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ff --git a/CCRD/2/5/7/000032.txt b/CCRD/2/5/7/00003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681a6a8766a5c9f555e7a57c40668ae6b29e504 --- /dev/null +++ b/CCRD/2/5/7/000032.txt @@ -0,0 +1,19 @@ +# 罗稷南对我知识分子政策等问题的意见 + +　　<新华社> + +　　新华社上海讯　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民进成员罗稷南（是个翻译工作者，曾翻译过高尔基的许多作品），在１０月中旬和某非党人士交谈中，他对党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和当前文教工作、经济工作等方面问题，发表了很多意见。 + +　　他认为党对知识分子政策在过去执行上是过火的、粗暴的。首先，改造知识分子的出发点，应当是为了爱惜知识分子，不是为了搞垮他。过去有些粗暴的做法，是把知识分子搞垮。其次，应当研究知识分子的情况，中国旧知识分子有几千年的传统，头脑里的东西是成系统的，意识形态方面，每一个人有一个独立发展的过程，因此，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应当是细致的工作，不能用服大锅药的办法来治每一个人的病。粗暴的做法使得知识分子时时觉得自己是罪犯，那如何能发挥积极性？这是政策上的一些问题，现在已经在纠正了。最近以来，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有相当大的改变，过去对知识分子，开口资产阶级，闭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受苦受难之感。最近，向知识分子致敬的提法也出来了。有些人就搞不明白，为什么共产党对知识分子何前踞而后恭也。其实，中国革命就是知识分子搞出来的，毛主席就是一个大知识分子。改造知识分子并不是自共产党开始的，历史上任何一朝一代，统治者都要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并且改造旧知识分子，共产党也是一样。可以预料，今后意识形态的斗争还会很激烈。知识分子应从最坏处打算，才能心安理得，顺应这个时代。应当明白，时代的命运是不能违反的呵！这些，是我们知识分子应当了解的道理，也就是说，必须接受改造，才能活在这个世界上。革命，要过三道关，而一道比一道难过。第一道是夺取政权，第二道是巩固政权，第三道是改造意识形态，也就是改造人，而以改造人最难。现在是，政权已经巩固，但为了巩固政权，不能没有牺牲。他说：革命本来就是风暴，是悲剧。斯大林杀了那么多人，这是历史必然性。历史上改朝换代，没有不诛杀异己甚至杀戮功臣的。比如说，党内反右倾机会主义，这些问题的真实情况我们不明白，也没有必要一定知道；但是，我们了解革命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采取的手段有时候可能玉石俱焚。革命好比外科手术，有时候连好肉也必须一起挖掉。这个问题，我今天谈得比较深了，在座谈会上是不能这样谈的，只能和大家一样，象和尚念经，念一通算了。 + +　　他认为文教方面，问题更多，更复杂。在他看来科学研究、学术批判成绩都大，百花齐放也没有放出什么好花，即是领导上采取措施，暂时也不会有多大收获，恐怕要过十年八年以后。他说：原因很简单，连饭都吃不饱，要搞出尖端科学，怎么可能？党中央虽然费尽力气，想在这方面做出成绩，然而收获不大，就因为缺乏物质基础，上层建筑不能凭空建筑起来。科学研究有很大一段空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填补这个空白；文化学术上有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就是批判与继承的问题，尽管毛主席已经讲得很清楚，要批判继承文化遗产，但是做起来还是一个划清界限的问题不能解决。例如批判十九世纪文艺思潮，我有一次在会上讲了几句，我说要批判，首先要去看十九世纪的作品，不去细细研究，谈不上批判。啊哟，我这几句话遭到围攻，他们说我吓唬人，说社会主义文艺思潮必须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划清界限。我幸亏头发已白，年纪大了，不在乎。党中央对这些问题，现在是明白了，双百方针的提出，显然就是为发展学术文化，但是要成一家言，要放出花来，是何等不容易的事。为曹操翻案，这不能算是学术；戏剧上的花，放来放去，只放出一朵“杨门女将”，“杨门女将”这种戏，和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根本不相干。领导上大约已明白，不能用行政命令培养出作家，也不能指定哪部作品是大作品，要经过历史的考验才行。 + +　　他对经济工作方面的问题，认为主要是计划不周、经济比例失调、干部执行有偏差。他说：虽然是三句话，但这三句话，就可以死很多人。经济和其他一切工作一样，都有它的客观规律，而要掌握这些规律，谈何容易。我们的建设没有经验，要摸索，老实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如果没有苏联援助是不可能成功的。在经济上我们忽视了规律，大跃进打掉了规律，对资本主义经济法则，也采取划清界限的办法，结果是比例失调。资本主义经济法则，主要是三个：一是价值法则，二是工资制度，三是货币流通。把这些东西都打掉，是不行的。我私下讲一句：有政权权力是不能消灭经济法则的。不研究这些问题，经济上就出大毛病。靠自已的天才来办事，其实是蠢才，前两年，什么共产主义来了，人民公社越大越好，这些都是荒唐，很多人都看出了问题，不过不敢讲。党中央总的方针是正确的，但不能说每一项政策都绝对没有错误。经济比例失调，工业、农业的快慢，许多工作的冒进，这里面就包括政策问题，过左，是一个主要毛病。 + +　　他又说，除政策以外，更严重的是干部问题，文化水平、业务能力太差。“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句话是真理，右派分子是借这句话来攻击党的领导，而并不等于说这句话本身不对。这几年，工作上的很多问题是由于干部外行造成的，好心人做坏事，正是说明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个问题，也是历史的因素，我们的底子太差，一穷二白，没有那么多有文化知识的干部，共产党不能撒豆成兵，对这些干部交代政策，党中央三令五申，然而扶得东来西有倒。有一个人讲过一句俏皮话：党中央的茶杯里的水起些风暴，下面就变成十二级台风。这个话讲得合事实，许多毛病就出在这里。 + +　　来源：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８日新华社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7/000033.txt b/CCRD/2/5/7/00003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5faa7554a2f37640c91b22fd821ce44cadf57ce --- /dev/null +++ b/CCRD/2/5/7/000033.txt @@ -0,0 +1,93 @@ +# 应该以“生产队”为基础——对《六十条修正草案》的修正意见 + +　　<杨伟名> + +　　【杨伟名（1923年－1968年5月5日），陕西户县人，中共党员，农民先觉者。杨曾参加中共地下党工作，1949年2月入党，当年冬天自行脱党回乡，1957年重新入党，任生产大队会计。 + +　　1959年到1961年，在大跃进-大饥荒期间，陕西农村更是“人困、马乏、地薄”，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实际上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作为生产大队会计的杨伟名，生在农村，长在农村，长期工作在农村，天天同农民的生产生活打交道，最了解农村实际情况，对农村各种实际问题也最有发言权。他把自己的所见所想，同生产大队干部交换了意见，先后撰写了十多万字的文章、意见和建议，最后经过深思，又写了题为《当前形势怀感》（又名《一叶知秋》），的万言书，由杨伟名和大队党支部书记贾生财、大队长赵振离三个共产党员署名，于1962年5月10日，分别寄给中共户县城关公社党委、户县县委、咸阳地委、陕西省委、西北局和中共中央及有关负责同志。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初期”概念，提出“物资自由市场开放”、“农业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的政策，提出“借助自由交易，满足群众要求”的观点。 + +　　1962年8月6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点名批评了户县三个党员来信。针对信中“一叶知秋，异地皆然”的一句话语，毛泽东说：“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写信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赵伯平一直认为“包产到户很可能是中国农民的创造”，因而对毛泽东的批评始终没有表态。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的一次讲话中问：“对户县三个党员来信回答了没有?共产党员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10月，结合贯彻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省委宣传部，咸阳行署和中共户县县委的负责同志，四次找三个党员谈话，指出来信的“错误观点”；接着，中共陕西省委将《三个共产党员来信》，定性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在全省展开批判。杨伟名在被迫作检查时，仍然坚持：“说我提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是不能同意的。” + +　　这些文字让他在“文革”中遭受严重迫害，并最终迫使他走上绝路。他只活了不到46岁。1979年改革开放后，中共户县县委为他平反。杨伟名因其“物资自由市场开放”的观点一度被誉为“民间顾准”。】 + +　　《六十条修正草案》①是当前指导农村各项工作的惟一依据，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不过，既其名曰《草案》，自必有进一步修正补充、使之在内容方面更臻完备的必要。于是，《草案》的执行过程同时也应该是“试行”过程，既是“试行”过程，每一个《草案》的执行者，务须随时密切注意其“试行”结果，并及时地将“试行”结果“如实”地反映给上级领导，以便对《草案》作进一步的修正、补充。 + +　　以下仅就《草案》中所提以“大队”为“基础”的问题，谈谈个人的几点浮浅认识，权作参考。 + +## 一、“三级所有制”的基础是“生产队” + +　　按《草案》中所提“三级所有制”是以大队为“基础”的，但从同一《草案》中有关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职权范围暨“所有权”的具体划分看，毋宁说是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因为： + +　　（一）大队的生产计划，是以生产队的生产计划为基础； + +　　（二）生产安排，劳力调配，评工记分等，尽归生产队全权运用； + +　　（三）大队除了政策上的掌握和坚持外，多属督促、检查、建议、协助…… + +　　（四）牲口农具如归生产队所有，劳力固定在生产队使用，所剩土地一项虽归大队所有，实际等于一个苹果归“甲”所有，但吃苹果的权属“乙”，前者有名无实，后者有实无名。“三包”超产部分，可以“全奖”，“三包”以外的收入，可以自行分配…… + +　　看来问题就是这样。不过，以上所提并不是说“这样”不好，而正相反，倒是说“这样”好，并且认为应该“这样的好”向前再进一步。怎样的再进一步呢？那就是我们在提法上应明确地改为“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并在此新的前提下，重新考虑各项有关问题。 + +## 二、生产队的“基础”情况 + +　　当生产队成为“三级所有制的基础”时，按照当前情况，它的组织、规模、性质、权限……等又如何呢？我觉得只有这样才是合适的： + +　　（一）规模：生产队的规模，应在牲口、农具“搭配成套”的基础上（一辆大车或胶轮车，两三个牲口，中、小型农具齐全——大体相当于过去的中农或富农那样的规模），附以相当的户数、人口、劳力和土地。 + +　　（二）自愿结合：为了利于团结，同心协力地搞好生产，可以采取自愿结合的原则，如果出现软硬劳力各走一端的悬殊现象，可以讲清道理，适当调整。 + +　　（三）干部：因为采取“自愿结合”的办法，党、团员、积极分子及原来热情工作的同志不可能均均匀匀地结合到各生产队去，在这种形势下可以在使用干部方面，适当地放宽尺度，最大限度地团结力量，不宜硬性安排。 + +　　（四）土地：关于土地，可以按人分配，也可按劳分配，（指给生产队分配土地），两者各有利弊，可任取其一，有人说按人分地，劳软的做不过来，劳硬的不够做，按劳分地，人口多的队养活不过……其实，这不形成问题，劳力硬的尽可给地加工，剩余劳力也可另有出路——搞副业。劳力软的在必要时可以“等价”交换，“借用外援”。 + +　　（五）性质：生产队是“自负盈亏”的独立经营单位，土地仍归大队所有，生产队除耕用外，不得买卖、转让、出租，在“劳动致富，生产发家”（指队）的前提下，一切生产安排、分配等……形如过去的“一家一户”。国家公购粮任务可按过去“三定”时的计算方法，落实到队，促其如数交纳，队队之间的穷富差距，应任其明显存在，只要不出“劳动致富”的原则，富者听其“面白米金，酒肉丰隆”，穷者就让他“缺米短面，瓜菜代食”（天灾人祸例外）。这样富者可以再接再厉，穷者自会“反躬自省”。绝不像现在群众把造成一切生活上的困难责任，都往党和人民政府头上推，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 +　　（六）核算：生产队的规模，如果小到一二十户至十数八户时，要进行像目前大队那样的独立核算，倒是很有问题的，如果采取“因陋就简”的办法容或可以，不然就得采取由大队作为生产队的“经济代管”单位，而代管其“账”，生产队可以不设正规会计账簿。 + +　　（七）“三包一奖”：这个被认为能够激发社员劳动情绪的“三包”制度在生产队成为“盈亏自负”、“独立经营”的形势下，自必成为不适用了，不过原来的“一奖”可以变法延用，这就是每年按生产队土地面积，向大队提交适当的奖励金，作为向模范单位暨个人奖励之用（另外还可适当地提取公积金暨公益金）。 + +　　（八）大队的经营范围：就当前形势看，大队的经营不宜过多，凡对各生产队的生产或社员生活有密切关联的可以经营，反之就不要经营。大队应将重点放在积极帮助生产队搞好生产这一方面。 + +　　（九）大队的收入分配：凡属大队直接经营的如林园、芦苇、鱼塘、电磨……等，每年收益除适当提取公积金、公益金外，可按一定标准分配给生产队。如代管各生产队经济账务，须克尽领导监督之责。 + +　　（十）生产队的粮食分配：生产队在食粮分配方面完成国家公购粮任务后，完全自行分配，分配项目可以有人的口粮、家畜家禽的饲料、做醋的杂粮、酿酒的细米……分配标准，随产量高低而定，当社员的粮食需要，已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而尚有剩余时，可在自愿原则下出售给国家（其实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国家将不是像目前这样需粮甚急，那时国家收购社员自愿出售的粮食，势必成为为了照顾农民利益而作）。 + +　　（十一）关于“服从国家计划”问题，从道理上讲，生产队的生产计划是应该服从国家计划的，但要达到真正“服从”的要求，除了合理的布置任务外，更重要的应该是：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以高出一般水平的“实惠”，奖励其生产国家最迫切需要的东西，例如国家需要棉花，务须让种棉者获得“满意”的利润，不然任务是100亩，他只种80亩，作务方面亦不重视，误地误人，公私两伤，这是在要求“生产队的生产计划服从国家生产计划”的问题上应该注意的一点。 + +　　（十二）农村粮食的互补余缺问题：食粮是“国家一类统购物资”，食粮的“黑市”活动是非法的，然而目前农村的食粮“黑市”活动，普遍成为“公开”的“秘密”，这个事实表明农村食粮是“余缺不平”的。如果说，余粮者叫他卖给国家，他不愿意，高价私相交易，又为国家法律所不许；另一方面，缺粮者国家不予供应，“黑市”购粮，政策不容，这样是否“缺粮者”就让其“缺”，“余粮者”就让其“余”，显然这样是不合适的，而“互补余缺”是应该的，尤其在上述生产队为单位的独立经营情况下，农村食粮的“余粮”现象将更显著，而“互补余缺”的必要性也就进一步地加深，从这点看来，农村食粮市场的开放的问题，似乎是可以考虑的。首先“开放”以后；如下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食粮过少的生产队，可以取诸市场，上级领导也就不必担心他们受饿了，就像今年我们采取夏粮不足100斤者，给以调补；全年不足200斤者，如数添足，都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这样虽表示对群众生活的关心，然其后果，则是有害的，因为这样很容易给群众思想上造成“平均主义”的感觉。再则所谓不足100斤和不足200斤……等是否都是实在的，其中问题很大。 + +## 三、效果 + +　　上述各节是在以“生产队为基础”的新的前提下，涉及应该相应改变的各项有关问题，如果按照上述的办法去做，可以收到如下的效果： + +　　（一）社员务自留地的积极主动情绪，可以导向生产队集体这方面来，这就解决了根本问题。 + +　　（二）私分瞒产的事，可以根除敛迹，从而查产算账的手续，可以完全省却。 + +　　（三）今年夏秋收的秩序紊乱，固受“粮短”所致，但主要与大队，尤其生产队领导同志有意纵容有关（半个眼睁，半个眼闭），而所以致此者，又是因为“超产多吃”的措施，并没有引起社员们的重视（包括生产队及一部分大队领导同志）。而平均主义的“杯弓蛇影”却一直浮动在社员思想深处。果能按照上述以生产队为“一家一户”的办法去做，收获秩序自会趋向良好。 + +　　（四）生产队“盈亏自负”，“三包”制度取消，这样核算手续就减少多多。 + +　　（（五）当社员们的务自留地的主动情绪，导向生产队集体这方面时，自留地的小块经营就显得很落后，社员将会一致要求将自留地收回归生产队集体经营（这点是我的体会和看法）。） + +　　把生产队作为一个“自负盈亏”的独立经营单位，形如过去的“一家一户”，何以就能获致上述效果呢？如下的道理是可以说明的： + +　　一个平素关心集体利益的社员，我们会赠他以“爱社如家”的赞词，而“如家”二字却又充分地意味着每一社员对于“家”原来都是十分“爱”的，然而社员何以都“十分爱家”呢？这非常明显，因为“家”和自己的利害关系是极为密切的，“家”富了自己就不会受穷，“家”穷了自己就不得不受穷，这对每个社员来说，都有其长期深刻体会。 + +　　按道理讲，“集体”和个人的相互依存关系，同样是很密切的，不过，目前绝大多数社员还没有体会来这点。本来在多年来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过程中，社员们应该能够体会到这点的，惜乎因了我们的作法欠妥（平均主义、共产风），不但没有把社员们固有的“爱家”思想提高到“爱集体”新的台阶，反而使社员们对“集体”失去信心，这从目前社员务自留地方面看来表现的最为明显，社员在务自留地方面可算真正达到“积极主动”，采取措施方面，也真正达到了“千方百计”，但对队里的庄稼总是表现为漠不关心，按说自留地仅占总耕地面积5％左右，这样岂不是等于重视了“芝麻”而忽视了“西瓜”吗！尽管这是本末倒置的错误行为，然社员们却一直这样。 + +　　于是：目前一个极关重要的问题，莫过于如何把社员们务自留地的积极情绪导向生产队集体这方面来，如何把社员们爱家的思想，提高到爱生产队集体的台阶上来，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惟一行之有效之方法，莫过于赋予“生产队”以“家”之形态，这个家是在原来“一家一户”的基础上，加以适当扩大，在性质上也比原来优越，这个家蕴藏着社员们无穷的幸福生活，并会立即在社员们的面前，展现出光辉的前景，它应该成为构成人民公社的惟一基础。 + +　　 1961年10月20日（本文系杨伟名起草，以大队党支部书记贾生财名义发出——编者） + +## 注释： + +　　①《六十条修正草案》即《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后，为了制定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8字方针的具体政策，毛泽东派出3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发现自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后，只解决了自上而下“调”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各生产队之间和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2月下旬，毛泽东在广东主持起草人民公社条例，并于3月10日至13日召集了中南、西南、华东地区的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负责人会议，讨论人民公社条例草案。3月13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条例草案总结了人民公社3年多的经验，对于纠正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都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广州会议后，中共中央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印发全国农村讨论，并在部分地区试行。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正式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修正草案取消了原草案上有关供给制的规定，决定停办公共食堂。强调改进干部作风，增加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委、八项注意”的内容。 + +　　北京会议后，毛泽东继续调查研究农业问题，发现《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虽然取消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但是规定的“队为基础”是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大队对生产小队实行“三包一奖”。杨伟名此篇文章即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下发后而作。 + +　　1962年2月13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农村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7/000034.txt b/CCRD/2/5/7/00003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56991d29d8f94fbafc6912b8ee2e9ca8ca351ea --- /dev/null +++ b/CCRD/2/5/7/000034.txt @@ -0,0 +1,43 @@ +# 胡开明给刘子厚的信 + +　　[胡开明，时任张家口地区党委第一书记] + +　　（子厚同志：） + +　　听说九中全会完了，您还在华北局开会，我想将群众生活情况向您做一汇报。 + +　　张家口市的疾病死亡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全市去年共死亡58，877人。死亡率为1．89％（一九五八年1．31％，—九五九年1．64％）。最突出的是蔚县，去年共死亡18，240人，占全县人口总数3．36％。全市现有（到一月十五日）病人86，236人，占总人口的2．8％。在这些病人中，咳喘占30％，浮肿占12．7％，便秘占9．9％，肠炎占4．8％。 + +　　遵照省委的指示，为实现好人不再病，病人不再死的要求，我们已采取了以下几项主要措施： + +　　首先，从各方面挖掘粮食潜力，以提高群众的吃粮水平。从今年一月初开始，口粮水平已普遍提到五两；并且为今后坝下每人平均能吃到6．4两，坝上能吃到七两，全市的征购任务已从49，800万斤减为45，644万斤。这样，就不得不大挖库存。到六月底，我们的粮食库存将只有4，035万斤，较去年同期的10，500万斤压低了一倍半。同时农村口粮安排的时间还要缩短，已由原来安排到九月底，提前到九月五日（坝上）和九月十五日（坝下）。这样，口粮的分段安排大体是：一、二月份坝上5．6两，坝下5两；三月份坝上6．5两，坝下6两；四、五、六、七月份坝上8两，坝下7．6两；八、九月份坝上6．1两，坝下5．9两。 + +　　其次，重点照顾病号，困难户及重体力劳动。对于病人和体质特别弱的人，已按省委指示，每人每天补助1——3两保健粮。此外，鉴于部分群众没有偷秋或者偷得很少，生活特别困难，有必要给以照顾；同时，有一些必不可少的重劳动，也必须给以补贴；我们决定从发动群众清理仓库，追缴干部贪污粮，清理储备粮、死亡人口粮、死宰牲畜饲料等方面大挖潜力，以解决上述需要。看来这方面的潜力还是不小的。市委工作团在宣化西望山大队试点，即清理出粮食二万多斤。 + +　　第三，提高代食品的加工效率和质量。据最近落实的结果，全市除已食用代食品7，680万斤外，尚有代食品原料17，928万斤，全部加工可出成品5，378万斤。现在经常吃代食品的食堂达95％，一般可吃到2．5两。经过这—段的工作，我们深感把代食品加工细，做得好很不容易。许多地方由于加工不得法，不但效率很低，而且很粗糙，养分大量流失，加上做得不好，致使许多群众吃了拉不下来。蔚县白乐公社田照町生产队，80％的社员都便秘（当然这和营养不良也有些关系）。因此，现在亟需总结经验，提高技术，以提高代食品的质量。并提高加工效率。为此，我们已发动工业大搞代食品。除在有电源的地方有计划安装球磨机外，再在一些重点地区建立小钢磨。我们即在明天召开代食品加工会议、总结交流经验。 + +　　第四，大力解决副食，增加营养。除广泛发动捕鱼打猎外，我们还决定宰杀36万只羊（全市现有羊148万只）和一部分残老牲畜，保证农村在两个月内每人每天能吃到半两肉。 + +　　第五，尽量多种早熟作物和蔬菜。夏粮生产，要求能解决农村人口的半月口粮。蔬菜除完成商品菜任务外，应保证农村每人在六月份每天吃到一斤，七月份每天吃三斤。 + +　　第六，发动群众，大搞革命运动，彻底改造三类食堂。经过这一段斗争，已有1，468个三类食堂经过整顿和改造，建立了管理委员会，群众掌握了吃饭大权。但是，还有575个三类食堂，由于发动群众不够放手，不是大搞革命运动，只是就食堂问题来改造食堂，所以尚未彻底改造过来；有的只是换人未换思想。为此，我们已按照省委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生活革命，彻底改造三类食堂。 + +　　虽然做了上述这些努力，但是疾病和死亡情况仍然未见好转。据统计，去年十二月份全市共死亡9，584人，日平均死亡309．3人；今年一月上半月共死亡4，619人，日平均死亡308．2人，相差无几。而且，如以一月上半月的后五天，同前十天相比，则是发展的趋势。后五天较前十天死亡日平均增加了157．3人，幅度为68％。同时，疾病也在发展。一月十日病人是66，195人，到十五日就增加到89，331人（这与最近进行了普查可能有些关系）。 + +　　疾病死亡情况之所以未能制止得住，这里面有我们的工作问题。也有实际问题。这就是现在人们的营养水平，距离实际需要相差太远。中国医学科学院有—个关于人体营养需要计算标准（载在内部参考3133期），虽然不可全信，但可以作为研究问题的参考。据这个材料说，从事中等强度劳动的人，每日需要热量3000——3500卡，如能达到此数的70％（即2100卡），就基本上可以不发生营养不良性水肿。现在农村每人每日平均口粮五两，中等劳动力不过5．5两，折成成品粮也就是5两。加上2．5两代食品，发热量一共只有1000卡左右（藁杆代食品发热量大约等于粮食的四分之一）。再加半斤菜（实际上多数地方到不了）和半两肉，发热量总共也不过1200多卡，仅达最低需要量的七分之四。蛋白质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加之有些地方组织不纯。工作不好，群众还吃不到自己的定量，问题就更大了。总之，目前的吃粮水平，维持现有体质都有困难，要恢复原来的体力就更不好说了。这样，死亡和疾病的情况就不易停止下来。最近我们这里又发现了—种新的不正常死亡的情况，就是由于长期营养不良，造成血糖过低，突然“休克”而死。这种病事先既不浮肿，也不干瘦，很不容易发觉。这种情况非常值得注意。 + +　　如上所述，我们这里现在的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不过，我们觉得，到三、四、五月份，情况可能更加困难。因为，那时口粮虽然增加一些。但是蔬菜和代食品都要减少，而劳动强度则逐渐增加，另外，前一时期多数群众家里还多少有些粮菜，过了春节，一般就消耗得差不多了。加之每年春夏之间，疾病极易流行；今年由于人们体质不强，就更增加了发病的危险性。因此，我们现在虽然从各方面加强工作，但是心里确实有些担忧。 + +　　从张家口市的情况，可以想到全省的日子也是不好过的。全国的情况不大清楚，不过南方春菜和早稻熟得比较早。不知中央是否还可以再挖挖库存，或者多进口一些粮食，再给河北调一点，以便较比顺利地渡过灾荒，保证生产。 + +　　以上这些看法和想法，不一定妥当，请批评指正！ + +　　谨致 + +　　（布敬！） + +　　 胡开明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 +　　· 来源： + +　　河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7/000035.txt b/CCRD/2/5/7/00003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de8f6c2604608028fef82aacab4b99532f74340 --- /dev/null +++ b/CCRD/2/5/7/000035.txt @@ -0,0 +1,53 @@ +# 甘肃定西地委转报各县委扩大会议对中央和省委负责同志的一些意见 + +　　（省委：） + +　　现将六一年九月各县委扩大会议上对中央和省委一些领导同志的意见反映摘要报上： + +　　1．甘肃出了大问题，中央一些领导同志亲自视察，也曾派工作组到甘肃工作，对甘肃工作估价很高，却没给(此处二字辨认不出)反映问题。 + +　　2．引洮工程中央知道，开工时发过贺电，朱德、习仲勋也视察过，没有发现问题纠正错误。 + +　　3．谭震林同志是主管农业工作的，全国农业出了问题与他有关。他曾说过：“粮食已经过关”，“绳索牵引是农业发展的方向”，要求限期推广，还说：“货币是货币又不是货币，商品是商品又不是商品，这是初级的按劳分配”。这些说法都给下边干部增加了糊涂认识。 + +　　4．李先念同志提出“两放三统一包”打乱了财贸体制。 + +　　5．“共产风”，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都是中央提出来的，应该由中央负责。 + +　　6．五九年四月主席六条指示下达后，中央有关部门没有检查执行情况。 + +　　7．刘主席视察河南工作时提出一县一社，对下面影响很大。 + +　　8．陈正人同志来到临洮视察工作时说：“五九年每人要有粮500斤，黄豆280斤，清油15斤，都不切合实际。” + +　　9．胡耀邦同志提出“劳动不计报酬，工作不讲条件”，助长了命令风与共产风。 + +　　10．中央工作组在陇西、岷县生活特殊，多吃多占严重，群众说：中央工作组来解决问题，我们信心很大，现在把咀吃软了，不如以前好。 + +　　11．中央工作组工作方法简单，不允许被批判的同志讲意见。 + +　　12．中央工作组在陇西整风整社时否定一切，别人意见不采纳，根本不管生产，王生荣同志讲“陇西整个是国民党的复辟，县委书记带头抢劫”。揭盖子时不了解实际情况，只说人祸，不承认天灾。 + +　　13．自留地问题：省委不执行中央指示，变动太快，影响群众生产积极性。 + +　　14．省委讲对过去的错误不查责任，可是张仲良、窦明海还是书记，而对下面不是集训、特训，就是撤职法办。省委、地委书记虽没有直接人命，但下面违法乱纪是他们逼出来的。有的同志说：这几年发生错误的原因是：“上面出题，下面发挥，下面胡干，上面支持”，一切归罪下面是不公平的。 + +　　15．岷县20万吨铁，千斤县是张仲良同志来岷县逼出来的，后来还留下黄文清监督执行。 + +　　16．有些同志提出：特训班把没开除党籍的人，持枪管起来，不合党章规定，在生活上不如犯人，应该宽一些。 + +　　17．五风是从上面刮起来的，下面强迫命令是检查团逼出来的。 + +　　18．通渭县反映省委工作组生活特殊，吃饭不限量、买东西不限量。 + +　　 定西地委1961年11月25日 + +　　印发：各常委　成湘　秘书长　办公厅　监委　存档　　共印33分 + +　　 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　　1961年11月28日印 + +　　（11月28日15时40分月抄） + +　　· 来源： + +　　甘肃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7/000036.txt b/CCRD/2/5/7/00003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c21831f8c86d351bc908dc4a0280167922765c2 --- /dev/null +++ b/CCRD/2/5/7/000036.txt @@ -0,0 +1,51 @@ +# 给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紧急信 + +　　<钮惟新、蔡抚民> + +## 呼 吁 书 + +　　（亲爱的同志：） + +　　我们的祖国就其人口和新疆来说，都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大国。因此，她的进步与倒退、胜利与失败，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繁荣衰败，而且更关系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进展。这是一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 + +　　而我国的现况又怎样呢？ + +　　凡是一个身居广大人民群众之中（特别是农民群众之中）的人，都会为我们国家已暴露的严重危机和潜伏将发的更严重的危机而深切地感到不安。这种焦虑的心情，是由以下主要的铁的事实存在而引起的： + +　　1．广大人民生活空前日趋贫困。全民性的体质衰退正威胁着整个民族。近几年来死亡率突然增加，生育率大大减少，几乎使祖国人民濒于后继无人的危险。 + +　　2．农业生产力空前衰退，牲畜人力破坏超过一半，荒地增多。 + +　　3．土地肥力大大减退，就是在正常年景，产量也只及过去单干时一半，很多农民认为，再过四、五年土地薄的不能再长粮食了。 + +　　4．国家周转十分困难，迫使一切建设放缓了步子。 + +　　5．虽然我党在农业上采取了许多措施，但六十条都没能根本解决我国农业的发展道路问题。 + +　　亲爱的同志，我们担心长此下去，祖国的前景怎样呢？ + +　　激于对祖国和人民的神圣义务，激于共青团员的强烈责任感，我们要你们──革命的前辈呼吁： + +　　正视现实，行动起来，寻求途径，挽救民族危亡！！ + +　　亲爱的同志：你们既然是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流血流汗艰苦奋斗了大半生的英雄，那么就会更加珍惜和捍卫这已得的胜利果实。正因如此，我们才完全信赖你们，并向你们请求： + +　　1．发动全党自下而上实事求是地总结建国十二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我们认为，造成今天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人为的因素。 + +　　2．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由他们参与意见，共同制订恢复我国经济建设的正确政策路线。 + +　　3．深入下去，了解六十条贯彻一年来的实际效果怎样，它是否能根本解决了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适应于低下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和激发起农民的自发生产积极性了。 + +　　4．根据农民的要求，迅速搞包产到户的试点，并及早推行之。 + +　　请爱的同志，请求你们行动起来！ + +　　祖国人民在期待着你们的努力！ + +　　我们再一次呼吁：快快拯救民族的危亡！ + +　　 钮 惟 新共青团员 上蔡 抚 民1961. 12.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7/000037.txt b/CCRD/2/5/7/00003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45d5d7784f372e9b1580b9e5fa4709ea6faec51 --- /dev/null +++ b/CCRD/2/5/7/000037.txt @@ -0,0 +1,113 @@ +# 关于我国农业问题的意见书 + +　　<钮惟新、蔡抚民> + +　　我们两个人想就我国的农业问题向党谈谈我们的意见.我们都是年轻的共青团员，各方面都还很幼稚，所提的意见也主要是根据苏皖两省一些地区的情况提出的，不一定正确全面，但激于渴望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激于对党的无限忠爱与信任和共青团员的责任感，我们迟疑了近两年后，现在还是决定把意见向党倾诉出来如果我们的意见正确的，相信我们的党一定能够接受；如果我们的意见是错误的，那就是说明党近几年的路线是对的，而这正是我们的希望。 + +## 关 于 我 国 农 业 问 题 的 意 见 + +## (一) 我国农业合作化和公社化已经失败： + +　　从合作化运动至今，六年来的现实,已经证实我国的农业合作化和公社化已经失败了，已证实证实我党的农业基本路线是错误的了。这时候由以下的现实所决定的： + +　　一、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空前贫困低落： + +　　“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的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党纲》)这也是检验我们一切工作成败的准绳,自农业合作化以来，广大农村和城市的人民生活就开始逐年下降，尤其是公社化后人民的生活(特别是五亿农民)更趋于空前恶劣的贫困.近三年中，许多地区成千上万的农民死于饥饿线上，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人食人惨决人寰的凄象.现在，全国六亿农民都处于半饥饿之中，都处于缺吃，缺烧，缺穿的极端贫困境地，全民性的营养不良和体质衰退正在与日俱增，死亡率增加，生育率降低。 + +　　二、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毁灭性的破坏： + +　　一个制度与政策正确与否，主要看它对社会生产力是促进还是破坏，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就是正确的进步的，阻碍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就是就是错误的反动的，这是社会发展的一条根本规律。自合作化公社化以来今天我国的农业生产如何呢？ + +　　1．人力方面:人是发展生产的根本因素。而现在我国农业，农业劳动力已空前衰退，占我国人口80%的农村现在仍感劳动力缺乏，因为大批劳动力已经死亡(一些地区甚至达到80%)现在农村劳力也仍以体力差，生产经验缺乏的妇女为主要力量，而且由于生活水平低劣，目前农村劳动力大都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状态(单干农忙时一个劳力一天需补二三斤，现在日常普遍只半斤多一天)体质空前衰退,生产能力已大大低落。更要引起严重问题的是，由于生活差,生产任务过重，现在农村生育率极低，近三年来很多村庄几乎不生一个小孩，现在已生的小孩，也因营养缺乏，体质很弱.着不仅表明今后长时期内农业劳动力仍严重缺乏，而且将产生国家后继无人的危险趋势。 + +　　2．畜力和农具方面:现在普遍的情况是，牛比合作化前少了一半以上，有的地区甚至少了80%多，人拉犁人打场的现象普遍出现.现有的牛因喂养差。生产过重，体质也大大衰退，繁殖率大大下降。小农具由于年年损失,目前也普遍感到缺乏。 + +　　3．土地方面：中国的土壤，由于祖辈辛勤的抚养，五千年来一直是很肥沃的。然而，经过合作化这六年，现在土壤普遍贫瘠，碱地丛生。造成这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肥料的缺乏。猪肥是农村主要的优质肥料，但六年来农村的猪几乎绝迹(今年开始农村的猪增多了，但因人的口粮都如此紧张，猪是很难喂好的，因而肥料也不会多)。豆饼化学肥料也远远供应不上需要,种绿肥的也很少。现在农村主要肥料是沤制绿肥土肥，其肥力是极低的。很多社队有一半土地入社以来没有下一次肥料，六年来庄稼的生长大都是依靠土地的原有肥力。 + +　　三、农作物产量下降： + +　　生产量的增减，是检验经济制度优劣的最显著的标志。 + +　　农民们普遍认为，现在的收成(即使是正常年景)只有单干时的一半。六年来，农作物亩产量一般以每年10-20斤逐年递减，这是由于生产力衰退的后果，而自然灾害却是次要的。 + +　　造成以上三种情况的原因，更主要还是由于我党农业合作化、公社化方针、路线的人为错误。 + +　　合作化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增加产量，提高人民的生活。而现在这种目的不仅没有达到，发而比合作化以前更糟了。现在还有少数单干户，他们生活比社员强的多。这些事实完全表明，我们党的合作化、公社化已经失败了，一切关于我国农业合作化必要性的理论都毫无意义了。 + +## （二）我国农业合作化和公社化失败的原因： + +　　一、 集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性质不相适应。 + +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当合作化大规模开始的1953年和公社化开始的1958年，我国的农业生产的情况怎样呢？他们基本上仍停留在落后的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水平（58年比53年更落后衰退），工业的生产力也仍很落后，而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却是一种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显然是不能适合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性质的，这就是我们农业合作化和公社化失败的必然和根本原因。 + +　　马列主义关于农业集体化的方针，一般是指在战胜了资本主义后的生产力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我国历史上走了一个资本主义后的生产力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我国历史上少走了一个资本主义阶段，而这阶段正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重要时期。因此，我们不能把马列主义关于农业集体化的方针教条地搬到中国来。 + +　　二、 合作化超越了农民的思想觉悟的水平： + +　　我国农业的个体经济，有几千年的历史，小农意识和自私性是十分强烈的，“劳动者从物资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劳力”（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近几年来，我们正是违反了这一规律。普遍的情况是农民入社以后，干活没有单干那样认真、积极，为什么呢？当农民在他自己土地上劳动时，他的劳动成果能全属于他，而当他集体的土地上劳动时，他只能获得自己劳动成果的一部分，而其余得让别个社员享受，因为他应得的那一部分报酬，还要取决于其他社员的劳动情况，如果其他社员不努力劳动，他所得的报酬就要比单干时减低。 + +　　而目前自私性是农民的普遍共性，这种几千年形成的旧意识，短时间还是不能改变的。 + +　　社会主义农业合作社水平的经济，则完全必须在新的集体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基础和上层建筑产生了不相适应的矛盾，由于这矛盾，造成了人民公社后生产积极性减退，干活马虎，无人负责，生产力大大破坏，而使得合作化、公社化失败了。 + +　　三、合作化、公社化超越了干部水平。 + +　　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中，“干部决定一切”，然而我国农村基层生产干部，大都是个体农民出身，不仅工作能力不够，而且更主要的是思想水平远远跟不上要求，他们大都只顾自己生活安逸，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则很少（在现阶段者也是必然的，但我们在制定任何农业政策时，必须考虑进去）。把关系到广大农民生活的生产经济完全交给这样少数人来管理，这本身就是十分危险的。从这次农村整风中可以看出，最严重的问题正是基层干部恶劣作风的问题，绝大部分干部都犯有大小不同的错误，但目前他们大部分仍当干部，因为虽然他们很不称职，但除了他们又有谁来适合替任呢？ + +　　把集体生产交在这样一些人的身上，必然是不会搞好的。 + +　　四、运动的速度过快过猛： + +　　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这一系列的发展变革过程都太快，都是自上而下的变化，而不是广大农民自发的要求。因而在每一次的变革中，都发生了生产力的巨大破坏。 + +　　生产力发达的苏联，用了十八年时间才完成集体化，而生产力落后得多的我国，却只用短短几年就完成了，这速度是过快了，在整个运动中，基层干部大都以三分动员、七分强迫，把农民拉入合作社。 + +　　另外，中国农业的特点是农业人口多、土地少，牲兽多，精耕细作，生产经验丰富，可以不急于机械化，不急于合并小块土地。 + +## （三）迅速改变我国农业面貌的途径： + +　　当前我国农业生产力，已衰退到如此之严重，很多农民认为，以现在的地力，再过五年可能不长粮食了。因此，迅速解决我国的农业危机，已经是关系到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兴亡，迫于眉睫的严重问题。 + +　　近一年多来，党中央已重视了这问题，并以巨大努力做了许多工作，制定了许多新措施，尤其是人民公社六十条，现在农村形势比前三年已有较大好转，但我们还感到农民自发的生产积极性并未充分发挥出来，产量仍不会提高，集体生产仍搞不好，这也是现今农民的普遍认为（原因如前第二部分所述）。 + +　　有什么办法能迅速改变目前的农业面貌呢？我们认为，包产到户是最好的办法。原因是： + +　　1．“包产到户”的生产关系，适应于当前落后生产力的水平。 + +　　2．“包产到户”适应于当前农民的觉悟水平。据我们所知，绝大部分农民都认为这是搞好农业的唯一道路。既然广大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是我们革命的目的，那我们就应该满足之。 + +　　3．“包产到户”能迅速把农民的生产潜力全部发挥出来，利于迅速恢复生产。 + +　　4．“包产到户”能促进和恢复发展生产力，增加产量，提高人民生活。 + +　　5．“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只有包产到户，才能加速我国工业化的进程和其他事业的发展。 + +　　当然，“包产到户”的好坏远远不止于此。 + +　　“包产到户”也有其缺点，会导致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增长，但在人民的政权下，是可以通过国家的政权、措施加以克服。实行土地国有化，严禁土地买卖，这就可以根绝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现今社队的机构仍不动，以管理社队的政治思想和适当的经济，通过价值规律，也可以控制个性生产的盲目性。 + +　　“包产到户”看起来比合作社似乎是倒退了，我们认为，实际上不是倒退了，而是进步了。因为历史上衡量进步与退步的根本标准，是看其对社会生产力是推进还是阻碍。既然包产到户比合作社更能促进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更能增加物质财富，提高人民生活，应该说它是进步的。 + +　　我们还认为，“包产到户”与昔日的单干也完全不同，它只不过是在现阶段能更好的体现出社会主义的多劳多得、按劳计酬的分配原则而已。 + +　　安徽省农业生产力在近三年中受到极严重的破坏，农民生活极端艰苦。现在，据我们所知的“包产到户”地区，情况已大大转变，农民生产积极性已空前提高，生活有了可喜的好转。 + +　　安徽省的实践也证明“包产到户”是迅速改变我国当前农业落后面貌的最好办法。 + +## （四）建议： + +　　一、 通过试点，迅速把“包产到户”推行到全国各省。 + +　　二、 全党重新实事求是地总结我国农业合作化问题，寻求最完善、最正确的农业发展道路，以确保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 + +　　三、把我国农业合作化、公社化的失败教训迅速实事求是地告诉各兄弟党，以使其他已走或将走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再重遭我们的损失，以确保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 + +　　（五）意见书到此结束了，值得向首长说明的是：在这份意见书上虽只有我们两人的署名，但这的确是一般农民的见解和要求。我们感到自己是一个有文化知识的乡村教师，有义务把广大农民的意见综合起来，反映给亲爱的党，以使我党能占有更多的资料，能更好地制定出符合人民意愿的正确政策、路线来。 + +　　 钮 惟 新共青团员蔡 抚 民1961. 12. + +　　通讯处：江苏睢宁县凌城公社农业中学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7/000038.txt b/CCRD/2/5/7/00003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b2edc843c1a98259a0f706dbfa03ad902f4c07c --- /dev/null +++ b/CCRD/2/5/7/000038.txt @@ -0,0 +1,87 @@ +# 恢复农村经济的顶好办法是包产到户 + +　　<杨木水> + +　　【杨木水（1932－2000），男，浙江义乌柳青柳村人．1932年5月生。家赤贫， 1948年进蚕桑场当童工，自学文化。新中国成立后，被分配至桐乡担任蚕桑技术员。1952年调嵊县农业局。因工作出色。 + +　　1960年农村大饥荒中，时在嵊县任农技站任技术员的杨木水，看到农民以野菜充饥，深为忧虑。他经过反复思考，写出5万字的包产到户意见书，寄呈中共中央。有抄了一份寄给全国人大常委马寅初（嵊县人），托他转呈毛泽东主席。1962年1月马寅初来嵊县会见杨木水，将意见书修改后转送中央农村工作部。马寅初离嵊，杨木水被退职。为要求工作，他上访北京。 + +　　1963年带着农业部给嵊县人委的信回嵊。不久被捕，以破坏罪判刑8年，包产到户意见书底稿由省高院调存。“文革”开始，这位在农场服刑的“单干理论家”对残酷斗争不胜承受，为图速死而攻击林彪搞迷信那被判处死刑，等待执行。林彪自爆，取消死刑，加刑4年。 + +　　1980年无罪释放回嵊县。1987年浙江省有关部门公开披露他的包产到户意见书。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主编的《时代先锋》第10期、《大梦谁先觉》、《东方视角》等报刊，均有详细介绍，给予充分肯定。杨于1987年当选嵊县人大代表。2000年7月3日因脑出血抢救不及去世，享年68岁。 + +　　这份资料是杨木水寄给马寅初的原稿】 + +　　当前农村主要问题是如何调动社员自觉性和积极性问题，也就是在生产关系改变的基础上有如何的相应措施问题，它关系到是否能够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农村人民公社是否能够巩固和是否能够发挥它的巨大威力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全党全民最关心的问题，也是等待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党中央“十二条”、“六十条”已解决了一些问题，但矛盾还是大量存在。如“六十条”前统得过死，管得过多（当然自然灾害也有关系），造成农民无菜吃、无柴烧、荒地成片、市场空空。买一根甘蔗1元，一个萝卜要3元，二级工人一天工资只够买一根甘蔗的生活水平。但“十二条”、“六十条”后迅速解决了这一现象。但又产生了另一种偏向，一个出现卖买高潮，弃农经商相当普遍，造成了交通运输非常紧张。另一个对集体生产不够起劲，家肥拿不拢来，先进经验和新式工具运用得很少，精耕细作工作也并不比往年好，因而早稻单位面积产量也不比去年高，就是天气与去年一样，全年产量比去年高，看来也有困难。为什么呢？因为解决问题的方针有偏面性。同时也没有看到问题的主流，就是看到了，解决问题的策略也不是针锋相对。 + +　　什么是重要问题呢？解决主流的策略我认为要提倡包产到户。对包产到户现在批评得很多，许多领导讲“公共食堂不是方向问题，公共积累等都不是方向问题。而包产到户是方向问题”。因而农村中对批评包产到户大部分干部都有一套理论。还有过去现在许多包产到户的形成的不幸后果。同时过去我也看到提倡包产到户者戴上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因而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有顾虑。但又想到毛主席讲：“为了真理，那怕是开除党籍、团籍，撤销干部身份”，我想这些话很对，干革命总应该是有风险的，风平浪静何为算革命呢？同时，我认为这包产到户观点根本与过去提的那个包产到户不同，因而我就挺胸提出这个问题。 + +　　当前包产到户成为农民关心的问题。这个关心有两种人，一种是要包产到户，这就是参加实践的部分社员，对这些社员有的人调查讲大部分是富裕农民，而我调查大部分是老实的基本农民。其中劳力强的要求迫切一些，是有这个倾向。另一种是怕包产到户，反对包产到户，大多数是干部，他们为什么要怕和反对呢？我认为除了有整套包产到户危害性灌在他们头脑里之外，还有怕批评的因素也是不少的，尤其是过去已经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犯过错误的干部，怕这个地区形成包产到户，牵累到他们的问题因而害怕。他们反对包产到户的理论认为：（1）包产到户要阶级分化；（2）是方向问题，是封建势力在农村中复辟倾向；（3）国家征购任务完成不了；（4）具体问题解决不了，如分田问题，灾害问题，收藏问题等等。总之是许多不利条件。总括起来是不能提高生产力，不能算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来谈下列几点看法： + +## （一）包产到户的性质问题 + +　　包产到户并没有改变人民公社的性质，它不过是适应人民公社当前的一种生产管理的方式而已，这就是定额管理，这种定额管理方式是最实效的，最起调动积极性作用，又最现实。但只有在人民公社制度基础上才能办到，公社化以前是不可以办和不可能办到的。因为人民公社有：①虽是贯彻多劳多得，承认差别，但又采取了供给分配三、七开的办法，保障了人民基本的生活水平；②生产资料“土地”实现了公有化，卖买土地是不存在了；③在奖赔方法上采取超产“二、四、四”（即生产大队二成、生产队四成、超产者四成），减产扣分少分配的办法。由于这三点，既保障了人民基本生活，又不存在土地的卖买，同时减产不过是分配少了一点，所以也就不存在阶级分化因素。社员终是社员。少分配点，吃得差点，也是社员，多分配点，吃得好点，也是社员。而人民公社化以前就不可能办到了，因为它没有这些公社特有的具备条件。同时也还存在着单干的自由权。所以包产到户的定额管理方式，是不可以办和不可能办的，办了也就是错的。因为这种方法要被单干同化了，而产生阶级分化。同时，在当前也只有采取包产到户才时适应人民公社的现实情况，也才能发挥它的优越性。理由是： + +　　（1）正从100、200户的小集体组成的农业社转成一个规模较大的大集体的人民公社，它已不适应过去那种小规模用大呼隆的经营生产方法。正如工业一样，一个裁缝店用固定工资的办法关系还不大，而一个规模较大的被服厂就不行了。它还必须采用定额管理。如种一亩田几分，施一次肥几分，除一亩田草几分等等，在这个问题上模仿工业也采取定额管理来指导农业生产，我认为这个定额管理是不现实的，它等于零。我记得去年屠家埠大队有一个社员一天耘田“田间除草”22亩，超过2、3亩水平的7倍，工分记得很多，但是这些田里的草照常生长，结果减了产。有的人会讲，“这是定额工作上的毛病，定额本身包括量与质。质量不好可以扣分”，这是对的，但在这一个汪洋大海的田畈里怎样去实行检查，检查了也只看到表面，田外看到了田里不一定看得到，因而这种定额管理是不现实的。今天张三去干，明天李四去干，收获时产量高低哪里查得出责任，所以讲这种定额管理等于零。 + +　　（2）土地还是零星分散的，同时现在也没有机械，再加上农业生产是错综复杂的，包括衣、林、牧、副、渔等等，因而在这一情况下也必须采取分散管理，各个突破的办法。 + +　　（3）虽然是公社化了，一切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变成了公社社员。但农民还是农民，还不是农业工人，他们的思想意识也还是浓厚的小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绝对平均主义，自由散漫等落后思想还很深，因而采取包产到户的办法正解决了他们的矛盾。再说这是工人，如果大工厂没有一个超定额奖励，那也会乱得很，生产积极性也不能调动起来。 + +　　同时，这也是人民公社独有的优越性，发挥了各尽所能，按各人的特长分配工作，这不是发挥“人尽其才”了吗？因而生产积极性必然会有一个空前的提高。 + +　　当前农村已经有一小部分生产队采取了包产到户的管理办法。但是由于政策没有规定，再加上没有包产到户的理论，也没有人去领导他们，也没有一套包产到户的完整办法，因而优越性也没有很大发挥，有的地方还搞得很混乱，反而影响生产。如有的地方采取田到户，包工不包产，这样带来的后果是固定包到户的农活抽空做，公有农活抢来做，这样保证了多收工分，而对包产到户农活误了季节。同时干的农活也很不符合质量。影响产量，更不好的是采用自种自收，保证不了包产任务上交等不良倾向。 + +## （二）包产到户的好处多 + +　　（1）能巩固人民公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控制个体经济优先发展的倾向和控制弃农经商，包产到户不但能够提高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主要的还能够确保办好集体经济，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发展，个体经济做到在集体经济控制下进行积极的发展，先私后公的优势倾向一去不复返了，因为办集体经济具有花工少，花本少等等的生产对象。优先权存在，这比私有生产对象一般都优越得多。搞私不如搞公多奖一点合算的事实存在，如私有去开一分荒地种麦，前前后后至少也得化5个工、2担肥，也肥不了新开荒的瘦地，收获20斤小麦不应该说产量低了。如果这5个工、2担肥去加工于集体的大田，那它的效果大大增加，增产至少在50斤以上，就算50斤，根据“二、四、四”的分配原则，他可得到20斤以上，因此，谁再愿去摇那些黄泥瘦地呢？所以这种生产价值去领导生产的办法是最起效果的，过去有些地方发生了先私后公、大搞弃农经商也是由于这种生产价值的关系，因为搞私有经商业大于摇公有的生产价值。因而产生以私为先，如当前我们公社种番薯，因天长晴久旱，突然下一次雨，社员就争先种番薯，但种的都是私有的，集体的到如今种的很少，现在种番薯的季节已经过去了，因此今年集体番薯产量就成问题了。 + +　　同时适合个体经营的农、林、牧、副、渔等农活也不必全部为社员作家庭副业而经营，可以有步骤地将部分的农活纳入为集体经营。那时候社员也不坚持发展个体经济的生产，这样，个体经济就被集体经济无形的同化了。但是社会产品还是大量的增加，社员的收入也相应的增加，这样，不但巩固人民公社，巩固社会主义，同时也发展了社会。象现在这样下去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社会是巩固不下去的，现在有些地方实质上已变质了，不能保证集体经济的优先发展，弃农经商相当普遍，这还成什么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体统。 + +　　（2）能提高现有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全面完成各项生产，保证计划生产的实现。包产到户之后，由于人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事业性、责任感，试验、研究、创造发明在农村形成高潮，因而必然取得农业战线的全胜。这不但确保现有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解决我国的粮食增产问题。同时也解决计划生产问题，全面完成各行各业，这是过去办不到的。过去抓了粮食而忽视了经济作物，完成了这项，那项完不成的现象也是普遍的。现在包产到户，各行各业按特长分配，谁还愿意自己不超产，没有奖呢？因而必然形成全面胜利，保证了计划生产的实现，这也就是“全面领导，分项管理，各个突破，全面完成”的人民公社领导生产的战略。 + +　　（3）能做到各尽所能，解放人民的思想。理由是因为做到科学分工，农、林、牧、副、渔各项生产按照各人的特长分工。去掉了过去劳动“打游击”的方式，今天这样做做，明天那样做做。因而必然使每个社员树立事业心，这是过去办不到的。同时人民总是想多得一些收获的，要多得收获就得超产，因而人们必然尽一切能力在自己管理的行业上争取好收成。这个能包括二方面，一是体力的能，二是脑力的能，因此高工效、试验、创造就会自发的形成。 + +　　（4）能增加公共积累社会主义因素，收入增加了，必然是增加了公共积累。同时采取“二四四”的超产分配办法，二成就生产大队的公共积累，生产大队公共积累多了，公社的公共积累也必然多了。同时科学分工后，劳力必然有多的趋向，这些劳力可以大办生产大队和公社的企业，因此，社会主义因素，也增加了。除了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因素增加外，还有公共福利事业的扩大，供给部分的增加等等，都证明了能增加社会主义因素。 + +　　（5）能解决肥料的公私矛盾。生产队虽采用奖励和按基本劳动日交肥等措施，但社员还是不愿上交土肥。为什么呢？社员讲：“生产队增加一石，不如自己增加一斗好”，尤其是口粮采取低标准加奖励后，社员到处开荒，扩种面积大大增加，因而用肥量也相应的增加。但如果合理使用肥料，还是有得多的。但社员哪里肯，巴不得自己一分地能增产它几石麦，因而拼命的用，因此今年私有麦子割得不少。那天我到村里去，看到一个社员在高山上施肥，我一上去原来在施番薯肥料，我问他为什么将这样好的肥料挑到这里来施，他说：“生产大队规定多交一担肥，奖励3斤粮食，我现在施到这里来，地虽差要流失，至少也会得增产30斤番薯。”我讲那如果施在田里呢？他说施在田里增产30斤谷子是不会少一粒的。从这里可以看到，如要包产到户，他还会将这样好的肥料挑到高山上来施番薯吗？是不会的。因为奖励部分超过了私种番薯的数量。因此何必去付那么大的力气呢？因而包产到户无形的将集体所有的农活看成为私有农活，肥料矛盾也解决了。 + +　　（6）解决老实和奸刁社员的矛盾，现在劳动中存在着老实与奸刁社员的矛盾，奸刁社员在劳动中不顾质量，不愿付气力，只求数量，只要工分多。他们认为质量好坏又看不到，今后产量高低又不会抓到他，减产了，工分多做，又不会赔。增产了给我多奖，何必去管他质量呢？而老实社员认为干活总是要求质量，质量不好不会增产，因而干起活比奸刁社员的要好，但好却不一定快，评起分来往往还是奸刁的社员高。这些情况日子久了，老实与奸刁矛盾日益的增加，逐步的显明，但因为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残余，一般不愿去作恶，后果是老实社员的干活质量也差去了。但有的奸刁的被老实教好的也是有的。所以老实与奸刁之间的矛盾，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扩大的倾向。那么推广包产到户之后，这样矛盾就解决了。同时对改造奸刁社员也是一个有效措施。 + +　　（7）评分记工简单。包产到户后，工本也一起拨下，因而固定这些农活，就不要什么评分记工了，去掉过去为评分而天天开会的现象。 + +　　（8）分配奖赔更合理。分配采用多劳多得，奖赔采取以实做工分奖励，以基本工分赔。这些都是很抽象的，不合理的。因为工分多做并不等于创造财富多，减产了也不等于是由于少做劳动日的关系，因而过去那种规定不过是大体合理。其中有部分社员的分配、奖赔是很不合理的。有的社员干活偷工减料，创造财富少而评的分多，不但全部工分参加分配，而且还受到奖励。有的社员工分虽做得少一些，但创造财富却不少，这些社员分配得少，奖励得少，如果减产的话还要赔得多。包产到户了，分配奖赔均用实产兑现，这些不合理现象就没有了。 + +　　（9）可以减少生产队的集体瞒产私分。包产到户后，责任到人，生产队社员所有和生产大队社员所有转为社员与生产队和社员与社员之间的矛盾。生产队产量的收入是各个户的综合。同时在综合产量里面也必然存在着超产与减产户，高产户与低产户，因而分配奖励也存在着高低矛盾，这些矛盾就促使着相互产量的真实，瞒了产，分配上也带来困难。不象过去那样，瞒了产只要按劳动日分配就行了。同时由于总产又是各户产的综合，因而必然促使社员共同的保管责任，偷的情况也必然有所控制。 + +　　（10）能广泛开展劳动竞赛。过去的劳动竞赛，工业优于农业，工业较实农业虚，工业较广泛，农业往往形成几个人的事。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现象呢？当然这里也包含着阶级思想根源，但主要还是工业能表现出每一个人的生产值，能够用数字产品质量来表达出每个工人的成绩。而农业就不行了，它没有那些绝对的数字，它只有抽象的工分多少和平常表现。同时有些先进者、劳动模范，他的成绩往往都是一个单位的综合。这样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很大，这矛盾不能推动生产，而是产生相互嫉忌，认为模范你当，起早落夜，流血流汗大家流。这主要原因是没有一个生产值的绝对数字关系。如果有这个就不会产生这些不正确的看法，而是产生你追我赶的真正竞赛。如果包产到户了，就能产生这种绝对生产值的数字。因而只要党抓了这一环，就能产生一个真实的广泛的农业竞赛运动。 + +　　（11）生产小队能够坚持一定的农户，真正做到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团结，有利于经营管理。现在农村中产生一种生产队越小越好的空气，有的地区一个小队竟只有5、6户。他们说：“生产队小的责任强，5、6份力，生产的果实就有我一份，而二、三十户，我出了10份力也得不到一份生产果实”。同时人多了，管理的面积相应大了，也相应的困难，当然在现在的这种管理方法下，分小一点是有一方面的好处，但是他们分散了，也并不是这样单纯的目的，他们认为队分散了，生产大队党支部和管理委员会照顾不到，不能发挥他们对生产队的直接领导作用，这样生产队自由了，瞒产私分你也不了解，包产到户就能避免，农户多少矛盾不存在了，生产队大小就不成为社员的一个争论点了，因为各干各的活，这样能坚持一定的户数，便于领导和组织生产，保证生产大队对生产队的领导。 + +　　（12）能保证分配工分值按照预算分配。这个问题是社员较关心的问题。过去工分多，不等于分配多。因为过去农本没有固定，劳动工分没有固定，加上产量的变动，因而就不可能保证工分值。包产到户了，工分和农本均固定，产量减了采取扣工分，这样工分值就不易变动，鼓舞社员生产积极性。 + +　　（13）减少抢活干的矛盾。过去有的社员轻活抢来干，难活偷工干，工分高抢着干，工分低的不肯干，天气正常多干干，天气差了少干干，还流传着“好汉不干六月活”的落后言论，因而往往出现忙季干活人数少的现象，这样带来误农事。包产到户了，就能改变这种现象。 + +## （三）怎样具体包产到户的意见 + +　　总的采取“管理到队，包产到户，集体收获，统一分配”，“农活自由选 ，民主评定分任务，干活分散干，紧要农活加互助，固定工分值，工本固定不再变，无劳力加照顾，供给分配三七开，超产二四四，减产扣分少分配。” + +　　具体的分：1、领导管理问题。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不变。生产队有五权：检查监督权，组织劳力统一调配权，技术指导权，超产所得和经营副业收入统一分配权，任务分配决定权。同时将原来小队七权下放到户。 + +　　2、怎样包产到户。根据生产大队对生产队的包产任务，首先将每一丘耕地和每件农活定好包工、包产、包农本的三包落实。然后采取自选自报农活品种和要求面积，这样再由生产队全体社员民主议定，具体分配农活。在分配农活中有分歧的时候，一定要贯彻民主思想，不能粗暴决定。决定后工、本、产或“产值”就定下来不再变动。如碰到特殊情况和灾害，需要变动时由生产大队大会或社员大会决定。包产年度一般应贯彻3、5年，个别需要调动，由社员民主讨论决定。如社员与社员要调，只要有利于生产，双方自愿，通过生产队批准。三包时应掌握以国家三定为基础，只许高不许低，要努力降低成本，要保证符合精耕细作和以符合农业八字宪法的措施基础上收获过称的原则，三包后生产队与社员双方订好合同。 + +　　3、干活问题。干活除了生产队集体收获外，其余农活原则上分散干。但在必要时，由生产队互相或户与户相互调工，为了正确得出每户劳动实绩，因而收获时一定要统一收获，集体晒管，或者采取边收获边上交毛粮，由生产队与社员双方统一标准，打去折扣，求出实产。在收获和过称时一定要有3人以上，其中一个是其他队代表或生产大队干部，这样才可收获和过称，避免营私舞弊，收获结束后，上交和分配及库存量不符毛折量，再按折率统一增减，正式确定每户实绩，计算分配奖励。 + +　　4、分配与奖励问题。三包后在生产大队正确核实工分，农本、产值，同时造好每户的一年产值分配早知道，同时各生产队根据包产和经营农副业订出各户的一年产值和粮食分配的早知道预算。分配办法：生产大队三包额，由生产大队分配支出，属于生产队超包产部分的三包额，由生产队分配支出。奖赔问题，超产值的分配，根据超产总量留下按三包的比例农本全部归户外，其余部分按二四四的分配原则，即大队二成作为公共积累，生产队四成，作为生产队按劳分配和积累，户里四成作为奖励。超产粮部分，除留下三包比例的农本产值量卖给国家外，农本同样归户，如还不能完成国家对超产量的应购任务数，还应在总产量上提成卖给国家，其余也同样二四四的比例分配。减产值和产量问题，进行扣分扣工的办法，首先将总产粮和“产值”扣除农本值，其余部分按总工数平均，得出每个工的产粮和产值，这样减产一个工的产值，就扣一个工，如张三包产值500元，包农本150元、包工350工，实际完成产值445元，这样他记的工分是多少呢？500元减150元除以350工等于1元1工。500元减445元除1等于55元，这样就知道每工的产值是1元，然后再得出多少个工的产值，这样就知道张三共少55个工的产值，那他的实得工是295工，这些工参加生产大队分配和生产队共同超产部分的分配。但减产如果由于自然灾害的关系，通过民主评定，应给减去包产额，并根据情况，给其农本工分。这样处理减产是较为合理的，它既承认差别，又保证社员生活。 + +　　5、公共积累，供给部分及国家任务问题。生产大队的公共积累是包产可分配中的提成数，社员超产部分的“二四四”分配部分和生产队经营农副收入的提成部分作生产大队的公共积累。公社的公共积累是大队的总共积累的提成数和公社企业的收入数。生产队也可提成一部分公共积累。供给问题，一定要坚持三七开，保证人民生活的最低标准，这是一种公社化以后保证不阶级分化的措施，也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在公社化前都有一种不使阶级分化的措施，如低级社时期有一定的土地报酬，低级社前组织代耕，这些都是保证人民最低生活和不使阶级分化的措施。现在这一套没有了，采取供给分配三七开是完全合理的。国家征购任务一定要完成，要首先完成国家任务的前提下，再进行生产队超产粮的分配和生产大队的储备，如果再不完成时，减产户口粮要适当的降低。 + +## 尾后的话： + +　　抱歉得很，我的建议一定有很多毛病，明显的一个是文体糊涂和文句的错误，这不能怪我，由于我从来没有读过书的原因。但十多年来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我还欠进步，这根子还是我欠虚心的关系。但有的人会讲，明显的错误不是文字与文句的错误，而是政治方向的主要错误，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对此问题，我在写的过程中也下了我的苦功，初稿中我发现的错误已经修改了，相信内中还有问题。有许多问题左了，有许多问题右了。因为我不能公开和大家讨论我的文章，而我也相信自己有对的一方面存在，但按照规律来看，我是不可能对的，因为中央无论如何比我英明，这也是肯定的。而对这个问题我很难以判断，是对了？是错了？不过我并不否认，这些建议都是我的思想出发，是我的立场观点。因而如果错了、批评了、处分了，我也是欢迎的。我为什么欢迎呢？因为批评了，必然能促使我提高，这个提高有二方面：①如果我认识了错误的所在，必然从理论上提高一步。②如果我还不认识错误，也必然进一步发展提高我的理论，进一步批驳反对我的论点。因而就不但是欢迎，而且也经得起考验。因为我已经被批斗过100次，其中包括公社，县、地直到省都知道为止。每次批斗都有使我提高，有收获。有一次，为了与领导争论一个问题，要开除我团籍，在这过程中给我朋友知道了，她从此与我断绝了关系，后来一告、二告被我告准了，领导没有开除我，我也从此不再与她交朋友，因为我怕与她们交朋友，会影响我的战斗力，并会破坏复没她与我细胞。因为战斗了不对总是错一次、二次、三次、数次的战斗下去，总有一次会错的，这些错可能也会带来与过去类似朋友中途破裂的情况，这种感情的破裂也必然会损失双方的细胞，为此我也不再与他们交朋友了。这样可以更好的战斗下去。因此，我过去是孤儿，现在是“孤壮”，不过，这只是“孤”字相同，其余一切都变了。过去是孤儿院为家，现在是革命大家庭为家，这真是地与天之别。因而现在我实际不孤，我天天很兴奋，想到这里，我不能停止我的战斗，只有斗下去，才能对得起党和毛主席。有人讲我这样斗很危险，一斗、二斗把自己的脑袋斗下去，我回答说：这是你的说法，是你观点方法问题。我战斗得对，我很站得住脚，所以前后我就提了30余件象这类的斗争，因而我受批评处分虽多，但表扬也不少于批评的次数。总的请你们批判吧！我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巨大收获。 + +　　 杨木水1961年12月29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7/000039.txt b/CCRD/2/5/7/00003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51f6ceeefa02974d3604e92ddf405ed57f51839 --- /dev/null +++ b/CCRD/2/5/7/000039.txt @@ -0,0 +1,11 @@ +# 梧州市破获一起盗窃、套购粮食集团案（据梧州市公安局报告） + +　　梧州市公安局于去年12月间破获一起大量盗窃和套购国家粮食集团案。据初步查明，该集团为首分子是原该市粮食局开除干部李文，涉及现粮食局干部3人及其他人员共15人。 + +　　为首分子李文，伪兵出身，于1960年因乱搞男女关系被市粮食局开除。该犯自1958年起，即违法套购粮食，起初是套购给自己吃用，数量也较少。至去年初李犯在塘源农药厂搞运输时，勾结粮食局干部及散工黄礼恒、梁意图形成了盗窃和套购粮食集团。据初步调查，该集团采取涂改、剪接粮卡，伪造公章写伪证明，骗取粮票粮卡，伪报遗失购粮簿，骗取国家补发，及勾结粮食局人员从中舞弊等等非法行为，前后共盗窃和套购国家大米约5000斤，粮票约700斤，生油几十斤以上。他们将粮油得手后，以每百斤42元到100元的高价黑市卖给船民及农民，并且向农民换取鸡、鱼等付食品和木柴等物运回梧州，搞黑市卖买。 + +　　破案后，先后缴获的赃物计有21石“爱其华”、21石和17石“山道士”手表各一只，大米、付食品、衣物及其他犯罪物证一批。 + +　　 （据梧州市公安局报告） + +　　来源：《广西公安》 1961年第 2期，1961年1月3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7/000040.txt b/CCRD/2/5/7/00004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a29955b87856a555e202cf2d2d16541a78143d3 --- /dev/null +++ b/CCRD/2/5/7/000040.txt @@ -0,0 +1,19 @@ +# 从蒙山破获重大盗窃粮食集团案中吸取教训 + +　　<蒙山县公安局　阳文佑> + +　　蒙山县最近在永安公社中村生产队破获一宗盗窃粮食的重大集团案。该集团大小成员30人，下分4个分支，为首者是有严重反社会主义言行而被斗争过的富裕中农张超，骨干有其弟张维，其子张天才（小队临时保管员），以及曾因盗窃被开除的大队粮食加工员李春彩，其余成员有小队干部和有被撤职的大队干部，也有基本群众，连治保主任也被拉拢下水。 + +　　该集团从去年秋收时开始形成，逐步拉拢扩大。最初是采取内应外合，利用临时保管员职权在内配合，其余3个骨干则预伏屋外，趁大队干部外出即潜入仓库盗窃谷子几担，藏在李春彩家中加工后分赃。一次恰逢记分员胡浩荣撞见，他们遂分米30斤给胡，以堵其嘴，并拉拢其入伙。胡得米后又告知另外几个社员，这几个社员知情就到张家要分赃，并串通另外几人到张家吃宵夜，所有得惠者几乎都加入集团。他们还专以各队保管员为进攻对象，治保主任原在情况复杂的一小队任保管员，被他们拉拢同吃了一餐宵夜就入伙了。他们拉入不少保管员或队干后，更疯狂地三五成群地盗窃，并分工专门窥视干部行动，找空隙。如县法院下放到该大队任粮食大队长的陈亚飞同志就住在仓库，而加工厂又和库房连接，他们往往趁陈同志外出或熟睡时盗窃。最初他们还将磨抬到山上去加工，后来大肆盗窃数目大，行动不便，干脆勾结大队加工厂人员以谷换米，最后就明目张胆地到加工厂加工。赃物数量日益增加庞大，山洞藏不下后，他们竟大胆地藏到驻在该队搞民兵工作的兵役干部所住的空房里，他们认为这样更保险，干部和群众看见以为是公粮，不会怀疑是赃物，同时该房住的军官，时住时离，也不会过问。就这样他们前后共盗窃大队粮食4500多斤，（另夏收时盗窃1000多斤未计）。但终于在群众提供线索和公安干部侦破下破获。 + +　　从该盗窃粮食集团案中吸取几点教训： + +　　一、该盗窃集团案发展大，活动如此猖狂，历时将近半年，而我干部均未及时察觉，既或察觉也未引起重视，这就说明思想如何麻痹，尤其是案中提出的县法院、兵役局下放和驻队干部，盗窃分子在他们眼皮下活动，竟然毫无知觉，这就不得不向这些麻痹干部敲起警钟。 + +　　二、从该案成员看有些是基层干部，粮食保管员、粮食加工厂人员，这就说明我们对基层、特别是要害人员审查不严，仅满足一般的防范和制度，缺乏经常性的检查，以为仓库上锁就万事大吉，看不到敌人利用暂时的困难，在粮食问题上和我们的斗争。 + +　　三、该案过去已被揭露，去年夏收时已发现其中部分成员盗窃粮食1000多斤，但破案不彻底，未加深追，只揭露处理一部分人，主要问题未突破，秋收时他们大肆活动也只是发现部分分支成员，两次均未彻底一网打尽，说明我们工作中还缺乏深入细致。 + +　　四、该案中参加部分基干和群众，有些是贪便宜，受其拉拢的，这说明经常加强对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爱国、爱社、爱护集体财产的教育，和加强法制观念的要重性，尤其在当前还存在暂时困难的情况下，除大力协助安排好群众生活外，更重要是加强经常性的社会主义和法制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 + +　　来源：《广西公安》 1961年第 3期，1961年2月1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7/000041.txt b/CCRD/2/5/7/00004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ac1273b2f65b41c44c2d9510ae18db2bb224b5a --- /dev/null +++ b/CCRD/2/5/7/000041.txt @@ -0,0 +1,19 @@ +# 梧州地区反击五类分子运动进展迅速，效果显著（据梧州地区报告） + +　　梧州地区反击五类分子运动已蓬勃开展，各级党委十分重视，第一书记挂帅，亲自参加研究、布署，指导这一运动。作法上采取速战速决，一竿子插到底，反复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讲清当前形势，指出镇反的重大意义，具体交待政策和工作方法。对敌人则采取训、斗、捕、判四管齐下。在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斗争的同时，召开五类分子训示会。组织好队伍，便迅速开展斗争，有以大队为单位，也有召开千万人大会进行斗争。同时采用逮捕、审判手段狠狠打击敌人，还结合审判大会进行法纪宣传。截至2月8日止该专区已有2027个大队形成斗争高潮，占全专区大队总数81.2％，共斗争五类分子3796名。由于放手发动群众，男女老少齐上阵，群情高涨，斗志昂扬。苍梧倒水公社平石大队第一天开会斗争只有200多人，第二天就有500多人，而且争先发言。 + +　　运动取得立竿见影的收效： + +　　（一）逼使敌人纷纷缴械投降，坦白自首：苍梧旺甫公社学洞大队反革命分子交待了：认为共产党江山快完了，准备物色30个五类分子，发展反革命组织以应“变天”；又该县倒水公社双桥大队地主李××交出变天账一本，上记载有谁斗过他、管过他，分他田地、房屋、财物等人名单，准备国民党回来报仇。 + +　　（二）社会治安显著好转：各地案件发生减少，苍梧县元月份发生够立案的政、刑案件37起，2月1至4日只发生1起；赌风已制止，生产走入正轨。富钟龟石水电站梧州青年队250人，以前多搞赌博、投机，出工不到30人，现斗争了赌头黄振辉后，认识了危害性，赌博、投机制止了，该队已全部出工。 + +　　（三）群众觉悟普遍提高，生产情绪高涨。一致反映：“这样反击了，我们都安心生产了，不然大丰收无法保障”。昭平县凤凰大队运动前出工只80至100人，现已出工140人，由日割灰草4000斤增到9000斤。同时，群众普遍识破敌人破坏、煽动花招，划清了敌我界限。苍梧旺甫公社双桥生产队社员陈受琼说：“要不搞运动，我险些被地主拉下水。”苍梧新地公社由于群众的揭发，挖出大地主莫德宏（伪中将，现在押）于1949年埋藏的步枪子弹3540发、驳壳子弹105发、手榴弹2个、刺刀6把。 + +　　（四）干部腰杆硬了，有信心、劲头足。昭平龙平公社莲塘大队，因过去盗风严重，7个大队干部除支书一人外，6个都感到工作难搞不愿当干部了，大队长曾希明说：“这个干部当也可，不当更好”。现在不但都愿意干，而且劲头大，积极带领群众出工。 + +　　他们在运动中的体会是：（1）党委挂帅、统一力量是搞好运动的主要保证。（2）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依靠贫雇下中农为骨干，运动就会形成高潮。相反有的地方孤立搞训示，不搞大规模群众运动，脱离群众，结果运动进展迟缓走了弯路。（3）斗争矛头必须明确，斗争对象必须准确，才能发动群众掀起运动高潮，有的地方斗争锋芒不明确，先反偷盗、赌博、投机，再斗五类分子，结果运动开展不起来。同时斗争中还应坚持说理说法，注意开展政治攻势。（4）采取四边（边宣传、边摸底搜集材料、边检举揭发、边斗争）、四管（捕、管、斗、训）齐下、两结合（大小会议与个别发动相结合，普遍揭发与深入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头，运动开展迅速深入。 + +　　 （据梧州地区报告） + +　　来源：《广西公安》 1961年第 3期，1961年2月1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7/000042.txt b/CCRD/2/5/7/00004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649af1846c8d790d69a6bfdad06877e9fedbfe4 --- /dev/null +++ b/CCRD/2/5/7/000042.txt @@ -0,0 +1,45 @@ +# 曾希圣同志给毛泽东同志的信 + +　　[这是曾希圣同志一九六一年三月在广州开会时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一封信。] + +　　（主席并少奇、恩来、小平、彭真、庆施同志：） + +　　关于“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有些同志有误解，所以再作一些说明。 + +　　群众所提的逐丘定产、逐丘定工，按劳动力的强弱承包一定数量的田亩，再以工除产，得出每个劳动日的产量，以产量来计算工分，这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的办法。但我们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采纳这个办法。我们承认群众所提的这个包产办法，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坏处。好、坏两面，我在小组发言中已讲过，这里再简单地重述一下： + +　　好处是：改变了计算工分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的缺点，堵塞了投机讨巧的空子（逐丘定产、逐丘定工与厂矿企业中的产品定额和劳动定额相类似）。因此，能更好地体现多劳多得的政策；能提高每个社员对包产的责任心和生产积极性，从而改变过去对包产只是生产队干部关心或包办，而社员不甚关心或完全处在被动的情况。 + +　　坏处是：可能发生“各顾各”的危险，有些农活可能出现争先恐后的现象，自私自利的思想可能发展，困难户的困难可能得不到解决等。 + +　　我们的做法，并不是单纯接受部分群众的要求，而不顾可能发生的危险；而是吸取它的好处。又规定办法防止它的坏处。所以，特别强调了“五个统一”。我在上次小组发言中对五个统一没有多作解释，有些同志的误会可能是由此产生的，为了避免冗长，现在就“五统一”中两个最重要的统一说明一下。 + +　　第一个是分配统一。这就是说，生产队生产出来的各种产品，应按照包产任务，上交给大队，由大队统一分配，这与以往的分配办法完全一样，根本没有变更所有制问题。 + +　　第二是大农活和技术性农活统一。以水稻为例，就是犁耙、泡种、育秧、插秧和割稻、打场等统一，这些工都是以集体劳动来做的，只有剩下的田间管理工，实行责任到人，分散劳动。这与分段包工、季节包工以及高级社时田间管理包工到户的做法是基本相同的，并没有改变公社时期和高级社时期的劳作方式。所不同者有二：1. 现在把田间管理包工到户，搞得好的有专门奖励。2. 这种奖励是根据产量来定的。具体做法是：先逐丘定产，逐丘定工，在定工中将大农活与零散农活（即田间管理）分别算清，臂如种一亩水稻需要二十个工，大农活和田间管理约各占一半，就把这部分田间管理工总包到户，超产部分即按各占一半的比例，分别奖给集体做活的人和负责田间管理的人。所以这个包产办法不是人们所理解的“包产到户”，实际上是田间管理包工到户，再按产量给奖的办法。也可以说是集体农活与零散农活相结合的包产办法。我们估计这个办法即不会有单干思想，又可以提高个人生产积极性。困难户则由于有分配统一、大农活统一，所处环境仍和过去一样。 + +　　从现在已经包好的几个试点来看，这个包产办法的确有许多好处。看得比较明显的有这样几点： + +　　1.　包产比较落实。包产时都先由群众组成的评议小组逐丘定产，然后和每个社员商量确定，正式订立合同。这样包产，工作做得细致，指标比较实在。 + +　　2.　包产指标增加，据几个试点统计包产指标均有所提高。如宣城县先进公社里桃小队，原包产九万一千七百五十斤，现包产十一万一千九有三十五斤，增加有百分之二十二，肥东县三十里埠公社马岗小队原包七万四千斤，现包产七万九千斤，增加百分之六点九。合肥市蜀山公社候井小队原包亩产三百四十斤，现包亩产三百六十斤，提高百分之五点一，这个队超产潜力较大。全椒县古河公社西刘小队，原包亩产二百三十斤，现包亩产二百六十八斤，提髙百分之十六点七。据社员与干部谈心，在这个包产基础上均有产可超，并估计可能超产百分之十左右。 + +　　3.　出勤率大大提高。先进公社里桃小队以前出勤人数只占百分之五十五左右，现在几乎达百分之百。誓节公社牌坊生产队有整半劳力一百二十四人，近来出工的达一百五十人，不少辅助劳力和以前不做农活的人也上了阵。 + +　　4.　参加农业生产的人增多。里桃小队有外流人员，迁居城镇的人以及超龄学生十人自动回家生产；牌坊生产队也有十个在外劳动回到本队。 + +　　5.　麦田管理有显著加强。试点地方，麦田追肥和锄草都搞得比较好，牲畜家禽遭踏庄稼的现象已大为减少。 + +　　6.　男女老少积极积肥。蜀山公社南新庄小队原来只有三把屎刮子，已两三年没有用，现在大多数社员都添置了粪箕和屎刮子，积肥数量大大增加。 + +　　7.　积极修添农具。园林公社谢岗小队社员自动找出木料做了四张犁，做到一牛一犁。誓节公社牌坊生产队社员清出过去丢失和私藏起来的农具共五十六件。 + +　　8.　搞私有的减少。有些社员原来只顾种自留地，积的肥也不愿交队，有的甚至丢了农业搞投机。现在认为超产可以多得，把工夫和肥料使用在责任田里，态度有很大改变。 + +　　从上述这些试点来看，情况是好的，增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在干部和社员中，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办法能够增产。当然，今后是否会出现新的问题，现在还不能完全逆料，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摸索，才能最后做出结论。 + +　　 曾希圣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7/000043.txt b/CCRD/2/5/7/00004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e862e1c4bc89ab469970271759bfbd248267b36 --- /dev/null +++ b/CCRD/2/5/7/000043.txt @@ -0,0 +1,19 @@ +# 苍梧、上思镇反补课成绩显著（据苍梧、上思县报告） + +　　苍梧县在春节后对该县前段镇反程度进行了检查，并组织力量补课，至2月26日还有8个大队尚未彻底深透，即组织了3个工作组分别到大坡、新地、人和3个公社结合当前中心，进行了几天补火补课。做法是从查敌情、查斗争质量入手，结合破案工作，充分发动群众，将五类分子再进行一次排队，找出斗争对象，摸清材料，开展斗争、宣判活动。到目前，该县镇反补课工作基本结束。 + +　　在春节后共斗争了56名，其中地主23名，富农10名，反革命13名，坏分子7名，其他3名；同时还将在运动中批捕的案件就地进行了公开宣判。 + +　　通过补课工作，还破获新旧刑事案63起（偷杀耕牛17，偷杀生猪2，偷粮食14，偷家禽17，偷现款2、偷衣物10，抢劫1）。 + +　　此外还破获4个偷窃、投机集团，缴获现款1000多元，粮食1200斤，单车2架，子弹43发及其他物资一批。 + +　　上思县的镇反工作经过检查后，发现需要补课的有21个大队。截至3月9日止，有16个大队已进行了补课，并有7个大队改变了落后面貌，有9个大队基本改变了面貌。 + +　　这些大队的镇反补课的做法，是紧密围绕春耕生产，通过练兵的方法训练贫下中农骨干，培养积极分子。通过查敌情，分清敌我界线后，群众斗志昂扬，敌人的嚣张气焰被打下去了。16个补课的大队，共斗争了五类分子30名。 + +　　在运动的威力下，敌人内部也分化瓦解。百包公社共有五类分子212名，运动前表现好的41名，运动后，上升到67名；表现一般的由65名上升到79名；表现不好的，由69名下降到62名；有破坏活动的由38名下降到1名。如佛子公社叫安大队地主分子林夜光，运动前常偷农作物，抗拒出工。运动后不但不搞偷窃了，而且天一亮就出工。家里来客也能及时向大队报告。 + +　　 （据苍梧、上思县报告） + +　　来源：《广西公安》 1961年第 5期，1961年3月2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7/names.txt b/CCRD/2/5/7/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cdd28fa7b5b8d0622de9c01c3401d589d4b5e1d --- /dev/null +++ b/CCRD/2/5/7/names.txt @@ -0,0 +1,44 @@ +中共合肥市委工交部办公室当前厂矿企业职工中的几个思想问题的汇报 +愚蠢的错误，悲惨的恶果 +江苏省公安厅对群众强收强取粮食事件的处理意见 +广西各地积极采取措施　保护耕牛安全 +我区上思县与广东钦县互相配合，全歼一大股土匪 +关于公购粮任务包干、办食堂应坚持自愿和取消供给制等问题的建议 +安徽蜀山公社试行“包产到田，责任到人” +各地农村贯彻政策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岑溪县破获重大反革命纠合案 +大苗山县是这样处理小偷小摸的 +临桂县破获一重大盗窃集团案 +关于农村阶级分析问题 +关于盗窃风 +贵州部分地区发生抢劫偷盗粮食事件 +关于包产到户问题 +饥饿集 +从两个大队的调查看盗杀残害耕牛的原因 +桂林公安处总结防止反革命暴乱案的经验 +平桂矿破获一起反革命集团案 +依靠贫下中农3天破获一起偷杀耕牛集团案 +关于整风整社以来农村问题上刘少奇书 +易琳霞关于干部违法乱纪、残害群众上国务院书 +两个活动嚣张的反革命集团 +广西僮族自治区区公安厅召开专市政保科长会议研究敌人活动特点和防止暴乱的措施 +南宁市残余反革命隐藏的花样 +对黔南地区包产到户的分析 +贵州农村发生包产到户的情况 +湖南农村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场“包产到户”的辩论 +小干部和主席谈心——曹树立致毛泽东的信(摘要) +当前迷信活动较为突出 +马山、陆川等县采取措施制止迷信活动 +罗稷南对我知识分子政策等问题的意见 +应该以“生产队”为基础——对《六十条修正草案》的修正意见 +胡开明给刘子厚的信 +甘肃定西地委转报各县委扩大会议对中央和省委负责同志的一些意见 +给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紧急信 +关于我国农业问题的意见书 +恢复农村经济的顶好办法是包产到户 +梧州市破获一起盗窃、套购粮食集团案 +从蒙山破获重大盗窃粮食集团案中吸取教训 +梧州地区反击五类分子运动进展迅速，效果显著 +曾希圣同志给毛泽东同志的信 +苍梧、上思镇反补课成绩显著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8/000000.txt b/CCRD/2/5/8/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413885bf8820c8e6145fea9b0a1a84a6bbb8f67 --- /dev/null +++ b/CCRD/2/5/8/000000.txt @@ -0,0 +1,105 @@ +# 安徽蚌埠市委民主生活会意见集 + +## 对省委的意见 + +　　1、有人说，中央和毛主席近几年的指示这样明确，到下边是常打折扣？安徽收回自留地是谁的主张？责任应该明确。 + +　　2、为什么我们安徽的粮食量比别省都低？山东是个重灾区定量都比我们高，是不是说明我们比人家会艰苦奋斗呢？思想不通。 + +　　3、省委有了江淮旅社、稻香楼已经不错了，还盖什么岳西宾馆、蜀山宾馆，能有多少来宾呢？ + +　　4、专卖公司的隶属关系，别省都是在商业系统，我省却归轻工业系统，这是省里为了多搞一些利润，实际上对安排市场供应并不方便。 + +　　5、省里高的插秧机、小钢磨浪费大。 + +　　6、安徽问题多，曾希圣同志是解放后即来的，建议将他的检查在安徽党内传达，以澄清思想。 + +## 对曾希圣同志的意见： + +　　1、安徽党的民主集中制，在曾希圣同志的影响下，已经遭到破坏，问题是严重的。第一书记是领导核心，谁对他有意见就扣上反党反领导的帽子。有的问题不了解情况，就硬下命令，没有商量余地。 + +　　2、老“三反”时，曾希圣同志在几百人的会议上，硬叫一个负责同志站在旁边答数字。有的年纪大了，记不清楚，叫人家站在一边想。不让人家把话说完就大发脾气，使人提心吊胆，不敢接近。 + +　　3、54年他在怀远骂县委书记象骂小孩子一样，当时在场群众都听不惯。 + +　　4、农机厅石副厅长向曾希圣同志回报工作，回来时衣服都湿透了。 + +　　5、合肥解放时，一次他乘车，收票员向他要票，曾要警卫员枪毙他。 + +　　6、曾希圣同志说宿县一个老头子在山里种地卖余粮，称赞这个人有社会主义积极性，这实际是宣传单干思想。 + +## 对曾庆梅同志的意见： + +　　1、过去曾庆梅同志来蚌埠检查工作时，×××蚌埠就是跳舞，还以书记名义叫女演员连夜学跳舞陪伴。而且当时蚌埠市区已有非正常死亡现象。群众影响相当坏。 + +　　2、曾庆梅同志关于粮食问题到蚌埠做过三次报告，蚌埠市粮食定量较省里其他市都低，主要是他来蚌硬压下来的。 + +## 对蚌埠地委及有关同志的意见： + +　　1、 60年安徽出了这样的问题，地委却抽了许多人去盖宾馆。中秋节时，街上饿死人，而地委、县委书记却在现在的交际处大摆酒席。不是星期天也办舞会，吃夜餐，这是没有群众观点。 + +　　2、对单劲之同志的意见 + +　　（1）当王宇同志犯错误以后，单劲之同志负责市里工作期间，就带着情绪来整蚌埠市的。曾批评说：“你们蚌埠市工作是怎么搞的？”当时乱撤职、乱逮捕人（双反时关了不少），还说要杀几个，搞得人心惶惶，一听说开大会就怕受批判。 + +　　他认为钢铁厂干部都是坏家伙，结果书记、厂长差不多都被辩论过。 + +　　（2）单劲之的脾气有些像曾希圣。一次市委办公室一位副主任向他回报工作去迟了一步，他就大发雷霆，说你主任大，还是我书记大，叫人家下不了台。有时报告还骂人。一次潘体庆反映郊区农民面黄肌瘦，单说他是想有问题，还叫潘检查。 + +　　（3）市委一个司机叫张友德，单劲之说他的父亲是被我们镇压的，组织部查档案又查不出，结果不明不白被调走了。 + +　　（4）对单担任宿县地委第二书记有意见，建议省委审查他。 + +　　3、对万忠国同志的意见： + +　　万忠国到蚌埠钢铁厂当书记，这个人很厉害，动不动就讲人家是破坏，要查档案，要辩论，要关押。钢铁厂一个车间主任，因弹子盘坏了，就被列为坏分子逮捕起来。双反中钢铁厂书记一级的干部差不多都被关押起来了，以致弄到钢铁厂人人自危，晚上不敢睡觉，白天精神紧张。 + +　　4、对陈善夫同志的意见 + +　　过去陈善夫当地委财贸部长时，不讲理，不接受任务就要挨他批，有些人怕得不敢去开会。即便去开会也不敢讲话，或躲在墙角边。 + +　　对王宇同志意见 + +　　1、王宇民主作风很差，选市委委员时，机关代表团没有人同意周大华，而王宇却以需要为名，硬要选他。有的市委委员在市委会上不发言不行，发了言又打棍子，谁敢讲话？罗霞光只是和杜宏本私人有些来往，找史坚谈话没谈好，王宇就斗争他，硬要搞出个“联盟”。大办钢铁时，负责机关钢铁的胡云同志去吃饭，王马上就胡的撤职。 + +　　2、过去蚌埠市除四害讲卫生，王宇一句话把市里的鸡鸭抓的抓、杀的杀，搞的光光的。王宇一次在大会上讲要土地老爷（指居民委员会主任）显神通，结果居民委员会主任就到处乱向干部或机关罚款，乱开机关、企业领导同志和干部的辩论会。 + +　　3、王宇曾讲过：“财政局长、税务局长就不能叫外地人干，你们外地人没有把蚌埠市搞好的思路”。他还经常讲：“你们搞不好就让为给别人”。当时搞的人思想紧张。 + +　　4、王宇曾讲公路两旁要实现田园化，结果其他田都变成荒地了。 + +　　对陈岩同志的意见 + +　　1、陈岩布置任务或找人回报工作，经常不等人家讲完就熊人。张成仁说：有次市委汽车缺汽油，陈就要焦化厂用淮南煤炼汽油，我讲淮南煤含油量少不行，他就熊我保守，说我有问题，并叫监委审查我的政治历史。 + +　　2、陈岩过去经常不按组织原则办事，干部不经组织部、工交部，自己随便决定。 + +　　3、陈岩高傲自大。有一次蚌埠日报登载他在机关会议上的讲话，没有标明职务，他把报纸一摔说：“陈岩是干什么的？” + +## 对市委及有关同志意见 + +　　1、蚌埠市有过火斗争、无情打击现象。几年来一千多干部受过批判斗争，当然有许多同志是应该批判斗争的，但也有一些不应该批判斗争的。反右倾时，罗王杜反党联盟（罗霞光、王荣华、杜宏本）共有八人。罗霞光开始没有他，他从北京回来找史坚谈话没有谈好，就和史联在一起斗了。有些问题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如杜宏本送茶叶给罗霞光，去北京看过罗，也算一条罪状。王荣华是同李世农的关系斗的。吴征主要是写一封信给中央，提了曾希圣的意见等。这些材料应该实事求是的甄别。 + +　　2、过去市委对工作检查了，意见也提了，但问题解决还不够彻底，使有些人心情不舒畅。60年下放干部政策是正确的，而具体执行中就有把有些错误和印象不好的干部下放下去几年，不明不白，职务就调动了。有的历史错误，也不做结论就下放。当然，有的是王宇、陈岩干的，而其他市委委员不是不知道情况。 + +　　3、有的书记分工变成分家，各管一方。那一方面工作非要分管书记点头才行，分管书记抓什么工作，就强调他管的那一方面工作重要。如钱书记抓文教，就强调三个教育重要。各部一定要人搞，财贸部宣传科没有人，要求调回下放干部，请示高书记，高不同意，使下面工作为难。 + +　　4、市委和人委工作界限分的不清，什么都是市委布置，市委文件多，人委文件少。党代会和人代会是发扬民主的好形式，现在开得很少。 + +　　5、涂山招待所浪费损失很大，如果盖宿舍能解决很大问题。市人委对面盖四层大楼不是从全面利益出发的，特别是在中央停止基建指示下达后继续施工，这是不符合勤俭建国精神的。 + +　　6、市区下水道一下大雨就淹，群众提过了多次意见也不解决。洗澡排队也提过意见，至今未解决。 + +　　7、近几年一开会就布置工作压任务，很少研究政治思想工作和干部的理论学习，因此要求市委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干部的理论学习。 + +　　8、三个建议：（1）人委这次会议精神应向下面党员干部传达，因为由于几年来民主受到压制，许多人不敢讲心里话。（2）近几年来开了不少现场会议，有真有假，真假不清，建议能总结一下，以澄清认识，吸取教训。（3）几年来成绩巨大，问题也很严重，建议能写本书，一边吸取经验教训。 + +## 对程光华同志的意见 + +　　市委养猪工作会议时，机关一同志反映蚌埠闸退出没有养猪基地。当时程光华同志就发脾气，问他是不是机关党委的？了不了解情况？使人接受不了。 + +## 对高曙同志的意见 + +　　1、高曙同志过去也骂人，水平不高的干部向高曙同志回报工作，动不动就发脾气，骂人家是搞什么吊事的。他认为谁好，什么都好。认为谁不好，一点好处也没有。一次省里开电话会议，高曙同志批评粮食局副局长于秀生为什么拿不出征购计划，从楼上电话室批评到楼下，当时于很不痛快，认为高曙同志是抓农业的，郊区征购数字，书记尚且定不下来，我粮食局怎么能定下来呢？定不下来还受批评。 + +　　2、高曙同志坚持斗争是不够的，特别是王宇有问题，单劲之到蚌工作，有些问题，高表现有个人主义。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8/000001.txt b/CCRD/2/5/8/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e1a9d2ca684a683af88edcc5df9e8c2370da8a1 --- /dev/null +++ b/CCRD/2/5/8/000001.txt @@ -0,0 +1,143 @@ +# 甘肃省级单位十九级以上党员干部学习讨论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中对中央、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和中央有关部门提出的意见 + +## 一、 对全国成绩与缺点错误的看法和意见 + +　　党校有的同志说，全国总的说成绩是主要的，但就农业说不是主要的，硬说是主要的就是思想僵化，粉饰太平。我国六亿人有五亿多(此处一字辨认不出)饭吃，还没有粮食，要吃进口粮，怎能说成绩是主要的呢？有的认为，这几年的功过不应三、七开，而应四、六开，应该和三一年、三四年、土地革命时期的错误一样看待。有的说，对成绩与错误是不能用几开来估计，应该说成绩不少，错误严重。过去觉得甘肃问题严重，但了解了全国情况后，觉得问题有普遍性。甘肃、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问题，其损失三、五十年内消除不了。 + +　　轻工业局有的同志说，中央不应在三、七开，四、六开上打圈子。只停留在几开上不解决问题。说成绩是主要的，群众通不过有啥用。各省应根据实际情况，从实际出发，接受教训。 + +　　经委有的同志说，说成绩是主要的不实事求是，学费应该化，但是太大了。犯了错误，应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过去说五亿人搞粮食不象话，现在六亿人没粮吃象话不象话？承认错误不容易，王明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 + +　　卫生厅有个别同志说，几年来没有成绩，反而把事情办坏了，不但物资上遭到破坏，政治道德上也倒退了。 + +　　省委财贸办公室有的同志认为，这几年发生的问题，不仅地区大，而且时间长，因此，不能说中央在指导思想上没有问题。下边脑子热，中央脑子也热，形成恶性循环，愈热愈脱离实际，愈脱离实际问题就愈大。有的同志说，中央总结经验迟了，错误没有得到及时纠正。 + +　　甘报印刷厂有的同志说，听了报告后好象中央没有错。主要错误是下面执行中的错误，感到中央对缺点错误检查不够，从根本上找问题较少，从下面找问题较多。 + +　　邮电局有个别同志说：关于错误的性质。少奇同志报告说不是路线性的错误，但是从全国所发生错误的普遍性来看，是路线性的错误。 + +　　建工局、劳动局有的同志认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在农业上没过关，我们应当吸取教训，但建国十二年来，我们采取的方针造成农业上的错误，是犯了教条主义错误。 + +## 二、 对中央工作和几次会议中一些问题的看法和意见 + +　　轻工局有的同志说，几年来官僚主义有滋长，特别是五八年以后，中央很少组织工作组到各地检查指导工作，不了解情况。因此，有些干部以虚报浮夸代替了实事求是。 + +　　文教、政法等系统有的同志认为，“热”是从一九五五年成立高级社批判小脚女人时开始的；五八年中央公布粮食产量七千五百亿斤，有些冒了；在大跃进中，中央曾说过，“是我们先过渡呢，还是苏联先过渡？我们不要抢先，让老大可先过渡吧”。这对下边求急图快的影响很大。 + +　　财贸系统有的同志说，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报导高产假卫星，在国内外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中央也没有及时纠正。 + +　　党校有的同志说，三大改造是对的，但其中手工业改造上有偏差，合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影响了手工业发展。现在又得退回来。中央政策太多变了，核算单位下放生产队，说三十年不变，说这个干啥？将来脑子一热，说不定三、五年又变了。 + +　　政法、文教系统及党校等单位的少数同志认为，中央有几次会议和一些文件的提法不妥当，给下面的影响很大。如：北戴河会议的决议里提到共产主义看来为时已经不长了，对情况估计不确切，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会议规定的指标太高。提出苦战三年钢产量达到五千万吨，五年达到八千万吨，每人每年六百斤粮，一百斤肉，争取第三个五年计划过渡到共产主义。关于收回自留地的问题，决议中也有规定。武汉会议时，“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对县联社、吃饭不要钱、托儿所、供给制等都有些不明确或不适当的规定。同时在传达武汉会议时，说每人一年几套衬衣，有人就认为共产主义快到了。这些都助长了共产风。成都会议提出敢想、敢说、敢干，也助长了下面的虚报浮夸，而且中央对下面的虚报浮夸没及时纠正，反而表扬，形成说假话成风。农业发展纲要四、五、八的提法，对高指标也有影响。 + +　　铁路设计院有的同志提出，五九年比例失调的现象，在农村问题上已露头，但刘主席、周总理的报告，都一致强调持续在跃进，不承认比例失调，以致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央是有责任的。 + +　　计委有的同志说：说中央政策完全对，我有怀疑。敦煌县搞成一个公社，这不能说与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无关；大炼钢铁时要指标翻一番，秋收作物烂在地里，甘肃如此，河北也如此；平坆、挖骨头造化肥，甘肃这样搞，河北也这样搞。 + +　　文教、工交系统及党校等单位有的同志认为，中央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考虑的不尽周到，多次反复。有时强调集中，有时又强调权力下放，特别是五八年以后，权力下放到无原则的程度，什么都下放，下边管不了就瞎指挥，造成了混乱，助长了分散主义。以前恢复时期大权集中，很快就恢复了，由此看来，小平同志在“八大”会议上讲，以前中央集权过多，影响了下边的积极性，这个提法是有片面性的。个别同志还说，分散主义主要存在于中央委员之间。 + +　　工交系统有的同志提出，大字报这种形式本身就不符合“和风细雨”的批评原则。特别是这几年运用上又有许多毛病，起的付作用很大。 + +## 三、对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和有关部门的意见 + +　　人事局付局长周一飞同志说：主席说过，食堂是公社的心脏，中央转发了贵州的经验(主席亲自批的，一直发到公社党委)，例举了自留地归食堂的好处，并说贵州经验是科学的总结。 + +　　铁路第一设计院个别同志说：过去中央一些负责同志脑子也是热的。主席在郑州会议上就说过：“粮食不是不够吃，是吃不了的问题”。有的同志说：我在党内二十多年相信中央、主席是正确的，但这几年也有些不相信，主席听到的情况也不是那么真实了，头脑也热了。 + +　　粮食厅解信清同志(原油脂公司经理，反右倾运动中受过批判，现工作职务未确定)说：主席说过“粮食多了吃不了，你们研究一下怎么处理”。这是听了汇报，没有调查研究。主席可能和斯大林一样，到晚年时期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 + +　　交通厅高鸿飞同志(原人事科长，反右派运动中受过批判、处分已平反)、李生云(原交通厅付厅长，反右倾中，定为阶级异己分子)说可能有些人把主席包围了，对有些问题的真象看不清。轻工局办公室付主任杜西林同志说，我在车上听见一个人公开骂毛主席光听“奸臣”的话，不听“忠臣”的话，毛主席钻到那个洞里去了，下边发生这些问题，他知道不知道？ + +　　工交系统有的同志说：(1)少奇同志过去强调总路线的核心是高速度，要求钢铁工业要翻一番。周总理说拼老命也要搞上去。(2)谭震林同志脑子也热得很，不考虑实际与可能，估计粮食产量八千亿斤，过高。在西安作报告时说的一些话，好象很快就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来到甘肃说甘肃可以开荒一亿亩。省上接一亿亩的框框套，给张掖分配五千万亩，各县未接受。他是中央分管农业的书记，到兰州后对农业一字不提，大谈“四化”。(3)李富春同志五九年二月曾说，五个月内达到五七年的供应水平，并说共产党说到办到。(4)陈毅同志六○年八月从阿富汗回来路过兰州讲话时曾说，民主革命死了一千二百万人，社会主义革命还能不死人。似乎死人是应该的。 + +　　党群系统有的同志说：甘肃死人问题，主席可能不知道，中央有些部门、有些负责同志是知道的，谭震林同志已知道通渭死了二万八千人，为什么不理会？难道中央一些同志也怕受打击吗？全国不知道死了多少人？ + +　　财贸系统有的同志说：周总理在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上，批判“经济指标越低越好”的思想情绪，因此浮夸风大为抬头。总理还说：夸大公共食堂在初办时的某些缺点，加以指责和反对是十分错误的。这样就使不少同志在食堂问题上栽了斤斗。李先念同志说，“安排预算打一点赤字不要紧，有了问题号召六亿人民就解决了”。这个提法是错误的。58年甘肃粮食产量最高定为220亿斤，农业会议上廖鲁言同志说200亿斤可以上去，助长了浮夸。 + +　　党校有的同志说：谭震林同志是中央管农业的书记，农业上的浮夸等问题，他负有很大责任，在甘肃第三次党代会上讲，家庭的历史任务完成了，是个生育单位了，不要家庭了，影响很不好。有同志说：谭震林、廖鲁言等同志，在几年以前，就说了许多不负责任的话和不切合实际的指示，使错误普遍起来。还有同志提出：共产风是从中央刮起来的。当时陆定一同志说工资制度是反动的，是资产阶级法权，要取消。胡乔木同志说“剥开皮来看”是一篇“左”比右好的文章。 + +　　师大有的同志提出，康生同志说过，“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 + +　　西北勘测设计院有同志提出，胡乔木同志过去给中央写过一封信，说小球藻几乎能治好多的病，中央把这封信转发了。康生、陆定一同志到太原时发表了工厂大力教育，又是工厂、又是学校的文章，引起各单位都大办教育，影响和效果都很不好。 + +　　省委工交办公室有同志说：有些中央负责同志过去讲的话，要是错了就是某个部门负责、个人负责，不代表中央。今后应该怎么办？对中央负责同志的话是完全执行呢，还是要有分析的去执行？ + +　　兰州铁路局有同志提出，过去铁道部刘付部长、王志杰主任都讲，三年修铁路八万公里，七年修十五万公里，一九六七年通拉萨，听起来很舒服，但不考虑是否能办到。 + +　　水电设计院有同志说：水电部和设计总局对下边干部不关心，我院对总局有过许多请示报告都不答复，提出的问题不及时解决，开人事会议总局也不派人参加。 + +## 四、对反右倾和彭德怀问题的看法和意见 + +　　文教、政法、工交、财贸、军区等系统有少数同志提出：庐山会议开得不是成功的，原来准备反“左”，后来反了右，更加助长了“左”的倾向，以致反右扩大化了，打击了一些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给党带来了很大损失。个别同志说，庐山会议没有作出反“左”的决议，相反作出了反右的决议，这不是一个不足问题，而是失策。当时为什么这样轻率随便呢？是领导艺术问题还是一时注意不到，或者是对形势估计错误，脑子发热了呢？当时中央提出最主要的危险是右倾，与全国普遍存在的“左”的错误的实际情况不符合，因此，在全国反右倾是没有根据的。还有的同志说，庐山会议既然发现彭德怀有国际背景，那就搞他的国际背景好了。但当时搞了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攻击公社，搞了他的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上行下效，下边就把提出“得不偿失”的当右倾机会主义搞。可是现在又说，允许其他同志说这个话，只是不允许彭德怀说，当时讲清这一点，也不致发生这么多问题。下边普遍反映反右倾扩大化了，中央不一定不知道。还有的同志认为，从全国人民利益考虑，当时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全国范围的反右和彭德怀的问题处理后，对纠正“左”没有提出具体措施，中央也没有完全执行主席的指导意见。 + +　　关于彭德怀的问题，文教、政法、工交、财贸、军区等系统的一些同志提出，彭的问题应该反，问题是要考虑在什么时候反，采取什么办法反。既然早就发现隐患，为什么不早反？采取对高饶的办法可不可以呢？彭的问题，既然有国际背景，要篡党，那是敌我问题，为什么要和反右倾的党内问题混在一起？为什么要在庐山会议去搞？少奇同志讲，彭反党蓄谋已久，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庐山会议前曾对他采取过什么措施？少奇同志的报告中，好象是在对彭的那封信作解释，但理由不充足，如说彭隐藏在党内几十年，那他过去任付总理时，兵权在手，要造反还不容易吗？说他在国际有活动，又没有例子说服力不大。为什么早不解释呢？说彭的问题主要不是意见书，那么，当时中央提出当前最主要的危险是右倾对不对？原来说彭的意见书是“反党纲领”，好象有些勉强。军区还有个别同志说，不能说过去彭在西北战场上一点成绩也没有，战争的胜利，确实是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的胜利，但命令是彭下的，能说彭一点成绩都没有吗？建议中央对彭德怀的问题再解释一次。 + +## 五、对一些口号和提法的意见 + +　　兰州铁路局有的同志说：有些全国性的口号提的有问题。如“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元帅带后勤，后勤带其他，一切为元帅让路”，“集中一切力量打歼灭战”，“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组织军事化”，这些提法有片面性。这几年来什么都要“星罗棋布”、“大办”，浪费不少。 + +　　财贸系统有的同志说，“虚实并举”，“一天等于廿年”，“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不恰当。“虚实并举”与浮夸有关系；后两个口号必须有物质基础才行。有的同志认为“虚实并举”的口号还是对的，只是作法问题。 + +　　兰大有的同志提出，“政治挂帅第一，物质刺激第二”这个口号，对先进单位和党员提出可以，对一般群众提出就不合适，因为脱离经济条件空谈政治挂帅是不行的。 + +　　有的同志提出：大炼钢铁、大办工业是中央提出的，并在党报上登过，是否妥当？ + +　　人民日报发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在产”，电台也跟着广播。 + +　　有的同志说：土地耕作“三三制”、放“卫星”、“吃饭不要钱”等等，这些话是主席说的，还是其他同志说的？需要澄清。 + +## 六、对干部处理问题的意见 + +　　财贸系统有的同志说：(1)原西藏工委付书记范明同志，不知犯了什么错误，开除党籍后，工资降为十六级，下放劳动，是否妥当？(2)姚会宾同志(现任省商业厅付厅长)在商业部所受之处分，要求甄别，至今没有结果。(3)对张仲良同志和霍维德同志的处理不公。怀疑中央包庇张仲良，是不是怕仲良同志揭中央的问题，因为仲良同志是中央候补委员，在中央开会时，中央首长讲的他都知道。有的同志说：是不是中央有错误承担了，而仲良同志是执行者，是好人作了坏事，因而处理轻呢？ + +　　党群系统有的同志说，王世泰是中央委员，高健君同志当第二书记是否恰当？ + +　　轻工业局有的同志说：改变整下不整上的作风，要从中央作起。对下面整的有些过分，光在下面出气，对省上老佛爷宽大处理，有人不检查还住了医院，坐小卧车，对犯错误的同志，经常说“过去从宽，今后从严”想不通，要求中央从理论上加以解释。 + +　　体委有同志说，以前广西省饿死了两百人，中央通报全国，省委书记、省长都撤了职。咱们省上饿死了这样多的人，张仲良同志的省委书记还当的一个劲儿的，处理不公平。张仲良同志的问题牵连到中央，中央是知道的，所以才这样作，如果中央不知道的话，他的头早落地了。所以现在中央也检查。 + +## 七、有关甘肃问题上的意见 + +　　公安厅、省法院有的同志提出，过去甘肃的问题，不是没有人向中央反映，而是向中央反映的材料都给甘肃转回来了，这些材料中央不知道吗？有的同志说，给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等领导同志的信很多，不知这些领导同志看了没有？如贺靖苏向中央反映省委和张仲良的问题，就没有按中央的规定由中央调查处理，而原件转回来了，结果是反映情况的人受了打击。据说霍维德同志向中央反映过甘肃死了二千多人，结果是霍维德同志受到了省委的批判斗争，为什么反映了得不到支持呢？习仲勋同志曾在电话上向霍维德同志讲，你还怕什么，怕批判吗？还是怕给你戴上帽子呢？但是，霍维德同志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了，不知习仲勋同志查阅过没有？ + +　　财贸系统有的同志说：五九年以来，中央负责同志来甘肃的不少，朱德、陈云、邓小平、谭震林、彭德怀、耿飚等同志都来过，难道不知道甘肃有错误吗？ + +　　党校有的同志提出：批判和处理霍维德都经过中央批准，所以要中央负责。 + +　　铁路局有的同志说：中央犯了官僚主义。五八、五九年陇西、武山死人，中央也要负责。 + +　　党校有个别同志认为，甘肃发生这么大的问题，时间这么长，元帅、总理都来过，人口也有外流到别省的，中央也知道。霍维德同志的问题中央也批了，因此，怀疑中央有些负责同志封锁毛主席。 + +　　省委办公厅个别同志说：甘肃的许多问题和错误提法是有根据有来历的。如：(1)庐山会议前省委几次常委会都是反“左”，庐山会议提出右倾思潮必须反，主席讲话和主席对鞍山反右倾经验的批示精神，省委用很大力量才贯彻下去；(2)“说话要看方向，看是谁说的”，这是主席在庐山会议八月廿三日的讲话中讲的；(3)“左是方法问题，是革命的；右是立场问题，是不革命的”，这是从“事情正在起变化”和“剥开皮来看”两篇文章中来的；(4)“姓中的比姓右的还危险”，这是张达志同志从军委扩大会议上带回来的材料中讲的；(5)中央批转二机部的反右倾经验后，甘肃的反右倾运动跟着就大搞开了；(6)省委派人向中央书记处汇报甘肃反右倾问题时，书记处提出“甘肃的党内斗争为什么如此频繁尖锐”？后来中央书记处的同志自己作了答复说：甘肃跃进幅度大，落后势力强，并说甘肃反的好，量大质高，马列主义水平高。何承华等同志根据中央书记处负责同志的思想，写了“甘肃党内斗争为什么如此频繁尖锐”的文章。因此，甘肃的错误中央有责任。 + +　　医学院、兰大、卫生厅等单位有少数同志认为，甘肃问题是严重的，但只不过比别的地方典型而已。事实上不单纯是一个省的问题，过去许多脱离实际的指标和口号都是中央提的，这说明中央是有问题的，主要责任在中央，特别是在中央政治局与书记处。 + +　　轻工业局有的同志说：中央工作组来甘肃后，把一些县委书记和县长集中起来特训，说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资产阶级复辟，过早，不客观。不同意这种说法和作法。 + +## 八、建议： + +　　公安厅有的同志提出，中央决定今后五年内坚决停止修建楼、馆、堂、所、院，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对过去已经修建快要竣工的工程应加以收尾，不然，放下浪费很大。 + +　　机械局有的同志说：本省山地占百分之六十以上，中央在武山设了一个农业机械化试点，有六合拖拉机，进行选型定型工作。据说现在由科委领导，搞了付食品生产，这样下去不能发挥试点的作用，很可惜。 + +　　农村部一些同志认为，可以考虑把农民自留地再放宽一些，规定为百分之十。因为五七年中央曾这样宣布过。 + +　　经委有的同志提出，应适当增加自留地，作为口粮地，如果全国每人平均一亩，还有三分之二的土地作为集体耕作地，仍能保证城镇口粮供应。 + +　　轻工业局有的同志说：(1)现在中央、省上真正有实际经验的干部少，说空话的多。中央、省上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作风对下面影响很大，上面应配备有实际经验的干部。(2)应该严肃对待群众的意见，不能把提意见叫作“出气”，这样说会忽视正确的接受合理的意见。 + +　　经委有的同志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应加以修改，对关心人民疾苦的问题应当作为一条纪律，不然有些人仍然会不关心人民生活。 + +　　交通厅有同志建议，党中央多作些细致的思想工作，少搞些政治运动。有些运动进行的粗糙，虽解决了好些问题，但出来的问题不少。 + +　　文教系统有的同志认为，这几年产生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没弄清我国生产发展水平；对农民觉悟估计偏高；胜利冲昏了头脑；党内不民主。建议中央负责同志学习古人的私访巡察，了解实情。 + +　　轻工业局有人反映，陕西个别地方也有死人现象，牲口死亡竟达百分之四十以上；有些省，如吉林、安徽、云南、河南、宁夏赌博严重。建议中央派人检查一下。 + +　　农牧厅有的同志提出：(1)中央提出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究竟三者各占多大比例合适，应该有个明确的政策界限，否则，界限不清，执行中容易发生偏差；(2)中央提出全党、全民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但具体执行中如何才能体现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真正做到国民经济各部门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最好是能够划个道道，以免在实际工作中偏到一边，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 + +　　三工局有的同志说：十年设想中的几个指标，听了总感觉还不过瘾。指标上留的余地是不小的，经济上不能等待，应进一步调动积极性，走发愤图强的道路，不然我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就困难。 + +　　· 来源： + +　　甘肃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8/000002.txt b/CCRD/2/5/8/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d99d2a34354d4b05a09146648d8bfca4a7be832 --- /dev/null +++ b/CCRD/2/5/8/000002.txt @@ -0,0 +1,15 @@ +# 湖南部分地区群众暗自分田到户 + +　　<左泽荫> + +　　新华社长沙讯 湖南省去年有少数地区曾一度出现一股分田到户之风，后来经过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这股黑风被制止下来了。但是，最近以来，兰山、衡山、长沙、浏阳、隆回等县的部分生产队又刮起了分田到户的黑风。据兰山县统计，全县一千九百八十个生产队，已有一百九十八个生产队把田分到了户，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10%。隆回县个别公社波及面竟达70——80%。 + +　　这些分田到户的生产队，绝大部分是问题较多、生产比较差的一般队和落后队，他们分田到户的形式多样，一般有四种：（1）按人分田，按田摊派征购任务，或按人摊派、按产推派公粮。（2）按劳力底分包产到户，每人留足基本口粮外，其余上交生产队记工分，由生产队统一分配。分田到户后，超产全奖，减产全罚。（3）采取“井田制”的办法，将队里征购任务和上交大队部分的粮食计算出来，留出这部分田称为公田，由集体耕种，余下的田按人分摊。（4）以二至三户组成若干组，生产队又把田分到组实行包产到组，名义上是“责任到组”，暗中是分田到户。在上述四种形式中，以“井田制”和包产到组为多。他们还订了攻守同盟，不准泄漏机密，万一被查出，如果一人或两人坐牢，其家属由大家负担，如果三人以上坐牢，就全队社员一起去。 + +　　湖南省委对分田到户的情况很重视，在3月3日晚召开的电话会议上，省委指示对待分田到户应该立场坚定，态度明确，方法对头。就是说要表示坚定的、明确的态度，不赞成分田到户，指出搞好集体生产，才能共同富裕。但是对待已经分田到户的，必须持认真负责，说服教育，从正面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大力加强集体生产的经营管理来解决问题。 + +　　 来源：根据1962年2月21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8/000003.txt b/CCRD/2/5/8/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f57d0fd2b8ad5057c80fc0a2499493c2b77b071 --- /dev/null +++ b/CCRD/2/5/8/000003.txt @@ -0,0 +1,23 @@ +# 天津整顿购货券收券标准后引起群众不满 + +　　<新华社> + +　　新华社天津讯 天津市从今年1月1日实行工业品购货券和副食品购货券以后，于2月8日进行了调整。调整的原因，主要是天津市工业品购货券的值，按中央分配和地方生产的商品数量，每张只能购买四角钱的东西，每张副食品购货券只能购买一角钱的副食品。但在开始实行时，没有按照购货郑的值规定购货券的张数，而是大大超过购货券值。如一块天津“五一”手表售价六十五元至七十元，只规定五十张工业品购货券，超过原购货券值一倍半还多；一架二百三十元的缝纫机只要五十个工业品购货券，超过的更多。其它商品也都或多或少超过。这样，就使得商品超过原订销售计划，这说明原规定的购货券张数，是脱离实际情况的。为了纠正这种现象，最近已按购货券的值和商品价值进行了适当调整，一架缝纫机由原来的五十张增加到四百多张，一块天津“五一”手表由五十张增加到一百八十张至二百张，一瓶色酒由二张增加到八张以上。经过调整后，一般商品需要购货券的张数增加了一倍到五、六倍，使用购货券的商品也由五十多种扩大到七十多种。由于刚实行了一个多月，购货券就增加了几倍，一般生活必需品如牙膏等也使用购货券，结果引起了群众普遍不满，市场上出现了混乱现象。 + +　　（一）调整后群众普遍感到惊奇和突然，没有想到调的这样高，这样广和这样快，因为调整前没有向群众宣传解释，调整后的第一天，正是春节过后第一天，群众看见增加的过多，有的商品增加到一年内不可能买到的地步。因此感到恐慌不巡。此外，一些平常用的家具、炊具、手套、牙膏等也都要券，因此群众反映说：“今后什么也别想买了”，“都当陈列品好了”。铁丝一厂的团干部邓秀梅说：“连牙膏也要券，工人怎能没有意见，还不如不发券”。锻压机床厂工具科长说：“这是根本不想叫你买东西，因为什么东西你也买不起”。大多数人认为刚实行一个多月就调整，太急了，应该实行一个阶段后看看再说。 + +　　（二）一部分人对售货员发牢骚。一个工人质问南市商场的售货员说，你们为什么调券？根据什么涨这么多券？售货员进行了解释以后，群众仍然不满。且个顾客生气地说：“一个铝锅一夜就涨了十六张（原来二十二张改为三十八张），真是不像话。” + +　　（三）有些消费者认为打乱了原来的购买计划，如有一个顾客说：“想存票买块手表，刚存齐，又涨了，咱一辈子也别穿别用了，咱老赶也赶不上”。一对青年反映：这叫什么政策？什么办法？这叫群众如何相信政府？” + +　　（四）不少人反映，这次调整不是为了群众，而是为发照顾高级干部和资本家，因为他们钱多发的券也多。一个工人说：“我的工薪只有四、五十元，发四、五个工业品券，每人买一条牙膏就完了，什么也不能买。” + +　　（五）由于牙膏、好皮鞋（有专用鞋票）、手套、呢帽等几十仲商品也要工业品券，在许多群众中出现了紧张心理，对一些不要票的鞋油、牙粉、牙刷等商品进行突击。往常销路不快的牙粉、牙刷、鞋油等商品，出现了拥护排队购买的现象，有的人一次买十几把牙刷，买四、五十代牙粉，买十几盒鞋油。据中原公司统计，现在每天销售牙粉四万多袋，比过去增加二百多倍，不几天就把积压的大量牙粉销出去了。 + +　　（六）由于购货券的调整和群众的紧张心理，出现了“布票要二折一”的谣传，发生了突击买布、鞋面和皮鞋、布鞋的现象。在2月10日到15、6日期间，各个比较大的布店、鞋店的顾客拥护不堪，数十人数百人排队，弄得商店无法营业，在14日前后，商店到下班时因顾客要买东西，而无法关门下班。那几天几个大布店都营业到夜间十一、二点钟，直到排队的顾客买完才下班。 + +　　来源：根据1962年2月23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8/000004.txt b/CCRD/2/5/8/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4107d14b86783eb0aec8b5622d4082203aab11f --- /dev/null +++ b/CCRD/2/5/8/000004.txt @@ -0,0 +1,49 @@ +# 关于干群关系问题上陶铸书 + +　　<冯瑞祥> + +　　[冯瑞祥，河南省夏邑县干部。陶铸认为此信反映的意见很好，并指示中共河南省委印发全省干部。] + +　　（亲爱的陶书记：） + +　　有件心事，很想向您谈谈。什么心事呢？总的不外乎我们的作风，上下关系，干群关系的一些问题。 + +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嘛！参加革命二十多年来，基本没有离本土，自然碰到这方面的问题多一些。譬如说吧，过去群众见了我们都是老张老李的很热乎，真是亲如一家。如果你在某村住上一段，他们有啥都给你吃，有话就给说，什么情况，什么问题，很快跟你说得一清二楚。你遇到了艰险，他们百般地掩护你；你有了事，只要一商量，立刻就成；如果你任务完成要离开了，全村男女老幼聚集起来留你，老人拉着嘱你再来，儿童拉襟哀求叔叔别走，留呀！留不住，就给你送行，送一程不舍，再送，你坚持不移时，他们那种留恋心情，就难以尽述了，结果还是含泪而别，走呀！走，走了老远，还是各自回顾不已，直到真的看不见了，才算了事。 + +　　可是，现在就不同了，群众对我们不是那么热合了。干部下乡普遍找不到饭吃，你满腔热忱的帮他工作，他对你冷敲慢打，你叫他好好劳动生产，过好日子，他向你伸手，一要牲口，二要农具，三要吃花，千方百计使你为难。你教育他，他说，你嘴怪会说，不顶用，你满心靠近他，他对你离心离德。你同他商量工作，他明一套，暗一套，很别扭。由于这样，一部分坚强干部，还能干下去，可是另一部分干部就畏缩不前了。因此，当前干部出现七多：闹问题的多；漂浮在上，不下去的多；请假超假的多；借故逃避工作的多；要求地方化的多（回家）；摆阔气的多；病号多。 + +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不得不从我们本身来查一查，不说远的，就土改时期吧，我们的领导并不多啊！从上层来讲，省里一个省长（称主席），一个书记，专区一个书记两个专员，还不断到下边来，一没见卧车，二没见随从人马，我们所见到的是，破袜子破鞋破军装，腰里别个旱烟窝，一不带管架，二没有官腔，一同群众接触，就是听风向俗，不笑不说话，不加称呼不说话。可是现在呢？这些上层领导就少见了，一见就是卧车喔喔，随从数人，总到一地，也不过几个钟头，听听汇报，扯扯情况，这就算深入到底了。上行下效嘛！上级不做卧车不下乡，下级没有自行车也不下乡，不下乡便罢，一下乡满带官气，不叫官衔不高兴，不称官衔不舒服，这书记，那社长，这委员，那组长，官衔满天飞。当干部的总觉得高人一等，从而这些干部啥没学会，确学会一套异乎寻常的作风，不打扮漂亮不下乡，下乡穿的衣帽堂堂，皮鞋呱呱响，因此群众称这些干部叫“估不透”，跟群众一见面就带三分傲气，不难理解，这怎能不使群众的心同我们越离越远呢？ + +　　我最清楚的是，现在不比战时困难那！那时我们的干部，我们的部队，同群众一样的干，群众的活也是我们的活。有一年，每人种一亩地，搞的很好，除此，还给群众拉犁拉耙，打水拾粪烧锅倒灶，庄稼活应有尽有做，还不单是做，而且也把下边干部和群众都带好了。那时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不嫌人家浓鼻子（指群众），不嫌人家黑灶窝”。领导都带头找穷苦人家住，所以干部比艰苦，吃苦在前的劲头很大，那里能讲漂亮呢？干部穿一件新衣新鞋，都不敢近人，人见了一说，脸上红拉的。这样群众怎能不爱戴我们呢。 + +　　土改时，我们夏邑县机关部门不多，领导和干部也不多，县政府就一个县长一个秘书，加上民、政、建、教、司法等总计不到三十人，县委机关多者不过十来人，书记部长各一人，其他是组宣干事，文印收发、会计、师务长、交通员。人虽不多，可是常坐机关的人就更少了，一个书记常带领工作队坐点。那才是真的一抓到底，像个搞工作的样子，机关搬家，把文印收发都带着，大会很少开，小会（县委会区委会碰头会）不出点，书记带头住在穷苦人家，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共同过艰苦生活；那才真是不嫌人家浓鼻子，不嫌人家黑灶窝哩。那时的书记是刘翼峰同志（现任洛阳地位书记），他有胃病。有一次因为营养不良而发作了，其爱人给他买了两个鸡蛋，他不吃。我担心他，劝了他多次，才暗暗吃下。那时的干部也学会了一套，不是别的，而是一套比艰苦深入，比联系群众好，比工作踏实，如果一遇汇报情况，你了解的不具体，领导虽不批评，脸上也灰拉的，的确感到丢人和对不起领导，那干部和群众，真是心心相连。因此整个土改运动，搞的既深且透，政策掌握的稳如泰山，基本没有什么偏差。夏邑县的干部和群众，至今一提起刘政委（当时称呼）还是赞美不已啊！ + +　　现在呢？部门多啦，领导和干部也多啦。仅县人委就设有十局两院四个科，有的局下设有科股，总共不下四百余人。这些部门的领导不算，光县长就有六个。县委六个部（组、宣、工、农、财、统）一个办公室，总共也不下一百余人，光书记就有十一人。领导多啦，工作应该搞好，群众说：“人多自靠，龙多自傲”（指光打雷不下雨）。一点不假，十一个书记没有一个真正下到农村住上一年半载，或者几个月的。咱们的口号喊的是：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各行各业都来支援农业。支援嘛！可能也有，可是真正的支援，我看还是从根本上来支援好些，请领导下狠心放下一大批干部来，领导亲自带领深入重点，把下边干部带一带，使他们学会工作，干部看领导，群众随干部，你不艰苦，他也不艰苦，干部劳动不带头，群众也自流。 + +　　干部下乡问题：现在已造成一个很不好的风气，“下乡不光荣，坐机关光荣”。凡是下乡工作的，一般被认为是犯错误的，物质待遇有不同，县里干部临时下乡每月补助粮四斤，区社干部二斤，由于这样，上级干部不下来便罢，一下来就不得不带来满腔官气，感到自豪。从而见了群众，也不像从前老大爷老大娘的了，而是老头老妈，呼几哈。群众称我们“官老爷”。有个军属老大娘批评我们说：“现在共产党的干部辈长了”。我想这不是群众脱离了我们，而是我们脱离群众太远了吧。 + +　　我认为，要想扭转上述问题，使农村政治、经济状况根本好转，非下决心不行，就像土改时期那样，县里留上一两个书记、县长，再留些助手，其他部门该砍的砍，该减的减，都投入农村，由领导带头，到困难中去，以分批搞点的方法，领导也在农村住上一年半载，丢下自行车，扛起粪箩筐。与群众同甘共苦，搞上一段，哪怕农村形势不好转，我估计：只要这样能有一年时间，农村政治、经济形势就会大变样。我们的心也就同群众的心联系起来了，一心一意，旗开得胜，哪怕粮食不过关呢！ + +　　 冯瑞祥1962年3月6日 + +　　（附件（一）：） + +## 陶铸批示 + +　　（建勋、敏生、仰峤同志：） + +　　此信请印发到会同志并请李玉亭同志找冯瑞祥同志一谈，代表我问他好，告诉冯：他的意见很好，省委要印发给全省干部一阅。我这次就不给他回信了。 + +　　 陶铸四月三日 + +　　（附件（二）：） + +## 关于干群关系问题的反映 + +　　河南夏邑县干部冯瑞祥给陶书记来信一封，反映了他地自土改以来有关干群关系方面的一些问题。兹印发各负责同志一览。 + +　　 中南局办公厅秘书处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8/000005.txt b/CCRD/2/5/8/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d04e1eace17cd1ef3933484513dd6237cfe6aea --- /dev/null +++ b/CCRD/2/5/8/000005.txt @@ -0,0 +1,21 @@ +# “鱼米之乡”为什么吃不到鲜鱼活虾 + +　　<奚杰> + +　　本刊讯 人民日报读者、江苏省商业厅奚杰来信反映了江苏省水产经营中的一些问题。 + +　　来信说，江苏是“鱼米之乡”，1957年以前，各个城市居民吃到的大多是鲜鱼活虾。但1958年以后，就很少能买到新鲜鱼虾了，大多是咸鱼、冰鱼、死鱼、臭鱼、红虾。病员、产妇要想买点活鲜鱼，只得出高价到自由市场上去买。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 + +　　（一）水产经营和理的体制问题。1957年以前，水产公司的主要任务是组织生产和运销。除在有调拨、出口任务的重点产区进行收购、加工、调拨外，对一般产区主要是组织合作商购运销，实行产运销见面。小商购每天晚上用自行车或肩挑下乡进货，早晨回来就卖，都是鲜鱼活虾。1958年以后就不同了。水产公司实行统一收购，然后再批发给商贩，经营环节由过去的渔民——商贩一道，增加为渔民——水产公司收购站——水产公司批发部或仓库——商贩三道或四道。由于高度集中，数量多，不便肩挑，只好用汽车或船只集中运输，进冷藏库保管。由于运输时间长，上下次数多，原来的新鲜水产品就变成臭的、烂的了。 + +　　（二）市场管理过死过严，影响地区交流和生产者自产自销。1957年以前，小商购可直接深入产区购货，起亦运亦销的作用，现在一律不准“出口”，发现了就“没收”，生产者自产的鱼拿进城出售也被视为非法，加以禁止。最后只剩国营公司独家经营了。与南京一江之隔的六合县瓜埠镇。过去渔民一向是早上捕鱼，下午送到南京水产交易所出售给小商贩，既及时又新鲜。1958年以后瓜埠镇成立了县食品水产收购站，不论大小鱼虾，数量多少，一律由收购站收购，加工成咸鱼、虾干，再调到南京水产公司出售。这样，既增加了成本（盐），又浪费了人力、物力。更重要的是消费者吃不到新鲜鱼虾了。 + +　　（（三）由于捕鱼工具缺乏以及水利建设引起河道变化等客观原因，也使鱼产量减少。） + +　　来信认为，要能使城市人民吃到活鲜鱼虾，在经营方式和管理体制上要恢复1957年以前的做法，减少经营环节，充分发挥城市商贩亦运亦销与渔民自产自销相结合的作用。 + +　　 来源：根据人民日报读者来信，载1962年3月28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8/000006.txt b/CCRD/2/5/8/0000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2aee9a0c976bf7636a93ae9c0ae3cb3fb0d78ad --- /dev/null +++ b/CCRD/2/5/8/000006.txt @@ -0,0 +1,19 @@ +# 上海工商界对知识分子摘去资产阶级帽子的反应 + +　　<新华社> + +　　新华社上海讯 最近，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刘述周，向上海各界代表人士传达了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所作报告的精神。工商界人士对知识分子摘去资产阶级帽子问题议论纷纷，许多人流露了“不服气”的情绪。 + +　　刘念义（民建上海市委秘书长）在会议结束时，把帽子朝头上一戴，说：“我们还要戴资产阶级的帽子，就干脆自己戴上吧”；“今天知识分子听了传达报告皆大欢喜，但工商界听了很多人会难过和不服气的”；“我觉得对知识分子的估价太高了一点”。吴中一（民建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说：“右派向党进攻时，知识分子是挂帅的，现在又说知识分子是非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我也不太服气。”洪祖尧说：“这样一来，知识分子与农民并列了，过去工人阶级称民农是‘兄弟’，称我们为‘朋友’；今后称知识分子也是‘兄弟’，而我们却还是‘外头人’”。 + +　　也有的人认为党这样做是对的，对工商界也有一定鼓舞作用。刘靖基认为，知识分子有技术、有本事，靠“本事”吃饭。而工商界不同，从前的一套不行了，现百靠行业人头熟、靠代表性吃饭。并说“现在对知识分子这样重视，固然是因为知识分子几年来有了进步，另一方面，同当前的发愤图强，自力更生的方针也有关系，目的是为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唐志尧（市政协委员）说：“党对知识分子的估价是：‘有根本转变和极大的进步’。这估价真高呀！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工商界听了感到有了努力方向，也得到了鼓舞。” + +　　值得注意的是，有个别工商界人士感到不是鼓舞，而是孤立。孙煌峰（市政协委员）说：“一方面知识分子摘帽子，另一方面工商界定息拖尾巴的呼声很高；一方面是一部分人（包括工商界的小户和知识分子）分出去，另一方面拿定息的人还在剥削，这也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中的对调性矛盾还要延续。朋友去了，队伍是缩小了。当然，这种孤立也是对我们的督促，至于说鼓舞，我是没有这个感觉”。 + +　　许多人对摘帽子问题议论很多，如孙鼎（民建、全国政协委员）说：“我看要区分三类人，分别对待：第一类是小业主，他们属于劳动人民的范畴，应该从我们队伍中划出去。第二类是小老板，他们过去剥削轻微，定息不多，解放以后长期参加劳动，可以先摘帽子；有些资本家早已放弃定息，改选得较好，在工作中作出成绩的，也可以先摘帽子。其他都属于第三类。” + +　　来源：根据1962年3月28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8/000007.txt b/CCRD/2/5/8/0000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f12c474bc32bf435271eaacdf8a6876757fac2c --- /dev/null +++ b/CCRD/2/5/8/000007.txt @@ -0,0 +1,19 @@ +# 武汉机床厂部分工人怠工闹事 + +　　<徐士龙> + +　　新华社武汉讯 2月中旬，武汉机床厂发生部分工人怠工闹事事件，生产曾一度受到影响。后来经各方工作，闹事事件已经平息。 + +　　闹事的都是1956年进厂的二级工。闹事的目的是升级提薪。闹事开始于2月14日。这天，有二、三十个二级工在宿舍聚议，要求解决升级问题。从下午议到深夜，最后决定提出“三条提纲”质问车间党支部：“（1）进厂七年还是二级工，合不合理？（2）为什么有的厂二级工升级，而我们厂的二级工却不升级？（3）物价上涨，我们的工资不够开支怎么解决？”第二天清早，厂门口就接二连三地贴出许多要求升级增薪的大字报，说”工作六、七年，还是三十七块七；什么都没有，没有结婚，也没有找到女朋友，请组织上解决；说“生儿养女，人之常情，天下父母心；快三十岁了，时间催人老，请组织上满足心愿——升级”。到18日共贴出大字报二十三张、标语四张，由于厂党委作了许多工作，大字报才没有贴下去。 + +　　闹事期间，工人磨洋工、开空车等怠工现象严重。二级工何武林、余忠光、彭帮民等作活的工时定额都超过规定三、四倍乃至二、三十倍。 + +　　这个厂1956年进厂的二级工有一百五十一人，占全厂职工总数的10%多，今年1、2月间，厂里将部分1958年进厂的工人提为二级工时，对原来二级工的工资没有调整，他们就有意见。有些人由于工资低负担重，生活上的困难得不到解决，加上受煤矿等单位工人提级和实行购货券的影响，于是意见愈来愈大。便发生怠工闹事事件。事件发生以后，这个厂的党委认为这是内部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于是决定按三项原则处理：（1）坚持原则，按工资政策办事；（2）坚持正面教育，防止简单粗暴的解决问题；（3）坚持相信大多数工人的觉悟。有实际困难的予以救济。至于外部问题，则先内后外，候内部问题解决后，再作处理。目前，这个厂的闹事事件已经平息，生产秩序渐趋正常。 + +　　鉴于地级工升级问题确是实际问题，最近，这个厂的党委向武汉市提出四项建议：（1）先解决1956年二级工的这一特殊问题，后按七十条元宝的每年调整工资25%的精神办事；（2）若不能升级，建议实行技术津贴；（3）如不实行技术津贴，建议：采取提级不提薪的办法，以定人心；（4）对有困难的工人进行长期的固定的补助，补助费打算在不影响国家计划的前提下搞点小商品生产来解决。上述问题市委尚未答复。 + +　　 来源：根据1962年4月2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8/000008.txt b/CCRD/2/5/8/0000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95fda6569608251ec44809f2f2eebc5f3fe2add --- /dev/null +++ b/CCRD/2/5/8/000008.txt @@ -0,0 +1,35 @@ +# 上海部分职工和居民对市场供应问题的反应 + +　　<叶世涛> + +　　新华社上海2日讯 今年以来，上海商业部门在市场供应上先后采取了一些新措施，如四十五种主要日用工业品试行凭购货券供应，在郊区农村试行农副产品综合换购，等等。这些措施对稳定市场起了一定作用，受到多许人的拥护。但一部分人看到供应办法不断改变，也产生了紧张心理和不安情绪。 + +## 比较普遍的两种想法 + +　　从各方面反映的情况看，当前职工和居民中，有两种想法比较普遍。 + +　　（一）担心供应办法多。一般顾虑是：（1）怕凭券供应商品的范围扩大，以后样样东西都要凭券凭证。（2）怕调高收券标准，有券买不到热门货。（3）怕凭券供应的办法取消，将来手里存的购货券白费了。 + +　　（二）迟买不如早买，做老实人吃亏。华通开关厂、南洋电机厂部分工人认为目前做老实人不值得。他们列举的“依据”有四：（1）去年旧日用品购买证可以买皮鞋、胶鞋，当时没有买，今天要凭购货券购买，这是“硬伤”；（2）前年上交布券，后来发的券减少，而收券商品扩大，“上了一次当”；（3）钞票存在银行里，东西涨价，等于钞票越存越少；（4）今年拿到购货券，没有早买东西，现在要买，热门货已买不到了，失去了机会。因此他们认为：“手臂长总是好，有了东西实惠，后买的吃亏。”在其他工厂和居民中，有类似想法的人也不少。少数党员、团员甚至提出：“我们究竟要吃亏到几时？” + +## 不良倾向 + +　　由于上述思想的存在，近来群众中出现了以下一些不良的倾向：（1）持币待购，见东西就买，见队就排的情况比较普遍。（2）部分职工经常谈吃、谈喝、谈买东西。力生机器厂少数青工有一个说法：“吃点，穿点，棺材薄点。”诚孚铁工厂有些青年工人业余时间的消遣方式是：荡马路，看橱窗，上馆子。（3）重货经币，储蓄观念淡薄。今年以来，不少工厂储蓄代办所的存款下降。虹口区上海第五机床厂储蓄所，去年12月份有存款一千元，现在只有二百元。 + +## 对形势怀疑失望 + +　　部分职工群众看到当前市场供应上的困难，对国内经济形势产生了一些糊涂想法，也出现了种种怀疑，对前途感到信心不。 + +　　“困难有没有底？”这个问题在群众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不少工人要干部告诉他们：“什么时候食堂有鸡有肉，要啥可以买到啥？”有人认为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是言过其实，政府推卸责任。有的提出：“苦战三年，困难越克服越多，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到1957年水平？”有的干脆讲：“我们不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只要能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就心满意足了。” + +　　少数对现实不满的份子在群众中乘机散播悲观论调，恶意攻击。说什么“大炼钢铁敲门窗（指拆去铁门），大办农业喝粥汤，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毛泽东时代是吃粥时代”，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工人也有不满情绪。如益丰搪瓷厂工人江木涌说：“现在是吃饭不饱，吃酒不醉，吃烟不给，还是从前好。” + +## 基层干部的“苦恼” + +　　当前工厂企业和里弄干部普遍感到意见很多，可是做工作的办法却很少。在市场问题的宣传中，自己缺乏本钱，理不直，气不壮，讲不清道理。有些干部说：“现在情况真是千变万化，一天一个行情，实在说不清楚。譬如牙膏供应断档，草纸脱销，面粉供应多了，精白面粉价格高了等，连我们自己也弄不清。”干部们还反映：“群众谣言不少，叫他们不要听信，不要去排队争购，但谁能担保今天讲了算数，到时候开出支票不兑现怎么办？”南洋电机厂一个车间支部委员说：“一年前叫工人不去争购汗衫、毛巾，是真正挺起腰干宣传的；后来向工人宣传买布鞋不会收布券就留一手，不敢把话讲死；再后来驳斥鞋券不能买棉布的谣言时，我是会含糊糊的；现在听到关于购货券的谣言，我再也不敢宣传了。” + +　　 来源：根据1962年4月4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8/000009.txt b/CCRD/2/5/8/0000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53a3bcd9608f8f3cc23e9be3a979644290a3628 --- /dev/null +++ b/CCRD/2/5/8/000009.txt @@ -0,0 +1,43 @@ +# 关于干部特殊化和党内庸俗作风上邓小平并转毛泽东主席书 + +　　<河南安阳“一群干部”> + +　　（邓总书记并主席：） + +　　我们想把我市当前大家议论得最厉害的一些情况反映一下，希望在百忙中阅一下。 + +　　今年三月初，据说中央要有负责同志们来我市，这本来是好事情，但在某些同志看来却又是个花销享用的大好机会。于是啊！真忙坏了一些人，召开各种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接待筹备会，大事安排：市委住的新盖的三层大楼，不论办公室部长、书记几乎全部“乔迁”，地板是新搞的水磨地，又用了几十个工人水冲、粉抹，用了四十多斤食油，一百三十多斤猪油，擦抹，洋腊热烫。各个房间办公室会议室全部喷香水，本来新制的窗帘，又买了六百多尺布重新更换。 + +　　几年来好沙发已经不少了，又重新买了七套上等沙发、毛布被拉了一平车，也一律换成新的。由市委专门批了二斤大烟土（鸦片）由烟厂负责生产了二十多箱特制香烟。用最好的原料由糕点公司负责特制了三百多斤点心，由蔬菜公司负责青菜的供应。除安阳市能够办到的以外，又派专人到道口买了道口烧鸡，到郑州买了鲜茄、黄瓜、韭黄，到北京买了糕点等副食品。由市公安局长、团市委书记负责，用了几天时间专门审查挑选了招待人员和五十多人的舞伴，由卫生局长负责突击环境卫生，并专门选定了剧团和要演出的节目、演出地点。总之，凡是能够想起的，办到的都有要办，而且都是要书记、经理、厂长、局长、部长亲自挂帅，当成重大的政治任务如数如期完成。 + +　　天啊！真是从上倒下四面八方忙作一团。大功将近告成，许多同志和以往无数次一样，对自己能完成政治任务，感到思想感情轻松和满意，而有负责同志仍觉得“受小城市的条件限制，只能这样，要比上人家安阳地委弄的还差得多”。结果负责同志没有来，没来咋办？把已经买进的东西（仍在各单位的或虽买进领导不需要的除外）工资运费等需报销的“才七千八百多元”，这只是不完全的初算。负责同志没来东西咋办，那好办，正中心怀，会办事而“劳苦功高”的同志依旧是受用非浅。必须声明，这只是我们了解的这一次的部分情况。几年来，比这次更浩大的接待，更堂哉皇哉的宴会，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倒觉得不怎么样。而这次，这次是中央三令五申，而市委也大张旗鼓宣传贯彻“灾荒这样大，国家这样困难，群众生活这样苦的情况下，必须坚决反对浪费、艰苦奋斗节约度荒”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能不使大家非常惊奇和气愤。 + +　　要说执行节约指示不坚决那是假的。现在机关办公用的笔尖、笔记本没有，就不买了，自己想办法；脚踏车坏了没钱修理，下去工作走着去；门上没钥匙也不准买。“节约嘛，就得艰苦一些。”谁说执行节约指示不坚决呢！ + +　　关于反对浪费，十分遗憾的是，近来在本市召开的几省轻化工作等几次会议和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国评剧团等在安阳演出期间，一系列很像样的招待、请客“照顾”等，据说曾惊动了上级，并派人来了解，居然什么也没有了解到就回去了。哎呀！不知道来人是怎么了解的？听谁说的？啊！至于几乎在同时，准备“招待中央负责同志”的情况，上级干部就更没人知道了。 + +　　另外，我们还想说一些“一般情况”，但确是严重影响团结，影响生产工作和大家十分气愤的一些情况。 + +　　中央早就指示坚决停止非生产性建筑，但市委机关今年以来却大兴土木，盖汽车房、宿舍、小饭厅。目前仍继续施工，已花去七万多元。 + +　　几年来由于非常时期、非常情况，也造成了少数“非常人”、“特殊人”、“特殊部门”。高的不用说，只看一下市委机关的两个秘书长的非常生活就十分可观。低标准以来，二位科长家中，嘿！精米、精面、肉、蛋、糖、油、高烟、名茶、鱼类、酒类、糕点、奶粉，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洋车、手表、呢、绒、绸缎、日用百货，是见条就给，且送货上门、上家；影院剧院，携亲带故，自由出入且雅座免费。说的过分吗？不，不仅“非常人”本身，而与非常人有非常关系的人也同样能行。这叫什么作风和什么行为呢？现在反商业部门开后门，那是“本末倒置”。 + +　　这有一点，现在的差别用得太滥了。不论什么都过分强调差别、等级、照顾。谁都承认差别，不但现在，就将来也是有差别的，不过用得太滥就不好了。如吃粮标准，我们这里规定，十三级以上的三十三斤，十七级以上的二十九斤，以下的二十八斤。对老弱病残负责同志适当照顾谁也没意见。可实际情况呢？本来按规定照顾，在现在情况下就不少了，何况对规定照顾的人在规定以外“照顾”的东西要多得多呢。原来十三级以上的二十六斤主粮，加上“照顾”的东西，不但够吃，而且每月十斤、八斤地余主粮，现在又加到三十三斤，这是完全实际需要吗？看看一般小干部，劳动强度大，副食品又少，那他们怎么办呢？部队是战士粮多，干部少，那是根据需要。大家对以上这些“一般情况”，那是羡、怨、怒、谴，各有情怀，可有什么办法呢？只不过低声在寝室说说罢了。难道这些“一般情况”真不值得了解研究？ + +　　上述情况，有的不具体，有的不一定完全确切，恐也不是安阳仅有的事，反映一下供参考。 + +　　 一群干部1962年4月6日 + +　　（附件：） + +## 中共河南省委批示 + +　　这是安阳署名“一群干部”给小平同志和主席的信，反映了几年来我们党内滋长着的一种极其庸俗的作风，每每借口上级来人或开会，便大肆张罗，大摆宴席，极尽其铺张浪费之能事。这种作风已上行下效成为习惯，地、市、县委和省委机关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恶劣习气。这样下去，不但严重地脱离群众，也将脱离广大干部。希望各级党委（包括省委）立即纠正这种资产阶级的庸俗作风，今后招待工作一律从简，省内上级机关，不论什么人下去，一律不准招待。对外招待工作，也要简单朴素，力求节约。 + +　　这封来信所反映的情况虽然有某些情节可能有出入，但是这种风气的普遍存在则是确实的，而且问题发生在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厉行节约的、不准请客的指示以后，更是不能允许的。安阳地、市委必须立即进行检查。请各级党委也认真讨论一下这封来信，如有类似的情况，都要进行检查并报省委。 + +　　 1962年5月27日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8/000010.txt b/CCRD/2/5/8/0000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13f2e03a3c9bddc821aea1c98fbdc98f17982b9 --- /dev/null +++ b/CCRD/2/5/8/000010.txt @@ -0,0 +1,23 @@ +# 上海部分党员干部对摘掉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帽子的反应 + +　　<奚锦芬> + +　　新华社上海讯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在最近召开的全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向一千多党员干部和党员科技人员传达了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在广州科学工作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并组织出席会议的三百多人进行了讨论。 + +　　在讨论中，大家认为这次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的估价是正确的、实事求是的，摘掉“资产阶级”帽子，有利于进一步调动他们自己的积极性。但在讨论中也提出了如下一些不同的看法和问题： + +　　一、怀疑帽子摘的早了，认为不是每个人都可摘掉帽子的，如试剂所徐以尧说：“目前至少对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分子和右翼还不能摘掉帽子。是否可把‘人民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这四顶帽子，作为知识分子的最高纲领和奋斗目标？”也有个别的认为，个人主义严重的也不能摘帽子。上海冶炼厂副厂长张志远说：“摘掉‘资产阶级’这顶帽子，从某些具体人的思想改造来说，似乎是早了。”有的人对为什么在现在摘去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帽子不明确，对戴帽、脱帽以什么为依据也弄不清。 + +　　二、认为摘掉“资产阶级”帽子可以，但戴上“无产阶级”的帽子不妥当。没有好处。高桥化工厂筹备处副主任李万奎说：“摘掉‘资产阶级’的帽子是妥当的，但新的帽子不必戴，总称为知识分子就可以了。”市轻工业局的杨仁甫说：“目前的知识分子，说他们为无产阶级服务是可以理解的，但说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易理解，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无产阶级化”。化工设计院党委书记申象山说：“知识分子有左、中、右三类，中间是多数，叫他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政治上的中间分子是与无产阶级不相容的，既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就不能在政治上分左、中、右。”有的同志提出，到底是四顶帽子一个人戴呢？还是不同对象分别戴其中的一顶？ + +　　三、有人担心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又会翘尾巴了。黑色冶金设计院副院长徐继纲说：“这样一来知识分子会不会翘尾巴？今后会不会滋长修正主义？”建筑材料所所长江殿珵说：“有的知识分子戴上四顶帽子后，反而不自觉，没有改造的要求了，我们要启发他们进一步改造的自觉性。因此，对他们的传达也应广泛一些，免得支离破碎，领会不全。” + +　　四、担心基层党员干部思想跟不上。钢铁所傅元庆说：“知识分子听了报告手舞足蹈，我们共产党员怎么办？特别是基层党员干部思想要跟上去。问题在不在于我们不愿意执行政策，而在于我们没有本领说服下面的同志。”这个所党委副书记张毅反映说，党内贯彻知识分子政策有不少阻力，思想认识很不一致，例如党委为了更好发挥冶炼专家陈用等人的作用，拟加强业务上的专家负责制，有些党员就认为领导上轻视了“群众”，责问领导“究竟要陈用还是要群众？”又如对老技术人员在生活、工作条件上多照顾些，党内就有人反映：“领导上只关心资产阶级，就是不关心共产党员”。有的党员干部责问：“为什么只考虑技术级别，不考虑行政级别？”因此，不从思想上解决问题，知识分子政策就贯彻不了。 + +　　另外，有的人还提出，有些知识分子有双重身分，既是资本家，又是技术人员，对他们的“资产阶级”帽子应不应摘？ + +　　 来源：１９６２年４月９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8/000011.txt b/CCRD/2/5/8/0000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bc37996dcd2f681a80855993b06f2bcbf65297e --- /dev/null +++ b/CCRD/2/5/8/000011.txt @@ -0,0 +1,47 @@ +# 知识界人士对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反应 + +　　<新华社> + +　　本刊讯　　上海、广州、北京等地知识界人士对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在广州科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反应十分强烈，许多人都认为两位总理的讲话对知识分子鼓舞很大。他们议论较多的是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问题，现在这方面的情况综合如下： + +## 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可以更好地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 +　　许多人认为，摘去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帽子，对知识分子鼓舞很大。张国藩（天津大学校长）说：周总理、陈副总理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感到很兴奋。过去怀疑改造何时了，现在脱了帽子有了结果了。过去对党有隔膜，现在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对党更亲切了。过去因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生和子女教育，心中都很胆怯，现在理直气壮了。黄叔培（内燃机研究所副所长）说，我们过去戴了帽子感到不好过，认为去掉这顶帽子，除非入党，现在摘掉帽子，非常高兴，这样可以调动积极性，我的干劲更大了。 + +　　有不少人认为，整风反右以后，知识分子有不少进步，摘掉资产阶级帽子是及时的必要的。王有琪（上海第一医院教授）说，摘掉帽子，是符合当前知识分子的实际情况的，这是客观存在；因为反右整风以后，我们要求进步，为社会主义服务，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又不跑香港，立场基本站稳了。赵家璧（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已经摘掉了，大家都很高兴。过去戴上这顶帽子是必要的，因为可以让大家认识一下自己；今天摘掉也是有基础的，经过十二年来的教育，特别是经过整风反右，大家有了很大转变，如果没有整风反右，就不可能摘得这样快。 + +　　有不少人认为，摘去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帽子，可以密切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对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具有决定性作用。周志宏（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说，广州会议是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总的转折点，知识分子过去是站在那一边，现在已转到这一边来。沈克非（上海第一医院副院长）说，过去我们与党员隔阂很深，大家讲话顾虑重重，现在都是劳动人民了，相互间的关系已起了根本性的变化。 + +　　有些人认为党对知识分子评价太高，感到惭愧，并作了自我检查。梁思成说，我觉得两位总理对知识分子的评价高了一点，我一方面感动，一方面很惭愧。周总理说十二年来知识分子经住了考验，胜利时和党在一起，困难时也和党在一起，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热爱祖国，努力工作，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但我听了这段话感到很惭愧。总理又说十几年来知识分子队伍壮大了，饮水思源，是知识分子的努力。可是我觉得在三年灾害中，我们有个小本本（指供应证），鸡蛋、肉比别人多得多，三年中我们吃了什么苦，反说是骄傲？我们对培养青年人究竟做了什么工作？却说要饮水思源。党对知识分子作了如引高的评价，心中感到惭愧。华罗庚说，提到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们也有责任。过去我们没有把自己当作无产阶级科学家，有许多问题处理不当，真对不起党。在瞎指挥中，非党的人责任很大，如果把不同意说出来，就可以使党在决策时多一些考虑。曾呈奎（中国科学院青岛海洋生物所副所长）说，过去知识分子或多或少有些作客思想，缺乏主人翁感，遇事不敢作主，不敢挑担子，把责任推给党委。今后大家都是自己人了，不分彼此，必须真正负起责任来，尽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 + +　　有不少人一面欢欣鼓舞，一面感到责任重大。张汇文（上海社会科学院教授）说，我觉得摘掉帽子后，头是轻了，但肩膀上担子重了。把知识分子列入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队伍来大家感到很光荣，因此腰杆也直起来了；但要真正拿出东西来，还感到脚软。华罗庚说，脱帽后，我们的责任更重大了，我们一定要以党的心为我们自己的心，一定要以人民的利益为重。软弱性要改，该挡住的事应挺身而出，不应在风里雨里明哲保身，该说不说是不对的。 + +　　有些人认为，摘掉帽子以后，千万不能翘尾巴。李佩淋（沈阳医学院教授）说，我们体会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话不可片面，片面是很危险的。我们应当是两点论，摘掉帽子不等于不需要改造，我行我素是不行的。梁思成说，我认为作为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忘掉我们的原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虽脱掉了帽子，但还必须随时警惕自己的原籍。周煦良在讲到这个问题时说，现在的知识分子，立场只能算基本上转变过来，不能说改造好了，脱掉帽子后，还要继续改造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 +## 少数人对知识分子摘帽子的问题持有不同看法 + +　　但有少数人对摘去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帽子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的论点是： + +　　（１）脱帽与否，对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作用不大。如荣独山（上海第一医学院教授）说，我看摘掉帽子对调动我们积极性作用不大，因为以前我们也是积极工作的。我不知道是否有人由于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而感到不舒畅，现在摘了帽子就调动了积极性？杨梚（上海交大教授）、荣独山（上海第一医院副教授）认为，帽子摘不摘都一样，主要是看我们是否真心诚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真心诚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不摘也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现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待工作都肯做、想做、就是害怕斗争，不敢大胆去做。因此，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领导上对知识分子信任不信任的问题，愈是信任、干劲就愈大。 + +　　（２）帽子是共产党给戴上的，谈不上摘帽子的问题。孙克基（上海妇产医院院长）说，过去说我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一直是不承认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是共产党给我们戴上的，我始终没有给自己戴过资产阶级的帽子，所以也谈不上摘帽子的问题。 + +　　（３）感到摘掉帽子不大习惯，不知置身于何地。满涛（翻译）说，我们在所里讨论摘帽问题时，有人对摘掉帽子感到不习惯，认为明确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有了目标，现在突然摘掉帽子。好象失却努力方向了。有的受宠若惊，将信将疑，不知置身于何地。 + +## 有些人对知识分子政策能否贯彻还有疑虑 + +　　有些人对贯彻知识分子政策还存在以下一些疑虑： + +　　（１）怕中下层干部不能很好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怕好景不长。卢鹤绂（复旦大学教授）说，广州会议只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如何解决，还要看将来。因为参加这次会议的党员干部都是高级干部，中间的一层还没有动呢？可是平常在上面指挥的都是这一批人，他们指挥惯了，一下子转过来不是那么容易。党中央话是讲了，可是下面不服啊！我听旁人说，　次会上有人（指党员干部）对陈副总理讲话中把知识分子称为“人民的、劳动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表示不服气，说“看这一批人（指科学家）干得出什么来？！”，所以我看问题的解决，不在我们，而在党内。 + +　　（２）怕将来变、挨整，不能畅所欲言。徐国懋（民革上海市常委）说，两位总理要知识分子畅所欲言，我看大家还有顾虑。今天讲以后不会再整知识分子了，但是将来情况变了，说“知识分子又翘尾巴”了，还是要挨整的。“阎王好见，小鬼难挡”，大家就怕这一点。卢鹤绂说，今后怎样？很难讲。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担心现在把我们抬得这样高，将来是否会反过来，反得更凶！？ + +　　（３）怕将来拿不出货，帽子还会戴上。陈驹声（上海轻工业研究气工程师）说，摘帽子以后，责任重了，怎样发挥作用，还是个问题。将来搞得不好，拿不出货来，帽子还会戴上的。 + +　　（４）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是紧箍咒，受不了。张国藩说，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很舒服，但戴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又象戴了紧箍咒，受不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很耀眼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更要自爱。过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予生活上有特殊照顾，有方便之处，现在换上了洁白的衣服，就什么都不干不成了。如上高级饭馆现在就要考虑一下，至少要少去几次。 + +　　来源：１９６２年４月９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8/000012.txt b/CCRD/2/5/8/0000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cbcbc257202a54d13bbec5ac8ea6299e6f52968 --- /dev/null +++ b/CCRD/2/5/8/000012.txt @@ -0,0 +1,43 @@ +# 明朗就四川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写给毛泽东的信 + +　　<明朗> + +　　[明朗，曾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因反对李井泉被下放，时任梁平县县委第一书记。他是以县委书记的身份参加七千人大会，并写了这封匿名信。中央办公厅一月二十五日收到此信，印发政治局常委参阅。] + +　　（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并党中央：） + +　　我是在四川工作的一个干部，第一次到北京来参加会议（中央工作会议），来的时候抱着很大希望，希望把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回去愉愉快快地工作，现在，会已开了十几天，看起来，这个希望是不能实现了。 + +　　中央提倡说老实话，所以我想写这封信，把我知道的情况反映到中央。 + +　　这次开会，头几次叫我们体会文件精神，不联系实际。后来允许联系实际了，但，又叫各人联系各人的，不要把责任往上推，往下推。这几天有人给省委提了点意见，又说发言要端正，于是又像在四川开会一样，大家坐在那里磨时间。 + +　　（不许讲话，不许讲批评省委的话，这大概就是四川省委领导这次会议的方针，这不过是李井泉闹分散主义的一个表现罢了。） + +　　在四川工作的干部，上上下下不敢讲话，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只举几个闹分散主义的例子。 + +　　一，毛主席的六条党内通讯，四川省委不准传达，不准贯彻，叫下边从积极方面理解。 + +　　二，毛主席反“左”的八句话，四川省委改成三把刀子变成反右。 + +　　三，中央关于自留地，私人养猪的五条紧急指示，四川省委顶住没有执行。 + +　　四，四川自作聪明提出“一个样”，“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等政治口号，助长强迫命令和瞎指挥。 + +　　五，不执行中央甄别干部的指示，沪州地委第一书记邓自力的错误，是划自留地，解散公共食堂，毛猪下放，甄别的结果，“批判基本上正确”，直到现在省委并没有承认错误，邓自力也没有复职，对其它人的处分当然也“基本正确”。 + +　　六，四川省委前几年规定，农民的的口粮标准是八两，不久以前规定四两、五两、六两，（十六两的秤）有的地方执行下来，农民一天一人只能吃二两、三两、四两，现在还在饿死人。 + +　　七，中央关于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文件，没有发到县，不许县里试点，现在中央作了决定，又规定一个公社保留一个大队不变。 + +　　八，最近中央指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四川省委改成“打击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活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规定万分之几逮捕法办，千分之几斗争打击，百分之几批判，硬说干部中有百分之几十的人搞投机倒把，还规定县委书记要到成都交账，哪个交不出不准到北京开会。 + +　　李井泉这样搞分散主义，结果是怎样呢？结果大量死人、死猪、减产。有的县饿死的人将近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四川全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还要饿死多少人，谁也不知道。像这样严重的问题，李井泉怎么敢叫下面讲话呢？ + +　　中央如果要反分散主义，就应该反反这种人的分散主义。 + +　　 一个四川干部一九六二年一月 + +　　· 来源： + +　　根据作者或他的亲属提供的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8/000013.txt b/CCRD/2/5/8/00001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f657a19c4f99b69c9049303ffe553dc7f78fe7 --- /dev/null +++ b/CCRD/2/5/8/000013.txt @@ -0,0 +1,101 @@ +# 半社会主义论 + +　　<冯志来> + +　　【冯志来(1936--)，男，浙江省义乌人，原浙江省瑞安县农林科工作人员。他在1957年因不满父亲被划为“不法地主”的错案，加上为报考大学被压制写信给当时来浙江视察的人民代表黄绍竑、章乃器、宋云彬，被打成右派、开除团籍。 + +　　1960年，冯右派分子摘帽后，调湖岭农技站工作。在1958-1962年的大跃进和大饥荒中，他先是目睹《人民日报》上亩产卫星万斤的谎言，又在回乡探亲时亲历义乌农民饿孚遍野的惨剧。巨大的震惊和悲伤让冯志来开始思索：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场大灾难？生产力水平落后的中国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出路又在哪里？于是，他在1962年4-6月完成《半社会主义论》、《怎么办》两篇政论文章，直送中共中央。冯志来通过这两篇文章提出，从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出发，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中国，搞社会主义、只能从“半社会主义”开始。在当前中国农村，该实行什么样的半社会主义呢？冯志来作出十分明确的回答：从高度集体化退一步，实行包产到户。不料，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且在会议期间对浙江省委第一书记说：“你们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必须彻底批判！”《半社会主义论》和《怎么办》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活生生的教材。 + +　　1963年，冯志来在武警的押送下回到了老家浙江义乌县乔亭村，重戴右派分子帽子，遣返原籍监督劳动16年。1979年，冯的右派分子问题得到改正，在瑞安县畜牧办公室恢复工作。 + +　　1986年5月，为了感谢浙江试行包产到户的先驱，时任省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云河在他主编的《浙江合作化史料》上全文刊出了冯志来的两篇文章。尘封了24年的旧作得以重见天日。冯青年时代就独立思考、标新立异，在经历磨难之后，这些精神仍闪闪发光。他历任义乌市（县）经济研究中心、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主任，义乌市市场研究会会长；第七届浙江省人大代表。中国农学会会员，中国县镇经济促进会首届理事，中国管理科学院特约研究员，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 + +## 一、什么是我们眼前的出路 + +　　中国人民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英勇斗争，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结束了长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保证了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所以在土地改革以后，我们开始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我们的国家出现了一片繁荣发展的景象。 + +　　但是近年来，由于照我们所创造的一套办法行事之后，那一丝刚刚挂在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嘴上的笑容，又不得不去坐它的禁闭。 + +　　怎么办呢？什么是我们的出路，我看只能象毛泽东同志早先所说那样：“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精神”才能够继续“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 + +## 二、先来温习一下马列主义的一些基本常识 + +　　目前世界上资本主义没落的总趋势，已在不可阻挡地继续着，社会主义已经深入人心，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但是对于我国来说，如何运用已经取得的革命成果，进一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呢？毫无疑问，这应该由我国当前的具体历史条件所决定。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革命活动不应以卓越人物的善良愿望为基础，决不应以“理性”、“普遍道德”等等要求为基础，而应从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告诉我们：社会物质生活体系中，决定社会面貌、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由这一制度发展为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是人民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谋得的方式。而生产的变更和发展，始终是从生产力的变更和发展，首先从生产工具的变更和发展开始。斯大林说：“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无可争辩地走在生产关系的前面。生产关系只是经过一些时候，才会改造得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马克思也曾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当他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革命胜利后的我国，是不是可以不从我国的生产力、不从我国发展的现实需要，来规定我们的任务了呢？是不是可以命令还未充分展开的现阶段生产力提早灭亡呢？是不是可以让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借以存在的那些物质条件还没有在旧胎胞里成熟以前出现呢？我想是不能够的。滑稽的是我们那些以前曾经很聪明的同志，却把这些几乎连中学生都能够回答的问题搞错了，忘怀了，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现在在严峻的事实面前，他们已经明白得多了，发表了一些文章，总结了很多经验教训，转变了一些政策，这当然是好的，但是否已经彻底摆脱了空洞臆想家的地位？我认为还是有距离的。各式各样的清规戒律，仍旧还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儿那样紧紧地约束着他们的头脑。 + +## 三、现阶段中国生产力的性质 + +　　解放前，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一个经济上落后得可怜的中国。1949年全国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仅占19％，全国钢铁生产量从1900－1949间的49年，总共不过760万吨，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基本现代化”工业。轻工业方面，当时的主要项目是纺织工业和面粉工业，以纺织工业为例，虽然中国的棉花产量，是世界各国产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但中国的纺织工业还不及印度。1947年全国所有纱绽总数为460余万枚，布机总数是5万6千台；而印度却有纱绽1千万枚布机20万台。另外全国农民使用着锄头、木犁等简单的生产工具，实行手工操作，所以产量很低。过去有人曾经统计，当时中国稻田单位面积产量只及日本的50％、意大利的40％。这就是旧中国给我们留下来的生产力水平。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没收了所有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特权，建立了全民所有的、中国人民自己的国营经济；同时在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紧接着又开始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我国的生产力得到了大大的发展。所以1952年我国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由1949年的19％上升到40％，以致初步地建成了现代化工业的基础；农业总产值也达到和超过了旧中国的最高水平。不过这并没有摆脱我国工业生产极为落后的状态，更不能说社会主义的社会化生产力已经在我们这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所诞生的新民主主义生产力旧胎胞里孕育成熟。我们仍旧还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我们的工业还不可能为农业提供大量现代化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我们的农业仍旧不得不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农具进行手工操作，我们的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仍占绝对优势，所以目前我国的生产力，是包含着一定比重，但在国民经济中起着重大作用的社会主义工业；又包含着仍占优势的、落后的、手工操作的农业，所以如果我们将旧中国的既有资本主义性质经济又有半封建小农性质经济称为半资本主义经济，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目前的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经济。 + +## 四、中国必须通过半社会主义社会才能进入社会主义 + +　　中国不能通过资本主义而后进入社会主义，这是早有人论证过的，但是它也不可能马上进入社会主义。只有通过半社会主义的相当长的发展阶段，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这是由中国的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这是中国的主客观各方面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任何人都不能违背这个客观经济发展规律。 + +## 甲、目前的半社会主义落后的生产力和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 +　　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我国的生产力状况：我们有一部分先进的工业，又存在大量的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那么，现时我国的生产关系又是怎样呢？在城市工矿企业这方面，我们的基本所有制是全民的，它实行按劳取酬，因此它能够和社会化的生产力相适应。这里没有剥削和被剥削的斗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同志合作的关系，它的存在是依附于现代化生产的物质基础上的；其次我们在一个时期内存在着私人资本主义，存在着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广大工人的不合理生产关系，目前这种生产关系，虽然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加以改变，但仍存在定息剥削。不过，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还不发达，我国的生产力还很落后，为了满足社会需要，我们还要利用它来弥补社会主义生产的不足。所以我们前些年允许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现在允许定息的存在，都是和我国的生产力基本相适应的，但是，以上两种，仅仅是当前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农村，是占全国绝对优势的5亿农民之间的生产关系，是工人或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生产关系，如何使这种生产关系和当前的生产力相适应，便是当前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 + +　　我国农村，自从经过了土地改革，摧毁了封建的生产关系，消灭了阶级剥削，其生产力已获得了彻底的解放。5亿农民为了摆脱贫困，人人都愿意搞好生产、劳动发家，在生产中表现了十足的自动性。那时的生产关系，是农民以本身劳动为基础，自身占有生产资料，没有剥削和被剥削的个人所有制的生产关系。工人（说国家更为确切）则是通过商品生产来与之交换，以价值法则来指导他们生产，也可以说是一种合作关系。这就是政治上工农联盟的基础。这种生产关系是和我国生产力状况基本相适应的，所以它能大大推动生产的发展。不过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的、规模狭小的、经不起天灾人祸摧残的经济，是不可能提供大量粮食和加工业原料的经济，是会产生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经济，但也是能够通过协作走向社会主义的经济。它迟早要被社会化生产所代替，不是走向资本主义就是走向社会主义。因此如何改造小农经济，防止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把它引向社会主义，便是摆在革命者面前的重要任务。由此中国共产党制订了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阐明工人阶级要教育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根据国家生产发展程度，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互助合作运动，这是十分正确的方针。但是近年来，在执行中却犯了主观主义，急躁冒进的毛病，非但在生产力不能为农业提供成套农业机器的时候，实行了全盘（不是苏联2/3的全盘，而是100％全盘）合作化。而且还利用加重粮食征购，平调农民财产的手段，来发展工业和其他事业，从而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遭到了根本破坏，这是众所周知的、不是诡辩所能抹煞得了的事实。 + +　　那么近年来是怎样破坏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呢？有人归结成“五风”为祸，我不想多为累赘。我只是想就半社会主义时期、落后的生产力和实行着的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间的矛盾，来加以讨论。 + +　　目前，我们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实行评分记工，按劳取酬、按劳分粮的基本政策。农业核算单位的规模，虽然没有过去那么大了，但是它的性质非但没有改变，还加上按劳分粮，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富于社会主义（其实如社会主义还象我们这样按劳分粮那才叫人笑痛肚子），所以更加深了生产力的落后与生产关系“先进”间的矛盾。主要表现是农村中劳力多的农户，抢先获得了劳动的机会，取得了劳力少的、多子女的农户相当重要部分的劳动权利、以致使后者陷于饥饿或困难状态，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高利贷剥削和阶级分化；另外建筑在低下物质生产水平上面的农民私有心理和需求大公思想的集体化生产，发生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这就是当前农村的主要情景。加上政策允许扩种自留地，又带来集体生产与个体生产之冲突。 + +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6亿人口的大国，耕地面积不过15亿亩，每人平均还不到3亩，根据现在生产力状况，要解决人们起码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农村里土地几乎成为农民的命根子。土地归谁使用，便是矛盾的焦点。解放前，封建地主利用土地，残酷地剥削农民用锄头挖出来的那么一点点起码的生活资料。使他们受饥挨冻，但终于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爆发了土地革命。土改后农民掌握了土地，这个矛盾得到了统一。生产力于是开始展开，但是我们生产当中最主要的因素依然还是土地，土地仍是农业当中所有生产资料中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仍是当前农业生产当中最有决定性影响的东西，每家每户都希望保持那么一份土地，这是他们衣食之根本，生活之源泉。而劳动力、肥料、农具对于目前中国农民都属次要的、比较容易解决的。因为第一：中国农家一般都有一个以上的正劳力和若干辅助劳力，加上耕地面积不多，所以即使吃口多的农户，也不致发生很大的劳力不足。例如一户五口之家，至少总有一个正劳力吧！而按全国耕地平均，他们只能获得10亩土地，这是不需要化费很多劳力的，除了农忙需要变工互助之外，平时连半劳力也可进行管理；第二，中国农村主要肥料来源是人粪尿和厩肥，一般农家都可以自己安排；第三，当前农村主要生产工具是锄头、扁担、水车、木犁、耕牛至大不过抽水机，一般农户都可以添置，其中比较困难的耕牛，历史上就有代耕的习惯，抽水机之类可以联合购置。所以都不致发生很多困难，更不会发生生产工具占有与使用之间的矛盾，惟有土地作用最大，因为每个农民在其土地上所生产的粮食，除了国税和征购部分，留下来的就是仅有的一分标准极低的生活资料和用来简单再生产的一些成本，如果说有剩余，也是微乎其微了。假如现在有人多种了土地多获得粮食，另一部分人势必减少收入，以致难以维持生活，所以问题是最清楚不过了，如果实行土地集体使用，实行按劳取酬，劳力多的强的农户，就等于多占有土地，夺取别人的饭碗，这样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岂能不引向尖锐。另外问题还不止于此，我们知道中国工人阶级的前身是农民，中国革命干部大多数来自农村，中国人民解放军，大都是穿上军服的农民，中国知识分子也大多出身农村，中国手工业者更直接依附于农村。他们出来做工、出来革命、出来当兵、出来教书，他们的家属子弟大部分留在农村，他们都要吃饭、都要穿衣，他们的劳力都不是那么强，他们都需要占有分内的土地，他们都是基本上有能力经营自己土地的人，而实行土地集体所有按劳分配，他们就不得不和农村强劳力竞争，其结果当然不很妙，因此吃饭就成问题，这样岂能不影响工人、干部、士兵和教师吗？也许这里有人说，我们的政策，除了按劳取酬、按劳分粮之外，还有加照顾的一面。是的，但那仅是政策而已，至多只能发生一些法律上的效力。试问：农村中占优势的是劳力强的还是劳力弱的？农村中领导成分属劳力强的多还是弱的多？例如有这么2户农民一家7口、一家3口，3口者有2个劳力，7口者仅有一个正劳力，如果让他们开会，决定一个利害问题，能够有表决权的孰多孰少？我想3口之家无论如何是不会吃亏的，家口重者难免要受排挤，这难道还不很明白吗？何况问题不止于此：实行“先进”的集体所有制，需要有一套完整的经营管理办法，需要数以百万计的管理人员。单生产队的队长会计，就不知要多少，据我所知有的生产队干部误工占整个化工的7％，多的达10％。你看原本农民的生活水平就已经极其低微，再叫他们负担这么多人的生活费用，哪能不影响到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同时生产队的经济权由少数人掌握，在我们这种人人为最低限度生活操心的时候，怎能不产生贪污之类的弊病，即使是真正没贪污，农民也不大放心，所以又怎么不影响到他们的生产情绪。问题还不止于此，集体化之后，人们把自己的命运交托给集体，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种依赖情绪，那种建筑在物质水平低下上面的自私心理，大大障碍着集体生产的发展。例如对公物不爱护，热衷于获利工分，不注意生产效果等等都是和集体生产所要求的，建筑在物质水平很丰富上面的大公思想相对立。何况农业生产又是非常复杂多样的生产，它要求人们普遍的、无时无刻的专注。如果生产者事事惟工分出发，而不注意劳动效果，那又怎样谈得上发展生产呢？其次目前政策允许农民扩种自留地，想以此来弥补当前生产中的不足，这是一种可爱的想法，当然也是一种比较开明的措施。可是它除了测验了一下民意之外，就显见得不够明智了，为什么说它是比较开明呢？因为它不同程度地缓和了一部分农民饿肚子的矛盾。为什么说它测验了一下民意呢？因为农民包括了一些干部和工人，对自留地都很感兴趣，十分乐意在自留地上劳动，而这种自动性正是发展生产力所十分需要的，它雄辩地告诉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生产关系，才能适应当前的生产力。又为什么说它显见得不够明智呢？这是因为：第一，自留地好比吸铁石一样将农民的兴趣吸引到她身上去，从而分散了农业生产的肥料和资金，我们知道我们的肥料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本来应该把它用在刀刃上，用到最好的土地上，但是规定了扩种自留地政策之后，农民挖掘了荒山野地，将很大一部分肥料和资金投到这上头去，究竟将仅有的这点成本分散用好呢，还是集中用好？用在熟地上好还是用在荒地上好？我想农学家是能够作出回答的。第二无限制的开荒扩种，破坏了草地、林地、耕地应有的比率。农民说这样下去，粮食也许多了点，柴草可没得烧了，这究竟是保持水土还是破坏水土？我想是破坏水土。有的人动口就把经济危机归结为自然灾害，我看这才是真正的自然灾害，何况很多地方见缝插针遍地垦植，连牛羊也在发愁苦恼。第三，劳力不足地区，本身负担沉重，现在又多了一个包袱。第四，土地少的地区无地可垦也无地可分此种办法也就行不通。由此可见，分分自留地允许社员开荒扩种也不是一个好办法。 + +## 乙、必须建立一种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 +　　既然目前农村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如何自觉地来加以调整？农民说：“应该包产到户”。我认为这确实是一条相对的唯一出路。也许有人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路线、是资本主义复辟、是恢复小农经济、是单干。我们说这完全是十足的“装腔作势”，实“借以吓人”。诚然，“包产到户”，实质上是单干，是搞小商品生产。但是它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单干和小商品生产，它是在土地国有化前提下（我想可以这样说）的单干和小商品生产。这难道和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小商品生产一模一样吗？难道有人看到自己的父亲有鼻子，就认为有鼻子的人都是自己的父亲吗？我看这些动不动就扣资本主义帽子的同志，大概是被资本主义吓得昏头胀脑了。 + +　　那末，我们所提的小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小商品生产有什么不同呢？ + +　　第一，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已经能够为农业提供大机器，所以它的小商品生产已经远远地落后于其生产力的后面，它“本性上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业、科学的进步和应用。”但是我们的生产力，却还没有能力为农业提供机器，即使可以提供一部分机器，使用机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水田机耕问题，客观上没有集体经营的迫切需要。 + +　　第二，资本主义大工业、大农业与资本主义社会小农业，是一种剥削和竞争，大鱼吃小鱼的关系。其大农业由于广泛使用贵重机器，生产率比小农高许多倍，加上大农业能得到资本主义协作和分工的一切好处，如产品销售、信贷等等，所以在自由竞争中，小农难免破产；同时资本主义工商业又通过商品来对小农进行剥削，所以阶级分化不能不愈演愈烈。但是我国却是一个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拥有自己的、全民所有的、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国营的社会主义工商业，国营经济和小农经济不是剥削和竞争的关系，一方面国营经济属于全民所有，所以大工业、国营公司、银行、铁路，非但工人阶级有份，5亿农民也人人有份。农民支援了国营经济也就是支援了自己，另一方面因为国营经济性质是全民的，它就不能不回过头来为自己的大多数主人——农民服务，它得通过各种形式，根据自己的可能来为农民提供农药、肥料、生产工具、科学技术、甚至生产资金。 + +　　第三，资本主义的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土地占有者手里，小农往往受到地租剥削，所以土地所有权就和土地使用权分离开来，大大挫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由于土地的私有，就可以自由买卖，如果小农遇到天灾人祸，就可以出卖土地，这样一来他们以后的生活就失去了依靠，就会难以避免地出现贫困饥饿。至于我国土地所有权几乎成为国有，至少也是集体所有，我们实行“包产到户”，就是将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毋需什么地租，也不会出现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矛盾。如果部分农民出现天灾人祸，也可以由自己的政府、自己的银行、自己的信用社来加以帮助。他们没有必要出卖土地，也没有权利出卖土地。所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我国的小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小商品生产，有着根本的不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小商品生产是落后的，不可避免地要通过阶级分化然后被资本主义大生产所吞噬。而我国的小生产是包含着社会主义因素的，没有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领导的小生产。它完全可以通过繁荣发展逐渐联合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大生产中去。它可以避免阶级分化，它可以克服天灾人祸所给予其中少部分人的困难，它不会与当前的落后生产力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就能够调动全体农民的积极性，得到全体农民的拥护。 + +　　不过这里有的同志可能又要说“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进行的”，“没有合作化，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业、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这种讲法究竟站不站得住脚？让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 +　　不错，苏联的工业化是没有离开农业集体化去孤立进行的。 + +　　但是俄国革命前已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革命之后也是先在新经济政策下实行工业化的。到1927年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增到42％，他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感到小农经济的落后，才感到谷物的不足，才产生必须在农业方面过渡到能运用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并把谷物业商品产量提高几倍的大规模生产的要求。到1929－1930年间展开的农民大批加入集体农庄运动的时候，社会主义工业已发展到能够大批生产拖拉机和农业机器了；其时苏联的工业比重已占国民经济的52％，但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数，仅占各出产谷物区里总农户数的40－50％；1933年苏联已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工业产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增加到70％，但是直到1934年，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才占总农户数的75％，当时他们在农业工作中，使用了28万1000架拖拉机、32000架联合收割机。所以他们的工业化才是真正没有离开农业合作化去孤立进行，才是真正有计划、有领导地用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法去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和主要农作物产量很低的矛盾”；才是真正没有离开物质基础去胡作非为，这才叫做“因势利导”，而不是“凭空起跳”。 + +　　当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它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应农业使用的现代化运输工具的生产……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使用。”但是难道我们已象苏联那样工业化了吗？如果没有，那么工业化应该怎样化起来？难道先要集体化生产而后才能工业化吗？那么集体劳动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为什么不会工业化呢？我看世界上还没有产生过不先依靠小生产的积累而发展起现代化工业来的实例，资本主义的发展起点也是小商品生产，社会主义苏联的发展起点是资本主义加小商店生产。难道我们这样一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母胎里诞生出的国家，可以否定这个客观真理？路是一步一步走的，饭是一口一口吃的，走得太快要跌跤，饭咽得太快要梗阻，但是我们的同志，却连这么一点起码的常识也不知道。 + +　　我们研究了我国小商品生产的特征，明白了它不是产生剥削、产生阶级分化的社会基础，而是能够适应当前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制度。 + +　　我们温习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明白了我国目前实行农业集体化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形成，或者说没有完全形成。 + +　　我们研究了我国当前的生产情况，明白了生产关系仍旧障碍着生产力的发展。 + +　　所以应该得出结论：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农村中实行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的，也叫做“包产到户”的小商品生产，允许农民独立经营，允许为他们服务的小商小贩和手工业者的独立活动，建设既有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又有在国营经济领导扶植下和社会主义经济互相协作的小农经济底半社会主义。 + +　　我们主张这样做，是完全从中国现阶段生产力出发，从旧中国遗留给我们的，现在也好不了多少的物质基础出发，也就是从一穷二白出发。完全是为了调动全体劳动农民的劳动自觉性；完全是为了解决6亿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完全是为了加速恢复近年来人祸天灾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完全是为了抑杀当前农村高利贷芽头，防止阶级分化；完全是为了孕育已经受了社会主义之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所产生的这颗半社会主义结合子。绝不是象有些人吓唬我们那样，说我们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替少数人打注意。”相反地，这是6亿人民的呼声！是中华民族的呼声；是巩固工农联盟所绝对必要，是解决农民生活问题所绝对必要的，是巩固人民民主国家所绝对必要。 + +　　但是，我们主张建设半社会主义社会，主张坚决退却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千篇一律全盘否定集体化呢？不是的，相反地，对于那些条件已经成熟的地区，如人稀地多已有条件实行机械化的地区以及连年确实增产，群众自愿集体生产的地区，非但不应该“包产到户”而且还要加强领导。即使实行小商品生产的地区，也要保留和发展信贷合作与农忙变工互助；还要解决大农具如抽水机之类的集体购置、水库等的集股修建等等。但是我们始终认为集体化的程度必须以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为依据，它必须经过小商品生产的孕育，成熟后才能临产。一个接合子，不可能一下子就变成婴儿，它必须通过细胞分裂，通过必要的积聚，然后一步步变成肠子、皮肤、肌肉、骨骼直至五脏六腑俱全了才能脱离母胎而临产。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也是一样，有条件变肠子就变肠子，有条件变五官就变五官，也要通过量的积聚过程，才能正常发育，变得太快是不可能的，阻止它的发展也是不成功的。 + +　　有的同志还有一种论调，认为当前人民公社是最完备的形式。它可容纳目前的生产力，又可容纳社会化的生产力，还可容纳共产主义的生产力，这真是荒唐透顶。我们知道半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本质不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又有着本质不同，而本质和内容决定形式，这怎么可以共通呢？当然里面有着继承关系，前后也有相似之点。但那是父亲、儿子、和孙子的关系，如果象他们所说那样，父亲、儿子、孙子不是仅需一个名字一个躯壳就够了！本来人民公社这样一种共产主义性质的形式，只是我国人民所想象的将来临产婴儿的模样而已！要想将胚胎预先取出当婴儿抚养是不行的，即使给他穿上美丽的衣衫，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杀鸡取蛋也是要不得的啊！ + +## 五、结束语 + +　　总而言之，社会的发展是客观的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口口声声讲历史辩证唯物主义，口口声声讲群众路线的同志，不应该忘记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不是神仙、不是皇帝、更不是那些英雄豪杰，全靠人民群众自己救自己。”我们也不否定英雄和杰出历史人物的作用，正如联共党史所叙：“英雄杰出人物，只有当他们能正确了解社会发展条件，了解应如何改进这些条件的时候，才能在社会生活中起重大作用。英雄和杰出人物如果不能正确了解社会发展条件，却竟不顾社会的历史要求而胡作非为，俨然以历史‘创造者’自居，那么他们就会变成滑稽可笑一钱不值的倒霉人物。” + +　　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领导者，由于他们正确地了解了我们以往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不过现在还要进一步去研究中国的社会发展条件，看清楚中国的天，继续正确的引导人民前进！毛泽东同志说得好，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的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我们希望拿这个标尺来衡量一下工作。 + +　　最近一段时间，国家贯彻了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工作方针，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国民经济有些好转也是事实，但这只是相对的好转，绝不能沾沾自喜！同时周总理在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提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十大任务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进一步发扬民主努力造成、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都是中国人民当前迫切要求的。但是如何来保证这些任务的完成，如何才能造成这样的政治局面，就离不开处理好生产关系这个问题，尤其是处理好工农关系和农村中的生产关系。 + +　　近年来，我们已为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初步基础，这是伟大的成绩，它今后将对整个国家的建设起重大作用，但切不要把功劳归结为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上面去。这应该是土改后经济繁荣的结晶，是农民（基本上是农民）使用了所有的积累，甚至是生活资料和简单再生产的成本所换来的，是带一些病理的畸形的色彩发展起来的，是牺牲了很大一部分农业而发展起来的，是剥夺农民发展起来的，我们应该从中得到有益的教训。 + +　　理论是实践的总结，正确与否，人民最能识别。那种人民不能从自己亲身实践中感受到正确的理论，是没有力量的空洞的理论，因此就不能掌握群众，即使目前暂时占统治地位也无济于事。人民群众还是按自己的判断在脑子里打圈圈。所以它只能增加混乱，助长情惰性力量，更不可能出现生动活泼的空气。而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所以有生命力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的理论脱离了实际，犯了一些错误，当然是不奇怪的。我们不怕犯错误。但是我们犯了错误，就要承认错误。彻底地检查产生错误的原因，坚决地改正错误，这是聪明的办法。无产阶级应该有这样的勇气。 + +　　总之，目前国内外形势，不允许我们有丝毫的犹豫，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人人都应去冷静地想一想，究竟什么才是真理。 + +　　 1962年4月21日于瑞安湖岭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8/000014.txt b/CCRD/2/5/8/00001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2598885bd63da6c93b179c878c5346f2ce63cb --- /dev/null +++ b/CCRD/2/5/8/000014.txt @@ -0,0 +1,163 @@ +# 当前形势怀感：关于当前农村问题上中共中央书 + +　　<杨伟名、贾生财、赵振岗、樊印山> + +## 【杨伟名（1923年－1968年5月5日），陕西户县人，中共党员，农民先觉者。杨曾参加中共地下党工作，1949年2月入党，当年冬天自行脱党回乡，1957年重新入党，任生产大队会计。 + +　　1959年到1961年，在大跃进-大饥荒期间，陕西农村更是“人困、马乏、地薄”，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实际上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作为生产大队会计的杨伟名，生在农村，长在农村，长期工作在农村，天天同农民的生产生活打交道，最了解农村实际情况，对农村各种实际问题也最有发言权。他把自己的所见所想，同生产大队干部交换了意见，先后撰写了十多万字的文章、意见和建议，最后经过深思，又写了题为《当前形势怀感》（又名《一叶知秋》），的万言书，由杨伟名和大队党支部书记贾生财、大队长赵振离三个共产党员署名，于1962年5月10日，分别寄给中共户县城关公社党委、户县县委、咸阳地委、陕西省委、西北局和中共中央及有关负责同志。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初期”概念，提出“物资自由市场开放”、“农业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的政策，提出“借助自由交易，满足群众要求”的观点。 + +　　1962年8月6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点名批评了户县三个党员来信。针对信中“一叶知秋，异地皆然”的一句话语，毛泽东说：“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写信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赵伯平一直认为“包产到户很可能是中国农民的创造”，因而对毛泽东的批评始终没有表态。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的一次讲话中问：“对户县三个党员来信回答了没有?共产党员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10月，结合贯彻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省委宣传部，咸阳行署和中共户县县委的负责同志，四次找三个党员谈话，指出来信的“错误观点”；接着，中共陕西省委将《三个共产党员来信》，定性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在全省展开批判。杨伟名在被迫作检查时，仍然坚持：“说我提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是不能同意的。” + +　　这些文字让他在“文革”中遭受严重迫害，并最终迫使他走上绝路。他只活了不到46岁。1979年改革开放后，中共户县县委为他平反。杨伟名因其“物资自由市场开放”的观点一度被誉为“民间顾准”。】 + +## （1） 前言： + +　　参加农村基础工作，己八年有余，俯首回顾，百感交集！尤其在当前困难形式下，其所见所闻，势如汹涌狂涛，冲出心膛。每于激动之余，口述笔道，常至情不自尽。 + +　　这篇“怀感”不是向上级领导“报喜”而是“报忧”。但就目前形势而言，“报忧”重于“报喜”。因之“怀感”所及，似颇多“苦口之药”与“逆耳之言”。 + +　　这篇“怀感”于各节申述中，不少雷同重迭之处，所以然者，旨在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比喻，反复说明问题。 + +　　这篇“怀感”所属个人见解，或为“一叶知秋，翼地皆然”或为“坐井观天”而流于“管窥之谬”。而其所道所说，系实践事实与亲身体验，真实程度，颇堪自信。 + +　　这篇“怀感”，因限于个人水平，仅止“感性”认识的汇集，未“理性”后阶的推理，又因阅读不多，而引证绝少。 + +　　这篇“怀感”除“如实反映情况”并表达个人见解外，诸如锻炼、习写、亦在“原旨”之数。 + +　　这篇“怀感”拟邮寄有关领导及个人，作为研究参考之用，并望赐复指正是幸。 + +　　兹将“怀感”所及分别记述于后： + +## （2） 忆“撤退延安”： + +　　一九四七年四月间，我党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以形势的发展说明这一步骤是极其“英明”而“果断”的。当行将“主动撤离延安”的时候，有些同志思想搞不通，认为延安是党中央所在地，一旦“撤守”，无论国际视听，人心士气都将影响很大，必须尽全力保卫才好，且当时真按照这样的观点去作，不但当时保卫不住延安，并将于“被动撤离”之后，欲自图收复，诚为难矣。 + +　　目前我们己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调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频子破碎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何今暗而昨明，这种情况，已经“一望而知”的事实，用不着我们连篇累版的再行分析了。 + +　　看来形势是逼人的。不过困难的克服，倒是容易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尽速的应用于当前形势：诸如“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 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见以下各节。