学生扬言进城，到军人电影院贴大字报，因下雨未成。 + +　　林学院学生提出的问题有：木工系属工科，为什么设在林学院？林学院学生毕业后前途是什么？ + +　　 ---- 原载1957年6月7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99.txt b/CCRD/1/3/2/00079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4ae1724d5cceb02cb38711a9a75f95f9050e520 --- /dev/null +++ b/CCRD/1/3/2/000799.txt @@ -0,0 +1,17 @@ +# 华中工学院部分教师座谈批评党委没有贯彻知识分子政策 + +　　<本报记者、曾伟光> + +　　本报记者曾伟光报道：至前天为止，中共华中工学院党委会邀请学校部分教师，进行了四次座谈，听取意见。 + +　　在这四次座谈中，教师们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贯彻知识分子的政策上。刘颖副教务长说：许崇岳教授是一位有名的学者，在美国得过博士学位，有一次在北京观礼回来，党委委员、副教务长洪德铭问他“在天安门观礼，你是不是在最外一层?”洪还对许教授说“你知道美国博士不值钱吗!”高教部批准机械二系成立金相专业，洪也同意，可是后来洪在党和行政会议上报告说，全系都反对刘先生的这种主观主义。其实，经过了解，系里并没有反对。刘副教务长说，后来我又去找洪商量，洪竟说“我不缠你，你少缠我!”说着就把门砰的一下关上了。刘颖副教务长说：洪德铭同志卑视党外同志，玩弄手腕，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党员对党外人士打击、排挤的阴影!蒋纲副教授说，“士可杀，不可辱”，“士为知己者用”，这是知识分子的两个特点，华中工学院对知识分子随便侮辱，不把知识分子当知己，所以有许多教师无时不想离开华中工学院。徐豫生副教授说：旧知识分子这几年有很大进步，这是肯定的，可是有人口头上也这样说，心里却并不承认，对我们说假话，心里无诚意，其实我们也看得出来，不过不说罢了。 + +　　教师们尖锐批评了党包办一切，党外人士的有职无权的宗派主义。刘颖副教务长说：“两年来留苏的人选，由洪副教务长一手包办确定，我不知道。”陈泰楷教授说：“我当副系主任是配象的，教员调动是不叫我知道的。”甚至像教学改革这样的业务性很大的工作，也很少听取党外教师的意见，由洪副教务长独断独行。 + +　　教师们也揭发了在各种具体问题上，知识分子和党内干部待遇不一的不平现象。万发贯教授说，按高等教育部规定，处长级干部和教授待遇相同，可是，华中工学院总务处订的汽车使用条例，规定处长因事用车，教授因公用车。实际上，教授即使因公也很难要到车，而党内处长，甚至科长用车却很方便。在评工资时，党内党外也不一样。蒋纲副教授说，他做副教授做了十三年，当教研室主任也做了三年，去年评薪评的是副教授最低一级，他有意见，向人事处鲁淇处长反映，鲁说，工资指标有限，可是党内干部一提再提就不受指标的限制。他说，中央提出，党员吃苦在前，享福在后，可是在华中工学院却相反。刘忠同副教授说：华中工学院“官道兴，而师道微”，学校不像个学校，倒像个衙门。 + +　　教师们对肃反中出现的错误，提出了批评。刘颖副教务长说，肃反中发生的问题这样严重，和当时领导思想分不开。他说，领导上对知识分子的估价不足，所以发生了偏差之后，也没有下决心纠正。 + +　　教师们在发言中，还揭发了教学改革中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谭丕林讲师说：在教学改革中，学校曾经提出百分之百的学习苏联，硬搬、硬贯，贯不通就用“党的意见、群众要求”来压，教学大纲内容多，时间少，结果讲课赶时间。超学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可是要求教员三天内解决。路亚衡副教授说：由于超学时，把俄文课免修了，现在出了问题：四年级同学毕业设计看不懂俄文资料，要老师翻译。 + +　　 来源：《长江日报》1957年6月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00.txt b/CCRD/1/3/2/0008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6847fbc86790038bdf382c768ae00e36b805dc7 --- /dev/null +++ b/CCRD/1/3/2/000800.txt @@ -0,0 +1,33 @@ +# 济南四所高等学校“鸣”、“放”情况 + +　　<卞祥椿> + +　　新华社济南3日讯　记者在3日访问了济南的四所高等学校。总的印象是：山东师范学院大“鸣”大“放”逐渐明朗化；山东医学院领导混乱，心中无数，教师中的暗流很大；山东工学院比较稳定；山东农学院表面平静，教师中的问题比学生大。 + +　　教师方面：山东师范学院的基层工会在1日下午召开基层委员会会议，会上提出四项要求：(1)召开全体会员大(17)会；(2)党委书记苏克强在会上检讨；(3)不准参加大会堂的党员发言；(4)工会出大字报和日报，作者不具名。此外，会上还有人建议工会成立监督机构，保证向党提出的意见能够贯彻实现和保护会员不受到党的打击报复。 + +　　该院九三学社支社在3日上午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提出四项建议：(1)为了响应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号召，九三学社成员决定积极参加我院整风运动；(2)整风领导小组领导力量薄弱，大家对苏克强同志参加领导不满，希望党委会加强领导；(3)为了及时正确处理内部矛盾，建议向北京高等学校学习，党与非党联合成立肃反善后问题处理小组及内部矛盾处理小组；(4)余修副省长过去主持我院时间甚久，问题很多，我们要求余修同志回院参加整风运动。 + +　　山东医学院贴出的数十张大字报矛头指向“官僚大楼”“办公楼”，特别是对副院长兼党委书记孙铁民生活作风上的意见最大。孙铁民在上月调离学校以后，大家更为不满，认为孙铁民“躲到省委的防空洞里去了。”现在孙铁民已回院整风。 + +　　山东农学院到2日为止，党委和民主党派已召开了十次座谈会。会上提出的意见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1)党员特权思想；(2)肃反问题；(3)工资改革问题；(4)干部培养和调配问题；(5)领导官僚主义，不深入群众。此外，教师们对会议的意见很大，说“院务会议是政治协商会，行政会议是人代会，院长办公室是中央委员会”。 + +　　山东农学院教师“鸣”、“放”的主要顾虑是恐怕将来遭到党的打击报复，有三种说法：放长线钩大鱼：三步曲——放、收、整；零存整付，算总账。此外，怕提了意见不改。 + +　　在学生方面，山东师范学院已有三分之一的班级举行自发性的座谈会，他们的意见大体是：(1)教学质量差；(2)生活不好，宿舍拥挤，伙食里发现虫子；(3)吸收党团员有宗派主义；(4)团干部不民主，班干部是院长任命的；(5)有一些被党团组织认为是“落后分子”的气最大；(6)肃反时被斗的人冤气也很大。 + +　　山东医学院的黑板报上说：“外边炮火连天，院内领导铜墙铁壁。”山东师范学院历史系有的学生要求举行辩论会。山东农学院在男生宿舍厕所内发现“反苏反共”四个字。 + +　　山东工学院到3日为止已成立五个工作组：学生工作组、三反问题专案工作组、肃反善后工作组、对高教部的意见工作组和一般工作和督促检查组。这五个组尽量吸收党外人士参加。 + +　　山东师范学院3日收到从北京寄来的油印文件，内容是署名为“张友松”的一首诗“我们的战歌”，说明“为发动铲除山东师范学院的‘三害’的神圣斗争而作”。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 +　　“昏瞆和谣言结成了把兄弟， + +　　真理和正义几乎被他们扼杀”。 + +　　“我们要提出愤怒的控诉，捶起响亮的战鼓， + +　　要叫星星之火燃起熊熊的烈焰，冲向云霄！” + +　　 ---- 原载1957年6月6日新华通讯社《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01.txt b/CCRD/1/3/2/0008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e6c5bee44b5a2b3d0ac6d51bde853c724d99d2f --- /dev/null +++ b/CCRD/1/3/2/000801.txt @@ -0,0 +1,27 @@ +# 结合整风运动，加强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国务院秘书厅和中共中央办公厅联合召开的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会议，已经结束了。在此以前，还召开了一次北京中央各机关接见群众来访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对目前的整风运动很有意义。 + +　　１９５１年毛主席就指示我们，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群众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漫不经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这个指示，在当时和以后，对于推动各级党和政府机关的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今天认真检查起来，这项工作真正做得好的机关，还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机关做得不好，一部分机关做得很不好，问题很多，缺点、错误很多。 + +　　为什么很多机关不能把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做好呢？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许多机关滋长了官僚主义作风。革命胜利以后，领导机关进了城，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变了，干部思想作风也发生了变化。有很多人，包括某些老干部在内，和群众疏远了，群众观点薄弱了，不大关心群众的疾苦，不愿意深入做群众工作。有些机关领导人，把群众来信、来访当做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不愿意过问；不处理，或者不认真处理，甚至把控告的信件，转到被控告人手里，造成打击报复事件。许多业务部门把群众来信、来访看成是“额外负担”，认为做多了，影响自己的业务。一些做这项工作的同志，也认为这项工作不是专业专行，“没有钻头”，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显然，这些想法都是错误的。 + +　　处理人民来信、接待群众来访应当是党和政府一项重要工作。特别是当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各项工作中占到了重要的地位，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正在蓬勃地增长，各机关的来信、来访数量大量增加，内容愈加丰富，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更应当成为领导机关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对此，各级党政领导人员和全体工作人员，都必须有全面的、深刻的认识。 + +　　人民群众通过来信和面谈，向领导机关提出各种要求，表示各种愿望，对各项工作提出意见，对一些工作人员提出批评，都是宪法所赋予他们的一种民主权利。一切领导机关都应当保护人民这种权利，并保证人民能够方便地行使这种权利。经验证明：人民来信、来访中提出的问题，大部分是正确的、合理的；虽然其中也有很多是片面的意见，不切实际的想法，很琐碎的事务。但是群众能够向我们提出来，本质上是信任党和政府的表现。我们对此决不能有丝毫厌倦情绪，决不能采取任何马虎态度。如果党和政府领导机关能够听到群众更多的意见，更多的批评，我们的各项工作还会进步得更快，做得更好。因此，党和国家的一切机关，都应当把认真处理人民来信、接待群众来访当成自己的一项政治职责。 + +　　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是领导机关联系群众和了解情况的一种方法。现在各级党、政机关收到的群众来信和接见的群众来访，一年有几百万件，恰当地处理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就可以同几百万群众建立联系，经过这种联系，就可以了解很多情况。有许多机关，经常派很多干部下去调查材料，这自然是必需的，但是他们忽视了人民来信、来访的这种送上门的材料，应当说是一个缺点。江西省长邵式平规定每星期四上午接见来访群众，几年来一直坚持下来。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几个省长，组织起来轮流接见群众，也已形成制度，在群众中反应很好，对机关工作有了很多帮助。因此一切领导干部都应当阅看人民来信、接见来访群众，象参加体力劳动一样，形成一种良好的制度和风气，坚持下去。 + +　　经过人民来信、来访，可以帮助了解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自中央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以后，许多地方已经注意通过人民来信、来访，主动地解决一些问题，既改进了工作，又获得了群众拥护，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经验。 + +　　经过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还可以宣传政策、考查政策的执行情况。群众提出的各种要求，不可能都是既合理而又能够解决的。即使群众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不能解决的要求，我们也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耐心地向群众解释政策，把实际情况和困难说清楚，把道理讲透彻，使群众体谅国家的困难、改变自己的想法。群众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提出的问题，自然是一些局部的个别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善于综合研究，就能够由此发现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有时候，一部分群众在来信、来访中表示对某些措施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使领导机关得到启发，从正面和反面吸取经验教训，帮助改进工作。 + +　　由此可见，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是大事，不是小事；是党和政府机关一项经常的重要政治任务，不是可有可无的事务工作。 + +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领导。这次会议上决定：建议中央各部门要有一位部长管理这项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要有一位书记，人民委员会要有一位省长（主席、市长）管理这项工作。这是加强这项工作最有效的措施。当然，分工主管这项工作的领导同志，不能形式主义地去管理，要真正管起来。他们应该做到：看一些重要来信；接见一些来访的人；经常对这项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将工作中的重要问题提到领导机关会议上讨论解决。 + +　　当然，这次会议只是加强此项工作的开端，要使此项工作从不被重视到被重视，从办的不好到办好，还需要一个努力过程。我们希望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结合当前的整风运动认真研究这次会议提出的问题和经验，本着边整、边改的精神，切实加强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并且经过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推动机关整风运动前进。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02.txt b/CCRD/1/3/2/0008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d9cf50a8b75e6fe0e27c9eb6092ecfffed33cd --- /dev/null +++ b/CCRD/1/3/2/000802.txt @@ -0,0 +1,53 @@ +# 津市工商界人士座谈会继续举行 + +　　【本报讯】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地方工业部和财贸部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继续举行。 + +　　在前天和昨天的会上发言的有：市工商联常委王恩祺，橡胶工业公司副经理边炳章，毛麻丝公司副经理杨天受，制药工业公司副经理许子素，橡胶工业公司副经理李金昌，公私合营土产联合出口公司副经理赵天爵，市工商联副秘书长杨振华，公私合营第一食品联合出口公司襄理王寿龄，市工商联副主委朱梦苏，中西餐业同业公会主委王钦宾，市工商联执委、粮谷工业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乔维熊。 + +## 杨振华认为私方人员形成摆设　不同意章乃器关于定息的提法 + +　　杨振华认为目前合营企业中公私共事关系好的只是小部分单位，不好的也是小部分单位，大部分单位一般化，客客气气，“相敬如宾，相对无言”。他说：造成这种情况，是因为有些党员存在严重的宗派主义思想，对私方人员抱着恩赐观点，对私方人员信任不够，更不能虚心听取私方人员的意见，私方人员在企业中形成摆设。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从思想上接受私方人员在企业中的地位，否则，一再检查统战工作，也是没有用处的。 + +　　他说：过去，党在搞一些运动的时候，经常说不能一阵风，但是结果往往是一阵风。希望这次整风不要再一阵风。 + +　　他还说：党的宣传工作在一些方面表现了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如天津市向青海移民，政府花了很大力量，可是只是说吃喝没问题，没有把那边的困难向大家讲清楚，结果，现在有很多人因为吃不了苦，跑了回来。全行业公私合营时，李耕涛副市长在一次大会上曾经和工商界人士说：你们过去有困难，是想法依靠朋友来解决，今天依靠国家，生老病死都能解决了。而实际上，现在私方人员生病的医疗费用政府并不管，丧葬也不能包下来。这些，就使得群众对党有意见，党也因此脱离了群众。 + +　　他还说：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是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列主义，不是生搬硬套，这是无人能否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确实有部分人是勤劳起家，但是这也是剥削工人来的，而且，民族资产阶级的勤劳是为了对工人进行更大的剥削。因此，否定了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区别，是否定了现实，不顾现实的说法。尽管党在对民族资产阶级改造的过程中有些缺点，但是，这个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他还说：章乃器所说定息不算剥削，这提法也是不对的，不合现实的，工人阶级没有这笔钱，资本家有这笔钱，这不算剥削，算嘛呢？ + +## 乔维熊不同意荣子正意见　他说，不能说马列主义在中国运用很多地方对不上号 + +　　市工商联执委、粮谷工业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乔维熊，不同意市工商联常委荣子正在五月三十日的发言。他说：荣子正在会上谈到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很多地方对不上号，我不同意这个意见，毛主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中国工人阶级，就有了中国共产党，正因为我们有了共产党，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所以才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斗争的一系列胜利，才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基本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全国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我们工商业者才能与全国人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事实，都说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得到了创造性的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更是工商业者身感体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也是我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贡献，怎么能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很多地方对不上号呢？ + +## 他还说，忽视资产阶级的共同性对工商业者改造思想是很不利的 + +　　荣子正还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勤劳肯干，赚的多，花的少，而且在我们上升为剥削者之后，也不是坐享其成，不劳而获，而是操劳更重。我认为荣子正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勤劳起家的。可是，我们要问，资产阶级是为谁操劳，为什么要操劳，我们不否认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有它的特殊性，比如表现在反帝爱国上面，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资产阶级的共同性，忽视了共同性，对于我们工商业者改造思想是很不利的。 + +## 他还说，税务工作和清估工作一般做到实事求是公平合理 + +　　荣子正还谈到，在合营前，税务局为了多收税，查帐稽征时，把每件东西都估得很值钱，而在企业合营时清估财产，又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更是工商业者身感体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也是我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贡献，怎么能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很多地方对不上号呢？ + +## 他还说，忽视资产阶级的共同性对工商业者改造思想是很不利的 + +　　荣子正还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勤劳肯干，赚的多，花的少，而且在我们上升为剥削者之后，也不是坐享其成，不劳而获，而是操劳更重。我认为荣子正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勤劳起家的。可是，我们要问，资产阶级是为谁操劳，为什么要操劳，我们不否认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有它的特殊性，比如表现在反帝爱国上面，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资产阶级的共同性，忽视了共同性，对于我们工商业者改造思想是很不利的。 + +## 他还说，税务工作和清估工作一般做到实事求是公平合理 + +　　荣子正还谈到，在合营前，税务局为了多收税，查帐稽征时，把每件东西都估得很值钱，而在企业合营时清估财产，又样样估得不值钱。这个意见我也不同意，在税务工作和清估工作中，有些干部的作风是有些缺点的，但一般都做到了实事求是和公平合理，在合营时，我参加了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大队，我认为在清估工作中，各级负责同志一直是反复地交代政策，一定要实事求是，公平合理，我们参加工作的人都感觉到，政府当时不是怕估得高，而是怕估得低。我自己参加了寿丰面粉厂的清估工作，公股代表和我们一起反复协商，也做到了实事求是和公平合理。 + +## 他还说，说工商联推销公债摊派和党的宗派主义分不开，是不公平的 + +　　乔维熊还说：荣子正把工商联在推销公债时，强摊硬派，说成与共产党的宗派主义分不开，这也是不公平的，这应该说是工商联部分委员工作上的缺点。 + +　　乔维熊在发言中，还对有些党员的特权思想、工商界学习分班分组不合理、领导工商界学习中的主观主义以及有些干部有宗派情绪提出了批评建议。 + +## 边炳章等对公私关系等问题的意见 + +　　边炳章、杨天受、许子素、李金昌在发言中都就公私共事关系、私方人员摘帽子等问题，发表了意见。杨天受认为，现在党和政府应着重帮助公方代表提高政策和业务水平。边炳章、许子素提到：有些私方人员对“私改”二字感到不舒服，希望不用这两个字或者是把“私改”工作并入人事科和干部教育科来做。私方人员现在也是干部，这样做，可以使私方人员感到公平合理。李金昌说：大、中、小工商业户的资金多少和剥削程度都不一样，对他们应该有区别地对待。 + +　　赵天爵在发言中希望领导方面合理使用对外贸易有经验的私方人员，并且大力组织特种手工艺品出口，增加外汇收入。 + +　　王寿龄对统战工作、合营企业机构、领导方面对私方人员歧视等问题，提出了批评建议。谈到合营企业机构，他说：全行业合营后，成立了许多专业公司和总店，机构众多，造成了人力的浪费，同时工作分工过细，又互不衔接，助长了官僚主义。王钦宾对饮食业的改造等问题，提了意见。朱梦苏对纺织工业局机构经常变化，开会方法、税收工作等方面，提出了批评建议。 + +　　王恩祺在发言中着重谈到了摊贩改造的问题，他说：天津市领导方面对摊贩的改造工作，缺乏统一安排，许多商业总店不是针对摊贩既是私有者又是劳动者的特点来进行改造，而是当作资本家对待。这是不好的。 + +　　 来源：《天津日报》1957年6月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05.txt b/CCRD/1/3/2/0008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3a142bb959ba3627d1611dd01d4424f035f9f9b --- /dev/null +++ b/CCRD/1/3/2/000805.txt @@ -0,0 +1,13 @@ +# 私方人员也是国家的主人翁 + +　　本报讯　昨天，在民建中央召开的全国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讨论和分析了工商业者在现阶段上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 +　　合营企业的私方人员是不是国家的主人，怎样当国家的主人，这个问题引起了各地代表的很大兴趣。在讨论中，发言的代表一致认为，私方人员是国家的主人，是企业的主人。苏州代表吴家荪说：“私方人员和工人是平等的，都是主人翁的地位。可是，公方和职工是否把私方人员看成国家的主人呢，我看不是这样。”天津代表孟羽卿强调私方人员主人翁的地位。他认为主人翁应当有五爱：爱国家，就是保证完成国家的生产计划，遵守国家法律；爱企业，就要关心企业生产，贡献才能；爱劳动，就应深入实际，丰富自己的劳动生活；爱科学，就要钻石技术，学习社会主义经营方法；爱劳动人民，主动团结职工，关心他们的利益。 + +　　大家认为工商业者的作用，是和他的地位一致的。吴家荪认为，私方人员有三个作用，一是贡献技术才能，搞好企业；二是积极地帮助有些公方代表熟悉业务；三是私私之间在政治上、业务上互相帮助，加速自我改造，工商界骨干分子特别要起这个作用。他认为这些作用是党和公方代表所不能代替的。孟羽卿认为做好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工作，对国际上也有很大影响。 + +　　在讨论中，代表们认为，党和政府对工商业者过去的进步应当实事求是地估计，不应当笼统地说工商界有松劲思想，无锡市代表王恒沛说：工商业者要求放弃剥削，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要求改造，这是主流。至于消极的一面，究竟占多大比重，应当加以分析，区别一般的，还是个别的，主观还是客观，大户还是中、小户，消极还是违法，不应把一顶帽子戴在整个工商界的头上。 + +　　代表们对宣传教育工作也提出了批评。天津代表王金标认为千家驹在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上的发言，不符合工商界的实际情况，他认为做理论工作的应该到实际生活中去，不然，就很难说服人。他还对宣教工作中的生硬、表面性的毛病提出批评。 + +　　（来源：《大公报》1957年6月4日。原题为：“私方人员也是国家的主人翁\民建工商改造辅导座谈会讨论工商业者的地位和作用”。）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07.txt b/CCRD/1/3/2/0008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7234bb362d9b00368ca9df683261c762db057a1 --- /dev/null +++ b/CCRD/1/3/2/000807.txt @@ -0,0 +1,29 @@ +# 虚心倾听批评　积极解决问题　上海高等学校采取措施改进工作 + +　　<《人民日报》> + +　　本报上海３日电上海二十个高等学校的共产党党委，采取召开座谈会的方式，广泛听取校内教职员工的批评，来推动党的整风运动。近一月来，据各校不完全统计，各类座谈会已达千次以上，形成了上海高等教育界解放以来一次空前活跃的民主生活。 + +## “几年来堆在心头的话统统说出来了” + +　　上海高等学校党组织这次召开的座谈会，贯彻了鼓励开展批评的精神，有些学校系科的座谈会，做到８０％到９０％的党外人士都发了言。复旦大学一百七十多个教授，除病、事假外，有８０％左右参加了座谈。有些教授说，这一次的座谈，把解放几年来堆在心头的话统统说出来了。上海第一医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座谈会，都开得异常活跃。人们在座谈中对党的工作展开了尖锐、恳切的批评，揭露了上海高等教育工作中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大量事实。有些学校还进行了指名的批评。如上海水产学院的教师和员工，严厉地批评了该院党委书记王文锐对待知识分子的粗暴专横作风（王文锐现已受到撤职处分）。 + +## 党员干部思想提高主动取消特殊待遇 + +　　上海各校党组织对于来自群众的批评，采取了虚心倾听的态度，要求被批评的党员不要在群众批评的面前垂头丧气，丧失信心，要坚强起来，以积极态度从中记取教训，提高思想和改进工作。据各校汇报，多数共产党员都做到了这一点。第一医学院等单位的少数共产党员感到自己住的房子比别人宽敞，就主动让出房屋给需要房屋的党外人士。也有些担任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已主动申请取消一些特殊的物质待遇。 + +　　在召开座谈会的同时，上海各高等学校党组织及时地研究人们提出的批评，有些可以马上解决的具体问题就马上解决，有些即使不能立即解决但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抓紧进行。 + +## 拟订改进学校工作草案成立组织处理具体问题 + +　　复旦大学党委会、上海第一师范学院党委会根据大家的批评和建议，已协同行政拟出了一个改进学校工作的建议草案。其中关于今后学校的领导制度问题、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学生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等方面，都提出了具体改进办法。这些草案现在已发给教授们进行讨论修正，待大家取得一致意见后，再送请上级领导机关考虑。现在上海大部分高等学校都已成立了处理问题的专门组织。这些组织由党内外的工作人员共同组成，他们负责研究和解决人们在座谈会中提出的各种具体问题。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了教学与科学研究问题、体制问题、党的政治工作等三个组。第一医学院成立了材料整理小组和意见研究处理委员会，由两位院长负责，吸收各部门的人参加。在这些专门组织的领导下，有些具体问题已开始着手解决。第一医学院等单位有些人过去在各项运动中被斗错了，现已分别向他们道歉，摘掉“帽子”。上海水产学院、复旦大学过去有些人事安排不当，有些教师评级偏低，现在已进行调整或正在调整。 + +　　吸收教授们的批评，复旦大学行政方面也已将一部分权力下放到系。例如过去学校教务处对各系开设选修课、专门化课抓得很紧，现在各系可以自行掌握。学生成绩考试、考查和教师的进修，都由系决定。 + +## 边检查，边改进人们感到满意 + +　　上海各高等学校这种“一边检查、一边改进”的做法，人们是满意的。 + +　　上海现在约有半数以上的高等学校已基本上结束了教师职员座谈会的活动，开始听取同学们对党的各项工作的批评。约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学校还在继续举行教师、职员座谈会。根据上海一个多月来的实际情况看，召开座谈会来帮助党开展整风运动，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大家面对面地一起谈，容易谈得深入、细致，并且还可以做到相互交流思想和意见，这样也就更有利于解决问题。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10.txt b/CCRD/1/3/2/0008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a5248a6136aee8b5282a2d52f45f4a60b3adbc9 --- /dev/null +++ b/CCRD/1/3/2/000810.txt @@ -0,0 +1,21 @@ +# 大“放”大“鸣”之后还必须大争 + +　　<邓初民> + +　　我早些时就有这样一个看法：认为“放”起来了，“鸣”起来了，还没有争起来。到现在已经是“大放”“大鸣”，但还没有大争。甚至有人认为对于某些人的意见引起争论（实际上也就是批评），就会妨害“放”与“鸣”，就等于在边“放”边“收”，我以为这是值得考虑的。在大“鸣”大“放”的时候，必然会有正面的意见与反面的意见，正确的意见与错误的意见，但正确的意见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正确，错误的意见也不一定是百分之百的错误。要尽量减少错误，达到接近正确，这就需要大争。真理愈辩愈明，这是不可否认的一条客观规律。问题在于争的方式和争的态度怎样，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在孔子看来，“射”是争的最好方式，也是争者所应有的态度，“射”就是射箭，射而中的者胜，射而不中的者败，事实昭然，争者不能不服。礼、乐、射、御、书、数，古称“六艺”，射是“艺”，同时也是“礼”，古人在比射的时候，都是彬彬然有礼的。所以争虽然是要争，而却是有礼貌的争，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和风细雨的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进一步团结的目的。难道这种争也不应该有吗？也会妨碍“鸣”与“放”吗？当然更不是“收”。 + +　　目前已经存在着许多争的论点，例如：定息应不应该延长到二十年、公私合营企业应不应该撤除公方代表、高等学校应不应该取消党委制，等等。总之，应该争的论点是很多的，我以为有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必须把它争论清楚： + +　　这就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下简称三个主义）所由产生的根源问题。有人说：这三个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党员干部缺乏应有的知识和必需的经验，加之任务多，问题复杂等等，这是有他的理由的。有人说：错误、偏差多发生在下面，而其根源则在上面，这也就是说，下面上面都有三个主义，这也是有理由的。但问题在于都只接触到了产生三个主义的现象问题，并没有深入到产生这三个主义问题的本质。假如说党员干部没有应有的知识和必需的经验，就要产生三个主义，殊不知对于愚昧无知给以第一次打击的完全是劳动人民的双手，并不是什么知识分子的知识（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做什么事都不需要知识）；假如说下面的三个主义是从上面来的，那么，上面的三个主义又是从那里来的呢？仍然没有解决问题，也就是说没有深入到本质问题。三个主义所由产生的本质问题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三个主义所由产生的必然的内在的因果联系是什么呢？乃是由于党员干部或上级领导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因而处理问题就没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因而作风生硬，态度粗暴，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产生了三个主义。也就是说在本质上是一个立场问题。 + +　　无产阶级的立场，也就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它是要解放自己，同时也解放全人类的。这样，它就必然会要实事求是，依靠群众，热爱全人类。这样，就无从产生脱离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脱离广大群众的官僚主义，排斥别人和别种集团的宗派主义。这是对于任何问题的阶级分析方法，也就是对于任何问题的科学分析方法。 + +　　但本质与现象并不是没有联系的，本质必然会要表现为现象，现象却不是完全显现本质的，所以不可不争，不可不辩。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遇着一件事必须明辨是非的时候，这种“不得已”的心情，是人人应该有的。 + +　　对于以上这个问题，还有人持另外一种说法，这种说法，也可以说是一种解释，党外党内的人都有，但其来源好象是根据党内人的说法而来的（这里说的党当然是中国共产党），例如个别党员同志或上级领导作风生硬，态度粗暴，不大与党外人士交朋友、通声气，特别在“三反”、“五反”、“肃反”的时候，没有严格地执行党的政策，甚至根本没有好好体会党的政策，以致发生了某些偏差，党内负责人士，往往作如下的解释，说：我们过去在对敌斗争时，在山沟里，在农村中，在地下，深受敌人（包括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摧残、压迫，养成了极为深刻的阶级仇恨，经受了长期阶级斗争的锻炼，从而也就不自觉地有了一套独特的生活习惯。这好象说三个主义就从这里产生了。殊不知阶级仇恨、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立场，不惟不会养成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仇恨任何人的独特生活习惯，而且只有更加接近群众、依靠群众，养成与群众同甘共苦的生活习惯，从而领导群众最后消灭敌人。事实也正是如此。所以有人说：在解放前，共产党员是站在群众中间，领导群众。在解放后，却是站在群众头上，统治群众（这当然只是个别党组织与个别党员）。问题也就正在这里。三个主义，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成了全国执政的党，同时，又由于党内拖了一条很长的小资产阶级尾巴，新的环境与先天弱点却成了产生三个主义的肥沃土壤。 + +　　我们只有把这个论点弄清楚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清除为害人民的三个主义，帮助党内整风，才找到了根子，才有下手处。 + +　　因而在某些论点上，必需展开争论，大放、大鸣之后，还必须大争。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11.txt b/CCRD/1/3/2/0008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f645d131113bc8f406c7c3208f3dd8e9704b84d --- /dev/null +++ b/CCRD/1/3/2/000811.txt @@ -0,0 +1,29 @@ +# 大胆放鸣帮助共产党整风 + +　　中国农工民主党合肥市工作委员会最近分别召集医务界、科学技术界成员，先后举行两次座谈会，对共产党提出批评，帮助共产党员整风。两次会上先后发言的有陈邦典、苏业椈、鲍训经、张庆生、蒋起鹍、余忠义、张木东、马端庄、安事农、张振亚、段佑云、童玉民、徐乐等十三人。 + +## 陈邦典等认为　要帮助共产党整风，就要大鸣大放，但安徽鸣放不够 + +　　两次会上都谈到安徽的“鸣放”问题。安徽医学院副院长陈邦典教授说：要帮助共产党整风，我们就要消除顾虑，大鸣大放，要拆墙。从报纸上看，安徽现在也“鸣”得多些了，大些了，但总没有上海“鸣”得有力。蒋起鹍教授认为开展争鸣要本钱，安徽的条件差些是事实，但党的支持也不够。他说，我就很少能得到机会和党的领导同志谈谈心。他希望党能和群众多联系。省科学研究所农业生物研究室负责人安事农说，党是优越的，但我不承认每个党员都是好的，希望党这次能倾听群众意见，好好整风。民主党派成员也要严格要求自己，努力自我改造。参加争鸣，应该有勇气，不要怕批评。争鸣就是含有批评的意思。 + +## 余志义等认为　在机关内，民主党派人士有职无权 + +　　省立医院院长余志义在会上说：在省立医院里，党外院长有职无权，我可以算个典型了。我是个正院长，可是院里有许多事我都不知道，院里有事也不找我，我也不便去问，我这个院长真是可有可无。省立医院副院长张木东接着说：党的宗派主义是比较普遍的。共产党员自以为高人一等，我们本身也有自卑感，遇事不敢伸手，有时伸手也无作用。他举例说，有一次因公需用，我写个条子到院里保管室领一架喷雾器，结果就是没领到。他认为他在院里颇有进退两难之感。他说：主动吧，可能要碰钉子；不主动吧，党员又说是落后，真搞得人有点不好受。相反，党员副院长处理问题却是十分顺手的。省卫生学校副校长马端庄、合肥检疫站站长张振亚、农业厅畜产处技师徐燊也都提到有职无权的问题。张振亚说，解放以后，我一直没离开过“长”字号干部，可是在工作上实在是有困难。就说在合肥牛奶场当场长时，有些大的运动，我根本不知道，临开会又叫我发言，我能说什么呢?只好照报纸上猜。有一次，工业厅来电话要增产节约数字，这也不是什么党内保密的事，打电话的人问我是党员场长，还是非党员场长，我说是非党员场长，对方就说：“好，算了”。所以我真不想当场长，只想搞点具体工作。 + +## 张木东等认为　与共产党交朋友难 + +　　谈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时，陈邦典说，有人说和共产党交朋友难，我也有这样感觉。为什么与党员交朋友难呢?他认为共产党要负主要责任。他说，解放以后，党对我很客气，但对我信任不够，大概以为我年纪老一些，可能很落后，不愿和我交朋友。他要求在整风中能拆掉这垛墙。他说，共产党与党外人士交朋友有好处，大家相互谈谈心，总比开座谈会好。张木东也说：我们对党员都很尊重，可是一些党员对我们却不一样，总认为我们是旧知识分子，是落后分子，在政治上不相信我们，这样又怎能交成知心朋友呢? + +## 马端庄、徐燊等认为党内宗派主义情绪严重，不信任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 + +　　马端庄在发言中说，人民内部矛盾很早就存在，目前严重的是宗派主义。我在省立医院当医务主任时，余志义院长有职无权，我都为他不平。接着他对合肥医士学校一位党员校长的宗派主义情绪提出严厉批评。工生厅卫生研究所苏业椈，安医讲师鲍训经、安医校医张庆生三人过去都在合肥医士学校工作过，他们也在会上尖锐批评了这位党员校长的宗派主义和对待知识分子的粗暴作风。徐燊接着又举出农业厅的一些事例来说明党对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不信任。他说，我们畜产处有党员与非党员处长、组长，党员处长不在家，他的私章都交给党员组长，这且不说，而处里事也由党员组长负责，党外处长有事还要向党员组长请示。 + +　　徐燊接着说，党应该领导科学，这是对的。党员当处长，不懂技术，我也同意。是不是处下面的科长、组长都要党员来担任呢?他们不懂技术如何进行工作呢?农业厅的处、组长，大都是党团员，党团外是极个别的。在农业厅一面喊技术人员不够，另一面现有技术人员又不起作用，叫技术员搞文书工作。由于领导不信任技术人员，不敢放手使用，常在技术上出笑话。如安徽要开展养猪副业，于是便从各处搬来各种猎种，但怎么推广?这些猪种到底好不好?猪种是否适合安徽?领导不问，组长也不问，又如从广东引进大批水浮莲，最近听说还要空运，广东水浮莲在安徽培养是否适合?在哪些地方栽?安徽本地猪饲料是否真正不够?事先都无研究。结果，一百斤水浮莲运到合肥只有二十斤是活的。有的甚至烂死95％，业务领导人对技术无研究，只听省委指示，省委事先也没有与技术人员很好研究。前不久，又只凭一个人的一份电报，就在东北订了几万斤鸡蛋，三千只蛋只抱二百只小鸡，现在派人退，人家不愿意了，运来的有的只好当菜吃掉了。他认为这些都是由于党的宗派主义、不信任技术人员的后果。 + +## 安事农等对安徽农业生产及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 + +　　省科学研究所农业生物研究室负责人安事农，研究员童玉民、安徽农学院蚕桑系主任段佑云等并在会上谈到安徽农业生产等问题。段佑云说，农业“三改”是对的，我是赞成的，但做法应该好好考虑。应该在原有基础上逐步改进，实事求是。他说，前几天有个朋友从泾县来，说那里一些搞蚕桑的人都很灰心，有些上海来的人都回去了。解放以后，泾县是安徽蚕桑最发达的地区，今年养蚕的张数比去年下降了，什么道理呢?受“三改”影响。“三改”提倡旱改水，一些桑树都被挖掉了，老桑树被挖掉，新的桑树没栽上，没桑叶当然要影响养蚕了。他认为过去在农业上有好大喜功、报喜不报忧的现象。他最后说，党总认为知识分子的看法是脱离实际的，我不承认，不能用脱离实际这顶帽子来打击知识分子。 + +　　安事农说，日本一亩田水稻(单季)现已能产三千斤，比我们的产量高得多。他们主要是推广农业上的科学技术，解决了肥料问题。我们现在如果不是靠点老农经验，真不知吃什么。他说，合作化是优越的，问题是农村工作干部问题。他说隐恶扬善，报喜不报忧，领导上也就偏听偏信，夸大成绩，这是很危险的。安事农认为在安徽要积极开展农业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特别要注意解决肥料问题。他说，党应该重视科学研究成果，应该支持学术团体开展研究活动，应该学习各国先进经验。但党在这方面却重视不够。我有位朋友在外国带回一些日文书、美文书，校党委便说他有崇美思想。他认为关门不读外图书是不行的。他和童玉民并对安徽水利工作提出意见。 + +　　（原题为：《安徽日报》1957年6月4日。原题为：“大胆放鸣帮助共产党整风\农工民主党合肥市部分成员举行座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12.txt b/CCRD/1/3/2/0008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ec98eb393491f08ded922519a437c4a585e6996 --- /dev/null +++ b/CCRD/1/3/2/000812.txt @@ -0,0 +1,17 @@ +# 东北人民大学的大字报风波 + +　　<李德天> + +　　新华社长春1日讯　东北人民大学的教学楼和学生第七宿舍在5月29日出现了许多大小不一、五颜六色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张贴在大门入口处和通街衢要道间。有的大字报还附有漫画，煽动性强。如有一张写道：“同学们，起来吧！是时候了，是去除‘三害’的时候了！”北大已经贴出五百多份“大字报”了！……。下面提一个大问题：“党的工作人员由政府供给工资，理由是什么？” + +　　大字报中很多人责问学校为何不让“鸣”、“放”；怀疑学校布置现在学习“三大”文件是转移目标，对要学生下半年参加整风有意见。大字报提出的问题大致是这些：系秘书(党的干部)专权，系主任无权；学校干部的作风；毕业生分配要求公开，要求看档案对本人的鉴定；留学生多是党团员；教师的提升、评级；党团领导的偏信；党团的组织发展；学校领导的官僚主义；以及要求多接触资本主义等等。有一张大字报说：我们要知道整个世界；资本主义是否长了翅膀？要看资本主义报刊、电影；为什么连日本社会党的“朝日新闻”也不让看？为什么不让看“参考资料”？我们不再是一群羊……。还有很多大字报攻击大字报，认为这种做法不好；也有反攻击者。攻击学校和党组织的大字报多不署真名及系别，或不署名，或署“卡嘉”、“R．C．H”之类的名字。 + +　　当日下午，校长匡亚明(兼党委书记)前往经济系开会，路经数学系，停足看大字报，立刻就有许多学生围住。其中有最先写大字报的学生要校长对大字报表示态度。校长表示对大字报不支持，理由是：它不是最好的方式，而且不雅观、不卫生，如果支持还要供应纸张。于是引起了争论。这时学生已聚集至四百余人，因妨碍通道，就移到教室继续争论。学生中赞成不赞成两派争论也激烈。匡校长在解释大字报是对敌斗争的有效方法，对自己的学校不适用时，一个学生起立指着校长说：“你就是教条主义！”校长当时激动地说：“年青人，你怎么乱扣帽子，一棒子打死？坐下吧，不要说了！”教室内立即引起骚动。之后校长仍请这位同学发表了意见。这个讨论会开了将近两小时。 + +　　5月31日，除法律系外各系大字报都出来了，其中有反对校长对大字报的看法，也有支持的。大字报贴到学校建筑物的马路旁，也贴在校长的布告板上。很多学生找校长、党委第二书记等谈话，申述意见，有的要求停课整风，还有些学生到报社和通讯社要求干预。 + +　　学校急忙举行几次紧急会议，31日党委的布置，还是不在学生中“放”“鸣”，不支持大字报，到6月1日经省市委同意才决定在晚上召开的全校学生大会上表示彻底“放”。这个会盛况空前，三千多人挤满了礼堂和教室，台上台下都是人。匡校长在会上宣布整风计划、目的、步骤、方法、形式，并提出学生也可以大胆“放”“鸣”。校长谈到“放”“鸣”形式中包括大字报时，博得热烈掌声，讲话中，学生递条责问校长昨日压制发言事，校长当场承认是不好的，并且检讨了自己性格急躁，学生热烈掌声欢迎。校长兼述自己认为大字报不是最好的形式理由时，也获得学生的共鸣。校长讲话结束时，学生长时间鼓掌欢迎。学校决定开辟“青年讲坛”，由学生自己出刊，并且建议大字报集中贴不乱贴。 + +　　31日，很多学生自动撤除“大字报”，但某些最早张贴者仍留着。目前大字报已渐趋向壁报方向发展。同时许多学生出了许多支援台湾反美的大字报代之。学生正预备举行各种会议向学校提意见，并同意不停课。整个情况趋向正常发展中。　(李德天) + +　　 ----来源：1957年6月4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14.txt b/CCRD/1/3/2/00081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0f18b4a1e663b1233cc8ed1b1b937ea4a257cf3 --- /dev/null +++ b/CCRD/1/3/2/000814.txt @@ -0,0 +1,87 @@ +# 广开言路继续揭发矛盾 中等学校非党教师座谈会继续进行 + +　　<青海日报记者> + +　　本报记者报道：中共青海省委文教部召开的中等学校和专业学校教师座谈会，于六月四日下午继续进行座谈。 + +## 王民显说：农业学校教学方法理论脱离实际 + +　　农业学校党的组织对申请入党同志的政治生命不关心，如有的同志申请了一年多，但没有一点消息，在教学方法上问题也不少。学校只喊提高教育质量，可教职员没有专门到农业社学习的机会，理论和实际脱节这如何能行。我希望文教部门把我们学校情况具体了解一下，然后再采取措施进行有效的改进，否则，培养出来的人材，是否合乎国家需要，我看那是成问题的。 + +## 罗荫堂说：青海人事工作没情感、学校里党、团组织问题多 + +　　我们从西北农学院毕业后，分配来青海时，当时我带队，院方说，同学们有困难要尽量照顾，到兰州后，天气突然变化，天气很冷，大家受不住，为照顾同志身体健康，每人先借了十元，买件绒衣穿，钱的问题到青海后再说，可是人事局的同志说我们挪用公款，我说：你搞人事却不懂人事工作。到青海后又故意刁难我们，说我们三个人不合手续，不叫我们作招待所。难道叫我们住到大街上吗？感到青海人事工作没有情感。 + +　　林业局人事科搞的乱七八糟，今天这样调，明天那样调，三个人无事作，在工作时打架，有时打扑克一直到天亮，在家属来青海的补助上，和其他地区也有差异，人事科口头上说照顾，最好还是不说照顾好。 + +　　学校搞总务工作的同志，和大学刚毕业的教师搞的很不好，认为自己在战场上流过血，就不虚心向别人学习，态度生硬，在学校里不是争地位，就是争沙发，有个党员看到付校长室有些软靠椅，便说：我是团的支书，党组织干事为啥不给我沙发。党干事和团干事之间也互相争吵。对教职员的政治思想教育束手无策，任其自然，学校成立十个月，没有人和教职员谈过心，政治学习没人管，工作不工作随自愿，学校里无表扬，也没批评，有的党员工作时间回家抱孩子、做饭，可是工资分比谁也高。 + +　　学校到底由谁领导，上至中央教育部、林业部，下至文教部、教育厅，看起来部门是不少，但领导的是不好的。只是布置上什么课，要什么样的人材，但在政治思想领导上却没人管。 + +　　今年召开优秀教师代表会，为什么中等专业学校教师只能列席？部门虽不同，但是性质是一样的，听说卫生学校选了代表参加，而其他学校为什么不能参加呢！ + +## 工资不合理的现象是人造成的 + +　　大学刚毕业的拿七十多元，待遇并不觉低，我去年毕业的就拿七十二元，但是，一九五四年毕业的只拿七十一元，这是不合理的。去年招来的学生，乱七八糟的没人管，学校里让我们上课，按中央规定实习几个月之后，就可转正，现在十几个月了，还是无音无信。高等学校培养的目的是专家，和我们一起毕业的，有的到科学院去工作，人家可以是高级知识分子，在大学当助教的可以当教授，而我们到中等学校的还是个教师，再过二十年，那时真不能想像，人家在前进，而我们在后退，人家可以坐汽车，而我们连自行车也骑不上。这种现象应当看成是人为造成的。这是一种不合理的制度。我认为，成绩如果好，待遇、工资、地位，应和教授一样，为什么要有这个限制呢？这一点就不如资本主义国家，否则，毕业后都愿去科学院，而不愿搞教育工作。 + +## 祁洪彦说：学校学术研究空气差，领导作风一般化 + +　　第一初级中学学校里学术研究风气很差领导作风一般化。如学校总结工作时，和教师不研究，领导一手包办，讲时让我们去听，这有点不必要。甚至学校要求教师和学生共进退，教师除教课之外，还要用很大精力来追遂些事务事情。如给学生讲纪律时，也要让教师站在一旁听。学校作报告是很好的，可是质量也要讲究些，泛泛一般的，实在没有报告的必要。中等学校教师一般是大专毕业的，平常也看报纸，一般的道理是可以懂得的。如需要的话，可以结合学校教师情况作报告，由于目前教师外文水平低，授课困难，我建议中等学校应适当加授外语。 + +　　现在中学师资是缺乏的，我认为可以把一些教学年龄长的小学教师提拔到中学里来好一些。用这种办法，也可以鼓励小学教师的情绪，同时对上师范的学生也有了兴趣，好处是比较多的。 + +　　思想改造是一件艰巨、细致地工作。而我们却往往搞成运动，主导思想由领导订出后，每个人都根据领导指定的思想来检查，然后定型。不管合适不合适，只管扣帽子。比如我是学工的，为了适合国家需要，写了个报告，要求调动工作，领导没批准，我就安心工作，可是却给我扣了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帽子。我对教学改革提了些意见，不对的，就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对提意见的人讲清道理也就算了，可是总结时，说我是“挖心战”。这真使我受不了。 + +## 王长明说：农业学校领导高高在上，学校制度党团员不能带头执行 + +　　林业学校官僚主义很严重，总务科和教务科经常吵架。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教育科要买东西，总务科不给钱，矛盾长期没解决。如为了一个木架子，吵了一个多月才解决，我校的学生是从江苏招来的，吃青稞面不习惯，学生经常和炊事员吵，其实只要校长出头，对学生说服动员一下，也就容易解决，可是校长却高高在上，不闻不问。 + +　　学校里党、团员有特权思想。学校制度很齐全，领导上不但不遵守，还带头破坏，如工作时间有的党员回家破木柴、做饭等，搞了家务事。上班迟到，下班早退的现象也是常有的，团员带头不执行教务科决定，这使群众怎么办呢?学校领导看起来事事关心，其实是不够关心。如有的学生因菜不好吃倒在地上，校长见了不但不制止，反而说：不好吃可以倒。当班主任对学生进行教育时，学生说：校长说可以倒，你为啥说不成哩!学校的回民灶，炊事员是汉民，他常喝酒吃大肉，学生提意见时，他说：反正他也不吃你们的饭拜：学校要出校刊，他就坐在屋里演起“封神榜”来了，我是主编，你是编辑，他是记者，这样的领导方法能做好工作吗？ + +## 学校办事拖拉，笑话百出 + +　　学校办事很拖拉。如工会成立了，而无工会证，据了解，其它单位新的却发了，而我们旧的还没有。总务科学校也有。但采买却是勤杂，总务科的同志只好“晒干”。还有很多事情，总务科也不管，办公室也不管。有一次林业局叫学校派人去开会，人是派去了，可是去了一个收发。开会时，林业局的人问收发你们学校第二个五年计划准备怎样发展；收发回答说：不知道。这个收发是学校工会主席，也是个党员，还做全校的思想工作。他什么都要管，什么也没有管好。后来他自己说：我只能办办粮食证，收发文件，其它事情我管不了。 + +## 人事科有些问题处理不当 + +　　农业厅的人事工作简直胡涂到家了。本着增产节约、简缩机构的精神，农业厅调一批干部到林业学校学习，精简以前，他们说：你们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回家生产，一条是到林业学校学习，你们可以挑，你们现在是二、三十元，毕业后，有了技术那时起码是五、六十元，他们不知从那听来的，到学校学习是退职，退职就应有退职费等，闹得学校一团糟，在这方面，人事科起了“火上添油”的作用。学校由于职权不明。学生请假回家，直接找厅里去，厅里同意后不通知学校，开会时少了几名学生，才知道厅里批准了，由于人事工作不慎重，给我们学校工作上造成很大困难。 + +　　这里政治思想上作也薄弱到家了。有的党员分他到乐都工作，他却不去，闲了五、六个月没事干，在家里哄孩子，也没人处理。其它机关有个司机党员说：不增薪，我这辆解放牌汽车一个月就报销它。青海的政治思想工作太弱，应当加强一下。 + +## 郑兴健谈我省“放”“鸣”不够的原因 + +　　我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做的很不够；原因是，第一怕报复，第二，党委决心不大，第三，各级领导重视不够，第四，干部也不够关心，青海日报在这方面宣传的也少。大家对青海日报意见多，主要的是报纸出的太晚，有人建议改为“晚报”或者第二天的报纸，有人说：青海日报是不动脑筋的报纸，他们说：一、四版是照抄新华社，第三版是转载，只有第二版是自编的，也有人提出为啥青海日报星期一无报。 + +　　学校用人上不是德才兼备，而是偏重政治，不重视业务，有一个教师到青海有三个希望：一是入党，二是到北京，三是到高等学校，现在，他这三个愿望都达到了。这人在学校关系搞得不好，教学很困难，可是到师专任教去了，教育厅应当考虑这人是否称职。在干部提拔上存有宗派主义，党员要比群众提拔得快，到北京学习的也是党员，我们非党员教师也很需要提高。有个历史教员的爱人在甘肃临洮中学教书，他要求将爱人调来，厅里对他的态度不大好，说：以前我对你的希望很大，现在已经完全失望了。 + +## 师专人材有浪费，教职员工比学生还多 + +　　学校中人材也有浪费现象。据说，师专有六十八个学生，而教职员工却有七十人，平均一个学生要有一个多的教职员来服务，不久前，我们学校有两个教师得肺结核不能工作，我们本想借用师专的，结果师专就是不支援，没办法，只好给学生上大课，同学们意见很多，可是师专的人材却积压在那里。 + +　　中央规定师范是中等专业学校，但学生助学金每月十五元，而其他中等专业学校二十五元，商业干部学校学生三十多元，谈到毕业生的待遇问题，中央指示中师毕业应比高中毕业的高一些，而初师和中学毕业待遇却一样。去年教职员评薪一不根据教令，二不根据学历，一个教师工作了二十九年仍是四级，青海教师质量并不低于其他省，但没有一个二级教员。 + +　　最后，我建议假期给教师到乡下体验生活进行创作的机会，和扩大教师文娱活动的范围。 + +## 罗复兴说：教学任务常变动，影响教学质量 + +　　西宁初师的教材困难，没有专用课本，上课时教师赶进度，学生学习的东西很难巩固，从教材上看是跑到中学的前面，但质量不高，我们打了报告，要求精简一些课程，但至今无音信，如石沉大海(去年开学到现在)，影响教学质量，初师任务常变动，原说培养小教师，又说：开学，这样就把一些专业课减了。今年又变了，说一部分同学开学，一部分同学工作，结果实习时碰到很多困难，效果不太好。 + +　　领导上对政治思想抓的紧，对业务放的松。所以领导起来困难多。如有的教师没有当场回答学生的问题，校长说：这是破坏同学们的积极性。教师回答了以后，却说：破坏了系统教育。我们校长从这学期开始干脆回避听课了，问他原因，他说！我没上过大学，我提不出意见来。我认为，要加强党的领导，就必须政治业务并重，否则领导就成了空的。 + +　　最后我建议，省文化局应当重视一下青海省民间的文化艺术，充实一下省图书馆。 + +## 范子渊说；生搬硬套苏联教学经验，教条主义严重 + +　　财经学校党员与群众，领导与被领导从现象上看，是嘻嘻哈哈，很和气，实际上墙沟还是有的。教学质量的情况并不好，要是从分数上看，质量是好的，实际上学生学习的还差。因为学生都是按教师讲的一条一条的答出来的，如果稍微变换一下形式就答不出来了，造成教学质量低的主要原因是教条主义形成的。往往是生搬硬套苏联的教学经验。有的教师贪多求快，往往把自己的笔记本和大学里的东西端给学生，学生接受不了，结果形成教学质量不高。 + +　　另外，教师负担过重。有的教师每周担任二十四节课，还担任班主任工作。 + +　　从今年的招生工作看，是很成问题的，因为都是整编下来的干部，程度相当差，有的数学考零分，要是录取了，就不能保证质量，不录取也是不妥当的，我建议可以延长学习时间。 + +　　我爱人有病，要求调动下工作，去找省委文教部，这里的干部说：全国整编不准调动。教育厅中教科长也说：青海干部只许进不许出，使人感到冷冰冰的。党组织对待党员与非党教师的态度也不一样。女子中学党员犯了错误，给人的感觉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而群众犯错误，在对待上就成了敌我矛盾。学校环境需要改进一下。我们教师的宿舍被厕所包围了，学生去厕所要排队，影响健康，办事情拖拉，移民学生的助学金，到刚开学时，才告诉没有，结果学生没有饭吃。 + +　　座谈会由中共青海省委常务委员、青海省副省长孙君一主持。 + +　　座谈会拟利用时间继续进行。 + +　　 来源：《青海日报》1957年6月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15.txt b/CCRD/1/3/2/00081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9332c92aee97ddb80f283c4a553be1ae7fbfafd --- /dev/null +++ b/CCRD/1/3/2/000815.txt @@ -0,0 +1,25 @@ +# 华东师范大学学生“鸣”、“放”情况 + +　　<新华社记者　张风> + +　　新华社上海4日讯　在上海二十个高等学校学生中“鸣”、“放”得最早也最热烈的华东师范大学，各个教学大楼、办公大楼、食堂的墙上和门前，到处是大字报和黑板报。有的地方墙上已无隙可贴，大字报就铺在地上用砖石压着。3日傍晚记者离开这个学校时，新的大字报、黑板报还在不断出来。 + +　　华东师大学生出的大字报和黑板报，有不少是集中批评、指摘党员干部的。中文系副主任张秀珩、体育协会主席王良等人，都被出了专刊。在批语张秀珩在大字报上写着：“张副主任回家去抱孩子吧！我们不要不学无术，狂妄自大，专横独裁的中文系宗派头子！”张是总书记兼系副主任，是一个革命二十多年的老干部，最近被“整”得躺在家中不来办公。许多大字报都用“质问×××大人”、“反对×××官僚”等字句作为标题。有一幅漫画画着一个青面獠牙、身穿盔甲、手执狼牙棒的大汉，象征共产党员。 + +　　对党员和党组织的批评指责，大多集中在宗派问题上，如提拔干部和助教、吸收党员、选举班长，以至选派欢迎外宾的学生等等。有的大字报提出：用人要唯能唯贤，反对唯党唯团。 + +　　大字报中也已出现了一些政治性问题。如把我们学习苏联比作国民党政府的投靠美国，认为我们现在是实行“奴化教育”；中文系不要党来领导“鸣”、“放”，有人说所有党员都应去劳动改造等等。 + +　　肃反中的一些问题也被翻了出来。中文系四年级的郭光耿在许多地方贴了“为啥逮捕我”的大字报，他在肃反中因为写了“拥护将介石的阿拢”(意义模棱两可)而被逮捕，以　后释出，但未很好处理。现在许多大字报上写着“我们支持你”，“支持郭光耿的呼吁”，批评无故捕人，违反宪法。中文系四年级整风领导小组已贴了一张公告，宣布对此事已成立专门小组，调查清楚郭光耿的事件。 + +　　个别党团员已有叛党行动，讲出了肃反中上级如何布置和监视某些肃反对象。一张署名为历史系一年级“丙无”的大字报上写着：“我是共青团员，但是觉得团内自由民主太少，失去了独立的身分，被人支配，受人摆布。” + +　　有一张大字报上列着一个算式：“整风＋考试＝矛盾，请问党委会，如何解决”。有些学生已经提出不要考试，专门大“放”大“鸣”。署名历史系二年级“几乎”全体同志的大字报说，坚决反对考试。 + +　　华东师范大学学生的“鸣”、“放”，是在5月下旬开始的。最先发动于地理系(这个系学生的专业思想最不巩固)，植物地理专业一百○二个学生对教学提了许多意见，并要求不考试。经过解释后，即平静下来。以后中文系四年级出黑板报，针对三个主义提意见，做了工作以后也平静下来。当时对于学生中是否“鸣”、“放”的方针，还没有明确。25日以后，中文系三年级一批实习的学生回校，即出大字报，并要不由党委领导大字报，认为党委已落在群众后面，必须由学生自己出大字报才能造成气氛。接着就轰开到全校，先动的班级还向其他班级鼓动：“你们难道没有矛盾”，“你们难道没有官僚”。 + +　　党委书记在一个报告中表示：“你们出大字报，我们既不提倡，也不禁止，你们有出的自由，我们有不提倡的自由”。这个报告引起许多学生反对，有的说：“解放前人民要有革命的自由，反动派就拿出镇压革命的自由”，言外之意，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一样的。以后党委会作了全校的整风动员报告，许多学生还是觉得不够有劲，有一首署名为“司马”的打油诗写道：“究竟谁动员谁，只有老天知道”。 + +　　据学校党委会分析，目前最激动的学生在全校五千多学生中，约占10％；活动得最厉害的，二百多个班级中，每个班级也都有一、二人。全校有三千五百多个共青团员，“鸣”、“放”中便有许多团员和团支部委员带头。 + +　　 ----来源：1957年6月6日新华通讯社《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16.txt b/CCRD/1/3/2/00081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b4b8d025cd77c294cebabbc824c88f4c793a125 --- /dev/null +++ b/CCRD/1/3/2/000816.txt @@ -0,0 +1,33 @@ +# 民革陕西省委召集教育界成员举行座谈 + +　　为了帮助共产党整风，民革陕西省委员会在4日下午召集从事教育工作的民革成员举行座谈会，征求意见。 + +## 李慎说：西安市教育局提升干部，不问才不才，而问党不党 + +　　李慎在发言中认为西安市教育局宗派主义极为严重。使用干部的大权落在人事科的几个年轻人手中，调动干部提升干部不问才不才，而问党不党，常常把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派到学校担任领导工作，对学校工作的检查只听党员片面的意见，不和群众接近。 + +## 程元斟认为目前高等学校所以发生许多矛盾就是党委负责制或个别党员负责制所引起的 + +　　程元斟在发言中说：党委负责制好不好，报纸上已有很多讨论。有人说，目前学校中并不是党委负责制，党在学校中只起保证作用。但是，事实上学校实权落在党员校长或副校长手中，非党员校长或副校长有职无权，是公认的事实。各系主任一般不是党员，而系里则由系秘书专政也是公认的事实。所以，问题不在于是不是党委负责制，而在于高等学校由谁来办。 + +　　程元斟认为不能把党和个别党委或个别党员混为一谈。个别党员不能代表党，正如个别党委不能代表党一样。如果说由于党委已经不是个别党员，而是党员的集体组织，能代表这一部分党员，但是也不等于全党或者党中央。因而个别党委的政策水平和理论水平，也就很可能跟不上全党或党中央。 + +　　程元斟说：既然个别党员或个别党委在政策水平和理论水平上和中央领导很可能有一定的距离，要保证办好高等学校，单独依靠党委甚至个别党员，就会发生困难。他认为目前在全国各高等学校中所以发生这样多的内部矛盾，就是党委负责制或个别党员负责制所引起的。 + +　　程元斟说：我们并不反对党在学校中的领导地位，并且以为在学校中没有党的领导是不行的。但这不等于说这就是对于某些党委或党员无条件地欢迎。我们赞成党在学校对于实现党的政策上的保证作用。如果正确体会了党在学校中的政策，通过党的组织来保证执行是有效的。他举例说，在系里设一位党员秘书来帮助系主任处理日常工作，既保证了系主任能分出更多的时间来进行科学研究，也发挥了青年党员的积极性，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是，他认为由于某些党员误会了这种制度的精神，认为是派他们来当“监军”，于是普遍形成了系秘书专政。 + +## 某些党委或个别党员的政策水平和党中央有距离时，民主党派在学校中的重要性就被抹煞了 + +　　谈到学校中的民主党派的地位问题，程元斟说：在某些党委或个别党员的政策水平和党中央有距离时，民主党派在学校中的重要性就被抹煞了。以我们西大民革小组来说，几年来，党委中负责统战工作的党委，就没有和我这小组长谈过一次有关民革的事。党委书记虽然常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一般是布置工作，没有讨论的余地。至于学校行政上教学上各种会议，那就看行政领导上的高兴，愿意找就找一次，不愿意找就不找。他认为这是学校党和行政对于民主党派的看法和待遇。 + +## 有人说，拆墙要双方动手，我不同意这个说法 + +　　程元斟说，有人说党和党外人士中间有一道墙，是事实。也有人说，拆墙要双方动手，我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认为这种墙是无形的墙，是心理上的墙。某些党委或党员没有群众观点，不重视党外人士和民主人士，墙是他们造的，存在他们心里，而党外人士是一心一意要靠拢党而不可得，心里并没有墙。他问道：要我们拆什么呢?接着他说：当然也有若干党外人士巴结上了某些党委或个别党员，认为是靠拢党，那只能替墙外加设一道铁丝网，使群众和党隔离更远。这个问题我不想多谈。等墙拆了，铁丝网自然就会撤除的。 + +## 宋寿昌说：西大党组织对非党人士有两本账 + +　　宋寿昌说：西北大学党与非党之间的墙是弹簧的，因人而异，对某些人说是高墙，对某些人说是低墙。他认为该校党组织对非党人士有两本账，一本是非党人士一进门就被分为进步的或落后的；一本是零存整取，偏听偏信。由于这样，非党人士非常不愉快。他认为在西大，唯唯诺诺、一味奉承者被认为党的依靠对象，培养对象；好提意见的则被视为顽固分子，不管你怎样埋头工作也被一笔抹煞，甚至遭到打击；小心谨慎，不会与“权贵”来往的，往往被划入落后圈子，党对这些人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他说：由于采取不同对待的方法，党不明确应尊重那一种人。同时，学术地位得不到尊重，被尊重的只是政治地位；对实事求是的作风未树立，提倡空喊口号。宋寿昌认为如果对这些问题不解决，学校是办不好的。 + +　　在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杨华、段培德、刘泽膏、杨友雪等。 + +　　 来源：《陕西日报》1957年6月1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20.txt b/CCRD/1/3/2/00082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30c24ef0a99e1f8879a2f97f11d4c8455ce88e2 --- /dev/null +++ b/CCRD/1/3/2/000820.txt @@ -0,0 +1,21 @@ +# 汤蒂因和胡子婴在工商界座谈会上　谈迁往内地工厂商店的问题 (第十五次座谈)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昨天举行第十五次座谈。会上，中国民建会上海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汤蒂因和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胡子婴分别汇报了她们最近到西北地区视察沿海工厂、商店内迁工作的问题和她们的意见。 + +　　汤蒂因说：她们这次到西北共视察了洛阳、西安、兰州三个地区，这三个地区内迁的工厂、商店都不少，内迁人员也很多。他们内迁后，对于壮大内地技术力量、解决技术上的关键问题，以及试制新产品、增加新品种，以及对当地人民和内迁人员解决生活方面的困难，都起了很大作用。如西安市有个油漆厂的颜料车间，因某项技术问题不能解决而停工，从上海调去了一个技术人员后，不但恢复了颜料车间的生产，还创制了不少新品种，降低了成本。再如洛阳市１９５５年上半年只有两万多种商品，沿海地区商店迁去以后，现在已经增加到五万多种。当地党、政对于内迁人员工作上的安排，生活上的照顾一般也是重视的。在工作上，做到职位不降低，有的还得到了提拔；有的私方人员还当选为市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等。在经营上当地也给予极大的照顾，把最好的地段让出来给内迁厂店，或者为内迁厂店单独造大楼，如洛阳的上海市场、广州市场，西安服务大楼等都是新建的。在生活方面，把大米尽量让给南方人吃，办南方灶，洗澡用水也尽量照顾南方人的卫生习惯。但是，内迁人员总的情绪是想家，不安心，要求回上海，个别的还有为此闹事的。 + +　　存在的问题不少：一、工资问题是最多最尖锐的问题，中央规定的工资地区类别同地区物价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二、在洛阳、西安、兰州三个地区的安家费各不一致，有的地区已经取消，有的地区没有取消，工人们对此也有意见。三、回家省亲问题也需要解决。四、家属就业问题：在动员内迁时合同中写明家属可以就业；今年受国务院人事冻结的限制，家属安排就发生了困难，有的安排下来做试验工，满期了也不能转正。五、对在乡家属的劳保待遇，没有按照劳保条例四十八条规定办理。六、家属宿舍远远不够，在分配上也有些不合理。七、医生、护士的数量少、质量差，事故多。有人反映“生命没有保障”。八、关于企业的性质也有问题，如悦宾楼有四十七个职工，早就合营了，现在却以小商小贩看待，要自负盈亏。九、有些行业不能保持原有经营特点，如一个绒线店现在寄卖西服。十、在人事安排上，西安的私方人员安排为主任副主任，大都是临时性的没有正式任命。十一、不重视劳动保护，洛阳翻砂厂露天作业影响健康。十二、年老体弱慢性病的人在当地没有休养条件，要求调回上海，也没有解决。十三、内迁人员中缺乏生根落户的思想，他们希望制订合同，定期支援，期满以后，自由抉择。十四、企业亏本情况相当普遍，他们去得早、开支大，加上迁移费、装修费、停工损失，都要企业负担，因此，职工与私方的经营情绪都低落，其他生活不习惯，本地与外来的关系问题也很多。 + +　　接着，胡子婴发言，她分析内迁人员为什么会有不安情绪。她认为客观原因有九：一，生活不习惯，沿海生活条件和内地生活条件不同，例如南方人喜欢洗澡，而当地人就看不惯。其他如交通、清洁卫生以及饮食等也都没有沿海城市方便。二，自然条件不同，风沙多、气候冷、干燥，气压也较高。三，语言不同，当地人听广东、上海等地人说话很困难，也容易产生隔阂。四，宣传工作有严重的片面性。五，洛阳、西安、兰州原来基础太差，建设发展的太快，许多福利设施都没有跟上去。六，基建计划推迟，或者有些基建计划紧缩，和原来既定的迁厂迁店计划不衔接。这样迁去的商店和服务性行业就多出来了。七，中央直属厂和地方厂任务有矛盾，有些任务，中央直属厂担负了，地方厂吃不饱。八，中央直属厂和地方厂的工资待遇有差别。九，中央的工资地区分类不尽切合当地实际情况。这些都是造成内迁人员不安心的客观原因。 + +　　除了客观原因以外，她认为也有很多主观原因。她说：首先是迁厂迁店的盲目性，没有很好地研究当地的情况，在提出迁厂迁店要求时，好象皇帝选妃子一般，点着那一家就是那一家。例如迁到洛阳去的都是上海南京路上第一流的名牌店，这样并不是太合适的。迁到兰州去的丽华墨水厂实际上除了水是当地的以外，什么原料仍都从上海运过去，结果成本反比从上海运去的墨水价钱高。第二，动员时乱许愿，有严重的片面性，说什么住洋房、牛奶当开水喝等，而实际情况不是那样。第三，干部不能和工人同甘共苦，吃饭住房子样样都分等级，以致造成很深的鸿沟。第四，作风生硬，民主风度不够，凡是给领导提意见就认为是落后。甚至提合理化建议，也看成是捣蛋。兰州丽华墨水厂一位会计因为提合理化建议竟调到别的单位去。从上海迁到兰州去的王荣康西服店的私方人员王嘉明的兄弟因为提意见，被调到百货商店当办事员。兰州财贸部田广仁部长对信大祥的职工报告时说：“你（指私方人员）要民主、我要专政。你要自由、我要纪律”。甚至在大会上骂王荣康的牌子不值二角钱。这位田广仁部长去买皮包竟打掉一个私方人员的牙齿，结果告到派出所给了六块钱的药费糊糊涂涂了事。第五，是非不明，政策界限不清，例如洛阳有的机关人员买布不给布票，问题闹到专业公司，专业公司经理根本不支持，反把责任推到私方人员身上。第六，法纪不严，兰州大中华菜馆勤杂工打私方人员，信大祥职工打私方人员，向专业公司、民建、工商联反映，但一直得不到解决。第七，市场管理不严，随便哄抬物价，甚至一条街，同样的东西价钱却有几种。第八，社会治安工作搞的不好，在兰州、西安、洛阳都常常发生偷、抢、诈骗等现象。第九，思想教育差。在上述三个地区都存在着闹不团结的现象。有些转业军人以功臣自居，转业几年仍不学习业务，认为过去有功，现在应该享福了。她建议有关部门加强对他们的教育。第十，很多单位党、政、工会三位一体，什么事都由一个人作主，不能发挥组织作用，当地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工商联、妇联、民建等都没起到应有的作用。 + +　　她向中央提了有关工资等问题的几点建议。 + +　　最后，她希望大家能实事求是的提意见。她说，最近几天她感觉凡是讲理论都变成了教条，凡是批评都变成了帽子。最好不要夸张，这样对自己没好处。 + +　　上海永新雨衣染织厂副经理潘仰尧作了书面发言。他认为李康年关于定息二十年的建议，是个极大胆、极虚心、极有价值的建议，他同意这个建议。但在具体实施方面有些不同意见，他说，赎买到“底”的“底”字应该是指党和政府帮助我们改造到底的“底”；赎买时间应该从１９４９年算起；私方接受了赎买存单，并不是就摘下帽子，而应该继续加强学习，认真改造自己。 + +　　 ---- 原载1957年6月5日《人民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22.txt b/CCRD/1/3/2/00082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c02d64d7ef214c8c9df9f53424b22586849f8a3 --- /dev/null +++ b/CCRD/1/3/2/000822.txt @@ -0,0 +1,15 @@ +# 武大学生派代表团到湖北日报、长江日报质问两个报社为什么不报道学生“鸣”、“放”消息 + +　　<新华社记者　海波、罗重璋> + +　　新华社武汉4日讯　武汉大学学生继2日上街贴标语后，3日有四十多个墙报编辑、记者组成代表团到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编辑部质问两个报社为什么不刊登学生大“鸣”大“放”的消息，并认为这是“新闻封锁”。代表团除正副团长外并有总代表、法律顾问。在去报社前，他们整整讨论了半天，最初有人提议来几百人，集中提一个要求即“一定要登大学学生‘鸣’、‘放’消息”，不答复不行，经讨论，最后决定派代表前来和报社谈判。有的左派学生为了反驳他们的论点，没有参加代表团也跟着来了。在谈判时，开始学生代表情绪严重对立，要求立即答复问题，经过报社负责人再三说服情绪略有缓和，中午他们在报社吃饭时，报社找了几个人和他们交谈，下午由报社负责同志向他们全面解释了不登大学生“鸣”、“放”的理由，代表团内部就大大瓦解，并且有一个由武汉来的学生(左派)对代表团的错误论点进行了反驳，结果代表团的骨干分子见到事情不妙，于是声明要求会议停止，待他们回校把报社的意见传达后，有意见再来谈，这次谈判至此结束，会议前后历七小时，下面是会上详细情况： + +　　会上首先由代表团一位负责人(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介绍了来这里的目的。然后由代表团的一位所谓总代表(这个代表个子很小，据说只有十七岁)作全面发言，这个发言写成了书面材料，发言的内容如下：第一点，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他说：“我们来此是有根据的。这事实根据是：目前大学生大“放”大“鸣”，帮助学整风，而目前新闻界报纸上对这方面的报道却冷冷清清。武汉大学开展整风运动后，由于党委的保守思想，迟迟不前，教授们还有顾虑。我们学生自动发起大字报、墙报，帮助党整风。新闻界对于我们学生运动不闻不问，一直没有发表任何新闻或评论；我们对新闻界这种情况是不满意的。31日中文系学生代表到省委去提了四条意见，其中一条是反对新闻封锁。”第二点，提出意见的理由和根据是什么？这个总代表说：“我们对新闻报道的原则是什么，以前是模糊的。但听了邓小平同志在清华大学的讲话后，便明确了，即新闻要有选择，选择对人民有利的刊登。如以这原则来衡量学生运动的话，则是两回事，也是一回事，我们学生运动对党对人民是有利的。”他接着举出三点有利的理由：(1)对人民有利。登了我们的消息使人民群众知道我们学生现在是在干什么。那些对，那些不对，同时使人民知道我们是如何帮助党除“三害”及“三害”的严重危害性。(2)对同学有利。使同学们知道社会舆论在支持我们，使同学们能打破顾虑大胆的“鸣”、“放”。我们并不只仅要求登武大的消息，同时要求刊登武汉地区各大学的“鸣”、“放”情况(即武汉医学院、湖北医学院学生闹事情况)。(3)对“三害”分子和被“三害”迫害的“分子”都有利。使犯有“三害”的人能了解当前局势。对受害的人能受到鼓励与支持。随着他又举出不登学生们的消息有三大不利：(1)对人民不利。因为不报道学生情况会造成误会。(2)对整风运动不利。(3)对“三害”分子不利。他说：“报纸现在不是坚持邓小平同志的有利则登，不利不登的原则，而是与这原则背道而驰。有人说，人民日报没登，因此下面报纸也不好登。党报是反映当前主要工作、主要矛盾的，这一前提是对的。人民日报不登这些消息本身就是不对的。从人民日报到地方报纸都不登学生消息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宗派主义情绪。为什么小学教育，业余教育等等消息到登了不少。 + +　　“根据上面这些理由提出我们的几点要求，希望能获得圆满答复。”接着他代表代表团提出四点要求：“(1)请求全面答复在以前一个较长时期内(指“鸣”、“放”开始以来)不登学生方面消息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不登？(2)要求今后全面刊登学生运动情况，不仅是武汉大学的，而是全武汉地区的大学生运动情况。(3)要求派记者到各大学去了解学生生活情况，去接见同学。现在是否有记者去了不知道，即使去了也是偷偷摸摸的。(4)对今后学生们类似的情况，你们应该如何作报道。除“三害”是长期(46)的，学生运动也是长期的，这类报道也是长期的，因此应该考虑今后长期的报道问题。” + +　　这位总代表发言后，另一学生代表站起来说：撕标语，是否长江日报撕的，为什么撕，是谁撕的？如果是外面群众撕的，又为什么？请答复。(因为在1日武大有学生到长江日报门口贴“反对新闻封锁”、“胡风是否反革命”等标语后被街上群众撕毁)。这时座谈会的主持人长江日报总编辑陆天虹站起来说：希望大家共同来讨论这些问题。另一学生说：“还是由报社负责人先答复这些问题，然后再来讨论。”陆天虹接着又说：“大家提出许多有兴趣的问题，是新闻界的重要问题，有理论性问题，也有实际问题，还是希望大家来讨论。”接着一位中文系学生发言，认为还是大家先讨论，好争出个是非来。随后有两位学生发言，都要求先就能答复的答复，然后再来讨论。这时湖北日报一编辑出来讲话，他从解放前争取言论自由、新闻不自由的情况谈起，讲到武大学生上街贴的标语中有“记者拿出良心来”的字样不妥当。然后说到报上冷冷清清的也非事实等等，这位编辑刚讲完，原来的那位总代表就提出几个问题来驳这位编辑：(1)谈到良心问题，不能拿解放前的良心来和今日比；(2)撕标语的问题另外谈；(3)对辩论胡风是否反革命集团，我们并不要求在报上登；(4)罢课的问题也不要求登；(5)学生提出要赶走副校长张勃川也不要求登，等等。随后代表团的那位法律顾问(武大法律系四年级学生，这人是极右派的代表人物)站起来说：“拿今天学生运动与十年前的学生运动相提并论是不当的(指前面一报社编辑谈到解放前武大学生运动情况)。我是学法律的，拿宪法第八十七条来谈(念了原文)，但新闻界却没有给我以言论、出版……以条件。我们并不要求报道赶走张勃川(武大副校长、党员)、罢课等等，只是希望登学生除‘三害’，帮助党整风的情况。”会的主持人陆天虹说：“希望同学们对新闻界要求些什么提得具体些，要求支持，支持什么。”随后，湖北日报一编辑、长江日报一记者先后发了言，谈到报道有利无利问题。这时有学生递纸条，再次要求报社总代表逐一答复问题。接着长江日报一编辑，原武大学生发言，他从整风运动谈起，他说这中间不存在与党争民主的问题，是党有领导有计划的发扬民主问题。当时就有人递纸条问：你是否认为武大的“鸣”、“放”是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是否不象有步骤、有计划的？报纸另一同志又出来讲了一下，希望对提出的一些问题作具体分析。之后，武大一学生代表起来介绍了武大学生闹事的情况。但没说完两位武大学生起来发言，一个要求谈谈报社编辑方针的内幕，另一学生质问两个报社对武汉地区“学生运动”的看法怎样，估价怎样？并说：为什么文汇报、光明日报登了北大的消息，难道武大的运动就不如北大健康、正常？因为报纸不向群众宣传我们的“鸣”、“放”情况，易引起群众误会，我们不得不打锣打鼓向群众宣传、解释。这个学生发言后已十一点二十分。这时学生总代表站起来说：这个时候来谈具体问题是不适当的。要谈下午谈。我们是要求派记者采访，我们写了稿子来的，这些稿子你们可以选择用，这就是具体问题(谈话时情绪颇激动)。至此，散会，下午再开。下午开会时，第一个是学生代表发言，要求对上午所提问题一一作答。随即由长江日报副总编辑郭治澄回答了学生所提问题。举了许多理由说明了为什么不登学生“争鸣”的消息。并批判了学生代表所提“三害分子”、和把学生“鸣”、“放”说成“学生运动”等说法，对在校外贴大字报“鸣”、“放”的做法表示不同意，并说明对学生本身的估价要放在适当的地位。郭的讲话比较婉转。学生们在听郭的解答时有的微笑，有的点头，情绪已较缓和。但在郭发言后，湖北日报副总编辑杨平又站起来就“三害分子”、“学生运动”的提法进行批判，语气较生硬，说到校外贴标语是把内部矛盾扩大为外部矛盾。杨的这席讲话引起学生很大不满，随即有学生说，“学生运动”是措词不当，并说一开始就说整风运动是党领导的，我们是帮助党整风。承认“三害分子”提法也不当，原意是“三害现象”。这个学生说，杨在这两个问题上大做文章是不必要的。这时学生代表团团长见学生代表们似乎已被郭治澄的解答所说服，就要求休息十分钟，以便代表团研究，休息十分钟后复会。这时报社采取主动，由湖北日报社长余英首先发言，声明刚才杨平的谈话是他个人意见，不代表编辑部的意见。随后由学生代表发言，他说对郭治澄的解答满意否在会上不便表示态度，带回去研究后再来谈。并承认“学生运动”等提法不当，也声明没有不要党领导的意思。只是反对杨平的发言。报社一同志发言要求在会上讨论清楚，能把意见统一一下。这时有的学生主张在此继续讨论，有的(右派)要先回去再说，学生代表内部意见已不一致。后来在会上发言反对郭治澄解答不能登学生大“放”大“鸣”的只三个学生代表，一个是代表团的所谓法律顾问法律系四年级学生，一个法律系“雷报”记者，还有一个不知身份的。之后，有随来的非代表团成员(左派)发表正面意见。至此，学生代表又要求休息。休息后，几个右派人物坚持先回去不要在会上争辩下去了。至此，学生以时间不早为理由回校去了。 + +　　在学生准备回校时，记者问他们的法律顾问(极右派)：到不到省委去了(他们原定能找到报社岔子就到省委去的)，他说：“不去了，你们(误以为我是报社记者)已经说服了我们大部分人。你们不错，采取了很高妙的战术，你们有专家。”他谈话时似乎承认已失败，但话里是含有敌意的。看样子，学生中右派人物今晚(3日)会进行研究，还要搞些活动的。 + +　　 ----来源：1957年6月7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23.txt b/CCRD/1/3/2/00082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d650fe872413ac6637126d6f2a154ce5e8d6428 --- /dev/null +++ b/CCRD/1/3/2/000823.txt @@ -0,0 +1,33 @@ +# 整风运动要同增产节约运动结合起来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国务院今天发表了“关于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这是很适时的。一切国家机关、事业和企业单位以及全国人民应该按照这个指示，共同努力，开展一个普遍的、深入的增产节约运动。 + +　　今年的增产节约运动已经有了初步的效果；但是，运动的发展还是不平衡的。为了保证本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的执行，现在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是十分必要的。 + +　　国务院的指示中特别指出：“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主要关键，是各级领导干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积极地开展整风运动，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我们工作中的铺张浪费和效率不高的现象，固然与经验不足有关，同时也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所造成的。因此，整风运动的开展，就必然为贯彻执行勤俭建国、增产节约的方针造成顺利的条件；同时，增产节约运动的进一步深入，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的继续发扬，又可以充分发动群众的积极性，使整风运动得到更大的收获。”这一段话说明了增产节约运动的新意义。 + +　　今天，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来看，我们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实际上就是调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调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的一个重要方法。 + +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天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今天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的产生，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同这个主要矛盾有联系。为了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又指出：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我国尽快地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 +　　把我国尽快地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有些什么障碍呢？应该说：我国目前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在许多方面还很不完善，这种不完善状态就形成了目前阶段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重要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重要矛盾。表现在企业内部的劳动组织和生产管理上的缺点，表现在用于积累和用于消费的分配上的缺点，表现在国家计划、技术标准、技术经济定额以及各种规章制度上的缺点，实际上反映了生产关系的若干环节对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的若干部分对经济基础的矛盾。比如，由于铺张浪费，一部分人破坏了“按劳付酬”的分配原则，破坏了社会主义积累，影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难道不是生产关系的一个环节——分配关系——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吗？ + +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可以发动群众，来反对铺张浪费等现象，来帮助调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某些矛盾，帮助调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某些矛盾，更好地发挥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 +　　目前整风运动正在开始，增产节约运动应该怎样进行，才能够与整风运动相结合呢？ + +　　经验告诉我们，当我们需要同时进行两种以上重要工作的时候，决不要把两种工作对立起来，借口进行这种工作而放松那种工作。最近有些国家机关、事业和企业单位就只顾了讨论人民内部矛盾和整风，而把增产节约运动搁在一旁了；有些只制定了增产节约的方案，还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有些连方案还没有制定。这种情况应该马上加以改变。 + +　　其实，增产节约运动和整风运动原来就是紧密联系的。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规定要检查“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就是要反对铺张浪费，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整风指示确定“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对于经济部门来说，最重要的工作莫过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 +　　可以肯定，要把增产节约运动搞好，心须把整风运动搞好；增产节约运动搞好了，也可以增强整风运动的效果。经济工作中的铺张浪费等缺点和错误，固然有很多原因，特别是同经验不足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如果从领导思想来检查，也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有不同程度的联系。我们中国的建设要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中国的具体情况是国家大、国家穷。如果脱离了这个具体情况，盲目地追求现代化、自动化等等，那正是主观主义思想在工业建设中的反映。这些现象过去并不是没有人反对过，为什么长期不能克服呢？这就同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有关系了。因为宗派主义不肯倾听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而官僚主义更使得领导人员不了解实际情况，于是工作中的漏洞就多起来了。现在为了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把建设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揭发出来，找出堵塞漏洞的办法，就必须帮助领导人员克服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 + +　　我们提倡的增产节约运动应该是一个全民的运动。早在去年１１月，党中央二中全会发表的公报中就曾指出：“应当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发动一个增产节约运动”。为什么要在全国人民中发动增产节约运动呢？因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是为了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这样一个关系至大的建国方针，决不只是经济部门的事情，而是全国人民的事情。只有把勤俭建国的思想向六亿人民说清楚，使这个方针为六亿人民所掌握，把六亿人民都动员起来，才能形成一种普遍的勤俭的社会风气，使得增产节约真正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群众性的运动。有了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铺张浪费等现象才无藏身之处，勤俭建国的方针才能贯彻到各方面的工作中去。 + +　　片面地了解和进行增产节约运动是应该防止的。有一种片面性的观点，它在增产节约中使大量的工业产品的质量降低了，事故增加了。这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意义说来，当然是很有害的。要克服增产节约的片面性，一切国家机关、事业和企业单位都应该积极地具体地研究增产节约的方案和措施，保证产品的质量指标，并且及时地加以检查和修正。 + +　　今年是我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我们要在这一年里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还要为实行第二个五年计划作好准备。我们相信一个普遍的、深入的增产节约运动，必将推动我们最后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更好地为实行第二个五年计划作好准备。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25.txt b/CCRD/1/3/2/00082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2db082e7c4414a5fcd69f2b07ff40797529140e --- /dev/null +++ b/CCRD/1/3/2/000825.txt @@ -0,0 +1,171 @@ +# 广东省温贯村农民骚动事件经过 + +　　廣東省高要縣五區羅勒鄉溫貫村，在2月17、18日兩天發生了有三百多人參加的騷動事件。這次騷動的真相，至今還沒有完全查清，現在，僅將記者採訪到的一些情況，報到如下，供參考。 + +## 農民對水利不滿 + +　　位於高要縣西南四十里半山區的溫貫村，原是一個獨立的鄉，前幾個月才和羅勒等村合併成一個大鄉——羅勒鄉。 + +　　溫貫和羅勒，相對低位於一條小河的兩旁。小河的水源在幾十里外的高明縣境，常年流水，能灌溉兩村的土地。兩村歷年來受旱災威脅，因此兩村人民都很看重這條小河的水利。 + +　　幾十年前，溫貫地主霸佔了這條小河的水源，在小河上游築壩將水堵住，向溫貫村方向開一水閘，閘下建渠，使羅勒不能利用水源。大旱時，溫貫地主把剩餘的水賣給別的村莊，也不賣給羅勒。歷史上兩村封建勢力常為這條水械鬥、打官司。二十年前的一次械鬥曾打死過人。 + +　　1954年，副區長麥冠常（現任高要縣林業局長）查勘水源後，決定將小河水利均分給兩吋，允許在小河水壩的左側向羅勒村方向開一水閘，水閘下開一條水渠。 + +　　同年，羅勒水閘和羅勒水渠築成後，兩村雖然訂過用水的章程，但羅勒農民用水時照顧溫貫不夠，有人偷偷堵溫貫的水閘口。 + +　　去年秋季大旱，溫貫晚稻因水源不足較1955年減產20%。溫貫農民更不高興，抱怨說羅勒人佔了便宜，溫貫人吃了虧。 + +　　今年年初，羅勒的大興、山口兩個農業社為了防旱，在羅勒水渠的旁邊築了三個大水塘，貯藏小河（小河水這時沒用，都白白流走了）和附近山溝的閒水，這就更引起了溫貫農民的不滿，說乾旱時，羅勒農民也會把小河水引進塘來，影響溫貫的二百畝田的灌溉。有人說要和羅勒打架，要平毀羅勒的三個水塘。 + +　　2月，羅勒的山口社，經黨的鄉總支書記梁慶華批准，又在羅勒水渠下游興建第四個水塘。水塘在16日動工。這一下，可把溫貫農民激怒了。 + +## 地主和不滿戶從中煽動 + +　　2月16日晚，區長看到情勢不好，要山口社17日停止第四個水塘的工程。山口社幹部、黨員想不通。17日早晨，幹部、黨員不去說服社員停工，不滿戶梁亞來和有流氓習氣的梁亞平卻來煽動社員上工。（梁亞來：貧農，因反革命假案坐牢幾個月，對我不滿。梁亞平，貧農，解放前以埋屍首為生，近幾年勞動態度很差。） + +　　這天，上工的七十多人，其中大部分平時勞動態度不夠好的社員，這天突然積極起來，邊工作邊唱歌。 + +　　溫貫地主兒子唐昭拙（他父親解放前是地主、偽鄉長，後逃往香港）從羅勒“看病”囘到溫貫，更到處大肆挑撥，說羅勒生產隊長領導社員開工啦。又說，社員一邊做工還一邊唱著：加油加油幹，不要工分，氣死溫貫佬！ + +　　據現有材料，當時積極煽動群眾打架的還有這麼幾個人：唐昭然（中農，因反革命假案坐牢五個月。1954年春對統銷不滿，帶領三十多群眾搗亂過鄉政府）、唐昭福（貧農，唐昭然的親兄弟，父親唐天才是慣偷；1955年因偷牛被鄉幹部綁街示眾，本人統銷時因造謠被附近鄉幹部扣押過）、唐昭華（貧農，釋放的刑事犯，讀圖，去年10月九龍事件時曾說“好消息，國民黨快囘來了”）、唐昭年（貧農，父親叫唐維中，反革命罪犯，1953年被政府槍斃）、唐達龍（貧農，有流氓習氣）和唐達榮（貧農，溫貫社副主任）。 + +　　溫貫大部分農民被煽動起來了。在這次騷動中表現較好的唐浩明時候敘述當時的心情時也說：那時，我的心也是紅紅的。 + +## 兩種會議 + +　　2月17日晚，區委書記、區長召開羅勒、溫貫兩吋有代表性的人物開協商會議。會上決定：一、羅勒第四個水塘工程停工，誰動工誰負責；二、18日十點鐘召集雙方代表，水利會技術幹部、中共區委會代表一起，對第四個水塘工程進行實地勘測，然後決定動工還是停工。 + +　　同晚同時，由地主、不滿戶組織的溫貫群眾大會也在舉行。 + +　　溫貫有兩個主要幹部，一個是大鄉中共總支副支書伍權，一個是大鄉副鄉長李庭友。伍權（貧農，可靠但軟弱）和李庭友（貧農，黨員，忠誠，也軟弱。）在騷動中一直表現較好，是騷動攻擊的對象。晚上，伍權去區開協商會，溫貫留下李庭友。地主、不滿戶組織群眾大會時，由不滿戶唐昭然挨門挨戶的召集，地主、富農、被管制分子、釋放犯、群眾都請到了，獨獨瞞了李庭友。李庭友聽到開大會的消息，把轉業軍人唐達賢（群眾）、唐達球（黨員）、唐衛中（黨員）叫來說：你們去主持大會，號召群眾不要打架，等待上級解決。（唐達賢，貧農，解放後參軍，1954年轉業，去年曾擔任溫貫村公安員，後因病停職。唐達球，貧農，黨員，轉業時不願囘農村。唐衛中，貧農，黨員，去年12月轉業，到家曾表示努力學習。） + +　　騷動前，唐達賢，唐達球和另一轉業軍人唐乃連（貧農，複員後表現不好）常在一起發牢騷，說“我們在農村沒有前途”。一次，唐達賢說我要告伍權，唐乃連一邊用右手作殺頭的姿勢，一邊說“我以前想把伍權這樣”，唐乃連還賭氣地說“現在，堅決要求寫證明到廣州進教養院！” + +　　群眾大會在小學校門前廣場舉行。受李庭友委託的唐達賢等三個轉業軍人，馬上控制了會場。 + +　　唐達賢先講話。講話內容有兩個不同的說法。他自己說是這樣講的：水利糾紛上級會解決的，大家不要打架。但做些準備，組織一下是可以的。我們三個轉業軍人已騎上馬背，要負責啦！另一種說法是他的講話很壞。他說：水渠本來是我們溫貫的，但是現在羅勒開了水渠，又開了水塘，又要將水引上山坳，開得我們溫貫一滴水都沒啦。我們幾個轉業軍人一定要撐大家的腰，有什麼事由我們負責，只要大家團結起來，聽指揮，一定把羅勒的水閘和水塘搗毀！唐衛中自己說他當時是這樣補充：兩村代表會今晚開會，事情可以和平解決，不要破壞羅勒的水閘啦！不過，如果要打，就要準備，要有組織。 + +　　三個轉業軍人講完話，會場亂了，有人吵起來。聽見唐樹華（貧農，牛脾氣，頭腦簡單）喊：不准同志（指區、縣幹部）參加！參加不行！這個同志指的是上級派來搞生產的陳樹文同志。這是唐樹華和唐丙坤（貧農）將陳樹文從大會會場上趕走。陳樹文退出會場，身後有兩人跟蹤，陳述問道鄉政府坐在電話機旁，又被大會會場派來的兩人監視著。 + +　　大會會場周圍有“民兵”放哨。溫貫供銷社一幹部（羅勒人）也受到會場派來的人監視。 + +## 地主。富農、不滿戶猖狂起來啦！ + +　　大會後半截很亂，散會時唐達賢宣佈：以高級社的十個生產隊為單位開小會。第二日早晨由各小會的代表彙報，舉行所謂“生產隊長”會議。在這個會議上，地主。富農、對我有殺親之仇和坐牢之仇的不滿分子特別活躍，發言最多，最激烈，要求最多。地主兒子唐昭卓在小會上說羅勒修水塘（指第四個水塘）有三個企圖，一是和溫貫打官司；二是打架作戰壕；三（不清）。他又說：區委來了個人，打架可能打不成了。他說，用兩個辦法還可以打起來。一個是組織好隊伍衝到山口社去；一個是破壞羅勒的水閘。 + +　　另一個小會上，富農唐保元說，羅勒是蜜蜂地，十年一定打一次。解放前也好，解放後也好。，那個政府領導都一樣，都要打。這次打仗，每個人都要預備一條竹棍，他說，竹棍打斷了，應該拿出菜刀、篾刀（砍竹子的鐵刀）！同時他還說，他自己已經準備了一條竹棍。曾被我錯捕過、統銷時煽動群眾搗亂鄉政府的唐昭然強調有準備，不要慌張，擺好隊伍，聽指揮。他曾說：隊伍有我負責。因為假案被我扣押過的不滿戶甘七，要大家簽名參加打架隊。以免有事時叫不到人。 + +　　大會的後半截，有一段很值得注意的對話。有一個叫唐達平的向唐亮照問道： + +　　“我們村有幾條槍？” + +　　答：“我有一條，李生一條” + +　　問：“有沒有火藥？” + +　　答：“不多了，用我的證明還能買到。” + +　　問：“小學校裡有一條抬槍，不知修修能用不？” + +　　答：“能用。白土村有一個匠人會修” + +　　這個唐達平，據在溫貫騷動中表現較好的主要黨員幹部李庭友、伍權說，是騷動的主持人。（唐達平，富裕中農，現任村民校教師，親哥哥唐達高是反革命分子，1949年被我槍斃。唐達平同我有殺兄之仇。唐亮照，貧農，外號叫“打鳥三”，解放前作過鄉丁，一慣以打鳥為生。在整個騷亂中很活躍。） + +## 幾項決議 + +　　18日上午，溫貫空氣很緊張，那些“積極分子”個個摩拳擦掌，躍躍欲試。早晨，十個生產隊交齊名單。飯後，唐達平、唐亮照、唐昭福扛著槍，領著一批人到村後試槍兩響。 + +　　區委書記、區長、公安員和幾個區、鄉幹部聞風趕到溫貫，開黨員會了解情況，但黨員或者不知，或者不說。區委書記、區長臨時決定羅勒不修第四個水塘，號召黨員帶動群眾“不可亂動，等待上級解決”，可是已經晚了。 + +　　不滿戶唐昭智看見和區長一塊來的幹部中，有一個戴著梁慶華的雨帽，便跑去找唐樹華說：“梁慶華到了！”粱樹華到各戶同志，要大家來打梁慶華。剎時，集合了二百多人，地主、富農、釋放犯、被管制分子都到了。 + +　　區長、區委書記在的鄉政府（原溫貫政府）被包圍了。區委書記敘述現場情景時說：當時，房子外邊吵成一片，有人呼口號，有人敲門，有人擊桌子。口號是： + +　　“打梁慶華！” + +　　“斗麥冠常！” + +　　“拆水塘！（指羅勒水塘）” + +　　“梁慶華、麥冠常壓制溫貫人！” + +　　“不並鄉！不並信用社！” + +　　這時，唐樹華，將袖口捲起，指手畫腳地闖進門來，要區長、區委書記“把梁慶華交出來！”梁慶華這天恰恰沒有到。區委書記走出來說：“你們有什麼意見，派代表來談判！”“區裡決定，羅勒水渠不開了”“幹部有錯誤可以由政府法辦”。群眾不置可否，混鬧了二十幾分鐘散了。 + +　　17日，溫貫騷動的“積極分子”，派人把溫貫在九個鄉共同的另一項大水利工程上的五十多個民工叫囘來打架，並說，不囘來的人每人每日罰五角錢。還說，囘村以前，繞道先將羅勒水閘打爛！”18日，民工沒有打水閘先囘到鄉政府，又向鄉政府混鬧了一通。囘來的民公眾有個叫唐超流的，對區幹部說：“複員軍人唐超流是我啦！處理不好，一定要打。我不怕坐監！” + +　　“你們（指共產黨）‘騙人’” + +　　18日黃昏前，區委書記再宣佈：接受群眾意見麼，不修水塘，合理用水。宣佈後即返回羅勒。溫貫主要幹部以為問題可以解決了，很高興。但是區委書記剛走，溫貫便傳出謠言，說“區委書記的話是騙人的！”“區委書記囘去啦！問題解決不了！” + +　　乳液溫貫主要幹部正張羅著開生產隊會議時，群眾大會又開始了。到會的三百多人，又是地主、富農、釋放犯、被管制分子和群眾，召集開會的仍是17日那些人。 + +　　留在村莊裡的區公安員有點慌，跑到台上去講話，說區已接受大家意見。“群眾”不聽，亂喊口號。先提出口號和包圍鄉政府時提出的口號一樣，只比以前時更硬些，如“一定要打，毛主席來了也不怕”。後來，出現了反黨的新口號。 + +　　唐達龍（貧農、平時有些流氓習氣）、唐聯泰（富裕中農）提：“區委會騙人太多！不交公糧（指農業稅）行不行？”群眾喊：“同意！同意！公糧不交啦！” + +　　不滿戶唐昭然提：“你們欺騙太多啦！要期限答復！” + +　　還有一個說：“麥冠常是幹部，欺騙多啦！你們也是幹部，還不一樣？” + +　　再後，大會鬥爭的中心，轉向“整”本村的鄉幹部。 + +　　唐昭然先提“溫貫有伍權（中共總支副書記）在一天，糟糕一天！” + +　　唐七喊：“要伍權、李庭友（黨員，副鄉長）表示態度！” + +　　又一人喊：“要唐振德（前村農會主席）檢討“一壩兩渠””！ + +　　又一人喊“要社主任（黨員）和會計（黨員）檢討“怕死””！ + +## 黨員動搖 + +　　這晚，村莊裡已造成“白色恐怖”，它壓迫得誰都不敢反抗這個“運動”。 + +　　溫貫共七個黨員，“自動”參加大會的有四人，但他們沒有跟著喊反動口號。黨員唐福林（溫貫社主任）上台說：我父親也是羅勒人打死的！（他父親本是病死的）我同意打啦！溫貫社會計（黨員）也上台說：“昨天晚上的大會，我沒有參加，但是，打架我不怕，我打頭陣，坐牢我帶頭去！”李庭友被迫上台承認錯誤。 + +　　區公安員向羅勒的區委書記告急。縣委合作部鄧部長（原始這兒的老區委書記）這天也到羅勒。鄧部長河區委書記立刻派六個幹部，帶幾條短槍趕到溫貫會場。這時已夜十一點半，群眾還未散去。會場看到這批區幹部來得氣勢不同，有六個人立刻悄悄溜走了。 + +## 相信不相信共產黨 + +　　區幹部上台只向大家提一個口號： + +　　“相信不相信共產黨？” + +　　群眾中有人答“相信” + +　　也有人喊：“一定要答復！”但發現馬上有人勸他“不，要相信共產黨” + +　　區幹部說，如果相信共產黨，就不要動手，等待共產黨來解決。 + +　　群眾散了。 + +## 騷動平息 + +　　19日，鄧部長、區委書記一起來到溫貫，率領十幾個區幹部，利用各種方法，反復地大張旗鼓地宣佈兩條意見。第一，羅勒第四水塘堅決不修，一切問題聽候共產黨解決，要相信共產黨；第二，打架兩敗俱傷，打架犯法。後又加一條“幹部都有缺點，也有成績，犯了錯誤可以批評甚至處分，可是不能隨便打、隨便殺！” + +　　縣、區幹部分別召開了黨、團會議、幹部會議，轉業軍人會議，婦女積極分子會議，也召開了地主、富農、被管制分子的訓話會議。這樣，就把地主、富農、被管制分子同人民分開來了。 + +　　羅勒山口社黨的工作較強，黨員思想通了，社員也就通了。23日，黨員帶動社員將第四水塘培起來的一段土堤平毀。 + +　　溫貫群眾基本上滿意了，一個農民說：真打起來，也就壞了。現在是“因禍得福”。有的農民說：不這樣，那裡會來這麼多同志。騷動時，群眾碰見我幹部不理，現在又問好了。 + +　　近幾天，縣、區幹部正在這樣做：一、從搞好生產，調動群眾積極性入手；二、群眾合理要求，切實地步步解決，錯的地方檢討，不大好的解釋；三、開“安民會議”；四、把群眾團結在我們周圍，幫助群眾分清敵我和內外界限，找出真正敵人。 + +　　記者到溫貫時，還感覺到騷動殘留下來的恐怖氣氛。25日晚間，記者和伍權在鄉政府小屋裡談話，他總是把房門閂起來，逢人敲門，他的臉色都要變化。據區幹部談，連日內，都有人威脅黨員、幹部、貧農，不讓它們向我們反映真實情況。這些人仍以不滿戶居多。釋放犯唐橋在地、富釋放犯訓話會議上向幹部反映他的真實思想後，不滿戶唐昭然向唐橋的兒子說：“囘去告訴你爸爸，不要亂講”。唐橋的弟弟唐振平也告他說：“能犯天條，不犯眾憎”。 + +　　17日晚上打架隊的十個名單，現在只交出一個，小學校的抬槍，也有人藏了不交。參加騷動的人現在怕扣押、幹部、黨員、。團員怕處分。 + +## 地方幹部對騷動的分析 + +　　正在溫貫工作的縣、區幹部的意見是：農民對我黨和政府有些不滿，這種不滿被地主、富農、不滿戶利用了。他們認為溫貫騷動至少是地主。富農、不滿戶煽動的一次政治性明顯的騷動。 + +　　農民不滿，除水利外，還有統購統銷和假案兩事。1952年發生的反革命假案，誤押了十人，被扣押八個月左右。1953，1954兩年的統購統銷，不少農民賣掉口糧，挨過餓。這兩件事，傷害了廣大農民的感情。 + +　　他們還認為騷動也可能是反革命從中煽動的。因為1953年統購時，溫貫發生過謀殺案。一個中農帶頭賣餘量，反革命分子唐維中便偷偷把這個中農的兒子勒死在廁所。1954年統銷是，唐昭然山東國三十多個群眾搗亂鄉政府。去年10月，九龍事件發生時，說“供銷社的食油供應不上了”，群眾曾排長隊搶購石油。今年陰曆正月初六，不知什麼人從中煽動，要每個婦女出兩角錢，請七個道士來開壇做社，鄉幹部知道後，從途中將道士勸囘去了，婦女憤怒，將紙花紙船堆放在伍權、李庭友的門口。 + +　　（附註：上述材料是縣、區、鄉幹部供給的。因為溫貫黨員、幹部現在還有顧慮，有些材料無法核對，不準確估計一定會有的。）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48期，1957年3月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27.txt b/CCRD/1/3/2/00082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f4d6af67f8b175b6e4f98283835041cf9d87e49 --- /dev/null +++ b/CCRD/1/3/2/000827.txt @@ -0,0 +1,31 @@ +# 广东教育行政学院教授开始“放”“鸣” + +　　<广州日报> + +　　本报讯 广东教育行政学院于昨(5)日下午举行座谈会，请教授们对学院内存在的矛盾和党的各项工作提意见。中共广东省委员会书记文敏生同志出席了这次座谈会。 + +　　邹鸿操教授首先发言，他说：我过去是华南师范学院教育系副主任，但是党的领导不深入群众，光听汇报去处理问题，宁愿相信一个团员助教，也不相信一个系主任和一个民主党派的成员，我就曾经体会到不被信任的痛苦。同时，一些工作问题搞清楚以后也不算数，一年后还要挨整。广东教育行政学院开办不久，要办好学校虽有客观的困难，但是学院的领导严重地脱离群众，不深入下层了解情况，院长和教务长一年来都没有下过宿舍和学员谈话，只听汇报已经不对，但他们连一次汇报工作情况的会议也不参加，听到意见时，总是把意见推回，更不喜欢听到工作上的缺点，甚至在报告中还把造成工作缺点的责任推到学员身上。领导对干部关心不够，对工作既无具体指导，而责备又多。例如有一个搞图书馆工作的女干部，因为身体有病而没有把图书在短时间内编好，领导没有体谅她的病，只是对她进行责备。学院党与民主党派最初每两周开一次座谈会，但都是停留在汇报情况上，没有讨论什么问题，后来也停止了。自从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上学期召开过一次党派座谈会，在会上提了不少意见，如有一位同志提出学院党内团结不好，影响了工作，希望今后搞好党内团结。这意见本来是从爱护党、关心党出发的，但是没有引起重视，并且以后也不开这样的会了。 + +　　邹有华教授说：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声中，有些人讲话还是有顾虑的，但这顾虑的本身也该研究一下，为什么会有顾虑？有些领导往往把那些唯唯诺诺、唯命是从的“好好先生”当作理想的人，而在过去的运动中有些群众又成为惊弓之鸟，因此就产生顾虑。他认为只要对党信任和诚心诚意，顾虑就会消除。 + +　　接着他提出了人与事不相称的问题。他说：职、权、责的问题很多人都谈过了，我谈谈“权”与“能”(力)的问题。他说，权和能是不能分家的，有权而无能就会出毛病。如让外行来领导内行，对知识分子的分配和使用就不能恰到好处。他认为这和人事部门成为党员的家属委员会、把半文盲的人也拉来做人事工作的情况很有关系。 + +　　他还指出有些党团员常常以自己代表着党和代表着团来讲话，谁反对他就是反对党，反对团，这种逻辑是很难叫知识分子接受的。他说：这是不是党的意旨呢？我不相信。其实这种团员不是党的助手，相反在党和群众中造成了墙和沟，起了反作用。 + +　　对于知识分子的信任问题，他说：在高等学校里表现出来的是对知识分子不够信任，又需要又讨厌。要建设社会主义不单是喊口号和贴标语，还要科学，是否单由一些有组织关系和表现积极的人就能建成社会主义呢?不是的，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宗派主义。他说：本来党与非党的群众是有许多共同点的：大家都是中国人，都热爱祖国，愿意在自己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共同点。如果大家都把这身份拿出来，非党同志就可以发挥当家作主的精神，就能消除宗派主义。 + +　　他还批评了学院中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开展得很好。他说：学院的工作有缺点，党员没有通过批评来克服缺点，以给大家示范，是不是党员同志看到缺点也不敢于提意见，要保持“一团和气”呢?他还说：党分配到各高等学校的领导人，在发展上是否太快了一点，有些同志没有经过某种工作的实践，就派来领导高等学校。他认为应该发展得稳些，慢些。 + +　　对于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他说：官僚主义是政治不结合业务。而教育工作必须有科学知识，单有政治思想领导是不行的。今天业务知识还在知识分子身上，我提议知识分子和党的同志要互相学习，这样关系才会改善。他说：我认为今天知识分子的政治理论提高的速度是超过了党的同志学习业务的速度的，为什么呢?以为知识分子对学习、读书有特殊的本领，有一定的分析组织能力；而有些党的同志却坐不下来切实认真地学习业务。 + +　　他还指出了学校教学工作上的教条主义，是和教育行政机关的领导有密切关系。他说，如果教师不硬搬苏联的教材，而想创造一下就会受到各方面的阻难。他提出，学术研究要大鸣大放才行。对于学院的领导，他认为现在的问题是缺乏业务知识和高等教育的领导经验，并且缺乏远大眼光。 + +　　（此外关于广东教育行政学院在国家的学制中的地位问题，它是高等教育机关还是一般行政机关?为什么学习、听报告等不和其他高等学校在一起而和中小学，机关干部编在一起等问题，他也提出了意见。对于领导关系问题，他说：中央高等教育部、省高教党委、省教育厅对我们是“三不管”，我们像一个媳妇找不到婆婆，希望有关领导部门给以足够的重视。） + +　　雷香庭教授在发言中认为从整体来说，党与非党之间是没有墙和沟的，非党人士是对个别的党员不满。例如我在海南师范学院任教时，那里有一位党员处长就很不尊重教授。该院院长(一位非党的学者)就曾经被他整了一顿，我们教授也受到诸多歧视。这使我觉得受不到党的尊重和信任，因而多年来都沉默下来。广东教育行政学院党的领导对教授也是尊重不够的。参加政治学习时，我申请入高级组，但却把我编到中级组去。去年选举区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时，我被提名为候选人，但是在介绍候选人的材料中，却指出我的缺点是“政治水平不高，业务水平低”，企图打我一棍。候选人的材料是要印发给选民看的，这样就会使我在学院中丧失威信，使我没有信心讲课，甚至使选民觉得有这样缺点的人还选他做什么。教务长知道我那次是由民主党派提名的，但却强调应该让学院的群众提名，这显然是会造成不良的影响，我看这是宗派主义作祟的结果。关于依靠谁来办好学校的问题，雷香庭教授认为不应光叫教授去开汇报的会议，而应该让教授参加讨论学院主要问题的会议，他接着说，领导既然不懂业务，就应该多向教授学习，但是领导却很少去找教授谈谈，而我们都希望和他们多接近，做个知心朋友。他又说，我现在在学院里好像变成了一个单纯的“教书匠”和“知识传授者”，因为除了讲课就没有什么。我想了解一下学生的情况，但是学生的材料我也拿不到，甚至带领学生去实习时，也迟迟才拿到一份学生名单，这都是对教授不够尊重的现象。 + +　　该院总务科科长张增培也在会上发了言，他说，学院党组织内闹不团结，使学院的工作受到影响，思想工作也做得差，领导不但没有主动去了解干部的情况，甚至在干部主动提出意见时，也用批评的方法把意见打回。院长只是偏信一些人，大事不理却去理小事，有些工作人员没有征求他的意见铲了一些草，他严厉地斥责是“不尊重领导，观点错误”。学院的各种制度很不健全，有人说“积极分子大多数不是党员，享受的却大多数是党员”。 + +　　座谈会由下午2时半开始，到6时结束。 + +　　（来源：《广州日报》1957年6月5日。原题为：“广东教育行政学院教授开始‘放’‘鸣’/批评领导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28.txt b/CCRD/1/3/2/00082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bed91d258be8a97529aaf5326efddd936398f8a --- /dev/null +++ b/CCRD/1/3/2/000828.txt @@ -0,0 +1,25 @@ +# 广东教育行政学院教授们开始放鸣 + +　　<南方日报> + +　　本报讯 本月5日下午，广东教育行政学院中共组织邀请党外教授举行座谈。会上教授们就高等学校中党员负责干部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提出了批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文敏生出席了这个座谈会。 + +　　民盟广东省委员会文教委员、广东教育行政学院教育学研究室主任邹鸿藻教授，认为党这几年的工作很成功，大公无私，但个别部门的党员负责干部在工作中却有缺点和错误。他说，他两年前在华南师范学院任教时，觉得该院党员负责同志陈唯实，很少到下面了解情况，光听一些干部会报，而这些会报却是不全面的，甚至是不大真实的。他说，那时师院教师内部不团结，他曾公开说过这些问题主要应该由领导上检讨，不能总是怪教师。但是，该院领导上却因此说他是反领导、反党。他为此而感到痛心。 + +　　在谈到广东教育行政学院的情况时，他认为院长、教务长这些党员负责干部很艰苦朴素，有很多优点，但是官僚主义严重。两年来，他们不深入群众，不关心干部，没有下过班里了解学生情况，甚至连班长、党支部会报情况也不听，思想工作做得很差。最近他曾要求院长找学生们谈谈，征求他们对领导的意见，但院长却说学生们没有意见。 + +　　九三学社成员、教授邹有华说，目前党外人士讲话还存在一些顾虑，原因有二：一是过去某些领导同志领导运动有偏差，群众存有“惊弓之鸟”之感；二是领导过去对群众的看法有问题。 + +　　他认为党群关系不正常，具体表现如下：1、党政不分，以党代政；2、人与事不相称，许多工作是外行人领导内行人，对部分高等知识分子的分配和使用不当；3、一些年青的党、团员干部目中无人，特别是一些团员不但未起党的助手作用，而且还破坏了党群的关系。他指出个别的党、团员好像是代表了党、团，谁不同意他们的意见，就说成是反党。他说，这个逻辑怎叫知识分子接受得了?4、对德和才的看法有问题；5、对知识分子还不够信任，高等院校都设系秘书，又都是党、团员担任，几十岁的老教授都要听他们的话。他认为这些现象都是由宗派主义产生的。他在谈到高等学校的领导问题时说，知识分子是相信和欢迎党来领导的，但希望有相当政治水平和业务能力的党员同志来领导。他对使用和提拔党员干部提出建议。他说，应该首先让高等学校党员干部担任副职，经过一定的实践锻炼和培养提高后，再提为正职领导。 + +　　他认为党委制有缺点，但如果像近来一些人说的那样实行“教授治校”，那也有问题，最好是由党委负责人、行政领导和教授组成院务委员会来领导。 + +　　他还批评了几年来教育领导部门的教条主义，把苏联的许多教材看作唯一法宝，以致老教授们想研究创造一些新东西，也得不到领导的支持。 + +　　民革成员、曾任教20多年的教授雷香庭，认为整个党和党外的“墙”和“沟”是没有的，只是个别党员的宗派主义造成了一些“墙”和“沟”。他举出自己在本学院内身历的一些事实，说明一些党员干部的不尊重党外知识分子和宗派主义。 + +　　民革成员、总务科科长张增培也在会上发言批评了宗派主义、官僚主义。 + +　　座谈会仍在继续进行，详情续报。 + +　　 来源：《南方日报》1957年6月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30.txt b/CCRD/1/3/2/00083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52691d60bbb86b00c152eedb52391f6f2c6bb21 --- /dev/null +++ b/CCRD/1/3/2/000830.txt @@ -0,0 +1,23 @@ +# 华南农学院教授继续“放”“鸣”: 对改进学院工作提出建议 + +　　<南方日报> + +　　本报讯　华南农学院教师本月5日继续举行座谈会，向领导机关提意见。中共广东省委员会书记赵紫阳参加了座谈会。 + +## 要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 + +　　农学系主任王仲彦对教师的进修、提升(如助教升讲师)和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等问题提出意见。他说，近年来对教师进修问题已开始注意，但是不切实际，例如有些教师是研究热带作物的，应该到印度尼西亚或是马来亚等地去进修才适合，但却被送去苏联进修。同时，抽调教师去进修有时抽调得过空，影响教学工作。他认为学院对培养青年教师不重视，有些青年教师做了七、八年助教也没有及时的升做讲师。教授和副教授同助教的学术水平越离越远，有断线的可能。他还说，自从1954年高等教育部规定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全部交由各系负责以后，学院的党、团组织对学生的思想教育放松了，这样做不大对头。因为系里教师教学工作很忙，抽不出足够的时间来向学生进行深入的思想教育。他认为党、团组织在政治思想工作上是有丰富经验的，希望能多注意这方面的工作，加强领导。 + +　　林业系主任沈鹏飞同意王仲彦提出党委要加强对学生政治思想教育的建议。他说：过去党委对学生政治思想教育抓得较紧，学生政治觉悟不断提高，毕业生都能表示服从国家的统一分配。可是最近两年党委放松了这项工作以后，部分学生的个人打算便有了抬头，有些毕业生被分配到东北后不久就请调回来，希望党委和团组织都要加强对学生工作的领导。他还批评了高等教育部的官僚主义。 + +## 不设农经系是不对的 + +　　农学系教授张农一再强调农业经济系的重要，农学院不设立这一系是不对的。他说，研究农业经济是当前的迫切任务，不设农经系是违反国策的。他对学院7年来也搞不出一个完整的农场很有意见。他认为学院领导多头，院长、教务长一大堆，而院长又是兼职的多，不了解情况，“三个和尚无水食”，事情办得不好。他说，去年评薪时学院领导上认为一级教授要接近国际水平，而自己的学术水平是够得上这个标准的，但是，却被评为4级教授。他认为这是农学院的宗派主义。 + +## 要重视科学研究工作 + +　　农学系副教授伍丕舜批评党的领导上不征求科学研究部门和专家们的意见，随便对科学研究工作的成果加以判断和宣传，使国家和人民受到损失。他指出双轮双铧犁在浙江试验后，农业部认为成功，即用行政命令方法在全国推广，广东省农业厅党的领导上没有征求有关部门，特别是华南农业科学研究所的意见，没有很好注意广东地区的特点，也就盲目地推广50万部，结果，大部分都成了废铁。连县一个农民创造了一种双铧五一犁，新闻记者在报上一刊登，领导上即要农具厂制造10多万部，后来这种犁经华南农业科学研究所试验，只犁了几下就断了。他说：科学研究成果最好由科学家展开讨论，加以判断。科学研究工作，从开始研究、试验到推广，应该经过那些步骤，要有一定的规定。科学研究成果的宣传，关系到科学家的名誉，希望党注意高级知识分子重视名誉的特点。 + +　　俄文教研组副教授林协文对学院工资调整、福利工作和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缺点提出意见。他建议组织小组对福利补助金进行审查和处理。土壤农化系副教授茹皆耀批评高教部招生没有计划，教学措施朝令夕改和教条主义的学习苏联经验。土壤农化系副教授黎旭初批评了学院的宗派主义。 + +　　 来源：《南方日报》1957年6月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32.txt b/CCRD/1/3/2/00083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4bea197a4ed51fbf3561ccc98b6f9b41e80804b --- /dev/null +++ b/CCRD/1/3/2/000832.txt @@ -0,0 +1,83 @@ +# 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 (第十六次座谈)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于昨日继续举行。会上发言的有民建中央委员、人民大学教授吴大琨、上海公私合营萃众织造厂经理李康年、民建天津市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工商联秘书长王光英。还有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刘靖基、广东省工商联主任委员、中国民建会广东省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邓文钊作了书面发言。 + +## 吴大琨说：有些人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下反对马列主义 + +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大琨说： + +　　我以一个在大学里从事理论教育同时也在中国民主建国会担任一部分宣教工作者的身份来谈谈有关教条主义的问题。我们反对教条主义，但是并不是说一切的理论都是教条，所有的理论家都是教条主义者。我们只是反对那些脱离实际的理论与理论家。解放几年来，在我们国家的理论教学工作中确实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的倾向（在工商界的学习中也存在着教条主义的倾向）。 + +## 理论教育工作中教条主义严重 + +　　这种教条主义倾向表现在一系列的教学环节上，即教学的内容、教学的方式，以及审查教学成绩的方法上。这就大大地削弱了马列主义的教育作用，减低了学习的效果。现在我把这三个环节都简单地来说一下。 + +　　一、在教学内容上：主要表现在教学课程不结合实际，甚至不符合实际。例如现在教的政治经济学，用的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其中所说的都是外国情况，例子也是外国的，而对中国经济情况和中国社会的经济特点就根本没有谈到，因此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这种从外国搬来的教科书，实际上是不适用的。再如，我们现在谈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如只根据“资本论”中所说的情况来解释，就不符合实际，因为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到垄断阶段。列宁是赶上了垄断时代，但从列宁死后到现在，资本主义又已有了很大变化，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情况就有许多变化，今天我们讲课如不结合现代情况来谈，而只是以“资本论”上的例子来解释，就是不符合实际，是教条主义的。讲哲学、联共党史也有同样的教条主义情况存在。所以我建议中宣部要对中国的理论教学内容加以革新。 + +　　二、在教学方式上：目前学校内讲课多数都是采取死背讲稿的方式，限制和妨碍了教师的发挥。我认为理论教育的目的是应该如何帮助大家以马列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去看问题，而不是要大家去背书。现在无论在大学内或是工商界的业余学校内，教学方式都是背书。讲过来讲过去老是那几句话，听的人也感到乏味。同时许多讲稿都是经过教研室研究通过的，有的课，本人也感到内容不好，但仍不肯发挥；有些教研室片面强调组织性、纪律性，认为教员能将讲稿背得一字不差就是组织性强、纪律性强。我则认为应给教课的人有发挥的余地才好。大家对这种背书式叫“低头照本宣科”，要是有人多举例发挥就叫“抬头信口开河”。低头也错，抬头也错，许多人宁可做“照本宣科”的人，不愿作“信口开河”的人。因为课程经教研室研究过，至少不会犯原则性的错误。可是信口开河就会闯大祸。 + +　　还有人对教学的严肃性理解不正确，认为一定要板起面孔说教或正襟危坐听讲才算是严肃性，否则就是没有严肃性。我认为严肃性是指原则性强、理论性强。我看，毛主席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在讲话时，也是谈笑风生的，但不能说不严肃。 + +　　三、考核教学成绩、平时辅导等方法方面，由于在教学内容上是背书，在考试、辅导时也是背书。在小组讨论时虽然也强调要学生独立思考，结果也只是“笔记搬家”。现在考试是采用抽签口试办法，要考一百多个学生，教师们感到疲于奔命，有的还要先做好标准答案，回答时第一点与第二点顺序先后也不能错。 + +　　采取这样的考核教学方法，显然是不可能不有教条主义的。对这些理论教育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我希望中宣部能彻底地检查一下。在这次大“放”大“鸣”中，中宣部还没有邀请有关人士来检查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其次，党过去对民主党派宣教工作的帮助也很不够。例如党中央召开宣教会议时，就没有和各民主党派联系，邀请民主党派的宣教工作者去参加（至少中国民主建国会没有被邀请去参加）。这也是一个缺点。 + +　　在宣教工作中，确实存在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应该反对，但是现在也有些人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下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如章乃器同志最近所发表的一些言论与文章就是这样。我分析了一下，认为章乃器同志文章中有六个问题都是涉及原则性的问题： + +　　章乃器曲解了斯大林的话 + +　　一、“在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这篇文章——章乃器同志讲党员所以有“特权思想”，是以斯大林说了：“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一句话为思想基础的。这是一个曲解。因为斯大林说这句话的目的，根本就不是要党员有“特殊”思想。我们对死的人也要公平。乃器同志所看到的在联共党史中引用的只是斯大林演说的一部分，是不完全的，据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二十五页，“追悼列宁”这篇演说中，斯大林是以非常沉痛的心情说道：“同志们！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伟大无产阶级战略家底军队，列宁同志底军队，就是由我们这些人组成的。在这个军队里做一员战士，是再光荣不过的了。以列宁同志为创始人和领导者的这个党底党员称号，是再高尚不过的了（下面的话，就是党史上所没有的）。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这个党底党员的。并不是任何人都经得住身为本党党员所必经的种种患难与风波的。工人阶级的子弟，在贫困与斗争中养成的子弟，受过千辛万苦和作过英勇努力的人，就是首先应当成为本党党员的人。正因为如此，所以列宁主义者底党，共产主义者底党，同时也就称呼为工人阶级底党。”“列宁同志与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说：要珍重党员这个伟大称号，并保持这个伟大称号底纯洁性。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你的这一个遗嘱，我们一定会光荣地实现！……”试问在这样一个伟大的誓言中有没有叫党员脱离群众的意思呢？是没有的。说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只是表明党员要经得起考验，经得起风波，坚决奋斗，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员和普通工人是有区别的，反对这一点实质上就是反对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 +　　二、他反对在企业中分“公方”与“私方”、党与非党的提法。他反对４月２２日“人民日报”上的社论“工商业者要继续改造，积极工作”。认为社论里所说必须服从公方领导的提法是片面的，他实际上就是反对党的领导。我们虽然主张私方应当“有职、有权”，但这与服从“公方领导”是不冲突的。他认为目前阻碍私方发挥积极性的只是“三害”，我认为也是片面的。 + +　　章乃器总是把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混淆起来 + +　　三、他反对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有区别。章乃器同志总是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混淆起来。他虽然承认两个阶级有本质的区别，承认资产阶级是剥削阶级。但他把工人阶级却看成只是不剥削的阶级，反剥削的阶级，根本不提工人阶级是“被剥削的阶级”，这样就使剥削阶级的剥削对象不知那里去了。他虽然说阶级间有本质区别，但又认为工人阶级分子与资产阶级分子间没有本质区别。这就是说工人和资本家都一样。去年民建二中全会时章乃器同志一开头提出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引起大家的反对，经过讨论，他后来虽然也承认资产阶级有两面性了，但又认为工人阶级也有两面性。当然，在宣传工作上应对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作具体的分析和说明，不应把一切坏事情都说成是“两面性”。而且我们今天说资产阶级有两面性也是说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并不是坏的意思。所以并非承认了有两面性就要低人一等。我们也没有说“两面性”就是“五毒”。胡子昂同志是工商业者，但他在访问苏联时却能与赫鲁晓夫并坐，受到很大的光荣。这就说明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有了两面性，所以才有条件能与赫鲁晓夫同志坐在一起。这个“两面性”是光荣的。至于工人阶级虽然也有缺点，但不是“两面性”的问题，因为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的制度内是被剥削的阶级；他们是不会留恋资本主义的。一定要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一样具有两面性是错误的，在理论上是决说不通的。 + +　　说“定息不是剥削”是不通的 + +　　四、“定息不是剥削”的问题。章乃器同志认为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不是“剥削”。这也是不通的。因为有了不劳而获的人，就一定有“劳而不获”的人，这是相对的。至少有人是要多劳少获的。这两种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剥削又是什么？章乃器同志说剥削一定要有痛苦，好象必须象奴隶制社会拿皮鞭打才算剥削。可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方法是很巧妙的、隐蔽的。譬如美国的资本家就收买很多的工人贵族，美国工人也的确有人有汽车，难道我们可以说美国没有剥削吗？当然目前也有定息只有十几元钱的人，与定息多的有区别。但不能因此就把定息的剥削实质掩盖起来。有的人说“抚恤金、养老金也是不劳而获”，我看是不同的。抚恤金、养老金是从工人过去工作的基础上得来的，不是来自剥削。没有听说过有一个人死了，因为他过去剥削有功，所以才对他抚恤一番。 + +　　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才有条件反官僚主义 + +　　五、章乃器同志还将资本主义与官僚主义对立起来看，认为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可怕。这就无形中承认了好象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没有“官僚主义”的。其实，官僚主义的来源是过去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所以才有条件反官僚主义，工人阶级本质上并没有官僚主义。章乃器同志只看到资本主义好的一面，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坏的一面。资本主义是官僚主义的老巢，如英国、美国政府都有官僚主义，他们就不可能象我们这样地彻底反对官僚主义。今天由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所以我们才把反对官僚主义提到了首要地位。这也就是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所遗留下来的恶习。所以我们还不能把官僚主义与资本主义来相提并论。 + +　　六、章乃器同志反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是“脱胎换骨”的改造。章乃器同志一系列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告诉工商界要放松自我改造，因为他反对“脱胎换骨”的改造，也就是反对本质的改造，只要形式上的改变。这对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的改造来说，就会让他们停留于形式上，不会认识到改造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章乃器同志说在“过五关”之后还要有“脱胎换骨”“抽筋剥皮”的最后一关，这是一种对工商界朋友们的故意恫吓。事实上没有人说还有什么“抽筋剥皮”的一关。 + +　　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阶级面貌来改造党，要求党倒退 + +　　以上六条都涉及原则问题，是用反教条主义的旗帜来反马列主义原则。反教条主义这个口号是对的，但不能反错内容。我们帮助党整风，要看看站在什么立场上，怎样帮助党整风。我认为我们应该按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标准来帮助党整风，决不能按照我们自己阶级出身的面貌来改造党，要求党倒退。 + +## 王光英说：我们是能辨善恶的,没有注意工商界原有的宝贵经验 + +　　王光英首先对工作中接触到的问题提出意见，他感到全行业合营后，各专业系统对企业改造抓得多，对人的改造抓得不够。统战部和八办对公私关系、生活照顾考虑多，而对生产考虑不够，对工商界原有的宝贵的经验也没有注意吸收。 + +　　他认为，发挥私方的作用是个很大问题。天津国药业八百从业人员中，有很多人具有极其丰富经验，他们能辨别药的好坏，了解市场情况，掌握货源，泡制技术也熟练，在增产节约中他们可以提出很多主意，但是，有些企业对私方提出的意见，有时不加可否，有时又很轻率的否定。俗话说：“不用人，不知人”，不知道这个人，也就用不好这个人。他建议合营企业应该建立必要的制度，人员要有明确分工，要把人员安排在最妥善的地方。 + +## 不赞成在名词上兜圈子，企图否定阶级本质的改造 + +　　接着他对这次座谈会上讨论的几个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民族资产阶级正在向劳动者分化中，不能说“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除了定息以外，就没有区别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公私合营以后，思想是起了变化的，但立场、观点、方法的改变还是长期的、艰巨的。我们能够随时不忘掉要有阶级本质的变化，就是说“脱胎换骨”也没有什么坏处。我不赞成逃避现实，也不赞成在名词上兜圈子，企图否定阶级本质的改造。解放后，党和政府采取恰当处理内部矛盾的办法和工商界的努力，民族资产阶级积极一面大大提高，消极一面不断缩小，这反映了阶级特性在变化。但有人就因此强调民族资产阶级可以自发地长入社会主义，有人强调内因，看不到外因，这是不切合实际的。我们在解放前反对三大敌人，同时也有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解放后经过党的长期教育，要求走社会主义积极性才逐渐增长起来，不能否认工人阶级对我们的教育才促成我们的变化，我们应该“饮水思源”，把好事都说到自己头上来是不公平的。 + +## 不能打着反教条主义的招牌，挂羊头卖狗肉 + +　　定息明明是剥削收入：有人硬说是不劳而获。这句话不管说得怎样好听，里边是夹了东西，就是卖官盐里头夹私盐。不能打着反教条主义的招牌，挂羊头卖狗肉。我们工商界不愿意自欺欺人。有个青年工商业者说拿到定息或高薪手心都出汗，内心有很多斗争。何必逃避这些对自己有好处的斗争呢？有人说定息不是剥削，这个提法，代表不了我们工商界。 + +　　他说对工商界估计要实事求是，高估了，对我们接受改造不利。容易助长工商界自满情绪，容易翘起尾巴来要和公方平起平坐，这不但不能改变职工对我们的观感，还可能印象更坏，对工作，对生产都不利。估计低了，会丧失改造信心。 + +## 对笑里藏刀的话，要加以分析，不要上当 + +　　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我也不同意这种说法，资本主义就是官僚主义的大本营，没法和社会主义比，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效率高毋宁说是剥削艺术高。全行业合营的时候，有个口号是“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怎么到现在还有歌颂资本主义的呢？我们要辨明是非，农民说土改好得很，地主说糟得很；刘自然的死，美国拍手称快，人民咬牙切齿。我们看得很清楚，有鲜明的是非界线。假扮一种超组织的姿态实际上站在资本主义立场原封不动地兜揽市场，我们是能辨善恶的，我们要求进步，要求尽早的变成工人阶级，这是全国人民欢迎的，但是，要冷静地思考问题，对于笑里藏刀的话要加以分析，不要上当。现在天津有一种说法，“马克思主义是在德国资本主义发展情况下想出来的。在中国‘对不上号’，不如用孙中山先生的大贫小贫的办法来说比较合适。”这分明是两条路线的争论。在反教条主义的同时，一定要反掉修正主义、机会主义。 + +## 刘靖基说：公方代表制度应继续存在 + +　　刘靖基对公私共事关系和公方代表制问题发表书面意见，他认为合营企业中当前主要矛盾是公方代表对私方人员不够责任、对他们存有阶级成见，存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情绪，因此，在工作中就有“真主意、假商量”（事已决定，形式上商量一下），“真主意、不商量”（人事调动一般是不商量的），“真主意，硬商量”（事已照做，不同意也不行）等情况。他建议在整风中对这些现象加以检查，并且对于公私关系的经验，加以总结。 + +　　他根本不同意撤销公方代表。他说，公方代表在合营企业中领导企业改造和私方人员改造，有很大的作用和成绩，在社会主义改造没有最后完成以前，公方代表制度应当继续存在，否则，就会引起各方面的不良影响。他主张在具备一定条件的企业内，如：私方人员经过了培养和锻炼，有党委组织的领导，同时又成立了民主管理委员会，因为公方代表需要调到别一个岗位上去，而国家一时又派不出公方代表，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由具备条件的私方人员担当起国家分配给他们的任务，直接对国家负责，这样，将更有利于摆脱依赖思想，发挥主动负责的精神，为祖国建设服务。 + +## 邓文钊说：在职衔之上不应冠以“私方”“公方” + +　　邓文钊书面发言，认为在当前合营企业里，共事关系是主要的，阶级关系是次要的，应该强调共事关系，正经理就是正经理，副经理就是副经理；正厂长就是正厂长，副厂长就是副厂长，不应当冠上“公方”“私方”名义，筑起墙来。他认为只有搞好共事关系，给资本家以安心工作和贡献才能的环境，才能共同搞好企业，才能使资产阶级分子在安心生产实践中改造自己，缩短与工人阶级的距离，逐步消灭阶级矛盾。 + +　　 ---- 原载1957年6月6日《人民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33.txt b/CCRD/1/3/2/00083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ef0682e99fc9edb8e0e0087af6af71472e4a3e2 --- /dev/null +++ b/CCRD/1/3/2/000833.txt @@ -0,0 +1,21 @@ +# 上海市领导机关研究知识界的批评和建议 提出改进文教工作的初步方案 + +　　<《人民日报》> + +　　本报上海５日电在研究了上海知识界最近各次座谈会上的批评和建议之后，上海市领导机关已经就如何改进上海的科学工作、文艺戏剧工作、高等教育工作等方面，提出了初步的方案。这些方案吸取了各界人士提出的各种正确意见，提出了许多对改进这几方面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的办法。现在，这些方案正在向上海有关的各方面人士进一步征询意见，有些牵涉不大的具体问题，已在逐步解决。 + +　　关于科学工作方面，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综合了科学家们的意见之后，已提出了一个对科学工作方面几个专题的意见书。其中包括如何开展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解决科学器材和图书资料的供应，保证科学家从事业务活动的时间等问题。 + +　　上海科学家们在座谈中曾一再呼吁：上海科学工作部门多，队伍庞大，事务繁杂，很需要有一个全市性的组织来统筹安排，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方案中吸取了这个意见，建议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成立一个科学工作委员会，来担负这个任务。方案中提出要迅速进行关于图书资料的整顿，已有的图书馆要在原基础上改进工作，为科学研究服务；流散在社会上的资料将组织专门力量进行普查、抢救。关于科学器材的生产和供应，方案中也提出了七条具体办法，来设法满足上海科学研究单位对器材的需要。科学委员会中将专门设立图书资料、科学器材、实验动物等小组，负责筹划这方面的工作。 + +　　“会议太多、业务活动时间没有保障”，这也是科学家和教授们意见最多的一个问题。在方案中分别就解决社会兼职和社会活动、业务性质兼职、行政职务、会议等五个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办法。例如关于社会活动方面，如果担任的职务一年需要开会一、二个月的人（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必须一人一职，少数有重复的，用协商办法自行取舍。现在许多科学家和教授都担任了重要的行政职务，这些职务要占用不少时间，影响了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方案中对解决这个矛盾，也提出了三条办法。 + +　　关于改进高等学校的工作问题，复旦大学党委和行政已拟订出了一个“改进高等学校工作的几点意见”。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已将这个方案分发给上海各高等学校有关教授，请他们提出意见，待意见集中后，再正式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作为改进高等教育工作的参考。这个方案中，包括学校行政工作、教学工作、学生政治思想工作三部分。其中着重对建立校务委员会、系务委员会提出了意见。 + +　　上海市文化局对拥有一百一十七个演出单位和七十四个剧场的上海戏剧界的改革，也提出了一个原则性的方案。上海戏剧界人士在上海市委宣传会议等历次集会上，曾对戏剧艺术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其中主要问题就是党和政府没有按照文艺工作和艺术团体的特殊性质来进行领导，而是采用了一般的行政办法、机关化的办法来领导和管理；对艺术团体也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虽然，采取这些办法在解放初期的几年中有客观上的一些原因，但今天它已妨碍艺术事业的发展，使一些艺术团体机构重叠，人事臃肿，开支庞大（从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５６年，国家一共给老国营剧团贴补了六百多万元），艺术质量则停滞甚至衰退。吸取这个教训，上海市文化局的方案中提出要将过去的一些老国营剧团从全民所有制改为集体所有制，并实行统一领导和分区管理，把剧团日常领导工作交给区文化科去做。另外，对于恢复和保存艺术单位的传统制度，编、导、演的关系，剧场的分配等，也都提出了一些办法。 + +　　上海知识界对出版工作批评最多的是出版社过于集中，“一花独放”，助长了出版社的官僚习气，衙门化，取消了工作上的竞赛。上海市出版工作领导机关接受了这个批评，并已着手拟订方案，决定帮助恢复一些过去工作有成绩的出版社。过去公私合营时合并得不适当的，将帮助它重新拆开，单独设立。现在正在向出版界人士具体征询意见，物色对象。 + +　　一些艺术家们曾提出，上海唱片厂灌制唱片的版税制度不合理，版税太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领导上也接受了这一意见，并已拟出了一个新的唱片版税制度的草案，根据新办法，版税将有提高。这个草案已送到国务院广播事业局等有关部门审批中。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37.txt b/CCRD/1/3/2/00083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619d6025505d60d6ed7242d234e7509e75e22e8 --- /dev/null +++ b/CCRD/1/3/2/000837.txt @@ -0,0 +1,25 @@ +# 一面劳动，一面读书 + +　　<《人民日报》社论> + +　　一面劳动，一面读书，勤工俭学，对目前广大学生来说，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学习方法。 + +　　我们知道，勤工俭学的动人事迹，在我国历史上是很多的。隋朝的李密、元朝的王冕，都是一面替人放牛，一面读书。他们学习的成绩优良，被传为美谈。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中，就有不少人在四十年前参加勤工俭学会到法国去，用半工半读的方法来求学。勤工俭学是我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继承和发扬这个优良传统，是很有必要的。 + +　　我们国家需要青年学生将来成为怎样的人呢？国家需要学生成为祖国的建设者，主要是成为优秀的有文化的工人和农民。因此，他们将来应该参加普通的体力劳动，并且要做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这就要求学校抓紧对青年进行劳动教育，使青年在求学时代不仅获得书本知识，而且受到体力劳动的锻炼，掌握一定的生产技能，树立正确的劳动态度，培养同劳动人民共甘苦的思想感情。 + +　　学生的劳动教育，是我国教育工作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过去老解放区的学校中，学生们就是一面劳动，一面读书的。这几年来，教育部门也一再强调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是学校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对这一工作还缺乏具体的研究和领导，有些学校的劳动教育只是停留在一般号召和空洞地讲道理方面。这就使有的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轻视体力劳动，只重视书本知识。不少学生一味要求升学，当专家，当干部，不愿意参加工农业生产。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 +　　组织学生参加课余劳动，正是加强劳动教育的一个有效方法。学生在劳动实践中，不但可以培养热爱劳动的习惯，掌握实际的生产技能，获得实际的生产知识，而且能真正从思想上认识到劳动的意义和光荣。目前各地已有许多学校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和假期参加生产劳动，逐渐养成了劳动的习惯和俭朴的作风，提高了对劳动的认识。河南省许昌第二初中有些家在农村的应届毕业生，通过生产劳动，提高了认识。他们写信给本乡干部，表示毕业后决心回家参加农业生产，做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 + +　　根据目前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情况来看，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中，每年将有更多的小学和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而要参加劳动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就是小部分根据国家需要升学深造的学生，将来也是要参加生产建设的。因此，在他们的学习期间，让他们参加一些课余劳动，为以后参加劳动生产作好准备，这是很需要的。 + +　　提倡课余劳动，对学生来说，还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一部分学习和生活费用，减轻家庭和国家供应学生求学的负担。一个学生的学习花费是很大的，就以一个中学生来说，平均每年家里要拿出一百元钱。由于我国过去经济落后，解放后广大人民的生活虽然有所提高，但是一部分劳动人民的生活还有困难，不可能有更多的余钱供给子女念书。国家虽然每年在教育事业中花了很多钱，并且设有助学金来帮助家庭贫困的学生念书，但是也不能满足每个学生的需要。根据目前有些地区的学校组织学生从事课余劳动的情况来看，收入还是不小的。河南省部分中学的不少学生通过课余劳动，就解决了学习费用和生活困难问题。如西平县一中的一个学生每周打一、二次鱼，有了收入，他就自动放弃了助学金。郑州第七中学全校七百个同学，去年一年课余劳动所得即达一万零四百多元，比全校去年八千六百多元的助学金总数还要多。由于有了这些收入，有些在学习费用上比较困难的同学不困难了，生活还有了改善，减轻了家庭负担，还有不少学生降低或放弃了助学金的要求。 + +　　学生在课余可以参加一些什么劳动呢？我们认为，离乡村较近的学校应该组织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并且为了比较容易解决膳、宿和农具等问题，尽量动员学生回本乡帮助劳动。这些学校可以在放农忙假以前，对学生做好思想动员工作和组织工作，使学生认识到利用农忙假回乡帮助劳动的意义和应注意的问题，要求学生以积极的态度回乡帮助劳动，并严格遵守当地农业社的劳动纪律和各项制度。同时学校还可根据学生家庭住址进行分组编队，指定各队、组的负责同学，与有关农业社取得联系，具体安排好学生回乡帮助劳动的时间、地点和农活，以便农忙假一开始，学生就可展开活动。在城市的学校，也可以和附近的工厂、基本建设工地，各种服务性行业，或者郊区的农业社取得联系，以便组织城市学生参加临时的生产活动。关于学生帮助劳动的报酬，学校应事先和有关单位研究决定。学校对学生参加课余生产劳动，应在可能范围内，配合课堂教学，从科学知识方面予以指导，使劳动和学习结合起来。学生参加课余劳动，一方面固然要靠学校、家庭主动想办法和有关单位取得联系；另一方面还要靠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帮助他们准备劳动条件，使学生能利用假日参加一定的劳动。 + +　　有人担心，提倡课余劳动，会不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和健康？我们认为，问题在于怎样很好地安排。课余劳动必须是在课余或假期进行，要严格遵守不影响学生的学习质量的原则。安排得好，不但不会妨碍学习，反而会丰富学生的实际知识。广州市十五中学学生邝仕贞每逢假日就到理发店里做散工，或者在横街小巷摆理发摊，有时还利用休息时间给校内同学和教工们理发，并充分利用寒暑假期做些担泥、修路、推车等临时杂工。虽然参加社会劳动花去了他不少时间和精力，但他一直保持着优良的学习成绩，并被团市委表扬为“三好”学生。这就说明，只要安排得当，参加课余劳动是可以不影响到学生学习的。 + +　　对于参加劳动的学生，要根据他们年龄的大小、身体好坏等情况来具体安排。在青年身心发育成长的时期，适当地参加体力劳动，对他们的健康是十分有益的，但是要避免过重的体力劳动，不然会影响学生健康。因此，要使各地做好这一工作，还需要加强领导。教育部门应该及时总结和推广这方面好的经验，并注意纠正在开展这一工作中可能发生的偏向，使学生真正能达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要求。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38.txt b/CCRD/1/3/2/00083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a623d99ee59e778a52ae1507efcdb1f153737f9 --- /dev/null +++ b/CCRD/1/3/2/000838.txt @@ -0,0 +1,51 @@ +# 在教育厅党分组召开的非党干部、教师座谈会上批评教育厅工作忙乱、被动，“三害”现象严重 + +　　本报消息　从5月24日到6月1日教育厅党分组连续召开了师范专科、中、小学、幼儿园等学校的非党教师和厅内非党干部座谈会，先后发言的有五十人(书面发言二人)，大家对教育厅及本单位的“三害”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 + +## 党群之间“沟”、“墙”纵横 + +　　座谈会上，非党干部对教育厅党组织存在的宗派主义情绪，党群关系不正常，领导上偏听偏信，个别党员作威作福等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揭露。教育半月刊社赵纲说，我在教育厅工程处时由于好提意见，被于主任辱骂为不正经、调皮捣蛋，“反党”、“反领导”，开斗争会整我，无奈找徐副厅长，徐副厅长却说：“这些是小事情，我现在很忙”。普通话训练班孙德绪说，“朝内有人好作官”，王树模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都不好，就因为和徐副厅长有亲戚关系，就派到训练班作总务主任。人事科好像“阎王殿”，用人“呼之即来挥之则去”。 + +　　教育厅王勉南说，厅领导对党外人士用着了“黄金万两、眉开眼笑”，用不着“一脚踢开，生气了粗暴蛮横”。发展党员不叫群众提意见走“后门”，结果许多人往往入党前先脱离群众，入党后更脱离群众。他说，厅里提拔干部是一条方针——对有历史问题的人专政；二条路线——一是培养政治干部，一是培养业务干部。在肃反违犯政策的受提拔，坚持政策的被说成落后、右倾。 + +　　教育厅艾荣泉说，厅领导上对高级干部迁就，不坚持原则。大干部的子弟考不上学，教育厅就出面“保送”、用“脸疵”，这样的情况数不胜数。他说，育英学校的“特殊化”不解决，就不要整风了，这是克服宗派主义、特权思想的标志。厅领导上对非党员校长责备过多，动不动就说“给他撤了”，相反对党员校长并没有这样说过。他还举出许多例子对厅内党员的特权思想提出了批评。 + +　　教育厅邹致中说，有同志认为我们处在“社会主义时代，过的是原始社会生活”，他说，我在家属院并排住六家(有四个党员)谁也没有去谁家一趟。厅里理论学习讨论时一是照本搬，一是随便扯，谁要一提出反面意见和疑问，就被认为“不是他那种思想就提不出这样的问题”。 + +　　高教处代处长周性初在发言中说，党群关系之间的“墙”、“沟”是两方面的。有些人一入党使人有一种“特殊感”；知识分子高傲自大。这些问题首先应从党员方面解决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党对党员了解的透，知道的全面，非党员没有这个便利条件，党对任何人要一视同仁，反过来说，非党人员也不要在个人问题上斤斤计较，要从大的方面着眼。关于拆墙平沟的问题他建议：执政党在大的方针，政策问题上不必秘密，因为这些一定也要通过非党干部去贯彻。 + +## 教育厅工作忙乱、被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很严重 + +　　艾荣泉说，厅领导对新鲜事物的感觉很迟钝，工作作风四平八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结果是摇摇摆摆不左即右，很少有独立见解，即便提出一些意见也是唯唯诺诺。去年关于教育方针的讨论，外地快“拿住奸臣了”，咱才开会，知道重要也晚了。关于教学计划、教材、放假等问题，纠正三脱离的现象，没能很好研究广泛征求意见，从这个极端走到那个极端是要把事情弄坏的，过去把秋假改为寒暑假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现在完全否定了。教育行政会议年年拖，给下边工作造成很大被动；整风座谈会也是开的很晚，听说再不开有关方面就要提意见了，好像被威逼着才开的；干部调整、调配上也是如此。他说，徐副厅长婆婆妈妈，有些主观，发扬民主是走过场。最近工作很忙，还要到外面去讲课。 + +　　邹致中说，教育厅工作忙乱、被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很严重不是提一年了。其原因：(1)编制很小，教育厅一成立就存在这个问题，省编制委员会是个大官僚主义，不根据实际情况处理问题；(2)编制虽小，分配不恰当，人员有浪费，有些科经常加班，有些人上班看小说，订看小说计划。(3)领导上事务主义，科室基层力量没有发挥。厅里主要负责人事无巨细大小啥都抓，上班头前走，后边跟一串，有排队研究问题的情况，打乱了科室计划。走“科员路线”，最闲的是科长，厅内真正能把工作抓起来的科长还不多，结果发生了问题没人检查，即检查也是不痛不痒。最后他对改进领导方法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 +　　王勉南、李明、李相宾、张治隆、徐振之、周性初、朱柏年等对我省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各级学校培养目标、学校中贯彻知识分子政策、推广普通话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批评和诚恳的建议。李明说，领导上坐在机关小圈子里，眼朝上考虑问题，不从下边实际情况出发，下边反映的问题往往是石沉大海。下边学校反映，不要说叫厅里指导工作了，能了解一下我们的工作情况，就是很大的安慰。徐振之说，厅里有任务观点，没有教学观点，搞教育像搞运动式的，今年三结合提的很明确，但教学观点提的不明确。 + +## 育英学校、幼儿园的“特殊化”应该取消 + +　　育英学校教导主任王皋荣、教师高蕴章、谢小侠和育英幼儿园保教主任邵海芳、教养员王秀真在发言中都提出本单位“特殊化”、“寄宿制”的问题。她们主张改“寄宿制”为“日托制”，取消那些不合理的入园条件。她们对某些负责干部不尊重教师、教养员的劳动表示非常愤慨。她们说有的人到园里故意说出自己爱人的“官衔”，摆出“官太太”的架子；孩子们伸出大拇指头比自己父母的职位，往往不听教师的话，愈是大干部的孩子愈难教育。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杨志超、省直团委书记张根江都无理到学校质问耍态度。王皋荣说，教育厅原来计划把育英学校改为普通小学，但是省委负责同志说了话(不同意改)，教育厅就变了话(就不改了)。教养员同志们大声疾呼要求给放假时间。邵海芳说，有些家长反对我们放假，纯粹是从自己方便出发。幼儿园是学前教育事业机关，不单纯是福利机关，教育厅不重视幼儿教育。 + +## “盲撞有余、稳妥不足” + +　　开封师专郭家寰说，教育厅“三害”兼而有之，是以运动的方式办教育，搞利学研究也来运动，但是运动也掌握不好。老头扫盲，适龄儿童不能升学，上边扫着下边出着。一年一个新口号，都是极端，真是“盲撞有余、稳妥不足”，厅机构庞大，工作效率不高。开封师专姚惜鸣和郭家寰都提到厅里在调配人员上存在着宗派主义。姚惜鸣说，加强学校领导是否都需要党员呢?下边学校派的许多副校长不懂得业务，或者是在行政机关犯错误的人员，职责担任不起来，使工作受到很大损失。他建议是否可以建立“试用校长制度”。他说学生考学只考三门课程，这是否起了鼓励学生升学的副作用，是否符合“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郭家寰说，中学校长一律都换成党员，这是庸俗的加强党的领导的作法，文化水平低光凭“党员”当校长，很多有经验的老教师不被提拔。 + +　　郑州师专教师沙瑞辰、殷晋德就教育厅对体育和音乐重视不够提出了批评。沙瑞辰说，河南的体育工作是由团组织搞的，有经验的体育工作者没被吸收到领导机关中来，省体委成立好久没有真正搞体育的，郑州市体委成了某些人的“休养所”。厅里领导上认为凡是会蹦蹦跳跳的就可以搞体育，他举例说明了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他说，体育工作者一致反映有三多：吃的多、穿的多、任务多，一少：薪金少，更不关心我们的政治生活，这是对我们的歧视，也是过去所谓“小四门”的旧思想残余，他建议省、市、县教育行政部门把体育机构建立起来，人士配备起来。