关于“一类物资自由市场开放”问题前曾另有专题） + +　　几年来我们是朝着“退”的方向作的，并且收到效果，不过还未到佳，应进一步就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方针作全面“彻底”的调整！直到困难克服而后止。 + +## (3) 处方： + +　　医生对病者的诊断过程：始则“望、闻、问、切”，进而分析，研究对病情作出诊断，然后“处方”以治之。当处方将用未用之前，“处方”的效果，尚属医生估计分析的“可能性”阶段：而处方的真正有效与否，须依病患者服药之后，病情如何以为断。将处方未用前，仅属“可能性”的效果，过早的当成“现实”的效果，则是不妥当的，病患者病情的“好转”与“痊愈”，才是“处方”有效的验证，反之则反矣。 + +　　当病患者服药之后，病情未见“好转”或反有“好转”而迟迟不能痊愈时，可尽快的重新调整“处方”。于是对病患者的论断治疗工作，直至病情痊愈而后至。 + +　　同理，为了克服当前的困难，我们已经采取了不少措施，并且估计所采取的措施，对于克服当前困难的措施应用和调整，则要到困难得到彻底克服而后止。目前我们已经采取的步骤“三大政策”……等，不能认为是克服当前困难应用措施的最后一步。 + +## (4) 腰带： + +　　一个人勒条“腰带”，走起路来,会感到紧凑轻便，不然又会觉得涣散无力。看来勒紧“腰带”，倒是十分有用的。不过所谓“有用”也只仅是一条而已；如三条五条的把混身都捆起来，那就即便是一个走起路来健步如飞的人，也动弹不得。 + +　　再者：“腰带”的有用除了“仅只一条”而外，而缠在腰里的“腰带”，一定要“松”“紧”适度，过于松了，固然不行，而过于紧了倒会令人“气喘” + +　　目前我们国家的整顿国民经济形势，是否有“气喘”的象征？是否存在着“混身捆着”“腰带”动弹不得的意味？果有之，只有“解带松腰”才能“气和神安”；只有“腰间仅缠一带其余皆尽解”，才能手动脚灵。 + +　　按国营经济形似人身,中、小型工商业“自由生产”,农村“包干任务”外的“自由贸易”，则如人身的手足，无人身、物足无依附、无手足、人身失所能、两者相依相成，关联互赖，其理多为明显，毋容赘述。 + +## （5） “改造”与“节制” + +　　几年来，尤其是近两年来，市场供应情况，显得特别紧张。回顾一下这种紧张情况，是发生在一九五四年开始私人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改造开头两年，还不太看出，这是因为原来“社会产品”的储存，继续维系着市场供应的结果。而紧张程度的“与年俱增”，应看作是“原有”储存逐浙消耗然。（这与农业合作化开头几年用“单干时土地遗留下来的肥力长了几年好庄稼”以后则“每况愈下”的情形是十分相象的）虽说市场紧张程度的“与年俱增”，不必尽属于此，但属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则是可以肯定的。 + +　　按说私营工商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生产力”得到“解放”，产品当逐增多，从而市场供应亦当日浙充盈，但其结果，却正相反。对此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追求所以致此原因：一、“改造”的“面”过“广”，把还不适于“改造”的中、小型工商业都统统改造了，这样旧的“生产关系”破坏了，新的“生产关系”因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迟迟不能形成（或是形成了而生产效率反不如从前），从而出现“脱节”现象。二、农业的影响：农业生产迟迟不前，不能给工业提供足够的原料。关于第二个问题属“外在”问题，第一个问题则是“工商业改造”本身问题。就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基础看，除了较大的私人工商业可以采取改造的步骤外，一般中、小型工商业，只宜采取“节制”的方法。（按即孙中山先生的“节制资本”）“节制”其使之不足以“操纵国计民生”仅取其合法利润。（这与“恢复单干”一节中土地到户，权归集体，既能促进生产又可堵塞阶级两极化是一样的）于是我们目前的工商业政策，应在一定程度上，用温和的“节制”方法代替“改造”的手段。 + +## （6） “恢复单干” + +　　近来农村中不断有“恢复”的传说。这种“传说”，我们不能认为是“别有用心”者的造谣，说它是目前农业群众“单干”的思想倾向的反映，则是有比较妥当的。如果目前农村群众在思想上有的存在着“恢复单干”的愿望，那么他所希望“恢复单干”是否就是合作化前那样的“单干”呢？就目前群众的认识水平和交谈情况看，多半数“是”，少半数“不是”；属于“是”者，这里且不必说，属于“不是”者，却有必要提出来讨论。 + +　　目前有不少的人在认识上觉得：现在要“恢复单干”，就不必恢复合作化那样的“单干”，而是以新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单干”形式出现。在这种“单干”，其所以不能与“合作化”前的那种“单干”，正是因为：土地虽分到户，而地权仍归集体所有，牲口农具可以私有，既不能买卖，也不能出租，劳动致富，生产发家，剥削行为概不能有。 + +　　就目前农村客观形势看：（1）社员集体观念太差，近两年来，更是这样。（2）农村基层干部尤其是生产队一级干部领导水平过低，远不能适应生产队工作需要：任务过重，力量过怯。 + +　　按：“社员集体观念太差”，“干部领导水平低”，看来是个教育锻炼问题，而“锻炼”和“教育”，则是长期的，而当前的存在问题，却要求“立竿见影”。 + +　　按：“新的”“单干”形式，既能适应当前客观条件，又符合按劳分配杜绝剥削的“社会主义”原则，堵塞了农村阶级的两极分化，至于将来如何适应“机耕”问题：他们认为不必要采取“酒席摆好，还没有客”的等待办法，（土地老早就连了片迟迟不见“机耕”来）。等到机械、操作机械的人、群众愿意走向集体的倾向、自然形成“合格”的领导、集体生产的基层干部等条件都具备了，然后根据群众自愿，“因势利导”的朝着集体促进。 + +　　按：“分田到户”不是要求一律“单干”而是愿意“单干”者，可以允许，愿“集体”者可以另行自愿结合。这样“集体”与“单干”两种形式，同时并存。估计这样因皆出于个人处愿，生产是会搞地的，如在全作化时虽说“入社自愿”实际多为“大势所趋”，现在采取“自愿”，正是补救了过去的“不自愿”，农业合作化以来，生产所以停止不前，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初多数不是出于真正自愿有关。 + +　　有人虑及“分田到户”于国际视听有碍。其实“人民公社”依旧保留，“分田到户”仍归公社领导公社社员。至于“集体”与“单干”之间的关系，“单干到户”归队领导，还是归公社领导可以另行研究。 + +## （7） “过”与“退” + +　　据医生朋友们谈：人所患病症中，有所谓“并发症”即如患“麻疹”引起“肺炎”，患“急性高热”引起“脑症炎”——昏迷、抽风等——以上后者皆为“并发症”。又据谈前者病之“本”后者病之“标”，治疗之道以治本为主，“标”则兼而治之。把这与克服当前革命工作中的困难比较，道理也是一样的，目前我们工作中的存在困难是很“严重”，而这严重困难的造成，自有其根本的“渊源”——“病之本”。而目前存在的诸如“粮食困难”、“市场供应紧张”，并由此而产生的“走后门”“投机倒把”、“盗窃事故”、“逃荒迁移”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意志消沉”“丧失信心”、“怨声一片”“不安心工作”，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谊情寡浅”等不正常的精神表现，统属于“病之标”。对于这些存在问题的如何设法消灭，则属于兼而治之的事，要希望问题能够尽快的获得“根本”的解决，那就只能是“探索渊源”而治其“本”了。 + +　　现在进一步我们要问：目前严重困难产生的“渊源”是什么？而克服的根本办法又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必多所引证，只就“过”与“退”二字略作申述： + +　　所谓“过”与“退”者：如某甲赴某村，距十里，行之十五里过五里，退三里，犹还退二里，退十里，复又不及五里，终退五里，始抵村境而止。想来我们目前严重困难产生的“渊源”，是走“过”五里路的问题，；因之克服困难的“根本”方法，也就只是“退五里”的问题了。几年来，总的形势我们是在“退”。至于迄今为止，我们已经退了几里？还需再退几里？这是我们所要提出进一步共同讨论的问题。 + +　　我自己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这个既“穷”又“白”的薄弱基础上由四九年解放起到五五年合作化为止，仅只六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就真的完成了吗？答复是否定的。并且要在短短的六年的时间内，把一个具有六亿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强大的工业国家，无论如何是不能想象的事。 + +　　有人曾经说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当两步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那么如果说，我们第一步没有走好，第二步怎么会走好呢？ + +　　按说，“新民民主义”建设需要二三十年、由新民主主义逐浙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的“转化”过程又需要二、三十年，由此看来，象我们过去所做的显然是“拔苗助长”，“这犯了客观规律”。 + +　　从上述情况看来，回答我们需要再退“几里”的问题，是很简单的：工商业政策方面，大体遵循孙中山先生“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的原则。农业方面：按照“集体”“单干”听凭自愿的愿则。这是“养鸡取蛋”，有别于“杀鸡取蛋”，这是“釜底抽薪”，有别于“扬汤止沸”，这是治本之道有别于“治标”之法，这是我们要“退”的终点。 + +## （8）“走后门” + +　　“走后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人人都明白，就不再说了。“走后门”这回事是什么时候才有的？大家都还记得：是从五八年开始露头，从这以后，逐年显著，到目前为止，已经成为普遍的事实了。 + +　　因为“走后门”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前此在工商企业各行，还大力的反过一次，从这以后，“走后门”的事，比起从前少了些，不过采取这种“反”的办法要收到“绝对”堵塞“后门”的效果，是不可能的！至于如何“彻底”消灭“走后门”的问题，下面好来说它： + +　　近来自行车标价六百余元，大量出售，顾者虽亦不少，而排队争购之局，已见敛迹。何以致此？缘“自用者”购之，欲之“渔利”者却步使然。 + +　　“高价”自行车的出售情况：给我们提示出“走后门”这件事产生的根源，以及消灭“走后门”的根本办法，这就是：一、牌价与黑市价格差距过远，暴利过大，把这与目前群众觉悟水平结合起来，有如“风流女子”与“贪花浪子”欲求不沾沔、是不可能的。二、凡出售给农村的一切工业产品，皆以高价出售，农产品及原料收购以“高价”付之。统购派购的农产品任务，以满足农业以外靠工资吃饭（设目前工资不变）的各行业人口生活需要为度。 + +　　这样以来，“黑市”不存在了，“走后门”的路彻底根断了，投机倒把的事情去随着想应减少、以至消灭。至于因各地区之间的物价参差、而进行贩卖从中渔利者，我们应从积极方面把他看成是“促进物资交流”的正当行为，不能与“走后门”式的“投机倒把”相提并论。 + +## （9） 市场管理 + +　　按国家统购政策，一类物资是不许上市的。但就目前形式看，一类物资“自由交易”的行为，已成普通存在的事实，并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这对一些领导同志来说，也是很清楚的。 + +　　可以设想，如果我们对“一类物资”竭尽全力采取严厉取缔的办法，不但得不到什么好处，反而会使粮、棉、油等物资供应情况，更加紧张，尤其春荒时期，粮食的困难程度更为加深，也正是因为如此，所谓“不合法”的一类物资“自由交易”行为，才能以公开秘密的形式，普遍出现，并一直存在着，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有关市场管理问题如馍、饭、蛋、肉、莲藕等“自由交易”，就无必要再加禁止了。 + +　　按目前国营集体经营的食堂等行业的供应状况，远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因此正可以借助“自由交易”的支援，共同满足群众的要求。这样难到还有什么坏处吗？有的同志认为：这样会助长“投机倒把”。其实这是见木不见林的办法。我认为“投机倒把”是“大利”中的“小弊”，就象因为“抱小鸡”才发生 “ 鹞子捉鸡”的事，我们能因怕“鹞子抓鸡”就不“抱小鸡”了？看来真正的鹞子要防，而“鸡”终是要“抱”的。 入春以来，户县市场管理工作中，曾有过几次大收，——包括膜、肉、蛋等。其结果，除了引起群众一片怨声，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供应紧张情况外，看不出有什么好处，并且在所收东西（馍、蛋、肉）等的问题的处理上引起群众的种种怀疑和不满。 + +## （10） 烦琐的哲学： + +　　据说，毛泽东同志在把“农业社”（后改为队）每年制订的“三包方案”称之为“烦琐的哲学”，也正因为这部“哲学”过于“烦琐”，现在已决定不再采用它了。然而放眼看来，我们工作中的各项措施和方法，可称之为“烦琐哲学”的，倒不仅限于“三包方案”：这里试举一二件小事谈起。 + +　　今年三月间，给我队的鸡蛋派购任务是十八斤，所辖生产队九个，每队平均二斤，将任务落实，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所做的具体手绩如下：一、供销社同志送来红糖九斤。二、大队向各队下达派购鸡蛋任务，并通知把蛋送交大队。三、因蛋价低，社员销蛋不踊跃，组织干部作思想动员工作。四、大队干部称收各队送来的鸡蛋，并按规定每斤付红糖半斤；五、供销社按每斤蛋奖售半斤粮的规定，又送来包谷九斤，并叮咛发给各队；六、按粮、糖、蛋各自计价，并向队找补价款。七、大队通知各生产队领取奖售粮——包谷一市斤——又领找价九角。八、各队原来所交鸡蛋，有的来自社员各户，各户所得的粮、款粮为几两几分，款为几角几分，逐户称粮点款。九、大队分粮、糖中或多或少，总有损耗需写书面证明财务队长签字，再作帐务处理。十、完成任务过程中，无论蛋的交纳、糖、粮、款的领取，须催逼再三，令人大害头痛。 + +　　以上收购十八斤鸡蛋的手续，看来是够“繁琐”了！而目前这种“繁琐“，并不限于我队，也不限于鸡蛋收购一项。 + +　　另外在“计划供应”中，有过这样一回事：供销社给我大队配套了带酸青颜料六包计六市斤。全大队二百八十六户，每户平均二分多些，如何分想呢？十分作难。谁家需要就给谁家吧，其实谁家都需要。既想不出妥当办法，又不敢叫群众知道，怕闹出纠纷，只好暗里一户一包分配给认为“需要”的个别户。（其实这是不合理的，但是又无法合理）。 + +　　关于鸡蛋收购问题，我曾向供销社收购鸡蛋的一位同志谈过：你们门市部如果用“自由市场”或稍高于“自由市场”的价格收购鸡蛋，不但手续简便，而收购率将会数倍提高。如果认为“高价赔本”，何不“高售”“高价”，这样以“高”对“高”，虽高何妨！这位同志答“有理”。 + +　　关于“以高对高”的办法，其好处不仅止“何妨”而已，内中还包含着通过“价值法规”，鼓励“养鸡取蛋”的积极作用。而所售的东西，又会为最需者购之。以上所虽一二例，然而“一叶知秋”，异地皆然。 + +## （11） 双程轨道： + +　　双程轨道，车可对开，东来西往，互无妨碍，如双轨交迭，则相与冲突而互为路障，甚或撞击而两车俱伤。再者，车之交替往来，如环之周而复始，循环无息，设无东来之车，西往之车可尽，无西往之车，东来之车可竭。 + +　　借用上述比喻，说明“民主集中制”中，“集中上去”“与贯彻下来”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是颇为适宜的。按：广大群众的意志是通过“集中”的那条“轨道”，“集中上去”的。“集中上去”的意志通过加工整理，作出决策，又通过“统一领导”的那条“轨道”“贯彻下来”。这个一“上”一“下”，有如两套列车沿着各自轨道，相对而开，而互为妨碍。当群众“意志”与“现行政策”——那怕是当时正在特别强调执行的政策——发生矛盾时，必须保证“群众意志”尽快的向上“集中”，从而让“现行政策”中，可能存在的偏差，及时得到纠正。同时“现实政策”未经上级指示，不能任意改变，违反“统一领导”的原则，不然“现行政策”中压制“群众意志”不能舒畅的向上“集中”，“群众意志”顶住“现行政策”，使之不能正确及时的向下“贯彻”这就成为：“双轨重迭”两车对开，中途相遇不避，两撞俱伤了。如果“群众意志”能够广泛及时而正确的“集中上去”，进而才能有及时的切合实际的政策“贯彻下来”，才能不断的“集中上去”又不断的“贯彻下来”，那就形似对开之车。交替往来，如环之周而复始，回转不息。进而言之，“群众”“意志”如果“停于下”，则作为制订国家政策的“泉源”就会“竭于上”。故曰“无西车之来，东来之车可尽。无东来之车，西去之车可竭。”此为因果交应、互为渊源。 + +　　从以上情况看来，“群众意志”能否广泛正确、而及时“集中上去”，是能否正确制订与贯彻国家政策的唯一关键。于是：“广开言路”、“调查研究”“重视群众反映”、“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就显得万分重要了！ + +　　以下再就一部分人对“民主集中制”的领会问题简单谈谈：听到有些人说：“我们是“民主”的也是“集中”的”。又有人说：“我们不能光讲‘民主’‘民主’还有个‘制中制’呢！” + +　　从字面上讲，他们倒象没有说错，但以他们对“民主集中制”的真正领会程度去了解，就会觉行他们的认识是很错误的；他们的认识是很错误的；他们把‘民主’与‘集中’两个概念对立起来看待，认为‘民主’与‘集中’就是“一半”民主“一半”集中（意为集中就是“专制”不民主）或群众作“一半”主，干部作“一半”主，或者既不是“百分之百”的民主也不是“百分之百”的“集中”（既专制），而是“民主”与“集中”（专制）简单的结合，或“折中并容”，显然这种认识，是十分谬论的！应该知道我们是“人民”“民主”的国家，就“人民”“民主”而言，我们的“民主”是“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民主。我们的“民主”，是通过高度“民意集中”，体现出真正的民主，因之“民主”与“集中”，两者是互相关联表里为一的，不能当成两个对立的东西去看待它！ + +## （12） 提建议有感： + +　　两三年来，先后提书面“建议”多次，建议内容：有为国家政策，有为情况反映，发送十六（各级党委）份数计“三十一”，圆满作复者“五”泛泛回复者“六”，余皆“挂号回执”而已。 + +　　对此虽然遗憾，然一转念间，亦不甚介意：而最可令人深思者信之不复，对群众建议之口，复之了草，令人民热爱集体之心，素言“密切党群关系”于此之作，岂可得乎！又次，“气可鼓而不可泄”实泄也，非“鼓”也！按“调查研究”，旨在材料汇集，借作政策研究之依据，今材料送上门来，而又默默然置若罔闻，忙乎重视不够乎？究何属不得而知！仅此提出，引起注意是幸！ + +## 后记： + +　　“前言”一节，尚有余意未尽，兹随释于后： + +　　（1）“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 ，有的同志说：‘三座大山’推倒、革命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任务’就算完成了，从此以后，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了。我觉得这中间并不存在什么问题。就以第七节中所提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说成是“社会主义初期建设任务”，也是可以的。 + +　　（2）第二节中：“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数语、是否有份量过重之处、经考虑再三，确认无偏谈，不欲“掩耳盗铃”，欺人自欺，终于如实述然上。 + +　　（3） 六节中，“劳动致富”，“生产发家”两句话是解放后合作化前，我们所提出的，但就目前农业生产水平看，“老话重提”，还是很适用的。 + +　　 中共陕西户县城关街七一大队支部杨伟名 贾生财 赵振岗 樊印山1962、5、10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8/000015.txt b/CCRD/2/5/8/00001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79dcef28942d4e6a0c26da62949f5e72254e62c --- /dev/null +++ b/CCRD/2/5/8/000015.txt @@ -0,0 +1,169 @@ +# 关于班禅向总理报告的提要 + +　　报告共分5部分，全文约8万字。第一部分，概述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情况和成绩；第二部分，关于西藏平叛、改革中发生的缺点、错误；第三部分，上述缺点、错误的纠正情况：第四部分，青、甘、川、滇藏区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第五部分，今后希望和要求。现提要如下： + +## 第一部分，概述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和经过平叛、民主改革的情况和成绩（略） + +## 第二部分，关于西藏在平叛、改革中发生的缺点、错误。主要有8条： + +## （一）关于平叛： + +　　西藏的叛乱，是具有反对党、祖国、人民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性质的，罪恶很大。党采取平叛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必要的、应该而适当的。但在执行时：（1）没有完全按“四不”政策办事；（2）在处理被俘的叛武时，干部采取仇恨、歧视和简单草率的做法，就无法进行合理的区别对待了；（3）我们必须保证宗教和民族的利益，使之丝毫不受损害，由于我们对“宗教和民族利益”保护的不好，这就成为“敌快亲愁的根源”。致使叛乱规模大、人数多、时间长、立场顽固、叛乱到底等。 + +## （二）关于民主改革： + +　　第一，关于农业区的“三反双减”。在反对叛乱时，把积极分子所讲的事都信以为真，在运动中只要搞出很多有关叛乱的问题，就认为是工作深入细致，以致吹起一阵狂风，严重的是对一些人毫无原因的也被干部或积极分子随意捏造罪恶，加上了叛乱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例如对我和我一样的知名爱国进步人士，也竟被无中生有的称为反动派，那么别人就更不用说了。总之，对于大部分可戴可不戴叛乱帽子的，和不少不应戴帽子的好人，都被冤屈地扣上大帽子，逮捕关狱，没收其占有的财物等，同叛乱罪魁一样处理，致使人们感到惊讶诧异。 + +　　第二，关于土地分配。在分配土地时，对不少不应该没收的户进行了没收；在赎买工作上，由于执行“三光”，烧毁许多土地执照，产生了一些赎买不当的情况；在划分阶级时，把有些农奴列入了领主、领主代理人的范围；同时，中、富农奴如果言行稍不检点，就会遭到打击，变成人们轻视和侮辱的对象，使他们感到恐惧和忧虑。 + +　　第三，关于牧区“三反、两利”。由于干部头脑发热，对许多牧主、富裕牧民展开了严重斗争，他们无心顾及牲畜的管理和繁殖。对牧奴两利政策的教育做得不够，牧奴拿了工资，不听从牧主对放牧的指使，稍加述说，就受到斗争。 + +　　第四，关于划分阶级。大部分或者不少地区，对运动的质量好坏不加考虑，一味地追求轰轰烈烈和恐怖尖锐，在这种狂风中，把凡是当过根保（小头人）、错本（头人）、寺庙执事等大多数人，划为领主或领主代理人，这就混淆了阶级的划分。 + +　　第五，关于发动群众和斗争。不少地方发生了对完成工作不利的五大特点：（1）不看大多数群众对民主改革的意义是否了解，只要出现一批积极分子，就以为群众发动彻底了；（2）不看积极分子的质量而看数量；（3）对思想进行强迫命令；（4）把一部分积极分子的思想，看成是全体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行动；（5）对意见不审其真假，草率鲁莽地进行各种处理。还有六爱，即：爱热闹，爱草率从事，爱奉承，爱找岔子，爱制造麻烦，爱乱打击等。 + +　　关于积极分子问题，他说：培养起真正质量好的积极分子的队伍，注意不够或没有注意。干部仅以设法搞出一批不顾利害真假而仅勇于进行尖锐和恐怖斗争的积极分子，由于采取了不要说不符合革命精神，就连世俗公正作风也不符合的各种软硬办法，在短期中产生了各式各样的仅在数量上不少的积极分子。大多数则是出身好坏复杂难分：有为了贪图大的经济利益的；有设法按干部的愿望办事，取得青睐参加基层政权，以图谋个人利益的；有的是设法掩盖自己的罪恶，以混过民改关；有的是敌人代理人，为了达到目的，有计划的假装积极分子等等。干部对这些人不调查研究，在运动中大喊大叫，对热闹而感到满意，认为完成了任务就骄傲和炫耀起来。 + +　　关于斗争问题，他说：西藏在改革斗争中，完全执行了党的政策的很少。对一些应按照各人情况而分别加以保护和争取的人，也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受到了打击，如贡保才旦（他父亲）等。凡是左倾者看不惯和不如意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就一齐硬性地利用政权采取强制等软硬兼施的办法，甚至进行斗争，戴黑帽子，以至判了罪等。抓住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种说法，把许多非真实的当作真实，冒然给不少无罪过的人戴上了有严重罪过的帽子，加以打击，这是令人惊讶的，也是所以发生许多打击错了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民改斗争的地方刮起了两大狂风：?如果想进行斗争，即使被斗者无严重的罪行和过错，也要捏造许多严重的罪行，并予夸大，随心所欲，颠倒是非等，不仅毫无根据，一个比一个更尖锐激烈、更粗暴、更狂妄、更矜夸过火地恣意进行诬陷，以致冤枉了许多好人；对于做那些事的人，反予以奖励表扬。?斗争一开始，大喊、怒吼几下，同时拔发揪须，拳打脚踢，有些人还用大钥匙和棍棒加以毒打，致使被斗者七窍流血，四肢断折等，有的甚至在斗争时，当场丧命。 + +　　上述情况不要说有罪过的人，就是中立的中上层人士和中、富农奴也感到十分惧怕和惊慌，许多无辜的人逃亡外国，也发生过一些投河或自杀的不幸的坏的情况。使正直的人们也产生了怀疑和失望。所发生的不少成为使仇者满意、亲者灰心、不利于团结、不利于工作而增添麻烦根源的缺点、错误，各个地方严重程度大小、性质差别、种类多寡等各不相同。 + +　　第六，关于七查。由于把第一个运动中的右倾缺点，作为主要内容，对于有右倾问题的干部，给了较大的打击，致使严重的左倾趋向更加发展，左倾大部分或绝大部分是在复查中发生的。 + +## （三）关于农牧业生产和群众生活： + +　　第一，关于农业生产，他提出了1960年西藏“刮合作风”；互助组没有遵守“自愿互利”原则，有些不愿参加的不得不参加，有些愿参加的却不能参加；一部分干部认为旧的都是落后的，新的都是先进的思想和行动下，对生产糊里糊涂地进行各种不成熟的指挥，主观搬用经验，强迫劳动时间过长等，做了不少违反实际情况使群众情绪下降的事。生产竞赛运动中，因浮夸风而形成了不符合实际的虚报增产，收购余粮过多，粮食抓的过紧，使群众生活发生了困难等。 + +　　第二，关于边境工作，他提出了由于改革、复查的缺点、错误，造成所有各阶层出身的许多人，感到惊惶恐惧而逃往国外。 + +　　第三，关于牧区工作，他提出了1959年到1960年农、牧区商业联系中断，粮食供应不足，口粮紧张，只得宰吃了许多牲畜，牧业生产受到影响。 + +　　第四，关于城市，在手工业方面，除石、木、铁等一批主要手工业外，对其他手工业注意不够；在商业方面，我们商业部门能力有限，又不进口外货，因而市场上商品比较缺乏，货色不全，必需品供应不足。由于商业税负担过大，不少商人只得请求停业。 + +　　第五，关于群众生活，平叛民改后，生活逐渐趋于稳定和好转，但由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一些干部的作风，使一些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发生了困难。在西藏的一些地方也发生了个别人饿死的情况。这是非常不应该的，是拙劣的、严重的。过去西藏虽是被黑暗、野蛮的封建统治的社会，但是粮食并没有那样缺，特别是由于佛教传播极广，不论贵贱任何人，都有济贫舍施的好习惯，讨饭也完全可以维生，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我们也从来没听说过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和1960年两年中，农牧业产品的自由交换差不多都中断了，因此牧民非常缺粮，农民也缺乏肉类、酥油、盐、碱，致使农牧区生活都有困难。在城市也收购的余粮多，或者收购过头，甚至连香袋内的粮食和糌粑也收购了，对翻出隐藏几升粮食和糌粑的人家，也进行斗争，显得非常小气和拙劣。政府对城市的口粮、青油、酥油未能及时普遍供应，或供应欠妥，不少居民的口粮很紧，有的断粮，甚至买不到烧柴，人们恐慌着急，叫苦连天，不安营生，致使城市情况紧张，名实两损。 + +## （四）关于统一战线： + +　　改革中除了上层中一部分主要人士没有受到面对面的斗争外，其余不少朋友，受到很大的恐惧和紧张。不符合保护、团结和争取他们的原则，使他们惊慌意乱，灰心丧气，产生混日子或不满心情，影响了上进之心。此外，农村中正式指使劳动人民根本不许和领主、领主代理人接触，把他们排除在人群之外，显然以较严厉的打击为英雄，致使他们政治上没出路，生活上困难大，对这个世间无大向往的悲惨景象，可能成为反动派扩大地下基础的对象（“地下基础”指隐藏的特务队伍——译者）。 + +## （五）关于民主集中： + +　　第一，关于民主方面，西藏的各级负责人和干部中，有一部分人发生了违背民主的行为，官僚主义，深入下层少，对待意见以是否受听和是否合意而大力偏向，对讲不同意见的人，不仅表现出不喜欢的态度，甚至给扣上反动分子的帽子，心怀恶意或者加以打击。另一方面，对那些喊“要干呀”、“要搞呀”之类话的人，则欢迎和信任。 + +　　第二，关于集中方面，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是西藏最高行政机关，但是各直属机关和各专区，不仅在思想上把筹委会作为自己的领导机关的认识不够，季度或全年工作报告中，尽说些任务完成好，成绩大之类的话，基本上和报纸上登出的大半一样，从不把重大问题作内部报告，有内深外浅之分，致使上级不能全面了解下级行政的问题。我们行政系统的集中，也根本上不能使人满意。 + +## （六）关于专政方面： + +　　具体执行中，发生的可捕可不捕的大部分人中，甚至不少无罪的好人，恣意安罪名诬害，列入罪犯之中，正直的人民感到惊讶。 + +　　第一，在集训学习党的政策时，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对有些人残忍的虐待、打击，因此当人们一听到“来学习”的叫声，心就要悸动，有的学会了一套口和心之间距离很大的手法，出现了一定数量巧言奉承、舞弄迎合的水平不低的人。 + +　　第二，除去西藏军区关押的一部分上层和一般监狱内有少数管理人员能按照党和国家的法律执行外，其余大部分监狱中对关押犯的生活和健康等，主管人员不关心，对之看守员和干部残酷无情地恶言恫吓，恣意毒打；并故意把地势高低和寒暖差别很大的南北上下的关押犯，迁来迁去，以致水土不服，生活十分困苦悽惨，还让起草摸黑的劳动，把最重最苦的劳动活交那些人去干；医疗不完善，使大量关押犯遭到非正常的死亡。对年在五、六十岁，已接近死亡的年老关押犯，也让进行十分苦而重的体力劳动。当我看到这种痛苦情景时，心中不由自主的产生了悲愁，和想“难道不这样不成吗？”的怜悯之心，但是没有任何办法。到处关押着没有好处反而找惹麻烦的犯人，和出现了许多不应当得死罪的犯人的尸体，这会使千百户人家的父母妻子儿女亲戚朋友十分悲伤，眼泪不断。对此，西藏广大人民不仅不欢迎，并且产生了不喜欢、遗憾、惊惶、怀疑、不满，并可怜那些关押犯，成了脱离群众的条件，逃亡国外的叛乱分子和分散在西藏境内的残余叛乱分子不仅不前来投降，而且成为反革命到底的思想更趋坚定的主要因素。把地方政府僧俗官吏中不倾向革命也不倾向反革命的中间思想的、盲从的参加叛乱会议和叛乱的人以及被强迫、裹胁而不得不参加叛乱会议和叛乱的人们算作叛乱罪魁是不应该的。在处理时，进行了关押等之类严而重的处罚，对此，人们感到我们的法令不公正等等。 + +## （七）关于宗教： + +　　对宗教寺庙工作的大部分意见和希望都以供参考的形式一再地向领导上陈述过。但是在实际进行宗教和寺庙工作时，发生了许多不幸的事情，致使人们感到惊讶失神。 + +　　第一，干部中出现过不少公然无忌地以诋毁并反对宗教和消灭寺庙活佛僧众有好处等道理而直接或间接地进行各种宣传。“三反三算”运动时，实际工作中增加了反对宗教本身，并放在了主要地位，对应保护的圣洁对象，盲目疯狂地激烈反对。在宗教寺庙问题上，发生使人们魂散神迷，伤心至极以至哀号等不好现象。 + +　　第二，既定政策是“三反”，具体执行时，在所谓“破除迷信”之下，变成了反对宗教，消灭佛象、佛经和佛塔，千方百计的使僧尼还俗。其性质变成了杀无罪的羊，比杀有罪的狼更威风。为了僧尼还俗，掀起尖锐斗争的浪潮，愿继续当喇嘛的给予粗暴斗争，甚至被管制或关押者为数也不少。甚至将喇嘛、尼姑和俗女各站一边，强迫互相挑选，这就使得受法律保障的公民权利也难以解释和交待。有些人却说：“西藏进行了民改，广大僧尼获得了解放和信教自由权，自愿回家还俗，所以寺庙仅剩下了那么一点喇嘛。”这种说法，是得不到包括我在内的90％以上西藏人民思想中承认的。在消灭佛象、佛经、佛塔方面，一部分汉族干部出主意，藏族干部动员积极分子中的不明事理的人充当执行者，盗用群众的名义或戴群众的面具，进行了疯象闯入般的破坏，盗走了许多佛象饰品和佛象神塔体内的宝贵物品，不仅不象是“有心”之人所为，倒象是“无心”的炮弹摧毁，目不忍睹。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许多画的佛象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由于作了许多疯子也难做出的行为使各阶层人民诧异透顶，极度灰心丧气，眼中流泪，口称：我们的地方搞成了黑地方等而哀号。对此有些人却说是“广大劳动人民觉悟了而消灭的”，这是丝毫不了解西藏实际情况的胡说八道，是根本无法承认的。 + +　　第三，民主改革后的寺庙。改革前西藏有寺庙2500余座，改革后仅只有70多座；过去僧尼约11万人，改革后，住寺僧尼权且算作7000人；僧尼的质量，除了扎什伦布寺稍好外，其余各寺一般很低，各寺僧尼中的知识分子和依教行事的“善僧”，大部分由于打击等而根本难以安居，寺庙已失去了作为宗教组织的作用和意义。由于改革中，对圣洁至真的佛教进行疯狼般反对之徒被委为主要积极分子，改革结束时那些人又列为民管会的正副主任和委员的候选人，因此，寺庙的民主管理委员会好的即或有也是个别的，广大僧尼中90％以上是不服而反对的，这样的民管会管理寺庙和领导喇嘛、处理一切工作等，只能是敌快亲愁。寺庙纪律和制度方面，在左倾负责人“破除迷信”的思想之下，把宗教的“教义入门”或“根基”区分佛教与外教界限的“皈依”也作为破除之列，逼使僧尼抛善作蘖，因此，使那些寺庙已经和正在由积善之地变成造蘖之所。改革后，寺庙僧尼的作风方面，民主管理委员会的正副主任和委员们姘嫖酗酒等恣意而行，公然无忌地在寺庙内结恋妇女、宿发、改革服装，不仅自己做了，并动员僧众们也那样做，因此，提起现在喇嘛的作风，人们就摇头发呕。在寺庙任务方面，也由于强调劳动，各寺庙中作为衡量有无无显宗传授标准的“三根基”也废弃了，宗教活动少如白天的星星，把生产列为一切事情的首位，老少僧尼和“善僧”们过去没有劳动而支配过度，处于无法忍受的境地。 + +　　第四，宗教的前途问题。改革后佛教遭受巨大衰败而频于灭亡，我们藏人于心不忍。改革后有喇嘛的寺庙，大部分的例会（指喇嘛的照常集会——译注）基本上中断了，正常的宗教活动基本上没有了。从而使“讲辩著”和“闻思修”的甘露枯竭。有宗教学问的人们将逐渐死去，西藏土地上昌隆的佛教眼看被消灭，这是我和藏族90％以上的人都无法容忍的。 + +　　第五，民改后人民的宗教生活。我们藏族信仰佛教约有1300年，并因宗教文化十分发达，宗教对藏人的观点、看法和认识影响很深。所以对待一切客观事物的好坏，都是以宗教的观点、看法和认识为转移的。一段期间人们说：“我们死的太迟了，如果死的早一点，还能得到祈祷超渡，现在死就象死了狗一样，气一断就会被扔到门外去。”仅仅从这悲惨之叹息中，就可知道僧俗人民的宗教生活情况已经到了何种地步。 + +　　第六，信教权利。在1961年向总理曾经报告过：“西藏过去只有信教的自由，没有不信教的自由，从改革以来有充分的不信教的自由，没有信教的自由或者仅有一点影子。”这种陈述肯定是和西藏发生的实际情况符合无错的，是违背党的正确政策和国家宪法的严重行为。所以说以西藏为主的所有藏族地区从民主改革以来，宗教、信教和寺庙问题根本没有搞好的说法、看法和认识是有根据的。所有藏人中，除了不会思考的小孩子外，90％以上的人都非常诧异，以至失神和不由自主的伤心落泪。可是其它许多藏族朋友，都没有这样说过，可惜的是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能够看得见人的思想在想些什么的机器，如果有，是非常有趣有意义的。 + +## （八）关于民族问题： + +　　西藏解放以来特别是1959年进行平叛改革后，从民族问题总的方面来说是很好的，但民族工作中也有缺点和错误： + +　　第一，在平叛时，有些干部和军官把反动分子和叛乱分子的严重罪行的强烈仇恨来对付藏族。说藏族是一个被宗教信仰和民族自尊心陶醉了的顽固民族，恶意的歧视西藏民族，侵犯民族特点。 + +　　第二，在改革、复查时，干部当中的左倾分子和积极分子当中不明事理的人们所作所为，把必须受到尊重的藏族的语文、服装、好的风俗习惯等主要的民族特点，也在所谓革命工作中大破坏、大暴露、大建设的“三大”之下，刮起要予破坏的风，如忽视藏文、嘲弄藏装等等。 + +　　第三，对于由法律保护的民族权利，未能依法严格执行，干部中有大民族主义思想的人，骄傲自满，刚愎自用，偏爱（自己的）民族，侵犯藏族的权利，甚至给提到藏族权利和利益的人强行扣上地方民族主义者的帽子等等。藏族中也有一些随机应变，私利熏心之辈，在大民族主义者面前，逢迎装相。上述两流人物，结在一起，制造许多麻烦事。西藏自治区筹委的一切公文，只用汉文起草，不用藏文。呈送到筹委会的报告大部分除了汉文外，很少有藏文，藏文逐渐成了民间的文字。也没有一本藏文电码本可使用，各级政府中工作的藏族干部，不穿汉装就难入人之列，都予嘲弄歧视。 + +　　第四，在藏族人口方面，在专政中很多关押犯悲惨地遭到无故死亡，几年来，藏族有很大的减少，对藏族来说是个危险的问题。 + +　　第五，在文化教育和发展文化方面，在中央一直到地方各学校、机关和编译机构中，以藏文新名词不够为借口，歪曲地说藏文低级，表达能力差。对藏文的荣誉进行污辱，就是对民族本身的污辱歧视。大家都当该抛弃对各自语文的骄傲、自满。还有不少人自己藏文水平低而作不到词能达意而说成藏文的缺点，这些人好不羞耻啊！而且，中央（指民族学院）和西藏还把拉萨方言作为藏语通用标准语，把不合乎正字学的口语随意拼写，这样藏文的统一性也就丧失了。近年来在“文化革命”，“文字要通用口语化”下，那些藏文水平低而骄如高山，阿谀奉承之徒，随心所欲地改革文字，而通俗精湛的传意能力丧失了。 + +　　第六，所谓民族，一旦民族的语文、服装和习惯等主要特点消失了，那么民族也就消失了，或者转化为其它民族了。在民族工作中，保护民族语文、服饰和良好习惯，发展语文等占有非常重要地位。 + +## 第三部分，上述缺点、错误的纠正情况 + +　　（一）关于平叛：对投诚的叛乱分子未严格执行“四不”政策的，对于受骗和强迫参加叛军扣上叛乱帽子的，进行了比较好的复查；对一部分被冤枉了的人进行纠正。 + +　　（二）关于民主改革： + +　　第一、在民主改革运动中扣上了叛乱帽子并逮捕关押的人进行了调查，释放了一部分捕错的人，可是应该释放的没有全部释放。 + +　　第二、农业、牧业和边境方面：中共西藏工委根据中央指示，先后制定了有关的具体政策，起了一定有益的作用。对干部和积极分子中一部分违背党的政策的人，进行了适当的处理，改善调整了基层政权组织，这对群众信任和热爱党和政府起了显著的巨大作用。 + +　　第三、划分阶级方面：对处理不合理之人进行了纠正。 + +　　第四、发动群众方面：比过去作的更加切实，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都有所提高。恣意进行斗争的狂风，基本说来是平息了；对过去斗争错的一部分重要人士，说清楚错斗了，进行了安慰，消除了不满等等，这对思想工作起了有利的巨大作用。 + +　　（三）关于农牧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 + +　　第一、在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后，中共西藏工委制定了农、牧业和边境三项具体政策，纠正和防止了对发展生产有害无益的东西。1961年的农牧业生产工作比1959年和1960年两年为好；互助组经过整顿后自愿两利的原则等较为完善了。 + +　　第二、由于对城市中的手工业和商业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进行了纠正，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困难克服了，城市的经济也活跃了。 + +　　第三、群众的生活方面：农业区现在大多数群众手中都有余粮。农业区的基本情况是好的。对牧民名符其实地执行了“两利”政策。牧业生产得到了初步的稳定，恢复了农牧产品自愿交换的传统贸易习惯，农、牧、市民三者的需要互相得到满足。总之，现在西藏不论农、牧乡村或城市广大群众大多数人的生活稳定了，并且开始逐渐趋于好转。 + +　　（四）关于统一战线：去年在中共西藏工委的深切关怀下，对过去在政治生活上没有进行安排的上层朋友，都根据实际情况适当作了安排。 + +　　（五）关于民主集中：从去年开始进行纠正，现在仍在继续纠正中，但是要民主生活迅速得到舒畅活跃是比较困难的；政府的集中稍有好转。 + +　　（六）关于专政：西藏工委也考虑到尽快地甄别关押犯，关押犯的释放工作已开始了。释放结束后，全区还将留有1万名左右的关押犯，只有120万人的西藏，留约有1万名关押犯太多了。 + +　　（七）关于宗教：实际存在的缺点错误西藏工委负责做了一部分纠正、处理和改进的工作。 + +　　第一、反对纯真宗教：毁灭佛象、佛经、佛塔和千方百计逼令僧尼还俗等三方面过去是普遍性的，现在稍有好转。 + +　　第二、对改革期间受到破坏的一部分寺庙，恢复了寺庙的形状。 + +　　第三、宗教前途方面，拉萨进行了传召大会，搞了经院讲辩，几个格西，取得了“拉然巴”学位，比西藏改革期间稍有好转。 + +　　第四、僧俗人民的宗教生活方面，拉萨和日喀则地区停止了对群众日常宗教活动的公开干涉和阻挠，但是其他地区仍不便自由进行。 + +　　第五、对于信教自由政策的偏差，西藏稍微作了纠正，但很不够。对组织专门念经喇嘛的工作，一再拖延，未积极进行。 + +　　（八）关于民族：1961年在西藏工委十分重视和努力下，民族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得到了不少纠正。 + +## 第四部分，关于青、甘、川、滇藏区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 +　　在这一部分中，他综合所了解的情况，主要讲了三个方面的情况和问题。第一、关于民族问题；其中包括平叛、专政（即逮捕、关押人犯）和民族权利问题；第二、宗教问题；第三、群众生活问题。 + +　　（一）关于民族：叛乱给藏族造成了诉说不完的没有边际的灾难、损失和痛苦。藏族之所以遭到前所未闻的严重衰败，这同在藏族地区进行平叛工作作的是否英明正确，有极大的关系。 + +　　第一、关于平叛，叛乱是具有反党、反祖国、反人民的反革命性质的。反革命叛乱是敌我矛盾，但从藏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叛乱内是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种性质的。在进行平叛时，我们的少数下级党政负责人不懂得或者不考虑这些。只要敌人向我们进攻，就认为这是军事问题。总的说来这是有根据的，但是具体从藏族地区发生叛乱的实际情况看，是不符合事实的，不英明的。因为：?藏族地区的叛乱，大部分起初都是在自己的部落或故乡，并没有向政府进攻。?叛乱者不懂军事，没有统一的领导指挥，组织和装备极差。我们根本没有采取紧急行动的必要。?对一个时期算在叛乱内的一切事情，很难说每一件都具有反革命叛乱性质。由于我们很多无意义的行动，使人受惊或怀疑，或者由于受反动派的欺骗而起来叛乱的是非常多的。受欺骗的都是人民群众，我们第一步应作政治争取，不应该先采取军事行动。?有三种情况是荒谬绝伦极其拙劣的：叛乱还没有发动，想镇压时就诬赖诋毁地进行打击；把为佛教而念经的人们也算作反革命，进行镇压而打击；对于没有根据的谣言，不加调查研究就相信而给以流血的镇压。在藏族地区平叛时，由于没有很好地执行党的政策和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方针，因而出现了叛乱规模大、人数多、时间长、立场顽固、叛乱到底等情况，对党和国家的声誉在国内和国外、现在和将来都是根本不好的。 + +　　第二、关于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没有如实的执行，除去老幼妇女等不能打仗的外，其余青壮年男子以及通情达理的人，大部分被逮捕关押了，根据推测每个地方差不多都有万把人或超过万人，不分青红皂白地不加区别地进行逮捕和关押，这是违反世界上所有的正义法规的。犯人千万个遭到了死亡，造成尸体埋不完的现象，死亡者的千千万万个父母亲、妻子、儿女和亲友悲痛至极，泪如泉涌，嚎啕痛哭，遍及各地，这一情况，难以告人。 + +　　第三、关于民族权利，干部和军官中有一部分人恶意地歧视藏族，为了消除民族服装和装饰品，利用政权对不少家户采取了没收的办法。在这些藏族地区虽有命令指示建立自治州或自治县，但没有得到党规定的自治权利。藏族地区的民族工作，平叛以来根本没有搞好。藏族的存在，有极大的危险，已陷入气息奄奄的境地，凡是民族成员看到后产生难以忍受的痛苦和伤感。 + +　　（二）关于宗教：发生的情况和存在的情况可以归纳成三点：?没有标准的寺院。寺院和喇嘛比平叛前下降了98％到99％，进行宗教活动的寺院变成了反对宗教的基地。?没有宗教前途，在下级党的干部的直接或间接的禁止下，佛教经典的讲辩著工作连名也听不到了，眼看着便要消灭。?僧俗人民群众没有宗教生活，连日常的经也要秘密念。 + +　　（三）关于群众生活：四川和云南藏区，群众的生活要求没有得到与各地生产力发展相应的满足，生活标准低。青海和甘肃两省人民公社搞得太快；“五风”刮的很猛烈。由于口粮极少，人们的饥饿痛苦之火燃烧起来，有些地方不少人断了粮而被直接饿死，也有全家人死光的现象。 + +　　不论西藏和其它藏族地区，发生缺点和错误、发生灾难和损失的共同的根本的内因和外因是：?藏区上层反动集团、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策划和发动武装叛乱；?兄弟省的大部分藏区各级党、政、军的有些负责人和有些干部，发生了同党的方针政策相违背的各种行为，使藏族人民产生了许多怀疑或惊慌而发起了叛乱；?干部水平不一致，党的指示在下边执行时就难以做到一致和全面；?藏区能起桥梁作用的英明正确的好干部派的不多。 + +## 第五部分，关于今后意见和要求 + +　　他说：今后中央对藏族地区需要给予那些庇护恩惠，如蒙详阅各个问题是易于洞察的。有三个问题很重大，故再郑重地谈一下： + +　　第一，关于宗教问题，请按宪法88条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无偏废的不分民族、阶层、宗教，表里如一、心口一致地予以贯彻。同时应保证所有藏族地区广大各阶层人民一律可以信教，并保证广大各阶层人民一律能够信教。保证僧俗人民可以过宗教生活；并保证僧俗人民能够过宗教生活。保证广大僧俗人民都可以照旧公开地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并保证广大僧俗人民都能够照旧公开地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保证宗教可以不衰地存在；并保证宗教能够不衰而很好存在。保证活佛“善僧”可以依教行事；并保证活佛“善僧”能够依教行事。保证可以做到寺庙的主权归多数“善僧”僧众所有且进行名实相符的民主管理；并保证能够作到寺庙的主权归多数“善僧”僧众所有且进行名实相符的民主管理；保证寺庙可以是名实具全的宗教机构；并保证寺庙能够是名实具全的宗教机构。保证一部分主要寺庙可以执行依据教义和佛旨所规定的组织、纪律、规例等；并保证一部分主要寺庙能够执行依据教义和佛旨所规定的组织、纪律、规例等。保证可以培养宗教的继承人；并保证能够培养宗教的继承人。并对从事于浩如烟海的宗教理论的“讲辩著”和“闻思修”的“善僧”的生活由国家赐予等。 + +　　第二、关于民族问题，大部分地区具有民族性的叛乱，平叛中兄弟民族之间互相杀害，流了不幸的血，以后不分黑白的予以打击，很多藏人无故耗损，把宗教和民族搞的仅有其名，民族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使藏族各阶层人民在思想上产生怀疑、恐惧和大的仇恨，对此，我们必须予以巨大的注意。但这个工作不是说几句好听的话就能解决问题的，必须在工作上不怕麻烦，经济上付出一定的开支，来消除藏族所遭遇的损失。并保证藏族不被消灭、不被变为别的民族。使得藏族人民，认清缺点错误是下级干部所干，而非党中央、毛主席和国务院所为。对藏族利益赐予足以感动人心的特殊照顾。 + +　　第三、关于群众生活问题，请对全国各族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给予关心和注意。西藏今后的工作要慎重，尽量给以减轻负担的照顾。保证群众的生活不低于现在的水平。同时对兄弟四省陷入悲惨境地的各阶层藏族人民的生活给予不小的照顾和关怀，使其今后不再过难以告人的困苦生活，保证不再饿死人。 + +　　上述一切，不仅是我的肺腑之言，也是三百多万藏族人民内心深处的愿望。请总理转呈党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予以关心注意。 + +　　 1962年5月16日 + +　　来源： 《会议参考文件之一 （绝密）》内部文件不准外传，1962年8月8日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8/000016.txt b/CCRD/2/5/8/00001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cfa3f1ee46a567e4fee4763f738d4c2ea6dc5e1 --- /dev/null +++ b/CCRD/2/5/8/000016.txt @@ -0,0 +1,35 @@ +# 靳苏贤给张鼎丞和中共中央的信 + +　　<福建省、靳苏贤> + +　　[此信为古田县委书记靳苏贤要古田县委办公室幹部陈戈起草，靳苏贤修改并署名“周大方”，由古田县委办公室康大尧抄写多份，分别呈送寄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有关领导。] + +## 请紧急处理古田溪水库移民的严重问题 + +## 古田电站国家收入巨大 + +　　古田电站全国全省闻名，于1959年6月蓄水发电，拦洪蓄水五亿七千立方公尺，淹没良田五万亩，成为目前福建最大的一个人工湖，全省工业动力中心，发电量26万千瓦，一年企业利润数千万元，这是党的领导成绩，也是三面红旗的胜利，许多国外华侨、国内要人来福建都到此参观。 + +　　去年春天，朱德委员长和徐老、谢老一起莅闽视察工作，曾游此地。朱老总留诗祝贺水电站伟大建筑。国内外人士都称赞古田水电站社会主义伟大建设，古田人民也感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荣。 + +## 四万移民“五多五少” + +　　为了水库提前蓄水发电，古田人民牺牲了古老的县城和可爱故乡，四万多移民工作三年任务一年完成。要求过急过快，加上没有认真贯彻党的政策大刮共产风，过多地平调了群众集体和私有财产，在移民中的强迫命令十分严重，在基建中瞎指挥、乱建筑、放卫星，使建房又少又坏不宜用，引起群众很大不满。但是 58年的共产风，59年的反右倾，群众有话不敢说，敢怒不敢言，因此现在问题十分严重。 + +　　征购多、口粮少。安置区的西洋大队，57年（移民前）征购17万，回销13万，净购4万斤。移民增加525人，61年仍购32万斤。非安置区的黄田大队， 由于分摊水库淹没产量，任务也加大了，57年征购30万，61年54万斤，增加80%，移民群众没有“十边”地的小自由地补充口粮更是紧上加紧，横洋大队 移民前的58年，每人平均口粮514斤，移民后仅有253斤，库边后靠的苍岩生产队每人只有口粮231斤。全县大约淹没土地五万余亩，产量2600万斤， 没有给予合理减少征购任务，许多移民到处寻找甘薯叶、野菜充饥。 + +　　平调多，补偿少。平湖公社移民代表算了一笔帐：移一个人土地财产要赔1500元左右，可是赔偿指标一压再压，只赔218元，不及赔偿的15%，溪垅队水库淹没房屋1645平方米，每平方米应赔50元，只赔4.23元，不到十分之一，城关居民反映：旧城房子每平方米国家只赔7.62元，新城国家每平方米造价 22.52元，而且质量不好。沂洋卖房价格偏低，每平方米只4元多，现在卖房户中有92%翻案。淹没良田只赔二年产量，库边山林全无折价，移民个人厨房、 猪牛栏、厕所、水井、道路等都不管。 + +　　劳动多，收入少。水库淹没区土地好，耕作易，产量高，收入多。据调查，每个劳动日分红都在1.60元至1.80元。旧城关达2元以上。移民安 置区条件差，多劳少得，每10分工值只有3角至4角，降低了2～3倍，横洋大队两年没有分红，61年每10分只分0.17元。前洋大队15户移民田野集体 收入少，小自由又少，结果户户短缺。城关居民反映：过去旧城种菜、养鱼、果树年可收入50余万元，现在搬到新城后，种菜没地，养鱼没池，吃果无树，连房租 收入也没有了，这项收入群众说，祖祖辈辈翻不了身，要永远贫穷下去。 + +　　移民多，住房少。移民前，每人平均28平方米，移民后每人只有9.60平方米，新城后靠住房更紧，每人只平均7平方米，拥挤程度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三代同居，空中吊床，人畜同居，生死同床，综合利用，天晴怕火，下雨怕水，一家吵闹，全房紧张，弄得移民不能休息，苍头（今苍岩）刘××儿子结婚，自己搭 梯到天花板上睡。谢××一家38人，五对夫妻，二个寡妇，只有三个房间，父子婆媳诸多不便，夫妻内话有口难言。乔西四户一厨房，新城五户一锅灶，移民住户 上无天花，下无地板，瓦疏板薄，风雨飘摇，一户失火全村遭灾。杭洋、梅洋两村两次火灾，使111户466人无处栖身。沂洋大队外出户30户125人，未给 安置无家可归，寄人篱下。 + +　　死亡多，人口少。凤都、双珠大队两年共死51人，占移民人口8.6%（其中绝户3户）沂洋后靠一座房子，10户死了10人。际面曾××一家5口，移民后死 了3人，出卖1人，只留下一个老母亲。达才周××一家13人，死亡2人，离婚3人，出卖2人，逃走1人，现在只剩5人。凤都包××卖掉一个男孩得米30斤 充饥。西洋张××为救活人命一连卖掉四个孩子。桃溪大队有23个移民妇女非法与人同居。由于生活所迫，出卖衣料、家具很普遍，唐宦大队卓××卖掉毛衣二 件、棉被二床、蚊帐一床、钟表一架、衣料18件。达才移民周××，为了收殓父亲，卖光家产，无依无靠，沿街求乞。更使移民不满的是，移民讨不到老婆，由于 国家赔偿少，住房挤，一般群众不愿和移民结婚，怕女儿受罪。移民反映：……害得我们没有后代了。 + +## 来信来访不济于事 + +　　国家赚钱，移民吃亏，移民问题如此严重，但是长期未获解决。“十二条”、“十六条”政策贯彻一年多来，移民群众曾向中央、省委去信，拍电报计有数千件次， 只见件件照转，未见明示赐获。芝南移民用了30元代价雇人写了“呈状”。白发苍苍的老太婆手扶拐杖，行走三天，步行百里，来县请求解决问题。移民群众上访 的邮电费、旅差费就花了1700多元。最近以来问题越闹越大，干部下乡被包围，纠缠不放。移民结队成群络绎不绝来县请愿闹事，少则数十人，多达几百人，提 出条件要求答复。经过再三说服仍然无效，请求发放路费上北京见毛主席。看来这个问题再拖下去，情况更加严重，损失就会更大，工作陷于被动，后果难以想象。 十万群众心不满，事非小可，请国务院帮助我们处理。 + +　　 周大方 于福建古田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八日 + +　　来源：摘自《古田库区》电子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8/000017.txt b/CCRD/2/5/8/00001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9bf62458510673383076a1d1cf3f907748fe7a1 --- /dev/null +++ b/CCRD/2/5/8/000017.txt @@ -0,0 +1,69 @@ +# 彭真同志和班禅、阿沛的谈话纪要 + +　　时间：1962年6月8日 + +　　参加人：班禅、阿沛；经武、国华、刘春同志 + +　　彭：想找你们4位谈一下，一个谈法是讲统战；一个谈法是你们是西藏的党和国家机关的干部，我是党中央的工作人员，象开支部会一样；由你们挑选。我和达赖见过面，但没有想过什么都谈，若要按统战方式谈我就叫你大师，叫阿沛副主任或先生，我也会做统战工作，你俩看怎样好？ + +　　班：因为是谈工作，客气没意思，总之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为人民工作。 + +　　彭：对，不讲客气，我们要合作一辈子，我是不相信来世的，若有来世的话，我们来世还要一齐合作共事，讲十年、百年、千年、万年合作到底。 + +　　我今天约你们两位和经武、国华谈一下，不谈民族不谈宗教，也不谈具体工作，这些以后有同志和你们谈，我今天谈你们以后如何工作，你们是党和国家的干部，我把所想的谈一下，这样有的话好听，有的话不好听，你们要有准备，但是越往后越可以看出我是好意还是坏意，不一定都对，交这样一个朋友，讲同志关系。我希望、相信你们两位虽不是党员，但是决心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定会这样做的，所以今天才这样谈。要这样，就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尽量少犯错误，立场稳是不容易的。讲党的经验，大革命时入党的现在仅剩500多人了，“五大”时有5万多党员。有些年老的同志死了，有些在斗争和战争中牺牲了，多数人掉了队，一部分人叛变了，我参加党时比你现在还年青，和我一齐入党的现在剩的很少。当然这里边也有经验，有些是自己的经验，有些是看到别人的经验。今天这方面，不是对你俩批评，不是说你俩个有这些问题才谈的，而是讲经验，那怕今天我讲的话有1％或10％有用，那么我的这些话也是有益处的。我们汉族历史上和藏族斗争不少，出了许多坏主意，怀疑是长期的事实造成的，不是脑子里想出来的，讲起来可写几本书，概况说半小时也可以说完，今天讲4个问题，一个是立场问题，一个是一条心，一个是学习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变化，其中发生了有可以避免的和不可避免的情况，这些在报告中我详细的写了。大家一致认为，缺点错误是存在的，并需要作进一步的调查。大家一致的思想是提缺点错误不是为了说过去的工作没搞好，而是为了知道这些缺点错误后，今后不再发生这些缺点和错误，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互相埋怨，是为了总结缺点错误，防止今后不再发生。但是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和观点是不同的，经过讨论，有的一致了，有的还不一致，保留了各自的意见，让实践去证明谁的对，以后再修改。因为会开的时间长，所以有时互相间有些意见，并且尖锐，甚至吵了起来，但因为一致的思想是为了工作，吵后又和睦了，本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总之，代表和其他同志工作多，年纪又大，但都不辞辛苦地积极参加了会，协商后写出草稿又修改了多次，最后李部长看后报给了中央，中央又提了一些修改，我们认为非常好，同意。我们开会的情况，李部长叫代表和我两个人向总理汇报，代表又叫我向总理汇报，就简单谈这些。会议记录很多，总理需要了解什么问题也可以看会议记录，若详细汇报时间就耽误太长了，主要今天请总理多给予指示。 + +　　再从我个人角度谈几句，我给总理的报告呈上去以后，我认为中央很关怀，李部长、习副总理和其他同志虽然工作很忙，还是抽出时间关怀西藏的工作，自己很高兴，表示赞同。现在制定了4个文件，希望能执行，前天已表示说要执行（指工委负责同志说），否则纸面的文章是没有用的，我本着“受者口中无受听之言”，写了很多不好听的话，会上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原因是为了党和祖国的声誉不仅在国内好、在国际上好，并为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益。若内部工作搞不好，帝国主义就会借口造谣，就是工作做好了，帝国主义也会造谣，但那是空的，若工作没有做好，帝国主义造谣就有根据了。西藏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宗教问题没搞好，关押犯人太多等问题，有些是严重的错误，若一直存在下去，对党的信任不利，有损失，所以自己是站在90％以上人民的立场上提出的，不是站在少数领主阶级的立场上提的。报告中央已经看了，很关怀，请让好好执行这4个文件。（原说请好好执行，后改过来） + +　　在民族会议上李部长讲了许多青海、甘南的错误，由于讲了他们，他们会彻底改好的，但四川藏区从来没人说过，没人说好，也没有人说坏，请对四川藏区也给予关怀。在民族会议上，四川藏区的人没敢讲话，不是说那里没有问题，而实际上是有问题，但由于一些原因而没敢讲。四川藏区是想掩盖工作中的错误还是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纠正不力，虽然作了纠正。我们认为藏族地区中最坏的是青海，第二是甘南，第三是四川康区，第四是阿坝，第五是西藏，西藏是藏族地区中比较好的，比较好的都需要做这些纠正，那四川康区就不用说了。请中央对四川康区的宗教问题和人民的生活恩赐照顾。 + +　　从我个人来说，是在党的恩惠中生活，回藏后在工委的直接领导下，尽所有的力量来服务。 + +　　经武：没有很多要谈的。大师给总理的报告，工委的几个同志都看了，关于情况、看法、要求、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在肯定成绩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这种精神我们表示欢迎。对观点、情况分析有不同的看法。为了巩固成绩，认真纠正缺点错误，在中央统战部李部长、习副总理、以及彭真同志、最后在中央的领导下，4个文件顺利的解决了，对西藏的工作做了初步的基本总结，更有利于改进工作，纠正缺点错误和进一步改进领导。自1959年平叛以来，班禅大师、阿沛、帕巴拉、计晋美付主任和所有爱国进步的上层朋友都积极赞成和支持平叛、改革，毛主席就说过班禅大师等就是和我们一齐参加了平叛和改革的。几年来取得了较好的丰收，生产有发展，是和西藏的领导人分不开的，如果只有党员和汉族干部，没有以班禅大师、阿沛付主任为首的西藏自治区领导人员的赞助和团结了广大的劳动人民是不可能取得的。今后的工作，我们反复讨论后中央作了宝贵的指示，我可以说，代表进藏的藏汉族干部和部队，在离中央领导较远的边疆地区，小心谨慎踏踏实实地做好工作，在民族关系上，主动增进汉藏民族之间的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学习，认真、主动地纠正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现在自治区尚未正式成立，工委一定帮助筹委把政府工作健全起来，为正式成立自治区打好基础，为今后更好地实行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使广大劳动人民包括上层干部和朋友，真正团结在党的周围来对付帝国主义和叛国集团的颠复活动，使祖国的边疆巩固，经济得到发展，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一定踏踏实实去搞。刚才大师说希望制定的文件能执行，党制定的文件就是要执行的，应互相信任，加强调查研究，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结合西藏的实际情况，踏踏实实地走群众路线，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大师现在快走了，10个月来不仅关心西藏的工作，并关心其它藏区的工作，这样好，但也应相信这些地区会把工作做好。我相信我们可以和大师合作共事搞好，我们有的相识11年了，有的相识10年了，和老计1949年就见面了，有十多年的合作共事关系，一般说也算长了，再过十年可以看的更清楚（总理：你的信心还不错，打算再搞十年），我们可以长期团结、合作共事，我是有信心的。 + +　　前几天我们在京的书记和两位部长商议了一下，初步安排，根据这4个文件，回到拉萨后首先召开有分工委书记参加的工委扩大会议，教育干部，提高政治思想，展开讨论，进一步总结工作经验，纠正错误。刚才大师有些担心，制定了文件就是要执行的，今后可以看是不是纸面文章还是实际执行。其梅、辅仁二位书记先回去。我向总理表态：一定认真负责纠正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绝不掩盖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也不因过去有成绩而翘尾巴。 + +　　班禅：忘了一项要请示的问题，即正式成立自治区的问题，去年毛主席接见时说你们自治区总不能老筹备不正式成立，后来总理又指示说今年或明年成立。后来工、筹委讨论商量了一下，认为如果可能的话，最好1963年成立，但若国际上有需要，1962年成立也可以，由工委向中央作了报告，后中央指示今年夏天确定，并叫积极进行筹备工作，请总理指示确定一下，以便于进行筹备工作。 + +　　【本文件有错页，以下似乎是周恩来总理在另外一次接见时的讲话】 + +　　总理：先有班禅主任的报告，时间是5月18日，以后藏汉文校正，6月份拿出来，现在是7月19日产生了4个文件，相隔两个月，工作做的好，做了件大的工作。在座的在内地耽搁了10个月，最重要的是这两个月，任务完成的很好。我想根据书面报告、4个文件和班禅主任的两次讲话和其他同志的意见，谈几个问题： + +　　第一谈这次统战部和工委、筹委各位同志两个月会谈的意义和收获。刚才我说了没有这两个月的会谈，班禅大师的报告就没有结果，不可能产生4个文件，所以说最大的收获是这4个文件。有这4个文件，首先是班禅主任提出了报告，提出了问题，提问题的态度是本着我们国家高级干部彼此开诚布公，直言无隐的态度，不管内容如何，是把看到和想到的全部或大部分写出来了，是件好事，和刚才经武说的值得欢迎。过去我们和达赖没有这样情况，他有意见不说，搞两面派，对我们说一套，对尼赫鲁说一套，当面说一套，背地和想叛乱的人说一套，我们无法把他的情况搞清楚，我们共产党人对他是坦率的，他认为我们对他的态度和他对我们的态度是一样的，所以他叛乱时我们不知道，连阿沛也没有料到，叛乱以后我们才派去部队。为什么达赖会采取两面派呢？他把我们当敌人，不当作同志和朋友，把尼赫鲁当自己人，把策划叛乱的当自己人，所以他就必然采取两面派的态度。我们是诚心诚意把党的态度告诉他的，例如在德里我就同他谈了两次，把党的态度告诉他，他不听，听尼赫鲁的，这就难处了，这就必然产生西藏的叛乱，以尼赫鲁为自己人，把我们当敌人。现在班禅大师采取的态度基本上和达赖不同，把心里想的全部或大部说出来，一齐共事，在祖国内把国家的事情搞好，刚才说了是为了党和国家的声誉，是在共同的立场上把意见说出来，虽然尖锐，应把这种态度肯定。双方共事的条件应采取这种态度。问题提出来了就要求研究、解决，就必然会产生两个月的会谈，产生文件，取得结果。党碰到问题就一定要解决，党的这个脾气你可能摸着了，这是党40年的传统作风，不回避问题，遇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提出来就必然要解决，但不等于提的问题都对，有对的有不对的，由于有两方面的情况就要慎重研究，对的接受过来，不对的在文件上或正面提出意见，反面提出批评，或有一部分意见你保留是许可的。我们不仅要求班禅大师，还有阿沛、帕巴拉、计晋美、经师都应采取班禅大师的态度，有意见就直言无隐地提出来，谈心时可以提，向工委汇报工作时可以提，早提出来早知道你们的意见，提出讨论，只要认为自己的意见成熟，不要怕意见错了就不提了，没有人一点不错，我从来不这样想我所说的都是对的，今天和你谈话后，晚上回去想一想时可能有讲错的，你抓住后向我提出来，我就改，以后就不会说错了。人不是生而知之，你是活佛转世可以，但也不是生而知之，你的经典知识是经师教你的，你现在比12年前说话有条理了，这计晋美可以证明，我这是唯物辩证的你驳不倒。经师的经典知识也是学来的，佛经上也讲学而知之，他（指贡保才旦）是生你的人也可以证明。所以人不会没有错的，问题是要学习，不要怕错，错了要改，坚持错误不改就不好，佛学也讲辩经，这你向我说过，政治话就是民主讨论。 + +　　这次会谈的方式好，多次讨论以后起草文件，又反复民主讨论，类似佛学的辩经，求真理，把原则、重大措施经过反复讨论解决，今后应提倡。但是这次讨论中不是没有缺点，因为是第一次没有经验，着重了具体问题的解决，原则性讨论少了些，后来李维汉同志谈了一下，习副总理也谈了一下，因为是初次采取共同讨论、协商拟草文件，大师提出的问题又很多，短时间内又要搞出文件来，而着重了解决具体问题，也是必要的，但原则问题详细讨论少了一些，但也不要紧，大的原则可以根据党中央和国家的既定政策方针去作准则，不妨碍工作的进展，因为是头一次。将来回西藏后有很多文件要产生，现在这些文件是内部掌握的，不以任何形式公开发表，有些要具体化，成为具体规定，公开文件，有些筹委可以出布告，这些都要通过协商去产生，党内文件有关地方性的也要和党外人士商量，筹委的文件更要商量。因此我提出，今后共同协商的文件很多，要有精神准备，可能会有争论，目的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而达到新的团结，只能是这个公式。协商要产生积极的文件，不能不产生东西，要有结果。所以上面4个文件是最大的收获，报给了政府，经过我报给了党中央，中央又审查提出了几点原则性的修改，你们刚才说完全同意。这就说明任何工作都要通过党的领导，虽然你们讨论了两个月，但党仍然指出原则性的问题，经党批准后，这个文件就完全了，回去后就可以作为目前一个阶段进行工作的根据。 + +　　第二个谈一点理论性的问题——立场和观点。通常讲的立场即政治立场。有人说党讲的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是否会有矛盾？在一定范围内，在剥削阶级看来是有矛盾的，他代表的是少数，民族上层不仅对本民族的90％以上的劳动人民进行剥削，而且侵犯其他民族的劳动人民的利益，这样剥削阶级不仅不能解决本民族的阶级矛盾，同时是民族压迫阶级，在这个意义上两种矛盾就不能统一。无产阶级可以统一这两类矛盾，因为它是代表全世界90％以上劳动人民的利益的，不仅反对本民族的剥削阶级，也反对外国的剥削阶级；不仅反对本民族的剥削阶级对外的侵略，也反对外国剥削阶级对我国的侵略，这样就把两类矛盾统一起来了。无产阶级是代表90％以上劳动人民的利益的，所反对的是全世界极少数的剥削、压迫阶级，因此我们把阶级立场、民族立场、爱国立场，人民立场统一起来了，所以我们提出团结一切爱国分子，争取90％以上的人们在一起，立场是一致的。从反面来说也很清楚，达赖站在领主、剥削阶级立场，出卖民族利益，依靠印度统治阶级、美帝国主义、蒋介石——中国人民的最后一个剥削阶级统治者，依靠他们损害广大人民的利益，也是违背西藏人民的利益的，是不符合人民的立场、民族的立场的。不管达赖用什么民族和宗教口号迷糊人，他的罪行是违背中国人民的利益、违背西藏人民的利益的，正如十三世达赖引进了英帝，不管后来有些后悔，他的代表在西姆拉会议麦克马洪线的密约上签了字，现在这个麻烦还存在，对中国人民西藏人民都是不利的。如果达赖的阴谋胜利了，实际上西藏就归印度管，成为印度的殖民地，不可能独立的。达赖是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对中国人民不利，对西藏人民也不利，违背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也就违背了宗教的利益，因为宗教没有民族就没有寄托了，就变了，也可能形式上会有一点，内容就变了，那也是违背教义的，佛教讲“回头是岸”，如果达赖不回头，还能让达赖转世？这是宗教界的问题，要问我的意见，是不能让他转，因为他是民族的、人民的、国家的、宗教的败类，投靠帝国主义、印度统治阶级、蒋介石，这样的人不能让他转世，让他转世教义上也解释不了。如果让他转世，那就让十五世达赖在拉萨坐床，你（指班）让位，你回日喀则？你问我，我的政治态度是不同的。所以民族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不矛盾的，从剥削阶级来说是有矛盾的。当然大家现在不讨论这个问题，若讨论你们谁同意？我相信你们大家是不能同意的，十五世达赖来拉萨坐床，你班禅回日喀则，若同意就是违背中国人民、民族的利益也违背宗教的利益。从大的方面来看，只有独立的民族，才能有独立的宗教，才会不受别人的玩弄。 + +　　在座各位站在反帝爱国的立场，是反对达赖的卖国、出卖民族、宗教的立场，我们是不怀疑的，是信任的，但是不等于立场都站稳了，不能等同，全国人民以及共产党员都要经过长期的考验，要在惊涛骇浪中、大风中站的稳，不仅一次、两次站的稳，要长期站的稳。例如李维汉同志他的个子很大，在大风浪中站的稳，但是有一次没站稳把腿摔断了，那是别人给他设了陷井。所以政治立场稳不摔跤是不容易的，不要认为自己的立场稳了，没有问题了。党员也要长期锻炼，稍微一疏忽就会摔跤，怎么办？摔了就爬起来，但要警惕防止摔跤。 + +　　（立场和观点两件事，不是完全对立的，是互相影响的。立场是基础，产生认识、看问题的方法，凡是大问题都和立场有关系，小问题上有时同一立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看法是从立场上来的。不要主观上认为自己的立场站稳了，所以提出的问题都是对的，党员把大问题看错了都与立场有联系特别是剥削阶级出身的人站在人民的立场、爱国的立场说明更不容易，提问题要多想想，但也不会把问题都看的对，一个人的看法会有不全面，所以要别人帮助大家讨论。） + +　　要判断立场，主要是通过个人实践，要根据事实，大家的实践，对劳动人民有利或没有利？找事实根据也要做分析，有同一类型的事实，有正面的、有反面的，反面的也可以找到很多件，就是不好的事，也可以找到几百件、千件、万件，另外也要找好的事实做比较，看好的方面多还是不利的方面多？事情发生了是符合党的政策的多还是不符合的多？共产党也有时有片面性，例如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说了。应该有正、反两方面的比较，才能全面，才能做出正确的分析，那些是主要的？那些是次要的？那方面量大？那方面量小？要分清主、从，多、少，判断才会公正。这不是容易的事，考察问题上出问题；就是因为有片面性，但不要紧，可以找大家来看，来比较，现在这4个文件就比较全面。不能总想自己看的对，不能只靠自信，要大家讨论才能弄清那是对的，经大家同意，最后中央批准，才能保证全面一些，准确一些，这也是民主集中制的工作方法。 + +　　（第三个问题谈政策问题。班禅主任提了8个问题，我只涉及6个问题：） + +　　*平叛。这次，中央审核文件时加了一条。原有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西藏有特殊性，哪里发生了叛乱，所以加一条“有叛必平”。青海、西康都发生了叛乱，最后发展到西藏，不管平叛中错误大或小，叛乱必然发生是肯定的。若说有缺点，就是我们疏忽了一点，后来我们取得经验了，“有叛必平”。班禅主任的报告中也指出，平叛是必要的，完全正确的。叛乱的原因很清楚，叛乱头子要维护他们统治的秩序，维护剥削压迫制度，提出欺骗的口号是为了民族和宗教的利益，这是假的。他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剥削压迫制度，本来我们答应推迟6年不改，他为了维护封建的剥削和压迫，反对改革，叛乱就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叛乱平息后就必然出现消灭剥削、压迫制度，实行改革。这是你们赞成的，一齐搞的。要揭露他们为了民族、宗教利益的伪装。他们是加重了民族、宗教的灾难，平叛、改革是真正挽救了宗教和民族的危亡。他们的那个口号不能承认，平叛、改革才起了这个作用。平叛是必要的，平叛的结果成绩是主要的，这些班禅大师都说了。既然是主要的“丝毫不受损失”；群众的利益，民族、宗教一点不损失是不可能的。宗教、民族上层中的一部分人是叛乱的组织者、积极参加者，平他们的叛乱时，有时就要损害一些劳动人民和寺庙，丝毫不损失不可能。举个例来说，一个人开刀为了把坏东西取出来，我就开过四次刀，但开刀时总要流掉一些好血，这是损失，但在医院休养一个阶段就恢复了。理论上可以说丝毫不损失，但实际上要损失。革命也是这样，有时要损失一些劳动人民的利益。另一方面你们在讨论中也承认有缺点、错误，有些是可以避免的，有些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避免就会有损失，不可能丝毫不受损失，工作中有过了的地方，可以避免的应力求避免。只有这样看才能与“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甚至不到次要地位”结论相符合。如果说胜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甚至是低于次要地位的，但又说要丝毫不受损失，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在处理叛乱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时要区分两种情况，对确实没有参加叛乱而搞错了的要甄别平反；对那种参加叛乱但系胁从的和罪大悔改表现好的实行宽大处理，两者不能混同。混同了就好象都错了似的。这点很重要。回西藏以后，对叛乱了的是宽大，搞错了的是甄别平反，这样才能不动摇平叛，才能是必要的、非常正确的。 + +　　*民主改革。肯定民主改革是对的，急需的，也要承认农区搞合作了，牧区的某些行动早了，现在已经改过来了。总是希望人民的生活早改善，过早了，现已改变。劳动人民从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是伟大的成功，是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就要发动群众，爆发群众运动，除非搞改良的办法。若要真发动群众，就会有批评、斗争，你说他报复也可以，因为几千年来剥削、压迫了他们。例如白毛女话剧就象彭真同志说的，如果没有最后一场就象气憋住了，出不来似的。这是群众的愿望，斗争过火了一点是次要的。民主嘛！过去的制度对群众是极坏的，制度本身就坏的不可胜数。现在看一时的现象是过火了一点，从历史过程来看是一瞬之间的事。当然领导强的可以及时制止，但有的地方就斗了爱国的人，因群众一起来他也搞不清楚。还有一条就是既然发现改革有错误就“有错必改”，但一定要注意不能因为纠正错误把成绩或成绩的多数也否定了。因为改革是西藏人民的一次解放，和平解放是一次，这次是制度上的解放，这是90％以上劳动人民的利益问题，不能因为纠正错误动摇成绩。还有在民主改革当中有些干部、积极分子，表现有投机现象，在领导上正在批判过去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时，他们有的有些过火，投机，那天大师生动描写的情况我承认有这种人，可是应该承认由群众中成长出来的积极分子更多，这种人是少数，这些少数人投机，如果以后改了，不投机了也就好了，从旧社会来的没有一点投机性不可能，他先试试看，这样做怎么样，若要一个一个量，就是用放大镜和爱克思光检查也难看清楚，主要要从教育上解决，绝大多数积极分子是好的应当肯定。我说绝大多数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出身的，从改革中得到好处，他积极。 + +　　*群众生活。大师的报告中谈的好。如何关心群众生活，中央过去就考虑过，西藏交通线长，应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我和经武、国华同志也谈过。军队和干部需要的物资由内地运去，但少数的物资如烧柴和一些用的东西，还需要西藏供应。希望工、筹委尽力使西藏人民的负担不加重而减轻。这次的4个文件没解决这个问题，你是筹委的主任，回拉萨后要讨论一下。讨论时要注意两个问题：1、注意最贫苦的人，这些人不会在拉萨附近，在僻山穷壤；2、拿西藏的水准来改善生活，不能同全国取齐，因为交通较远，原来想快些修铁路，现在还不行。你们研究一下，在现在的条件下如何着手搞农业、牧业、商业，希望你们提出一个办法。要注意解决最穷苦的那部分人。 + +　　*民主集中。这包括几方面，首先要相信党的领导，大师的报告中提了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具体到西藏就是工委，工委是中共中央派去的组织，筹委的同志应相信工委会执行党的政策。工委要想得到各方面的尊重就要发扬民主，多商量，多听取意见，象这次充分发扬民主、协商，就会产生好的协定。同样筹委也要执行，才能取得西藏人民的信任和尊重。要实现任务，藏汉领导同志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我们很相信班禅、阿沛、帕巴拉、计晋美同志都是反帝爱国、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你们也相信工委的同志是要把西藏搞好，不是去消灭民族、消灭宗教，这些消灭了人民就没有了，也等于消灭自己，只有帝国主义才那样干。现在改革，搞建设，巩固成绩，将来搞社会主义的西藏，彼此要信任、尊重，重大问题集中到工委讨论，政府的工作由筹委讨论，实行民主集中制问题就解决了。 + +　　*宗教问题。这是4个文件中最详细的，做了具体规定，也是占你们时间最长的，听说最后大师也同意了的。还有中央统战部向中央提出报告的11条规定，你提出的5条。梵语叫“潘查希拉”，即5项原则，我很欣赏你宗教的5条，也可以叫宗教的“潘查希拉”，是有创造性的，值得庆贺，政治上的“潘查希拉”我有份，宗教上的是你创造的，宗教讲不讲创造性？（班：原则不能有创造性，一般的问题可以有。）目前在中国，这样创造性地处理好，宗教应有发展，宪法进寺庙，过去宪法没进寺庙，发生了叛乱，我们打了叛乱的，没叛乱的也受影响，以后宪法进寺庙，寺庙的秩序也就好了。专门念经和老弱的喇嘛的生活政府帮助解决，能劳动的喇嘛应劳动，自食其力是对的，为了宗教能继续、不消亡。不仅有中央的11条规定，还有你的“潘查希拉”，不发生消灭宗教的问题，工作中有毛病是存在的，但不存在消灭的问题。宗教信仰不决定于有没有寺庙，没有寺庙也仍然有宗教信仰，人的信仰是根据时代变化的。共产党说将来宗教是不存在的，共产党也是不存在的，但那是将来的问题，现在不去争论，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是一切事物都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宗教有轮回之说，是物质不变论，那是另一种哲学的解说我们不去争论。总之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信与不信都存在。现在中国是这个时代，将来长时间是这样，工作中有毛病要解决。 + +　　*民族问题。在座的同志们都相信党中央是扶持藏族发展的，藏族在过去的历史上有光荣的一页，今后要发展，只有在祖国大家庭内藏族才能得到发展。帝国主义侵入了就会有害于民族，不丹、锡金、尼泊尔就怕印度。显然只有在祖国大家庭内才能得到发展，从解放以来也就是这样做的。平叛中有损失，应当改。这次的文件会有帮助的，但在工作中，地区有快有慢，总是有前有后，民族会议以后也不会都齐头并进，中央统战部和民委应进一步抓，抓后都应有进步。以班禅为首的西藏自治区的负责同志，关心其他藏族地区我们欢迎，应鼓励，但是工作总是要各地区自己去负责处理。现在西藏自治区成立的筹备工作要加紧，明年要成立，不管国际上如何。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明年成立好，其他自治区去祝贺你们，他们成立时例如宁夏、广西、新疆自治区成立时，你们都去祝贺了。 + +　　今后工作中汉族同志要多批判大汉族主义倾向，藏族干部要多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倾向，经武同志也讲过。不是要消灭民族，而是要共同发展，多少年以后没有民族界线了，那是以后的事，古代汉人中有些人就有“世界大同”的思想，那是将来的事，现在是各民族都要发展，巩固民族大家庭、汉族有责任帮助各兄弟民族发展，不然为什么我们提倡文成公主这个剧。乌兰夫副总理一直要求写个“王昭君”，现在还没写出来。 + +　　政策问题就谈这几点，现已进一步写成文件，中央已批准，相信工委和筹委会根据这些内部掌握的文件，加以具体化，贯彻执行。 + +　　最后讲几句前途，根据人大政协开会以后可以看出，经过调整后有前途，中国有前途，西藏有前途。个人只要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也有前途，在座的当中班禅、帕巴拉最有希望，因为年纪最轻，为人民服务的时间还长，总不能说我们的希望最大吧！但是要国家、西藏、个人都有前途，关键在于团结，照工委和班禅主任的话把西藏的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一起，90％以上的人，包括少数参加叛乱悔改的人在内。首先是领导人之间的团结。第二，贯彻政策，政策要具体化。在工委领导下，行政事务工作筹委去做。这次回去后工委也传达，筹委也传达，把思想搞一致，领导团结了就搞好了。事情要通过实践不断改进，事情会有错的，错了就改。 + +　　你谈了两次，我谈一次回答你，你讲的坦率，我也讲的坦率，要叫讲还有讲的，但现在时间不早了。看你还有什么要讲的？ + +　　班：总理作了宝贵的指示都很好，对今天坦率的指示表示感谢。 + +　　总理：讲完了，我讲了这么多话，可以慢慢消化，以后有意见可以告诉工委转告我。我讲的也不一定句句话都恰当，要求讲的每句话都对，只好不讲，但大的方面都指出来了，请考虑。 + +　　来源： 《会议参考文件之四（绝密）》内部文件不准外传，1962年8月8日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8/000018.txt b/CCRD/2/5/8/00001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d073cff5c79a42109bd86bfa50ee512724d4dea --- /dev/null +++ b/CCRD/2/5/8/000018.txt @@ -0,0 +1,21 @@ +# 四川江津专区一封署名“部分党政干部”的来信就干部地方化问题提出意见 + +　　（安子文部长：） + +　　我们是四川省江津专区一部分党政干部，特向你反映组织领导和工资待遇的一些问题。 + +　　一、组织领导方面，主要是县一级的领导问题，自解放10多年县级领导主要是外地同志，他们参加革命早，政策水平工作能力都很强，因此在各项工作中，都做出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就，而且深受当地干部和群众的爱戴，这是主要的。但几年来随形势的发展，由于本地干部很少，或没有参加县领导的决策工作，就不能不存在一些问题，因为县的大小工作都由中共县委常委或书记决定，有的县委员会很少，或没有召开过，重大问题由常委会决定，而县委书记，常委中有的县只有一人是本地干部，有的根本没有本地干部，因此决定问题时就难免有生搬北方经验（全专区县书、常委大都是山东同志）或许有几个本地常委，书记以因少数服从多数，意见得不到采纳，下面干部者更是，常委决定无条件执行，如我地连续受灾，在安排群众生活上，北方领导同志硬说红薯藤子，树叶子到处都有，每人每天口粮，只供应2两4钱（十六进位秤）甚至不供应，说红薯藤子在山东完全可以吃，结果群众挖泥巴吃也不吃红薯藤，因此肿病上升，全专区最高达几十万人，有的江北、壁山两县各死达几万人，这是沉重教训，尽管客观上是天灾。又在生产上说，北方条播是好，硬要迫使老百姓种，结果减产很大，生产工具也要推广北方？子、大铁锨等等，这些都造成了损失，当然与这些同志的成绩比起来，这些错误是小的，但一个县死几万人，这应该说不能没有责任。其次外地同志中（指书记、常委）由于在抗日、解放战争中，艰苦环境里身体健康遭到损失，现有部分同志重病，加上县又是做具体工作的，精力身体都感到负担沉重，有的尽力不能支；第三，解放十多年来本县干部在党的培养下，在外地同志的耐心帮助下，已成长起来了，许多优秀的干部，为什么不能提到领导岗位上来呢？据说有的少数民族地区就较好，难道几十万人口的一个县中，几千名干部中，不能培养提拔一些吗？据说中央已曾提出逐步实现干部地方化，我们觉得现在应该考虑，比如是否中央下个通告，在县级书记常委中（包括委员），本县干部应占到半数或至少三分之一，这样使外地干部，继续居于领导优势，又能逐步培养起当地干部。 + +　　工资制度问题： + +　　从贯彻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付酬的分配原则看，现在有许多不合理的是：1，同工不同酬且悬殊太大，有的县，原来在县属区作干事工作是行政20级，经过提为付区长、区长，甚至县长或付县长，工资仍是20级，难道干事与县长工作责任是一样的吗？或区长和区委书记和县委书记、县长工作责任是一样吗？或说你是党员应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不应计较待遇，否则就不成为党员了，那嘛部队为什么要实行职务工资制呢？有的说，才提拔不能提级，要看他是否能胜任，我们觉得县区都有幅度级别，如县级是17——14级，才提的可不可以最低级，在我们？？特别是作为党员，不应计较名誉、地位、待遇，但悬殊太大，还是会影响工作情绪，现实仍然是现实。政治鼓励是主要的，但也不能完全否定经济物质刺激的作用；2，是最近中央、省、专都规定，看某些主要文件，参加一些会议（如听周总理中苏关系讲话，付食品照顾等都规定17级以上干部才能看这些文件。听周总理中苏关系录音或负责同志精神讲话，连有的党外民主人士都解其精神，管统战工作的干部还不知道，另外由于县级科局长中有部分是17级而县长县委部长、付县长不是17级，文件会议都不如科局长了解得多，工作起来是吃力的。由于不是按职务而按级别，工资不同工同酬，不能不增加一些内部矛盾。3，几年来物价有了提高，如鲜猪肉57年前卖0.38元一斤，现卖0.70元一斤等，生活水平已经提高，而工资未变动；4，49年到52年参加工作的是青年一个人无负担，生活上钱多少都可以过，现在10多年，经过结婚生儿育女，五六个孩子负担，家住农村无劳动力，住城镇的生活更高，困难干部增多，这些都与工资有关，因此，我们觉得最好按职务工资制，或者有差别，也不能太大。 + +　　上述两个问题，仅是我们片面的看法，很可能是错误的，但我们觉得有这些看法，反映给中央在这次调整和“精兵简政”中也许有些参考作用就好！ + +　　革命敬礼！ + +　　 四川省江津专区部分县的一些干部1962年6月9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8/000019.txt b/CCRD/2/5/8/00001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201e433cfafc38daf2826e237fbf1757da017e8 --- /dev/null +++ b/CCRD/2/5/8/000019.txt @@ -0,0 +1,91 @@ +# 习仲勋、李维汉等同志和班禅谈话纪要 + +　　时间：1962年6月21日上午 + +　　地点：人民大会堂浙江厅 + +　　参加人：习仲勋、李维汉、平杰三、刘春、张经武、张国华、夏辅仁、张承武、多杰才旦、智泽民、江平。 + +　　班禅、阿沛、帕巴拉、计晋美、恩久·洛桑群培、贡保才旦、纳旺金巴。 + +　　翻译：徐洪森 + +　　记录：梁奋、任仁 + +　　李：你的报告我读了。上次总理说让我们谈谈，大师也要求我们谈谈，怎样谈法，开座谈会的形式，自由谈好不好？ + +　　习：就是要自由的谈，一次谈不完，还可以谈二次。 + +　　李：自由的谈，交错的谈，都是领导人，一起座谈座谈嘛！ + +　　班：这样谈好。 + +　　李：大师先开个头吧！ + +　　班：不，部长先讲。 + +　　李：你的报告，我不是一次看完的，读了几次才读完。我看很好。大师把看到的听到的都提出来了。反对什么，赞成什么，要求什么，很明确。党对干部要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师这本书是考取了的。这样作很好，按照党和毛主席的方针应当采取欢迎的态度。是不是言者有罪，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作统战部长已有14年了，在交的朋友中，汉族也有这样的，我们一向欢迎这样的朋友：什么话都讲，各抒己见。这样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团结。彼此的观点都摆出来好，矛盾都摆出来了就好解决。过去达赖是另一个态度，和他一谈话，他就说是是，心里不赞成也说赞成，心口不一，表里不一，达赖是两面派的态度。班禅同志这种态度好，有什么话都讲。我们商谈问题，有时甚至吵一吵，争得面红耳赤，但过后结果是好的。我自己也是个不大隐瞒自己观点主张的人，你的这个报告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属于事实方面的，即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问题；另一方面是对事实的看法、观点以及怎样解决的主张。讲客观实际我是没有发言权的。在西藏工作的同志，对情况知道得清楚一些。我知道一些，也是你们对我讲的。报告中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我同意这个总估计。至于说错误、缺点和成绩那里多些，那里少些，我很难说。有的地方在个别问题上和个别事例上，可能比大师知道的更严重，如青海的问题，比你报告中谈的更严重一些，我们发现得迟（习：青海比甘肃还迟）。在西藏工作的同志，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不是采取隐瞒的态度，只是注意不够的问题（经武：有些知道了，但纠正抓得不紧），抓得不紧，注意不够，你们作过自我批评。青海就不同，有些干部就隐瞒缺点、错误（习：第一书记带头隐瞒）。我有个意见，同志们回去后，可以下去视察一下，把缺点、错误搞清楚。听说昌都地区的问题严重，就可以去看一下。总的说，各地都有缺点和错误，错误的大小、程度不同，青海最严重，不能和西藏比，也不能和四川、云南比。青海把一些好干部搞下去了（经武：西藏可能有些问题我们还没有发现），纠正过来的时间要长些。党的方针是有错必改，有什么改什么，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改多少。至于对犯错误的干部，也要区别对待。缺点、错误现在看，同平叛改革有密切关系，或者说是在平叛改革中发生的；但说一切都同平叛、改革有关系，不一定对。我想就这个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 +　　平叛、改革，是必要的，平叛、改革的方针、基本政策是正确的，而且取得了胜利。大师报告中是这样写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座的同志都同意大师的估计。我们历来是这样估计的，是一件大好事。这种根本估计我们在座的都是同意的，没什么问题。 + +　　底下讲对几个问题的看法，事前没同大家商量，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我把意见讲出来大家研究。 + +　　平叛是个战争，有的地方打几年，有的地方破坏很大，有的地方破坏得小点。大部分藏区经过战争，不是党和政府所愿意的。1951年人民解放军打到昌都，还是要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在执行和平解放协议上，有些问题有等待，例如改革、改编藏军等。明知藏人少，经济文化又不很发展，就是不愿经过战争实现改革，因为经过战争就会有破坏，这是大家清楚的。西藏的改革，我们说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改，第三个五年看情况再说，就是为了大家同意了和平的改，不想打仗。那一年，大师提出要改，我还对你们作工作。不是打不赢，就是不愿意打这个仗。 + +　　平叛，是因为有了武装叛乱。有叛必平。我一直参加这个工作，总希望改革能和平解决，但也看到可能发生战争，就是因为改革是革命，要推翻农奴主统治，解放农奴，这样翻天复地的事，领主阶级不让你和平，不接受你的和平改革。（经武：西藏情况，中央宣布6年不改，第三个五年再说，实际上准备11年不改。但1956年、1957年昌都的齐门公布就一叛再叛，58年朱卡叛乱，59年全区叛乱，不是我们要打。） + +　　藏区和其他民族地区，对民主改革，有三种人，三种态度。一种是有远见的先进人物，他们赞成改，认识到改革对民族有利。这是少数。西藏的桑颇是主张改革的（经武：1956年，他就主张改）。当时我劝过他。象你们这些赞成改革的，主张早改的人更少；再一种是坚决反对改的；第三种是不大赞成改革或者动动摇摇，处于中间状态的。如果都象在座的先进人物一样，那么改革就好办了。可以设想，先安排好，经过试点，调查清楚，稳稳当当地去做。这样做，肯定会好一些，比现在的要有秩序一些。要不要发动群众呢？还要发动的。根据多年经验，群众不发动，不让他们出气，不让他们站起来，等于没有改。实际上会是他们当家，领主管事。我们说的和平改革，就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结合”。就是自上而下的协商，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培养积极分子（习：光协商也不解决问题，协商了谁去办，还得要依靠群众去作）。和平改革的方法，究竟有那些地方实现了？新疆、云南等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没打仗是实现了；藏区绝大部分没有实现。有些地区，例如日喀则地区，很多先进人物，是应该实现和平改革的，但又开了斗争会，你父亲被斗了，计晋美也斗了，说大师是反动派，这是一个错误。此外，要阿沛夫人去修路，到帕巴拉家去收枪，这些都是错误的。去年我就向班禅大师承认过错误。按毛主席的指示，犯了错误总是要作检讨，一次、两次、三次、一百次，直到人家不愿听了，改正了为止。大师报告又提出这个问题，提出来好，我们再次承认错误。（习：新疆是和平改革，但也发生过这种事。错误很难完全避免。例如，青海的马甫臣，临夏的马全钦，我们一直保护，但改革时群众还是要斗。）对代表性人物应注意，我们注意得不够。（习：李部长这篇话，是给大师道歉，再次向你们道歉。经武：这件事主席也对你谈过并向公古学问好，我去日喀则在干部中也讲了，国华同志在拉萨也对干部讲了。发生这件事不好。我们有责任。） + +　　群众发动起来了，虽然说是和平方法，但是两个敌对阶级的斗争（个别先进人物，有些地主出身的党员，例如澎湃同志，是另一回事），领主、地主阶级，同农民是敌对阶级。一个是压迫，一个是被压迫，历史很久。压迫得很残酷，很黑暗，群众不发动起来不说，一发动起来阶级怒火就燃烧起来了，就要动手动脚了，以至把农奴主打死。他们动手动脚是从那学来的呢？从领主那学来的，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内地改革一再说了只准动口，不要动手，但他还是要动手。象“白毛女”里斗争黄世仁一样，干部不让打，他们还是要打，你说他错了，他说他过去打我多少次，现在我打他一次还不行吗？那个时候要群众讲礼貌是不可能的（习：群众比领主还是文明得多了）。就是和平改革，要采取很多办法（例如，对一些上层朋友采取背靠背的斗争方法），既让群众吐苦水，站起来，又要群众不采取领主对他们的办法，这里有很大矛盾，作到恰到好处很不容易。 + +　　（实现和平改革的地区打不打仗，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和平改革了，没有打仗；第二种是改革前打了仗；第三种是改革后打了仗。和平改革有一个条件，就是有一部分先进人物愿意接受和平改革。第一种地区是西南有些人口少的民族、没有武装，周围都改了，就实行了和平改革。但这种情况不多。第二种地区，例如新疆，是先经过战争，反革命抓了，群众经过教育，上层也经过了教育，知道叛乱不行，改革以后也没再叛。第三种地区，虽然经过和平改革，但以后又发生了战争，如甘南和青海的一部分地区。现在又有第四种情况，即西藏是边打边改。） + +　　甘孜的叛乱是在推行改革过程中发生的。当时在丹巴县进行了改革试点，正在协商改的时候发生了叛乱。这可以看出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关键在于这是个革命，革地主、领主阶级代表的那个制度的命。要地主、领主把制度改掉，他们大部分不愿意，一部分坚决反对，手中有武装，就搞叛乱，小部分是先进的有远见的。总的说，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一部分地区是较量在先，他们知道打不如接受和改，接受了有赎买政策，政治地位、生活水平不降低，有选举权，对他们有利；另一部分是没有较量过的，改了以后痛心，他们有武装，还要较量，或者是在改革中较量，反正是要较量（习：还有个国外反动势力的支持，象甘南黄正清，蒋介石曾给他下过委任令，空投特务，黄正清他们没有拉过去）。 + +　　为什么一定要打呢？就是因为伤了他们的根本。阿坝是先打的，有特务机关。当时索观瀛、华尔功臣烈同我们合作，苏永和要同我们打，打了他投降了，并安排他作了政协委员，但最后还是跑了。达赖、索康等，安排了副委员长人民代表，他们还是不干。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这样看，这是敌对阶级的问题，他要打，我也就非打不可。所以，和平主义在世界上不行，在一个地区也不行。 + +　　甘孜是要和平改革，在丹巴已经改了，作了试点。是有计划、有秩序的做的，但还是打起来了。事先我们没有准备打仗。在那里的部队很少，新去的部队，没有经验，一开始打一个连的部队大部分牺牲了。后来取得了经验，知道和平改革，也要作打仗准备。1956年开人大会议，这些地区上层人士来开会，总理出面讲话，提出停下来谈判，但改还要改。甘南开始打是在阿木曲呼。我们在这个地方力量小，是个弱点，就在这里打起来了。他们有准备，我们没有准备，把我们的干部围在一个碉堡里。人家有枪硬是要打，有什么办法。当时牺牲了许多干部。甘南叛乱一起，青海的循化首先响应。当时我在甘肃，我们看出这个仗可能烧到整个青海和甘南。他们有枪，有准备，有串连，拉萨也是有准备的。（国华：在全区叛乱前，丁青围了我们8个月，山南围了我们79天）藏区的仗就是这样打起来的。（习：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看，这一仗是非打不可的）。现在看，这个仗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已作结论。为什么？因为这个农奴主阶级是异常反动的（个别人是另一回事），他又掌握武装，坚决的反动分子，利用他们这个阶级多数人不赞成改革或动摇的情况（习：群众觉悟也不够），利用民族隔阂、宗教影响，欺骗了一部分群众。所以我说，这场战争是不可免的，历史正是这样走过来的。由此得出一条，反动阶级手里不能有武装，只能是人民解放军手中有武装。大革命时期我们出了力，但是革命失败得很惨，毛主席说，蒋介石有手，我们也有手，他们有头，我们也有头。为什么我们挨打？仔细一调查研究，原来他们手里有枪，因此我们有了经验，在毛主席率领下我们也搞枪，枪是命根子。反动阶级不会自动放弃武装，他打败了，才会缴出来。阿沛同志还记得和平谈判时，有个土登丹达，有个凯墨巴，最厉害的是他俩。提出要解放军只准驻在西藏几个点上，我坚决拒绝这一点。解放军是国防军，要开到那里，就到那里，不能限制。不然还要打。其他条件谈得差不多了就为这件事，谈判停了两、三天。他回去后，说我压他。所以反动集团也看得很准。西藏和平解放谈判成功，一是打了一仗，他们败了。还有帝国主义、印度主张和，他们看到一打就完了，要留有余地。人民手里没有武装，就是反动世界。打的根本原因，就是这个。有没有大师报告中提出的因工作上错误引起的？个别的有，但不是主要的，这样认识才能说平叛成绩是主要的，方针是正确的。 + +　　大师在报告中提到平叛的方针是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相结合，对投诚俘虏的叛乱分子执行“四不”政策，首恶必办这一条也不强调。达赖现在同班禅同志和我们还是同僚，同国华也是同僚。目的是为了孤立他，不是别的。首恶分子象索康这样的人，也只是撤了职，没有通缉，没有说逃到天涯海角也要缉拿归案。对叛乱分子不强调首恶必办，而强调胁从不问、将功赎罪、立功受奖，强调四不政策，表明我们的镇反政策在民族地区更宽。对三结合，我看不是什么时候都是半斤八两（国华：我们在执行中不同时期是有所侧重的）。人家包围了我们，政治争取为主就不行了。把他们打败了，才能以政治争取为主。缺点、错误是在执行政策中发生的。发生错误的原因，主观因素，我在民族工作会议上已经讲了，（经武：主要是区别对待不够）现在有的问题已经过去了，有的正在纠正。但这是重要问题。对平叛、改革中发生的错误的原因，看法可以不同，可以研究。错误要实事求是，不要扩大，也不要缩小。现在的问题是纠正错误。如有不同看法，可以谈，也可以保留。现在要认真纠错。捕错了斗错了的，要甄别。过去有规定的，要重申，没有规定的，要补充。总之，要规定些甄别办法。这是麻烦事，工委的同志和筹委的同志一块商议订些办法，让大家知道，同群众见面。该平反的就平反，这样做就服人。 + +　　X X X + +## 在吃饭时的谈话情况 + +　　班：请李部长明天谈谈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谈谈寺庙掌握在反对宗教的人的手里对不对？进行宗教活动的寺庙，变为反对宗教的基地对不对？说是宗教信仰自由，可是不许群众进行宗教活动对不对？ + +　　不管承认不承认，在西藏1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搞了消灭宗教，打了佛象，烧了经书，破坏了寺庙。寺庙的“三算”（算政治账、经济账、等级压迫账）变成消灭宗教，打佛象，叫喇嘛还俗的工具。 + +　　在民族问题上主要是语言文字的问题，我认为不让使用民族语文，不准穿民族服装，不允许保留好的民族风俗习惯，这三个特点没有了，民族就消灭了。 + +　　李：你想考考我，快到暑假了吗？可以出些题目来考我。 + +　　班：现在把藏文改得乱七八糟，一塌糊涂。 + +　　李：你有什么根据？ + +　　班：现在我们这些认识藏文的人都成了文盲了。 + +　　李：藏文里边到底是什么问题？你说清楚嘛！ + +　　班：（很激动，很不耐烦）我的报告里都写得清清楚楚的，你一看就知道了。 + +　　李：你这样生气不对。你写出来的东西，别人看了不明白，要允许别人问。 + +　　班：我不是生李部长的气，这个问题，我去年就向刘春同志说过，可是就象石沉大海一样，没有回音，所以一当别人问到这个问题时，我就不愿再谈。 + +　　李：刚才是我问你嘛！你就说我报告里写的清清楚楚。为什么别人不清楚的地方就不能问问呢？ + +　　刘：这个情况，去年班禅大师对我提到民族学院教藏文有问题以后，我就给民族学院谈了，要他们查一下究竟有什么问题。最近有一次我和阿沛副主任谈过，请他谈一谈现在藏文中究竟存在什么问题，那次有民族出版社负责翻译的藏族同志在座。据民族学院同志所谈民族学院不是乱改藏文的问题，而是教学方法的问题。 + +　　李：班禅的报告里，说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一样的（乱改藏文）。我知道中央并没有这样做，原来他指的是民族学院。（问刘）民族学院教藏语文问题，你可以谈谈吗？ + +　　刘：现在一下还谈不清楚。 + +　　李：谈不清也要弄清楚。你明天找萨空了和民族学院的人了解清楚谈一谈。 + +　　班：我认为民族语言、民族服装、民族风俗习惯没有了，这样发展下去，民族就没有了。 + +　　李：民族语言是民族的主要特征，但民族服装不是。这些问题明天再谈。 + +　　来源： 《会议参考文件之三（绝密）》内部文件不准外传，1962年8月8日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8/000020.txt b/CCRD/2/5/8/00002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791efb0eca486290cf01fd8c2eb93a74f2879f4 --- /dev/null +++ b/CCRD/2/5/8/000020.txt @@ -0,0 +1,285 @@ +# 习仲勋、李维汉等同志和班禅谈话纪要 + +　　时间：1962年6月22日上午 + +　　地点：人大会堂福建厅 + +　　参加人：习仲勋、李维汉、平杰三、刘春、张经武、张国华、夏辅仁、张承武、多杰才旦、智泽民、江平。 + +　　班禅、阿沛、帕巴拉、计晋美、恩久·洛桑群培、贡保才旦、纳旺金巴。 + +　　翻译：徐洪森 + +　　记录：梁奋、任仁 + +　　李：接着昨天的谈，昨天大师要我讲民族、宗教问题，今天我先讲这两个问题。 + +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我们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是很清楚的。就是八个大字：平等团结，区域自治。我国的各个民族，从只有几百人的（赫哲族）、几千人的（鄂伦春族）直到七、八百万人的少数民族，同汉族都是平等团结的；聚居的少数民族，都实行区域自治。民族压迫，民族分裂，在我国是不合法的，违反宪法规定的。 + +　　没有民族特征，就没有民族；没有民族，就谈不上区域自治。大师的报告中有这个意思，我是同意的，我也是这个看法。什么是民族特征？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民族特征同民族的存在是不可分离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特征，就不成其为民族了。民族有4个特征。我认为在这些特征中最基本的有两个：一个是民族语言，一个是心理状态。人是说话的动物，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因而语言是构成民族的根本性的特征。 + +　　班：心理状态怎样解释？ + +　　江：指民族的感情、性格……，主要表现在文化上。例如对传统艺术形式的共同喜爱等等。 + +　　李：语言的不同，包括发音、词汇、语法结构的不同。比方我们汉族说“红花”，土家族就说成是“花红”。据语言学家研究，汉语、藏语都属于汉藏语系。汉藏语系占的人数最多，汉族、僮族、藏族、彝族等都是汉藏语系。汉藏语系在中国是个最大的语系，在世界上也是最大的语系。语系相同，语言上就有相同的地方。虽然是一个语系，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成为这个民族存在的不可分离的特征。 + +　　文字是符号，是表达语言、表达思维的符号。它可以是这样的形式，也可以是那样的形式，不是固有不变的，总之，是离不开语言。现在还有许多民族有语言没有文字。藏文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字，蒙文还是藏人巴思巴给创造的，满文是参照蒙文创造的。文字不是一个民族固有的构成民族存在的条件。一个民族的语言可以有多种方言，但文字是统一的。汉族就是这样。汉族在几千年以前就有统一的文字，所谓“车同轨，书同文”，但方言很多，有几百种乃至千把种，比藏族多，但文字还是一个。是不是方言中没有共同的东西呢？有共同的东西，没有共同的东西就不能形成统一的文字。所谓方言不同，是指语言的某些字的发音不同，词汇不同，但语法的构成、词汇、发音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以可以形成统一的文字。 + +　　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是交流思想的工具。文字统一，语言不统一，是个矛盾。作为表达思想的工具，不但要求有统一的文字，也要求有统一的语言。现在汉族就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逐渐推广普通话，使很多人逐渐学会普通话。（江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语音。） + +　　我是湖南人，说话是湖南腔，北方人听不懂，学会普通话是不行了。要提倡后一代的人学会普通话，使普通话逐渐普遍起来。现在汉族地区城市、乡村的学校都在用普通话教学，这就可以在将来使汉族既有统一的文字，又有统一的语言。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经过很多年才能实现。 + +　　语言文字的统一，有利于一个民族的发展，不是妨碍一个民族的发展。 + +　　班：现在藏文的问题，就是乱改，看了不懂。 + +　　李：方言和普通话，要并存一个很长时间。急于消灭方言是不对的。普通话是多少年形成的，不是那个人随便想出来的。作为全国的交际工具使用普通话，但在一个地区还是用方言。就是普通话普及以后，方言和普通话还要并存一个相当时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文字是离不开语言的。语言是生动、活泼、发展变化的。文字既然是语言的表达形式，语言发展了，丰富了，文字也要发展。不然，就不能表达语言，那文字就死了。汉族语言是发展的，吸收了许多别的民族语言，近百年吸收了许多外国语汇。 + +　　习：关中有一句话叫“咯列麻查”（快的意思），就是从蒙古话吸收来的。 + +　　李：汉族的语汇比较丰富。缅甸人说，他们用缅甸语在学校中无法教自然科学。汉族语文因为近百年来吸收了很多外国词汇，丰富了，可以在学校中用汉语文教自然科学。汉文就是形式不好，方块字，不好学，写起来慢，党内外酝酿了多少年进行改革，但也不能一下改掉。 + +　　习：汉文形式不好，但也用了几千年了。一下搞掉不行。 + +　　李：汉文有个改革的问题，拉丁化方案有了，现在先搞汉字简化。 + +　　刘：“五四”运动以后，汉文把文言文改成白话文，就是一个大革命。 + +　　李：汉文在“五四”以前是文言文，文字和语言是脱节的，“五四”运动以后，汉族把文言文改成白话文，是个大革命，又吸收了许多外国词汇，能适应现代经济、文化生活的需要。 + +　　现在谈谈藏文藏语的问题。首先要尊重藏语藏文，这是肯定的。这是个民族权利。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谈一谈。一个问题是，大师在报告中提到的行文问题。这在宪法中有规定。全国最广泛的交际工具是汉文，但在每个民族中还有自己的通用文字。按宪法规定，在民族自治地方，行文要使用两种文字，一个是汉文，一个是本民族的文字。在藏族地区更应该是这样。做报告、上下行文、开会，都要使用藏语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必须坚决实行。关键是翻译问题，一下子不能解决，也要有计划的采取坚决的步骤逐步去解决，要做到上下行文、广播、报纸等一切宣传工具和交际往来，都使用那个民族的通用语文，在藏区要使用通用的藏语文，一下做不到，可以逐步做。这是步骤问题。但必须坚决按照宪法规定和中央的政策去做。 + +　　（经武：毛主席说要我们汉族干部把藏语文学好。） + +　　李：毛主席再三讲，中央也有指示，在5年内汉族干部要学会藏语文，从用翻译过渡到不用翻译。一个都不用，当然也困难。但是所有汉族的干部都要好好的学（杰三：50岁以下的都要学会）。要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这个指示，要汉族干部做出学习计划，好好学习，并要检查学习情况。 + +　　另外一个问题是，每个民族的语言文字都有发展改革的问题，汉文有这个问题，藏文也有这个问题，藏文历史很悠久，必须尊重。但是藏文也是有个发展改革的问题，这也是客观存在。语言文字的发展改革，是个历史的规律，是无法阻挡的。民族要发展，语言文字也要发展，阻挡它的发展，对民族的发展不利。汉族的语言文字也是这样，也在改革发展。如果汉族不把文言文改成白话文，文盲会更多，就不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但藏文的发展改革要根据藏族本身的发展需要提出来，还要根据藏族的领导人和群众的意见决定。不可以由外人强加于他们。发展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如何改，1949年第一届政协的共同纲领就已经作了规定，就是要由本民族自己决定。我们对如何改只能提出建议。所以藏族要不要普通话是藏族的事，是自治权利。汉族的语言学家可否作为工作作为学术问题进行研究，我看可以，藏族也应该欢迎。研究了提出意见，是可以的，但如果去推行，就错了，就要停止，因为没有经过同本民族的领导人和群众讨论同意。 + +　　平：中央广播电台的藏语广播已停止了。 + +　　李：不做工作，简单的停止我不赞成。 + +　　平：藏语有几种方言，都使用，广播的时间也不够。 + +　　李：使用那一种方言可以请教他们嘛！（指班禅、阿沛等）广播的时间不多，可以分开时间广播，这一次向青海广播，下次向西藏广播。 + +　　习：向西藏广播，还是用拉萨的方言比较好。 + +　　刘：中央广播电台上许多民族语文广播都取消了，如蒙语、维语、藏语等，原因是这些地方都建立了广播电台。这样做不对，总理批评了这件事，现在正在准备恢复。 + +　　李：关于使用少数民族的文字问题，虽然过去中央有规定，但是很多地方没有很好的执行。我看可以建议国务院对这个问题再发个指示，重申前令。 + +　　班：使用民族文字问题，中央过去有什么规定？ + +　　李：宪法上订得有嘛！执行得不好就是了，可以再发指示，三令五申。 + +　　班：过去是有规定的，但只是个样子，希望认真执行。刚才说再发个指示，我非常感谢。 + +　　李：再发个指示，你们西藏筹委如何执行，责任在你们。如果有人反对，你们可以同他作斗争，违法的可以告到法庭。 + +　　（现在请刘春同志讲一下藏族文字问题的情况。） + +　　刘：昨天大师谈到民族学院藏语文的教学情况，现在我把情况说一说。去年班禅大师给我谈到过民族学院的藏文教学问题，说他们在藏文教学上有些乱。 + +　　班：前年我就谈过这件事，已经两年多了。 + +　　刘：总之是上次班禅大师来的期间。班禅大师谈过以后我就向民族学院讲了，要他们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当时他们没有把问题弄清楚。今年大师在云南又谈到这个问题。我当时对大师说，我们对这个问题是重视的，已经告诉民族学院研究。回来以后，我又找萨空了、苏克勤和其他同志谈了大师的意见，叫他们检查。有一次我去看阿沛同志，民族出版社负责藏文翻译的藏族干部多杰江布也在座，我问了多杰江布。他说，用拉萨土话拼音写成文字，有许多字看不懂，他不赞成。另一件事是民院搜集了很多拉萨土语编了一个词典，他说他提过意见。当时阿沛和多杰才旦同志也谈了一下，认为藏语的方言不同，文言文和口语有一定的距离。文字做到大众化有好处，但是随便用一种土语拼写成藏文不好。后来大师提出来要萨空了同志谈一下藏文教学、使用问题，萨空了同志正在参加轮训学习，作了准备，还没有立时来谈。这个情况，我向大师也说过。 + +　　习：还是要他向大师谈一次。让他作些准备，这里面有些是工作问题，也有理论问题。 + +　　多：大师对藏文教学问题有两个意见。一是把藏文的正字学搞乱了；二是用土话拼写藏文不符合文法，看不懂。这两点意见，我已向民族学院的负责同志作了传达。 + +　　刘：中央民族学院我兼院长，但情况不大了解，有官僚主义。大师提出藏文教学问题以后，过去我找苏克勤、马学良（负责少数民族语文教学的教授）谈过，现在又了解了一下情况，今天把我所知道的简单介绍一下。 + +　　民族学院学藏语的共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汉族高中毕业生，从1951年以来已经毕业了一百几十人；另一部分人是藏族，是民族学院预科的学生，人数比较多。其中多数是穷苦人的子弟，不懂藏文。办预科的目的，一是要他们学文化，二是学政治。主要是用汉文教学，这也是藏族学生的要求。我们考虑到藏族学生在京学习几年，有的人甚至学4、5年，不学藏文不好。当然在北京学习藏文，不如在拉萨学习藏文好，缺少教员，环境和藏区不同，但如果不学，又怕耽误了学生学藏文，所以决定还是要教他们学一些藏文。在学习方法上，开始是采用的传统方法。学了一个时期以后，学生感到困难，学得慢，后来在拼音上采用一种教员认为比较容易学的办法。这种方法同西藏现在用的方法不同，据说也是过去有的一种方法加以改进，具体怎样，我不大清楚。 + +　　李：阿沛、计晋美同志可以找你们在北京学习的子女问一下，有什么问题就清楚了。我不懂藏文，不容易搞清楚。 + +　　刘：再一个问题，是口语文和文言文的问题。开始是按文言文学的，有些人提出来这样学了很久，连便条都不会写。教员为了缩短学习时间，使学生能早些会拼写，采取了口语化的教学方法。因为正字学没有学好，各个学生按自己地方的方言拼写，结果学生中也不能互相看得懂。据说他们给自己家长写信，有的家长认为这样可以看懂，好；有的家长认为，把原来的藏文改了，不好。民院的学生也还学文言文、古典文。开始对学古典文注意不够，后来李部长说要培养有高深藏文知识的人，就要学懂文言文、古典文，现在也教学生学古典文和文言文，还曾请喜饶大师去讲学。现在藏族学生学习分5步：一是学拼音，二是学单字——三至五千个字，三是用口语的方法拼写藏文，四是学习文言文，五是学习古典文。这里面的问题是拼音的方法是否适当？值得研究；口语文的写法是否适当，也值得研究。开始强调口语化，强调要学得快，这对开始学藏文的人也有方便，但这样做有问题，拼写法和原来的正字学有出入，现在又在讲正字学。看来，藏文的文言文和口语是有距离的。藏文需要不需要补充和发展，这是一个问题。现在民院的一些办法，是教学上的尝试，还不是对藏文有什么补充、发展。关于藏文的文言文和口语化的问题，科学院还专门作过调查。 + +　　再谈一下汉族学生学藏文的情况。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开了许多少数民族语文的班级，学习藏语文是重点，要学4、5年的时间，目的是培养研究和翻译人材。要求学生毕业后既会说话又懂文字，既懂口语又懂文言文。 + +　　汉族学藏文困难很大，现在是先学口语，后学文字。只学文字不学口语不能同藏人直接接触。于道泉教授研究藏文几十年了，他在解放前创造了一种帮助汉人学习藏文的拉丁符号，民院在教学上采用了这个方法。 + +　　李：就是注音符号。用作帮助学生学藏文是可以的。 + +　　刘：我们再三强调这种注音符号，不能看成是藏文改革，看成藏文改革是不对。 + +　　从民族学院藏文教学情况看，问题是有的，但总的说，是重视藏语文教学的。学藏语文的人数也最多。想帮助学生学好藏语文，方法上有问题可以研究。问题在什么地方也可以研究。例如，口语和文言文如何互相运用？汉族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把文言文改成白话文的，但也不是说“五四”以前就没有口语文，如红楼梦、水浒传就是“五四”以前的作品。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是如此。英国人说他们是有了莎士比亚以后，他们的语文更好了。俄国人说他们在普希金以后语文更规范化了。民族学院的藏文教学方法，还可以研究，请藏族的负责同志也考虑一下。但他们采取了一些新的教学方法，对藏语进行一些研究不是进行文字改革，如果把这看成是对藏文的改革那是不对的，他们并没有这样。当然更不能说是看不起藏文。藏族语文是毛主席指示进藏干部一定要学，后来李部长也再三强调要学。初期民族学院有一部分学生不愿意学，当然也有一部分人愿意学。对不愿意学藏文的人，我们一再的对他们讲，藏文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是很好的文字，所以要好好学。但是藏文、汉文和英文、俄文都要发展，没有不发展的语言文字。要抛弃藏文的传统是不对的，但是为了发展作某种改进的尝试是有益的，但这要藏族领导人和人民群众自己作决定。汉族的语言学家共同来研究提出方案，也是可以的。一个民族文字的发展，要规范化，词汇丰富等，特别要群众能掌握。群众能掌握了，民族文字才能有更好更大的发展，对民族向前发展有很大影响。如何解决多数群众以至全体人民掌握的问题，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为什么好心好意的搞这件事呢？就是这个目的。 + +　　李：要从全体人民利益、需要、愿望去考虑这些问题。 + +　　刘：中央向来很重视民族语文的翻译。现在民族语文的翻译工作方面也有问题。原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少数民族的语言广播的，后来因为地方上有了广播电台，就取消了，现在要恢复，但是用什么地方的方言广播好，用拉萨的方言好，还是用青海的西康的方言好；过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用拉萨方言，一般的说大家认为好，将来还打算这样，确有必要的时候，也可以作其他地方的方言的广播。班禅大师说藏文毛选是可以看得懂的。但地方用口语拼写怎么办？有些地方是当地可以懂，但同文言文比，有出入，我记得过去甘、青提出过这个问题，当时考虑如果为了当地群众能够看懂，可以这么办，从文字使用教学上看，有些问题是要研究解决，例如如何更加便与学习等。过去有关单位研究了多次，有些藏族干部是参加了的，但大师、阿沛、帕巴拉等一些领导人没有在一起商量过。现在可否考虑除了有关部门向你们几位领导人汇报一下藏文的教学和使用情况，你们几位能否对如何拼写藏文、如何教藏文等问题在一起商量一下。此外，民族学院藏文教学问题中央很注意，但教员成问题，水平不很高，希望工委、筹委能派几个藏文好的教员来，使民院的藏文教学工作搞得更好一点。 + +　　李：对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一，藏文要不要改？作为问题研究，提出来是可以的。二，改不改，如何改？要实行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指示的：有关少数民族的重大问题，要同有关少数民族的干部和群众商量决定，不能代替他们决定。三，语言文字的研究是科学性的专门问题。研究的意见对不对，不忙作结论。对藏语文进行研究是可以的，但不要随便推行研究的意见。如果要推行，一是按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原则办；二是要确有把握。语言文字的改革，关系到两件大事，一是关系到语言文字的固有规律，二是关系到广大的人民群众，要在人民中行得通才可以搞。如果没有确实把握，不要轻易乱动。我们给少数民族创造文字，是有些经验的。创造出来的文字，有的群众欢迎，有的群众不欢迎。 + +　　习：没有改好的，应该改回来。 + +　　李：在有通用文字的民族地区，行文、宣传都要用这个民族的通用文字。对不通用这个民族语文的人，要给翻译，在全国通用的是汉语文，因为少数民族只有3000多万人，汉族有6亿多人。有些少数民族，如满族、回族，也通用汉语文。因此兄弟民族，特别是干部、知识分子需要学汉语文。我很佩服你们几位，藏人首先要掌握藏语文，干部要掌握汉语文。知识分子还要学习一种或几种世界范围内广泛通用的文字，象英文、法文等。 + +　　民族问题再谈几点。心理状态也是民族存在的一个不可分离的一个特征。包括民族的感情、性格，表现在对文化艺术上的不同风格形式的共同爱好上，我们同回族语文一样，但还是不同的民族。因为心理素质不同，风俗习惯也不同。宗教信仰是不是民族不可分离的一个特征呢？一般的说不是，不是每一个民族都信仰一个宗教。但是象藏族回族等，全民族几乎信仰一个宗教，宗教就成为同民族特征密切联系的一部分。影响到了这个民族的心理状态和感情。一般的说，宗教信仰不是构成一个民族的特征，你说你有民族感情（向班禅），我也有，我要尊重你，你也要尊重我，民族平等嘛！要互相尊重。 + +　　民族的风俗习惯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汉人过去吸鸦片烟，裹小脚，很不好改。但这不是好的习惯，所以还是改了。对好的民族风俗习惯应该发扬，不好的，不利于民族发展的，有害的风俗习惯要改。 + +　　服装是不是民族特征，不是的。我们汉族的服装就不知道改了多少回。你们的服装，也不都是你们自己的，有些是唐朝的服装，朝鲜穿的服装，就是唐朝的服装。你们穿的官服，是元朝、清朝强加给你们的。你们现在穿的服装，有些是你们民族固有的，有的就不是，历史可以查清楚。 + +　　头发如何梳，留不留辫子？是不是民族特征？也不是。汉族人过去也是留辫子，是满清统治者强迫留的，汉人为了反对留辫子搞了多年的流血斗争，清朝杀了多少人。剃了辫子后，改成了光头，现在在座的留的是“洋头”。 + +　　汉人现在穿的衣服，是解放军穿的二尺半。头发、服装都改了，但不是下命令改的，下命令也不一定改得了。 + +　　平：下命令不能解决问题，吴佩孚曾下命令要人们穿长袍马褂，就没有行通。 + +　　李：班禅大师报告中说，下命令要藏族改服装剪辫子，甘、青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如果有这种情况，是不对的。 + +　　班：如果说没有下命令，为什么那么一致？那么大的面积都是这种情况？ + +　　习：大师也不要这样看。有些事情搞得不好，可能是上面下的命令，有的事情上面没有下命令，如汉族地区的女人也剪辫子，我曾到下面去看过，上面并没有下命令，但是有几个县，都把人家的辫子剪了，就是有那么一股风，一刮起来就到处都搞了。 + +　　李：风俗习惯只有互相尊重。但他自己要改也不能干涉。如阿沛同志，自己剪了辫子改了服装，我也不反对。你这样我尊重，他那样我也尊重。但是帕巴拉不同，你是活佛，我劝你，还是要穿活佛的衣服好。 + +　　经武：我也劝他要学点经。不然出国的时候，人家问你经典，你不懂，也不好。 + +　　（李：夏茸朵布，我也劝过他还是要穿活佛的服装好。民族的风俗习惯，我说可以区别对待，有些是必须尊重的，有些是可以改的，但是下命令改是不对的。第一届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上就规定了民族的风俗习惯改不改由少数民族自己来决定。如果强迫去改，就会变成民族问题。） + +　　藏区，包括西藏、甘、青、川、滇藏族地区，人口很少，造成这个情况的历史原因，我今天不详细谈。这一次经过平叛战争，人口有所损失，减少了一些。这有几种情况，一、跑了一部分，不是死了；二、死了一部分，数目多少不清楚。战争打死了一些人，其中是上、中、下层，革命反革命，好人坏人都有。三、上层反动分子胁迫群众叛乱，对不听他的话的，他也残杀了一部分人。这些账，应记在谁的身上？跑了的，不能全记我们的账，其中因为我们工作没有做好而跑了的，可以记在我们账上。打死的，应该记在叛乱上层账上，因为叛乱是他们挑起来的。其中一部分因为我们工作中有错误而死了的，是我们的责任，如青海在一个时期，虽然宣布了对投诚分子执行“四不”政策，但是没有执行好，这是我们的责任。总之，凡是因为我们工作上的问题而死了的人，都记在我们账上。 + +　　经武：关押的犯人中也有些非正常死亡的。 + +　　李：当然，关起来了，他没有自由了，其中有一些人是没有罪死的，即使有的是有罪应该杀的，非正常的死亡，我们应该也有责任。所以甄别工作很重要。没罪死了的，要恢复名誉。要正视这种错误，那怕只是错死了一个人，我们也要重视这个教训。由于各种情况，死了一些人，从目前看，藏族有损失；从长远看，过去几百年藏族人口是越来越少，今后人民翻了身，枷锁去掉了，人口就会发展的。青海犯了错误，生产没有发展，西藏这几年的生产是发展了，生产是上升了。生产的增长，必然带来人口的增长。所以我想平叛改革虽然有错误、缺点，具体的说来可能有一百条一千条，青海问题更严重。有些干部违法乱纪，是犯罪行为，有一些是真心帮助兄弟民族而犯了错误，西藏的情况，我比你们了解的少。大师报告中写的一些缺点、错误有的我知道，有的我不知道。也有一些情况，我知道，大师不知道。但总的来说，藏族同志比我了解得多，应该尊重藏族同志的意见。我看，平叛、改革这场阶级斗争，有错误，有损失，但是几百万藏族人民真正得到了解放。大师的这个报告，一是反映缺点、错误不少，也反映出藏族群众的解放。 + +　　习：特别是报告的前十几页，反映了情况，也反映了前景。 + +　　李：目前困难是有的，但藏族这个民族，毫无疑义的是要发展的。我们工作中有缺点、错误，错死一个人的教训都要重视，人命如天，决不能视人命如儿戏。昨天我说了对缺点错误，有什么纠正什么，有多少纠正多少，这是党中央的主意，毛主席的主意，我们一定要执行。 + +　　关于民族主义问题，我在民族工作会议上讲了我的看法，有记录，同志们可以看，请藏族同志指教。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否凡是大民族主义都是进攻的？小民族的地方民族主义都是防御的？我看，大民族主义居于统治地位、主导地位的时候，是进攻的。但如果是在被统治地位的时候，就不是进攻的，如清朝时，汉族提出的“驱逐达掳，光复中华”，就不是进攻性的。当时这个口号是孙中山提出的，民族主义的口号，是革命的口号。但如果是我们党，就不会这样提。民族主义一般的讲，有进步的一面，也有反动的一面。达赖的叛乱是民族主义，他是反动的民族主义，是进攻的，不是防御的。满族在统治中国的时候是个小民族。但是，他是进攻的。凡是民族主义，不管是大民族的，还是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在他居于统治地位的时候，都是进攻的。现在藏区不是没有大汉族主义的，青海严重一些，西藏也有。藏族中，有没有民族主义？也不能说一个也没有。谁有就谁有，有多少就是多少。如果汉族干部在民族地区居于领导地位，他的民族主义就是进攻的。但是地方民族主义也不都是防御的。1957年至1958年地方民族主义配合右派进行猖狂进攻，那个时候，地方民族主义是进攻的。 + +　　不论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具体情况要进行分析。一般说，我国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汉族人多成王，容易看不见少数民族的特点，抹煞少数民族的特点。大汉族主义严重的地方，地方民族主义也就要多一些，因为他要反抗。所以一般的说，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要克服大汉族主义倾向，这是方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帮助兄弟民族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有大汉族主义思想的人，没有资格，也没有力量帮助兄弟民族克服地方民族主义。这几年，大汉族主义有所滋长，大师报告中提出大汉族主义问题，对我们工作上是有帮助的。 + +　　宗教问题。在大师报告中，占很重要的地位。其中有一般问题，也有带具体性的藏族地区的问题。一般性的问题，在民族工作会议上我讲了两个钟头，是我报告的重要部分，有记录大师可以看，我不想讲了。行不行？ + +　　班：同意。 + +　　李：藏族地区的宗教问题，这几年一是平叛一是改革，对宗教牵动很大，有错误有缺点，有些做得过分了，过火了，在寺庙中改革时，运动中形成了一种反对宗教的情况，我看是有的，（班禅微笑，向经师恩久示意）所谓过分，就是寺庙留少了，喇嘛留少了。至于烧经书，打寺庙佛象，那是表现了没有文化，没有知识。 + +　　（习：经书、佛象、寺庙建筑都是文化，历史文化，破坏是不对的。） + +　　（李：宗教中有哲学、文学、艺术，天文、地理……。） + +　　班：还有矿物学、自然科学。 + +　　李：很丰富，用粗暴的办法搞掉，我看这是没有知识，要我就不这样干。干了，就要批评，要认错。应当放在那里，请你们处理。它本身又不是封建压迫剥削制度。 + +　　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有几条中央是有明确规定的：一，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我就不解释了。二，有信仰就要有相应的宗教生活，一定的宗教活动场所——寺庙，一定的宗教人员，经典等等这是宗教生活的条件。 + +　　这几年变化大，这些东西太少了，不仅你们少，新疆、甘肃等地区也少。怎么办？依照人民的需要同宗教界商量，需要留多少留多少，不够可以恢复。请你们和工委的同志商量一些具体办法定下来。 + +　　还有一个问题，大师要搞三、四千专门念经喇嘛，应该执行。没有做到要做到，尽可能的做。经典文物要搞宗教的高级知识分子去研究整理。这也是定了的。西藏大可作一些工作。愿意还俗的喇嘛还俗，愿意回寺的喇嘛，也可以回寺。 + +　　关于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问题。大师提出寺庙能不能变成反宗教的基地？能不能让反宗教的人掌权？要我答复。我看，寺庙是宗教活动场所，当然不可以成为反宗教的基地，反宗教的人也有自由，但不要在寺庙内工作。反宗教的人是有的，我就不信仰宗教，但是我也不反对你们信宗教。如果有人要反对，也可以有自由，他要写文章、发表演说等等。我们说可以不要这样搞，这样搞，不利于团结。 + +　　过去我同班禅就谈过宗教问题，大师把它归纳成五条，我是同意的，毛主席也同意。应该执行。宗教改革（不是说它内部的压迫剥削制度的改革），是宗教界自己的事，改不改如何改，我们不加干涉。 + +　　上面这些有的是中央规定的，有些是中央同意了的，可以根据这些原则去处理问题。 + +　　还有一个寺庙管理问题，我的意见寺庙要实行政府管理和寺庙内部自治相结合的办法，政府是一切都要管的。寺庙必须遵守政府的政策法令，在遵守政府的政策法令的原则下寺庙的宗教事务可以自治，自己管理。在民主改革中，政府派干部到寺庙是可以的，现在改革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派干部去管了，应让他们自己管理。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供你们参考。根据这些，请工委、筹委的同志们商量定出个办法，报中央备案就可以了。中央的许多政策，都是早就有了的，缺点错误是执行中的问题。宗教问题，是个大问题。我们必须重视。你们商量出来一个办法，我们还可以发给各地参考。 + +　　（经武：（向班禅）我们商量个具体解决办法。） + +　　班：（点头赞成） + +　　现在全藏区的寺庙民管会，大多数都是反宗教的人在那里把持着，是开除他们呢？还是怎么办？民管会是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呢？请明确答复。 + +　　李：我的意见很明确啊！ + +　　习：他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要你们协商确定。 + +　　班：我有经验，这里不定下来，回去后不好办，解决不了。有时候我们吵得面红耳赤也是不解决问题，去年在扎什伦布寺选举民管会，原来民管会的成员都是有问题的，我说要撤换，夏辅仁同志也在，他们一定要保护，吵来吵去，只去掉了一个。他们给我讲这是党的干部政策等等。我有什么办法。 + +　　夏：大师是扎什伦布寺民管会的主任，民管会的名单是你同意了的。 + +　　班：字是我签了，那是你们一定要保护，我没有办法。 + +　　经武：不信教的不参加民管会，这一点我同意。 + +　　班：这样做我就没有意见了。能这样办，那怕只剩下一个喇嘛也不后悔。寺庙是群众需要才建立起来的，如果这样做了，寺庙都关了门，我也不后悔。 + +　　李：还有几点，过去是那么个情况，只有政策方针，又不是写在一起的，没有定出一个具体办法，我的意见，你们商量一个具体办法，由自治区政府用命令公布。方针是中央已定了的，每一个地区的具体办法，中央不好具体规定。还是你们在座的同志商量定出一个办法好。如果需要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民委的同志参加，也可以参加。商量办法的时候，如果有的条文意见不一致，可以把两个意见都写上报告中央决定。 + +　　经武：扎寺的民管会，大师是主任，你如果不满意，回去可以重新改选。 + +　　班：我是主任，民管会成员名单是我签了字的，但不是那样情愿签了字的。我在这里讲的话，回到家里要受批评，（据说是指经师）批评我也要说。 + +　　习：谁批评你啊？ + +　　班：我不说。 + +　　平：批评你，你不同意，可以告状。 + +## 班：自己家庭内部的事，告什么状。 + +　　李：看得出，你是有些气的。有气就出，有气找我们统战部出，说明我们统战部还象个样子。 + +　　班：有气不出，做工作也不好办，解决不了问题。 + +　　习：你出气，选在这里出很好，欢迎你在这里出气。今天你的气如果没有出完，还可以专开一次会议让你出气。你出气我们就受气。 + +　　经武：大师的报告是为了解决问题的。 + +　　班：是，我不是为告状的。 + +　　李：我们之间，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就是按毛主席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解决问题，吵是为了团结。为了解决问题。经过批评和互相批评解决了问题，可以达到更好的团结。总是不离开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 + +　　刘：彭真同志和你说过为了共同的事业一百年要团结，一万年也要团结。 + +　　习：每吵一次是团结得更好了，不是团结得更差了。 + +　　李：剩下的几个问题很简单了。大师报告中提到的人民生活问题，很重要。中央对西藏有个指示，5年内搞个体所有制，加上点互助组，等价互利，家家富裕。要坚持这个方针。最近请内蒙的同志介绍了内蒙牧区的经验。内蒙的经验是好的，稳当的。当然也不要照抄。你们西藏有个牧区政策30条，我看修改以后可以报国务院修正公布。改善人民生活要尽一切办法去实现。至于青、甘两个藏区的情况就不同了，那里的问题比较多，要逐步解决。 + +　　团结上层问题，我看以爱国为标准，不要要求太高了。动摇的不坚决反对我们的，都在争取之列。 + +　　经武：还有民主教育。 + +　　李：教育工作要做，是另外一个问题。把团结工作做宽一点。 + +　　习：就是反帝爱国的标准。 + +　　李：爱国就是要反帝，两者是统一的，或者还是提反帝爱国，这样做好不好，请你们考虑一下。这里还包括甄别释放出来的人，无罪释放后要放在人民内部，罪不大的，释放后也放在人民内部，还有外逃回来的人，也是这样对待。 + +　　关于干部问题。大量的基层干部，是平叛、改革中培养出来的积极分子。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和他们经验不足、水平不高，是有关系的。这里面也会有少数的为非作歹、无法无天、违法乱纪的分子，有假革命，投机分子。究竟有多少，我说不很清楚。 + +　　习：整个说是少数。 + +　　李：总之，是个少数。一般说平叛改革发展生产是他们在那里直接搞的。上面是领导指挥，没有直接搞这些事。军队是打仗的，帮助地方工作，所以实际工作都是他们做的。如果说平叛、改革的成绩是主要的，取得的胜利，功劳簿上有他们一份，我想除上面说的为非作歹的少数人以外，其他人是在工作中有些缺点、错误，他们多数没有经验，同时上面也有责任，工委也有责任，开始时，有些事工委也没有经验。你们会想得那么周到？我们中央统战部也没有考虑那么周到的。过去和达赖打交道，没有准备改革。57年大收缩许多人都回来了。所以改革以来基层干部没有经验，幼稚。工委也不是什么都想到了。 + +　　习：边打边改，整个说来是没有准备的。 + +　　李：改革是被迫上马的。这是客观原因。工作中发生了问题，把责任都推到基层，说不过去。发现问题以后工委在改，中央也在催促改，但是有些抓得不紧，不及时。所以被动。我看对中下层干部，除少数假革命的人外，还是应该采取批评教育的方针。就是对那一部分假革命的人，也是要教育改造。对中、下层干部，我主张采用轮训的办法。要总结工作，指出工作中错在那里，分清是非，使他们知道那些是对的，那些是不对的，提高认识。轮训干部首先要训练一批做教员的中间干部。你们在座的各位都可以去讲课。经过训练以后，再把他们派下去，办训练班。对这批财富，我的意见是采取这种积极意见为好。我们才入党的时候，也是许多事不懂的。强迫命令也搞过，现在高明点了。知道强迫命令不对，不会再搞了。 + +　　筹委会的工作要充实，主席总理都这样讲了，有一个时期，筹委没有多少事做。班禅大师的报告提了个文字问题，我的意见已讲过了。过去大师还提过工委的部长兼筹委的处长，很少到筹委办公，现在要到筹委办公，这也是已经定了的。我看，今后凡是政府的工作，都要经过政府去做。这几年，不仅是西藏，内地的许多政府机关也是没有什么事做。 + +　　（经武：就是说，不光是少数民族地区有这个问题，汉族地区也有这个问题。） + +　　李：党委注意党的工作，掌握政策方针，进行调查研究。而且不是光由党委来掌握。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要通过各级党委起核心作用。党应该团结党外群众、各兄弟民族党内外干部共同商量决定问题。在西藏地区，凡有关西藏的重大事情，都应该和藏族干部和群众商量解决。一时不同意的，要等待，继续进行协商和调查研究。不要心里不同意就签字，以后再也不要出现这种情况。（经武：对。）党委掌握方针、政策，要和少数民族人民干部结合起来，才能掌握得准。今后政府的工作由政府做，重要的事情，党委要和藏族干部和人民商量决定。这两条是重要的，有了这两条，就有职有权了。 + +　　习：工委是反映了人民意愿的。要把工委的意见尽可能的变为筹委的意见。 + +　　李：工委是核心领导，如何实现，我看要按这两条办。现在我从旁看，是有些问题的。 + +　　经武：对，旁观者清。 + +　　李：我还提议，你们两委定期开开神仙会，交交心，出出气。互相实行“三不”政策。一次谈不清楚的问题可以慢慢谈。 + +　　习：形成习惯了，就好了。 + +　　李：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保留，养成习惯逐渐推广到各处局、各分工委、县委。我们在这里开的，也是神仙会。经师有气也可以在这里出，经武、国华有气也可以在这里出。 + +　　习：这样就可以通气了。 + +　　李：我的意见讲完了。没有和大家商量，也没有请示中央，完全是个人意见。大家对我也是“三不”。但是，不对的，完全可以批评、反驳。批评不等于戴帽子、抓辫子、打棍子。我对大师的报告有相同的意见也有不同的意见。大师对我讲的完全可以批评反驳，你讲一、二天都可以。这是总理交代给我们的任务，要你和我们大家交换一下意见，你有责任，我也有责任，大家有意见要讲。不然对大师的报告只是我讲了一篇，也不好向总理交账。 + +　　你看这个会还开不开？ + +　　班：还要开。 + +　　来源： 《会议参考文件之三（绝密）》内部文件不准外传，1962年8月8日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8/000021.txt b/CCRD/2/5/8/00002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390d16138765858264bc8715be432d707534d77 --- /dev/null +++ b/CCRD/2/5/8/000021.txt @@ -0,0 +1,271 @@ +# 习仲勋、李维汉等同志和班禅谈话纪要 + +　　时间：1962年6月25日 + +　　地点：人大会堂福建厅 + +　　（参加人：习仲勋、李维汉、平杰三、刘春、张经武、张国华、夏辅仁、张承武、多杰才旦、智泽民、江平。） + +　　班禅、阿沛、帕巴拉、计晋美、恩久·洛桑群培、贡保才旦、纳旺金巴。 + +　　翻译：徐洪森 + +　　记录：梁奋、任仁 + +　　习：我的话不多，维汉同志讲了两天，他说是个人意见，不代表中央，但是可以代表我，我的想法他都讲了，我完全同意他的论点。 + +　　大师的报告我看了一遍，另星的又翻了一些。报告的头一部分有十几页，写得好。这一部分确定了西藏是祖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必须在祖国大家庭内才能发展繁荣。同时，也指出了美好的前景。我认为必须有这个看法。有了这个看法，才好在各方面做文章。这一段是你报告的总纲，我完全同意。 + +　　报告的第二部分，讲了8个问题，最后归纳成3个问题，即：民族、宗教、人民生活问题。都提得很重要。证明大师出去转了一趟，看到了和听到了一些实际情况，在人大会议期间，藏族同志也向你反映了许多情况和问题。这些情况问题，不论看法对不对，你提出来，是很好的。我个人觉得这是个好报告。研究了它，给我上了一课，有好处。报告中写的一些材料、情况，无论是在西藏还是在其他藏区，都是有的。问题在于那些缺点、错误是大量的、普遍的？那些是个别的？个别性的问题，也许很严重，但是在正常情况下也有，所以要进一步分析。大量的普遍的问题，领导上要注意纠正，个别的也要注意改正，不改也不好。但是把个别的看成是普遍的，把一点当成全面，是不好的。当然，把大量普遍当成个别的也不对。我觉得报告中应该斟酌的就是这个问题。大师写了这个报告，也想知道那些观点对，那些观点不对，即使有把个别的当成普遍大量，把普遍大量的看成个别的情况，也不要紧。这不影响大师写这个报告的动机。大师写这个报告还是好的，有这种情况，也是很自然的，掌握客观情况不容易。我们当事人也犯主观主义，何况是旁观者呢？所以并不奇怪。你的报告写得不全面，是可以理解的，把问题提出来，可以大家商量。 + +　　从大师的报告看，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从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在很多的重大问题上，中央的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发生的缺点、错误是执行中的问题。中央的方针政策对，也还需要搞一套具体的实施办法，西藏的情况是很复杂的，西藏发生的问题，从全国说是新的问题，情况变动很大，把政策完全搞出一套切合实际的实施办法也不容易。现在看，工作中有一些具体办法没有跟上，大师的报告也指出了这一点。办法没有跟上的原因，一是主观上有疏忽，就是说工委有疏忽，因为工委是领导；二是缺少经验，工作中发生了一些问题。我觉得这样看比较好，可以从中学习取得经验，做好今后的工作。 + +　　从你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你对大的方针政策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是不是这样？ + +　　班：是的。 + +　　习：中央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具体的实施办法搞不好，不仅可以犯一般错误，而且可以犯大错误，因为办法是体现政策的。目前在西藏还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工作中发生了一些一般性的错误。一般性的错误也要纠正，早纠正好，晚纠正一天就会多一天损失。 + +　　我们对工作中的成就要说够，缺点也要说够，这才是严肃的态度。成绩不说够，不仅是领导的问题，而且是个群众的问题。说够了才能鼓舞群众，才不是给群众泼冷水。缺点不说够也不好，不说够，小缺点会变成大错误。大师报告中这一点是好的，对工作是严肃负责的态度，是党所要求的。我们对缺点有时是没有发现，而不是发现了不去纠正。发现缺点错误，需要有个过程，不是一下子就能看清楚的。因为人们对问题的反映，不是全面一下子能做到的。我们对缺点错误，认识不到没有办法，只要认识到了就马上纠正。 + +　　大师在报告中，除讲了西藏的问题，也讲了青、甘、川、滇四省藏区的问题，把这些藏区的问题反映出来很好。我想西藏的问题与其他四省的问题是有区别的，甘肃和青海的情况也不一样。在我看，青海比甘南更严重。甘、青和川、滇的情况也有不同，性质也不完全一样。大师也对我说过阿坝的情况，四川比甘、青好。 + +　　（刘春：去年我们派了一个工作组到四川阿坝看了一下，四川的情况确实比较好，同甘南是不一样的。） + +　　习：大师说在宗教问题上，这几个地区情况是一样的，我看宗教方面是有问题的，有一个时期问题很严重。但是宗教问题和人民生活问题摆在一起，那个问题更重要呢？人民生活问题更重要。人民要有饭吃才能去搞宗教活动，没有饭吃也不能搞宗教活动，大师也同意我这个看法吧？人民饿肚子，怎样进行宗教活动呢？要实事求是地、心平气和地才能把问题看清楚、看准。西藏、甘、青、川、滇这五省情况是不一样的，有些地方的情况很严重，是带方针性的，有些是带一般性的。甘肃、青海与四川、云南的情况不同；川、甘、青、滇与西藏的情况又有不同，当然这几个地方，在个别问题上情况是差不多的，都是很严重的，但是不能说整个的藏区情况都不好。如果这样说，是不公正的，不准确。不准确关系也不大，但应力求准确。这样才能比较客观、才能比较符合实际。 + +　　大师去青海以前，气少一些，去了以后气更多了。我觉得你生气是有道理的，当时青海虽给你汇报了情况，但是讲得不够，你听了有气，要我听，我也是有气的。大家立场是一个，你是为了搞好工作，我们也是为了搞好工作，过去工作上搞错了，你回来了我把情况都告诉你，不应该有所隐瞒。我对你说过，要求你对我们坦白，我们对你也要直爽坦白，我们之间不应有间隙。从这一点说，我们取得了合作共事的经验，就是要坦率直爽相处，其实，你去青海的时候，问题已经揭开了，正在纠正，还有什么值得隐瞒的呢。如果是高峰时代，怕你抓住把柄，不讲情况还可以说，现在中央已经揭开了，已经在纠正，还隐瞒干什么。 + +　　（刘：据我知道省委袁任远同志当时汇报情况还是清楚的。） + +　　习：总是讲得不大自然，省委讲的情况是清楚的，但下面汇报的情况就不够了。大师到下面去，是把你当自己人还是当外人呢？在中央，中央统战部，是把你当自己人的，去青海，省委也是把你当自己人的，但再到下面就不一定了，下面的干部就可能不把你当自己人。不但你，就是我们这些人下去，也有些干部不把我们当自己人，有些情况也不一定对我们说。对这一点你不要介意。因为虽然我们都是国家领导人，你是副委员长，但下面同志认为你是活佛，这一点还是有不同的。要他们完全把你当成自己人，这还需要一个过程，经过一定的时间，他们了解了你不但是个活佛，而且是个爱国的活佛，是个很好的国家领导人，就把你当自己人，你讲的话，他们就会听。 + +　　还有一个问题，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我们都是拥护的，这一点大师也很明确。在西藏说拥护党的领导就是确认工委的领导，这一方面大师也是没有问题的。你对工委有没有意见呢？我看意见你还是有的。不过不是不承认中央的领导，不是不承认工委的领导。 + +　　李：意见彼此都有，你对工委有意见，他们对你也有点意见。 + +　　经武：有意见是很自然的，党内同志间还有意见嘛。 + +　　习：我和大师谈过一次，大师表示对工委领导是拥护的，这很好，从报告中也可看出这一点来。至于意见，可能彼此都有一点，这也是自然的，我们在这里开几天会，就是让你出气，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一个开端，你们回去也要这样做，有气就出，有意见就讲，问题要商量解决。 + +　　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看到经过一场大斗争，达赖反动集团分裂出去了，经过平叛改革工作，我们对西藏工作已经初步的打下了一个基础，就是在祖国大家庭内、发展繁荣的基础。错误、缺点可能有千条万条，但有了这一条，缺点、错误都是可以改的。要珍惜我们这几年的工作，不能否认工作中的成绩，真正发展我们的力量，达赖现在在印度就在看，他梦想我们在西藏搞的这一套垮台，班禅垮台。我们要叫他的“如意算盘”不能实现，就要兢兢业业，谨慎小心的搞好工作、搞好团结，首先是搞好团结，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我们搞不好，达赖会笑，尼赫鲁也会笑，不要让他们看我们的笑话。这就要在工委的领导下，把工作做得更好，把祖国建设得更好。尼赫鲁现在在笑，但不要让他笑到最后。尼赫鲁放反共的卫星，我们放革命的卫星，在这一点上要和他竞争。 + +　　我们开了几天的会，不是万事大吉，问题都解决了。大师报告中提出的具体问题，按维汉同志提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发现了，就要去解决，把消极的变成积极的，把坏事变成好事。在改革中发生了斗争活佛，也斗了计晋美。我看这些事发生了也好，大家知道了这样做是错误的，以后就不会发生了。有气要出，光出气也不行，具体问题还要共同商量研究解决。西藏的工作任务很重，内部的事情很艰巨，外事也很艰巨，西藏处在国防前线，还有敌对斗争，叛匪在搞尼泊尔，占了尼泊尔的县政府；派特务叛匪在尼泊尔捣乱，是尼赫鲁、达赖的集体创作。他们对尼泊尔这样搞，还不搞西藏？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推翻西藏现在的领导，进行复辟。这个斗争不但现在有，而且是长期的、艰巨的。我们内部要很好的团结，不很好的团结应付不了这个局面。西藏的工作困难是有的，但也有办法，有希望，前途是光明的。 + +　　（班：李部长、习副总理很忙，身体也不太好，抽出时间来同我们谈了3天，指示的很明确，首先表示感谢。） + +　　以西藏为主的5个藏区的情况，自己把看到的、听到的提出了个人的看法认识，写了这个报告。这不仅是我个人的看法，而且是所有藏区广泛人的看法。除了这个报告写的以外，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也没有必要再谈了。 + +　　西藏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西藏工委的直接领导下，在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其他藏区在各省委的领导下，都取得了很大成绩。西藏发生了叛乱，其他藏区也发生了叛乱。对叛乱应该平息，不平叛是不行的，因为这些叛乱是反党、反对祖国、反对人民的，是罪恶滔天的，只有平叛才符合人民的利益。平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是伟大的、有意义的、千百年没有的。千百年来，西藏人民在黑暗的农奴社会制度的压迫统治之下，过着痛苦的生活，经过两年的平叛、改革，他们已经站起来了，提高了觉悟，走向光明的幸福道路，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今后他们将继续沿着民主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这是肯定的、无疑的。总之，西藏和其他藏区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成绩是不能相比的，我在报告中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认识的，在座的藏族负责同志也是这样认识的，藏族中90％以上的广大群众也都是这样认识的。 + +　　过去在藏族地区，剥削阶级和过幸福生活的人是少数，而受剥削、受压迫和过着痛苦生活的人是多数。不管怎么说，现在过幸福生活的人是多数，因此藏区应该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革命。我个人在过去过的生活也是幸福的，但是我们认识到那种生活是腐朽的、罪恶的，这是我们能够合作的基础。 + +　　前几天，彭真同志给我们作了指示，彭真同志说，你们过去站在反帝爱国，90％以上的人的立场上是对的，今后还要站在90％以上的人的立场上。立场是重要的，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也就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彭真同志并且还介绍了党的历史，给我们作了许多内部的指示。我们也认识到，立场是重要的，只有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才能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如果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而能革命犹如太阳从西方出来一样，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西藏也有少数人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假装积极，甚至比积极分子还积极，他们受到表扬，而真正拥护改革、拥护共产党的真积极分子，却受到了批评，经过了3年，那些积极分子，有的已经暴露出来了，有的还未暴露出来，再经过3年、4年，他们就会暴露出来的。真的毕竟是真的，假的毕竟是假的，从实际表现中就可看出来。我认为自己是站在党和90％以上劳动人民的立场上的，自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自己认为立场是很稳的，别人对我是不是这样看法，我不知道。1957年尼赫鲁访问亚东，索康去迎接他。索康到日喀则时来朝拜我，他对我说，我们都是穿黄袍马褂的，是一个立场、一个阶级，将来也都要改革，区别只不过是你们是和平改革，我们是武装改革。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日喀则的改革说是和平改革，但是，斗也斗了，骂也骂了，是不文不武的改革。 + +　　李：错是错了，但是日喀则的改革还是和平改革，同山南等地的改革有原则的区别。 + +　　班：骂我是反动派。 + +　　李：错误是错误，让我们承认一千遍一万遍都愿意，但是这不是中央的意思，也不是工委的意思。 + +　　班：日喀则地区的改革，说是两反（反对乌拉差役制度、反对奴役），但是，在实际执行中，有几个月和斗争叛乱分子的方式方法一样，只是没有关起来罢了。当时张代表不在，我和张司令员吵了几次。我说，你们认为我怕关、怕杀头、才革命的，这是不对的，如果说要出气的话，我那个时候就已经把气出了。我并不是不会客气、不会奉承，因为我考虑到奉承没有什么意义。过去西藏地方政府掌握政权、力量大的时候，就有人争取我，但是我的立场是站稳了的，当时我不是不能叛乱，也不是没有力量。如果我要是叛乱了，一是被捉住，一是被打死，这也是尘世上的规律。 + +　　李：我看就是没有力量，达赖也没有力量，他还不是失败了吗？你是反帝爱国的，谁要怀疑这一点是不对的，但不要说有力量叛乱，这个话过去我曾听你说过几次。一个政治家，讲这些话不好，这样说对你是不好的。在我们这个会上说说是可以的。 + +　　习：这样说不好。 + +　　经武：我们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要这样讲。 + +　　班：在日喀则改革中打击了我，民族、宗教受到了打击，但我认为这不是中央搞的，如果是中央搞的，党也不会有这样大的声誉。我认为那是下边干部搞的，我也向工委提了。我说自己的立场是坚定的、是爱国进步的。自己老这样说没有必要，以后可以让事实来证明。我现在才25岁，准备再活25岁，事实可以证明。当然，也可能今天下午得个暴病死了，那是另外一回事。我的这个报告，也是站在90％以上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写的，不是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写的，正如习副总理所说，前面十几页是总纲，这是符合我的思想原意的。虽然成绩写的不多，但是，是很重要的，如果要写，别说一本，写几本都能写。 + +　　李：你过去的报告对成绩讲了很多了，上次你在北京、上海等地都讲得很充分，没有必要再讲了。现在应该提出些问题来。 + +　　班：所以写了成绩接着就写问题，提出与西藏各阶层有关的8个问题，其他兄弟省写了3个问题，每个问题的前面把我所知道的党的方针政策都写了一下，这表明我对党的方针政策也是了解的。同时每个问题的开头，也都说了这不是领导搞的，是下边干部搞的，但是错误很严重，从错误的程度上说，有轻有重，从范围上说，也是有区别的，有的是部分的，有的是个别的，对兄弟省的情况，只写了青海、甘肃，没有写四川和云南，虽然也知道一点，但没有把握。每个问题上也写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最后也说了自己的水平很低，所反映的情况，有的是听到的，有的是看到的，但是我并没有专门派人到下边去调查了解。因此我在报告中也说，这些情况是不全面的。我对同志们的指教抱热烈欢迎的态度，我给别人提意见，我也欢迎别人给我提意见。 + +　　习：对，这样我们才能心意一致，合作的好。 + +　　李：毛主席提出的公式就是团结——批评——团结。 + +　　（班：如果不说，客气一辈子，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我们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毛主席是经过考验的，是世界上难得的英明领袖。你们对毛主席是坚信不移的，我也是这样。这和过去的封建国王集权不一样，我们对毛主席是真心拥护的。我们有统一领导、统一前途。这个前途就是消灭封建社会，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社会，将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使人人都过好的生活。） + +　　（你们是这样想的，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们的思想是一致的、前途是一致的。现在我不是党员，是被叫作先生、朋友的对象。） + +　　习：我们是同志。 + +　　班：你们称我们同志，是对我们的爱护，也有应该叫同志的成分，因为我们有统一的领导、统一的思想、统一的前途，我们象水乳不可分一样，从这方面说，也可以说是同志，所以自己的信心是百倍的。从我个人来说，年龄小能力差，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形成了班禅的地位，在中央是副委员长，在西藏是自治区筹委代理主任委员，也是一个工作人员。从工作上考虑，才写这个报告，不是机会主义者，借着党号召大家来提意见的机会，来这么一下。如果现在有测量人的思想的机器，我可以把我的心拿出来给你们看。 + +　　李：你的这个报告不是机器吗？言者心之声也。 + +　　班：你们也是这样认识的，自己感到恩惠很大，我写这个报告的时候，曾有不少人给我说不让我写，说你写这个报告会受打击的。 + +　　经武：前个时候我们给你说过，说这样话的人，不是真正的好朋友。 + +　　李：他们是替你担心，怕你写出来受打击。 + +　　班：怕给我戴帽子。但是我还是写了，我想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不过，中央会不会说我借这个机会进攻？ + +　　李：我看了报告，感到大师内心也是有15个吊桶，七上八下的，这点你放心。 + +　　班：这些问题虽然是过去的事了，还是提出来让中央知道好，对今后工作有好处。由于自己的水平很低，连写带翻译共用了3个月时间，搞得自己很困难。中央和主席对我的恩惠很大，自己是个工作干部，还是要作工作，每月拿700多元的薪水，虽然有困难，还是写了，不能光吃的很好，住的很好，不作工作。这样就成了好吃懒做的懒汉了。当然，这个报告中，有对的也有不对的，总的说，你们认为我的态度是真诚的，我表示非常感谢，这很有利于鼓励我今后工作的干劲。前两天和今天李部长、习副总理对我作了很多指示；我提出的要求和希望，如果是自己没有听错的话，都答应了，没有说不同意；有些问题说我的观点不对，今天我也不马上承认不对，我考虑一下，如果是不对的，我再承认，对的，我仍然要坚持。我的要求是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群众生活问题、释放犯人和上层问题。平叛改革是过去的事了，具体的如何办，回去同工委商量，但总的说，都是同意了的。最后是总理总结、指示。今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工委即在座的张代表、张司令员、夏书记及其他书记的领导下，在合作共事的基础上，对党的方针、政策，提出个人的意见，如今天在人民大会堂里决定了的，回去后就应该执行，如不执行，我只好再写第二本报告，也没有别的办法。甘肃、青海的问题很大，希望中央积极的纠正。使人民能够认识到这不是党中央的问题，是下面干部搞的。我个人今后一定要尽力的做好工作，同时我也坚信阿沛、帕巴拉等在党的领导下，也会很好的工作的。对藏族干部我们负责教育，注意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 +　　李：你们批判地方民族主义，我们批判大汉族主义。列宁、斯大林就是这样主张的。 + +　　班：如果汉族干部有大汉族主义，就请几位书记教育纠正，我们没有办法。 + +　　经武：肯定会有，如果没有就不会出这些乱子。 + +　　班：今后有什么，就纠正什么。要认真地检查纠正，而不应该互相指责，我没有听到汉族同志说，这是藏族干部没有搞好，但是，在藏族干部中却有人说，这是汉族干部搞坏了。今后在合作共事中，好坏大家都有责任，过去在内地培养的藏族干部，作了实际工作，上面的藏族干部没有事情做，所以他们这样讲也是有根据的，我们都是这样的。今后在一起搞工作，有了问题，大家都有份。中央要打屁股，我们就一起挨，不怕。但是，过去发生的缺点和错误，我们没有责任，我现在没有什么后悔的，我尽了我个人的能力，所知道的情况都谈了，但有的听了，有的没听。 + +　　习：不能说一点责任也没有吧！你可以提意见。 + +　　班：我提了意见。 + +　　张代表说，你虽然提了意见，我们不会记仇的，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回去做好工作，合作好，我表示感谢。代表和工委的几位书记，是党的老干部，是在毛主席领导下，久经考验的，眼光是远大的，不是鼠目寸光的人，会从长远的方面考虑的，我相信这一点。回到西藏后，要把团结工作做好，请中央放心。 + +　　李：我也相信这一点，如不相信，就不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了。 + +　　班：今后工作要稳、准，不要快。 + +　　国华：过去有些过左过急，中央批评过我们，我们接受这个批评。 + +　　班：改革后要办合作社，我们也有一份，我们也有改革后要办合作社的思想。作好群众的思想工作，把工作做好了，叛匪和尼赫鲁是怎么不了我们的，但如搞不好，象青海那样，我肯定的说是会出乱子的。西藏地处边疆，出了乱子会更麻烦的。不要快，要稳、准，最好不过了。如同骑马的一样，一直跑下去，就会摔下来的。关于青海、甘肃的问题，李部长和习副总理谈的不多，主要是谈西藏的问题，我希望中央对这些藏区也给些指示。 + +　　习：他们从去年就开始纠正，现在已经好多了。在西北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主要是解决甘、青的问题。刘春同志也去了。但是贯彻执行要有个过程。 + +　　班：听说陈毅付总理昨天在政协讲话说：有些老人听到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就买茅台酒喝，他们高兴的太早了。我们不会象他们一样，如果西藏出了问题，我在那里呆不下去，我一定会往北京跑的。叛乱分子如果抓到我们，一定会比在日喀则改革时斗得更厉害。我的胡子很多，拔我的胡子受不了。 + +　　阿沛：大师的报告把西藏平叛、改革三年来的情况都谈了，肯定了成绩是主要的，同时也揭发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求和希望写得也很清楚，自己没有必要重复。今后怎么办？李部长、习副总理作了指示，班禅大师也讲了意见。成绩是主要的这一点，认识是一致的，至于缺点、错误如何解决，李部长、习副总理要工委和我们商量处理，按照毛主席指示的精神，缺点有多少，纠正多少，并且要我们回去做调查研究，这些指示都很好，我没有什么意见。 + +　　李部长、习副总理指出西藏工作中发生错误、缺点的原因，是民主改革工作事先没有准备。1959年上层反动分子发动了叛乱，不能不平叛，边平边改，没有经验。这一点很正确。西藏原来确定6年不改，57年把军队和干部都精简了，59年叛乱发生后，接着搞民主改革，党的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但是要下面去执行，工委、分工委、县委都是领导机关，执行政策的主要是基层干部。基层干部中有一部分是内地来的，他们有内地改革的经验，但西藏的情况与内地不同，党对西藏的改革又采取了一些新的政策，他们对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没有经验；另一部分，是改革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藏族干部和积极分子，他们成份很好，也有觉悟，但没有改革的经验和进行改革斗争的知识。这些都是实际情况。因为改革没有准备，所以改革执行中发生了一些问题。对于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也是负责在做的。纠正的办法也订出来了，但这要基层干部去执行。所以李部长指出的教育干部这个问题很重要。对干部做好了教育，他们才能按上面制定的政策、办法去执行。方针、政策都是中央或自治区订的，大家都是心悦诚服的。但在下面执行中，往往有相反的情况，90％以上的上层都说上面说得好，下面执行的是另外一回事，上层认为，政策是策略，下面执行的粗暴，不仅上层有这种看法，群众也有这种认识。对各项政策包括检查纠正缺点、错误的办法，在自治区筹委会都谈过，大家是一致的，问题是如何使在执行的时候确实按政策办事，我就是有这一点意见，在武汉时，我曾同张经武同志谈过。 + +　　关于其他藏区的情况，大师在报告中说了甘、青的情况比较严重，中央也是这样认识，并且现正在纠正。云南的情况可能好一点，四川阿坝的情况也可能好一点，这都是听说的。西康藏区的情况，天宝同志在西南时，曾给大师汇报。生活情况可能比较好，比甘、青的情况好，但肯定的说不如西藏。不但生活不如西藏，宗教和民族方面也不如西藏。现在西康藏区知名的人士只有两个人，宗教方面寺庙也没有多少。西藏除四大寺以外，二、三百人的寺，也算是大寺。西康藏区，二、三百人的寺，就算是小寺，现在这些都没有了。过去西康知名的活佛，有知识的有名望的是很多的，现在也是没有了，能听到的不多了。这次民族工作会议上，号召大家提意见，但是大家都没提，据我听到的情况，大家没有提意见的原因是：阿旺嘉措在人大会上发过言，他讲四川民族宗教情况都很好，后来问他在人大会上讲了些什么，他自己也说不上来。大家觉得阿旺嘉措在人大会上讲的话，不是他个人的意见，是领导上指示他这样讲的。这样就使别人觉得在民族工作会议上其他意见也就不能再提了。除此以外，还可能由于西康藏区没有发生青、甘藏区那么大的问题。对青、甘藏区的问题，中央是重视的，也在大力纠正。西康藏区没有青、甘藏区那么严重，中央可能注意不够，忽略了。宗教是和平利他的，上层中虽然有些参加了叛乱，但其中明大义的，还是有的，现在一个也听不到了。 + +　　班：西康藏区宗教上有知识有名望的人我们都是知道的，但现在都没有了。 + +　　阿沛：西康同西藏比较，西康的群众宗教信仰比西藏还深，现在这个情况群众可能是有顾虑的，西藏工委管不到西康藏区的事情，现在李部长、习副总理都在座，借这个机会把这个问题提一下。可不可以把宗教界中有知识有名望的放几个出来。能放几个出来群众是拥护的。 + +　　李：放什么人，你们可不可以开出一个单子来。 + +　　阿沛：可以。 + +　　班：我的话多，再说几句。阿沛的意见，我完全同意，并且支持。青海、甘肃藏区的情况是严重的，有一些是不可告人的。中央很重视，批评也是讲这些地方，我相信这些地方的问题能够纠正过来。在民族工作会议上，青海的代表都说，这一下好了，批评了我们，以后我们那里缺点、错误可以彻底纠正过来了。西藏的情况，中央是知道的，工委也表示了纠正缺点、错误的态度，我们也叫喊了，今后改不了，我们还会叫喊。西康的情况，在这里没有人说，但是可以肯定西康藏区的情况比西藏更坏。在藏区中情况最好的是西藏，但是还有问题，还有我们这些人叫喊。没有人叫喊的地方的情况怎么样？那就不用说了，可想而知。在西南的时候，我曾请求谈一谈四川藏区的情况，天宝向我们作了介绍，但说的都是成就胜利，我是不大相信的。到云南以后，天宝又谈了一些情况，还是隐隐藏藏的。对我们想去西康，也有些怕。所以我认为对西康藏区的问题可能有忽略的。因为，西康藏区从1956年就叛乱了，有能力的人都被打掉了。从1956年开始，西康藏区就象揉皮子一样，揉了很久，而且是带着血揉了很久，很多人都没有了，也没有人再叫喊了。西康藏区的人对我们说，那里什么都没有搞好。但是在开会时，他们又说什么都好。这时他们的做法不对，但是西康藏区的问题，请中央关怀一下。因为他们也是人。象喜饶嘉措那样在宗教上有学识的人现在是很难找到了。但原来是有的，西藏也有，都被关押起来了，搞得没有了的，所以我说宗教工作没有搞好，没有成绩。在我的报告中，对宗教问题的写法同其他问题的写法，是不一样的。关押的宗教方面的上层人士，希望中央能放一点出来。名单我们知道的可以提。去年在西藏准备放一些人，提了名单，如敏珠林活佛，土登丹达等等，工委批准了，筹委也协商了，张代表也下了释放的命令，执行人也在这里，但是到现在几个月了，也没放，不知道为什么？是否请中央对执行的人审查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 +　　李：决定放了吗？为什么没有放呢？ + +　　班：计晋美提出放一个人，工委说是放，但又找不到人，今天说关在这里，明天又说关在那里。 + +　　李：对朋友，问题要谈清楚，能同意的就同意，不能同意就不同意，问题要实事求是的查清楚。 + +　　班：在宗教、民族问题上，请确实给以帮助，在这方面的情况是值得一哭的，我也哭了。上面说得很好，下面就是不执行。在封建制度的时候，也是要执行命令的。现在的制度这样严，可是下达命令时，下面却不执行，对这些事，我们感到惊奇，甚至惊奇到脑子都要裂开了。 + +　　李：决定放了的不放，你可以提出质问。 + +　　班：阿沛说90％以上的上层怀疑政策是策略，执行的是另外一回事，其余的10％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也有怀疑，我们也不知道那些政策是真的，那些是假的。我们有时也想，为什么会这样，也感到很奇怪。 + +　　帕巴拉：关于西藏和其他藏区的情况，大师的报告讲得很详细，对大师的报告，我们在这里谈了3天，李部长、习副总理作了指示，我都同意。关于西藏工作，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到现在的工作成绩，大师的报告也写了，阿沛也谈了，我自己都同意的。关于西藏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是不能和成绩相比的。工作的成绩，我就不一一的说了。阿沛说的，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下面干部不执行，所以上层认为党的方针、政策是策略，宗教问题上也是这样。上面说宗教信仰自由，但下面执行时就不一样了，其他方面的缺点错误也很多，我听到的，和班禅大师报告中写的一样，不再说了。宗教问题上提两点希望：一、民主改革时有些年纪大的喇嘛都回去了，但在家里还是喇嘛，现在他们中大多数想回寺，是否能按自愿原则，愿意回寺的，允许回寺；现在在寺的有些喇嘛想还俗的，也可以让他们还俗。前天李部长说寺庙少了，喇嘛少了，我认为不一定是寺庙少了、喇嘛少的问题，群众需要寺庙和喇嘛就应该有，不需要就算了。留下的寺庙，要搞好，喇嘛要真正的信仰宗教，要干净，不干净，留很多也没有意思。二、去年大师提出在拉萨几个寺的两千多喇嘛中要搞一些专门念经喇嘛，进行了试点。现在看喇嘛劳动多了些，经念得少了些，是否减少一点劳动，不要变成生产队，使多数喇嘛都能学点经。 + +　　以昌都地区来说，昌都本身没有正式叛乱，但除昌都寺以外，没有寺庙了，寺庙都变成了工作队的驻地和军队的兵营。昌都寺住了军队，还设了监狱。去年统战会议后，监狱搬走了，军队还住在那里。昌都地区的绅士，都关起来了，是不是都同叛乱有关系，都有问题，请审查。昌都地区有这样一种情况，上层关起来了，过了一个时期说关错了，道歉后放了，但后来又关起来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请审查一下。将来我准备去昌都一趟，有什么意见再提。 + +　　李：昌都地区可以去一下。 + +　　帕巴拉：打算去一下。 + +　　经武：他兼昌都的专员。 + +　　李：你可以回去检查一下工作。 + +　　帕巴拉：这次回去就去。昌都地区和日喀则地区差不多，但头人差不多都被关起来了。 + +　　阿沛：我们也在昌都地区呆过。昌都没有正式叛乱。但有钱的人差不多都被关起来了，是不是同叛乱都有关系？ + +　　李：组织一个专门小组，去检查工作，对筹委负责，错了就错了，错了就改。 + +　　帕巴拉：昌东有个大牧场，只有一个牧主叛乱了，但现在这个牧场的牲畜都给分散了。 + +　　李：派党、政、军三方面的干部，去昌都检查工作。有了问题就向拉萨请示，需要多长的时间，就搞多长的期间。把问题查清楚，处理好。 + +　　帕巴拉：这样搞一下好。去年郭锡兰同志去了，大家安心了，过去一叫开会，就担心怕回不来。怕的原因是在开会时捕过人。昌都捕人象小孩子开玩笑一样，说抓就把人抓了。 + +　　班：管理犯人的问题，智部长在这里，希望你谈一下，抓人的根据是什么，根据什么原则去抓人的？ + +　　帕巴拉：有的抓了以后，还进行赎买。 + +　　班：如果工委欢迎的话，我们两个人（他和阿沛）也准备到昌都去一下。但对工作有利就去，不利就不去。 + +　　帕巴拉：当然欢迎你们去。 + +　　班：你没有权，欢迎不欢迎不顶事。李部长上次讲了，要我们视察工作，这没有问题，但要请工委派一个书记一同去。因为我们的名头大，群众、上层有什么意见都会告诉我们的，但自己没有处理的权利，有时连农会的主任都不听我们的。今后检查工作，要去就一块儿去，不然什么地方也不去。日喀则是我们的家，还可以去一下。象去年到山南那样情况就再也不去了，去了也没意思。刚才说去昌都，是句笑话，如果需要去就去，不需要去就不去。 + +　　李：帕巴拉讲了一遍情况，你是筹委会的代主任委员，你看需要去还是不需要去。 + +　　班：我们去了，群众哭哭啼啼的提出些要求，我们又不能解决问题，没有什么意思。 + +　　国华：大师的这个报告我看了一遍，关于西藏部分，对3年来的平叛、改革的估计，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这合乎西藏的实际情况。报告中有两点对西藏工作有好处的，一、反映了情况，提出了改进意见，对工作有帮助；二、谈了缺点和错误，尽管我们在看法上有不一致的地方，但对帮助我们分析缺点错误是有益的。总之，报告是从改进工作出发，虽然分析上和看法上有不一致的地方，不要紧，可以研究，事实是会作结论的，没有多大关系。 + +　　现在，我想谈谈三年来西藏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总的大师讲的缺点错误事实，据我看比报告中要多，有些还很严重。有些是知道的，有些是不知道的。如讲条文，一百条二百条都会有。当然这些缺点错误，有的已经纠正，有的正在纠正，有的还没有纠正。从错误的性质上说，左是主要的，同时也有右，从地区上说，昌都是多的、严重的。昌都地区在一个时期（1960年9月以前）错误多、比较严重，8月份我去了一次，发现了一些问题，解决了一些问题，因军委开会只在那里住了18天，只解决了平叛方针和镇反中一些问题，后来工委派郭锡兰同志任昌都分工委第一书记，也就是因为有问题，军委派了54军军长丁盛同志，军区派副政委詹化雨等同志到昌都去加强工作。去年我回西藏的时候，曾同班禅大师、阿沛同志谈过，昌都的缺点错误有左的，但也有右的，我们还处分了军分区的一个副司令员、一个政治部主任，当然不完全是平叛、改革问题，还有俘虏政策问题，军分区的司令员也有错误，但因为他刚到昌都两三个月，所以没有处分。在平叛中，政策上的最大错误，是区别对待不够，执行“四不”政策有问题，一个时期问题很严重，对投诚回归的应采取欢迎态度，但是有的捕了，有的关了，有的斗争了。平叛中军队的责任大，进去的部队一过金沙江就打，政策未交待清楚，未交待好，（当时有×个团有的是从四川调来的，有的是从云南调来的，他们大部参加过抗美援朝运动）所以说也有客观上的原因。我举个例子，当时在俘虏中，有一个女人抱了一个孩子，牵了一个孩子，母子三人都被当作俘虏，不象话。这是班禅大师不知道的。还有一句话，“昌都地区叛乱分子顽固，不适合四不政策”。还有一个连指导员说，金沙江以西没有好人，这样说来，我也不是好人了，当然这是个别的，但是错误的，严重的。李部长说，昌都地区最严重，这是事实。也有在集训、开会时捕人的，捕错了一些上层朋友，也抓了一些劳动人民，在平叛问题上，主要是这些情况。 + +　　在改革工作中，也有右的搞法，所谓“骑马改革”，限定在几天内把改革搞完，发生在宁静地区，当然也有拔胡子的。 + +　　（经武：领主带头改革的也有。） + +　　（习：实际上是假改革。） + +　　国华：有些假积极分子，大师说是多数，这还可以研究，这是看法的不同，但确有少数假积极分子钻进来搞破坏活动的。在宗教问题上，也有左的，昌都寺留的喇嘛多些，其他寺搞过头了，昌都寺确实关过犯人。这些问题是存在的，但昌都的问题，主要是贯彻中央、工委的政策在一个时期是很不够的。刚才大师说，一步走社会主义，昌都有过这个思想，改革和合作化一步走，以后工委批判了。平叛时从寺庙、部落、头人来看，叛乱面广，因而是打遍了的。从检查上看，是执行政策不够，教育干部不够，1960年9月郭锡兰同志去后，情况就彻底改变了。我只是在政治上、组织上解决了一下，不仅平叛改革有问题，具体指挥上有问题，教育干部也有问题，我同意李部长说的去检查一下，大师愿意去，我欢迎，代表也欢迎，如果我的身体行，我愿和大师一道去，可以去，也应该去。昌都的这些问题，谈一天也谈不完。 + +　　关于西藏全区工作上的一些具体问题，我们可以回去谈，昌都地区发生的一些问题，其他地区也有。如果检查，有些可能比昌都还严重。在拉萨打仗时，当时因为情况很乱，错捕了一些人，是可以理解的，但以后在处理甄别时慢了，至于说有些该放的工委故意不放，这种情况没有。打了寺庙也是有的，但也是难免的，如打了小昭寺，寺庙留的少了，李部长也说过。在赎买工作上也有问题，有的不该赎买的赎买了，有的该赎买的没有赎买，有的赎买金给的少了，如多仁家（阿沛的姐姐）只给了25万元的赎买金，阿沛副主任说，要七八十万元，阿沛夫人说，最少需要100万元。另外，在日喀则改革当中也发生了一些问题，如骂班禅大师是反动派，斗争了贡古学（班禅的父亲），搜了计晋美同志的家，等等，我曾经多次向大师和其他同志作了道歉，在筹委会上、干部会上，都作了检查。骂大师是反动派，我们发现了就作了纠正，并马上到大师那里道了歉。昌都寺是工委保护下来的，但是那个寺里谢瓦拉活佛当了叛匪的副司令。在平叛改革中发生的这些问题，有的是政策交待不清，控制不严，有的是检查不够，我们工委是有责任的，我的责任更大。在军区是司令员，在工委是副书记，回去后作检查，和大家多谈谈。我欢迎大师的这个报告，我觉得提的越尖锐越好，刺一刺有好处，就谈这些吧！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提出批评。 + +　　（班：我也欢迎你对我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对我也刺一刺。） + +　　经武：大师的报告我看了，向大师初步表示一下态度。我对大师报告中关于西藏平叛、改革中的成绩、缺点、分析、估计、改进工作的意见，完全表示欢迎的态度。我们不怪罪，正如李部长、习副总理的看法一样，大家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一致的，不会对大师提出的缺点错误起反感，是欢迎的、重视的。不纠正缺点错误，工作就不能胜利，也正如李部长、习副总理指出的，大师是善意的，是为了搞好工作的，不是为了分裂、扯皮，而是要长期合作团结的。也同意国华谈的意见，有些问题比大师谈的还严重，我们也不知道，回去再检查。大师的报告是合乎人大精神的，完全同意这个精神，这是第一。第二点，肯定西藏在工作上有缺点错误，有的还是相当严重的，作为领导同志来说，检查工作中存在的缺点错误，认识这些缺点错误，进一步纠正缺点错误是重要的。我们的缺点错误，从领导责任上来说，是汉族干部搞的，制定平叛改革中的政策，我看我们都有责任，你们不赞成也搞不好，但是在具体执行中，不能让你们负责人。阿沛同志是副司令员，但是具体指挥军队的是张国华同志，班禅大师是代理主任委员，但是也没有下去。缺点错误也不能让下边基层干部负责，有些违法乱纪的，发现了就作了纠正。例如1960年工委财贸部的一个干部在定日县当工作组组长，他限定那里的一个寺庙在24小时以内解散，这不是党的政策。违法乱纪分子是少数，只要我们发觉后就严肃处理，不是工委知道不纠正，包庇干部，只要知道就派人下去检查。日喀则民主改革中发生了一些错误，当时我在北戴河开会，总理和李部长把我叫去说，你们那里发生了那么大的问题，你管不管？要马上检查纠正。当时并派杨静仁同志负责检查，帮助作些工作。有些问题我们没有发现，有些问题发现了没有抓紧纠正，有官僚主义。去年比较认真，但很不够。牧区30条没有过关，例如农牧结合问题，还要商量讨论，有些条文不恰当。贯彻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牧区政策要结合西藏的情况，从揭发的缺点错误中来纠正，认为缺点错误不重要是不对的，意见提的再尖锐，话再难听，不要紧，我们是欢迎的。背成绩包袱不好，倒是提出来可以引起警惕，走起路来就小心些。对缺点错误经过分析研究后去改正。 + +　　我说领导责任，主要是由工委负主要责任：（1）合作化搞了70多个合作社；（2）复查7项任务大，时间短；（3）平叛改革区别对待不够，大政方针有，具体交代不够。镇反工作，1960年9月才搞了个指示，纠正晚了点，就捕多了，领导有责任，没有深入实际。对群众调查研究不够，对干部政策交代不够，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我们负主要责任，对下边的干部除少数违法乱纪的应由自己负责外，大多数的干部是好心好意，政策水平不够，好心作了坏事。我们发现了就去纠正，使坏事变成好事，接受这个教训，提高领导水平。第三，这次李部长，习副总理在一起开了三次会，彭真同志和我们5个人谈了一次话，我完全拥护，李部长、习副总理对西藏工作的指示和批评，我们完全接受。班禅大师的报告，我们在基本点上是一致的，方针政策是一致的，缺点错误事实都有，我们抱欢迎的态度。另外，还有一些具体问题，一是宗教寺庙问题，二是加强筹委工作的问题和自治权利问题，三是劳改犯的审查甄别问题，四是培养干部的问题，是不是再抽时间谈一下，是不是把这4个问题搞个办法，谈定后报告总理，请总理指示。我提出这4个问题请大师考虑一下，还有什么问题需要研究的。所有的问题都在这里解决，也不可能，有些问题我们回去再解决。 + +　　班：是有了一个提纲，还是随便交换意见哪？ + +　　经武：随便交换意见、大家谈，然后搞个东西。 + +　　关于邻省的工作，我了解的情况不多。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以及宪法上规定的民族自治权利等都要执行。甘、青的错误是严重的，下边的干部也有违法乱纪的，中央是不同意他们的意见的，如果同意也就不会撤张仲良、高峰的第一书记的职务了。四川的藏区情况，在成都时天宝同志给我们介绍了情况，廖志高同志也表示，大师去，他们欢迎，据我知道，他们谈了寺庙的情况，喇嘛有多少，寺庙有多少，他们都说了，活佛有多少，他们不知道，但态度还是欢迎的。李井泉同志也同意大师去了解一下康区的牧区情况。 + +　　李：我对情况的了解不是很够的。我负责参加这方面的工作，但从1958年到最近以前，我是养病。在这期间，有关西藏的问题，只要我在京，中央总要我参与一些意见。前年和大师一同出去参观，谈了很多情况，日喀则的问题、宗教问题都谈到了。甘、青问题，去年才知道一些。四川、云南的问题，1958年以前曾经管过，以后没有再管。我不是对这些地方的情况都了解，但是我认为把西藏、川、青、甘、滇等藏区的情况加以区别，是比较好的。这个看法根据是否充分可以由事实来证明。 + +　　有3个问题，是带普遍性的： + +　　一是平叛改革中的区别对待问题。这几个地区在平叛改革中都有混淆敌我矛盾的情况，但程度不同。 + +　　二是宗教问题，也带普遍性。因为宗教寺庙有些参加了叛乱，又进行了封建制度的民主改革。搞过了头，斗争过火了，这几个地区的情况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其他藏区，比西藏搞得更过火一些。 + +　　三是自治机关的工作，不大充实。上层职权少了，有职有权问题没有解决。这方面的情况几个地区也有所不同。 + +　　成绩是主要的，是没有争论的。缺点、错误主要是这3点。这些缺点和错误，是在一个很复杂、很激烈的斗争中发生的。对错误、缺点和叛乱发生原因的看法，我们之间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我想这也不要紧，这是对过去了的事物的认识问题。不同的意见，可以保留。 + +　　习：要自然的一致，不要强求一致。 + +　　李：我们的看法，讲清楚了就可以了，有几点我要说明一下我的看法。 + +　　一、信任不信任的问题：我想没有这个问题。阿沛、计晋美可以证明。我不是代表中央的，中央让我代表时，我才是代表中央的，我同你们共事很久了，第一次见到计晋美的时候，说你们内中有特务反革命，和阿沛也有过争论，据我所知道的，中央、工委对你们是信任的，不仅是对在座的信任，对一些不在座的朋友也是相信的。我们对谁不信任，就要说清楚。例如刘家驹，我们就把他的政治情况告诉你们，这就证明中央对你们是信任的。这一点我可以负责，可以担保。1948年北京解放以前，我做统战部长，毛主席指示说，对朋友要坦白诚恳，不要敷衍，敷衍反而搞不好。我个人可能没有做好。但对朋友我是这个态度，是诚恳坦白的。大师写这个报告，我认为很好。问题提出来好办事。双方都采取诚恳坦白的态度，就可以互相了解，把事情办好。 + +　　在民族、宗教问题上，我们的工作有缺点、错误。但是，我看不涉及到消灭民族、消灭宗教的问题。大师也没有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情况是这样，这些问题，在汉族地区也是相当普遍的。宗教问题，在汉人地区也是搞过了。对自治机关是有忽视的，但汉人地区的政府机关，工作也不多，有党委包办政府工作的情况。从这方面看，问题就比较容易看清楚了。有没有大汉族主义思想？有的，但一般说不是这个问题。 + +　　习：个别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也是有的。 + +　　李：如敌我不分；把寺庙搞得光光的，但总的说起来不是大汉族主义问题，不是消灭宗教问题。 + +　　习：寺庙搞坏，也有的是打仗炮轰倒了的。象甘南黄正清就指挥打掉了寺庙。 + +　　李：那是打仗打的。属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责任问题。上面有责任，工委有责任，干部也有责任。下面把工作搞错了，你说他没有责任也不好。主要的责任是在领导。工委要负领导的责任。 + +　　习：各级都有责任，主要是工委的责任。 + +　　李：彭真同志说了，中央有中央的责任，各级领导机关各有自己的责任。对下面干部采取什么态度，是政策问题，我的意见除反、坏分子以外，都应采取教育提高的方针。对大多数人是总结经验，进行教育的问题。所谓主要由领导负责，就是由工委、中央负责。工委有总结经验问题，我们中央统战部也有总结经验的问题。 + +　　习：不采取这个方针要犯错误，不能一棍子打死，要准许人家革命，准许人家做工作。 + +　　李：要准人家革命，在毛主席领导以前，我们党内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这不能解决问题。毛主席领导以后，采取了治病救人的方法解决了问题。 + +　　为了巩固成绩，改正错误，加强团结，改进工作，对几个主要的问题，西藏工委的同志和筹委的同志商量定出处理办法。避免过去提出问题以后没有好好协商，勉强同意签字的情况。能够在京拟出几点解决办法，就更好了。一定要协商好，不要勉强一致。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案是我提出来的，如果你们有更好的办法，不采取我提的办法，我完全赞成。 + +　　总理回来以后，我们会议的情况，请经武、大师向总理汇报。 + +　　（大家表示赞同） + +　　来源： 《会议参考文件之三（绝密）》内部文件不准外传，1962年8月8日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8/000022.txt b/CCRD/2/5/8/00002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c8de9ec5af70af8490d07e018f5d6720429ad38 --- /dev/null +++ b/CCRD/2/5/8/000022.txt @@ -0,0 +1,85 @@ +# 怎么办？ + +　　<冯志来> + +　　【冯志来(1936--)，男，浙江省义乌人，原浙江省瑞安县农林科工作人员。他在1957年因不满父亲被划为“不法地主”的错案，加上为报考大学被压制写信给当时来浙江视察的人民代表黄绍竑、章乃器、宋云彬，被打成右派、开除团籍。 + +　　1960年，冯右派分子摘帽后，调湖岭农技站工作。在1958-1962年的大跃进和大饥荒中，他先是目睹《人民日报》上亩产卫星万斤的谎言，又在回乡探亲时亲历义乌农民饿孚遍野的惨剧。巨大的震惊和悲伤让冯志来开始思索：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场大灾难？生产力水平落后的中国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出路又在哪里？于是，他在1962年4-6月完成《半社会主义论》、《怎么办》两篇政论文章，直送中共中央。冯志来通过这两篇文章提出，从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出发，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中国，搞社会主义、只能从“半社会主义”开始。在当前中国农村，该实行什么样的半社会主义呢？冯志来作出十分明确的回答：从高度集体化退一步，实行包产到户。不料，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且在会议期间对浙江省委第一书记说：“你们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必须彻底批判！”《半社会主义论》和《怎么办》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活生生的教材。 + +　　1963年，冯志来在武警的押送下回到了老家浙江义乌县乔亭村，重戴右派分子帽子，遣返原籍监督劳动16年。1979年，冯的右派分子问题得到改正，在瑞安县畜牧办公室恢复工作。 + +　　1986年5月，为了感谢浙江试行包产到户的先驱，时任省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云河在他主编的《浙江合作化史料》上全文刊出了冯志来的两篇文章。尘封了24年的旧作得以重见天日。冯青年时代就独立思考、标新立异，在经历磨难之后，这些精神仍闪闪发光。他历任义乌市（县）经济研究中心、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主任，义乌市市场研究会会长；第七届浙江省人大代表。中国农学会会员，中国县镇经济促进会首届理事，中国管理科学院特约研究员，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 + +　　我这篇文章是为了修正与补充前些时候写的《半社会主义论》一文的，都是献给共产党内的同志们看的，都是献给革命者看的。所以我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并且从来不愿意隐瞒自己的观点，因为那是懦弱的表现，不是老实的态度。再则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我觉得在目前的困难关头，人人都应挺身而出。去挑几斤担子，挑的多少尽管受各人的主客观条件限制，但是有义务去挑，这是肯定的。任何明哲保身或袖手旁观的自由主义态度，都不是革命者应有的态度，它有负于天下苍生、有负于人民的期望。为此不管本文怎样触动“权威”，都希望同志们耐心的读下去。 + +## 一、错在哪里？ + +　　我们目前的困难是怎样造成的？错在哪里？人们往往以自然灾害和五风来加以回答，但是除非政治上的庸人，都不难认识，天灾是次要的，五风仅仅是社会生活所反映的5种表面现象，实质是左倾错误。错误自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发表后开始，发展到1961年贯彻60条时，才开始在悬崖面前勒马。但至今还没有下马，所以完全有必要加以继续清理。 + +　　首先，“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否定了生产关系必需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基本原理，过分地强调人们主观愿望与上层建筑的作用，把片面的相对真理扩大为全面的绝对真理。虽然也提出了“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之口号，但是不知道所谓准备，最主要的是发展新的生产关系借以依存的生产力，而仅仅局限在所谓“批判错误思想，总结工作经验”、“使农民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以及“全面规划”、“训练办社干部”等等上面。强调农民要求改变“一穷二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忽视物质基础的决定性作用。所以就不承认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我国）的缓慢性、长期性和不平衡性，违背了列宁关于消灭小生产者“只能用长期的、缓慢的、谨慎的组织者的工作，来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的教导。虽然提出“自愿互利”的原则；提出农业合作化与国家工业化相适应的口号，可是却把真正这样做了的同志当做小脚女人与右倾机会主义者，称为“富农路线”。而且唯恐尚未临产的大工业在娘胎里冻死，因此就把母亲身上仅有的衣服剥下来改作童装，结果冻坏了娘身也抑制了胎儿的发育。所以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即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生产力的增长，其中首先是生产工具的增多与改善；不承认即使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还无可争辩地走在生产关系前面的原理。因此就把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十分冒险地引向国家工业化的速度前面去了。这就形成1956年的全面合作化。促进了1957年农村闹事。不幸的是，在事实面前，不引以为戒，反而把闹事全部归结为少数人物的掀风作浪，全是地主富农的阴谋复辟，全是两条路线的殊死斗争。因此那种主观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狂热病就更加强起来。通过所谓全民整风、反右斗争、打击了不同意他们主张的干部群众；完全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 +　　由于政治上的得意，更冲昏了头脑，因此“异想天开”、“创造狂”、“虚假浮夸”、“好大喜功”等唯心主义的错误东西，都得到了鼓励，从而形成了所谓“大办钢铁”“大跃进”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公社化”运动，在高速度的口号下，用残酷地剥夺农民的手段，脱离实际地来全力大办工业、大办交通运输、大办科学文化等等；认为群众要“大干”不要“小干”。从而根本上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平衡，破坏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以致出现了一种与愿望适得其反的效果；“大跃进”成为“大跃退”；“多快好省”变成“少慢差费”。更不幸的是不承认这些事实，竭力吹嘘与事实相反的三面红旗的正确性和不朽的成绩。在“庐山”会议上又掀起新的所谓“反右倾”。对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以无情打击。他们迷恋于他们所造成的所谓“吃饭不要钱”的“功德”；迷恋于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等动听的名词；迷恋于歌功颂德，而把所有的逆耳忠言都当作敌人的诬蔑。他们空洞地提出农村中8小时工作制和2小时学习制及建设园林化新农村等等，但实际上不合时宜和脱离群众，他们虽然说过：“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需首先热心于我们的生产力……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但是却不愿意首先热衷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而事先急急忙忙地宣布实行社会主义，甚至于是带着不少共产主义萌芽的“社会主义”。这样“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已）大大降低共产主义（更直接的说是社会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包括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这样也就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人为地导向尖锐，造成了空前的经济危机，这就是错误的根源和实质。 + +## 二、我们不否定一切 + +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否定一切。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与小食品生产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方向上，是对的。所以即使犯错误期间，也并不是什么都错了，相反地也取得了不少成绩，这是应该肯定的，它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　　1、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国家工业化基础，虽然中国人民由此所付的代价是惨重的，但它对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将起不可估量的作用。 + +　　2、基本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正常有效的，确确实实地向社会主义前进了一大步。 + +　　3、集中了小农的土地，使土地所有权发生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变化，有利于农村通向社会主义。 + +　　4、他们的实践活动告诉人们：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好大喜功、冒险狂热……等等是要碰壁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路子是走不通的。 + +## 三、左倾错误还没有下马 + +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村，中国经济建设首先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也是农业问题，这已经是没有分歧的了。所以要研究左倾路线是否真正下马，仅仅满足于这样一二句话上面，或者满足于从城市的局部来考察问题，是不够的。因为看问题要从本质和主流着眼。何况我们这些十分“左倾”的同志，在城市里除了已经下马的几个大办之外，对其中的资产阶级，从来没有过什么左倾的行动，资本家不是仍旧过着有饭吃、有工做、有衣穿、有书读、有定息等生活吗？当然这也是无可责难的，只是它告诉我们更应该将注意力投向农村。 + +　　那么为什么说“左”倾路线在农村还没有下马呢？ + +　　首先，左倾机会主义者，在政治的悬崖面前，仅仅知道像“五风”这样的野马，把他们送到危险的边缘。而不知道，或不愿承认跨上野马，摧动坐骑的正是他们这些“英勇”的骑士和他们手上的长鞭。现在，似乎换了一匹驯良的坐骑，但骑士们的“英雄本色”依旧不减当年。他们满足于马儿的变换，无视于征途的正确与否。至于他们究竟是认为转换方向有损于他们的尊严呢？抑或是新的仙马能够帮助他们腾云驾雾、飞过悬崖，到达共产主义彼岸呢？这就不得而知了。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首先在行动上，他们仍旧否定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普遍真理，否定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长期性、缓慢性和不平衡性，不论山区、不论平原、不论先进、不论落后；不论物质基础如何，不论群众意愿怎样，依旧千篇一律坚持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坚持队为基础，按劳分配口粮加照顾或者三包一奖，本质上不允许有任何修正和改良。因此农村中落后的生产力，尤其是连年遭受人为破坏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就不能不继续尖锐地发展。其具体表现我已在《半社会主义论》一文中讲了，现在不妨再着重说一说： + +　　1、建筑在小生产水平的，低下的物质基础上面的农民私有心理，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要求的集体主义思想，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使生产力不可能获得在生产中能表现某种自动性的自愿劳动、对劳动感兴趣的劳动者，阻碍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 +　　2、由于农民吃饭问题还没有解决，采取现行政策后，农村中劳力多的农户和劳力少的农户之间，存在着很难克服的矛盾，它非但影响工农联盟、影响到人民民主制度的巩固、影响到国防（因为工人、干部、士兵、知识分子大多数家属都在农村，多数是缺劳力户），而且它和地下的自由市场相结合，就成为产生阶级分化产生剥削的根源。 + +## 四、什么是我们的主张 + +　　人民要求对与他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像汪洋大海一样的，对于我国命运有着决定意义的广大农村采取正确路线和策略。为此我们依照马列主义普遍真理，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主张在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里面，实行“抓两头，坚守可以保持的社会主义阵地，打击投机倒把、消灭剥削行为，全力调动广大中间地区和各中间阶层的劳动积极性，根据他们自愿实行“包产到户”然后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步伐，逐步扩大社会主义成分，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使人民公社既有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成分和因素，又有占很大比重的小生产成分的半社会主义公社；使整个社会成为既有全民所有的、主导的、能够操纵整个国民经济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工商业，又有在数量上小生产暂时占优势的、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的农业，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相当长时期内存在的半社会主义过渡性质的社会。 + +　　这就是说，首先承认中国经济发展之不平衡性，及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之长期性。对于那些确实增了产，已经形成集体生产之物质条件或物质条件已基本成熟之先进地区，应全力巩固和发展集体经营。另一方面，对集体经营条件还没有成熟的地区，应当在现有人民公社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实行按口粮基分分田包产到户。对于缺少劳力或遭天灾人祸无法独立经营的少部分赤贫户，可根据他们自愿，另行组织贫困队，在国家扶持下实行集体经营。即使他们自愿包产到户，也应该帮助他们实行各种形式的互助。 + +　　这样，我们既抓住了先进地区一头，又抓住了农村中贫困落后的一头。所以就能够巩固与壮大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阵地，就能够找出农村中赤贫户的出路消灭产生阶级分化的根基，就能够为社会主义恢复名誉，就能够把全体农民的注意力真正地吸引到社会主义这方面来。同时我们在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实行包产到户，并不排斥在这些地区发展某种集体因素，象修水库、购置抽水机之类，所以也不是完全放弃社会主义阵地，而它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村中广大中间阶层劳动积极性，又能在当前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使用人力物力。就能够加速国民经济的恢复，就能够真正达到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 + +## 五、驳反对派 + +　　但是“包产到户”却受到猛烈排斥和攻击。虽然它的正确性已在安徽等地经过实践证明，虽然它受到全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但是我们的反对派却始终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复辟，和一种方向性的错误。这真可谓顽固不化之至矣！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书中维护新经济政策的一段话吧：“所有这些说法当然都是不对的。其实，新经济政策是党容许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斗争；并预计社会主义成分要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政策。其实新经济政策只是退却开始，但它打算在退却过程中重新部署力量并举行进攻，其实，我们已经进攻几年了，而且很有成效地进攻着：发展我们的工业，发展苏维埃商业，排斥私人资本。可是说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它是从一种不正确的假设出发的，我们这里现在就是在恢复资本主义，就是使资本主义，‘卷土重来’。正是因为这样的假设，反对派才怀疑我国工业的社会主义本质……。正因为作这样的假设，反对派才急急忙忙地抓住那些关于农民分化的不正确的数字。正因为作这样的假设，反对派才对于中农是我国农村中的中心人物这一点特别健忘。正因为作这样的假设，反对派才过低估计中农的比重，……也只有用这种假设，才可以‘论证’‘新反对派’那种不相信农村的新的发展道路……。其实，现在在我国发生的并不是恢复资本主义的单向过程，而是发展资本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双向过程，是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斗争的矛盾过程，是社会主义成分克服资本主义成分的过程……。 + +　　只恢复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这至少因为我国政权是无产阶级的政权，大工业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运输业和信贷业由无产阶级国家支配着。 + +　　农村中的分化不可能象先前那么厉害，中农仍旧是基本农民群众，而富农不能再有过去那样的势力，这至少因为我国土地已经国有化并禁止买卖，而我国的商业政策、信贷政策、税收政策以及合作社政策又是以限制富农的剥削企图、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消除农村中两极对立为目标的。至于我们现在和富农的斗争，不仅是按照老的路线即按照组织贫农和中农群众的联盟去反对富农的路线进行……。反对派不懂得按照第二条路线去和富农作斗争的意义和作用——这件事实再一次证实了反对派滚到……农村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了。” + +　　苏联的新经济政策，虽然与目前我们所主张有所区别，但是斯大林这一席话，却正好比对准我们目前的反对派说的一样，我想毋需补充和解释，它就完全可以驳倒我们的反对派了。 + +　　但是反对派可能还会攻击我们是修正主义的生产力论者，但是生产力论的一个基本特点是自发论，是经济唯物主义，这难道和我们的主张有丝毫共同之点吗？经济唯物论者庸俗地认为一切的一切都是经济或者生产力自然发展的结果，无产阶级不应该争取阵地，这当然是荒谬的：正好比认为鸡蛋不需要温度就能够自发变成小鸡一样荒谬。而我们的反对派却无视经济或者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认为只要有能变成小鸡的那种趋势，即使是从母鸡肚子里解剖出来的软壳卵也能够孵出小鸡来，这难道也是正确的吗？我们的反对派却看不见我国经济的独立性，虽然他们知道中国是“一穷二白”的大国，虽然也知道要发愤图强自力更生，但是他们始终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经济前提熟视无睹。如果认为我国现阶段革命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从而不去加强实质上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不去巩固发展全民所有的，能够操纵国计民生的社会主义工商业，不积极稳步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而任其自然发展，那是错误的主张，是和我们的态度势不两立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确实主张采取改良主义的策略，采取“迂回前进”的策略，采取向非无产阶级让步的策略。只是应当知道，“这里有一个根本的特点：即在这种情形下的改良，是从无产阶级政权方面出发的，它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它给无产阶级政权必要的暂息时间，它的使命不是要瓦解革命，而是要瓦解非无产阶级。从前，在资产阶级政权下改良是革命的副产品，而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改良的来源却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品”（斯大林）语，所以我们坚决反对以十分革命的词句吓唬群众，不从当前实际出发，否定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缓慢性、长期性和不平衡性，企图一个早上解决问题的错误做法。 + +## 六、怎么办？ + +　　左倾的错误，已由事实的法官，作出了公正的判断。今后何去何从，应该十分明确。怎么办？我们希望犯错误的同志，清醒过来，踏稳脚步，引导人民继续前进！也只有这样，全国人民才会真正从内心山呼万岁。但是如果不愿意拉下小资产阶级所恩赐的那块遮羞布，仍然疯疯颠颠尽做些愚蠢事，中国人民是不会许可的，因为他们要吃亏；人民的敌人也不会许可的，因为他们就要乘机来捣乱。我们呼吁全体共产党员，全体革命同志，马上行动起来，敦促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从速自觉地自上而下地、彻底地、不打折扣地转变态度，采取真正的无产阶级策略，放弃一切偏见。 + +　　我们相信，在这困难关头，有着光荣革命历史传统，有着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是能够断然完成这个任务的。我们也相信在维护人民利益这个最高原则之下，一切革命者的私人利益、革命集团间的局部利益，都是可以委曲求全的。让我们踏着整齐坚定的步伐，在团结的、马列主义的旗帜下，继续奋勇前进吧！ + +　　 1962年6月30日于浙江瑞安湖岭区农技站 + +## 附记： + +　　“半社会主义论”于1962年4月底赴京亲自送交中共中央，“怎么办”乃邮寄中央、红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 + +　　据我所知以上二文曾由当时温州地委第一书记张一樵同志批示印发常委，所以曾有一个打字本。另外温州地委党校为了批判曾翻印发给学员，但据说回收后立即焚化；瑞安县委搞了一个油印本。现存浙江省档案馆中，是一本打印稿，去年瑞安县组织部门从中抄回来一份。我是从中转抄的，因为原稿经过文化革命劫洗，可想而知无法存在的。至于它在北京的命运那就更渺茫了，只听说在全国青年什么代表会上，把我当作反动青年典型加以批判，另外中央责令温州地委开展批判，这是我自己知道的。围剿，剿了！帽子，戴了！充军，充了！18年过去了！人还在，文章还在，多么值得庆幸！但是今后它有否存在的意义？那就不管它了。 + +　　 1980年附记。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8/000023.txt b/CCRD/2/5/8/00002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c1367d238f4c73be7470b0aea34fdc00968914a --- /dev/null +++ b/CCRD/2/5/8/000023.txt @@ -0,0 +1,17 @@ +# 天津市少数人对凭证购货的办法不满 + +　　<新华社> + +　　本报讯 天津市自1月1日起部分工业品和副食品实行凭证购货的办法以来，市场活跃，秩序良好，群众反映满意，人心趋向稳定，但也有少数人有怀疑和不满情绪。 + +　　（一）部分低薪人员不满。工资收入较多的职工和学徒工们反应说：“你看很多商品都要凭证购买了， 这种办法虽好，就是便宜了资本家。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最多不过几十块钱，而他们（指资本家）是保留工资，收入多，实行这个办法又给他们买东西的好机会”。有的人说：“这个办法真利害，叫人家看见东西买不到，门市部不是门市部，成了展览馆啦”。有的顾客看了各种酒、罐头后说：“东西真好，就是买不起，等票凑齐了，我可能就死了。” + +　　（二）大学生、军人、家庭妇女、郊区农民、上埠来津办事的人、赚钱少的人，对实行这种供应办法有些意见。如天津大学一个男学生，气势汹汹地把外衣一掀，露出天津大学的证章叫售货员看，并问售货员：“我们这样的怎么办！倒霉的是我们大学生，到那里去领票”。一位老太太说：“过去百货公司商品不全，需要的东西买不到，现在转身一变什么东西都有了，可是光看买不走，政府主意多，纯粹是‘治人’啊。” + +　　（三）个别人对凭票供应有严重抵触情绪，甚至发表反动言论。如一个男顾客看完了要票证的商品后，对售货员说：“现在买什么没有什么，国民党时期要嘛有嘛。”还有的人煽动说：“别看现在东西全，过两天什么东西都买不到了，有票的快买吧，不然准保上当。” + +　　来源：根据1962年1月12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8/000024.txt b/CCRD/2/5/8/00002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468698d30bbc4d66bcda71d31b054dfbc074356 --- /dev/null +++ b/CCRD/2/5/8/000024.txt @@ -0,0 +1,67 @@ +# 陈新宇六次致函人民日报谈包产到户 + +　　<陈新宇> + +　　【陈新宇（1924-2017），又名陈载璋，1924年11月出生于新昌县城。他原是该县的农村办社专职干部。1956年批判提倡“包产到户”的原永嘉县委书记李云河时，他是奉命调查和批判的专职干部。 + +　　但是他在1960年到1961年下放当农民期间，经过了艰苦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亲历大跃进-大饥荒的惨剧，认清了自己以往的盲目和无知。为此，他根据第一手先后写出乐《关于包产到户问题》《关于当前农村阶级的分析》《关于包产到户后的分配问题》《农村集体生产经营管理中几个问题》《重谈包产到户》等系列文章，分别上达中央及省、县领导，还6次写信人民日报社，要求在全国范围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不久，该社群众工作部内刊《读者来信》第1期以《陈新宇六次致函人民日报谈包产到户》为题，介绍陈新宇6次去信意见。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新昌被作为包产到户的典型，不断受到批评。 + +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新宇被列为全县头号“牛鬼蛇神”，横扫对象，先后经受7次抄家，120次批斗，32天监禁。1969年被以右派分子论处，开除工作籍，管制3年。1981年陈被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晚年，仍一如既往地关注农村的发展，关怀农民的处境。自费去农村调查新情况，不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先后写出《改变八亿人搞农业的出路何在》《回顾合作化运动》、《中国应走自己的路——对发展乡镇企业的思考》《不要把社会生产发展中的成果推给资本主义——改革开放认识上一个重要问题》和《关于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问题》等系列文章。2017年3月22日，我国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包产到户’理论家”陈新宇在新昌逝世。】 + +## 《读者来信》编者按： + +　　浙江新昌县读者陈新宇，从去年6月至今，先后来信来稿，要求报纸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他第一次来信说，他原来是去纠正包产到户的，可是他反而被群众和事实说服了，坚决主张包产到户。他的主要论点有四：①包产到户是经营管理问题，不是所有制问题，因此不是方向问题。②包产到户是个人负责制与产量责任制相结合的一种较完善的责任制。③包产到户是从个人计件、小段包工演变出来的，是经营管理中必然出现的一种形式，是不可避免的。④正确态度是要认真调查研究，弄清包产到户为什么会成为群众的自发行动，用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对待这个问题，不要惊慌失措。回避现实或硬行纠正。 + +　　今年6月16日第六次来信，并写来一篇约六七千字的文章“重谈包产到户”，要求报纸讨论。来信说：“包产到户”是当前干部群众思想斗争的焦点，已经直接影响到干群关系和生产力的恢复。这种作法是群众要求，不是轻易能“纠”过来的。 + +　　来信还说：“一年来我成了包产到户的‘罪人’，甄别至今未下结论。县、区、公社三级对我进行过四次公开批判，多次充当反面典型，停职、审查，施加多种压力，我竟顽固如此，毫不为动。主要原因是：①批判越多，越使我明白批判的理由不充分农民主张完全正确；②几年来自己参加过破坏生产力的行动，为五风助风，内心自疚，一种强烈的赎罪念头，迫使自己坚持自己认为能迅速发展生产的办法，补求上一段的损失，因而对种种压力只看作对自己意志的考验。③自己确认包产到户是集体生产发展中，终将出现的必然现象，有非常坚定的胜利信心，决不放弃自己的主张……” + +　　下面是“重谈包产到户”一文的摘要。（小插题是读者自己加的，略有修改） + +　　农民中自发形成的改进集体生产经营管理的热潮——“包产到户”运动，在新昌县地区已经历了1年的时间考验，在一些人激烈的反对声中冲开了1961年春种、夏收夏种、秋收秋种三次“批判”、“纠正”高潮，不顾一切地大踏步前进，并且也将继续冲破当前正在组织的新的“纠正”高潮，最终取得胜利。由于这一办法激发起来的生产积极性，使去年的生产在十分干旱的年景下获得了奇迹似的成就。即使在3月间粮食最紧张时，浮肿病、断粮户等情况也很少发现。不管你不喜欢它也好，骂它资本主义也好，它始终在集体经营的旗帜下，妥善处理了个人与集体间的矛盾，为集体生产找到了保质保量提高工效的途径。 + +　　包产到户运动的发展，已由部分地区包下少量旱地作物，进而到整个地区包下各种作物，方法上从包产到户进而到包干到户，从单包土地到全面安排收入。由一般笼统规定产、工、分配到建立制度、严格规约，由暗地偷干到公开要求。地区愈来愈广阔，办法愈来愈合理，影响愈来愈深刻，态度愈来愈坚决。 + +　　一年来包产到户与反包产到户在激烈的反复斗争中双方都积累了许多经验。