最后他对有些学校不尊重回民的生活习惯提出了批评。殷晋德还对改进音乐教学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议。 + +## 应加强校务会议的作用，坚决执行校长负责制 + +　　姚惜鸣说，现在专科学校是校长负责制呢?或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呢?搞不清楚。在开封师专校务会议是形式主义，不能发挥科室的独立性、主动性。他说，学校加强党的领导是肯定的，但如何加强领导是值得考虑的。他认为，党委在学校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学校的重大问题，分析学校存在的矛盾，联系实际，督促行政人员完成教学任务。学校要加强校务会议，坚决执行校长负责制，校长要有独立性，直接对上级行政负责，这不但是个理论问题，也是实际问题。 + +## 郑州、开封师专宗派主义形形色色 + +　　郭家寰说，民主党派在学校不起作用，开封师专民盟成员比较多，按道理对学校重大问题应该过问，可是党组织对盟的工作一次也没研究过，有“庸俗统战”的现象。盟组织也有问题，工作不主动，对盟员经常批判突出盟的思想。他说，学校党对待知识分子有许多地方需要立即改变，历史弄清楚的就应该宣布解除怀疑，大胆相信他们。现在领导上走的是所谓“积极分子”路线，偏听几个青年党团员的汇报，往往许多问题就从这里出来，为什么领导不能直接和教师谈话呢?我们不希望光在会场上、喇叭筒里见领导，希望和一家人一样。开封师专校长就是高高在上，与教师很少见面，有时去找他事先还需要“挂号”，师专教师们现在仍没有彻底放鸣，领导是否有决心把整风搞好值得怀疑。 + +　　郑州师专张再琤、张汉英对学校存在的宗派主义情绪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张再琤说，罗校长有职无权，受排挤、打击，有人说罗校长好像学校的卫生科长、卫生员。学校没有民主空气，民盟在学校不能参加任何意见，连“花瓶”也不如，等于“夜壶”，“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在学校根本没贯彻；工会变成了学校的尾巴、工具。他说，学校中有些党员“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青年一入党就高傲自大，秘书领导科主任，选学生会代表非得有党团员不行，否则就是没有“人”。有些党员自认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非党员是“肥料制的”，所以评薪、提拔、福利非党团员就没分，学校出现了“抱小孩干部”、“无才就是德”、“给你薪金少是对你的考验”，“你要提薪金问题就影响你入党”。对于“肃反”问题他说前河南师专的“肃反”不能说成绩是主要的，在“肃反”中的所谓“积极分子”违法乱纪，结果有的得到了提拔，有人说这真是“用别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头顶”，“把别人的尸体当作自己上爬的阶梯”(张再琤解释一句说，这未免有些太过火了)，他说，这不是执行了毛主席的政策，而是施行了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正”。 + +　　张汉英说，郑州师专语文科是典型的宗派主义小集团。罗校长对语文科某些“开国元勋”如吴芳扉等人另眼看待，对从中学调进去的教师歧视、打击压抑，如一个牲口拴在独木棍上，这边有点草，那边有盘磨，不好好拉就使鞭子抽。他说，有这几种人吃得香：与领导有关系的，会“拍马”的，低头服气他们的。在语文科的小圈子里以吴芳扉副主任(党员)为首，对别人出点事情就扩大起来，来个“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小圈子里出点事情就不翼而飞。接着他沉痛地揭发了由于讲鲁迅的“一件小事”引起对他的斗争。他说，因为这件事情以吴芳扉为首曾两次开会(第二次罗校长也参加了)逼我承认是“叛党”、“诽谤鲁迅先生”，是“反动思想”，事情过去自己擦了擦伤疤，还得忍痛干活，但他们还不放心，找一个青年“积极分子“监视着我，审查我的讲稿。他大声疾呼：这是扼杀知识分子，我今天要控诉！ + +　　他说，郑州师专语文科的所谓“积极分子”、“权威”、“骨干”们有自己的“辩证法”，有形无形地把人扼杀于死处，吴芳扉把旧社会的思想意识完全带到新社会来了。“解铃还得系铃人”，折“墙”平“沟”还得以吴为主，可是现在他们对整风还是不重视，背地说，“肃反对象”、“落后分子”该整我们了，这样下去我对师专的整风很悲观。 + +　　最后他说，领导通过整风要掌握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今天知识分子的变化不是一句话能说完的，不仅爱国，还衷心拥护共产党；所以要进一步贯彻知识分子政策，具体关心知识分子，厅里特别是省委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澄清知识分子的历史问题，解除他们的包袱，发挥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 +　　 来源：《河南日报》1957年6月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39.txt b/CCRD/1/3/2/00083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cbdd6004976d9421038e9b058f5a3f391a4d45e --- /dev/null +++ b/CCRD/1/3/2/000839.txt @@ -0,0 +1,119 @@ +# 在山东大学数学、物理两系助教座谈会上 + +　　<《新山大》> + +## 党员的特权太大，群众的私生活也要干涉 + +　　赵白：我认为：对谁有意见，就应指出对谁的意见，不应该党委一下子包下来。党群之间的隔阂在物理系很深，党员的特权太大。如包青华(党员)对群众的生活私事都要干涉，别人结婚他也从中干涉，自己干涉不了，就去信到北京叫别人干涉。另外有一个同志原来和我很好，但入了党后忽然冷淡了，后来了解：原来是包青华对他说：你是党员了，不要与落后分子接近。好像物理系就是她的，她愿怎样就怎样。 + +　　系里的政治辅导员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听听党团员汇报，为什么政治处不依靠学生来汇报，而只听取党团员的片面之言呢?辅导员在人们眼里看来是一个“县官”，他与一般群众谈话，往往是训一顿。 + +　　党团员的待遇也很特殊。如有的党员的薪金就比同班毕业的同学要高的多，对人的看法也是这样，落后了就永远落后了。再就在分配工作上，对党团员与非党团员也不一样看待。 + +## 政治辅导员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几年来，从没有找我谈过一次话 + +　　张仲渊：我在山大几年，政治辅导员从没有找过我谈一次，只是听汇报，他是不能了解真正的情况的。要了解情况必须深入下去，不要只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来决定大家的情况，这是不对的。 + +　　今年学校造房子，我提意见希望能按照教学的需要来造，意见不但没接受，反而说，造的房子又不是给你们，你这样关心干什么。这种对待意见的态度，应该检查。 + +　　学校做了二百多个软椅子，平时放在仓库里，只在开会时拿出来坐坐，而我们助教却整天坐硬椅子，我建议调整一下。最近，总务处规定打开水要买水票。这种麻烦的制度，希立即解决。同时这种节约方式也不合乎节约的原则。 + +## 党员要以礼对人，不要只凭个人愿望就胡作非为 + +　　齐荣澣：个别党员的特权思想，使人感很气愤，他们放党好似为了掌握大权，而不是为了革命事业。有人说，党与群众之间有墙，我觉得这个墙就是个别党员的特权思想所造成的。 + +　　对知识分子，应看重他的人格。如刘备曾三顾茅芦，这是对士的重视，不然，诸葛亮是不会给刘备出这样大的力量的。所以，党员如能以礼对人，人们也愿意付出力量甚至生命。 + +　　“三反”时，我初当做大贪污分子来斗，一点材料根据也没有，只是凭着某些人的“愿望”，把老婆也斗了，最后无罪。这是党支书王承瑞的“创造”。当时我在仪器修造厂任技师，动员很多人到外面查帐，结果没查出我的问题，反查出张(此处一字辨认不出)英(党员)的贪污行为，张就怀疑是我检举的，到我家大骂。第二天王承瑞就对我说：“有关张的事对我说，不要对别人说。”我感到王承瑞在一件事上，有严重的宗派主义作风。 + +　　另外，有人反对校长来往办公不要坐车，我反对这种意见。我认为校长年纪大了，上下班应坐车。 + +## 要从发展中看一个人的进步，不能武断的说一个人死落后 + +　　顾长康：我对肃反总结有意见，总结中说：“成绩是肯定的，错误是难免的”，我不同意这种说法。领导上有错误的原因，主要是根据中央“不冤枉一个好人”的精神，只是根据片面的汇报，把人当成机器来看待。如机器坏了可以用锤子敲两下，而这是人不是机器，不能任意乱敲。 + +　　我是被斗的，但我不知道我应归到总结中的那一类。我问政治辅导员，他说：你不算斗，实际我是被斗了。斗我的原因，是因为我是教徒，常与教徒来往，因此就怀疑我有问题。斗争中也不合情理，断章取意，硬逼。如我说：美国货好，就说我有崇美思想等等。 + +　　其次，对人的看法上也有问题，认为某些人落后就一直落后，某些人进步就一直进步，这都是不对的。 + +## 在系里党员说了算数，党外人士的系主任反而得听他指挥 + +　　赵白：我对政治教育的方式有意见。一个人的思想是社会环境决定的，怎能在一个运动中，全部改造成好的呢？而在运动中却大喊，把思想拿出来洗一洗。肃反中我也被斗，但肃反后我没进步反而落后了。我感到这种填鸭式的教育对我没什么帮助。 + +　　再就是民主和集中的问题，要集中必须民主，但我们从来未见过民主。党委给党员的权利太大，在系里党员说了算数，而党外人士的系主任反而得听他的。如别人提意见，不按着党员的意图去做，就是无组织无纪律。我认为有些问题应放在群众讨论，不能给个别党员这样多的特殊权利。 + +## 群众学习的好，是个人主义。党团员学习的不好，但动机是好的 + +　　孙敬猷：我是山大毕业的，我感到在同学中，党团员与群众之间的团结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首先有人就认为：党团员学习态度是正确的，非党团员是不正确的，这种看法就有问题。我们那班同学在一年级入校时，思想很乱，领导上就那时划分为：积极、中间、落后三种类型，这样一直到毕业还停留在原来的看法上，没有变化。在划分类型的标准上，也有问题。如有的非党团员同学学习的很好，也认为他是个人主义，而党团员学习不好，但动机也是好的，这使人莫明其妙，倒底怎样才算好学生呢? + +　　政治辅导员对同学进行教育时，我认为：他首先就不相信别人能够接受教育，思想上存在着某某人“不堪教育”的印象观点，因此就采用训一顿的办法。有一次，我们因早晨吃一个钟头吃不饱，向校长办公室提了意见，后来政治辅导员在大会上就训了一顿，说：“有些同学提意见不向他提，而越过他向校长办公室提”。意思说：这些同学无组织无纪律。 + +　　再就是教育的方式简单化，有些教条主义。把一些现有的名词：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单纯技术观点等等，硬向同学们思想上套。而不分析一下为什么产生这种思想。 + +　　肃反时，我是被斗的一个，我也莫明其妙为什么被斗，但一定说我是反革命，理由是：“班里闹问题都是我引起的，因为我学习的好，对别人影响大”。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在“平反”会上，蔡国楷(党员)说：“你的问题搞错了，不过骂团员是狗，是反对党团。”骂团员是狗，我是骂过的，但只是指的个别团员。这样就使人感到我虽是没问题，但也是有反动言论。总结中规定：有反动言论的是第五类，但徐圭鑫(党总支书记)却告诉我说：“你属第六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到现在还不明确。 + +## 政治教育的方式粗暴，国庆节不参加游行，就是“反革命分子” + +　　顾长康：在教育的方式上，不仅简单化，而且粗暴。最近毕业生填表，很多按照自己的志愿填去上海。领导上就宣布，要去上海的，思想上都有问题，这怎么叫征求意见呢? + +　　有一次，我因生病没有去参加，辅导员就叫我去扎彩门，我没去，有一个团的干部就说：“国庆节既不游行，又不扎彩门，就是反革命分子”。这是什么逻辑。 + +## 党员在工作上不是青年人的榜样，而是讲价钱，处处计较个人得失 + +　　吴忠济：肃反的付作用，在系里严重的影响着工作。老教师之间互不来往，对我们青年人影响很大，感到没人管。 + +　　我们来山大快一年了，但工作量都没有达1／2，这是人材上的积压，我认为：目前可以外调，支援别的学校。 + +　　党员在系里应是我们青年人的榜样，但他们的行动却相反。有些工作青年同志愿做的，他们却不愿做，总是与人比，在工作上讲价钱。大家很有意见。 + +　　学校对待教职员的福利也不平等，如总务处对房子的分配就首先看这个人是什么级别，而不是从规定的面积上来考虑，这种等级思想，是要不得的。 + +## 团内外也有墙，团员对青年的看法总是打折扣 + +　　段联丰：团内外也有墙，也应该拆。在我们系里团员之间是一帮，非团员是一帮，互不侵犯。团员对群众的看法总是打折扣，对青年有成见。我认为在这次整风中，也应该拆掉团与群众之间的墙。 + +## 我对过去的政治辅导员张绍龄很有意见。我在山大学习四年，他从没与我说过一句话，就是在路上碰到也不理我，试问他怎样能够了解我的情况呢？像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当辅导员。大家对他都很有意见。 + +　　肃反运动群众的方式很不对头。不是使群众从思想上认识运动的必要性，而是抱着群众走，硬叫大家喊口号、打、斗，这种方式值得考虑。 + +## 教师体育活动设备太差，工会俱乐部经常开会，侵占活动地方 + +　　郭大均：我觉得学校对教师体育活动的设备召顾太差了，没有活动的场地，一天到晚除吃饭就是工作，生活很单调。现有的一个篮球场，设在教室附近，也不恰当。工会俱乐部经常占用开会不能活动。 + +## 因父亲是反革命，我的问题没有作结论。究竟怎样才算认识清楚 + +　　郭梅芬：我父亲是个反革命分子，逃到印度尼西亚去了，我一直没有和他联系过。后来有华侨回国说他死了。但因我不是党团员，组织上不相信。这样我的问题就不能下结论，背着这个包袱使我非常痛苦，我申请入团也因这个问题不能批准。团支部书记对我说：你其他条件都是好的，就是这一个条件，因此没法下结论。团委会钟劢找我谈话又说：你对这个问题如认识清楚，也可以入团，但究竟怎样才算是认识清楚呢?我真是没法说明。 + +## 青年教师与同学接触不普遍，与同学座谈时，只是党团员参加 + +　　吴忠济：我认为拆墙要大家一起拆，党团员也应参加一起谈。我知道党团员对我有意见，但我对他们也有意见。另外，青年教师对同学的接触也不普遍，只是上课教书，这样对改进教学也有墙。过去也曾组织过一些座谈会，但多是教师中的党团员参加，学生对非党团的教师也认为思想不如他，只是在业务上教他就是了。 + +## 赵白：党员不参加会不好，我对包青华(党员)有意见，我谈了，但他再谈又是一套。 + +## 肃反中发动群众的方式有问题，被斗的对象难免没有人身攻击 + +　　吕明达：包青华的作风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影响很坏，她好管别人的闲事，大家都认为她的这种行为是得到党的支持的，因而大家对党组织也很有意见。 + +## 我于1955年申请入团，并经支部大会通过，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批下来。我找团委也没有结果。原因是因为我过去认识一个国民党特务，因对他不能下结论，所以就不能批准。一直到现在都不能解决。造成党团员特权的原因，与领导上的工作不深入是分不开的。有的人就是为了这个特权而入团，入了团就实现了他的愿望。 + +　　肃反总结中说：发动群众是必要的，但我们班上是怎样发动群众的呢？你不参加斗争你就有问题，这样就被迫发动起来了。因而在斗争时，群众斗争越凶，被斗者却暗暗地笑，这是因为他知道群众为何斗争他。 + +　　肃反斗争的几个对象，都是与政治辅导员关系不好而被斗，总结说：被斗对象是党组织确定的，但是确定是根据政治辅导员汇报的，很难说没有人身攻击的现象。 + +## 肃反中既然错斗了人，就不能对他再歧视 + +　　赵白：肃反中既然把一个人斗错了，查清后就应当作同志看待，而不应对他歧视。我到沈阳去实习时，遇到一个化学系的同学，我们俩经常接近。后来就有一个“积极分子”向我说：“你要小心，他说的每句话都应考虑，他是肃反被斗争的对象。”我认为党委应抓紧教育这些同志，不应用以前的眼光来看待被斗过的同志。 + +## 张忠渊：在学校中存在这种看法的很普遍，虽然斗错了，还歧视、怀疑，这种情况很严重。 + +## 房产科对房子分配不合理　只要吵一下就有房子 + +　　唐尔文：房产科对房子分配的不合理，只要吵一下就有房子，因此，大家认为只要吵就有房子，有些人为了要房子就不得不化费很多时间去吵。 + +## 党员的任务似乎是来监视别人的、对年岁大的人不能看成落后分子 + +　　王守珍：党与非党之间所以有墙，主要是因为党员的作风所造成的。如对一个年岁大的人看成落后，但不应看成是个反革命。其实岁数大的人不一定就落后。党员的任务似乎是来监视别人。如物理系党支部书记，就监视系的工作，系主任干什么事，都要看支部书记的脸面。 + +　　肃反后，大家都写心得，有人问我：你还写什么心得，你说说与束星北、周北屏谈过什么话就行了。就这样平空怀疑一个人，结果我什么问题都没有。目前物理系存在的问题主要应有党团员负责，要想搞好团结，首先不能把别人看成落后分子，这样是达不到团结目的的。 + +　　 来源：1957年6月5日《新山大》。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42.txt b/CCRD/1/3/2/00084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1d9ce2ad4d441cac34a9e07978d69b900c4af6a --- /dev/null +++ b/CCRD/1/3/2/000842.txt @@ -0,0 +1,43 @@ +# 中山大学学生开始“鸣”、“放” + +　　<梁福擎、许实> + +　　新华社广州5日电　从2日下午起，中山大学学生开始了“北大式”的“鸣”、“放”。到4日下午，贴出的大字报约有四十张。其中有二十多张是要求效法北大的“鸣”、“放”，指责党委会对学生在前期停课五天中所提意见不作答复。其余的则提出具体问题，包括一些超越学校界限的政治性问题。有的大字报要求党员公开党内秘密。这些大字报少数是个人署名，大部分是以十来人或以某系某班的名义。 + +　　俄文教研室助教曾昭民等三人(标明系共青团员)在“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副题下，以“向党委和党员进一言”为题，要求“开辟民主墙”，“让言论插上自由大翅膀”，并认为民主墙在整风后也是“永远需要”。接着文章又形容党委在运动中态度“象小脚婆娘，走得不快，东摇西摆”，并指出“在过去五天学习中，教式揭发矛盾很多，但党委不敢公开发言，只简要地加以整理，发至组长，其他人都不能看。直到陶铸省长来校，教授和同学提出尖锐批评，才被迫在校刊发表。”文章最后提出了几点质问：“在运动中党员像秋天的蚊子一样，不声不响，党员的斗争性那里去了？党员不但要和群众的错误思想作斗争，而且也应该向党的三害作斗争。党员对党的内情比群众更清楚，你们从里面开刀，脓疮更易医好。你们不敢吭声，这不是爱护党，而是掩盖矛盾，掩盖危机和火药！” + +　　一位署名何可(据党委说此人在肃反时曾被斗)写了一首题为“是时候了”的诗： + +　　一声春雷， + +　　击碎了 + +　　府乐园的沉静。 + +　　万股潮水， + +　　涌向 + +　　银色的 + +　　热情的心。 + +　　党员们， + +　　假如你 + +　　还在钱塘岸上 + +　　观潮涌， + +　　叫人不说你 + +　　在筑堤， + +　　又怎可能？ + +　　另一位学生剪贴了文汇报关于北大民主墙的报道，并以“反对压力，反对人为分裂”为题写了一篇批评党委准备在考试完后再“鸣”、“放”的文章。 + +　　据党委办公室主任陈德秋说，最后，很多学生接到在湖北医学院的旧日同学的来信，谈及当地“鸣”、“放”的方式和内容。有些学生还传说湖北省委秘书长和学生座谈时，被学生将标语贴上了脊，汽车也贴满了。不过，据陈德秋估计校内大部分学生希望先温习功课考试，不愿马上大“鸣”大“放”，故不会马上发展成北大的样子。但他又估计运动的发展是趋向高潮的。目前党委的意图是，谁愿“鸣”就“鸣”，但不强迫专心考试的学生也参加。至于座谈会也准备召开一些，自愿参加。 + +　　 ----来源：1957年6月6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43.txt b/CCRD/1/3/2/00084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84f5e94d6b09ddf09a048ff1abee6fd73055b6d --- /dev/null +++ b/CCRD/1/3/2/000843.txt @@ -0,0 +1,37 @@ +# 采取积极态度，从团结愿望出发帮助共产党整风 + +　　<唐生智> + +##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副省长唐生智） + +　　我们的会议真正贯彻了大放大鸣的精神，使人有一种清新振奋的感觉。在会议期间，许多委员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我们各项工作中的成绩，包括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中的成绩；同时也诚恳负责地，尖锐大胆地揭露了我们各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认为，这是一种十分可喜的现象。通过这次会议，我们提倡和培养了大胆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的民主空气，这是我省人民民主生活日趋活跃的具体标志。 + +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省内各项工作都有辉煌的成绩，问题是，在取得这些成绩的同时，在我们的工作中也产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我们常常听到这么一个公式：“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严重的，也是难免的。”看来，这样的说法和公式，也的确是和客观实际相符合的。但很可惜，这样的说法和公式，还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因为，做好工作，完成任务，取得成绩，是所有革命工作者的天职；绝不能因为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就推卸了自己应承担的政治责任。事实上，许多缺点和错误，如果我们能够在部署工作前和执行中更多地缜密考虑，谨慎将事，是可以大量避免的。即或犯了错误，程度也是可以大大减轻的。 + +　　现在，我想就放、鸣问题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说得不对，请各位同志批评。 + +## 只有整风，才能处理好内部矛盾；只有揭露矛盾，才能推动整风运动 + +　　第一点，我认为，正确认识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中国共产党在党内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主观主义的新的整风运动有紧密的联系只有共产党开展一个整风运动，才能更好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只有充分揭露人民内部各方面的矛盾，才能推动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原先中共准备明年才整风，现在提前整风，而且利用统一战线形式来推动整风，我想就是这个道理。因为，揭露了大量的矛盾，如果共产党内不进行整风，这大量的矛盾就不可能得到正确的处理。“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特别是从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来帮助整风的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所有非党的同志，都应当担负起一种义不容辞的职责，大胆地、诚恳地给共产党提意见。 + +## 帮助共产党整风，是为了巩固党的领导，为了明辨是非 + +　　第二点，放与鸣，一种是在文学艺术和科学学术的战线上开展，另一种是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开展。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揭露缺点，指出错误，帮助共产党整风，是属于后一个范围，这种放和鸣，应当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为了爱护党、热爱党；为了巩固党的领导；为了明辨是非。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我们幸福的根本保证。我们的身家性命，我们的儿孙后代，我们六亿人民的社会主义前途，都依靠共产党的强有力的、正确的、英明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或者领导不是强而有力，或者领导不太正确，我们就要走许多弯路，犯许多错误，幸福生活的到来就要推迟。我们帮助共产党整风，其目的是希望党更强大健康，更兴盛团结，更好地领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我想我们大家提出批评和意见的衷心意愿，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如果离开了这个目的，就有可能引来一种“幸灾乐祸”的消极现象，得出取消和削弱党的领导的危险结论。１９５４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肯定了共产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毛主席当时曾肯定地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最近，毛主席在接见青年团的代表时又一次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所有这些深刻的指示，是应当为我们永远地、牢牢地记住的。 + +## 党与非党关系在某些场合表现得紧张，其情况很复杂，不能全部归咎于党的宗派主义 + +　　第三点，我认为，党派与宗派的含义应该分清。我们现在是多党共存制，执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工人阶级的政党和各民主党派都为社会主义服务，但又各有其阶级性或代表一定的阶层。有相同处，也有相异处。这里边自然就有政治上的界限，不能够也不应该模糊这一界限。这种政治上的界限，不但不会使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疏远隔阂，恰恰相反，它将有助于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分工和协作，更有效地来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和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的作用。宗派或宗派主义，就是不从团结六亿人民出发、不从团结五百万知识分子出发的错误的思想作风。党与非党关系在某些场合表现得紧张或不正常，其中有些的确是宗派主义在作崇，高墙深沟，正是宗派主义的产物，应该拆了它，填了它。但党与非党关系在某些场合表现得紧张或不正常，并不能全部归咎于共产党有宗派主义的毛病。这当中情况很复杂：有些是应当有的政治界限，只是在执行中偏“左”或偏右了一些，但不能理解为宗派主义；有些是由于一部分年青的共产党员修养锻炼不足，对党外人士的情况了解不够，作用估计不足，和非党人士接触时生怕说错了话，做错了事，失掉了立场，所以态度生硬格格不入；有些是制度上的问题，如保密制度等等，长期没有得到解决；有些是由于一部分共产党员在意识上、品质上、作风上有毛病，盛气凌人，目中无人，以三头六臂的“全能者”自任，该让人家了解的事情不让人家了解，该让大家作的事情不放手让大家作。“一个巴掌拍不响”，此外有些不正常情况又是从非党同志这边来的。我觉得要把各方面的因素都估计进去，如果是道地的宗派主义，就要坚决地反，帮助共产党彻底地反；如果不是宗派主义，乱反一气，是会有点唐·吉柯德的味道的。我认为分清了这些，就有助于我们心平气和，和风细雨地开展“小民主”。 + +　　我们应该自觉地把人民内部的关系搞好，对人民内部的矛盾，大家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矛盾总是双方面的，不管是什么关系，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合作共事关系，党与非党关系，上级与下级关系，同行的关系等等，都有两个方面，只要每个方面都采取积极的态度，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果真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就是积极态度，就不会紧张；不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就是消极的态度，也势必会造成紧张。解决矛盾，改善关系，总要自己主动，不要等待别人，等待另一方面。 + +## 要明辨是非，就必须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有批评，也容许有反批评 + +　　第四点，揭露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检查缺点，批判错误，大放大鸣，帮助共产党整风，归根结蒂，是一个明辨是非的问题。要明辨是非，就必须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有批评，也容许有反批评。共产党和他的党员，都经过了较长时期的实际斗争，战场上的枪林弹雨，白区的黑色恐怖，法庭的严刑拷打，监狱的肉体折磨，所有这些严酷的考验，他们都承受住了，坚持下来了，最后才取得了胜利。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耽心共产党会受不起批评。批评只会使共产党更加巩固强大，不会使共产党垮台。而且也只有通过批评，才能把是是非非，搞得一清二楚。但是，我们在考虑问题、分析情况、进行批评的时候，一定要实事求是，既不抹煞成绩，也不放松白璧上的微瑕；对缺点既不缩小，也不夸大，既不庸俗地歌功颂德，也不要骂倒一切。我们要防止两种片面性：教条主义的片面性，只此一家，机会主义的片面性，黑漆一团。我们虽不禁止和限制片面，但我们不提倡片面，我们提倡的和要求的仍然是全面，正如不禁止限制罢工罢课，但我们不提倡罢工罢课，我们提倡的是反对官僚主义一样。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是最能够服人心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我的理解就是从公出发，从六亿人民出发，从社会主义出发。反乎此，就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毛主席最近在接见青年团代表时又指出，“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我想我们应当记住这个指示。 + +## 要求批评不带片面性，是书呆子的想法；但应力争全面，力避片面 + +　　第五点，要求批评不带片面性，这是书呆子的想法。要批评，要说话，就很难免片面。蒋介石法西斯专政，不许人家批评，嘴巴上贴封条，张溥泉挨过骂，马寅初、王昆仑先生等也都受过压制，当时是“爱国有罪，偶语者弃市”，当然也就无所谓片面或全面了。共产党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广开言路，这跟蒋介石是本质上不同的两种做法。我们今天沐浴在民主的阳光雨露之中，纵横谈论，嬉笑怒骂，自然也未尝不可以。但总要记住：一切为了巩固党的领导，一切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总要记住：力争全面，力避片面。掌握辩证法的确需要时间，需要一个过程，但我们应该作不懈的努力。 + +　　各位委员，我在这里再重复几句，我是拥护大放大鸣；拥护长放长鸣的。希望我们大家认真学习，有放有鸣，希望政协能成为大家经常好放好鸣的场所。我相信通过这次会议的教育，会使得我们人民内部的矛盾处理得更好，使各方面的人都能够在我们的国家建设中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把我们共同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向前推进。 + +　　 来源：《人民日报》1957年6月6日，原题为：“采取积极态度，从团结愿望出发帮助共产党整风 在政协湖南省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44.txt b/CCRD/1/3/2/00084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4200f0fd7b850924d3deb4e8d8def44efb77fc7 --- /dev/null +++ b/CCRD/1/3/2/000844.txt @@ -0,0 +1,21 @@ +# 复旦大学的辩论会 + +　　<陆左华> + +　　新华社上海6日讯　从整风以来，只仅贴过一张大字报的复旦大学，5日晚上物理系四年级学生突然举行辩论会，对党的整风、目前的人事制度和保密过严等问题进行了两小时半讨论。 + +　　参加辩论会的除了物理系四年级学生，还有别的系的学生参加，总共约有二、三百人。会上情绪偏在反面意见一边。 + +　　学生们模仿储安平把党中央称做“老和尚”。他们说，造成宗派主义的是“老和尚”，“小和尚”只是跟着错，现在把缺点推给“小和尚”是不公允的。还有既然有些“小和尚”不称职，为什么还让他们占据领导岗位，这该由中央负责。有人说，一些革命有功的老干部是值得尊敬的，但是他们没有领导能力，却占据了领导岗位，这对建设的进展是障碍。建议把这些人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专门给吃的、穿的供养他们。 + +　　有人把党员说成是虚伪，不能独立思考，斗争性不如群众强的人，党员只起了便衣警察的作用。 + +　　这些学生对这次整风采取“和风细雨”方式不满意。他们回忆思想改造、三反、肃反历次运动都是“暴风狂雨”，他们问为什么别人要批评的时候，就要求和风细雨？有人说应该给整人者尝尝味道。这个辩论会结束的时候，学校党委副书记王林说：“今天会开得很好，可是意见还不够尖锐”，马上就有一个学生立起来反问：你要尖锐，那是不是违背“和风细雨”的政策吗？ + +　　学生们非常反对目前的人事制度。他们知道每个人在人事部门都有一个“人事袋”，可是不能知道袋子里装些什么东西。他们认为学校做的鉴定应该给本人看过。不然，到了工作岗位也不能安心。认为他的一言一动都已被记录在这个口袋里，这些一成不变的可怕的东西将要一辈子跟着他走。有人举自己为例，说自己并不是“三青团”，可是到处都知道他是“三青团”，他认为就是这个“人事袋”的问题。因此有人主张废除“人事袋”，理由是工作岗位的领导人员不应该从“人事袋”中了解人，应该深入工作了解，“人事袋”只能助长工作岗位的领导人员官僚主义。有人当场说要撕毁这些袋袋，有一学生说，共产党可以为我们每个人写档案，我也可以为共产党员写档案，替每个人做一个口袋，但是胡风只不过攻击了几个党员，就成了反革命。 + +　　学生还举了不少例子反对保密过严的制度。他们有十个学生和一个教师(团员)到铁道研究所去实习，因为教师的人事关系没有转去，研究所就不信任他，不让他进实验室。因为送错人事材料，化学系有两个学生被送到北京某保密学校去学习，又被退回来，使同学很难堪。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去实习的学生，临行前被通知说不能讲实习单位，因为天文台是保密的，他们认为这样做很可笑。因为我国科学落后，有些资料，在国外老早公开发表，他们说，有谁要盗窃这些“机密”。但是这次日本科学代表团来上海，学生倒从他们那里听到了一些过去的保密的东西，因此很气愤的问，为什么倒相信外国人，不相信自己人。 + +　　会上有三个发表反驳意见，但是软弱无力。辩论会将继续举行。 + +　　 ----来源：1957年6月8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46.txt b/CCRD/1/3/2/00084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24d47ae4ab9ea7e873702103f18978e26e4e70e --- /dev/null +++ b/CCRD/1/3/2/000846.txt @@ -0,0 +1,15 @@ +# 中共云南省委文教部举行座谈会研究加强学校政治思想工作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最近中共云南省委文教部召开了几次座谈会，研究如何加强学校中的政治思想工作。云南省委文教部分析了当前学校的状况，认为云南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一年多来，各级党委加强了对学校工作的领导，有计划地向学校加派和调整了一批领导骨干，发展壮大了党、团组织；在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消除学校的混乱现象，以及解决教师、学生各个时期的重大思想问题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广大师生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也有了提高。教师们一般都能积极钻研业务，改进教学工作，学生的学习自觉性有很大提高，这是当前师生面貌的主要方面。但是，从整个看来，党在学校里的工作仍然是当前各项工作中比较薄弱的一环。 + +　　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对学校工作的领导，除了继续加强和提高学校的领导骨干，继续选派一些具备相当知识水平、政治思想品质较好的干部到学校工作以外，还需要认真地加强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学校经常的中心任务是教学，但同时必须把政治思想工作作为全部学校工作的基础。目前在一部分学校中，有两种偏向，一种是，自提出向科学文化进军以后，只管业务，不问政治，对学生“管教不管导”的情况有所滋长；即使在一部分政治工作干部中，也有忽视党、团工作，只想钻研教学业务的情况。另一种是，若干党、团工作干部，有把政治思想工作简单化的情况，企图把政治思想工作的任务由少数人包揽下来，不善于运用各种组织推动各方面的力量去工作。 + +　　根据学校工作的特点，在学校中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必须贯彻正面引导、充分说服的精神，简单粗暴、过多采用行政办法或小手小脚不敢管理，都不会收到好的效果。 + +　　当前学校政治思想工作的基本内容，大家认为仍然是结合当前形势、任务，加强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以工人阶级思想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根据现有经验，证明采取以下措施来加强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是有效的：一，针对某一时期的时事政策问题和学校中的思想状况，采用上政治课、作报告的形式，进行思想教育。二，抓到某一时期学校带有普遍性的或突出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以座谈会、辩论会、墙报等形式组织讨论。这种“就地取材”开展讨论的办法是群众进行自我教育，辨明是非，提高认识的一种较好的形式。采取这种方式，一方面要求放得开，不要回避问题，不怕提出相反的意见；另方面必须加强领导，不能放任自流。对于大家提出的合理的意见和要求，应当加以采纳，合理解决；但也还必须实事求是地说明我们前进中的困难，强调勤俭办学的精神。三、通过参观、访问、联欢和参加带有教育意义的社会活动等，使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工农，了解工农的生产和生活，使他们从实际中学习劳动人民的思想品质。 + +　　当然，作为学校中政治思想工作的基础，还在于加强学校中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首先保证党的领导。对支部和党员，必须加强教育和帮助，重视从基层活动中去总结经验。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2月2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47.txt b/CCRD/1/3/2/00084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d3688cdfa147da84dd7260f7c6f9d69f570d8e3 --- /dev/null +++ b/CCRD/1/3/2/000847.txt @@ -0,0 +1,13 @@ +# 广州高校着手解决能够解决的问题 + +　　<南方日报> + +　　本报讯 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华南农学院、中山医学院和华南师范学院的党委和行政领导部门，已着手认真研究教工、学生提出的改进工作的意见，对于那些马上可以解决的问题，已经着手加以解决。 + +　　华南工学院、华南农学院和中山医学院都已成立了若干个专门小组，分别处理思想改造运动和肃反运动中的遗留问题。华南农学院4日召开了全校教工大会，就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当中一些遗留问题作了说明，并对错伤了的人进行恢复名誉工作。华南师范学院也已决定在最近一两个星期内，彻底解决肃反运动中的遗留问题。华南工学院人事部门的干部，连日也分别访问教授请教，并和他们研究工作情况。 + +　　高等学校内的某些制度和设施，开始有了改进。华南工学院党政领导干部已重申坚决执行定期接见群众的制度；全院行政会议、系主任会议也决定恢复定期召开。中山大学生物系决定建立由党、团、民主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组成的联席会议制度，作为协商解决系内重大问题、协助和监督系务工作的机构。高等学校的分配毕业生和留用助教问题，教授们曾经提过不少意见。华南工学院已就这个问题作出新的决定，今后该院分配毕业生和留用助教的工作将全部交由各系教研组和人事处协商处理。中山医学院过去曾经在各个教研组中成立由党团员和民主党派人士组成的“中心组”和“核心组”，在这次提意见中，有人认为这些组织妨碍民主和团结，妨碍教研组主任行使职权，现在该院已决定撤销这些组织；个别教研组愿意保留的，听其保留。此外，中山医学院教师学生出入该院和附属医院要检查行李和搜身等不合理的制度，已根据群众意见，立即宣布取消。 + +　　高等学校在评薪中的遗留问题以及福利、设备等，正根据群众意见在解决和改进中。华南农学院已公布了评薪、住屋和福利问题的解决办法。广东省人民委员会拨给华南师范学院的40万元基本建设经费，将根据群众意见，首先用之于改善教授、讲师的住宅条件，修建地下水道、风雨操场和建立书库；该院评薪工作中的遗留问题，也正在着手解决中。 + +　　（来源：《南方日报》1957年6月7日。原题为：“广州高校着手解决能够解决的问题：工、农、医三院成立机构处理肃反中的遗留问题/评薪遗留问题和福利等问题也已着手逐步改进/工学院的毕业生决由人事处与教研组协商分配”。）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49.txt b/CCRD/1/3/2/00084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c4f7d7577b7ed7f044acf7c05bc97a012a161dd --- /dev/null +++ b/CCRD/1/3/2/000849.txt @@ -0,0 +1,15 @@ +# 坚决地同资产阶级办报倾向作斗争 + +　　<《新闻日报》社论> + +　　如果仔细翻一翻前一个时期的报纸，包括本报在内，在不少地方，都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资产阶级报纸方向的阴影，不过浓淡的程度有所不同。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则更突出一些。 + +　　有些编辑记者，对报纸上的大鸣大放，总感到不过瘾，不痛快，总认为市委和中央束住了自己的手脚。新闻日报副总编辑陆诒同志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竟指责党中央对报纸的领导方针路线是收，不是放。好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不是中央提出的，倒是他自己的新发明。原来新闻界中也有若干人，对放、鸣的涵义，有他们自己“独特”的见解，他们不是要“放花”，而是要“放火”，不是要“百家争鸣”，而是要一家独鸣。于是他们写文章发新闻，大声疾呼，要放到基层，而不管是否会影响生产。一遇到储安平之流的“警辟”谈论，就如获珍宝，于是打专电啦，加花边啦，标大字啦，放到重要地位发表，唯恐不能引起特别的注意。如果遇到对错误言论的反驳，则似乎打在他们身上一样，发表时尽量使人注意不到。谁要以突出地位报道了这种新闻，他们就起来责难。发表孙大雨诬控许多好人为反革命分子的新闻时，新闻日报标了一个“孙大雨如此谈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标题，够朴素，够客观了，然而，竟象闯了祸一样，不仅民盟陈仁炳打电话来询问这个标题是谁标的，要记账，就是在新闻界队伍里面，竟然也引起了一些责难。陆冶同志还责怪这个新闻“太长”了。这就难怪他们埋怨中央不够放手了。原来他们不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为了团结，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而放、鸣，而是另有自己的打算。 + +　　这些同志，自封为反教条主义的先锋，他们一听到思想性就摇头。在他们看来，过去的报纸简直是教条主义的化身，一无是处。陆诒同志在上海宣传会议上的发言中，借他人之言说：“报纸上的文章，一片教条主义，真象画符念咒，根本谈不到解决思想问题”。这样，将广大新闻工作者看成是“画符念咒”的魔师，一笔抹煞了广大新闻工作者的劳动，一笔勾销了过去的成绩。这不是修正主义又是什么呢？以修正主义来反对教条主义，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呢？ + +　　他们有时也谈党委要领导报纸，但实质上是不要党的思想领导。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同志认为党委有一种“旧习惯”，他说：“报社如果按照党委的旧习惯去办报，便会造成报纸脱离群众”。他说的“旧习惯”是指什么呢？原来是“习惯于抗战时期和阶级斗争时期的作法”。难道现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就没有阶级斗争吗？这种“习惯”已陈旧得完全不适用了吗？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领导报纸就一定要脱离群众吗？这种偷偷摸摸否定党委领导的意图，在某些地方已有事实的表现，如某报在处理王造时在宣传会议上的发言时，对党委负责人的正确意见，连一个小标题也没有，反对党委的错误意见，却用大号字体标出惊心动魄的标题。“服从党委的领导”这句话，对这些同志来说，不过是骗人罢了。我们揭发这些资产阶级办报的倾向，当然不否定近来报纸工作中有目共睹的成绩，也不是否认大多数新闻工作者为社会主义事业的辛勤劳动和一片忠心。存在这种严重错误思想的，只是一部分人。但是，既然出现了这种不良的倾向，就应引起我们全体新闻界同仁的注意和警惕，坚决地同这种危险的倾向作斗争。 + +　　要克服这种危险的倾向，就要加强自我改造，端正自己的立场，改变自己的情感。最近，我们一位记者开始看到储安平等的荒谬言论时，并不感到有多大的问题，当然也没有愤慨的表现。后来看到驳斥这些谬论的文章，心中有些彷徨，就去问工人：当你们听到储安平的言论时，感想怎样？那个工人答道：我们气死了。这些家伙真要造反吗？这位记者听了以后，感受很深，经过思考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必须改造自己。 + +　　我们决心要向这位记者学习，认真改造自己，并以此和新闻界的同仁共勉。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50.txt b/CCRD/1/3/2/00085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4b996e8fe113276b4a13ea138ae50f0438580d1 --- /dev/null +++ b/CCRD/1/3/2/000850.txt @@ -0,0 +1,63 @@ +# 南京农学院6日开始停课停考 + +　　<新华社记者　魏文华> + +　　新华社南京6日讯　南京农学院今天上午开始停课停考。这是南京九个高等院校在大“鸣”大“放”中第一次停课的高等学校。现在室外民主墙和电线杆上，到处是大字报，办公大楼内外走廊也已贴满，二楼院长办公室门口右面一张大字报写的“院长”，左面一张大字报写着“下楼看看”。 + +　　学校内气氛紧张。农学系二年级组织了鸣放委员会，植保系三年级成立了鸣放司令部，都是撇开班会、团组织自行搞的，对党团员等说：“你们要‘鸣’、‘放’，就参加我们的！”还有人贴出布告要求成立全校性的“教职员工学生鸣放委员会”。植保系三年级的鸣放司令部并成立接待室，专门接待教师员工，收集材料；他们今天下午已通知原在南农教书、1956年调到南大的许如琛教授到南农和他们谈话，他们还代人写大字报。农学系三年级开会，斗争党员，说党总支书记的笔记簿是“黑材料”、“黑名单”，逼着要交出来。总支书记未交，学生们竟要求团委会支持。农机系党员任履冰被骂得哭出来。农场技术员苏学孔向农场工人讲农村粮食不够吃，农民苦，说：“中国有三个汉奸，第一个是汪精卫，第二个是蒋介石，第三个是毛泽东”。晚上全校分两处举行民主讲坛，估计肃反问题是辩论中心。 + +## 停课停考经过 + +　　南京农学院在三号前是南京高等学校中比较安定的一个。据学校团委(党委分工负责青委的)费旭同志说：6月2日(星期六)党委会在党员中作了整风动员，定3日向群众宣布整风开始，党员回去后有人向群众说出这个部署，群众表示拥护。但3日临时奉省委指示，南农暂缓开始，学校改变计划，这样使党员松了劲，群众大为不满，认为党委会出而反尔。 + +　　4日在南京林学院实习的农学系2年级学生看到林学院学生在“鸣”、“放”，便派人回校贴大字报。农机系四年级在肃反中斗争面最大(四十人中有九人被斗，占33％)，事先已有活动，至此便出来“大鸣”。植保系三年级也对肃反有意见，此时也跟着“鸣”起来。当天，学校内已很紧张，有人要求停课停考。学校坚持“边鸣边考”的方针。 + +　　4日晚学生会执委会开会，副院长陈野萍、邓洁(二人均党员)也列席。据陈野萍同志说：执委大多数坚决要求停课停考，会议开到深夜，有些人仍不接受院方意见。 + +　　5日上午开院务会议，系主任之间停课停考事意见也不一致，民盟吴湘淦(农机系主任)等主张停课停考。最后，决定最好是劝学生们边上课边考试边“鸣”、“放”，但也可把原定考试完毕后再“鸣”、“放”的时间提前，插在上课和考试中(即可以把上课和考试时间拉长)。 + +　　院务会议这种模棱两可的决议宣布后，学生哄得更厉害了，贴出“不停考即罢考”的大字报来威吓学生会和学校行政。陈野萍副院长看到这种情况，又听到传说南京林学院已决定停课(此事正查)，当晚他个别访问各系系主任，征求意见，有些系主任(如吴湘淦)说：“不停课停考实在没办法‘鸣’”，于是便临时决定停课停考。于6日早八时半，由各系主任集合本系学生，宣布“学习人民内部矛盾”，暂不上课、不考。当天上午由马列主义教员给学生作了一个多钟头的“内部矛盾”报告，布置学习整风文件。但农学院领导上现在却不认为这就是停课、停考，只是把学习内部矛盾的时间“机动”了一下。 + +## 学生要求 + +　　从大字报看学生的要求，主要是肃反方面的问题，要求恢复名誉，许多大字报上点了农机系原来党总支书记胡文学(最近已调设备科)，要求把他调回农机系整风。肃反中被斗过的九个人几天前已接触频繁。有人还要求公开档案材料，要求支部书记交出“黑名单”人(笔记簿)。要求撤换不懂业务的陈野萍、邓洁二院长。 + +　　系科学制上要求植保系分为病理和昆虫二个专业(魏景超教授提出的，学生贴大字报响应)。把农机系划到南京工学院，或单独成立机械化大学；要求农、林二个学院合并，重建金陵大学等。 + +　　徐福均已将他写的“向共产党进一言”的文章交给学生会，从六方面揭露其所谓“一些不平的现实”并提出九项要求。 + +　　“一些不平的现实” + +　　1、一党专政，以党代政； + +　　2、党员高人一等，视群众为落后分子； + +　　3、在共产党没有克服不了困难标题下，出现了不懂装懂的外行装内行的现象； + +　　4、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有名无实； + +　　5、民主气氛不够，自由空气不浓； + +　　6、责人则严，责己从宽。 + +　　九项要求 + +　　1、大民主自由，今后的选举和统一分配工作应由同学自己作主； + +　　2、要求博爱平等。目前只有对党的尊，没有对群众的敬，应提倡互敬友爱合作； + +　　3、对学生的鉴定应全部公开； + +　　4、立即成立平反委员会，恢复被错斗者的名誉及当众烧毁不符事实的资料，一切不得暗留底稿。 + +　　5、民主党派应扩大且有职有权；学校亦成立民主党派吸收青年参加，民主党派应和党平级的领导我们，要听听民主人士的政见和治国大纲； + +　　6、建立由教授为核心的校务委员会来领导全院的教学工作，反对以政治代替业务； + +　　7、建立学生代表制，代表应全部由民主方式产生，党群应分开选举； + +　　8、紧缩党的机构，取缔各系党支书脱产制，今后党的常规活动费应由党自己负担，不得由国库开支； + +　　9、迅速解决建院问题。 + +　　 ----来源：1957年6月8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51.txt b/CCRD/1/3/2/00085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d729e5c8047fe04c1b6ba8c6cd049be0baa4e3e --- /dev/null +++ b/CCRD/1/3/2/000851.txt @@ -0,0 +1,23 @@ +# 南京农学院农机系教授对高教部和院党委提意见 + +　　<杜增瑞> + +　　本报讯　在南京农学院整风运动中，农业机械化系教授们就农机系存在的设置、设备、教学等问题向高教部和院党委提出批评和意见。 + +## 问题来自何方 + +　　农机系是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设置的。系主任吴湘淦说：“高教部对成立农机系考虑是不慎重的，起初宣布到南京工学院，后又宣布到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最后决定留在‘南农’。几年来，农机系遭遇到很多困难，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农机系是为农业服务的，但它属于工科性质，需要大量的设备。农学院的设备经费很少，院领导上虽已对农机系进行了照顾，将全院设备经费的二分之一以上拨给农机系，但“供”、“求”之间的矛盾仍然很大。彭嵩植讲师说：“农机系许多重要的设备都没有，需要成立十四个教学试验室，现只成立了四个混合试验室，还是残缺不全。好几门课的试验都要到‘南工’、华东水利学院、省农业机械修配厂去做，造成时间上的浪费，理论和实践脱节，大大影响了教学质量。”农机系师资力量比较单薄，六十余名教员中，教授总共只有四名(包括专业课和基础课)，讲师也很少，绝大部分都是助教，不少课由助教单独开课，与提高教学质量有矛盾，与助教自己提高教学水平也有矛盾。 + +## 高教部的“拖”字诀 + +　　很多教师谈了这些情况：几年来，农机系一次又一次地向高教部和院党委要求解决这些问题，系主任每到北京开会，高教部的副部长和司长每到南京视察工作，都提出系内的困难，但得到的答复总是“慢慢想办法”、“尽量想办法”之类的话，继之又总是“拖”、“等”，没有什么下文，问题解决得少，基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王志文讲师批评院党委领导人员过去不但不深入到农机系了解实际情况，反而指责农机系要求太高、特殊化，不支持解决问题；1953年系主任吴湘淦直接写信给高教部反映系内困难，要求解决，还被院党委批评为无组织、无纪律。他说：“难道向上级要求解决问题也是无组织、无纪律吗！”近一、二年，院党委开始逐渐了解到农机系的情况，但在支持解决问题方面，还不是很积极的，有些院方可以解决的如实习用房、拖拉机驾驶场地等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农机系为保证教学最低要求，需要设备经费五十万元，直到最近，高教部才口头答应拨给十一万元，但农机系购买设备欠的外债就达十六万元，教员们说：这笔钱单还债也不够，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 +## 学用脱节，有苦难言 + +　　农机系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教学的内容是教条主义的一套，不适合南方的特点。在这方面，教员们的意见是：过去高教部规定的教学大纲限制得太死，灵活性很少，高教部管得太多，学校的权力过小，因而制订教学计划也只好跟着教学大纲搬。结果培养出来的学生所学不能完全使用，业务部门和学生都指责院方，院领导上埋怨农机系，系内有口难言。 + +## 教员们的愿望 + +　　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教员们提出了好几个方案。许多教师要求把农机系和“南工”农机专业合并起来，单独成立农业机械学院，下设两个系：农业机械制造系；农业机械化系。大家认为单独成立农业机械学院的好处很多：第一，农机系和“南工”农机专业的两套设备可以共同配合运用，更多地发挥设备作用，避免设备重复，经费浪费；第二，人力集中了，可以加强师资力量，提高教学质量；第三，农业机械的制造、修理、运用三方面也可以较好地配合。系主任吴湘淦、副系主任吴起亚还建议把南方农业机械研究所和农业机械学院住在一起，以便加强联系，互相交流，把研究、设计、制造、修理、运用统一结合起来。潘君拯讲师主张首先要把农机系的目标明确起来，如系培养北方旱作物地区的人才，就把农机系合并到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去；如系培养南方水田地区的人才，单独成立农业机械学院，下设四个专业：设计专业，制造专业，修理专业，运用专业，教学的内容，教员们认为必须改变，不能照搬苏联的和北方的一套，要适合南方的具体条件。其次，如果不可能单独成立农业机械学院，农机系设在农学院也未尝不可，但高教部必须要纠正官僚主义作风，切实解决农机系设备、师资、用房场地等困难，农机系设备经费的标准应该和工学院一样。再次，也有一部分教员认为既然农机系属于工科性质，干脆把农机系合并到“南工”农机专业去，但不少教员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把为农业服务的农机系完全归附到工学院是不恰当的。 + +　　（来源：《新华日报》1957年6月6日。原题为：“农机系设置问题应该及时解决\南京农学院农机系教授对高教部和院党委提意见”。）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52.txt b/CCRD/1/3/2/00085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39679219239dd48ee8a3145a920244fa1db4707 --- /dev/null +++ b/CCRD/1/3/2/000852.txt @@ -0,0 +1,169 @@ +# 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第十七次座谈）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昨天举行第十七次座谈。会上发言的有中国民建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胡子昂、中国民建会中央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陈经畬、山东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山东省副省长）苗海南、上海申新一厂工程师金德霖、上海恒丰棉纺织厂副厂长聂光琦（金德霖和聂光琦二人联合发言）、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陕西省工商联主任委员）韩望尘、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江苏省工商联主任委员）钱孙卿。 + +## 陈经畬说：购买政策不是买卖关系 + +　　要搞好公私关系，就要以诚相见 + +　　陈经畬首先谈公私关系问题。他说在会内会外反映公私关系不正常的人很多，但是若认为现在是非常严重，或者是认为比合营初期更有问题，那是不现实的。目前的基本情况是公私关系在进一步转好的过程中，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从武汉市来说，老合营比新合营好，大企业比小企业好，以前劳资关系正常的又比不正常的好。在全省来说，市里比县里好，县里又比集镇里好。公私关系的好坏，与统战政策贯彻的深浅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也与私方人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密切地联系着。我认为搞得好的归结到一个字即“诚”字，相处以诚，一切为了社会主义。搞得不好的是两个字“歧视”。彼此歧视，只看见彼此的缺点，彼此的优点、应该值得学习的地方，则一笔抹杀。这样，就是兄弟也要互阋于墙，何况是两个在历史上对立的阶级。 + +　　在湖北省座谈会上有人说：公私关系是婆媳关系，不是母女关系。我认为，已过了门几年的媳妇，还是不给予应有信任，使他们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责备他们说：你为什么要消极，没有主人翁思想。这是有些工商业者思想上不易想得通的。 + +　　全行业合营了，工商业者都想诚诚恳恳，高高兴兴地把工作做得更好。因为私方人员把企业交出来以后，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在公方领导下把企业搞好，才是唯一的出路。这种工商业者的主要心情，希望公方代表和社会一般人士能够理解。工商界中，消极躺倒或违法乱纪的分子是有的。但毕竟是少数，以这些个别事例代替一般加以渲染，只有引起思想混乱，没有说服力的。 + +　　他说，有许多中小户的生活存在困难。政府过去确有很多照顾，但有许多办法在下面没有很好贯彻。另外，有些问题在中央过去所制定的办法中没有包括进去。他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希望中央考虑解决。 + +　　希望加强市、县的统战工作 + +　　他说，湖北省所属市、县有的负责统战工作的同志深居简出，不深入下层。有的事情，民建和市县的工商联及工商界向当地统战部反映很多，得到解决和答复的太少；得到了答复或是提出了处理办法的，到了下面也很难执行。现在还有应当安排尚未安排的人，和安排得不适当的人，还没有得到解决。湖北省有七十一个县，有统战部的约有三十几个县，希望把统战面扩大些，多设些县统战部。 + +　　如果以买卖关系来看购买政策，那就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收归国有，分期付款的办法 + +　　他说，所谓购买问题，首先要明确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原来即是剥削工人的劳动成果，资本家把生产资料交与工人，只是物归原主，根本就说不到代价问题。 + +　　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转为工人阶级所有，也就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买卖行为，乃是一个革命。在我国，工人从资本家手里取回生产资料，不是用剥夺，而是用和平改造的方法。工人阶级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曾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因此说他们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购买。如果以等价或不等价的买卖关系来看购买政策，那就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收归国有，分期付款的办法。 + +　　至于定息二十年的问题，就我们湖北省和武汉方面的情况来说，绝大多数人都不同意。而且中小户对陪着大户领定息七年，不能把帽子早日摘掉意见很多。因此我个人在这里提个建议，凡是自觉自愿放弃定息的，不拘大、中、小户或数目多寡，是否可以请政府考虑予以接受，但是不登报不搞高潮。 + +　　至于李康年同志建议中，为免除领息人的种种困难，将领息方法简化一些手续，我是同意的，请政府考虑。但是，简化手续不是变更定息的性质。 + +　　公方代表制度是好的 + +　　他谈到公私合营企业中公方代表问题的时候说，公私合营企业国家派公方代表的制度，这是好的，就生产来说是有利的，而且是应该的。至于有的公方代表不信任私方，或是能力薄弱，作风不好，甚至造成企业的损失，国家可以随时撤换（武汉已有先例）。因此我认为公方代表作风不好和对私方不信任，只是公方代表的个人问题，不能因个人问题而对国家的制度加以变更，这是不恰当的。 + +　　只有向工人阶级学习才能改造得好 + +　　最后他说，现在有若干人提出来要不要向工人阶级学习。这些同志是把部分工人中的不健康作风或者个别落后工人的行为，认为是整个工人阶级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也是不公平的。向工人阶级学习，是学习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劳动热情、组织性、纪律性、大公无私的精神。并不是要我们去向部分工人的不健康作风，个别落后工人的不良行为学习。部分工人或个别工人的不良行为不能说成是整个工人阶级的问题。今天我们中国人民能够在世界上站立起来，我们的国家空前的强盛，建设事业突飞猛进，难道不是工人阶级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得来的吗？我们不向工人阶级学习，又向谁学习呢？我已经七十八岁了，经历了满清皇朝，袁世凯北洋政府，蒋介石的统治，深切体会到今天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学习是完完全全正确的。而且在思想上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思想要更加坚定的树立起来。这样，我们工商业者才能够改造的更好，早日将自己也改造成为工人阶级中的一个。 + +## 苗海南说：活到老，改造到老 + +　　苗海南在发言中谈到了工商联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问题。他认为，在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工商联、民建组织在党的领导下，贯彻了党的和平改造政策，使工商业者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这是代表了工商业者最大的合法利益。工商联组织今后还要代表工商业者的另一个最大的合法利益，就是把合营企业转变成社会主义企业，把工商业者改造成工人阶级。但是，他也认为，在改造高潮以后，工商联对于工商业者的某些具体利益是代表不够的，今后必须加以改变。 + +　　接着，他谈到工商联如何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问题。他认为代表合法利益最困难的是是非问题。哪些合法，哪些非法，弄不清。资产阶级有自卑感，工人阶级有自尊感，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阶级的感情掩盖了是非问题。 + +　　他说：说资本家不留恋过去，是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个人就有过留恋过去的思想，例如，我认为共产党好，企业合营的时候，也是我自己愿意的，但是一碰到一些小刺激，就会想到过去的事情。有一个时候我很苦恼，一想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自己究竟算什么，就觉得前途没有路了。我曾经攒了三十片安眠药，准备将来没有路的时候吃上就完了。为此，我患了好几年的糖尿病，中西医都没有治好，是毛主席掌握自己命运那一句话给治好了。解放以来，我有三大兴奋，第一兴奋是毛主席在１９５５年的讲话，第二个兴奋是合营高潮；第三个兴奋是今天党的整风，让我们有什么就说什么。 + +　　最后，他对座谈会反映的几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个别公方代表不好的可以个别撤换，不能否定这个制度。为了搞好公私关系，他建议在企业中创造条件成立管理委员会，公私双方在管委会领导下按职务办事，在工作中不强调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也不强调公私关系。 + +　　他不同意李康年定息二十年的说法。他肯定说定息还是剥削。果真定息二十年，势必造成大中小工商户的不团结，同时，放松了对自己的思想改造，家庭子女也不会和睦。 + +　　关于两面性问题，他说，现在很少人不承认两面性，如果有人不承认消极一面，实质上就是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他认为资产阶级的消极性究竟占到百分之几，在宣传工作上要特别注意。他说，有人听到“脱胎换骨”，就联想到“抽筋剥皮”，也有人比喻为“超凡入圣”，我认为这几种说法都对。请问：“脱”资本主义之“胎”，“换”社会主义之“骨”有什么不好呢？“抽”资本主义之“筋”、“剥”资本主义之“皮”有什么不好呢？“超”资本主义之“凡”，入社会主义之“圣”又有什么不好呢？有人问我思想改造到什么时候完结，我用了唐诗上两句回答：“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认为活到老、改造到老。 + +## 聂光琦说：工商联和同业公会为大资本家所独占 + +　　聂光琦说：上海市工商联以同业公会为会员单位，同业公会以企业为单位，而资本家是以企业代表身份参加同业公会，因此两个机构为大资本家所独占。即使有少数资方代理人，但有的人为了要靠拢资本家，往往不能真正代表资方代理人的意见。如上海市工商联副秘书长韩志明在大会上说：“资方代理金酬劳问题，中央要我们私私之间协商是行不通的，要求政府不要开空头支票。这种说法，我们要不能同意的，既未与大家商量，怎能知道行不通呢？事实证明，在棉纺织业的鸣与放的动员大会上，荣丰棉纺厂（也就是韩志明有关的企业）的大股东荣章初就大声疾呼地说：“我从来就未曾听见过政府要我们私私之间协商的话，现在既然知道了，我就向大会保证，我愿意付给代理人酬劳金，因为我认为酬劳金是合理的，而且必要的”。工商联负责同志在传达会议精神的时候对这个问题只字未题。是不是想一手掩尽天下人的耳目。 + +　　由资方付给代理人以酬金是完全合理的 + +　　他认为付给代理人酬劳金是一个传统的制度。棉纺业资方过去将企业的经营管理完全委托给代理人，解放初期当劳资双方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的时候，和“五反”运动的时候，都是资方代理人替他们挡头阵的，现在资方代理人却因为他们的企业既已合营，代理人就不起作用了，因而置之不理，这样抹煞代理人的功绩是不公平的。他认为由资方付给代理人以酬劳金是完全合理的，而且和定息结合起来，绝不愿意让这笔钱由国家负担。 + +　　企业经营管理缺点很多 + +　　（他认为企业经营管理方面某些制度和管理方法成了形式主义。上海棉纺织公司有三位经理，六位副经理，他们不下厂，有事用电话联系。变成了“电话经理”。办公室主任也不下厂，技术人员就是下厂也不到车间，他们只要“经验”要数目字。棉纺公司也是专靠开专业会议来领导生产。指标象气球一样提得越高越好。纺管局盲目将织布用纱改细，结果不耐用，大家很有意见。开展增产节约，好多数字都是重复、虚报的，对具体工作的领导也是踢皮球，公文旅行，人事机构臃肿。这样下去，会使企业受损失。） + +　　（韩望尘说：既要延长定息，又要提早摘资产阶级帽子，的确难以自解） + +　　韩望尘首先对“赎买二十年”和合营企业要不要公方代表两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赎买政策”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也符合全国人民（包括愿意接受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长远利益。赎买政策的具体表现为定息，它是国家使资产阶级分子由剥削者过渡到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桥梁。因此，绝不能把它当作资本家与国家“进行交易”的“条件”。工商业者如果对待这个问题抱着“讨价还价”的态度，是不恰当的。 + +　　至于定息七年只能赎买３５％，只有定为二十年，才算“赎买到底”的说法，我也不同意。应该怎样理解“赎买到底”呢？我认为企业公私合营后，资本家把生产资料交给国家，而国家把资方人员全部包下来，安排工作，甚至保留高薪；二千元以下的小业主，还按照劳保条例享受福利待遇和病假工资等，都应当当作“赎买政策”的扩大或延伸。定息和安排照顾的形式与内容虽不一样，但作用与目的都是为剥削者转变为劳动者创造条件。直到私方人员作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条件已经具备了，我以为就是“赎买到底”了。 + +　　倘若说，把定息延长到二十年、把“定息”改成“赎买存单”就算把资产阶级的改造基本完成了。我看这是“揠苗助长”，结果会“欲速不达”。既要延长领取定息的时间，又要提早摘掉资产阶级帽子，的确是难以自解的。而且这样做，不仅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广大工商业者的前进愿望；不是积极破资本主义，而是立资本主义；不是鼓励前进，而是拉后腿；不是争取缩短与工人阶级的距离，而是加深与工人阶级的距离。这对我们工商业者的自我改造，是没有好处的。我们陕西的工商业者，不论大、中、小户，都不同意这种说法。 + +　　不能因为公方代表有缺点，就否认公方代表制度 + +　　他说：把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撤出去，发挥私方人员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十分必要，私方的潜力还挖掘得不够。但是不是说只有不要公方代表，私方人员才能发挥积极性呢？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 +　　诚然，在合营企业里，有的公方代表，只注意生产任务，营业指标（当然这是对的），对私方人员的改造不够重视；有的公方代表不熟悉业务，对生产经营是外行；有的民主作风不够，对私方的意见不重视，建议不采纳，甚至有时把人民内部的矛盾错误地当成敌我矛盾去处理，造成很不好的后果。这些缺点，都是不容讳言的，但是，公私共事关系很好的，或者由不好变好的也为数不少。公方对私方的关心帮助，特别是在政治思想上的帮助，使私方大受感动的，也不是个别的。可见，说一切都好，则不近实际。同样，说一切都不好，也不是事实。 + +　　有人说，公方代表光有政治资本，没有技术经验，搞不好生产。我看不能机械的对待问题。比方说，不懂技术，可以学，学就会成内行。再说“政治资本”在企业里并不是没有用处，相反地它是大有用处的，因为私方人员的思想改造缺少了政治教育是不可想象的。公方代表本身有缺点，这是人的问题，不能因此否定这个制度。 + +　　有人说，把生产管理权交给私方人员执行一年，试试看行不行！我认为“比一比”，“试试看”的提法，可能会被有些私方人员误解为可以不要政治领导，而搞资本主义竞争的那一套。 + +　　根据以上情况，他不同意撤出公方代表。但是，他认为政府应该注意合营企业公方代表的质量——政治修养、社会经验和工作能力，因为公方代表肩负着企业改造与人的改造的双重任务，必须慎重选择。合营企业里的党组织的书记，最好不要兼任厂长或经理。否则会失去或削弱党的监督作用，而且会使私方人员感到“党政大权，一人独揽”，群众有意见没地方去讲。另外，管人事工作的人，特别是人事工作的负责人，一定要政治性强和懂得人情，有社会经验的人。 + +　　中小户生产经营上有问题，需要解决 + +　　接着他又谈到目前一般中小工商业户生产经营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他说：有些专业公司、供销合作社对归口的工商业户，在货源分配上照顾不够，常常把畅销货留给自己的零售门市部销售；对一些冷背残次货，则又硬性搭配给合营企业、手工业合作社和小商贩，造成他们在经营上的困难，影响了他们的收入。一般中小户对这个分配方式很有意见。还有，他们想到外地采购国营企业和合作社缺乏的货物时，不但得不到支持，有时还遭到多方留难或打击。他说：一般中小户，资金较少，他们的经营一方面要采取“勤进快销”的办法，一方面还要依靠向银行贷款周转。但是银行贷款手续繁琐，甚至对归口公司核定的贷款金额任意核减，特别对某些较困难的业户，怕收回困难，不敢贷给。这对他们经营也有一定的影响。此外，全行业合营后，对合营商店上交利润的提取，从每季提取一次，改为每月提取一次，也给流动资金较少的企业造成了经营周转上的困难。 + +　　钱孙卿说：江苏省的“鸣放”情况基本上是先天不足，群众还有顾虑。据工商界反映：有不少的人对许家屯同志报告中所提到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说法，有一些意见，认为这种强调消极性的说法，挫伤了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他认为两面性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必须先把情况弄清楚，否则，光谈理论是不解决问题的。 + +　　他说，现在大的资本家都得到了工作安排和照顾，今后的问题是深入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中等户的要求是：合理安排、才职相称。小户的要求是生活问题。他认为思想改造工作一定要建立在生活安定的基础上。目前，各级工商联最急要的工作是要跟专业公司和供销合作社挂上钩。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小工商业者的有关业务方面的一些问题也就很难解决。 + +## 胡子昂说：不向工人阶级学习，就会迷失改造的方向 + +　　统战部的工作落后于客观形势 + +　　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统战部和国务院四、五、八办跟民建会、工商联应该很好地配合，帮助和支持工商联、民建会大胆做好代表工商界合法利益的工作，及时地揭发矛盾，以求进一步合理地解决矛盾。但是，统战部的这项工作是落在客观形势的后面了。自从党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党强调民主党派的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是必要的，但同时也要加强对民主党派的领导，给他们更多的帮助。我总觉得随着工商业改造工作的深入，统战部与民建会、工商联的关系不是愈走愈近，而是逐渐疏远。是不是统战部怕别人批评包办代替而把工作量压缩了，这样是会给工作带来损失的。 + +　　应该正确对待工商业者的才能 + +　　搞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量的人才，特别是技术人员。在党和政府来讲，确实是“求贤若渴”，一再肯定工商业者是国家的财富。并在全业合营后，将他们分别安排在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以发挥他们的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但是这中间还存在许多问题。这里我仅就工商界中的技术人员问题，提出一些意见。据我所知，单单上海一个地方，工商界里就有七、八千个高等技术人员。但是，在某些公方代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层层压迫下，他们有力无处使，“英雄无用武之地”。 + +　　根据最近民主建国会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所反映的资料，工商界的技术人员所以不能发挥财富作用的原因，主要的是： + +　　一、有职无权。有的公方代表认为，安排私方人员担任厂长、经理已经是天高地厚之恩，何必得陇望蜀，有职又要有权呢？ + +　　二、用非所学。有些合营厂里的党支部代替了行政，人事部门更是大权在握，他要调你向东，你当然不能向西。 + +　　三、缺乏信任。一般反映，技术人员无论你有天大本领，只要头上顶了一个“私”字，那就永远抬不起来，在厂内固然看不到书刊，进不了试验室，看不到文件，连设计图都见不了面；有时拿了人民委员会的介绍信去参观别的工厂，对方因为来的是私方人员，竟要求补送人事资料，使他裹足不前，啼笑皆非。 + +　　四、支持不够。私方人员的合理化建议，得不到公方和职工的支持，制新产品，不给原材料，稍微多用点钱，就说破坏财务制度；有时甚至给合理化建议扣上一个“偷工减料”的帽子，更使人噤若寒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 +　　五、鼓励不够。对于私方人员的创造发明，应该论功行赏，否则，不能鼓励积极性的发挥。广州有一位私方技术人员发明万能缝纫机，只得到一件卫生衫，因此，私方反映：“大小事迹，都是一只鸡蛋”。 + +　　六、压制民主。部分公方代表对私方人员盛气凌人，私方稍有意见，就被扣上“抗拒领导，抗拒改造”的帽子。于是私方有意见也不敢说，或者是说的不是想的。难怪有些私方人员觉得在企业里是“孤掌难鸣”了。 + +　　为了调动工商界的财富发挥积极因素，我认为，这些问题必须得到适当的解决。 + +　　说没有两面性，对改造没有好处 + +　　两面性的存在，不决定于任何人主观的好恶，而决定于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决定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全业合营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正处在消灭的过程中，或者说已经基本上消灭了。但是，这不等于说，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消灭了，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两面性已经没有了。如果这样说，是不符合事实的，对工商界的改造没有好处。 + +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既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那末随着历史条件的演进，它也是在不断地变化着，关于这点，刘少奇委员长在“八大”政治报告中说得很清楚。大家可以看到，全业合营后，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的一面一天一天的扩大，逐渐具备了社会主义成分，而消极的一面则在一天一天的缩小，它的内容主要是指思想意识和作风上的问题，这同过去时期所说的消极一面的内容，有很大的不同。这样来看两面性，我觉得同今天工商界的实际情况是符合的，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说两面性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说不必再提消极的一面了。 + +　　既然把变成工人阶级分子当做努力目标，那么，不向工人阶级学习，又向谁学习呢？ + +　　本来资本家就是资本家，资本家就只有一面性，这就是剥削工人、唯利是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消极的一面性。但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国的资本家，除了它的本质与外国的资本家有共通性外，还有它的积极的、独特的一面——这就是毛主席所指出的积极的一面。因此，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有积极的一面，还是中国的特产，在我看来，不是耻辱而是光荣。当然，我们还必须努力学习，继续改造，最后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就是说，要以工人阶级为标准来衡量自己改造自己。近来，有人看见个别工人同志有缺点，就漠视了整个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认为工人阶级不值得学习。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们既然以作为一个工人阶级分子为自己努力的目标，不向工人阶级学习，又向谁学习呢？同时，我们所说向工人阶级学习，是指学习工人阶级最本质的东西，如工人阶级的大公无私、组织性、纪律性、集体主义、热爱劳动等等。工人阶级中个别分子有缺点，这是很能理解的，但我们绝不能以个别工人来看整个工人阶级。因此，向工人阶级学习，不应有所疑惑，否则，就会迷失我们改造的方向。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要变成一个工人阶级分子，这中间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改造过程，才能够起到质的变化，所以，我们把这个改造说成是脱胎换骨，就是这个道理。 + +　　只要改造再改造，向社会主义前进，“帽子”很快就会掉下来 + +　　有人反映，某些公方人员简直把两面性当作歧视工商界的口头禅，动辄就在私方人员的头上扣一顶两面性的帽子，这是不对的。 + +　　近来工商界人士有股怨气，一听到“资产阶级”“两面性”和“改造”这些字眼，就感头痛，思想上有抵触。我觉得，今天一般工商业者并不否认两面性的存在，问题是要讲清道理，要分析事物，要明辨是非，一是一，二是二，一点也不能含糊。可是生硬的批评与机械的搬用，是不能说服人的。记得在１９５４年政协的一次小组会上，有位同志首先提倡有技术的资本家归队，我坚决反对。我的看法是这顶帽子不妨多戴几天，戴到瓜熟蒂落再摘下来。照我乐观的看法，只要我们为了自己为了工商界也为了全中国的人民，改造再改造，向社会主义前进，这顶帽子说不定很快就会掉下来，也就是毛主席所指示的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 + +　　阶级关系是客观存在；公方对私方要采取欢迎的态度 + +　　阶级既然还没有消灭，阶级关系就自然是客观的存在，并不是那一个人承认不承认的问题。人们为什么要反复纠缠在这个问题上呢？这话 + +　　（要分两头讲。很多人反映：部分公方代表过于强调阶级关系，把私方的一言一动，甚至一个合理化建议都描写成为资产阶级的产物，属于资产阶级类型，使他们感到抬不起头来，也跳不出这个圈子；另一方面，私方人员也把阶级关系当作牢笼枷锁，好象这一辈子也挣脱不了这付手镣脚铐，不晓得那一天阶级才能消灭，才能得到真正的独立自主。） + +　　我们要有明确的看法，千万不要悲观，我们应该庆幸自己已经在党和毛主席的和平改造政策之下得到挽救，正在向社会主义的前途过渡。我们当中的若干人正在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成绩。尽管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还不平衡，还有困难，但这些都是前进中的困难，我们的工作生活是一天天向好的方向发展的。但是，我们不讳言，私方是有一些苦闷的，这些苦闷可以说一部分是公方代表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在私方人员头上的（如对私方人员的轻视、鄙视，或是有职无权），这需要对公方和职工进行教育，要逐步做到公私双方同呼吸，共命运，一块儿工作，一块儿生活。这是一件巨大的统战工作，需要党善于帮助教育，改变过去那种不健康不正常的现象，让广大的工商界都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活跃起来，更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 +　　我衷诚地向公方同志们建议：（向私方讲的话这里从略）我们必须从思想情感上转个一百八十度的弯，要把过去所不欢迎的改变为欢迎的。当然这不是欢迎资产阶级，而是欢迎正在消灭资产阶级和已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也就是赫鲁晓夫同志所称呼我们的“中国式的资本家”。我们要在认识他们是资产阶级分子的同时，重视他们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看到他们正在向社会主义前进、发展。帮助他们消灭资产阶级，同时也希望他们对资产阶级不要有所留恋，这样公私合作共事关系是可以搞得好的。 + +　　最近有人提到公私合营企业考虑撤回公方代表的问题，我的看法：公私合营企业不是普通的合股企业，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直接领导下的，由国家派干部同资本家合营的企业，公方居于领导地位，私方必须接受公方的领导，这是确定不移的。个别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如果领导无能，阻碍了生产、业务的发展，私方完全有理由反映意见要求撤退。但是我们因为有的合营企业公方领导不好，就主张全部撤除公方代表，那是不正确的。 + +　　另外再谈几个问题 + +　　（一）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工商界骨干分子参加社会活动和企业工作的矛盾，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工商联、民建会两面都来叫，几面开会，忙得不能分身。这个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都很普遍。希望这次在统战部召开的小组会上很好讨论，合理安排。 + +　　工商联党员秘书长不能撤；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团员不应特殊 + +　　（二）各地工商联大都是接收旧时的商会和工业会改组而成的，情况比较复杂。几年以来，由于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到工商联参加秘书长一级的工作，对于推动工商联的工作，是起到很大的作用。当然有些地方是有缺点。现在，要不要撤退这部分党员干部，我看应该从工作出发，我是不同意一律撤退的。如果必须撤退，也要作好安排，还要加强联系，以免脱节。关于这点我有一个建议，无论任何党派团体对于党团员参加工作，应同一般工作人员一样看待，不要让他特殊。这就是说，放在组织之中，不是放在组织之上，地位只管有高低，职权要按照规定制度办事。这就可以避免很多误会，因此在党派也好、团体也好，可以大批进去帮助搞好工作，也可以随时撤调工作。只要通过组织，协商办事，根本谈不上派与撤的问题。 + +　　（三）关于工商联和民建会的干部培养、教育、福利等问题，从中央到地方两会注意不够，统战部也注意得不够。有的地方统战部已经向民主党派的干部上党课，并允许他们参加党的组织活动，对于干部起了积极的鼓励作用，我看中央统战部可以在这方面通盘筹划一下。 + +　　不同意李康年的建议 + +　　（四）关于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以及通过这项工作贯彻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问题，这个问题跟民建会和工商联的关系太大了，在这一方面，我们过去作了一些工作，但是做得不够。现在第一步应该赶快放手，帮助各地民建会和工商联推动它们的成员大“鸣”大“放”。 + +　　举例来说，最近有人主张把定息延期到二十年，这显然是与国家定息七年的决定有矛盾的。我们认为定息是赎买政策的具体措施，目的在调动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定息不是买卖，二十年的说法，并不是代表了工商界的合法利益。五日原建议人李康年同志在座谈会上有所说明，我看全国工商界放弃剥削的声音，越来越见高涨，这个建议，是不会得到支持的。我是不同意的。 + +　　中央对下面的检查督促做得不够 + +　　中央的工商界座谈会，由李部长同很多负责同志亲自主持，会开得很好。希望中央统战部把这个精神和办法层层传达下去，各级统战部都应该这样做，这样才能使工商界的朋友有大“放”大“鸣”的勇气。要一个工商业者当着公方代表的面大鸣大放，而不“怕”是不简单的，是需要做一番深入仔细的工作，加以推动和鼓励的。谈到这里，我殷切希望中央要加强检查督促工作，有许多事情，中央有关部门作了通盘研究，及时采取了适当措施，这是很好的，但是传达下去后的执行情况，往往缺乏认真检查，好象政令出了都门，就百事大吉了。就以私方人员病假期间工资支付办法来说，国务院在今年４月１７日就发下通知，到现在，很多地方还没有实行。这只是一例。有人曾说，来中央谈得头头是道，回地方就泄了气。这说明过去中央对下面的检查、督促工作做得不够。这个情况应该改变，要责成各地将执行情况随时上报，各级组织也要随时检查。 + +　　 ---- 原载1957年6月7日《人民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55.txt b/CCRD/1/3/2/00085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20ad6177e0b58dc49f5d82d62c2e7e38993003b --- /dev/null +++ b/CCRD/1/3/2/000855.txt @@ -0,0 +1,35 @@ +# 中央国家机关大“鸣”大“放”中出现的问题 + +　　<《内部参考》> + +　　新华社北京6日讯　本社记者王濯非报道：中央国家机关的整风运动已进入大“鸣”大“放”的阶段，有些机关已形成大“鸣”大“放”的高潮。总的看来，运动正在健康地发展着。但是，在大“鸣”大“放”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 +## 有些党员堵塞言路 + +　　有少数党员负责干部怕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被群众揭发，就想办法堵塞言路。第一机械工业部对外联络司一位副司长在动员大会上说，在“鸣”、“放”的时候可以出墙报、黑板报，但不问写稿的人用什么名字，我都可以知道是谁写的；不问是提什么意见，我也知道是谁提的。群众认为他说的这一段话含有“准备追查”的意思，因此很反感。他在动员会上还说，在小组会上大家都可以发言。但是，党员发言不能和党外人士一样。党外人士发言应站在整风的立场上。他又说，党外人士既要参加整风，将来也要被人整。第一机械工业部设计总局负责干部李慕愚作了整风动员报告后，黑板报上刊登了一篇批评他的报告没有力量，没有联系实际问题的稿件，别人请他去看，他不去，还说，将来总可以弄清谁是谁非(大意)。接着，别人把他说的这句话也广播了。他有点发怒，就召开黑板报编委会会议，改组了编委会。原来黑板报上刊载的大多是提出批评意见的稿件，在改组后的黑板报上刊载了增产节约获得成绩的稿件。这就是给提意见的人泼了冷水，群众表示不满。(据说，李慕愚已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在党总支委员会上作了检讨。) + +　　据了解，中央国家机关中有些单位有人偷撕大字报。有些党员干部看到别人用大字报批评他，他就采用“以牙还牙”的办法，也用大字报反驳。如轻工业部一位副部长在一怒之(23)下就用过这个办法。华侨事务委员会二司司长萧林(党员)见了大字报后说，谁在这里放屁？他回过头来又对别人说，你放屁了没有？群众很不满意。 + +## 有些党员立场不稳 + +　　在这次整风中，有一些党员立场动摇。这表现在有些党员泄露了党的机密。如电力工业部设计院预备党员周诗祺向群众说，共产党搞肃反没有材料，以致乱斗，简直像特务机关。有些党员还无原则地公开批评肃反斗争。地质部办公厅研究室一位副主任是党员处长级干部，他在群众大会上说肃反斗争打击面宽了。他说，在肃反斗争中采取的高压政策是错误的。他还批评地质部保卫司档案材料乱七八遭。当时，地质部办公厅主任给他一个纸条，要他不要讲肃反问题，他置之不理，还是继续往下讲。据了解，他说这些话的目的，可能是企图逃避群众对他提意见。 + +　　在国防体育协会还发生这样一件事：国防体育协会航空部长王敬之(党员)说，过去如有人说反党反中央这句话，就认为是错误的，我看，现在可以说。他说，只要党和党中央有错误就可以反。毛主席过去也反过王明和李立三，而且反得很好。王敬之并写信给党中央，说明他的论点。国防体育协会的负责同志经研究后同意把王敬之的信转给党中央，为了慎重起见，体委一位副主任先找王敬之谈话，并问他是否一定要把信交给党中央。这位副主任在和王敬之谈话时，念了王敬之给党中央的信。王敬之当时就昏倒(已救活)。据了解，王敬之过去就有不满情绪，常说一些不正确的言论。 + +## 许多群众要看档案 + +　　整风运动中，党外人士对肃反和人事工作提了很多意见，许多群众对这两方面的工作表示很不信任，要求看自己的档案。华侨事务委员会和司法部都有人提出要看档案。司法部有位党外人士说，犯人还可以看起诉书，我们为什么不能看档案？对外贸易部外运公司的青年不但要看自己的档案，而且还要看公司里负责干部的档案。 + +　　协和医院有四十个学生因要看档案未达到目的，而把档案室封起来了。 + +## 民主党派的不正常活动 + +　　最近发现有些机关内民主党派的组织有不正常的活动。在手工业管理局工作的农工民主党党员宋子荣积极做发展工作。他所发展的都是被我们斗过的人。他们公开地说，我是这个单位民主人士的代表。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手工业管理局要给我地位，给我机会。侨委中国新闻社的民盟组织也积极展开活动，他们说，中国新闻社的党组织已脱离群众，不能居于领导地位，我们民盟组织应该起来团结群众，领导新闻社的工作。 + +## 出现反动标语 + +　　前几天在广播事业局的饭堂内发现有反动标语。标语上写的是“油炸狗党”，后又被改为“油炸毛党”。 + +　　广播事业局有人提出要撤掉中央控制台的警卫人员。 + +　　 ---- 原载1957年6月6日新华通讯社篇《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56.txt b/CCRD/1/3/2/00085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53b6690d6caca7010725cc61cd146927006ba81 --- /dev/null +++ b/CCRD/1/3/2/000856.txt @@ -0,0 +1,17 @@ +# 用集体主义教育农民 + +　　<《人民日报》社论> + +　　我国五亿农民在短短的两三年中几乎全部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事实说明，我国的农民群众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只有这条道路能够使他们彻底摆脱贫穷，共同富裕。但是，加入了农业合作社，并不等于新的意识已经完全代替了旧的意识。新旧思想意识斗争的过程是很长期的、艰苦复杂的。在这个过程中，党的任务是要不断地加强对农民群众的集体主义教育，一步步地克服他们从旧社会带来的利己主义和小生产者的散漫性。 + +　　在过去的一年中，农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经过实践，他们已经懂得集体的力量可以战胜各种困难，做出许多从前做不到的大事，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也不会束手无策。因此集体主义的思想在农民群众中大大地发展了，爱社的模范人物和模范事迹不断地出现了。但是，毕竟大多数农民都还是新参加集体生产，所以他们还不能深刻地认识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的关系，还看不到维护集体利益就是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在爱护集体方面还表现出不少的缺点。有的农业社社员为了自己多挣工分，做活不顾质量。有的社员说：工分多少是自己的事，生产好坏是社里的事。有的社员有钱不愿给社里投资，不愿归还欠下的生产股份基金。他们说：劳动所得，我自己要用就用；社里的生产本钱，干部自有办法。许多社员对自己的一星半点东西十分爱惜，而对社里的公共财物却不大关心，损坏了不少。他们认为社是大家的，损失点算得什么？山西省潞安县琚寨乡有一个农业社的饲养员，为了把牲口喂肥好得奖金，竟在半夜里牵着牲口去吃社里的麦苗。去年冬天，因为有些社员只顾个人搞副业赚现钱而不管社里的生产，以致有的农业社的工作一度陷于停顿。 + +　　这些事情的发生是不足为奇的。湖北省一个社干部说的对：“农民刚从个体过渡到集体，好象坐汽车遇上大拐弯；各人的老位子都挪动了，一下子还不知道往哪里坐。”这就是说，生产关系变了，人们的思想还没有跟上去。这并没有什么奇怪。但是有一个问题必须提出，就是最近一年来，许多地方对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教育不但没有加强，反而放松了。许多农村工作人员认为：合作化了，农民生产劲头很大，没有什么问题了，只要把生产搞好就行了。还有的人认为，以前对农民讲两条道路，讲合作化，现在合作化了，高级化了，还有什么可讲呢？许多农村工作人员到上级机关去是为了汇报生产，下乡去是为了检查生产，这些都是必需的。但是，他们对农民的思想情况很少过问，也不了解，放松了甚至放弃了对农民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却是不对的。因为削弱了教育工作，所以土地改革以后曾经一度出现“埋头生产、不问政治”的倾向，在一些地区又开始出现了。这就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把它改变过来。 + +　　有些同志认为：农民是现实主义者。政治工作也好，思想教育也好，都是说空话。要想巩固农业社，只有让社员更多地增加收入。因此，他们为了激发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和爱社热情，就向社员满口“许愿”，说一个劳动日能分多少多少。当生产结果不能保证这些诺言完全实现的时候，他们又觉得自己理屈词穷，在社员面前抬不起头。有些社员表现出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提出完全不合理的要求，他们也不敢进行解释和说服教育工作。这些同志的错误，是把经济工作和思想工作机械地割裂了。巩固农业社的基本关键在于增加生产，增加社员收入，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决不能抛开具体的经济工作而空谈思想教育。但是，只做经济工作，抛弃思想教育，也是不能巩固农业社的。前面提到的那些因为缺乏思想教育而发生的自私现象，如果不加以克服，那些农业社就不能够大量增产。所以，经济工作是不能离开思想工作的。有些同志在领导生产的时候，不着重地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动员社员群众努力增产，而是离开群众的实践，空口“许愿”。这种作法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要失败的。 + +　　也有的人说：农业社里只要建立起一套严密而合理的制度，比如合理的劳动定额和包工包产制度、奖惩制度等等，就能够保证所有的社员好好生产劳动，好好保护公共财产和集体利益。这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在社内建立一套严密、合理的制度是完全必要的，没有制度是不行的。但是，不管制度如何严密，总不能包括现实中的一切复杂情况。而一切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如果社员群众没有真正集体主义的思想觉悟，单凭制度决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比如，谁偷了社里的庄稼，可以按条例处分；但是社员们如果都有很高的觉悟，他们就会自动地同一切损公利己甚至偷窃社内财产的行为作斗争。 + +　　进行集体主义教育的最好的办法，是用事实来教育。应该把许多社员团结生产、认真维护集体利益而获得增产的事例，作为活的教材，用以提高社员群众的觉悟。同时，对于社员中间集体主义精神好的，还应当随时进行公开的表扬和奖励，使农业社内部集体主义的思想意识日益发展和巩固起来。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2月2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58.txt b/CCRD/1/3/2/00085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d5f2799dad9aed5c27fa9f6cb6d0d702c8cdd41 --- /dev/null +++ b/CCRD/1/3/2/000858.txt @@ -0,0 +1,11 @@ +# 华南农学院教授昨日继续座谈,对于党委制存废问题各抒己见 + +　　<南方日报> + +　　本报讯 华南农学院教授昨天(7日)继续举行座谈会。会上，讨论了高等学校中党委制的存废问题，并对改进学校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议。 + +　　农经教研组吴文晖教授在发言中认为高等学校的党委制应该取消，他提出了取消党委制的4点理由。但是，他反对“教授治校”的说法。他认为应该实行校长负责制，同时加强校务委员会，学校中的重大问题由校务委员会来决定，并对校长有充分的监督权。罗彤鉴教授认为高等学校中的党委制应该保留。他说，过去党委工作虽有缺点，但不能因噎废食，废除党委制。他认为，今后党委应在掌握政策和政治思想工作中起领导作用；另方面要加强校长、校务委员会的权力。他反对“教授治校”。他认为如果没有党委的领导，则“百家争鸣”将变成“百家乱鸣”，走到极端民主的歧途上去。黄枯桐教授同意吴文晖教授关于加强校务委员会的意见。他认为党在高等学校中的领导作用是应该肯定的，但不能以党代政，包揽一切。他建议在高等学校的体制尚未确定的过渡时期中，从现在起就应该马上加强院务会议，贯彻“校长负责，集体领导”的原则。 + +　　黄昌贤、黎毓干、陈孔刚教授等分别对培养师资、教师“工作量”、图书供应、生活福利等工作提出了改进意见。 + +　　 来源：《南方日报》1957年6月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59.txt b/CCRD/1/3/2/00085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792ac1276c05e9abc0d175e17ce0db346fb334d --- /dev/null +++ b/CCRD/1/3/2/000859.txt @@ -0,0 +1,27 @@ +# 上海有的学校在大“鸣”大“放”中出现侮辱苏联专家等反动言论 + +　　<《内部参考》> + +　　新华社上海9日讯　上海各大学在大“鸣”大“放”中，出现了一些反动言论和组织活动。 + +　　第二医学院7日出现的八十三张大字报中，有的侮辱苏联专家，要他们回苏联去，还有写着“拥护铁托”。华东师大历史系黑板报8日刊出一篇反党文章，其中讲到：“三大主义的母体是共产党人的专制集团，因此造成人民没有自由没有民主、人与人之间不平等，人身生存没有保障。”谈到教条主义时说：“今天为什么会产生教条主义呢？主要是民族文化奴役的结果。”最后鼓动说：“我们是人民的大学生，我们要见义勇为，当仁不让才算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我们反对共产党人专制集权，我们要求能独立自主，反对他民族的奴役。” + +　　政法学院发现一个名“O．R．P”的秘密组织，提出十条颇能争取群众的建议，并拉一些受过处分的党团员投稿，他们常在校外活动。该校还出现一个“辛劳力党”，目前只有两个人。另外还有人组织了无锡苏州同乡会，选出主席，并发展到华东师大各校。复旦教员和学生中间也发现有到政法、造船学院去活动的人。据一些学校党委反映，民盟在许多学校活动很利害，拉拢学生打击党的领导。 + +　　另外，时代中学6日早上还发现“自发性反抗人民政府”、“打倒共产党”、“消灭朱、毛”等反动标语。 + +## 上海络续出现一些反革命言论和活动 + +　　新华社上海11日讯　上海外国语学院昨夜贴出两幅反动的大字报。一幅题为“争鸣”，下为“我们热烈拥护葛佩琦先生的发言，因为他代表了千百万人民的愿望”。另一幅题为“也要向他们争鸣”，内容是污蔑苏联工作人员，最后几句是“我们没请他们来，我们不要他们来，没有老大哥我们也不会卖国，我们要求快点滚开。” + +　　复旦大学党委会徐常太收到了两封恐吓信。徐常太曾在8日的老师座谈会上指责孙大雨的污蔑性的发言。一封信的内容是“无耻的徐常太：你居然想用法律来恐吓孙先生吗？请问：中国有什么法律？你和你的一群，在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中，不知冤枉了多少好人，这不是冤枉两个字所能包括的，是打是骂，是疲劳轰炸，是禁闭，是惨无人道的野蛮手段。你和你的一群受到法律制裁没有？要到提篮桥(按：上海市监狱)你和你的一群先去，人民等着这一天。孙先生是中国的灵魂，是读书人的种子，是消灭不了的，谁要想消灭孙先生，谁就自己被消灭。无耻的东西，清醒清醒吧！——一个受过冤枉的人”另一封恐吓信内容与此大体相同。 + +　　复旦大学化学楼10日中午起火，当时有一助教在旁边一个房内听到有响声，不久即发现起火，当即扑灭，损失不大，正侦查中。 + +　　华东师范大学一个进步教授的女儿，9日晚八时许，走过校长孙道林办公室门口的时候，被人突然蒙住眼睛殴打，受伤很重。据估计殴打的人误认她是孙副校长的女儿，孙副校长在那天下午的座谈会上，发表了反对谬论的意见。也在侦查中。 + +　　上海邮局开箱员张加昌在6月3日开启夜班航空信箱时，发现寄给蒋介石的信一封。信的全文如下：“亲爱的蒋介石同志：现在我们正准备反对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在大量的杀害人民，人民过着痛苦的生活；我们现在准备武装队伍，喊着口号，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　　上海全市学校学生” + +　　正德药厂5日收到无头信一封，内容是辱骂苏联军队在东北奸淫抢掠，污蔑领袖，把劳动就业政策说成为“不能自由出场劳力，任凭国家给予最低价格。现在是身体国有化”。并说：“苏军在东北的暴行，超出美军几百倍，为什么两个友帮(美、苏)没有一个以平等待我者，两个政府(蒋、毛)竟没有一个是景气者？”“日本以战败国地位尚敢判美国兵以死刑，我们政府对苏军暴行竟连屁都不敢放，怎不使人气愤。” + +　　 ----来源：1957年6月13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60.txt b/CCRD/1/3/2/00086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4dbc02ec2d923d92ca3dcee61ea5c783ec4bfc5 --- /dev/null +++ b/CCRD/1/3/2/000860.txt @@ -0,0 +1,91 @@ +# 市委邀请教授举行最后一次座谈: 对办好高等院校广泛提出意见 + +　　本报讯 中共西安市委邀请各大、专院校教授、讲师举行的座谈会，七日下午举行最后一次座谈，发言的有七位教授和一位讲师，其中一人作了书面发言。在这次会议上，好几位教授在发言中强调了三个问题：第一，办好高等院校，一定要很好的发挥老教师的力量，应当充分利用他们丰富的教学经验，过去在这方面注意的很不够；第二，各大、专院校的行政及党委负责人一定要懂得教学工作，并且现在就要根据自己的所长，担任一部分教学工作(如讲马列主义、中国革命史)，使自己逐渐由外行变成内行；第三，建议中共各级的党组织，要迅速加强对新党员的教育，现在许多新党员的政治觉悟及业务水平都很低，个别人甚至品质很坏，严重的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 +　　以下，就是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 +## 七点意见 + +　　西安建筑工程学院白玉兰教授说，据他的体会三大主义普遍存在于各级党组织之中，不过程度不同，有的确实严重。譬如东北工学院党政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宗派主义就很严重，给他的感觉是：脱离群众与缺乏民主。在发言中，他对东北工学院、西安建筑工程学院与高教部共提了七点意见。 + +　　第一，一九五三年东工党员副院长一天站在四层楼顶上，向坐在楼下四围的群众做报告，群众对这样的开会方式不满意，说：“院长之声天上来！”形式还不要紧，主要是内容。他讲的是学院的机构改革，他宣布把教授系主任全部撤换，由党员干部担任。这些党员干部有的不懂业务，有的文化只有初中程度。过了两年行不通又恢复了部分教授主任和副主任。同时设党员副主任、系秘书总揽大权。白玉兰教授认为建筑工程学院在人事安排上，也存在着“重德不重才”的宗派主义。 + +　　第二，在一切待遇上党员特殊。白玉兰教授说，象派留学生、分配毕业生、教职员工的增薪升级等，党员都有优先权。他说，甚至有些党组织对犯了严重错误的党员还包庇，如东北工学院党委宣传部长孙伟，在沈阳财经学院时就乱搞男女关系，到东工后依然乱搞，党委不处分这样的党员，还想将他调来西安；后来在群众、妇联的压力下，方开除了孙伟的党籍。 + +　　第三，白玉兰教授说东工领导上专听少数亲信的汇报，不深入下层，调查分析，在干部提拔上与工薪等级上发生很大偏差，影响了情绪与团结。 + +　　第四，在“三反”与“肃反”运动中，东工未能正确贯彻党的政策，放手让一些青年党团员乱搞，发生很大偏差。他建议领导上，检查一下东工的肃反工作。 + +　　第五，他认为东工在发展党组织中有不健康的情况，对新党员的教育抓的不紧。因而，有一部分沽名钓誉、投机取巧的不正派分子钻进了党，一步登天，居高临下，看不起别人，争待遇争地位，认为党员特殊，在群众中影响很坏。在对新党员教育问题上，他提了个具体办法。他建议非劳动者出身的预备党员应该参加一年的体力劳动——工厂矿山与农业劳动，作为转正的必要条件之一。 + +　　第六，对高等学校的治校问题，他不同意过去北大、清华那样的所谓教授治校，因为那是搞宗派，是排他的小集团。他也不同意党委在学校包办一切，因为它不可能懂得一切。他认为党委在政策上和思想上的领导是必要的，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办好社会主义教育。但在执行政策的行政和教学人员，他认为应该选贤与能，保证有职有权，对党员、民主人士、无党派人士都应一视同仁，谁也不该特殊。他觉得建筑学院领导制度不明确，领导力量不强，干部也未尽适才适所；目前，一切为教学服务的思想还没有建立起来。各处科好象一堆机器零件，未安装起来，加上马力，也不会运转；要真正安装一下，可能发现有些另件是不适合的或是多余的。 + +　　第七，他认为高教部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他说，按照发展规律，一个地区应该先有矿、有厂、有交通，才有相应的文化教育，人为的加速发展，也只能服从而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一下子往西安迁来这么多的高等院校，是冒进了。是否应该既来之则安之呢?他认为这不是某些人安不安的问题，而是需要与可能的问题。他认为高教部事先未能展开民主讨论，全面考虑，才造成今日的徬徨歧途，处于被动。 + +## 提级补助对人不对事选派留学生重德轻才 + +　　西安航空学院副教授徐子骏说：我想谈以下几点意见： + +　　一、关于宗派主义。目前学校中反映最多的意见是有些党的负责干部年年提级加薪，月月补助，有些党员负责干部，最近几年来补助达六百多元，而一些勤勤恳恳的非党技工职员人口多、工薪低，请求补助时经常是七折八扣，甚至有困难而不答应补助。所以群众反映，学校里评级评薪是凭印象，对人不对事。 + +　　另外，宗派主义也表现在派留学生时总是派党员的多。有些选派人员没有全面地就德、才、资三方面并重来挑选，而是偏重于德。如有人反映有几位党员教师过去教学任务担任很少，业务并不好，可是选送留苏时都被选上了。我国过去选派留学生有过偏重于德的现象，而在选派出去的研究生中间，时常有不能如期完成论文而延期的事情发生，甚至有导师对当事人说：“假使我是你，我就不来了”的严重情况发生。最近高教部决定以后留学生要经过考试，这很好，可以保证质量。 + +　　最近西航有些党员干部自动联名请求减薪，这是好榜样，对群众也确有教育意义，说明党员是拥护真理，是能吃苦在先，享乐在后的。 + +　　二、关于党群关系。一般说来，党员与群众联系得不够，不能经常谈心。我院建党问题上，群众意见很多。有许多群众认为入党不合格的人，党也吸收了。也造成了这些党员的骄傲情绪。有人说：有些人入党以前还不错，现在反而坏了。群众得罪了某些党员，马上可能有不公道的汇报。所以我认为必须加强对新党员的教育。 + +　　三、关于肃反问题。我认为在全国范围内肃反是必要的，有反是必定要肃的。但是我们学校黑板上出现了许多文章说明肃反面是太宽了。同时肃反过后到目前两年了，有的还没有做出正确的结论。有些人因此一直怀疑“组织究竟信任不信任我”，对工作积极性影响很大。在我校本届毕业生中，有些因过去在肃反运动中伤了感情，所以在填志愿时“坚决不愿分配民在西安航空学院”。所以我认为有反是必定要肃的，但是有了偏差和错误，就应该迅速地做到“有错必纠”，不然，造成的后果是很坏的。 + +　　最后，关于高等学校的体制问题。我认为学校里没有党的思想政治领导是不行的。但在教学工作上，我认为必须由内行，即懂得教育工作的人来负责才行。目前有些学校行政领导，是由部队或机关到学校来的，对办教育不免还不熟悉，所以我建议现在学校校院长，能够参加一些教课工作，譬如教教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哲学之类，这样就会多了解一些教学生活，更好的了解和帮助教师工作。 + +## 对整风提出五点建议 + +　　西安航空学院讲师陈维昆首先认为市委近几天以来，邀请高等学校的教师们来举行座谈，直接听取群众意见，这种做法很好，他希望在整风运动中或整风以后都能经常采用这个办法。接着他谈了三点意见：第一点，他认为三大主义的产生是有历史根源的，主要是许多党员缺乏文化科学知识，缺乏现代化的工业知识，对工人阶级的感情不够了解。第二点，他认为在和平时期，发展党组织要更加慎重，防止一些品质不良的分子混入党内。第三点，他对整风工作提了五点建议：(一)对“三反”、“肃反”运动中搞错了的，应该赶快纠正。可以选择本人同意的方式给以恢复名誉。对于个别品质不好的党员，要进行教育和处理；(二)发展党的组织要走群众路线。应注意吸收老工人和老知识分子，应该做到“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在发展知识分子入党时，党应该适当主动一些，不能老是“等待”；(三)对不称职的、品质恶劣的干部应该调动或撤职，选择力能胜任的人担负领导职务，不管他是否是党员。有些老党员过去对革命贡献大，但目前业务能力弱，党在安排他的工作时职位不宜摆得过高，但对他的物质生活条件可以加以适当照顾；(四)信任群众，大胆放手。社会主义事业是全国人民的事业，共产党要领导，党的方针政策要贯彻，这不能动摇，但不等于说每个部门、每个岗位都一定要安置一个党员。有能力的非党干部也可以担任领导职务；(五)党要养成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习惯。今后一切选举宜于充分发扬民主，工会选举都可以普选，要废止那种党、政、工、团合伙“钦定”的办法。 + +## 党员要钻研业务 提高领导水平 和群众打成一片 使人感到可亲 + +　　西安建筑工程学院教授徐汇浚在发言中，首先肯定了学校应由党来领导。他说，一切社会主义建设都离不了党的领导；学校也一样，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就办不好。但是，他要求党委领导和党员校长要钻研业务、懂得业务；只有如此，才能把学校领导好。 + +　　徐汇浚介绍了他们学校中存在的一般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情况后，着重谈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些问题。他说，不应把共产党只看成是共产党员的党，而要看成全国劳动人民的党。党员应该真正成为人民的勤务员，更好地把人民事业做好；而不应骑在人民头上。但是，在部分党员中，却产生了特权思想。如有的斤斤计较个人地位，要求提升；有的居功自傲，自认比群众高一头，只抓权不作事，对业务不钻研；有的官官相卫，家丑不向外扬等。这些想法和作法，都应否定。因为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应该比群众更优秀。在整风中，对正确的意见和批评，要好好考虑接受和改正；对不正确的意见，也应好好考虑。党员应该做到：立场稳，说的对做的对；牺牲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即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很好地钻研业务，提高工作质量和领导水平；加强政治修养和劳动观点，与群众同甘共苦，象解放军一样，处处和群众打成一片，使群众感到党员可亲可爱而不可畏；向党组织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帮助群众解决问题等。党员要达到上述要求，就必须象曾子说的那样：“吾日三省吾身。”也就是说，要善于自我批评，经常检查自己，看自己是否把人民的事办好了；同时，有事要与群众商量，倾听群众的意见。谈到党群关系中的墙和沟时，徐汇浚说，墙和沟要靠两方面来拆的，但主要是党要多做工作，做到“人进一寸、己进一尺”。 + +　　徐汇浚对西安的服务事业也提出了许多意见。首先是公共汽车路线应改变。他说，他从学校到市委开会乘公共汽车。要换三次车，太浪费时间。其次是城周围树木很多，没有很好利用，如果稍加修理，即可成为很美的环城花园。几个城门楼，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他认为这些门楼虽然不能修理得象钟鼓楼那样金碧辉煌，但也应适当收拾收拾。又如大雁塔，是唐代的建筑物，很驰名，为了便利游人，也应把雁塔路修理得好一点；如条件限制，可考虑修简单的块石路，既经济，又美观，也可避免尘土飞扬。 + +　　另外，对于使用干部和高教部的工作，徐汇浚教授也提出了不少的批评和建议。 + +## 学习苏联不结合中国具体情况　上面官僚主义 下面硬搬教条 + +　　西安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高宪斌在发言中首先谈了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产生的原因。他说，我们中国历史悠久，有许多优良传统可以接受，不能拿外来一套硬来套。他说，比如过去教育部的教学计划草案虽也送到学校讨论过，但学校不能把下面的讨论情况全面的反映上去，甚至有所歪曲，这就必然要造成上面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由于上面的主观命令，制定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没通过下面教师的思想，执行起来必然形成教条主义。 + +　　高宪斌教授发言第二部分是批评学习苏联不结合中国具体情况，甚至把人家已否定的经验还盲目的当先进经验来学习，他说，这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他还批评了文教建设中的盲目性，如在西安师院一里之内又建设了陕西师院，为什么不在需要的陕南、陕北建设呢?他说，在学校也是乱摆摊子，如把厕所修在马路上，修路时又拆掉了厕所，礼堂位子没摆对，将来也要拆。因此，他建议在文教方面，也应当安排一个比较长期而具体的计划。 + +　　他反对党委退出学校的主张，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要走向社会主义，没有党的领导是走不到的，因此，他主张加强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他说，现在高等学校的状况是民主很不够，但也不是集中，而是一方面是上面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领导，另一方面是下面教条主义的执行。 + +　　他最后谈到制度问题。他说：制度再好，还要人来执行；没有制度，人便无所适从。他认为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制度要合理并贯彻执行得好，关键在于发扬民主，否则，旧问题不易解决，还要引起新的矛盾。 + +## 西北学术事业亟须加强党的领导　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应力求改善 + +　　西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郝御风就加强西北地区的教育事业的领导提出了几点建议。他说，有些人说党包揽得事情过多了，他认为实质上不是太多而是不够。他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代替党来组织、动员和教育群众这样的工作，特别是西北地区的学术文化事业，亟须加强党的领导。在这方面，他认为省委和市委应根据西北地区学术文化力量薄弱的特点，在中央一般要求的原则下，力求主动，把别的地区的多余力量吸引到西北地区来，取有余，以补不足。要作到这一点，他认为应该礼贤下士，礼聘和延揽有名的学者，采取一些具体措施，使他们乐意到西北来工作。此外，也应该放宽对教师教学数量上的要求，使他们有余力从事研究工作，以提高教学质量；应该看到过去几年许多教师开两三门课的汗马功劳，评薪升级时不能光强调学术论文。 + +　　他还代西安地区的艺术戏曲事业呼吁。他说，几年来他对秦腔产生了深厚的情感，在秦腔演员中，他认为孟遏云等名演员的水平很高，但是直到现在没有拍过秦腔电影，大家都感到遗憾。曲艺方面，演员们的地位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许多人生活很苦，应该想办法照顾。 + +　　他还谈到了如何正确理解增产节约的问题。他说，中央有些领导人到西安视察，对某些浪费现象提出批评以后，许多地方都在修改和削减原来的设计和规划。他认为，在工业设计、城市规划和投资情况可能有些冒进，但是，作为全国六大城市之一，西安地区在学术艺术等方面都远比其他地区为差，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都应向其他城市急起直追，力求改善。要增产节约，但是要办的事情必须办。比方公园，有些地方是多得大家不知道到那里去好，西安却是无处可去。 + +## 建议给俞平伯摘下唯心主义帽子　听报告内容不好可允许自由退席 + +　　西安动力学院电力系教授骆凤峤在书面发言中，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他建议摘下俞平伯先生的唯心主义帽子。他认为过去对俞平伯先生的批判是“围剿”，以这样粗暴的办法来对待学术上的争辩，是欠妥当的。他认为俞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确有缺点，但还是功大于过。不仅在考证方面有贡献，而且他几次也强调提出了红楼梦怎样刻划出封建大家庭的种种罪恶，但批判他的人避而不谈，只抓他的小辫子。俞先生曾提到他越研究越胡涂，有人认为是唯心主义的不打自招。他认为这是旧知识分子的客气话，即就是退一步说是越研究越胡涂，也未必就是唯心主义。骆教授说：“从事理工方面的研究工作，也有越研究越胡涂的时候，美国生物学家摩尔根的学说在中国戴过几年唯心帽子，现在已经去掉了，俞平伯的唯心帽子，也该去掉!” + +　　第二，他说几年来政治理论课的报告精采的很多，冗长的也不少。冗长的报告他给分了两类，第一类是走马灯，翻来翻去老是那么几句话，象教小孩子似的，或是老是那样的几段八股。第二类是留声机，报纸、文件上的话大家都见过了，只添些闲话，就是篇报告。他说，除了中央有关全国性的报告和学术报告例外，他同意科学院研究员的建议，报告不要超过两小时，过了一小时内容不好，可以自由退席，他建议将这个建议推行全国。另外，他建议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可以改为中国通史，或宋元明清史，或明清史。西安市可请西大历史系主持教务，介绍一些书，方法是不讲课。自修配合答疑、讨论和专题报告。学两年，将来再换别的课程。 + +　　第三点他建议加强法制，他希望首先拟出惩治有关打人和使用肉刑的暂行法规，好处理一些侵犯人权的事件。 + +## 动力学院机构庞大人浮于事　西工领导对员工生活很不关心 + +　　西安动力学院电力系教授谭宗尧在讲话中着重对动力学院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提出批评。他说，其他一般高等学校的组织机构，动力学院已应有尽有，有人提出总务处和基建处应合在一起，因为校内并没有多大的建设任务，专门成立一个基建处是不必要的。人事方面现在编制上已经超出二百多人，没处安插的人员很多都放在图书馆，书倒不多，人却不少。有六个院长(两位副院长未经正式发表)，但领导力量还是不够强，谁说了都算谁说了都不算。象教务处一次拟的毕业证书格式，请示批准，几位院长看了都不愿作出决定，结果还是让教务处酌办。 + +　　学校的基础课大部分是原苏南工专基础教研组的教师们担任的，质量较差，所以有的同学便说：我们的物理实际上等于高中物理加上积分符号。这样继续下去专业课的学习要受到影响。 + +　　我是去年由西北工学院调来的，我认为西工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对员工的生活很不关心，现在可能有些改进，但我觉得还需要提出来。西工过去有一条规定：晚上十时半一定要关校门。校门关后谁也不给开，星期六或星期日都不例外。有一个星期日晚上，我和另外一位教授进城去看戏，大概有十时半以后的样子回到校门口，叫了半个钟头都没有开门，我们只好在离学校不远的火车站等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还得赶回去给学生上课。还有一次开学前由北京回来，是夜里三点多，天还下着大雨，校门叫不开，我的宿舍，离火车站仅有咫尺之隔，竟不能回到学校好好休息一下，不得已在车站待了三个多小时直到天明，才进校门。学校为了征求大家的意见，设了个意见箱，但长期不开，一直到意见材料满得从箱口掉出来才把它打开。可是锁子已锈得不堪了。 + +　　西工的宗派主义也是有的，象选送留苏学生必须是党团员，也不通过教师，征求意见，人事处就自己决定了。因此有的未被录取，反而瞒怨教师。教师的评资定级也不和教研组商量，系主任有时也不知道，甚至有的院长都不知道，人事处也就决定了。现在动力学院从西工调来的一些教职员工对西工还有很多意见，希望西工领导上应重视这些意见，并设法进一步征求大家的意见，以便改进领导作风。 + +　　 来源：《西安日报》1957年6月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67.txt b/CCRD/1/3/2/00086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6261fc2ba8c8e5550942abad0238fc6dad70fe5 --- /dev/null +++ b/CCRD/1/3/2/000867.txt @@ -0,0 +1,15 @@ +# 辽宁省文学刊物编辑座谈“百花开放、百家争鸣”方针贯彻执行情况 + +　　<赖德浓、编> + +　　新华社沈阳23日讯　中共辽宁省委员会文化教育部在19日召开了座谈会，座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贯彻执行的情况。出席会议的有“处女地”、“辽宁文艺”、“芒种”等文学刊物编辑人员、辽宁日报副刊和辽宁人民出版社第三编辑室编辑人员等二十余人。 + +　　会议交流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辽宁省文学创作和文艺刊物编辑思想的一些情况，并就这些情况进行了讨论。 + +　　会议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辽宁省文学创作呈现了新的繁荣气象。主要表现在，职业作家和业余作家的创作热情更加高涨；作品反映生活的面广阔了。 + +　　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描写工、农、兵和重大政治题材的，作品相对的减少了，而单纯描写爱情的作品，却大量增加。其中有一些是资产阶级情调的、抒发个人情欲的作品。讽刺作品的数量也大量增加，其中有不少讽刺对象界限不清，讽刺形式运用不当，甚至有少数歪曲今天社会现实和丑化人民面貌的东西。从编辑思想来看，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理解不够全面，只注意“齐放”和“争鸣”，而忽视了作品的思想性和教育作用。 + +　　座谈会认为，辽宁省文艺战线的思想领导比较薄弱，各文艺领导机关和文艺刊物对文艺界的思想动向缺乏经常的了解和研究，有些党员作家只注意自己个人的创作，而不注意文艺战线上的思想问题。 + +　　来源：1957年2月23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69.txt b/CCRD/1/3/2/00086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3572e9cb75963fb33cfd47a630c54207823b2d0 --- /dev/null +++ b/CCRD/1/3/2/000869.txt @@ -0,0 +1,31 @@ +# 武汉市整风中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 + +　　<新华社记者　方提> + +　　新华社武汉8日讯　武汉市的整风正在进一步地开展中。目前情况是：有少数单位已经大“放”大“鸣”起来，还有一些单位正在酝酿大“放”大“鸣”。 + +　　在大“放”大“鸣”的单位中，高等学校情况很紧张，特别是武汉大学，那里的许多作法对其他单位影响很大。武汉作家协会这几天搞得很凶。其中武汉大学部分教师和学生提出了不少错误的口号，甚至提出要追悼肃反中的“死难者”，要求上街游行的呼声很高，反党情绪严重。有好些高等学校这些日子来相互串联，传播影响；部分学生到农村、工地去进行“宣传”。 + +　　民主党派在这个时期非常活跃，许多人到处活动，尽一切办法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其中活动得最积极的是民盟和民革，九三学社也比较活跃。如民盟，到处组织座谈会，并且不让党组织知道，就是民盟的一些靠近党的成员，也被封锁。他们在一些基层中活动得很厉害，和党争取领导权。在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也有民盟的人公开提出：他们“不仅要参加施工，还要参加设计”。民盟还正式向统战部提出他们要检查肃反运动，要求统战部把肃反名单交给他们(统战部已拒绝这种要求)。民革成员在工厂、学校大肆串联，也组织座谈会，进行点火。在水利部第六工程队的技术人员中，民盟和九三学社都到那里去争着发展组织，其中九三学社已在那里发展了六个社员。 + +　　从最近时期情况看来，无论是在学校或企业中，也无论是在省、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右派人物大都有一些共同一致的看法和作法，形成为一个大同小异的纲领。这个纲领的中心内容是：(一)抓肃反问题，通过一些错斗的事件，来企图全盘否定肃反的成绩；(二)进行恶意的人身攻击，说党员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三)否认胡风集团是反革命集团，造成一种印象，好像胡风事件是宗派主义的产物；(四)要求大民主，说什么“争人权、争自由、争民主”，“反对新闻封锁”等；(五)否定党委的作用，争取领导权。 + +　　在大“放”大“鸣”中，普通群众，包括工人、店员、机关职员、中学生、农民和卫道居民在内，情绪比较动荡。一般地说，他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特别是本单位的工作)是有一些意见的，看到社会上“放”得很热闹，也想“放”一下。现在，这些群众也有跃跃欲试的劲头。如市一中，原来是不准备现在“鸣”、“放”的，但由于学生要求，结果自发地“放”了好几天。群众闹事的在最近曾出现三十五起，但规模较小，最多的几十人，少者几人。但是，普通群众对大学生的作法和民主人士的一些谈话是不满意的。如武大学生到武钢工地贴标语、到长江日报等单位贴大字报等，就都被工人和其他群众撕了；武大、湖北师专、武汉师专学生到附近农村贴大字报“宣传”时，都遭到农民反对，被农民赶走。武汉师专学生要到省委去请愿时，旁边市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就不满意，反对他们这样作，长江日报和湖北日报最近都曾陆续收到一些群众不满民主人士发言的信件。 + +　　坏分子这个时期的活动也比较猖狂。据市公安局了解，最近有些被管制分子相互串连的情况已出现。在硚口区和江岸区，都曾经发现了反革命的标语。如6日江岸区江边防水墙上发现了这样的反革命标语：“请大家看，反对共匪毛泽东！”“反对共匪毛泽东、朱德，蒋介石万岁！”写这标语的人署名是“国民侦察队赵明德”。另据公安局掌握的情况敌人最近还积极准备在武汉搞起电台来。 + +　　武汉市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决定继续组织大“放”大“鸣”，除扩大范围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外，并在市级机关中组织大“鸣”大“放”(时间约一周，与毛主席讲话发表时间接起来)。在工厂、企业、中学、街道中，不搞大“鸣”大“放”，但要向群众解释，并且解决些具体问题。其中工厂、企业，要积极准备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增产节约运动不能放松领导。根据中央不随便许愿的指示精神，市委提出：(1)中央各部、局有关职工生活福利的指示，未经市委同意，各单位不得单独执行；(2)工资、福利的标准，只许降低，不许提高；(3)就是有钱，各单位也不准随便许愿，要照顾全局。市委要求公安部门要注意社会治安工作，说服干部目前不搞“鸣”、“放”。 + +## 武汉市大专学校第二次闹事浪潮的形成 + +　　新华社武汉7日讯　武汉市大专学校学生的第一个闹事浪潮刚过去不久，一个新的浪潮又已经形成了。第一次浪潮开始于5月中旬，到5月26日大致告一段落。此后，各校曾有过一个短时间的平静。第二个浪潮是从6月初开始逐渐形成的。两次学生闹事的中心内容是不相同的。在第一次闹事中，学生提出的大都是一些学校内部的、牵涉范围较小的问题，如肃反中斗错了人和专业设置、政治课、校舍、生活等方面的问题等，虽然曾有七个学校停课，但闹的方式一般说来是较简单的。而第二次闹事的范围就更加广泛了，如有的学校提出一些带煽动性的政治口号：“争人权、争民主、争自由”和“反迫害、反限制”等，有的学校还辩论了胡风集团是否反革命集团的问题。 + +　　第二次闹事浪潮可以说是从武汉大学开始的，这个学校在这次闹得最凶，有好些学校受到它的影响。从5月31日起到现在，这个学校一直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许多学生情绪至为偏激。目前类似或接近武大情况的学校有：武汉水利学院、华中师范学院、武汉测量制图学院。武汉水利学院由部分助教、学生油印了“呼吁书”发到各学校，内容是指责学院党委没有动起来，指责过去肃反中偏差是主要的。呼吁书中说：“要索还青春，索还民主、自由。”“三害套去了我们的自由，使我们享不到民主。”“向全市人民呼吁，把我们从窒息中拯救出来吧！”学生们还组织了所谓“揭、诉会”，由肃反中被斗过的学生或教师来“揭露”、“控诉”当时被斗情况。华中师范学院从1日以来情势也一直较为紧张，大字报上也出现所谓“争人权、争自由”的标语，也酝酿着要辩论胡风问题。而这个学院最突出的问题是闹“为提高中、小学教师地位、待遇问题”以及毕业生分配问题。学生们成立了一个“为提高教师地位呼吁委员会”，准备向全国发起呼吁。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学生对肃反不满，并有一些过去参加肃反核心组的学生，起来串联过去被斗的对象(错了的)要求“平反”，说自己过去糊涂等。这个学院也提出了所谓“反迫害”的口号。此外，这个学院还提出了改校名(改为测量制图大学)和把学校迁到京等问题。 + +　　前一个阶段闹专业问题现在尚在谋求解决的学校有：武汉河运工程学院、中南财经学院、中南政法学院。这些学校目前虽暂趋平静，但仍有一触即发之势。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的学生在静候交通部来解决专业设置与培养目标问题。交通部教育长已在6日来汉，现在与省委文教部研究中。中南财经学院工业经济系主任与学生代表已赴京请求取消这个系或把它并入工学院。财政信贷专业、农业经济专业的学生也要求取消这专业，正在酝酿派代表赴京请愿。中南政法学院也为专业设置问题准备派代表团上北京。 + +　　过去一阶段大“鸣”大“放”闹了一通，目前已平静下来估计不会出大问题的有：华中工学院、湖北医学院、武汉医学院、中南体育学院、湖北师范专科学校。其中华中工学院目前正在处理肃反遗留问题。现在看来这个学校如果肃反问题搞得不好，还可能引起新的风波。其余几个学校，据估计无大问题。 + +　　为了及时掌握各高等学校情况，省委在最近组织了几个工作组分别到武大、华中师范学院等学校去。这些工作组由书记处亲自掌握，组成人员是从省委各部和工会、青年团省委中抽调的。　　(罗重璋) + +　　 ----来源：1957年6月12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70.txt b/CCRD/1/3/2/00087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3601e3e5bfe8306f6bb04141ab53918ee0e0df0 --- /dev/null +++ b/CCRD/1/3/2/000870.txt @@ -0,0 +1,45 @@ +# 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教师座谈会上 + +　　<《新山大> + +## 支部书记以改造者自居，马列室有特殊化 + +　　路遥：上次座谈会上我没有讲话，今天实际上是第一次发言。 + +　　我觉得领导上放的还不够，所以还没有很好的鸣。要鸣起来有几方面工作要注意：①肃反问题：‘肃反打击面太广，要谈出内心话，不得不集中在肃反问题上。’②宗派主义问题：中央整风指示要除“三害”，但党委通知将宗派主义漏掉。我认为党委“官僚主义”固然严重，而“宗派主义”尤其严重。华大、山大合并以来，一直存在。如对知识分子的态度：‘要办好学校首先应依靠教授，但合校后党委与教授有距离，党委用办政治干部学校的方式对待高级知识分子。’要求过急过高，‘戴着有色眼镜看人’，不从旧大学具体条件考虑。党委只通过党支部，党支部则依靠积极分子汇报。党委在平时对老教授的认识则偏重其落后性的方面，平时不做思想工作，运动来了就“围剿”，问题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对立。其次，群众之间也有宗派主义，这主要表现在新老之间，所谓积极分子与消极分子之间，因为在运动中依靠了积极分子，运动之后，积极分子与老教授之间距离就越来越大。其三，表现在党支部对知识分子的歧视上。原来历史系和马列室一个党支部，马列室支部书记对老教授有对立情绪，以改造者自居，对老教授的看法不仅是片面的，而且是完全错误的。如马列室支部领导对教授业务就不重视，对马列室某一非党教授的关系搞得也很坏，而且处理不当。其四，我在“肃反”中虽然是积极分子，肃反运动后，在某些问题上与党支部意见不一致，就被扣上很多的罪名。③评级升级问题：马列室特殊化，马列室单看政治，重资历，别的系就德才兼重，这问题人事科应检查。 + +## 搞错了应恢复全部名誉地位 + +　　童书业：肃反运动发生付作用，就因为不实事求是。 + +　　(一)肃反问题：①只一个半有缺点，其他只是过火，与别校比较偏差不算大。②解放后的事，也应搞清楚，搞错了也应恢复全部名誉地位。(二)用人问题：有人用的太快，有人压抑，如赵俪生先生虽有缺点，但在教学上起过不少作用，为何不给以一定地位？许思园教授评为四级，与其他人比是低了。我现在对这两件事提出严重抗议。(三)个人问题：本人不擅长行政，硬要我干历史系付主任，以后弄得不能下台，其苦无比，身体搞垮了，研究工作也受到很大影响。 + +## 学校机关化、官场化。用人还应根据资历 + +　　徐绪典：①山大工作缺少长期计划，发展方向不明确。在工作上忽紧忽松，追求形式，不务实际，而且领导重重，将学校办的机关化，官场化领导职位成为追逐目标。有的没有领导名义，就认为受了委屈，而有“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之感。②党群关系有距离：群众希望接近党，但党关在房间里，不愿接近群众，学校要求教师要了解同学，可是党委并不认识教授。回报制度不科学，易有主观和夸大成分，党委除听回报外，还应该亲自了解，要听其言而观其行。我对童先生很尊敬。但我认为用人还应该根据资历。 + +## 党委要材料都是限期交卷，群众提意见没下文 + +　　许思园：山大领导与群众，党与群众向来不接近，最近才好一些。我和杨向奎主任在一起共事六年，没有找我谈过一次活，也没有找过陈同燮先生。可是却发动群众写信告我十大罪状，有一分给杨主住，陈同燮先生回来向杨要，杨不给，对讲课的教授有意见，为什么不让教研组主任知道?是不是因为告我的十大罪状没有根据，太不像话，才不敢对外拿。平时党支部书记是谁都不知道，崔戎也从来没找过我，肃反来了将我狠狠打了一顿，这是不是不教而诛?平常党委要我们写材料，总是很急，限期交卷，可是我写了封信三个星期还没有下文。有一部分领导不顾事实，是造成党群关系疏远的原因。如三反陈慎昭教授自杀了，如何处理没有下文，罪名是莫须有，而当时的那位书记却高升了。刘鸿宾教授“三反”被打，也是莫须有罪名，这些事都没有交代，这种习惯很不好。山大党委没有监督，群众也不能管，愈来愈胆大，而发展到肃反时违犯宪法。我亲眼看到吴大琨先生失去自由，被朱玉湘监视，随便搜查也是违犯宪法的，曾和党委说，也没下文。宪法是代表六亿人的意志，如果对宪法都不重视，还有什么能管他们?究竟有无触犯宪法，应该澄清。 + +　　评级工作也有问题，有宗派情绪。黄孝纾先生是第一流的古典文学学者，他对骈文的造诣，在中国很难找到五人。我事先就和叶锦田说过要注意，结果还是评为四级。也有资历浅学术差而评高的。我填过很多表，从来也不看，倒说我是搞数理逻辑的。我送给学校五本著作，从来没有看过，却说我是唯心论。有唯心论的并不是我而是山大党委。日丹诺夫在一九四七年才批判了艾尔坦关于宇宙的物理常数学说，可是我在一九四五年就在著作中批判过了，国外有五十六位知名学者对我著作作过评价，有十位得过诺贝尔奖金，有哲学学会数学学会会长，为什么不去查查呢？在运动中加给我的罪名都是假的，我在社会已混了几十年，再写坏些也没关系，但这种风气要改，公布出来都是假的，没公布是不是都是真的呢?建议中央核对一下每人的材料，清清账。 + +## 党委业务水平不高，政治水平也不够 + +　　黄冕堂：①党的一些制度要改变，有一些不须保密的问题，是否可我让群众知道一些？免得使群众觉得党内活动很神秘，也便于群众对党监督。②以前不民主之风很普遍，党委研究的方案，拿到会上讨论往往流于形式，不是从群众中来，而是从领导中来，就硬贯彻下去。③有人已谈到认为党委业务水平不高，不能领导业务，我认为党委政治水平也不够，如一个党委在科学讨论会上发言，连一些常见的名词都说错了。 + +## 应该在和平空气里进行教学与研究 + +　　陈同燮：①这次肃反发生错误，听说由党委负责，我认为不大妥当，应由书记负责。因为说由党委负责，空空洞洞，结果无人负责，则不能服人。②周北屏先生和我说，市委找崔戎说，你能保证山大无反革命吗?这样一压，肃反就扩大了。如果真是这样，市委也要负责。③党委党员有骄傲自满情绪，我认为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业务水平没有什么，马列主义水平也很平常。④有人说党群关系像在人手中抓着个小鸟，捏紧了怕捏死(已经被捏死了一些)，捏松了怕飞。实际谁也不会飞，谁都不愿到台湾去；不必防备这样严，应该在和平空气里进行教学研究。 + +## 入党后就盛气凌人。扩大民主发挥群众积极性 + +　　宋锡民：①宗派主义：一部分党员居功自傲，特别是人事科、组织科和党委会同志。以前有些党员在未到人事科工作时还可谈谈，进去后就不理了。有些学生入党后就盛气凌人，看不起教师。②党与其它组织关系：对行政和工会都有包办代替现象，如留助教聘教师都不和教研组谈一下，教师调走了，教研组主任还不知道。工会只是形式，党员就看不起工会，党委会一些同志也是这样。党委应该“下乡”，了解了解群众意见，制度也要放宽些，扩大民主，发挥群众积极性。 + +## 继续放、继续鸣，虚心接受，彻底改正 + +　　晁哲甫：还要继续放，继续鸣，这不是短期就算了的，但是时间要有个安排，我提意先休息几天，将过去的意见整理一下，排排队看那些马上可以做的，那些目前条件还不具备的，那些意见还不一致，需要交谈的。这次一定要接受过去教训，不是说说就算了，一定要边学边整边改。 + +　　今天的会收益很大，过去对宗派主义认识很模糊，经大家将事实一条一条摆出来就清楚了。一定虚心接受，彻底改正。有很多意见都很宝贵，尤其是关于建议党委加强学习，和加强对党员的教育问题更为重要。党员脱离群众，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党平时对党员教育不够。 + +　　 来源：1957年6月8日《新山大》。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73.txt b/CCRD/1/3/2/00087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ece812c209ad6eb2c48368175cb6d51af0638e --- /dev/null +++ b/CCRD/1/3/2/000873.txt @@ -0,0 +1,25 @@ +# 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 + +　　<《人民日报》社论> + +　　积极的、建设性的批评，对于人民的事业是永远需要的。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就是一个有系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为了鼓励批评，为了打破批评者的顾虑，党在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指出，必须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只要是目的在于加强社会主义事业、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加强党和人民的团结的批评，无论怎样尖锐，都应该受到热烈的欢迎。对于这样的批评的任何压制，对于批评者的任何打击报复，都是完全错误的，都必须坚决反对。“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两句中国的古话，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牢记勿忘。 + +　　完全善意的批评，也可以并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作适当的解释，也就是适当的反批评。很明显，正确的反批评并不妨碍批评的开展。它同对于批评的压制，同对于批评者的打击报复，毫无共同之处。允许正确的反批评是完全正常的，禁止正确的反批评才是不正常的。 + +　　至于并非善意的批评，目的在于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破坏党和人民的团结的批评，这就并不合于人民的利益，并不合于党的整风运动的利益。对于这种破坏性的批评进行正确的反批评，自然更为必要了。 + +　　有人借用对于学术文化政策上的现成的术语，把各色各样的批评的开展也叫做“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或者简称为“大鸣大放”之类。这种借用，并无不可。但是既然叫做“争鸣”，叫做“齐放”，顾名思义，当然应该既容许发表这一种意见，也容许发表那一种意见，既容许批评，也容许反批评。否则，还有什么“争鸣”“齐放”之可言呢？ + +　　但是，在目前的整风运动中，恰恰出现了这样一种不好的、甚至是极端恶劣的迹象，就是有人在竭力企图制止别人发表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卢郁文接到恐吓信的事件，就是一个例子。今天本报所载上海复旦大学舒宗侨等人阻挠笪移今发言的事件，也是一个例子。 + +　　现在确实有一些口口声声称赞“齐放”“争鸣”的人，实际上企图只让他们自己讲话，而不让别人答辩。他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一概封之为“教条”，把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机构一概贬之为“官僚主义”的制度和机构。照他们说来，发表这种意见就算做“鸣”“放”。可是，如果有人出来指出他们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他们就立刻说：“你为什么出来解释，难道这不是妨碍群众‘鸣’‘放’的积极性么？”“我们是在帮助党整风呀，一切批评，即使不正确，难道不都是对党有益的么？”他们说：“你说我弄错了事实吗？为什么你不‘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呢？”除了这些质问之外，也还有人（例如陈铭枢）从正面劝勉道：“光说缺点，不说优点，这才合乎‘整风精神’呀！”言下之意，那种既说缺点又说优点、既说错误又说成绩的人，还有那些出来解答和辩论的人，就都是“整风”的挡路者了。于是，他们就把对方的嘴一下封住，至少也是把对方放到一个如果答辩就是“不虚心”的地位上去了。 + +　　大家想想，难道这就叫做“帮助党整风”么？一个医生任意地夸大和错误地判断人们的病情，宣布某某人已经垂危，某某人已经不治。如果某人说，我虽有些小病，基本上还是健康的，你所说的病情并不符合事实，医生就说，这就证明你不愿意治病，打击医生积极性，这就证明你已经无可救药。天下难道可以有这样不讲道理的医生么？ + +　　从整风运动开始以来，已经提出来的对于党和政府的批评和建议，很大部分是正确的，是必须加以倾听、研究和采纳的。可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错误言论也出现了不少。例如，现在就有人在宣传应该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有人在咒骂社会主义建设全部搞错了，有人在宣扬再延长资本主义剥削到二十年之久的“正义性”，等等。既然有这两种不同的批评，那么，每一个对人民事业负责的人，就不能胡里胡涂、不加区别地把一切批评都说成是对人民有益的，就不能不对那些错误的、破坏性的“批评”提出反驳的意见。对于错误意见没有反批评，不进行辩论，不仅不能把道理弄清，而且必然使社会主义事业受到损害。邓初民先生说，“大鸣大放之后，必须大争”，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才基本完成，阶级斗争并未结束，资产阶级思想还在各方面和无产阶级思想争夺阵地和领导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辩论当中，就不能不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揭示出各种批评的实质，否则我们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它们和正确地对待它们。 + +　　有一种不赞成反批评的人，他们把可能会出现的反批评预先起个名字叫做“收”。例如上海文汇报上就已经有人说：“最近有点‘收’的迹象”。这样说的人，许多人是出于误解，但是也有人是另有用意。如果有人把合于自己心意的批评叫做“放”，把不符合他们心意的反批评就叫做“收”，把说反面话叫做“放”，把说正面话就叫做“收”，甚至还要对说正面话的人横加谩骂和恐吓，那么人们不能不问：人民的言论自由，首先是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的言论自由，究竟是在哪里呢？如果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的言论自由不许“放”，那么，那些所谓拥护“放”的人，对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的言论自由，不是在实行“收”么？我们认为，为了人民的利益，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论都必须大放而特放，只能放，不能收！ + +　　真理是不怕驳的，怕驳的就不是真理。害怕批评是怯懦，害怕反批评也是怯懦。不许批评是专横；不许反批评，又何尝不是专横？要去掉专横，批评和反批评就不能偏废。为了克服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缺点，克服党的工作中的缺点，我们必须继续广开言路，坚决地开展积极的建设性的批评，继续坚决地扫除对于有益的批评的任何障碍。同时，为了维护社会主义事业，反对那些破坏社会主义的“批评”，必须坚决地开展正确的反批评。只有这样，党的整风运动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74.txt b/CCRD/1/3/2/00087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d04343695cfbc79bfcae7b7d6fe3d5edcead479 --- /dev/null +++ b/CCRD/1/3/2/000874.txt @@ -0,0 +1,59 @@ +# 中共山西省委邀请医学院、工学院教授和讲师举行座谈 + +　　本报太原讯　中共山西省委在9日下午邀请山西医学院的教授、讲师举行座谈会。座谈会由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主持。 + +## 邵象伊说，我省党、政领导对高等学校的领导“特点”是：乱、急、浮。 + +　　座谈中，大家对我省党政领导对高等学校的领导提出了批评。山西医学院院长邵象伊说，我省党政领导对高等学校的领导“特点”是：乱、急、浮。表现在：第一，工作一阵风，如过去党提出向科学进军和教学改革，当时抓得很紧，过后就没人过问了；第二，领导多头多脑，东抓西抓，领导山西医学院的机构，中央有高教部、卫生部，省里有卫生厅、教育厅，除此还有许多临时来领导的。去年搞向科学进军规则，中央抓，省也抓，省委召集搞，卫生厅也召集搞，学术团体也召集搞，搞得很乱。上面这样多头多脑，弄得下面昏头昏脑；第三，在不少事情上偏重于形式。如向科学进军，只搞规划不实际做，而规划从去年搞上到现在还没搞出来，省领导只满足于拟规划，好象拟出规划，科学就在那儿进军了，实际上不一定要规划搞出来才进军，如工业卫生等许多问题都需要，也可以及早研究。 + +## 邵象伊说，高教部在制定方针上，经常举棋不定，忽左忽右。 + +　　邵象伊说，高教部在制定方针上，往往举棋不定，忽左忽右。如招生的方针，这一年是以数量为主，适当照顾质量，再一年又是以质量为主，适当照顾数量，给工作造成很多困难。在学制问题上，我国医学院的学生，入学程度比苏联的低，学习年限也比苏联的少一年，可是课程却比苏联的多，这种决定显然是主观主义的。在学习中医问题上，卫生部和卫生厅要求医学院的教师不管搞那一门的都必须学中医，还强调中医先生怎么教就怎么学，不准提问题，这显然也是主观主义的。 + +## 邵象伊说，我认为高等学校必须有党委领导。 + +　　关于党对高等学校领导的问题，发言者都认为高等学校离开党的领导是不行的。邵象伊说，现在对党如何领导高等学校的问题有好几种意见，我认为高等学校必须有党委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现在应该研究的是党如何领导好高等学校，而不是高等学校要不要党的领导。有人曾问我：你是不是有职无权?我说：我没有这种感觉，我感觉到的只是如何具体地在党委的领导下分工负责。有人说，高等学校的非党人士院长无权，党员院长是专权。在别的高等学校可能是这种情况。在我们学院，我觉得我们几个院长之间主要的不是党群关系，而是工作方法与思想方法上的问题。我们的刘院长(党员)在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上是有缺点的，但要说专权还不能这样说。相反的我感到的倒是应该加强党的领导。学院党委会在过去是很小心，光怕以党代政，这就形成党委只抓一些运动和学校工作上的一般问题。如师生的生活福利等，对学校的经常工作，如提高教学质量、加强科学研究等问题，领导的不够，所以希望能在这方面加强领导。另外，学院党委对校内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也还不够，应加强这方面的领导。 + +## 倪江林说，在医学院，不是党员院长专权，非党员院长有职无权，而是互相依靠、互相推诿。 + +　　副教授倪江林说，我觉得我们院的四个院长之间，不是互相争权，不是党员院长专权、非党员院长有职无权，而是两方面光怕互相妨碍，特别是党员院长，过分的谨小慎微，光怕以党代政，形成了工作上互相依靠，互相推诿。应该确当的划分一下职权，使四个院长能各尽其责。副教授魏调说，我同意学校有党委制，而且应该加强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如果象有些人说的让党退出高等学校，那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的。 + +## 魏调说，非党人士在鸣放中有偏向，有的借鸣放出气，对鸣放出来的问题，应以阶级观点分析归纳起来，让大家讨论。 + +　　大家在如何帮助党整风的问题上也发表了意见。魏调说，我们鸣放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党整风，以使党能更好地领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但是现在有些非党人士在鸣放中有偏向：有的忽视了党的好的方面，有的过多地说过去的事情，有的借鸣放出气。我建议党在整风中对鸣放出来的问题应以阶级观点去分析，把鸣放出来的问题，加以归纳，让大家讨论。邵象伊说，目前非党人士鸣放的多，还不见党员们鸣放，这会使非党人士发生怀疑。其实党员们也应该鸣放，这也是拆墙填沟的一种办法。 + +## 欧阳壬官说，卫生部的主观主义十分严重。 + +　　大家对高教部和卫生部的领导也提出了批评。副教授欧阳壬官说，卫生部的主观主义十分严重。1952年盲目强调在各医学院增设卫生系，山西医学院当时只有一个卫生系方面的教授也让增设了一个系，结果一个教授得开九门课。在调整高等学校院系的时候，卫生部主观地决定让江苏医学院的卫生系和山西医学院的卫生系合并，山东医学院的卫生系和汉口医学院的卫生系合并，当时我们曾再三提意见，建议让山东和山西的合并，江苏和汉口的合并，这样可减小移动的距离，但是卫生部不采纳我们的意见，结果弄得很不好。 + +　　座谈中，大家对太原市的卫生防疫、蔬菜供应以及其它方面的一些问题也发表了意见，并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 +　　本报太原11日讯　昨天，太原工学院教授和讲师在中共山西省委召开的座谈会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 +　　座谈会由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卫恒主持。 + +## 王璋说，许多党组织和党员只看到知识分子的落后面，而看不到他们的进步面，因而对团结与改造知识分子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和办法。 + +　　座谈中，大家认为党在贯彻执行团结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方面有许多缺点和问题。电机系发电厂教研组讲师王璋说，我觉得党经常是对工农的作用提的多一些，对知识分子的作用提的少一些；许多党组织和党员只看到知识分子的落后面，而看不到他们的进步面，因而对团结与改造知识分子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和办法。土木系副教授兼副系主任范维垣说，有些党组织和党员对知识分子有一成不变的看法，只看历史，不看发展；只看缺点，不看优战；有时甚至拿党员的优点和知识分子的缺点对比，显得知识分子的缺点更大了。这样对团结发行好知识分子是会起阻碍作用的。 + +## 吴克明说，党员和非党人士有同样的才能，但是工资待遇却是党员偏高，而且党员升级快、工作转正也快。 + +　　许多人还批评了学校里党员的特权思想。吴克明说，党员和非党人士有同样的才能，但是工资待遇却是党员的偏高，而且党员升级快、工作转正也快。一样的职位，党员能住上房子，非党人士却住不上。侯增寿说，党员不仅在工资、福利方面享受特殊，就是在其它方面也有特权。比如要把爱人调到一块或当地来工作，也是党员容易，非党人士难。机械系教授兼副系主任张志僖说，我们学校对于教师进修，总是先考虑党员，我看这不合理。 + +## 侯增寿说，党员之间互称同志，对党外人士则称先生，客客气气，“名为同志，实如路人”。 + +　　座谈会上，普遍提出高等学校党组织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机械系金属工学教研组讲师侯增寿说，日常生活中，党员之间互称同志，而对党外人士则称先生，客客气气，“名为同志，实如路人”。土木系讲师穆金虎说，有些党员对待非党人士的态度生硬，使人没有一种冬暖夏凉的感觉，而是感到冬冷夏热。在学校里，有些非党人士有职无权，还有的是有才不被重用；可是有些党员本来不称职，却硬让他当了负责干部。吴克明说，本来都是行政干部，党员犯了错误，只是在党内处理，叫做“党内问题”；非党人士犯了错误却是公开宣布，当众批评。 + +## 张象铭说，有人说山西省委对农业领导的不错，对工业领导的还可以，对文教领导的则较差，我看是对的。 + +　　座谈会上，大家对省委提出许多批评和建议。化工系化学教研组讲师张象铭说，解放后山西的文教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是由于省委对文教事业重视不够，关心也不够，因此山西文教事业的发展、提高与其他省来对比则较差，和目前情况也不相适应；如果现在再不采取有效措施，“临渴掘井”就迟了。有人说山西党委对农业领导的不错，对工业领导的还可以，对文教领导的则较差，我看是对的。吴克明说，省委重视工农业生产，而对高等学校重视不够，平时不去深入了解情况，单凭一些党员干部的汇报来处理问题，这叫做“远距离操纵”。外文教研组教授兼教研组主任贾麟炳说，省委平时不了解学校的情况，处理问题就不一定能合适。所以今后应一方面深入了解情况，另方面也要信任学校的领导，双管齐下，才能把学校办好。穆金虎还向省委建议，解决高等学校目前存在的问题，应从肃反、工资改革遗留问题和人事问题等方面着手。 + +## 张志僖说，学校里的党委是需要的，但是如果仍然沿用过去的工作方法那就不行了。 + +　　许多人对高等学校的党委制问题发表了意见。张志僖说，学校里的党委是需要的，但是，如果仍然沿用过去的工作方法那就不行了。过去有些学校党委的负责人，不仅不懂业务，不懂学校，而且他们还不想懂，因而也不想办法去懂。他们好象不是搞学校，而是搞运动，这样怎能办好学校呢！所以我认为，学校党的负责同志不要不懂装懂，要钻进去变成内行——懂学校，懂业务，懂群众，特别要懂教师，这样才行。贾麟炳说，学校的党委制是沟通省委和学校之间关系的一条方便的制度，是很需要的。不过，省委往学校派人应该慎重，选择德才兼备的干部。目前学校里有些党员干部，往往是把过去对敌斗争的经验、土改的经验，搬到学校来使用，因此把一些事情办坏了。所以我认为，党、群之间的沟、墙，与其说是制度引起的，不如说是人为的。我觉得，党委制不应取消，而应改进工作方法。 + +## 范维垣说，高教部不应大事小事都照顾重点学校，而不大管非重点学校。 + +　　最后，大家还给高等教育部提了不少意见。范维垣说，高教部对待各高等学校有重点和一般之分，这个我们不反对。问题是不应该大事小事都照顾了重点，而不大管非重点学校。吴克明说，高教部给重点学校有苏联专家；我们这些非重点学校连个回国的留学生都没有，甚至连个副教授、讲师也未派来。高教部在六年当中，只派人到我们学校视察过两次，对这个学校重视与否可想而知。 + +　　 来源：《山西日报》1957年6月1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75.txt b/CCRD/1/3/2/00087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73324cc69b9eef97e692c0950eced1d89ea0919 --- /dev/null +++ b/CCRD/1/3/2/000875.txt @@ -0,0 +1,17 @@ +# 帮助党进行整风就要提反面意见 + +　　本报讯　为了帮助共产党整风，民革陕西省委员会在十日下午，召集了陕西省、西安市参事室参事中的民革成员二十人举行座谈会，征求意见。 + +　　陕西省政协委员、陕西省参事室参事张镜白在发言中，对共产党提出了四点批评和意见，他说，我首先想谈谈严肃法制问题。有些共产党员本身具有优越感，对国家法制很忽视，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如果犯了错误，小的检讨一下，或在党内批评一下，大的不过调动一下职务，换换环境，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而党对党员也有些偏护，只要是党员就可曲法相从，这样作不特破坏国家法制，而且增加了党员的优越感，觉得自己与众不同，甚或认为一入党便成了“铁饭碗”，便可任意胡作非为，国家法制管不到他。如岐山县“六一”农业社社委员兼队长谢永福是个共产党员，屡对社员蛮横无理，经常打骂群众，弄得社内不团结，群众的意见很大，但县委总觉得这个人工作积极负责，对谢所犯的错误，没有认真彻底处理。因此他认为今后应该严肃法制，必须铁面无情，不能因人而异，这样才能消除部分党员的优越感和特权思想。 + +　　第二，要提高入党标准，抓紧对新党员的教育。有些人在未入党前，表现得很积极，也能联系群众，努力工作，但在入了党以后，态度就改变了，认为自己的一切都比别人强，比别人先进，瞧不起别人，骄傲自满，脱离群众，满脸共产党员味，包括个别老党员在内，使人望而生畏。有些党员自己不学无术，反而嫉妒别人才能比他强。少数党员以他个人好恶出发向上汇报情况，来处理事情，更恶劣的是假借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狐假虎威。因此，加强对这些党员的教育很重要。 + +　　第三，党员兼职过多，现在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党从未考虑党员的才能如何?兼职的效果如何?以及身体条件如何？而只要是共产党员便认为政治上可靠，把事情贻误了或办坏了都在所不惜，这是严重的宗派主义在作怪。结果有的因兼职过多而顾此失彼，有的把好事办成坏事，有的空挂虚名放弃职责。而非党人士无职无权，只能在一边袖手旁观。所以有人就怀疑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因为只是长期改造，而不加使用，使他们对事业失掉了积极性，增加了“作客思想”和“雇佣观点”。在这次整风中，应该纠正党员兼职过多的现象，放手使用非党人士，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收到群策群力之效。 + +　　最后，他谈了对“墙”和“沟”的看法。他说，最近有一部分人士认为墙和沟是由双方造成的，拆墙填沟必须由双方共同动手。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党外人士无时无刻都在争取党的领导，以能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为最大的光荣。但是部分共产党员却高高在上，盛气凌人，与党外人士相处不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而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甚至有极少数共产党员认为国家的一切大事都应该由共产党包办，统一战线、民主协商都是多余的，因此才逐渐形成“墙”高“沟”深。他认为在这次整风中应该使党员切实明瞭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改变对民主党派的看法和作风，由高人一等的位置降到互交朋友，由盛气凌人改变为平易近人，这样“墙”和“沟”就会逐渐消灭了。 + +　　陕西省参事室参事潘禹九，谈起党这次发起的整风运动，表示十分高兴。他说，党外人士是国家的一分子，周绕在党的周围，党要清除“三害”，他们是踊跃协助的。他说，他在最近的几天里，有一点感觉或者说是错觉。前些日子，某人民团体的负责人说，现在好多党外人士大喊大叫，说他们是有职无权，如果要给他们权，他们能干得了吗?这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说，既有了名位就算了吧？六月七日人民日报二版上发表了一篇读者来信，题目是：希望龙云先生到我们学校看看。文章中写着，如果我们的父母都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或是贵族，我们都是一些少爷、公子哥儿之流，人民指着鼻子骂我们，是起码应有的斥责。这又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说，你还能给我们提意见吗?西安日报九日头版头条消息，首都石景山钢铁厂职工，驳斥离开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从这些报道的字里行间看不出我们工作中有什么问题，那还整什么风呢?潘禹九说，是叫党外人士大胆提意见帮助整风呢?还是叫歌功颂德呢？他说，我不反对提正面意见，共产党的劳苦功高，只要是爱国的人，稍有良心的人，谁都承认，但今天为了改进工作，党进行整风，叫大家提意见，不是叫大家说什么好、什么好的问题，如果是为了这个，他说，我根本没有意见。他认为，所谓叫提意见就是提反面意见，而报纸上把歌功颂德的话那样登出来，能起什么作用?对整风有无好处?他说，自古以来的执政者，凡是喜欢听人说自己好的，都害事很大。今天，不管别人发表什么意见，人们都有眼有鼻，自然会辨别是非。 + +　　在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陕西省参事室参事冯子明，西安市参事室参事宋端先、薛志超，陕西省参事室参事段韶九，西安市参事室参事孙作蕃(以发言先后为序)。他们在发言中，都对一些单位党组织和个别党员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提出了批评和意见，并提出了一些改进工作的建议。段韶九在发言中还建议党和人民政府把民法、刑法等早日完成，对于参加革命工作的知识分子包括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还有人戴着地主阶级成分的“空帽子”，应该考虑早予摘掉。 + +　　（来源：《西安日报》1957年6月11日。原题为: “潘禹九在省、市参事室民革成员座谈会上说：帮助党进行整风就要提反面意见，批评本报刊登石景山职工座谈的消息是歌功颂德”。）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78.txt b/CCRD/1/3/2/00087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a6c6dfd7006eb5a39aa9d949eb4d6807f9233e1 --- /dev/null +++ b/CCRD/1/3/2/000878.txt @@ -0,0 +1,17 @@ +# 工人说话了 + +　　<《人民日报》社论> + +　　这两天，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鞍山等地的许多职工纷纷举行座谈会，愤怒地谴责极少数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工人阶级的舆论，正在吸引着全国人民愈来愈强烈的注意。在这以前，有一部分职工曾经对某些资产阶级分子要求延长定息、撤消公方代表等问题表示过意见。现在，激起工人们发言的是性质更重大、范围更广阔的政治题目。在这一次，各地工人发言非常踊跃，情绪非常热烈。要求发言的工人很多，写信给报纸的工人也很多，报纸上发表的，不过是工人的意见的一小部分。很明显，广大的工人群众看出了，在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有一股歪风，这股歪风是向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挑战的。觉悟的工人群众不能不起而应战了。 + +　　在近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工商业家和知识分子发表的言论中，绝大多数都是对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提出的善意的正确的批评，但是也有少数并不如此。这少数错误的意见企图使人们离开社会主义的方向，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削弱党的领导。而且发表这种错误意见的人，还力图造成一种空气，不允许人们加以反驳，甚至对于反驳者进行威胁。正是这种情况激起了工人群众的愤怒，使他们在紧张的劳动中也无法沉默。 + +　　广大的职工群众看得清楚，如果听任这种右派野心分子飞扬跋扈，那末，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国家就将受到危害，社会主义事业就将受到危害。职工群众了解，我国工人阶级近几十年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流血奋斗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知道，在过去的长时期奋斗中，各种不同的人们采取了怎样不同的态度，哪些人应该受到最多的信任，哪些人应该受到最少的信任。他们也知道，不管说话的人们怎样说得漂亮，如果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工人群众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 +　　从各地职工座谈会的发言中，我们可以充分感觉到，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对于自己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拥护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热爱。他们对于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也有意见，他们也要帮助党整风，帮助党组织改正错误，克服缺点。但是他们懂得，当有人进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活动的时候，最重要的问题首先是团结一致，击退这些人的进攻。因此，他们对于一切反对共产党、诬蔑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诬蔑社会主义的言论，表示了坚定的斗争的决心。 + +　　最近有一种论调，仿佛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了，再不需要改造了。因而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已经不需要向工人阶级学习，工人阶级也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学习，倒是工人阶级应该向资本家学习许多优良品质。但是话刚说完，事实的考验马上就来了。对于目前的种种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究竟是谁更能够鉴别，谁更能够采取坚决明确的态度？工人阶级的这种坚定的立场，对于全国的知识分子也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同样的一件事，为什么有些大学生和有些大学教授是一种看法，而工人却是另一种看法？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狂热可以煽动少数知识分子于一时，在工人和劳动人民中却完全孤立了。工人阶级的热情不但表现在英勇的建设的劳动中，也表现在对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坚决的斗争中。这个事实不但证明了，我们的国家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而且证明了，工人阶级有充分的觉悟和决心足以领导我们的国家。 + +　　现在还有一种论调，认为既然放手让资产阶级思想“鸣”，就不能同时也让工人阶级“鸣”，因为据说，工人阶级一“鸣”，就会妨碍别人“鸣”。怪哉！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却还要等待别人给予言论自由！当然，这种论调是无法成立的。首先，工人阶级“鸣”了，并不是不允许别人“鸣”。工人阶级完全可以不同意别人的意见，别人也可以不同意工人阶级的意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谁也没有妨碍谁。其次，如果工人阶级一“鸣”，有力地驳倒了一些错误言论，使得资产阶级在这些问题上再无理可“鸣”，那么，这种错误的言论受到一些“妨碍”，于国于民，到底又有什么不好呢？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1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82.txt b/CCRD/1/3/2/00088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8688bbcb0de27c4d74e1744229cfb19e1612784 --- /dev/null +++ b/CCRD/1/3/2/000882.txt @@ -0,0 +1,29 @@ +# 山东省民革座谈党与知识分子关系 + +　　<《大众日报》记者> +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山东省委员会10日下午邀集部分学校民革成员举行座谈，帮助共产党整风。会上，先后发言的有：山东师范学院教授阎味辛、山东农学院副教授郝任夫、山东工学院讲师王会芷、山东师范学院教授郎奎第、山东省济南助产学校教员李遇之，教导主任郑爱生、山东省济南护士学校教员牛凤英。 + +## 范予遂说，帮助党整风好比医生治病，应当允许大夫各抒己见，病人也有权用那个药方。 + +　　座谈会由民革山东省委员会主任委员范予遂主持。他在开始说，帮助共产党整风好比医生看病，大夫各抒己见是应当允许的，病人愿意用那个药方也应当有自己的权利。不管好孬，所有的药方都吃，只有把病搞的更坏。最近卢郁文在民革中央小组座谈会上发言，开始有人说他“言不由衷”，接着又收到了恐吓信，这是很不好的。卢郁文认为怎样，他就可以怎样说，你认为他不对你也可以说。与自己看法不一样，就匿名恐吓，这与国民党特务、流氓的行径没有什么差别。范予遂认为，允许有反批评，对不正确的意见没有接受并不等于是“收”。他说，争鸣嘛，就得各抒己见。作为一个民革成员，我们要在这次整风中锻炼自己，使自己能在各种“鸣”“放”中分辨出那是资本主义，那是合乎无产阶级的。 + +　　接着，座谈会开始了热烈的发言。发言者比较集中地对党和知识分子关系问题提出了许多意见。 + +## 阎味辛说：共产党员把自己看成是个“神”，对知识分子则认为是个“鬼”；拆墙就要叫“神”接近人，“鬼”改造成人。 + +　　阎味辛在发言中，认为党和知识分子间重点问题是党群生活方式不一致。他说，党员把自己看成是个“神”，一切都完美，对知识分子则认为是从旧社会来的，是个“鬼”，“鬼”、“神”之间就有很大距离。拆墙，就要“神”接近人，“鬼”也改造成人。郝任夫说，对知识分子用权得按知识分子政策办事。例如农学院从外地来的一些教授，都是很好的专家，应当加以爱护，但有的却因工作态度不好，受到斗争。我不知道这个权是谁交给他的?在待遇和提拔干部上，也隐隐可以看出党和非党不一样。王会芷认为今天党帮助知识分子进步是有条件的。因为知识分子也知道自己有缺点，问题是领导上把他看成一成不变的落后，就没有办法了。王会芷说，学校要党委领导是肯定的，但领导人的文化程度要高些才好。我怀疑在教研组和系里非要一个党员副主任或党员秘书，既不懂业务，光记录、了解情况有什么好处?是不是没有一个党员在内，就不算是党在领导? + +## 牛凤英、阎味辛说：怎样才叫高级知识分子？山东对知识分子改造是否过高过急？ + +　　牛凤英在发言中，请大家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才叫高级知识分子?有人说在学校讲师以上就是高级知识分子。她说，我在西北师范学院因病离职时是副教授，但我现在却被分配到护士学校，工资每月七十多元，这是什么原因?阎味辛说，山东对知识分子改造是否有点要求过高过急。据他知道，有好几个在山东被认为是落后的教师，到其他地方以后，都很快被吸收入党了。他说，我真为山东留不住人材而可惜! + +## 李遇之说：上面对知识分子像宝贝，到山东就成了混账王八旦，真是“苛政猛于虎”。 + +　　李遇之说他在肃反时被错斗了。他认为肃反运动从全国来说是有成绩的，但在助产学校却没有。他说，上面对知识分子像宝贝，到山东就成了混账王八旦。我们的领导是马列主义修正者，也错误解释了毛泽东思想。他认为省济南助产学校“三害”都有，但宗派主义最突出。他说，我进过研究院，却被“乱点鸳鸯谱”到了助产学校。因为我是民革成员，却将原中央人事部决定的科长级待遇评成二十二三级。因为我在知识分子座谈会上反映意见，肃反时就斗我。我的生活是“二点一线三杯酒”，从宿舍到办公室，又从办公室回到宿舍，每天三杯酒浇愁。晚上睡不着觉，六百多天喝了二百瓶景芝白干。想当和尚没有寺，想当陶渊明没有地方。“苛政猛于虎”，如果是老虎的话，还可以躲。他要求，对当时死的人要抚恤他的家属，对现在成了半死半活的人不应当打折扣拿薪。他说，对我，只要还我二百瓶酒，把我的生命再烧活起来。郑爱生说他也是肃反中斗错了的，感情上也受了一些损害，但今天我们要从大处着想，如果没有肃反，也不能有这次“鸣”“放”。他说，我们知识分子往往好面子，有些似是而非的问题，本来只要早说清楚就行，但却背着包袱放不下来。他认为肃反是正确的，只是方法有问题。王会芷也认为肃反是有错误有缺点的，但不能否定成绩，否定一切。他说，所以有错误，这是党搞阶级斗争经验丰富，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还缺乏经验，这样就不免往往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 + +## 郎奎第说：民主党派应有复决权和建议罢免权。 + +　　郎奎第在发言中着重提出了三点希望，七点建议。希望：一、今后领导人要以帮助的态度出现，不要老以改造人教育人的态度出现。具体做法是，不脱离群众，不偏听偏信，对群众要“交之以道，接之以礼”，使人不感觉“党员治人，非党员治于人”。使用知识分子不要从恩赐观点出发，要从为人民服务观点出发。二、希望知识分子本身消灭“自高自大，放荡不羁”、“孤僻绝伦，高傲脱群”以及“多猜多疑，相互轻视”这些不好的特性。应该了解共产党是为人民群众谋福利的，知识分子爱国之心既不后人，就要热爱共产党，以往思想改造、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领导干部发生过偏差，斗错人是个别党员干部，而不是党的政策偏差，不是党伤害我们的感情，而是个别不懂事的干部伤害了我们的感情。我们要胸襟宽大，既往虽然要咎，所谓有错必纠，但不可苛刻。三、希望民革省委不断教育我们如何做共产党诤友，如何发挥监督作用。建议：一、消灭党员特权思想。二、打破工作紧张气氛，使人生活愉快。今年暑假就痛痛快快放一个暑假，不要布置任务。三、订定各种行政法令条例，便于大家遵行。四、消除刺耳字眼，如首长、领导、被领导、先进分子、中间分子、落后分子。先进工作者运动不要在学校搞。五、改革体制，办好业务。治本的办法是成立校务委员会，成员包括三方面，领导党，也有民主党派，行政，学术委员会。六、我们送上门去，具体帮助党员领导干部很快学到业务知识。七、民主党派实行复决权和建议罢免权。“长期共存”是不成问题的，互相监督是两方面事，希望执政党能给予复决权及建议罢免权。即各单位订的法令条例，如果认为不妥当，民主党派可以提出复决；全国机关、学校、企业、单位，各民主党派成员及人民群众对各单位领导人有建议罢免权。 + +　　（来源：《大众日报》1957年6月13日。原题为：“省民革邀集部分学校成员座谈就党与知识分子关系各抒所见”。）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84.txt b/CCRD/1/3/2/00088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eb75a04447f70d1b043471433930412af9ffb14 --- /dev/null +++ b/CCRD/1/3/2/000884.txt @@ -0,0 +1,17 @@ +# 华中工学院四个民主党派联名写信不同意李维汉部长的讲话 + +　　<曾伟光> + +　　（【本报消息】华中工学院四个民主党派的组织(民盟、农工、民革、民建)和教育工会对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李维汉部长6月3日在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讲话中的“……从各方面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这句话，表示不能同意。并产生了种种猜测和怀疑。他们为此联名写信给本报。） + +　　信中问道：既然说是错误的意见，为什么还要加以研究和分析?既然是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为什么过早地下结论说是错误的意见呢? + +　　信中说：李维汉部长说的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但又没有说明那一部分是错误的，连一个例子也不举出来，结果便使得人们瞎猜，这样便容易引起付作用。 + +　　信中又说：是不是新华社发消息时搞错了?我们的意见，如果改为：“有相当一部分意见，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便不会发生付作用，否则，作为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之一的李维汉部长，说出这样的话来，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学习”是会起付作用的。 + +　　信中最后提出了要求：以上意见，如果正确，希望李维汉部长声明更正，如果不正确，希望解释。 + +　　在此之前，四个民主党派的成员，教育工会主席团和部门委员会正副主席在6月4日召开了联席会。在这次会上，总务处工会部门委员会的主席李熊远对当天长江日报第三版登载的李维汉部长的这段讲话提出了意见和他个人的看法。他的发言立即得到了参加座谈会的人的支持，决定联名写一封信，表达他们的意见。事后李熊远还对记者说：“在北京那次会上有七十七个人发了言，到底那些人的意见是错误的呢?储安平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的意见，我就觉得很有些道理，储安平的意见是不是错了呢?这一来就有了顾虑，我也不敢说了！”院教育工会主席、教授李如沆说：“李维汉在这时发表这样的意见，等于给提意见的人一捧子！” + +　　（来源：《长江日报》1957年6月11日。原题为：“华中工学院四个民主党派联名写信给本报/不同意李维汉部长的讲话/李熊远认为储安平的意见很有些道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85.txt b/CCRD/1/3/2/00088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35520930be42dce19f4667b360be6d35d7b7d2f --- /dev/null +++ b/CCRD/1/3/2/000885.txt @@ -0,0 +1,19 @@ +# 划清界线 继续鸣放 + +　　自从中共中央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发出整风指示以后，首都和各地党委先后举行一系列的会议和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虚心接受批评，各地的报纸也呈现空前活跃的气象。这样做的结果好不好呢?我们认为很好，各种矛盾反映出来了，这就有利于矛盾的解决，有利于党的整风，有利于加强人民内部的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 + +　　所有提出的意见是不是都是正确的呢?应该说绝大部分的意见都是正确的，诚恳的，即使有些过火或态度有些偏激，也都是从爱护党、爱护人民事业出发的。但是，也有极少数的人发出了不正确的意见，甚至是极其错误的意见。他们越出了宪法的范围，企图推翻党的领导，否定人民革命的伟大成就，否定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些错误的言论，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和愤怒。 + +　　人民日报一连发表三篇社论，明确指斥了这些错误言论，这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不这样敲一敲警钟，就不能澄清由于这些错误言论所引起的思想混乱，也不能平息热爱社会主义的广大人民的愤怒。 + +　　我们认为，对错误言论明确地提出反批评，只能更有利于继续“鸣”“放”，更有利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因为界线划得更清楚了，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我们就更可以大胆的“鸣”“放”，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帮助党进行整风，帮助党组织改正缺点，从而加强共产党的领导，更加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加强我们人民的伟大团结。 + +　　“鸣”“放”是一个长期的政策，决不是一阵风；这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针，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进一步发扬的标志。人民内部总是会有矛盾的，解决这些非对抗性矛盾的正确方法，主要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因此，即使在整风胜利结束以后，即使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和风细雨的“鸣”“放”还是要继续进行下去的。 + +　　像我们每天一定要洗脸一样，我们一定要培养经常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习惯，培养接受批评和反批评的风度，因为批评将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要学会治病救人的本领，也要勇于接受别人的批评或反批评；批评即使过火一些，只要是有利于人民事业，只要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我们都应虚心地接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特别在今天，我们大多数人还不善于掌握批评的武器。所以，中共中央的整风指示中，一再强调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鼓励党外人士大胆地对党的工作提出批评。 + +　　我们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决不能容忍那些企图迷惑我们前进方向的错误言论在百家争鸣中来鱼目混珠，淆乱听闻；同时，我们也决不会因为对这些错误言论进行坚决的反击就产生对“鸣”“放”的顾虑。 + +　　我们要永远相信共产党的话，要继续“争鸣”“齐放”，反对三大主义，巩固我们的团结，以便更好更快地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6月1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91.txt b/CCRD/1/3/2/00089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5bc0db1324afc00285d3d1c3ced6d99c2f0ec00 --- /dev/null +++ b/CCRD/1/3/2/000891.txt @@ -0,0 +1,37 @@ +# 中共山西省委邀请师范学院教师座谈 + +　　<朱锦翔> + +　　本报太原12日讯 中共山西省委在昨天邀请山西师范学院十位教师举行座谈，这十位教师是中文系教授姚奠中、中国革命史讲师郭杰、教育系教授史国雅、化学系副教授兼副主任张燮友、地理科讲师张维邦、体育科教授涂文、外语系副教授李恩普、生物系教授兼主任何锡瑞、历史系副教授宋广祥、数学系副教授王耀堂。座谈中普遍地发了言。 + +　　（座谈会由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王谦主持。） + +## 郭杰说，省的领导应离开办公室，到下面走走。 + +　　在座谈会上，大家对中共山西省委和省的其他领导机关提出了批评。郭杰说，我省对史料过分保密，教师们连应该看的参考资料也看不到，结果形成讲课只凭两个法宝——“毛选”和何干之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因而学生对课程不感兴趣。省委只是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但并没有注意组织教师们到农村了解合作化的情况，特别是老根据地的建设，这怎能联系实际呢?省委对十二年科学规划，只是刮了一阵风，事后就无声无息了，似乎好象规划一订，十二年后就可达到世界水平，高高在上，不了解下面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要求领导离开办公室，到下面来走走。省委曾在今年开展社会主义思想宣传运动不久，召开了由党校、团校干部参加的会议，而没有让四个高等学校的政治课教师参加，似乎党校、团校是嫡系，其他学校是旁系，给人有宗派主义的感觉。 + +　　史国雅在发言中说，省委负责同志以前还常到师范学院作政治报告，现在则越来越少了。他希望省委多帮助师范学院梁园东院长，他的作风有时有点粗暴。 + +## 涂文说，省人民委员会领导体育运动有缺点，太原市体委领导作风不正派。 + +　　涂文很有风趣地说，我是湖南人，喜欢吃辣椒，说话不讲究修辞。他首先批评了省人民委员会在领导山西体育运动方面的缺点。他说，特别是太原市体委领导作风不正派，劳卫制、广播操、等级运动员制搞得都很肤浅，以至使体育老师不敢接近，造成工作严重损失。山西的体工队也是脱离群众的，一年花五六万元，关着门自己练，光是培养几个运动员，也不下去指导，还盲目自大。 + +　　不少教师都针对师范学院的肃反问题发了言。 + +## 李恩普说，有些党员的表现反不如群众。他们是不能使我口服心服的，如不彻底反掉宗派主义，人民的事业将会受到更多的损失。 + +　　李恩普说，我从1951年来师范学院后，一直是通过党员积极靠拢党的组织的，思想改造中自己还是个小组长。但在后来，我们系的一位党员品质很恶劣，由于我好提意见，他非但不接受意见，还借机会进行打击报复，此后我便由“红人”变为“黑人”了。这种宗派主义情绪到底对人民事业有好处还是坏处?有些党员反表现不如群众是不能使我口服心服的，如不彻底反掉宗派主义，人民的事业将会受到更多的损失。接着他分析说，在积极分子中有真、假两种，那些假积极分子往往有着个人的企图，便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地欺骗领导，危害团结，如果说党和非党之间有墙有沟的话，这些人应当负很大的责任。 + +## 张维邦说，地理科在师范学院象个小媳妇。 + +　　张维邦说，师范学院地理科是我省培养地理教师的机构，但它成立已四年了，一直不被重视。在师范学院象个小媳妇，常常受我院行政部门的气。省教育厅也极不关心，计划一变再变。原决定今年成立地理系，现在又取消了这个计划。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是客观不需要呢?还是条件不成熟呢?我认为无论就需要和可能来说，都应该立即成立地理系。因为山西的中学地理教师力量很薄弱，特别是高中地理教师。据我们估计，山西全省的高中地理教师中没有10个人是地理系毕业的，这种情况不能不是严重的。就成立地理系的条件说，我们已基本上具备，地理系一、二年级的课程已准备齐全，如果不成立系，则我们为系所准备的任课教师，势必闲起来，或者改行，那样会是极大的浪费。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省教育行政部门克服官僚主义，充分利用现有的力量，争取外援，在师范学院建立地理系，大量培养高初中地理师资。此外，宜利用教育干部轮训现有非专业毕业的初中地理教师，以逐步改善现有的初中地理教师的水平。何锡瑞也认为院领导上对某些系、科不能一视同仁。如分配房子，物理科比例较多，我们却少。 + +## 史国雅说，由于宗派情绪的造成，使不少教授走了，我们自己做客思想也越来越严重。对师范学院来说，主要危害是宗派主义。 + +　　张燮友说，高教部规定将六分之五的时间用在科学研究上，实际只能保证六分之二，尤其担任行政工作者，事务工作多，是很难谈到科学研究工作，这对国家来说是很大的损失。对院校如何进行领导，史国雅主张院长责任制与集体领导相结合，院长由党员担任；何锡瑞则赞成党委会领导，扩大院委会责任，使党委和行政领导分工。 + +## 宋广祥说，我们在鸣、放当中，应当站稳立场、掌握原则、端正态度。 + +　　宋广祥说，我们在鸣、放当中，应当站稳立场、掌握原则、端正态度。所谓站稳立场，就是要体会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的精神，分清矛盾的性质；所谓掌握原则，就是提意见必须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的目的；所谓端正态度，就是要与人为善、治病救人，不是一棍子打死。他在对葛佩琦、王德周、陈铭枢、顾执中等人的言论作了反驳以后，还分析了党和非党之间造成墙、沟的原因。他认为墙、沟是两方面造成的，党的方面，由于胜利不久，国内外敌人尚存在，有高度警惕性是可以理解的，只是有些事情搞得太神秘化了一些，党员过于严肃；非党方面有自卑感，不敢和党员接近。他说：凡是党的同志过于严肃，群众多半敬而远之，凡是谦虚和蔼，就使人感到亲近，愿意找他谈问题。他在发言中还对评薪和太原市的副食品、煤炭供应、防疫卫生等工作提出了不少意见。 + +　　 来源：《山西日报》1957年6月1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95.txt b/CCRD/1/3/2/00089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fae35ac2b57d875bab31a2cc897623eb25a3174 --- /dev/null +++ b/CCRD/1/3/2/000895.txt @@ -0,0 +1,71 @@ +# 西安市委邀集高等学校青年教师座谈 + +## 俄专整风中有人不许别人提正面意见　歧国英马浩生等驳斥“党天下”的谬论 + +　　本报讯 中共西安市委六月十二日，邀集西北大学、西安师院和西北俄专部分青年教师举行座谈，征求对整风的意见。会上发言中大家都不同意储安平、葛佩琦“党天下”等谬论，但在是否应该马上反驳这些谬论和其他一些问题上，还有分歧意见。下面是他们的发言摘要(以发言先后为序)。 + +## 俄专整风中有人不许别人提正面意见 + +　　西北俄专教务组副主任魏柏霖说，西北俄专在这次大“放”大“鸣”中，有些人专提反面意见，不许人家提正面的意见，如最近在一次座谈会上，当一位老教授对别人所提出宗派主义的事实，很谦虚地发表自己的不同看法时，马上就有许多人提出驳斥。个别人竟说这位老教授是向党“献媚”，企图“受宠”，有的甚至在会前就提出拒绝两位老教师参加他们的座谈。在一位同学的枕头下，还发现了声言要打死某一部分同学的匿名信。还有些人认为老教师不向学校党委提意见，是因为受学校的重视和关怀，名位、工资都够了。这样，就弄得好多人不敢谈正面意见，不敢把自己所知道的一些事实摆出来，因而一些事情的真象也无法辨明，而一些道听途说或极端片面的意见反而得到了某些人的同情。他认为这是一种歪风，这样“一面倒”下去，不能帮助党整掉“三大主义”。因此，他主张在大“放”大“鸣”中，既要鼓励大家大胆揭发“三大主义”，也要鼓励大家对不同意见开展争论；要制止只准自己放、不许别人鸣的倾向，这样才能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 + +　　他在发言中还建议市委要加强对西北俄专的领导，减轻目前个别领导同志的过重负担。建议西安日报在报道中不但要照顾重点学校，还要照顾规模较小的学校。他认为西北俄专对申请入党的同志帮助不够，今后应进行具体帮助，使之逐渐具备入党条件。关于目前高等学校的体制问题，他不同意取消党委制，但认为应该很好发挥老教师的作用。最后，他认为党和政府对外语工作者的重视是不够的。直到现在俄专的培养目标、发展方向都不够明确。他建议把一些学习俄语有困难的学生及早安插，解决他们的出路问题。 + +## “党天下”的说法没有事实根据 + +　　西北大学助教歧国英说，目前运动中有一股歪风，应该加以驳斥。他说，最近储安平、葛佩琦发表的意见很不正确。很明显，我们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党是工人阶级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没有党的领导，要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此，党的领导是确定不移的，党的工作中有缺点，我们应该帮助党改正缺点，使党领导得更好，如果借机污蔑党甚至歪曲事实，是为每一个正义的公民所不能容忍的。储安平说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这话毫无根据，如：我们陕西省的省长、西安市的市长，不但有党员，也有非党人士，我们学校的校长、教务科长，也都是非党人士，我自己担任过好几届学生会主席，但是，我也不是党员，我认为对这种邪说应及时加以反驳。 + +　　歧国英还批评西大过去有只重政治，忽视业务的现象。如留助教，过于强调了“德”，而有些人业务上很好，只是因为有一些思想毛病，就被分配到不适合他们业务发展的工作岗位。另外，他还认为西大建党工作中有拖拉现象，有些人申请入党，长期得不到解决。他建议党在整风中对这种现象加以检查，关心青年的入党要求，并给他们以帮助和教育。 + +## “党天下”的说法，实质上是要取消党的领导 + +　　西北俄专助教马浩生发言中首先谈到了他对整风中一些问题的看法。他说，整风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歪风，企图转移整风目的，把人们引向另一个方面去，他认为对这种歪风加以反击，是完全必要的。他说，比如我们学校里就有人提出质问：土改时有土地改革法，镇反时有镇反条例，为什么共产党整风就偏偏没有什么法?言下之意，似乎认为党中央整风指示所规定的“除了严重违法乱纪的人以外，一律不予处分”这一条“太不公平”。替谁鸣不平呢?实质上是替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鸣不平。意思是不是说，既然在土改、镇反中可以抓一批、杀一批恶霸、反革命分子，为什么整风中就不能抓一批、杀一批共产党员呢?他说，也许，说这种话的人是认识不清，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种性质根本不相同的矛盾，不了解整风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必须用和风细雨的方法。他说，就是在处理对抗性的敌我矛盾上，对待反革命分子，党还不是主张除罪大恶极的以外，能不杀的就不杀，又何尝以多杀为好呢? + +　　其次，马浩生说，我完全不同意所谓“党天下”的说法，他说，我们学校里也有人主张这种说法。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抱有“党天下”看法的人，实质上是想削弱或取消党的领导，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这实际上是一个根本的立场问题。既然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代表着千百万劳动者的利益，党员做领导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况且绝大多数党员干部领导得并不坏。只要领导得正确，对大家有好处，这有什么不好、不顺眼的地方呢？他说，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是绝不能动摇的。 + +　　马浩生还批驳了整风中某些人要党团退出学校的主张。他说，我看这不应该，而且广大青年未必赞成。记得我上初中时，学校中的进步青年提出过“党团滚出学校”的口号，那是针对反动的毒害、迫害青年的国民党、三青团的，是完全进步的要求，而现在提出这个口号的人有什么理由呢?据说有人是嫌党团员汇报了他们的情况，限制了他们的“自由”，有的认为党团活动有些“神秘”，不知在搞什么“名堂”，要求党团“公开”自己的活动。他说，我建议这些人把党纲、党章、团章和报纸好好看一看，党团干些什么，讨论些什么，上面都写得一清二楚。至于党团员汇报了你的思想情况，又有什么呢？“身正不怕日影斜”，你干什么、想什么，自己都很清楚，又何必要疑神疑鬼呢?即使个别党团员汇报错了，真理不总是真理么！在今天社会主义时代，要把维护人民利益，教育、培养青年一代的党团组织赶出学校去，目的是什么？这一代青年学生谁来教育？试问在革命战争中，在朝鲜战场上英勇牺牲的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北京怀仁堂汇集的几千个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在全国各个生产战线上辛勤劳动着的千百万个青年，是谁培养出来的？为什么看不见这些人所共知的事实呢?为什么要这样憎恨共产党、共青团呢?奉劝这些人，还是冷静地想一想才好。当然，少数党团员表现不好，有宗派主义情绪，这是不好的，应该尖锐地批评，讲清道理，让他们改正，这也正是整风的目的。他说，总之，应该把整风的目的、性质搞清楚，立场摆对，要把自己看成人民的一员，抱着和党一条心的态度，把党的缺点看作是自己的缺点，具体地分析问题，恰如其分、实事求是地指出缺点，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 +　　最后，马浩生就俄语干部有无前途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他认为从长远看，无论在科学研究、理论、文学等方面，都需要很多通晓外语的人才，他认为目前俄语人才有余，只是暂时的现象。 + +## 每个岗位上都安插一个党员不一定必要 + +　　西北大学法律系助教金永健说，最近，大家对高等学校的体制问题展开了争鸣。有人提出取消党委制，他不同意这种看法，但他认为目前党委制还存在着以下两个问题：一、党委的成员对教学不懂。西北大学党委的成员几乎全是外行，这如何来领导大家进行科学研究和教学研究工作呢?在这次整风中，大家对党委同志提了许多意见，他认为这也难怪党委的同志，因为他们业务不懂，作出的决定必然是主观的、唯心的。他说，也有些人说，这些同志不懂业务，再“整”也不顶事。他还说，有些党员不懂业务，不深入钻研业务的现象是非常危险的。西大法律系主任是由朱婴兼任的，但两年多来，朱婴连法律系有那些课都不了解。有些党委的委员虽然也讲课，但只是“客串”而已，而且是照助教写的底稿念。这次，党中央提出了负责同志参加体力劳动后，西大有许多人认为体力劳动可以缓后，应该先从熟悉业务作起。二、党委会的委员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存在着问题。他认为西北大学党委存在的“三害”比其他学校严重，特别表现在贯彻群众路线和民主作风上是不够的。如西北大学在基层选举中方式不够好，法律系提出意见，认为是违背了法律，学校竟认为这是无组织无纪律，要提意见的人作出检讨。 + +　　他在发言中对储安平“党天下”的说法提出了反对意见，但他认为每个岗位上都安插一个党员，来体现党的领导是不一定必要的。他说，如果这个党员能成为这个岗位上的内行，那还可以，如果不是内行，还不如在非党员中找一个拥护社会主义而又熟悉业务的去担任，这同样可以体现党的领导，不一定都非派党员不可。他说，有人认为党员虽是外行可以变成内行，但他认为并是任何外行都可以变成内行。如西北大学把一位文化程度很低的人送去进修，没办法培养，因而进修单位说，这个人回原单位后，最好不让他参加教学工作。他建议在任用干部时，不要先考虑他是党员不是党员，而要衡量对工作是否有利。因为党员也是从非党员来的，非党员也可能培养成为党员。 + +　　 (未完待续) + +　　 来源：《西安日报》1957年6月14日。 + +　　西安市委邀集高等学校青年教师座谈 (二) + +## 1957.06.12 + +　　(续昨) + +## 不应当不冷静地说储安平立场有问题 + +　　西北俄专讲师卜丙午说：我不同意储安平的“党天下”的提法，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应当不冷静，说他的“立场”有问题、“别有用心”，给他们以“愤怒的抗议”、“反击”，这不是争论问题的态度，这些字眼本身没有什么说服力。即就是他别有用心，想使党离开社会主义路线，他们能成功吗？党是欢迎各方面意见的，即使意见是错误的，是毒草，群众是能辨明是非的，我们就是要使所有不满的人都把心里话谈出来，不管对不对，最后总会解决的，他们会心悦诚服的，怕他们把不满的话说出来，而给以反击，就等于用粉把毒疮盖起来，我不赞成道理还没有说出来，就说人家“立场有问题”，这样谁还敢说话呢? + +　　他说：对于党的领导我是没有异议的，但是到底是党委制好，还是教授治校好，我的意见是依靠内行办学校，目前许多高等学校的校院长不懂业务，无法深入教学工作，使教学工作受到很大影响，另外，许多在这方面有专长的教授却感到无法插手，所以有人主张以“教授治校”代替“党委治校”，我觉得这两方面各有利弊，“党委治校”全面观点强，政策把握稳，在方针、政策上不会犯严重错误，但是，党委委员是外行，就容易犯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错误。“教授治校”则缺乏前者的优点，看问题容易片面，容易强调局部利益，而且会使某些权威教授陷入忙忙碌碌的事务圈子中去，但是他们精通业务，知道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也往往能提出比较成熟的意见。所以我认为既不要纯粹的教授治校，也不要纯粹的党委治校，这也不合乎目前的潮流。而应该把这两种办法结合起来，实行党委、教授合作治校的办法，成立“学校领导委员会”，正主任委员由教授充任，重大问题通过委员会讨论决定。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内行办事。 + +　　卜丙午认为党在高等学校中存在宗派主义倾向，是由于党委的权限过大，往往代替行政发号施令，党政不分。特别是人事任免，使一些有意见的人也不敢说话了。他认为党不能代替行政，党对学校行政只有协助、监督的责任，学校行政应由“学校领导委员会”正主任委员负完全责任，教务处、系、组的领导应由懂业务的教师负责。他还认为高等学校党政不分的后果，不应由某一个学校负责，因为这是全国性的普遍现象，根源是党对高等学校的政策中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他举例说明西北俄专也有宗派主义，如，过去党委在各年级设立辅导员制，辅导员由党支部书记担任，上至业务教学，下至学生私人生活，一手包办，把教师抛入九霄云外，使教师在学生中的威信降低了，使教师感到对学生“全面负责”的政策无法执行。目前辅导员制虽已取消，但党支部书记的权力还和过去一样。另外，党委过分相信党员，党员犯了错误在党内批评一下完事，群众犯了错误便大会、小会指名批评，使人感到党对党员和群众的态度不一样，他认为俄专党委应充分发挥民主，对党员进行教育，对党员、群众平等看待，一视同仁，使党群关系融洽起来。 + +　　卜丙午还对目前区、乡、县级干部质量太差，贯彻执行政策有偏差，和俄专外语人才的出路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 +## 不应为受批评的党员叫屈 + +　　西安师范学院讲师殷培桂发言中对师院整风提出了意见，他说，今天我们学校郭祺副院长向全院作报告，要大家继续大放大鸣，但我觉得他的报告有为受批评的党员干部喊冤叫屈的味道。他在报告中说大家揭露的缺点、错误，大部分是事实，但部分的意见是错误的。他没有交代那些意见是错误的。这种笼统、暧昧的说法，很容易使人怀疑党委是不是认为自己意见错了，这对开放言路没有什么好处。郭祺还说，这次运动中院里凡是多少担任一些领导工作的党员都受到了批评，无一幸免，并且从这一点得出结论说，既然每一个党员都受到了批评，可见批评并不都是公正的。此外，他还说党员过去“欠债”，现在大家提意见是“收债”。我认为这些看法都是不妥当的。所以，我觉得他是在为被批评者叫屈。殷培桂还批评师院党委没有很好贯彻执行“边整风，边改进”的精神，如食堂问题，好长时间才研究了个改进方案，但由于计划、准备工作不够，实行起来食堂秩序反而更乱了。说明党委领导在解决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另外对于师院鸣放中出现的一些缺点，院党委没有从领导上检查，反而责怪群众，以致最近有些人鸣放情绪消沉了下来，殷培桂也提出了批评。 + +## 西安师院对非党青年教师不能一视同仁 + +　　西安师范学院数学系助教宁良义说，西安师院对一些非党的青年助教的思想教育工作做的很不够，相反地，认为这些人从中学到大学，组织问题没有解决，一定是思想有问题，因而就对这些人政治上的积极认为是投机，连人家房子挂个毛主席像，也认为是有意给自己“镀金”，党员钻研业务是进步，而这些人埋头业务则被认为是“个人主义”。他认为师院党委宗派主义情绪很严重，青年助教刚开课，困难是很多的，而党委对他们却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对党团员助教的缺点抱着庇护的态度，对非党团员助教则一味批评。他认为应正确估计非党青年教师的积极性。最后他还提出一些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整天开会，作汇报，这样下去，他们无法做好工作。 + +## 西安师院党委对教学工作领导不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 +　　西安师院地理系教师梁鹤鸣最后发言，他认为：这次整风运动的开展是完全健康的，储安平等不正确的意见，并不影响运动健康的发展。他说：目前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有些人说，“运动快结束了！”、“如果再提，再来个肃反运动就糟了”。他认为市委和各民主党派应加强宣传教育工作。 + +　　对于党的领导问题，他说：党可以领导高等学校，主要是党应该深入群众，联系群众，这样才会领导好，非党员可以领导，但是，非党员也有“三大主义”，也不一定能领导好。他认为西安师院党对教学工作领导不够，大家提了许多意见，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具体措施。他还说：师院党委处理问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提一点解决一点，没有全面调查研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另外，他对市政建设还提出了一些意见。 + +　　 (完) + +　　 来源：《西安日报》1957年6月1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96.txt b/CCRD/1/3/2/00089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5adb1bf10fe5a534a127a2a87d735c9926e7329 --- /dev/null +++ b/CCRD/1/3/2/000896.txt @@ -0,0 +1,19 @@ +# 整风不能误了生产 + +　　<《人民日报》社论> + +　　目前正是非常重要的农事季节。各地许多党组织正在开始整风。怎样保证整风运动同争取大丰收的农业生产工作密切结合，是当前必须妥善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 +　　现在各地大秋作物的春播已经结束。繁杂多样的田间管理工作正在等待人们去做。在一年两熟地区，紧张的夏熟作物的收打正在开始，晚秋作物的播种就要开始。如果不加强对农业社的领导，具体地帮助和指导它们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这些农事活动和其他工作，就会发生顾此失彼的现象。比如去年有些地区由于麦收工作安排不当，收打失时，加以当时连续阴雨，致使一些小麦霉烂、发芽和遗弃在地里，粮食和饲草都受到一些损失。也有一些农业社光顾着收麦打麦，丢下棉田不管，结果影响了棉花的增产。目前有些地区已经发生了风、雹、水旱等灾害，在有些地区，农作物病虫害也开始发生。这就迫切需要各地领导机关组织广大农民，一方面同自然灾害进行斗争，一方面加强对农作物的田间管理，保证农作物更好的生长发育。 + +　　但是，据农业部检查，今年高粱、谷子等杂粮的播种面积比去年增加，玉米、大豆、花生、黄麻的播种面积都比去年减少。棉花播种面积比计划少了三百多万亩，比去年的棉田面积减少五百多万亩。这些作物播种面积没有增加，要完成今年的增产计划，就更加吃力了。因此必须抓紧时机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尽一切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很多地区耕畜瘦弱和畜力不足的情况仍然严重，亟需抓紧有利时机做好抢膘和配种工作，力争完成牲畜增殖计划。 + +　　我们的党、政府和全国人民对于争取今年的农业大丰收，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因为农业的大量增产是正确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物质基础。只有大量地增产各种农产品，才能有效地保证城乡人民生活的改善。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千方百计地努力，争取今年的农业大丰收。虽然现在春播季节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丝毫不能放松对于农业增产的努力。必须认真做好夏季播种和田间管理工作。如果现在发现了生产上有什么缺陷和疏漏，立刻急起直追，利用今后几个月的夏季生产季节，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加以补救，还是来得及的。如果现在稍有疏忽、松懈，错过了这个夏季生产季节，再想动手补救，可就晚了。因此可以说，目前是正处在争取农业大丰收的关键性季节，任务极其艰巨。 + +　　因此，必须十分注意使整风与农业生产工作密切结合，而不要因为整风贻误了千金一刻的农业生产的紧要时机。 + +　　正在开始整风的机关（目前主要是省委机关），必须对于整风和领导农业生产，在时间上和领导人员分工上作出妥善的安排，不要因为整风而削弱了对于农业生产的具体领导。而目前尚不进行整风的机关，应该向所属成员和广大群众说清楚，让大家集中力量搞好农业生产。中共河南省委最近决定：在夏收夏种期间，会议该停的停，该推迟的推迟；县级机关暂不进行整风，地委机关在生产最紧张的时候可以暂停整风学习；省委要求农业、水利、粮食等部门在整风期间抽出一些力量专门解决夏收夏种工作中的问题，并抽调部分干部下乡推动生产。为了不误农时，搞好夏季生产，这样的决定和安排是很必要的。 + +　　在这个农业生产情况变化很快的季节，特别需要对于生产情况做及时的和深入的检查，以便经常地掌握农事活动的进展情况、作物生长情况、自然灾害的情况，及时发现工作中发生的问题，并且及时帮助下面解决。最近，有的省对于病虫害的情况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和警惕，当蝗虫已经过了三、四龄的时候，省的农业领导机关还不了解。这种情况是危险的，应该马上改变。过去的经验还告诉我们，在运动进展期间，下边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往往因为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员忙于运动，而被搁置或积压起来，等到运动告一段落腾出手来的时候，生产已经受到或多或少的损失。在这次整风运动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偏向，坚决贯彻执行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凡是涉及当前生产的问题，都要及时加以解决。只有这样，争取农业大丰收的口号才不致变成空谈。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1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97.txt b/CCRD/1/3/2/00089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b088d3abf6bf7c86822da8cd2bacb856259c673 --- /dev/null +++ b/CCRD/1/3/2/000897.txt @@ -0,0 +1,21 @@ +# 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 + +　　<《人民日报》社论> + +　　我们的党从来都教育党员经常重视群众的批评。最近期间，我们的党为了开展整风运动，特别向党外人士广泛地征求批评。从中央到各省市，各机关、各高级学校的党组织都召开了座谈会，或者采取其他各种措施，听取党外人士和广大的工作人员的批评和建议。党外人士对党的批评，一般工作人员对领导人员的批评，正在全国范围内活跃地展开。 + +　　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以外，我们的党没有、也不应当有任何私利。我们身上的任何缺点和错误都会造成对人民不利的结果，我们必须坚决地加以消除。我们知道，广大人民对我们的党的信任所以毫不动摇，就因为我们能够不断地消除自己身上的缺点和错误而前进。党外各方面对我们党的工作的意见，是我们所不可缺少的镜子，从这里面常常可以反映出有些我们自己一时还看不到的东西，使我们的工作更容易改进。我们愈是虚心听取党外群众的意见，并且努力改正自己的错误，党和群众的团结就能够愈加巩固。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党在开展整风运动的时候，决定放手地发动群众对党进行批评。 + +　　事实证明了，党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绝大多数群众对党是信任和热爱的，他们对党提出了很多尖锐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就目前的情况看来，各方面对党组织和党员的批评，绝大部分是好的、正确的、对党有益的。的确，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下，也出现了一些仇视社会主义、仇视共产党的恶意的破坏性的言论。少数右派分子企图把群众的批评引入歧途，利用批评运动达到削弱社会主义事业、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削弱党的领导的目的。因此，我们必须对右派的言论给以坚决的回击，使群众的批评得以健全的发展。但是，毫无疑问，我们绝不能够因为出现了右派的错误言论，因为对于这些错误言论进行了反批评，就放松对于一切善意的批评的鼓励和支持。我们决不能够混淆广大群众的善意的批评同少数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批评之间的根本界限，尤其不能够容许某些觉悟不高、作风不好的党员借口对右派分子的回击，就不理睬群众的批评，甚至对批评者施行打击和报复。相反，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继续鼓励和支持广大群众的批评，继续认真地解除他们的一切可能的误解和顾虑，并且坚决依靠广大群众的监督和帮助，改正错误，改进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决不能有任何的动摇。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会使是非混淆，就会使整风运动半途而废，那就恰好达到了右派分子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 +　　所谓善意的批评，是否必须是完全正确的呢？当然不是如此。批评者即使由于情况了解得不完全，不确切，因而提出的意见不完全正确，但是只要他是本着改进工作的积极目的而提出意见，这至少对于消除相互间的隔阂是有好处的。我们必须把这种批评同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的批评严格地加以区别。这种批评虽然是不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仍然必须首先注意它们的合理的方面和正确的部分，不要因为它们有些错误，就一概加以抹煞。但是，这种批评既然有不正确的方面，也应当在适当时机用适当方法向批评者进行必要的解释或批评，使批评者了解事实的真相和全貌。 + +　　群众的批评采取了尖锐的形式，这好不好呢？这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应当善于冷静地分析这种尖锐的批评，不要因为尖锐就受不住，就暴跳如雷。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实质。尖锐的批评可以是完全正确的，温和的批评也可以是完全错误的。当然，有些批评者片面地追求尖锐，不免使批评带了片面性，但是只要这种批评在根本上仍旧是善意的批评，那么我们就仍然应该肯定它们的正确的成分，心平气和地同批评者进行讨论，也一定能够达到相互的理解，并且逐步地帮助批评者克服片面性。 + +　　如上所说，由于善意的批评有时也是不正确的，而且这种批评者由于立场不坚定，认识不全面，甚至会在短促的时间内附和右派的言论，所以人们有时不容易一下子就区别出善意的批评和右派分子的恶意批评。因此，为了区别这两种批评，我们必须采取谨慎态度，进行全面分析。我们不但要自己学会作好这种区别，而且要帮助一切善意的批评者也都学会同右派划清界限。 + +　　我们已经说过，在广大群众的批评中，绝大多数都是正确的，至少是部分地正确的。这些批评帮助我们揭露了我们的工作中的许多缺点和错误。凡是正确的批评，我们都应该勇敢地接受。谁要是为了面子、架子而不接受正确的批评，谁就不能作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我们应该毫不踌躇地承认那些被群众正确地指出来的缺点和错误，并且迅速采取实际办法来实现他们所提出的一切合理的要求和建议。凡是能够马上改正的错误要马上改正，能够马上解决的问题要马上解决。各级党组织根据中央整风指示中所提出的边整边改的原则，已经接受党外的批评而开始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总的说来，在这一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在我们已经开始对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言论进行回击以后，我们应当很快地腾出手来，认真地解决一切需要马上解决、也可以马上解决的问题。当然，也有一部分批评和建议是否正确，一下子不容易弄清楚，或者问题比较复杂，牵涉的方面比较广，不应该轻率地作出决定。这些是完全可以同群众讲清楚，并且得到群众的了解的。但是很多批评和建议的正确性是很明显的，接受这些批评，实现这些建议，并没有什么困难。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马上行动起来，加以解决，至少开始动手去解决，而不要拖延搪塞，让缺点和错误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让群众帮助党整风的宝贵的热情受到挫折。 + +　　少数右派分子尽管想用他们的破坏性的言论来扰乱我们的整风运动，但是我们的整风运动一定要继续进行到底，吸收党外群众帮助我们整风这件事也一定要继续进行到底。我们愈能够坚决地接受一切善意的、正确的批评，愈能够迅速地改正错误，改进工作，党和广大群众的团结也就愈能够巩固，而右派分子也就愈陷于孤立。反对和孤立少数右派分子，同时同一切向我们的党善意地提出批评的党外人士和广大群众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手携手地为改进党的工作、加强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这是保证我们的整风运动健康地发展的必要条件。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1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00.txt b/CCRD/1/3/2/0009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726832e5e63b7e57d38359226e88cb2ddb09f5e --- /dev/null +++ b/CCRD/1/3/2/000900.txt @@ -0,0 +1,27 @@ +# 在“放”中前进 + +　　<解放日报社论> + +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第二天，上海有一家报纸发表消息说：有人对人民日报的作法“不以为然”。消息中，有一个小标题，说是“发言的人难免有过火处，相信党中央是有雅量的”。同一条消息中，有人说：“人们一看，是人民日报气量不大”。这就是说，共产党并没有雅量。这种说法，别的报纸近几日也有反映，我们想说一说我们的看法。 + +　　气量大好，还是气量小好？这要看具体情况，这要看什么人对什么人，什么人对什么事。 + +　　举最近的一个例子来看：就在头几天，报上登过，同样是对美军枪杀刘自然的事件，蒋介石是以“沉痛的心情”，跪在美国主子面前，打自己的嘴巴，口中还念念有词，说是“中正德薄能鲜，领导无方”云云，“气量”大得很，刘自然的妻子却拒绝董显光的无耻引诱，“我不愿再到杀人者的领土”，“气量”小得很。 + +　　试问：“气量”一大、一小，到底哪个好?有谁能找出一星半点的理由来为我们证明一下：蒋介石的“气量”大，好得很；刘自然的妻子“气量”小，糟得很? + +　　当然，这是说的对敌人的“气量”。 + +　　那么，是不是对待人民内部的问题，比如对待人民内部的批评，定然是凡属“气量”大者，好得很，反之，就糟得很呢?我们也有些“不以为然”。 + +　　如果说，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批评，特别是听不得尖锐的批评，不懂得“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说他们“气量”小，当然是对的。“气量”如果是两叶肺，他们的肺里面“骄气”装多了，新鲜空气就进不去了，所以要整风，要排除“骄气”，呼吸新鲜空气。这几个月，党中央发起整风，全国上下到处开展批评，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样广泛深入的民主生活，大家都说是中国历史上所从来没有的。请问“雅量”论者：哪一个党派、哪一个阶级有过这样的“雅量”? + +　　但是，宇宙间除了新鲜空气以外，也还有别的气体，比如臭气、毒气等等。这是客观存在，否认它，是没有用的。在这里，我们不想讨论如何利用臭气、毒气为人类服务，只是想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说：一个人，不论是共产党员还是非共产党员，为了表示虚心，为了表示自己没有骄气，“气量”大得很，那就应当死活不管，把什么臭气、毒气都吸进来?难道只有这样，才叫“宰相肚里能撑船”，才叫“气量”大得很才算好得很?试问“雅量”论者，我们整风，原来不是为了去掉一些脏东西吗?照你们的说法，那不是变作为了吸收一些“新的”脏东西了吗?那不是变作不光是要吸收新鲜空气，而是连臭气、毒气都要吸收了吗?如果我们说要作点化学分析，要看一看、闻一闻，哪些是香的，哪些是臭的，哪些是新鲜的，哪些是有毒的，然后分别对待，吸取那些有营养的，而把那些有毒的变作药品，酌量服用，这难道就算是“气量”很小吗?难道只有把各种毒药都吃下去才算“气量”很大吗? + +　　我们还可以把问题说得具体些。葛佩琦的一套反共言论、储安平的一套“党天下”论，我们是不是也应当接受下来?也就是说，按照他们的意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才算“气量”大?指出他们的言论是反社会主义的、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这就算“气量”小?这就算没有“雅量”? + +　　我们还可以再问一句：在我们上海，也有人提出另一套“整风”方法，也就是不是拆墙而是拆台的一套“整风”方法，是不是也应当接受下来，按照他们的一套来改造党、改造基层组织，把共产党整垮?是不是只有照他们的话办了，才算“气量”大?否则就算“气量小”或者“没有雅量”? + +　　马克思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以隐瞒自己的观点为可耻的。我们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没有一党一派的私利。因此，我们不能听任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为抬头。正确地批评这种破坏性的言论和行为，正是为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正是为了使社会主义的事业前进，正是为了巩固我们伟大的祖国，这难道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 + +　　有人说：看这几天的报纸，“要转弯了”，“要收了”。我们说：这里有误解，也有挑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长期的方针，只有“放”，没有“收”。现在有的地方还是一家放，一家鸣，还没有做到“齐放”、“争鸣”。为了社会主义的事业，我们主张大家都来“放”，都来“鸣”，都来“争”，我们是永远也不“收”的，社会主义事业是要在“放”中前进的！我们也希望那些据说是主张“大放大鸣”的人，也有必要的“雅量”，听一听别人的意见，也让别人“放”、别人“鸣”，而不要听到不同的意见就大吵大闹，说什么“收”了。我们希望你们也继续“鸣”、继续“放”，不要“收”。真理是越辩越明的，真理是在斗争中前进的。让我们六亿人民在斗争中锻炼自己，在斗争中团结自己的力量，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05.txt b/CCRD/1/3/2/0009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73c089c51fa80b2caab9c9e4db6b5158f3d5ef4 --- /dev/null +++ b/CCRD/1/3/2/000905.txt @@ -0,0 +1,19 @@ +# 明确方向 继续前进 + +　　感谢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闻日报和读者们对我们的批评。我们根据这些诚恳的善意的批评，初步检查了我们的工作。 + +　　在最近一个短时期内，我们的工作的确有很大的缺点和错误。我们片面地、错误地理解了党的“鸣”“放”政策，以为只要无条件的鼓励鸣放，就是帮助党进行整风；多登正面的意见或者对错误的意见进行反批评，就会影响“鸣”“放”。结果，正如人民日报的文章所指出的，我报在最近一个短时期内“发表了大量发(6月18日2版更正为“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 + +　　“鸣”“放”好不好呢?只要是善意的批评，党不仅竭诚欢迎，而且是多方鼓励的。作为人民报纸的编辑部，应该很好地分析那些是正确的，那些是错误的，那些是反动的。对正确的应该加以鼓励，对错误的应该加以分析批判，而对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右派荒谬言论，应该及时加以驳斥，这样才能帮助读者辨明是非，正确地对待党的整风运动，勇敢地投入对反动思想的斗争。 + +　　但过去一个时期，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争鸣本身也是一场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只有坚守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使真理愈辩愈明。同时，我们一方面以为多谈正面的就会影响正确的鸣放。殊不知今天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热爱党和热爱社会主义的，正确地反映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党的领导，坚决维护社会主义事业，只会鼓励鸣放，只会对读者起积极的作用，帮助读者前进。另一方面，我们又没有认识到有一部分读者的确需要报纸的帮助，才能识别那些是善意的批评，那些是荒谬的反动言论，而恰恰在这方面我们完全没有这样做，这就必然会使有些读者在思想上放松警惕发生混乱。这就说明，我们的那些想法、做法，完全是主观的、错误的。而所以发生这些错误认识，是因为我们头脑中还残存着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在这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暴露出来了。 + +　　文汇报是一张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报纸，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广大知识分子进步，帮助知识分子日益靠近党，日益提高马列主义水平。我们主观意图是这样的，过去我们也一直这样努力的；但在最近一个短时期内，由于编辑思想的错误，客观上起了相反的效果，给人民事业带来了损失，这是我们极其痛心的。 + +　　正如许多读者所指出的，文汇报从来就是一张进步的报纸；在解放以前，文汇报出版的时间短，而被反动统治封闭的时间长，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我们一直得到党的支持和鼓励。解放以后，文汇报在党的领导下得到健康的成长。去年十月继续出版以后，更得到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支持。我 们全体职工，都有信心在党的领导下把这张报办好，对社会主义事业有所贡献。 + +　　我们深信，文汇报是经得起考验的。前一时期，我们曾光荣地受到党中央的表扬；今天，我们一定严肃地检查缺点，改正错误，吸取教训，提高认识，端正办报思想；并以积极的态度，改进报纸，进一步发挥文汇报生动活泼、丰富多采的传统特点，和广大读者一起，信心百倍地沿着社全主义的大道前进! + +　　最后，我们还要诚恳地要求同业们不断给我们帮助，要求热爱文汇报的读者们不断给我们以批评。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6月1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06.txt b/CCRD/1/3/2/0009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71a5f3bd811e8dfdfa221fc4106e3fee9c65f34 --- /dev/null +++ b/CCRD/1/3/2/000906.txt @@ -0,0 +1,25 @@ +# 去年广西因灾饿死人事件是怎样发生和怎样处理的？ + +　　<新华社> + +　　新华社１７日讯６月１４日，国务院第五十二次全体会议上，讨论了监察部钱瑛部长关于广西省１９５６年因灾荒饿死人事件的检查报告，并且通过了处分有关失职人员的决定。１５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三次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总理关于这个事件的报告。 + +　　广西省在１９５６年因发生严重灾荒，先后共约有一万四千七百多个农民外逃；全省可以确定因缺粮饿死的约五百五十多人。其中以平乐专区平乐、荔浦两县和桂西僮族自治州的横县为最多，其中查明确系饿死的有三百多人。 + +　　发生这一严重事件的客观原因，是广西省在１９５５年遭受了严重的水灾和旱灾，受灾耕地一千二百五十六万亩，成灾的六百二十八万亩，粮食减产十亿斤，致使１９５６年发生了严重的春荒；加以春雨连绵，早熟作物减收５０％左右。但是，只要依靠人民民主制度和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条件，认真抓紧救灾工作，及时地把国家所支援的大量粮款发到灾民手中，这样严重的饿死人的事件是完全可以避免的。１９５６年７月到１９５７年１月，广西省干旱无雨达七个月之久，因此１９５７年的春荒较１９５６年更为严重，但是由于省的领导机关采取了有效措施，目前春荒已经基本上安全渡过。由此可见，１９５６年因灾饿死人的严重事件，主要地还是因为当时中共广西省委员会和广西省人民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对人民疾苦漠不关心的严重官僚主义。 + +　　在１９５６年１、２月间，广西省就发生了逃荒和非正常死亡现象。广西省的领导方面对于这种现象，并没有作为一种严重警号，号召全省广大干部严加注意。３月间，灾情继续发展，湖南省两次电告广西灾民成批地流入湖南。这时，省的党政领导机关才发出救灾指示，并且指定二十二个重灾县成立生产救灾委员会全力救灾，中共广西省委和广西省人民委员会负责人分工下乡亲自领导生产救灾工作，并且先后组织了一千四百一十九个工作人员查灾救灾。 + +　　在１９５６年的救灾工作中，广西省的领导机关拨支了救灾款、口粮救济款、信用社贷款等先后达一千零四十万五千元，增加了统销粮食一亿斤，派遣了专门查灾救灾的人员，这些措施对于制止灾情的进一步扩大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由于没有深入了解下情，以为平乐、荔浦、横县等县向来粮食产量较高，灾情只是插花发生（即丰收区和灾区交叉在一起），因而忽视了这几个县的救灾工作，以致所指定的二十二个县中，恰恰漏掉了这几个受灾县。广西省对其他灾区的救灾工作做出了成绩，但是这几个县的灾情在４月间却趋于严重，非正常死亡现象大量增加。直到这时，中共广西省委对于这几个县的灾情才加以注意，派人到平乐、荔浦和横县检查灾情，大力协助救灾。可是，这些步骤对于当时的严重灾情，已经是迟了。在这些地区已经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 +　　此事件发生后，广西省党政监察部门曾在去年先后四次会同有关部门派人到灾区逐乡逐区调查灾情和死亡者的情况，并研究省、专区、县各有关方面对此事件应负的责任。去年１２月，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共同派出人员，会同中共广西省委监察委员会和广西省人民委员会监察厅进行检查。今年４月，上述各单位又会同内务部组织检查组，并且吸收中共广西省委员和广西省人民委员会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参加，又进行了全面检查。 + +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和监察部检查后认为：这个事件，在广西省级领导干部中，中共广西省委员会第一书记陈漫远，中共广西省委员会书记、广西省代理省长郝中士，广西省委员会书记、广西省副省长萧一舟应当负主要责任。陈漫远因为满足于工作成就，滋长了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民主作风不够，忽视政治思想领导，工作上严重地脱离群众，对于严重的自然灾害竟至不加重视，没有及时地加强救灾工作的领导。郝中士由于缺乏对群众疾苦的关心，忽视灾情的严重性，没有积极地采取有效措施，督促省人民委员会有关部门和专署、县人民委员会抓紧生产救灾工作。萧一舟负责领导财政经济和粮食工作，由于工作不深入，不了解下情，不认识灾情的严重性，因而没有领导有关部门及时作好救灾的粮食供应工作，致使灾情严重化。 + +　　此外，广西省某些中共地委、县委和专署、县人民委员会负责人的忽视灾情，漠视民命，甚至玩忽职守，不按照省的指示办事的恶劣作风，对于灾情恶化也负有严重的责任。 + +　　为了严肃党纪，教育全党同志，中共中央对于中共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书记郝中士、萧一舟，中共平乐地委书记杨林，中共平乐地委副书记何庶民，中共平乐县委书记矫志周，中共荔浦县委书记王文陆、副书记艾治国，中共横县县委书记薛秋水等人员，已经分别给了严格处分。 + +　　国务院全体会议根据监察部的报告和会议的讨论，已决定对广西省副省长郝中士、萧一舟，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陈漫远，平乐专署副专员段书香（专员祝维平当时因病休养），荔浦县副县长李善本（县长莫子成当时离职学习）等人分别给了严格的处分。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1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08.txt b/CCRD/1/3/2/0009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92a548c9d917ddc3d39db10747ecdc8e211a228 --- /dev/null +++ b/CCRD/1/3/2/000908.txt @@ -0,0 +1,15 @@ +# 是展开大争的时候了 + +　　<《山西日报》社论> + +　　最近一个多月以来，我省各方面的党外人士，为了帮助我们党整风，在大鸣大放的气氛中，大都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向党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从大家所提出的批评意见来看，大部分是正确的、善意的、诚恳的。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也有一小部分的意见是不正确的，或者是不完全正确的。其中有一些应当被认为是离开社会主义的有害的言论。 + +　　对于这些错误的意见和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应该在大鸣大放的基础上，进行大争和反驳，以明辨是非，坚持真理。最近几天，工人、农民和许多民主人士，对于那些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也通过报纸进行了反击。有些人因为不了解这种反击的意义和必要性，在党内外都产生了一些错觉。在部分党外人士中，怀疑这种反击，是停止鸣放、开始收兵的一种信号，怀疑今后只准讲正面意见，不准讲反面意见了。因此，这些人便消极下来，该鸣的不鸣了，该争的也不争了。在部分党员中，对开展批评，也表现出了缺乏全面的看法，他们为反击右派而高兴，却忽视了继续发展党外的批评运动，放松了对自己缺点错误的改正。所有这些错觉，如不及时消除，就不利于在大鸣大放的基础上，进行大争，而不进行大争，就不可能划清是非界限。 + +　　为什么必须回击少数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呢?因为这些右派分子口头上说“帮助共产党整风”，实际上却是想利用整风运动煽起对共产党的仇视，以便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把中国人民拉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去。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公开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下轿”，要杀共产党，甚至不惜采取最卑鄙的手段，写匿名恐吓信。试问，真心帮助共产党整风的人会这样做吗?如果听任这些右派分子飞扬跋扈，听任这些反社会主义的谬论自由泛滥，党的整风运动不是就有被搅乱的危险吗？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就有被扩大的危险吗?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是有被破坏的危险吗?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纷纷起而驳斥，是完全必要的和正常的，绝不能把这种驳斥当作“收”。因为人民有言论自由，劳动人民更应该有言论自由，道理非常明显。这里应该着重指出，绝大多数的批评都是善意的，在驳斥右派分子恶意批评的同时，必须诚恳地虚心地听取一切善意的批评，使我们党不断得到更多更大的帮助。因此，我们必须学会严格区别善意的批评和恶意的批评的界限，并且要帮助一切善意的批评者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当然，所谓善意的批评，也不一定是完全正确，有的也可能包含有偏激情绪，但其目的都是为了帮助党克服缺点错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为了共同做好社会主义事业，而不是为了削弱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事业，所以必须采取欢迎的态度。即使批评的内容有片面性，或者批评中有些难听的话，但是也应该冷静地吸取其中的合理部分。绝不能允许某些觉悟不高、作风不好的党员，借口对右派分子的回击，就不理睬群众的批评，甚至对批评者打击和报复。党外人士能否继续消除顾虑，畅所欲言地向党提出批评和建议，就要看各级党组织能否正确对待善意的批评，能否虚心地听取一切善意的批评，并根据正确的批评迅速地改正错误，改进工作。各级党组织应该教育党员用正确的对待善意批评的实际行动，来进一步解除党外朋友们的顾虑，继续大鸣大放。 + +　　要继续鸣放，就必须争。这就是说要在目前鸣放的基础上，提倡争，组织争，只有争得好，才能鸣得更好，放得更好。否则，你鸣你的，他放他的，意见分歧，也不交锋，如此便分不清正确与错误，显不出香花与毒草，也就无法进一步再鸣再放。所以，争不是“收”，而是进一步的“放”。因为在人民内部，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先进与落后、领导与群众之间，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对问题的认识常常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也就是说他们之间存在着矛盾(即人民内部的矛盾)，而要解决这一矛盾，达到思想上的一致，便必须让他们把各自的意见鸣放出来，经过争论变分歧为一致，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那些反对争的人，实际上是反对进一步大鸣大放。在这些人看来，只有自己对别人的批评才叫鸣放，而别人对自己的反批评便称之为“收”。这实际上是只准自己讲话，不让别人答辩，这显然是不公正的。我们认为，批评是鸣放，反批评也是鸣放；揭发错误缺点是鸣放，宣传成绩进行解释也是鸣放；你不同意他的意见是鸣放，他不同意你的意见也是鸣放。总之，自己鸣放，也要让别人鸣放。真理越辩越明，是非越争越清。我们对于那些右派分子恶意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要坚决反击；我们对于来自人民群众的善意批评中的不正确部分，也要作适当的解释和适当的反批评。如此才能全面地体现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才能在大鸣大放之后展开大争，在大争之中进一步大鸣大放。 + +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在今后长时期的政策，因此鸣放也是长时期的事，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共产党整风时期可以鸣放，共产党整风之后还可以鸣放。只要人民内部矛盾存在，鸣放便永无收兵之日。这种经常鸣、经常放，便可以使人民内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经常化，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增强人民内部的团结，更快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 +　　（来源：原载“山西日报”1957年6月14日，转载于《坚决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山西省文联、太原市文联资料室编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10.txt b/CCRD/1/3/2/0009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cc63558a8540a0a9b1139756b914f8eaadd6504 --- /dev/null +++ b/CCRD/1/3/2/000910.txt @@ -0,0 +1,7 @@ +# 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 +　　<《人民日报》社论> + +　　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见于６月１０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在这一点上，其他有些报纸的一些编辑和记者也有这种情形，一些大学的一些新闻系教师也有这种情形，不只文汇、光明两报如此，不过这两报特别显得突出罢了。错误观点是可以经过研究、考虑和批判加以改变的，我们对他们期待着。从最近几天这两个报纸的情况看来，方针似乎已有所改变。党外报纸当然不应当办得和党报一模一样，应有它们自己的特色。但是，它们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和其它报纸一致的。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辩论，以求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的认识。新闻记者中，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也应当考虑、研究、批评这个错误观点。教条主义的新闻观点和八股文风，也是应当批判的。这一方面的东西是很讨厌的。党报，包括本报在内，在这一方面犯有错误。这一方面的错误，在辩论中也必须展开批判。这样一来，在新闻问题上就要作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转载于此。并且借这个由头，向我们的同业——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出我们的观点，以供考虑。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1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11.txt b/CCRD/1/3/2/0009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57c4bb2becbfbd51fda4cd5be775b64b21fbae4 --- /dev/null +++ b/CCRD/1/3/2/000911.txt @@ -0,0 +1,27 @@ +# 我的几点意见 + +　　<中山大学副校长　陈序经> + +　　许多人问我，“你为什么不鸣?”还有人说：“你参加学校行政工作，应该鸣一鸣，起带头作用”。我在一个小会上，已曾表示过，检讨自己的错误，我应带头，可是揭露同志间的缺点，由我带头，未必作得好。我这两年来，在全国政协小组上，在高教部座谈会上，以及其他好多地方，对文化教育事业，曾提过一些意见。我主张自觉自愿而鸣，有早鸣之自由，也有迟鸣以至不鸣之自由。既不必人鸣亦鸣，亦不必为鸣而鸣。我还要顺便的指出，鸣有一般普通之鸣，还有研究学术方面之鸣，前者较为容易，后者较为困难。因为对于一般普通的问题，发表意见，较为容易，但要在学术上，尤其是在专门问题上，自鸣或是争鸣，都需有相当的时间和准备。对于我们来说，学术上的争鸣，是更为重要，而且是有长期性的。 + +　　在这次学习的初期，我还觉得有点意见可谈。但是近数星期来，大致上我所能说的话，人家都讲过了。我所没有想到的好多话，人家也说过了。许多同志说：我对于龙潜同志不会没有意见。其次，任何人与人之间都会有意见，就是说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但不一定都值得提出。龙潜同志对我也不是不客气，我根本想不到他对于徐舜英同志或其他同志那么主观粗暴。我说不出徐舜英同志或其他同志所说那些话，因为我没有同样的体验，龙潜同志也不见得完全没有其优点，他未离开本校之前，曾对我说：“你有涵养”。我说，我还须学习涵养。我又对他说，高等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一般比较复杂，权利心比较淡薄，但也有其自尊心，甚至有怪脾气。与高等知识分子打交道，重要的一个条件，是要涵养。尊重对方的长处，不须要过分强调对方的弱点。龙潜同志还对我说假使高等知识分子政策早一年宣布了，他可能避免好多错误，假使今后还有机会在高等学校工作，他也不至于再犯这些错误。我觉得办教育的人，必须从同志间的友爱出发，如果一个同志既已承认他的错误，且有心改正，就应该给他改造与学习的机会。所以在他没走前，我也曾向党的负责同志提议应该给他在学校中受教育与吸取经验，不一定要调动他的工作。 + +　　应该指出，院校调整以后的数年中，在我先后参加学校行政工作的时间中，许多事情我与党员同志们是共同负责的。假如说他们做错了，那也就是说我也不能没有错。从近来同志们所提出的意见来看，有了很多缺点是应当由学校行政领导负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应该倾听大家的意见，努力改进工作。此外，在这数年中，有一半时间我自己没有参加行政工作，只作点研究工作，准备开课。对于学校许多事情，实在相当隔膜，因之提意见也比较困难。我以为过去受“三害”较多的同志，应该多说话，帮助党员一齐进步。 + +　　我现在想将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几个问题谈一谈。 + +　　第一点我要说的是，许多在高等学校工作的党员同志们，对一切大小事情，不加区别，都当为政治任务来看待。我觉得假使我们把高等学校的生活，完全当为政治生活来看待，那就是把政治庸俗化了。这么一来，找找朋友谈心，便不免有政治意义，同朋友吃饭，也有政治意义，以至古董的欣赏，金石甲骨文的小组讨论，也有政治意义了。这么一来，不只要把所有的高等学校，都变为政治专门学校，而且可能把个人以至男女恋爱婚姻与家庭生活，都认为是只有政治作用。应该指出，学术是为社会主义建设而服务的，学校是需要政治的领导，但学术并不等于政治。学术分门别类，各有专业，欲求学术进步，必先使研究学术者有充分时间去钻研业务和独立思考。一个科学工作者，可能有时候被人看成为想入非非者，他与政治以至现实生活，可能完全没有关系，甚至可能一生想不出也作不出什么具体的东西，但假使没有优容雅量和科学预见，学术就很难有显著的进步，很难有崭新的发展。 + +　　第二，许多党员同志，只有主观主义的政治观点，而缺乏法制观点，在新法制还没制订完备，而旧法制已不适用的情况之下，许多党员同志作事，往往不讲法律，不讲制度。比方，在学校里可以把一些认为有问题(?)的教师集中起来，主要目的虽说是思想改造，事实上便妨碍了人身自由。又如，院校调整，是把广州各高等院校调整，但是在我们同志之中，也有人还存有“你校归并我校”的思想。这是本位主义，这是宗派主义。在这里，我要替许校长和冯副校长说几句话。两位校长是在院校调整之前已任命为中大校长的。到了院校调整时，原有的中山大学和其他高校一样的，是由筹备委员会去领导的。但到了1954年5月29日，中南高教局发出筹备委员会结束的指示，在同一公文中，有许冯二校长原经任命为校长“迄今未经变动”等语，这么一来，就不见得是院校调整，而却是“你校归并我校”的作法了。既然如此，又何必成立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的任务，明明是筹备新的大学，新的大学成立了，尽管它仍用旧名，但校长的重新任命，是绝不可少的手续。所以就法理来说，中南这个指示及其措词，都是错误的。其实，中南也没有权去任命大学校长。他们应该是由中央人民政府重新任命。这不过说明党的某些同志，不重视法制的一个例子而已。我今年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在大会发言中，除了董必武院长与黄绍雄委员作了关于法制的报告外，没有其他人谈到法制问题，小组也少谈这个问题。说明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重视法制问题。有人批评一些干部违法乱纪，其实有许多事件，还应该说是无法无纪。 + +　　第三，许多党员同志对于办理高等教育缺乏经验，而把他们所熟识的一套搞政治运动的经验，硬套到高等学校上去。他们不只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等教育不见得懂，对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高等教育也不见得懂，就是对于中国封建时代的书院制度，而尤其是对于中国近数十年来的高等教育的经验，也很缺乏。大家记得，有一个时期，凡是阅读英、德、法、日文书籍的，往往被当为有资产阶级的思想来看待。马克思是用德文发表其主要著作，恩格斯也常用英文写文章。有些人强调学习苏联，但没有了解苏联的高等教育，也曾利用过沙皇时代资本主义的教育遗产来做底子。莫斯科大学还纪念着罗蒙诺索夫，人民民主德国的柏林大学还名为威廉洪德堡大学。前一位是18世纪的资产阶级学者，后一位是19世纪的唯心论的个人主义者。中国旧书院制度，也有其一定的优点，用不着说。许多党员同志，把中国数十年来的高等教育，当为完全从英、美、德、法、日搬过来，也是一种不完全符合事实的看法，三十五、六年前，我在大学的时候，比方生物系的教授，也开始采集中国各地的标本。在社会科学方面，社会调查工作也在萌芽。所以30多年来，我们在教学上、在研究上、以至在教育制度上，已多少能结合到中国实际情况，并不见得全部盲从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解放前，也不见得绝对排斥苏联的好办法。现在要积极去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是无可疑的。但对于可以肯定的过去成绩，似乎不须要全部否定。 + +　　关于高等学校的党的领导问题，我觉得中国今日的社会主义的建设，既然是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这种领导不只从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而且是从城市到乡村，以至工厂机关等等。假使高等学校里不要党的领导，是很难想像的。作为一个非党员的学校行政工作者，我就觉得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党的政策是不容易贯彻的。所以，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党的领导，而在于如何领导。 + +　　数年以来，广东省委对于高等教育十分重视，比方帮助本校解决外汇问题，组织高等学校教授参观团，建筑科学馆，以至对于高等知识分子生活上的种种照顾，据我所知比之其他各省较好得多。但也应该指出，省委对于高等知识分子所做的工作，是偏于物质与生活小节方面，对于他们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方面，较少关心与鼓励。 + +　　近来高等知识分子，对于高教部这数年的工作，揭露出很多缺点。大致上，我也有同感。但也得指出，各高等学校没有把高教部的指示，结合到自己学校的实际情况，灵活去执行，也是一种缺点。比方，1952年教育部(那时高教部还没有成立)拨给约80万元与我校建筑房舍，款项到时已是10月、11月。我曾提议收买怡乐村房屋，因为当时有好多房子愿意低价出卖。有些党员同志说，部方要我们盖房子，不是买房子，购买房子是“先斩后奏”的作法。结果到了12月底只好把全部款项上缴。其实为了增加房舍，建筑与购买是没有多大分别的。况且怡乐村就与本校毗邻，购买房屋便可以马上解决部分的房荒。当时有人对我说，这或者是党员同志们的“党性”强的表现。其实，这恐怕是教条主义。此外，又如在院校调整时，本校没有力争保留经济与法律系，让两系连根拔掉，以及后来的六时一贯制等，都说明了我们自己没有远见，没有好好的考虑到本校具体情况，和本省的长期需要。 + +　　我现在所想到要说的话，就是这些。 + +　　 来源：《南方日报》1957年6月1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13.txt b/CCRD/1/3/2/00091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8143d930e15afaf0c167b4bf1faf44a1faa5d1a --- /dev/null +++ b/CCRD/1/3/2/000913.txt @@ -0,0 +1,119 @@ +# 在山东大学生物、海洋，水产三系助教座谈会上 + +　　<《新山大》> + +## 人事科了解情况只靠党团员，就难免有些片面，结果赏罚不明 + +　　高洁：我在山大快十年了，十年来我把学校看成自己的家一样，我希望学校办好，但几年来始终不能令人满意。我感到学校领导与群众联系很不够，不愿下乡，对下面的情况有些偏信。所以希望领导同志今后尽量与群众接触，这样比一层层的听汇报更好些。目前教与学存在很大问题，但领导不了解，希望领导同志多参加些下面的活动，如系务会议、教研组会议等。 + +　　人事科了解情况只依靠一两个党团员，就难免有些片面，结果赏罚不明。对一些老老实实埋头苦干的人就没有好印象，而对那些歌功颂德、能说会道的人就印象很好，认为“积极”。学校里的人员很多，但忙闲不均，有的人埋头苦干，有的人却是没事干，应调整一下。 + +　　出版科写的讲义，错字很多，使学生很难看懂，教师也很作难，特别是晒的蓝图，教师化了很大工夫，细心的画出样子，结果出版科晒出的蓝图什么也看不出，使学生没法学习。 + +　　党员是“特殊材料造成的”，是说他的品质好，但不应特殊化。如我们系里有一个党员每月薪金并不少，但也申请补助金，并且不向系里申请，一下子就跑到人事科去，人事科一批就是50元，使人感到党员特殊化。 + +## 有些党团员的工作没有做好，行政工作效率不高 + +　　孟庆显：肃反的确定斗争对象时，是积极分子会上确定的，但当时并没有真凭实据，在斗争会上要求大家消除右倾，要大家宁左勿右。这是一种强制发动群众的办法。 + +　　再就是对积极分子的看法问题，我认为：如一个同志把他的工作能做的很好，就是积极分子。但有些党团员工作并没有做好，一团糟，只是会汇报别人的情况，而领导就认为积极。 + +　　行政工作人员很多，但工作效果不好，财务科扣水电费经常扣错，房产科对房子问题处理的经常出问题。他们的工作态度是推、拖，现在学校主要不是房子少，而是工作态度上有问题，分配不合理。 + +## 选派留苏学生都是党团员一般群众就不够条件 + +　　凌韵琴：学校对党团员和一般群众分的很清，不能一样相待。如选派留苏学生，都是党团员，一般群众就没有。物理系有一个团员，功课并不好，因他的亲戚都是党员，也派他留苏，很不合理。 + +## 我为什么退了团 + +　　王景明：我不久以前是个团员，但我自愿退团了。肃反时我是积极分子，因为那时我是团员，担任了小组长。但当时市委派来领导肃反的干部，作风态度很不好。当时对一些人怀疑，认为：“某某人平时很积极，是为了想把持系里的工作。”当时我在积极分子会上就提出意见，反对这种作法。结果我从积极分子降成为半积极分子。 + +　　斗争束星北先生时，有人叫我揭发，我当时回答：“束先生讲课很好。”因此就批评我“同情反革命分子”，“立场不稳。”我当时无奈接受了，但已经表现了我在真理面前屈服了。肃反后，我思想上就造成一种压力。我考虑到自己所以处于这种地位，主要因为我过去在接受上级指示时，总要经过自己的考虑，真正接受了才执行，否则就提意见。盲目接受上级指示我认为是不真实的。肃反时本来是很知己的朋友，但只要上级一提，就把知己朋友当作敌人。对于这种盲目服从，我觉得是一种压力。为了凭良心做事，我请求退团了。我认为：看一个人不一定是党团员才算进步。正像我是团员时不一定进步，现在退了团也不一定落后。 + +　　肃反总结空洞地提出：“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不可避免的。”但具体事实很少。说群众通过运动提高了觉悟，我反对这个说法。“平反”时更不像话，巩念圣(党委)去“平反”，态度好象是在训人。 + +　　工资改革的工作人员很成问题，他们根据什么标准来评的级。工资改革草案公布后，大家提了意见，又说服大家不要改，说已经定下来了。既然定下了为什么还要征求意见呢?后来我找杨副校长谈我对工资改革的意见，谈了以后，我也不满意。 + +## 业务教育与思想教育不能配合。只注意到教，而没注意到学 + +　　王龙：教学和行政配合的很不好，表现在毕业生的质量上很差。教务处了解情况的方式是经常召开学生座谈会，对某某课程提意见，而不向主讲授课先生了解，这样就很难对实际情况了解。所以经常提教学质量不高，当然教学质量不高，教师应负责任，但对学生的教育很忽视，过去就只注意到教，而没注意到学。 + +　　再就是业务教育与思想教育不能配合，政治辅导员负责思想，但政治辅导员与教师的联系很不够，这样就不能很好的配合。除非学生出了很大问题时，才叫来教训一番，这样的效果不好。 + +　　学校制度很多，但缺乏检查，因而执行起来就形成自流。学校行政人员很多，但质量不高，有事互相推，谁也不负责任，应检查一下，多的人员就应调一批出去，不应有本位主义。 + +## 对待党团和群众的错误不能公平处理，使人难以心服。 + +　　鞠永爱：我是山大毕业生。在学生时候，党团与群众的界限划的很清，好像仇人一样。有的本来是好朋友，好像亲姊妹一样，但入了团后就成了仇人，经常汇报别人的坏话，借以表达自己积极。有人要入团就得对团员说好话，如有一个团员要入团就请一个团员吃饭、看电影，后来入团就很神气，当了小组长就汇报别人的坏话，使大家对团就抱着反感。后来我们也想靠近团，但有的团员就打击，抓住一点毛病就打击，不是帮助。 + +　　有一个团员功课经常不及格，考俄文考错了就偷改试卷，这种作风不但不进行教育，反而要保密，不准说。但另一个同学(非团员)因说了一句话，就在大会上公开批评，使大家很不服气，对待团员与非团员的错误不公平，这样很难使人心服。 + +　　对分配工作也不合理，我们班上有几个同学学习很好，但分配的工作不够理想；有的团员功课并不好，却分配到科学院工作。 + +　　有的团员是形式上入了团，但思想上没有入团，我很早就写了申请书，后来找支部书记谈，他反说找不到我的申请书，就这样一直到超龄了都没有找到申请书。去年我提出了要求入党，很少有党员找我谈，党员整天板着面孔，使人害怕。 + +　　学校对学生过于偏爱，什么问题学生一要求就答应，如补考等。这样给学生的工作造成很多困难。制定了制度，就应该认真执行，不应朝三暮四的改变。 + +　　教师的文如活动开展不起来，与学生发生矛盾。后来闹到政治辅导员那里，政治辅导员就把先生训一顿，使大家很反感。 + +　　学生对教师很不尊敬，教师见了学生都是先鞠躬，他才点点头，应加强教育。 + +## 本来是好朋友，但入了党、团就有了距离 + +　　陈琦：学校的工作人员以教学研究为中心的思想是不够明确的。应加强教育。行政人员要参与教学人员接触，保证教学工作的进行。 + +　　学校中缺乏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学生只要到教务处提意见，就找学生谈教师的话，这样对教师很不好，不能单单听取学生一方面的意见，应全面的考虑。 + +　　党团员与群众之间距离很大，不仅工作上不谈：就是生活上也很少交谈，有的同志本来很好，但入了党、团就有了距离，与党、团员谈话很担心，怕说不好影响很坏。 + +　　团内也应该检查宗派主义倾向。 + +## 在小组内为什么感到冷冰冰的原因? + +　　杨华：我在山大已有七年了。有几件事情使我对党、团不满。我在三年级时去海南岛实习，实习时与各校混合编队，一位同学编入南大组。我校(此处一字辨认不出)长(此处一字辨认不出)(党员)向南大组长介绍：她是官僚地主，脾气很坏，要小心。后来那位组长向她说了，并指出山大先介绍缺点是不对的。这使我想到：我自己在海南岛时，在小组内为什么感到冷冰冰的原因。 + +　　三反时，有的党团员对生活小事，扣上个资产阶级思想帽子。 + +　　分配工作的具体名单，党团员都知道，而向我们“保密”，当时我感到：我们非党团员的命运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毕业后又分配在山大，我想，我这一辈子完了，入不了团啦。 + +## 肃反中对宗教政策掌握的有偏差 + +　　隋菊芬：我是信仰基督教的，但国家的宗教政策在山大以外是一个样，在山大内执行的又是一个样。我曾去北京参加过宗教界代表会。宗教信仰是宪法规定可以自由的。我认为党团应主动团结信仰宗教的青年。 + +　　肃反中，首先就考虑有宗教信仰的人，使我感到：一有运动自己就是被斗对象。我认为：有宗教信仰的人，不一定是反革命分子，肃反中对宗教政策掌握的有领头。我是青岛市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委员，常听到一些首长的报告，但感到与山大执行的政策有出入。 + +## 学校订计划应仔细考虑每个人的特点。如有的计划开始时订的很仔细，但执行起来就变了，使人感到很神秘。 + +　　党员自认为自己是特殊材料造成的，团员也有这个敏感。如有的团员给他提意见，他说：我快入党啦，党员对我都是这样的看法，而你却是这样的看我，我认为做为一个团员，不应拿党做挡箭牌，这样与群众造成隔阂，对党也有不正确的看法。 + +## 山大的政治空气淡薄，党与群众井水不犯河水 + +　　姜殿卿：我是复旦大学毕业，后到北大，又来山大进修。但感到山大政治空气不够强。党团员与群众也不接触，就使我感到山大党对群众不够温暖。 + +　　党对群众的政治上关心不够。我与一个党员坐对面，一年多了我们俩人从没有从思想上见过面，见面就是你好，我好。很明显，他是党员，我是群众，井水不犯河水。我是申请入党的，也听党课。但与我对面坐的这位党员，就从没有帮助过我。 + +　　系里人事调配不公平，在使用人力上不合理，就使工作受到影响。同时对人的看法上，也不平等，教授说一句话，算一句话；助教说一句话就不算什么，为什么都是为了同一个工作，而不能平等对待。 + +## 人与人之间关系很紧张，敬老尊长的风气很差 + +　　高洁：肃反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紧张。如有一个先生说：如果星期有人来拜访他，就感到很突然，尤其是党团员不拜访更感到紧张。 + +　　目前师生的关系很淡薄，敬老尊长的风气很差。有时学生见了先生冒然而过。我认为：这与党委的作风分不开。因为学生有事找党委就支持，助长了他们的自大情绪。今后应加强教育。 + +　　…… + +## 对个别党员有意见就是对党有意见，对党员只能采取敬而远之 + +　　鞠永爱：粟(此处一字辨认不出)玫(党员)担任我们的实习，态度不好，我们对她不满，到肃反时就遭到批判。说对个别党员有意见，就是对党有意见。这样很难使人靠近党。对党员我们只能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 +　　群众本来就有自卑感，假如不抓紧对他教育，很容易使他消极。党员不能主动团结教育人，相反说别人不主动找他。 + +　　来进修的教师，人地生疏，系里没人照顾，对他们十分冷漠，使进修教师很苦恼，这意见提了很久，没有改变。 + +　　…… + +## 德、才的标准应全面考虑 + +　　陈琦：分配学生，培养干部，过去提的口号很响亮。考虑德、才，似乎很全面。但过去往往只考虑德，而考虑德的面也只限制在是否是党团员，而不从这人的政治品质上来考虑。建议学校今年分配毕业生应从全面考虑。 + +　　 来源：1957年6月14日《新山大》。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14.txt b/CCRD/1/3/2/00091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217714d8cc8625c8f1e7512ef942046e188341b --- /dev/null +++ b/CCRD/1/3/2/000914.txt @@ -0,0 +1,15 @@ +# 中共河北省委文教部邀请农学院党外朋友举行座谈 + +　　【本报消息】中共河北省委文教部部长李继之、副部长远千里，于十四日下午到河北农学院与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等十二人进行座谈，倾听了他们对党在文教工作方面的批评和意见。 + +　　民盟成员孙云藻副教授说，毛主席曾提出“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号召，党中央也曾发出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的指示。这说明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全国人民的健康是非常关心的。但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对体育工作却不够重视。中共保定市委极不重视体育工作，在市委领导下的各机关、企业、工厂的工间操，开展得不好。省委、省人民委员会有的首长，在体育工作上有锦标主义思想。表现在只重视几十个人的提高，忽视了全省四千万劳动人民的体育工作。前年，省体委仿效外省的做法，要成立男女篮球代表队，向省人民委员会提出四万元的预算，首长非常慷慨，批了十万元。意思是，只要训练出像个样的篮球队，为河北省争争面子就可以。他还指出，保定市体育场在每次进行各项比赛时，发出首长票很多，但到场的大多数是一般干部和服务员，有些观众花钱买不到票，意见很大。我建议省委文教部发出通知，取消这一特权。最后他谈到目前大中小学，对体育教育不重视的问题。 + +　　无党派民主人士陶学郁副教授说，近来，有不少人在批评党组织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时，常有“重政治，轻业务”的说法。我认为这种把政治和业务分家的提法是不对的。我体会政治和业务应该是一致的，因为阶级觉悟提高首先就表现在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热爱。所以重政治的人就必需积极地钻研业务。我建议应该在教育部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他在谈到党对学校的领导时说，在肃反运动中，学校里清查出不少反革命分子，最近，报上发表某些人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如葛佩琦也出在教育界。这些事实说明，以往党对于教育部门的用人不够重视。我建议党应该把最优秀的干部调到学校里来。民盟成员成涛助教说，农学院党委把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停留在口头上，究竟怎样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具体措施。马列主义教研组，除了教学任务外，还要协助党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但是党委对教研组领导很不够，负责领导教研组的党委宣传委员，水平低，涉及到教学中的问题，不能帮助解决。 + +　　石大伟副教授说，现在大中小学教学质量为什么不高?我认为这与教师质量有关系。解放后教师缺少，所以就逐级提升，小学提到中学，中学提到大学，但很少向下调整，这就造成有些教师不称职。其次是学校里重政治轻业务，这就使得有些人，在工作上缺乏实际本领。这是值得重视的，不能单纯的搞政治。 + +　　民革河北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旭初教授说，我看了看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感觉有问题。初中二年级学生学诗经，我不知是根据什么原则编辑的，编辑的时候是否考虑到教书的人。石大伟副教授说，中学学生学外语首先学俄语，这是否合适?值得考虑。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我们要学习，比如物理、化学等都是英文字母，我觉得学外语不一定要一边倒，先学英语未尝不可。当然，俄语我们也要学习。 + +　　在会上孙珍田教授、李鉴古教授、于溪山副教授、郭西则教授、刘富林讲师、杨九声助教也发了言。 + +　　 来源：《河北日报》1957年6月1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15.txt b/CCRD/1/3/2/00091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a75f8f523fbc3b33ac2c5ff3aba6695bb44f4f9 --- /dev/null +++ b/CCRD/1/3/2/000915.txt @@ -0,0 +1,27 @@ +# 斥“轮流执政”论 + +　　<《大公报》社论> + +　　在目前的整风运动当中，有些人趁机而起，提出了不少煽惑人心的口号。所谓“轮流执政”正是这类口号之一。 + +　　提出这个口号的人要求削弱共产党的领导，要求由各民主党派“轮流执政”，并且公然提出挑战说，“这是一个触及共产党利益的意见，问题是共产党肯不肯放弃政权”。 + +　　这种论调与所谓“党天下”论、共产党“下台”论等等如出一辙，这些话虽然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说出来的，但是有共同的纲领、共同的目的。因此这显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而是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向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攻。 + +　　听到“轮流执政”这个口号，我们不禁大吃一惊。我们始终以为今日的天下是人民的天下，今天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就没有别的利益；谁知现在有人出来大叫不然。他们说今日的天下是共产党的天下，今天的政权是共产党的政权，共产党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不肯放弃政权。这样，他们实际上是在号召各民主党派起来逐鹿中原，争夺政权，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野心实在不小! + +　　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并巩固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这是新中国存在的根本。因此人民群众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全国人民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正如同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一样。这个道理早已家喻户晓。可是那些右派野心分子至今心犹未甘，他们随时在窥伺时机，企图推翻和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葬送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这就证明，现在我们国内大规模阶级斗争虽然已经结束，但是阶级还没有消灭，阶级斗争也仍然存在。右派野心分子的进攻就是阶级斗争的反映。 + +　　今天，无论是在中国，或是在全世界都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的道路。一个国家究竟走那条道路是由阶级斗争来决定的。无论用什么花言巧语都不能掩盖这个问题的实质。右派野心分子所提出的一切口号都是用民主的外衣掩盖起来的。但是他们所谓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资产阶级民主正是资本主义所能采取的最好的政治外壳。资产阶级一旦掌握这个外壳，就能十分牢固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一切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尽管复杂，本质却都一样，那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 +　　请看，“轮流执政”论者的具体主张究竟是什么?正是不要共产党领导(他们把这叫做“一党执政”)，而要由共产党和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选择”。这难道不就是现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方式吗?这难道不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吗?而实质上如何呢?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选举只不过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应当在议会中镇压和压迫人民。美国每次举行“自由”的选举，选出来的不是民主党就是共和党；英国每次举行“自由”选举，选出的不是工党就是保守党；法国的政党更多一些，但每次“自由”选举的结果也总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执政。谁也不能说出美、英、法这些资产阶级政党究竟有什么区别，它们所掌握的政权也只能是资产阶级专政。“轮流执政”论者所要在中国建立的制度其实就是这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实际上所要求的并不是“轮流执政”，而是资产阶级专政。 + +　　这不是帮助共产党整风，而是向共产党进攻。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之间有一条明确的界限，但是这条界限并非不可逾越；如果越出这条界限，问题的性质就要改变。这是全国人民需要警惕的，也是右派野心家们需要认真考虑的。我们知道把中国拖向资本主义道路将会有什么结果。那个时候就谈不到社会主义了，也谈不到民主和自由了，帝国主义的奴役统治将要卷土重来，千百万人头将要落地。问题的严重性就是如此。 + +　　因此，高唱“轮流执政”口号的人，看起来好象是在替各民主党派说话，实际上却是想把民主党派引入歧途。这些年来，各民主党派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参与了国家大事，参加了各级政权，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它们并不是“在野”党，怎么会发生执政的问题呢?要求“轮流执政”不是恶意诬蔑共产党、挑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又是什么呢?问题在于，右派野心分子在民主党派内部也是存在的，因此全国人民都在注意民主党派的动向。 + +　　整风运动开始以来，的确有许多同志其中包括各民主党派的同志向一些共产党员提出了善意的批评，也提出了有职有权的问题。但是这种批评的目的是要帮助共产党消除某些党员身上所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使党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工作做得更好；并且可以确信，通过整风，这些问题是完全能够解决的。如今竟有人以反对宗派主义为借口，贩运资本主义的私货，煽动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情绪，以求实现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这是全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容许的! + +　　右派野心家们必须清醒地估计到，今日的天下是人民的天下，全国人民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决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蚍蜉撼大树是撼不动的。 + +　　 来源：《大公报》1957年6月1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16.txt b/CCRD/1/3/2/00091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175b221bbbcf0737662be6073cc76652c4d678f --- /dev/null +++ b/CCRD/1/3/2/000916.txt @@ -0,0 +1,31 @@ +# 认清反批评的必要，继续大“放”大“鸣” + +　　<安徽日报社论> + +　　最近一个时期，从报刊到各种座谈会，到处出现大“鸣”大“放”的局面，而且也开始有人出来大“争”，争鸣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这是很好的现象。 + +　　大“鸣”大“放”之后的大“争”，批评之后有反批评，这本来是大“放”大“鸣”的必然发展，是大“放”大“鸣”的更高阶段，但是有人却对此种良好现象发生怀疑，他们说：“共产党在收了”，“我不是早已说过共产党是‘一放、二收、三整’嘛，现在我的看法已经证实了”，“共产党是放长线钓大鱼”哟。这些说法是不是有根据呢?我们认为是没有根据的。是完全错误的。 + +　　这种怀疑论调可能是从两方面的情况产生的。第一：看到工人和农民也“放”“鸣”起来了，为什么工人、农民也“放”“鸣”起来呢?这不是“收”又是什么呢?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既然是大“放”大“鸣”，为什么工人、农民就不可以“鸣”呢?既然“鸣”和“放”所涉及的都是国家大事，而且很多是直接涉及工人、农民本身的事情，工人农民关心这些事情，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是很自然的事，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第二，看到在批评之后，出现了反批评，因而肯定是“收”了，是“整”了。假如由于出现了反批评就认为是“收”了、“整”了，这同样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百家争鸣”这个方针，它本身就包含着批评和反批评，以至反反批评。只有这样，才可能从自由争辩中集思广益，明辨是非，得出正确的结论。 + +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的根本方针，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因而只有“放”，不会“收”，这是首先应加肯定的。要了解：批评固然是大“放”大“鸣”，反批评以至反反批评更是大“放”大“鸣”。也只有这样才是“齐放”，才是“争鸣”，否则那就是独“放”独“鸣”了，那就违背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所以我们必须用“放”的眼光来看待“争”和反批评，而不能用“收”的眼光来看“争”和反批评。 + +　　为什么要进行反批评呢？ + +　　首先是为了要正确地纠正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征求党外同志的批评，不是为了别的目的，而是为了改正我们的缺点和错误，但批评不一定全是正确的，为要认真接受人们的正确批评，改正自己确实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就必须对批评加以分析研究，明辨是非。假如是非界限不清，被批评者不仅无法了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之所在，而且可能会因为盲目接受人们的批评，盲目进行纠正而使缺点和错误更加严重和复杂。如果草率从事，不明辨是非，结果也必然失去欢迎人们批评的本意。 + +　　其次是为了教育人民。现在广大人民均面对着这些大量的批评，而这些批评又是各色各样的，其中包含正确的成分，也包含错误的成份，甚至还有反动的成分。那些反动的批评已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反对，那些错误的批评也引起了不少人的不满，假如不加澄清，势必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甚至会使一些觉悟不高的人迷失方向，这对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也是不利的，所以也必须通过反批评，明辨是非。 + +　　第三是为了对各种各样的批评划清界限。这不仅对被批评者需要，对广大群众需要，而且对批评者来说也是需要的。因为弄清批评是否正确，是否积极或消极，对于批评者也是一大教育。 + +　　如何制定批评的好坏呢?我们认为一切正确的批评，他的出发点应该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是为了加强党和人民的团结，是为了巩固党的领导。这种批评尽管它的方式并不那末讲究，有时甚至偏激一些，片面一些，我们都必须采取欢迎态度。因为既然征求党外同志帮助我们整风，那末，只要是善意的批评，我们就不能也不应该在方式上作过分苛求，因为那样就会堵塞言路，增加提意见人的顾虑。中国有句古话：“良药苦口利于病”，任何治病的药是不可能不苦的。当然，善意的批评不见得都是正确的，批评的观点可能有错误，事实可能有出入，但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任何借口批评者态度不好，方式不好，或与事实有若干出入，即不加分析地予以拒绝，那是不对的。 + +　　从这一时期报刊上或会议上的大“鸣”大“放”的情况看来，可以肯定，大部分的批评都是好的，对我们党整风是有帮助的。 + +　　但是在正确的批评以外，我们也听到另外一种“批评”，他们打着向党提意见的旗帜，从明里和暗里放射毒箭，肆无忌惮的向社会主义进攻，向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进攻，向共产党的领导进攻，在群众中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煽动，这就超出帮助党整风的轨道了。对于这些背离社会主义的“批评”，就必须进行坚决的反击，通过反批评来揭露某些野心家的反共反人民的面目，同时帮助绝大多数的人和他们划清界限。 + +　　反批评必须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善意的批评中既有合理的成份，也可能有错误观点，我们绝不能因其观点有错误而拒绝其整个批评，而应该接受和感谢其批评的合理部分，并说明其错误观点之所在，当观点不能取得一致的时候，还可以继续争辩，也可以保留下来。对于有原则错误的意见，也要区别是出于认识上的毛病，还是别有用心。对那些由于认识上的毛病而产生的错误言论，必须说服教育，帮助其认识错误之所在，而对于那种别有用心的右派野心家的荒谬论调，就必须从本质上加以揭发。 + +　　我们还要特别指出，认为共产党“一放、二收、三整”“放长线钓大鱼”的人中间，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一种人是对党的政策不够理解，或者受了他人影响，随便说说而已。另外一种人则是有计划的散播这种论调，他们的目的，一方面企图增加向党提意见人的顾虑，另一方面企图打击进行反批评的情绪，应该引起我们注意。 + +　　党的大“放”大“鸣”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管那些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怎样兴风作浪，我们一定要继续的“放”，继续的“鸣”，继续向党提出批评，帮助党整风，绝不因任何流言蜚语而影响我们的大“放”大“鸣”。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20.txt b/CCRD/1/3/2/00092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52b28f15b65d70a7dcc4411a647e67152616713 --- /dev/null +++ b/CCRD/1/3/2/000920.txt @@ -0,0 +1,71 @@ +# 关于“百家争鸣”的一些材料 + +## （1957年2月28日整理） + +## 一、 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简况 + +　　党的“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上海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界人士，曾在去年7月底广泛深入地进行了讨论，使学术界的空气蓦然活泼起来，几年来一直沉默的人们，也都开始“鸣”起来了，他们切身体会到，“现在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真是一帖良药！” + +　　从宣传贯彻这一方针的最初两、三个月的情况看，上海不如北京，党内不如党外。当北京已经从实质问题上展开争论的时候，上海还是停留在对方针的认识问题上，停留在“‘百家争鸣’四字，每字均有意义”，“要勇于争鸣”、“争什么，鸣什么”、“是否成了‘家’才能鸣”、“是否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等问题上打圈子。一般党外人士都情绪很高，座谈讨论很热烈，提出了许多意见，如争鸣问题不扣帽子，开辟争鸣园地，给予争鸣时间等，要求为“争鸣”创造条件。但党内一般思想准备不足，显得比较沉寂，有的还在等待上面布置，不知怎样贯彻才好。 + +　　在贯彻这一方针的8、9个月过程中，学术界的民主空气大为增长，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大为发挥。自由讨论、独立思考、交流经验，使许多人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冲出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批判了崇拜权威的思想。过去认为“高教部的教学大纲是法律，丝毫不能更动”，“苏联专家的讲义不可能有任何错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的条文不能抵触”，现在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并能在教学上和学术报告会上讲述各种不同的学术见解，因而学术界渐渐出现了繁荣的新气象。拿上海一地的学术活动来看。31个自然科学学会的活动日趋活跃，社会科学各学会也在整顿旗鼓，1957年1月还出版了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学术月刊”。从各界的情况看，高教科学界领导上比较重视。复旦大学全校教师在1956年共写了277篇（题）文章，其中属于科学专论性质的计有129篇（题）；该校在1956年举行了461次科学讨论会和小型的学术座谈会，上海财经学院去年曾召开了一次科学讨论会，全国各地兄弟学校都有代表参加，并创办了“财经研究”学报。文艺界中，巴金等老作家过去几个月中写了好些什文。对某些社会问题发表了意见。全国解放以来，一向沉默的丰子恺，近来也常在报刊上写文章，发表些漫画。医务界中，市立第6医院每月举行两次学术讲座，有百余名内科医师参加听讲。 + +　　在“百家争鸣”方针的推动下，上海和全国学术界在科学研究方面，争论了以下一些主要问题： + +　　在哲学方面，争论比较热烈。今年1月北京哲学界讨论了许多有关哲学史的问题，如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对历史上唯心主义哲学的估价问题，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观和伦理学说中有无唯物主义因素问题，关于中国哲学的特点和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等。 + +　　其中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理介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关系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而是师生朋友关系。第二种认为尽管某些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者有着师生朋友关系，并有相互影响、渗透的一面，但两者之间毕竟是对立的思想体系，不能混淆了两大阵营的界限。引起哲学界争论的，还有美和美感的客观性问题，有关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的一些问题，哲学范畴问题，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问题，我国过渡时期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等等。此外，有些哲学问题，曾在社会上引起广泛争论，如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问题，我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性质问题。 + +　　在社会科学方面，历史科学中曾经争论的有古代史分期、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汉民族的形式，以及近代史分期等问题。华东师大和复旦大学的一些教授对古代史分期问题，都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见解。在经济学界中，讨论了价值规律在过渡时期的作用问题（上海新经济学会曾专门座谈3次），定息性质问题，纯粹流通费用的补偿问题，农业合作社的土地报酬是不是剥削问题等。上海法学界对刑法科学中的因果关系问题，如何对待法学遗产问题等展开了争论。最近，关于人口问题，北京也在开始继续讨论。 + +　　在自然科学方面，许多专门学术刊物上曾经对地质、地理、遗传学、细胞学等都有争论。地质学界张文佑等人对李四光在研究大地构造中所形成的地质力学的新学派，有不同看法，展开了讨论。遗传学的米丘林学派和摩尔根学派在中国科学院所组织的一次遗传学座谈会上，互相展开了讨论。华东师大王宗清同上海医学院马长俊、陈丽琏在细胞无丝分裂问题上发表了不同的论点。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科学研究人员对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有新的见介/解。上海土木工程学会对柔性路面设计的理论问题和砖砌双曲拱屋顶问题，曾展开讨论。上海畜牧兽医学会对乳牛挤乳次数适应问题，炭疽病的控制和处理问题，也曾展开讨论。 + +## 二、 贯彻“百家争鸣”方针中存在的问题 + +　　（一）党内和领导上所存在的主要思想顾虑： + +　　（1）怕“缺乏资本”，因而不敢放手领导“百家争鸣”。如教育界怕“党内不懂业务，‘争’起来可能被动”。有些同志认为要领导好教育思想的“争鸣”，起码应该学过教育学、心理学、哲学、逻辑学，但几个领导干部一门也未系统学过，觉得难以领导。文艺界反映：“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党内有“■不上”的现象；某些不正确的东西发表了，我们却没有组织批判或者批判得软弱无力。文化局戏改工作干部说：“这下工作难做了”。因为剧目“解放”后，什么东西都搬出来了，“琵琶记”、“四郎探母”、“杨乃武与小白菜”、“碧落黄泉”等都演出了，鬼和玻璃棺材都上台了，但党内对许多问题却还没有研究，不知如何处理较好。卫生局有的领导同志对医学领域各科有哪些分歧的意见也不大清楚，感到很难领导。有些医院的党员副院长不懂业务，“百家争鸣”提出后，认为“自己是外行，在医院里呆不长了”，甚至不安心工作。 + +　　（2）怕“百家争鸣”会造成混乱的局面。有些干部对唯心主义可以公开宣传大吃一惊，认为这等于“放虎出笼”。有的怕“百家争鸣”会造成“百犬狂吠”的局面，使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泛滥成灾。有的同志过去认为“人民日报”“人民出版社”是“王牌”，现在“古今中外，兼收并蓄”，什么都可以登报出版，“王牌”没有了，感到无所适从，怕偶然看一些东西会“上当”，“弄得更加糊涂”，怕“夹带私货”，怕“纯洁的人中毒”。文艺界有不少人提出：“碧落黄泉”、“杨乃武与小白菜”这样的戏是否有教育意义？担心“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会削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甚至有人问：“是否发生了路线上的错误？”出版系统也怕不好掌握，如文化出版社副社长王鼎成同志提出，如果作者自认为作品是“花”，而实际上是“草”，怎么办？“花”与“草”的标准究竟如何？卫生系统也有人担心“争鸣”后会影响西医向中医学习，造成业务工作上的混乱。高教科学系统也还有“怕乱”的思想，如怕讲课时介绍不同学派，会使学生无所适从；怕老教授在课堂上讲唯心主义。 + +　　（3）怕犯错误。一部份党员平时只敢发表正面意见，不敢发表反面意见，或者明知有问题也不敢提出自己的疑点。他们认为党外的人讲错了还没有什么关系，党员讲错了会影响党的威信。有些党员在过去各项政治运动中曾被“整”，至今还不敢大胆的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文艺界有不少党员作家因在反胡风斗争中被批判，或者怕被那样批判，因而至今仍抱 “冷静沉着的态度，看看苗头再说”；或者只想搞创作，不愿搞文艺理论，认为“搞文艺理论容易犯错误”。财经学院也有党员认为“少说为妙”，怕“一不小心讲错了，那些‘通天’的人向上面一说又要挨批评了”。 + +　　（4）怕影响团结。医务界党员对邵力子介绍吃蝌蚪可以避孕的方子意见很多，但不敢讲，怕违反中医政策，有些青年党员教师对老教授的观点有意见也不敢提出，怕影响团结，怕人家说自己不虚心，不尊重党外专家；党员老教授对青年教师有意见也不敢提，怕被戴上“权威思想”和“忽视新生力量”的帽子。 + +　　（二）学术界中所存在的几个问题： + +　　（1）否认党的领导，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关于贯彻“百家争鸣”是否要有党的领导，还有不少人仍抱有怀疑或否定的态度。如医务界有人认为“党的领导同志不懂技术，‘门外汉’不能领导医务工作”。第一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尤彭熙说：“中央领导向科学进军要有内行人”。又说：“共产党搞政治行，搞技术不行”。文艺界有人则认为，既然“百家争鸣”，就应该绝对自由，为所欲为。 + +　　关于贯彻“百家争鸣”是否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问题，有人主张“只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只要■，不要马克思。”有人把引用经典著作字句都笼统地斥为“教条主义”，把反对教条主义看成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清规戒律”，“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能在党内提，不能在学术上提”，“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是一家之言，各种学术见解都应当有平等的地位。应当‘新旧齐鸣’、‘不怕乱鸣’”。华东师大教育系一教师说：“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下开展争鸣就是不平等，百家争鸣是否一定要使唯物主义压倒唯心主义？”在自然科学方面，有人认为研究自然科学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关系，“搞科学的不一定要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哲学可以多学，可以少学，也可以不学”。有些科学工作者认为研究生学习哲学的时数应当减少，“否则学出来的不知道是科学博士还是哲学博士”。有的则公开表示不愿意学习哲学，说“苏联科学家李森科虽然学好了哲学，但还是把科学搞坏了”，“宁愿象爱因斯坦那样做一个渺小的哲学家，然而是伟大的科学家”。在文艺界方面，有的作家认为“在学术研究中要以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就会阻碍百家争鸣的开展”。有些人仍抱有“那里有生活，那里就有材料”的思想，对文学艺术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有些怀疑论调。有一美术家认为“假如过于强调马列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就会约束美术创作”。同时在学术界中，某些非社会主义的东西利用“百家争鸣”的机会，正在抬头，财经学院有的教授对资产阶级反动经济学家凯恩斯学说推崇备至，大加赞赏。 + +　　（2）对“百家争鸣”的范围和界限不够明确。目前所存在的主要思想是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关系怎样？学派与宗派问题如何划分？是非界限如何掌握？对政策是否可以争鸣？有些问题在课堂上是否可以争鸣？社会科学可以争鸣，自然科学是否也可以争鸣？党外可以争鸣，党内是否也可以争鸣？与苏联专家是否可以争鸣？等问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 +　　有的同志感到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限难分，不好掌握。政法学院同志说：“在法学学术上很容易牵涉到政治，学术问题就变成政治问题了，这样很难掌握，是否在这方面应该放宽一些？”该院国家法讲师（党员）说：“法律是社会科学，是党的政策，不能标新立异，应如何争鸣？”潘序伦曾在上海政协召开的“百家争鸣”分组座谈会社会科学组上提出：“是否一定要限制在宪法范围内争鸣？”也有人提出“‘派’与‘宗派’的界线怎样划分？”作家唐弢在杂文座谈会上提出：“现在敌我界线容易分，是非界线难分，写杂文批判新社会缺点，分寸怎样掌握？” + +　　在高等学校中，关于教学工作如何展开“百家争鸣”，“课堂内应该不应该争鸣？”“高年级有思考能力，可以争鸣，低年级刚接受知识，是否不应该争鸣？”“今后百家争鸣了，可以不根据教学大纲，在教室中自由发表教学内容。”但有人认为这样不对，“教学大纲经过大家的教学研究，讨论修改，在未修改前还是应该遵守，有所根据。”（廖世承），“课堂上介绍各种学派的学说，学生考试各答一套，如何打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部分教授认为，“学校课堂教学不能‘百家争鸣’，‘百家争鸣’只能在科学研究中进行。”该校生物系的部分教授认为，“在高年级中可以介绍各家不同论点，而在低年级中不能这样。” + +　　“‘百家争鸣’与学习苏联、贯彻苏联专家建议应如何掌握法？”“我们对苏联专家的建议有意见，而专家不同意，如照苏联专家建议做会是教条主义，不照做又会影响团结，这样左右为难，如何办才好？” + +　　自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认为，“百家争鸣”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事，数学、物理、化学和技术科学中不存在“百家争鸣”的问题，最多只是不同方法的探讨。如复旦大学有些教授认为“数学、物理、化学等部门没有什么可争，因为实验已经争鸣了。” + +　　在党内，有些同志对学术上的百家争鸣与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两者混淆不清。有人问：“‘百家争鸣’方针党内党外是一视同仁还是有所区别？”“学术上的自由争论与党内组织纪律性是否有矛盾？”政法学院反映该校有的党员认为“百家争鸣的范围应该扩大”，“今后党内民主生活也应以百家争鸣的新观点来解释了。”有些机关的党员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有它的阴暗面，因此党内也应该争鸣。”华东纺管局有的党员处长认为“党委制与一长制也可以争鸣一下。” + +　　（3）参加“争鸣”有思想顾虑，参加“争鸣”的态度问题： + +　　第一，怕受批判，怕将来“算总账”。有人说：“‘百家争鸣’是策略，现在开放，不出三年，又要收缩。”特别是过去挨过批评的旧专家，仍旧保持“谨慎小心”的态度。纺织工学院黄葆真说：“有一位先生说，去年肃反时，平时讲的话都要拿出来算总帐，现在写了文章，将来再算总帐怎么办？”复旦大学行政上虽鼓励开唯心主义课程。但部分教授、讲师还有顾虑，怕将来被批判。在文艺界中，也有类似情况。如艾以（以前是“文艺月报”编辑）认为，“‘百家争鸣’是‘钓鱼’，现在冒出来，将来整一下；‘百家争鸣’与政治是有联系的，写文章非常可怕。”在老作家中，也有怕在报刊上发表意见的倾向。如作家协会开了一次关于“浪头与石头”这篇作品的座谈会，一般人对这篇作品是肯定的，但谷斯范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文艺月报”约他写稿，他不愿意，说：“谈谈可以，不要发表文章。” + +　　第二，某些科学家之间存在着宗派主义情绪，最突出的是学术见解不同的科学家之间，有“文人相轻”的表现，“以己之长轻人之短”。如生物学方面在所谓“秉志集团”和所谓“实验生物学派”之间，在拥护米丘林、李森科学说与拥护摩尔根、孟德尔学说的学者之间都存在着轻视对方、否定对方的表现。各大学和科学研究机关中，英美西方派的老专家和解放后学习苏联米丘林、巴甫洛夫、勒柏辛斯卡娅学说的青年科学家之间的隔阂，至今还未完全消除。在中西医团结上也还有问题。有人提出，“中西医之间是否可以争鸣？西医对中医批评是否违反了团结政策？”因为过去说中西医团结的关键在西医。钱真医师说：“如果西医可以同中医争鸣，我们意见多得很！”上海劳工第二医院某医师说：“中医总有些糟糕，放在医院里弄不好。”还有些人争鸣要看对象，一些有地位的教授学者，不愿与青年学者争鸣；反之，青年学者也不愿与一些老的教授学者争鸣。如周谷城说：“我是一级教授，和毛头小伙子争论，让他出名，化不来。”也有些青年学者反映，“与有名望的学者（如郭沫若）争论，总是争不过他们的，还是不争为妙。” + +　　第三，对别人意见不够尊重，或者借口“百家争鸣”拒绝接受别人意见，如上海财经学院有一位教授写的文章不让别人改一个字，最近该院校刊编委为了要修改他文章题目中的一个并不关紧要的字，就同他商谈了三小时之久，才答应修改。该院副院长李炳焕写了一篇文章，内容空泛，质量很差，其中有社会主义经济不占统治地位等欠妥论点，校刊未登，心里便很不服气。 + +　　（三）学术界所提出一些具体意见和要求： + +　　（1）争鸣园地问题。学术界一般都反映上海争鸣的园地太少，学术杂志不够，复旦大学有些教师要求多办一些专业出版社，科普协会毛启爽认为上海不能没有科技方面的专门学术性刊物，要求多为争鸣创设条件。医务工作者认为除全国性的“中华医学”杂志外，上海可以再创办一个医学杂志。 + +　　（2）时间问题。原来有一定业务水平，介/解放后几年来忙于行政工作的党员要求党给以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学术研究。如曹未风同志要求给以时间研究莎士比亚。科学院上海办事处“技术归队”以后仍旧搞业务行政工作的党员也希望搞研究工作。卫生部门工作人员也反映平时业务工作繁忙，没有时间进行学术研究而感到苦闷。 + +　　（3）资料仪器设备问题。财经学院反映苏联的有些书籍买不到，国内业务部门资料清规戒律多，也不容易找到。医务工作者普遍反映，希望有一个完备的、系统的图书馆，认为目前科学研究的物质条件不够，要求购置仪器等设备。 + +　　（（4）领导问题。某些部门，如卫生部门对科学研究工作还缺乏全面规划。方向不明确，平时督促检查不够，以致工作进展迟缓，并有自流现象。目前卫生部门对中医中药的整理研究也还缺少专门机构。据反映，卫生部门对医务工作者的科学研究工作也还缺乏帮助，如有的医务工作者进行病理研究，要亲自到各医院收集病例，浪费精力，有的医生只好自己化钱购买材料。） + +　　 1957年3月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21.txt b/CCRD/1/3/2/00092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59896bea228da927f255152403a0a2fed7b09f6 --- /dev/null +++ b/CCRD/1/3/2/000921.txt @@ -0,0 +1,17 @@ +# 欢迎督促和帮助 + +　　<《文汇报》社论> + +　　人民日报编辑部14日对我报提出的批评，指出我报的基本政治方向，在过去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当我们走上危险道路的时候，人民日报这样诚恳地提醒我们，我们十分感激。 + +　　我们在过去一个短时期内，大量登载了表现资产阶级观点的文章和带有煽动性的报道，对于这些文章和报道，不仅未加以批判，而且在标题上和版面安排上很不妥当。以这种客观主义的新闻观点来编辑报纸，结果必然在阶级斗争中有利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进攻。 + +　　自从去年7月人民日报改版后，全国报纸都改进了编辑工作，发挥了自己的特点，因而使报纸更加生动活泼，丰富多采。这样做好不好呢?肯定是好的，因为报纸更加吸引读者，更加使读者喜闻乐看，就会进一步加强报纸的宣传效果，这是对人民事业有利的。但是，在世界上还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总归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资本主义国家讳言这个真理，但资产阶级的报纸尽管面目各有不同，实质上都是宣扬资本主义，都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都是宣传无产阶级思想、代表人民利益的报纸，我们各种报纸都可以而且应该有自己的特色，但上述的基本方向必须是一致的。如果忽视这个基本方向，就必然要掉入资产阶级期间观点的泥坑，因为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不走这个方向，就必然走到那个方向去，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 +　　如何办好社会主义中国的报纸，这个问题在一部分新闻工作者中间并没有完全明确，因此在具体工作中还是心中无数的；教条主义、公式化、一般化的毛病减少后，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又在某些方面滋长了，文汇报在过去一个短时期所犯的错误，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 +　　去年以来，有不少新闻工作者和大学新闻系教师就新闻工作问题提出过自己的意见，也进行了一些讨论，但意见仍有分歧，并未得出正确的结论。人民日报编辑部建议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我们深深感到这样的讨论是十分必要的。 + +　　我们将进行深入检查，并参加这次讨论，端正办报思想，提高报纸质量，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希望同业和读者多加督促和帮助!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6月1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22.txt b/CCRD/1/3/2/00092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85b3f42a108005047c5f979959889fc78770e8e --- /dev/null +++ b/CCRD/1/3/2/000922.txt @@ -0,0 +1,25 @@ +# 异哉，所谓“党天下”论 + +　　<《大公报》社论> + +　　右派野心分子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现在乘此整风机会，通过他们的代言人把真心话透露出来，名曰“党天下”。 + +　　什么叫做“党天下”？看了这个字眼，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家天下”，同时，也联想到帝国主义诬蔑我们国家的名称——“共产党中国”。 + +　　“家天下”在中国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国家是皇帝的私产，人民是皇帝的奴仆，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天高叫“党天下”的人，自然是和这种老调一脉相承的。他们所谓“党天下”，就是历史上的“家天下”，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封建时代的统治，于是乎说中国“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他们的论调也正如帝国主义一样，帝国主义不承认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而恶毒地说中国是由共产党控制的国家。 + +　　在全国解放八年后的今天，在人民民主专政日益巩固的今天，竟然有人还假装糊涂，不了解我们国家的性质，岂不是咄咄怪事! + +　　我们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也许这些先生们忙于政治野心的活动而一时忘记了，为了唤起他们的记忆，现在把我们国家的宪法抄一段在下面。请注意，宪法上面是这样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怎样产生的？是人民选举的。人民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来管理国家。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有的国家大事，如宪法和法律的制订，政府首长的产生，各项政治运动和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的决定，哪一件不是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详细讨论和通过的呢？通过这些决定时，这些先生们不是也举过手的么？曾几何时，他们却来倒打一耙，硬说这是“党天下”了。但是，据我们看，以先生们之高明，并不会在这个问题上闹糊涂的。 + +　　从另一方面讲，我们各级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有共产党员，也有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这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事实。先生们也不是“在野”的，也算是“官”居要职吧！然而先生们却闭着眼睛说“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据我们看，问题也不在这里。先生们也决不会在这个问题上闹糊涂的。 + +　　那么，问题究竟在哪里呢？ + +　　恐怕问题是在这个地方吧！现在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要整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了，于是，这些先生们便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他们认为只要念几句咒语，祭起一股歪风，说一说宗派主义不是别的什么原因造成，嚷一嚷“党天下”思想是宗派主义的最终根源，人们就会马上听他们的话，跟着他们跑起来。这样，“党天下”的局面就可以改变了；这样，他们就可以“取而代之”、如愿以偿了；这样，就可以来一个资产阶级王国万岁了。直言无讳，恐怕这就是先生们高叫“党天下”论的实质吧! + +　　可是，这些先生们的主意打错了。中国人民经过百年来的深重灾难，从清朝末代到蒋介石统治时代，从慈禧太后的“预备立宪”到蒋介石的“宪法”，受过多少次政治欺骗，然而变来变去，骑在人民脖子上的人仍然骑在人民脖子上，吃尽苦头的还是人民群众。现在，人民群众的眼睛亮了，谁是引导他们走上光明大道的带路人，谁是贩卖私货的骗子手，他们认识得清清楚楚。“共产党是人民的救命人，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幸福生活”，这是全国人民群众一致的坚定的信念。如果有人胆敢违背民意，一意孤行，想来复辟什么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王朝，那就会在人民群众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 +　　我们奉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先生们，横在你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及早回头，和人民群众一起为社会主义效力；一条路是继续钻死胡同。何去何从，目前的主动权还在你们手里。 + +　　 ---- 原载《大公报》1957年6月1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23.txt b/CCRD/1/3/2/00092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734ba5d2046fe87e0a387a36ee31e9030d9a4bd --- /dev/null +++ b/CCRD/1/3/2/000923.txt @@ -0,0 +1,25 @@ +# 高等学校应采用什么领导体制？ + +　　<九三学社保定分社筹委会> + +　　【本报消息】高等院校采用什么领导体制?九三学社河北农学院支社筹委会，最近曾就这一问题邀请本院社内外二十位教师举行了座谈。与会者热烈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 +## 党委制这一制度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如何贯彻执行 + +　　陶学郁副教授说：我院党委会对某些重要问题，只是自己讨论作出决定，不经过教师讨论就付诸实施；有些问题虽然也向院务会提出，但大多数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或者是行而不彻底。这就形成会上决议，会下无人过问，使人民教育事业受到损失。因此，我建议党委会今后对某些重大问题应提出初步意见，经过院务会发动教师充分而深入的讨论，作出决定，使党的领导建立在群众的基础上，齐心协力的使党的方针、政策得到彻底贯彻执行。 + +## 党委制是好，问题是在于执行制度的人是否称职 + +　　石大伟副教授说：关于高等院校领导体制问题，应从制度与人两方面考虑。从制度上说，党委制比院长制发展了一步，有其积极意义。但是，执行这一制度的人是否称职，有分析研究的必要。例如：我院有三个专业，不要说党委大多数对业务是外行，即便是内行，也不全都是内行。因此要求党委在贯彻方针政策方面加强领导，而对于有关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就要大胆放手依靠教师。使两方面互相结合起来。所以，我主张以党委为领导核心，加强院务会的作用，让它成为执行决策的权力机构。 + +## 党委制不能变，但要充分发扬民主 + +　　孙醒东教授说：有人主张党委退出学校，这是荒唐的，教授治校其中有很多问题。我赞成党委制，但党委要充分发扬民主，重大问题让教师们充分讨论，采纳大家的合理意见。这样，教师们就感到是有职有权有责，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 +## 党委领导对人应一视同仁，德才并重 + +　　张绍成讲师说：党委制是好，但执行的不好，就成为宗派主义，党员团员就以此为护身符。我院关于教师的升级、加薪、进修，党员团员大多是享有优先权利。养成党员团员的优越感。如果党员团员的条件具备，比其他人好，是应该的，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其中就有问题了。又如每一单位都派一个党员，是否就算是加强了党的领导呢?我认为不一定是这样，他们能力不强，也不能领导好。 + +　　最后支社筹委会主任委员孙珍田发言。他说：高等院校领导的基本原则有五个，都是互相制约不可分割的。党委制若作为集体领导的分工负责制来说是正确的，但有正确的制度需有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作保证。实行党委制要忽视了其他不可分割的互相结合的原则，是必然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我赞成党委制，在党委的集体领导下，加强和扩大院务委员会的作用，发挥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把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向前推进。 + +　　（来源：《河北日报》1957年6月17日。原题为: “高等学校应采用什么领导体制？‘九三学社’河北农学院支社举行座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25.txt b/CCRD/1/3/2/00092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f45803b8801b96412f784dbf17be9b12ba3ddbc --- /dev/null +++ b/CCRD/1/3/2/000925.txt @@ -0,0 +1,21 @@ +# 坚决同漠视民命的官僚主义作斗争 + +　　<《人民日报》社论> + +　　最近，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国务院监察部已经查明，在１９５６年１月到４月这段时间里，广西省平乐、荔浦和横县等地区发生了灾民大批逃荒和死亡的严重事件。在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国家里，这个事件虽然是个别的，但是它的性质是极严重的，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因此，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分别给予有关的失职人员以党纪处分和行政处分，并且公布这个事件的处理情况，以教育全党和全体国家工作人员。我们的党和政府对人民是高度负责的，我们一定要坚决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 +　　这些年来，我们的党和政府曾经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使我国的农业生产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我国农民的生活有了比较显著的改善和提高，在一定的程度上增强了抵抗天灾的能力。尤其是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国家就有可能统筹调动全国的粮食，给灾区人民以有力的支持。 + +　　但是，由于原来我国农业生产的水平仍然很低，各个地区的地理和自然条件又极为复杂，每年都有一定的灾荒，甚至在大丰收的年代，也总是有一些地方因灾减产或者颗粒不收。在过去的八年中，我国曾经发生过三次大灾，平均每年有一亿多亩土地和四千多万人受灾，在这些地区减产粮食一百多亿斤。正因为考虑到每年有或大或小、或轻或重的灾荒的出现，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是一种长期的而不是暂时的现象，所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起，我们的党和政府就把生产救灾当作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来执行。在每个年度，政府都把救灾款列入了财政预算，都拨出了大批的救灾粮，并且责成各级政府认真执行救灾政策，及时地检查解决救灾问题，力求作到不因自然灾害而饿死一个人。根据内务部的统计，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６年，国家拨出的救灾款有十二亿九千七百九十多万元。国家拨出的救灾粮，从去年秋季到现在，就有七十亿斤。不用说，只有人民自己的国家，才能拿出这样巨大数量的粮款来救济灾民，才帮助我国人民在过去的几年中战胜了几次重大灾害的袭击，这在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 + +　　大家都知道，我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灾荒，灾民因饿因病而死亡的数字是惊人的。远的不说，只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时期，１９３１年长江流域的大水灾就死了三百七十万人，１９３５年汉水流域的大水灾也死了三百多万人。在反动政府统治的时期，发生了灾民大批逃荒和死亡的现象，反动政府的官员是不以为奇的，他们还是照常贪污，照常剥削、压迫和屠杀人民。那些人对于灾民是毫无心肝的，他们根本谈不到象今天人民政府所进行的救灾工作。但是那是旧社会的事了。我们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决不容许用漠不关心的态度来对待灾荒问题。我们不但要领导人民大力发展国家的生产事业，从积极方面努力减少和减轻自然灾害；而且在任何自然灾害发生以后，都必须采取完全负责的态度，切实地查清灾害发生的情况，领导和组织灾民进行生产自救，并且给予一切需要救济的人以必要的救济。这是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应尽的职责，是它们必须认真做好的一项重要任务。如果任何一级党和政府的组织没有尽到这一职责，应当做的事情没有做，或者做得不好，以致灾情扩大，甚至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那怕只饿死了个别的和少数的人，就是极严重的事件。对于这样的事件，党和政府必须严肃认真地加以处理，一方面要切实地查明事件发生的原因，以便从中吸取教训，改进工作；另一方面还必须给予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干部以应得的纪律处分，决不能对他们有任何姑息。 + +　　这次广西省大批灾民逃荒和死亡的事件，从全国范围来看，虽然是个别的，但是这个事件所暴露出来的广西省一些党政领导人不关心人民疾苦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却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应当说明，１９５５年广西省的灾情是严重的，１９５６年又发生了多年未有的春旱，以致早熟作物减产一半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救灾工作的困难。同时，这次灾民逃荒和死亡比较严重的平乐、荔浦和横县等地区，向来是广西省粮食产量高的地区，这些地区在１９５５年基本上又是丰收，只有少数地方发生了插花式的灾情，这也使得干部容易只看见了好的一面，而忽略了不好的一面。