纠正者从一批（批判思想），二扣（扣生产资料不许包产队使用），三动手（直接阻止个人收种），转为“整顿组织、发动群众、经济限制、贯彻政策、改进管理”多方面下手，开始采取以攻心战为主，侧面施加压力，避免直接动手。包产到户的群众，从停顿生产、消极怠工转而学会了躲风头，争主动，应付、麻痹的对待办法：争主要不争次要，争本作不争下季，争实际不争表象的方法。表面顺从“纠正”，自报工分，成本甚至组织集体劳动，集体收种，实际只是换工互助，仍按原包执行。“纠正”了10天半月难以解决的问题，分开一天一晚即可解决问题。因此，斗争表面上似乎比去年缓和，停顿生产现象较去年为少，而运动发展实际较去年为快。 + +　　各类人对运动态度一年来也有所改变：劳弱户要求越来越迫切、坚决、明朗，中间户倾向性愈来愈明显，坚持集中生产的越来越犹豫，村干部越来越少顾虑，脱产干部越来越畏难，同情群众。 + +　　一年来包产到户的发展说明了什么？ + +　　一年来包产到户的发展主要说明了3个问题： + +　　①包产到户并不可怕。一年来事实说明，“包产到户势必发展为按土地证退社单干”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实际是不存在的，因之，这种顾虑与害怕是多余的。土改后十多年来农村人口几乎增加了三分之一，办社7年来集体使用土地与劳力负担的变动已与入社时土地份额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矛盾的复杂性已很难能用简单的补偿办法来解决，退社的情况在1956年曾大量出现，但在目前按土地证退社只是少数人的利益，不可能为多数人同意，多数人所要求的只是如何合理分配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和劳动机会，包产到户就是这种要求的表达方式。一年来包产到户的情况证明，按土地证分还土地不但没有发展，并且去年曾一度出现过这种现象的队，也已自动纠正重新按口粮或按劳力分包。农民对土改所分土地有深厚感情这是事实，但农民主要是希望以原耕地为主参照口粮劳力，适当抽补分包，并不要求退还原有土地。还说明“包产到户一定完不成上交任务”，是一种主观片面的臆断。目前包产到户的发展是向包干到户的方式转化而不是朝分田到户的情况过渡。决定能否完成任务主要是物质基础，去年包产到户的队确有未完成任务的队，但也有一些队完成的并不差，同时无包产到户的队也有未完成任务的。把是否完成任务归之于包产到户是不公平的。 + +　　出卖或出租土地一年来也极少发现。主要是无劳力户包得土地后找亲友帮工，或只雇少量技术工，这并不是剥削，他们的收入不是减少而是有了增加。雇工情况有少量出现，一般是无劳力户请人帮工，不能看作剥削现象，只要生产队有领导地事先安排劳力强的户帮助，收获后合理分给报酬也可解决。 + +　　②包产到户的做法是无法消灭的。每次纠正的结果，不是削弱而是发展得更快一些，群众态度更坚决一些，脱产干部口更软一些，去年夏季以后全县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55％。冬季组织大批力量下乡，每个包产到户的大队都驻有工作组，工作了1个多月，全县839个生产大队中曾压缩到21个生产大队（？），但在春节前纠正工作告一段落时统计，又上升为70多个大队（？），5月份已增到282个大队，占全县大队总数33.6％，最近又继续扩大。发展而已不止停留在山区，遍及了各公社，即水稻平原区也不免。城郊区177个生产大队，1961年上半年有80个大队不同程度出现包产到户，占45.2％，经过二次批判、纠正，冬种前压到过16个大队，但到年底再组织纠正时又扩大到116个大队，占65.5％。县委核算单位下放的试点新民公社21个生产大队，工作队在时表面上都已纠正，但工作一结束，工作队一走，一下包了16个大队。核算单位下放是对稳定人心调动积极性的最有效措施，但对包产到户的队影响就不很大，消灭包产到户的不可能，已是昭然若揭的事实。 + +　　③包产到户是迅速发展生产的有力措施。“包产到户最多只有暂时积极性”，这些论调在1961年秋收，1962年春花收获中破产了。新昌1961年产量情况比邻县奉化、临海等地看来都好，这从外县农民正二月间大批来新昌以物换粮和粮食外流的情况可看得出来。追溯根源不能不归之于包产到户与旱情最严重时全县有领导地主动采取了秋闲地暂时分到户种植的结果。这些分到户的土地，由于各户能灵活管理，在抢雨下种、挑水点种、日夜插秧的情况下，尽管接连78天的严重旱情，还是获得一定的收成。去年包产到户搞得最厉害的小将区，今年春花比任何一年任何地区都好。新民公社干部检查今年包产到户发展的原因，认为最主要的一条是：纠正了的队都不如未纠正的好，群众因此将包产到户看作提高生产的出路，干部因此口软心软讲不响话”。包产到户能提高生产，已成了众所公认的事实。 + +　　到底哪些人要求包产到户？ + +　　反对包产到户的人坚持另一条理由是：“这不过是少数人要求。”“只是一些富裕农民的叫嚣。”把纠正包产到户说成好象是多数人的要求，似乎出现包产到户是不走群众路线。一年来事实给了这样想法的人一个有力的驳斥。粮食按劳分配加照顾，首先要对劳动机会有一个合理安排，这才是多数社员的最大利益。集中劳动在经济分配上按劳分配，各户收入与需要相差极为悬殊，而包产到户就能避免这一现象，虽然劳力强的户在农业收入上减少了一点，但却保证了更多的户增加收入。劳力偏弱户迫切要求包的原因就在这里。从目前农村劳力与人口负担情况来看，劳力特强的户（整劳力负担1至3人）约为15％。无整劳力户约为10％，其余都是中间的户（整劳力负担4至5人）及劳力偏弱户（整劳力负担6人以上）约计75％，负担中等及偏弱户不消说包产到户后，收入都能稳定增加，因此绝大部分都拥护包产到户办法：劳力强的户固定了劳动任务后可以发展其他副业，因此也不反对；缺劳力户看起来似有困难，但事实上有一部分社员有已分家的子女能够帮助，或其他亲友帮助，只有少数五保户及无亲友可靠的买粮户觉得不如集中生产时方便。拥护包产到户的占到80％以上。说只是少数人要求的人，本身也不相信自己的话，否则为什么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让多数人讨论决定呢？由此看来对包产到户的要求，劳力弱的户比劳力强的户更为迫切，归之于富裕农民的叫嚣是很可笑的。与按劳分配政策深入贯彻的同时，这个情况会更突出，劳力弱的户呼声会越高。从干部的要求上来看，修新生产大队7个大队干部中，主张包产到户的4人，2人认为公社一定要集中，集中也好，1人不表示态度。支部书记张国龙拒绝纠正包产到户，他说：“坏事我不做！”10个生产队干部中4人要求包到户，5人看大势，只1个认为集中也好。更值得注意的是，要集中的人态度并不坚决，中立的实际都倾向包产到户，干部比群众态度更大胆明朗，多数社员的内心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 +　　是解决工效、质量和劳力强弱不平的好办法 + +　　包产到户队除在生产上树立了增产的旗帜外，还可以解决集中劳动中长期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劳动工效与劳动质量问题，二是劳力强弱户之间的收入安排问题。单纯的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会使各户对劳动机会的取得上出现类似资本主义市场上的自由竞争现象，使各户收入难以达到有计划的安排，结果仍然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而劳动中的工效与质量则是增产中的主要关键，影响着整个集体的收入问题。这两个问题的存在，愈来愈使人感到原有的劳动与分配形式束缚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与收入的共同增长。包产到户正是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好办法。核算单位下放对调动积极性有很大好处，但生产中的工效与质量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按劳分粮加照顾解决了劳动出勤问题，但分配中的收入与需要间的差距问题只会更加突出。结果还是会从个人计件、小段包工等逐渐过渡到包产到户。按劳分配政策的贯彻，势必增加劳强户和劳弱户的收入与需要间的矛盾，从分配安排到分工安排，计划分配劳动任务，从而过渡到包产到户。农村中组织生产的中心工作不外乎计划、管理、分配三件大事，其结果必将归结到包产到户上去，包产到户是无可避免的。 + +　　真理不怕辩，是改变看法的时候了！ + +　　包产到户是否违反社会主义方向？是否影响集体生产优越性的发挥？是否多数人要求，是属于集体经济范畴还是属于个体经没/济范畴？各地大量的具体事实，足以弄清这些问题。真理不应当怕争辩，要是包产到户确是违反社会主义建设，违反生产力的发展，违反多数人意志，争辩只会使它得到有力的制止，要是这个做法是对的话，就不应勉强压抑，同时也不能靠回避来解决问题。不论从哪一点着眼，都应将这问题摊到桌上来进行具体讨论，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应该适用于一切工作，对这问题不能例外。 + +　　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经过一年实践，愈来愈证实这是适应当前生产力发展与群众思想水平的一种农业集体经营中的独特形式，是个人与集体生产密切结合的一种新的创造，是集体生产经营管理中的一项宝贵的经验，不应长期摒弃。当前集体生产的主要标帜应该是：“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生产计划、分配基本由集体统一安排，扩大再生产的积累能迅速增加。”包产到户完全有可能符合这些基本原则，单独以组织劳动的形式来衡量是否集体经营，是一种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做法。包产到户并不属于个体经营或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范畴，把朋友、自己人划为敌人，只会孤立自己，对革命带来损失；将集体生产中的经验与财富硬推给个体也并非明智之举，实事求是地肯定包产到户是集体生产中的一种经营管理方式，不论对集体生产发展，对个人积极性发挥，都将会大有好处。 + +　　从去年抗旱抢种，今年春花生产上来看，包产到户对促进恢复与发展生产具有很大威力，而几次纠正包产到户所起的作用，都只是浪费工作精力，增加干群隔阂，影响生产收入而已。“纠正”使部分队作物施肥培育一度停顿，整个新昌县因此损失粮食何止几十万斤！压制生产力发展是一项严重的犯罪行为，是最不得人心的，对包产到户不正确的看法，也是一年来农村中尚存在小五风与干部脱离群众的主要根源，要发展生产，进一步改善干群关系，就应迅速弄清这个问题。 + +　　自然，包产到户的办法由于实践的时间短，又是在半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经验多半还是不完整的。有的队在分包过程中计划过粗，有的队领导干部趁此占些便宜，有的队出现排挤无劳力户现象，甚至有些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社员将它当作从事资本主义活动的工具，这些也是个别存在的，但这不能否认包产到户的产生主要是群众要求改进经营管理发展生产的结果。缺点、问题不能改变运动的本质与主流，并且运动的本身正在一步步克服这些缺点与问题。包产到户运动在自发情况下进行，问题既不是很大，若是有领导的进行就一定会搞得很好。 + +　　不管从哪方面来看，是提出公开讨论弄清问题的时候了！ + +　　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考虑，都应允许包产到户合法存在！ + +　　 （原载人民日报内刊《读者来信》1962年7月1日第1期）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8/000025.txt b/CCRD/2/5/8/00002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87164772cd2f2c9cede329b500ba6ed12ed23bf --- /dev/null +++ b/CCRD/2/5/8/000025.txt @@ -0,0 +1,73 @@ +# 关于“责任田”问题的报告 + +　　<武念兹、(安徽省苻离区委会全体同志)> + +　　[此文是以安徽省苻离区委书记武念兹为主，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要求继续实行责任田的上书报告。时隔四年后，文化大革命中视为“万言上书”。武念兹受到游斗批判。] + +　　（中共中央政治局：） + +　　省委于1961年3月推行了“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的办法，即责任田办法。一年来，在生产上获得了很大成绩。深受广大干群的欢迎。但是，今年3月份，省委却又提出了“改正责任田”的决议，当我们听过之后，在思想上起了一些波动，背上了思想包袱。我们全体同志对这个决议，虽然作了多次学习和讨论，思想仍是不通。 + +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有了意见不管正确与否。决不能放在思想里不提，我们知道：如实反映情况是每个共产党员的光荣义务于是，我们又重新学习了党章，特别是听了传达中央扩大会议精神之后，对我们有很大启发和鼓舞。壮大了胆子，决心倾吐肺腑之言，恳请调查了解，弄清情况，予以解决。现将我们所见所闻，所想的东西汇报一下： + +　　我们认为“责任田”办法，在现阶段不仅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而且简便易行。容易为广大农民群众所接受。它是与当时农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它可以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核算单位，克服了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调动了生产队的积极性。而推行“责任田”办法，则比较彻底地克服了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可以充分调动社员的积极性。 + +　　一年来的实践证明：“责任田”办法确实是当前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一条较好的办法。现在我们从各个不同时期来看一下吧，解放前土地大部分掌握在地主手里，广大劳动人民没有地种。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解放后，进行工地改革，组织了互助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劳动力的多少，牲畜的强弱，农具和土地的好坏，而逐步向两极分化，有走回头路的危险。成立初级生产合作社以后，虽然较前有所改进，生产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仍然按照半劳半股进行分配，仍有少量的剥削，前途也有很大危险。在成立高级社以后，完全消灭了剥削，实行了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为生产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但是在生产管理制度上，实行一种繁琐、复杂、不易执行的“三包一奖”和评工记分的办法，出现了管理混乱，领导困难，评工记分麻烦的现象。社员反映说：“不怕干活一天，就怕评分半夜”。自人民公社成立以来，仍没有好的办法。虽然推行了小段农活包工，但这种办法还是毛病百出。因为生产队的各项农活是干头万绪，千变万化的，往往对所有农活虽然作了具体安排，但情况稍有变化各项冲划都会落空。社员反映说；“实行小段包工，农活天天不清，头天计划很好，第二天就大呼隆。”同时又加自然灾害和“五风”的影响，致使农业生产受到很大损失。自1961年3月份，实行“责任田”办法后，由于这个办法简便易1961适合当前干部管理水平和群众觉悟水平。因而广大干群积极性空前高涨。在1961年中，虽然受到数年来没有的霜、旱、涝、虫等自然灾害。减产面积达19.3万亩，但粮食却获得了大丰收。全年粮食总产达3600万斤（其中集体3lOO万斤，社员自留地与开荒地500万斤），比1960年风调雨顺的产量3050万斤增长18%，因而不仅超额9%完成了粮食征购任务，口粮、种子、饲料也都按标准落实了，同时95%以上的社员还得到不同数量的超产粮。我们认为，去年生产取得的成绩，固然是贯彻了中央“十二条”、“六十条”的结果，但“责任田”办法却起到无法否认的巨大积极作用。 + +　　我们并不否认集体生产的优越性，但搞好集体生产的关键在于搞好评工记分，否则就会产生平均主义，调动不起社员的积极性。而评工记分则是比“三包一奖”更难办的办法，是一个极其繁琐的哲学，同当前于部的管理水平，社员的觉悟水平，文化水平极不适应。因此，吃力不讨好，干部累得不轻，生产却不能搞好，不如“责任田”办法简单易行，同时“责任田”办法也是集体生产的一种形式。 + +　　现在谈谈我们和有人对“责任田”办法认识上的分歧。 + +　　一、责任田办法是不是方向的错误，有没有单干的危险？我们认为，这个办法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质，并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因为土地、牲畜、大型农具都属集体所有，产品统一分配，大农活统一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仅仅是劳动的形式上有点不同，即田间管理农活采取分散劳动的形式。这种劳动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这怎么能说是方向性的错误呢？我们认为。责任田”办法是过渡到大规模现代化农业的一个桥梁，通过它恢复和发展生产力，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再逐步改为集体劳动。我们认为，也不会走向单干。因为我们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只要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加以限制，就决不会走上单干。同时所有制是集体的，分配是统一的，社员承包“责任田”都是按照每个人的劳动分担的。“责任田”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每年根据劳力的增减“责任田”随之调整。个别农民想走单干是不可能的。 + +　　二、实行“责任田”的办法，把产量包到户，前途是不是会有很大的危险呢？我们认为把产量包到户不但前途没有什么危险。相反，是“责任田”更具体化。它能够加强社员责任心，从而保证粮食不断增长。举个例子来说吧，在我们国家里。工厂、矿山的车间。实行以人定量，按件计资，超额奖励，这与包产到户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苻离农具厂生产镰刀，按任务每人每天5张。每盘炉3个人。每天15张，超额一张奖励三角钱，这不是和“责任田”包产到户一样吗？我们认为，大自然是农民的工厂。每块土地就是农民的车间，产量包到户也就是工厂车间实行的“责任制”，如果说有危险，为什么工业这样搞没有危险。而农业这样搞就有危险呢？ + +　　三、有人超产多，有人会减产，会不会两极分化？我们认为实行“责任田”以后，社员包产以内的粮食是集体的，仅超产部分归社员所有。从这种现象的本质来看，完全是符合“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原则的。因为它承认了差别，克服了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拿我们的工资制来说，有的每月十几元，有的几十元。还有的几百元，尤其是工厂、矿山的技工。超出定额，还要得到大量的奖励金，这样每月就能得到更多的收入。一个工程师每月工资要比一个学徒工高几倍。难道说这样也能趋向两极分化吗？如果这样是对的，那么，社员在合理的包产后，多劳花了劳动代价，而多得点超产粮，多享受点生活资料，怎么会两极分化呢？同时包产指标还要逐年调整，超产总是有一定限度的。况且土地、牲畜、大型农具等生产资料都是集体所有，不准许私人买卖，不准许、也不能雇工剥削。因为劳力强本身所承包“责任田”也多，没有剩余劳动，群众有点钱、粮只能改善自己的生活；不会成为不劳而获的剥削者。至于个别减产户，因为极少，只占百分之几，只要找出原因，通过教育，保证口粮，也不致于发生问题。 + +　　（四、实行“责任田”办法和不实行“责任田”办法情况是否相同，不实行会不会更好些。我们认为，自1960年底以来，在广大农村中，认真贯彻了中央“十二条”和“六十条”，经过整风整社，整掉了“五风”，这对发展生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实行了“责任田”办法以后，则更进一步发展了生产。在我们区里有个王楼公社，有一个杨庄生产队，这个生产队自解放以来，尤其是高级社以来粮食逐年增长，在全区全县都是拔尖子生产队。而和这个队相距不到一华里的曹庄生产队，由于劳畜力和土地条件较差，自公社化以来粮食一直没有增长，但自1961年以来，曹庄推行了“责任田”办法。充分发挥了人力、物力的作用。1961年总产达l9万斤，平均单产331斤，比1960年增长15%，而扬庄比曹庄低10.2%。杨庄社员说：“我们队要实行‘责任田’无论如何也得超过曹庄。”再如褚庄、芳寺两个老大队，芳寺大队对“责任田”办法实行得早，因而社员思想稳定，生产积极性高，1961年总产2743800斤。单产125斤，而褚庄大队到1961年8月份“责任田”还未落实。因而1961年总产仅1641200斤，单产115斤。比芳寺低4%。这两个大队土质条件和生产条件基本相同。褚庄大队的产量历来都高于芳寺，而今年却不如芳寺了，因此认为实行“责任田”办法是正确的，它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 + +　　五、这个办法是否只能调动社员个体的积极性，不能调动社员集体积极性，今后集体活就不好干了呢？我们认为社员对个人利益的关心，即个体积极性是客观存在，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正是要利用这种对个人利益的关心，以发展生产。列宁说过：“对个人利益关心能够提高生产，我们无论如何要首先增加生产。”我们现在积极贯彻的“按劳分配”原则，不正是考虑群众有个体积极性吗？我们认为“责任田”办法已经把个体积极性和集体积极性结合在一起了。社会生产出的产品绝大部分都交给集体统一分配，这不也有了集体积极性吗？再说实行“责任田”办法后，社员对各种农活都能灵活安排，克服了等前俟后，一天不干半天活的窝工现象，劳动效率提高了，三天活两天就干完了，更能抽出多余时间搞集体活。如褚庄公社数年来由于大呼隆干活，挤不出时间，许多小桥失修，自实行“责任田”办法后，去冬今春就修建了40多座大、中、小桥。因此，我们认为实行“责任田”办法，既充分调动了社员个体积极性，也更好地调动了集体积极性，集体活也更好搞了。 + +　　六、实行“责任田”办法以后，会不会减少公共积累。我们认为实行“责任田”办法公共积累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因为实行这个办法社员积极性高了，产量增加了。公共积累必然会多。如周段大队，1960年不但征购任务没完成，种子、口粮、饲料也都未按标准留足，更没有机动粮。自实行“责任田”办法后，不但超额完成了征购任务，还留足了种子、口粮、饲料，同时，有机动粮25万斤，平均每人达100斤以上。褚庄公社、松山孜大队。281户，1150人，自解放后，一直是落后队。尤其是近几年来，从未完成过包产任务。每年不仅征购任务完不成，还要国家供应大部分种子、口粮和饲料。实行“责任田”办法不到一年，除超额完成征购任务外，还留足了种子、口粮和饲料，并有机动粮12万斤，每人平均100多斤。 + +　　七、实行“责任田”办法，干部会不会被腐蚀而变质。我们认为实行“责任田”办法，干部不是变坏了，而是变好了。这个办法对于干部没有腐蚀作用，因为干部同社员一样承包了“责任田”，需要自己亲自参加劳动，这就克服过去东湖一趟，西湖一趟，光指挥生产不参加生产的现象，由于亲自参加了生产，也就可以更好地指挥生产了，也能更好地联系群众了。同时减少干部不必要地“催工”、“监工”，也就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研究增产措施，提高了干部的工作能力，更好地领导生产。 + +　　“责任田”办法的好坏，是有大量事实作鉴证的。自实行这个办法以来，生产上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主要表现是： + +　　（一）社员自觉的积极性提高了。劳动出勤率提高了，劳动潜力得到充分的发挥，七八岁的小孩，六七十岁的老人都积极参加生产。大秦公社周段大队，总人口224人，其中整半劳力增加了54%。顺河公社马厂生产队社员王振的小孩名叫合理，今年1l岁就天天跟着于活。 + +　　（二）扩大了耕地面积，数年来未种到头未种到边的地、都种到头种到边了。许多数年来未种的荒地，以及未开过的荒地都开起来了。据统计去冬今春开荒5286亩。社员家前、屋后、路旁、沟边也都粹起来了。 + +　　（三）社员干活认真、提高了质量，一般都能做到耕种适时，管理细致。灰古公社灰古大队社员赵应平，承包了二亩高梁锄了七遍。灵寺公社马山头生产队社员孙怀礼包了二亩地不叫别人耕，自己用铁锸刨，并说：“深翻一寸，抵上一遍粪。” + +　　（四）广大社员都重视了积肥。原来无人管理的厕所，都争着管理。原来很少有人拾粪，现都争着拾，抢着拾。没有厕所的地方盖了厕所，没有粪坑的地方挖了粪坑。没有挖的污池，现在都争着挖。黄山公社总地亩是8414亩，去冬今春共追施粗细肥料5100方斤，每亩平均6000斤，超过了公社化三年来的总和。王楼公社梁套生产队的社员陈王氏，把埋上两年多的污池粪挖了出来。 + +　　（五）牲畜农具增加了，社员更爱公共财产了，许多农具坏了，社员自动去修补。一部分小农具也添上了，基本上满足了当前需要。褚庄公社褚南大队原来只有几张坏犁子，现在修添了2l张，基本上满足需要。牲畜增加更为显著，全区现有牲畜6557头，比1960年增加了1364头，其中从外地买来1017头，繁殖347头。黄庄老大队从19 61年3月至1962年初，购买了131头，比1960年增长82.3%。个别社员还购买了牲畜，苻离公社沈圩大队社员孙正耐，用自己储蓄好几年的900元钱买了一头牛。 + +　　（六）公共积累多。王楼公社曹庄大队曹西生产队64户，246人。1960年没有推行责任田办法时扣留的公共积累是3000元，1961年是3600元，增加了20%。 + +　　（七）家畜家禽有了很大的发展。 + +　　据统计1961年实有猪4581头，比1960年增长71%。羊11208只，比1960年增长50.7%。鸡32083只，比1960年增长145%。褚庄公社松山孜大队230户就养猪345头，平均每户一头半。 + +　　（八）青年社员枳极学习农业技术了，老农也都教他们的子弟学习技术了。灵寺公社马山头社员孙玉兰，自参加农业生产五年，未认真学习技术，今年包二亩高梁。便主动请教老农学习耪高梁技术。褚庄公社褚南生产队社员马成协，亲自教儿子耕地，并说；“要不实行‘责任田’，小孩长大也不会种地了。” + +　　（九）增加了产量，完成了征购任务，安排好了社员生活。1961年全区粮食征购任务553万斤，完成558万斤，超额9%。口粮、种子、饲料都按标准落实了，同时也还有机动粮106万斤。猪、羊、鲜蛋收购任务也超额完成了。由于社员生活安排得好，因而思想安定，生产情绪高涨，修盖房屋、结婚、生孩子的大大增加。农村的集市贸易也空前活跃，广大农村出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 +　　（十）广大干部参加了劳动，作风大大改变，遇事商量。更具体地领导生产，更准确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政策，干群关系更加密切了。 + +　　总之，“责任田”办法可以增产，可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力。如果说这个办法不好，为什么我们安徽这个“五风”破坏特别严重的省份，能。灰复得这样快呢？这不值得很好调查研究的吗？ + +　　当然这个办法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没有坚持好“五统一”，个别地方对困难户照顾不够。但不是主要的，只不过是具体工作中的缺点，只要注意，是可以而且很容易克服的。 + +　　这个办法在我们这里仅仅是一年的时间。成绩是很大的。当然它还不是十全十美的，还发有经过更长时间的考验，今后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还会产生一些问题。但任何办法也不是一开始就尽善尽美，都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改进，一次比一次好的。“责任田”办法，也要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补充和改进，使它能适应情况的发展和变化。 + +　　（我们全体同志。经过反复讨论，觉得在当前很难找出比“责任田”办法更简便易行，更能有效增产，更容易为广大干群所接受的办法，所以我们一致认为：“责任田”办法是个比较好的办法。） + +　　以上是我们的认识，正确与否，请批评指正。 + +　　 安徽省苻离区委会全体同志1962年7月2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8/000026.txt b/CCRD/2/5/8/00002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6b647d6dacde88bdf246e8d743a8e355652f34d --- /dev/null +++ b/CCRD/2/5/8/000026.txt @@ -0,0 +1,63 @@ +# 关于集市贸易问题致毛泽东主席意见书 + +　　<张闻天> + +　　[这是张闻天1962年4月至6月在江苏、上海、浙江、湖南四个省市的城镇、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后，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 +　　（主席：） + +　　最近两个月，我出去参观了一些地方（主要为江苏的苏北和苏南，此外还到了你的家乡——湘潭县的韶山冲），了解到了一些情况。从参观中见到的关于农业方面的一些问题，我觉得中央大都已经注意到并且已经或正在解决，我提不出什么新的意见。只是关于集市贸易问题，主要是关于工农业生产交换问题，我想提一些看法和想法，从我所能接触到的材料来看，这个问题很重要。虽然，对这个问题，我从中央发给我的一些文件中，看到中央已经采取了许多好的办法，但是我还想谈谈我的感想。营业员我所知道的材料不多，我又没有参加这方面的实际工作，平时对这个问题也没有专门研究，所以我的看法和想法，定是比较片面的，其中一定会有错误；但既然有点意见，就不妨写出来供你和中央参考，并希望得到你和中央的指示。 + +　　敬礼！ + +　　 张闻天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二日 + +　　（原附件：） + +## 关于集市贸易问题的意见 + +## 一 + +　　在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发展过程中，在市场和物价方面，有以下趋势表现得比较明显。 + +　　一、由于工业品不足、农副产品特别是粮棉油不足和国家发行货币过多，农副产品在集市（即所谓“自由市场”）上的价格（即“自由价格”）提高很多，虽然由于供求关系的变化，这种价格也有一定程度的起落。国家在计划市场上按计划价格供应的工业品（包括食品工业的产品）在集市上都有黑市价格（即“自由价格”）。在那里甚至国家的各种票证和购货证也都有黑市价格。这些黑市价格都比国家的计划价格高得很多。农民对国家开放集市贸易是满意的，因为他们可以高价卖出他们的农副产品，同时也可以买进（虽然也是高价）一部分国家所不能供应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但他们对市场上物资数量太少、品种太少，国家对集市贸易管理太严、限制太死，使他们不能自由卖出他们的农副产品并买入他们所需要的物资是不满意的。看来，许多人为的限制并不能取消黑市，却反而助长了黑市物价的上涨，给投机商人以更多机会。而在限制较少的集市，上市物资就比较多些，物价就比较低些，投机倒把也比较少些。 + +　　二、国家对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包括征购和派购），也多少随着自由市场价格的提高而相应提高了。一九六一年，国家公开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一九六二年，各地所实行的单项奖售和综合换购等办法，是各种变相的提价。各地实行这些办法时，标准不一，造成收购价格上的一些混乱现象。农民对这些办法虽然有比较良好的反应，但他们还不以此为满足。他们比较普遍的要求是，国家把征购、派购的任务一次定死，他们保证完成这些任务；同时，他们要求有权把一切剩余农副产品（包括一类物资）在集市上按自由价格出卖，并自由选购他们所需的商品。虽然国家现在禁止一类物资及完成派购任务前的二类物资〔441〕的公开出售，但这些物资仍然经过各种途径和形式进入自由市场。这种趋势，也就影响到国家对农副产品收购计划的完成。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国家完全禁止一类物资的出售，目前使重点产粮区的粮农损失比较大。粮农按国家收购价格出售农产品，不但不能保证其扩大再生产，甚至简单再生产也难于维持。国家今天急需粮食增产，而粮农今天却处在最不利的地位，这对各方面说来都是不利的。 + +　　三、工业品（包括手工业品）的价格，除一部分国家计划供应的必要品种之外，也多少正在跟着自由市场物价的提高而提高，其中有的是公开的提价，有的是变相的提价。国家为了平抑物价，或维持原定物价，使不少轻工企业和手工业企业亏本。不少国营工业企业，甚至供销合作社，为了勉强维持国家原定价格，也做着赔本的买卖。在各种原料、材料和生活资料涨价更多的条件下，国家要维持许多产品的原定价格已日益困难。各地方企业为了维持生产和职工生活，自动提价的比较多。同时，国家用高价出卖的产品品种也正在增加。这对回笼货币，起了一定的良好作用，但对提高物价也是一种刺激。以上这种趋势，已经引起城市职工生活水平的某种程度的下降，从而也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 +　　四、为了谋利谋生，一部分农民、手工业者、城市中失业的和一部分下放职工及其家属和学生等，现在参加集市贸易、甚至干脆成为小商小贩的，数量日益增多。这一方面解决了许多人的生活问题，对活跃集市贸易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投机倒把违法乱纪的行为也大为增加，对社会秩序也有不好影响。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有所发展。合作商店、夫妻商店和专业的小商小贩重新活跃起来了。资本主义成分有从中生长起来的趋势。 + +　　五、集市贸易的发展，自由市场的影响的扩大，使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和手工业合作社也逐渐参加进集市贸易中来了。它们的活动开始在集市贸易中发生了一定的领导和调节作用。集市上出现了两种倾向，即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倾向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倾向，它们之间的矛盾开始发展起来了。集市贸易市场有扩大成为地区性市场并成为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动中心的趋势，它要求突破妨碍物资交流和商品周转的一个地区内或各个地区之间的各种人为的限制和障碍。 + +## 二 + +　　我认为，这种趋势是当前经济生活中所必然要产生的一种客观趋势，因而认为，象中央现在所采取的利用这种趋势中的积极因素，给这种趋势以调节和领导（所谓“因势利导”），使之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克服当前财经情况的困难的方针政策和计划措施，是完全正确的。我现在还想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和当前市场、物价方面的上述趋势，提出一点意见。 + +　　一、坚持中央发展集市贸易，使之成为经常的和固定的集镇贸易的方针。那里，不但可以容许直接生产者和直接消费者的买卖活动，不但应该有国营商业，特别是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的贸易活动，而且也应该容许和利用合作商店、夫妻店、个体手工业者以及小商小贩的合法的买卖活动。这些活动，除了本集镇以外，还可以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超出本地区范围，而同其他有关地区发生物资交流的关系。国家应多想方法使一个地区内和各地区之间物资交流的各种渠道畅通无阻。这样，使集镇市场既成为本地区经济生活的中心，又成为全国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做，不但有利于调剂本地区的有无，而且也有利于调剂各地区之间的有无，有利于挖掘全国许多没有动用的物资资源和潜力，有利于发展农工业生产和满足群众生活上和生产上的需要。显然，在国家物资供应困难的条件下，经过物资交流的发展，是可以解决许多实际困难问题的。 + +　　二、我认为，国家应明确宣布：完成一类物资的征购任务和二类物资的派购任务，是农民对国家的义务。这是一种义务交售制，是农民对国家的经济任务，也是政治任务。国家把现在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固定下来，不再继续提价，也不再采取单项奖售和综合换购等许多复杂麻烦的办法。同时，国家把这种义务交售的数量和品种加以可能的压缩。一类物资的交售数量，应该根据城镇人口的减少及农村返销的减少而相应减少（这方面似乎还大有文章可做）。二类物资的派购的数量和品种，更可缩小，办法也还可改进。此外，国家还可以有计划地从征购派购任务中减去国家估计可以从市场上购进的农副产品的数量和品种。这样，农民的负担可以有部分的减轻，农民手中就可以有更多的农副产品了。国家再明确宣布，农民在完成其交售任务后，有在集市上按照市场价格自由出卖其农副产品（包括粮棉油在内）的权利。这样，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就可以划分得更加清楚。农民是很拥护这种办法的。这种办法可以大大提高农民生产和增产的积极性，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同时也更能动员农民手里的剩余农副产品到市场上来出卖，有利于商品周转和调剂有无。对农民手里的这一部分剩余农副产品，国家可以从集市上按照市场价格购进必要的数量和品种，以补足国家的需要。事情办得好，国家不但从收购中可以补足在征购派购中所减少的数量和品种，而且还可以超过。这对国家也是有利的。当然，事情办得不好，也可能完不成收购计划，风险也是有的。 + +　　三、为了基本稳定城市职工的生活水平，国家对城市居民已经实行了必要商品的定量供应及对一定品种的商品实行购货券的办法。国家在保证城市职工的生活水平上所做的努力，城市职工一般是满意的。实际上这是一种配给制。凡配给的东西，国家都按现在低价的配给价格出售。除此以外，我认为：国家的所有商品，不论是哪一种工业品（包括食品工业产品），都可以一律按较高的市场价格在城市和集镇出售。特别缺乏的工业品和食用品，象现在中央已经采取的高价办法那样，可以用特高价格出售。同时，国家就利用这样售得的货币，在集镇市场上依市场价格来购买农民自由出售的剩余农副产品。国家就是这样，将工业产品和农民手里所剩余的农副产品进行交换。这是从农民那里取得其多余的农副产品的有效办法，是最易为农民所接受和欢迎的方法，也是巩固工农联盟的正确方法。 + +　　如果采取以上办法，城市职工的基本生活水平虽然仍然可以保证，但可能还会有某种程度的下降。为此，国家在必要时可以考虑从商品提价所得来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补贴城市职工的工资。这种办法对职工有好处，对国家也不会有额外的损失。 + +　　四、像中央所指示的，集镇上合作商店、夫妻店以及个体的小商小贩的活动，在今天发展物资交流和商品流通中，还有其积极的一面，应该加以利用并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但必须加以管理。凡是从事专门商业活动的小商小贩，应该进行登记，使之合法化，以便于必要的管理和监督，从而减少他们从事违法乱纪的破坏活动的可能。但“投机倒把”的观念，应该限制在违法乱纪的范围内，不要扩大化。关于何谓“违法乱纪”，国家也应该公布若干条，使大家有所遵循。商人是没有不搞一点投机倒把的。禁止一切投机倒把，就等于取缔小商小贩。这在目前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妥当的。同小商小贩和一部分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作斗争，不要采取简单的行政措施，将其“管死”，而要采取适当的经济措施，加以诱导和利用。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应该在集市上积极活动，发展业务，在“谁把生意做得更好”这一标志下同私商进行竞赛。我们要靠做生意的本领，即“文明经商”的本领，而不靠简单的行政措施去赢得竞赛的胜利。必须承认，我们现在所不够的正是这种文明经商的本领。我们在这方面还必须努力学习。只要我们学会了文明经商的本领，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是不可怕的，一些资本主义成分的产生也是不可怕的。我们拥有一切条件去战胜它，而且一定能够战胜它。而只靠单纯的行政措施，就达不到这样的目的。 + +　　附带提一下：我认为，对登记了的专业商人征税是必要的。对为数众多的农民、职工、学生、贫民等从事无定型的和流动性的零星贩卖活动的，国家应该给他们以教育和管理，使他们遵循国家法律和秩序。凡是能够参加生产的，尽可能动员他们参加生产，但以不收税，不对他们采取粗暴的敌对态度为有利，否则只会造成税务人员和公安人员同他们之间不必要的紧张关系，而有利于少数坏分子从中挑拨和破坏。 + +　　五、我认为，只要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积极活动起来，再加上国家其他经济措施的影响，集市就不可能再是“自由市场”，集市上工农业产品的价格也不可能再是“自由价格”了。它们会逐渐向有领导和有调节的市场和价格过渡。当然，这种过渡的快慢，还要看我们的经济力量和经营业务的本领。这里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但是只要我们加强领导和调节，集市上工农业产品的市场价格，比较“自由市场”的“自由价格”必然会有逐渐下降的趋势。这里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善于根据市场的行情变化，掌握工农业产品价格的适当比例。如果工业品价格提得太高，农副产品价格压得太低，农民就不愿在集市上公开出售其产品，那样又会产生新的黑市和新的黑市价格，国家从农民手里就会买不到所需要的农副产品。这对国家显然是不利的。反之，如果把农副产品的价格提得过高，工业品的价格压得太低，国家就买不足所需要的农副产品。当然，这对国家也是不利的。所以，今后如何规定集镇上工农业产品价格的适当比价，使之有利于国家、集体和个人，有利于工农联盟，这是一项非常复杂和困难的任务。但是实践的经验终会告诉我们，这种比例的分寸应该是什么。这里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在集市贸易上的价格政策，要尽量灵活，尽量主动，不要僵化和被动。一个地区的一种比价，如果发现不利于商品周转，不利于买卖双方，就要及时调整，变不利为有利，不要迟迟不决，坐失时机。由于我国地区辽阔，各地条件悬殊，国家在规定全国各地的物价指标时，应该富有伸缩性。同一种商品，不但有地区差价、城乡差价、季节差价、质量差价、批零差价和供销差价，而且这些差价本身，各地也还有差别，难于一致。所以，国家在集市贸易上应该给各地方商业领导机关和商业领导人员以较大的机动权，使他们能够根据当时当地集镇市场上行情的变化，及时调整工农业产品的比价。一种商品的价格，只要能销出买进，只要有利于产、供、销三方面，就大体上可以认为适当的。这里，应该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调节作用，使买卖愈做愈活，愈做愈大。 + +　　六、国家在货币政策上，除了中央已经采取的回笼货币的许多办法必须坚持外，我认为凡确实有利于发展生产和发展贸易的资金，应该投放的就应该及时投放，不然，就会使生产和贸易停滞，这对克服当前困难反而不利。应该发挥人民币在全国范围内一般等价物和流通工具的作用，充分利用它为发展生产和贸易服务。（注：对重点产粮区许多生产队生产资金不足的情况，特别希望加以重视。） + +## 三 + +　　如果采取以上提出的一些办法，则今后我国市场和物价的发展趋势，大体可以预测如下：随着国家财经情况的好转，工农业产品的增多，通货膨胀的消除，市场物价会逐渐下降。那时，国家就会主动采取逐渐降低物价的措施。同时，随着城市职工工资的逐渐调整和提高，配给制度也就成为不必要了。两种价格的局面，就会逐渐消失，而为一种价格所代替了。 + +　　当然，采取以上一些办法的具体步骤，要尽量谨慎，做到稳步前进，减少突然性，不使在人民中间造成震动。采取以上一些办法，风险还是有的，但可能会更主动些。是否如此，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根据我的体会，中央现在已经实行的办法同这里所提出的一些办法之间的差距，是不大的。 + +　　 张闻天一九六二年七月十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8/000027.txt b/CCRD/2/5/8/00002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f5ec9dadc40444237a059c136315f0d2471c9fe --- /dev/null +++ b/CCRD/2/5/8/000027.txt @@ -0,0 +1,117 @@ +# 钱让能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上毛泽东主席万言书 + +　　<钱让能> + +　　[钱让能（1933年1月～）安徽桐城人（现枞阳）。1960年8月，他下放太湖县农村，任徐桥公社副书记兼龙王大队书记。期间，钱让能目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的严重危害。1962年8月2日，有感于安徽农村在推行责任田后带来的农业生产恢复效应，惊骇于毛泽东对责任田的斥责，毅然上书毛泽东，向毛泽东主席着力推荐“责任田”制度。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将此信批示，作为批判“单干风”的典型材料印发。随之，钱让能受到长达二十年的批斗和迫害，1982年获平反。] + +　　（主席：） + +　　根据太湖县一年多来实行责任田的结果，我想作一保荐，不过与省常委六二年三月二十日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是相违背的。尽管如此，我总认为“责任田”的办法是农民的一个创举，是适应农村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六十条”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重要补充。有了它，当前的农业生产就如鱼得水，锦上添花。 + +## （一） + +　　太湖是安庆专区的一个三类县，五八年到六零年这段期间，生产力遭到了巨大破坏，有些地方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六零年冬贯彻了中央一系列的政策，“五风”停止了，但人民群众奄奄一息。六一年三月，这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区推行了责任田。（具体见安徽省委六一年七月二十四日给中央主席、华东局的报告），真所谓它一出现，就以它的显著的生命力吸引了人们（包括邻县邻省边界地区）广泛注意，迄今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尽管有人责难它“糟了”“错了”，然而广大农民群众总认为是“好了”“对头了”，记得去年春，我在推行这一工作的过程中，农民群众的那股劲头是我十多年来（除土改外）的第一次见闻。 + +　　推行这一办法的结果，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六一年是太湖人民在精神上、物资（质——编者）上的一个新的根本性的转折。荒、逃、饿、病、死，一瞬而基本变成熟（荒地变成了熟地）、回（外流回归了）、饱（人民基本上是吃饱了，有部分地区还吃得较好而有余）、健（体质健康了，有病的也不多了）、生（妇女怀孕了，江塘公社甘岭大队六百六十八个人，六二年怀孕的就有六十个妇女）。 + +　　三类的徐桥地区（是太湖最差的的区）桥西大队的农业生产，六一年与六零年比较：粮食由十一万四千斤，增至二十万七千八百斤，增长百分之八十一（自留地不在内），油二百七十八斤增为一千八百六十斤，增长六倍半，棉花六十二斤增到六百七十六斤，增加十倍，生猪、家禽也是几倍的增长。当然，六零年的基数小，六一年的潜力大。然而，六一年的困难与问题却比过去艰巨复杂得多。 + +　　首先，是自然灾害，连续一百零五天的干旱，最后还是风灾。 + +　　2．牛力极缺，全大队六百六十五亩土地，二十七头耕牛，既瘦且小，其中十头牛是打一鞭才走一步的。 + +　　3．农具缺乏，特别是大型农具，如水车、禾桶等，几乎坏完了。 + +　　4．各种籽种都差。由于外地运来的尽是些杂种。 + +　　5．肥料缺乏。尽是白田，没有草子。 + +　　6．田底子差。五八年以来的五风，结果：大田变成了小田，方田变成了圆田，长田变成了短田，无边无拐的，同时又有部分田下了盐，底子更差。 + +　　7．没有猪种鸡源。 + +　　8．资金缺乏。特别是十五户困难户（占全大队总户百分之十四），连年供应口粮，几乎全部救济。 + +　　9．体质差。当时还有消瘦浮肿病人一百二十五个，占四百三十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 + +　　10．居住生活条件极差。破屋、漏锅的户占百分之七十以上。 + +　　在这样多的令人头痛实际问题的情况下，取得了这样的成果，不能不使人感动。这不过是一个县的一般的大队，像这样的情形，就全县范围内说，是到处可闻可见的。 + +　　而六一年与今年现有情况来比，就整个县来说，农民群众无论是在精神面貌上、物资（质——编者）生活条件上，又起了一个质的变化。午季丰收了，扩种的面积是高级社有史以来所罕见。去年午季按早稻国家供应全县三百万斤粮，今年相反，准备外调五十万斤。目前早中稻农民正在加强管理，早稻可以说是丰收在望。若无自然灾害，现在看来，国家的农副产品征购任务绝大部分（除去茶叶）是有把握完成的，且农民尚足食有余，家禽家畜亦已大大发展。 + +　　这样的迅速转变，究竟是什么力量呢？拿农民的话说“就是责任田好”。当然，完全归究这一点，离开中央的一系列政策和省地委的巨大支持，那也是错误的。责任田之所以产生这样巨大的威力，之所以为人民群众所普遍欢迎，是因为农村的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农民在高级社，特别是公社化以来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农民群众掌握了。因此说责任田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央“十二条”、“六十条”发展的产物。主席曾经说过，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 + +## （二） + +　　从办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以来，生产关系的变化，公社、大队、生产队组织形式的每次调整，没有哪一次不都说是适应。现在看来，其实并非如此。根据调查和统计，一九五五年是太湖解放后农业生产力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最高的一年。粮食总产达一亿九千六百六十七万斤，耕地面积四十万亩，除自留地九千八百二十四亩，平均单产五百零四斤；油料总产三百零一万一千六百斤，亩产六十斤；棉花总产三十一万零八百斤，亩产皮棉二十三斤，耕牛发展到三万六千二百六十头，大型农具二十五万件；茶叶产五十一万一千六百斤，烟叶一万零三百六十六斤，木料二百一十六万斤，生猪发展到四万八千头，家禽每户平均六只。群众生活：除存入国库二千七百三十万斤，留种一千二百万斤粮，每人平均口粮四百四十斤，食油三斤，肉类十斤，食盐二十斤，红糖全年供应量达三十九万斤，每人平均一点二斤。当时的合作化程度：单干户占总农户百分之五十点七，土地占百分之四十九点七，人口占百分之五十点三（包括季节性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占农户百分之二十四点四，土地占百分之二十六，人口占百分之二十四点八；初级社农户占百分之二十五点三，土地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三，人口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五。且初级社大部分均由五四年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此可见，五五年之所以成为解放后最高的一年，除了国家对农民的支持外，主要是有了土改后的连续三四年农民积极性所发展起来的物质基础，和初级社的生产关系还相适应的原因所致。而现在的“六十条”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责任田，它比五五年的初级社来说，其优越性不言而喻。就是比起高级社来说，它在制度上是更加合理，更加完备了。是具体贯彻“按劳分配”一个新的发展和进步。 + +　　再从这里当前的生产力情况来看：五八年到六零年，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生产力遭到破坏，生产水平大大下降，到六零年底止，耕牛只一万八千头，比五五年几乎下降百分之五十，大型农具只有十万件，下降百分之六十，耕地缩减三十五万亩（因水利建设），下降百分之十一，粮食总产量一万四千五百一十二万斤，下降百分之三十五，油料一百零三万斤，下降百分之三十，生猪一万一千头，下降三倍多。其它经济作物均有很大减少。 + +　　现在这里根据恢复最高生产水平的规划初步讨论，认为粮食需要两年到三年，油料四年，棉花三年，茶叶因水库淹没一部分需要八至十二年，生猪在六三年赶上，耕牛要十五年以上。当然生产力的破坏，现在恢复它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至于有人说：“‘责任田’不过是当前生产力遭到破坏，调动农民个体积极性的权宜办法，以后还要进行集体化革命”。这种说法，是很不能令人理解的，也不是现实的。（责任田是不是就是单干道路，这个问题在后面详细讲。）在这里还是拿农民和基层干部的说法来简单地回答这一问题：“责任田方向错了。” “哪来的话，我们方向是社会主义吧！社会主义总是要多打粮食，人人有吃有穿吧！” “对呀” “那就对了！国家征购任务一两没有少，我们大小队都有机动粮，困难户也照顾得很好，公共积累也照样提取，这有什么不好呢？你偏要把大家搞在一块上工收工，千斤担子只小队长一个人挑，这就是社会主义？” “这样搞将来有穷的穷，富的富，损害大家根本利益的。” “五七年以前你们生产、生活不也很好吗？现在我们搞以小队生产，又是以小队核算，比那时还要好些呀！” “小队核算我们双手赞成，以队生产千万不能。” “为什么？又不是大呼隆？” “同志，不行啦！五七年以前生活生产当然比现在好些。但是也有问题呀！譬如说，自留地与大田用肥、家庭副业与队里的集体生产、耕牛使用与发展、农具添置保管、农活的数量和质量、评工记分等等。这些问题呀，一个小队，就是你们来两个脱产干部也搞不好。现在责任田一搞，这些问题都基本解决了。你们想想，多轻巧，何必自找麻烦呢！说句老实话，共产党在互助合作的政策上，最好的就是责任田政策。只要不变，多完成任务（指征购），我们都情愿。” + +　　以上就是我们试探改正责任田办法的谈话。这段谈话，说明了责任田，农民本身也不承认是单干，实际上也不是单干，只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责任制，是克服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最有效的措施。 + +　　改正责任田，农民已有风闻，但尽管我们苦口婆心如何去宣传解释，然而他们之中就有不少的人是：来年绿肥准备不播种了，今年田埂挖到了边（把田埂挖窄可以多种稻，但来年田就关不住水了），这些等等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因此说，“责任田不保荐，这里生产力就要遭到损失。” + +## （三） + +　　在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民，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使其关心个人利益，责任田正是完善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 +　　我从五二年起亲自办过互助组和合作社，五七年冬由安庆地委下放在重点乡亲自搞过了将近八个月的生产队长。六零年来到太湖，干了七个多月的大队书记。其中特别是在干生产小队长期间，农民兄弟给我不少的知识和教益。从这么多年来（主要是从高级社以来）的切身体验，农业上的“千斤担子万人挑，以社为家”，这个问题始终没能很好地彻底解决，即使暂时解决了，也不能很好地巩固。现在看来，追其根源，除掉政治思想教育外，主要就是责任没有到人。在当前来说，尤其是共产风刮得较严重的地区，如作不到“人人关心生产，个个责任分明”那就根本不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是保证社会制度胜利最重要、最主要的条件。因此，要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首先是取决于人们的劳动积极性，要想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那就要使所有的人们关心自己的生产任务和明确自己的责任。斯大林同志说得对“在无人负责的情况下，是谈不到什么真正提高劳动生产率，改进产品质量，爱护机器、机床和工具的……无人负责的现象就是工业的祸害。”斯大林指的是工业的问题。工业尚且如此，何况比工业更复杂的农业了。高级社以来的大量事实教训了我们，如何加强已经组织起来的农民群众的生产责任心和他们的劳动热忱，社会主义教育固然是很重要，但是没有个人利益关心为基础那是行不通的。 + +　　我看，最简单易行为农民所普遍乐意的，就是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只有如此，农民才易于理解他们所做的每件农活都是与自己的利益发生直接的关系。并且很快就能兑现。过去的办法，主要就是靠评工记分。实际上产量不到田，责任不到人，评工记分就不能真正地搞好。现在如果以队集体生产，还是采取评工记分的老办法，可以说，除了有历史习惯的齐心协力的少数小队外，而普遍现象是做工只顾数量，不能保证质量。只顾工分，不顾效果。尽管你点子再多，绞尽脑汁，什么包工定额，检查验收，互相监督等等。在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和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同时评工记分的本身也确为复杂。（现在太湖仅有少数的评工记分）首先是误时，特别是大忙时耽误农民的睡眠。好的小队两三天搞一次，差些的小队天天晚上都要评工记分，包工定额，调兵点将。其次是评不好，不是争，就是吵，很难克服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再者是烦琐的哲学，几十道工序：甚至有的小队弄不清，成了一笔糊涂帐。会计人员百分之四十以上精力搞帐，队长要百分之四十精力搞管理。现在的责任制，他们却摆脱了这些事务，参加了生产。一个县数以千计的小队，光在节约劳力问题上，就是一笔巨大财富。 + +　　总之，现在的农民总还是农民，他最讨厌、最头痛的就是那些复杂的麻烦的东西，他们所欢迎的也就是最简单、最通俗易懂的东西。 + +## （四） + +　　“工业还要不要发展，搞责任田，工厂就要垮台了，你看怎么办？”我看不会垮。只有农业过关了，工业也好，其它一切事业也好，都好办了。有些人，把有些工人不安心，也想搞责任田的思想，完全归罪于它的影响，这真是莫须有的罪名。工人不安心工作的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至于工人羡慕农村的责任田，那只能说，责任田不仅为广大农民所欢迎，而且又为工人所羡慕。这只能说责任田对了。六零年八月份我由安庆地委下放到太湖，一开始就有几十个同志一道宣传农业为基础，七、八个月就是没有什么人理睬，六一年三月份，我们一搞责任田，好！逃在外面的劳动力回来了，跑到城镇工厂里当工人的小手工业者回来了（原来请也请不回来），流到机关里跟干部、工人当家属的也回来了。父亲托人写信给儿子，妻子写信给丈夫，弟弟写信动员哥哥等等，我们忙得不可开交，热闹非凡，这真是大喜事。七、八个月几十人口渴心焦地宣传，抵不上十来天的责任制那样巨大的威力（当然这里我并非提倡产业工人跑到农村来）。 + +　　“集体经济要不要发展，你在搞单干，不是发展资本主义是什么？这不是方向性的错误吗？”责任田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管理方法，它并未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土地仍然是集体所有，仍然是按劳取酬；它并未改变集体的劳动方式，仅是比较复杂琐碎，适合于分散的农活去分散做。这种生产的集体性与劳作的个别性，在任何社会主义生产单位中都是存在的。与其说是单干，那只能说外表上是单干，而实际上则不然。太湖这里的情况除上所述，国家征购任务照交，公社、大队的公共积累照取，这又怎么能说是瓦解削弱了集体经济呢？ + +　　至于在举办较大型的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建设方面，在扩大生产协作方面，虽然会受到一定限制，但只要工作得好，发挥公社、大队的作用，这方面的缺陷是完全可以弥补的。事实证明，太湖去年的冬修不也搞得很好吗？“唉呀呀，不得了啦，派工派不动，公家事情没有人干了。”所有这些责难，我想还是让事实去回答。太湖去年确也出现搞投机的，高价出售农副产品的，这是少数。一般地说，都不是真正的基本农民群众。即或有些搞了一两次，经过了教育，也就立即归正。超产粮是有差别的，收入也是不平等的。所谓这个差别，我看不搞责任田的也是存在的。所谓“不平等”，整个社会主义一个历史阶段也是存在的，而且应该是允许的。当前农村的现实状况，不是什么差别不差别，平等不平等的问题，而是如何来消除农民心目中的平均主义和大呼隆的心里毒素的问题，调动农民积极性，因而使其能够产生一些新的差别和新的不平等的问题。当前推行责任田，仅主要是在吃的问题上产生了一些新的差别和不平等，这正是真正的贯彻了按劳分配的原则，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胆小怕事呢？何况当前大队、公社公共积累，根据生产发展可以逐步增多，困难户也得到一些特殊的照顾，如包好田，少派征购，大队、小队有专门照顾困难户的机动粮等等，这些就是防止差别过大的措施。即或少数地区产生“差别过大”，“出现新的暴发户”，我坚信，我们的农村也不致变质，大船也不会翻的。因为政权在我们的手里。我们的农民也是有理想、有志气的，拥护党和毛主席的。几年来农民受了这样大的挫折和考验，也就充分说明这个问题。推行责任田也会助长农民小私有心理，问题在于领导和教育，不断地总结提高，使这种责任制的形式更加完备。 + +## （五） + +　　坚定地站在农村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甚至九十几的人民大众这一边，相信他们自己解放自己。急急忙忙地收回责任田，吵吵闹闹地指责“是单干”，很可能因为一部分是好心同志不知底里。一部分还是以“本本主义”的观点害怕农民不跟我们走。 + +　　据了解，太湖的北中区（与湖北省交界），去冬和今春阴山、溪水、罗田等县的农民们，络绎不绝，翻山跃岭的携带衣服、布匹、蚊帐、家具，甚至连小猫、小狗等也搞来换回自己的口粮（据估计一部分是搞投机的，绝大部分是有实际问题的），小手工业者（裁缝、木匠、砖瓦匠等）干脆不回去，终日在这里做工。五九、六零两年，北中的农民是向那边跑，现在却变成了倒流。再如太湖的邻县宿松，六一年春太湖在推行责任田时，曾经也有人，特别是一部分中层干部，说是“倒退，走回头路了”，“是太湖少数领导人胆大了”等等，可是到了去冬今春连他们自己也压抑不住了，这个运动也同我们一样如火如荼的推开了。问他们为什么？某些干部答不出，农民却回答得好“责任田能多打粮食”，事实也确实如此，现在太湖这里的干部入乡，到了年成好的公社去，要是在农民家里吃几餐饭，他是真不收粮票的。就是到了去年灾荒严重的地区，农民也总是说：“粮票你还是收下去。”干部一再坚持要他收下，但是送你出门时还是说：“同志，下半年年成好，你们就不要带粮票了。目前虽比丰收地区差一些，但是比你们二十五斤半好些。”刘羊公社一个医生说：“现在我给群众看病，每天至少要吃十个鸡蛋。六零年看病不讲吃这么多，就连见也见不到这么多。”去冬下乡，看到嫁在宿松的徐桥姑娘们三五天就往娘家跑。我问为什么？他们的父母说：“那边吃不饱，叫她回来多吃几餐，女婿不好意思来，她每次回去总是要带走八至十斤的。唉！那边不搞责任田，真急人！”无论是下乡也好，出差在轮船码头等车休息也好，许多农民有关责任田这方面道理，与我在省听到的和文件上看到的道理，则完全相反。许多奇迹，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所有不赞成“责任田”的各种议论，我想请到这里一闻一见，是会有很大教益的。我很担心，省委决议六二年内就要大部分改过来。根据这里的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农民他不会相信空话的，你不做出样子，证明比他的办法优越，除掉强迫命令，我看是扭不过来。 + +　　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最基本的方法。当前的“责任田”问题，若要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汇报，或者下去走马观花，不和农民交心，不花一定时间，我看根本不能实事求是的。省委决议中说：“根据几个调查材料，群众对‘责任田’办法的态度大体是这样：有百分之二十的社员不愿搞责任田，这主要是觉悟高的干部、党团员、积极分子、困难户和劳力少、技术差的困难户。有百分之十的社员主张继续包产到户，不愿改正责任田办法……这主要是搞投机活动的社员和超产特别多、觉悟不高的社员。有百分之七十的社员处于中间状态。从上可见，改正‘责任田’办法是会得到多数群众拥护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问题不大。可是按照这里的情况，则完全相反。农村中有劳力的户不待说的是拥护责任田的，就是困难户，一大部分也是积极的。有的一听说“责任田”要改变，他们说：“我要哭责任田这个短命鬼了。”据我所知，不那么拥护，不那么热情，不那么积极的，除非是些一贯地游手好闲、不劳而获或者是专想搞平均主义的人。因为责任田是真正贯彻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不劳动就真正不得食了。省委调查的那个情况，也不能说不实际。因为我没有去调查。但是根据这里的情况看，除非在推行这一办法时，给它搞走了样了。否则，农民群众是无不鼓舞欢腾的。根据我们调查摸底，拥护责任田起码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甚至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站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同呼吸，该不能算是尾巴主义吧！怕百分之八十甚至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不跟我们走，这恐怕也不能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起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的道理呢？坚定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 +　　最后，请求主席直接派人前来调查，以达弄清是非，如认为有必要，我还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材料，即或再亲自干生产队长，为今年县、地、省委搞一些第一手的材料，我也没有什么意见。 + +　　我所反映的这里的迅速变化，只能是与前几年比较而言，真正据一般要求所想象，这里无论在生产方面或在群众生活方面，还是需要做出更多的艰巨工作的。当然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国家的需要，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增加任务，这是可以的。不过，我还是这样想，像荒、逃、饿、病、死一字不漏的太湖县能够在一年内而且还是在那样大旱的情况下，基本上解决了吃的问题，那么其他有类似情况的地区也未始不可实行这个办法。 + +　　 中共安徽省太湖县委宣传部 钱让能一九六二年八月二日 + +　　（附件（一）：） + +## 毛泽东批示 + +　　印发各同志。 + +　　安徽太湖县、县委、宣传部钱让能同志，给我的一封信。请大家研究。 + +　　 毛泽东八月二日 + +　　（附件（二）：） + +## 关于为钱让能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通知 + +## 中共安徽省委 + +　　（各地、市、县委，各大学党委，省直各部、委、办、厅、局党委、党组：） + +　　安庆行署科委副主任钱让能同志，在一九六二年担任太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期间，于同年六月，为“保荐责任田”上书毛主席。六二年九月，省委派出工作组赴太湖调查，写了题为《“责任田”应该保荐吗？》的调查报告。十月，省委将钱让能同志的“上书”和省委调查组的报告印发省委一届十三次全会到会同志。十一月，又以省委皖发（1962）345号文件报毛主席、党中央、华东局，说“钱让能同志在‘责任田’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是比较系统、比较突出的，他的调查方法也是错误的，所反映的情况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这表明他实际上已经站到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那一边去了。”随后，钱让能同志受到了批判，虽然没有作组织上的处理，但在精神上蒙受了很大的打击。“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又在安庆地区八县一市和省直、合肥市对钱让能同志巡回游斗达数百次，严刑拷打、体罚，使钱让能同志在肉体和精神上受到严重的折磨和摧残。其家属、子女，在政治上也遭到株连和歧视。这些做法和强加的不实之词都是错误的。 + +　　钱让能同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出于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关心人民事业的兴旺发达，从实际情况出发，为保荐“责任田”，向上级党组织和党中央主席直陈己见，是完全符合党章的。况且，他在《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中提出的“‘责任田’的办法是农民的一个创举，是适应农村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责任制，是克服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最有效的措施”，“有了它，当前的农业生产就如鱼得水，锦上添花”等基本观点，现在来看也是完全正确的。因此，省委决定撤销原皖发（1962）345号文件和一九六二年省委一届十三次全会文件五、文件事务，为钱让能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批斗中被抄家拿走的物品，要归还本人。同时，因受钱让能同志保荐“责任田”问题株连的家属子女及其他党员、干部、群众均应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 +　　一九六二年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省各级领导机关直至基层单位，都有不少领导干部、一笔干部和党员、群众，因“责任田”问题受到错误的批判或斗争，各级党组织都应按此件精神，宣布给予平反，恢复名誉。 + +　　 中共安徽省委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 +　　· 来源： + +　　安徽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8/000028.txt b/CCRD/2/5/8/00002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4f945016dfa0ec844ce612b2ed21c08bf169704 --- /dev/null +++ b/CCRD/2/5/8/000028.txt @@ -0,0 +1,97 @@ +# 胡开明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生产责任制上毛泽东书 + +　　<胡开明> + +　　[胡开明,（1913年1月∽1997年4月）男，浙江省乐清人。时任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文革后，历任安徽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 + +　　（毛主席：） + +　　关于如何巩固集体经济，加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问题，我于7月30日华北局农业工作座谈会上，作了一个发言，提出了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发言稿已由华北局抄送中央一份。现在我又把它打印了一下，特再送您一份，请予抽空审阅为盼。 + +　　谨致 + +　　（布礼） + +　　 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 胡开明1962年8月8日 + +## 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 + +　　农村人民公社，经过贯彻执行“十二条”、“六十条”，特别是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后，纠正了“五风”错误，比较彻底地克服了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农民的积极性比以前高多了；但是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主要表现是：（1）社员出勤不主动，每天还得队长挨门上户去叫；（2）社员集体劳动的时间短，出勤晚、收工早，一般每天不过六小时；（3）耕作粗放，“耕地留茬子，种地不到头（边），锄地草搬家”的现象仍然存在。有一个生产队长告诉我说：“现在社员有‘四怨情绪’：一怨别组出勤晚，本组出勤早；二怨别组歇息大，本组歇息小；三怨别组收工早，本组收工迟；四怨别组工分高，本组工分低。”目前有不少群众要求“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这种对集体生产的消极态度和缺乏信心，是值得注意的。 + +　　为什么还存在上述现象呢？除了既定的政策还没有完全落实以外，主要问题有三：一是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过重，而且不大稳定，群众说我们的粮食征购政策是“鞭打快牛”的政策；二是国家的比价也很悬殊，所以群众说：“一粮为纲不合算，干什么也比种粮食强”；三是生产队没有建立起生产责任制，计算劳动报酬的方法有问题，不能很好体现按劳分配。 + +　　以上三个问题都急需解决，但是由于目前工农业生产水平低，物资少，解决前后两个问题是有限度的，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当前主要是解决后一个问题，即解决生产队内部的关系问题，发挥本身的潜力。 + +　　我认为中央在调查研究的一批问题中提出，“在集体经济中，要采取什么办法，加强责任制，把评工记分搞好，既照顾出工的数量，又照顾农活的质量，鼓励精耕细作，使工作质量好的得到较高的报酬，例如超产奖励，等等”，是十分重要的，我们需要很好地研究一下。 + +　　目前生产大队为什么没有搞起责任制呢？主要是一般生产队都是组织临时性、季节性的作业组，或者是作业小组的成员常年固定了，但没有固定的地段，更没一定的产品任务。经验证明，经营生产是不能依靠这种临时性和季节性的作业小组的。因为在这种作业组里，一切土地、生产资料乃至劳动产品，都是无人负责的；社员们对于作物的高额丰产，也不发生多大兴趣。至于农业生产的周期性较长，从耕种到收获，至少需要五六个月，必须连续经营得好才能增产，可是这种临时性的、没有固定地段和产品任务的作业组，只管完成某种作业，不负责完成田间管理和最后的生产成果，因而他们的责任心不强，干活不认真；“记时磨洋工，记件抢工分”。正常的经营方法是：在播种的时候，就要考虑怎样播好、间苗、好留苗；在锄头遍的时候就考虑怎样锄便于锄二三遍；干着今年的活就考虑来年的活。可是这种临时性的没有固定地段和产品任务的作业组是不作这些打算的，因而就不能保证全部农活质量。再说，农活干得适时不适时，影响产量也很大，比如播种、间苗、锄地，同样都完成了任务，但是完成的时间早晚和产量也很有关系。早种三天和晚种三天就不一样，早锄三天和晚锄三天也不一样。到底什么时候耕作最合适，农民是有经验的，只要把全部生产任务交给他们，他们是能够根据作物生长情况和天时变化灵活掌握的。可是现在的这种作业组是不管这一套的。这怎能实现最大限度的增产呢？看来这种劳动管理制度是非改不可的。 + +　　为什么没有搞好劳动计酬工作呢？主要是目前生产队计算劳动报酬的方法，说是定额管理，按件计工，评工记分，实际上多是死分死记，有记无评。为什么这样呢？第一是定额管理十分复杂，据说全国有二三百种定额还不够用，刚议定好了，天时一变还得修订，因此农民一提劳动定额就头痛；第二是社员怕评工记分伤感情。因为农活很复杂，同一农活也有好做和不好做的，同时农活质量也很难定个统一标准，所以一评就吵，吵得大家对评工都不感兴趣了。我召开过两次基层干部座谈会，问到评工记分的情况，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说实在的，评工记分从初级社到现在都没有搞好过。”我考虑，农业生产由于受着大自然的影响，情况十分复杂，在一个生产队的范围内，劳动定额很难搞得准确，加以在田间作业，也很不好检查验收和评工记分。就是搞好了，也只能体现某种农活的数量，不易体现农活的质量，更不能体现生产的最后成果。而且，这种仅按劳动日数而不计算收获数量的计酬方法，常常会鼓励用工多、产量少的小组，打击用工少、产量高的小组。比如某生产队有个组，由于劳动组织得好，每亩玉米只用了15个劳动日，产了300斤玉米；而另一个组经营同样的土地，由于劳动组织得不好，每亩玉米用了20个劳动日，只产了250斤玉米；如果单按劳动日进行分配，则第一组反比第二组分得少。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这种平均主义的计酬方法，必然障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是非改不可的了。 + +　　我认为上述两个问题实际上也是互相关联的一个问题，正是目前生产队工作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如果不设法加以解决,就会障碍集体经济的巩固发展。 + +　　怎样解决这两个问题呢？我和一些基层干部和社员商量的办法是，生产队组织长期固定的生产组，实行“三包”生产责任制.具体做法是： + +　　一、由社员自愿结合(必要时也可以个别搭配)组成一个六七八或六七个劳动力的生产组，在一般情况下长期不变。 + +　　一个生产组六七八户或六七八个劳动力，生产单位是否小了？我认为不小。因为目前农业生产一般的还是手工业操作，不需很多人在一起作业，就拿用人最多的播种来说，一般的有一个握耧的、两个撒粪的、一个拉砘子的就成了。蔬菜组需要大一些，有十来个劳动力也能搭成班子。如果遇到特殊情况，需要劳动力多，生产队还可以组织组与组之间的协作。 + +　　二、生产队把全部土地都分到生产队，耕畜、农具也尽可能分到组去使用，在一般情况下也长期不变。因为固定起来，社员就会更加注意培养能力，注意爱护耕畜、农具了。 + +　　在分配土地时基本上按劳动力，才能耕得好。 + +　　在生产队把耕畜、农具分配到生产组后，如果不能用，组与组可以搭具配套，合伙使用，但是必须等价互利，如果生产队耕畜太少，分不过来，也可以仍然放在队里，责成专人喂养，轮流给生产队干活。大车、双铧犁等较大工具，如果不便分配，也可以采取这个办法。 + +　　三、“三包”期限，最好与国家粮食征购包干期一致起来，不能年年给生产好的组增加包产数，以免打击队员加强经营管理的积极性。 + +　　生产队为了保证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包产指标可以比国家粮食征购包干定产数稍高一些，但也必须留有余地，使生产组有产可超。 + +　　四、到了秋后，包产以内的全部产量，由生产组交生产队统一分配；包产以外的超产部分，完成归生产队按劳分配。如果因为经营管理不善少完成了包产，则按比例扣除包工数。如果因灾减产，民主议定适当减少包产数，不减包工数。如果抗灾有功，还可以适当增加工数。 + +　　包产以外的超产部分，有的人主张生产队与生产组分成。我考虑，还是全归生产组好。因为这样，既有利调动社员的增产积极性，又可以免去秋天核实产量的麻烦。问题的关键在于定产适当，不在于分成多少。 + +　　张家口郊区东窑子公社，有几个生产队在今年春季，自发地建立了常年固定的生产组，实行了“三包”生产责任制。我去看了一下，效果很好。孤石生产队实行“三包”到组后，队长既不用每天派活，也不挨门上户叫出勤了，连钟也不打了。每天天一亮社员就主动下地搞集体生产，中午休息时间很短，到天黑还不肯回来。现在他们的集体生产搞得很好，开小片荒的很少，外东窑生产大队“三包”到组的一、二、三队，种的12亩老根菠菜，平均亩产6939斤，5月12日就上市了，平均每亩收入279元，斤价三分九厘三，未包产到组的第四生产队的3亩老根菠菜，平均亩产5757斤，低于前者17%，晚上市两天，每亩收入217元多，低于前者4%。目前生产组与生产组之间竞赛劲头很大。 + +　　根据基层干部和社员的看法，“三包”到组有七大好处： + +　　由于生产单位小了，生产组有了超产部分的分配权，集体的利益和社员的利益就更为直接了，所以社员都能“掏出真心干”，力争多超产。 + +　　（1） 由于解决了组与组之间评工记分标准不统一的矛盾，这就可以彻底消灭在劳动报酬上的不合理现象。 + +　　（2） 由于小组人数少，便于互相监督，能够保证农活质量。 + +　　（3） 由于小组是自愿结合的，心同意合，能够互相帮助，互相谅解。 + +　　（4） 由于小组户少地少，便于实现民主管理，灵活安排农活，能够作到因时因地制宜。 + +　　（5） 由于发挥了生产组的主动性，生产队干部就可以免去每天派工、记工等事务，更多的参加集体生产（干部到了组里之后，也非参加劳动不可），减少了干部误工补贴。 + +　　（6） 由于小组的成员固定了，地段固定了，同时“三包”合同又长期不变，社员就会多施肥，多加工，注意培养地力和合理安排作物茬口。 + +　　“三包”是群众的创造，是个好方法。过去大队对生产队实行的“三包一奖制”，所以成了“繁琐哲学”，是我们的干部搞的，不是群众搞得。现在我们不搞了，群众又搞起来了，还很简单。我到孤石生产队看了一下，群众说：“我们都是本乡本土的人，哪块地常年产量多少，用工多少，投资多少，我们都知道，一盘算就出来了，很省事，有两三晚上就搞成了。” + +　　过去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以生产队为承包单位，生产单位和分配单位不统一的矛盾比较大。现在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统一分配的单位缩小了，这个问题也就不显著了。 + +　　有些同志说采用这种办法，实质上是把基本核算单位又下放到生产组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如果说现在生产队对生产组实行“三包”是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组了，那么，过去大队对生产队也实行“三包”，为什么还改变基本核算单位呢？显然，“三包”到组，基本核算单位还是生产队。 + +　　可能还有人说，小组包工包产，虽然不是基本核算单位，但是也有部分核算了。我认为核算一下也好。我们的工厂是全民所有制的，还搞班、组核算，那么，生产队的生产小组搞核算，又有什么害处呢？搞生产就应该注意经济核算。我们现在领导农业生产不注意经济核算，也是一个大毛病。 + +　　也有人说，小组包产以后，又有一部分分配权，不好。我认为好。因为小组有了超产部分的分配权，他们就力争超产了；他们越力争超产，完成包产和完成国家征购就越有保证。同时，小组分得这种超额报酬，也属于多劳多得部分，是完全合理的。这样做，一点也影响不了生产队的统一分配计划。 + +　　许多人主张采取包工到组，甚至包工到户的办法建立生产责任制。这种办法有些地方早已用过了，并没有解决多大的问题。因为只包工不包产，这种责任制是架空，其结果还是“包工不包产，荒了没人管”。有人说，如果包工包产，生产组还得搞劳动定额和评工记分。其实小组包工不包产，也得搞这一套，两者是一样的。我认为以生产队为单位搞劳动定额和评工记分是搞不好的；以小组为单位，由于范围小了，就容易搞好了。 + +　　有的同志说，以生产组为包产单位，会妨碍机械化的发展。我认为这种论断的根据也不足。苏联的农业机械化程度比我们高，他们集体农庄的“农耕队”，也是把土地交给生产小组（只由几个庄员组成，一般不超过10人）负责经营管理的（只有全部机械化耕作、概不需要手工劳动的作物例外），他们叫做“地段责任制”。也叫“地段计酬制”。每个地段都有定产，超产部分按一定比例分成，他们叫作“超额报酬”。这是苏联一些先进集体农庄创造的经验，后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苏共（布）中央把它普遍推广了，直到现在还没有改变。我考虑，目前我国农业机械化的程度还很低，农业生产基本上还是手工操作，更应该 普遍推广这种办法。当然，有些生产队规模不大，领导骨干加强，各种制度健全，生产搞得很好，社员不要求改变现行办法，也应该允许，不要强求一律。不过按照我的设想，就是在先进生产队推行这种办法，也不会有什么海处。赤城县沙孤墩大队，是一个先进队，他们在今年春天也自发地实行了包产到组，现在经营管理得比以前更好了。 + +　　还有些同志主张采用“包产到户”的办法，解决当前生产队的工作问题。我认为这种方法，在包产以内的产品虽然仍由生产队统一分配，但是在经营方式上是单干的，这就否定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毛主席在第二次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根据当时根据地群众创造的劳动互助组织和耕田队的经验，指出了劳动互助的伟大作用。党中央关于 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说：各地党委应该充分注意研究和利用农民固有的互助习惯和互相帮助形式，帮助农民群众能够逐步广泛地组织起来，以解决生产上的困难。在个体经济的时候，党中央和毛主席都号召农民组织起来；现在已经公社化了，我们为什么还要领导群众去单干呢？ + +　　在一些落后队里，实行包产到户，生产很可能比现在搞得好。在我们张家口地区也有这样的例子。但是这种增产是有限的，而且有许多问题不好解决。首先是现有的耕畜、农具少，搭配不开。如果生产队统一管理，轮流给各户耕作，势必有先有后，影响产量，争吵不清。再说，一家一户的劳动力，在生产上搭配不起架子；就是劳动力多，技术也不可能齐全；如果遇到天灾、疾病，势必无力抗拒。这就不可能不产生两极分化，也不可能不产生资本主义。因此，我不赞成普遍推行这种办法。但是，如果把包工包产到户做为一种辅助的办法，例如在生产组中把某些少量的、技术性强的作物（如烟叶）和留种地，包给个别有经验的社员去负责经营管理，那是有好处的。苏联也有这种办法。 + +　　我认为农民的要求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另一种是落后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把群众落后的要求引到进步的方面来。 + +　　万全县深井堡大队是个落后队，今年春天群众曾经坚决要求包产到户。后来县里派工作组去帮助群众总结了几年来的办社经验，分析了包产到户的利弊，并给他们介绍了“三包”到组的办法，经过反复讨论、比较，群众认为“三包”生产责任制比包产到户好。最近我去看了一下，他们的生产搞得很不错。我认为这种工作方法是队的。 + +　　当然，经过工作，如果社员还是非要包产到户不可，我们也不能硬顶或硬纠。因为那样办，他们就会躺倒不干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允许群众实行包产到户。但是，其中如果有人同意包产到组，就是二三户，我们也应该帮助他们搞起来。因为走合作化道路是“五亿农民的方向”。同时，对于那些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的农民，也不能歧视。他们在生产上有困难，我们也应该满腔热情去帮助。如果他们要搞拨工互助，我们就应很好地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如果他们要转向包工包产到组，无论何时都应当表示欢迎。总之，我们要采取说服教育和典型示范方法，逐步地把他们引到集体方面来。 + +　　· 来源： + +　　根据作者或他的亲属提供的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8/000029.txt b/CCRD/2/5/8/00002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73a752d45535e066805a11c8b7d0a0919f52a67 --- /dev/null +++ b/CCRD/2/5/8/000029.txt @@ -0,0 +1,15 @@ +# 胡开明给毛泽东的信 + +　　（主席：） + +　　前几天曾给您送上一份关於执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的材料，不知见到否？现在再给您送上一份关於农村口粮分配办法的意见，请抽空审阅为盼！ + +　　 谨致 + +　　（敬礼！） + +　　 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 胡开明8，18 + +　　· 来源： + +　　根据作者或他的亲属提供的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8/000030.txt b/CCRD/2/5/8/00003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9288cd3c519f44d81d795f4e60dc1758fbf7e71 --- /dev/null +++ b/CCRD/2/5/8/000030.txt @@ -0,0 +1,49 @@ +# 胡开明就农村口粮分配办法给毛泽东的信 + +　　<胡开明> + +　　（主席：） + +　　前几天曾给您送上一份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的材料，不知见到否？现在再给您送上一份关于农村口粮分配办法的意见，请抽空审阅为盼！ + +　　谨致 + +　　（布礼） + +　　 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 胡开明 1962年8月18日 + +## 对于农村口粮分配办法的意见 + +　　关于当前农村口粮分配问题，我在今年2月初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曾给雪峰同志并中央书记处写信提过意见。当时由于材料和时间有限，问题说得还不够透彻。现在乘讨论“六十条”修改稿的机会，再就这个问题提出几点意见，供大家研究。 + +　　张家口地区去年在农村口粮分配方面，大部分生产队执行“基本口粮和按劳动工分分配相结合”的办法（包括人、劳比例分配办法），少部分生产队执行“按劳动工分分配加照顾”的办法。今年绝大多数队实行了“两结合”的办法，搞“按劳分配加照顾”的已经寥寥无几。从现在初步结果来看，“按劳分配加照顾”确有很大的物质刺激作用，受到相当一部分社员、主要是劳多人少户的欢迎；对懒汉、二流子也起到了一定的强制作用。但是，总的看来，问题很多。主要有： + +　　第一，它不易体现“既调动了最大多数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有确实保证了劳动力少人口多的户和农村非农业人口的一般口粮标准”的原则。由于现在的农村口粮是按人头留的，而且是低指标的，完全实行按劳分配，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农村生活上的非常悬殊；一部分劳多人少虎、尤其是单身汉绰绰有余；而为数相当多的缺少主要劳力的烈、军、工、干属和人多劳少户，却不能维持最低生活。进行照顾之后，情况固然好一些；但照顾毕竟是照顾，怎么也不可能达到“一般口粮标准”。根本原因是目前农村口粮水平一般都低，而缺劳力户又多（约占农村总户数三分之一），如把他们照顾到“一般口粮水平”，就会出现一些人、劳相当户的口粮还没有照顾户高，这样他们就不干了。如万全县西红庙大队是全区口粮水平较高的队，日平均口粮8.64两。他们原按5.5两为中线，实行“按劳分配加照顾”，结果被照顾户过不去。后来改以7两为中线，试算结果，不少非照顾户与受照顾户吃粮一样，甚至有些还低一些。最后只好按日平均不足5至6两者进行照顾。全队共照顾了125户，占总户数的40%；照顾粮45500余斤，占总口粮的15%。结果：67户平均日吃1斤到3斤；105户日吃8两左右；仍有123户只吃6两左右。据最近了解，这大队已有20%的户在7月中旬以前就断了粮；另有20%的户和50%的户只能吃到7月底、8月初；仅有10%的户能够接到新粮。第八生产队23户，日平均口粮8.64两，到7月末断粮的就有13户，其中有6户从今春就开始变卖衣物糊口。相当一部分户最低生活维持不住，想着劳动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大队不得已把13000斤余籽种转作了“劳动补助粮”，勉强维持了生产出勤，但集体劳动时间每天不过五六小时，劳动效率不同，已经荒地350多亩。大队干部社员议论说：“以后再不搞这按劳分配了！” + +　　第二，同国家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对口，不利于粮食工作的安排，且要影响集体经济的巩固。因为我们统购农民的余粮，是以集体为单位按人头扣除口粮计算出来的。不是以户计算余缺，也不是按劳动力分配征购任务。如果口粮完全按劳分配，就出现了口粮按人留与按劳分的矛盾。这样人多劳少、分粮少的户便很不服气。他们说：“我们不是没有口粮，口粮国家已经按人留下了，人少劳多的和光棍汉分得多，是我们孩子给他们顶名分来的。不信把他们单编一队，国家准不会再留这样多的口粮了。”另一部分人口虽多但劳动力少的户，则不承认这是按劳分配。他们说：“这叫什么按劳分配？我们就劳动出这点粮食吗？国家先拿走了，剩下的再叫按劳分配，口粮不够，说是我们劳动得不好。”因此，这些户要求先按劳分配，然后按余缺标准把征购计算到户；主张兵对兵、将对将地重划生产队，谁也不背亏、不占光；或者干脆分田到户，各奔前程。这样下去，显然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妨碍集体经济的巩固。 + +　　同时，随着口粮按劳分配，相当部分雨量转为私人战友，相当多的人口生活又过不去，这又势必要迫使我们加大农村供应。 + +　　第三，它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社会分工，不利于工农联盟。由于农村口粮完全按劳分配，从事其他事业的农村非农业人口和无主要劳力的烈、军、干、工属困难更大。据唐山地委报告，那里的国营煤矿对513名职工家属的调查，其中有42%的户每人每天平均口粮不到5两，最低的只有1.82辆；机关干部家属在农村的也有30%左右的户口粮在5两以下。他们的生活无法维持，有的就找到城市想办法，有的则变卖衣物甚至讨饭。张家口地区也有这种情况。这些虽属部分人的生活问题，但却引起了城乡个方面的很大波动和不满。他们提出质问说：“干农业算劳动，干其他事业算不算劳动？如果算劳动，怎么不给口粮？”有的认为这是农村干部、社员在故意刁难。因此，有些农村手工业者不愿再干本行，有些教师弃教为农，有些军、干、工属要求在外人员回家种地，有些不在精简、压缩之列的职工硬要退职。另一方面，一些已经回到农村的家属又重返城镇；正在动员回乡的家属，对吃饭顾虑重重，不肯回去。这些问题，现在不仅搞得人心惶惶，而且还增加了城乡关系的紧张。 + +　　为了弥补这些严重缺陷，河北省今年规定：对五保户、困难的残废军人和烈家属，分给他们的口粮和其他实物，可以稍高于本生产队中等水平的数量；对于有些劳动力少人口多、生活困难的社员，或由于遇到不幸事故而发生的临时困难户，可以照顾他们分得稍低于本生产队的中等水平的口粮和其他实物；对于居住在农村的干部、职工、手工业者、教员等人的家属，如果因为本户的劳动力在外参加工作而造成工分少的，应当照顾他们分得相当于本生产队的中等水平的口粮和其他实物。这个规定本身很好，但问题在于难以实现。如前所述，要在当前口粮低标准的情况下，把占农村三分之一的缺劳户的口粮都提高到中等水平，就不好实现按劳分配了。如果真的这样办，即会有相当一部分非照顾户的口粮低于被照顾户，也不合理。 + +　　实行“基本口粮和按劳动工分分配相结合”，暂时看来，物质刺激作用似乎不知“按劳分配加照顾”来得强烈。但它的最大好处是，能够比较全面做到“既调动了最大多数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又确实保证了人多劳少的苦难户和农村非农业人口的一般口粮标准”。因为，它在口粮较低的条件下，首先保证了全民的基本口粮，维持了正常的社会劳动。但同时这种基本口粮又仅仅是保命的最低需要，要想生活得好，还必须依靠多劳多得。这样它既能比较容易和比较妥当得安排人民生活，把最重要的生产力——人普遍保护下来，又可以促使和吸引他们积极参加集体劳动，从而也就把最大多数社员的劳动积极性调动了起来。 + +　　从张家口地区实行的结果中已可明显看出，这个办法不但在口粮水平低的队要比“按劳分配加照顾”问题少得多；就是在口粮水平同样较高的队，不论在生活安排方面，还是在社员劳动状况方面，也是比较好的。如万全县孙家窑大队，也是全区口粮水平较高的队，每人日平均口粮8.32两，他们以6两为基本口粮，其余按劳分配，这里在当前青黄不接的情况下，生活上虽有困难，但困难程度比西红庙小得多，没有一户变卖东西换粮食的，社员生产情绪一直比较稳定，每天集体劳动时间8至9个小时，没有荒亩。 + +　　因此，作为当前的农村口粮分配政策，我认为还是以实行“基本口粮和按劳动工分分配相结合”为好。 + +　　当然，在保证基本口粮的原则下，具体办法上也应允许因地制宜。如可以在春天就把基本口粮的数量一下定死；也可以只定个人、劳比例，秋后粮食下来时再算账。在基本口粮的具体分配上，是按人头分，还是按以人定量分？实行以人定量，是多划几等，还是少划几等，或者只给小孩划等级，成人不划等级？这些都可以按不同的具体情况和多数群众的意见去办。 + +　　邓子恢同志主张实行“基本口粮、按劳分配和照顾粮三结合”的办法（即：凡无劳力的老人、小孩、病人等都给基本口粮；凡是有劳力，有劳动底分的都按实作劳动日分粮；五保户、烈军属、病人、孕妇及人多劳少户，除基本口粮外，经过社员评议予以一定照顾）也是可行的。这同“两结合”的办法基本相同。因为采取“两结合”的办法，对个别特殊困难户也必须予以个别照顾。不过我们考虑“三结合”的办法，“两头”发给基本口粮，劳动力不给基本口粮一律参加按劳分配，看来劳多、劳力强的户似乎可以多分，有利于鼓励劳动，但也并不尽然。因为，劳动力能否多分，不光取决于按劳分配，还是看基本口粮的高低和按劳分配粮的多少。就是在同样基本口粮的情况下，它也由于“两头”已经保证了基本口粮，只是劳动力参与按劳分配，其结果比之“两结合”也仍然差不多。同时，这个办法具体执行起来也有许多缺陷。首先是整半劳力不易划得合理。有些应划为劳力但不能多参加劳动的（如妇女因家务牵累过重），不给他们以适当照顾，势必出现生活困难；要进行照顾，又扩大了照顾面，从而影响按劳分配。另有些不应划为劳力的但有一定的劳动能力（如老年人和大孩子），如发给基本口粮，他们则坐等照顾，不利于充分挖掘劳动潜力，因之又势必对他们重新另议具体办法。其次，谁应照顾，谁不应照顾，乃至照顾多少等等许多界线也很难划清，并且又常常受到干部、群众中的感情和偏见左右。因之不仅十分繁杂难搞，反而还会引起多方面的争吵和社员之间关系上的紧张。如果实行“定工生产、定额照顾”，似乎会比秋后定照顾可以较好地鼓励劳动。但问题是定工难以完全符合各种不同的实际情况，并且执行中又容易流向为减少照顾而高估定工，或者是水涨船高：今年超定工，明年又加码。受照顾户算清了这个账，就会消极下来，而等坐照顾了。因此，我认为这个办法看来似乎更科学、更准确，但实际执行起来确不易尽情合理，并且十分复杂，不如“两结合”来得简便易行。 + +　　有人认为，保证基本口粮，不符合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是平均主义。这种看法我认为不够妥当。首先，“按劳分配”原则，是否就是实物按劳分配？实物按劳分配是否又是谁生产什么就分什么？如果是干什么、分什么，那么工人分什么？国家工作人员、城市居民又分什么？因此我认为“实物按劳分配”同整个按劳分配原则，恐怕不是一个范畴。就以实行实物按劳分配来说，粮食也应同其他东西有所区别。因为粮食是维持生活、保证劳动的最必需品。正如群众所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慌”。保障生命、保证劳动和鼓励劳动积极性三者是辨证的统一，而保命又是首要的。我们在处理农村口粮分配时，应当兼顾这三个方面的利益，不能任意地有所偏废。在社会主义的当前条件下，人们的劳动状况和物质生活上还不能不存在着种种的差别。承认差别和纠正那些企图人为拉平的现象是完全正确的，但这却不能同保证最低生活需要对立起来，也不能矫枉过正地流向单纯的物质刺激。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开始就不能不认真保障全体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尤其是现在农民的私人生产资料已成为集体所有，他们生活的主要依靠也随之转向了集体。如果集体不能保证他们的基本口粮，他们对集体就会不感兴趣了。因此，我认为，在吃饭问题上保证集体成员的最低需要，正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表现，决不是什么平均主义。如果说这是平均主义，那么现在国家所实行的粮、棉、油、布等基本生活物资的计划分配，岂不是更大的平均主义了？ + +　　当然，目前农村口粮低，为了调动那些劳力强的社员的集体生产积极性，拿出一部分粮实行按劳分配，让他们多吃一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也由于口粮低，保命问题也随之更为迫切，因之又不可能全部或大部实行按劳分配。否则，如果不看实际可能，片面强调按劳分配，非但道理上讲不过去，事实上也是十分危险的。 + +　　总之，农村口粮分配是一项有关5亿农民吃饭和生产的大事，应当力求稳妥。是实行“按劳动工分分配加照顾”，还是实行“基本口粮和按劳动工分分配相结合”，这不单纯是两个具体办法问题，而实际上是两个不同出发点的分配政策和原则。对这样重大的政策，决不能由各地任意去办，或者让农民开大会表决；而应该规定统一的政策，领导农民正确处理这个问题。 + +　　· 来源： + +　　根据作者或他的亲属提供的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8/000031.txt b/CCRD/2/5/8/00003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80b1e6ca4cb3c4add83c2bafc9f183f9c63c44a --- /dev/null +++ b/CCRD/2/5/8/000031.txt @@ -0,0 +1,17 @@ +# 破获三起重大现行反革命案件 + +　　<公安部、供稿> + +　　本刊讯　最近武汉、抚顺、山东等地在企业内部破获三起重大现行反革命案件。 + +　　今年６、７月产，武汉市两次发现署名“潘国军”的人向敌人提供有关武汉市的战备措施、物资供应等情报，并要求敌人轰炸武钢和长江大桥。犯罪分子是武汉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养猪场的饲养员蒋家瑞，１０月２日武汉市公安局已将他逮捕。蒋犯曾参加过国民党，当过蒋匪空军文书、译电员。肃反时被斗过，１９６１年又因贪污受处分。平时思想反动，经常收听敌台广播。 + +　　１０月上旬抚顺煤矿系统破获一个名叫“中华民国总统府驻大陆救亡办公室”的反革命集团。集团的为首分子是抚顺西露天矿工人付敬芝、本溪田师富矿工人李家声等人，集团成员有二十四人，涉及辽宁、湖北、河南、山东四省的七个县、市。这个集团成立于１９６０年，今年６月，蒋匪窜犯大陆的阴谋揭露后，他们认为“时机已到”，积极发展组织，并委派了华北、华东“专员”，密谋抢夺枪支，架设电台，配合蒋匪“反攻大陆”。 + +　　最近山东公安部门捕获一个用密写方法，向泰国曼谷蒋特通讯处提供我松辽油田、四川劳改石棉场以及全国主要火车站、港口的起重能力等重要情报的反革命分子。此犯叫金永城，是山东省建工局金属加工厂助理技术员。被捕时，在他家中搜出了密写情报底稿和准备向敌人报告的全国铁路建筑与桥梁明细表等罪证。 + +　　来源：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２９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8/000032.txt b/CCRD/2/5/8/00003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13a6d26fc2c38a184d41757598e784398510d4f --- /dev/null +++ b/CCRD/2/5/8/000032.txt @@ -0,0 +1,125 @@ +# 关于我国农业问题的意见 + +　　<江苏睢宁县凌城农业中学教师、钮维新、蔡抚民> + +　　（中共四川省委收文） + +　　（（62）收文1060号； 1962.02.19） + +　　（省委办公厅：） + +　　涪陵县委最近收到从南京市寄出的一封反动信件，是油印的，带有很大的煽动性，县委办公室抄了两份送给地委和我们，估计此信可能普遍发到各地。值得注意，地委已告各县注意收毁。现将此信抄件转给你们。请阅处。 + +　　此致 + +　　（敬礼） + +　　 省委涪陵地区工作团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 +## 关于我国农业问题的意见 + +　　我们二人想就我国农业问题发表一些自己的意见，我们都很幼稚、年青，所依据的材料也仅仅是苏皖地区五八年以来耳闻目睹的事实和农民普遍的反映提出的，不一定正确，但激于对祖国人民的热爱和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强烈愿望，我们蹲了二年多的时间，今年还是决定发给你们，其目的是供你们对照自己工作地区的实际情况。从而肯定和否定我们的看法，反映上去，这样对维护和制定党的农业正确路线都是大有好处的。 + +## （一） 我国农业合作化和公社化已经失败。 + +　　从合作化至今的十年现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 +　　一、广大人民生活空前贫困低落。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党纲），这也是检验我们工作成败的准绳。自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广大农村和城市人民生活就开始逐渐下降，尤其是公社化后，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生活，更趋于空前恶劣的贫困。近几年里，许多地区成千成百的农民死于饥饿线上，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人食人的惨绝人寰的悽象。现在全国六亿人民都处于半饥饿之中，都处于缺吃、缺烧、缺穿的贫困境地，全民性的营养不良和体质衰退，还在与日俱增，农村的生育率减少，死亡率增加。 + +　　二、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毁灭性的破坏。一个制度与一个政策的正确与否，主要看它对生产力是促进，还是破坏，这也是社会发展的一条根本规律，今天我国的农业生产力情况如何呢？ + +　　1，人口方面，人是发展生产的根本因素，而现在我国农业劳动力已空前衰退，大批劳力已经死亡（一些坏区竟达50%），现在农村劳力也比以往为差生产经验缺乏的妇女为主要力量，而且由于生活水平低劣，体质空前衰退，生产能力已大大低落。更要引起严重注意的问题是由于生活差、生产任务重，农村生育率极低，58年到60年，很多产女几乎一个不生，已有的小孩也因营养缺乏，体质很弱，这证明我国在今后相当时期内，劳力将缺乏。 + +　　2，土地方面，现在土壤空前贫瘠、长硝、碱地丛生，造成这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肥料不足，地薄了，很多社员有一半土地入社以来，没下一次肥料，都是靠单干时原有的肥力，如今我们这里的碱地举目皆是。 + +　　3，猪肥是农家的主要肥料，公社化后，猪几乎绝迹，现在虽然采取了措施，但在人的口粮都不足的情况下，是很难长好的，今天农村的主要肥源是沤制的土肥、绿肥，肥效极低，现在普遍的情况是，耕牛比合作化前少了一半以上，人为的整死打伤现象普遍存在，现有的牛也因喂养差，生产过重，体质也大大衰老，繁殖率大大下降，小农具也损失很多，目前普遍感到小农具缺乏。 + +　　三、农作物产量逐年下降，产量的增减是检验经济制度优劣的最显著的标志，农民们普遍认为，现在的收成，即使在正常年景，也只有单干时的一半，几年来农作物的产量，一般以每年8——15的逐年递减。 + +## （二）失败原因，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 +　　我们认为人为是决定因素。合作化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增加产量和提高人民的生活。而现在实得其反。目前，还有少数单干户，一般他们的生活都比社员强的多，事实证明，我党的合作化、公社化已经失败了。其原因我们分析起来有： + +　　一、集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性质不相适应。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高度顶点，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多种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当合作化开始的1953年和公社化开始的1958年，我国的农业生产力情况怎么样呢？它基本上仍停留在落后的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水平（58年较53年更衰退），工业的生产力还赶不上农业的需要，而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却是一种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关系显然是不能适应封建落后的生产力的。这是我们政策错误的必然的根本的原因。 + +　　马列主义关于农业集体化的方针，一般是指在战胜了资本主义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在我国历史上少走了一个资本主义阶段。而这又是生产发展的重要的保证，忽视了这点。就会犯教条，就会在实践中碰壁。 + +　　二、合作化、公社化超越了农民的思想觉悟水平，我国农业的个体经济，有几千年的历史，农民的小农意识和自私性是十分强烈的。 + +　　农民的小私有观念，在短时间还是不能改变的，而社会主义经济是完全建立在人们高度的思想基础上，这样基础和上层建筑也产生了不相适应的矛盾。 + +　　三、合作化，公社化超越了干部水平、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干部决定一切，然而我国农村基层干部大都是个体农民出身，不仅能力不够，而且更主要的是他们的思想水平还赶不上需要，这也是现阶段的必然，如果把关系到全民生活的经济大权放在这样的少数人手里来管理，其本身也是十分危险的，从去年整年中完全可以看出，最严重的问题正是基层干部作风恶劣，绝大部分都是在他们手里搞烂的，但目前他们大部分仍当干部，尽管他们很不称职，但除了他们，其他人就不可以，这就决定了集体生产必然不会搞好。 + +　　四、互助组的过渡，过快、过猛，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的一系列变革都是自上而下变化的。因此，这些每次生产关系的改变，都要引起生产力的巨大破坏。 + +　　生产力发达的苏联用了十八年时间才完成集体化，而生产力落后很多的我国，却只用了六、七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显然是过快了。在初级社、高级社时，基层干部都多是三分动员，七分强迫把农民拉入合作社的。 + +　　另外，我国的特点是地广人多，也不适于合并个体小块土地。 + +## （三）迅速改变我国农业面貌的途径。 + +　　当前，我国农业生产力已衰退到如此严重，很多农民认为以现在的地力，再过五年，可能不长粮食了，因此，迅速解决我国农业的危机，已是摆在全党全民当前迫在眉睫的严重问题，近一年来，党中央已重视了这问题，并以极大努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现在农村形势比前三年有较大好转，最近基层多是以小队为基础，预计会更好些。但广大农民认为，这样集体生产，仍搞不好。原因如上所述。 + +　　有什么办法能改变目前农业面貌呢？我们集中了广大农民的意见是“包产到户”这样的生产关系最能解决上述的矛盾，也就能最迅速的国富民强。 + +　　一、包产到户看起来比合作社是倒退了，而实际上不是倒退，而是进步，因为历史上衡量进步与倒退的根本标准是看其对社会生产力是推进还是毁坏。安徽省在58年以来农业生产力遭到了极严重的破坏，农民生活极端痛苦，现在普遍实行包产到户，情况已大大好转。安徽省的实践已证明了包产到户是迅速改变我国农业落后面貌的最好办法。 + +　　二、包产到户可能会导致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滋长，容易产生两极分化。但我们的社会制度是可以通过一系列措施避免的。如土地国有化，社队机构不变，以组织农民的经济工作和思想教育等。 + +## （四）建议： + +　　一、实践是最好的说明，建议迅速在公社某队搞包产到户的试点。 + +　　二、结合你们地区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总结和寻求出最正确的农业发展道路。 + +　　三、建议中央把我们农业合作化、公社化的失败教训（如果你们认为真是这样的）告诉各国兄弟党，以免他们重陷复辙。 + +　　（附：） + +## 呼吁书 + +　　（亲爱的同志们：） + +　　我们的祖国就其人口和疆域来说都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大国，因此，它的进步与倒退，胜利与失败，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繁荣、衰败，而且更关系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进展，这是一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而我国现况又怎样呢？ + +　　凡是一个身居群众之中（特别是农民群众）的人，都会为我们国家已显露的严重危机而深切地感到不安。这种焦虑的心绪是由以下几方面的事实所引起的： + +　　1，广大人民生活空前贫困，全民性的营养不良和体质衰退正严重的威协着我们民族和下一代，58年到60年农村生育下降，死亡率上升。 + +　　2，农业生产力空前衰退，牲畜死亡近于一半，荒地增多，碱地丛生。 + +　　3，土地肥力大大降低，即是正常年景常年产量也只及单干时的五分之三，很多农民都认为再过上四、五年，土地薄的不再长粮食了。 + +　　4，国家经济周转十分困难，迫使我们的一切事业放缓了步子。 + +　　5，尽管，我党在农业上做了很大的努力，采取了许多措施，但六十条贯彻至今一年多了，还没有收其显著效果，我们还未寻求出一条发展农业的根本道路来。 + +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担心长此下去祖国的前景将怎样？激于对祖国和人民的神圣义务，激于共青团员的责任感，我们向你们，革命的前辈呼吁！ + +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既然是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流血流汗，忘我奋斗了大半身的英雄，那么就会更加珍惜和捍卫这已得到的胜利果实，又由于你们接触实际，了解情况更多，我们完全信赖你们，并向你们请求： + +　　1，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分，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倾听广大农民意见，以总结出我国建国十二年来的经验教训和制订出符合人民利益的经济政策来。 + +　　2，向中央、省、地委建议迅速搞包产到户的试点。 + +　　3，一切从实际出发，抛弃教条观念。 + +　　亲爱的同志们，请求你们行动起来！ + +　　祖国人民在期待着你们的努力！ + +　　我们再一次呼吁急救民族的危亡！！ + +　　 钮维新蔡抚民 同上 + +　　 62年2月 + +　　抄送：各书记，秘书长，办公厅。（共印20份） + +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印 + +　　来源：一九六二年二月中共四川省委收文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8/000033.txt b/CCRD/2/5/8/00003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9350cb23749367b55d7e359d99e37f06f136704 --- /dev/null +++ b/CCRD/2/5/8/000033.txt @@ -0,0 +1,35 @@ +# 胡开明在七千人大会上对河北省委的意见 + +　　[胡开明,时任河北省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他在省委单独召集各地委第一书记鸣放时，胡开明襟怀坦白地批评了省委在大会前一阶段不放手鸣放的问题。他的发言登在了会议简报上。据胡开明的笔记本记载，1962年2月1日，他面对面地给刘子厚提了意见，大意如下：] + +　　河北省这几年来执行中央指示是坚决的，工作上抓得很紧，因此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民主作风还不够。就拿这次会议来说吧，虽然也传达了中央“大鸣大放”的号召，但实际上省委是强调统一认识，强调自我检讨。开始叫地委注意统一思想，后来省委亲自出来统一，有的甚至是离开文件精神的，因此实际上并没有统一起来。子厚同志的作风不够民主。特别是总强调端正态度之后，大家连不同意见也不敢提了。 + +　　达开同志总强调“三不主义也有个原则”，客观上也压制了民主。 + +　　接着省委还提出要大家弄清7个糊涂观点问题，比如地方积极性、地方特殊性、老实人吃亏、鞭打快牛、分散主义、各部门间的矛盾和埋怨领导等问题。既然肯定这些是糊涂观点，哪里有人敢提意见呢？ + +　　省委对有些问题的解释也是比较勉强的。如： + +　　1、关于农业是否是大跃进的问题，子厚同志说：农业是否是大跃进，不能揪住1960年不放，要从1958年看，从今后看。达开同志在张家口小组说：不能把工业和农业分裂起来。工业成绩里就有农业的成绩，没有农业提供商品粮和劳动力，工业是不能取得成绩的。因此既然工业方面成绩是主要的，农业方面同样成绩是主要的。子厚同志还这样说：“正面的经验是宝贵的，反面的经验更宝贵。所以主席说，并县、办食堂等都是伟大的成绩。”会后一个同志向我反映：既然搞坏了也是成绩，那就全是成绩了，还有什么错误缺点呢？我认为主席的话是有道理的，但拿来说明成绩是主要的论点却不恰当。 + +　　2、关于反右倾问题。子厚同志说：在县以下单位该不该反，肯定应该反，当时在县以下有右倾思想，既然有就应该反。不能因为现在提出三不主义，就对过去的做法来个否定。子厚同志的这些讲话，与毛主席的指示不符。主席于1961年5月中旬来天津时就说过：“庐山会议不搞到下面去就好了，在群众中不传达就好了。群众中一传达就整了好人。”紧接着，5月19日周总理来天津时也讲过：“1959年反右的缺点是反到基层去了。本来至多只能反到地委级，县以下应该继续纠左，纠共产风、浮夸风。”1961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上，毛主席又指出：“1959年反彭德怀的问题，当时传达到十三、四级就好了。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不应当与实际工作混淆起来。当时实际工作中主要还是左的问题”。同年11月下旬，子厚同志传达中央大区书记会议时，也说过：“反右倾，不传达到县就好了。”可是相隔只有一个多月，子厚同志就公然违反主席的指示，说出了完全相反的论调。不仅认为反到县是正确的，连反到基层也是对的了。 + +　　3、关于老实人吃亏的问题。我们小组发言时，大家都认为老实人吃亏的说法不对，一时吃亏是有的，但最终是不吃亏的。可是达开同志认为连暂时可能吃亏都不对，根本没有老实人吃亏这回事。我指给他中央文件看，文件上说：“老实人最终是不会吃亏的”。意思是暂时是会吃亏的。可达开同志却还坚持老实人“始终不会吃亏”。 + +　　从以上这些问题看，省委对于这次会议的领导是不够放手的。我们组里的同志有些意见。我个人看了省委对杨冠飞的发言态度之后，也不敢发动鸣放了。 + +　　直到昨天上午根据主席前天下午“开放气大会”的号召，领导小组商议动员鸣放时，子厚同志还说：“出气有可能放出像杨冠飞那样的邪气出来。” + +　　省委平时的民主作风也是有些问题的。如在食堂问题、反右问题、唐山会议等都能感到。在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实事求是也就不可能。 + +　　关于执行政策方面，北戴河会议以前一段不必说了，北戴河会议以后，在我看来，还有几个问题值得考虑： + +　　1、前年冬天全省统一规定吃4两的问题，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 +　　2、前年冬天整风“反坏夺权”问题——宣化市光撤职以上的达232人，扩大化相当厉害（双印子15个生产队长撤了12个，7个支委斗了5个）。 + +　　3、关于甄别工作问题——留尾巴问题。 + +　　子厚同志在作风方面是雷厉风行，有干劲，但猛而不稳，好走极端，比如提出：共产党员不入食堂者统统开除党籍等，欠缺稳妥。 + +　　来源： 老鬼《胡开明》. 香港： 新世纪出版社，2014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8/000034.txt b/CCRD/2/5/8/00003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3ee1a7a9a672ca4e227001a35953de152f4d253 --- /dev/null +++ b/CCRD/2/5/8/000034.txt @@ -0,0 +1,29 @@ +#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人民来信反映 + +　　（主送：雅安地委。） + +　　（抄送：许书记、财办、民政厅分党组） + +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印1962年8月3日 + +　　（雅安地委：） + +　　现将芦山县民政科刘主规同志来信抄转你们。请了解处理。 + +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一九六二年八月三日 + +　　（郑英同志：） + +　　我是搞民政工作的干部，我们芦山县在这几年来受着自然灾害的袭击，再加上“共产风“的危害，“五风”严重，损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使得近年人口下降，生产下降，人民生活不如57年水平，群众反映说“毛主席是爱农民的，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们过的如此生活？”人口下降也是严重的，如56年普选时我县有人口74,483人，而今年为57,314人，除去一些迁走，这几年来以肿病为害死亡人口约14,000多人，其中尤以青壮年劳动力较多，全县孤儿数一年比一年多起来了，全县现有孤儿有900多人，在此情况，我县县委和人委虽然采取了很多积极的办法和措施，但由于受害太深，全都未恢复57年面貌，预计可能在三、四年时间才能改变，在目前来看群众生活总的说有所好转，但是不可否认，芦山物质缺乏，这就使得还不能摆脱困难，如干部今年只吃过一次肉，每月有清油5钱，糖只吃了一斤，农民更不消说了，每天低标准6—8两（16进位），加上自留地菜合起来吃，也感到是艰苦的；生产上现在玉米快要出来，但拿摸现象仍很严重，如思延公社大房二队几十亩玉米，全部拿光，部分社员对口粮方面，仍感恐慌，街上自由市场上还有集体抢糢糢吃的现象，晚上小偷偷我们机关内同志的被盖等就有三次之多，全县看来最困难的数芦阳公社（也就是城关），外流人员多出，外嫁人的多，幸好廖书记在四月来我县一次，访问了老农，了解了目前芦山人民生活，这对芦山人民鼓舞很大，同时给芦山解决了一些口粮，使紧张空气缓和下来，他们说：“廖书记到芦山，真是龙行一步，百草沾恩”，感谢党对我们芦山人民的关怀。为了使芦山人民在生产、生活上改变得好、快一些，不正常现象扭转，我认为请求省对芦山不管在粮食、救济款，和付食品方面给以大量支持。（1）采取51年52年贷粮、货款办法，使农民目前能维持口粮每日一斤的标准（因以前未搞有私人粮食，因此只是国家供应多少就吃多少）；（2）采取小农具贷款和生猪贷款，扶助农民搞好生产；（3）对以往拆去拆走的房屋烂了的帮助社员培修，困难户由国家社会救济解决，木材问题责成林业部门就地组织供应；（4）商业部门多给芦山解决一些付食品，很好安排社员生活；（5）除以上的几条外，就是要求卫生干部作好病人医治工作。 + +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我知道你是我们芦山选举出席四川省人民代表。请你看后根据上面情况，取正确部分，去不正确部分，在一定的会议上替我们反映，反映，如果能得到廖书记和省委书记们在会议上研究，给予适当帮助和解决，能使我们芦山很快地恢复，我很感谢。 + +　　此致 + +　　（敬礼） + +　　 芦山民政科 刘主规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日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8/000035.txt b/CCRD/2/5/8/00003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573ee9bd76f287bad55eae05b7a4c7cbf17dcd6 --- /dev/null +++ b/CCRD/2/5/8/000035.txt @@ -0,0 +1,15 @@ +# 北京市人民来信对给予十七级以上干部副食品补助的反应 + +　　<北京市委办公厅、供稿> + +　　新华社北京讯 最近，北京市委办公厅收到二十件对十七级以上干部副食品补助问题的来信（其中对十三级以上干部副食品衫助的四件），反映的主要问题是： + +　　一、认为不应给予副食品补助。外国语学院干部王育颐来信说：“正当供应紧张的时候，给十七级以上干部副食补助就会显得特殊，同时，这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有矛盾。”轻工业部梁丽灿来信说，给十七级以上干部副食补助，“不知是我国的暂时困难已经渡过了呢？还是他们‘特殊’，经不起暂时困难的考验呢？”他认为，如果情况已经好转，应该“一视同仁，普遍关照，才合情理”。一匿名信说：“十七级以上的干部，工资高，条件好，不缺什么营养，真正需要补助的是一般干部，这些人工资低，条件差，经常下乡下厂，体力消耗多。”一封署名为“人民之声”的来信攻击说：“1961年上半年宣称，为了与群众同甘苦，给上中层干部减低工资1%，群众感动不浅，称颂这是贵族的慈心，妙哉！”“1961年12月又宣称：为了保护上中层人士的健康，对十七级以上干部给予特殊副食补助，我们几百人的食堂又出来几个不同的人物，妙哉！”“像这样的事，是不敢登报，不敢见天的。”还有一封对十三级以上干部副食补助不满的来信写道：“高薪人员猪肉炒鸡蛋，低薪人员一锅菜叶子熬稀饭；有吃少数人，有活大家干。” + +　　二、对补助标准和办法的意见。一机部“一干部”来信认为：没有享受补助的同志，粮食定量都已调到二十九斤或三十斤以上，自己虽然领到三斤黄豆，实际上比别人多不了多少，要求调整粮食定量，少补助黄豆。另一来信认为对技术干部补助的面宽，形成十四、五级的行政干部不如六、七级的技术员。还有的来信反映有些工厂的领导干部虽提拔多年，但因没有调级，不能享受补助。而有些被领导干部由于原来的工资级别高，反倒能享受补助。“清华大学几位同志”来信也说：“这几年来，党提拔了不少新生力量担任教研组正副主任、正副科长等，按照他们所担负的职务应当享受补助，但是由于工资没有调整，因而享受不到。”这两封来信都建议将现行的按工资级别划分补助范围的办法，改为按担任的职务划分。还有的认为企业九级（月工资九十二元）和九、十级的翻译干部也应列入补助范围。另有一个摘掉右派帽子，但未恢复工资级别的原八级讲师，要求给予补助。对十三级以上干部的副食补助，有的建议改按工作年限（比如二十年或二十五年以上）；有的认为对十三级以上干部和对十七级以上干部的副食补助标准相差太多，应适当调整。 + +　　来源：北京市委办公厅供稿，载1962年2月2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8/000036.txt b/CCRD/2/5/8/00003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6ad6b9b042b19c3c9d2fd3a8ddadd10d8d0bf1b --- /dev/null +++ b/CCRD/2/5/8/000036.txt @@ -0,0 +1,31 @@ +# 芦启在七千人大会上对河北省委的意见 + +　　[芦启，河北省宣化市委第一书记。他在七千人大会张家口小组的讨论会上，尚未彻底平反的芦启提出了尖锐意见，着着实实地出了气。以下是华北区第36号会议简报（1962年2月3日）记载：] + +　　河北宣化市委第一书记芦启同志在小组会上对河北省委提了一些意见，现将他的发言要点摘报如下： + +## 一 关于群众生活的安排问题 + +　　1960年口粮标准低是必须的。可是全省不分具体情况，一律规定吃4两有问题。当时我曾在省委、地委干部会议上和电话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并申述了不吃4两而吃6两的理由。我们想把9月份的口粮挪到冬春来用，实在不行，再将8月份口粮挪用半个月。但省委根本不考虑这样的意见，要求必须按省委规定的每天每人吃4两的标准执行。我们只好噙着眼泪执行，市委不少书记和常委为此都哭过。 + +　　宣化市的口粮标准，在省委规定吃4两以前是5两左右，当时死人就已经不少了。如果在5两左右的基础上，再减1两就会造成大量死人的现象。事情的结果也正是如此。宣化市1960年1至10月份共死4,638人，平均每月死460多人，而12月就增至1,059人。1961年1月份达1,891人。在这种情况下，眼看着死人现象大量增加，我去了两个死人严重的生产大队，一是赵川公社义和庄大队，一是深井公社阳城子大队。去后，经过登门拜访和大队干部算粮食账，将5月份的口粮挪前，每天每人吃6两，死人情况马上有了好转。回市后向书记处作了汇报，有些同志说好是好，就是与省委指示不一致。看样子大家都不敢这样做。我是在这种情况下说：“只要能救人，我情愿当坏人。”这也是后来对我进行斗争的把柄。 + +## 二 关于省委对宣化工作解剖麻雀的问题 + +　　1961年2月初，在一次省委书记处、地市委第一书记和省委驻宣化工作团副团长参加的会议上，一方面帮助宣化市解决了9月份的口粮可以挪用和可以吃6两等问题。一方面省委强调了阶级斗争，不是说服而是压服。会议开始就以审讯的方式问：宣化市为什么死那么多人？原因是什么？我要求做系统的汇报，子厚同志说：不要说情况，只说原因。态度十分严厉，当时确实有点蒙头转向。 + +　　当我说到口粮指标定的4两不行时，达开同志大发雷霆。后来竟说“你芦启对省委深恶痛绝，竟敢向中央告省委”。在会议过程中，经过激烈争辩，省委同意提高到日吃6两。子厚同志却说：“现在省委规定吃6两，但不是听了你芦启的意见。”这显然是对人不对事的态度。 + +　　当我说到宣化“反坏夺权”中已经撤职64个时，省委的同志却强调：为什么不重点抓这个问题，死人原因是坏人当道。根子是缺乏阶级分析，是阶级立场的问题等等。又说是我把群众引导的向上级要粮。 + +　　在省委召开的这次“解剖麻雀”会议后，对我召开了全市主要干部参加的斗争会，下面一下子就斗了355个坏人，其中撤职的232人。在对我的斗争会上，给我戴上了不少大帽子，什么“反党言行”啦，“起了阶级敌人不能起到的作用”呀，什么“历史上的罪人”呀。当时我觉得死人严重，斗争会长期开下去没有好处，不如先承认错误，把帽子戴上，以后再说，我就接受了。现在回想起来，是不应该接受的。这里我提出要求，戴着这些帽子究竟何时了？至今没了下文。请省委和华北局帮助解决。 + +## 三　关于大搞革命风暴，大搞生活革命的问题 + +　　在全省范围内提出“大搞革命风暴，大搞生活革命”的口号，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几乎普遍采取用敌我矛盾的方法去对待人民内部矛盾。一度形成了无情斗争的局面。稍有迟疑，则扣以阶级斗争观念不正确的帽子。当时省委指示在三类食堂中开展生活革命，但三类食堂的标准中，没抽风灶也一度算是一条。结果三类食堂都成了革命对象。为了办好食堂，我们派了很多好党员好干部去领导，但赶上了“生活革命”浪潮，就很难避免挨斗。实际上一阵子就打击了355人。我与一些同志回忆，这355人，现在看来连一半坏人都没有。真正够批判标准的，最多不过67人。影响很坏！群众都不愿当干部了，1961年的生产也搞糟了。 + +　　达开同志为什么说“好，你芦启竟敢向中央告省委”的话，这是有原因的。一个是我说过：“把9月份的口粮向前挪，达开同志不解决就向华北局和中央反映。”二是建工部宋裕和副部长到宣化时，我提出过吃4两粮食死人的问题。他向中央反映了。华北局派解学恭同志去了解情况，宋副部长把我的意见转告给解学恭。因而引起达开同志的不满。这是我的主观分析和判断。 + +　　我总的意见是，今后省委在解决问题时，应该听听下边同志们的意见，发扬民主。特别是在生活安排上，最好自下而上，本着克服困难的精神，让下边特别是群众自己安排，再不要像1960年那样，4两、5两、6两全由省委直接管了。 + +　　来源： 老鬼《胡开明》. 香港： 新世纪出版社，2014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8/000037.txt b/CCRD/2/5/8/00003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2280151c033962664e90b859bea5bab34dc3ca9 --- /dev/null +++ b/CCRD/2/5/8/000037.txt @@ -0,0 +1,37 @@ +# 胡开明给李雪峰并转中央书记处的信 + +　　（雪峰同志并转中央书记处：） + +　　我对农村口粮按劳分配政策提一点意见。 + +　　中央在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草稿）中，曾经提出农村口粮可以实行一部或大部按劳分配的问题。我认为，无论从粮食本身的重要性还是我国目前的粮食生产水平来看，口粮实行大部按劳分配有问题。 + +　　去年秋天，河北省曾经试行过口粮按劳分配加照顾的办法。这实际上就是大部按劳分配。张家口地区一部分口粮水平较高的队采取了这个办法。当时它确实起了推动出勤的作用；但为时不久，问题便暴露出来。 + +　　一、不利于全面安排生活和调动最大多数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现在农村的口粮基本上是按人头留的，而且是刚能保证生活和维持生产的基本口粮。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大部按劳分配，就跟全面安排生活发生了矛盾。因为实行大部按劳分配，就等于再大大压低一部分人的基本口粮。这样，生活上便出现了两个极端，为数不多的劳多人少户粮食富裕很多；而为数相当多的人多劳少户则过不去。 + +　　是否粮食水平较高或者从照顾上想点办法，情况会好些？实事证明也有问题。如怀安县柴沟堡公社东洋河大队，平均口粮八点四三两（我专平均留量六点一两），开始完全按劳分配，有百分之二十七的户日吃五两以下。后来他们拿出百分之七的粮食。照顾了百分之二十五的户，结果仍有百分之四点五的户日吃五两以下，百分之二十二点四的户日吃五两至六两。为什么这样？根本问题是，现在我们粮食生产的总水平不高，国家留给农村的只能是基本口粮。在这种口粮不富裕的条件下，需要有点按劳分配，以调动生产积极性；但是，正因为口粮有限，所以按劳分配的数量就不能大了。如果大部按劳分配，势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生活失去保证。同时，由于困难户多、困难户的人又多，他们的口粮稍微提高一点，就要占去很多的口粮。因此，照顾少了。根本不解决问题；照顾得都过得去，也就无法实现按劳分配了。当然，等到口粮水平很高了，这些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但到了那个时候，口粮按劳分配，不按劳分配也就无所谓了。 + +　　正因为如此，所以现在实行口粮大部按劳分配，农村不可避免要有不少的人生活安排不下来，他们即使想积极劳动，也将“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时，人多劳少户即使更多地出勤，也分不回必要的口粮，仍然要靠照顾吃饭。这样他们就对参加集体生产失去信心，而把出路转到种自留地、开小片荒去。那些劳多人少户和单身汉，秋收打场时确实积极了一阵。但有些人一旦粮食到手，够吃而有余，便想着少劳动，或从其他方面搞钱去了。如万全县西红庙大队，去冬决定口粮按劳分配后，就有一半以上的社员争开小片荒。多者一亩、少者两三分。从十一月十日开始，五十天中，分粮最多的七户光棍平均只出工四点六个，其中有三个人一个工也没有出；十户劳多人少户，也只平均出了十点九个工；只有人劳相当的五户社员出工二十一点六个。 + +　　二、阶级路线不明确，打击对象不准确。实行这个办法，二流子懒汉和投机倒把的人并不太怕。因为，二流子、懒汉会偷摸，投机倒把的有钱买黑粮，只有那些人多劳少户受困难，而这些人又多半是贫下中农。如西红庙大队按劳分配后，真正生活困难的十九户里，有贫农十一户，中农八户。 + +　　三、国家粮食征购要受影响。由于农村口粮实行大部按劳分配，相当部分的余粮转为一部分人私人占有，相当数量的人生活过不去，而又不能互相调剂，生产队就不得不多留机动粮，少交征购。同时，这样一来，国家不仅征购要减少，并且还要加大农村供应。据说唐山玉田县实行按劳分配加照顾的较多。现在农村有百分之十五的人口粮食不够吃，需要国家供应。这就是个麻烦问题了。 + +　　四、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城乡的正常社会分工，引起了各个方面的很大波动。由于农村口粮实行大部按劳分配，从事其他生产事业的劳动者以及在农村的军、干、工属，多分不到生活必需的口粮。以致很多农村手工业者不愿再干本行，有的则做活要粮。修一把斧头要十八斤山药。钉一付牛掌要九两筱面。农村教师有些被迫弃教务农。适龄儿童大量退学。西红庙小学退学的已占百分之二十六。据说开春农忙时还要走一批。已经压缩回乡的职工家属，也准备回到城市，或动员职工回家种地。相当数量的干部，尤其是农村基层干部和工人要求回家，有的已不告而别。龙烟钢铁公司庞家堡矿一万五千名职工中，有百分之十五的人要在春节后回乡生产。张北县委的一个宣传部长，父母在易县，按劳分配后，每人每天只吃四两粮。他无法可想，已经申请辞职。 + +　　五、口粮按劳分配的结果，粮食占有很不平衡。一方面有人开始偷摸，另方面又有人高价出售，引起了农村社会秩序的混乱。如万全县宣平堡大队，原来秋收秩序较好，但一宣布口粮按劳分配，第二天许多社员就到地里偷拿粮食。公社发现纠正后，才停止下来。又如深井堡大队原来偷秋现象很严重，县委以为实行口粮按劳分配，可能扭转这种现象。但是结果反而偷得更厉害。后来就根本没法按劳分配了。现在，在一些口粮按劳分配的地方，粮食黑市交易都比较厉害，一斤粮食要价高达四、五块钱。 + +　　另外，从理论上还没见过口粮可以实行按劳分配，有史以来也没听说有吃饭实行按劳分配的。现在，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已归集体所有，粮食又实行了统购统销，有钱都买不到，而国家和集体却不首先去保障人们起码的生活必需。这怎能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因此，有些群众埋怨说：“现在粮食分不着，买不到，这叫什么社会主义？”“毛主席的江山，难道就光叫光棍汉们去保了吗？”我看，这些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 +　　因此，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在农村口粮分配政策上，我不赞成大部按劳分配，而主张实行以人定量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办法，即首先保证基本口粮，而后有条件地去实行按劳分配。有些人把它叫做“基本口粮加奖励”。这也就是中央所说的小部按劳分配。不过这样提法比“小部按劳分配”似乎更为确切一点。当然，基本口粮，正如主席所说的不宜太高。高了有些人就不愿参加农业劳动了。但也必须保证最低的需要。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看来，最低需要六两。 + +　　这些看法，不一定妥当。但是，口粮大部按劳分配的原则，起码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我觉得，口粮分配关系着农村五亿人口的生活和生产，这样重大的政策，必须慎重考虑。力求更加准确和可靠，而不能由各地去“斟酌实行”。目前，我们的经验还不太多。为了稳妥起见，建议中央再作一些调查研究，不要急于做出规定，形成制度；在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指示中，最好暂且删掉这个问题。 + +　　以上意见。不当之处。请指正！ + +　　 中共张家口地委 胡开明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8/names.txt b/CCRD/2/5/8/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d7e793867287d04ca26754e63e438e5e2e0d2fb --- /dev/null +++ b/CCRD/2/5/8/names.txt @@ -0,0 +1,38 @@ +安徽蚌埠市委民主生活会意见集 +甘肃省级单位十九级以上党员干部学习讨论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中对中央、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和中央有关部门提出的意见 +湖南部分地区群众暗自分田到户 +天津整顿购货券收券标准后引起群众不满 +关于干群关系问题上陶铸书 +“鱼米之乡”为什么吃不到鲜鱼活虾 +上海工商界对知识分子摘去资产阶级帽子的反应 +武汉机床厂部分工人怠工闹事 +上海部分职工和居民对市场供应问题的反应 +关于干部特殊化和党内庸俗作风上邓小平并转毛泽东主席书 +上海部分党员干部对摘掉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帽子的反应 +知识界人士对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反应 +明朗就四川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写给毛泽东的信 +半社会主义论 +当前形势怀感：关于当前农村问题上中共中央书 +关于班禅向总理报告的提要 +靳苏贤给张鼎丞和中共中央的信 +彭真同志和班禅、阿沛的谈话纪要 +四川江津专区一封署名“部分党政干部”的来信就干部地方化问题提出意见 +习仲勋、李维汉等同志和班禅谈话纪要 （一） +习仲勋、李维汉等同志和班禅谈话纪要 （二） +习仲勋、李维汉等同志和班禅谈话纪要 （三） +怎么办？ +天津市少数人对凭证购货的办法不满 +陈新宇六次致函人民日报谈包产到户 +关于“责任田”问题的报告 +张闻天关于集市贸易问题致毛泽东主席意见书 +钱让能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上毛泽东主席万言书 +胡开明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生产责任制上毛泽东书 +胡开明给毛泽东的信 +胡开明就农村口粮分配办法给毛泽东的信 +破获三起重大现行反革命案件 +关于我国农业问题的意见 +胡开明在七千人大会上对河北省委的意见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人民来信反映 +北京市人民来信对给予十七级以上干部副食品补助的反应 +芦启在七千人大会上对河北省委的意见 +胡开明给李雪峰并转中央书记处的信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9/000000.txt b/CCRD/2/5/9/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45ea46b0090ffdcbec0048f04b2afcdfe4f77eb --- /dev/null +++ b/CCRD/2/5/9/000000.txt @@ -0,0 +1,251 @@ +# 中共麻城县委党校党员轮训中暴露出的一些观点 + +　　(从62年5月到63年元月止) + +　　在党校学习中，学员反映出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看法，现将这方面的问题，分别地整理如下： + +## 关于两条道路斗争问题 + +## 一、单干问题 + +　　(一)有些单干思潮 + +　　三河平堵山一个书记说，单干比集体好。搞单干有“四好”“两不好”。四好是：(1)社员做事下力，出勤好；(2)生产质量好；(3)肥料足、肥料好；(4)社员能精心管理，责任心强。两不好是：(1)不好统购；(2)社员不服从调动。 + +　　罗铺公社一个书记说，收自留地思想不通，在支委会作出决定是“一丈三不让”，一丈是中等地丈一丈。三不让是：(1)社员种的好地不让；(2)种的边界也不让；(3)社员开荒地不让。 + +　　南湖公社有个队长说：单干，单干，我实在欠。家里劳力多，工具又齐全。家有八口人，就有六个劳力。从六月份起，就被单干思想扯走了。认为河南已分田到户，我们也快要搞单干了。公社要收自留地，我思想不通，也不愿意收。理由有三个：(1)政府看到社员多收点把粮食，眼睛就红了；(2)收自留地工作难做；(3)我家那多人，一收，家里不好办，劳力会闲到无事做。 + +　　(二)对单干风产生的根源认识不清 + +　　为什么会产生单干风，很对人在思想上认识极为模糊。他们说有下面几个原因： + +　　第一、人民公社带来的。 + +　　有些人说，单干风是三放出来的：一放食堂；二放人民公社；三放核算单位。如果不搞三放，单干风是不会有的。 + +　　有的人说，从合作化起是笔直上升到人民公社。搞60条以后，以乡为单位建立人民公社，把大队核算改为小队核算。这样，去年搞公社，今年改小队核算，明年非要搞单干不可。 + +　　铁门有同志说，千改万改，不该改核算单位。一改变，就为单干开了一个大后门。 + +　　第二、政策执行得不好带来的。 + +　　有人说，政府有三个不应该：(1)不应该搞小自由；(2)不应该搞见缝插针；(3)不该搞开荒。 + +　　有的人说，政府的政策总在变，像个婊子嘴，说出是它，说进也是它。毛主席像个汽车司机一样，没有把盘子掌稳，把社员搞的摇摇摆摆，所以要单干。 + +　　第三、反“五风“带来的。 + +　　有的人说，反‘五风’以后，干部搞的缩手缩脚，干部的腰没有东西撑了，腰杆子不硬，所以随风倒舵，有事请也不做声。 + +　　有的人说，反“五风“带来的好多问题：(1)社员要搞单干，干部不敢管理；(2)社员打干部，也不敢回手；(3)干部不愿意搞了。 + +## 二、资产风问题 + +　　(一)投机倒把，乱砍乱伐，做棺材卖。 + +　　铺头有个支书，砍本大队的树68棵，做了两口棺材，每口卖120元，共卖240元。 + +　　东界岭有个支书，到别的大队买200斤竹子，花了20元，做了8担箩筐，卖了80元，赚钱60元。又派一个人搞副业，到罗田等地购黄丝、桐油等物质，共赚2,700元。 + +　　铺头坳七大第一支书，亲自砍大树42棵，做了一付棺材，卖80元。在他的影响下，社员到处砍树卖，现在已砍完一座山。 + +　　(二)对资产风产生的根源认识模糊 + +　　对资产风产生的根源，有各种不同的认识。大体上有以下几点： + +　　第一、搞副业带来的 + +　　有的人说，资产风是搞副业带来的，就是上面强调安排百分之几的人搞副业。下面就不管什么副业，只要交钱给大队就行了。这样，就是搞副业的人想发大财，所以到处搞投机倒把。 + +　　有的人说，资产风小手工业带来的。他们搞点把竹子在家里做，做了东西就卖高价。你搞高价，我也搞高价，这样从城市手工业引起了农村的手工业投机倒把。 + +　　第二、开放自由市场带来的。 + +　　铁门有的人说，资产风是上面开放自由市场、商业部门的干部开后门所造成的。如果不搞自由市场，就不会有资产风的出现。 + +　　有的人说，搞自由市场后，乱提价格，商业部门的价格也跟到涨。社员看到国家的价格一提，也跟着和乱提价，所以造成资产风。 + +## 三、迷信风问题 + +　　(一)敬鬼信神，包办婚姻，请客送礼，挥霍浪费。 + +　　磨石公社有个支书，今年春耕时，跑在土地庙前许愿说：菩萨你保佑我今年增了产，下半年给你唱两本戏。结果真的增了产，也就唱了两本戏。 + +　　铁门八大队支书，今年抗旱时，在徐杰队，有个小孩子不好，这家社员要请尼姑来喊吓。他说，你不要去请，我给你算一下就可得了。他搬起指头一算说：你向东方烧三张往生钱，三天就好了。这个消息被社员知道后，都来找他查吓。 + +　　三星大队支书，今年出嫁他要坐花轿，公社党委不同意，他还是偷偷地坐上了。并亲自写一对联，横额是：百年好合。两边则是：当干部熬更守夜，做新人快乐逍遥。 + +　　狮子峰大队有24个党员，其中11个党员给自己的女儿做了亲，还有三个党员没有小孩，所以没有做亲。 + +　　梁家畈大队队长说，我们大队干部都信鬼。六月一天，支部书记与鬼打一晚上的架。我们三人到余林洲检查工作，很远听到有人说话，走拢去以后，没有见到人影，这真是出活鬼。 + +　　新屋河一个大队长，今年浪费钱700多元，光请客花去450元，其中兄弟的小孩做满月用肉80斤，办酒10桌，送礼的肉35斤，姪儿结婚办酒席请客20桌。 + +　　(二)对迷信产生的原因认识糊涂。 + +　　对迷信产生的根源，有这样两种看法： + +　　第一、迷信是群众的老习惯，改不了的。 + +　　有的人说，迷信是群众的老习惯，几千年遗留下来的，这个问题是改变不了的。 + +　　有的人说，政府的宪法上，有规定宗教信仰自由，这是要人信迷信。 + +　　第二、迷信是政府带来的。 + +　　有的人说，国家的商店有迷信的商品卖，有“四有“：有火砲，有黄表，有生钱，有烛。如果政府不供应迷信的东西，迷信哪能搞得起来呢？ + +　　三河有的人说，政府既爱面子，又爱里子。爱面子是不叫人不搞迷信。为什么要卖火砲，爱里子是想赚钱，不好说得，只有做火纸卖。还由于合作社，群众买货时，要搭表纸。真是口里说得好，实际上是叫人搞迷信。 + +　　四、敌我不分，立场不稳，阶级观点模糊。 + +　　城关有人说，现在不分什么好人待歹人，生产积极就是好人。生产不积极就不是好人。 + +　　有的人说，现在地主百事都搞了，斗争了，没有么事情了。你叫他向左转，他就向左转。你叫他向右转，他就向右转。就是有点把事情，小鱼也翻不起大浪来。 + +　　白果有人说，把地主、富农分成一个小组，听话，好领导。会说些，工作搞得有味，讨论个么事情，办法也想得多些。 + +　　东木有人说，三种人光说怪话，你叫他早出工，他要迟出工。你叫他快走，他非要慢走，硬像个提不起来的猪大肠。 + +　　夫子河一个副书记说，蒋介石打跑了，农村经过土地改革地主打倒了，现在是天下太平，都是一家人。有一次，地主请大队干部喝酒，我也去了，觉得地主好，很客气，弄的菜真是有味道。 + +　　城关有人说，干部都是十到堂：做亲，说媒，嫁女，结婚，生小孩，祝寿，探亲家，拜干爷，落姊妹，做屋，做丧事。 + +## 关于三面红旗问题 + +　　在学习中，有些学员对三面红旗是怀疑的，甚至有个别的人是动摇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 +　　(一)把三面红旗与“五风”混为一团 + +　　有人说，总路线带来大跃进，大跃进带来浮夸，浮夸得没有吃的，干部就搞特殊。干部特殊群众就不愿搞生产，这样就产生了强迫命令，强迫命令产生瞎指挥。 + +　　白果有人说，浮夸是大跃进带来的，不浮夸就不能算大跃进。共产风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带来的。特殊化和命令风是过去就有的。 + +　　有的人说，三面红旗二面是红的，一面是灰色的。或者说，三面红旗团转是红的，当中是黑的。 + +　　有些人说，喊毛主席万岁我同意，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万岁，我喊的肉痛。 + +　　夫子河有个副支书说，不提总路线还好些，这几年没提总路线，没有病人，没有饿肚子的人，现在我吃五样油：猪油、麻油、棉油、菜油、花生油。再提总路线，又要搞五风。 + +　　(二)怀疑总路线 + +　　龟山有人说，要多就不能快，要好就不能省，俗语说：一快三毛，吃快就不能嚼。白果有人说，总路线是个空牌子，像个搭桥的桥架子一样，没有么实在的东西。 + +　　有的人说，在建设社会主义中，总路线是个临时性的东措施，搞不好长久要取消的。 + +　　(三)否认大跃进。 + +　　城关有人说，大跃进有二害：一害干部，二害群众。 + +　　三河有人说，一搞大跃进，是人累死，干部整个死，群众饿个死。 + +　　阎河有人说，中央提出去年比前年好，就是大跃进喊的少。今年比去年好，就是没有喊大跃进得来的。 + +　　（宋埠有些人说，这几年没有喊大跃进，粮食增产了，喊大跃进粮食总是减产，喊得没有吃的。所以，大跃进不能高高举起，而要低低落下。再喊大跃进，人就没有命了。） + +　　乘马有人说，一提大跃进，人的头就痛，就像唐僧对孙悟空念紧箍咒一样，简直不能脱身。 + +　　(四)对人民公社的产生和优越性认识不清。 + +　　有人说，人民公社办早了，办大了，办糟了，办人民公社不是群众的要求，是上面拼命吹，下面乱轰轰起来的。群众不入社，迫着你入社。 + +　　有的人说，人民公社是“三有”“四无”。三有即是有个破屋，有几个干部，有部电话机。四无是：无钱，无权，无粮，无机械。 + +　　白果有个书记说，现在人民公社不是群众的要求，群众不愿意，是上面要搞的。当党员是个花帽子，不跟到搞不行。现在的社员是，你要他积极，他要消极。你要他搞集体，他要搞单干。真是坐轿的人不坐，抬轿的人要抬。 + +　　城关有人说，人民公社在退化，向单干道路上发展。原来是由小到大，现在是大到小，缩了好几层。 + +　　三河有个支书说，人民公社办的太早了一点。由于办早了，现在就慢慢的往后退。58年搞统一核算，59年搞多奖多赔，再搞百奖百赔，然后包死产，小队核算，明年定要搞单干。 + +　　白果有些人说，人民公社带来“七多”“七不如”。七多是：(1)任务多；(2)思想多；(3)自留地多；(4)红苕多；(5)债务多；(6)泡工分多；(7)社员消极的多。七不如是，就是说，人民公社有七个不如高级社。即是：增产少了，社员收入少了，口粮少了，干部干部干劲差了，思想多了，部门工作不好搞了，经营管理乱了。 + +## 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 + +　　民主集中制问题，有些人思想上是糊糊涂涂，有的人不能很好地执行这个原则。在学习中，反映出有如下的问题： + +　　(一)把民主和集中分割开来看。 + +　　乘马有人说，民主和集中有矛盾，要民主就不能集中，要集中就不能民主。 + +　　福田河有些人说 ，在农村工作中只能讲集中，不能讲民主。光讲民主事情办不成。 + +　　有的人说，做事情，民主要搞得慢些，搞集中快，兑现些。 + +　　三河有人说，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与民主有矛盾，四服从都是集中，没有民主。 + +　　乘马有人说，少数服从多数与下级服从上级有矛盾。 + +　　有的人说，听上面的话，就不能听下面的话。听下面的话，就不能听上面的话。 + +　　(二)对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的原则思想上糊糊涂涂。 + +　　有的人说，支书是大权独揽，小权包办。办中我说，不要原则。作检查，由我负责。 + +　　有的人说，书记和委员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总是支书领导委员，不是支委领导支书。支委总是听书记的话，支书不听支委的话。 + +　　有的人说，上面有什么事情，总是找支书。我们有事情也是找支书，没有找过支委。说起来是分工负责，实际上是做不通的。 + +## 关于群众路线问题 + +　　在群众路线问题中，突出地反映出两个问题： + +　　(一)看不起群众，认为群众落后。 + +　　福田河有人说，群众有好多板眼：(1)思想落后；(2)不听上面的话；(3)不服从领导，爱说怪话；(4)眼光短，看问题不全面。 + +　　有的人说，群众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学习的。要学习，只有学习他搞私有，大搞开荒，瞒产私分。 + +　　林店农场有人说，群众只生得产没有么事板眼，他更没有板眼去创造历史。 + +　　乘马有的人说，干部说的话是金字板子，群众说的话是黑字板子，群众没有干部先进，看问题不全面，总是干部领导群众，不是群众领导干部。 + +　　(二)对待群众路线的方法思想上模糊不清。 + +　　张家畈有人说，听上级的话就不能走群众路线，要走群众路线就不能听上级的话。 + +　　（三河有人说，走群众路线就不能四服从，四服从就不能走群众路线。服从上面就不能服从下面，服从下面就不能服从上面。） + +　　（福田河有人说，支书能走群众路线，大队干部不能走群众路线。） + +　　乘马有人说，走群众路线与服从领导有矛盾，下面干部能走群众路线，上面干部不能走群众路线。 + +## 关于怎样作个好的共产党员问题 + +## (一)斤斤计较个人利益。 + +　　白果有人说，当干部真可怜，每日每月忙不闲，热天无空拿扇子，冬天无空提火炉，成年不能私活干，吃用不如社员弱，堂前父母声声怨，妻子生产听闲言。越想越想不愿干，不如回家把产生。 + +　　有的人说，当干部，上台不如社员，下台不如地主。 + +　　三河有人说，当干部坐到像个钟，站到像棵松，走路长叹气，睡到像个弓。 + +　　白果有人说，当干部是睡××，盖另冰，四面不热。 + +　　有的人说，当干部是城墙跑马，道路不长。 + +　　有的人说，当干部有“七多”“两少”。七多是：批评多，挨骂多，怄气多，吃苦多，熬夜多，开会多，吃依靠饭多。两少是：收入少，小自由搞得少。 + +## (二)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是活上当。 + +　　有的人说，说老实话的人，是一受批评，二挨整，三进步慢，叫做活上当。采取看人行事，看人说话，不当落后分子，既有名，又有利。 + +　　有的人说，说老实话他说你是右倾保守，是反对领导，是不服从组织。 + +　　乘马有人说，过去搞工作是三看：一看上级眼色，二看墙上贴的标语，三看上面人是么样说的。 + +　　有的人说，不说老实话是从上面来的。上面是一追二逼三批判四检讨，我们顶不住，是一看二听不能够三扯谎。 + +　　有的人说，对说老实话有两难，不说老实话怕将来难结帐，说老实话眼前亏难吃。 + +## (三)开展批评影响团结 + +　　有的人说，批评搞的不好，就闹意见，搞不团结。 + +　　白果有人说，对提意见的人，他犁不到你，耙要耙倒你。 + +　　龟山有人说，领导作风好，就能开展批评，领导作风不好，就不能开展批评。对上面不能批评，对下面批评怕影响团结。 + +　　· 来源： + +　　湖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9/000001.txt b/CCRD/2/5/9/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3077ffc2025227b0c9d312ac9b9cf074eef8c9b --- /dev/null +++ b/CCRD/2/5/9/000001.txt @@ -0,0 +1,23 @@ +# 首都宣判五名现行反革命和抢劫杀人犯 + +　　<公安部办公厅、供稿> + +　　本刊讯 首都政法机关，1962年12月22日下午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了宣判大会，判处五名现行反革命和抢劫杀人犯以死刑。这五名罪犯是： + +　　反革命犯郭占春，1961年8月以来，积极进行反动“九宫道”复辟活动，共组织串连道首、首徒二百七十余人，活动涉及五十七个村庄。郭自封为“领兵大元帅”，并已组织了三个武装班（没有搞到武器），阴谋于1962年4月5日暴乱，成立“佛国”。 + +　　反革命犯刘景星，当过日伪村公所公务员。捕前是北京汽轮发电机厂总工程师办公室生产准备组长。刘犯曾搜集本厂右派分子名单，起草了反革命纲领，企图用他以前在空军工作时偷得的一支手枪和一百多发子弹抢劫银行和枪支，组织反革命武装。1962年2、3月间，他以“自由民主党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油印了反革命传单五十余张，在天安门广场、东单菜市和公共汽车、电车上秘密散发，恶毒地攻击党和政府，煽动群众“团结起来，推翻共产党的统治。” + +　　反革命犯张益海，海淀区东北旺公社社员，伪军出身。该犯自1961年10月以来，纠集十多个反动分子组织反革命集团，经常在一起收听敌台广播，连续给蒋特机关写信十余封，积极与蒋帮特务谋取联系，表示要坚决为蒋匪效劳，“配合反攻大陆”。他并根据蒋匪广播电台的指示，进行反革命宣传，阴谋组织反革命武装，抢劫我派出所和警卫人员的枪支，进行暴乱。 + +　　反革命、盗窃犯孙国范，河南舞阳县人，地主分子。1948年6月在乡为匪，曾打死本村农民孙书典，被县公安局逮捕，次年10月越狱潜逃，随后即到处流窜，进行盗窃活动。1962年4月来京，潜入故宫珍宝馆人次了两颗金印和金碗等，共重四十八斤半，被当场捉获。 + +　　抢劫犯邢禄，解放前当土匪、伪军，解放后昼伏夜出，专以抢劫、盗窃为主。1959年以来，曾结伙抢劫、盗窃十余次，单独作案二十多次，打伤群众工人。 + +　　宣判大会后，各机关都利用户些案例在职工群众中普遍做了口头传达，进行阶级教育和提高警惕性的教育。（公安部办公厅供稿） + +　　来源：根据1963年1月4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9/000002.txt b/CCRD/2/5/9/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507afce923c4787d1ca565e23b5405f84a4f399 --- /dev/null +++ b/CCRD/2/5/9/000002.txt @@ -0,0 +1,13 @@ +# 灌县人民法院对梅明春的处理批示表 + +## 送案单位：灌县人民法院　 案由：反革命集团 + +　　 + +　　 姓名 梅明春 性别 男 年龄 50 家庭 出身 小土地出租 本人成份 反革命 别名 - 反动 身份 - 盟员 职业 - 前科 无 籍贯 江北县 住址 押灌县看守所 家庭人口及经济情况 - - 社会关系 - - 是否拘捕（注明时间） - 1963年2月17日由四川省公安厅 同案人 已拘捕 - - 未拘捕 朱绍文 政治历史情况 - 24年读书至41年，41年教书，42年任江北县明月乡伪乡长，45年在重庆作生意，47年在江津教书至解放，57年整风中攻击我党，58年5月送劳教。61年解除留队生产。解放前曾任国民党区分部书记 主要犯罪事实（注明时间、地址及依据） - 被告解除劳教后，仍坚持反动立场，62年6月3日由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贺肇炎介绍参加“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为“盟员”后，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贺犯6月5日调荣山煤矿时，抄给被告反革命文件“民主社会主义论”一分，并指使被告负责和首犯周居正联络。以五星式发展反革命组织，建立五人小组，被告接受反革命任务后，便积极指使反革命成员朱绍文进行活动。同年6－8月先后发展了劳教人员朱梦波（已扣）周志坚（扣判劳）周云华（拟管）为“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为盟员，被告为坚定成员的反革命立场先后出面对3人进行了反革命组织的教育。同时被告又指使朱犯文安进行盗窃筹集反革命经费，当其被我破获后，被告在审讯中，抗拒交待反革命罪行，竟将反革命组织名称掩护，妄图减轻罪行，后在罪证确凿下被迫供认。 + +　　 承办人 意见 判处有期徒刑15年 签名盖章 邱玉棋 63.4.20 县法院审查意见 判处徒刑15年 签名盖章 殷福纯 63.4.20 县政法 党组 判处徒刑15年 签名盖章 63.4.20 县委 判处徒刑15年 签名盖章 63.4.20 中级法院审查意见 - 签名盖章 - 专区政法党组 - 签名盖章 - 地委 - 签名盖章 - - - 签名盖章 - - - 签名盖章 - 省委 - 签名盖章 - - - 签名盖章 - 备考 -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9/000003.txt b/CCRD/2/5/9/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5d08c9d760e9d1f37811414648811d2f4bdbf5e --- /dev/null +++ b/CCRD/2/5/9/000003.txt @@ -0,0 +1,11 @@ +# 灌县人民法院对彭福志的处理批示表 + +## 送案单位：灌县人民法院 案由：反革命 + +　　（） + +　　 姓名 彭福志 性别 男 年龄 38 家庭出身 中农 本人成份 教员 别名 - 反动 身份 川东区盟委书记兼璧山地区区盟委书记长 职业 - 前科 无 籍贯 四川 住址 四川钢梁县人 家庭人口及 经济情况 - 社会关系 - 是否拘捕 （注明时间） 1963年2月19日由四川省公安厅 同案人 已拘捕 - 未拘捕 - 政治历史情况 被告1933年读书，至45年，后教小学至49年，50年至52年任中共复兴乡支部书记，后任区委书记至56年，后任钢梁县委农村工作部付部长，57年3月下放至永嘉区委任书记，后在整风运动中，攻击党的各项政策被划为右派分子，58年3月由江津专区批准劳教，62年2月介除劳教，同年5月27日清放回家。 因反革命案件于63年2月19日由四川省公安厅逮捕。 主要犯罪事实（注明时间、地址及依据） 被告在58年3月送劳教后，在劳教期中仍坚持反动立场。62年4月与“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的首犯周居正相识后，积极散布反动言论，攻击三面红旗，赞成首犯周居正的反动主张。于同年5月上旬在灌县老母孔由首犯周居正介绍被告加入“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后由周委被告为“川东区盟委书记兼璧山地区盟委书记长”。后被告在活动中积极向首犯周居正献策论，应将“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改名为“中国共产党马列主义者联盟”。因为中国共产党还有一定的威信，同时积极散布该反革命组织的纲领，路线等，于62年5月上旬由被告接收了劳教分子廖廉康为“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的成员，后廖首犯研究，由被告向廖宣布委任为“荣县盟委书记长”，后被告听说廖要清洗回来，并将周草拟的一分反革命组织纲领，交廖转彭择云（同案犯）又向廖布置“回去后初期不要作发展工作，要很好的了介情况。要注意安全，注意张华（周居正化名）的来信，就是组织的来信……。”被告62年5月27日清放回来后又两次与首犯通信联系。 据上述事实，被告确系“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之骨干分子。 承办人意见 判处有期徒刑20年 签名盖章 邱玉棋 县法院审查意见 判处有期徒刑20年 签名盖章 殷福成63.4.20 县政法党组 判处有期徒刑20年 签名盖章 - 县委 判处有期徒刑20年 签名盖章 - 中级人民法院 审查意见 - 签名盖章 - 专区政法党组 - 签名盖章 - 地委 - 签名盖章 - - 签名盖章 - - 签名盖章 - 省委 - 签名盖章 - - 签名盖章 - 备考 -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9/000004.txt b/CCRD/2/5/9/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00d1a69184466106c9d5ca224bedf4ab79550bf --- /dev/null +++ b/CCRD/2/5/9/000004.txt @@ -0,0 +1,13 @@ +# 灌县人民法院对王景的处理批示表 + +## 送案单位：灌县人民法院　案由：反革命集团 + +　　（） + +　　 姓名 王景 性别 男 年龄 35 家庭出身 地主 本人成份 学生 别名 反动身份 盟员 职业 - 前科 无 籍贯 四川省达县 住址 灌县看守所 家庭人口及经济情况 - 社会关系 - 是否拘捕（注明时间） 1963年2月17日由四川省公安厅逮捕 同案人 已拘捕 陈民国 未拘捕 姚凤起，冯克孝，王志杰 政治历史 情况 1934年读书至45年参加伪青年军当兵，46年9月在川大读政治系。50年3月在四川革大学习。60年7月在瑁县工作。50年10月在川大学习，51年7月在绵竹参加土改工作，51年10月在西南区统战部工作。52年2月在一杭部重庆供应处工作至58年3月，因整风中反对我党，反对社会主义于58年4月送教。（右派分子。） 主要犯罪事实（注明时间、地址及依据） 被告在劳教中，仍坚持反动立场，攻击我党社会主义制度。62年7月初由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杨应森介绍参加“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后加倍缴纳盟费，以表被告对反动组织的支持和忠实，并积极在劳教人员中宣传其反革命组织的纲领，路线，方针等。发展了留队就业人员陈民国为“盟员”，又向杨犯推荐了姚凤起，冯克孝，王志杰等为发展对象。7月中旬杨犯召集被告和另一党羽姚凤起开会研究发展反革命组织时，被告积极主动“发展面放宽，突破道德”的约束，积极慎重的发展，在活动上凡是打击破坏反动的事都可干，组织盗窃公物和劳教积极分子的生活必需品，给予政治上的打击经济上的惩戒，可以分散视力，掩盖活动。在“组织”名称上主张将“盟”改为“党”。同时被告又与杨应森等人策划向队部写反动匿名信，向劳教分子写“告白书”妄图对我干部进行威胁和煽动劳教分子闹事，并支使陈民国去县龙化山内寻找空投特务联系。7月19日杨应森及被告等3人在灌县铁索桥密谋杀害101队队长，被告则阴险恶劣的说“用不做拼，这是社会制度问题，除非从根本上推翻这种社会制度才行，留下蒋队长这对我们有教育作用，自己吃点苦，蒋队长就为我们反对共产党的“反面教员”就会有更多的人对共产党，当即被杨采纳。由于被告忠实于反革命阶级，于7月31日晚由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杨应森委任为筑路支队101队核心小组财贸负责人。 + +　　 承办人 意见 判处有期徒刑18年 签名盖章 邱玉棋 4.17 县法院审查意见 判处徒刑18年 签名盖章 殷福纯 63.4.20 县政法 党组 判处徒刑18年 签名盖章 63.4.20 县委 判处徒刑18年 签名盖章 63.4.20 中级法院审查意见 - 签名盖章 - 专区政法党组 - 签名盖章 - 地委 - 签名盖章 - 签名盖章 - 签名盖章 - 省委 - 签名盖章 - 签名盖章 - 备考 -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9/000005.txt b/CCRD/2/5/9/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9e0ac22bfe9f0ad17df797dd2ecdecd67c6229f --- /dev/null +++ b/CCRD/2/5/9/000005.txt @@ -0,0 +1,13 @@ +# 灌县人民法院对熊绍武的处理批示表 + +## 送案单位：灌县人民法院　案由：反革命 + +　　（） + +　　 姓名 熊绍武 性别 男 年龄 30 家庭 出身 贫农 本人 成份 右派分子 别名 - 反动身份 川东地区盟委书记 职业 - 前科 - 籍贯 四川 住址 四川秀山县人 家庭人口及经济情况 家庭3人。 社会关系 - 是否拘捕（注明时间） 1963年由四川省公安厅扣捕。 同案人 已拘捕 - 未拘捕 - 政治历史情况 解放时参加过土改，后参加我军，56年转业，调秀山县联社工作，57年整风攻击我党划为右派分子，58年4月送劳教，60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62年4月清放回家。 主要犯罪事实（注明时间、地址及依据） 被告在劳教期中于62年3月在旺苍地区劳动时，由首犯周居正介绍加入反革命组织“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亦为中国工农民主联盟）并委任被告为“川东地区盟委书记”。后被告便积极与周犯密谋策划在酉阳县建立反革命武装根据地，3年内发展组织，5年内掌握一定兵力，先占小城市，后解决大城市，以山区为主，孤立大城市，城市人民没吃的，就会反对共产党等。62年4月被告清放回家后，走至中途又转返灌县托向光美与周犯代信叫5月1日到灌县，要周联络，被告在回家后又积极与写信与首犯周居正和反革命成员冉茂涵联系，询问女成员舒顺达等人的详细地址同时又伪装积极窃取生产队记分员职务。与自新分子胡伯川私加工分，在大春征购中盗窃黄谷200余斤，伙同伪■之子富春芽拆毁公房5间，毒打15岁的社员。 + +　　 承办人 意见 判处有期徒刑20年 签名盖章 邱玉棋 县法院审查意见 判处徒刑20年 签名盖章 殷福纯 63.4.20 县政法 党组 判处徒刑20年 签名盖章 63.4.20 县委 判处徒刑20年 签名盖章 63.4.20 中级法院审查意见 - 签名盖章 - 专区政法党组 - 签名盖章 - 地委 - 签名盖章 - 签名盖章 - 签名盖章 - 省委 - 签名盖章 - 签名盖章 - 备考 -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9/000006.txt b/CCRD/2/5/9/0000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53115eaf7cdde0f522d84b2289124b5eefd25ff --- /dev/null +++ b/CCRD/2/5/9/000006.txt @@ -0,0 +1,13 @@ +# 灌县人民法院对朱梦波的处理批示表 + +## 送案单位：灌县人民法院　 案由：反革命集团 + +　　（） + +　　 姓名 朱梦波 性别 男 年龄 33 家庭 出身 工人 本人成份 学生 别名 - 反动 身份 盟员 职业 - 前科 有 籍贯 江苏省无锡县 住址 押灌县看守所 家庭人口及经济情况 - 社会关系 - 是否拘捕（注明时间） 1962年2月20日由四川省公安厅 同案人 已拘捕 朱绍文 未拘捕 - 政治历史情况 解放前读书至50年，后考入川西军区后勤卫校，51年3月参军任卫生队防疫员，55年转业回家，在华阳西河联合诊所工作，56年8月调运输公司诊疗所工作，57年退职回家，后因造假药，诈骗群众钱财，侮辱妇女，于58年3月送劳动教养。后因进行反革命破坏，于60年10月由喜德县人民法院判处管制3年。 主要犯罪事实（注明时间、地址及依据） 被告在劳教和管制期中仍不痛改前非，坚持反动立场，谩骂和诬蔑我国家干部说：“现在干部都贪污，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跟国民党作风一样”，又说“我现在没办法，要是国民党反回来，我要亲干掉他们，有朝一日，落在老子手里，……”等反动气焰十分嚣张。62年6月中旬由同案犯朱绍文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委员会”即“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为盟员，并相互交换了照片，被告问了反革命组织纲领，路线，方针等后，表示“一定好好干”，赓即对我人民公社进行攻击。 + +　　 承办人意见 判处徒刑10年 签名盖章 邱玉棋 63.4.20 县法院审查意见 判处徒刑10年 签名盖章 殷福纯 63.4.20 县政法党组 判处徒刑10年 签名盖章 63.4.20 县委 判处徒刑10年 签名盖章 63.4.20 中级法院审查意见 - 签名盖章 - 专区政法党组 - 签名盖章 - 地委 - 签名盖章 - 签名盖章 - 签名盖章 - 省委 - 签名盖章 - 签名盖章 - 备考 -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9/000007.txt b/CCRD/2/5/9/0000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2c228bf25d201741e693a53e4efae492b328056 --- /dev/null +++ b/CCRD/2/5/9/000007.txt @@ -0,0 +1,13 @@ +# 灌县人民法院对朱文安的处理批示表 + +## 送案单位：灌县人民法院　案由：反革命集团 + +　　（） + +　　 姓名 朱文安 性别 男 年龄 50 家庭 出身 商人 本人 成份 伪军官 别名 朱杰民 反动 身份 中央委员兼书记长 职业 - 前科 无 籍贯 四川省什邡县 住址 押灌县看守所 家庭人口及经济情况 - 社会关系 - 是否拘捕（注明时间） 1963年2月12日由四川省公安厅 同案人 已拘捕 周居正 未拘捕 - 政治历史情况 24岁前在家读书，经营茶旅店。后参加敌伪军任通讯上士，26岁（39年）升为准尉司书，上尉课员，代理连长。解放前夕任什邡县伪政府课员，井定局分队长。曾在1938年参加国民党，46年参加袍哥7排。50年被我资遣回家生产，58年劳教至62年2月解除劳教回家。 主要犯罪事实（注明时间、地址及依据） 被告朱文安因不务正业无理谩骂我政府，于58年4月收容劳动教养，在劳教期中，仍坚持其反动思想，对我更加仇视。于61年10月调旺苍县固天坝劳动时，便与首犯周居正（劳教分子）相识后，几次密谈，周犯向被告介绍了反革命组织纲领，路线，方针，组织原则等。听后被告即积极参加，周犯即代表“中国工农民主联盟”（系中国马列主义联盟前身）中央委员接收了被告并委被告为中央委员，兼川西地区盟委书记长，被告参加反革命组织后，便接受了首犯周居正布置发展组织的方针，任务，入盟手续。即竹根形的发展，每个盟员发展3人，只能一人知道，入盟者缴纪念邮票一张，背面写通讯地址，每月缴盟费5角。发展对象是：工人中对国家不满的，农村中中贫农对粮食不满的……。后被告在首犯周居正的支使下，帮助黄光明如何区分敌，友，我三材料，首犯周居正61年12月调离旺苍时，还把反革命组织的有关材料。抄在日记本上交被告存阅使用（在广元车站烧掉）1961年12月来灌县后伙同黄光明两次去白沙探听首犯周居正下落，妄图取得联系。62年2月解除回家后，仍继续进行流窜活动。两次被我收容送回农村。 + +　　 承办人 意见 判处无期徒刑 签名盖章 邱玉棋 63.4.20 县法院审查意见 判处无期徒刑 签名盖章 殷福纯 63.4.20 县政法 党组 判处无期徒刑 签名盖章 63.4.20 县委 判处无期徒刑 签名盖章 63.4.20 中级法院审查意见 - 签名盖章 - 专区政法党组 - 签名盖章 - 地委 - 签名盖章 - 签名盖章 - 签名盖章 - 省委 - 签名盖章 - 签名盖章 - 备考 -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9/000008.txt b/CCRD/2/5/9/0000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1caa1226ecf35c6ddadd1e70c4c884bf7b07487 --- /dev/null +++ b/CCRD/2/5/9/000008.txt @@ -0,0 +1,13 @@ +# 灌县人民法院对陈民国的处理批示表 + +## 送案单位：灌县人民法院　案由：反革命集团 + +　　（） + +　　 姓名 陈民国 性别 男 年龄 33 家庭 出身 贫农 本人成份 别名 - 反动身份 盟员 职业 - 前科 无 籍贯 四川省涪陵县 住址 灌县看守所 家庭人口及经济情况 - 社会关系 - 是否拘捕（注明时间） 1963年2月17日由四川省公安厅 同案人 已拘捕 王景 未拘捕 - 政治历史情况 1949年涪陵初师毕业，同年参加袍哥么大，50年经商，同年秋入涪陵师范，53年被保送入西南师范学院地理系读书，因搞男女关系屡教不改，55年开除回家，56年9月又混入民办校，57年攻击我党政策，划为右派分子，57年9月开除回家，因破坏生产，被群众斗争后，伪造“西南师范学院”公章潜逃，59年8月扑获，同年10月送劳教，62年6月介除。 主要犯罪事实（注明时间、地址及依据） 被告于62年6月介除劳教后，仍不痛改前非。坚持反动立场，62年7月下旬，由反革命集团的成员王景介绍加入“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被告入“盟”后即表示说：“101对来就报有找新东西的愿望……”。同月21日在杨犯应森和王景的支持下被告以卖毯子为名同另一劳教分子李元培到灌县龙■山内探听有无空投特务，妄图挂勾联系。同时被告又积极书写反革命集团的“内部传阅刊物”，先后以“瀑布”的化名写有“为了来找你”，“顺口溜”“歌曲”等反动歌词，进行传阅，大肆攻击我社会制度，叫嚣变天。被告又向王景汇报同队就业人员马德驹，张克成等人情况，企图发展其加入反革命集团。被告在活动中接受王景支持的以盗窃掩盖“政治活动”积极为其集团镇压，6月初被告又参加了筑路支队101队的劳教分子闹事活动。当其反革命集团被我破获后，被告仍坚持反动立场，抗拒交代，竟又四处喊冤叫屈，向其集团叫嚣“坚持真理”“座监，杀头都不愿交代……”。并书写诗歌煽动党羽拒绝交代，表白自己“坚强，死也不屈”，谩骂向我政府交代的成员是“可耻，卑鄙，叛徒”。后在罪证确凿下，被告才坦白供认。 + +　　 承办人 意见 判处15年徒刑 签名盖章 邱玉棋 4.18 县法院审查意见 判处徒刑15年 签名盖章 殷福纯 63.4.20 县政法 党组 判处徒刑15年 签名盖章 63.5.1 县委 判处徒刑15年 签名盖章 63.5.1 中级法院审查意见 - 签名盖章 - 专区政法党组 - 签名盖章 - 地委 - 签名盖章 - 签名盖章 - 签名盖章 - 省委 - 签名盖章 - 签名盖章 - 备考 -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9/000009.txt b/CCRD/2/5/9/0000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5046913942fbaea5ec943b934d4207f8b349cf --- /dev/null +++ b/CCRD/2/5/9/000009.txt @@ -0,0 +1,11 @@ +# 永川县人民法院对费宇鸣的判处案犯批示表 + +　　（） + +　　 案由 反革命集团“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 案件发生时间 1962.5. 姓名 费宇鸣 别名 - 性别 男 年龄 33 种族 汉族 职业 就业人员 文化程度 高中 籍贯 四川成都市人 住址 新胜茶场，现押永川看守所 家庭人口及经济情况 全家4人 家庭出身 工商业兼地主 个人成份 伪职员 何时何地参加何种特务党派会门组织 - 社会关系 - 何时 逮捕 1963.2.1 四川省公安厅 捕后表现 捕后在狱交待比较好，遵守监规制老实些。 主要经历 1946年读书，1947年在伪安岳县田粮管理处任会计，1948年在成都东门外小学当教员，1949年在川西日报工作，1950年调川北军大学习，同年5月调广元粮食公司工作，51年因逃跑被开除回家，同年5月考入财干校学习，12月调绵阳专区中心银行工作，54年调江油县银行工作，57年整风中划为右派，58年3月收容劳教，61年11月解除劳教，留队就业（未摘帽子）。 费犯于1962年5月在灌县筑路支队由李犯玉平介绍参加反革命组织“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交纪念邮票一张和永久通讯地址，由周犯居正委派为“成都地区盟委”书记长（李犯玉平未通知道）。62年6月调新胜茶场后，于7月上旬，周犯居正又委任该犯为“永生茶场盟委会”委员兼第二支部书记，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先后收缴了集团成员缴的所谓“盟费”2元，积极物色对象，发展反革命组织。该犯物色的潘岳、冉从纪二人，认为眼光短小，只顾个人打算，没有自我牺牲精神，故未发展成。并曾数次指示要成员谭国仁等“工作说话要注意，不要硬闯，要稳重，劳动上还是要过得去，不要暴露身份”等，并向李犯玉平造谣说：“王丹凤是定时炸弹，刺杀刘主席被发觉，以现行犯逮捕了”等。62年8月该犯将周居正写在红旗杂志上的密码、联络暗号传递给骨干分子陈云武看，又准备给李玉平看时，因李犯被我拘留。该犯为了毁灭罪证，即将写在红旗上的密码、联络暗号烧毁。并向反革命集团成员廖廉康、陈云武等说：“不要怕，我们不是为个人利益打算”等。在陈云武向我坦白自首后，费犯又向廖廉康说：“老五（指陈云武）气节衰弱，可能要投降，你去后要多多保重，斗争到底”。 + +　　 承办人 意见 该犯自参加反革命组织后，任成都盟委书记等。并任永生茶场盟委委员等，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情节严重，应判处有期徒刑15年，立即执行。 签名盖章 李定明 1963.3.18 县政法党委意见 该犯费宇鸣，系反革命分子，审讯中，交待较好，我们意见，应判处有期徒刑15年，立即执行。 签名盖章 高佩芝、赵子明、武学文、李春萍 1963.3.19 县委意见 同意政法党委意见，应判处该费犯有期徒刑15年，立即执行。 签名盖章 卓红钊、赵子明、高佩芝 1963.3.19 专区政法党组意见 判处有期徒刑15年。 签名盖章 蒲芳南 陶翠勋 李仲元 1963.5.3 地委意见 同意判处有期徒刑15年 签名盖章 赵次庸 1963.5.15 签名盖章 - 签名盖章 - 备注 -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9/000010.txt b/CCRD/2/5/9/0000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db9ecb3a7f5831b13fb67f35ce73c568a01ceff --- /dev/null +++ b/CCRD/2/5/9/000010.txt @@ -0,0 +1,9 @@ +# 永川县人民法院对李玉平的判处案犯批示表 + +　　（） + +　　 案由 反革命集团“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 案件发生时间 1962.5.4 姓名 李玉平 别名 李仁杰 性别 男 年龄 30 种族 汉族 职业 就业人员 文化程度 初中 籍贯 江苏省上海市 住址 捕前在永川新胜茶场就业，现押永川看守所 家庭人口及经济情况 全家5人 家庭出身 资本家 个人成份 伪军官 何时何地参加何种特务党派会门组织 - 社会关系 - 何时逮捕 - 捕后表现 在监所表现不好，拒绝交待，交待中不承认是反动组织，后经过教育，交待比较老实，遵守监规制度比较好。 主要经历 李犯于1941年至1948年读书，1948年10月考入台湾伪警官学校受训后，送回上海，1949年2月在上海参加伪八五军教导总队任少尉队员，同年5月在浙江省白水县被我军解放入伍，曾在我军任通讯员、警卫员、打字员、科员等职。54年转业到屏山县粮食局工作，57年整风期中，组织反党小集团“金钢委员会”，自任组织部长，攻击我党各项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被划为右派分子。58年收容劳动教养，61年11月解除劳教，未摘帽子，留队就业。 该犯于1962年5月4日在灌县老母孔由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陈仲伟介绍参加敌“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交纪念邮票一张，组织费5角，积极参与活动。5月由首犯周居正委任为“上海市地区盟委书记长”，后即发展傅汝洲、费宇鸣、任明晃、谭国仁等为反革命集团成员。6月向傅犯汝洲传达首犯周居正的指示说：“上级决定你为西昌地区盟委书记长，我们走后，你在这边要多在家住，以后还是张华（指周居正化名）二字签名的，便可以以上级对待”。该犯调茶场后，两次向周犯献策说：“我建议在是有‘盟委’的分队，nnnn上，‘经委’这是一个有关群众生活问题，应争取休息国家礼拜日”。又说：“目前我们组织比较零乱，容易出问题，在茶场应建立‘盟委’的组织，以党成员多了，互相串连发生横的关系……”等。当即受到周犯的采纳，于7月上旬成立了“永生茶场盟委会”，该犯任“永生茶场盟委会”委员兼第一分部和第一支部书记。8月中旬又建议审查反革命成员，凡是有问题的人，马上截断，严密组织。经常向成员谭国仁等人说：“发展成员要多了解情况，要慎重，不草率，不马虎，并积极向李方义宣传反革命纲领，路线，意图将李发展为成员。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9/000011.txt b/CCRD/2/5/9/0000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dbca19bb512770cb17e832c283fe257ffc24fd7 --- /dev/null +++ b/CCRD/2/5/9/000011.txt @@ -0,0 +1,11 @@ +# 永川县人民法院对廖廉康的判处案犯批示表 + +　　（） + +　　 案由 反革命集团“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 案件发生时间 1962.5. 姓名 廖廉康 别名 性别 男 年龄 35 种族 汉族 职业 就业人员 文化程度 初中 籍贯 四川荣县人 住址 捕前在新胜茶场，现押永川看守所 家庭人口及经济情况 全家11人 家庭出身 地主 个人成份 伪军人 何时何地参加何种特务党派会门组织 - 社会关系 - 何时 被捕 1963.2.15 捕后表现 在监所公开叫嚣，抗拒交待，与同犯串通情报，在人犯中积极大肆煽动，培养和发展成员2人，我管教干部教育该犯时，公开拒绝接受教育，并说：“杀我一个，共产党的江山还是保不到。” 主要 经历 廖犯48年以前读书，48年至49年在伪军任护士，49年12月被我军解放入伍在陆军医院任助理护士，54年转业到荣县联合诊所任医生，57年调简阳机制砖瓦厂任医生，因品质恶劣，几次奸污和企图奸污妇女的流氓行为受到批判，1958年借党整风之机，大肆向党进攻，诬蔑社会主义制度，被划为右派分子，同年6月收容劳教，61年12月解除劳教，摘掉右派帽子，留队就业，62年6月调茶场。 敌“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系反革命组织，于1961年7月下旬由首犯周居正（已捕）、魏昭（已捕）组成，进行有组织、有纲领的活动，妄图进行反革命武装暴动，推翻人民民主政权，先为“中国工农民主自由联盟”，62年3月改为“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成立所谓“中央委员会书记局”，周居正自封为书记总长，魏昭为“书记局”书记，委派7名中央委员，还成立了“四川省盟委会”，以及重庆、上海、成都和川东、川西、川南、川北、西昌、荣县等地区“盟委会”，委任了书记总长或书记。首犯周居正所在新胜茶场还成立了“永胜茶场地下盟委会”，书记由魏昭兼任，“盟委会”内设组织、宣传、保安3个部，下辖4个分部，8个支部。首犯周居正、魏昭等策划了反革命纲领，路线，提出所谓“三大战略”，“十大战术”，叫嚣要积极地、稳重地、迅速地发展盟的组织，争取在3-5年内为一支有组织、有计划、有战斗力的队伍，企图以旺苍山区，酉阳县八面山为其反革命“武装根据地”。同时，还制定了发展反革命组织原则、手续纪律、联络方法等。该反革命组织成立后，该犯活动十分猖獗，特别是去年战备后，活动更加嚣张。周犯等错误的认为“国内情况不稳，共产党已陷于四面夹攻的境地”，是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大好机会”，因而，大肆发展反革命喽啰，准备行动。同时，大肆造谣煽动，恶毒地诬蔑、攻击我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各项政策，咒骂我党是“专制派”，是一群混世“魔王”等等。 廖犯于1962年5月，在筑路支队就业期中，由彭福治（同案犯）介绍参加反革命组织“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交拿纪念邮票一张和永久通讯地址。被周犯委任为“荣县盟委书记长”和“永生茶场盟委委员”等反动职务。该犯参加反革命组织后，积极从事破坏活动。于8月间发展了李治民为战员，对劳教就业人员吴仁项、陈培根、周光明等人进行“了解”，“培养”，准备发展，在充当“永生茶场盟委联络委员”期中，曾将周犯委任费宇鸣为“成都市盟委”书记长和陈云武为“中央委员”兼“永生茶场盟委委员”职务通知费、陈二犯。同时，积极向周犯汇报当前就业人员思想动态，并向周犯出谋献策说：“今后不能通信时，在书报上以密码、符号进行联络”，周采纳了廖犯“建议”，在1959年10月份的红旗杂志上划了密码符号，由廖犯送给费宇鸣，陈云武等人阅读。当反革命组织被我破获，周犯被拘留，该犯竟敢将反革命密码、符号罪证焚毁，并与费、陈二犯密谈说：“没有找到我们头上是不谈的，找到要辩，过不去时才承认自己参加，不交待相互关系”，当费犯传讯回队后，该犯即向费说：“对！没有根据不承认。”之后，该犯共传讯数次，经干部反复教育，令其坦白，但仍态度顽抗，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公开叫嚣说：“我们走的路线是真正马列主义道路，我们愿意与共产党作一个朋友，今后不发生武装斗争，两个派别都存在，共同执政。关于反革命和革命的定名，我还没有考虑，你们认为是反革命，我们认为是革命的，你们要我背叛组织，改变主张，这是万不能的，那就是违背了马列主义的原则。要我谈，我向群众公开谈”。又对就业人员王平说：“我是不怕牺牲的，头可断，志不可屈……”等等。4月12日，该犯被拘留到看守所后，仍串通情报，向同案犯李玉平说：“魏昭在9月9日被捕了”。对杨全松说：“周居正到和平监狱去了”。并指使成员李昌辉寄信和告诉其他通讯地址等。在看守所关押期中，经数次审讯，态度横蛮，经常冷笑藐视，认为反革是革命，一定会成功，共产党的江山保不住的，要与共产党斗争到底。特别是认为当前形势紧张，各国都要打中国，战争将会暴发，他们很快就有出路，必须继续搞组织斗争，今后才有办法，因此，在监所关押中，积极物色对象，发展成员。63年1月6日，由一宿舍调二宿舍后，便积极与另一反革命集团“四川省流动委员会”首犯周维金接近，成天伺机进行煽动，作工作，通过周犯拉拢周犯原反革命集团成员王锡华（关在二号），直至3月2日，王犯则交纪念邮票一张与周维金，周犯交该犯，表示参加其敌“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当日该犯又向周维金说：“请转答他，感谢他，说了就作数，希望他好好加强学习”，周犯亦内心表式参加其反革命组织。廖犯则向其说：“你要经得起考验，今后我们成功了，你到荣县来找我，表示承认为反革命组织成员。周犯表示完全占同该犯的主张，立场，表示斗争到底，并大肆在监内煽动，对国内形势，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措施、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镇反、粮食、集市贸易等各方面进行诬蔑。又说：“现在中国是实行奴役制度，比秦始皇不如，只要我们坚持革命到底就会胜利，肯定有我们的一份……”等反动透顶的言论。当被揭发审讯中反说；“死我廖廉康为革命，为人民，为自由幸福没有什么， 共产党就是把我杀了，江山也还是保不住的”。给其带刑具时，公开在犯人中大吼…… + +　　 承办人意见 被告一贯仇视我党各项政策，投入劳教后，积极参加反革命组织，进行破坏活动，积极发展成员，抗拒交待，竟敢在看守所又公开发展成员，公开反抗教育，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签名盖章 李定明 1963.3.19 县政法党委（党组）意见 该犯廖廉康系坚决反革命分子，抗拒交代，并竟敢在监内积极发展反革命成员，我们意见，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签名盖章 高佩芝、赵子明、武学文、李春萍 1963.3.19 县委 意见 该犯廖廉康，确系与我为敌的坚持反革命到底地分子，当被捕后，不仅抗拒交待，并公然在监内积极发展反革命成员，同意政法党委意见，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签名盖章 卓红钊，赵子明，高佩芝 1963.3.19 专区政法党组意见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签名盖章 蒲房南 陶翠勋 李仲元 1963.5.3 地委 意见 同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签名盖章 赵次庸 1963.5.15 签名盖章 - 备注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9/000012.txt b/CCRD/2/5/9/0000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87023ce9883cb34aa3e24c9752bef6cb443ef40 --- /dev/null +++ b/CCRD/2/5/9/000012.txt @@ -0,0 +1,19 @@ +# 四川省公安厅关于反革命集团“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成员谢友树的材料 + +　　谢友树，男，现年33岁，四川省射洪县人，家庭出身小土地出租，个人学生成份，高中文化程度，现在荣山煤矿留队就业。 + +　　该犯解放前一直读书，解放后参加我人民解放军，53年转业到松潘县民族贸易公司任售货员，因不安心工作，请假回家生产，55年流浪重庆，并到重庆转建委员会找工作，因不听劝告被收容送歌乐山教养院，57年3月处理回家。该犯教育出院后，仍不回家生产，流浪于重庆并进行制造、贩卖假药的违法活动，于58年1月10日经重庆市劳教工作五人小组批准送劳动教养，62年元月解除劳教留队就业。 + +　　该犯在解除劳教留队就业后，不痛改前非，又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于1962年6月4日在灌县由该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陈彦介绍加入反革命组织“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该犯参加反革命组织后，活动十分猖獗，于去年6月6日，该犯从灌县筑路支队调往荣山煤矿途中，在青白江火车站候车时，即去发展就业人员谢永昌参加反革命组织。当该犯了解谢永昌已参加了该反革命组织后，又布置谢永昌发展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陈仲伟，谢犯调到荣山煤矿后，积极物色对象，又准备发展就业人员张仁伦、苏全东、谢兴民、唐印中等为反革命组织成员（未遂）。1962年7月19日陈犯仲伟被清放回重庆时，谢犯友树又接受了陈犯布署每月收缴该反革命组织成员陈光玉、陈昌辉、谢永昌3人“盟费”的任务。同时，向陈犯仲伟交了一张“入盟”的纪念邮票。谢犯友树的罪恶活动被我发觉后，于62年8月3日乘机畏罪潜逃至成都，被我追捕归案，扣押广元县公安局。但该犯思想极端反动，拒不坦白交待，在看守所中书写“我住在囚笼里逢佳节，燃起了我胸中愁火，为了推翻这万恶的社会，……我永远站在斗争的前哨”等反动诗词。 + +　　综上所述，谢犯友树参加反革命组织“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虽系一成员，但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当被我发觉后，又畏罪潜逃，在关押期间仍继续顽抗，书写反动诗词，情节严重，应依法逮捕法办。 + +　　 厅长　秦传厚1963年1月14日 + +　　此材料由劳改局黄先文同志带头，据黄同志谈，已由广元县院判刑8年，可附我院鉴存查。 + +　　 承办人　谭贯法63.10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9/000013.txt b/CCRD/2/5/9/00001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cadd78188c9ba67d74686a0d47fc12020fb80cd --- /dev/null +++ b/CCRD/2/5/9/000013.txt @@ -0,0 +1,11 @@ +# 永川县人民法院对杨全松的判处案犯批示表 + +　　（） + +　　 案由 反革命集团“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 案件发生时间 1962.6 姓名 杨全松 别名 - 性别 男 年龄 31 种族 汉族 职业 就业人员 文化程度 初中 籍贯 江苏省溧阳县 住址 新胜茶场，现押永川看守所 家庭人口及经济情况 - 家庭出身 富农 个人成份 学生 何时何地参加何种特务党派会门组织 - 社会关系 - 何时逮捕 - 捕后表现 在监狱中，拒绝交待，不承认是反动的，用叶子烟灰写着要李玉平交待情况告诉他等，并书写反动诗词。 主要经历 1940年至1948年读书，1949年在我军二野军大学习，1951年在西南炮校学习，1952年至1956年，先后在自愿军炮校和重炮校任参谋、教员、代理主任教员等职，1957年转业到旺苍县人民银行工作，整风中，攻击党的政策制度，划为右派，1958年4月送劳教，61年11月解除，未摘帽子，留队就业。 杨犯于1962年6月上旬，在灌县筑路支队，由陈仲伟介绍参加反革命组织“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同年6月调新胜茶场后，即与首犯周居正接上了组织关系，先后发展了就业人员张因洲、杨兴爵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因而受到周居正的赏识，于7月中旬，由周犯委任为“联络员”，传达报告。将周犯署名“张华”委派李玉平为“永生盟委会”第一分部兼第一支部书记的纸条转给李玉平。去年6月29日，该犯写信给清放回家的（巴县）陈仲伟汇报工作，取得指示。当该反革命组织被我破获，在传讯该犯，令其坦白交待时，杨犯矢口抵赖，并嚣张的说：“我没有什么错，没有反省的必要，不一定我就是反革命，政府认为我有问题，法办就是”等语。同时向该集团成员廖廉康通风报信说：“周居正被捕了……”等。10月18日被拘留永川看守所后，仍与同案犯串通情况，用烟叶包着写有“把你的情况传给我等特别联系到我的事”的字条传给李犯玉平。10月22日下午又在狱内高声喊老廖（指廖廉康），把牢底给他坐穿吧”。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该“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系反革命集团组织，于1962年7月下旬由首犯周居正（已捕押省），魏昭（已捕关省），组成，进行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地发展成员、进行活动，妄图进行反革命武装暴动，推翻我人民民主政权，先为“中国工农民主自由联盟”，62年3月改为敌“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成立所谓“中央委员会书记局”及四川、上海、成都、川东、川南、川北、川西、永生茶场等盟委会。周、魏二犯为书记总长，派委了中央委员、书记长，制定了反革命纲领，路线，三大战略，十大战术，组织原则，联络方法等。 同时在监所关押期中，公开书写反动诗编：“不畏风霜向晚欺，独开众卉已雕时，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午秋风……”。杨犯借向家属写信交出，被我查出。 + +　　 承办人意见 该犯一贯坚持反动立场，解除劳教后，竟敢加入反革命集团任联络员，积极发展反革成员，进行反革命活动，抗拒交待，并在拘留时抗拒交待，并写条与同犯串供。我的意见，应判处有期徒刑20年，立即执行。 签名盖章 李定明 1963.3.18 县政法党委意见 该犯杨全松，系坚决反革命分子，抗拒交待，并在监内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我们意见，应判处无期徒刑，立即执行。 签名盖章 高佩芝、武学文、赵子明、李春萍 1963.3.19 县委 意见 同意政法党委意见，应对该杨犯判处无期徒刑，立即执行。 签名盖章 卓红钊、赵子明、高佩芝 1963.3.19 专区政法党组意见 判处无期徒刑 签名盖章 蒲房南 陶翠勋 李仲元 1963.5.3 地委 意见 同意判处无期徒刑 签名盖章 赵次庸 1963年5.15 签名盖章 - 签名盖章 - 备注 -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9/000014.txt b/CCRD/2/5/9/00001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916b99002035b4255e6ab943153e9751501a71a --- /dev/null +++ b/CCRD/2/5/9/000014.txt @@ -0,0 +1,11 @@ +# 永川县人民法院对袁进修的判处案犯批示表 + +　　（） + +　　 案由 反革命集团“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 案件发生时间 1962.5 姓名 袁进修 别名 袁弟祥，万千 性别 男 年龄 31 种族 汉族 职业 就业人员 文化程度 高中 籍贯 四川梁平县人 住址 新胜茶场，现押永川看守所 家庭人口及经济情况 哥、嫂、弟，其父袁玉方被我镇压 家庭出身 地主 个人成份 学生 何时何地参加何种特务党派会门组织 - 社会关系 - 何时逮捕 1963.2.15 四川省公安厅 捕后表现 入狱后表现不老实，交待比较差，但事实已作了交待，不认罪服法，不承认是反动的。 主要经历 1940年读书，49年在湖北军干校中南军大湖北分校学习，52年至53年在北京温泉中学读书，54年至56年2月在太原工业学校读书，后被清洗回家，同年9月在万县师资训练班学习，57年正风运动中划为右派，58年5月收容劳教，61年12月解除劳教，摘掉右派帽子。 该犯袁进修，于1962年6月27日在新胜茶场由反革命集团首犯周居正发展为“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成员，交有纪念邮票一张，和化名万千的永久通讯地址。同年7、8两月交纳“组织费”两元给周君/居正。由于该犯竭力赞同周犯的反革命纲领、路线，因而，被周犯委派为“永生盟委保安部长”的要职，并接受周犯指示：其任务是“保卫组织的安全，经常留心了解别人对我们的反映，特别是队部工作人员对我们的注意”等等。袁犯即表示“愿意学习着做”。此后，周犯将反革命组织成员名册一本交袁犯保管。8月31日拘留周犯居正后，该犯以他的良友名义，于9月9日写信给重庆小龙坎周犯妻子曾昭英（住重庆小龙坎小学）说：“周兄于8月31日晨突然离开茶场，去向不明。据领导上说：他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的成员……”等。不仅如此，袁犯还于62年8月曾3次去大足县邮停铺找筑路支队已清放回家的劳教分子曾法宪，准备将曾发展为反革命集团成员（未遂）。更严重的是，当其反革命罪行被我掌握后，传讯中，态度极其顽抗，公开叫嚣：“是为国家打算，为人民着想而卷入浪潮的，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周居正这个集团是有理论根据的”等，反动气焰极为嚣张。 + +　　 承办人 意见 该犯自解除劳教后，62年由周犯介绍参加反革命集团后，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任永生茶场保安部长，该集团被我破获后，公开烧毁反革命罪证，情节严重，应判处有期徒刑20年，立即执行。 签名盖章 李定明 1963.3.18 县政法党委意见 该犯袁进修，系坚决反革命分子，交待一般，我们意见，应判处有期徒刑20年，立即执行。 签名盖章 高佩芝、赵子明、武学文、李春萍 1963.3.19 专反政法党组意见 同意政法党委意见，应判处有期徒刑20年，立即执行。 签名盖章 卓红钊、赵子明、高佩芝 1963.3.19 党委意见 同意判处有期徒刑20年 签名盖章 蒲芳南 陶翠勋 李仲元 1963.5.3 地委 同意判处有期徒刑20年 签名盖章 赵次庸 1963.5.15 - 签名盖章 - 备注 - -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9/000015.txt b/CCRD/2/5/9/00001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f78147ea2ee51ca8ad8f5e1d6e910b12164084e --- /dev/null +++ b/CCRD/2/5/9/000015.txt @@ -0,0 +1,13 @@ +# 灌县人民法院对付汝舟的处理批示表 + +## 送案单位：灌县人民法院　案由：反革命集团 + +　　（） + +　　 姓名 付汝舟 性别 男 年龄 38 家庭 出身 雇农 本人 成份 学生 别名 付元龙 反动 身份 联委书记长 职业 - 前科 无 籍贯 四川汉源县 住址 现押灌县看守所 家庭人口及 经济情况 - 社会关系 - 是否拘捕（注明时间） 1963年2月19日由四川省公安厅 同案人 已拘捕 - 未拘捕 - 政治历史情况 1926年读书至解放，1943年参加三青团，50年考入重庆银行工作，51年9月调市工商局工作，因犯错误开除。52年2月在西南工业部工作（私人关系介绍）发觉令其退职。53年调省建工程局工作，56年6月调省城市规划设计院任练习生，至57年12月因鸣放中攻击我党，被划为右派分子收容劳教。 主要犯罪事实（注明时间、地址及依据） 被告付汝舟在劳教中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公开咒骂“劳动教养是集中营，比蒋介石和希特勒有过之而不及，比封建王朝还要残酷……”同时又骂靠拢我政府的劳教人员是“狗子”。62年5月9日被告由反革命集团成员李玉平介绍参加“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为盟员。并担任西昌地区盟委书记长的职务，被告为壮大其反革命组织，积极宣传该反革命集团的纲领，路线，于同年7月在灌县老母孔发展了劳教分子唐永保。同时被告又由吴■■介绍参加“中国劳动者联盟”为盟员后，向该反革命集团成员蒋世恒说“组织决定，在3至5年内，要把他们政权推翻，目前决定发展组织”。该集团破获后，被告不但反抗，拒交代，且公开煽播反动言论，“劳教就是政治迫害，我之所以没有改造好，就是没有把我迫害够”。逮捕入狱后，被告又煽动说“我们是反对不发牌子的人……”又说，“坐监，坐牢我不怕，我活一天就要宣传一天，就要和他们斗争一天，我死了还有我的兄弟和他们斗争，共产党就是法西斯手段……”竟又诬蔑我法庭，“判刑没依据，不民主……”。被告在我庭审理中，仍不老实交代其反革命活动事实。 综上所述，被告确系一贯坚持反动立场的反革命骨干分子，实属反动至极。 + +　　 承办人 意见 批准判处有期徒刑20年 签名盖章 邱玉棋 63.5.20 县法院审查意见 审判委员会研究意见，判处徒刑20年 签名盖章 殷福纯 63.5.22 县政法党组 判处徒刑无期 签名盖章 63.5.22 县委 判处无期徒刑 签名盖章 刘nn 63.5.24 中级法院审查意见 - 签名盖章 - 专区政法党组 - 签名盖章 - 地委 - 签名盖章 - 省委 - 签名盖章 - 备考 -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9/000016.txt b/CCRD/2/5/9/00001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a6a48c6d33aac44a9ff762a59ef823f42928874 --- /dev/null +++ b/CCRD/2/5/9/000016.txt @@ -0,0 +1,91 @@ +#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对杨应森的起诉书 + +　　被告杨应森，男，33岁，家庭富农，个人右派分子，高中文化，四川岳池县人。1944年至1946年8月，在伪航空特务旅、伪军校当勤务兵，后返乡读书，1947年参加三青团。1950年9月参加我人民解放军，历任文书、军事助教。1953年实弹射击中，因违犯靶场纪律，险出事故，受到行政通令警告处分，1957年因恶毒攻击我党，咒骂我领袖，叫嚣：“若有一天把我押赴刑场，我要沿途高喊打倒共产党，打倒XXX……”等，被划为右派分子，剥夺其准尉军衔，开除军笈；1958年送劳动教养。在劳教期间，又因抗拒改造。打击改造积极分子，受记过处分。63年2月18日因反革命罪被我依法逮捕经四川省公安厅预审终结移送我院，经审查被告犯有下列罪行： + +　　一、被告杨应森在劳教期间，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1961年入夏以来，纠合劳教右派分子任世同、张无痴、周茂岐、罗铁夫、范通才等人经常聚会，制造谣言，妄想反革命复辟，1961年10月，积极策划劳教右派分子张先痴、周茂岐逃往北京，投奔南斯拉夫大使馆，叛国投敌；同时勾结劳教分子白福里、郑均盛等人，企图逃往旺苍县的南山搞所谓“农民运动”，同年11月，与范通才勾结以帮助当地农民种自留地、担水、砍柴等手段骗得群众的信任，阴谋煽起群众对我不满，组织复员军人武装暴动；1962年2月，获悉劳教分子朱世臣的姨娘在香港的通讯地址，企图和海外敌特挂钩，同年5月还竭力支持罗铁夫、张先痴伺机逃往西藏、印度搞反革命武装等活动。 + +　　二、1962年5月经首犯周居正介绍参加“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后，大肆在成员中宣扬首犯的反动主张，积极向首犯出谋献策，修改反革命纪律，伙同策划反革命活动，并亲自发展劳教右派分子王景、姚凤起、农民汤从田、魏兴志，粮食保管员郭福良等十余人为反革命集团成员。由于被告积极从事反革命活动，深受首犯周居正的赏识、信任、被委任为“川北区盟委书记长”反动要职。同年7月，以被告为首，纠合成员王景、姚凤起等人在灌县筑路支队成立了反革命“核心小组”。委任王景负责财经，姚凤起负责保卫，被告自负组织、宣传反革命活动。同时提出：“乘清放劳教人员之机，大力发展成员，以分散活动，要在3－5年内建立一支有组织、有纪律、有战斗力的革命队伍”，妄图推翻我党。被告以“狂涛”为笔名，先后编写有“为了自由”“致勇士”，“疯狗咬人”，“送君”和“战斗进行曲”，并指使成员王景、陈民国写有“战歌”，“儿歌”，“为了这，来找你”等反革命诗歌，指使姚凤起大量缮写，散发给成员，进行所谓“自我教育”，鼓午反革命士气。与此同时，被告又亲手草拟了长达3000余字的署名为75岁老人的“告白、蒋队长”匿名恐吓信一封。恶毒攻击我党的方针、政策是：“惨无人道”，“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诬蔑咒骂我国家工作人员是：“残害人民的帮凶”，是“共匪”，“野兽”，“反动派”，叫嚣要“打倒反动派”等。 + +　　1962年7月中旬，被告闻讯龙溪大山有空降国民党的特务消息后，随即指派成员陈民国进山寻找，图谋挂钩联系，终因无寻着空投特务，使其阴谋未能得逞。但被告反革命野心不死，一方面积极唆使成员王景、姚凤起乘我工地搬迁之机，偷窃物资，破坏烧毁档案文件（未遂），另方面又积极与成员王、姚两犯共谋暗杀我筑路支队中队长蒋白合同志，进而夺得武器，控制劳教人员、煽起民兵叛乱，最后上山打游击，同时又指派成员王景、姚凤起积极与“中国劳动者联盟”反革命集团的首犯蒋世恒（劳教分子）挂钩，以扩展反革命实力。 + +　　三、被告在成员中大肆造谣煽动说：“共产党专横武断，监狱成倍增加，城市、农村到处都是监狱”，“目前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都埋藏着一颗定时炸弹，只要有人登高一呼，肯定会有无数人揭竿而起”，“盟中央在党内有实力，解放军内部有我们的人，公安部门、机要部门、政府、文教各处都有我们的人，有朝一日，上级令下，上面来个政变，下面来个遍地开花……”，“我们好比是屠宰场里的牛羊，任你怎样啼哭，怎样哀号，但屠夫的刀还会放到你的脖子上”，“共产党也会关我们，杀我们，但他是关不完，杀不尽的！”等等。 + +　　四、被告在被审讯期间，一直抗拒狡辩，拒不认罪，公开在人犯中宣传其“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的反革命纲领和政治主张，并大肆进行造谣破坏，煽动犯人说：“我一人作事一人当，什么立功赎罪，不过是他们到处挖线索来振人罢了”，“他们是残酷无情的，不要对共产党抱有任何幻想！”“什么坦白，我把团体交待了之后，现在又如何呢？只是给我加上了手铐、脚镣，手铐脚镣是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文明产物”，“我死不甘心……”并多次恶毒咒骂我领袖等等。 + +　　综上所述，被告杨应森实属死心踏地，誓以人民为敌罪大恶极，不堪改造的反革命分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第四条、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及第十一条之规定，特向你院提起公诉，请依法予以严惩。 + +　　此致 + +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 +　　 检察员岳鸿杰1963年7月12日 + +　　附：1、被告杨应森现押四川省看守所； + +　　2、随案移送被告杨应森的预审卷宗共5册。 + +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1963年法刑一字第1号） + +　　（公诉人：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岳鸿杰。） + +　　（被告：杨应森，男，33岁，汉族，四川省岳池县人，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分学生，高中文化，扑前在四川省筑路支队劳动教养。） + +　　（杨犯应森，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一案，本院于1963年11月2日，由审判员王殿理担任审判长和人民陪审员黄先文、刘永福组成审判庭，书记员彭正担任记录，依法进行了公开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查明：） + +　　（杨犯应森，出身于富农家庭，解放前当过伪兵，解放后混入我人民解放军，1953年因违犯纪律，受过警告处分，对我不满。1957年整风运动中，恶毒攻击我党，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军籍，送四川省筑路支队劳动教养。改造中，坚持反动立场，曾与右派分子张先痴等勾结，策划逃跑，企图和海外敌特挂勾，阴谋进行反革命活动。1962年5月，加入周犯居正组织的反革命集团，任匪“川北区盟委书记长”，积极参与周犯草拟反革命纲领的活动；同年6月，周犯居正调走后，杨犯即为首成立“核心小组”，发展成员，委任组织、宣传、保卫、财经等骨干分子；亲手书写反动诗歌和恐吓信，恶毒诬蔑我党方针政策。同时，指使成员寻找特务组织，积极与另一反革命集团勾结，扩大反革命实力，密谋偷盗工地物资，烧毁公文，杀害我中队长，夺取武器，进行暴动，妄图推翻我人民民主政权。逮扑入狱后，拒不坦白，公开在人犯中进行宣传反革命纲领等破坏活动。） + +　　（本院认为：杨犯反共反人民的罪行，经人民政府从宽处理后，毫无悔悟，胆敢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杀害干部，夺枪暴动入狱后，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实属罪大恶极，不堪改造，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必须从严惩处。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的规定，判处杨犯应森死刑，立即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 +　　（如不服本判决，应在收到判决书的次日起5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和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 +　　（1963年11月2日） + +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 +　　（审判员 王殿理） + +　　（人民陪审员 黄先文） + +　　（人民陪审员 刘永福） + +　　（1963年11月4日） + +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 +　　（书记员 彭正）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1963年度刑二字第20号（乙）） + +　　（上诉人（即被告人）杨应森，男，33岁，汉族，家庭富农，本人学生，四川省岳池县人，解放前充当伪兵，捕前在四川省筑路支队劳动教养。） + +　　（上诉人杨应森为反革命集团一案，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1963年1月2日，以（63）法刑一字第1号第一审刑事判决判处死刑，上诉人不服，向我院提起上诉，请求从宽处理。本院于1963年11月23日，由审判员甘学标担任审判长，和审判员赵于涛、代理审判员张敏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 + +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杨应森，在混入人民解放军后，因违犯军纪，受过警告处分不满；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军籍，在送劳动教养中，不思改造，仍坚持反动立场，继续与人民为敌。1961年10月间，与右派分子张先痴等勾结，策划逃跑，企图和海外敌特挂勾。1962年5月，又参与周犯居正组织的反革命集团，任匪“川北区盟委书记长”职务，积极参与周犯草拟反革命纲领活动；同年6月，周犯居正调走后，上诉人又为首成立“核心小组”，继续进行发展成员等活动；亲手书写反动诗歌和恐吓信，恶毒诬蔑党的方针政策；同时，指使其成员积极与另一反革命集团勾结，以扩大反革命实力，密谋偷盗工地物资，烧毁公文，杀害我中队长，夺取武器，进行暴动，妄图推翻人民民主政权。被捕后，拒不坦白，还公开在犯人中进行宣传反革命纲领等破坏活动。） + +　　（上诉人上述罪恶，业经查证确实，上诉人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也无意见，应予认定。据此，本院认为：上诉人一贯反动，在劳动教养中，不接受改造，又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杀害干部，夺枪暴动；被捕后，拒不坦白，还继续在犯人中进行反革命活动，实罪行严重，而又不堪改造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必须从严惩处。上诉人要求“再给最后一次恩宽”是毫无理由的。据此，特判决如下：） + +　　（原判反革命犯杨应森死刑正确，应予维持；驳回上诉。） + +　　（1963年12月23日）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 +　　（审判长 甘学标） + +　　（审判员 赵于涛） + +　　（代理审判员 张敏） + +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 +　　（1963年 月 日） + +　　（书记员 王永成）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9/000017.txt b/CCRD/2/5/9/00001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feb1b4856380059b390bc1ecab17e1cd8b6b4bb --- /dev/null +++ b/CCRD/2/5/9/000017.txt @@ -0,0 +1,21 @@ +#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对周居正的起诉书 + +　　被告，周居正，化名张华，笔名未来，男，现年38岁，汉族，家庭中农，个人反革命，高中文化程度，四川省合川县人。