但是，尽管有这样一些客观的原因，只要领导机关具有高度的群众观点，只要它们的工作作风是深入的，这个不幸的事件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以陈漫远同志为首的广西省一部分党政领导者和平乐专区、平乐县、荔浦县、横县的一部分党政领导者，由于满足于过去工作中的一些成绩而产生了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他们不仅过高地估计了１９５５年广西省的粮食产量，看不见或者低估了１９５６年广西省春荒成灾的严重性；而且在下级干部向他们报告了产量和灾情以后，许多人还不相信，有的人甚至对报告情况者发出粗暴的批评。在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之下，他们就不可能及时地采取有效的措施制止灾情的发展，虽然有粮食、有救济款而没有及时地发放，以致轻灾变成了重灾，发生了灾民大批逃荒和死亡的现象。这是一个极为沉痛的教训。 + +　　如果广西省的领导人员当时切实调查研究了灾情，那末，这次事件完全可以避免。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的国家，政府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我们有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条件，我们有生产救灾的丰富经验。我们实行了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这就保证了我们完全能够把大量的粮食调去供应灾区的人民。这次广西省发生灾情的时候，并不是没有粮食，而是有粮食没有及时的调用。 + +　　当然，广西省在这次严重事件中犯错误的人员，也曾经为党和人民作过许多有益的事；而且就是在救灾工作方面，他们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成绩。他们在１９５６年救活了广西省大部灾区的灾民，而在１９５７年，由于接受了１９５６年的教训，他们领导全省人民安全地渡过了比１９５６年更严重的春荒。但是，１９５６年平乐、荔浦、横县的灾情严重化的事实说明，他们当时确是严重地沾染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恶劣作风。他们喜欢报告顺利的情况，不喜欢报告不顺利的情况；喜欢听好的事情，不喜欢听不好的事情，因而丧失了救灾的时机，造成了本来可以避免的惨痛事件。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对广西的这次事件的处理，在全党普遍地纠正报喜不报忧和听喜不听忧的歪风。当然，在防灾和救灾这件事情上，我们不但要坚决反对和防止多报产量和缩小灾情的错误，同时也要防止和反对隐瞒产量和夸大灾情的错误，因为这都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态度。 + +　　直到现在，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我们还没有可能在短时期内完全避免自然灾害。但是，只要我们能够通过这次的整风运动，切实地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把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我们就不仅有信心、有决心战胜自然灾害，而且一定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1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28.txt b/CCRD/1/3/2/00092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b87156964adb0a8628d992f0cd3bcbe8d153fcf --- /dev/null +++ b/CCRD/1/3/2/000928.txt @@ -0,0 +1,21 @@ +# 毛主席的讲演是六亿人民的指路明灯 + +　　<《文汇报》社论> + +　　谁是人民的敌人? + +　　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昨天正式发表了。这是我国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讲演中，系统而又深邃地分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源及性质，正确地提出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这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又一范例。这篇讲演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门科学；它也具有巨大的实践意义，将引导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大业胜利完成。 + +　　当前全国人民正在党的领导之下，和右派分子进行一场剧烈的政治斗争。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讲演在这一时候发表，非常有利于我们全体人民取得这场大斗争的胜利。因为在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光辉照射之下，一切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妖魔鬼怪，不管它如何善于伪装、变化，也非原形毕露俯首就擒不可。这几天以来，上海人民如望霖雨一般地等候这篇讲演的发表，其原因就在此。人们对右派分子葬送祖国前途的政治活动，实在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所以，人们迫不及待地伸出手来，要求我们的党发给理论的武器，以便他们走上政治战线，击退右派的猖狂进攻。 + +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我国现在的政治情况是:大规模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然而，这并不是说阶级斗争完全消灭了，在人民内部矛盾之中，还包含了一部分阶级斗争。这就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事实也正是如此。大鸣大放以来，有一部分人名为帮助党整风，实则干的是拆社会主义的台的勾当。所谓“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的谬论，难道不是想复资本主义之辟么!所谓“党天下”是宗派主义最终根源的谬论，难道不是企图取消党的领导么!所谓“政治设计院”的诡计，难道不是企图变社会主义的民主为资产阶级的专政么!凡此种种，归根结柢，无非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还是走资本主义的路? + +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采用民主的方法。这个民主的方法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经过历史的考验，业已证明行之有效。我们知道，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有名的公式，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它的具体内容。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所以团结要有团结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如果没有这个基础，也就没有团结的愿望，因为一个拥护社会主义，另一个反对社会主义，两者在根本上互相敌对，那既没有团结的可能也没有团结的必要了。批评是团结的手段。批评也要有批评的标准，根本的标准就是社会主义。批评没有标准，那就没有是非，是非若不弄清，团结也要瓦解。要不要社会主义?这就是今天最根本的是非问题。正如人民日报十四日社论所说的:“不从社会主义的立场进行批评，也就不会达到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 +　　有人问:今天的右派问题是不是人民内部问题?能不能适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茅盾同志曾在十七日人民日报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今天的右派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各方面对于右派分子的批判，还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我们同意茅盾同志的意见，但是还要作点补充。我们认为右派问题可以属于人民内部问题，也可以不属于人民内部问题，其关键在右派分子好自为之。大家知道，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在特定情况下，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的。这种转化的情况，在中国革命史上有许多例子。拿最近一个时期右派的言论来说，不也是在那儿转化吗?正朝着与党为敌的方向转化。请看:他们是在帮助党整风呢?还是要把党整垮?他们是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呢?还是在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他们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呢?还是在建设资本主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难道高级知识分子还看不见吗?他们既然不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对待党、对待人民及社会主义的祖国，那末，又有什么理由向祖国、人民和党来要求以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对待他们哩! + +　　事实如铁，今天的右派看来已经朝敌人的方向转了。所不同者，有的人转了一两步，有的人转了四五步，有的人转得更多些。既然走错了，就不要步步错下去。如果有人甘心自绝于人民，那自然是另外一回事。茅盾同志虽然说:“今天的右派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形势正在变化，右派分子你们是变过来还是变过去，请你们自己选择吧。在这个问题上，你们倒是掌握了充分的主动权。 + +　　谁是人民之敌?毛泽东同志已经明确地答复了这个问题。他说:“在现阶段，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我们深深感谢毛泽东同志，他的这篇讲演武装了我们的头脑，擦亮了我们的眼睛。“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成为物质的力量。”我们相信，全国人民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一定能粉碎右派的进攻。告诉全世界吧，我们中国人民是头也不回地跟着共产党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6月2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34.txt b/CCRD/1/3/2/00093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ca571a7188644229eab919e67fe8e9c9ca4a4ca --- /dev/null +++ b/CCRD/1/3/2/000934.txt @@ -0,0 +1,25 @@ +# 一个基层干部对目前“放”、“鸣”的看法 + +　　<秦则人> + +　　本刊讯　前天，我到苏州地委工业部了解目前专区工矿企业基层干部对发扬民主、百家争鸣的看法，一位秘书同志就拿出一份江阴县新华布厂党支部谢克华同志的信给我看，据说这封信有代表性。 + +　　这位支部书记说他最近看了报纸上许多“大放”、“大鸣”的消息，又参加了县里召开的进行“大放”“大鸣”的政协会，他认为党这样做是揭发了一些问题，但是对党造成的不良后果也是大的，有以下四方面： + +## 一、“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遭到了很大损失。” + +　　他说：目前报上所登的鸣放材料和江阴县政协会上的发言只谈共产党和共产党员的缺点和错误，不谈成绩和优点，在群众思想上产生了共产党很坏的印象。政协会上有个“老家伙”公开骂我们，而会下对他鼓掌更响，还将被揭发的具体人登黑板报，引起许多人大笑，说共产党原来如此。他们厂里的资本家吴廷东，看到报上揭发医药公司将一百元的药卖一千元，就大肆地对工人说：“只有共产党有这样暴利，资本家、帝国主义都没有这样过。”另外，就有人说“这样的坏事只有共产党做得出来。”“共产党一钱不值。”“共产党就是毛主席一个人好，下面党员一个都不好。” + +## 二、“这样鸣放后群众对党疏远了。” + +　　他说在基层一级来讲，不一定有许多群众对党存有“墙”与“沟”的感觉，但自从报上这样说了以后，过去没有参加党的同志，领导上与他们接近少的同志因此引起了对党的不满，反而产生了与党之间有墙有沟的感觉。因此他认为“这次鸣放反而造墙挖沟，增加群众对党的疏远和怀疑。” + +## 三、“这次‘鸣’‘放’放得基层干部糊里糊涂，样样不好，失掉了自尊性与积极性。” + +　　他们厂里有个党员课长徐炳海，自从报上揭发宗派主义党员才有提拔，就有人冷言冷语讽刺他做了党员才提拔的，使徐觉得很难为情，象犯了一罪的样子。 + +## 四、“党这样做法非但解决不了矛盾，而会更增加矛盾。” + +　　他说不要单纯看到这些资本家在报上，会上发发牢骚，叹叹怨气，解决了一些矛盾，但亦要看到我们党被他们在群众中搞得失掉威信，特别我们今年处在农业欠收的情况，各方面物资供不应求，因此群众很容易误解党不好。一般党员都是工农出身，文化理论水平较差，看不透问题，很难分明是非，只看到报上说党不好，也会糊涂起来。这样如果被坏分子利用，会造成匈牙利事件。　(秦则人)(原载新华日报第十五号“参考”) + +　　 ----来源：1957年6月2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35.txt b/CCRD/1/3/2/00093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1e5e48c9ed41c68c4aa6dac452c1df55578be2c --- /dev/null +++ b/CCRD/1/3/2/000935.txt @@ -0,0 +1,27 @@ +# 不平常的春天 + +　　<《人民日报》社论> + +　　１９５７年的春天，对于我国的政治界和知识界说来，是一段不平常的时间。 + +　　２月２７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这篇讲演虽然到现在才发表，但是它的内容早已在社会各界人士中间传布了。这篇讲演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阐明了我国在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所面临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它对于提高我国人民的觉悟，巩固我国人民的团结，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的发展，无疑将产生深刻的久远的影响。我们且不说遥远的将来，只从２月底到６月中这短短一段时间来观察一下，就已经可以看出它所提出的方针的威力来了。 + +　　由于系统地提出了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由于透彻地说明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由于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了党的整风运动，我国的政治生活在过去一个时期内进行得特别活泼起来了。在一方面，人民群众对于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积极的批评和建议，促使党和政府积极地采取步骤改进自己的工作，加强自己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在另一方面，某些对社会主义事业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竭力利用党所提出的口号，来扩张自己的影响，争取自己的地位。三个多月的发展，比平常状态下的三年还快；三个多月给予人们的教训，比平常状态下的三年还丰富。 + +　　如果群众有意见不能够畅所欲言，党和政府怎么能够这样迅速地发现和克服自己的缺点呢？同样，如果人们的错误的以至反动的思想得不到充分表露的机会，群众又怎么能够这样清醒地识别他们的面貌，怎么能够起来纠正他们，批驳他们呢？ + +　　对于毛主席代表党中央所提出的方针，各种人的反映是不同的。广大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方针，因为它支持了群众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得党和群众的联系加强了。党的联系群众的有政治远见的骨干分子坚决地执行这个方针，他们懂得这个方针将大大地促进党的工作的改善，保证党取得真正的主动，保证党对于大多数群众的团结。但是党内也有一部分人曾经怀疑甚至反对这个方针，他们害怕这将要引起天下大乱，或者因为他们沾染着比较浓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习气，害怕受到群众的攻击。这一部分人落到了客观事物运动的后面，只是依靠党的教育改正了自己的错误观点，才能跟上历史的脚步。 + +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另一种情形。他们对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甘心的。匈牙利事件加强了他们的一种想象：在所有制方面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的国家，仍然可以推翻，可以变质。同人民群众相反，他们不但不把毛主席的讲演看作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武器，而且想入非非，以为可以利用它来作为削弱社会主义制度的工具。为了削弱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第一个步骤是削弱共产党对于国家工作的领导。因此，他们要求共同领导，或者要求共产党在某些范围内退出领导。他们竭力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解释得适合于他们的目的，并且积极地在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青年学生中收集他们的支持者。５月间，共产党开始整风，而且要求党外人士帮助党的整风。他们认为机会来了。他们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不但夸大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造成一种只许讲缺点错误、不许讲优点成绩的空气，而且把官僚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把宗派主义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和代名词，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向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展开了猖狂的进攻。党根据群众的革命觉悟应该在斗争的风雨里培养而不应该在温室里培养的原则（这个原则在毛主席的讲演中反复宣布过），决定暂时不给予回击，让群众充分认识他们的面目，以便增长见识，得到教训。这样，他们的头脑更热了。在他们看来，简直到处都在反对党！简直就是匈牙利事件的前夕！简直非请他们出来挽救危局或者收拾残局不可！ + +　　结果如何呢？ + +　　同害怕者的预料相反，也同高兴者的预料相反，天下并没有大乱。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人们发现，被群众包围的并不是共产党，而是他们自己。在这里，事情本来是非常清楚、毫无奥妙的，因为在全中国，拥护社会主义的本来是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运动本来是绝大多数人的运动，向绝大多数人挑战怎么能不身陷重围呢？资产阶级右派先生们，你们把中国人民几十年的革命史看作儿戏，把中国人民八年的建设史看作儿戏，把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高度威信看作儿戏，而且在估计力量对比的时候，连人口中占１％的人和占９９％的人究竟哪一边人多力量大，都算不清。你们这样怎么能不犯错误呢？ + +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犯了错误，是不是由于没有事前的警告？不是如此。我们且不说人民为了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共产党的领导，曾经经历过多么严重的斗争；且不说宪法怎样确定了我们国家的性质；且不说匈牙利事件的结局是怎样的，以及中国共产党人从匈牙利事件得出了怎样的教训（“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对于这一点已经说得够详细了）。就在毛主席的讲演里，也明明说着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如果资产阶级不接受工人阶级的政策，两者之间的矛盾仍然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也明明说着我们必须拒绝资产阶级民主制和无政府主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坚持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也明明说着否认肃反工作的巨大成绩是完全错误的，否认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和农民生活的改善是完全错误的；也明明说着资产阶级分子还有两面性，还需要继续改造；也明明说着知识分子还需要继续改造，还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教育；也明明说着对于错误的意见必须批判，而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在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斗争中间得到发展。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十分明白确定的吗？难道有什么人说过，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可以推翻，错误的意见和反社会主义的意见可以不加批判吗？但是右派分子对于不合他们心意的话，竟一概充耳不闻。对于他们说来，“大鸣大放”也好，“帮助整风”也好，这原不过是一种触媒，一种由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右派“鸣放”，意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既然如此，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就不能不坚决地进行反攻。有人说，党不是在请别人帮助自己整风吗，怎么整到别人头上来了呢？不错，党还将继续请广大群众帮助自己整风，这是毫无疑义，必须坚持到底，也必然会坚持到底的。但是难道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也可以受到保护，不受批判吗？如果各界革命领导人物对于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不管它们假借什么神圣的名义）不知道警惕和识别，不知道迎头痛击，这样的革命者对于人民的事业还有什么责任心？ + +　　还有人说，本来讲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怎么现在又讲起阶级斗争来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这是事实，但是在政治战线上，在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还将继续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也是事实。大家看到，这一次斗争并不是工人阶级挑动起来的。古人有云：树欲静而风不止。风为什么不肯止呢？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和平进行的。为了准备社会主义革命，虽然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但是前者重在划分敌我，后者重在反对贪污、盗窃，对于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何去何从，孰吉孰凶，实际上还没有认真地彻底地展开过辩论。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右派的知识分子，虽然也混在群众中迎了新，送了旧，但是他们是并不同意的。他们既然不同意，他们的反社会主义的风就不能止。现在已经有了许多事实证明，某些人老早就是另有企图的，他们不但是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也早就不赞成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民主革命。因此，无论如何，一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本来有争论，而且是根本性质的、不容含混的争论，掩掩藏藏暗地进行好呢，摊开在桌面上好呢？显然，前者不好，后者好。表面上躲开这场争论，决不会帮助我们平稳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相反，经过这场争论，弄清了人们的真面目，就将教育广大群众。这样，就将使政治界、知识界以及社会各界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大大得到提高，人民内部的团结将比以前更为加强，而社会主义制度也将比以前更为巩固。 + +　　历史是在斗争中前进的，人们的思想是在争论中前进的。整风是不可避免的争论，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批判也是不可避免的争论。现在有争论，将来还会有争论。毛主席的报告是提倡团结的报告。他所提倡的团结不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假团结，而是经过争论达到的真团结。因此，毛主席的报告也是提倡争论的报告。所谓百家争鸣，正是要争。在目前的争论中，有些人难免又会想到天气的寒暖。虽然立场之说还不能人人同意，但是立场不同，政治气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这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我们社会主义者看来，目前的天气确确实实是一个大好春光的艳阳天。是的，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它之所以不平常，就是因为广大的工人阶级、劳动人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真正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人士的政治觉悟，广大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政治觉悟，都将在争论中迅速地成长着，成熟着，用一种不平常的速度。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2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36.txt b/CCRD/1/3/2/00093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f960ed00a307ad894693eb8ede8afeea0aa361b --- /dev/null +++ b/CCRD/1/3/2/000936.txt @@ -0,0 +1,17 @@ +# 一封无名信向刘顺元同志恳切进言: 警惕党内“阶级”的产生 + +　　<《内部参考》> + +　　（刘顺元书记同志：） + +　　我和几个同志在交谈中感到，现在思想大解放了，有什么话可以尽情的讲，但又觉得说出来仅是痛快一时，今后改不改又是一回事。他们说，现在社会的阶级消灭了，可是党内阶级产生了。 + +　　现在，干部的特权阶级思想不少，也很明显，不论住房、坐小汽车，总是上宽下紧。对下面干部说要节约，对上级干部则又是一回事；城市的房子那样紧，可是有些干部还住得那么宽？这怎能做到与群众共甘苦呢？就说最近通知提高房租费、取消干部生活补贴吧！这是为了将去年增加的工资收回，是为了国家的建设，是应该的。这样做，一般干部增加的工资是可以收回了，但对增加工资较多的干部来说还不是牛身上拔一根毛，没什么关系。所以，这样做实际还是高干路线。现在所有的干部都有这样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没有私有财产了，因此不管有多少钱，都用在生活的消费上，其他固定财产都不想买，反正都向公家要，难道这些高级干部自己还买不起一些家具吗？公家给他的钱都到那里去了？军官的生活待遇也过高过好，有些商店职员看到军官带爱人去买东西时，就暗中议论说，快准备，贵族来了，财神来了。这些话也不应不引起我们的军官注意。 + +　　在干部中也确实还存在重工业、轻农业；愿到城市工作，不愿到农村工作的思想。怎会有这种思想的呢？这是客观存在决定了意识。城市、工业干部不论工作条件、学习条件都比农村好得多，待遇也高得多。同样一个干部，到戚墅堰铁工厂去工资就要高一倍以上，到电厂去则高近两倍，这是按劳取酬吗？可是谁敢提出来呢？“思想落后”、“闹待遇”等帽子太多了。 + +　　总之，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好的仍好，苦的更加苦。我们都认为政府应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减少国家行政开支，号召有钱的干部、知识分子、工人来搞私人投资合作造宿舍，这既解决建筑工人的失业问题，又节省了国家开支。最后还望高级干部私人别使用小汽车，也为国家节约一部分钱。 + +　　我们有顾虑，就不写名字了。　(原载新华日报第二十二期“内部参考资料”) + +　　 ----来源：1957年6月22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38.txt b/CCRD/1/3/2/00093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fbd0960385568f88384d5c508454583ce36e265 --- /dev/null +++ b/CCRD/1/3/2/000938.txt @@ -0,0 +1,23 @@ +# 究竟对谁有利 + +　　<《文汇报》社论> + +　　最近一个时期里出现了一批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反党的荒谬言论，已经遭到全国人民无情的驳斥。人们用说理、分析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揭露了右派分子的面目，使人民的眼睛亮了起来，得到了很好的锻炼，这实在是非常的好事。人们做了很好的工作。可是为了使右派分子从自绝于人民的悬崖边上缩住脚，特别为了使更多的人看清楚这批右派分子言行的危害性和当前的形势，我们不妨听听台湾、香港的反动报刊发出的噪声。 + +　　就正在反对右派分子的一片驳斥声中，从台湾和香港却传来了一阵阵喝采的声音。喝采的是些怎样的人物呢?美帝和蒋帮形形色色的发言人都出动了；他们疯狂吹捧的是些怎样的角色呢?储安平、章伯钧、葛佩琦、章乃器、罗隆基……这些右派分子都包括在内了。 + +　　在这里，界限实在划得异常清楚。人民和反动派，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死抱住资本主义道路的不同的看法就正是这么不同；在我们这里的臭草，在那边就正是香花。……这是完全可以归纳成一条铁的规律的。我们的祖先，在很早以前就曾经这样说过了，亲者所痛的也就是仇者所快的，这实在是一句历试不爽的名言。 + +　　储安平的反动言行被揭露以后，遭到了广大人民的斥责。可是曾任国民党军政职、做过汉奸，现为美国支持下“第三势力”人物的“评论家”却要“遥向储安平致意”。这位“评论家”称储为“发挥了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正义感”的人，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角色。在颇有一些人看来“没有什么”的储安平的发言，这位批评家却认为“可说是所有批评中的最大胆的”。另一家反动报纸别认为储安平所“放的一炮”提到“基本问题”。 + +　　蒋帮的“中央通讯社”认为储安平的发言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起点”。香港亲美的主要报纸“中央晚报”认为出现了储安平、葛佩琦这样的人物是一种“可喜的现象”，称赞他们是“大丈夫”，说什么“火在，火种永不会熄灭!”他们要“等着瞧!” + +　　对于右派分子，敌人自然不只是喝采而已，进一步的“鼓舞人心、激厉士气”在他们原来也是完全必要的。雅加达亲蒋的“自由报”就发表了社论，指出“政权是要斗争才能获得的；不是哀鸣可以乞来的。”显然，仅只是一些“可喜的发言”在敌人说来还并不怎样够味，他们盼望的是进一步的“行动”。罗隆基的反党言论，在蒋帮军方半官通讯报里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认为是响应了台湾“正义之声”广播电台的“号召”，应该为“在三反、五反、及镇反运动中被‘错整’‘错斗’的人申冤报仇!” 爽快地说出了明确意愿的还是台湾的“联合日报”。这家“报纸”的 “社评”说道:“这应该也是我们对敌作战上的可乘之机，应该有所作为，使它火上加油，……” 从这里已经可以清楚地听到那些“海外流亡人士”，也就是军阀、买办、地主、帝国主义爪牙、东霸天、西霸天之流的霍霍刀声和咬牙切齿的声音。右派分子的谬论已经引起了这批东西怎样浓厚的兴趣，挑起了他们多少幻想啊! + +　　应该承认，这些残酷的事实的确可以“深入浅出”地说明一些重要道理，对全体人民说来都是极为有益的。“立场”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根本问题，并不是什么虚无飘渺之物；对于有些善于钻牛角尖，看不清眼前大道理的知识分子来说，正可以从这里吸取极有价值的教训。 + +　　敌人所希望的是什么呢?敌人希望分裂我们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希望不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希望破坏或削弱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希望破坏或削弱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度；希望破坏或削弱共产党的领导；希望损害社会主义国际的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归纳起来，凡是对人民有利的一切，对敌人来说都是不利的，也就是他们所要反对的。 + +　　那么，凡是爱国、热爱社会主义的人应该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岂不也就明白清楚得很了么!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6月2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39.txt b/CCRD/1/3/2/00093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3a4af165f4be75515fe36d263ef1e9ca841396 --- /dev/null +++ b/CCRD/1/3/2/000939.txt @@ -0,0 +1,23 @@ +# 手工业当前生产中的重要问题 + +　　<《人民日报》社论> + +　　手工业产品在城乡广大人民生活日用品中占着重要地位，它的供应情况，群众十分关心。去年下半年以来，手工业产品的价格有一部分上涨。估计全国涨价的手工业产品的产值约占手工业总产值的１０％—１５％，涨价的幅度各地一般平均在２０％左右。这就说明了手工业品的供应和市场需要之间发生了若干矛盾，这个矛盾应该设法予以解决。 + +　　这些手工业品为什么会涨价呢？主要的原因是在市场采购的一部分原材料涨价。如西安市手工业所用的废熟铁，去年上半年每吨平均一百二十元，第四季度涨至一百六十元，今年第一季度又涨至三百元左右。各地土铁价格从去年第三季度到今年第一季度，一般也涨价２５％—３０％。江西省南昌等三个县市的调查，毛竹价格去年平均每根八角九分，到今年一季度平均涨至一元一角六分，上涨３０％。其他土产原料的价格，各地也有不同程度的上涨。 + +　　原料涨价的主要原因是供不应求。手工业的原料大体来自三个方面：即国家供应的物资，向农村收购的农副产品，向城镇、农村、特别是向工矿企业收购的废品废料。去年国家基本建设和农业合作社的基本建设用的原材料较多，特别是钢铁、木、竹用的多，使一部分可以用于手工业生产的原料，用到了基本建设方面，手工业的某些原材料的供应发生了困难。同时，许多生产部门由于原料不足，又去利用废品废料，使得废品废料供应也紧张，而且有些品种的价格上涨。农产品原料中如棉花、麻等，去年因遭灾减产很多，供应不足。有的农副土产原料，因去年下半年农村大量开展副业生产，特别是灾区，副业性手工业需要的原料增加。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的需要，手工业生产总值在１９５６年比１９５５年约增加了１５％左右，原料的需要量也随之增加。加上有些原料地区间安排和分配不当，如皮张、杂木等，往往是产地供应比较充足，而外地却十分缺乏。这些都是手工业原料供应紧张而造成涨价的原因。 + +　　手工业合作社经营管理不善也是产品涨价的原因之一。手工业劳动者参加手工业合作社以后，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提高工资福利是应该的。但是，有些合作社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多或并未提高，而工资增加较多，这就增加了产品成本。有些合作社脱产人员过多，经营管理不善，对于原材料和开支不注意节约，有些还有铺张浪费的现象，有些提高利润，都影响了成本的加大和产品价格的上涨。加上有的地区的手工业产品供应不足，抬价抢购，有关部门对产品价格有时管理不严，这对于手工业品的涨价也是有关系的。 + +　　今年对手工业所需要的主要原料，总的说来，国家有关部门已作了安排。如钢铁安排供应可以达到七十四万吨，相当于去年实际供应量的９４％，其中国家调拨和商业部门供应的占３６％，手工业合作社和地方工业生产的土铁供应占２２％，各地收购的废钢铁供应手工业的约占４２％。木材的供应可以达到四百七十万立方公尺，其中由国家调拨和商业部门供应的是二百二十万立方公尺，由各地方就地收购的有二百五十万立方公尺。竹材因国家统一管理的大毛竹去年砍伐过多，妨害了竹林的生产发展，新竹林的开发和建设又需时间，今年收购量估计比去年减少１５％—２０％，对于有些非产区的手工业供应上有困难；小毛竹和其他竹子，目前并不缺乏。国家统一分配的棉纱、羊毛、原皮等，去年产量或收购量虽然减少，但对手工业已作了安排。此外，苇、草、荆条、柳条等农副土产原料以及各种废品废料品种多而复杂，需要的部门也多，因此在收购和供应以及价格的管理上都还需要进一步的安排。 + +　　照一般的情况说，国家直接分配和商业部门负责供应的手工业原料，在数量上是有保证的，在价格上是稳定的。手工业所需原料，由国家直接分配和供应的所占比重，除棉针织、缝纫等行业以外，都不足一半，而从自由市场上取得的原料数量较大，品种较多。在对手工业的原料供应中，手工业与大工业之间，手工业与农副业之间，商业部门的供应与生产需要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各地对于解决手工业需要原料的困难，稳定手工业产品的价格，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此必须做好以下工作： + +　　第一，各地党委、政府必须进一步检查和督促有关部门做好手工业原料的分配和供应工作，及时地解决手工业原料供应的困难，更好地安排手工业生产，以便适应社会需要。国家已批准计划供应的原料，应当及时检查执行的情况。确定由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通过市场负责供应的原料，应当根据生产需要和原料情况，有分别地进行分配和组织供应。竹、木的供应，要尽先满足手工业生产需要；钢铁的供应，要兼顾手工业和日用品工业以及小农具生产的需要；麻、生漆虽然主要满足大工业，也要照顾手工业，同时应该确定对手工业的供应数量并积极组织供应。对那些供应不足的原料，应该贯彻先供生产、再供基建和产区照顾销区的精神。废品废料的收购和供应，今后除国家统购物资以外，其它废品废料由地方上统一安排。供销社同手工业合作社应当密切协作。目前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委会正在研究具体的措施。 + +　　第二，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历来都是互相支援、互相依赖的。今后农业和手工业应当更好的互相支援。从手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的来源分析，绝大部分是农副土产品，如竹、木、麻、棕、藤、草等；农民需要的生产和生活日用品，又绝大部分是手工业产品；因此，可以看出，一方面手工业所需农副土产原料的供应和价格，对手工业生产有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手工业产品的供应和价格，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又有密切的关系；农民和手工业劳动者的相互支援、发展生产，是十分重要的。同时还必须教育农民积极地响应和首先完成国家提出的收购任务，按照合理的价格积极地出售自己的产品。这对大工业与手工业以及地区之间有计划地按比例分配，有着重大的作用。在副业手工业生产和专业手工业生产由于原料不足而发生矛盾的时候，应当采取副业手工业照顾当地的专业手工业和城市手工业的原则。 + +　　第三，各级手工业的管理部门和各级手工业联社必须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加强生产领导，改善经营，减少费用开支。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要注意节约原材料，合理地利用代用品，降低产品成本。要积极地开发原料资源和组织原料的供应，并切实防止原料困难行业的盲目发展。对市场情况和消费者的意见，应经常进行调查研究。同时必须加强对手工业劳动者的政治思想教育，经常注意克服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作风。还应当配合主管部门掌握和管理手工业产品价格。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2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40.txt b/CCRD/1/3/2/00094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304034fcc56c8f4fe2003f518b99adf24723818 --- /dev/null +++ b/CCRD/1/3/2/000940.txt @@ -0,0 +1,121 @@ +# 四川省在“鸣”、“放”中提出来的问题 + +　　<《内部参考》> + +## 第一部分：在关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的一些问题 + +　　一、关于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 + +　　1、认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是平行关系，民主党派也要参加决策工作，要在中央和地方搞“政治设计院”。(见6月16日，四川日报，赵一明发言) + +　　2、认为共产党是民主党派的对手，民主党派不是共产党的助手。(见6月16日，四川日报，赵一明发言) + +　　二、关于党的领导问题 + +　　认为党的领导不一定都通过党员。不必要党员在一切政治业务机构内“观火拿脉”“主宰一切”。(见6月14日、15日，四川日报，韩文畦、丘正文发言) + +　　三、对党员干部的看法问题 + +　　1、韩文畦认为：大多数党员愚昧无知，违反客观规律；党员文化低，修养差，经验缺，不能任领导工作；党只须实行“主义政策”的领导，不必要党员在政治机构中任领导“主宰一切”；党和党员总说“成绩是主要的”，是“饰过遂非”，会得不到人民原谅；党员干部违法专断，擅扣公民，随意定罪。(见6月14日，四川日报) + +　　2、有的把党员分为三类：高级干部，品德高尚；中级干部，背老包袱，功臣自居；年轻党员，很多人入党动机不纯。(任康才发言，见6月15日四川日报)有的认为老党员骄傲自大，官僚主义严重；很多已经腐化；新党员又品质恶劣。(杨志农、夏定友发言，见6月15日四川日报)有的认为老干部没文化，不称职，应该由中央拨巨款把长征老干部养起来。(吴俟庵发言，见6月11日四川日报) + +　　四、关于党委领导高等学校问题 + +　　1、高等学校应该由共产党来领导，实行在党委领导下的院校长负责制。(见6月11日、15日四川日报，汤象龙、刘念和、王文才、冯光华等发言) + +　　2、党应该领导学校，但不要党委负责制。取消党委负责制，不等于取消党的领导。(见6月8日、9日、15日四川日报，曾庶凡、范英士、蹇锡德发言) + +　　3、党委制应取消。有的认为党委治校，就是“一党专政”，“肃反”后，再不该党委治校(见6月3日四川日报，聂增能发言)；有的主张实行校务委员会制(见5月25日重庆日报李道庸发言，5月16日四川日报，陈东原发言)；有的主张民主办校，吸收各方面成员参加领导(见5月27日四川日报，梁锡璜发言)；有的主张教授治校(见5月27日四川日报，周成国发言)；还有主张实行评议制的。(见5月16日四川日报，罗容梓发言) + +　　五、对积极分子的看法 + +　　1、积极分子是“九千岁”，“舔共产党的屁股”的。(见6月12日四川日报，高兴亚发言) + +　　2、积极分子是品质恶劣，行为卑鄙，专以看脸色，捧玉带为本钱的坏蛋。(见6月14日的四川日报，韩文畦的发言) + +　　3、认为大多数群众都是没有头脑，跟着领导屁股后喊口号的应声虫；极少数喜欢拍马屁，无耻钻营，领导上也专门喜欢听这种人的话。往往诬良为奸；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又不敢站起来说话。(见5月29日重庆日报，董时光的发言) + +　　六、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 + +　　1、公私合营后，资本家交出了资产，阶级消灭了，企业里只有共事关系，没有阶级关系。(6月11日，重庆日报，许文隆。6月4日，四川日报，朱已训) + +　　2、在生产经营中不必强调阶级关系，搞社会主义公方私方都是一致的。(见6月4日，四川日报，凌均如) + +　　3、认为应把共事关系摆在第一位，阶级关系摆在第二位，不能用阶级关系来限制私方职权，阶级关系应只表现在帮助私方人员的思想改造上。(四川日报，黄宪章，5月20日。董少生，5月23日。黄鱼门、陈祖湘，5月21日。李仲平，5月16日) + +　　4、有些共产党员强调阶级斗争原则来掩护他们的特权思想。(5月14日，四川日报，李伯球) + +　　5、党组织应对党员多进行同志友爱教育。今天有很多事情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要再过于强调党与非党之分。(5月17日，四川日报，陈礼辉) + +　　6、认为人民内部矛盾中不存在阶级矛盾。(5月15日，四川日报，李紫翔) + +　　7、认为人民内部矛盾包含着阶级矛盾，不过这种阶级矛盾已经是非对抗性的了。(5月15日，四川日报，潘大逵) + +　　七、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 + +　　1、知识分子有许多特点，党对知识分子应采取“表彰气节，尊崇儒术”的态度。(杨希闵，5月24日，四川日报) + +　　2、党对知识分子不够信任，党应争取知识分子，使“士为知己者死”。(四川日报5月24日，张道泉发言，5月20日张鼎铭、吴敬寰发言，6月12日穆济波发言，6月8日殷启圣发言) + +　　3、有些党员对知识分子横加侮辱，建议把知识分子当工人阶级看待。(5月24日四川日报，黄宪章) + +　　4、认为党组织未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对知识分子是“从打击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新的机会下进行新的打击”。(5月19日四川日报，崔宗复、汤炳正) + +　　认为对知识分子很粒暴，逼着改造。他跟着党走不是全心全意的。(6月15日四川日报，丘正文) + +　　5、历代统治者既要笼络知识分子，又要防范他们，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用心和作法与过去的统治者是一样的。(6月10日，重庆日报，龚灿光的发言) + +　　（6、去年以前党对知识分子政策同锅魁饼子，又柔又打，周总理报告后是尊而不亲，群而不党。(6月10日，重庆日报，赵克刚的发言)） + +## 第二部分：有关文艺的问题 + +　　一、“草木篇”是什么样的作品？ + +　　对“草木篇”的看法，基本上有五种： + +　　第一种：它是好作品，“讽刺的是包围官僚主义分子的坏人”。(李莎，6月13日四川日报) + +　　第二种：它并非全部都是坏诗。“藤”一首是“作者意图鄙视趋炎附势的小人”，“毒菌”无论如何看不出有何偏激、孤傲的地方，其余几首则表现了一种孤傲情绪。(施幼贻、李华飞，均见5月26日四川日报) + +　　第二种：“草木篇”是有缺点的，是“艺术技巧”问题，表现在“创作方法上”“作家思想感情与艺术形象的矛盾，特别艺术构思存在混乱；比喻的跛脚的缺陷”等等。(陈思苓，5月26日四川日报；肖长浚，5月22日四川日报) + +　　第四种：“草木篇”是坏作品，“它给人的主要的感触是‘孤傲偏激’的思想感情，是对群众的不满情绪。”(参看：张泽厚，6月13日四川日报；刘君惠、袁珂，5月26日四川日报) + +　　第五种：“草木篇”中有孤傲离群情绪，但是说“草木篇是反映了仇视现实，否定现实，宣传孤傲思想的作品”，不能同意。说它是毒草，为时过早。(流沙河，5月17日四川日报) + +　　何剑勋还认为，“草木篇”反映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尤其是“肃反”运动以后的痛苦失望和一定程度的恐怖情绪。(见6月4日四川日报) + +　　二、对“草木篇”的批评是否全部错了？ + +　　基本上有以下三种看法： + +　　第一种认为：对“草木篇”的批评是教条主义的总暴发，是“一人犯罪，牵连九族”，是使“寸草不生”。(参看5月2日和30日四川日报张默生发言和文章，5月26日四川日报李华飞的发言，6月5日成都日报刘冰的发言，6月14日四川日报储一天的发言) + +　　第二种认为：对“草木篇”的批评不仅是教条主义的，而且有宗派主义，是“由上而下”，是“政治恐吓”和“野蛮方法”。(参看5月15日四川日报晓枫的发言，5月17日四川日报流沙河的发言，5月21日四川日报张默生的发言，6月2日成都日报言无罪的文章) + +　　第二种认为：对“草木篇”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应该批评，但态度和方法上有问题。(参看5月22日和26日四川日报由莓、刘君惠的发言，6月14日成都日报杨威的发言) + +　　另外，沙汀不同意批评“草木篇”是“由上而下”的说法。并认为流沙河在“草木篇”中所犯的错误是无意识的。(参看5月26日四川日报沙汀的发言) + +　　三、“诗无达诂”对吗？ + +　　基本上有如下三种看法： + +　　(1)张默生的看法：“诗无达诂”是对的。一首诗不可能有一种固定的解释，最好是让作者自己去加注解。任何时代的诗亦是如此(参看5月21日四川日报三版张默生的发言) + +　　(2)刘君惠、施幼贻、何剑勋不同意“诗无达诂”的说法。认为衡量一首诗是有客观标准的。(参看6月5日、13日四川日报三版刘、施、何的发言) + +　　(3)陈士林的发言：“诗无达诂”不可一概斥之为“不可知论”。因此，关于“诗无达诂”的各种看法，在某种意义上，都不算错。(参看6月14日四川日报三版陈士林的发言) + +　　四、文联对流沙河、丘原等是否有“政治陷害”？ + +　　(1)流沙河和丘原和说法：对“草木篇”的批评是“政治陷害”“人身攻击”。李累剥夺了流沙河的通讯自由。(参看5月17日四川日报流沙河和丘原的发言) + +　　(2)李累的发言，对所谓“政治陷害”、“剥夺通信自由”的真相作了说明。并揭发了流沙河、丘原等平时的一些反动言论。(参看6月14日四川日报三版李累的发言) + +　　(3)储一天、李伍丁前几次发言(参看5月21日、22日四川日报三版)，都基本同意流沙河、丘原的说法。在李累发言后，储一天、李伍丁又表示李累的发言是符合事实的，无所谓“政治陷害”。(参看6月14日四川日报三版) + +　　附注：流沙河没有参加13日的座谈会，三次派人请都没有请到。 + +　　 ----来源： 1957年6月2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42.txt b/CCRD/1/3/2/00094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770557c217c08d795489b9c98b6ce7e36dab6be --- /dev/null +++ b/CCRD/1/3/2/000942.txt @@ -0,0 +1,21 @@ +# 向大学生的反右派斗争行列欢呼 + +　　<《光明日报》社论> + +　　高等学校的学生参加反右派斗争的行列，向右派分子展开攻势了!我们向你们欢呼!你们参加这次反右派的斗争，对右派分子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对你们，则是一场活生生的政治思想教育。 + +　　让我们回溯一下过去。 + +　　这几年来，由于学校中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不断加强，由于社全主义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以及社会生活面貌日新又新对青年们的感染，由于共产党和共青团对青年一代从各方面给予教育，给予指导，给予帮助，对青年一代的成长给予无比的父母般的关怀，你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和社会主义觉悟一天一天在提高。你们的思想面貌呈现为学校的新面貌、整个教育事业的新面貌。 + +　　不过，由于你们是在社会主义已经胜利、已经创造了良好的培养青年的条件下成长的。你们在我国革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都还是小孩子，都还在中学或者小学学习。你们出生得迟，没有机会经历革命战争的煅炼；没有亲眼看到革命胜利前灾难深重的中国的黑暗情况以及光明同黑暗斗争的情况；不清楚前辈们所走的坎坷道路，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流出了多少热血，牺牲了多少可贵的生命，才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垮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罪恶统治，摧毁了封建主义，消灭了官僚资本主义，打下了人民的天下，建立了新中国，奠定了光辉灿烂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幸福和继续创造幸福生活的条件。“人在福中不知福”。这是你们的幸福之处，这也是你们的不足之处。由于上述这种情况——你们的不足之处，加上学校中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还有着不少缺点，以致你们虽然知道要树立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虽然知道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思想，要同资产阶级思想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彻底批判和清除它们；但是，要真正在思想上政治上明辨是非，真正对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作出明确的区分，真正在实践上怎样坚持，怎样批判，怎样斗争，就不免有着困难了。关于这些，在你们的头脑中，是概念的东西较多，见诸实践而从实践来的知识过少。同时，由于在我国社会中，阶级斗争并未终止，还有着右派分子存在，资产阶级思想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一直是在或浮或沉的状态中，有时候好像沉落下去了，有时候又泛滥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中，风风雨雨，你们始终是这类思想进攻的目标之一，要是你们的抗毒力量不坚强的话，就很难保不受它们的侵蚀。不宁唯是，在你们中，又有许多人是出身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家庭，因此，这类思想影响，就必然会在学校中有所反映，对周围的人有所影响。所以，在学校中如何进一步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而你们，则如何在政治上严格要求自己，提高政治上的自觉，学会如何在思想上明辨是非，坚持真理，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以及如何向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确是当前及今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 +　　而现在，你们参加反右派的斗争行列，就正是你们参加斗争，经受革命煅炼，提高政治思想水平的一个大好时机。 + +　　人民日报在6月22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不平常的春天”的社论，指出从今年2月起到6月中旬这一段时间内，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平常的春天。而对你们说来，这一段时间更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试想你们在这一段时间内，看到了、经历到了、学习到了多少你们平时不容易看到、经历到、学习到的东西! + +　　请看看吧!从今年2月起，由于毛主席系统地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进一步透彻地说明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并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了党的整风运动，由此开始，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积极性的批评和建议，旨在帮助党的整风，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加强社会主义的进展速度。这些，是你们都看到了、听到了的。同时，某些对社会主义事业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乘机放出了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希图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事业进攻。他们居心的恶毒，面貌的狰狞可耻，也是你们都看到了、听到了的。在有些学校的学生中，也出现了右派分子，出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这些荒谬言论，引起了广大学生的愤慨，可是却受到了右派野心分子的拍掌欢呼，这更是你们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了的。像这样一段经历，像这样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对于你们，不是一次活生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吗！不是可以稍稍补足你们上述的不足之处而经历一次革命斗争的煅炼吗!这不是只有在一个不平常的时节才能获得的吗？ + +　　你们正在学习文件，掌握武器，对右派分子进行反击。这是一件大好事。党和政府，全国人民，你们的父母和师长，看到你们热烈地同工人、农民、知识界站在一起，对右派分子展开这样的攻势，都在感到无比的欣慰。对右派分子的斗争，是一场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是要把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打下去，捍卫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以有力的反击告诉右派分子，告诉那种对社会主义事业怀着贰心的人：共产党的领导和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不容痴心妄想来侵犯的。谁怀着这种痴心妄想，他就是自绝于人民，他就会被人民打下去。而通过这次斗争，接受一次活生生的深刻的政治思想教育，对你们比之对社会其他各界人民，是有着更加重大的意义，是一次更加难得的机会。所以，现在全国人民都在注视和欢呼你们参加这个反右派斗争的行列，给予右派分子的进攻以无情的打击!同时又能从实践上学会掌握毛主席所提出的分辨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掌握同右派分子进行斗争的强有力的武器，进而经常同资产阶级思想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并学会经常注意批判和清除自己的头脑中可能有的资产阶级思想残余，使它永不致在风风雨雨中泛滥起来。 + +　　同学们!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时节，这是一场不平常的经历，这是一次不平常的斗争，这是一次不容易获得的教育。希望你们除了给予右派分子以沉重打击之外，还要不辜负这个时节、这场经历、这次斗争在教育上的意义，通过这次斗争在思想上取得丰富的收获。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44.txt b/CCRD/1/3/2/00094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dc2ec3cd4cfb55d6ecd4b147148620857a37d65 --- /dev/null +++ b/CCRD/1/3/2/000944.txt @@ -0,0 +1,17 @@ +# 这一次人民代表大会 + +　　<《人民日报》社论> + +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经过五天的预备会以后，将要在今天正式开幕了。 + +　　这次会议的内容很丰富。在预备会议中，代表们认真地讨论了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并且就去年的决算、今年的预算和年度经济计划进行了座谈。正式会议的议程，据昨天人大常委所通过的草案，将包括听取和讨论周恩来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１９５６年国家决算和１９５７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薄一波副总理关于１９５６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１９５７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董必武院长关于最高法院工作的报告，张鼎丞院长关于最高检察院工作的报告，彭真秘书长关于人大常委工作的报告，乌兰夫副总理关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问题的报告，以及一些其他的项目。 + +　　今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过去工作的结果怎么样？今后的工作如何改进？这是大会的代表所关心的，也是全国人民所关心的。同时，这次人代会开会期间，又正值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开展整风运动，全国人民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进入高潮的时候。这一次的人代会的中心任务，当然是确定当前的工作方针，确定１９５７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而为了作到这些，就必须认真地总结经验，纠正错误，批判右派。 + +　　关于总结经验，目前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必须首先肯定成绩。有成绩就应当肯定，有多少成绩就应当肯定多少成绩，这本来是不成为问题的。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最近煽起了一股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逆流，硬说不能讲成绩，讲了就变成“教条主义者”，就变成“歌德派”。在这里，我们不打算来详细批驳这种谬论，只想指出一点，就是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都是几万万劳动人民的事业，这些事业的成绩是几万万劳动人民积极行动艰苦奋斗得来的果实。拿１９５６年来说，全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上完成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谁能够否认？全国工业总产值提前一年完成并且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指标，谁能够否认？全国农业在去年战胜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业和农副业的总产值仍然接近完成五年计划，粮食总产量还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谁能够否认？有的人不愿意歌颂人民的创造，那有他们的自由，但是任何人也没有权利抹煞客观的事实。人民的代表，对于人民群众的奋斗的成果，将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们相信，至少绝大多数的代表是会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的答案来的。 + +　　有多少成绩就是多少成绩，有多少错误缺点就是多少错误缺点。只有愚蠢的人才讳疾忌医。共产党现在正在整风，正在广泛地听取批评意见。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人民政府和其他的国家机构，也正在广泛地听取批评意见。这是认真地、有系统地改进国家机关工作的重大步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人民行使权力的最高机关。在过去的几次会议上许多代表们都对于国家工作提供了坦率的有益的批评。在这次会议上，更加需要展开严肃的批评，政府各部门和其他国家机构，对于自己的工作，也更加需要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有的人认为，既然要肯定成绩，既然要批判右派，就似乎不好同时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了。这显然是一种误会。对于错误和缺点的积极的善意的批评，只会使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快地前进，这同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的反人民的诬蔑完全是两回事。我们愈能够放手地开展这种批评，并且同时进行自我批评，指出错误的所在，错误的由来和改正错误的正确道路，我们就愈能够有效地改善工作，也就愈能够有效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也就愈能够孤立右派。 + +　　对于资产阶级右派的反社会主义言论行动的批判，现在全国各省市都在进行，各党派都在进行。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进展，对于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都是一件大事。人代会的预备会的情况表明，对于右派的批判将是这次人代会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这次人代会开幕前夕，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演发表了，这使全国人民反右派的斗争获得了强有力的武器。而这次人代会由于要讨论国家工作的各个重要方面，这也就使人们不能不对右派在国家工作各方面的错误言论作出严正的答复。因此，可以预料，这次人代会将使对右派的批判大大地深入一步，将使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大大地提高一步。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2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45.txt b/CCRD/1/3/2/00094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d603102b65cde8394392e222122cec6f4040803 --- /dev/null +++ b/CCRD/1/3/2/000945.txt @@ -0,0 +1,17 @@ +# 王造时代表谁的利益? + +　　右派野心分子假借“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一连串非凡美丽的题目，进行攻击社会主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领导的罪恶勾当。出动了三山五岳的“英雄”，排开了旗鼓森严的阵势。战略战术也多种多样。有执行“粪帚战术”的“先锋”，举手一挥，就在党的身上泼下了满身污水；斜刺里杀出来的接应者，就用麻团塞住人们的嘴巴，不容分辩，连公道话都不许讲一句。最后出场的是扮做正人君子的角色，发出悲天悯人的声音，说道:“放鸣的重点必须放在基层单位和基层群众上去。这不但因为基层群众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论理应该受到注意；……而不幸基层的干部，一般说来，水平比较差，官僚主义犯得也就特别厉害。群众生活和生产上所受到的损失和痛苦也就来得特别深，特别重。……”在这里，右派分子就公然以基层群众的知心人和保护者自居，想牵着群众的鼻子跟他一起去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好像八年以来，党和政府不曾为人民做过半分好事，群众只是在“水平比较差、官僚主义犯得特别厉害”的基层干部手里受苦，幸亏右派野心分子出来仗义执言，才得露出一线生机。其用心之恶毒，着实令人发指。 + +　　发出了这种议论的右派野心分子王造时创造了恶毒的理论，他说“官僚主义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着的。不是刚刚萌芽而是发展到了相当恶劣的程度。”而且那后果也极为“严重”，它“阻碍了我们生产的进展，影响了我们建设的计划，损害了我们广大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于是，今天的社会就在王造时的口中被描写成黑漆一团、暗无天日了。 + +　　果真是如此的吗?王造时的“理论”是经得起“推敲”的吗? + +　　全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工商业者都站起来讲话了。他们愤怒地指出，几十年来，为了国家民族的自由解放、为了全国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前仆后继进行不屈斗争的不是王造时这样的“仁人志士”，恰恰是给他诬蔑得一无是处的共产党人。是谁使我国钢铁的年产量从三十八万吨增加到四百万吨的?是谁使我国的粮食从年产二千一百几十亿斤增长到三千六百几十亿斤的?是谁使我国有了制造汽车和飞机的工业的?创造了这些奇迹的果真是为王造时诬蔑成十恶不赦的共产党人吗?(6月29日2版更正为“创造了这些奇迹的不正是为王造时诬蔑成十恶不赦的共产党人吗?”)按照王造时的说法，生产进展和建设计划老早都被他们阻碍、影响得奄奄一息了。这些成绩、数字不是神话也必然成为谎言。 + +　　王造时是大学教授、高级知识分子，难道他的眼睛真的还不及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明亮?这是不可思议的。 在已经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而且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祖国 里，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的。有一部分人会对新社会的某些方面感到不习惯，这也是必然的暂时的现象。从来也没有人说过，我们今天所进行的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已经十全十美毫无缺陷了。即以王造时所诬蔑的“水平比较差，官僚主义犯得特别厉害”的基层干部来说，他们并不是什么天兵天将，他们都是从广大工农群众在斗争中里产生出来的。他们还没有完全学会管理国家的本领，但他们都是诚诚恳恳、辛辛苦苦地工作、学习着的。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没有像他们那样优秀的人民勤务员。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在数十年的斗争中已经结成了血肉关连的联系。任何问题都可以依靠这种联系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下获得完善的解决。无论怎样的野心分子都钻不了什么空子。现在王造时却要冒出头来“代表”基层群众讲话，人民不能不愤怒地发问，是谁委托你这个右派野心分子做代表的?你真正代表的到底是些怎样的人物? + +　　右派野心分子往往都有一些“光荣历史”的，好像“几千年来读书人的气节的优良传统、五四以来的革命的爱国精神”……一鼓脑儿都在他们身上了。好像他们一直都是代表了人民的利益的。当他们想做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时，就必然要抬出这些“光荣”的“招牌”来。鸣锣喝道，招徕观众。我们想请问一下，“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先生，在抗战中，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向日本侵略者和蒋帮投降分子作艰苦斗争的时候你是在什么地方，你进行的怎样的战斗?在解放战争期间，人民向反动派作殊死斗争的时候，你又在什么地方?你的战斗矛头是向哪一方面刺去的? + +　　群众的革命觉悟在不断的斗争风雨里会得到不断的提高。当群众真正看清了谁是代表着他们的利益、又是谁是想把利益从他们手里夺走的时候，王造时之流的处境可就真的不十分佳妙了。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6月2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47.txt b/CCRD/1/3/2/00094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31d9cfd3f2e500d2e0a1e83205457ff817645ce --- /dev/null +++ b/CCRD/1/3/2/000947.txt @@ -0,0 +1,17 @@ +# 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鲤鱼跳龙门”论 + +　　<《天津日报》社论> + +　　在最近的大鸣大放中，天津市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全国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互相呼应，兴风作浪，放出了一系列的谬论。他们强调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不是取得基本胜利而是“取得完全胜利”，认为“资本家们以矫健的鲤鱼跳龙门式跳入社会主义，没想到这顶阶级帽子还带着”；他们反对提“阶级关系”，认定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不必经过“脱胎换骨”的本质改造了；有人还提出“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在本质上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不必向工人阶级学习，等等。这些谬论，目的在于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抗拒社会主义改造，为资本主义复辟的企图打掩护。 + +　　天津市的工商业者，几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教育下，经过三反、五反等历次运动，有了显著的进步，因而在去年年初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绝大多数参加了公私合营。但是，绝不是像有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说的那样，他们“交出企业”以后，就像“鲤鱼跳龙门”似的跳入社会主义，就不再是资产阶级了，两面性也不存在了。因为，今天的工商业者还有定息收入，对工人阶级还有剥削关系。列宁说过：“阶级一般说来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说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底劳动。”现在工商业者所拿的定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工人阶级劳动中被无偿占有的一部分。这种剥削的“孽根未净”，就证明资产阶级仍然存在，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也仍然存在。特别是资产阶级思想，就是在阶级完全消灭以后，也仍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因此，资产阶级的改造不是已经完全胜利了，而是应该继续加强进行。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演里指出：“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们现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怎么能说已经没有了两面性呢？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也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继续进行思想改造。” + +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制造一种空气，认为谁要一提阶级关系，一提两面性，谁就是教条主义，就是打击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他们祭起这些帽子，目的是要堵住人们的嘴，不让说出事情的实质和真相。大家知道，阶级关系和两面性的存在与否，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客观实在。拿天津市的工商业者来讲，全行业合营以后，经过一年来同职工一起劳动、学习，许多人思想上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但是，也有不少的工商业者，仍然以旧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处理问题，有些人不老老实实地服从公方代表和工人阶级的领导，狂妄自大，拒绝改造；有些人工作懈怠，不负责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有些人更离间公方代表和工人的关系，两面三刀，拨弄是非；有些人沿用资本主义经营作风，弄虚作假，甚至贪污、漏税、偷改账目、挪用公款，等等。这些事实，难道不恰好说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仍然存在吗？特别是在这次大鸣大放中，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中有些人赞成把定息延长到二十年，还要一次付清；有些人说马列主义是多年以前写成的，拿到中国来对不上号；有些人甚至公然主张从合营企业中撤出公方代表。这种谬论，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剥削思想的大暴露，事实俱在，难道还不足以说明资产阶级今天还存在着两面性，而且表现得很突出吗？ + +　　资产阶级的改造，是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改造。这是阶级本质的改造，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不可能像什么“鲤鱼跳龙门”那样一跳就能够把剥削的根子去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阶级本质的改造，说提“脱胎换骨”是把改造神秘化了，认为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已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工人阶级也同样需要改造。这是抹煞阶级界限，否定资产阶级需要继续改造。提起改造，人人都需要，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客观世界在不断地变化，人们需要不断地改造主观世界来适应客观世界，就是工人阶级也不例外。不过，工人阶级的改造和资产阶级的改造是性质不同的两种改造，工人阶级是人类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最先进的阶级，它过去长期被压迫、被剥削，它要在阶级斗争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和非工人阶级中沾染的各种错误思想。资产阶级是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分子要最后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则必须进行彻底的自我批判，改变在长时期剥削生涯中养成的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彻底转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培养成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并且锻炼自己的劳动技能。因此，工商业者参加公私合营，不过是进一步改造的开始，怎么能说已经同工人阶级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不再需要“脱胎换骨”的改造了呢？我们认为：工商业者应该从自己的思想深处认真检查一下，看看自己的真实的思想觉悟，距离一个站稳社会主义立场，老老实实地服从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勤劳勇敢的劳动者，还有多远；正确地估计一下自己的能力，回想一下自己过去管理企业的实际情况，和现在按社会主义方式管理的企业比起来，究竟有什么差别，好好地想一下这些问题，他们就会认识到自己的改造还很不够，就会放谦虚老实一些，就会感到必须好好地向工人阶级学习，继续进行自我改造。 + +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大放厥辞，反对社会主义，并不是奇怪的事。历史证明，任何一个阶级在它将被消灭的时候，总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它还要千方百计地顽强地表现自己。我国经过去年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从经济制度上解决了谁战胜谁的问题，大规模的群众的阶级斗争是基本上结束了。但是，就思想领域来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没有认真地展开过，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还要继续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虽然高呼过“共产党万岁”、“拥护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也申请了公私合营，但他们是大势所趋，迫不得已，并不是真正心口如一地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并没有改变，资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他们还无限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于新社会总是有些格格不入，而一旦遇到土壤、气候适宜的时候，他们的反社会主义思想就要露出头来。这次他们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又向工人阶级发起了猖狂的进攻，就是证明。 + +　　全体工商业者应该了解：我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在我国的具体的条件下，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并且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但是，今天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对抗的一面仍然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如果资产阶级不接受党的和平改造政策，那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因此，工商业者应该继续加强改造，争取平平稳稳地走过过渡时期，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荣的劳动者。工商业者应该认清右派分子的危害性，不要被他们的“鲤鱼跳龙门”的甜言蜜语所迷惑，并要同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划清界限，展开坚决的斗争，以便更好地改造自己，在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上大踏步前进。 + +　　 ---- 原载《天津日报》1957年6月2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50.txt b/CCRD/1/3/2/00095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dfb191adfbc192905feb7b125c33c0bfb743392 --- /dev/null +++ b/CCRD/1/3/2/000950.txt @@ -0,0 +1,15 @@ +# 青年们，为保卫社会主义斗争到底 + +　　<《文汇报》社论> + +　　反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斗争已在全国高等学校中形成一个波澜壮阔的浪潮，广大的青年学生已经站到斗争的前列，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展开尖锐斗争。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事情。首都三十多所高等学校的共青团员们又在27日集会，宣示他们坚决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斗争到底的决心。这一响亮的号角，严正地警告了右派分子:青年们是爱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谁敢侵犯它，就和谁坚决的进行斗争! + +　　反右派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对于青年学生，是一次很好的革命锻炼，也是一课生动的政治思想教育。中国青年学生有它的光荣革命传统，从“五四”起，这支强大队伍就曾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和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斗争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民主革命仅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步骤，而不是革命的目的，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彻底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与贫困，建立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今天，共产党正在领导我们为实现这一伟大目标而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因此，对我们青年来说，这正是正确地继承与发扬“五四”光荣传统效忠于新的革命事业的大好机会。建国以来，青年学生们在党的关怀和教育下，正在迅速成长，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强大后备军。他们也很清楚:无数革命战士在革命战争中的流血牺牲，是为了年青一代；无数工农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辛勤劳动，也是为了年青一代。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任何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措施都与年青一代血肉相连。青年人关心国家政治、社会生活是理所应当的。但是，青年人的政治锻炼毕竟还不够成熟，加之过去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还存在缺点，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影响仍然存在，这就形成某些青年学生思想认识的飘摇不定状态。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就有机可乘，把他们看成政治道路上的羔羊，千方百计企图把他们引向歧路。这不是很明显的事实么?在这次鸣放的歪风中，右派分子就首先向青年学生的思想阵地进攻，深入各个高等学校，到处放火，混水摸鱼，诱使少数同学走上背离社会主义的道路，从最近所揭发的事例中，证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 +　　人们十分清楚，大多数青年学生在八年来，经过共产党、共青团的教育，政治思想有了飞跃的提高。他们大多数能够明辨是非，坚持真理。如北京大学的康宏逵同学就坚持爱护共产党、爱护社会主义的立场，不为右派分子所迷惑；北京师范大学的江欢然同学不为暴力所慑服，坚持了反右派分子斗争；中国人民大学的洪有仲同学虽曾一时受了右派分子的迷惑，但当右派分子的真面目被揭露后，就坚决地与非社会主义思想划清界限，参加了反右派分子的斗争。但我们也不能不十分注意右派分子、反动分子对青年们的豺狼心肠，南京大学就揭露了反革命分子企图诱使青年学生走上反党叛国的绝路。因此，这场斗争，如果仅仅看成是思想领域上的斗争，只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将不免要大大上当的。 + +　　反右派分子的战斗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万千青年学生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向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战线上前进。全国人民都以无限热情，欢迎这支青年大军参加到战斗的行列。让我们万众一心，结成保卫社会主义的坚强阵线，击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同时，我们也热切地希望:同学们能够在斗争中得到更好的锻炼，学会掌握毛主席所提出的六项标准，建立牢固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世界观，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作出贡献。对于曾经受过右派分子诱惑、迷失方向或一时尚存模糊思想的少数同学，我们是热切地希望他们勇于接受教训，改正错误。列宁说过:上帝是允许青年人犯错误的。青年人不犯错误是奇罕的事，问题在于如何对待错误。吃一堑长一智，一时的错误。既不能动摇我们的立场，也不能改变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我们要以无限的英雄气概，从思想上与一切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并坚决勇敢投到战斗的洪流中去。 + +　　革命的共青团员、学生和广大青年们，紧密地和全国人民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为保卫社会主义斗争到底。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6月3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51.txt b/CCRD/1/3/2/00095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189229b4df720495530dee3e47e19cd2ff762a6 --- /dev/null +++ b/CCRD/1/3/2/000951.txt @@ -0,0 +1,15 @@ +# 各民主党派重庆市组织举行“双周座谈会”交流联系群众等方面的经验 + +　　<新华社> + +　　新华社重庆１日电各民主党派在重庆市的地方组织在最近举行的一次“双周座谈会”上，交流了他们在１９５６年工作中的主要经验，相互帮助改进今年的各项工作。 + +　　重庆市在１９５２年开始建立“双周座谈会”制度，由统战部门召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代表每两周举行一次座谈会，讨论时事政策、协商工作和交流经验。这一制度后来没有很好坚持，中断了一年半时间，直到今年１月间才又开始恢复。 + +　　在最近一次座谈会上，各民主党派重庆市地方组织的代表交流了他们在联系群众和发展组织等方面的经验。民革的成员在１９５６年广泛开展了社会联系工作，经常有联系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和社会人士达七百九十多人。民革重庆市委员会组织他们学习时事政策，参观工厂、农村和建筑工地，通过这些方法同他们联系，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觉悟，其中已有二百多人参加了居民段的扫盲活动，还有四十多人被群众评为优秀教师。民革重庆市委员会的代表说，他们联系的人数这么多，主要是由于发动和依靠全体成员一起动手。民盟重庆市委员会和九三学社重庆分社委员会，去年通过召开各种座谈会、报告会，邀请所联系的群众参加；并采取由成员分工固定联系一定群众等办法，团结和联系了许多群众。民盟的各级组织还在高等学校中采用专题调查的办法，搜集盟员和群众的各种意见，提供中共党组织参考用来改进工作。九三学社重庆分社委员会的代表在会上介绍了他们帮助成员和群众学习的经验。他们经常汇集有关科学研究、教学改革、当前时事政策等方面的参考资料，印发给成员和社外群众，很受欢迎。 + +　　各民主党派的代表在会上还谈到了他们去年在联系群众的基础上发展组织的情况。农工民主党重庆市委员会原来对医药卫生界的联系很差，去年他们在中共党组织的帮助下改变了这种情况，在医药卫生界做了不少群众工作，在这个基础上现在已经发展了不少新成员。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去年发动成员积极投入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培养和扩大了工商界骨干分子的队伍，并吸收大批骨干分子参加了会的组织。到去年年底，他们的成员已比年初增加了两倍。有些民主党派的代表检查出，在发展组织的同时，由于对新成员的教育和对基层的领导工作没有能够及时赶上去，因此目前有的基层组织还不够健全。 + +　　各民主党派重庆市地方组织在交谈中，也谈到了他们对今年各项工作的初步规划。各民主党派都把进一步做好联系群众的工作以及成员的教育工作列为今年的重要工作内容。民革重庆市委员会计划今年联系社会人士两千人到两千五百人，并根据去年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决定今年加强对基层组织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发展组织的工作。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决定进一步建立和健全基层组织，认真督促会员参加各种学习，鼓励他们参加各个单位的增产节约运动。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54.txt b/CCRD/1/3/2/00095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84039873ed9dd5cf5f8a6b12c94b43eed6173e --- /dev/null +++ b/CCRD/1/3/2/000954.txt @@ -0,0 +1,35 @@ +# 和右派划清界限——答读者问 + +　　<浙江日报社论> + +　　有几位读者向编辑部询问：“党的整风运动为什么变成了反右派的斗争? + +　　右派的特征是什么？我们也在整风运动中对党和政府的工作进行过苛刻的批评，事后想一想也知道有些批评是片面的，会不会也被当做右派分子? + +　　反右派斗争的目的何在?” + +　　这些问题，我们认为颇能代表一部分读者的思想情况，有公开和这几位读者进行探讨的必要。 + +　　“党的整风运动为什么变成了反右派的斗争?”这个问题的提法应当是党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关系。这几位读者对这两者的关系看来还不够清楚，因此问题也提得含糊，似乎党的整风运动“变成了”反右派的斗争。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事情是：党号召开展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绝大多数党外人士也都响应了党的号召，诚心诚意地帮助整风，而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则以为他们的时机到来，便假借帮助党整风的旗号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企图乘机达到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这种反动的言论行动，遭到了一切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的反对，于是在整风运动过程中，就出现了当前这样一个反右派的斗争。这一斗争，是由整风运动中所发生的这一新情况所引起的，但是它并没有代替了党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仍在进行。而且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反右派的斗争，正因为通过这一斗争，使党内党外群众的政治觉悟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受到极大的锻炼，因而也更加能够保证整风运动沿着正常的道路发展。由此可见，并不是整风运动“变成了”反右派斗争，也不是因为有了反右派斗争就因而取消了整风运动。相反地，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这是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是要坚持进行并且正在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着的。而另一方面，由于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直接威胁着我国人民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而这种反动言行又是披着助党整风的外衣的，因此在开展整风运动的同时，就不能不在一定时期内坚决予以揭穿和反击。不这样做，不首先分清关系国家人民根本命运的大是大非，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受严重的损害，而整风运动也就根本无法顺利进行。 + +　　右派分子正在极力制造人们观念上的混乱。他们利用一部分人对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关系认识不清的弱点，说什么“共产党整风整到别人头上来了”“整风不过是钓饵”等等，企图离间党与群众的团结，并借此把水搅混，掩饰自己的反动面目。只要我们明白了以上的道理，就不会上他们的当。 + +　　“右派的特征是什么?意见提得苛刻些，有片面性，是否也会被当做右派分子?”上面已经谈过，在整风运动中有两种人。一种是真诚地善意地帮助党整风的，一种是假装帮助整风，恶意进行破坏的，这种人——例如北京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葛佩琦之流，本省的宋云彬、李士豪、吴惟平、叶芳、徐祖潮、沈九如之流，尽管打着“爱护党”“帮助党”的旗号，但是他们却是别有用心的。 + +　　这里所说的真心假意，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衡量的标准就是毛主席的讲演中所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最主要的，又是这六条中的这两条：“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因为社会主义这是全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而共产党的领导又是我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真心假意，善意、恶意，决不是仅仅从口头上，而正是从这一根本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上表现出来的。 + +　　只要把这一时期报纸上刊登的右派言论细细研究一番，就可以看出：不论他们“提意见”的方式虽然有人用的是王婆骂街式，有人用的是甜言蜜语式，有人用的是；“直言相谏”式，有人用的旁敲侧击式，但其共同的主要特征是反对社会主义事业，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他们假借反对“教条主义”“公式”“新八股”的口号，夸大错误，抹煞成绩，引导一些立场不稳或是不明是非的人，把个别性质的或部分性质的偏差和错误，看成是根本性质或者是全部性质的错误，以达到他们动摇社会主义事业成果，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他们否认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否认定息是剥削，提出定息十三年、定息二十年以至定息一次付清的主张，提出“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是更为危险的敌人”“工人阶级比资产阶级更落后”等等口号，以达到他们抗拒改造、待机复辟的目的。在学术文化问题上，他们坚持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应该有任何政治标准，认为知识分子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用马列主义作为“百家争鸣”的指导思想，“这些全是废话”；他们否认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他们把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说党报不能全面反映人民的意志，主张办“同人报纸”，主张“从各种角度”办报，以便为资本主义思想建立讲台。在国家基本制度问题上，他们从资产阶级民主观点出发攻击国家制度，以“绝对民主”的观念来涣散劳动人民的意志，瓦解劳动人民的组织性、战斗性；他们诬蔑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根源，提出“政治设计院”“各党派轮流执政”等主张，企图篡改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达到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目的。在党的领导问题上，他们诬称党的领导为“党天下”，诬蔑共产党是宗派主义的根子，说党“不懂”这一行、“不懂”那一行，主张在若干部门削弱党的领导以至取消党的领导。他们知道，只要把共产党的领导削弱了，取消了，那么他们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一切手段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施展了。 + +　　从他们类此种种的言论和他们其中有些人一贯进行的和前些时候更加放手进行的某些野心活动(如猛烈扩展组织、篡改某些报纸的政治方向等等)来看，就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在帮助党整风，而是在向党，向一切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英勇奋斗的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的挑战。他们想在助党整风的旗帜掩护下，从根本上削弱以至推翻党的领导，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梦想。 + +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右派分子”这顶帽子决不是别人强加于那个人头上的，这顶帽子是右派分子用自己的反动言行在自己的头上编织起来的，只不过他们自己不肯承认而已! + +　　从这里，我们也就可以明白，并不是凡是提了苛刻些的意见，有片面性的意见的人，就都是右派分子。是不是右派，这要从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上，根据毛主席讲演中提出的标准去鉴别。对于一切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所提出的善意批评，即使有些偏激之词和片面性，这和右派分子的言论是根本不同的。对于这种批评，共产党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是欢迎的。这次党主动要求党外人士来帮助整风，并且根据边检查边改进的精神，对于党外人士所批评的缺点、错误，已经着手克服和纠正，这就是有力的证明。至于意见有片面性，共产党并不提倡片面性，因为片面性不能正确反映客观真理，但是也不绝对排斥善意批评中的片面性，因为人的认识总有其局限性，这也是客观存在。只要人们不是有意识地坚持自己的片面性，而是抱着探求真理的精神，把几个片面合拢来加以分析研究，就可以得出全面，就可以推动人的认识的发展。 + +　　右派分子目前正在散布“意见提得尖锐，共产党就受不了”“不可能要求一个人的意见完全正确，应该允许有片面性”等论调，企图混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界限，制造“共产党整风没有诚意”的空气，离间党与群众的关系，并借此为自己的反动言论打掩护。只要我们掌握了明辨是非的标准，从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上和右派划清界限，就不会上他们的当。 + +　　“反右派斗争的目的何在?”在我们探讨了以上两个问题之后，这个问题从一般的意义上说也就清楚了。反右派斗争的目的，从最根本的方面来说，是为了制止右派分子借帮助整风之名对六亿人民神圣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破坏，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但是，除了这一根本方面的目的之外，它还有着人民进行自我教育的严重意义。大家知道，我国人民第一个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取得的。这一革命斗争进行得不仅时间很长，而且十分激烈，人们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界限是划得很清楚的，革命斗争的思想准备也是比较充分的。而我国的第二个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通过和平改造进行的。正因为这一次的革命斗争是用和平方式进行的，有一部分人，特别是一部分保存着旧思想的知识分子和缺乏革命斗争阅历的青年学生，对于这一革命斗争的思想准备就比较的不够充分，对资本主义的界限也没有划清楚。这样，在革命斗争稍稍发生一些复杂情况的时候(比方说国际政治生活中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国内政治生活中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这些人的社会主义立场就发生摇摆，就很容易与资产阶级的思想发生共鸣，甚至有人做了资产阶级右派的传声筒和掩蔽体而不自觉。这样，就整个革命事业来说是不利的，因为这给资产阶级右派以至国内外的敌人进行危害革命事业的活动，创造了方便条件；对于这部分人本人也是很危险的，因为这很容易使自己陷进背离人民的泥坑。 + +　　这次反右派的斗争，无异是给全国人民，特别是给那些思想立场不够坚定的人，种了一次牛痘，补了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课。只要大家积极参加这一斗争，对于资本主义病毒的抗疫力和社会主义的政治觉悟，是会大大提高的。 + +　　综合以上三个问题来观察，就不难看出：当前正在进行的反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它既担负着保卫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任务，又担负着社会主义教育的任务。这一斗争的实质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的深刻反映。这一斗争，决非“小题大作”，更非“庸人自扰”。一切爱国人民在这一严重斗争的面前，都应该站稳立场，擦亮眼睛，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坚决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斗争到底!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58.txt b/CCRD/1/3/2/00095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50ee880b0064ae9eccdac77f8f83419570c587d --- /dev/null +++ b/CCRD/1/3/2/000958.txt @@ -0,0 +1,25 @@ +# 从文汇报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 +　　<《解放日报》社论> + +　　前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对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继续作了严正而又深刻的批判。社论指出：文汇报大量地报道了违反事实的反动新闻，大量地刊发了反动的言论，大量采用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的反动编排。社论中指出：文汇报“……替反动派做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报纸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我们完全拥护这个批评。人民日报对文汇报的批评，不仅在帮助文汇报把立场根本转变过来方面将会起巨大的作用，就是对于我们所有的报人，应该如何办好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如何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运用阶级观点来认识当前的反右派斗争，都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 + +　　我们从文汇报编辑部工作人员连日举行大会所揭发的初步材料看来，章伯钧、罗隆基串通一气，指挥文汇报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的事实，已经是昭然若揭了。 + +　　文汇报自从1938年创刊以来就一直是在党的关怀与帮助下成长起来的，可是文汇报竟然忘了恩，负了义了。罗隆基不要文汇报听党组织的话，要文汇报听他的话，文汇报就百依百顺，言听计从，十分服贴，任他摆布。罗隆基要组织什么右派大人物写稿子，文汇报就去组织，罗隆基要刊登这个，文汇报就不敢刊登那个，罗隆基要刊登那个，文汇报就不敢刊登这个。章伯钧、罗隆基联盟实际上是文汇报的“中央”，文汇报所需要经常了解的“政治气候”，不是什么别的，而是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头目的政治野心。文汇报不愿根据社会主义的原则、人民的利益、党的政策办事了，而要根据章伯钧、罗隆基的意图办事了，文汇报热心于宣传章伯钧、罗隆基的政治方针，难道这还不显而易见吗?如果不信，请听徐铸成自己说的话。徐铸成说：“我真正依靠的是民盟的组织。”所谓民盟的组织是什么呢?不正是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的系统吗?徐铸成的弦外之音，不正是要文汇报摆脱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吗?徐铸成的“拆墙经验”，不正是他秉承罗隆基的旨意用实际行动来排挤党员，夺取党的领导权的经验吗?为什么他要把党员从文汇报排挤掉呢?原因无他，因为文汇报里有了党员，就不免有点碍手碍脚，不能痛痛快快地让他们把报纸引上右派的道路。 + +　　文汇报既然不要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既然要死心踏地的依靠民盟右派的系统，自然，犯严重的错误就是注定了的。不管有人在宣传什么报纸没有阶级性，不管有人在宣传什么报纸的商品性，文汇报在最近几个月中成为资产阶级右派的喉舌，这一活生生的事实就完全证明这种说法的彻底破产。报纸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政治性的，都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报纸不是工人阶级的宣传工具，就一定是资产阶级的宣传工具。中国的报纸可以有几百家，几千家，实际上只有两家，一家属于工人阶级，一家属于资产阶级。没有阶级性的报纸、没有立场的报纸，在人类社会里是找不到的，也许在“虫类”社会里可以找到，那我们就不知道了。可是阶级性不仅仅对人类起着作用，就是“虫类”似乎逃不出它的影响。徐铸成不是反对做人民日报的“应声虫”吗?然而，他为什么那么俯首贴耳的甘愿充当章伯钧、罗隆基的“应声虫”呢?难道这里只有商品关系，买卖关系，而不是政治关系，阶级关系吗? + +　　由此可见，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不是从天而降，而是文汇报离开了党的领导，脱离了党的影响，依靠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结果。文汇报实际上有一个太上总编辑，有一个章伯钧、罗隆基的右派联盟指挥着文汇报的笔政，于是文汇报就成了资产阶级政治斗争的工具，走上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道路。 + +　　所以，从文汇报所犯的严重错误中要吸取的第一个教训，就是要牢牢地记住，报纸在任何时候都不是超阶级的，报纸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没有立场。报纸一旦离开党的领导，就一定要被资产阶级所领导。什么“同人报”，什么办报讲立场、讲观点就是“教条主义”，什么只要“一点论”，不要“两点论”，如果以这些错误的思想来办报纸的话，报纸统统都会走上邪路的。 + +　　如今，文汇报编辑部已经开始揭发和批判文汇报和右派的种种关系了，这是可喜的事情，我们期待着他们做出更多的成绩来。不过，还可以再进一步看看，章、罗右派联盟之所以能够在一个时期里篡夺了文汇报，文汇报之所以在一个时期里忠实地执行了章、罗的反人民的政治方针，能不能说，仅仅是被利用呢?如果这样看，就是把问题的严重性简单化了。如果仅仅是被利用而没有其他的缘故，那末，章、罗的政治方针就会早被识破了，早就会引起编辑部的抵抗了。可是没有，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于章、罗联盟的主张，在文汇报编辑部也不是完全没有市场的，也不是没有共鸣的人的。不管是什么货色，不拿到市场上去，总归是卖不出去的。当然，文汇报编辑部也有一部分同志，是与文汇报内右派作过斗争的，但是斗争也还不力，也没有取得胜利，正确的意见没有占领市场，因而就还有另一部分市场存在。这个市场之所以能够存在，其原因是由于文汇报编辑部某些同志头脑里仍旧残留着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因而有时就在某些问题上与罗隆基、浦熙修、徐铸成的观点发生共鸣。或者被章伯钧、罗隆基表面上拥护共产党，实际上反对共产党的伪装所迷惑，不认为他们俘掳文汇报干反社会主义勾当的可耻，反而认为这些人是什么“饱学之士”，是什么“正人君子”。于是乎就不容易识别他们的阴谋花样，在开展反右派斗争时就容易产生无原则、无立场的同情和原谅。自然，这些都是一般人容易犯的思想问题，不是右派问题。正如有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也曾经在文汇报上发表过一些带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文章一样，或者是由于一时的思想动摇，或者是一时在某些观点上与右派的观点相合。这都是一般的思想上的毛病和缺点，与右派的有纲领、有理论、有行动、一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章、罗联盟是完全不同的。 + +　　就以解放日报编辑部而论，也不是完全没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例如前日本报仅仅为着争取出版的时间，而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人民日报社论，没有安排在第一版的显著地位，而放在第二版，这是完全错误的。产生这一错误的原因，也是由于我们编辑部的某些负责同志对于反右派斗争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由于资产阶级办报思想在编辑部某些同志头脑里还留有影响的缘故。 + +　　所以从文汇报的严重错误中要吸取的第二个教训，就是新闻工作人员既是教育人民的人，他首先就要受教育，新闻工作者既然担负着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的任务，就必须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抛弃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这样才能适应新社会的需要，适应工人、农民和所有劳动者的需要，才能站稳立场，及时地识破各色各样的反社会主义的阴谋。 + +　　我们要在坚决地反右派斗争的同时改造自己，决不能因为我们某些同志的身上也还沾染着一些资本主义的灰尘，也说过某些对党不满的话，就没有反对右派的勇气，就在反右派斗争的战线上畏缩不前，甚或顾虑万端，不敢于参加这场斗争。如果谁有这些想法，谁就犯了极大的错误。今天反右的斗争，是一个最好的锻炼人们识别真假善恶的机会，如果不在斗争中考验自己的立场，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改造自己的观点，我们就会大大落后，就仍然有可能在今后的工作中重犯严重的错误。 + +　　（----来源：《批判文汇报的参考资料(一)》，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1957年9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60.txt b/CCRD/1/3/2/00096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788918e43d74d4598621c92facdc6069a1d9853 --- /dev/null +++ b/CCRD/1/3/2/000960.txt @@ -0,0 +1,11 @@ +# 坚持工人阶级的新闻路线 + +　　<工人日报编辑部评论> + +　　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明确地指出文汇报成为右派分子向工人阶级进攻的工具，透彻地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对人民事业的危害性，给我国新闻工作者指出一条鲜明的办报方针路线。我们表示完全的拥护。 + +　　文汇报在今年春季向工人阶级举行猖狂进攻，向资产阶级的方向迅跑表现在那里呢？今天本报发表“文汇报的几笔债”一文，提供了一个概括的事实。很明显的，文汇报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进攻的时候，它是这样的积极有劲，把尾巴翘得高高的，得意忘形，嚣张至极；可是，当它认为大势所趋需要自我检讨的时候，它又是那样的消极敷衍，为了应付愤怒的读者群众和社会舆论的指责，它不得已作些表面的空洞的自我批评，东躲西藏地避开主要问题。难道这是偶然的吗？是自己没有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吗？不是的，因为文汇报的主要负责人和章罗联盟勾结在一起，当章罗联盟正在狡赖抗拒之际，文汇报难以认真彻底检讨自己的错误。只是在人民日报再次批评文汇报以后，该报编辑部工作人员起来揭露领导人的反动言行，该报总编辑徐铸成也从否认到开始承认章罗联盟操纵文汇报的一些事实。这是转变的开端，值得欢迎。可是，文汇报的副总编辑、章罗联盟指示的忠诚执行者、能干的女将——浦熙修，却仍在抵赖，拒不交代主要问题，这就不能不引起文汇报编辑部正直的工作人员的注意。问题很清楚，文汇报要根本转变到社会主义方面来，还需要作很大的斗争和努力。 + +　　工人阶级从来就认为新闻是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不是为进步的阶级服务，就是为反动的阶级服务。没有什么抽象的所谓“超阶级”新闻，也没有什么抽象的所谓“超阶级”新闻工作者。在我国新闻界，从来就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进步的工人阶级新闻路线和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的斗争。不过，刚解放后那几年，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是暂时潜伏待机而动；去年十月文汇报复刊以后，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逐渐活动开了，新闻界中的右派分子大肆宣传：什么“教条主义报纸（指共产党党报）吃不开了”，“向旧报纸学习啊！”“要恢复旧报纸的方向啊！”如此类似等等花腔随地可以听到；到今年春季，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起来，而文汇报就是这种猖狂进攻的先锋。因此，进步的工人阶级新闻路线和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的斗争也紧张而尖锐化了。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掌握了一些报纸，使之成为向工人阶级进攻的工具。这也说明在新闻界有一些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服务。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人们，他们往往忽视工人阶级新闻观点的政治原则，反对“政治第一、技术第二”的原则，反对报纸是集体的鼓动者、宣传者和组织者的原则，他们往往脱离政治而过分片面地强调业务技术、对宣传报导采取轻浮粗率而对人民不负责的态度。这种人如不努力进行思想改造，树立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方向，那么，他们就会被反动的别有政治野心的右派分子所利用，使他们成为向人民事业进攻的先头部队，对人民犯下错误和罪恶。文汇报就是明显的一例。 + +　　工人阶级新闻路线，宣传报导必须有利于加强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中国和世界劳动人民的团结。因此，我们的宣传报导是有立场、有原则的。比如说，我们对待新闻的观点，就不是无原则的“抢先”的观点和所谓“有闻必录”的观点。一件事情马上发表合乎前面的原则，就是新闻；现在发表无利，过了一定时间发表有利，就一定要掌握对于我们有利的发表的时机，根本不合乎前面的原则，不需要发表的就不发表。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难道就没有立场、没有原则吗？请看最近的文汇报，他们的立场和原则不是明确得很吗？那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和原则，一切合乎他们这个原则的就大登特登，一切不合乎他们这个原则的就轻描淡写甚至不闻不问。这难道是他们所谓的“新闻没有阶级性”吗？恰恰相反，他们正是坚持资产阶级的立场向工人阶级，向全国人民进攻。一切工人阶级的、人民的新闻工作者必须提高警惕，必须和资产阶级的新闻路线划清界线，必须坚持工人阶级的新闻路线，坚持以社会主义事业、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来进行工作，才能把我们的工作做好，才能使我们的报纸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这是我们时刻不能忘记的原则。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61.txt b/CCRD/1/3/2/00096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c64bae4e0d50606df4d5d7f5344ede8029b2c55 --- /dev/null +++ b/CCRD/1/3/2/000961.txt @@ -0,0 +1,13 @@ +# 痛切改造自己 + +　　<《文汇报》社论> + +　　这几天，我报全体工作同志正以万分沉痛和迫切待罪的心情，继续对右派分子篡夺报纸领导权的事实进行深入的检查和揭露。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反党反人民的言论和观点，就是通过我们的笔，我们的手，写出来、编出来、排印出来和传播出来的。痛定思痛，悔恨交集。今天，我们有向人民负荆请罪的决心，也有以实际行动来赎罪的勇气。 + +　　今年春天以来，我报在大鸣大放中，密锣紧鼓，有声有色，但究其实，鸣的是什么?放的又是什么?应该说:鸣的大多是右派分子之音，放的不少是害人的毒草。除了储安平、王造时等等的谬论以外，还有不少混淆是非、耸人听闻的荒乎其唐的文章:潘光旦的访问，草木篇的辩护，施蛰存的谬论等等，在读者中散播多少毒素，招致多少不良后果?然而，在我们工作人员中，加以宣扬的有其人，击节赞赏的也有其人。中央关于鸣放的指示，是准许毒草与香花并放，然而在我们报上是毒草多，香花少；中央指出，大鸣大放之后必有大争，然而报社领导人却是取其前，弃其后，对大鸣大放，兴趣盎然，劲头十足；对大争却是意兴萧然，情绪抵触。表面上，以所谓左派的姿态，口口声声说是贯彻中央鸣放方针，而实际恰是右派的底子，与党的方针政策背道而驰。在徐铸成、浦熙修的错误思想支配下，报纸竟大量发表污蔑党的领导和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以为这样做是继承了文汇报的“敢讲话”“敢斗争”的传统。我们今天，不禁要自责自问:敢于代什么人讲话?是右派分子。敢于向谁斗争?是无产阶级。回顾过去，真是不寒自栗，全国人民都可同声谴责:此可忍，孰不可忍? + +　　什么是文汇报的传统?不错，我们在过去反动统治的黑暗岁月里，确是敢于说出人民所要说的话，敢于向反动统治者作过义无反顾的斗争。但是形成这一个光荣传统，一是来自党，一是来自人民；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和帮助，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这个光荣传统是不可想像的事。广大的文汇报读者特别是老读者，是可以作为见证人的。今天，文汇报是属于人民，属于社会主义的一张报纸，当右派分子打着“帮助整风”的旗号，而进行其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时刻，我们发挥光荣传统的唯一道路，就是敢于挺身而出，说人民要说的心内话，敢于对右派分子斗争，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也即是捍卫自己的报纸及其光荣传统。可是在这段时期里，报纸不是这样做，不仅是态度暧昧，而是敌我莫辨，对社会主义倒了戈。既难以对党对人民，也难以对自己。 + +　　把反动误为革命，把右倾当作左倾，左右混淆，是非颠倒，这是一个立场问题。立场决定了每个人看问题的方法，对新社会万千好事视而不见，对个别缺点却是分外敏感，这是我们看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特别表现在许多的新闻标题与版面编排中。右派分子之所以能够利用我报，首先便是利用我们思想观点上这个弱点，外因由此通过内因在起作用。我们今天从章罗集团的手里解放出来，肃清右派分子的影响，检查所犯的严重错误，这是必需做好的工作。我们已经开始在做了。我们必须通过这次反右派斗争，把社会主义办报方向固定下来。这次斗争，是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机会，也是我报全体工作同志改造自己、改变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大好时机。我们决心通过这次反右派斗争，纠正错误，改造自己，坚定立场，明确方向，办好一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报纸。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7月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62.txt b/CCRD/1/3/2/00096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166485fd1932f53e1a28177da49be1f88773dac --- /dev/null +++ b/CCRD/1/3/2/000962.txt @@ -0,0 +1,303 @@ +# 上海、漢口、重慶等地文藝界思想動態 + +　　編者按：文藝報編輯在改版以前，曾派人到上海、南京、重慶、成都、西安、漢口、長春等地進行訪問，今將他們在各地所了解到的情況發表如下，以供參考。 + +## （文藝報記者侯民澤彙報） + +　　我在1月間前後走了四個地方：西安、成都、重慶、漢口等，訪問了搞創作、古典文學、文藝領導、編輯工作、教學等各方面的六十多個人，接觸到的問題相當廣泛，有對當前文藝工作的意見，有對具體創作（如“同甘共苦”等）的看法，也有關於學術問題（如關於中國古典現實主義的形成和發展的問題）的爭論，這裡，我只能將牽涉到當前一些重要的文藝思想方面的情況作一彙報。 + +　　我在每個地方都感覺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活躍的氣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鼓舞起了人們的創造的熱情。搞創作的，不僅青年作家們的熱情很高，多年不寫的老一些的作家（如段可倩、劉盛亞等）寫作的熱情也很高；教古典文學的老先生如劉永濟（武大）等在積極地整理和出版自己多年以來的研究成果，張默生（川大）也在研究和整理有關墨子、莊子、老子等各方面的著遺；發覺優秀的傳統劇目和表演藝術也得到了更大的重視，刊物上的爭論也開始活躍起來。 + +　　但是，各地也程度不同的存在著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大體可以分成以下幾點： + +## 對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看法問題 + +　　“長江文藝”編輯部就這一問題舉行了兩天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有“長江文藝”編輯部、武漢作協創作委員會，駐會作家等。 + +　　在會上，有的人認為：新舊現實主義都是寫真實，寫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沒有區別。今天的現實是建設社會主義的現實生活，因此，真實地寫了今天的現實，就是社會主義時代的現實主義文學。周學南甚至認為路翎的作品也是表現了現實真實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窪地上的戰役），是表現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 + +　　周勃等認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並不存在。社會主義的文學是存在的，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以下簡稱社現）只能當做方向，而不能當作創作方法。創作方法只有一個。漁鷗幾個人甚至認為今天的作家再來寫“紅樓夢”、“水滸”那樣的作品，也不會和曹雪芹、施耐庵有不同的寫法，或寫出不同的樣子來。 + +　　這些人很讚成何直的文章。例如“紅岩”編輯部的游藜說：他很同意何直文章所提出的一些問題，他們編輯部大多數人也是這樣的看法。他們並且說，雪峰同志在編輯會議上也是提倡新舊現實主義沒有區別，和何直的文章是相似的。 + +　　“長江文藝”的討論會上的另一個問題，是世界觀和創作方法問題。據參加會的幾個同志講，會上沒有人年公開不承認世界觀對作家不重要，但是，事實上取消了世界觀的決定作用：認為創作方法只是客觀規律，可以不受世界觀的制約；或者說，世界觀對作家認識生活是重要的，但對創作方法卻不一定會有直接的作用。上面提到的今天作家寫“水滸”等也不會寫出不同的樣子來，就是明顯的例子。 + +　　關於社會現實主義問題，據李甤同志講，過去也有另外一方面的情況。這就是：認為社現沒有政治性，提倡社現就是胡風思想影響。現在的反對社現的同志恰恰相反，認為社現沒有藝術性。李甤說，過去那些認為社現沒有政治內容，反對提倡社現的人，現在取消社現的呼聲也轉而保護社現了，他說：這時如魯迅所譬喻的：要開一個窗子不許，等到縱火燒屋時才來開窗子。 + +　　關於社現，“長江文藝”3月號準備發表一篇程秀梓（武大助教）的文章，這篇文章對周播的論點作了進一步的發揮，認為新舊現實主義是沒有區別的。他的文章的中心論點是：社現的中心問題就是“寫真實”，因為生活是處在革命發展中，因此，“寫真實”就不能不是革命發展中的真實。而這種真實也就不可能沒有社會主義精神，因此，社現中的在革命發展中描寫現實以社會主義精神教育人民根本是多餘的。中心問題是寫真實，而寫真實的一點和舊現實主義又恰恰是沒有什麼不同的，新舊現實主義實際上只是幾何學上的等园。 + +　　重慶市作協舉行的一次座談會上，據曾克等同志講，有幾個同志（游藜、溫天豐等）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為什麼一定要提倡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什麼不讚成社現就是小資產階級，社現在什麼地方表現出它是最好的創作方法……等。 + +　　和這一問題相聯繫著的，是一些青年作家由於對理論問題產生了一種反感，認為理論上幾年來反來復去地翻筋頭，使他們吃了不少虧。因此，也主張不管這個主義那個主義，寫生活、寫真實就是一切。理論家願意怎樣解釋就怎樣解釋。在這種情況下，就產生了一種無內容、無思想的作品。據姜宏（長江文藝編輯）和李甤等講，吉學霈最近寫了一篇關於兒童捉兔子的小說，寫得很細膩，就是看完後不知道作者要告訴讀者什麼，但也有人（長江文藝蔡明川）看了覺得是幾年來，吉學霈創作上的一大進步。 + +　　據說，要求像這樣地寫真實、寫生活的，還是較為普遍的。 + +## 文學作品的主題和公式化、概念化 + +　　據“長江文藝”小說組的同志們講，現在有人認為文學作品不一定要有主題，有主題就容易公式化、概念化。如上面所說的那樣，只要寫生活、像真實就夠了。方紀同志在“長江文藝”舉行的座談會上，也提倡這樣的論點。 + +## 關於題材問題的一些看法 + +　　西安“延河”編輯部有些同志（如魏綱）認為題材無所謂大小之別，兒女情、家務事同樣可以寫出偉大的作品來（並舉出“安娜·卡列尼娜”、“紅樓夢”等），因此，不必從題材上去強調反映什麼，當前主要的問題是怎樣反映。他們認為當前並不存在“兒女情”、“家務事”之類作品多的問題，主要的問題在於現在的這類作品也還是公式化、概念化的。 + +　　和這種看法有關的，是“重慶日報”上的雜文“一個蚊子哼哼哼……”（載該報1956年9月）。這篇雜文的內容大致是這樣：雜文的作者說他幼時很喜歡聽故事，但所有的故事都很短，他希望聽一個永遠說不完的故事。他的哥哥給他講了這樣的故事，這就是一個蚊子哼哼哼……一個蚊子生了一個蚊子哼哼哼，第三個蚊子……一百零一個蚊子還是哼哼哼……作者說，這故事雖然說不完，卻極令人厭倦。接著，作者就以這例子比喻當前的反映現實鬥爭的文學作品，認為反映英雄品質、捨己救人……正面人物或重大事件的作品，都和一個蚊子哼哼哼似地令人厭倦。雜文作者的這種諷刺並不是針對著這種題材的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而是籠統地否定了這些題材，仿佛任何這類題材的作品都必然是公式化、概念化不可似的。 + +## 關於由感而發和反教條主義 + +　　巴金同志在四川文聯去年12月召開的創作會議上，談到了他的激流三部曲的創作是“由感而發”的。巴金同志的意思是說，他在寫作之前，有著強烈地生活感受。他的創作就是表現在他當時對於生活的感受。但這話被一些同志（如流沙河等）加以歪曲，成為一些人不深入生活的藉口，認為創作就是作者表現自己的感受。並且認為任何人的感受都是真實的，真實的也就是美的。但同時，這感受又是無法比較的，不能用自己的感受去否定別人的感受，誰也不能說自己的感受是真的、美的，而別人的是假的、醜的。在創作會議上（這創作會議有近三百個青年文藝愛好者參加），關於這一問題的爭論很熱烈，但並沒有能駁倒這種意見，因此，在青年文藝愛好者中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亂。 + +　　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幾年來我們從上到下差不多都是徹頭徹尾的教條主義。並且認為中央在提倡教條主義，據成都文聯的楊維說：四川開創作會議時，流沙河、石天河等好幾個曾經動員話劇“一個木工”的作者抗議中央文化部的獎勵，他們認為，“一個木工”是個概念化的典型，中央獎勵，就證明中央是提倡公式化、概念化的。因此，他們現在就要堅決地向所謂教條主義的統治進行鬥爭。 + +　　四川文聯創作部主任李累在去年12月間的創作會議上做了一個關於四川創作問題的報告。報告中認為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反公式化，並特別地強調了反對教條主義，只強調和提出了鬥爭的一方面，卻根本沒有涉及到對於另一方面問題的警惕和鬥爭，這樣，客觀上就給上述那些以根據和藉口。 + +　　這些人，事實上借反對教條主義反對黨對文藝的領導，在機關內，只許他們發言，不許別人發表不同的意見，誰發表和他們不同的意見，誰就是教條主義。據說，他們看不起文聯和四川省宣傳部的領導，認為他們都不懂文藝，“共產黨員都是靠黨的指示吃飯的”等等。流沙河對我說，他們辦的“星星”（詩刊）領導上就是不能幹涉的，如果要幹涉，他們就不辦。並且“星星”內部也不要什麼組織形式或工作制度。決定發的稿件大家共同研究，有不同意見共同商討，爭論後如果意見還不同，就不發表。（這其中有個別人，是石天河是有政治上的不滿的。據說，石天河曾說：假若我們這裡發生匈牙利事件，我們是要拿起刀來參加。） + +## 關於古典文學和戲曲在“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提出後的一些情況 + +　　在“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提出以後，戲劇方面除了積極的、主要的一方面外，也產生了一些消極的現象，不健康的劇本上演了，例如“狸貓換太子”，重慶、漢口等處都在演，機關佈景也出現了，漢口在演“薛仁貴征東”和“狸貓換太子”時u，台上出現了飛龍、飛人等。而且戲改幹部不能幹涉。據黑丁同志說：武漢市文化局的幹部現在根本不能對戲曲劇團提意見，不能管理劇目的演出，文化局的任何意見常常被視之為粗暴幹涉而置之不理。 + +　　在古典文學方面，據武大畢興午說，則是把過去沒有拿出來的一切東西都搬出來了，不管應該講的和不應該講的都講，有些老先生認為現在才真正“解放”了。同時也產生了一種輕視觀點方法，認為過去的一套治學方法都對了的情緒。武大教古典文學的胡國瑞先生就對我說：現在看來還是我們走的路子（指過去的一套研究方法）對了，只要佔有了材料，觀點和方法那是很方便的……等等。 + +## 關於胡風問題的一些不同的看法 + +　　據武大的一些同志講，現在常常有同學問老師：現在看來胡風還是對了，胡風提出取消機關刊物，現在取消了；胡風提出辦同人刊物，現在開始辦了；胡風提出反教條主義……等等，也哦度很對。據黑丁同志講，吳美如（華中師範學院的教授）就曾對他說：在他看，胡風並不是什麼反革命分子，把胡風當作反革命分子還有誰敢講話呢？並說，在他看，如果不把胡風問題鬧清楚，百家爭鳴是爭不開的。 + +## “正面人物”和“教條主義” + +　　現在，在有些地方（如成都、漢口）有這樣一種情況，就是只有反對意見又隨意發表的自由，卻不能發表正面的意見。誰要發表正面的意見，在成都則被叫做“教條主義”，在漢口則被叫做“正面人物”（這名詞很流行），用以諷刺持有不同意見的同事；如果是領導同志發表了一些正面的意見，除了扣上上述的諷刺性的帽子外，還要加上一條壓制民主的帽子。如漢口長江文藝召開的關於社現問題的討論會，就因為李甤，黑丁等講了一些不同意取消社現的看法，結果有的人（如周學南）就認為是會議不民主而退席了。因此，個地方領導上現在都感到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文藝界很難領導，感到“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的提出對他們是將了一軍。 + +## 關於作家職業化的問題 + +　　據安祺（陝西省委文藝處），胡彩等談：西安市的青年作家生活積累（存款）和物質積累都不夠，感到立刻職業化有困難，因此，希望實行一種緩衝的辦法：暫時津貼一部分，以後在實行職業化。也有人反映幹三年試試看，不行再改行。重慶市的有些青年作家發牢騷（如王禹）說，國家培養一個大學生每月要花二百元，培養作家連幾個錢不花怎麼行；並且認為以前寫詩追求質量，如果寫二十行，希望給他們錘煉成四行，現在是要把四行的詩拉成二十行了，他們說，不這樣，就無法“職業化”。據曾克同志說，個別同志甚至公開的說：職業化後要拼命的搞錢。同時，也開始產生了脫離政治的傾向，不願意參加任何活動，覺得參加活動就耽誤了創作時間。有人開玩笑說：如果參加會，就得給會銭，發言要給發言銭。 + +　　重慶作協規定：重慶分會會員深入生活一般應該在西南地區，在這個區域內的旅費等由公家負擔，到西南區以外體驗生活費用自負。這一規定引起很多人（張曉、高纓、王禹等）的不滿（這不滿照我看是沒有多少道理的）。他們的意見大致有三：1、領導不了解作家性格不同，有的喜歡到處旅行，有的人喜歡在一個地方深入，限制旅行範圍對喜歡旅行的作家並無好處。2、深入一個地方時間略微一長，就沒有什麼可寫的了。特別是特寫，王禹說，每處寫一、二首，也就在不會有什麼東西可寫了。3、認為到處旅行也是一種體驗生活，限制旅行範圍是領導上對體驗生活的一種狹隘的理解（據曾克同志說，青年作家多半對深入生活缺乏興趣，對到處旅行，周遊中國頗感興趣）。 + +　　漢口除了個別作家要求旅行外，駐會的幾個作家多辦沒有意見，認為這樣很做很好，可以改變作家中的懶漢作風。 + +## （文藝報記者楊志——彙報） + +　　記者在上海的時候，最先訪問了“萌芽”編輯部的哈華同志和“文藝月報”的以群同志。 + +　　哈華同志說，在文藝思想方面，上海看起來表面上是平靜的，實際上情況很複雜。過去的一些敵對分子、階級異己分子，至今還堅持自己的看法，一些人受他們影響。以群同志說，關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問題，在上海還只是口頭醞釀，沒有正式提出討論，在口頭上，大致有這樣兩種意見：（1）同意何直的看法，認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提法不恰當；（2）年青人當中，看法比較一致，認為應該堅持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部分大學教授中，文藝理論上的“人性論”有了抬頭。雜文方面，在“新民報”上展開了關於“片面”的問題的爭論，有人提倡“不怕片面”，認為對於雜文作者“力求全面”的要求“是苛刻的”（林放），有人認為“片面之見是不可避免的”，“三個片面可能組成一個全面”（文木）。以群同志和哈華同志都認為，有一種錯誤思想的暗流開始抬頭，只是具體表現還不顯著。 + +　　在訪問孫峻青同志的時候，他也談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以後，上海方面還沒有提出問題進行深入的討論，但是問題是存在的。有人不提“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雖然還沒有人公開反對毛澤東文藝方向，但是在具體問題上，有些人是朝著和毛澤東文藝方向相反的方向走的。有人就藉口各種各樣的口實，不深入到鬥爭中去。例如谷斯范曾經去過朝鮮一次，但不敢上前綫去了，去了不多久，就囘來了。在社會主義高潮當中，谷斯范到浙江家鄉農村去了一趟，帶了不多久，又囘來了，說是因為農民太忙，自己很難到他們中間去，又嫌在農村氣候不相宜等等。現在，論調又變了，他說，他看了“三里灣”、“在田野上，前進以後，很不滿意，像趙樹裡。秦兆陽他們在農村裡泡了許久，寫出來的作品不過如此，自己就更沒有把握了。因此，他們覺得自己寫農村不對頭，應該寫自己熟悉的東西。谷斯范現在正在研究”第二手材料”，打算寫出反映印度、埃及生活的小說（去年12月號“人民文學”發表了他的一篇寫埃及的短片“禮物”）。有人在藝術為政治服務的問題上，也發生動搖。孫峻青同志談到，“百家爭鳴”首先反映在雜文方面；到匈牙利事件發生以後，有些同志就不寫雜文了，怕談得不好，在讀者中起著不好的影響，有損政府的威信。據說老作家巴金同志就有這樣的顧慮。孫峻青同志還談到，在上海方面，有些邪氣也在抬頭，甚至很囂張。孫大雨在肅反鬥爭中曾經被提出過一些問題，後來問題搞清了，但他的氣焰卻很大，在市政協會議上大罵黨和政府，說解放後沒有做過一樁好事，在場的一些民主人士都紛紛起來反駁。 + +　　當我們訪問新文藝出版社副社長蒯斯曛同志的時候，他和我們談到上海方面現在爭稿費的風氣也在抬頭，並舉孫大雨為例。孫大雨寫了一本書“詩的內容與形式”，有十四、五萬字，交給新文藝出版社，有四個條件：（1）要最高稿費；（2）最低定額；（3）要直排；（4）要用繁體字。出版社答應了前兩個條件，但認為後兩個條件做起來有困難，孫大雨也就同意了，可是要在合同上附註一筆，等到全國統一稿費標準擬出以後，要按照那一標準的最高稿費額追加，出版社感到很為難，所以這一合同也只好暫時擱起來。蒯斯曛同志還談到新文藝出版社再過去編輯工作上所存在的一些清規戒律，這表現在創作和中國古典文學兩部分尤為突出。創作部分，表現在評價一部分作品時，生硬地套用一些概念。例如在作品中找尋“黨的領導”，如果作品中代表“黨的領導”的人物身上有缺點，就感到麻煩，難於處理。張慶田的“滄石路畔”中的黨支部書記身上有點毛病，性格急躁，稿子發出後，責任編輯一直放心不下。又如反特小說，如果人民群眾寫得少了一點，公安人員寫得多了一點，就覺得有問題。此外在評價一部作品的時候，獨立思考的能力較差。一部分作品如果聽到兩種不同的意見，就不知聽那一種意見好了。如“農村奇事”這部作品就是這樣。古典文學研究方面，如果看到一部著作中的論點為別人所沒有說過的，與目前一些流行的論點有距離，編輯的顧慮就很多。如董每戡的“三國演義試論”中提出“三國演義”中的“愛國主義思想”，編輯不認為不妥，和作者討論，最後還是由社長決定採用了。在外國文學翻譯介紹方面，也存在著一些清規戒律：凡是蘇聯大百科全書中提到的，有定評的作品就放心，否則就難於決定；對資本主義國家的作品要求過苛，很少考慮到寫作的歷史背景。出版的外國文藝理論書籍，能解決具體問題的不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提出以後有一些老作家把自己的舊作拿了出來，蒯斯曛同志說，他們只是“向後看”。出版社對一些擱筆太久的作者不大敢找，顧慮較多，只怕約來的作品不能用，陷於被動。在挖掘潛力的工作上，古典文學研究和翻譯方面還做了一些工作，例如多年不執筆的俞亢詠，這次去向他約稿，他感到很興奮，認為是黨和政府對他的關懷。 + +　　在訪問巴金同志的時候，他對出版工作提出了一些意見。他說，我們一方面放映“托爾斯泰手稿”，鼓勵作家認真修改自己的作品，可是出版社卻討厭作家作較多的修改，出版社、印刷廠只是為自己的“生產指標”服務。他談到上海的出版社統一成一個，可是卻沒有能將工作搞得很好。巴金同志還談到現在有些青年，對文學並沒有真正的熱愛和認識，卻“立志”要做一個作家，這隻能說明他們所追求的只是作家的待遇和名聲，這是一種很不好的現象。 + +　　記者到南京訪問的時候，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方光熹、教授陳瘦竹、羅根澤等同志都著重地談到培養青年協作者方面值得注意的一些問題。方光熹同志認為，目前青年當中存在著一種亂投稿的風氣，倉倉促促寫成一篇東西，到處亂投。他說他們過去將寫作看作是一樁十分嚴肅的事情，而現在的有些青年人卻不把它當做一囘事。這樣一種對待文學藝術事業的輕率的態度，是不好的。目前文藝刊物太多，在客觀上也助長了這種亂投稿的風氣；刊物辦得多，而寫稿的不多，結果只有“降格以求”，質量低的稿子也刊用了；這對發展繁榮文藝創作不一定有什麼好處，因此，方光熹同志提出是缶有必要辦這麼多的文藝刊物？羅根澤同志也提出，目前有些青年寫作者，對自己沒有切實研究過的問題，任意提出“批評”，而自己的建設性的論點則很少甚至沒有。陳瘦竹同志也談到反胡風鬥爭以後，在有些青年人中形成的粗暴、簡單化的傾向值得注意。 + +　　陳瘦竹同志談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提出以後，對思想性和藝術性二者之間的關係，又出現了混亂的看法，對毛主席提出的政治標準、藝術標準的理解，也同樣混亂。他說，我們往往過分同意，“只此一家”；中央一個號召提出以後，各地紛紛響應。我們民族的在組織性、紀律性提高了，但是創造性、自覺性就顯得差了。例如“人民日報”改版後的第八版，各地紛紛仿效，甚至連版式、筆名都差不多。他說，地方的文藝領導和中央不一樣，要創造性地執行中央的政策不是議會容易的事情，而機械地去執行，就比較“保險”些——可是，這樣去做產生的一些不好的影響，在當時也許看不出來，代發縣以後再去補救就完了。陳瘦竹同志說，南京方面因為人少，討論空氣不很濃厚，陌生的問題都怕去深鑽，有思想性的見解不多，“獨立思考”成為一個問題，爭論雙方都很少說出自己的看法，而各人都是引述某一篇蘇聯的論文，新文藝出版社的“小譯叢”成為經典，這樣，理論既沒有學好，也不解決實際問題。“文藝報”過去關於大學文學教學問題的討論，產生了一些副作用，教師講解、討論，力求四平八穩，怕上“文藝報”。“文藝報”發表的文章，雖然不是定論，只要有一點新鮮意見，儘管自己不同意，也跟著走，因為這樣做很“保險”需要一個可以“照抄無誤”的權威，要倒，大家跟著一齊倒。陳瘦竹同志還談到文風的問題，他說我們的文章，最近幾年由於一些公式化的、不好的翻譯的影響，形成了一種調調兒，脫離了人民生活中的語言。我們的文藝理論，王朝聞同志的寫得好；蔡儀和朱光潛討論美學問題的文章，朱光潛寫得文采並茂，而蔡儀的文章卻是乾巴巴的。 + +　　記者到南京的時候，正好“雨花”第一期和“江淮文學”1月號同時發表了陳登科的兩篇近作：“第一次戀愛”和“愛”讀過這兩篇作品的同志，都對這兩篇作品有意見。在1月17日“雨花”編輯部召開的徵求對該刊意見的座談會上，許多同志都對陳登科的這篇“第一次戀愛”提出了批評，而認為“江淮文學”一月號上的那篇“愛”，趣味尤其低級。“雨花”編輯部有位同志在會上說，編輯部對陳登科的這一短篇也是有意見的，但是因為陳登科是與江蘇省有關係的作家，考慮了一番，還是發了，他們同意對這樣的作品進行嚴肅的批評。不少同志認為這類作品的出現，是“百花齊放”，是反對公式化和教條主義提出以後的新的偏向。（方光熹同志也曾談到，目前有些短篇小說，不是來自生活，而是來自別人的作品；這也是“百花齊放”，反對公式化的口號提出以後，在有些人中產生的新的偏向）。 + +## （文藝報記者周文博彙報） + +　　我於今年2月初到上海，曾訪問上海電影、戲劇界的一部分同志，茲將他們所介紹的情況和意見分別整理如下： + +## 電影問題討論 + +　　一、翟白音、徐韜、鄭君裡等同志認為“文匯報”提出電影問題炸開討論，這對電影事業的發展是有好處的。但討論掌握不好，不應該僅僅只發表一方面的意見，沒有展開爭論。發表的文章有些意見是偏激的，因為某些作者帶有個人情緒，因此態度不夠客觀、冷靜，實事求是。這些文章抹煞解放後我們電影工作的成就，過分誇大缺點；相反地，對解放前的影片則一味加以頌揚，他們企圖用這樣的對比，來說明黨把電影事業領導壞了。解放後我們電影事業的領導是有缺點的，但這只是領導方法上的缺點，而有些人卻因此把整個黨的領導也否定了，要求或的完全的“創作自由”。 + +　　翟白音等同志都認為“文藝報”關心上海電影工作，這是好的，希望今後有經常的關心，派人長期住在上海，多了解實際情況，發言要比較慎重，特別是用編輯部評論員名義寫的文章，因為這是代表編輯部的發言。 + +　　二、孫瑜、石揮、陳鯉庭等歡迎“電影的鑼鼓”一文，他們認為“宗派主義”這問題提得好。孫瑜不讚成製片廠領導保有對電影點頭、搖頭的權利，認為領導應完全放手，影片從思想到藝術，由藝術創作人員完全負責。陳鯉庭不同意張駿祥在上海人代會上的發言，認為張把問題弄模糊了，導演與演員之間有一堵墻，這就是領導，導演不能直接挑選演員，而由領導決定。領導挑選演員，不是從創作要求出發，而往往是為了培養某些演員，讓他們多演戲，成“紅色”藝術家。 + +　　自從，“文匯報”發表司馬瑞的文章以後，張說孫瑜感到有些緊張，怕這次討論會變成“整”。他和陳鯉庭都不願寫文章，據他們自己說，主要是因為恐怕文章中有些地方說得不周全，怕被別人抓住作文章。他們倒不怕引起大家對某些問題展開討論，而是覺得有些問題不值得討論，在這上面化上許多事件太不上算。陳鯉庭還提出，現在國外資料太少，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雜誌看不到，不能全面了解世界電影發展的情況，這對我們的研究工作和“爭鳴”都有影響，希望這問題能設法解決。 + +　　三、柯靈也不同意“文匯報”的討論，認為該報發表的這些文章，給人只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解放後電影不好，原因只有兩個：一是領導不行，二是編制不好，此外便沒有問題，這當然與實際情況不符合。 + +　　四、張駿祥認為這次電影問題的討論，涉及的問題很多，應該分別對待，逐步加以解決。他認為這些問題可以歸納為下列三方面： + +　　1、組織機構問題：1953年上影和聯影合併，當時是必要的。從“武訓傳”受到批評以後，上海電影工作者都深感自己思想水平太低，沒有經過很好的思想改造，工作容易犯錯誤，要求加強領導。從上到下，都感到集中的必要。電影拍成之後，往往由製片廠審查還不放心，要求電影局審查；局審查還不放心，要求文化部，中宣部審查。七年來，電影創作人員的思想水平逐漸有所提高，便感到層層審查過於麻煩。我們廠領導上也感到這個問題，每個廠每年出產一、二十部影片，從劇本到樣片都要審查，也實在太麻煩。這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提出後，創作人員便自然對我們的審查制度不滿了。變局認為領導亂改劇本；導演認為自己的劇作是強迫婚姻，沒有自由；演員埋怨沒戲演，大家都把意見集中在領導身上，其實有些問題不應完全由領導負責，例如演員沒戲演，主要還是導演挑選顏淵顧慮很多，怕把戲演壞了。 + +　　有些制度上的問題，也很難把責任完全歸之於某一、兩個領導同志身上。我們廠領導過去也感到某些制度不妥當，也想改；但魄力不大，顧慮多，不敢大膽進行改革，這也是事實。 + +　　2、領導作風問題。這方面問題應完全由領導負責。上影廠領導與被領導之間有距離，彼此很少接觸，領導不了解群眾。這現象的產生有下列原因：（甲）廠很分散，領導在總廠，創作人員在攝影棚，或者到外邊去，很少機會見面，甚至連一個全體會議也召集不起來。（乙）大集中制度使得領導整天工作很忙，從早到晚開不完的會，對群眾的思想情況也無法去了解。（丙）上影廠黨的工作一直比較薄弱。最早一個黨支書一直害病，後來一個又犯了錯誤。黨的工作最近有所改進和加強。黨的工作人員比較年青，缺乏跟藝術創作人員一道工作的經驗。對名導演、名演員平時不大敢碰，自然更談不上政治上、思想上的幫助。平時黨跟群眾不見面，到運動時才見到黨，因此有些人就一個錯誤的印象，覺得黨就是“整”人的。加之有些年青的黨的工作者有宗派情緒，運動中排出改造的面孔，跟有些導演、演員傷了感情。這次討論中，有個別同志的情緒是不大正常的，發表意見比較偏激。他們把領導說成一無是處，甚至有人說，只要這些人繼續領導，電影事業便不會有前途。他們把領導方法上的缺點，弄到要推翻領導。 + +　　3、學術問題。這方面主要有（甲）審查制度問題，審查必須簡化，今後應把審查重點放在創作人員身上，發動大家集體討論，採取社會方式，加強社會輿論的監督。劇本拍不拍，拍好後是否要拿出去放映，這些恐怕還是得領導通過。現在有一部分人認為領導上連這一點也不要管，一切都聽任他們自己，這問題可以等組織機構問題解決後再討論。（乙）傳統問題。解放頭幾年袁牧之同志，整個文藝界對這問題的認識也一直到第二次文代大會以後才比較明確。電影界和整個文藝界過去對毛主席指示的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的理解是比較機械的，錯誤地把它理解為題材上僅能指工農兵生活，這樣就更影響某些老導演、老演員的創作，因為他們對工農兵生活不熟悉，無法創造工農兵形象。我們對解放前電影的重視一度的確很不夠，過去有些好經驗，但也有很多問題，不能說過去一切都好，這問題需要做些學術性的細緻研究。 + +　　張駿祥同志認為上影廠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改變組織機構，改變領導方法。領導上一定得放手，今後的領導應從這兩方面著手：（一）加強對創作人員的思想領導和思想教育，提高他們的藝術修養；（二）採取社會方式的領導，加強影評工作。提高創作人員的思想和藝術水平，這是解決問題最根本的辦法。過去電影局每年舉行藝術創作會議，對創作人員的提高很有幫助，“文藝報”不應該用“傳道式”這樣的字眼輕易加以否定，會議可以要求開得更好，但不能籠統加以否定，今後還應該加強這工作。 + +　　對這次討論後的電影工作，張駿祥認為不宜過於樂觀，也不宜過於悲觀。今後電影一定會有所提高，但因為我們水平不是一天就能提高的，因此不能奢望立刻就會有許多非常好的影片出現。今後電影工作雖然要放手，但也不是完全放人不管，可能會有壞的電影出現，但這不要緊，廠方面通過，我們還有電影公司可以不接受，不讓它們跟觀眾見面。即使有一、二部懷電影到了市面上，我們還有電影批評，它們不可能在觀眾中起很大的壞影響。 + +## 陳山同志關於目前詩歌創作的談話 + +　　目前詩歌創作又很不好的傾向，有些詩人玩弄才華，花花綠綠，缺乏強大的階級感情。例如公劉的試，便有這種傾向，上海許多同志有意見，“文藝報”可以注意一下這問題。我們非常缺乏表現時代的史詩，有些長詩都是寫神話、少數民族的傳統、愛情故事；另外受群體歡迎的朗誦詩也寫得太少。 + +　　有些作家缺乏堅定的黨的立場。杜鵬程對路翎的作品佩服得五體投地；賀敬之這些年變現也不好，他剛寫了一首詩，“文藝報”立刻便大加讚揚。 + +　　陳山同志建議“文藝報”多關心作家、藝術家的勞動、生活，經常加以報道，對作家是鼓勵，群眾也愛看。例如最近新華社報道袁雪芬、范瑞娟的家庭生活，看起來是些家庭消失，但也反映了戲曲演員解放後生活的變化。 + +　　對於某些生活腐化、道德墮落的作家、藝術家的批評，陳山同志認為應該更慎重些，不要過於渲染，盡可能多多用內部批評的方式。報刊上的批評，一方面會使得這些受批評的通知將來無法再繼續工作，同時也在社會上引起一些錯覺，更加看不起“文人”。 + +## 張春橋同志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後上海文藝界的情況。 + +　　知識分子的改造，今天大家談得太少，“文藝報”也忽略了這問題，似乎現在都已改造好了，用不著再提。“文藝報應繼續號召作家、藝術家深入生活。目前有些作家不願下去，準備寫過去的舊生活；有些年輕作者也不願深入下層去。共農民生活大家越來越陌生，這情況對創作很不利。上海作家脫離生活現象很嚴重，有些作家根本沒有工農兵的朋友，”往來無白丁”，“文藝報”應該大聲疾呼對他們提出要求。有些黨員作家的黨性在逐漸衰退，他們所想的不是如何多貢獻自己的力量給人民，而是如何向人民要得更多些，他們看不見好的現象，聽不到正確的意見，也不作鬥爭，已經不像一個無產階級的戰士。 + +　　反對創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許多話沒說清楚。寫作題材一定要擴大，但這不等於我們沒有所強調的。對新的題材，反映工農兵生活的作品，我們應該特別加以提倡和鼓勵。最近有些電影創作這便對工農兵題材表示了冷淡，甚至厭惡。過去吧提倡的當成唯一的，這當然錯了；今後我們再不有所提倡了。 + +　　上海有些刊物編輯部在思想上有些混亂，因為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便不敢有自己的主張和旗幟。刊物一定得有鮮明的旗幟，儘管它發表各種不同的意見。現在有些人在懷疑文學的教育作用，說寫作可以不必考慮有什麼教育意義，這是一種危險的傾向，它會把作品導向無思想性。 + +　　對於“五四”以來的優秀作品，一方面應大力推薦，繼承和發揚這個傳統，但同時也應指出這些作品由於當時歷史條件所產生的限制性，這方面目前做得不夠好。 + +　　上海戲曲劇目本來就有點不健康，不是劇目開放以後才有不好的劇目出現。“文藝報”對上海有些劇團的劇目不健康提出批評，這是可以的，但缺點是沒有分析。上海的戲曲劇目，一般說是正常的。就拿“濟公”來說，也不宜全部加以否定。應對它作些細緻的研究：（1）濟公這人評價怎樣？關於他的戲可否上演？（2）如何演法？應像這個劇團還是那個劇團那樣演？（3）上海是否有過多的劇團演這個戲？只有這樣，才能對劇團、對戲曲演員有幫助。報紙儘管可以批評、討論，決不能隨便禁演。有些演出儘管不太好，但還能賣座，戲曲演員的生活問題能夠得到適當的解決，這也要考慮到。 + +　　在戲曲領導工作中，我們暫時只能抓住主要的東西，上海小劇團很多，影響也不算很大，我們力量還照顧不到，目前只好放鬆些，但它們的情況卻不能不知道。我們應該多創作新劇本，介紹好劇目，只有要好東西，劇團還是樂於接受的。 + +　　對於戲曲工作，應該掌握這麼幾條：（1）繼續打破清規戒律，（2）整理傳統劇目，（3）創作新劇目，（4）反對一些不好的東西，（5）禁止一些東西。這裡有提倡，有支持，有反對，也有禁止，這樣才全面。 + +## 其 他 + +　　（一）巴金、黃震等同志都對當前出版工作有意見，認為（1）出版工作太集中，有些書得不到出版機會，（2）出版太濫，需要的書出版少，不需要的則太多。 + +　　（二）據新民晚報記者吳承惠談，北京有些首長到上海（如田漢同志）不了解當地情況對下邊同志亂許願，結果弄得當地領導很不好做工作，並且這也造成一種不好的現象，就是有些同志，不管事情大小，常常直接找中央來的同志。 + +　　（三）據新聞日報陳偉斯同志談，上海有大批業餘研究科學的人，這部分潛力很大，但他們有許多苦惱，潛力發揮不出來，希望中央能注意這問題。 + +　　（文藝報記者羅斗彙報） + +　　我這次去長影，訪問了王震之、馮白魯、張望（藝術廠長）林杉、紀葉、田野、黃桀、嚴恭、蘇裡、呂班等十多位編導，也和近十位老、青演員開了個小座談會，也找了一些帆一片的翻譯和導演了解有關翻譯片的問題。 + +　　一、對“電影的鑼鼓”的意見。所訪問的十多位編導咩有一個同意這篇文章，下面只將幾位意見最多或漁鷗代表性的意見的同志的話概述如下： + +　　王震之：宗派情緒和關門主義的問題。“鑼鼓”中提到不了解孫景璐。其實根本不是了解不了解的問題，而是大家都沒有戲拍。何況她還在“山間鈴響馬幫來”中扮演過角色。老舍的“救救電影”說關起門來搞，這說法也可以研究。以我們近幾年的電影來看，絕大部分電影的編劇是外面人，不是專業編劇寫的。我們也請過一些作家寫，如老舍、馮雪峰、茅盾等，但實在是劇本不能拍，不是關門。 + +　　馮白魯：上影現在是從反對行政干涉到不要黨的領導。有的公開的說：黨領導不了電影。長影也有類似情況，以為導演公開對黨委說：我和你是統一戰綫。 + +　　林杉：“鑼鼓”給人的印象是領導越強，則電影失業越糟。五一年無一片的真正原因絕不在於成立了個電影指導員會。說實話，指導委員會當年就沒有否定過一個劇本。真正原因在於50年電影局的編劇們搞出了二十六個劇本，把他們所熟悉的東西幾乎都寫光了，同時當時向外開門又的確不夠，再加上當時強調寫大題材，要具有史詩規模，結果是51年沒有一個電影劇本。鐘文（長影編導們全都知道這個文章是鐘惦棐同志寫的）歸之於指導委員會，根本扯不上·，或者說決不是主要原因。 + +　　鐘文提到我們把過去的影片統稱之為“消極片”。其實電影局把解放前出的電影是分為如下三類的：進步片、消極片和反動片。這情況鐘惦棐同志是知道的，為甚麼如此健忘？ + +　　許多同志的談話中斗提到了票房價值的提法不妥當及工農兵方向的問題，認為鐘文把票房價值當做一切，在工農兵電影的提法上似乎對連題材上應著重描寫工農兵也在表示懷疑。大家也都認為這個文章署名本報評論員就很不好，好象是代表了黨的意見，當時我們看到時，真嚇了一跳。 + +　　二、演員使用和培養方面存在的問題 + +　　長影演員共一百四十三人，去年一年包括故事片和翻譯片裡的主次要角色，僅四十五人有戲，一百人左右就這麼閒著，僅在翻譯片裡鼓鼓掌、喊幾聲“烏拉”之類的事情。就是長影最紅的演員之一郭振清（被選為去年全國五大明星之一）也不滿意。他說他去年擔任“暴風雨中的雄鷹”中的一個主要角色，但全年僅有二十個工作日，其餘三百四十天是浪費了的。他說悔不該到長影來。一個紅演員的情緒尚且如此，其他可想而知。上影現在成立了實驗劇院，我去的時候，演員們也已經排好了四個大戲，準備陸續上演，故情緒比較安定。但問題還是很多。如舞台演出與攝片任務之間的矛盾，特別是翻譯片任務嘗嘗把一出舞台戲拆得七零八落。所以劇場與廠的關係，他們覺得應很好地研究，應給予劇場以一定的獨立性，其次是演員與導演的關係。演員們反映過去他們對文學劇本很熱心閱讀，也很熱心寫申請書，提出自己願演某一角色。但是當長一個世家你一來，他們對劇本冷淡了，申請書也不寫了，因為領導早已心中有數，別的演員去申請了也白搭。試鏡頭制度現在也成了形式主義，導演只是為了應付演員，其實他心裡早有底，結果在試鏡頭時有偏心，領導看上了的演員就給重點戲。和其他種種方便，看不上的就給非重點戲，讓演員出不來戲。另外導演大多眼睛望著外面，有些他們可以扮演的角色也不給他們。如“不拘小節的人”中的一個角色就是找的上映黃宛蘇，但他們認為這個角色長影演員完全可以勝任。 + +　　這許多情況，演員們給國務院、中宣部都打過報告，希望能很好地解決他們的培養與使用問題。演員們離心情緒也很大，都想離開長春，現在就是靜待上面怎麼解決他們報告中提出的許多問題。 + +　　三、翻譯片的問題 + +　　我訪問了翻譯胡伯嵐，導演徐明。胡伯嵐現在才二十七歲，已翻了四十多部片子，他說他所感覺到的最大的苦悶是任務很緊，一個接一個，自己平常連讀一本厚點的書的時間都沒有，只有支出，沒有收入，影片總性格化的語言都成了一般化的語言、一個調調兒的了。她希望能主義翻譯幹部的提高問題。 + +　　徐明同志覺得現在廠的領導對翻譯片恨不重視，沒有人管，翻譯片處有職無權，形同虛設。翻譯片導演在工作組中成為可有可無的人，因為演員不願排戲，只在對口型之後就進行錄音。這樣就影響了翻譯片的質量，56年翻譯片的質量就比過去低（馮白魯同志談話中也提到這一點）。翻譯片導演既成了可有可無的人，導演都很不安心工作。待遇也不合理：故事片導演是一級至六級，翻譯片導演則是六至十一級。現在凡是翻譯片導演鬥只想早日去搞故事片。 + +　　演員也是這樣。原來專搞翻譯片的演員，後來和故事片演員合併了，演員都不想搞翻譯片，偶想搞故事片，退而求其次，也寧可搞舞台演出，這樣或者能被故事片導演看中，還有故事上的希望。 + +　　× × × + +　　目前各報刊上經常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討論、作品和文章，文藝報把這些文章的篇名及刊載的地方，編了一個索引，一共領導和有關同志的參考。 + +## 關於“草木篇和“吻”的討論 + +## 一 + +　　草木篇 流沙河（載“星星一月號”）” + +　　吻 曰白（載“星星一月號”） + +## 二 + +　　百花齊放與死鼠亂拋 春生 + +## （載四川日報的“百草園”。1月14日） + +　　“白楊”的抗辯（外一章）（即“‘仙人堂’的聲音。”） + +## （載四川日報的“百草園”。1月17日。） + +　　讀了“星星”創刊號 柯崗 曾克 + +## （載四川日報的“百草園”。1月24日。） + +　　我看了“星星” 黎本初 + +## （載四川日報的“百草園”。1月24日。） + +　　不是“死鼠”，是一塊磚頭 曰白 + +## （載四川日報的“百草園”。1月24日。） + +　　百花齊放中的一棵秀草 王季洪 + +## （載四川日報的“百草園”。1月24日。） + +　　“草木篇”就竟宣揚些什麼呢？ 餘輔之 + +## （載四川日報的“百草園”。1月28日。） + +　　是“堅強”？還是臨近危險的邊緣？ 洪鐘 + +## （載四川日報的“百草園”。1月30日。） + +　　靈魂深處的聲音 體泰 + +## （載四川日報的“百草園”。1月30日。） + +　　駁“抗辯” 虞進生 + +## （載四川日報的“百草園”。1月30日。） + +　　談“吻” 袁玉伯 + +## （載四川日報的“百草園”。1月23日。） + +## 幾篇值得注意的文章 + +　　第一次談戀愛 陳登科（載“雨花一月號”。） + +　　“愛” 陳登科（載“江灘文學一月號”。） + +　　阿K經歷記 黃遠（載“園地”1956年11月、12月號。） + +　　在執行命令過程中 李侖（載“園地”1956年9月或10月。） + +## 二 + +　　一個蚊子哼哼哼 特丹（載重慶日報1956年8月16日。） + +　　關於“一個蚊子嗡嗡嗡”綠窗、綠窗（載重慶日報56年9月13日。） + +　　花園囈語 韓川（載“新觀察”第二號。） + +　　寓言二則 吳岩（載“文匯報1月16日”） + +　　新年獻詞 宮白羽（載“香港”一月一號。） + +　　微末的歌頌 林放（載新民晚報2月7日。） + +　　三 + +## 論美 高爾泰（載“新建社”） + +## 關於“片面為體的討論” + +　　從何說起 林放（新民晚報56年12月13日） + +　　聲明和解釋 林放（新民晚報56年12月17日） + +　　“片面”三題 林放（新民晚報56年12月19日） + +　　“片面”無尤論 文木（新民晚報56年12月19日） + +　　魯迅先生“片面”嗎？ 小璐（解放日報56年12月20日） + +　　“基本上” 姚文元（新聞日報56年12月20日） + +　　續“片面三題” 林 放（新聞日報56年12月20日） + +　　百家爭鳴問題上的片面觀點 東方（解放日報56年12月24日） + +　　談談片面性與“爭鳴”的態度問題 泰昆（解放日報56年1月9日） + +　　接受泰昆同志的意見 林放（新民晚報57年1月9日） + +　　“求全責備” 唐弢（載“文藝月報”二月號） + +　　從“不怕片面”說起 以群（載“文藝月報”二月號） + +　　話說“全面” 孺子牛（重慶日報56年8月16日）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41期，1957年3月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64.txt b/CCRD/1/3/2/00096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46c064967f230d661594136d6184b45cf939b28 --- /dev/null +++ b/CCRD/1/3/2/000964.txt @@ -0,0 +1,13 @@ +# 触目惊心 + +　　<《解放军报》社论> + +　　章（伯钧）罗（隆基）联盟领导下的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党的阴谋集团的真相，现在已经开始大量的清楚的暴露出来了。今天本报头版刊登的上海右派集团的阴谋活动，更使人触目惊心！这仅是初步揭露的这个阴谋集团罪恶活动的一部分，单是这些事实，就充分暴露了这些右派野心分子阴险、狠毒的嘴脸！ + +　　根据一些初步揭露的材料看来，章伯钧、罗隆基很早就是阴谋野心家，一向跟共产党三心二意。还在１９４７、１９４８年的时候，章伯钧就曾经狂妄地说：“我说就是要和共产党争天下！”“毛泽东能领导中国革命，难道我章伯钧就不能领导吗？”罗隆基也一贯表示不愿意接受党的领导。为了把民盟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基地，他们阴谋排挤民盟主席沈钧儒，排挤进步的民盟盟员，给进步的民盟盟员扣上“教条主义者”的帽子，诬蔑要求入党的盟员是想做“徒子徒孙”。右派分子之一彭文应甚至在１９５４年就主张在盟内“肃清反革命”，开出了一张“反革命”名单，而他所指的“反革命”，就是进步的靠拢党的盟员。另一方面，他们却千方百计地使自己的心腹控制民盟的各部会，打进文教界，夺取言论机关（如光明日报的储安平、文汇报的浦熙修）。右派分子甚至还想公开组织一个反动政党，妄想拉拢青年、学生和海外华侨参加。 + +　　我党的整风运动，在右派分子看来，是一个可乘之机，于是他们就兴风作浪，到处点火，阴谋造成天下大乱，取而代之。在章罗联盟的领导下，他们上下串通，互相呼应。上海的右派集团不仅有组织、有计划，有具体的分工，而且经常秘密集会，商讨斗争策略与具体部署，同时与章罗联盟保持着密切联系。在上海人民展开反右派斗争以后，他们又订立攻守同盟，密商对策。这一切证明，章罗联盟领导下的右派集团，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阴谋集团，它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共产党，搞垮社会主义。 + +　　章罗联盟领导下的右派集团阴谋的揭露，对我们说来，是一堂最生动的阶级教育课。它告诉了我们，当前的阶级斗争是何等激烈；而且，今后这种阶级斗争，还会长期地存在。它还告诉了我们，任何时候都麻痹不得，都要百倍提高警惕，特别是要善于识别那些戴着假面具的阴谋家。这堂课，给我们最大的最重要的教育，就是必须把反击右派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把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彻底打垮，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 +　　 ---- 原载《解放军报》1957年7月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65.txt b/CCRD/1/3/2/00096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746c82c12635845c805dff8c88fb98efe92408f --- /dev/null +++ b/CCRD/1/3/2/000965.txt @@ -0,0 +1,31 @@ +# 从“草木篇”的错误报道吸取教训 + +　　<《文汇报》社论> + +　　从今年春季起，本报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在群众当中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成为反动派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我们决心接受这一次深刻的惨痛教训，立即着手进行彻底的检查和自我批判，向人民交待、请罪。 + +　　出现在本报五月十六日版面上的“流沙河谈草木篇”是这种极端错误、影响极坏的反动报道之一。昨天本报已经发表了四川省文联的座谈纪录和四川文艺界对本报的批评。这些文件本身已经清楚地说明了流沙河是个怎样的人物，“草木篇”是一篇怎样的“作品”。一个被镇压了的恶霸地主的儿子，血液里浸透了对新社会和人民政权的无比仇恨，念念不忘于“杀父之仇”，写出了充满怨毒、咬牙切齿对新社会进行咀咒的“诗歌”。对于这样恶毒的作品进行批驳，对于这样的“作者”进行教育，是完全正确、必要的。 + +　　但我们的记者范琰在和流沙河第一次谈话的时候就被这个仇恨人民仇恨共产党的“诗人”俘虏了。用这位记者的话说，记者依靠的不是当地党委，而是依靠了流沙河，这位记者对这个“可怜的年青人”的如簧毒舌不但没有丝毫的警惕，而且和“诗人”屁股坐在一条板凳上面，发出“共鸣”，表示“同情”。把他的恶毒谎言全部接受下来，没有经过仔细的核对和分析、批判，发表了。 + +　　在这篇报导里完全抹杀了“草木篇”是毒草这个已经做出的正确结论，却听由流沙河抓住了批评方式中某些“缺点”大事渲染，用虚伪的障眼法隐蔽了“大是大非”，客观上起了“翻案”的作用。 + +　　事实上这样做就正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作了反动宣传，起了推涛作浪的作用，助长了反动言论的声威。果然，流沙河和他的小集团就在这种声势下面站起来进行了反攻。不但基本上推翻了“草木篇”在实质上是反社会主义作品的正确结论，而且更恶毒地提出了“把文艺思想问题引渡到政治边缘”的说法。 + +　　事实上，流沙河之流这时已经失去了讨论文艺问题的兴趣，他们抓住了这个题目进行“反批评”的目的正是想对准文艺工作中党的领导泼出污水，削弱党的威信，达到反党反人民的昀终目的。提出“诗无达诂”说的流沙河辩护人、张默生教授，借“草木篇”的题目，发挥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艺观点，目的是取消文艺批评中的党性作用，为反党反人民“作品”的泛滥大开方便之门。等到流沙河小集团的另一成员做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老根在省委宣传部”这样的反动结论以后，他们不可告人的图谋，就已经成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 +　　我们沉痛地看到了这篇错误通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远在广州的读者对四川省文联产生了“阴森恐怖、毛骨悚然”的错误印象；远在上海的林放同志发出了不明真相的愤慨。以及替其他不知名的读者所造成的错误认识。我们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更使我们感到愧恨的是，在六月十三日四川文联座谈会的报道里，记者范琰不但没有彻底承认错误，及时做出全面、正确的报道，反而在错误面前逡巡退避；我们的编辑部更做出了模棱两可，疑信参半的标题。这个事实清楚地说明了我们在错误的立场上陷溺之深。我们在资产阶级向人民进攻的报道轨道上生活惯了，即使自己已经发现了错误，想改过来，也还是那么束手束脚，大不习惯。在痛定思痛之后，在无穷歉疚之余，更深切地感到的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危惧。不是党及时向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的错误前途是不堪设想的。我们在这里诚恳地希望党和人民理解:接受我们惭愧、感激的心情。 + +　　工人农民的眼睛，在大是大非面前是昀明亮的，比起自己觉得很了不起的知识分子高明得很多很多。这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实。在感情和气量上，工人农民比起知识分子来也是更炽热而恢宏的。他们不但爱憎分明，而且还有着廓然的大度。不像一些知识分子的那么狭隘和委琐。 + +　　金堂县绣水乡农业社社员的一封通信不但替我们提供了阶级斗争生动的教材和深刻的教训，而且那种气度，更是蔼然仁者之言，读了以后，凡属有情是都会为之泣下的。 + +　　（人称“九老少”的流沙河的父亲是怎样的人呢?那是个吃“人骨头钱”的大地主、恶霸、袍哥头子。人民在他的魔掌下过的是“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日子。人民翻身以后，镇压了这个恶魔。但对“九老少”却并没有采取赶尽杀绝的态度。当流沙河“转了几个圈圈，一文也没有退押，订了一个骗人的计划就溜了”以后，农民们是很气愤的，本来可以把他再抓回来，但是“后又想到他参加了革命，让他好好去工作吧，就原谅了他。”） + +　　（流沙河在革命队伍里受到仁至义尽的培养，但到底还忘不掉他的“杀父之仇”。时时刻刻咬牙切齿地想“造反”，想“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当一个自由的贫困儿”。当农民知道了他昀近的罪恶行动以后，用事实说清了是非，昀后还是警告他，“阳关大路不走，那才坏得没底哩!”） + +　　这种严正的态度和恢宏的气度，岂是未经彻底改造的知识分子能够比得上的。立场问题在知识分子说来是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 +　　这个问题在我报编辑部说来是个基本的、严重的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从昀近的惨痛教训当中，我们知道如果不彻底清除资产阶级的办报思想，如果不坚决的进行彻底的改造，就必然不能在今后避免发生新的错误。诚恳地希望亲爱的读者在我们改正错误的道路上严肃地监督、督促我们!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7月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68.txt b/CCRD/1/3/2/00096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94afc0c0530a42027457d93e61f01fed4cf20f5 --- /dev/null +++ b/CCRD/1/3/2/000968.txt @@ -0,0 +1,19 @@ +# 再谈不让右派分子混过关 + +　　<安徽日报社论> + +　　曾经兴风作浪，气势凶凶向党向人民进行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在激起人民愤怒，一经人民反击之后，即夹着尾巴狼狈溃退了。这是不奇怪的，因为这些右派分子，本来就是极少数，因为这些右派分子的言论本来就是荒诞无稽，它是经不起轻轻一击的。但是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右派分子正在企图混过关去。 + +　　大家看着吧!右派分子企图混过关去的手法是不少的。他们之中有的避重就轻，假作检讨；有的推卸责任，嫁祸于人；有的翻案赖账，否认自己的反动言论，消极抵抗；有的装病请假，借故离开工作岗位，逃避斗争；有的故装可怜象，争取人们同情；有的暗中串通，互订攻守同盟；有的冒充左派，把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说成是为了响应党的号召。还有更厉害的是：同时采取几种手法来玩弄他的阴谋。譬如张东野一面说要检讨，一面又说水平低，检讨提不高，一面又说只能向党检讨，因怕党说他是坏分子，同时又假装一付可怜象，企图以此争取人家同情，可见他在检讨过程中还在施放毒气。譬如张节一面避重就轻地进行敷衍式的检讨，一面又为检讨打埋伏说：这是思想问题，必须慢慢地才能接触到思想深处，但在作了两次检讨之后，又向安徽省农业劳动模范、全国人民代表张会亭同志进行游说鼓动，企图唆使他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去点火。又如童车五，一面承认自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有责任，一面又说责任在人民日报和安徽日报的社论以及曾希圣同志的报告，似乎就是说因为号召了大放大鸣之后，他才发生施放毒草的错误。又如李湘若已作了几次检讨，但与章伯钧的朋比为奸的行为始终不肯吐露一句，并说他之所以支持章伯钧，主要是因为怕他，又说是因为崇拜他，以这些不能自圆其说的鬼话，来掩盖他之所以放出反动言论的真实动机。再如吕荫南一面以掩盖错误的办法进行检讨，说什么“语病”“草率”，说什么带头“鸣放”，一面又以不要脸的口吻吹嘘自己的什么“革命”历史，说自己是左派，对自己究竟如何剥削与压迫人民的事实，如何才被群众所宽恕的经过，均避而不谈，似乎认为没有第三者再知道他们的臭史了。总之这些右派分子是不甘心失败的，也是不愿意承认其罪恶言行而低头的，他们想以各种遮眼法，一边抵抗，一边检讨，企图混过关去。 + +　　我们应该不应该让这些右派分子混过关去呢?可不可以让这些右派分子混过关去呢?我们的答复是不可以，不应该。 + +　　首先要了解这些右派分子就是混过关来的。他们本来不愿人民战争取得胜利，但是由于人民力量的雄伟，反革命力量的脆弱，人民战争的胜利如秋风扫落叶的姿势向前猛进，因而这些右派分子就改变面貌，“赞成”人民解放战争而混过了战争关。他们本来不愿意土地改革，但由于农民运动的汹涌澎湃势不可当，因而他们就冒充同意土改“举手鼓掌”而混过了土改关。他们本来更不愿意社会主义改造，因为这是对旧社会基础的彻底摧毁，但由于广大人民的拥护，大势所趋，因而他们又不能不叫喊社会主义万岁，而混过社会主义关。但是他们的“赞成”“举手”“鼓掌”喊叫“社会主义万岁”，并不是老老实实地渡过这三个关，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而是为了不甘心资本主义死亡，隐藏下去等待时机，搞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才有这一次右派分子利用我们党整风的机会，打着向党提意见的幌子，进行其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 + +　　问题还不明显吗?右派分子这次进攻是极其毒辣的，他们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勾当是有计划、有步骤的。他们的企图，一方面是把党搞臭，把积极分子搞臭，把负责干部搞臭，以此削弱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一方面是否定几年来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绩，从而否定社会主义各项措施的正确性，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俨然以农民利益、学生利益、非党干部和群众利益的代表者的姿态出现，煽动他们来反对党和反对人民政府，借以提高自己，搞垮他人；并且把宗派主义当成人民民主专政的代名词，把官僚主义当成社会主义的代名词，把主观主义当成马列主义的代名词，把反批评当成教条主义的代名词，把建设当成浪费的代名词，把为人民服务的事业当成剥削民脂民膏的代名词。总的一句话，他们是企图煽动一切可以煽动的人们来反对共产党，利用一切可以模糊群众视线的词句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列主义，反对我们的反批评。这样的斗争难道还不算尖锐么!难道右派分子的这种猖狂进攻不是比资产阶级第一次施放五毒的进攻更加厉害么!对于右派分子这种进攻难道也能够让他从容不迫的收拾他的武器再混过关去么!我们一定不能这样。 + +　　必须了解，这些最右的右派分子是不甘心于资本主义死亡的，他们以前“举手”“鼓掌”“赞成”喊“社会主义万岁”是为了隐蔽下来待机而动的，他们和我们的合作是假的，他是形式和我们合作，实际上不合作；平时合作，一遇有空子可钻就不合作，不仅不合作，而且要反对党，污蔑党。譬如斯大林同志的某些错误被揭发后，他们就利用这个问题在认识模糊的人群中散播中国也有个人崇拜，中国的肃反斗争也是斯大林肃反再版的空气；当着波匈事件发生之后，他们也同样利用这个问题，在群众中宣传社会主义阵营不巩固，宣传苏联干涉匈牙利“革命”，特别希望在中国也搞一个匈牙利事件。譬如郭崇毅就借着以省政协委员的身份到肥西县视察工作的机会，一再挑动农民要求每人七百斤的口粮，并制造粮食快要调走的谣言企图煽动群众闹事。这次我们党邀请民主人士提意见，右派分子就利用这个机会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疯狂进攻。这些事情难道还不能说明右派分子一遇有空子可钻就不同我们合作而向我们施展其进攻的手段么!难道还不能说明今后如果再遇着有同样的空子，或者更大的空子，他们将进一步的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各种煽动和进攻么?甚至他们还在设想等候三次大战的到来而向人民开刀哟! + +　　因此，我们绝对不可以麻痹，我们不能因为右派分子的假检讨和假姿态而松懈我们的斗志，我们不能不从右派分子过去混过关来所进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中接受教训，提高自己的警惕，我们不能设想右派分子这次混过关去就会老实地不再兴风作浪，相反，我们更要足够的估计，如果他们混过关去的阴谋得逞，他们将来遇到有机可乘时必然更要凶狂的为非作歹。所以我们必须把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批评得体无完肤，必须把右派分子的反动行为切实挖底，必须使一些受其欺骗蒙蔽的人认识他的罪恶，并与他划清界限，必须使其深刻检讨接受改造，必须使其在受到思想改造之后安分守己的变成一个脱胎换骨的新人，必须从那些不老实检讨交代的右派分子那里收缴人民所给予他的荣誉，必须使其在今后不可能也不愿意再为反对社会主义而兴风作浪。只有这样，反右派分子的斗争才算取得全胜。 + +　　假如我们不认识右派分子混过关去的危害，不使其低下头来接受改造，那就是给右派分子造成“死灰复燃”的机会，也就要给右派分子在某年某月以反攻的机会，那就是对右派分子的宽恕，这种宽恕，不仅对人民不利，而且对可以挽救的右派分子也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我们不能犯这样的政治错误，我们一定要坚决取得斗争的全部胜利。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70.txt b/CCRD/1/3/2/00097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17232de537467cf4c6b49dd67f561b3dddd57e9 --- /dev/null +++ b/CCRD/1/3/2/000970.txt @@ -0,0 +1,19 @@ +# 积极参加反右派的斗争 + +　　<《解放军报》社论> + +　　全国人民反击右派的斗争，已经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目前，这个斗争，正在开始向深入一步发展。 + +　　我军广大官兵，对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早就义愤填膺，要求还击。当人民日报的战斗信号发出以后，他们立即投入了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全国人民一道，向军内外的右派分子，展开了坚决的反攻。 + +　　但是，在我军内部，也还有少数的人，在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面前，表现麻木不仁，警惕性不高，对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漠不关心，因而，他们在反击右派的斗争中就显得劲头不足。甚至，还有一些人，怀疑或者是不赞成在我军内部进行反右派的斗争。他们的理由是：我们部队里是比较纯洁的，不会有右派分子，就是有也是个别的，因此，在部队里开展反右派斗争似乎没有这个必要。他们还认为：在我军内部开展反右派的斗争，就会妨碍整风，就会放松对“三个主义”的斗争，甚至还认为这就是“转移目标”。为什么他们会产生这些看法和这些表现呢？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由于他们对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对反右派斗争的重大政治意义认识不足。 + +　　反右派斗争，大家知道，这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在意识形态上决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这场斗争，是由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引起的。事实很明显：右派分子的进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他们的目的，是要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实行资本主义的复辟；他们的人数虽少，但他们却是借着帮助党整风的幌子，采取种种阴谋卑鄙的手段，兴风作浪，欺骗蒙蔽一部分群众，特别是某些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如果我们对于这种进攻丧失警惕，不能及时察觉他们的阴谋，或者是察觉以后，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坚决予以反击，那就完全可能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因此，也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不坚决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我们就不能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 +　　有的同志说，在全国人民中间进行反右派的斗争，我是拥护的，但是在我军内部，也进行反右派斗争，似乎不必要，因为这是无的放矢。在我军内部进行反右派的斗争是不是无的放矢呢？我军内部虽较纯洁，但具有右派思想和右派言论的人，也决不是个别的。而且我们决不能把这场斗争，仅仅看成是为了发现几个右派分子或是批判几句右派言论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把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当作是一本最生动活泼的马列主义课本来学习。我们一定要从这场斗争中学会识别任何狡猾敌人的能力，百倍地提高自己的警惕性；还要学会在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进行阶级斗争的本领。这个问题，对于入伍不久的知识青年和高级知识分子，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们在这次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已经经历了一次严重的考验和锻炼。他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斗争中表现出立场不明，界限不清，有的人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表示同情，甚至还有极少数的人和右派分子坐在一条板凳上说话。因此，在今后反右派的斗争中，一定要帮助他们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明确立场，提高觉悟，并严肃地彻底地批判部队中的某些资产阶级右派言论。反右派斗争，对于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全体官兵来说，实际上是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我们全军每个人，一定要积极参加这一斗争，一定要学好这堂课。 + +　　反击右派，会不会影响整风，会不会妨碍我们反对“三个主义”呢？是的，由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使我们的整风步骤，不得不作若干改变。这不是什么“转移目标”，而是实际情况要求；只有击败右派分子的进攻以后，我们才能够更好地进行整风。但是右派分子的进攻，决不会动摇我们党进行整风的决心。相反的，在我们打败了党内外、军内外的右派分子进攻以后，我们的整风运动，就一定会更加顺利、更加有效地进行。 + +　　（还有的同志认为，右派分子的进攻，是应当反击的，但这种反击，应该适可而止。他们不懂得毒草既然长出来了，就应当坚决连根铲除掉。俗语说得好，“斩草不除根，后患无穷。”错误的言论，如果不彻底批判，右派分子的阴谋，如果不彻底粉碎，那么一遇到适当的气候、土壤，他们就一定会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一切对右派分子抱有温情主义情绪的同志，应当重新读一读伊索寓言里农夫与蛇的故事。） + +　　 ---- 原载《解放军报》1957年7月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71.txt b/CCRD/1/3/2/00097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2787fba0be591683ed47d5d1097d6a818b18bcc --- /dev/null +++ b/CCRD/1/3/2/000971.txt @@ -0,0 +1,25 @@ +# 克服资产阶级办报倾向 + +　　<《新闻日报》社论> + +　　人民日报“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它提高了我们的认识，使我们不仅看到了文汇报的错误性质及其严重程度，而且进一步认清了本报的许多同志也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的办报思想，本报某些地方，也表现了资产阶级办报的倾向，从而引起了同志们的警惕，并进行了初步的检查。 + +　　上海右派集团的头子王造时、陈仁炳等，一再指示本社副总编辑、右派分子陆诒，企图夺取报纸的领导，改变报纸的方向，但是他们失败了，陆诒“挂帅”的迷梦并未实现，上海右派集团妄想把新闻日报作为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工具的打算是落空了。所以陆诒懊丧地说，新闻日报在上海宣传会议前一段的报道“完全失败”，右派分子孙大雨也因此咬牙切齿地诬蔑新闻日报有“反革命集团分子”。编辑部的同志们都在斗争中经受了一次严重的考验。但在大鸣大放中，新闻日报在某些地方还是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办报倾向。造成这种恶果的原因，除陆诒利用职权进行阴谋活动以外，就是因为编辑部许多同志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办报思想。 + +　　新闻日报放出了许多毒草，如定息廿年啦，公私合营企业要撤出公方代表啦，中国根本没有法治啦……等等，对此，正如人民日报社论所指出的，所以“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问题并不在于放出了这些毒草，而在于有些同志对放这些丑恶的东西出笼，并不打算批判它，歼灭它，少数人甚至为这些错误的东西打掩护，不愿意旁人去触动它。因为他们存在着一种非常错误的思想，即鸣放是无条件的，无目的的，他们只主张放，而不主张争，因之，有些不应当放的东西（如造谣诬蔑）也放出来了，有些放出来的毒草，长时期内尚未受到有力的批判。个别人甚至在社外右派分子授意下进行活动。举几个例子吧： + +　　本报召开的司法工作座谈会，出席人员的名单大部是由右派分子杨兆龙指定的，因之，会上虽有争执，少数同志对杨兆龙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但抱着错误见解的人在数量上占着优势，错误意见占了上风。在发表这个座谈会的记录时，竟有人主张把批判杨兆龙的意见略而不登，理由是“他们已私下讲和了”（即杨兆龙吞吞吐吐地承认了一些明显的错误）。后来准备组织文章批判杨兆龙的谬论时，也有人借口“文章是我们主动组织来的”，而不愿意进行批判。显然，这些人对香花既无芬芳之感，对毒草更无厌恶之心，他们灵魂的深处是很不干净的。 + +　　再如民盟市委召开司法工作座谈会的消息，也是经杨兆龙通知，由陆诒派人去采访的。会上许多歪曲造谣的言论，我们都“客观地”加以反映。如有人说：“普陀区人民法院在处理镇反案件时，错判案件达34％”，完全是捕风捉影，歪曲事实，记者不加核对，草率写出，而且认为很“精采”，领导上也不仔细审阅，草率登出，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 +　　在处理新华社电讯时，也有类似的错误。如何香凝同志在北京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的发言，提出了左、中、右派的问题，她希望民主党派中的进步人士，都要努力作个左派，并对右派分子提出了警告。这个新闻，从政治上说，意义很大，从新闻观点上说，当时也是很新鲜的。但是，我们却把这些话都删去了，只没头没脑地留下了“希望极少数右派的人能够彻底改造自己”这一句话。而且连一个小标题也没有，只将当天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作为主题。幸好第二天补登了何香凝发言的全文，否则政治上的损失就更大了。 + +　　以上所举的几个例子，已充分暴露了新闻日报领导上的弱点。在过去，我们存在着教条主义的毛病，而在这次大鸣大放空气中，有时又失去了冷静的头脑，忽略了社会主义办报的原则，加上官僚主义作风，以至使报纸在某些地方出现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对此我们将进系统的检查，订出改进的办法。 + +　　从上述错误来看，所谓资产阶级办报方向，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观察事物，选择题材，组织版面，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而不管人们主观上是不是察觉到这一点。大家知道，资产阶级经常夸耀它的“新闻自由”，这种自由在这次鸣放中的表现，就是自由的“放火”，自由的“将军”，自由的歪曲镇反中的真实情况，自由的删去何香凝等的公道话。至于要作点熄火的工作，反驳杨兆龙等等的谬论，在当时的空气中，倒是很不自由的。 + +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绝对的自由我们是嘲笑的。新闻工作也是这样。资产阶级的新闻学者将它们的“新闻自由”形容成为绝对的，不过是骗骗人而已。至于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我们公开承认，新闻报道是有目的的，就是要符合毛主席最近提出的六项标准。所不同的是：资产阶级要铲除的是香花，我们要铲除的则是毒草；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是自由地为少数资本家效劳；我们的新闻自由，是自由地为广大人民服务。至于那些危害广大人民最高利益的毒草，那就要分别对待，有些如造谣诽谤之类的言论，我们没有义务去作它的传声筒；有些如定息廿年之类的主张，则可以在适当时期加以公布，但公布的目的，是为了教育群众，使群众认识他们的丑恶面貌，以便组织力量来驳斥它，歼灭它，把它作为肥料；而绝不是象有些同志过去所作的那样，让这些毒草自由地去占领市场，毒害人民的思想。 + +　　这就是我们从这次错误中所应取得的教训。 + +　　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以马列主义的观点，不断地去揭发矛盾，培养鲜花，铲除毒草，通过有意识的批评和斗争，求得矛盾的解决，以推动社会不断的前进。这就是人民报纸的基本任务。我们愿以此自勉，并以此求教于广大读者和新闻界的同志们。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72.txt b/CCRD/1/3/2/00097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00ba91bf8c4e6efef7ca51ba6d66d89427d7ac3 --- /dev/null +++ b/CCRD/1/3/2/000972.txt @@ -0,0 +1,13 @@ +# 天津工商界对肃反的反应 + +　　<黄军> + +　　新华社天津2日讯 2月上旬，天津市工商界上层代表人士，对公私合营企业的私方人员中开展肃反运动问题进行了座谈。 + +　　参加座谈的人，虽然一致认为私方人员参加肃反可以分清敌我、明辨是非，放下包袱后可以轻松愉快的接受改造。但是在发言中也透露了一些思想顾虑。市工商联委员刘世增说：“工商界那有不紧张的!一则是运动，二则是对前几批肃反斗争的情况都有个耳闻，三则是这些人在旧社会里勾勾搭搭的事情比较多”。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朱继圣问：“过去认识一些反动分子，并供给他们钱等等，究竟算什么问题？”市民建会委员李勉之也提出：“听美国之音，三、五知己见面胡扯，说些落后话，算不算反革命?”市工商联委员薛品轩说：“工商界中土改前跑到城市来的地主也会有顾虑”。市政协委员、仁立毛织厂副厂长唐宝心说：“过去接到过国外不认识的人来信，也没有向公安部门谈过的人，今天有顾虑”。有些人借口在企业里已经参加过肃反，企图不再参加，唐宝心即因仁立毛织厂去年已搞过肃反(唐并未参加)而扬言“我们那里早就结束了，这次搞不搞与我关系不大”。 + +　　参加座谈的人一般都同意私方人员和本企业职工在一起进行肃反。市工商联委员荣子正说：“与本行的职工相处的时间长，知道底细，谁也了解谁，混在一起搞好。”市工商联主委毕鸣歧说：“工商界单独搞不行，因为我们有很大的软弱性，不是鎯头打不对，就是该打的打不下去”。但是也有些人顾虑职工会采用“五反”和第一批肃反斗争的方式。朱继圣说：“工商界是惊弓之鸟，存有‘五反’顾虑，也怕职工存有阶级仇恨。这次要和风细雨的搞，决不要进行小组斗争。”李勉之说“最好别在小组里交代问题，工商界有个面子问题，个别交代问题很彻底，在小组里可能就不说。”据了解，多数人的想法是：学习可以和职工一起，但交代问题则单独向领导上谈。 + +　　另据公安局了解，市民建会副主委、市工商联秘书长王光英在听到私方人员要搞肃反的消息后，积极主张“肃反由工商联领导”，企图操纵大权，对毕鸣歧、朱继圣等人进行打击。他在背后还说“这几天，毕、朱等人有些紧张，谈话总是带着点试探性口吻，这些人可能都有点问题”。而毕、朱等人也确实耽心王光英会乱搞一气，朱继圣曾以开玩笑的口吻向王光英提出“肃反是严肃的事，得实事求是，积极带头可不好”。 + +　　 1957年3月2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75.txt b/CCRD/1/3/2/00097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30b0b8c285a053ca9033648effbf05522d1fda1 --- /dev/null +++ b/CCRD/1/3/2/000975.txt @@ -0,0 +1,19 @@ +# 整风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 + +　　<大众日报社论> + +　　自5月1日党中央发布了整风运动的指示以后，我省地、市委以上的机关和高等学校的党组织，都积极地有计划地着手开展整风运动，采取各种措施，主动地多方面地听取党内和非党同志的批评，并根据边整边改的精神，对于能够立即改的缺点随即加以改正。运动虽是初步的但确是正常地健康地开展着。 + +　　在所有一切批评和意见中，极大部分都是从加强团结、加强党的领导、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是从帮助党进行整风的观念出发的。对于这种批评和意见，我们十分予以珍视，并对给我们提出这种批评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 +　　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别有用心地利用党整风的机会，打着帮助党整风的招牌，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制度进攻起来了。我们知道，在全国解放以来的短短八年中，由于党的正确领导，由于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先后进行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的五大运动；并在五大运动胜利的基础上，从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就把我国几千年来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度改变成了公有制度，就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的大革命。这是全国人民都为之欢欣鼓舞的伟大的胜利。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抓住我们工作中的个别偏差和错误，否认这些运动的成绩是基本的，把这些运动说成是一团糟，妄图动摇革命运动的成果，达到他们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同样，解放八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全体人民首先是工人、农民，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建设，从而但是深刻的改变了我国的经济、文化面貌，这也是我国人民所引以自豪的丰功伟绩。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则说我们毫无成绩，他们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坏了，统购统销糟透了，他们说中国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不能领导学校等等。他们发表这些反动言论的目的，同样是为了达到他们动摇社会主义建设成绩、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结果，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无论是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有了显著的改善，这是人民群众亲身感受到的；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颠倒黑白，到处叫喊，说人民群众的生活太苦了，特别是农民群众的生活太苦了，企图挑动人民群众起来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企图挑拨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达到他们动摇我们国家的根本即破坏工农联盟，而这些右派分子的真实目的则是：幻想把我国拖回到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使他们得以重过极少数剥削者的生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我们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怀着极大的仇恨，他们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仇恨作了国家主人的工农群众及其他劳动人民，他们要求成立“政治设计院”，“各党派轮流执政”，要“党退出机关和学校”，说“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是更危险的敌人”，说“党中央和国务院发联合指示违犯宪法”，要“在国家机关中建立联合党组，在学校中建立党和各民主党派联合的校委会，党只是代表一方”等等。他们的目的是使人民政权脱离工人阶级的领导，以便按照他们的资产阶级面貌来改变我们国家的性质。右派分子更极端仇视共产党，他们说“党很神秘，神秘到难以形容，党员是模子是机器是传话筒”，“党员没有人性”，党员是“特权阶级”、“是六亲不认的党老爷”，他们挑拨党和群众的关系，说“党和非党人士是鲁四爷和祥林嫂的关系”，说“人民是共产党的奴隶”，“党员是改造者，非党员是被改造者”，“群众要杀共产党”等等。他们这样恶毒地诅咒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这样恶毒地挑拨亲同骨肉的党和群众的关系，是妄想煽动人民群众来反对党，以达他们赶共产党下台的目的。此外，他们还恶毒地挑拨我国和我们伟大盟邦苏联的关系，说一切都是学苏联学坏了等等。总之，右派分子的中心目的，就是反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希望把我们的国家搅一个天下大乱，从而混水摸鱼，产党下台，由他们上台。 + +　　由于右派分子的挑战，于是在我们国家内就展开了一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激烈的战斗。虽然迄今为止，我们还是把这场战斗归于人民内部矛盾之内，但是，这却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我们希望右派分子悬崖勒马，向人民作出负责的彻底的交代，从而获得人民的饶恕；而如果有人竟然一意孤行，顽抗下去，决心与人民为敌，那么，广大的人民群众就一定把他们视为敌人，而予以粉碎性的打击。 + +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政治阴谋是穷凶极恶的，他们反对的是社会主义和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导力量共产党。很显然，如果让右派分子的阴谋得逞，就别想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要使我国回到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就要使农民仍然作地主的奴隶，使工人仍然作资本家的奴仆。所以，对于这些右派分子，是一点温情主义也要不得的，对他们温情，就是对人民群众残忍。我们必须彻底揭露他们的狰狞面目，使他们今后在光天化日之下，再不能兴风作浪为非作歹。我们必须彻底地批判他们的反动言行，使他们再不能以恶言恶行迷惑群众。我们的斗争一定要获得彻底胜利，直到他们放下武器彻底向人民交代为止。 + +　　有一些天真的同志和朋友，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同党的整风运动混淆起来，认为对右派的斗争也应当和风细雨采取同志式的态度。这是完全不对的。因为整风运动是我们的自我改造的运动，是要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我们思想、作风上的缺点错误的，因而是必须采取严肃认真和和风细雨的方法，即同志式的批评的方法去进行的。而反右派的斗争，则是一种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是与整风运动性质完全不同的一种斗争，绝不能与整风相混淆，因而就不能用和风细雨的方法，就必须是坚决的打击，无情的揭露，彻底的批判，一直到他们彻底交代与认罪为止。 + +　　另有一些朋友，则有一种右倾的情绪，在这场斗争面前，犹犹豫豫，摇摇摆摆。这有两种原因，一种是有麻痹思想，以为党的领导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巩固的，几个右派分子没什么了不起，用不着严肃对待。另一种是以为右派分子也不过说了几句不好的话，值不得向他们反击。这些同志的看法错了，他们许多是没有系统地研究右派分子的言行，不知以章罗为首的一小撮反动人物，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的。他们又缺乏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经验。他们不了解，一方面，右派分子的野心是很大的，阴谋是毒辣的；另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右派分子的力量虽然不大，但如果我们不给以粉碎性的打击，不去经过这场斗争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假如自己解除了武装，那是极其危险的。例如，最近期间，在个别高等学校里，就曾经因为几个右派分子的煽动，而一时闹得乌烟瘴气，真像回到了资本主义一样。所以右倾情绪是要不得的，如果不纠正右倾情绪，就是放纵右派分子作恶，就会造成养痈为患、养虎伤人的结果。 + +　　说到整风，我们是一定要把整风运动贯彻始终的。对于前一阶段大家所提出的一切善意的批评，那怕某些不正确的批评，也要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加以系统的研究，合理的部分必须诚恳接受，坚决地改正我们的缺点，不合理的部分也要在适当时间给予耐心的解释，达到统一认识的目的。而目前的主要任务则是反右派斗争，要一直到这个斗争取得完全胜利为止。当然，我们并不因为反右派斗争就停止整风，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转到以主要时间和精力继续贯彻整风运动，并且现在仍不放松边整边改。右派分子企图打乱我们整风的步骤，不让我们整风的阴谋已经被揭破了，我们的伟大的整风运动是一定要获得最终的胜利的。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76.txt b/CCRD/1/3/2/00097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75db85b36229544e663a1c3eb3002c24cb626ea --- /dev/null +++ b/CCRD/1/3/2/000976.txt @@ -0,0 +1,19 @@ +# 从‘北大民主墙’报道中得到的沉痛教训 + +　　<《文汇报》社论> + +　　本报5月27日发表的“北大民主墙”，是一篇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报道。正如北京大学学生会给本报的抗议书中所说，本报发表这种报道，是蓄意歪曲北京大学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真像，唯恐天下不乱，到处点火的卑鄙行径。事实也确实如此，这篇报道发表后，不但助长了北京大学一小撮右派分子的反动气焰，而且也助长了全国其他各高等学校中少数右派分子的反动活动。推涛作浪，罪孽深重。 + +　　据了解，从5月19日北京大学出现第一张大字报起，就一直存在着社会主义路线与反社会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右派分子的大字报的共同特点是:从各方面来否定党的领导，抹杀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片面夸大某些局部的和个别的错误，从而煽起群众的不满。这是何等露骨的对新社会的仇恨和狂妄的言论!这些右派分子的大字报刚贴出来，就遭到广大同学的尖锐驳斥，揭露其反动面目。许多大字报严肃地指出:一切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言论，不利于团结的言论都是有害的。两条路线的分野和斗争极其鲜明。可是对于这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记者刘光华却是这样反映的:“也有些人认为有趁机发泄私愤的和羼杂有毒草，并且认为倘要拔除连香花也会遭殃。”很明显，这是以客观报道作幌子，而实际上对毒草予以肯定的赞美，为毒草辩护，这是一种敌我不分的报道态度，也是一种极其恶劣的欺骗读者的手法。 + +　　北京大学从贴大字报进一步发展到公开争论，卷进去的学生数以千计，费时劳神，严重地影响了教学生活的正常进行。而记者刘光华的这篇报道却在那里故意“粉饰太平”，一再强调学校生活处在正常的状况之下。在争论的过程中，右派分子纷纷出头露面，他们对党的肆意污蔑使得许多人难以沉默，有的义愤填膺地登台与之争辩，有的在下面抗议；但也无可讳言，有些认识不清的同学受到了蛊惑，思想混乱起来。对于这样一个右派分子纵横其间，恶毒进攻党的“争论”，这篇报道却又敌我不分地称之为“海德公园”。任何懂得起码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海德公园”是英国统治集团为了欺骗广大群众、点缀政治生活的一种可耻手法。而记者刘光华偏偏予以赞扬，通过报道，把这票早已破产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烂货，给走私出去，传播开来，遗害人民。 + +　　毫无疑问，这是一篇昀昀疯狂地向党进攻的反动报道。它发表后引起的影响极为恶劣。就以上海来说，它发表的当天深夜，华东纺织工学院一学生打电话给本报，要求派记者去采访，因为他们的第一张大字报已经贴出。第二天清晨，华东师大两个学生不上课赶到报社。他们希望本报支持他们张贴大字报的要求，助长了他们对学校党委要求用开小会的形式听取意见的做法的不满。这种极坏的影响还遍及全国各高等学校。南京大学部分同学在看到“北大民主墙”的报道以后，就贴出了一些人身侮辱与谩骂式的大字报，还有少数学生要挟南京新华日报刊登这类消息。 + +　　大家知道，当时全国高等学校正在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整风运动，并没有采取大字报的方式对党提意见，而右派分子恰恰相反，他们企图用大字报搞得天下大乱，以便接管学校，这篇报道正是起了为右派分子张目，四处点火，八方呼应的作用。推广大字报经验，向各地高等学校点火，鼓励毒草大长特长，向人民猖狂进攻。这篇反动报道所起的恶劣影响，不正是如此么?这不是和右派分子一鼻孔出气，替右派分子放火么? + +　　这篇反动报道是在北京本报事办处负责人浦熙修的直接指示下由记者刘光华写成的，发稿时浦熙修还特地请示了罗隆基。在此以前，记者刘光华发来了一条关于“民主墙”的专电 ，本报值班的副总编辑认为内容有煽动性，会造成混乱，扣下未予发表。之后，浦熙修又指派记者刘光华第二次写来了见报的“民主墙”通讯。当这篇通讯到达编辑部后，浦熙修从北京打长途电话来说，“光明日报”已登了，我们也一定要登。而这时，总编辑徐铸成一再强调说，浦熙修是副总编辑，凡是经她指定的文章、新闻都要发表，任何人不得扣掉。编辑部其他负责人反对刊出这个报道，但由于当时本报编辑部在浦熙修、徐铸成的控制之下，执行着民盟章罗同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方针，这个报道就这样见了报，使人民事业遭到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我们感到十分痛心。正像右派分子招供的，他们利用大鸣大放，使天下大乱，以便接管学校，这当然是一种妄想。但从这一报道内容以及发表过程来看，难道不能使人清楚地看到这样一条线么?就是: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 + +　　现在，我们全社工作人员正在痛下决心，彻底检查过去所犯的严重的政治错误，并坚决地投向反右派的斗争；向人民还债，一定要在工作中立功赎罪。同时，我们坚决地和北京大学同学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责令报道这一歪曲事实、煽起反动火焰的新闻的记者刘光华，要他老老实实交代和浦熙修、罗隆基的关系，以及在他们两个人指示之下，还进行了什么不可告人的活动。我们质问罗隆基和浦熙修，你们还指使刘光华干了什么犯罪勾当?干这些犯罪勾当的目的何在?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7月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77.txt b/CCRD/1/3/2/00097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5e74621d0c5a6894fc02449df63ce2aa69d7587 --- /dev/null +++ b/CCRD/1/3/2/000977.txt @@ -0,0 +1,15 @@ +# 中大学生在反右派斗争中前进 + +　　<南方日报记者> + +　　这几天，中山大学反右派斗争已经走向高潮。图书馆四周的绿荫道上，新竖起一排排的布告板，上面张贴着五颜六色的大字报，都是揭露和反击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谬论的。如果你再到各处看看，大礼堂经常举行反击右派分子的专题报告会；宿舍里又到处可以看到同学们在举行声讨右派分子的会议；就是到了深夜，他们也还在辩论，在整理资料，在继续找寻反驳右派分子的论据，或者是赶印着各种宣传资料。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斗争任务。这是不平凡的夏天。 + +　　中山大学是从5月中旬开始整风的。6月2日，历史系一年级有一群同学要求开辟“民主墙”，开辟“自由广场”，该校党委会和学生会支持了他们的要求。从这个时候起，同学也参加到整风运动里来了。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民主墙”和“自由广场”上就出现了将近500张的大字报。全校绝大部分同学都以主人翁的态度，揭露学校里所存在的“三害”，帮助党整风。学校党组织把同学们在大字报上的批评意见，分别整理、研究，学校的行政还成立了几个专门机构，及时地解决一些能够解决的问题。 + +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中山大学有极少数的右派分子利用大“放”大“鸣”的机会，以帮助党整风做幌子，散播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在教师中间，历史系副教授罗应荣怀着敌对的情绪，说肃反政策违反宪法，怀疑肃反是斯大林的做法在中国的贯彻。中文系教授董每戡更恶毒地侮蔑共产党员是“封建寡妇面孔”和“屠夫面孔”。政治经济学教研组主任林楚君公开贩卖修正主义的货色，说“党委制是‘三害’的温床”。在学生当中，也出现了历史系二年级甲班哲生所谓要求整个社会整风的谬论。他把我们的社会描写得漆黑一团之后，还号召他的朋友们“勇敢地冲破私有制余孽的束缚”，“为迎接新的社会而充分作好精神上的准备。”物理系张志强、丁志度，历史系周中坚等提出派代表到北京去，要求国家政治生活实现根本的改变。化名宾溪赞的欧振龙在“民主墙”上一连发表了7篇所谓“社会评论”，尽污蔑共产党、反对苏联的能事。本来，这些右派言论是不难分辨清楚的，但是当时不少教师们和同学们还没有把善意地帮助党整风的意见和恶意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区别开来，对他们迷惑人的假面孔还看不透。因此，当罗应荣讲完他的谬论之后，受到一些人热烈鼓掌；董每戡的谰言受到批驳之后，还有些人写文章为他开脱；哲生等的谬论最初在“民主墙”上贴出来的时候，也没有立即遭到反驳。当报纸上开展反右派斗争，特别是人民揭露罗翼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种种言行的时候，教师和学生们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了。他们都纷纷起来反击右派言论。“民主墙”和“自由广场”上每天都有几十张反驳右派言论的大字报出现。当时同学们反击的主要目标，是张志强、丁志度、周中坚等所提出的派代表到北京去，要求国家政治实现根本的改变的谬论。这种谬论曾经迷惑了一些人。有些学生在他们所贴出的大字报上签了名。但是，当同学们揭穿了张志强、丁志度、周中强等谬论的恶毒性质，特别是提出和他们辩论的时候，他们开始瓦解了：许多人报了上当，回头反击右派言论；有些人承认了这些论点的错误，声明退出，不作辩论。等到正式开辩论大会的时候，只有周中坚和张志强两个参加辩论。辩论会在学校的大礼堂举行，有500多学生准备和他们争辩。同学们找了许多资料，列举了许多事实，把他们的谬论驳得体无完肤，原形毕露。原先在大字报上签名支持他们的谬论的林忠才作了检讨。他说，我已认识到派代表到北京去这篇文章有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就是把“三害”的恶果和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混为一谈。我认为用不着派代表团到北京去。事实证明我们学校党委对铲除“三害”，是有充分的决心和信心的。可是我在它上面签名了，这是因为我考虑不周。另一个在他们的谬论上签名的学生熊鄂贻也在会上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右派的谬论被粉碎了，周中坚和张志强只好同意发表“联合公报”，承认自己言论的荒谬。与此同时，哲生要求社会整风以及宾溪赞的所谓“社会评论”也在大字报上遭到沉重的反击。 + +　　中山大学反右派斗争进入高潮，还是最近几天的事。学校接纳了学生们的建议，决定从7月1日起停课5天，大力声讨右派。在这短兵相接的日子里，右派的言论不是一下子就噤若寒蝉的。但是，经过思想武装后的师生员工们已经认识到这是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右派反社会主义言论的继续顽抗，只有更加激励师生员工们的斗志，使他们更加站稳立场，更坚决地反击右派。7月1日晚上，中山大学学生会召开了全校学生代表大会，誓师声讨右派。会上，西语系一年级乙班的一位代表叫唐友伦的企图转移战斗的目标，要求在停课反击右派的这几天中，不要忘记向“三害”开火。他的话刚落音，代表们立即愤激起来，纷纷上台驳斥他的谬论。结果使得唐友伦狼狈不堪，抱头而逃。7月3日晚上，中文系全体同学和部分教工共300余人又舌战饶甲群、聂守仁。饶甲群在会上发表谬论说：“被认为是右派的言论不一定是错误的，它可能是新生的东西。”因此他主张让右派自由办报。聂守仁荒谬地主张高等学校取消党的领导，实行什么“人民代表大会制”。他们的发言，立即受到与会者有力的驳斥。李永明指出他们的谬论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而只是资产阶级谎言的翻版。饶甲群、聂守仁虽然多次狡辩，但到底还是被同学们驳到理屈词穷。诬蔑肃反违反宪法的历史系副教授罗应荣，在全校师生、员工痛斥之下，完全暴露了他仇恨党的丑恶面目。他在辩论会上无言以对之后，竟拍枱拍凳，并且要撕毁大字报。师生、员工们以坚决的战斗作了回答。最近一连几天，全校师生、员工召开大会彻底驳斥罗应荣的谰言，使得他不得不表示要再检查思想。 + +　　中山大学反右派的斗争正在胜利地进行着！全校的师生和员工在战斗中得到锻炼和成长。现在校内的正气已经完全把邪气压倒，师生和员工们都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决心把反右派的斗争进行到底，使全校整风运动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 +　　 来源：《南方日报》1957年7月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80.txt b/CCRD/1/3/2/00098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287fecc5d7b86bbe81b15b4e9391c176a25faad --- /dev/null +++ b/CCRD/1/3/2/000980.txt @@ -0,0 +1,39 @@ +# 党不能发号施令吗？ + +　　<《人民日报》社论> + +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时候，一般地并不直接反对社会主义，而是反对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条件——共产党的领导。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的时候，他们又说，他们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的，只是反对所谓“党天下”的思想，只是反对共产党组织在各个国家机构中起领导作用，以及反对党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我们在这里想专门谈谈所谓党对人民发号施令的问题，其他的问题将另行讨论。 + +　　黄绍竑在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谈到党政关系问题的时候，曾经批评党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或者党和政府联合发布指示，认为这样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是有妨碍的，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龙云、谭惕吾、杨玉清以及其他的一些人，也有类似的说法。 + +　　真的是如此吗？党的发号施令居然有这样大的罪恶吗？ + +　　不要误会了黄绍竑。他也是十分“拥护”党的领导的。据本报5月17日的记载，他在提出上述意见的时候先说了这样一番话：“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需有中国共产党的英明的坚强的领导。这是毫无疑问的。” + +　　但是疑问马上就来了：共产党是怎样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共产党领导革命游击战争、抗日游击战争和解放战争，领导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固然离不了向人民发号施令；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共产党为了领导历次群众运动，贯彻执行各项政策和重大的法令，仍然离不了向人民发号施令，或者同政府联名发号施令。据说这个领导方法“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是有妨碍的，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然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却在这个领导方法下得到了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也得到了巨大的进展。这怎么能够“毫无疑问”呢？ + +　　究竟所谓党向人民发号施令的问题是怎么一回事？ + +　　第一，如果所谓发号施令，是指发布一种强制性的命令，那么，这不是党的任务。党是群众的思想政治的领导核心，而不是有必要对群众实行某种强制的国家机关。党不但在自己的群众工作中经常防止和坚决反对命令主义的倾向，而且要求自己所领导的政府机关也防止和反对命令主义。这就是说，政府虽然常常需要向人民发布强制性的命令，但是也不应该以为仅仅依靠命令，而不依靠向群众进行宣传解释工作，就可以完成任务。 + +　　第二，如果所谓发号施令，是指发布一种关于日常行政事务的指示，那么，这也不是党的任务。党是我国政府的领导力量，它领导制定政府工作中的方针、政策并且力求保证它们的正确实施，但是它不能代替也不应该代替政府机关的行政活动。党反对包办代替任何非党机构的活动，反对离开自己的政治任务而陷入日常琐事的事务主义倾向。 + +　　第三，如果所谓发号施令，是指向人民发布政治任务的号召，发布关于政府工作中的方针政策的指示，那么，无论是由党单独发布，或者是由党同政府联名发布，都是必要的。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在党还存在的时候）还是这样。 + +　　共产党是劳动人民中最觉悟的部分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共产党由于它的主张的正确，由于它在中国人民求解放的斗争中始终站在最前线，在全国人民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解放区，广大的人民群众固然十分重视党的号召和指示；就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先进的群众也十分重视党的号召和指示。正是由于党对于人民群众坚持正确的领导，及时地向人民群众发布各种号召和指示，告诉他们应该怎样行动，这才使人民革命得到了胜利。 +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在人民群众中的这种领导地位发生了什么变化没有呢？发生的变化，就是党的领导地位更巩固了，党的领导作用已经普及和深入到全国的各个地区，同全国六亿人口结成了广泛的血肉的联系。而这也就是我们的国家可以实现空前未有的团结和统一，我们的国家的各方面工作可以获得空前未有的迅速发展的基本保证。全国的各方面的行政工作，当然需要由政府机关去执行。但是不但在中央政府工作中的方针政策需要由党来领导制定（在领导制定的过程中，党首先依靠对于广大群众的经验的研究，同时也重视同党外人士的协商），而且在地方和基层，这些方针政策仍然需要由党来保证它们的正确的、适合具体情况的贯彻执行，仍然需要由党在群众中进行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使这些方针政策变成为群众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因此，周总理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党对于人民群众直接发出政治上的号召和政策性的决定，对于政府工作不但没有妨碍，而且有很大的帮助。”共产党的这种地位和作用，不但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且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条件，是任何其他党派和其他政治组织所不能代替的。试问，有什么理由来改变和削弱党的这种地位和作用呢？有什么理由不让人民直接听到党的声音呢？难道把党的声音对人民秘密起来，党的“英明的坚强的领导”就可以大大加强，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就可以大大减少了吗？ + +　　真是出奇的好主意！这种好主意的实质是什么？ + +　　这种好主意的实质，就是要取消党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削弱党对于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是要使得我们的政府机关变为真正的官僚机关，使得党变为政府机关的可有可无的附属品。 + +　　不对人民“发号施令”（在我们所已经解释过的意义上）的执政党是有的。那样的党是因为彻底地脱离人民，所以它不可能向人民发出任何有威信的号召和指示。那样的党所“领导”的政府，除了向人民实行强制以外，不知道别的也不能有别的工作方法。大家记得，国民党就是那样的党，国民党政府就是那样的政府。 + +　　的确，黄绍竑之流对于那样的党、那样的政府是很有经验的。他们曾经在那样的党和政府里久居高位，他们通过那样的党和政 + +　　（府的机构干了些什么事，人们记忆犹新。因此，对于他们的“批评”，人们也不难作出正确的估价。） + +　　在我们的国家里，人民民主制度建立得还不久。因此，有一部分人对于这个制度还有许多不了解，对于党在这个制度中的作用还有许多不了解。同时，也由于这个制度建立得还不久，它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党和政府之间的工作关系，也还有许多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在这些方面提出的一切善意的批评，应该加以欢迎；一切正确的建议，应该加以接受；提出的疑问，也应该进行解释。但是为了捍卫在人民民主国家中的党的领导地位，对于恶意的挑拨者和诽谤者，人民的任务却是给以坚决的、毫不含糊的回击！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1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81.txt b/CCRD/1/3/2/00098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cbaaf2876f8bcae8cc69c095e9c71da53e6c427 --- /dev/null +++ b/CCRD/1/3/2/000981.txt @@ -0,0 +1,37 @@ +# 坚决站定脚根，勇敢投入战斗! + +　　<《文汇报》社论> + +　　远在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一篇“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文章中，就指出了当时“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拼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的情况。二十年前这个尖锐、正确的估计在今天说来就成为一种科学的预见。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二十年如一日的阴谋诡计，一直就不曾逃过工人阶级明察秋毫的眼睛。 + +　　右派分子明白知识分子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的作用，他们也真的掌握了一些知识分子的特点。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他们似也真的不愧是某些知识分子的“知己”和深知这些人的一些严重的缺点。真的是“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窥准了一连串缺口、烂洞以后，这条恶毒的虫，就悄悄地钻进来了。 + +　　正像革命者有自己的政策纲领一样，右派分子也有一套相应而正相反的纲领政策。革命者战斗的方针是“联合左派、争取中间、孤立右派”这是引导知识分子前进的方针；右派分子在这里就来一个反其道而行之，那就是罗隆基的把知识分子带向死胡同的“团结落后、争取中间、打击进步”的“政策”。如果根据了章罗联盟这条有关知识分子工作的“昀高纲领”检查起来，这个罪恶的右派集团的一切谬论、罪行就都若合符节，步调划一，完全不是什么偶然之事了! + +　　右派分子进行知识分子工作的手法，据罗隆基的招供，就是迎合、拉拢，这自然是针对绝大多数的中间分子而言的。他们嗅出了这些人对自我改造还存在着多多少少的畏缩心理，就夸大解放以后知识分子的进步，说什么知识分子已经加入了工人阶级，好像已经没有什么继续改造的必要了。而且还念念不忘地提醒他们，要他们不必妄自菲薄，不必低估自己过去的成绩，要他们自凭本事，各显神通。昀后就提出了“今天的矛盾是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的矛盾”这样带有总结性的“分析”。 + +　　不容否认，解放以后，知识分子在自我改造中获得了一定的成绩和进步；但也无用否认，今天暴露出的知识分子的许多弱点，知识分子还必须进行艰苦的自我改造。而右派分子的阴毒的作法，却要把他们一下倒退到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重新拾起落后的武器，立正、看齐，只等章罗一声号令，就扩大与只拥有“小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的矛盾，向党进攻。 + +　　章罗同盟巩固、增强中间知识分子落后立场的方法是抬出“三顾茅庐”、“礼贤下士”的口号来，说什么“知识分子必须以国士待之!”的攻心之言。在这张美丽的面皮掩护之下，章罗就戴着“保护科学家”、“代表知识分子讲话”的假面出现了。人是苦于不自知的。在这一阵吹拍拉拢的迷雾下，不少的中间知识分子失去了聪明。自己本来并不是什么千里马，也埋怨诅咒起世无伯乐，不曾给他装上什么金鞍玉鞯了；曾经清楚而且厌恶过自己脸上的污墨的，也重新看做了花粉，徘徊依恋、顾影自怜起来了。发展到这里，章罗就组织了知识分子委员会，采用了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费孝通教授贡献的串连方法，广泛搜罗知识分子中间的牢骚、埋怨，综合地进行研究了。 + +　　这时候，知识分子的分化，按照章罗利令智昏的估计，是呈现了新的形势的。他们认为挑拨、煽动的工作做得很不错，保留、恢复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正派”的知识分子是多起来了。罗隆基就窥准时机扔出了恶毒的“平反委员会”的爆炸建议。果然，几天后就收到了一百多封信。于是就进而指示，“请在各方面造成舆论，请向统战部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建议。” 广大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按照章罗同盟利令智昏的设想，在他们的罪恶行动里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这是个非常可怕的丑恶的现实，但又是必须严肃正视的现实。 + +　　在今天的新中国，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早已被摧毁，而农业也已经实现了合作化，小生产者也在逐渐消失，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也正在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的变化情况是强烈而尖锐的。大多数的中间分子虽然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而且很多人是愿意中国建设成一个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但是他们的包袱其实并没有完全放下，有疑虑，有保留。他们原来依附的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没有了，可是和工人农民又不能打成一片。挂在半空中，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徘徊瞻顾，苦闷重重。他们的脚跟不知站在那里好，像墙头草一样经常摇摇摆摆。正在改造中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王国”还不曾完全摧毁。“家邪招外鬼”，这些知识分子如果本身没有严重的弱点就不会招来右派分子的窥测、利用。 + +　　徘徊观望的知识分子面前展开了两条背道而驰的歧路。 + +　　中国共产党一直是主张团结、教育广大的知识分子的。党用热诚的诤言劝勉他们，指引他们，带领他们一齐走入社会主义。为了改进过去党和知识分子关系，还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这些苦口的诤言，在有些人看来自然不如右派分子口蜜腹剑的那一套动听、迷人。但是当人们惊醒之后，看清了右派分子挤眉弄眼、骗哄诱惑的是条什么道路以后，不引起人们的愤怒，倒是不可想像的。 + +　　（广大的知识分子不能不愤怒地指出，罗隆基这个阴险狡猾的右派野心分子，你是凭什么资格混充知识分子的代言人的!你为什么在假坦白里还装出一幅引人作呕的假慈悲面孔，拉拉扯扯要替知识分子“呼吁、申冤”!知识分子到底受了怎样“通天的委曲”，要你这个无耻之徒来“仗义执言”!） + +　　知识分子并不是健忘的人。十几年前的旧事总是记得起来的。在抗日战争前后的岁月里，当时，在帝国主义，敌伪势力，反动政权的重压、迫害之下，知识分子过的是怎样的日子?流离饥饿，迫害，压抑，每一个从旧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都是记忆犹新的。但也有例外。不可忘记，今天这些右派分子，在当时日子过得倒都非常“理想”。 + +　　（现在再看看这一撮失去了可爱的老日子的右派分子所诅咒的今天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吧。作家的作品不再是印行一两千册，而是几万几十万册了；艺术家的观众不再是几百几千而是几万几十万了；……就连那个丧心病狂忘恩负义的右派分子孙大雨，不也是以教授身份住在上海昀豪华的公寓里的吗?要说有满腹的“牢骚”和无穷的“委曲”，那也只是孙大雨之流才会如此。和全国的进步知识分子有何关涉!） + +　　罗隆基这个心肠狠毒的右派野心分子，拉住知识分子做他的政治资本，死不放手。即使在今天假面已经完全揭开以后，依旧企图借此博取同情，迷人眼目。这怎能不引起人们无比愤怒! + +　　在党的教育帮助下，广大的知识分子，完全有可能而且也应该有勇气掌握自己的命运，不是罗隆基之流想像里的那种没有出息的软骨头，右派分子，收回你们无耻诬蔑的毒舌吧! + +　　广大的知识分子们!坚决地站定脚跟，把这些狠毒的右派分子从前进的道路上无情地踢开，紧紧地靠拢党，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勇敢地投入战斗吧!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7月1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82.txt b/CCRD/1/3/2/00098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1f1aaccb3d6a101c4279a54447ba7d90e3b864a --- /dev/null +++ b/CCRD/1/3/2/000982.txt @@ -0,0 +1,33 @@ +# 论李世军的三恨 + +　　<《新华日报》社论> + +　　编者按：南京新华日报这篇社论，驳斥了李世军之流的右派分子对我们国家公安机关、人事部门和共产党员党性的恶毒的攻击。在这次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我们国家公安机关、人事部门和共产党员的党性，是右派分子眼中的三颗钉子，右派分子对这些抱着深仇大恨。李世军是民革的中央委员，现任南京市民政局长。５月２３日，在中共江苏省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李世军发出了这些恶毒的攻击。他这种极端荒谬的言论，在右派分子中具有代表性，因此特将新华日报这一社论全文转载出来。 + +　　＊　　　　　　　　　　　＊　　　　　　　　　　　＊ + +　　右派分子李世军最仇恨三个东西：第一是公安机关，第二是人事部门，第三是共产党员的党性。李世军的这种仇恨，在右派分子中很有代表性，不少右派分子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在这三方面滥施攻击，表露出他们具有相同的仇恨。 + +　　李世军首先仇恨我们的公安机关。他说我们的公安人员是“老虎身上的毛”，又说“今天公安人员既可怕又可恨”。另一个右派分子武思光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还表示了“有朝一日要杀死公安人员”。这些右派分子的恶毒说法，暴露了一种心理状态，说明了的确有那么一批人，虽然身居人民内部，却未免有点敌人的心肠。大家都知道，人民公安机关是对付敌人的机关，同时又是保卫人民的机关，所以在人民的心目中，公安机关是“为民除害”的机关，是人民自己利益的保卫者，是最可亲近的人；但是，在人民的敌人看来，事情却完全两样，公安机关是他们的死对头，是他们一切破坏活动的打击者，是“既可怕又可恨”的“老虎”。在这个问题上，敌我看法的不同，真是鲜明已极。而现在，身为南京市民政局局长的李世军和江苏省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的武思光，却用后一种眼光来看人民的公安机关，他们也说对公安机关是“既可怕又可恨”，这倒是顶好的自我暴露。事实正是这样，从最近报纸上揭露的李世军的一部分反动经历来看，从李世军至今还私藏大批反动证件的事实来看，李世军为什么对我们的公安机关“既怕且恨”，就不难找到客观根据，就不难懂得李世军为什么具有这样的一副心肠。 + +　　再说什么“老虎身上的毛”，这也要看对什么人而言。对于人民的敌人，公安机关确实是勇猛如虎的。因为公安机关是一个专政的机关，是压迫反动派、反动阶级、反革命分子和一切人民的敌人的。这当然决不能讲“客气”，讲“温和”，讲了这些，就不能制服敌人，就不成其为一个专政的工具，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但是对于人民，公安机关就不仅不是“老虎身上的毛”，更不是老虎。公安机关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保卫人民的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和治安，保障人民的和平劳动，保障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公安机关正是人民手上的青锋宝剑。在这个问题上，敌我界限也是分明得很。而现在，李世军故意指鹿为马，混淆视听，挑起人民对于公安机关的误解，好象公安机关也对人民实行专政，这显然是一个政治阴谋。这个阴谋的实质，就是要削弱人民对公安机关的信任、爱戴和拥护，割断公安机关和人民的联系，取消公安机关的战斗力，从而反对人民民主专政。谁都知道，公安机关如果对敌人不如猛虎，那就是没有战斗力的公安机关，就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而公安机关不与人民相结合，不依靠人民群众的协助，它的战斗力至少也就削弱了一半。削弱了公安机关意味着什么呢？当然只是意味着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因为人民公安机关正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重要机关，是人民民主政权的一个重要支柱，是整个国家政权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按照李世军的意图，把这个机关软化下去，把这根支柱砍断，把这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割除，那还有什么人民民主专政呢？李世军之流妄想从攻击公安部门入手来反对人民民主专政，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 +　　李世军还仇恨我们的人事部门。他说我们的人事部门是“阎王殿”，“阎王殿里有大鬼小鬼，还有阎王菩萨”，又说材料袋是“生死簿”。另一个右派分子邓昊明也有类似的说法，他攻击我们人事制度“神秘化”。还有些右派分子，破口大骂我们人事部门是“特务机关”。这些右派分子的恶毒攻击，也说明了一种心理状态，那就是他们有不可告人的反动言行和经历，他们是有罪的，他们最怕让党和人民了解他们的底细，因此他们一见到人事部门就心惊肉跳，脸上变色，眼前出现了一个阎王菩萨的幻觉。据说这就叫做“做贼心虚”，好比进城隍庙，见到一个“问过心来”的油漆招牌，都会直打哆嗦。 + +　　事实上，任何一个诚心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人员都会知道，人民政府的人事部门是关怀干部的部门，是团结干部的部门，是培训干部的部门，是正确调配使用干部的部门，是丝毫也不可怕的。许多干部从切身的经验中体会到，人事部门最关怀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生活、福利、健康、家庭、子女教育……等等的情况，在可能的条件下，总是帮助他正确处理这些问题，推动他们进步，所以他们认识到，人事部门是积极爱护干部的部门，而不是消极防范干部的部门。谁如果把人事部门看得那样阴森可怕，那只是说明他心里有鬼。比如李世军，就是隐瞒了许多反动历史的人，他自己就说过，他“解放以来没有说过一句真话”，无怪乎他是如此地畏惧人事部门和痛恨人事部门了。 + +　　人事部门要了解干部的经历和现状，这首先是为了正确地使用干部。大家知道，正确地使用干部必须建筑在充分了解干部的基础上，而了解干部，又决不能凭一时的印象，必须对干部的整个历史和整个工作，作一番全面的、细致的、深刻的了解，必须掌握干部的历史材料，建立干部的档案制度。这样的制度，可以使干部学有所用，便于发挥自己的专长，这有什么不好呢？这有什么可怕呢？难道把自己的真实情况隐瞒起来，变成没有人了解的神秘人物，那才是不可怕吗？当然，人事部门要了解干部的历史和现状，对于那些有心隐瞒历史和现有反动言行、别有用心的人，是未免可怕的，但是应该让这些人害怕。至于还有一些人，由于觉悟不高，讲了一些假话，那只要他们肯坦白交代，那是无须害怕的。我们应当看到，正因为我们有了严密的人事制度，我们总算防范了和查出了许多敌人，使他们无法钻进我们的心脏，无法从内部进行破坏活动，这正是我们人事制度的一大功劳，这又有什么不好呢？难道坏人感到可怕不正是我们应该喜欢的事吗？至于好人犯了一些错误，虽然也存在档案材料中，但那都是为了组织上在了解了我们以后，可以更好地监督我们，帮助我们进步，这对于一个诚心为人民服务到底的人来说，又何怕之有呢？ + +　　由此可见，李世军故意歪曲事实，把人事部门说得阴森可怕，甚至恣意地吐出什么“阎王殿”、“生死簿”一类的鬼话来，其目的无非是要挑唆干部反对人事部门，改变人事制度，使我们国家混乱起来，好让坏人有空子可钻，好人无法得到正确的使用，从而来破坏我们国家的建设。右派分子李世军之流的阴谋，正在于此。还有邓昊明所说的什么“人事制度神秘化”，也无非是想篡夺党和政府使用干部的权力的借口，他们想把人事权夺到他们的手里，然后，那就不是“神秘化”了，那他们就可以到处安插他们的私人，实行他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路线了。果真如此，那岂不是人民要遭殃吗？人民怎么可以上邓昊明所谓“人事制度神秘化”的大当呢？ + +　　邓昊明、李世军之流妄想取消我们的人事制度，这是办不到的。尽管我们的人事制度还有缺点，还需要改进，可是，它改变了历史上“任人唯亲”的状况，实行了“任人唯贤”的路线。人事的任用、升迁，现在都不是任何个人所能决定的。人事部门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具体管理人事工作，执行党和国家的干部政策，选拔和调配干部都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和国家的法令为标准，都是以能否和群众密切联系、有独立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样的干部政策和人事制度，正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保证，是执行国家政令的保证，是不可动摇的。邓昊明、李世军之流现在妄图动摇这个制度，这岂不是说明了他们想从人事制度上来破坏党的路线和国家法令的切实贯彻执行的保证吗？右派分子的这种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不难识穿的。 + +　　李世军还有第三个仇恨，那就是对共产党员的党性的仇恨。他说“共产党对非党人士一言一笑都要考虑”，“共产党冷冰冰的”，“单纯用阶级斗争观点看人”，并说这是“党性教育中的一个问题”。他特别指出公安人员和人事干部尤其如此，尤其需要反掉。在这里，李世军之害怕阶级分析，真是跃然纸上。但是现实是不容情的，人的阶级性是一个铁的事实。人们长期生活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一切思想、言论和行动，都贯串着阶级性。谁如果想要真正地认识一个人，谁就必须从人们的不同要求、思想、言论和行动中，分析他们是站在什么阶级的立场上，为什么阶级的利益说话的。不如此则不能真正认清敌我，则会变成政治上的愚人，则会受到一些坏人的表面声明、诺言和美丽词句的欺骗；不如此则无异是叫革命者解除自己的思想武装。现在李世军反对“共产党员单纯用阶级斗争观点看人”，就是妄图解除共产党员的思想武装。解除了这个思想武装以后，李世军就方便了。比如李世军说什么“两院制势在必行了”呀，要大事发展、搜罗“政治资本”为上议院做准备呀，等等，共产党员既然解除了思想武装，就失去了敏锐分析事物的武器，李世军就可大有作为了。这就是李世军说这句话的阴谋。 + +　　至于说“共产党冷冰冰的”，“非党人士一言一笑都要考虑”，“没有人情味”，并说这就是共产党员的“党性”，这只是李世军的有意歪曲和诬蔑。共产党员的党性，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的集中的表现，共产党员的党性表现为：他是自觉的阶级利益、阶级意识的代表者。党性要求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为解放全人类的伟大革命事业献身；党性要求共产党员具有最伟大的革命气魄和胸怀，具有坚贞不拔、不为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感情；党性要求共产党员忠心耿耿依靠群众，团结群众，热爱群众，把党的、国家的、也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个人的利益之上；党性要求共产党员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提高工作能力，培育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等等。这里，共产党人非但不“冷冰冰”，而且是满腔热忱；共产党人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难道不是人间最伟大、最崇高、最纯正的“人情味”吗？至于我们某些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不够，还有缺点，那是另一回事，党总是不断在教育党员提高党性。谁都知道，党性越强的人，越是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人，越是团结群众的模范。李世军企图抓住某些共产党员和党外群众相处中的一些态度上的缺点（这些缺点是必须加以克服的），把它说成是共产党教育党员“单纯以阶级斗争观点看人”的结果，是共产党人的“党性”，这是对共产党的极大的诬蔑，是有意挑拨离间党和群众关系的十分恶毒的阴谋。 + +　　李世军的这种“三恨”，是有联系的，是有来由的。李世军从反对公安机关入手，反对人民民主专政；从反对人事部门入手，反对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路线和政府施政纲领的组织保证，并且松懈和瓦解我们的人事制度，使坏人得以钻进我们内部，使右派分子的势力得以任意安插，以便实现他的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野心；李世军又从思想上解除党员的武装，特别是公安部门和人事部门的共产党员的武装，妄图使他们都失去政治原则性和政治警惕性，好让他们这些右派分子的反动伎俩横行无阻，“英雄有用武之地”，而碰不到任何阻拦。李世军的“三恨”后面，显然包藏着反共、反人民民主专政、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阴谋。 + +　　李世军的“画皮”应该揭除了！ + +　　 ----原载《新华日报》1957年7月1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83.txt b/CCRD/1/3/2/00098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5c82c7c9466d3eefa30baff9839dc74cada0e49 --- /dev/null +++ b/CCRD/1/3/2/000983.txt @@ -0,0 +1,11 @@ +# 天津工商界對肅反的反應 + +　　新華社天津2日訊 2月上旬，天津市工商界上層代表人士，對公司和營企業的私方人員開展肅反運動問題進行了座談。 + +　　參加座談的人，雖然一直認為私方人員參加肅反可以分清敵我、明辨是非，放下包袱後可以輕鬆愉快的接受改造。但是在發言中也透露了一些思想顧慮。市工商聯委員劉世增說：“工商界那有不緊張的！一則是運動，二則是對前幾批肅反鬥爭的情況都有個耳聞，三則是這些人在舊社會裡勾勾搭搭的事情比較多”。市工商聯副主任委員朱繼聖問：“過去認識一些反動分子，並供給他們錢等等，究竟算什麼問題？”市民建會委員李勉之也提出：“聽美國之音，三、五知己見面胡扯，說些落後話，算不算反革命？”市工商聯委員薛品軒說：“工商界中土改前跑到城市來的地主也會有顧慮”。市政協委員、仁立毛織廠副廠長唐寶心說：“過去接到過國外不認識的人來信，也沒有向公安部門談過的人，今天有顧慮”。這些人藉口在企業裡已經參加過肅反，企圖不再參加，唐寶心即因仁立毛織廠去年已搞過肅反（唐並未參加）而揚言“我們那裡早就結束了，這次搞不搞與我關係不大”。 + +　　參加座談的人一般都同意私方人員和本企業職工在一起進行肅反。是工商聯委員榮子正說：“與本行的職工相處的時間長，知道底細，誰也了解誰，混在一起搞好。”市工商聯主委畢鳴岐說：“工商界單獨搞步行，因為我們有很大的軟弱性，不是榔頭打不對，就是該打的打不下去。”但是也有些人顧慮職工會採用“五反”和第一批肅反鬥爭的方式。朱繼聖說：“工商界是驚弓之鳥，存有‘五反’顧慮，也怕職工存有階級仇恨。這次要和風細雨的搞，決不要進行小組鬥爭。”李勉之說“最好別在小組裡交代問題，工商界有個面子問題，個別交代問題很徹底，在小組裡可能都不說。”據了解，多數人的想法是：學習可以和職工一起，但交代問題則單獨向領導上談。 + +　　另據公安據了解，市民建會副主委、市工商聯秘書長王光英在聽到私方人員要搞肅反的消息後，積極主張“肅反由工商聯領導”，企圖操縱大權，對畢鳴岐、朱繼聖等人進行打擊。他在背後還說“這幾天，畢、朱等人有些緊張，談話總是帶著點試探性口吻，這些人可能都有點問題”。而畢、朱等人也確實躭心王光英會亂搞一氣，朱繼聖曾以開玩笑的口吻向王光英提出“肅反時嚴肅的事，得實事求是，積極代頭可不好”。（黃軍）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42期，1957年3月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84.txt b/CCRD/1/3/2/00098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171a5baa1307a78276bdc5a461315c158192f55 --- /dev/null +++ b/CCRD/1/3/2/000984.txt @@ -0,0 +1,19 @@ +# 在反右派斗争的风雨中考验我们谁是劲草、谁是败叶 + +　　<安徽日报社论> + +　　最近两三个月，在我们政治生活中经历了一个不平常的时期。右派分子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发动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在这惊风骇涛之中，我们共产党员绝大多数均能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对右派分子的挑战，毫不动摇地给予了应有的回击；同时对一切真正帮助党整风的善意的正确的批评，则虚心接受，认真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这些同志的实际行动表明了他们是经得起风浪考验的，是完全忠实于党、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但是，必须指出：也有少数党员在这场风浪中表现出阶级观点模糊，分辨不清大是大非，对这一斗争的严重意义认识不足，对右派分子缺乏警觉和义愤，还说什么“秀才造不成反”，“卷不起八尺巨浪”，而等闲视之，这种麻木不仁的态度是十分错误的。也有一些党员虽然看出了右派分子的大阴谋，听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谰言怪论，但是由于觉悟不高，斗争性不强，竟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若无其事地与反动言行和平共处。这种自由主义态度是当前开展反右派斗争的一大障碍。特别严重的是，还有极少数打括号的共产党员，在这次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在右派分子的压力下，发生了动摇，成了右派分子的俘虏和应声虫，甚至向他们泄露党内机密，和他们一起向党进攻。在这些变节分子中间，有的是由于立场不稳而被右派分子拉过去的，有的是原来就和党离心离德，背道而驰，是些混进来的不纯分子，在这次风浪中终于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党内有个别不纯分子和不坚定的分子在严峻的考验面前发生变节和叛党的言行，并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我们知道，这种现象正是右派分子猖狂进攻在我们党内的一种反映。在每个历史转折点总会有一些这样的人好象火车头上的煤渣被抛下来一样。这对我们党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而是好事，因为党失去了这些不纯分子和不坚定的分子，队伍就会更加纯洁，更加巩固。不过，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党内所以有一部分人在与右派分子的斗争中，表现出一些错误的思想和态度，甚至失节叛变，主要原因就是这些人缺乏阶级性和党性的锻炼。几年来我们党的队伍日渐壮大，新党员和知识分子党员占有相当数量。他们一般缺乏实际斗争的考验，缺乏应有的党性锻炼，加之我们以往政治思想工作较为薄弱，党性和阶级性的教育做得不够，所以这些同志中有一部分人在惊风骇涛之中往往把握不定方向，摇来摆去。这确是一个值得引起严重注意的问题。 + +　　我们说共产党员最可宝贵的就是他身上的党性，因此必须时时刻刻不断加强党性锻炼。可是，那些别有用心的先生们却极端痛恨我们党员的党性，他们施展各种花招，恶毒地攻击我们的阶级性和党性。有的说：“把共产党员说成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因而党员自视特殊，胡作非为”；也有的说：“共产党员强调阶级性、党性，这就形成了宗派主义。”言下之意，只有取消了党性才能万事大吉。特别是还有些气焰嚣张的右派分子，竟公然提出要共产党员“在整风中起义”，“立即出马”向党开火，把党内“锁在保险柜内的问题”揭发出来。他们想煽动党员背弃自己的党性，去帮助右派分子。这些人为什么对党性这样痛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呢？这些人为什么这样集中力量向我们党员的党性进攻呢?原因是他们所最害怕的就是共产党员的党性，这种党性使得他们的一切阴谋诡计都无法得逞。所以，他们企图在批评宗派主义的烟幕下，涣散青年党员和知识分子党员的党性，乘拆墙填沟的机会把党性这条红线也抹去。这种用心是十分毒辣的。我们知道，如果共产党员不讲阶级性，不讲党性，把党降低到一般群众的水平，那还能算什么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那末党还有什么作用?不言而喻，不要党性的论调，实质上是在妄图解除党的武装，摧毁党的生命线，使党变成资产阶级化，因此也就等于党的灭亡。所以说，这种阴谋和那种要共产党下台，要整垮共产党的叫嚣，虽有粗雅之分，却不失异曲同工之妙，全都代表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党性”，全都是企图倒转历史车轮，走回资本主义的死胡同! + +　　在主观上我们既有加强党性锻炼的迫切需要，在客观上右派分子又在拼命攻击我们的党性，企图使党员在政治上衰退、堕落，因此，我们就更其必要在党员中经常加强党性教育，并在实际斗争中加强党性锻炼。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党的战斗威力，才能和群众一道并领导群众取得反右派斗争的彻底胜利。 + +　　在加强党性教育的时候，必须使所有党员真正懂得什么是共产党员的党性。我们知道，所谓党性就是阶级性的最高而集中的表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因此，“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本质的表现”。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他们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所处的地位，使他们形成了富有远见，要求公有制度，以及有坚强的团结性、组织性、纪律性、战斗性、坚韧性等等特性。作为这种阶级性的最高而集中的表现的共产党的党性，具体说来就是刘少奇同志在“论党”中所指出的：在世界观和思想方法上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上必须全心全意、坚决顽强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在组织上必须遵守为人民服务的铁的纪律、执行正确的群众路线、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十分明显，这种党性和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相反，只有具备了高度的党性，才能更好地团结党外人士，才能更好地领导广大群众，完成顶天立地的大事业。刘少奇同志在十二年前就曾强调指出：“只有当我们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把自己和一切阶级区别开来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才能正确地去联合别人，又提高别人。这就是说求同必先立异，不立异就不能正确的求同。就必然变成投降主义!”所以在整风运动中，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思想作风一定要克服，但对自己的党性却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因为这是我们党区别于其它阶级和党派的鲜明标志，是我们党无往而不胜的保证，也可说是我们党的光荣！ + +　　我们党三十多年来的英勇斗争史雄辩地证明了共产党员是无愧于这光荣称号的。他们在残酷斗争的日子里，不惜赴汤蹈火，抛头颅，洒热血，为全体人民的解放而献出自己的一切；在和平建设的年代里，他们仍然保持着革命的传统，和广大群众一道忘我地进行着各项浩繁的建设工作。每当我们回忆起祖国的伟大成就时，就会在我们脑海中映现出数不完的伟大的共产党员形象：方志敏、刘胡兰、王孝和、黄继光、吴运铎……等等，他们的英雄业迹都将永垂史册！从这些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共产党员的党性的光辉，也看到了我们应该向之学习的榜样！右派分子无论怎样诬蔑和谩骂共产党人，是丝毫无损于我们党的光荣、伟大和正确的。我们要在今后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更加发扬这种党性精神! + +　　当然，单单懂得党性是不够的，因为这还并不等于自己已经用党性武装起来。党性是一个具体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问题，它必须在实际斗争中才能表现出来，才能得到锻炼。这次反右派的斗争，对于我们说来，就是锻炼自己党性的一个好机会，我们在这次风浪中，应该自动地去锻炼自己，拿出大无畏的精神，站到斗争的最前列，坚决地捍卫我们党，捍卫社会主义事业，顽强地揭穿右派分子的真面目，粉碎右派分子的挑衅。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得有明确的阶级立场，强烈的阶级感情，对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有深恶痛绝、势不两立的思想感情。这样，才能鼓起战斗的热情和信心。能做到这一点，对我们说来，尤其是对知识分子党员说来，将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不仅这样，我们还要有敢于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在一切场合维护真理，维护党的利益的勇气，随时随地履行“同党内外一切危害党和人民的利益的现象进行斗争”的义务。为此，就必须克服我们思想意识上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弱点。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懂得应该做什么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具有把应该做的事情做出来的勇气!”(季米特洛夫语)在积极投入到这个斗争中之后，则必须善于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识别各种言行，何者是对党对人民有益的，何者是不利于党和人民的，从而明确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这样才不致迷失方向，才不会被某些别有用心者的假象所迷惑。通过这种复杂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必然会进一步提高我们的阶级觉悟和政治敏感。最后，还必须指出，在这场斗争中我们要经得起右派分子的打击，经得起暂时的委屈，不要怕别人的嘲讽和谩骂，不要怕一时的狂风大浪，而应该始终站稳立场，欢迎一切善意的批评，粉碎一切恶意的攻击。受不起一点委屈，经不起一点风浪的人，是很危险的。在这次斗争中，有少数人经不起一击就软瘫下来了，甚至动摇起来了，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在我们面前，风风雨雨，甚至是怒涛骇浪，还多得很，我们要经受得起风雨的吹打，浪涛的冲击，正如俗话所说：“任它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要在无论怎样艰难困苦、备受委屈等等情况下，也绝不动摇，而仍坚信我们党和共产主义事业，我们要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气魄，我们在任何时候均要有这样的精神准备，我们要有这样的骨气! + +　　写到这里，我们又想起了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季米特洛夫的教导，他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谈到党的干部问题时曾经指出，一个优秀的党的干部，应该具备这样一些条件：第一、要无条件地献身于工人阶级的事业，忠实于党，并且在敌人面前——在战斗中、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受过考验的。第二，要极密切地接近群众。第三，要能独立地自觅方向，不怕担负决策的责任。第四，不但在对一切违背布尔什维克路线的现象作不调和的斗争时，而且在对阶级敌人作斗争时，都要守纪律，受布尔什维克的锻炼。季米特洛夫本人就是恪守这些要求并且身体力行的一个典范。特别是当他被诬陷为德国国会纵火案的被告而在来比锡法庭上受审时，他把法庭变成了英勇斗争的讲坛，无情地揭穿了希特勒匪帮的阴谋，捍卫了共产党人的荣誉。这种崇高的党性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加以学习。我们应该象季米特洛夫所说的那样：“把我们个人的整个生命从属于无产阶级的利益！” + +　　反击右派的号角已经响起来了，让我们挺身投入这个斗争，在风浪中锻炼自己吧！古人有云：“疾风知劲章”，我们就在这场风雨中来考验一下到底谁是劲草，谁是败叶！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86.txt b/CCRD/1/3/2/00098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e6073e9b749d9e8c2feab8b38c58f6d6fe685aa --- /dev/null +++ b/CCRD/1/3/2/000986.txt @@ -0,0 +1,21 @@ +# 妥善安排中小学毕业生下乡 + +　　<《人民日报》社论> + +　　今年的暑假就要开始了。暑假以后，大量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需要安排。怎样安排呢？基本的办法有两条：第一是动员说服家在农村的学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家在城市的学生，如果不能在家自学，而在城市又无法安排的，也尽可能说服和安排他们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第二是依靠群众和社会团体，在自愿的原则下，采取各种形式，吸收不能升学的学生继续学习，等待就业或升学。 + +　　动员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或者组织他们自学，等待就业和升学，是国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所采取的根本方针。这是因为新中国普通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体力劳动者；其次才是为培养专门人才打下普通知识的基础。中小学生毕业后不能升学，就去从事生产劳动，这是理所当然的正常现象。在一定时期内，我国工矿企业增加工人是不会很多的。由于去年职工人数增加过多，现在工矿企业等职工还有多余。城市某些服务行业、手工业虽然能吸收一部分人，但是数目很有限。因此，对于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是一个主要的出路。 + +　　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是光荣的事情。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农业在实现合作化以后，将愈来愈需要有文化的劳动力。因此，动员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是对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有重大意义的事情。知识青年如果对这方面有足够的认识，一定会踊跃地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 + +　　知识青年应该认识到，只有决心参加工农业生产，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才能够站稳劳动人民的立场，使自己真正成为新型的知识分子。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我们看到，许多旧知识分子，由于过去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轻视劳动人民，因此，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经不起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考验，成了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今天的知识青年，应该从这个历史事实中接受教训，努力参加生产劳动，首先是体力劳动，到工农群众中去锻炼自己，使自己成为坚强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成为忠实的社会主义的战士。 + +　　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是一件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必须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学生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目前许多应届毕业生如果不能升学，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从道理上讲他们是可能接受的。但是，由于他们久居城市，不了解农村情况，他们对于下乡参加农业生产还有许多疑问。例如，农村究竟苦不苦，下乡去做什么，参加农业生产每天能得到多少报酬，能不能养家，农村有没有学习和文化娱乐活动，等等。因此，对于不能升学而准备参加农业生产的毕业生的宣传教育工作，除了讲清楚必要的道理以外，学校和家长还应当针对他们提出的具体问题，进行认真的宣传解释工作。要告诉学生，下乡生产是有困难的，农村生活条件比城市要差，下乡首先是学习做一个农民，应当有决心吃苦和克服困难的思想准备，下乡之后要同农民搞好关系，不应当占农民的便宜。学校还可以组织学生到农业合作社参观，使他们了解农民的真实生活和农村的状况。在这方面，武汉市组织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做法，是很好的。武汉市今年５月中旬组织了将近九百个自学青年，分三批到郊区农业合作社参观访问，同农民同吃、同住，并且每天同农民一起从事六至八小时的农业劳动。通过这些活动，改变了学生和家长原来对农村的不正确看法，许多人自愿到农村安家落户。这样，真正做到了学生自愿，家长同意。 + +　　城市组织毕业生下乡生产，还需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认真地查明农村情况，了解农业合作社用人的实际需要。究竟能够安置多少人，什么时候下乡，下乡后住宿、吃饭、入社、入社基金、劳动和学习等问题如何解决，都需要同有关的农业社达成协议，不能盲目地往乡下一送了事。生长在城市的学生，由于缺少劳动习惯，下乡初期的劳动收入还不会很多；因此，对于他们的实际困难必须预先有所考虑。武汉市组织第一批学生下乡生产的时候，对于家境困难的学生的蚊帐、被褥、日常用品等是依靠居民委员、学生亲属等协助解决的；学生到农业社之后的住宿、吃饭、入社、入社基金、零用钱等问题，是与学生所到的农业合作社协商，由农业社具体研究解决的。各地可以参考这一经验，按照具体情况，找出适当的办法。 + +　　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一般是愿意回到农村参加生产的；但是，也有一部分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看到农村与城市生活的差别，嫌“农村生活苦”，“没有前途”，等等，因而不愿意回农村参加生产。对于这些错误思想，也应该进行分析批判，说服青年自觉地愉快地回去建设美丽的乡土。 + +　　时间已经很紧迫了，各地应当抓紧对毕业生和学生家长的思想政治工作，树立正确的社会舆论，克服各种阻挠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障碍。做好今年中小学不能升学的毕业生的安排工作，不仅是对于他们能否愉快地走向农业生产的岗位有重大关系，而且对于安定农村青年特别是农村知识青年的生产情绪，以及鼓励今后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也将发生重大的影响。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1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91.txt b/CCRD/1/3/2/00099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31b986ac093fb558e249dc2c2ad9404430529 --- /dev/null +++ b/CCRD/1/3/2/000991.txt @@ -0,0 +1,25 @@ +# 把个人的志愿同祖国的需要统一起来 + +　　<《人民日报》社论> + +　　高等学校毕业生在暑假以后，就要走向祖国的建设岗位了。大家都关心自己到什么地方去工作，去做什么工作。毕业生应该抱着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想法是正确的呢？ + +　　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光辉照耀下，在教师的辛勤教导和党、团组织的培养下，大部分的毕业生都能根据国家需要考虑自己将来的工作，服从组织分配。许多学生表示愿意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区，做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工作。有许多学生表示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四年级学生向学校表示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绝大多数学生也都表示愉快地服从国家的分配。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许多学生写诗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南京农学院农学系三十四名毕业生表示要到边疆去安家立业，在边疆干上一辈子。这些都说明毕业生有了正确的想法，把自己的志愿同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 +　　但是，也还有一部分毕业生抱着一些不正确的想法，强调个人志愿，忽视国家需要，挑地区、挑待遇、挑单位，好安逸、怕吃苦。如果分配给他们的工作不符合个人志愿，就不安心工作，有的人甚至表示不服从分配。西安有一个学生说，“我志愿到的地方，是以西安为圆心，以咸阳、三原、临潼等地为半径，出了这个圈子我就不去。”这种个人主义的调子，比起那些向光明的未来进军的进行曲的声音来，是多么低沉啊！这种情况说明，有些学生还没有摆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还没有真正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们对于毕业生为什么要统一分配，什么是青年的远大前途，个人前途和国家需要的关系等问题，都还缺乏明确的认识。 + +　　国家对高等学校毕业生进行统一分配是长期的方针。几年来，已经有三十万以上的高等学校毕业生由国家分配了工作。在专门人才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根据建设计划的需要，有计划地、合理地分配和使用高等学校毕业生，基本上保证了各项建设对专门人才的需要，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了重要的作用。国家从开始分配毕业生的时候起，就明确提出要在国家需要的基础上贯彻学用一致的原则，合理分配使用。实际上，历年来毕业生的工作绝大多数也是分配得恰当的。他们在各方面都有良好的表现。自然，对毕业生使用不当、浪费人才的现象也还是有的。比如，在拟订分配计划的时候有某种程度的盲目性，对于使用部门的实际需要了解不清楚，以致有些专业的毕业生分配和使用不当。分配和使用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单位对于这种现象必须随时纠正，并且应该竭力防止这种现象继续发生。 + +　　需要指出的是，要做到每一个毕业生的工作都完全符合学用一致的原则，还是有困难的。一部分毕业生的学用不能完全一致，除了分配工作中的缺点应该克服以外，有时还由于学校招生时所制定的培养干部的计划同学生毕业时的国家实际需要不能完全符合。这是国家计划工作中必须努力克服的缺点。但是，这种缺点在国家建设的初期毕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毕业生的所学和所用就有了某些脱节的地方。在一方面，我们要求分配和使用毕业生的单位认真注意尽量缩小这种距离；在另一方面，我们要求这些毕业生坚决服从国家需要，愉快地接受国家的分配，并且在被分配的岗位上积极工作。 + +　　政府在毕业生分配工作中，要照顾到毕业生的个人志愿和实际困难。过去政府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是，毕业生的个人志愿和实际困难不可能在一切方面都完全得到照顾。分配毕业生的部门，只能在国家需要的基础上，适当地照顾个人的志愿和实际困难。有些毕业生对科学进军缺乏全面观点，只想在科学研究机关工作，不愿意到其它实际工作岗位上去，不愿去工厂，不愿去农村。这是对于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的一种片面的、不正确的了解，应该加以批判。对于毕业生的志愿和实际困难，政府要在可能条件下适当照顾；但是，如果没有实际困难，单纯从个人兴趣或者个人待遇出发来要求照顾，这种要求就是不合理的，不应该迁就的。 + +　　右派分子在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行恶毒攻击的时候，也攻击了我国过去高等学校毕业生的统一分配工作。有的毕业生受了右派言论的影响，也提出不要统一分配。这种意见是不对的。国家有计划地进行建设，同时有计划地培养和分配高等学校毕业生。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正确措施，在今后相当时期内还要继续坚持下去，不能动摇。全体高等学校毕业生应该以严正的态度，驳斥右派分子的谬论，坚决服从国家的统一分配。 + +　　为了做好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分配工作，就有必要加强在学生中间的思想教育。过去各学校对毕业生的思想教育平常进行得少，毕业时突击多。这种情况在今后应该改变。同时，在过去的思想教育中，大道理讲的多，具体解决思想问题不够；对国家建设美好前途讲得多，可能遇到的困难讲得不够。有时还作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夸大的宣传，随便许愿。这些缺点在今年都要克服。学校要注意发挥毕业生的政治积极性，多引导，多鼓励。思想教育工作光讲大道理是不够的，还要结合毕业生对工作分配的要求，具体细致地进行教育。应该使毕业生了解，分配的工作如果学用完全一致，固然应该安心工作；就是遇到特殊的不得已的情形，学用有某些不一致，也仍然应该安心工作。因为无论在什么岗位上，工作总是为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而自己所学的知识，即使不能全部地直接地贡献出来，也仍然可以部分地或者间接地贡献出来。除了学用问题以外，其他可能发生的种种不能尽如人意的情形，也需要根据已有的经验，向毕业生作恳切的透彻的说明。总之，对毕业生固然要指出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的美好远景，尤其要讲清楚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这样才能使毕业生对于克服困难有充分的精神准备，预先立定一往无前的决心。 + +　　学校在向毕业生进行思想教育的时候，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力求生动活泼，平易亲切。陕西师范学院拟在实习过程中，邀请毕业不久的教师座谈，和老教师联欢，访问当地文教部门，使毕业生受到实际教育。北京大学邀请参加工作的毕业生回校座谈，并搜集在边疆的毕业生的模范事迹进行教育，在有些班级举行了讨论会。华中师范学院各系召开毕业生或毕业生代表座谈会，让他们提出问题，由系的领导同志给予解释和说明。这些做法，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　　每个毕业生应该看到祖国的需要，坚决地走向祖国需要的地区和工作岗位上去。为祖国和人民的需要而工作，永远是有意义的，永远是值得安慰的。站得高些，才能看得远些。古人说，“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我们要用这个气概来对待自己的工作。大家都把祖国的需要当作自己的志愿，勇敢地愉快地走向生活的新天地吧！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1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97.txt b/CCRD/1/3/2/00099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b4e584fae4af78412012299a7082bcfbfb4b940 --- /dev/null +++ b/CCRD/1/3/2/000997.txt @@ -0,0 +1,21 @@ +# 坚决保卫无产阶级办报路线办好青年报刊 + +　　<《中国青年报》社论> + +　　报纸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思想阵地。党从来是极其重视报纸工作的。为了使报纸成为捍卫社会主义，捍卫人民利益的强大堡垒，党总是拿出巨大的力量来，从思想上，组织上不断地加强报纸工作。报纸在过去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在历次革命阶段里它都向敌人发出过强大的威力；在现在和将来，只要世界上还有阶级敌人存在，报纸仍然必须发挥阶级斗争武器的作用。这还特别是因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建立起来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是，在思想领域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究竟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反右派斗争的现实已经明白地告诉了我们这点，我们中国青年报和一些地方青年报的同志在自己的报社内反右派斗争中，更得到了深刻的教育。 + +　　一切敌对的阶级，也颇懂得报纸的重要性。因此，当他们向社会主义人民发动攻击的时候，他们总是想尽办法要夺取报纸，要首先从思想上动摇报纸工作者的军心的。在匈牙利事件中，匈牙利的一些报纸就是这样被敌人操纵而成了反人民的窠穴。在国内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獗进攻中，报纸同样是他们夺取的重要目标，当我们反复阅读七月一日人民日报“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以后，就越看清了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这个阴谋的本质。 + +　　右派分子夺取报纸的企图是明目张胆的。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嚣什么“列宁的办报原则已经过时了”，“报纸不能当作阶级斗争的武器了”，他们诋毁党对报纸的领导，硬说“党报记者是亲生儿子，非党报记者是螟蛉义子”，从而大肆宣扬“民主办报”“办同人报”，他们在大放大鸣期间煽动报纸“只管放火”，并且宣扬报纸“要有商品性，舒服性”等等，不一而足。总之，从报纸的性质、任务，直到报道手法、编排风格，他们有计划有系统地提出了一套资产阶级的新闻纲领。这个纲领的根本实质，就是要全盘推翻无产阶级的办报路线，而代之以撤头撤尾的资产阶级的办报路线。他们不但在文汇报、光明日报已经这样作了，而且还到处兜销贩卖这些货色，企图把党报的工作人员也都煽动起来，从而改造党的一切报纸的面貌。 + +　　为了打倒右派分子篡夺报纸的阴谋，为了保卫社会主义报纸事业，我们一切青年报刊工作者必须起来，在自己的报纸的阵地上，坚决地捍卫无产阶级办报路线。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办报路线呢？这条路线的核心问题就是保证党对报纸的领导问题，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问题，贯彻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问题。 + +　　我们的报纸必须每时每刻都要保证党的领导。报纸一旦离开了党的领导，必然会迷失方向，犯政治错误，因而也一定会导致广大读者政治思想的混乱。敌对阶级分子对这点也很清楚，因而文汇报、光明日报右派分子就拼命要把党赶出门外。本报在两个半月来阶级斗争大风浪中的经历，也使我们全体工作人员更深刻地体会到这点。正是因为我们有坚强的党的领导，中国青年报才始终高举着社会主义的大旗。正因为我们有坚强的党的领导，我们才及时纠正了所发生的一些错误，粉碎了报社内部邪气的侵袭，而没有在大风浪中迷失方向。我们要想在今后办好这张报纸，也首先必须象保护眼珠一样保卫党对报纸的领导。 + +　　我们的青年报刊必须每时每刻都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社会主义是全体人民也是全体青年的最高利益，因此，我们报纸上一切宣传报道，都应该为了有利于社会主义，而决不能有害于社会主义。现在，右派分子正在同党争夺青年。我们报纸当前的任务，就是要团结和教育青年与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坚决地站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绝不能象阶级敌对分子所日夜祈祷的那样，把青年、学生教育成右派的应声虫，跟着右派去造反。这是衡量我们报纸是否坚持了无产阶级办报路线的最重要的尺度。在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时候，右派分子曾经对报纸施加压力，说什么中国青年报不代表青年说话，不反映“时代声音”等等，企图以此来威胁报纸为他们宣扬右派的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货色，但是我们并没有上当。我们懂得什么是真正广大青年的声音，对于全国广大青年爱国、爱党、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声音，我们报纸要大宣传特宣传，而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谰言，我们报纸除了坚决加以驳斥揭穿外，决不为它作义务宣传。 + +　　我们青年报刊还必须每时每刻都要坚持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要经常结合实际对青年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的教育；要教育青年学会处理一切事物、一切问题，看待一切社会现象，都使用唯物辩证的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并且注意批判青年中的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和对待事物的超阶级的观点。报纸工作的一切环节中，都要贯彻党性和阶级性的原则，哪怕在报纸的编排、标题、形式花样方面，在注意技巧性的同时必须更注意政治性。右派分子抓住我们无产阶级报纸某些宣传还不够生动活泼的缺点，进行种种污蔑和攻击，企图动摇我们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有些同志也为了要加强报纸的群众性，追求生动活泼，走上片面极端，丢了大前提，结果必然发生要把青年报引到什么方向去的大问题。我们无产阶级报纸是要办得一天比一天生动和活泼，但是我们的报纸与资产阶级报纸有着根本的区别，指导我们明辨是非的原则就是马列主义、党性和阶级性。这不是说资产阶级报纸的某些技巧，对于我们毫无参考之处，但是如果不弄清这个原则前提而去追求什么生动活泼，就必然会掉进资产阶级报纸的泥坑里去了。 + +　　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办报路线，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报纸必须有—个由无产阶级思想所武装的坚强的编辑部。在报纸的工作人员中，由于包括着不同阶级出生的成分，特别是在青年报刊中，未经锻炼的知识分子占着很大的数量，是存在各色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因此，在编辑部中随时都充满着两条路线、两个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但是报纸编辑部不能是自由主义的茶馆，或是各种思想和平共居的“联合内阁”，它必须保证无产阶级思想的纯洁性。这就要求我们报社的工作人员，必须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彻底清除一切公开的或是隐蔽的右派思想，随时提高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警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坚强地捍卫这个最重要的思想阵地。 + +　　中国青年报还是一张年轻的报纸。过去由于有党的领导，在基本方向上是坚持了无产阶级的办报路线，受到了广大青年的欢迎。经受了这次阶级斗争的考验，今后中国青年报将更坚定地坚持无产阶级的办报路线，在我们伟大的党的领导下，跟全国青年一起，更高地举起共产主义的大旗，前进！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98.txt b/CCRD/1/3/2/00099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b8f6afb215d759edaf7ee0c42f446d48225da94 --- /dev/null +++ b/CCRD/1/3/2/000998.txt @@ -0,0 +1,21 @@ +# 谈“老报人归队” + +　　<《文汇报》社论> + +　　在大“鸣”大“放”的一个时期内，新闻界出现了“老报人归队”的口号，颇打动了一些人的心。听说有一些一二十年前曾吃过报馆饭的人都要求到报馆工作，可见这个口号是很迷人的。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同人办报”等等口号，调门相仿，异曲同工。为什么偏偏要“老报人”归队呢?谁在那儿吹哨子，叫归队呢? + +　　一定是报纸出了岔子，从那些“同人”眼中看来，现在办的报纸一无是处。那么，由那些人来办呢?曰:“同人”。“同”那些“人”呢?曰:“老报人”于是吹哨子，叫“归队”。 + +　　（所谓老报人的界限是什么呢?自然，如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日为界，开国以后才参加报纸工作的人们就算不得老报人。但又不然。譬如，在开国之前，亦有不少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和老解放区干过长期的报纸工作的人。这些人，在“同人”眼中看来，并不能算作“老报人”。准此，所谓老报人的界限似乎不尽在于工作的年数。这里显然另有一个新旧的界限。凡是在旧社会里办过那些资产阶级报纸的人，都属于这个范围。） + +　　为什么特别要这些老报人呢?因为他们有丰富的办报经验。 + +　　毫无疑问，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对于旧社会里所累积的各项经验也从未一概抹杀过。在艺术事业中，我们尊重老艺人，在教育事业中尊重老教授，在科学事业中尊重老科学家；当然在新闻事业，我们也并不轻视老报人。我们要向他们虚心学习，要从他们的丰富的经验中吸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我们重视过去的经验，只能重视对社会主义有利的部分。譬如，不少资产阶级报纸在技巧上确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但技巧毕竟只是手段；它总是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技巧的高明与否还得看它是在什么思想指导下运用的，运用了，究竟对谁有利。 + +　　那些吹哨子，叫归队的人，叫唤着“同人办报”的人死也不肯承认这一点。一谈立场观点，他们就诬为教条主义。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把办报的阶级立场观点鲜明地摆在第一位。我们首先肯定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可是他们首先就要取消这一条。从他们的办报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报纸必须离开工人阶级的立场。他们认为，新闻工作者如果时刻在为工人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着想，那就是教条主义。他们用“同人办报”、“民间报纸”、“新闻自由”等蛊惑人心的口号，煽动新闻工作者离开工人阶级的立场，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他们必然首先千方百计地从偷偷摸摸地躲开直到明目张胆地排斥共产党的领导。他们这样做，是否证明对他们来说，立场问题是不存在的，他们所办的报纸是没有阶级性了呢?事实上恰恰相反。他们藏了头，却露了尾巴。他们明言反对报纸的阶级立场，暗中却有他们的坚定的阶级立场。他们用蛊人的口号诱引人们离开工人阶级的立场和社会主义的道路，实质上是要人们跟他们站到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他们之所以如此藏头露尾，偷天换日，因为他们包藏着见不得人的祸心。即使在资产阶级国家里，也不敢明言资产阶级专政，也只有披着民主外衣来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因为他们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见不得人的。何况在我们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要推销资产阶级的货色，除了走私，难道还能公开贩运么? + +　　看看新闻界所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的嘴脸，不就是这种货色么?他们为了实现他们的不可告人的政治阴谋，在新闻界用迷人的口号推销私货。他们很知道，在新闻界里确有不少人，由于过去长期受了资产阶级办报思想的严重影响，对于报纸的阶级性问题，立场问题，报纸的方向问题，至今模糊，尚未很好地解决。这就成为他们走私的最好的市场。他们就这样来纠集“老报人”队伍，篡夺报纸领导，篡改报纸方向，为右派的资本主义复辟阴谋铺平道路。 + +　　因此，对那些吹哨子，叫归队的角色，要仔细看清他们的嘴脸，更重要的是要看看他们后身翘起的尾巴。跟着这些角色走，会走上一条什么路上去。老报人在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中并非无用之人。相反地，老报人只要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明确了社会主义方向，他们的才能一定能够更好地发挥出来，他们的丰富的经验一定能够被批判地吸收运用。而立场与方向问题也只有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坚决勇敢地投到当前新闻界反右派斗争中去，才能得到解决。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7月1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99.txt b/CCRD/1/3/2/00099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a61b4dc51c54cdc834263a76507bf697cb095cf --- /dev/null +++ b/CCRD/1/3/2/000999.txt @@ -0,0 +1,33 @@ +# 要求为农民“鸣”“放”的种种意见 + +　　<人民日报“情况汇编”> + +　　自从各地进行“鸣”“放”和整风以来，不少读者给本报写信，要求为农民“鸣”“放”。有的提出组织农民党、加强农民在政权中的地位等问题。现将来信摘要如下。 + +　　要求为农民“鸣”“放”。北京沙滩的华钟说：在全国大“鸣”大“放”的风浪中，却听不到五亿农民的风声，这不能不使人深深感到遗憾。他说：“作为人民喉舌的党报，为什么如此沉默呢？近来连一篇农村情况的通讯也读不到了，农村尚待春风解冻。”肥东县青龙区楚爱梁在信中说“这样大的运动在报刊上所看到的似乎仅在上层建筑和知识分子当中打圈子，很少接触到基层——农村”。他说：“事实上，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在农村要比上层严重十倍。不平之事在上面还可以鸣，在基层却不敢吭声；在上面还可以发扬民主，在下面经常遇到的却是压制，弄得有苦说不出，有冤无处伸。”他对整风运动提出具体要求：一、将这一次运动进一步深入到群众中去，要有始有终地贯彻到农村的基层单位；二、报刊抽出一定园地，让农村人也写些感受、倒倒苦水；三、统战工作应该深入基层，上层召开的座谈会要有各阶层的代表参加。鞍山读者春草认为：既然现在允许资本家“鸣”“放”，也应该给富农“鸣”“放”的权力，不然是不公平的。在来信中还有很多读者要求通过“农民座谈会”的形式让农民“鸣”“放”。 + +　　建议成立中国农民党。我国农民占五亿多，可是农民阶级却没有自己阶级的政党，有些意见不能和其它阶层一样有组织有系统的向上反映。农民的特点是居住分散，文化低，生活苦，觉悟低；大“鸣”大“放”有困难。农民阶级也和其它阶级一样将同工人阶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下去”。如果没有自己阶级的政党，有意见无法很好地“鸣”“放”出去，又怎能“共存”和“监督”呢？要是成立了“中国农民党”，这在中国历史上还具有一种特殊意义。(安徽休宁县方格恩) + +　　保障居住和迁移自由。宪法规定“人民有居住迁移自由”。可是农民就不太自由，要向外迁居，不给转移户口证，有幸迁到城市也要赶回去。有人说：“大家都到大城市里来那还行吗？”我看农民都有浓厚的乡土观念，不愿轻易离乡背井的。但是为什么近来突然都愿向城市跑呢？这就值得深思了。农民生产的粮食由于统购的多，留下的少，就无法吃饱，有钱也买不到。从前他们在旧社会受着残酷剥削，先是忍，忍不了就反。现在呢？是自己的天下了，就要想办法，就要找地方(进城)去“就食”，因为粮食都送到城里来了。城里的一些“大人先生”吃的肥头大耳，还不算事，有的一点不爱惜粮食，任意抛撒，米面质量稍差一点就牢骚满腹，肉菜稍少一点就叫苦连天。农民种了粮食自己反吃不饱，你们吃细粮，农民吃粗粮，吃代食品，你们还俏皮地说粗粮和代食品营养好，那就请你们来增加一点营养吧。要想不叫农民大量流入城市，不能强制，要采取一些措施和办法：要让农民能稍吃饱点，好粮食多留点，收购价格合理点，城市里住的人稍苦点，“营养好”的粗粮大家也享受点。可以疏散下乡的人，请到乡下来与我们同甘共苦一个时期，别把苦给农民一头吃，大家分点尝尝才知道幸福的可贵。 + +　　给予农民拒绝出售劳动产品的自由。农民的农、副产品，是为城市服务的，没有自己的份。统购统销价格随便给，收购工作者沾染了剥削特性，任意压级压价，为追求高额利润向上级报功，大大损害农民利益。如收购生猪的价格一般不超出三角，而转手间出售猪肉则要七——八角。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听人说毛主席说工人可以有罢工自由，我想农民应有个罢卖自由，这样也不算过分吧。 + +　　农民应在政府里占有席位。宪法中说我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可在今天政府里就没有一个代表农民阶级的代表人物。农民人数最多，在历次革命斗争中贡献巨大。我要问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你们代表多少人？有多大贡献？你们占的席位多少？尚不知足，竟恬不知耻的要当副主席，副总理。我认为这该留给农民才对，轮也轮不上你们。只有农民的代表当副主席副总理才显得像个联盟的样儿。我们热爱朱副主席，希望他能来做做农民工作。听复员军人谈，他很好，希望他像关心过去军队士兵一样来关心农民。 + +　　不能光叫农民子弟服兵役。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光荣义务”。可是在服兵役的士兵中我们就很少看到工商界、民主党派、知识界、解放后参加政府的官员和他们的子弟。在过去战争中出钱出力，流汗流血最多的是农民，今天服兵役的主体还是农民。我认为不应该只叫农民来尽这光荣的义务，大家都应摊一点，应该大量征集这些人和他们的子弟和海防、边防前线上去放几年哨，打打海匪，尽尽公民义务。 + +　　农民子弟在战争中，在保卫和平时期，服兵役者五年七年有之，八年十年有之，现在精简了，复员了，他们也像过了时的东西一样被丢回来了。现在只给他们一个空头的“光荣”，光荣能当饭吃吗？能当衣穿吗？而你们呢？升官了！发福了！他们呢？“光荣”了。这样能叫农民心腹吗？我要求保障农民子弟的受教育权利，当义务与权利发生矛盾时应给予优先受教育的权利。 + +　　成立全国总农工。工人有工会，教育工人，关心工人生活福利。我们农民呢？也应该有农工，有全国总农会来教育农民，关心农民福利，替农民去想问题，替农民说公道话。有人说农会不必要，有农业合作社代替了。我说全国没有总农会就不能有代替农民发言的机关。农业社也只能是个基础，没有总的领导，同时也不能算做农民的团体。(以上北京四○三○队一号信箱戈友辰) + +　　要求给农民休息日。解放前我们农村中有句俗话说：半年辛苦半年甜。过去农民每年从正月初一到十五一般都走亲访友休息，还有“酒会”休息，“庙会”休息，端阳、中秋休息。现在休息时间很少，特别是建社后就更少了，甚至根本没有休息时间。紧张的农活刚一结束，想歇歇气，干部就批评农民有“松劲情绪”。过节也被开会占去了。“五一”劳动节是全世界劳动人民都能享受的节日，独有劳动的农民没有。农民说：“蚱蚂跳三步还要歇歇气，我们一年到头连歇口气的日子都没有”，因此有的农民在干活时就用“一步两带住，三步歇大气”的办法来磨洋工。农民和干部的关系也因此搞得很不好。我认为不给农民一定的休假日休息，放他们搞些手工业和副业，党和农民关系要受到损伤的。 + +　　要开展农村文如活动，制定哀乐。解放前农村中秧子栽完了农民自动筹起钱唱“秧苗戏”，还有庙会唱戏。大家都有个娱乐机会。现在呢，虽说有个俱乐部，有的一年也不演一回戏。流动电影队远远不能满足农民文如需要。川戏是我们这里农民爱好的戏，他们在地里干活时爱学摆孔明和曹操来恢复疲劳，走路时也爱唱几句“南阳关”。农村中的“木偶戏”“板凳戏”等群众喜爱的戏都被“革”掉了，这些艺人也转了业。我觉得通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把这些农民传统喜爱的节目(当然有严重封建毒素的东西可以去掉)恢复起来，有什么不好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几年来生活提高了，他们不愁吃不愁穿，更不愁兵荒马乱，除了劳动以外，是迫切需要娱乐的。 + +　　现在农村把办丧事的那一套“开路”“念经”“祭奠”仪式都废除了。我当然不主张恢复这些东西。但是去掉旧的如果不拿薪的代替，是会引起农民不满的。没有哀乐，人死了确实使人感到冷淡、凄凉，而那些风蠋残年的老人也感到人生没有多在意思，当儿子的也觉得父母死了没有这些是说不过去的。我认为党委和文化部门应该根据“推陈出新”的精神，编制一套丧礼哀乐代替那套旧的东西。过早地把这些东西废掉，超过了农民的党籍，是会遭到农民的反对的。(以上四川岳池县唐幼山) + +　　避孕问题应为农民着想。报纸上常常宣传避孕，似乎为农民着想的就不多，或者根本没有。现有的避孕器械和药物，农民不仅不习惯使用，也不愿花钱买，并且在时间上也有问题。农民，特别是青壮年们忙累了一天，很难悠闲地利用药品、器械。农民最欢迎并且已经偷偷试用的还是那些“生吞蝌蚪”“带水银”等偏方，可是卫生部门直到现在还没有试验出这些偏方究竟是否真正有效。(唐山纺织品批发站刘班) + +　　 (原载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第二十四期) + +　　 ----来源：1957年7月18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00.txt b/CCRD/1/3/2/001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8543b929f9c491a27cfbe4e8a8f29cfb26b1e2a --- /dev/null +++ b/CCRD/1/3/2/001000.txt @@ -0,0 +1,79 @@ +# 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 + +　　<《人民日报》社论> + +　　现在我们都公认毛主席这样的论断是正确的：在我们国家里，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反革命分子不多了，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它从一个重要的方面表明，我们的人民民主国家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摧毁反革命势力的历史任务，走上了巩固发展的阶段。 + +　　反革命分子之所以不多了，首要的原因正是过去几年来的镇反运动和肃反运动。这本来是很容易了解的事。然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特别是那些企图用庇护反革命分子和成立所谓平反委员会来取得政治资本的英雄们，却竭力散布种种谬论，特别攻击１９５５年开始的在机关学校进行的肃反运动，说它“糟糕透顶”，根本没有成绩可言。另外一些人，或者由于在肃反运动中被斗争过，或者由于把暂时的局部的现象当作全体，也随声加以附和。为了澄清这些错误意见，对于肃反运动（主要是１９５５年的肃反运动）究竟有无成绩，成绩大小，必须根据事实，加以实事求是的讨论。 + +　　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是一场艰苦的、复杂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敌人是隐蔽的。正因为这样，我国人民在肃反斗争中，不但依靠专门的国家机关——公安部门——的工作，而且首先依靠广大群众的积极参加。我们认为，只有广大群众积极投入这个斗争，才能比较容易发现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也才能比较少犯错误。要错误少就得经验多，而经验是需要积累的。从这个观点出发，才能正确地估计１９５５年肃反运动的成绩和错误。 + +　　１９５５年肃反运动的成绩，有以下四个主要的方面。 + +　　第一，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就现在已经定案的来说，有八万一千多名（普通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由于国家采取了更加宽大处理的政策，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没有计算在内）。在这些反革命分子里面，有美蒋特务机关派遣进来的特务间谍，有老早就潜伏下来的特务间谍，有重要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有各种各样的反革命集团。把他们清查出来，对于我国的国防和建设的安全，无疑有极大的意义。 + +　　第二，由于肃反运动，反革命分子内部日益趋向于分化和瓦解。一年多来，全国有十九万余名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其中包括不少长期潜伏的和美蒋派来的特务间谍分子。１９５６年全国的反革命案件，比１９５５年减少了４０％以上，其他刑事案件也减少很多。对于反革命活动的打击，帮助了社会秩序的安定，帮助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顺利进展。 + +　　第三，在肃反运动中，还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弄清楚了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例如隐瞒参加反动组织、隐瞒反动身份、隐瞒历史上的恶迹等等的问题。不弄清楚这些问题，就很难划清敌我界限，而他们自己也将背着沉重的包袱。现在，对他们弄清了疑点，做出了结论，使他们去掉了精神负担，便于积极工作。这无论对于人民事业或者对于他们本人，都是有利的。 + +　　第四，经过肃反运动，群众比较懂得了怎样去识别隐蔽的敌人。使广大群众具有对隐蔽的敌人的警惕性，具有识别暗藏反革命的能力，不仅过去和现在需要，将来也仍然需要，因为帝国主义还存在，蒋介石集团和残余的反革命分子还存在。大家都看到６月９日报纸上的一条消息：６月７日晚上，一个特务分子在广州文化公园扔了定时炸弹。如果不是被两位青年学徒发觉，就不知道会有多少游客死在特务手里。很明显，群众的这种革命警惕性，经过肃反运动是更加提高了。 + +　　以上所说的肃反运动的巨大成绩，都是不容抹煞的。 + +　　否认肃反运动有成绩的有几种人。一种人同人民站在相反的立场上，从根本上否定肃反运动。人民认为肃反很必要，他们却认为肃反本身就是错误。人民因为肃反的结果得到了安定的社会秩序而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他们则因为自己的阶级本能，在思想感情上总觉得把反革命分子搞得太狠了，而对于肃反运动和肃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对于领导肃反运动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心怀怨恨。这种人实际上是反革命分子的代言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些人，例如黄绍竑，在解放以前本来是杀人不眨眼的反革命刽子手。这样的人，对于肃反运动怎么会不竭力反对和加以污蔑呢？ + +　　另一种人承认肃反运动有成绩，却认为成绩太小了。他们说，“搞来搞去没有搞出多少反革命分子”。在他们看来，八万人的数目是太小了，值不得“小题大作”。 + +　　这种意见是错误的。首先，就是不说肃反运动给予整个反革命活动的沉重打击，也不说由于肃反运动才投案自首的十九万余名反革命分子，单是八万个反革命分子也决不是什么小事。难道一定要八十万个，八百万个，才值得我们兴师动众去肃清么？ + +　　其次，应该指出，在这八万多反革命分子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窃据了重要部门的重要职位。例如曾经是内务部户政司司长的周维斌，原来是叛变投敌，做过日伪警察分局长而且负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又如山西师范学院教授、民主同盟成员潘恩溥，是一个叛徒和中统特务分子。他曾经破坏内蒙古东胜旗革命运动，出卖党的负责人，致王若飞同志被捕，田得秀同志被害。又如吉林省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于民一，原来是１９３８年混入革命队伍的中统特务。又如，公安部十局副处长张荣桂，竟是一个混入共产党十八年的特务，早在１９３５年他就参加了国民党反革命组织Ｃ．Ｃ．。 + +　　让反革命分子掌握了重要职务，窃据了要害部门，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敌人在我们的革命堡垒里面，埋下了按照敌人意志活动的“定时炸弹”。这些炸弹一旦爆炸，就可能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事业造成难以逆料的损失。 + +　　还应该指出：在１９５５年—１９５６年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中，现行犯有三千八百余名之多，而且这里面还有相当数目的重要的特务间谍。 + +　　广州市第十五中学教员黄然，１９５５年３月经澳门的特务分子张维安、张维柱介绍，参加了蒋帮特务组织，被委任为“广州工作组组长”。他曾八次用密写、暗语等方法同特务组织联系和寄送情报。武汉市劳动局调配处会计王鹏，是蒋帮保密局的上尉通讯员，解放前干过逮捕进步学生、监视中共代表团等罪恶勾当。１９４９年，他在日本的“中美联合工作总部万能情报员训练班”受训，１９５０年就潜回大陆进行特务活动。向敌人送过密写情报多次，并阴谋架设电台。山西太原机车车辆修理厂四级工程师王孚中，骗取了先进工作者称号，审查结果竟是奉保密局太原站长田畯之命，携带电台一部，潜伏下来进行特务活动的军统特务。 + +　　有人说，在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中间，大部分并非身居要职，也不是现行犯。但是第一，对于重要的和现行的反革命分子的危害性，不能简单地拿数字去判断；第二，没有身居要职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对于人民的危害性也决不允许忽视。 + +　　许多人都知道抗日战争时期发生的河北滦县“千人坑”大惨案，有一千二百八十名爱国同胞在这个惨案中遭到活埋。当时河北滦县日伪警察所警务股书记张占鳌，就是这次惨案的凶手。在埋人坑前面，曾经有一位妇女搀着一个小孩，跪在他的面前求饶。毫无人性的张占鳌竟一木棒把这位妇女打到坑里，然后提起孩子的两只小腿扔了下去。解放以后，他改名换姓，混进了黑龙江省龙江县的教育界，当了小学教员。 + +　　１９４７年蒋军侵入山东省昌邑县的时候，该县角兰乡自卫团长毕音祥，同一帮匪徒活埋和惨杀了本乡的十五名革命干部，积极分子和他们的家属，其中五个人是毕音祥直接动手杀害的。这个刽子手还惨杀了土改积极分子李永胜的全家，包括一个三岁的孩子。直到这次肃反运动，才把他从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杂工中清查出来。 + +　　象这样万恶的凶犯，能够听任他们消遥法外吗？ + +　　这样的刽子手，隐瞒了自己的血腥的历史，甚至改了名，换了姓，混在人民内部，虽然暂时同反革命组织中断了联系，暂时隐蔽不动，但是有什么根据相信他们已经痛改前非，真正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呢？一旦他们认为时机到来，他们就会重新擦亮屠刀来对付人民。６月２５日报载，山东馆陶县浮渡乡乡长申林台全家九人，有七人惨遭反革命分子杀害。行凶的主犯申孟春在敌伪时期当过伪军班长，对革命群众有过血债。这一次他只是怀疑申林台知道他的底细，就对申林台全家下了毒手。对于这样的豺狼，难道不应该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重新动手以前，就把他们清查出来么？ + +　　彻底肃清反革命，这是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之计。正因为这次肃反运动在历次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又得到了新的巨大的胜利，清除了大量的反革命分子，弄清楚了许多人的政治问题，我们的革命队伍更加纯洁了，所以党和人民政府才有把握作出这样的论断：反革命还有，但已经不多了。 + +　　再还有一种人说，肃反成绩的确很大，但是错误缺点更大，因而得不偿失。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 +　　当然，我们说肃反运动有巨大的成绩，并不是说在肃反运动中没有错误，没有偏差。肃反运动确实有错误，在极少数单位，错误还很严重。无论错误大小，有了错误就必须纠正，不能含糊。但是这些错误同上述的肃反运动的重大成绩比较起来，只能说是次要的。 + +　　肃反运动中究竟有那些错误呢？ + +　　错误的性质有两类。一类是有些单位在肃反运动中漏掉了一些本来可以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另一类是不少单位错斗了一些好人。这些单位曾经根据一些不确实的材料，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和仔细的分析，把本来没有政治问题的好人错认为坏人。还有一些人平日工作上出过容易引起怀疑的差错，肃反运动一来，这些单位的领导方面没有冷静地加以分析，混淆了工作上的差错和反革命破坏，以致把这些人当作反革命分子斗争了。 + +　　究竟为什么一些共产党员会犯这种现在看起来是不应该发生的错误呢？这是因为，反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本来是一件难事。加以许多单位没有用最严肃的态度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因而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或者把坏人当作了好人，或者把好人当作了坏人。漏掉了的反革命分子，必须继续清查，不能因为肃反有了成绩而懈怠疏忽。错斗了一些好人，伤了他们的感情，损害了他们的名誉，使其中一些人暂时地同党和政府疏远了，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某些环节暂时地受到了一定的损失，对于这种错误必须坦白承认，并且彻底纠正。 + +　　有一些没有反革命活动、但是隐瞒了政治问题的人，在肃反运动中也曾被斗争过。因为隐瞒政治问题而引起怀疑，隐瞒者本人不能说没有 + +　　（责任。经过清查，现在才可以作出明确的判断，他们并不是反革命分子。如前所说，弄清了他们的政治问题是好事，但是把其中有些人当作反） + +　　（革命分子，却是错了。） + +　　此外，在一个短的时间内，有些地方，在斗争方式上犯了错误，例如打人骂人等等。这些错误仅仅是发生在１９５５年肃反运动初期小组斗争的高潮当中，时间很短，一经发现，就采取了纠正的措施。 + +　　有些人不大喜欢“难免”论。当然，如果可以避免的错误而没有避免，那是不能用“难免”论来推卸责任的。但是象肃反这样的斗争，你或者根本不进行，那只能把反革命分子保留下来；或者认真地进行，那就确有一部分错误是难以避免的。正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尽可能地防止错误的发生和扩大，尽可能地避免不能补救的错误。这些措施确实避免了许多错误，但是仍然没有避免了也不可能避免所有的错误。 + +　　就错斗了好人的问题说，无论是直接被错斗的人，或者是同他们亲近的人，或者是自己参加了错误的斗争、感觉抱歉的人，或者是完全旁观、代打不平的人，对于这样的错误都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公平的认识。错误都是不对的，不好的，不应该掩护和粉饰的；身受错误损害的人，尤其不免有种种痛苦。这是事情的一面。但是事情还有另一面。这种错误是为什么发生的呢？是为了保存反动势力？是为了私人的恩怨利害？是明知其为错误而故意犯错误？不是的。犯错误的人（除了极个别的假公济私、明知故犯、因而必须惩处的例外）是为了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而且很难知道自己是犯了错误。在最英明的统帅所指挥的完全正义的战争中，也无法保证被炮火攻击的都是该受攻击的。不但普通居民，有时甚至自己方面的战士，也会受到误伤。但是我们能不能根据这些无心的过失，去否定一场革命战争或者卫国战争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呢？我们能不能因此而把犯了这些过失的将士看作冤仇呢？同样，每一个能够客观地权衡利弊得失、分清大是非和小是非的人，对于肃反斗争中的错误，以及其他革命的群众运动中的错误，也不难作出正确的而不是片面的、感情用事的判断。 + +　　毫无疑问，在斗争中，同一些人伤了感情，发生了一些副作用（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甚至是难于弥补的副作用），对于这一点应该有足够的估计。我们认为，在一方面，暂时受伤害的人应该看到事情的本质和整体，不要怨恨不已，必报复而后甘心；在另一方面，在斗争中误伤了好人的人，特别是各单位肃反斗争的领导人，必须向一切受了伤害的好人公开承认错误，进行赔礼道歉。当着原来参加斗争的群众恢复他们的名誉。这个工作许多地方已经进行过，已经取得了许多被错斗的人的谅解。有些地方善后工作做得不好，应该立即毫不踌躇地认真补课。即令有些人暂时还不谅解，我们相信，当他们彻底了解了肃反斗争的意义，看到了肃反斗争的某些错误确是难以完全避免，那些犯错误的人对他们确是毫无私怨，而且在认识了错误以后坚决纠正错误，向他们诚恳地赔礼道歉，当众恢复他们的名誉之后，他们终有一天是会完全谅解的。 + +　　说肃反的成绩是主要的，是指就全国、全省、全市、全区来说的。至于某些单位，错斗了一些人，而并没有搞出一个反革命分子，或者根本那里就没有反革命分子，当然应当进行具体分析，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即使在这样的单位，也不能抹煞肃反的成绩。