（大哥周镛，二哥周敬之均係反革命判刑劳改）1943年在武胜中学读书时，参加三青团任分队长，发展成员2名，接受过“监视异党活动”的任务，并带头参加青年军，煽惑青年“有功”，被提升为中队长，同时参加了国民党。1946年被告著书“活源”一文中，竭力为蒋匪的反动统治诏媚献策。1947年参加反动组织“光复会”和青邦，勾结军统特务陈建若组织反动的“中国青年革新学会”自任主席兼联络部长。重庆解放后，伪造历史冒充地下党员，混入重庆市人事局、教育局、中共中央第七党校工作。利用职权介绍反革命分子周若尧（已镇压）等7人，钻进国家机关伺机活动。1957年借整风之机，向我党猖狂进攻。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1958年4月强制劳动教养。因主谋组织反革命集团，于1963年2月18日依法逮捕，经省公安厅预审终结，移送我院，经审查被告周居正犯有下列罪行，其事实如下： + +　　被告周居正投入劳教后，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敌视社会主义制度，1961年7月与劳教分子彭恢荣共同策划成立了反革命组织“中华工农民主联盟”后，为了掩盖其反动阶级复辟的本质，更能迷惑人心，达到推翻人民民主政权，建立反动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于1962年3月将反革命集团名称改为“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设有“中央委员会、书记局、组织、宣传、保安三部”和“省、专、县盟委书记长”等反革命组织机构，自任书记总长，委任魏昭担任“书记局书记”和彭恢荣、陈仲伟等7人为“中央委员”。还委任陈玉平、杨应森等15人为上海重庆、成都、四川以及川东、川南、川北、川西、西昌、壁山、荣县等地区“盟委书记长、书记。”同年6月在新胜茶厂设立了直属“中央”的“永胜茶场盟委会”，设有组织、宣传、保安3部和4个分部8个支部，自兼任总负责人，并委任了各分、支部书记。与骨干魏昭、彭恢荣等先后数次密谋，由被告亲手草拟了“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极为反动的民主社会主义纲领、路线、方针、原则及活动的手法。在其纲领中，大肆叫嚣要“推翻共产党的统治”，建立所谓“以知识分子为核心”，“六权分立”，“议会总统制”，“一切党派退出军队”的国家。同时主张实行“私有经济自由化、土地归农民个人所有，工厂归工人所有”等反动的政治经济制度。并企图建立反革命根据地，举行“武装叛乱”，制定了军事上攻城陷阵的三大战略十大战术”。大肆发展反革命成员，该集团共有成员68人，其中被告亲自发展陈仲伟等15名，妄图“在3至5年内成为一支有组织、有纪律、又有战斗力的队伍”，并规定“入盟”必须缴纳已用过邮票一张，背面注写永久通讯地址，按月缴纳“组织费”，只准发生直接的联系，不准横的联系，接头的暗语是“新”字开头，6月6日落尾，以及“保守秘密，服从组织，决不叛变”等三大纪律。1962年3至5月，被告先后向骨干分子冉茂涵、熊绍武（62年5月解除劳教）布置在川东、贵州、湖南、湖北交界处开展“农民运动”，建立游击根据地，组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同年8月又写信指使骨干陈仲伟等人在重庆成立“盟委地下贸易委员会”以投机倒把，破坏国家经济的手段，牟取暴利，筹集反革命活动经费。被告在劳教人员中，大肆诬蔑煽动：“社会主义制度没有给劳教分子起码的民主自由”“不仅要统治人的肉体，而且要统治人的灵魂”，恶毒咒骂人民领袖是“混世魔王”“无产阶级专政是流氓专政，是中国历史上最残暴、最蛮横、最凶恶、最专制的社会，人民公社化更使农民失去了土地自由，成为奴隶”等。并且，还对我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国内外形势等进行了一系列的造谣和诬蔑，广泛传播，企图借此坚定反革命成员的反动意志，以达到所谓的“挺身而出，打垮共产党的专制极权统治，建立民主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反革命目的。 + +　　综上所述，被告在解放前为强化蒋匪帮的血腥统治，出版反动书籍，积极诏媚献策，解放后隐瞒其反革命罪行，伪造历史混入革命队伍后，一贯进行反革命活动，劳教期间主谋组织反革命集团，亲自草拟反革命纲领和行动计划，大肆造谣煽动和发展反革命成员，阴谋组织武装暴乱，妄想推翻我人民民主政权，实属罪大恶极的坚决反革命分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5条、第10条、第13条之规定，特向你院提起公诉，请依法严惩。 + +　　此致 + +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 +　　 检察员 岳鸿杰1963年7月13日 + +　　附：1、被告周居正现押四川省公安厅看守所； + +　　2、被告人卷宗材料4卷。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9/000018.txt b/CCRD/2/5/9/00001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eaaa04da7a187f6cf6cdc6964ca717d3f752fdb --- /dev/null +++ b/CCRD/2/5/9/000018.txt @@ -0,0 +1,147 @@ +# 几个反革命分子的内心世界 + +## 一个右派分子的两则日记 + +　　今年二月，武汉市人民银行汉阳办事处在检查卫生时，发现了右派分子李志聪（已摘帽子）的几篇日记。兹摘录其中的两篇如下： + +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我绝不向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者投降，我要沉默地抗议到底。在他们既定了的路线下，再永不做那为党牺牲的一切美梦了。在宗派主义和唯成分论者的统治下，任何幻想都是白费的……。” + +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不畏强权，不屈服于强权，不阿谀强者，这是我过去的指导思想，也是将来的指导思想，我不迷信任何人，也不把权威当作图腾膜拜。但是为了自己要去争取的生活，有时不得不考虑方式，作战略上的退却，正象C所说的，将拳头收回来是为了打出去更有力。” + +## 一个反革命的“汇报”材料 + +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三年四月，武汉市江汉分局大夹街派出所，接连收到了反革命分子王道义的几份“汇报”材料。这个反革命分子以写汇报材料为名，猖狂地向我进攻。但是管段民警却没有看出来，还认为他表现“不错”。下面录其两段： + +　　（“最近我出来向监改小组报告，想法是：处分就处分，这种日子没有什么过头，我在着急的时候，只是在关心各方面演变的趋势，是否适合我的理想。”） + +　　“生活在困难中……要活着就要做事，不做事就不要活着，我虽不致于死，但也不存在逃避死，我想只要我不死，总有一天我是可以为人的。” + +## 反动分子刘圣时的四首诗 + +　　（反动分子刘圣时写了一本反动诗集，录其四首如后：） + +　　一、送石岚风回潜江。 + +　　一自丁酉狂飚后， + +　　相知零落有几人。 + +　　永生长存勾践恨， + +　　壮逝堪掉专诸魂。 + +　　万里江山凭指点， + +　　八千风云任酌斟。 + +　　天下蛟鸷看颜色， + +　　敢以太阿分天庭。 + +　　（编者注：这个反动分子，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时，因恶毒地攻击我党，曾受过批判。这首诗头两句的意思是：自一九五七年（丁酉年）那次狂风暴雨般的斗争以后，自己就感到很孤单寂寞，但是他并不甘心，所以第三、四两句就说：要象勾践那样永远记住仇恨，要学习刺杀吴王僚的专诸，一有机会就进行暗杀、破坏活动。最后四句的意思大概是：要扩大反革命活动，以便时机到来时用“太阿”这样的宝剑劈开“天庭”，即实现反革命复辟。） + +　　二、寄王光容一首。 + +　　愁风愁雨愁满城， + +　　惨雾暮云秋更深。 + +　　千百片舌论时局， + +　　一二春秋定浮沉。 + +　　尚晋清谈非甘愿， + +　　崇汉博锥有忌心。 + +　　留得醉活录后世， + +　　敢把热血洒典坟。 + +　　（编者注：这首诗的意思是：他很苦闷。许多人都在谈论局势，大概一、两年以后就可以见分晓了。他现在只是象魏晋南北朝时的士大夫一样地“清谈”，其实并非心甘情愿。他实在是想学刺杀秦始皇的张良，干一下反革命的暗杀活动，可是又害怕。所以只是作点诗，以便反革命复辟以后，得以流传后世。） + +　　三、招魂。 + +　　一麻榆槐林立的小岛， + +　　方是我们充满想象的乐园。 + +　　这小岛是大陆的前线， + +　　故乡、亲人住在大陆里， + +　　对这些侨居海外的游子， + +　　早已频频问讯，繁繁地致着信息。 + +　　……好容易粉碎了那魔鬼的羁绊， + +　　带领了思乡的人们远走， + +　　只要顺风的狂飚，倾刻归来， + +　　这家园的院楼。 + +　　归来吧！海国的游魂， + +　　归来吧！孤岛的幽灵， + +　　这里的第一坯土 + +　　都渗透着汗浇血淋……。 + +　　四、洗劫。 + +　　上帝降临了遍地疮痍的人间， + +　　咀里嗫诺着天经的谒语： + +　　“我的宇下的儿女们！ + +　　罪恶已经深深地插入了你们的心灵， + +　　……天国已没有你们卑劣的席位， + +　　你们的善、恶、勇、智都是虚伪的定义。 + +　　……病人膏盲无法可治， + +　　……等待毁灭……。 + +　　乌云已待命从四方笼罩， + +　　狂风已鼓起饱满的口袋， + +　　骤雨将倾出复盆的浊流， + +　　大地已裂开漆黑的大口， + +　　天崩地裂，山倾海催， + +　　……污秽、黑暗、腐朽、丑恶已布满地域， + +　　……我们要在那疯狂的淫乐中审讯， + +　　审讯那些无神论者，那些自以为是、以人定胜天的 + +　　谎言作幌的骗子， + +　　我们将亲见“你”们在无可挽的浩劫中， + +　　先失去头颅，先让你们亲见自己的亲人，妻女悲痛， + +　　供人玩弄， + +　　把邪恶集于一身，报复惩罚一身……。 + +## 二个五类分子的阴谋 + +　　武汉市第二砖瓦厂右派分子李世英（已摘帽）五月二十八日对另一个未摘帽子的右派分子熊茂辉说：“你的性格要放好一点，为了保存自己，有事就不要放在表面上。要接受改造，积极老实，内心不投降。不这样是不成的，刀把子掌握在他们手上。我就是如此，虽摘了帽子，并没有心服，内心没有投降。” + +　　武汉市江汉区兴叶里反革命分子彭世明，今年三月对一个投机倒把分子刘德珊说：“一个人心要毒些，无毒不成丈夫，没有毒气那是一个人！”又说：“如果反了面，老子一刀一个，杀得共产党一个不留！我叔父（反革命，已镇压）是一个英雄，我要向他学习！” + +　　（摘自武汉市公安局“情况简报”第六十三期） + +　　· 来源： + +　　湖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9/000019.txt b/CCRD/2/5/9/00001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4d8c3d586430b7d775cca7715238fd7d4447706 --- /dev/null +++ b/CCRD/2/5/9/000019.txt @@ -0,0 +1,39 @@ +# 新生反革命分子刘云升 + +　　刘云升，男，二十岁，父亲是伪高级职员，解放后在沙市福利院搞保管员，三反运动中因贪污被斗，一九五三年病死。外祖父施道辉当过伪省主席。母亲曾经随外祖父去过日本，解放后为石首某领导干部当保姆。 + +　　刘云升一九六零年高中毕业后，在北京气体分析仪器厂当学徒，因不满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曾经偷跑到广州，企图越境叛国未遂。一九六一年退职到他母亲处，因他母亲为领导同志作保姆的关系，被安排在石首机械厂工作，一九六一年九月又参加石首城关棉花采购站工作，不久贪污一百元，受到批判。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刘云升拐款五千元潜逃，先后经过沙市、重庆、北京、沈阳、武汉、上海等大城市，到广州、兰州、乌鲁木齐、塔城、哈尔滨等地，企图偷越国境叛国未遂。一九六三年三月七日被武汉市硚口公安局拘留归案。 + +　　他在偷越国境前，曾经给他的恋爱对象写了一封“万字信”，发泄他对新社会的刻骨仇恨和反革命幻想，下面是“万字信”的摘要： + +　　爸爸的死，使当时十二岁的我决心为他报仇，这也是爸爸在那些病危的日子里谆谆遗嘱我的。 + +　　北京临近解放时，舅舅（指施肇和）跑了，临走时他还要带我去，妈妈没答应。 + +　　可以肯定地说，我的童年是在优裕年代度过的。而且是在童年时代，舅舅施肇和的为人就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我，成为象我舅舅那样的人早已根深蒂固了。 + +　　我的理想是参加政治活动，作政治工作，象我的爷爷（外祖父）施道辉那样。我立志要消灭这社会……。 + +　　我决不能走软弱无能的道路，为了妈妈，我要去战斗，报仇雪恨。 + +　　（我的日子还没有到来，但是对于有未来时代的人们说来，安心期待不算损失。） + +　　我相信这一切都在不远的时候，最多十年时间内（是会）根据改变的。 + +　　我相信在伯妈七十整寿的那一年，我们会热热闹闹地度过那一年的，不是在石首，而是在湖北全省，甚至在全中华大帝国内。 + +　　四月中旬的一天就到了广州，我企图再到深圳，但是买票要边境护照和华侨出入境证，所以被阻不能再走。 + +　　第二次去乌鲁木齐，一直到中苏边境的塔城，这个地区由不设防变成设防的地镇了。 + +　　第二次又返回北京，只在这个时候，他们（注：反革命伙伴）才去告诉我，一切都很顺利，你可以无阻的经广州走了。 + +　　我即将离大陆去澳门。 + +　　（荆州地委“五反简报”） + +　　来源：中共湖北省委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领导小组《五反简报》1963年第36期。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9/000020.txt b/CCRD/2/5/9/00002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0bec1960cde25e4fc6e3441136ef2d2d9025ff6 --- /dev/null +++ b/CCRD/2/5/9/000020.txt @@ -0,0 +1,17 @@ +# 沈阳少数大学生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 +　　本刊讯 据辽宁省公安厅最近在东北工学院、辽宁大学、沈阳农学院、沈阳医学院等几所大学的了解，部分学生追求吃喝玩乐，个别的甚至发展到腐化堕落的地步。 + +　　吃喝玩乐，放荡不羁。近一、二年来，不少学生为了吃喝享受，不惜占用公款和变卖衣物。东北工学院铜冶系63年级贫农出身的学生任修仲，在去年暑假外出实习的一个月里，竟动用公款一百三十多元吃喝挥霍。采矿系64年级学生余成祥进大学三年多，吃喝挥霍了一千一百多元，不仅把亲属资助他的学费全部花光，还卖掉了自己的被套、衣服，最后竟把一部《毛泽东选集》也卖了钱去吃喝。还有不少学生养成了吸烟的癖习，他们把吸烟说成是“一种享受的文明”，有的学生躺在宿舍里用行李堆成的“沙发”上喷着烟圈，怡然自得地说：“太高级啦！” + +　　讲阔比美，追求低级趣味，乱搞两性关系。学生中追求穿戴打扮时髦的风气盛行。不论男生、女生、富裕的、不富裕的，都争向“高标准”看齐。东北工学院采矿系64年级女学生张素兰，父母已故，领着三个弟弟渡日，生活比较困难，当她同本班的一个经济富裕的男同学订婚后，就做了二十多件衣服，一天一换，烫了发，扎上了“孔雀式”发结，穿上高跟鞋，大家称她为“资本家子弟”、“小姐”。东北工学院、辽宁大学、沈阳医学院等院校，不少学生非常欣赏香港影片。有的看了香港电影后，在宿舍里学跳摇摆舞。不少学生还专心致志地寻求低级趣味，争看《恋爱尺牍》《性的知识》等书刊，有的在厕所里猥亵女同学照片，以发泄情欲。有的大学生急于谈恋爱结婚。辽宁大学历史系63年级的一百一十七名学生，1958年入学时，只有十五名调干生已婚，到目前，又有四十一人结了婚，有四十人有了恋爱对象。有的还公开说：“不仅要有一个贤妻，还要有一个情妇，才算幸福。”有的同时与几个人搞多角恋爱，已婚的又和别人乱搞两性关系，并厚颜无耻地称之为“结交肉体战友”。 + +　　追求名利，招摇撞骗。辽宁大学部分学生的“一本书”主义思想很严重。中文系63年级学生王浩，拉同学解生发等三人去安东，冒充“辽大创作组”、“辽大评论组”和“沈阳电影公司”作者的身份，骗得安东市委宣传部和市文联的介绍，去安东市立医院、市电业局采访，受到这两个单位领导人的优厚照顾。他又以搞“影评”的名义，欺骗电台领导，在广播电台上作了录音讲话，赚得一笔稿费。 + +　　图安逸享受，不愿到艰苦地区工作。沈阳农学院有不少学生，在对待毕业分配上，流传着“省内怕朝阳，外省怕边疆”的论调。园艺系学生刘永福，夜里做梦被分配到新疆工作，惊恐醒来，还心有余悸，不相信是做梦，便下地到处乱摸，直到把别的同学碰醒发问后，他才相信自己仍在宿舍里。人家问他为啥怕到这种程度，他说：我一怕生活苦，二怕工作难，三怕夫妻关系断，四怕一去不回还。 + +　　来源：1963年8月23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9/000021.txt b/CCRD/2/5/9/00002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4caf587223d6ff83b7aafd398cc725dfa5063ec --- /dev/null +++ b/CCRD/2/5/9/000021.txt @@ -0,0 +1,39 @@ +# “X” 反动集团 + +　　<中央公安部> + +　　“X”反动集团是由反革命分子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和孙经武(军队后勤部门某部负责人的儿子)等组织起来的。参加的还有郭世英和叶蓉青。他们原是北京一○一中学的同学，后来分别升入北京大学、北京第二医学院、北京师范学院。一九六一年底以来，他们就经常聚会、通信、传阅反动书籍、偷听反动广播、交流反动观点。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二日，他们共同研究决定，秘密办一个“X”杂志，从此“X”集团就形成了。一九六三年五月“X”集团被查获后，他们交代：组织“X”集团是为了“要求精神开放”，“要求自由”，“发泄不满，扩大影响”，“追求绝对真理”。孙经武还说，X是俄文“赫鲁晓夫”的第一个字母。他们为了扩大反动组织，还拉拢过十九名落后青年，其中有高级干部的子女六名，一般干部子女六名，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三名，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子女四名。 + +　　这个反动小集团进行了下面这些活动： + +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他们在张鹤慈家里共同研究，向缅甸或香港逃跑，确定在暑假期间行动。五月七日，又第二次密谋逃跑，确定先到杭州，然后同去广东，伺机逃往香港。孙经武曾表示，“出国是为了推翻共产党”。 + +　　“X”杂志创立前后，他们写了很多反动文章和书信。据已经查到的就有文章二十五篇，信件九十四封，内容十分反动。主要是： + +　　反对共产党。张鹤慈说：中国共产党“是时代的阻碍”。孙经武说：“中国共产党的江山也不是铁打的，它既然是建立在骗局上，骗局揭穿，就会结束这一切”。 + +　　反对社会主义。张鹤慈说：“社会主义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法西斯本质一样”。孙经武说：“中国言论、出版不自由，看书、听广播都不自由”。郭世英说：“我们的理想从来没有符合过现实……我只能向社会大叫，你们看看，这是你们的产物”。 + +　　攻击三面红旗和党的政策。张鹤慈说：思想改造是“对有思想、有性格的青年的压抑”。孙经武说：“大跃进与人性要求绝然违背，充满了野蛮的悲剧”。又说：“中国共产党在国际问题上表现了十分冥顽不化”。 + +　　反对马列主义，赞扬修正主义。张鹤慈说：“马列主义已经过时了，辩证法是胡说八道”；“战争是两支军队、两个国家的集体自杀”。孙经武说：“对于马列主义我已找到了一切反对的理由，修正它甚至推翻它，不仅在理论上有可能，甚至是新时代的历史要求”；“中国只有两个出路，或者被消灭，或者走赫鲁晓夫的道路”。 + +　　说父母的革命信仰不能当“传家宝”。孙经武在写的文章中，对自己的父母极尽丑化和卑视，咒骂他的父亲是：“植物性的生命”，“头脑是一个虚伪的实体”，“理想只是两三个空洞的教条”，说父母的信仰没有分毫价值，不能当作“传家宝”。 + +　　张鹤慈从小受张东荪、和他父亲张宗炳这两个美国间谍的教育影响很深。张东荪经常教育他：“看什么问题都要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上”；“什么主义都应该看看，马列主义太肤浅，和别的主义比起来，象水和酒一样，什么味道也没有了”；“现代西方的学术流派大有道理”等等。还给他讲述“人民资本主义”和“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等反动哲学。张鹤慈读了许多唯心主义哲学、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其它反动书刊。他认为中国“贫穷、落后”，什么都不好，西方“文明、自由”，什么都好，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都是“政治宣传”。 + +　　孙经武在一九五九年和张接近以后，思想就逐渐反动。张鹤慈曾经对这个集团的成员散布了许多反动的思想观点。 + +　　张鹤慈首先向他们推荐的是十九世纪的西方古典小说，他们被里面的“个人英雄主义、个人抱负、人性论”所“深深地打动”。随后，张又向他们介绍实用主义、实证主义哲学和《通向奴役的道路》、《资本家宣言》等反动书籍，使他们认为“人是利己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不过是利己主义的两种形式”。他们还在一起看了一些修正主义的书刊，如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爱伦堡文集》、《山外青山天外天》等。 + +　　张、孙经常收听美国、台湾和修正主义的广播，并向郭、叶等传播。他们认为共产党的广播、报刊是“灌输信仰”的“政治宣传”，不合他们的口胃，反动广播特别是“美国之音”“报导客观”，跟他们的观点一致；美国人“百分之八十有汽车，百分之四十有电冰箱”，美国经济在发展，证明“帝国主义制度是进步的”；美国大学生可以和主要官员辩论政治问题，说明美国有“民主、自由”；美国有各种艺术流派，是“学术自由，重视天才”。 + +　　孙经武交代，他从小的生活条件就很好，要什么家里给什么，在中学手表就换过几次。在部队当兵锻炼不到一年，家里去看过几次，有时还带着高级点心、糖果。他从小就有浓厚的优越感，总想作个大人物。 + +　　对这个反动集团的成员，现在已经分别作了处理。张鹤慈、孙经武二人已被送去劳动教养。 + +　　来源：《干部子弟蜕化变质九例》,中央公安部编，1963年9月，绝密文件。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9/000022.txt b/CCRD/2/5/9/00002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a368c8ad2a4beceef92a1890a2baa95057700ed --- /dev/null +++ b/CCRD/2/5/9/000022.txt @@ -0,0 +1,15 @@ +# 写信同敌台挂钩的陈东平 + +　　<中央公安部> + +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公安机关查获了一封用化名“CTP”同曼谷美蒋特务机关进行联络的信件。写信人说，他“痛恨共党铁幕内的苦闷生活，向往美好繁荣的自由世界。”要敌人给他一个编号，他“要为国军的反攻大业贡献一点力量”，并与特务电台约定联系的日期。 + +　　写这封信的人，经查明是陈东平，是某军区负责人的儿子，现年二十二岁，共青团员，原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生。 + +　　陈东平从小学到高中，都是住的干部子弟学校或领导机关办的实验学校，从小就有高级干部子弟“自来红”的优越感，学习一贯不用功，认为“学好学坏不要紧，前途不用担忧”。在大学读书二年中，每个学期都有几门功课不及格。他对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很感兴趣，在初中读书时就开始从黄色书刊中寻找色情的刺激。在高中三年级时，他在招待所内独住一间房子，就与一个女同学发生过肉体关系。进了大学，也经常说下流话，偷看资本主义国家杂志上的半裸体女人的照片，甚至剪下来带走。 + +　　他在学校领导与父母面前采取了两面手法，表面上装得老实。所以，他家里和学校对他的情况虽然有些察觉，也往往采取了原谅的态度，对他违反道德和纪律的行为，未认真追究处理。 + +　　一九六二年八月到一九六三年二月，他在休学养病的半年中，收听过“台湾之莺”、“美国之音”等敌台广播，看了《甜甜蜜蜜》、《裸体的天堂》等不少参考影片，看了《香港时报》，还到内部书店翻阅了黄色画报和黄色小说。他说：“思想上可以是无产阶级的，生活上可以是资产阶级的”，“让别人去用战争消灭战争吧，我这一生最好还是能和平的过去”，“趁资本主义还没有灭亡，过一过他们的生活”。他终于写了这封化名信，走上了反革命道路。现在他已被开除学籍和团籍，送去劳动教养。 + +　　来源：《干部子弟蜕化变质九例》,中央公安部编，1963年9月，绝密文件。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9/000023.txt b/CCRD/2/5/9/00002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0fcdf07f1064cfc95ddaeb07a914249465bd9f --- /dev/null +++ b/CCRD/2/5/9/000023.txt @@ -0,0 +1,19 @@ +# 阶级敌人至死不忘对人民报复 + +　　（[据河北省委宣传部“阶级动向”、广西党委宣传部“宣教通讯”、华北局办公厅“华北简报”、福建日报“参考资料”综编]） + +　　本刊讯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揭露的材料表明，地主、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对人民怀着刻骨的仇恨，他们反动的阶级立场至死不变。下面的事实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 +　　阶级敌人每时每刻都在幻想“变天”。福建连江县鳌江公社财桥大队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揭发了反动地主许义松匿藏的“变天账”。在许义松的密室内，发现有他亲笔画的已被没收的土地图五张，租账、借贷账六本，地契九十八张，借债单据三十张。他还存有反动身份证四张，伪乡镇公所公文七件，伪捐税单据六百十二张，伪交粮证九张，伪金元券九种四十二张。河北晋县东寺大队富农分子张大丑，在去年蒋匪叫嚷要反攻大陆的时候，领着儿子到地里认过去被斗分掉的土地，嘱咐儿子：“这是咱的地，你要记住！”河北雄县东狄头村地主张德新，病危时还挣扎着从炕上爬起来，领儿子去认过去被斗时分走的地和房子。 + +　　地、富、反革命分子至死不忘他们对人民的阶级仇恨。河北卢龙县庙岭头村地主赵连，临死前拿出一本“变天账”，告诉子女说，“这本账我藏了多年啦！你们要记着跟他们（土改积极分子）算账。”河北新城西务大队地主高继泉临死时对三个儿子说：“要记住，我死后你们要给我报仇，先杀张玉春（副支书），后杀高福生（会计），分了咱们地的那些穷小子，也不能轻饶他们！”河北卢龙县富农分子董国明，临死前要儿子把分给贫农的房子烧掉，还要儿子去把土改时贫农团主任于福增拴起来，跟他到阎王殿去算账。 + +　　有的地、富、反革命分子用各种办法教育自己的子孙，让他们永远记住共产党的仇。河北大名县东馆公社一地主老婆，常常问自己两个孩子“是谁把你爹杀死的？”记住的就给饺子吃，记不住的 就让吃黑窝窝头。天津市五十七中学生王惠灵，父亲是国民党特务，被镇压。她的祖母、母亲每逢初一、十五和节日，就让她和她弟弟一起在父亲灵牌前叩头上香，并对他们说：“你们一辈子也不能忘了你爹死的屈，长大了要争气，报冤报仇，报党报国！”河北博野县大西张村地主刘洛因，每年腊月三十日都要让子孙吃坏饭，并告诉子孙这是为了“纪念”1947年他家在土改时被斗的仇恨。河北蠡县一家地主保存了一件血衣，教育子女不要忘记报仇。河北东鹿县散思台大队富农分子赵富安，给三个孙子起名为：“可要”“可报”“可仇”，并对三个孙子说：“你们本个人的名字连在一起，是‘可要报仇’，我死后你们也要记住。”石家庄市一个一贯道分子给五个孩子分别取名为：“建新”“建中”“建华”“建民”“建国”，并扬言说：“我这是坐等新中华民国。”在这种反动教育下，有的地主子女宣誓要为父母报仇。广西大苗山县融镇和平街大地主胡正源的大老婆在1952年土改时，被群众斗争后，畏罪投水自杀。1958年胡正源的儿子胡彦龙为她立了一块墓碑，将其子女的学历，详列于后，企图以此恐吓群众。1962年备战宣传后，她的子女回来祭墓，走到他们的母亲的投水处默念了几分钟，到墓前痛哭跪拜，最后列队于墓前举手宣誓，决心要为母报仇。 + +　　有的地主、富农分子在篡夺了生产队的领导权后庆祝“翻身纪念日”。河北省武邑县石家庄村地、富分子石玉兴、石海军、石海泉，于1961年当上了队长、会计和武装干部。地、富分子篡夺了领导权以后，把农历三月初三，定为被斗户的“翻身纪念日”。1961年、1962年的这一天，全村开大会，吃好饭好菜，“被斗户团结起来，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 + +　　来源：1963年1月26日《新华社内参》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9/000024.txt b/CCRD/2/5/9/00002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cb7d08d1931bc23fd22110792bfc8ff609e1053 --- /dev/null +++ b/CCRD/2/5/9/000024.txt @@ -0,0 +1,31 @@ +#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给魏昭的通知书 + +　　（被告：魏昭） + +　　你因反革命集团案，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已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决定由审判员王殿理和人民陪审员黄先文、刘永福组成审判庭，于1963年11月2日在梓橦巷5号审理你的案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你有辩护和提出证人、证据的权利。现将起诉书副本给你，如对起诉书上所列事实有意见，可在收到起诉书后3天内提出，并写成书面材料交本院。 + +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1963年10月30日 + +　　发王殿理 + +　　10月30日 + +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回证 + +　　收件人：魏昭 + +　　案由：反革命集团 + +　　送达地点：四川省看守所 + +　　送达文件：通知 + +　　签发人：王殿理 + +　　收到日期：63年10月30日10时 + +　　起诉书：63年10月30日10时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9/000025.txt b/CCRD/2/5/9/00002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acb2c4dde46a8a95150636bbfe161bae3295d43 --- /dev/null +++ b/CCRD/2/5/9/000025.txt @@ -0,0 +1,759 @@ +#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案总结报告 + +　　1961年7月，由劳教右派分子周居正为首，在省属筑路支队（劳教队）勾结劳教分子彭恢荣，策划组织“中华工农民主联盟”反革命集团。1962年3月又勾结劳教分子魏昭，共谋策划改为“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成立“中央委员会”和“书记局”，设有“书记总长”、“书记”，“中央委员”和省、市、地区“盟委”书记长、书记。并在周犯劳教的永川新胜茶场成立直属“永生茶场盟委会”。先后在筑路支队、永川茶场劳改、劳教分子中串连发展成员69名（其中社会上4名）。草拟了“民主社会主义论”、“三大战略”“十大战术”等反革命纲领，阴谋配合国际帝国主义、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颠复我人民民主政权。 + +　　1962年7月，由受骗被发展为成员的灌县龙溪公社生产队会计魏兴志等回当地劳教队揭发检举，经侦察破案，缴获反革命纲领、诗歌、“入盟”邮票、联络信件等罪证数十件。1963年2月先后逮扑罪犯23名，加刑1名，管制劳教9名，劳教3名。对已扑罪犯的主要罪行： + +　　1、首犯周居正，男，38岁，汉族，家庭中农，本人反革命，高中文化，四川省合川县人。其大哥、二哥系反革命判刑劳改。解放前参加三青团、国民党、青年军等反动组织，曾任三青团分队长和青年军中队长，发展三青团员2名，积极监视我地下党活动，1946年曾写“活源”反动文件，竭力为维护蒋匪反动统治献策。47年勾结军统特务陈建若组织“中国青年革新学会”，自任主席兼联络部长。解放后，伪造历史，冒充地下党员，混入重庆市人事局，教育局、中共第七党校工作。并利用职权将反革命分子周若尧（已镇压）等7人，拉入我机关，进行破坏活动。1957年整风中，猖狂向党进攻，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去劳教，对我怀有刻骨的阶级仇恨。1961年以来，周犯认为“国内外形势紧张，人心背向共产党”，勾结彭恢荣组织“中华工农民主联盟”，1962年3月又接受魏昭建议，改为“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自任“书记总长”，兼直属“永生茶场盟委”总负责人，亲自发展成员15名，委任了“中央委员”7名，省、市、地区“盟委”书记长、书记10余名。指使骨干陈仲伟等在重庆成立“盟委地下贸易委员会”，进行投机倒把，筹集反革命经费。亲手草拟“民主社会主义论”、“三大战略”、“十大战术”等反动纲领，诬蔑我党“违背马列主义”、人民公社“使农民失去土地自由，成为奴隶”。辱骂我人民领袖是“混世魔王”，“无产阶级专政是流氓专政，中国历史上最残暴、最凶恶、最专制的社会”。提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共产党”，建立“以知识分子为核心”“六权分立”“议会总统制”“一切党派退出军队”的国家；实行“私有经济自由化，土地为农民所有，为民主社会主义而奋斗”等反动主张。策划在川、黔、湘、鄂边境，建立“武装根据地”，伺机“暴动”，妄图推翻我人民民主政权。 + +　　2、首犯杨应森，男，33岁，汉族，家庭富农，本人学生，高中文化，四川岳池县人。解放前参加三青团，在伪军当兵。解放后混入我军，曾任文教、军事助教，1953年实弹射击中，因违犯纪律，受过警告处分，1957年整风中，恶毒向党进攻，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军籍。送劳教后，仍坚持反动立场，1961年曾两次与劳教右派分子张先痴、罗铁夫等策划逃跑，阴谋叛国投敌。勾结劳教分子白福里等，企图逃往旺苍山区搞“农民运动”。并利用给劳教队住地附近的农民种自留地、担水等，骗取信任，阴谋煽起群众对我不满，和组织复员军人暴动。企图通过劳教分子朱世臣姨娘在香港的通讯处，与海外敌特挂钩。1962年5月加入“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后，大肆宣传首犯的反动主张，积极为首犯献策，修改反革命纪律等。亲手发展成员10余人（其中农民3人）。被委任为“川北区盟委书记长”。1962年7月，首犯周居正被调往永川茶场后，该犯为首在灌县筑路支队成立了反革命“核心小组”，委任了财经、保卫、组织、宣传负责人，提出“趁我清放劳教人员之机，大力发展组织，在三、五年内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亲自书写反动诗歌，散发给成员传阅，以鼓舞反革命意志。亲手向我队部书写匿名恐吓信，攻击我党的政策是“惨无人道”，辱骂我干部是“野兽”“反动派”“残害人民的帮凶”，叫嚣“打倒反动派（指我党）”等。并指使成员陈民国到附近大山寻找空投特务，图谋挂钩联系。乘我工地搬迁时，布置成员偷盗物资，烧毁档案，和阴谋暗杀我中队长，夺取武器，煽起叛乱，上山“打游击”（均未逞）。又指使成员王景等与该队“中国劳动者联盟”反革命集团挂钩，以扩大反革命实力，伺机暴动，妄图推翻我党和人民政权。逮扑入狱后，拒不坦白，公开对抗，并在犯人中宣传反革命纲领，辱骂我人民领袖。 + +　　3、首犯魏昭，男，36岁，汉族，家庭地主，本人学生，高中文化，湖北省均县人。其父土改中被斗，大哥、三哥是反革命，判刑劳改。该犯系三青团员，1948年隐瞒历史混入我军，随军入川，又混入我党，曾任重庆市区人委付科长，1955年内部肃反运动中，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仍无悔改，1957年整风中，猖狂向党进攻，被开除党籍，划为右派分子，送去劳动教养。对我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1962年3月，与周犯居正勾结，积极组织反革命集团，被委任为“中央委员”“书记局书记”兼直属“永生茶场盟委”负责人。多次密谋策划，主张参加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反动理论，制定了该集团的反革命纲领，积极策谋将“中华工农民主联盟”改为“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提出“在中国实现民主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反革命总路线。共谋建立“盟委地下贸易委员会”。亲自发展劳教分子余荣中（陕西人）、陈同瑞（河南人），指使余、陈二人在陕、豫发展反革命组织，并造谣诬蔑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流氓专政，僵化的独裁集团，教条主义，混世魔王”等等，妄图伺机暴动，推翻我人民民主政权。 + +　　4、骨干陈仲伟 ，男，30岁，汉族，家庭富农，本人坏分子，初中文化，四川巴县人。其父是恶霸，被判刑劳改病死，其母是一贯道坛主，现管制生产。该犯系一贯道徒，解放后混入我企业部门作电工，一贯奸污妇女，偷盗，1958年被划为坏分子，送劳教后，对我刻骨仇恨，1962年4月参加“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积极宣传反革命纲领，亲自发展成员11人，被委任为“中央委员”兼“重庆市盟委书记长”、“盟委地下贸易委员会经理”。1962年7月清放回家后，积极与首犯通信联系，当其得知该组织被我发觉追查时，即告知首犯。指使成员邓先基搜集我军事、经济情报，并大肆造谣煽动说“现在人民不如牛马，怨声连天，这是大好形势，三、五年内这种专制独裁统治就会彻底瓦解”等等，妄图推翻我人民民主政权。 + +　　5、骨干廖廉康，男，35岁，汉族，家庭地主，本人旧军人，四川荣县人。解放前在伪军当护士，被我解放后，在我军医院任助理护士，1954年转业地方当医生，曾因奸污妇女受到批判。1958年整风中，猖狂向党进攻，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劳教后，坚持反动立场，1962年5月加入“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被委任为“荣县盟委书记长”和“永生茶场盟委联络委员”，积极“培养”发展对象多人，亲自发展成员1人。将首犯委任陈云武为“中央委员”、费宇鸣为“成都市盟委书记长”之职，通知陈、费二犯。并向首犯建议“在书刊上划密码、符号进行联络”，积极传送首犯划了密码符号的杂志阅读。当得知首犯被拘留时，将读物焚毁，消灭罪证。在多次传讯中，拒不坦白，顽抗抵赖，公开叫嚣“我们走的是真正马列主义道路，是革命的，要我背叛，改变主张，是万不能的，头可断，志不可屈”等等，反动气焰十分嚣张。被扑后，仍公开对抗，宣传反革命纲领，叫嚣“要与共产党斗争到底”。并与在押的“四川省流动委员会”反革命组织首犯周维金和成员王锡华勾结，将周、王发展为成员，当被揭发审讯时，又猖狂说“共产党把我杀了，江山还是保不住的”等。 + +　　（6、骨干冉茂函，男，44岁，汉族，家庭贫农，本人反革命，四川酉阳县人。解放前参加国民党，历任敌川东运陆总队小队长，酉阳县府事务员、看守所文书主任、防护团书记、军法室事务员和国民党区党部执行委员等职。解放后混入学校教书，肃反中经宽大处理，整风时又猖狂向我党进攻，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劳教后，仍不悔改，坚持反动立场，诬蔑社会主义制度“不得民心”。1961年12月加入“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后，被委任为“中央委员”兼“川东区盟委书记长”，提出制定“统战政策”“特资令”“农业税征不超过30%”等反动主张。并向首犯献策，在酉阳县八面山建立反革命“根据地”。1962年5月，被清放时，积极找周犯居正要任务，共谋策划设立反革命联络点，发展成员、建立“川、黔、湘、鄂根据地”，搜集我政治、经济情报，伺机组织暴动，妄图推翻我人民民主政权。该犯被清放回家后，积极与周犯通信联系，写信指使清放回到秀山县的熊绍武等进行反革命活动，亲自物色发展过生产队会计熊连章、反革命分子冉成之。并造谣煽动说“这几年的困难是人造成的，是共产党的教条主义”等。逮扑后，向人犯杨元登宣扬反革命纲领，指使杨出狱后与首犯周居正报信联系，要周犯为其“报仇雪恨”。） + +　　7、骨干彭恢荣，男，32岁，汉族，家庭工人，本人坏分子，初中文化，四川健为县人。解放前曾任煤矿会计、营运处管事，仗其义父肖国烈（恶霸，已镇压）反动势力，欺压工人，贩运大烟。解放后混入我财贸机关任会计，因奸污妇女受记大过处分。1957年整风中，猖狂向我党进攻，被划为坏分子，送劳教后，坚持反动立场。1961年7月与首犯周居正共谋组织“中华工农民主联盟”反革命集团，负责保安工作，积极参与制定反革命纲领和发展成员的原则等，亲自发展成员1人。1962年4月被清放回家，途经五通桥时，企图到来凤煤矿发展组织，因该矿停办未逞。回家后，大肆造谣破坏，又发展成员1人。曾向首犯写信报告发展成员和农村经济情报，被委任为“中央委员”兼“川南区盟委书记长”（尚未通知到）。并伪造证明，企图前往永川与首犯会晤，策划反革命活动。 + +　　8、骨干杨全松，男，31岁，汉族，家庭富农，本人学生，江苏省潥阳县人。解放后在我志愿军和重炮校任参谋、教员、代理主任教员，1957年转业旺苍县银行工作，整风中，猖狂向党进攻，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劳教后，坚持反动立场。1962年6月积极参加“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被委任为“联络员”，发展成员2人，积极为首犯传达情报，将首犯委任李玉平为“永生茶场盟委会”第一分部兼第一支部书记的纸条送给李，并向介绍人写信联系，被发觉传讯中，拒不坦白交代，还向成员通风报信。被扑后，仍与同犯串通情报，书写反动诗词，叫嚣“把牢底坐穿”，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 +　　9、骨干朱文安，男，50岁，汉族，家庭商人，本人伪军官，四川什邡县人。曾参加袍哥、国民党，历任伪军准尉司书，上尉课员、代理连长、警察分队长，解放后被资遣回家，对我怀有刻骨仇恨，辱骂政府，1958年收容劳教后，坚持反动立场，1961年10月积极参加“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被委任为“中央委员兼川西地区盟委书记长”，接受了发展组织的任务，在劳教队造谣破坏，煽动成员要区分“敌我友”，并将首犯抄写在该犯日记本上的反革命纲领烧毁，淹灭罪征。后调往灌县劳教中，仍积极与首犯联络，进行反革命活动。1962年2月解除劳教回家后，到处流窜，曾两次被收容。 + +　　10、骨干付汝舟，男，38岁，汉族，家庭富农，本人学生，四川汉源县人。系三青团员。1951年在重庆市工商局工作中，因道德败坏被开除，后在四川省城市规化设计院工作，1957年整风中，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去劳教，仍坚持反动立场，诬蔑“劳教队是集中营，比希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1962年5月参加“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被委任为“西昌地区盟委书记长”，积极发展成员1人。同时，参加了以劳教分子蒋世恒为首组织的“中国劳动者联盟”反革命集团，向蒋犯宣传“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的反革命纲领。破案后，煽动同犯拒不交待，逮扑入狱后，叫嚣“坐监狱我不怕，要斗争到底”，诬蔑我党是“法西斯”，大肆煽动说“组织是彭XX领导，已派人到南斯拉夫大使馆和苏联，找赫鲁晓夫支持”，并鼓励同舍犯人“绝食”斗争，高唱“热血”等歌曲反抗。 + +　　11、骨干袁进修，男，31岁，汉族，家庭地主，本人学生，四川梁平县人。其父因反革命被镇压。1957年在万县师资训练班学习中，猖狂的向党进攻，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劳教后，仍不悔改，1962年6月积极加入“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被委任为“永生茶场盟委会保安部长”，缴纳组织费2元，给首犯保管反革命花名册。当首犯拘留后，又向首犯之妻通风报信，曾3次去大足邮亭铺找已被清放的劳教分子曾法宪，企图将曾发展为成员未逞。当我传讯时，竟公开反抗说：“我们是为人民着想，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周居正是有理论根据的”等等，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 +　　12、骨干李玉平，男，31岁，汉族，家庭资本家，本人伪军官，上海市人。解放前在伪警官校受训后，任伪军教导总队少尉队员。被我解放入伍后，1954年转业屏山县粮食局工作，1957年整风中，组织“金钢委员会”反党集团，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劳教后，于1962年5月参加“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被委任为“上海市盟委书记长”，发展成员4人，为首犯传送委任付汝舟为“西昌地区盟委书记长”职务和传达指示等。积极向首犯献策，在劳教单位组成“永生茶场盟委会”，又被委任为委员兼第一分部和第一支部书记，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 + +　　13、骨干彭福志，男，38岁，家庭中农，本人自由职业，四川铜梁县人。解放前当小学教员，解放后加入共产党，曾任乡支部、区委书记，铜梁县委农工部付部长，1957年整风时，猖狂向党进攻，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劳教后，散布反动言论，攻击我三面红旗。1962年5月参加“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被委任为“川东盟委书记兼璧山地区盟委书记长”，积极向首犯建议将反革命组织改为“中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亲自将劳教分子廖廉康发展为成员，并与首犯策谋将廖委任为“荣县盟委书记长”，当得知廖被清放时，将反革命纲领交廖转给骨干分子彭恢荣，布置“很好了解情况”等反革命任务。彭犯被清放后，曾两次与首犯通信联系。进行反革命活动。 + +　　14、骨干熊绍武，男，30岁，汉族，家庭贫农，本人农民，四川秀山县人。解放初当过土匪，后参加我军，1956年转业在秀山县联社工作，1957年整风时，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去劳教，1962年3月参加“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被委任为“川东区盟委书记”，积极与首犯密谋在酉阳八面山建立“反革命根据地”，策划“三、五年内发展壮大力量后，举行暴动，占领城市”。1962年4月被清放回家时，曾代信与首犯周居正和骨干冉茂函联系，打听成员舒顺达的住处。同时伪装积极窃取生产队记分员职务后，与自新土匪胡伯川私加工分，在征购中盗窃黄谷200余斤，伙同伪军官雷春芳折毁公房5间，并毒打一青年社员。 + +　　15、王犯景，男、35岁，汉族，家庭地主，本人学生，大学文化，四川达县人。解放前曾参加青年军当兵，解放后参加工作，1957年在一机部重庆供应处工作时，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劳教后，于1962年7月参加“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被委任为筑路支队“核心小组”财贸负责人，积极宣传反革命纲领，加倍缴纳“盟费”，发展成员1人，物色推荐发展对象3人。并主张“放宽发展组织面”，建议将“盟”改为“党”，策谋“组织盗窃公物和生产必需品”，“以盗窃掩护政治活动”。曾支使成员去灌县龙溪山寻找空投特务未逞。同时，伙同骨干分子策划向劳教队写匿名恐吓信，向劳教分子写“告白书”，图谋煽动闹事，杀害劳教队长。 + +　　16、骨干费宇鸣，男，33岁，汉族，家庭工商业兼地主，本人伪职员，成都市人，解放前任伪田粮管理处会计，解放后在我广元粮食公司工作，51年因逃跑被开除，后又在绵阳、江油银行工作，1957年整风中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劳教后，对我仇恨，1962年5月参加“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被委任为“成都市盟委书记长”（未通知到），后被委任为“永生茶场盟委会”委员兼第二支部书记，缴纳“盟费”2元，积极物色发展对象，指使成员“说话要小心，不要暴露身分”，并造谣说：“王丹凤是定时炸弹，刺杀刘主席被逮扑了”。将首犯划有密码、符号的杂志传送给成员阅读，当破案后，将所传阅的杂志烧毁，淹灭罪证，煽动成员坚不向我投降，要“斗争到底”。 + +　　17、陈犯民国，男，33岁，汉族，家庭贫农，四川陪陵县人。1955年在西南师范学院读书，因乱搞男女关系被开除，后混入民办校教书，1957年整风时，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回家后，因破坏生产被斗争，伪造公章潜逃，1959年，被收容劳教后，仍不悔改，1962年7月加入“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积极物色发展对象，大肆书写反动诗歌，恶毒攻击我社会主义制度，叫嚣“变天”，在杨犯应森的指使下，以卖毯子为名，到灌县龙溪山探听空投特务，妄图挂钩联系。并参与盗窃销赃，轰闹劳教队部，破案后，不仅拒不交代，反书写反动诗歌，煽动同犯“坚持真理”，“坐监、杀头都不交代”等，辱骂向我坦白交代的成员是“叛徒”。 + +　　18、梅犯明春，男，50岁，汉族，家庭小土地出租，本人反革命分子，四川江北县人。解放前参加国民党，曾任伪乡长，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解放后混入小学教书，1957年整风时，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劳教后，坚持反动立场，62年6月参加“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接受骨干分子贺肇炎抄写给他的反革命纲领，和发展组织的任务后，发展成员3人，鼓动成员坚定反革命立场，同时，指使成员盗窃，筹集反革命经费。逮扑后，拒不认罪。 + +　　19、陈犯彦，男，34岁，汉族，家庭地主，本人学生，贵州省大定县人。解放前参加三青团任分队长，解放后参军，54年转业在平武县粮食局工作，1957年整风中，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劳教后，坚持反动立场，1962年5月参加“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接受发展组织的任务，积极向劳教就业人员余国辉和劳教分子谢友树等4人宣传反革命纲领，大肆造谣煽动：“现中国的情况似炸药库，一点就要暴炸”，“美国军舰开到青岛海面来投罐头、饼干、传单，不久前成都吃到美国罐头”等，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 + +　　20、陈犯有为，男，31岁，汉族，家庭地主，本人学生，四川武胜县人。解放后曾任教员，1957年整风中，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农村监督劳动，1960年潜逃到重庆被收容劳教，在劳教分子中煽动说“不要对共产党有任何幻想，只有头人（指我领袖）死了，情况才能好转”，诬蔑我党是“独裁者”。1965年5月积极参加“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宣誓“一定听组织的话，为组织保密”，向反革命组织荐发展了成员1人。伙同集团成员毒打靠拢政府的劳教人员鲁玉伦，当干部制止时，反大闹大叫，煽起数十名劳教分子前往队部闹事。该犯先后毒打劳教人员3人。并勾结劳教分子马德驹等盗窃伙食团大米和劳教分子的衣物等。 + +　　21、朱犯梦波，男，33岁，汉族，家庭工人，本人学生，江苏省无锡县人。解放前读书，解放后参军，1955年转业搞医务工作，因伪造假药诈骗钱财，侮辱妇女，1958年送去劳教，因进行破坏活动，于1960年判处管制3年。但仍不悔改，辱骂我干部说“现在干部都贪污，跟国民党作风一样”，叫嚣“国民党返回来后，我要亲手干掉他们（指干部）”，反动气焰嚣张。1962年6月积极参加“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阅读反革命纲领后，表示“一定好好干”，大肆诬蔑攻击我人民公社。 + +　　22、骨干朱世臣，男，26岁，汉族，家庭中农，本人学生，四川新都县人。1958年在西南师范学院读书时，猖狂的向党进攻，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劳教后，妄图为右派言论翻案，支使劳教分子朱化伟打人。1962年4月与首犯周居正相识后，积极参加“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被委任为“中央委员兼四川省盟委书记长”，向首犯物色推荐发展对象，献策说：“诸事必须慎小谨微，发展对象时，应千切留心，小不成则乱大谋”，又说：“搞政治是危险，希能考虑到‘安危’这一切”，并大骂我干部“污教”，公开要求解除劳教，赔偿损失，补发工资，还经常造谣煽动，诬蔑我党说：“农民吞糠嚥菜，面黄肌瘦，有的全家死绝，仍高叫三面红旗万岁，真是无耻之优”，并大肆诬蔑我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1962年5月清放回家后，仍企图伺机活动。新都县院报温江地委批处该犯徒刑13年已判决投入劳改。 + +　　23、谢犯友树，男，33岁，汉族，家庭小土地出租，本人学生，射洪县人。解放后参军，1953年转业到地方当售货员，因不安心工作，退职回家。1955年窜至重庆流浪，被收容教养，1957年放回后，仍逃至重庆流浪，制造、贩卖假药，1958年被收容后送去筑路支队劳教。1962年6月，参加“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当时该犯被调往广元县营山煤矿后，积极物色发展对象，接受收缴“盟费”的任务。破案后，1962年8月畏罪逃往成都，追扑归案后，拒不坦白，又书写反动诗词。现已由广元县院判处徒刑8年，并投入劳改。 + +　　合议庭意见：判处周居正、杨应森2犯死刑，魏昭、陈仲伟、廖廉康3犯死缓，冉茂函、彭恢荣、杨全松、朱文安4犯无期徒刑，付汝舟、袁进修、李玉平、彭福志、熊绍武5犯有期徒刑20年，王景18年，费宇鸣、陈民国、梅明春3犯25年，陈彦、陈有为2犯12年，朱梦波10年。朱世臣、谢友树2犯，因广元、新都县院已分别判决处理了，我们意见不再变动。 + +　　 审判员 王殿理 陪审员 黄先文 刘永福1963年11月 日 + +## 合议庭意见 + +　　处周居正、杨应森、魏昭3犯死刑立即执行；陈仲伟、廖廉康2犯死缓；冉茂涵、彭恢荣、杨全松、朱文安4犯无期徒刑；付汝舟、袁进修、李玉平、彭福志、熊绍武5犯有期徒刑20年；王景有期徒刑18年；费宇鸣、陈民国、梅明春3犯有期徒刑15年；陈彦、陈有为2犯有期徒刑12年；朱梦波有期徒刑10年。 + +　　 张小英、路贵桢、王殿理、谭贤臣 1963.8.6 + +## 省高级法院分党组意见 + +　　判处周居正、杨应森、魏昭3犯死刑立即执行；陈仲伟、廖廉康2犯死缓；冉茂涵、彭恢荣、杨全松、朱文安4犯无期徒刑；付汝舟、袁进修、李玉平、彭福志、熊绍武5犯有期徒刑20年；王景有期徒刑18年；费宇鸣、陈民国、梅明春3犯有期徒刑15年；陈彦、陈有为2犯有期徒刑12年；朱梦波有期徒刑10年。朱世臣同意原判13年刑期。 + +　　 1963年8月8日 + +## 省政法党组意见 + +　　判处周犯居正、杨犯应森死刑立即执行；魏昭、陈仲伟、廖廉康3犯死缓。其余各犯同意省法院分党组意见。 + +　　 1963年10月12日 + +## 省委批示 + +　　同意省政法党组意见。 + +　　 1963年10月12日四川省委员会 + +　　（“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案成员名单） + +## 姓名 + +　　（--现在住址--） + +　　（反动职务--） + +　　（处理情况--） + +　　（备考） + +　　周居正: + +　　（四川省看守所） + +　　（,书记、总长，） + +　　（死刑。） + +　　杨应森： + +　　（四川省看守所，） + +　　（川北区盟委书记长） + +　　（，死刑。） + +　　（魏昭：） + +　　（四川省看守所） + +　　（，中央书记局书记） + +　　（，死缓。） + +　　陈仲伟： + +　　（四川省看守所，） + +　　（中央委员，重庆市盟委书记长，地下贸易委员会经理，死缓） + +　　（。） + +　　廖廉康 + +　　（：永川县看守所，） + +　　（荣县盟委书记长，永生茶场盟委，联络员，） + +　　（死缓。） + +　　冉茂涵： + +　　（四川省看守所） + +　　（，中央委员，川东区盟委书记长，） + +　　（无期。） + +　　（彭恢荣：） + +　　（四川省看守所） + +　　（，中央委员，川南盟委书记，长） + +　　（无期。） + +　　杨全松： + +　　（永川县看守所，） + +　　（永生茶场盟委会，联络员，） + +　　（无期。） + +　　（朱文安：） + +　　（灌县看守所，） + +　　（中央委员兼川西盟委书记长，） + +　　（无期。） + +　　付汝舟 + +　　（：灌县看守所，） + +　　（西昌地区盟委书记长，） + +　　（20年。） + +　　（袁进修） + +　　（：永川县看守所，） + +　　（永生茶场盟委会，保安部长，） + +　　（20年。） + +　　（李玉平：） + +　　（永川县看守所） + +　　（，上海市盟委书记长，） + +　　（20年。） + +　　彭福志 + +　　（：灌县看守所） + +　　（，川东区盟委书记长兼璧山县盟委书纪，长） + +　　（20年。） + +　　（熊绍武：） + +　　（灌县看守所，） + +　　（川东区盟委书记长，） + +　　（20年。） + +　　王景： + +　　（灌县看守所） + +　　（，灌县筑路支队核心小组、财贸负责人，） + +　　（18年。） + +　　费宇鸣 + +　　（：永川县看守所，） + +　　（成都市盟委书记长，永生茶场盟委委员兼二支部书记，） + +　　（15年。） + +　　陈民国： + +　　（灌县看守所，） + +　　（一般成员，） + +　　（15年。） + +　　（梅明春：） + +　　（灌县看守所） + +　　（，一般成员，） + +　　（15年。） + +　　（陈彦：） + +　　（灌县看守所，） + +　　（一般成员，） + +　　（12年。） + +　　（陈有为） + +　　（：灌县看守所,一般成员,） + +　　（12年。） + +　　（朱梦波：） + +　　（灌县看守所，） + +　　（一般成员，） + +　　（10年。） + +　　朱世臣： + +　　（新都县看守所） + +　　（，中央委员兼四川盟委书记长，） + +　　（13年、） + +　　（已投入劳改。） + +　　（谢友树：） + +　　（广元县看守所，） + +　　（一般成员，） + +　　（8年，） + +　　（67.7判决。） + +　　（李朝富） + +　　（：灌县筑路支队） + +　　（，一般成员，） + +　　（管制3年） + +　　（。） + +　　朱绍文 + +　　（：灌县筑路支队，） + +　　（一般成员，） + +　　（管制3年） + +　　（。） + +　　黄光明： + +　　（灌县筑路支队，） + +　　（重庆地区贸易委员会委员，） + +　　（管制3年。） + +　　（周志坚） + +　　（：灌县筑路支队，） + +　　（一般成员） + +　　（，管制3年） + +　　（。） + +　　殷立万 + +　　（：灌县筑路支队，） + +　　（一般成员，） + +　　（登记自首） + +　　（无活动。） + +　　（陈昌辉：） + +　　（荣山煤矿，） + +　　（一般成员，） + +　　（劳改3年。） + +　　（陈光裕） + +　　（：荣山煤矿，） + +　　（一般成员） + +　　（，劳改3年。） + +　　（谢永昌） + +　　（：荣山煤矿，） + +　　（一般成员，） + +　　（登记自首） + +　　（。） + +　　范建才： + +　　（荣山煤矿） + +　　（，一般成员） + +　　（，另案处理） + +　　（与投敌叛国罪，现已捕。） + +　　魏登高 + +　　（：荣山煤矿，） + +　　（一般成员，） + +　　（加刑2年） + +　　（。） + +　　刘福民 + +　　（：荣山煤矿，） + +　　（一般成员） + +　　（，登记自首） + +　　（无活动。） + +　　（李平扬） + +　　（：芦山苗溪茶场，一般成员） + +　　（，管制3年） + +　　（。） + +　　马国才 + +　　（：芦山苗溪茶场，） + +　　（一般成员） + +　　（，管制3年。） + +　　（田增民） + +　　（：陕西省韩城县兰川公社，） + +　　（一般成员） + +　　（，已转当地处理） + +　　（。） + +　　余运中： + +　　（陕西省源县） + +　　（一般成员） + +　　（已转当地处理） + +　　（。） + +　　舒顺德 + +　　（：秀山县保安公社） + +　　（，一般成员，） + +　　（已转当地处理。） + +　　（向远福） + +　　（：石龙县冷水公社，） + +　　（一般成员，） + +　　（已转当地处理。） + +　　（任明晃） + +　　（：达县张家公社，） + +　　（一般成员，） + +　　（已转当地处理。） + +　　杨温友： + +　　（黑龙江呼兰县，） + +　　（一般成员） + +　　（，已转当地处理。） + +　　邓先基 + +　　（：灌县筑路支队，） + +　　（一般成员） + +　　（，登记自首） + +　　（无活动） + +　　（。） + +　　胡荣光： + +　　（灌县筑路支队） + +　　（，一般成员，） + +　　（劳改2年） + +　　（。） + +　　周荣华： + +　　（灌县筑路支队） + +　　（，一般成员） + +　　（，免予处分） + +　　（参加不久，又无活动） + +　　（。） + +　　陈云武： + +　　（永川县看守所，） + +　　（中央委员，） + +　　（管制3年。） + +　　（游长全：） + +　　（永川新胜茶场） + +　　（，一般成员，） + +　　（登记自首） + +　　（无活动） + +　　（。） + +　　谭国仁 + +　　（：永川新胜茶场，） + +　　（一般成员，） + +　　（管制3年。） + +　　（焦德润：永川新胜茶场，） + +　　（一般成员，） + +　　（管制3年） + +　　（。） + +　　易永康 + +　　（：永川新胜茶场，） + +　　（一般成员，） + +　　（管制3年） + +　　（。） + +　　刘大学 + +　　（：永川新胜茶场，） + +　　（一般成员） + +　　（，免予处分） + +　　（、自首后无特情） + +　　（。） + +　　钟光勤 + +　　（：永川新胜茶场，） + +　　（一般成员） + +　　（，登记自首） + +　　（无活动） + +　　（。） + +　　张因洲： + +　　（永川新胜茶场） + +　　（，一般成员） + +　　（，登记自首） + +　　（、无活动。） + +　　（李治民） + +　　（：永川新胜茶场） + +　　（，永生茶场盟委会二分部书记，） + +　　（管制3年。） + +　　（杨兴■） + +　　（：永川新胜茶场） + +　　（，一般成员） + +　　（，记过） + +　　（。） + +　　贺少尖 + +　　（：荣山煤矿） + +　　（，中央委员，） + +　　（加刑10年） + +　　（原判10年（63年8月20日）加刑10年。） + +　　（陈同瑞：） + +　　（河南镇平县，） + +　　（一般成员，） + +　　（已转当地处理） + +　　（。） + +　　李海龙： + +　　（吉林省登华县，） + +　　（一般成员，） + +　　（已转当地处理。） + +　　（唐永禄） + +　　（：杜潘县） + +　　（一般成员，） + +　　（已转当地处理） + +　　（。） + +　　吴建章， + +　　（内江市） + +　　（一般成员） + +　　（，已判刑8年，已捕。） + +　　（汤从田：） + +　　（灌县龙溪公社，） + +　　（一般成员，） + +　　（批评教育） + +　　（。） + +　　魏兴志： + +　　（灌县龙溪公社，） + +　　（一般成员） + +　　（，批评教育） + +　　（。） + +　　郭福良： + +　　（灌县新城公社，） + +　　（一般成员） + +　　（，批评教育） + +　　（。） + +　　刘华平 + +　　（：■■县） + +　　（一般成员，） + +　　（当地处理） + +　　（。） + +　　菅光荣： + +　　（内江市） + +　　（一般成员，） + +　　（2年 已捕） + +　　（。） + +　　周维金： + +　　（永川县看守所，） + +　　（一般成员，） + +　　（于63年9月10日判处10年，当地处理） + +　　（。） + +　　王锡华 + +　　（永川县看守所） + +　　（一般成员） + +　　（于63年9月10日判处8年当地处理） + +　　（。该二犯均已四川省流动委员会反革命集团罪处理） + +　　（李才义） + +　　（永川新胜茶场） + +　　（一般成员） + +　　（另案处理，又参加投敌叛国罪，已判劳改3年。） + +　　（姚凤起：） + +　　（灌县筑路支队） + +　　（一般成员） + +　　（，免予处分。自首后优待处理。） + +　　（以上共逮捕判刑25人，其中死2，死缓3，无期4，20年5个，18年1，15年3，12年2，10年1，13年1，8年1。） + +## 灌县人民法院函 + +## 字第 号 + +　　朱绍文 管制3年 现系劳教。 + +　　黄光明 管制3年 同时收容劳动教养。 + +　　周志坚 管制3年 现系劳教。 + +　　李朝富 管制3年 现系劳教。 + +　　胡荣光 劳动教养2年。 + +　　邓先基 登记自首。 + +　　殷立万 登记自首。 + +　　周荣华 免予处分。 + +　　陈云武 管制劳教3年。 + +　　谭国仁 管制劳教3年。 + +　　易永康 管制劳教3年。 + +　　李志民 管制劳教3年。 + +　　焦德润 劳教3年。 + +　　游长全 自首登记，记过处分。 + +　　魏兴爵 自首登记，记过处分 + +　　张因洲 自首登记，不给处分。 + +　　张克勤 自首登记，不给处分。 + +　　刘大学 不登记，不给处分，不宣布。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9/000026.txt b/CCRD/2/5/9/00002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e7463006977f2548f726de801ca89d085183789 --- /dev/null +++ b/CCRD/2/5/9/000026.txt @@ -0,0 +1,25 @@ +#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周居正的刑事判决书 + +　　公诉人：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岳鸿杰 + +　　被告：周居正，男，38岁，汉族，四川省合川县人，高中文化，家庭出身中农，本人反革命分子。扑前系永川新胜茶场就业人员。 + +　　周犯居正，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一案，本院于1963年11月1日，由审判员王殿理担任审判长和人民陪审员黄先文、刘永福组成审判庭、书记员彭正担任记录，依法进行了公开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查明： + +　　周犯居正，解放前参加三青团、国民党、青年军等反动组织，任过三青团分队长、青年军中队长，并为首组织“中国青年革新会”反动组织，自任主席兼联络部长，积极发展反动成员，监视我地下党活动。解放后，伪造历史，冒充中共地下党员，混入革命阵营，并利用职权，将反革命分子周若尧等7人拉入我政府机关，进行破坏活动。1957年整风运动中，猖狂的攻击我党，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四川省筑路支队劳动教养。改造中，周犯仍不思悔改，于1961年又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自任“书记总长”，发展成员；1962年调去永川新胜茶场劳教，继续进行活动，先后串连发展反革命成员69名，委任“中央委员”、“盟委书记长”等骨干分子10余名，并指使骨干分子陈仲伟等在重庆设立“地下贸易委员会”，进行投机倒把活动，筹集反革命经费；同时，又亲拟反革命纲领，大肆诬蔑我党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辱骂人民领袖，策划建立反革命“根据地”，伺机暴动，妄图推翻我人民民主政权，恢复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 + +　　本院认为：周犯居正，一贯反共反人民，虽经我人民政府一再宽大处理，毫无悔悟，竟敢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暴动，实属罪大恶极，怙恶不悛，死心踏地，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必须从严惩处。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的规定，判处周犯居正死刑，立即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 +　　如不服本判决，应在收到判决书的次日起5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和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 +　　 1963年11月1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 +　　 审判员　王殿理人民陪审员　黄先文人民陪审员　刘永福1963年11月2日 + +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 +　　书记员　彭正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9/000027.txt b/CCRD/2/5/9/00002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365089c7ecdbf39393b2490137e634ef5d6094 --- /dev/null +++ b/CCRD/2/5/9/000027.txt @@ -0,0 +1,27 @@ +#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魏昭的刑事判决书 + +　　公诉人：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岳鸿杰 + +　　被告：魏昭，男，36岁，汉族，湖北省均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高中文化。扑前系永川新胜茶场就业人员。 + +　　罪犯魏昭，为自组织反革命集团一案，本院于1963年11月5日，由审判员王殿理担任审判长和人民陪审员黄先文、刘永福组成审判庭，书记员彭正担任记录，依法进行了公开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查明： + +　　魏犯出身于地主家庭，1948年隐瞒政治历史，混入革命阵营。解放后，其两个哥哥因反革命罪被判刑劳改，其父在土改中又被斗争，因而，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1957年整风运动中，猖狂向党进攻，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劳动教养。1962年3月，伙同周犯居正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任匪“中央书记局书记”，积极造谣煽动，发展成员，策划制定反革命纲领，密谋建立“地下贸易委员会”，筹集反革命经费，并指派成员到外地进行串连发展活动，妄图扩大其反革命组织后，伺机暴动，推翻我人民民主政权。 + +　　本院认为：魏犯的反革命罪行，虽经人民政府予以从宽处理，仍不思悔改，又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反动统治复辟，实属罪恶重大，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应予严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9条、第10条和第12条的规定，判处罪犯魏昭死刑，缓期2年，强迫劳动，以观后效。 + +　　如不服本判决，应在收到判决书的次日起5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和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 +　　 1963年11月5日 + +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 王殿理人民陪审员 黄先文人民陪审员 刘永福 + +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1963年11月6日 + +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 +　　书记员 彭正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9/000028.txt b/CCRD/2/5/9/00002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93a716c842646072bd5dfad48f09b99e3f3c2a2 --- /dev/null +++ b/CCRD/2/5/9/000028.txt @@ -0,0 +1,19 @@ +#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杨全松刑事判决书 + +　　公诉人：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岳鸿杰。 + +　　被告：杨全松，男，33岁，汉族，江苏省溧阳县人，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份学生，捕前系永川新胜茶场就业人员。 + +　　杨犯全松，因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一案，本院于1963年11月16日，由审判员王殿理担任审判长和人民陪审员黄先文、刘永福组成审判庭，书记员彭正担任记录，依法进行了公开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 +　　查明： + +　　杨犯全松于1957年整风运动中，猖狂向我党进攻，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劳动教养后，仍坚持反动立场，不思悔悟。1962年6月积极参加以周犯居正为首组织的反革命集团，任匪“联络员”，传送“情报和委任状”，并发展反革命成员2人，交李玉平“履行入盟手续”。逮捕后，拒不坦白，又与李犯传送纸条，订立攻守同盟，气焰十分嚣张。 + +　　本院认为：杨犯一贯仇视党，仇视人民政府，其罪行经人民政府宽大处理后，毫不悔悟，又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妄图推翻我人民民主政权。入狱后，拒不认罪服法，实属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罪恶重大，应予严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第十二条的规定，判处杨犯全松无期徒刑。 + +　　如不服本判决，应在收到判决书的次日起5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9/000029.txt b/CCRD/2/5/9/00002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a1552cd3827422cacf178cb7481472cbe0143b1 --- /dev/null +++ b/CCRD/2/5/9/000029.txt @@ -0,0 +1,13 @@ +# 四川永川县法院对四川省流动委员会反革命集团案周维金、王锡华的判决 + +　　首犯周维金，男，21岁，家庭贫农，本人农民，有偷摸行为，曾二次关押释放。因对现实不满为首组织该反革命集团，任大队长职务，其组织成形为大队、中队、小队等。 + +　　王锡华，男，24岁，家庭贫农，本人农民，58年在铁厂工作，60年下放回家，亦因对现实不满参加组织反革命集团为付大队长。以上二犯在狱内又参加“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案。均已在63年9月10日判处周犯徒刑10年，王犯徒刑8年。 + +　　 63年11月18日记于永川县法院 + +　　王殿理 （记录）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9/000030.txt b/CCRD/2/5/9/00003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cf4d2c3c34ec3cbfce01028c634c3b6542b5597 --- /dev/null +++ b/CCRD/2/5/9/000030.txt @@ -0,0 +1,27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对周居正的刑事判决书 + +　　上诉人（即原审被告人）周居正，男，38岁，汉族，家庭中农，本人是反革命分子，四川省合川县人，解放前，参加过三青团、国民党、中国青年革新会、光复会和青帮等反动组织，并任三青团分队长、青年军中队长、中国青年革新会主席兼联络部长等反动职务，捕前系永川新胜茶场就业人员。 + +　　上诉人周居正为组织反革命集团一案，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1963年11月1日，以（63）法刑一字第1号第一审刑事判决判处死刑，上诉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1963年11月23日，由审判员甘学标担任审判长，和审判员赵于涛、代理审判员张敏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 +　　上诉人上诉的主要理由是：一、我被拘留后不几天，将主要犯罪事实作了全面交代和揭发检举；二、在关押反省期中，写出“关于中国文字改革的几点重要建议”等材料，这是“我在科学上有重大创造发明”、“可以赎罪”，请求从宽予以处理。 + +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周居正，在解放前积极参加各种反动组织，并进行反革命活动。1942年在武胜中学任三青团分队长时，发展成员，接受“监视异党活动”任务；1947年为首组织“中国青年革新会”反动组织，自任主席兼联络部长，积极发展反动成员，监视我地下党的活动。） + +　　解放后，上诉人隐瞒罪行，伪造历史，冒充中共地下党员，混入革命阵营，利用职权，先后将反革命分子周若尧等7人拉入政府机关，进行破坏活动。1957年整风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劳动教养。但上诉人不接受改造，继续与人民为敌。1961年又为首组织“中国工农民主联盟”反革命集团，1962年改为“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盟”，自任“书记总长”，先后发展反革命成员69名，委任“中央委员”、“盟委书记”等骨干分子10余名，并指使骨干分子陈中伟等在重庆设立“地下贸易委员会”，企图进行投机倒把来筹集反革命经费；同时，又亲拟反革命纲领，大肆诬蔑共产党和领袖，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策划建立反革命“根据地”，伺机暴动，妄图推翻我人民民主政权，恢复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被捕后，拒不坦白，后虽在罪证面前被迫有所交代，但在监禁中仍有反动活动。 + +　　上诉人上述罪行，业经查证属实，应予认定。据此，本院认为：上诉人是有历史罪恶的反革命分子，解放后经政府宽大处理，竟不悔悟，又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策划暴动，确系不堪改造坚持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至于上诉人所写“关于中国文字改革的几点重要建议”等材料，经有关部门鉴定：没有参考价值，更不是什么“创造发明”，不予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14条规定的精神，不适用于上诉人。据此，特判决如下： + +　　原判反革命集团主犯周居正死刑正确，应予维持；驳回上诉。 + +　　 1963年11月23日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甘学标审判员赵于涛代理审判员 张敏 + +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 +　　 1963年 月 日书记员王永成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9/000031.txt b/CCRD/2/5/9/00003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4e92bfc9b3d329401a52ec925217d8d13884759 --- /dev/null +++ b/CCRD/2/5/9/000031.txt @@ -0,0 +1,19 @@ +# 唐山地区经过整风整社敌人破坏活动仍很猖狂 + +　　本刊讯 河北唐山地区农村经过整风整社运动后，阶级、阶级斗争的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是，已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灭亡，敌人的破坏活动仍严重，阶级斗争仍很尖锐。当前队级斗争的主要特点是： + +　　一、 一般分子收敛，死硬分子嚣张。近来反革命重大案件显著增加。唐山地区今年1至3月发生的反革命案件比去年同期增加两倍左右。发生重大案件的地方，以城市较多，犯罪分子以上层的死硬分子较多。有迹象表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正在由农村转向城市。 + +　　二、 阶级敌人和国际上修正主义者相呼应，组织反革命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唐山市反革命分子田广春说：“看来对蒋介石不能抱幻想了，要走南斯拉夫的道路，要跟现代修正主义者对口”。基督教“神的教会”反动分子赵作林勾结释放分子王桐说：“现代修正主义者是神的使者”。乐亭县发现一个名叫“修正党”的反革命集团。昌黎县泥井村的反革命组织“农民协会”，秘密集会，讨论了铁托的演说，想建立一个“既不象资本主义，又不象社会主义的社会，把一半土地归还农民，一半土地归国有”。 + +　　三、 阶级敌人还利用人民群众的封建迷信思想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当前城镇流氓活动很严重，农村迷信、赌博也很突出。据唐山市统计，有活动的流氓一百二十九名，其中女七十四名，男五十五名。他们进行卖淫、宿娼、调戏妇女、鸡奸、盗窃、扰乱社会治安等活动。目前农村赌博比去年大大减少了，但是，仍有九十七个村队有赌博活动，其中有不少是坏分子赌棍操纵的。特别是迷信活动这突出，发生了修庙、拜佛，取“圣水”等现象。全区发现有活动的巫婆、神汉一百五十七人。他们除骗取财产外，有许多是借迷信活动进行反革命在此破坏活动。 + +　　四、 目前农村在选举干部中，反革命分子与我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也很突出。唐山市开平区岔道公社西帅甲河反革命分子韩凤明在整风刚开始时，就对富农分子郑明说：“这回得把干部都整下去”。他们纠集两户富农，两户富裕中农，五户中农，两户贫农公开提出分队，并秘密决定这个队不要干部党团员。丰南县夸子庄公社岗子庄国民党员魏庆恒（伪保长）拉拢被撤职的干部马正平和落后社员十五人，开会研究整掉现任大队支部书记、治保主任和会计等三人。 + +　　五、 阶级敌人同我们争夺青少攫一代的斗争相当激烈，他们除了对子女进行反革命的阶级教育外，还通过各种手段在社会上毒害青少年一代。抚宁县基督教“卫理公会”执事陈庆元经常秘密地向儿童教唱自编的“灵歌”，其中有一首歌词说：“我们心中两个王，不知那个待我强，一个扔我下地狱，一个领我上天堂，下地狱的是魔鬼，上天堂的是国王”。右派分子杨宗伶最近在昌黎用“春宫”画片引诱两个初小女学生，被公安机关当场逮捕。唐山东矿区有一暗娼，经常诱骗青少年儿童去犯罪。[据河北省委宣传部“阶级动向”编] + +　　来源：1963年1月26日《新华社内参》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9/000032.txt b/CCRD/2/5/9/00003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50d5ad4b34abfc6cdb29ca2c8556c6e3bd0d9d --- /dev/null +++ b/CCRD/2/5/9/000032.txt @@ -0,0 +1,31 @@ +# 一个地主儿子的复仇日记 + +　　<新华社> + +　　新华社昆明讯 最近，记者在丽江采访时看到一个地主儿子写的三本日记。此人叫赵文郁，白族，今年二十六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三区金江公社人。他的父亲在土改时被斗争过，后来病死，母亲被劳改过，现由群众监督生产。他本人1953年在高小毕业后，回到家里参加劳动。这个在解放时只有十三岁的地主儿子，对新社会怀有刻骨的仇恨，他从1962年初到1963年1月，写了三本日记。在这些日记中，他系统地表达了反动地主阶级仇恨共产党、仇恨社会主义、反对革命的思想感情。 + +　　诬蔑和反对土地改革运动，为地主父母翻案，反对在农村中划分阶级。 + +　　在回忆到土地改革运动时，他在日记中写道：“……在土地改革这些运动中，有些人确想消灭剥削阶级的肉体，将咱们这些无辜的小孩都灭光。但后来没有灭光，又把咱们视为缓期死刑犯一样。愿杀便杀，愿打就打，生活处于无比残酷的过程中。但是新的当权派又登上了旧时剥削和压迫阶级的老台，是旧社会当权派的继承者，而我们又成了‘无产阶级’。这个新的阶级对革命的要求，比‘旧无产者’更为彻底。我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希望有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要实现这样的一个社会，非要更新的革命政党不可。” + +　　接着就为他的地主父母翻案。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父亲逝世十来年，我都处于饥寒交迫、形势动乱的时期，所以根本就没有机会来上坟。今天来到这里祭我的父亲，心中自然想起了你父亲的平生事迹。眼前现出了他在世的面容，他是我地的名医，专门治病救人，但是在社会改革中，将他当为恶霸看待，暗无天日的毒打，送他终身，冤死了我父亲，进一步要来冤我，想使我也和父亲同归于尽，绝根断苗。想起这些事情的经过，觉得甚是悲惨，怒气填胸。但是，悲与怒相结合起来，融成了坚定的志向，认识到今天的新敌人的毒辣，胜过旧社会恶霸惩穷人的毒辣手段。所以我今天眼光更是雪亮，将敌我分得一清二楚。” + +　　关于他自己的阶级成分，也强烈地不满。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地主（家庭成分）究竟从何而来呢？就是因为我在幼小的时期过了七八年地主生活。我从十五岁起就自食其力，直到现在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受尽一切的痛苦，比过去穷人受地主的压迫可能还深万倍。过去受气只是受气，不戴什么帽子，穷就背穷的名。而我呢，一无所有，却要戴地主的帽子。”“还要受政治上的歧视和种种压迫；将我视我封建主义的老根来专政……这就是我的一生中不能忘的血海深仇，是万难容忍的。” + +## 攻击党，诬蔑三面红旗 + +　　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祖国的命运由共产党来掌握，搞来搞去成了世界上孤立的国家”。“为什么年青的中华儿女也与共产党有成见，到底我们是革命的死对头，还是共产党本身是马列主义真理的死对头，这得从根本上来分析它”。 + +　　赵文郁从仇恨党扩面到仇视党的三面红旗，他诬蔑大跃进是“暗无天日”、“开倒车”、“遭到失败”。他在日记中说：“暗无天日的空气，罩在三年的跃进过程中。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纯的青年的迫害更是层出不穷”。 + +## 赵文郁的反革命人生观 + +　　从对革命不满，到仇恨党和社会主义，最后，赵文郁更确定了以推翻共产党为目的的反革命人生观。 + +　　他在日记中写道：“但是今天这些敌人（按：指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他们还披着革命的皮，借革命的名义，大肆欺压劳苦大众，特别是我们这些剥削者的后代。非实现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的社会不可。这个愿望的产生是和我的少年时直到今天的痛苦经历分不开的。”“这使我产生坚定不移的再革命思想，这样的社会有什么生可贪的，有什么死可怕的。” + +　　赵文郁的所谓“再革命”（即反革命），矛头指向谁？指向农村中的贫下中农，指向党。他的日记中公开宣称：“有些人想当新的剥削者和压迫者，这种人是贫下中农出身的所谓干部之类。这种人就是最危险的革命的对头。”“我抱定要在这一生中推翻共产党，不管它如何强大”。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9/000033.txt b/CCRD/2/5/9/00003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c123a875cc86be2f984cf7d81942baa77a41c21 --- /dev/null +++ b/CCRD/2/5/9/000033.txt @@ -0,0 +1,423 @@ +# 忻元华致毛泽东主席书 + +　　<忻元华> + +　　[忻元华（1934年～ 1970年5月30日）男，汉族，浙江鄞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中专文化程度。在全国性的大饥荒尚未完全过去，国民经济恢复刚刚见效时，1962年8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以阶级斗争理论再次在党内挑起事端。而党内外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风大起。他毅然写信给毛泽东，对当时正在兴风作浪的对毛泽东的神化运动和个人崇拜，提出了尖锐批评。1970年2月24日，哈密地区公安机关军营会判处忻元华死刑。后平反。] + +　　（敬爱的人民领袖、我们伟大祖国的舵手――毛主席：） + +　　我是一个普通的铁路职工，也可以说是六亿五千万员中微不足道的一员。但是，今夜我的心再也不能平静：几个不眠之夜未能把我引进梦乡，这确实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出现的怪象，现在我再也控制不住万分激动的心情，只好提起我的秃笔十分冒昧地向你――我最最敬爱的人说我的心里话。 + +　　我从十七岁起就正式参加铁路工作了，那时苦难的祖国才解放两周年，从那时开始，我有幸接触到你的伟大著作，到目前为止，已整整十一年了。在这十一个年头里，我确实尽我的最大可能贪得无厌地阅读了你的巨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是多么渴望能亲自见你一面啊！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还立下宏愿：“不接触到你的巨手，枉为人！”从此，我就有了一般不可抗拒的力量鞭策自己顽强地有时甚至是疯狂地努力学习和工作，誓当一名国家的英雄好汉……从而被你接见，向你握手问好。 + +　　在祖国最困难的1960年的冬天，我还是一直把你当作真理的化身我国人民的大救星。然而近两年来国内许多事实是这样无情的猛烈袭击我原先认为是永远也不会改变的神的形象。经过几昼夜反复的苦思，并参阅了一些必要的文件和资料，现在我正式向你汇报：我已经被无情地客观事实完全俘虏了。 + +　　客观的事实是你老人家确实是老起来了！以至于你从前说过的许多名言也开始同你老人家为难起来了！……但是，我仍然坚定的认为：这不能完全怪你，因为发生这种我原先连想也不敢想的骇人听闻的老化是由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神化般的客观歌颂环境在起主要作用的，这就是我刚刚想通的一点。因为这个理由，他使我更同情你当前的困难处境，但更主要的是通过这一点觉悟促使我有充足的理由加倍地信任你一定能够最有效地运用你的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威望和最最巨大而智慧的头脑，并以惊人的毅力和超凡的气魄迅速冲洗掉一切污泥浊水，从而，使你能更熟练更精确地驾驶我们时代上午列车沿着你已经开辟过和建设过的轨道，以人类可能达到的最高速度奋勇前进。 + +　　我万分坚定的认为这决不是什么幻想，而是隐藏在客观世界中固有的奇迹，另外我有几点浮浅的看法供你参考： + +　　1、我的印象你仍然是一个太阳，但是与此同时我恳求你理解我这句话，承认自己是银河系中普通的一员。 + +　　2、“温故知新”是老生常谈尽人皆知的成语，但是我恳求你承认这一点：在当前这四个大字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 +　　3、批评和自我批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党用许多生动坚定而郑重的语言和训诫所一贯强调过的，很可能当初是在你的亲自主持下作出了党中央最英明的决定（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 + +　　从历史的观点看，我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使党迅速得到巩固和发展的决定性条件，如果用科学的眼光来分析它，甚至是一切创造的源泉是人类社会赖以发展的最重要的思想动力，以我国当前的沉闷局势来讲，他确实是能够起决定性胜利的最最有效的绝对不能代替的思想性核武器。 + +　　4、深信伟大的我国人民的觉悟，深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富足）自己的准则，深信我国人民政权的可靠性，同时我要再一次恳求你深信列宁式政治家风度的伟大的现实意义和巨大的物质力量。 + +　　鉴于上述种种，我决心再一次坚定恳求你：为了人类的幸福，为了祖国无限美好的将来，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同时也是为了你更为巨大的威望和事业，果断地毅然地以惊人的毅力和超凡的气魄鼓着冲天般的干劲，骤然挣脱掉一切“威望的魔爪”！从而把自己放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 + +　　敬爱的领袖和导师，伟大祖国英明和顽强的舵手——毛主席，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如蒙接见，定当倾吐千千万万即将跳出来的心腹之言。至于通知方法由你做主好了，为了避免人民笑话我这个“痴言狂语的小民”，请原谅我暂用一个笔名。 + +　　致 + +　　（最最崇高的共产主义敬礼！） + +　　 你最忠实的学生之一，光于“二．七” + +　　补送春联一对： + +　　旧社会人生七十古来稀 + +　　新社会七旬大寿年更高 + +　　横联是：骄退谦进 + +　　最后敬祝你老人家健康长寿一切都好。 + +　　附雷锋同志入党时的誓言： + +　　“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幸福，就是入火海上刀山我也心甘情愿！就是粉身碎骨，也是赤胆红心，永远不变！” + +　　 1963年3月6日光。录自雷锋日记 + +## 致 各 大 报 刊 公 开 信 + +## 忻元华 + +## 1963.02.07 + +　　（亲爱的伟大祖国优秀的编辑同志们；你们好！） + +　　你们都是我心目中敬爱的老师。因为你们都有过一整段光荣的战斗历史，而且在资历上 + +　　和学历上几乎比我大得不可比拟。我在这里以学生的身份向你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良好的祝愿。但是我必须同时以伟大的中国人民的一员的身份向你们―—我敬爱的老师们说说我心里的话。 + +　　首先，我深深的感到目前的时代绝对不会允许我们停留在智慧时代的前夕。我坚定地认为我们应该下定最大的决心勇敢地丢掉一切个人得失的包袱，从而把我们时代的智慧安装在最最强大的光子火箭上，冲破一切魔力般的束缚网，一直飞向20亿光年的“天边”旁。 + +　　其次，我坚定地认为在当前全国所有真正代表全党和全国人民利益的报刊都急需全面地成为“真理的工厂、人民的讲台、时代的镜子”，也许还应主动地充当新旧之间交战的战场。这样人民报刊的编辑部无疑地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司令部了。而你们――我敬爱的老师们，当然也无愧是各种各样战斗的组织者或指挥者了。如果用通俗的现代军用语来比喻，那么我们的大脑应该是我们时代智慧的火箭发射场，而我们使用的字和言就应该成为具有多种用途的各色各样的火箭和导弹，为了我们伟大祖国无限美好的将来，愿我们大家都勇敢地仍掉一切偏见和旧见，在我们大家都敬爱的战斗的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刘主席的率领下，用我们所收集到和接触到的丰富生活素材，艺术地然而是勇敢地开动我们智慧的大脑发射出人类应该发射出现代人类应该发射的智慧的火箭有目的有步骤有策略地慎重地然而必须有原则性的把人类大脑中蕴藏着的固有核子能，用在推毁横卧在共产主义大道上的一切难以想象的万分巨大的障碍物上！ + +　　将人类思想大解放的红旗高高举起！ + +　　人类社会赖以发展的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创造性的劳动性的劳动者万岁！ + +　　有着无限美好将来的伟大祖国万岁！ + +　　光荣属于伟大的战斗的中国共产党！ + +　　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健康！刘主席健康！ + +　　最后祝我们大家都健康！一切都好！ + +　　 你们的学生未来的记者 光写于1963年2月7日 清晨 + +## 关于国策上党和国家领导人书 + +## 忻元华 + +## 1963.02.14 + +　　（敬爱的领袖、敬爱的国家领导人、敬爱的元帅们、将军们：） + +　　请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最最有效的核武器吧，它会象快马加鞭那样，使我们亲爱的祖国向前飞驰。请相信我国人民的觉悟和我国政策的巩固性吧，让我们向前飞驰而让一切敌人在很远的后面耻笑我们的“过去”吧，因为时间会证明谁的制度更优越，谁的思想更进步，谁的精神面貌更健康更伟大，让时间来做我们的法官吧，历史将证明我们是胜利者。 + +　　敬爱的领袖、敬爱的国家领导人、敬爱的元帅、将军同志：请正确理解我国的“一穷二白”的面貌吧！让我们在对外政策上“退够站稳”吧，让我们从长篇的玄奥的理论中解放出来吧，让我们恢复现实世界的现实生活吧，让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和独立的国家学我们的实际榜样吧，因为除此之外别无出路。 + +　　我始终坚定地认为我们应当把全部力量都放到科学和经济工作上去，好象为了争夺下一届世界冠军一样。在目前必须练好“基本功”，否则即使在过去是最吸引人和鼓舞人的理论，再新时代也会失去他的意义，因为客观世界在逐渐变化，人们的思想也在变化，因而我们的理论和策略也必须随之作相应的变化。当然，总战略、总目标自然是不变的，取得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在全世界的彻底胜利。 + +　　 1963年2月14日黎明前 + +　　（附：） + +## 中心究竟在那里 + +　　中心者，核心也， + +　　也可以谓之曰中心。 + +　　谁要是洞察了中心， + +　　掌握了重心，而又击中了核心， + +　　那么， + +　　谁就能爆发出 + +　　核能般的威力： + +　　夺取一个有一个的胜利。 + +　　祖国啊！ + +　　您的中心 + +　　究竟藏在那里？ + +　　有人曾说： + +　　在钢铁里。 + +　　现在，又说在农田里！ + +　　于是， + +　　呆在高炉旁的巨人， + +　　惊慌失措地奔向地里！ + +　　不计工本， + +　　不顾一切， + +　　把力量集中在土地里！ + +　　大家， + +　　放下笔杆 + +　　仍下锤子， + +　　一起拿着锄镰。 + +　　有人认为： + +　　这样做，就能 + +　　推祖国前进！ + +　　收一收惊魂失魄， + +　　醒一醒中枢大脑。 + +　　谁也不会否认， + +　　农业有起色 + +　　有人说 + +　　这就是 + +　　“集中一切力量” + +　　我有些不同看法： + +　　起色， + +　　基本上 + +　　并不是“万贯一掷”的力量。 + +　　而是 + +　　从“小”字上 + +　　爆发出来的能量！ + +　　因为， + +　　谁要是遵守 + +　　农民 + +　　自己富足自己的准则， + +　　谁就能向地里 + +　　索取巨大的给养。 + +　　谁要是违背它， + +　　只好把野草顶作定量。 + +　　因为， + +　　纵然有万计马达， + +　　如果 + +　　没有活力五亿， + +　　一切好东西， + +　　都将X（字迹不清）死在一起。 + +　　至于中心啊！ + +　　我也有不同看法。 + +　　我所看到的真相， + +　　既不是钢铁， + +　　也不是食粮， + +　　而是我们的思想。 + +　　如果把它高度简化， + +　　中心， + +　　就映入主席的脑中央。 + +　　我认为： + +　　中心，重心，核心， + +　　都集中在主席的脑心！ + +　　问题是， + +　　还未运用 + +　　“中子”思想， + +　　去击破脑中的原子核！ + +　　因而， + +　　巨大的能量， + +　　一直被深深地窒塞。 + +　　有人说 + +　　再不要埋葬一团漆黑， + +　　现在， + +　　已经从血中 + +　　总结出许多办法， + +　　一点不假！ + +　　几条万条 + +　　都是一些好办法。 + +　　事情也确实是这样， + +　　看不到 + +　　东方已逐渐发亮 + +　　如果 + +　　仍然在黑房子里乱嚷， + +　　那就会迷失方向， + +　　但， + +　　我要强调的是： + +　　中心的一条， + +　　仍在血中躺着！ + +　　因而， + +　　纵然有， + +　　海洋般的书籍、办法， + +　　也只能， + +　　把人弄得头昏脑胀， + +　　也枉有 + +　　大火一样的报告讲话， + +　　也只能 + +　　把人烧得焦头烂额。 + +　　百废俱兴啊， + +　　实在要不得！ + +　　我提议 + +　　从革命的茧子中 + +　　抽出一头红线来， + +　　不要千丝万线一起拉。 + +　　我建议 + +　　用50年制造的武器， + +　　击破 + +　　大脑中的原子核！ + +　　从而 + +　　爆发出蕴藏在 + +　　我国人民的核能量。 + +　　使苦难的祖国 + +　　迅速 + +　　飞向人类的理想 + +　　科学的共产主义。 + +　　 光 1963年5月4日深夜与列车上 + +　　（附（二）：） + +## 剖腹比心！ + +　　不用思索： + +　　我就能回答： + +　　祖国的今天 + +　　就是毛泽东世界。 + +　　也用不着计算 + +　　我就能知道， + +　　祖国 + +　　有六亿颗心 + +　　向主席学习。 + +　　国外 + +　　也有万计学者 + +　　拿毛泽东选集。 + +　　亿万人民 + +　　都立下宏愿： + +　　誓当主席的好学员。 + +　　我也郑重宣言： + +　　愿把红心献给主席。 + +　　主席啊，主席！ + +　　我求您考考学员。 + +　　测验一下我们的成绩， + +　　并用最强大的射线， + +　　穿过铜强铁壁。 + +　　看！ + +　　究竟谁更对您忠实些。 + +　　看！ + +　　谁在热爱中包着崇拜。 + +　　…… + +　　也许这种鉴别 + +　　非常困难， + +　　那么 + +　　我提议 + +　　毕其功于一役； + +　　剖腹比心， + +　　看谁更鲜红些！ + +　　劈脑察看： + +　　谁的更纯洁！ + +　　 光 1963年5月8日晨于列车上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9/000034.txt b/CCRD/2/5/9/00003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5d6fa9e1c01ba4c89adf18fe7e988e337aeeab2 --- /dev/null +++ b/CCRD/2/5/9/000034.txt @@ -0,0 +1,23 @@ +# 赤水县公安局关于已破四起反革命组织的案件报告 + +　　（县委：） + +　　去年战备开始到11月份，在县委直接领导和动手下，各级党组织的具体工作，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我们先后侦察破案了以宪兵分子张子立为首组织的“干群党”反革命组织，以刘定宁为首组织的“中国新民党”反革命组织，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坛主游树清为首组织“先天道”反动道门复辟活动，代传师刘志贞为首发展先天道组织恢复“感化坛”成立“渡根坛”的复辟活动等四起反革命组织，已经破案按照政策，分别依法递扑或拘留了，其中为首与骨干分子均正在审理或侦讯中。为了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阶级斗争观念，加强知情，克服麻痹思想，提高革命警惕性，保卫生产，加强无产阶段专政。我们根据湖南经验，将上述四起反革命组织案件简报如下，如认为有必要和无不正之处，请批到区委、华一、航运、机关、武装部党委，组织干部学习后，用口头方式结合各种教育对群众进行教育。 + +　　 公安局党组1963年3月3日 + +## 附：案件情况 + +　　（1）破获城关区匪“中国新民党”反革命组织案，是以四川合江地主子弟刘定宁纠集我城关镇地主、反革命子弟王元政、汤永江、唐金烟等13人于1962年5月份组织起来的。他们活动十分阴险，为了不暴露。因此，中国新民党下面增设“中国新民青年团”，“苦难弟兄会”为外围，由苦难弟兄会选拔优秀分子入团，经过团的考验再入党，凡是参加均要改别名按主次编出代号，拟定正式章程20条，纪律4条，入党条件4条，还制定团章。在成立苦难弟兄会时期发誓“——在国家苦难的时候，在国家兴旺的时候，我们同一个理想，同一个志向，头可断血可流，必要宁特殊自己保护领导，尽一切力量推翻共产党，从新改朝换代”。分别担任了政治领导、外交、交通、秘书、印刷、收费、会长、大可等职务。他们还分析了反革命活动的有利的条件：60年飞机丢传单，中印边界率领共产党力量，日本从朝鲜打中国，中苏关系分歧，国内几年灾害十分空虚，民心不向共产党，下放青年和失业人口增多。这些都是反对共产党的力量，凑成蒋介石反攻大陆，活动过程中召开了整党会，作重批判了发展迟缓的思想，决定面向政府不满的青年，不分阶级成分，不限数量，大肆造谣说：“蒋介石打到山东来了，很快就要打拢，那里我们可以当营长、团长，要枪有枪，要电台有电台”，并写诗诬蔑“人民公社是灾星，农民见到就倒霉，要使人民生活好，只有起来闹革命”，还规定目前无外援除每人每月缴2-5角外，每人出资本10元做生意赚钱作活动费。当未找到靠山之际，提出自力更生，没有也能干，提倡学习青春之歌的林道静，×××的80个弟兄，并专门搞油印预谋搞反动传单在电影院，十字口到重庆乘大风之际散发，打算取县委会牌子，计划每人打手插子一把，在街上蓄意打架斗殴，扰乱社会治安，活动气焰十分嚣张，正在狂妄之际，被我破获，依法拘留为首骨干分子4名，缴获罪赃。 + +　　（2）破获的复兴区匪“干群党”反革命集团[此处有一字不清]是从宪兵分子张子立（伪户籍干事）为首纠集反革命劳释犯文九江被开除干部范鑫荣于1961年窜联酝酿发展组织起来的。正当我新华社揭露蒋匪[此处有一字不清]阴谋窜犯我大陆之际，他们误认为时机已到活动更为露骨嚣张，罪犯立即召开反动会议，马上健全组织，作好一切筹划迎接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委任范鑫荣为队长，王洪宣为副队长，范泽荣搞组织，范荣奎为情报。他们活动阴险，为了掩护其活动，提倡少开会，多窜联。因此，划分三大片，分片包干，为适应工作需要，各片增设情报员一人，利用其各种手艺特长为幌子传递情报，为保证70%粮食抓到手以及便利工作，将丙安公社划零。池银安、艾平、丙安为三个小队，沙树岩、宝连寺、丙安、艾平为四个粮点。他们为了纯洁巩固组织，在发展方法上，采取“先考察，后吸收”，“稳步扎实”，以知心朋友、亲戚，对政府不满、有工作能力为发展路线，以惩罚黑杀务例为保证组织安全，以配合蒋介石推翻共产党为斗争目标，为首分子对其成员吹嘘说“赤水各机关都是通了的，是政府分化组织粮食局出粮，银行出钱，只要参加缴两张照片经过考验盖上钢印作为正式人员，现在苦点甜蜜日子马上来临”。该组织主要是利用我们的暂时困难和前进中某些缺点进行造谣诬蔑恐吓说：“共产党整死人，强调集体丢荒田土造成人民吃不到口穿不到身，人心背向共产党，现在美国支援蒋委员长已打到云南、独山，共产党员、国家干部不马上回头，国民党来先作开刀……”等。因而先后在复兴、旺隆两区三个公社6个生产大队发展22人，其中既有公社党委秘书，合作社干部，又有党团员大队长、会计，还有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反革命劳释犯。该组织正当活动旺盛之际，为我破获依法递扑为首骨干分子6名缴获了活动罪证。 + +　　（3）破获的旺隆区反动会道门“皇帝”案，是以国民党区分部宣传委员先天道坛主游树清（58年参加反革命组织积极发展成绩，因此先后被二次管制）纠集地主劳释犯唐良佐，坏分子刘兴明，现实不满分子何清荣于1962年4月份窜联组织起来的，他们活动异常嚣张，反动旗帜鲜明，该道为先天大道，坛为三教总结传下坛。封有国王云腾圣人（皇帝下同）何清荣，左承合一真人游树清、刘兴明。右相国王书记刘松伦，合一真人书记吴元书。改国称号：把中国改为修善国，贵州省改为佛缘省，赤水改为成佛县，旺隆改为佛仙县，计划全国东南西北各修建大庙一座，以南方为主，在南方旺隆的红春湾秋后修国际大庙，发展全国各地。说弥勒佛放钢风把地球吹平，推翻共产党，改朝换代胜利到来马上登位，国王管32万年，合一真人管24万年，凡人活两千年，凡是无人耕管田地一律归公社掌管。幸福生活过不完，他们活动手段比较阴险，利用农村部分落后的封建残余思想土壤，采取何清荣假装平时不说话，事前个别与集中密读熟练反动会道门书籍，然后由何清荣装神降在群众中大肆进行造谣煽动恐吓迷惑群众说“共产党是只温船，只有两年半的天下，共产党的“国”没有心，办事是空的“政”字有反文，政策是反的贯彻不到底。“产”没有生，就不产粮食，而饿死人”。为首分子游树清率领何清荣、刘松伦等人不干生产随身携带笔墨纸张到旺隆的胜丰、永兴、新光、联会、高竹的团山、红岩、复兴区的艾平两个区，三个公社七个生产队，利用晚上白天生产休息时进行巡回讲演，游树清作了翻译解释，大肆贯人反动毒素，先后共计30多次，每当讲话时就由国玉云腾圣人书记刘松伦记录，事后记录稿由地主劳释犯唐良佐腾写成书本到处散发传阅定期收回。计划8月底造28卷，该反动组织正紧张活动关头，被我破获，依法递扑皇帝何清荣，合一真人浙树清为首分子，缴获全部罪证。 + +　　（4）破获旺隆区反动会道门“先天道”复辟组织案是以先天道首“代传师”刘志贞于1962年3月窜联纠集神汉坏分子明汉香、罗九成、王洪珍等人组织起来的，恢复先天道“感化坛”和新建一个“渡根坛”采取统一领导。刘志贞任明师，明汉香、罗九成、王洪珍均任代课传师，活动极为阴险，为首分子刘志贞“观花、看蛋、号水”为由，暗中聚集骨干分子明汉香、罗九成、王洪珍等人在罗九成处通过长时间的传道程序熟练后，采取坛内集体，个别登门等方式，大肆发展扩张反动组织，人道时必须有保举，引进通过一段考验，才领三师，每领一张规定缴纳三元钱，以做观音会为名大量（以下模糊，无法辩认） + +　　 中共赤水县委办公室 一九六三年六月八日印发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9/000035.txt b/CCRD/2/5/9/00003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b8903cc4c90bbf0e7a003cb89f27faacbbdc39 --- /dev/null +++ b/CCRD/2/5/9/000035.txt @@ -0,0 +1,15 @@ +# 灌县人民法院对陈彦的处理批示表 + +## 送案单位：灌县人民法院　 案由：反革命集团 + +　　（） + +　　 姓名 陈彦 性别 男 年龄 34 家庭 出身 地主 本人成份 学生 别名 陈彦先 反动 身份 盟员 职业 - 前科 有 籍贯 贵州省大方县 住址 灌县看守所 家庭人口及经济情况 - 社会关系 - 是否拘捕（注明时间） 1963年2月19日由四川省公安厅 同案人 已拘捕 - 未拘捕 - 政治历史情况 解放前读书，46年参加三青团任分队长，49年11月参加我军，54年转业到平武县粮食局工作，57年整风中攻击我党各项政策，划为右派分子，58年4月由平武县人民法院判管制5年，后送劳教，62年3月解除劳教，6月清放回家。 主要犯罪事实（注明时间、地址及依据） 被告在62年3月解除劳教，在就业中思想仍坚持反动立场，于62年5月由反革命集团分子邓先基介绍参加“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为盟员后，被告便接受了发展壮大反革命组织任务，积极向职工余国辉和劳教人员谢友树、杨世先、黄少甫等人宣传反革命组织纲领，路线，方针，入盟手续等，同时又造谣威胁说“现在中国的情况，像座炸药库，一点就要爆炸”，又说：“美国军舰开到青岛海面上来投罐头、传单、食粮、不久前成都人都吃到了美国罐头……等”。妄图将他们拉入反革命组织，进行复苏活动。 + +　　（） + +　　 承办人 意见 判处有期徒刑12年 签名盖章 邱玉棋 63.4.20 县法院审查意见 判处徒刑12年 签名盖章 殷福纯 63.4.20 县政法 党组 判处徒刑12年 签名盖章 63.4.20 县委 判处徒刑12年 签名盖章 63.4.20 中级法院审查意见 - 签名盖章 - 专区政法党组 - 签名盖章 - 地委 - 签名盖章 - - 签名盖章 - - 签名盖章 - 省委 - 签名盖章 - - 签名盖章 - 备考 -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9/000036.txt b/CCRD/2/5/9/00003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10ff8c48e76524f0252ee2415341f09662bb34c --- /dev/null +++ b/CCRD/2/5/9/000036.txt @@ -0,0 +1,13 @@ +# 灌县人民法院对陈有为的处理批示表 + +　　（送案单位：灌县人民法院　 案由：反革命集团） + +　　（） + +　　 姓名 陈有为 性别 男 年龄 31 家庭 出身 地主 本人成份 学生 别名 - 反动 身份 盟员 职业 - 前科 无 籍贯 四川省武胜县 住址 押灌县看守所 家庭人口及经济情况 - 社会关系 - 是否拘捕（注明时间） 1963年2月17日由四川省公安厅 同案人 已拘捕 - 未拘捕 - 政治历史情况 被告至解放读书，后教书至57年，因整风中攻击我党政策，划为右派分子，送农村劳动，60年逃跑，后由重庆市公安局捉回，60年12月送劳教。 主要犯罪事实（注明时间、地址及依据） 被告在劳教中仍坚持反动立场，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在劳教人员中煽动说：“不要对共产党有任何幻想，只有老头（指领袖）死了，情况才能好转，他是最大的独裁者。”于62年5月中旬由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杨应森接收被告为“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的盟员后被告誓言“今后一定听组织的话，为组织保密……愿为组织安全，终身监禁。”积极的接受了杨布置的“发展壮大组织”的任务，向杨推荐发展了劳教分子李朝富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同时被告在劳教人员中常进行殴打，先后毒打3人。62年6月5日伙同劳教分子丁华芹，蒋文阳等人毒打鲁王伦时，为该队将蒋捆送，被告反大闹大叫，当即影起数十人前往队部闹事。与此之前被告又勾结劳教分子马德驹，李朝富等人，盗窃伙食团大米及劳教人员的衣物。 + +　　 承办人 意见 判处徒刑12年 签名盖章 邱玉棋 63.4.20 县法院审查意见 判处徒刑12年 签名盖章 殷福纯 63.4.20 县政法党组 判处徒刑12年 签名盖章 63.4.20 县委 判处徒刑12年 签名盖章 63.4.20 中级法院审查意见 - 签名盖章 - 专区政法党组 - 签名盖章 - 地委 - 签名盖章 - 签名盖章 - - 签名盖章 - 省委 - 签名盖章 - 签名盖章 - 备考 -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5/9/names.txt b/CCRD/2/5/9/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ec0b88bc5a880c127e7b5896afeca951db3fa53 --- /dev/null +++ b/CCRD/2/5/9/names.txt @@ -0,0 +1,37 @@ +中共麻城县委党校党员轮训中暴露出的一些观点 +首都宣判五名现行反革命和抢劫杀人犯 +灌县人民法院对梅明春的处理批示表 +灌县人民法院对彭福志的处理批示表 +灌县人民法院对王景的处理批示表 +灌县人民法院对熊绍武的处理批示表 +灌县人民法院对朱梦波的处理批示表 +灌县人民法院对朱文安的处理批示表 +灌县人民法院对陈民国的处理批示表 +永川县人民法院对费宇鸣的判处案犯批示表 +永川县人民法院对李玉平的判处案犯批示表 +永川县人民法院对廖廉康的判处案犯批示表 +四川省公安厅关于反革命集团“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成员谢友树的材料 +永川县人民法院对杨全松的判处案犯批示表 +永川县人民法院对袁进修的判处案犯批示表 +灌县人民法院对付汝舟的处理批示表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对杨应森的起诉书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对周居正的起诉书 +几个反革命分子的内心世界 +新生反革命分子刘云升 +沈阳少数大学生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X” 反动集团 +写信同敌台挂钩的陈东平 +阶级敌人至死不忘对人民报复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给魏昭的通知书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案总结报告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周居正的刑事判决书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魏昭的刑事判决书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杨全松刑事判决书 +四川永川县法院对四川省流动委员会反革命集团案周维金、王锡华的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对周居正的刑事判决书 +唐山地区经过整风整社敌人破坏活动仍很猖狂 +一个地主儿子的复仇日记 +忻元华致毛泽东主席书 +赤水县公安局关于已破四起反革命组织的案件报告 +灌县人民法院对陈彦的处理批示表 +灌县人民法院对陈有为的处理批示表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0/000000.txt b/CCRD/2/6/0/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ce92d2278db6ac05ce4485a9af0193348f223b9 --- /dev/null +++ b/CCRD/2/6/0/000000.txt @@ -0,0 +1,63 @@ +# 四川盐边县田治元给西昌专署有关饿死人的信 + +　　<田治元> + +　　（谢部长：） + +　　近来你工作忙吧？我现在要向部长汇报一件于心难忍，不关心群众疾苦的严重事件，但是在未谈以前，必须把我的情况谈一下，我是五○年参加工作，五一年调盐边县人民政府民政科，于五五年四月调出机关（主要由于该县领导分别待人，处不下去，才申请调开，详细情况我也不再向部长申诉）现在盐边县务本乡参加秋收工作，我以一个共产党员身份，应有的品德，与部长来函，因为现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还有一部分确是不太关心群众疾苦，我听了一些使我心理有些难忍。解放几年来人民非正常死亡事件，逐年都在不断发生。我个人的看法，可能是与个别党政领导的重视不够，有很大的密切关系。就拿盐边县来说吧，该县五二年土地改革运动，致使人民饿死和病死，虐待致死将近100人，还发现饿荒了没有粮吃，致使六区〔发生〕人吃人的事件，使党的政策在群众中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此情况我在民政科负责时已整理上报过，可能你还是知道吧）。经西康省民政厅检查处理后，从现在情况看来，有个别领导和有部分国家工作人员，仍然未引起重视，至今还有的区、乡饿死人事件发生，不敢向上报，怕报了受处分，明知饿死人事件发生积压隐瞒不向上报。如去年压缩统销面时，该县下面干部机械执行上面的控制数，不顾群众疾苦的实际情况，又发生了饿死人的事件，六区务本乡，我今年五月份底，从乡干部口中了解，据他们的口述，去年该乡饿死的十六，病饿致死十二人，因病而死又十余人，共计约四十人，但至今区乡□□□，此□□□检查□□□又饿死两人□□□这财粮助理谈去年他们搞压缩面，□□□妇女生了小孩家中没有粮，天天抱着，饿肚子痛苦，想自杀，他□一位同志把自己的粮票给了十多斤救活此人，他们都不敢向区委（汇）报。 + +　　有一个几十岁的老大爷，已经饿得不行，到区公所门口要粮吃，但是县上到区工作的付部长啊祖德说，叫其他同志们把这老头叫走远些怕死在区公所门口。 + +　　有一个贫农万朝忠家里没有粮，饿了很久，村上干部叫他到乡上去找点粮来吃，走到路上遇见区委会秘书盛光明，社长吕明芬，两人扶起，就饿死在该乡官桥上。有一个贫农杨能齐病了几十天，家里吃糠吃菜渡日，该区的区长黄昌俊去，杨能齐出来向这位区长哀求说，区长我饿了好久，家里连一粒粮都没有，请给我拿十来斤粮来救救我的生命吧。这位区长答复不行。这是国家政策不能随便，你是天王老子该供应的才供应，不该供应的随便你这样说都不行。杨见哀告无路，回去睡在床上三天就死了。 + +　　我又听五区民政助理员龙太昌对我说五区民政乡去年饿死的人，群众攞在路边上示众不进行埋（该县已调查处理），我根据这些同志的反映，其他乡去年饿死人的事件还有。今年六区金柯乡也发现饿死人事件，向孙县长回报，他们至今也不进行处理，我也不知领导上对饿死人事件抱什么态度来对待这一问题。 + +　　亲爱的部长，我看饿死人事件不仅盐边发生，其他县份也有类似情况，因为我是四川省灌县石羊乡的人，五四年在雅安民政班学习请假返家，听我母亲和周围的群众向我说，石羊乡饿死多人，县上的干部去检查，还不准群众说是饿死的，他们在该乡时石家碾那边有一个姓宋的农民，他丈夫不在家，出去做工，家里有十多个的猪又有两个小孩无粮吃，群众给了此妇人一部份钱，叫她到石羊乡人民政府去申请买点粮，乡上未批准，此妇人带上两个小孩，走到范家桥□□两个□□□就把两个孩子拴在腰上投河而死。 + +　　（群众□□□向我反映死人事件，我向他们解释，你们可去向县上报，人民政府是关心群众的，同时我又向盐边□□□他们不诚识，你们可去调查，我就返回工作岗位。） + +　　五五年一月份我回家，母亲还对我说，当地干部说我是一个干部还在进行造谣，我在临走之前母亲还对我说，娃娃这次母子见面，如去年（指五四年）我饿不过来，我们母子就没有见面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使我们母子心里是如何样的悲惨难受。部长同志：你可想想可是我也并不因此而对革命工作消极，我想党和各项政策是正确的。这主要是有少数干部不执行党的政策而造成的后果。同时我到县参加会议，县人民委员会刘（应为陈，见《盐边县府秘书室会计陈文斗反映材料一份》—注）文斗同志向我说，今年有三个少数民族到县府来要求供应，没有粮吃，该县民政科付科长陈敬焜还说：这关我啥事情，采取对群众疾苦不关心的态度，据说□□少数民族也有饿死的现象发生。我根据上述死亡事件，有些内心难忍，所以我特向部长来函，请求部长想法，应将这些死者的原因搞清，以免使党的政策在群众中遭受损失，我所反映的情况，有不符合的地方我完全负责，但是我感到由于本身文化水平低，所了解的具体情况还是很少，反映得还是有些拉杂，请部长原谅吧！请下次再谈吧！ + +　　此致 + +　　（敬礼） + +　　 反映人盐边县务本乡田治元 + +　　（1956.9.9.） + +　　（附：） + +## 盐边县府秘书室会计陈文斗反映材料一份。 + +　　在本年四月廿四日本县彝族自治区岩口乡刘正朋的娃子阿着吾乌因为家中人口多，缺乏劳动力（不到六岁的小孩，三个哥哥，两个年老，其女人有孕）无食饥饿来政府求救济，根据本人所谈在家里就已经饿了七、八天的，最后由黑彝娘子给他一升苞谷作路费而来，从这几个人的面孔来看，的确是皮包骨头，瘦得可怜，我将这情况反映给民政科付科长陈敬焜同志时，陈科长以救济款发至区、乡无法解决，只能发二、三天的路费仍叫转家，这话我们把它转告阿着吾乌时几个大人又放声大哭，结果再三给陈科长要求没有得到解决，就到第三区坝头自治乡冷水箐去其妹妹家求助，去不几日他的妹妹患病死了，那时正遇阿着吾乌的女人生小孩，所得到亲戚的一点帮助，要给小孩的母亲吃，其他大人小孩依然是饿着肚皮，二十多天后把他家大的一个儿子阿合（六岁）饿死，没法又仍来政府，我将这情况问清后，又向陈敬焜付科长反映，陈听到饿死了一个人，不但没有想法解决这个人的问题，反而跑去骂了阿着吾乌一顿说：“你们跑到冷水箐去当土匪把娃娃饿死，谁管你的。”等语。 + +　　我看到了这情况把这几个人安置在店子里住下，向孙县长反映了这情况，孙县长叫陈科长按政策办给他们救济一些回家，但陈敬焜同志还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叫科里的会计发了三天的口粮，仍将这家人动员回去。 + +　　我认为陈敬焜同志身为民政科付科长，对人民的疾苦不关心，造成了饿死人的现象是不合理的，特此反映，希作处理。 + +　　 陈文斗1956.9.10 + +　　（附二：） + +## 四川省温江专员公署民政科给四川省民政厅的调查报告 + +## 1957.10.26; 民社字第323号 + +　　（四川省民政厅：） + +　　关于盐边县干部田治元同志给谢部长反映石羊乡当地干部不关心群众疾苦忽视救济和粮食供应工作，因而造成自杀事件，现经灌县进行调查了解后，将情况转报你厅请予参考。 + +　　一般情况和家庭情况：宋张氏全家共4人，有丈夫宋寿林，两个大儿子，大的8岁，叫宋雨高，小的才3岁，土改后分得水田（老亩）6亩多，解放前共做水田10亩余，家庭经济情况比较富裕，在53年当地川芎价比较高，宋寿林就想发财，种2.5亩地的川芎，当时把川芎种起后，家里就发生了天灾人祸，他家共喂了大小猪13支全部死光，（其中母猪1支，架子猪2支，小猪儿10支）死后该户就借债买了1支猪，又死了，后又借债买1支母猪来喂，在53年54年两年内家庭的经济就搞得紧一些，后又在娘家借了70万元（旧币）邻居杨子成，和张子奇等处共借了20多万元。在53年国家实行统购统销后，宋张氏卖50斤粮在种川芎时，卖过一部分粮食（没有单据未计算在内），死者在这两年中家庭经济情况，就起了根本的变化，加之用粮以前一贯的装起吃惯了，实行统购后，本人就不习惯，但本人在以前来看，根本就不向别人借去借来，一惯■■子，她家里如缺一东西都要她男子去借的。 + +　　宋张氏死前□□□死者在未死之前，她男子不在家，到聚源乡修河去了，家里只有3人在家，但家里在死者死后还有大米半斤、玉麦面5斤（这里他嫂嫂宋陈氏在死者死后到她房间内看见的），灌县这次到她家访问时，亲口说的，死后灌〔疑为“该”〕县监委会和人民法院、区公所等，还组织了6人分两个工作组，进行了调查访问，经几天把事情弄清楚，确定死者并非是没有粮而饿自杀的。其原因：是她本人历来就爱面子和不卖穷，如别人说他没有，她都要说她有，从来不给别人借东西等，这是她兄弟公安局的干部张志光说的，邻近居民也有这样反映），说明上看来，宋张氏的情况，当时乡村干部是知道的，他本人也曾向村干部反映过一次，但由于宋张氏家里还有口粮，所以当时村干部曾向他解释清楚后，未开条子，这样作还是对的，并非是田治元同志所说的，此人是没有粮食吃而饿自杀的，田同志还说我县监委会不承认，拒不受理，这与事实是不正确的，经我们调查后，宋张氏的死有以下三点： + +　　1、本人好面子，因欠账将近100万元怕别人说，如欠他娘家张志光70万元就连她娘家都不去，平时还没有欠账时，都爱到娘家吃顿把饭，或耍二三天才回去，从他娘家□□说，今年（54年）要还我们一点的，这样一来，她父亲给她编了一个火笼，叫她去拿，她都不敢去拿，直到她很久赶中兴场，她父亲看见她时又叫她去拿，去后便拿起就走，连耍都不敢在那里耍（是张志光说的）。怕她兄嫂向她要，隔壁的邻居又是她老表杨子成，看见她死猪后借了些米给她，这样一来，怕别人说她问她要米，丢了他的面子不好看。 + +　　2、在粮食问题上，未实行统购时，家里粮食装起吃惯了，统购后，她本人有些不习惯，如有一次她家里无米，扬子成看见她吃玉面麦问她你有没有米，我借点给你，借了2升，但是死了以后，家里粮食并不缺乏，还是有吃的，但粮食并不多是要紧一点，并不是田同志所说的是因饿自杀的。 + +　　3、乡村干部对当时宋张氏的性情和思想动态掌握不够，对宋张氏的可能自杀估计不足，注意不够，思想教育差，是应该作为今后工作中的教训。 + +　　 四川省温江专员公署民政科 (章）1957年10月26日 + +　　来源：内务部、省人委、西昌专署有关处理盐边县和灌县饿死人事件报告，往来函件和调查报告材料等卷（1958年10月18日－1959年5月3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0/000001.txt b/CCRD/2/6/0/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f11f5e5bfdc2501c17f3a11a9512b6eb240b8b1 --- /dev/null +++ b/CCRD/2/6/0/000001.txt @@ -0,0 +1,25 @@ +# 安徽省妇联党组关于制止妇女儿中非正常死亡现象给省委的报告 + +　　（省委：） + +　　淮北受灾以后，不断发生妇女自杀、买卖小孩、送童养媳、溺婴、弃婴等严重情况。仅据以上、太和两个县不完全统计，六、七两个月自杀的妇女就有六十八人。八月分以上又自杀八人，并在六、七两个月发现送童养媳二十人，溺婴、弃婴八人，卖小孩的二人。宿县、凤阳霉县均有类似事件发生。另外灾区因生活困难引起家庭不和而闹离婚的也大大增加。颍上一个县两个月内即发生离婚案九十九起，已离掉的十七人。据我们下乡的干部了解，目前在非灾区或轻灾区，社员讽刺五保户，儿子媳妇不愿供养上人的现象也在逐步发展，影响很长。 + +　　据现有材料分析，这些严重事件的发生，主要是因为灾区今年午秋失收，群众生活困难，而妇女在家庭缺吃少穿的情况下又是最为作难的人；孩子朝着妈妈哭，丈夫、儿子着急，往往还拿妻子、母亲出气，就易促成妇女走绝路，或忍痛溺弃、出卖自己的子女。太和县双浮区东亚农业社泰炳仁的娘，一家九口人没有吃，于半夜投水自杀。以上耿棚区吴台乡韩庄李成良的妻子，产后十二天中有五天没有吃到面，上吊自杀了。以上县淮北联盟社宫玉发的妻子将一周岁小孩送人，自己出外喂奶。凤阳一个妇女生孩子到七天，活活将孩子闷死了。以上寨涧乡周登富在受灾后两次出卖侄女。其次是农村实现合作化后，生产关系起了根本变化，而我们对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却没有跟上。如对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业社示范章程宣传贯彻不够，部分区乡根本就没有宣传。各级妇联也忽视有计划的对妇女进行尊老爱幼的教育。因此农村有些人对自己收入心里没有数，就借口“按劳取酬”而不愿供养父母。农业社实行五保，但没有向群众说明为什么要实行五保。没有通过教育在群众中树立敬爱老人、关心五保户困难的新的社会风气，而把五保户当成是额外负担，遇到灾情就发生讽刺、歧视五保户的现象，再加上旧社会遗留的保守自私、少数妇女不愿养老的残余影响和婆媳间的旧嫌，一使部分老年残弱的妇女处境困难。如太和县倪邱区张氏，七十四岁，两个儿子轮流供养，受灾后生活困难，吃到那家，那家就骂。她受不了就投井自杀了。该县元墙区张氏，七十八岁，有常年病，因生活．困难无人照顾而自杀。再次，因为对妇女群众参加集体劳动后，生产与照料家务、孩子的矛盾没有适当解决，妇女要忙里忙外，劳累过度，再加上生活困难，特别是孩子多的母亲，对孩子就产生了厌烦情绪。凤阳县一个有五个孩子的母亲，由于厌烦孩子，把第五个孩子的足后跟刺入两枚针，孩子痛而惨叫，她借口孩子患神经病，不能养活，把孩子丢到野外（已经查处）。 + +　　以上这些情况是严重的。为了迅速制止妇女、儿童非正常死亡及严重损害人权，违反法令的现象，要求各级党委；特别是灾区的各级党委，进行以下工作： + +　　1、在贯彻生产自救方针和发放救济粮款的过程中，组织所有农村工作干部，大力宣传战胜灾荒的有利条件，扭转群众悲观失望等混乱思想；在贯彻发展生产增咖收入的同时，结合宣传贯彻农业发展纲要和农业社示范章程中有关保护妇女二儿童和对老弱鳏寡实行五保的规定及其意义。并要结合当地实例宣传尊老爱幼的法令，树立尊老爱幼的社会风气。提倡团结互助，共同努力，战胜暂时的灾荒困难。严禁虐待上人、溺婴、弃婴及社员们讽刺五保户的违法现象。对于已经发生的案件，应本教育为王的原则，进行适当处理。 + +　　2、在发放救济粮款时，要求灾区党委监督执行照顾孕、产妇及老弱的各项规定。据我们了解，很多乡支部及个别区千不敢宣传照顾老弱、孕、产妇的规定或照顾的不及时。因此必须教育区乡干部，及时地救济孕、产妇及老弱有病的群众，在救济数量上应按规定多于一般群众。轻灾区的农业社，对于生活困难的孕、产妇和老弱群众，也应及时从公益金或其它款项内予以照顾。同时要组织妇女多种菜、多收集代食品，以节约粮食。 + +　　3、动员与支持灾区广大群众，在不防碍搞好晚秋作物田间管理的原则下，大力开展各种家庭副业。如淮北地区，除有养鸡养猪习惯外，群众有编织及其它等家庭付业，应设法恢复并设法开辟一些新的副业生产门路。党委和农业社要在资金、原料和销路方面竭力给予支持。 + +　　（4、督促各级妇联干部，深入群众，发现问题，帮助群众创造解决问题的经验，及时向党委反映和汇报，以便推广。） + +　　以士是否妥当，请省委批示。 + +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一曰 + +　　· 来源： + +　　安徽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0/000002.txt b/CCRD/2/6/0/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0a1ca8d89a0b53aa50b3ad9b50a669706c05a64 --- /dev/null +++ b/CCRD/2/6/0/000002.txt @@ -0,0 +1,25 @@ +# 山西农村的一些情况 + +## 粮食问题 + +　　山西汇北地区今年执行了“多购一点”的指示，余粮社口粮标准380斤，缺粮社口粮标准360斤，许多农民反映吃不饱，不满情绪甚大。对留粮的品种也不满意，如玉茭占了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三。于是有的农民说怪话：“够不够，三百六；穿不穿，丈八布；吃不吃，金皇后。”并骂干部说：“你们把群众路线背到背脊上啦，嘴说为人民服务，为啥不给人民吃饱饭！”“工人、干部、教员都增加工资，农民不但不增加工资，打几颗粮食还卡那么紧，不给往饱吃。”到底够不够吃？据雁北地委和各县委几年的摸底，除老小妇女多的或分得细粮多的人家外，一般不够吃。360斤粮除了水分和皮壳外，实际上不足300斤。过去有些户所以够吃，主要是粮食产量估得不精确，如一口袋山药按习惯算100斤，实际上就有120—150斤。（编者按：另据河北阜平县来人谈，有的山区缺粮社口粮标准只有320斤，群众反映不够吃，且有不少人因无钱买粮，320斤也吃不上）。 + +## 山区群众的穿、住、疾病、婚姻问题 + +　　长治地区有一个马森村里有196人现在还换不了季，有的父女二人只有一床被，有些人一年四季就一身衣，因没有钱，布票成了废纸。 + +　　（右玉县的一个老山区里95%以上的人住窑房，但窑破窑少是普遍现象。有的全家七口挤在一间小窑洞里。有一个村有30户现在炕上无席，有八户全家没一床被子。） + +　　山区群众劳动时间长，生活水平代，卫生条件差，得病的很多。右玉县有一个乡全乡久病的有51人。五台县楼上村14户中有5户贫病交加。虽然有的山区附近设了医疗机构，但群众反映：“请公家医生手续麻烦，收费多，还不如私医。” + +　　婚姻问题，山区群众最为苦恼。沁源花坡社和城艾村共273户，光棍就有83户，花坡社60个青年中有三分之二结不了婚，他们说：“平川姑娘不上山，山上姑娘到平川，光出不入，对象难找。”年青人大量下山，只留下老年人在山上，因此，有的群众说：“过去有钱能买到媳妇，如今婚姻自由谁愿上山？弄得全家东分西散，没办法生活只有自便（寻死）”。 + +## 干部作风 + +　　长治地区农民反映，“现在的领导是：县干官僚主义，乡干命令主义，弄得农民没有主意。” + +　　县级领导机关的普遍情况是“三多”（开会多，计划多，公文指示多），“三少”（深入调查解决问题少，下乡干部少，接见群众来信来访少）。壶关全县有500余县干部，设有大小26个办公室，54个委员会，但经常下乡的只占干部的10%左右。沁县撤区并乡以前经常深入农村工作的有160多人，现在只有68人，14个县委委员中有9个经常住机关。干部去山区的尤其少。山区群众批评我们说：“抗战时干部常和农民打交道，张口老大爷，合口老大娘，地里营生还不断帮忙。现在骑洋车、穿皮鞋，在平地上跑来跑去，好几年也不上一次山。”“过去（打游击时）干部不离门，现在只见公事（文件）不见人。”他们热忱地盼望干部去帮助他们摆脱贫困。 + +　　 （摘自山西日报社“内部情况”） + +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总第一七六期）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0/000003.txt b/CCRD/2/6/0/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0f31c90da29a31f955738aeb24ed1aac0b4c887 --- /dev/null +++ b/CCRD/2/6/0/000003.txt @@ -0,0 +1,35 @@ +# 饥饿的苗族乡村 + +　　<新华社> + +　　新华社贵阳２９日讯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副州长吴朝明同志（苗族、共产党员），在领导民族访问团访问了丹寨县乌洛大乡后，向新华社记者揭露了这个苗族乡由于连年粮食供应不足，造成妻离子散，饥寒交迫的悲惨事实。下面是他的谈话记要。 + +　　访问团是９月下旬访问乌洛的。这个大乡共包括开垄、肖家、乌洛、柳乌、排告、孔庆等小乡。当时那里还没开始秋收，山坡上尽是挖蕨巴的人，村子里冷冷清清，群众人心惶惶，社会呈现下不稳定状态，看不出一点解放了的样子。肖家乡有些苗族姑娘只穿件上衣，站在路边望着我们。据事后统计，象这样十岁到十八岁没裤子的苗家姑娘，肖家乡就有五十个。 + +　　因此群众对访问团的到来是又怕，又怀疑，但又很高兴。有一次座谈会，本来只邀请四十人参加，结果到了一百多个；过去一般会议到深夜还开不成，这次天一黑就到了。会上的情绪是开头哭，不愿发言，空气很沉闷，我们也都感到很难过。当时我一向群众讲解政策和来意，代表自治州作了检讨，说明党和人民政府的粮食“三定”政策，正是要使大家能吃饱饭。这样才使到会群众感到有了希望，反映说自从“三定”以来没有人讲过这样的话，你们早来些我们就少饿几天饭。这才把心里的话告诉了我们。 + +　　群众在会上反映，从５５年以来，粮食年年紧张。今年入夏以来有三百十人逃荒到外乡（其中贫农一百八十九人，中农九十二人，富农九人，地主十八人，其他二人）。有二十一个已婚妇女因为受不住饥饿而改嫁了，造成妻离子散的悲剧。几年来因粮荒而至少死了五十多人。根据分析结果，多数是因为吃蕨巴、米糠、野瓜、野菜等多了，吃下而屙不出，胀死了；有的是因为青黄不接时节饿得过度，秋后便拼命吃，不消化得病而死。还有件惨不忍听的事：有一次六个饥饿的农民看到一棵山崖上的杨梅树，都爬上去抢摘，结果树给压倒了，跌死三人，残废二人，一人轻伤。现在村子上还有个孤儿，他的双亲死于饥饿。有个农业社主任王应光反映，别的地方是个毛主席领导，我们这里又是一个毛主席领导——没有饭吃，有的群众疼心地说：没解放时盼解放，解放以后不爱讲。 + +　　粮食紧张的后果是什么呢？ + +　　一、区乡干部和县的关系疏远，党和群众的关系冷淡。原因是区乡干部感到粮食问题压力太大，向县里反映后，不但没得到支持，还受批评和打击。如乌洛乡王乡长过去因代表群众反映粮食困难的真实情况，遭到撤职处分。其他各小乡均有类似事情发生。因之乡干部积极性不高；纷纷表示如这个粮食问题不解决只有辞职。区里也怕向县反映后被扣上富农思想、资本主义思想的帽子。有的群众说：人家说我们自由，哼！可是连话也不敢讲，讲了就是“破坏”。开垄乡爱国社社员陆玉超因为向上级写了个条子反映粮食问题，在去年还被关过。造成群众对党的不满。 + +　　二、生产上受损失。这几个小乡的农业社今年普遍出工迟，总要到十一、二点钟才上坡；有的社员因刚从外面逃荒归来，连买盐的钱都没有，做活不积极，认为留粮量搞也四百五十斤，不搞也是四百五十斤，说是“国家有十条路，九条人不知”。因之在生产上冷心冷意。爱国高级农业社过去单干时五个人能做的活，现在高级社却要九个人才能做成。孔庆乡四个社，没有一个增产，河光社今年总平均每人二十元八角五分，每个劳动日才折谷半斤，最高每人全年得粮食三百另四斤。 + +　　（三、民族内部和县与县之间的隔阂加深了。丹寨二区这几个乡和雷山县毗连，亲朋戚友，血肉相联，双方过去都很团结。今年因为雷山粮食充裕，不少雷山青年乘机带盐、米到丹寨孔庆乡来玩“马郎”，诱骗了六个有夫之妇走了。引起丹寨农民不满，接着也去拐了一个雷山乌江乡的已婚妇女来。雷山派人去要回，孔庆乡的青年说：“你们雷山先开沟，我们才理水，你们退回我们的，我们才退回你们的。不然，你们行凶，我们照样办。”至今矛盾没有解决。而且丹寨的一些家庭内部，因老婆常和雷山青年玩马郎而不和睦。） + +　　四、反革命分子乘机准备暴动。丹寨的坏分子和格江的联合，原打算在八、九月间开始骚乱。 + +　　为什么会造成上述紧张情况吗？访问团认为： + +　　一、丹寨县粮食工作的成绩虽然有，但对掌握边远地区生产特点却不够，死搬硬套中心区办法。因为乌洛大乡只有水稻一样粮食作物，其他如玉米、红薯、地罗卜等都没种过。以前群众还靠刀耕火种在山上撒小米、去年又不许搞了，他们就没有什么可吃的，这样，和别的地区同样供就四百五十斤粮食，显然是不够的。如在别的地方则能找到其他粮食、薯类充饥。 + +　　二、干部盲目地认为“三定”到户，粮食问题不大了。 + +　　（下缺） + +　　来源：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３０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0/000004.txt b/CCRD/2/6/0/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68970504243fead0fde8b782c69426db06f1b12 --- /dev/null +++ b/CCRD/2/6/0/000004.txt @@ -0,0 +1,15 @@ +# 广东部分农村发生灾荒 + +　　<河星> + +　　新华社广州５日讯　广东省部分农村灾荒严重。据农业和民政部门１０月中旬的材料，目前各地发生秋荒的严重困难户约有一百九十万人，其中缺粮的二十四万人，断粮的约四万七千人。据不完全统计，两三个月来已饿死二人，因灾荒自杀的二十五人。估计灾情还将继续发展。各地因为灾情而卖小孩、偷窃、闹退社和降低出勤率的情况已不断出现。 + +　　广东省出现这次秋荒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上半年部分地区受旱和虫灾造成早稻减产，夏收后的两三个月来，又在部分地区发生持续秋旱，虽然积极进行抗旱斗争，在９月间又陆续下了一些雨，旱情有了和缓，但到１０月中旬仍有三百多万亩晚稻继续受旱，晚稻的抽穗杨花受影响很大，其中约有五十万亩已旱死，有一百十万亩受旱伤害严重。此外，还有一些秋收杂粮作物被旱死或旱伤，因而使秋荒更严重了。据估计，现有的三百多万亩旱田或旱伤，因而使秋荒更严重。据估计，现有的三百多万亩旱田和已经解除旱情的那一部分晚稻，共约减产五亿斤，全省将因此无法完成今年的粮食增产计划。更严重的是受灾的地区比较集中（十多个县），湛江专区的茂名、电白、吴川县和雷州半岛地区，又几乎是连年的历史性贫困灾区，因而当地的农民受打击更重。 + +　　广东省领导机关对这些灾情已很重视，除几个月来积极领导各地抗旱处，还先后发放了相当数额的救济款。但救济数和实际需要还有很大距离，例如韶关专区１０月初统计有五十四个乡五万八千多农户没有收成，地委向省里要求拨八十万元救济金，只给三万元。 + +　　来源：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５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0/000005.txt b/CCRD/2/6/0/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37bdf91364089d303bc25c8bf6db8556e4b5a1 --- /dev/null +++ b/CCRD/2/6/0/000005.txt @@ -0,0 +1,21 @@ +# 王定同志关于环江县水源、下南两个区生产整社中一些具体问题及处理意见给宜山地委的报告（摘要） + +## [注：这个报告经中共宜山地委转发所属各县委阅读并上报广西省委。地委的批语，提倡各级领导充分发挥积极性、创造性，深入基层，发现问题，并根据实际的情况，实事求是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地委还对报告的若干地方加了按语，后来，这个报告受到了批判。] + +　　这次我与县委工作组到水源、下南两区去进行工作，为时半月多。现将碰到的主要问题和处理的办法报告如下： + +　　粮食作物减产，秋种作物也受严重的旱灾威胁。头苗水稻因春夏间雨水过多和人工肥料不足而生长不良，一般每亩产量只220多斤。玉米收成也不好。中造受虫灾，尤以下南区为严重，估计只能有五成收。据工作组在松现屯一个队调查，全队中造75亩共收谷3709斤，平均每亩49斤。秋季作物的晚造水稻、晚玉米、黄豆、红薯前期生长很好，近来一个多月未下雨，旱灾日趋严重。下南乡的晚造田已有80％开裂，少数晚造已枯死；晚玉米、红薯已部分受旱而枯萎，如再不下雨将会更严重地影响收成；一些地方吃水都成问题。受旱后群众思想比较混乱，多数人担心明年粮食发生困难，部分群众不分析具体情况而归罪于我们所推行的农业先进技术，甚至对合作化的优越性也怀疑了，把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的后果也说成是合作化带来的。尤其是富裕中农闹得较凶（富农则隐蔽些），中南乡一个屯有4户中农要退社了，一户富农搬到山上去住，一部分群众也正在观望。 + +　　对山区社的生产和经营管理，应注意它的特殊性。如石山区的景阳乡，在农业生产上主要是玉米、红薯、黄豆和其他杂粮，水稻几乎没有。副业生产主要靠养猪、养菜牛，往年一户养猪多的六、七头，少的两三头。这里居住极分散，全社120户方圆达40多里，几十个小屯，如果搬平原的整理方法就行不通。因此，必须根据山区的特点，改善生产布局和经营管理办法。 + +　　（一）将山区的大社适当改划小社。这些小社既可成为各自独立的小社，也可成为大社下的分社。我们认为采取大社下的分社制较好，一方面初分时小社干部较弱，可以通过大社的干部去指导小社；再一方面减少在分社中某些难以处理的公共财产。改划小社是一件复杂的事，要慎重去做，但是为了不影响当前的冬种准备工作，应通过与干部、群众商量，先把各小社的架子搭起来，建立小社筹委，将冬种交由小社经营。等到秋收完毕后，安排一段时间搞划社工作。 + +　　（二）山区生产队（或生产组）的划分，应充分照顾居住远近的自然条件，不能勉强规定多少户一个队，有的屯小，几户也可成为一个队，有的屯大，十来户为一个队，以避免进行生产，评工记分、包工包产的困难。 + +　　（三）在生产经营范围上，我们认为可分为社的经营范围，队（组）的经营范围，社员的经营范围。社主要抓几项大的农副业，如玉米、红薯、黄豆、小米，和养菜牛等；较小宗的粮食作物或副业，如木薯、猫豆、南瓜、养母猪等，交队（组）经营，由队分配。地头地边以往群众习惯种零星蔬菜，如西红柿、辣椒、黄豆、青菜等，这些可划为各户经营范围，在不妨碍社、队经营的前提下，由社员自种自收。这样做能更好地搞好社队的生产，照顾群众生活，充分发挥地利和劳动力的潜力。 + +　　（四）养猪、养牛是大宗收入，转高级社后都减少了。猪减少的原因是社干强调农业生产，限制家庭副业和减少饲料。这个问题应妥善解决。饲料问题可通过分红薯地到户的办法解决，还应允许每个劳动力在不妨碍社里生产的原则下，多开2～3分荒地作为各户的饲料基地。关于养菜牛的问题，菜牛以往是买小牛、老残牛来育肥，今年转高级社后，小牛无入再卖，老残牛又归食品部门统购去了，菜牛断了来源。我们认为买小牛养成菜牛的办法较妥当，养残牛的办法也很好，并已与食品公司交涉好，今后在收购老残牛后委托山区的农业社代养，养肥后长膘部分归农业社所有，农业社采取分成办法与社员分红。 + +　　· 来源： + +　　广西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0/000006.txt b/CCRD/2/6/0/0000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13c394e3df7f85ef4dcaa2cc339103afb270b83 --- /dev/null +++ b/CCRD/2/6/0/000006.txt @@ -0,0 +1,7 @@ +# 河南秋收分配中发生自杀事件 + +　　据河南省委在杞县等十一个县的了解，自今年八月至十月秋收分配期间，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自杀的有四十八人（内十一人自杀未逐）。自杀的原因：（1）政策宣传不全面，只是宣传「多劳多得」，甚至有的说：「不劳不得」，使一部分人多劳力少或因害病作的劳动日少以及丧失劳动力的社员增加了思想顾虑，怕生活没有办法维持，这样自杀的有十六人。如固始县祖师庙「五一」社社员朱西秀八口人，六个小孩，全年收入253元，一家八口人均没有棉衣，自己又生病，心中焦急因而自杀。（2）因偷社内或社外庄稼或因其他错误被追查、斗争、讽刺、辱骂，甚至被社干部非法扣留或开除出社而自然的十五人。（3）因执行分配政策有偏差而自杀的八人。（4）因强迫投资而自杀的一人。（5）因揭发社干部缺点遭受打击自杀的一人。如长垣县二区卫庄张孟氏向社和区告发生产队长偷麦子，都未处理，这次分配时，生产队长在群众会上反倒咬一口说张是坏人，把张孟氏气病了，并于十月间跳井自杀。（6）情况不明的七人。 + +　　 （摘自中共河南省委报告） + +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总第一六三期）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七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0/000007.txt b/CCRD/2/6/0/0000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c954c2c0696282bea18777cd34b44a2bda0e37b --- /dev/null +++ b/CCRD/2/6/0/000007.txt @@ -0,0 +1,29 @@ +#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关于某些农业社中发生侵犯人权、逼死人命等现象的报告 + +　　（省委：） + +　　各地农业合作社在实行只主管理土不所有所改进，对进一步发扬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有些农业社中强迫命令的现象仍然是相当严重的，以致造成了侵犯人权和逼死人命的后果。 + +　　一、有些合作社干部不善于运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而滋长了强迫命令的作风；有时当社员对某些问题提出意见和批评时，不能虚心考虑和适当采纳，而竟加以压制。如肖县龙城区腰庄乡优胜第二农业社，于五月十八日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公布账目时，该社管制生产分子吴信言对账目不大明白、提出询问，社干即与之争吵起来，当时吴的父母和兄弟也曾上来说理，会后父子四人被驻社干部许义明叫到社里扣押了一夜。又如无为县泥汶区（无为县有个泥汊镇）果园乡新举农业社，于七月十九日预支稻子时，原规定按劳动方预支，每个劳动力三十斤。社员邢修善家有三个劳动力，木应预支九十斤，但队里却只给他六十斤，邢心中不满，说分得不公。生产队长高土岗就责问他骂那一个，并因而争吵起来，要拉邢修善到合作社办公室去，邢的锦弟邢修周听说要拉他的哥哥，说了一句：“拉就拉”，竟被队长抓住打了两拳。更严重的是，有的农业社监察主任竟也随便侵犯人权。如无为县黄龙乡幸福社监察主任潘德金和社员杨世全、杨世明三家的鸭子因吃社内稻子，被社员黄永金打死了两只，社员杨和顺讲了一句：“打死还不算了”，当晚监察主任潘德金就用绳子将杨和顺捆绑起来，并打了两个耳光。 + +　　二、从目前情况来看，发生强迫命令、侵犯人权较多的是某些社干在处理生产管理、 社员落后自私和其它一些问题上，不是釆用说服教育的办法，也不深入调查研究，而主观主义地采取了强迫命令的错误做法。怀远县有些农业社竟规定了扣罚工分的制度，而且有时在极不合理的情况下，也强制扣罚工分。如该县河溜区固献农业社社干竟以“做活时没向生产队报告”为名，不给社员褚作典记工分，因而发生了争吵、撕打；后又以他“做活不报告，无组织无纪律，殴打社干部”为理由，扣罚了十个工分。又如歙县深渡区昌启乡青庄高级社生产队长汪杏花向社长汪培智报告被人窃去两块钱，并说是王志吕（一个没有父母、年仅十五岁的孩子，曾偷过食物吃）偷的，社长不加调查研究，就将王志吕叫来，进行诱供和威胁；见此无效，又将王捆吊起来进行追逼，王体弱难忍，因而乱供一起。该款到底被谁偷去，至今尚未弄清。另外，近来有些农业社干部对社内集体隐瞒和私分绝食的问题，不是加强政治教育，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适当解决，而硬性迫逼，造成了不良后果。如亳县十九里区岳乡胜利二社付主任张永清等，怀疑姜屯生产队有私分粮食的可能，就将生产队长张永吉、李德义和保管员张永芳等分别数次严刑拷打，逼其供认侵吞粮食。结果被打成伤，卧床不能劳动，而所谓“侵吞”却并无实据。 + +　　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农业社中不关心群众疾苦、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的行为，已造成了逼死人命的严重后果。据我扪现有材料统计，入夏以来，在来安、怀远、朋辉、六安、无为等八县一市的农业社发生被迫自杀事件13起，死12人，1人遇救未死。怀远县农业社中最近连续发生自杀事件3起，都是因社员感到预支不及时、不够吃，向社内要求发口粮，或因不满社内随便扣发口粮，而遭社干责令反省和追询其它问题，造成自杀。如沙港区码头乡社员黄振富，曾当长工十年余，现家有四口人，没有吃的，但两次救济粮都没发给他，后到社内支粮时不惟没有领到，生产队长陆开文并说：“你平常不劳动（实际是劳动的）拔草都不向社里送（因其房屋破漏，拔的草一部分送社，一部分留下晒干换麦草修理房屋），没有粮食就来社里要，你不能吃草吗？”黄回家后即气恼地向其妻说：“我当几十年长工都没受过这个罪；不给粮食还叫我吃草，我都想死了。”因而在八月十五日早晨把家中人都分配到地里生产后，在家自杀而死。来安县合作社中在六月份自杀而死的三人，均是因社干随便乱关、乱斗而造成的。特别是该县兴隆乡农业社生产委员张友付、生产队长裴同元毫无理由地乱斗社员周怀保，并唆使对周怀保怀恨在心的反革命分子高俊及其妻子（周怀保曾检举过高俊而使他被判劳改）来斗周怀保和周的妻子，使周被迫自杀（此案已在安徽日报披露，裴同元、张友付已逮捕法办）。此外，六安县顺河乡高级社在今年五月间还发生过生产队长许炳坤挟嫌打击报复，致使女社员吴家英自缢而死的事件。 + +　　上述情况的发生，引起了社员很大不满。不仅影响了社员的生产情绪和农业社的巩固与发展，而且也使我党和政府在政治上蒙受不应有的损失。这一现象的发生和滋长，反映出这样几个问题，是值得严重注意。即：（1）由于农业社的迅速发展，从群众中挑选了大批积极分子来当社的干部，他们政策水平一般不高，工作经同。经验较为缺乏，有些人把在长期小农经济生活基础上形成的家长式作风带进了合作社的领导工作中去；并且，他们之中还有些人曾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旧社会反动统治作风的浸染，因而在工作中有时釆用了简单化的方法和粗暴的手段，结果招致了强迫命令的发生，并使自己脱离了群众。（2）有些社干不关心社员的疾苦和切身利益，对社员的实际困难不积极设法解决，对社员的合理建议不认真地加以考虑，而是擅作决定，甚至任意处罚社员。在处理某些社员的一般错误行为时，没有充分估计到农民中自私落后思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根除的，必须进行耐心的长期的反复的教育，而是釆取了追逼和打击的态度。（3）在广大农业社干部中，法纪教育工作还较薄弱，有些地方甚至还未引起重视。因此，有些社干对于按照农村根本大法——合作社示范章程办事和严格遵守法律还认识不足，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出现了不自觉的或者明知故犯的违法现象。这些都说明如何加强对农业社干部的教育，克服工作中的强迫命令作风，发扬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是县、区、乡党组织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重要课题。 + +　　根据目前农业社中滋长强迫命令的情况，为了迅速设法予以扭转和改正，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 +　　第一、建议各地紧密结合当前中心工作，通过检查总结生产、救灾、整社并社和布置今冬明春工作，向农村干部进行一次群众路线和民主办社的教育，批判不利于工作的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作风。在具体做法上，可以釆取表扬好典型事例、批判坏典型事例的办法，引导大家自觉地进行检查。还可以有计划地、广泛深入地结合实际展开民主办社的讨论，以求得从上到下，把这一精神逐步贯彻到合作社干部中去，有效地改变工作作风，并从而充分发挥广大社员的积极性。 + +　　第二、各地农业社中必须根据“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切实贯彻民主管理的各项规定，并鼓励社员提出批评和建议，以便克服强迫命令和官僚主义的作风。同时，合作社干部必须随时随地关心群众生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对于有关社的集体利益和社员个人利益的问题，应全面考虑，慎重处理。 + +　　第三、对于农业社中发生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等情事，应该及时查明情况，予以纠正。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必须以教育为主，既不能强调惩罚，又不能听之任之，着重弄清是非，以提高干部政策水平，改进工作。对于少数品质恶劣、严重违法乱纪、逼死人命的分子，则必须依法惩处，以严肃法纪，挽回影响。检察机关应密切配合党的监察部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并注意请党委通报一些典型案例，组织社干和社员进行学习，以提高法纪观念，防范类似事件的发生，保障农业合作化运动健康发展。 + +　　以上报告是否有当，请予审查；如同意，请批转各地参考。 + +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 +　　· 来源： + +　　安徽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0/000008.txt b/CCRD/2/6/0/0000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ed41d3a3e2831b2d5b90155c3f56e8df874f949 --- /dev/null +++ b/CCRD/2/6/0/000008.txt @@ -0,0 +1,39 @@ +# 四川省西昌专员公署关于盐边县饿死人情况的复查及处理意见 + +　　（盐边县人民委员会、盐边县检察院、中共盐边县监委、西昌检察分院、专署监察院：） + +　　一、盐边县饿死人的事件，曾经专署二月份召开的民政会议上初步反映，曾派检查组前往该县进行了检查，并提出了意见，同时报地委批示各县，但该县仍未引起应有重视，继又发生饿死人事件，我署仍于九月份二次组织工作组前去该县协助重新检查。根据复查了解该县1955年和1956两年先后共饿死39人，（内有56年的4人）其中11人是由该县和我署作过检查，余28人为此次复查所发现，此次复查的28人是经过多方查证，每人整理了单人材料，通过区乡党组织的审查，然后经过县监察委员会认定，都肯定是饿死的，死者绝大部分是在55年古历六月初至七月初第三次压缩供应面时饿死的。死者以哑巴、瞎子、老好人等为多。计6月份死去19人，7月份死去9人，18岁以下6人，18岁至25岁2人，25至45岁7人，45岁以上13人。哑巴3人，瞎子4人，老好人10人（愚笨人的意思），体弱6人，其他5人。（此外尚有因饿致病，或因病加饿，以及直接间接与饿有关而死的49人，因缺粮被虐待饿死的14人，该县检察院正处理中）。其饿死原因，根据重点调查六区务本乡的情况是： + +　　1、生产没有办好，收入很少。该乡贫苦而缺乏劳动力的个别农民，由于生产上缺乏农具，未深耕细耙，很少积肥施肥。个别虽有劳动力但劳动积极性未充分发挥，农忙时期，每天也是动工很迟，收工很早，因此这部分群众，每年的实际收入，远达不到通产。据乡的统计，54年全乡实产约190万斤，只占全乡田地通产3,218,212斤的58.1％，占定产2,734,791斤的60.4％。（通产与定产相差■主要的除去山洪冲走部分）除去实交公粮30万斤，购粮30万斤外，每人平均口粮只272斤。55年实产170万斤，占通产的52.7％，占定产的52.5％，除入仓公粮37万斤，购粮16万斤外，每人平均口粮258斤，但贫苦缺乏劳动力者的收入，尚在平均数以下，如贫农李正发家共二人，54年才收谷子八斗，合计240斤，每人平均120斤，他家公粮都未上才吃到54年腊月。 + +　　2、54年初次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群众尚不习惯，吃粮用粮漫无计划，明知自己收入很少，粮食缺乏，也是大吃大喝的，未以粗粮渗细粮。特别有部分烟民对粮食的浪费更为严重，如该乡一村贫农周昆元，由于吃大烟，又懒惰，生产既没办好，还将收入的大部份粮食运去少数民族地区换烟吃，以致缺粮4个月左右，饿死了两个娃娃。 + +　　因此55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缺粮的人较多，有的从55年正二月就全无粮吃。这是当时已经存在的客观情况，最主要的还是当时的工作干部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点、错误，如果当时的工作干部，关心群众生命疾苦，很好根据政策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对那些最困难的人，给予必要的供应和救济，是不会发生这样严重问题的。 + +## 二、责任问题： + +　　1、55年粮食统销工作中，县委指派宣传部长阿祖德同志，领导大区粮食统销工作，并兼任务本乡的工作组长，区委书记杨海明，区长黄昌俊（团员），都是该区粮食统销整顿工作的负责人，并都先后担任过务本乡的工作组长（因为当时该乡的粮食统销工作，很不好搞，闹粮人很多），他们在工作中不深入实际，使统销工作前松后紧，不应供应的供应了，真无粮吃应供应的未得供应，该乡统销工作在3月份前几乎普遍供应，面在90％以上。古历三月份开始第一次整顿面压为38.2％，供应390户，4月份进行第二次整顿，面反增加到73.7％，供应752户，6月份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尽了很大的努力，进行第三次整顿，面压为22.36％，只供应228户，这时是古历六月农民的荒月期间，有些农民确实需要供应但一律被压脱，不予供应，如二村贫农万潮，由于劳力不强，妇人张疤子，吃得做不得，田地又远，收入很少，55五年6月间饿得没法，野菜也找不着吃，去仓库要米汤过活，曾几次去乡上要求供应点粹米，都未得许可，终于最后一次由乡上回来走至半路就死去。在此时候领导上不教育工作干部，深入调查实际缺粮情况，只图完成任务，因此缺粮的人得不到供应，有的把农具卖了，把小猪儿杀来吃了，还渡不过荒月，产生抵触情绪，直到骂政府，骂干部的时候，他们反自慰地说：“这是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呀！……据了解该乡55年应供应未供应饿死的是15人。” + +　　2、救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救济款的发放也不够及时，且不按人口多少，困难大小，每户一律以1元至2元5发放。该乡55年共得上级拨下救济款740元，先后分4次发放，共发了500元，救济345户，964人，可是仍有13人应救济未救济而饿死的，主要是没有发挥救济款的作用，挽救困难者的生命，如六村长期救济户余开华，有供应证无钱买粮，天天吃菜心里不好受，一天背着夹背去乡上准备要救济款买米吃，去后乡长周金亮很不耐烦的说：“你天天靠政府救济……”余开华无言以对，便去找桃子过活，就死在半路，死后才救济1元5角钱把他葬入坟墓。 + +　　有的长期救济户，虽得救济但由于数目很少，仍被饿死，如五村孙杨氏家5口人，都因老残，54年未办庄稼，55年得了两次救济共5元钱，没吃多久，在6月底7月初先后饿死3人，该乡有救济积压不发，年终退回240元，造成饿死人事件（据说55年主要怕发多了救济款，增加供应面）。 + +　　56年也是由于乡的负责干部王霖弟积压救济款一个多月，发生饿死刘长秀，死后被狗吃光的事件。（据检查：该区在56年3月28日将救济款发至乡，乡于5月26日，才开始发到社，社又积压了几天，刘长秀是6月1日死的）。 + +## 三、处理意见： + +　　上述情况给党和政府造成严重损失，为教育干部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对那些失职人员应加以严肃处理。 + +　　1、55年饿死的35人，主要是由于当时乡和村的工作干部，如阿祖德、杨海明，（一是县委宣传部长，一是区委书记）黄昌俊（团员、区长）刘志远（第五区区长、党员）……等不关心群众生命疾苦，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不按实际情况，硬性将粮食供应面压缩到20％左右，使真正无粮的人得不到供应，以致饿死，这种作法是非常恶劣，不能令人容忍的，该县应追查清楚后迅速处理上报。 + +　　2、56年饿死的4人，除已处理结案外，尚有刘长秀、余水发二人饿死未处理。余水发之死系由于粮食供应不及时，促该县迅速查明处理，刘长秀之死则是救济工作中，严重的官僚主义，救济不及时，积压救济款一个多月，应由当时该乡领导工作的干部王霖弟，田作元2人负责，各应给予适当处分，以严肃法纪。 + +　　3、盐边县连续发生饿死人事件，是与县领导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2月专署民政会议上，反映出饿死人的问题后，专署除会议、电报、书面布置外，4月又派员前往检查，地委亦作了指示，结果除2月饿死文哑巴外，6月又发生饿死刘长秀事件，这说明县领导上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官僚主义，缺乏群众观点，不关心群众疾苦，以致解放6年来的今天，还在陆续饿死人，而救济款则剩余上交，或积压不发，该县领导应作深刻检讨。 + +## 四、采取措施： + +　　1、对于失职干部应抓紧时间调查材料予以适当处理，并教育各级干部，同时应将发生连续饿死群众的事件、情况、原因和教训，经过县扩干会，研究讨论，以达到克服官僚主义，改进领导方法，加强群众概念，关心群众疾苦，搞好救济工作的目的，对因饿死人，引起群众不满的区乡村应公开向群众宣传国家政策，进行讨论以挽回政治上的损失。 + +　　2、对于解决大约占百分之15的贫困户，首先应作出全面规划，特别是高山贫瘠地区和重灾地区，如务本、金河、国胜、红泥、民政……等乡。 + +　　来源：内务部、省人委、西昌专署有关处理盐边县和灌县饿死人事件报告，往来函件和调查报告材料等卷（1958年10月18日－1959年5月3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0/000009.txt b/CCRD/2/6/0/0000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faa137a616011c26fa317f0cced0807e3537d31 --- /dev/null +++ b/CCRD/2/6/0/000009.txt @@ -0,0 +1,9 @@ +# 一部分农民要求退社 + +　　据有关材料反映：山东、辽宁、陕西、贵州、江苏、浙江、湖北、广东、广西、湖南等省都有农业社社员要求退社。如江苏南汇县要求退社的有2,648户；东台县要求退社的有1810户，据说想退社的还有2648户。湖北有十三个县要求退社的社员较多，据统计，当阳等三个县1037个社的97292户社员中已经退社和要求退社的有2931户，占总入社户的3.1%；合作社基础较好的荆州地区，退社的平均也有约2-3%。湖南永全县要退社的5%。少数民族地区退社的较多。如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有3万多户各族社员要求退社，占全州入社户的10%，还有些人在观望，说“退不退，看分配”。退社社员多是富农、上中农、中农。如山东沂南县岸堤区要求退社的250户中，老中农占70%。但也有贫农、共产党员，如江苏大丰县有一个社24名党员，已有17名向支部打报告要求单干。要求退社的人有的闹得很凶，陕西有的地方就发生了打干部、骂干部的事情；广东中山县、海康县等地常有人到省人民委员会或县委闹退社；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有些社已有解体之势。 + +　　退社的主要原因，据分析是由于减产，收入减少。其他的原因还有：1、一年来对社员限制过严，劳动强度过高，没有休息时间（有的社员说，劳改犯人也有休息时间，有时还看电影哩），没有搞个人副业的时间，没有零花钱，社员感到不自由。2、有些社干部作风不民主，强迫命令，打人骂人，伤害了社员的感情（有的社员说，不退社可以，但是要保证三个条件：马上改选社干，及时公布帐目，社里做事和社员商量）。3、互利问题或民族关系处理不当。4、自由市场开放后，要求转营商贩。5、坏分子的挑拨。6、政治工作削弱。 + +　　有的地方的党组织正在注意防止退社事情发生。如广东省委已通知有关地、县委迅速认真处理这些问题，检查生产，处理改革遗留问题，做好年终分配和明年的生产规划，对坚决要求退社的富裕户，可允其退社，以免扩大事态。 + +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总第一七四期）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0/000010.txt b/CCRD/2/6/0/0000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54e17e4bd1a3f90602245eeb497ae2f2eb54f23 --- /dev/null +++ b/CCRD/2/6/0/000010.txt @@ -0,0 +1,19 @@ +# 福建农村今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解放以来任何一年 + +　　<戚慧之> + +　　新华社福建１２日讯　据福建省有关部门调查：全省农民从今年１月到９月非正常死亡人口达二千八百九十四人（其中，因贫病、生活困难而自杀的五百零四人，因婚姻问题而自杀的二百九十八人，事故死亡四百五十四人，反革命、坏分子畏罪自杀二百三十人，因干部强迫命令而自杀的九十人，其他一千三百一十八人），为全省解放以来最高的一年。 + +　　在这些非正常的死亡事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因贫病、生活困苦而自杀的数字上升得最为突出。虽然今年１月至９月，全省发放的社会救济金比去年增加了４１。４％，部分农业社开始实行了“五保”，但因生活困难而自杀的人数比去年全年增加了五十九人。 + +　　今年这类自杀事故之所以增多。主要是有关部门对目前农业社经济力量了解不够，主观地认为实行了“五保”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因此对那些鳏、寡、孤、独、残废和患病又有困难的人，关心不够，有些地区虽然发了救济金，但却发给农业社，没有发给本人。另一方面是与合作化后农民经济生活发生变化也有关系。合作化前，农民在青黄不接时依靠搞副业，打零活等收入来解决生活、口粮等问题，迫不得已，还可以变卖土地、农具、以济燃眉之急；合作化后，劳力统一安排，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公，特别是由于上半年一度片面抓粮食生产忽视搞副业，使农民收入减少，群众之间互助借贷的能力相对的减弱，而目前农业社经济基础还很薄弱，因此，问题得不到解决。 + +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因领导机关官僚主义、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造成死亡人数也比以往增加。 + +　　莆田县今年１月因税务干部强迫收税有四个群众被迫自杀（未遂）。该县华亭区宫利农业社丢失谷子七十斤（仅是估计，现该社尚不知道有多少），社里干部在陈金铨家里搜到七十斤谷子，便怀疑是陈偷的，屡次非法审问，陈思想极度恐慌，认为非被逮劳改不可，就在８月１６日晚上，先将六岁长子陈文光，五岁女儿陈细花用布带勒死，然后上吊自杀。该县四区枫林乡干部林玉宣、林春光等八人，因公债完不成任务，强迫该乡农民林金坤认购，被林拒绝，他们就用枪杆毒打，林昏倒，为了隐瞒罪恶，即又把林抬到家中，在梁上吊死（有关人员已逮捕）。 + +　　来源：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１２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0/names.txt b/CCRD/2/6/0/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14d4041d4390f8ab827371c70b74974606b8c27 --- /dev/null +++ b/CCRD/2/6/0/names.txt @@ -0,0 +1,11 @@ +四川盐边县田治元给西昌专署有关饿死人的信 +安徽省妇联党组关于制止妇女儿中非正常死亡现象给省委的报告 +山西农村的一些情况 +饥饿的苗族乡村 +广东部分农村发生灾荒 +王定同志关于环江县水源、下南两个区生产整社中一些具体问题及处理意见给宜山地委的报告（摘要） +河南秋收分配中发生自杀事件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关于某些农业社中发生侵犯人权、逼死人命等现象的报告 +四川省西昌专员公署关于盐边县饿死人情况的复查及处理意见 +一部分农民要求退社 +福建农村今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解放以来任何一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00.txt b/CCRD/2/6/1/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2e39bbbe29f47d54dd53e06a4dcc15950519d01 --- /dev/null +++ b/CCRD/2/6/1/000000.txt @@ -0,0 +1,13 @@ +# 黑龙江省粮食情况日趋紧张 + +　　新华社哈尔滨18日讯　黑龙江省粮食情况日趋紧张，如中央不及早调来十万吨大米，则黑龙江省的四百万城镇人口，将从8月断炊。 + +　　国家原分配给黑龙江省征购粮任务是三百七十二万吨。后经向中央粮食部门说明完不成的情况后，减到三百三十万吨，但到4月底才完成了三百○一万吨。目前已到了春耕紧张季节，社与户余粮潜力已挖过两三次，从目前入库量日趋下降的情况看(4月份只入库五点二万吨，由月初入库量二千四百吨，到月末已降到一千二百吨)，今后亦不能再购上更多的粮食。购粮任务完不成的原因，一个是对秋收前产量估计和实际情况出入太大。主要是灾情估计过低，粮食产量估计过高。秋收前估计产量在八百三十到八百五十万吨，但根据农业社决分材料证明，全省粮食总产量和个体农户、社员自留地产量只有六百八十七吨(包括薯类)；另一个原因是对合作社看有利的方面多了些，工作开始时抓得不紧等等原因，致使应入库的粮食有一些消耗掉了。从当前情况看，部分地区由于购了农民口粮而引起了紧张，如有的地方叫喊三缺：缺口粮、缺籽种、缺马料。根据这种情况，到6月底也只能购上三百○五万吨，到今秋9月底(不包括新小麦)也只能完成三百一十万吨左右。 + +　　由于征购粮不能按期完成任务，在城乡统销方面，也发现了问题。4月末全省库存粗细粮五十七点八万吨，今后预计收购三万吨，共计六十点八万吨。按现在全省城乡每月销量十五万吨和去掉必要的库存外，只能卖到7月末。现在城市中虽然采取每人每月压缩一斤到一斤半粮食，工商行业用粮也在去年二季度供应水平上压缩了10％到20％，但这无济于事；对农村销量也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和整顿。除重灾区外，不下拨粮食，但由于灾情面积较大，缺粮人口较多，也曾发生紧张，目前灾区五常县有六十余名农民策划要抢国家粮库(被制止)。灾区还发现马匹由于缺料，而发生牲畜瘦弱和死亡的现象。 + +　　来源：1957年5月18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01.txt b/CCRD/2/6/1/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2938c4d13f2c4b6ff1fcfbd9d82c1b2f7e00c8e --- /dev/null +++ b/CCRD/2/6/1/000001.txt @@ -0,0 +1,13 @@ +# 福建莆田县西林乡的一次反右派斗争 + +　　福建莆田县笏石区西林乡在七月初曾组织过一次反右派斗争。由于政策界线不线，掌握不好，发生了偏差。现将该县监委的检查报告刊载如下： + +　　笏石区西林乡，工作基础较好，系区委重点乡。由于前一段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较差，今春以来乡内邪气日益上升（群众赌博、吵架、偷东西、社员闹退社等时常发生），使工作开展受到一定影响。 + +　　7月1日乡工作组张祖高（党员），由县参加扩干会还乡，接着于2日至6日，召开乡支部会、扩干会、群众大会进行传达贯彻，并布置乡内开展反右派斗争问题，由于张对县扩干会议精神领会不够全面，错误地认为县委布置的在农村中开展反右派斗争中的“点名批评”就是等于“开会斗争”，所以在4日下午就由张及乡支部书记徐玉喜二人主持召开支委会，把乡内右派分子进行初步研究站队，当时确定准备斗争的右派分子，有贫农社干张贤，劳改释放的预备社员林阿发，老上中农、单干农民林珍瑞等三人，并研究确定社员林华、张柳九、林金定、林谋、林士、周天明、黄倍及单干农民黄清泉等11人为“陪斗”对象。嗣后，即由支委分工，搜集整理材料。5日再召开支委会，作最后确定。张祖高为充实自己宣传内容，未经区委批准，擅自决定把贫农社干张贤、社员黄阿连二人划为“点名批评”对象（县委布置要经区委批准），在扩干会、群众会上进行点名“指责”“训斥”。7日下午，支书徐玉喜，工作组长张祖高即组织民兵12人，把上述所划的斗争和陪斗对象张贤、林阿发、张柳九、周天明、林谋、林华、黄倍、林士等8人，从家傅到乡，令其反省，不让回去；同时还通知全乡群众开“反右派斗争大会”，其中林阿发在山上浇地瓜，被叫下来，由民兵以绳绑带到乡，以此在路上进行示众教育，到乡后才放开。晚8时，上述8人，再由民兵从乡带到会场。会上首先由党支书徐玉喜说明会议意义，接着把确定的右派分子张贤、林阿发名单宣布，宣布后，张、林二人即被民兵6人推上台，迫其跪下、低头。随后林华等7人也由民兵带前站着，令其向群众低头。接着即由工作组张祖高报告反右派斗争的意义，并宣读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张贤、林阿发的罪状，与本人当场逐条对证。在对质中，高级社会计徐文程，领导群众喊口号，遇有不承认的，就问群众说：有老实否？台下高喊“不老实”、“不坦白”、“要吊起”。这时台上看守民兵也就随着动手、动枪打张、林头部、嘴巴、腹部、背部，进行逼供。这时工作组张祖高，虽有劝阻，但因开始掌握不好，制止无效。至逼供承认后，由支书徐玉喜把被定为“陪斗”的陈魁等7人，亦进行宣布罪状，当场对证，责令其向群众作检讨、认错，表示态度。并把上述被划“陪斗”的每个人都扣上×××分子帽子一顶，如说：林华是“拉拢宗派分子”，周天明是“不务正业二流子分子”，陈魁是“管制不老实分子”，黄倍是“翻身忘本分子”，张柳九是“剥削阶级分子”，林谋是“改造不老实分子”，林士是“闹宗派分子”等。会场空气非常紧张，如土改斗争地主恶霸一样，大会到十二点半结束。会后，被斗争的张贤要自杀，林阿发因被痛打，三天还不能起来，干部自认说：“险点打死”，影响很不好。 + +　　次日下午上述违法行为，经县检察院下乡干部发现后即向区委用电话会报，同时区委亦派人下去进行检查了解制止，但因到乡较迟，终制止不住，故在8日晚上，又在霸津召开“反右派斗争大会”，共斗争5人。当晚斗争大会，干部虽注意防止乱打行为发生，但因掌握不住，仍继续发生捆绑、罚跪、拳打等违法行为。 + +　　在被斗争和陪斗14人中，贫农2人、中农11人，债务生活者1人，基本上都是农民，真正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破坏都没有。有的根本没有什么罪恶。如贫农黄倍，就是因其思想落后，常说怪话，也被扣上“翻身忘本分子”帽子，在大会上“陪斗”。县监委除对上述有关人员将酌情研究给予处理外，并通报各区乡严格制止此类事情发生。 + +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总第二八O期）一九五七年八月六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02.txt b/CCRD/2/6/1/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926463854fe870d4ad80e4da372eab4a8c67983 --- /dev/null +++ b/CCRD/2/6/1/000002.txt @@ -0,0 +1,39 @@ +# 关于一个三类社的检查情况的报告（青川县青渠镇和平社） + +　　[前缺]大非的界线；群众的思想还受到束缚，没有得到很好的解放。社队干部民主作风较差，关心集体利益不够，少数甚至贪污拉用，敌我不分，这些问题在整风当中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社地、富、反、坏共20户，占总户数的17%，其中不少人有破坏活动。 + +　　在整风中，由于他们的罪恶活动没有得到充分地揭露，未受到应有的打击，因而在整风以后，继续兴风作浪，利用我们工作上的漏洞，进行破坏活动。 + +　　和平社今年的生产所以没有搞好，群众的生产情绪所以不高，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敌人的破坏。 + +　　敌人是从那些方面进行破坏的呢？ + +　　第一，故意有粮闹粮，散布流言诽语，煽动群众闹事，以达到破坏生产的目的。 + +　　今年正当插秧季节，他们见群众积极忙于插秧，地主刘中立就对群众说：“你再做得好些，还是只有420斤粮，未必那个还多称一斤给你。”刘中立的女人在集体食堂端饭时，当众煽动说：“这还不如过去的猪食，不吃这喂猪的汤汤，拿去倒了它。”地主的煽动，在一些富裕农民中发生了相当影响，从而使他们对420斤的留粮标准产生了不满。敌人看到机会到来，于是，一方面直接出面，故意有粮闹粮，到处喊叫没有粮食吃，不能做活。另一方面，拉拢一部分落后群众，煽动他们出面闹事。这样，不少人就被他们煽动起来了。于是喊出勤就叫喊没粮吃，在上半年经常有社员成群结队上山采野菜（据调查粮食不够吃的只有少数人）。在家的也不出勤，甚至跑到粮库大吵大闹，遂使出勤率大大减少。地、富、反、坏最多的是第一队，原来经常有六、七十人出勤，后来逐渐减少到六、七个人出勤，致使插秧误了季节。接着他们又抓住小春收成不好这一机会，继续进行煽动，以致103户人停止生产三、四天上山“砍火地”，使田间管理工作一误再误，三百多亩包谷没有及时除草。 + +　　第二，消极怠工，抗拒改造。如一队有地主8户，富农1户，坏分子2人，他们经常无故不出勤，也不请假，公开抗拒群众监督。平常出勤率不到50%，出勤最多的一个月不到20天，有4个人从不出勤。刑满释放的不法地主唐国华，经常在家里睡大觉，不劳动，积极分子雷洪饮喊他出勤，他就同雷大吵大闹，说：“我不出勤，你把脑袋给我打了嘛。”并气势汹汹地喊他儿子拿刀来，以此进行威胁，地主怠工，群众反映说：“地主都不出勤，我们还干啥子，我们还应该养活他们吗？”因而生产情绪低落，劳动效率大大降低。 + +　　三、挑拨新老社员的关系，打击积极分子和干部 + +　　社内去年迁来新社员44户，由于新老社员之间在对待某些问题的认识上不够统一，生产和生活习惯也不大一样，彼此有些隔阂。敌人便抓住这个机会，从中挑拨离间，故意扩大矛盾，破坏新老社员的团结。如新迁来的地主分子故意怠工，拒不出勤，扯稗子时有意把秧籽扯掉。有些干部和老社员由于敌我界线不清，笼统地认为新社员不懂生产，不学出勤，并说：“新社员是两个肩膀抬一张嘴来的。”地主周松廷经常在新社员面前挑拨说：“老社员要把新社员压下去。”使新社员对老社员产生不满。他们看到有的新社员同老社员关系处得较好，就指责这些新社员，说他们不顾“帮口”。这样以来，就使得新老社员日益对立，在生产上互相埋怨，大家的生产积极性都受到很大影响。 + +　　对积极分子和干部，他们则进行打击，地主刘中立的女人看到青年农民廖永同（贫农）生产积极，就骂廖是“尖脑壳”，并质问廖说：“你把活路做得完不？”积极分子在讨论420斤留粮标准时说了粮食够吃，他们也骂“尖脑壳”。共青团员梁仁中（社委）工作、生产都很积极，地主唐国华对梁的母亲说：“社里的活路再做得好些还是只分得到420斤粮，自留地种好了才真有好处”。企图通过梁的母亲来拉垮梁。以后梁的母亲就只搞自留地，并叫儿子少搞社里的工作，多搞自留地。生产组长郑兴林（又是治安员）工作积极，地主周松廷就指使他儿子无中生有地对新社员周国安（转业军人）说：“郑和其他干部商量，准备把你卡起。”以引起新社员对干部的不满，破坏干部的威信。 + +　　第四，直接破坏生产。 + +　　褥秧时，故意扯秧子留种子。地主唐国华被派去放水灌田，他故意不把水放在田里去。坏分子罗泰明（曾给匪首、恶霸、特务背过枪）么过多年牲口，懂些兽医，今年阴历6月份社里分配他赶牲口，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他就弄死了三匹马，弄病了一匹驴子。他经常用粗棒猛打牲口，装货时故意给牲口驮重些，钉马蹄铁时，用铁锤乱钉；牲口病了也不好好医治。今年阴历7月，他赶牲口去平武运东西，走到老鸦山时，因山高坡陡，牲口驮的东西，过弯爬不上去。同道去的李开能叫他把牲口往上提，他偏偏要往后拖，结果把牲口后腿拖裂一条一寸多长的口子。不久他又把这条牲口赶去江油运货，走到黄土梁，因牲口伤口未好，碰到石堆滚坡两三丈，起来后他就用木棒加以猛打，走到青溪桅竿坪，天下大雨，他又把牲口放在雨里淋了两天一夜，回社后，他不但不好好加以护养，反而把这条牲口放在山上十几天不牵回来，致使牲口死在山上，后经打猎队发现，社里才知道。 + +　　由于他的破坏活动，生产受到了很大的损坏，于是他们又乘机造谣，说生产搞不好是由于推广了先进经验，以此来混淆是非、模糊群众的思想，使干部和群众对先进生产经验更加产生了怀疑。 + +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在和平社这个三类社里，敌人的气焰是十分嚣张的，活动是非常猖狂的。为什么在整风以后，敌人还敢如此嚣张，如此猖狂呢？面前谈到，由于整风不彻底，一方面广大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主要表现在干群关系上）都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因而使敌人钻了空子。而另一方面，领导薄弱以及社干部对敌人的纵容姑息，也助长了敌人的反动气焰。 + +　　全社没有一个党员，只有四个团员，而且有两个经常不在家。在9个社委中，有3个贪污舞弊。社长银子成拉用公款150元，打了20元钱欠条了事，会计贪污30多元，社委杜生连和组长李炳兴，互相批准借款不记帐，在播种时，未用完的种子交仓时也不过秤，据群众揭发，已贪污一千多斤。 + +　　在相当一部分社队干部中，存在着怕麻烦，想把自己改选掉的思想；工作不负责任，对生产缺乏具体领导。正福社长一天钻到火食帐的事务圈子里，忙得不可开交。不少干部不知道今年的增产指标；工作无计划，有好多种子就种好多地，有些生产队长只管督促出勤，对不出勤的社员缺乏耐心教育。 + +　　以上这些问题引起了群众的普遍不满，而给了敌人以可乘之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领导能够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及时地改正错误，并积极组织力量，给敌人以坚决的反击，问题也就好解决了。但是，（下缺）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03.txt b/CCRD/2/6/1/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3d931964760b8603e8730a1a5ce0592f90b657b --- /dev/null +++ b/CCRD/2/6/1/000003.txt @@ -0,0 +1,13 @@ +#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部1957年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情况报告 + +　　[前缺]们工作上的缺点，对他们应解决的问题没有及时解决，该办的手续没有办妥。如党、团关系不给本人带走而转掉，填错转业复员证明书，档案长期不转地方等问题，因此，在他们复员后，来信要求解决；同时是和地方有关部门对少数复员军人安置不当或未安置，生产、生活上关心、照顾不够，教育管理不严，应解决的问题没有及时解决，对他们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和意见，没有及时解释说服教育等是有直接关系的。如66岁的老红军赵正奎同志复员后，生活困难，去背石灰来维持他夫妻生活，群众很不满意；又如洪雅县柳江乡黄仲文、李华荣二同志复员后，1956年底不慎失火将房屋烧毁，至去年2月还未解决；个别同志病了也得不到及时治疗等，因而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不安心农村生产，甚至有的复员转业军人盲目流入城市和回到部队要求工作。 + +　　以上告诉了我们，在复员转业军人离队前，必须切实作好思想教育工作，办妥应办的手续，解决应该解决也是可能解决的问题，并且大力协助地方政府作好对复员转业军人的安置和管理教育工作。这样，不仅能使他们回家后安心建设社会主义的农村，使他们成为生产战线上一支突击力量，而且对我们今后贯彻中央军委1957年6月18日“关于改进兵役工作的指示”，作好预备役与民兵合而为一的工作任务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 +　　（3）地方机关干部及人民群众的来信：主要是揭发和批评某些人员居功骄傲，不遵守政府政策法令和不尊重地方工作干部，不守公共秩序，违反交通规则以及个别人员违法乱纪，打骂群众，甚至不择手段，乱搞男女关系，堕落腐化等影响到军政、军民关系者达141件，占地方机关干部和群众来信的25%。如彝民团部分人员与布拖县人民委员会闹事；预9团2营在执行任务中严重的违反少数民族政策和我军纪律（以上两起有专题报告）；352库肖建国、柳来发二人押运武器不持汽车新牌照，在重庆拒绝民警指挥，发生争吵，反把民警抓上军事，不听群众劝解，用武器威胁群众；骑兵团李建国同志请假探家，假公济私，殴打群众，引起地方和群众极端不满，向军区、总政控告等。在婚姻问题上，同不到满法定年龄的姑娘、初中学生恋爱，违法乱纪，挖墙脚，甚至个别调戏妇女、通奸、强奸和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女人恋爱，乱搞关系。如骑兵团金甫启同志来成都花了700多元和某工程师未婚妻结婚；宁县初级中学张光仁来信反映，军官与少先队员恋爱是违法；预三师莫泗、黄超二人改名换姓骗17岁姑娘到旅馆奸污；预5师调山工作干部周如山在成都集中时，冒充公安人员，以调查材料为名，深夜进入民房，调戏妇女，企图强奸；茂县分区吕邦仁以探家为名和有政治问题的一妓女住旅馆几天，花700多元，多次发生关系。其他还有一部分是反映我军车肇事，随便雇用农村人口，以及对军队家属、保姆有意见。以上一系列的问题，虽90%以上都作了适当处理，基本上挽回了在群众中的影响，但对我军政治声誉，是一个很大的损失。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军在进入城市和营房后处于和平建设环境，加之部队对保持和发扬艰苦朴素与群众共甘苦的光荣传统教育不够，在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下，有些人的群众观念逐渐淡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上升，滋长了居功骄傲情绪、贪图享乐，在感情上与人民群众有一定程度疏远，继而发展到目无组织、纪律，不遵守政府政策法令，破坏我军纪律，形成违法乱纪事件，引起群众不满，损坏军党、军政、军民团结。要克服上述不良倾向，除必须继续加强拥政爱民教育和贯彻谭主任有关军民关系的几项规定外，应结合整风整纪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提高政策纪律和群众观念，各级领导要严格要求部队，加强行政管理和经常性的政治思想教育与思想领导，坚决向违法分子和不良倾向开展斗争。 + +　　（4）来访方面：除复员军人要求解决工作、生活，地方干部来了解部队少数人员在地方违法乱纪要求处理外，大部分是军人家属来队探亲。有的是家遭灾害，生活困难；有的是长期没有与亲人见面和军官写信回家叫未婚妻来队结婚，还有个别同志写信回家与爱人离婚，使女方卖掉房屋、家（下缺）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04.txt b/CCRD/2/6/1/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6e3588501fb056329e2cf9ca3a89dd40b95faa7 --- /dev/null +++ b/CCRD/2/6/1/000004.txt @@ -0,0 +1,29 @@ +# 湖南省委办公厅编《工作情况》第一期 + +## 一、春耕生产中的问题： + +　　1.目前仍有少数户闹退社，湘阴县有2098户闹退社；占全县社员总数1.14％，其中上中农1279户，占要求退社户的60％，占该阶层入社户的5％。衡南、祁东、道县、宁远、江华等五县摸底，当前闹退社的有2226户，占入社户数0.41％。其中贫农271户，新下287户，老下228户，新上437户，老上757户，地富31户，手工业者175户，其它40户。这些户一般不出工，不投资，更有的串连影响其它社员。目前除极少数户已办理好退社手续外，大多还没有处理。湘阴周济社800多户，有46户闹退社，其中中农34户，现有23户已私种作物，该社茶叶原来已统一经营，退社户占有茶叶特别多，可值2600多元，社干社员都不同意他们退社。尚有部分社干对之态度强硬，如宣嚷“河边的田，山边的土，单干所有”等，且召开社员会，要退社户讲退社哩由。在处理退社户的经济问题上，有的地方出现一些吵架、告状等等事件。 + +　　其次是去年的分空户，有的地区在春节前作了分期兑款的安排，现在有的已到期，但原定支付计划不能实现，因而有的社三五成群找社干要钱、骂农业社、生产消极。郴县区反映，各乡一般20％的社，多的有80％的社发生这一问题。 + +　　2.三包到队后，宁乡发现有的生产队大量犂掉社内统一种植的油菜、小麦，认为这些作物是全社的，蓄久了会耗尽田里的肥，郴县、湘潭区有的社队与队之间为争牛、争农具、抢肥料打架、吵嘴。 + +　　3.适当开展付业生产的问题。长沙895个社，有26％的社没有安排其他生产，单纯抓农业，宁乡514个社检查，目前有122个社（21％）剩余劳动力没有安排出路。醴陵701社，付业生产开展好的只占25.3％，一般的占35.1％，差的12.8％，根本没搞的占26.8％，303个社检查，鱼塘10188口,有16.9％未计划放鱼。常德区有的社将木匠、篾匠等手工业者也卡在社内，不准外出。大庸有的社不准社员搞家庭付业，规定搞一天扣八分工，贫农社员李冬林为解决零钱，砍了十二天柴，被扣96分，并在社员大会上作检讨。有的社集体经营的付业也已分掉给私人经营，如醴陵泉塘社227只鸡，原是社里经营，现在以一百元全部卖给一户上中农，估计纯收入1300元。神福港等三个乡，有八个社分掉集体餵的猪，7个社退鱼塘，3个社分集体种的饲料，浏阳集里片82个社有20个社的集体付业生产，目前已经停顿。 + +　　4.有的地区早熟作物播种计划完成不太好。据邵阳、邵东等七个县统计，春马铃薯计划12万余亩，完成73.1％，现在种植季节已过，计划完不成已成定局，春荞计划6万亩，已种19.9％，春荞播种季节即将过去，若不抓紧，也有完不成计划的危险。 + +## 二、粮款发放工作问题： + +　　粮食补销与各项款的发放工作，各地均已作了布置，常德、衡阳、邵阳区要求在三月底结束，黔阳区在三月底四月初结束，湘潭区在四月十日前结束，郴县在四月十五日前结束，自治州在四月底结束。据郴县区12个县的摸底，缺粮的有157,350户，占总户数的20％，缺粮3千816万多斤，每户平均240斤左右，缺钱的134,385户，占总户数的17.1％，需款304万5千7百多元，平均每户22.6元，邵阳区新化县（重灾县）困难户达30％左右，常德区反映，湖区困难面较大，如安乡汉寿县达30－40％，丘陵山区较小、石门慈利等县不到10％。各地反映：目前粮款存数都还不小，湘潭区全区农业社存粮约有2千万斤，湘潭泉塘子乡15个社，社里的存粮（周转粮在外）即有52,000斤。郴县区据耒阳、宜章、加禾等9个县的统计，从去年受灾到现在，省共拨下救济款178万9千元，还未发给群众的即有70万元，占55％。郴县区反映粮食基本上够用，自治州分配各县指标，大于县自报指标数字，占自报数的134.2％。大庸22个社缺粮的有354户，其原因是：（1）去年接新前即已吃亏空的135户，占38.2％；（2）劳力强大人多的85户，占23.7％；（3）婚丧、煮酒、熬糖浪费粮食的59户，占16.6％；（4）统销不足的33户，占9.3％；（5）还债了的42户，占12.2％。少数社闹粮款问题严重，桃源816个社中，闹粮、款问题严重的即有225个社，占27％，有的不出工，骂社干，该县桑树社100多个妇女找社长要饭吃，社长急得无法要卖牛（后未卖），湘阴月塘社14日一天即有50多人，在社长家吃饭，社干无可奈何，因此，新伏社6个社委都吓得躲了，更严重的是个别地区已发生自杀、卖崽事件，桃源白马坪社社员胡成昌4口人，有600斤周转粮买不回来，生活无作〔着〕，上吊寻死（未遂），岳阳黄水乡金家社贫农唐加成，卖崽给上中农，现已付款30元。湘潭区反映：在这一情况下，干部出现压头情绪，埋三怨四，怪群众不该浪费粮食，怨上级不拨粮食，不敢理直气壮，正视这一问题，当前在粮、款工作中有以下几个问题： + +　　1.常德区反映：在粮、款的发放工作中，有的按工分发放粮食，沅江三湖乡仙女塘社将救济款贷款等买成粮食，规定做10分工发一斤米，在贷款的发放上，南县作为收买家肥的开支，汉寿、沅江有的社也有这种作法，有的按转高级社后的劳动工分平分。 + +　　2.有的社将全年补销粮食只用在春荒一段。桃江安化、益阳有的只补销到5月至于6月以后便没有补销的粮食，桃江检查这样的社更有100个。这主要是干部认为：“反正每年都要补销几次的。”另外个别地方在发放粮、款中有排斥单干现象，安化龙安社有4户单干没有补销没有发款，说：“入了社，才给你们。” + +　　3.常德区反映：农业社在发动社员投资上，益阳、南县已发生强迫命令情况，其作法是：逐户摸底，分配任务，发动三部分人向上中农说理评议，将毛绳衣、帐子、被褥等物也作价投资，更严重的是有的到上中农家挖底财。益阳县委并批转了一个社的作法，作为经验推广。地委发现后，已令其检查纠正。 + +　　 （1957年3月26日整理） + +　　· 来源： + +　　湖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05.txt b/CCRD/2/6/1/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5937443febe4e758ccc6e293c9ed7cf0791c93e --- /dev/null +++ b/CCRD/2/6/1/000005.txt @@ -0,0 +1,25 @@ +# 湖南省委办公厅《工作情况》第二期 + +## 双季稻较原计划有缩小的趋势 + +　　各地在本月20日汇报早稻完成的情况是：湘潭、常德两地区可以超过省分配之双季稻数（湘潭超过30万亩，常德10万亩），衡阳、郴县可以达到，黔阳、邵阳、自治州不能完成，从当时情况看，全省早稻播种面积可以达到1,200万亩，但是，据28日汇报，情况有些变化：郴县区反映可能完不成省分配的50万亩；湘潭区反映早稻种植计划也有缩小趋势，如湘潭县原计划78万亩，初步了解缩小了4万，湘阴17个乡了解要缩小4万亩。在湘潭、郴县、常德等地区都发现一部分社不按原计划下种：宜章城西乡平均每亩只浸6斤种；最少的每亩只下5斤。湘潭县马托、连营两个社原计划种1,656亩早稻，开始只浸1,000亩的种子，经过教育动员才补浸。 + +## 塘坝储水不多，对翻田有影响 + +　　双峰县71座水库，蓄满水的只有5座，6万多口塘，满水的9,000多，占16％，完全无水的占24％，郴县区7个县检查，目前也有23.1％的塘坝没有水，40.2％水很少，其原因主要是领导思想麻痹，只抓修建，忽视蓄水保水；其次是高级化后，没有建立新的管水组织；再次是部分塘坝质量低，桂阳和平办事处337口干塘，有176口漏水，因而影响到翻田进展。酃县反映：西山水圳工程现已完成三分之二以上，目前经费困难，实需28万元，较原计划增加11万多元,群众负担很重，请省、地委投资解决，如不迅速完成，反将造成更大面积缺水。 + +## 有的社员偷卖社内耕牛，有的过渡使役耕牛，造成死亡 + +　　湘阴入春以来，即有11个乡，15个社，23户社员偷卖社内25头耕牛。衡南最近也发生5起这类事件。这些户绝大多数是富裕户，有的是闹退社、把入社的耕牛卖掉；有的是由于折价过低或社里不按期偿还牛款。湘阴新和蒋容生有头耕牛实值100元，去年入社只作80元，今年牛价较去年高，便以145元的价格出卖了；也有的是社内未解决饲料等具体问题，便将耕牛卖了。少数社耕牛使役过度发生死亡。衡阳白洋乡近十来天死了8头牛，复兴社一头牛一天的定额是1.68亩，有一社员为了抢工分，一个下午就犂了1.74亩，加以餵养的又不好，第二天便死了。个别地区甚至发生坏人破坏生产杀害耕牛事件，零陵东湖流乡高福田社一伪排长与老上中农杀死社的公牛一头。 + +## 无主田有的已得到处理，但有些地区还未引起注意 + +　　衡阳区反映：关于无主田，道县（2,100亩）、祁东（33,000亩）已全部处理。黔阳区反映，部分县由于领导注意不够，无主田仍未得到妥善处置。 + +## 卡单干户的情况发生不少 + +　　全省高级化后，尚有25万多户单干农民（占3％），占有水田250万亩左右。据反映，干部、群众对单干户还有歧视、排斥态度，强迫兑田，控制单干户的牛等情况还有发现。湘潭泉塘乡43户单干，有6户6头牛，都被农业社牵去统一使用，据14户了解，目前还有86％的板田没有犂。桂东刘元乡8户单干的30多亩田，还全部是板田。在（以下缺） + +　　· 来源： + +　　湖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06.txt b/CCRD/2/6/1/0000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ae769169bf73ea94b683072c198d47ac9fc86f2 --- /dev/null +++ b/CCRD/2/6/1/000006.txt @@ -0,0 +1,53 @@ +# 关于汝南县农民外出情况的报告 + +　　<王达夫> + +　　（地委并汝南、确山县委：） + +　　我于三月三十一日、四月一日分别听取了汝南常兴、马乡、姜（此处脱印一字——编者）、和校、官庄和确山刘店、丁堂、李楼八个乡的党委书记和在乡县委的汇报，又到农业社看了下，现将所了解的情况报告于后： + +　　这几个乡农民外出的情况经过许多艰巨和复杂的工作，已基本上停下来了，眼前外出是个别的，同乡的是多数，对同乡的农民多数的安置的较好，情绪已基本上稳定下来，春耕生产情绪很高。据这八个乡的统计共外出1663户，3884人，现在已同乡的807户占外出户数的48.5%，2074人，占外出人数的53.5%。 + +　　从这几个乡外出的特点上看： + +　　（1）这八个乡都是灾而不重的乡，共有107个农业社，其中有66个自足社，6个余粮社，35个缺粮社。外出多数发生在余粮社和自足社，这几个乡离铁路线较近，以恶传恶的影响，因此外出的较多。 + +　　（2）余粮户和自足户多，真正缺粮缺钱户少。他们怕露富，怕动员互借，以外出的晃（应改为幌——编者）子迷惑视听。如常兴乡木屯社石国正和石同两户，正月就出去要几天饭，现回来三个月了没救济他生活还很好。 + +　　（3）老年妇女、小孩多，真正劳动力外出的少，单人出去的多全家出去的少，他们让不能劳动的人出去要着吃，能劳动的在家挣工分。 + +　　（4）二流子懒汉和偷鸡摸狗的人多，真正劳动农民少。他们在家里怕劳动，或偷人家东西害怕而走，出外不劳动，吃的又自在，更便于偷盗。现在回来的，也多是这些人，有的是找回来几次又跑出去的。刘店乡独山四社董埠口队现在在外的四户中，有三户是怕干活的懒汉，一户是做投机生意的。 + +　　（5）生产队以上干部，中农占优势的社，社员外出的多，贫农占优势的社，社员外出的少。因为中农生活富裕，只顾个人，不关心社员，工作不负责任，不领导社员生产自救，社员找到他们，即“一推六二五”的不管。如常兴乡木屯社中，七个生产队长有二个是老上中农，有四个是新上中农；队长以上干部24人，其中老中农八人，新中农六人；木屯一个庄搞副业都是二个中农队长和一个社员领着一些富裕户搞的，因此这个社外出的很多，占总农户的10%以上。中农生产队长杜元培说：“走一户少一户”。丁堂乡绿化一社八个队长有五个是中农，社长鲁风庆（老中农，党员）对灾民说：“要逃你们快逃，出去逃个活命，逃出一天多活一天，我也想出去的。”社分支书孙建元（老中农）开社委会时说：“粮食不够吃不怨我老孙，都怨他（指毛主席像）。”由于他们抱着这样的态度，所以全社外出20户，占全乡外出户的50%，是全乡外出最多的社。 + +　　（6）以搞副业、探亲为名外出。实际是“搭谎车”做投机生意，或看看世道，开开眼界。木屯社有十七户外出搞副业，赚了钱用三角钱买十个工分，投机取巧。因此社员都愿搞副业不搞农业。社员李全的老婆，领着五个妇女，都穿的挺好，花两角钱买短票一直坐到汉口去看长江大桥，回来后还夸张着说：“穿好衣裳，坐谎车，没人问。” + +　　产生外出的原因，主要是农村政治工作薄弱，有些党团员没有发挥应有作用，个别党团员竟带头外出。对流传着的“搭谎车”“南边生活好”等不良舆论没有进行批驳，对串连外出的二流子懒汉，拐骗分子等没有给予揭发进行有效的制止，对敌人的煽动、谣言没有及时揭穿和打击。李楼乡黎明二社黄庄队赵洪胜，是个伪军兵痞，历来“搭谎车”做生意，已经赚了100多元，还串连灾民外出，却始终未进行处理。其次，生产救灾工作抓得不紧，有的乡社积压了救济款，而没有解决一些需要急救户的生活困难。刘庄乡独山四社元至三月共领救济款1275元，到3月18日才发下去550元，因而引起全社外出41户，有的灾民反映：“生活有点办法，也不外出。”其三，粮食工作有缺点。有些户的统销指标确实有些偏紧，却没组织余缺调剂；特别是有的乡作废了一些正当的调转证，引起了群众的恐粮情绪，加之粮点供应时，以一斤红芋干抵一斤粮食供应，实际抵不上一斤粮食吃，致使有些户的粮食更紧，因而外出。 + +　　从这几个乡前一段制止农民外出工作的经验来看，应抓住如下几个关键： + +　　一、加强乡、社干部对劝阻农民外出重要性的认识，批判各种错误论调和消极情绪，提高思想，统一认识，加强工作的责任感，这是制止农民盲目外出的重要关键。在干部的思想上一般的是对外出的严重危害认识不足，认为“有灾难免”，“群众有外出习惯”，“沿铁路不可避免”，埋怨铁路控制不严，埋怨是受外地的影响，埋怨教养院管的饭好，埋怨救济款发的太少和粮食指标供应的太低，抱着走一户“灾荒”消灭一户减少一户麻烦的思想。这是造成农民外出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这几个乡的情况看，凡这些思想受到批判、解放较好的乡社对制止外出决心大，措施有力，外出情况就很快的停下来了。如汝南官庄乡外出已基本停止，回乡生产的占60%以上；相反的，对干部思想解决的不好，外出就没有停止，回乡生产的也很少。如汝南和孝乡外出365户，现在回乡的才44户占12%。因此，要想制止农民盲目外出，首先必须解决好干部的思想问题。 + +　　二、对外出户应认真作好摸底排队工作，研究特点，分析原因，记取教训，分别采取不同措施，作好安置工作才能制止外出。对生活确有困难的要帮助解决，找出生活门路，组织他们参加生产。如常兴乡木屯社组织回乡农民担石灰，每挑运费可获1.3元。这八个乡均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发放救济款，挖草根一斤一分钱，十斤记一个工分，既解决了眼前困难，又使他们得到了工分，灾民反映很好。对确实粮食供应指标低的，要组织余缺调剂，对青年人不安心农村生产的，应进行教育。对二流懒汉要组织他们生产，强制他们劳动。对敌人造谣煽动，拐骗妇女的，要坚决予以打击，对搞副业与做投机经营界限不清的，要帮助划清界限，劳力加以规划，搞副业权力适当集中，以加强控制。对“搭谎车”的，要说明危害，批判思想。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制止外出，否则，等让其出去后，再作工作，就很被动了。 + +　　三、加强政治工作，大张旗鼓地宣传盲目外出和“搭谎车”的危害性，以外出受骗、吃亏、砸钉子的人作教材，进行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争取1957年大丰收的意义、劳动光荣、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等算账对比的实际教育。如汝南常兴乡王集社采用留乡在家生产与盲目外出两种人的工分进行算账对比，以在家生产的王建刚一个劳动力已得700多工分与盲目外出的王黑脸两个劳动力外出一个多月现只得400工分。对比算细账后，王黑脸觉悟了说：“出外跑一圈，吃的人家粮。实是自己踅子的麦。”现生活很积极，一个粪池给他一天工，15个工分，一晚上就挖完了。常兴乡木屯农业社姜水牛说：“出外半个月，少得200分，麦后少分十元，在外要着吃比买着吃还贵，再叫我出去也不出去了。”并积极的担运、送粪来弥补过去少得的工分。 + +　　四、领导分片包干，实行责任制。乡干包社，社干包队。党团员包户，分工了解情况，掌握思想动向。常兴乡胡（此处脱印一字——编者）社采取这个办法后，三月下旬以来，没有外出一户，姜（此处脱印一字——编者）台子寺社党支书张纪中分工包陆毛妮，夜里跑走了，早起赶二十多里地给截回来。常兴乡王集社妇联主任包一个不正派的妇女，白天带她下地做活，夜晚同她睡在一起，结果没有跑成。 + +　　但是，这几个乡在制止农民外出的工作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突出的是： + +　　（1）有些乡社农民外出还未停止，仍有零星外出的现象，由于铁路沿线控制严了，他们多是地走或买短票坐长车外出，已经外出的人员中还有50%的没有回乡。 + +　　（2）干部思想上存有麻痹情绪，认为“农忙了不会再走了”。回乡的人，还有一部分思想未完全安定下来，有种罢秫秫再走或铁路控制松了再走的思想。如刘店乡已经回来的80户，243人中，不安心的尚有28户，57人。 + +　　（3）不少乡对回乡农民安置的不好，有的甚至进行讽刺打击。和孝乡明星社黄屯队队长毛姑，埋怨同乡的灾民没本事，说别人都弄很多东西。你们却叫给找回来了。因而回乡的灾民又被训斥走了。姜（此处脱印一字——编者）乡姜（此处脱印一字——编者）社第二队队长姜文清讽刺同乡的灾民说：“你们可跑够了，撇绳尽量放吧，看你们有多大的本事跑。”将灾民说得只哭。由于安置的不好，有的曾外出几次。如姜（此处脱印一字——编者）乡赵楼社赵瞎子因生活困难没解决，曾连续外出四次，每次都是政府用架子车送回的，光架子车费就花去了28元，买成粮食够他吃半年还有余。 + +　　（4）这八个乡有五个乡的重点都设在集镇，党委书记认为接电话、抓全面方便，忙于事务，发现与解决问题不及时。 + +　　据此，在这些灾民外出较多而又是边沿地区的乡社，应当组织乡社领导干部，深入队组，普遍检查群众生活情况，作好粮食宽紧调整，逐户安置外出回来的灾民，开展生产与生产自救运动，以制止继续外出。边沿地方问题较大的乡社，县委应组织专门工作组，具体帮助基层干部，做好工作，稳定好情绪。对中农干部占优势、而又问题较大的三类乡社，应加强领导，并适当的调整干部成分。确山县下放干部没确定职务的，要迅速确定，以免影响工作。重点社设在集镇上，应加以调换，以有利于指导全面工作。 + +　　 王 达 夫1957.4.1.于确山刘店乡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07.txt b/CCRD/2/6/1/0000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25fe9e435b3f3751f2a9fd84f79414b09e1c981 --- /dev/null +++ b/CCRD/2/6/1/000007.txt @@ -0,0 +1,15 @@ +# 安徽濉溪、定远等地有些社在社员大会上公开绑打农民 + +　　本刊讯 最近中央办公厅收到安徽濉溪县、定远县的人民来信，反映该地有些社当县、区干部在场召开社员大会公开绑打农民。 + +　　濉溪孙町乡拖拉机手耿兆远，3月11日在会场目睹十几个被捆绑着跪在台上的农民，打得头破血流，有的被打瞎了眼，有的被打掉了牙。町西郜花园子一对五十多岁老夫妇，被社干、民兵用枪托、鞋底、巴掌围打多次，打昏后拉起来再打；老妇被王学仁穿着大皮鞋一脚踢破头，满头满脸都是鲜血；老农被民兵照头一枪托，头上登时起了个大疙瘩。该县秦楼乡三个社，一社和三社说是整社，事前组织好“绑打队”，专打落后社员。会上乡干部宣布“打死一个没事，打死两个两条席”、“谁也不准同情，谁掉泪就与被打者同罪”。被打的人，无一不带伤痕，一个饲养员，被打后上吊死去。定远县爱国社也召开大会绑打了复员军人诸玉山和社员单者三的媳妇。 + +　　会上群众无不长嘘短叹，从内心流出同情之泪，孙町乡农民李洪才的叔父，见此情况当场晕倒。据反映被打的多是中农、贫农。这些人因灾情恐慌不安，曾为粮食问题和干部吵打过。会上的观众说今后社干把粮食偷光，把我们饿死也不敢给社干提意见了。 + +　　 (摘自中央办公厅“要信请示”) + +　　来源：1957年4月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08.txt b/CCRD/2/6/1/0000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e4c38e6f44cc1ff5bacb19881919d99a69427c7 --- /dev/null +++ b/CCRD/2/6/1/000008.txt @@ -0,0 +1,23 @@ +# 中共花坪区委在农村开展所为“评先进、斗落后”运动引起群众极大不满 + +　　新华社武汉8日讯　湖北省建始县中共花坪区委在农村开展“评先进、斗落后”的“群众运动”。这个区委领导者们认为：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里没有阶级立场、敌我界限之分了，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革落后分子的命”。因此他们宣布了“落后分子”的“八大罪恶”，并提出了“十大斗争范围”，到处张贴着“先进分子人人爱，落后分子人人恨”、“落后分子是人民的死敌”等标语。于是在许多乡、社展开了对“落后分子”的无情斗争，甚至发展到违法乱纪、非刑拷打等侵犯人权的行为。 + +　　所谓“落后分子”的“八大罪恶”是：一、破坏社会主义，不按时、按计划、按先进技术搞生产；二、讽刺打击干部；三、闹本位主义，破坏团结；四、对国家任务有抵触，不爱国、不爱社；五、投机倒把、唯利是图，不按工种定额做事；六、自搞副业不向社交钱，有劳动力不出工；七、破坏夜校；八、落后干部光说不做，只说成绩，不谈问题。因此，他们提出要“挖落后思想，斗争落后表现”。 + +　　区长黄祥辉(区委委员)在落坪乡亲自领导这个“运动”，提出了“十大斗争范围”：养猪不支援的(指卖给国家)要斗，有钱不还贷款或不买公债的也要斗，其他是自搞副业不交钱、有劳力不积极出工、出工不按定额标准做活、不上夜校、讽刺打击干部、不爱护社内公物、不注意节约……等等，都被列入斗争范围。 + +　　他们在评划“先进”与“落后”分子时，不从阶级观点分析，不分青红皂白，单凭一时的表现。如唐坪乡唐坪四社第一生产队九十二个社员，就有十三人被划为“落后分子”，这些人大多是生活困难或缺乏劳动力的贫苦农民。这个队的富农李昌隆、地主李昌发，却被评上了“先进分子”。田家乡女社员冉启秀一贯劳动积极，只因在月经期内未出工，就被划为“落后分子”，西湖乡妇女郭春芝(预备党员)被划为“落后分子”后，还把她画成漫画张贴；郭为此伤心得两天没吃饭，神经错乱了十几天。 + +　　对“落后分子”不仅限于思想斗争，还使用了各种非刑：如站冷水盆(时为冬天)、跪火坑(床)、用火熏、罚站、罚冻、举木杠以及捆绑、拷打等。唐坪乡女社员芦德香(贫农)平常劳动积极，只是爱说闲话，和周围一些社员相处不大好，在评“落后分子”时，和她有成见的人借机打击报复，说她去年偷了社里一千斤洋芋(实无此事)，在斗争会上逼她承认错误、写保证书。芦因不识字，找一个地主代写了一张保证书，又诬她和地主通气，拉在生产队会上斗争，有两人动手打她，另一人上去撕她的嘴巴，打得她嘴里流血；民兵李国振又端来一盆冷水，强迫芦把鞋袜脱了站冷水盆，达半小时之久。黄木乡光荣社妇女社员黄正香(贫农)也爱说闲话，出工不积极，区卫生所所长张兴中在火炕上面放一条高板凳，叫黄跪在凳上，用火烤她烟熏她，使她双眼流泪。唐坪四社贫农社员李国方、李国先等四人，都因家里孩子多、人手少，出工较迟，也被评为“落后分子”。他们不服出来解释，就说他们搞“小集团”、“破坏运动”，而被罚站；其中一人说得多些，就加重处罚，赶到屋外受冻，直到半夜会散为止。田家乡建国社贫农王启行搞了九个月的副业只交给社里七元，其余的钱给老婆看病用了。区干部朱以林带领二十多人去捉王，王闻讯逃走，就把王妻从床上(有病)拖下来，押到斗争会会场，打了一顿；接着又把王捉到会场，踢倒在地，逼他一个月内交出二十七元副业款。 + +　　这种斗争落后、违法乱纪的行为，引起了群众极大不满。群众纷纷议论说：“共产党的政策是不是变了?”“过去土改斗地主、恶霸，搞社会主义却斗到中贫农头上来了”。金益乡许多社员对乡支部书记说：“如果搞社会主义挨斗争，我们都要退社”。乡中的地主、富农和其他坏分子，则趁机活动，挑拨离间。建始县委发现这一情况，曾两次通知区委书记方永堤立即停止这个“运动”，纠正偏差。但方却认为这是“成功的经验”(曾在全区干部战地会议上推广这个“经验”)，抗拒县委纠偏的指示，并埋怨县委没有看到他们开展这个“运动”的“成绩”。方还说：“不管强迫不强迫，只看生产运动搞起来了没有！？” + +　　这件事，已经恩施地监委和建始县监委查证属实，正在处理中。 + +　　 (曲一凡根据县书会议材料编) + +　　来源：1957年4月8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09.txt b/CCRD/2/6/1/0000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42f946174dd234d9cc30053e4ab21221d837cac --- /dev/null +++ b/CCRD/2/6/1/000009.txt @@ -0,0 +1,11 @@ +# 湘潭专区有些农业社歧视、打击单干农民 + +　　<胡坚> + +　　新华社长沙9日讯　湖南省湘潭专区有些农业社歧视、打击单干农民的现象很严重。它们用坏田、远田换单干户的好田和近田，单干户的耕牛也由社里“统”起来。湘潭县泉塘子乡四十三户单干农民中有六户的耕牛归社控制，浏阳县有三百三十户单干户联名告农业社的状。由于以上原因，占全区总农户2．5％的单干农民生产情绪都不高，他们有80％的“板田”到现在还没有翻耕。 + +　　来源：1957年4月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10.txt b/CCRD/2/6/1/0000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8bc926c3a84986b0fca40525ac49d7fa5d40a49 --- /dev/null +++ b/CCRD/2/6/1/000010.txt @@ -0,0 +1,15 @@ +# 浙闽交界的庆元等县大批农民迁居福建 + +　　<伊心恬> + +　　新华社杭州9日讯　浙江省温州专区和福建交界的庆元、龙泉、平阳、云和等县近来陆续有大批农民迁居福建。到3月底止，已经迁居和正在迁居的有一千多户。据庆元县两个区的调查，迁居的富裕农民占38％左右，地主、富农、反革命占25％，贫农占三分之一左右。 + +　　迁居的主要原因是福建口粮留得多。据了解福建和浙江交界的几个县口粮每人留五百三十斤到五百五十斤，而庆元县每人只留四百七十斤。因此到过福建的农民都说那边粮食宽，他们反映：“福建是饱毛主席领导，浙江是饿毛主席领导”，“要吃粮食到福建，要赚钞票在龙泉”。很多农民还听说福建荒地多，开荒三年不交粮，因而要搬到福建去开荒。此外，据说福建很多区乡对迁去的农民表示欢迎，有的农业社还先给他们预支工资。因此有些农民感到福建比浙江好，说“单干也不在浙江”。 + +　　现在庆元、龙泉等县的领导干部担心农民大批迁出后会影响生产。因此，这些县的党政领导干部除了对农民加强思想教育、进行耐心说服外，还希望福建的几个邻县领导干部也注意对过去的农民进行教育，以免今后再大批迁去。 + +　　来源： 1957年4月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11.txt b/CCRD/2/6/1/0000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3c4f2a6cb60bc7a3d48b124a521a66a11d3da56 --- /dev/null +++ b/CCRD/2/6/1/000011.txt @@ -0,0 +1,13 @@ +# 中共四川乐山地委批转地委办公室关于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情况的报告 + +　　[前缺]%；（3）批评、建议45件，占10.2%；（4）询问政策、反映情况及其他124件，占29.3%。来访：1,471人次，其中要求工作者，1,247人次，占来访总人数的85%。从来信所起到的作用看，揭发了不少官僚主义、不关心群众疾苦、不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的机关干部，从而推动和改进了工作，进一步巩固和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联系，这是主要成绩的一面，同时也反映了不少问题，突出的是： + +　　（一）要求工作和就业特多，处理很“辣”手，当此精简机构、紧缩编制、停止吸收人员的情况下，要求就业者，绝大部分是不可能解决的。因此，这些人的抵触情绪较大，有的三番五次地来闹（个别的上十次）到处跑，说怪话、讲二话、赖着不走、指责、威胁、联名请愿、亲自上北京告状（2人）；有的甚至耍蛮不讲道理，拍桌子蹬板凳，质问干部为啥不解决问题。严重的是眉山一个杂工（看守花园）到专署人民问处事，没有给他工作，便气势汹汹的拉着民政科长去跳水。井研一个转业军人没给他解决工作，将办公室的蓝水瓶装进泥沙、渣子，把电灯泡取下来揍上纸团，干部无法哭着不干这项工作；另外从厂里精简回来的工人袁民中、漆恒生伪造工作介绍证、企图骗得工作（已处理），犍为赵泽民非常嚣张地说：请人民政府给我一张“失业证”，我永辈子不来，更有千分之二的人怀有敌意，歪曲我党政策，诬蔑我党等等。 + +　　要求就业的人，究竟是什么人呢？那里来的？是否都无生活？专署及我们收到的来信、来访中，要求工作的1183件（人次），从身份看：（1）厂矿精简的临时工约600人；（2）农村失学的高、初中和小学生24人；（3）有政治历史问题未就业的大学生11人；（4）退职清洗的干部14人；（5）今年精简回来的干部4人；（6）准备精简回家的干部（学生）40人；（7）转业军人3人；（8）劳改释放犯人2人；（9）其他485人（因无记载分不出身份）。从地区看：仅专署劳动局统计，要求就业的1010人中，农村644人，城镇373人。专区各县326人，乐山城区373人，乐山各区乡277人，外专区41人。这些人中，不是全部无生活，也不是全部没有工作。据摸底情况是：真正无工作而要求工作者，仅占30%，而其中生活确有困难者，只占16%，其余70%的人，大多数是在农村（或精简回去）有生产、有短工做，即或无工做，其实际生活也不顶困难。 + +　　要求就业问题特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1）农村知识青年不安心农业，想出来找前途；（2）在精简人员中（特别是厂矿），部分单位，存在本位主义和单纯技术作法，忽视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采取丢包袱的态度，如磷肥厂将精简的临时工直接介绍到劳动局来找工作（现已制止）；（3）精简干部不当，沐川即有三个来信说：回家无出路仍要工作；（4）确无职业而又迫于生活要工作；（5）少数伪职人员（大知识分子）钻“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报告”的空子，企图出来获得重用；（6）现有短工可做，但要固定工，愿做轻活，不愿做重活；（下缺）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12.txt b/CCRD/2/6/1/0000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8125052283853b8de9712b8655d9d723adcc24 --- /dev/null +++ b/CCRD/2/6/1/000012.txt @@ -0,0 +1,17 @@ +# 山东临沂专区部分农村基层干部用强迫命令办法处理人民闹事事件 + +　　<陈雨明> + +　　新华社临沂12日讯　山东省临沂专区部分地区的农村基层干部，用强迫命令办法处理人民闹事事件，严重违反了团结中农的政策。 + +　　(一)对闹事、要求退社的农民在政治上施加压力。最近，莒南、临沂等县的部分乡、社，组织了“闹事委员会”或“讲理小组”，对闹事和要求退社的社员进行变相斗争。临沂县朱陈乡有一次开了一个三百多名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的会议，叫闹事的中农在会上检讨，并发动大家对他们提意见。莒南县南部几个闹事严重的区，农业社普遍订了对闹事和要求退社户的讲理计划。这个县的青云区最近还开了一次全区群众大会。在会上贴标语、放鞭炮和喊“反对资本主义”等口号，威吓闹事和要求退社的农民。经过这次大会，原来要求退社的四百多户社员，除三户外，都吓得不敢再提退社了，并且还挤了三百多户单干农民进来。临沂县在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以后，有的乡干部在会上说：要闹就闹到底!结果有的退社中农害怕了，牵着牛要求回社，社干部不许他们回社，说：“出社容易入社难，再入要有两年候补期”。日照县桃林村上中农张怀正要退社，乡里就不让他的孩子上学，说：”你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孩子也不能上社会主义的小学”。 + +　　(二)对要求退社的社员从经济上加以限制。沂南县有的社对要求退社的社员提出三不准：一不准带走土地，二不准带走牲口，三不准带走种子。临沂县茶山区已把退社户70％的土地进行了调换，以好换坏，以近换远。许多干部还采取算大账的办法从经济上挤要求退社的中农。郯城县郭(此处一字辨认不出)乡一户老中农要退社，经过社里算账，土地加工费、农具、牲口新旧、麦田肥料、种子成本等等算下来，不但不能带走什么，还得找给社里三百八十元。这个县的粮食局长在处理一户老中农退社问题时，除用股份基金抵除外，还要找给社里七十八元。这户老中农把化五十五元买的一头牛给了社里；还剩二十三元没有办法，他又以每亩十元的价格，给了社里二亩地。 + +　　(三)少数地区在处理人民闹事中，还发生绑人、扣人、打人以至逼死人的严重违法乱纪现象。临沂县茶山区无梁殿村去年减收，秋后社员闹退社，抢了社里的粪，牵走了牛。后来这个乡的乡干和县委工作组调集了外乡的一百五十多个民兵和积极分子，带了枪械到这村开会，准备对闹事的带头人物进行斗争殴打。这村群众见事不好，也持械对抗。结果全村有六十五人受伤，其中有十一人重伤；外村民兵、积极分子也有三十多人受伤。郯城县在处理人民闹事中，有九十二个干部打人，另外还有二十八个干部鸣枪威胁闹事群众或随便扣人。莒南县玉山区在传达毛主席指示以后，发生了三十二起任意绑人、扣人的事件。 + +　　来源：1957年4月12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13.txt b/CCRD/2/6/1/00001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b58078224cbfb86b29a46948342b5a065993109 --- /dev/null +++ b/CCRD/2/6/1/000013.txt @@ -0,0 +1,31 @@ +# 广西省平乐专区和横县大批饿死人的情况 + +　　<新华社记者　刘远修> + +　　广西省平乐专区和横县等地，去年1至7月份连续发生了半年多的严重灾荒。灾荒过后，省检查组先后两次派人调查，直到最近才结束。检查材料证明，平乐全区因灾死亡的共一千○九十五人(饿死的三百二十三人中，与缺粮有关而死的七百七十二人)，因缺粮吃“代食品”致身体浮肿的五千八百八十五人，出卖妻子、改嫁的一千三百六十三人，逃荒的八千四百一十五人，卖家产渡荒的一万五千七百七十六户。死人以平乐、荔浦、富钟、贺县最多。 + +　　另，横县因缺粮致死的四百三十四人，自杀的三十八人，因吃“代食品”中毒和偷东西吃被打死的三十八人，卖妻子儿女的一百○五人，逃荒的三千七百三十四人，患浮肿病的九千三百五十人。 + +　　整个灾情的发展十分严重，不少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人民怨声载道。 + +　　形成灾荒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 +　　一、减产报增产。平乐地区1955年遭受了较为严重的旱、虫灾害，但中共平乐地委无视这一情况，只根据全区种植田亩、水利、施肥、小株密植等加上几个增产典型乡算出了全区1955年产量十三亿九千五百六十多万斤，较三定产量增加16．71％。这个数字在地委扩大会上确定后，各县委采用算大账、整思想的办法使下边把减产报成了增产。荔浦县大塘区第一次报减产27％，第二次报减产8％，第三次报保产，县委均未同意，并批评他们右倾，最后报增产7．5％才算了事。平乐县委以增产典型和算大账的办法推算全县产量，仍达不到在地委扩大会上所报的增产数时，就以南瓜、豆角，柿饼、板栗折成粮食计算。结果，各县报给地委的数字仍没有达到原确定的增产数，这时地委把各县上报数字加以调整、修改，凑够增产16．71％的数字后上报省委。据检查，平乐地区不仅1955年上报的粮食产量是虚假的，而三定产量也偏高。如全区三定产量十一亿九千万斤，1956年各县上报产量八亿二千万斤，较三定低30％还多。 + +　　二、层层加大粮食征购任务。省分配该地1955年征购数三亿五千三百○八万斤。地委分配各县为三亿七千三百九十一万斤，各县往下分时又增加了任务。由于任务过重，群众思想抵触，因而发生了严重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秋征时地委书记杨林指示富钟县委对叫苦的区乡干部该撤的撤，该换的换，并特别指出“刷”年老的党支部书记。在杨的指示下，该县撤换了三个区委书记，刷掉了二十多名党支部书记。平乐县大源乡对欠粮者施行捆、吊、脚跟、踩肚子、尖手指、冷冻、饿肚、熬通宵等手段逼迫交粮，仅被捆绑扣押的就有二十七人，全县因征购粮食问题被捕的共九十二人，致死的九人。由于以上原因，普遍购了农民的口粮。平乐县二塘区除交公粮、卖余粮外，平均每人全年只有口粮二百五十三斤，个别乡每人平均七、八十斤。省分配平乐地区1955年年度粮食统销指标一亿二千三百五十三万斤，地委实分到的是八千另二十万斤。积压数拖了很久才分下去，地委并指示各县：农村除经济作物农户外，1955年底以前一律不供应，1956年6月到1957年3月原则上不供应，3月到6月按定销面和定销量供应。 + +　　三、地、县委压制干部和群众反映灾情，灾情任其发展，是形成这次严重灾害的主要原因。地委书记杨林对严重饿死人的问题不但不正视，反说：我区灾情不大，死人不要背包袱。平乐县民政科写了一个灾情报告，被县委副书记批评为：上报灾情，是想得奖偿么!在一次会议上，曾有人反映下面有饿死人的现象，该县县委书记乔子久当着大家的面说：你们说饿死人，我问你砍开肚子看了没有?里面有没有大米？因此，灾情越发展越严重，直到去年7月省委救灾工作组下去后才得到制止。灾荒产生后，地委对灾荒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员不仅不处理，反而进行提拔。对此，干部和群众极表不满。有的说：老虎不打打老鼠；虎越跳越高，拿着老鼠来开刀。 + +　　平乐专区不仅去年灾荒严重，1955、1954年都因缺粮饿死了一些人，仅富钟一个县1955、1954两年，因缺粮断炊病了一千二百九十二人。但是，这种带有历史性的错误，至今地委和某些对灾荒负有主要责任的县委主要干部，仍不检讨认错，强调过去的工作成绩，认为死人不确实。 + +　　13日在省委常委会上，检查组和省监察委员会汇报了检查情况。建议给予地委书记杨林、副书记何庶民、专员段书香和荔浦、平乐县委书记以撤职、降级处分。其他有关人员分别给以记过、警告和书面检讨处分。 + +　　会上，省委书记陈漫远提出，对这一案件要作全面分析。在粮食征购问题上，省规定的是否高了些，卡的过紧，也有责任。在粮食问题上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不是很简单的，应重视这个问题，省委对平乐的案件始终是重视的，但处理得慢了些。在错误问题上，那些事是地委决定的，那些事是个人决定的要分开。地委是有责任的。死人问题也要分析一下：为什么死的？怎样死的?能不能分成两三种?数字要符合事实，对处理案件有好处，说多了不好，说少了也不好。处分问题决定后，要在当地人民群众中公布。 + +　　因时间关系，会议确定延到下次再讨论。 + +　　来源：1957年4月16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14.txt b/CCRD/2/6/1/00001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f5b9a42210b2676bf81d30ea95dae2816279128 --- /dev/null +++ b/CCRD/2/6/1/000014.txt @@ -0,0 +1,17 @@ +# 农村基层党组织中一些应注意的问题 + +　　中共宣传部宣传处参加江苏省委1956年12月召开的宣传会议的几个同志反映，与会各地、县委宣传部长反映了许多情况，其中有如下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 +## 党的基层组织涣散，党的生活不正常 + +　　目前农村许多地方党的基层组织涣散，党的组织生活很不正常。这主要的表现在，有些地方在合作化以后，虽然在形式上以社为单位成立了分支部，但组织很不健全，应编小组的没有编小组，有的副支书不知道自己是副支书，有的党员不知道支书和小组长是谁，甚至个别党员把生产小队长当成是党的小组长。党的组织生活更有问题，许多党员长期不交党费也无人过问，预备党员预备期满，也不研究转正。甚至还有几个地方发现一九四九年的预备党员至今尚未转正。长期不开党的支部会和小组会，即使召开会议也多半是研究生产工作，很少研究党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开得最多的是社务管理委员会，尤其是兼社主任的支部书记，什么问题都拿到社委会上去讨论，社委会决定了才动员党员去执行，这就形成了以社代党的现象，大大削弱了党的领导作用。因此，有些党员发牢骚说：“过去土改农会的权力大如天，现在社委的权力比天大。”至于支部书记和委员不懂支部的任务和怎样工作是普遍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削弱了。产生上述情况的原因，主要有：1、在合作化高潮时，大都把能力强的干部配备到合作社里做主任和副主任，把能力差的干部配备做支书。2、县区党委经常忙于生产工作，而对党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缺乏具体领导和实际措施，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一个空洞的口号。3、支部的任务和工作方法没有解决，同时县区干部也很少依靠和通过支部去进行工作。 + +## 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思想问题 + +　　目前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思想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1、对革命前途和当前的任务认识不清，有的认为共产党实行共产，现在土地、耕牛、农具入社，就是实现了共产主义，没有事情可做了。有些党员干部中流传着“官不睬，民不扰，自有逍遥”的口号。有的说，“革命没个头，越革越发愁”。据有些县委宣传部长反映，高级合作化后，不少地方出现了党员要求退党和不愿意担任工作的现象。如无锡县党训班受训的1615个党员干部中就有312人认为革命成功了，要求辞职或者不愿继续工作。2、目前基层党员干部中强迫命令的作风有了滋长，主要表现是对群众采取粗暴态度，动不动就用扣大帽子或扣工分等办法压制群众。他们的道理是“腊烛不点不亮，铜罗不敲不响，瓜子不炒不香。”这种违法乱纪、强迫命令的作风已引起群众非常不满，有的说：“我们已经解放过一次了，什么时候解放第二次？”3、基层干部贪污腐化的现象也比较严重。无锡县八寺区供销社干部贪污的占干部总数百分之九十八点七。无锡县党训班党员干部中就有342人有贪污事实，贪污人数占受训总人数百分之二十一，贪污公款4300多元。武进县小河区戴溪乡的乡、社干部有百分之六十乱搞男女关系。4、基层干部中脱产干部和不脱产干部，新干部和老干部，转业军人干部和地方干部，当地干部和外来干部之间闹不团结。 + +## 农民对工资改革有意见 + +　　目前农村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不够正常，这除去因为一些干部的主观主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今年工资改革后，干部的待遇提高了（乡总支书和乡长每月工资四十二元左右），有些乡干部在增资后买皮鞋、手表、自行车和缝呢子衣服等；在外的干部工资改革后给家庭多寄钱，干部家属的生活也较一般群众高。而有些农民由于合作社经营管理不善和有些地区遭受天灾，收入减少了，加之有些合作社对社员用钱卡得很死，相形之下，农民对干部和工人、军人家属就很有意见。过去干部到农民家里农民很热情，首先说：“同志，你们辛苦了”；现在见了干部就说：“同志，你们发财了”。有的说：“干部增加工资，农民增加负担”，“干部、工人工资越改越高，农民的工资越改越低”（指入社后收入减少）。有的农民当干部的面抬着自己的孩子说：“快长大了当干部、工人去”。甚至在个别地方发现农民的孩子歧视和殴打工人的孩子。在江苏省委宣传会议上，有些市、县委宣传部长感到今年向工人、农民宣传工农联盟不好讲，甚至有的表现不敢向农民进行工农联盟的宣传。 + +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总第一八二期）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15.txt b/CCRD/2/6/1/00001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fd9d86ddb1c2cbb90053e568d45f56bb54ab860 --- /dev/null +++ b/CCRD/2/6/1/000015.txt @@ -0,0 +1,53 @@ +# 河北省一年来发生罢工、罢课、请愿事件的情况 + +　　<河北省委办公厅、宣传部> + +　　据五个市三十三个县的不完全了解，自去年四月到今年四月初旬共发生罢工、罢课、请愿事件九十起（其中十二起系推派代表到上级组织请愿者）。参与的人数共计九千余名，每起最少的十一人，一般的百人左右，最多的是正定地质干部学校一千三百多人。从闹事的时间来看，去年四月至十月较少，每月平均不到两起，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一月，每月平均二十五起，一月份最多，共发生三十二起，占总起数的35.5%。从地区、单位来看，农村和农业社发生五十四起，占60%；厂矿二十一起，占23.3%；手工业合作社和其他企业单位八起，占9%；学校和训练班四起，占4.4%；在乡复员军人和移民三起，占3.3%。闹事的方式一般的是请愿、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抢分公共财物，少数的有持刀携棍殴打基层干部的。其中请愿的为数最多，近事件总数的二分之一，按正常方式请愿者占请愿事件总数的百分之一强。 + +　　发生罢工、罢课和群众性的请愿事件有许多原因，如生产的发展赶不上群众生活需要的矛盾，学校招生数额小和毕业生多的矛盾，农业社收益分配中的矛盾等。但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在领导上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具体到每一事件，具体原因是不同的。从九十起事件中的八十三起事件的起因来看，大体有以下几种： + +　　（一）在厂矿企业、学校、手工业社，因工资调整、工作安排、福利分配不当而引起群众闹事的三十起。其中因工资问题引起的十二起，要求由临时工转为长期工引起的六起，因地区间和工种之间的工作调动不当引起的八起，因福利款使用不当引起的四起。 + +　　有些领导机关和企业单位，在工人由临时工转长期工时处理的不当，有的该转不转，有的不该转而转了或由甲厂转到乙厂不做艰苦的思想工作，老老实实地说明转厂的原因和乙厂的实际情况，而是采取欺骗的办法，当工人感到受骗时，即抓住领导的辫子不放。省供销社系统在蓟县、顺义、平谷、三河四县设的颗粒肥厂，顺义、蓟县两厂厂长为了巩固工人生产情绪，曾擅自宣布全部临时工人转为长期工；三河、平谷两厂临时工合同期满也未续订，工资福利竟按长期工待遇。当颗粒肥厂结束要把工人转到通县专区土桥砖厂时，对工人未进行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反欺骗说：“转到新厂是楼上楼下，有影院剧场”。当工人转去后，住的是旧帐篷，不订临时合同，砖厂又不让上工。工人提出转长期工要求，有的干部说：“你们一步一头磕到中央。也转不了长期工！”因而招致工人极大的不满，继怠工之后有二百余名工人连续数次到全总请愿。还有的工人调到新工地以后，家属和职工在两地分居，开支增多，有的工人由于地区工资差额或某种原因还降低了原来收入，影响了生活，因而引起了工人罢工、请愿。 + +　　有些厂矿企业领导上在解决工人工资、福利问题时，不和群众商量，少数人确定，强令工人执行。峰峰矿区地方国营耐火器材厂，在评定由拔剑、义井等私营瓷厂调来的工人的工资时，由于调查原工资标准时，忽略了工人个人业余收入，调整工资的结果使工人实际工资降低了30%，当工人提出意见时，该厂有的领导干部即当场训斥说：“你们的生活和农民比一比，你们穿着工人衣服，戴着工人帽，是非工人阶级！”等等。因此，引起工人的反感，连续发生三次请愿。怀来县五星制砖厂，按照规定修理一次坯场工资十三元，但该厂只付二至三元，共少发工资一千一百多元，占应发工资的78.6%， + +　　并且有近两个月未发工资，结果引起三十七名工人的罢工抗议事件。冶金化学建筑总公司唐山工处，在分配职工生活困难补助金时，领导干部一手包办，生活富裕的工会主席、团总支书记各得二、三十元，工会主席领了补助金就到饭庄大肆吃暍，可是长期患病生活困难的工人却没有得到补助，引起工人不满，加上晋级、调动工作处理不当，连续发生五次共有四百余人参加的请愿事件。工人在给唐山市委的控诉书中说：“中国除台湾外，就是我们没有解放了！”要求开诉苫大会“申冤”，并提出“打倒总支书记李志远’的口号。 + +　　（二）高级合作化后，有的农业社的队与队（村与村）之间，集体与个人之间，因收益分配不合理而发生冲突时，社干部采取本位主义或简单粗暴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招致社员群众闹事的三十六起。魏县旧魏县乡联村社去年麦季分红时，旧魏县村曾调往北皋屯村小麦雨万二千余斤；秋收分配时，由子旧魏县村受灾严重，缺粮较多，应该调入粮食，但北皋屯村有的生产队怕粮食外调，私自抢分粮食两万六千斤。因此旧魏县村百余人到区请愿。 + +　　农业社的帐目不公开、分配不及时，农副业分红比例不当而引起群众请愿。唐山市郊区开平镇红光农业社，在分配时原计算每个劳动日分红二元三角六分。但是社内又过多地从每个劳动日的分值中扣除生产基金六角五分，减少了社员收入。该社总会计不仅未扣留，反而长支了百元公款。因而激起了社员不满，持刀携棍群起找社长追问，个别的手持菜刀要找社长拼命。滦县商家林村由于社内财务不公开，社员在建高级社时多摊的股份基金七千元未按时归还，社员反映：“当社员成天挨彆，当干部花钱方便。”社员每日找社干部算帐要钱，社干部理屈不敢和群众见面，吓的躲避起来。因此社员群起哄抢了社内柴草万余斤，花生千余斤，砍伐了社内价值五万多元的桑条，有的持刀棍殴打社干部，并砍伤了一名生产队长。 + +　　农业社干部不执行互利政策，而招致群众闹事。清苑县刘口乡明星农业社，苇田户占总户数24.6%，苇田占总耕地3.45%，转高级社时苇田无代价归了社。去年庄稼被水淹，苇田丰收，苇田户要求给予报酬维持生活。经省、县几次指示，给予适当报酬，但是乡党的总支部及社干部拒不执行，并决定社内先打苇，来个先发治人。结果引起五十余户有苇田的社员殴打乡、社干部。基层干部、党团员近百名总动员，持棍棒、武器、绳索，捆绑扣押了五名社员，致使事态扩大化。 + +　　（三）基层干部因压制民主、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及贪污自肥，而招致群众闹事的十一起。永年县临洺关镇鉄业生产合作社，社主任擅自动用二百多元伙食节余款买了收音机，专断地确定不合理的考勤制度，凭仗职权用关禁闭，坐炭堆的恶劣方法惩罚社员。因此，引起全体社员（125人）罢工，并要求撤换社主任。大名县黄葛村党支部书记等，任意打骂群众，妇女开会不到叫光棍汉去找，社员胡国功因要求退社，去年被捆绑四次。群众对干部的这种行为极为不满，终于在非法捆绑一个孕妇时激起了群众的公愤，三名干部遭到了群众暴打。河间县齐会村社长时玉深贪污盗窃社内财物折款七百余元，当被贫农社员翟殿辉揭发后，他千方百计打击报复，这得翟殿辉拉着五个孩子沿街乞讨。受灾后农业社未及时分配柴草，因而连续发生七次群众性的哄抢公共柴草和小麦事件。有少数基层干部 + +　　确实严重的脱离群众，因此有的群众在闹事中，高呼：“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反对坏干部！” + +　　（四）在农村粮食购销工作中群众闹事的六起。粮食统购方面，主要是有的干部工作方法生硬而引起群众抢救。滦县粮食工作组到苗坨村见农业社的库内有存粮，而没有了解许多余粮户还未售粮，即召开党、团员、干部会议，以统购为名勒令往县运粮，社干部和群众要求“先解决吃粮问题，否则不让拉走。”这些合理要求均遭到工作组的无理申斥。群众见粮食非拉走不可，发生恐慌，于是缺粮社员逼着社干部把仓库打开分了两万斤粮食。邻村小马庄社员闻讯后有68户缺粮社员也打开农业社的仓库抢分粮食两万九千多斤。在粮食供应方面，主要是因薯烂和吃粮不足等原因而引起群众请愿。同时，有的粮点干部，晚上班早下班或机械执行制度，不能便利群众，群众半夜即排队购粮，有排两天队还买不到粮的，再加有的粮点人员服务态度生硬，以致遭到群众谩骂和殴打。 + +　　群众闹事所提出的要求，多数是合理的，或者部分是合理的，没有反对党和反对政府的言行。但个别事件则有别有用心的坏分子从中煽动，也以代表群众利益的面目出现，抓住领导上的某些错误，乘机兴凤作浪，企图扩大事态，甚至提出反动的口号。 + +　　从全省近一年来处理的九十件人民内部问题来看，基本上是坚持了说服教育的正确方针。但是，由于各级领导上过去对于人民内部问题已经转化成主要矛盾这一新形势认识不明确，对正确解决人民内部问题还缺乏经验，所以有许多地方采取的处理方法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有不少地区的领导上一遇到群众闹事，就派三长（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院长）平息事态界限不清，这种作法极易引起群众的误解和不满。总的来看，处理罢工、罢课、请愿事件，对待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大体有三种作法： + +　　一、简单粗暴。因此，有些事件可以说是官僚主义的领导者逼出来的。保定房产公司的工人，为要求按时发给工资向工区领导上呈交了请愿书，这种要求本来是合理的，作法也无不当；但是工区领导干部不仅未加理睬，反而把工人赶出办公室，并要把请愿书撕毁，因而工人请愿由一起发展到四起，波及150余人。彭城曙光磁业社领导上对工人工资问题处理不当而引起工人酝酿请愿。当知道工人要罢工请愿时，社领导上不但不改正错误，反而采取了派人跟踪监视工人活动，申请公安机关打击首要等错误方法，结果由部分工人罢工扩大到一个小厂的全部工人罢工，还有部分工人请愿。农村有些基层干部对群众闹事有的错误的采取雪地罚冻、命令民兵持枪威胁等办法，结果事态愈来愈大，有的基层干部并因此遭到群众的暴打。许多事实说明，在多数的罢工、请愿事件中，群众的要求和意见一般都有合理之处，有的则是完全合理的。只要领导上对群众的合理要求在可能的条件下给予满足，对一些无理要求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群众闹事是完全可能在酝酿阶级平息的。但是由于某些领导干部存在着不能虚心倾听与采纳群众合理意见的官僚主义作风，一见问题以暴发的形式出现，触动了“领导尊严”，就不分辨是非，或者只看到群众之“非”，看不到领导上之“非”，就企图用捆绑、扣押、威胁等方式压服群众，结果事与愿违，把群众逼上梁山。最后还得走回头路，从头作许多工作，事件才得平息。 + +　　二、盲目应从。对群众提出的要求不加分析，抱着无原则的迁就态度。一见群众闹起来了，即惊慌失措，对群众的错误思想和行为也不敢批评教育，对群众不合理的要求百应百顺。唐山市郊区帅甲河农业社，去年旧历腊月二十八日还未作出分配决算，社员群起哄闹，社干部不是说明原因，讲清道理，迅速结算帐目，而是怆惶的到银行借款2 0 0 0元分给哄闹的社员。其目的是为了干部“脱险”，但没有分到款的群众，随之也就不满起来，闹事的危险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唐山开滦煤矿给平顶山煤矿培养的379名学徒工，由于他们存在着“下井危险，嫌脏怕累，煤黑手，没出息”的错误思想，有关领导上不敢理直气壮地对他们进行批判教育，加上有些工人的工作安排不当和居住条件不好，而招致三次请愿事件。事件发生盾，又满足了一些工人的不合理要求，伹对工人的错误思想仍未进行批判教育，因之有些人就错误的认为：“解决的问题是斗争的结果！”感到这是实现个人要求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因此，在去年十一月三日又有十三名绞车司机徒工罢工六天，并提出六个月进行评级，提前毕业回矿工作，普遍给予生活补助等三项无理要求。这些事实证明：对闹事群众的要求不分清是非，对其错误思想和行动不进行教育，一味迎合和满足群众的不合理要求，其结果从表面上看事件暂告平息，但却助长了群众的错误思想的发展，伏下了再次闹事的危机。 + +　　三、分清是非，坚持说服教育的方针。根据目前干部思想情况看，对执行这一方针是有思想障碍的。主要是有些干部对人民内部问题如何划清敌我、是非的界限还是模糊的，再加上过去长期领导阶级斗争，以致在遇到人民内部闹事时，也就采取了用对待敌人的方式来对待人民内部问题，甚至不加分析的认为一定是皮革命搞的，就企图“镇压一下”。纠正这种错误的思想，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首先要加以解决的问题。说服教育的方法，除领导上出头阐明政策外，更重要的是采取群众自我教育的方法。清苑县三个区十五名复员军人为解决工作和生活问题集会酝酿组织二、三百人请愿，地、县委闻讯后，即组织了十八名领导干部，赶赴该地区，分头座谈，征求意见，进行了“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教育，启发其光荣感，并答复了他们的一些合理要求，因而使企图闹事的首要者，威到惭愧，自动作了检讨，并表示不再请愿，事态即平息。蓟县孙各庄联村农业社，肖庄生产队恐怕把本队的余粮调往他队，在生产队长的带领下，九十多名社员抢分了社里一万四千斤粮食。经过贯彻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关系的教育及分配政策的教育，并批评了其错误行动后，社员自动退回抢分的粮食。石家庄市商业职工学校学员，为伙食问题发生课堂哄闹，并酝酿罢课，学校领导上发觉后，当时没有直接批评学员，而提出了：有人喧嚷罢课对不对，讲课哄闹对不对，对领导不满就退学对不对三个题目，组织学员讨论。讨论中通过群众自己批判了错误思想，顺利地解决了问题。坚持说服教育的同时，还必须对要求合理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要积极解决，对要求合理而目前还无条件解决的问题要耐心进行说服解释，对不合理的要求则要说明道理，坚持不能许愿。凡是这样作的，结果都是良好的。 + +　　在群众闹事中，党员应抱什么态度，在中央发出“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以前，多不明确。从已发生的群众性的罢工、请愿等事件来看，党员的态度大体有以下几种：（1）闹事的目的与本身目前利益有直接关系的，多数党、团员采取了积极带头或在暗中纵恿的态度。（2）同情群众在闹事中所提出的某些要求，但不参加，怕组织上处分；同时又怕被群众指责，存有矛盾心理。一旦事情爆发了，有的就随波逐流跟着走，有的就躲避起来，抱着袖手旁观的态度。（3）不管群众的要求合理与否，持坚决对立态度，甚至有的表示：为了维护党的威信和利益，要与闹事者作殊死斗争。这种思想显然是错误的。（4）积极说服群众采取正当的方法，不要闹事；当群众已经起来闹事的时候，继续站在群众中进行工作。这样作的还是少数。如何使党员在群众闹事中保持正确的态度和作法是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在全党进行这方面的教育。 + +　　为了防止事态扩大，还必须作好闹事地点周围的群众工作。因为闹事的群众，为了很快达到目的，在整个闹事过程中，一般的都极力地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以便扩大声势，求得迅速满足要求。如中央地质部宣化地质学校实习教师，因对中央高教部指示去年分配任教师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和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一律定为十一级不满而酝酿请愿时，提出的口号是：“作到老教师同情，争取兄弟学校支援”。企图扩大影响，求得外援。因之，在解决群众闹事问题的时候，向其周围群众进行教育，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 +　　从我省发生的罢工、罢课、请愿、游行示威事件来看，突出地暴露了各级领导上程度不同的官僚主义作风，对人民内部问题地处理存在着“左”或右的情绪，贯彻执行说服教育的方针在党内还有一些阻力。针对这种情况，为了避免和减少人民闹事，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工作： + +　　一、要向全党传达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结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的报告”精神，联系实际组织讨论。各地要通过已经发生的群众闹事事件，对广大干部，反复进行处理人民内部问题必须坚持说服教育的方针的教育，以澄清模糊认识，统一思想。 + +　　二、县以上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和各部门各业务系统的党员领导干部，都要抓起政治思想工作，经常的了解工人、农民、学生等群众的思想动向，然后通过作政法报告或座谈会等方法，广泛深入地宣传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建设过程中的困难，使群众对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的一致性有个正确的了解。同时，还要联系实际，讲解各项工作中党的方针、政策，使党的政策真正和群众见面，为群众所掌握。省委已从今年第一季度起，建立了省委委员、候补委员每季向群众作一次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或政策问题报告的制度。 + +　　三、各级领导干部在整风运动中，要有效的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基层干部要着重克服强迫命令、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发扬有事同群众商量的民主作风。 + +　　四、在农业社和手工业社中，继续深入贯彻执行“民主办社”的方针，按照社章定期的召开社员代表大会或社员大会，按期结算与公布帐目；在厂矿企业中，按照中央指示，推行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制度。在中等以上学校中，暑假以前各地都要召开一次学生代表会，着重解决今年毕业而不能升学的学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 + +　　来源：河北省委办公厅、宣传部编印《正确处理人民群众的闹事问题》，1957年5月2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16.txt b/CCRD/2/6/1/00001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958b03bd07ccbbdeb052990a17b2bc1b0b347d8 --- /dev/null +++ b/CCRD/2/6/1/000016.txt @@ -0,0 +1,15 @@ +# 浙江一乡支部书因吊打群众被群众打死 + +　　<特约通讯员　孙明津> + +　　新华社杭州25日讯　4月9日晚上，浙江省永嘉县狸溪乡党支部第二书记郑炳权为粮食问题扣押并吊打了一个富裕农民，引起当地群众不满，聚集了六、七十人闹到乡人民委员会，趁势将郑炳权打成重伤，当夜死去。群众见打死了支部书记，非常恐慌，十三个积极参与殴打的群众当即逃上山去。 + +　　郑炳权平日强迫命令，作风不民主。群众早就对他有意见，并有一些人要想打死他。而郑本人却没有发觉。这次他吊打农民事件更引起群众公愤，加上凶手中的为首分子周启顺，在1950年曾参加过土匪组织，平日受过郑的训斥，怀恨在心，这次用锄头击中郑的头部，使郑受重伤致死。 + +　　事情发生后，中共永嘉县委员会已组织干部在当地群众中进行了宣传教育和处理工人和。现在逃上山去的人有六个回来了，回来后有四人由县委批准扣押起来，其他七人(包括周启顺)还躲在山中。 + +　　来源：1957年4月2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17.txt b/CCRD/2/6/1/00001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cc76747843989da4dfa048a998b963a42704705 --- /dev/null +++ b/CCRD/2/6/1/000017.txt @@ -0,0 +1,23 @@ +# 对河南临汝县王堂农业社闹社问题处理的不同看法 + +　　1956年河南临汝县曾发生群众性“闹社”事件（河南省委为此曾向中央写有报告，内部参考有2161期、本刊今年第六期也曾报道过）。“闹社”过程中，临汝县人民法院曾开过几千人的公审大会，宣判全县带头闹事分子十三人（其中有抢粮分子三人），按情节分别判处了二年到五年的有期徒刑（其中二人受训诫处分），被认为“闹社最凶”的王堂农业社辛庄队的带头分子辛清臣被判徒刑五年，辛立臣被判徒刑三年。宣布的罪状归纳起来主要的：“对社会主义改造不满，利用社内存在的问题，进行挑拨离间、颠倒是非、煽动与组织群众造成控告干部、打干部，要求干部开仓分粮，组织群众下地刨红薯、分红薯，闹分社等活动。使集体财产受到损失，影响了社的生产，危害了社会秩序。”并大张旗鼓地进行了“破坏农业社的犯罪分子受到国法惩秘”的宣传。 + +　　四月上旬，中央宣传部宣传处曾有人去该县王堂农业社辛庄队（辛清臣、辛立臣所在的社）了解情况如下： + +　　王堂农业社辛庄队的闹社事件发生在去年十一月初。主要活动是由贫农辛清臣、辛立臣、辛维庆三人带领群众在七天内刨分了六十七亩地中的十万余斤红薯；要求分社和清算帐目，要求撤换作风不好的社干部，自动撤换了队里的干部，并组织了十一辆大车共数十人到县控告干部。（县委原来说群众还曾经宣布摘掉地主、富农的帽子，“挖党根”、“不要党支部”、“不要毛主席”等反动口号。据了解与事实有出入。宣传摘掉地主、富农的帽子是辛清臣一人提出的，未得群众同意。“挖党根”的口号在这里根本没有；“不要党支部”是一个贫农辛申在要求分社时说的，他说：“要分社就不要党支部”，据说其意思是：有了支书杨德春就达不到分社的目的，实际是反对杨德春的领导；“不要毛主席”的话是一个老中农在激愤之下说的。）事件延续半月多，全村除所有的六户地主、三户富农及两户中农外，都参加了闹社。逮捕辛清臣、辛立臣后，群众渐告平息。 + +　　闹事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分配方面的问题。去年秋收后，党的分配政策在该社未向群众交代，分配方案未经群众讨论，预分的计划群众也不知道，社内的帐目从未公布过，社员对社的收支不摸底，怀疑很多。正在这时，该社王堂村生产队在会计田福有错误主持下按劳动将预分粮分掉了70%，有的一人分600多斤，有的甚至分1,000多斤。可是，辛庄村粮食分到144斤，红薯分到250斤就停止分配了。群众也不了解为什么停止不分了，以后还分不分。而该村红薯最多，群众又听说，红薯还要往外村调。群众怕粮食分不到，红薯又调走了，于是闹了起来，刨分红薯。二是群众对干部不民主的作风有不满情绪。例如群众要求撤换的三个主要干部中，党支部书记杨德春，平时不参加生产，不深入群众，说大话，不解决实际问题。自己借用合作社60多元钱，可是，平时社员要借几毛钱再三要求也不借给。去年麦收时，社里办“农忙食堂”，他向社员宣布：“谁都得到食堂吃饭，如果三天不来吃饭，就拔他的锅灶，不准推磨。”而食堂由于管理不好，浪费粮食2000多斤，社员对此事非常不满。麦收后，他独断专行决定把全社麦种都集中放在辛庄村，结果坏了2000多斤。秋收后，社里收了绿豆，社员要求分一些，他不准分，当时就有社员要打他。平时，他对社员的态度也不好，在这次闹事中，五个村有四个村的群众要打他。他吓得东跑西颠，放弃了对付的领导。群众形容他说：“贼来了筛糠（怕得发抖的意思），贼走了耍枪。” + +　　又如社监委会主任辛章（预备党员），作风也很不好。这次闹社的导火线就是他点着的。正在群众怀疑红薯是否往外村调时，有几个妇女在地里听人说该村红薯要外调，她们便把这消息传开了，并表示不准红薯往外村调。当晚，辛章召开群众大会追问是谁说红薯不准往外村调。开始，几个妇女不承认，他就要叫人把她们捆起来。他的伯父辛维庆（60多岁）好意相劝，他反把他骂了一顿说：“你年纪大，吃粮不少，共产党来了，给你分了地，分了房，你还有什么不满意。在家你是我伯父，在这里我是干部，你可不中。”他伯父顶了他几句，当时他便叫人把他伯父捆起来，后被群众劝阻。自此，辛维庆即活动对干部不满的人辛清臣、辛立臣等闹社。同时，社里规定每天打钟下地作活，敲第一次准备，第二次出动，第三次如果不到就扣工分。这些事多是由辛章去执行，他训了不少的人，扣了不少人的工分，群众对他敢怒而不敢言。再如副社长李纪（党员），也是作风不民主，态度生硬，处理急躁，得罪了不少的人。去年九月底，该村发柴火，由保管员王灵芝经手。王先叫大家把柴火捆到各人的家门口放着，待他回家吃饭后再去过称，记帐。李纪不了解这些情况，见社员在场上乱搬柴火，非常气愤地说：“你们这是抢合作社呀，快给我放下！”并叫把柴火背到家门口的人重背回场上去。当时辛立臣也经过王灵芝允许背回一捆柴火。李纪叫他背回场上去，他坚决不执行。李便说：“怎么！你造反了！”辛立臣说：“我不敢造反，你告我去吧，我就是不背回去”。这时，李纪便叫小队长把这捆柴背给了另一个人，惹起辛立臣极大的不满，这是他带头闹事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该村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异常薄弱。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很严重，对下情不了解。该社支部去年一年没有开过一次支部大会，没有上过一次党课。建社时遗留的问题也很多，很多人入社的生产资料都没有评议定价，社员经济上政治上的许多合理要求得不到解决，对干部怀有很多宿怨。因此在辛清臣等人带动下，便一轰而起。 + +　　闹事发生后，县公安局曾派人调查，未发现反革命分子从中挑动或操纵。而带头闹事的辛清臣、辛立臣的情况是这样的：辛清臣，贫农成分，57岁，军属，曾作过十几年长工，二三十年木匠。土改后分到房子三间，地七亩，娶了老婆。解放前他在山区作木工时，曾经赌博，嫖过女人。平时，对人的态度也不够好。此外则没有作过什么不好的或违法的事情。合作化后很少参加会议，对党的政策很不了解。去年由于作木工缺原料、无销路，收入大大减少。同时，本人又不熟悉和不爱农业劳动，全家只挣了230多个劳动日。按预分，他全家分不够免购点（360斤）。据他自己谈，他带头闹社有两个原因：一是收入减少，看到红薯要往外村调，怕更分不到粮食，想搞些红薯；二是对干部不满，尤其是对副社长李纪在去年春天扣掉他150斤统销粮的态度很不满。但是，他说“我要知道这次我作的事是犯法，说什么我也不敢干”。辛立臣也是贫农，军属，土改时是村农会主席，1951年曾是全县三个模范互助组组长之一，评为劳动模范。在村上过去没有不法和不好表现。只是性情耿直，易冲动，外号“炮架子”。他带头闹社的主要原因是对社的干部不满。除前面所说背柴火的事情外，最使他不满意的，是去年打井时，社里未经他完全同意，硬把他祖坟上的碑楼砖折去修水井，又把他坟前的一棵大柳树砍去作了农具。加上红薯外调也与他利益有关，因此出来带头闹事。 + +　　在分析处理该县各种闹事的时候，据了解，原来县委的结论是：“仍属人民内部正当要求未得到合理解决，加上干部本位，自私，与某些敌人挑拨活动引起来的。”洛阳地委也几次强调是工作问题，要求改进领导作风，大力推行包工包产，改善民主管理工作。因此在闹社初期的方针是：“加强政治教育工作，解决实际问题，避免冲突。”并派了很多干部住到闹社地区进行工作。对辛庄的闹事，公安局也派干部作了侦查，证明是群众性的问题，决定不捕人。但随着闹社事件的增多，影响的扩大，县委自己承认，逐渐产生了一些急躁情绪。对处理辛庄闹事的方法也有所转变。县委运用了分化的办法，一方面将辛庄带头闹事的辛清臣、辛立臣和该县的一些其他闹事的人，以训练为名集中起来，学习社章和宪法，并要他们进行坦白检讨；另方面在闹事的群众中进行争取教育工作。原定“训练五天”，但由于群众没有教育过来，结果训练了十一天。训练后，辛清臣等人表示承认错误，县委即要他们在全乡200多人的干部大会上作了坦白检讨。之后，要求他们回村后再向社、村干部作检讨。可是辛清臣等回村后不仅未作检讨，反而给干部又提了很多意见。但据了解，除了偶尔发几句牢骚之外，也没有其他活动。这时，省委“关于临汝县闹社问题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下达了，其中批评了县委没有发挥人民民主专政的作用。十二月中旬，省委书记吴芝圃同志也来到临汝，听了当时的情况汇报（有些夸大和不合事实之处）后，指出闹事的基本性质仍是内部问题，但少数社已发展到坏分子利用党内矛盾、干群矛盾，进行反合作化、反社会主义的小型骚乱，说“是否有反革命兴风作浪，县委需要考虑”，并要求抓住有机时机处理几起。这以后，辛清臣、辛立臣等人即相继被捕，并被判徒刑。 + +　　中央宣传部宣传处的同志去临汝时，正值县委在县、乡干部中传达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之后几天。县委委员张荣昌同志（宣传部副部长）在汇报中表示，对整个处理是否有错误，还未考虑。但县委副书记张夺锦同志（当时负责处理闹事的）则表示：“现在看来，辛立臣判刑重了，辛清臣还是应该判。”乡党委副书记孙保同志等一些乡干部谈：开始闹社时，我们认为辛清臣、辛立臣是反革命分子。后来省委吴书记说他们是坏分子，应该办他们，我们才认为是坏分子，就更有劲了。昨天听了传达毛主席指示后，觉得他们还是坏分子，应该法办。被群众要求撤换的三个社干部中，辛章转变较好，说：“这次闹社对我的教育，赛过三年的学习。”支部书记杨德春闹事后仍不参加生产，工作马虎。他认为：辛清臣要换干部，就是要夺取政权，夺取政权就是反对社会主义，这就是匈牙利事件。”村里的群众，大都表现沉默，有些人怕受牵连，个别人与干部谈话时吓得发抖。但在背后群众议论：“辛清臣、辛立臣是为我们大家被捕的”，现已有人在活动要联名保释辛立臣。 + +　　以上情况和分析，经向省委宣传部宋玉云同志和县委第一书记马时英同志汇报后，都表示同意。 + +　　 （宣传处） + +　　来源：《宣教动态》中共中央宣传部（总第二二三期）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18.txt b/CCRD/2/6/1/00001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577a0c232926e51d7f170802b5aa2576a0b4334 --- /dev/null +++ b/CCRD/2/6/1/000018.txt @@ -0,0 +1,17 @@ +# 成都市委办公室关于1957年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情况报告 + +　　自1957年1月至5月20日止，共收到人民来信246件，接待人民来访20人，45次，总计266件，与去年同时期比较来信增加73.24%，来访减少50%，平均增加为49.44%。 + +　　来信中要求就业、救济、垦荒的94件，占总数的35.33%，与去年同期比较下降6%；揭发领导干部官僚主义、脱离群众、闹不团结，揭发农业、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干部拉用公款等62件，占总数23.33%，与去年同时期比较增加了213.79%；要求调动工作、要求夫妻团聚的35件，占总数的13.16%，比去年同时期增加五倍，申诉肃反、三反问题，不服党纪团结处理的23件，占总数的38.64%，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28.57%；要求增加工资的1件，占总数的4.13%，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75%；其他41件，占总数的15.41%，比去年同期增加128.12%。 + +　　以上来信均由秘书科长批办，重要来信由秘书长、主管常委或书记亲自批办，五个多月来，他们共批办来信35件。目前已处理完结的195件，占来信总数的73.31%，其中45.1%（120件）是由我们直接处理的。从已经处理的来信中看，除少来信反映的问题带有一些片面性外，尚未发现有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情况，批评信件一般都比较明确、中肯，现将来信中反映出的几个主要问题报告如下： + +　　1、要求就业：要求就业的有几类：一类是解放初期失业，到现在一直未找到固定职业的手工业2人，否员2人。几年来，这些人一直参加修铁路、修公路，搞基本建设的临时工，现在修路工程竣工，今年基本建设任务缩减，这些人就又失业了，其次是1955年以后参加工作，因身体不好，气候不适宜等原因退职回家的干部及部分成绩坏、学习赶不上而退学的中学生；再其次是已经应聘的知识分子和家庭妇女、劳改释放犯等，这些人都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和一定的工作能力。在目前精简机构、紧缩编制的情况下，我们对这类问题处理的办法主要是动员和鼓励他们自谋生活出路，但由于去年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影响，很难说服。他们强调政府统一管理自谋职业有困难。有的抵触情绪很大，要求答复：“目前不能就业，哪年哪月才能就业？”想到有的以威胁手段来要求介绍工作的，如说：“不介绍工作，我就犯法去！”个别的甚至讽刺说：“这就是新社会的新气象”？！个别小偷、二流子还借要求工作为名，进行无理取闹。另外，原罗江县委干部黄启超自动离职没来市委要求工作，并冒充是成都市委的干部，别人给他的信件都交到市委来。 + +　　2、自从中央八届二中全会提出艰苦朴素、勤俭持国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发明，反说：“你爱人能当科长吗？你叫她来，我把科长让她当去！”成都建群铁工厂工人张邦氵云控告该厂领导干部不实事求是，不分是非，对爱提意见，敢于向不良倾向进行斗争的正直工人，当成反革命对待，说提意见是有意破坏。1955年青年工人张子为因写了几篇短诗讽刺厂中的不良倾向及和这些缺点有关的个别共产党员领导同志就给载上“诽谤领导、挑唆党群关系，不满现实”等罪名送法院判了五年徒刑后送新疆劳改。经调查张邦氵云反映的情况完全是事实，此案全系冤案，现正平反处理。生物制品所党员纷纷来信批评该所主任燕真、所长李子健闹不团结，经常在支部大会上吵架，影响很不好。反映燕真经常用公家的小汽车接送小孩和进城玩，燕真和他爱人每月收入250元左右，生活并非困难，可是1956年一年却申请补助了三次，共220元，燕还不满意，后来他把这些钱用来买了手表，因此群众意见很多，但由于燕骄横，群众敢怒而不敢言。（该所问题较严重，市监委正在处理）。 + +　　3、要求调动工作和夫妻团聚问题。要求调动工作的一般具有专门知识，要求照顾他们的特长，（下缺）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19.txt b/CCRD/2/6/1/00001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e238967561aebce1c2feba146b7c92a8e41c6b0 --- /dev/null +++ b/CCRD/2/6/1/000019.txt @@ -0,0 +1,33 @@ +# 安徽有些农业社因统购粮食过多加重了春荒 + +　　<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 + +　　新华社北京7日讯　据安徽省十个农业社的调查，因去年多征购了群众的粮食，从而加重了今年的春荒。十社情况如下： + +　　桐城县天成社，去年估产为三百万斤，据此征购了一百一十五万斤，而该社实产只二百六十五万斤，应征购五十四万斤，多征了六十一万斤。加之，群众卖余粮后，按估产收入用钱，结果造成生活上的严重困难。1月底，该社缺粮户即占总户数的87％。 + +　　贵池县同心社，去年实产二百○七万斤，征粮四十八万斤，占23．1％；购粮二十四万斤，占11．5％。这个社除“五保户”外，别的户都缺粮。 + +　　（泗县光明社，六百七十四户，三千○六十五人。去年实产粮食一百四十九万斤。按三定计算，全社需口粮一百一十万斤，饲料十一万斤，种子三十三万斤，公粮九万○五百八十三斤，共一百六十三万○五百八十三斤。收的粮食还不够用。但却统购了二十二万四千九百○九斤(社员自卖一万二千二百六十四斤不在内)。现全社普遍缺粮，已决定供应三十七万斤。） + +　　泗县绿化三社，五百九十二户，二千六百五十六人。去年实收一百六十万斤。征粮二十二万斤，占13．7％。按三定计算，应卖余粮十二万斤，实卖三十四万斤(社员自卖二万多斤不在内)，占21．6％。因统购过多，现已供应二十七万斤。 + +　　泗县协力社，八百九十二户，三千八百六十九人。去年共收粮食一百八十二万斤(有稻四十三万斤)。按三定计算，共需留口粮一百三十九万斤，饲料七万一千五百五十斤，种子十八万斤，公粮十三万斤，共一百七十七万一千五百五十斤。收入仅够维持。但却统购二十八万斤。到5月份缺粮人口占51．5％，现已定销二十四万斤。 + +　　蒙城县金明社，一千一百九十二户，五千二百二十七人。去年中晚秋原估产二百八十九万斤，实收一百三十三万斤。其中须开支种子四万六千一百四十三斤、牛料十三万斤、公粮十三万斤，共三十万○六千一百四十三万斤。尚剩一百○二万斤，每人平均一百九十斤。统购二十九万斤(社员自卖十三万斤不在内)，只余七十三万多斤，每人只合一百四十斤。现定销二十八万斤。 + +　　蒙城县双北社，一千○五十二户，四千五百五十九人。1956年秋季，第一次估产一百八十三万斤，第二次估产一百四十四万斤。实收一百○六万斤。需开支种子十二万斤、牛料六万七千斤、公粮十三万斤、公积公益金三万五千斤，共三十五万二千斤。剩粮七十万余斤，统购二十八万斤，结果每人只剩粮九十五斤。现销三十万斤。 + +　　无为县田桥社，一千二百八十五户，五千三百四十六人。1956年实产三百八十四万斤，交公粮八十二万斤，占21．8％，购粮十八万斤，占4．9％，现退回公粮五十七万斤。 + +　　和县五星社，一百二十四户，四百一十人。1956年实收三十万斤，交公粮四万斤，占13．7％，购粮一万斤，占5％。现退公粮二万○五百七十斤。 + +　　（和县保山社，九百六十六户，三千四百八十人。1956年实收粮食一百八十五万斤，交公粮三十一万斤，占27％，现退公粮二十四万斤。） + +　　芜湖县大闸社，一千一百六十四户，五千○一十七人。1956年实产三百八十四万斤，交公粮八十二万斤，占21．8％，购粮十八万斤，占4．9％。现退公粮五十七万斤。 + +　　来源：1957年5月7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20.txt b/CCRD/2/6/1/00002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39d3c9fa786395ef217eed82636d51de5acd5a3 --- /dev/null +++ b/CCRD/2/6/1/000020.txt @@ -0,0 +1,33 @@ +# 县、区领导干部在农业社里的“经济特权” + +　　本刊讯　过去，人们总认为只有乡、社干部贪污揩农民的油。现在，根据新沂县的检查来看，不少县、区领导干部也在揩农民的油。 + +　　最近，新沂县检查了阿湖区的阿湖、鸣九、墩新、岭东、三里及棋盘区的南涧、北涧等七个农业社，其中有一百九十五名干部，共欠社里七千七百四十七元，分别职位列表如下： + +　　县正副科长、局长、区长十户，欠七百三十六元，平均每户七十三元。 + +　　部队军官家属四户，欠二百二十六元，平均每户五十六元。 + +　　小学教师八户，欠四百四十二元，平均每户五十五元。 + +　　社正副社长、会计三十八户，欠一千七百九十一元，平均每户四十七元。 + +　　政府办事员、企业营业员等二十五户，欠一千零三十八元，平均每户四十一元。 + +　　股长级干部十二户，欠四百二十七元，平均每户三十四元。 + +　　社的大队干部七十二户，欠二千零九十五元，平均每户二十九元。 + +　　从上表可以看出，干部愈大，欠的钱就愈多。直到现在为止，这仍旧是农业社里一笔难以公开的糊涂账。许多农业社账目不能公开结算，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 +　　这些领导干部，每月工资都在五十元到一百元左右，为什么还要去揩农民的油呢？主要原因是这些同志的工资收入首先满足个人挥霍，不顾家庭开支，也不教育家属叧好参加劳动生产，结果社里决分时大量透支；其次，是家庭应向社里的投资不投，社干部对他们无可奈何；此外也有一部分是临时支用现金不还的。我们的乡、社干部对这些负责同志(老上级)总是比较照顾的，对他们不合理的要求也不敢轻易顶回去，也是个重要原因。 + +　　看来，结合整理财务账目，取消县、区等领导干部在农业社里的“经济特权”，已成为当前缓和干群关系的必要措施之一。 + +　　 (转载自新华日报第六十八期“情况汇报”) + +　　来源：1957年5月1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21.txt b/CCRD/2/6/1/00002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fff473a4ebd5c498f6c6611940aae00304862e5 --- /dev/null +++ b/CCRD/2/6/1/000021.txt @@ -0,0 +1,21 @@ +# 永嘉、黄岩两县有五名乡、社干部和民兵被群众打死 + +　　<程敏> + +　　新华社温州16日讯　浙江省永嘉、黄岩两县自4月份以来有五个乡、社干部和民兵被群众打死和暗杀，情节较为严重。 + +　　永嘉县里溪乡上泛村农民因粮食问题思想混乱，单干农民周德荣乘乱的机会，要把二亩在去年调给社里的好田调回去，而社里已把这二亩田做了苗田，社干部动员周德荣不要调回去，周仍要把田调回，4月10日乡支部书记郑炳权把周德荣叫到社办公室打通思想，但没谈上几句郑炳权就粗暴地把周德荣绑了起来，这事被群众知道后，就有十多个农民手拿锄头、棒等围起来把郑炳权当场打死。经检察院调查参与此事的都是农民，并非反革命分子操纵。 + +　　罗浮区黄田供销社副主任林锡姆(中共党员)在4月19日晚上10时左右从开洋头到中村途中被人谋杀，尸体投在汽车路边的河沟里，过了三天才被人发觉，检验后发现脸上被砍五刀(现在还在侦察中)。 + +　　岩头区孤山乡孤山村农业社长潘教球(中共党员)过去生活作风不好，和农民潘寿东妻子发生关系(现潘寿东的妻子已离婚)，因此潘寿东怀恨在心，后来他口粮有困难，潘教球没有帮助解决，反而说他是懒汉，潘寿东就在5月3日一早拿了柴刀闯进潘教球家里，把潘教球砍死在床上，还砍伤了潘教球的妻子和叔叔。凶手已逮捕，据调查潘寿东是个雇农出身。 + +　　黄岩县山东乡4月17日民兵去查私盐，民兵队长看到许多盐民在洒盐，去干涉，盐民就轰起来打民兵，民兵看情况不对就逃跑，民兵开枪打伤一个群众，盐民一直把民兵追得跳下河里，盐民就拿着扁担在河里打死二个民兵，民兵队长和还有几个民兵已逃出来，有一个受了重伤(此案正在检察院处理中)。 + +　　 (据永嘉、黄岩二县检察院材料) + +　　来源：1957年5月16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22.txt b/CCRD/2/6/1/00002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ace1719966c05f29a6a9e02724dee3290046f00 --- /dev/null +++ b/CCRD/2/6/1/000022.txt @@ -0,0 +1,15 @@ +# 浙江临海县十三个乡发生农民哄闹事件 + +　　<特约通讯员、汪送德> + +　　新华社杭州18日讯　浙江临海县淮仁、广东两乡农民，因为乡人民政府下发购粮证迟缓，于10日晚间聚集在乡政府门口，挥手呐喊，乡干见势不对，便关了乡政府的大门，这就更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开始殴打乡干部。事件迅速蔓延到附近的十三个乡并波及到仙居县。闹事者并抢劫了一个乡的供销合作社(人数不明)。 + +　　当地政府请求部队(高炮部队)协助维持秩序，闹事群众见部队来了，就躲避在附近的山沟里，他们说：解放军来了，暂且算了，解放军走了，再干一场。 + +　　闹事的群众带有棍、棒、镰刀和土炮等，还有两支步枪，据说有一支步枪是乡干部那里夺去的。他们的口号是：一，坚决退社；二，土地还家；三，取消三定政策。 + +　　 来源：1957年5月18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23.txt b/CCRD/2/6/1/00002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38e8f276d441300cd50e4c0382f026b3377a5b1 --- /dev/null +++ b/CCRD/2/6/1/000023.txt @@ -0,0 +1,21 @@ +# 黄葛村群众为什么殴打基层干部 + +　　<河北省委办公厅、宣传部> + +## 编者按：黄葛村的主要干部用打骂捆绑和企图开枪的方法处理人民的内部问题，是完全错误的。他们用这种压服的方法不仅没有解决了人民内部问题，反而让农民用扁担教训了他们。事实证明：处理人民内部问题必须坚持说服教育的方针。希望读者从黄葛村群众殴打基层干部的事件中吸取有益的教训。 + +　　大名县北峰区冢北乡黄葛村，有246户，土质多沙，宜种花生、荆条等经济作物，群众有纺织习惯。一九五六年春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同北峰等14个村合并建成高级合作社。一年来，虽有一定成绩，但问题也很多。某些社员特别是劳力少人口多和较富裕的社员与村、社干部关系紧张，一直发展到社员群众性的往回牵牛，与社干部打架。 + +　　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当村干部去冢北乡赴庙会的时候，社员胡国功、黄其顺等4户从社内拉回牲口，扬言退社。党支部书记黄秀钧、村主任安新科闻讯后，即气势汹汹地令民兵多人，带枪到胡国功家，当时胡国功不在，干部们即大骂起来，并将胡的爱人（已怀孕六七个月）捆绑起来带到大街上；随后又找黄其顺说理，双方发生争执，黄拿出刀子要和干部拼命，后经双方商量，同意到区说理。但干部的这种行为已引起黄章文（党员，复员军人）等40余人（也有党员）的公愤，前往干涉，即殴打起来。这是支部书记号召用枪打（未开枪），架越打越凶，群众围住了支部书记、村主任及副业会计杨可新等人毒打，其他村干部见势不好避而远之。40余名社员乘胜带领胡国功的爱人到北峰区里讲理。经区干部说服回村后，第二天就有42头牲口被社员拉回家去，并抢走社里一部分饲草。当十余名县区干部到村进行工作时，群众情绪仍未缓和，而党内未参加打架的部分支委和党员也表示不闻不问。31日把该村在本县工作的五名干部也派到该村帮助做善后工作，被吓跑的六名干部才敢回村，社员拉回的大部分牲口送到社里，事件始告平息。 + +　　发生这一事件的原因何在？经过分析，原因虽然很多，但基层干部作风不民主和经济上苛待群众，是根本的原因。 + +　　一、有些村、社干部，依仗职权骂人、捆人，欺压群众。村主任安新科作风恶劣，经常出口伤人，妇女开会不到就集合光棍汉去找，对怀孕妇女说给人家剥出来，这是引起群众不满的开端。尤其是村干部捆绑群众侵犯人权的行为，更遭到群众的亟大的反感。胡国功因要求退社，去年一年就被捆过四次。当这次村、社干部在粗暴无理地捆绑孕妇时，激起群众的公愤，对他们进行了殴打。这种蕴藏已久的矛盾突然暴发，并非是偶然的。 + +　　二、经济上苛待社员。农业社规定了若干损害社员个人利益的不合理制度，并以简单粗暴的手段强迫群众去执行。如社员自留的花生，按市价交社，榨成油也要按市价取走，社内除得利润外，还留下油饼归社；对纺织副业社内卡的更死，规定40%的柳条子（副业生产原料）归社员，但不叫社员得实物，市价每斤柳条6分，社内按2分收购。社员因缺钱自己卖了一部分柳条子，社内就进行干涉，并强制社员到大社去纺织，报酬很低，又不实行短期分红。社内统一经营的七种大宗副业，社员投工7400多个 ，一年来没有分过红。社里收购花生按1角1斤，卖给国家的超额价款却又归社所有，仅此一项社内即赚款24,000元。这是社员对社干不满的第二个具体原因。 + +　　三、社干部多占工分。该村22个社、队干部，补工达960个，党支部书记黄秀均比别人多补20个，加上干部取巧做轻便活计的工，差不多每人都在150至180多个劳动日。五名主要干部不扣义务工；而社员们一般都在150个劳动日以下，还得扣29个义务工，社员分红又按毛工（比原包工低30%至40%）付酬。这样以来，社员和干部的收入悬殊过大。黄秀钧一个劳力光分粮即达1200斤，与他同样条件的黄玉和挣工140个，扣去29个义务工后，只分粮600斤，提起这件事来黄平和就掉泪。社员们反映：“有活干，没饭吃。”“斗倒了老地主，又出了新少爷。”这也是干部脱离群众造成关系紧张一直发展到群起打干部的一个重要原因。 + +　　从以上情况来看，黄葛村的村、社干部不仅不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反而百般苛待甚至以国民党的作风欺压群众。群众被逼不过，只有采取非常手段起来反对，这也是村社干部恶劣作风种下的苦果。 群众闹起来以后，要求清算社的帐目，撤换支部书记、村主任和三名队长，实事求是地解决粮食和副业报酬等问题。这些要求基本上是合理的。大名县委当时即组织干部去该村进行工作，满足了群众的合理要求，把事件平息。 + +　　来源：河北省委办公厅、宣传部编印《正确处理人民群众的闹事问题》，1957年5月2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24.txt b/CCRD/2/6/1/00002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e6af7cd931132f35f8d54f51d4b96c54a6c34b9 --- /dev/null +++ b/CCRD/2/6/1/000024.txt @@ -0,0 +1,9 @@ +# 河南临汝县发生“闹社” + +　　河南临汝县汝河南原十区一带，曾经一度发生所谓“闹社”问题。其规模涉及到13个乡，67个自然村，35个生产社，84个生产队，共包括3万人口的地区。“闹社”的主要表现是：开始不让外调本队或本村的粮食、红薯和蔬菜；而后停止生产，结集群众到乡、到县请愿，私分、抢分粮食和红薯；严重的地方，发生打骂干部，甚至私自改选干部和人民代表，个别社抢分公粮，最后闹分社、退社。前后到县请愿的有33起，860人（最多的一次120人）。领头“闹社”的，主要是以下几种人：收入减少，或因执行政策不当伤害过他们的利益的富裕中农；流氓地痞，好吃懒做的人；落选干部；历史上有罪恶的军属和退伍军人。在这次闹社中提出的煽动口号有：“推翻干部”，“不要党支部”，“挖党根”，“咱们粮食拉跑了，老乡们快来吧”，甚至提出“不要毛主席”。 + +　　据河南省委分析，发生“闹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由于近几个月来，在农村的政治工作薄弱，忽视了从正面、从总结转高级社以来的巨大成绩，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而是过多的指责缺点和错误，甚至弄到很苛细地评头品足，说长道短。这样使一部分干部和积极分子束手束脚，不敢宣传合作化的好处，不敢大胆做领导工作；使小农经济思想残余得到了活跃的机会；使一小部分富裕中农得到了乘机出社的借口，甚至公然进行分裂社的活动；同时使农村反动分子有更多的空隙可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同志不敢坚定的耐心的去进行说服教育工作，对反对合作化的谬论也不敢尖锐驳斥；甚至对于反动分子要搞垮社的破坏活动也不能够毅然决然地加以严厉的镇压。 + +　　 （摘自河南省报告） + +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总第一八六期）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25.txt b/CCRD/2/6/1/00002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9a09a74db5402467f571cd75fe995ed187b4408 --- /dev/null +++ b/CCRD/2/6/1/000025.txt @@ -0,0 +1,19 @@ +# 及时解决对群众的粮食供应问题 + +　　<河北省委办公厅、宣传部> + +## 编者按：我省粮食工作方面存在的主要矛盾，是粮食产量的提高赶不上群众对粮食需要量的要求。这个矛盾每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就更为明显。因此，各级领导上在青黄不接之时，应对本地区粮食供应工作，有重点、有计划的进行深入检查，向群众进行节约粮食的教育，发现和解决粮食供应制度上不合理的问题；同时还要解决一些群众由于正当的原因而造成吃粮不足的问题。徐水县河西村群众请愿事件，就是由于乡干部对缺粮群众的要求抱着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只是号召节约，不进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解决缺粮问题而引起的。 + +　　徐水县河西村共131户，640人，去年收获粮食22万多斤，国家供应3万多斤，全村每人平均粮食407斤，按说是够用的。但是，该村连年遭受水灾，户与户占有粮食不平衡，去年麦收后部分群众吃粮有些浪费，加上坏了一部分红薯，因而有些户的吃粮接不上新粮。 + +　　今年3月中旬，该村有不少群众不断找村干部要粮，村干部曾三次到乡请示，但乡级领导干部总是说“号召群众节约”，而没有具体帮助解决缺粮问题。该村干部看到乡里不帮助想办法，情绪不高，回村后对要粮群众也就没有进行任何工作，因而在3月21日造成该村62名群众集体到保定专署请愿的事件。经过耐心的说服解释，请愿的群众才勉强回村。 + +　　事件发生后，在专区的帮助下，县委立即派出干部，协同乡干部到村进行工作。由于工作组在开始时没有首先解决村干部的抵触思想，所以前三天虽做了不少工作，但也没有解决问题。工作组发觉了这一情况，便在党的村支委会议上，进一步贯彻了粮食政策， 说明了国家不能再增补粮食的原因，提出必须依靠做好余粮调剂，才能解决问题的道理。并且指出，党支部事先不注意解决这一问题是不对的，听到群众要请愿的消息以后，不报告上级，也不向群众进行说服解释工作，这更是不应该的。在会上明确了必须以党支部为主进行工作，积极解决一些群众确实吃粮不足的问题。干部思想通了，接着便召开了全村党、团员大会，着重进行了节约粮食的教育，统一了思想认识。事前充分做好了准备工作，召开了群众大会，有20名干部、党团员共自报节约粮食545斤，接着有23名群众对节约粮食也表示了态度。在群众完全自愿的原则下，全村共调剂出粮食1251斤，解决了32户真正缺粮的问题。同时对请愿群众进行了思想教育，使他们认识到集体请愿是不对的。 + +　　在这次请愿的59户中，有余粮的9户，余粮变缺粮的12户，缺粮的38户。粮食够用的户也跟着闹，有的是怕以后缺了粮不好解决，而提前“挂号”；有的是生活上困难，打算从中要求一些救济款；个别的本来是到保定串亲戚，也随着去请愿，企图从中能够得到一些好处。 + +　　事件所以发生，主要是由于该乡政治思想领导薄弱。该村党支部近一年来很少开会，党员的组织生活会也很不健全，对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更不够，因而党支部起不到应有的核心堡垒作用，部分党员和群众的政治觉悟较低。事件发生以前，党支部是知道的，但并未采取措施，进行劝阻，而是任其发展。事件的发生与乡党委的官僚主义也是分不开的。事件发生以前，村干部曾三次到乡反映群众缺粮情况，请示解决办法，但乡党委并未提起注意，总是以“号召群众节约”作原则答复，因而促使了群众请愿。 + +　　通过处理这个问题，徐水县委突出感到有两点体验。第一，事件发生后，应首先深入了解事件发生的根源，分清是思想问题，还是实际问题，然后针对问题的性质采取解决的措施。这个事件县委认为是属于人民内部的问题，其中有实际困难，也有思想问题。因此，他们一方面注意解决了群众的实际困难，同时对某些群众的 错误思想也进行了教育和适当的批判。第二，正确处理群众闹事问题，必须充分发挥党的基层组织的作用。起初，由于工作组对这一点注意不够，没有及时解决党员干部的思想问题，因而对问题的处理走了一些弯路。经过先党内后党外统一了思想认识以的一，才很快解决了问题。 + +　　来源：河北省委办公厅、宣传部编印《正确处理人民群众的闹事问题》，1957年5月2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26.txt b/CCRD/2/6/1/00002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4326785ce01ba6495aa8da67f69e70340deaab7 --- /dev/null +++ b/CCRD/2/6/1/000026.txt @@ -0,0 +1,25 @@ +# 苗坨、小马庄缺粮社员抢分粮食的教训 + +　　<河北省委办公厅、宣传部> + +## 编者按：这是在粮食统购工作中，因工作组干部的主观主义思想和强迫命令作风，而招致的两个村的缺粮社员强制社干部分掉农业社内存粮5万多斤的事件。这个事件说明了一条重要的工作经验：当一项工作不能顺利进行的时候，领导干部不要强迫群众按照个人的主观愿望办事；而是要深入群众，倾听各方面的反映，细心地观察和分析原因，通过发现和解决关键性的问题，推动工作前进。 + +　　滦县小马庄乡苗坨村有51户缺粮群众，于去年12月11日分掉农业社库存粮21500斤；过了3天，小马庄68户缺粮群众于14日分掉农业社库存粮29700斤。 + +　　小马庄乡苗坨农业社包括小马庄、苗坨、贺庄、游观庄等4个村，全社共658户，去年秋后分红结果，有余粮户393户，余粮250,104斤；有缺粮户265户，缺粮122,961斤。1956年全社增购粮食任务82万斤，加上增产增购任务5万斤，合计统购任务87万斤。当时除分给社员应得报酬以外，农业社库存大批粮食。社干部为了及时完成统购任务和减少农业社保存粮食的负担，确定先将一部分库存粮卖给国家，并积极组织了送粮入库。去年11月底，全社已完成统购任务（入库）48万7千斤（占总任务的56%），这时库存粮只剩138,830斤（计算不实，实际还多），社干部怕从余粮中买不出余粮，无法保证缺粮户的供应，便卡住库存粮，不再送入国库。这时，对余粮户的说服动员工作没有跟上去，余粮户还未开始卖粮，该社统购工作便基本停顿下来。 + +　　粮食工作迟迟不前，工作组和乡干部产生了急躁情绪。认为社干部怕不能保证缺粮户供应的思想顾虑是多余的，因为全社余粮户的余粮数字很大，将余粮户粮食调剂给缺粮户，余粮数字相抵，尚余粮127,143斤，所以工作组和乡干部认为还是应该先将库存粮全部送入国库。并三番五次督促社干部送粮入库。社干部有顾虑，不行动，并向工作组介绍往年粮食统购工作的困难，主张先对余粮户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卖出余粮后再组织车马送粮入库。工作组认为产量尚未查实，不宜急于动员卖粮，要推进工作，必须对社干部进行批评。结果越批评越抵触，社干部把不满情绪带到群众中去，从而引起缺粮群众的顾虑和不满。认为政府不关心他们，怕不保证供应，怕挨饿。工作组和乡里不了解群众的思想顾虑和要求，仍继续督促社干部送粮入库。并于12月10日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责成党员干部必须保证把农业社库存粮送入国库。会后，群众得知这个消息越发增加思想顾虑，缺粮社员说：“这那是卖余粮，分明是卖缺粮户的粮食。”第二天苗坨村在装车送粮时，便被缺粮社员阻挡，全村51户缺粮户迅速集合起来，酝酿分掉库存粮食，当日强迫社干部按供应标准把库存粮分给各户。事后这个消息很快传遍全社，过了3天，小马庄68户缺粮户，学习苗坨的作法，也迫使社干部分了2万9千多斤社内库存粮。 + +　　发生这一事件的原因：（1）领导干部有主观主义思想。由于工作组和乡干部主观臆断，固执己见，不虚心听取社干部的建议，并无根据地怀疑社干部，认为他们思想有毛病，因此，产生了思想隔阂，脱离了基层干部。基层干部不积极工作，统购政策不能通过他们贯彻到群众中去，群众不了解政策，产生了思想顾虑，造成了思想混乱，直至闹出事来。 + +　　（2）领导干部缺乏群众观点。在统购工作中，工作组和乡党委没有很好依靠基层组织，把政策、任务交给全体党员，而是单枪匹马的进行工作，遇到困难才要党员保证，但又未详细贯彻统购统销政策，交给办法。事态平息以后，全体党员提出：“往年搞粮食工作我们整天忙，今年闲着没事干。”因为没有依靠党的基层组织，对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很不成熟，群众中产生了某些思想顾虑，不能及时发现和解决。 + +　　（3）工作方法简单生硬。工作组和乡干部存有单纯任务观点，只注重入库进度，不了解工作中的问题，一味督促党员干部赶快 送粮入库，并且认为只有把库存粮卡紧，送入国库，才能激发社干部积极去作余粮户的工作。同时，在苗坨村发生问题的前一天，群众就曾经酝酿分库存粮，村干部及时向工作组和乡干部汇报了情况，要求派人去帮助进行工作，防止抢分粮食。工作组和乡干部却说是社干部搞的鬼，并严厉斥责社干部苗广林说：“你们不让分，社员就不敢动，少一个粮食粒由你负责。”这种老爷式的态度，使社干部感到很失望，使本来还可以设法挽回的局面，竟造成把群众逼到非枪分粮食不可的地步。 + +　　县委发现这问题以后，立即由有关部门组成检查组，由县委常委梁兆清同志率领前往解决。当检查组到苗坨社以后，通过干部了解了情况，对问题进行了分析，首先确定了问题的性质，是人民内部问题。按群众分粮情形，由生产队长等干部主持，按各户缺粮数字，分足口粮，不仅过秤而且记了帐。所以必须通过检查与改进工作，解决问题。检查组明确思想认识和工作方针以后，通过党、团员会、烈军工属会、干部会，征求意见，进行调查研究。同时在会议上批判了分粮的错误行为，表示对缺粮户保证供应，购粮工作组长孙朋同志在党员干部会议上检讨了工作方法简单生硬的错误，干部和党员表示满意。在群众初步提高觉悟的基础上，经过党、团员带头群众把抢分的粮食退了回来。起初有几户思想比较落后，坚决表示不送回粮食。检查组对这些户采取了等待、说服的方法，在群众的带动下，他们终于觉悟了，自动地把粮食送回仓库。至此事态平息。由于解决问题的方法比较稳健，所以群众的反映良好。检查组刚到村时，有的群众背地议论：“政府对这事绝不会善罢甘休。”后来许多群众却说：“人民群众有了错误，批评批评就算了，政府还检查了工作中的缺点，承认了错误；过去的政府，人民有天大的理由，他也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啊！”“想不到这事会这么解决下来。” + +　　两点体会：（1）人民群众闹起事来，不论这一事态的表象如何，我们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进行全面分析，弄清闹事的性质和起因， 不可鲁莽行事。在群众强制分粮的过程中，有些乡干部也认为是反革命和敌对分子所煽动起的破坏行为，要求逮捕有社会背景的人（这一事件的参加者）。检查组没有这样做，考虑到人民内部问题虽然容易掺杂着敌我问题的因素，但是如果不全面的进行调查研究，分析问题的性质，而草率从事，先行捕人，不仅会发生错捕，而且会在群众中造成恐怖气氛，使群众增加不满情绪，招致事态的复杂化和扩大化。经过调查研究，弄清了问题的性质后，通过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了问题。 + +　　（2）发生这一事件的主要因素，固然是干部的主观主义和简单生硬的工作方法所造成，但是与县委的官僚主义作风是密不可分的。县委在粮食统购工作中着重要任务、追进度，缺乏对全面情况的掌握和了解，未能及时的根据工作发展变化情况，提出问题教给解决办法。这是促成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生硬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这一事件的发生县委是有责任的。我们要接受这一教训，坚决克服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 + +　　来源：河北省委办公厅、宣传部编印《正确处理人民群众的闹事问题》，1957年5月2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27.txt b/CCRD/2/6/1/00002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0fabeee594943c5adfcb068f7204776324c4704 --- /dev/null +++ b/CCRD/2/6/1/000027.txt @@ -0,0 +1,27 @@ +# 社干部独断专行有什么坏处？ + +　　<河北省委办公厅、宣传部> + +## 编者按：社干部不公开社的帐目，擅自借用公款，挥霍浪费，社长专断地决定有关社员切身利益的分配问题，就必然会促使社干部与社员的关系紧张，甚至引起闹事。红光农业社事件告诉我们：必须贯彻中央指示的民主办社的方针，切实执行定期公开收支帐目，有事和群众商量，社干部参加生产的三项重要规定，以便积极地改进社干部与社员群众不正常的关系。 + +　　唐山市郊区红光农业社是1956年合作化运动中占20个初级社合并组成的。共有计员2400户，耕地18000亩，分8个生产队。该社大部分社员是由小商小贩逐年转变为兼营土地的，生活水平提高，缺乏勤俭朴实的风气。解放以来，虽然粮食收获量逐年提高，但很少积蓄，每年春夏雨季有些户还须政府救济。高级合作化以后，由于大力开展了农副业生产，社员的收入已普遍增加。如：该社1956年农副纯收入为469,091.76元，全年用工198.767个，一个劳动日应分红2.36元。五街生产队1955年余粮户只30多户，1956年就有120户。但是，由于社的干部在作风上存在着不民主的严重缺点，所以发生了社员闹事事件。 + +## 一、闹事的经过 + +　　1957年1月20日晚，五街副社长张玉才（党支部书记）由总社回去和生产队长张德春说，总社决定每个劳动日按2.36元分红，但须从中扣0.65元的基金，实分1.71元，当时张德春就很不满意。1月21日上午张把这消息说给社员庞志远（富裕中农），庞志远就非常不满地说：“先说2元8，又说2元3角6，这回又1元7，再过两宿就没了。”张德春说：“照这样不行，咱们得开个会。”庞、张就叫社员孙翠英、常玉兰召集该队社员开会（五街是一个生产队），并主张把张玉才（副社长）、胡士臣（生产队长）两个人绑起来。社员莫士武说：“总得把两个社长绑上吊起来，饿他四天五天的。”有的社员说：“社长也不用了，把社干脆推倒，各干各的！”庞说：“得找绳子，绑上就倒刨猪抬着去红光社。”并说：“谁要走露风声就先把他打死！”庞叫大家到红光社，因为意见不一致上午没有去。晚上庞、张为首集合80余人首先找到张玉才、胡士臣，让他两人跟着找社长去要钱，张、胡向大家解释时，庞志远和张德春就已准备好绳子要绑，在社员的逼迫下张玉才、胡士臣只得跟着去社办公室。到办公室因没有找到社长，社员就大闹起来，当时镇委副书记张树青、派出所长崔洪勤、镇长赵国元也赶到向社员解释说：“对分红有意见可以提，不要这样闹，可等社长回来再解决……。”社员不听，最后由张树青、赵国元出面答应次日下午四点答复结果，社员才散去。22日上午庞志远、张德春又在大庙召集约百余名社员开会，并发动了89名社员签了名，按了手甸，准备要求退社。 + +　　社员21日晚上在社的办公室大闹以后，区委夜间即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22日上午派区委文教部长张化童，宣传部长光辉协同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等深入社员中进行工作，当到达五街时正当社员开会，只好到大会上向大家解释，但社员不容分说，只提要钱，并派人把守庙门不许干部出入，经过半天的相持，最后社员提出三点意见：1、把扣除的0.65元基金先扣一半；2、要求社算清帐目；3、允许把大社分为小社。为了缓和局势，由区委宣传部长光辉同志答应可以考虑大家的意见，分社只要大家都同意可以分，但须与区委研究后决定，区委同意后还会支持你们的，算帐和扣基金问题，可与社研究解决。同时向社员说明如此闹下去问题更不好解决，并提出大家可选出代表来研究解决办法，以免耽误大家的事情，并答应在23日上午给予答复，至此，社员选出了七名代表后散去。当天下午两点，赵庄生产队又有社员赵连珠连续三次腰插宰猪刀、菜刀和绳子到社长家和生产队办公室找社长陈玉楼要钱，并大嚷：“杀三个两个的，找社干部算帐”。第一次持刀走至社长家门口，被社员赵玉歧、赵国荣劝回，赵玉歧并把刀给留下；赵又从家拿来一把菜刀和绳子到处找社长，因没找到就去生产队办公室命令会计陈少卿停止分红，追问分给赵全义的钱是谁办的（赵全义三口人分20元），分给我11元是谁决定的（谁家七口人），经陈再三解释，并答应自己借给他40元，赵才离去。同时也有一些社员对赵的行动表示同情。其他各队情况也很紧张，社员也互通消息，准备参与行动。 + +## 二、闹事的原因 + +　　（一）社的规模较大，社干部缺乏管理大社的经验，尤其是缺乏健全的管理制度，虽然副业搞的还好，收入增加，但是因社干部作风不民主，工作方法生硬，社员有很多意见。如社长陈玉楼事事包办代替不与社员商量，对待社员态度生硬，整天的限于事务圈子里，就是队里一切工具或零星东西，也都须要他自己筹划，遇有应付不周社员就不满，甚至影响生产。 + +　　（二）该社副业生产收入较大，对困难户给了很多照顾，但解决困难户的吃穿问题不够普遍，照顾的不平衡，有些真正没吃少穿的不及时解决，有的社干部本来不困难反能由社预支款。如社长陈玉楼，副社长唐志成等都由社支款，他们有时在饭馆大吃大喝，任意挥霍；会计赵连魁由社支款300余元，买了自行车和手表，还经常在社员面前夸富。贫雇农社员借款过多，而对中农社员借款限制的过严。因此，没有借到款的贫困户和中农户有的说：“合作社是一座阎王殿，陈玉楼就是阎王爷”。还有的社员说：“合作社许进，不许出”。意思是说，社员可以向社投资，社员困难时就不能向外拿钱。 + +　　（三）高级合作化以后一年来，社的帐目从来没有向社员公布过，社员只看到收入看不到支出，曾提出：“社里一麻袋一麻袋的进钱，怎么没有看到花钱呢？”确实社里的副业收入很多，但是没有向社员公布收支帐目，使社员心中没底，怀疑社干部有贪污。有的说：“社干部大吃大喝，买车子、买手表那里来的钱？” + +　　（四）该社原计划每个劳动日2.8元，在决算时公布每个劳动日实分2.36元。因生产底垫就占去了25万多元，此款在头一次决算时忘掉扣除，所以分红时社里决定每个劳动日扣0.65元的基金，按1.71元分。但是有的队在“边打边分”中所分的粮食已经接近了2.36元，还有的超过了2.36元，这次决算分红各队分到的现款就不一样，有的队不但分不到现款，一算帐还得退钱。这个情况事前没向社员讲清楚，甚至连社干部也不完全知道，分红的决议没有经过任何会上讨论，只由社长陈玉楼，副社长李恩隆二个人一研究就决定了。如副社长杨树青说：“分红的事连我都不知道”。这就使社员更加怀疑起来。再加分红已经晚了些，正值春节将到，部分社员急等分红过年，当一听到每个劳动日按1.71元分红，分到现金很少，有的一文钱分不到，还有的一算帐还须退钱，所以发生恐慌。认为劳动了一年连春节也过不好，有些富裕中农因减少了收入，对社也不满。这就造成了闹事的条件。 + +　　三、在事情发生以后，即由区委书记列车同志专门掌握情况，连续召开了会议研究事件的起因和平息办法。由于22日在会上暂时应下了五街社员所提出的要求，局面缓和下来，区委立即抽调了区、镇20余名干部在列东同志的带领下深入各队社员中，首先从党员到社员进行了说服教育工作，有些社员情绪开始稳定下来。同时，对社员的生活情况也摸了底，教育了少数不困难叫喊困难的社员， 弄清了那些是真正有困难的。通过召开小型座谈会和有代表性的座谈会，对社一年来的工作进行了检查，既肯定了成绩和合作社的优越性，也揭发了社干的缺点和错误，使社员都说出了内心的话，凡是社员的正确意见均给予了支持。除清查社内帐目外，对过年真正有困难的社员，采取了从本社有富余的社员手中借出1000多元和从银行暂贷了2000元的办法，帮助他们过年，社员表示满意。 + +　　来源：河北省委办公厅、宣传部编印《正确处理人民群众的闹事问题》，1957年5月2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28.txt b/CCRD/2/6/1/00002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6c3b79fe7ac8776210d30dd8476cfb0e93d3cb9 --- /dev/null +++ b/CCRD/2/6/1/000028.txt @@ -0,0 +1,31 @@ +# 收益分配不合理引起的群众闹事 + +　　<河北省委办公厅、宣传部> + +## 编者按：发展生产和收益如何分配，是农业社社员最关心的问题。因此，搞好生产，做好分配，不仅能体现“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制度的优越性，也是调整社与社员、社与国家的矛盾，巩固农业社的关键所在。 + +## 有的社干部，对于有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分配问题，仍然不同群众商量，不让社员进行讨论，专断地处理，这种倾向是很危险的。各地领导应当引起注意，并且在收益分配工作中，教育农业社干部对记工评分、包工包产、减产赔偿、超产奖励、劳动定额、粮食调剂和国家征购、社里扣留、社员分配的比例等有关分配问题的处理，必须向群众透彻的讲明政策，反复同群众商量，让社员充分讨论。这样认真执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才能做到公平合理，才能避免因分配问题处理不当而引起群众闹事。 + +　　通县郎府乡老庄户村，去年由于遭灾减产，秋收分配中存在的问题解决不及时，以致部分社员对干部不满。从今年一月二十四日起，以郭士元（党员）、崔秀荣（女）、马振光、王海等为首，集合了群众二百余名，敲锣打鼓，给社长“报丧”， 同时组织60多名小学生，手持棍棒，列队追逼社员要钱，并扬言抢农业社仓库、到国务院请愿，个别社员并打伤干部，砸毁家具，以示不满。前后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平息下来。 + +　　最近，对这件事作了调查，事实证明，“闹事”的实质，属于人民内部问题，群众提出的要求，多数是合理的。“闹事”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 +　　（一）收益分配不合理是闹事的主要原因。1955年该村同耿楼、小屯、郎家府、冯各庄5村各办一个联合社，下分5个生产队，老庄户村单独为一队，各队都实行了包工包产。前期认真执行，工分平衡，记工合理，队与队心平气和。但后期遭灾，领导上未及时修订包工包产计划，结果各队记工混乱，偏低偏高，极不平衡，有本位主义的队就多记工分，占了便宜；认真执行记工、评工的队，工分就少，吃了亏。这个问题本应认真处理，大家商议，修订包工包产计划，作到基本合理后，再进行决算分红。但社的领导上采取了 削减工分的方法，简单的开了三个干部会，干部思想未搞通，就决定了各队削减工分的比数。当然，削减的合理，各队会心服口服的，事实上老庄户队的生产，确实作到了精耕细作，粪大工夫勤，用工多，庄稼好，产量高，该队不仅未受到奖励，反而削减了工分最多（其他队削减工分17%—28%，老庄户队削减33.59%），社员普遍表示不满。如说：“庄稼种好了倒多减分，地种荒了倒少减分，真是黑白不分。” + +　　（二）快过春节了，群众急需用款，但工分一时核定不了，秋收分配尚未完成，社员一催再催，社里一推再推，直到年底社员未见分文。最后在群众逼迫下，每人暂借2元5角。加上小学生在课余割草的款逾期未还，学生认为：“干部说了不算”，受了骗。由于帐目不能如期公布，没有及时分红，不少人气愤地说：“苦奔了一年，连个屁都没得着。”这样就造成从队干部到群众，从大人到小学生，普遍不满，而引起了群众“闹事”。 + +　　（三）领导上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当时社员对削减工分不同意，提出合理要求，乡、社领导上听到后，认为不好办，就置之不理。因此，问题越闹越严重，使得本来可以迅速解决的问题闹大了，社和社员、干部和社员之间伤了感情。 + +　　（四）个别落后干部借机报复、挑拨，也是使事件扩大的原因之一。党员干部郭士元，过去腐化贪污犯了错误，此次以代表群众利益的面目出现，企图借机夺取社的领导权，在群众“闹事”中，不是说服群众，而是在背后出谋划策，带头“闹事”。 + +　　群众闹起来以后，乡、社领导上采取了如下措施，来解决的这个问题。 + +　　（一）解决削减工分不合理的问题。社委会分析了削减工分的情况，认为削减工分虽然有些不够合理，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同时，郎府等四个队已将红分到社员手里，如果推翻另作，势必引起全体社员不满，影响春耕生产和整社工作的进行。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在解决这一问题时，采取了如下办法：首先召开了社员代表会、党团员大会、队以上干部会，讲清削减工分的一些根据，说明削减的虽然有些不够合理，但如果再彻底弄清有很多困难。通过说服教育，提高了代表、党团员和队干部的思想认识，大家检查了过去的缺点，提出了不再领头“闹事”，保证对社员做好说服解释工作。如社员代表马振光说：“要知道工分削减有这些根据，谁还张罗到国务院请愿去。”党团员也认识到问题不解决不仅党的威信要受损失，同时，社员不生产今后生产也要受到影响，所以一致提出保证回去在社员中作好工作。党团员、社员代表、队干部在请愿的社员中占着相当数量，这些人思想问题的解决，为整个问题的顺利解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一前提下，召开了社员群众大会，首先检讨了社领导上削减工分不和群众商量、方法简单的错误，肯定了老庄户社员的生产成绩，同时也指出社员在劳动中，尤其队干部在掌握记工中的缺点和问题。通过事实，说明工分削减虽然多一点，但也还是有些根据的。群众听了纷纷议论说：“过去我们和瞎子一样，什么也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谁还不到地里干活去呀！” + +　　（二）鉴于四个村经济条件悬殊，村与村之间的利害矛盾不易解决，根据群众意见，决定了分村办社。在分社的基础上，及时分了红，公布了帐目，解决了社员的实际问题。社员们说：“红也分了，社也分办了，咱们稍微吃点亏也就算啦！今年咱们使把劲，争取农业大丰收，弥补去年的损失。” + +　　（三）对“闹事”中借机打击领导，带头“闹事”的党员干部郭士元，经过支部大会讨论，决定给予撤消村治保委员、乡武装部指导员、信贷社理事等职务的处分。 + +　　经过采取上述措施，事件平息了。现在老庄户村农业社全体社员在力争今年农业大丰收的口号鼓舞下，生产劳动的热情又高涨起来了。 + +　　来源：河北省委办公厅、宣传部编印《正确处理人民群众的闹事问题》，1957年5月2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29.txt b/CCRD/2/6/1/00002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af7fc96d9abcf22acc4bb942664c591233e985 --- /dev/null +++ b/CCRD/2/6/1/000029.txt @@ -0,0 +1,49 @@ +# 涿县部分社员私自拉回入社车马的事件 + +　　<河北省委办公厅、宣传部> + +## 编者按：农业社社员私自拉走社内牲畜、大车的事件，多是由于入社的生产资料作价不合理和不归还价款引起的。对这类人民内部问题，必须采用民主协商的方法，认真根据互利政策，合理解决当前存在的实际问题，任何拖延或粗暴的作法，对社的巩固都是不利的。涿县本着巩固集体利益与执行互利政策的精神，解决了问题，社员满意。但是在归还入社生产资料的价款时，不仅要偿还牲口、大车的价款，而且对社员其它的入社生产资料的价款，也应当依约归还。这样，才能全面的解决问题。对为拉牲口、大车打伤人的社员，要向他们讲清打人是犯法行为，给予适当的批评和教育，加强群众的法制观念。还可以让打人的社员向被打者道歉，承认错误，以便清除隔阂，加强团结，以利生产。对于确实严重违法刑法的凶犯，要分别情况，依法处理。 + +　　去冬，涿县有的农业社曾陆续发生社员从社内拉走已折价入社的牲口、大车的事件。问题发生后，县委曾指派专人进行了处理，但是对这一问题缺乏全面的分析研究，没有主动的采取措施， 认真的解决牲口、大车入社中存在的问题，而是采取了“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的方法。因此，社员拉回牲口、大车的越来越多。截止今年一月初旬统计，全县有22个农业社，96户，拉走牲口116头，大车80辆。 + +　　社员拉走牲口大车的方式，有的是找到社内公开把牲口大车拉走，有的是不声不响偷着把牲口、大车拉走，去搞运输；有的是大车户集体开会，商量对策，统一行动，集体抢拉。尚庄、清刚两村21户大车户，30多人，在去年十二月三十日晚，拿着灯笼火把，手持棍棒，集体到社内拉走牲口22头，大车十辆。并说：“有钱就给价款，没钱就拉牲口大车，谁不叫拉就打谁”。王家坟有些人拉牲口大车时，因负责管理牲口大车的治保委员赵秀臣上前阻拦，胳臂被打伤。 + +　　问题发生后，县委连续开了两次全体会议，进行了分析研究，并立即提出九名县委委员，星夜赶到尚庄、念头、王家坟等村去调查处理。同时，对其他社也主动贯彻了互利政策，进行了教育。按照互利原则，解决了存在的问题。经过一番工作，全面已有41户把36辆大车和62头牲口主动地送回社内，并表示：“只要社内按互利政策办事就不再这样作，听从社内指挥，把社办好。” + +　　发生社员拉回车马的主要原因： + +　　第一、在去年转升高级社时，有的社处理社员牲口、大车入社时，价款评的一般较低，有当时合作化高潮的鼓舞下，车马户没有提出意见，运动过去后，尤其今年好牲口、大车社猛涨，社员有了意见。据杨虎屯、下胡良等社了解，社员入社的牲口、大车，一般的都低于入社时的市价，有的低50%。如杨虎屯韩凤梅的骡子，按当时的市价能值800元，社内只评为350元，史丘庄社员李保成花1600元新买的胶轮车，社内只作价1300元。 + +　　第二、办社不民主，经济不公开，使原来的牲口、大车的户感到入社后经济上“受苛”，政治上“受气”。这表现在： + +　　1、社内不按照社章，根据力量归还社员生产资料入社作价的价款。据东仙坡等九个社了解，社章规定三年六季还清，其中除长店、挟合两个社归还了一季半的价款以外，其他社至今分文未还。史丘庄有的大车户说：“我们烧把柴禾还要落把灰，牲口、大车入社后，连把灰都落不着。”是不是没有力量归还价款呢？不是。如念头乡农业社，副业收入16500元没有分过红，更没有用于归还社员入社的生产资料的价款；完全由社干部随意借出，只团支书张秀春一人就借着100多元。 + +　　2、拉回车马的社员，多是过去的老中农，入社前又是自己专门搞运输。因此，生活一般是富裕的。办高级社的第一年，恰巧社内受灾歉收，他们的收入减少了；加之平时对他们的教育不够，实际问题未能及时解决，有的社干部还苛待他们，这就引起他们的不满。如尚庄联盟社原大车户王宗志，他侄女头上生了一个疮，需要两元钱的治疗费，曾数次找社干部借支款，结果分文未借给。有的户向社内要大车价款时，社干部强硬地说：“社内就是没有钱，有钱就不要你们的了，还到北京买新的去呢。”另外，有的牲口大车是社员入社前借款买的，现在债主催要债款，社内不给钱，社员也很为难。 + +　　（3、调拨牲口、大车的方法生硬简单，不让原有牲口、大车的社员赶自己的车。尚庄联盟社，牲口、大车入社以后，便统一的调拨开，甲队的归到乙队，乙队的归到甲队。这样，他们非常不满。） + +　　第三、运输社大车的经营办法，对农业社原有大车的社员影响很大。涿县运输社原有300辆大车，现在有170辆完全单干起来，有130辆在运输社内采取着“分散经营，自负盈亏”的办法。这样一来，农业社内的一部分大车户，见到运输社允许单干，就引起了 拉出牲口、大车，自己单干的念头。 + +　　第四、有的社因为管理不当，使社内减少收入，使公物遭到损失，引起社员不满。念头乡农业社，白薯没管理好，烂了一大部分，白菜应拔没拔，冻坏了很多。社员侯德亮说：“我半亩自留地，只种青菜就卖50多元，可是在社内一年分的不到80元钱。”清刚社的干部，没经过社员同意，把社内四头较老的牲口杀掉，社员们气愤地说：“我们使了一辈子，一鞭子舍不得打，你们说杀就杀，真叫人过不去！” + +　　县委采取的措施和解决的办法： + +　　第一、大张旗鼓地反复深入地开展宣传教育运动，树立社员的集体主义思想。方法上，县委强调了宣传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即一面宣传一面解决社内违反互利政策的问题。 + +　　第二、解决拉回车马问题的办法： + +　　1、首先深入社员了解情况，经过分析研究，找出问题发生的关键，提高干部的思想认识。尚庄、念头等社，问题发生的较为严重，社干部要求马上逮捕一两个，压压邪气，给干部撑腰，以“有利工作”。这时，工作组耐心地对干部进行了教育，反复地贯彻了政策，说明这是人民内部问题，用压服的办法是错误。然后，帮助他们分析发生问题的原因，使干部既看到社员拉走牲口、大车不对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社内不执行互利政策不对的一面。这样，达到了干部满意，又妥善地解决了问题。 + +　　2、依靠基层干部，从正面加强对社员的前途教育和互利政策的教育。教育的方法，除注意党内党外进行一般教育外，特别注意了小型会议漫谈，收效很好。下胡良社工作组找拉回牲口、大车的社员进行漫谈，启发他们说内心话，根据他们不同的意见，进行不同的解释，通过漫谈，全社有大车、牲口入社的32户社员，就有30户表示：“坚决跟着共产党走；不走资本主义道路。” + +　　第三、在社干部、社员思想觉悟提高的基础上，根据互利原则，通过社与社员协商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 +　　1、农业社对牲口、大车原作价不合理的，适当地提高了价款，一般提到社员入社时牲口、大车的正常市价标准，并明确归还年限和归还办法；对于原大车户入社前用贷款购买车马的，从入社时起将贷款转到合作社名下，由社负担债务。 + +　　2、有能力归还牲口、大车价款的，根据社章规定，偿还应还部分。尚庄联盟社，共抽出4千元的副业盈利，归还牲口、大车价款20%。 + +　　3、没有力量按社章偿还价款的，采取了边运输、边提成、边归还的办法。社员满意。提成归还社员部分，各社多少不一。如下胡良社规定，牲口、大车的运输收入，除去牲口草料、车夫补助、车的修理、公积金以外，从纯收入中提出40%分给有牲口、大车的社员户，作为偿还牲口、大车价款，其余60%归全体社员分红。东仙坡社以牲口、大车搞运输的纯收入中提出60%偿还牲口、大车价款，下余40%归全体社员分红。 + +　　解决以上问题时，在可能的范围内，各社都注意了使原来的牲口、大车户，管理原来自己的牲口、大车。这样，既能启发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又能起到保护牲口、大车的作用。因此，社员们反映，这样解决问题是“三全齐美”。 + +　　来源：河北省委办公厅、宣传部编印《正确处理人民群众的闹事问题》，1957年5月2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30.txt b/CCRD/2/6/1/00003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c80f9c5ac7570f4e038c4bd59bf781ee6a941dd --- /dev/null +++ b/CCRD/2/6/1/000030.txt @@ -0,0 +1,21 @@ +# 湖北省恩施专区农村中开展“民主运动”造成严重恶果 + +　　<曲一凡> + +　　新华社湖北5月29日讯　湖北省恩施专区自3月16日到4月7日在全区开展了一次“民主运动”。这个运动是中共恩施地委作为推动春季大生产运动的三大运动之一提出来的(另外两个运动是劳动竞赛和处理社内经济遗留问题)。这个运动的名义是要打击不法地主、富农分子对合作化和农村生产的破坏行为；可是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和政策界限交待不清，下面具体执行的结果，除了大部分地、富分子不分好坏一律受到打击以外，更严重的是对许多中、贫农群众，也以“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调皮捣蛋、破坏生产”等罪名进行了无情的打击。开展这个运动的时机，正值湖北省委召开地、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传达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而且是在中共恩施地监委和建始县监委检查批评了建始县花坪区区委“斗争落后”的错误做法以后。(按：花坪区情况已刊于本刊第二一七三期) + +　　据全专区不完全统计，在这次“民主运动”中被斗争的人数共达一千二百多人；在斗争中被逼死、吓死的有二十二人(其中地主、富农七人，中农六人，贫农八人及原小土地出租者一人)。以恩施、宣恩、建始、巴东等县斗争人数较多。宣恩一个县斗争了四百三十三人。恩施县新塘区斗争了三百多人，其中贫农、中农占一百多人。该县屯堡区干部提出“打一儆百，杀鸡吓猴，扫碍脚石，打拦路虎”与“村村点火，社社冒烟”等一系列的错误口号。该区区委鉴于有些干部对这个运动有怀疑、抵触思想，曾在区、乡干部中掀起了反保守、反“右”倾、反落后，批判所谓不敢向“敌人”斗争的思想。 + +　　有些乡、社虽然找不到“破坏生产”的人物与事实，但是为了迎合上级指示，制造紧张空气，也变法斗争一通。如恩施县联合乡第四社没有查出破坏行为，社干部却为了完成任务，硬把中农社员邹远清去年入社时砍了几棵桐树(当时对政策不摸底)，加以“破坏森林”的罪名开会斗争一通。在斗争会上，其他社员都说这人入社后没有破坏行为。屯堡区区委书记夏××发现花支乡未搞斗争，就亲自出马去作示范，一到那里，就找社主任说：“弄几个调皮的人来，让我整给你们看看!”社主任说社里没有这号人，夏书记就大发雷霆。社主任被逼没法找了几户过去说过不满的话的残废人来，夏书记当即通知各社主任前来参观他的做法，他将这几个困难户拍桌子打板凳臭骂了一顿。事后一个会计说：“对这样的困难户你怎么能狠心骂得出口呵！”区委书记反过来批评会计“立场不稳”。有些地方把“五爱”(即爱国、爱社、爱社员、爱劳动、爱公共财产)当作“五查”，对社员个个进行批评。如巴东县平阳坝乡七星社，共八十户社员，经“五查”结果，只有十五户爱社，其他六十五户(贫、中农五十一户)都是“落后”，都挨了斗争或批评。 + +　　各地在盲目乱斗中，普遍地使用了侵犯人权的非刑吊打办法。巴东县有三十七人在斗争中被捆绑，六人被打，十人被罚跪。该县杨柳池乡提出：刮、骂、打、吊、罚(指罚款、罚工分)、斗、反省、订保证和扣“资本主义”帽子、不准参加社委会、派重活干、责令退社等十二种刑法。此外，各地乱罚款的现象很普遍。建始县三宝乡九百十八户，被罚款的达一百六十四户；其中因为交不出罚款，遭到乡、社干部进屋搜查、翻箱倒柜的就有一百三十一户；全乡规定罚款二千元，结果追查出粮食四千九百八十斤以及活猪、被子、现金等共值三千多元。 + +　　恩施地委开展这个“民主运动”时，没有向省委请示和报告；省委得到消息后指出地委在政策上有错误时，地委委员(如地委秘书长阮季平等人)也未根据省委指示及时加以检查纠正，一直拖到4月7日专署石源专员从省里开会回来，才指示停止。近来，地委正在检查所犯的错误和进行善后处理工作。地、县委决定向错斗者登门赔礼；对死伤者进行抚恤慰问；被罚款、罚工分者宣布一律无效。 + +　　 (根据新华社特约通讯员耿兴寿和湖北日报记者闻华等两份材料合编) + +　　来源：1957年6月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31.txt b/CCRD/2/6/1/00003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05bcfb976eb9a23ee936344daef15ba13bb075e --- /dev/null +++ b/CCRD/2/6/1/000031.txt @@ -0,0 +1,33 @@ +# 河北省夏收分配中各种矛盾日趋尖锐 + +　　<新华社记者　文英> + +　　新华社保定5月31日讯　据中共河北省委最近召开的征购会议和农业厅召开的县农业局长会议反映，河北省多数地区的小麦生长不好，减产不少。随着麦收季节的逼近，各产麦区夏收分配中的各种矛盾日趋尖锐、紧张。 + +　　河北省共计种麦四千另九十四万多亩(其中废弃面积达一百七十六万多亩)，预计平均亩产九十六点六斤，相当计划的84％，比去年减产17．2％，今年麦田面积虽比去年多四百六十九万亩，但预计总产量要比去年减少一亿五千七百八十一万斤。 + +　　据各地反映，减产的主要原因是：一、耕种粗糙，管理不善；二、肥力不足；三、前期冷，后期旱，影响了小麦的生长。 + +　　由于收成不好，又当青黄不接，群众担心国家多购，增加了紧张心理，加深了夏收分配中的各种矛盾。这些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　　一、国家征购和社员要求多留多吃的矛盾，是分配中矛盾的焦点。各地乡、社甚至某些区县干部和广大社员，都对麦后三个月留粮九十至一百斤不满，抵触情绪很大，不少社员因此生产情绪低落。 + +　　一般乡社干部反映，去年因为受灾少吃还有可说；今年再不让社员吃饱讲不过去。他们说：留粮不够吃，要从亩数、产量上找(少报)，这是领导上逼着我们闹鬼。因此，全省各地少报麦田亩数和低估产量成为普遍现象。大兴县由八十斤降为三十五斤(其中有减产有瞒产)；清苑县羊庄社的小麦，估计每亩实产可达一百一十斤，但该社只报五十斤，石家庄专区藁城县禅房社，老农估产二百五十斤，社干只估产二百斤。由于低估产量，仅保定专区十二个县统计，就比专区估产计划减少粮食四千五百二十万斤。从各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核定的产量情况看，一般社瞒产量都在30％左右。有些县的产量至今尚未定下来了，征收、统购任务分配不下去。据已经开过三级干部会议的五十九个县统计，有三十个县没有把产量和征、购任务核定下来，有些县的会不欢而散。 + +　　由于很多社员对消费指标低不满，已使生产受到影响。邢台县康庄铺社第五生产队，原有十辆水车人拉着浇麦，听到人、畜消费指标后，马上停工了。清苑县朱庄子社第二生产队有七十户，许多天来，只有六个人参加劳动。 + +　　据各地反映，已有不少社员打好了和国家争夺小麦的主意。有的地区已产生酝酿抢麦和社员私自拔麦的现象。静海县小南庄、清宁铺两个社，已按人口多少把麦田分到各户，叫社员明抢暗收。季气较早的大名县，已发生社员私割小麦(都是小片的)事件二十六起。 + +　　二、国家和社的矛盾还表现在国家收回到期贷款、农产品预付定金、工业品赊销款和社员要求多增加收入的问题上。根据已经作好和正在制定预分方案的合作社的情况来看，大都没有把归还国家这些到期款项列入分配方案之内。 + +　　三、社的扣留和社员多分的矛盾。有些社为了满足社员多分的要求，不顾社的生产需要，计划把所有粮食分给社员。也有的社只顾社里生产需要，不顾社员需要而扣留过多。 + +　　四、一些联村社的内部矛盾，在这次分配中又暴露出来。据各地反映：有的联村社内，麦田多的富村扬言不让全社统一分配，不让调粮；麦田少的村则坚持统一分配，按劳取酬。临漳县香菜营联村社和永年县小骡马社，麦田多的村已选好了人，准备在大社来拉麦子的时候，卧轨挡车。有的麦田少的村也作了抢麦的准备。 + +　　五、社员和社员之间，因为劳力多、强和劳力少、弱，以及出工不平衡的矛盾，也在各地普遍存在。劳力强出工多的社员主张坚决按劳取酬，出工少的社员说，反正社里不能让我挨饿。据各地调查，出工少的大体是这些人：(1)因自搞副业没有出工；(2)工人、干部和军官家属因有外援，家中的妇女和半劳力不愿参加劳动；(3)闹退社没有在社里干活；(4)因懒惰经常不参加生产；(5)因患病和劳力少实在不能劳动。对这些减收户，不少社员的意见是，除对后者加以照顾外，其它几种都不应给他们照顾。有些社员主张，他们缺的粮食，都不应由社统一扣留，让他们到粮点去买(即让他们负担购销差价)。 + +　　来源：1957年6月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32.txt b/CCRD/2/6/1/00003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1c5d19146104bfae8eb9a4e1bff65c8689a0425 --- /dev/null +++ b/CCRD/2/6/1/000032.txt @@ -0,0 +1,17 @@ +# 河北急需“救命粮” + +　　<文英> + +　　新华社保定5日讯　去年遭灾严重的河北省，当前粮食供求矛盾异常尖锐。由于全省库存粮食有限，很多粮点的存量只能勉强应付门市。很多地区的购粮群众，每次只能买到两三天的吃粮。因此，全省各地请愿、闹事、外出逃荒的群众日渐增多。据部分地区统计，最近因粮食不够吃而到当地各县人民委员会请愿的事件，有三十多起。5月份，群众直接到省要求解决粮食问题的事件，大约有六十多起。最近十余天来，丰润、玉田、三河、顺义、通县、武清等县群众(内有村、社干部)都曾多次找到国务院和粮食部门口，要求解决粮食问题。由于缺粮问题不能及时得到解决，很多农民生产情绪低落。 + +　　因缺粮吃而外逃的群众，仅流浪在北京市街头的就有一万多人。据天津市三个车站统计，5月中旬有河北省灾民五百多人，到23日迅速增加到五、六千人。这些人在街上大喊大叫，有的说“我们拿着钱饿肚子”(指买不到粮食)，有的说“我们辛辛苦苦一年，都把粮食让你们吃了，以后不再给你们干了”。 + +　　有些地区还发生群众抢粮事件。群众殴打粮点干部的现象也很普遍。许多粮食干部都感到受气、冤枉，情绪低落。沧县、孟村、东光等县因缺粮问题没法解决而上吊、服毒、跳井等自杀事件陆续发生七起(都遇救)。季节较早的邯郸、邢台专区，已有不少县份发生群众抢麦现象。还有很多农业社的社员公开拔麦吃青(吃不熟的青麦子)。他们说，谁也不能看着饭碗挨饿，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 +　　省粮食厅的负责人说：按粮食年度计算，目前全省仅有库存粮食九亿斤左右。今年全省麦田普遍减产，最多只能购进小麦八亿到九亿斤。这些粮食连同中央拨给的粮食二亿五千万斤，第三季度全省共有粮食二十亿零五千万斤。根据一、二季度的粮食销售情况，全省在第三季度的销量需十二亿斤。这样，到9月底，全省库存粮食只有八亿多斤。这是河北省历史上库存粮食最低的水平。如果把这些粮食分散到遍布全省的四千多个粮点，数量甚微，很难保证供应，也难免发生问题。他说，要想度过秋前这一难关，须要求中央和其它兄弟省份再支援三亿斤“保险粮”、“救命粮”。 + +　　来源：1957年6月6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33.txt b/CCRD/2/6/1/00003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17a93f7bbd1d6fa87503ce47dedc17389a7020a --- /dev/null +++ b/CCRD/2/6/1/000033.txt @@ -0,0 +1,43 @@ +# 四川省委办公厅5月份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情况简报 + +　　5月份全党整风运动开始和各地大放大鸣，因而人民来信来访大为增加，计5月份共收到人民来信672件，较4月份增加79.2%，人民来访55人次，较上月增加了89.7%。6月1日至20日共来信657件，来访79人次。增加的来信来访的内容主要是就业问题，三反肃反的申诉和揭发干部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问题。 + +　　从已处理的来信528件来访55人次的内容看：要求就业及找工作的156件（占27.6%），对三反、肃反运动中处理提出申诉的50件（占8.8%），揭发各级干部官僚主义违法乱纪的89件（占15.7%），对工资改革有意见的23件（占4.1%），对党、团纪处分不服要求重新审查的22件（占3.9%），要求照顾夫妻关系的14件（占2.5%），要求调动工作25件（占4.4%），解放生活困难43件（占7.6%），鸣放问题12件（占2.1%），自动要求回家生产17件（占3.1%），其它问题的108件（占19.1%）。神精病人来访6件（占1.1%）。 + +　　从来信来访的内容上看反映有以下几个问题： + +　　一、各阶层群众要求安置和就业问题。一种为政治历史复杂的旧人员，历次用人时均未予安插，现在提出就业。其次较突出的为：（1）因三反与肃反运动中被斗争为反革命分子，或贪污分子而遭逮捕，后经调查无罪翻放，但原单位不予解决工作问题而致失业，如原万县市公安局干部谢喜权，因为反革命问题被湖北宜昌市公安局扣押，现已查清无问题释放回原机关，但万县市公安局不予安置，与宜昌市公安局互相推诿，致使其失业，生活无着；（2）精简机构后被精简人员处理不当或不愿参加生产而要求复职或就业；（3）自动申请经领导批准退职后现又要求就业；此问题我们即告其自己设法解决。 + +　　二、复员军人回家参加生产，有些地区因安置不当，把残废军人也安置在农村做重体力劳动；有的原机关干部转业后回机关不予安置，而致复员军人到处写信求职。但也有个别的复员军人不愿回到农村参加生产而到处写信，甚至谩骂人民政府，如万县接收站复员军人黄德胜、周俊成署名代表全体复员军人来信说：“去年复员都有工作，今年没有工作，今年叫回家生产我们是不满意的，同时用这样的方法对待我们当兵的谁也不满意”并公开说，“我们今年当兵的不如过去的一个地主和犯人，他们劳动改造到一定时候也会变成工人，当兵的还是倒霉，今年谁还愿去当兵？为少数人卖命。如果将业战争爆发，我们正想怎样和枪杆向着谁。”也有复员军人在介绍工作后借故身体不好不干。这些虽属个别，但亦应引起注意。当然多数复员军人则都能服从国家需要，在复员前即已做好思想准备，愿意回到生产中去，如5096部队复员大队154名即将复员的军人写信给省委负责同志表示决心回乡生产。 + +　　此外，从来信中看出有的部队动员工作做得较差，甚至随便许愿，如从朝鲜复员的一个志愿军说，他在朝鲜复员时部队首长讲，复员与调动工作一样，结果回来后并非如此，于是提出质问。这就使安置工作处于被动，增加了处理中的困难。 + +　　三、三反肃反案件申诉与揭发干部违法乱纪问题 + +　　最近以来对三反案件的申诉增多，申诉者大部是干部，有的以前在三反中被迫承认有贪污，后来即按贪污定罪，并退了赃款，现在又要求平反但也有部分确系贪污分子而想乘机反攻。这里面问题很多，处理困难，主要是时间太久，有的原单位已撤销，有的原单位干部已调动。 + +　　肃反申诉，主要系并非反革命分子而被斗争不服，要求有关机关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并检举肃反运动中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违法乱纪。如重庆市化工原料公司工作人员梁正容说：其爱人黄祺（在重庆步校工作）在肃反斗争中即被无故斗争了8天，罚站7天7夜，全身打肿，衣服被撕破，被监禁十个月，本人也被步校干部派武装捆绑扣押斗争，并被诬蔑为“伐地(疑为“战地”之误)服务团”分子，直到被迫承认“罪证”为止。后经查实无问题翻放后，但至今也未恢复名誉，其丈夫被降低工资、军衔，现提出要求恢复名誉、道歉与赔偿损失。当然也有部分真正系反革命分子乘机反攻。 + +　　对各级干部违法乱纪的控告比以前增多，主要是对各级干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与打击报复、违法乱纪的检举。在县以上机关，多因本人爱提意见而遭报复借机开除与精简，如剑阁县供销社干部邓苏慎因爱提意见而被精简回家。农村、厂矿则主要为干部打击报复随便开除，乡干部贪污、分粮不均，以及乡干乱搞男女关系等，如万源铁厂一工人因向领导提意见而被开除后厂领导又进行人身搜查，将日记信件交出并限其二小时离厂，不得申诉。又如长寿狮子滩水电工程局工程师的妻子王光芬控告，其6岁女儿被狮子滩工程局上硐工程队工人王维山奸污，经他们捕送公安局，公安局嘱向法院控告，后法院又推给检察院处理，结果检察院又推给法院，互相推诿拖了半年，可见官僚主义之严重。彭山县失学女孩（16、17岁）帅素清到县民政科找工作，被工作人员介绍其与一40余岁的复员军人结婚，因此，本人很有意见。 + +　　四、其他问题 + +　　1、对工资改革有意见，对级别不满。如有的厂矿工人被降低一级或少几元钱也到处告状不满，乐山磷肥厂一匿名信反映，磷肥厂有九十几人对工资有意见，下放干部也怕工资降低而不愿回农村领导生产，部分乡村干部还是对下放干部的工资高有意见。 + +　　2、要求照顾爱人关系，在5月份也较前增多。来信者认为这是官僚主义不关心群众的一种表现，如成都电业局线路修理所李淑芝因夫妻各在一地得不到妥善解决而来信质问省委书记“你如果处于我的境地作何感想”（大意）。这些要求照顾的大多是远隔百里之外并已达7、8年之久的。 + +　　3、“鸣”“放”中的几个问题： + +　　（1）在遂宁油脂公司工作的廖共光（大学生，在肃反中被斗，结果查明系好人，对党非常不满），上诉毛主席说：“使我感到共产党象赤日炎炎似火烧一般的太阳，令人见面生畏”，他很同意民盟成都市委组织部长杨新德说“几年来各项政治运动，党把知识分子“整”伤心了”，（见5月15日四川日报第二版）一句话，认为说的很对。小学教师也要求“鸣”“放”。四川话剧团在达县出差也要求回来参加“鸣”“放”。另匿名反映鸣放中统战部召开座谈会时，请有民主党派人士多，而无党派民主人士很少，说这是“扩大宗派主义”，无党派民主人士多，这是“民主精神吗？” + +　　（2）蓬溪县二区区公所炊事员徐安荣认为工作无保障，时常受失业威胁，被精简后只给一个月工资就打发走了事，也无政治学习及思想教育，交流经验不够，要求领导考虑。 + +　　（3）共青团中江县委全体干部反映：团的独立生活与党的统一领导有矛盾，团内定期的和临时小型会议经党组织批准是否限制的太死了，管得太宽了。团的干部不能专职专用，并且人少事多。 + +　　（4）党籍问题。主要反映被无故取消预备党员资格，调工作不转组织关系，如万源县国营二铁厂冯成素申诉在调工作后未转组织关系，本人来问万源区委书记赵同志说“忙什么，党员6个月无故不过组织生活才开除，你才只有3个月，怕什么？”此外，部分干部对吸收新党员有意见，认为只吸收“老实人”，不吸收爱提意见的。 + +　　（5）农村缺粮问题。主要反映口粮分得少不够吃，而家中小孩多的就够，少的就不够，富裕农民够吃，贫苦农民不够吃，农民做活路吃稀饿不得，每人只分2、3百斤粮食。广元煤矿一工人反映，广元农村中富裕中农与贫农矛盾很大，表现在粮食问题上，富裕中农吃的很多，贫农吃的少。有的在粮食供应上平均分配，一视同仁，结果不起作用。另外，在粮食供应问题上社干官僚主义也严重，该解决的没有解决，不该解决的反倒解决了，造成浪费。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34.txt b/CCRD/2/6/1/00003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be6812f9400b2e772cc3f846bf49311cfa3c926 --- /dev/null +++ b/CCRD/2/6/1/000034.txt @@ -0,0 +1,13 @@ +# 广东省普宁县公安队开枪打死退社农民 + +　　<王曼> + +　　新华社广州27日电　广东省普宁县公安队开枪打死退社农民。 + +　　6月19日，葵坑乡部分退社农民因不满合作社把坏田退给他们和不发给他们肥料证，与社干部发生纠纷。当时，乡、社干部把一位带头退社的农民扣押，引起退社户更大的不满，于是将六个驻社干部和一个乡干部捆绑起来。中共普宁县委闻讯即请当地驻军和县公安队一起前往解决。部队到该乡后与农民协商不成，便开枪镇压，结果打死打伤农民各一人，并扣押了二十多人。 + +　　来源：1957年6月28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35.txt b/CCRD/2/6/1/00003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0feac9f2a3cd91a8f863baa8397ebe63a4c1fc8 --- /dev/null +++ b/CCRD/2/6/1/000035.txt @@ -0,0 +1,21 @@ +# 湘潭农村见闻 + +　　湖南省委宣传部今年一月上旬下乡的两个同志，反映了他们在湘潭县农村中的一些见闻，摘要如下： + +## 社会主义宣传中的问题 + +　　他们路经该县马托乡等地时，看到四处张贴有标语、漫画及学生游行队伍，沿途喊声震地，锣鼓喧天，庆祝社会主义改造大胜利，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宣传运动（“刮社会主义大风”）。这个运动给干部撑了腰，使他们理直气壮了，劲头来了。但也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做法。 + +　　1、压制退社户和单干户。如马托乡乡长在游行途中，打了一户要退社单干的农民。学生游行时，特别有意地集中到退社单干的农民家里贴标语，喊口号：“打倒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死路”。有些单干户磕头大哭，闹到乡政府，说“背上这块招牌如何得了！”有些青年积极分子，把要退社的单干农民的农具背到社里来，石潭镇有五户退社农民把塘泥挑到自己田里，社里去制止，发生冲突，干部用绳子把他们捆到镇公所，说“要送公安局法办”。列家桥乡也要组织这种“示威”式的游行，依照他们的看法，“不如此，不足以树立正气，打垮歪风”，并提出“孤立中农”的口号。 + +　　2、把办社中的问题，都归咎于富裕户。在列家桥乡干会上，干部说：“办社没问题，就是这些资本主义分子捣蛋，只有把他们打垮，农业社才能巩固。”干部因害怕个别富裕户退社引起垮风，就将富裕户中一些骂干部、牵牛回家、挑回种子谷的，指名指姓，用漫画四处宣传。有个中农蔡志中（团员），因退社牵回去一条牛，干部劝说无效，把他带到乡政府写了一夜反省书。屯下社有八户担回种谷，现已有五户又送回来；牵回牛的，也送到社里来了。干部说：“如果要用搞土改的劲头搞社会主义，效果还会要好一些。” + +　　3、把正当的副业也说成是歪风。宣传时，首先提出问题，“是巩固前进，还是自流后退？”“是让小农经济向资本主义道路发展，还是往社会主义发展？”然后肯定要树立社会主义优势，打倒歪风，压住邪气，堵塞资本主义道路，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究竟什么是歪风呢？骂干部、想退社是歪风，贫困户打脚推煤、搞点零用钱、到市场出卖点白菜，也是搞资本主义歪风，要“打倒”。 + +## 春耕生产准备工作有困难 + +　　春耕生产问题，县里作出了初步计划，但还未具体研究。但看来生产比去年差得太远了，沿途板田很多，出工挑塘泥的也很少。据说：今年生产有三大困难。一是人力不足。青年流入城市、工矿的很多；特别是年关，为了找过年钱，外流趋势更甚，愿在家生产的很少。如何动员外流农民回乡生产，将是一个重大问题。长家社第一队，20多户，只有4个劳力在家。他们打算采取每人包多少田的办法，平均每人负担19亩田，工夫又紧，这显然做不来的。其次是牛力不够。据反映，社里的牛都未喂养好，许多农户把喂牛饲料拿去喂自己的猪了。全乡有90%以上的板田未犁冬，开春工夫更紧，赶不上季节。第三是缺肥料。一致认为这是最大问题，家肥大部分被社员自己种麦子用掉了，许多社，塘泥根本未担。估计今年种白水田的会不少。群众对这些情况很着急。但同时又认为“社是政府要办的，缺肥政府会解决”，一切过了春节再讲。除这些实际问题外，他们对有些干部有严重的抵触情绪。枫树社干部有些贪污，帐目不清，有的社员提出不搞清问题不出工，一人不来，群起效尤，时间就这样拖过去了。如何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多县到社，现在都无法答复这个问题。 + +　　（摘自湖南省委宣传部的材料） + +　　 来源：《宣教动态》中共中央宣传部（总第一八七期）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36.txt b/CCRD/2/6/1/00003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e8ccc67a620c6b1c4a336a33f92a464d088af45 --- /dev/null +++ b/CCRD/2/6/1/000036.txt @@ -0,0 +1,41 @@ +# 四川省当地人民来信来访的主要情况及今后工作意见（草稿） + +## （一）当前人民来信来访的主要情况 + +　　最近这一时期人民来信来访总的特点是数量大大增加。据不少地区不少部门反映，今年上半年人民来信数量较去年全年的还多，尤以今年第二季度增加最为突出。如省委办公厅今年上半年共收到来信2,994件，比过去两年还多213件，而今年第二季度较第一季度就增加113.9%，省委系统六个部门统计今年上半年群众来访较去年全年还多一倍，省人委办公厅今年上半年共来信3,738件，为去年上半年的二倍半。各市、专、县亦多有类似情况。 + +　　从来信来访内容上看，近来要求就业就学、安置工作和有关工资福利、工作调动较多，根据省人委办公厅今年1-5月份来信统计：就业就学、有关安置问题占32.4%（来访占30.6%），请求调动工作和解决工资福利占22.9%（来访占14.5%），申诉改变处分和检举控告共占14.8%（来访占4%），优抚、救济、迁移垦荒共占6.7%（来访占12%），民事纠纷占3.1%（来访占11%），批评建议占7.2%（来访占3%），其他各项工作有关问题占12.4%（来访占26%）。来信总的内容上绝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的关系问题，有少数信是坏分子写的反动信。 + +　　今年联名来信与集体来访较过去有增加。今年1-6月份3人以上联名来信的：省人委办公厅共收到189件（占来信总数5%），团体来信39件（占1%），省委办公厅共收到132件（占来信总数4.4%），3人以上一同来访的省委办公厅共有13次，计82人（个别闹事的未计），省人委办公厅共有84起。 + +　　从来信处理的情况上看：依靠县级机关和某些部门或基层组织处理的较多，如省人委办公厅在今年第一、二季度共收到3,738件中，直接处理的占5.9%，转交专、县和各直属单位办理的占94.1%，省委办公厅直接处理的占6.5%。省人委办公厅要各地汇报结果的信件有748件，占总数的20%，已报来的有284件，仅占748件的38%，省委办公厅收到已报来结果的只有67件，占要报结果的信件的18.5%。由于对来信处理不及时或者有的信比较难以处理，因而使来信人不断重复来信，如省人委办公厅收到的重复信件有793封，省委办公厅收到605件，其中一人来信在10件以上的6人，在20件以上的有5人。以上说明我们工作效率还是很低的，需要大大加强。 + +　　从对人民来信来访的处理上我们体会到它对贯彻党的政策、完成政府各项工作任务、克服官僚主义、改善干部作风、调节人民内部矛盾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具体表现在： + +　　一、通过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纠正了某些干部的强迫命令、官僚主义作风和违法乱纪的现象，教育了干部和群众，密切了党和政府与群众的关系。据省监委统计今年1-3月共收到揭发干部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共有35件，省人委办公厅和七个厅局今年上半年共收到此类性质的信件有430件，来访88次。这些大都作了严肃处理和正在处理。 + +　　二、通过了人民来信来访活跃了人民民主生活，推动了各项工作，纠正了工作中的缺点和偏差，宣传和贯彻了党和政府的政策和法令，改进了工作。如反击右派的斗争展开后，四川日报社从6月15日至7月11日止，共收到反击右派的信达2,572件，来信的包括各阶层人士，其中尤以工人、农民、小学教员为最多，信来自全省各地，甚至远自西安、沈阳。报社第一次收到驳斥右派反动言论的是资中工人史新钧、荣经县一农民识字不多也写了一封长达7页的反击右派的来信。成都市94岁的老人颜学尧，看了右派分子的反动言化实在忍无可忍，也给报社写了一封长信。黑水森工局干部张志远还花200多元拍了一个1,500多字的电报驳斥右派言论。还有不少信件揭发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和反动身史。又如在去年肃反运动中收到不少检举材料，石棉县有 119件，简阳县有132件。内江检察分院有973件，这些检举材料大大有助于肃反运动的进展。宜宾地委在去年10月根据江安、筠连等县小学教师反映，某些财经部门占用校舍、乱拉小学教师参加其他活动等情况，地委当即通报各县作了检查纠正。新繁县乡供销社社干去年曾写信查问自行车牌照税每季由一元改收一元五角是否改错了，后经省税务局检查属实，当即在全省作了纠正。长寿县去年栽秧时，县委强调抗旱，忽视小麦收割，小麦霉烂生芽群众意见很多，涪陵地委接到群众的批评信后，立即责成县委进行抢救，减少生产上的损失。 + +　　三、人民来信中提出的合理建议对工作也起了一定作用，如雅安西昌等地区群众报矿根[此处有二字不清]，大大推动地质工作的进展。 + +　　四、通过人民来信来访，解决了一些当前群众生产生活上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大大提高了群众的积极性，如金堂县楠木乡二村钟守松揭发乡干部强迫农民扯去间种包谷100余亩，引起群众的极端不满，县委当即作了纠正，并发出通报引起注意。重庆市北碚区不少乡去年未把购粮付款发给农民，拉作他用，经群众反映，始作检查纠正。又如邛崃县马湖乡70多岁老太婆到问事处申诉儿子不瞻养她，经及时处理解决后，她背了两个大瓜坚决要送政府表示感谢。 + +　　在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上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这次全国的会议精神来检查则缺点较多，远远不能适应当前形势的发展和群众的要求，这主要是： + +　　一、对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中央、国务院，省委、省人委对这一工作是重视的，而我们在执行这些指示和规定中则多是以漫不经心的态度对待人民来信中反映的问题，从而缺乏认真研究和严肃处理，对这一工作的督促检查很不够，没有把人民来信来访提高到这是人民民主权利的原则高度来认识，也没有认识到这是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比较尖锐的一个方面。很多同志包括我们在内，存在有严重的懒汉情绪，没有很好钻研这一工作，摸出一套制度和经验，甚至把我们已有的一些规定制度也都置之于脑后了。在具体工作中也有积压，错转和处理不当的现象，如把合江的信转到合川，把长寿的信转到长宁，有的单位已报处理结果还又催问等。各地不少同志亦认为是[额外负担][有碍中心工作][鸡毛蒜皮]的小事，怕麻烦，甚至不少部门把三不办（不催不办，工作忙不办，不涉及人命案件不办）形成了一个常规，这是更加错误的。这些缺点归根到底是群众观点薄弱，不大关心群众疾苦，没有很好深入做群众工作。 + +　　二、无专人管（或兼管）或虽有人管但工作质量不高，不负责任。省城市建设局无人管，去年把70封信积压了半年。如犍为县人委问事处因长期无人管，群众在他们的大门口写着：[无人问事处，希上任]。岳池迴龙区公所通讯员担任处理人民来信接待来访不认真解决问题，致使农民姚大和自杀，内江市对复员军人江绍云给该市市长来信说生活困难，如无路可走只有自杀，而民政科科长周锡昌主观认为他自杀是威胁，不予处理。以后江见投靠政府无望，即投河身死，又如该市军属王春明申诉因介绍爱人关系被民政科当着惯媒婆施以处罚审讯逼供，还不准别人申辩举证，这是侵犯人权的行为。资阳县法院叫法警接待来访，对一老汉要求孙儿扶养问题，则说：[婚姻法上只有儿女供养父母，没有说孙子要供养祖父，我们不管]。结果老头大哭而去，群众反映很坏，不少县把管理人员来信的干部抽调作其他工作，致这一工作陷于停顿状态。 + +　　三、缺乏制度规定，照抄照转，拖延积压，相互推诿，丢失信件，对揭发干部违法乱纪的行为打击报复等。巴县干部严作之设计改良集热炉灶，可节省大量用煤，曾写信要求国务院予以支持，而信转省后，经工业办公室、财办、工业厅、商业厅、省煤建公司展转推诿，不得解决，事经一年后才决定由省煤建公司处理。丹[此处有一字不清]财委副主任要求离婚未准，给省委写一绝命书，省委秘书处经办同志拖了29天才作处理，幸其自杀时被人发觉遇救。渠县人民银行干部王之春揭发该行行长夏元武工作作风不好，原信转到夏的手中，夏即召开大会以王贪污为名，进行斗争，令其交代并将王关在房子里写反省。全堂县民政科把29封信折封后仍放起不作处理，还有5封未折也一起捆起存档，还有10封信不知下落。渠江县转委会干部把100多封信烧掉了。 + +　　上述问题产生的根源，总的是群众观点薄弱，官僚主义，脱离实际，不关心群众疾苦，不负责任，对干部缺乏培养教育，思想上主观主义和作风的宗派主义在作怪，检查起来，我们省的领导机关首先要负相当大的责任。这是今后要大力纠正的。 + +## （二）今后如何办？ + +　　一、各级领导同志及所有干部应该认识人民来信来访是群众的一种民主权利，是领导机关同群众联系的一种方法，经过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可以宣传政策，考查政策的执行情况。这是党和政府一项经常的重要政治任务，应将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重大意义向所有有关人员进行一次宣传教育。特别是当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各项工作中占到了重要的地位（如我省今年将44万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有9万复员军人刚入农业生产尚须进一步巩固等），各地的人民来信来访数量大量增加，内部愈加丰富，复杂多样，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更应当成为各级领导机关工作中一项重要任务，各级党政领导人员和全体工作人员对此必须有全面深刻的认识。我们一定要结合当前的（下缺） + +　　（来源：四川省委办公厅“四川省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会议参考文件(1957.7)”）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37.txt b/CCRD/2/6/1/00003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84cf642da8b5157337e22715052554ad4bed789 --- /dev/null +++ b/CCRD/2/6/1/000037.txt @@ -0,0 +1,31 @@ +# 四川自贡市委秘书处“关于半年来人们来信工作情况的报告” + +　　省委指示“必须切实加强人民来信处理和来访工作，并进行一次检查”。我们根据这一精神，检查了半年来的人民来信工作，现将情况报告于后。 + +## （一）半年来的工作情况 + +　　去年下半年我们根据几年来工作中摸索的一些经验和参照苏联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的一些制度，拟制了人民来信处理办法，结合文书处理工作进行了贯彻。今年一月，秘书处又召开了人民来信处理工作的座谈会，对各单位处理来信情况进行了了解，研究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并进一步的贯彻了制度。在二月份秘书处与市人委办公厅组织了报社、市监委、监察局几个单位的力量为检查组，对郊区人民来信工作进行了检查。通过检查，对郊区的工作有一定改进。多数单位的领导，对来信和来访工作较前重视，重大案件一般是由领导亲自审批，或提到会议上研究，领导亲自接见群众的情况也有出现。在各党委与行政部门中，配有专、兼职干部负责处理此项工作。据目前较大的单位统计，全市有专职干部一人（党员），兼职干部35人。（其中党员23人，团员8人，群众5人）在制度上较过去更加健全，绝大多数单位皆有收发、登记、转发、催办、请示、归档等制度。在处理质量上也有所提高，拖拉积压无人负责的情况有所克服，除重大案件需要较长时间处理外，一般在四五天或七天左右即能处理完毕。基本上做到了件件有着落，案案有交待。半年来在广开人民言路、执行制度、处理效果上，都获得了一定的成绩。 + +## （二）来信和来信处理情况 + +　　据市区的20几个单位不完全统计，半年来共收到人民来信1888件，来访138件，已处理结案1693件，未处理结案200件，有存查参考60件。来信中要求工作或生活救济712件，反映干部作风154件，要求调动工作120件，工资福利问题73件，婚姻恋爱问题52件，违法乱纪27件，检举农民盲目流入城市24件，合理化建议25件，反映乱招乱雇22件，房屋问题18件，贪污15件，税收问题13件，批评12件，申请作摊贩8件，申请办民校6件，申诉17件，检举损失国家财产3件，检举反革命3件，反映鸣、放问题7件，反映农村情况3件，访问4件，反映整风的领导问题1件，其他552件。 + +　　在来信中反映了以下几个突出的问题： + +　　（1）要求就业的来信最多，要求工作的人中，绝大部分为失业人员，从来信和来访中看出失业人员的思想是不稳定的，情绪较波动，如失业人员周宗祥来信说：“……芒芒前途，呐喊吧，又是在新社会呐喊，这个呼声是在旧社会鲁迅先生代表青年的呼声，在旧社会我是被遗弃的孤儿，新社会好象找不到娘的小孩一样，有时苦闷得彻夜不眠”。来访中，失业人员要求工作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有的失业人员来要求工作不是声泪俱下，就是大吵大闹，问题不解决就不走。由于要求就业的人多，（全市共有七千多人，加上妇女一万多）有些实际困难的失业人员未得到解决，接二连三的来信和来访，接谈中抵触情绪较大，因而接待人员的厌烦情绪，简单生硬态度时有产生，从而影响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其次是应届高小、初中毕业生，家里对他们压力很大，经常骂他们十七、八了，还要我养你，婚姻法就说你成年了，为啥不找工作，笨蛋，宪法上说你就有劳动权，为啥不找政府闹，从而逼着一些本来认识较好家庭经济又不困难的学生接二连三的给政府写信要求工作，同时，造成一些学生思想苦闷。再就是被动员回家的一批试用人员，这些人经常三五成群，或一二十、二三十八的结队找劳动局、市人委等部门要求工作，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就要到市委闹（已到过市委），在百货公司动员回家的崔玉华、曹树贤等人并说，这次回家是组织上没有根据党的意图办事，处理粗暴，为什么处理不一样，有些人回家，有些人为什么不回家，甚至有人当着工作人员的面写打油诗说“天上云多月不明，河中水多水不清，世人人多心不平”。还有是在调出市的170多个船工中，有40多人已回到本市，他们主要是认为收入少，福利关心不够，生活苦，又不能与家人团聚。他们回来以后，东奔西走联系活路，经常到劳动局去闹，要工作，曾经也到市委来过数次，甚至痛哭流涕不肯走。居委会干部反映过他们的家属想到市委来偷东西，犯了罪判刑劳改也有饭吃。对以上问题，各区和有关部门对失业人员生活极端困难，有劳动力者，优先调配零工解决，对生活极端困难而又无劳动力者，根据情况给予救济，对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一般均通知谈话进行教育，但对其中个别生活极端困难的田文教部门作代课教师解决了个别人的问题。对动员回家的试用人员，市里召开了各单位领导干部的会，统一研究了对这些人的处理办法，目前已解决一部分人的问题。回市的40多名船工，现正在研究处理中。 + +　　但由于有的部门对一些问题处理不当，且增加了内部矛盾，我们认为应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立即纠正，主要有： + +　　1、乱招乱雇的情况未很好克服，目前仍有部分农民流入城市，由亲戚或朋友关系介绍工作，改名换姓，无法清查，给动员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回农村工作带来困难，甚至有的人说“我死也不回去，硬要在街上工作”，因而对失业人员参加工作，有一定的影响。 + +　　2、有些单位缺乏整体观念，过分强调照顾职工家属困难，改善生活，照顾做临工，有的两夫妇工资每月收入50多元，也要照顾去做临工，甚至科长的爱人也要照顾，食品公司即是如此，失业人员对此极为不满，他们说：“机关干部家属肥了又肥，政府对我们不管”，在群众中影响极坏，增加了内部矛盾的产生。 + +　　（2）反映干部作风的来信有154件，通过来信，揭发出部分干部在工作中不按党的政策办事，简单生硬，拖拉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给党的工作带来不良影响。贡并区文教股对小学教师张耀远肺病问题的处理严重的不负责任，张请假休息不工作。文教股几月不表示态度，并动员张领津贴，领后又不加解释生硬的叫退还，反复无常，最后市文教局人事科又通知去谈话，大释斥责。并说没有医生证明擅自向领导请假是破坏组织纪律，要进行严厉处分，弄得张思想不通，她爱人对此事大为不满，告到市委，要求解决。（文教股已检讨）百货公司经理李少华同志，在动员试用人员吴仲琴回家时，吴再三不恳离开公司，拉着桌子不走，哭闹不休，气得打头、碰额等严重情况，但李并未引起重视，反而以粗暴的态度，硬叫干部强拉着送走，严重的违背试用人员处理原则，吴出去后大哭大闹，群众非常不满，到监察局去告了两次，并要将吴扶着到政府去告，幸被我干部劝阻（已检查纠正，正在处理中）。大安区民政股副股长，富民同志，对复员军人不耐心说服教育，不听取群众意见，不执行上级指示，无理克扣军、烈属的补助金，甚至发生到打骂复员军人的错误行为。（党内已处分）类似情况，在市区，以及基层干部中还有，应结合整风加以解决。 + +　　（3）在来信中，五、六月份收到申诉信突然增加，主要是市委秘书处，申诉的问题：1、对三反的处理不服；2、对肃反的结论和处理不服；3、被机关开除或清洗、动员回家的人员；4、机关干部犯错误受处分，而对处分不服。以上一些问题的申诉，除个别的外，绝大部分是不正确的，在党中央提出党内进行整风，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后，他们声称受了官僚主义的害，现在要来反，如地质局工作的王书文50年参加盐局工作，三反结束后，因肺病动员回家，自称回家后，因家无人，生活处于飘流之中，受尽了生活痛苦，53年才参加工作现在级别很低，主要是官僚主义害的，他要来反。市公安局51年清洗回家的颜尚才，为了达到工作的目的，向市委数次申诉公安局清洗他回家不当，受了冤屈，官僚主义害了他，要求恢复工作，对他所得问题，经市公安局找他一一对证，在铁的事实面前，承认了到市委申诉的目的是为了想找个工作。又颜秀梅来信市委申诉，自称三反时贪污几十元，最后定案为200元，无钱退赃就卖了房子，后又被清洗回家，当此整风之际，趁机谈谈几年前所经历的官僚主义所造成的不幸遭遇，要求市委督促有关部门处理。 + +　　（4）在农村中，反映民主办社的精神在基层干部中贯彻不够，因而群众反映出办社中的包办及简单生硬作风的来信一季度即达37件，同时，由于缺乏办社经验帐目不公开，工分不清及部分干部中资产阶级思想的滋长，因而群众反映出办社中的包办及简单生硬作风的来信一季度即达37件，同时，由于缺乏办社经验帐目不公开，工分不清及部分干部中资产阶段思想的滋长，因而群众揭发的贪污腐化案件在来信中的比例不少，如郊区建设乡，七、八社主任及会计陈长春等均有贪污和挪用公款的（下缺）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38.txt b/CCRD/2/6/1/00003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3141f41ebb0275820f23a9af56f1e16550e3e32 --- /dev/null +++ b/CCRD/2/6/1/000038.txt @@ -0,0 +1,99 @@ +# 云南临沧地委关于临沧县1956年死人情况的报告 + +　　（省委：） + +　　一、临沧县在1956年三月至九月先后七个月的时间内，发生了因缺粮而饿死人的严重事件。事件发生于三个区二十六个乡的范围内，共因饿致死的有110人（其中以四、五两区为严重，在两个区二十五个乡中共饿死108人），从死者成份看，以贫农最多，约占死者总数的71％计，贫农78人、中农11人、富农11人、地主10人。从年龄看，1至15岁者22人，16至25岁者2人、26至40岁者33人、41至55岁者33人、56至60岁者10人，60岁以上者10人。从饿死时间看，三月死3人、四月死6人、五月死17人、六月死39人、七月死28人、八月死12人、九月死5人，而五、六、七三个月则共死83人，约占死者总数的78％。（注：另据县委1957年7月22日报告，死人数减为106人）从死者的具体原因看：属于原是余粮户和自足户，但“三定”时执行政策有偏差，多购了农民粮食而供应又未及时跟上去的有54人，占死者总数的49．9％；属于原是缺粮户，虽有粮票但因无钱而贷款、救济不及时而死的3人，占死者总数的2．72％；属于生理上有缺陷不事生产或不能从事生产及劳动力极弱而一贯讨饭吃的，但又无人管的9人，占死者总数的 ，8．18％；属于原是自足户和余粮户但因不会计划生活浪费了粮食而缺粮，又未及时供应的32人，占死者总数的29％；属于因基层干部作风恶劣贪污了米票或救济款造成饿死的7人，占死者总数的6．36％；属于缺粮外出采集野菜吃而中毒和因缺粮被家庭虐待而死的5人，占死者总数的4．54％。而这一时期内，农村中因缺粮情况的严重，因缺粮而偷盗事件甚为普遍，据14个乡的统计，偷盗行为被发现的即有188人，且国家粮库、供销社亦有被偷的；而因偷盗被吊打、斗争、游街的事亦层出不穷，据统计有163起，形成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和紧张。另一方面出外逃荒、卖工、采食野菜、求乞、出卖农具家具甚至出卖亲身儿女的也不少，据十四个乡的统计，因缺粮而出外逃荒卖工的有462人，四区永和乡农民因找野菜即误工达5400多个；在十七个乡的统计乞食者有105人；九个乡的统计出卖农具家具的即达178户。由于买不到粮食，有的农民贷了款，只好以高价购买红糖、粉丝、饵丝、腊肉等副食品，既未解决了缺粮困难，反而欠下了大量的债，并且一度造成市场上上述副食品的供应的紧张。而严重的是出卖和出送亲生儿女的事件也有发生。据七个乡的统计，出卖亲生儿女的有1人，出送的有七人，斗角乡贫农谢廷楷以两元钱即将独生子卖了（后已赎回）。由于缺粮情况严重，也严重地影响了生产，一些地区生产一度停顿，在严重的地方，出勤率从栽插时的90％降至8 ％，一般的仅达20％左右，四、五两区的栽插推迟约一至二个节令，有的水田甚至连头道秧亦未薅。据统计全县丢荒的水田达816亩，而四、五两区即有720亩。大大地影响了去年一些地区合作社的增产。 + +　　二、由于群众的生产生活上遭受到了如此重大的损失，对党的抵触不满情绪是十分普遍和严重的。四区斗角乡人死后不埋葬丢在大河，家属说：“饿死了拿去堵河坝”，有的说“共产党领导的好把人都饿死了”“过渡时期是饿肚时期”。有的则闹退社、搬家、迁地为良。总之，由于群众缺粮困难未能予以及时解决，发生了大批饿死人的事件，使许多农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了极为惨痛的损失，生产受到很大影响，从而严重地破坏了党与群众的亲密联系，加深了人民内部的矛盾，使党在政治上蒙受到严重的损失，陷于被动，问题的性质和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 +　　临沧县一九五五年分配粮食任务时存在畸轻畸重情况，在具体执行“三定”政策上存在着许多偏差。地委在分配临沧县1955年粮食征购任务时，根据该县1954年征购完成情况和1956年粮食产量情况，较1954年有所减轻，1954年征购任务为1540万斤（贸易粮，下同），1955年征购任务为1328万斤，减少212万斤，占1954年任务的13．76％，较该县1954年完成征购实绩13，913，000斤减少633，000斤。而县委在分配任务时，未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只草率地根据几个重点乡的情况，全县产量和地委分配的任务数往下分配。死人情况严重的四、五两区，1955年县委分配的征购任务数为：四区4，975，000斤，五区4，075，000斤；而较该两区1954年征购完成实绩：四区3，672，048斤，五区2，930，081斤；1955年分配任务较1954年完成实绩增加为：四区1，302，952斤，占1954年实绩的35．41％；五区1，144，919斤，占1954年实绩的39．07％。如按1955年度征购实绩看，全县完成12，854，400斤，未完成425，600斤，完成数占任务数的96．08％；而四、五两区征购完成实绩为：四区4，380，386斤，五区4，222，303斤；四区虽未完成县分配任务，但较1954年完成实绩增加708，338斤，占19．2％，五区完成数超过县分配任务数147，303斤，超过数占任务数的3．6％，超过1954年完成实绩1，292，222斤，超过数占1954年完成实绩的44．1％。从以上数字可以说明县委在分配1955年度粮食征购任务时，未很好进行调查研究，分析情况，而是主观地将上级分给的任务往下分。而且在执行粮食征购政策上也存在着偏差，在进行粮食工作中，地委曾发现临沧县在留粮标准上有偏低现象，由地委粮食办公室负责人李福海仝志向县委提出加以纠正，而县委任务完不成，迟迟不纠正，经李福海仝志一再提出必须纠正，如任务真完不成，只要临沧县完成地委分配任务的90％即可，这样县委才勉强接受纠正留粮偏低的偏向，但对区委却要求要超额完成任务。五区区长马文庆仝志在工作中碰到困难（因县委原分配给四区的任务，四区完不成，县委即两次口头上加给五区781，570斤），曾向县委提出“五区任务原已较重，这样要完 成任务就不能执行口粮标准，要执行政策就不能完成任务”，县委书记董存忠仝志对此意见并未加以认真考虑，而表示：“口粮标准不能压低，任务也要完成，如不执行口粮政策叫你负责。”由于县委对来自下面的意见不加以认真的分析，帮助下面解决困难，而是对下采取强制手段，形成了层层施展压力，致使农村中强迫命令现象严重，“逼”、“挤”“搜”、“斗”、“打”等违法乱纪的做法在在皆是，不仅对地富如此，对农民也如此。四区斗角乡贫农胡云汉即被叫去“质问”不下十次，最后将其1900斤的实产订为2100斤；永和乡贫农梁有，一家五口人，他的14．5工田的实产为949斤，而它产却为9329斤，上了公粮187斤，留下粮种115斤，供应了602斤，每人平均实际只有250斤口粮，五月开始断粮，梁有则于七月饿死；五区平村乡工作干部半夜三更背着枪、点着火把、带着运粮队到群众家中搜查，要交不出粮的贫农打欠条；帮包乡则集中了包括附近章珍等共●四个乡的群众，斗争了富农王中富，说是“打骡子给马看”，王之子被打成残废，王本人被打断肋骨三根。有的降低折率以至实际上将农民的口粮也收购了，有的受灾欠收未减免，拉青的不扣除，四区斗角乡工作干部黄发源甚至采取所谓“小收购”的做法，将群众在青黄不接时买来吃的一斤半斤小红米、小饭豆等都计算在口粮之内。 + +　　临沧县死人问题的萌芽，早在三月二十五日左右，该县五区区长马文庆仝志即曾在区书联席会上向县委汇报过五区当时需要救济的328户，1101中，有115户．414人当时已断粮的情况，三月二十日县人委曾以白河、孟准、完海、户东等乡发现有的农民找野菜吃的情况发出通知，四月下旬县人委召开的乡文书会上春荒情况已有较多反映，并曾反映出平河乡饿死2人情况（会后县人委曾派人二次进行调查证实并非饿死），五月二十三日县人委曾转发了专署“关于检查临沧县永和乡春荒救济工作及缺粮情况的报告”给各区并转报了县委，虽此时上述迹象已显露出春荒严重，县人委并发了文件，但是并未使县的领导对春、夏荒情况予以足够的重视。县委却认为群众叫喊缺粮，年年如此，“三定”后问题不大。五月地委拨发给临沧五十万斤乔子供应群众，又认为往年乔种困难，作出错误决定：留下三十万作种，到六月初才下拨二十万斤；五月二十四日专署增拨给临沧县100万斤大米的供应指标，亦迟至六月九日才研究决定拨至各区二十六万斤，粮食局又拖延至六月二十二日才开始通知至区，而区上除一、二区在七月八日全部下拨外，其余三个区一直延迟到七月二十三左右才下拨到乡。但乡上也因乡、村干部怕”一动百摇”，迟迟不供应到户（永和乡把五月分拨下的乔子积压一月多才下发）。由于供应的不及时，临沧县在去年第二季度死人情况最严重时期中到季度末二季度粮食供应尚未完成指标数而结余932，600斤。即使已经供应到群众手中的，也因有的是平均发放，普降小雨而不能确实真正解决缺粮农民的问题。四区斗角乡的供应救济面达85．46％，该乡望周村则按劳动力分配，每人平均4斤4两。六月以后，农村缺粮情况确已十分严重，县城内乞食者已日益增多，县公安局、民政科并在县委仝意下将乞食者收容转送了一些回乡，县人委于六月十五日将帮东乡宋三饿死情况通报各区并抄报县委，而当五区区委副书记陈启富仝志向县委反映了区委组织干部检查了●东、平河、全河等乡缺粮情况并提出五区缺粮情况严重时，反之被县委书记董存忠仝志质问“你们三个乡的粮仓工作检查得如何，有什么好的经验？”并批评“你们不全面抓生产，光跟着叫粮”。县委委员兼县长武振国仝志于六月十四日到五区检查工作，明知该区已有饿死人情况，但到五区后既未深入群众了解，甚至对死人事支字未提，在马台、章珍住了两天即回县里，六月下旬县委委员邢小珠仝志向县委副书记良伟仝志（当时董不在家）汇报了五区章珍乡饿死人的情况后，县委只将地、专拨给的米票拨下去几十万斤外，也未作研究和检查，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饿死人情况的继续发展，而当七月中旬董存忠仝志从省开党代表会回来，邢小珠仝志又向他会报了四、五两区的缺粮饿死人情况，但他反而不满地说“下去调查了解什么情况就有什么情况，这么大的运动死一两个人也是难免的，不要大惊小怪”。 + +　　临沧县的死人情况，直到地委七月中旬督促县委迅速检查情况报告地委以前，县委始终未向地委作过任何报告。 + +　　临沧县死人系因缺粮而致，地委在分配给该县征购任务时，1955年度虽较1954年度减少，但由于从需要及交通条件等考虑，与其他各县比较是分配任务较多的（但仍比分配双江任务与产量的比例稍低）；又从其历年征购任务的分配情况看：1953年1088万斤，1954年1540万斤，1955年1328万斤，1956年1061万斤，从1954年到1956年四年当中，1954、1955两年的任务较多，但1955年任务仍比1954年任务少212万斤。从1956年粮食销售情况与1955年粮食销售情况比较看，则 + +## ┌─────┬───────────┬───────────┬──────┐ + +## │ │ │ │ │ + +## │ │全年销售数 │内农村销售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55年 │12，171，100 │5，861，900 │单位：斤 │ + +## │ │ │ │粮种：贸易粮│ + +## ├─────┼───────────┼───────────┤ │ + +## │ │ │ │ │ + +## │1956年 │12，745，000 │5，450，400 │ │ + +## │ │ │ │ │ + +## └─────┴───────────┴───────────┴──────┘ + +　　从上表看，1956年农村销粮数虽较1955年减少411，500斤，但1955年征购任务数较1954年征购任务数少1，058，600斤，农民手中粮食1956年仍较1955年为多。 + +　　从上面例举的各项数字看临沧县的粮食征购任务在1954年、1955年虽较大，但从1956年的粮食情况与1955年的粮食情况相比较，粮食征购任务问题决不是构成1956年农村缺粮的主要原因。而地委对临沧县委在分配任务中的畸轻畸重情况和执行“三定”政策上的偏差，以及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等在当时虽然了解的不如现在全面和具体，但亦非完全没有发现，在发现之后，地委粮食办公室负责人李福海仝志曾三次向县委提出只要完成任务数的90％即算完成任务，纠正了压低口粮留粮标准的偏向，批判了干部中的强迫命令作风。“三定”工作后期地委也曾提出了不要迷信“三定”成绩，应该及时、准确地搞好定销，进行供应，在1956年3月至5月这一段时期中，地委虽也曾发出了四个有关生产并都提到粮食问题的指示和通知，特别是4月中旬至5月上旬20天的时间内，地委曾连续发出了三个指示和通知，在5月9日曾以电话发出了关于及时解决粮种口粮问题的通知”，也在实际上拨出了大批粮食以解决当时缺粮问题。县委对地委的指示和通知，虽也曾研究过，但并未很好地认真地执行，在供应工作上也未认真地抓起来，以至一方面未完成上级所拨二季度粮食供应指标数，一方面农村中又饿死人。 + +　　地委的官僚主义作风是十分严重的，在缺粮情况已极为普遍和严重，临沧县城街头求乞讨食者成群的五月下旬和六月内，当时饿死者实际上已为数甚多，但并未能从这些微象中深一步的征现问题，六月十八日专署已将五区帮东乡宋三饿死人的情况抄报了地委办公室，且六月十九日专署秘书室副主任严俊才仝志又口头向地委反映了帮东乡死人的事件，地委曾指示了解这一情况，但经办此事的地委办公安室的丁惠垲仝志在向临沧县委宣传长楚碧云仝志了解这一情况时，楚表示“县●●报帮东乡宋三饿死事件，并未通过县委此事确否尚待查”，此后我们即未再跟踪深查，引起应有的重视和警惕，继续了解这一事件的发展变化却麻痹下来以致地委虽在六月十九日即发现临沧县死人的征候但亦因未能据此而继续发现临沧当时实已极为严重的死人情况，以至直至七月中旬专财委向地委会报了专粮局于六月下旬派干部前往临沧五区调查缺粮和饿死人情况之后，才引起了地委重视，经地委一再督促县委进现全面检查，并以此事通报了全区。但当时死人情况已十分严重，群众对党的抵触不满情绪已十分公开普遍，已使党和群众之间亲密的联系遭到破坏，使党在政治上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和处于被动的地位，地委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 + +　　三、临沧县1956年发生如此严重的死人事件的原因，我们认为是： + +　　第一、地委在几个主要的问题上有官僚主义。地委在分配临沧县1956年粮食收购任务时，并未超过该县所可能的负担能力，但是县委在分配任务到乡时，未能根据乡上的实际情况合理地分配，以致分配给四、五两区的征购任务偏重。同时在执行政策中，存在着单纯任务观点和强迫命令的现象。地委虽已发现和作了教育纠正，但由于官僚主义的存在，对实际情况缺乏深入的了解，对错误纠正得不坚决不彻底。即使如此，我们如果在粮食供应工作上及时地跟上去，也不致产生如此严重的死人事件。我们虽先后也发出了不少有关粮食供应工作的指示和通知，也拨发了粮食，在时间上看也并非不及时，但也由于我们缺乏深入的检查督促，具体执行的专级各部门工作也不深入，行动迟缓。这样我们虽发出了文件，拨出了粮食，工作上实际只做了一半。我们满足于文件指示，满足于粮食部门的销售报表逐月指标均有结余，丧失了应有的警惕，认为粮食问题不大，麻痹下来，对县委执行指示的情况如何？拨下的粮食是否真正的解决了缺粮农民的问题？我们却处于不了解情况的状态。 + +　　也由于官僚主义的存在，也就不可能虚心地倾听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和反映，敏锐地观察周围实际生活中所发生的变化，而我们对各处正式的或不正式的连续不断所反映过的缺粮和死人征候，但我们却未能进一步根据这些已经得到的线索追踪深查，弄清真实情况，这反映了我们由于官僚主义而在思想上对新鲜事物缺乏政治上的敏锐性。 + +　　第二、我们对临沧县委缺乏思想领导。这表现在临沧县委在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上存在许多错误而得不及时纠正，造致死人事件的发生和发展。临沧县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在思想上的盲目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县委领导集团中缺乏原则性，一定时间内一定程度上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在领导集团思想上占着上风，起着主导的作用，以致形成县委在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在思想上、行动上的不团结不统一，意见分歧多，思想隔阂，工作不协调。因之，县委对上级的指示执行中是不坚决的，而在作风上是压制民主，不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不深入地调查研究情况。这种骄傲自满的思想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必然脱离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对临沧县委的这些情况，我们平时并非完全没有发觉，但对问题发现的不深刻，也就没有引起应有的警惕性来加以防范，而将这些问题看成是一般牲的思想作风问题，而未能严格地加以教育，及时帮助他们改正。 + +　　第三、我们在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形成在工作上严重的官僚主义，不深入实际，不了解下情，对群众的疾苦关心不够，对干部缺乏政治思想教育，脱离群众，缺乏政治责任心。我们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着满足于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高潮，过高地估价了已经取得的成绩和群众的生活水平。对由于工作前进中所引起的情况变化，缺乏具体的调查研究和深刻的认识理解，不能从农村中初期反映出来的粮食紧张和一度出现的个别因粮食问题而引起的家庭纠纷，偷盗等现象，发现农村缺粮严重的这一本质问题。即在发现问题后也采取过措施，但没有注意到问题的发展变化，更缺乏经常的督促，以致使问题继续恶化。 + +　　总之，由于我们的官僚主义，对县委的思想领导不够和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已造成严重的死人事件，使工作遭受了很大损失，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对党的极端不良的影响。除上述的直接造成此次死人事件的直接原因外，客观上也存在着一些间接的原因： + +　　第一、临沧县1956年度粮食征购任务偏重的现象是存在的。我区的生产落后，粮食生产不足、产粮的分布不平衡、交通条件的限制及各县工作基础的不同。加上驻军多、机关干部大量增加的情况下，粮食供求之间的矛盾历年来都显得突出和紧张。因而，在分配各县粮食征购任务时，便尽可能地对在交通条件方便、需要较多、工作基础允许的双江、临沧两县，在不超过其实际负担能力的范围内，多分一点任务。这虽不能在死人问题起主导的、决定的作用，但不是不无关系的。 + +　　第二、1956年一年内工作任务繁多，而地委人少（地委委员只四人），领导力量薄弱。去年一年内，我们在工作上是四面开弓，较大的工作任务有：沧源前沿的勘界，一、二批的肃反，审干，耿马的土改及忙洪事件，合作化的高潮，党代会的召开及商业机构的细分下放等等。四个地委委员中，一人去勘界（刘国华同志），地委书记张振军同志在家掌握全面工作，而流动性亦大，来往省、专及专县之间开会、传达，经常在家的委员只二人，一人搞肃反，一人尚需照管其他工作。区、乡干部，也因参加肃反及党训班的学习，形成上下人手都少而任务多的情况，也就不能及时地发现和认真地、系统地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 +　　第三、合作化高潮后，农村中的各方面都起了变化，在社会刚经历了变动后，还不能把所可能发生的问题都估计进去，农村中的困难户在旧的互助关系逐渐被人们忽略，而新的关系（如五保等）又未能及时建立的时候，他们的困难也就不能及时地得到解决。合作社里也因合作化后将小杂粮、早熟作物等挤掉了或被忽略了，也减少了一些原来可以解决困难的可能。此外，一些人多田地少（如四区的斗角乡）、历史上有习惯兼营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以出外卖工的收入作为维持部份家庭生活的，在合作化及花纱布统购统销后，他们的收入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做小生意、出外卖工及妇女从事家庭副业性的织布等的收入因出外机会减少及棉纱的供应等，这方面的收入减少了，而合作社多系新建，还不能很好的安排和组织社员的收入，就更加造成这类地区农民困难的加大。 + +　　第四、临沧县委的几个主要同志，书记董存忠同志几年来一直体弱多病，副书记良伟同志系新提拔，对领导全面工作不够熟悉，县委委员兼县长武振国同志系新自部队转业，对地方工作也不熟悉，但是就地委来说，由于平时对他们存在这些情况的关怀和具体帮助解决困难不够，以致造成如此严重的事件。 + +　　当然，尽管客观上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是死人事件是严重的，我们的责任是重大的。 + +　　四、善后工作情况： + +　　善后工作在死人情况发现后，地委即督促县委对死人情况进行全面检查，查明原因，及时做好善后工作。首先在粮食上采取了放宽一些，放松一些的精神，以及时地将粮食供应到缺粮户手中。地委又先后多次派出工作组对死人情况进行调查（内有配合省监委检查组进行检查一次），今年地委书记、地委合作部长及县委并亲自至死人情况严重的四、五区，对善后工作情况作了检查。一般说来在死人问题被发现后是引起了县、区委及基层干部对这一问题的重视，都比较及时地采取了措施，进行了善后工作。 + +　　在县委深入到农村及检查组发现农村中当时对贫困农民排斥对他们的生产、生活问题不关心的情况曾比较普遍地存在后，即首先教育干部予以纠正。县委在秋收分配中又发出了“加强关心贫农生产、生活的指示”，强调从多方面去解决贫农在生产、生活上的具体困难，各乡分别召开了贫农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干部在会上作了检讨，对他们的困难也认真地安排作了解决，四区那哥乡组织贫困户挖药材，解决了100多户人的口粮问题，并买猪让贫困户养。在粮食上有的地方采取了对贫困户由合作社暂时记账，秋后扣出的办法，对拉青部份在粮食工作中也予以扣除。并对他们的生产作了安排。从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一月，县委在两次召开的干部扩大会议（乡干参加）上，找了饿死人的原因，对干部进行了教育，乡支部书记和乡长纷纷在大会上发了言，检讨了去年不关心贫农生产、生活，在粮荒中发生吊、打、斗争、游街等事件，缺乏群众观点的错误，表示回去要认真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会后，干部作风由去年普遍骂贫农懒汉、填不满的坑坑等一变为关心和爱护贫农的新风气。四区那哥乡党支部在研究每一段的生产问题时，都注意了对中贫农关系的调整，做到只要有劳动力的都有工分；五区琅琊乡三社贫农没有蓑衣雨帽，雨季不能出工，由合作社组织专人制造了蓑衣雨帽解决了问题。四区斗角乡斗角大社九户贫农（去年均因饿而死了人），去年全年仅有工分4，129．9分，今年合作社注意了安排他们的生产，截至五月下旬即有工分6，314．3分；该乡死者家属谢阿陶去年一个工分没有，今年现已有500分以上了。 + +　　对于死者家属，为了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一些乡并专门的召开了死者家属座谈会。五区邦包乡在召开死者家属座谈会时，由区的领导干部和乡长首先对死者家属进行了慰问，对去年因对贫困农户关心不够而致饿死了人作了检讨，并发放了救济款和寒衣，解除了死者家属思想上的疙瘩。平河乡黄文学的父亲 黄成达去年饿死了，后来政府给予了救济，在座谈会上他说：“国民党时是饿死了没有人管，现在我父亲虽然死了，国家救济了我15元钱，还调剂给了粮食”。有的乡并由干部亲自将救济款送到死者家里，进行慰问，五区卫平乡支部书记熊炳兴和乡文书赵祖庆亲自将救济款15元送到死者向祖先的家中，进行了慰问，又供应了稻谷300斤，向祖先的老婆感动的说：“我们家人虽然死了，但是政府关心我们，给予了救济，是过去国民党嘛就不会这样做啰”。 + +　　在粮食供应和经济扶持上，也采取了及时供应和及时帮助解决困难的做法，临沧县自去年六月份开始发现死人问题，在供应粮食上，由六月份至九月份止共拨出大米1，121，060斤，死角粮50万斤供应缺粮户。拨出救济款23，118．11元，寒衣救济25，496元、高寒山区救济款30000元，救济贫困户及死者家属。据22个乡的统计，从去年死人后到目前在死者家属77户中（内地富未救济）救济了643．3元，救济了寒衣24套，供应和救济了粮食4，019斤，救济最多的一户即救济三次共70元。四区斗角乡斗角村的9户贫农死者家属中，发放了救济款的6户，计113．5元。信用社给予贷款的8户，计110·2元；农业社预支的8户，计89元；救济了寒衣的4户计4套。五区琅琊乡死者家属陆顺妹共救济了三次，计105元，以30元还了买棺木时的账；五区平展乡吴世荣死后，其妻将儿子以三升米换给别人，经救济了十五元钱、五十斤米后，用钱将儿子赎回来了。 + +　　由于通过以上的善后工作，群众——尤其是死者家属——因去年饿死人事件引起的思想混乱已有所澄清，死者家属对党和政府的埋怨情绪已得到一些解除。因而占大部份地区的善后工作还是做得较好，据地委检查四区七个乡的善后工作，除一个乡做得稍差外，其余的乡都做得较好。因此，群众和死者家属的情绪绝大部份目前已恢复正常，死者家属现在大部份都认为去年人死了就算了，今年政府从各方面都照顾我们，有贷款，也有救济，我们的工分也多了。在生产上一般表现是积极的。四区斗角乡斗角大社（现有 户），今年专门抽了四十个劳动力到澜沧江边开了400余亩荒地，种上了粮食，社里的庄稼也长得比往年好，连五、六十岁的老农也表示多少年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庄稼。 + +　　但是，也不容忽视，善后工作在有的地方还有做得不够的，死者家属的思想也还有没有完全消失抵触情绪的，有的虽在经济上作了扶持。但思想工作做得还不够，五区邦包乡中农唐润科说：“人死了就是没有本领苦够吃”，在生产上还有一定的消极：卫平乡的王老（贫农），儿子饿死后，曾救济了十元钱，供应了稻谷130斤，但他说“现在给十元钱倒是好，但如果早供应给一点粮食我儿子就不会死了”。此外，人死后遗留下来的问题，有的还未完全解决。据初步了解，死后未埋葬的尚有五人（邦东乡的马二，死后只拖了丢在街子外；琅琊乡有二人死后用火烧了，骨灰未埋；章珍乡的李文福死在山上未埋；宁安乡有一人）。有的死者家属因死人而欠了债，如五区邦包乡郭绍清家，人死后欠信用社70元钱，现还欠着60元，一提死人，对欠债还有意见。因此，对临沧县死人的善后工作，还应督促县委应布置区、乡干部普遍地进行一次检查，对死人情况严重及较边远的地区，还应由县委负责同志领导专门的工作组进行专门的检查。思想上问题未解决好的，应补上思想工作的课；属于有具体困难和有遗留问题如人死后未埋葬的，应及时地帮助解决，以挽回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威信，而决不应再留下任何细微的问题而不予解决。 + +　　 临沧地委1957年7月22日 + +　　注：●代表原稿不清的字。 + +　　主送：省委。 + +　　抄送 + +　　（共印 30份） + +　　本件15页 中共临沧地委办公室1957年7月23日印发 + +　　· 来源： + +　　云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39.txt b/CCRD/2/6/1/00003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42db4fad4978fd632f5d903b7bc9d400eadbad6 --- /dev/null +++ b/CCRD/2/6/1/000039.txt @@ -0,0 +1,41 @@ +#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关于六月份人民来信、来访情况简报 + +　　本件6页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1957年7月30日印发 + +　　六月份共收到人民来信994件，较五月份增加48.1%；接待群众来访100人次，较上月增加81.8%。已办理的来信、来访有1,029件，尚未办理或正在研究处理的有65件，占总数的5.9%。 + +　　从已办理的1,029件来信、来访中看：社会上要求安置、就业、救济和被精简不服要求复职的207件，占18.9%；国家机关、企业、学校职工要求解决生活困难、工资福利、调动工作、照顾爱人关系等183件，占16.7%；揭发、控告干部违法乱纪、官僚主义等145件，占13.3%；批评、建议、情况反映等86件，占7.9%；对党、团、行政处分不服的申诉67件，占6.2%；反映机关“整风”，以及要求“鸣、放”和反击右派的共67件，占6.2%；“肃反”问题50件，占4.6%；“三反”问题44件，占4.4%；关于农村生活、生产问题的反映26件，占2.4%；不属上述各类的其他来信、来访154件，占14.1%。 + +　　在六月份的来信、来访中，“肃反”、“三反”问题较以往为多。如上半年关于“肃反”问题的来信共110件，六月份即为50件，占总数的45%；上半年关于“三反”问题来信共84件，六月份即为44件，占总数的52%以上。另由于反右派斗争六月份亦正值紧张阶段，因此，特将有关反右派斗争、“肃反”、“三反”等问题分别综合如下： + +## 一、关于“整风”和“鸣”、“放”问题 + +　　六月份共收到来信33件、接待来访34人次，较五月份有增加。从这些来信、来访人的态度看，大体上可分为左、中、右三种类型，但在先后两个时期也有所不同。 + +　　在运动初期：对“鸣、放”中暴露出来的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和反革命分子的叫嚣表示不满和气愤，要求予以回击的，这类虽为数较少，但态度坚决。如川大共青团员李宗义来信对该校组织“冯元春讲演会”表示不满，认为冯元春不是什么讲演，而是明目张胆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叫嚣和对领导的诬蔑，认为同学们以声讨和漫画讽刺等予以回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内江一匿名来信反映自“鸣、放”以来农村出现了不少谣言，反革命有抬头之势，要求党组织指示各地予以打击。另一种是要求“鸣、放”，因某些单位的领导人不表示态度，有顾虑，或对“鸣、放”方针不明确，害怕“搞乱”以及对香花、毒草辨别不清，要求上级党委派人下去直接领导运动，或要求予以支持和帮助的为数较多。省人民艺术剧院话剧演出队全体人员来信反映：同志们对报刊上的“鸣、放”文章学习情绪很高，大家对院领导意见很多，但却不见院方的动静，同志们有顾虑，要求省委派人领导；四川师范学院周平对该院学生林希哲所写的一篇反动文章不知是香花还是毒草，来信要求解答。借口“鸣、放”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来信中还是极少数，其中有些是在“土改”、“三反”、“肃反”运动中因其亲属或本人被斗，而心怀不满的分子。如医学院罗光宇50年土改时其父亲被判处管制，因而对党不满，来信要求予以处理；重庆建筑工程学校副校长夏昌槐（省政协委员）因对三反时曾被打为老虎（后已平反，否定贪污事实）不满，来信说他“原则上赞同罗隆基在北京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的主张”，要求党主动地负起责任，谁有旧帐就抱出来算。并说：“三反时要我承认的贪污数字从旧币5亿多涨到7亿多，后垮到1亿多，最后垮到二千多万，这都是张静虚（现行川师教务长、党员）‘帮助’我‘回忆’出来的！张还把另一贪污分子钟子杰带去要我也‘帮助’钟‘回忆’，如果帮助的好就给我记‘大功’，将来宽大处理。”还说这是“准备把一切献给人类最崇高理想的共产党员干出的下流、卑鄙、无耻的勾当！”成都工学院右派分子陈堃，因“三反”、“肃反”中被斗，对党不满，这次亦借口“鸣、放”跑来省委，他说原西南革大领导上的三反时对他打击报复，原泸州化工学院（现并成都工学院）的“肃反”搞错了，冤枉了很多好人等，要求予以处理。 + +　　自从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和全国展开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以来，我们收到的来信和接待的来访人中揭发右派和表示要和右派坚决斗争的增多了，并已出现了一些右派分子检讨错误表示悔改的。如重庆图书馆人员匿名来信揭发了该馆馆长杨作平在“鸣、放”中召集“三反”、“肃反”运动中被斗的人员开会，暗示他们放火；广汉县和兴乡张仁保（党员）向小平同志写信要求右派分子作深刻检讨，并给以应得处分，否则他要尽一切可能到中央去控告；川大中文系一年级乙班学生胡训政来信检讨他在“这次‘整风’运动中犯了重大的政治错误”、“丧失了革命立场，作了许多对党、对社会主义不利的事情。”表示对不起党和党对他的长期的教育、培养等。但是还有一些人来信公开为右派分子辩护。如乐山第一中学一化名春蕊的来信，对四川日报揭发和反击龙云、章乃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号召不满，说是党既提出了“鸣、放”就应该接受他们的意见，他们的言、行正是大部分人所欢迎的。此外，有一些右派分子企图用假检讨或“以攻为守”的办法打掩护。如成都铁路管理局电影队何崇贞来信一面承认在这次“鸣、放”中夸大和捏造了一些事实攻击党，且很少谈及具体事实，一面又否认他以前检举、揭发四川省文联右派分子流沙河的材料是事实，重庆一匿名信说：“我们是坚决拥护反‘右’的，但我们反对无原则的整好人”、“现在有些地方又在‘争鸣’、‘反右’的借口下，采取‘捕风捉影’、‘大胆怀疑’的办法打击报复曾善意的为党提过意见的人了”等。 + +## 二、“肃反”问题 + +　　关于“肃反”问题的申诉，根据上半年各地汇报的36分材料来看，这些人的态度大体上可分为如下两种：1、向党进行来意的攻击，企业抹杀“肃反”运动的成绩的共23件。其中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乘我党“整风”、全国“大鸣、大放”、右派分子猖狂进攻之际，四处写信申诉，企图翻案；一部分是“肃反”运动初期被斗，后已结论为好人，并已作了善后工作，现在亦乘机发氵曳不满，甚至向党进攻，说“肃反”搞错了，要求赔偿损失、惩办“肃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有的就表示“我完全同意民盟副主席罗隆基同志的发言”等。2、态度较好，要求也较合理的共13件。其中一部分是对“肃反”结论的某些词句或情节不服，对处分有意见，提起申诉；一部分则是“肃反”初期被斗，但最后已结论为好人者，现在要求在群众中公开结论。 + +　　从这36件案情的覆查结果来看，可分四类：1、属结论正确、处分恰当，而本人不服企图翻案的17件，占48.5%。如原宜宝市税务局工作人员王云[此处有一字不清]系伪国防部二厅242谍报组中尉组员，经省委甄别小组审批，属于2%的反革命分子，免予刑事处分留用改造。但王不但不好好工作，立功赎罪，反而四处写信叫嚣说：“冤枉了……”等，并向市委提出退职，以示抗议（现已经市委批准返回北京原籍）。又如合江专卖公司工作人员施伯平“肃反”后结论为国民党骨干分子，经省委甄别小组审定为2%的反革命分子，并给予管制三年劳动教养处分。但处理后，施又到处写信申诉，企业翻案。以上两案经有关单位再次覆查，认为原结论是正确的，不应改变。2、结论基本正确，只有某些情节稍有出入，或处分过重，经覆查后将结论中不当词句加以修正或从轻处分的共10件，占27.8%。如自贡市委干部学校石运泰，“肃反”中因隐瞒历史问题被斗争并开除团籍，经本人申诉覆查后，认为原结论不应改变，只是处分过重，故改为留团察看。又如大竹周震寰因对“肃反”结论不满，曾向中央和省、地、县委多次提出申诉，经覆查证明原结论确与事实有出入，将原材料上“反革命”等不当词句作了修正，但处分不变，本人对此表示满意。3、属审干对象，在“肃反”中被列为重点，因而对组织不满，甚至无理取闹的六件，占16.7%。如内江油脂公司人事干事刘化荆在“肃反”中党对他的问题进行审查时，刘采取拒绝、敌视态度，甚至谩骂领导“冤枉好人”、“制造反革命”等，经党内给予处分后，刘更为不满，到处告状和谩骂（近悉刘系右派分子，7月29日拒绝参加内江地、专机关的反击右派的会议，后几个同志前去请他参加，刘即动手打人，被打者共3人，现内江地委正在处理）。4、确属好人被错斗、错捕、结论不实、处分不当的3人，占8.3%。如长寿狮子滩水力发电工程局动力厂工作人员顾景秋于“肃反”中因厂内发生事故而被当成现行反革命犯予以逮捕，本人提出申诉后，经查明确属责任事故，已予平反，恢复了名誉和工作，并补发了工资。又如泸州市文教科工作人员徐安中（团员）曾参加过“三青团”、“一贯道”、“青年社”为一般成员（早已交代），“肃反”中结论为“清共委员”，给以开除团籍处分。本人不服提出申诉后，由泸州地委五人小组作了覆查，认为原结论和处分不当，对“清共委员”问题予以否定，重新作了结论，并已恢复了团籍。 + +　　从以上处理结果看，除对那些确是反革命分子企图乘机翻案的已予以回击外，其他一些比较合理的要求，也都作妥善的处理，本人均表满意。此外，由于某些单位“肃反”善后工作做得较差，也引起一些人思想不满。如四川财经学院对在“肃反”初期斗争了的同学，一直到运动结束后都没有向本人交代，致使这些人长期背上思想包袱，对党不满。这亦是要注意的。 + +## 三、“三反”问题 + +　　关于“三反”问题的申诉，从来信内容上看，大体上可分以下三种类型： + +　　1、承认有部分贪污事实，推翻原来的定案数字，要求重新处理。如原平武县税务局干部徐百钧原被打为老虎，定案贪污为2,000万元（旧币），并判处机关管制二年。现在来信只承认贪污90万元（旧币），说2,000万元是逼出来的。 + +　　2、完全否认贪污事实，要求平反。如原西康省雅安运输公司干部任璞，“三反”时定案贪污2,000万元（旧币），决定退赃600万元（实退270余万元——旧币），并开除其工作。现在来信说他没有贪污，要求平反，恢复工作，所退赃款可作为捐献处理。 + +　　3、来信谩骂党和政府，要求惩办“三反”运动的领导同志和打虎积极分子。如重庆工人疗养院冯城胤来信申诉：在“三反”中他被管制了11个月，先后被施行了残酷的肉刑和变相肉刑21种，说这是剥夺了他的人权，挖走了他做人的一切自由。并说“我有家属遭受到无辜的折磨”、“一些堂堂的革命干部拷打一个毫无过失的女子，真是岂有此理！”因此，他到处写信要求舆论界支持，要求中央为他申冤、惩办“主谋”和“凶手”，并恢复原职原薪。 + +　　这些问题由于时间已久，有的机构已经撤销，人员被调动，当时的档案制度不（下缺）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40.txt b/CCRD/2/6/1/00004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849745f3a17a8d3d6c71cb935177e76bd57c8ec --- /dev/null +++ b/CCRD/2/6/1/000040.txt @@ -0,0 +1,79 @@ +# 农业社中部分社员闹缺粮的原因何在？ + +　　<王顺保、张仲山、赵丕刚> + +　　粮食工作，是农村工作的重要问题之一。当前农村中发生的许多闹事事件，不少是从粮食问题上发生的。 + +## 增产社闹缺粮 + +　　昆山县菉葭乡星生社和茜墩乡红星二社都是年年增产的社，口粮分得也是比较足的。红星二社去年实分口粮平均每人五百八十斤，星生社为五百五十斤。按照农民全年实际吃粮数看，应该说是只宽不紧的了。例如星生社具有代表性的社员周志明，全家九口，其中老年二口，中年二口，青少年三口，儿童二口，据他自己谈，全年实际吃粮四千五百八十五斤，平均每人五百零九点五斤。又如，该社另一社员许宝卿，全家七口，其中老年二口，中年二口，少年和儿童三口，据他自己谈，全年实际吃粮三千五百七十斤，平均每人五百一十斤。照此看来，留粮应该够吃了。但是，恰恰相反，这两个社自春季以来，陆续有人叫喊缺粮，到6月份，叫喊缺粮的社员日益增多。有的发牢骚说：“毛主席来什么都好，就是粮食限着吃不好”；有的说：“粮食不及解放前啦，过去做长工倒是有饭吃的”；有的连生产也不搞了，说：“要我生产拿粮来”。干部也被这种现象迷糊了眼睛，不加分析也跟着叫，说：“政府去年统购多购了我们的口粮”。星生社则把社里多余的五千七百二十七斤稻种分下去，企图以此来平息叫喊缺粮的现象。但是，也不能解决问题，闹粮的越发增多。星生社最高时闹粮的社员占全社总户数的42％，红星二社闹粮社员占总户数15％。 + +　　既然分给社员这么多的口粮，那么为什么还会喊粮食不够吃呢？从这两个社的调查看，有如下一些原因： + +## 怕调济喊缺粮 + +　　首先，是思想问题。这与我们在解决粮食问题时的官僚主义，不了解实际情况，工作简单化有很大的关系。有些干部对群众的粮食情况，心中无数，就盲目地在社内发动余缺调济，有的则盲目地把多余的稻种分下去，这就在群众中人为地制造了粮食紧张的空气，因而大家都喊缺粮，都要干部帮助解决，连有周转粮的社员也喊缺粮。例如星生社6月份准备把多余的二千五百斤稻种分下去，先在第二队摸底排队，排出了五户缺粮户(实际上只有一户单身汉真正缺粮)，在领粮的时候，引来了十八户社员，手拿布袋，也向干部要粮，干部没法，只好停止分粮。正如有粮户杜仁宝说：“我不喊缺粮，干部要来动员调济，喊了，他们就不来了。” + +　　其次，是实际问题。在这两个农业社中，确实有约10％左右的社员口粮是比较紧的。为什么会口粮紧呢？ + +## 分配粮食不合理 + +　　第一，农业社分配粮食不合理，这是造成社员之间粮食余缺不匀和少数缺粮的主要原因。目前农业社分配粮食的方法，是不分大人、孩子，一律五百二十斤。虽然合作社对少数单身汉和大人多的户，在社会余粮中适当的做了照顾，但是，是不足的。星生社去年全社照顾四十七户，一百三十人，照顾粮食六千六百二十斤，平均每人五十一斤，实际上，劳力强的大人，五百七十多斤口粮还是不够的。这样，就造成小孩、老人多的户粮食吃不完，大人多的户粮食不够吃。例如红星二社社员王金元，四个大人四个小孩，平时吃点心也吃干饭，粮食还吃不完。有些户，因为粮食吃不完而到上海等地去卖黑市；有的卖给附近镇上的工人、居民等。而大人多小孩少的户，则粮食不够吃。例如星生社社员张阿根，两个强劳力，实分粮食(连照顾)每人六百五十斤，一天吃二粥一饭，有时三顿粥还是不够。因此，造成社员之间不团结，意见很大，对生产也不利。有的说：“怎样吃，怎样做，生产让吃得多的户多做点好啦。” + +## 忽视节约 + +　　第二，勤俭持家、节约粮食的思想教育不够。群众过去有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目前有部分社员仍然这样，但有部分社员，尤其是那些青年夫妇，他们不知“天高地厚”，认为“反正年年增产，粮食不够吃可向社里要”。他们认为“三麦收起来后有双季稻，双季稻收起来后有早稻，早稻收后有晚稻”，因此，造成“寅吃卯粮”的不正常现象。例如红星二社社员任阿大，两个大人，一个小孩，平均每人分到七百斤，他不分忙闲，一天三顿饭，结果，吃到春天，也喊没粮吃了。 + +　　此外，去年夏粮分配过多，造成有些户浪费过多，有些户到自由市场去出售了一些，这也是目前有些社员喊缺粮的原因之一。 + +## 定量分配的好处 + +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认为，除了搞好生产，增产粮食和向社员进行勤俭持家、节约用粮的教育外，必须从根本上来改变目前农业社平均分配粮食的方法，应当采用以人定量分配的方法。这样做有三点好处：一、可以改变社员之间粮食余缺不匀现象，使每个社员都能按照三定正确分到足够的口粮；二、可以调节农业社内部矛盾，加强社员之间的团结，有利于发展生产；三、可以节约粮食，避免粮食过多户的浪费现象。 + +## 一个方案 + +　　我们在星生社与社干部研究了一个以人分等定量的标准，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 +　　（┌───┬─────┬────┬────┐） + +　　（│　　　│ 年 　龄 │ │） + +　　（│等级　├──┬──┤全年定量│每月折米│） + +　　（│　　　│ 起 │ 止 │ (谷)　│） + +　　（├───┼──┼──┼────┼────-） + +　　（│　1　 │18岁│以上│ 720斤 │ 45斤） + +　　（├───┼──┼──┼────┼────┤） + +　　（│ 2　 │ 14 │ 17 │ 544斤 │ 34斤 │） + +　　（├───┼──┼──┼────┼────┤） + +　　（│ 3　 │ 11 │ 13 │ 384斤 │ 24斤 │） + +　　（├───┼──┼──┼────┼────┤） + +　　（│ 4　 │ 7 │ 10 │ 320斤 │ 20斤 │） + +　　（├───┼──┼──┼────┼────┤） + +　　（│ 5　 │ 4 │ 6 │ 208斤 │ 13斤 │） + +　　（├───┼──┼──┼────┼────┤） + +　　（│ 6　 │ 3岁│以下│ 112斤 │ 7斤 │） + +　　（└───┴──┴──┴────┴────┘） + +　　按照这个分等定量的标准，它的粮食总数与三定政策所规定的每人平均留粮标准，上下是不大的。星生社共一百八十户，八百一十一人，其中一等四百五十六人，合计定量三十二万六千三百二十斤，二等五十五人，合计定量二万九千九百二十斤，三等四十二人，合计定量一万六千一百二十八斤，四等七十六人，合计定量二万四千三百二十斤，五等一百一十三人，合计定量二万三千五百零四斤，六等六十九人，合计定量七千七百二十八斤。全社合计定量四十二万九千九百二十斤，平均每人为五百三十斤，比三定基本口粮五百二十斤多十斤。 + +　　 (原载新华日报第三十五期“内部资料”) + +　　来源：1957年8月2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41.txt b/CCRD/2/6/1/00004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cb63400e66ec0a66d17e0d93c25d34899274e81 --- /dev/null +++ b/CCRD/2/6/1/000041.txt @@ -0,0 +1,43 @@ +# 浙江仙居县群众闹事情况 + +## （一） + +　　仙居县在今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期间，全县33个乡镇中有29个乡镇先后发生了闹事。闹事的特点，主要是闹退社闹分社，干部不许，就殴打干部，哄闹政府或自动解散。闹事后，全县302个合作社中，完全解体者116个，部分垮台者55个。入社农户由91%降至19%，被打干部107人，社干部家庭被搜查者430户。 + +　　原来该县合作社发展很快，社的规模过大，建社以后许多经济政策却没有及时处理，帐目混乱，特别是生产指导上不顾客观条件，不听群众意见，盲目地在20万亩水稻田中，将15万亩从两熟改为三熟，推行时强调“100%”、“党性保证”，再加遇上严重的自然灾害，结果改了75,000亩，除15,000亩增产之外，其他全部减产，并荒田15,000亩（全县田地共30万亩），全县全年减产22%。 + +　　1956年秋收分配之后，群众思想混乱，比较普遍的反映：“初级社有优越性，高级社没有优越性。”闹退社闹分社的现象开始产生。但当时领导上没有看到合作社中大量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在整社中虽然抓紧了批判富裕农民的思想和推行“三包”责任制，但对合作社采取了既不许退，又不许分的政策，对于许多必须解决的问题却没有重视解决。到4月中旬，夏收夏种即将开始，春花减产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实际减产25%），矛盾又到了更加严重的程度，重新暴露出来。贫苦农民要求我们改正错误，部分富裕农民要求搞垮合作社，以便“自由”发展，过去在阶级斗争中受过批判或打击的那些心怀不满的人企图借机报复，反革命分子和阶级敌对分子企图进行复辟活动。不同的阶层，抱着不同的目的，造成了紧张一时的闹社浪潮。 + +## （二） + +　　从闹事的性质和原因来看，明显地反映了目前农村的两类矛盾。 + +　　第一，关于农村内部矛盾问题，表现在三个主要方面： + +　　1、在生产和分配中，处理国家、合作社和社员的关系上存在的问题：（1）在生产计划上，首先是粮食和经济作物、副业的关系，任何生产都比粮食生产收入多。仙居县山区、半山区多，上山砍柴每日可得七、八角，而合作社每个劳动日只有三、四角。1956年上半年抓住以粮食生产为主，甚至用命令主义办法推广三熟制，不使社员适当从事副业生产，增加收入，下半年就控制不住了，社员自发的去搞副业，积极从事农业劳动的收入反而少了。其次，是主粮与杂粮的关系上，山区、半山区盛产杂粮，特别是薯类，但是我们在粮食政策上按四折一计算产量，限制了发展。去年由36,000亩降至12,000亩。（2）在粮食政策上，一是春花丰收以后，自满麻痹，分给群众过多了一些；二是秋后由于粮食紧张不合理地压缩周转粮、动员20%节约粮，甚至计产时对合作社还加上25%的贪污、盗窃粮；三是薯类四折一计产粮；四是土地减少，人口增多，三定不变。上述生产计划和粮食政策上，都是合作社抓紧，单干户放松，自然农民都埋怨合作社了。（3）合作化之后，对整社抓紧不紧，特别是社内分配和财务工作搞得不好，夏收分配中，实行“平衡余缺”，平均每人分90斤，劳动工分少的人也分90斤，不出钱，作为超支，劳动多的人也只拿90斤，而拿不到钱，这样“打乱平分”造成全县80%的社员超支。其次队向合作社报产时层层瞒产和贪污盗窃现象较为普遍。根据全县170个社的调查，犯有贪污行为的就有社干232人，会计129人，平均每社有2人以上。由于不适当地集中管理损耗霉烂现象不少，如东邻社去年烂掉黄瓜5,000斤，谷子变质6,000斤，玉米变质1,000斤，霉烂400斤，被偷去地黄（药材）60斤。三是合作社财政不公开，帐目混乱。全县有103个社长期不向群众公布帐目。据297个社的调查，其帐目较清楚的有110个社，占总数的37%；有一般问题的有129个社，占总数的44%；帐目严重混乱的58个社，占总数19%。有的社甚至根本没有帐目，胡乱地把帐记在楼板上墙壁上。 + +　　由于上述问题，合作社的劳动工分很低。全县去年每个劳动日最高七角四分，最低的仅为九分，平均为三角三分。 + +　　2、合作化之后，基层党员绝大部分都当了干部，掌握了政治的、经济的大权，滋长了官僚主义作风，造成了党群关系上某种程度的紧张状态：一是在生产、分配等重大问题上，命令行事，不与群众商量，甚至用戴帽子、扣工分、抄家、脱衣服受冷等办法；二是少数干部违法乱纪，合作化高潮以来，251个乡干部中，有74个吊打过人；23个乡镇1,117个党员中，有贪污行为者48名，占4.7%；三是合作化之后，大量干部不参加劳动，并有不少的人多得工分。如大路乡五星社社干不劳而获工分占总工分的4%，加上误工共占5%；四是干部作风不深入，县只到区、乡，区乡只到社，很少有人到社员家里跑跑，不能与群众同甘共苦，很难听取群众的意见与要求。同时阶级认识模糊，在贫农和下中农中缺乏艰苦的工作，因而工作缺乏可靠的基础。 + +　　第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还是严重存在着，并且由于自由市场的开放而增加了。在这一矛盾中，除了与为数极少的富农阶级的阶级斗争外，主要的表现在贫苦农民与富裕农民的矛盾上。在社会主义高潮中一部分富裕农民随流而来，在政策处理上照顾其利益不够（入社政策），高潮之后，又一户不许退出。按照国家计划生产或者按照价值法则生产，按照统购价格出卖农产品或按照自由市场价格出卖农产品，社内社外差别很大。因此，这一矛盾看来还是很紧张的。这是这次闹事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在过去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中，被我们斗争和镇压的敌对阶级分子，占不小的数量。仙居仅镇压者即占0.6%。他们中除部分被改造之外，大部分对我有深刻的阶级仇恨。而我们在合作化过程中，政策上也有一些问题：一是高级化中对地主、富农无分别无步骤地吸收进来，模糊了阶级界线，助长了群众的麻痹思想。二是对兵痞流氓等旧社会渣子，所谓“不三不四”的人，缺乏区别对待与积极改造的措施。因而他们抱有极大成见，易于被敌对阶级分子所利用。 + +　　仙居重要闹事事件中，约有三类情况：一是由于内部矛盾没有处理好，引起广大群众不满，群众闹事中，坏分子渗透进来；二是反革命分子制造的；三是纯系内部矛盾。 + +## （三） + +　　对闹事采取什么方针政策处理上，党内争论很多。争论焦点在于：如何区分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对闹事群众是采取团结的方针，还是压服的方针？对参加闹事的敌对阶级分子是及时镇压还是一味宽大？具体的表现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 +　　一、对合作化问题：在闹事初期，广大基层干部是害怕“一动百摇”，必须“百分之百”的态度，在未闹事的社，既不积极作好巩固工作，又不敢宣传自愿原则；既不主动分社，又不允许退社，而是采取“捧牢”的办法，及至群众闹起来以后，则是采取“顶牛”办法，结果是散社垮社。 + +　　二、对闹事事件的处理问题：县委从闹事开始时，就确定在争取广大群众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处理闹事案件，并将县的政法部门、兵役局、部队和专署公安处帮助工作的同志组成办公室，组织了侦察力量，到重大闹事案件地区进行侦察鉴别工作，作好处理准备。但是党内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争论：一是基层干部多半要求多捕人，县委坚持了少捕的原则，共捕了9人，拘留42人。拘捕的是多了一些。事后来看，不可多捕，不可早捕，也不可不捕，但要在群众条件成熟时再捕。二是有些同志把闹事原因全部归咎于合作社，或者全部归咎于干部作风问题，对于敌我矛盾、两条道路的矛盾过于忽视了，似乎认为“作好工作，允许退社”就缓和了与群众的关系，因而敌我矛盾和内部矛盾界线不清，忽视镇压敌人，一般闹事与严重违法界线不清，忽视处理违法分子。 + +　　上述方针政策问题，以及政治宣传工作问题，在党内不能及时统一，是闹事地区扩大，时间拖长的主要原因。 + +## （四） + +　　闹事之后，情况又起了基本变化，合作化由91%降低到19%，两条道路的矛盾又成为农村主要矛盾了。社内关系还没有解决，社内与社外关系又突出起来了；部分党员和干部对退社农民有报复情绪和排斥的态度，另外少数富裕农民和“不三不四”的人以及敌对阶级分子则积极地进攻合作社，讽刺打击社员甚至破坏生产。因此今后的基本任务将是集中力量解决合作化问题。目前到秋收以前集中力量巩固现有合作社地，秋后主要是扩大高级社，组织初级社，争取合作化的优势地位。明年再考虑全盘高级化问题。 + +　　 （摘自浙江省委报告） + +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1957年第二七九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42.txt b/CCRD/2/6/1/00004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9ae4029ffd393541382db76954d6dc1799f5d71 --- /dev/null +++ b/CCRD/2/6/1/000042.txt @@ -0,0 +1,33 @@ +# 四川等地农村的一些情况 + +　　中央宣传部召开的省市委宣传、文教部长会议上反映了农村的一些情况： + +　　一、鸣放对四川农村影响很大，尤其是落后地区、落后社影响更大，一般农民都三五成群地议论这事。南充有个农民说：“天下要大乱了，这么大的官儿都在骂共产党！”路上也有人说：“人民政府与国民党一样，乡干部、社干部与过去的保甲长一样，粮食统购把人卡得太死了”。富裕中农夸大干部缺点，说单干有六大优点，喊单干户万岁。地富分子、反革命分子也十分嚣张，煽动中农闹事，抢看报纸。但对好的合作社影响不大。江津有个社成立已四年，这次也鸣放了一下，提的意见还不错，只有一个中农递了退社书。 + +　　四川在个别地区试验了一下农村反右派斗争的工作。如遂宁三台六个区开了群众大会，共斗了一百四十三人（其中有地主65人、富农38人，还有反革命分子和管制分子，也有中农5人），斗后群众感到满意。在斗争会上有的罚跪，有的被打，有的受重伤，有的被打断了腿。 + +　　绵阳一个农业社，共有69户，其中有40%的社员做小生意，社里进行了反右派斗争，他们把社员划分为四类：一、依靠对象；二、团结对象；三、争取对象；四、打击对象。属于打击的共五户，其中三户贫农，二户富农，被斗的都是对社干部意见最多的人，做小生意的人却未被斗。 + +　　涪陵整顿农业社，县上派人去帮助，选举整社代表，原来的社干部全落选，代表中有60-70%是意见最多的人，一开会就大鸣大放，攻击干部。富裕中农发言最多。会上对三个问题展开了争论：一、合作社生产比过去好不好；二、统购统销问题；三、干部作风问题。农民对土改、肃反没有什么意见。会上对合作社生产好不好的争论有15人参加，12个贫农说比过去好，3个富裕中农说不好。还有一个被管制分子，控诉生产队长，就整得他好惨，结果改选了一个富裕中农当队长。 + +　　南充县将批判右派的材料，去重点教育农民，启发农民来参加批判，可是农民批判不起来，反而说右派固然不好，但我们合作社问题也不少。后来换了一个方式，将合作社的情形与过去相对比，有的将去年南充遭水灾的情形与满清、国民党时代受灾年相比较，说人民政府干部很好，粮食统购统销也很好，否则去年将饿死人。 + +　　四川的同志认为农村中的鸣放是可以进行的，但一定要有充分准备，有步骤地搞。上级应派选有经验并经过训练的工作组去帮助。 + +　　二、湖南农村合作化以后，特别是大放大鸣以后，地主、富农的破坏活动增多。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地大有发展。平江地委把农民的自留地比例加大到百分之八，原意是想解决牲口饲料问题，可是农民把地都种成“白术”了。“白术”每百斤当地能卖200多元，运到汉口能卖300多元，运到西南可卖700-800元，有些农民整天在外面跑卖药材，搞粮食生产的也不少。 + +　　农村干部糊涂思想和右派言论开始露头。沅江县大成乡党总支书记总结合作化的结果，说有十三变：1、田地变荒山；2、老实人变挑皮人；3、翻身忘本，没一个人说党好；4、友爱变仇恨；5、集体主义变为严重自私自利（指只精耕自留地）；6、好牛变坏牛；7、好农具变坏农具；8、精打细算自力更生变依赖思想；9、勤快人变懒人；10、内行变外行，不要质量不要技术；11、节约变浪费；12、富变穷、一同拖下去，同船翻；13、身上变得遍是烂布经。 + +　　三、在湖南，区乡干部有退坡思想，特别学生、复员军人下放后，区乡干部感到自己没前途，认为晚退不如早退。反右派斗争在城市展开后，农村区乡干部情绪有好转，因前个时期富农打干部情况很严重（武昌县有570人被打），干部不好当。 + +　　四、河南农民中资本主义思想有些抬头，区乡干部也有畏难情绪，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下达以后。省委制定了一个农村宣传要点，农民只对与个人利益有关的感到兴趣。干部对经过教育坚持退社者准予退社一点，不敢向农民宣传。 + +　　五、江西农村里的赌博现象，超过解放前的任何一年，有输到上千块钱的。碰到债主硬一些，有的农民就倾家荡产。天主教在农村活动也较厉害，有个村原有教徒8人，最近发展到800人。算命、打卦等迷信事也有增多。贩卖布票、粮票的事也大量发生。布票卖到每尺三角，粮票卖到每斤1角5分（米每斤才1角1分）。转来转去造成不少混乱。萍乡的坏分子造谣说：农村是四声（鞭炮声、笑声、读书声、歌声）变来声（骂声）。 + +　　干部思想很混乱，江西临川县委第一副书记提出要退党，该县县长拒绝党委的领导，县委的农村工作部长反对合作化，省委现准备把这个县委改组。 + +　　六、云南农村干部怕听矛盾，地富反攻倒算，说什么都是干部搞错了，干部也不了解鸣放是干什么的，反击右派以后，他们才明白一些。 + +　　七、甘肃反映，现在单干户有四大自由（劳动、行动、贸易、生产等方面自由），如果对他们没有限制，也还是一块资本主义的土地。 + +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总第二八O期）一九五七年八月六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43.txt b/CCRD/2/6/1/00004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c4af8bba7cda0b7195440d38bd21cca1a1c9498 --- /dev/null +++ b/CCRD/2/6/1/000043.txt @@ -0,0 +1,21 @@ +# 江苏高淳县部分乡社自发开展反右派斗争 + +　　最近江苏高淳县部分地区自发的开展了反右派斗争，经过情形如下： + +　　自报上发出反右派斗争的号召后，农村干部非常高兴，极为拥护。不久，县委又向区乡干部作了反右派斗争形势的传达报告。大多数同志都觉得很好，提高了觉悟。有少数区、乡干部听过报告后，情绪激动，觉得农村中也很不象话，非要整顿一下不可，他们回去后就劲头十足地、迅速地搞起了反右派斗争。 + +　　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一般是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宣传，说明反右派斗争的重大意义，然后结合本乡、本社的具体情况大力揭发了坏人坏事和批判自发的资本主义思想。个别严重的乡或社，召开了斗争会，将一些平时蛮不讲理、打骂过干部的不法分子，甚至说怪话、发牢骚、调皮捣蛋的落后群众，排为“右派分子”，责令在会上坦白检查作交代，低头认罪。对表现不老实的，一般是进行说理斗争；个别顽强的，甚至遭到积极分子的拳打、脚踢、罚跪、捆绑等。有些地区是由于干部积极分子组织起来，找坏分子个个谈话，加以训斥，若表现不好，就予以殴打。 + +　　全县据初步了解这一斗争涉及7个乡16个社，被斗争群众计58人，其中尤以东霸区固城乡较为突出，该乡计11个社，就有10个社召开了反右派分子斗争会，挨斗社员达54人其中有贫农28人，有22人被吊打或罚跪。沧溪区相北乡43名干部还联名写了向农村右派分子作斗争的宣誓书。 + +　　这一事件发生后，在群众中是产生了一些不同的反应。老实的农民、翻身的农民，对这次开展反右派斗争表示很拥护，说：“家有规，国有法，政府要有个政府样子，不能让这些坏分子胡乱下去。”固城村还有的群众说：“政府真有办法，这下子好了，群众生产积极了，上半年一天只劳动6小时，质量还很差，现在每天要干8、9小时，长此下去，保证每天要增加二、三角。”还有一部分人至今没有表示态度，既不说好也不说坏。一贯表现不好、思想落后的分子或坏分子没有全部被斗，只斗了一小部分人。这些人由于受到突然袭击，摸不着政府的底，现在老实起来了，不敢再乱说乱动了。另有一部分人产生了一些怀疑情绪，说：“共产党的政策是否变了。”“整风是否整到群众头上来了？”“过去斗地主，现在怎么又斗起群众来了？” + +　　通过反右派斗争后，农村的邪气是暂时被压下去了，荒言谬语销声匿迹，劳动出勤率与质量均比以前提高。因此，基层干部个人拍手叫好，情绪高昂，认为不这样做工作没办法搞下去。当时县委发现这一情况后，即派县监委与检察院干部前去固城乡检查。该乡干部抵触情绪较大，很不欢迎，甚至讽刺打击。总支书记吕新亚同志说：“上半年群众乱骂乱闹，打了我们28个干部，有一民兵排长被连打三次，上级未来一人。今天我们只打了22个人，还不够本，你看！检察院、监委会川流不息的叮屁股来要检查了。” + +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况呢？县委认有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和主观上都有一定因素。从客观上来讲：1、报纸上不断发表反右派斗争的社论、报导。对农村开展反右派斗争起了一个引导和鼓舞的作用。2、上半年的农村空气确实不好，工作很难做，很多事情搞不下去，这一局面是必须扭转一下，但他们在扭转的方式上却犯了大错误。3、当时的工作任务压得紧，加以这些干部思想简单，政策水平低，工作方法少，一贯有强迫命令的习性。从主观上来讲：1、县委虽然在向各区传达反右派斗争问题时，交代了不要再向下传，但因控制不严，个别乡对精神领会不透，仍然擅自地开展了这一斗争。2、全县在许多市镇上开展了反右派斗争的宣传活动。张贴了标语和漫画，土广播也进行了宣传。这对农村自发开展反右派斗争是起了影响的作用。3、基层干部在上半年受了很多怨气，当反右派斗争提出后，就认为时机已到，借题发挥，趁机报复。如游山村50多岁的社员孔庆禄，曾为要粮和社干孔祥福争吵不休，在最后一次争吵中，将社干推下了水。这次被排为“右派分子”，当在群众面前作了检讨后，社干认为不彻底，便将其绑起来打了二个耳光。又如社员孔祥伯（一贯道坛主），曾骂社主任说：“你不要穷光蛋载了纱帽了不起，国民党来了恐怕要杀你的头。”社主任这次在大会上当众宣布：“对于这些右派子要一棍子打死”，结果在旁的积极分子便拳打脚踢，一齐交加。 + +　　县委对这一事件已予制止，并正在研究处理。 + +　　 （摘自江苏省委“整风动态”） + +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总第二八二期）一九五七年八月九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44.txt b/CCRD/2/6/1/00004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9118d6ded051f2f21d25a78da9a3d188969ef54 --- /dev/null +++ b/CCRD/2/6/1/000044.txt @@ -0,0 +1,33 @@ +# 河北农村的一些思想情况 + +## 任邱县干部、社员在夏收分配中的思想情况 + +　　据天津地委宣传部7月26日汇报，任邱县在夏收分配中，有些社员的思想很混乱，在干部中也产生了消极畏难情绪。 + +## 一、 社员思想情况 + +　　据6个区了解，在172个社中有71个社（占172个社的41%）思想混乱，这71个社共21,797户社员，有8,065户（占总户数的37%）社员思想波动，生产消极。其中有7,675户（占71社总户35%）不参加社内生产，自搞副业；有340户（占1.4%）活动外出找事；有50户（占0.22%）闹退社。具体表现在： + +　　1、因对政府留粮政策有意见，不参加生产。二区天门口社672户，有262户不参加社内生产，其中有114户平时生产积极，出工多，但因对留粮政策不满也不参加生产。社员王贵平5口人，2个劳力，上半年作了317个劳动日，如按劳动日分麦子应分951斤，按“以人定量”实分498斤，他说：“算了吧！多干也不多分粮食，我这三百多劳动日大秋也能分得够吃了，不干啦！”四区西段村社231户，有66%的户因对留粮不满不生产了。三区小于庄社员于老虎挣工分多，按留粮标准分粮后，因分的粮食少，回家用斧子砍自己的头（急救未死）。四区西段社员张永江说：“八路军的法越想越妙，自己的粮食连见都见不到了！”三区大王果庄一个社员当县区干部面骂道：“给这么点粮食还让干活，他们（指党和政府的干部）比土匪还厉害！” + +　　2、由于参加社内生产与自搞副业收入悬殊，社员外出作工和搞副业的情况严重。长洋店社第18队30个劳力，有21人外出当小工，每天只有5人干活。因此该队尚有210亩土地还未播种，已播的晚田无人锄。二区天门口社有78户社员因受个人搞副业的影响而不下地生产。社员王黑说：“人家单干一春赚钱很多，现在拿钱买贱麦子吃，咱白给他们干了半年，说什么也不再给他们当牛了！”而后也推小车搞副业去了。四区西段社有140户不生产，有18户活动外出，现已有7户去天津当小工。六区小董各庄是缺粮社，参加社内集体生产的缺粮社员分粮少还无钱买粮；自己单干的社员买足吃粮甚至还有余。因此搞集体生产的社员红了眼，说：“咱们苦干了半年白给他们生产了，趁早不干了！”目前该社社员生产情绪很低，甚至生产处于停顿的状态。 + +　　3、有的社小麦减产，社员实分少于预分方案，他们认为吃粮不足，大秋希望不大，因而生产消极。议论堡乡李村社小麦减产20%；春苗3亩合不上半车肥，管理又不好，对生产失掉信心。社员说：“麦收过完了，大秋希望不大，自己该干什么早插手吧！”三区西汜水社31个队生产推不动；第14队31个劳动仅有16人干活，社员们过去到地头抽烟说笑话，现在抽烟骂大街。 + +　　4、有的上中农因减少收入，活动退社，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司马庄社员李瑞廷说：“上级叫成立高级社，这个道不行啊！我单干时那年也够吃的，今年才分了200斤麦子（4口人），上级要谈退社，我早退了。”呈村社员王文通母亲说：“我单干那年也打20多口袋麦子，今年只分了一百多斤。入了社真后悔死啦！” + +　　有的是因为有些实际问题长期未得解决，而要求退社。这样的户全县由9社24户增到27个社50户。如西马庄社员张汝春过去曾闹过退社，对他进行工作后不退了，但他数次找社干部要求归还投资，没有解决，现已提出退社。 + +　　5、在71个社中有31个队社员思想混乱，发生了整队罢工。大王庄社25个队，有9个队罢工。司马庄社共420户，因社长捣鬼报减产32,000斤，大秤分给社员，区查实后按市秤折算，社员们即不生产了，小门社280户，因超产奖款不奖粮，有150户社员不生产了。六队队长郑长福说：“超了产也不奖粮食，大秋庄稼爱减产就减，我算不管啦！”现在超产队不让调粮食，社员看着粮食不干活，减产队因吃粮不足不去生产，分配也无法进行。 + +## 二、干部思想情况 + +　　在县委和乡社干部中较普遍的是畏难情绪很严重，有的同情小农思想，对政策不满；有的认为工作多，任务重，干部少，思想压力很大；他们看不到成绩，只强调困难的一面，有的被困难吓倒，工作消极被动。 + +　　1、二区12个乡有49名脱产干部，现在有18名干部等待划乡“卸套”。 如陈王庄4个脱产干部只有秘书坚持工作，乡支书自搞副业，副支书种自留地，乡长动嘴不动手。 + +　　2、在20个社197名社干、341名队干中，有37个社干、133个队干躺倒不起。其原因：社干部：（1）队长不服领导，工作推不动。（2）麦季收入少，社内困难社员找社要吃要烧，无法解决。（3）因说话生硬，工作方法不当，被社员打、骂而消极工作。队干部：（1）社员不服领导，不干活；（2）社员分粮少骂街。如天门口社第八队队长赵奎兰因发动生产动员不干，愁的找乡、社大哭，要求辞职。 + +　　三、部分群众对主席报告有错误理解，认为现在闹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的事了，打了干部白打，骂了白骂，反正不是反革命分子怎么样不了。因此社员打骂干部的问题较前上升。 + +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总第二八三期）一九五七年八月十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45.txt b/CCRD/2/6/1/00004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68feb8a521cc25fcae12fbfcb5e836d0a251d9a --- /dev/null +++ b/CCRD/2/6/1/000045.txt @@ -0,0 +1,5 @@ +# 十个省市非正常死亡人口情况 + +　　最高人民检查院据福建、四川、山东、江苏、河北、陕西、山西、上海、北京、天津十个省市统计，1956年1至9月非正常死亡总数为28,357人，占人口总数（255,672.000人）万分之1.09。其中自杀14,074人，被杀1,266人，意外事故5,832人，其他7,185人。以性别分男7,350人，女3,584人，性别不明的2,058人。从成份看，工人586人，农民4,947人，干部248人，敌伪分子171人。自杀原因有：因不明政策的1,712人，因干部强迫命令的787人，因婚姻家庭问题的4,412人，因生活困难的4,576人，其他2,587人。被杀原因有：私人报复的472人，奸情杀人208人，反革命杀人50人，谋财害命的30人，虐待的78人，其他428人。 + +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总第一九三期）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七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46.txt b/CCRD/2/6/1/00004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257ae44dad552d35732f80f1c5131e80117cb6a --- /dev/null +++ b/CCRD/2/6/1/000046.txt @@ -0,0 +1,17 @@ +# 徐州专区少数灾民开始外流 + +　　<吴立达> + +　　徐州专区少数灾民现在已开始盲目外流。这一情况值得灾区各地引起严重注意。 + +　　8月11日，邳县碾庄区泗庄乡等地的灾民一百三十多人乘火车来到徐州，准备前往东北、郑州和西安等地逃荒。当时，专署王铁英副专员及邳县李清溪县长等曾往劝阻，经百般解说，仍然无效，灾民表示“不到黄河心不死”。一直劝到晚上8时，他们还是全部买一站票走了。 + +　　外逃的灾民中青年、妇女和老弱各占三分之一。他们坚持外逃的理由是：一、今年水势特大，房屋倒塌，秋季无望，目前每人仅分得几斤烂玉米，感觉没有希望，对政府救灾方针怀疑，说“远水不解近渴”，还是自找门路好。二、对基层干部有意见，说“干部肥死，群众瘦死”，即使发一些救济款到群众手中已寥寥无几。也有一部分怕刚出来又回去，会受干部讽刺打击，因而外逃态度很坚决，有的甚至说宁死也不回去。三、这一带群众历史上遇水灾即有逃荒习惯，东北等地也有他们的同乡，他们在这方面寄托很大希望。四、灾民中有着“迟走不如早走”的思想，怕迟走没有门路。据灾民说：灾区准备外逃的人还很多。 + +　　 (原载新华日报8月23日“内部参考资料”) + +　　来源：1957年8月3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47.txt b/CCRD/2/6/1/00004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d5364116e4f2a95368d96c36785c63047335c8 --- /dev/null +++ b/CCRD/2/6/1/000047.txt @@ -0,0 +1,105 @@ +# 安徽省委财贸部关于1957—1958年度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意见 + +　　[到会同志： + +　　现将省委财贸部“关于1957—1958年度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意见”印发你们，请讨论提出意见。 + +　　 大会秘书处1957年8月21日] + +　　（省委：） + +　　兹将1957—1958年度统购统销工作意见。报告如下。 + +## 第一，关于购、销计划 + +　　（根据各地回报，今年全省包工包产的产量为240.47亿斤，预计产量为240.6亿斤，以今年的预计产量为1955年丰收年成的实际产量230.58亿斤相比，还增产10.02亿斤。） + +　　以我省今年的粮食生产情况，以及国家和省内供应的需要，计划征购为69.62亿斤，销售为43.43亿斤收支余额为26.19亿斤。其中上调中央17－20亿斤，下余6.19－9.19亿斤用以弥补上年度动用的国家库存，以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灾荒。 + +　　今年的征购计划公占预计产量的28.94%，比1955年征购占产量31.1销售和1955年基本相平。以全省的预计产量计算，除去国家征购的69.62亿斤，再加上计划销回农村的19.51亿斤，农村实际占有量应为190.44亿斤，每人平均639.2斤，还大于1955年19.2斤。（群众自留地产量和超产归队的部分还未计算）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只要晚秋不发生过大的变化，这个计划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 +## 第二，关于购销办法中几个主要问题 + +　　（1）用什么产量作为计算统购基础的问题 + +　　我们意见，今年一律按照农业社包工包产的产量计算统购，即根据农业社的包产产量，按照国家规定的留用标准，以统购时实有人口、牲畜头数和计划播种的面积，扣除口粮、种子、饲料和农业税，划分余粮社、自给社、缺粮社。国家对余米社进行统购；自给社不购不销；缺粮社安排供应。 + +　　用包产产品计购的最大好处是：不仅可以保证国家征购任务的完成，而且可以使国家的征购计划和农业社的生产计划相互衔接起来，上下口径一致。如包工包产可以和包征购任务相结合；超产归队可以和增产增购相结合；减产赔偿可以和有灾照减相结合。当然，今年农业社的包工包产产量也有偏高偏低情况存在，这对今年按包产计算征购任务的也可能产生畸轻畸重的现象。因此，我们意见：对包产偏高偏低的农业社和生产队，必须加以合理调整，如果有些地区调整确有困难，可以采取：对有些确因包产偏高，实收产量达不到包产产量而不能完成国家分配的统购任务的农业社，可以根据今年的实收产量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扣除各项留粮，并留给一定的购后余粮，确定其统购的任务；对包产偏低，超产数量过多的农业社，国家除按照雪中产40%抵作供应。但其消费增长的需要，一律应由其增产部分自行解决。个体农户的统购统销工作，应该由乡人民委员会负责直接管理，由附近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监督，以克服过去无人过问的现象。 + +　　（2）关于增产增购，有灾照减问题 + +　　增产增购的意义主要是为了以丰补歉。如一年之内这个地区增产，那个地区有灾，就要在增产地区增购一部分余粮，以补歉收地区的不足；这一个年度增产，那一个年底有灾，就要在增产的年度增购一部分余粮，以补歉收年度的不足。尤其我省是一个多灾地区，其意义就更加重大。解放以来，八年就有六年受灾，其中：49年、50年、54年、56年都是大灾。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小灾丰歉拉平，收支可以平衡；大灾因为征购要减少，供应要增加，就要挖用大量的库存（54、56两年即挖用库存10－11亿斤）。如上年6月低全省库存为23多亿斤，因灾挖用了10.8亿斤，到今年6月底全省库存仅有12亿斤，而且分散在4，000个存粮点上，库存底子已很薄弱，加上在厂加工、调运在途占用的粮食，使用周转上已经感到十分困难。根据我省多灾的情况，如果不能经常保持25亿斤左右库存力量，万一遇到大灾，就无法渡过。因此，我们意见：今年是丰收年成，必须根据增产增购以丰补歉的原则，在增产地区和增产的农业社尽可能的多购一些余粮，以增加备荒力量。其具体做法：增产增购国家是按照超大规模产归队的超产数量增购40%，60%分配给社员；有灾照减是根据减产的数量，核减统购任务。 + +## 第三，关于各项留量标准问题 + +　　（1）口粮标准：一律按照三定时规定的余粮户口粮标准，以社为单位按照实有人口计算留粮。 + +　　（2）种子留量：一律根据播种面积，按照实际需要计算留足。其具体品种的标准，由专署和县自行规定。 + +　　（3）饮料留量：耕畜饲料：淮北及沿淮地区，根据实际需要，耕牛由原规定220斤增加为350斤；骡马由300斤增加为450斤；驴子由120斤增加为250斤。淮南及江南地区，一律按原标准，耕牛为40－60斤，骡马为300斤，驴子为100斤不变。 + +　　养猪饲料，凡已留有饲料地的，今年一律不再留给饲料，未留饲料地的，按40斤留给。国家对出售肥猪的农业社（户），每头另售给饲料40斤。母猪、种猪的饲料，社养的每头按300斤留给；户养的，已留饲料地的，一律不留饲料，未留饲料地的，今年按200斤留给，明年不再留给饲料。 + +　　鹅鸭饲料，原则上由其购后余粮和超产奖励的粮食和利用家前院后、河滩、田、荒地生产饲料自行解决，一律不计算留粮。但对少数农业社集体饲养的种鸭，在春季生蛋季节，确因饲料不足，国家可以根据供应的可能适当供应一部分饲料。 + +　　（4）购后余粮：为了便于农业社对社员口粮分配的调剂，在统购时应分别不同地区按人平均计算留一定数量的购后余粮，由社统一掌握调剂。计：稻产区每人按15－20斤留给；杂粮产区每人按5－10斤留给；稻杂兼产区每人按10－15斤留给。 + +　　（（5）为了奖励棉花、大麻的增产，对棉、麻集中产区的农业社（户），在向国家出售棉花、大麻时，国家可以按照收购每百斤皮棉、每百斤熟麻免票优待供应大米10斤。） + +## 第四，关于分等定量问题 + +　　去年农业社内的口粮分配，主要有两个偏向。一个是不分大口小口按人平均分配，以致小孩多的户即多分了粮食，小孩少和无小孩的户即少分了粮食；另一个偏向：按照工分多少来分配粮食，以致工分多的户即多分了粮食，工分少的户即少分了粮食，其结果多分的户多吃多用了，余粮不愿意卖给国家；少分的户不够吃，还要国家供应。