把一个单位的全体人员的政治面目弄得清清楚楚，为什么不是成绩呢？至于用这样的局部的情况去判断全体，那自然更不正确了。 + +　　无论如何，凡是站在革命的人民的立场上的人，凡是坚决主张肃清反革命的人，决不能给肃反运动泼冷水，决不能给参加肃反运动的群众、积极分子和干部泼冷水。人民事业的进步；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依靠而且只能依靠革命的群众、积极分子和干部的任劳任怨、百折不挠的奋斗，依靠而且只能依靠他们在奋斗的过程中不断地增加经验，提高觉悟。群众、积极分子和干部的革命积极性，这是一切财富中最宝贵的财富。对他们泼冷水，实际上也就是对革命泼冷水，对社会主义泼冷水。 + +　　反革命分子虽然不多了，但是还有，因此还需要继续警惕，继续识别，继续清除。“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就是革命的人民的方针。为了贯彻执行这个方针，对于过去的肃反运动的成绩和错误，作出透彻的分析和恰当的估计，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用事实来驳倒那些根本反对肃反运动的右派分子，才能够用事实来回答那些对肃反运动抱有怀疑态度的人，才有利于认真纠正工作中的左的和右的错误，也才有利于保护人民群众同反革命分子斗争的积极性。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1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01.txt b/CCRD/1/3/2/001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f822f0f0005d2ab5a2803ab31a7a46cbc91a70 --- /dev/null +++ b/CCRD/1/3/2/001001.txt @@ -0,0 +1,17 @@ +# 知识分子要在反右派斗争中改造自己 + +　　<《解放军报》社论> + +　　不经过炽热的熔炉，就不能炼成钢铁。不长期和狂风巨浪搏斗，就不能成长为英勇的舵手。一个出身于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如果不经过多次的、激烈的群众斗争的锻炼，就很难彻底改造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 + +　　在这不平常的春天里，我军的知识青年和高级知识分子和全军官兵一样，都经历了一场“大考”，经历了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的考验。考试的结果如何呢？成绩优良的人固然不少，不及格的人也不是没有。让我们检查一下，当着右派分子从思想战线、政治战线上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大举进攻的时候，当着广大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向右派分子发起反击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如何呢？我们的言论行动表现如何呢？这种检查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打分数，不是为了计较谁及格，谁不及格，谁是三分，谁是五分，而是为了接受经验教训，为了更好地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和改造自己，为了推动我们更积极地参加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反击右派的斗争。 + +　　经过这一场阶级斗争的考验，证明了我们部队很多知识青年和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有成绩的。他们的立场是明确的，对党、对社会主义是无限热爱的，他们和右派分子是誓不两立的。但是，他们中间，也有许多人嗅觉不够灵敏。他们对葛佩琦之流露骨的反动言论非常反感，而他们对章伯钧、罗隆基等戴着假面具的人物所发表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一时却看不清楚它的本质。当右派言论的反动面貌被揭穿以后，他们在反击右派的斗争中，态度是坚决的。然而，他们在斗争中又深感缺乏武器，缺乏本领。有的时候，还带有许多书生习气。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在这次斗争中，主要就是要更加提高自己的警惕性，学会识别任何狡猾敌人的能力；就是要学会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和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本领。一句话，就是必须在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更加提高觉悟，提高自己的战斗能力。 + +　　在我们知识分子当中，还有相当的一部分人表现立场摇摆，认识模糊。他们虽然不是右派分子，并且基本上愿意接受党的领导，愿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他们的思想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在他们的头脑里，还存在着许多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平均主义、民族主义思想。他们对党的领导、党的政策、党的组织抱有某些不满情绪。他们轻视劳动，轻视工农群众、轻视工农干部。他们否认文学艺术和报纸的党性、阶级性；不赞成“鸣、放”也要有阶级立场，要有政治标准；主张无条件的“大放、大鸣”。他们对右派分子立场不明，界限不清；对右派言论，或者是非不分，或者抱有同感，或者为之辩护。自从反击右派的斗争开始以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感到自己确实是错了，愿意向党靠拢，愿意和右派划清界限。但也还有少数人，他们转变得比较慢。他们自以为“我的主观愿望是善良的”，就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其实不管你的主观愿望是否善良，你在这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的表现好坏，是客观存在着的。你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用什么样的观点对待这次斗争的，这是完全可以辨别得清楚的。任何借口和掩饰都是无益的。他们还不赞成党和广大人民对右派进行反击，特别是对人民日报６月８日的社论有意见。说什么“时机太早”、“方法粗暴”等等。他们并且美其名曰：这是“独立思考”。我们不知道这些善于“独立思考”的同志，为什么当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你们却没有“独立思考”一下，却没有对右派的进攻表示过什么不赞成的意见，更没有对他们的“时机”、“方法”做过什么批评。而独独对党和人民的反击，却有反感，却偏偏要像从鸡蛋里找骨头一样地去挑它什么“时机”、“方法”上的错儿！？事实证明这些同志的“思考”，只是对党对人民闹“独立”，而对右派的反动言论，却不但没有“独立”，甚至还有些盲从。据说，在这一部分同志中间，还有这么一个奇怪的论据，他们说“横竖我不是右派分子，我有什么错误？”是的，如果你确实没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的话，当然，人们就不应当把你和右派分子同等看待。但是，你的立场、观点和右派有没有共同之点呢？你是不是曾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过右派分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助手呢？章罗联盟在这一次大举进攻中，所以特别注意争取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学技术界，其原因，也就是他们以为广大知识分子会跟着他们走。当然，他们这种估计现在已成梦想。但是，他们这种想法，也不是毫无根据的。我们知识分子中间，确实有不少人在思想上当了他们的俘虏。事出有因，我们必须从这件事实中，吸取教训，提高警惕。必须彻底检查自己在这次考验中的表现，坚决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明确立场，提高觉悟。一个从旧社会里生长的知识分子，在他的头脑里，具有若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观点，那是不奇怪的。用无产阶级思想去代替资产阶级思想，也必然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同志对自己的弱点、自己的阶级劣根性，要有真正的自觉，要肯痛下决心改造自己。经验证明，这种改造，仅仅靠书本学习，是很难真正彻底解决问题的。所以，我们恳切地希望全军的知识分子，勇敢地投入当前反击右派的斗争中来，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锻炼和改造自己。 + +　　公开发表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右派分子，在我们军内是不是有呢？应当肯定地说，是有的。而且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本报已经揭露的李自然、任传耕……等人的言论，不就是显明的例子吗？当然，这种人为数极少，他们和军外的右派分子，是否有什么联系，也还有待查明。但他们的思想言论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这一点显然和军外的右派分子是一致的。因此，对于他们的思想言论，必须坚决加以批判。在和他们进行斗争当中，一定要注意抓住要害，要着重分析批判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观点，要和他们争论大是大非，千万不要和他们在许多枝节问题上纠缠不清，争论不休。在斗争中要注意以理服人，要注意用大量事实，用真理去驳倒右派言论。但也必须明确这是一场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不是什么纯粹理论原则问题的商讨。因此，说理就必须说政治上的道理，就必须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阶级斗争的角度上来辨明立场，分清是非。书生说教的办法，在这场斗争中是不适用的。当然，现在我们还是把这场斗争当作人民内部的矛盾来处理，如果那些右派分子真正悔悟过来，愿意彻底检讨，我们仍然是非常欢迎的。 + +　　随着军内外反击右派斗争的逐步深入，这一阶级教育的内容，将越来越深刻、越丰富，我们全军，特别是我们部队的知识分子，一定要在这次阶级斗争的课堂里，认真改造自己。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增强防疫能力，使我们在今后的阶级斗争的风浪中站得更稳。 + +　　 ---- 原载《解放军报》1957年7月1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03.txt b/CCRD/1/3/2/001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9a9312df31bcc903398d8eecf0783aa44a430ff --- /dev/null +++ b/CCRD/1/3/2/001003.txt @@ -0,0 +1,27 @@ +# “国共党”反革命案件的破获告诉了我们些什么？ + +　　<《青海日报》社论> + +　　正当我省各族人民群众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开始向深入发展的时候，一个有组织纲领，暗中积极活动，企图搞武装斗争，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复人民政权的反革命组织——“中国国共党”，被人民公安机关破获了。这一铁的事实，有力的回击和粉碎了右派分子的谰言和胡说；使一些原来思想麻痹，对反革命丧失警惕的人们大吃一惊；特别重要的是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嗅觉将更加提高，反对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斗争的热情将更加高涨。 + +　　右派分子不是污蔑我们的肃反运动“搞糟了”，肃反运动是“小题大作”吗？“中国国共党”反革命案件的破获，证明了我们的肃反运动不是“搞糟了”，而是“搞好了”；不是“小题大作”，而是有关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大事。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把反革命肃清，他们总会千方百计的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因此，为了祖国的安全，为了各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前进，我们今后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彻底肃清一切残余的反革命。 + +　　右派分子不是高喊什么“阶级分析的方法过时了”，“不主张阶级斗争”甚至“痛恨阶级斗争”么？“中国国共党”这个反革命组织却要“积极积蓄力量，发展壮大组织”，要“搞武装斗争”，已在西宁市建立据点，并且开始向外地伸展；准备“等到力量壮大以后”，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复人民政权。难道这不是阶级斗争吗？我们说，虽然我国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剥削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时期已经过去；但这决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阶级斗争了，恰恰相反，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斗争还是会有的。人们清楚的记得在匈牙利发生的反革命叛乱事件，人们也清楚的记得最近报纸上刊登过的6月7日晚上一个特务分子在广州文化公园扔下了定时炸弹；人们更清楚的记得山东馆陶县浮渡乡乡长申林台全家9口，被反革命残杀7口的血的事件。这一切都说明了我国还有阶级斗争，特别是思想战线的阶级斗争时间将会更长，而且这个斗争有时会采取很尖锐的形式。这一切也说明了右派分子之所以反对阶级斗争，痛恨阶级斗争，并不是阶级斗争已经完全没有了，而是企图麻痹人民群众的革命警惕，以达到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险目的而已。我们如果真的以为我国已经没有阶级斗争了，那就完全错了。 + +　　这一反革命案件还教育我们必须实行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 + +　　右派分子要我们实行“高度的民主”，要我们相信任何人，包括反革命在内。他们痛恨这个社会，污蔑这个社会的民主是“假民主”，“个人自由被限制了。”我们如果真的依照右派分子的主张行事，那么搞反革命的武装可以自由，发展反革命组织可以自由。其结果，无疑的将是推翻共产党领导，颠复人民政权；将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千百万革命人民的人头落地。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 +　　右派分子幻想什么“中间路线”，这个反革命组织恰恰就是要走所谓“不偏左，不偏右”的“中间路线”。在这里，似乎这个反革命组织的主张正符合右派分子的愿望了。但是第三条道路的“中间路线”是没有的。连这个反革命组织的“党纲”里也自打嘴巴的说出了要“在国内取得资本家的支持”，“到国外取得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 + +　　右派分子不是喊叫“农民收入少”，“农民生活太苦”，企图否定合作化的优越性，破坏工农联盟吗？这个反革命组织却也以“农民生活非常贫困”“合作化没有优越性”作为造谣惑众进行破坏的口号。右派分子到处联络人，而这个反革命组织也在到处发展组织。右派分子估计“人人都恨共产党”，这个反革命组织也估计：“农民的革命情绪已经到了饱和点，只要有武器，有人领导，可以一呼百应，遍地而起”。反革命与右派分子遥相呼应，他们的目的都是要推翻共产党领导，使我国重新恢复到解放前的黑暗时代。 + +　　但是，这个反革命组织的估计也正如右派分子的估计一样，不可避免的要犯“错误”。因为事实说明，人民不是“到处反对共产党”，支持右派分子，而是遍地而起拥护共产党，反对右派分子；人民不是“一呼百应”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相反，倒是不呼即应的积极协助公安机关，破获了反革命组织，抓住了反革命分子。 + +　　这个反革命组织的案件，还教育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对青年学生以及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工作。 + +　　我们不是已经清楚的看到了右派分子是怎样反对思想改造，反对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了吗？我们今天又更明白的看到了这个自称以“知识分子为领导”的反革命组织，如何的钻进了学校，并且在学校里展开了活动。他们要有计划的发展组织，要“把许多非团员，人家称为落后的坏同学团结起来”。应该承认，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的确有一部分人思想比较落后，他们缺乏政治理论知识和革命斗争实践，思想偏激片面，对于各种荒谬言论，不加分析，便会有意无意的引起共鸣。这就使得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觉得他们的思想还有市场，于是敢于翘起尾巴，猖狂进攻，并且敢于联络对象，发展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在这里告诉我们，一方面各级党委以及教育行政部门，不仅不能放松而且必须切实加强对于知识分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另一方面，被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视为发展对象的落后者们，也要切实引起警惕，坚决站稳人民的立场，并且要认真改造思想，变落后为先进。 + +　　当然，右派分子是与现行的反革命分子有区别的。一般说来，对于这些人，除了“累戒不改，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问题就在于右派分子是否真心悔悟，痛改前非。 + +　　必须从“中国国共党”反革命案中吸取一切可以吸取的教训，这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它可以唤起人们认识反革命虽然不多了，但是“无反革命论”显然是错误的。同时它还可以唤起人们进一步认识当前所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具有多么严重的意义，以便鼓舞人们彻底打垮右派分子的疯狂进攻！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04.txt b/CCRD/1/3/2/001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2bb9c9c80b0f0cf00645514a281e5c974e661b --- /dev/null +++ b/CCRD/1/3/2/001004.txt @@ -0,0 +1,15 @@ +# 武汉市八个公私合营企业试行民主管理制度中发生的问题 + +　　<郭慎容> + +　　新华社武汉6日讯　武汉市有八个新公私合营企业(五个工厂、三个商店)正在试行建立职工大会和企业管理委员会，扩大和健全企业的民主管理制度。在试行中发现发生了不少问题。 + +　　工人群众积极性很高，主人翁责任感大大加强。但是也产生一些偏激情绪，如有些工人不要党、政、工、团负责人参加职工大会和企业管理委员会。他们说，既然是工人管理工厂，就光要工人参加，如果选来选去仍然是党政工团那么几个人，等于“十八罗汉转杰”、“换汤不换药”。私方负责人明知工人和他们之间的对立情绪还没有完全消除，因此普遍顾虑不能被选为代表和委员，他们要求候选人应由党来提名，他们说：“党看问题全面一些。”有些私方人员还有这要的看法：“合营后，财产交出来了，人也安排了，但是不久却来了这么一着。群众选举是个策略。”公方代表的顾虑是怕实行民主管理制度，会妨碍行政的统一指挥，认为搞民主管理是“又多了个婆婆”(另一个婆婆是指党支部)。有些公方代表对合营后搞民主管理思想不通，认为国家不信任自己。因此私方、公方代表对实行民主管理都不够积极。大家经过学习有关民主管理的文件后，以上各种思想问题才获得不同程度的解决。根据已经进行了选举的六个厂、店来看，只有个别厂、店的公方或私方没有被选上。 + +　　对职工大会权力大小问题，在企业行政负责人和工人之间互相争得很厉害。行政负责人嫌职工大会的权大了，工人嫌职工大会的权小了。在讨论大会章程时，往往为一两个字争论几个钟头，如公私合营永和印刷厂在讨论章程时，其中一定要在“……原则下”加上“结合厂的实际情况”的字样，工人不同意，双方争执了一个多钟头，最后工人主张举手表决，在座的十四个工人全体举手反对资本家的意见，在座的两个资本家没有举手。事后资本家很不高兴，认为职工大会的权太大了，今后夹在中间(工人和上级行政领导机关中间)左右为难，事情不好办。 + +　　有些企业管理委员会成立以后，不知道应该干些什么事，不是包揽了行政事务，就是无事可干。虽然章程上规定了企业管理委员会和行政、工会等方面的关系和分工，但规定得笼统，大家又没有经验，因此这几方面分工仍不明确。 + +　　另外职工大会和企业管理委员会权力的大小，决定于企业本身权力的大小，现在有很多权力是直接掌握在专业公司和区商店手里，因此职工大会章程上说有这样那样的权力，实际上好多行不通，有些工人、委员怀疑这种民主管理制度只是个形式罢了。如公私合营江汉绸布公司的企业管理委员会，根据职工的要求和意见，前不久开了一次会研究解决职工子女教育费的问题(据说以往每年开学时该店对职工都有补助)，因该店最近别的方面拿不出钱，便决定从去年企业奖励基金中抽出一部分来作为补助和借支，但是区商店却不批准，经反复商讨了数次，借支了七千多元。职工非常不满，认为有了企业管理委员会反而不能给职工解决问题(记者从和一些职工交谈中，感到有些职工似乎把企业管理委员会看做了福利组织)，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们觉得“头一炮就没有打响”，也有些垂头丧气起来。 + +　　来源：1957年3月6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05.txt b/CCRD/1/3/2/001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bf815ec8d902eda219381922cf7bc9f0793f30b --- /dev/null +++ b/CCRD/1/3/2/001005.txt @@ -0,0 +1,17 @@ +# 深入开展办报路线问题的辩论 + +　　<《解放日报》社论> + +　　如何办好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这个问题在上海新闻界并未完全解决。资产阶级的办报思想，在上海相当大的一部分新闻工作者中，还有根深蒂固的影响。一有风吹，就有草动。所以，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上海新闻事业展开猖狂进攻的时候，文汇报就在一个时期内变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此外，尚有一些报纸和大学中新闻系，虽然不象文汇报那样被资产阶级办报思想的狂风所刮倒，但是也被飞沙走石迷了眼睛。这不是偶然的事情，正是因为上海新闻界不仅有一个适应于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外部环境，也同时具备了一个使毒菌能够繁殖的内部条件。因此，上海新闻界有一些人在一个时期，完全失去辨别能力，甚至随波逐流，把毒草看成香花，做了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的办报纲领的俘虏。这个教训是十分惨重的。那末，可见上海新闻界正在进行的这场大辩论，就打退右派的猖狂进攻来说固然有其必要，而对新闻界大多数好人继续进行改造来说更有必要。上海的新闻工作者，应该通过这场斗争，擦亮眼睛，吸取教训，彻底改造自己，只有这样，才能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卷土重来的野心，才能坚定全心全意为办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而奋斗的立场。 + +　　最近几个月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了夺取人民的新闻阵地，散布了大量资产阶级的反动办报思想。他们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的掩盖之下，拼命丑化党报和人民的报纸，污蔑人民的报纸是“一副党员面孔”，是“板着面孔说教”，是“一片教条主义的声音”，硬说读者对着党报只能“唯唯诺诺”，“报纸与读者之间筑了一堵高墙”等等。右派分子在反教条主义的大纛之下，进一步污蔑党和政府对新闻事业的领导是教条主义的领导。他们咒骂党使一些报纸“几乎被教条主义害得家破人亡”，使一些报纸办得“奄奄一息毫无生气”。右派分子这样猛烈攻击“教条主义”，究竟为了什么目的？现在真相大白了。原来他们攻击“教条主义”不过是一种借口，其目的是要否定新闻事业是阶级斗争工具这一久经历史证明的事实，是要反对掉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应为保卫与巩固社会主义的基础服务这一职责，是要推翻列宁所说的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作用。归根结蒂是要取消报纸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社会主义的功能，以便替大量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开辟道路。 + +　　右派分子最会狡赖。他们会说：报纸为政治服务，报纸要宣传社会主义，是天经地义的，早已不在话下，我们从来没有反对过，我们只是反对板起面孔说教，只是反对天天谈指导性，只是反对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而已，怎么可以说我们否定新闻事业是阶级斗争工具呢？一点不错，他们确实没有公开讲过这类话，他们在政治上的领导权未曾取到手以前，永远也不会讲这些“蠢话”的。他们口里不讲，心里有数，因为他们干的是阴谋。不过阴谋也是可以识破的，马脚总是要露出来的，一味狡赖也赖不掉。例如：在中央宣传会议上，明明提出既要反对肯定一切的教条主义，又要反对否定一切的修正主义，但是徐铸成、陆诒、许君远之流在所有场合只是攻击“教条主义”，绝口不谈反对修正主义；中央宣传会议明明提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批判了目前知识分子中政治工作的薄弱状态，然而他们只是拼命攻击板着面孔说教，从来不说报纸应该如何改善和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宣传，应该如何加强与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他们反“教条主义”与我们反教条主义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反对教条主义，是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工作做得更好，他们反对“教条主义”，是为了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我们反对新闻工作中的教条主义，是为了更生动有力地宣传全国人民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及社会主义建设这件震古铄今的大事业，他们反对新闻工作的“教条主义”，是为了反对歌社会主义之德，是为了资本主义的复辟以及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复活。许君远不是已经清清楚楚把他的面貌暴露了吗？他说解放以前为反动派御用的大公报是读者的朋友，解放以后的人民日报不是读者的朋友。不是读者的朋友又是什么？“敌人”两字不过是未说出口而已。既然视人民的报纸为敌，那末，他们反教条主义，哪里是为了更好地宣传马列主义呢？哪里是为了使新闻事业更好为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服务呢？不过是一心一意以为鸿鹄将至，因此利令智昏地来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篡夺和利用报纸大卖其力罢了。 + +　　右派分子对人民新闻事业的进攻，总是呶呶不休地夸说新闻事业的传统如何重要，攻击“教条主义”者如何忽视传统。忽视传统岂不是一个大罪名吗？他们把传统讲得天花乱坠，美不胜收。究竟中国近代新闻事业有些什么传统；他们从来没有讲清楚过。他们讲的传统是什么“文人办报”，什么“趣味性”等等，所有这些，拆穿了说，是借传统之名，行宣传他们那套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之实。为了批驳右派的谬论，我们应该研究一下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到底有些什么传统。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对待这些传统。这个工作有待于新闻工作者今后的努力。可是就其最重要之点而谈，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在民主革命时期，是民主派和反动派斗争的重要工具。从清朝末年起，一切民主派办的报纸，都是为的鼓吹民族革命、民主革命，其中革命民主主义者办的报纸极力鼓吹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为社会主义的远景而讴歌；一切保皇党、反动派也办了许多报纸，但都是为了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宣传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那套骗人“福音”。右派分子为什么混淆历史上存在过的这两种性质完全相反的报纸的区别，笼统地说传统呢？他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去接受反动报纸的传统。徐铸成歌颂的“文人办报”，就是歌颂为帝国主义、蒋介石所赏识的、自称为国士无双的张季鸾所办的大公报；许君远所歌颂的也是这张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比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还要恶毒的反动报纸。中国人民能接受这份传统吗？不能接受。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报纸的传统首先应该加以彻底否定，在彻底否定的基础上，再来慎重地加以研究、挑选，吸取一些技术性质的有益于人民新闻事业的东西。不抱彻底否定的态度是吸取不到真正有益于人民的营养的。我们知道，在民主革命时期具有光辉革命传统的报纸中，又有共产党办的革命报纸和非共产党办的进步报纸之别。共产党办的报纸有极其重要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和传统，这就是高度的思想性、战斗性、真实性和群众性，以及革命新闻工作者由于经过严重的自我改造因而树立的那种勤勤恳恳的为人民服务的品格与作风。由于工人阶级办报的历史还不很长，办报的人在掌握文化科学知识方面还受到各种历史条件的限制，知识不够丰富，因而党报办得不生动，欠活泼，报纸还存在枯燥的毛病，这些缺点，是党报今后必须努力加以改正的。但是，党报的传统是今天办社会主义报纸时首先须要学习的传统，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笔抹煞这些传统，统统称之为“教条主义”，这是他们的阶级本能在作怪。非党的民主报纸的好经验，应该吸收，它们报纸办得比较生动活泼的优点应该学习。但是它也有不好的东西，应该抛弃。既不能笼统肯定，也不能笼统否定。非党的民主报纸最好的传统是接受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正由于接受了党的领导，它们就能够站在人民这一边，站在正义这一边，有声有色地与一切反动势力、反动思想作斗争；令人可感的是，有一些非党的新闻工作者那种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骨气，有的人甚至为了人民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有其动摇性的，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有一些民主报纸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对接受党的领导常常表现出软弱与彷徨，甚至在反动势力一度嚣张的时候，失去是非界线，跌落到错误的泥坑中去。这只能作为反面的教训来接受。如果我们对待新闻事业的传统不抱一个分析的态度，就接受不到真正的传统，也就不能识破右派分子讲传统的阴谋诡计。 + +　　区别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和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最基本条件，在于它宣传的是什么思想，反对什么，拥护什么。尽管这不等于报纸的全部，但这是报纸的灵魂。其次是看由谁来领导，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来领导，还是由别的阶级领导，新闻界的右派分子虽然曾经假意地说报纸要有党来领导；其实，他们是不要党的领导的。他们想用报纸的群众性来否定党的领导。他们说：心目中一有了领导。报纸就办不好；一有了群众，就办得生动活泼。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曾对报纸的党性进行过恶毒的攻击。他说报纸的党性就是“党委性”或者是“党委书记性”。他们一再要求办“同人报”。何谓“同人报”？就是把党员新闻工作者排挤出去。所以高唱“同人报”的徐铸成要把排挤党员作为拆墙经验来加以推广。他们还一再硬说现在的新闻工作者没有自由，并要恢复新闻记者“无冕之王”的威权。这些言行，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他们口中的所谓要有党的领导的全盘虚伪吗？ + +　　篡夺新闻事业的领导权、改变报纸政治方向的新闻界右派分子的面貌，已经陆续被揭露了；右派分子在新闻界所制造的无数恶行，已经大量地被揭发出来了；他们的猖狂进攻已经失败，新闻界反右派斗争已经获得初步胜利。但是新闻事业中两条道路的争论，现在还仅仅是开始，对于资产阶级办报观点，还必须予以严肃彻底的批判。我们面前有了右派这个反面的老师，有了无数的事实教训，我们相信每一个严肃的新闻工作者，都能在这场争辩中得到教益。 + +　　（----原载上海《解放日报》，转载于《人民日报》1957年7月24日，略有删节。）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07.txt b/CCRD/1/3/2/0010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49026c13a2e151ffec8e79440703cd77012e1a0 --- /dev/null +++ b/CCRD/1/3/2/001007.txt @@ -0,0 +1,29 @@ +# 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和岗位上去 + +　　<《人民日报》社论> + +　　今年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分配工作已经开始了。近两年来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有了很大的改进。有的学校组织了分配委员会，由校院长直接领导，吸收系主任、教授和人事部门以及党和团的组织参加，有的学校还成立了系分配委员会。不少学校注意细致地了解毕业生情况，广泛征求教师、学生的意见，有的学校公布调配计划让毕业生进行酝酿、填志愿，经过反复酝酿后才确定调配方案。这是好的。但是，也有些学校对毕业生的分配工作做得不够好，造成了一些缺点。比如，对在校学生常常没有认真地进行政治审查：对毕业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不够，没有作很好的解释，等等。这些应该成为今年毕业生分配工作的鉴戒。最近，高等教育部已经举行了毕业生分配工作会议，讨论和确定了改进今年毕业生分配工作的办法。 + +　　分配毕业生的工作是有许多困难的。由于全国培养干部的计划还不够准确，也很难完全准确，部分毕业生的专业口径和实际需要有距离，分配工作就很难完全做到供需一致和学用一致。此外，每年毕业生的具体调配计划，发到各个学校比较晚，准备工作的时间比较短促，缺点和错误就很难免。特别是在分配工作中有一部分毕业生根本不顾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错误地坚持个人要求，甚至拒绝工作，无理取闹。有些部门对这些学生一味迁就，容忍他们长期住招待所，不做工作，散布不良影响。这些情况，今年必须设法加以克服。 + +　　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１９５７年暑期毕业生分配工作的几项原则规定发表了。这个规定对于分配工作的各项问题都作了正确的指示。规定中说，“今年毕业生的调配计划，应该采取分批拟定计划，分批下达，并且争取能够早些分配的原则进行”。这是很必要的。调配计划提早下达，可以使学校有更多的时间进行调配工作，对于改进毕业生的分配工作有很大好处。调配计划要根据分配计划来制定，调配计划能不能提早拟制，取决于分配计划拟制的时间。有关方面制定好调配计划草案，即可分批下达，做好一批发一批，学校可以根据草案先进行工作。有些人希望调配计划提早半年或者一年制订，这样做，现在还有困难。因为毕业生的分配计划不可能脱离国家整个建设计划来制订。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不可能提前，毕业生分配计划也不可能单独提前，如果单独提前就会脱离各项建设的实际需要。 + +　　目前高等学校的师资力量和科学研究部门的研究力量，都还不够。无论从国家建设的长远利益来看，从实际需要来看，都要适当补充和加强这方面的力量。在分配毕业生工作中，应该满足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部门的要求，保证必要的政治质量和业务质量。对助教、研究生和科学研究人员质量要求高一些，是合理的。因为这些人员质量的高低影响到国家培养专门人才的质量和科学研究的水平。当然，这并不是说分配给其它单位的毕业生就可以不考虑质量要求。要分别具体情况来考虑，要有重点。各学校留用助教，也应该征求教师的意见。另一方面，还必须指出，许多毕业生都想成为科学家和理论家，想留在科学院、设计院和高等学校工作，不愿到边疆、工厂和农村去，这也是片面的想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学校应该向毕业生讲清楚。 + +　　高等学校毕业生从现在起，都应该尽可能首先参加一个时期的体力劳动，这对毕业生与工农群众结合，在体力劳动中改造思想，得到实际的锻炼，提高技术业务，有很大的好处。广大的毕业生应该热烈响应这一号召，到生产实际中去接受考验。 + +　　在毕业生分配工作中，要切实贯彻群众路线。学校要进一步注意征求教师和学生的意见，发挥分配委员会的作用。分配委员会是在学校行政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各学校的校院长要领导这个工作。学校应该征求学生的意见，但是最后的分配总要有个集中，如果不是这样，国家就不可能有计划地进行工作。学校当然要加强同用人单位的联系，使调配工作进一步与实际使用情况相适应。但是，在分配工作中必须注意，过去有些学生过分机械地了解学用一致的原则，认为学什么专业，就应该分配到一个完全相适应的岗位上去工作。因为专业分得很细，要完全相适应是不可能的。有的专业毕业生可以分配到与专业性质大体相适应的工作岗位上，有一些专业的毕业生人数较多，也有必要改做其它比较合适的工作。这是国家根据实际需要的灵活而合理的安排。毕业生要认识到，贯彻学用一致的原则，无非是要按照国家的实际需要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离开这个前提，也就很难说到什么真正的学用一致。所以，即使在某种情况下，由于国家的实际需要，所学不可能完全与所用相一致，也应该认识到这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勇于把国家分配给自己的工作担当起来。 + +　　为了要做好今年毕业生的调配工作，我们要发挥毕业生的积极的因素，多引导，多鼓励，要结合毕业生对分配工作的要求，加强教育。对调配方案进行酝酿和提意见的时候，应该加强对毕业生进行思想教育。对于毕业生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的教育，特别要加强，以便带动其他毕业生，服从国家的分配。 + +　　对于少数不顾国家需要，无理坚持个人要求，拒不服从分配的学生，学校向他们宣布国家不再负责分配他们的工作，由他们自找职业。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正当的。因为他们抱有浓厚的个人主义，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他们不全心全意去为人民服务，而向国家讨价还价。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国家不负责分配他们的工作的措施，对于这些人来说，也是一种教育，使他们认识到国家这样做是坚持人民利益的；我们绝不能允许只顾个人利益而毫不顾及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错误思想滋长和蔓延。我们必须让毕业的学生们了解，只有在服从国家和人民需要的前提下，个人利益才能得到适当的照顾。 + +　　国家机关、学校、企业和事业单位只能接受国家分配的学生，不应自由录用。这个规定也是完全必要的。这是为了保证干部的政治质量，也就是要保证参加工作的人具有一定的为人民服务的政治觉悟。那些拒绝国家统一分配的人，显然已经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高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如果国家机关、学校、企业和事业单位吸收了他们，不但不会把工作搞好，反而会把工作搞坏，这是很明显的道理。 + +　　对于高等学校毕业生中极少数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其它坏分子，虽然他们的思想行为有严重的错误，随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但是经过彻底的批判以后，国家对他们一般的仍然给以生活的出路和继续改造的机会。这就说明国家对他们是宽大的，希望他们为人民服务，并且给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他们应该继续改造自己，站到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 + +　　对于本届毕业生，各校都应该根据他们的日常表现，特别要根据这次整风运动中的表现，给他们作出政治审查结论。今后对每届毕业生，都应该作出政治审查结论。对于有严重的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行的分子和其它坏分子，除了有反革命罪行和违法乱纪行为的以外，一般的都应该给以工作，在工作中加以考察。这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样处理是正确的。广大学生一定会坚决支持和拥护这个决定的实施。 + +　　在严肃的反右派斗争中，广大的毕业生受到了深刻的锻炼。大家已经进一步看清楚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我们相信，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一定会在国家的统一安排下，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岗位，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在斗争中锻炼自己，提高自己，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2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09.txt b/CCRD/1/3/2/0010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eb6a38f0c8eaffb0365989ba11685ba5c63a079 --- /dev/null +++ b/CCRD/1/3/2/001009.txt @@ -0,0 +1,15 @@ +# 坚持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可能堕落成为政治上的右派 + +　　<《中国青年报》社论> + +　　昨天的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都刊登了清华大学党委常委、校长助理袁永熙堕落为右派分子的报道。袁永熙是一个青年工作出身的干部，当过团中央的学生部副部长，青年团中有不少人知道他。袁永熙的堕落，也为许多青年团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敲起了警钟。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转载这篇报道，并且谈谈我们的看法。 + +　　为什么在二十多岁的青年中会出现右派分子呢?我们从关于林希翎和马明敏的报道中，可以在她们身上找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根源。那么一个参加革命一、二十年的老党员，怎么也竟会跟章伯钧、罗隆基之流，发展成为一个右派分子呢?今天我们从关于袁永熙的报道中，也同样找到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根源。 + +　　在我们革命队伍里，的确可以找到这样的人，在平时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并不显露，因为这时革命利益跟他个人利益并不矛盾，甚至他还可以工作得很好，满口马克思主义，骗取党组织和同志对他的信任。但是一旦革命利益和他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或是到了革命斗争紧要关头的时候，他就露出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原形，甚至公然地背叛党，背叛革命。袁永熙就是这样的人。他虽然很早就参加了党，但是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却一直没有得到改造。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他甚至连民主革命的一关，都没有通过，1947年当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他的时候，他就贪生怕死地向敌人投降自首；为了苟且个人生命，就无耻地背叛了革命利益。党在1949年开除了他的党籍。当他重新入党在团中央工作的时候，还不努力进行自我改造，依旧带着浓厚的个人主义情绪，处处自命不凡，目中无人。只是因为当时革命利益与他个人利益还没有严重冲突，客观的条件也不成熟，因此他的个人主义思想也没有严重地暴露出来。初到清华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工作的时候，情况也还差不多。但是自从去年学校党代表大会上，因为他历史上犯过自首错误，没有选他继续担任党委书记之后，他就抱着严重的不满情绪，疑神疑鬼，患得患失，说是别人打击他，排挤他，他在清华“不得志”，在工作上他就一直消极怠工、推诿不管，而且幸灾乐祸地宣扬党委工作中的缺点。当整风开始，资产阶级右派发动进攻的时候，袁永熙也认为他的时机来了，忽然“积极”起来，配合右派分子，到处点火，企图借党外右派分子的支援，来达到打击党委抬高自己的卑鄙的个人的目的。结果呢，他不仅在实际行动上和右派分子里应外合，犯下了严重的反党罪行，而且在政治上思想上也从修正主义堕落到跟右派分子化为一体了。 + +　　一个经过党将近二十年教育的人，竟然还会有右派的反动言论，粗看起来似乎是不好理解的。但是只要仔细想一想，也就会感到这并不奇怪了。我们知道，作为革命的政治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就是有着显然的阶级性和党性，它要求我们忠于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的利益，并且坚定不移地捍卫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所谓政治觉悟，决不是光看几本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会说一些漂亮的革命词句，就可以获得的。如果这样，那么资本家，杜勒斯之流也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事实证明只有全心全意忠于革命利益的人，才会有坚定的阶级立场。而一切跟党怀着两条心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他平时虽然也可以满嘴马克思主义，但是却不可能有真正坚定的政治立场；一到紧要关头，他的政治立场就会摇摆，甚至倒向敌人。只要查一查袁永熙的反动的修正主义观点，我们就可发现，这是跟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有着密切关系的。例如，正因为他历史上犯过自首的错误，他就否定肃反运动查清了许多人的历史问题的成绩和必要；正因为他自己拒绝思想改造，在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上，他就强调团结，否认改造和必要的斗争，在对学生思想教育工作上，他就强调情感教育，反对进行阶级分析，甚至主张只要学习好就能入党；正因为他自己不愿意跟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他就反对，教学改革是资本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提法；正因他自己对党有严重的不满情绪，他就认为右派分子对党猖狂进攻，是“放得好”，“情况基本正常”，他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看成是“爱国主义者”、“进步分子”，甚至对“反对共产党特权”等诬蔑性的叫嚣，都拍手叫好。由此可见，袁永熙的反党思想决不是偶然的，决不是像他自己所说的仅仅是因为“片面地理解了中央的方针”、“有右倾观点”，而是他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必然发展的结果。 + +　　我们有些团的干部，受了几年党的教育，就骄傲起来，忽视自己的思想改造，认为自己在政治上不会再有什么问题!“我是来参加革命的，难道还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吗?”的确，从一个革命干部到政治上反动的右派，这里是不会有一条光明大道的。但是这里却有一条暗道，这条暗道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我们所以十分重视袁永熙这个堕落的典型，认为对于我们广大青年团干部有着严重的意义，就在于他向我们证明了这条暗道的存在。只要我们稍稍放松了自己的思想改造，让我们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发展起来，我们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这条暗道向右派靠近了。把事情说穿了，那么一个革命干部会堕落为政治上反动的右派，也就不是什么可奇怪的事情了。让我们再想一想，为什么修正主义思想恰恰在知识分子中有最广泛的市场呢?其重要原因之一，也不正是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思想比一般工农来得多吗?因此，要保持自己政治上的坚决性，在大风浪中能经得住考验，除了要加强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外还必须加强对自己的思想改造，对自己脑子中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坚决地、彻底地堵塞这条暗路。 + +　　 ----来源：　《反右派斗争学习材料》，共青团长春市委宣传部编印，1957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10.txt b/CCRD/1/3/2/0010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9763aea656233c2d4be4cd778ec348887cfde7a --- /dev/null +++ b/CCRD/1/3/2/001010.txt @@ -0,0 +1,19 @@ +# 用人可以不问政治吗？ + +　　<《人民日报》社论> + +　　从整风运动开始以来，许多人对于党和人民政府的干部政策，对于某些机关、学校、企业和团体的人事工作，提出了不少的建议和批评。这些建议和批评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意见是正确的，或者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些意见指出了某些部门在干部的考察、任用和待遇上，在干部管理的方法方式和人事工作干部的人选上，在对待非党干部的宗派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上，确实有严重的缺点和急待解决的问题。对于这种意见应当认真地倾听、研究和采纳。这种意见将积极促进人事工作的改善。另一种情况，意见是错误的。这种意见否定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干部政策的原则和人事工作的成绩。按照这种意见，似乎事情都搞糟了，似乎大多数负责干部特别是中下级干部都不称职，似乎事情都坏在有了人事制度，都坏在重视了干部的政治情况，因而弄得“重德不重才”，没有“任人唯才”，没有“不拘一格用人才”。这是资产阶级右派的意见，对于这种意见必须加以坚决的拒绝和驳斥。 + +　　党和人民政府历来的选择干部的标准就是德才兼顾，或者说既重视政治情况，又重视业务能力。干部是要做工作的，当然应当注重业务能力。但是人不是机器。机器可以掌握在谁的手里就为谁服务，人的一举一动都受着自己的思想所支配。在人类世界还存在着阶级的时候，人的阶级立场对于人的政治行为具有决定的作用。地主纵然文化很高，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可以无所不晓，但是决不能领导土地改革，也决不能领导农业合作社。同样，资本家办事无论如何有效率，决不能领导“三反”和“五反”，决不能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只有工人、劳动农民以及同工农相结合的革命知识分子中的经过考验的先进分子，才能组成无产阶级专政的骨干。只有在思想上拥护或者至少同情社会主义的人，才能忠实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因此，党和人民政府的干部政策和人事工作，不是普通的行政事务问题，而是关系国家命运、影响国家政权性质的原则问题。在革命时期，这个问题尤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革命的成功或者失败，正是决定于什么阶级取得了和掌握了政权，什么政治力量组成了政权。一切反对党和人民政府的干部政策的人，反对用人应当重视政治情况的人，恰恰忘记了或者故意“忘记”了这一点。 + +　　历史上的任何国家政权都是以一定的阶级、一定的政治力量为基础组成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同资本主义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公开地指明这一点，而资本主义的国家却往往竭力把自己伪装成为“全民”的国家。早在１８４８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中的第一步是无产阶级变成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在１８７１年的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工人阶级绝不能简单地握取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说，工人阶级必须用新的人、新的组织、新的方法来代替旧的国家机器。列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大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在他的领导下，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建立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毛泽东同志就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写道：“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一条也明白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在这里，没有也不能有丝毫含糊的地方。人民政府的人事工作，当然有责任按照工人阶级的政治标准来挑选干部，当然有责任使我们的国家机关的构成确实符合于宪法的规定，由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 +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曾经这样来描写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马克思所运用到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阶级斗争学说，必然要归结于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专政，即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凭借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为要实现推倒资产阶级，就只有使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变为能够镇压资产阶级所必然进行的拚命反抗，并能够组织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来建设新经济制度的这样的统治阶级，才能够做到。”当然，这里所说的不与任何人分掌政权，并不是说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不与广大的非无产阶级群众联合，并不是说无产阶级不需要在经济文化工作中充分地使用一切在旧社会受教育的、但是愿意同劳动人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的专家和技术人员，而是说不与任何人分掌政权的领导。在我国，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参加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的，不仅有广大的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而且有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家。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政府挑选干部的任务就显得格外繁重而复杂。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为了保证无产阶级对于整个国家政权的领导不受动摇，对于各种出身不同、经历不同的干部的政治历史、政治倾向和政治品质进行了解，根据干部的政治情况和业务能力作适当的安排，这种必要不是很清楚的吗？如果不是这样，如果照某些人所主张的那样，不要人事制度，糊里糊涂地使用干部，以致把重要的职责委托给一些政治面目不清的别有用心的人，那么，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人民民主的政权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这个道理不也是很清楚的吗？ + +　　反对重视干部政治情况的人，常把所谓“德”说成一种抽象的东西，或者把它说得神秘莫测，或者把它说成是排斥异己的宗派主义的化身。这当然是一种歪曲。实际上，如前所说，在我们的国家机关（更不必说经济文化组织）中间，根据统一战线政策、对旧人员“包下来”的政策和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容纳了大量的在过去历史上同革命绝少姻缘甚至是站在敌对方面的人物，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但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对于自己的工作人员，当然不能不提出一定的政治上的要求。过去的历史尽管千差万别，但是审查清楚是必要的；过去的政治主张尽管存而不论，但是在现在接受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制度是必要的。（⑴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八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从宪法和法律，努力为人民服务。”这里规定的就是我们的国家要求于全体工作人员的起码的“德”。国家在选拔和考核工作人员的时候，固然必须严格遵守这个标准，而且在培养和教育工作人员的时候，也必须严格遵守这个标准。反对重视干部政治情况的人，也反对在学校中进行政治教育，反对在高等学校招生和选派留学生的时候注意政治条件。这本来没有什么可怪。可怪的是高等教育部的一些同志们在改进选派留学生办法的时候，似乎也认为“重政治、轻业务”的批评是正确的，似乎也认为选派留学生可以不问政治，“一视同仁”，（见５月２９日本报第一版）。轻业务当然不对，但是重政治有什么不对呢？选派留学生，以至招收和培养高等学校的学生，分配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同人民的事业都有重大的关系，怎么可以不重视政治呢？其实，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政权在选用人才和培养人才方面都是有政治标准的，所不同的只是各有具体内容，有拥护劳动人民利益和反对劳动人民利益的区别罢了。真正不管干部的政治情况的国家，在世界上是没有的。那些向党和人民政府要求所谓任人唯才、要求用人不问政治情况的议论，如果不是由于反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由于在政治上无知。 + +　　右派分子恶毒地攻击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工作部门，把它说成是“宗派的窝子”，说成是“阎王殿”。他们如此仇恨人事工作部门，可见人事工作在阶级斗争中的地位是怎样重要了。诚然，人事工作部门的一部分工作人员还缺少足够的知识和经验，他们的工作的方法方式必须有许多重要的改进，他们在干部的选择和提升方面也犯了一些或大或小的错误，必须加以切实的纠正。但是，从总的方面说来，人事工作部门所执行的路线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他们在建国八年来的繁重的工作是有巨大成就的，这是不能推翻的事实。党和人民政府提拔了大批的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小知识分子”、“穿破鞋的”、种种在旧社会被侮辱和损害的优秀人物到我国的政治舞台上来，到各个战线的重要岗位上来，让他们成为我们国家的脊骨，这难道做错了吗？如果不是依靠他们的埋头苦干，依靠他们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难道我们的国家能够这样彻底地完成民主改革，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并且这样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吗？如果不是依靠他们同人民群众一道不屈不挠地努力，难道我们的国家能够这样有效地战胜各方面的严重困难，我们的建设事业能够这样地突飞猛进吗？旧时代官僚机关里尽管充满了“才俊之士”，却从来不能脱离假公济私、任用私人、贪污诈骗、压迫群众等等丑恶现象，这种现象在我们的国家机关中不是基本上消灭了吗？我们已经组成了新型的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国家机关，这个基本事实就证明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干部政策是正确的，成功的。当然，应该指出，我国建设事业的一切成就，包含各方面的技术专家的劳动成果在内，包含从旧社会来而真正效忠于新社会的公务人员的劳动成果在内。但是他们都获得了为祖国服务的机会，这个事实不正是证明了我们的人事工作部门并没有排斥非劳动人民出身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实行“任人唯党”的宗派主义路线吗？ + +　　在我们的人事工作中，宗派主义的倾向是有的，党的整风运动的任务之一，正是要同这种有害的、非工人阶级的、非社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但是反对宗派主义，决不是说用人可以不问政治。恰恰相反，在反对宗派主义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同党内外的那种认为用人可以不问政治的倾向作斗争。只有这样，才能贯彻德才兼顾的原则，才能在人事工作问题上达到整风运动的目的。取消效忠于人民群众、效忠于人民民主、效忠于社会主义的政治标准，势必出现另一种只有利于少数人的政治标准。那不但是彻底的宗派主义的政治标准，而且根据历史的客观规律，那必然是一种反动的、反人民的、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标准。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2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11.txt b/CCRD/1/3/2/0010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25af769bf228c87698010de29a3715bc62b6caa --- /dev/null +++ b/CCRD/1/3/2/001011.txt @@ -0,0 +1,19 @@ +# 保卫科学!保卫马列主义! + +　　<《文汇报》社论> + +　　从本月19日开始，上海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正在陆续开会，同北京和全国的科学家们一道，认真而又严肃地对右派分子的反动科学纲领展开批判。这对保卫科学，保卫马列主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 +　　右派分子所提出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就其整个思想体系来说，是彻头彻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毫无疑问地，这个反动的科学纲领乃是章罗联盟“政治设计院”所设计出来的货色，它的用意无非是要推翻国家的科学规划，否定我们八年来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成绩，以蠱惑人心的口号诱骗一部分科学工作者，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而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 + +　　解放以来，面临着发展生产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繁重任务，党必须有组织、有计划、有重点地对待科学研究工作，因而以中国科学院作“火车头”，密切地同高等院校与产业部门以及地方科学研究机构分工协作，就成为非常必要的了。没有“火车头”就不能带动“车箱”前进；而在新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又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纳入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八年来，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也正如旭日东升，光芒万丈，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成绩。对于科学家，党也是爱护备至，关心他们，提高他们，并且以最大的努力解决工作条件。去年又集中几百个科学家的智慧，制订了科学研究的12年远景规划。这一切，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成绩。因为中国人民知道，只有这样全力以赴，努力不懈，才能使我国的主要科学部门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 + +　　但是，右派分子的科学纲领，却抹煞事实，提出什么“保护科学家”的虚伪口号，好像科学家在新中国反而是“大祸临头”的样子。去年中央知识分子会议以后，对于科学家工作时间问题已经作了六分之五原则的规定，各单位正在用一切方法保证执行。科学家的助手，已经有计划地配备。资料是不是看不到呢?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就可以利用各业务单位有关资本主义改造的大量原始资料。至于必要的经费，这是国家从来也不吝惜的。“归队”是什么用意呢?难道旧法学工作者应该一律“归队”么?他们的“队”又在哪里呢?右派分子的科学纲领，却不惜用时间、助手、资料、经费、归队等等问题，来挑拨人们对党的关系，难道这就是“保护”科学家么? + +　　对于右派分子来说，他们所深恶痛绝的正是党的领导，正是社会主义的计划性，正是科学研究工作应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因此，他们就要想尽一切方法来摆脱这些“束缚”，说什么外行不能领导内行，12年远景规划是主观主义，“不要主观地先行规定谁是领导、谁是火车头”，并且还提出尽可能把研究工作去“就人”，培养新生力量可以不必重视政治条件等等荒谬绝伦的主张。我们知道:没有党在政治思想、方针、政策、计划等方面的领导，科学事业就无从发展，就不可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没有全面的长期的科学规划，只凭科学家零零碎碎的研究工作，永远也不会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正像周总理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科学事业，也必须是有计划的。”难道这一点还有丝毫值得怀疑么?至于马列主义的思想指导，这乃是今天科学研究工作的“灵魂”，它给我们指出正确的方向，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没有“灵魂”，那就只能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 + +　　右派分子的科学纲领大声疾呼地为资本主义旧社会科学喊冤叫屈，并且提出“社会科学并不是不重要。也应该有相应的发展。”我们认为重要并且应该相应发展的只能是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而绝不是那些已被废除的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作为社会科学，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我们只有把旧社会科学体系彻底粉碎，才能批判地吸收它的一些有用的东西，绝不是囫囵吞枣地吃下去，就能变成营养的。社会科学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六法全书”必须废除，旧的社会学、政治学也必须否定，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巩固，不然，那还成什么体统呢? + +　　由此可见，右派分子的科学纲领，它所肯定的东西，正是今天中国科学工作者所要否定的；我们所抛掉的垃圾，反而是他们所珍惜的宝贝。现在摆在所有科学家面前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在党的领导下，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在国家统一规划下，有组织、有计划、有重点地从事有利于6亿人民的科学研究工作，保卫科学，保卫马列主义。而要做到这一点，全国的科学家们也就必须团结起来，为彻底粉碎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而斗争。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7月2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12.txt b/CCRD/1/3/2/0010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513c90ce352167006d0b7c4d0a03e9d08dcfcb9 --- /dev/null +++ b/CCRD/1/3/2/001012.txt @@ -0,0 +1,39 @@ +# 工商业者都应积极投入反右派斗争 + +　　<《大公报》社论> + +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会和全国工商联常委会于6月19日曾发出联合指示，号召全国工商业者立即展开对右派分子章乃器的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斗争。一个月来，在全国工商业者中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反右派分子的运动。许多工商业者积极地投入了这个斗争，许多民建和工商联的地方组织向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表示了他们坚决向右派分子斗争到底的决心。截至7月16日，有十五个省、两个自治区、七十四个市和二十九个县的组织拍了电报。斗争正任各地普遍深入地开展着，并且已经获得了丰硕的收获。 + +　　收获之一是揭露、批判和孤立了右派分子。右派分子的丑恶面貌、毒辣手段和破坏阴谋，完全暴露在广大工商业者的面前。 + +　　在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许多工商业者还怀疑工商界中有没有右派分子。后来大家慢慢才认出了右派分子的面貌。不论是工商界右派大头目章乃器，还是他的“理论批发商”天津工商界右派分子毕鸣歧；不论是利用整风机会放出对党“十大不满”毒箭出武汉市工商界右派分子王一鸣，还是狂妄地否定一切成绩的江苏省工商界右派分子钱孙卿，他们和全国其他各界的右派分子是一脉相承，息息相关的。他们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党的领导，煽动工商界拒绝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他们歪曲人们用来形容工商业者必须进行本质改造的“脱胎换骨”的说法，还说强调改造就会损害工商界的“自尊心”和“积极性”。他们玩弄的伎俩也和各界的右派分子如出一辙，否定几年来祖国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就，歪曲事实，用诬蔑、捏造、挑拨离间等手法向党进攻，破坏党和工商界的关系，破坏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 +　　另一个收获是由于工商业者慢慢看清楚了右派分子的面貌和他们反党反人民的阴谋，也就逐渐明确了这次反右派斗争的伟大意义。 + +　　在运动初期，许多工商业者还没有看出右派分子危害社会主义的严重性质，对这次斗争的意义认识很模糊，甚至还有人说什么“这样大规模地反右派是否有些小题大做”。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大量的右派分子反动言行被揭露出来，工商界才开始重视这次斗争，认识这次斗争，就是保卫社会主义光明幸福前途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 + +　　收获还表现在许多工商业者也感到这次斗争不仅是彻底打垮几个右派分子的斗争；在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谬论的同时，自己也上了一次生动的思想改造的政治课。工商业者在去年改造高潮时交出了资本主义企业，一年多来，通过工作和学习在思想改造方面也得到一些成绩。但是，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思想感情仍然随时随地在支配着他们。在同右派分子斗争中，有些人摇摆不定，斗志不坚；也有许多人开始认识到这就是资产阶级两面性在作祟，不能坚决地和自己消极的一面展开斗争，就不能勇敢地向右派分子宣战，自己就不能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反右派斗争中受到教育。 + +　　以上所说，就是一个月来在工商界中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几点主要收获。现在斗争还正在这个初步胜利的基础上广泛深入地开展。 + +　　反右派斗争既然是在政治上、在思想领域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就一定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深入人心的斗争，决不会像一阵风似的很快就刮过去。对于工商业者说来，这场斗争是他们从剥削者过渡为劳动者的最重要的一关——社会主义关。所以，每一个工商业者都应该重视这次斗争，积极投入这次斗争，很好地通过这一关。 + +　　但是，在工商界中有一些人，直到现在仍不能勇敢地投入这个斗争，他们还有些怀疑和顾虑，有些人对于反右派斗争的性质还认识不清，怀疑“共产党让大家帮助整风，现在为什么又说有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是不是共产党度量太小，对不好听的话接受不了？” + +　　这些人不知道或不完全知道共产党整风的目的。整风是为了消除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更好地团结和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党要求党外群众帮助整风，也就是为了消除三个主义。整风以来，党外人士在这方面给党提出了不少意见和批评，受到党各级组织的重视，有的意见已经被采纳，有的意见正在认真研究，有些事情党已向群众作了必要的解释。但是右派分子对党的诬蔑和攻击却完全离开了帮助整风的目的，而是想利用帮助整风之名搞垮共产党，让资本主义复辟，断送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前途。这些人分辨不清善意的批评和恶意的攻讦，看到对右派言论的反击就产生了怀疑，而不了解回击右派言论是为了捍卫社会主义，是为了巩固几年来全国人民辛勤劳动建设的果实，是为了全国人民光明的社会主义前途。 + +　　也有一种人，他们说因为不明确反右派斗争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所以不知抱什么态度。 + +　　我们说，反右派斗争的性质是可以转化的。如果我们采取坚决斗争明辨大是大非的态度，右派分子采取幡然悔悟诚诚恳恳地向人民认罪的态度，那么，斗争结果就变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否则，我们不采取积极斗争的态度，让毒草丛生，让右派反党反人民言论泛滥，右派分子采取肆无忌惮的态度，其结果必然转化为敌我矛盾。因此，在反右派斗争中，每一个愿意接受改造的工商业者都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坚决向右派斗争，消极的态度是错误的。 + +　　也还有一种人，他们在“鸣放”过程中也发表过一些错误言论，他们担心自己被列为右派分子。因此，他们在反右派分子的斗争中躲躲闪闪，深怕引火烧身，或者千方百计地力图掩盖自己的错误言行。 + +　　有这种顾虑的人，应该诚诚恳恳地检查自己的错误言行，进行自我批判，然后勇敢地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这是唯一的正确态度，这样做就会取得人民的谅解，否则躲也躲不掉。因为放出的错误言论是客观存在的，不能用掩耳盗铃的办法自欺欺人。如果坚持这样做，只能导引到一个结果：自绝于人民。 + +　　还有一种人，在他们的思想感情上与右派分子共鸣，他们说右派分子的言论中并不是一点没有可取之处。因此，他们对右派分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仇恨不起来，对于反右派分子斗争也就很难积极参加了。这类人也有不同情况，有的人虽然他们没有公开发表右派言论，但是，他们在内心里对右派言论是同情的甚至暗地称赞的。如果这些人不在这次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反右派的斗争中自觉地清算自己右派的思想感情，迟早也会犯严重错误。对于向劳动者过渡的工商业者来说，有资产阶级的右派思想感情并不是奇怪的，最怕的倒是不正视、不批判、不改正自己的这种思想感情。也有的人还不能透过右派言论的美丽外衣，看出他们反社会主义的本质，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蒙蔽。这些人应该认真学习，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在斗争中同右派划清界限，提高自己的认识。 + +　　还有一种人，虽然他们不同意右派的言论，但是他们对政治漠不关心，对右派分子的斗争不坚决，碍于情面，有温情主义。这种态度也需要改正过来。 + +　　反右派斗争是关乎整个国家前途和全体人民命运的意义非常重大的运动。已经参加斗争的工商业者，应当保持饱满斗志继续奋战；思想上还有怀疑和顾虑的人，应当检查批判自己的错误，甩掉各种包袱，积极投入斗争，在斗争中接受教育和锻炼，认真地改造自己。 + +　　 ---- 原载《大公报》1957年7月2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13.txt b/CCRD/1/3/2/00101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3eb53efbfd9b1574e21b7149274da60ce20952e --- /dev/null +++ b/CCRD/1/3/2/001013.txt @@ -0,0 +1,17 @@ +# 进一步教育工商界青年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 + +　　<《中国青年报》社论> + +　　经过全国人民一个多月来对右派分子的揭发和批判，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和毒辣手段，已赤裸裸地暴露在人们面前，有些人开始低头认罪。但是，右派分子的罪恶言行，是有着阶级基础的。像章乃器、毕鸣歧以及各地揭发出来的工商界中的右派分子，就集中地反映了资产阶级消极性的一面，他们的言论在相当一部分工商业者中是有共鸣的，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粉碎右派分子的阴谋和活动，消除他们的影响，还是一个长时期的任务。同时，对工商界青年说来，这场斗争是一场生动具体的政治教育。通过斗争，有助于他们划清和右派分子的政治界限，端正对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认识，进一步改造自己。因此，我们要在原有的工作基础上，进一步教育工商界青年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将工作做得更深入更广泛。 + +　　怎样才能使我们的工作进行得更深入更广泛呢？第一，要继续克服工商界青年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温情主义。由于阶级的本能，也由于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任务尚未完成，许多人还有着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对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生活还不习惯，还没有从感情上真正接受。这种旧思想就很容易对右派分子的言论起共鸣，也使他们对反右派斗争产生温情主义和各种顾虑。因此，教育工商界青年克服温情主义，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对工商界青年说来，是旧我和新我的斗争，是资本主义的思想观点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观点的斗争。应该反复地向工商界青年讲清楚，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是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反对党的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对广大工商业者说来，也就是过社会主义的关。在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每一个工商界青年都不可能保持中立，都要受到考验。考验你是同情、姑息右派分子呢？还是痛下决心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考验你是要求彻底改造自己呢？还是舍不得离开资本主义的立场，企图混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要知道对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保持沉默，不予反击，客观上就是起了帮助右派分子的作用，是一种对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不负责任的有害的行为。何况，参加反右派斗争，对工商界青年自己也是一场很好的锻炼，可以从中吸取教育，更好地改造自己。温情主义对国家和对个人的改造都是有害无益的。 + +　　第二，要经常注意克服一些工商界青年的错误认识，解除他们的顾虑。目前有一部分工商界青年，还存在着一些顾虑，没有划清和右派分子的界限，分不清大是大非。他们之中有些人，虽然还承认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还不是在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但他们也有着不少错误认识，对社会主义有相当大的怀疑和不满，在某些问题上，对社会主义改造有抵触，消极性的表现很突出。在反对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上，他们和右派分子有着不同之处，他们不是右派分子。但是，也要指出，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如果他们的错误发展下去，也有变为右派分子的危险。因而，这部分青年，也必须彻底检查和批判自己的错误，诚恳地接受大家对他们的教育和帮助，坚决划清和右派分子的界限。还有一些工商界青年，由于对右派分子的某些言论，曾经有过共鸣，或者也说过一些错误的话。现在怕被右派分子拉上，说，“你也说过的”，因而，还未积极参加反右派的斗争。我们说他们的顾虑是不必要的。既然自己有了错误认识，就应该进行自我批评和接受别人的批评，下决心改正错误，这样自己就进步了，主动了。同时，只要他们纠正了错误认识，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以后，人们也会原谅他们说过的一些错误的话。更不会将他们当作右派分子看待。也还有人今天还错误地认为“右派分子曾大胆地说出了部分工商业者心里的话”，好像“也代表了一些工商业者的利益”似的。要知道工商界青年的根本利益是“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共产党走”，彻底改造自己，逐步锻炼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分子。右派分子却千方百计地企图引导工商业者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励工商业者放松改造，并且挑拨离间，有意制造矛盾，拉长工商业者和工人阶级之间的距离。这难道还能说右派分子是代表工商业者的利益，是为工商业者说话吗？ + +　　随着斗争的进一步开展，很自然的，在一部分认识还未提高的工商界青年中，会存在这种或那种的顾虑和错误认识，对于那些还承认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在不同程度上有着这种或那种的错误认识和顾虑，还未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的人，我们都应该采取同志式的态度，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心平气和地用讲道理的方法，诚恳地帮助和教育他们，指明他们的缺点和错误，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逐步向工农靠拢。 + +　　第三，在反右派斗争中，要充分地关切积极分子队伍的组织。许多积极分子，经过前一阶段实际斗争的锻炼，觉悟有所提高。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新的积极分子。我们应该爱护和帮助他们，多和他们进行深入的谈话，帮助他们分析问题、总结斗争经验，充分发挥各地青联工商界青年工作委员会的作用，将积极分子的队伍更好地组织起来。并且要教育积极分子，团结和联系广大群众，帮助别人提高认识，团结大家，一起参加反右派斗争。切切不要骄傲自满、盛气凌人和采取粗暴的工作方法。 + +　　第四，现在参加反右派斗争的人，一般尚限于积极分子和参加青联活动较多的人。各地青联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在和工商联等有关单位合作下，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将工作深入到广大工商界青年中去。可先组织工商界青年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和周总理在一届四次人代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使他们划清和章乃器……等右派分子的政治界线，掌握明辨是非的武器，然后逐一批驳右派分子的谬论。在学习时要提倡“畅所欲言、自由辩论”，使大家能将心中的话讲出来。对于不正确的看法，要坚持和风细雨，分析说理的方法，反复地进行说服教育。同时，还可以组织宣传员分片讲演，召开报告会或小型谈心会，特别是组织曾被右派分子蒙骗过，现在已经有了正确认识的人，进行现身说法，彻底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的罪恶言行，提高广大工商界青年的觉悟。 + +　　 ---- 原载《中国青年报》1957年7月2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16.txt b/CCRD/1/3/2/00101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3b473247d8d8f02e40960c6b55a5fad6e5b01e9 --- /dev/null +++ b/CCRD/1/3/2/001016.txt @@ -0,0 +1,15 @@ +# 明辨香花毒草，提高戏曲质量 + +　　上海戏曲界，自从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来，出现了不少为广大观众所欢迎的好戏。如京剧的“封神榜”，越剧的“追鱼”，沪剧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淮剧的“三女抢板”，通俗话剧的“珍珠塔”，滑稽剧的“三毛学生意”，评弹的“王孝和”等。其他还有一批多年来没有上演的传统剧目，也陆续进行整理、改编和上演，剧目丰富多彩，题材范围扩大，出现了戏曲演出中的新气象。但另一方面，也经常出现一些不很好的或者是坏戏，如“三○三大血案”，“三朵花”、“王文与刁刘氏”、“济公活佛”、“欧阳德”、“七十六号”等。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禁演剧目开放以后，有些剧团上演了“杀子报”，以及各种“僵尸戏”(“僵尸开店”、“红毛僵尸”、“活僵尸”、“僵尸复仇记”等)和“阿飞戏”(“阿飞总司令”、“阿飞制造厂”、“阿飞展览会”，“阿飞轰炸机”、“男女小阿飞”、“小阿飞”等)。“僵尸戏”曾有四个剧种十一个剧团先后上演，“阿飞戏”也有三个剧种六个剧团上演，对成千上万的观众散布了不良的影响。 + +　　观众们对上述的不良现象，纷纷向文化主管部门和有关剧团提出责难与抗议。他们认为“杀子报”是宣扬淫毒凶杀，“僵尸戏”是散布迷信思想恐吓人民，“阿飞戏”也缺乏社会教育意义。特别是其中还有不少侮辱劳动人民和国家干部的情节和色情庸俗的内容，更是令人不能容忍。这些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 +　　这类坏戏，在目前的上演剧目中，虽然不是占主要地位，但也确实是当前上海戏曲界的一股歪风。这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在戏曲艺术领域中的反映。如果任其滋长下去，不仅会严重影响我们的戏曲事业的健康发展，而且对人民的精神生活，对社会风气，造成严重的毒害。 上演这类坏戏的剧团，并不都是缺乏一定的政治认识和艺术水平的。大多数人员是愿意接受党的领导，要求进步的。只是因为极少数人，制造种种谬论来为上演坏戏作借口，使大多数人受其迷惑而盲从演出。他们说，上演这些戏是为了“打破清规戒律”，是为了“发扬民族戏曲传统”。清规戒律是不是要打破呢?当然应该，因为清规戒律是戏曲工作发展中的障碍。但打破清规戒律不等于取消衡量剧目好坏的标准。如果借口反对清规戒律而把衡量剧目好坏的标准一齐反对掉，那就是反对戏曲的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我们是不是不要发扬戏曲艺术传统了呢?党总是教育文艺工作者要继承传统，批判地虚心地向传统学习。“僵尸戏”、“杀子报”是不是传统呢?那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传统”，那是糟粕。它和我们所要继承发扬的民族戏曲的优良传统绝无相同之处。正是这些糟粕破坏了人民的思想、道德标准和爱美的观念，破坏了艺术规律。这些都是应该加以否定、扬弃的东西。还有人把竞放毒草的歪风说成是开放禁戏的结果。我们知道，禁戏开放的积极意义在于打破戏曲工作中的清规戒律，从而达到丰富上演剧目，更好地继承民族戏曲遗产，创造民族新戏曲的目的。禁戏开禁并不等于肯定这些被禁的剧目全部都是好戏。开禁以后，这些剧目的上演与否，那些应该加以批判，都应该由戏曲工作者来决定。这样做，不是减轻戏曲工作者的责任；恰恰相反，而是要求戏曲工作者更好地对人民负起责任来。 + +　　又有人说，你说是坏戏，可是为什么有人看呢?有人看，我就有理由上演。问题是为什么要演戏给人看，人们将会从戏里得到些什么?一个爱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正直的艺术工作者，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的演出是为了对人民有益。那么我们就必须反对那种不问演出内容，单纯追求所谓票房价值的恶性商业化的倾向。因此，我们应该以演出好戏来争取更多的观众，而不应该以迎合落后观众的办法来追求所谓票房价值。在追求票房价值的借口下上演内容有毒害的戏，就是对人民不负责；人民就有权加以反对。 + +　　应该指出，“百花齐放”的政策在文艺事业中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效。但至今还有一些文艺工作者对这个政策认识不足甚至错误。例如，在百花齐放之中，出现了毒草，本是极为自然，不足为奇的事。但让毒草出现，并不等于容忍毒草与香花长此和平共处下去。更重要的是，在毒草出现之后，要把毒草化为肥料。要让人们借毒草作教材，学会辨别香花与毒草，知道应该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可见“百花齐放”的政策，事实上包括了艺术领导的方法与方式。因此，我们建议，戏曲界应该有领导有计划地组织对这些坏戏的观摩，并进行广泛的争论，通过观摩与论争来提高广大戏曲工作者的政治与艺术水平，提高对香花与毒草的辨别能力，从而提高戏曲创作与演出的质量，这样才真正贯彻了“百花齐放”的政策。在这些戏里，如果有经过整理后基本上可以变为健康的剧目的，就应该加以积极辅导。 + +　　我们深信，只要提高了辨别能力，分清香臭以后，绝大多数的戏曲工作者一定会更进一步认清自己的方向，更好地为人民的戏曲事业而努力。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7月2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19.txt b/CCRD/1/3/2/00101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0da9ce8cfc26e88e0af2d6985b73bd4b0f6a2f5 --- /dev/null +++ b/CCRD/1/3/2/001019.txt @@ -0,0 +1,23 @@ +# 战斗的号角 + +　　<《大公报》社论> + +　　反右派斗争正以浩大的声势在全国深入开展。许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阴谋活动被揭露，许多阴险毒辣的右派言论被驳得体无完肤。社会主义正气抬头，资本主义邪气下降，这一场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伟大战斗已经在许多地方和许多单位初获胜利。 + +　　但是，初获胜利远远不等于彻底胜利，而且有些地方和有些单位还没有取得初步战果；因此，现在远远不是应当祝捷的时候，而是应当动员更大的兵力、发挥更强的火力、全线合围、勇猛进击的时候。反右派斗争是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 + +　　正当此时，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加整风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决定”。这个决定好像战斗的号角，起了激励士气的重要作用。整风，是为了改进工作，使社会主义事业前进得更快更好。资产阶级右派借党整风的机会向党和社会主义事业进攻，就使整风无法顺利进行。因此，为了维护党的领导，为了保卫社会主义事业，为了给顺利整风创造条件，就必须彻底粉碎右派的进攻。正如人民日报“七一”社论所说：“在猖狂进攻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之后，整风就可以顺利进行了。”而且，经过复杂深刻的反右派斗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觉悟一定大大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思想中一定扎得更深，整风运动的质量就会更高，成效就会更大。因此，国务院的决定是有重大意义的，全国机关工作人员必将以战士服从统帅号令的精神，遵照国务院的指示，更勇敢、更坚决地投入反右派斗争。 + +　　目前中央机关反右派斗争已在各行各业胜利开展，十七万五千人参加斗争，痛击右派，锻炼自己。各地国家机关的反右派斗争也在着着进展，步步深入。绝大多数机关工作人员都懂得宪法赋予自己的神圣职责，“必须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从宪法和法律，努力为人民服务”；因而都有决心同千方百计破坏人民民主制度的资产阶级右派划清界线，坚决斗争。这正是反右派斗争在若干单位初获胜利的原因。 + +　　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队伍中，并不是所有的人的觉悟程度和认识水平都一致。在任何运动中都有走在前面的人和走在后面的人。国务院发布的决定正是为了使先进者继续迈进，使落后者赶上先进者，从而更加壮大反右派斗争队伍的战斗力。 + +　　把斗争看得很简单，是一种幼稚的表现；因为反右派斗争不是简单的，而是复杂深刻的。资产阶级右派不甘心本阶级退出历史舞台，所以选定时机向无产阶级大举进攻。今天右派尽管阵脚已乱，溃不成军，但是还没有全军复没。他们之中的顽固派并不甘心退出战斗，缴械投降，仍在搜集残部，负嵎顽抗。有些右派阴谋集团还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他们最初只派了一些虾兵蟹将，四出试探，只因出师仓促，被人民擒获。可是有些幕后指挥的大鲨鱼尚未露面，而是惊闻败报，急忙乔装改扮，力图躲过这一关，以便东山再起。这种大鲨鱼甚至混在反右派斗争的队伍中，大叫“反右派”，极尽鱼目混珠之能事。因此，反右派的队伍必须提高警觉，加强戒备，闻胜不骄，步步为营，既不放松虾兵蟹将，更不准一条大鲨鱼漏网。须知既然称得起大鲨鱼，必有一定的道行，也就是说，他们具有向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的经验，是不简单的，是忽视不得的。轻敌必败，古有明训。 + +　　至于温情主义，则是一种右倾思想的表现。右派的宗旨是推翻六亿人民的核心中国共产党，是砍倒我们子孙万代身家性命所寄的社会主义大树。对右派温情，就是对人民残忍。当年高尔基在列宁被反革命刺伤之后曾深有此感，我们要接受这个历史教训。特别是在斗争深入而激烈地展开之后，右派分子还会用各种办法来麻痹，欺骗我们，更不可不严加防备。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决定最后胜利的一战，可以回忆民主革命决胜时的往事。那时国民党集团已经兵败如山倒，可是仍然有人出来力图挽救他们。在那种情况下，新华社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中曾讲过一个希腊故事：农民怜悯一条冻僵了的蛇，把它放在怀里；等到蛇暖过气来，就把农民咬死。当时中国人民不做那个善良而不智的农民，才取得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今天我们只有不怜悯右派毒蛇，才能保证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的彻底胜利。 + +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为人民服务为天职，在反右派斗争中站在人民的前列，必须在这场斗争中执行国务院的指示：“站稳立场，明辨是非，彻底揭发和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一切言论和行动，从而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觉悟，认真地克服缺点，改进工作，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获得进一步的胜利。” + +　　战斗的号角嘹亮地吹响了。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同志们，更勇敢、更坚决地投入战斗吧! + +　　 ----《活页文选》第36号，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57年8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22.txt b/CCRD/1/3/2/00102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9d87a7adeda073d7fdc3fddd98d01c9023ee1f1 --- /dev/null +++ b/CCRD/1/3/2/001022.txt @@ -0,0 +1,29 @@ +# 反右派斗争是对于每个党员的重大考验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反右派斗争正在向全国各阶层、各地方发展。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是不能巩固的；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不能胜利，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 +　　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涉及到全国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要过社会主义这一关。中国共产党是这一次革命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每一个党员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什么态度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上的考验，每一个党员也要过社会主义这一关。 + +　　有一些好心的同志似乎认为右派分子只有党外才有，只有在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没有经过改造的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才有，而在共产党内部是不会有的。可是这个看法不符合事实。各地在反右派斗争中已经揭发出许多党内的右派分子了。 + +　　难道我们共产党不是最彻底的左派吗？是的，共产党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力量，是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可靠的支柱，共产党人当然都应该是左派。事实上，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党员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在历次革命斗争中领导群众向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势力英勇搏斗，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也同广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一起，向资产阶级右派作坚决的斗争。但是不能否认，也有一部分党员的立场却并不是明确的坚定的，他们在这样严重的斗争中认识模糊，态度软弱；还有极少数的人虽然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实际上却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当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他们成了可耻的内应。 + +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 + +　　党不是独立在社会之外的。党虽然经常注意严格地挑选党员和教育党员，但是究竟不能完全防止一些不可靠的分子混入党内，也不能完全防止一些党员的堕落变质。当革命的形势、任务、性质发生变化，各种社会力量重新改组的时候，这种变化，这种改组，必然也会反映到党内来。 + +　　有少数人参加党实际上并不是为了革命的利益，这些人在他们个人的利益同革命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就会背叛党；有少数人只同意党的一部分纲领，而并不同意党的整个纲领，在党实现那些他们所不同意的纲领的时候，他们就会背叛党；还有少数人在革命斗争的长时期中，不能始终一贯地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不能始终一贯地保持坚强的革命意志，他们受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经不起大风大浪，在斗争的紧要关头就会背叛党。这样的情形，在党的各个革命时期都曾经出现过。在１９２７年革命失败以后，曾经有许多党员背叛党或者离开党，并且出现过象陈独秀、张国焘这样的人所共知的叛徒。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斗争中，也曾有不少党员丧失立场，站在地主方面反对农民，因而被开除出党。社会主义革命是一次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深刻得多困难得多的革命。因此，一些抱着个人打算入党的党员，一些只能参加民主革命的党员，一些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丧失革命意志的党员，在这次革命斗争中离开党的队伍是毫不奇怪的。而且，这对于我们党的队伍的巩固和纯洁，还有很大的利益。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那些动摇分子不愿意继续干下去了，退党了，大多数坚定的党员更好团结奋斗，为什么不好呢？” + +　　问题的困难倒是在于，党内的许多右派分子并不声明自己的右派立场，并不声明要求退出党的队伍。他们的资产阶级右派面目，在通常的情况下不容易被彻底发觉，就好象鱼沉在水底一样。这一次，资产阶级右派借口帮助党整风，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发起了猖狂的进攻。这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的一次恶战，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一次恶战。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暴中，人们的立场比较鲜明了。党内的右派分子，这才把真面目表露出来了。他们在整风运动中，利用党的生活和国家生活中个别的、局部的缺点、错误，同党外右派联成一气，向党实行了内外夹攻。 + +　　很明显，我们必须用严肃的态度来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和右派分子严格划清界限，并且向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可是现在还有少数人觉得对党内的右派分子似乎可以宽容些，不必要象对党外右派一样地给以反击，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对党外右派不能有温情主义，对党内的右派分子同样不能有温情主义。谁都知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夺取。如果党的核心瓦解了，无产阶级领导权丧失了，堡垒就可以不攻自破了。为了使党的肌体不被右派分子腐蚀，为了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纯洁，必须对党内外的右派分子“一视同仁”地展开斗争。 + +　　对党外右派分子的反击，不应当采取简单急躁的方法，同样，对于党内右派分子，也不应当简单急躁。孤立右派分子最有效的方法，是充分揭露事实，进行说理批判。在对党内右派的斗争中，真正的右派分子决不可温情放过，但也决不可把不是右派分子的人划入右派。 + +　　这次反右派的斗争对于我们全党是一次生动的阶级教育。真金不怕火炼，这次斗争是冶炼真金的大熔炉。党内的右派分子只占极少数，在许多单位的党组织内，甚至一个右派分子也没有。但是在种种问题上表现不同程度的右倾思想、右倾情绪，一有风吹草动就摇摆不定，在党内就远不是极少数人的事了。各色各样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许多党组织内还有相当市场。因此，每一个党员都应该通过这次斗争进行检查，纠正错误观点，提高革命觉悟，使我们的党的思想、政治水平大大地提高一步。 + +　　共产党员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立场，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一定要克服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永远保持朝气，永远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否则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凡是愿意献身于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共产主义者，一定要在反右派斗争中，坚决地服从党的领导，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通过这一次全民性的大辩论，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取得根本的胜利。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2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24.txt b/CCRD/1/3/2/00102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b7592073735760866f0b4981c98ca9f824cadd4 --- /dev/null +++ b/CCRD/1/3/2/001024.txt @@ -0,0 +1,21 @@ +# 把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扩展到祖国的各方面去 + +　　<《大公报》社论> + +　　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正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剧烈斗争和变化中，我们都会异常深刻地感觉到、体会到这一点。 + +　　我们还记得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那时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纠正了对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右倾保守思想，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改造相继掀起了高朝。成千成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起来了，城市里的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人员敲锣打鼓、张灯结彩迎接企业的合营和合作化。崭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和制度在全国范围里建立起来。经过了半年多的时间，我们已经在这个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家里，基本上解决了由私有制向公有制过渡的问题。在这个巨大胜利的基础上，一年多以来，我们对全国经济事业展开了全面的改组和改革工作，展开了大规模的生产和建设工作。在这些方面，我们也获得了虽然是初步的、但却是历史上空前的、而且是反动统治时代无法想像的伟大成就。 + +　　经济战线上的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了，思想战线上的很多问题却没有解决。无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思想，和与之完全对立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着多方面的、很复杂也很深刻的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国家里还有着很大的阵地。我国的资产阶级分子在工商界和政治界有一定的地位，他们还在逐步改造的过程中。我国有受过资产阶级教育、接受过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几百万知识分子，他们之中一小部分改造得比较好，一小部分不接受甚至反对社会主义，大部分则处于中间状态。我国曾经是小资产阶级的大王国，而小资产阶级思想是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我们还不能忘掉，资产阶级思想是历史上长期遗留下来的，它和广大人民的旧的生活习惯、旧的意识和感情密切联系，它的影响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同时，它又是和某些封建思想、帝国主义思想的残余相结合的。因此，向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攻克它的阵地、消除它的影响，是很艰巨也是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工作。 + +　　既然思想战线上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既然资产阶级思想还有相当大的阵地和影响，它就必然要和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生矛盾。同时，它也必然要反映为政治路线和方向的斗争。一年多以来，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城市和乡村不断冲击和影响社会主义事业，它曾经在某些方面、某些问题上影响到合作组织、合营企业的健全和巩固，也曾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影响到农业生产以至工业生产，影响到社会主义工农联盟和城乡结合的发展和巩固，它也影响到社会主义经济的分配，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造成了国家在掌握和供应粮食上的若干困难。到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出、党的整风开始以后，资产阶级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矛盾就更加剧烈、更加尖锐，而且表面化了。坚决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的资产阶级右派乘此发动了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攻，企图影响中间分子，夺取人民政权，掌握领导，把国家引上资本主义的反动道路。在反右派斗争中，大家清楚地看到：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存在着两条路线和两种思想间的、你死我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 +　　一年多以来的事实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巩固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经济基础，一个方面是上层建筑。从经济基础来说，所有制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才能使这新生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更加巩固和完善，才能使我们整个国民经济逐步转移到现代技术的轨道上去。从上层建筑来说，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目前我们进行的反右派斗争就是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我们能够很快地建立起崭新的、健全的、完善的上层建筑，它不但能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并且将形成极大的力量推动基础前进；如果我们不能建立起健全和完善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如果我们不能在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取得彻底胜利，那么不但会影响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度，而且甚至有断送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危险。这是一年多以来、特别是近三个月来我国发生的许多事实给我们的一个深刻教训。同样的，我们也可以从一些兄弟国家的历史事件中吸取和领会到这个教训。 + +　　为了巩固社会主义事业，不但要巩固所有制、巩固经济基础，而且要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要在目前这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取得全胜。这就是说，一方面，要把我们目前中央和省市一级机关中、高等学校中、文化科学界中、民主党派中、工商界中进行的反右派斗争坚持下去，直到彻底胜利；另一方面，又要把这个兴社会主义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扩展到各行各业、各个社会阶层、各种企业组织以至我们祖国的每一个角落中去。自然，在不同的方面，思想斗争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例如在农村中就不一定采取目前机关和大学中所用的反右派斗争的方式，而可以采取进行社会主义的大辩论的方式，就社会主义思想与非社会主义思想斗争集中表现的若干主要问题进行讨论和批判。我们深信，通过了这样的全民的讨论，通过对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空前广泛、深入、系统的批判，通过全面的、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通过对党和政府干部作风的整顿，我们国家的面目将要焕然一新，我们的生产建设事业将要以极大的速度向前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将要无比地巩固和强大起来。 + +　　事实已经很深刻地教育了我们：对于那些屡戒不改的、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的右派分子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坏分子，不能采取容忍和姑息的态度；对于反动的、危害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不能采取调和或混淆是非的态度。如果采取这样的态度，那么我们就要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关头犯大错误。“对己要和”的话，是指应当以极大的热情、耐心和韧性来对待和解决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民内部的问题，是指进行充分的说服、教育和帮助来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认识。但是对这句话决不应理解为，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中，或在社会主义的时代里，迁就和纵容那些反对与破坏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坏分子以及他们的反动思想。如果我们人民对他们采取温情姑息、迁就纵容的态度，那么，不但不能辨别大是大非、而且总有一天会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重大损失和危害。 + +　　我们面临着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政治路线与资本主义政治路线的大争辩、大讨论，这是历史形势给予我们的重大战斗任务。这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思想斗争，将要改变社会面貌，培养社会主义建设力量，巩固社会主义大业。让我们以最大的决心和信心投入战斗吧！在久经锻炼的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广大群众的艰苦斗争，最后胜利终将属于人民，属于社会主义！ + +　　 ----《活页文选》第36号，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57年8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26.txt b/CCRD/1/3/2/00102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893918d890256a891c4d74aff8150dca380ad71 --- /dev/null +++ b/CCRD/1/3/2/001026.txt @@ -0,0 +1,29 @@ +# 驳右派的“糟得很”论 + +　　<《大众日报》社论> + +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恶毒进攻中，有种种毒箭，其中之一，就是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绩。右派分子们说：“社会主义建设搞糟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坏了”；“农业合作化搞乱了，几年也恢复不过来，就象匈牙利一样”；“农业合作化后农民挨饿，妻离子散，是官逼民反”；“粮食统购统销一团糟，不知死了多少好人”；“说统购统销好，是共产党歌功颂德，那有什么好”；“公私合营是大势所趋，并不是那么优越”；“公私合营前商业无问题，现在问题也多了”；“文化教育工作也不如过去了”；“提高工资，就叫物价上涨”；“奴隶社会没有砸死人，封建社会没有砸死人，只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砸死很多人……使历史倒退几千年”；“三反没有成绩可言，肃反的结果是血渍斑斑”。这些叫声，虽并非出自一人之口，亦非自一地发出，但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看，右派分子给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描绘了一幅多么可怕、多么伤心惨目的图画!按照右派分子的说法，八年来，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曾为人民做过半分好事，社会主义没有半点好处，人民群众在受灾受难，幸亏他们出来“仗义执言”，才得露出“一线生机”。有些右派分子们为了使他们这种包藏祸心的“糟得很”论得以畅行无阻，还特地想出了一条诡计：只许谈错误，不许谈成绩。并蛮横地诬蔑人们，谁肯定成绩，谁就是“歌功派”，谁就是“教条主义”。 + +　　但是，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如此巨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如此显著，绝不是几个右派分子的谎言所能抹杀的。这里，我们不来介绍全国的情况，关于这方面，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作了全面的说明，我们只提一提我省几个方面的情况就可以看到右派分子是怎样颠倒黑白别有用心了。 + +　　人们都知道我省工业在全国来说，是稍有基础的，但总的来说，仍然是十分落后的。1949年我省工业产值只占全省工农业总产值的19．3％；不仅比重小，而其主要部分，如青岛的纱厂，淄博的煤矿，都是几十年间帝国主义开办的，是帝国主义剥夺我省资源和人民血汗的机关；现在，我们看一看，到1956年年底统计，全省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加了318．7％，即增加了三倍以上；1956年工业产值已占全省工农业总产值的45．8％。解放前，我省差不多没有什么机器工业，而现在我省则已有了颇具规模的机器厂，已能生产火车头、变压器、龙门刨床、一六一六车床等产品了。同时，有多少交通线以前在地图上只是几条虚线，有的连虚线也没有，而现在却日以继夜地奔驰着火车和汽车了。应该说明，我省并不是重点建设地区，而在工业交通方面的跃进式的发展，就证明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怎样的前进着，这就是铁的事实。右派分子们，并不是不知道这些事实的，但却喋喋不休地说，“社会主义搞糟了”，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坏了”，这不明明白白是别有用心吗? + +　　农业方面，在短短的八年中，全省农民不仅从封建的土地制度下获得了解放，而且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从而使农业产量一年比一年增加。1956年全省粮食总产量是二百九十三亿斤，比战前农业收成较好的1936年增加了36．7％；去年全省范围内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合作化了的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以组织起来的力量，不仅战胜了自然灾害，而且赢得了丰收，粮食产量较1955年增加了二十三亿斤。这也是铁的事实。说“农业合作化搞乱了……，象匈牙利一样”，说“农业合作化不优越”，难道粮食产量的大大增加，是农民不满农业合作化向天祈祷而得到的吗? + +　　解放以前，农民一年耕种所得，很大部分要交给地主和高利贷者，正常年景，粮食是秋贱春贵，农民不得不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日子，遇到灾荒就是“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真是不知被国民党和地主逼死了多少好人；解放以后，特别是实行统购统销后，几年来粮价稳如泰山，人民生活得到了可靠的保障，而右派分子为什么硬要说“粮食统购统销一团糟”、“不知死了多少好人呢”?难道让地主、富农继续盘剥，让粮商继续囤积居奇，才是“好得很”吗?右派分子们，你们的心肠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 +　　全省私营企业公私合营后，产值和营业额大大增加了。1956年全省合营工业比这些企业合营前的1955年，产值增加了42．9％；据济南、青岛等十三个城市统计，合营商业的营业额今年1至5月份较去年同期增加了40．6％。右派分子们，你们虽有偷天换日的本领，这个成绩，也不是你们能够抹杀得了的。 + +　　右派分子们对文化教育工作的歪曲，更是不值一驳的。1956年年底，全省有中等学校四百二十六处，比1949年增加了三百二十六处；1956年在校中学生比1949年增加了二十二万人，1956年年底全省在校小学生有五百零二万人，比1949年增加了三百三十九万人。至于高等学校，更不是解放前所能够比拟的。右派分子们说“文化教育工作不如过去了”，有什么事实根据呢? + +　　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也大大改善了。全省社会商品零售额，1956年比1949年增加了324．31％。也就是说，增加了三倍以上。农民的生活怎样了呢?我省是人口多、土地少的省份，粮食产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现在比起过去，农民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全省1956年农村购买力比1949年增长了241．62％，每个农民的具体平均购买力增长情况是：1949年全年每人购买力只十一元九角，到1956年则是四十元七角。工厂企业职工工资，1956年比1949年增加了84．2％。右派分子说“农民收入减少了”，说“农业合作化后农民挨饿，妻离子散，官逼民反”，说“职工生活下降了”，你们说的是什么“工人”和“农民”呢?是的，在我们国家里，有一些人的生活是下降了，就是被打倒了的地主、富农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就是过去对工人、农民敲骨吸髓的统治者，也许右派分子中就有这一种人。因此，右派分子究竟代表什么人说话，还不是很明白的吗? + +　　我省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当然不只这些，但只这一些，就足以证明右派分子的“糟得很”论，只不过是他们故意颠倒是非向党进攻的一种手法罢了。应当特别提出的是，上述数字，还只是我们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成就的量的方面，即通过这些数字，我们还会看到我们成就的本质方面。因为，这些数字至少说明了：(一)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努力，在打倒三大敌人的基础上，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胜利，把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起来，几千年来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从根本上消灭了，全国人民正在继续乘风破浪地沿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前进。这就是一个根本的成果，是关系到我们子孙万代的利益的。(二)劳动人民的地位起了根本的变化。过去劳动人民是奴隶，是被统治、被剥削的，现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了。这也是一个根本性的胜利，是党领导我国人民几十年斗争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三)广大人民的生活改善了。过去，少数剥削者在“九天之上”，劳动人民在“九地之下”，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现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是大大改善了，劳动人民享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了。剥削制度的消灭，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劳动者已经是在为自己的生活而劳动，已经能自己来处理自己的劳动成果。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性质的成就。右派分子们，你们说这一切都“糟得很”，人们就洞悉你们的目的何在了。 + +　　右派分子为什么要把我国六亿人民斗争的成果说得“一团糟”呢?原来右派分子所要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不是新中国而是旧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在旧中国，他们是站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已经不能那样为所欲为了。资本主义道路的破灭，对他们是“镂心之痛”，社会主义的胜利，对他们也就“恨之入骨”了。因此，社会主义建设一日千里地前进，在他们看来，就不能不是“糟得很”了。于是他们就把这些成绩贬到十八层地狱，说社会主义糟糕透顶，共产党到处是错误，新中国漆黑一团，阴森可怕，企图借此煽动人民起来，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起来反对社会主义，从而恢复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万岁万万岁。右派分子的阴谋诡计就在这里，就是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来一个“倒算”，把我们拖回资本主义，由他们当权，让他们回到“九天之上”的位子上。 + +　　为了实现他们的阴谋，右派分子采取了最恶毒的手段，他们或者抓住我们工作中的一点缺点、错误，加以扩大渲染，或者捏造事实、无中生有，总之是极尽了颠倒黑白的能事。 + +　　但是，社会主义“好得很”，这是整个全国人民的结论，右派分子是不能一手遮尽天下人的耳目的。广大人民同右派分子相反，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每一成就，都为之高兴，为之欢呼！当然，我们也承认，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工作中是有缺点的、有错误的，这主要是因为社会主义是新的事业，我们还缺乏经验，我们干部的思想作风方面，也还有一些缺点，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决定开展整风运动。我们相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下，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是能够克服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事业是一定能够更顺利前进的。 + +　　 ----来源：《我们同右派分子的根本分歧》，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济南。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27.txt b/CCRD/1/3/2/00102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9ea2006fba49aac6ad5b4174a64cdd8959f0bc8 --- /dev/null +++ b/CCRD/1/3/2/001027.txt @@ -0,0 +1,19 @@ +# 工艺美术的方向问题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会议闭幕了。这次会议有二十七个盛市、自治区、十三个民族、一百零六个自然行业的艺人代表参加，它是全国工艺美术优秀艺人的大会师。在这次会议中，代表们诉说了旧社会的痛苦和对新社会的热爱，交流了技艺经验，讨论了工艺美术生产事业的发展方向。通过这次会议，工艺美术的方向问题在手工艺人的心中更加明确了。 + +　　我国的工艺美术历史悠久，丰富多采，有它自己的特殊风格，代表着我国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它们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虽然一度衰落，但是，在全国解放以后，由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和关怀，已经迅速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同我国广大手工业者一样，绝大部分的手工艺人逐渐组织起来，走了合作化的道路。合作化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已从各方面显示出来。１９５６年工艺美术品的总产值（专业部分），比１９５２年增长了近一倍半。有些产品已超过了历史上最高产量和技艺水平，同时花色品种已有增加，质量也有所提高。很多流散在外的艺人归了队，不少失传的名产品得到了新生。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艺人们的生活有了改善，思想觉悟和政治地位都提高了。各地对技艺高超的老艺人，一般地都作出了适当安排，使他们能够安心地从事创作和传授艺徒。不少艺人公开了自己的秘方和绝技，积极分子和先进生产者不断出现。 + +　　我们把工艺美术看作是一份宝贵的民族遗产，我们要珍视它，保护它，继承它。当然，这份遗产中有很多是精华，也有少数是糟粕，必须进行科学的研究，去芜存菁，逐步加以整理和提高。“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在这个方向上，工艺美术工作者应该努力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密切联系生产实践和艺人群众，指导和协助艺人们改进自己的工作。 + +　　手工艺人们有丰富的艺术创作和生产实践经验；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缺乏现代科学知识，有些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工艺美术工作者虽然有一定的文化理论水平，但对中国传统的东西接触不多，研究不够，也有某些局限性。因此，我们应该鼓励和加强工艺美术工作者和艺人们的团结互助，以便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有关的科学研究机构，也应该和工艺美术生产企业密切配合，给予必要的支持。有些人对我国传统的民间工艺美术，采取轻视甚至否定的态度，这是错误的。我们只有在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结合现实生活的要求，吸取外国的长处，才能创造出富有民族色彩的新的艺术风格，使我国的工艺美术事业有一个新的跃进。 + +　　目前，工艺美术品的生产虽然有了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但是仍然不能适应国内外市场日益增长的需要。因此，产销双方必须密切结合，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要，分行业作出长期规划，大力发展生产，争取在短时期内扭转供不应求的情况。这样做，既可以扩大社会劳动就业，增加人民收入，又可以为国家换取更多的外汇，支援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 + +　　发展工艺美术品的生产，不仅有需要，而且也有可能。因为我国从事工艺美术生产的艺人，专业的近八十万人，加上广大农村的兼业人员，为数更多，技术力量和劳动力是充足的。工艺美术品大都用双手进行精工细作，需要的投资不多。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种有利条件。目前有的产品花色比较陈旧，造型不够美观，有的产品价格较高，质量不能令人满意。有些出口的产品经营环节过多，增大费用，影响生产和销售。所有这些缺点，应该积极地加以克服。 + +　　广大人民需要更多价廉物美的工艺美术品，而手工艺人也要求全国人民更多的支持。我们希望，经过这次代表会议，全国工艺美术艺人的积极性可以得到更大的发挥，从而把我国的工艺美术推向新的繁荣阶段。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2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28.txt b/CCRD/1/3/2/00102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249c5cad6a870a5462d45b13694f692ca27268c --- /dev/null +++ b/CCRD/1/3/2/001028.txt @@ -0,0 +1,23 @@ +# 全国青年积极行动起来参加全民性的社会主义大辩论 + +　　<《中国青年报》社论> + +　　反右派斗争正向全国各界、各阶层、各中小城市和农村发展，一场全民性的社会主义大辩论就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 + +　　这是个崭新的形势，这次斗争已经越出整风的范围，这场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是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 + +　　去年，我们敲锣打鼓地庆祝了农业、手工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的基本完成，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然而这主要是从解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上说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还必定包括解决社会主义思想“所有制”的问题。现在这问题解决得怎么样?在许多人的思想中，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并未决一胜负。也就是说，在政治思想上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未解决。在许多根本问题上，如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合作化、统购统销，要不要肃反，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对不对等等，都还有许多问号，有社会主义的和反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两种完全对立的意见和解释。人数不多的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了“大鸣大放”的机会，就在这些问题上向党向工人阶级展开了进攻，利用那些动摇犹豫的人们的弱点，拼命向他们散布毒素，企图在上述的根本问题上打开缺口，最后颠复人民民主政权。一切忠于社会主义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忍无可忍地起来和右派分子抗辩，许多地方右派分子已被驳得体无完肤，可是不少人至今还是心有不甘，而许多地方的右派活动还很猖狂，他们的谬论还在迷惑一些人，于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大规模的说理斗争就这样开始了。这次斗争不仅将彻底粉碎右派分子的阴谋，而且将清除许多人的资产阶级思想，奠定社会主义思想基础，在意识形态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 + +　　人们的思想意识落后于经济基础的改变，如果我们不坚决地和人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展开斗争，听任其自由泛滥，必然会使国家各方面的工作，如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艺术、科学、教育、新闻出版事业导致变质，改变方向，必然和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发生冲突。因此只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且不在这条战线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是不能巩固的。去年的匈牙利事件就是一个教训。 + +　　这次斗争对我们青年来说，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右派分子开始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首先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妄想青年上街闹起来。当然他们的算盘是打错了。象谭天荣、林希翎这样的右派分子，在青年中毕竟是极少数。然而在相当多的青年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右派分子散播的资产阶级思想，并不是没有市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平均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在一些青年中还有程度不同的影响。一些青年曾经在初期迷失了方向，就是这个缘故。因此，通过这次与右派分子的斗争，可以大大提高我们青年的政治觉悟，灭资本主义思想，兴社会主义思想，使我们在生活道路上走上正确的方向，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不致走入资本主义死胡同。 + +　　现在这场斗争还仅仅开始。在高等学校里，反右派斗争的第一阶段即将结束，在暑假以后仍然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巩固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在中等学校中，教师中的反右派斗争已在开展，中等学校的青年教师们要坚决地参加斗争，彻底揭发教师中的右派，不许他们继续毒害学生的心灵，并且要改进中学的政治课，用反右派斗争的事实对中学生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机关中的反右派斗争刚刚开始。我们的国家机关是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指挥部和参谋部，不彻底揭发右派分子和清除他们的影响，将使国家各方面工作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每个机关青年要响应国务院的号召，积极参加这个斗争。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要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大辩论，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 + +　　在青年团干部中，资产阶级右派也有他们的代言人，刘宾雁便是一个。他们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一起向党进攻，并且特别利用他们的职权，在青年中放毒，腐蚀青年，瓦解青年团的战斗力，对这类右派分子，不能有丝毫温情，必须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纯洁青年团的队伍。各地团委同时还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动员各级青年团组织和广大团员、青年投入反右派的战斗。 + +　　1957年的春天是不平常的春天，这一年更是不平常的一年。对于我们的国家，我们将彻底的粉碎右派分子的进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从而使我们的国家更加巩固。对我们每个青年，这一年也将是我们生命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每个人的思想将受到社会主义的洗礼，清除肮脏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斗争中锻炼成钢——真正的社会主义战士。 + +　　全国各界青年积极行动起来，参加反右派斗争! + +　　 ----来源：　《反右派斗争学习材料》，共青团长春市委宣传部编印，1957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31.txt b/CCRD/1/3/2/00103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c6c62f792b663700b386d9e97e277ff0126bd46 --- /dev/null +++ b/CCRD/1/3/2/001031.txt @@ -0,0 +1,23 @@ +# 上海作家们进一步深入展开反右派斗争! + +　　<《文汇报》社论> + +　　上海文学艺术界在近来一段不平凡的时间中，确实经历了一场不平常的战斗和不平常的锻炼。右派分子是很懂得文学艺术这一项斗争的武器的，他们正是妄图把文艺掌握到自己的手里来，就假借了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等的名义，企图取消党对文艺的领导，企图改变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企图改变社会主义的道路。 + +　　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在最近一个月来连续举行了多次反右派斗争的座谈会，对上海文学界的右派分子许杰、徐中玉、孙大雨、施蛰存、徐仲年、鲁莽……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言行，进行了无情的揭发和说理斗争，剥下了他们的皮，显出了他们的原形。这些右派分子原来都是有着历史根源的老右派。有的本来就是国民党反动王朝的“显要人物”，如徐仲年、鲁莽之流一直是国民党文化特务头子张道藩、潘公展手下的“大将”，恶行累累的打手，一贯仇视共产党所领导的进步文艺运动。有的是一贯反对共产党，老早就为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所谓“最高国策”服务了，如许杰、徐中玉远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蒋介石、孙科、张道藩的传声筒，为反动的“文艺纲领”作阐释，来迷惑和欺骗群众，达到反共的目的。至于第三种人施蛰存更是刻骨仇恨共产党的历史上的老右派了。解放后这些年来，党和人民不究既往，给他们工作，给他们地位，但他们并不满足，这不是什么别的，而是他们要走的是一条反动的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就当然会使他们感到几年来有着“无限的苦闷”，感情上始终格格不入。他们在口头上也喊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骨子里是刻骨的仇恨共产党，仇恨社会主义。当他们看到“时机来了”的时候，本性就露了出来，借着“帮助党整风”的名义，大放其火，把一切最恶毒的诬蔑都横加在共产党的身上了，把新社会说成是“漆黑一团”、“暗无天日”，一切都搞糟了，一切都“今不如昔”了，以致要高唱封建王朝的“堂鼓归来”，为资产阶级右派的肮葬的灵魂来个起死回生。当然，这些人中也有唱惯了两面派的，扮作一副“进步作家”的面貌，大量的抄引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语录，为伪装进步的装璜；即使在放射毒箭的同时，也还要在文章的开首写上“我热爱共产党”，“×十年来我一贯靠拢党”云云，接下来的是“一切错误的根源都来自党中央”，“三害的老根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教条主义的根源是来自文艺领导思想，是来自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文艺有特殊性，党不能领导文艺，”……等等恶毒的暗箭一一出笼了。 + +　　（这些人经过作家们的剥露，什么“进步教授”、“进步作家”原来是反共专家，是文抄公，是不学无术的骗子，而这些人偏偏还恬不知耻的喊叫“内行作主、学术第一”。他们是什么“内行”，原来是抄书内行，反共内 行；他们是什么“学术”，原来是骗术，诈术。） + +　　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在共产党内出现了经不起考验，夹失了立场的党员，作了右派分子在共产党内的内应。党员作家王若望就是最突出的一个。就从王若望鸣放以来的言行看来，哪里还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哪里还有一点工人阶级的立场，哪里还有一点社会主义作家的灵魂。他恶毒的攻击党的文艺工农兵方向，攻击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攻击老工人对右派言论的反击，攻击积极分子；他为落后的资本家呼吁，他为落后分子撑腰，他和章乃器唱着一个调子；他的言论博得右派分子和落后分子的鼓掌和欢呼，他的言论成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理论武器。就在这一段时期中，这个“党员作家”王若望已经充当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 + +　　在文学领域中展开的这一场反右派的伟大的斗争，应该说还仅仅是一个开始，因为我们斗争的目的不只是要彻底的打垮这一小撮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不只是要彻底摧毁它们的谬论在群众中散布的恶毒影响，还要求进一步的肃清在我们自己人的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特别是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应该通过这一场火热的斗争，受到锻炼，站稳立场，认清大是大非，真正成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的作家。 + +　　这是一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每一个革命的作家应当自觉的参加到这一场决定性的斗争中来，它将严重的考验着每一个作家选择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选择资本主义的道路。在文学艺术的领域中，这场战斗已经开始很久了，它和在政治战线上的斗争一样，已经有一些人提出了他们的修正主义的论点，他们是借口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文艺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名义下进行的。他们是把产生上述这些东西的根源都归结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归结到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这就是非常鲜明的借着反教条主义的手段来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反对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就以本报六月三日所刊载的一篇题为“反对曲解毛主席对文艺问题的讲话”的文章，正是把“讲话”说成一切教条主义的根源所在，作者却以“反对曲解”来达到曲解和污蔑“讲话”的目的。毫无疑问，这是应该展开一次大辩论的，我们不能容忍这种修正主义的言论占领市场，我们不能容忍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恶毒的进攻。每一个社会主义的作家应该参加这一场大辩论，驳斥这些企图在文学艺术这条战线上篡夺党的领导权，改变社会主义路线的谬论。 + +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中，上海绝大多数的作家投入了斗争，但也有极少数的作家还采取旁观的态度，对这场斗争不是那么热心，甚至有个别的作家对自己周围发生的这样一场恶战，居然无动于衷，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那么安闲的吟风弄月，真个在为艺术而艺术了。任何一个对社会主义事业缺乏责任感的作家，是不可能成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是和这个光荣的称号不相称的。我们认为这一场斗争是对我们每一个作家究竟能不能过社会主义的关的一次严重的考验。） + +　　斗争正在继续深入开展，不仅不容许对斗争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同样，也不容许对斗争采取温情主义的态度和自由主义的态度。抱着温情主义的态度的人，也正是不愿意严肃的割掉埋伏在自己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正是表现对这场斗争缺乏坚决的意志；抱着自由主义态度的人，也正是表现自己对社会主义事业不是那么坚决的热爱。因为这是一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最后谁战胜谁的斗争，在这一场斗争中每一个人都不能不表示出他的态度来，绝不容许任何人回避这场斗争。 + +　　上海的作家们在斗争的开始已经取得了应有的战果，还要求更进一步的深入展开，还要求每一个热爱社会主义的革命作家热情的投入保卫社会主义的斗争，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能够在这一场斗争取得彻底胜利的基础上繁荣前进!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7月3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32.txt b/CCRD/1/3/2/00103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62dab6b616dff825d4eee6b8bb2d1c29e0262ce --- /dev/null +++ b/CCRD/1/3/2/001032.txt @@ -0,0 +1,37 @@ +# 反对文艺队伍中的右倾思想 + +　　<《文艺报》社论> + +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已经公开发表了。这一讲话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一个新的发展。它对我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正起着极其深广的影响。 + +　　毛主席在讲话中提出了鉴别鲜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使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有了共同的基础、共同的言语。在观察文艺现象的时候，也是这样。 + +　　开国以来，我们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在党的领导下，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在领导工作中也存在着许多错误和缺点，有一些错误和缺点的确是严重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还有主观主义表现形态之一的教条主义，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正因为这样，我们进行整风，不仅在党内整风，而且欢迎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在这一个时期内，党员与党外人士对文艺领导工作提出了许许多多的意见，其中大部分是正确的、有益的，对改进工作有极大好处。我们把这些意见看成是大家对党和人民的一种贡献。由于共产党是个群众性的政党，是个勇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政党，它除掉人民的利益之外，别无私利，任何不利于人民的东西，都应该也是能够坚决的抛弃的。因此，任何时候任何正确的、有益的意见都是会受到欢迎的。我们希望大家继续提出批评和建议。 + +　　可是，当党内外同志用积极态度帮助党改进工作的同时，有一部分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家们，却唱出了修正主义的调子。他们把党的领导工作描写成漆黑一团，以便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对这种现象，我们是不能够闭口无言的。 + +　　有人居然替我们描绘出这样一幅图画：据说，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无非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统治，据说我们如今处在一个“强暴和昏迷的时代。”领导是“强暴”的，被领导的文艺队伍是“昏迷”的!又有人硬说由于教条主义的统治，我们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所有作品，都是艺术性不高的，思想性有极大的局限性的，公式化、概念化的。这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据说是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策略性理论”那里。据说，这个“策略性理论”，如果战争时期还有点用处，现在已经过时了。他们埋怨新中国没有培养出象托尔斯泰、鲁迅那样伟大的作家，没有产生出象“战争与和平”、“阿Q正传”那样的伟大作品。没有大演员、大音乐家、大画家等等，也都是由于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结果。有人甚至这样地提出问题：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对整个文艺事业是起了“促进”的作用，还是“促退”的作用呢?总之，他们要找出一切“理由”来取消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 +　　但是，他们的“理由”能够成立吗? + +　　不错，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是确实存在的。但是难道象有人描写的那样，它们占着统治的、支配一切的地位吗?恰恰相反，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思想，是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这些非工人阶级思想完全不相容的。人们只要稍微想一想，自延安整风开始，到这一次整风，党一直是采取严肃的态度，不断地和这些旧社会的恶影响作斗争，难道有这样的教条主义的“统治”者和“支配”者，他们十五年如一日地发动群众起来作斗争，其目的就是取消自己的教条主义的“统治”权和“支配”权?!