因此，今年对农业社社员的口粮分配，一律采取“分等定量”的办法进行分配。 + +　　（“分等定量”的分配办法，采取按年龄划分等别，按留粮标准规定幅度，由县根据原来规定的口粮标准包干到社。由社根据规定的分配原则，具体的分定到社员。（附试算表）） + +　　（） + +　　 项别 地区 年龄 定 量 幅 度 稻产区 稻杂兼产区 杂粮产区 1-4 110-125 105-115 95-100 5-8 220-235 200-210 175-185 9-12 330-350 300-310 270-280 13-17 470-490 430-445 365-385 18岁以上 640-660 570-590 505-525 + +　　“分等定量”的口粮分配是一个具体而又复杂的工作，各级党委必须抽调一定力量，深入到社，结合农业社当前预分工作切实做好社员的口粮分配工作。 + +　　（第五，关于多购少销和超额分成问题） + +　　多购是要求将应该多购的余粮必须统购起来，不是购买过头粮；少销是要求将可以少销的部分节省下来。多购少销其关键在于少销，特别是7月－2月这一段时期，农村供应可以不销，城镇供应的原则，严格加以控制。 + +　　国家粮食库存必须坚持统一调拨的制度，不经省委批准，各地不得擅自动用。但为了照顾下边的实际困难和发挥各地的积极性，地委、县委在保证上级所规定的购销余额的前提下，其超额部分省里可按20%、专区按30%、县按50%比重分成。在其分成范围以内，由专、县安排计划经省批准使用。如果来年不用，还可接转下年。财务权限仍统五于中央管理。但必须防止，仅是为了超额提成，而产生不应多购而多购，不应少销而少销，以致造成偏差。为了更好地说服农民，市镇粮食供应也应加以适当压缩。因为目前市镇口粮供应仍有偏松现象，行业用粮也有浪费，因此偏松的现象要加以紧缩，浪费现象要坚决消灭。除此以外，还需在市镇口粮供应中适当搭配一部分鲜薯和薯干，以节约粮食。 + +## 第六，关于市场管理问题 + +　　夏收以来，小商小贩、熟食行业以及少数农户私自买卖粮食和油脂、油料的投机活动就更加严重，以致有些农民对应售了余粮不愿出售，有的还套购国家供应的口粮经营副业或转向市场高价出卖，甚至还有奸商非法的预购青苗，重利盘剥，严重的破坏国家粮食的统购统销。为了制止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保证粮食征购任务的完成，省委已经决定停止省内所有粮油市场交易，省会并已发出布告，务请各地根据省委、省会的指示，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深入的向农民进行宣传教育，认真的贯彻执行。 + +## 第七，关于预征预购问题 + +　　现在早秋已经收割，中秋继将陆续登场，为了保证今年征购任务的顺利完成，目前除应继续抓紧完成夏粮征购任务以外，各地均应根据秋收情况集中力量抓紧秋季新粮的预交预售工作。各地在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同时要发动农业社采取边收、边晒、边交售的办法，积极向国家预交预售征粮与购粮。要求晚秋较少的地区在10月中旬前完成全年征购入库的90%以上，晚秋较多的地区也要尽力完成全年征购入库的80－90%。总之，要在晚秋收获之前把应征应购的任务基本完成。 + +　　为了保证这一任务顺利的完成，在发动预交预售的同时，必须严格控制农业社的口粮分配，坚决贯彻分等定量，不得超支。严格加强市场管理，禁止一切小商小贩买卖粮食。如果有些社员需要另星出售一些食用的粮食，只准卖给国家，由国家粮站发给售粮证明，以便统一结算，以后进行调剂。抓紧收回农贷和粮食预购賖销，促使农业社（户）尽早的出售余粮，严格控制粮食销量，克服过去一面购进；一面又复卖出的现象发生。这些都是保证完成征购任务的必要措施。 + +　　粮食问题是当前全党的一项重大任务，要求各级党委除应指定一位书记经常掌握粮食工作以外，并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在农村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宣传的基础上，加强对秋粮统购工作的具体领导。各级粮食部门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应切实做好各贡有关业务工作，要求淮南地区在10月底，淮北地区在11月底基本完成征购任务。 + +　　 省委财贸部1957年8月22日 + +## 安徽省一九五五——五六年度粮食征购、销售实绩统计表 + +　　单位：原粮万斤、耕地万亩、人口万人。 + +　　（） + +　　 农业人口 产量 征购 占产量% 销售 收销差 农村占有量 耕地面积 每亩产量 总产量 数量 每人平均 2932.46 9，004.98 256.06 2，305，814 717，467 31.12 432，196 285，271 1，817，152 620 728.70 2，487.39 202.26 503，092 107，108 21.29 64，865 42，243 433，575 595 760.61 3，171.86 191.37 606，991 188，698 31.09 100，952 87，746 478，200 629 603.42 1，355.80 420.23 569，752 217，565 38.19 96，607 120，958 407，777 676 390.78 679.55 366.91 249，336 71，188 28.55 52，177 19，011 214，035 548 424.05 1，241.68 285.82 354，896 124，062 34.96 57，224 66，838 263，074 620 24.90 68.70 316.55 21，747 8，846 40.68 60，371 -51，525 20，491 4.03 7.53 551.26 4，151 2，420 58.30 11，241 -8，821 4.37 15.46 204.33 3，159 1，507 47.70 18，108 -16，601 8.86 33.00 238.09 7，857 2，045 26.03 14，885 -12，840 5.11 9.66 499.38 4，824 2，247 46.58 10，199 -7，952 2.53 3.05 575.74 1，756 627 35.71 5，938 -5，311 + +　　 （1957.8.22） + +## 安徽省一九五七——五八年度粮食征购、销售计划意见 + +　　单位：原粮万斤、耕地万亩、人口万人。 + +　　（） + +　　 农业人口 包产产量 预 计 产 量 征购、销售计划意见 农村占有量 耕地面积 每亩产量 总产量 征购 占预产% 销售 收销差 数量 2979.42 2，404，741 9，004.98 267.17 2，406，041 696，200 28.94 434，300 261，900 1，904，445 726.62 521，900 2，487.39 205.60 511，400 88，900 17.38 62.300 26，600 451，510 779.80 650，000 3，171.86 198.62 630，000 180，000 28.57 94，000 86，000 498，124 615.48 557，100 1，355.80 394.60 535，000 217，300 40.62 99，300 118，000 370，411 394.12 292，700 679.55 494.30 335，900 85，700 25.51 51，900 33，800 281，920 436.59 360，000 1，241.68 298.55 370，700 118，000 31.83 55，700 62，300 278，860 26.81 23，041 68.70 335.39 23，041 6，300 27.34 71，100 -64，800 23，620 4.56 7.53 567.73 4，275 1，800 42.11 12，800 -11，000 5.03 15.46 237.84 3，677 900 24.48 19，200 -18，300 8.34 33.00 212.12 7，000 1，400 20.00 17，100 15，700 8.35 9.66 623.50 6，023 1，650 27.39 15，500 -13，850 2.53 3.05 677.38 2，066 550 26.62 6，500 -5，950 + +　　注：产量数字均系各地自报数。 + +　　 （1957.8.22）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48.txt b/CCRD/2/6/1/00004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c66440295a00a1495a3170daa59dfd6f9d77793 --- /dev/null +++ b/CCRD/2/6/1/000048.txt @@ -0,0 +1,43 @@ +# 高淳县大批农民为什么外流？ + +　　<华国桢> + +　　最近几个月来，高淳县农村人口外流的现象又显得严重起来了。据民政、公安部门与派到外县的工作组的初步调查，全县已有二千五百余人外流，较为严重的漆桥、薛城、固城、北达和下坝等乡，差不多每乡都有一、二百人流入外地。群众外流的地区很广，有南京、上海、湖州三市，浙江长兴、安吉、孝丰、安徽广德、郎溪、宣城、太平、宁国、泾县、武康、临安等十二个县，最远的相距约一千多华里。其中尤以流入浙江省安吉、长兴等县为数最多，约达二千人左右。在长兴县泗安镇、梅溪镇上卖柴的、讨饭的很多都是高淳人，在个别村庄，高淳人甚至比当地人还多。 + +## 外流成员复杂　在外惹事生非 + +　　外流的成员很复杂，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刑满释放分子、小偷、二流子、小商贩、撤职干部、转复军人、个别落后的党团员和少数落后农民。这些人大都住在公屋、公庙、牛囤屋、城镇菜市场、街道上，白天分散，晚上集中，成群结队碰到就是一家。其中除一般农民帮工、砍柴、小孩帮人放牛、惯偷、小商仍干老本行外，生活无靠的妇女、老人以讨饭为生，而且强讨硬要。在城镇上，也经常有高淳人进饭店吃了东西不付钱的事情发生。 + +　　为了骗取当地群众的同情，他们造谣说什么“高淳遭大水，家破人亡，政府置之不理，只好逃荒求生。”“高淳办了三年合作社，弄得大家都讨饭。”有的甚至挑拨说：“你们这里早晚也会变成高淳那样吧。”等等。当高淳干部去动员他们回去时，有些坏分子竟鼓动群众闹事。古柏乡转业军人江志修看到干部诸长源动员其他人回乡生产，即鼓动四十多人要打诸长源，后被当地干部制止。有的高淳人公开扬言要打“民政科长”，骂高淳干部比“土匪”还坏。表示坚决不回高淳去。 + +## 外流的后果 + +　　大批农村人口外流的后果很不好。 + +　　第一，给党和政府造成了不良的政治影响，给外县增加了不少困难，激起了当地群众的极大不满。在长兴县梅溪、泗安等地，当地群众一看见高淳人，不是破口谩骂，便是关门避开。“高淳佬”几乎成了“小偷”“叫化子”的代名词。很多老百姓纷纷写信向中央控告。浙江省委为此也特地派民政厅长协助高淳县处理这一问题。这些地区的民政和公安部门的同志也常埋怨高淳的工作怎么搞得不好？ + +　　第二，农民外流已严重影响到某些农业社的巩固和生产的发展。漆桥乡保胜圩社年年因外流成灾，今年上半年最多时有九十二个劳力外流(将近半数)，社里的田地大片荒芜，致使三麦严重减产，每亩只收三十八斤，每个劳动日单价只值四分钱，每人只分二十七斤多一点的口粮，造成了人为的灾荒。 + +　　第三，不少外流群众，因举目无亲，求乞度日，生活异常困苦，有的甚至送卖子女。 + +## 外流原因 + +　　群众外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真正因生活困难而外流的比重并不大。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 + +　　(一)一部分过去依靠剥削为生的人(如地主、富农、投机商贩、反革命分子等)，他们抗拒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企图摆脱当地政府和群众的管制与监督，因而外流，想在外地立足。固城乡后埠村被依法管制的反革命分子王加浩，混入安吉县板桥农业社的哺坊当外交经理；薛城乡反革命分子邢光汉，隐瞒身分，在安吉县用四十元买了一块荒山，准备开荒住下。沧溪乡惯偷分子马金光刑满释放后，冒充复员军人，在长兴县梅溪镇作案十多起。在安吉县关帝庙内有两个高淳商贩，他们通过当地农民买黑市米，再高价卖给高淳人。少数坏分子则拐带了妇女外流，古柏乡驼头村剃头匠李代辉已拐带过两个妇女，个别的还企图将拐带妇女卖身。 + +　　(二)一贯游手好闲怕劳动的二流子、懒汉，不愿参加合作社劳动，想外出寻点轻便生活做做，过自由自在的日子。 + +　　(三)少数落后农民对合作化摇摆不定，再加上轻信“外地有工做，一天二块钱”等流言，跟随带头的地主、富农外流，上了当。 + +　　此外，某些乡、社乱打证明，也是造成外流严重的原因之一。个别乡社干部，对外流后回乡的群众不是耐心教育，而是讽刺打击，致使有些人复而外流。如有的社强调“六定”已定好，将他们拒绝于社外，不给予安排生活。还有的社订出“纪律”“规定”，如外流三个月，就不计口粮，外流者要罚工、扣工，等等。 + +　　目前，高淳县人委已组成工作组，分头到外流严重的地区，动员外流群众回乡生产。 + +　　 (原载新华日报8月23日“内部参考资料”) + +　　来源：1957年8月3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49.txt b/CCRD/2/6/1/00004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2722d3d2fa7f506719057f58a5654c76012bf19 --- /dev/null +++ b/CCRD/2/6/1/000049.txt @@ -0,0 +1,15 @@ +# 云南、山东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思想运动的步骤 + +## 一、云南提出先政治斗争，后思想教育 + +　　云南省委在关于全省开展整风运动的部署的报告中指出，农村整风拟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以政治斗争为主，主要打击地主、富农的反动气焰，第二步以思想斗争为主，主要批判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思想。报告指出，从城市大放大鸣以来，各地（特别是交通沿线）农村中的一部分地主富农和残存的反革命分子反动气焰嚣张，他们公开或纵恿部分富裕农民及流氓分子宣传右派分子的言论，造谣惑众，叫喊粮食供应不足，进行黑市投机，在合作社内消极怠工，甚至闹社，殴打干部，反攻倒算等。为了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必须给予坚决反击。但这一斗争十分复杂，不易掌握。另一方面，当前农村工作的任务很繁重。因此大家认为农村整风分两步进行较为稳妥。具体步骤是：第一步，从现在起到秋收前，正面向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并配合城市反右派斗争，对有破坏活动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开展斗争，破坏行为严重者加以管制或逮捕。在击破地富分子反攻后，紧接着开展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和辩论，同时结合秋收，作为粮食征购及作社的分配清理帐目等工作，加强市场管理，打击黑市投机。第二步，在作好以上工作，政治斗争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在合作社大鸣大放，就中央指出的四个问题展开大讨论，批判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思想，整顿合作社，改进干部作风。报告说，目前各县正召开干部会议，布置社会主义宣传和打击地主富农分子破坏的斗争，部分县已在乡上展开，斗争一展开，农村情况即焕新一新。 + +　　 （摘自云南省委8月17日报告） + +## 二、山东提出首先宣传教育，从说理辩论入手 + +　　山东省委最近发出如何在乡社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的紧急通报，通报根据试点经验，提出了几个各地必须注意研究掌握的问题。山东省委指出，必须使干部明确认识，这次的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个政治思想运动，是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的大论战，应当是靠说理辩论的方法批判干部党员的右倾思想，本位主义，尾巴主义，批判农民的个人主义与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打击地主富农的违法破坏活动，从而提高全体干部、党、团员与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巩固社会主义阵地，保证粮食统购统销和其他任务的完成，并使干部学会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因此，应首先从向农村人口开展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进行说理辩论入手，对于有严重的破坏社会主义言行的地主富农和其他反社会主义分子，除个别现行犯必须立即惩处外，一般地应放在后期，在经过说理辩论使其在群众中完全孤立之后，再分别依法处理为好。通报说，现在有的地区在运动一开始，就想逮捕处理一批有破坏活动的地主富农，想用行政威力来解决问题，省委认为这种做法，对于整个思想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是不利的。 + +　　 （摘自山东省委8月16日通报） + +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总第二九一期）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50.txt b/CCRD/2/6/1/00005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feb5cd1aeced27546b7a7f45067fa030748e2dd --- /dev/null +++ b/CCRD/2/6/1/000050.txt @@ -0,0 +1,11 @@ +#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七月份处理人民来信、来访情况简报 + +　　1、认为农村生活苦，城市生活好。巴中县平果区东兴乡刘明炎反映，农民说在城市里当干部薪金高，生活又舒服，而农民的生活则是：“口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到头无衣穿，吃饭端的泥巴碗，子子辈辈把牛牵，夏天太阳晒肉体，冷时单衣过冬天，劳苦人民真是惨，幸福不知在何年？”因而有些农民不顾一切的供子女读书，并教育子女说：你们要知道：“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璧山县丁家乡凉风村二社社员张世明反映：城市食粮、油、肉供应过多，如粮食每人每月三十斤，而农民一年才三百斤谷子，还要搭配杂粮。有的工厂、机关、学校吃剩的饭菜便不愿再吃，而倒给猪吃，因而农民很不满意的说：唉，变猪也肯变在城市哟！有的农民对棉布定量供应也不满意，如宣汉县三河乡一村三社一个复员军人来信反映：农民不满的问道：“为啥干部三丈六，农民才一丈八”。 + +　　2、喊粮食不够吃。江津县德感区德感乡一封匿名信反映：社员口粮少，不够吃，每天只吃三餐稀饭，农民不满的说：农村还不如劳改队，劳改队一天有三餐干饭吃，一年还有两套衣服穿，有些农民因此而流入城市找工作，找不到工作的也不回家，在城市流浪，甚至进行盗窃勾当，有些农民则要求退社，仅他们社就退出去了八户。又一封匿名信反映：巫山县第五区一贷有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缺粮，有的农民连日吃粥，有一个农民被饿死。涪陵县二区马乡永太一社农民张锡山反映：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民吃不饱，穿不暖。甚至有的地方个别农民提出要去劳改，如南充县东观乡火光合作社主任、杨沛然反映：有的农民要求参加劳改。 + +　　从群众来信看，粮食不够吃，有三个原因：[此处有二字不清]社员生产不起劲，（下缺）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51.txt b/CCRD/2/6/1/00005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3386965f2527f7b94cfa81db8af78e1ef763c76 --- /dev/null +++ b/CCRD/2/6/1/000051.txt @@ -0,0 +1,23 @@ +# 河南三个重点县开展整风反右派情况 + +　　河南省新乡、荣阳、林县三个重点县的整风运动，已于八月六日至十二日先后开始。参加运动的包括县级机关干部、中学和完小以上的教职员共六千零八十人。 + +　　运动开始时，党内对于整风、反右派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右倾思想，有相当一部分干部认为“县、区水浅，藏不住鱼，没有搞头”。某些干部对整风的方针、政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不清醒，不敢放，处于被动。有的领导同志本身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严重，因而怕整风整到自己头上，对领导运动缩手缩脚。有的在全国、全省大放大鸣时，也随声附和地放了一些错误言论，内心有些恐惧，怕被划为右派。有的埋头业务，站在整风运动之外，认为整风与业务有矛盾。 + +　　整风运动的步骤是首先以三、五天的时间进行了整风动员，结合学习文件，武装思想，解除顾虑，开展大放大鸣。这三个县均于八月十日至二十日组织了鸣谢高潮，现在鸣放已基本结束，二十号以后，开始转向反击右派。据三县初步统计，共放出意见二万五千九百七十五条。其中属于揭发领导上三个主义、干部政策、工资级别及生活福利等方面的问题的二万三千九百廿五条，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业七；属于反动言论的二千零三十二条，占百分之七点八三。其反动内容大体可分为：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合作化和统销统销；挑拨工农关系；否定三反、肃反成绩。从鸣放中的情况看，一方面揭露了领导上三个主义等严重情况；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暴露了一些右派分子的面目以及一些党团员立场不坚定的情况。如荣阳县高中党支部干部耿保恒在鸣放中暴露了肃反斗争的计划，泄露了党的机密。 + +　　根据这次鸣放和前一阶段全国大鸣大放时的材料，三县初步排队，共有右派分子七十四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百分之一点二二，其中党员二人，团员十三人，群众五十九人。分开来看：新乡县有右派分子二十三人，占参加运动七百八十四人的百分之二点九三；林县有右派分子二十五人，占参加运动三千零三人的百分之零点八三；荣阳县有右派分子二十六人，占参加运动二千二百九十三人的百分之一点一三。同时，随着运动的发展，新乡县发现了右派小集团两个，包括右派分子十人。 + +　　河南省委分析、县级整风和反右派的有利条件是：领导和群众思想有所准备，有中央和省、地三级的经验，指导思想一般的是清醒的。但是也有其困难， 因为在目前全国反击右派的形势下，右派分子更加谨慎，尾巴藏得更深。因此，县级整风，反右派新的特点是： + +　　（1）依靠现在大放大鸣的材料来反右派有困难，主要应依靠前一段全国、全省大放大鸣中暴露出来的材料。当全国全省大放大鸣时，县级机关的右派分子也都刮了一阵邪风，暴露了不少反动言行，所以开展反右派斗争还是有条件的。 + +　　（2）虽然在全国反击右派的形势下，大放大鸣暴露右派有困难，但是只要领导有决心，敢于大胆地放，还是可以做出一些东西来的。这三个重点县的实际情况已经证明：当领导放手发扬民主，群众起来反对领导上的三个主义时，右派分子就认为机会到了，趁机混水摸鱼，放出一些反动言论来。 + +　　（3）领导上坚决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对群众提出的一些合理意见，立即加以解决，就会进一步启发群众鸣放的积极性，鸣放的材料才能由少到多，由远到近，由浅到深，由一般性的问题到本质性的问题。这样在群众性的运动中，右派分子也必然会有所暴露。 + +　　（4）县级机关整风、反右派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同时开展，整风、生产两不误的问题也就更为突出了。因此，采取领导适当分工，组织两套人马，一套搞整风、反右派，一套搞当前生产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也结合参加整风学习），以作到整风、生产两不误。 + +　　 （摘自八月二十二日河南省整风办公室汇报） + +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总第二九三期）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52.txt b/CCRD/2/6/1/00005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a17e8f3161ec2f93b083d2661652883accb60ad --- /dev/null +++ b/CCRD/2/6/1/000052.txt @@ -0,0 +1,45 @@ +#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七月份处理人民来信、来访情况简报 + +　　本件4页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1957年8月30日印发 + +　　七月份共收到来信902件，较上月减少92件；来访共54人次，较上月减少了42人次，两项合计956件。截至八月一日止，已办理了669件，占总数的70%，未处理的287件（包括了正在处理的40件），占30%。我们直接处理的65件，占9.7%，转各地处理的604件，占90.2%。 + +　　已办理和正在办理的来信和来访中属于要求就业及重新安置的176件，占24.4%；要求调动工作、照顾爱人关系、解决生活困难、工资福利的144件，占20.3%；揭发控告各级干部违法乱纪的93件，占13.1%；对处分不服要求重新审查的59件，占8.3%；有关农村情况反映的54件，占7.6%；对三反、肃反中的处理提出申诉的54件，占7.6%；关于鸣放整风问题38件，占5.4%；其他91件，占12.8%。 + +　　现将七月份群众来信中有关农村情况几个问题的反映分别综合如下，供参考： + +## （一）反革命分子、地主、富农的活动问题： + +　　自从鸣放开始以来，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地主、富农、坏分子也乘机而起，造谣破坏，谩骂威胁干部。如遂宁县白马乡乡长谭建中反映：六村反革命家属杨玉林骂社干朱荣安（党员）说：“现在你毛伯伯歪得起，你毛伯伯今年垮了台把你们捉到割典！先杀党员同这个社”；十村反革命家属谭国钧说：“不管十年好多年都要杀他几个干部”。有些被管制的地主分子不服从管制，并来信骂党和政府。如万县顺溪乡庙垭村二农社被管制地主分子谭显朝来信说：社里给他工分太少，每次出工只给评半劳动力，或三分之二的工分，因此不愿出工，又写道：“我坚定的相信：现在基层干部的能力是比不上过去的，贪污腐化有减轻，但某些地区的黑暗比国民党时期，甚至满清王朝更坏”，“由无产阶级专政所引伸而出的种种奇怪现状：如官僚、宗派、主观主义等，无一不是发生于专政、镇反的国家政策”（最近他又来信说：他以前的说法都带有原则性的错误，也不符合事实，因此愿意放弃这种见解。）部分地区封建反动巫婆到处活动和造谣。金堂县八区福兴太平三分社唐朝万来信说：现在的社会“忠孝仁爱、礼仪廉耻”败坏了，象子女不瞻养父母，寡妇重嫁，捣毁寺庙神象等，这些都是不忠不孝、不讲礼义廉耻的野蛮行为，并说神象是前朝功臣、圣贤，是对人民有利的，应该以此来教育人民，又说蒋介石统治时代农民生活苦，今天的人民政府粮重税重农民生活一样苦。盐亭一匿名来信，其论点则更为反动，对粮食统购统销、合作化、国家机关人员工资极端不满，列举10条要中央讨论改正，否则“资本家、地主、富农、小土地出租、中农、大小商业、贫农和知识分子就要反攻，英、美、德、日、蒋打起中国来，人民就相信资产阶级，不相信无产阶级，共产党就要垮台，农业合作化就不能巩固。”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后，农民收入减少，年年减产，“合作化是不好的道路，社员有三分之一要退社”，“农民没有粮食吃，你们把粮食都运到苏联、埃及去了”，“政府工作人员工资太高，拿30元到200元的占96%，他们一天闲下无事说吃讲穿，带手表、金戒子，用不完的钱拿回家给家中人大吃大喝，真是给群众当了老爷”，“现在还有94%的地主子女坐江山，真党天下”，如果不改正的话“就是国富民穷，一家富裕大家贫穷的道路”，“人民各阶级就要反对共产党，等蒋介石来登江山，共产党只有到俄国去安身吧。” + +　　从以上的反动信件内容上看，主要是反对农业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政策，反对党的领导，挑拨工农关系等。这些信件已转有关单位查处。由于反革命、坏分子活动猖狂，有的乡干部来信要求进行肃反。 + +## （二）关于统购统销问题： + +　　最近以来，少数地区反映粮食不够吃，不满粮食统购和统销。从群众来信的内容看，有三个情况： + +　　（1）认为粮食分配不合理，大人小孩留一样多的口粮有问题。如江津县德感区德感乡匿名来信反映：“大人小孩都是三百斤粮食，小孩多的就够吃，小孩少的则缺点”；没有小孩或小孩少的农民说：“无论你怎样劳动，还是只是那一点粮食”；而小孩多的则说：“做不做，政府还是要给那么多口粮，莫非会少一颗不成！” + +　　（2）错误的认为国家统购的粮食过多埋怨国家只顾建设，不管农民的生活改善，对党和政府不满，还编了反动歌谣。崇庆县一中学生杨清来信说每人分了谷子杂粮500多斤，但他还感到少。沪县氵弥沱区分水乡马双村第四、七社一个自称农民（？）匿名信上有一首极为反动的打油诗：“为君爱民要正当，昔时有个秦始皇，单以建设把福享，强迫人民修城墙，挑泥抬石行凶难讲，他在朝中那知事常，只想快点完成任务把福享，结果磨死好人事一场”。 + +　　（3）有的社由于在农业技术措施上的缺点和错误，造成减产，因而农民缺粮。有的不愿卖粮食给国家，要求退社。 + +　　从来信反映的情况看农村真正缺粮的只是少部分，而这少部分缺粮户也在逐年减少，反映粮食不够吃，多是代表了富裕农民的叫嚣，也有的是坏分子在煽动。如荥经县驻社干部蓝炳勋反映双江乡新联社225人，其中有180人缺粮50天以上，所以农民不出工。但据雅安地委调查，实际该乡缺粮只有几户，有些人不出工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粮食不足，而是因病或搞副业不能出工，故蓝反映的情况大部失实。遂宁县白马乡乡长谭建中反映他们乡五四年缺粮的共137户，五五年只有96户，五六年减至27户，今年春天以来一般都未反映缺粮；救济户也在减少，五四年救济了53户，五五年34户，五六年只有21户。 + +## （三）关于城乡生活问题： + +　　（1）认为农村生活苦，城市生活好。巴中县平果区东兴乡刘明炎反映，农民说在城市里当干部，薪金高，生活又舒服，而农民生活则是：“口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到头无衣穿，吃饭端的泥巴碗，子子辈辈把牛牵，夏天太阳晒肉体，冷时单衣过冬天，劳苦人民真是惨，幸福不知在何年”，因而农民不顾一切的供子女读书，并教育子女说：你们要知道：“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有的反映：城市粮食、油、肉供应过多，如粮食每人每月30斤，而农民一年才300斤谷子，还要搭配杂粮。有的工厂、机关、学校吃剩的饭菜便不愿再吃，而倒给猪吃，有的农民说：“变猪也肯变在城市哟！”。 + +## （2）农村中的婚姻问题： + +　　目前农村中的姑娘普遍存在着嫌农村生活苦，不愿嫁农村青年的现象。如安岳县龙台区新乡六村全村青年来信说：他们共有50多个青年找不到爱人，有19个姑娘不愿嫁农村青年。有的姑娘说：“如果嫁不了工人、干部，宁愿当老处女都行”。乐至县童家区香泉乡二村一社罗洪武来信反映：青年们都说：“农村再搞也没趣味，连爱人也找不到，今后还要成五保户”。璧山县有的社和队只剩下一些老年人，生产受到很大的影响。 + +## （四）农业合作社存在的一些问题： + +　　群众来信反映有的农业社财务工作混乱、帐目不清、粮食浪费很大，劳动力组织调配差，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的会计工作负担重，工分补助少，会计辅导员的工资未解决，这些人不安心。南充武胜等地有的农民来信反映他们那里不适用新式农具、化学肥料，不适宜种植银坊粳稻等。 + +　　以上各类信件已分别抄转有关地委、县委和有关部门作为打击地富反革命分子活动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参考。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53.txt b/CCRD/2/6/1/00005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8aef1c67e14e5d013aa5aa0331f64eea7989802 --- /dev/null +++ b/CCRD/2/6/1/000053.txt @@ -0,0 +1,17 @@ +# 青海农业区在大辩论中十二天内有十一人自杀身死 + +　　<杨立本> + +　　新华社西宁24日电　青海省农业区大辩论中，从本月12日到25日已有十一人自杀身死，其中藏民二人，汉民九人；地主一人，上中农八人，下中农一人，贫农一人。死者大多是思想落后，没有破坏活动；少数虽有破坏活动，也不够法办程度。 + +　　发生自杀事件的原因，总的来说是对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打击斗争和对富裕中农资本主义思想的说理批判没有严格分清，工作方式简单粗暴，把土改时斗争地主的方式用于社会主义大辩论。但促其每个自杀者自杀的具体原因各有不同。湟中县陈世清(地主)主要因追加卖陈粮数字自杀；湟源县杨生贵(藏民)主要因揭发同其女发生过关系羞愧自杀；乐都县王春政(上中农)主要因参与写信告发社干部(信中大部揭发是对的)，被指为破坏活动恐惧自杀；也有人因胆小怕事，慑于斗争的粗暴方式而自杀。他们自杀前均有寻死迹象，但工作人员没有深入掌握他们的情绪做思想工作。 + +　　发生自杀事件后，各乡干部比较普遍认为，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后发生粗暴行为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群众的这种行动又不好加以制止，怕弄不好又影响群众斗争情绪，左右为难。 + +　　中共青海省委在9月21、22两日召集了发生事故各地的县、乡负责人座谈，详细分析了各人死因，指出必须贯彻阶线路线，分别对待。省委书记陈思恭在座谈时特别强调工作做得好，运动中可以不死人或少死人。死了人的乡、社，并不是群众工作真正做好了，正是因为发动群众不充分，才产生急躁粗暴行为。如果群众发动得又深又透，充分讲道理、深刻批判、以理服人，就不会简单粗暴，也可以不死人或少死人。 + +　　来源：1957年9月26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54.txt b/CCRD/2/6/1/00005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21f32789b660fd5894486b5ae57112bca86d5a --- /dev/null +++ b/CCRD/2/6/1/000054.txt @@ -0,0 +1,33 @@ +#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关于八月份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情况简报 + +　　八月份群众来信、来访合计629件，较上月共减少了327件。其中来信588件，较上月减少314件；接待来访41人次，较上月减少13人次。截至九月一日止，已办理了546件，占总数的86.8%；正在处理的83件，占13.2%。我们直接办理了37件，占总数的6.7%；转各地、各部门处理的509件，占93.3%。 + +　　从已办理的546件来信、来访看，其中：求职求学和对被精简有意见的占25.5%，较上月减少20%；要求调动工作、调整工资、照顾爱人关系，以及生活困难要求救济的占16.2%，比上月减少42.4%；申诉不服处分的占9.7%，较上月减少10.2%；检举、控告的占8%，较上月减少52.7%；关于整风、鸣放和反击右派的占6.2%，较上月减少10.5%；反映农村情况的占5%，较上月减少48.5%；申诉三反、肃反的占4%，较上月减少61.1%；其他占26.2%。 + +　　现将本月份来信、来访中关于整风、鸣放，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斗争，以及农村情况等问题综合如下，供参考： + +　　一、这一时期人民来信、来访积极的检举、揭发和驳斥右派分子反动的荒谬言论开始增多。如重庆市胡鲁璠来信揭发右派分子范朴斋，几十年一直投靠军阀、官僚，在伪国民党军部军法处工作时，曾上书伪军事委员会，积极主张剿共，说什么七分政治，三分军事，要以共产党的法子来对付共产党，就可以消灭共产党。当时大公报发表了范的反动文章，此后范曾逮捕、杀害了不少共产党员；一署名“云”的来信检举重庆市副市长胡子昂解放前的反动言行。邓少卿来信驳斥右派说：“谁说现阶段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或比工人阶级高明的谰调，就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走卒，是它们放到人民内部来的毒蛇”；仪龙县将军乡党总支委员高如尧、人民代表何仁弟来信驳斥右派分子诬蔑共产党员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谬论，信中写道：“我乡有209名党员，被人民群众选举到各个工作岗位上的就有201名。有85%以上表现很好，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爱戴和拥护，仅仅有10%的党员存在不同程度的缺点和错误。有的党员更表现出为群众利益不惜牺牲一切的大无畏精神。如合作社副主任、年青的共产党员周德成在洪水泛滥的时候，奋不顾身抢救了国家粮食2,000多斤、水车四架，以后又在波涛翻天的洪水中三次给社员刘洪太抢救财物，最后一次眼看房子摇摇欲坠，仍不怕牺牲的闯进家去抢救，结果使刘家的财产未受损失。”信中还列举了不少事例，并说在农民中流传着：“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今天的社会；没有全乡的共产党员，就领导不起全乡的合作化。” + +　　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来信中，反映出以下几种情况： + +　　1、有的开始有所醒悟，承认错误，表示悔过。如共青团省委团校右派分子李山川来信说：“由于我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有问题，在鸣、放中说了一些和社会上右派分子一样的言论，这是严重的错误。这些言论在客观上起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作用。”表示很后悔。 + +　　2、有的喊冤叫曲，企图翻案。如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赵尧生来信说：“我很气愤，因为反右派斗争反到我头上来了。”“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乱鸣、乱放帮助党整风中，我一言未发，只写过一张意见书，就被斗为右派。”并质问我们“右派分子的帽子为什么这样廉价？照现在的行市看来，我今生今世似无出路矣！”“我没有罪，为什么硬要说我有罪？”“说了和章、罗右派一样的话，一定都是右派分子吗？” + +　　3、有的仍在猖狂向党进攻，顽固不化，拒绝改造。如自贡市一匿名来信称：“为什么有这样多对党不满，反对党的人呢？……党应该检查自己，不应怪别人不拥护你，就说别人是右派，就斗争别人。我觉得这种方式很粗暴，亦很愚蠢”；重庆市右派分子董时光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社论后来信谩骂说：“我觉得这篇社论的本身就是一封最可怕的恐吓信，明明在对大鸣、大放者下警告：你再说下去，便不饶怒你。人民日报是代表中央的，竟说出这样火药气的话，到底是放，还是要收呢？”“储安平是一个有卓见的人，道出了宗派主义的根源，不幸竟成了一个危险分子”，“如果共产党口头上答应建设社会主义，而实际上却在建设封建王朝。那么，我不但要反对他，而且要打倒他。”他还辱骂我们的“一千二百万党员是一千二百万毒菌，数目越大，党的死亡也愈快”；川大右派分子冯元春在八月份内仍数次写信给党中央叫嚣：“我的话会种在劳动人民的心里，它将发芽、抽枝、成长、结果”。诬蔑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方针是教条、马列主义是谬论，辱骂毛主席是宗派集团的首脑，党、团员是“木脑壳”等等。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匿名来信说：“农业合作化发展过快，使农业减产，粮食被国家抢购去了，人和猪无粮，生产缺肥。孕妇还要日夜劳动无吃无穿，他们只有吃不尽的水，穿不尽的空气”。“若不改变农村的惨状，农民是希望第三次大战到来，同你们一道同归于尽的”。 + +　　二、农村情况反映： + +　　自各地展开大鸣大放以后，群众来信中除一些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叫嚣外，反映粮食问题的来信较前大大减少，来信多反映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和基层干部存在的右倾思想等问题。 + +　　有些地区合作社干部作风不踏实，自私自利，随便挪用公款，私分救济粮等，群众对此很有意见。渠县汇北乡群乐一社副社长皮绍碧（党员）来信说：“有4个干部都抓了七、八十元，最多的是社主任张占忠抓了一百三十元，这些行为使社员们很不满意，都闹退社”。 + +　　基层干部中有的右倾思想较严重，对于坏分子的违法活动不予处理。射洪县委工作组干部雷习兴反映：射洪县四乐乡三村有两个管制分子，一经取消管制后（其中一个以巧妙方法欺骗了领导）便打社员（受重伤）和社主任，经几次向公安部门反映，但不予理睬，群众十分不满。 + +　　在这次农村大鸣大放大辩论中，射洪、大竹有的乡有打人的现象。 + +　　以上各类信件，我们已分别抄转有关市（地）、县委和有关部门作为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向人民群众进行教育和进行农村工作中的参考。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55.txt b/CCRD/2/6/1/00005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1b2741eb02aae20a81c06aed86651bd0cbf3b03 --- /dev/null +++ b/CCRD/2/6/1/000055.txt @@ -0,0 +1,23 @@ +# 浙江省绍兴县在进行反瞒产教育中部分乡、社干部发生捆打农民等违法乱纪现象 + +　　<楼侠父> + +　　新华社杭州11日讯 到9月15日为止，绍兴县七千七百五十四万斤早、中稻征购任务已入库97％。进行征购工作的同时，县领导决定对农民展开一次反对瞒产，核实产量的教育。十多天内全县二十一个乡查实瞒产二百一十七万斤。但同时也发现了部分区、乡、社干部有严重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现象。 + +　　有的区、乡在接到县的指示后，把反对瞒报产量、反对盗窃私分列为一个时期工作的重点，提出不恰当的口号，摊任务，搞斗争。斗门区在8月中旬当县委提出这一工作任务时，就立即将此列为“工作重点”，提出“三反”（反瞒产、反私分、反偷窃）的口号，向各乡分派任务（每乡三、五万斤不等），并由区委委员朱洪春在一个社里搞“三反”重点，组织社干和积极分子参加“调处小组”和“三反突击队”，包打不肯坦白的瞒产偷窃户。在重点社的影响下，其他社也纷纷成立了“三反突击队”、“三反小组”等。瞒产、偷窃户被称为“大老虎”、“小老虎”。 + +　　不少社干部在掌握了瞒产线索后，先是找瞒产户个别谈话、盘问，如不坦白，即由“三反突击队”训斥、捆绑、吊打和处罚。东堰社农民陶方生、陶长寿合伙偷盗了二百四十斤稻谷，区委生产委员陈长炤同志带了二十多个社干、积极分子将他们斗争了六天六夜。斗门社在区委委员朱洪春领导下连续搞了九个晚上，据六个合作社的统计，曾被捆绑吊打的有二十三人（内贫农八人，中农九人，地富伪保长等六人），甚至用了上老虎凳、跪碎砖块、罚做广播操等肉刑。据全县干部大会上的不完全统计，区乡干部亲自动手捆绑吊打群众的就有二十六人，龙峰乡副乡长甚至私造逮捕证。 + +　　有的社在“三反”中挨户搜查，东浦区华舍乡一连搜查了三个晚上，双爱乡副乡长亲自带队搜查了八十户。华舍乡粮食专管员周吉生在搜查时翻箱倒屉，将中农马阿家箱子上的锁扯掉，影响很不好。 + +　　对瞒产、偷窃户滥加罚款的现象也很严重。据斗门、三合两个乡六个社的检查，对三个社瞒产、偷窃的四十二户，共罚款八百一十七元。 + +　　富裕中农王龙、沈长兴等三户去年曾偷窃社内稻谷八百斤，早经法院判决退还稻谷，并判处徒刑半年、缓刑半年，社干认为非罚他们一笔钱“不解决问题”，经乡里同意，今年7月又罚了他们七十元。中农王文信与其他四户中农去年晒谷时共偷盗稻谷二百五十一斤，被罚款一百三十元。一个妇女在摘棉花时，因口渴吃了社里的一个山芋，被罚款五元。这些罚款一部分被用来奖励检举人，买毛巾、牙杯等奖给“三反”积极分子，一部分作夜餐费、交社、交乡等公用，也发现了部分乡、社干部们用罚款吃喝、唱戏等现象。 + +　　（目前，县委发现了上述问题后，基本上已制止了这种现象。） + +　　来源： 1957年10月14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56.txt b/CCRD/2/6/1/00005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4fd5a19b4f4ebf32d81bd504817448d30af38b2 --- /dev/null +++ b/CCRD/2/6/1/000056.txt @@ -0,0 +1,19 @@ +# 从十五个农业社的调查材料来看浙江的粮食情况 + +　　新华社杭州18日讯　浙江省1956年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基本结束以后，部分农村已经有一些人在叫喊粮食不够吃。为什么现在农村中就有人叫喊粮食不够吃，叫喊的情况如何？是真缺还是假缺？倒底农村中是否有粮食？浙江省粮食厅为了解答上述一系列问题，在1月份组织了一批干部，深入到十五个农业社，调查了粮食情况，摸清问题底细，找出关键所在。 + +　　这十五个农业社分布在九个县，十一个乡，其中有七个丰产社，六百四十八户，二千三百一十四人，增产幅度一般在一成左右，增产少的如分水县武盛镇民团社只增产0．2％，增产大的如富阳县三桥乡罗桥社增产五成以上。有八个减产社，八百七十一户，三千四百八十九人，减产幅度一般将近二成左右，减产少的如鄞县万春乡黎明社减产不到一成，减产大的如宁海县西垫乡冯家社减产三成。从农业社的留量情况来看，丰产社的留量一般都比往年有所增加，有的农业社比55年增加50％。减产社的留量一般都能保持55年的留量水平。 + +　　尽管农业社的留量比往年有所增加，或者保持原有水平，但是不少社员叫喊粮食不够吃。据十五个社统计，丰产社叫喊缺粮的面占22％，减产社叫喊面占35．7％。为什么农村中叫喊缺粮的现象这样普遍呢，是真缺还是假缺呢？据七个丰产社统计，其中属于思想问题而叫的五十四户，占总户数6％；属于有粮无钱而叫的六十三户，占总户数9．7％；真正缺粮的四十二户，占总户数6．5％。再据八个减产社统计，其中属于思想问题而叫的一百○二户，占总户数的11．71％；属于有粮无钱而叫的也是一百○二户，占总户数11．71％：真正缺粮的一百○七户，占总户数的12．28％。从上述材料来看，叫喊缺粮的现象除了少数农户真正缺粮以外，大部分并不是缺粮的。 + +　　造成叫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据十五个农业社调查材料来看，属于思想问题而叫的原因，主要是(一)农业社干部对社员缺乏教育，某些社员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了解，怕干部把粮食全部卖给国家，自己分不到粮食，有的社员劳力多，分到的粮食多，怕平衡余缺，故也叫粮食不够。(二)对社的经营管理有意见，闹退社，以缺少粮食为借口。(三)想增加饲料粮。(四)某些富裕农民想多做年糕、老酒也叫喊粮食不够。属于有粮无钱而叫的，主要是那些劳力多但因病误工而减少收入的社员，或者是劳力弱、吃口重的社员，或者是“五保户”，以及不积极生产的社员，或单纯经营副业，而赚来的钱平时花完的社员，他们应得的口粮，社里都留着，但是他们劳动工分少，钱不多，口粮分不回家，因此就叫喊缺粮。真正缺粮的原因除某些农业社因灾减产，口粮下降等原因外，大部分的缺粮社都是因为分配不恰当或浪费所引起的。 + +　　粮食统购统销结束后，今年农民手中倒底还有没有粮食呢?根据调查材料看，各个农业社除掉留有充足的口粮外，还有不同数量的机动粮。据七个农业社不完全统计，社内除口粮外，留有机动粮二万五千三百七十九斤，而且社员中自吃有余的户也不少，因此，大部分农业社是可以在社内平衡解决问题的，如奉化县西坞乡李师桥社是减产社，全社真正缺粮的三十六户，占总户数30％，缺粮七千零十斤，但社内有机动粮九千一百四十斤，并且自吃有余的社员有十三户，余粮三千二百斤，这样社内完全可以自己解决，不需要国家供应。 + +　　浙江省农村中现在就叫喊缺粮的现象很普遍，而且是日日上升的，但缺粮的真实情况，大部分都与上述十五个农业社相同，但是这些问题还没有引起各地党委和各级干部的重视，有的干部甚至不摸清底细，就跟随着群众盲目叫喊，造成粮食统销的压力更大。 + +　　来源：1957年2月18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57.txt b/CCRD/2/6/1/00005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0bc339f10a36c6258e4f05ba50f52dcdc7aa5a1 --- /dev/null +++ b/CCRD/2/6/1/000057.txt @@ -0,0 +1,31 @@ +# 湖南省委办公厅编《一周情况反映》第二期 + +## 益阳市目前手工业生产存在的问题 + +　　一、部分原材料供应不足。楠竹是益阳市手工业最主要的生产原料，四季度需生产用竹12万支，而目前库存仅3万支。棕片也因货源不足影响了棕绳社员的收入。其它土纸、杂铜、猪油等货源亦感困难。 + +　　二、产品质量不高。如资阳工厂最近有900疋青布变色发脆。肥皂、斗笠、竹筷，皮箱、铁锅等也质量不佳，造成销方拒收，消费者退货、废约等纠纷。 + +　　三、产品价格高造成销售困难。棉线因系手工业生产，成本太高，比长、常电机线价格高25％以上，光百货公司积压棉线9000余坨，丝线1000余斤。合作系〔社〕压积铁锅2万余担，雨伞18万多把。 + +　　四、消费情况变化，市场萎缩，今年由于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精神的深入贯彻，销路大不如前，市内积压的木器总值近5万元，笔墨几乎是没落状态。大多用自来水笔，目前库存达8万多支。（摘自益阳市委内部刊物）。 + +## 长沙市有些商贩非法经营情况严重 + +　　今年上半年长沙市城西区（主要商业地区）人民法院处理了—些非法经营的案件。这些非法经营活动的主要手段是：（1）跨行跨业，那里有利就钻那里。如摊贩业组长朱起家乘市场缺钉、铅丝供应紧张之际，跨行跨业大肆套购、抢购、哄抬物价，获非法利润7000余元。（2）非法合伙，组织集团，以集结人力和资本。如徐兆魁、肖桂福原各只几十元、百余元资本，两人非法合伙，再纠合8人，进行黑市投机买卖，不到三个月营业额达69000余元。得暴利9000余元。（3）套购、抢购、挖雇劳动力。投机商徐兆魁除本人亲赴本省各地抢购五金器村外，还高价雇人到本省各地及外省套购、抢购钉、丝57350余斤。（4）高价收进，黑市卖出，偷税漏税，牟取暴利。如徐兆麟、徐长庚偷税漏税计五千多元。从已结案的11起案件计算，他们非法所得共达5万余元。以上情况的产生，除主要由于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本质未得到很好改造外，我们工商管理部门对这些行为放任自流的偏向，加上有些国营厂矿、企业采购人员只求买到需用材料，不问价格、不择货源，高价向他们购买，这样就助长了奸商的投机活动。市商业局见到要求处理卡价抬价问题时，不但不坚决取缔制止非法行为，反而从中调解，强调“一个愿买，一个愿卖”。（摘自司法厅12期简报） + +## 邵阳区民间交通存在许多问题 + +　　民间交通包括桥梁、渡口、茶亭和乡村道路四方面。几年来各地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保证了民间道路的畅通。但存在着严重的问题：（1）渡口方面：渡船失修、渡工年老残废，沉船死人的事件不断发生。涟源116只渡船中有27只破烂严重无法再修，已将停渡，有的则因管理不善，被水冲走、火烧掉，使交通阻塞。渡工年老力衰的占绝大多数。如新化县139个渡工中40岁以下的只8个，6、70岁以上的占80个，其中还有瞎子；涟源一渡工73岁，今年3月因渡船失火烧死在船上。渡工收入据了解一只船只6、7元一月，最低4元，有的每月只4、50斤谷，渡工本人生活都难维持。由于管理不善，年久失修。沉船死人情况很严重，去年4月洞口一渡口沉船淹死9人，今年洞口某渡口发生同样情况，淹死4人；有的则是渡工离船，行人游水过渡而淹死。（2）桥梁方面破烂的也很多。涟源就有三个农民因桥断掉入水里被淹死。（3）茶亭倒塌,无人侍茶或茶亭被移作他用，给群众带来很大的不方便，口渴无水喝，疲倦无处歇。（4）乡村道路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年久失修，路面狭窄，高低不平，垮塌现象严重。对以上问题，已提出改进意见。（摘自交通部第3期简报）。 + +## 人口非正常死亡的一些情况 + +　　今年4－6月据邵阳、衡阳、湘潭，株洲市7个地区统计，共非正常死亡959人，较第一季度上升32％。其中因生活暂时困难自杀的占26.8％；因虐待及口角纠纷引起自杀的占45％；因婚姻、两性关系自杀的占6％；因干部工作作风简单粗暴引起自杀的占0.7％（摘自省检察院的报告）。 + +## 省、专、县三级水利勘查测量外勤工作人员待遇悬殊 + +　　水利查勘测量工作人员外勤补助，各地标难悬殊很大，省水利厅每天每人补助6角，常德专区与省水利厅一样，湘潭专区每天每人2角，而有的县根本没有补助。外勤装备上也不一致，省的配有雨衣、手套、绑带等，而下面有的就没有，有时为了搞一个工程，省、专、县三级机关同时派人前往工作，待遇各不相同，不合理现象就表现的更突出。（湘潭专署水利局“自由鸣放小组”李郁青等十人来信反映） + +　　· 来源： + +　　湖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58.txt b/CCRD/2/6/1/00005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d6688835c368da58a2183a8c55d742b297b69e6 --- /dev/null +++ b/CCRD/2/6/1/000058.txt @@ -0,0 +1,29 @@ +# 湖南省委办公厅《一周情况反映》第三期 + +## 农村自由市场存在的问题 + +　　一、有些地区对自由市场管理政策、范围仍然认识不清，应该管的没有管好。如溆浦有的农业社干部看到供销社把农民土布收了，就打证明请求退还，供销社也不坚持政策就照办。二、少数农民经商，公私单位机关团体仍有违反规定直接到社采购的。邵东流泽所乡摸底：农民经营荆芥、黄花等物资的有500人左右，使廉桥年产2000担荆芥，到九月底止供销社仅收购到25担。三、供销社与有关部门配合不够，如邵东税务部门滥发自产自销证，促使农民经商日益增多。四、对统购与统一收购物资的成品与半成品进行统一收购后，因这些东西品质低，规格不一，造成部分物资销路困难，邵东仓库压了土布8300余疋，土纱、棕衣等卖不出去。五、农村面广，管理发生困难。商贩见到集镇加强了市场管理后就转到离集镇四、五里路远地方搞黑市。六、毗连地区价格不一，尤其是黑市价格特别高。南扣纸，汝城收购价32元，而邻近广东乐昌黑市价为60元。由于价格不一，影响物资流向高价地区。（摘自省供销社简报） + +## 衡阳市增产节约运动中存在的问题 + +　　当前增产节约运动中存在很多问题：（1）运动发展不平衡，计划完成不全面，甚至不少单位没有完成计划；（2）生产经营不善，管理工作薄弱，工业、手工业、基建部门经常出现月初窝工，月末赶工的现象。组织购销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商品积压脱销和腐烂变质的情况较为严重。商业系统目前积压过多的商品达368种，金额149万元。服务系统今年以来，商品损失即达4万余元。纺织品公司由于不摸底和对棉纱计算上的错误，造成全市各织布工厂多停七天工；（3）产品（工程）质量不高，差错事故多。矿山机械厂等五个工厂1－8月统计，返废工时损失价值达23万6千余元。市工程公司今年任务比去年少，而质量事故反比去年多。还有少数单位为了完成任务，不择手段，不顾政策，干鲜果商店在外地购的桂元肉，为了防止产地行政部门阻运，竟不惜高价用飞机运回；（4）供销不平衡，业务不饱满。手工业今年四季度有26.1％的手工业社（组）员缺乏业务或业务不足，矿山机械厂有4个车间12月份无事可做。粮食加工米厂和面粉厂由于任务不足，预计第四季度将要停工10天至半个月。交通运输系统据了解四季度还差货运量8万8千多吨。（摘自衡阳市委简报） + +## 全省今年元至八月刑事犯罪情况 + +　　全省今年以来刑事犯罪活动相当严重，全省1－8月各种刑事案件比去年同期上升66.8％，三季度比二季度有发展。刑事犯罪破坏活动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很大，被伤害的职工群众320人（其中死90人），损失公私财物可以计算的共值56万余元，其中国家和集体财产损失共值38.9万多元，整个刑事案件中以盗窃案数量最大，占66.6％，被盗窃公私财物35.6万元。其次是强奸、猥亵妇女案件，被奸污对象大部分是幼女，有的被弄成残废。城市流氓分子活动很嚣张。有的男女流氓勾结，以恋爱为名敲诈干部、军人钱财，有的竟深夜闯入派出所，无理取闹，拿民警的洗脸巾擦阴部，躺在民警床上拖他们去睡觉。流氓活动猖獗的地方使一些年青妇女惊惶不安。其它凶杀纵火、贩毒、投机倒把走私等活动也是严重的。（摘自公安厅的材料） + +## 郴县区农业社内贪污挪用盗窃公共财物情况 + +　　全区结合粮食问题大辩论普遍开展了农业社账目清查。从清查中发现部分社干利用职权，从中贪污舞弊，盗窃社的公共财产。据郴县、耒阳、安仁等11县3242个社统计,有贪污现金实物情况的社占5％（其中社干贪污占贪污总人数的66.88％，共贪污人民币三千多元，谷一万余斤；有挪用情况的社占4.2％（其中社干占87.85％），共挪用5600余元；有偷窃社内实物情况的社占7％（其中社干占21.39％）；有瞒产情况的社占9％，共瞒稻谷160多万斤。（摘自郴县地委简报） + +## 长沙市居民政治态度典型调查 + +　　北区民主东街红墙巷居民成年人共518人，除工人、干部、职员、手工业社员和工商界私方人员169人外，属一般居民的349人的政治态度是：第一类拥护社会主义，表现好的占82.2％；第二类是基本上接受党的领导，不反对社会主义，但有某些不满的占14％强，这些不满情绪大多因生产、就业与生活困难的问题；第三类是平时对我不满，在右派分子向我党进攻期间有反动言行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占2.84％，这些大多是敌对阶级分子，他们反社会主义是出于阶级仇恨。（摘自市内四区调查材料） + +## 天主教友代表会省传达筹备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 +　　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湖南省传达会议的筹备工作，经过他们自己连日座谈商讨，已经基本完成任务。当前筹备工作中主要问题是进步分子对落后分子采取厌恶和关门主义态度。如屈天锡（右派）是筹备处成员之一，熊德涟（左派）是筹备处主任，大小事情熊只找进步分子谈，甚至扩大到筹备成员之外商谈也不征求屈的意见，将其摆在一边，屈表现沉默，屈是天主教神职界中影响较大的一个，而整个天主教神职界中右派占40％强。（摘自宗教事务处简报） + +　　· 来源： + +　　湖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59.txt b/CCRD/2/6/1/00005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1720d09c9267b8539563af91b7745977a794a72 --- /dev/null +++ b/CCRD/2/6/1/000059.txt @@ -0,0 +1,23 @@ +# 中共亳县县委关于地委10月21日电话会议贯彻情况的报告 + +　　（缺页）（其中干部1,886人，社员3,246人）对这些先进单位与积极分子，都进行了口头表扬、出光荣榜和送红旗、手巾、袜子、现金等物资奖励。另外，还通过大小不同的会议。到目前为止，共辩论916■人，（其中区干××人，乡干10人，工作队干部10人，社、队干480人，群众400人）。由于如此表扬了先进，批评了落后，打击了破坏者。抗旱种麦运动得到了进一步推动。原来不积极的，现在积极了。观堂区刘集乡138个小队长，会前消极抵触的有35个，会后只有两个了，该乡建国一社第一大队经过评奖积极分子和辩论后，参加抗旱种麦劳力由原来397人，第2天增加到632人，占总人口的63.2％。生产组长吴保进的老婆从来不下地。现在也下地干活了。耿庄队耿文灿的娘70多岁也领着一班小孩下地打坷垃。全乡下种速度由原来每天9百亩增加到1100－1200亩，十八里区牛集乡书记李先明原来光叫喊缺种（事实不缺）经过辩论以后，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现在不叫喊，也积极工作了。张集区芦庙乡检査暴露了原来假报现象，解决思想问题之后，各社、队积极，均积极报投资打井抗旱，全乡5个社计划再打砖井72眼。报出砖6万7千5百块，树34棵，蔴330斤。大杨区采取算时间的办法。此外均进一步查情。普遍增添工具，开辟水源。总之基本上又掀起来二次高潮。现在全县每日进度由原来3万亩增加到5万亩。 + +　　但是在贯彻中也暴露和出现如下问题： + +　　第一、假报现象很严重。张集区芦庙乡原有17个报已经种结束。结果检査都未结束。观堂区刘集乡建国三社第7生产队22号社回报浇28.5亩，种15亩；队回报浇15.7亩、种11.5亩，经区委检查组实地检查只浇11.8亩。种7.8亩。另外还少种多报现象。刘集乡建国四社前张楼队种165亩报121亩，少报44亩。原因是打算明年不缴不卖余粮好作借口。 + +　　第二、粗糙下种，不能保证质量。古城区龙德乡龙德社浇种2480亩，抢墒下种760亩，共种3240亩，经检查缺苗10－■0％的有1210亩。缺苗30－50％的有689亩，缺80－90％的有29亩。以上共计缺苗的有1928亩,占已种面积的60％弱一点，该区龙德乡莲花庵社干种40亩一棵未出。 + +　　第三、富裕中农和地主反坏分子的破坏活动： + +　　张集区王集乡建华六社23号打井时，地主刘培谈、刘培勤、刘培全等几人拉拉滑车企图丢绠行凶，砸死在井下4人,结果被两个队长拼命拉住未能得逞。该乡建华一社桥楼中农乔楚栋鼓动社员不叫抗旱说：“咱浇够吃的就算了。”观堂区刘集乡地主张思心趁社往队送红旗时，编快板破坏抗旱工作。 + +　　第四、在开展辩论中。发现有打人现象。大杨区刘小庙乡刘降庄社员温中顺（老中农）对抗旱抵触，该社干 25号召开800人会议对他开展辩论。由于准备不好，一上午未有辩倒。社主任刘振华、刘振卿看收不了场即上去捺住撕打。群众趁撕打中间溜跑了，结果会不了了之。该区师店乡聂桥社富农朱良璧鼓动社员不抗旱，对他开展辩论又不承认，被乡助理员邓保全跺一脚。 + +　　上述问题，除对王集乡地主阴谋行凶为首的进行了逮捕法办外，其余均吿各区注意，纠正与防范。 + +　　 中共亳县委员会（章）1957年10月27日 + +　　· 来源： + +　　安徽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60.txt b/CCRD/2/6/1/00006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1a1ebd7bf4334acbfd19010a7a136eb5e39ebb9 --- /dev/null +++ b/CCRD/2/6/1/000060.txt @@ -0,0 +1,61 @@ +# 盐边县人民检察院关于检查务本区1955年和1956年有关粮食统购统销、救济、虐待方面饿死人情况的报告 + +　　我院配合西昌专署监察处、专民科、县监委、县民科等部门组成了检查组，从9月17日起至10月底1个多月的时间中，在县委的领导，区委、支部的大力支持下，在务本区的务本、红坭、金河等3个汉人乡进行了有关粮食统购统销、救济、虐待方面饿死人情况的调查，基本上已弄清3个乡全面饿死人的情况，并初步的掌握了有关人员应负的一些责任，现将情况报告如后： + +## 一、 死亡情况： + +　　务本区有务本、银江、红坭、金河4个汉人乡，1个少数民族（红民）自治乡，5个乡中我们以该区最大的1个乡务本为重点，在红坭、金河3乡进行了调查。经过调查务本乡1955年因无粮而饿死去18人，1956年无粮吃而饿死去1人（已专报地监委），1955年虐待而死去1人，与粮食有关系死去30人，病死21人，共71人；红坭乡1955年无粮吃而饿死去7人，虐待而饿死去5人，与粮食有关死去10人，病死10人，共32人；金河乡1955年无粮吃而饿死1人，与粮食有关而死去5人，虐待而饿死去的1人，病死的16人，56年无粮吃而饿死去1 人，共24人。3个乡共死去126人，其中完全病死的46人，与粮食有关系死去的45人，受虐待而饿死去7人，实无粮吃应供应而未供应饿死去16人（55年14人、56年2人，16人中完全饿死去的11人，因饿而病死的5人），属于救济未及时无钱买粮而饿死去的12人（55年11人，56年1人，12中完全饿死的10人，因饿而病死的2人），实无粮吃未供应和未及时救济而饿死去的28人中，男24人、女4人。死亡时间1955年以农历计4月分死去1 人、5月分1人、6月分17人、7月分7人，56年死去2人。年龄计18岁以下7人、18至25岁1人、25至45岁8人、45岁以上12人。28人中瞎子5人、哑巴4人、老好人11人、年老身体瘦弱者5人、一般情况的3人。贫农成分20人、中农5人、富农3人。 + +## 二、 产生饿死人严重事件的原因： + +　　务本区一方面地区辽阔，群众居住除务本乡比较集中一些外，一般的乡都较分散，特别是金河乡更为零散，解放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合作化的大发展，群众的生产耕作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进，生产和收入都有了增加，生活已有提高，但从改进的深度和广度来看仍是很不够的，劳动积极性未充分发挥出来，又加之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特别是务本乡1954年还曾遭受过一次很大的山洪暴发，冲坏了部分田地，部分农户的田地产量还达不到通产和定产，特别是那些无劳力或缺乏劳力的农户及个别的懒汉，生产办得更差，同时1954年粮食统购统销才开始实行，群众还不习惯，吃粮用粮漫无计划，部分农户早把粮食消费完，个别的农民对粮的浪费就更为严重，因此部分农户仍然缺粮，有的靠供应和救济度日。特别是在1955年农历的6、7月青黄不接之时，缺粮更为严重，这些都是存在的客观原因。 + +　　但另一方面而更主要的还是我们工作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务本区粮食统销整顿工作中，县委指派县委宣传部付部长阿祖德同志在该区指导工作，杨海民同志是该区委会书记，领导全区整个工作，黄昌俊是该区区长，负责主管粮食工作以及部分工作人员，当时对粮食政策没有认真学习和钻研，正确地掌握贯彻执行，工作上不够深入，对群众缺粮的真实情况不能掌握，心中无数，普遍地供应面在百分之90以上，务本乡1955年3月分第一次统销整顿时，面压到百分之38.2，4月分进行二次整顿此次未压缩下来，面反增加到百分之73.7，6月分第三次整顿才又压缩到百分之23.36，第三次压缩整顿时间一般都停了供应，只长期供应的或个别才能买到点粮。产生前松后紧，简单粗糙地工作，掌握实际情况不够，对真正缺粮的群众，实无粮食吃，不及时请示反映和进行解决，饿死人亦不了解不报告，对群众的生命疾苦不够关心，这是主要的。 + +　　其次是救济工作发得不及时，不根据实际情况和救济户人口多少、困难大小灵活掌握，硬性的强调时间和次数，不到时间次数就不发，一律按1元至2元5角平均发放的作法，致使产生死前不救济，死后才发，起安埋作用，打马后炮的现象是存在着的。 + +　　由于产生了严重的饿死人事件，在群众中已留下了不良影响，造成不好的后果，有的群众说：共产党领导，说不准饿死1个，怎么又饿死了人呢？使党的威信在群众中造成很大的损失，这就必须追查责任，进（以下缺） + +## [以下可能是两外一份档案] + +　　（前面缺50页），57年又供应了272斤，中农张启芳，56年收入每人平均了716斤，结果57年也供应了40斤，中农杨吕氏56年收入每人平均了494斤，因经常闹缺粮，57年也供应了100斤。按410斤留粮标准，该少供应而多供应了的也不少，如杨正发、只缺66斤，供应了204斤，万朝清缺60斤，供应了250斤，李汤氏缺49斤，供应了365斤。 + +　　1957年一社社员纯收入103,373斤，57年在扩大了社增加了人和土地的情况下，收入却只当56年纯收入的94.06％，这主要是因灾害减了产。每人平均，小口160斤，大口317斤，每户每人平均收入在410斤以上的9户，361斤至400斤的14户，301斤至360斤的31户，300斤以下的32户，按照每人小口160斤大口360斤留粮标准，58年缺粮户为58户，占全社总户数的67.44％。其中缺501斤以上的6户，500斤以下至301斤的15户，300斤到201斤的11户，200斤以下的26户，共缺粮16,210斤。1958年只评供应了4,232斤，只占最高缺粮数28,207斤的15％，最低缺粮16,210斤的26.1％。 + +　　从上述情况看出，一方面，我们在掌握粮食供应政策上，还不够稳当，左右摇摆，1956年丰收，缺粮不严重，本不必多供应，结果却供应的很多，而1957年普遍减产，缺粮面宽，缺粮量大，但供应上却压的很低，因此，今天闹粮问题较多，其中除过部分为了掩盖自己有余粮而故意闹粮或有一些坏分子进行破坏外，绝大多数群众缺粮还是一个实际问题；另一方面基层干部在工作上不够深入，对真假缺粮情况不摸底，心中没有数，不该供应的供应了，该供应的或者该多供应的却供应的少甚至没有供应，在这种情况下，最容易发生问题。1955年在粮食供销上也是这种情况。由于干部工作不深入，对缺粮情况不摸底，心中无数，开始群众闹粮很凶，结果开始就大量供应，供应面占到总户数的90％以上，后来受到了批评，又不管真实缺粮情况如何，就来个猛压。从三月到六月一连压了三次，第一次压到60％，第二次压到40％，第三次压到23％，压的结果使一些不该供应的停止了供应是对的，但另一方面，却使一些真正缺粮真正需要供应的，也一律坚决不给予供应，结果发生了饿死人事件。如一社邓焕之，54年冬月就没有粮吃，一直到55年3月份，整天吃野菜，将全身都吃肿了，到乡上请尚金亮乡长开个条子到粮库买点米吃，遭到了拒绝，没有买到粮吃，到3月初他就死去，一社李开顺45岁，55年因没粮吃，整天吃芭蕉杆、仙米菜、苦菜等，6月初因饿的极了偷了田开华一块牛肉吃（田开华等因没粮吃，将牛杀吃了），吃过后即涨死了，在李开顺死后的第五天，李的幺婶李邱氏，也因饿极了，去偷李德伦（当过伪甲长）的桃子吃，被李家打了一顿，回家后，因痛因饿睡到床上起不来，6月12日即死去。由于这一严重问题未得到及时解决，因此群众对党对政府采取对抗的状态，加上坏分子破坏，骂党骂政府不算，还发生了向区所放毒事件，在5月8日使区上在家的干部全部中毒。为什么能发生这样严重的问题又得不到及时解决呢？这主要是县委派去该区协助工作的宣传部付部长阿祖德和区委书记杨海民两同志要负主要责任。县委指示，统购户，一般的不供应，但阿祖德却对下边干部说坚决不供应，另一方面，由于54年在务本区才开始实行统购，群众对统购政策不摸底，根据以往习惯，新粮下来，即卖掉，以后没粮吃时再买回来，因此，把粮卖多了，因此，就是属统购户，也有缺粮的。阿祖德同志对这一情况不分析研究，官僚主义，不深入下层，不听取干部和群众的反映，而坐在区上，整天与供销社一女干部打打闹闹乱搞男女关系，结果该女干部生了小孩。当时缺粮、闹粮问题非常严重，群众整队到区上要粮，干部向阿汇报，应该供应，不应该再压了，已经发现群众饿的倒床不起的现象，阿反批评干部有思想问题，不执行党委指示，更严重的，一村一个老乡饿的无法睡在区公所门上不走，阿只叫通讯员杨绍清给了一碗饭吃后，赶走了，该老乡回去后，第二天即死去，这一严重情况都没使阿警惕起来，对这些严重情况，也不向县委反映。由于阿祖德专权，包办一切，不尊重区委书记杨海民同志的意见，杨和阿闹意见，即放起工作，跑到银江乡去了，杨的失职，也是造成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发生饿死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 +　　1955年县拨区、区拨乡、乡拨村（社）的救济款是及时的，但因救济款发到救济户手里时，买不到粮食，因此，有的拿到救济款后，买红糖、买酒等浪费了，没有起到救济款应有的作用。 + +　　1958年缺粮问题，也很严重。今年的小麦收入，普遍地只能吃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有些贫困户，一方面评的供应粮很少，用时也还有些虽然评了供应，但没有钱买。这些情况，我们已向区委反映，并建议要所有下社干部，要经常注意和反映极贫困户的生活变化，发现问题及时给予解决。 + +## （二）缺粮和闹粮原因： + +　　缺粮问题是比较严重，我们分析，除田地少、技术落后、肥料不足、收入少这一根本原因外，社员群众在吃粮上不够节约，也是原因之一，从务本乡一、六社来看，总的说，社员群众生活上是很艰苦的，缺粮时，每天吃稀饭，稀饭中渗菜（野菜）是较普遍的，但还有一些在新粮下来，吃时从长远着想不够，吃时没有计划性，有的新粮下来，一天吃两顿干的，有的白天吃了不算，晚上还要消夜，有的拿粮食换大烟吃，有的拿粮食烧酣酒吃，浪费了不少的粮食。如一社李德明在57年大春分下来，先后拿90多斤粮换了大烟，女人又拿几升包谷推成巴巴上街卖；李开华拿了五升多米入米做酣酒吃了；李启贵在新粮下来加■吃干的，57年大春分配时，每人平均都分到310多斤，还没有吃过旧历年就吃完了，今年向乡上说要喂一口猪喂（实际上自己的老母猪快要下小猪儿了），骗得了五元钱猪贷款，结果没有买猪喂，把钱上街吃酒、肉吃光了；六社胡泽清，57年自己分入加上社上照顾（贫困户）及供应，每人平均到380斤以上，由于光吃粮不渗菜没吃到今年3月份即吃光了。像这样的人一、六社还不少，当然其他社也不会例外。住社干部如一社王发坤（原乡长）、邹淑坤等同志，工作上不够深入，在社工作了很长时间，连社有几户人家，那些户最贫困，都不知道，从正面教育群众节约吃粮勤俭持家的道理就更少了，只是生硬的说：分够360斤口粮的饿死都不供应，但为什么不给供应，和为什么要节约吃粮，从长远着想的道理，就说的很少，因此，使群众没有领会透增产节约勤俭持家的道理。因而一些群众则说，生产的多，政府拿的多，省吃干什么，省下还不是给政府了吗，有的则说：吃吃完了再说，反正他们不敢再叫饿死人。 + +　　（私分粮食和零碎的偷盗行为也很严重，如一社一队，57年大春刚收过，即在生产队长杨友明、社员郑有选、冯光才、邓学礼等串通下，全队每户每人私分了15斤，另据反映光这四家，每家都拿了400斤以上，私分后即将私分单烧了；二队黄启能（坏分子，原任社会计）保管的粮食，有4石多下落不明；其他零碎偷几斤、几升的是很多的，但都未得到很好的教育和处理。） + +　　对真假缺粮和闹粮是非不清，由于对一些真正需要供应的，供应的不适当，同时一些有粮而闹粮的又未加很好的批判，致使闹粮问题，得不到制止。如一社中农郑有选，家中有余粮，反而一贯的在闹粮，结果在他家还清出有五斗多黄谷：老上中农杨吕氏57年多供应的不算，只分入每人平均即在416斤以上，但一直在闹，并经常骂党骂政府。像这样的人不少。 + +　　其次是种早熟作物如瓜、四季豆、小菜等很少，自留地每户都留的不少，但都种成其他东西辣椒、甘蔗等，如黄龚氏，到山上挖野吃，但自留地里却完全种成甘蔗，致使菜蔬很少，今年该乡四季豆有卖到四角多钱一斤的，而且很少。其他高产作物如红苕就更少见。这些都是应该大量种的，以补粮食的不足。 + +## （三）一、六社优抚、救济工作情况： + +　　一社有军属三户，占该社总户数的3.49％，21人，占全社总人数的6.14％，三户军属都不缺劳动力，生活过的较好，三户中，58年补助了一户，占3户的33.3％，5元，根本不需要补助的。 + +　　一社共有贫困户（包括五保户）14户，占全社总户数的15.1％，32人，占全社总人数的9.4％，其中有五保户6户，占全社总户的6.97％，9人，占全社总人数的2.92％。1957年6户五保户自做劳动日287个，社补助212个，每人平均有55.5个劳动日，基本上可以保到吃粮，但其他吃、油、盐、穿、盖等全靠政府救济来解决。1958年全社共救济了9户，占全社总户数的10.45％，占全社贫困户总数的64.3％。共发放了救济款16元，每户平均1.77元，解决问题不大，同时极贫困户多，救济款少，跟不上需要。 + +　　（6社没有军属，有贫困户3户，占全社总户数的11.5％，8人，占全社总人数的7.92％。其中有五保户1户，占全社总户数的3.84％。1958年全社共救济了6户，（下面缺）） + +## 建川044－556，盐边，（“四川省转业建设委员会”用纸） + +　　5、该社社员曾翠莲母子三人和梁雷氏母子三人死亡的概况：这两起非正常死亡，县检察院已去往合作乡调查，乡上又将其移交农业社，现正由下放干部协助农业社在调查中，这里仅将大概情况说一下： + +　　曾翠莲38岁，原籍惠民乡，后嫁群胜乡陈家，其丈夫在57年7月病故，因生活无着，携子黄毛（5岁哑巴）兴儿（3岁）投来陈家的姑母唐陈氏家，57年8月唐陈氏使曾与其次子唐开友结婚，唐陈氏一贯虐待儿媳，因曾带有两个小孩，更是憎恨，去年11月开始，两锅吃饭，即两个儿媳一锅，唐陈氏与其子一锅。粮食他们吃，媳妇们见不到，吃他们种的菜还要挨打、挨骂，只有找野菜吃，但还要被迫出工。由于饿，黄毛死于2月（阴历），兴儿饿死于3月11日（阴历），且是在曾出工后，兴儿饿极出去找曾，死在田坝中。这两个小孩死后，唐开友还逼着曾翠莲自己埋葬，说是曾生的曾应该埋。曾翠莲虽然饿着出工，唐陈氏、唐开友还经常用棍棒毒打，就是在曾死的前两天，唐开友还用棒打过曾。曾于3月13日（阴历）出工回家，14日早晨就起不来了，中午快要死时，他们即将曾从屋内抬到牛棚内，下午死了，当即埋葬。当时唐开友家还有粮食，并且因曾没分口粮而评定的210斤粮还没有买。曾死后，唐开友为了遮人耳目，口称没粮，企图推卸责任，掩盖曾翠莲母子三人被虐待饿死的真象，才去买粮。 + +　　梁雷氏（40岁？）其丈夫梁永万，是该社第二生产队长。梁雷氏生二男一女。53年梁永万与地主梁谭氏通姦后将梁雷氏母子遗弃，梁永万不管她母子的生活，但却要经管房子附近的竹子，今春虽将竹子卖给社上做纸。由于梁永万的遗弃，梁雷氏母子缺乏劳动力生活困难，社上作为五保户来照顾和救济的对象。梁雷氏所分得的粮和供应的240斤，平均每人口粮260斤，而梁永万一人口粮则为484斤。今春梁雷氏没粮吃，从豌豆角起就由社上供应，到小春预分时折成干的总共才39斤。梁雷氏非常老实，饿的偏偏倒倒也不肯找梁。大儿子在饿的骨瘦如柴时生病死了。梁雷氏在3月1日（阴历）到惠民乡买了20斤谷子，由于饿到夜间才回到志愿社，还到一家喝过水，在回家的路上，因饿的没力，第一次曾滑倒在一块田内，并撒了些谷子，第二次又从三尺高的田坎上跌倒田内，身上还背着谷子，挣扎几下就死了。第二天早晨，才被发觉。据说死后她家还有点豌豆、葫豆。梁雷氏死后，才引起社上的注意，令梁永万把剩下的一男一女带去抚养，小孩子瘦弱的身体也在3月11日出麻疹死了。这三个人，可以说梁雷氏是饿死的，两个小孩子虽然死时都因病，但也是由于饿的身体已非常衰弱，一有病就死了。 + +　　来源：内务部、省人委、西昌专署有关处理盐边县和灌县饿死人事件报告，往来函件和调查报告材料等卷（1958年10月18日－1959年5月31日）。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61.txt b/CCRD/2/6/1/00006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002b225a33990ef3effa23bf3d4898e93c1af90 --- /dev/null +++ b/CCRD/2/6/1/000061.txt @@ -0,0 +1,9 @@ +# 四川省“关于各地召开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会议的情况简报” + +　　[前缺]作的重视不够，没有配备专职干部及制度不健全等，所存在的问题是很多的，有的还是很严重的。在万县专区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会议上，巫山县委办公室主任赵振西同志反映，该县中和区某农业生产合作社会计陶大惠，由于工作一向积极，曾几次揭发了当地伪保长陶发藻和他兄弟陶发扬（党员）的破坏活动，因而引起了陶发藻和陶发扬的怀恨，企图杀害陶大惠。当陶大惠发现凶手礳刀子的时候，就到县公安局去反映，但县公安局接待人员不予重视，只有应付地说：“你回去吧！没有关系，他们不敢杀你的。”结果陶大惠回去后，凶手看到他又到公安局检举去了，就在当天晚上潜伏在他住宅附近，乘机把陶大惠和他的父亲、母亲、儿子等全家四口都杀害了（现已作处理，对凶手判了死刑）。据报，大足县人民委员会1956年积压了100多件人民来信，到今年才突出处理，该县把这项工作总结为“推、拖、忙、乱、错”五个字。在遂宁专区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会议上，有的反映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干部有“六怕”，即怕翻老案（因档案制度不健全）、怕看万言书、怕无名恐吓信、怕来访人纠缠不走（特别怕复员军人）、怕处理错了受批评、怕外出调查等。至于区、乡政府的情况则更为严重。如什邡县三河区政府的文书，把100多件人民来信关在抽屉里，一直没有过问，最近因他有病去住医院才被别人发现。永川县有些乡政府没有人，群众有问题到乡政府找不到人处理，有的群众反映：“庙子还有和尚守，为啥乡政府没有人？” + +　　各地会议通过检查，都根据四川省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会议的精神，对于领导、机构、干部配备及制度等，作了统一研究和规定。对各市、地、专及自治州一级机关的各部门，各县（市、市辖区）党委和政府机关，一般都规定要有一位负责同志（正职或副职）管理这项工作，并要求把这项工作列为自己日常工作的重要部分，亲自审阅和批办重要来信来访是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领导机关联系群众和了解情况的一种方法，是人民群众实现民主权利的一种方式；可以宣传政策考查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小组讨论大会发言，举出了来信来访很多具体事例以教育到会同志，如泸县弥沱三七社，全体社委干部去年写信给邓书记说：“崔书记在四川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接受农民对我们工作的批评，立即转变工作作风”，说了五个好处还不够，还应该加上三个好处，政府对老弱鳏寡救济政策好，为了发展生产发放农副业贷款政策好，农业社征购方面两次收购一次计算的政策[此处有二字不清]，并很中肯的提出了农业社尚存在一些问题：（1）农业社有[此处有七字不清]现象，对生产不保证质量，只顾抢工分；（2）在分配时贯彻[此处有五字不清]不够，喂牛工分高，社干工分高；（3）乡干部作风不深入下[此处有五字不清]生产。最后他们还建议农业社要稳步前进，要照顾劳弱户，[此处有四字不清]地委发的很多指示，如分社，干部误工分决定，包工包产，贯彻[此处有三字不清]原则，乡社干部带头生产等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在讨论时纳鸡[此处有二字不清]庄宝之说：“他们去年反映的问题，我们今年还在作，群众是圣人，有预见性”。又如泸州市针织厂160个辅助工，因被私方人员挑拨，联名写信控告到地委要求补发工资，信转去后市的负责同志立即组织工作组到该厂进行解决，对其中生活有问题的42个工人进行适当辅助，对于其他工人进行教育，提高了思想觉悟，一致揭露了私方代表，孤立了他，相反的泸州市粮食局，由于乱规定吃米等级，公安学校校长、干部吃好米，学员们吃坏米，以致引起该校学员们派代表到该局询问原因，再加以该局同志接见来访学员时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推给校方，引起学员在学校闹，并联名写信到四川日报控诉。通过讨论后，泸县县长刘国璋同志说：“人民来信来访这项工作不是小事是大事，不是事务工作，而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如果不很好的及时处理，小事要变成大事，群众的某些不满就要逐步变成闹事”。在解决了领导思想，提高认识后，会议决定各级党政领导亲自动手，从地（下缺）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62.txt b/CCRD/2/6/1/00006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45be05f273e5914fedf57719b96792e01e05e6c --- /dev/null +++ b/CCRD/2/6/1/000062.txt @@ -0,0 +1,13 @@ +#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关于十月份处理来信、来访工作情况简报 + +　　十月份来信、来访共计471件，其中：来信437件，较上月增加14件；来访34人次，较上月减少28人次。截至11月10日止，已办理了400件，占总数的85%（内我们直接办理了41件，占10.25%）；正在办理的71件，占15%。本月份收信件数较今年收信最多的六月份（共有1,094件）减少了56.95%。现将本月份来信、来访中反映的几个问题综合如下： + +　　一、自六月份进行整风和反右派以来，向党和政府直接提出要求解决生活福利等问题的来信数量显著下降，十月份共收这类来信181件，比六月份减少了54.10%。其中以干部要求调动工作、照顾爱人关系的来信下降更多。另还有6件来信表示响应党的号召、自愿申请回家参加劳动生产；还有一些干部和学生集体来信要求第一批下乡上山参加农业生产或垦荒，在劳动中改造自己。如西南农学院植物保护系二年级三班全体同学的来信说：“我们缺乏生活斗争知识，特别是阶级斗争知识，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迫切地要求思想改造。党提出下乡上山参加体力劳动的伟大号召后，我们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和再三的讨论，决定要求第一批到最偏僻、最艰苦的地区去参加农业生产或到边疆去垦荒。”来自农村的求职信件和来访中，绝大部分也不再是象过去那样要求当工人或干部，而是表示不怕困难，愿到边疆工作或开荒。这是整风以来干部和群众在处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上较大的进步。其次，整风运动以来，由于不少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在本地区、本部门迅速得到解决，因此检举、控告、批评、建议和反映农村情况的减少很多，和六月份比较则减少了65.76%。第三，经过反右斗争和在农村打击反革命分子后，肃反和三反问题的申诉信件亦减少很多。十月份只有36件，较六月份的161件减少了77.64%。 + +　　二、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深入，有些部门目前已着手进行对右派分子定案和处理，近来右派分子的申诉和控告的信件和来访逐渐增多。从近来的来信和来访所反映的问题来看，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右派分子直接喊冤叫屈。如重庆市西南政法学院学生史久庆来信承认他有旧的资产阶级观点，在大鸣大放中在思想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把宗派主义归结为一切党派的属性（包括共产党在内）；诬蔑某些共产党员有劳心者治人的思想；同情储安平的一部分说法；同意董时光（右派分子）在他校所作报告的基本精神等。但对把他划为右派分子并开除团籍表示不满，并错误的认为这次反右派斗争是扩大了等。另一种是以第三者的身份声言怕对右派分子处理不当。如从成都市发出有三封匿名信。第一封说：有的单位在“对右派分子的肯定上有过左情绪，把错误言论和右派言论划分不清”，“反革命的比例经过肃反后还应大大少于2%，可是现在右派分子的比例竟达5%左右。”第二封反映：“有一种人，只因觉悟低，丧失了立场，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结果就划为右派”。第三封说：“处理党内右派分子时，应将详细材料及本人检讨报省委组织专人审查”怕划错了。 + +　　三、随着反右斗争的深入，阶级敌人不甘心死亡，还应垂死挣扎。十月份共收到城、乡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来信7件，占十月份来信的1.6%。对此，已转有关部门查处。（下缺）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63.txt b/CCRD/2/6/1/00006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05f5f4c717be454c36680f2682f93007e95e7e6 --- /dev/null +++ b/CCRD/2/6/1/000063.txt @@ -0,0 +1,21 @@ +# 甘肃十六个县人口死亡、疾病、外流情况表 + +　　<甘肃省委财贸部> + +　　（） + +　　 项 地 目 区 合计 秦安 甘谷 徽县 经川 镇原 民勤 崇信 成县 合计 庆阳 酒泉 民乐 张掖 通渭 武威 张家川 平凉县 56.12至57.5死亡人口 - - - - - - - - - - - - - - - - - 五八 七年 年五 十月 二死 月亡 至人 五口 共计死亡 - - - - - - - - - - - 600 - 2558 - - - - 占上年同期 % - - - - - - - - - - - - - - - - - - 其等 中人 病口 饿 小 计 9633 449 1277 3139 768 245 2882 237 636 2786 35 376 684 426 88 1023 57 97 浮肿黄瘦饿死 3194 262 62 1440 211 203 169 211 636 650 14 180 94 181 13 94 37 37 其他病及非 正常死 6439 187 1215 1699 557 42 2713 26 - 2136 21 196 590 245 75 929 20 60 患浮肿病等人数 44454 10026 1200 11382 4303 6618 3580 1515 5830 19840 140 2000 751 9631 - 4352 1865 1101 已治疗好者 - - - 1908 - - 2546 - 4800 - - - - 4205 - - 1538 - 去年12月至今年五月 外流人员 17475 2445 4636 1185 83 72 6860 621 1573 4489 75 778 702 250 630 525 1092 447 已经回家者 10042 1814 3481 1062 - 72 2100 - 1485 3040 75 778 560 157 535 - 935 - + +## 第一、二、三类地区统计表 + +## 1958年5月26日 + +　　（） + +　　 第三类、地区 第二类地区 - 乡 社 乡 社 县名 总数 闹粮数 占总数% 总数 闹粮数 占总社% 县名 总数 闹粮数 占总数% 总数 闹粮数 占总社% 灰县 40 7.5 17.5 635 150 23.6 民乐 13 6 45 88 12 14 镇原 37 10 27 817 40 4.8 平凉 21 4 19 343 22 6 崇信 24 3 12.5 264 22 8.3 酒泉 34 9 35 131 30 23 秦安 35 3 8.57 456 4 6.8 武威 38 5 13 305 12 3 民勤 32 11 34.3 194 20 10.3 通渭 39 4 10 178 18 10 泾川 25 3 12.0 210 5 2.3 张家川 29 2 8 168 7 4 甘谷 25 11 44 240 31 12.9 张掖 25 5 20 190 20 - 成县 33 1 3 198 6 3 庆阳 33 10 30 864 6 - 合计 247 39 15.79 3014 278 9.22 合计 232 45 19.5 2167 127 5.86 + +　　说明：1、全省有59个农业县市一不包括兰州、白银、玉门。59个农业县中有1567个乡15879个社。2、第一类地区共有43个县（市），占总县市（59个县）72.9%，共有1492个乡，占总乡94.67%，9474个社占总社97.15%。3、第二类地区共有（此处有三字不清），占总乡127个社，占总县的13.55%，占总乡数2.86%，占总社0.86%。4、第三类地区共有8个县，占总县13.55%，39个乡占总乡2.47%，278个社占总社1.75%。 + +　　· 来源： + +　　甘肃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64.txt b/CCRD/2/6/1/00006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610268ad80f0f838250c475c2cb18b5275c875d --- /dev/null +++ b/CCRD/2/6/1/000064.txt @@ -0,0 +1,33 @@ +#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关于十一月份处理来信、来访工作情况简报 + +　　十一月份共收到来信437件，和上月比较无增减。截至十二月六日止，已办理348件，占来信总数的79.6%，未办理的89件，占20.3%；来访18人（次）较上月减少42.8%。已办理的348件信中，要求就业和调动工作，以及对退职或被精减有意见的60件，占总数的17.2%；揭发控告干部作风以及各种申诉的57件，占总数的16.3%；复员、残废军人反映安置问题的50件，占总数的14.3%；右派分子及在反右中受到批判而申诉的38件，占总数的10.9%；关于工资福利和要求照顾爱人关系的38件，占总数的10.9%；要求下放和开荒的13件（47人），占总数的3.7%；要求办户口迁移，和对农村人口返乡生产有意见的11件，占总数的3.1%；其他81件，占总数的22.9%。 + +　　现将来信中有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和精简机构、干部下放等方面所反映的问题综合简述如下： + +## （一）关于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方面的反映和问题。 + +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展开后，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都不断在提高，生产比过去更加积极，有的地区农民来信提出在生产方面向全县社员挑战。如遂宁县四区常理乡五村四社全体社员来信保证：（1）完成58年小春生产计划；（2）增猪积肥；（3）兴修水利搞好水土保持；（4）做好保水蓄水工作；（5）保护耕牛过冬；（6）冬季治螟。并以此作为条件，向全省社员提出展开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又如射洪县前锋农业社社主任沈远清给井泉同志来信反映：经过社会主义大辩论后，社员觉悟提高了，都说：“我们永辈子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时，由于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今年的粮食和棉花得到了全面的丰收。全社共有粮食耕种面积4,182.57亩，每亩平均产粮食721斤，比去年增产3.8%，棉田2,465亩，每亩产皮棉104斤，比去年增产50%，提前十年完成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修正草案）”所规定的指标，其中有1.55亩，达到亩产皮棉203斤，14亩达到亩产160斤皮棉。当他们听说要在射洪县建设化学肥料厂的消息以后，还决定从现有的十万元的公共积累中抽出百分之十来支援化学肥料厂的建设。最后他们表示了要在今年丰收的基础上争取五八年达到粮食亩产812.5斤，棉花亩产120斤（皮棉），其中有十亩达到亩产300斤皮棉。对此信我们遵照井泉同志批示精神，转报社登载12月9日四川日报。 + +　　但是，也还有一部分落后分子和富裕农民来信叫喊粮食不够吃，统购任务重了，农民生活苦；有少数地主分子企图乘机翻案。如金堂县清江乡十四村地主分子胡仁永来信说：现在把他列为地主（他说土改时未划为地主成分），并受管制是“冤枉”，要求改变成分。 + +　　此外 ，根据万县、罗江、射洪、大竹、乐山等地部分群众来信反映农村在打击地、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中和批判坏分子时，曾有个别地区发生捆绑、打人等现象。对此，已转有关部门检查处理。 + +## （二）精简机构、干部下放等方面的问题。 + +　　（1）精简机构问题。 + +　　许多群众来信认为目前国家机关中有些部门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因此建议撤销和合并一些机构。如内江市郊区供销社八个工作人员来信反映：内江市所属[此处有一字不清]木、白马两镇设有内江市和内江县两个基层供销社，由于价格不统一，造成市场紊乱，群众意见很多，同时机构重叠，人力、财力上都有浪费，建议把两个基层社合并为一个社。内江县四合乡农民来信建议：把内江市并入内江县。南充县李家乡总支书记王坤叙建议：撤销区级编制，乡的领导工作由区级干部担任，乡总支书记和委员们分别兼农业社的主任等各种职务，所有乡干部均可半脱产或不脱产，这样既加强了农业社工作，又锻炼了干部。对此已转有关部门办理。 + +　　（2）干部下放和工资福利问题。 + +　　自党发出干部下乡上山参加生产劳动的号召后，不少干部纷纷来信要求下放生产或到边疆垦荒。如渠县人民银行、成都日报、七八四厂、建筑一公司，以及温江、乐至、雅安等县的一级干部都来信要求上山下乡参加劳动生产，或垦荒。对于这些来信，我们除覆信予以鼓励外，原信均转各有关部门统一研究处理。关于工资福利问题，有些干部来信建议取消某些不合理的规定。如成都市建工局卫生队门诊部五官科医生徐本植同志来信建议：（1）取消职工的家属公费医疗；职工看病的挂号费自理；（2）取消多子女补助；（3）提高职工住房和水电的收费标准。西南政法学院崔荣建议：取消大学里的调干学生的家属补助。 + +　　（3）关于动员家属返乡生产问题。 + +　　反映某些单位在动员家属返乡生产时，思想工作做得不够，本人思想不通，回乡后又找当地政府取闹。也有的干部本人思想上还有抵触情绪。对此还须要引起注意深入进行工作。 + +　　（下缺）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65.txt b/CCRD/2/6/1/00006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db06e537e36d9f04d184bb56ac8335511b9a2ff --- /dev/null +++ b/CCRD/2/6/1/000065.txt @@ -0,0 +1,13 @@ +# 淮阴专区耕牛死亡严重 + +　　<李群> + +　　新华社上海28日讯　去年年底以来，淮阴地区死亡耕牛九千余头，实际死亡恐有一万头。耕牛死亡最严重的泗洪县，全县三万七千头耕牛中，已有四千五百头上报死亡。这个县的青阳区，全区一千一百头耕牛中，大雪后死了七百二十一头。 + +　　耕牛死亡的原因，有些干部认为淮阴地区去年受灾后，社里牛草、烧草缺乏。但据专区生产救灾办公室人谈，牛草缺乏是事实，全区到麦草上场，缺少牛草八千多万斤，需要外地大力支援。但目前耕牛死亡却不是因为缺草吃，而是因为社员对耕牛不像过去单干时那样爱护。据他们调查了解，在这样大雪天，许多牛吃的是整草，喝的是冷水。泗洪县青阳区新华农业社十几条耕牛下雪下雨天住在屋外，无人把它牵进屋去。 + +　　来源：1957年2月28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66.txt b/CCRD/2/6/1/00006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b4badc0a854bff75c2b0a2e14dfdfd71dff0ecf --- /dev/null +++ b/CCRD/2/6/1/000066.txt @@ -0,0 +1,17 @@ +# 中共扬州地委采取措施防止耕牛死亡 + +　　<王庆华> + +　　新华社南京28日讯　中共扬州地委采取措施防止耕牛死亡，保证备耕。 + +　　春节以来，扬州专区的仪征、高邮、江都、六合等县的耕牛死亡严重。仅据六合一个县的统计，就死亡了近一千四百头。 + +　　耕牛死亡的原因很多，除春节以来连日雨雪，气候奇冷和缺乏牛草等原因外，主要是有些农业社对耕牛使用不当、管理不善所致。高邮县卸甲乡三里社反映：往年秋种时，每头牛负担五十亩地，去年秋种时，一头牛要耕七十亩地。 + +　　中共扬州地委在最近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要求各县迅速采取措施，防止耕牛死亡。并且把这个工作列为备耕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求各地，迅速解决草料问题，特别对灾区和杂谷地区，要从外地调拨草料，银行要把规定的牛料、贷款马上下放；加强耕牛的管理，加强饲养责任制，做到“定人、定工分、定草料、定膘”；对饲养户、饲养员要加强教育，进行评比，奖励优秀人物，介绍经验，对饲养不善的，要进行批评或调整，委托有养牛经验的人员来养牛；对有病的耕牛，要迅速就医。 + +　　来源：1957年2月28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67.txt b/CCRD/2/6/1/00006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2ec1263df92a7f46880f5b484f5d9a791588f47 --- /dev/null +++ b/CCRD/2/6/1/000067.txt @@ -0,0 +1,15 @@ +# 湖南部分地区发生春荒 + +　　<程坤> + +　　新华社长沙18日讯　湖南部分地区发生春荒。 + +　　洞口县目前无粮无钱的有三千五百八十六户，占总农户3．7％；有粮无钱的五千三百六十八户，占总农户5．7％，有钱无粮的二千九百五十三户，占总农户3．1％。全县粮钱发生困难的比上一周增加二千五百○七户。 + +　　桂阳县九个重灾乡春夏荒缺粮农户占总农户20％。春荒问题大于夏荒，在缺粮缺钱的九千二百三十七户中有五千四百七十三户是春荒户。宜章县的十九个乡荒情面约占总农户10％左右。由于灾情继续发展，有些灾区劳力外流。 + +　　来源：1957年3月18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names.txt b/CCRD/2/6/1/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803e1fd48f8b18b09069052b10e6437759f10b5 --- /dev/null +++ b/CCRD/2/6/1/names.txt @@ -0,0 +1,68 @@ +黑龙江省粮食情况日趋紧张 +福建莆田县西林乡的一次反右派斗争 +关于一个三类社的检查情况的报告（青川县青渠镇和平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部1957年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情况报告 +湖南省委办公厅编《工作情况》第一期 +湖南省委办公厅《工作情况》第二期 +关于汝南县农民外出情况的报告 +安徽濉溪、定远等地有些社在社员大会上公开绑打农民 +中共花坪区委在农村开展所为“评先进、斗落后”运动引起群众极大不满 +湘潭专区有些农业社歧视、打击单干农民 +浙闽交界的庆元等县大批农民迁居福建 +中共四川乐山地委批转地委办公室关于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情况的报告 +山东临沂专区部分农村基层干部用强迫命令办法处理人民闹事事件 +广西省平乐专区和横县大批饿死人的情况 +农村基层党组织中一些应注意的问题 +河北省一年来发生罢工、罢课、请愿事件的情况 +浙江一乡支部书因吊打群众被群众打死 +对河南临汝县王堂农业社闹社问题处理的不同看法 +成都市委办公室关于1957年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情况报告 +安徽有些农业社因统购粮食过多加重了春荒 +县、区领导干部在农业社里的“经济特权” +永嘉、黄岩两县有五名乡、社干部和民兵被群众打死 +浙江临海县十三个乡发生农民哄闹事件 +黄葛村群众为什么殴打基层干部 +河南临汝县发生“闹社” +及时解决对群众的粮食供应问题 +苗坨、小马庄缺粮社员抢分粮食的教训 +社干部独断专行有什么坏处？ +收益分配不合理引起的群众闹事 +涿县部分社员私自拉回入社车马的事件 +湖北省恩施专区农村中开展“民主运动”造成严重恶果 +河北省夏收分配中各种矛盾日趋尖锐 +河北急需“救命粮” +四川省委办公厅5月份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情况简报 +广东省普宁县公安队开枪打死退社农民 +湘潭农村见闻 +四川省当地人民来信来访的主要情况及今后工作意见（草稿） +四川自贡市委秘书处“关于半年来人们来信工作情况的报告” +云南临沧地委关于临沧县1956年死人情况的报告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关于六月份人民来信、来访情况简报 +农业社中部分社员闹缺粮的原因何在？ +浙江仙居县群众闹事情况 +四川等地农村的一些情况 +江苏高淳县部分乡社自发开展反右派斗争 +河北农村的一些思想情况 +十个省市非正常死亡人口情况 +徐州专区少数灾民开始外流 +安徽省委财贸部关于1957—1958年度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意见 +高淳县大批农民为什么外流？ +云南、山东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思想运动的步骤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七月份处理人民来信、来访情况简报 +河南三个重点县开展整风反右派情况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七月份处理人民来信、来访情况简报 +青海农业区在大辩论中十二天内有十一人自杀身死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关于八月份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情况简报 +浙江省绍兴县在进行反瞒产教育中部分乡、社干部发生捆打农民等违法乱纪现象 +从十五个农业社的调查材料来看浙江的粮食情况 +湖南省委办公厅编《一周情况反映》第二期 +湖南省委办公厅《一周情况反映》第三期 +中共亳县县委关于地委10月21日电话会议贯彻情况的报告 +盐边县人民检察院关于检查务本区1955年和1956年有关粮食统购统销、救济、虐待方面饿死人情况的报告 +四川省“关于各地召开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会议的情况简报”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关于十月份处理来信、来访工作情况简报 +甘肃省十六个县人口死亡、疾病、外流情况表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关于十一月份处理来信、来访工作情况简报 +淮阴专区耕牛死亡严重 +中共扬州地委采取措施防止耕牛死亡 +湖南部分地区发生春荒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000.txt b/CCRD/2/6/10/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982ec296f61d7defaa07066424a37765e4f22a9 --- /dev/null +++ b/CCRD/2/6/10/000000.txt @@ -0,0 +1,187 @@ +# 苗春亭谈“遵义事件”(一) + +　　<贵州、苗春亭> + +　　时间：1967年元月2日 + +　　地点：贵州工学院学生宿舍5902，305室 + +　　被采访人：苗春亭(现任贵州省副省长，59年出现饿死人的事件时也任此职务) + +　　采访人：袁昌新、张再兴等 + +　　问：“遵义事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你们为什么搞高估产、高征购？58年估产多少斤59年估产多少？60年估产多少斤？ + +　　苗：58年估产120亿斤，59年估产130亿斤，60年估产60亿斤。 + +　　问：60年的340亿是谁提出来的？ + +　　苗：记不清了，这是个争取数字。 + +　　问：各年的实际产量是多少？ + +　　苗：58年是100多亿斤，59年是80多亿斤，60年是60亿斤。 + +　　问：各年的征购数字是多少？ + +　　苗：58年大概是20多亿斤，59年也是20多亿斤，25-26亿斤，最高不过28亿斤，60年是20亿左右。 + +　　问：59年冬天，“五、五、二制”是谁提出来的(“五、五、二”是当时农村粮食指标，每人每天5两谷子(十六两制)、5两代食品、2斤菜)？ + +　　苗：这个是省委，是周林提出来的。周林从四川回来，就推广这个。 + +　　问：“富裕农民”是谁提出的？“论中农”是谁写的？ + +　　苗：59年提过，我也提过，“论中农”我不了解有这么回事。 + +　　问：到底什么叫富裕农民？你们是怎样划富裕农民的？ + +　　苗：有的老的富裕农民，就是原来划的，有的新的上中农，主要搞的是些基层干部。 + +　　问：58年分配粮食指标时，各专区不同意指标这样高，苗春亭曾打电话给周林，周林说：“有右倾思想在作怪”，后来苗春亭就强行分配任务，有没有这回事？ + +　　苗；当时庐山会议上提出反右倾鼓干劲。周林回来，讲过反右倾的精神。 + +　　问：你们分配的任务高还是低？ + +　　苗：高。59年最高，征购任务最重。 + +　　问：反“常、夏、李反党集团”，是哪个干的？据说是你们的眼中钉？ + +　　苗：反“常、夏、李反党集团”，是周林从庐山回来，认为他是右倾，那个时候常颂已经死了。 + +　　问：是你们想借反右倾的名义反“常、夏、李”，还是搞些什么？ + +　　苗：事实有出入，打击面很宽，列举他们的事实有很大错误，性质也错了。这个事有个专案材料，64年“四清”平反有详细材料可查。 + +　　问：你们为什么要反“常、夏、李”？到底这些人错在哪里？ + +　　苗：要追根，就在党内有不同意见，压制民主，主要是常颂同志有不同意见。58年在花溪开会说是常颂讲过，‘社会主义改造，条条鞭都打在农民身上’，后来又说不是那样讲的。依我看常颂比较深入实际。党内不民主嘛！长期形成隔阂。 + +　　问：常颂曾经提出过一个文件，是怎么回事？ + +　　苗：省委那时开会，提出一个修改报告，后来常颂同志交给地委同志改了一下，可能有些夸大。省委认为是背着省委搞非法活动，根本焦点在于不民主。 + +　　问：59年国庆(注：应是59年初夏)，遵义发了1亿3千万斤粮食，被徐健生制止并批评了，对不对？ + +　　苗：这我清楚。 + +　　问：“四清”揭发周林两件事，(1)说周林在湄潭看见人剐树皮时说：剐树皮就是剐我周林的脸皮，剐树皮就是有反革命捣乱；(2)说过谁开我的仓，就斩断谁的爪子？ + +　　苗：他过热检查没有谈，可能说过谁开仓谁负责。 + +　　问：当时，不准动用交通沿线的粮食，只能到边远地区去调？ + +　　苗：这个事实李书波最清楚，徐健生专管粮食，他当时到兴义去了。 + +　　问：当时规定旧历年前(59年)不供应粮食，是谁规定的？ + +　　苗：大概是省委吧，那可能是我，有这个意思，粮食方面，周林、徐健生抓得多一些。 + +　　问：中央监委去过湄潭没有？赵欲樵去湄谈是在中央监委之前呢？还是在后面呢？ + +　　苗：中央监委去过湄潭，当时中央监委金兆典去的，比赵欲樵后去，赵欲樵先去。赵欲樵是60年春，大概3、4月间去的，中央监委是60年夏去的。 + +　　问：你们怎样布置赵欲樵去的？ + +　　苗：是说赵欲樵去救灾。 + +　　问：你们没有布置其他？ + +　　苗：没有，我个人保证没有布置。省委开会让赵欲樵是去对李书波帮助他工作。 + +　　问：帮助干什么？ + +　　苗：说是帮他搞工作。周林说过只能吃补药，不能吃泻药，要央到搞。赵欲樵去的时候，周林跟他个人谈过。 + +　　问：什么叫吃补药、吃泻药，什么叫“央到搞”？ + +　　苗：就是取消斗争，搞阶级调和。 + +　　问：你们是否布置赵欲樵控制遵义，欺骗中央监委？ + +　　苗：赵欲樵是去帮助工作的，中央监委后来来了时候，他们才对口径(在遵义宾馆)。 + +　　问：“遵义事件”是由专区负责呢还是由省委负责？ + +　　苗：由省委负责，(专区)负责错了。 + +　　问：你们为何往下推？ + +　　苗：64年我检讨了，我们没有自我表现革命精神，没有追到省委来。可是那个时候分析死了那么多人，怕干部搞乱了，因而央到搞。 + +　　问：59年灾情这么严重，你们省委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 +　　苗：吴实在三合市、桐梓，大概是59年春节发现的。 + +　　问：在这以前，你们知道吗？ + +　　苗：在以前，知道有些地方粮食紧张，那时以为是少数地方。 + +　　问：各个专区给你们反映过多少次情况？ + +　　苗：我听徐健生讲过，我不知道，在吴实发现以后，他们开会谈过这个情况，以前汇报很少。 + +　　问：当时下面反映指标高了，交不了粮，你们怎么对待的？ + +　　苗：我们对灾情估计不足，当时决定处理半斤粮，决定带着粮食下乡。 + +　　问：当时你们搞食堂现场展览，听说当场就死了3人？中央发给粮食你要了没有？ + +　　苗：我们没有要粮。我没听说当场死人，我听说知道是后来死人的。 + +　　问：《党内通信》六条下来以后，你们怎样对待？怎样贯彻执行的？ + +　　苗：按照规定发下了的。那个时候我们头脑也发热，讲了栽秧一亩要栽多少窝呀，怕农民动摇了。 + +　　问：你们采取了哪些措施？ + +　　苗：没有采取措施，就规定了生产指标，规定了一亩要栽多少窝。 + +　　问：你们后来搞了八条，来对抗主席指示，你们说“六条是主席回韶山，听了群众意见，写这封信是应付群众的，不能全信”，说过了没有？ + +　　苗：没有说过，不会这样说的，这样太露骨了嘛！ + +　　问：庐山会议前一段，有个19条指示，周林回来后传达过没有？ + +　　苗：这个没有传达，没有个文字的19条。 + +　　问：中央关于一平二调，有个十二条，你得到了吗？ + +　　苗：得到了的，是59年春传达，反一平二调三收款。先开了大会，接着整风整社，整顿人民公社的体制。二调是把农民的生产资料往社里调，一平是贫富平均，大家一样，三收款是银行扣钱，当时我们纠正了这个。 + +　　问：那么，牵牛拉马又是怎么搞的？你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借口反牵牛拉马抵制反一平二调？ + +　　苗：反牵牛拉马是以后，是少数人，有个别人想把社里的东西拉走，反牵牛拉马是庐山会议以后根据反右倾的精神干的。 + +　　问：中央曾拨钱赔款，拨钱赔款的指标是多少，你们什么不退赔？ + +　　苗：拨了几次，开始拨得少，拨了几千万。 + +　　（问：中央关于人民公社体制是怎样提的？） + +　　苗：有一个文件，是集体所有制逐步向全民所有制过渡。59年确实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59年春，由公社所有制改为集体所有制。 + +　　问：粮食、工资供给制是谁提出来的？ + +　　苗：我们也这样提，全国都是这样的。 + +　　问：当时吃饭不要钱是谁提出来的？ + +　　苗：吃饭不要钱是我提出来的。 + +　　问：当时纠正单干，中央有文件，省委的态度如何？ + +　　苗：当时没有，省委发了个文件，中心区要坚决纠，边远地区纠不了也不要勉强纠，中央没有指示(指61、62年)。 + +　　问：为什么中心区你们就要坚决纠，边远地区纠不了就算？ + +　　苗：中心区人口集中，条件好，能纠正得好，边远地区基础差，我们纠得不坚决。 + +　　问：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如汪小川的“二铺调查”，是不是按周林的意见写的？大方调查是谁写的？ + +　　苗：“二铺调查”是汪小川自己写的。大方调查我们不知道，汪小川到桐梓去的。 + +　　会议到此结束，散会。 + +　　来源：张再兴编《1959-1960年“贵州事件”资料集》（贵阳，2002）。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001.txt b/CCRD/2/6/10/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dd7e5fb49dd99048af4f70dd76284e7bffd7081 --- /dev/null +++ b/CCRD/2/6/10/000001.txt @@ -0,0 +1,67 @@ +# 何林交代“遵义事件”的前后情况 + +　　<贵州、何林> + +　　(何林：“遵义事件”时任遵义行署专员；本文是何林的亲笔资料，时间为1967年1月3日） + +## （一） 遵义事件发生的情况 + +　　1，发生时间主要是在1959年11月、60年春天、一直延续到61年，时间比较长，情况比较严重。产生时间主要是高征购、高估产，结合几个不适当的大办，如大办食堂、大办工厂和大办水利等等。连续几年高估产（58年、59年）。57年的产量是25亿斤，而59年大旱80多天，实产只有20亿斤左右，我们就估产30亿至36亿斤，到省委就给增加到40亿斤。高估产就带来了高征购，59年遵义地区征购任务原粮10亿斤，比56年57年增加一倍。完成征购后，群众的口粮就很少了。 + +　　2，当时办食堂是在59年8月三干会上省委批评我们春天解散食堂是右倾而后又办的。大部分粮食征购入仓，而集体粮食又统一保管并取消了自留地，群众无法解决生活上等问题。 + +　　3，粮食指标规定的低，又不落实。59年冬天规定口粮5两（注：是16两制的5两），5两副食品，2斤菜。后两项是空的。连5两粮食也没有保证，实际生活无法维持。 + +　　4，省里供应指标低，59年年前还规定不准供应，已经被卡死。因为我们在59年春天动用了1亿3千多万斤国库的粮食。在59年麦收时，周林从凯里到遵义，路过虾子场看到群众剥树皮，说：“剥他的脸皮”，又说：“谁动他的粮食（指国库）就砍断他的爪子”！徐健生也在省的财贸会上大批特批我们动用他的粮食，并说：“以前动用的秋后还要补征购还”。我们群众无粮，请示周林，周批评我们是“富而不仁”，不准动用国家粮食（当时省委明文通知，国库粮食的动用权全部收归省委，以下各级只有保管之责，没有动用之权）。 + +　　5，省委59年9月份就布置“反瞒产”，苗春亭亲自到遵义整个南白区去搞“反瞒产”，并把他搞的经验作了介绍，省委还把苗的经验批转各地（当时地委办公室整理的，我们有责任），同时省委还批转黔东南剑河反瞒产经验。59年11月底，徐健生从织金到遵义介绍“捉鬼拿粮”，12月3日又开电话会推广的。12月实际无粮，或者粮食很少了，又进行全面的“反瞒产”，因此就产生了严重的违法乱纪，有的人被捆绑吊打，有的人被剿了家。我们按省委指示办了，当时被省委规定的几条杠杠卡死了，不准动用公粮，反出来就安排，反不出来就不安排。最后无法，就动员群众上山挖蕨粑安排生活。 + +　　6，遵义地区11月底还未完成任务，省里周林、徐健生一再强调完成，可是不但完不成，而下面粮食发生紧张，向省里请示了四次，最后才给减了5千万斤的征购任务。11月底，徐健生到遵义时，我向他反映粮食指标太紧张，卡的太死，粮食不够，不准动用遵义交通沿线的粮食，财贸部叫我们到边远地区去调粮。他不但不帮助解决此问题，还仍然布置“反瞒产”，说：“没有粮食（是）被大口鬼吃了”（即是捉鬼拿粮）， + +　　7，省里给的粮食指标低，还规定春节前不供应。徐健生后来还捏造给我们4千万斤说我不要（到处宣扬）。下面反映无粮死人，我们曾多次电话请示省里，省里不但不解决，反而一再逼征购任务，追查我们动用国库的责任，布置搞“反瞒产”。问题被揭开之后，竟然捏造舆论说：“给我们粮食不要”。 + +　　60年2月6日下午，吴实到遵义（慰问野外职工）在息烽等地就发生（现）了问题，就批评我们是“兴义事件”，当时周林在温泉养病。李书波同志向他请示，周林还说让他下去了解情况是否如此严重？当时吴实打电话叫张鼎臣同志（省人委秘书长）到遵义汇报，三合的情况是严重的，曾写过报告报省。（2月）7号我随吴实从遵义到桐梓边检查边安排生活，并由吴实请示周林，每人每天半斤粮，并将死人和浮肿病的情况和严重程度报省，吴实并把蕨粑皮包回去让周林看，但周林一直不理。2月中旬，我们向省里要指标1亿7千万斤，每人每天1斤原粮。周林推给徐健生，徐健生说：“我哪有这么多粮食给你们”！2月16日，我们报了个死病数字。周林、苗春亭马上就批评我们不准再统计这样的数字。并说：“不能把死人都记在共产党帐上，血淋淋的事统计他干什么？”2月20日左右，陈璞如又到遵义，他知道死病人严重，并说群众给他写信，当时表示回省后反映情况，当面表示支持我们，但吴实、陈璞如回省后都没有回声。60年3月份，我们又向省里要指标1亿4千万斤，当时受到苗春亭的批评，并追查我们的责任。同时在省的四干会上又布置大种包谷（当时布置的任务比实有土地面积大几倍）。天寒，吃不饱，又有病，造成又死一批人。 + +　　8，60年4月份，省里李景膺到遵义却批评不反映实际情况。但遵义地区的情况都向周林反映过，有的是面谈的，有的是电话汇报的。苗春亭、吴实、陈璞如都知道，李景膺怎么能说我们不反映真实情况呢？实际我们反映情况，不但得不到支持反而每次都受到批评、指责和追查。开会后，李景膺和李书波到湄潭，我和毕贵显到桐梓，连治洁在遵义县，在三个重点县召开四级干部会揭发三个县出现的问题，湄潭揭发出王卿臣和容镜的问题，并捕了几人。当时我在桐梓揭发不积极（因我当时就认为错误在我们身上，对追查下边的责任思想不通），李景膺还批评我对死难者不支持，没有宣布撤县委书记刘钊的职。同时中央公安部办公厅王XX同志从湄潭到桐梓，我当时把情况向他汇报了，后来省里又批评我乱说，对虚报浮夸一直不提。 + +　　9，60年4月底，周林从铜仁转到遵义检查死病情况，我们向他汇报，他根本不愿听。我们坚持向他汇报了，我们对省委没有隐瞒。而省委周林向周总理汇报是，却隐瞒了贵州事件的真实情况。 + +## （二）有关部门执行中央政策问题和“遵义事件的处理情况” + +　　1，1958年10月初，省里赵欲樵在遵义坐阵大炼钢铁，他根本不管秋收和分配问题。当时还有15-20%的秋收未搞完，就把主要的劳动力调到炼钢铁方面来。当时倪仲珍同志反映：“有些粮食烂在地里了。”赵欲樵说：“现在大炼钢铁，在所不惜”。还说：“这种说法是右倾思想”。当时谁反映真实情况就当“白旗”来拔。那年秋收根本未分配，就来个大刮“共产风”，伤害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没有贯彻中央的分配政策。 + +　　2，1959年4月份（具体时间记不准了），贯彻中央政治会议七条14句话（即纠正平调）和5月份毛主席的《党内通信》六条指示，刚贯彻到大队后，以周林为首的省委又制定了四至五条的一个文件与毛主席指示的六条和中央政治会议的决议相对立。59年6月底，苗春亭来遵义总结了遵义南白反对富裕农民思想倾向（即是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和牵牛拉马等的问题），把中央纠正平调的指示冲淡了。 + +　　3，59年底（时间记不清了），苗春亭写出了公共食堂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社会主义的阵地。欺骗了党中央和毛主席。 + +　　4，60年春省四级干部会议上，周林为首提出“五化”（食堂化、城市公社化、田园化等），继续贯彻他们1959年五个大办（大办食堂、大办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等），继续刮“共产风” + +　　5，60年7月份，省里提出“新三反”，赵欲樵亲自指挥把区级以下干部实行逮捕，全区共逮捕400多人，其中区级就有140多人。撤职区级占60-70%，区以下撤职占70-80%，这是省委周林主张硬处理的，县委主要成员也被撤职，使县、区、社、大队造成无政府状态。同时扣押了湄潭县委书记王卿臣，副县长容镜被枪毙。“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等都是省委压下来的。应当说罪魁祸首是省委的周林，而后是地委。我和耿焕民同志是5月份被撤职的，一切会议都不让参加，10月初调省了。李书波同志是10月份处理的，但省委没有处理任何人，在62年中央召开的7000人大会后，省委一直把责任推到我们头上。 + +　　6，赵欲樵1960年4月底到遵义，实际上他代替地委第一书记。他奉周林的命令，一面处理下边的干部，以便压盖子不让揭。我记得处理我时，我向他提出要求把问题摆开，他不理睬。李书波同志也要求把盖子揭开，他不同意。另一方面他又布置一套隐瞒中央。布置遵义、湄潭、桐梓等县，等中央来检查时按他布置的情况汇报。6月份中央监委金同志和杨用信同志到遵义等县去检查，就发现他们暗中耍一套鬼把戏。他们问赵欲樵我在家否？要与我面谈。赵假说我出发了（实际我在家）。当时段青海同志向中央计委同志汇报是暴露死人情况，赵欲樵就立即追查。 + +　　7，1962年5月份，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一方面说明我在“遵义事件”中犯了罪，另一方面说明省委和地委应负主要责任，光整下面的干部是不合理的。这封信经过中央监委转回省监委后，省委的任何人不但不给交谈此事，反而加重我的处分，即是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赵欲樵还在遵义地区宣扬我要翻案等等。 + +## （三） 我对“遵义事件”的看法 + +　　我在“遵义事件”中犯了严重错误，我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只向省委汇报了情况，未敢向中央反映情况，还执行了周林等人的错误指示，整了下边大干部，反对了人民，党对我的处分是应该的，我永远感谢党和群众对我的教育。 + +　　“遵义事件”实际上是“贵州事件”。省委的周林等人上瞒中央,下反人民，因此不仅遵义，实际其他专区都有类似情况。省委为了封锁中央的消息，但遵义地区已经揭开了，就处理我们，以便应付中央。对其他地区则尽力压制，一直不作处理，掩盖真相，欺骗中央。 + +　　赵欲樵到遵义后，把遵义地区死人情况一律不准上报。他去后，死了那样多的人，一不准上报，二把责任推给到们身上。在1960年5月份以前，我们曾向省委汇报过七至八次，每次都报有数字，省委办公厅和省公安厅都有存案，省委还规定数字不准外传，周林根本不准报。 + +　　高估产我有责任，我决不推脱责任，但省里又加了码。高征购是徐健生亲自布置的。县里报的1959年的粮食产量是27亿斤左右，我们增加到了36亿斤，省委最后决定的40亿。 + +　　（1959年8月，省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的中心是反右倾，周林布置各地区找小彭德怀，并提出反对第一书记就是反党，号召要……（注：以下因保存不善，缺失约500余字，实在可惜）） + +　　1964年到1965年元月，中央的四清工作团派一个工作组到遵义，地委召开三级干部会，集中揭发地委的问题，我在会上又作了检查。当时组长杨万选说：“你们暂时回去，听候处理”，以后（就）不再提了。 + +## （四）“遵义事件”的政治后果 + +　　“遵义事件”政治影响很坏，死了那么多主要劳动力，有的户已死绝，至今想起还很痛心。重大责任应当由省地委来负。省委一个未处理，受到处理和法办的都是基层干部，有少数的基层干部死在监狱里。斗争批判的都是基层干部，有一段时间形成无政府状态，在反瞒产是违法乱纪，在整基层干部时也违法乱纪，造成恶劣影响，现在提起来有些人很寒心。除了政治影响外，在经济上也是很大的破坏，耕牛损失很大，耕种田土有一个时期很苦难，两三年才恢复。在这方面我们是有罪的。在65年2月份贯彻中央23条时，李大章同志明确主要责任由前省委周林等人负，后来把周林调到西南局任专职书记去了，对此，我是有意见的。65年7月份，听说周林向中央写信要翻案，我在会上很义愤，他犯了这样大的错误，处理太轻了。我们曾经要求中央加重对他的处分，但最后没有下文。以后省委不准再提“贵州事件”了。 + +　　以上资料可以查对。我对周林等人没有幻想。但因为时间很久，一方面回忆不清了，另一方面有些具体问题如省委决定，因我未参加，情况不明，反映也有困难，没有隐瞒的思想。 + +　　 何林1967年1月3日。 + +　　来源：张再兴编《1959-1960年“贵州事件”资料集》（贵阳，2002）。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002.txt b/CCRD/2/6/10/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c26b046b883daadb9ca21a4bc180f00c907295 --- /dev/null +++ b/CCRD/2/6/10/000002.txt @@ -0,0 +1,29 @@ +# 揭发前省委周林等人在“遵义事件”中所犯的罪行 + +　　<贵州、李书波> + +　　(李书波：1950至1960年任中共遵义地委第一书记，遵义行署专员；本文为李书波的亲笔稿) + +　　“遵义事件”是一个惨痛的事件，对党对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当时在以周林为首的前省委错误领导下，我是遵义地委第一书记，是有责任的，但“遵义事件”的根子是来自前省委。关于我个人的错误，已作过数次检查，还要进一步作检查，现将前省委周林等人所犯的罪行揭发如下。 + +　　（一）实行高压政策，推行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1959年农业因灾减产，全专区粮食实际产量为20亿斤，各县上报数为28亿斤，以周林为认为，各县估产数仍然偏低，一再向地委施加压力，地委勉强增加到32亿斤，但前省委仍不满足，又加到40亿斤，比各县上报的数字增加40%以上，比实际产量增加了一倍。遵义地区征购任务由1958年5亿多斤，1959年增加到10亿零7千万斤，增加了一倍，完成任务后，多数地方已缺粮断炊，较好的地方每人口粮只剩下一、二百斤，粮食十分紧张。 + +　　1959年5月7日，我写了专题报告，反映当时的浮夸风情况（有案可查），主要是说指标大，任务重，要求急，脱离实际，实际上办不到。在当年省委召开的都匀会议上、花溪会议上，我向省委反映了全省估产160亿斤过高的情况（实际不到100亿斤），曾得到会上其他同志的支持。周林表示“你们都不赞成，我一个人也要坚持全省粮食160亿斤，否定产量就是否定大跃进，谁说没有那么多粮食，不是实际，而是思想问题，是反党、是反对三面红旗”。会议到最后，根据周林的意见，遵义地区产量仍按40亿斤不动。 + +　　周林在都匀会议之后，到遵义视察，我们向他反映，虾子场、南白镇发现群众剥树皮吃粮（糠）咽菜充饥，周林对这种情况不仅不采取紧急措施，反而暴跳如雷，召开电话会议，说是坏人捣乱，有意破坏，刮树皮就是刮我周林的脸。 + +　　（二）1958年以来，全省干部对省委周林等人的许多错误作法十分不满，在1959年9月，周林借贯彻庐山会议精神之名，对于敢于向他提意见的常（颂）夏（德义）李（庭桂）三同志打成“反党集团”。公开提出，谁反对第一书记，谁就是反党。谁说没有那么多粮食谁就是右倾。接着全身以“常、夏、李”为样板，共打出43个反党集团，对敢于向领导上反映真实情况、敢于提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此形成了人人自危，不敢反映真实情况、不敢提意见的白色恐怖的局面。 + +　　（三）省委在1959年秋冬陆续批转剑河、遵义、织金三个县的“反瞒产”经验，把矛头直接指向群众，到处翻箱倒柜，搜查群众的粮食，这时群众存的小量的粮食全部被搞光，当年冬天又火上加油，省委更错误的压低口粮，规定农村口粮为“五、五、二”的标准（即五两口粮，五两代食品，二斤菜）（注：16两制的5两粮食，合10两制的3.125两），后两项实际上是空的。这种指标农民最低生活也难维持。另外，又规定交通沿线粮食不准动用；一般地区旧历年前不供应粮食：边远地区死角粮难以运出；更由于大办食堂、收回自留地，使群众生活无调剂余地。由于以上种种错误措施，广大农村出现不正常死亡现象是难以避免的。 + +　　遵义地区非正常死亡情况和农村断粮情况，曾经多次的向省委反映并对上述错误作法提出反对意见，不但没有引起重视，相反地还批判我们“右倾”，把情况估计过于严重，甚至怀疑我们反映情况不实。 + +　　1960年春，遵义地区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揭开了这个盖子，证实了这一严重情况。省委匆忙地派赵欲樵同志去遵义地委主持工作，赵派我到重灾区工作，实际上我的职务已被赵所代替。这时，赵欲樵为了掩盖省委的错误，不分青红皂白的大批处理基层干部，把省委的错误推向下级，找替罪羊，实行大逮捕，共逮捕干部400多人。其中区级140多人，占区级干部的60-70%。区以下公社干部占70-80%。大撤职处分的干部更多，如湄潭县，上至王卿臣下至区社干部，全部被罢了官，生产队干部也大都受了处分。在被处理的干部中，除少数违法乱纪者外，大部分干部在严重的困难面前，作到了力所能及的工作，但都遭到了残酷的打击。前省委周林等人，这种恶劣作法，令人十分愤慨。 + +　　由于前省委周林等人，不敢正视自己的问题，把责任推向下级，虽然处理了大批干部，并在1960年下半年撤消了我的一切职务，调离了遵义，而在1960年冬和1961年春，遵义地区又发现了严重的问题，这说明省委的盖子不揭开，光处理下级干部，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 +　　1964年以周林为首的前省委的问题暴露出来了，李大章带领西南局大批干部到贵州搞“四清”，又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了刘邓的“形左实右”的路线，全部否定了贵州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作出的成绩，把贵州看成一片黑暗，又错误的大批处理了基层干部，前省委周林等人的问题虽然揭出来了，但在李井泉支持下，李大章采取了调和主义的态度，不了了之，贵州的广大群众和干部对此极为不满。以上看来，李大章在贵州的错误是严重的，周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坚决支持广大革命造反派，把周林揪回来，彻底清算他在贵州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 +　　 李书波1967年1月29日于贵阳。 + +　　来源：张再兴编《1959-1960年“贵州事件”资料集》（贵阳，2002）。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003.txt b/CCRD/2/6/10/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835f7d07ed595d9ec447b6e3dee5f08226bbdee --- /dev/null +++ b/CCRD/2/6/10/000003.txt @@ -0,0 +1,819 @@ +# 彻底揭开省委周林、苗春亭等人在“贵州事件”中的责任——向党中央毛主席的申诉书 + +　　<贵州、赵广玉> + +## 重抄赵广玉《辩白书》记 + +　　时间是最无情的，它有如行云流荡、潮水往复，能将世间的万事万物消磨得棱角全无。我们周围的这些尖峰，等若干年后来看，恐怕也要变成平沓沓的馒头山了。何况这流荡的历史、变化的人，那里经得住时间的冲刷呢？ + +　　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零年春，贵州大饥，一百万人魂归饿殍。到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在那事件后出生的孩子，都又长成了堂堂汉子。这年青的一代，自然不了解那些事件的因果。就是从那些事件中俏幸过来的人，也越来越简单地描述那事件的惨象。那述说的样子，到不像在说他们的伤痛，到像述说许久以前的传说一样。心上的伤口是愈合了。就是那滴在史册上的斑斑血迹，也渐次变淡、变模糊了。若再过几代人，恐怕也就无从查考了。 + +　　下面这份资料，是当时的金沙县委书记赵广玉于一九六七年向中共中央、毛主席写的《辩白书》，当时是用圆珠笔复写的。才过去十七年，圆珠笔的油墨也渐次风化浸溢、字迹模糊、难以辨认了。若再不拯救，我想，作者、抄者的一番心血，也将付与时间老人了。 + +　　惜哉！这些资料，倘在今天，随地位的变迁和岁月的流徙，我想赵广玉先生是断难从命的。况乎这是许多人讳莫如深、力加掩盖的事。然而，在那“史无前例”的岁月里，社会犹如大海翻波、长洲起浪，将社会的每一角落震撼摇荡。于是，这一资料就从作者心灵深处泛起，又经有心人的细心誊正，使之得以流传下来，使世人得以一覩。 + +　　历史上无数成功的东西，自有篇章为其立传。而那些丢脸的东西则为人们所不耻。实际上失败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更为可贵，前车之辙，后车可鉴，真正聪明的人是善于总结历史教训的人。是故，《资治通鉴》记录了不少失败的东西，供人借鉴。 + +　　赵先生在金沙执政多年，又经过了那场惨绝人寰的浩劫，责任虽不应尽由他负，而恰恰他担负了所有罪责，成了这一事件的替罪羊。他对这一事件产生的历史原因、事件的经过和结果，体会最深，并以他清晰的记忆、朴实无华的文字，将事件述备甚详；对政策得失分析中肯；重大历史事件及人物关系、网络结构描述清楚，声容犹在。今天重读二十多年前的事情恍若昨天的事。读之，使人心肺皆凉，莫不潸然泪下、顿足捶雄者。倘此资料得以流传达人君子之乡、为官为仕之客，定能震聩发聋，使为政不复辙于历史之惨淡者。 + +　　故此，落花屯人又用碳素墨汁，重抄《辩白书》于后，以便流传久远，庶几有益于后世乎。 + +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五日 + +　　(另注：本文在重抄时，省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万岁！万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等口号语言，这些口号在文中用得相当多，但并不与文章谐和，因此省去。省略时，没有用省略符号代替。文中的省略符号是赵广玉的原用语言，他很爱用省略符号，这里特别注明。——张再兴) + +　　透过“金沙事件”彻底揭开省委周林、苗春亭等人 + +## 在“贵州事件”中的责任——赵广玉辩白书 + +## 赵广玉(原金沙县委第一书记) + +##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 +　　申诉书 + +　　寄北京，中共中央委员会 + +　　毛主席 + +## 最高指示 + +　　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 + +　　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是另一样，他就是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 + +## 《透过“金沙事件”彻底揭开省委周林、苗春亭等人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黑线》 + +　　我向金沙人民请罪，向工人、贫下中农的革命群众请罪，向革命师生请罪，向各行各界的革命群众请罪，向革命干部请罪。我在金沙工作中死了好多人，在金沙县我是犯错误的总头头，责任应该由我来负，希望不要过多的去……(原文已掉了一页，抄者注)毛主席有关对农村重大方针政策的执行，他们标新立异，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能真正贯彻到群众中去，不能贯彻到实际中去。在当时，我是贯彻了这条错误路线的，因此在我当时主持的金沙县也就给党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和破坏，特别使我感到痛心的使我们伟大领袖和我们伟大的党在金沙人民群众中享有的崇高威信，在群众和干部尚不明瞭真相之前，一度曾受到了严重破坏，金沙县勤劳勇敢的人民在生命财产上遭到了重大牺牲，因此，我有罪于党，有罪于人民。我为什么忠实的贯彻执行这一条反动的黑线，而使人民遭到这样严重的损失呢？这是因为我的灵魂深处资产阶级的人生观没有得到认真改造，所以我就把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置之不顾。毛主席时刻教育我们“要为人民服务，要关心群众疾苦，要走群众路线，要与群众同命运共呼吸，不要犯官僚主义”等伟大教导丢在一边。事情虽已过去七年了，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仍然阴魂不散，他们不但不接受教训，彻底痛改前非，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好好的为人民服务，他们迄今仍然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其道而行之，瞎指挥生产，命令主义，当官做老爷的作风并没有从金沙事件接受教训，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加以揭发，加以批判，金沙事件不仅在金沙、而且在全省仍有重演的可能。 + +　　我来的时候仍有不少顾虑，我敢革命的精神太差。经过红卫兵战士和广大贫下中农及机关干部代表的教育，我又看到了《人民日报》一日社论，其中说：“……一切革命的干部，都应当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应当拿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魄力和勇气，应当在群众中亮相，应当振臂高呼，应当亲临前线，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并肩战斗……”我愿意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彻底揭发在贵州早就存在了的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把贯彻金沙事件黑线根子揭发出来，这条黑线早就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唱对台戏，金沙所以产生这样严重的问题当然我是有直接责任(因我是受革命组织的责令揭盖子，而不在这里与用时间去检查自己)，但真正的黑线根子必须揭开。只有揭开这个内幕，才能使广大的人民看到，不管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的领袖毛主席是如何的关心我们人民。但这条黑线是如何的反对毛主席，又是如何反对、残害了我们人民、破坏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我们毛主席和我们共产党的威信和挽回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粉碎、坚决摧垮、连根拔出反动路线。金沙人民对我的义愤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死去的人能复活，杀了我也甘心。我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准我戴罪立功，对死去的人要接受教训，对活着的人今后要负责到底，要使活着的人不能再死，要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负责。就只有把过去、迄今还贯彻着的黑线彻底揭发，叫广大人民了解真相，起来斗争，非使这条发动黑线彻底破产不可。只能如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能真正与群众见面。因此，我愿意真正与革命人民站在一边，丢掉一切私心杂念，坚决按毛主席的教导办事，彻底与这条黑线决裂，使这条黑线永世不得残害人民，把根子挖出来。这样做是革命人民的要求，是大是大非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变不变颜色的问题，能不能沿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路线继续前进的问题。这是真正的革命组织和革命人民所关心的重大问题，也就是勒令我交待问题的目的。 + +　　在过去六七年来，我就认为不仅是金沙事件，更确切的说是贵州事件，是毕节专区事件。省委、地委很早就是执行的一条反动的资产阶级黑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百般抵制，不认真贯彻，所以才使贵州死人在百万以上。他们过去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县以下基层干部大加打击，贵州的盖子、毕节的盖子他们不准揭开。同时，一看出了问题，省委又封锁消息，不准向中央反映情况。当时省委派李景膺到遵义、金沙装糊涂，到底(处)捣(指)责和逮捕基层干部。李×称下边不执行省委指示，不反映真实情况。但谁要谈到省委的一点内幕，他马上就要逮捕。他们真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到了顶点。事实是你们省委才真正是贵州事件的罪魁祸首。你们使用了各种阴谋，上欺领袖。对下敢于说真话的，实行了真正疯狂的镇压和政治迫害。因此，你们这些真正的罪魁祸首才没有得到任何处理，仍然当权称霸、逍遥法外，还有不少人大受提拔重用。你们这种手段死压着真相不准揭，从而欺骗了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你们该当何罪？因为我对贵州、特别是毕节地区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你们搞的一些鬼勾当我是知道一些的。到后来我就不愿意再跟着你们的错误路线走，从而再犯有意欺骗毛主席的罪恶，我不愿意让你们再去残害人民，因此，我六年来坚持与你们做斗争。我向地委的陈健吾、省委的周林、苗春亭、贾启允等人写了三十多次申诉和信，我找了你们二十余次(我是为了揭盖子才这样作的)，但是你们是什么态度呢？起初你们不断的去看我，想用经济手段来收买我，不要我向中央申诉，不要去中央反映情况，如果我同意，你们许下宏口大愿，可以解决我的党籍，可以晋级加薪，可以提拔。对你们的企图阴谋我是看透了，因此，我均一一加以拒绝。我向你们表明，我不愿拿原则作交易，所以我就向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写过两次信，我向中央写了八次信。我向省、地委请假要去中央六次。省、地委看到收买不成了，你们就害怕的要死，最后你们又采用政治迫害的办法，在1964年地委派工作组斗了我十八天，以后，64年8月，省、地委又勾结在一起，专门搞了我一夜的材料。陈健吾对我两面三刀，他当面与我许愿，说情，提级、升官、入党等手段收买我，但当我拒绝之后，他就背地里制造语(舆)论进行打击，说我翻案，散布我的坏话。贾启允公开讲，对再闹的要实行打击。64年8、9月份，我场教导员谢玉生传达省里精神向我说“……过去五风一化时死了人，现在还闹的，又有民愤的要逮捕……”。在工作岗位上，他们指定专人暗地里监视我。这次搞文化大革命，他们又预先设好圈套迫害我。在毕节，他们先开了十多个人的会，说我是“三家村”黑帮。说我向中央写了信，说要趁这个机会把赵广玉打成反革命。“如果现在把赵打不成反革命，将来政策一变，赵广玉就打不成反革命了。如果赵广玉打不成反革命，将来赵是不好对付的。”“赵广玉是死老虎啦，只要再整几条加在他头上，过去的事情他就反映不了，现在又给他带上帽子。”他们准备在去年十一月召开金沙、黔西、大方三县片的会议，布置人提我的意见，只要赵广玉一发言，他就是跳出来的，揪着就斗，或交四清工作团把赵广玉搞掉……至今他们还指使个别别有用心的份子，煽动一小部分受蒙蔽的人向金沙发出呼吁，把我揪到金沙狠狠地整我，从而包住贵州、毕节的盖子不让我揭，为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与毛主席唱对台戏的黑线滑过关去。他们说我勾结国内外敌人，与赫鲁晓夫一唱一和，说我是反革命、坏蛋，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他们造谣生事。当权派的任何花招都不能、也不会得逞。盖子我要揭，别有用心的人吓不到我，广大的革命人民是通情达理的，是绝不会让他们从中得到一根稻草的。反动的黑线是任何人也保不住的。我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把一切真相亮出来，我愿与你们一齐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斗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 +　　至于下面我说的材料有出入了我负责，但是根据我和别人的记录资料整理，可能在个别数字上有悟(误)。当时报告时间与传达记录时间不一定完全相同。 + +　　 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于金沙赵广玉 + +　　附原对我处理意见的决定 + +　　附件之一： + +　　中共贵州省委常委一九六零年十二月X日决定：赵广玉“因破坏党的政策，严重违法乱纪”，开除党籍。 + +　　附件之二： + +## 贵州省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61)刑字第三十二号。 + +　　公诉人：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毕节分院检查员张世斌。 + +　　被告人：赵广玉，男，34岁，中农出生，学生成份，江苏省丰县人。一九四○年参加工作，一九四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任过通讯员、卫生员、文书、干事、付股长、科员、公安局付局长、局长、中共金沙县委第一书记等职。一九六○年十二月八日被逮捕。 + +　　案由：严重违法乱纪。 + +　　本案经审理完毕，现查明： + +　　被告人赵广玉在任中共金沙县委第一书记期间，为达到个人野心，一贯弄虚作假，欺上压下，以保红旗为幌子，不惜牺牲人民生命财产，破坏党的政策。 + +　　一九五九年，金沙县播种各种粮食作物五十一万亩，秋前各公社汇报受灾面积一十九万亩。秋后实产粮食一亿二千多万斤。各公社报产二亿八千多万斤。被告明知农业遭灾，粮食减产，但却有意向地委报为三亿五千万斤。征购粮食入仓八千二百万斤后，到十一月底，全县已有一十一万多人缺粮断炊，甚至有的地方出现脬肿，病死人，杀牛杀马，群众剥树皮吃等，上述严重情况，各公社和县委工作组先后向被告作过汇报，被告也曾下后到过红旗、禹谟、平坝公社等地了解灾情，但被告却有意歪曲事实真相，硬说下边有粮，是“富裕农民刮妖风”。并对反映浮肿、死人情况的同志尽行压制，说“人吃五谷杂粮，哪个不死，哪年不病哪年不死，难道都是粮食问题吗？”一九六○年元月各公社汇报缺粮人口一十五万五千多，要粮一千三百五十万斤。被告不但不如实向地委反映，反而对各公社尽行批评，说：“不捉鬼，光要粮，是标准的伸手派。不要拿粮食来填资本主义的坑。”在被告的压制下，各公社将缺粮人口压低为五万七千多人，只要粮食六百三十万斤。地委拨给七百万斤指标，被告只下拨四百一十三万斤。一九六○年三月，各公社汇报食堂大部分停伙。群众普遍发生浮肿、死亡。在此紧急关头，被告仍对群众生命置之不理，不采取有效措施安排群众生活，亦不向地委反映真实情况，继续弄虚作假，将各公社报的缺粮人口二十一万八千五百三十二人，压为一十二万一千四百人，欺骗地委。并说：“我们兑现了一千三百九十万斤粮食。地委原分配的指标按十两吃，我门也不再要粮，还可支援外地四百万斤。”由于被告一系列的弄虚作假、欺上压下，使多数缺粮人口得不到粮食供应，生活无法安排，致使金沙人口外流逃荒者达XXXX人；浮肿病死达XXXXX人。土地丢荒一十一万余亩。粮食产量和各种牲畜大幅度下降，给金沙县人民造成惨痛的灾难。 + +　　金沙县发生缺粮断炊以后，以被告为首纠和坏份子王国民等，大搞“反瞒产”、“捉鬼拿粮”运动，违法乱纪，打击陷害干部。侵犯人生自由，摧残群众。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被告亲自主持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实际上是一次违法乱纪、侵犯人权的现场会。被告在会上说：“我们要坚定立场批判右倾。我就掌握一条：闹也要捉鬼，不闹也捉鬼。你不捉鬼，你就是鬼。”因而在会议期间向对说真话的好干部非法斗争了六十七人。在斗争中竟施以站板櫈、轮班斗、背大字报、带尖尖帽等非法手段。会后，在被告这种违法乱纪、侵犯人权行为的指导和影响下，全县先后斗、打了六千余人，有的甚至被打残打死。被告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把坚持原则、如实反映情况的广大基层干部，说成是“民主时期的骨干，现在成了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党内的蜕化变质分子”；是“艾森豪威尔、蒋介石的雄心大志”；是“上中农的标准代表者”；是“死硬派”。并说：“他们在粮食问题上反对，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刀口不放在他脖子上，他就不缴械。对这部分人不要客气，不要小处理，要大处理，我们要和他们分手，我走我的阳关道，你过你的独木桥，要一刀断，一斧截，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当机立断，撤换下去”。在被告这种错误路线的指导下，造成全县对基层干部的大撤大换。据不完全统计，在“捉鬼拿粮”期间，先后撤去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六千一百二十人，致使百分之七十的基层组织被打乱摧毁。不仅如此，被告还破坏党的组织原则，改变党的性质，在县召开的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说：“我们县就提拔一个生产队长付才清当公社党委书记，你们就不能打破这种迷信吗？”在被告这种“破迷信”的指导下，全县就拉上非党员二百五十名和预备党员三百九十人担任总支书记、分支书记等党内要职。被告为了进一步掩盖其罪恶事实，封锁消息，又在县各部委非法成立党组，并在县机关各党组书记会议上规定：“各部门向上反映情况，不经党组批准，就是反党；各部门一律不准统计病人、死人、外流人口数字；向上写报告，发电报要经县委批准，任何人不得擅自作主。”由于被告采取上述各种非法手段，破坏党的组织原则，摧毁基层组织，欺上压下，封锁消息，致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不敢如实向上级反映情况，从而使金沙事件日益发展严重，给金沙人民造成惨痛的灾难和严重后果。 + +　　被告人为了达到个人野心之目的，掩盖其反党反人民的罪恶，竟不顾一切手段，包庇重用坏人，打击陷害好人。被告将一批善于弄虚作假、残害人民的地富反坏分子提任党内要职和要害部门工作，窃取领导职务，占据要害部位，互相勾结，乘机兴风作浪，为非作歹，进行阶级报复，残害人民。前禹谟公社党委书记杨品良(坏分子，已捕)，解放前不务正业，群众称为小流氓。参加工作后，一九五○年被土匪俘去后，回故(悔过)自首。二次参加工作后，被告明知杨犯上述历史，却于一九五四年将杨拉入党内。在预备期中把杨犯提任安底区委副书记；一九五六年，县党代表会上，强制将杨犯选为县委委员。一九五八年以来，杨犯一贯弄虚作假、奸污妇女，被告不做处理，反而对揭发杨犯的干部尽行打击。禹谟事件被揭发以后，被告还说，“杨品良(是)不是坏人，还值得考虑，”为杨辩护。前县委副秘书长毕荣光(坏分子，已捕)，解放前有“小流氓”、“小恶霸”之称，参加工作后，一九五二年因贪污受撤职和开除团籍的处分。一九五七年藉整风之机与右派分子多次密会，企图翻案。被告明知毕犯上述问题，但毕能捏造材料、写假报告、编写文章、对被告惊心(精心)标榜，臭味相投，从而将毕犯由工作员提拔为县委秘书，后又提拔为副秘书长。毕犯在预备期中，被告叫其担任机关党总支书记，后发现毕犯奸污妇女，被告不做处理，继续包庇重用。前清池公社党委书记王兆才(坏分子，已捕)，一九五八年任安底公社党委副书记，与妇女干部丁××通奸怀孕后，王犯指使女方服药堕胎而死。被告发觉后，不仅不做处理，反而将王提任清池公社党委书记。一九五八年王犯又强奸妇女干部张××，被告仍不处理，长期包庇重用。反之，被告对坚持原则、说老实话的干部则加以打击迫害。县委候补委员、清池公社党委书记陈洪彬同志为了教育干部向党说老实话，曾组织干部学习上级有关部门文件和通报，以吸取教训。陈的这种正确做法，被告则污为“企图以上级文件威胁领导，拉拢干部向党进攻，要党在粮食问题上让步，取消粮食政策。”并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加以斗争。斗后，歪曲和扩大事实，将陈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消职务。县委常委蔡芝蘭、汤存瑞同志在农村了解到群众缺粮、浮肿、死人等情况，向被告如实作了汇报，被告不仅不采取措施，反而指责蔡、汤二同志是“替富裕农民叫嚣”。当蔡、汤二同志不忍农村病亡惨景而流泪时，被告仍毫无同情之感，反而职责他们是“哭资本主义”。此外，被告以请客送礼、招待为名，挥霍浪费国家财产达一千九百多元，被告从中贪污、多占各种食品，据不完全的计算折款达五百余元。 + +　　综上所述，被告赵广玉为了达到个人野心，一贯弄虚作假、欺上压下、包庇重用坏人，与地富反坏分子勾结在一起，互相包庇吹捧，采取各种非法手段，破坏党的组织原则，摧毁基层组织，打击迫害干部，破坏党的政策，残害人民，致使金沙人口大量外流逃荒，群众大量脬肿死亡，土地丢荒，粮食大幅度减产，给金沙人民造成了惨痛的灾难，给党和政府在政治上造下了极为严重的不良影响，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威信，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群众愤恨。为了严肃党纪国法，挽回党和政府的政治影响，对此严重违法乱纪、破坏党的政策、残害人民的犯罪分子，必须依法惩办，特判处被告有期徒刑，年……(注：省略是赵本人所作)。 + +　　 贵州省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 +　　至于监委和其他有关材料都是大同词异，因此不一一抄写了(注：这是赵广玉本人的说明)。 + +## 申诉 + +　　我从来也(不)否认我在金沙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及我的责任。我所以要再次向党中央毛主席写出书面申诉，是因为我对原来金沙问题所产生的原因和责任，我不同意原来省、地委所说的理由和责任。因此我感到有必要把事情的全部真相加以如实反映，把我所知道的一切真实情况加以详细说清，这是我对党应抱的态度。而且，我个人认为说清楚这些材料，对党是有好处的，党是完全支持我的申诉的。 + +　　我过去曾对死人问题及省、地委对问题所作的决定材料，因我不同意，曾向组织写过多次申诉，也写过信。过去在文字上只能说是极简单的、片断的反映了一部分事情的经过情况。我反映的材料是真实的，我永远负责。为了更好的向中央提供全面、系统的、真实的详细报告，我逐章逐条地查阅了从1958年3月份起至1960年11月份止，及在出问题期间大部分省、地委的决议、指示、记录、负责人讲话、规定、口头指示、及县委汇报、数字等材料十五本近100份的事实根据。 + +　　现在我所提供的材料是一切真相经过的全部面貌。如有歪曲或隐瞒真相者，概由我自己负责。我所提供的材料大部分都有时间、地点，决议、报告、总结、讲话、并有参加人员等，有据可查的现存材料。为了方便和习惯，在这次所写材料中，将过去的公社(现在的区)、管区(现在的公社)、核算单位(现在的生产队)一律改写成区、公社、生产队。为了使中央了解情况的准确、真实，我基本上不参加个人意见。我用当时我的汇报及对情况的处置及全省、全专区当时的客观情况、当时省、地负责人的指示讲话、总结、报告……来说明问题。 + +　　我写这次材料的基本目的，是因为我不同意原来的省委把金沙所出的问题的原因说成是我犯严重违法乱纪、破坏党的政策，说成是我的错误路线。把我说成是顽固的抗拒省、地委的政策和指示、屡教不改……。总之，一切错误的根子都在我头上，都定成我个人的案。我这次向中央和毛主席反映真实情况，因此，在这次申诉里不写上我个人的错误和检查。 + +　　（我叫赵广玉，今年38岁，江苏丰县二区沙庄村人。家庭成份中农，1940年参加工作，1946年年入党，历任指导员、组织干事、保卫干事、秘书、股长、科长、公安局正、付局长。党内历任小组长、支委、支部书记、社会部长、副书记、书记、县委第一书记、地委委员，至一九六○年十二月八日，因饿死人犯错误为止。） + +　　现在贵州省毕节专区黔西县岔白劳改农场。 + +　　下面，我就把我要申诉的几个问题的详细情况，分别写在下面。 + +　　申诉的目的 + +　　对申诉的说明 + +　　1、 我是否一贯用弄虚作假的手法才把金沙县的所谓红旗树起来的，事实真相情况的说明； + +　　二、违法乱纪、破坏政策，错误路线经过真相及产生根源和具体责任的说明； + +　　2、 对基层干部撤换的事实真相及产生问题的原因和责任的说明； + +　　3、 所谓非党员、预备党员担任支书的真相及产生问题的原因和责任的说明； + +　　4、 对死人问题的事实经过及产生根源和具体责任情况的说明； + +　　5、 所谓勾结地富反坏……情况的说明； + +　　6、 所谓贪污浪费达一千九百余元的真相的说明； + +　　7、 关于是否封锁消息、如实反映情况的说明； + +　　8、 关于我所写的检查及为什么在原处分决定上签字的说明。 + +## 一、我是否一贯用弄虚作假、欺上压下的办法才把金沙的所谓红旗树起来了呢？我把事情的经过说明如下： + +　　金沙县一九五二年的总产量约计是一亿零八百万斤。但是金沙总田土约计习惯亩不到60万亩，每亩单产只有100多斤。全县仅是27万人口左右的小县。当时的秋征任务只有500万斤，到57年后总产才达到一亿七千万斤左右。田土总面积65万亩，每亩平均单产才200多斤。这是1958年以前一段的基本情况。 + +　　我记得是1957年11月份，省委召开了全省有区委书记参加的四级干部大会，在会上有江口县提出58年亩产六百斤的保证书。这个《挑战书》是印发到会的区委书记讨论。省委当时的第一书记周林在大会上号召各地学习江口县的英雄气概和猛虎作风，要树立这面旗帜。并号召与会人员讨论，发动了挑战应战。江口县的挑战书及亩产600斤的保证和措施是贵州日报发表了的。当时在会上有兴义县委书记孙永锡向大会发言保证800斤，完不成任务可以摘去乌纱帽。金沙县与会书记当时讨论出58年的增产计划亩产420斤，在措施上提出每亩施肥三千斤向五千斤奋斗。待我们回到县里贯彻省委四级干部会议精神制定增产指示后，金沙县一九五七年冬一九五八年春的生产确实搞的不错。特别是冬修水利和积肥已形成高潮。当时的地委第一书记孟子明与秘书潘泽武于一九五八年元月份到了金沙，下到乡里做些调查，大体在乡下十多天的时间。这时，孟就向我说：“广玉，我看你们搞个千斤县不行吗？你们修水利、积肥劲头不小，条件好，我看你们可以搞千斤县。研究一下，写个报告给地委，在全专区可以起个促进作用，带带头……”我答复说：“……我们还没有考虑过这个事，行不行，心里无数。”孟说：“你们马上开个会研究一下，算下细账。”孟到了当时的一区、五区、六区，孟专门研究了增产措施和水稻包谷每亩平均能够增产账。在孟亲自参加下，我们县委研究了九条增产措施。孟说：“可以达到一千斤。”我说：“……留点余地，能够达到八百斤也不少了。”所以我们定了个一九五八年亩产粮食八百斤、争取千斤县的计划(五八年肯定是个大跃进的丰收年，增产确实不少。但当时由于缺乏经验，又加秋收正忙时都忙于搞其他工作，粮食浪费了一些)。孟子明到省里去开会，如何向省里汇报我不知道。但省委周林书记在五八年二月份在地委书记上号召说：“……向江口、金沙县去参观，学习金沙县委到现场开会、到田间办公的领导方法……”从此以后，金沙、江口两县就出了名。到处去参观的人确实不少，我们接待过全省各县参观团，还有云南、河南等数百个参观团。一九五八年三月份，吴实副省长去了，随后，陈璞如副省长去，他们还帮助我接待了几个参观团的同志。当时有正安县参观团的某书记在吴实副省长问他们“有没有这种生产劲头，你们积的肥有没有这样多？”某书记回答：“……积肥是多，但质量很差，很多是老墙泥。”吴副省长说：“你们有这个劲头吗？你不要光看到质量差，他搞的多了嘛！……”五八年二月份，省委吴肃书记也到了金沙，陪同他去的有地委第一书记孟子明。他们深入到乡下做了检查。在临走时，吴书记说：“金沙确实是好的典型……”从此，不仅本省本区就是外省外区的参观团也就连续不断的来到了金沙。为了迎接参观团，帮助培养和树立金沙这个典型，五八年四月份，地委就派出当时的地委常委、现任毕节地委副书记兼专员的侯国祥同志及副专员杨文彩同志，专门去帮助和指导金沙的工作。地委侯书记在那里住了几个月，杨专员在那里半年多。省委于五七年底派了省委党委办公室主任兰名范任金沙县委书记。五八年九月份，省委又派政法学院党委书记伊彤任金沙县委书记，院长王玉魁、副院长张自立任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赵子安任县委秘书长及处级干部七人、县级干部40余人和一般干部共108人。当时每个区都有一个处长或科长率领10人左右的工作组，处县级干部任区委书记，在金沙工作了一年的时间。随后省委又派厅长唐振华率处长三人和县委干部等58人，分片包刮(干)一区、禹谟区半年多。至于地委的负责人，将近三分之二以上的人不断长期住在金沙，包刮下区指导工作。省委正副书记也不断到金沙去工作。他们到那里去的任务都是培养树立金沙的所谓红旗，鼓干劲，总结经验。不少的好经验当时有好些都是省、地委亲手整理出来的，加以传播推广的。因此，五八年五月一日，因金沙跃进好，全省还派了我和江口县委书记一併去北京列席了党的八届二次会议。省委组织部长崔廷芳还专门总结了玉屏乡党支部在大跃进中的领导经验，印发全省。地委宣传部长孙育乾专门在红旗公升蹲点做长期调查，写了一篇跃进经验登载在《人民公社万岁》一书上。原省委常委汪小川率领现任省广播电台台长的李正瑞等近十名干部于1959年3月份专门下到金沙县甘田乡的各个生产队蹲点，深入群众进行调查了解，利用各种形式专门召开老农民积极分子座谈会，专门总结增产措施及到底水稻、包谷每亩单产究竟能打多少粮食。从此调查他们得出了一九五九年大季每亩产量的指标和根据。他们去时没有与县委接洽，走时没有谈什么，因是省委直接派他们去的。大体上他们在该乡调查二十多天，或到省委以后，省委就将这个材料批转印发了。我记得是用打字机打印的，提出了平均亩产可达到1,200斤的增产根据。除此之外，当时省、地委的态度是怎样的呢？这里，我摘录和谈谈一些有关部门的原始资料。 + +　　(在我保存的材料第十七本上)省委第一书记周林说：“五九年出现了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高潮，每人平均实现两千斤的粮食，一定要办到。”原地委第一书记孟子明于五九年四月去金沙检查工作，他指示我们宣布金沙为千斤县，让报纸给我们登。并说：“你们现在就可以宣布全县已经实现了绿化。我的答复是：“……孟政委，绿化，你看公路两边都没有栽树是荒山，叫人家一进金沙，在公路上看不到树，反而影响不好，更为被动……”孟的答复是：“……你怎么还有这样的顾虑，搞大跃进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不能保守，省、地委都有心培养你们这个红旗，千斤县没问题，至于绿化问题，现在就可以宣布全县已经实现了绿化。别人说，你不要管他那些事，他不信就叫他到区里去看看么！”原省委候补书记、副省长赵欲樵于一九五八年十月份从遵义湘江宾馆打电话给我说：“……遵义县十月一日放日产万吨钢铁卫星经验，他们的口号是牺牲一切，保证放出日产万吨铁，要想放出卫星得要木炭，他们号召群众把顶子床、棺材、门板、树都出来伐了，没有这个牺牲精神，就不可能放出卫星，你们要向遵义学习。”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份开电话会议仍是赵副省长主持并宣布全省有十七个县放出了日产万吨的钢铁卫星，并在贵州日报上发表。钢的卫星是日产六千吨，是当时首先从习水县和遵义县创造出来的。当时对于炼钢的方法我们还不会，地委书记处书记主传谟在电话会议上向我说：“……现在不是炼铁的问题了，中心问题是炼钢。”随即省委又号召各县学习习水县炼钢的经验，贵州日报并连续发表了介绍炼钢的详细经验。地委指示我们派人去习水、遵义两县参观。回来后照办炼钢。 + +　　一九五八年九月份，省委书记处书记苗春亭到了金沙，我当时在地委开会，就由县委书记兼县长邱继刚领着苗书记到了平坝区、岩孔区、城关区等地，到正在收谷子的田里和收包谷的土里去与正在收割的社员座谈。等苗书记要走时，我才从地委开会回来。苗书记向我说：“……我下去摸了几个区，你们今年的产量可以了，你们可以宣布金沙是千斤县，叫报上与你们登。我看你们宣布千斤县是留有余地的，你们实产数据我在城关、平坝、岩孔、禹谟了解，可以亩产达到1,200-1,300斤，你可以向各区宣布千斤县，这一点肯定是没有什么危险(如果按苗书记的说法，全县就可以达到六亿五千万斤)。”待区(委)书(记)到县开会时，苗书记向我说：“你可以在会上给区(委)书(记)讲两个事，一是宣布千斤县，二是向他们宣布，现在就是共产主义了，别叫他们心理揣着鬼，好像共产主义神秘的不得了，共产主义就是这个样子么！现在我们办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共产主义了。”我答复说：“……苗书记，你既然到金沙来了，大家都要求你讲讲话，给大家见面也是个鼓舞，同时宣布为共产主义。这是个重大理论问题，我也讲不清，还是请苗书记讲吧！”苗答复了我的请求。于下午两时半，就上述两问题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做了报告。随后，苗书记又向我说：“……你们这个县可以摸索着搞试点，共产主义就是要有个气魄和形式，不能松松垮垮、冷冷清清的，共产主义就是要在农村实现工厂组织形式化，年青人、老人、男的女的，小孩各有各的组织，各有各的社会责任，互不影响，这就像工厂一样了。这就为共产主义在农村的组织机构打下了基础。你们先提前走一步，你们可以通过跃进组织这个形式去摸索下经验(跃进组织指青年、妇女、老年，当时在跃进形式下所出现的“百花群”、“红花群”、“黄忠群”等……)”。当时的县委副书记于志高参加贵州省农业参观团，于五八年九月份出发去参观山东省寿张县X地的包谷亩产4,700斤的先进经验，是省委农村工作部长刘苍岩率领着去的。于志高回来向我说：“……我叫刘部长批评一台，我们到那里参观，包谷已经收了，我就用步量了一下行株距、窝距、棵数，我也看了包谷樁樁，并不比我们这里好，也不比我们这里窝棵多，他们怎么能打到4,700斤呢？”刘部长说我：“……你们县委派你来干什么的，你要不相信人家的经验，你来干什么？你怎么带怀疑情绪来学习人家的先进呢？这样，你能学到什么？你到(处)找问题，在你们县里还找不到吗？” + +　　一九五八年六月份，当时的地委第一书记孟子明在县委书记会议上宣布说：“全省确定试办两个县级人民公社，省委确定有遵义和金沙两个县开始试办。遵义由赵省长负责，金沙由省委吴肃书记负责。你们回去就研究章程着手试办，摸索经验。”我问孟：“省委吴书记什么时候去？是否有个章程。”孟答说：“你们不要等他，你们回去就先着手搞着，哪有什么现成的章程给你们，大创进嘛！一切就是新创，有章程就不叫你们试办了。章程你们自己研究，自己拿出来，好将来供全省参观。”我答说：“……你这说，困难就大啦，从哪里插手我心里都没有数，别搞出问题来了。”孟说：“……现在我们干的是我们先人所没有干过的事业，也可能出点问题，但不能怕，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牺牲都不怕，还能怕出问题？要是怕出问题，谁也不敢前进一步，都想学习人家的现成经验，那不是共产党员的思想。披荆斩棘的人能怕牺牲流血吗？能不受点伤、能不破点皮吗？开山劈路的人，历来都不能怕牺牲流血，路是人走出来的，山是人开出来的，但后来的人走在平坦的大道上，他感到幸福，他知道这是由前人开出来的，他们会感激你。党也是会最清楚的，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共产党员就不能怕失败，就不能怕出问题，我们就是为后人的幸福而革命的。” + +　　我所以要写出这些当时的背景，只是为了说明由于当时大跃进、人民公社对我来讲是个新课题，又加上我确实工作上缺乏经验，在我当时为了坚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思想指导下，在以后的工作中发生了严重错误，死了人，我愿意接受党的处分。但从我当时的内心讲，我视为听党和领导的话视为革命。现在看起来这种想法完全错了。我写这个材料只是为了向党如实说明事情的真正经过，因为我想不通，省、地委为何不向中央说实话，为什么把我说成是“一贯弄虚作假、欺上压下的手法，把金沙县的红旗树起来的。”真实情况是贵州问题、地委问题，为何瞒着中央和毛主席。 + +## 二、违法乱纪、破坏政策、错误路线经过真相及产生根源和具体责任的说明 + +　　虽然早于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毛主席亲自向全国各生产队以上的农村干部写了两封通讯……主要精神是解决在包产中实事求是问题及群众路线问题，我们根据这一精神于五月十七日召开了全县的生产大、小队长、支部书记及区乡干部会议，到人员共计2,670多人的五级干部会议，专门贯彻和讨论主席的通讯，以便在秋收前能把大季的包产产量实事求是的落实下来。从会议开始到结束，当时地委常委、现任地委副书记兼专员侯国祥同志，去掌握和领导金沙县召开的这一次会议。当时各生产队经过讨论总结，五九年金沙每亩平均大季产量包到380斤，总产可达到二亿四千七百万斤，加上小季亩产150斤，播种面积40万亩，小季产量6,000万斤，共计五九年总产量能达到三亿零七百万斤。这是包产数。省、地委指示，各生产队还要在会议上提出可以超产20℅，产量是6,000多万斤，这样定下来就达到全年总产为三亿六千七百万斤。会议开了十一天，已经定案结束了，侯专员不同意，他嫌包产右了，少了，并向地委写了报告，是用电话汇报的。地委立即将这一报告批转各县并报省委，因此，金沙县的会议又延长了三天会期。前所讨论的包产数字作废，又重新讨论了包产计划。最后的数字是每亩产包产540斤，总产是三亿五千一百万斤，加上40万亩6,000万斤小季和超产粮，总产达到四亿七千一百万斤(超包产运动，当时省、地委均有指示，为了掀生产高潮)。实际上区委超产数比这还大。 + +　　(在我现存材料第九本上有如下资料)原毕节地委第一书记孟子明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的报告中说：“……一定要给社员提出奋斗目标，因地制宜。水稻每亩二千斤，包谷一千斤，红苕一万斤。提出这个指标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如果不这样提，生产就会造成自流，去年的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要发扬起来，破除迷信，不要认为亩产二千斤就到了顶。”(材料第九本)省委书记苗春亭于一九五九年六月三日指示说：“……今年能超产70℅至80℅就很好了，有这种胆量历史上是没有的……去年深翻是我领着搞的，在这方面的经验太差了……也确实搞出经验来了……粮食研究外调都很好，大方、黔西都不得对立情绪……大家怕饿死人，谁又不怕呢？……，在粮食问题上不能各顾各的，这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呢？只要省、地、县、区四级干部通了就好办了……”。(材料第九本)一九五九年六月六日，原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周林在都匀地委书记(州)会议上的总结中说：“……群众包产170亿，不可躺在包产上……我们还要搞大跃进，能达到计划的220亿，这样就比去年增产47℅……吃半饱也要度过困难。所谓完成任务主要是指各级党委书记，首先是各级党委的第一书记要完成……调粮任务……。共产主义风格要提倡，担负任务的畏难情绪是不行的，要照顾大局，中央调我们×亿斤粮食要保证完成。为党可以牺牲一切，今天少吃一点，这又算什么……担负任务重的并不吃亏，而是光荣……估产问题，去年是很大的丰收，有的报减产30℅，我们不能同意，这是否定去年成绩。你这样作，如何向你们的干部群众交待呢？落实了全省130亿斤……。去年不断的说防止浮夸，我们的浮夸并不那么严重，现在有个倾向报的越少越好(说明：全省五九年据我所知道[粮食产量]在60亿斤左右，比包产数170亿斤少了近两倍，130亿斤落实了不能动，那就只能在130亿斤这个筐筐里向基层生产队要粮和安排生活)。” + +　　(材料第九本)：一九五九年六月一日，省委指示说：“……今年水稻亩栽五万窝，这样水稻亩产可以达到二千斤。” + +　　(材料第九本)：原地委第一书记孟子明于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对包产问题的指示说：“……地委认为在五六年产量的基础上增产50℅”，这个指标就扎实了。全专区要完成37亿斤，奋斗指标是59亿斤(五九年实际产量全专区不超过九亿斤，比要完成数少了七倍，更主要的是把包产数当着实产定产)。一九五九年×月省委苗春亭书记说：“……干脆把社员自留地全部收回来，割掉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尾巴，这样才能使农民死了这个私有制的心。不然老拖着这个尾巴，什么时候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呢？……”孟子明以后又在指示中说：“……既然农村社员没有了自留地，又都参加了食堂，家中一无米，二没锅碗，他就是非走集体这条路不行，非靠集体不行。这样一来还解决了个年年没有解决的问题，即在粮食问题上，他就无法搞瞒产私分了。就让他搞了瞒产私分也容易被发觉了。如果你不瞒产哪来的粮食呢？……如果他家有自留地，你就不好办，就让你看到他家有粮食，他就可以说是自留地里收的……”(当时党中央对有关部门社员自留地的指示精神及布告并未真正落实到社员，贵州自留地的问题是三进三出)。 + +　　一九五九年在推广梗稻化时，给我县运去梗稻种88万斤，孟子明同志指示说：“全面推广没有危险”。但当时有的区委和公社干部提出有些田和地势并不适合种梗稻。孟子明说：“国家免费调种子，你们还听有些人瞎说不适合，这不叫反对八字宪法吗？你们对新鲜的先进事物是欢迎呢？还是反对呢？……”。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四日由地委第一书记主传谟在金沙召开的黔西、织金、大方、三县县委书记片的会议上，在讨论到五九年生产情况及征购任务时，我当时发言说：“……今年旱象很严重……，”我不同意分配任务的办法，我当时说：“征购任务分的不合理，大方(县)任务少，小县任务多。”我举了毕节县的例子，“它是五十来万人口的大县，田土面积百余万亩，征购任务才八千万斤。黔西近40万人口的县，田土九十万亩，征购任务分配给他六千万斤”。我又从金沙县从1952年起的账我都算给他听了，“当时田土不得60万亩，人口27万多，征购不超过800万斤。今年田土65万亩(据事后看实际播种因旱灾只有五十多万亩)。可是地委分给我县的征购任务是一亿二千万斤，每亩地平均征购就达250斤以上，比一九五二年后的征务和购务要多十二倍之多，我县五二年五三年、五四年最大的乡、田最多的乡如岩孔乡、农里乡、平坝乡才只分到32万斤的征购任务，但当时完成起来斗争还相当激烈。但是今年大小乡平均的征购任务都超过了100万斤以上，当前旱象又这样严重，究竟增产如何尚不能肯定，但征购任务是够重的了(这就是我当时在会议上的发言)。”主传谟书记接着说：“……你可以以52年以来每年的征和购都逐年列出个表来，并说明每年增加征购的比例数，整好以后你交给我，我到省里去开会给省长反映一下”。全部资料整理好以后，就交给了主书记。 + +　　金沙县曾出现过以当时的县委副书记韩冠军有意捏造事实，假报铁的产量及高炉数字，待我从地委开会月余返回县里后，由省公安厅处长(派到金沙做公安局长)胡瑞亭及其爱人(其爱人在县委钢铁办公室做统计)揭发的这一问题，当时对全省影响极大。但这种品质恶劣的行为，我是向他们做了坚决斗争的，同时地委派了侯国祥书记亲自去调查和处理这一案件。金沙又出现过禹谟公社打坝乡花木生产队有一亩七分田，亩产谷子三千七百多斤的假数。这个材料事先我本人根本不知道，先是看到了该区的区委书记杨品良写了一个稿子，“向毛主席报喜”，内容写的极简单。因当时事情较多，对此也没专审查。随不几天，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亲自到了该乡去采访。这个材料并不是县委汇报的，而是我看到了中国青年报的文章，才知道其全部增产全部情况，材料共登了一版还多。记者去金沙及走时均未向我作过汇报(当时有些情况的采访我事先并不知道，有时看到了书或是文章才知道有这个事情。比如贵州日报记者李国普写的“红旗公社事业部”及当时的地委宣传部长现任地委秘书长的孙育乾写的红旗公社事业部的两篇文章，登载在《人民公社》一书上，直到我购了这本书，才发现这两篇文章)，这样一来外地参观的就多。待发觉里面有疑点时是我主动派工作组去专门调查并承认了假象的。待中央共青团书记胡克实去金沙时，我当时并没有因面子或个人得失而隐瞒真相，我如实的向胡克实书记承认了原数字是假的。这个问题是由省委秘书长闫学增以金沙县委的名义起草了向省委常委转中央政治局的检查报告，是经过地委书记孟子明审阅后上报的……。但事情已经出现影响不小，从此我就产生了怕出浮夸虚报的情绪。因此我决心在五九年秋前把产量基本落实下来，免得在产量上在出现类似问题，以免将来更被动。为此就采取了坚决措施。我于1959年的七八月份将中央农村工作通讯上登载的一篇文章是“……坚持说实话的人，由白旗变红旗，不说老实话的人由红旗变白旗……”。这是两个典型材料的对比，其大意是说：“一个支部书记在过去每项运动中都被反右倾、反暮色、插白旗，但他始终不图虚名，扎扎实实的工作。结果不但粮食增产，社员生活也安排的很好，除了完成国家分配的征购任务之外，还向国家多卖了××万斤，因而群众满意，被拔了白旗，又插上了红旗……”。另一个典型是说“……过去在各项运动中都受表扬，插红旗，但秋后粮食减产，群众生活也安排的不落实，征购完不成，群众不满意……”我还在这个材料上加了个批语说：“要求每个生产队都要组织全体社员进行学习，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让大家进行讨论。务必要求各个生产队，作到过去联系现在，在秋前把粮食产量基本加以落实……”。 + +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一日，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周林、省委书记苗春亭、地委第一书记孟子明三人一齐到了金沙，二日，我就向周、苗、孟三位首长汇报了产量及征购情况时说：“……征购我们已完成了九千九百万斤原粮，占全县征购任务一亿二千万斤的83.33℅，全县总产量三亿二千五百万斤(比事后知道的一亿二千万斤虚报了近二倍)”。这时孟子明就插嘴问：“你这个数字三亿二千五百万斤是从哪里来的？”我答：“是各区报上来的。”这时坐在我身旁的原县委会秘书毕荣光就向我小声说：“各区文书最近还报了个二亿八千万斤的数呢(此数比事后知道的实产还是虚了近一倍)！”我将此数一说，孟子明立即就大动肝火耍起脾气来了。孟说：“……你们还能光听各区汇报，要你们县委干什么，你们还能光听下边的，你们县委还起点作用不？粮食问题就是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你们想用什么拥护毛主席？都像你们这样，难道让毛主席喝西北风不成……我看粮食问题就是你们金沙县委的动摇，你们这样作是想大跃进吗？这样做你们是要犯错误的……”。对此，省委周、苗书记当时未表什么态度。当晚十点多钟，苗春亭书记叫孟子明和我到他的房间去玩，春亭桌子上摆了一本毛选，其中有一段话是用红笔划了的。大意是说：“……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在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人不是那么积极了……”可能是谈的右倾问题。这时，我们还谈到了清池区委书记陈洪彬在征购任务刚刚布置下去他就组织全体区委委员学习兴义县饿死人事件，还有山东定陶因饿饭人口大量外流事件……。苗春亭书记说：“现在我们党内和干部队伍中就有这样的一部分人，我看就处分他，把他撤下来，别叫他占着座厕不拉屎。”紧接着苗书记又向我说：“广玉，你们金沙有多少田土？有多少人口？今年征购任务多少斤？每亩平均征购多少斤？”又问了黔西县的土地、人口、征购数字，我说：“……金沙习惯亩报的是六十五万亩，31万多人口接近32万，今年征购任务是一亿二千万斤。黔西县接近四十万人口，近九十万亩田土，今年分配给他的任务是征购总计是六千多万斤，……”省委苗春亭就说：“老孟啊(指地委第一书记)黔西是个近90万亩田土的县，比金沙大三分之一，但你们给他的征购是6,000多万斤，金沙是60多万亩土地的小县，征购是一亿二千多万斤，我们分配任务时就是这样不合理！”孟一边看贵州日报一边答复说：“……不是那么回事，金沙的总产有问题，不只他说的那样多，只要到过金沙来的人，人人都说金沙沙土(区)的庄稼比安底的好，安底的庄稼比禹谟的好，禹谟的庄稼比黔西的好。到了秋后你们说没有那么多粮食了，那不行……”。从苗书记屋里出来，到了夜十二时，孟还是抓倒我不放，又把我叫到他住屋里，孟一开口非常气愤的追问我说：“……你们金沙的粮食到底是怎么动摇的呢？问题在你身上，还是在你们县委身上？还是你们县委的问题呢？还是区委的问题呢？你今天要很好的找这个原因，你找不出原因是不行的……”当时在产量问题上也把我弄昏了，我停了好久没说出一句话来。孟看到我不说话，又开始追问我说：“你很好的想想，你们究竟在什么时候，在什么问题上开始动摇的？”我答复说：“别的问题我想不到，就是在秋后前七八月份，我看到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通讯上，登载一篇文章是‘坚持说实话的人由白旗变成了红旗……不说实话的人由红旗变成了白旗’，我对这个文章加了个批语，印了两千多份，发到各生产小队，叫各生产队展开讨论。”孟追问：“你已经发下去了。”我答：“发下去了。”孟又问：“你转发这个材料有中央批语没有？”我答：“没有。”孟说：“既没有中央的批语，又没有省委的批语，你为什么对那篇文章那么感兴趣，你也不问问地委，你就敢往下印发，你把这个文章找来我看看。”我当即找到了登载这篇文章的中央农村工作通讯，这时孟已经在洗脚，我说：“孟政委，恐怕灯暗，你看不清，我唸给你听吧。”我将这篇文章唸给孟听了以后，孟就批评说：“你秋前还加了批语，将这个文章印发了两千多份，你竟一直发到小队，还叫展开讨论，你这样的观点就能做好工作了？你要知道写这个文章的是什么人，这个人也不一定不是个右派，既没有中央又没有党委的批语，你为什么看中了这篇文章呢？……你与写文章的人的观点是一致的，我看你就上了这个当。金沙的粮食问题，就是你的观点问题，原因就在你身上，你还不赶快把这篇文章收回来。”我答复说：“我怕产量再出现虚报浮夸……”. + +　　(材料第十五本)省委周林指示说：“……因而就出现了瞒产私分，你们就完不成任务，区里就交不了账，县里就完不成任务，我们就批评县里头，县里就批评区，区就批评乡里头……你得反本位主义……我们必须估计到观潮派、算账派一定会讥笑我们，而另方面那些地、富、反、坏可能要出来破坏我们。要告诉干部和群众，当这种现象出来的时候，我们没有丝毫可怕的，我们应该沉住气，共产党员不要怕鬼，要硬着头皮顶住……”。 + +　　(材料第十五本)省委第一书记周林于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报告中说：“……你保证还是不保证好了，那还是空的，问题是你一面闹粮，一面完不成任务，这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 +　　(材料第十五本)副省长徐健生在指示中说：“……征购任务非坚决完成不可，否则有的地方就要脱销……粮食征购能完成问题就不大，否则还是要出问题……全省已完成任务的一个县，一个独山人民公社，这是全省第一个完成任务的。有些地区完成任务不好的地方，恰恰是做法与想法与中央的指示精神相反……实际上是在拖，想多留一点，这就障碍着他实现完成任务的决心。惠水县东风公社是坚决向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完成了任务，并未影响生产，反而上去了。” + +　　(材料第十五本)省委周林于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四日的总结：“……任务是重的，我们小局要服从大局，大局垮了小局就不在了……不要强调这轻那重的，你脑子里不要存在这个问题……你老是在那里叫困难……你的粮食就没有了。有些事情我就估了，为什么估呢？因为大家都不报实了，越报越少不象话了……小算盘必须服从大算盘，你的小算盘要收起来……有些人认为我们好象似大祸临头似的，我们又没作什么坏事，他要骂要打，你怕他干什么……骂你也要革命……增产你一定要认这个账，不然你腰杆就不硬……我们是要革命的，我们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随时都要前进，困难吓不倒我们……你不要听到任务就叫苦、叫难，完不成啊！……有问题要作工作吗！要经得起考验……不然任务完不成，粮食调不出来，哪还有革命秩序？有些地方出了点小事不要害怕，不要被吓倒，大家要齐心，事情是可以办好的，有些地方勇气不是那么足，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说搞生产大家都在那里挂帅，一股子劲很高。但一讲分配挂帅就不那么容易了……分配时，国家要钱要粮，现在一说分配就不大要共产主义了，就不要国家和集体了。总之没有共产主义风格……总有那么几个县说生产很起劲，一说负担就是减产，讨价还价，我看这只能使我们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你样样讲共产主义，为什么在粮食问题上你就不讲共产主义了呢？你是党员吗？你不仅要组织上是党员，你思想上入党才行，你为什么长期在这个问题上与党讨价还价呢？虽然你还是个党员，但你已离开了共产主义，这是危险的，不要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原则问题上，马马虎虎，你人虽是党员，你思想上已经不是党员了……你在那里喊什么？你叫苦是为了共产主义？我就不承认你，我是贵州人，你是外地人，不懂得贵州的情况，你还叫来，你这样作对困难如何解决法，全党还能一致吗？”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四日，周林在金沙向我说：“赵广玉，你不要灰溜溜的。”我问“怎么来？”周说：“你不要听一些人胡说八道，你就泄气啦！你要写稿子与别人挑战，我与你登报。”我答：“现在任务有点压头，分配给我们的一亿二千多万斤，现在征购就进不动了，再与外边挑战不好说的……”。周说：“……我在某地开会(记不清当时他说的地点了)，我们还注意抓征购工作，河南的吴芝圃就抓了十多亿斤粮食，我听到了感到很惭愧。吴芝圃的劲头大的很。今年我们的粮食工作抓的好，全国都没有我们进度快，今年我们再加一把劲，在征购问题上来他个全国第一，任务不能动摇，少壮派你不能扯腿啊(少壮派是周林指我说的)！你们还差他个几千万斤的粮食，再冲他一气，只要不动摇，你就完成了吗！你动摇你就没有劲往上冲了。”周林在离开金沙前问我：“……你们还有困难吗？还有什么要求吗？”我说：“没啥要求了，我们按周省长的指示去办，但我还很耽心，征购任务压头。”周接着说：“前不久我到了务川县，他的个县委书记也是个小青年、小白脸，跟我跑了几个区，下边的区委书记劲头都大的很吗！我们问到书记今年的生产情况，他们都说今年增产，征购可以完成。我到临走时，我征求县里还有什么要求没有，他就向我提出还得要点供应指标。我就问他，这是你的意见还是下边的意见？到你们下边去没谁说这个话吗！我这样一问他，他的脸就红起来了感到不好意思。”(这是周林影射我的)。 + +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周林在电话会议上说：“我从遵义路过，从某地到鸭溪公路上的树皮都剥光了，说没饭吃了，叫喊没有粮食了。但他剥的是树皮，不能吃嘛！为什么偏偏剥光公路边上的树皮呢？我到他们那个区里一看，正在吃下午饭，社员在食堂吃的都是白米饭。你说这不是破坏、这不是有意捣乱是什么？我非常生气，我叫他们立即撤职这个区委书记，但他们这个县委书记说这个区委书记调来还不到一个月，他刚来，你把他撤走了也没有用。问题在于这种妖风，要保持警惕，妖风确实有……” + +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徐健生副省长到了金沙，徐问我：“你们今年的粮食问题怎么样？”我答：“变化很大，现在征购任务还没有完成，就有些地方叫喊没有饭吃了。并且有一部分生产队开始供应了，现在也把我弄糊涂了。你说增产有粮食嘛，征购任务至今完不成。你说不增产粮食吗嘛，各区还报有储备粮几千万斤。今天一个数，明天又变一个数。你说一个数，他又说一个数。你说真缺粮吗？现在地里菜还不少。你说不缺粮食吗？有的就说没有饭吃了。现在我也无法得出正确的判断了……”。徐省长说：“我看这样吧，你把附近的区委书记找来，我叫他们汇报一下粮食情况及缺粮情况……”。当天夜里十时正下着雪，我亲自在电话会议上通知了城关区、岩孔区、平坝区、禹谟区，连夜赶到县里来向徐省长汇报，汇报的内容有以下三点：“一，今年的总产究竟好多？征购能否完成？二，现在农村缺粮情况，下一步供应情况？三，仓库征购任务完成数量是好多？还差好多数字？……其他你们认为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准备一下，向徐省长提出来，材料一定要搞扎实，因我向徐省长汇报粮食数字没有把握，他才通知你们亲自汇报。”到了二十五日早晨八时，全县各个区委书记都来了，我问他们“怎么都来了”，他们回答说：“想听一下徐省长对今后工作的指示，这个机会很难得。”实际上就是开了个由全县区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徐省长专门座谈的粮食情况，供应情况，入仓情况，食堂情况。一共座谈汇报了十六个小时。徐为了进一步的肯定问题、摸实情况，徐又于当夜十二时后还通知长期在金沙蹲点工作的省委工作队长唐振华厅长，从柳塘乡赶来向徐汇报上述问题。徐在临吃饭前向我说：“……伙计，我们你们县里整的都很好吗！你们区委书记的立场都很明确、方向对头，省里有几个厅长都不行，我回去要找几个有问题的人把他放下来，考验考验他，省里下放到绥阳有两个处长，我回去得处理他，他们在绥阳县里一个劲的叫减产，没粮食，有浮肿病，饿死人了，我们派下去一调查，与他们反映的情况相反……”。就在这次会议上，徐省长向金沙的区委书记才提出了要站稳立场，反对妖风，喝冷水也要坚守粮食阵地。在粮食问题上有鬼，因此要反瞒产私分、“捉鬼拿粮”等具体指示……。徐向我说：“……伙计，社会主义不同于民主革命了，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对于小农经济没有什么影响。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要消灭私有制，这要牵涉到每一个阶层，甚至要影响到每一个人，你要革他的命，他不会不反抗。干部本身，特别是在农村工作的干部大量都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里，这场革命不会不影响到干部本身队伍，有些参加工作很久的也不完全是马列主义者，一到社会主义革命就暴露了真相，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今后一切斗争的焦点都表现在粮食问题上，这点，资本主义是完全懂得的。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伙计，现在搞社会主义革命没点马列主义是不行的，是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的。当前看我们干部队伍里的状况是：真正的左派只是极少数，我说的左派不是括好里的左派。多数人只能随大流，跟着党走。左派坚定了，他就跟着党走，他随时随刻都会产生动摇情绪，因此在粮食工作上不能被叫喊的假象所蒙蔽。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时，在×地×时(记不清他说的何时何地了)因闹事，当时是专派我去处理的，当时被闹事的群众捆了两个干部……经过说服教育，待形势缓和下来，才弄清了真相，是坏人在里面煽动搞起来的。但当时在风头上，群众劲头很大，我们一时也不明真相就不好办，最后那两个干部才放，没啥子事，把两个反革命给逮捕了。因此不能听到闹事或出了问题就害怕，要具有明确的任务，不然就容易犯错误。”徐省长接着说：“……×县有一个搞粮食工作的好经验(记不清是哪个县了)，起初还不是妖风刮的特别厉害，说饿死人了，用锅烟墨抹上黑脸，刚派工作组到那里去时，同志开会，群众连会都不到，说没粮没饭吃，最后干部变了个方法不说开会，说是放电影给群众看，结果到了80℅以上群众。在会上还发了粮食，利用这个机会在会上交待了政策，发动群众，搞了二十多万斤粮食，以后再通知去开会，群众到的很齐……食堂工作你们一定要抓好……只要大抓食堂就不会出现大量的饿死人，有也是少量的。” + +　　(材料第一本)地委孟子明书记在电话会议上指示说：“要100℅完成国家征购任务是和党一条心、一个样、整齐步伐，全国一盘棋……”。 + +　　(材料第四本)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徐健生副省长在金沙县委扩大会议上指示：“……整风无非是划清是非界限……解决糊涂认识……因而要联系工作、思想，你在想什么？不得社会主义思想，过社会主义关是不可能的。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挖资本主义的根子，不但涉及到上层，而且要涉及到每一个人。因此整风是关系到每一个同志。你是革命到底还是半途而废呢？因此说整风不是小是小非，而是大是大非。你是真正的左派，不问刮再大的风、兴再大的浪，你的头脑都是会清醒的，立场是会坚定的。但有的同志在具体问题上就动摇，如按部分同志的想法和看法就不能革命了，就得搞修正主义。有的同志在困难面前大喊大叫……。你们要做些准备，今年是如此，今后表现在两件工作上，一是粮食工作，二是工业品采购工作，是要和农村的部分富裕农民做斗争的，我们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有的同志对到底两字认识的不清楚。五八年、五九年六○年在粮食问题上均有人叫……这是不会的，有人说去年不好，我们说好的很，今年又比去年好。不问大季小季都比去年好……有的同志受影响，经教育后转变很快，你为什么这样糊涂呢？主要是你的社会主义思想没有挂帅。叫苦的人是有的，都是些什么人呢？都是过去吃上腊肉的人。要依靠群众把社会主义事业办好，经工作的结果，原来叫不得粮食吃的人是会有粮的，而且是会很多的……给打仗一样要坚持。每个党员都要坚持这个阵地是不能退却的……党员干部没有不参加食堂的自由，就是要强迫你参加……你们县委要抽调干部下乡去，很好，但不坚定的人不要叫他去，要找顶得住妖风的人，对妖风要听，但不能怕，不能吓倒……。去年大跃进你们金沙带了头，这是你们历史上的光荣的一页，但不能自满，只要搞群众运动90℅是好的，金沙县的形势很好……”。 + +　　(在材料第四本上)一九六○年六月六日地委同志关于宣传省第二届党代会召开的通知中说：“……应结合当前整风……用总路线的精神检查对照自己的思想工作，大反右倾保守，要以实际行动做好和提前完成领导交给的工作任务，一定要做出光辉的成绩……迎接省的第二届党代会的召开，以此向大家(会)献礼……”。 + +　　(材料第一本)一九六○年三月八日原地委书记孟子明说：“……园地，有的社员自动交回这是好的……”。 + +　　一九六○年元月十四日，专员张为梓打电话给我说“禹谟打坝乡跑到黔西的人说，那里没有饭吃，生活安排的不好，你们派人去检查一下”。我于第二天就带着一个工作组亲自在该乡住了两天，重点检查了四个队的食堂，并登门拜访了二十四户贫下中农。我摸的材料并得出如下结论：一，该乡今年减产；二，目前确实无口粮；三，立即供应一个月的粮食，不要一次发十天的口粮了。为此，我专门把当时的县委副书记于志高、王国民、邱继刚等人请到该乡去，如实的向他们介绍了该乡的情况，并让他们赶快分头与各区联系，叫各区委书记都要亲自摸一摸，并要报告县委。为了使禹谟区委重视，我又立即赶到禹谟区委并召开了紧急的乡支部书记会议，在会上我确定了一律暂按一个月的口粮安排(当时省、地委都叫十天安排一次粮。地委说是借给你们十天粮食，使你们能有粮食领着路，以便去向富裕农民要粮食，搞出粮食再还给国家)。 + +　　我当时亲自以县委的名义起草了一个发给各区委并报地委的指示文件，通过县委副书记于志高同志，一面电报地委，一面采取紧急措施向全县各区乡贯彻，其原文如下(材料第四本上查)： + +　　1，各级党委，凡是对于外流、病亡和粮食生产搞的不好的乡和生产队，对这类地类决不能再听一般的汇报和派一般干部去检查，更不能及早下妖风邪气的结论，必须有区委书记亲自去检查、摸情况、安排三类地区的工作，即使一、二类乡也不一定没有三类队。 + +　　2，到这种地区去检查，首先要抓食堂和安排生活，凡是真正缺粮和闹鬼的地区、或虽是增产但目前群众确无饭吃，都要召开群众会，向群众宣传统购统销政策，表明政府态度保证对人民生活负责到底，这是统购统销的目的。讲清楚，先安排粮食，接到小季，每人每天半斤，最少不得少于六两。包谷地区供应包谷，主要产大米地区各供应一半，填发购粮证，一次发一个月的口粮，要保证不停伙断顿。每月八号都要真正供应到群众手里。在方法上让群众自报人口、干部审查、支书批准……外流人口什么时候回家什么时候保证供应……并要发动群众讨论，发了粮食怎么才能保证按定量都吃到每人肚子里去？……老弱、真正有病的怎么照顾……对真正有病者，按定量标准每个人全部发大米，指定专人做好饭……送到病人家。并要组织医生上门看病，食堂暂时办不好的，家中又有人照顾的，留一个较好的半劳力照顾，一次发半月的大米，家中无人照顾的应组织分人分户照顾，食堂要保证供应海椒，家中没得菜的要保证供应点菜和盐巴，再困难也得照顾。在这类地区有病的人，公社党委要带领干部送油送粮到户，食堂所发的东西，病人都要得到，病人家中却系贫苦者要从公益金中加以照顾。对于外流劳力要引起高度重视，积极动员他们回来。只要来到，缺口粮的马上供应，并证(让)队干及外流人员家属积极动员外流人员返乡，如有病回来的，保证按病号待遇，干部上门慰问，医生上门治病(对于五类分子不能慰问，但有困难的看病可记账)。对这类地区，两天内要把粮食发下去……。对上述问题不能光走干部路线，要教育干部说实话，对党负责，就是对群众负责……。 + +　　3、向大队长、党、团员、记工员宣布八条纪律： + +　　1，一定要办好食堂、托儿所、敬老院，自己以身作则； + +　　2，保证不贪污多占，对社员负责，出了问题干部负责； + +　　3，只能把食堂越办越好，食堂的标准是：群众满意，有困难及时报告，不准停伙； + +　　公社(乡)干部纪律 + +　　1，坚决参加食堂；2，必须了解每个食堂情况；3，必须忠实向党反映情况；4，不在食堂吃饭的社员，生活是怎样安排的，要户户了解，全检查；5，要保证今后劳力不外流，已外流的争取半月内能回来……。对病的社员随着粮食问题的解决，立马组织医生治疗……这样做是不是右倾呢？绝不是，这样做更有利于团结群众，搞好生产，保证社会主义事业……。当时所以要供应，主要是粮食没有搞出来(因为当时都说有粮，粮食叫瞒产私分了……)，搞出来粮食就不要供应了……。所以在这类地区，不要搞一天吃一天。上述意见不但适合三类地区，也适合二类地区，这也是今后在检查工作时的标准……。今后不要笼统地去反对上中农，凡供应的地区，不准私自扣粮食……。要坚决制止违法乱纪、强迫命令……。 + +　　上述指示下达后第二天早晨，当时的地委常委财贸部长、现任副专员周素芳打电话说：“孟政委不同意你们的办法；粮食不能一次发一个月的，还十天发一次，发粮食的目的是为了兑现更多的粮食，把私自(分)的粮食拿出来。”这个电话是周部长打给于志高的，我当时在禹谟，于在电话上告诉我的。当时我答复是：“我在禹谟区的支部书记会议上已经贯彻下去了，粮食一个月的也发下去了，这个区的就不改了，你可以通知其他区按孟政委的指示执行……。”一九六○年元月二十三日，我到地委去开会，我向地委如实汇报了我在打坝乡了解的典型材料，还谈了全县的总产现在看起来没原先报的多。过去各区所报的储备粮我也没有把握了，因为征购任务迄今没完成，还得再次伸手向地委要供应，第一季度的供应数字200万斤，现在征购任务一亿二千万斤完成是有困难的，请求把尚未完成的任务减下来。地委孟子明地委听了非常生气，并追问我说：“你汇报这个乡的典型是你亲自摸的，我承认是真的，但你全金沙有多少个乡？”我答“共有107个。”孟又问：“你每个乡是否都亲自跑着检查了？”我答：“没有。”孟说：“你怎么能以你摸的这个乡的减产材料去否定全县100多个乡的增产呢？你怎么能以你搞的一个乡的典型去推算全县呢？”地委副书记主传谟也追问我：“广玉，你们是否认为金沙县比去年减产呢？”我答：“是比去年减产，现在不仅完不成征购任务，还屡次伸手向地委要粮，粮食兑现工作进展不大”。主传谟书记接着说：“那你们县这样多的干部，还有几十万群众，辛辛苦苦的干了一年，他们究竟干了点什么？”之后孟子明与主传谟书记在交谈粮食问题时，见到我去了，孟子明就说：“不管你过去再红，只要今年的粮食工作跃不上去，就会对你不客气。你说过来说过去，还不是粮食没增产，还不是没有大跃进。说过来说过去，你还不是个右派观点……”。主传谟书记接着又批评我说：“你们金沙和织金在粮食问题上扯着地委的腿了，你们的粮食兑现工作为什么跃不上去，现在如果批判揭子珩(地委副书记兼毕节县委书记)你还不是没话说，他会拿你比，他会认为地委不公正。我看恐怕你自己都不坚定，不然你要犯错误的，这是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是否能过社会主义关的问题，是真革命，是假革命？在粮食问题上对我们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广玉，千万不能被刮的妖风吓昏了……”。主传谟见到我时说：“我与李超臣(地委副书记)、王学臣(地委农工部长)把毕节的揭子珩(县委第一书记)斗了好几天，并骂揭子珩迄今还没说粮食，这个熊孩子就是右派。”地委孟子明书记在这次会议上也谈到了要立即撤职原毕节县卫生局长赫仪武，所在的宋武乡饿死800多人，孟说：“问他死人是什么原因，他的答复还是个粮食问。就是他的问题……。这样的人怎么能办好事呢？马上把他撤掉。”地委主传谟书记在会上讲：“朱昌饿死人就是赵炳辉的问题(毕节县朱昌区委书记)，他光伸手向国家要粮食能不饿死人吗？他本身就是鬼。如象他的观点代替资本主义闹，与党对立，与国家要粮食，我看如果这种行为得逞，饿死的人就更多。”在这次会议上，地委正、副书记、专员常委都分到各县去算包产账、超产账，按超产账算你还有多少粮食，除去回留和完成国家任务外，还应剩好多粮食？限期把瞒产私分的粮食兑现出来，绝不准许动摇。又算了退后一步账，就是包产账，这一点是不准打价钱的。当时各个县委书记以县为单位领着秘书，在地委负责同志亲自参加下拿着算盘搞了一个通宵，我县当时是由主传谟书记、王学臣常委掌握着算的。这次地委召开的中心就是在粮食问题上反右倾，继续贯彻捉鬼拿粮，并要求贯彻到群众中去。首先是在粮食问题上干部排队，解决思想问题。特别是各级党委书记的思想问题，并确定各县都要召开公社党委及管区支书会议来贯彻。我们回来后，于一九六○年二月上旬就召开了全县107个乡的支部书记会议。在这个会上，地委每天都由书记与我打电话，专门督促贯彻传达地委反瞒产私分、捉鬼拿粮的精神。县里会议共开了八天。在这个会议上，大会传达，小会动员，反复与各乡支书算账，各乡支书所报可兑现瞒产私分的线索账，经过各区汇总，共可以从乡干手里兑现瞒产私分的大账是3,000多万斤。捉鬼拿粮的具体经验，首先是由原地委书记孟子明在威宁传播和制造出来的。威宁当时反出了瞒产私分粮食一亿六千多万斤。当时实际上地委的部长科局长一级的干部根本或很少在机关，都是分部、分下去办食堂、搞粮食的重点。威宁捉鬼拿粮经验的原文是地委书记主传谟书记在电话上向我传达的。县里乡支书会议开完后，实践证明，兑现的粮食极少，这时地委一天开一两次电话会议专门催要捉鬼拿粮、反瞒产私分的经验。主传谟书记在电话上问我：“你们兑现出好多粮食了？”我答：“真正兑现的只有160万斤”。主书记又说：“广玉，你们进度太慢，根据孟政委在威宁的经验和毕节县××点所搞的粮食的经验，可以肯定的说，只要你观点明确，不动摇，要相信一定有粮食，就可以搞出粮食，你的腰杆子不要软，要挺起来，趁热打铁，在会上谁报出的粮食不兑现不行，抓倒他不要放，要抓狠抓死，不要放松，粮食问题就是个干部问题，闹粮的地方首先那里的干部就是鬼。不去捉鬼，光伸手要粮食。两眼不能光看到国家仓库，那样作是标准的伸手派，不能拿粮食来填资本主义的坑，资本主义的坑你是用粮食填不满的。要讲阶级斗争，地委认为你们在粮食问题上不坚决，地委准备最近去工作组到你们那里……”。地委早先已派孟田局长率领工作组于五九年底元月初到了金沙，随后又派去了地委组织部长王友成、地委常委农工部长王学臣、地委宣传部长孙育乾、地委监委书记杨培成、地委党校校长张润祥，他们当时去的任务实际上是地委嫌我们搞不出粮食来，右倾了。地委常委王学臣到金沙后，当面批评我说：“你过去一贯都很好嘛！怎么现在你也糊涂了，不清楚了，动摇了还行？”他们到金沙去的任务是分到农村，包括下到乡，具体掌握生产队，搞出重点，作出榜样，教育干部，推动工作，大反右倾，捉鬼拿粮，搞粮食兑现，大办食堂，发动群众搞捐献，献园地，献锅、碗、筷家具、腊肉、献粮献物。他们是一九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去金沙的，紧接着地委主传谟书记也亲自到金沙督战搞点、创经验。 + +　　(材料第一本)一九六○年元月十七日，我在报告中提出：“……缺粮就要解决粮食，闹鬼的也要供应，停伙的要立即开伙，这点要坚决。” + +　　(材料第一本)直到一九六○年三月十七日，原省委第一书记周林还在指示中说：“人家的东西你不学，但你就搞不出东西来。” + +　　(材料第九本)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四日地委会议决议说：“现在反右倾是时候了，现在右倾思想已成为各项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右倾思想不管在党内和干队伍部中，千万万条，反右倾是第一条。这是关系到是否维护总路线、人民公社的问题，右倾思想，主要是攻击一九五八年各项成就和积极分子……”。另方面右倾思想又开始抬头和嚣张起来，而且用各种形式动摇军心、瓦解士气，妨碍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妨碍建设事业的跃进，妨碍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有些右倾保守分子不但对人民公社、跃进的伟大成就否定，……。他们收集缺点作为攻击公社和积极分子的材料，右倾保守分子不是和群众在一起的……他企图动摇总路线，散布悲观情绪……向干部和群众大泼冷水，松他们的劲，泄他们的气……各级党委组织必须抓紧反右倾保守思想……在粮食问题上挺不起腰杆子就是富裕农民思想……这些同志实际上是耳不听眼不明。凡是头脑清醒的同志，他的屁股就和党坐在一齐，否则就不够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就是富裕农民思想……党员在粮食问题上与党闹，这是农村工作的每个党员的一关……农村有些同志说任务多了，吃亏的思想是很不健康的，多完成任务怎么是吃亏呢？研究干部时要给干部画下像。右倾保守干部的思想表现非难大跃进，非难公社化，非难社会主义，非难密植，非难积极分子。这部分到底有多少？……右倾分子就是反对粮食政策……对于产，不能动摇，……。不问什么样的人，只要你动摇军心，瓦解士气的都要把像给他画出来……。 + +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七日原地委第一书记孟子明说：“不问什么时候有右派，就什么时候划，就叫坚决反下去。有人在那里怕，怕犯错误，实际上就是右倾……对贯彻执行中央指示好的，经过粮食考验，可以大量提拔。” + +　　(材料第九本)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省委关于反右倾的指示中说：“……在基层干部中，把反瞒产私分应作为主要内容……。” + +　　(材料第十二本)一九五九年十月七日地委决议中说：“……完成粮食任务的困难，一是干部动摇，二是部分上中农叫喊……因而就叫喊粮食任务重了。三是上中农在那里当领导，正确的贫下中农在那里不起作用……”. + +　　(材料第12本)1959年10月17日早晨，原省委书记对金沙县机关干部及区委书记大会上报告说：“……我和苗、孟到这里来(指苗春亭、孟子明)，总的印象是好的，成绩是伟大的，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运动干劲越来越大，形势很好，现在我(谈)群众运动问题……我们回忆一下，八、九、十三个月的时期中搞抗旱运动，果然人定胜天，战胜了旱灾，取得了丰收……征购任务搞的很好，很出色，三秋工作一开始就打了个征购工作大胜仗……。动摇就要犯错误，要作检查的……。伟大的群众运动应吸一个经验，就是反右倾、鼓干劲开展起来的。右倾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就是反革命。蒋介石就是不叫生产力发展，群众就反对他，右倾思想就是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反右倾是重要问题，要看到这个问题。我到了几个县，在富裕农民中10℅人不赞成总路线，加上地、富、反、坏中的部分人约有30℅的人反对总路线……这部分人要随时注意他们……搞群众运动遇到了困难，一个经验就是冲，我看也没啥秘诀，一冲问题就解决了……。群众起来了，右倾的人就孤立了……你们在农村工作中应了解听谁的、反对谁的，思想上要明确……要把领导权拿到手”。 + +　　(材料第十二本)一九五九年原地委书记孟子明在金沙区委书记会议上做指示说：“我和周、苗到了金沙、织金、黔西、遵义等县，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中心问题就是粮食问题……据遵义县摸底，小队长有50℅的人对粮食有抵触，他们说的理由是灾情大，产量没得这样多，边开会他们边搞现场叫你看，吃野果子，说不得粮食了。×区委组织委员表面上很坚定，实际上动摇的……不要听富裕农民的叫喊，我们作的是革命工作……，不要动摇……不能抱一种灰心丧气停止不前，怕犯错误，就会变成右倾保守的人……。有人对粮食问题不满，要查他是什么人，……。共产党员是要挨骂的……。不得意见这是空想家，没有的事情……。不通就批评，叫他当活教材。你迷失方向的时候，贯彻党的指示就动摇……。否定成绩就是否定自己……为什么动摇？就是方向立场模糊，我们在粮食问题上能否过关，就看你能否过得去社会主义的关……。有的(在)人生产的时候，领着人这里参观那里看，但到秋后就不叫看了，不是千方百计的为社会主义奋斗，而是千方百计的为瞒产私分。党员在粮食问题上过不了关，就是小农思想。你们都是农民出身，你就光为农民服务，你还有点国家观念吗？说了不改就没有前途，决不能维持现状了……。党员站在富裕农民立场上叫什么党员……。你生产了粮食你自己用了，这叫什么观点？农民觉悟不高，你共产党员是怎么搞的呢？……农村的跃进障碍就是粮食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好，你就跃在里头，否则就掉队……”。 + +　　(材料第十二本)一九六○年元月十一日在地委会议上孟书记说：“……吉林有个地区富裕农民贴大字报拥护地委书记，不拥护三大万岁，这个地委已经拔掉了。农村形势是好的，云贵川总产增产20℅……公社能否巩固问题关键在于县委和区委两级，如这两级不犯右倾机会主义的毛病，就可以巩固。事实证明，哪里公社不巩固就是那里的区委右倾……。凡有右倾情绪的人其活动规律，一般是先垮食堂，在手段上是叫喊粮食减产，要办食堂得国家供应粮食……。这就是富裕农民与我们做作斗争的形式。紧接着他就否定大跃进，粮食没有增产……”。 + +　　(材料第十二本)原省委第一书记周林于一九六○年元月十一日说：“……不能向困难低头，千难万难也不能动摇，一定要坚持下去”。地委书记孟子明说：“……这是你承认不承认高速度发展的问题……是否支持中央的问题……”(这是指当时反瞒产私分、大压统销数字而言)。 + +　　(材料第十二本)一九六○年元月十二日传达孟子明开会通知前的指示说：“……在粮食问题上我们腰杆子不硬，你怎样说服别人呢？我们这次会议要解决粮食问题，从地、县、区委在粮食的中心问题上是右倾、还是富裕农民思想作怪呢？你们缺粮那样大，算来算去还是减产……。为什么经过反右倾、鼓干劲以后还叫缺粮呢？……为什么闹粮缺粮这么凶、这么紧张、这么全面呢？……我说我们的思想与中央、省委的思想不一致，但为什么你一次一次的不改呢？……国家的计划你根本不算数，缺粮你就向国家伸手要粮，原来国家分配的供应计划都是大家同意的，现在为什么食堂没有粮食呢？为什么在海子街食堂没有粮而家家户户有粮呢(海子街是毕节的一个公社，是地委县委的老重点)？食堂不得洋芋而家家户户有洋芋呢？我说县委、区委都是富裕农民思想在作怪，你一时搞不清，长期还搞不清，这是什么问题？……现在你说缺粮这么多，我们与中央省委表面一致，实际思想不一致……生产自救，如是荒年这是个好办法，但我们不是荒年……有的是个别的有灾，为什么说缺粮这样普遍呢？如果你不是嫌征购多了，你为什么不得粮食呢？一切问题是不得粮食了，征购多了，说来说去你还是右派言论。我们在十年以前都没有闹过粮，五九年为什么年前就闹起了粮食来了呢？这是和党不一致。不然这又是什么呢？在粮食问题上必须划清思想界限，你是右倾思想挂帅还是无产阶级思想挂帅呢？……我看还是右倾思想挂帅吧！五八年边收边吃，放开肚皮吃饭，粮食工作被动还有借口，今年你再这样搞还有什么借口呢？……一方面是闹粮食的这样凶、这样紧张、全面，这是与党思想不一致，工作就很难一致了……。牺牲流血都不怕，抗日时期都争着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在粮食问题上中央、省委从来都是没有改过口的，……你尽叫粮食不够吃，甚至全部都要供应……光说生活安排落实了，你都要国家全部供应，这能算落实了吗?……我说属于思想问题，是资本主义思想挂帅……我看还是右倾思想作怪，西边四县生活安排的好，东四县差一些……。你们对富裕农民的罪恶活动给贫下中农带来的危害不闹，不把这些人从组织中清洗出去，以这个反面的材料去教育群众，你们为什么不加清洗这些人呢？你们的账算的很细，无非是要粮，你为谁要粮呢？你们可以想一想，粮食储备有战略意义，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问题，储备粮不搞，你们先要吃……你们有什么不好向群众说的呢？你们为什么坏事来？……”。 + +　　(材料第十一本)原省委第一书记周林指示说：“……今年冷空气很多，过去说的一切都不算了……。再给你一点粮食，你就保证不饿死人了？……我们省的粮食是有的，是有办法的……现在左已经不得了，留一手这是右的问题，国难当头，把你留的一手拿出来，问题就好解决了……好的贫农和积极分子提一批充实领导，不革命的干部暮气沉沉……要严肃对待……有的党委你现在管不着他了，你说你的，他办他的，自作聪明，说什么都听不进去了，再好的政策到了他那里就不灵了……。不管如何粮食问题不能再退，不能动摇，一动摇问题就大了，要有牺牲自己保全局的思想……。现在不是缺粮的问题，而是富的问题，他一富就不革命了。现在就看干部向哪方面转的问题……。把粮食拿到手里无非是拿点过头粮，要从最高账拿粮食，从最低账安排生活……。要整风，不转变就当典型斗争，楼梯给你搭了多次，就看你下不下楼……我们在国难当头的时候，要从全国一盘棋出发，在困难面前，万众一心，对于叫困难完不成任务的冷气要顶住……但确有少数脱化变质分子，你说了他不办……还不改的，马列主义就管不着他了……叫他走他的路吗！” + +## 对原结论中有关我个人材料中等几个具体问题的不同意见的申诉 + +　　1)一九五九年从六月底开始延续到七、八、九三个月，贵州发生了极其严重的大旱灾，当时金沙县各区确实汇报过，总受灾面积十万余亩。地委当时的指示是全专区九个县除威宁、赫章两县外，其他七个县均开展以抗旱保苗改种为中心的抗旱运动，并让各县都成立抗旱指挥部，并以第一书记为指挥长，农业书记为办公室主任。地委几乎每天联系，甚至一天两次电话会议，每次均要你县受灾禾苗总面积多少，其中干死多少亩？抢救了多少亩？没解除旱象的多少亩？已解除的多少亩？改种的多少亩？……并要每天受灾面积及抗旱和抢救禾苗成绩。这可以充分说明，当时是抗旱运动中的受灾面积及抢救措施情况，是抗旱工作中的进度数字，这个数字是当时县委向地委汇报的工作数字，绝不是有意假报数字。 + +　　2)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份五干会即是全县召开的万人大会，从事后来看，有些基层干部反映的减产是真话，但当时是反右倾、反瞒产私分的主观认识和原因下，从此之后说减产的是少数，多数人更多的是说有粮食私分了。有时办公室统计了粮食数字，一开区(委)书(记)会(电话会)又往往不承认，粮食少，推说是区文书报的，因此数字说法不一，不断变化，并非有意不准下边说实话。记得安洛的区委书记现任金沙县委副书记王芳国曾电报1,700万斤总产，在县委扩大会议减报为640万斤，他报着害怕挨整的态度去的。但会议上我是这样说的：“王芳国同志怕批评，我感到很好嘛！实事求是，总产有多少算多少，实在没有那样多，只要摸实了就可以修改嘛！”我也曾到过水利条件较好的、田又多的农里、西洛、甘田等乡去，我去的目的是为了贯彻省、地委的指示，说明这些地方闹粮无根据。这是水源保证的地方，并没有旱象威胁，说明粮食问题是个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以便找出贯彻上级指示的根据。在当时客观背景和我主观动机指导下，对在水利条件好的工作组，有的同志听说减产，如甘田乡工作组的个别同志，向我说过减产问题，但工作组长当时的县委副书记王国民又否认，因此我也不相信甘田减产。 + +　　至于说秋后实产一亿二千万斤，即使在我们向省委作检查前县委算的大账(时间是一九六○年十月份前后)，并非我有意制造的浮夸账，金沙的粮食总产，各区所报第一次是六亿多斤(时间是一九五九年七月前后)，第二次是四亿八千多万斤(时间是一九五九年九月前后)，到了秋后征购尚差原粮3,000多万斤没完成，这时各区又报过总产三亿多斤。我从未听说过区委书记向我说二亿八千万斤的总产。到了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地委副秘书长李德枫向金沙打电话说：“……全区其他八个县报有九亿多斤的储备粮，并问我们储备粮数字”。这时，我就问县委办公室毕荣光，我们县有好多储备粮？毕荣光答复说：“各区所报储备粮是一亿一千多万斤。”我怕这个数字不可靠，我叫办公室再开电话会叫各区(委)书(记)摸底子，慎重一些。当时我还说，不好向地委开口的，你又完不成征购，又说有这样多的储备粮，地委要问我们为什么完不成征购任务呢？我们怎么答复呢？第二天地委李德枫副秘书长又找办公室说：“你们县有多少储备粮，现在就等你们一个县上报省委了”。办公室又向我说，我答复说召开个区委书记电话会议重新统计一下。第二次报有储备粮有9,700万斤，办公室统计了这个数字又向我说。我答复是：“地委非叫报不行，我们也不能报这样多，得留点余地，要报就报3,000万斤”(当时各县所报储备粮都比金沙的多，这可以说明总产我并非象原材料所说的有意虚报)。原地委第一书记孟子明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又批评金沙县委说(他与省委苗春亭、周林书记一齐到了遵义，孟又从遵义回到金沙时向我说的)：“你们想否定大跃进吗？你们不完成征购，再想要国家供应你们几千万粮食你们就高兴了，你们就不叫苦了，你们的工作就好做了。你们如果不立即改正，这样下去你们是要犯错误的，你们不懂得富裕农民在粮食问题上就有这样一条规律，秋种扛红旗，作物熟了减面积，秋收完了就叫征购重，征购完不成就会刮起缺粮没饭吃的妖风，秋种时就要种子。这个规律你们掌握不住就要犯错误。你们听党的话还是听富裕农民的话？在粮食问题上你们是与党闹对立？还是走与资本主义的瞒产私分进行斗争。农民历史上把粮食看成命，现在他能不千方百计的与你私分，你不去斗争，你就会搞出粮食来吗？听到下面一股妖风你们就动摇……”。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县委就按包产三亿五千多万斤上报地委的，因为包产数一再强调要低实产的20℅，所以我们当时认为按此数算账也是有粮食的，但不会向各区所报的那样多，也不会象目前这样少(因为当时征购都未完成，有人又说减产，缺粮，饿饭等)。 + +　　（3)至于下边报死人的情况，当时并非说因缺粮饿死，说是有病。我当时陪同地委常委王学臣专门在金沙医院召开了全县各区的中西医48人的座谈会，专门座谈浮肿病死人问题的原因及治疗方法，王学臣常委还为此专门向地委写了专题报告，地委并批发到各县区委，又上报省委，其肿病死亡原因在报告中要说成是因多种病态造成的。） + +　　4)一九六○年元月份县委办公室向我说过：“各区所报缺粮数字及需要粮食数字××××的情况”，我当时答复说：“我要到地委去开会，通知明晚召开各区委第一书记电话会议，叫他们再摸清底、慎重的研究一下，专门汇报一下缺粮多少？第一季度需要供应粮食的总数字是多少？开会时让各区委书记汇报一下。”在开电话会时各区又报了与原来办公室所统计的不相同的数字。追问原因，都推说不知道，是区委文书报的。我当时在各区委书记所要粮食的数字上还向地委要了200万斤，地委拨给我们1960年第一季度供应指标是200万斤，各区委第一书记光一个月就要缺粮280万斤，经县常委当时研究确定，目前反瞒产大会刚开不久，各区、乡、队在会上所报瞒产私分的预计数字尚未兑现，多发点粮食更好工作。因此在每个区原要数字的基础上又给各区多增加粮食133万斤，共拨下413万斤(这里可以说明就当时全县100℅的供应，除去非农业人口，全县25万人口，每天按半斤供应，一个月才供应375万斤，而那时省、地委规定的供应指标并非老称八两，而是叫供应六两、四两，同时农村也并没有100℅的供应，原结论材料怎么把发到各区的供应粮413万斤说成是我扣群众的肚皮呢？……)。 + +　　总之，一九六○年金沙我本人没见死不救，不敢要粮。事情况，我们当时是向地委如实要了粮食，但我们当时又误认为周林、苗春亭、徐健生、陈璞如等人为首的、以孟子明、主传谟、李超臣、王学臣为首的地委的错误路线是对的，所以我们一贯贯彻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一面又不管地委当时对伸手供应粮食施加多大压力，我们现在还是坚持要供应粮食。地委也确实给了我们2,200万斤粮食，但我们又叫从驼马、窖酒副食品加工中压下400多万斤，从省、地委当时规定每人每天供应粮食四两增加六两(省委书记周林当时提倡的供应办法是四、四、二)，我们实际拿出供应农村缺粮户的粮食高达2,600万斤。 + +　　5)地委在原材料结论中说我“一九六○年三月份各公社(区)报大部分食堂停伙，普遍发生肿病、死亡，赵明知问题严重不予解决……”。 + +　　对此问题，我只在这里简单的提说一下，因我在下边所提死人原因里要详加说明。 + +　　金沙县从一九五八年就由省委直接派去高级干部伊彤(10级干部)作金沙县委书记、派去政法学院副院长张自力、王玉奎(现任贵阳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任金沙县常委，秘书长赵子安为县委委员、办公室主任，率领科级干部57名、一般干部60多名，共计100余人，每个区都派下去10人左右，并有一名处长作区委书记，省委又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派去在省直属党委会董名范任金沙县委书记，省委又派来了省里厅长唐振华率领两名处长及56名干部，唐任金沙县委常委，分片禹谟、城关区各乡，在那里半年余，直到一九六○年元月才走，地委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份就派去孟局长、田局长率一个工作组去金沙安底区、禹谟区工作直到一九六○年七月份才走，一九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地委又派书记、常委、部长比如地委农工部长王学臣、宣传部长孙育乾，地委组织部长王友成、地监委书记杨培成，地委党校校长张润祥等负责人，率领48名干部(因为当时地书记说我在粮食问题上动摇，跃不上去，右倾，但我又是当时他们的红旗)，他们这些负责同志去了并非面对现实，而是为了搞瞒产私分、大办食堂创造重点经验，这些负责人去时都说是“省委、地委为了培养你们红旗……”，他们到了金沙后立即下到乡下到生产队工作，在当时那样严重的关头，这些负责同志长期在乡下和生产队，他们究竟向省委和地委反映了些什么情况呢？谁向我反映了些什么情况呢？只要他们提出要粮，我全部给了他们。在一次会议上，地委张润祥部长等人介绍在平坝乡的工作经验说：“……平坝的群众运动已经形成高潮，大搞食堂、群众自己捐献、挖锅拔灶，有的群众把腊肉、腌菜锅碗都捐出来了，有一个六十岁的老奶把几十年保管的大块现洋六斤腊肉都拿出来了，……”之后大办食堂、反瞒产私分、捉鬼拿粮，连续召开了几个捉了鬼拿了粮的假现场会议，地委就通报兑现了瞒产私分粮食2,700万斤(在这一段较长的时间里我根本不在家，详清在下边的问题中再说)。 + +　　6)至于地委在我原结论材料中说：“……赵将缺粮人口21万压为12万……”。现在我把事实阵线申诉如下： + +　　在1960年一季度中各乡召开的乡支部书记会议上，主要传达地委反瞒产私分和捉鬼拿粮的指示，各级缺粮人口并非在这次会议上报21万，而是报的12万人，我们当即发了粮食，而且供应数字比区(委)书(记)所报数字为多，记得最清楚的是当时安底区的区委书记周志明不要粮，我们硬给他45万斤的供应指标，因为邱继刚县长发觉那里有问题。在这八天的反瞒产私分粮食、捉鬼拿粮的支部书记会议上，当时各个乡所报的能兑现的反瞒产私分的粮食不仅是1,300万斤而是3,000万斤，我为了留有余地才向地委报了1300万斤，就在这个会议期间，地委向各县委发出指示说：“……叫到会的同志好好讨论威宁的电报，能否不再要粮，你们即(既)报了这样多的粮，就坚决的把他拿出来，要叫各乡支部书记、各区委书记都要在会上表态”。根据这一指示，各区乡展开了讨论，在最后向县委表态时，各乡及区委书记说“地委分配给我们的指标完全够用，按十两吃也可以不再要粮”。之后在会上又接到了地委转发威宁县委给地委的报喜电报说：“…我们到会的区乡干部，保证不再向国家伸手要粮，我们还可以外调400万斤支援向国家供应有困难的兄弟县……”。因此地委当即号召各县到会的乡支书、区(委)书(记)同志，要很好的学习威宁县，照顾整体，支援困难的兄弟县、不要国家供应的共产主义精神，并号召全专区各县、各区、各乡都要认真讨论，并拿出实际效果来，支援外县，供(贡)献于国家，并指示到会干部在会议上让每个人表态，要开展共产主义大支援，看看那些搞不出粮食来的地方还好不好意思再伸手。在这种情况下，地委除连续不断的开电话会以外，并用明码电报将各县乡支书不要粮食、调出粮、支援困难兄弟县具体的粮食数字发往各个县与会干部讨论，并立即又要各区乡书记表态，当时全专区九个县没有一个不外调粮食的……我们金沙县各区委经过汇总，各乡汇报计划可以兑现粮食外调不是400万斤粮食，而是1,300万斤粮食，当时地委主传谟书记在电话会上问我时，我怕没有把握，才说：“据各区乡的报告统计可外调粮食1,300万斤，为了留有余地我们外调400万斤吧！” + +　　上述就是这第二个问题的经过真相，我绝没有标新立异、独立新裁的不照省、地委的去办，而另搞一套。对此，过去的地委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 +## 三，对基层干部撤换的事实真相及产生问题的原因和责任的说明 + +　　（原来毕节地委对我的原结论中说：“……说我为了进行阶级报复，摧毁基层干部……”，把事情全部写成我个人问题是不真实的，真相亦被歪曲，为了更好的提供中央了解真相，我把当时的全部经过申诉如下：） + +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初，原地委书记孟子明指示并大力提倡说：“……对右倾保守的领导，不信就看，说了就办，不通就变，不改就撤换他……你不承认增产就是否定大跃进，你不增产还有什么大跃进呢？你这样的目的是说总路线不好，人民公社不好，那当然你就谈不上什么总路线、大跃进了。一切反对三面红旗的人，首先在减产问题上与我们作斗争的人，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让了步，你就等于自己否定了三面红旗，随着而来的就是喊征购重了，任务完不成，口粮不够吃……这种干部是资产阶级干部，因为他出身是农民，他就两眼光看到农民，他就光为农民服务，但对于工人、城市居民、机关干部、解放军，对于这些他统统是看不到的，他也是不管的，这种人他是维持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他精神上根本就没有准备搞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党员又有什么用呢？我们要坚定立场，批判右倾……我就掌握一条，闹也捉鬼，不闹也捉鬼，你不捉鬼，你捉不到鬼，不断(然)粮食你为什么搞不出来呢？……我看有些党员干部是民主时期的骨干，现在成了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成了党内的蜕化变质分子，成了人民的叛徒，一说叫他完成征购任务就叫苦连天，一说安排生活就向国家伸手，叫减产，叫喊饿死人了。你这是什么雄心大志，你这是蒋介石的雄心大志，是艾森豪威尔的雄心大志，是上中农的标准代表者，是在粮食问题上死不悔改的死硬派……。这些人在粮食问题上反对我们，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刀口不放在他脖子上他就不缴械，对这部分人不要客气，不要小处理，要大处理，要一刀两断、一斧切，要用快刀斩乱麻的法当机立断，撤换下来，如果在这场斗争中，你稍有犹豫，就会遗害无穷……”。 + +##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份至一九六○年二月，地委在农村冬季整风中指示说：“要求各个生产队都要找出典型举办刘介梅忘本回头的展览会”。在万人大会上搞了，各区乡都搞了此种展览会。当时指出展览会的内容： + +　　1，过去受苦的实物、现在幸福生活的实物对照。 + +　　2，过去要饭，半年糠菜半年粮，现在你忘本反对粮食统购统销，你搞瞒产私分的粮食要展览出来。 + +　　3，大家辩论，个人检讨……每个队都要找出个活典型来当活教员。 + +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我向孟子明书记说：“各区的产量没有过去多，看样子一亿二千万斤的征购任务恐怕完不成”。孟书记很生气的回问我：“你们还有几个区没有完成征购？”我答：“还有红旗、禹谟、安底、沙土、石场、清池、岩孔等七个区。”孟子明指示说：“这些人不是真革命，是富裕农民在党内的代言人，你们应该赶快把没有完成任务的这几个区委书记给我撤掉。”我当时没吭声，但地委第一书记既然作了指示，我们县委常委举行了会议，并进行了研究，一致认为：1)这些过去工作还可以，2)撤了这些人再派谁去呢？因为九个区委要撤七个区，而且面较大，就让亲派去个同志，因为情况不熟，也很难一时跃上去，3)区委书记所负责的一片都完成了征购，别的区委没有完成任务，撤了区(委)书(记)我们认为不合理。因此我们就没有执行撤掉这七个区委书记的指示。 + +　　到了一九无九年十二月底，金沙县委书记兼县长邱继刚去地委开财贸书记会议，孟遇到了邱继刚，孟就问邱说：“叫你们撤换那几个没完成任务的区(委)书(记)，你们撤换了没有？”邱就向孟说明我们没有撤换的理由。孟子明听了很生气，并立即批评邱继刚说：“你们金沙县委对我说的话是什么态度，我谈了以后你们究竟执行不执行？” + +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孟子明对各县召开的五级干部会即万人大会(区、乡、生产队、生产小队、贫下中农代表)指示说：“这次会议的目的及方法，第一阶段专门大鸣大放，紧他们放，先顶住，你们要沉住气，只听不驳，第二阶段，从中找出突出的典型，主要抓住今年叫喊粮食减产的、瞒产私分的、屡年完不成征购的富裕农民的骨干，将他们的罪状列出几条，印发到会人员，先学习讨论，培养好批驳骨干，训练好了先从小组斗，再拿到大会斗，斗不缴械不收兵。不斗则已，要斗就要斗他像地主一样，斗深、斗透斗臭，要斗他像耗子过街人人喊打，第三阶段就是处理……。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人民的含意不同于民主革命时期，人民当前指的是贫下中农、工人、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至于上中农(即富裕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不在人民之列，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敌人，有不少干部党员是过(不)了社会主义关的，他过去是搞民主革命的，是为了分田、分土、分耕牛房子、分东西他积极，完成了土改他的责任就尽到了，他的革命就成功了，这些人从土地改革至今都当权，他们沾了不少油水，分了好田、好土、好房子……再加上他们本人每月的工资收入，他们家庭从土改后就富裕起来了，因此他现在就不革命了…。这些人实际上是富裕农民在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代理人，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从进入五八年大跃进后，要普遍进行干部排队，划分一、二、三类干部，并说明划分一二三类干部的标准(略)，在粮食问题上是个专政问题，是考验每个人是否走社会主义的试金石……各个县在这次大会上批判斗争的人数可控制在到会人数的2.5℅”(这就是当时省、地委的规定，在到会的一万人中，可以批判斗争250人，金沙共在大会小会上批判了67人)。当时地委孟子明书记还大力表扬和提倡黔西县委书记李如川所汇报的：“王大奶，觉悟高，对于当时攻击粮食政策的人恨之入骨，她不敢打，发着言就上去扭被斗争的人一把，一扭就一咧咀……。”孟听到这里就向各县委书记说：“这个人很好，出身好，觉悟高，她才对这些被斗争的人恨之入骨，没办法了，才去扭他一把，对这样的行动不能去制止她，不然是给群众运动泼冷水…”(黔西的违法乱纪比较突出)。当时金沙县是贯彻执行了上述错误的路线，在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已出现了揹大字报、带尖尖帽的现象，但当时是分100多个小组开会，当时带头人搞的人还是专署财税局长韩冠军。发现后，我对此就专门召开了四次区委书记会议，一次全县支书会议，在万人大会总结时，我还专门对此作了批判。 + +　　(材料第三本上)孟子明书记指示说 ：“对忘了本的要彻底算他的受苦账，对自发势力严重的富裕农民要算他的剥削账，并要分析其反动思想的社会根源……”。 + +　　(材料第三本上)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日，地委电话会议指示：“1)对贫下中农的干部辩论要用过去的苦进行教育他们，2)对富裕农民的干部要找他们的剥削账，3)对五类分子要查他们的历史，4)在这次会议上对干部的调整要作好准备工作，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贫下中农手里，5)(略)，6)对老干部只要愿意检查悔改的同志，不要一脚踢开……，但不能再作主要领导。” + +　　(材料第三本)一九五九年十二月×日，地委电话会议指示：“……首先谈下各县整风进展情况，……毕节、大方、织金、黔西发展较快，已转向批判，金沙、赫章搞的慢，凡是对整风认识不足的就是右倾……”。 + +　　(材料第三本)地委对下步整风的意见：“……机关整风、社会主义教育仍然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农村情况是和干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和干部中来……必然正气压倒邪气，不要慢慢来……各县要下个大决心，搞好整风，特别是金沙要迎头赶上，对坏的干部不要漏掉一个，领导不重视就解决领导问题……。各县重点批判的对象要抓死……，对问题要批深批透、批臭批倒”。 + +　　(材料第三本)地委在简报的指示中说：“……必须本着坚决放、大胆放、彻底放的精神，首先把鸣放搞得深透，在放深放透的基础上，转入以大辩论为中心的大鸣大放、大辩论阶段……。大辩论斗的主要锋芒是、对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八字宪法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毒反党言行，…….要把他们批的体无完肤、彻底斗深、斗透斗臭，使他们在群众中完全孤立起来……”。 + +　　(材料第三本)一九六○年三月三十日，省、地委关于划右倾机会主义的标准和处理办法的规定： + +　　1，凡是党员、干部在言论上、行动上属于下列性质的，都应划为重点批判对象，其中经充分揭发和批判，查明情节确属严重的应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 +　　1)公开散布系统性的右倾言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2)略；3)历史上多次犯错误，屡教不改，对党心怀不满，这次又借批评大跃进的缺点为名，猖狂向党进攻的；4)执行党的路线政策，一贯严重右倾的，从五八年大跃进以来，有严重的右倾言论和行动，学习了中央八届×文件后仍执迷不悟、不做主动深刻检讨的； + +　　2，从略。 + +　　3，处理办法，1)态度恶劣的撤消行政职务，党内给予留党查看处分，坚持错误、顽抗到底的开除党籍。2)情节较严重检查好，或虽情节轻但态度恶劣的，酌情撤消党内行政职务，如现在还在重要岗位上的以调离改做其他工作……。 + +　　(材料第三本)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二日省委在指示中规定：“省机关重点批判的对象占2℅左右，地专机关可占3℅左右”。 + +　　(材料第四本)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县委领导小组决定：“……一定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不准罚跪，带尖尖帽，打人捆人现象发生”。 + +　　(材料第六本)一九六○年十月统计，全县共受理三反案件314件。 + +　　（(材料第五本)城关区联盟生产队队干调换情况调查，1959年8月-12月份，队干是陈加亮任，1960年元月-三月份队干是郭文彬任，1960年三月-5月份队干是陈中民任。） + +　　(材料第三本)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我在金沙全县支部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摘录：“……经过排队不得粮食的就保证供应，应本着先吃自己的、后吃国家的，区里要安排落实。整风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得捆、打、骂、吊……要坚持和风细雨讲道理，打、吊、捆的办法不利于整风的，敌人要利用，这样搞不透……毛主席讲：‘对同志要有情，对错误无情’，否则就违背政策(对五类分子也不能随便捆打，否则就会造成农村的混乱)，只要转变的同志就欢迎，但论点要驳倒……对犯错误的干部和同志要认清，好好的帮助他们”。 + +　　(材料第七本)一九六○年十月十日地委关于三反问题电话会议指示说：“……专案处理工作，须处理的2242人，专案处理要求在十月二十日处理结案……”。 + +　　一九六○年三月份，在县委书记会议纪要上，地委书记孟子明又再次强调和传达了各县要在干部队伍中普遍划分一、二、三类干部及划分一、二、三类干部的标准，并将划分的结果报告地委，地委副书记主传谟当时就指示说：“金沙县的蔡芝兰是三类干部(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这次不要漏掉他”。 + +　　一九六○年四月地委李超臣书记向我说：“……你们金沙要找个组织部长，老蔡不行，你们得赶快换掉”。我说：“我们找不到这个对象”。李超臣马上批评我说：“……你们县是几千个党员，连个组织部长够找不到吗？” + +　　(材料第一本)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原地委书记孟子明指示说：“干部劲头不太足、暮气很大，有的干部一天干不了半天的工作，对他们要进行教育，说了不改的就叫他们卷行李滚蛋，农村党员能否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粮食问题就是对他们的试金石……。社会治安的现实就是意味私有制的最后消灭……。” + +　　(材料第一本)一九六○年三月地委在指示中说：“……毕节粮食兑现工作搞的快，共兑现瞒产私分的粮食800多万斤，大量事实证明，有好的干部就有好的效果，……对积极分子新陈代谢的规律认识不清……。”孟子明在指示中说：“特别是毕节县时间短，跃上去了，工作要坚决反右倾鼓干劲……干部队伍要建立起来，核心干部一定是和党一条心的……干部是决定一切的……对于不好的干部(当时指瞒产搞不出来，又要粮食供应)就辩，辩论后不改的就换，要把干部整顿工作当着重大问题去做，干部队伍不好不坚强的，就不能出好的钢料，基层干部瞒产私分的要坚决把粮食兑现出来，要坚决搞，要坚决高，要发动群众给他们算账”。 + +　　(材料第一本)一九六○年三月十日，地委紧急会议精神说：“大方县在搞粮食兑现上，都是像送公余粮一样敲锣打鼓，一晚上就兑现了500万斤……”。周省长说：“工作长期被动下游的，主要问题是个路线问题，就是富裕农民思想挡道，富裕中农不是人民……。工作中不是富裕中农的问题，他没有权，是干部问题，干部有权……。整顿食堂是干部领导工作基础薄弱的地方，是富裕中农当道的地方……”周省长又说：“工作疲疲沓沓就是领导核心问题”。孟子明说：“能否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关键问题就在粮食问题上”。周林指示我们，“人人要有上游思想和上进心，不努力，你社会主义关是不好过的，上中农的领导骨干多了，就起了质的变化，上中农不能当骨干”。 + +　　(材料第一本)一九六○年三月八日，孟子明在指示中说：“……前段粮食工作被动，主要是领导干部有右倾，不是没有粮食，是富裕中农在那里挡道，这不是指的社员，而是指的干部，那里干部有右倾，那里粮食就搞不出来……你能否过得关，就看你在粮食问题上……告诉同志们，粮食工作还没有过关，还要努力的工作……富裕农民不当权就没有问题，当权就不得了，富裕农民当了我们的干部就是富裕中农思想，这是千真万确的，要在粮食工作上给党培养一支和党一条心的红的干部队伍，这是全党的任务……。问题就是干部决定一切，要培养红心的干部队伍，要与党一条心，一股劲，上下一个样、不走样的干部队伍，要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周省长说：“考验干部的标准就是总路线，你是否执行总路线，表现在工作上你要是上游，甘居中游是不符合党的要求的……现在看，闹粮凶的地方那里富裕农民就多……”。 + +　　(材料第一本)一九六○年三月十七日，地委主传谟书记指示说：“食堂仍有不纯分子参加，这是个问题，有了就要坚决处理……我们要当有名的英雄不当无名的英雄，要反右倾……”。孟子明书记说：“……左了比右了好，左了是革命的，右了是不革命的，是反革命的，所以右与左是革命与不革命的界限(这是指粮食工作要与省、地委一条心，搞反瞒产积极的就是所谓左派)”。 + +　　(材料第一本)一九六○年三月二十日省委周林书记指示说：“……一切工作要积极主动、干劲冲天……行动上是不是鼓干劲？结果是不是上游，竞赛要成网，先进成风，标兵要成林。工作一条心、一股劲，现在工作闻风而起、闻风而干……有的同志应定期转变，不转变的就要斗争处理……”。地委孟子明说：“……今后哪个地方打被动仗就要解决那个地方的领导问题……不干就拿下来你……”。 + +　　(材料第一本)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地委组织部电话会在指示中说：“省委组织部要统计几个数字： + +　　1)关于干部方面的问题，各级干部处理的调整情况……其中属于地、富、反、坏的多少？属于富裕农民的多少？严重违法乱纪的多少？严重右倾分子多少？能力过弱的多少？ + +　　2)处理情况……清洗的多少？开除的多少？留党查察看的多少？撤消主要工作的多少？撤消部分工作的多少？ + +　　3)调整原因，属于地、富、反、坏多少？严重右倾分子多少？严重右倾的人是多少？违法乱纪分子多少？富裕农民多少？” + +　　4)干部站队问题，一类、二类、三类干部各？%。 + +　　(材料第一本)周林在一九六○年六月八日指示说：“…坚决选贫下中农当会计，没有文化学文化，要把中农当会计、计工员的撤换下来，这是阶级路线问题，各级党委要有魄力……” + +　　(材料第一本)周林一九六○年六月十二日讲话说：“……坚决把富裕农民的知识分子换下来，这是阶级路线问题，经济权一定要掌握在贫下中农手里……县区都要当好红管家，管家不好的通过三反拿下……三反问题，整社的重点是区到小队干部……” + +　　(材料第一本)一九六○年七月九日，县委会议确定“……对干部问题不能随便乱撤乱换的，须处理必须向县委做报告……” + +　　(材料第一本)一九六○年七月日，县委意见：“……不站、不追、住打、不骂……停职反省批判的，一律报县委批准，县委个人不得私自批准……” + +　　(材料第一本)一九六○年八月四日，赵广玉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说：“……犯错误的干部，须处理的，不问什么干部都要报县委……。对撤下去的好同志要复职要报县委，区委要开个群众会，并对本人进行个别的谈话，在群众中说明是什么情况下撤职的……” + +　　(材料第一本)一九六○年八月二十日，县常委办公室会议：“……区委常委总支书记李梁林因粮食问题被辩论停职以后的工资补发问题，决定：全部补发……” + +　　(材料第一本)原地委常委政法党组书记检察长、现任地委常委、副专员的张晓光对禹谟区的干部结论说：“……禹谟区有181个干部犯有各种错误，其中好人办坏事的73人……” + +　　(材料第九本)一九五九年八月五日，赵广玉说：“……我们说的辩论绝不是斗、打、捆、吊、罚款等，……要求做到不打，不私自关押、不吊、不捆……” + +　　(材料第九本)省委书记苗春亭在遵义地委参加开会的指示：“遵义反右倾的效果很好，几天的时间，农村的情况大变，干部群众干劲很大，大季作物征购入仓迅速，他们的作法是发动群众出题目，叫群众讨论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辩论中，富裕农民有三种表现，1)想单干，2)不要党的领导，3)农产品的收购想搞自发……。贫农一发言，富裕农民就退回去了……农村空气大变，邪气不得了……，召开党员大会表扬先进，批评落后，中心是粮食问题，富裕中农在农村煽风点火，党团员也不问，农村的瞒产私分，只要党员不同意是搞不起来的。党员腰杆子硬的地方，群众自己是不敢搞的，那里私分没有党员骨干积极分子带头，群众是不敢私分的，因而他们就说禾苗生长不好，夸大缺点，否定大跃进，企图搞瞒产私分……” + +　　(材料第九本)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赵广玉总结中说：“……反右倾是属于党内的阶级斗争，所以问题的复杂性也就在这里，那不能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去进行，又不能放弃原则性的斗争，因此要各级党委特别是常委和区委第一书记，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以免造成新的混乱，我们要防止在纠正右倾情绪的同时，最容易越恨越好，不加分析的一切打倒的作法……。县委明确这一工作在农村由王国民、于志高两同志抓……” + +　　(材料第九本)赵广玉说：“反右倾及瞒产私分应注意防止的问题，一，贪多乱搞，防止不留余地，可斗可不斗的就不能斗，对右倾分子可划可不划的就不能划，能少批少辩论能达到目的的就少批少辩论。二，略。三，严肃批判，坚持摆事实、讲道理，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四，严格请示和批准手续，支书以上的经县委批准。五，严格手续，制止打骂、吊、捆、押等现象。六，防止歧视有错误的同志……凡属群众私拿私分者不提名不追究，愿检讨者就检讨，不愿检讨者就算了……” + +　　(材料第九本)一九六○年统计各区向县委三反小组报的三反中有问题的干部：蜕化变质分子的60名，阶级异己分子36名，违法乱纪分子81名，公私不分者132名，超支拉用者142名，瞒产152名，私分50名，铺张浪费72名，多占106名，贪污117名。 + +　　(材料第十二本)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六日，赵广玉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讲：“……小组会、大组会仍是摆事实讲道理，自己人不能给自己人戴帽子，反右倾就是为了克服不站到总路线立场上来、和批判工作中的缺点……，产量情况一定要实事求是……” + +　　(材料第十二本)地委副书记主传谟传达孟子明指示：“……批判那种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时念好同志反映了这个问题，外地的水旱灾很严重，要瞒一部分产量，怕外调，怕增加征购，这种思想作法，和地主富农一样是损人利己的行为……。对基层的干部队伍，要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审查，纯洁队伍，对不好的、经批评不改的，要选下去，征购任务已订到生产队的坚决不变，向群众说清楚，完成任务以后剩下的归自己……包产任务必须完成，如数交纳……在执(行)包产这个问题上要坚决，不坚决将会给工作带来很大损失……农民党员能否过社会主义关，就在粮食问题上……党员不站在党的立场上，这叫什么党员……。对区委书记一定时期抓住几个主要问题批判很重要……” + +　　(材料第十二本)孟子明指示：“……我们对右倾机会主义者实行坚决的回击，要展开兵对兵将对将的斗争。省委出现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以常颂、夏德义、李庭桂……，这是由他们本质上所决定的，他们都是否定大跃进，攻击一个指头……。常颂攻击周林同志，中央知道你常颂是干什么的？还不是周林同志报的你省委副书记，过去常作地委书记时，周林都很器重他的，只要常颂作了发言，周林一般都是同意的，常颂现在竟反起省委来了，所以挑选干部是个大问题……发现问题不能姑息迁就，就要立即解决，对不好的党员和干部说了不听的，我们就要与他们坚决分手，不是党不要他，而是他与党闹分裂……，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人都有他革命的一面和反革命的一面，他不革命就要作反革命的事，就看自己如何听党的话，……要克服自己反动的一面……不搞跃进的人，就是坏人，因此是危险的……作啥事要想到别人坚定，我们不怕敌人的进攻，就怕党内部分人在那里左右摇摆，我们自己不坚定，怎么能叫别人坚定呢?现在不是要你们牺牲生命的时候，你们都不听不干，老实说，叫你们当部长、县委、区委是瞎了眼……个人主义和党的事业是水火不相容……” + +　　(材料第十二本)一九五九年十月五日早晨地监委杨培成书记说：“……揭发的右倾分子要及时处理……”。地委副书记李超臣说：“不够作区(委)书(记)的可以调换工作，如到县任科长、付科长等，不叫他做党的工作就可以了……，说了不办就是组织问题……” + +　　(材料第十二本)一九五九年十月九日县委扩大会议上规定：“……小组批判不能戴帽子，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对问题批判严，但态度要和气……” + +　　(材料第十二本)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周林在地书会议上总结发言：“……这次会议的中心是整党整社，时间是一冬……五七年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机关整风一定要搞彻底，……要给那些右倾老油条叫他们知道厉害，……要搞臭，再不转变就给他戴上帽子，不能一般化……，我们有些地方工作没有搞好，主要是社会主义思想(不)占优势……两个月的时间大有可为，要很好的搞一下……，光作检查还不行，但你得拿出东西出来表示……如果你仍和过去一样叫什么检查呢？……你完不成任务，你的东西就不得了吗？不要靠减任务来照顾吃饭，这叫做奖励落后，迁就就等于奖励落后，……不完成任务是什么理由，党员不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叫什么党员呢?有人落后就应该干劲更大……，过去我已经讲了，你不拿东西出来兑现叫作什么拥护党呢？只有实践才能上下一致……，要敢于坚持正义、真理，不要怕骂，要有为党的事业牺牲的精神，……但在具体工作上跟不上去，扯着腿，……难免不是犯罪行为，你的工作跟不上去，拖着时间，这不是给人民带来痛苦、这能不是犯罪吗？我省社办工业全国第一……。凡是你工作跃不上去的地方，都是粮食问题搞的不好。先下手为强，坚决批判富裕农民思想，把他搞臭，把社会主义坚决进行到底……。他年年闹粮好象是闹出味道来了，凡是过去干劲不足的，经过反右倾干劲足了，工作作好了这样的人要表扬，但还有少数人，说和作的不一样，光打雷不下雨，就要严肃批判和处理……粮食安排好了，不好的是少数的……” + +　　(材料第十二本)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赵广玉在区委书记会议上说：“……要坚持说理斗争，准许对方说话，不要用硬压的办法，要找事实拿根据，以理直驳，以真理压倒邪气，……会议所有批判材料，均应经县委批准，要控制在1℅” + +　　(材料第十二本)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电话会议孟子明指示：“……由鸣放转入批判，对象要挑对，属敌我问题、攻击党的领导、人民公社、总路线，找攻击最厉害的，要看历史，是否是阶级异己分子，是否是五类分子，有的人骂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密植是北方人搞的，毕节要查此人是什么人？是不是混进来的坏分子？第一阶段鸣放要深透，第二阶段要辩深辩透，粮食问题是大问题，有人攻击粮食问题，粮食问题解决不好，生产就解决不好，即是生产搞的好，政治上也是坏的。……” + +　　(材料第十二本)孟子明指示说：“……干部钱多了，买不到东西就骂，这就是你向右派发展，小队长以上干部都要参加食堂，否则就要处理。小队长以上干部的小孩，一定要参加托儿所，否则就要整……” + +　　(材料第十一本)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七日省委指示说：“……对那些疲疲沓沓的干部要当机立断，不要婆婆妈妈的，不能优容养奸……。积极分子不是从土改后看，要从公社化后的表现去看，……” + +　　孟子明指示说：“对落后的领导干部，要当机立断，撤换下来，否则工作跃不上去……”。 + +　　当时传达对干部处理的五条意见是： + +　　1)对富裕农民出身的干部，坚持资本主义立场，搞倒退运动，对三个万岁不满，以致社员生活安排很遭，经教育不改的要换掉。 + +　　2)生产很差，对处理社、队、国家三者利益关系不正确的，搞瞒产私分的要换掉。 + +　　3)富裕农民成堆的用三调二、五调三的办法调开。 + +　　4)老实的能力弱、跃不上去的，可改作其他工作，或是派得力的助手去。 + +　　5)五类分子一律要撤换下去，60年的领导核心，一定要掌握在与党一条心的人手里。 + +　　周林指示说：“……有的人松松垮垮的，工作无结果，这叫什么雄心大志？有的人无缺点也无优点，你这样下去，你是过不了关的，现在要当促进派”。 + +　　(材料第十一本)周林一九六○年三月在讲话指示中说：“……要与党一条心，一个劲，整齐步伐，乘胜前进，顶住一切妖风”。又说：“工作中下游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动摇，这就会产生投降主义。坚持总路线，必须具备顽强的坚定性……在党内有部分同志，在工作中一遇到风吹草动的时候，就动摇不定，不能顽强斗争，全党，特别是党委核心领导，不能在困难面前低头，要敢于斗争，有人自满，说了不听，就要批评，不改的就要采取措施，要相信群众，顶住妖风……。各级党组织要大量提拔干部，扩大党的干部队伍，对于严重的个人主义的人，经教育不改的，要坚决从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不能把问题都推倒富裕农民和客观方面去，因为你主观上有问题吗!……有人讲威信，威信就是用成绩去鉴定的，不能光用嘴说。整风后工作跃上去了就是好的，没有跃上去的，要公开的整，不接受整训的就要算老账，接受了就算了……”。 + +　　孟子明指示中说：“对工作疲疲沓沓地不改的就要坚决地革他的命，要当机立断，不要婆婆妈妈的，原则问题不能让步，要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使好的更好，坏的就与我们分手了……。在粮食问题上光闹问题的、不好的干部要拿下来，好的就拿上去，不要因为几个干部党委经常背包袱”。 + +　　(材料第十一本)县委规定：“对干部的问题，不能随便处理，根据地委指示，对调动回避的不算撤职，县委对分支部书记、乡长要搞个名单，不经批准都不能撤换，……对有问题的不能动不动的撤换处理”。 + +　　(材料第十一本)孟子明指示说：“……把有严重问题的人经教育不改，就给一定的处分，教育是教育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我们只能教育愿意接受教育的人，不愿意，你说的再好，他是听不进去的……。对坚持个人主义民愤很大本人就不是人民的干部了，就要处理……。对党不好的事你办，就是对国民党有好处……除非你是混进来的”。县委书记规定：“……处分和受辩论的人，搞的材料由县委研究确定，区委无权处分区和乡的干部，小队长干部区委要很好的研究，不能用处理人来开展工作，对干部一定要从教育提高出发，不要用处分辩论斗争的手法去吓唬干部……”。 + +　　(材料第十一本)省委规定：“……参加会议的积极分子，只参加会议，讲清不整他的风，是叫他们代表贫下中农来提意见的，整风是整小队长以上干部的风”。 + +　　(材料第十本)从1959年8月到1960年1月3日止，经过县委会议，具体讨论批准处理干部133人，计县机关39人，乡支书35人，大队长25人，大队长24人，区干12人，其他13人，地区分布，县39人，城关6人，平坝区12人，岩孔区8人，安底区9人，地址写的不明白的3人，县监委决定的15人。 + +　　(材料第10本)省委60年7月25日规定：“……对于伪保甲人员、兵痞、惯匪、蜕化变质分子，有血债、民愤极大的违法乱纪分子，有严重打击报复行为的人……，对于这些坏分子，应当首先处理，要坚决整掉，有多少整多少，不受任何控制面控制，……凡是共产党员一律开除党籍，不是党员的要开除工作籍，罪恶严重的应根据其具体情况分别给予法办、劳动改造、劳动教养、群众监督、管制生产的办法进行处理……”。 + +　　孟子明在1960年元月份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说：“四川省×县某领导生产队的干部，把右倾的和富裕农民的代表撤换90℅以上，现在跃为四川省的红旗县”。 + +　　黔南州委第一书记、现任省委常委、农村办公室主任张玉环介绍经验说：“剑河也是同样的道理，他们把县、区、乡、生产队的右倾领导撤换了50℅以上，现在也跃为全州第一。” + +　　孟子明在1960年二月份介绍搞出粮食的经验说：“黔西县协和区原来什么工作都落后，跃不上去，现在除留下一个区委第一书记(蒋桂昌，因他承认了错误，检查比较好，表示了今后在粮食问题上，一定跃上来的决心)，其余的人，从区委到生产对全部撤换光了，现在搞上去了。” + +　　地委常委工作部长1959年11月说：“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后，小青年有朝气，能跑能累的，长石所以搞的好，就是因为他们的乡长、支书换上了很多青年和小姑娘，啥事都打冲锋，小人办大事，办好了，别光迷信那些老家伙，他在粮食问题上不革命了，你还相信他干啥，叫些穆桂英的小青年当领导，什么事办不好？这些人最听党的话，不保守，领会新鲜事情快。” + +　　(材料第四本)1959年12月14日，地委对农村整风的意见：“……这次整风是十年来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农村中从上半年贯彻郑州、上海会议以来，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老上中农到处刮妖风，非难人民公社、总路线，既然风由他们刮起来了，……这也就是如何过社会主义关的问题，风不整就影响总路线、大跃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批不倒、搞不臭，就不能领导大跃进，就不能巩固人民公社……，整风要打破中下游思想，大立搞好上游的总路线思想，大破冷空气、凄凄惨惨的思想，大立轰轰烈烈的思想，大破迷信、少慢差废的思想，大立敢想敢说的思想，要把三面红旗立场确立起来，大跃进是千真万确的，应当相信他，真理在我们这一边，要充分发动群众搞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这样才能把老上中农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妖言反下去……因此必须把反右倾思想批深、批臭、批透，……搞的一清二楚……，大破只为小集体、小单位的自发思想，树立一切为集体的思想……。开始贫下中农放的善意见，要大胆的改，看到你们改了，上中农就要改了，这样越改越明，这你就不要禁止，要死要活他都要改了。领导上，这时领导就要掌握住顶字。对错误意见，不要忙批评，等牛鬼蛇神都放出来……不批则已，要批就批臭，在大会上每个乡找一个典型……，这时把他批倒了，群众意见就放完了。这时领导上就要掌握住揭字，历史要搞透，十大问题要一起揭开，要狠揭历史，把他的错误言论、对五七年整风中可划可不划右派的，这次又反对总路线、大跃进，要全面揭透，要辩论的他哑口无言，批他的言论一一批臭，这是战斗……。一个生产队争分夺秒大体时间是四十天，不要松，要抓紧……。五干会上瞒产的粮食要拿出来，食堂也要来个大跃进……，号召每个同志要掌握好自己的命运，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孟子明说：“我们在这个运动中不要犯尾巴主义和投降主义的错误……” + +　　摘省委批转文件：“一，开除人员时必须把他们反动的本质和犯错误的事实，全面的彻底的在当地群众中予以揭露和搞臭……。二，对于回家后不老实的人，要连同他的过去所犯的错误在群众中宣布；三，回家后搞破坏活动的，组织群众批判斗争，搞臭他。并根据情节进行处理……。” + +　　一九六○年一至二月份，省、地委都在指示中说：(同时在省委宣传通讯上连载遵义农村通过整风普遍重新划阶级的经验，其内容是)“贫农、下中农、上中农、中中农。又分老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又分上升为下中农、下中农上升为新上中农、新中农……其中主要条件是：‘生活好，瞒产私分，对统购统销政策不满，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不满，对粮食问题闹的凶的……’” + +　　(材料第十本)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孟子明指示说：“……党团员、干部必须带头参加食堂，对不参加食堂的要进行严肃处理……现在刮缺粮和病的妖风，不能动摇，否则你就不相信党了，而相信的是资本主义……看来金沙慢了一步……。在批判上不管你是什么人，就要发动群众斗争辩论，不能动摇，我们的雄心大志要坚决起来，不能怕鬼，否则你是什么都搞不好的……” + +　　一九六○年元月十九日地委书记主传谟指示说：“抓好领导工作，领导工作不保，总路线是搞不好的……调东西不给，是不是和党一致、是不是全国一盘棋？这是个人主义、本位主义，你为什么下游？这样下去是个人问题？还是重大问题？……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完不成，还有总路线的灵魂吗？我们是党员作不到，是多大的政治影响，担子担不好，在你那个县还有什么总路线，……你怕能怕的了吗？要用阶级观点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这样作问题就解决了……现在为什么出现闹事，劳动力外流、病人、死人、偷盗……还是什么原因呢？一条无非是个粮食问题，二条是执行政策和组织不纯的问题……一定要进行阶级斗争，又要看到农村有粮食……。” + +　　(材料第十本)一九六○年1月20日下午，赵广玉对家中工作安排意见中说：“……在家的同志要研究当前主要工作，1，农村食堂问题；2，生产问题；3，农村整风问题；4，粮食问题……” + +　　一九六○年元月十六日孟子明指示说：“……过去反右倾时的老右倾现在在粮食问题上表现不好的小队长、会计、管理粮食的支书、队长干部，县、区委都要对这部分人排队，要把这些人的职务拿下来，但不要宣布撤职，也不要给他本人谈，趁元月十七日上调铁路的机会，一律调走……” + +　　上述材料就是这个问题经过的全部事实真相及产生问题的原因。对过去省、地委所整报材料的真相及结论的性质和产生问题的原因，不仅不真实，而且事实也被歪曲了。对此问题综上材料，可以对以下问题澄清： + +　　1，当时在处理我时，不顾这些事实，而硬性把所有恶果，都说成是我个人的作为，这是不正确的，上级确确实实有指示有布置； + +　　2，对于干部问题的处理上，我不是为摧残党的组织而撤换了干部占？℅等，这种真相我已说清了，比如农村整风整社、新三反也确实处理了一些该处理的人。周林指示：“把生产队的经济权拿过来”，选了些小队长、会计、记工员的贫(下中农)人员顶替了上中农或中农成分的人等，或者当时认为有问题的人，这个数字极大，在千人以上。还有根据孟子明的指示，上调铁路千人，还有当时虽受了辩论但组织上未受处分的采用了回避或调动的； + +　　3，根据当时情况，对待干部问题实际上在路线问题是错误的，在性质上也变化了。如省委指示的几种人，与农村干部对比一下，没有在处理上对不上号的； + +　　4，我们发觉有些干部是处理错了，我们马上改过来，道歉补工资、复职。 + +　　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如果叫作路线错了，这是当时某些省、地委领导同志的错误，(我的错误我检查)。 + +　　在干部问题上怎么搞的这么乱呢？ + +　　1959年5月到1960年10月之间可以看出在对待干部问题上，以周林、苗春亭为首的前省委，以及孟子明、主传谟为首前地委，或者说某些负责同志是系统的、反复不变的推行了错误路线，为了更具体详细的说明问题，可分下列三个阶段来讲： + +　　第一阶段是反右，是从一九五九年五月份开始到同年十二月份止，主要是在区以上反右倾机会主义，在农村就是反右倾，把锋芒对准了叫喊减产的，比五八年只能增产，不能减产，不承认灾害，包产数字和征购任务都不能动摇，否则就是右派，就是动摇了三面红旗，这实际上是省、地委肯定和巩固了浮夸风、浮夸数字。这一时期虽然辩论了一些同志但处理的极少。 + +　　第二阶段，是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中旬开始到一九六○年四月初止，这一时期主要是大搞捉鬼拿粮、反瞒产私分，少供应和不供应农村粮食，反富裕农民路线，压着完成主(客)观上实在无法完成的粮食征购任务及大办食堂，以此为中心的开展农村整风、整社运动，其锋芒全部对准区、乡、生产队大小队长、食堂管理人员等，其中危害最大的是一九六○年元月底到三月在黄泥乡、八里乡召开的两次假现场会议，地委对这两次兑现粮食的假现场会议，不仅知道而且指示和布置了这两次假现场会议，而且大力支持了王国民的八里乡的粮食兑现经验，即从小队长以上干部撤90℅以上，这一阶段叫作大混乱阶段，叫作大批、大变、大换阶段。 + +　　第三阶段是从1960年5月份开始到60年8月份结束的农村新三反，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反违法乱纪、反右倾、反贪污多占等，农村基层干部所占的分量相当大，从张小光在禹谟对干部的处理上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 +　　对几个问题的说明： + +　　1、混乱时期造成的干部工作的混乱是有其背景的，是由上边插下来的，不能不加分析的一律都如当时所说先后撤去辩论了生产队长等干部……赵广玉的非法手段所造成的，致使基层组织被打击摧毁……。 + +　　2、翻箱倒柜问题，我本人并没有提出这种口号。当时对社员的自留地，省、地委都提倡交，不留。粮食家家户户有，都分别各家各部门(户)、家家(有)粮，食堂就办不成了，因此才提出了反对富裕农民路线、捉鬼拿粮、反瞒产私分，凡是有粮者不问大小干部或群众，对于说没粮食者如实反映情况者，在当时的情况下都被视为是鬼，省、地委所专门开会布置的万人大会就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孟子明当时首创威宁县捉鬼拿粮、反瞒产私分、兑现粮食亿多斤的经验，都是从骨干和群众家里搞出来的粮食(此材料是由威宁县王德本向孟子明介绍、由主传谟在电话会议上向各县传达推广的)，随后在毕节县有此经验，大方县有，黔西县重新区委书记田兴文有此经验，是他又传给安洛区(委)书(记)王芳国同志的，王又在县里区(委)书(记)会议上介绍了，此后金沙县也展开了，这对当时翻箱倒柜、违法乱纪是有严重影响的。 + +　　3、上下游席，是×干部的假汇报，是王国民、邱继刚背着县委个人确定的，以后王国民在我离开县后，不经县委批准和讨论，个人非法规定了“六光、五换十不准”，这该是个人问题，虽然我有责任，但我并不知道。 + +　　4、钢铁浮报虚誇，是当时分管钢铁工作、兼管县委办公室工作的韩冠军书记有意假造的。县委和我都向他作了斗争，这就是对这个问题我要谈的事实经过。总之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条。 + +　　1，干部辩的多，换的乱，没手续，错处理了一些人，这是事实，最后虽作了复职工作，但我们是积极执行了省、地委当时的错误路线，我是有直接责任和严重错误的。 + +　　2，当时省、地委及某些负责人，确实支持了这种恶果，或亲手参与此事； + +　　3，小队长记工员会计中的中农及在粮食上表现不好的选换了一些，右倾及中农的小队长党员队干、支书等，一九六○年元月十七日上调铁路1,800人，以后又安排了当时在粮食工作报告上所谓坚定的贫下中农，虽受辩论但未受处分回避调动的、即所谓富裕中农成堆的，三调二、五调三，上级有指示(这不叫处理或撤掉)； + +　　4，在当时情况下，任务压头，粮食征购完不成，生活安排不好，食堂办不起来，领导还追基层干部责任，打下边粮食干部的鬼，因而有些自动离职不干的； + +　　5，有人在饿饭时间下台，让别人去要粮食，别人干着粮食吃完了又选别人去要粮食。这个又下台了，过了几天还是无粮无盐，他又不干了……这种情况在黄泥乡、八里乡假现场会前后月余时间极为突出； + +　　6，新三反实际上就是重点搞的违法乱纪，也处理了一些不应该处理的同志，这是事实真相。 + +## 四， 建党问题 + +　　所谓非党员、预备党员担任支部书记问题事实真相的说明。 + +　　金沙县当时共有生产大队772个，党的支部在农村生产队只有211个，这就是说，金沙县有561个生产大队没有党支部，不少队还是当时建党的空白点，或只有预备党员，有的队只有一二个党员或预备党员，这些队根本成立不起党支部，我本人从来也没有叫非党员或预备党员作过支部书记，就是我发觉或知道哪怕有一个、我不制止也只有我负责(至于县委某一个人，答复此问题，那是个人问题)。我本人再退后十五年，我也懂得非党员绝不能作支部书记，我也不会让非党员及预备党员作支部书记。非党员及预备党员作支部书记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情况？原因背景、性质和责任事后不仅没有向中央反映，更没有向中央谈清，而且事实与当时所讲也不符合，对此我虽有责任和我应该接受的教训，但与过去省、地委所说“有意改变党的性质，”有人拿我与孟什维克与列宁在此问题上的争论相提并论，并从而得出我不如孟什维克。下面我把事实全部经过写在下面。 + +　　(材料第四本)一九六○年元月十八日地委指示：“……对建党建团问题，要抓一下，地委计划第一季度建党1,500-3,000人，通过整风要大抓一下建党工作。” + +　　一九六○年二月九日，各区委书记汇报，安底区104个食堂，安排落实的40个，缺粮的19个队，9,299人，安排好的也翻案，正副书记17人，其中正支书12人，有问题的8人，禹谟区14个支书瞒产490,000斤，沙土区11个有问题，城关取6个常委3个有问题，9个支书7个有问题(上述有问题是指征购没完成、瞒产私分、搞不出、食堂搞不好要供应)。 + +　　(材料第七本)省委贾森处长说：“……禹谟总支书是组织部批的，有两种说法，一是县委说不是党员的可以先任职后入党。二是入党提拔一齐搞。59年2月张俊尧、周发华都当了总支书……。” + +　　省监委段××同志说：“……安底公社，有的不是党员作支书，区委书记周志明不承认，沙土区19人不是党员作支书，是在电话会议上批准入党的，安洛区预备党员作总支书，查了新石管区陈登武是非党员的群众，具体情况是：乡到区都不得志愿书(区委研究入党了，未填志愿书)。查了安民乡村，这个乡共有5个支书，有3个是非党员，2个是预备党员，都是去年十月一日批准入党的……。他们说是在区委常委会上提出谁可以入党，在研究时就批准了22个党员，未办正式手续，就向县委报发展了党员。” + +　　(材料第七本)省监委杨胜利说：“岩孔区的支书项吉武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入党的，今年二-三月份提为支书，组织部5月份下的通知，公社说转正了，副支书宋西荣不得志愿书……群众叫他支书，区委书记不是支书。分支书七个预备党员，区委只承认四个，这四个是先当支书后入党的……安洛公社李志开不是党员……但支部同意他入党，区委还未批下，但支部是承认他入党了。” + +　　(材料第七本)经先请示地委王国栋书记同意并批准金沙有陶金城、王芳国、王国民等四人作区委时都不是正式党员，我请示说“这些还未转正，这不能作区(委)书记。”王书记指示说“你们可以暂不叫区委书记，叫中共××工委书记就行了，这样做是允许的。” + +　　(材料第九本)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五日，省委指示中说：“……在困难时期，谁和党一致不一致，省委是记着账的，任务必须完成，不能动摇，大家少吃一点粮食，是为了国家，是为了党渡过这个难关，征购任务完不成就有影响，一些地区的脱销可能，完成任务最早的都匀公社，但有的完成很差，这与中央的精神恰恰相反……现在粮油调不上去，这样像革命的样子吗？现在党内有一个不好的空气，一说搞生产，都在那里政治挂帅，如果说要粮食就不要粮食(政治)挂帅了……当前总有那么几个县生产劲很大，一说任务就叫苦连天了，完不成任务，过去你样样讲共产主义，在粮食问题上你怎么不讲共产主义了呢？有人在那里讨价、还价，形式上是共产党员实际上他没有入党，但我们要斗争，在原则问题上，是不能让步的，你个人虽是党员，但你的思想上已经不是党员了。” + +　　(材料第九本)地委在指示中布置说：“……通过反右倾及粮食工作，要抓好建党，第一批九月中旬完成，第二批入仓结尾(十月底)完成建党任务……。” + +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二日地委对金沙县委建党工作的指示：“……讲下形势，赫章建党完成100℅，金沙县倒数第一，党的建设工作和其他工作是不相称的，……你完成1,200个党员任务是没有危险的，你们建党工作到底是什么问题呢？1， 你们可能说中心任务忙；2把建党工作与中心工作对立起来了，建党的办法你们可能说只有批一个才算一个。3，组织干部可能强调事情按部就班的搞……问题是组织干部的责任心，提高到党性说，就是党性不强，对建党你们一个劲的提考验，强调质量，不发展一个的作法又怎能讲质量呢(说明：叫区委包片负责，对象要分到支部，分到党员，到九月二十一日，金沙县已完成建党447名)？这不是有意推迟建党吗？……” + +　　主传谟说：“……过去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员，他是搞民主革命的，他搞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行了，土改时期他是积极分子，现在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成了反社会主义分子，考核干部要从58年起，反对粮食工作的党员你还要他干什么？农村很多党员都变成了富裕中农成份，什么右倾，实际上就是右派，不要被他挂的这个党员金字招牌把你迷住了，别叫这些人占着厕所不拉粪，他啥事都与我们顶住来，这样的人你依靠他们干什么？把这些人丢在一边不要理他，离了这些人，社会主义事业搞的更好，在粮食问题上过不了关的支书、生产队支书、队长，你们要排排队，重新挑选在粮食问题上坚决的贫下中农组成各级领导核心，没有党员不要紧，你不会发展吗？在这些地区只要在粮食问题上坚决的贫下中农，先组成核心领导，把大权拿过来，没有那些反社会主义的党员，粮食工作搞的更好。没有这些右倾党员就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吗？我看长石有不少小姑娘当支书、乡长，成了全省全国的一面红旗，一定要打破这个迷信，要下决心，要下狠手，你不革命我就跟你分家，不要叫他的金字招牌迷住了你，没有这些老右倾粮食工作会跃的更好。要消灭没有党员的空白点，大力发展小青年党员，要大胆提拔他们到区、乡、生产队各级领导上来，……” + +　　(材料第十二本)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孟子明在指示中说：“……过去的数字你多次的变，这是什么问题呢？……在困难面前不要叫苦泄气，不要当伸手派，伸手派不是右倾思想是什么呢？……粮食问题要搞好，不能赖账，要完成任务，否则，就是主张右倾思想的人，……要斗争就要狠，就要彻底，一提起他，就叫人人恨，不要一般地批评，要训练骨干，开展斗争……，你不坚决他就向你反击，再也不能犹豫了，再也不能忍耐了，是斗争的时候了，要调整骨干，并在这时候发展一批党员，小队长要党员当，发展党员要在粮食问题上经过严格考验的人才能接收入党，经过整风把农村的阵地完全控制起来，……粮食销量不能增加。” + +　　(材料第十二本)一九六○年元月十一日地委决议：“……凡是带头摧垮食堂的、闹粮的，是党团员的要开除党团籍……，” + +　　(材料第十一本)地委指示：“……食堂要成为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三天内建立起党支部。” + +　　(材料第十一本)省委规定：“……每个区配两个区(委)书(记)，每个乡配一个总支书记，每个生产队配一个专管粮食的生产队长。”以后又通知说是“专管粮食的副书记，”以后又在半个月内省委连续下了三个指示，其内容：“第一次说每个生产队配备一个在粮食问题上坚定的、表现好的、大公无私的保管员每月发工资8元。第二个指示说每个生产队配一个同样条件的管粮食的付队长，每月工资12元，第三个指示说在粮食问题上接受四川的经验，粮食是个专政的问题，每个生产队的粮食必须掌握在党的手里，因此每个队要配备一个管粮食的副书记，每月工资15元，省委要求在60年×月15日以前一律配齐……。” + +　　为了说明真相，下边也谈谈对典型材料的调查。 + +　　(材料第十一本)一九六○年八月三日岩孔汇报“……组织建设，12个乡支书不健全，不得分支书。”孟子明在指示中说：“……你们为什么非要那些在粮食问题上动摇的富裕农民的代表当领导，这些人是民主革命的积极分子，他们入了党，当了干部，当了书记，掌握了大权，在粮食问题上与我们作斗争，他一个月几十元的收入，不让家庭入食堂，抵抗粮食征购，现在他们成了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你们为什么不能找些贫下中农在粮食问题上坚定的人组成各级领导核心，为什么非用他们不可？你们就迷了这一窍了，你们离开他们就不能干革命啦，你们就是不能打破这个迷信……只要在粮食问题上坚决的就可以组成各级领导核心，如果再有在家不参加食堂的党员就开除党籍，干部就开除工作籍，看你入不入。” + +　　…… + +　　从上述的情况可以看出，与原来省、地委所说，都全部结论为我个人的问题，说我有意让非党员作支书，有意改变党的性质，是与事实争相完全不符的，也不能去掉当时的背景，离开当时的客观情况，不分原因的一概写在我的头上，或笼统的称之为非党员作支书。为什么造成这样的情况呢？从一九五九年反右倾开始到一九六○年十月止，集中表现在一九五九年年五月开始至一九六○年十月份止，造成党的支部混乱的第一个时期、第一个问题，省委于一九六○年五月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连续发了三个指示(如前页)。从五月份开始由国家报销(不是支部书记管粮食的工资是领不到的)，这三个指示省委都要求在×月15日前一律配齐，群众性的大变动，半月内三个不同的要求，同时不少生产队既没有党员又没有支部，时间根本来不及选择，原来按省里第一个指示各区都上了管粮员，领8元工资，第二个指示又叫配付队长12元的工资，还是原来配的那个粮管员。第三个指示又叫配副支书，工资15元还不是那个人？其实到乡和生产队就根本没有变，不管什么人，总是管粮食领钱就行了。同时在时间上下边也来不及变，至于喊粮管员还是付队长还是副支书，注意不够。当时区乡干部的心情是：“领工资的人多一点，对工作更便利，领的工资多了，作起工作也容易些，区乡干部当时是任务压头，出的问题压头，工作极忙，包袱极大。”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总支书记特别是生产队的分支书，绝大部分是一九六○年五月至十月份前后才当的，除省的三个指示外，地委又指示说：“三天内没支部的生产队都要配齐支书。”省委另外也有文件指示规定每个生产队配备一个支部书记(这个支书与管粮的支书是两回事，这个支书是管生产队政治工作的)，每月领国家补贴四元，但是对于没有党员的队、没有支部的队，区委、特别乡也舍不得不领这份工资，因此找其他队干代领支书工资，但报的名称和发工资的科目都叫支书，但是否是党员，事后没人过问。这样一来，金沙原是772个生产队，只有200多个支部，这就是所说的按照上述省、地委规定和要求，金沙尚有107个乡没有管粮食的总支书，有500多个生产队没有支书，而且即使有了支书，他们是否党员，区乡审查不够，县也没有注意。 + +　　（一九六○年六月份，又接到省、地委通知叫各县召开专管粮食的区(委)书(记)、乡总支书生产队分支书的粮食会议，这个会议就叫管粮食书记会议……。在接此同志以后，县委预先召开了区委第一书记会议，由县机关的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研究筹备这个会议的召开问题，在这个会议上当时各区反映的情况，并在会议上提出以下的问题，只是讨论而无结果。） + +　　1，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在正式党员中又找不出来，适合作粮食工作的，是否可以从预备党员中找？在粮食工作上一贯坚定的贫下中农但不是党员可否先叫他管粮食，后发展为党员？ + +　　2，生产队根本就没有党员的怎么配管粮支书？是否可以先找贫下中农适合作这一工作的，先叫他管着，随后发展他为党员？不然的话，省、地委带时间性专配管粮食的总支书及支书的要求就配不齐，是否可以一边入党、一边就叫他为管粮的支书呢？这样管粮食的人有了，领工资的人也就有了。 + +　　3，只有预备党员的生产队，是否可以从外队调去正式党员去管粮食书记(有人说如果从别队调入到本队管粮食，一来15元的工资，本队干得不到不同意，二来本队的粮食别人管，群众也不放心)，是否可以叫预备党员作作支书管粮食领工资？或条件特别好的提前转正呢？ + +　　4，是否几个队合并成找一个能管粮食的支书配正式党员，下面没有正式党员的队或没党员的队，先找个人领导着，先叫他拿着支书的工资，有人管粮食就行了。 + +　　5，在没有党员的空白生产队建党，采用边建党边指定他作粮食支书行不行？因为粮食工作按照省委指示是个专政问题，没有党掌握是不行的……。 + +　　……当时地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长王学臣亲自参加这个会，王说：“这个情况可作为纪要可向地委反映这一情况。”孟子明说：“……这个纪要要报，先请示地委，在地委未答复前过去配的人员工资还要照顾，如何请示再向你们传达。”会议刚开始五六天，陈璞如副省长就到了金沙，我感到是个好机会，可请示下省长，看对这种情况如何办？我向陈省长说：“……我们在研究省委配生产队支书管粮食工作时遇到了一些实际问题，有的区(委)书(记)提出没党员的队可不可以叫预备党员或非党员先作粮食人员，实际上就是规定的支书……。” + +　　我的话刚一开头，情况还没有谈出，陈副省长就说：“人选已经按上了……。”到了八月份按照省委指示由县委和财贸部长申德友等同志召开了全县性的管粮食的书记会议，到会区(委)书(记)9人，管粮食的总支书记107人，乡支书772人，加上县机关的有关部门干部共有千人的粮食书记会议，会议共开了九天，主要内容是在秋收前把粮食工作布置下去，看好禾苗、估好产，作好充分准备建好回仓，边收边入仓，杜绝瞒产私分。……。这样县委对此问题忽略了，管的不具体，区乡就混乱了，管粮食的书记就当上去了，工资也领了好几个月啦，这就出了问题，在县里召开管粮食书记会议时，我不在家，待我回县途中，是在路上碰到这些人，我还问他们去开什么会，有人答说是开管粮食的支书会议，会议开后，使管粮的书记更合法化了。群众都知道县里召开的是管粮食的书记会议，加上他们回去又贯彻这个书记会议精神，每队管粮人员实际上照拿15元工资，从此后因工作忙，就忽视了这一问题。由于省委这一要求和过去限期跟上生产队分支书及食堂支部等要求，就造成了如下混乱局面： + +　　1，没有党员的队也有支部书记； + +　　2，只有预备党员的队也有支部书记； + +　　3，也有先作书记后入党的； + +　　4，边入党边当支书； + +　　5，预备党员给入党对象谈话，叫他填表的； + +　　6，非党员的区乡干部叫生产队管粮食的填表的也有； + +　　7，电话会上批准的也有； + +　　8，本人只知拿支书的工资，不知什么入党的也有； + +　　9，区委书记个人答复承认个人是党员的也有。 + +　　总之，是混乱了，因为过去对此问题重视不够，待省委发觉禹谟问题后，一说非党员作支书，县长又提出追查这个问题，各区乡都慌了手脚，有承认的有否认的，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有赶快补手续的。这样一来也谈不上什么手续了，问题就出来了。这就是这一阶段的正式情况。 + +　　下面在谈造成混乱局面的第二个时期的第二个原因。 + +　　第二个时期是从1960年2月份开始到4月份基本结束，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个问题，我可举如下典型材料。 + +　　一九六○年二月十九日，安底区(委)书(记)周志明同志报材料说：“……安底104个食堂……安排好的也翻案，支书12个有问题的8人。”禹谟区(委)书(记)汇报“14个支部书记瞒产490,000斤。”沙土“……十一个支书8个有问题”，城关“……六个常委3个有问题，十个支书七个有问题。” + +　　这一时期正是捉鬼拿粮反瞒产私分、大下动员令时期，又是大力发展党员、提拔干部、选粮食坚定分子组成各级领导核心，把那些在粮食上右倾的领导整下台的时候，当时征购还没完成，说肿病、死人都是干部问题，是刮妖风，上级又要把粮食兑现出来。现在看当时确实是压昏了，已经无法无精力去照顾建党建团等项工作了。在大混乱时期，光吃饭、粮食都把区乡领导、县的领导搞晕了。加上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省、地委对干部都已经明文规定了几撤几换的指示，地委某些领导又亲自掌握和支持了金沙县委王国民创造的八里、黄泥乡兑现粮食的主要经验，是撤了小队长以上干部90℅，地委对此又大加表扬，凡是拿不出粮食者一律叫作鬼……。这个时期干部撤的既多又乱，地委这时又下去许多人，继续帮助金沙搞粮食及食堂的红旗，使这个错误主张和路线继续扩大，这样更促使了原来存在的问题更加发展、更加突出。比如地委组织部长王友成在鼓新工作，就屡次要县委逮捕城关区秘书张发伦……。孟子明又在这时指示说：“预备党员做总支书是准许的，这不算违背党章。”当时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李超臣亦同意和支持这种说法，就在这种情况下，支部也带来了混乱。其事实情况如下： + +　　1，支部已经研究同意入党，也办了手续，但党委未批，支部就承认他是党员的； + +　　（2，支部研究同意，也符合手续，但党委尚未批下来的；） + +　　3，培养了对象，进行了审查教育，但未来得及办手续，上级连就续催要建党任务统计，因此就在电话上由区委商量，就批准了； + +　　4，手续不齐全，有部分没按(党章)规定办事，如没填写志愿书、没写申请； + +　　5，转正时间到了，支书同意转，但未办正式手续，党委也批准了； + +　　6，转正时间到了，农村有的支部误人为到期就是正式党员了； + +　　7，支部通过转正，也办了手续，但党委未批准下来的； + +　　8，(同7)(注：原文如此)。 + +　　9，支部、党委均未提候补期的； + +　　10，到期转正而未转正的； + +　　11，超过转正期的长期拖下来的，也有认为就是正式党员了； + +　　12，区委书记或总支书个人决定的，点头承认和批准入党的，但未办、也未正式通过手续的； + +　　13，支部承认是党员，嘴说批准了，但查表党委未签字盖章； + +　　14，支部承认是党员，也填了入党志愿书，但支部未填个日期，党委未批准的； + +　　15，区委研究批准入党了，但因为没有志愿书，未填未办手续的，有人把建党训练班误认为是党员； + +　　16，区常委分片负责发展党员工作，上级催要的紧急，就在区委会上口头汇报、集体研究批准的，安洛区一次就批准了22个，但手续没办就上报县委完成了建党任务数的(省监委汇报的)； + +　　17，本人有申请，支部也确认为对象了，但支部未开会讨论，但党委认为可以入党成为党员的，个人批准未经集体研究现在是党员的，有人谈话也填表了，但表上无介绍人、党委批准的； + +　　18，在大混乱时期，到了一九六○年一月十一日地委还指示：“凡带头摧垮食堂的及闹粮的，是党团员的要开除党团籍。” + +　　当时几乎所有食堂缺粮食，这样就乱了。不开除你，也不能在工作领导了。主传谟书记又指示在粮食问题上过不了关的乡党支部、生产队，安排好队(人？)，重新挑选贫下中农组成各级领导核心……。再如重点调查的情况，沙土乡17个干部15个是贫农，黄泥乡15个干部，14个是贫农，1个是中农。至于乡里专管粮食的总支书，当时在大混乱时期随便指定或简单的讨论一下，某某人适合管粮食工作，是不是正式党员、或预备党员也没得过问，当时反正有个粮食问题上坚定就行了。总支书在粮食问题上被撤职了以后，他在粮食问题上一时表态劲头很大，当时党委在农村的根本任务就是粮食工作，这时区就指定他为暂时组成核心领导，总支书只有极少部分在粮食大混乱时期区里作为核心领导来处理的。反之，从上述情况和背景，及事实真相可以看出，与有意让非党员作支书是有原则区别的，农村支部党的知识教育很差，不少基层党组织由于当时客观情况压力极大，无心管理这方面工作，加上当时的极大混乱所造成的。直到60年元月，地委还布置我们透(通)过大队粮食工作，抓建党2,500-3,000人，在管理粮食的人选上，当时都是比较好的贫下中农，又所谓粮食上的坚定分子，确实存在先作了粮管员、支书，而后入党的，或以后转正的，或边作管粮支书边入党的，或同时办理手续的。建党工作进度慢，经地委批判后分任务到支部，又限期完成搞建党大突击，提倡大发展，不要一个一个的批了才算数，地委不叫在建党上强调按部就班，为了完成任务，可以用电话批，可以采用各式各样的形式。 + +　　我在退后十五年，我也懂得非党员不能作支书，我也没有让非党员作支书，就让我知道一个非党员作支书我不制止，我也负责。候补党员作支书，我也没有让人作，我只是说过毕荣光又不下乡不可以作机关总支书记吗？ + +## 五，对死人的事实经过及产生的根源 + +　　(在原始材料第一本上)一九六○年三月十二日县委书记王国民向区乡干部布置说：“黄泥乡搞出瞒产私分粮食及捉鬼拿粮的经验是，1，支部听党的话，光乡干部拿出瞒产和私分的粮食100多万斤；2，干部本身问题解决了；3，政策兑现了；4，妖风顶住了(此材料一直下达到生产队，当时我不在家)。” + +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毕节专区检察院的调查报告中说：“一九六○年三月各公社汇报食堂大部分停火，群众普遍发生肿病死亡，在此紧要关头，赵仍对群众生命置之不理，不采取有效措施安排群众生活，亦不向地委反映真实情况，继续弄虚作假……使多数缺粮人口得不到粮食供应，生活无法安排，致使金沙人口外流逃荒时达××人，肿病饿死达×××人，土地丢荒十一万亩(去年旱情特重)……。” + +　　地委第一书记孟子明说：“人生老死葬是客观规律，不能以此为借口，挟吓党在粮食问题上让步，不能光顾农民不顾工人，没有你这一个党员一样可以把粮食工作搞好，离了你就不能革命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比你本事大的多，他反对大跃进、反党，一样拿下去，还何况你吗！” + +　　(材料第九本)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八日，孟子明指示说：“……在粮食问题上，威宁、大方都是超产完成，最差的是织金、金沙，……现在有些干部在执行上级指示时，是按各取所需办的，适合自己口味的就办，否则不干……。” + +　　(材料第九本)赵广玉在报告中说：“吃饭是否落实，有的虽发了粮证但没钱买，仍等于对生活没有安排……是否安排到户，是否到群众手中？这是我们对人民负责，我们是共产党员是对人民负责的，当前国家虽有困难，但对人民生命的大事是不能不关心的，而且要保证群众的一定限度的供应是完全可以的，有的地方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因为对人民不负责，特别是在吃饭问题上，决不是一般问题，这是个纪律问题，肿病原因多种多样说法不一，但营养是有问题的……，要解决社会问题，首先是关心人民疾苦，安排生活。对肿病要每天发大米5两，麦子2两，豆子3两(十六两称)。” + +　　(材料第十二本)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六日地委孟子明指示：“……我们硬要把粮食工作搞好，现在抓刮妖风的还不大，有也是小的，有也不要怕，任凭他风浪起，要稳坐钓鱼台……。你们明年要积极点，10℅的增产看来是小了点，明年肯定的要搞大跃进，要增产50℅才行，小伙子们不要昏、不要犯错误，……还要好大喜功……。” + +　　(材料第十二本)省委第一书记周林指示说：“……经过反右倾鼓干劲，转变很好，以前没有完成任务现在要完成，……连五八年欠的帐都要还……整社要很好的抓，要坚决开展两条道路斗争，……，批判要下决心，这场斗争搞不彻底，公社是不能巩固的……，富裕农民闹粮食，实质上就是扯垮人民公社……整风要下决心，要搞彻底，……把社整好，要抓一冬时间……当前的形势好，问题有一点，但妖风是刮不起来的，这次两条道路斗争一定要取得胜利……整风整社条件已经成熟，要一杆子搞到底，你不斗争就要犯错误，在这场斗争的面前，任何干部都不能缩手缩脚，忧虑无穷，要大胆的搞，否则明年你那个地区邪气就要出来，……在农村，提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党的领导、食堂、粮食等问题，先搞大鸣大放，回忆对比，把材料收集起来，然后再发动群众，一条一条的驳斥。领导干部经过批判斗争不改的，就把材料搞出来交给群众辩论，今年农业增产10℅可以公布……。” + +　　(材料第十二本)周林在地书会议上的总结，“凡是丰收地区，生产搞的好，都是领导上没有动摇，没有受富裕农民刮妖风的影响，……有的地区，富裕农民对我们攻击，在领导上一直到今天，有的都不清醒……富裕中农反对八字宪法，实质上是反对总路线，叫他们领导会把工作搞成什么样子呢？叫他们掌权怎么行呢？……为什么他们还叫呢？是过去批判的不彻底，……大搞群众运动是健康的…….问题是拿不出东西来了，八九月份，我们贵州几乎成了小马鞍形(说明：其实是贵州地区百年未有的特旱——赵注)，但我们就很快的纠正了……对于再不转变的就斗争……反右倾鼓干劲，要大搞，不要怕……全省经过批判对不搞总路线的县委第一书记撤了五个……这就把坏事变成了好事……现在已经走向了他们的反面，我省是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这是根本的，是不能动摇的，犯错误的人都是在根本问题上认识不清，位置摆的不当，你不得干劲是搞不出东西来的，多报多领就是犯罪行为(指粮食和口粮供应)。” + +　　(材料第十二本)一九六○年元月十六日地委决议说：“……因此整社的重点就放在闹粮和吹散食堂的地方，要派得力干部去，即使不动摇的干部，有的跟富裕农民叫吃得少，他代表的是富裕农民反映情况，农民不叫，他先叫起来了，得拨给我粮食啊！你说这些人是去解决问题，还是帮着去闹问题呢？我们一定不要受富裕农民的影响，凡是带头吹垮食堂的、闹粮的，是党团员的开除党团籍，农村的党员干部，一律都参加食堂，否则就开除，凡是吹垮食堂的地方，小队长自己家里都有粮食……。徐(健生)省长在会议中跑了几个县，粮食能安排到八月底，接大季的占40℅，有20℅接小季，10-20℅的问题严重的，有的是坏人当道……。”孟子明说：“所有闹粮的地方，毫无例外，都是坏人当道，……缺粮的地方不一定闹粮，闹粮的地方不一定缺粮。整社重点放在闹粮的地方……机关干部中不少人在讲这个问题，……有的同志在那里叫的很凶，你们到底代表的是谁呢？死了个把子人你也在那里叫，死个把子人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今年死人，去年也是死人。哪年不死人，哪个时候不死人，解放前还不是死人，那个时候还没有解放，共产党还没有来，也没有人民公社，难道死人也怨征购分重了，也怨共产党，也怪人民公社？过去在我们当小孩时，北方还不是有浮肿病？叫住王妖娘吃槐，牙肿脸难看，难道这也怪粮食问题？这种病是带有普遍性的，并不是哪一个地方有，你关心群众疾苦，并不等于不死人，不病人，今天看到了死了个人为什么都归罪到粮食身上呢？我们要当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促进派……，这才苦战一年，你就叫起来了，这叫什么苦战呢？……你对在那里不去捉鬼、闹缺粮的人，要坚决的回击，他就叫鬼，我们的任务就是捉鬼，……叫你储备一点粮食你不办，你与党中央、毛主席能一条心吗？……我们有的同志多次伸手要粮，……整风中凡是有右倾的，有几个就辩他几个……鬼不一定光下边有，县委、区委，你们都有没有……有鬼就捉鬼么，对在农村右倾的人，凡不是坏分子，都要上调铁路，……另一种情况死了人不要心慌，要全党一条心，……。黔西林泉有个好办法，开了个队干会，交待了政策，原来说不得一文钱积累和粮食，回去就交出了四万元、二百万斤粮食，不但口粮有了，还储备了粮食一百多万斤。……。可是你们呢？光说交待了政策，但就是兑现不了东西，实际上也是一种右倾表现，富裕农民骂我们粮食出口了，不是的，要搞储备，西南三省(云贵川)今后五年要搞150亿斤储备粮，这样作是有战略意义的，……因此今后你们再看到死个把人，不要慌，要稳坐钓鱼台，死个把人又有什么了不起的，要坚定起来，对于在粮食问题上有破坏活动的，要坚决打击，对于杀牛杀马的要坚决逮捕起来……。不要听到别人一叫，你就成了慈善家，一定要坚定，储备粮一定要抓紧……，上级的规定你就要办，你光说空话不行，问题今后就是要看你的效果……。” + +　　（周林在指示中说：“在困难面前要充分发挥人的智慧，硬是要叫他山水倒流，千难万难都要坚持，不要动摇，困难再大，我们的干劲就应更大，过去在战争中我们都能取得胜利，现在还有什么难呢？要树立从大处集体着眼，克服不顾国家利益，坚决完成粮食任务……。”） + +　　孟子明指示说：“……叫喊粮食吃的少的，是什么人呢？贫下中农解放前是半年糠菜半年粮，他们不会说粮食少的，叫喊的无非是富裕中农……。”一九六○年元月十七日周林指示说：“今后食堂社员的生活可以按照四、四、二安排(即每人每天供应四两粮食，由各个生产队自己解决四两殿粉，二斤菜，即周林安排的四、四、二)，事物在突飞猛进的发展，人要学习，否则就有东西代替你，……有人叫任务重了，不好作工作，有的叫困难……不能动摇。今后写工作报告，领导上一定要看，如绥阳县报了浮肿病的风，说是缺粮，一查不是那么回事，你这不叫报告，你是扰乱上级，你究竟是干什么的呢？凡是有意刮妖风的人要抓住不放，要彻底整狠整。” + +　　(材料第十二本)一九六○年元月十七日，地委指示说：“区委在粮食问题上动摇没有呢？你不动摇为什么人家一刮风你就跟着叫呢？……有的同志自己办不到，又不相信别人的，你这是和总路线格格不入的，我们党员要敢于胜利，向来没有怕过一切……。60年任务重，这是很光荣的，我们也是有条件办到的，要求各区委第一书记同志，今后工作中一定要动脑子想问题，要有两只阶级斗争的眼，要得白两把头发……要敢于耍龙头，……。难是肯定的，不要怕，要有朝气……长疼不如短痛……一九五九年六月份形势不好，有妖风，打了几次电话就好了。今年不问他再刮什么样的妖风，都要稳坐钓鱼台。” + +　　(材料第十一本)一九六○年七月四日，金沙县各区委第一书记在交心会上记实： + +　　安底区周志明说：“粮食问题从省委开会回来，八里乡就报兑现了粮食92万斤(该乡实际上只有33万斤种子)，县委当时就按每人每天供应12两，是叫用自己兑现的粮食去安排生活，这样安排后，就只有一个队要供应(其实是假兑现，安排生活也是假的，最后只有抱着个假数字饿饭)，今年三月份说兑现粮食670万斤，其实只有220万斤种子。” + +　　石场区陈国清说：“我要30万斤粮食，县委给我45万斤，当时我很高兴，下去一摸，问题还有，需要供应的多，县委就给了我60万斤……，我在贵阳开会时说，我们兑现了200万斤粮食，当时县委王国民书记在家领着搞兑现粮食，实际上只有30万斤。” + +　　清池区王兆才说：“说是兑现140万斤，实际上只有九十万斤。” + +　　禹谟区杨品良说：“在省开会说兑现了瞒产私分的粮食200万斤，实际上只有11万斤。” + +　　县委书记王国民说：“真实问题出的大，是因为我用当时总兑现的2,000多万斤去安排生活……。” + +　　城关区陈富华说：“粮食兑现上报的是420万斤，实际上只有90多万斤，大部分是种子。” + +　　安底区(委)书(记)说：“黄泥乡报兑现粮食123万斤，实际上只有23万斤……。” + +　　(材料第七本)省委贾森处长说：“……八里乡的粮食兑现会议，一颗粮食未有，有点都是种子，参观时只准看，不准动手，平坝支书到安底在(说)这个会议是迷魂阵，因此被撤职了……。” + +　　孟子明在批评毕节专区防疫站黄正爱时说：“……在原始时期人都是吃野果草根，穿树皮，不种粮食一样，活着身体非常健康，也没见饿死一个人，为什么你黄正爱能说死人，有病是因为粮食问题呢？见了死人就说是饿死的呢？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你也不分，你这是一种什么观点呢？这不是右派的说法是什么(黄正爱当时被撤职降薪，下放到区里作医生)？” + +　　金沙在五级干部的万人大会上，及乡支书会议上所报瞒产私分的粮食，兑现进度慢，地委几次点名批评我们，但我们当时始终说兑现粮食不多，因此地书主传谟于一九六○年二月就去金沙亲自挂帅，重点掌握去兑现粮食的经验去了，并督战县委搞好粮食兑现工作。我当时向主传谟说：“根据各区所报在几天内保证兑现数字是800万斤，现在已兑现粮食才160多万斤。”主传谟就问了各区情况，随后指示说：“……广玉，你要抓住东三区(禹谟、安底、沙土)，要抓住粮食多的区，如果把这三个区的兑现粮搞上去，就可以占你全县兑现粮食的一半……。”主传谟随后就叫我陪他一块下到东三区去，到了禹谟区，只是叫区(委)书(记)杨品良汇报了一下桃园兑现粮食的情况，我们就立即到了安底区，当时安底区(委)书(记)周志明就谈到黄泥乡总兑现粮食73万斤，主传谟就叫周志明连夜通知这个乡的党支部书记侯××立即赶到安底，向他汇报这个乡反瞒产私分和兑现粮食的经验，主传谟在听了汇报之后作了如下指示：“黄泥乡的经验再一次证明粮食问题就是个干部问题，只要你自己没鬼，就可以捉到鬼。侯××没鬼，他就不怕鬼，结果他就捉到了大鬼。鬼就有这样一个脾气，一怕大胆的，二怕群众，你的胆子越小，就越有鬼，你怕是不行的，只要你立场坚定，就不怕富裕农民刮妖风，你两眼光看到仓库，想用粮食去填资本主义的洞，是填不满的，那是个无底洞，要按侯××的办法去搞，不要当伸手派，在粮食问题上，要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现在的情况是，你不找我闹粮食，我还要找你闹。”主传谟并提出了如下口号：“我们要主动进攻，要坚定立场，批判右倾，就要掌握一条，闹也捉鬼，不闹也捉鬼，你不捉鬼，你就是鬼。”并举了毕节朱昌区委书记赵炳辉的例子，“赵叫喊没粮食，就向国家伸手，结果饿死了不少人，我看赵本身就是鬼，所以才饿死那样多人……。”随后我又陪他到了沙土区，主向我说：“沙土不如安底，怎么搞的死气沉沉没有一点劲头。”当到了沙土的第二天，沙土区杨金伦领我们到街上去耍，正是赶场天，出门就碰到一个生产队长与杨金伦打招呼，杨问他，“你怎么卖东西？”这时生产队长就把脚抬抬起来说：“书记，我有点泡，想赶过转场看点病。”到了街上看到有卖巴巴的。回家主传谟就向杨金伦说：“你看那个熊孩子(指生产队长)还说他有浮肿，你看他穿的那样整的，不搞生产卖东西，你还不赶快把他撤掉，……。”主说：“杨金伦，你找他几个典型，斗他的个大人，看他还敢不敢？” + +　　当时在东三区的工作组组长县委书记兼县长邱继刚在沙土的普惠乡搞粮食的重点，当时邱向主传谟说：富裕农民在粮食问题上与我们斗争的手段，提出了普惠乡土改不彻底，有两个封建家族没有摧毁，家族统治至今很严重，都有老族长，这些人都是富裕中农，群众现在看到他脸(色)说话，不好发动，斗不到老族长，粮食就搞不出来。邱并提出要召开全乡的群众大会逮捕两三个人，就能把局面打开。主传谟听了以后就作了如下指示：“1，介绍了安底区黄泥乡捉鬼拿粮的经验；2，只要突破一点，就要抓住典型，大造声势，我看可以把普惠的办法可以推广，你可以在沙土区开他个全区的干部群众会议，把局面轰一轰，所有区乡队的干部都可以参加，富裕农民也得参加，预先作好准备，可以在会上逮捕他几个人，开他个万人的粮食兑现现场会，在这个会上介绍捉鬼拿粮反瞒产私分的经验，让好的典型在会上讲经验，搞不出粮食的区乡干部要表态，对于老邱提出来的那些老封建，又是富裕农民，你整不倒他，运动就开展不起来，同意你们在大会上逮捕那几个人，并让其他各区也可以采用这个办法，可以发动群众，教育干部，镇压敌人，粮食肯定的有，非下决心，用大轰大干的办法不行，我看小搞不如大搞，小斗不如大斗，小解决不如大解决，你怕了我也不能饶你，你不敢找我闹了，我还要找你闹。” + +　　在地委主传谟来到金沙前，粮食各区乡报瞒产私分数3,000多万斤，下去保证兑现粮食800万斤，真正兑现只有160万斤(现在看也是留的种子)，主传谟到东三区就搞了近300万斤的成绩(实际现在看来也是假的)，当晚到了十一点钟，主要去黔西，主叫我先通知黔西叫他们县委下二点在县委等着，又通知大方县委集合等着主去开会，贯彻反瞒产私分的经验。大体上又过了四天，地委通知我和当时管农村工作的县委书记王国民去毕节开会，到了地委开会10天，会议的内容还是大力贯彻省委的反瞒产私分的指示。地委召开了10天会以后，我去省委学习反修文件，地委让王国民回到县里代替我在家主持工作，我在省学习后，又参加省召开的党代会，又参加了省委的四级干部会，我连续参加了三个会，又加上学习共有50多天，在这个时期王国民领着开了两个假现场会(黄泥、八里)，逼斗批判，大撤大换基层干部、违法乱纪都比较突出，他本人也搞什么“七不准”、“六光”、“十换”等错误点子。 + +　　这个时期是生活最困难时期，不发粮食，省委还要叫大搞反瞒产私分、捉鬼拿粮，地委又积极督战，抓到不放，在这个时期地委所通报的金沙兑现粮食2,700万斤的经验，大力提倡黄泥所谓办法，又让各区书、支书表态，不仅不能要粮食，还要限期捉出鬼来兑现粮食，今后各区均又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支持全区性的反瞒产私分、兑现粮食现场会，之后，地委又通报了八里乡兑现粮食128万斤的经验，其中主要一条经验在地委通报中指出是小队长以上的干部撤换了90℅以上。我当时已住在军区招待所开会，接到地委这个信件后，我就有点紧张，我怕这样搞下去出问题，是真是假我要摸摸底，因为这个经验是针对90℅以上的干部开刀，我怕搞乱了。同时，周林在这个会上讲：“遵义批判耿焕明，已撤职了，毕节的揭子珩要赶快撤下来。”我当时也怕死人，我就立即跑到南明堂省委高干招待所去找地委书记孟子明，并当面提出我想借用地委的车子今晚回县，明天开会，晚上再赶回贵阳的请求，当时孟的答复是：“不要光迷信个人，做工作要靠大家，要相信群众，你一个人能有多大的能力呢？人家搞出了粮食你不放心，八里和黄泥的经验是很好的吗！”一听，我就不好再说了。主传谟又向我说：“广玉，你这就好办了，区(委)书(记)开了窍，粮食搞出来了，不像过去似的，他们都与你顶着，那你就不好办了。”待我从省里回到县里已是六○年三月底四月初，我又立马召开了书记座谈会，我首先就问缺粮情况，各区(委)书(记)在座谈会上报要粮食340万斤，我当即表态，如数照发，但当时王国民不同意，并质问区(委)书(记)，你们兑现的粮食呢？我不理王国民的反对，我说：“区里没有困难就不会要粮，”仍将粮食发下去了。当时自然是贯彻周林指示，周说：“你们回县去后，搞粮食工作可分五步走，……非把瞒产私分的粮食搞出来不可，粮食都叫富裕农民搞去了，告诉贫下中农，他们无非得点残汤剩饭，油水都叫富裕农民搞去了，不要叫贫下中农上当……。” + +　　下面我谈死人真相。 + +　　正确的说法不是金沙事件，而是贵州事件，是毕节专区事件。贵州饿死人在百万以上，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周林、苗春亭、徐健生、陈璞如。孟子明、主传谟为首的地委，不但重视的贯彻执行了周、苗路线，而且在许多方面大有发展，大有创造。如果周、苗、徐、陈、孟、主等人有一点群众观点的话，事情是可以早期加以解决的，现我具体说明如下： + +　　1，关于死人问题。周、苗、徐、陈、孟、主、王学臣是当时的负责人，如果正视现实，关心人民事情，完全可以不使事情向严重的方向发展，从全省来说，湄潭死人，剑河县、黄平、桐梓、毕节县、大方县、纳雍县，都是早期发觉了。从全专区来说，先发现大方的吉场区饿死人数千，长石区死人近两万，又发现了毕节的朱昌区饿死近万人，直到这时，周、苗及地委孟、主等人还坚持说：“不搞瞒产、不去捉鬼，粮食搞不出来，他不饿死人？朱昌区(委)书(记)赵炳辉要粮，他本人就是个大粮食鬼。”毕节县崇武乡饿死人近千人左右，是毕节县卫生局长郝仪武在那里工作，孟等人问他死人是什么原因，郝答：“还是个粮食问题。”孟说：“至今他还说是个粮食问题。”因而被撤职了。赫章县(委)书(记)刘大当在地委会上反映“春山乡饿死二百多人，有的光剩一个孤儿，可怜的很。”刘哭了，孟子明就批评说：“……哭什么，我们不是慈善家。”纳雍县羊场区饿死人四五千人，说区(委)书(记)房学运搞粮食不力，右倾，当时也撤了。纳雍县委书记杨来魁要做检查，孟说：“你检查什么？是你饿死的？有你的啥事？”又从全省来说，从一九五八年七月至九月份就发生了浮肿病，五九年七月份又发生了浮肿病，有病饿浮肿，路边死人，街头死人，孟子明在电话会上指示说：“毕节街头死人在那里放着，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影响不好，要负责掩埋，其他各县也要注意。”省委农村工作部刘苍岩部长从四川参观回省路过金沙，叫我通知遵义县，在路边死了两个人，叫他们赶快埋了……。我可以肯定的说，当时的省委、地委负责人、县(委)书(记)没有不见过或听说过死人的……但省委、地委从来都不认这个账，非布置搞反瞒产私分、捉鬼拿粮不可。 + +　　2，省地委1959年的包产指标，虽屡经下边的反映有旱灾，产量没那么多，梗稻化有的地方不适宜，再后退一步让下边不反映，但贵州是百年不遇的奇旱，你们能不知道吗？但省、地委仍然坚持粮食问题不能动摇，不能否定、减产，这是个你死活的阶级斗争。虽毛主席早在四月份党内通信及给生产队的信，但由于你们的错误路线，根本不会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直到五九年十月份，周林还坚持说贵州增产10℅没问题……(实际是减产，他按增产分配征购要粮、安排生活……)。 + +　　3，这样一来压力和实际困难就集中在县区党委以下干部身上，因为下边是硬任务，又要拿粮，不要吃饭，当时搞不上去的，省委批判斗争撤了五个县委书记，区委也撤了不少，一旦出了问题，周、苗等人又当圣人，你们对下面干部大肆逮捕，撤职斗争，造谣谩骂，但你们不仅无事，而且还受提拔，这是为什么？ + +　　4，你们在早期就执行了一条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极其反动的黑线，你们顽固的制造和坚持这条反动的错误路线是遇到下边干部反抗的，但是你们当时是假借中央和毛主席的崇高威信才能镇压和蒙蔽下层干部，来推行你们的错误路线，出了问题你们省委的一些负责人还到处制造舆论，欺骗中央，隐瞒真相，捏造事实，推卸责任，在全省把我搞臭，使群众永远不明真相，你们想丢了我这个车马，来保你们这些将帅，你们应当承担的一切罪过，都推到下边身上，居心何在？请看你们对来自下边的实事求是的反映情况是抱什么态度吧！ + +　　甲，一九五九年七、八月份，我就印发了反对浮夸风的材料，在秋前发到了各生产队叫全民讨论，以便把产量在秋前基本上搞落实，但这一重要措施又遭到了周林、孟子明的反对和批评，而被勒令作废了。 + +　　乙，我写了一个五张纸的信给地委孟子明的，对于一九六○年大小季征购撤了我的职也完不成，我不是红旗，我不当这个假红旗了，这个信是经过当时在金沙地委宣传部长孙育乾看了的，地委副书记李超臣、地委常委王学臣监视着我，叫我开电话会，向各区检查右倾，和在粮食上的动摇情绪……。 + +　　一九六○年元月份，孟子明在县委书记会议上说：“……你们还不如个猪来，猪到了地里吃粮食，挨了打第二次就不来了，虽然一次一次的向你们进行教育，不能在粮食上当伸手派，不要两眼只看仓库，要懂得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你们一听富裕农民刮缺粮没饭吃的妖风，你就动摇了，你们不去向富裕农民进行斗争要粮食，而你们找领导，你们的屁股究竟是与党在一条板凳上，与贫下中农坐在一起呢？还是与资本主义的代表富裕农民坐在一条板凳子上呢？人瘦浮肿，能都是粮食问题吗？你们见过财政厅副厅长杨××，他的脚杆还没有我的手脖子粗来，难道他也是营养不良吗？他也是饿的吗？因为他是厅长，谁说他是饿的，你当然不信，他要是群众，你还不要替他叫，历来就有那样一种金骨人，你天天给他鸡、鱼、肉、蛋，他也吃不胖，你们一说就是怕死人。哪个人不死，人吃五谷杂粮哪年不死，哪年不生病，甲子乙丑年贵州死了多少人，生瘟疫一窝一窝的死，全家全户都死绝，那时候也能怨共产党吗？难道也是粮食征购重了吗？人还能光生不死？要是光生不死，到现在，世界上就成了人患了，那还有立足的地方，人生老葬死，这是客观规律……。多少革命先烈死了你不哭，为什么见到死几个人，你就哭呢？遵义县南白镇死了一个人，埋了十多个坟，晚上扒出来，第二天又出一个新坟，你说这是啥问题？” + +　　地委常委王学臣说：“脬肿病、干瘦是一种流行性的传染病，过去旧社会还不是一窝一窝的死，那个时候他准不说是粮食问题吧！现在一死人就说是粮食问题，立场不坚定的人一听就动摇。” + +　　最后办食堂问题上，省委向中央的报告是个欺骗，与下边的事实情况完全相反，中央说是积极办好，自愿参加，可是省委就是“人人参加命令办好，如若动摇，国法党纪保证，不准有不入食堂的自由。”孟子明说：“把一家一户的锅灶都取消，他就只有走食堂这条路了，不准打饭回家吃。”自留地历来中央都有规定，但贵州就不执行，说这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 +## 六，所谓我勾结地富反坏进行反革命的真实经过 + +　　(材料第七本)一九六○年十月十五日，县委常委讨论禹谟事件，对杨品良的处理意见，参加人：地委李超臣书记，地常委王学臣部长，省监委贾处长，地委检察院李连城检察长，县委赵广玉，孔祥太、郝连兴、杨保君……赵广玉发言：“原不知道他的问题，联系起来可以杀头，或按原来意见报无期徒刑……。” + +　　(材料第七本)赵广玉对于清池区委书记王兆才问题的处理发言：“把材料搞准，在县委机关斗争他，今后再不改就劳动教养他……。” + +　　(材料第六本)一九六○年十月十二日，县委常委会议研究王兆才、耿朝廉二人的处理问题，参加赵广玉、于志高、陶金城、杨金伦、张瑞林、毕荣光记录，会议决定如下： + +　　一，耿朝廉的性质是坏人办坏事，该人是混近来的坏分子，工作一向强迫命令； + +　　二，王兆才性质是违法乱纪玩弄妇女……； + +　　处理意见：……撤消党内职务，行政降两级……。 + +　　(材料第十一本)一九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县委在各区委会议上宣布：“……这一次会议主要主要是解决王兆才的作风问题，必须进行严肃批判，不能迁就……。” + +　　(材料第一本)一九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县委常委会议讨论禹谟事件，参加人，赵广玉主持，地常委王学臣、县委王国民、申清友、孔祥太、省监委贾处长，县监委张瑞林，记录毕荣光，发言记录如下： + +　　王国民说：“应根据省委规定，对少数坏分子的处理原则去处理。” + +　　孔祥太说：“杨品良应给予留党查看处分，因他原来工作很积极……。” + +　　赵广玉说：“性质是坏分子，是坏人办坏事，手段是恶劣的，结果是很坏的，从轻处理是不能使群众满意的，态度是不好的，而且想法掩盖错误，在男女问题上，三次谈话不认帐，后果应法办。” + +　　一九六○年六月七日，省监委贾处长，在县常委会议上汇报杨品良问题的调查情况说：“据反映，杨品良还搞了一个女人，与×××现在还须进一步……。”我说：“关于杨品良的性质问题，还要继续查清是否搞了女人，然后才能确定是否坏人？这还得以后研究……”我到地委去开会，我也是这样说的。 + +　　至于材料所举的那些人的例子我加以说明： + +　　甲，关于禹谟区杨品良书记，在他被捕以前搞女人的问题，我确实不知道，连省里去调查材料者在第一次汇报时只是说：“据反映，有可能，还要继续落实……”我只知道在党代会上杨被提为县委候选人时，在选举唱票时，由詹征(后成右派)在选票上写着杨过去是小流氓。杨二次撤除金沙未撤除……。当时我们解放金沙时，1950年杨才是个十五岁的中学生，曾经临时参加过我们的征粮工作队，撤除金沙时，他未跟着走，待第二次进入金沙县，他才被正式接受为干部，我没听任何人正式对此下去结论，因为那时选常委时，党代会上部分代表确属思想混乱，要求极端民主(这话是省委候补书记陈璞如向我说的，要追究对省委决议举反对票的县委书记的责任，省委周林说当时领着开党代会的毕节地委书记王国栋是反党大将，与省委作了不少困难，现在他们的腰杆砸倒了，不然这次会上要作为典型整他)，十七个候选人叫下边撤换了七八个，我确实掌握不住了，搞的时间一延再延无法进行选举，有的县委候选人要求不当了……。对此我两次向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主传谟汇报，先是谈孔祥太、牛体彬，后又谈李群林、杨品良。主传谟书记批评说：“广玉，你们怎么搞的，你们县委要掌握，极端民主了不行，这个空气不正常，已经过去好多年的事，不能撤换，还要保证当选，有缺点是过去的事，谁还没有缺点……”杨当县委候选人是在党代会二十多天前，经过县委常委会议上三番五次的确讨论才确定的，杨入党问题，我根本不知道更不是我私自拉他入党，至于个别人顺嘴一般的摆耍闲谈，我没注意，这是可能的，至于杨品良是否在候补期中作区委书记是否真实？是怎么回事？我记不起了，我只记得当时金沙有几个准备当区委书记的对象是预备党员，地委王国栋书记指示，可作中央区委书记。 + +　　至于杨品良弄虚作假的事，1，民丰社亩产3,700斤的问题，县委先根本不知道，是杨品良先在贵州日报上写了篇稿子向毛主席报喜，随着中国青年报去了几个记者，他直接深入打坝，在民丰社探访材料三天，至于什么内容什么问题，我根本不知道，中国青年报就发表了，以后外地就来参观，我们随后发觉里面可疑，我们马上组成县委工作组，深入现场进行调查，是我们自己主动提出了否定意见，待中央团委胡克实来后，就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主动表态，事情不实。当时陈璞如说：“杨品良不经县委同意，就在报上向毛主席报喜，这是个人出风头，但现在不要批评，影响跃进，将来要找适合的机会批评他一下。”但地委孟子明说：“我就是与他们这些人观点不同，他们是来鼓干劲的，还是来泼冷水的？没有2,700斤，有1,700斤也是个伟大成就(这是当时调查数)，何必去宣扬消极的东西？” + +　　至于说桃园乡生活安排的好，是正在县委开区委第一书记会上说的，当时是1959年10月底，那个时候还不是搞瞒产也不去兑现粮食，而主要是去看食堂办得清洁、有桌椅等，当时王国民在会，休息时提出去看看，县城离桃园只有七公里，又有汽车，我说早，休息两个钟头去吧。我们是下午三时到，五时回来。当时有人说，他们麻袋里装的是外运的公粮……。至于说在杨的问题未查清前，省委贾处长说杨搞女人，是要再查，现在还不能落实，我表态说：“是否坏人，现在暂不肯定，还值得以后研究，待把材料落实了以后再研究……。”我怎样表态现在看也不错误，同时也可以从上边我们县委几次的讨论，及我在会上的发言证明，我对这个问题的明确态度性。当然我对杨的问题我没认真审查，没有把他当着过重大问题来看待，在任用上，认识上，我还是有错误的。 + +　　乙，原金沙县委副秘书长毕荣光，调县委去时，是县委副书记韩冠军管现农村工作部和县委办公室的工作，因搞大跃进，别人都下乡，只有他留在家里，办公室人手少，韩就把毕荣光、杨太富等人调到县委办公室，毕荣光在我未来到金沙县前，他在沙土区税务所，韩是县税务局长，韩冠军向我说：“……人手太少，材料多，我调了两个人，一个是毕荣光，人年青聪明，有文化，可以培养。”我问：“我听说这个人在三反的时候不是老虎吗？”韩答：“过去的贪污查清了，已经否定，只有91万元(旧币)多系铺张浪费。”以后虽然有人说他不正派，向妇女说流话，但也未证实他搞女人。我向他说过：“你是县委办公室的负责人，说话做事要正派，不然你作的工作，不但影响你个人，对党也会造下影响的……”在大鸣大放中，我听说有人贴他一张大字报说：“毕荣光不该与县联社主任李光雄勾勾搭搭，想翻三反之案。”我又找毕谈话，批评他说：“……你与李光雄勾勾搭搭干什么？……”毕答：“没有这个事。”对此当时我也是没有其他想法，至于毕荣光的提拔，是经县委会议研究、地委批准的，至于毕荣光在预备期中我叫他担任机关总支书记，我只是说过找个经常在机关不太下乡的人领导总支，我提出毕荣光不行吗？别人说：“他还未转正……。”毕荣光究竟是啥问题，我也不知道，当时只是说我包庇。 + +　　丙，清池区委书记王兆才的问题，我毫无包庇，上边所列举的县委几次会议决议，完全可以证明原来省、地委所收集的材料，是不实际的，对于王的男女关系初次发觉时，县委一致认为女方打胎致死，并非王指使，又系通奸，此情县委于志高知道的更清楚，至于王兆才由付区(委)书(记)提拔为区(委)书(记)，这根本不存在，若是提拔，县委无权，必须县委报的材料，地委员批准，一查便知。 + +　　丁，关于王国民的问题，在金沙问题上他确实出了许多坏主张，这是他个人问题，他是否是坏人，我当时并不知道而有意包庇纵容他，王是金沙县委和毕节地委培养的两个少数民族之一，在我来到金沙之前，他就是轰动全金沙县的红人，两次去北京见过毛主席，还得到一身呢子衣服，在金沙县委，在我主持下研究苗族区长陶金城、彝族区(委)书(记)王国民参加县委时，我们只同意上报陶作为县委委员，王作县委农村工作部长，经地委研究不同意。刘××代表地委给我打电话说：“地委准备提为县委副书记。”我说：“恐怕不行，能力弱点，一当就作书记恐怕不能压众，当县委委员问题不大，当书记就要独当一面工作，有困难。”刘问：“你们认为是否可以培养？是否有培养前途？”我答：“怎么能说没有培养前途呢？”刘说：“只要有前途，可以培养吗！还是提为副书记。”我答：“地委既然这样说，就按地委意见吗！”以后地委书记孟子明又问我：“省委准备让王国民作夷族副专员。 + +　　我当时未吭声，以后地委又正式下通知说：“经省委常委批准提王国民为地委农工部副部长。”对此金沙县委并不知道，通知已下，调王国民去地委后，因金沙领导干部少，地委允许缓调。一九六○年二月份，金沙县委安排监委书记的人选后，地委李超臣副书记向我打电话说：“你们安排的人选对象不行，地委已经确定监委书记由王国民兼。”当时我认为王国民是少数民族，人年青，要注意培养和团结他，不能与老干部一样的要求，我原来对王的印象是少数民族，年青，工作热情干劲还大，有培养前途。在粮食问题上，地委认为比较坚定，但我感到他工作上不够扎实，不稳当，虽也听背后有人说他的闲话，好与跃进组织的小姑娘接近，并与妇联干部搞关系，同志只是说王书记不正派，并没有任何人向县委或我谈过王国民搞女人，就是这样，我还是与王个别谈三次话，同时这些情况我向孟子明、主传谟反映过，直到一九六○年七月份，王国民摔死，我派姜念平到他家去埋葬的。但地委书记孟子明又给我打电话说：“你这样处理不妥当，你要亲去慰问。”一九六○年七月地委又派组织部长王友成专门坐着小汽车带着礼物前往他家去慰问。 + +　　至于说我打击陷害的人，原说打击清池区公社书记陈洪斌，当时全县正值秋粮征购工作，刚刚布置，他不是如何研究分配任务，而陈首先组织全体区委委员学习兴义县饿死人事件……，叫喊征购任务完不成。当时区委书记和县委书记邱继刚向我汇报了这一情况，我将他的原话一句未改的、曾两次向省委书记苗春亭作了汇报，答复是撤下来，我向地委书记孟子明、主传谟作过三次汇报，最后区委报材料，经县委常委研究，地委批准，加以批判而撤职查办了。一九六○年一月撤职，一九六○年八月县里委派他去担任禹谟区委书记，地委九月又批准撤职，我们没执行，这就是真实情况。虽对这个同志的处理，我有错误，但并非打击报复，我们两人从来都没有什么可以打击报复的地方。 + +　　至于蔡芝兰，她在办初级社中不准家进入社，叫出租，当地县委来信叫帮助她，动员家庭入社，我因此批评她，蔡对此问题的回答是：“党章上并没有规定党员非加入社不行。”省委派她到省文化学校去学习，偷了干部的手表因而受了警告的处分，在财务科用15元买了贪污分子的皮大衣，马上放到拍卖行卖115元，我听说了立即叫她收回……。这些情况我是向地委汇报过的，地委主传谟书记指定县委叫把她划为三类干部，地委李超臣书记不叫她再任组织部长，对上所述从来未在大会上批判过她。 + +　　至于汤存瑞，1，有历史问题；2，偷过区委书记的三百元(无结论算了)；3，汤是县委常委在龙坝乡工作几十天，向县委报喜搞出粮食十二万斤，用柜子抬着食品向县委报她搞的食品样品，但那里死人，饿死他不报；4，在商业厅长唐振华参加下，在我地委开会以前，专门研究和安排农村粮食指标，按汤所要粮食七万斤，如数照发，汤存瑞向我说：“赵政委，你放心去开会吧！搞不出粮食我负责……。” + +　　对于这些问题的具体情况，我不多写了，但我要保留向中央常委说清楚情况后对有原则争议的问题当面对质的权利。 + +## 七，对于材料所说铺张浪费贪污达1,900多元的事实真相的说明 + +　　我声明我参加工作已经二十五年了，如果我历史上确实贪污性质的有处分我负责任。至于给我算账的材料中所说：1，省委第一书记周林、苗春亭去了，增加两个菜我陪着他们吃了顿饭都算成贪污；2，再次省监委书记杨用信等同志在金沙过八月十五吃了五斤月饼，都算成我贪污；3，军区田维扬司令员在金沙拿走了一斤银耳96元，我根本不认识他，我敢说我未送过他东西，怎么这96元算成我的贪污呢？4，省委在花溪召开地委书记会议，先是省委褚振民秘书长打电话给我说：“……省委已派了两个车子去啦，到时去拣好的装，不要钱，共运去3,000斤，我连个瓜影都未见，也算我贪污240元；5，金沙购进的钢丝床，黔西县委书记李如川要两张搞接待，当时孟子明说：‘给他两张，黔西是交通要道，好招待过路的负责同志，’这也算到我头上800多元。6，张为梓专员在黔西召开社办企业现场会，派司机张学忍去金沙拉回沙酒百多瓶，我连音信都不知道，也算在我头上……。” + +## 八，关于是否封锁消息、如实反映情况的说明 + +　　究竟当时及事后向中央封锁消息、怕说、不准说事情的真相的是谁。 + +　　(材料第七本)县委决议说：“今后不问县委同志和常委同志作事情一定要实事求是，凡重大问题不经县委研究，个人不能决定。事情作了多少就说多少，数字是多少就说多少。” + +　　(材料第十一本)周林说：“浮夸风来自高指标，高标准，高速度，这就必然来个高估产，三高一来生产队，群众就出了问题，有的地方出了问题不吭声，埋头工作这是好的同志，今后对县委、区委和干部看你称不称职，这是衡量干部的标准。……。上下要一条心，不能扯皮……。这是对同志们的考验，如你经不起考验，证明你只能与党同安乐，不能与党共患难而已。” + +　　(材料第七本)省监委贾处长说：“……甚至封锁消息，如到政法部门问情况，公安局长推到法院身上，问了县委才说的情况。” + +　　(材料第九材本)省委候补书记陈璞如说：“在困难面前考验你是忠臣还是奸臣的时候，平时看不出来，困难的时候才看得出来，历史上的奸臣都是在困难中卖国。” + +　　省委于一九六○年五月份派省的副厅长李遵周去金沙(据事后知道)调查了解死人等情况。李将摸的沙土×队死人的情况，城关、岩孔、安□(底？)×队死人的情况都给了我一份表，当时正值孟子明在金沙，我每次都叫给了孟，并将李的意见向孟反映了(李与孟过去有私人成见，所以他们不大谈)。孟说：“李遵周这个人真成问题，你别管他，我知道他是来干什么的，他怎么专找这些消极的东西，如果象他这样搞下去，工作还能作吗？他到那里不是叫有问题就是说征购重了。”李当时向我说：“每人每天是否可供应10两粮食。”因为县里无权，我向孟反映了，孟的答像是：“这个到怪是慈善的，如果像他这样，那就别完成国家分配的征购任务了。” + +　　一九六○年七月二十日，当时省委候补书记陈璞如负责主持在金沙召开了地委第一书记孟子明、专员张为梓、副书记主传谟、李超臣、地委常委王学臣、县委书记赵、于、陶、邱、王等人的会议，专门讨论解决禹谟问题。当时省监委书记说，禹谟死人××××人，陶金城又说××××人。我请示孟子明按哪个数，主答：“你别管监委的那一套，按区里的数字写。”对禹谟揭盖子问题我连续提了三次意见，第一次说：“……在禹谟召开小队长以便上的干部会议，揭禹谟的盖子。” + +　　地委不同意。第二次我又向地委提：“召开各乡支书、区(委)书(记)、区委委员会议揭盖子，最少也得让其他区的区委委员参加，禹谟的支部书记参加。”第二次还是不同意。在我临去省开会前，将我第三次的意见又用文字写出交给正在金沙领着开区(委)书(记)记会议的地委王学臣，我说：“请在全县召开有区(委)书(记)记参加的扩大会议上，把禹谟的盖子揭开……。”以后孟子明的答复是：“我与你们的观点就是不一样，你为什么要一个劲的揭盖子呢？死人不光是你们金沙，不管杨品良的错误有多大，他过去总是共产党员的第一书记，你揭他的盖子别叫别人骂他狗血噴头，对共产党脸上有什么光彩呢？”王学臣说：“……广玉，你怎么象吃了迷魂汤一样，不叫揭就不揭嘛！你过去都很好吗！我看你现在有些方向不明，有点糊涂了，你这实际上是一种右倾的情绪。”一九六○年八月三日，省监委贾森处长想通过禹谟问题摸一下究竟金沙死了多少人，以便我写检查时写上，我与贾森处长正在商量这个问题，孟就逛过去了……他一听我们摸死人情况，孟就非常生气的批评说：“你们摸死人数字干什么，死人难道光你们金沙有吗？我就不同意你们的这种说法，人死了不能再活，以后接受教训就是了，非拿倒狗屎往脸上擦不行，谁还想叫他死人吗？况且正常死人年年有，你怎么能分开呢？你连正常死人都统计成饿死的吗？”在这种情况下贾处长不说可否了。我们避着孟子明召开了一次县委常委会。我说：“我们要写检查报告，死人究竟多少，心中要有个数，好向省委作检查。”决定由县长邱继刚、书记于志高、陶金城、王国民分片找区(委)书(记)摸了死人的情况。 + +　　至于成立党组问题，我当时从工作需要出发，县委常委经常分工下乡，九个部门联合办公(当时地委有指示)，找个人照管，因此经县委常委研究成立七个党组(有一个不符合党章的)，非个人所为，但从责任上讲，我是有错误的，我对党章学习不够，却非有意故犯，请党委考察，党组是何时成立的？怎么能说为了封锁消息呢？你来还说：“在赵的压力下……使金沙真相长期被封锁，……。从我思想上检查，我当时并没有向上级封锁过消息，我这里只举九个具体事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 +　　1，当时省委发现禹谟问题后，只派省监委贾处长等三位同志前去检查，在省委候补书记陈璞如、地委第一书记孟子明指示下，县委又抽出了八、九个领导同志，配合检查，并主动发现了安底区八里乡的死人情况，当即写出如实报告，打印出来报给省委陈书记。 + +　　2，禹谟问题，我们准备在全县揭盖子，公开处理，我向地委提出过三次具体意见，地委不仅不同意揭还批评我们。 + +　　3，省委中央检查团到金沙来，我们始终是积极配合的，从未有意封锁，我想只要认真的考察一下，就会得出客观结论，事实也不会否定这一点的，至于金沙究竟死了多少人，确实数字我至今搞不清楚。 + +　　4，于原材料说我在党组书记会议上为了封锁消息布置说：“不经县委批准，一律不准向上级写报告、发电报……。”原材料并没有如实地反映当时的情况，而且把几年的事不分青红皂白写在那个时间上，因此所得出的结论是不真实的。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大炼钢铁时，军区去金沙调查，县委会计卓中正私人以县委名义向省工交部发了个电报说：“我县无铁，来车空驶概不负责。”我到毕节开会，我答说：“不知道。”孟子明立即批评我说：“……这是你们金沙县委工作作风问题，对省委说发那样的电报，省委会认为你们头大啦，骄傲自满……”对此一事，我当即作为一个大问题，打电话让县委追查，等我回县后，召开常委和各党组书记会时，在会上问起此事，别人说是会计发的，我当时就生气的说：“简直是开玩笑，一个会计就随随便便以县委的名义发电报，也不经县委知道……。”我又说：“今后要规定一下，凡是以县委名义发电报的，需经县委同意。过去县委报的数字和工作情况与部门有出入，我在地委开会光叫将军，光受批评(这样的事是经常的)，一向负责各口的常委书记，你们又说不知道，以后你们对这些问题要控制一下，部门向上汇报工作时，要向党组负责人汇报一下，党组对有些重要问题，也要研究一下，不然同样的工作，汇报两个数字，两种情况，叫地委究竟听谁的呢？……”这时我才又说：“今后凡是报全县性的工作要拿到县委讨论一下再报。”至于原材料说，各部门一律不准统计病死、外流人口的情况，请党委考查，我们不仅统计上报了，而且曾主动的作过数次汇报，地委孟子明常向我说：“广玉，你们怎么搞的，浮肿外流有那样多么，你们第一个报告报省委了，你们第二个报告就没给你们报，你的脑子太紧张了，没有方向了还行？”地委副书记主传谟又说：“绥阳县、仁怀县脬肿病比我们的多，你们为什么不去抓工作主流，专门统计这些问题呢？”地委常委王学臣在金沙听到县委办公室的干部刘士芳从电话上统计病死、外流情况，王就批评我说：“有病治病，缺粮拿粮就行了，何必自己吓自己，你们专门统计病死人干什么？你们这样干工作还能搞的好吗？”当然我也传达了这些意见。 + +　　总之，金沙问题究竟是谁不让揭盖子？谁封锁消息？只要揭出了内幕，当是不会难看清的。 + +　　除此之外，地委陈健吾语：“金沙问题不再说了，别人都没多大责任，主要是赵广玉搞的。” + +　　地委王学臣说：“事情已经过去了，赵广玉不如蒋介石，不如艾森毫威尔，不如秦始皇……金沙问题别人都没有责任了，一切坏事都是赵广玉干的就算了。” + +　　省委委员、当时地委副书记闫学增说：“……金沙问题会怎么造成的呢？即三害办的(赵广玉、其爱人张瑞林及小孩子)。”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省、地委根本就不愿而且也不敢暴露真相。 + +## 九，关于我所写检查及为什么在原处分上签字的说明 + +　　在事情处理阶段及事后，不让我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是谁？ + +　　省检察院张副院长的谈话：“赵广玉，你不要紧张，省委研究了，对你这个问题，严肃一点，好向金沙的干部群众讲话，马上要整风整社，你离开这里好，接受教训就行了。”当时代表地委具体管我专案材料的专区检察院的科长张士彬在问我话时，一开头就是这样说：“赵广玉，你要老老实实，你过去在金沙当县委第一书记时，认得我张士彬是谁？现在你才认识我，不要说你赵广玉的材料，就是时念好的材料(原毕节县委书记)、刘福永的材料(原水城县委书记)、王学臣的材料(地委组织部长)都属我管，你们材料都在我手心里握着，你要不老实检查，我想给你加一条就加上一条，想去一条就去一条。” + +　　又一次张士彬动员我在材料上签字，我要看材料，张士彬说：“按规定材料是不给你看的，不过要很快的处理你这个问题，让你看看，只要你老老实实的签字就行……。”我接过材料看了一段，将不和事实的地方提出来，张士彬马上就吼开了，一把将材料给我夺过去说：“你他妈的，别看啦，你真捣蛋，你原是这个态度，我们也能处理你，就按你这个态度，非严惩你不可。”我答：“你杀我就是啦，我不看啦，你上报吧，但是不符合事实的材料我不接受，我要向上级提出申诉，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张士彬说：“今天是叫你提意见的吗？……。”我又看了段材料后说：“材料中所说的那些事，那些话不是我说的，是周林、苗春亭、徐健生和孟子明、主传谟等人说的……。”张士彬说：“省委和孟子明、主传谟说的那些熊话谁不知道？他们在专署礼堂报告了几次都是那样说的，这一点你(不)说我们也是知道的，也是明白的，但是你的材料不能写上他们啊！在金沙总是你传达执行的，你是第一书记，金沙出的问题你不负责谁负责呢？关于你的材料只不过是为对干部、对群众好说话，你要从照顾党的利益出发，要从党的影响出发，赵广玉，你不要那(样)迷信这个材料，这个材料对外也不过是个手续，好对外讲话就是啦！”我答：“你叫我签字，事实又不符合，将来按材料给我结论，处理我，我是不干的。”张说：“你放心吧！党对你们这些人，还能怎么呢？”我说：“这材料上的具体不能算在我头上，因为不是我办的，也不是我说的，如要对外好说话，是为了工作，组织上有意图叫我签字，但是我要声明，事说我不能接受，如要挽回党的影响，好对外说话，不按材料下结论，我可以签字。”张说：“你材料上那些事，谁说的，当时是个什么情况，谁还不知道吗？”我说：“如果领导上还是这个意图，我一定服从领导的意见，绝对从党的需要出发，我可以牺牲我个人的利益，我当面向你声明不签字，请科长向地委组织上传达。”随后第三天，我就补写了两次对签字材料不同意见及为什么要签字的书面说明和两次申诉。事情隔了十多天，正下雨倾盆大雨，张士彬打着红色的大雨伞，到了看守所，将我叫到看守所许自强的房间里，张开口说：“赵广玉，你的病怎么样了，”我答：“还是吐血。”张说：“看了吗？”我答：“这里既无药，又无医生怎么能治的了啊！？”张说：“看看你需要什么药，我负责给你买，但是外面也没有什么好药。”张又说：“我看了你的几项声明和申诉，我原来想与你签字材料用打字机一块打印出来，同时上报省委，最后我为你想了想，如果一块打印出来上报，对你处理不利，省委必定认为你至今态度不好，这样不但会拖延处理你的时间，必定还加重你的处理，我看你还是不写那两份声明和申诉的好，所以我就没给你打印。”我答：“申诉我还是要写，因为我的申诉是事实，是谁都无法驳倒的，不管群众如何义愤，如何检举揭发我，那是他们不了解真情，我写出来能更使上级了解全面情况，这是我的意思。当然至于组织上究竟是一个什么态度，究竟还有什么困难，还有什么要求，我愿意请张科长谈谈，我愿意按组织意见办事。”张答：“你放心吧！你的问题，组织上非常清楚，可以肯定答复你，你是好人，但办了一些蠢事，当时你为什么听孟子明的，你如不听孟子明的，当时也可能撤你的职。”我答：“是啊！我办了蠢事，但办这个蠢事，当时的客观情况及背景，不但我，就是省、地委当时也并无认为这是蠢事，这个蠢事是我一个人搞出来的吗？至于为何听孟子明的，当时他是地委第一书记，我过于相信他的话是正确的，我也没有想他会犯错误，当时对不上，事实我也搞不清，我革命二十多年了，我何敢去反对领导，这个党的原则我是懂的，我又不知他当时错了。……。” + +　　张士彬说：“党对你们这些人还能处理重了吗？写了申诉书事情就更不好办。”以后我又继续不断的写了申诉和申明。 + +　　地委副书记杨培成找我谈话说：“……你写个检查吧……。”我就写了个实事求是的检查，并请送省委李书记、罗部长……。杨副书记看后又找我说：“你这个检查不行，要重新写个，这个检查不给省委李书记、罗部长送了，你再写个好的检查给李书记、罗部长。”我问：“怎么写呢？”杨答：“要写个深刻的、具体的，这太原则了。”杨说：“你现在不要写，等地委将你的材料整好，你写过检查是好与材料一致起来。”这时我又加以声明和申诉，杨书记说：“那些事省、地委都知道了……。”地委组织部长王友成等几个人谈话最后征取我有什么要求吗？我说：“从十三岁起就革命二十多年了，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从小就跟党干，大跃进以来，也是累死累活的，不分白黑的干，真想不到竟使人民遭到这样大的损失，我竟被开除党籍，又蹲了监狱，这时我就只有伤心落泪了。”有一个中央××机关的同志坐在我背后看到就说：“你不要顾这些，你的问题相信党就是啦！” + +　　省委组织部王部长找我谈话，我提出材料不实的请求，王处长说：“……你过去一贯都很好吗！为什么这两年你竟出了这些问题呢？……至于你所说的具体材料，你就放心是啦，不管时间再长，组织上都会给你查清。” + +　　专署公安部局长朱广臣向我说：“你不要急躁，你的问题还是五风一化问题，这不仅金沙有，全专区、全省都有，你一入狱就承认自己的错误了吗？省、地委就没有责任了吗？……向你说老实话吧，你们的问题政治(法)没管，现在是党在管。” + +　　我在狱内蹲了一年零九天，我是一九六○年十二月八日进狱，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狱。在出狱时召开大会，公审我，又判我一年徒刑，事实我没接受，我这里只举几条事可以说明： + +　　1，说我的错误路线，我答：“如你说的那些事，那些话叫路线错误的话，可以肯定不应该由我负责，因为那些事实决不是由我办的。”张士彬说：“谁负责呢？”我答：“你敢不敢找孟子明、主传谟来与我对谈呢？”张答：“那你总算个执行者吧？”我答：“制定公布错误路线的没事，我当时执行上级的指示，出了问题上级啥子没事，你们就应该这样对待我吗？” + +　　2，说我让非党员担任支书，我答：“事实不真，这一问题的事实不仅被歪曲了，同时真相也被隐瞒了。我再退后一步说，你处理我，你能否在所谓几百个非党员的支书中举出个例子，如果是我叫非党员作支书，那么找一个事实根据也行，我还可以再退后一步说你能否举出一个我知道或者谁向我谈过有一个非党员作了支书，我不制止，我负责。”张士彬说：“要说非党员担任支书，你赵广玉知道这也不是事实，也是冤枉你的。”说我有意说瞎话欺骗地委，我问：“有何事实，请举出来。”张士彬说：“你见脬肿病人吗？”我答：“见过，这能说明何问题？他专署所在的毕节县城，脬肿病相当多，而却谁人又没有见过呢？”陪审员刘陈元说：“你虚(虽)没报浮夸，但你们金沙县在结果上是否有虚报浮夸，这点你承认吗？”事实他也拿不出来，但他们问我的真实事于处理材料又完全不一样。 + +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九日，我又找到专署公安局朱广臣说：“我绝不接受对我的材料及结论。”朱答：“据我的看法你的问题是暂告一段落。”我说：“我要申诉。”朱答：“你出来了总比在监狱里好，出监后空气好一点，生活也好一点，对你的病好一些，你申诉也方便一些。”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地委第一书记陈健吾对我说：“……你的问题可以不算结案，材料可以继续给你调查，你的问题可以暂告一段落，现在暂时不要再提这个事了，免得省委的同志生你的气就不好办了……你这个问题过一两年群众有饭吃了，收成好些了，你的问题就明确了，就好办了，到那时候就没多大影响了……。”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我见到张士彬科长说：“张科长，我的案子是你管的，是你处理的，材料又是你调查的，我向你的申诉声明，请你给我保管好，我要提起申诉，那些办到我头上的根本不符合事实。”李答：“广玉，你写什么申诉，现在省委知道了，如禹谟问题发觉后，你就揭盖子，你还有多大事。”我答：“我当时提出了三次要揭盖子的意见，地委不但不准我揭还批评我，在省委陈省长的亲自主持下，在金沙开了地委书记处及县委书记处会议，专门研究处理了禹谟问题，你们不叫揭怎么怨我呢？”李答，是呀！这也不能怨你。 + +　　一九六二年二月十日，李超臣书记从贵阳开会回来，又来岔白找我说：“我一见到省委李书记就问，广玉同志怎么样？身体精神怎么样，先在岔白待一段时间好，接受教训了。你的级，李书记说了，回去地委下通知……。” + +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地委书记陈健吾在毕节给我谈话说：“……赵广玉，我实话告诉你吧！你还是个党员嘛！你的问题有希望，省委还要研究，你的问题我过去向省委反映了多次了，我最近开会还给你反映……。” + +　　一九六四年四月八日，地委陈书记于毕节给我谈话说：“……省委、地委都承认原来对你的问题处理重了，当时不该那样进行处理，事情已经过去几年了，你的情况省委、地委都已经知道了，你个人没啥问题，你是个工作问题，对大跃进经验不足的问题，还是个五风一化问题，你在个人问题上是问心无愧的，你个人问题是光明磊落的，你有什么可灰溜溜的呢？挺起腰杆子起来，大胆的工作吗！现在你越不吭不响的工作，勇敢承担全部责任，别人就越佩服你……，对你的印象就会越好，事情已经知道了，你再提，别人还会对你产生不好的印象，你这一次的错误，组织上不会像别的错误一样对待你，在今后对你的看法上、使用上、工作上都不会与其他犯错误的人一样看待，……你如果怕今后没有证明的话，我可以叫省委给你详细的书面答复，说明你不是个人问题，是个工作问题，经验不足的问题，是个五风一化问题……。你可以把省监委这个信保存起来，在今后历史上就是你的证明，……我看事情都已经知道了，组织上都已经清楚了”……。过去的材料没有就算了，你如果同意，我们地委开个会，把你的党籍问题先解决了，……。事情已经摊到身上了，……。认倒霉算了，广玉，你过去写的一些申诉及信，省委和地委认为都是有道理的，广玉，过去在部队时，叫一个班掩护全团撤退，坚持人少完成任务，否则杀头，结果坚持八小时，全团安全撤退了，这一个班十二个人全部牺牲了。”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上旬，地委书记陈健吾，副书记兼专员侯国祥，叫地委委员兼公安局长朱广臣在黔西给我谈话说：“……侯书记叫我给你谈，并一再问广玉同志生活上有什么困难，经济上有什么困难，一个老同志，组织上没有忘记你，不会叫你在岔白多久了，你的工作问题，组织上考虑了，是有个安排的，是信任你的，至于过去在金沙问题，省委、地委都知道了，什么事情都清楚了，知道你过去在金沙问题上受委屈了，陈书记到省委去开会都反映了你的问题……。要求你在金沙问题上与党协调起来吧，在这个问题上与省委团结起来，不再申诉这个事了，如果重新处理你的问题，不仅谈及到我们一个专区，而且对全省都有影响，甚至影响到中央……。” + +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六日，黔西县委书记李如川在农场找我谈话说：“省委书记，徐、吴都来了，叫我给你谈，对过去的处理你不同意，现在暂时别谈了，要谈以后再谈吧。本来他们都看你，但他们怕你说起你的问题，他们不好说的，如果有人问到，苗书记就说叫广玉承认自己有责任就行了，关于他本人的问题以后再说……。” + +　　一九六四年元月十七日，省监委专职委员、现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郭乐天在黔西给我谈话说：“……你反映的问题很好，我们当着重大事情给你办，这是我们的职责嘛！我们给你调查，……虽然现在与过去的精神不同了，但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永远是不会改变的，主席说了，全错全改，部分错部分改，但目前我们只四五个人，还要搞五反，不能丢五反去专门解决你的问题，五反后我们就抽人专门给你调查解决，你耐心再等待一下吧……。”一九六四年元月二十三日我和我爱人到了省委，监委张处长向我说：“……你的问题当然不能算完，省委、地委都要管，你不能到中央去，你们地委的态度是不对的，一看你不同意了，他们都推到省委身上还行？你材料的最后调查，结论和处理意见都是你们地委决定的，省委只不过同意了他们的意见……组织上认为你是个工作问题，认识不足问题，不是个人问题……。材料看不到的没什么么，事情现在都清楚了，当时在群众运动风头上，我们对材料还不只是听下边一报，我们当时还没有很好的了解和审查，……。”一九六○年八月，省委候补书记陈璞如去调查处理金沙问题，有你地委第一书记孟子明，我们三人正在吃早饭，陈问我：“广玉，你的反瞒产私分、反富裕农民在路线上是从哪里来的？”我答：“是地委指示，省委也说过。”陈说：“噢，省委谁说过？”孟答：“是春亭同志在花溪会议上说过。”这时，陈就不吭声了。孟吃过饭先走了，剩下陈和我，陈就说：“我一听你们说是省委说的，我的心都气炸了，我们的肚子都气饱了。”我问：“怎么来。”陈答：“你们到现在啦，还说省委讲的，死人光你们检查，省委还不是要检查，湄潭死人，省委还不是向中央作了检查，你们还说省委长省委短的，你们到今天啦，还提省委干什么？……现在就希望你作个好检查了。” + +　　一九六○年十一月上旬，去调查处理金沙事件的省委书记李景膺向我说：“……第一你是好人，但金沙问题你就没有责任了吗？第二你有病……你是个内部问题，本着毛主席的方针，病一定要治好，人也一定要救进来，……只要你好好检查，处分你干什么？处分还不是达到教育的目的，检查好了就不一定受处分吗！……广玉同志，不要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啦，无非是接受教训，……死人不光是你们这个县，我们贵州从全国来说还算好的，还不是×个省出问题的省份，××更厉害。”他一伸手说：“他全省就××万……。” + +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有区(委)书(记)参加的县委会议上，提到非党员作支书问题，我只是向区(委)书(记)问了一句，“非党员作支书是怎么回事？把这个情况说清楚。”这时李景膺就立马跳起了并一拍凳子说：“……你还敢压制民主啦，你还敢问这问那的，你看到金沙的人还没有死光，你还不好好的检查，省监委原来到这里找不到根，叫我批评了，连杨用信都叫我批评了(省监委书记)，湄潭死人原来还是叫王庆(卿)臣作书记，后来我一看他态度不行，我就与李书波同志商量(原遵义地委书记)才把他逮捕了……。”地委书记李超臣又大吼一台说：“广玉你真糊涂，到现在你还问啥情况，你检查自己就是啦，你这个问题还不要紧，你看李生气了吧！事情复杂了，你要不问情况有啥事呢？……。” + +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我当时停职反省，在我向中央、西南及省委工作组汇报工作时，只是提到地委某些问题，当时在金沙负责县委第一书记王学臣会后又找我个别谈话，又大吼我一台说：“……你汇报时何必牵涉别人，你是第一书记，金沙出了问题，你承担下来算了，你牵涉别人，谈别人干什么？别乱说了，你现在还是个内部问题，自己好好好检查，争取过关吧……。”一九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我向李景膺同志提出质问：“……你这样高级干部，你说话是否负责？你这样简单粗暴的对待问题……。”以后我要向毛主席提出控诉……。”李景膺就大发脾气，他就大骂我是坏蛋是反革命……。 + +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崔廷芳向我说：“广玉，不要害怕，不要紧张，要好好检查，查出问题也不光是你们金沙，只要检查态度老实，无非是接受教训，谁还有意把工作搞坏吗？工作犯了错误重要的问题是在于态度，过去错了可以原谅，千万不要让人家感到态度不好，因而激起大家的义愤……。你放心吧！省委绝对不会像你们似的简单从事，特别是对你这样一个同志，又是党内相当负责同志，是会慎重的……，从县委书记来说，你并非没有能力，你是有能力的，但方向错了，干劲越大，危害就越大，这些问题能叫哪一个负责吗？……。” + +　　地委书记主传谟叫邱继刚来文告我说：“……别叫广玉写申诉了，事情已经摊到身上就挨了吧，不然惹起省里冒了火又整他。” + +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一日，我要求去中央反映情况，地委陈健吾说：“你要去中央但得先跟干部群众见面，金沙干部群众提起你来咬牙切齿，我劝你不要闹了，好好工作算了……。” + +　　一九六三年七月省委监委来函说：“……你在金沙过去工作是有成绩的，但在后一段也有严重的错误，只要好好接受教训，前途是大有可为的，不要再提了，不然在政治上又重犯新的错误……。” + +　　一九六四年元月，我到省委请求去中央申诉，张处长答复说：“你不能去中央，你的问题我们不往中央推，……春节后我提请党委研究，并答复你，你如不同意，可以到省委再来……。”地委副书记郭乐天，地监委副书记杨培成于一九六四年元月三十日从贵阳到黔西追问，谁准赵广玉三个月的假去中央呢？县委马书记答：“他不属于我们县里管。”杨培成追问：“张瑞林属你们管吗？”一九六四年六、七、八月份，我连续请假以回家探父为名，地委侯书记都不准去。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份岔白开了我十八天会议，并由地委派人提出：“我不该去省委，不该申诉……。”斗了我十八天。 + +　　一九六三年八月×日，专署罗公平局长说：“广玉同志，是个人问题，要很好检查，不是个人的问题要坚持向党反映，这是马列主义者对待事物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不要含糊，这样作对党的事业和对党都是有好处，我支持你向中央申诉……。”这个人因此也两次遭批评斗争。 + +　　这就是我向中央所提供的真实情况，我不同意当时省、地委不让我说明真相，而对事实加以隐瞒和歪曲，把一切的罪过都加在我身上，省、地委对贵州和地委的真相百般刁难不准揭发，从而达到不仅推脱责任，而为了证明过去省委、地委的正确，竟不准谈实事求是，不准谈公正合理，把向中央反映情况不但不准去，反而视为政治上要犯新的错误，去进行威吓，因而继续坚持上述的一切已经证明是错了的东西，这是为什么？ + +　　暂时说到这里，以后对贵州的盖子我要继续揭发。 + +　　 赵广玉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七时于金沙县委招待所。 + +　　来源：张再兴编《1959-1960年“贵州事件”资料集》（贵阳，2002）。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004.txt b/CCRD/2/6/10/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d98871327f5288ad676b4752ed7344e7826a573 --- /dev/null +++ b/CCRD/2/6/10/000004.txt @@ -0,0 +1,21 @@ +# 刘子厚在执行政治路线方面的表现 + +　　<胡开明> + +　　刘子厚是五八年来河北的。在五八至六零三年大跃进时期，他的干劲是相当足的，不过有“左”倾的倾向。但自六零年以来，就逐渐向右转了。 + +　　记得六零年八月在北戴河公开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子厚曾对农业减产的原因分析说：“今年的农业减产，唯一原因就是天灾；如果再找其他原因，那就是“画蛇添足”了。可是到了六一年，他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在这年五月二十九日的一次会议上说：“由于天灾，我们对“五风”的严重性估计低了。客观上固然有原因，但主要是主观原因。我说减产主观原因至少占一半，少奇同志认为还估计不足。有些地方群众根本不承认有天灾。”以后在六二年五月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子厚除了原本的传达了刘少奇在中央五月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主席没有出席）上的讲话，说什么“现在总的是大不好形式；‘最困难的时期已过去’，但有些地方尚未过去”之外，他还进一步解释说：“所谓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主要是只政治方面说的。”并且断言河北“夏荒已成定局（注：对麦收的估计，后来他在七月会议上有些改变）粮食调拨供应很紧张，……按照上述安排，今年夏收后的日子困难更大”；“恢复农业很难快”。因此，他根据邓子恢的意见，提出增加“小自由”；并且根据刘少奇说的“重灾区和问题严重的地方，可以允许分百分之二十的地，让他单干一、二年，这样就能保住了百分之八十的谬论，他提出灾区借地渡荒，每人借二、三分，为期二、三年。林铁也根据刘少奇的意见，提出把自留地有百分之七增到百分之十。而刘子厚则更进一步提出；“我主张自留地外加饲料地，国家收购肥料增加粮食。” + +　　同时刘子厚在六一年秋就提出粮食“按劳分配加照顾”的办法。我于六一年一月中央七千人大会上就向李雪峰并中央书记更提了反对意见（此信已转交给省委）。五月总理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仪上指出“粮食按劳分配是危险的”。但是刘子厚仍然坚持不变。因此我在八月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期间，又向主席上书（与建议推行“三包到组责任制”的错误意见书同时上的）。后来主席明确指出粮食按劳分配是“打击‘四属’户的”，这才勉强改变过来。 + +　　六四年秋后搞“四清”，刘子厚是刘少奇——王光美“形左实右”路线的积极推行者。大搞人海战术，大讲扎根串联；并很强调刘少奇搞的第二个“十条”。还说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报告是“活的马列主义”。 + +　　以上是我对刘子厚几年来执行路线方面的概略了解。至于刘子厚、王路明等自称“与林铁斗争四年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在书记处内的部有无路线斗争，我不清楚。可是在常委会上，我却从未看见刘子厚等与林铁有过什么原则性的争论。 + +　　谨此作为我的第二次汇报。致以文化大革命敬礼！ + +　　 胡开明67． 2． 4． + +　　· 来源： + +　　河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005.txt b/CCRD/2/6/10/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9893e71724f7d25a83fd8328063a764b3349eee --- /dev/null +++ b/CCRD/2/6/10/000005.txt @@ -0,0 +1,323 @@ +# 对“贵州事件”真相的揭发 + +　　<贵州、赵广玉> + +　　(注：本文为原中共金沙县委书记赵广玉同志的亲笔稿。稿子的前面还引用了三段毛主席语录，本次抄录时，对主席语录作了省略处理。) + +　　我向金沙工人、农民请罪，向革命干部请罪，向革命师生请罪，向革命组织请罪，并通过你们转达我向全县人民请罪。 + +　　我在主持金沙县委工作中，我反了党反了人民，我是“金沙事件”的罪人。由于来后的行动是由红卫兵战士安排的，因此我没能向工人、农民及各个革命组织主动的请罪。我是金沙犯错误的总头头，金沙的死人在金沙由我来负责，希望不要过多的去追究基层干部。根据革命组织对我的安排，今天我不能占用过多时间去检查我的罪错，而主要是让我揭“金沙事件”的盖子。我是由贵阳市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赴金沙战斗兵团、“遵义事件造反团金沙分团”、贵阳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赴金沙红旗战斗兵团、贫下中农造反团、毛泽东思想熔炉造反团革命战斗队等60多个革命组织受金沙人民的委托，于元月26日夜把我揪回到金沙，让我彻底揭发“金沙事件”的真相。我认为是一种革命行动，我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的一边，将我所知道的一切情况，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加以揭发。除我第一次所写的材料以外，下面我分以下几个问题作第二次揭发。 + +## (一) 关于“贵州事件”问题 + +　　(这方面的材料我第一次做了具体交代，详细的揭露了周林、苗春亭等人的错误事实，在这次材料里不多赘述，仅大概的说说。) + +## 关于贵州死人的基本情况 + +　　贵州省委在以周林、苗春亭、徐健生、陈璞如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把持下，长期以来，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阳奉阴违，借毛主席在群众中享有的至高无上的威信，自己以党的化身自居，上欺中央，下骗人民。借基层干部热爱党中央、毛主席的心情，为了实现他们反党、反人民的目的，顽固的在贵州长期推行一条资产阶级的反动黑线，因而给贵州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使贵州百万以上的勤劳勇敢的人民死于非命。这是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两种路线斗争在贵州党的组织内早就存在的现实。损害最大的是从1959年11月开始至1961年5月这一段时间里，他们起初是“形左实右”，到了60年底以后，他们连形“左”的假面具也完全抛掉，暴露了他们原来就是在党内长期隐蔽的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实质，在贵州广大农村他们大搞社会主义倒退运动，大搞资本主义泛滥，在他们所推行的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恶活动中，据我所知道的毕节地委第一书记孟子明、第一副书记主传谟和地委常委王学臣为首的一小撮人，不仅积极的、忠实的执行了省委的机会主义路线，而且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他们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和创造，从而给毕节地区人民也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一旦中央得知了“遵义、金沙事件”，派人来检查之后，他们就采用了牺牲车马、保存将帅的手法，周林等人又耍了一套形左实右的阴谋，对真相盖不住的金沙、遵义、湄潭，他们就向中央、向全省人民，由省、地委全体书记亲自挂帅，大声疾呼揭盖子、挖根子、造舆论、推责任，风云各地刮遍全省、上报中央，把根子仅仅归罪于县委身上，因此逮捕了湄潭县委书记王卿臣，法办了金沙县委书记赵广玉……，并在全省把这些“贵州事件”的替罪羊搞的臭气熏天、人人痛恨。至于受蒙蔽的不少群众和干部，仍是认为死人仅仅是金沙、遵义等县，产生问题的根源就在某些县委身上，因此对以公开处理了的典型仍是耗子过街人人喊打，但周林等人却反以贵州人民的救世主而自居。果真如此吗？其实周林等人早就是做贼心虚，怕的要死。为了掩盖真相，毕节地区周林、苗春亭等人就派来了省委委员、贵州日报社总编辑陈健吾任第一书记，省委委员、省计委主任闫学增任地委副书记……，他们去了之后，不是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负责，不是对事实负责，彻底揭开盖子，而是忠实的按照周林等人的意图去盖盖子、封消息，保周林等人，当然也是为了他们自己。 + +　　贵州死人的问题是从1959年2-6月份就已局部开始了的。省、地委也早就发觉了的，下边也作了一些汇报。但省、地委不仅不听，而且对说真话的干部和群众随便乱给戴帽子，采取各种手段进行镇压。因此死人问题就延续到61年5月。虽在这段期间周林等人也表面上说过点人话，但实际仍非按他的黑货办不可。因此使“贵州事件”长期延续，步步加重。中央曾问贵州省委是否有困难，中央可以拨给粮食，但周林又怕暴露了原形，就拒不要粮，把压力全部压在基层干部和人民身上。所以贵州死人不是一县一专区之事，而是全省性的。据我知道的情况，从全省问题轻重的顺序来排，遵义专区、黔东南、毕节、铜仁、黔南、贵阳郊区、安顺。从县来讲，遵义、湄潭、桐梓、剑河、思南、金沙、黄平、毕节、大方、水城、黔西、纳雍、黔东南四县等死人比较严重。 + +　　下面重点谈谈毕节专区的死人情况。毕节专区九个县都死人，全区死人在25万人左右。从县来说，金沙、毕节、水城、大方、黔西、纳雍、赫章、威宁、织金。当时发现了人吃人事件的黔西、毕节、大方、金沙等县。 + +　　金沙县死人是在1960年4月先在禹谟区发现的，经过省里派人检查，最后中央又派组织部李副部长、马主任等数名处长和西南局的陈平、省委部长崔廷芳、地委副书记李超臣、常委王学臣(此人长期住金沙)，共计20余人，陆续经过7个月的调查，从队到乡到区，对于死人的数字统计是精确的，到了1960年11月13日，我被停职反省，省、地委就确定了以地委王学臣接替我的工作，组成金沙新县委。当时上级派去的县委书记还有刘传礼、赵后思，随后省高级法院副院长石××、省计委主任闫学增等人，经过7个月的精密调查统计，死人数字已经落实，于1960年12月3日在中央、西南、省委亲自参加下，由地委李超臣和新县委的王学臣等人参加研究，列表上报，全县死人47,947人(非正常死亡),为方便将表附后。 + +## 金沙县人口变化情况表 + +　　合计 + +　　57年人口数319,686 + +　　58年人口数326,980 + +　　59年人口数324,229 + +　　60年人口数253,782 + +　　上调外流25,251 + +　　死亡47,947 + +　　死亡率14.6% + +　　红旗区 + +　　57年人口数23,561 + +　　58年人口数28,148 + +　　59年人口数27,675 + +　　60年人口数22,998 + +　　上调外流1,504 + +　　死亡3,646 + +　　死亡率12.8% + +　　平坝区 + +　　57年人口数29,172 + +　　58年人口数30,390 + +　　59年人口数30,390 + +　　60年人口数22,715 + +　　上调外流1,855 + +　　死亡5,820 + +　　死亡率19.4% + +　　石场区 + +　　57年人口数31,348 + +　　58年人口数31,796 + +　　59年人口数31,796 + +　　60年人口数27,378 + +　　上调外流1,010 + +　　死亡3,408 + +　　死亡率10.7% + +　　岩孔区 + +　　57年人口数30,638 + +　　58年人口数29,805 + +　　59年人口数30,065 + +　　60年人口数23,423 + +　　上调外流2,940 + +　　死亡3,892 + +　　死亡率13% + +　　禹谟区 + +　　57年人口数42,364 + +　　58年人口数42,559 + +　　59年人口数42,709 + +　　60年人口数28,809 + +　　上调外流5,130 + +　　死亡8,620 + +　　死亡率20.2% + +　　安底区 + +　　57年人口数48,629 + +　　58年人口数50,200 + +　　59年人口数50,290 + +　　60年人口数42,013 + +　　上调外流3,187 + +　　死亡5,000 + +　　死亡率10% + +　　沙土区 + +　　57年人口数60,625 + +　　58年人口数61,955 + +　　59年人口数59,125 + +　　60年人口数43,527 + +　　上调外流5,977 + +　　死亡12,451 + +　　死亡率20.8% + +　　安洛区 + +　　57年人口数29,427 + +　　58年人口数27,730 + +　　59年人口数27,370 + +　　60年人口数23,451 + +　　上调外流3,060 + +　　死亡1,219 + +　　死亡率4.4% + +　　清池区 + +　　57年人口数23,859 + +　　58年人口数24,397 + +　　59年人口数24,803 + +　　60年人口数19,468 + +　　上调外流1,038 + +　　死亡3,891 + +　　死亡率15.9% + +　　随后谢富治副总理亲自处理“遵义和金沙事件”。省委就于1960年12月8日宣布开除我的党籍，并当即实行逮捕法办。死人问题据我这次来金沙后知道在我被捕以后，即是1960年12月份、1961年1、2、3、4、5月份，在省、地委和新县委的领导下，仍然是继续执行周、苗路线，并未从“金沙事件”中吸取教训，对人民负责，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死人蔓延。从1960年11月中旬以后，的死人数字是因为省、地、县委继续的忠实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带来的，不能都加在我的身上，也不应该都叫我来承担，而应该由省、地委和金沙以王学臣、刘传训、赵后思为首的新县委领导下所死的人，应该由他们检查承担罪责。我这次来金沙，有人说死人8万余，有人说死人15万……至于究竟死人多少，我已离开金沙7年了，我不知道。我有确凿证据所能说明的死人数字就是47,947人。 + +　　金沙县死人是严重的，但死人问题是全省性的，只不过是省、地委掩盖了真相。在这方面我为了节省时间，不准备作详细说明，我只实事求是的举出一个例子用以对比，就可以揭穿省、地委在死人问题上的欺骗阴谋。金沙县在解放时的人口是270,000左右，现在是290,000人；黔西县解放是的人口是370,000人，现在是388,560人。其实省、地委对这个情况是完全清楚的，但却一贯吹嘘黔西县好，只有一、二个小队死人，最后成了全省、全专区的好典型，成了周林和陈健吾在死人问题上向外宣传的红人红县。但事实情况如何呢？黔西县也死人近4万左右。省、地委为什么不敢谈真情况呢？为什么封锁呢？从这个问题上就可以看出省、地委心揣的是什么鬼了。至于毕节、大方、水城等县就不用举了，他们的问题都比黔西大。 + +## (二)死人问题产生的根源 + +　　金沙发生死人时间主要是1959年11月底至60年春天，一直延续到61年5月份，时间比较长，情况越来越严重，产生问题的根子是： + +　　1，产生“贵州事件”主要是把毛主席的《党内通信》及59年4月29日毛主席给全国生产队长的一封信(即是包产不要吹牛，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只是名义上传达，形式上贯彻，实际上省委抵制，使基层无法照主席的指示去办。但周林等人滑头得很，你说他没有贯彻主席指示，他不承认，他形式上贯了，出了事你抓不着他。你说他贯了，有他的数字框框往下套。你不照他的办，他就抓你右倾反党，事情办好了，功劳记在他帐上，事情办糟了，周林等人就把罪过推到地、县、区、公社党委的身上，困难和压力都推给下边，荣誉都是周林的。一看出了问题，他推个一干二净。遭法办、定罪恶的全是下边。周林等人真是又毒又滑。这样作的结果，实际上破坏了对主席指示的贯彻。省委一边宣传主席通信，一边散布谣言污蔑毛主席。周林说：“这是主席听了他们家乡一些人的话，受了他们的影响，哪能不问上级计划呢？”省委就下达59年计划产量全省220亿斤，估产数就来个170亿斤。59年贵州确实是大旱100天，下边反映减产，但周林却说：“产量不能退了，冷水洗鸡巴，越洗越缩巴，越说粮食越少，全省150亿斤定了，你们退我不退了，我顶着……”(其实贵州实产不过60亿斤)，这就是省委的态度，这就是高估产。但事实上粮食还是拿不出来，下边有反映。但周林等人死不认帐，就指示大搞反瞒产私分，反富裕农民路线。捉鬼拿粮。下边的产量指标想下也下不来。如遵义专区只收17亿斤粮食，遵义估产30亿斤，省委不同意，就增加到40亿斤，毕节专区只收9亿斤粮食，估产就近30亿斤，金沙县实收1亿2千万斤粮食，下边报估产6亿、4亿，最后为3亿5千万斤。下边曾报过2亿8千万斤(这个数在向省、地委书记汇报前我不知道)，我当着周林、苗春亭、孟子明的面，一说此数，又遭到了严厉谴责，说我是右派观点，追究我的责任，非叫我检查不可。因而有硬着头皮增加到3亿2千5百万斤，但孟子明还嫌产量太少，仍不放口。 + +　　2，高征购：比如遵义专区实收原粮17亿斤，征购就是10亿6千万斤。金沙县1亿2千万斤的实产，就分征购任务1亿2千万斤，我早于1959年7、8月份，就向在金沙领着召开片的县(委)书(书)会议的地委第一书记主传谟说：“今年旱灾大，梗稻有些地区反映禾苗不好，减产，征购分的太重，也不合理，全专区最大的县才分7、8千万斤，金沙是个小县就分了1亿2千万斤，每亩地平均光征购任务就达200斤以上，过去我们最大的产粮乡，田又多、水源又好，如岩孔、农里，分征购任务30-40万斤，完成还相当吃力，现在每个乡平均征购任务都在100万斤以上，今年征购与52年的负担相比较，增加了12倍之多”我并把逐年征购数字、增长比例，都画表列册报给主传谟和省委了。我连续要求减征购任务，同时以后我又给孟子明写信说“……我不是红旗，粮食任务我完不成，可以撤我的职……”但最后的答复仍是反右倾……实际上当时是减产，大旱1００天，晚包谷大部分干死，望天水田基本上很少收成，有一部分水田没有保证，干裂了，只有保水田才收了一部分。这么大干旱，大大减产，我们实际是边收边吃，最后我们征购完成了９千多万斤，群众手里就没有粮食了，这是金沙死人严重的根本原因。如比我们田土多近一半的毕节县，当时征购才８千多万斤，可以想象，如果我们这个小县当时与赫章、纳雍、黔西(黔西田土比金沙也多三分之一)一样分给征购任务的话，金沙县死人就要轻得多。 + +　　３，不供应或低供应。既然省、地委按大计划、高估产揪着基层不放，周林等人提出：“谁说粮食少，谁就是否定大跃进，谁就是否定三面红旗，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粮食是个专政问题，是个阶级斗争。”因此就批评下边干部“不能光看国家仓库，不能拿国家的粮食填资本主义的坑，那是个无底洞，你填不满的。要向基层干部要粮，要向富裕农民夺粮，要检举反瞒产私分，要捉鬼拿粮”。因而在周林指挥和亲自领导下，全省斗争和处理了省委(副)书记常颂、部长夏德义、李庭桂等所谓的右倾反党集团，又批判了安顺和黔东南两个地委书记，又撤消了５个县委第一书记，全省共打了４３个反党集团。周林说：“这就把坏事变成了好事，这些人走向了他们的反面，他们不搞大跃进了嘛！我们５９年８、９月份几乎成了个小马鞍形。不搞总路线、大跃进的就把他撤掉了嘛！，现在日子好过了，形势好的很……” + +　　这样一来，省委就乘势大与下边施加压力，不但任务不能减，连５８年欠的粮食帐５９年都要还清，农村有一段就没有粮食。最后下边反映了一些情况，省、地委也发觉了死人、浮肿问题，但他们仍不改正错误，相反还继续坚持只准提出借粮１０天。我曾规定发一个月的口粮，而受批评，并勒令立即取消，只在部分地区执行了一个月，仍是按省、地委周林、孟子明规定的“四、四、二”的标准供应(即是四两粮食，四两代食品，二斤蔬菜)(注：是１６两制的四两粮食，相当于0.25斤)．还规定搞出了瞒产私分的粮食要还给国家。这正在６０年元月份，因而使问题就越发严重。 + +　　４，拔白旗，撤干部。在基层中，大力提倡向富裕农民干部夺权。 + +　　当时省、地委对于搞不出粮食的干部一律说成是鬼，说是富裕农民在党内的代言人。说粮食问题就是个干部问题，因此对拿不出粮食的干部就批，就叫撤换。1959年11月底，省委规定各县召开反瞒产私分的万人大会，斗争、搞了些基层干部。当时省委规定可以斗争面在2.5%。从60年元月至4月农村基本上是处于无政府状态，违法乱纪就出来了。孟子明责令金沙县委因搞不出粮食就要把我县九个区(委)书(记)立即撤换掉七个，我们顶着不执行，因而还受到批评。干部在这种压力下假报搞出粮食的也出来了，农村出现了一片混乱。 + +　　5，大办食堂。 + +　　省委向中央写的食堂问题的报告是对毛主席的欺骗，听说毛主席也批评了这件事。当时正值60年3月份，省委提倡大办食堂，开会总结了美化食堂和办大食堂的优越性，毕节的大食堂，省委书记李景膺、陈璞如都亲自去参观。省委提出食堂是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当时天气冷，又无粮，人浮肿，又生病，拖儿带崽、爬山越岭来回几里地，有的跑到食堂吃不上饭，这也是死人的原因之一。当时省委规定非强迫所有的人参加食堂不行，有一段时间，在59年春天一度瓦解了，但省委又批评下边右倾。最后到了59年9月以后，又是大反右倾大办食堂。为了巩固食堂，使群众没有小家庭的幻想，孟子明指示：“把各家各户的碗、桌、筷、火，一律取消，捐献给集体，要集体食堂冒火，家家断炊。这样既提倡了关心集体，又防止了懒汉”。孟子明、主传谟又提出：“出工要有出工票，吃饭要有饭票，开会有会票，什么要有工分票”的几票制度。 + +　　6，58年是丰收年，但当时以省委周林为首的省委正当秋收大忙季节，就叫集中全力保证钢铁元帅上帐。这是个政治任务(这样作完全是应该的也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丢掉农业、丢掉分配这是错误的。副省长赵欲樵从遵义于9月份给我电话指示说：“……遵义是集中全力、拿出牺牲一切的精神都在所不惜，保证10月1日放出日产万吨钢的钢铁卫星……”。省委又派去了以省委工交部副部长宋晓蓬为首的钢铁检查团，亲临我县督战，地委第一副书记主传谟也亲临我县指挥，当时省委农工部副部长张军直提出：“你们田里收谷子的不能光用穆桂英……”(当时全劳力抓钢铁去了，农业上只留小孩和老年)，但主传谟说：“不要听他那一套，粮食是小事，不是中心，抓不住钢铁要犯政治上的错误”。因此丰产得不到丰收。粮食无人管，分配基本上没搞，粮食烂在田土，收了的也抛撒浪费极大。省、地委又提出“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 +　　7，大办社队工厂。 + +　　省委提出要办“百厂队、千厂区”，到处搞起了一平二调。把群众和私人的猪集中成立百头猪场、千头猪场、万头猪场。天冷，无饲料，管理不善，死亡极大。 + +　　以周林为首的省委和以孟子明为首的地委，提出要“在59年国庆节前完成入仓任务，日放完成征购入仓千万斤的卫星，向国庆献礼”。当时我正在省里参加三幹会议，我也打电话贯彻了这一指示。实际上当时有不少高山及晚熟作物尚未成熟，但下边为了完成任务也就硬性收割，而省委又指示边收边入仓，先下手为强，把征购任务抓到手里再说。因此就造成了重点区、乡、交通方便的区乡、重点产粮的区乡，收的多入仓多，以此数来抵当时未收割或粮食不易集中的高山地区的任务，因此产粮区死人也就比较多。 + +　　9，无限度的搞深翻，高度密植，毁了一些小季。 + +　　1958年冬，省委指示要大搞深翻田土，地委孟子明提出要深翻1尺8寸，我县分的深翻任务是15,000亩，实际上群众一开始是为了抢季节，只翻了0.8-1.2尺，就种上了小季，有些生产队 只是搞了一小部分深翻2尺左右的田土。当时我与省委派去的县委书记伊彤一齐去沙土检查工作，到了11月份，季节已晚，同时考虑深翻一亩要用工200以上，我们商量要赶快抓季节抢种，深翻可逐年完成。因此我们就决定停止深翻，按计划全力抢种小季。我们在沙土官田乡用电话通知了县委第二天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各区(委)书(记)参加)，专门布置和解决“抢季节、停止深翻、全力转向播种”。我们在回县的途中，经过遵义县，遇到省委党校校长当时任遵义县委书记的连治洁，还有党校教育长冯迪民，他们也是当天召开紧急区(委)书(记)会议。(我)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他后，连说：“不行，邓小平、李井泉、杨尚坤、周林在遵义，邓总谈‘要亩产千斤，非挖地3尺不可’”。当时连(治洁)向邓小平等人说：“季节已经到了，深翻太用人工……”。周林说：“你们都是外地人，我是贵州人，你们北方不了解贵州的习惯，贵州春节前种下去小季也不算晚，为什么不能深翻？”连说：“邓(小平)谈还可以从全国的角度去理解，办不办还可以，周林同志这样一表态，你就非办不行，连余地都没有。我们紧急召开区(委)书(记)会议就是布置大搞深翻，你们的计划也要赶快改……”。一听这个情况，就把我们原来的计划完全改变了。所以我回到家里的县委扩大会，由原来的安排变成了全力抓深翻。地挖3尺。随后省委又派去肖光厅长、还有戴副省长，到深翻现场拿着尺子量。58年12月初，我向孟子明请示：“过去，大部分田土已种了小季，麦子已出土5寸多高了，现有田土完不成15，000亩的深翻任务，还是抓季节抢种要紧”.孟答：“过去种的小季达不到3尺，但也要达到地委原布置的1.8尺，否则不作数。种上了也要翻掉，够尺寸种的才算任务数”。省里肖厅长、戴副省长一再表扬了金沙的干劲和成绩，肖厅长并向孟子明打电话汇报深翻，叫孟来看一看。孟与黔西、大方、织金、毕节的县(委)书(记)一齐赶到金沙，孟在鼓新赛百花亲手教播小麦的下种方法。孟说：“要达到每亩800斤，非下种这样密不行，每亩得下120斤麦种……”。我们从金沙又去遵义听邓小平、李井泉、杨尚坤的指示……。 + +　　10，中央给贵州粮食，周林怕露马脚，拒不要粮。就向地县以下党委大施压力，因而周林就提出了对抗毛主席的错误路线。比如：没粮反右倾，说真话的就当鬼打，硬要反瞒产私分。他们根本就没有群众，更谈不上群众路线了。顽固的提出并坚持反对富裕农民思想(实际上是给在粮食上说真话的人压罪名)，停止或很少供应。并在农村大搞重划阶级(在遵义试点)，谁若持有不同意见，就会遭到并给戴上帽子。周林、孟子明为首的省、地委早就发觉了死人、浮肿，如1959年5月份周林就发觉虾子区剥树皮吃，周林却说：“剥树皮就是剥周林的脸皮，就是反革命分子捣乱；“谁动我的仓，就砍谁的爪子”。私自开仓拿粮的人，当时大部分人被处理了。发觉了遵义、桐梓等地死人，毕节专区发觉了大方吉区死人数千，长石区死人近2万，纳雍羊场区死人4、5千，毕节县朱昌区死人近万，宋武乡死人千余……。孟子明提出：“鬼跑到家里来了，要关上门打鬼，不去反瞒产他不死人……”.(把)这些死人的区(委)书(记)都当着鬼整掉了。越没粮食越捉鬼、反瞒产，这就产生了翻箱倒柜、大反基层干部。我发觉浮肿和死人问题也向省、地委汇报了八次，并采取了要粮措施： + +　　① 我们写过两次有关部门浮肿病情况报告，但孟子明、主传谟在毕节见到我说：“……你们第一次报告报省委了，第二次没有给你们报，你们就有那样多浮肿病啦……，我看你紧张了，没有方向了，你看工作中的消极面太多了，这样下去你就能好好工作了？……” + +　　② 县委办公室刘仕芳向各区打电话统计病死和外流人口情况，地委常委王学臣批评我说：“……你过去都很好嘛，你一个劲的统计死人干什么？你的方向不对头，你们这样作是要犯错误的……” + +　　③ 我曾用密码电报上报死人情况，孟子明批评说：“……你们方向不对头……”。 + +　　④ 我们摸了死人情况，用打字机打印后交给省委陈璞如、地委孟子明，他们马上批判说：“赶快烧掉，谁叫你们打印的，并令我亲自监视把蜡纸底稿烧了……凡是下乡有关部门死人资料一律全部回起(汇集)烧掉……” + +　　⑤ 我与省监委贾森处长摸死人浮肿病情况，孟子明又批判不准搞。 + +　　⑥ 我三次向地委孟子明等书记和王学臣、省委陈璞如要求揭开盖子，你们不仅不同意，还批判我。 + +　　⑦ 当时的公安局长陈贵良请示我要统计死人数字上报，我答：“……可以你们的名义统计上报……”.总之省、地委根本不承认是粮食问题，强调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直到1960年3月份，地委还派常委王学臣在金沙卫生院召开县中草医30余人的会议，座谈浮肿干瘦原因，仍说是阶级斗争和列举了许多病源。这个报告上报省委下发各县。孟子明、主传谟不断的批判说：“有人故意把死人埋在大路边上，有的干部就被吓到了，这是妖风，是富裕农民向我们作斗争的手段。这样大的地面哪里埋不了，为什么非埋在路边上不可？今后凡是死人要处理好，不要埋在大路边上”。孟子明并介绍了遵义县某地区死了一个人，一晚上在路边上就出现了10个新坟，这是敌人故意制造紧张，“我们头脑要清醒，干瘦浮肿年年有，是一种社会病态，南方有，北方也有。我们就是黄种人，人黄怕什么？白种人白、黑种人黑、黄种人能不黄？……” + +　　⑧ 我早就反映征购重了，周、苗、孟亲自不断的去金沙，我又亲自向他们汇报，他们不仅不听，相反的又批评，并硬压着叫我们在产量上加码…… + +　　⑨ 不管省、地委如何批评，我们仍是坚持向省、地伸手要粮六次，是我们主动的反映主动的要粮，而不是你们主动的给粮。我们没有一次要粮不挨骂挨训的……更恶毒的是在出问题之后，你们竟造谣说：“给赵广玉粮食他不要，他还要向外调粮食……” + +　　⑩ 我们在59年秋收前转印：“坚持说真话的人由白旗变红旗……”的一篇文章，主要是反对浮夸、落实产量。我加了批语，印了2,700份，叫全民展开讨论。周林、孟子明骂我“粮食问题上就是你的问题，这是右派观点……”并立即勒令我收回。 + +　　儘管如此，省委在粮食问题上仍然顽固地坚持上欺中央、下压基层。早在1959年9月份就布置了反瞒产。其重点经验是由苗春亭亲自在遵义南白区创造的、省委并把苗的经验向省委作了介绍，同时省委又批转了黔东南剑河县反瞒产经验。59年11月底，徐健生省长又介绍了织金县“捉鬼拿粮”的经验，12月3日，省委又开电话会议推广。59年12月底，徐健生又到金沙，召开了区委书记会议，专门布置反瞒产私分和做了“捉鬼拿粮”的指示，随后于60年元月份，孟子明又亲自在威宁创造了反瞒产私分和“捉鬼拿粮”的经验。但在我被捕后你们竟到处宣传是我搞的经验欺骗省、地委。59年12月份后，实际上金沙县无粮，又进行了全面的布置反瞒产，这时省、地委负责人也派去干部亲自在金沙领着搞，因此就出现了捆、绑、吊、打，有的被剿了家。1959年12月底，省委又布置各县召开万人反瞒产私分大会，大斗基层干部。直到60年3月，周林还布置非把瞒产私分的粮食搞出来不可。我县当时征购太重，又按省委的指示贯彻了，当时被省委规定的几条杠杠卡死了，如“不准动用公余粮”；“反出来粮食就安排，反不出来就不安排”。有些地方就近自动的动员群众上山挖蕨粑…….金沙县到60年2月份尚未完成征购任，我向周林、徐都反映过，他们不但不吐口，周林还说：“你们差几千万斤，再冲一气就完成了嘛！今年征购我们贵州是全国第一……”。我又向地委一再反映要求减任务，地委骂我：“动摇”，要对我“不客气……”省、地委仍坚持说：“粮食叫大嘴狗给吃了，不去捉鬼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 +　　等到“金沙、遵义事件”被中央发觉之后，省委看到不处理不行了，却又把责任完全推到我的身上。省、地委说：“……在赵广玉的这种错误路线影响下，金沙才出了这样严重的问题。赵严重违法乱纪，破坏政策，封锁消息，虚报浮夸，叫非党员作支书，勾结地、富、反、坏进行反革命复辟……”。省委书记委员闫学增当时被派往金沙，搞整风整社，他在1961年4月21日传达地委精神时说：“……揭露了以赵广玉为首的反党反人民的集团……赵大搞反瞒产、办大食堂、召开万人大会……，这些都是赵广玉创造的，他是坏人，不执行党的政策，不听省、地委招呼…….为什么这些事都出在金沙呢？是赵广玉创造的，‘金沙事件’是三害造成的(我、我爱人及不到六岁的孩子)，可见他一家人坏到甚么程度……”。省委周林、李景膺、苗春亭也亲自出马，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竟然到处不顾事实，歪曲真相制造舆论说：“……赵广玉不听省委的，欺骗地委。赵搞假现场，赵广玉说瞎话……”这种说法，不仅是推卸责任、歪曲真相、夸大事实，甚而是无中生有，制造谣言。实际上我们是反映了情况，不但得不到支持，反而每次都受到批评和追究。其实金沙县从58年开始省委两次就派去有170人以上的长期工作团，光作金沙常委和书记的就有13级至10级的厅长级干部伊彤、王玉魁、张自立、唐振华，还有董名範、赵子安、肖光等处长级以上干部20余人，每个区都分有处长级干部去任区(委)书(记)，地委主传谟和部长专员级干部王学臣、张晓光、王友成、孙育乾、张润祥、杨文彩、杨培成等组成30人的工作组，他们都是下到乡和生产队 、食堂，包干负责。至于省、地委主要负责人经常到金沙，领导和指挥工作的不断。当时我虽是金沙县委书记，但实际上有些坏点子和错误路线的贯彻上，我虽不完全同意，但我不能完全做主而还受到你们的批评和追究。在召开八里、黄泥两次假现场会、兑现粮食2,700万斤，使死人大量发展，我根本不在。我对你们这种态度极端不满，所以我才向毛主席写信。我认为省委竟敢欺骗我们伟大领袖，这是一种新的犯罪行为。因为金沙、遵义是中央发觉的了，省委想盖也盖不住，他们也不敢盖，所以省委才以形左实右的面目大势宣传“金沙事件”，大揭金沙盖子，而且把一切错误的根子全部推给我一人承担，给我安上了本应由省、地委负责的种种罪名。其目的并不是周林等人对党的忠诚、对人民负责，而完全是一种卑劣的阴谋。一句话，推出了赵广玉，保护了真正的罪魁祸首周林等人过关。大揭金沙的盖子，就盖了“贵州事件”的盖子。 + +## (三)以周林为首的省委中一小撮人欺骗毛主席、哄骗贵州人民的手法 + +　　① 推出金沙、遵义这些中央亲手检查发觉了的问题，大力宣传、极力丑化、制造谣言、扩大事实、张冠李戴、推卸责任、找出替罪羊、大打落水狗。当我向省、地委30多次提出要澄清真相、搞清具体问题(时)，省委在六年中推给地委，地委又推给省委。不论省委还是地委在六年中一个给我谈清具体问题的都没有。这样作的目的还是为了保住周林等一小撮人反对党中央、欺骗毛主席的罪行不被揭发，这条反动黑线不被挖凿出来。 + +　　② 当把金沙、遵义作为典型大力搞臭之后，你们认为根子已归罪到县委、封锁中央的目的已暂时达到，你们省委就急忙派出了大批负责人到各地去盖“贵州事件”的盖子。以周林为首的省委和以陈健吾为首的毕节地委就四处出动，到处收买和拉拢要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干部，你们的手法是先用软的，如陈健吾就亲自到岔白找我，地书李超臣等人也亲自去与我谈了两次话。陈健吾与我写过三次信，谈过四次话。省委苗春亭、徐健生、吴实也派人与我谈话。总之一条：你们不准我去中央，不要我再反映情况。只要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你们就向我许愿，可以提我的级，可以封我的官，加级别晋薪、立马解决我的党籍、过去对我结论的材料可以不作数、你们可以出证明。这都是你们省、地委负责人亲口谈的。你们当面陪情，表示关怀。比如你们原先对金沙的区(委)书(记)周志明、杨金伦、黔西的陈兴林、郑维州(郑亲手用大粪灌群众，有的被活活灌死，有的至今残废，受害群众仅城关就40人)，过去你们对这些人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被法办判刑，有的撤职，可是人家不服，你们就怕人家告状，因此你们就采用对周志明恢复了党籍，杨金伦调大方县作县委副书记，陈兴林当区长，郑维州由原判2年徒刑改为恢复党籍、恢复原级别。个人问题特别严重的比如金沙县委书记韩冠军原是陈健吾的老部下，按韩的罪错来讲，原来的处分是有15级降为17级，韩过去背着县委搞非组织活动，竟敢公开的假造钢铁数字，并硬要各区照办，欺骗党委。他在农里捉鬼拿粮，制造了大砍三刀的经验，他在西洛、平坝、三×搞并乡运动，硬赶群众全乡搬家，搞的倾家荡产，又误了一季庄稼，死了很多人。又是过去处理了的，对韩的处理实际上是正确的。你们也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因而省、地委不但恢复了韩的县级，而且又提拔为专署财税局长。原水城县(委)书(记)刘福永，死人也很多，你们从专署农业局副局长又提拔为正局长。毕节县(委)书(记)时念好也死人极为严重，你们又从15级提为14级，又提为地委农工部副部长。这就是周林、陈健吾等人盖“贵州事件”盖子的手段，这样你们确实压住了一部分人不揭“贵州事件”的盖子，但仍有的同志识破了你们的鬼计，你们买不住，哄不垮，不愿再跟你们的错误路线走，不愿再跟你们去犯有意欺骗毛主席的罪行，坚持要向中央反映情况。你们收买之计已告失败，你们就才用造舆论、施加压力。你们把金沙问题越宣传越重，死人越说越多。但别的县死人你们越说越少，直至无声无息，越说越好。你们省、地委负责人亲自出马，对敢于坚持反映情况的人，进行恐吓威胁，到处散步闹翻案、增加罪状、歪曲事实、加重处分。比如对遵义地委书记、专员何林，何要揭盖子，你们不准，中央派金兆典到遵义，要找何林说话，你们说不在家，其实何林被副省长赵欲樵关在小屋子里，不准与中央来人接见。何林最后不服，向毛主席写了信，周林等一小伙人，竟实行镇压，加重何的处分。宣布撤消何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省、地委对前金沙县委书记兼县长邱继刚起初是收买，你们亲口向邱许愿说：“……死人问题、处分问题以后不准你说……。”以后地委王学臣又到处造舆论说：“原来省地委不准备给邱什么处分，仍叫他当县长常委，他到处与赵广玉翻案，领着张瑞林到处找我，现在要加重处分……”。省地委也说：“邱继刚坏得很，没觉悟，不能当县长……”。当时对邱制造的舆论是风雨满城，因此县长常委都取消了，叫邱去作县里局长。你们还到处布置查封告状信件……。 + +　　省、地委对我，原来是人情收买、经济收买、政治收买。当我一一拒绝之后，我连续给毛主席和中央写信，并亲自向省、地委六次要求去中央。这时省、地委原形毕露，一面不准去，一面陈健吾亲自出马写信大加恐吓，如说：“……给你坦率的谈话你不听，要去中央你先到金沙，金沙干部、人民一提起你就咬牙切齿，你要实在去中央就得先去与金沙干部群众见面。你一个劲的闹翻案……”。省监委给我来信说：“……只要接受教训，前途大有可为。如果再闹将来政治上要重犯新的错误……”。随后贾启允公开提出“再闹翻案就要实行打击”。你们又指使别有用心的家伙到处造谣说：“……赵广玉表现不好。是坏蛋，是反革命成员，一个劲的闹翻案……”。1964年8月份，省、地委派人专门为了镇压我，整我一夜的黑材料。1965年4月份，地委派一个工作组斗了我18天，口口声声镇压我翻案。地委派政治部孙主任来岔白开黑会说：“……赵广玉现在还是不是我们的人，值得注意……。”1965年8月份，我场教导员谢玉生从省开公安会议回来向我说：“……赵在‘五风一化’时死了人，又有民愤，现在还不认错而又闹的，在四清中要实行逮捕。”在工作岗位上你们派人监视我，谁与我工作接近的干部就被污成“反革命”、“右派”、“黑帮”、“保皇”……在工作中处处刁难，时时抓辫子。 + +　　在前期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明文规定我们县以下机关不搞文化革命。省、地委仍勾结在一起，在毕节召开了10人的黑会，把我偷定成“三家村”，说我是反革命集团。说我是死老虎了，如果不趁这个机会把赵广玉打成反革命，将来政策一变，就打不成反革命了。如打不成专政对象，将来赵广玉是不好对付的，……。并专门布置去年11月份召开黔西、金沙、大方三县片的会议，让别人发言，写大字报烧我，只要赵发言，揪到他就斗，就说赵是跳出来的。只要再给他加上两三条一上纲，过去的问题他反映不了，现在的问题他也跑不脱。他向中央、省委都写过信……。 + +　　现在我要求周林、陈健吾等人，你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与有关人员一起，我们当着人民的面，彻底揭开“贵州事件”的盖子，彻底分清是非，明确责任，各记各帐、各帐各清。你们不能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背后制造舆论。我们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把真相说清，这才是对党对人民的负责态度。不管你们如何污蔑，其实我不是为了翻案，我是为了向中央和毛主席反映贵州的真实情况，我不愿再去欺骗我们伟大的领袖。 + +　　自从中央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以来，省地委一小撮人的阴谋一一破产了。但他们仍利用个别政治扒手想叫群众把我揪回金沙，想叫群众斗争我、打我，或重新投入监狱，以便证明他们原来就是正确的，以便保住他们的祖师爷这条反对毛主席的反动路线不被揭穿、不被打倒……，真是一箭双雕，用心何毒矣！可是革命的人民不但是通情达理的，而且是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人民是革命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一小撮右派份子的阴谋马上被革命群众识破了，他们的丑恶原形暴露出来了。不管他们玩弄什么手段，总是想保住这条黑线。 + +　　③ “遵义、金沙事件”是非搞不可了，决不是仅这两个县是典型，而是周林等一小撮人不敢揭露“贵州事件”的真情，因此遵义、金沙就成了典型。周林等人为了推脱罪责、欺骗中央，就只有把一切责任和产生问题的一切根子全部都推到遵义和金沙，骂我罪恶滔天。不管我当时检查再好，周林等人始终都要搞臭我。因为不如此就保不住他们自己的乌纱帽。但周林、苗春亭、陈健吾等人对其他专县死人更多、而违法乱纪更为严重的地方，则因为利害有关，也就不了了之。我这里举一个例子，省委在说服我时常拿我的邻居黔西县的事绩来教育我。如省委说：“……黔西问题就不大，省委还满意……”。地委陈健吾说：“……黔西与金沙邻县，他们就基本上没有出问题嘛!……”。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郭乐天说：“……黔西的李如川搞的就好，他顶了一下，就没出什么问题，……”。李如川也说：“我们只有一两个小队出了点问题，其他地方都没问题……”。 + +　　周林、陈健吾等人自欺欺人，他们是白日做梦，公开撒谎。你们完全知道内情。说穿了为的是“贵州事件”不被揭，根子挖不出，自己保得住。 + +　　黔西的事实是： + +　　甲，黔西上报死人两千，实际上死人近四万。 + +　　乙，违法乱纪严重，光城关一个例子，是县委布置的，活活用大粪灌群众40余人，有3人被活活灌死，至今还残废的2人。虚报浮夸也很严重，当时黔西是全省社办工业的红旗县，光浪费损失就达400万元。 + +　　丙，公开的搞贪污，县委中造假帐，烧单据私分在1700元以上。 + +　　丁，他们利用职权拉用公款，多分补助等在2000元以上，利用职权分布票，仅是县委就在1,000尺以上。 + +　　（戊，利用职权大搞国民党作风，县委安插兄、妹、姐、弟、舅子小姨子成风。有的既无户口又无迁移，有的竟大运毒品。至于干部政策、阶级路线、提拔重用坏人也是比较突出和严重的……。） + +　　这些事情周林、陈健吾等人完全知道，他们不仅不说，而且还把他盖起来。死人和黔西县更为突出的违法乱纪，又在死人问题上有意少报，这本是严重问题。但彭真、周林怎么说呢？彭真来贵州把李如川要调到外交部去工作。周林向陈健吾说：“……提个地委副书记吧……”在提级时又提了级。我所以举出这个例子是因为周林、陈健吾等人把他作为全省最好的典型、不断借此向我作说服工作，所以我才以这个典型来回答他们，揭穿周林等人的秘密，把他们的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 +## (四)我对“贵州事件”的看法 + +　　我在金沙工作中死了许多人，我犯了严重的错误。我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对有些重大原则问题，我虽抵制了当时的省、地委，但未有勇气坚持，更未在当时向中央反映情况，还执行了周林、苗春亭、孟子明等人的错误路线，整了下边的干部，反对了人民。 + +　　“金沙事件”、“遵义事件”实际上是“贵州事件”的替罪羊(我不是说遵义、金沙不该处理，而是揭穿省委舍车马、保将帅的阴谋)，我原来就认为仅推出金沙、遵义，是周林等人玩的大欺骗阴谋，他以此缩小了问题的范围和严重的性质，所以省委不敢谈、也不敢揭“贵州事件”的盖子。在这个问题上，周林等人妄想用抽象承担、具体推卸责任的鬼计，上瞒中央，下反人民，因此不仅金沙，其他各专区、县都有类似金沙情况，省委为了封锁中央的消息，但金沙已被中央发觉，问题已经揭开了，就处理了我，以便应付中央。对其他地区则尽力压制，一直不作处理，掩盖真相。 + +　　省委徐健生、地委孟子明、主传谟、王学臣等人在死人期间不断到金沙去，而且有的长住金沙，指挥反瞒产私分，死人情况一律不准统计上报。当时又正值大量的死人，他们一不上报，而二把责任全部都推到我一个人身上。 + +　　1959年8月，贵州省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的中心是反右倾。周林在会上布置各地都要找小彭德怀，抓小彭德怀。并提出谁反对第一书记谁就是反党，号召要团结在周林的周围。凡说真话的人都被打成反党集团，一共打了43个反党集团。这次会议与造成“贵州事件”有重大关系。此后多数同志不敢说真实话了。 + +## (五)“贵州事件”的政治后果 + +　　“贵州事件”政治影响很坏，死了那样多主要劳动力，有些户已经死绝，感到很痛心，我要负重大责任。但根子是在省委身上，地委基本上是没受处理，省委一个都未受处理。而且陈璞如、徐健生等人还受到提拔。受处理和法办的都是基层干部。有少数基层干部死在监狱里。斗争锋芒是针对着基层干部。周林等人当时歇斯底里的到处叫喊“要夺权，再不拿权我们就要完蛋了”。在一段时间里，广大基层组织形成了无政府状态。在反瞒产时违法乱纪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现在提起来有些人很寒心。除了政治影响外，对社会主义经济是一个很大的破坏。耕牛损失很大，耕种田土有一段时间很困难，很长时间劳动力才能恢复。在这方面是有罪的。 + +　　二，以周林为首的一小撮人是如何与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唱反调的 + +　　“贵州事件”就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而以周林为首的省委贯穿着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带来的产物，其事实如下： + +　　1，他们从1959年11月份开始，就公开提倡在社会主义时期人民的含义是指：“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中农不在人民之例，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革命的敌人，特别是表现在粮食问题上，省委提出大反富裕农民路线，还提出“左比右好”，左是革命的，右是不革命的。省委在粮食问题上对待中农的矛盾，实际上是按敌我矛盾来处理的。因此，省委在遵义农村大搞重新划阶级，并连续在贵州宣传简讯上登载。还写了论中农的文章，与毛主席对待中农态度的革命路线唱反调。 + +　　2，在自留地问题上，1959年8、9月份，中央统一印发了关于准许社员留自留地的布告，并责令各县以县人委的名义向外张贴。但刚刚把中央的布告发到了乡，有不少还没有张贴，苗春亭就提出：“要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把自留地全收回来。拖着这条尾巴是不能进入共产主义的”。又与中央指示唱反调。 + +　　3，苗春亭于1959年10月份在金沙县委扩大会议上向各区(委)书(记)以上党员大讲“现在就是共产主义了，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宣布贵州是共产主义……。并亲自宣布根据他在金沙干田、平坝等调查的情况，“金沙可以宣布为千斤县，并是留有余地的，据我摸的产量可以每亩达到1,200-1,300斤……”。这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罪状。 + +　　4，在生活特别困难时间(的)1960年元月份，为了反对所谓的瞒产私分，提出“捉鬼拿粮”。为了不顾人民死活减少供应，或说服不供应，向说真话的基层干部施加压力，地委孟子明硬是不顾客观事实，脱离实际的找出各种借口，为省委的错误路线诡辩。孟子明说：“……越叫你们搞储备粮，你们越想伸手要供应、少储备。储备粮有战略意义，今后打起原子仗来，凡是原子弹爆炸地区三年内寸草不生，如果谁有2-3年的储备粮，谁就能胜利。否则打不死也要饿死你……”。 + +　　5，1958年9月，省委赵欲樵在遵义坐阵并指挥金沙，他只抓钢铁，根本不管秋收和分配问题。正值秋收就把主要劳动力调到钢铁方面来。他提出：“要牺牲一切，在所不惜，否则就是右倾思想”。当时谁说实际情况就当着白旗拔掉。对于秋收分配，中央虽有指示，但实际上根本未分配。后又紧接着来个大刮共产风，伤害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根本没有贯彻中央的分配政策。 + +　　6，1959年4月贯彻中央主席关于公社问题七条十四句话的指示和毛主席党内通讯的六条指示，刚刚贯彻到生产，以周林为首的省委又制定了4-5条的一个文件，与毛主席的七条和和中央会议的决议相对立，省委硬性规定每亩栽秧多少窝，每亩要收多少斤都有具体的数字规定。当时省委周林、苗春亭、地委孟子明、主传谟还一再说：“我们有右倾，栽秧不是密的问题，而是稀的问题，包产不是多的问题，而是少的问题”。到了59年6、7月份，苗春亭就介绍了遵义反对“富裕农民”思想的经验(主要是反对拉牛拉马，反对自留地和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等类问题)，把中央纠正一平二调的决议又推翻了。 + +　　7，1959年年底，苗春亭写了个公共食堂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社会主义的阵地，欺骗了党中央和毛主席。为了使农民死了资本主义的心，巩固集体食堂，孟子明和主传谟在贯彻这一指示时又提出：“……要家家断炊、户户息火，人人不准带私菜，户户不准打饭回家吃，否则集体食堂还是个空架架……”。于1959年11、2月份，周林、苗春亭、孟子明在金沙专门(多次召开)找跃进组织的负责人座谈，并予登报表扬。苗春亭说：“这是为农村共产主义组织工厂化打下基础，搞共产主义的组织形式就省劲了”。苗并指示我县走前一步，进行试办。孟子明并为此还专门作诗颂扬。其诗文是：“百花群，三三群，十四女红苕万斤。新水双千红十里，八三老人三千斤。红旗竞赛搞的好，秋收北京会群英”。并登载在省委的团结杂志上。 + +　　8，1960年春(3月份)在省的四级干部会议，周林仍继续布置要大搞反瞒产私分的“五步走”……周林说：“非把瞒产私分的粮食搞出来不可，回去告诉贫下中农，他们虽然得了点油水，那是残汤剩饭，真正的油水叫富裕农民分掉了，不要叫贫下中农上当，对那些老油条右倾的干部，要快刀斩乱麻，当机立断，实行撤换，不能婆婆妈妈的，不能姑息养奸，否则就贻害无穷……”。周林又提出了“五化”(食堂化、城市公社化、田园化等)，实际上是继续贯彻省委“捉鬼拿粮”和1959年省委的五个大办(办大食堂、工业、水利、养猪场)，继续刮共产风。 + +　　9，1960年7月份，省委又提出新三反，逮捕撤换了大量的区乡生产队 干部。仅金沙就在4000人以上，这是周林出的主意。实际上他们只是骂下边的干部罪恶大的很，可是真正抵制中央的是周林等人。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出坏点子，长期以来中央虽三令五申叫纠正，但贵州未制止下，这都是省委硬压下来的，应当说罪魁祸首是以周林为首的一小撮人，其次就是孟子明、主传谟，而后是金沙县委。但省委没有处理任何人，至今周林等人和陈健吾为首的地委一直把全部责任都推到我们县委头上。 + +　　总之，纸是包不住火的，不管周林、苗春亭、陈璞如、徐健生、陈健吾等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和顽固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份子，玩弄什么样的花招，不管你们用经济收买、政治许愿来腐蚀革命干部和群众的革命意志，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和广大革命群众，都能及时识破你们的阴谋。长期来在贵州存在的两条道路和两种路线斗争的盖子一定能够彻底揭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能够在贵州取得彻底的胜利。你们这一小撮省地委的走资本主义的顽固分子长期对抗党中央、对抗毛主席，你们明里一套，暗中一套，对上一套，对下一套，你们千方百计的压制革命干部和群众向中央反映真情。大量的事实表明，你们如此顽固的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不是偶然的，你们在很早之前就犯下了许多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你们至今还死死抱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根稻草，仍是为了保自己，保卫自己的乌纱帽。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是不可阻挡的，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面前，任何妖魔鬼怪，不管隐蔽得多么巧妙，不管他采用多么狡猾的手法，都逃不脱被揪出来的命运。 + +　　我是“贵州事件”忠实的贯彻周、苗路线的罪人，我愿意以待罪之身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与各革命造反派在同一个目标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以我的实际行动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出应有的贡献，以便立功赎罪。 + +　　 赵广玉1967年2月22日于金沙。 + +　　来源：张再兴编《1959-1960年“贵州事件”资料集》（贵阳，2002）。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006.txt b/CCRD/2/6/10/0000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a7206df61413264e7e5fad88fbfcfd14604f694 --- /dev/null +++ b/CCRD/2/6/10/000006.txt @@ -0,0 +1,167 @@ +# 绞死韦国清！为死难的广西五十多万阶级兄弟报仇雪恨！——揭发韦国清反瞒产的滔天罪行 + +　　<广西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 + +　　一九五八年、五九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全国各行各业出现了全面的跃进，伟大的祖国进入一个崭新的、无比骄傲自豪的时代。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国内一批反动派(主要是混进党里、政府里的)也趁机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特别是在粮食产量方面，他们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无止境的浮夸粮食产量。接着就是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大搞“反瞒产”，大规模的迫害和屠杀农村广大贫下中农和党的基层革命干部，疯狂复辟资本主义。韦国清就是这样的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一九六○年期间，大搞“反瞒产”。用法西斯手段屠杀和迫害了广西五十万以上的人民。 + +　　一九五九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地发现了全国范围内的这股“反瞒产”的黑风之后，首先在郑州会议(1959年三月)，上海会议(1959年五月)，全国农业书记会议(1959年七月)和在1959年4月29日给六级干部的一封信，四次提出批评和警告，明确的指出：“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又说：“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并且严励地指出：“反瞒产”是和五亿农民闹对立。此后，一批“反瞒产”的罪魁祸首如山东的舒同、安徽的曾希圣、河南的吴芝圃、甘肃的张中良被撤职处分(四川的李井泉混了过去，以上几人都是省委第一书记)。全国一九五九年的这股“反瞒产”黑风被煞住。 + +　　但是韦国清仍然胆大包天，勾结起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丧心病狂地抗拒毛主席的指示，于一九五九年九月起在全区范围内发起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反瞒产”运动。 + +　　这次全国独一无二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反瞒产”，是由韦国清全面策划和亲自指挥的。他亲自主持两次电话会议，要第一书记坐镇。并且在桂林、柳州、南宁三地安插上他的党羽和爪牙：李友久(高级伪职员出身，其兄在台湾做特务)坐镇桂林；贺亦然(地主出身)坐镇柳州；甘怀勋(大官僚地主)坐镇南宁，下层也大肆安插坏人，如：环江县委书记洪华(大地主出身)南宁地区田春(地主出身)等。 + +　　在安插好他的党羽和爪牙后，韦国清便亲自出马赤膊上阵，亲自到桂林五通区五通公社蹲点搞“样板”，并总结出反动透顶的“诱、挤、压”三字经，强行在广西全盘推行。甘怀勋、田春、贺亦然、洪华之流立即大杀出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新惨案”“那楼事件”“宁明惨案”“高尚惨案”“环江事件”广西的环江、三江、罗城、南丹、宁明、大新、兴安、临桂、永福、苍梧、邕宁等十几个县的人民面临着一场深重的灾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韦国清是如何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疯狂地迫害和屠杀广西几十万人民，复辟资本主义的呢？ + +## 大新惨案 + +　　1960年2月——5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韦国清的爪牙，阶级异己分子甘怀勋(区党委委员、南宁地委书记、大官僚地主)，阶级异己分子田春，(南宁地委副书记，大地主出身)以“攻资本主义堡垒”，“反瞒产私分”为幌子，有纲领、有计划、有步骤地残酷地进行阶级报复，对广大贫下中农和党的基层干部，疯狂地施行法西斯暴行，制造了南宁地区的“大新惨案”。 + +　　1960年初，韦国清的爪牙甘怀勋等，出于阶级的本性，在南宁地委召开的四级干部会上，竟无根据地臆断一九五九年全专区产量达到××亿斤，比实际产量多出十七亿斤，用高压手段强迫各级领导承认，否则就是“否定大跃进的成绩”。“否定五九年的特大跃进”。大新县桃城公社爱国大队，只有两千五百四十七亩土地，一九五九年高指示包产一百一十万斤，“反瞒产”工作组，根据韦国清、甘怀勋、田春意旨，一进村就一口咬定产量一百二十四万斤，捏造说有六十多万斤(比实际产量还高十几万斤)被大小队干组成的“瞒产私分”集团私藏起来了，并且说背后还有反革命操纵。工作组一进村，就宣布当时大队党支书黄启宽停职反省，第五天就开始斗争。 + +　　三月十七日经过逼供的手段，逼出一个所谓“大小队干瞒产私分集团八大章法”的假招供来，于是全大队小队干三十六人，就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全部被扣押，并以“谁不参加斗争就是同情资本主义”“就是和资本主义有勾结”等等罪名，强迫群众斗争干部，并且一斗就是拳打、脚踢，鞭抽“炒黄豆”等暴行。 + +　　地富反坏右趁机进行阶级报复，他们斗争最积极。坏分子赵佩珠的儿子赵吉才，在运动中，为他父亲雪恨报仇，打人最凶，结果被吸收入党，并被任为治保主任。在斗争中“踢打有功”的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子女组成的大队新领导班子，农村无产阶级的政权被地、富、反、坏、右夺了过去，反革命得以复辟。这些家伙一上台就扬言：“今天到我们讲话了”！他们放肆地鼓动四类分子参加斗争，反革命复辟的暴行就更加残酷地进行。 + +　　三十六个大小队干逐个被轮番斗争打、吊绑，日以继夜，接近两个月。在这两个月中，许多同志被活活打死，有的被打成残废，有的被逼上绝路，有的被活活饿死！ + +　　（在三十六个大小队干中，受迫害严重的有以下几个：） + +　　黄启宽，贫农当时任大队党支书，从二月廿九日起到三月廿六日止，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晚晚斗，日日斗。经过拳打、脚踢、鞭抽、“炒黄豆”“滚皮球”等非法折磨，头发被拔走一半，新做的一件衣服被打得稀烂，鼻子冒血，不省人事。接着既被开除党籍，判徒刑二十年。三月廿八日又被绑赴宝圩刑场示众(当时刑场)一人被枪毙，一人(黄被宣判二十年徒刑，一人被宣判十八年徒刑)后被送到公安局坐牢一个月，转送到南宁茅桥劳改。在运动中，黄启宽的父亲和两个儿子均因没有饭吃饿死了，母亲逃跑他方，家破人亡。①注 + +　　黄利元，贫农，打过长工七年，当时任党支部副书记，只因在斗争中顶了工作组一句：“毛主席写的信你们不听吗？”就被吊打八天，放下后回到家里，两个月起不了床。全身骨瘦如柴不象人样。原体重一百零八斤，只剩下四十八斤。全家哭声不停，以为救不活了。右手被吊打残废，至今未愈。在被押期间，母亲饿死。②注 + +　　赵英权，是个贫农出身的青年党员，当时任大队治保主任兼总保管员。被斗争二十三个晚上，两个白天，遍体鳞伤。门牙被打断，头发被拔光。在一晚的所谓“诉苦”大会上，被坏分子的儿子赵吉才(后被提拔为治保主任)乘机报复，当场把赵英权推仰倒在地，然后两脚踩上赵英权的胸腹，一连重踩四次，赵英权未好，担四十斤都困难。后来被送去坐牢，劳改。赵英权全家六口人，运动中父母饿死，妻子改嫁，丢下一个几个月的小孩没奶吃也饿死了，家破人亡。③注 + +　　赵振恒，雇农，土改根子，当时是生产队队长，被扣押七十天，头顶砖头，脚跪尖石，被开大会斗争五晚。一件半新棉衣被头打破烂。在押期间，每天由妻子捡野菜送给他吃，还被人倒去，并骂道：“你家有粮不吃，送这些来干什么？”家中无粮食，父亲饿死在床上。其妻在家也被斗，两个孩子大的五岁，小的三岁，也挨踢打。两个弟弟，一个叫赵振家，被斗得面肿耳烂，不象人样，两兄弟在公安局见面时，赵振恒还问别人，“这是谁呀？”过后死在监狱里。另一个弟弟才七岁，在坏分子的儿子赵吉才的唆使下，把他绑在树干上煽动小孩用石头活活打死，全家七口人，在运动中被打死饿死三人。当时暴徒还扬言要打赵家搞绝。④注 + +　　赵制民，贫民，是生产队监督员。于三月七日被审讯吊打，由下午3时到天黑，遍体鳞伤，直到不省人事，口吐白沫，两脚直伸，已经僵死。被抬回家以后，十多天讲不出话来，吃不下饭，卧床一个月。伤还没好，又被逼去养牛十多天，全身泛肿，拿拐棍走路。最后，到鱼塘捞田螺充饥，衣服湿透，饥寒交迫，卧床几天后死掉。 + +　　这是爱国大队发生在新那大队的反革命暴行，也是惨不忍睹。 + +　　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赵国瑞，贫农，五十多岁，在运动中，被轮番斗争，拳打脚踢，被富农分子打断筋骨，已成残废。并被判徒刑十八年。 + +　　大队出纳苏建品，贫农，全家五口人，在运动中被吊上树杈毒打，回家后不到一个月就死了。弃下父亲，妻子，儿子三人被饿死，现只剩一孤女(当时仅五岁)。 + +　　副业主任黄全印，贫农，土改根子，看见干部被斗打厉害，认为自己也不可免，竟服断肠草自尽。 + +　　大队会计许宗章，被斗打得无处求生，也上梁吊死。 + +　　三队队长赵兆政，贫农，四十五岁，因怕斗争逃入山中，死在山中。“运动结束后，有人进山才发现其尸骨”。运动中父母饿死，没有人抬出去埋，由其妻自己拉出屋不到一丈远就掩埋。 + +　　新那六队队长苏秀思，贫农，挨斗后，被逼得跳河自杀。(后获救) + +　　………… + +　　………… + +　　白色恐怖，乌云压城！多少人惨遭屠杀，多少人惨遭人人迫害！多少人被饿死，多少人被逼流落他乡！成千上万的人民面临着饥饿和死亡，他们被迫各找生机：挖野菜，吃树皮，捞田螺，挖鼠洞……但不知多少人还是被活活饿死！在六零年期间，南宁专区被斗死、饿死、病死的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不下十万人！饿而成病的不知其数，甚至遭到不可设想的摧残：惨遭迫害的爱国大队，受难后的连续三年内，没能生出一个小孩！ + +　　更令人悲愤的是，在受难期间。南宁专区的群众大批越境逃往越南求生，国际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韦国清罪该万死！ + +　　更为悲惨的是“环江事件”，“环江事件”惨绝人寰！ + +## 环江事件 + +　　由于柳州地区地委书记贺亦然，柳州地区环江县委书记洪华，都是韦国清特别安插的党羽和爪牙，因而柳州地区，环江县完全统治在以韦国清为首的这一反革命集团的手下。他们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他们利用浮夸和“反瞒产”，对环江人民进行惨无人道的阶级报复。 + +　　首先，他们打着种种“特大跃进”的招牌，在粮食产量问题上进行无止境的浮夸。 + +　　环江县第一书记洪华在韦国清、贺亦然的支持下，经过精心策划，放出了一个所谓“亩产十三万斤”的“卫星田”。当时广西日报用头版头条大红标题报道了这一条消息。并拍成新闻片到处放映。 + +　　“十三万斤亩”当然是不可思议的“世界最高记录。”为此，洪华获得贺亦然奖给九十四面红旗，并且“连升三级”。真是高官厚禄！以后大安区创造了“亩产二十三万斤”的更高纪录。 + +　　韦国清、贺亦然、洪华之流的“亩产十三万斤”给环江人民埋下了灾难的祸根。他们新放的每一个所谓的“卫星”都是威胁环江人民生命安危的巨型定时炸弹！从那时候开始，环江人民就面临着一场深重的灾难。 + +　　征购任务到来的时候，就是灾难降临的时候。 + +　　环江县一九五九年实际粮食产量是八千二百万斤。但是以韦国清为首的广西区党委、柳州地委、环江县委的一批反革命分子，为了隐瞒环江的“十三万斤亩”的真象，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竟然把环江县的粮食产量谎报为二亿一千八百万斤。 + +　　那么，虚报的一亿三千六百万斤从何得来呢？采用何种手段呢？ + +　　按照韦国清制定的反动政策：“诱、挤、压，”向环江十几万人民开刀！ + +　　贺亦然叫喊：“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区也要争个第一！” + +　　柳州地区，环江人民，遭殃了，灾难降临了！ + +　　依照韦国清的反动政策，按照贺亦然屠杀人民的意志，由于洪华之流的反动阶级本性，他们采取用法西斯手段，残酷地迫害和屠杀环江革命干部和群众。拳打、脚踢、鞭抽、捆绑、吊打、活埋、坐水牢、枪毙、火烧、火烫、电刑等等三十几种酷刑，暴徒们在大新用上了的，这里都用上了。在大新未用上的，这里也用上了！ + +　　在笃雅乡，一位女社员被暴徒们把电话机的电线穿入乳房中，然后使劲地摇动电话机，无辜的妇女当场晕倒！(现已神经失常) + +　　在吉祥，社员覃天静的妻子被洪华的爪牙用烧红了的铁棍烫烧其两乳房和阴部！ + +　　（这些法西斯暴徒，是吞食人肉的疯狗和豺狼！） + +　　但是，无论如何的毒打，还是“挤”不出、“压”不出粮食来。结果是一计不逞，又生一计，最后宣布停发口粮，停发时间，最短的达三个月，最长的达五个月。十几万人民被韦国清反革命集团推以死亡线上。 + +　　更令人发指而又世间罕见的是：洪华的走狗驯乐区区委书记刘××竟下令：“灭火封锅”，派出大批人员到各村，把各家各户的锅头全都打上封条，把火堆(取暖的在内)全部灭掉，以此摧残人命！ + +　　许多地方，十冬腊月，社员家里没有吃、没有喝，饥寒交迫，一家人只好围着火堆度过漫漫的长夜。但是洪华反革命集团竟诬之为“社员三更半夜偷煮东西吃。”于是便强迫民兵到各村站岗放哨，执行夜间巡逻。那家有灯光、有火苗，就进行追捕的搜查。看！在这批反革命分子的统治时代，我们广大贫下中农竟然连点灯烧火的权力也被剥夺了！ + +　　白天，还到处派人象国民党的中央军、还乡团一样，挨家挨户进行大搜查、大抢劫。一位老太婆家里唯有的半斤黄豆也被暴徒们抢了出来。这位九十多岁的老太婆边哭边骂，最后气死！ + +　　这些摧残人命的魔鬼，至使人们把可怜的几抓大米藏入尿罐中。 + +　　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为着活命，在村外搞野菜，但也被暴徒们残忍的把野菜倒入塘中。 + +　　人民遭殃了，牛鬼蛇神出笼了，地、富、反、坏、右称霸了、在这些日子里，许多好干部惨遭迫害。 + +　　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模范干部崔月坚同志，在“反瞒产”期间，在广大人民群众处于饥寒交迫的时刻，把大队六万斤粮食发给了社员，结果惨遭洪华一伙的迫害，在党员大会上，洪华破口大骂：“你是什么人，是什么党员，条件在那里？”并且嚎叫：“有你崔月坚在就没有我洪×，有我洪×就没有你崔月坚！”崔月坚同志立即被撤消党支部书记职务，并被开除党籍。接着地、富、反、坏、右对崔月坚同志展开了残酷的斗争，进行阶级报复。崔月坚同志被开除回家后，洪华反革命集团还继续对他进行种种迫害。停发崔月坚同志的口粮，不许上街买东西吃，一次，崔月坚同志扶着拐杖到城关镇排队买稀饭，服务员正要把一瓢稀饭倒入崔月坚同志的碗里时，给洪华的爪牙发现后，立即命令服务员住手，结果一碗稀饭已到嘴边而没有吃上的崔月坚同志，只好流着眼泪回去。不几天，这位虽经上北京见过毛主席的人民的好儿子、人民的好干部崔月坚同志便倒在路旁边活活地饿死了。 + +　　许多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好干部，除了被毒打、害死之外，还有更多的被送进“集中营”中。不少干部，不少贫下中农惨死在狱中。 + +　　乌云笼罩了环江，环江十几万人民又陷入暗无天日之中，除了被打死、害死之外，好几万人被饿死，不少人家绝户，不少村庄绝村。不少人家破人亡，四处流浪，景况悽凉。活着的人野菜、树皮亦不能充饥，最后竟然出现触目惊心的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人公开摆卖人肉。川山区的百丹屯玉翠云在断粮期间，把自己两个小孩杀吃了，后来又杀了别家一个小孩吃。如此惨不忍闻的事件竟然发生在解放后的广西！韦国清反革命集团该当何罪？！ + +　　但是被逼上这条绝路的人们仍然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 + +　　水源公社14岁的小孩覃建华，10岁的陈东兴两兄弟，因为饥饿吃死人肉，竟被暴徒们活活磨死！ + +　　在明伦、学强大队，两个八、九岁的小孩莫桂祥，莫乃伍因饥饿到别村偷鸭。被暴徒们绑在一起，押送到村外，用火在中间烧。结果两个小孩的肚子烧裂，大肠、小肠流出。两个天真活泼的小孩就这样惨死。看！何等残暴！目睹环江的一切，难怪乎，环江人民骂“洪华比蒋介石还坏，比日本鬼子还毒，是当代的法西斯！” + +　　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许多贫下中农流落他乡，为换得一饱，有的简直象商品一样被人出卖，有的则被送去当童养媳。甚至有十七、八岁的姑娘，为了活命而被迫嫁给五、六十岁的老头子当小婆。…… + +　　………… + +　　这就是惨绝人寰的环江事件！ + +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 +　　就在环江人民正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罪恶滔天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韦国清，正大肆挥霍人财，在南宁大兴土木建立他的“地下宫殿”、“水上行宫”，区党委内灯红酒绿，明园(饭店)舞厅人旋影飞，……花天酒地，腐败至极。仅韦国清修建“地下宫殿”、“水上行宫”就挥霍财金三百万(可使20万人免于死亡。) + +　　人民大量惨死遭灾的消息传到区党委后，一些同志头低泪流。而冷酷无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韦国清竟然呼喊：“眼泪是不值钱的！” + +　　在韦国清、贺亦然、洪华这一反革命集团的统治下，一场场目不忍睹的旧社会的悲剧在解放后的环江重演。环江人民又回到旧社会那苦难的深渊，这场反革命复辟的事件，使环江的不少群众对党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很大的怀疑。有的群众疑惑不解的说道：“难道共产党变了？” + +　　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变，永远不会变！韦国清、贺亦然、洪华之流是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一群披着人皮的豺狼！它们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干着反对共产党的坏事，破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名誉，损坏党在群众中的崇高威信，破坏党和人民的血肉关系，罪该万死！ + +　　在这次“反瞒产”反革命运动，环江县死亡人数达三万之多，柳州地区达十六万人之多。韦国清亲自蹲点搞“样板”的临桂五通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群众被害死、饿死，不少人家绝了户，长了荒草。全区受难的还有十几个县，死亡人数达五十万以上。此外，还有数百万计的人民浮肿、干瘦、失明、残废，妇女子宫脱垂闭经……遭受了严重的摧残。有的地方甚至三年不生小孩。农业生产也遭受到严重的破坏，许多地方作物绝了种，耕畜也绝了种……并且几年不能恢复。 + +　　以韦国清为首的双手凝结了几十万人民鲜血的反革命集团，极端害怕党中央，极端害怕毛主席。他们死死封锁环江消息，封锁人员外流。为了封锁消息，环江县公安局长刘××还布置把铁道、公路沿线的工人、干部、学生的名单全部列出，密切地注视他们的活动。他们大肆检查，扣压人民来信。许多革命同志，为了把环江十六万人民的血泪和苦难反映给党中央和毛主席，他们纷纷给毛主席、林彪同志写信，不远千里把信件拿到外县如宜山、河池、南宁等地去投寄。但是，昔日广西，本来就是韦国清、贺亦然、洪华这批反革命集团的天下，到头来这些信还是打了回头。1960年2月，反革命分子、杀人的凶犯洪华在区党委开会，韦国清亲手把反映环江灾难的信件转交给了洪华，洪华破口大骂：“他妈的，是右派分子搞的鬼！”他们大肆搜查、追捕，非法逮捕这些投寄信件的革命干部和群众，咬牙切齿的把他们打成“特大右派”，送进“集中营”，进行种种陷害。 + +　　又由于韦国清和彭真、陶铸之流勾结在一起，触目惊心的“环江事件”、“大新惨案”、“那楼事件”、“宁明惨案”、“高尚事件”……一系列惨案，久久没有暴露。广西人民强烈的呼声，没能传达给党中央和毛主席。 + +　　在广大人民群众纷纷告状，最强烈要求惩办这批反革命分子的时候，这批反革命分子又官官相护，互相包庇。1961年5月，韦国清在柳州参加讨论处分贺亦然的地委会上，无耻的发表种种谬论，千方百计包庇贺亦然。胡说什么‘不要随便攻击党’(这批混蛋从来就是把自己当作党的化身)，攻击社会主义“对反革命分子贺亦然要讲公道”，并且“建议中央、中南局对贺亦然不作组织处分，表示他们党讲公道话。”并且十分露骨的说“处分贺亦然，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凶犯贺亦然不但没得到应有的惩办，反而被韦国清提升为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设有正部长)。 + +　　后来，后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打电话到广西，说写个检讨就行了。就这样，广西的五十万人命案，韦国清这个反革命首恶分子又被彭真、陶铸一手包庇了。 + +　　恶人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东风吹散了乌云，广西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的盖子被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揭开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暴露出来了。广西千百万人民强烈要求打倒韦国清！惩办韦国清！绞死韦国清！为死难的广西五十万人民报仇雪恨！ + +　　韦家王朝动摇了！ + +　　打倒韦国清！解放全广西！ + +　　 1967．5．22．于北京 + +　　注：(1)“大新惨案”受难者： + +　　黄启宽：释放后，现任公社民兵营长，学毛著辅导员； + +　　黄利元：平反后，现任公社党支部书记； + +　　赵英权：释放后，现担任学毛著辅导员； + +　　赵振恒：平反后，现任生产队长。 + +　　(2)关于这次“反瞒产”死人数字，韦国清供认是三十万，广西公安厅长钟枫供认是五十万。 + +　　《南疆烈火》联5号，1967年6月8日。广西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南宁八·三一部队指挥部联合主办。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007.txt b/CCRD/2/6/10/0000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c087aeaea26bfbfa0b13646b50ecaad7bda4bee --- /dev/null +++ b/CCRD/2/6/10/000007.txt @@ -0,0 +1,61 @@ +# 苗春亭谈“遵义事件”(二) + +　　<贵州、苗春亭> + +　　时间：1967年6月27日下午2时 + +　　地点：贵州工学院学生宿舍5904，228室 + +　　被采访人：苗春亭（贵州省副省长） + +　　采访人：张再兴、周世坤、范和登等 + +　　(1967年6月，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一年，“打倒刘、邓、陶”的政治主题已经明显。本次采访，无论是采访人还是被采访者，都离不开这一政治主题，似乎是幼稚可笑的。惟其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气候，作为党的高中级干部的苗春亭同志，才给我们留下了一篇刘、邓、陶为什么被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对象的原因。原来就是为他们是务实的、稳健的、对中国人民有感情的政治家。从这一次采访记录，可以看出他们对待“五九事件”的态度，和为减少损失所作的努力，然而这些正是他们被打倒的根源。我们还可以看出，64年贵州的“四清”，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凑曲。周林的被整，并不是因为他饿死一百万人的事，而是61-63年在贵州的单干问题。正应了一句成语：“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走社走资”，才是领导人所关心的问题。) + +　　问：刘、邓、彭、李(井泉)、贾(启允)该不该打倒？ + +　　苗：该打倒。 + +　　问：请你谈一下有关“遵义事件”的问题，邓小平在58年来贵州作了些什么指示？ + +　　苗：邓来说深耕。省委说深耕八寸到一尺，邓说你这样叫深耕？要2尺、3尺、到4尺。土地要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种粮，三分之一种芍药……根据他的指示，就把耕地的面积缩小了，生产就退水。他找遵义、绥阳的县委书记说：你们绥阳就应该是产麻的县。还说应该多养猪，将来要有每人60斤猪肉。要有大集体、小自由。还讲要很好地办好托儿所、食堂，浪费最大的就是托儿和家务。 + +　　影响最大的就是有关部门深耕的问题，我们在遵义开了电话会，把他讲的精神传达了。邓这次来，在省委里。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副省长和他一起开了座谈会，厅局长以上的干部都听我们传达了。传达会议是在花溪招待所饭厅。 + +　　65年邓又来贵州，我不在家，在铜仁搞“四清”，贾传达过精神。说邓说，贵州条件比四川好，要超过四川，要后来居上。李井泉说“四清”的问题，以方向、道路、所有制为中心，意思是纠正单干，李立知道。 + +　　问：周与邓的关系如何？ + +　　苗：他送茅台酒给邓，其余不知道。李大章、钱瑛来“四清”后，周林不服，写信到中央邓小平，要翻案。邓65年来贵州，听贾启允说，邓说贵州的问题由中央来处理，下面不要管了。 + +　　问：中央还有哪些参与周的处理？ + +　　苗：64年是刘少奇解决。64年刘到昆明，王光美作桃园经验介绍。他作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李大章向刘少奇反映贵州的情况，刘即派钱瑛来贵州，钱又反映情况，刘又派2000名干部来夺权。刘、钱处理周的态度不知道。 + +　　后周林、赵欲樵调四川，我留下来了。贾启允组织人批判过周一次，周林未参加。7月份开三干会，贾启允的态度很明确，他表示，(周的问题)再也不准提了。 + +　　发生(死人)问题中，春节以前，在四川开过会，“五、五、二”是四川的办法，是李井泉的，60年1月在四川开会讲的。 + +　　问：关于“事件”问题，向中央汇报过没有？ + +　　苗：60年春天，周总理来，周林做汇报，只报了8万人。后中央派金兆典来。以后6月份是谭震林、刘澜涛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打电话来叫周林汇报，他(们)在上海，后去了，还有李景膺也去了，这是正式的汇报，两人当面汇报，那一次是正式汇报。汇报时，估计数字有减。 + +　　谢富治来，那时西南局也派了余江震来处理这件事，周林作了公开检查，他的检查报告到中央。 + +　　金兆典来，周林叫王立山打电话给赵欲樵，说中央有人来检查，你们在数目字上要统一一下。 + +　　牵涉到中央的问题，如高估产、高征购、高指标，就牵涉到中央。毛主席指示全国征购保持到八百几十亿斤，但中央都增上去了。毛主席一再说粮食没有那么多，他们说有八千亿，争取到一万亿。实际上高估产有全国性。比如劳动力，主席讲，城市人口的增加，脱产人员不能太多了，但就是不执行。主要，中央部门的浮夸都很大，使下面很难办。邓当时来说农业问题解决了。按他的“三三制”，死的人还要多。 + +　　问：你说刘少奇应该打倒，但根据你说的，还不能说明问题。 + +　　苗：困难时期，刘少奇说，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留地可以到20%，这是李井泉说的，他说，刘主席有这个意见。河南借地，邓小平讲，社员可借一亩保命地，叫我们也借。62年，主席说我们的困难已经过去了。但在62年春天，陈云讲：“我们对困难(估计)不足，已处在非常时期，要采用非常手段”。那时对大家的神经都很紧张，好像国家就要灭亡一样。邓小平说：“一切权力集中于中央，一团乱麻一人理”。于是高价商品、高价糖等经济措施(出来了)。听说邓子恢公开提出搞单干。 + +　　八届十中全会以前，从中央办公厅发来一个文件，叫讨论单干问题。提出什么叫“单干？是经营管理问题还是单干”？这提纲不知是谁写的，十中全会一开就不了了之。 + +　　问：62年甄别是怎么回事？ + +　　苗：这是刘少奇搞的，有个文件，说党内斗争过头了，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要平反。所以是全国性的。 + +　　采访结束。 + +　　来源：张再兴编《1959-1960年“贵州事件”资料集》（贵阳，2002）。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008.txt b/CCRD/2/6/10/0000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215975e05dd4cbffd284ea47e98b358bb1260df --- /dev/null +++ b/CCRD/2/6/10/000008.txt @@ -0,0 +1,23 @@ +# 张一樵谈“遵义事件” （记录稿） + +　　<贵州、张一樵> + +　　时间：1967年6月29日 + +　　地点：贵州工学院学生宿舍5902-325室 + +　　采访人：矿业学院东方红、人民大学三红等3人，贵州工学院“九·一五”等数人 + +　　被采访人：张一樵(时任贵阳市长) + +　　张：65年11月，邓小平、薄一波、李富春、李井泉来了。21号或22号上午，在金桥饭店接见我们，我们去了。贾启允汇报了三线建设情况及农业生产情况。李井泉讲厂社结合问题。叫办厂的向社员讲，社员的儿子将来可以参加工厂，这样，农民就爱厂了，吃菜也有了。20%作内换工。 + +　　邓小平讲建党建团问题。讲过去没发展，不要急，通过四清后发展。说到“四清”问题，要组成“四清”专业队。他介绍说，中南有20万，华东18万，还讲贵州也可以搞他2万、2万5。 + +　　还谈到“过去的‘四清’一风吹，今后来过”。这实际上就是把周林的案翻了，“一风吹了”。 + +　　65年7月贾他个人从西南局回来，拿了一件决议文件，原处理周林的文件是说他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质的错误，而他拿来的文件中把“路线”二字去掉了。他还说，周的问题和邓子恢、曾希聖的性质不同，说周林未公开提出单干。 + +　　结束。 + +　　来源：张再兴编《1959-1960年“贵州事件”资料集》（贵阳，2002）。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009.txt b/CCRD/2/6/10/0000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770f14f7fa1beb5cda4507467158906cfa09233 --- /dev/null +++ b/CCRD/2/6/10/000009.txt @@ -0,0 +1,43 @@ +#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紫阳罪恶言行汇编（摘录） + +　　<中山大学革命造反委员会、市委机关遵义公社市党校兵团> + +　　（赵紫阳）强行下令“每日三顿干饭”，造成人为的粮荒。为了推卸和掩饰罪责，悍然大搞“反瞒产”， 残酷打击基层干部，使群众生活遭受更严重困难。 + +　　“广东今年粮食已经足够全省人民全年放开肚皮每日吃三顿干饭，并留足明年种子，同时每人还有七百斤的饲料粮和500斤储备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省委才肯定地宣布：广东的粮食问题解决了。” + +　　（赵紫阳）（《论农业生产的新阶段》。《上游》，1958年第5期) + +　　（省委宣布—天吃三顿干饭，对全省农民是一极大的鼓舞。各地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并且一直坚持下去。） + +　　（赵紫阳）（《论农业生产的新阶段》。《上游》，1958年第5期） + +　　1959 年春，一日吃三顿干饭的恶果已经开始暴露，受到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反对时，陶、赵这伙混蛋，仍然一意孤行，蛮干下去。陶、赵两人还亲自出马，分别到 东莞、徐闻两县大搞所谓“反瞒产”的试点，在那里创造了所谓“领导下定决心，大反公社干部的‘右倾’，把矛头对准连排干部，对基层干部施加压力的“经 验”，向全省推广，并规定各地、县委搞出的“瞒产”指标，要求每个县都召开大规模的干部会议，把基层干部集中到县，命令地委亲自去掌握，查出“瞒产数 字”，否则，就要挨斗争，被撤职，就是诋毁三面红旗的“右倾分子”。有的县甚至动用专政工具，把基层干部集中到公安局交代。大搞白色恐怖，打击了大批农村 基层干部。结果，陶、赵一伙真的捞到了不少空头数字。于是，又以省委名义命令各地： 一定要坚持执行每天吃三餐干饭。这就给当时农村生活安排造成严重困难，不少社队，由于粮食不足，出现了水肿甚至饿死人等现象。 + +　　湛江、徐闻反瞒产特点是： 决心大，方法对，只要三几天的艰苦努力就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高潮。整个湛江可能搞到几亿到10亿斤。 + +　　从徐闻情况，说明二个问题：一、粮食很多，没有不瞒产的连（相当大队)，连以下的干部100%都有瞒产。而且生产愈好愈是重点，瞒产愈多……，大体每亩 瞒产200斤，多的达500至600斤。二，凡是闹粮食闹得愈厉害的瞒产也瞒得愈厉害。看来每个公社搞出千把万斤粮食是可能的，因此，仍然可以吃三顿干 饭。...... + +　　全省反瞒产搞出50至60亿斤粮食，全省每人平均可搞到100多斤（具体分配任务如下：海南5亿，高要10亿多，佛山15亿，韶关6至7亿，汕头10亿，湛江10亿） + +　　干部会议要集中到县上来开，开万把人的大会，......一要打通思想，二要突破一点，三突破后的干部就放出去斗争，四要不断反右倾，整顿队伍。（赵紫阳）( 1959.1.26在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 +　　拒不交代的，要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给予处分，在运动期间仍然继续分散隐藏粮食的，要予以法办。　（赵紫阳）（1959．l《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 + +　　赵紫阳58年在徐闻“蹲点”搞反“瞒产”，对干部实行残酷斗争结果，结果压出了一亿斤的假瞒产数字（徐闻年产才二亿多斤）。省委奖了一部苏联小吉普车，赵临走上车时还狡猾地说：“反出那么多，可能有虚假，但起码有五成。” + +　　赵对广大农村基层干部采取扣押法办力法。1958年12月24日赵说：“不动用行政不行，抓他几个好不好？”下命令要公安局抓人。当天在大会上就无理拘捕了八个人。有的判刑“劳改”二、三年，有两个在狱中死了。　（中山大学革命造反委员会《徐闻调查报告》） + +　　看来，在坚决反（注： 指反瞒产）的条件下，用规定上级任务（即包干）的办法可行。（赵紫阳对雷南县下桥公社东方红管理区解决粮食问题报告的批示） + +　　省委认为赵紫阳同志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很好，其经验是成功的，做法是正确的，....粮食是有的，绝不能有所动摇和怀疑，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彻底弄清粮食真象。（1959.1.31《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广东省委的批示） + +　　既然1958年粮食大丰收，为什么许多地方一度发生粮食紧张的现象呢？今年一月以来各地在整顿粮食工作中开展的反对瞒产，反对本位主义的斗争充分揭露了 这一问题的实质。证明粮食紧张完全是假相，主要是由于生产队和分队干部（原来的农业社主任和生产队长）瞒产私分，闹本位主义引起的。本位主义思想之所以恰 恰在现在表现得这样严重，这样突出，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人民公社化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但是人们的思想认识却跟不上去的结果。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性质 和人们的思想还停留在原来小社的水平，处处只有小公打算的本位主义是不能兼容的，因而在公社化后不久就突出起来。（赵紫阳）( 1959.2.17在中共广东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 + +　　把本队的粮食交给公社，如果别队不交，自己不是要吃亏吗？粮食由公社统一掌握，不会被国家大量调走吗？原来的小社和生产队干部也是有顾虑，不放心的。这 就是造成普遍瞒产和私分的心理状态和社会根源。另外，秋收前后公社初办，机构不健全、制度混乱；加上领导上盲目乐观，没有抓紧粮食工作；任务分配不够合 理；入库工作有严重的混乱现象等等，就更加漏洞百出，为瞒产私分大开方便之门，以致几乎没有一个生产队不瞒报几万斤，十几万斤，甚至几十万斤，百把万斤 的。（赵紫阳）　(1959.2.17在中共广东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 + +　　开展反对瞒产，反对本位主义斗争以来，仅在各级扩大干部会议上就已经交代出瞒报粮食四十亿斤，取得很大胜利，目前运动仍深入发展中。各地经验证明，凡是决心大，方法对头，运动已经 开展起来的地方，不仅国家的公购粮食任务可以完成，群众的生活可以安排得更好，而且农村的形势很快好转，算帐派和保守分子很快低头，群众情绪大为高涨，生产劲头很快就再度昂扬起来。这就充分说明粮食是有的。（赵紫阳）　(1959.2.17在中共广东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 + +　　因赵紫阳反瞒产，克扣农民口粮，造成农村水肿病十分严重。按常年统计，一般死亡率为0.6%，而1960年，根据二十个县的调查，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二点五。 + +　　来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紫阳罪恶言行汇编》（中山大学革命造反委员会、市委机关遵义公社市党校兵团，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010.txt b/CCRD/2/6/10/0000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69399abb379d9ec65869dd449ff7fd39ff41408 --- /dev/null +++ b/CCRD/2/6/10/000010.txt @@ -0,0 +1,43 @@ +# 杨用信谈“遵义事件” (记录稿) + +　　<贵州、杨用信> + +　　时间：1967年元月3日21:30-23:30 + +　　地点：贵州省委一楼接待室 + +　　采访人：贵州工学院教师赵安国、陈昭琼、廖昌明 + +　　被采访人：杨用信(现省监委副书记) + +　　事宜：了解有关部门“遵义事件”的原因及处理情况 + +　　记录杨用信同志口述： + +　　“遵义事件”是很令人痛心的，故称“遵义事件”。后来不说事件了，因为对干部的影响和压力都很大。 + +　　“遵义事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没有贯彻中央指示。 + +　　1959年5月《党内通信》下来，贴到了每个食堂，但是没有执行。说了闲时吃稀，忙时吃干。有关吃饭问题及有关插秧问题，共六条。贵州59年的“五风一化”即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违法乱纪风、共产风、浮夸风等，特别是瞎指挥，把各队的劳动力集中起来，搞丰产田、丰产坝，因为58年省委搞了“插红旗、拔白旗”，谁庄稼不好就斗争。58年8月强迫命令风就下了了。59年至60年下指示：“吃饭集团化，行动军事化，劳动战斗化”坚持办食堂，说把食堂办好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阵地，办不好社会主义阵地就丢了。1959年减产，加上强迫命令、高征购达到28亿斤(全省)，59年国庆节征购完成，实际上完成任务是虚假的，没有入仓。待入仓后，群众没有粮食了，还要把食堂办好。上、下边都浮夸，主要在上边，都不说实话。浮夸的数字存在，刚完成征购，还不到估产的20%，省委不相信下边反映没有粮食，又不砍浮夸数字，不给下边发粮，群众说：“算起有，取起无”。谁也不相信谁。这样，59年12月到60年1、2月，有两、三个月没往下发粮。办公共食堂、没有自留地(大约59年就没有自留地了，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里头苗春亭有责任)。首先，60年2月份在湄潭发现缺粮，还不承认。三月开省党代表，批评过他们。遵义地委反映过，但不严肃。 + +　　1960年3月，我在北京开会，4月回来，看到情况很焦急。60年4月底5月初，中央派监委金兆典等同志来检查。检查后，周林大吃一惊，承认死人这个事实，但不承认死得那样多，说只有二万多人。于是统一口径，各专县按比例分死人数字。这个数字不足六十万，估计三十万，不能外传。为什么统计有那么多呢？首先湄潭发粮，每人每天一斤，人口报的多，61年普选，人口与浮报数字相差就大了。 + +　　1960年6月，金兆典走后，省监委李景膺同志去中央汇报，9月中央谢富治同志、李永利(中央组织部幹部)与西南(局)余江震(书记)来贵州传达“十二条”，他很谦虚，作了报告，不讲贵州的事，讲云南，实际批评贵州。他派了几个组到毕节、遵义、黔南等地调查，也到过群众中。 + +　　处理主要是省委作的决定，有遵义地委第一书记李书波，毕节孟子明、金沙县委书记赵广玉。当时没有正式文件，后报中央批，李书波是补报的，批了没有不清楚。何林是1961年8月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的。 + +　　处理的县委有：遵义县委陈耀华(留党查看)、湄潭县委副书记柳耀华(撤职)、湄潭副县长容镜死刑，副书记王卿臣撤职。 + +　　容镜为了开丰产会，搞万头猪场，把全区的猪集中起来，说是一个地方的。开会大家参观丰产又看见死人，就把人关在烤烟房里，关死几十人，还私设监狱。 + +　　60年5月前，存在地方群众给中央的信件的情况，查获了就吊打、关押、判刑，谁说了实话，就说谁不相信人民公社，反对三面红旗。 + +　　1964年“四清”时，李大章、钱瑛、陈纲来了，后来张健民从河南调来，张一樵从浙江温州调来。当时周林、苗春亭都停职反省，后改组省委，中央讨论情况就不知道了。周林、苗春亭的问题都搞专案，决定周不作(省委)书记(调西南局)，还说服大家，说河南、山东、安徽也这样处理的。周林的罪只有两条了，一是包庇伍嘉谟，二是搞单干。“贵州事件”已处理了。 + +　　对“贵州事件”处理，我认为有问题，即整下不整上。周林还会整自己？60年谢富治来，省委问题没揭出，处理了李书波、何林。64年省委问题揭出来了，一个也不作处理，我们有意见。贾启允形左实右，“四清”时，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各级检查，人人过关，后发现不对。省委有问题，地县都有问题吗？大家纷纷议论。65年7月开会，大家提了意见，说李大章“估计贵州情况过严重，批判过宽”，之后，贾宣布，“大家不要再讲了，作为一个纪律”就压下来了。 + +　　当时中央指示有《党内通信》和成都会议(关于粮食问题)的决定，说该销则销，省委干脆不销，武昌会议指示，都没有执行。59年打“常、夏、李反党集团”，弄得人人自危，打了很多反党集团。不说大民主，连小自由都没有了。提供了解情况的人有：李志奇(黔南书记)、杨绍荣(省供销社主任)、耿焕民(现在毕节)、廖华锋(省农科所党委书记)、屈宪章(现在遵义专区秘书长)、李洪涛(绥阳县委书记)、李子风(现遵义地委书记)。 + +　　结束。 + +　　来源：张再兴编《1959-1960年“贵州事件”资料集》（贵阳，2002）。