凭着起码的常识也可以判断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 +　　看一看事实吧。自从开国以来的八个年头里，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究竟干了些什么呢?举其荦荦大者：宣传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进行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评；进行了反胡风的斗争；号召作家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创造新时代的英雄人物；去年和今年又反复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所有这些，是真正起着支配一切的影响的，难道这些都是多余的、不需要的吗？难道都是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吗?难道都是“强暴”和“昏迷”的表现吗?难道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不是起了促进的作用，倒反是“促退”吗? + +　　为了取消党的领导，有人想抹杀文艺工作的成绩，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事实上，我国开国以来八年间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新发展，就它的新的性质和广大规模来说，至少是近百年来历史上任何时代，无论清朝统治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所未曾有过的。文艺队伍扩大了很多；新生力量成批地涌现；文艺作品的读者、观众空前地增加了；它的广大群众性的规模，对群众的革命性的影响，都是过去任何时期所不能梦见的。短短八年来，我们出了多少文艺书籍呢?共二万八千多种，其中初版新书一万八千多种。一本书往往发行几万册、几十万册，甚至上百万册。电影观众，一九五六年一年近十四亿人次。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工农兵群众及其干部的形象，才真正在相当大的规模上，以主人翁的地位、主人翁的姿态在我们的作品中出现，这些，曹雪芹、托尔斯泰那里，固然找不到，即使在鲁迅的时代，也是不多见的。这些，不是事实昭昭，有目共睹的吗?这些，是文艺界实践毛主席的文艺方向的初步结果，不也是大家所公认的吗?怎么能说这个方向或这个方向的某一部分已经过时?是的，我们只有一些优秀的或比较优秀的作品，却没有在八年中间产生一批伟大作品。有人责备我们为什么没有当代的曹雪芹、当代的鲁迅、中国的托尔斯泰，可是，过去历史上要多少年代才能出现一个曹雪芹、一个托尔斯泰、一个鲁迅?党不是在想尽一切办法，为了出现新时代的曹雪芹、托尔斯泰、鲁迅而创造条件吗?只要我们一往直前地实践党的文艺方针，群众对伟大作品的渴望一定是不会落空的。 + +　　说到文艺和群众的结合，这里想附带的谈一下普及和提高的问题。有人认为，毛主席的“策略性理论”过时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以普及为主在战争时期适合的，现在已经不适合了，现在应该“以提高为主”了。理由是群众的生活变化了，欣赏能力提高了。我们不认为这一“修正”是必要的，正确的。这里姑且不去说我国仍有几亿文盲，小学教育还不普及，文化科学水平虽然比过去有所提高，但整体地说来，还是比较低的。而且“提高为主”论者，首先对“普及”两个字，做了庸俗的、机械的了解。他对“普及”两个字，不是从发展的观点去看的；不懂得文艺阅读能力，欣赏能力，只要有高低之分，就有普及的任务。普及的本身，也是变化着的。毛主席说得清清楚楚，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一个水平上，那就没有意义了。我们所说的“普及为主”，并不是要文艺工作者拿群众已经听腻了、看厌了的东西去普及，而是在群众阅读、欣赏能力不断提高、我们的创作水平也跟着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去普及的。昨天用“小放牛”去普及，固然是普及，今天用比“小放牛”较高或高得多的东西，例如用“白毛女”、“董存瑞”去普及，用赵树理的小说去普及，也仍然是普及。普及，就是照顾大多数的意思，普及为主，就是说文学艺术必须是主要地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办事要从六亿人口出发。轻视普及的人们对这一点是听不进去的。 + +　　提出“提高为主”，虽然美其名曰为了满足人民欣赏能力提高的需要，其实不过是拒绝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拒绝创造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无非是要割断新文艺和广大工农兵群众的联系而已! + +　　我们的文艺需要不断地提高，忽视提高的任务是不对的。但是一切把普及与提高对立起来的说法都是错误的。 + +　　在整风中间把整个文艺界说成漆黑一团，把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说成漆黑一团，把我们所有的作品、作家全盘否定，这种种说法如果出自革命作家之口，当然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表现，这种思想虽然是好人的错误，但这种思想却是为图谋在中国恢复资本主义的右派野心家所欢迎的，并且是为台湾蒋介石集团所欢迎的。台湾“联合日报”五月间连续发表了两篇社论，认为我们的整风，是一个“可乘之机”，要在我们的错误和缺点上“火上加油”，从而达到对共产党的“全面整肃和否定”之目的，可以看到：把我们的成绩全盘否定，对政治上的右派野心家来说，对蒋介石来说，那是“正合孤意”的。全盘否定论者、修正主义者，不但是政治上幼稚的表现，而且是政治上不坚定的表现。毛主席告诉我们：“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之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实在是至理名言，千真万确的。 + +　　党能不能领导文艺?有人说“未必”。一来是党不懂文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据说，文艺事业的错误和缺点，就是从这里来的；二来文艺工作者是些自由人，他们不需要什么领导。 + +　　用“不懂文艺”的说法来吓唬党，那是吓唬不倒的。马列主义者懂得：任何事情，通过学习和实践，可以从不懂到懂，从懂得不多到懂得很多。党学会了领导军事，领导政权，领导经济，也能完全学会领导文艺。何况党对文艺并不是陌生的；何况文艺界党员的比例是不算小的；愿意坚决跟党站在一起的作家艺术家更是不少的；何况党的工农兵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完全符合群众的要求，并且是经得起事实的考验的。 + +　　文艺工作者是最富有感情和个性的人，给他们较多的自由和独立思考的余地，那是完全必要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们究竟不能超然物外，生活在真空里。就思想上说，党不去领导，工人阶级不去领导，必然是资产阶级去领导。资产阶级思想会把文艺领导到那里去?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可为殷鉴!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又总是联系在一起的。一定的思想要通过一定的组织步骤去贯彻，只承认思想领导，而完全否定组织领导，那么，所谓思想领导，也就成为架空的东西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有时干涉过多，陷于琐细的行政事务，没有充分照顾到文学艺术的特点，是应该改正的。但是，在我们这个每天影响千千万万群众心灵的文艺工作上，离开了党的领导，让它自生自灭，那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在党强有力的领导之下，我们的文学艺术才能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轨道前进，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 + +　　 来源：《文艺报》一九五七年第十三期，选自《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上册》，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七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33.txt b/CCRD/1/3/2/00103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583e0d6003956008b06956829aca4ff98b4adcd --- /dev/null +++ b/CCRD/1/3/2/001033.txt @@ -0,0 +1,23 @@ +# 必须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 +　　<《北京文艺》社论> + +　　右派分子说党不懂文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纯粹是一派胡言，中国的革命文学和艺术(不论是戏剧、电影、音乐、美术)从“五四”以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以鲁迅先生为首的左翼作家联盟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吗。右派分子为了反对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放出各种谬论。说解放后党是用行政命令方式领导文艺，抹杀了文艺的特点，说党不应领导文艺部门的业务和干部(人事工作)。说这种话的意思也很明确，就是文艺部门不要党的具体领导，文艺工作者不能受党领导，把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变成一种空洞的无人执行的号召。有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反对党的领导的目的，还用两面派的手法，说他们不反对党中央的领导，只反对领导文艺工作的党员负责同志和党的宣传部，并把这些领导文艺坚持党的原则的负责同志，说成是整人的宗派。这种右派分子是卑鄙地用反宗派主义为名的阴谋伎俩，来反对党的领导。右派分子还提出了办不要党领导的“同人刊物”、“同人剧团”，戏曲界右派分子提出开放戏曲自由市场，解散国家剧院。所有这一切谰言的目的，都是象吴祖光一样要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要党下台，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人所皆知，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不能缺少共产党的领导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右派分子反对党的领导是为了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妄想资本主义复辟。 + +　　右派分子是十分仇恨社会主义的，吴祖光等千方百计污蔑、嘲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孙毓椿、考诚、文燕之流则露骨地说“新社会不如旧社会”，今不如昔。他们如丧考妣似的，悲泣剥削制度的灭亡。这种人会歌颂新社会吗?会赞成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吗?当然不，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要现实主义不要社会主义，他们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是要作家不忠实现实，要作家粉饰生活，要作家违背“艺术的良心”。那末他们所要的“现实主义”和“艺术良心”是什么呢?他们把一切受到读者、观众喜爱的描写人民英雄事迹而富有教育意义的作品，都扣上教条主义、公式化和概念化的罪名；他们认为只有描写社会主义社会的“阴暗”、人的“精神的创伤”才是真实，才不违背他们的“艺术良心”。如张明权批评“保卫延安”一书是教条主义，他认为“保卫延安”后半部应该描写人民解放军被优势敌人包围后，就有共产党员带领人民军队投降敌人(张明权在这次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时，叛党投降右派，成了右派分子在党内的代理人)这才算是现实主义的作品，不写人民解放军叛变投敌，就是教条主义。 + +　　（右派分子的立场和良心是很明确的，他们不满社会主义，认为“今不如昔”，他们反对社会主义。） + +　　（由于他们反对社会主义，想为资产阶级服务，就十分反对党的文艺方针，反对为工农兵服务。右派分子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的文艺方针已经过时了。“全国解放以后，形势不同了”，人民“对文学艺术的要求，也就不同于战争岁月，遗憾的是，理论指导思想是守旧的。”说“文学创作上的教条主义，还有其历史原因”(暗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　　右派分子们!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没有过时，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并没有过时，真正过时的是你们自己，因为你们所想要为之服务的剥削阶级已经消灭或正在消灭中。右派为了要为资产阶级服务，又不敢公开提出这种主张(全国解放初期曾有人含蓄地提过)，于是他们想千方百计地反对文艺服从于政治的客观真理，反对“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马列主义的文艺批评观点。他们就“艺术性是政治标准的大前提”，说现在是政治太多了，就是缺艺术，说思想性高的作品都是教条主义。 + +　　右派分子的这一切谬论，使我们看到他们是在宣传资产阶级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反动思想，是反对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他们要为谁服务是不言自明的。反对文艺服从于政治的右派分子，他们的言行本身并没有脱出服从政治的客观规律，他们首先在文艺上敲起了“电影的锣鼓”，唱出了“草木篇”，提出了开放文艺自由市场，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否定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切成就。……文艺界的右派分子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派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急先锋。右派分子正是利用文艺作为武器，服从于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政治。 + +　　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正在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等各个方面展开和深入中，这个斗争是十分复杂的。我们一方面是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批判文艺界的右派；另一方面文艺界的右派分子中有一部分是以进步的面貌掩盖右派的本质的，这种象红萝卜一样外红里白的人，曾经蒙蔽了很多人，到目前还有人对他们认识不清，在和他们作斗争时，还分不清大是大非，还去不掉温情主义。我们必须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反对温情主义，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不胜利不收兵。 + +　　社会主义革命远比民主主义革命深刻得多，这场革命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一切剥削制度，改造旧思想。而那些留恋旧制度、旧思想、旧事物，不愿改造，抗拒改造，甚至阴谋复辟的右派分子，在过了民主革命这一关后，就停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关前，他们不愿过这一关，但历史的车轮已经进入这一关，是跟着历史前进呢?还是想拉回历史的车轮?全国人民反右派斗争的事实，说明右派是无力扭转前进的车轮的，如不彻底悔改，只会被前进的车轮辗碎。 + +　　这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深刻的教育了全国人民，也教育了我们文艺工作者，我们要保卫社会主义，这是革命先烈和千百万革命战士，经过几十年的艰辛斗争，用血汗创造得来的，这里面也有我们革命文艺战士流的血汗。有谁能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有谁给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以广阔发展的前途?只有工人阶级和他的先锋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更繁荣，为劳动人民服务得更好，决不能削弱党的领导，而必须坚持党对我们的领导，更加加强党的领导。 + +　　 来源：《北京文艺》一九五七年八月号，选自《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上册》，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七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37.txt b/CCRD/1/3/2/00103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e0515f0809badcf43faeaf93351e2146650194c --- /dev/null +++ b/CCRD/1/3/2/001037.txt @@ -0,0 +1,19 @@ +# 事实粉碎了谎言——读一九五六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国家统计局发表了关于１９５６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正当反右派斗争转向深入、并向全国各地扩展的时候，国家统计局的这份公报，给了我们一个反击右派分子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和抹煞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有力的武器。它用确凿的数字，全面叙述了１９５６年我国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改造、在发展工业、农业、运输业、邮电事业、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和基本建设以及在改善职工生活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绩。每一个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观察问题的人，都不难通过这份公报认清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究竟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 + +　　１９５６年工业生产的发展，使我国工业产值的增长提前一年，并且超额９．５％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１９５７年的指标。其中电力的产量达到一百六十五点九亿度，原煤的产量达到一亿零五百九十二点二万吨，生铁的产量达到四百七十七点七万吨，钢材的产量达到三百九十二点一万吨，棉布的产量（不包括手工业）达到四十六亿公尺。这些也许都是很枯燥的数字；但是，每一个多少了解一些中国工业发展历史的人，只要不作昧心之言，就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些惊人的数字。它同旧中国的工业水平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１９４１年是解放前我国电力工业产量最高的一年，可是那一年的发电量才五十九点六亿度；１９５６年电力的产量同１９４１年相比，增加了１７９％。１９４２年是解放前我国煤炭工业产量最高的一年，可是那一年的原煤产量才六千多万吨；１９５６年原煤的产量同１９４２年相比，增加了７１．２％。１９４３年是我国钢铁工业产量最高的一年，可是那一年的生铁产量才一百八十万吨左右；钢材的产量才六十八万吨左右；１９５６年生铁的产量同１９４３年相比，增加了１６５．２％，１９５６年钢材的产量同１９４３年相比增加了４７１．５％。１９３６年是我国棉布产量最高的一年，可是那一年的棉布产量也才十六点五亿公尺；１９５６年的棉布产量同１９３６年相比，增加了１７８．９％。特别值得指出的是，１９４９年全国大陆解放的时候，工业生产的水平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已经一落千丈了。例如生铁的产量只剩下二十四点六万吨，煤的产量只剩下三千多万吨。我们在这样微薄的工业基础上奋起直追，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把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水平远远地抛在后面。在这些确凿的材料面前，谁能否认我们建设的成绩是主要的呢！ + +　　右派分子污蔑农业合作化“搞糟了”。事实怎么样呢？事实是去年虽然是农业合作化刚刚基本完成的一年，但是初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已经在战胜自然灾害、争取农业丰收等方面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大家知道，１９５６年农业的自然灾害是多方面的、严重的。许多地区遭受了水灾、台风和旱灾，受灾面积在二亿亩以上。受灾人口约五千多万人。不少农作物，特别是粮食、棉花受到相当大的损失。但是，由于１９５６年全国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由于农田水利的建设，各种先进生产经验和生产措施的推广，大多数主要农作物的产量还是比１９５５年增加了。拿粮食总产量来说，仍比丰收的１９５５年增加了４．４％，提前一年达到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１９５７年的指标。不可能设想，“糟得很”的农村怎么能够在农业生产上表现出这么大的力量？ + +　　有人说：“生活水平提高了的，是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事实又怎么样呢？事实是去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比前年提高了１４％，享受劳动保险的职工人数比前年增加了３０％，享受公费医疗的职工人数比前年增加了１１％。换句话说，去年职工的工资总额比前年增加了大约二十七亿元，享受劳动保险的职工人数达七百四十万人，享受公费医疗的职工人数达六百六十万人。另外，国家投资新建的职工住宅达二千五百万平方公尺。这些数字不正说明广大职工的生活是有保障的，生活水平是有所提高的吗？是不是“工人的生活好了，农民的生活苦了”呢？从公报里也可以看出，农民的收入同样有所增加。去年凡是没有受灾和受灾不大的地区，大约有８０％左右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增加了产量，大约有７５％以上的农户增加了收入。灾区虽然减产或者收成很少，但是经过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生产自救，加上政府的援助，社员生活一般也得到保证。去年商业零售额比１９５５年提高１９％，这也说明人民购买力的巨大增长。 + +　　我们不准备列举公报中所有的数字，来一一驳斥反动谬论。任何正直的人，都可以从１９５６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的结果里，看到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究竟有没有成绩？有多大成绩？试问历史上有哪一个政府能够在一年的时间里做出这么多的事情，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呢？ + +　　当然，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从来不讳言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国家统计局的公报已经概括地指出了１９５６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中的缺点和错误。由于我们的主观认识同客观实际不完全一致，因而在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中就不免发生了一些偏差，这就是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大了一些，职工增加得多了一些，等等。这些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虽然给１９５７年的工作安排，带来了一些困难和不利的影响；但是同巨大的成绩相比，这些缺点和错误毕竟是次要的。右派分子企图抓住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煽动一部分人起来闹事，要“打倒”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他们的这种幻想现在是完全破产了。 + +　　我们反对抹煞成绩，但是从来也不在成绩的面前陶醉；我们反对夸大缺点和错误，但是从来也不讳言缺点和错误，并且坚决纠正工作中的一切缺点和错误。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将在巩固成绩，纠正错误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今年上半年，我国的工人阶级在１９５６年胜利的基础上，又对完成国家计划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加了１０．８％。我们号召全国人民继续努力，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１９５７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用实际行动来回击右派分子的对社会主义的挑战，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向前推进！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8月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38.txt b/CCRD/1/3/2/00103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df986da3478bbe14083e85c9b25efda3b21181a --- /dev/null +++ b/CCRD/1/3/2/001038.txt @@ -0,0 +1,21 @@ +# 民主党派应争取和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 +　　<《光明日报》社论> + +　　在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中，从各民主党派组织内，揭露了一大批右派分子。在各民主党派中，民主同盟揭露的右派分子最多，也很严重，民盟的中央领导机构，有章罗联盟的一大伙，许多省市组织，也被这个联盟的骨干分子为首的小集团所操纵。农工民主党同民盟一模一样。其他民主党派也揭露了一些右派分子。这些右派分子像金头苍蝇一样，他们表面上装作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暗地里却干着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当他们的丑恶面目和政治阴谋被揭穿以后，许多人看了大吃一惊，才认识这般所谓“正人君子”的“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原来是怀着恶心的牛鬼蛇神。不少人看到这些惊心动魄的事实以后，提出这样的问题：民主党派组织内潜伏着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怎么能够取得人民的信任？怎么能够和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呢？ + +　　中国共产党根据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根据我国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建国以后的民主改革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中，他们和共产党合作，帮助做了好事情，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愿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共产党对于愿意致力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采取“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其目的在于团结国内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顺利地迅速地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共产党的愿望，也是共产党的方针。因为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政党，共产党是为我国六亿人民的利益着想，为全体人民事业着想，为动员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强国着想的。 + +　　（当然，“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双方面的事情。光是共产党有此愿望，有此方针，那是不够的；要贯彻这个方针，各民主党派还必须有真诚的愿望，并且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改造自己。当去年共产党提出这个方针以后，在各民主党派的成员中曾经引起各种反应：不少进步的成员对于这个方针，有正确的体会，并愿意努力来贯彻这个方针；有一部分成员在初期曾缺乏明确的了解，甚至有些人还有抵触情绪，经过教育后，纠正了他们的错误认识；可是，民主党派中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认为这一来就“大有可为”，竭力把这个方针往有利于资产阶级反动派方面解释。他们潜伏着的个人政治野心活跃起来了，他们利用民主党派的组织，暗地里进行他们的政治阴谋活动，他们企图阻止民主党派向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使之向右转，转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 +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口头上拥护社会主义，而内心却仇恨社会主义，他们一刻也不忘怀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因此，他们巧妙地曲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说成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长期共存”。他们说：“定息延长二十年”、“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没有区别”、“工人阶级没有什么值得学习”。他们用这些花腔、迷惑私营工商业者，要他们拒绝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把资产阶级原封不动地长期地保存下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否定我国几年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他们说：“缺点是主要的，成绩值不得谈”、“建设工作犯了大错误”，他们想以此来说明社会主义走不通，动摇我国的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把国家引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这样，资产阶级不是可以从地下爬起来，充当国家的领导吗？） + +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们的口头上是拥护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而他们的内心却竭力反对这个制度，千方百计地企图搞垮这个制度。他们是多么希望在我国实行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过着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生活。因此，他们从各方面来攻击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他们说：“你们不行，我来；我们不行，你来。”要搞什么“轮流执政”啊，“二院制”啊，“政治设计院”啊，等等。他们的腔调不一，实际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可是右派分子也知道，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在国家各方面的实际生活中有伟大的力量，是不可能一下搞垮的。这样，右派分子就想先从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工商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中搞垮共产党的领导，再推及政府部门和人民团体，逐步在整个国家生活中，把共产党的领导排出去。这样，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人民民主专政，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而是让资产阶级反动派来领导，实行资本主义，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使我国再陷于半殖民地的被奴役地位。 + +　　我们看，如果右派分子在民主党派中得势，让他们干着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民主党派能够不断前进，真正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民主党派吗？民主党派的成员能够很好地进行自我改造吗？民主党派能够取得全国劳动人民的信任吗？能够和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吗？肯定的说，不能。这不是由某些人或某个党派的主观愿望来决定的，而是由于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条件，由于我国全体劳动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意志和伟大力量来决定的。因此，各民主党派要继续取得人民的信任，在目前，就要坚定不移地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进行到底，要动员一切要求进步的成员起来和右派分子作斗争。这样，就能在斗争中改造政治立场，就能提高政治思想水平，以适应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 + +　　民主党派要争取和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不能容许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民主党派组织内呼风唤雨。只有以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分子为领导的民主党派，才能使民主党派不断的前进，有效地帮助教育所联系的群众。各民主党派的历史事实证明：推动民主党派进步的力量，除了我国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共产党的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外，主要是决定于民主党派内部的进步分子，他们在重大的转折关头，坚决向右派作斗争，团结了中间力量，才把民主党派往前推进。如果让资产阶级反动派利用民主党派的组织，来进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劳动人民是决不会允许的。所以，目前各民主党派进行的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也是一种关系重大的生死存亡的斗争。各民主党派必须努力发展进步力量，团结中间力量，打击和孤立右派分子，堵塞右派分子的藏身洞。 + +　　民主党派要达到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要决心贯彻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这六条标准中，最主要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和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因为中国人民经过近百年的漫长时间，走过迂回曲折的艰苦道路，才找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唯一能使我们国家富强和人民康乐的康庄大道；中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体验，才找到了共产党来领导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使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并在胜利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人民喜欢社会主义，而厌弃资本主义或其他一切的改良主义；人民群众热爱共产党，把共产党作为国家的领导者，而唾弃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这是已经被长期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所以，问题很清楚：谁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效力于社会主义事业，谁就会得到人民的信任和尊重；谁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危害社会主义事业，谁就会碰得头破血流，被人民抛弃到毛坑里。任何党派、集团或个人，都要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经受考验。中国各民主党派的多数成员，是能够经受这种考验的，他们是真诚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愿意遵循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和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诚诚恳恳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那些顽固不化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社会主义前进的大路上不过是一些向隅而泣的可怜虫而已。 + +　　 ----来源：　《反右派斗争专辑之四》，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编印。一九五七年八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39.txt b/CCRD/1/3/2/00103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ea54a2108510a2cb2193cc0543a9b5e628e6bdf --- /dev/null +++ b/CCRD/1/3/2/001039.txt @@ -0,0 +1,21 @@ +# 青年们，记住这堂政治课 + +　　<大众日报社论> + +　　我省高等学校青年学生和全省人民一道，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分子进行了坚决无情的斗争。这是一次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它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大考场，是一堂生动深刻的政治课。在这个大考场、这堂政治课里，我们的阶级立场、政治品质、思想感情、认识水平，都要经历一次最严重的考验，都要受到一次最实际的教育；只要我们认真上好这一课，那是一定会得到锻炼和提高的。 + +　　目前，我省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斗争还要深入发展下去，将要在胜利的基础上获取更大的胜利。在已进行过的斗争、已取得的胜利中，牛鬼蛇神的真面目被揭出来了，有的土崩瓦解，众叛亲离，有的已开始低头认罪；而我们每个人也确实受到了教育，得到了提高。一般的说，实际生活使我们看到了牛鬼蛇神，使我们深刻地懂得了还有和牛鬼蛇神进行斗争的任务，正像陆定一同志所说的那样：“我国还会有长期的阶级斗争，而且这个斗争有时会采取很尖锐的形式，这是肯定了的。”原来存有“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错误思想的人，已经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了。同时，我们从右派分子那里，知道了他们的用心，看清了他们的面貌：原来这些道貌岸然的老爷先生们，不管披着多末美丽的外衣，不管使用多末动听的词藻，但实际上却贩卖着“四不要”的毒药——不要社会主义，不要工人阶级领导，不要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不要联合苏联。资产阶级右派的这个“四不要”的主张，可非同寻常，它要我们亡国，要我们人头落地。我们看清了右派分子的鬼胎和花样，也就学会了辨别牛鬼蛇神的本领。通过斗争也考了考我们自己：立场稳不稳？政治觉悟高不高？思想感情对不对头?……。总之，这一课对我们极有意义，极为宝贵，因此每人都应当好好记住这一课。 + +　　好好上这一堂课，牢牢记住这一课，对于我们青年人来说，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一方面是由于，青年人在生活的路子上仅仅跨了一小步，记住这堂课，会在今后漫长的生活道路上，不再迷失方向；另一方面还由于，右派分子在发动对党和对社会主义猖獗进攻时，特别对于青年学生花费了心机。充当资产阶级右派“主帅”角色的那个章伯钧，就曾在对六教授谈话时作了这样无耻的估计：学生一上街，右派分子一到基层点火，工人职员就会跟着学生闹事，右派就可以出来“收拾残局”。另一个右派分子曾昭抡，也向章伯钧献策说：学生问题“一触即发”。事实证明，右派分子确实在青年学生中搧风放火，或利用学生中的败类到处兴风作浪。中国人民大学的右派分子林希翎，北京大学的右派分子谭天荣，就是突出的典型。在我们山东，青岛山东大学的右派分子有计划的煽动了“闹青岛日报”事件，作为对党进攻的一个步骤；曲阜师范的右派分子聂仲元，就支持和鼓动学生耿秀田提出了对党进攻的所谓“试论中国目前社会之现状及今后之措施(提纲)”。这些怵目惊心的事情，正是右派分子罪行的一部分，我们青年人应当牢记在心头。 + +　　这里特别值得我们青年学生高度警惕的，就是右派分子在拉青年人下水的时候，是煞费心机地施用了各种伎俩的。而这些伎俩，往往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一眼看穿的。从山东来看，右派分子玩弄了哪些伎俩呢?第一，山东师范学院有个右派分子，利用亲戚的关系，供给一个学生钱花，建立接触和感情，进而拉拢这个学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第二，山东医学院的右派分子，抓住学生中要求发给“实习津贴”的问题，山东工学院的右派分子，抓住了学生中要求“改为五年制”的问题，而大加搧风点火，鼓动支持学生闹事。他们企图在闹事中取得领导权，组织学生向党和社会主义攻击。第三，曲阜师范学院右派分子聂仲元，平时给学生耿秀田戴高帽，说耿有“独立思考能力”，值得其他学生学习；同时又通过个别交谈、供给“参考消息”等方式，不断地对耿灌输反动毒素，从思想上和政治上俘虏了他。于是，在大放大鸣中，聂仲元具体指导耿秀田写成了反动文章，向党和社会主义射出了毒箭。第四，山东师范学院语文系的右派分子，打着帮助学生写文章、办刊物的幌子，偷运私货，密谋反党反社会主义。第五，这是比较普遍的，就是右派分子善于抓住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而加以夸大和丑化；他们善于利用青年学生中的某些不健康情绪，而加以鼓动和支持；他们总想把新社会闹得乌烟瘴气，从中骗惑和笼络青年，作为达到他们的政治阴谋的资本。右派分子的这些卑鄙无耻的手段，我们也应当牢记在心头。 + +　　右派分子为什么首先在青年学生身上打主意?这一方面，是由于文化教育部门右派有阵地，所以右派分子便诡计多端、无孔不入地在青年学生身上施展伎俩。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右派分子阴险恶毒地专钻青年学生本身的弱点：青年学生一般的特点是热爱真理，对人热情，有上进心，接受新事物快，这是优点；但由于生活经历不足、缺乏斗争锻炼和考验，所以看问题容易片面、感情容易偏激冲动，而且也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好多人的世界观这个根本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便容易被右派分子所迷惑和欺骗。正因为这样，右派分子便巧妙的伪装成关怀青年人的样子，迎合着青年人的一些心理状态，盗用着“五四精神”、“帮助党整风”、“除三害”、“民主”、“自由”等一套美丽的词句，而鬼鬼祟祟地伸出了魔爪。如果有人一时不慎，就有中毒的危险，就有上当的危险。这也是我们在这次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应当牢牢记住的教训。 + +　　不过，右派分子的毒辣阴谋并没有得逞，而且永远也不会得逞的。牛鬼蛇神可能毒坏了个别身体虚弱的人，但不能毒坏身体健康的人。右派分子煽动学生时，大叫要继承“五四”传统。是的，我们的青年学生的确继承了“五四”光荣传统。但我们所继承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的传统，却不是右派分子所希望的那个以胡适为代表的右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背叛革命的反动“传统”。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青年学生在继工人、农民之后，也向右派分子进行了汹涌澎湃的斗争，而且不达全胜，决不甘休!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除了极个别的害群之马以外，我们大多数学生是在党的领导下，高举起保卫党的领导、保卫社会主义的旗帜，表现了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应有的意志和气魄。而且，很多人在斗争中确立了立场，掌握了武器，为自己的成长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正像山东大学中文系学生史景平所说的：这是她所参加的政治斗争中的最不平凡的一次，“我们应深切地感谢党，在领导这次庄严伟大而非常艺术的斗争中，培养了我们独立思考、识别是非的本领，锻炼了自己的阶级立场。” + +　　当然，在这次大考场中，也有部分青年学生曾经在立场上表现过一度的动摇和政治态度上的混乱。有人曾经支持过右派分子的某些反动言论，有人曾经发表过观点错误的言论，有人曾经为右派分子蒙蔽而为他辩解，有人在反右派斗争中徘徊不定、顾虑重重，等等。这些人暴露了自己的缺点，发生了一些错误；这些人考的不太好，但和右派分子是本质上不相同的。这些人当中，有的已经认识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迅速投入了战斗，并在战斗中改造和锻炼自己，这是很好的。但也有的人，还背着个思想包袱，没有跟上战斗的行列，这就不对了。列宁曾经说过，上帝是允许青年人犯错误的。尚未成熟的年轻人，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而问题在于要抱个正确的态度，这个态度就是毛主席所指示我们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修正了错误，就可以和大家一道携手前进，不修正错误而消极等待，就会犯下新的错误。希望有了些错误的人，要敢于正视错误，敢于修正错误，迅速放下包袱，跟上反右派斗争的行列。只要抱着正确的态度，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地参加斗争，错误是可以修正的，自己是可以锻炼得坚强起来的。 + +　　现在，在学生中的反右派斗争已取得了初步的但是重大的胜利以后，我省各大专院校就要陆续放暑假了，在这个时节，回味一下这一堂政治课，以便记住这一堂政治课，是十分必要的。山东大学同学在离校前，纷纷交谈心得的作法，是值得提倡的。但在交谈中，最好能够联系实际情况，解决一些带有普遍性的思想问题。这些思想问题是什么呢?例如，可以批评轻视政治理论学习的倾向，批判那种以为“马列主义就是教条”的错误论调，树立重视理论学习的自觉性。再如，可以批评脱离政治的倾向，批判那种“学会物理化，什么都不怕”的错误观点，提高大家的政治热情和积极性。还要批评个人主义，批评只顾个人不顾国家的思想；批评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纪律的思想。还可以批评轻视工农劳动群众的思想感情，要下决心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而不要打成两片。这堂政治课，使我们青年学生受到的教育太生动、太深刻、太丰富了。只要我们能够牢牢地记住这些重要的经验教训，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社会主义战士! + +　　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完成了，但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许多人，还没有真正过社会主义的关。陆定一同志说：“社会主义这一关，是人人要过的，但是我们只在经济上过了关，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许多人尚未过关。”我们的青年学生，每人都要好好记住反右派斗争这堂政治课，都应当努力改造和锻炼自己，保证能过社会主义这一关。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42.txt b/CCRD/1/3/2/00104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2dbfac10b2a1614eeece6a22364b73618c1b3bd --- /dev/null +++ b/CCRD/1/3/2/001042.txt @@ -0,0 +1,27 @@ +# 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已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公布。这个决定是安置和改造各种坏分子，维护国家法纪，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秩序的一项重要措施。 + +　　在我们的国家里，社会主义事业正在蓬勃地发展，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社会主义新的道德风尚，得到了高度的发扬，社会秩序出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安定局面。这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极大优越性。但是，我们还没有把所有的坏人都改造好，没有来得及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都扫除尽净。在国内，除了那些残留的、数量已经比过去少得多的应该依法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以外，还有一些坏人。他们不务正业，有流氓、盗窃、诈骗等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并且屡教不改。他们是社会的渣滓，他们浸透了剥削阶级不劳而食的恶习，为非作歹，破坏社会秩序，调戏妇女，诈骗钱财，侵犯人民利益。他们有些是有轻微罪行、可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和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他们也有些是具有劳动能力，但又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的坏分子。还有一种是不服从国家的工作分配，不服从就业转业的安置，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而又不断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坏分子。对于上述几类坏分子，必须实行劳动教养，才有可能予以改造，才能维护国家的法纪，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秩序。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 +　　但是，右派分子为了破坏社会主义的法制，却极力反对我们的政府对于这些坏分子的取缔。右派分子谭惕吾曾经在民革中央座谈会上举了石油工业部的坏分子王裕丰的事件：来攻击我们的司法工作。实际上，王裕丰在解放前是一个伪职员，解放后留用在抚顺矿务局工作，１９５１年调来北京石油总局，１９５２年评为二级技术员，１９５３年又提为一级技术员。他本来不懂技术而待遇很高，理应努力工作，但是他却消极怠工，说政府把他大材小用了。到了１９５６年８月，他就干脆不上班，带了老婆、孩子，跑遍昆明、成都、重庆、汉口等城市，到处招摇撞骗，骗吃强住，并且大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石油工业部对于这样品质恶劣的坏分子不得不宣布开除。王裕丰到处碰壁以后，又回到北京，同石油工业部无理取闹，纠缠了好几个月。今年２月１５日晚上九点多钟，他竟闯进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宿舍院内，指名骂人，砸东西，并企图打人，一直闹到半夜一点多钟，百般劝说无效，最后北京市东单公安分局不得不把他扣留起来。问问谭惕吾：难道社会主义法制要保护象王裕丰这样的坏人，人民政府对这样的坏人就不应该加以约束和惩处，而应该让他任意捣乱任意破坏下去么？ + +　　我们决不要以为前面所说的那些流氓、阿飞、盗窃、诈骗分子、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及其他各种坏分子，仅仅在社会上有，其实在我们的机关、团体和企业、学校内部也有；他们不仅在城市里有，在农村中同样也有。这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消极因素，我们还不可能在短期内把这些人改造好。这些人虽然是极少数，但是他们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破坏作用，却是值得严重注意的。 + +　　对于这些不劳动，不工作，到处起破坏作用的人，人民政府如果放任不管，不加以适当的处理，这种恶劣倾向就会继续蔓延发展，这种坏分子还可能增多起来，社会秩序就会无法维持，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就会被他们败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而且他们又往往会变成反革命分子利用的对象。 + +　　事实证明，对于这些坏分子，一般地用说服教育的办法是无效的；采取简单的惩罚办法也不行；在机关、团体、企业内部也决不能继续留用；让他们另行就业又没有人愿意收留他们。因此，对于这些人，就需要有一个既能改造他们，又能保障其生活出路的妥善办法。根据人民政府长期的研究和考虑，把他们收容起来，实行劳动教养，就是最适当的也是最好的办法。 + +　　这个办法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国家把那些坏分子收容起来，加以安排，给他们适当的劳动条件，例如由国家投资举办一些农场和工厂，组织他们生产，甚至强制他们生产，用这样一种办法来使他们有饭吃。这样说来，劳动教养既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劳动来养活他们自己；同时也是通过劳动来改造他们自己。这正表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些人的生活、劳动、前途的关怀和负责精神。国家对他们的处理和安排，也正是为了保障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自由幸福生活和社会主义秩序不受破坏。 + +　　劳动教养的办法体现了不劳动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的事情。同时，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这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这都已写入我国的宪法。象这样一些有劳动能力而不劳动的人，破坏纪律秩序，败坏社会公德的人，他们是既破坏了社会主义原则，又违反了我国的宪法。这是人民所不允许的。（⑴⑵） + +　　但是，应当指出：劳动教养同劳动改造罪犯是有区别的，它同救济鳏寡孤独的教养院也不相同。劳动教养的管理机关必须制定一套带有强制性的行政制度和纪律，不能允许被劳动教养的人破坏这些制度和纪律。例如不准他们随便离开农场和工厂而自由行动，不准破坏公共秩序，不准破坏生产，否则就要受到处分，情节严重的还要受到法律制裁。但是，在劳动生产中，对他们同样实行按劳动成果给工资报酬的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他们的工资，除了有的需要酌量扣出一部分作为其家属赡养费和本人安家立业的储备金以外，其余部分他们有自由处理的权利。国家提供了这样一些条件，实行了这种办法，就使我们能够把坏人改造成为好人，能够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 + +　　需要劳动教养的人，只限于决定中所列举的那些人。决定中规定了应该受到劳动教养的人的具体条件和审查批准的权限，这样就保证了这项办法的正确执行，避免在工作中可能发生的偏差。同时，在劳动教养期间，凡是表现良好的，有条件另行就业的，或者原送请劳动教养的单位、家长、监护人请求领回自行负责管教的，劳动教养机关都可以酌情批准。这些规定，既表现了政府处置坏人、维护国家纪律、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的决心，又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造坏人的宽大政策和仁至义尽的精神。 + +　　劳动教养的决定，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就具有立法性质。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法制建设中的又一创举，是贯彻宪法第一百条的一个具体措施。右派分子攻击我们实行劳动教养违反宪法，这是最露骨的一种恶意攻击。劳动教养办法具有改造社会的重要意义和长远的目的，它不仅适用于目前，而且适用于整个过渡时期。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成功以后，如果还有这种坏人存在，劳动教养的办法仍然有它的实际意义。因为坏人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够彻底加以改造。不管帝国主义和台湾蒋介石集团对此进行什么造谣和污蔑，都是不值得我们去理睬的，因为他们攻击污蔑我们的事情，往往正是我们办得很对、办得很好的事情。希望各级党委和政府认真地贯彻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在实践中不断地创造经验，改进工作，使这一项工作获得预期的成效。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8月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46.txt b/CCRD/1/3/2/00104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3d44862d1085d26268e02e3544d1d4477cac645 --- /dev/null +++ b/CCRD/1/3/2/001046.txt @@ -0,0 +1,33 @@ +# 发挥旧知识分子的潜力 + +　　<何思源> + +　　这次我们举行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我很高兴的看到，我们的统一战线更加扩大和巩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日益向前发展了。 + +　　我是旧军政人员，也是旧知识分子，这几年来，我从事人民文化事业，我想就我所知道的有关旧知识分子和旧军政人员的一些问题，向大会发言。 + +## 旧知识分子的长处 + +　　我们这些人有很多缺点，但是也有许多长处。一般来说都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长期的生活经验，对于旧社会的黑暗反动统治的残暴，帝国主义的压迫，都有过亲身的体会。其中有些人对于祖国的文化遗产，有丰富的知识和专长，有些人在国内外受过长期的资产阶级教育，研究过唯心主义哲学和科学。他们走向人民怀抱走向社会主义都是经过不少弯曲道路的，他们在失败中获得了经验，吸取了教训，因此对事物有一定的批判能力，能够在新旧的比较中认清是非，辨别善恶。解放后经过思想改造，他们提高了觉悟，认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了社会发展规律，而勇敢地走向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今天，他们是全心全意地走这条道路，并且愿意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 + +　　他们正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 +　　另一方面，共产党和政府也没有把他们看成包袱，没有歧视他们，分配给适当的工作，使他们能各尽所长，有的还担负领导工作，都胜任愉快。如果我们统计一下在中央或地方，无论在政府，机关，企业，学校，军队，科学研究部门，旧知识分子，旧军政人员所占的比重，所担任的工作，我们也就可以看出人民对于他们的信任，和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了。 + +　　可是，我认为，在旧知识分子和旧军政人员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他们的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有些人抱着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得过且过的思想，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够，主人翁思想还未建立起来，没有积极设法发挥自己专长。还有些人把工作安排，理解为照顾，把照顾又理解为共产党的恩惠，存在一种作客思想。当然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如何消除这些客观与主观的原因希望加以研究，我想只要他们的积极性提高了，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的。 + +## 有潜力可以发挥的一例 + +　　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如果他们认识清楚并得到适当的帮助时，是有潜力可以发挥的。近来，民革北京市委会就成员和社会人士中组织了一个外文研究组，以便配合向科学进军，使各人拿出自己的力量，参加的，对俄、英、法、德、日、西班牙等国文字有相当修养的一百几十人，有许多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其中的法文小组鉴于全国没有一本法汉字典（除了几十年前的一小本外），计划于二年内用业余时间编纂该书，并推定六十九岁高龄的翁文灏先生主持这个工作。经过这一提倡，全国各大城市，如天津、上海、南京、汉口等地都有了反映。这不过是他们工作中的一项。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觉悟了的旧人员是能够积极地发挥他们可以发挥的一点一滴的潜在力量的，这些人都是国家的宝贵财富。现在应当动员他们，赶紧把自己的宝贝都拿出来，贡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 +## 台湾的知识分子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 +　　这里我想顺便谈一谈，在台湾的军政人员和知识分子，他们也是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及较高的文化水平的。在离开祖国这几年来他们已饱受流浪的痛苦，在许多方面可能体会得更深刻些，他们身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年代，比我们多，将会更热爱自己的祖国，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线上可能比我们更能发挥力量，中国有句俗语：“浪子回头，金不换”，我想这是有道理的。他们也是国家的财富，我们也绝不肯放弃这一部分财富。 + +　　但是，在台湾，也许有人认为，对于大陆旧军政人员的照顾，可能是由于台湾没有解放，拿这些人作榜样，统战政策只是一个手段。或者认为现在回到祖国参加革命也晚了，不一定能得到原谅和照顾。这些想法都是不了解社会主义社会以人为贵的道理，不了解统战政策是共产党的基本政策。 + +　　谈到照顾问题，当然，党和政府对旧人员，是按照不同的具体情况分别对待的，如对年老力衰的，体弱多病的，家庭负累特重的那些人在生活上是有照顾的，而且照顾得很周到。但是共产党把这些当作自己的责任，是建设社会主义所加在他们肩上的责任。对任何人都一样，即共产党员也不例外，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表现之一。当然，对于旧人员的照顾和工作的具体安排方面，也还有不尽妥当的地方，但这只是个别的，主要方面，是把一切人都当作国家的财富，目的是在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中不愿遗漏任何一个人，这就是统战政策的基本原则。我想如果在台湾的旧人员，都能看清楚为什么在大陆的旧人员愿意这样发挥自己一点一滴的力量，他们就不会有顾虑了。 + +　　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紧密的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提高我国科学文化水平，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8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发挥旧知识分子的潜力 何思源的发言”。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47.txt b/CCRD/1/3/2/00104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23be3a3bcc59ecd31152a40980e1f8ce9b17c93 --- /dev/null +++ b/CCRD/1/3/2/001047.txt @@ -0,0 +1,27 @@ +# 右派为什么特别诬蔑党是宗派集团 + +　　<《大众日报》社论> + +　　右派分子在向党猖狂进攻中，使用了一切卑鄙恶毒的手段，其手段之一就是特别在宗派主义这个题目上大作文章，极力把党描画成一个毫无原则、只图私利的宗派集团。 + +　　右派分子说，“党很神秘，神秘到难以形容”(张汇泉)；他们说，现在的干部政策“不是用人唯贤、用人唯能，而是用人唯亲、用人唯党员”(陈仰之)，“提拔干部、评级评资，只问党不党、团不团，不问贤不贤，能不能”(徐一贯)；他们挑拨说，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象祥林嫂在鲁四爷家里一样”(范醒中)，而整个党和群众的关系，就是“党员治人，非党员治于人”(徐一贯)。据陈仰之说，“山东党最狭隘，也就是宗派主义最严重”，他骂党员说，“他们入了党，如身登龙门，目空一切，六亲不认，俨然是党老爷。”束星北说，党的指导思想就是宗派主义，是“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要从此过，休得把头抬。”他还捏造了党整治知识分子的“三部曲”。葛兰生则认为这样诬蔑还不够，应该说“现在的宗派主义是放射性的，不只是那几个人结盟，而是拿整个党的力量，伟大的丰功伟绩，形成特权思想。”大家看，这就是右派分子给我们党涂抹的脸谱。 + +　　不要以为对党的这种诬蔑和诽谤，只不过是几个对党不满分子的无聊叫嚣而已，不是的，这是整个右派集团有计划向党进攻的一支最凶恶的毒箭。请看，北京的章伯钧说，民主党派是“小媳妇”，山东的右派分子就说，党对非党群众是“封建统治”；北京的储安平说，你们是“党天下”，山东的右派分子就急忙响应说，“拿山东来说，共产党是最黑暗的，百分之百是党天下”；北京的杨玉清骂共产党是“坐轿子的”，山东的右派分子干脆就诽谤说，“不是共产党为人民服务，而是人民为共产党服务，共产党员都是高踞在群众头上的新型老爷。”真是从北京到山东，上下一气，此呼彼应，象阴沟里的癞蛤蟆一样，叫嚷起来一个腔调，这当然并非偶然。 + +　　看来，这些右派老爷们是曾经颇费心思地研究了向党进攻的战术。他们很了解，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有崇高的威信和深厚的基础，这是他们实现推翻党的领导的阴谋的最大障碍。他们以为要扫除这个障碍，非得把党搞臭，切断党和群众的联系，动摇党在群众中的基础不可。从哪里下手呢?他们就立意把党诬蔑成一个黑暗的宗派集团，党员是统治人民的老爷，群众则都是奴隶，是“祥林嫂”，这样的共产党还要它干什么呢，不打倒它还成吗?很明白，右派分子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党。按照右派先生们的想法，经过这样的咒骂和煽惑，群众就恼怒了，就离开共产党，并且跟右派先生们一起打倒共产党了。最后，资产阶级王国建成了，右派先生们就可以真正成为“高踞群众头上的老爷”了。这就是他们为什么极力诬蔑党是个宗派集团的真正目的。 + +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政党，有资产阶级政党，有无产阶级政党。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的的确确都是一些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宗派集团。这些政党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各个集团的利益，执行着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各个集团的意旨，对劳动人民实行最残酷无情的压迫和剥削，和全体劳动人民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对于全体劳动人民来说，他们是最凶恶的宗派集团；此外，这些政党的内部相互之间，也建立着大大小小的宗派，互相排挤，互相打击。这是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本性决定的，因为他们都是依靠剥削、依靠损人利己而生活的。解放前统治中国的国民党，就正是这样的宗派集团，他们对全国人民实行最大的宗派，他们内部又是派系林立，互相倾轧。现在诬蔑我们党的那些右派先生们，有不少在过去就是国民党这个反动宗派集团的成员，很有一些统治压榨人民的本领，也很有些弄派搞系、尔虞我诈的经验，他们诽谤党是宗派集团的种种谰言，恰恰正是他们自己历史的写照。 + +　　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它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它没有自己一党一派的私利，这正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因为只有全人类获得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才会最终获得解放。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的政党，它从成立之日起，就全心全意地为解放全中国人民而奋斗不懈，它以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利益，党的一切政策措施，都是以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前提的，这正是共产党的光荣伟大之所在。历史的事实正是如此：只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取得两次大革命的胜利，使全国人民摆脱了奴隶的地位，现在，党正领导人民胜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为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斗争。人们要问右派先生：打倒三大敌人，解放全国人民，这难道是为的一党的私利?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使工人、农民及一切劳动者免除剥削，这又难道为的是一党的私利?领导着蓬蓬勃勃的社会主义建设，使国家日益富强起来，把全国人民引向幸福的前途，其中也包括右派先生们在内，这难道也是为的一党的私利?试问右派先生们：中外古今可曾有过这样不顾私利的宗派集团?你们这样恶毒的诬蔑共产党除了别有用心外，还有什么别的解释呢?一切正直的人们都很清楚，只有被人民打倒了的剥削阶级和其它仇视人民的敌对分子，才会诬蔑共产党是宗派集团，因为共产党和广大人民加在一起这个有无比威力的集团，把他们“排挤”出历史舞台了。 + +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无论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无论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也无论是在白色恐怖的地下环境中，共产党员总是站在艰苦斗争的最前线，奋不顾身地为人民的事业作了最英勇的斗争，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数以万计的共产党员贡献出宝贵的生命，用自己的头颅和鲜血，换取了人民的解放。人民决不允许任何人对共产党进行诬蔑。右派先生们，你们为什么自己不照一照镜子?难道你们忘记了——人民是没有忘记的：正当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里和刑场上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时候，你们当中的不少人却正在和人民的敌人眉来眼去，另有一些人则正在国民党反动集团中扮演着帮凶和爪牙的角色。人民和共产党宽恕了你们，而你们却反过来恩将仇报，阴谋推翻共产党，甚是情理不容。 + +　　人们也都清楚地看到，解放以后，共产党人在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中，仍然站在艰苦斗争的最前列。最近，正当右派分子咒骂共产党人是不顾人民死活的“宗派集团”、是“党老爷”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党员，象大家在报纸上所看到的，在单县、城武、金乡、苍山等遭受雨水灾害的地区，都在狂风暴雨之中，日以继夜地与水灾作斗争，抢救受灾的人民。右派先生们，你们所诅咒的“党老爷”，就是这样和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的。而当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威胁的时刻，你们这些自命为代表人民的先生却在那里大肆咒骂共产党，妄想恢复你们往日的老爷威风，你们这种卑鄙的行为，怎能逃得出人民的眼睛? + +　　和其它各项政策措施一样，党的干部政策也是以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前提的，也和资产阶级政党有根本区别。如前所述，资产阶级政党既然是个唯利是图的宗派集团，它的用人只能是“唯亲”，使尽了钻营拍马和威胁利诱的手段，组成了形形色色的以“宗族”、“朋友”以至“裙带关系”为核心的集团。我们这些右派先生当中，有些人当年曾经显赫一时，实实在在是依靠这个办法起家的，并非依靠什么“贤”和“能”。共产党的干部政策，一向就是“德才兼备”。德者，有为人民服务的忠心，即所谓“贤”也；才者，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即所谓“能”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党培养了成千上万的这样德才兼备的干部，成为国家建设事业中的领导骨干，没有这样的一批骨干，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但是共产党从来就认为：伟大的革命事业和国家建设事业，单靠党员是办不成的，必须依靠大批培养提拔群众中的优秀分子到各个工作岗位上，共同担负起这个伟大的任务来。解放以来的几年中，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优秀分子，不是大批大批的被提拔为国家机关或厂矿企业中的工作干部吗?以省人民委员会的干部情况来看，整个直属机关干部中，非党群众即占百分之六十点二三，四十二名省人民委员会委员中，非党人士占二十四名，在三十三个厅、局里，有十四位党外人士担任了正副厅局长的负责工作；济南市的干部情况也是如此，有十一位党外人士担任了副市长和正副局长的职务，市区四个区的区长中，有五位是非党干部。这些事实说明，共产党是十分重视和党外人士合作的。所以党一贯要求党员：只有和党外人士合作的义务，没有排斥党外人士的权力，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而且还要指出，在全国解放时，党对旧职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根据情况适当安排工作，这和历代反动统治集团的“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政策，是一个尖锐的对照。现在的右派分子中，有不少人过去曾经干过坏事，有的甚至有严重罪行，党和人民不念旧恶，以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具有的宽容态度对待了他们，给他们以地位，希望他们为人民作些事情，谁知右派分子竟犹不足，大嚷党是“用人唯亲、用人唯党员”，对他们“宗派”。试问右派先生：怎样对待你们才算不是宗派呢?难道让你们重新踩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而让人民压在你们的脚下，才不叫宗派吗? + +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党，是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的党，是信任并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取得胜利的党，因此，党从来就反对宗派主义，把宗派主义看作是危害党的凶恶的敌人。我们党认为：在党的某些组织和某些党员中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宗派主义的，因此，在整风中把它作为对象之一加以反对。但是，宗派主义并不是党所固有的东西，因为，工人阶级的大公无私的本质和宗派主义是对立的。那么党内的宗派主义是怎样产生的呢?它是在其他阶级的影响下产生的，具体地说，它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只是因为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侵袭才在党内发生了宗派主义的，而在今天，主要的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因此，反对宗派主义，就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斗争。正因为宗派主义不是工人阶级本身具有的东西，而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因此，党才有可能提出反对宗派主义，并相信可以反掉宗派主义。右派老爷们，你们能不能举出任何一个别的政党曾经提出过反对自己党内的宗派主义，并真的进行过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的呢?你们能不能举出一个别的什么政党要求人民群众帮它来反对宗派主义的呢?这就是一块试金石，实际上，世界上也只有共产党是真正反对自己队伍中的宗派主义的。 + +　　当然，我们党知道，党是在社会中生活的，因而，旧社会统治阶级的思想残余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是经常会侵入到党的队伍中来的，因此，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是要经常不断的进行的。但是，在这次整风中，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由于非党同志的善意帮助，我们是一定能够使某些犯有宗派主义错误的党组织和党员，改正自己的错误思想作风的。 + +　　（----来源：《我们同右派分子的根本分歧》，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济南。）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48.txt b/CCRD/1/3/2/00104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722f00369620035a8af493dec99b5cad2effca9 --- /dev/null +++ b/CCRD/1/3/2/001048.txt @@ -0,0 +1,19 @@ +# 反右派斗争必须继续深入 + +　　<《甘肃日报》社论> + +　　目前全省反右派斗争已造成壮阔声势，群众已基本发动起来，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及丑恶面貌正不断被揭发并受到批判，运动正逐步向深入发展。在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左派兴高采烈，劲头很大，斗争坚决。中间分子大部分也和右派划清界限；撕破面皮进行斗争（当然还有极少数人摇摆不定，对右派分子存在着温情）。右派分子已处于重重的包围中。暴露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摆出的事实也越来越多，从而大大教育了群众，锻炼了队伍，提高了领导，使大家感到越来越有味道。这种味道在于有些人过去我们认为是同志，是朋友，真诚相待，但他们去借着帮助我们党整风为名，怀着极深的阶级仇恨向我们党进攻，这次终于暴露了他们的铮狞面目；有些人过去我们认为是“新生力量”而加以爱护培养，这次才看清了他们却是代表着腐朽的资产阶级，在向我们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这种味道在于这次斗争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过去各种运动中许多没解决的问题，有些右派分子到处攻击肃反运动，声言他历史清白、没有问题，然而剥开皮来看，原来却是些汉奸、土匪、特务和历史反革命，有的甚至到现在还在搞秘密的反革命活动。这种味道还在于有些人我们以往认为是科学家、学者、进步人士、积极分子、左派，原来却是些没有放弃反动立场的反动军官、流氓政客、投机倒把的彻头彻尾的右派分子，企图推翻我们的社会主义程度。从各色各样的右派分子的罪恶材料中，大大地提高了我们的阶级觉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运用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对革命斗争的重要性，也使我们进一步体会了反右派斗争是我国当前新的历史时期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是政治上和思想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刻意义，更使我们坚定了斗争的决心和意志。为着巩固我们党的领导，保卫我们全国人民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反右派斗争必须继续深入，绝不能草率收兵，半途而废。 + +　　反右派斗争的内容是丰富生动的，战局的发展是令人兴奋乐观的，但是这一斗争的全局在发展上却不是平衡的。从总的进展情况分析起来，大概有下列几种：第一种情况是：领导思想明确，群众发动充分，右派暴露明显，工作深入细致，因而能够有领导、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斗争，并能在斗争中坚持说理原则，达到锻炼自己、教育群众、争取中间、孤立右派的目的。第二种情况是：领导一般化，群众基本发动起来，右派言行暴露不少，但工作肤浅粗糙，对右派反动言行揭露不够，驳斥不力，因而右派分子仍不低头认罪，使斗争处于顶牛状态。第三种情况是：领导干部对这一斗争的政治意义认识不足，因而群众发动不充分，右派暴露不明显，斗争中盲目性很大，甚至斗争开展不起来，使右派分子没有完全暴露和孤立。第四种情况是：领导思想严重右倾，借口工作忙，顾不上，没有按工作和反右派斗争两不误的原则进行具体安排，因此群众没发动起来，右派言行没很好暴露。表现特别突出的是文化艺术系统，竟迟迟按兵不动，对右派分子持纵容、姑息的态度。还有个别单位由于领导本身有某些缺点或错误，怕露小丑而不敢发动群众，纠缠在一些枝节问题上，而放松了对右派的斗争。 + +　　综观以上情况，除第一类搞得好的单位以外，不少单位的反右派斗争还不深入或深入不下去。为什么斗争深入不下去？为什么斗争不力或展不开？关键在于领导上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这种右倾思想的表现是各色各样的，有的是在初获胜利后，以为搞得“差不多”了，就自满松懈下来。有的对右派分子同情怜悯，撕不破情面，怕伤了和气，因而斗争不力。有的由于斗争开展得不好，右派言行暴露不多，因而产生“没有什么搞头”的情绪。有的由于开始对右派分子的顽固狡诈认识不足，及至在斗争中一时没攻破，就轻易放下来，产生畏难情绪。有的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不高，因而对反右派斗争兴趣不大，劲头不足，希望草率收兵，表现疲踏厌倦。有的甚至当右派分子行凶打人，还不肯立即通知公安机关逮捕处理，或逮捕了又马虎释放，以至助长了右派分子的嚣张气焰。右倾思想还表现在有些单位的党员负责干部，对于在大放大鸣中叛变了党的所谓“党员”，犹认为是思想认识问题，是偶而说了几句错话，不能区分是善意的帮助领导或恶意的攻击党，因而不愿给戴右派分子帽子，不敢放手斗争，而是和平共处。 + +　　产生右倾思想的原因，主要是我们有些党员干部不理解这是一场尖锐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不懂得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大规模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阶级尚没有消灭，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有些人表面上虽然和我们说说笑笑，但内心的阶级仇恨却一直未曾消除，因此这些人和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是存在着敌对的甚至是你死我活的矛盾，不解决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建设社会主义的。其次我们有些同志对党内的右派分子，缺乏明确的认识，不理解有些人原来入党就不是为了革命，有些人原来就对党的有些纲领并不赞成，还有一些人原来虽然很好，但现在蜕化变质了，因此这些人在社会主义关前就叛变了革命，他们今天同党外的右派一起向党进攻，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不和这些叛徒作斗争，又如何能建设社会主义呢？再次就是我们有些同志自己也没有改造好，自己还带着许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尾巴，面对着右派分子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活动，激不起同仇敌忾，但对于被反击的右派分子却很快地就产生同情心。 + +　　右倾思想是培植右派分子的温床，是阻碍我们把反右派斗争继续深入的主要障碍。右倾思想将使我们思想上解除武装，姑息养奸，使斗争不能得到应有的战果，即在政治上孤立不了右派，团结不了中间派，不能教育群众和锻炼自己。哪一个人存在右倾思想，就不能站稳立场，明辨是非，一遇风浪便会摇摆不定，迷失方向；混淆敌我界限，为右派分子所利用，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哪一单位领导存在右倾思想，斗争必然不能深入，反击右派必然忪懈无力，必然不能教育群众分清敌我思想界限，提高思想、工作水平，也必然不能有力地搞好本单位的工作。如果在反右派斗争中不克服右倾思想，将不能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也必然不能巩固经济战线上所取得的胜利，结果将会影响社会主义的前途。要把反右派斗争坚持下去，进行到底，必须在党内普遍地检查和克服右倾思想，把检查和克服右倾思想当作我们党整风的重要内容之一。 + +　　反右派斗争既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必须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驳得体无完肤，理屈词穷搞透搞臭，才能取得斗争的彻底胜利。我们目前的斗争虽已获得胜利，右派分子虽已初步孤立起来，但还没有彻底交械投降，低头认罪，还在狡辩顽抗，耍出许多骗人的花招，企图蒙混过关，待机卷土重来。因此我们绝不能麻痹大意，盲目乐观，而必须彻底克服右倾思想，把斗争深入进行到底。要克服右倾思想，首先必须坚持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立场，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克服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忠心耿耿地献身于我们党的社会主义事业。只要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自然就会对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产生无比的热爱，对企图破坏我们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敌人发生无比的仇恨，这是克服右倾思想的根本保证。其次，要克服右倾思想，必须充分揭露右派分子的丑恶面貌，以教育干部深刻认识这一斗争的政治意义，从而提高阶级觉悟。要用充分的论点和事实，通过说理斗争，既要批判论点又要揭发历史事实，把右派分子驳得体无完肤。要通过调查研究，把右派分子的政治阴谋、反动立场彻底揭发，把它的集团的爪牙充分暴露，把它的反动本质赤裸裸地摆在光天化日之下，让群众头脑清醒，眼睛明亮，完全划清敌我界限。同时必须防止简单急躁的作法。简单急躁将使我们脱离群众，孤立自己，得不到应有的战果。因此反对简单急躁和反对温情主义是一致的。第三，必须认真克服官僚主义，改变高高在上不深入了解情况不具体处理问题的作风。要相信和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争取中间分子，继续动员一切力量投入战斗。只有绝大多数的群众真正发动起来，才能打击右派的嚣张气焰，分化右派中还不坚决的分子，真正孤立死硬的右派分子。第四，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及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以掌握政治、思想、理论武器，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和斗争的本领。只有真正搞通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精神实质，才能明确划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性质及对待方法，才能克服右倾思想，发动群众展开斗争，取得斗争的彻底胜利。 + +　　反右派斗争是个复杂而艰巨的斗争，是每个人在过社会主义这一关中重大的政治考验。现在正是斗争最有味道的时候，也是最容易疏忽大意的时候。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坚决克服右倾思想，以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无坚不摧的英雄气概，坚持下去，不达反右派斗争的彻底胜利，绝不收兵。 + +　　 来源：《甘肃日报》1957年8月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51.txt b/CCRD/1/3/2/00105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2cfd49d66bb0c91d0e2c49a6e2a2e9b4f63f99 --- /dev/null +++ b/CCRD/1/3/2/001051.txt @@ -0,0 +1,27 @@ +# 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已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公布。这个决定是安置和改造各种坏分子，维护国家法纪，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秩序的一项重要措施。 + +　　在我们的国家里，社会主义事业正在蓬勃地发展，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社会主义新的道德风尚，得到了高度的发扬，社会秩序出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安定局面。这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极大优越性。但是，我们还没有把所有的坏人都改造好，没有来得及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都扫除尽净。在国内，除了那些残留的、数量已经比过去少得多的应该依法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以外，还有一些坏人。他们不务正业，有流氓、盗窃、诈骗等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并且屡教不改。他们是社会的渣滓，他们浸透了剥削阶级不劳而食的恶习，为非作歹，破坏社会秩序，调戏妇女，诈骗钱财，侵犯人民利益。他们有些是有轻微罪行、可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和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他们也有些是具有劳动能力，但又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的坏分子。还有一种是不服从国家的工作分配，不服从就业转业的安置，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而又不断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坏分子。对于上述几类坏分子，必须实行劳动教养，才有可能予以改造，才能维护国家的法纪，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秩序，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 +　　但是，右派分子为了破坏社会主义的法制，却极力反对我们的政府对于这些坏分子的取缔。右派分子谭惕吾曾经在民革中央座谈会上举了石油工业部的坏分子王裕丰的事件，来攻击我们的司法工作。实际上，王裕丰在解放前是一个伪职员，解放后留用在抚顺矿务局工作，1951年调来北京石油总局，1952年评为二级技术员，1953年又提为一级技术员，他本来不懂技术而待遇很高，理应努力工作，但是他却消极怠工，说政府把他大材小用了。到了1956年8月，他就干脆不上班，带了老婆、孩子，跑遍昆明、成都、重庆、汉口等城市，到处招摇撞骗，骗吃强住，并且大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石油工业部对于这样品质恶劣的坏分子不得不宣布开除。王裕丰到处碰壁以后，又回到北京，同石油工业部无理取闹，纠缠了好几个月。今年2月15日晚上9点多钟，他竟闯进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宿舍院内，指名骂人，砸东西，并企图打人，一直闹到半夜1点多钟，百般劝说无效，最后北京市东单公安分局不得不把他扣留起来。问问谭惕吾：难道社会主义法制要保护象王裕丰这样的坏人，人民政府对这样的坏人就不应该加以约束和惩处，而应该让他任意捣乱任意破坏下去么？ + +　　我们决不要以为前面所说的那些流氓、阿飞、盗窃、诈骗分子、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及其他各种坏分子，仅仅在社会上有，其实在我们的机关、团体和企业、学校内部也有；他们不仅在城市里有，在农村中同样也有。这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消极因素，我们还不可能在短期内把这些人改造好。这些人虽然是极少数，但是他们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破坏作用，却是值得严重注意的。 + +　　（对于这些不劳动，不工作，到处起破坏作用的人，人民政府如果放任不管，不加以适当的处理，这种恶劣倾向就会继续蔓延发展，这种坏分子还可能增多起来，社会秩序就会无法维持，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就会被他们败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而且他们又往往会变成反革命分子利用的对象。） + +　　事实证明，对于这些坏分子，一般地用说服教育的办法是无效的；采取简单的惩罚办法也不行，在机关、团体、企业内部也决不能继续留用；让他们另行就业又没有人愿意收留他们。因此，对于这些人，就需要有一个既能改造他们，又能保障其生活出路的妥善办法。根据人民政府长期的研究和考虑，把他们收容起来，实行劳动教养，就是最适当的也是最好的办法。 + +　　这个办法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国家把那些坏分子收容起来，加以安排，给他们适当的劳动条件，例如由国家投资举办一些农场和工厂，组织他们生产，甚至强制他们生产，用这样一种办法来使他们有饭吃。这样说来，劳动教养既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劳动来养活他们自己；同时也是通过劳动来改造他们自己。这正表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些人的生活、劳动、前途的关怀和负责精神。国家对他们的处理和安排，也正是为了保障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自由幸福生活和社会主义秩序不受破坏。 + +　　劳动教养的办法体现了不劳动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的事情。同时，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这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这都已写入我国的宪法。像这样一些有劳动能力而不劳动的人，破坏纪律秩序，败坏社会公德的人，他们是既破坏了社会主义原则，又违反了我国的宪法。这是人民所不允许的。 + +　　但是，应当指出：劳动教养同劳动改造罪犯是有区别的，它同救济鳏寡孤独的教养院也不相同。劳动教养的管理机关必须制定一套带有强制性的行政制度和纪律，不能允许被劳动教养的人破坏这些制度和纪律。例如不准他们随便离开农场和工厂而自由行动，不准破坏公共秩序，不准破坏生产，否则就要受到处分，情节严重的还要受到法律制裁。但是，在劳动生产中，对他们同样实行按劳动成果给工资报酬的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他们的工资，除了有的需要酌量扣出一部分作为其家属赡养费和本人安家立业的储备金以外，其余部分他们有自由处理的权利。国家提供了这样一些条件，实行了这种办法，就使我们能够把坏人改造成为好人，能够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 + +　　需要劳动教养的人，只限于决定中所列举的那些人。决定中规定了应该受到劳动教养的人的具体条件和审查批准的权限，这样就保证了这项办法的正确执行，避免在工作中可能发生的偏差。同时，在劳动教养期间，凡是表现良好的，有条件另行就业的，或者原送请劳动教养的单位、家长、监护人请求领回自行负责管教的，劳动教养机关都可以酌情批准。这些规定，既表现了政府处置坏人、维护国家纪律、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的决心，又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造坏人的宽大政策和仁至义尽的精神。 + +　　劳动教养的决定，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就具有立法性质。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法制建设中的又一创举，是贯彻宪法第一百条的一个具体措施。右派分子攻击我们实行劳动教养违反宪法，这是最露骨的一种恶意攻击。劳动教养办法具有改造社会的重要意义和长远的目的，它不仅适用于目前，而且适用于整个过渡时期。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成功以后，如果还有这种坏人存在，劳动教养的办法仍然有它的实际意义。因为坏人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够彻底加以改造。不管帝国主义和台湾蒋介石集团对此进行什么造谣和污蔑，都是不值得我们去理睬的，因为他们攻击污蔑我们的事情，往往正是我们办得很对、办得很好的事情。希望各级党委和政府认真地贯彻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在实践中不断地创造经验，改进工作，使这一项工作获得预期的成效。 + +　　 （新华社北京4日电）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52.txt b/CCRD/1/3/2/00105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7c2a89e4168676378e01d28f81134a5d48912a5 --- /dev/null +++ b/CCRD/1/3/2/001052.txt @@ -0,0 +1,11 @@ +# 北京部队发出通报：不要把落后分子当右派斗争 + +　　<《解放军报》> + +　　本报讯　北京部队领导机关最近发出通报，纠正个别单位用反右派斗争的方法斗争落后分子的现象。 + +　　在反右派斗争中，北京部队炮兵某仓库的领导上认为大家学习不起劲，讨论中发言不多，错误的或模糊的思想认识暴露不出来，就开大会进行揭发，斗争了三个思想落后的职工。另一个仓库开大会斗争了警卫排的三个落后战士。这两个单位的这种做法，都被北京部队炮兵领导机关制止了。 + +　　北京部队领导机关发出的通报中说：这两个单位的做法是错误的。并对所属单位作了三点指示：一、要把解决落后分子的思想问题与反击右派斗争严格区别开来。各单位领导对斗争重点要作深入调查和全面的分析研究，并严加控制，防止混乱状态的发生。二、各单位要加强对分散的小单位反右派斗争的领导，经常进行检查督促和具体指导。三、对一般战士主要是进行正面教育，提高觉悟，提高警惕性。 + +　　 ---- 原载《解放军报》1957年8月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53.txt b/CCRD/1/3/2/00105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099f3342dff569ed8ae611b7e2c14f66e0b8aca --- /dev/null +++ b/CCRD/1/3/2/001053.txt @@ -0,0 +1,39 @@ +# 青岛市大中学校肃反运动的成绩不容抹煞 + +　　<《青岛日报》评论员> + +　　在鸣放中，右派分子极尽歪曲、污蔑的能事，对肃反运动进行恶毒的攻击；而大、中学校的肃反运动，更是他们攻击的重要目标。他们说，本市大、中学校的肃反运动搞得“一团糟”，根本谈不上什么成绩，甚至说“百分之百是错误的”。 + +　　事情果真是这样吗?不是的。让我们来看看大、中学校肃反运动的真实情况吧! + +## 从学校中搞出一批反革命分子，这是任何造谣污蔑抹煞不了的 + +　　本市大、中学校参加肃反运动的共有28个单位，6，970人(包括大专学校的学生在内)。运动中清查出反革命分子93名。单以中学来说，参加运动人数2千人左右，就查出了72名反革命分子。在各个大学和中学里都查出了反革命分子。山东大学查出了12名反革命分子，在中学里光是第一中学就查出了7名反革命分子。在这些反革命分子中，有蒋伪军中的将级军官，有国民党、帝国主义所豢养的职业特务，也有罪恶滔天、血债累累的刽子手。举例来说，反革命分子刘恕先(原是九中教员)，出身于地主家庭，任过伪益都县第五区区长、伪益都保安队少校营长、副大队长等汉奸职务，并于1944年秋经××人介绍参加军统特务“胶济铁路组”，任“胶济铁路组济南小组”组长。在其任日伪益都保安队副大队长时，借抓逃兵为名，令其部下捕捉农民23名，并大肆抢劫老百姓的财物。农民张罗廷被捕后不愿跟匪兵走，被当场打死。农民张玉江被用钢刀铡死，曹宗义被砍死，李之才的女儿被刺伤后，又在枪杀别人时叫她陪决，因而受惊得病而死。在刘恕先任伪保安队营长时，以“八路嫌疑”罪名，活埋了4个贩卖牲口的农民，将10余头牲口自肥。再如第四中学教员张久琪，曾任国民党华北剿共总队上尉队员，兵役督导员等职。1947年参加中统特务组织，曾任组长，并积极发展特务分子，进行特务活动。类似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但只这一、二事例就足以说明反革命分子的残忍了，把这些万恶的毒蛇清查出来是人民巨大的胜利，是大快人心的事。然而，右派分子闭口不谈这些事实，却疯狂地叫喊“肃反运动无成绩”，叫喊“违犯宪法”，“丧失人心”。人们要问：你们究竟居心何在?是在替谁说话? + +## 反革命分子用各种卑鄙的手段，千方百计地破坏人民教育事业 + +　　这些反革命分子几乎都是长期隐瞒反动身份和罪恶，利用我们一些人政治上的麻痹，千方百计地进行着破坏活动。有的反革命分子经常散布反动言论，造谣惑众，破坏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前面说过的特务分子张久琪从1950年混入四中以来，经常对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造谣破坏。如实行粮食计划供应后，他造谣说：“农村生活太苦啦，农民家里都没有什么吃，饿得喝凉水。穿的更苦，一家人穿一条裤子”。对我国的工业建设，他污蔑说：“工业建设主要的是国防工业，也就是军备”；污蔑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是“打肿脸充胖子”“自己本国的大米都供应不上，还往印度、锡兰出口”；当全国人民一致要求赶走美国侵略者解放台湾的时候，他造谣说：“我们在广东有几个师的兵力，曾去解放一次，有几万军队都叫美国消灭了”，并常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的谣言。 + +　　有的反革命分子利用讲课，毒害青年一代。反革命分子山大速中教员王殿英，在讲课时将课文中有关批判唯心主义部分删去不讲，竟污蔑新社会是“魔鬼世界”，“再过许多年是要毁灭的，现在信上帝就会得救”。有的反革命分子在讲宋朝封建集权时，竟说：“人民民主专政是集古今中外封建集权的大成”。有的反革命分子在课堂上说低级下流话，讲淫荡故事，把许多课文内容庸俗化，甚至污辱、奸污女学生。四中教员孙茂林就污辱、奸污女学生多人。 + +　　有的反革命分子施展两面派的手法，挑拨党群关系，挑拨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他们打击党团员和进步教师，拉拢思想较落后的教师充当他们反党反人民的工具。例如山大外文系就由于反革命分子方未艾、张始远兴风作浪，弄得歪风邪气十足，进步力量不敢抬头，教职员之间闹不团结，使教学工作受很大损失。有的反革命分子为了便利其活动，在学校中抓领导权。他们一面骂“工会是个屁，好干什么”，一面用互相吹捧的办法竞选工会委员，夺取工会领导权，并利用评级，救济等工作，施行拉拢落后和打击进步的阴谋。 + +　　上面举的仅是一部分事实，但是可以看出，反革命分子在学校的破坏活动是很猖狂的，它的危害非常严重。众所周知，学校是培养国家建设人材和新社会接班人的最重要的基地。这些隐藏的反革命分子，披着人民教师的外衣，干着破坏人民教育事业的勾当。对于这班豺狼，人民能够容忍吗？为了保卫神圣的人民教育事业，为了把我们的青年一代，真正培养成为具有文化技术知识、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和健康体魄的人，人民起来铲除这些毒蛇不是完全应该的吗? + +## 肃反运动提高了广大教职员工的政治觉悟和革命警惕性 + +　　在肃反运动中，群众亲眼看到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危害，普遍检查，批判了右倾麻痹思想，擦亮了眼睛，划清了敌我界限，检举、揭发了反革命，在很短时间内就收到了3，600多份检举材料。有不少反革命分子就是根据群众的检举，经过进一步追查搞出来的。运动使教职员学到识别隐蔽敌人的本领，摸索和积累了一些同隐蔽敌人进行斗争的经验。教职员觉悟的提高，表现在工作上发挥了更大的积极性，如运动后，各中学在教师缺额、教学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仍能完成了教学计划，不少教师的教学任务比运动前增加三分之一，并保证了质量。这个收获是有深远的政治意义的，它不仅缩小了反革命活动的市场，摧毁了滋生反革命的温床，而且对今后进一步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创造了极有利的群众基础。 + +## 查清了近600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并作出了适当的结论 + +　　肃反运动另一个重要的收获，便是通过这一运动查清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在大专学校和中学中，共查清了近600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并实事求是地作出了结论。这些人在他们的问题没有弄清之前，大部分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群众和组织对他们当然有所怀疑，而且他们也有被反革命抓住隐瞒政治问题的辫子加以威胁和利用的危险。在查清他们的问题之后，使他们放下了沉重的包袱，心神愉快地从事工作。这对国家建设事业和他们自己的进步都是有好处的，对增强人民内部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也创造了有利条件。本报发表过的七中教员庄本农、十四中学教员李洪成的亲身体会，就是有力的证明。因此，应该说这也是很大的成绩。此外运动中还有1千多人向组织交代了一般历史政治问题。 + +　　有些不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可能要问：“把某些没有反革命活动，仅隐瞒了政治问题的人，当作反革命斗了不是错误吗?为什么还说成是成绩呢?”对此应该加以具体分析。运动中确实有某些本来没有政治问题，因检举材料失实而被错斗的人，不能否认，这是一个错误。但这是极个别的情况，就拿全市中学来说，完全被错斗的好人，只占被斗总人数的2．9％。大多数被斗争的人，在政治历史或现行活动上都有比较严重的问题。如十六中学教员×××，解放前到铁路警务段谋职，因资历不够两次未被录用，后来他的亲属着其顶替军统特务孟贻仁的名字才被批准为正式雇员；有的教员在解放前与特务机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为特务机关作抄、写情报工作，解放后始终不向组织交代。这些人在运动中引起了群众的怀疑，受到斗争和追查，是难于完全避免的。有些人的问题，如果不是肃反运动，集中了这样大的人力去调查，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弄清。经过运动，把他们的问题弄清了，他们得到了群众的信任，是件好事，是个成绩，对国家对人民对他们本人都是有好处的。 + +　　右派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不仅完全抹煞了这方面的成绩，而且把它当作否定肃反成绩的“根据”，极力煽动和挑拨运动中被斗的人对党不满，好把他们作为向党进攻的工具。右派先生居心之恶毒，可谓极矣! + +　　大、中学校在肃反运动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有的个别单位在个别问题上错误还比较严重。如错斗了少数本来没有政治问题的好人；个别学校在运动的高潮时期，曾发生过打人、骂人、侮辱人格等违犯政策的现象；运动后期，发生了松劲情绪，漏掉一些本来可以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但是，各学校的党组织，并没有坚持错误而是采取了坚决纠正错误的措施，如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复查、甄别定案等工作，对错斗的好人均实事求是地做了结论，并进行了善后工作，须解释的解释，该道歉的道歉。在工作上对他们一视同仁，该提职的提职，该提级的提级，家庭生活有困难的尽量帮助解决。比如第九中学的6个平反对象，就有4个提升为业务组长、副组长和当了工会主席。当然，被错斗的人，以及那些因有政治嫌疑被斗，后来平反的人，难免伤了一些感情，这方面的副作用是应该看到的。但是，我们相信这些副作用经过一个时间是完全可以和完全应该消除的。 + +　　综合上述，可以明显地看出，本市大、中学校的肃反运动成绩是基本的，它对保卫和巩固社会主义思想阵地有着深远的政治意义；缺点错误是暂时的，局部的，同运动的成绩比较起来，只能说是次要的，并且已经作了纠正。这是右派分子的谰言所不能抹煞的。铁的事实，证明右派先生们污蔑肃反运动，否定肃反成绩，是毫无根据的，是用心险毒的，是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是违反甚至是破坏宪法的。 + +　　 来源：《青岛日报》1957年8月8日，选自《肃反运动的伟大成绩不容抹煞》，群众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一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59.txt b/CCRD/1/3/2/00105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e0bfd0d61be033740f2287d97be39ee8f8a47cb --- /dev/null +++ b/CCRD/1/3/2/001059.txt @@ -0,0 +1,21 @@ +# 周次温、任迁乔的叛党告诉了我们些什么？ + +　　<大众日报社论> + +　　最近，在山东农学院和山东省文联的反右派斗争中，分别揭发了党内右派分子周次温和任迁乔的反党面目。这件事对每个共产党员来说，是一次深刻的政治教育，每个党员都应该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 + +　　周次温是山东农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的代理主任，任迁乔是山东省文联的艺术部长，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但是在党和社会上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进行着严重的政治斗争的时候，他们却完全站在和党敌对的立场上，同党外的右派分子一道，向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诽谤，成了反党的急先锋。 + +　　在“大鸣大放”中，周次温肆意诬蔑党的政策，他说三反和肃反运动，“留下来的印象是暗无天日，血渍斑斑”，“我看不出三反肃反的成绩在那里”，“统购统销不知死了多少好人”。他竟公然诽谤党的领导机关，并极力丑化党的组织，他诽谤说，三反肃反的“错误”，“党中央应负全责”，“党中央从未作过检讨承认自己的错误，错误都是下边的”，“山东党有一种传统的歪风，表现为只听上边的，下边的事不管”。他还在群众中宣扬说：“我是战前入党的，假若是在解放后的现在，这样的共产党，我根本就不会参加。”周次温也和党外的右派分子一个腔调，要“党退出学校”，说“党委不能直接领导学校”，要来个“教授治校”，所以当他看到陈铭枢在报纸上发表的“党委应该退出学校”的谬论时，竟拍案叫绝，并无耻地说：“我早就看到这一点了。”此外，周次温还用各种办法，散布毒素，企图在群众中挑拨起反党情绪，并极力为右派分子护驾。任迁乔的反党言行也是极其恶毒的。很久以来，他就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散布“省委对文艺的起码知识都不懂”的谬论。在“大鸣大放”中，他恶毒地诬蔑党中央和党的领袖，他说，“党中央一切都是对的，有了错误都推到下面”，“苏联有个人崇拜，中国就没有，这是不科学的，……为什么能喊毛主席万岁，就不能喊高岗、饶漱石、黎玉万岁?”他还为高岗喊冤；他诬蔑党内党外根本没有民主，“只准说好，不准说坏”；他说三反五反是到处乱，肃反是硬凑数字，并公然造谣说山东统购统销死了四十万人；他还极力诬蔑党的干部政策是：“好捧场的人步步高升，越是对群众仇恨的，领导倒拿着当干儿子”，他并用恶毒的手法，画了三幅漫画贴在黑板报上，攻击党的干部政策；他极端反对反击右派的斗争，骂我们不如国民党；他还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诬蔑性的言论，并积极搜集所谓党的“缺点”的材料，企图到处掀起反党的风浪。上述事实表明，在周次温和任迁乔这种人身上，已经嗅不出有一点点共产党员的味道了，他们背叛了党，背叛了工人阶级，彻头彻尾地堕落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泥坑里去了。 + +　　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党内的这种右派分子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当着党外的右派向党进攻的紧要关头，党内的右派从党的背后向党射出了毒箭，充当了可耻的内应，这就助长了整个右派的凶焰，向党进行了更加猖狂的进攻。由于党内的这种右派分子是以党员的面目出现的，这就容易欺骗一部分觉悟不高的群众，误认为他们的意见就是党的意见，或者误认为他们所了解的是真实情况，因而一时不分是非，迷失正确方向，无意中掩护了右派的进攻。在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中，党内的少数右派分子如周次温、任迁乔之流，所扮演的就是这种可耻的叛徒角色。因此，我们必须无情地揭穿他们的叛徒面目，彻底粉碎他们的反党阴谋。 + +　　有人感到奇怪：为什么共产党内还有右派?为什么像周次温和任迁乔这样入党多年的党员，竟会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一起向党进攻呢?其实，这是不足为怪的。历史事实证明，每当一个严重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紧要关头，或者是在历史的车轮急速前进的时候，党内总是有那么极少数的分子，经不起斗争的考验，走上背叛党、背叛工人阶级的道路，这是一种历史的规律。这种现象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的。这从周次温、任迁乔等右派分子的情况中，看得特别清楚。 + +　　一种人是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分子，入党之后一直没有得到改造，他们几乎原原本本地保持着剥削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对党抱着深刻的敌对情绪，一贯地对党的方针、政策采取对立态度，平日他们用种种办法掩盖着自己的真面目，一到紧要的政治斗争关头，剥削阶级的本能终于迫使他们暴露了反党面目，并公开站到敌人的一边，向党投过来可耻的炸弹。周次温正是这种人。周是地主阶级出身，带着浓厚的剥削阶级思想走进党的队伍，入党之后又拒绝认真改造自己的思想，因此，他总是用剥削阶级的立场观点去对待党的方针政策。远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对敌斗争中，周次温就有严重的右倾思想；在减租减息中，农民刚刚触动了一下地主阶级的皮毛，周次温就大喊大叫说是“左”了，在安丘县当农民向一个有七、八百亩地的大地主进行斗争时，他竟去安慰这个被斗的地主，并“说服”群众给这个地主留个富农生活；1950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打倒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改革时，周次温进一步暴露了他的本阶级面目，公然包庇地主家庭和恶霸父亲，设法将其父亲移住南京，逃避群众斗争，虽然他当时曾因此而受到党纪处分，但直到现在他却仍然认为那是“养我地主父亲的老”；在干部问题上，周次温也违背党的政策，按照他个人的封建阶级的观点办事，他曾经利用职权，不分敌我地介绍了七、八个政治面目不清及反革命分子参加工作，而这些人多是它的同乡、同学或老朋友。周次温由于抱着这种反动的剥削阶级立场不放，所以他对党领导的一切政治运动总是抱否定的态度，把自己置于和党相对立的地位。党认为三反和肃反是两个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政治运动，周次温则认为那是庸人自扰，结果是“暗无天日，血渍斑斑”；党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是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措施，周次温则说那是“从农民肚里扒粮食”，“党从来没有现在那样在农民中丧失威信”；胡风集团明明是一个反革命集团，周次温则一口咬定是文艺思想问题；报纸上批评了梁漱溟的地主阶级思想，周次温本能地为梁辩护，他说梁的影响很小，因此，对梁的批判是无事生非，是“再找不到别的批判对象了”。周次温就是这样以一个殉道者的态度，忠心耿耿、无微不至地为那些垂死的、腐臭的剥削阶级辩护，处心积虑地破坏和诽谤党的方针政策。虽然党一再劝告过他，他也作过某些表面上的“检讨”，但是剥削阶级的立场并未有丝毫改变，而且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分歧就越来越大，直到这次资产阶级右派发动向党进攻的时候，他便认为党是要“垮台”了，剥削阶级要复辟了，因此，就不顾一切地倾泄了对党的仇恨，向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反党面目。 + +　　另一种人是另一种情形，他们不一定出身于剥削阶级，但是带着一颗卑鄙的个人主义野心入党。当着他们的个人愿望不能达到时，他们就对党心怀不满，当着这种个人主义野心发展到高峰时，就必然和党的利益、广大人民的集体利益处于尖锐的对立地位。于是他们把党看成是他们不能达到个人野心的“绊脚石”，由不满而仇视，以至于完全敌对。这样，他们蜕化变质了，由一个共产党员变成一个进行政治投机的个人主义野心分子。任迁乔正是这样一种人。一开始，任迁乔就带着浓厚的个人主义思想走进革命队伍中来，在个人和组织的关系上、在同志间的关系上，他公开宣扬一种露骨的个人主义观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就给以双倍的反击。这里的“我”，当然是个人主义，谁若是侵犯了他任迁乔的个人主义，不管是党组织也好，不管是个别人也好，他都给以双倍的反击。所以入伍以后就表现为极端落后，牢骚满腹，他曾经因为经常散布破坏性的言论，在肃托时受过党的审查，任迁乔并没有从中接受教训，更好地改造自己，提高思想觉悟，反而埋怨党“侵犯”了他，于是长期对党不满。后来，在党的培养下，任迁乔稍微有点“名气”了，他没有把这看成是党培养的结果，反而作为发展个人野心的资本了，他妄想把持山东的美术界，利用艺术部长的职权，拉拢一批人，打击一批人，企图把山东美术界建成一个独立王国，反对党对艺术的领导，拒绝党的一切“干涉”。他在艺术思想上也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思想，他特别热衷于“揭露”党的“黑暗”，他认为对人民、对党的讽刺应和对待敌人一样；他主张要有绝对自由，反对一切限制，他鼓动别人抗拒党的领导，明知故犯地去犯错误，他说：“搞艺术好比悬崖跑马，或者一跃而过一鸣惊人，或者是坠下悬崖粉身碎骨。”当党和同志们批评他的这种错误观点时，他认为这是“触犯”了他的“我”，就来了个“双倍的反击”，骂省委不懂艺术，是庸俗社会学，想把省委骂臭，骂维护党的利益的人是“逢迎拍马”，“是非常恶劣的坏蛋”。任迁乔就这样由对党不满发展到仇视党、仇视同志的地步。而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他认为是狠狠的打击党一下的时候了，妨碍发展个人主义的“绊脚石”可以搬除了，便里应外合，从党的内部展开了对党的进攻。 + +　　周次温、任迁乔的叛党活动给予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呢？首先是给那些习惯于在思想上过安静生活的同志敲起了警钟，不要以为社会主义改造胜利了，阶级基本上消灭了，党也就可以太太平平的过日子了。事实上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还是十分复杂的，社会上除了无产阶级思想之外，还有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资产阶级思想，它们不断地向无产阶级施加压力，企图夺取阵地，而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不坚定的分子，就有可能像周次温、任迁乔那样被压倒而站到资产阶级的队伍里去，不经常警惕地和这种压力作斗争，就等于解除自己的武装。其次，每一个党员。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自我的思想改造，特别是在思想上不能够和个人主义和平共处，更不能放纵。不是有这种论调吗?“稍许的个人主义总是难免的”，“有点个人主义不能算是反党”，这就是放纵。当然要干干净净地丢掉个人主义，需要比较长期的斗争，但这不能是放纵个人主义的借口，一放纵就发展，发展到无法控制的时候那就危险了。第三，每一个党员都应该积极地参加党所领导的政治斗争，并严肃地对待这种斗争，把这种斗争当作课堂，去锻炼自己的党性，锻炼自己的政治立场。在历次运动中，总是能够遇到那么一小部分人，他们站在运动圈外，或者只是被动地跟着走，他们没有热情、没有兴趣，实际上是不问政治。这种同志就有点危险，脑子生锈了，政治嗅觉迟钝了，甚至大是大非也分不清了，这就极容易作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不自觉地走入歧途。 + +　　保卫党的立场，保卫党的纯洁，向一切敌对思想作斗争，是每个党员经常的战斗任务。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60.txt b/CCRD/1/3/2/00106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ae1c72ca2346dd44ec279e4b6d8ecef441942fb --- /dev/null +++ b/CCRD/1/3/2/001060.txt @@ -0,0 +1,15 @@ +#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 +　　<《解放军报》社论> + +　　目前部队各单位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开展得较好的单位，他们大都在整风初期，“放”得较好，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旗帜鲜明，态度坚决，群众觉悟很快得到提高，右派分子正被围剿或陷于孤立，运动逐步地深入发展。例如驻京多数单位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形成了政治上思想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第二类单位是运动已经初步展开，并已开始暴露了一批右派分子或右派言论。第三类包括若干师以上机关、学校等单位，由于那里的某些领导干部没有看到这场斗争的重大意义，或者对敌情估计不足，态度不够坚决，因而至今还没有开始投入这场斗争。还应该指出，即使第一类、第二类当中的单位，发展也还是不平衡的。比如第一类中，多数单位对右派分子和右派言论、右倾思想，揭露批判得还不够彻底；至于第二类的单位中，多半还只是刚刚开始。这就要求：第一类、第二类单位要继续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万勿松劲；第三类单位要立即采取坚决措施，把反右派斗争发动起来。我们的口号是：一定要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 +　　要取得反右派斗争的彻底胜利，就要把部队内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都彻底地揭发出来。时至今日，还有些人，对军队内部有无右派，是否需要搞反右派斗争，抱着怀疑态度。他们说：“我们这里没有右派分子和右派言论，反击右派不是无的放矢吗？”“还是不要公开提出反击右派吧，提出争大是大非就可以了；否则，就要伤害同志，反倒惹出一些麻烦来。”如此等等之说，无异乎在大敌面前，偃旗息鼓，弃甲曳兵而走。这当然是对右派有利，为右派所欢迎的。许多单位的经验已经证明，部队内部肯定也有右派分子，而真正的右派分子，往往是在斗争当中才逐渐被揭发和暴露出来的；当群众尚未充分发动，思想尚未武装起来的时候，右派分子尚可藏身，一旦群众觉悟提高，眼睛擦亮，右派分子就会原形毕露。没有调查研究，没有进行斗争，就武断地肯定所有单位都有右派分子和右派言论，固然不对；但是没有调查研究，没有进行斗争，就武断地肯定我这个单位没有右派分子和右派言论，更是非常有害的。如果偃旗息鼓，弃甲曳兵而走，叫右派分子滑过去，就会犯严重的错误。 + +　　要取得反右派斗争的彻底胜利，就要把部队内部的资产阶级右派思想、言论，彻底地驳倒、批臭。我们的部队是在党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在长期的狂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中，许多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家庭的人们，已经锻炼成为无产阶级战士。我们部队的绝大多数人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但是也要看到，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一部分人，是在民族民主的思想基础上入伍、入党的；解放战争时期或胜利以后也有一部分人，则是在全国胜利的大浪潮中，走进革命部队中来的。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革命的人生观还没有确立起来，原有的阶级立场和思想感情还没有彻底改造。因而在这次巨大的政治风浪中，他们就不同程度地露出了原阶级的本性。当然，在解放战争以后入伍的知识分子中，这种表现就更多一些。总的说来，部队内部真正的右派分子虽然为数极少，但是右派言论却并不少，右倾思想就更多一些，资产阶级思想的市场还是相当广阔的。因此，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就要把右派分子、右派言论当作活的教材来教育群众，在人们的头脑中进行彻底消毒防腐，使人们对资产阶级右派观点深恶痛绝。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在这次政治、思想斗争的战场上，组织群众，系统地细致地彻底地揭露和批驳右派言论，一直到驳得体无完肤，彻底搞臭。这种批驳工作，作得愈细致、愈系统、愈彻底，就愈能锻炼群众，使群众通过这场斗争，学会从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上观察问题，对待问题，使人们头脑中的无产阶级阵地更加巩固。 + +　　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性质和伟大意义，正如彭真同志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上讲的，“是一场全民的大论战，是一场伟大的政治战争和思想战争，是资本主义道路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是一场关系六万万人的命运和我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斗争，是一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斗争，这一仗我们如果不打胜，社会主义就搞不成功。”在这个战场上，对每一个人都将是一个严重的考验，每个人都要表示明朗的政治态度，即是对右派分子、右派言论进行坚决的斗争。对右派分子和右派言论，是来不得温情主义的。至于是否会伤害人的问题，只要领导上充分发动群众，切实掌握政策，坚持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分别对待的原则，坚持摆事实，说道理，充分展开辩论的方法，避免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那就一定不会伤害好人。即使对那些具有右派思想言行的人，同样要坚持以上的原则。但是坚持这些原则，决不等于对右派言行采取温情主义或者马马虎虎了事。因为我们这次斗争的决心就是要把部队内部的资产阶级右派思想彻底驳倒、批臭，以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消灭资产阶级右派思想在部队的市场，迫使右派分子改变其立场、观点，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任何对右派言行采取温情主义，或马虎了事的态度，都将会影响这一斗争的胜利。 + +　　再重复一句，这一仗我们一定要打胜，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 +　　 ---- 原载《解放军报》1957年8月1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62.txt b/CCRD/1/3/2/00106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6e720e6adc62b46d3152bd725381b55fc656c2e --- /dev/null +++ b/CCRD/1/3/2/001062.txt @@ -0,0 +1,23 @@ +# 一次严重而深刻的考验 + +　　<青岛日报社论> + +　　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我们党猖狂进攻的那些大风浪的日子里，当反击右派分子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还没有全面展开的时候，在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紧要时刻，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次深刻的锻炼和严重的考验。它首先检验我们本市大专学校的师生和教职员，以及参加整风的机关的所有干部，是否有坚定的阶级立场，工人阶级的感情，以及敏锐的政治嗅觉，分辨大是大非的能力。 + +　　在6月3号那天，山大右派学生在某些右派骨干分子的策划和支持下，煽动少数学生向本报所发动的猖狂进攻(以下简称“六三”事件)，是本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有计划、有步骤、有纲领地向我们党进攻最为猖狂的一次，它配合着正在举行的政协会议上右派分子的反党叫嚣，造成了本市右派分子向我们党进攻的高峰。 + +　　“六三”事件震动了全市，引起了本市广大人民的极大注意，成为本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各种人对这个重大事件的态度与立场，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在事件发生的当天，我们的有觉悟的工人、久经锻炼的干部、进步的知识分子，对这一反党事件的严重性质看得很清楚。他们从大字报的那些反党反人民的内容与右派学生狂妄无理的行为，察觉到这是一些居心叵测的阴险恶毒分子，利用山大少数学生向我们党的一种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进攻，是对新社会的最大的诬蔑。虽然闹报社的少数学生打着“帮助党整风”的幌子，实质上是在做着反党反人民的罪恶勾当。因此，人们义愤填膺，慷慨激昂，理直气壮地给予了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言行以强有力的反击，打落了右派分子穷凶极恶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气焰，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他们这种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爱憎分明的工人阶级情感，不愧为社会主义的好战士。但是，也有另外一部分人，他们有的是一贯抗拒改造的私方人员，有的是极端仇视与反对党的领导的阴险分子与野心家，等等。他们对这一事件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并积极支持与鼓励了制造“六三”事件的右派分子，和他们站在一起，里应外合地向党与人民进行了猖狂的攻击。有些人甚至叫嚣说“这一攻击还不够大，应当再来上一次。”他们对挺身而出的群众反击闹报社右派学生的正义行为，提出了所谓“抗议”，甚至造谣诬蔑说这是叫别人“收买”与“雇用”的。这一部分人，就是长期隐藏在党内外的右派分子。他们平素也装出一副为人民服务、拥护共产党领导的假面孔，欺骗了人民，但在这次反右派分子的严重斗争中，他们的假面具撕下来了，显露了本相，使群众从过去他们的言行中，联系到今天的事实，认清了他们原来是一小撮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与维护者，是与人民为敌的叛逆。 + +　　还有一部分人，是没有经过大风浪考验的国家干部、没有很好改造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疯狂进攻的面前，立场不稳，认识模糊，两面摇摆，态度不明。他们不从当时的实际出发，从右派学生的反动纲领(表现在大字报上)与狂妄反动行为来分析问题的性质，决定自己的动向；而是主观地、教条地把这一严重的反党事件当成人民内部根本利益相一致的非对抗性矛盾看待，认为这是“帮助”党整风，不过方式方法有些不当罢了。他们认为报社与群众采用大会讲理的办法，来反击右派学生的反党行为，做的有些过分，显得不虚心、不冷静，违背了整风精神(?)，等等。他们对右派分子的兴风作浪向党进攻的猖狂行为没有义愤，听到他们反党反人民的言论也无动于衷；对群众的正义反击行为，也没有给予应有的支持。这种态度，实际上是支持了右派分子的狂妄言行。 + +　　这样一部分人，直到本报报道了山大少数学生闹报社的经过，发表了山大师生员工批判与揭露闹报社右派学生大会告各界人民书以及进步群众对这一事件发表的评论后，他们才如梦方醒，恍然大悟起来，明白了问题的真相，有些人开始责备自己，为什么眼睛不亮，嗅觉不灵，政治上这样麻痹，思想上这样右倾，没有识别出这一事件所隐藏的恶毒阴谋。他们中的某些人对自己没有站稳立场，没有挺身而出地给予右派分子的进攻以强有力的反击，反而过多地责备报社与群众，感到愧悔，有的还给本报写信检讨，道歉。 + +　　我们认为问题不在于消极地责备自己，而在于从这次的大风浪中，检查自己，吸取重大的教训，坚定自己的工人阶级的立场、人民的立场，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这是每个革命者所应抱的正确态度。 + +　　那些在此次大风浪中，没有站稳工人阶级与人民立场的干部与知识分子，首先应吸取的教训，就是要承认在我们国家内“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应当看到，我们虽然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社会主义合作化，在经济上(生产资料所有制)战胜了资产阶级，解决了谁战胜谁的问题，但在政治与思想领域内，从总的方面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见毛主席报告，同上)。我们工人阶级要按照马列主义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虽然在口头上也这样说，但实际上仍想以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篡改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并企图以此来改变我们国家的政治方向，幻想重温资本主义的旧梦。因此，他们还应当大大提高政治警惕性，遇到一些大的风浪时，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问题，分辨出大是大非与小是小非的界限，并得出正确的结论，从而决定采取不同的斗争态度。 + +　　另一个教训，也是最重要的教训，就是要认真的下决心改造自己，推翻自己思想深处的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王国，树立先进的无产阶级思想与共产主义人生观。事实证明，凡是以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人，在言行上容易犯主观主义，他们往往计较“小我”，忽略“大我”，计较个人得失，忽略国家整体利益，特别是容易提出脱离现实的要求，而当这些欲望不能满足时，他们往往对党与国家产生不满情绪，甚至采取对抗态度。这样的人容易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划不清思想界限，对一些大是大非问题，立场就不如工人阶级那么坚定，态度也没有那么明朗。这就是说，由于在他们的头脑中社会主义思想还没有根本树立，一些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在思想上还没有最后解决，加之缺乏实际斗争的锻炼，所以当右派分子大举向党进攻时，他们往往抵挡不住这种进攻，有些人甚至容易成为右派分子招兵买马的对象，或者在思想感情上引起共鸣，同时也很容易使自己在这次大的风暴中，不能稳坐在社会主义的列车上，而有被摔出的危险! + +　　当前，我们全市和全国一样，正在广泛深入地展开了反右派斗争，这是我们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一场政治上思想上的恶战，同时也正是那些缺乏阶级斗争锻炼的干部与知识分子检验与锻炼自己的最好时机。毛主席曾经指出，我们的干部与群众不应在温室里培养、成长，那样是经不起急风骤雨的侵蚀的，应当放到群众斗争的大风暴中去培养，让他们在惊涛险浪中不断成长壮大，这样的干部就能象一棵“疾风”中的“劲草”，在大的风暴中屹然不动，成为一个勇敢、坚定的革命战士。 + +　　毛主席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有关反右派斗争的社论，是我们与右派分子斗争的锋利的武器，也是改造思想的锐利武器，它可以指导人们用阶级分析的办法，找出复杂的社会现象的本质。那些在此次大风浪中没有站稳立场的干部与知识分子，更应虚心地认真地学习毛主席的报告，并根据毛主席的教导，经过反右派斗争熔炉的薰陶，来检验自己的阶级立场、政治品质，阶级感情如何。应当看到，我们的国家虽然在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过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关，但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很多人来说，还没有完成，他们必须继续在这一方面过社会主义的关，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的思想与立场。他们应在这次反右派斗争的大风暴中，记取教训，把自己锻炼得更坚强、勇敢、聪明，改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钢铁般的战士，能够在共同利益与根本是非问题上站稳立场，识别是非，识别善恶，识别敌友，不迷失方向，使他们能更好地负担起保卫与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重担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63.txt b/CCRD/1/3/2/00106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973fb10dbef5ffd9d4182a8213a1093bd88d6e3 --- /dev/null +++ b/CCRD/1/3/2/001063.txt @@ -0,0 +1,35 @@ +# 在农村中大放大鸣大争 + +　　<《人民日报》社论> + +　　我国农村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但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没有结束。为了巩固社会主义的阵地，克服资本主义的倾向，在目前有必要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 + +　　１９５５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大变化。几亿农民争先恐后地加入了高级农业社，并且随即掀起了生产高潮，在大灾之年增产粮食一百五十亿斤。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虽然有极少数人退社，同时却有更多的人入社。这些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我国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得到伟大的成就。 + +　　但是决不能认为农业社一成立就会巩固起来。这种想法是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的。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已经指出：“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合作社正在经历一个逐步巩固的过程，这个过程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 +　　在合作社逐步巩固的过程中，需要同时在经济战线上和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斗争。在经济战线上，要不断地发展农业和农村副业的生产，逐步地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造，并且正确地解决分配问题，使社员的收入逐步增加。在政治和思想战线上，要教育绝大多数社员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合作社的集体事业，不断地提高社会主义觉悟，从根本上摆脱资本主义的影响，并且积极地同破坏社会主义的坏分子作斗争。在全国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这一年多期间，各地农村工作人员对于经济战线一般比较重视，而在政治和思想战线上，工作却显然落后了，许多农村工作人员和农村的党组织似乎认为，在合作化的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农村中再没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了，因而放松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工作。 + +　　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他们忘记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教导：“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富裕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严重的。只要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乃至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严重的教训”和“必须对资本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两文的按语） + +　　事实正是这样。在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思想斗争中止了或者削弱了的地方，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就抬起头来，大肆活动起来了。 + +　　不能忘记，农村中的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还正在被改造，要使这些人从思想到行动都变成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无疑是一个长时期的任务。这个改造已经收到效果。但是一部分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同别的坏分子在一起，仍然在等待时机，反对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挑拨工农关系，扰乱社会秩序。今年６月上旬以前资产阶级右派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期间，在一些农村里，就有一些坚持反动立场的原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乘机而起，恫吓农民，殴打干部，甚至公然企图倒算。很明显，如果对于这些坏分子不给以坚决的打击，我们决不能在农村中建设社会主义。 + +　　富裕中农，多数是愿意同贫农、下中农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自愿地参加了合作社，可是许多人是“随大流”，并没有充分的自觉。实际参加了集体的生产活动和收益分配以后，他们不免感到自己多年养成的旧习惯同新制度有矛盾。农业社初办，生产和收入一般地一时还难于达到某些富裕中农原有的水平；一切新生的经济制度都会遭到的困难，如物力不足、经验不足等等，在新办的农业社里也是难免的。即使社里的生产显著地增加了，要把社里人同人之间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妥善，也不是短时期容易做到的。于是，一部分富裕中农觉得在社里“受拘束”或者“吃亏了”。在处理国家、合作社、社员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时候，少数富裕中农起了消极的作用。一小部分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不顾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隐瞒产量，从事商业投机，破坏统购统销，并且在合作社中散布错误言论，破坏社内团结，损害公共财物，妨碍劳动纪律，甚至鼓动社员退社。少数富裕中农在这些方面的活动，客观上助长了一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对于一般富裕中农，我们当然要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巩固地团结他们。但是，如果有人坚持错误，蓄意破坏国家的利益和合作社的利益，那就必须对这极少数人展开说理斗争，把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彻底驳倒。如果不有系统地讲清事实，辩明是非，伸张正气，压倒邪气，就达不到团结的目的。 + +　　大多数农村党员和干部是忠诚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他们是广大农民所拥护的领导者。可是，有一部分农村党员和干部，包括一部分县级工作人员在内，没有认清农村中的阶级斗争的形势，没有坚决维护社会主义的原则。这些同志在对象粮食问题这样同社会主义的命运有极密切关系的重大问题上，错误地站到了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的立场上。有些同志，对于坏分子危害农村秩序、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采取了放任的态度，没有及时地给以应有的打击。（⑴⑷） + +　　这些事实说明：尽管合作化运动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新事物同旧事物的斗争决不是一年两年所能够解决的，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仍然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因此，十分必要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右倾思想和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打击企图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别的坏分子的反革命行为。这是农村中的一场不可避免的重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还要了解，这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任务，决不是只进行这一次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这样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应该每年进行一次。不然，就谈不上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中的彻底胜利，谈不上社会主义农业的顺利发展，谈不上合作社制度的日益巩固。 + +　　这场斗争应该怎样进行呢？已有的经验证明：最好的方式就是有领导有计划地在农村中，包括单干户在内的全体人口中，展开群众性的大辩论，也就是在农村中实行“大放大鸣大争”。首先，把农村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都揭露出来，让各种不同的意见都发表出来，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批判之，也就是坚决地充分地进行说理斗争，解决问题，改进工作。有人认为，这种大辩论的方式，在比较高级的机关里和学校里可以采用，在农村不能采用。这是对于党的领导的力量和基本群众的智慧缺乏信任的表现。根据山西榆次、襄汾、洪赵等地和其他许多地方的经验，在上级党委的工作组和农村基层组织的共同领导下，在农村中同样可以采用大辩论的方式，而且只有采用这种方式才能最有效地解决问题。 + +　　辩论一些什么问题呢？根据目前各地农村情况看来，有关合作社的优越性、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城乡工农关系、肃反和遵守法制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在农民群众和农村工作人员的思想上特别需要澄清。因此，这四个方面的问题特别需要摆出来辩论。 + +　　在秋收以前，辩论应该首先集中在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统购统销问题上。这是当前群众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为了顺利地完成今年统购统销任务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问题。要使每个基层干部和农民都懂得：是否百分之百地完成粮食统购任务、严格地控制粮食销量和认真地节约粮食消费的问题，实质上也就是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爱国不爱国的问题。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合作化，不仅是为了农民的利益，而且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为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利益。任何时候，都不允许把个人的局部的利益同国家的整体的利益对立起来。目前在农村里发生的一个最尖锐的问题，正是一部分落后分子把个人利益放到了同全体人民的利益对立的地位。他们为了个人的利益，要求国家对粮食少购多销。收购的少，销售的多，拿什么填这个窟窿呢？拿什么去供应城市人口、工矿区人口和军队的粮食需要呢？拿什么去供应灾区农民、经济作物区农民和缺粮农民的粮食需要呢？当人人都需要节约粮食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怎么能够不带头节约粮食呢？他们认为这些是国家的事，他们不管。但是如果大家象这样自私自利，还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呢？没有社会主义的祖国，没有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还能不能有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幸福呢？显然是不能够的。因此，粮食问题的辩论不但对于紧接着秋收的粮食工作有决定的意义，而且对于树立爱国爱社爱家必须统一的思想，对于树立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的思想，有决定的意义。 + +　　在别的几个问题的大辩论中，也要紧密地围绕着这个中心目的：教育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了解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的一致性，懂得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的必要性。 + +　　在无论什么问题上，都要有充分的信心：信任党、信任群众。绝大多数农民群众同我们的党有血肉一般的联系。他们是愿意听共产党的话，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在这次大辩论中，只要加强领导，依靠基层组织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坚持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坚持用说理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坚持反革命必须肃清、坏分子必须打击的方针，一定能把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思想斗垮，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8月1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64.txt b/CCRD/1/3/2/00106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3f5b0e440810c7d0fc24de42692a960471a5cd8 --- /dev/null +++ b/CCRD/1/3/2/001064.txt @@ -0,0 +1,37 @@ +# 驻京单位反右派斗争已获初步战果 + +　　<《解放军报》> + +　　本报讯　驻京各领导机关、部队、院校的反右派斗争，目前已进入深入阶段。隐藏在各单位的许多右派分子已被揭露出原形。 + +　　和社会上的右派一样，我军驻京各单位的右派分子也利用整风机会，向党、向社会主义制度、向我军的几项基本制度，进行了猖狂的进攻。 + +　　他们首先把进攻的矛头指向党的领导。他们特别恶毒地攻击党，声言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不能领导学校，不能领导医院，不能领导文艺，不能领导报纸，主张取消党委制，要求“教员治校”、“医生治院”、“工会管理工厂”、“艺术委员会领导文工团”，赞成“同仁报纸”。某坦克学校助理员吴辅仁、总后卫生部出版助理员白文庆等，甚至狂妄地要共产党退出军队，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 + +　　他们十分仇视我军的生命线——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空军情报处参谋左奇太、工程兵参谋叶传烈污蔑“政治机关、政治工作人员不起作用”，左奇太更疯狂地叫嚣“要搞一个大民主，把政治处的人都搞死”。 + +　　他们厌恶马列主义教育，反对思想改造。总军械部研究所实习研究员郑克杰公开诋毁马列主义，他同意雷海宗的说法：“１８９５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停滞不前，没有发展。”他还诋毁列宁、斯大林和党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并反对列宁主义的提法。他赞扬资本主义制度，企图根本否定社会主义。海军政治部助理员季德明（党员）更是对思想改造十分仇恨，他说，“所谓团结、帮助、照顾知识分子仅是一个口号”。季德明并与海军司令部研究委员会右派分子蔡鸿干结为联盟，散布流言蜚语，整风时拉拢人，有系统地攻击党在军队中的各项政策。 + +　　为了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政治工作，反对思想改造，右派分子更千方百计地污蔑党、团员与积极分子。解放军报社助理编辑丁乙骂共产党员是“便衣警察”“特务”，英雄模范是“抱大腿”的。空军工程部助理员唐持污蔑共产党员是“仗势欺人，一手遮天”，是“酷爱吹牛拍马之徒，专筑高墙深沟之城”。他并“创造”了“共产主义革命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党与非党的矛盾，党与非党矛盾发展的结果，非党群众就要起来消灭党。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董奇说：一旦有了匈牙利事件，我就扛起机枪把全厂的党员都打死。 + +　　右派分子攻击党的领导，自然也就要攻击老干部。他们骂老干部是“猪”、“没有心肝的人”、“贵族”，主张修改干部政策，提拔干部应该以“才”为主，说什么“有才便是德”，应当“以知识分子为建军骨干”，老干部都是“庸才”，要“下台”等等。他们还污蔑社会主义制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因此，他们认为“新的革命又会产生”。空军政治部“人民空军”杂志社记者梁南（预备党员）在他向党挑战的“七点意见”中，更污蔑高级干部已成为“特殊化集团”，他在近一年的报道活动中写了二十五篇稿件，其中绝大多数稿件是揭露我军各项工作中的所谓“阴暗面”的，专向我军的某些制度和领导者攻击。 + +　　右派分子反对党的农业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政策，恶毒地挑拨工农关系。某坦克学校军医钱望远，捏造“根据”，根本否定合作化的优越性，他提出我国农业合作社有所谓六大缺点。 + +　　右派分子疯狂地攻击肃反运动，为反革命分子辩护。总政组织部助理员段星灿（党员）污蔑肃反运动有二十条缺点和错误。总后财务学校胡寿令与军外右派分子林希翎秘密通信，公然为反革命分子胡风辩护。 + +　　右派分子不仅自己用恶毒的言论向党进攻，而且到处“点火”，有的还煽动闹事。如通信兵部某研究院技术员丁杰，利用少数工人的不满情绪，煽动工人罢工。右派分子还和军外的右派分子串通一气，互相呼应。如总政文工团赵森林，把部队的舞台美术工作说成“漆黑一团”，配合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向部队进攻，并与军外右派勾结，组织所谓声讨文工团某领导同志的大会。 + +　　这一撮右派分子运用各种伪装的面目混在革命部队中，但在广泛地发动了群众之后，在众目睽睽之下，经过近一个多月来的揭发批判，他们的本来面目终究不得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原来他们恶毒地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是没有原因的。在这批右派分子中，有６５％出身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旧军官、旧官僚的家庭；有３０％以上其亲属曾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和其他社会主义改造中被斗争过，或被判刑、劳改、镇压；有４０％以上本人曾在历次运动中被斗争过；有４６％本人历史上曾参加过反动党团或会道门组织。这些人在参加革命部队后，拒绝思想改造，对我党我军心怀敌意，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此外，还有一部分人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一贯追求个人名利，因而堕落蜕化为右派分子，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 +　　驻京单位的经验证明，为了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必须克服领导上的右倾麻痹和温情主义倾向。近两个月来，驻京单位所揭露出来的大量材料，说明了不能盲目地满足于我军内部政治思想上的纯洁；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深刻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不反映到我们部队内部来的。驻京单位所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散布在总参、总政、总后等全军的首脑机关内，也散布在海、空军和各特种兵的领导机关内。不仅一般的学校中有右派分子，而且在政治学院中也有右派分子；不仅党外有，而且党内也有；不仅在新参军不久的知识分子干部中有，而且在入伍入党多年的干部中也有。例如解放军报社时事组副主编常征（少校、共产党员），已经在党内军内工作了十多年。而且越是像常征那样的右派分子，越是狡猾恶毒，危害也越大。由此可见，在我们部队中进行一次深入的反右派斗争决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决不可忽视这一股潜伏在我军内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 + +　　驻京单位的经验还证明了，在进行反右派斗争的过程中，还可以继续发现和暴露一批新的右派分子和右派言论。驻京单位在大放大鸣期间暴露出来的右派分子并不很多，多数是在反右派斗争向深入发展的过程中揭发出来的。如空军某单位在斗争右派分子姜树山时，设计处技术员沈鹤龄跳出来为他辩护，叫姜“站稳（反动）立场”；群众一查究，原来沈也有许多右派言论。在反右派斗争过程中继续发现和暴露右派分子与右派言论的关键，在于充分发动群众和领导上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有些右派分子虽然没有在公开场合发表过明显突出的右派言论，但他们却在背后（食堂、宿舍、娱乐场所）和秘密通信中散布了许多恶毒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只要领导干部深入调查研究，大力发动群众，把斗争引向深入，尽管这样的右派分子隐藏得再巧妙，也终究会被揭发出来。 + +　　驻京单位近两个月来反右派斗争的发展是健康的、正常的，都是用事实、用道理作为武器，逐个逐点地批驳谬论。尽管右派分子百般诡辩，在真理与事实面前，也不能不低头认错服罪。特别是曾经和右派分子接近的同志，揭发的事实最有份量。某科学研究处右派分子吴亦寿在低头认罪时，曾说他有“三怕”，其中一条就是怕知道他的底细的人揭发。因此群众越在斗争中迅速提高觉悟，积极向左转，右派分子就越无藏身之地，反右派斗争的进展也越快。 + +　　但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个时期来，由于右派分子的狡赖顽抗，在若干单位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急躁情绪和简单粗暴的作法，这对于斗争的深入发展是不利的，必须坚决地加以纠正。 + +　　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在驻京各单位已形成了一个广泛的、深刻的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广大干部、士兵的政治觉悟有了明显地提高。在总后工作的一位高级知识分子说：“解放几年来，我现在才具体地认清了什么是立场问题，这真是太好了。”但是这一场斗争还远没有结束，除了一部分右派分子已经缴械投降以外，还有一批右派分子尚未揭发出来。有些右派分子还交代得不彻底，有的还在顽抗，还在暗中活动。各单位正在继续组织围攻，不取得彻底胜利决不收兵。 + +　　（---- 原载《解放军报》1957年8月10日，原题为：“展开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　驻京单位反右派斗争已获初步战果 经验证明：深入开展斗争的关键，在于克服领导上的右倾麻痹和温情主义，在于充分发动群众。”。）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65.txt b/CCRD/1/3/2/00106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2bea16311e3397759f39bc29195772c04796034 --- /dev/null +++ b/CCRD/1/3/2/001065.txt @@ -0,0 +1,21 @@ +# 国家对华侨事务的又一重要措施 + +　　<《人民日报》社论> + +　　最近国务院以命令公布了“华侨捐资兴办学校办法”和“华侨投资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的优待办法”。这是国家对华侨事务的又一重要措施，无疑地，它将给广大华侨以极大的鼓舞。 + +　　华侨远离祖国，侨居国外，热爱祖国，热爱家乡，他们对于祖国的独立和富强寄托极大的希望。但是同时，华侨和侨居国人民建立了长期的深厚友谊，促进同当地人民的友好团结，也是他们的共同愿望。国外华侨大部分对祖国念念不忘，到现在还保存着祖国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但是，他们已数代在当地居留，不少人和侨居地人民通婚，在生产活动和经济文化生活方面已同当地人民打成一片。他们一般都希望取得侨居国国籍，成为当地人民。事实上，很多侨胞早就具有了侨居国国籍。我国政府在１９５５年亚非会议期间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并且说明过这一条约是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范例。我国政府还表示愿意同各有关国家经过外交谈判解决这个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华侨双重国籍的问题。１９５６年周恩来总理和新加坡前首席部长马歇尔发表了关于解决新加坡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谈话，在缅甸和柬埔寨也发表了相类似的谈话。这些措施，贯彻着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目的是从华侨问题上改进同东南亚各友邦的友好关系。因此，对于东南亚各民族独立国家是有利的，对于东南亚广大侨胞也是有利的。 + +　　关于解决华侨双重国籍的方针，我们主张华侨根据自愿原则，选择侨居国国籍或者保留中国国籍；对于愿意保留我国国籍的，我们当然表示欢迎；对于愿意和能够参加侨居国国籍的人，我们也欢迎他们这样做。参加了侨居国国籍的人，就不再具有中国国籍；而且他们既然以侨居国为自己的国家，就应当效忠他们所选择的国家，积极地参加所在国的建设事业。保留我国国籍的侨胞，也应当尊重侨居国的政策法令，遵守当地法律，促进同侨居国人民和政府的友好关系，从事和协助有利于当地国计民生的经济文化事业，并且加强华侨本身的爱国团结。这就是我国政府反复宣布了的基本政策，也就足以证明我国政府贯彻执行五项原则的诚意，和对于国外侨胞的关怀和爱护。 + +　　华侨的绝大部分熟谙侨居国人民的语言文字，愿意接受侨居国的文化教育，这是可以理解的，并且也是应当的。可是同时，在华侨和当地华裔人民中也存在着保持中国民族语言文字传统和保持华文教育的问题。因此，国外的华侨学校应当教育华侨子女熟悉当地的语言文字、历史和地理，尊重所在国的文化，同时，保留一定时间的必需的华文课程。这对于沟通民族文化交流，增进彼此友谊，繁荣所在国的文化是有利的。华文教育的任务应该为这一方针服务，并且应当朝着这一方向去做。我们高兴地看到，不少侨居国政府尊重华侨保持华文教育，这是友好的方针，是我们所欢迎的。如果某些侨居国政府对华文教育还存在着疑虑，我们希望经过有关双方的努力能够消除这种疑虑。 + +　　国外华侨还有成千万的眷属在国内。祖国解放以后，一部分华侨的子女愿意回到祖国就学，侨眷子弟要求入学的数目也是不少的。因此，不少侨胞除在当地兴办教育华文的学校之外，由于他们的一部分亲人还在国内，一向也积极地在国内捐资兴办教育事业。国外侨胞的这种爱国爱乡的精神是值得鼓励的。他们向来有在国内捐资兴办学校的优良传统。如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就是陈嘉庚先生捐资创办的。近年来，由于政府的鼓励和支持，国外华侨捐资回国兴办学校的积极性更加提高了。华侨家乡的侨办中小学校不但已经恢复，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例如福建省全省侨办中等学校已达六十七所。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怀和帮助下，侨校领导逐渐加强，师资和设备逐渐充实，教学质量有了提高，这在解决回国华侨子女和侨眷子女就学、发展侨乡文化教育事业和为祖国培养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者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时对促进国外侨胞的爱国团结工作，也有了帮助。今后有关地区的各级人民委员会应当认真地贯彻国务院颁布的华侨捐资兴办学校办法中的规定，重视华侨回国捐资兴学的工作，积极地予以鼓励和支持，并且主动地协助他们解决困难。（⑴⑷）“华侨捐资兴办学校办法”第四条规定：“侨校应该与公立学校同样贯彻执行国家的教育政策、法令，并且接受主管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这是非常重要的。侨校是国家学校教育事业的一部分，应当服从国家总的教育计划，执行国家总的教育方针，受各级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为国家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和文化程度的劳动人民的新的一代。过去有些地方由于对侨校性质和作用认识不足，对侨校领导重视不够，对侨校存在的困难帮助解决不够，有的甚至以为侨校属于私人企业的性质，而任意加以接管或更改校名，这些做法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应当予以纠正。今后各级人民委员会未经侨校创办人同意，不应当任意接管侨校或更改校名。凡已经接管的学校，只要国外华侨继续支持经常费用，仍应当改由侨办，其中已经更改校名的，要予以恢复。应当将侨校教育工作，纳入地方教育事业规划之内，加强领导，一视同仁，使侨校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为了使归国华侨学生和侨眷子女能够得到更多的就学机会，侨校对归国华侨学生和侨眷子女入学应当予以优先录取。为了密切侨校与所在地区人民的联系和取得当地人民的支持，对非侨眷的子女也应当按适当比例招收。 + +　　其次是关于华侨的经济和回国投资问题。华侨经济是侨居国社会经济构成部分之一，历来是为侨居地经济建设服务的。过去由于殖民主义统治，东南亚工业无法发展，华侨的资金不得不较多地流入商业。现在东南亚各国先后走向独立，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侨居地人民和政府的需要，各地侨胞也愈来愈多地将资金转移于侨居地的建设事业，特别是把华侨商业资金开始转向工业方面，这就更加促进了同侨居地人民的互相合作和友谊。国外华侨积极地参加所在国的经济建设，也就是从经济方面增进了万隆精神的团结力量，这对所在国固然有利，并且对增进祖国和这些侨居国的友谊以及对华侨的长远利益也是有利的。这是一个值得鼓舞的趋向，祖国人民是热烈支持的。 + +　　解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各项生产事业的发展，侨胞中除了在侨居国参加当地的经济事业以外，一部分侨胞回国投资的热情也提高了，这是可以理解的。１９５０—１９５１年间，广东省成立了公私合营的华侨工业建设股分有限公司，解决华侨资金的出路，并且有计划地运用侨资发展地方建设事业。过渡时期国家总路线公布以后，为了进一步发挥华侨爱国爱乡的热情，并且加强华侨投资政策的统一领导，使华侨投资更好地纳入地方建设计划，广东、福建两省人民委员会又采取了辅导华侨回国投资的积极措施，从而促进了几年来华侨投资公司业务的发展，建立了四十四个大小工厂、农场以及交通运输等企业；此外，还有几个新的工厂正在筹建中。最近，广西、上海、云南、温州等地也正在筹设投资公司。 + +　　１９５６年，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改变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以后，在东南亚各国的华侨工商业，虽然参加了侨居国的经济建设，可是由于部分侨胞为着照顾他们在国内的家庭儿女的生活和教育，年老的又想回国养老，因此，也就有一部分侨胞迫切地要求对他们回国投资的资金有所安排。我国政府根据宪法照顾华侨正当利益的精神，制定“华侨投资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的优待办法”，肯定华侨投资公司系国家经营的侨资信托企业，这些华侨投资的资金是由国家掌握调配的，其投资的企业是由国家直接管理的，生产资料既不归个人掌握或者所有，股息又是由国家决定的，所以，这种国家投资公司属于社会主义性质。这一办法对华侨和港澳同胞投资于国家经营的华侨投资公司的一系列问题，如资金、股息、以及投资人就业要求等，都给予恰如其分的规定，其中包括容许把不超过５０％的年息所得经过有关方面批准后，以外汇寄回国外作养家费用。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投资公司，是鼓励华侨回国投资的基本方向。可是同时，为了照顾国外华侨的特殊情况，国家并不排除华侨回国投资从事个人经营，如开办农场，或者在经过批准后根据国家需要经营某种企业。国家虽然并不排除这种情况，但是我们相信，国外华侨将会看清楚，投资于国家经营的华侨投资公司将是更加有利的。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8月1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66.txt b/CCRD/1/3/2/00106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1f5275fb3bdba3b6b4237d88c69973676a882d3 --- /dev/null +++ b/CCRD/1/3/2/001066.txt @@ -0,0 +1,21 @@ +# 他们是赤胆忠心的英雄好汉: 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不容诬蔑 + +　　<《大众日报》社论> + +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中，曾祭起了无数股妖风，企图把我们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刮得天昏地暗，以便从中混水摸鱼。其中有一股妖风，是直接指向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头上刮来的，只听得祭风者口中念念有词：基层干部是“欺压人民的新恶霸”，“是井里的蛤蟆，无德无才”；积极分子“是应声虫，是戏剧中的小丑”，“是踏着别人的头皮和鲜血取得领导地位”；等等。在右派分子的心目中，党和政府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是一片灰黑，是肉中刺、眼中钉，非拔除不可。但是，党与广大人民和这些兴妖作怪的祭风者相反，对广大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却视如珍宝，因为他们都是赤胆忠心地维护革命事业和人民利益的英雄好汉。 + +　　道理是明明白白的。 + +　　基层干部和广大积极分子，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农村街道和厂矿及其他基层单位中，是构成党和国家整个机体的神经细胞。他们是群众中觉悟最高的一部分人，总是最先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并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领广大群众共同前进；他们也是群众中最有才干的优秀分子，具有一定的斗争经验和办事的本领，能够切实地或比较切实地在本地推行党和政府的路线、政策，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指示，具体地为当地群众举办各项事业和解决各种实际困难，是党和政府的政策的直接执行者和体现者；他们生活在群众之中，最熟悉群众的思想情绪、意见和要求，最了解当地的各种社会情况和自然情况，因此他们也最能够真实及时地向党和政府反映这些情况，使党和政府能够更好地因地制宜地推行工作，更好地满足群众的要求。这就是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对党、政府和广大人民所肩负的重大责任，也就是带头和骨干作用。可见，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是党和政府推行工作、联系群众的绝对必须的桥梁和纽带，是党和政府的基石。 + +　　基层，这是我们一切工作和斗争的最前线，也就是最艰苦的地方。正是千千万万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经年累月、默默无闻地在这个前线上工作着、战斗着。在革命战争时期，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曾经是坚持对敌斗争、保卫群众利益的英雄，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们也是各个战线上大显身手的好汉。无论是在土地改革中，或是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中，也无论是“三反”“五反”运动中，他们总是身先群众，斗地主、斗把头、检举和剿捕反革命、打击不法资本家，他们象是千百万把铁扫帚，无情地把这些旧社会遗留下的“垃圾”扫除净尽。在三大改造这个根本上改变社会性质的大变动中，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再一次表现了自己的高贵品质。比如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农村中成千上万的象吕鸿宾、曾广福、张富贵和徐建春那样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早在几年以前，就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带头组织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尽管当时富农在诬蔑，富裕中农在讥笑，一般农民在怀疑，甚至自己家庭的成员也在责难，也尽管他们自己本人的经济地位还是小私有者，但是他们没有动摇，终于在党的领导下，排除了一切阻力，给农民树立了走向社会主义的光辉榜样。在生产建设中以及和各种灾害斗争中，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更处处表现了他们的模范作用。例如在最近的抢救水灾的斗争中，就出现了许许多多舍己为人的英雄事迹：菏泽县伊庙乡爱国农业社主任范清云，正在大雨倾盆水灾危急的时候，他的患有疯癫病的妻子领着四岁的孩子失踪了，抢救水灾呢，还是找老婆、孩子去?范清云想：自己的孩子、老婆仅仅是两条命，如果河堤决了口，十几个庄子就要完了，在这个公私利益发生了尖锐矛盾的时刻，他撇开寻找妻、子的念头，立即和乡干部一起去巡视河堤、组织抢险、安置塌了房子的灾民，直到四五天以后，水灾稳定的时候，才去打听自己的老婆、孩子的下落。滋阳县胜利农业社的党支部书记孙秀之，在战争中负伤，虽然现在走路弯腰都很困难，但却与群众一起连续看守河堤四昼夜。微山县东张阿农业社前社主任郭宝兰(女)，虽然自己一个人拉着三个孩子(丈夫已去世)，水灾来了，她却首先组织转移了十三户烈军属和无劳力户，然后一方面组织住在低洼地方的社员转移，一面组织抢运出社里的一万六千斤粮、四十多头牲口和全部农具，直到把集体的和别人的事情安置妥了以后，才领着自己的孩子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这就是我们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的真正形象，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右派大人先生们的任何诅咒，也玷污不了这些英雄好汉。 + +　　我们的基层干部，所以能够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就是因为他们是群众中生长出来的，是从群众斗争中锤炼出来的骨干，是群众的领袖。这和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基层干部”有本质的不同，不管是封建时代的“地方”，也不管是国民党时代的保长、甲长或把头之类的东西，都是剥削阶级压榨劳动人民的爪牙，是反动统治的基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正是要打倒包括这些“地方”、保长、把头们在内的一切剥削阶级，解放全体劳动人民的。党认为只有劳动群众自己起来进行斗争，才能真正解放自己，所以党从来就十分重视从群众中培养干部和积极分子。几十年来，在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千千万万的优秀分子，党就是依靠他们带动着广大群众，一步一步地取得了今天这样伟大的革命成就。所有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都是党的宝贵财产，也是人民的宝贵财产，我们要十分珍爱他们，关心和培养他们，不使他们遭受无理的攻击和损害，使他们在斗争中继续不断地提高。 + +　　党和人民认为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是国家的栋梁，而右派却认为是一些直到拔除而后已的眼中钉。这种矛盾的现象并不奇怪，因为这是完全站在两个不同的立场上去看问题的。右派老爷们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也就是过去踩在工农群众头上的老爷立场)，去看待工农出身的干部(也就是过去的奴隶)，从阶级本能上产生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嫌恶——好家伙，你们这些既不识字又不通理的奴隶，竟然和我这老爷辈的平起平坐，并且还指手划脚，这简直是岂有此理!老爷下了台，奴隶上了台，在老爷看来，实在是不能“顺眼”的。这只是一般的道理，其实右派分子仇视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还有一种更深刻更直接的道理。如前所述，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是处于斗争的最前线，因此，正是他们亲手用无情的铁掌把地主恶霸、特务反革命及其它一切破坏革命事业的坏蛋打倒的，而且打得是那样的狠，打得他们永远也不能再祸害人民了。不幸的是，这些被打倒的恶势力，却和我们的右派老爷有着血肉的联系，有的是亲戚，有的是朋友，有的甚至就是“亲骨肉”。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悲伤之余，在嫌恶之上又加上了一层仇恨；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他们对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自然是要加以恶毒的攻击，并当作眼中钉拔除的。这就是右派的阶级本性的暴露。但是问题绝不如此简单，这里面还有一个极为严重的政治因素，就是说，右派分子对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的仇恨，不完全是“感情用事”，更主要地还是有政治阴谋。他们很清楚，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是党和政府的根基，是党和政府同群众联系的桥梁，打倒了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党和政府的根基就动摇了，和群众联系的桥梁也拆除了，党和政府就要孤立、就要垮台。右派分子的恶毒阴谋就是想用这种釜底抽薪和挖根拆桥的办法，从根本上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必须揭穿他们的阴谋，必须象粉碎右派对党的其他各路进攻一样，粉碎他们对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恶毒进攻。 + +　　党向来认为不少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是有缺点的，特别是作风上的一些缺点，所以党总是经常不断地对他们进行教育，培养和提高他们，使他们更能承担起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任务。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存在一些缺点也是自然的，首先他们是从旧社会来的，现在也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统治阶级遗留下的思想习惯种种毒素，对他们是有影响的；其次，他们工作很忙，学习条件较差，也是不能更快地克服缺点的原因之一。还有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就是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最实际地同各种人打交道，最实际地处理各种复杂的具体问题，因此，在工作中产生一些具体的毛病也是很自然的。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党认为必须以团结爱护教育提高的态度去对待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不能采取粗暴的惩罚和消极的指责的办法，这既符合党和国家的利益，也是广大群众的要求。至于混入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队伍中的极少数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绝不能代表整个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的面貌，他们甚至恰恰是和右派先生们一脉相通的坏蛋，党和政府对这种分子从来就是采取最坚决的措施，加以清除的。 + +　　右派先生们，看来你们的妖风不灵了。 + +　　 ----来源：《我们同右派分子的根本分歧》，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济南。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67.txt b/CCRD/1/3/2/00106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9b1b416d8064e1020522aa831f04398025b0d30 --- /dev/null +++ b/CCRD/1/3/2/001067.txt @@ -0,0 +1,33 @@ +# 进一步改进地方交通工作 + +　　<王一帆> + +　　我衷心地拥护毛主席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我完全同意周总理作的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家的报告和他对整个国际形势的正确分析。并完全同意陈叔通副主席的工作报告和对于工商界学习的总结。 + +## 从七万五千公里发展到二十二万公里 + +　　现就地方交通问题，谈谈我个人的意见。 + +　　地方交通工作，这几年来，在各级党政的重视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参加下，有着飞跃的发展，已取得了很大成绩。单从公路来看，１９４９年底仅有通车里程七万五千公里，现在已达二十二万余公里。由于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草案）的公布，在１９５６年一年中，全国更广泛的进行了地方道路的修建，以往不通公路的一百四十九个县已修通了。甘肃省武都专区去年完成了武都通往文县、康县，长二百七十公里的公路，这个工程非常艰巨，国民党统治时期勘测三次没有修成，而现在由于广大人民的支持，在短短七个月内就把它修通了；各省各地都有类似的情况。这些公路的修建，对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特别在边远的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公路修到那里，就促进了那里的繁荣和幸福，呈现了新的面貌。当公路跨过世界屋脊的康藏高原时，沿线已出现新的城市，原来三两户人家的札木，现在已是房屋栉比了；当贯通大小凉山的宜西公路通车后，当地人民可以买到了大米和盐巴，土产牛羊皮、名贵药材的交换价格，分别提高了一至四五倍，人民生活立刻有了改善。当地彝族人民高兴的说：“共产党比太阳还亮，太阳只能照阳山，照不到阴山；共产党却照到了阴山和阳山”。 + +　　虽然地方交通建设已有了很大的成绩，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工农业发展迅速，原来基础薄弱，加之工作上还有若干的缺点，因而交通发展与实际需要，还是远远不相适应，运输紧张、交通困难的情况，还是非常严重。不少地区的市场供应脱销，物资积压严重；等车候船常要十天半月。许多山区、老区的土特产运不出来，日用品运不进去。四川有的山区药材当柴烧，山货成废物；河北邯郸专区反映，有的山区用一块钱可以买到一百个鸡蛋；有的地区“行路难”的严重程度，甚至达到匍伏过悬崖、涉足过深水的地步，跌死、溺死的事故也还是不断发生。因此，常常可以听到山区人民这样的呼声：“山岭高，山岭长，爬上山岭喊亲娘”、“样样东西用肩挑，半世工夫路上跑”、“不怕买粮，只怕送粮”，山区人民要求改善交通条件的心情，是多么地迫切！ + +　　为了适应人民群众的要求，逐渐改变地方交通的落后局面，我建议采取以下的措施： + +## 贯彻执行民工建勤修养公路的指示 + +　　应该进一步重视地方道路的建设，特别是山区、老区、少数民族地区的道路建设；但是地方道路是面广量大的工程，不可能完全由国家投资来解决。根据苏联的经验，地方道路的建设，主要是依靠地方资源，从十月革命直到现在，都是实行民工建勤的办法，凡属集体农庄庄员和自耕农民，每年每人都规定有六个建勤工日。我国人民一向有着修桥补路的优良传统，解放以后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农民群众按照生产、筑路两不误的原则，热情的参加了这项工作，农业合作化后，各地区又创造了代表工建勤的办法。因此在不影响农业生产和充分爱惜民力的精神下，各地区应妥善的继续贯彻国务院关于改进民工建勤养护公路和修建地方道路的指示。至于必需的费用，除请省人民委员会考虑予以适当的投资外，县乡自筹经费中应规定一定的比例。还可以考虑移用“死角粮”办法。如过去江西赣南行署鉴于安远县产粮无路运出，造成粮食在产地霉烂，乃将该地粮食拨出二十万斤，修通了由砰石至安远的公路，解决了今后运粮的长远问题；还可以请有关物资部门垫筹运费的办法。听说今年四川省省联社、农产品采购厅、粮食厅打算把他们所列支的一部分运费来投资修建简易公路，据估计以一年所需的运费，就可收回全部投资而有余。我认为这样做是非常合算的。 + +## 加强对现有道路的管理和养护 + +　　还应该加强对现有道路的管理和养护，现有公路都是人民群众长期用劳动换来的，有关部门应认真养好、管好这些路线来为运输服务。至于公路养路费的征收，本来是为养护公路而设，但有些省对公路养护经费的需要考虑不周，有移作别用的情况，如甘肃省今年养路费可收入八百万元，而投资仅五百五十万元，事实上该省公路养护里程都比去年增加很多，其他如广东、新疆、贵州等省区也有类似情况。因此，希省财政部门既要加强监督，也要安排合理，养路费收入，先应考虑用之于养路，不足之数也应由省适当平衡。这样才符合征收养路费用便利运输的目的。 + +## 大力组织和利用民间运输工具 + +　　还应该发挥一切潜力来缓和运输的紧张局面，如加强运输部门的经营管理，组织机关企业车辆担任运输，特别重要的应该大力组织和利用民间运输工具，并有计划的进行技术改良工作。民间运输工具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在夏代就有简单的二轮木制车，周朝和秦汉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现有各种类型的兽力车约五百万辆，人力车约一千一百万辆，内河木帆船约二十七万艘，担任了很大比重的运输任务，这些民间运输工具应该有计划的加以技术改良，以逐渐提高它们的运输效率，更好的适应国家建设需要，应该引起有关部门足够的重视。 + +　　开展交通部门的增产节约运动，一方面应针对所存在的质量低、事故多、成本高等方面的问题，继续采取有效措施来加以改进；另一方面也应本着体制下放的精神适当精简上层，充实下层。特别是县一级交通机构，多不健全。有些愈是交通闭塞的县分，对交通需要最迫切的地方，反而没有交通机构。至于乡一级就简直没有人管理这件事。为了改进地方交通工作，必须把基层机构建立和健全起来，以改变上通下不通的现象。 + +　　以上建议显然是不够全面和具体，而且限于水平，主观认识的片面性在所难免，请批评指正。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8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进一步改进地方交通工作　王一帆的发言”。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68.txt b/CCRD/1/3/2/00106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30aa8e64395dd4742447c39b8a3f61be2ee912b --- /dev/null +++ b/CCRD/1/3/2/001068.txt @@ -0,0 +1,19 @@ +# 在肃反问题上同右派划清界限 + +　　<《解放军报》> + +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攻击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肃反运动。他们或则抓住肃反中个别的缺点和错误，渲染夸大，借题发挥，大做“翻案文章”；或则故意指白为黑，把没有斗错肃错的人，硬说是斗错肃错。他们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喊叫肃反运动“糟糕透顶”，全盘否定肃反成绩，甚至主张组织什么“平反委员会”，为反革命分子“申冤”。他们企图以此煽动一些立场模糊、是非不明的人对党的领导不满，对人民民主制度不满。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否定肃反成绩，就可以从根本上否定肃反的必要。很明显，右派分子是把对肃反运动的攻击，作为他们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保护他们反动活动的基础的一个重要手段。 + +　　右派分子的毒辣手段，的确暂时迷惑了一些人，特别是迷惑了立场不稳、在肃反中被斗争过的一些所谓受了“委屈”的人。其中有些人跟着右派分子随声附和，咒骂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成为右派分子进攻的“炮弹”；有些人甚至蜕化堕落成了右派分子。但是，正如古语所说：疾风知劲草。绝大多数的同志，包括一部分在肃反中被斗争或审查过的好人，他们在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能够站稳立场，经住考验，识破右派的阴谋，对右派的进攻展开了猛烈的反击。由此可见，对肃反运动的两种估计两种态度，集中表现了对待反革命分子的两种不同立场。在肃反问题上，坚决同右派划清界限，也就是在对待反革命问题上划清敌我界限，这对于每一个革命者都是极为重要的。 + +　　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跟右派的根本分歧，在于肃反是否必要、肃反成绩是不是主要的。在我们看来，肃反运动的成绩是巨大的、主要的，缺点和错误同巨大的成绩比较起来，只能说是次要的。对此，人民日报“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的社论，已经讲得很透彻了。人民日报的估计也完全适合于军队肃反的情况。军队在肃反中查出了大批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其中有血债分子，有敌人派遣进来的特务，也有帝国主义的间谍。这些反革命分子，有的已经混进了党内和要害部门。这些反革命分子，不用说几千，就是几十个甚至几个，都可能造成难以预料的危害。军队是拿枪杆子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军队如不巩固，还谈得到什么专政呢？肃反运动查出了反革命，割除了身上的毒瘤，使军队更加纯洁和巩固，这个收获难道还不大吗？一切站在革命立场上的人，一切主张肃清反革命的人，一切看到事情的本质和整体的人，怎样能不看到肃反运动的巨大成绩呢？右派分子否定肃反成绩，是因为他们从阶级本能上反对肃反；是因为肃清了反革命就将“物伤其类”，削弱和打击了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活动的基础。他们怎能不反对，怎能不怀恨在心呢？千百万群众对漏网反革命分子有着血海深仇，而我们某些革命同志对反革命分子却恨不起来；千百万群众对肃反成果热情歌颂，而我们某些同志却否定成绩，对肃反中的个别错误和缺点大加挑剔。这是什么样的阶级情感、阶级立场呢？这种阶级情感和立场，难道不应该严格加以检查和批判吗？我们绝不讳言肃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一切革命同志首先应该看到肃反的必要，应该看到肃反的成绩。错误是可以纠正的，我们不能因为怕犯错误就不去肃清反革命了。右派分子否定肃反成绩，实际上是要求有反不肃。我们跟右派恰恰相反，我们的正确态度应该是：肯定肃反成绩，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 +　　在肃反运动中被斗争和被审查过的人，有一部分是在肃反运动以前，一直隐瞒着他们的政治历史问题；有一部分虽然在肃反前交代过，但是主要情节交代不清。因为他们有这些政治历史问题，在运动中他们引起群众和组织的怀疑，受到斗争和审查，是完全应该的。有些人的政治历史问题，不经过运动的审查要弄清楚也是很困难的。对于这些隐瞒了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不论问题大小，难道能说他们隐瞒得有理吗？而组织和群众在运动中追查他们，难道能说是错了吗？难道能把政治历史的审查说成什么“侵犯人权”吗？一个革命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必须忠诚老实地向组织作彻底交代，这是最起码的政治品质。因为政治历史上的污点，如不彻底交代，往往成为敌人利用的目标。背着政治历史包袱的人，往往会对组织怀有戒心，存有隔阂，以至影响到政治情绪。这次通过肃反运动，把这些人的政治历史问题查清，有的甚至把隐瞒了十年八年甚至二十多年的问题也查清了，这样就可以堵塞反革命活动的漏洞，也使被审查的同志放下了包袱。很多人因此政治进取心空前提高，对党表示感激，这不是把过去存在的消极因素调动到积极方面来了吗？这不也是巨大的成绩吗？当然，有些单位，对这些隐瞒了政治历史问题的人，采取过粗暴的态度和非礼的行为，一度伤了感情，这是不好的。但是把他们问题弄清楚，怀疑取消了，使他们得到组织和群众的信任，却是一件好事情。右派分子把对政治历史问题的审查，说成“庸人自扰”、“劳民伤财”“破坏法制”、“侵犯人权”，这完全是恶毒的挑拨。 + +　　肃反是不是可以只靠专门机关，无须采取群众运动的方法呢？采取群众运动的方法，是不是就会过“左”呢？我们认为群众路线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当然也是我们搞好肃反运动的根本路线。正是因为肃反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法，才大大地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政治警惕性和对反革命分子的识别能力。正因为有广大群众积极检举和揭发，我们才能在较短时间内清查出大批伪装得很巧妙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如果不发动和依靠群众，就不可能这样迅速地把反革命分子孤立和暴露出来。群众的眼睛是亮的。许多事实证明，领导和群众运动结合的方法，不但可以更有效地肃清暗藏的反革命，而且可以提高群众的警惕性，使反革命分子在今后的活动更加困难。右派分子反对发动群众参加肃反，实际上也就是反对肃反斗争。 + +　　右派分子把肃反中斗错了一些人叫做“肃反扩大化”。“肃反扩大化”是什么呢？就是肃错了好人，把好人错当了反革命分子判罪。我们在肃反过程中虽然有某些人被错斗了，但是并没有“冤杀冤判”（个别判错的也都及时作了纠正），怎能说是“肃反扩大化”呢？虽然，有的单位曾经发生过把某些落后言论当作反革命言论，把某些责任事故同政治破坏事故混同起来，也就是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发生了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错误。但是，从处理的结果来看，最后的结论是正确的、公正的，怎么能叫做肃反“扩大化”呢？我们肃反工作的方针，一方面是“有反必肃”，另一方面是“有错必纠”；一方面是“要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另一方面是“要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为了防止偏差，在运动中规定了各种政策界限；为了纠正错误，在运动后期又审慎地进行了甄别定案、复查和善后工作。对于斗错、捕错、判错的人，原来在什么范围搞错的，就在什么范围宣布平反，恢复名誉，并进行妥善安置。可以肯定，不论从政策上、指导方针上、执行的结果上看，说“肃反扩大化”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 +　　我们绝不隐讳肃反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我们对待错误的态度是“有错必纠”。肃反中错斗了一些好人，暂时损害了他们的名誉，伤了他们的感情，身受损害的人不免有种种痛苦，其中一些人暂时同党和组织有些隔阂。对于这些错误，我们是坦率地承认和严肃地纠正的。但是，对于这些错误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公平的认识，而不应作片面的、感情用事的判断。这就是说，这些错误的发生是难免的。它不是为了私人的恩怨、利害，不是明知故犯，而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因此，要求暂时受到损害的好同志，应该对此谅解，不要怨恨不已，更不应该给参加肃反运动的群众、积极分子、干部泼凉水。否则就要犯错误。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说：“我们的敌人要利用每一个我们的缺点与错误来进行破坏我们党的工作，是不足奇怪的。我们除经常提高警觉性之外，应该在党内每一次缺点与错误发生之时，尽可能减少给敌人利用的一些可能机会，这是每一个爱护我们党的同志所应有的职责。如果我们的党员在党内斗争中不顾及这一点，如果他只图当时斗争的胜利，一时的痛快，甚至不拒绝坏分子的援助……那末，他就在政治上、党的纪律上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刘少奇同志这些话虽然是针对党内斗争的情况说的，但其精神实质对于我们某些在肃反问题上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的同志，也可以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忠告。我们肃反的成绩是巨大的，肃反工作中所发生的一些缺点、错误，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态度，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是一定能够消除的。我们一定能够把这些暂时的消极因素化为长久的积极因素。 + +　　 ---- 原载《解放军报》1957年8月1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69.txt b/CCRD/1/3/2/00106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f28f2d1a30ac8aa03228134bb750b6174d72e8d --- /dev/null +++ b/CCRD/1/3/2/001069.txt @@ -0,0 +1,23 @@ +# 对新闻工作者的一个教训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在今年５月间北京和上海报纸上喧嚷一时的所谓“左叶事件”，经过新闻工作者协会最近的调查、对证，真相已经大白。右派分子向我们的党和国家猖狂进攻的时候，巧妙地利用这个事件，从新闻战线上放出一支毒箭。许多报纸，包括本报在内，没有查明事实，轻率地、错误地发表了一些关于这件事情的消息和文章，在客观上起了替右派分子推波助澜的作用。 + +　　其实，这件事情本身没有任何重要的意义。这只是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同几个新闻记者发生的一次小纠纷。当时农业展览馆中人群拥挤，秩序混乱，在场的新闻记者是有责任的。负责维持秩序的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处理问题简单，不冷静，对新闻记者表现了非同志的态度，也是不对的。但是，事情不过如此而已。这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 + +　　然而，这件事情居然闹起来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有个别新闻工作者情绪偏激；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新闻界的右派分子恶毒地抓住这件事情，尽力把它夸张、渲染，并且歪曲某些重要的情节，煽起了反动的火焰。 + +　　当时的上海文汇报，在这件事情上表现的最凶狠、最恶毒。它在５月８日的社论中，煽动人们说，“八年以来，新闻记者们所遇见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是特别多的”；“卑视新闻记者在我们国家是有传统的，遗憾的是这个衣钵竟传到如今”。它甚至还说：“当一个政权反人民的时候，它是排斥记者、怀疑记者的”。按照它的逻辑来推论，现在的新闻记者正受着“排斥”，而排斥记者的政权就是“反人民”的政权，那末，对于这样的政权不打倒还等什么呢？这样，文汇报就完全撕下了面具，张牙舞爪地向党和国家扑过来了。 + +　　在文汇报的煽动之下，许多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编辑和记者们都出场了。有的瞪起眼睛说现在是“不敢讲话的时代”；有的蹲在旁边敲边鼓，说，你的看法是对的，所以报纸的任务应该是“揭露、揭露、再揭露”……种种谬论不一而足。特别是在５月中、下旬的北京新闻工作座谈会上，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就更集中地暴露出来了。 + +　　右派分子为什么这样热心于煽动新闻记者，并且企图通过他们篡夺某些报纸呢？理由很简单：右派分子是搞政治阴谋的老手，他们很知道报纸是阶级斗争的重要工具。报纸掌握在人民手里，乃是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可以教育人民，打击敌人，交流经验，指导工作。如果报纸掌握在右派分子手里，就要变成牛魔王的假芭蕉扇——引风煽火的武器。在章、罗联盟操纵之下，文汇、光明两报，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曾把毒火点遍全国各大城市；如果他们篡夺了更多的报纸，试想那会闹成什么样子！ + +　　为什么右派分子对于这个“事件”的歪曲报道竟有如此广阔的市场，许多报纸都在这个问题上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呢？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警惕。原因是我们人民的新闻工作队伍还存在着严重的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的现象。第一，在我们的队伍中还有相当浓厚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这就使右派分子容易在新闻界点火；第二，在我们的队伍中也还有一批右派分子，他们同报社外面的右派里应外合，使右派对于新闻界的进攻一时显得特别猖狂。 + +　　有些人要求绝对的“新闻自由”。但是，究竟什么是所谓绝对的“新闻自由”呢？有了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新闻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期被右派分子用资产阶级方向压倒了无产阶级方向，是一个教训；“左叶事件”的不真实报道压倒了事实真相的发表自由，也是一个教训。文汇报记者右派分子刘光华所说的“登出来大家都知道了，收不回来了”，虽然狂妄，却说明了两种自由互相排斥的事实。中国青年报发表关于“左叶事件”的文章以前，曾请农业部就原稿核对事实；农业部建议查清事实然后发表，中国青年报没有理会，因而犯了错误。本报发表袁水拍的讽刺诗“官僚架子滚开”、梁汝怀的杂文“要学会尊重人”和方成的漫画的时候，没有认真查对事实，也造成一大错误。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新闻学的攻击，主要目标之一正是它的真实性。很显然，我们如果严格遵守新闻必须真实的根本原则，坚持真实新闻的新闻自由，就能避免这次的错误。 + +　　目前全国新闻界正在积极投入反右派的斗争：不但用新闻这个工具来反对右派，而且在新闻界内部揭露右派分子和批判右倾思想。“左叶事件”是右派进攻全国新闻界所使用的武器之一。所有的新闻工作单位都应该从这一事件中取得教训，联系在反右派斗争中的其他错误和缺点，检查自己的工作，努力保证我国人民的新闻事业在社会主义轨道上前进。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8月1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74.txt b/CCRD/1/3/2/00107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440579288fcb347da5d4c7eb226003a1b792026 --- /dev/null +++ b/CCRD/1/3/2/001074.txt @@ -0,0 +1,15 @@ +# 做一个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勇士 + +　　<《文汇报》社论> + +　　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自昨日起经过几天预备会议后，即将正式召开了。这次会议是在一个重要的时间举行的。这个时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上海各界人民正和全国一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正经历着一个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的、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就是这种革命。这正是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正待深入下去争取全胜的时候，也是整风正待继续展开的时候。会议在这个时间举行，是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 + +　　（资产阶级右派是客观存在的。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一直不是心甘情愿的。他们无时无刻不在阴谋资本主义的复辟。在这一次大鸣大放时候，他们利令智昏，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便面目狰狞、张牙舞爪地向共产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事业猛扑过来，猖狂进攻，梦想一举而颠复人民的新中国。他们一定要和无产阶级较量一番。他们是可耻地失败了。） + +　　半年来的事实证明:单是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也就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必须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右派就是用一套纲领性的反动论点来煽风放火，挑起这场恶战的。这说明，有关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根本问题，如成绩是不是主要的，要不要共产党领导，是否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等。如果不在全体人民中间得到正确解决，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而资产阶级右派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向我们猖狂进攻，梦想整垮我们，以便取而代之，为资本主义复辟。因此，我们必须让全体人民来参加这一场大辩论，而且一定要取得全胜。让人民通过这一场大辩论击败反派，使自己受到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在政治上、思想上得到进一步改造，坚决地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 +　　对知识分子来说，这一场大辩论就显得特别重要。柯庆施同志在这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中说，“我们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不但需要有人数众多的、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事业无限忠诚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战线上的专家，同样需要人数众多的、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事业无限忠诚的技术干部、教授、教员、记者、编辑、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造就这样一个新式的强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对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有伟大的意义。”这些话对知识分子是极大的鼓舞。成为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能够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确是知识分子的唯一的光明大道。但走上这条大道，必须有斩棘披荆、百折不回的革命精神，否则一逢风吹草动，即便骨软筋酥。右派分子曾扮成了知识分子的知己，用种种荒谬论点，蛊惑了多少知识分子，成为他们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本。可见有关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根本问题，在许多知识分子中并未得解决，因而成了被蛊惑的根源。因此，积极参加这场公开的全民性的大辩论，对知识分子就显得更加迫切需要。如果不通过这场辩论，分清敌我，站稳立场，辨明是非，就很难看清应走的大道，纵使口口声声要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但实质上和工人阶级言语不通，方向相反，怎能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呢?因此，知识分子必须十分重视在这个重要时间举行的这个重要会议，抓紧这个宝贵的机会，勇敢坚决地投入战斗，让自己在革命洪炉中受一番锻炼。 + +　　我们相信，所有的代表都认识到，这次会议非比寻常。作为人民代表，为了人民最高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应该让自己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的勇猛的战士，把上海的反右派斗争推向新的高潮，把上海的整风运动向前推进，把我们各项工作，向前推进。使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走向新的胜利。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8月1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77.txt b/CCRD/1/3/2/00107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66bff41648c5bf2e3149cb73182e984f85bc8cf --- /dev/null +++ b/CCRD/1/3/2/001077.txt @@ -0,0 +1,15 @@ +# 王若望必须向党向人民伏罪 + +　　<《文汇报》社论> + +　　党内右派分子王若望昀近作了两次交代，一次是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党组扩大会议上，一次是在该会会员大会上。第一次易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全部推给客观原因，例如说自己在几次大会上的发言，在报上所写的文字，以及说作协党组有宗派集团，都是受了某些同志谈话的影响和报馆记者的鼓励，他边说边笑；第二次却又反一调，给自己扣上几顶“帽子”，没有具体内容，不仅对以前谈过的问题避而不谈，并且在有些事实上面擦粉，例如他把自己同情右派分子陆詒的话，说成是为了尊敬柯书记才这样讲的，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下，伪装一个爱党、爱社会主义的脸孔，一面又假惺惺地擦眼泪。很显然，王若望是在这里耍花招，撒无赖，向组织探探风色，向群众看看气候，希图使有些同志的手软下来，自己好蒙混过关。 + +　　必须警告王若望:这是右派分子已经用过多次、却又行之无效的卑鄙恶劣的手段，运用这种手段是永远过不了关的。 + +　　王若望在第二次交代时说:“他的反党活动是一贯的，进入上海后又滋长了资产阶级思想，党内同志对他进行批评，他不但没有改，而且怀恨在心，当鸣放开始时，认为时机已到，就站出来向党进攻。”的确，王若望是作为一个右派分子的身份而“站出来”的，根据两次检查的情况，他现在还是“站”在那个位置上，丝毫没有移动，挺起反党的脊骨准备顽抗到底。在第一次交代里，他捏造事实，推诿责任，用含胡其词的“影响”之类的话，把自己洗得一干二净，经过许多同志的驳斥，在第二次交代里，采用了更阴险、更恶毒的办法，为自己开脱。他一面承认“不对头”、“一板之隔”、“步步设防”、“释落后分子”、“牢骚与自叹歌”里的论点，完全与右派分子的论调相呼应，相吻合；一面又替自己这些反党论点我来由，说这个论点是看了某某厂的现象得来的，那个论点是看了某某机关的现象得来的，另另一个论点又是从某某报的内部情况里见到的。他企图证明，所有论点都有现实的根据，不是王若望在诬蔑党，诬蔑人民，诬蔑社会主义事业，而是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确有漆黑一团的现象。事实不就明明告诉我们:即使在他的交代里，王若望还是凶恶地在向党、向人民、向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反扑吗? + +　　右派分子是顽强的。经过两个月来的斗争，我们的眼睛更明亮，我们的头脑更清醒了。这是一场大斗争，是一场要不要党领导、要不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要不要新中国的斗争。而王若望呢，王若望发过许多言，写过许多文章，做过许多报告，他所涉及的不仅是文艺问题，对社会制度、人民生活各方面都发表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几乎右派分子提出的所有反动论调，他都同样有。在鸣放期间，他还以“谈‘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为题，大做报告，在工人和青年中间放火，要青年们找生活的“阴暗面”，煽动他们起来向党进攻。这个党内右派分子在群众中间所散布的毒素是极其广泛的，他的性质的严重性就在这里。因此，这不仅仅是文艺界的问题，一切和他有过瓜葛、受过他影响的人都应积极起来揭发，凡是爱党、爱人民、爱社会主义事业的人，都应积极起来批判，立定脚跟，坚决斗争，如果为轻松的“笑容”所迷惑，为廉价的“眼泪”所俘虏，因而感到手软，那就恰恰中了右派分子的毒计，在大战斗之前，临阵退缩，为王若望之流所窃笑了。 + +　　王若望必须老老实实，彻底交代，向党、同人民伏罪!休想蒙混过去!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8月1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79.txt b/CCRD/1/3/2/00107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ca02be91887450d69232400902f96dcc3b43d93 --- /dev/null +++ b/CCRD/1/3/2/001079.txt @@ -0,0 +1,21 @@ +# 自由市场要严格管理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国务院发出了“关于由国家计划收购统（购）和统一收购的农产品和其他物资不准进入自由市场的规定”，这是国家继续保证重要农产品和其他物资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合理分配的一项重要办法，各地必须认真执行。 + +　　近十个月来，全国各地陆续开放了国家领导下的小土产品的自由市场，这对于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刺激农副业生产的发展，促进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改善经营管理，都曾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解决了小土产品市场的“小塞”问题。但是小土产品自由市场开放以后，由于事先没有划清自由市场的范围，加以国家对于统一收购的物资只规定收购一定的比例，其余部分允许在市场上出售。因而便有一部分计划收购和统一收购的物资流入了自由市场。此外市场管理工作又没有及时跟上，不少地方商贩乘机抢购套购，随便提高收购价格，进行投机违法的活动。以致影响了国家的收购工作，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这些情况表明，国家对于自由市场必须加强领导。 + +　　要加强国家对自由市场的领导和管理，首先必须划清自由市场的范围。国务院规定中指出：粮食、油料、棉花，全部由国家计划收购；烤烟、黄洋麻等二十二种重要的土产品、三十八种重要的中药材，供应出口的苹果和柑桔、若干产鱼区供应出口和大城市的水产品，废铜、废锡、废铅、废钢等，都由国家委托国营商业部门和供销合作社统一收购。上述两类物资都不开放自由市场。我们认为，只要严格地掌握上述规定的范围，就可以限制自由市场的消极作用。 + +　　为什么计划收购和统一收购的物资不开放自由市场呢？因为这些物资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而且由于我国农业经济落后，许多农产品生产增长赶不上消费增长的情况，在短期内还难以改变，国家对这些重要物资如果掌握不到必需的货源，势必会减少工业原料和出口的供应，其结果也就会降低工业化的速度，影响国民经济计划的实现，妨碍国家的建设事业。去年下半年以来，有些人为了追求暴利，有些企业、机关和团体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利用开放小土产品自由市场的机会，不顾国家的政策，在国家计划收购和统一收购任务完成以前，就非法地贩运和采购某些计划收购和统一收购的物资。加上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就影响到国家计划收购和统一收购任务的完成。比如粮食，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５７年度的产量比上一年度增加了５％，但是国家征购粮食的数量却下降了５％；油料，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５７年度产量比上一年度增加了１２％，但是国家统购的数量却下降了１２％；棕片，１９５７年产量预计比１９５６年增加５％，但国家收购的数量预计比上年度要减少１８％。其他重要物资的收购，也有类似的情况。由此看来，规定由国家计划收购、统一收购的农产品和其他物资不准进入自由市场，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在国家计划收购和统一收购任务完成以后，农民如果出卖自己留用的物资，也不准在自由市场出售，必须卖给国家指定的收购商店。这个规定也是必要的。不这样就不能有效地贯彻执行国家计划收购和统一收购的政策。 + +　　不准计划收购和统一收购的物资进入自由市场，是否对于群众的经济生活管得过死了呢？我们认为不是的。国家在制定重要农产品收购计划的时候，已经对物资的资源和需要进行了计算和平衡，对当地人民的需要作了适当的安排。特别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农业社可以进行内部调剂的情况下，更是不会影响人民经济生活的。有些农业社和农民如果要出卖自己留用的物资，仍然可以继续卖给国家指定的收购商店，也不会影响农业社和农民的经济周转。而且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还有义务帮助群众解决有无调剂的问题。不准这一部分物资进入自由市场的规定，对于广大群众的正常经济生活不但不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恰恰相反，正是由于禁止这一部分物资进入自由市场，才保证了城乡人民正常的经济生活，保证了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而真正受到影响的不过是少数投机分子，这对国家和人民来说是有利的而不是有害的。 + +　　除了划清自由市场的范围以外，对于允许进入自由市场的物资，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也必须根据市场需要，经营一定的数量。有人认为，自由市场开放以后，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见面了，自由议价、自由成交了，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可以减少经营或者不再经营了。事实证明，这种想法和作法是错误的。应当看到，自由市场的供求情况和价格变化很大。尤其是那些带有季节性的商品，容易形成旺时上市过多，价格急剧下跌；而淡季市场又无货供应，价格也就往往随之上涨，对于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发生很不利的影响。因此，对于这类商品，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也要经营一定的数量。特别是那些对广大人民生活关系比较重大的物资，国家更需要多掌握一点，以保持地区间和季节间的需要。当然也要注意防止对于小土产品限制过严的偏向发生。 + +　　为了加强国家对自由市场的领导，还必须加强行政管理工作。各地人民委员会对于破坏国家计划收购和统一收购政策的行为，以及其他各种投机违法的行为，不分机关、团体、企业和个人，都应当根据情节的轻重，分别予以处理。对投机违法行为放任不管，是一种右倾情绪的表现，必须加以克服。 + +　　市场问题同广大人民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要使国务院的规定真正能够贯彻执行，必须根据这个规定的精神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广泛的政治思想教育，使广大人民自觉地遵守这个规定，同投机违法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8月1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85.txt b/CCRD/1/3/2/00108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1cbd4ae835a7855add26ed71a3397abd7019eaa --- /dev/null +++ b/CCRD/1/3/2/001085.txt @@ -0,0 +1,47 @@ +# 进一步增强民族团结 + +　　<《人民日报》社论> + +　　今天本报发表了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在青岛召开民族工作座谈会的消息和国务院副总理、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乌兰夫同志在这个会议上的发言的要点。我们想利用这个机会，对当前民族工作的情况和任务，贡献一些意见。 + +　　八年来，党和国家在民族工作方面的成就是伟大的。随着全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已经有８５％以上的少数民族人口的地区基本上实现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也有程度不同的发展，人民生活已经有了初步改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推行，已经获得很好的效果，全国有占少数民族聚居人口总数９０％的地区，已经建立了自治地方和自治机关，少数民族干部已经由解放初期的一万多人，增加到三十四万多人，并且发展了四十多万共产党员和六十万共青团员。民族关系已经大大改善，和解放初期比较，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已经大大减少，各民族间的团结和互助已经大大加强，从而使我们这个统一的各民族大家庭更加巩固了。 + +　　现在，我国各民族正在处在一个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改造和大建设的时期，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各民族共同发展和繁荣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各民族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面貌。社会主义是我国各族人民获得彻底解放的唯一道路，也是各民族获得繁荣和发展的唯一道路。只有坚决走社会主义的路，才能使各民族得到共同的繁荣和发展。过去，我国许多少数民族之所以走向衰弱，经济不发展，人口也在逐年减少，主要原因就是由于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对我国各民族人民的侵略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采取压迫、剥削政策的结果。他们的政策不是使各民族共同繁荣和发展的政策，而是使各民族衰亡和削弱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反对民族压迫，主张民族平等，为达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繁荣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就是各民族繁荣和发展的政策，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各民族发展和繁荣的道路。任何一个民族要到社会主义，都必须经过社会改革（包括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因为只有经过改革，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彻底解放生产力，才能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各民族在改革的时间上可以有先有后，在改革的步骤上可以有缓有急，在改革的具体方式上也应当根据各民族的情况不同而有所区别，但是改革却是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避免的。很难设想，不经过改革，可以在封建所有制、奴隶所有制以至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现在，我国的汉族地区和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都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但是，还有一小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没有完成或者没有开始实行社会改革。这些地区也将在今后若干年内，分别根据当地民族的不同情况，逐步完成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地区，也还需要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很难设想，在全国其他民族地区都已经进行了改革，只有某些民族地区可以永远不进行改革，可以永远处于落后状态。也很难设想，不经过一定时期艰苦、深入的工作就可以把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巩固起来。有些人担心实行改革和改造的结果，“就会使民族没有了”；这是一种过虑，也是一种误解。很明显，在社会主义改造胜利之后，各民族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上层建筑是改变了，但是民族仍然存在着，改变的只是那些旧有的不适合各民族向前发展进步的东西，而建立起来的却是崭新的社会。社会主义改造不但不会消灭各民族，而且会使各民族空前地繁荣和发展起来。现在不是民族消灭问题，而是各民族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问题。 + +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的向前发展，我国各民族之间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将越来越密切，各民族之间的互相接近和互相影响也将越来越多。这种情况是不是可怕呢？应当认识，各民族之间的互相接近、互相影响的加强，这是我国革命胜利和建设事业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向前发展中的必然趋势。只要社会在继续向前发展，各民族自己也在不断地向前进步，那么各民族之间的互相接近和互相影响，以及互相接受彼此的优良历史文化传统和先进经验的可能性也会愈来愈大，民族之间的共同的东西，就会愈来愈多，民族之间的差别也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一些。这丝毫没有什么可怕，而正是各民族发展进步所要求的可喜现象。 + +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是不断地巩固祖国的统一和增强各民族的团结。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 +　　我国各民族团结在一个统一的大家庭里，这是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因此，我们有各种有利的条件来不断地增强各民族的团结、友好关系。 + +　　第一，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同汉族人民在长期以来是有共同命运的。在解放以前，少数民族人民不但在国内同汉族人民一道受着汉族反动统治者的压迫，对外也同汉族人民一道受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解放以后，我们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消灭了国内的民族压迫制度。但是，帝国主义对我国各族人民侵略的威胁仍然存在。直到现在，美帝国主义 + +　　（仍然霸占着我国的台湾，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还在利用一切机会妄图分裂和破坏我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 + +　　第二，我国人口有六亿，土地有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在全国人口中，少数民族虽然只占总人口的６％，并且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一般也比较汉族要不发展一些，但是居住地区面积广大，约占我国总面积的５０％—６０％，并且资源丰富，工农牧业的发展潜力很大，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汉族的居住地区虽然只占全国总面积的４０％—５０％，但是汉族的人口众多，政治、经济、文化也比较发展，在我们的国家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只有亲密团结，互相支持，互助合作，取长补短，才能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强国。 + +　　第三，我国各民族的分布情况互相交插，大多数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在一起，各少数民族也多是互相交错居住的。许多少数民族都是大分散，小集中，完全是某一个民族聚居的地方很少。例如新疆这样少数民族比较集中居住的地方，也有十三种有一定聚居区的民族。 + +　　第四，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我们各民族之间发展了经济上的合作和文化上的交流，就是在历史上反动统治实行民族压迫的年代里，这种经济上的联系和文化上的交流也仍然得到了发展。特别是在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运动，更把我国各民族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形成为一种密切不可分离的联系。上述这些情况，使我国各民族完全有必要和可能生活在一个统一的解放了的祖国大家庭内，在平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 +　　由于汉族的发展水平一般走在各少数民族的前面，并且在历史上汉族的统治阶级，曾经长期统治和压迫过少数民族，致使有些少数民族被挤到自然条件很差的地区，使他们的发展受到了很大限制。这种情况，就使我们在全国解放以后，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的时候必须加以照顾，就使汉族更有责任对少数民族采取主动团结和积极帮助的态度。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是汉族人民不可推卸的光荣的义务。少数民族对这种帮助应当采取欢迎态度。 + +　　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基础。为了进一步增强我国的民族团结，建设我国各民族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就必须继续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充分保证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聚居的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几年来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经验证明，民族的区域自治是完全适合我国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和当前情况的，是最有利于实行各民族间的团结互助，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其他许多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工、农、牧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的事实，就无可争辩地说明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优越性。现在，人们都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少数民族人民生活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实行区域自治的好处。 + +　　今后在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充分实现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真正作到少数民族人民在各民族自治地方自己“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地方性的事务；同时，帮助那些有条件建立自治地方、但是还没有建立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继续建立起自治地方。（⑴⑷） + +　　正确认识和处理祖国的统一领导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关系，是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实行的，祖国的统一是在民族平等团结的基础上实现的，只有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在中央和有关上级国家机关的统一领导之下，才能保证各民族按照宪法所规定的轨道向前发展，才能使各民族的局部利益、当前利益和各民族的共同利益、长远利益适当地结合起来。只有尊重和保障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照顾了各民族的特殊利益和要求，才能充分发挥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可见统一和自治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不适当地强调那一方面都是不对的。目前主要的问题是，有些上级国家机关和汉族干部对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尊重不够，往往过分强调统一的一面，忽视自治的一面。有些汉族干部在工作中对少数民族干部的职权尊重不够，遇事同他们协商不够，包办代替的现象在有些地方还相当严重。这些情况必须加以纠正。但是，在有些少数民族中存在的过分强调自治地方的特殊，忽视国家的统一领导的现象，也是错误的，有害的，也必须加以纠正。 + +　　自治机关的民族化是实现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利的根本问题。民族化的主要内容是运用民族形式，使用民族语文，任用民族干部，其中最重要的是任用当地民族干部。为了实现自治机关干部民族化，应当大力培养当地民族干部参加各种工作，使他们能够担负更多的责任。根据已有经验，自治机关的干部民族化，必须从各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应当以既能保证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充分行使自治权利，又能保证境内其他民族的平等权利，便于联系群众，推行当地各项工作为原则。除了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干部以外，应当配备适当数量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干部。在那些汉族占多数的自治地方，机关干部民族化的程度不宜过高，过高了对当地的民族团结和自治地方的发展都是不利的。派往民族自治地方工作的汉族干部，应当继续坚持“少而精”的原则。至于各民族自治机关干部民族化的速度，则主要取决于当地民族干部成长的情况，需要有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 + +　　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进一步巩固和建设各民族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关键，在于加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领导，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 + +　　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共同特点，是忽视各民族间的平等团结和互助合作的重要性，不以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原则来对待和处理祖国大家庭中各民族间的各种问题。大汉族主义的主要表现是：忽视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忽视少数民族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忽视少数民族特点和不关心少数民族的疾苦和需要。地方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是：忽视各民族团结在祖国大家庭中的重要性；过分强调本民族的局部利益，忽视国家的整体利益；故步自封，忽视汉族帮助的重要意义。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问题上的表现，都不利于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不利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利于各民族的繁荣和发展。几年来，我们大力地反对了大汉族主义，这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因为搞好国内民族关系的关键在于克服大汉族主义，今后仍然必须坚持地这样去做。但是，这决不是说，对地方民族主义就可以放松警惕，不进行教育，不加以批判，不以严肃态度去加以防止和克服。现在，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在部分地方都还严重地存在着，在某些地区，近一、两年来，并且还有一定程度的滋长。如果不坚决地加以克服，任其发展下去，就势必会妨害我国的民族团结，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很明显，如果在汉族中还有大汉族主义的错误态度，并且让它继续发展下去，民族歧视的错误就一定会发生；另一方面，如果在少数民族中还有地方民族主义的错误态度，并且让它继续发展下去，就会产生民族分离的倾向。这两种倾向是互相对立的，并且是互相影响着的，是一种必须克服的人民内部的矛盾。怎样克服这种矛盾呢？就是要从民族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各民族的进一步团结。这个新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建设统一的社会主义的各民族大家庭。各族人民都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团结，反对各种民族主义倾向。少数民族如果离开了这个团结的基础去反对大汉族主义，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民族分离现象；汉族如果离开这个团结的基础去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民族歧视现象。 + +　　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有它产生的历史的、社会的和经济的根源，不能简单地、不加分析地去加以反对，也不是开几次会、做几个报告就可以完全反掉了的。必须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研究，并且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加以克服。在反对民族主义倾向的时候，必须分清是非，区别有这种错误的人和没有这种错误的人，区别错误严重的和错误轻微的，并且应当找出产生这种错误的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提出克服这种错误的办法，不能随便乱戴民族主义的帽子。应当注意保护干部在工作中的积极性。批评必须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以有利于团结为原则。汉族的干部和人民，应当注意多批评大汉族主义倾向，多批评民族歧视的错误；少数民族的干部和人民，应当多批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每一方面都多批评自己，尊重对方，就可以推动对方的觉悟，这样就有利于团结。 + +　　对各族干部和人民必须经常地进行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的教育，加强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的教育。同时，必须定期地检查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并且结合这种检查，开展适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只要大家的觉悟提高了，就会自觉地、经常地去注意防止和克服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倾向，进一步增强我国各民族人民的伟大团结。 + +　　现在，全国人民正在开展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伟大斗争，这是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次斗争中，我国各族人民必须和右派分子划清大是大非的界限，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协力，就一定能够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各民族共同繁荣和发展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 +　　 来源：《人民日报》1957年8月2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91.txt b/CCRD/1/3/2/00109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e261337ff35749b27a8b12529c57e947b82b396 --- /dev/null +++ b/CCRD/1/3/2/001091.txt @@ -0,0 +1,31 @@ +# “中间路线”是不存在的 + +　　<《文汇报》社论> + +　　昀近上海市政协委员们展开的大辩论中，出现了“中间路线”的话头。其实，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同志在这次市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早已指出，“谁如果企图走中间道路，不管他主观上如何，他都不能不是帮助了右派。”话已经说得那么清楚，但是这个“中间路线”还是在冒出头来。这不是偶然的。昀好翻一下历史，因为“中间路线”在中国不是现出的新货。今日的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吴景超、费孝通等等就是当年“中间路线”的一帮掮客。历史是面很好的镜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可以对照一下。 + +　　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第三次国内革命时期，章罗一直在兜销他们的“中间路线”(一名“第三条路线”或“第三种势力”)。而吴景超在北方办的“新路”杂志和储安平在南方办的“观察”杂志，正是南北呼应，鼓吹“第三条路线”的号筒。还有一个施蛰存，则早在1934年就是“带着假面，从指挥刀下挺身而出”(鲁迅语)的“第三种人”。 + +　　所谓“中间路线”，实质上是什么呢? + +　　1947年，毛泽东同志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指出，“蒋介石统治区域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及中等资产阶级，其中为数不多的一部分人，即这些阶级的右翼分子，存在着反动的政治倾向，他们替美国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反动集团散布幻想，他们反对人民民主革命”。 + +　　（事实正是这样。他们对当时时局的估计是:“国民党不能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不能消灭国民党”。储安平在他的“中国的政局”一文中，更伤心地看出，“民心的涣散，经济的崩溃，军事上的没有把握。南京显已沦入暗淡与苦痛之中。”） + +　　“据我们观察现政权已失挽回这个颓局的力量，昀近且已失去挽回这个颓势的自信心。”他们是否甘心让人民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呢?不，绝不甘心!储安平“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一个是自由多、少的问题，一个是自由有、无的问题。“中间路线”的掮客的政治态度极其鲜明，“中间路线”的实质也十分清楚，这是不用多说的了。因此，要“挽回这个颓局”，罗隆基就曾向司徒雷登建议过:“美国买了蒋介石这匹马，赌输了，还是买民主同盟这匹马，可以保你赢回来。”说得明亮些，就是反对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只有美国出来扶植所谓第三种势力。 + +　　可见，他们一直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王朝的忠臣。他们眼看蒋介石这块招牌已经臭不可闻了，不足以收拾民心了，为了有效地来镇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必须换一块新招牌，这就是“中间路线”的反动的实质。而他们就是挂着新招牌的剪了辫子的保皇党。 + +　　历史证明，“中间路线”是不存在的。这块招牌，在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中不能不破产。这批当年挂着“中间路线”的假招牌的资产阶级右派，虽混过了人民民主革命的一关，但他们在社会主义的关口，就混不过去了。美蒋反动统治已经被打垮了，所谓“中间路线”就“中间”不起来了。路只剩了一条。可是他们又死不愿意跟着无产阶级走社会主义的路，于是只好把脸一抹，露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本相来。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地行进着的。 + +　　现在是资产阶级右派接替了蒋帮的位置，站出来和无产阶级较量，挑起一场极其激烈的阶级斗争。他们输定了。可就在这个当口，又出现了“中间路线”的话头。好像这个幽灵在找替身了。 + +　　当然，今天的“中国的政局”已非当年储安平写“中国的政局”一文的时代。因此，今天的“中间路线”必然会另换一些花色。今天要推销这号货色，决不可能像当年北有“新路”，南有“观察”，公开提出所谓反蒋又反共的口号。而今天就须要更隐讳些，更显得“超然”些。譬如，有人认为，昀好不问政治；自己靠本领吃饭，无求于人民的政府，无求于工人阶级，因此政治与己无关。甚至有人在想仿效陶渊明。有的认为是非只为多开口，昀好跳出是非之门。如此等等思想在传播的地方都成了“中间路线”的昀好的市场。 + +　　今天我国究竟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不能不触及到每个人。有人可以口口声声说不问政治，可是家用棉布定量减少的时候，就使他不能不对计划供应这个社会主义制度表示他的政治态度。至于陶渊明，正因为不满当时王朝的黑暗统治，才以退隐来表示他的反抗；这正是他的鲜明的政治态度。今天的新中国难道亦和陶渊明的时代一样黑暗么?至于是非的问题，今天正须要辨一个清楚。而是非的辨明必须先有鲜明的立场和正确的观点。不辨是非，或者不愿辨明是非，正是反映出立场观点的模糊，或者不愿露出自己真正的立场观点来。这就令人联想到当年“第三种人”施蛰存套出的一个偈语，叫做:“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唯无是非观，庶几免是非”。这活现出“第三种人”的立场似乎颇为“超然”，而实质上是极其反动的立场。因为反革命派是昀怕辨大是大非的。反对辨是非，就是为反革命派打掩护，就是反对革命。 + +　　在当前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又出现了“中间路线”的话头，就不能不使我们想起了资产阶级右派在过去所进行的反对人民民主革命的诡计。目前是不是有人也想如法泡制，来为已搞臭了的右派收拾人心，挽回反社会主义的颓局?因为在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曾经迷惑了不少人。在反右派斗争展开以后，大多数一时被迷惑了的人已经都清醒过来，坚决和右派分子进行了斗争。可是也还有一部分人，或者由于自己有过不同程度的错误言行而又未能正确的改正错误，或者由于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立场观点和右派的反动本质还缺乏正确认识，因此至今未完全省悟或仍在迷梦中。这样的人就很容易为“中间路线”所迷惑，被拖住了腿，仍然不坚决地站到社会主义立场上，或者还站得不稳，以致对反右派斗争采取了保留或者消极的态度。这就实际上帮助了右派，损害了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利益。 + +　　因此，我们必须在继续展开的全民性大辩论中，彻底批判“中间路线”的错误思想。帮助那些立场还在摇摆，存着模糊观点的人更加清醒起来，坚决地站在社会主义立场，和右派斗争到底。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8月2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94.txt b/CCRD/1/3/2/00109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3c1966b5c69d810506cf1e0ae3649b986a06f99 --- /dev/null +++ b/CCRD/1/3/2/001094.txt @@ -0,0 +1,25 @@ +# 青年文学创作者走哪一条道路? + +　　<《中国青年报》社论> + +　　我们的文学事业是崇高的事业。它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许多青年同志们热爱和向往这一事业，怀着崇高的愿望和理想，立志要在工人阶级文学的队伍中，充当一名战士。这种愿望受到我们社会的热烈支持。我们欣欣向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广大劳动人民对自己文学事业的热爱，老作家无微不至的帮助，特别是党和国家多方面的关怀，这一切条件都为立志从事文学创作的青年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是任何时代，任何非社会主义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在我国文坛上，出现了许许多多朝气蓬勃的新手，他们遵循着党所指出的这条光明大道前进，并且已经取得不少成就。就照刘绍棠早期的情况来看，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解放时，刘绍棠还是一个幼稚的少年。当他显示出爱好文学，并有一定文学才能的时候，立即受到了党、文艺界和社会的热情支持，在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培养下，他写出了一些比较生动地反映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清新和富有生活气息的作品。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当人们正期待他有进一步成就的时候，大家痛心地发现刘绍棠变坏了，他拒绝了走党所指引的道路，甚至忘恩负义地攻击党，堕落为可耻的资产阶级右派了。 + +　　那末刘绍棠自己所选择的是条什么样的道路呢?从他后来所发表的一些作品、理论、座谈会上的发言，创作生活以及作为一个作家的生活方式和道德面貌上，我们可以完全看出他在追求什么和反对什么；他在爱什么和恨什么。 + +　　刘绍棠在追求“创作自由”。他所谓的创作自由，就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也就是说要毫无选择地、用堕落的资产阶级的情调和趣味去写所谓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这也就是他所再三追求的“写真实”。他一再唱着要写“人的命运”，要写“悲欢离合”，要写“令人流泪”的作品，他还高喊：“硬要艺术，不要政治”。很显然，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观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任务，是要用社会主义精神来教育劳动人民。这就要求它在题材的选择上要有典型性，能引导人们前进和向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真实，是经过概括了的真实；而不是自然主义的，毫不加选择的。何况，刘绍棠的所谓“真实”，不过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歪曲而已! + +　　其实“创作自由”也并不是什么新的玩艺。列宁同志早就揭穿了资产阶级的所谓“创作自由”的骗局，他说：“资产阶级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的自由，不过是戴着假面具的(或者戴着伪善的假面具的)对于钱袋的依赖，对于收买的依赖、对于豢养的依赖。”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列宁同志指出，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它将不是替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替百无聊赖和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替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这些劳动人民是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再想一想在旧中国的情况。我们不会忘记，当殷夫、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洪灵菲等等这些天才的青年作家，刚刚放出第一朵鲜花的时候就被国民党给枪杀了。这叫什么“创作自由”?新旧社会对比，究竟那个有创作自由，那还不明显吗? + +　　刘绍棠在追求“创作生活自由”。他认为作家是否要参加一定生活，是否要在基层生产中担任一定职务，这是一个方式问题。因此他便选择了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作品题材是写他的家乡农村，但是他既不在农村参加一定工作，也不住在农村，却长期逍遥自在的住在北京，只是偶而带着北京做好的干粮下乡去走马观花一看，旁观一番。这样“自由”地长期不到火热的实际斗争中去，创作的源泉枯竭了，他的思想感情也与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远远地脱离了。刘绍棠高唱的“天才”和“技巧决定一切”，实际上是在北京写一些粗制滥造的灰色的思想反动的作品。他写的“田野落霞”，就是对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新农村的生活进行了恶意的歪曲。“西苑草”则是企图以小资产阶级的阴暗情绪来改造党。这些作品的矛盾都是作者臆造出来的，不只没有任何的真实性和生活气息，而且是极端恶毒的毁谤。 + +　　特别严重的是刘绍棠的极端狂妄自大。他忘记了党是怎样把他培养起来的，相反的，在稍有一点成就之后，就自认为是什么了不起的天才，了不起的大人物了。他目空一切，不仅否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需要改造，相反的他已决心以他的资产阶级思想改造别人，改造党了。并且进而跟其他的资产阶级右派一起，猖狂地攻击党的文艺路线，诋毁党的文艺政策，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否定苏联和我国近几十年的文学成绩。这样他就完全丧失了作为无产阶级作家的应有思想品质，而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了，这也就是刘绍棠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的结果。 + +　　从最近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被揭发，从刘绍棠等一些青年作家堕落为右派分子，使我们清醒地看到，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文艺界中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在我们文艺界的队伍中，还有这样一些败类。他们竭力要把我们崇高的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变为他们个人追求名利的阶梯。他们提倡什么“一本书主义”；说什么要“留芳百世”；高唱要追求什么“艺术性”。他们污蔑党的领导，拒绝思想改造，并且在生活上、道德上腐化堕落。他们时刻在腐蚀青年，企图把文艺青年引向毁灭的道路。因此，为了保卫和发展我们的无产阶级文艺事业，为了纯洁和壮大我们的无产阶级文艺队伍，我们正面临着同资产阶级右派的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战。一切从事文艺工作的青年，都要积极地投入到这场斗争中来，并且在斗争中进一步改造自己的思想，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的觉悟。要作一个人类的灵魂工程师，就首先要使自己具有崇高的灵魂。 + +　　陆定一同志最近在一次讲话里，特别指出知识分子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产阶级的道路，那就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这种知识分子充满自私自利的思想，争名夺利，稍有成就目中无人，骄傲自大。只能受赞扬而受不得批评。我们所要采取的一条道路，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道路。那就是让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到工作中去，到群众中去，经常受到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和群众的监督，越是有学问有成就就越是尊重党的领导，越是谦虚谨慎。对文艺工作者说来，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表现得更为尖锐。这不只是因为前面所说的今天在文艺界还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而且也由于文艺本身的特点。文学所反映的是阶级的集体的群众斗争，而写作又是通过个人的劳动。同时我们的社会给予作家在物质上、荣誉上的待遇也是特别的优厚。这就使得那些没有经过很好改造，而又缺乏随时警惕的青年，容易脱离群众，脱离领导，把荣誉全归于自己，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容易滋长资产阶级的个人名利思想，在生活上和道德上，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因此跟资产阶级反动的“自由论”相反，我们从事文学创作的青年比其他人更要强调党的领导，更要强调改造思想，更要强调和工农群众结合。 + +　　刘绍棠的堕落，为我们敲起了警钟。我们所有从事文学创作的青年，都要坚决地跟资产阶级道路划清界限。我们要坚决地遵循党和毛主席所指示的文艺方向，立志做一个有出息的无产阶级作家。要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生活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生活里去落户。在基层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下，首先做一个优秀的工作者，其次是个业余的作家。这里，我们认为青年文学创作者过早的职业化是不妥当的。它会使青年文学创作者脱离生活，脱离群众，脱离领导。 + +　　一场激烈的反右派斗争还在继续和深入。我们相信，在这次深刻的反右斗争中，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更伟大的胜利。我们青年文学创作者一定能够得到更深刻的锻炼。我们的文学事业一定会更加繁荣茂盛。 + +　　（----来源：原载《中国青年报》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七日，选自《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上册》，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七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97.txt b/CCRD/1/3/2/00109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365ddb13e31fd20575a88afcc2fd0381466c2d0 --- /dev/null +++ b/CCRD/1/3/2/001097.txt @@ -0,0 +1,17 @@ +# 右派分子争的是什么样的“言论自由” + +　　<《河北日报》社论> + +　　在“鸣放”期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攻击党领导的国家“没有言论自由”。他们说，“现时代是人民不敢讲话的时代”。 + +　　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人民对社会生活、国家大事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多的发言的权利。各级的每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们都是畅所欲言，代表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报纸、广播电台经常以大量篇幅刊登群众的意见，反映群众的要求。但是，右派分子却大嚷大叫“现时代是人民不敢讲话的时代”。意思就是，要取得“言论自由”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国家制度，改变这个时代。面对着同一个社会同一个时代，看法竟如此不同。人民不禁要问：那些说“现时代人民不敢讲话”的人，究竟是在替什么样的“人民”争取什么样的“言论自由”？他们所争的“言论自由”，正是放散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自由。他们这样热心地争取“言论自由”的目的，是要把这种“自由”一旦争到手里，就借此制造舆论，培植反社会主义势力，瓦解人民民主专政，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试问，我们的国家能够给这些“人民”以这样的言论自由吗？不能的。 + +　　右派分子说什么“人们不敢说党和政府的不好”。事实也并非如此。尽人皆知，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国家民主生活和党的生活中的一项极重要的内容。宪法规定，我国公民可以对国家机关工作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有对违法失职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控诉的合法权利。为什么有人说“人们不敢说党和政府的不好”呢？原来，这里还有个站在什么立场上“说不好”和怎样说法的问题。人民说党和政府的某些工作“不好”，是站在爱护党、维护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是善意的，是为了党和政府的工作作得更好，党和政府当然欢迎。而右派分子说党和政府的“不好”，则是站在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敌对立场上，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来个根本的否定。这是恶意的。右派分子所争的，就是如此这般“说党和政府不好”的自由。 + +　　右派分子还认为，在我们的社会，谁说句话动不动就和思想联系起来，追思想根源，这样会“妨碍人们的言论自由”。我们说，一个人有什么样的言论，就有什么样的思想，有错误的言论就必然有错误的思想。经常把人们的言行和思想联系起来，把旧的思想根源挖掘出来，以便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人们自觉地克服那些不利于新社会的思想意识，树立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利于社会主义事业，这有什么不好呢？一些人为什么如此害怕将自己的言论和思想“联系起来”，并且认为这样一“联系”就“妨碍了言论自由”呢？一语道破，原来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作贼心虚，他们总是害怕人民透过他们的言论看破他们的这种反动的思想实质。 + +　　“报纸总是唱一个调子”，右派分子认为这样就表现为“没有言论自由”。我们说，我们国家的报纸是既唱一个调子，又不是只唱一个调子。所谓唱一个调子，那就是，我们国家的报纸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报纸，要唱加强党的领导、鼓舞人民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调子。所谓又不只唱一个调子，这就是，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可以表彰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和劳动人民的劳动业绩，也可以批评党和国家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等等。报纸上可以有不同的意见的“争鸣”，但又都是为了社会主义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即只唱社会主义这样一个调子，这只会鼓舞人们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热情，启发人民更多地发表有益的言论，这和人民“没有了言论自由”有什么相干呢？ + +　　综上所述，右派分子辱骂党所领导的国家“没有言论自由”的种种谰调，其目的不外是为一切反动分子争得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自由。他们故意把民主、自由说成是绝对化的东西，仿佛在一个国家，无论任何人，谁愿意怎样说就怎样说，愿意怎样行便怎样行，毫不受约束，不受批驳，那才是真正的民主、自由，否则就叫做“没有民主、自由”。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两个对立的概念是互为条件而存在的。那种抽象的、绝对的自由，在地球上任何国度里都是找不到的。 + +　　 ---- 转载于《人民日报》1957年8月3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98.txt b/CCRD/1/3/2/00109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2707ca46cc1fc94c74a15ff4aba8b3cb8241c53 --- /dev/null +++ b/CCRD/1/3/2/001098.txt @@ -0,0 +1,25 @@ +# 反右派斗争要向深广发展 + +　　<《团结报》社论> + +　　从今年五月开始到现在，是一段不平常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中国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向共产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在好几个民主党派的中央和许多地方组织中，都暴露了一大批右派骨干分子。拿我们民革来说，在中央，就暴露出龙云、陈铭枢、黄绍竑、谭惕吾这些大右派头目；在地方，许多右派分子窃据了领导职位，某些基层组织更为右派所劫持。截至目前为止，全党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已达二百余人之多。他们在共产党整风的过程中，兴风作浪，趁火打劫。民主党派内存在右派分子以至为右派劫持领导权的事实，不能不引起全国人民的密切注意，人们要求民主党派与资产阶级右派划清界限并坚决展开反右派的斗争。这一要求同样也符合民主党派内绝大多数成员的利益，他们也起来要求民主党派的地方组织和中央组织立即表明立场和态度。我们党基于全国人民的利益和广大成员的利益，决定开展以反右派斗争为中心内容的整风运动。 + +　　我们知道，反右派斗争是我国过渡时期不可避免的一场阶级斗争，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关系于民主党派本身生死存亡的斗争。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中就说过：“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如果不进行这样一场斗争，听任右派野心家的阴谋得逞，民主党派就会被拖离社会主义的轨道，就会得不到人民的信任，也就不可能与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长期共存。因此，我们民革的全体成员，必须和全国人民一道，坚决地、严肃地投入这个伟大的斗争，以毛主席所规定的六项政治标准为武器，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提高全党成员的社会主义觉悟，进一步明确我党的社会主义政治面貌。 + +　　现在，反右派斗争已经进行了将近两月。在全党的范围内，进行一次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这在我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整个看来，运动的进行是正常的、健康的。我们已经取得了反右派斗争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作为胜利的标志是：许多隐藏在党内的右派分子陆续暴露，并在群众中陷于孤立；广大成员已经逐步发动起来，并且越来越多地投入火热的斗争中来了。 + +　　但是，斗争的发展还很不平衡。有些地方和基层组织，斗争还没有展开或者没有很好的展开；斗争开展得比较早的地方组织，也还有待于继续扩展和深入。总之，是深度不够，广度也不够。因此，我们下一步的任务是：要使斗争在全党普遍地展开，而在一切已经展开斗争的民革组织，要使斗争普遍地深入。 + +　　斗争开展得好不好，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司令部是否健全和坚强。各级组织的常委会整风办公室或整风领导小组，就是领导党内反右派斗争的司令部。因此，整风领导机构没有成立的应该赶快成立，已经成立而在运动中表现软弱无力的应予改组。总之，整风领导机构必须由在斗争中受过考验的真正的左派分子党印挂帅，并且在当地中共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安排自己的工作。 + +　　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极其艰巨复杂的斗争。因此，我们要想取得反右派斗争的彻底胜利，必须对右派分子斗得准，斗得狠。所谓准，即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充分了解敌情，掌握材料，具体分析。一方面，要把隐藏在各个角落里的右派分子都挖掘出来，摆在光天化日之下，绝不让有一个轻易漏网、蒙混过关。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不要把并不敌视社会主义事业、并不敌视党的领导而只有右倾思想的人，错误地划为右派。 + +　　所谓斗得狠，就是斗争既要坚决彻底，又不简单粗暴。正确的斗争方法就是充分揭露，彻底批判。要对右派分子的反动活动，揭露得淋漓尽致；要对右派分子的谬论，批驳得体无完肤。揭露需要根据确凿的、经得起检查的事实，批判需要依靠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说理。而且容许右派分子答辩，通过辩论，使真理更加明白。 + +　　在反右派斗争取得基本胜利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进入一般的整风了。一般的整风，就是根据毛主席所规定的六项政治标准，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政治思想，端正政治立场。一般的整风与反右派斗争不同，应是采取和风细雨的态度，以小型座谈和个别谈话的方式，进行深入细致的说理和分析。 + +　　我党中央已宣示，我们党是拥护共产党领导，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因此，无论是反右还是一般的整风，都必须真正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监督，取得它的各级党委的具体指导和帮助。这是我们的运动能够获得彻底胜利的最根本、最重要的保证。 + +　　现在，反右派斗争正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展开和深入中，我们党的反右派斗争，也要紧紧地跟上去，向深和广两个方面发展。无论是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无论是机关、企业和学校的基层组织，哪里有右派，就斗争到哪里；右派分子什么时候不投降，我们什么时候不罢休。没有右派的地方，也要认真的进行反右派教育，为一般整风作好准备。以达到既斗倒了右派、又教育了自己的目的。同志们！让我们通过这一场伟大的斗争，胜利地渡过社会主义的大关吧！ + +　　（----来源：《反右派斗争专辑之四》，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编印。一九五七年八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99.txt b/CCRD/1/3/2/00109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6f600e5c6ec3fe11f421f4b94ad1e9c02987812 --- /dev/null +++ b/CCRD/1/3/2/001099.txt @@ -0,0 +1,37 @@ +# 政协会议继续进行大会讨论 + +　　<新华社> + +　　据新华社８日讯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杨之华今天下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号召全国妇女、全国人民继承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克服各种困难，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艰巨事业。 + +　　今天是“三八”节，大会向参加会议的全体妇女表示热烈的祝贺。今天有四位女委员发言。她们是杨之华、李健生、孙瑞芝和丁果仙。她们的发言都受到热烈的欢迎。 + +　　杨之华在发言中详细介绍了女革命家向警予同志艰苦朴素的革命精神。她说，我们胜利了，不要忘记向警予同志那种毕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忘我劳动坚定不移的意志；不要忘记她那种不务虚名、会干实事的品质；不要忘记她那种艰苦朴素、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不要忘记她那种热情奔放、勤勤恳恳、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 + +　　北京市公共卫生局副局长李健生就节育问题发表了意见。她赞成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研究和指导节育的工作。她说，不能把节育看作是妇女一方面的事，当前首先应向青年和中年男子进行教育。李健生说，应该掀起提倡迟婚，反对早婚的新风气。她还说，绝育手术和人工流产应该是避孕措施中的一种辅助办法，非万不得已不做。 + +　　铁路职工家属、新增加的政协委员孙瑞芝说，家属工作虽然不是直接生产工作，但是它就象螺丝钉一样，没有它也会影响大轮子转，因此家属工作必须面向生产。她希望各部门的领导人都要重视和支持家属工作。 + +　　晋剧著名演员丁果仙谈到，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后，山西全省的四十三个剧种都已开花结果。但是，她指出，各剧团对深入工厂和农村为工农演出作得不够，有一些剧团还好铺张。她说，今后我们要勤俭演戏，把戏演好。 + +　　今天大会上还有八位委员和列席人员发了言。 + +　　张治中在发言中表示完全赞同周总理对于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分析。他着重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党外人士的关系问题。他列举许多事实说明，由于中国共产党正确地贯彻了统一战线政策，使非党人士得到了无数的好处。但是在有职有权有责问题上，在对统战政策的认识与执行方法问题上，在共产党员与非党人士的友好合作问题上，党与非党的关系还有问题。他认为，要搞好党与非党的关系，第一需要从思想上认识清楚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士长期共事合作，互相监督，共同进步，才能完成繁重任务的道路。第二要从制度上求得保证，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有效方法制度化，坚持遇事协商的制度，贯彻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第三要从生活和交往上培养感情。第四要从加强学习、加强宣传教育和加强检查工作上贯彻统战政策。 + +　　马大猷在发言中说，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的蓝图，使科学家们具有充分的信心，不致迷失方向。他认为，目前还存在着各科学研究单位如何更好地分工合作的问题，存在着研究机构设置重复的问题，存在着高级科学人员未能充分发挥专长的问题。因此有必要请政府加强对科学工作的领导。 + +　　列席这次全体会议的马昆山，以甘肃省的吴忠、固原、临夏三个回族自治州实行区域自治的各种成果，来说明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实施。他希望早日在甘肃东北部成立回族自治区；继续大胆选拔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技术干部；注意在少数民族地区重点发展工业。 + +　　陈调甫说，现在科学工作者正在三个战场上进军，可称为科学界的三军，这就是：基本科学军，以在科学院及各研究机构中从事研究工作的同志组成；教学军，以在高等院校、专科学校从事教学工作的同志组成；生产军，以在厂矿从事生产的同志组成。他说，三军之间应互通声息、互相帮助、互相学习。 + +　　列席这次全体会议的桂林栖就安徽的农业合作化情况发言。他说，去年安徽省遭受的自然灾害，广度大大超过了１９５４年。但因组织起来的农民充分发挥了集体的力量，经过顽强斗争，终于大大减轻了受灾的损失。全省１９５６年的粮食总产量超过了丰收的１９５５年的水平。桂林栖还指出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说：绝大多数农民都把这些问题看作是“万事起头难”，是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发生的，有许多是难免的。 + +　　吴耀宗就贯彻宗教政策问题发言。他说，这几年来政府对中国基督教会的需要给予了许多具体的帮助。有的教会建筑了新的礼拜堂，有的教会按立了新的牧师和主教。许多信徒做了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许多地方干部也经常关怀教会工作。但是，他举出一些事例，说明宗教政策的执行并不是没有问题的。他对于某些出版物在批判宗教时忽视我国宗教界爱祖国、爱和平的积极一面的现象，提出了意见。吴耀宗希望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级人民委员会更加重视宗教工作，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作更多的宣传教育。他希望中央有关部门根据宪法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文规定，考虑制订一些与贯彻宗教政策有关的补充条文。 + +　　列席这次全体会议的王家烈在发言中说，他过去是一个割据一方的旧军人，当红军长征路过贵州时，竟阻挡红军北上。但是，当他走向革命大道以后，不仅得到了政府和党的关怀，而且他的工作和生活都得到了适当的安排。他说，这个事实充分说明，只要一个人能够归向人民，拥护革命，党和人民政府是既往不咎的。他希望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当机立断，以实际行动，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争取早日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 + +　　列席这次全体会议的杨华莘在发言中介绍了政协浙江省湖州市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和工作经验。 + +　　今天的会议在下午六时二十五分结束。上午会议进行了分组讨论。明天会议将继续举行。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9日,原题为：“政协会议继续进行大会讨论 十二人就统一战线、妇女、科学、民族、宗教等问题发言”。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105.txt b/CCRD/1/3/2/0011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9b82313fa96425bb19e415a9e553e6879fbad6 --- /dev/null +++ b/CCRD/1/3/2/001105.txt @@ -0,0 +1,17 @@ +# 为维护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为维护文艺界的团结而斗争! + +　　<《解放军文艺》社论> + +　　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被攻破了!它的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 + +　　大家知道，这个斗争并非自今日始，而且，某些人对此也是早就有所议论的。请听：“这些年来，有多少有才华、有声望的作家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消磨在无原则的纠纷中，又有多少人的智慧和良心在这些无原则的纠纷中给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阴影。”“文艺界是非不清，一批是专整人的，一批是专挨整的。”他们把严肃的斗争，说成是这一伙人与另一伙人的争权夺利，或是不分皂白的庸人自扰。现在，事实已经最雄辩地说明：这完全不是什么是非不清，而是是非分明；并且，这也已经不是什么小是小非，而是大是大非。这是党与反党的问题。是丁陈等人结合了一群极端个人主义的、对党怀恨在心的人，向党挑战，他们要翻案，要修正，要分裂文艺界。他们要翻左翼文学运动以来的党的领导的案，据说党对文艺领导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悠久的历史根源”，要从那时算起。他们要翻党一九五四年对文艺报资产阶级方向的检查和一九五五年对丁陈反党活动所作结论的案，据说这一切都是对他们的“迫害”。他们要翻作协肃反的案，据说肃反成绩只是烧了房子剩下的木炭。他们利用个人影响，采取感情拉拢，进行非组织的活动，争取一部分和他们臭味相投的人从事反党活动。他们举的是反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旗帜，然而枪口却对着党；实质上是要以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来修正党的文艺路线，篡夺党对文艺的领导，如果篡夺失败，这些阴谋家就准备以退出作家协会的险恶行动来分裂文艺队伍。这些就是他们的原则。如果迁就他们，就必须放弃党的社会主义的原则，放弃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进行斗争，结果非投降即分裂，根本不可能达到团结。只有经过坚决的斗争，分清是非，才能使文艺界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完全同意人民日报和文艺报的估价，这次反对丁陈等人反党活动的斗争，是一场维护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和维护文艺界的团结的斗争，是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 + +　　以前那些说这场斗争不过是无原则纠纷的人，固然有些是不明真相随声附和，然而有的却原来就是集团中人。把有原则的斗争诬蔑为无原则的纠纷，本来就是一切反党集团的共有的战术。这是应当引起我们的警惕的。 + +　　丁陈反党集团在暗地里散播的反党言论和他们所策划的阴谋活动，并不是一开始就遭到了失败的。他们曾经蒙蔽过一些同志，煽动起他们对党的不满；他们也骗取过一些同情，壮大其反党的声势。在军队文艺工作者中间，也不是毫无他们的影响的。譬如，丁陈反党集团曾诬蔑文艺界党的领导是“宗派主义”，这种说法本来极其荒谬，然而在军队文艺工作者当中竟也有人附和。他们完全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全中国的文艺界只有在当今这个时代才达到了真正的、空前的大团结，而这团结的核心不是别的，正是共产党的领导。有的同志甚至认为，军队文艺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宗派现象，军队办刊物、办剧团、办电影厂都是闹宗派。这种言论如果不是出自右派分子之口，也是中了右派分子之计。难道多年从事军队文艺工作的同志竟看不到军队文艺工作就是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的具体的体现，军队文艺工作是整个党的文艺工作和党在军队的政治工作的密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丁陈在青年作者中所鼓吹的“一本书主义”，在军队文艺工作者当中，更不是没有市场的。不是有人就把创作当作个人事业来经营吗?不是有人写了一点作品就骄傲自满、对党翘起尾巴来了吗?这些都说明我们的队伍还有很大的弱点，还有右派进攻的可乘之隙。我们必须更加深入地展开反右派斗争，一面战斗，一面练兵，我们中间的每一个，都应该在这一斗争中考验自己，锻炼自己成为保卫党的文艺事业的好战士! + +　　要做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文艺战士，而不是象丁玲、陈企霞那样，把党的文艺事业当作个人追求名、利、权、位的阶梯。“名利第一”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很容易在文艺工作者身上滋长起来，而这种思想又是腐蚀性最大、也最危险的。名、利、权、位等等与党的共产主义事业是完全无缘、水火不相容的；个人第一、追求名利的个人主义者最终都将堕落为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如果说丁玲、陈企霞等人也曾经“教”给了我们什么，我们认为，这一课可以算是最真实也最好的。 + +　　让全国文艺界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为维护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为维护文艺队伍的团结，为粉碎一切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进攻，为扫清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影响而斗争!我们相信，在反击右派胜利之后，我们大家都将看到，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将得到更健康更兴旺的发展。 + +　　（----来源：　原载《解放军文艺》一九五七年第九期，选自《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上册》，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七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115.txt b/CCRD/1/3/2/00111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876989c9a077fb06ee832a3796ce3a811207b43 --- /dev/null +++ b/CCRD/1/3/2/001115.txt @@ -0,0 +1,19 @@ +# 在反右派斗争中继续欢迎党外朋友的善意批评 + +　　<大众日报社论> + +　　4月27日党中央发出整风指示以后，党的整风运动便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了。为了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党运用了发动党外群众进行批评的办法，让党外的人士对党的一切工作畅所欲言，提出意见。这是史无前例的。在这时期中，在各级党组织的发动下，我省各民主党派、工商界、高等学校、文学艺术界等各方面的人士，对党的各方面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意见和批评。党不仅发动党外人士批评自己，并把批评自己的意见公布在报纸上。一个执政的、领导党，是这样的欢迎大家对它的批评，是这样的要求大家对它批评。这种做法本身，就说明了我们的党是有着多么伟大的气概，是多么不满足于已取得的伟大成绩，是多么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是多么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的党历来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要改造别人，也要改造我们自己；要改造世界，就要改造我们自己，要克服自己的缺点，要提高自己各方面的水平。许多党外群众所以能够畅所欲言，十分热情地给党提出意见、提出批评，是因为知道帮助党克服缺点和错误，使社会主义更加巩固、进一步向前迈进，是国家、是人民的共同利益。党和党外朋友又是这样揉合在一起、扭在一起。这种伟大的力量，不仅一定可以搞好整风运动，而且通过整风运动，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定会出现一个更加宏伟的新局面。 + +　　在整风运动过程中，所以又开展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是因为在整风运动中右派分子混水摸鱼。他们不是帮助党整风，而是乘整风之机，兴反社会主义之浪。他们企图煽动群众，把党搞垮，把社会主义专业搞垮，让资本主义复辟。既然他们向我们挑战了，自然我们就必须起来应战，起来同他们争论，给他们迎头痛击，彻底打退他们的猖狂进攻。不应战、不争论、不回击、不打退他们的进攻，大是大非就不能分明，社会主义专业就有危险。所以，这场争论是社会主义保卫战，是我们国家的保卫战。事实上，这场争论，不仅保卫了社会主义，保卫了党，而且教育了人民，使全国人民更加团结，团结在党的周围。为了全国六万万人民的最高利益，我们必须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 + +　　但是，我们决不应当因为同右派进行斗争，就放松了对一切善意批评的鼓励和支持，更不应当因为反右派而有意或无意地拒绝善意的批评。我们应当认识，反右派是一回事，贯彻整风精神欢迎善意批评又是一回事。这是不同性质的两回事情。当然，这两回事情也是有联系的，不打退右派的进攻也就无法搞好整风，要搞好整风当前必须打退右派的进攻。然而，这总归是两回事，我们不能因为欢迎善意批评，而优柔寡断，不向右派反击，而让右派分子把社会主义搞垮；也不能因为同右派作斗争，而堵塞善意批评的言路，不欢迎善意的批评，拒绝善意的批评。我们的态度是，右派的进攻，一定要反击，一定要打退；善意的批评一定要欢迎，一定要提倡，一定要虚心接受。当前我们要一面反右派，一面欢迎党外朋友的善意批评。 + +　　善意批评对我们党来说，是永远欢迎，永远需要的。我们各项工作的成绩是伟大的，是否定不了的，但是在我们的某些组织和干部中，是有一些错误的思想作风的，我们工作中也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错误的；同时，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各种工作都是新的，是极其复杂的工作；我们的干部对新事物的规律不可能马上就全部摸透和掌握起来。这就需要广大群众来帮助党。我们党要改造自己，要使自己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固然主要依靠广大党员的自觉，但是外来的帮助也是十分重要的，公开地让党外群众进行批评、提意见，就是最好的帮助。事实上，有些缺点和错误我们自己是看不到、看不见的，有些缺点和错误也只有依靠群众的批评才能认识。正因为这样，我们党要永远欢迎批评，永远需要批评。这种欢迎党外群众批评我们的缺点，提出善意的意见，然后改进工作，也是党的群众路线。任何不欢迎善意批评，或对善意批评不加以鼓励和支持的态度，都是违反党的精神的。 + +　　我们欢迎党外朋友的善意批评决不应是一句空话，也决不是表示表示态度就可以了。我们要以虚心的态度，系统地研究党外朋友的批评，并边研究、边改进，以实际行动来向党外朋友表明我们是怎样欢迎善意的批评，是如何诚心诚意地对待善意批评。这一时期中，我省绝大多数的党外朋友是本着帮助党整风的精神对党提出批评，这是真正的帮助，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帮助党。我们对这些意见应系统地加以研究。从省级机关以及本省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的情况来看，凡是善意的批评，都出于一片爱护党、爱护社会主义的好心。 + +　　这些意见可归纳为；有些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有些意见是基本正确的，有些意见是不完全正确的(由于了解情况不全面，或其他原因，这种情况是难免的)；有些意见是不正确的。即是对最后一种不正确的意见，因为是善意的，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因此我们也要很好的研究。各种意见，经过研究后，一切能马上解决的问题，都应马上动手解决。而不应当等待运动完毕，或运动达到什么阶段，再一总解决；有些意见确实必须经过深思熟虑、全面考虑以后才能解决的，那末就先向党外朋友作应有的说明；对一些错误的意见，也不要置之不理，应利用适当机会进行恰当的解释或批评。总之，我们只有虚心研究、处理这些善意的批评，才能加强党外朋友对我们的信任，才能使党外朋友多多提意见，达到整风的目的。任何空口喊欢迎善意批评，而无任何实际表现，实质上都是不欢迎批评的表现，都是违背党的精神的。 + +　　反右派斗争还要深入进行，党的整风运动也还要继续进行。我们在这里再一次地要求党外朋友：在今后整风运动继续进行中，抱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畅所欲言，积极给党提出善意的批评和意见。有些党外人士可能有这样的顾虑：意见提得正确还好，如果不正确就是右派，“言多必失”，还是小心点为好，而不敢或不大胆地提意见了。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已经十分清楚地告诉了我们香花和毒草有六项标准。任何提意见的人，只要依据这六项标准，那末意见再尖锐，以至于可能有错误，也与右派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大家可以看到，右派分子提的是什么意见(是不要党的领导，不要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他们中是些什么人(要打倒共产党的人)，他们的用意是什么(是要让资本主义复辟)，他们的屁股座在什么位子上(是站在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他们不仅讲，而且还有行动(如组织联盟、搞小集团等)。他们就是不讲，将来他们的行动也会暴露出他们是右派的。我们广大党外朋友，同右派相反，立场不同，目的不同，何必有顾虑呢?这里我们也再一次地表明：党外朋友的善意批评，不管怎样尖锐，我们只会虚心接受(当然，不正确的也要解释)，不会给党外朋友任何非难。 + +　　党外朋友们，恶毒的进攻我们一定要打退，善意的批评我们是永远欢迎。同时，我们相信我们是能分清什么是恶毒的，什么是善意的。我们希望党外朋友对我们提出更多的善意批评和意见，帮助我们党达到整风的目的。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116.txt b/CCRD/1/3/2/00111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eb0b0ea8657d480babf2d4f1f9a8dc3e8104ddd --- /dev/null +++ b/CCRD/1/3/2/001116.txt @@ -0,0 +1,49 @@ +# 编好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 + +　　<《人民日报》社论> + +　　为编制１９５８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全国计划会议已经结束，目前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正在根据这次会议所确定的计划控制数字（草案），编制１９５８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 + +　　在编制１９５８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呢？ + +　　１９５８年是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１９５８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应该成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一个良好开端。１９５８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必须根据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根据党和政府按照我国具体情况所确定的有关的方针政策，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过程中的经验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２年）的建议的原则，既积极又可靠地安排各项计划指标，以便于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正确地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一些新的突出的问题。 + +　　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在各部门相互之间，当前所存在的突出的问题是什么呢？主要的就是农业生产的发展，还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特别是工业发展的需要；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不能不受到一定的限制。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是编制１９５８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任务。 + +　　编制１９５８年度计划的方针是：在肯定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前提下，贯彻执行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增加对于发展农林水利事业的投资，增加能够促进农业增产的工业部门的投资，以加紧农业的发展；积极地发展原材料工业和燃料工业，特别是发展某些特殊的品种和供应不足的原材料以及煤炭工业；继续贯彻执行大、中、小型企业相结合和充分利用小工业、手工业的政策；注意使交通运输业特别是铁路运输业的发展适应于工农业的基本建设和生产发展的需要；加强对外贸易对于国内生产和市场的调剂作用；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职工的工资总额，在工资标准不变动的条件下，随着职工人数的增加有一定的增加；农民的购买力在增产的基础上，也有一定的增长；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应该在提高质量的基础上稳步地发展。同时，应继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继续节减军政费用和企业、事业管理费用，努力降低非生产性建设的投资，进一步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 + +　　现在，我们着重地谈一谈发展农业、发展工业和勤俭建国三个问题，供各单位编制１９５８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参考。 + +　　关于发展农业的问题。在１９５８年度农业生产计划的控制数字中，农业和农副业总产值计划比上年度增长４．８％，略高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预计平均每年增长４．５％的速度；粮食总产量计划将超过上一年度；棉花的产量则还低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１９５７年指标。从现在初步安排的１９５８年主要农作物的生产指标来看，１９５９年粮食和棉花的供应仍然赶不上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和工业发展的需要，其他大多数工业用的农业原料的供应也仍然是紧张的。因此，在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前提下，如何贯彻执行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想尽一切办法，加强对农业的建设，促进农业的发展，这是编制１９５８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任务，也是今后必须继续加以研究解决的问题。 + +　　对于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在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７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已有全面详尽的规定，必须继续贯彻执行。这里主要地谈一谈在进一步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如何正确地解决发展农业的投资和合理地运用投资的问题，以及技术作物同粮食作物种植的比例的问题。 + +　　要发展农业，必须把国家对于有关发展农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农业贷款、农业事业费开支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本身的投资结合起来考虑，实行统一规划，适当安排，才能更好地发挥投资的效果。必须指出：几年来国家对于发展农业的投资是相当大的，而且今后将逐年有所增长；国家用在农业方面的事业费也是相当大的，其中有一部分是可以节省的，有一部分是可以改用于农业生产投资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本身的投资，在生产发展、社员生活逐步改善的基础上，也在不断地增加。如何使这笔资金用得妥当，也是需要很好地研究的问题。 + +　　农业投资的用途，主要有兴修水利（包括防洪、排涝、灌溉和水土保持在内）、发展肥料工业、开垦荒地三个方面。 + +　　在兴修水利方面，应该着重中、小型水利建设，打井、修渠、修塘、排涝等等，这对于扩大灌溉面积，减少水害，促进农业增产有很大的作用。至于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因为牵涉问题很广，要十分慎重。必须经过勘测设计，统一规划，以求做到综合利用，上下游都能得利；并且要经过充分研究、反复讨论决定以后，才能进行建设。同时，还应该指出，目前在冀、鲁、豫、皖、苏五省，每年平均约有五千万到一亿亩的低洼地遭受涝灾，每年减产达一百到二百亿斤粮食。如果解决了这个地区的排涝问题，就可以免除我国腹心地区的这一经常性的灾害，每年保产一百到二百亿斤粮食，并且推动当地经济作物更好地发展。因此，在这方面花一定的投资，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大体上做好这一工作，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重大的意义。 + +　　在发展肥料工业方面，应该适应各地土壤和农作物的需要，分别建设生产不同种类肥料的工厂。应该把大型的和中、小型的肥料工厂的建设相结合，主要建设中、小型的工厂，在已有的基础上，全国统筹规划，合理分布。从长远来说，发展肥料工业是农业增产的一个极重要的条件。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以内，农家积肥仍然是我国农业肥料的主要来源。必须进一步加强以上两方面的工作，在今冬明春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兴修水利和积肥运动，以保证农业增产。 + +　　在开垦荒地方面，应该首先把重点放在土壤肥沃、收获量高以及交通方便、接近工业基地的地区，这样不仅投资的经济效果要大，垦荒工作容易进行，而且便于把工业的发展同农业的发展结合起来。 + +　　此外，改良耕作技术，对于发展农业生产也有重要的作用，必须采取妥善办法和具体步骤，推广那些行之有效的技术措施。 + +　　在粮食作物同棉花种植面积的比例方面，当前最突出的矛盾，是棉花的种植面积逐渐在缩小。当然，粮食是必须增产的，但是，如果不保持一定数量的棉花的种植面积，则生产必要数量的棉布，就不能保证。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在全国范围内，根据宜粮宜棉的不同地区，合理地规定粮食作物同棉花种植面积的比例关系。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棉花的种植面积以保持在九千万亩的水平上是比较适宜的。今后，在新扩大的耕地面积中，也应该分配适当数量的耕地种植棉花。同时，在现有的棉田中，应该尽量不减少高产区棉田的种植面积。 + +　　此外，有些省份的山区耕地有荒废情况，亟应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纠正。我国山区和丘陵区耕地，占全国耕地的二分之一，积极建设山区，对我国农业的发展有极大的意义。必须加强山区的水土保持和畜牧、造林工作，逐步地改善山区的交通条件，来繁荣山区的经济。 + +　　关于发展工业的问题。１９５８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拟定：工业总产值将比上年增长８％到１０％，在工业生产的发展方面，除了如上面所说的应该把化学肥料工业的发展放到重要的地位上来，以适应农业生产的发展需要以外，为了适应工业生产、基本建设和市场的需要，应该积极发展燃料和某些特别缺乏的原材料工业的生产。这就是说，必须大力发展化肥、煤炭，以促进农业的发展；发展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石油、盐、碱，以满足制造工业、运输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发展的需要。在黑色金属工业的发展上，应该特别注意增加急需的品种。在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上，应该更多地注意发展铜的生产。同时要适当地逐步增加矿产品的出口比重，减少农产品的出口比重。 + +　　在采掘工业方面，除了根据资源条件和工业分布的需要，必须建设一些大型的近代化的企业作为原料基地之外，还必须建设更多的中、小型的和用手工开采的企业，并且将两者的发展结合起来。在发展中、小型原材料工业方面，要充分地发挥地方政府、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积极性。可以提倡省、专区和县举办原材料工业企业，也可以提倡有关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副业）来开小煤矿、小铁矿、小有色金属矿、小非金属矿、小碱场等等。只有这样，才能适当地发挥我国人力充足的条件，开发我国丰富的资源。并且扩大社会就业，增加农民的收入，增加出口物资。在这方面，必须有群众观点和走群众路线，只靠中央有关的工业部门是无法解决这一严重的任务的。当然，在这样做的时候，必须根据资源情况，设计、设备制造、金属材料供应的情况，以及投资的可能性等等，统筹兼顾，瞻前顾后地合理安排，而不能不顾客观条件，盲目地进行。同时，还要注意不破坏国家资源，要注意安全生产，要注意产品的规格和技术要求，要注意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因此，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应该加强领导，统一规划，并且从资金、技术、价格政策等方面给以积极的支持。 + +　　在机械工业的生产方面，由于若干种原材料的供应比较紧张和基本建设对机械设备的需要量增长不多，而机械工业现有的生产能力较大，因此，对于全国各部门、各地方机械工业的生产能力，必须加以统一安排。凡是社会上需要的产品，应该积极增产，尽量提高机械设备的自给率。同时应该努力进行新种类产品的试制和生产，以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内建设所需要的机械设备的绝大部分由国内解决。为此就要对于各机械部门所管的企业、非机械部门和地方所管的机械工业企业，进行统筹安排。这是当前发展机械工业生产的一个重要问题。安排的原则，应该是：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相结合；专业化和协作相结合；制造和修理相结合。对于机械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１９５８年计划比１９５７年略有减少，这种投资，主要用来发展重型的和精密的机械工业。 + +　　在轻工业的生产方面，主要是对于棉纺织工业生产的安排问题。由于１９５７年棉花的播种面积比上年有所减少，棉花的生产和供应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１９５８年纱布的生产大体上只能维持１９５７年的水平，这对于１９５８年纱布的生产和市场安排都将发生一定的困难。所以必须加强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认真做好收购棉花的工作，增加收购量，以增产纱布。同时，对于国内现有的各种纤维原料（如棉子绒、棉秆皮、野麻、家蚕丝、柞蚕丝、蓖麻蚕丝等），应该充分地加以利用，不要嫌少，不要嫌麻烦，要做到有多少能利用多少。此外，对于棉纺织业的老厂、新厂以及手工织布业的生产，也应该作妥善的安排。 + +　　继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继续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这是编好１９５８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关键。首先，必须努力增产，各个工厂和矿山，各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都要通过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克服消极因素，发扬积极因素，加强生产领导，挖掘潜在力量，努力提高生产指标，保证超过计划控制数字。特别是对于粮食、棉花和工业原材料的增产，必须从各方面采取具体措施，保证实现。其次，在基本建设方面，各部门在编制计划的时候，应该严格执行党的勤俭建国的方针和各项具体政策，使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同我国现有的经济水平密切地结合起来，使大型企业的建设同中、小型企业的建设结合起来，使一般技术同最新技术结合起来，机械化同手工操作结合起来，尽量多用本国自己制造的设备，尽量组织企业之间的协作，避免重复建设辅助车间和修理工厂。并且削减次要工程和不必要的设备，降低设计标准和定额，坚决停建某些非必需的非生产性建设项目，坚决节约建设用地，坚决制止各种浪费现象，力争在投资计划控制数字以内，地方节约投资３％至５％，中央部门节约５％至１０％，以便拿同样数量的投资办更多的事情。再次，在各经济部门，都要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加速资金周转，以便为国家节约更多的资金。最后，一切军政机关、文教部门、人民团体都要进一步厉行节约，节减军政费用，节减 + +　　（事业费的开支，节减办公费用，以一个人办几个人的事情，以一元钱办几元钱的事情。按照这样的精神编制出来的计划，必然能够促进１９５８年度我国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地高涨，并且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创立一个良好的开端。）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9月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names.txt b/CCRD/1/3/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44a2ccde893e9935135e055d2ef00d26b69abc7 --- /dev/null +++ b/CCRD/1/3/names.txt @@ -0,0 +1,10 @@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78 +1979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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