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011.txt b/CCRD/2/6/10/0000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c65070103018be48c8ab1dfd2ae23221211e8d4 --- /dev/null +++ b/CCRD/2/6/10/000011.txt @@ -0,0 +1,99 @@ +# 叶谷霖谈“遵义(贵州)事件” (记录稿) + +　　<贵州、叶谷霖> + +　　时间：1967年元月3日 + +　　地点：(贵州工学院)5902学生宿舍三楼5号 + +　　采访人：“遵义事件”调查团团员童志权、张再兴等十人。 + +　　被采访者：叶谷霖(省委委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在采访时，任贵州工学院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 + +　　记录如下： + +　　“遵义事件”的前后，我了解情况不多。62年省委在花溪党校组织学习2、3个月，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对照毛主席著作，现回忆一下。64年省委揭盖子又揭了一下，了解一些。我60年搞了半年的整风整社(在毕节)，也可介绍一下这段时期的情况。 + +　　“遵义事件”实际上是“贵州事件”，不过开始发生在遵义。当时毕节专区也很严重，毕节、金沙、水城、大方都严重，特别是毕节金沙，62年又发现黔东南黄平、镇远也死人。黄平的重安江很严重。63年在揭省委盖子时又把铜仁的思南等地的情况揭出来了。黔南的都匀、望谟、罗甸也有问题，惟独安顺好一点。因此应叫“贵州事件”。 + +　　“遵义事件”在全国较突出的四省之中(安徽、河南、甘肃、贵州)是典型代表，是极其严重的。 + +　　事件的形成：58年大跃进，领导思想上没有数，强迫命令、五风一化，是一重要因素。搞高指标、高征购、反瞒产“捉鬼拿粮”。59年有的地方干旱、减产，上面压得紧，就虚报浮夸。省委要负责的是徐健生，他搞“捉鬼拿粮”，强制征购粮食，没有就开斗争会，搞假现场，假参观，把群众的粮都搞上来了。这以后发现了浮肿和死人的情况，但当时还不敢讲是饿死的。高指标、高征购是上面来的，在下面较好的干部说了真话减产，坚持真理，那就要反他的右倾，拔白旗。把那些说真话的人撤下去，虚报的就表扬。虚报浮夸是很严重的。59年冬开始发现死人，60年春，死人就较突出了。在开现场会时，仓库粮食是满满的，但看群众饿死就是不发给群众。干部都没有粮，不敢要粮。 + +　　毕节县(地)委书记孟子明(现在省政协工作)虽也搞“捉鬼拿粮”，但“捉鬼拿粮”是徐健生搞的。发现(死人情况)是吴实等在遵义发现的，而且是采取了一些措施。60年春带着粮下去，去解决。当时农村情况叫突出的是湄潭、金沙，王卿臣、赵广玉被判刑，因为这两个县死人多，较集中。遵义县也很严重。 + +　　60年春又有一个自然灾害，61年这现象还有继续。死人的数量，一个县都有几万人，金沙原30多万，现在只有20多万，湄潭(死人)也在10万人以上。省委总认为下面的粮食多。搞“捉鬼拿粮”，徐健生要负主要责任，周、苗也有关。搞“捉鬼拿粮”，干部打击面很广。 + +　　毛主席当时有个《党内通信》六条，讲过不要搞高指标，有的干部就是不相信毛主席的指示(如毕节孟子明)，因而犯错误。更主要的是省委，因为省委是掌舵的，云南和我们相邻两省，那时云南就好。 + +　　那时省委措施不力，主要是他们认识不到严重性，而且不准了解死人情况，省委没有如实向中央报此情况。反映情况也不老实。有些地方的严重性数字也没有如实的报。原来应是“贵州事件”但只叫成“遵义事件”，这就是怕暴露全省的情况。64年曾经揭出来，(说)周林说过：“要说成‘贵州事件’，那我们省委咋办”？ + +　　60年谢富治来调查，基本上了解了情况，谢富治的报告很好，对省委批判了，并叫吸取教训。 + +　　在死人后，省委采取措施不力，并且此问题发生后，省委就吓破了胆，以后“单干”就和“遵义事件”联系的。61年62年的单干直接来源于这点，省委又不敢管了。周林说：“从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就对三面红旗有所动摇了”，就是以后不敢搞阶级斗争。62年有一段很不像样，干部躺着不干也不管。 + +　　60年发现了事情严重，61年整风整社。60年冬天我们下到毕节恢复生产，安排群众生活。那时生活困难，60年冬到61年春，浮肿很严重。我带一个工作团500人在毕节金沙场整风整社，贯彻中央六条、十二条、六十条，整风正社搞了半年。 + +　　大搞食堂是苗春亭搞的坏点子。写假报告上报中央，还有批语的，流毒全国，后61年撤消。 + +　　61年整风整社以后，六十条下达，才逐渐恢复。61年浮肿情况开始下降。 + +　　处理情况：60年夏天揭问题时，因为直接执行“捉鬼拿粮”是基层干部，因此一开斗争会，群众对大队的干部很愤恨，就损害一批干部，把矛头对准了基层干部，而对省、地委的问题看得不够。60年冬撤了孟子明、李书波的地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在县委一级，湄潭、金沙、遵义县处理了一些。判刑的只有王卿臣、赵广玉。61年整风整社有把基层干部整了一下，一搞就是县、区、社、队的，打击面很广。法办了一批过去打死人的干部(在看他们的材料是很吓人，实际有些因为高指标、高征购，斗争时打了几下，有些不完全是被打死的)，整得不对头，所以62年来了一个大甄别，仅涉及到法律问题的平反都有一千多人，几次都没有整到省里干部， + +　　62年这个平反是从上面下去的，怎么能彻底，作为政法方面的还能说得过。但更大量的是批判、斗争、撤职的。所以很多的积极分子不敢当干部，今天还不知道明天的下场。在“遵义事件”中也出现一些犯罪的，小偷小摸、自由市场等发生了问题，虽是人民内部矛盾，但结合新三反进行处理的，62~63年又搞了案件复查处理，这与监委有关部门。处理的数量你们可以查一个区的数量来了解。这些没有在我们那里备案。62年我们发出了一个宰杀耕牛着要法办的指示，那时很多人饿了杀牛的，我们也法办了一些。那时省委高高在上的发了一些指示，也损害了一些群众，后果是很严重的。 + +　　62年春天，中央开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讲了话，但贵州省没有认真贯彻中央大会的精神。在七千人大会后，省委、周林很麻痹，认为过关了，反正四川和其他省也有这个现象，中央也作了检查。因此周林传达时没有认真的作过干部思想工作，没有真正揭开省委的盖子。61年开始，粮食逐渐上升特别是六十条以后，七千人大会和毛主席提出阶级斗争以后有好转。 + +　　前省委的罪恶很大，“事件”之所以造成就是不实事求是。高指标、高征购是省委的，当时金沙县委书记赵广玉是周林表扬的好干部，结果是坏蛋，不调查研究。下面干部也不敢低报指标。 + +　　毛主席的“六条”是印发下去到农村支部的，但是没有解决思想问题。“捉鬼拿粮”的经验是全省广播了的。发现了问题不是采取措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掩掩盖盖。 + +　　60年群众死人，而省委、周林等人却在花溪修房子。 + +　　问：“富裕农民”是谁提的？ + +　　叶：“富裕农民”在遵义搞的最早，后来批判了，没有看见“论中农”的小册子。 + +　　问：关于分配问题，那时是集体经济还是半集体的伙食制加工资制？ + +　　叶：不知道。 + +　　问；枪毙容镜的问题是怎样一回事？ + +　　叶：这是省委在遵义开会后，李景膺(省监委书记)在60年夏天去上报中央的，周林也去了。主要是容镜在绥阳(场)烤烟棚里关了几十个浮肿病人(因为那时县委书记[会]在那开，他怕别人看见此情况)，后来这几十个人除几个人外全部被关死了。这一案件上报中央，没经过高级人民法院。 + +　　问：你对“遵义事件”的看法怎样？ + +　　叶：总的来说这事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关键是省委，从根本上没有作深入调查，下面不敢说真话，而假话成风。后来听说其他几个省有类似情况，如安徽、河南、甘肃的省委都有撤职的，而周林投机，在中央作了一个检查，那时中央也承担了一些责任。62年以后，周林就骄傲了。 + +　　我认为此处理不彻底，处理了大批基层干部，法律处分只有王卿臣、赵广玉，后又撤了两个县委书记的职，而省委在这个事情上没处理一个人。 + +　　周林的处理主要是64年在揭出他走资本主义道路方面其他问题时才处理的，周林处理是极轻的。 + +　　现在应该处理谁呢？要调查，我认为首先要处理徐健生，再是周、苗、赵。64年三干会上(由李大章、钱瑛主持)基本上揭出来了，但处理不够。处理周林是清算他十多年的帐。 + +　　仅“遵义事件”周林就该撤职。以后65年周林还不老实，要翻案。 + +　　省三干会的简报，直接有一份给中央，毛主席会知道的。周林的问题中央政治局会知道。65年三干会上，谈到周林又到西南局当书记时，没有一个人是通的，总认为至少劳动几年再说，后来才知道中央作了决定。 + +　　处理问题，是不严肃的。全省一千七百万人是不满意的。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中央也作了检查，那时林彪同志讲：我们没有经验，在建设时期也要付出代价。我同意把周林拉回来斗，挽回影响。 + +　　问：谢富治来之前，省委为啥要派赵欲樵去遵义？ + +　　叶：赵欲樵是谢富治来以前，60年5月到遵义，当时周林布置统一口径，瞒中央。三干会上几百份简报也说明了这点。 + +　　问：当时向中央如实汇报情况的信件被扣的情况导电是怎么回事？省委有否指示？ + +　　叶：桐梓县也出现扣人信件问题，我们处理了一个公社党委书记。那是一个专业军人向中央告状，被党委书记和公安部门扣下来了。 + +　　当时省委在这方面没有指示，我知道政法和公安部部门没有指示。我是和李景膺处理桐梓县的案件时才知道的。 + +　　公安部门在此事上可以直接插手来管。 + +　　问：揪“常、夏、李反党集团”对虚报浮夸起什么作用？ + +　　当时主要是把庐山会议的精神歪曲了，助长了虚报浮夸。 + +　　记录人：张再兴、刘福一。 + +　　来源：张再兴编《1959-1960年“贵州事件”资料集》（贵阳，2002）。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012.txt b/CCRD/2/6/10/0000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993488b040f722b023e995194fcdf3f24dd12eb --- /dev/null +++ b/CCRD/2/6/10/000012.txt @@ -0,0 +1,181 @@ +# 谢兆生谈“遵义事件” (记录稿) + +　　<贵州、谢兆生> + +　　时间：1967年元月7日14:40-16:50 + +　　地点：省粮食厅统计处 + +　　采访人：赵安国、陈昭群、廖昌明、华国庆 + +　　被采访人：谢兆生(贵州省粮食厅计统处长) + +　　事宜：有关58-61年贵州及遵义的粮食情况及政策 + +　　谢兆生同志口述： + +　　“遵义事件”的根子是虚报浮夸。 + +## 1953年-1961年粮食流通情况 + +　　年份 1953 + +　　全省实际产量 + +　　全省征购原粮/折合贸易粮 20.80/15.74(亿斤) + +　　遵义征购原粮/折合贸易粮 4.85/3.70(亿斤) + +　　年份 1954 + +　　全省实际产量 80(亿斤) + +　　全省征购原粮/折合贸易粮 24.13/18.18(亿斤) + +　　遵义征购原粮/折合贸易粮 5.75/4.33(亿斤) + +　　年份 1955 + +　　全省实际产量 85(亿斤) + +　　全省征购原粮/折合贸易粮 23.16/17.88(亿斤) + +　　遵义征购原粮/折合贸易粮 5.70/4.25(亿斤) + +　　全省返销农村 3.49(亿斤) + +　　遵义返销 1.30(亿斤) + +　　全省周转量 1.00(亿斤) + +　　遵义周转量 0.10(亿斤) + +　　年份 1956 + +　　全省实际产量 97(亿斤) + +　　全省征购原粮/折合贸易粮 21.6/17.6(亿斤) + +　　遵义征购原粮/折合贸易粮 5.6/4.2(亿斤) + +　　全省返销农村 3.44(亿斤) + +　　遵义返销 0.8(亿斤) + +　　全省周转量 1.05(亿斤) + +　　遵义周转量 0.36(亿斤) + +　　年份 1957 + +　　全省实际产量 107(亿斤) + +　　全省征购原粮/折合贸易粮 27.2/21.2(亿斤) + +　　遵义征购原粮/折合贸易粮 6.45/4.98(亿斤) + +　　全省返销农村 2.97(亿斤) + +　　遵义返销 0.63(亿斤) + +　　全省周转量 1.50(亿斤) + +　　遵义周转量 0.47(亿斤) + +　　年份 1958 + +　　全省实际产量 110(亿斤) + +　　全省征购原粮/折合贸易粮 33.53/27.6(亿斤) + +　　遵义征购原粮/折合贸易粮 8.32/6.63(亿斤) + +　　全省返销农村 6.00(亿斤) + +　　遵义返销 1.74(亿斤) + +　　全省周转量 1.44(亿斤) + +　　遵义周转量 0.31(亿斤) + +　　年份 1959 + +　　全省实际产量 90多(亿斤) + +　　全省征购原粮/折合贸易粮 40.2/31.92(亿斤) + +　　遵义征购原粮/折合贸易粮 9.4/7.4(亿斤) + +　　全省返销农村 9.7(亿斤) + +　　遵义返销 2.67(亿斤) + +　　全省周转量 0.55(亿斤) + +　　遵义周转量 0.11(亿斤) + +　　年份 1960 + +　　全省实际产量 80(亿斤) + +　　全省征购原粮/折合贸易粮 32.95/21.76(亿斤) + +　　遵义征购原粮/折合贸易粮 5.92/4.78(亿斤) + +　　全省返销农村 16.0(亿斤) + +　　遵义返销 4.37(亿斤) + +　　全省周转量 0.54(亿斤) + +　　遵义周转量 0.10(亿斤) + +　　年份 1961 + +　　全省实际产量 65(亿斤) + +　　全省征购原粮/折合贸易粮 19.74/16.4(亿斤) + +　　遵义征购原粮/折合贸易粮 3.79/3.14(亿斤) + +　　全省返销农村 7.94(亿斤) + +　　遵义返销 1.42(亿斤) + +　　全省周转量 0.55(亿斤) + +　　遵义周转量 0.10(亿斤) + +　　(注：58年报150亿斤，落实110亿斤；59年报160-170亿斤，核实90多亿斤) + +　　由于数据全是保密的，整理时不能列出数据(按：当时遵守了谢兆生的意见，没有列出这些数据)。 + +　　59年、60年粮食总产量不如1957年，但征购量却为1957年的1.5倍。因为59年-60年发现死人严重情况，故回销分别为1957年的4-7倍。60年回销接近征购数字。农村周转粮仅为57年的1/4-1/5。 + +　　总的来说，58年-60年粮食产量数字是虚报浮夸，62-63年又不上报数字，不止73、74亿。因为一有单干，二留有自留地，这部分未算入。64年85亿。 + +　　历年来贵州征购粮食的政策及办法：1953年起，中共中央国务院作了有关部门统购统销的指示，就采取“政治动员，积极分子带头完成统购任务”，有“过征购”现象。1954年实行“随征带购”，根据土改分地比例进行。界限是每人分口粮400斤以下不征购。400斤以上分四个标准，遵义在420-450斤左右不统购(当中包括40-50斤饲料)，产量减去应得口粮剩下为余粮，购余粮的70-90%，余粮多就多购。 + +　　1955-1957年采用“三定”：定产、定购、定销。产量、征购定下来三年不变。定销一年一评。还有“以丰补歉”方针。即增产地区征购增产部分的40%，销到歉粮区。 + +　　58年至61年，我个人看，也说有办法，也说没有办法。事前(以)高产量和公社搞“合同制度”。春天，根据订的计划，国家和公社定合同。那时高指标，估产高，国家按比例征购，当然征购就高了。 + +　　其次，1959-1960年办大食堂，粮食没有进行分配，食堂管理很差，每天两三顿白米饭，征购多，吃的也多，下边就没有粮食了。 + +　　这时金沙的赵广玉带头反“瞒产”。 + +　　遵义地委于1959年11月底至12月初，在正安县安场区开现场会，负责人是鸣跃忠(现省人民银行副行长，原地委财贸部长)，现场会就是“反瞒产”。遵义专区向省委报到40亿斤左右。我当时下放劳动一个月，参加了会议。县委书记李××(现凤岗县委书记)和吕银华(现地委财办副主任，原专区粮食部长)已经受了批评去的。会上我想摸摸底，只摸了个格林区，就差一千多万斤。因为有个人主义，没敢正式提出，只跟区委书记说了，他还说有瞒产。现场会有专管财贸的区委书记参加。安场区把全区红苕集中在一起，红苕片、红薯很多，当时我还受骗了，不知是全区集中起来的。我与几个同志算帐，一个一个县的算，勉强奏了三十亿斤，公布却说是四十亿斤。实际只有二十多亿斤。因此，吕银华还被斗了一次。 + +　　后发现死人了，吴肃和民政厅副厅长向省里反映，翟树仁(现贵阳糖业公司)在绥阳发现情况，回来汇报还被斗了一次(是“常、夏、李”以后)。吕银华私下和我讲销粮不够，至少差几千万斤。 + +　　1960年元月，徐健生在省里召开财贸的四级干部会，各专区都报粮食销售指标不够。鸣跃忠一个人说遵义没有问题。我们说遵义不够，省里宣布给遵义三百万斤(注：当时全专区360万人口，每人仅得不到一斤，省里也算开恩！)，鸣跃忠不要。 + +　　事情发生后，要粮很多。1960年春节，李书波要粮，省里还压，定量按四川经验，贵州是搞“五、五、二”。 + +　　最后说明两点：(1)数字是国家机密，不外传，不公布。(2)我回忆的情况供分析参考。 + +　　在1964年三干会上，粮食厅腾绍武厅长有专门揭发发言，稿子是我们参加搞的。 + +　　(未经本人审阅，仅作参考，不得宣传。) + +　　来源：张再兴编《1959-1960年“贵州事件”资料集》（贵阳，2002）。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013.txt b/CCRD/2/6/10/00001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93cc37c9ca893051f64c5c00d6fdb254cdfd214 --- /dev/null +++ b/CCRD/2/6/10/000013.txt @@ -0,0 +1,35 @@ +# 杨绍荣谈“遵义事件” (记录稿) + +　　<贵州、杨绍荣> + +　　时间：1967年元月7日19：00-21：00 + +　　地点：贵州省供销社二楼办公室 + +　　采访人：赵安国等四人 + +　　被采访人：杨绍荣(原遵义地委副书记，现供销社副主任) + +　　事宜：有关部门“遵义事件”前因后果及处理情况 + +　　杨绍荣同志口述： + +　　我的工作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省里开会传达、中途叫我回去传达精神，然后来贵阳学习两个月，调贵阳，入院养病。“事件”处理一点也不知道。 + +　　当时高估产、高征购。59年上半年，李书波在花溪开地(委)书(记)会，估产35亿斤，说红薯在内还可能超过这数字。我在开粮食定产会，说连红薯只25亿斤。因同时间同在贵阳，两人报的不同，徐健生说，照书记说的办，李书波就揽下了征购10亿斤。要遵义地区拿出10亿斤征购粮，解放初生产不过12亿斤、57年18亿斤、58年22亿斤，59年定35亿斤，我说：不到这个数字。解放后有发展，也不会到30多亿斤。在单产上，我和何林有争论。何林有责任，他是第二把手。 + +　　对遵义办食堂，我提了很多意见。我说这样吃下去，公社吃完了，就要吃国家的。我说办农忙食堂，在食堂吃一顿。我对正安县委书记靳文哉说过，不能把社员的猪都集中起来。59年5月1日，我在赤水调查回地委反映，提倡集体养猪，不能把社员的、私人的集中。就放了些回去。地委开会，就我和李书波吵架。 + +　　1959年在遵义马家湾开现场会，把二十几亩水稻并到一亩地上，省里由吴肃带队，参加高产现场会。第二次是在忠庄铺，是专区的人参加。估产时，我数了谷粒，说只有每亩700斤，李书波说有几千斤，当时我拒绝参加现场会。说我右倾，泼冷水。到1960年4月12日我出院，何林还提我右倾。 + +　　1958年我发现仁怀有问题，我就没请示就指示下边说，凡要出问题(指死人)的就先发粮后请示。因57年有兴义(事件的)教训。但没掌握好，一下销了六千万斤，省里还经常批评。58年是个丰收年，可惜没收起来，是赵欲樵的罪恶。桐梓58年的稻子有的59年还没收。为什么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地委知道，就没有认真研究过。遵义的问题连治洁也跑不脱。 + +　　密植有个科学规定，当时瞎幹。有3×5(寸)、3×3(寸)、4×4(寸)的。群众没认识到，只在路边种，也不分品种，一律对待。59年并秧损失太大。在鸭溪听说还搞过“小麦分层播种”，越密越好。我和耿焕民讨论过，开会时，他不坚持原则，就我一个人说话，当急先锋，说是右倾。 + +　　1960年元月，调动工作，我去省委报到，晚上路上发现死人，是护士下乡回来反映的。我去跟周林反映，他在打麻将，根本听不进去，叫我扭回去看看。 + +　　谢富治总理来，和64年四清，都没找我参加，处理(情况)不清楚。周林、徐健生、苗春亭都是很坏的家伙，一定要揪出来。 + +　　(本文整理后未经本人审阅，仅作参考) + +　　来源：张再兴编《1959-1960年“贵州事件”资料集》（贵阳，2002）。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014.txt b/CCRD/2/6/10/00001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0313cd4569edd5160515ce43b6d0fa246de23d9 --- /dev/null +++ b/CCRD/2/6/10/000014.txt @@ -0,0 +1,37 @@ +# 鸣跃忠谈“遵义事件” (记录稿) + +　　<贵州、鸣跃忠> + +　　时间：1967年元月11日下午3：00-4：30 + +　　地点：省人民银行办公室 + +　　采访人：赵安国等三人 + +　　被采访者：鸣跃忠(“遵义事件”时任遵义地委财贸部长，现贵州省人民银行行长) + +　　事宜：“遵义事件”有关情况 + +　　鸣跃忠同志口述： + +　　“遵义事件”的起因，主要是高指标。1957年我去遵义，产量是22亿斤，58年24亿斤，不到25亿斤。59年吹到32亿和39亿斤以上，报的粮食产量翻了一番两番，这是不可能的。群众完成征购任务以后就没有粮食了。 + +　　省里批判“常、夏、李”的右倾，那时我去湄潭秋征。完成了往年的征购任务(数)以后就再上不去了。我接着去大方开会(搞多种经营如养蜂等)，杨绍荣去搞三天，入库两亿斤，还登了报。11月底到12月初，省里宣布反瞒产。1964年省里三干会简报说，“反瞒产”是一个电话会。地委布置反瞒产的电话会议记录已查出了。 + +　　59年12月，王普(原遵义妇联主任，现外贸办公室主任)在绥阳发现死人，她后去大方开会，在大会上讲了，李书波还批评了她。徐健生问我，因我先去开会，我不知道。粮食厅一个干部也发现了死人，秘书长问我，我说听说过这个情况，县委不承认，随后拨了七十万斤粮食。徐健生批评地委，地委就批评县委。绥阳魏明芳当书记，召集紧急会议，推诿死人的事实，说下面还有粮食，有富裕农民捣鬼，还反瞒产。 + +　　后遵义三合区发现死人，吴实去桐梓发现。吴实叫安排生活。李书波开电话会议，开完后，吴实批评李书波，开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去习水，开了个电话会议，60年2月14日，当时死了约七千人，有人死在食堂无人埋。60年2月16日立刻召集地、县委开会。陈璞如、李书波都到会。又翻过来说下面还有粮食，死人是正常的死人。我说兴义死二千人都是事件，习水也应该称“事件”。陈克国说死人是得“乌鸦症”，死的人嘴巴舌头都是乌黑的。 + +　　省委张树成秘书长调查三合死人为三千人，后改为三百人向中央报告(64年三干会知道的)。 + +　　60年元月份，我和财贸书记何林参加了延安饭店的会议，省里要放卫星。我调了不少东西来。会上，县里的财贸书记都要的回销粮都多，何林请示李书波，李说，不要为难省委，省里给多少要多少。中央给省里两亿斤。各县要七、八千万斤，遵义财贸部门算算要六千万斤，后(省里)给四千万斤，县委书记都有意见。 + +　　60年2-3月份，省委苗春亭搞了食堂十条，完全是假的文件。4月份在遵义开现场会，省里财贸部长祝凯然带队参观，中央粮食部陈国栋来的。省委知道遵义情况，叫在市里开。可是李书波却叫在松林开，叫我带队参观。在遵义市郊军分区过去的路上就看见死了一个小孩。食堂是两三天内做成的锅灶，现把一些猪赶在一起，让大家在那吃了一顿饭。湖南粮食厅长和山东粮食厅长背后跟我说：“你们的生活不落实。”但会上只讲好话，陈国栋也说好。 + +　　遵义地委的各部长，差不多都被反了右倾，59年屈宪章最挨整得凶。“事件”后遵义只处理了一个耿焕民，他管农业。 + +　　1960年3-4月份省里开四级干部会，还吹歪风说有多少猪，问我要猪。我说哪里有猪？5月份赵欲樵兼任书记，实际是连治洁挂帅。1960年8月底我到市委。10月份中央监委一个女同志找我谈话，我报遵义死了7-8万人，市委只认3万，我被斗了一次。1964年三干会统计，遵义达30万人，全省上100万。确实数字不清。周林到西南局我们有意见。李大章如何向中央汇报，就不知道了。那时第一书记说了算，犯过错误的人，不敢说话，作谨慎君子。周林应揪回来。 + +　　(未经本人审阅，仅供参考) + +　　来源：张再兴编《1959-1960年“贵州事件”资料集》（贵阳，2002）。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015.txt b/CCRD/2/6/10/00001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af72d098d8280561471541e4ec82b7fccbbf825 --- /dev/null +++ b/CCRD/2/6/10/000015.txt @@ -0,0 +1,43 @@ +# 欧阳元谈“遵义(贵州)事件” （记录稿） + +　　<贵州、欧阳元> + +　　时间：1967年1月13日下午 + +　　地点：省人委值班室 + +　　采访人：赵安国、华国庆 + +　　被采访人：欧阳元(省人委秘书处工作人员) + +　　欧阳元介绍：我尽我所知，实事求是的谈。 + +　　“遵义事件”也可以说是“贵州事件”。因为问题最早是遵义地区暴露出来，(所以才叫“遵义事件”)。 + +　　我们(与翟树仁等人)59年下半年奉徐健生的指示到绥阳县去安排生活的。当时组织部的一个副部长(名字记不清了)下放到绥阳当副书记(问徐健生就知道)。他反映了这个问题(死人问题)之后，徐健生叫我们去的(当时孙道华也跟我们一起去的)。徐健生给我们的任务是：下去看看，情况严重就开仓发10天的粮。可见省委比我们知道得早。 + +　　下去后，我们找到地委秘书李洪涛。他不否认遵义地区有问题，但他认为绥阳是较好的县，生活安排的较好。到了绥阳县，我们直接找到县委黄书记(管财贸的)，他说下面生活都安排得很好，粮食是有的……。我们对绥阳县城关区作了了解。所见到的人是面黄肌瘦的，土地是荒的，路上无鸡犬，树枝都是光光的……，一片凄凉景象。我们怕他们封锁消息，先向积极分子、贫下中农了解。路上碰到一个瘦如干柴的老头诉说：“要毛主席开开恩……”.当即有一个干部就说这老头是疯子。当时一些干部都麻木不仁。有一个妇女主任带我们去她家，一进门我们见棺材中装了一个死人，床上还有两具尸体。无实权的干部当然也遭殃。这些都是我在绥阳亲眼所见。 + +　　听说，当时有人吃了蕨粑不消化，粪便排不出来，用火钳、火钩从肛门中挖出来。有一个青年农民上山打红籽，一跤摔坐在地上就断气了。 + +　　特别使我们感到非常不满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县委干部开小伙，吃白面小馒头，一餐好几个菜，县委下乡视察都回来吃饭。当时有一个民主人士是副县长，他是闷着脑壳来吃小伙的，因为他家中也有人死了。县委下乡去根本不接触群众，骑车走一趟回来吃小伙、吃肉。连他妈40斤重的架子猪也杀了，挂在门上。 + +　　情况很严重。我们建议县委召开了一个常委会，当时的绥阳县委秘书(名字忘记了)出来为县委书记辩护，不承认事实。后来派了一百多人下去发粮救济，安排生活。 + +　　我们到地委汇报，李书波批评我们说：“你们听了富裕农民的话，这是富裕农民在反击。你们走的是什么道路，我们现在不存在粮食问题。XX村生活如何如何的好。” + +　　回到贵阳，在粮食厅楼上，我们向徐健生汇报，绥阳城关区饿死的人占10%，浮肿的人占10%，粮食已经开仓发出去10天。徐健生马上批评我们说：“下去的时候给你们说过情况严重就开仓发粮，不要统计数字，谁叫你们搞统计数字？”从而看出周、苗、徐一伙早就布置了统一口径，怕中央知道走漏消息。想掩盖事实真相。 + +　　这次调查，我的印象是很深的。我是准备受批的。如果当时揭开了盖子，是不会死那样多人的。后来省委因此怀疑“三面红旗”，用单干的办法来救命，致使贵州资本主义大泛滥，对社会主义经济起了很大的动摇作用、破坏作用。 + +　　再补充一点，我们到绥阳后，省委看到纸是包不住火了，接着又派省人委秘书长翟树仁下去。后来周、苗、也都下去了，但并未接触到问题。 + +　　我估计我们是最早带回实际情况来汇报的人。我看全省都严重。毕节、黔南也一样。贵定的云雾山区的洗马公社，整个公社几乎死光，所剩无几了。有一家双老死在床上无人抬。 + +　　我们给徐健生汇报后，他说：“你们是听了富裕农民的叫嚣，还是到贫下中农家了解的？是病死的还是饿死的？” + +　　其实，病死饿死是一回事，都是饿死的。饿了就病了。当时他们说：他们检查过“所死的人，有的家里还有粮食，不是饿死的，是病死的……”.这是极其荒谬的，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来说话的。当时遵义地委是想了很多办法，拼命的压盖子。 + +　　结束(华国庆抄) + +　　来源：张再兴编《1959-1960年“贵州事件”资料集》（贵阳，2002）。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016.txt b/CCRD/2/6/10/00001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81367be7763dd764c1a63a53e65b606220e88fb --- /dev/null +++ b/CCRD/2/6/10/000016.txt @@ -0,0 +1,63 @@ +# 李立对“遵义事件调查团”的谈话 （记录稿） + +　　<贵州、李立> + +　　(李立：贵州省“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 + +　　时间：1967年元月19日下午2时 + +　　地点：省委李立同志住地 + +　　参加者：李立同志(省长)、张思白及曹雪惠同志(李立同志的秘书) + +　　被接见人：刘福一、廖昌明(“遵义事件调查团”联络员) + +　　在座谈会开始时，我们谈了“遵义事件”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周林、苗春亭、赵欲樵等，违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一手造成的“遵义事件”，他给党和毛主席造成了极大的政治损失。我们“遵义事件调查团”为了挽回给党中央和毛主席造成的政治损失，揪出“遵义事件”的真正罪魁祸首周、苗、徐、赵，去搞农村文化大革命，宣传毛泽东思想。但省委12月25日给我们的信，叫我们“不要去翻作了结论的老案”，理由是什么？又说谢富治同志来作(了)处理，又怎么看法？ + +　　李：首先申明，我来贵州两年多，工作没做多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刘邓的反动路线，做了许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给贵州党和人民带来了莫大的损失。我是省委委员，要负责任。 + +　　第二，你们下去搞农村文化大革命，我十分欢迎。这是一个机会。 + +　　当前的任务主要是发动群众，突破阻力，很快的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把运动搞开。你们下去是对我们是极大的支持。“遵义事件”由于我不在贵州，不大清楚。64年机关“四清”干部扩大会议，我管生产，知道有此事，不很清楚。 + +　　59年到60年春，由于省委没有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58年丰产了，有的地区就搞高指标、高征购、瞎指挥。说粮食多了就搞高征购；主观唯心主义，就瞎指挥、刮共产风。拿了老百姓的过多粮食。干部不听群众意见，个人主义，加上坏人捣乱，看见有人上山挖蕨巴、剐树皮，有粮食不发，有问题不解决，问题很严重，事件很悲痛。 + +　　1962年初，中央开了七千人大会。主席说，这些作为我们的工作教训，中央做了处理。那次写信跟你们，不好写这个问题。中央派谢富治来作了检查，处理了一些。64年“四清”提出周林对“遵义事件”要负主要责任。他不如实向中央汇报，封锁中央。以苗春亭为首还写了个假报告。主要责任由省委负，由周、苗、赵负，这一点我很支持你们的意见。在下面作善后工作，如安置孤儿等。 + +　　“四清”的简报都直接报主席办公室的，主席知道。现在我才知道，整理的周林、苗春亭的材料报到彭真、邓小平那里被压下来了。 + +　　你们下去，应该搞农村文化大革命，不用调查团的名义，而用农村文化大革命组织名义，和贫下中农一起，搞群众运动。调查不请示中央，结果不好交代。你们以农村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发动农民起来，打倒当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抓反动路线批判来发动群众，解决当前问题。 + +　　廖、刘：我们去遵义“四清”，搞三史教育，农民不诉国民党的苦，而诉59年，这使我们寒心透了。有的农民用59年教育孩子，在他们的心里起什么影响？不挽回能行吗？ + +　　（李：你们现在翻处理周林、苗春亭的处理，完全可以，我当时不在，我怕什么？我们理解你们的心情。） + +　　(这时，李立同志的秘书曹雪惠、张思白过来一起谈) + +　　曹：你们单独提“遵义事件”，没提文化大革命，当初写信跟你们，怕造成群众斗群众。是不是把心胸放远大些，从文化革命着眼。 + +　　李：我不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我长期搞农村工作，农村工作很复杂，搞得不好，就成群众斗群众。 + +　　我的意见不叫“遵义事件造反团”，而叫什么农村文化革命造反团，先搞文化大革命，把群众发动起来，中心任务搞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心任务搞了以后，再算老帐，把真实材料收集起来，向中央报告，写材料，达到打垮周、苗的目的。一个是讲究策略，一个是抓当权派。先搞当权派之后，再杀回马枪。 + +　　张：现在宣传这些(指周、苗的罪行)和搞这些，和当前中心有矛盾。 + +　　李：应该有一个主导思想。 + +　　曹：提翻某人的案可以，翻“遵义事件”的案不恰当。要翻就翻某些人。 + +　　廖、刘：我们主要出发点是挽回造成事件的政治损失，揪出罪魁周、苗等。 + +　　张：邓拓、吴晗当时写那些文章，利用天灾人祸来攻击毛主席，他们就是抓那些材料，给主席摸黑。 + +　　李：就是这样。 + +　　张：我们在湖南韶山搞“四清”时，都提党内个别坏蛋造成的，吴芝圃在河南也是撤职，调到XX局作书记处书记，山东、甘肃也是。周林耍了花招，一直拖到64年才处理。 + +　　李：主导思想应是搞文化大革命。要有个主导思想。以后把材料收集起来，要求重新处理。你们以后要看材料，我们可以给你们看。 + +　　李：建议：1，搞当前的工作，打文化革命的旗帜，把群众发动起来，事件自然就处理了；2，你们可以了解材料，向中央反映。收集斗当权派的材料，不专门去搞调查(遵义事件)；3，搞清楚后你们可以看周、苗、赵的专案材料；4，你们去遵义路费在学校报销。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写信给我们。 + +　　接见结束。 + +　　来源：张再兴编《1959-1960年“贵州事件”资料集》（贵阳，2002）。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000017.txt b/CCRD/2/6/10/00001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f61b015bf712fa468e533170ec47fd3d76e599d --- /dev/null +++ b/CCRD/2/6/10/000017.txt @@ -0,0 +1,87 @@ +# 王卿臣谈“湄潭事件”时的检查（记录稿） + +　　<贵州、王卿臣> + +　　时间：1967年1月24日早上6点 + +　　地点：遵义大饭店210房间 + +　　记录人：张再兴、何传训 + +　　(王卿臣：“湄潭事件”时任中共湄潭县委第一书记) + +　　[早上6点，冬天的天气，天还未亮，我们正在洗漱，王卿臣同志就找到了我们，希望同我们进行交谈，于是，就有这篇访谈资料留了下来。] + +　　问：你恐怕有些想法。 + +　　王：有。 + +　　问：那你按照你的想法讲吧。 + +　　王：“湄潭事件”是很严重的，第一是我要负责。……(哭)。我有罪于湄潭人民，我有罪于党。从“湄潭事件”来看，杀我王卿臣的头都是完全应该的。“湄潭事件”是怎样形成的呢？准备从58年邓小平来贵州谈起。当时邓提出几个问题：1，县不宜太多，可以并一并，区也是如此；2，县里搞出点特色，深耕。并县和邓的指示有关，我们专区取消了三个县的编制。我原是道真县委书记，道真合并到正安以后，余庆、凤岗、湄潭并为湄潭县。组织上调我任湄潭县书，当时我不愿去湄潭。李书波说：“是规定了，你去吧！”结果我去了。到县后，问题就更大了。县大，地广，那时电话线不通，三县各是各的电话线，在湄潭开电话会，就不能传到三县。结果，凤(岗)、余(庆)成了空白点。地委耿焕民、倪仲珍经常在湄潭(地委没断过人。耿、倪是地委副书记)。59年夏季，是吴肃省长在湄潭，还带了一个处长。他们住的时间很久，接近秋收才走的，吴走后，又去了王连江，是医学院的党委书记。县大，地广，就在余庆设立办事处，凤岗也一样。 + +　　“湄潭事件”的形成，当时组织上给我定罪： + +　　1，虚报浮夸；2，反瞒产；3，解放食堂；4，大修街道；5，重用坏人。 + +　　虚报浮夸是怎样来的呢？59年连续两个月未下雨，吴肃在湄潭亲自领导抗旱。在秋收时省委召开三干会，主要是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庐山会议把彭德怀、周小舟揪出来了，还有张闻天、黄克诚。这个会议9月份当然不单是解决这几个问题，而是有关巩固人民公社的指示。58年成立人民公社，59年如何分配？体制问题，经营管理，我们相信中央是有指示的。但周林却只贯彻反右倾，捉拿小彭德怀。这样，到会的同志心情很紧张。时间是9月下旬，提出在国庆节以前完成征购任务向国庆献礼。这会议的后期，就叫你们把县委排个队，回去就反。我们县就确定反王春志(这个同志我现在认为还好)。为何要反他的右倾呢？主要是认为：“凤岗是扛着红旗并县、湄潭是扛着白旗并县的，统一不起来，就成了理由了。因而王春志就在这个问题上有包袱。”现在看起来我们反他的右倾是有问题的。 + +　　在这会上，周林强调贵州是一片大好形势，并估计全省是增产的。就这样，我们回到县里。 + +　　我们回去后，任务完成80%。在三干会期间，我们县倪仲珍在那里抓，他当时在庙堂蹲点。我们当时确定开会，把秋征完成，但这个任务一直拖着未完成，后来我到永兴区去蹲点搞分配，结果搞不下去。三个小队只有一个小队分配下去。他们有一个小队完成任务后所剩无几，两个小队不分也完不成任务。我心情很紧张，向地委汇报，地委说我工作不到家。于是又重新新去整那个可以完成公、余粮的小队的分配材料。是耿焕民下去搞的。有材料上报，地委打印来说明完成任务后还有分配。这个材料是没有代表性的，我当时想不通。后来地委派廖华锋(省农科所的)到永兴去传达反瞒产的经验。廖对我说：“正安的条件比湄潭差，正安无粮是遭大嘴老鸦吃了，我就不相信这里没有粮食”。住了很久，搞去搞来，结果还是搞不出粮食来。只听到下边的说“这个队长把粮分到哪里去了，那个队长把粮分到哪里去了”等线索，但还是搞不出来。廖华锋还不相信，说：“正安那个条件都有，我不相信永兴这种坝子还没有”。 + +　　59年11月份，地委召开分配会议，第二把手柳耀华(现赤水书记)和我参加会议。这个会议重点批判了息烽的杨静山和赤水的王秋池，也点了遵义(县)的陈耀华和我的名。当时说息烽、赤水只完成征购任务的60%左右，遵义、湄潭只完成80%左右。李书波讲：“你们遵义、湄潭差20%就不得了，当别人一个县”。会上表扬了正安县，说他们完成了征购还超额。“正安的条件你们不知道吗？遵义、湄潭的条件比人家如何呢？为什么完不成任务”？大刮一顿，我的心情很难过。“你们湄潭今年增产没有”？我但是很矛盾。这个会议实际上是一个反瞒产会。会上贯彻了正安的反瞒产经验。我们回去也开了三干会，名为分配会议，实际也搞成了反瞒产会。在这期间，地委召开了电话会，说仁怀、桐梓等反出了产。他们一报就是几亿斤，不是千把几千万斤的问题，我当时拿我们的条件和他们比，他们条件不好有粮食，湄潭条件好反而没有粮食，结果就(下决心)反瞒产。 + +　　出乱子和反瞒产有直接的关系，郭文如、容镜两个人他们包凤岗那一片，在会议结束的头一天，就去绥阳场了。他带了绥阳场的干部去兑现粮食。由于在县上就过逼，要兑现粮食，大家报了一些，实际没有，郭、容带的人还未到绥阳场就跑了一半人，主要是在会上硬逼出来的数字。在绥阳场又开了会，结果还是搞不出粮食。大家上来碰头，实在无粮，我感到很恼火，地委又不承认下面没有粮食，但我们搞分配又分不下去，郭文如就打来电话了，说粮食兑现了。说在哪在哪。并且郭还说他亲眼见到了粮食，说得活灵活现的，结果使我相信了。我思想上也有变化，于是晚上召开了县直属机关大会(湄潭礼堂)，传达了绥阳的反瞒产经验，大家很吃惊。我把情况向地委汇报了，准备在绥阳场召开现场会。地委耿焕民去湄潭，问我情况实在不实在，我说可能是真的。耿说：“我去看一下，行就开，不行就算了”。第二天他打电话给我说行，他就去务川了。我就打电话给地委开现场会，进行了参观。跑了几个点，有地仓装的、黄桶装的、草盖的。耿叫整个材料，叫郭文如整的，整了几次耿才满意了。 + +　　反瞒产时，在路上我们发现了浮肿病人，有人向着我们要粮票，这是没有粮食的象征，而郭、容又拿得出粮(指反得出)，这件事是相当矛盾的，我过分相信郭和容，就这样胡里胡涂的过去了。 + +　　解散食堂：食堂开不起伙，没有粮，办不下去了，就解散了食堂。解散食堂，主席有指示，是李书波在宾馆传达的，是阳历60年3月份。我听了，说主席的指示，感到太好了，回去要马上贯彻。但也有许多问题无法解决。如锅瓢碗筷、园地的问题都无法解决。王春志去蹲点的，并写了材料报地委，地委未表态。妇联写了报告给省妇联，省妇联的就批评我们，批得很厉害，说省委不同意。我又想不通了。又是主席指示，而省委又不同意。 + +　　修房撤道：那时遵义大撤房子修道是实，而湄潭车站附近，曾压死两个人，准备修一修。我报到地委，李叫我们去找交通厅。后来有设计的人交了图样，第一次不行，第二次才点头。李不放心，后来到湄潭亲自看了，反而叫我们把山削了，把路移一移，这样工作量更大，我反对。湄潭修路是地委李书波批准的，但当时撤房子是错误的，造成群众更困难。 + +　　容镜问题：根据柳耀华的意见提成了副县长。 + +　　湄潭死人是水库上最严重。湄潭杨家坪水库是省办的，未并县前就动工了。原计划是22-24公尺，徐建生去视察过现场，看在洪水期前完不成任务，就叫只修18公尺。徐说：“怕洪水期来了修不好，万一出了问题，永兴地区就要被淹”。叫修到18公尺就停。就叫人去挖渠道，打歼灭战。修渠道集中这么多人，要有吃的才行。结果每人每天半斤粮，叫队里带半斤，柳耀华说：“粮食指标都过了，怎么办”？ + +　　59年12月份，在遵义文化宫由李书波主持，靳文哉在遵义饭店开茶叶会，同时布置几大：大办养猪、大办茶场。茶业工作会布置就更具体。接着我到北京参观。 + +　　我从北京回来，在桐梓看见吴实在桐梓视察(铁路民工)，发现了死人，叫我快点回去，说湄潭也有问题。我回去看见了死人，我马上向地委要粮，接着，我们自己就开仓了。首先解决水库上的发粮。我叫柳耀华、周健芳检查水库粮食安排。周回答：“停止供应了，是柳耀华布置的。”我心一急，就追问：“为什么停了”？说“指标完了”。我问“为什么不反映”？周说：“不行，反映了也不行”。柳耀华说“周林在电话会上说的，谁私自开仓，以党纪国法论”。我说：“开”！柳又重说了一遍周的指示，我叫坚决开仓。共发十几万斤粮食。接着就开粮食局的干部会议，叫他们从黄家坝到永兴区，一边走一边发购粮单，这样到处都有，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周健芳开会慢慢分配，我还发了火。但当时也不行，死人不断。当时修水库、大建茶园，造成人口集中，他们家中无人照顾，人口流动大，人就死得快。当然，根本原因是搞了高(估)产量、高征购，没有粮食所致。 + +　　湄潭事件后，组织上对我的处理是应得的，就是杀头也是应该的。但李书波、周林企图压制下面，堵一堵口。周不承认“贵州事件”，李不承认“遵义事件”。但是他们的阴谋不会得逞，贵州一千几百万人民要找他清算的。你们的行动是革命的，一定会得到贫下中农的拥护。 + +　　问：搞“富裕农民”是什么一回事？ + +　　王：59年夏天，苗春亭、陈耀华在南白搞了一个材料，后来在绥阳县慕阳区开县书会，就传达这个材料。这个会上有两个材料，还有正安的龚贵衡的材料，龚不敢和“富裕农民”斗争。 + +　　问：“湄潭事件”造成了，你感到应如何解决才好？ + +　　王：“湄潭事件”是“遵义事件”的一部分，“贵州事件”周林等要负责，“遵义事件”李书波和地委负责，“湄潭事件”由我负责。当时把我逮捕，判了我一年半徒刑，我认为是宽大的。周、李不承担责任，我相信是要清算他们的帐的。当时准备杀掉我的，后来不知道怎么没有杀我。后来，以“隐瞒成分、隐瞒历史、杀了人，立不住脚才参加工作”处分我。问他们第一、二个问题，他们无法答。第三个问题答了，但是不符合事实。我的堂叔是还乡团，抢了我们的枪，打了我们的。我后来去把他杀了。我是问地监委的，他们不正面回答。后来写信问省监委杨用信，杨答，成分问题没有问题，二历史也没有问题(杨去调查，杨和我相隔几十里路，一同工作过)，三说混进党我没有听说过。 + +　　我认为“湄潭事件”杀我王卿臣的头是可以的，但不能不正视现实。 + +　　问：他们向中央汇报了“遵义事件”及“贵州事件”的情况了吗？ + +　　王：不但没有，反而是一直隐瞒的。省、地、市都知道死人的，宾馆外死两人，周林经常派人下来，他们没有看见吗？他随时派人到路上来检查，发现有死人就叫人拖开。他在息烽看见有死人，就去刮杨静山说：“你们路上死了人为什么不处理”？我听说一件事，中央有人到贵州来，他派车去接。他给开车的说，你看见死人，不准停车。一次一个中央部长来，看见死人，叫停车，司机不停，部长发了火，结果后来停下来了。 + +　　60年春天，何林主持开“花园会议”，我汇报了死人情况。我估计3万人(湄潭，实际不止)。何说：“得了啊”！李洪涛也说：“这怎么得了”？我说：“恐怕还不止呢”！何林从房间这头到那头来回走。马上给李书波汇报了，他从省里赶回来，把我叫到宾馆二楼，说“死人你调查了没有？”我说：“路上都看得见，你去看嘛！”他说：“数字呢？”我说：“估计的。”李刮了我一顿，问“怎样解决”。我说“发粮”。他问“多少数字”。我说“你看嘛，我们50多万农业人口，要700-800万斤(50多万计算，每人每天半斤)”。李一算，一天25万，一月就是几百万，他就发火了。那次未给，实际上他手头也确实无粮，而且周林下过命令，不准开仓。这个情况(死人的严峻形势)他反映了。会后，他拨给我120万斤，他发报给我，我接报后就软下来了。我开了很大的口才要来这么一点，四天就完了(哭)……我躺在椅子上说,干脆把我关进班房里去好了。我就坐在椅子上坐了三个钟头。这件事是很寒心的，严重得很。我看见死那么多人，怎么办吗？谁个没有妻室儿女，越想越惨痛，心如刀绞。当时我打主意坐班房，但坐班房还是要死人嘛！稍有点人性的，看见了都要伤心。李几次去湄潭，多次叫我检查私自发粮的罪过和不准往外调粮的事。死了那么多人，怎么办吗？我又不敢向中央反映，地委又压。我有私心杂念，就不敢抵制。湄潭人民如果要千刀万剐我我都去，我愿去请罪。我希望我们这么个组织搞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 +　　问：现省委说“遵义事件”中央几次处理了，不应再搞。 + +　　王：这是个大阴谋，这是执行错误路线的结果。是几十万人的生命，为什么不造？昨天我去地委，地委不主张和你们谈。 + +　　59-60年春(春节是商购)3-4月份发了一些粮，60年夏收过后，小麦不好。 + +　　问：你觉得你有罪，甚至可以杀头，那你的罪过主要在哪里？ + +　　王：1，对党、对毛主席不忠实，不把情况报告给中央和毛主席；2，重视执行省委、地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3，不关心群众生活痛痒，没有人民，只有官。 + +　　“贵州事件”的真相，根本没有反映到中央，(他们)不承认“贵州事件”。周说：“我还不是四大名单(注：指河南、甘肃等四省)之一”，其实，他把事情隐瞒了。 + +　　结束。(结束后，王卿臣同志就回去了。我们希望王卿臣同志另外写点资料，后来，中央文革叫学生回校“复课闹革命”，也就失去了联系。) + +　　 1967年1月24日于遵义大饭店210房间 + +　　记录、整理人张再兴、何传训 + +　　来源：张再兴编《1959-1960年“贵州事件”资料集》（贵阳，2002）。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10/names.txt b/CCRD/2/6/10/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2e61596bc458002dc87634b5573e5c0add7688b --- /dev/null +++ b/CCRD/2/6/10/names.txt @@ -0,0 +1,18 @@ +苗春亭谈“遵义事件”(一) +何林交代“遵义事件”的前后情况 +揭发前省委周林等人在“遵义事件”中所犯的罪行 +彻底揭开省委周林、苗春亭等人在“贵州事件”中的责任——向党中央毛主席的申诉书 +刘子厚在执行政治路线方面的表现 +对“贵州事件”真相的揭发 +绞死韦国清！为死难的广西五十多万阶级兄弟报仇雪恨！——揭发韦国清反瞒产的滔天罪行 +苗春亭谈“遵义事件”(二) +张一樵谈“遵义事件” （记录稿）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紫阳罪恶言行汇编（摘录） +杨用信谈“遵义事件” (记录稿) +叶谷霖谈“遵义(贵州)事件” (记录稿) +谢兆生谈“遵义事件” (记录稿) +杨绍荣谈“遵义事件” (记录稿) +鸣跃忠谈“遵义事件” (记录稿) +欧阳元谈“遵义(贵州)事件” （记录稿） +李立对“遵义事件调查团”的谈话 （记录稿） +王卿臣谈“湄潭事件”时的检查（记录稿）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00.txt b/CCRD/2/6/2/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74099e6362f23af666c8c764bec6ff1cbeb096f --- /dev/null +++ b/CCRD/2/6/2/000000.txt @@ -0,0 +1,23 @@ +# 四川岳池县中和人民法庭保卫工农业生产情况 + +　　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群众，及时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保障党的中心工作，保卫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不仅是人民法院的主要政治任务，而且是人民司法工作跃进的总方向，岳池中和法庭在工农业生产跃进的鼓舞下，通过整风，大大改变了审判作风，在区乡党组织的领导下，深入群众，带卷下乡，就地审判，一面清积，一面保护党的中心，把保护中心与清理积案紧密结合了起来。从三月下旬到四月底止，经过一月苦战，既保护了中心，又清完了积案，既打击敌人，又调处了民间纠纷。有力的保护了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顺利进行，基本作到党委满意，干部群众欢迎，其基本经验是： + +　　一、加强与区、乡、社联系，深入群众，主动追查犯罪，法庭干部到一个地方办案都首先与当地的区、乡、社的干部联系，了解当时当地敌人活动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调查处理。如该庭审判员在4月16日到中和区天宝乡25社调查案件，从社干中了解到该社伪保队副、四类分子王开松破坏谷种的情况后，当天马上进行查对。通过查证和现场勘验证实：王开松泡谷种737斤，在下水前一天，干部检查发现谷种发热，叫他淋冷水，王开松不按干部指示办理，竟于第二天把737斤谷种中已霉烂了500多斤谷种，洒在秧田里。结果70%未生起来，影响400多挑田的栽插，严重地破坏了生产。法庭根据王开松的罪恶事实与区委研究后，请示县委批准，在18日晚上召开了500多人的群众大会，依法判处王开松有期徒刑七年，打得及时（只三天时间）有力，群众反映良好。 + +　　该庭在保护辖区内的工矿生产，亦作到了与工矿单位联系，主动追查犯罪，如华莹区溪口乡是一个工矿区，因此把溪口乡作为法庭的重点乡，主动深入了解情况，结果发现该乡炼钢厂（新成立的）从1月份到现在发生大小事故58起，共伤61人，其中重伤2人，损失国家财产约值2400元。经初步研究分析，有两件系政治事故，除已向该厂领导和保卫干部研究今后防止事故发生的办法外，目前法庭会同公安对两件政治事故正侦查破案中。 + +　　法庭干部从调查中了解到中和乡群力41社农村整风后，群众生产情绪仍低，干部劲头不大，法庭在该社经三天了解发现以坏分子刘竹清为首勾结地主、土匪等共7人组织反动集团，骂干部、不服从劳动调配，挑拨离间，找干部的缺点进行煽动，有的还窃取了生产队长职务，闹得该社会都开不起来。根据上述罪恶事实请示党委同意后，发动群众，先召开群众大会斗争，通过检举揭发，从群众思想上划清敌我界限后当众将首要分子刘竹清逮捕，依法判了有期徒刑五年，将参加反动集团的一个生产队长（土匪）斗争后，当众撤去了职务（由行政宣布），其余一名按治安处罚条例判处了劳役。判决后社员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了，社干很满意。社主任杨应翠反映说：“这下好了，不这样处理差点社都搞垮了。往天脚跑痛，都调不出来工，这下都出工了，又出得早”。 + +　　二、全面了解情况，抓住与生产有关的典型案件和敌情活动严重的重点乡、社，展开审判活动，三月份各地闹粮现象露头，有的坏分子制造粮荒，故意装穷叫苦，有粮闹粮，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和区伏龙乡和华莹区复兴乡。如中和伏龙乡富农分子李青氏（又系反革命分子家属）为了制造粮荒，给闹粮找借口，恶毒地制造盗窃假案，向干部报：她的红苕全部被人偷了，生活马上成问题。到处大喊大叫，说没有吃的，手脚无力，无法做活。社内调配劳动也不动，成天睡觉。在他的影响煽动下，全乡共700多户人，就有200多户闹粮，出工人数少，生产情绪低。李青氏所在社有三十多个全劳动力跑出去做生意，不搞生产，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后来干部到李青氏家挖千足泥发现家里尚有一箩红苕，同时又挖出一罐桐油（170多两），大米210斤，包谷108斤，小麦62斤，糯米35斤和各种杂粮30斤，腊肉20斤，化油两坛（10多斤），盐巴100多斤，菜、桐油16斤，红糖一缸，海椒10多斤，还有未吃完的糖肉两大碗，从而揭露了李青氏闹粮的罪恶本质。中和法庭收到这一案件后，立即深入当地进行查对，于3月27日晚召开400多人的群众大会进行了公开审理，依法判处李青氏管制两年半，罚款100元，将该犯多余的粮食借与确实缺粮的贫苦农民，并将查出的粮食和各种东西利用逢场天开了一个小型展览会，以具体生动的事实，教育了群众。为了抓住这个典型闹粮的案件，组织群众大张旗鼓的宣传，揭露敌人制造粮荒的花样，教育广大群众。又将这个案件写成宣传材料，由区委加具意见发到各生产队，组织群众学习讨论。通过对这一个案件的处理，有力的打击了敌人，大大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社主任常开六说：“我原来还在可怜她，现在才知道她在耍花样，要不弄清楚，我还上她的大当，非把她斗好不可”。该犯的亲戚何治清说：“真可耻，我以为她真缺粮，还借给她几升粮吃，这个家伙真是口是蜂糖，心如尖刀。”处理后，有的富裕农民主动把多余的粮食借与确实缺粮的贫苦农民，有的还把多余的红苕拿出来支持农业社作种红苕。另外华莹区复兴乡闹粮的情况也比较突出，法庭于4月19日在该乡召开五个片1500多人的群众大会，经群众斗争后，依法判处了家里存有1800多斤谷子而天天在群众中公开闹没有吃的现管分子胡明成六年徒刑，群众拍手称快。处理后，原来跟着闹粮的不闹了；原来想跑出去做生意的也在家积极劳动了；原来生产不积极的，现在积极了。有力的保护了党的中心工作，大大推动了春耕生产。 + +　　三、深入群众，结合生产，就地调查，就地审判。中和法庭批判了法庭“搬家”，等案上门的作风后，采取带卷下乡，深入群众，分区、分片，结合生产巡回就地审判的工作方法和审判作风。法庭在下乡前，首先根据案件多少和分布情况进行分类排队，写好调查提纲，并在电话上与区、乡联系，定好路线，然后根据巡回就审的的路线，深入群众，结合生产利用群众休息和晚上时间调查一个，就地找陪审员审判一个。一般轻微刑民案件，80%以上作到了当庭宣判。由于深入群众，依靠群众，过去久传不到长期积压处理的案件也得到了解决。如57年8月受理胡昌学与宋朝碧离婚一案，传了六次不到庭，使案件拖延了十个月不能处理，这次深入当地同社主任一道在家里去解决只花半天时间就调解好了。这样便利了群众，又有利生产，也基本作到了案案调查，保证了办案质量，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两个审判员在一个月时间内调查处理了新旧刑民案78件，简易纠纷15件，代其他法庭调查宣判的20件，还抽出一部份时间参加劳动生产和整理过去的卷宗423件，工作效率比过去提高一倍以上。 + +　　四、结合公开审判或宣判，根据当地存在对生产有影响的问题，就地取材，进行法制教育，主动预防犯罪。法庭工作要认真作到惩罚犯罪，预防犯罪，就必须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根据当地存在的问题，通过生动活泼的具体事实对群众进行法制教育，作到防患于未然。该庭一月时间先后选择与当地生产有关的典型案件在四个乡内，利用早晚召开了10次宣判大会，并在每次开公判会前都与当地的乡社领导联系了解当地存在对生产有影响的问题，抓住典型事实和典型人物，有准备有计划地在公判会后向群众进行法纪宣传，共有6000多人直接受到了法制教育，打击了敌人，教育了群众，推动了生产。如法庭于4月18日晚上在中和乡群力41社处理刘竹清组织反动集团闹事一案时，由于事先联系了解到该社成份复杂、坏分子和少数落后群众不服从劳动调配。经常打平伙、讲评书，挑拨离间，破坏团结，严重地影响了生产。因此在案件宣判后就有计划地抓住该社存在的问题向群众进行法制宣传，并对其中一贯不服从生产调配、挑拨离间、破坏团结的女二流子段美珍进行了指名批判，令其在群众面前表示态度，保证改正，效果很好。区委反映说：“这个社通过处理刘竹清，批判段美珍后，现在不仅段美珍变好了，而且百分之百的出了工，社干劲头也大了”。 + +　　中和法庭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通过上述审判活动，及时打击了敌人，清理了积案，促进和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充分显示了人民法庭在保障农业生产大跃进中的积极作用。区委表扬法庭干部说：“法庭干部工作有很大转变，这次清理了积案，又打击了敌人”，群众反映说：“法庭干部处理案件及时，打击敌人有力”。 + +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六日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01.txt b/CCRD/2/6/2/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860c7d729e3a316667f4b1f14c5051ca86ab145 --- /dev/null +++ b/CCRD/2/6/2/000001.txt @@ -0,0 +1,15 @@ +# 眉山县石桥乡高灯社五大队一个社员食堂兴办的经过 + +　　[前缺]有47个人煮饭，除单身汉陈绍清和死了妻子的袁文权两家以外，其余45户就有45个青壮年妇女煮饭喂猪、料理家务，不能经常出工，单身汉陈绍清和死了妻子的袁文权每天回家煮饭更是忙的不可开交，可是经常出工迟到的也有他两个。今春，队里的双季稻种植面积扩大到80%，抢收抢栽中劳力出现了紧张状态，社员们曾经苦战20多个夜晚，劳力仍然感到不足，这时乡党委号召他们办农忙食堂，今天一说，明天就干，群众干部热烈拥护。以作业组（10至15户）为单位的农忙食堂组成起来了，原来转不出灶房的妇女社员大部分出工了，虽然如此，但全队统一行动和解决伙食管理问题仍然感到不便，社员们要求以队为单位办要象机关那样的正规化，不久社里的72个劳力中有28个抽调去参加工业建设去了，劳力更加紧张起来，干部群众都要求把社员食堂长久办下去，很快的社员把锅卖了、灶也打了，苦战一个通宵大锅灶柴好了，社员决心已有“破釜沉舟”之势。 + +## 从困难中走过来 + +　　办起来倒是容易的，怎么办得好呀！群众有些耽心，干部更加发愁。几个干部一研究，确定每天每人按一斤米开饭，不论大小，按人头煮饭，问题出来了，吕光富家8口人，4个小孩，每顿剩饭，王明忠家5口人，全是大人，每顿不够吃，他是作业组长口里不好说心里却难受，显然平均每人每顿3两的标准规定得机械了。起初吃菜问题是发动社员“投资”，头两天出于热情的鼓舞勉强过去了，但由于办法不具体、互利问题未解决好，社员不再拿菜来“投资”，接连三顿没菜，吃“白眼饭”的不少。油盐问题本来没有着落，适逢社员罗淑君家卖了一只肥猪，队干动员她暂时借用，买油打盐的钱也勉强维持过去了，但也不是长久之策。加上社员家里的饭桌没有搬到食堂里来，吃饭没有食堂公约，曾经发生争先恐后现象，为了避免这种混乱，又规定了一律集体入席吃饭，但无照顾老年人和小孩们吃饭的办法，遇到天雨老年人行走困难又吃硬饭，对食堂有意见，队长童明书（党员）吃饭时就说“不要怕，我们一定能够改进的，摸索倒规律就好办了！”有的社员虽然发出怨言，但他们要求的不是散伙，而是希望改进得快一些，困难刺激干部和社员想出了许多改进的办法。 + +## 社员食堂社员办 + +　　食堂办起来后，粮食怎样吃是社员经常议论的问题。开初干部们怕社员吃超出了定量。苦心孤诣的确定了一个分等定量的标准，按标准分饭，剩饭户和不足户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彻底解决，社员仍有意见，吃3两的人不干吃十两的话，吃6两的把活路推给吃8两的做。这时县委赵书记到食堂里来了，他建议把吃粮标准和吃法交给群众辩论，由大家自报吃粮定量，于是队干组织社员辩论了“吃多少合适？怎样吃法？”辩论结果大家认为，根据今年的生产情况和本着从三者利益兼顾的原则出发，今年至多每人吃550斤，接着分户进行自报吃粮定量，47户人中有45户自报每人平均数量在550斤以下，有2户自报数超过了，大家不同意又评了下来，合计全队各户社员自报吃粮108,500斤，每人平均500斤（强）。定量确定以后，由伙食团按月发给粮票，各户自行订出上半月、下半月和每天的吃饭用粮计划，伙食团即按各户自报吃饭用粮计划煮饭，吃饭时由炊事员用筲箕称好放在分户桌席上，吹哨入席，井井有条，凡超出按月用粮标准的不予追加，分户节余下来的粮食归该户所有，可作为私有储备粮，现在天气秋凉了用筲箕分户分饭（下缺）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02.txt b/CCRD/2/6/2/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5688982037c689aa9164d9829ce9256affb4818 --- /dev/null +++ b/CCRD/2/6/2/000002.txt @@ -0,0 +1,19 @@ +# 中共湄潭县委关于茅坪区严重强迫命令的初步调查报告 + +　　茅坪区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中，各区工作上均获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主导的方面。但是由于区委领导徐庆源同志存在着严重的失职官僚行为，以及部分干部的强迫命令，因而给党与人民事业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具体的情况是： + +　　茅坪区部分区、乡干部，在工作中不是按党所指示的充分发动群众，走好群众路线，把党的各项任务交给群众鸣放辩论，使任务变成群众的自觉行为。而相反的以简单粗糙以及用军事化领导为借口，代替艰苦复杂的政治思想发动工作。他们用“不给饭吃”、“罚站”、“罚苦工”、“捆绑”等作为日常工作唯一的方法。据不完全了解，入春到现在被捆绑群众达100余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中贫农，执政乡被捆绑的37人中，中、贫农就占30余人。另外非法送到关山平教养管制生产的共45人，均系中、贫农。其中除极少数属于小偷与屡教不改者外，其他均系出工不积极，说几句怪话，开会不到或晚到等原因而被送去教养的。 + +　　今年5月13日，执政乡趁赶茅坪场召开全乡群众大会，有的因有事未到，就被支书王永年（现系副区长）下命令捆了10余人，如中农王子臣在理发馆理发，未理完就被民兵捆去了，王瓦匠（贫农）因不便而迟到也被捆绑，还在大会场中罚站。在10月31日执政乡原4分社中农刘明宣、地主江灿章2人因30日晚上没有出工，而被捆绑到工地上罚站了半天，也不给早饭吃。类似情况在执政乡来说，不胜枚举。在“卅无”运动中捆绑吊打群众等更为普遍。三联乡规定：“前三天缴出大烟、大洋要受奖，后三天缴出来不奖也不罚。再后三天不缴出就要处罚。”该乡乡长陈昌德一人在此运动中就捆绑吊打群众六、七人，如佃中农李玉臣、贫农肖兴顺等被反手捆绑在屋梁上吊了一整夜才放下来。李玉臣因受刑难忍，借口回家拿大烟上吊自杀。事后陈昌德乡长在群众中大肆宣扬说：“死一个死二个一挑就埋了”。更恶劣的是当李玉臣的尸首被安葬后，陈又督促迫使生产队长叶开放、李玉臣的兄弟李林栋等和李玉臣的爱人要将尸首从土地中捞出来抬回家去（后挖开了因李的死尸已烂而未抬回），吓得李玉臣的一个15岁的小孩李普堂在坡上住了两夜。李德臣、王兴珍夫妇也是因为没有缴出大烟 和大洋被捆绑受了重伤。现在被害者只要一提起此事就痛苦流涕，死者79岁的父亲说：“过去受穷受苦，现在还是受气”。由于干部的强迫命令，造成有的群众外逃，至今未归的还有2人下落不明。 + +　　目前部分领导和干部仍习惯以强迫的方法来推动工作，如区妇联主任唐清英（共产党员）在10月28日早上见了一位老太婆没有到幸福院，就说：“不给你饭吃”。并对食堂的会计唐明学说：“你把街上所有的老婆婆一起赶到幸福院去，若他们不去就不给饭吃，饿死也不管”。当时有县工作组的同志提出应把思想工作作好，唐则说：“现在不是作政治工作的时间，政治工作早就作了”。执政乡原五分社湛福珍因病未请假回家，事后食堂就不退米，使湛5天没有吃饭，周全珍因病转家没有请假被捆来站了一晚上。 + +　　该区乡厂矿党委也不关心群众疾苦，如铁厂工人熊家惠的小孩受病，有死亡的危险，熊几次请假都不准；还有一个妇女快要生小孩，几次请假才答复。火箭铁厂还作了凡生病只给半碗稀饭吃的规定。 + +　　上述严重的强迫命令，在群众中已造成极坏的影响，目前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和处理。 + +　　 1958.11.15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03.txt b/CCRD/2/6/2/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d2326e97b84fbc361cf14b45d8dbe4917a6f9cb --- /dev/null +++ b/CCRD/2/6/2/000003.txt @@ -0,0 +1,17 @@ +# 崇庆、大邑、邛崃、蒲江、新津各县农村文艺活动情况 + +　　[前缺] + +　　（3）由公社拨划土地、山林、肥料厂、石灰厂等给文工团自搞试验田，集中生产，或专搞一个工厂。如大邑沙渠、董镇、安江、方兴及新津永兴等公社。 + +　　（4）由公社把文工团划入某个大队参加生产，白天同群众劳动，早晚业务排练；或实行“三三制”，即三分之一时间劳动生产，三分之一搞宣传，三分之一学习政治业务；或分散到各大队劳动，过一个时期集中回到公社创作排练。如：崇庆大划、大邑韩场及蒲江寿安公社。 + +　　以上四种形式，以第四种较好。由于生活在群众当中，与群众一起劳动。因此，演员材料丰富，能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由于给他们安排一定的时间练习业务，交流经验，因此他们业务的提高，得到了保证，致于第一、二、三种形式，都有缺点。第一种，脱离生产，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极为明显。第二种，虽然规定文工团就地参加劳动，但围成天忙于宣传和走路，因此实际上并未参加；同时，由于采用流动方式，因而宣传不易结合各队实际。第三种，虽然搞了生产，但因未与群众一起劳动，因而仍然脱离群众，宣传材料来源受到限制；同时，由于没有农具和生产资金，因而单独生产亦有很多困难。如大邑方兴公社发给文工团30亩地，耕牛、农具、种子、肥料都找公社解决，结果，地也没有种好，演出没材料。安仁公社文工团由于团员没有耕作技术，公社调了两个老农给他们当技术指导，由于文工团经常外出活动，结果，种地主要是两个老农，两个老农反映说：“他们像少爷，他们像他们（指文工团）请的长年一样！” + +　　各公社文工团的活动，除了存在上面谈到的一些问题外，还存在下面两个问题： + +　　一、目前文工团创作的节目中，惜土地爷、神仙、山神等来描写今天的大跃进，对于群众中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以及未来的远景在节目中表现得较少。二、如何充分运用本地的民间曲调来与新的诗歌创作相结合，使（下缺）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04.txt b/CCRD/2/6/2/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1d0a02587a197c8c1a2a3b75afea154961da3b6 --- /dev/null +++ b/CCRD/2/6/2/000004.txt @@ -0,0 +1,13 @@ +# 四川广元县干部强迫命令作风情况 + +　　[前缺]广元县三个区 + +　　除四害讲卫生的突击运动，对生产是无妨碍的。具体高发，准备与县委商量後再定。 + +## （三） + +　　区乡社的干部，普遍地种了试验田，比较熟悉农业生产，工作热情高，干劲大；但在一些干部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强迫命令的作风，个别干部还表现得严重。这次派到王家区文村乡去的一个检查组，包括区乡社干部共10人，在组长甯占荣（区委组织干事）、副组长秦永善（文村乡乡长）的率领下，在检查该乡劳动社的生产中，竟发生了死人的事件，劳动社的生产确实搞的很坏，有些水稻至今只有一寸多长的秧苗，也是应该在这次检查中把原因找出来的，但他们在26日晚上社员大会，检查生产落后原因时，由于检查组长甯占荣思想作风主观粗暴，把一个生产检查会，变成了斗争大会，这个会开了一个通天亮，用跪瓦片渣子、踩横子、吊鸭儿浮水的“办法”，连续吊打了农民李光林、赵明德、伍俸越等三人。伍俸越本来就有吐血病，27日上午因伤致死，其他二人伤势不重。这三个人平时生病消极，有破坏生产的行为，群众是不满意的，特别是对伍俸越不满，在斗争会上，伍供认是“反共救国军的副团长”“不满共产党”“不满合作社、想杀干部”等情节，更引起群众的义愤，因为口供是逼出来的，问题的性质还有待继续查证。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后，就派王家区委书记尚朝信同志和省监察厅一个处长一道前往妥善处理。处理经过，以后再报省委。我们认为，从发生的这个问题 （下缺）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05.txt b/CCRD/2/6/2/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d0ab4412d42e3576dee27cb77839541cfa6e2c2 --- /dev/null +++ b/CCRD/2/6/2/000005.txt @@ -0,0 +1,9 @@ +# 贵州省公安厅党组关于某些单位使用劳改犯人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 + +　　（省委：） + +　　自从党中央和毛主席向全国人民提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号召，和最近省委第五次全会（扩大）提出的苦战三年基本改变贵州的经济面貌；五年或者稍多一点时间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指标；同时要使工业产品总值增加七倍，赶上农业总产值的号召之后，目前已经在全省人民当中迅速的形成了一个新的建设高潮。不仅在除四害，兴修水利迎头赶上了作国其他先进地区，就是地方工业的发展上也取得了不少成绩。这是值得庆幸的。但在全党全民办水利、办工厂的过程中发展某些地区有乱拉在押犯人、刑满留场人员去监外和离开劳改队的现象。据遵义、铜仁、安顺地区反映，桐梓、湄潭、绥阳、余庆、婺川、铜仁、贵定、龙里等县共有在押犯四百余人和刑满留场人员三十余人在监（队）外挖矿、采煤、修酒厂、修桥梁、修水利、修乡村公路、修造房屋和搞运输等劳动。甚至个别地区还给一个判处死缓的犯人每月八十余元的工资（在医院给人家看病）。有的地区目前仍然在继续调劳改单位的技术或一般犯人到监外使用。总之，使有犯人的情况是很乱的。这些在监外生产的犯人、刑满人员既然无武装看管，又无管教干部管教，因此，不仅不能很好劳动生产，而且也影响他们的思想改造。以往正是因这这种缘故有的犯人逃回家行凶杀人，有的和群众妇女谈恋爱、通奸，有的与妻共居怀孕，造成人民生命财产上的极大损失，政影响也极坏。（下缺）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06.txt b/CCRD/2/6/2/0000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56e69f42887e993141d343fa12a074110bfe75e --- /dev/null +++ b/CCRD/2/6/2/000006.txt @@ -0,0 +1,33 @@ +# 遵义地委批转专署政法党组“对赤水、湄潭、余庆发生重大人命伤亡事件的报告” + +　　（各县（市）委：） + +　　专署政法党组关于赤水、湄潭、余庆三县发生重大伤亡事件的报告，值得各级党委注意，在目前生产建设大跃进运动中，各地应十分注意进行安全教育和采取安全措施，特别在新修险要水利工程方面，事前一定要有安全设备，施工中要经常检查，以保证人命的安全。 + +　　已发生事故的赤水、湄潭、余庆三县，一方面应进行善后工作，另一方面要检查责任，分别处理。 + +　　 中共遵义地委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一日 + +## 对赤水、湄潭、余庆发生重大人命伤、亡事件的报告 + +　　（地委：） + +　　目前我区农民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正以排出倒海之势，像潮水般的革命劲大，开展了新修水利运动。但在这一伟大的运动中，由于少数干部对群众进行安全的教育不够，加之部份群众中麻痹大意，发生了一惨痛的人命伤亡事件，应引起我们严重注意和警惕。 + +　　一、赤水县石盖乡新修堰塘，于元月二十日某社某主任派社员范应相负责去岔角滩供销社员火药100斤，范买妥后取出20斤包成一小包准备背揹回，包好后放在供销社门外，又转去找火抽着烟后背着火药走，在背时因不小心，不觉烟火掉入火药内，正当背到街上火药突然爆炸，当即炸死2人，重伤7人（现已死5人），共死7人，伤2人。 + +　　二、湄潭县三区石应乡大溪沟农业社修水利，石工队的寝室放有炸药35斤。二月初五收工后几个人到外面吃酒回去边抽烟边睡，睡下后误将烟头投入炸药内，当即引起爆炸，炸死2人，炸伤3人（现正抢治中，有生命危险），烧毁新修的房子一栋。 + +　　三、余庆县一区修水库，因领导麻痹，没有对工地进行认真检查。于二月六日发生土崩倒踏，打死2人，伤3人。 + +　　上述事件是惨痛的严重教训，究其原因，从客观上看，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由于我们及有关部门缺乏对爆炸物品的管理知识和对群众教育不够，而造成了重大损失。如再不立即引起我们注意，不但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势必会造成更严重的损失。为此，特对修水利安全工作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 +　　1、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以水委会为主，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新修水利人员的政治思想领导和对群众进行生产安全的宣传教育。其形式和方法，应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可由领导同志作报告和在工地上利用大字报、黑板报、广播等多样化的形式，以经常对群众进行安全常识的教育。 + +　　2、各新修水利的施工单位，应加强对工他的检查。以乡或工地为军位，组织一定力量，经常检查工程的进度情况，如发现有崩、踏的现象，应立即采取措施，加以补救，以防后患。 + +　　3、建立对炸药的领、发、保管制度。修水利所用之易予爆炸之药物（下缺）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07.txt b/CCRD/2/6/2/0000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9f6ab58ac9fe6bee7d59d666d4360862edc607f --- /dev/null +++ b/CCRD/2/6/2/000007.txt @@ -0,0 +1,83 @@ +# 云南楚雄地委关于召开县书会议传达讨论主席六十条指示的报告 + +　　（省委：） + +　　我们从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二日，召开了县委书记会议，会上传达和学习了主席的60条指示和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的精神。按照这些精神，地委和各县到会同志都做了检查，一致认为对我们有很大的教育和促进。会上还就水利积肥运动开展了评比，还介绍了玉溪的经验，对大家有极大的鼓舞，几个运动开展得较差的县，表示了“不甘落后”，提出要在下次会上再来较量。会上还根据中央省委指示精神，对工农业的发展规划做了研究和修正。 + +　　（一）关於56年到57年这一段时间内‘反冒进’的影响问题，大家都做了检查。从回忆这段工作当中，我们觉得，当时是受了—些影响的，虽然，我们在省委的督促下并没有提出过“反冒进”，我们还曾一次再次的强调过“反对右倾保守树立劲头”是主要的，“不要怕主观”，强调过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但是，由於我们的思想上对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一根本问题不够明确，对多快好省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方针不够是确，因而在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上，仍然受到了“反冒进”这股歪风的影响，在许多事情上，出现了“顶不住”的情况，思想发生了动摇。这个动摇特别表现在56年秋强调照顾个人利益以后，就更为突出。在合作社的自留地问题上，发生了“留得过多”的现象，劳力出勤有的强调要有限度，要照顾私活，在水利建设上提出不超过劳动力总数的20％，使57年的水利修得比56年还少，烤烟也来了一个倒退，从56年的17万多亩降到57年的13万亩。这些事实说明我们是受了一些影响的。会上大家对产生这种影响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做了检查，认为应从这几个方面来吸取教益： + +　　（1）我们对革命性质的转变认识不足，用老观点看新问题，因而我们就没有认识到多快好省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方针问题。我们从民主革命的一些事实当中，消极的接受了一些经验教训，认为办事要“稳一些”“圆满一些”才好，如才到云南时提出过“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方针，土改时对几个假案的处理，这在当时来说，完全是正确的，但我们却片面的消极的去对等这些问题，划地主不能越多越好，可是养猪水利等这些社会主义建设多了又有什么害处呢？我们的思想上对这一点是不够明确的，因而在劲头上总是有些不足。“稳一点”的思想和“多快好省”的方针是抵触的。 + +　　（2）我们不明确反对右倾保守是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只是从“不要怕主观”这一点去提。当时有相当一部份人怕“犯主观”，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感到有压力，但是对这股“歪风”，我们却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有人说我们“好大喜功”，我们也觉得这种说法不对，但是说起话来总不是那么理直气壮。由於对这个根本问题不明确，不论怎样强调反对右倾保守，贯彻起来总是显得软弱无力。 + +　　（3）思想动摇是有他的社会根源的，到会的同志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出身，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小知识分子，大家从阶级根源上进行了检查。从几年的思想情况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就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要求的是改良，不是彻底的革命，对民主革命有迫切的要求，但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如果不提高思想觉悟，就不一定要求那么迫切，不一定和个人利益结合得那么紧密。也就是象省委指出的，是改良派而不是彻底的革命派。大家检查了自满思想，满足於“不上人前不落人后”，提出这种思想也是右倾思想，不是“彻底革命派”的思想。毛主席的“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两句话，对我们有极大的启示，象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总是缺乏这种彻底革命的英雄气概，大家一致认为要学毛主席做彻底的革命派。 + +　　（二）除了思想上的问题以外，我们感到最突出的是作风问题，当然，作风问题和思想问题是有联系的。但从目前来看，作风问题显得更突出，极不适应已经改变了的政治情况的需要，许多事情研究提出以后，都是办得不彻底，有好些是半途而废。如合作社的定额管理和耕牛管理，1956年初就研究过一套较完善的办法，但是迟迟推不开。养猪的布局拖了一年多，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全部完成。种植蓖麻我们是提的比较早的，但是经过了两年的时间，还离计划很远。有些事情最初是我们先做的，但发展了两年却落在别人之后，如推广北方农具，我们在玉溪之先，现在推广的没有玉溪好，牛拉水车我们1955年就开始搞了，但现在却落在曲靖之后。我们觉的这些问题都是工作作风的不彻底所造成的。会上，大家都认为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经过检查，找出了几个主要的方面。 + +　　（1）办事拖拖拉拉斯斯文文，有的同志带有很浓厚的书生气，缺乏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敢干敢为的工作作风。这次会上，表扬了边计划边准备边干的作风，批判了强调万事俱备强调按部就班的作风，我们觉得“边”这个字是很促进的字。这次发展地方工业就是充分运用了这个“边”字，从省委的会议回来后，我们的水力发电、化肥、炼铅等几个摊子一下子就铺开了，边配干部边订计划就边动手干，边干边学，我们觉得这人作法好，会上研究各种工作要学这个精神。 + +　　（2）办一件事，办什么，怎么办，谁去办，这一套抓得不实在，有些一般化，只是逐级布置，具体任务不明确，工作任务没有具体到人。这次会议上，大家研究今后任何工作要做到“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人人有活干，个个有任务”。 + +　　（3）要抓检查工作，过去好些事虎头蛇尾，就是因为缺乏检查，许多事只布置不检查，有些时候也检查，但是一般化，没有具体到时间任务，完不成的也没有追查原因。大家研究确定今后要加强检查工作，由办公室和合作部分工，组织专门的人搞检查，按照任务时间要求，分别规定出对各项工作的检查期限，定期进行检查，并把检查和评比竞赛结合起来。 + +　　（4）每提出一个新的问题要搞重点拿样子，有些事边搞重点边推，有些事重点拿出要子组织参观推。这次会上交流的经验证明，那样事情有了样子，一下子就干开了，推得快而且易於巩固，反之，则迟迟推不开，形成一般号召。检查下来，过去好些事情就是这样落空的。 + +　　调查研究，检查和搞重点这三件事要狠狠抓住，在合作部和办公室里成立这样三个战斗性的专门小组，把这几件事认真干起来。 + +　　（5）认真的抓住“试验田”这个办法，坚决贯彻到底。这次会上决定每个农村工作干部，每个合作社都要有试验田。并做了这样几条规定： + +　　1、搞试验田要两结合，一是和技术结合，二是和群众结合。干部搞的试验田要有农业社的积极分子参加，我们和他们一齐研究一齐动手。另外，搞试验田要和研究技术结合，不能和一般农业社里盘田一模一样。盘试验田切忌一般化，要大胆的试验，就是有个别的失败也不怕。 + +　　2．要试验几种作物，要从头到尾的试验。要试验各种操作技术耕作制度和各种不同品种、不同节令，要试验各种工具的改良，这一些都要有记录，这样才试得出个名堂来。 + +　　3．试验田要进行定期的检查评比。这次会上规定地查县，县查乡社。县委搞的试验田，要把计划报给地委，包括种几亩，种什么，打算试验什么，操作规程，产量指标等内容。地委按照计划逐月进行检查，秋后组织评比。 + +　　（6）要运用各种办法发动一个群众运动。特别是大鸣大放大辩论这个办法，大家都有深刻的体会，在修水利当中，那里辩论得好，人力物力财力各种困难都迎刃而解，反之，就一样也贯彻不下去。每年春耕尾中耕头总是要来个“松劲”，省委指示，今年一定要想办法不松劲，这次会上大家研究要围绕“是不是不栽不得吃不薅得吃”，“秧栽下去20天一定要薅头道”等问题组织专题的鸣放辩论。另外，参观、评比、展览会已经是得之有效的措施，要充分的运用起来。 + +　　（7）抓合作社的管理，这次会上大家检查了许多事情，都是由於合作社的管理不善而落了空。楚雄阱上乡有个生产队，把合作社的田和过去单干的富裕中农盘的最好的田做了一次比较，在早栽、挖田、品种、施肥数量、薅锄道数、及时收割等方面，合作社都大大的超过了他。但是合作社也有赶不上他的地方，那就是小秧，肥料质量，田间管理，薅锄质量等几个方面，这都是管理方面的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可以增产五成多。所以大家决定要坚决把合作社的管理抓起来，这也是个作风问题，因为许多管理问题，并不是没有提出办法来，而是提出来了却没有贯彻没有坚持。 + +　　大家追溯了一下历史情况，感到在1956年以前工作作风还是比较深入具体的，但是，从1956年下半年以后，就有些变了样。那个时候有这样几股风：一股风是说地委领导太具体了，有些事事务务，影响下面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又说地委应当坐下来多学学理论，不要一天到处跑；另一股风是说领导上要因地制宜，当然，因地制宜是对的，但过份的片面的强调了因地制宜，就带来了放任自流，有相当一段时间，强调不要提的太具体，让下面灵活掌握，1957年的烤烟后退就是这样一个教训，再一股风是有少数人埋怨领导上批评多了。这几股风，我们都有些顶不住，发生了一些动摇，在工作作风上受了一些影响。 + +　　（三）这次会议在提高思想的基础上，大家劲头足信心大。工农业规划的指标措施都比过去大大增加。农业方面，总的要求是：粮食四年达到单产800斤，三年基本水利化，各县报的指标大部份超过了地委的指标，大部份县都是争取三年内达到800斤，在发展地方工业方面劲头也很大，大家有信心提前实现省委的规划，广通县今年内工业总产值就可以超过农业产值，全区的地方工业产值按照这次会上的规划，可以争取三年保证四年赶上农业产值。 + +　　1．第二个五年计划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增加一倍半，达到30亿斤产量，单产：四年800斤，五年千斤。各县逐年进入800斤的规划是：1958年富民、姚安两县，1959年大姚、罗次、双柏、南华、禄丰五县，1960年牟定、楚雄、禄劝、盐丰、武定、广通六县，1961年永仁、元谋两县。 + +　　2．到1962年几项主要经济作物的规划：棉花：面积由1．3万亩扩大为16万亩，单产由24斤提高到100斤。烤烟：面积由13万亩扩大为44万亩，单产由71斤提高到400斤。甘蔗：面积由3．2万亩扩大为16万亩，单产由5，800斤提高到2万斤。麻：面积由3．5万亩扩大为16万亩，单产由90斤提高到250斤。五年内种植经济作物的总面积将由21万亩扩大为97万亩。 + +　　3．大力发展油料。五年内保证完成两亿斤油料的任务，三年突击完成播种。每人种核桃30棵，其他木本油料和蓖麻150棵。 + +　　4．发展畜牧业：五年内大牲畜增加45％，达到86．4万头。羊增加2倍半，达到302万头。猪增加五倍，达到390万头，58年达到每人一头，62年达到每亩一头。 + +　　5．副业产值到62年增加三倍，达1亿余元。其中养蚕，到62年发展到5万5千张，产茧446万斤，比1957年增加19倍多。 + +　　6．做到以上几项，农业总产值将从57年的1．2亿元，增加到6亿余元，增长448％。 + +　　7．三年实现水利化。60年达到稳定水田220万亩，水浇地100万亩。 + +　　三年实现每亩万斤肥。62年达到平均每亩施化肥100斤油枯40斤。58年社社搞颗粒肥料，县县搞细菌肥料。 + +　　三的改造完120万亩低产田。 + +　　三年实现梯田梯地化。 + +　　两年实现良种化。58年社社建立良种田，县县建立良种繁殖场。 + +　　8．改变耕作制度。五年内复种指数从158％达到230％。 + +　　9．大力改良工具，三年内做到运输畜力化，耕耘新式农具化，加工脱粒机械化，基本消灭人背人挑。58年达到1万部马车，62年做到每社有马车50部。 + +　　10．举办各种专业的短期训练班，帮助合作社培养技术队伍，要求三年内，每社形成一个五、六十人的技术队伍。地县两级在各行各业培养出几个“专家”来。 + +　　11．要储备粮食和积累资金。三年内合作社的增产部分，最多只能分20％给社员。储备粮：六年留够一年十年留够两年。 + +　　12．五年内地方工业将有飞跃的发展。总产值五年赶上农业。全区58年将增加108个厂矿，增加产品5，000多种。地方工业的几个主要项目是：①机械制造：58年专区建军立中心机械场，各县建立修造厂。②冶炼：62年达到年产铅18万吨，铜5，000吨，煤100万吨。③化肥：62年达到年产22万吨。④电力：三万瓩。 + +　　13．发展交通运输。三年内做到区区通公路，平坝区乡乡村村通马车，普遍开辟田间道路网。 + +　　14．绿化：三年突击，一年扫尾，四年完成。除四害：两年突击，一年扫尾，三年完成。其中鼠雀要求做到一年突击，一年扫尾，蚊蝇做到两年突击，一年扫尾。扫除文盲：三年苦战，两年扫尾，扫除全部青壮年文盲。 + +　　在会议进行中，我们接到省委的电话指示，要我们力争超额完成水利积肥任务，并及早动手准备春耕，这对我们又是一个促进。会上决定除原有水利任务一定要如期完成外，又增加了一个九龙甸水库，已抽调劳动力一万人，即刻动工，争取栽插前基本修好。各县水利计划又有所增加，原来84万亩的计划已被突破，上升到116万亩，从现在进展情况看，还会继续上升。水利工地的劳动效率，一般达到一方半到两方，在2月28日左右可以全部突破全区2．4个方的指标。会上还研究了备耕工作，对今年春耕提出了具体要求，全区有信心做到消灭夏至秧芒种地。另外对整风整社工作，也结合进行了研究和安排，全区整社工作在三月中旬可以全部结束。 + +　　· 来源： + +　　云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08.txt b/CCRD/2/6/2/0000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8cbd1cd1fc8134a738bd3ba5254a0a7017b87ab --- /dev/null +++ b/CCRD/2/6/2/000008.txt @@ -0,0 +1,35 @@ +# 贵州民丰社“青年试验田单季稻亩产三千零二十五斤”的真相 + +　　新华社贵阳6日讯　中国青年报2月17日刊登的该报驻贵州记者方飞报道的贵州省金沙县禹谟区打坝乡民丰社青年试验田单季稻亩产三千零二十五斤的消息，有报道失实之处。现将初步调查情况报道如下： + +## 一、事情发生的经过 + +　　去年12月县四级干部会议期间，民丰社主任姚国彬(党员)在讨论会上不负责任地说了一句他们社里有块粳稻田去年每亩平均收了三千多斤。这件事引起了区领导的注意，指定民丰社总结经验。 + +　　姚国彬看到事情弄假成真，回社后就和青年生产队长余品贵(中国青年报误为余昌贵)、驻社干部石寿仁商量对策，将错就错地把社里一块产量最高的糯稻田硬充粳稻田。这块田面积为2．69亩，据目前了解，去年收毛谷十石多，约合五千一百斤，平均亩产一千八百九十五点八斤，折合干谷子一千五百一十六点七斤。这块糯稻田亩产量本来是贵州省最高的，但由于距三千多斤这个数字还远，只好编造了1957年产量是毛谷四十五背(每背约一百七十五斤)，这样便产生了总产量七千八百七十五斤这个数字。(中国青年报登的是七千八百三十五斤，可能是记者算错的。) + +　　不久，区委书记杨品良同志根据他们的材料前往民丰社丈量土地，得出二点二九亩，算出亩产粮食三千四百一十七斤。不久这个不确实的消息从乡到省传了开来。后来，省、专区和县有一些领导同志也曾前去参观过，但仅仅是看一下就走了。 + +　　2月上旬，中国青年报方飞同志在贵州省农林水劳模大会上访问了姚国彬(他是因民丰社1957年包谷丰产而出席会议的)，打听到亩产三千斤的消息。会后，就随同共青团贵州省委书记汪行远同志前往金沙，专门总结这件事。他们根据别人已经整理好的书面材料，到民丰社开了一个青年座谈会，进行了一天了解。由于产量、品种、经验基本上是编凑的，青年生产队长余品贵也是参与作假的一员，因此会上也核对不出什么大漏洞。汪行远同志在座谈会上除了肯定产量和品种，还肯定这块田是青年试验田，理由是(据方飞同志转述)这块田是由青年开的，而且因去年施肥比别的田多，实质上起了试验田的作用。 + +　　其实事情并不是没有足以引起怀疑的地方，2月上旬，省农业厅粮食生产处处长张忠成同志和一批其他专区来金沙参观冬季生产运动的农业技术干部，用皮尺初步量出面积为二·五九亩，并根据谷桩的株行距、有效分蘖数、每穗谷粒数，粗略地计算出每亩理论产量是一千五百二十五·七斤，但杨品良听到这消息后，并没有把相信群众和相信科学结合起来，打出原因，弄清是非，反责怪农业技术干部保守。 + +## 二、事情的本来面貌 + +　　记者2月24日到达民丰社时，恰好中共贵州省委组织的工作组(成员中有以贵州农学院顾冠群教授为首的水稻栽培、土壤、肥料等方面的技术专家)也同日到达此地。记者参与了工作组总结青年试验田粳稻高额丰产的经验。 + +　　经过两天的座谈，以及调查分析土壤、肥料、谷桩、稻穗等工作后，就引起工作组的苦闷和怀疑。主要是产量如此惊人而栽培技术却并不那么突出；其次，社主任交出的大麻谷种和谷草(事后证实是假的)，以及工作组在田里找出的谷桩，都不算好，如果按农业社介绍的株行距为七寸左右，每亩理论产量只合一千四百三十斤，和亩产三千零二十五斤相差太大；第三，那块田原来种了油菜和莲花白菜，谷桩也较明显，但在农业厅的技术干部参观后，却毫无根据地把油菜翻犁在田里，灌满了水。 + +　　经过几天比较深入细致的工作后，到2月28日，事实基本弄清了。 + +　　(1)在品种问题上，根据去年种过这块田的第三生产队十一户队员中的十户揭发，去年栽的不是粳稻而是糯稻。为了用事实证明技术人员根据糯稻秆子比粳稻硬，以及谷种发芽后必然有空壳留在根部的道理，在2月28日当着不少社员和社干部，下田找出十多个完整的稻谷桩，都被证实是糯稻，并在根部发现不少明显的糯谷壳。这就使社的干部不得不向陪同胡克实同志来参观的县委王国民副书记承认这块田去年确实是种糯稻而不是种粳稻。 + +　　(2)这块丰产田的面积经省水利局第一测量队利用科学仪器测量，并给出了五百分之一的地形图，证实面积是二点六九亩，而不是二点五九或者是二点二九亩。 + +　　(3)1957年的产量，据民丰社社干部承认是十石多，折合毛谷五千一百斤(按80％比例折干谷为四千零八十斤)。 + +　　来源：1958年3月1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09.txt b/CCRD/2/6/2/0000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dbbc5d3c26e5328605b1d3a7d56019f3da99275 --- /dev/null +++ b/CCRD/2/6/2/000009.txt @@ -0,0 +1,33 @@ +# 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三类社整顿后存在问题和解决意见的报告 + +　　（省委：） + +　　到目前，全省1902个三类社已经整顿结束。经过整顿的的三类社，绝大部分都彻底改变了原来的落后面貌。有1253个三类社提高到一类社，占三类社总数的65、9%；574个提高到二类社，占三类社总数的30.2%，在这些社内，地、富、反、坏分子的反动气焰受到了彻底的打击，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行为，受到了严肃的批判，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水平有一显著的提高，生产大跃进的形势已经形成。 + +　　但是，根据各地的检查验收，发现当前三类社中尚存有不少问题。首先，在整顿结束的三类社中，有75人社（占三类总数的3.9%）整的不深不透，有的甚至原封未动。在这些社内，主要存在如下的几个问题： + +　　（一）地主、富民、反、坏分子的反动气焰受到了彻底的打击。金塞县桃园社3个反革命分子（其中11人有血债），整社中都未作处理。恶霸分子李云清有13条血债仍逍遥法外。被斗的不法富农彭松运仍不低头认罪，到处喊“冤”。怀远县燎原社的地主谢明甫被斗后，还在大放反动言语。省县三河社整顿坏分子王玉蘭还说：“我非和共产党再干一下不可”。 + +　　（二）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没有很好的贯彻。凤阳县窰河社整顿后的75个队干部中，上中农占40个，另外还有1个富农当会计，两个地主当统计员。当涂县和睦社的会计原是三青团区队干事，整社中也未撤换，65个生产队中，还有18个地、富、反、坏分子当着统计员。肖县联合社有两个富农、1个地主当着饲养员。 + +　　（三）经营管理仍混乱，社员出勤率很低。无湖县荆西社，整顿后记工还没有劳动定额，第六队生产队长天天早上喊社员下田，把喉咙都叫哑了。有些社“三包”未搞，就宣布整社“结束”。太湖县新民社整社工作组走后，社员就提出要分社，14户社员还要求退社。怀远县燎原社，整社中对去年抛荒的100多亩地还未翻黎，最近还相继死了三头牛，劳动出勤只有30%。 + +　　（四）整党、整团搞的粗糙。凤阳县窰河社党支部共15个党员其中有14个党员带头瞒私分，也未作认真处理，现在还有3个党员连会也不参加。当涂县和睦社整顿共青团组识时，39个团员中9个不到会，并有3 个团员长期不过组识生活。其次，在已经跃升为一类和二类社的也较为普遍地存在着如下的问题: + +　　（一） 整顿组织改选干部后，新选的社、队干部工作积极性很高，但有的人工作工做能力较差，工作中缺少办法而思想苦恼，有的地主并发现落选和被撤职的干部有意讽刺，为难和打击新选的干部。如肥东曙光二社有个落选的干部说：“我们不干了，看你可能干好”，还好：“你今年当干部，明年还不是象我们一样的被干下来。”有的新选的干部反映说：“选我当干部已经两、三个月了，我还没有摸上路呢？”望江县新桥社，新选任的付主任金让华说：“当干部困难事情真多，怎么办呢？”今年在三类社落选干部较多（这是正常现象），这个问题显得更突出。据阳專区180个三类社的统计，新选干部占28.3%。 + +　　（三）有的三类社整顿之后，干部和群众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他们认为“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过去是三类社现在是一类社，样样都先进了”。 。皁江县陈桥整顿之后，县委整社工作组6人全部抽走；社里的干部也说：“现在社里没有问题了，啥事都办得好”，春节期间社内并因此大搞文娱活动。皁阳县有的社在整顿后，不但整社工作组全部走空，还把社里在整社中培养提拔起来的积极分子外调到别社帮助整社，乡里干部也不在到这些社去了。有一个新选任的社主任丁家祥急得见人就说：“整社时说不能强迫命令，现在干部都走完了，不知如何干，真发愁。”肥东县东曙光二社第18生产队反瞒求社里增加口粮；第一、四两个生产队该赔产也不承认，还派五、六个人到社“请愿”，“罢工”。 + +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认为各地必须注意： + +　　一、对于三类社的整顿工作，迅速进行一次普遍地认真地检查验收。合标准的，要留下干部一至二人，织级作好巩固提高工作；不合标准的应该坚决重新组织力量，加补课中应首先将地、富反、坏分子的反动力气焰狠狠地打下去，该法办的立即法办。对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主义行为没有批制或批制不彻底的，一定要织级进行严肃的批制，坚决树立起贫农和新下中农的领导优势。同时，并应该改善经营管理，织级生产大跃进，不允许有一个没有死气沉沉的现象。 + +　　二、织级做好三类社的巩固工作。对落选干部打击讽刺新干部的现象，应该加强教育，通过辩論，展开批制，提高觉悟，化阻力为助力。同时对新选的干部要加强培养，提高他们织级通过辩論，展开批制，掀起春季生产的大高潮。对春耕生产确有困难的社，除了发动社员投资以外，有关部门应该优先加以支持。 + +　　以上是否有当，请批示。 + +　　 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1958年3月6日 + +　　· 来源： + +　　安徽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10.txt b/CCRD/2/6/2/0000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35d63c2e2da206c60a7d4f200c9fe30c627f74a --- /dev/null +++ b/CCRD/2/6/2/000010.txt @@ -0,0 +1,63 @@ +# 中共麻城县委关于结合全民整风进行整党的报告 + +　　（地、省委组织部：） + +　　我县自去年9月开展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农村6个区，7个指导组所属91个乡6035个党员，在县委统一领导，统一部署下，紧密结合生产中心，开展了整党。至今历时5个多月，已基本结束。在这个时间内，除三个重点乡345个党员集中训练十余天外，由于当时旱情严重，生产异常繁忙，一般是党内党外同时进行，而且中途稍停了一个时期，以后又接起来。根据这一生产特点，全县分为4个阶段进行整党工作：第一，结合生产，党内党外一齐鸣放，边武装骨干边鸣放，白天生产夜晚鸣放，田间埠头分业鸣放；第二，就事议事，做什么鸣什么，辩论什么，推动抗旱保收，冬播、统购统销等中心运动；第三，结合整社整顿党员干部的领导作风，打破右倾保守思想，力争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第四集中训练，提高觉悟，汇集所揭露出来的一切问题，开展分析批判，分清大是大非，严肃进行组织处理，认真作好鉴定，改选支部领导。 + +## （一） + +　　我县农村党组织，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经过几年来的锻炼，基本是坚强的，发挥了党在农村的战斗、堡垒、桥梁作用，顺利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已成为广大群众时刻 不可分离的组织领导者，但也不能说丝毫没有问题，从这次整风整党鸣放中揭露的部分问题看，是与党员有直接与间接关系，甚至是党员个人与党组织中极为严重的 问题，这点必须正确处理。 + +　　1、在新形势下，部分党员由于入党时间短，没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锻炼不够。仍滋长着较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在两条道路斗争的面前，表现软弱无能或充当俘虏。全县统计，破坏统购统销12人，对合作社不满闹分社33人，做投机生意49人，偷税漏税56人，贪污173人，瞒产151人，放债4人。走马岗乡党员王直卿（副乡长）至今有两块松山，一块竹园不入社，有人问他，说：“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想法？”乘马岗乡一社主任余佩玉（总支委）作打油诗：“转社一两年，五更半夜不偷闲，口粮五百斤，还用市秤称，社员不敢做声，不是批判就是斗争。群众每餐半斤谷，机关半斤米，你看哪里去说起。”张家垸乡分支书杨荣交53年生个儿，取名“余粮”，到55年统购后，生个儿子叫“缺粮”。西陈乡党员周希富诬蔑幸福生活是“一吹三条浪，一喝九条沟，增产出古怪，碗里现人头。”如此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思想，从各个角度上反映出来。 + +　　2、作风恶劣，思想保守。“四气”丛生。据统计，打人骂人有113人，长时期不工作203人，拭牌赌博88人。易家大垸十社支书石子荣，一年打贫农7人，罚工分4人，公开对党员、群众扬言：建设社会主义一定要死人，否则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党员不服从就开除党籍，群众称为“红毛生”。长岭岗乡团总支书刘新民（党员）在整团会上，罚4个团员脱裤子到细石头上跪着，又冷又痛，结果把团员冻病了。 + +　　走马岗乡总支委员会，通过全面检查揭发，57年的工作是“五少”、“三多”、“四不够”。五少：批评与表扬少，布置与检查少，解决具体问题少，奖励少，政治教育少。三多：会议多，减产多（80万斤），说空话多。四不够：全面抓不够，乡干包社不够，重点示范不够，自己办试验不够，副书记陈运栋深感惭愧，抱头痛哭，两餐没吃饭。梁家畈乡二社主任闫继柏，不接受技术改革，分配双季稻530亩，只插200亩，造成减产，八社主任王全桂说：“跃进是打雷闪电，贯彻规划是谈古文，讲故事。暮气沉沉，缺乏革命干劲。还说：“细密细密，当头三粒，麻雀一搞，耗子一吃，一粒也不粒，远望一遍青，近望尺把深，一亩百把斤，你说要增产，我说乱扯精。” + +　　3、揭发出少数党员阶级立场不稳和各种不纯分子混入党内，全县党内有漏洞地主5人，漏网富农17人，反革命分子2人，流氓分子7人，其它坏分子15人，阶级立场不稳66人。西城乡漏网富农晏绍明过去剥削收入占30%，请长工、放债，自己不劳动。丁家坳乡党员毛其志46年参加我军后，随带三支枪投降国民党。石门畈乡一社李成胡49年当小保队，因捉我军王队长把脚打跛了，混入党内，伪装积极。黄土岗乡党员黄长义严重丧失阶级立场，帮助地主倒算贫农李必仁土改分得房子一间，不让贫农当饲养员反叫富农黄长祥，一年死猪280多头，又叫富农黄安望当生产队会计等。 + +　　4、部分党员觉悟低，认识模糊，不起党员作用。计有不起党员作用91人，李家楼乡党员曾凡明一贯不工作，他说：“我入党是游弟波当组长，现在当部长，我还是我，落个三头受气，有么搞头，坚决不干。盐田河乡党员卢桂枝听到：闰七不闰八，闰八用刀杀”的论言后，吓得跑到汉口去住20多天，有的埋怨：“入党上了当，要少活十年，缴党费是缴人税等等。” + +## （二） + +## 一、搞好试点，总结经验，各级领导一齐动手 + +　　今年元月在社会主义大教育的重点西陈乡，搞整党试点，丰富领导，该乡为二类支部，党员较多，有很大的代表性。在工作过程中摸索了几个问题：（1）必须围绕生产，推动生产，不能关门整党；（2）整党一定不能与全民整风脱节，所揭露出党内问题，在党内有目的，有对象的解决；（3）要提高支委思想，运用支委力量；（4）组织处理中有温情主义；（5）改选支部要充分发扬民主，自下而上讨论提名，完全相信群众，这样丰富了领导经验，全面开展整党工作。 + +　　县委取得经验后，通过三级干部会、电话会作了指示，强调各级书记一齐动手，再三说明整党的重要意义和方针政策，原唐郁、中一、龟山、夫子河等区、组，以全民整风代替整党，不愿再搞整党的模糊思想澄清了，第一书记亲自抓起来，全体县委委员及各部干部均明确分区、分组，加强问题较大，党员较多，薄弱地区的领导，深入到唐郁、东木、龟山、乘马等地帮助工作。保证了全县运动平衡发展。 + +## 二、抓住典型批判，明辩大事大非，互相开展批评普遍进行鉴定。 + +　　根据社会主义大教育运动中大鸣大放揭露支部与党员的各种问题以及党员本人所放的各种错误言论，集中起来，抓住对于两条道路的态度，三者之间的关系，工作作风，革命干劲和接受先进经验等方面。 + +　　首先抓住典型，开展辩论，西陈乡党员晏绍太在鸣放时说：“为官不为民作主，枉吃朝廷奉绿恩，官好民顺，官逼民变。”辩论时三次不服，一直说共产党没办到好事，群众要反对。全体党员就和他搬老底子看，他家解放前父亲打长工，兄弟4人讨米，外婆把件破裤子给他穿了5年，叔父把件破棉袄穿了4年，一家住间破房子，每年收入105元，全家7口人，三年只穿5斤净花，吃油25斤，肉27斤，粮食每人每年370斤。解放后，得田得地、耕牛、农具等等不说，仅56年入社后收入555元，提高五倍，每人口粮550斤，一年得净花21斤，油49斤，吃肉64斤，57年收入为600多元，每人口粮570斤，逐年算账对比，问他点头答应，只好濠淘大哭。他说我的结论是八个字：“狼心狗肺，忘恩负义。”望花山乡青松十一社主任胡美富说：“生活不如过去，当干部划不来，坚决要求不干。别人问他过去讨三年米，打15年长工，是真是假他不作声，他不仅如此，他小时已卖人家当8斗米，家里一边破锅，三间没瓦的房子，外面落大雨，屋内落细雨，现在大儿住中学，自己饱食暖衣，冷热不愁，过去叫胡癞痢，现在叫“胡主任”，有哪点不如过去，引起了到会90个党员就有60个不禁流泪。 + +## （三） + +　　1、思想上的丰收，生产上的跃进： + +　　梁家畈乡95个党员，原闹情绪，消极退坡的9人，不团结7人，强迫命令3人，贪污挪用9人。通过学习打掉了“四气”开展“赶先进运动”，即落后队赶先进队，社员赶社干，亏户赶余户，老年赶青年。党员彭先发所领导的生产队，在“赶”的鼓舞下，两夜自制土车16乘，运送肥料基本上做到车子化。长岭岗乡社支书冯辉煌整党后自动交出原私买做投机生意的板车一部，他说：“这就是崭断资本主义的根子。”李胜乡红星一社党员邓春堂说：“党救了我，把我重生了一次。”整党的第二天，想尽一切办法，利用雪天不能出工，就在家发动100多个社员积肥17,000多担。如此事例不胜枚举。据42个乡的统计：整风前，1958年党员中，一类741人，二类754人，三类463人。整风后一类1108人，二类653人，三类197人。 + +　　2、改进了领导，树立了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 + +　　通过整党，每个党员都深深体会到做好任何一件工作要有革命干劲，还必须善于走群众路线，有事与群众商量，倾听群众的意见。燎原一社党员李安怀向群众作了检讨 后，社员李安奕跑到他家去说：“你要是这样改变作风，今后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说“干部能改正，社员有决心。”明山乡提出改进作风的办法是：“一切从试验田做起，一切以党员带头。”全县113个强迫命令的党员都有了很大改变。野鸡岗乡金鸡三社主任龚正旺（党员），整党前社员作打油诗：“正旺！正旺！驮着红袋到处荡，白天不生产，夜晚熬油亮。”整党后又作诗：“我们主任龚正旺，工作作风大变样，生产工作两不误，实在不平常。” + +　　3、整顿了党的组织，纯洁了党的队伍： + +　　通过整党，不仅提高了党员的社会主义觉悟，鼓起了干劲，改进了作风，同时按照党章规定，充分发挥民主，采取了自下而上的讨论提名，选举了乡社总支与支部，加强了支部核心领导，对于那些本质好，工作积极，大公无私的支委，连选连任，只有个别本质不纯或犯有严重错误或不称职的人，撤销他们的职务。选拔一批优秀的 党员到领导岗位上来。对于那些混入党内的坏分子，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屡教不改，不可救药分子，一律清除出党，并且在整党中结合作好了预备党转正工作，共转 正135人，延长预备其40人，取消106人。 + +## （四） + +　　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 +　　1、办理组织处理手续，还没有紧紧跟上去，全县91个乡，除梁家畈、许家、西陈、丁家沟等九个乡手续已办结束，而其它各乡还拖着没送县批准。 + +　　2、运动发展不平衡，11个乡有些走过场，解决问题不深透。还需在工作补上一课。 + +　　总之，我们问题不少，现在正在检查解决中，情况以后再告。以上问题我们初步总结，是否有当，请指示。 + +　　 中共麻城县委员会1958年3月13日 + +　　· 来源： + +　　湖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11.txt b/CCRD/2/6/2/0000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37aacd7c46554c4f3a51517d303b78107ba2fb7 --- /dev/null +++ b/CCRD/2/6/2/000011.txt @@ -0,0 +1,23 @@ +# 河北有些地区春荒相当严重 + +　　<邓子常、编> + +　　新华社保定28日讯 河北省去年农业大丰收，只个别地区因灾减产，程度一般也较轻。但在春节以后，不少地区陆续发生春荒，有些地区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部分群众的生活很困难，出现了逃荒、讨饭、变卖家俱等现象，有的人已经因吃野菜过多而脸肿，有的人因便秘而躺倒。保定专区九个县原有灾民只三十八万人，当前生活困难的群众增加到五十一万人。天津专区文安等五县六十九万多人中，需要救济一部或全部的占23．53％。沧县专区河间县东郜村共二百一十八户，即有一百五十二户断粮。 + +　　目前最突出的是逃荒讨饭现象。仅据天津、保定、沧县等专区二十六个县的不完全统计，外出讨饭的农民即达六千二百多人。现在，这种现象还在上升。据保定市调查，流入该市的农民1月份一百八十六人，2月份六百八十九人，3月上旬只八天就有三百二十一人；其中30％以上的还是男女整半劳动力，他们多是扶老携幼，白日乞讨，夜宿街头或郊外，到处散布不满言论，影响很坏，据了解，外流农民最多的地区有：保定市附近各县，天津专区的文安、坝县和任丘，沧县专区的河间、献县和南皮，邯郸专区的永年等县份。 + +　　不少地区还发生破产渡荒现象。据天津专区文安等五县的不全面的了解，即有一千六百四十户卖家俱维持生活。个别地区因而发生盗窃、闹离婚，甚至卖血给医院、卖送儿女、自杀等严重事件。邢台专区任县在春节前即有五十五户因孩子多、生活苦而卖送了儿女。保定专区螽县位家佐村宋老涿因双目失明、生活困难而卖掉了三个女儿。 + +　　上述这一严重情况，不仅在灾区有，非灾区也有。徐水县是个非灾区，而且从去冬以来大生产运动搞的如火如荼，但目前外出讨饭的也有六百多人。 + +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有三：(一)在粮食问题方面，有的地区因去年晚庄稼受旱、产量未达到评产指标；有的人在大搞水利建设中昼夜劳动，因而多吃了粮食；有的人家去秋吃粮过多不能接茬对口。(二)有的人是在闹思想问题，乱喊缺粮缺钱。(三)也确有一部分群众既缺钱又缺粮，或者虽有供应指标却无钱去买粮食。据保定专区初步摸底表明：粮食确有问题的占讨饭人数40％左右，无钱买粮的占讨饭人数20％左右，其余的是有思想问题的。 + +　　这些情况没能得到及时解决，固然与有关领导集中全力搞生产大跃进，放松抓副业生产而影响群众收入的客观原因有很大关系，但是主观上也不能辞其责。这就是有关领导的官僚主义和麻痹思想，只看到去年大丰收的一面，忽视了个别地区还有因灾减产的情况，忽视了经过一个大丰收不可能一下子就恢复元气的情况，再加粮食工作上存在一些问题，以致群众困难没有得到及时解决。一般乡、社干部对于群众的困难是了解的，但有些人不敢据实反映，怕领导上批评他们思想右倾等。 + +　　现在，河北省党、政领导机关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已指示各有关地区采取有效措施，迅速帮助群众解决困难，遏止春荒现象继续发展。 + +　　来源：1958年3月2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12.txt b/CCRD/2/6/2/0000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e990d4a20ef646e29f322a17923c2b9a834659c --- /dev/null +++ b/CCRD/2/6/2/000012.txt @@ -0,0 +1,57 @@ +# 赤水县委召开的四幹会上各区、社、单位的发言稿 + +## 日夜三班，今年普及中、小 苦战一年半，实现“无盲学区” + +　　我荣幸的参加了这次带有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大跃进会议，听取了县委传达主席指示六十条，和省、地委的精神以及县委工农业生产规划指标后，无不使人“心花怒放”，特别是几天来的回忆、酝酿讨论，具体通过“双反”和实际参观，受到一次生动的社会主义教育，今后坚决拿出革命干劲，以主席指示为武器，并把党委的各项决议，保证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现将我校整风、双反后，依靠群众办学，勤俭办学的信心和全学区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初步规划作以发言，并以“日夜三班，今年普及中小，苦战一年半，实现‘无盲学区’的行动纲领”，以“学先进，比先进，赶先进”的精神，鼓足革命干劲，信心百倍地实现规划，以此向全省文教战线上提出友谊竞赛。 + +　　一、精简教学与非教学人员，认真提高教学质量，改进教育方法，本着“依靠群众办学，勤俭办学”的方针，切实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身体健康的工农业劳动者：（一）我校现有教职员工57人，通过整风学习后，为彻底打掉“五气”，从学校行政领导起打破常规，“校长上四—六节课的制度”，一位总务主任未上课的兼起课来，每位教师增加3-5节，低年级衽包班制，取消科主任教师，全校可精简教师13人，并保证提高质量，各级保证作到少有或没有留级生。（二）为了实现今年小学普及义务教育，我区适龄儿童，现入学已达80%以上，除继续巩固提高外，为秋季普及打下基础，在现有基础上不再向国家要一钱一人。今年春招收插班生100-150人（包括转学、复学在内）。（三）尽量发挥群众办学的积极性，满足具有小学程度的青壮年和和有职业，又有求知欲望者，有深造可能，拟定附设一间半日制的业余民办初中，计划春季招生150-200人，以普及初中教育。（四）切实作到学习与实践相结合，将运去校行使的“全日制”改为“半日制”（中高级），进行半天读书，半天劳动。必要时，经常由校有领导有计划的招学生组织起来向城镇进行义务性，和报酬性的分批劳动，如给服务局包糖食、剥花生，向农业社锄草、送肥、收割等，以此逐步树立劳动观点。 + +　　二、大力作好扫盲工作，这是一项艰苦而复杂的群众性工作。几年来学校对这方面很少过问，现在我们认识到在工农业大跃进的同时，文化工作跟不上必要拉到社会主义的后腿，因此，我校全校教师把这一光荣任务作为教育工作者的职责，一致赴于扫盲行列。我学区大约有3800余人的青壮年文盲，除部分在农村尚需一年突击，半年扫尾外，镇上约有2000多人，争取年前彻底扫除。年前实现“无盲镇”。坚决向先进学习，赶先进的精神，积极响应陈毅副总理的号召：“来一个文化上的‘原子爆炸’”。其措施是，首先在镇委的领导下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向文化大进军”，年前实现“无盲镇”的宣传运动，并采取“文化诉苦会”、“辩论会”和“一宣、二劝、三串连、四问、五找、六摆谈”的有效方法，以启发群众自觉学习文化的高潮，彻底改变“冬季上学，春季散学”的现象。具体办好常年民校，争取在原有300人的基础上再扩大到2,000余人，除了校址、校具、设备等方面大力支持外，并由全校教帅上完正规小学一班外，分别下午，或晚上进行辅导或轮流任课，以实现我们的“日夜三班”。其次，以镇人委、居委的扫盲协会、分会为主的组织识字班，巩固去冬入学的1,500人。我校外宿的教师主动与扫盲教师配合，负责包干包片加强辅导，并经常有意识的组织校内的少先队员回家帮助爸爸、妈妈识字，或巩固成绩工作。除关措施外，个别特殊不能入学者，组织三、五人一个小组或送字上门解决。 + +　　三、努力学习，加强自我改造。教师们这反右、整风后，政治方向有了明确，今后应本着主席指示，从事实际锻炼，逐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工人队曳知识分子，力争又红又专。小学教师教学方面，具体解决学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文化知识与政治思想相结合，校内教育与校外教育相结合。其道路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 +　　（1）在政治理论学习方面，目前仍以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具体学习“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并加强政策时事的学习。每周坚持六至八小时，一月举行测验一次，以逐步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观点，树立无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热心于社会主义事业。在业务上，除在学术方面开展自由辩论外，着重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在教育方面，不仅要懂得工农业的基本知识，还要钻研教育学，儿童心理学，以及教育法等。并将校内不足初师水平者，争取一年赶上，现在初师水平也要求在两年内赶上中师水平，以提高教学质量，和墙头新的下一代成为工农业劳动者。 + +　　（2）积极参加体力劳动，这是使知识分子逐步建立工农感情的具体道路。校内：作好建校劳动，今年上半年抽时间筑好全校围墙的1,000板左右。自修猪圈两间，培养鱼塘一口，三月底彻底消灭“八害”（蚊、蝇、鼠、麻雀、臭虫、虱子、跳蚤、瓦虱）。清洁卫生方面，作到“六面无尘，家具大翻身”。并陆续有计划的将校内基层巴蕉换成香蕉。杂树变成果园，成为常绿校。校外：全校教师每人全年不少两月劳动，并向农业社或农场签订合同，或包工包产搞“试验地”、输送三千劳力、无偿送肥十万斤，并本着“统一安排，全面锻炼”的精神，除开寒暑假，每年下去四批、计划三年锻炼完，现在要求每位教师自制一套劳动工具，以此树立劳动观点，克服轻视体力劳动的现象。 + +　　（3）大力发展牲畜，计划自养毛猪肉20头，羊6只，鹅20只，兔子现买20只（可能到年底有300只），养鱼1,000斤，资金发动教师来集资或互相储金解决。养猪饲料，除种一部分饲料地以外，多采集野生饲料试制发酵，青贮来解决。以上发言很不全面，同时对学校工作体会不深，这个计划很难说先进，希同志多多给以批评和指正。 + +　　 赤水县城关小学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一日 + +## 为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事业绝不当一个促退派 + +## 华玉田（发言稿） + +　　（同志们：） + +　　我们听了县委传达毛主席六十条的指示和省、地委的总结之后，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启发。特别是经过几天的学习后，各区、乡、社和其他单位的同志们，都以革命的英雄主义十足的干劲，提出了各种先进的指标和为建设社会主义奋斗方向，并交流了无数的先进事实和先进经验。在先进事实的铁证下，有力的批判了我们的右倾保守思想和作风，这是十分必要的，对我们的教育很深。政法工作同其他工作一样，必须打破陈规，勇往向前，赶上先进，为了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事业，我们绝对不愿意当一个保退派。 + +　　县委指示，我代表政法机关发表一点意见： + +　　第一、消灭火灾：几年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发动依靠了广大群众的积极努力，与同火灾作斗争取得了很大成绩。近两年来火灾虽然大有减少，但是，火灾对我们危害仍是相当严重的。特别是58年入春以来，全县就发生四次重大的火灾，烧了一个粮食仓库，烧坏三个工厂，烧了达十多亩面积的一个大山，烧死一人，重伤一人，烧伤（较轻）十多人，从损失来看是很痛心的，估计折合币达一万之多。另外，烧坏粮食达二万多斤，这些财产都一滴血一滴汗劳动来的，由此可见，火灾确是我们建设中一个大敌人，我们却要努力的搞好建设，也要很好的作好保卫工作，严防发生火灾。保证不烧山林、房屋和仓库、工厂。发全防火应引起户户警惕，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是人人有责，是全民的光荣义务，必须发动群众大家动手坚决的消灭火灾。 + +　　（1）作好这项工作，区、乡要建全消防委员会（成员5-7人），社内设分会或小组（3-5人）。其次，是发动群众组织志愿义务消防队，成员应根据情况自行解决。对林业社和厂矿应单独组织消防委员会成或小组，由当地区、乡消防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消防组织的负责人应由各级行政负责同志兼任。只有这样有组织贯彻逐级负责，人人动手的原则，才能做好消防工作（下缺） + +## 隆兴区提前实现水利化体会 + +　　（各位同志：） + +　　我听了县委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标与省、地委对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精神，经过讨论认识、回忆，检查了我们过去的领导生产上的右倾保守思想，增强了我的先进眼光，明确了我的政治立场，看清了形势在日新月异突飞猛烈的跃进。我一定遵循党的指示，在工作中彻底反掉右倾保守、打掉五气，深入实际，向群众学习，搞重点试验，学会生产技术，把自己锻炼成又红又专的促进派，并坚决响应县委号召，保证鼓足革命干劲，苦战一年，实现千斤县。 + +　　兹将隆兴区提前实现水利化的几点体会，作一发言： + +　　隆兴区历来是土多田少，旱田多过水田，几年来的党的领导下，政府的扶持，群众的积极奋斗，开辟了一些塘、库、沟、渠，解决了31%的水利灌溉。由于水利设施少，还不能适应生产需要，去年党中央提出了大力兴修农田水利，消灭旱灾威胁的落后面貌。经过一秋一冬的苦战，全区共新培修好塘530口，库4个，堰130条，可灌田29,880亩，占全区灌溉面积的80%，现在正在新修和培修的有库4个，塘43口，堰33条，坑51个，函96个。以上工程在三月前即可完成。完工后，投入生产就可灌田6,850亩，两批新修和培修的水利可灌溉稻田37,730亩，加上原有水利和灌溉的11,200亩，总共即可灌田48,930亩，占全区耕地面积50,984.93亩的96.16%，基本上实现了水利化。正在动工着的水利工程虽然艰巨，而我区群众一致提出了：拿出实干、硬干、苦干的劲头，坚决保证三月分实现水利化。 + +　　我区能够提前实现的水利化，和开展兴修水利的高潮，我们主要抓住了： + +　　（1）领导必须下决心，认真克服右倾保守。运动开始时，干部和群众均有不同的思想顾虑，有的干部说，修水利花工多，投资大，合作化的经济不足，招架不起。群众的顾虑更多更大，如社员袁XX说：“在你水利修得多，还是天老爷落雨才有水。并且到处挖塘挖堰 ，地也挖垮了，地占去了，庄稼损坏了，还要减少收入”。免山乡挖共青塘，怕挖掉了龙脉，而不愿修。社员高泽民说，解放前几辈人没修水利还是有饭吃，现在要修水利，整得群众熬更守夜，日晚不停，活路又重，整得腰背痛，年都要在山上过。妇女鞋脚都做不到一针。当时全区出工修水利人数仅350人，占领动总17400个的2%。这说明了干部中存在着严重的右倾保守思想，因而直接障碍了运动的开展。针对以上问题，我们首先以全民整风为动力，变工地为战场，开展反右倾保守的大辩论，干啥辩啥。其次是依靠党团骨干、合作社组织，采取各种方法，充分发动群众，层层打通思想，扫除运动的障碍。同时号召干部党团争无带头，以激动群众的积极性，从而掀起了水利运动。现在全区每天出工13,500人，占总劳力的78%。 + +　　（2）贯彻民办公助，费省效宏，吹糠见米，多快好省的兴修水利方针。抓住以小型为主，中型为辅，结合大型，教育社干和群众依靠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快马加鞭，保证三月前完成一切水利工程，同时在全区范围内提出不浪费，不贷款，不停工的行动号召。因此全区10个乡，乡乡都在开夜班，现在已经完成的接近3万亩水利，未向国家贷一元款。原来桃竹乡计划贷款1500元，贯彻了费省效宏的方针后，依靠群众克服了。 + +　　（3）领导打掉官气，亲自带头参战，兵将配合，分工负责，划片包干，作到片片有区委，乡乡有干部，工地有党团，劲头不高就加派骨干，如顶兴社河坝队工地缺乏领导，就派了党员倪生德去指挥，并且号召指挥员向前，步步登先，以带动群众全力以赴。区委还组织了机关干部60多人到工地去挖堰挑土、开沟、筑塘，因而使群众更积极起来，加速了水利工作的进展。 + +　　（4）打破常规，抓着先进，学先进，推广先进，变工地为会场、学场、饭场，不管放鸣辩论、整党、整团、扫盲等工作，都不离工地。挖掘劳动潜力，提倡早班夜班和双班制，变夜晚为白天，在工具上加以改良，原来用人力挑土挑石的改用推土机，全区制造了推土机60多架，人拉石改为牛力拉石，由锄头改为洋锹，吊车滑车等七种工具163件，提高劳动效率八倍。从而（下缺）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13.txt b/CCRD/2/6/2/00001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2c363980e77e17688befe7ed715f320cabf225e --- /dev/null +++ b/CCRD/2/6/2/000013.txt @@ -0,0 +1,11 @@ +# 贵州省民政厅救灾工作简报 第三号 + +　　今将盘县解决春荒问题的做法简报各地参考： + +　　盘县1957年因灾病减产，今年春荒露头较早，有些群众也因思想问题跟着叫喊粮食不够吃，再加少数阶级敌人乘机造谣破坏，因而少数区、乡曾发生闹粮现象，对农业生产大跃进一度有过影响。县党、政领导针对这一情况，除号召群众积极进行生产自救、节约渡荒，并对缺粮问题采用群众互相调剂和用合作社周转粮、储备粮以及政府给予必要供应进行解决外，还及时组织工作组重点深入检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将取得经验及时加以推广。不仅减少了国家粮食供应，也节约了救济款的开支。他们的具体做法是： + +　　在闹粮地区进行辩论，分清是非，对真正缺粮的马上进行解决。如华屯乡华屯社在3月中旬曾有100多户闹缺粮丢下生产上山去挖土瓜，出勤率由90%多降低到30%。有的甚至去找干部比肚子大，围着党支书家的甑子要饭吃，拉社主任周文良去跳河等等，天天围着干部闹。区、乡随在摸清余、缺的基础上，及时组织了不缺粮、公正坚强的干、群100余人作为骨干，以“为啥不出工，不服从生产安排”为主题，从生产出发开展辩论。辩论开始，闹粮户说：“没吃的不能搞生产，只要解决粮食问题，我们什么生产都干”，于是就针对这一思想情况，辩论缺粮原因，对浪费粮食和跟着闹粮的进行分析批判，提高了认识，明确了方向，许多群众都大胆发言，展开批评，正确地划清了余缺界限，浪费户首先承认了错误，保证搞好生产，再不（下缺）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14.txt b/CCRD/2/6/2/00001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af11d03bdf858bbc5780f6cf902c829f0b478d0 --- /dev/null +++ b/CCRD/2/6/2/000014.txt @@ -0,0 +1,19 @@ +# 贵州省民政厅救灾工作简报 第2号 + +　　近日以来，各地春荒已相继露头，有的还较严重。部份地区发生了轻重不同程度的雹灾，现在许多地区的党、政领导对于当前救灾工作一般均很重视，亲自率领工作组深入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但也有的地区尚未采取防救措施，灾荒情况也掌握不起来，以致有些灾民的困难，没有得到及时解决，影响了春耕生产的顺利进行。 + +## 一、 目前各地春荒情况 + +　　1．据安顺专区反映：张专员亲自率领工作组深入平坝县挂多乡检查。全乡共有6个农业社，699户，3,044人，1957年因灾欠收，有5个社减产，全乡平均减产8%。其中挂多社110户，489人，缺粮的达52户（占总户数47.27%），比较困难的有14户，58人，春节前就靠信用社贷款和卖小家畜来维持，目前已有3户断炊。如贫农王君明6口人已饿了三天，老婆孩子都睡在床上，自己仍坚持出工，社主任发觉后，由社供给人民币3元，买21斤谷子暂时维持生活。杨绍先7口人断粮，靠挖葛根苦蒜过活，又没有盐巴吃，无力生产。其余的亦接近无法维持的状态。三联社82户有52户缺粮（占全社总户数的63.4%），目前已有一户卖姑娘，牛，三户卖马来维持，春荒面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现在准备用社的周转粮和预购肥猪款、救济款等结合起来进行解决。 + +　　盘县1957年因灾害减产11%左右，受灾较严重的水塘、亦资孔等区春荒早已露头。水塘区有14个社的部份社员在元月份开始断粮，上山挖土山药吃，板桥乡曾有一个老太婆外出讨饭（五保户）。仓龙乡平光社社主任的父亲因缺粮上吊自杀，幸遇救未遂。亦资孔区华屯乡小官社347户中元月份缺断粮的就有70户，靠找野菜渡荒，有五、六十户不出工生产。华屯社575户，2,212人中在3月上旬有105户344人断粮，贫农顾白元、潘双现、张景玉等在挖土山药时，曾因饿晕倒。由于全社半数以上劳动力都去挖土山药，影响了生产。亦资乡西堡社张毛氏、刘家贤二户已有20多天净吃糠菜。县的党政领导在发现这些情况后，已提出“洋芋地里蔬菜化，地头地脑生瓜化，干白田荞子化的“三化”口号，以动员灾民生产自救节约渡荒。并于三月上旬由崔县长对区民政助里员、乡民政主任，作了具体布置，建立责任制，区乡有灾不报出了问题，区、乡负责，灾情报县不解决，县负责。同时，根据各区、乡实际情况，共下拨了春荒救济费1万元，烈军属，复员军人补助费9,300元，以支持灾民生产。关于粮食问题，水塘区已通过辩论，明确是非，对真正缺粮的给予适当解决（在辩论前先借给真正缺粮户每人5斤粮食，维持辩论时间的口粮）。但也有些区、乡干部思想顾虑大，怕一动百动，明知有问题，不敢解决，也不敢反映，我们认为是比较严重的。 + +　　2．黔南自治州：韦州长已亲自电话指示各县认真贯彻执行省人委关于做好春荒救济工作的指示，并建立汇报制度。册亨、荔波、望谟、都匀等县已有一副县长专管春荒救济工作，大部份县还未具体确定。据反映：册亨县约有300户、1,000余人需要政府救济，该县二区春荒较重，曾发生群众闹粮。罗甸5个区统计缺粮户达2,421户，12,752人，其中有证无钱的621户2,828人。八茂区4个乡有100多户上坡挖山苕、蕨根和野菜充饥。全县已拨发救济费5,200元解决春荒问题。平塘县春荒已露头，县里虽于二月份在区、乡干部会议上曾经作过布置，但情况一直没有掌握起来。我厅工作组在该县牙舟乡三洞桥社检查优抚工作时，曾发现有12户无粮食吃不能出工生产。但县对于春荒救济工作还未采取具体措施，救济费也尚未下拨。 + +　　3．遵义专区：仁怀县曾由民政科长率领干部5人到三合区团结乡检查：全乡1,146户，5,771人中，有证无钱的160户，878人，有钱无证的87户，575人，无钱无证的143户，689人，缺粮面占全乡总户数的34%，需要救济的占6.6%，已有几户吃树皮野菜渡荒。社主任因怕辩论不敢反映缺粮。通过检查发现这些问题后，已采取由群众互相调剂，合作社帮助，和由政府适当供应的办法积极进行解决，同时，由县拨发各区、乡救济费6,000元。支持灾民生产自救。 + +　　4．铜仁专区：松桃县大坪区大坪乡断粮的有125户490人，以蔬菜、野菜充饥，严重地影响了生产，乡、社曾向区写了三次报告，区既不采取办法解决，又未向县报告，以致发生了逃荒乞讨和病饿而死的严重现象，一直到3月12日铜仁专署工作组去检查时，才作解决。 + +　　5．贵阳市民政局派出工作组去花溪区、龙井乡了解春荒情况，该乡407户1,907人，其中有47户缺粮（占总户数的11.5%）其中无钱无证的38户，154人；有钱无证的6户，25人；有证无钱的3户15人，这些户有的二月份就无粮向农业社借粮或信用社贷款维持，目前已有一单身汉（有轻微精神病）讨饭渡日。贫农王学文父、子、儿媳三口人二月间即无粮吃，媳妇时常吵闹，父子无法，准备上吊自杀，经群众发觉劝解，才没有死成，现在市委已召集郊区区委书记研究解决缺粮问题。 + +## 二、 冰雹灾情况（下缺）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15.txt b/CCRD/2/6/2/00001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c2e36870f54251bbb6d93f3d5d7fd4d743ab758 --- /dev/null +++ b/CCRD/2/6/2/000015.txt @@ -0,0 +1,109 @@ +# 又脏又臭！又丑又恶！！—— 学生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形形色色 + +　　<中共华东政法学院委员会社会主义教育办公室整理> + +## （一）政治立场摇摆不定，严重的右倾思想 + +　　1．在反右派斗争中，敌我不分，为右派辩护，认为右派是思想问题，是失言，并非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的认为，“右派言论只是违背了共产主义道德标准”；“某些右派不是政治立场问题，而是思想片面，不能算是右派”。有的认为，“右派只不过是讲讲，采纳与否还是由党来决定，因此右派不是敌人，没有必要搞反右”；甚至还有的认为反右派斗争违反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 + +　　2．在对右派进行斗争、批判时又存在严重的温情、右倾情绪，斗争软弱无力，和右派扯不下脸皮。有的怕和右派伤了感情，会上批判，会后则对右派说，“是同学们要我和你划清界限”。有的事先向右派打个招呼，以便取得谅解；有的甚至向右派表示歉意；有的认为，“最好不要批判右派，否则将来在一起生活，不好相处。”有的对自己家属中的右派总感到恨不起来，反而为他们的前途担心，为他们惋惜；有的看到右派企图以跳河自杀来威胁群众，阻扰反右斗争时，竟在旁流下眼泪。甚至有的坯崇拜某些右派的所谓“才华”，认为不能一棍子打死。在处理右派时，有的认为，“只要批判了右派言论的反动性，消除了在群众中的影响就行了”；“右派分子还年轻，只不过是性情直爽、思想偏激而已，应该尽量从宽处理。 + +　　3．由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欲望未能得到满足，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和右派言论发生共鸣。在党的领导问题上，有的和右派分子储安平的“党天下论”存在共鸣，认为，“党只能对方针政策进行领导，不能对各部门进行具体领导”；“党在文教部门是外行，外行不能领导文教工作”；“党在学校管得太多，在学校中，政治工作由党领导，而业务方面则应由教授领导”。在农业合作化和统购统销问题上，有的认为，“合作化搞糟了，走得太快了，有问题，农民生产情绪不高”，“统购统销强迫农民把口粮也卖掉了，限制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民生活太苦，城乡生活太悬殊”等等。在选举、民主和自由等问题上，有的也认为，“我国选举不民主，是形式主义，有的认为，我国新闻不自由，只是报喜不报忧，报纸上没有反面文章”。在干部政策、肃反以及国际关系等问题上也存在着和右派言论共鸣之处。 + +## （二）资产阶级人生观和世界观 + +　　1．“自私就是人的本性。”有的认为，“自私是人的本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的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个人主义人人有之，个人主义是人的本性、本能，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人无私心，狗不吃屎，我怀疑一个人是否可能百分之百地为国家着想”。 + +　　2．“人生在世界上就是吃、喝、玩、乐”。有人说，“人生在世，就是吃、喝、玩、乐，只有工作，没有享受，则人将与动物无异”。“地球总有一天要毁灭，浮生若梦，不如一樽还酹江月”。“人生短促，现在不及时行乐，死后躺在棺材里，就什么都享受不到了”。“一个人不会吃穿，就是不懂生活、不懂幸福”。 + +　　3．“人生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有的认为，“人生如果不能特别的好，就应特别的坏，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有人说，“默默的生，默默的死，没有意思，人生不能留名一世，算是白活一生，死了以后，谁知道你姓张姓李。不如写一本书，为自己建立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刻在人们心中，是任何东西难以摧毁的”。有人说，“一个人不追求名利就是没有用”。 + +　　4．“安于现状，明哲保身。”有的说，“人生在世很渺茫，说死就死了，何必斤斤计较，马马虎虎过去就算了”。“得过且过，既不愿作鹤中鸡；也不愿做鸡中鹤”。有的说，“生平无大志，只求身清闲”，“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 +　　5．“消极颓废，悲观厌世”。当个人主义的目的得不到满足时就产生了这种消极颓废、悲观厌世的人生观。有的认为，“自己家庭成分不好（或有政治历史问题）将来提拔困难，祖国前途光芒万丈，个人前途虚无渺茫。”有人题诗一首曰：“终日愁眉苦脸，心情淡如轻烟，青菜淡饭度日，不如效学神仙。” + +## （三）个人主义的入学动机和学习目的 + +　　1．为什么要投考大学？有的说，“在机关里干了五、六年，还是个普通干部，兵役登记时还是个兵，而大学毕业就可当少尉了，所以我决定投考大学”。有的说，“我在机关干了几年，还是廿四级，大学毕业生出来就是廿一级，上大学，升得决”。“学习是为了向上爬，当‘官’、成‘家’，多拿钱，过惬意的生活”。也有的是“为了多学点知识，多赚些钱，奉养父母”，“升官发财、荣宗耀祖。”有的因父亲死亡，自己学习也没有动力了。有的说，“上大学就是为了摆脱体力劳动，早知道要除八害、勤工俭学就不来了”。 + +　　2．为什么要学政法？有的是，“学政法就为了当官，有权有势”，“学政法可以当法学家，当政治上的风流人物”，“学政法是管人的，高人一等”。 + +　　{有图} + +　　图片说明：政法工作待遇低，那能比上工程师，鼓足干劲向上爬，何时爬到顶顶尖。 + +　　3．为什么不安心政法专业？有的认为，“政法毕业后，当书记员，地位低、钱少，不如工科毕业后拿钱多，因而不安心专业”。有的说，“政法干部是万金油干部，没有什么发明创造，很难成名成家，获得高利”。有的说，“政法专业阶级性很强，做这种工作危险性很大，今天审判人家，说不定明天犯了错误被人家审判坐牢”。有的认为，“自己不是党团员，或家庭出身不好，学政法没有前途。也有的怕“故朝换代”，“学政法有生命危险”。 + +## （四）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好逸恶劳，贪图享受 + +　　1．贪图享受，追求虚荣、羡慕与仿效资产阶级生活。有的说，“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好，可是人家到底是吃的好，穿的好、用的好啊，谁人不想吃的好、穿的好、用的好呢？”有的甚至盼望当资本家的儿子，过舒服的生活。有的整天讲究穿带、玩乐，白天看电影、逛马路，晚上跑咖啡馆、音乐厅或跳舞，有时玩到半夜，有的说，“生活就是享受”，“金钱就是自由。”有的为追求享受，甚至发展到进行偷盗。 + +　　2．沉缅于资产阶级的恋爱观。有的说，“我不是在原则下讲感情，而是在感情下讲原则”，“爱人最好是个副博士，有名有利”。有的找爱人的条件是“共产党员最光荣，知识分子有情调，老干部有资格，年青的眉清目秀，四条俱备，名利双全”。有的见一个爱一个，几个月换一个，弃旧厌新。有的失恋之后，感到生活空虚，终日沉闷，甚至想自杀；有的把头发都剃光了。 + +　　3．轻视劳动、轻视工农同学。有的认为，“劳动对知识分子是不相称的，动员高中毕业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不应该，是大材小用”。“体力劳动是下等人干的事，大学生拖粪车，多不雅观，不体面”。有的感到劳动太累、太脏，不想到农村工作，认为农村太苦，有的想尽办法逃避义务劳动，有的连手帕也不自己洗。有的轻视工农，感到工农同学土里土气，没有见过世面，不会交际、不会跳舞、也不会讲话，愚昧无知，不如自己知识渊博。 + +## （五）对组织三心二意，强调个人，不顾集体 + +　　1．入党动机不纯。有的认为，共产党是执政党，做一个共产党员是光荣的，高于别人，做政法工作党员吃得开，提拔得也快，所以要求入党。有的认为，爱人是党员，自己不是党员不相称，面子不好看。有的认为，“周围同志都入党入团，自己不入党，别人会说自己落后，在履历表上也不好看”。为了达到个人主义的入党目的，在工作时只要组织上看得见的就做，看不见的就不做，对组织不暴露自己的缺点，个人和家庭的政治历史问题也不向组织讲，怕影响自己的入党。 + +　　2．不信任组织。有的认为，“向组织暴露或汇报思想是会吃亏的，还是少说为妙”，“组织相信我，我就接近组织，干起工作来也有劲，如受到批评，就认为组织不信任，组织有印象病，把人看死了，埋怨组织偏听偏信，组织权力大，生死由它”，“组织要你的时候，就双手捧你起来，不要你就一脚踢开不问了”，“组织上是唯成分论，成分不好就不能入党”。 + +　　3．自私自利，不顾集体。有的吃饭打菜要多，来客吃饭，不买客饭票；吃白食，有的偷图书馆的报章杂志，剪下图片，占为己有；有的在信中夹寄钞票，在书中和包裹中夹寄信件；有的自己储蓄的钱不用，以便拿利息，向别人借钱用。 + +　　有的是，国家补助理所当然，衣服、鞋、袜样样都要。认为，“考上大学，个人的一切都应由国家包下来”，申请助学金是越多越好，认为一能节省家庭开支，二能满足个人需要，一举两得，何乐不为，为达此目的，不择手段，想办法、找窍门，把中农家庭成份改为贫农，申请衣服要两套，另加棉衣和手套，补助费用不了，就买皮鞋，既漂亮、又大方。 + +　　有的是，有钱就干，没钱不干。有的人不愿为黑板报写稿，却终日挖空心思给报章杂志写稿，因为黑板报没有稿费，至少要登院刊。院刊多少还有点钱，如能登上新民晚报，登一篇就能赚好几块钱。有的说，参加体育比赛也应该有钱。 + +　　4．口是心非，表里不一。“逢人只说三分话，不能全抛一片心”；对同志对组织存有戒心，生怕祸出于口，认为原则性的问题，少说为佳。在鸣放时，明明对民主、自由有些意见，但不讲，却讲些日常生活上的鸡毛蒜皮的琐事。 + +　　有的是，看风使舵，口是心非。认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为了适应形势，就只能随波逐流跟大局，做一个聪明的人。心中虽不服，口头可说得漂亮一点”，“在辩论书记员问题时，明明自己不想当书记员，而讲的是赞成当书记员，因为党员干部都赞成当，我不赞成，岂非被人看成落后”。 + +　　5．搞小集团，闹小圈子。有的组织小集团与领导对立，有的是为了能互相包庇，逃避运动。有的认为“团结起来就不会受人家欺侮”，“交朋友要讲兴趣，要讲义气，”当朋友被批评时，不是从政治上帮助，而是为他辩护，替他难过。有的不愿开展批评，认为，“两人要好应尽量避免‘原则冲突’”。 + +　　6．“集体中没有温暖”。有的认为，“集体中没有知心的人，没有温暖”，并以诗为证：“岁暮腊月千里雪，旧病恶疾日久积，日驱大地回春转，人间温暖何处觅”。 + +　　7．服从毕业分配有条件。要去大城市，生活舒服，要去风景优美地方，能游山玩水，要气候温和不冷不热，最好是青岛、杭州、昆明或者上海。有的要和爱人在一起，有的要回到原籍去，可以照顾家庭。有的说，“在统一分配时，有的愿到外埠，有的愿留上海，为什么不能来个两面照顾呢”？有的强调要留在上海，原因是“我母亲叫我留在上海”，“我会上海话，又了解风俗习惯”，“在上海工作可以住在家里，减少房屋紧张”等等。有的怕艰苦，不愿去边疆。也有的要到边疆去，“到边疆去提拔得快，可以当大干部”，“工资拿得多”等等。 + +　　{有图} + +　　图片说明：身体健康最重要，外地医疗设备少，统一分配道理“对”，就是身体吃不消。 + +## （六）骄傲自满，自高自大，个人英雄主义 + +　　1．看自己的优点，看别人的缺点，提高自己，打击别人。以自己的优点比别人的缺点，如比调干生学习好而得意，比青年学生革命经验多而自夸，比来比去，自满自足。对别人的长处和进步心怀不服，冷讽热嘲，见别人入党，就以嫉妒心情去挑剔别人的缺点。 + +　　2．干工作，出风头，成绩是自己的，缺点是别人的，高人一等，非我不行。把社会工作，作为出风头、表现自己的机会。担任了社会工作，就以教育者、领导者自居，自以为高人一等。把工作成绩作为夸耀自己的资本，把成绩归功于自己的能力、才干，沾沾自喜。没有当上干部，就对现在干部不服气，幸灾乐祸，袖手旁观，认为“唯有请我出任班的领导工作，才能搞好班级工作”。 + +　　3．学习上不惜装懂，狂妄自大。有的在学习上认为，只能群众来请教我，我不能去请教群众。请教群众有碍自己的“尊严”。认为，“自己不懂的问题，群众就更不懂，为了面子，不懂装懂，乱加解释”。有的满足于背诵经典作家的论点和自己的一得之见，得意忘形，狂妄自大，以为自已有独立见解，超凡秉赋，将来定能著书立说，自成一家，留芳百世。在科学研究上，闭门造车，保守“秘密”，要搞就搞大的、根本性的问题，企图一鸣惊人。 + +　　4．以老资格自居，以历史清白自居。有的自认为“革命经历长，工作上有一套，看不起别人，生活上老气横秋”。有的认为，“我革命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有的认为，“还是我把你们解放出来的，现在倒批评起我来了”。有的认为“自己是工农家庭出身，历史清白，社会关系单纯”，“自幼生长在老解放区，很少受过反动教育和旧社会影响”，因而与众不同，以进步者自居，不需要思想改造。 + +　　5．只受表扬，不要批评。工作上好表现，唯恐人家看不到自己的成绩，受到表扬，就扬扬得意，受到批评就心灰意懒，甚至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或者就和组织二条心，你归你，我归我。 + +　　（6．为骄傲自大辩护。有的认为，“自高自大的人有他好的一面，就是有本领，否则就骄傲不起来，他比庸庸碌碌的人总要好一些”，“骄气总比暮气好。青年人如果没有个人英雄主义，他就没有朝气，变得死气沉沉”，“它是人们进取心、自尊心的表现，它可以为国家，为人民做出很多的事，并且做得很出色”。） + +## （七）自由主义 + +　　1．强调个性，强调自由，要怎样就怎样。有的认为，不遵守纪律是由于“性格的原因”。强调性格，认为，“性格无所谓好坏，人只要有性格就好，不要干涉别人的性格就好”。不愿受纪律约束，要怎样就怎样，自修不上看电影，上课看小说，开会是愿去就去，不愿去就不去。请假是先斩后奏，“不管你准不准，自己先走了”。 + +　　2．小广播，评头品足。有的是不分场合，乱说乱谈，把原机关的机密，审判内容作为谈话资料。有的是，背后搬弄是非，评头品足，说怪话，发牢骚，却认为“这是私人的事”。 + +　　3．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的认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和平共处，明知不对，少说为妙，何苦伤感情”。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认为是“互相挖疮疤，没啥意思”。有的是，明哲保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辜不关己，高高挂起。别人征求他意见，总是好、好、好。 + +　　{有图} + +　　图片说明：个人主义大观园 + +　　黄成山图 李定国诗 + +　　个人主义大观园，乌烟瘴气遮满天；高墙粉壁迷惑人，恶鬼乔装慈善仙。 + +　　政法专业没有劲，当个作家才体面；毕业分配做法官，那才勉强如我愿。 + +　　革命历史三两年，功臣包袱背上肩；今朝有酒今朝醉，唯利是图如疯颠。 + +　　轰轰烈烈反右派，敷衍几句装门面；政治斗争无兴趣，洋房美人最为先。 + +　　整风运动真灵妙，大观园里气象变；人人决心挖臭根，轻装跃进奔红专。 + +　　 来源：中共华东政法学院委员会社会主义教育办公室、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自觉革命奔向红专》，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16.txt b/CCRD/2/6/2/00001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8daf2b301b86e00d04cbe29bf1c6ec1d26b3d84 --- /dev/null +++ b/CCRD/2/6/2/000016.txt @@ -0,0 +1,23 @@ +#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政局春荒救济工作简报 + +　　（上缺）军人补助415元。目前困难不大，部分困难户通过自产自救已经解决。据剑河县反映：该县根据潘溪、新柳、南加等三个乡镇的重点调查，共有困难户132户，通过生产自救可以自行解决。 + +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和今后严重的任务： + +　　（一）入春以来我州有的地区还发生火灾，如锦屏县新民乡固善村本年二月份火灾烧死五人，余烬甫熄。三月份该县委纲乡又发生火灾一起，受灾6户，毁房屋13间，其他家俱、农具共129件。黎平县六合乡于3月2日发生火灾一起，受灾163户，558人，损失达四万五千多元。台江县登交乡于3月7日火灾23户，123人，损失达一万六千四百元零三角。穗县寨头乡2月13日火灾81户，324人，损失达二万余元，最严重的是烧死二人，重伤1人，轻伤2人。此外施秉县在今年第一季度先后发生火灾六起，受灾36户，162人，毁房至97间，粮食21430斤，其他农具、家具、衣物损失无算，并烧死二人。 + +　　基于以上的情况，因火灾而引起的损失是十分惊人的！ + +　　（二）不少的县民政部门仅有一人办公，对于工作安排缺乏周密的计划，未能抓住环节及时开展，据了解：施秉、黄平、榕江、三穗、镇远、岑巩、剑河、台江、雷山等县民政科均只有一人办公，需主办选举，救灾、优抚及复员安置等工作。对镇远、黄平、台江、丹寨、黎平、从江、麻江等县一直未能掌握火情，对春荒情况不摸底，生产防灾办公室有的县无具体人员办公，今后应请各该县认真贯彻省人委会本年3月18日；关于春荒救济工作的指示的精神，加强生产防灾办公室的组织，配合粮食、银行、农业、合作、贸易等有关部门对本县灾荒情况进行一次深入的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并随将情况上报！ + +　　（三）希望各县民政部门配合同级公安部门积极发动群众开展“七无运动”。使民政救灾工作跃进一步（特别是防火工作）。 + +　　（四）第二季度是农村生产最紧张的季节，各种自然灾害常易在这一期间发生，特别是对水、旱、冰雹等灾害的预防是当前的一个严重任务；自从农业大跃进以来，各级党委虽然领导基层生产组织对防灾方面做了一系列的工作，但民政部门应在当地党政的统一领导下，做好助手，以发挥在防灾救灾工作上的积极作用，例如充分组织群众生产、自救、群众互助、贷款积谷等，必要时并予以一定的救济，以解决灾民在生产上、生活上的困难、使之积极地投入生产，以维护社会的劳动力，实质上也即是调动一切力量来支持工农业大跃进。 + +　　（五）教育群众节约用粮，帮助他们订立节约用粮计划，对个别真正缺粮或确属定销偏紧的户，经群众评议后，可报请区委批准予以解决。 + +　　来源：贵州省农业厅黔东南、黔南州、毕节专区1958年生产防灾工作简报（1958）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17.txt b/CCRD/2/6/2/00001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5db0ba331e600b9ecb491d0406ded4e29ce4a79 --- /dev/null +++ b/CCRD/2/6/2/000017.txt @@ -0,0 +1,17 @@ +# 贵州省生产防灾办公室灾荒简报（第二期） + +　　一、春荒：据各县典型材料反映。估计全区春荒户占总数3-5%左右，如定春荒占总数4%，开阳困难户664户占2-3%。息烽77个乡的调查，缺粮420户，占6.4%，平坝挂多乡的调查，挂多社共770户，困难户就有74户，占12.7%，其中已断粮的共3户。如王启明（贫农）全家6口已饿3天，杨绍先家（贫农）7口断粮后挖葛根和苦蒜渡日，没盐巴吃生产无力。由缺粮春荒的情况看大可分为一是有钱没粮食周转证的缺粮户。这类缺粮户只要及时发下周转证后即可解决；二是有证没有钱，三种是无钱又无证。二、三类缺粮户大多属去年减产户、劳力少人口多。负担重、收入少或因疾病亏欠、旧债多等等原因。有的虽由社和信用社一再的借贷也没有解决问题。此外也有个别的由于去冬今春婚丧嫁娶浪费了部分粮食，以致造成缺粮户。如开旭九庄区谷庄乡王素清（下中农）去年办酒席20多桌，又用粮食喂猪养狗浪费了粮食。现在断粮吃菜。根据以上情况我们认为当前春荒中存在问题是： + +　　（1）贯彻生产自救的方针具体方法少，门路不多。在口头上思想上明确对春荒户要引导他们走向生产自救的途径上去。可是实际如何作办法少，结果春荒户借贷的粮食或现款单作为生活费用完了。困难仍然存在，为此应急速转变单纯解决生活费用的作法。必须在借贷款使用之先。帮助春荒户作好多方面的计划安排。除解决当前急需生活费外，应以大部分资金投入周转期短的生产中去。以替下一时期的生活费用作准备。如争取种一季春乔。在包谷土内间种蔬菜（白菜、菠菜、早四季豆等）。作副业加工，组织半劳动力挖掘石蒜出售等等，都可以争取在小春收获前得到收入渡过春荒。 + +　　（2）对春荒现有情况掌握不稳。春荒户真假没有识别肯定，一部分地区春荒户存在“指背账到挨”的思想。不反映具体困难。因而对解决春荒困难工作迟疑。进展缓慢，这样下去将会使春荒面扩大。春荒户困难愈积，势必影响当前生产。为此希望县、区应进行一次普遍的检查，摸清情况，根据客观实际条件作详尽的分析认识。主要地依靠群众给予合理的解决，同时，解决闹粮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思想问题。首先应通过大辩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在田坎坷、土边、工地边工作边辩论。以保证不误生产。这样弄清真假缺粮户之后，再由先社内后社外，先生产自救后借贷救济进行解决： + +　　二、火灾：据普安反映元-3月20日制新店、会糖、窝沿、池泅、海寨、龙云、九岩等9个乡共计发生火灾13处。灾户95家，478人，烧毁房子219间，粮食60518斤，现款826元。烧死四人，伤五人，耕牛17头，马2匹，猪75头，小农具603件，鸡280只，被条218条，衣服200件，布35丈。共计价值人民币87800多元，平均每户损失829多元。 + +　　普定元距4月4日止共计发生火灾148户，4月3日下午坪上区来客乡木乃洞发生火灾，烧95户，烧死2人，损失300多元的财产。 + +　　根据以上两县火灾情况是非常严重的。除损失人民财产影响群众生活生产而外，伤亡生命更是难于弥补的损失。分析发生火灾原因绝大多数由于对防炎思想不警惕，大意纵火或小孩子玩火引起，因此各地应立即引起高度的重视，要普遍地反复地向群众进行防火的宣传教育。特别是在春耕生产紧忙之际。家人都下田干活，家里小孩应有一定组织管理（如临时托儿所等）。各小学应对儿童进行防火的教育。此外，生产用火、生活用炉都要随时注意防止纵火的发生。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18.txt b/CCRD/2/6/2/00001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8a35af0decf983ec118b18ee3686447a9a0b2f6 --- /dev/null +++ b/CCRD/2/6/2/000018.txt @@ -0,0 +1,15 @@ +# 湖南农村出现打人吊人和逼死人现象 + +　　本刊讯　在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的高潮中，湖南某些地区少数干部对思想落后的群众，教育启发不够，产生了强迫命令，甚至吊人、打人、逼死人命的现象。 + +　　常德县大龙站、石公桥、双桥坪、草坪等五个乡，从去年11月至今年3月，被吊、打或被斗争的社干和群众达40余起。其中自杀身死的有27人。例如大龙站乡肖铺片，在3月27日召开六个社的生产队长会议上，斗争了两个领导生产不力的队长和一个出工不积极的肖某(裁缝)，均被打得遍体鳞伤，棍子都打断了四、五根，与会人员吓得发抖，不敢作声；该乡脱产干部王甫臣因工作漂浮，汇报时谈不出情况，即被脱光衣服(冷天)用皮带抽打；该乡大龙站社第二队队长闻中和，因检查团去检查生产时没有带头喊口号，便召开5个社的大会进行斗争，痛打了一顿，卧床5天未起。又如双桥坪乡王家咀社第3队，在3月初因检查团去检查时该社每亩田平均只有60担肥料，管片干部朱某将队长的衣服脱光，令其跪在板凳上，拳打脚踢。尧天坪乡古历元月3日组织乡队以上干部去城阳、喜阳、茶凡坵三社进行检查评比时，在生产搞得差的茶凡坵社召集群众大会，斗争了5个队长，一个副社主任，一个社文书，打倒在地上拖起来又打，以致群众反映说：“现在当干部比地主还不如”。双桥坪乡南堰坪片片长王丕玉路过包家咀社时，见50多岁的社员杨启发身穿棉袄在田里撒肥，片长说他不应穿棉袄，他不服，被打之后还令其跪在田里。据群众反映：王片长经常手拿竹片，常说：“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要见血”(意思是要打人)。 + +　　据反映，被斗争后自杀的27人中，大部分系中、贫农。如石公桥乡东风社第8队中农杨富保，曾先后被斗争5次，在最后一次的斗争会上，天气很冷，将其衣服脱光，用冷水冲，回家后自缢了；草坪乡左家冲社贫农熊秋生因外出买盐未请假，受到了队里的斗争，回家对其子说：“我受不得斗，过去我老子都冒管得我这么狠”。当晚便喝水莽草(毒草)自杀身死。 + +　　此外，浏阳、湘潭等县也有类似情况。浏阳洞庭滩等乡，在今春发动社员投资扩股工作中逼死人命多起。如该乡边山杨世继、七洞王连升、山同村的彭士全的老婆、峡石武某都先后被逼死；至于一般的罚跪、打人、吊人的现象，在该乡几乎村村都有。湘潭县长岭乡党委书记给省监察厅厅长来信称：“我初到此乡工作，群众反映少数干部强迫命令作风严重，今年2月初发动社员投资，产生严重吊、打现象，全乡共吊打78人，其中被吊者24人，被打者25人，被淋冷水的29人，自杀者1人，……”。(摘自湖南省“监察工作简报”) + +　　来源：1958年4月22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19.txt b/CCRD/2/6/2/00001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c06a8b8c9382cb033ad29c5fe21b36f50ac48dd --- /dev/null +++ b/CCRD/2/6/2/000019.txt @@ -0,0 +1,17 @@ +# 甘肃灰县等地流行浮肿病 + +　　<张鸣> + +　　新华社兰州21日讯　甘肃地区近几个月来流行着一种奇怪的浮肿病，患者死亡率很高。灰县从去年12月以来，发病者二千零三十一人，其中患浮肿病者即有一千六百二十一人；已死亡的七百四十四人中，患浮肿病者有四百多人。灰县石竹乡滩子农业社只有五十八户，因患浮肿病而死亡的占总人口的15％。这个社有四户已经死绝，有六户因怕患病而搬走了。河西劳改队和甘肃北部的劳改农场中也曾流行过这种病。 + +　　浮肿病患者多数是壮年男人，妇女和儿童得这种病的很少。患这种病的人，全身呈现浮肿现象，很多人得病不久即死去。 + +　　发生浮肿病的原因尚未查清楚，据甘肃省卫生厅医生的调查结论是：营养不良，劳动过度。他们认为病人的血液中没有传染病的病菌，也没有受放射性物质影响的变化，除了营养关系以外，再找不到其他原因。但是，有一些同志却不同意医生的看法，这些同志举出许多例证，说明浮肿病流行的地区并不缺粮，有些人的营养也不坏，如武威县一个训练班伙食办得很好，但发病率却很高，七十多人就有四十多人患了浮肿病。中共甘肃省常委研究这个问题时，认为浮肿病可能与缺乏粮食有关，如浮肿病流行较严重的灰县，粮食供应工作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有些农户目前确实缺少口粮，但是，现在还没有充分根据来说明缺乏营养与劳动过度是产生浮肿病的唯一原因。 + +　　甘肃省已采取下列措施进行防治：1、改进某些地区的粮食供应工作；2、加强各地卫生工作，革除吃偏食的现象，预防疫病的传染；3、组织医生到疾病流行的地区进行治疗和调查产生这种疾病的根源。 + +　　来源：1958年4月23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20.txt b/CCRD/2/6/2/00002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118563d21d3f0eb0f507715a36f8860dbfd7848 --- /dev/null +++ b/CCRD/2/6/2/000020.txt @@ -0,0 +1,83 @@ +# 中共甘肃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农村整风整社情况报告 + +　　（中央农村工作部：） + +　　我省农村整风整社运动，从1957年8月上旬开始，先在274个社中进行了试办，9月中旬全面展开。截至目前有14436个社，（占全省总社数17547个社的82.27%）已经或基本结束了这一运动；有1388个社（占总主数的7.91%）即将结束；还有1723个社（占总社数的9.82%，其中有三类社148个）要推迟到春耕以后才能进行整顿，估计到5月底可基本结束。 + +　　运动一开始，各级领导气魄都很大，抽调和训练了大批干部来领导这一工作，平均每个社都有2个以上派下去工作的干部。 + +　　运动一般都采取了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进行层层发动的方针，具体作法大致分三步：第一步大鸣大放，揭露问题；第二步组织辩论，弄清是非；第三步处理问题，改进工作，整社整党，进行生产规划。各阶段的进行情况是： + +## 第一，大鸣大放，揭露问题。 + +　　鸣放阶段一般7至10天时间，鸣放开始，各阶层的思想很复杂，顾虑也很多，其特点是：贫农下中农顾虑少，上中农顾虑多，地主、富农顾虑更多；一、二类社群众顾虑少，三类社群众顾虑多；没问题的干部顾虑少，有问题和毛病多的干部顾虑多。群众的顾虑是：有的怕说错了挨整，或划成右派；有的怕提了意见不顶事；有的怕干部报复；有的撕不开情面，怕得罪人。干部中有的怕放乱了不好收拾；有的怕影响生产；有的怕丢“小丑”。由于群众有顾虑，虽有可鸣可放的东西，但不能一触即发。这说明：要使广大群众畅所欲言，解放干部和群众的各种顾虑，是一个重要关键。对此各地都采取了种种办法，但最基本的一条是：在给干部、群众反复交清政策以后，狠狠地改进工作。做到这一条，群众的顾虑就会迎刃而解。 + +　　鸣放的发展过程是：顾虑少的贫农和下中农带头鸣放，他们多从具体问题谈起，一般是先事后人，由远而近，由浅到深。顾虑多的上中农和地富先观望，而后也跟上说好听的，随后一些牛鬼蛇神也暴露出来。 + +　　鸣放出来的问题，大体可归纳为以下7类：（一）粮食统购统销及留量标准问题；（二）合作化优越性问题；（三）工农关系问题；（四）肃反、法制问题；（五）干部作风问题；（六）民族团结问题；（七）兵役制度、婚姻法及供销社和商业部门的服务态度等等。其中主要是粮食和合作化问题。根据典型推算，鸣放出的各种意见中，正确的和基本上正确的约占70%以上属于思想模糊的约占20%左右；属于恶意攻击的约占5%左右。后一类中有些十分恶毒，比如在合作化方面，说什么：“合作社劳动苦，不自由，集中多了，民主少了，纪律多了，自由少了”；“入了社不能作生意，社员苦的不如牛马”；“农业社限制了我们的自由发展，我们不能成为骑骡压马的有钱汉了”。“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户”。“农业社有三改善：麦子没黄就割；洋芋没熟就挖；包谷没干就吃”。“合作化有三发展：去年把人饿展了；今年把人做展了；社干贪污发展了。”“合作社开始是明腊烛，康壮大道，后面是万丈石崖，恶风暴雨。合作化的道路是一座桥梁，不过不得行，硬叫人过”。在粮食统购统销方面，说什么：“统购统销政策执行坏了”；主张自由买卖粮食，说什么：“社社卖余粮，余钱存银行，来年缺吃粮，东奔西跑借钱买吃粮”；“农村黑市是统销不及时，逼着群众干的”。在工农联盟方面，喊叫：“工人收入高，农民收入低，工农产品差价不合理”；“工人在天堂，农民在地狱”。说什么：“国家看的起工人，看不起农民”。对合作社领导说什么：“经是好经，就是歪咀和尚念歪了”；“越往下越是专横，要狠狠地整他们一下”。骂社干是“‘草包’、‘狗熊’、‘打手’、‘狗腿子’等等。这些攻击，大多来自富裕中农，但也有个别来自贫农，下中农的。 + +## 第二，组织辩论，弄清是非。 + +　　原来计划大鸣大放后紧接着进行辩论，辩论后再进行整改。根据运动的进展情况，不容我们把整改集中起来搞。因为群众在鸣放中就观察领导的决心和态度，如果不把群众鸣放出来的正确和可改的意见，立即改掉，就会挫伤群众鸣放的积极性。因此，在鸣放后适当插进了一段整改。这样做有5个好处： + +　　（一）能够促进鸣放、促进辩论。榆中县大坪社，在鸣放后及时处理了群众最关心的十七条意见，3天内又鸣放出203条意见。这说明：领导上接受了群众的正确批评和合理化建议，群众就感到自己的话顶了事，提的意见有了着落，从而更能热烈的参加大辩论运动。 + +　　（二）能使思想作风上有毛病及工作中有缺点的干部卸下包袱，积极领导大辩论。 + +　　（三）便于划清大是大非界限，争取绝大多数群众，孤立地、富、反、坏，使他们无空可钻。 + +　　（四）能使整改工作贯穿整个运动的每个过程，改深、改透、改彻底，作到边鸣放边整改，边辩论边整改，到整改阶段再大整改。这就能达到大胆地放、坚决地放，彻底地放；大胆地改、坚决地改、彻底地改的目的。 + +　　（五）可以大大推动当前各项工作。 + +　　这一段整改主要是解决一些工作中和干部作风中的突出问题。决不能代替整个整改阶段。时间不宜太长，一般5天左右即可。 + +　　辩论阶段一般需要20至30天时间。辩论前首先要将群众鸣放出的所有问题，进行分类排队。先在社干和积极分子中进行分析辩论，达到训练队伍和搜集材料的目的。其次，要摸清基层组织和各阶层、单干农民、各类坏分子等的经济变化和思想情况，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摸清我们所依靠的力量，打击的对象等，作到心中有数。辩论题目的选择是个很大的问题，题目出的恰当，就辩论的热烈，否则就会出现“冷场”现象。经验证明：开始应先选择群众最关心而又易于接受和富有启发性的问题辩论，采取先易后难，由浅入深，由远到近，由具体到原则，由局部到整体循序渐进的方法，这样越辩群众情绪就越高。会宁县候川乡在鸣放后，就叫群众辩论“合作化有没有优越性？”结果无人发言，后来结合社的情况，叫大家先辩论“留量够不够吃？”“牲畜集中喂养好还是分散喂养好？”等具体问题后，讨论的很起劲，效果也很好。 + +　　在辩论中各地普遍坚持了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算细账和实物展览的方法。通过算四前四后账（解放前后、土改前后、统购统销前后和合作化前后）和一些农民的现身说法，有力的反驳了一些富裕中农的谬论和诽谤，辨明了是非，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并有力地揭穿和批判了富裕中农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言行和个别贫农、下中农的忘本思想及看不见光明前途不愿积极劳动的懒汉思想。使很多群众懂得了“国富才能民安”和“大河没水，小河干”的道理。因而有些人批判自己是“鸡儿脖子，老鼠眼，吃不多，看不远”；有些富裕中农和单干户骂自己是“迷了窍”表示今后一定要改邪归正，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有些贫农和下中农看了展览会，感动的流下了眼泪，恨自己不该忘恩负义，他们把这次大辩论称为“第四次大翻身”，“思想上的大翻身”（解放、土改、合作化是前三次大翻身）；辩论前富裕中农说：“社里摆酒席请我，也要退社”。辩论后说：“现在用绳子捆上拉我，我也不退社了”。经过二、三十天的激烈战斗，资本主义思想初步交械，投机倒把、套购粮食和闹退社的现象不见了，以前单干的也自动要求入社。据全省27个县初步统计：新入社单干农民2249户，退社后重新入社的195户，原要求退社，现在不退的4186户，不表示态度的30户。新入社的生产资料有：骡马1348匹，牛1683头，驴6781头，土地14238亩，大车568辆，骆驼7051峰，羊34817只。 + +　　在辩论中也有个别社或个别干部，由于对政策精神领会不够，采取了简单粗暴的作法。 + +　　辩论中还采取了一般辩论和重点批判相结合的办法。对资本主义思想特别严重的富裕中农，不但要进行一般的批判，而且要点名批判。点名批判的对象，应选择代表性大，问题突出的人，但不宜太多，一般应控制在1%或2%以内。 + +　　辩论的后期（在一些被地富反坏掌握了领导权的三类社中，开始就进行了政治斗争），对有破坏行为的阶级敌人进行了政治斗争。为了通过这一斗争向全体社员进行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各地普遍坚持了有理有据，义正词严的斗争。在斗透斗臭的基础上，根据情节进行了不同地处理。据不完全统计（包括宁夏回族自治区）：共逮捕法办各种敌人25543人，其中地主3261人，富农1483人，反革命3863人，坏分子16936人；管制生产者4223人，其中地主1471人，富农794人，反革命777人，坏分子1181人；劳动教养者472人，其中地主17人，富农2人，反革命114人，坏分子339人；降级和再带上帽子的6445人，其中地主3549人，富农2457人，反革命439人。 + +　　经过政治斗争，不但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也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政治警惕性。 + +## 第三，处理问题，改进工作，整党整社。 + +　　整改实际就是整社整党阶段。 + +　　这次整社工作是在两条道路大辩论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进展顺利，问题解决的彻底，经过整顿的社，很快就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地生产大跃进高潮。 + +　　整社整党开始，社干普遍存有顾虑，他们怕：（一）伤害面子，丢掉威信；（二）怕揭破弊端，与已不利；（三）怕受处分。在这些思想支配下，有些社干放弃工作，埋头准备“挨整”；有的商量对策。为了使社干卸下包袱，各地普遍采取了先组织党团员和社干学习整党整社的有关文件，领会文件精神，使大家明确了整顿的内容、目的，统一了思想认识。而后在这些人中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展开大鸣大放大辩论。然后再发动社员鸣放。 + +　　这次鸣放出来的意见，绝大多数是正确的，据康县104个农业社统计：共鸣放出各种意见19190条，其中正确的占86.4%；基本正确的占9%；误解与错误的占4.6%。放出的问题大致有以下5个方面：（一）干部作风问题；（二）互利政策遗留问题；（三）生产管理问题；（四）粮食分配问题；（五）劳力组织和使用问题等。 + +　　为了使问题处理的及时，各社都成立了专门处理问题小组，对各类问题分别进行了研究处理。经过一系列的整顿，大致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 +　　一、整顿了干部作风，对所有社干都作出了组织鉴定。一些公道能干，经的起大风浪考验的社干，保证了连选连任；生活作风上有些小毛病的人，保护他们过了关；对混进领导岗位上来的不纯分子和政治上的动摇分子，分别作了处理，并将这次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选上了领导岗位，使贫农和下中农占了绝对领导优势。据天水、定西、临夏3个专区42160个社干中统计：这次受到各种处分的2862名，占社干总数的6.79%；落选的2214人，占社干总数的5.25%。选举社委会后，贫农和下中农一般都占到70%至80%。整社后社干普遍参加了生产，并培育了试验田和丰产田。原来有些社员把社干叫“站长”“串长”，说“提上草帽转，工分一样算”；现在说：“火车头开动了，劲头真大”。编的快板是：“社员是兵，社干是将，将军带头兵跟上，生产一定打胜仗！” + +　　二、检查公布了财务账项。各地都普遍组织了力量检查了各种账项，有些从来未清理过的账，这次也弄清了。通过检查账项，还查出了不少贪污问题，如漳县138名会计中，97%的人有贪污，挪用公款13000多元，平均每人百元以上。根据这些问题，各社都调整了不称职的会计人员，制定了开支审批制度，确定了今后公开财务的办法，社员很满意。有的社员说：“过去是糊涂庙，糊涂神，现在不管收支多少，咱心里明白了，干活也有了劲头”。 + +　　三、调整了组织机构。现在全省除个别分散的山区社，仍是三级制外，其余绝大多数的社实行了社队两级制，级制调整后，社干普遍减少了30%左右。民勤县101个社下放社干112个，比原来减少了35%。整社中也合并了些小社，分了些大社，全省整社前共有17693个社，整社后除新建3个新社外，合并了143个小社。 + +　　四、解决了长期以来未解决的遗留问题。有不少人在入社时将一部分生产资料未入社，留作自用，以便做投机生意，群众称这为“身在曹营心在汉”。这次得到了彻底解决，一些富裕中农都主动地将他们的耕畜、羊只、车辆、土地等入了社。将拖欠的股分基金全交清了。 + +　　五、摸清了粮食底子。通过整社，各地基本上摸清了粮食底子，查出了大量瞒产、私分的粮食。通过这一工作，不但揭穿了闹粮的迷，而且大大降低了国家粮食的销量，使很多自足户自足社变成了余粮户和余粮社，很多缺粮户和缺粮社变成了自足户或余粮户，自足社或余粮社。同时广大群众还订出了节约用粮计划和树立了勤俭持家的良好风气。漳县高峰社刘家角队和山庄门队，从草干里清打出大豆将近4000斤；三爱社在6个草樏里清出各种粮食2000多斤。有些社员提出的口号是：“节约用粮，多卖余粮，支援工业建设！”“要拿上粮食走社会主义！” + +　　六、改善了经营管理，推行了三包。整社中各地农业社都研究解决了社内集权过多矛盾，将一部分权利下放到队。并通过整社推行了“三包”，临夏自治州第一批结束的656个社，全部推行了三包。 + +　　总之，农村整风整社后，所有经过整顿的农业社，都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进一步得到了巩固。据天水、平凉、定西、临夏、张掖等5个专区在9411个社的排队：运动前一类社占34.76%，二类社占44.25%，三类社占20.99%；运动后，一类社提高到54.97%，比运动前增加了20.21%；二类社降低到38.24%，比运动前减少了6.01%；三类社降低到6.79%，比运动前减少了14.2%。从各地对结束社的验收结果来看，全省平均有90%以上的社，达到和基本达到了省委要求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农村的阵地得到巩固；农民都说出了他们心里要说的话，生产积极性比以前更加高涨；社内形成有领导有秩序的生动活泼的民主空气。与此三项标准相差较远的仅占10%以下，目前已有500个社经过了补课工作，也基本上达到了要求；其余正进行补课。 + +　　历时将近半年的整风整社运动，使农村情况起了根本变化。压倒了邪风，树立了正气，农村很快出现了一个汹涌澎湃的生产大跃进高潮。广大群众正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来实现省委提出的“苦战3年，改变甘肃面貌，奋斗6年实现40条”的宏伟计划。 + +　　目前全省已出现了计划亩产400斤的县市15个；500斤的县市23个；600斤的县市1个，以上共占全省76县市的51.3%；共有丰产亩2188万亩，占全省今年播种面积4891万亩的44.74%。 + +　　（抄送） + +　　本部部长、处长、整风办公室，存档。 + +　　（共印 20份） + +　　本件11页 中共甘肃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1958年4月30日印发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21.txt b/CCRD/2/6/2/00002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5eec39fb3f9d6a4970145c503650bd5ebb2fc9b --- /dev/null +++ b/CCRD/2/6/2/000021.txt @@ -0,0 +1,15 @@ +# 贵州省生产防灾办公室灾情简报（第三期） + +　　据四月八至十五日的电话联系。我区部分地区降雨。以福泉、贵定、平坝、龙里、清镇、安顺的部份区及普定补郎等地下雨大，一般脱水田，可装上1-2市寸水，基本消除旱象。但较大一部份县（安顺西边）关岭、郎岱、兴义、兴仁、盘县、普安、晴隆及瓮安等地，约有近两个月没有下一次较大的雨。旱象越来越严重。威胁着小季丰收，对播种造成困难，同时得雨县分的部分地区，也遭受严重的雹灾、水灾，促使着荒面的扩大，现全区人民正投入与自然灾害搏斗的大生产跃进中。 + +　　一、春荒问题：比过去有扩大，据普定、郎岱、关岭、清镇、龙里等6县反映，约占7-80%。以龙里较严重，但由于受春旱雹灾的威胁，有部分县是属于思想性闹粮。如清镇县民政乡新民社，共66户。闹粮有55户，占91.8%。经过摸底，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积极分子，讨论、评议。结果只有9户是真正缺粮，占15%。没有缺粮而跟着闹粮的，是因该社社管会委员刘开宝（上中农）带头闹。乡给证明，供应30斤大米，致使群众不缺粮也闹。辩论中，刘开宝承认了自己家有粮食，主要是怕天旱活路多，饭量大，检查后，退出了购买的大米。这样其余的人就自动不要供应了。其他部分闹粮社，也同样采用辩论办法。确有困难者，由社周转粮解决或国家供应，贫困的社预支或贷款解决。 + +　　二、雹灾：均系插花性的，发生时间多在四月八日至九日，受灾较大的有安顺、龙里、贵定、普定、清镇、福泉等七县的部分区乡。但损失较严重的福泉两个乡（苏山、陆坪），初步统计。麦子损失76,565斤（严重的只见麦杆不见麦穗），油菜93051斤，胡豆16923斤，洋芋8450斤。刚下种的包谷3608斤（其中双季包谷125亩。已长三四片叶，被雹打坏和被洪水冲走）。下种水稻6335斤，全部打落泥。烤菸苗2420箱，其中505箱用杉桠盖的也受到损失。桐、茶、梨等果树全部打光，受雹打伤轻伤3人。打伤耕牛72头。损坏瓦片重的达80%，一般达50%。受灾较轻的前进社6个队和封林半个社。小季也减收半数。被冰雹打死打落地面。被水冲走的柞蚕30万条，占半数。龙里四月八日发生雹灾及水灾，损失油菜261809斤，大麦29400斤，小麦60750斤，香麦31担，肥料86万斤，豌豆15.8石。瓦房93间，牛圈17间，碾房4间，山塘35口、坝5条，水车7架，水库7座，烤菸17亩，冲坏田35亩，冲坏秧子700.6石，以中才、平西两乡为最重。贵定四月八日雹灾，令马场河乡，损失小麦7200斤，油菜27900斤，大小坝44座，塘8口。清镇受灾的有忠厚、荒获两个乡。小季损失90%，计菜子损失782.496斤。小麦损失109.746斤，豌豆损失736斤。茶子2500斤。打死小牛一只，房屋12座（雹打和被风吹偏）。已播撒的稻种被雹打坏的种子共计98石（包括放在河边后的被水冲走的7石在内）。其他损失也甚重。安顺六区严阳关乡受灾最重的有两个半社，小季全部打光。七区（大西桥）茶叶损失22万斤。价值12-13万元。经算细账，损失7-8万元。油菜2.143亩，占39%；小麦4.705亩，占36.5%，豆子1299斤。 + +　　三、灾情发生后群众的思想动力：发生灾情后，干、群跃进热情受到挫折。悲观失望、迷信思想有所抬头。如福泉县鱼麟社刘定华主任在检查灾情时说，有什么检查法，这下子反正都完蛋了。有的社员不愿出工，在家修房子，搞自留地。有的要政府打证明，到修水利工地上叫他爱人回来。部分迷信思想严重的社员，特别是老太婆，如清镇县周学珍这样说，下白雨是“干部不信神，不敬白龙会”的结果。有些鬼师也兴风作浪。编成顺口溜说：“凡人不起戌，雷打枫香树，菩萨想打三天大明霜，凡人支不住，落点雪蛋，打一处来留一处”。 + +## （下缺）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22.txt b/CCRD/2/6/2/00002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37901b69adf8a3f82426cfb550e8311c448d9fb --- /dev/null +++ b/CCRD/2/6/2/000022.txt @@ -0,0 +1,9 @@ +# 贵州铜仁专员公署对当前防灾抗灾工作的紧急指示 + +　　（各县人委会：） + +　　在前段抢收小季中，由于久雨未晴水涝灾害严重，小季作物估计有20%以上的生芽和霉变（油菜最严重）。水利灌溉工程仅德江一个县就冲毁43处，沿河板长区因塘堤垮塌冲坏田土500余亩。这样不但给小季抢收带来困难和损失，同时也影响到大季作物的及时满栽满插。目前涝灾虽过，但病虫害及畜瘟等自然灾害各地又在发生，有的地区已造成了部份灾情，在病虫为害方面，玉米螟虫发生很普遍，全区各地估计有15%的苞谷被害严重，受害重的植株有虫20多条，水稻螟虫在思南县塘头区、石阡龙塘区，沿河板长区等处发现了稻螟第一代幼虫，历年为害严重的稻包虫在石阡龙塘已经出现。去年在松桃印江出现过大面积为害的粘虫，近来印江毛寨区又被害达2000亩，以及全省尚未发现过的植物检疫对象红苕黑斑病，最近在铜仁六龙山农场已经发现，全场20多万斤苕秧地受害80%，损失严重，其他如洋芋晚疫病，黄豆鸡冠虫，棉芽虫等各地均有不同发生。在家畜疫情方面，以猪瘟、猪肺疫、猪丹毒几种，传染性病害严重，蔓延面积也广，德江、铜仁、石阡、松桃、玉屏等县的不少地区仍在继续发生。铜仁县元至五月中旬因病死猪（包括极少数的其他原因死因）4687头，超过57年元至九月，死亡头数的2.5%（57年死猪3726头），占今年现有生猪总数的0.24%，马岩乡一个畜牧社的生猪几乎快要死光，情况确是很严重的。出现了的这些灾情，虽然已是比较严重，但是从我区历年灾情为害严重程度看，可说这仅是露头阶段，历年旱虫灾害重期，多是在5-9月间，前（下缺）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23.txt b/CCRD/2/6/2/00002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30ba9d8c915fa0a3321b5b6551cdaf128952e80 --- /dev/null +++ b/CCRD/2/6/2/000023.txt @@ -0,0 +1,53 @@ +# 关于“肿病”的报告 + +　　<云南省曲靖专员公署卫生科> + +　　“肿病”是我区当前最严重的疫情，发病面广，发病率高，死亡率大，不仅威胁着广大群众的生命健康，而且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热情。 + +　　（“肿病”于2月间在陆良开始发现（在西冲水库呈爆发性发生）继陆良报告后不久，嵩明、马龙、曲靖相继报告有“肿病”发现。泸西、罗平、富源于最近报告有“肿病”发现。据电话了解，路南北大村一带也有“肿病”患者，师宗人民医院门诊也发现“肿病”病例。） + +　　据现有材料初步统计，自2月份到现在，全区共有9个县报告“肿病”患者共计16733人，死亡1205人，达7.2%，6月上旬现有患者4344人。其中情况比较严重的是陆良、曲靖、泸西、富源、罗平。陆良自2月到现在共有“肿病”患者9439，约占该县人口的3.8%，死亡407人，占患者总数4.3%，6月17日会报现在有患者1097人。曲靖自2月到现在共有“肿病”患者3200人，死亡403人，死亡率为15%，现在尚有肿病患者1200人，潦浒乡患者470人，死亡162人，死亡率达34.4%；泸西自5月到现在共有“肿病”患者2527人，死亡121人，现在共有患者1085人，罗平18日会报，三、六、七区均有发现，仅三区即有患者560多人，死亡20多人。 + +　　各县报告都说“肿病”先是散在性发生，继而是爆发性的出现，在一个乡一个片发生患者，经过服药消肿后，大部分患者出现高度瘦弱的现象。其中50岁以上的老年人死亡较大，青壮年患“肿病”者不多，死亡率亦不大。但通过治疗水肿数日后又复发，有二三次者，预后亦多不良。 + +　　陆良“肿病”初发生于西冲水库工地，该县一面组织力量进行扑灭，一面即向省专报告，省、专曾先后四次派工作组到该县协助防治（现尚有9个医护干部在该县工作）。 + +　　专署曾将省防疫及专防疫站第一次到陆良西冲水库的调查防治报告批转各县注意及时防治类似病例。 + +　　陆良的“肿病”第一次协助防治后曾基本扑灭，至4月初再度复发，地委又再次派工作组前往协助防治，并派专区医院院长前往指导作重点检诊。富源发现“肿病”后即也组织了160多人的医疗队积极进行防治。 + +　　曲靖、泸西、罗平等县都组织了大部份力量积极防治，在防治“肿病”的斗争中陆良和泸西并以大字报、黑板报的方式向群众宣传关于防治“肿病”的办法，推广各种有效的防治方法。如陆良用大蒜、酒药面、酵母片及维生素B1制剂综合服用，并用白丁香花根煨吃，马龙用野生大青菜，粉葛根，曲靖用狗肉燉黄芪均收一定的效果。 + +　　根据治疗情况，肯定用维生素B1效果很好，结合农村具体情况，并建议各地用细米糠、麦皮、青菜煮粥或黄豆做豆腐食用。 + +　　“肿病”一般的症状：两脚同时肿，绝大多数在下肢足背与小腿部，肿处95%以上麻木，膝反射消失或减弱，少数患者阴茎包皮也肿，面部也浮肿，眼睑水肿。据第一次工作组在陆良中樞镇，马街镇三联乡等地区的调查和诊疗报告，诊断为“急性水肿型脚气病”一般采用酵母片和维生素B、C片治疗，在中樞镇的观察治愈率达84%，进步率16%，有效率100%。在马街镇的观察，治愈率达65%，进步率30%，有效率95%。 + +　　（嗣后，地委组织的“抗旱医疗队”在陆良召夸、芳华两乡检查，也初步诊断为“维生素B1缺乏病”—即脚气病，主要使用大蒜、酒药面、维生素B1和酵母片，在召夸乡的观察疗效达93.75%，在芳华乡服药一星期后的观察治愈67.2%。） + +　　因此，我们初步认为“肿病”是由于缺乏维生素B1所引起的症状曾建议各地考虑用米糠麦皮等作为肿病患者的辅佐粮。但是为什么会缺乏维生素B1而且面积这样广，目前限于技术条件，未能作定量鉴定对于全愈后不久又再次或三次复肿的情况（青壮年患病很少，患者经治疗后复肿及死亡很少），我们认为是由于药物用量不够。所以不能巩固治疗效果。其次对于死亡率大的现象，而又多属于40多岁以上的老人，是由于抵抗力减少，并引起其他病变而死亡。我们曾报请卫生厅考虑派一个工作组到陆良或曲靖进行病理解剖，是否由于某种病毒伤害内脏，特别是心脏所致（一般“肿病”的死亡都是消肿以后消瘦、衰弱、心力衰竭，虚脱致死）。 + +　　（另外是对今年1、2月流行性感冒，第二大浪的流行，及今春较长的干旱亦有些影响。） + +　　现我们一面组织全区医药力量，进行防疫斗争，保卫人民的健康，为生产抗旱栽种生产的中心工作服务，在群众中开展防治疾病的宣传造成群众性的防疫斗争。一面也注意收集民间有效方剂，并请省委派有一定技术水平的干部协助我们进行研究分析，对肿病得出一个较好结论。 + +　　 云南省曲靖专员公署卫生科1958年6月20日 + +## 曲靖专区“肿病”初步统计 + +　　（） + +　　 县名 发病时间 患病人数 死亡数 现在患病数 重病 轻病及恢复期 曲靖 2月至现在 3200 430 1200 158 1042 富源 2月至现在 792 200 （500余） - - 溶峰 无报告 - - - - - 马龙 3月至现在 200 25 62 - - 寻甸 无报告 - - - - - 嵩明 已控制 - - - - - 宜良 无报告 - - - - - 路南 最近发现 3—5 - - - - 陆良 2月至现在 9439 407 1097 604 - 师宗 最近发现 10余 2 - - - 泸西 最近报告 2527 121 1085 - - 罗平 5月至现在 560 20 （400余） - - 合计 - 16733 1205 4344 - - + +　　说明:1、发病数为16733人，死亡1205人，占7.2%； + +　　2、现有病人数为4344人，因最近陆良、曲靖、泸西、富源还在严重。 + +　　3、嵩明在3—4月份发生现已控制住了。 + +　　4、最近发生的县有罗平、师宗、路南等县。 + +　　5、嵩明在3、4月曾发生过，未报具体数字，现已控制住了。 + +　　· 来源： + +　　云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24.txt b/CCRD/2/6/2/00002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1640ff33552424e6ef5b65dc6172065cdf7c9c0 --- /dev/null +++ b/CCRD/2/6/2/000024.txt @@ -0,0 +1,19 @@ +# 金华部分地区干部强迫命令作风严重 + +　　本刊讯　金华地区自开展农村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运动、全民整风和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以来，群众生产积极性很高，绝大部分干部按党的政策办事，干群关系有了很大改善，这是主流。但据各地反映，在运动前进过程中，有的地方也出现了一些强迫命令的错误。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 +　　一、简单惩罚。如东阳甘溪乡总支书向社干、社员宣布：“不密植就不供应化肥，多卖超产粮”。浦江县溪东社插秧达不到4×6密植的除返工重插外，每亩还赔粮食一百五十斤；积肥完不成定额者，按比例扣工分20％和扣口粮一斤半。金华岩屏乡规定不劳动不得食，潘村社按每天做工十分发给米十两，做一天发一天，因此病人也被逼下田劳动。金华还规定农民进城必须带请假条子，如坐茶馆进饭店或排队抢购大饼油条粽子等，一律罚挑塘泥半天，凡城市居民到饭店吃饭排队抢购大饼油条粽子等，查出后交居民大会辩论，屡教不改的扣除全家几天到一个月的粮食。 + +　　二、错误的口号与做法。汤溪县标语上写“为四十条而死”。金华县提出密植不合标准就“枪打出头鸟”。兰溪有的社对后进单位，讽刺挖苦说“太太”、“皇后”、“千金小姐”、“促退派”。汤溪高儒乡干部竟把不相信密植和半旱秧田的农民挂上促退派的牌子，敲锣打鼓，游街示众。有一个社还评比懒汉社员、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社员和落后社员。浦江中余乡一个社把落后的生产队评为乌龟队。义乌田心乡成立懒汉劳动教养队，有三四十个人在教养队劳动改造，其中有十几个只是讲过几句落后话，这些人天天由民兵看守，集体生产，集体吃饭、集体睡觉。有的地方对懒汉减发口粮。 + +　　三、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如汤溪琅玡乡农技站长卢有朝检查生产时看到田里有草，就拔起带回来，召开社员大会逼着小队长严根松当场把草吃掉。该乡总支书记程景荣到洪村社看到三户(社务委员陈秋雪、生产队长陈根春、农民陈增雪)自留地已施上肥料，而小队春花田没施肥，当时就叫分支书拖着三户去吃粪，并把粪涂在三人嘴里。更严重的是有的干部随便吊打群众。汤溪县琅玡乡妇女主任曹根芝把因病不能劳动的社员刘永财拖到地里，叫他站在烂泥田里。刘回来后病更重了，曹又强迫刘带病去修水库，刘在工地上支持不住，请假几次不准，偷偷回家，走在中途就死了。乡长金志成，4月25日到杮树龙村检查生产，看到贫农盛永春插秧不合标准，就打他一拳头，分支书记跟着打他一竹棒，社长亦用力踢了一脚。金华岩屏乡勤丰社社员金关根患病新愈未参加夜间劳动竟被社长王友根吊了一个多钟头。 + +　　上述问题虽然仅是个别的现象，但其后果是严重的，在这一部分地区已造成干群关系紧张，挫折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同志还认为这些做法是正确的，把它当作成功经验推广。根据检查发现的问题，地委已研究纠正中。 + +　　 (摘自浙江日报“每日情况”) + +　　来源：1958年6月2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25.txt b/CCRD/2/6/2/00002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9abfc0ab9ad117db654c19485ec1265454a68f5 --- /dev/null +++ b/CCRD/2/6/2/000025.txt @@ -0,0 +1,109 @@ +# 中共麻城县委关于“苦战三年，建成社会主义新麻城（草案）” + +　　1958年，在实现了工农业大跃进的基础上，全县又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们可以想象：在小型的高级农业社的基础上，我们就能够获得1958年这样的大跃进。那么，今后在比过去优越性大几十倍的，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的基础上，工农业及文教卫生等各项事业一定会比1958年更大的跃进。这也就是说：有了1958年大跃进的榜样，有了人民公社，不但可以更加提早建成社会主义，而且最美满的共产主义生活，对于我们来说，也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而是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实现的前景。 + +　　根据我县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和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干劲和智慧，中共麻城县委认为：从1959年起，完全可以苦战三年就建成社会主义的新麻城。为此，我们特向全县人民号召：苦战三年，建成社会主义的新麻城。这是一个神圣的历史任务，光荣的革命事业。 + +　　我们所要建成的社会主义新麻城的标准是什么？建成以后将给人民带来怎样幸福？下面就是三年以后幸福的新麻城的简单描绘。 + +　　首先是农业生产大大发展了，到那时候田野里整理得整齐如画，一切主要的农活都将由半机械化、机械化和电动机代替笨重的体力劳动。一切运转都用新式交通工具，小铁路、汽车、马车、胶轮车、滑丝等结束了几千年来扁担对人的统治。水旱灾害被水库渠道、电站关住了，驯服地为人民灌溉发电，病虫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各种农作物和多种经营，按人口平均产量将达到粮食每人每年一万斤，籽棉一千斤，油料一千斤，猪肉100斤，鱼300斤，蚕丝3斤，茶叶3斤， 粮棉油都吃不完用不完，吃饭再不要钱了，三年后本县出产的钢铁，不仅可以完成上交任务，还将可以充分满足改造我县工农业基础的需要，我们可以自己制造小汽车、小拖拉机和小型车床、轻便铁轨。各个电站发出的电力足够我们主要生产和照明之用。夜晚朵朵银光就像无上的明星一样，煮饭、煽风可以用电来代劳。 + +　　三年后，人民的文化福利将有显著的改善，在1958年扫除了青壮年文盲的基础上，由于小学教育的普及和中学教育各种专业学校的发展。青壮年将普遍具有高小毕业以上的文化水平，各种技术员都受到专业教育，幼稚园、医院、电影院、幸福院、文化宫、体育宫、俱乐部都将建立起来，人们辛勤劳动之后，可以享受高尚的文化娱乐，一切事务劳动都社会化了，妇女得到彻底的解放，危害最大的主要疾病将基本消灭，新型的公园化的居民点将普遍出现，城镇和农村再难以辩别有什么差别了。 + +　　总之，再苦战三年，旧的面貌可以彻底改变，丰衣足食，人面桃花的日子自然来到，毫无疑问这种幸福生活是要用坚苦的劳动来换取的，没有今天的苦就没有明天的幸福，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就必须在这三年中实现下述任务： + +## 一、巩固和发展，我们走向幸福的经济基础——人民公社。 + +　　1、人民公社是比较小型的单一的农业合作社。是有更大的优越性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相结合的社会基层组织，我县人民在1958年秋季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愉快地全部参加了人民公社，今后的任务是巩固它，充分地发挥它的优越性以达到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最美满的共产主义过渡的目的。 + +　　2、人民公社和工业化一样是我们的命根子，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劳动人民的一切，全体干部和社员应当提高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彻底战胜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损社利已的资本主义思想，不利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舍已为人的共产主义思想，坚决和一切损害公社的言论行为作斗争，为办好人民公社献出自己一切力量，这是巩固人民公社的思想基础，应当认同。巩固人民公社的过程，仍然是两条道路斗争的过程，必须彻底进行思想战线上的革命，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来保证经济战线上的革命胜利的巩固。搞好生产管理，坚决把生产搞好，与1958年相比1959年总收入至少要翻两番，1960年翻四番，1961年翻六番，管理好大的人民公社，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必须努力钻研，必须首先抓全面规划，规划是底子，也是路径。为此各公社应在今年年底以前作出1959年和三年生产规划，把本公社各方面生产潜力，都挖出来，搞好生产管理和专业分工的责任制，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 +　　3、明确处理国家、公社和社员三者关系，公社分配，首先要保证国家任务的完成和公社扩大再生产以及兴办公社公共福利事业必须的积累，社员的工资应根据增产的情况增加。在国家与公社关系上应防止本位主义，只顾小集体，忽略国家利益的错误。 + +## 二、改造我们农业技术基础。主要从四方面进行： + +　　1、用机械来武装农业，由于工农业并举。劳动力紧张的情况，更严重的证明了改革工具，提高劳动效率，已经做为我们进一步发展农业的关键问题。必须狠狠的抓，力争主动，在今年年底以前实现一切转动工具的木轨滑车化和滑丝化。在1959年内每个公社都要建立一个设备比较完善的新式农具修造厂，制造滚珠轴承和简单的xx。这里建成一个万能拖拉机制造厂，年产1000台，两机械工具制造厂，自造动力机、抽水机、小车床年产1000台，收割机和胶轮板车。 + +　　2、用电来武装农业，1958年有1千瓩，在1959年春耕之前就要在13处建成电站生产电力，达14,500瓩，1961年全县发电力可达32,000瓩，到1961年，实现沼气化，供煮饭用和一般民用。这就可以打下我县工农业生产电气化的基础。 + +　　3、供应充足的肥料和农业，1959年县的氮肥厂、磷肥厂都要投入生产，各人民公社都建立自己的土化肥厂，1960年总产量达到：氮肥15万吨，磷肥5万吨，即每亩田平均有氮素肥300斤、磷素肥100斤，化学土农药年产2万吨。 + +　　这就等于是到1961年，我县每个人民公社平均将拥有：拖拉机20--100台，汽车20--30部，胶轮板车300--400辆，抽水机250--300匹马力，电力2,000瓩，农药40斤，化肥每亩氮素肥300斤，磷素肥100斤。化学土农药年产2万吨。这就等于到1961年，我县每个公社平均将拥有：拖拉机 20—100台，汽车20—30部，胶轮板车300—400辆，抽水机250—300匹马力，电力2000瓩，农药40斤，化肥每亩氮素肥300斤，磷素肥100斤。 + +　　4、改造自然，我们要大修水库建立自流排灌系统，蓄天水，驯洪水，大战一冬春，1959年彻底消灭灾害。两年内把全部土地深翻1尺--5尺，多施有机质肥料，改良土壤，同时根据土壤特点，规划作物分布，以便地尽其利。 + +## 三、粮食元帅，一马当先，棉油多种经营，林业全面发展 + +　　粮食：1959年要比1958年总产翻一番，24亿斤，1961年总产量70亿斤，达到粮食面积平均亩产万斤粮，每人万斤粮。 + +　　棉花：要永远保持1957年所获得的荣誉，当全国棉花生产上的先进县。1959年亩产皮棉(缺字)斤，1961年亩产籽棉5,000斤。 + +　　油料：应与籽棉并肩走。三年也达到亩产5,000斤。 + +　　畜牧： + +　　1、牲猪：每个公社都应建立几个5,000头、万头以上的养猪场。牧场也可建立由生产大队管理的牧场，各个食堂都应养猪，1959年达到每人一头。1961年达到每人1.5头，保证每年每人平均有肉20斤。 + +　　2、牛：大力发展耕牛是一个急迫任务，每个公社都应养耕牛，并积极发展奶牛，争取1961年每个公社有10头奶牛。 + +　　3、羊：适宜放牧的公社应适当发展，三年翻两番。 + +　　渔业：1958年冬季起要大抓冬季水田养鱼，争取10万亩田亩产xx斤，收入3,000万元，这是渔业生产上的一个大跃进。一个革命，一定要完成这个规划，到1959年我县生产面积将达xxx亩。1961年达到年产量三亿斤。 + +　　养蚕：1958年春夏秋三季养蚕出现了的每张蚕种产茧168斤。165斤7两，135斤的高产纪录，为蚕丝生产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完全可能在蚕丝生产上夺全省冠军。1959年内要把基本建设——发展全国40万亩的任务完成。1959年开始综合利用养蚕的一切副产品，1959年达到年产生茧xxx万斤，1961年达到400万斤。 + +　　养蜂：我县出产的养蜂工作畅销全国，可见我县养蜂技术是很高的，公社应建立养蜂厂，培养人才，提高技术，争取蜂群，三年翻五番，年产蜂500万斤。 + +　　林业：在林业发展起来以后，将占工农业收入的xx %，由此可见，这是我们的一项主要财富，从现在起，1959年春季以前，要把荒山彻底消灭，我们要培植桑园40万亩，油茶50万亩，油桐20万亩，xx1万亩，鸟橘2000万株，茶叶30万亩，果树17万亩，杉树24万亩，竹园3.4万亩，防风林32000亩，麻栎4万亩，总共200万亩，另外?另星檀树4,700万株，为此，在1959年以内，必须建桑苗园500万亩，杉苗园600亩，果树苗园600亩，茶叶苗园250万亩。 + +　　各公社应建立林业专管的生产队，建立林场，果园场，定面积，定时间，定质量，完成发展林业的任务，1960年实现绿化。 + +## 四、钢铁元帅升帐，工厂千个建城乡： + +　　1959年钢铁生产将继续贯彻中央指示的“小、土、群”的方针，大发展，走上正常化，建立5个钢铁基地，组织一支钢铁大军，1961年每年产生铁30万吨，钢5万吨，围绕钢铁元帅，县里将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有开采价值的矿产。1959年都正式开采。除建立前述的农业机械厂以外。还要建立水泥厂13个，年产量15000吨，机器米面加工厂6个，棉麻纤维厂3个，缫丝厂一个，瓷器厂3个，石灰厂10个，肥皂厂、机器砖瓦厂50个。副食品工厂如酒厂、糖厂、菓饼厂等5个，每个公社都有自己的印刷厂，上述工业、手工业生产三年内都要实现基本机械化、电气化。 + +　　麻城将有大小工厂一千个，遍布全县，建成后总产值占工农业总值60%，这就是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了。 + +## 五、运输工具新式化，陆水交通四通八达。 + +　　1958年冬季各公社必须作出完整的交通网规划，平原、丘陵、小山区，1958年底以前必须建成板车路网，使胶轮板车通过每个生产小队，基本上消灭肩挑，1959年完成每个生产大队都通汽车的公路网。1961年每个公社都有自己的公用汽车，在各个主要集镇，每一小时将开出一班公共汽车。 + +　　几个大型水库形式的人工湖将畅通小机帆船，县城至木子店、三河、至福田河等工业基地，在1959年时将以我县自产的铁轻铺设轻便铁道通小火车。 + +## 六、努力实现工农知识化，人民文化化： + +　　1958年冬季基本扫除了青壮年中的文盲，今后将继续开展学习文化科学的群众运动，每个生产大队都设立完全小学，普及小学教育，每个公社从1960年起建立完中。从1959年起工厂农场办学校，学校也办工厂农场，每个公社都成立科学研究所，并根据自己的需要办半工半读的红专大学，县办正规大学一所，到1961年全县青壮年要达到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与此同时，在职干部，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国务院规定每月至少有一个月时间下工厂、农村参加体力劳动，实现知识分子工农化，基本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 + +　　今后文化娱乐活动空前活跃，两年内每个公社就可以建成自己的文化宫，体育场，电影院，展览馆，广播室，业务剧团和艺术学校，每个生产大队，建立俱乐部、图书室、书店、体育场、歌舞队，总起来就是要做到： + +　　人人读书报，知识大提高， + +　　人人学科学，个人技术强， + +　　人人看电影，每月二三场， + +　　人人能唱歌，歌声满城乡， + +　　人人能创作，诗歌像海洋。 + +　　工农知识化，生产大高涨。 + +　　文化大普及，劳动多欢畅。 + +## 七、居住环境新式化，消灭四害人人卫生健康化： + +　　在吃穿问题解决以后，我们的居住条件也要彻底改造，各公社应作出规划，三年内初步改变，五至七年彻底新式化。（缺8字）就开始逐步实现“我们的居住要适当集中，房屋要够住，耐用、经济、美观、阳光充裕、空气流通，所有住宅区都要公园化，一律实行食堂化，食堂的菜饭将多样化，老人、小孩、孕妇都可以得到照顾，普遍设立幼稚园，以大队设立幸福院，幸福院的生活水平要比一般稍高一些，凡是达到规定年龄男女老社员都可以享受幸福的晚年。”这就是实现了我们祖先所理想的幼有所养，老有所终的世界大同的幸福生活。此外，还要普遍设立男女浴池、理发室、洗衣、缝纫、做鞋等，三年内将彻底实现群众劳动社会化，以解放妇女劳动力。 + +　　在1959年内，一定消灭四害，以后每年还要突击几次，同时各公社要建立自己的医院，并在1961年添置X光透视设备，各生产大队设立医疗所。到1960年普遍实行公费医疗，三年内将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消灭。 + +　　积极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和国防体育运动，争取所有青壮年在1961年都达到劳卫制一级的标准。 + +## 八、实现三化，全民皆兵： + +　　三化即是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工农业生产是面向广大自然战斗，我们应以战斗的行动来对待。我们应当通过集体生活来提高我们的共产主义觉悟，锻炼我们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提高生产效率，我们的生活是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的生动活泼，心情舒畅的幸福生活。个人的创造才智，将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受到最亲切的支持。 + +　　我们要大办民兵师，应有的青壮年都将在生产中学习军事本领，在平时我们是生产大军，如果帝国主义敢来侵略我们，我们就是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的英勇无敌的武装力量。 + +　　· 来源： + +　　湖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26.txt b/CCRD/2/6/2/00002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e7e1db895eebb47e5a52bf3749bb252284e247f --- /dev/null +++ b/CCRD/2/6/2/000026.txt @@ -0,0 +1,39 @@ +# 中国共产党曲靖地方委员会关于肿病流行情况报告 + +　　（省委：） + +　　入夏以来，我区疫病的发展蔓延很快。尤其是“肿病”，发病面广，死亡率大，严重地威胁着广大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使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据初步统计自2月到现在，全区有9个县发现“肿病”，患者共计16，733人，死亡1，205人，达7．2％。其中情况比较严重的是陆良、曲靖、泸西等县。陆良自2月到现在，共有肿病患9，439人，约占该县人口的3．8％，不完全统计死亡407人，占患者总数的4．5％，虽经多次组织力量防治，但仍未彻氏扑灭，目前还有患肿病的1，097人。曲靖自2月到现在共有“肿病”患者3，200人，死亡403人，死亡率达15％，尤其是潦浒乡的情况特别严重，该乡肿病患者470人，死亡162人，死亡率到34．4％。泸西县自5月以现在共有肿病患者4，422人，死亡347人，死亡率7．8％，情况是十分严重的。 + +　　根据初步调查研究的结果：“肿病”先是散在性发生，继后是爆发性出现。最初是在陆良县西冲水库工地发现民工患肿病，继而区、乡都陆续发现肿病患者，省、专卫生部门曾四次派工作组到陆良协助防治，曾经一度基本扑灭。至四月初一、二再度复发，并又加上痢疾，地委又再次派工作组前往协助防治，并派专区医院院长吴友仁同志前往指导和重点诊治。“肿病”的病状是：两脚发肿，肿处95％以上麻木，膝反射减弱或消失，同时面部也浮肿。据西医初步诊断为“急性水肿型脚气病”。中医诊断为“脾脏水肿”。患病的原因和是否会传染？至今尚未得出结论。西医治疗方法一般采用酵母片和维生素BC片，效果尚好。陆良在召夸乡和芳华乡治疗的结果是服药一星期后治愈67．2％。民间土方有：（1）用粉葛根煮药吃；（2）粉葛根配野生大青菜煮吃；（3）茯苓加猪油煮吃；（4）白丁香花煨水吃；（5）生大蒜冲细煮到半熟后加红糖服下；（6）酒药面冲细后用开水服下等等方法治疗，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效果。当前存在的问题是服药消肿后巩固不住，大量失水，心律衰竭，死亡率大，或初步治好后再度复发，即更难治疗，特别是50岁以上的老年，因肿病引起其他疾病，死亡率特别大。 + +　　疫病流行，群众十分焦虑，反、坏分子趁机破坏说：“肿病是粮食不够吃引起来的”，造成群众思想混乱。这个情况，已引起我们特别注意，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教育群众，正确对待肿病。 + +　　为了迅速扑灭“肿病”，保卫人民群众的健康，我们最近又采取了以下措施： + +　　1．加强党对扑灭疫病的领导。每县由县长或副县长挂帅，具体领导扑灭疫病的斗争，组织和领导全体卫生干部和全体医务人员，全力以赴，分片包干负责，限期扑灭疫病。对于抽去做其他工作的卫生干部和医务人员一律调回来，投入消灭疫病的斗争，以保证消灭疫病斗争的彻底胜利。 + +　　由于肿病的情况复杂，对产生肿病的原因和肿病是否会传染等问题，虽经昆华医院医生和昆明医学院的教授和本区中西医的长期研究，始终未得出结论。本月19日省卫生厅副厅长徐彪南同志亲自率领工作组到陆良诊治，使陆良肿病的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为了在全区范围内迅速扑灭肿病，我们从各县抽调医士以上的医务人员到陆良现场学习，在完全掌握了治疗肿病的技能后，立即回去进行推广，力争迅速，彻底地扑灭肿病。 + +　　2．做好防治肿病的药材供应工作，对所需的药品和针水保证供应，使肿病的防治工作有充分的物质保证。与此同时，并注意总结群众防治肿病的成功经验，加以大力推广，使专门的医疗工作组与群众性的防治肿病工作结合起来。 + +　　3．加强防治肿病的宣传教育工作，树立战胜疫病的信心，稳定群众情绪。泸西县对群众中产生的错误思想，采用鸣放辩论的方法，使群众正确对待疫病，积极防治。对于反、坏分子乘机造谣破坏及时揭露和开展斗争，对于情节严重的，依法惩办。 + +　　4．建立疫病情报，各县三天向专署卫生科报告疫情动态一次，以便及时掌握疫情，采取有效措施，预以防治。 + +　　 曲靖地委1958年6月23日 + +　　主送 省委。 + +　　抄送 + +　　各县委，地委委员，地委各部委，地监委，地直各党组，党校，军分区党委，云南日报社，直属厂（场）矿。办存。 + +　　（共印78份） + +　　收文单位批办 + +　　本件 3 页 中共曲靖地委办公室 1958年6月25日印发 + +　　· 来源： + +　　云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27.txt b/CCRD/2/6/2/00002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e29badddf0292751f8615264c4c91fbfcd3f706 --- /dev/null +++ b/CCRD/2/6/2/000027.txt @@ -0,0 +1,17 @@ +# 来凤县部分区乡干部强迫命令作风严重 + +　　新华社武汉1日讯　据湖北省检查团调查，来凤县部分区、乡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强迫命令现象。 + +　　该县满水乡在全民办工业运动中，采取在群众胸前挂符号的办法，对思想好的工作积极的给带上红色符号；对中间分子，则挂上黄色符号；对落后或犯错误的就给挂上黑色符号。这样做的结果对群众压力很大。 + +　　该县毛坝乡在二十天的时间内大搞集体宿舍，强迫分散居住的农民搬到两层楼的集体宿舍，并且规定楼上住妇女，楼下住男人，夫妻也分开住，每两星期同居一次。同时，他们为了破除迷信，在一个晚上，把农民家中的菩萨全部打掉，换上毛主席象。该乡还强迫农民集中开伙集体吃饭，开饭时采用军事化的办法，听哨响吃饭；听哨响放下碗筷，吃不完也不能再吃。另外这个乡在发动群众欢迎省委检查团时，竟强迫五十多岁的老太婆扎辫子，穿花衣服(当时检查团误认为是少数民族)。 + +　　该乡以上种种作法，据说是为了表示“先进”，表示是“社会主义生活方式”。来凤县委对该乡这种错误的作法，还认为很好，准备组织参观推广，现已被检查团劝阻。 + +　　 (据中共湖北省委检查团快报编) + +　　来源：1958年7月3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湖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28.txt b/CCRD/2/6/2/00002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872131308f5073cfd65f262aed3174ac731a47d --- /dev/null +++ b/CCRD/2/6/2/000028.txt @@ -0,0 +1,71 @@ +# 中共中央办公厅给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的信 + +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 + +##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发给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的信： + +　　湖北省通城县九岭区委王恩清和新生乡张福祥等寄给毛主席信两件，反映平江县大批农民逃荒外地。据称该县逃荒农民一万多人，有饿死和自杀的。通城县委两次打电报给平江县委，但没有引起重视，有些干部动员农民返乡时，强迫命令，打人捆人。不知实际情况如何，请了解处理，并将结果告诉我们。 + +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1958年7月12日 + +　　（附件一：） + +## 关于湖南平江县干部严重违法乱纪造成农民死亡外逃问题致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书 + +## 湖北通城县 张福祥 周煦文 甘鸿林 陈信禄 王守存 + +## 1958.06.29 + +　　（敬爱的党中央毛主席：） + +　　我们是一群武汉市下放到湖北省通城县新生乡的下放干部，现在怀着激愤的心情向您反映一些严重违法乱纪违反党和国家政策造成死亡影响生产跃进的情况。 + +　　事情是这样的：最近从我们的邻县——平江县逃来一些农民，有的是老弱有的是青壮年，也有是整家整户拖儿带女的来到了这里，他们在这里沿门乞讨，口头说是“跑太平军”。据了解，这里面有的是生产队长，还有的是社支部书记。我乡收容了不少。如公路七社就收容了几户，其中一户是平江县板江乡过墩社的生产队长李明元，一户是农民李清团。据他们口头反映，他们那一个乡就跑了一千多户，而且被饿死的人不少。如有一个妇女背上揹着一个一岁多的小孩，该妇女被饿死在路上，小孩还未死无人管。据说被饿死，吊死的还不少。 + +　　该县对这一情况是不重视的，我县县委林书记连续打了两次电报给该县，但始终无动于衷。最近发展到更为严重。该县干部为了挽救这一情况，不是采取有效的措施，而是经常到我们这里来抓人打人捆人。如前两天该县板江乡过墩社社长李树元、监委主任李庆孔、人民代表罗付良，公然手持介绍信和身带凶器（刺刀）绳子来我乡抓人（已被制止）。 + +　　以上这些情况，我们虽然没有来得及进行调查，但这些情况是存在的、严重的和紧急的，我们认为这中间一定有右派分子或者是坏分子操纵，使党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这种行为在我们新社会，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不能容忍的。为了维护党纪，挽回党在人民群众中造成的损失，我建议您责成有关部门急速调查严格处理。 + +　　此 致 + +　　（崇高的革命敬礼） + +　　 通城县新生乡下放干部张福祥、周煦文、甘鸿林、陈信禄、王守存6月29日 + +　　（附件二：） + +## 关于湖南平江县干部作风造成大量农民外逃问题致毛泽东主席书 + +## 湖北通城县 王恩清 胡学庭 胡振 胡遂明 + +## 1958.06.29 + +　　(1958年6月29日，中共湖北通城县九岭区委会王恩清、胡学庭、胡振、胡遂明四人，写信给江西省委、湖南省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反映平江大批农民逃荒外地，一些人在逃荒中饿死和自杀问题。) + +　　（敬爱的毛主席：） + +　　您近来身体健康，唸唸 + +　　我们今天与您来信是参加工作8、9年来的第一次，我们的工作地点是湖北通城县九岭区，与湖南省平江岳阳县相临。虽然在表面上是两省之界，实际在生产上我们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情深之感，特别是表现在生产战线上，发挥了互助支援的友爱精神，比如58年生产大跃进的过程中，互相兑换劳动力2000多个，保证两方提前完成了生产任务。 + +　　这样看来，似乎这支友谊灿烂的花朵，越开越茂盛，好像自己的区乡社一样。可是在最近几个月来，湖南省平江县在工作和关心群众生活上，发生了严重的偏差，出现了部分群众出外逃荒的一种惊奇不良现象，令人感到奇怪可怜。奇怪的是他们57年大丰收，为什么58年出现群众逃荒的情景。可怜的是，4岁的小孩和六七十岁的老婆婆，逃往四方，流浪乞丐。据我们了解和群众反映，平江县逃跑在外，达1万人左右。如平江县冬塔乡4100多户，就逃跑了480户左右，有1200多人。截至6月24号逃跑在我区安家落户就有76户294人，流浪的150多户420人。又如平江冬塔流江社第五生产队，有20户就走去7户26人，有个63岁的婆婆曾小秀带着6岁的小孙曾移苗出外讨饭，手提拐杖，一路走来一路哭，走了一天一点饭也未讨到吃；又如该社妇女曾弹菊也带着3岁的小孩出外讨米；又如昌江社中年妇女朱子娥带2个小孩，背1个牵一个出外讨饭；又如南江乡李幼生有两个小孩，1个十岁1个四岁，于6月21日逃在通城，没有讨到饭又未找到住宿，就睡在马路旁边哭哭啼啼，无人照顾，眼睛哭肿了，面黄肌瘦；又如南江乡洪伟社有一户翻身农民王兰青一家7人逃在我区高峰乡，说我这次出外没有服从领导，对不起党和毛主席，只怪我翻身忘了本。可是我在家受饿受干部打骂，再住不下去了，我出外讨米，饿死了只要毛主席晓得，我甘心闭眼。特别惊奇的是平江1个小女孩不知名字，没有人来收尸，在外流浪讨米，无人照顾，加之本人不慎，于6月中旬死在建设乡双岗咀河下；又如冬塔乡风口社沙坡屋何幼平，因干部作风和粮食关系，于阴历4月初9服毒（吃黄藤）而死。同样的七义社罗成辅阴历4月25号上山自缢而死；弹桥社李方桃已怀孕，于5月29号跳塘而死；白露社贫农黄应云，逃荒到高峰大坳，被社干部发觉要他回家，黄不愿回去，互相争吵起来，结果黄跳入万坯塘港（似应为淹——引者）死。风口社309户在最近1个多月中，共非法死去：下屋场吃黄莲服毒而死3人，中心屋自缢吊死2人，云堂屋吃价信服毒而死4人，共计9人。 + +　　平江县例属上述逃荒情况一一难以枚举，仅每天从我区逃走经过的群众50人左右，特别是在本月26日上升到100多人。根据上述情况的发生，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 +　　（1）平江县领导干部对这一事件的发生后采取措施迅速解决是不够的，还有个别干部不与群众同甘共苦，甚至自己吃穿都有，不管群众生活如何。于我县发生这一情况后，速即发电报2次，至平江县委要求他们来人我县协商措施，动员逃走群众回家。可是平江县委会至今未回答，信音并无。另外还有某些干部只股生产不顾生活，如冬塔乡流江社曾万先，贫农，有二餐未吃饭，还要强迫栽苕，结果苕也未栽，连家四口人带起逃往通城石板桥。同时近年来冬塔乡群众最需要的食盐也没有供应，群众反映极为不好。 + +　　（2）个别社留粮过紧，劳动过度，做夜工过多，吃饭量增多因此口粮不够用，群众反映到今年3月就吃完了。加之现在供应粮食不够及时，故群众往外逃走。这样一来，对我区粮食也造成紧张现象，和部分群众动荡不安。 + +　　（3）部分干部作风恶劣，强迫命令，捆人、打人、骂人，现象也很严重。他们社社建立改造队。如冬塔乡流江社25岁的社员曾伏安因下雪出工慢了一点，社主任曾介兰、会计曾易青就把他捆起来斗争，并调离家庭送到社里改造队，改造十天之久；又如丁洞社何花秀的父亲在护秧时，因拿被子过慢，社干部就把他捆起来跪倒斗争；又如冬塔乡干部陈旺来有个小孩跑到我区中墩八社讨饭，被陈发现要他回家，小孩不去，陈拿起手就拖，结果把小孩的手脚都拖出了血；又如板港乡罗家社干部李明元，发现8岁的小孩在社里偷了一点东西，干部就马上把小孩捉去，用打破的瓦子把他跪在上面受罚；又如冬塔乡干部何满付发生（应为现——引者）何华社妇女李兰桃，李追桃逃到我区新生乡，何就要她回去，责备他们不应该随便外出，终于6月24日捉到人委会关起来了。这种情况据说湖南省、专也曾派人到平江县检查过，但未迅速采取措施扭转这一突出问题。因此群众普遍反映，要求上级党委来湖南了解一下干部的作风和群众的生活情况。 + +　　根据上述发生的事例，大大影响了生产，群众生产劲头不大，出勤率不高。从冬塔乡栽红苕来谈，只完成了60%左右，又从发展生猪生产来看，也有所下降。如冬塔乡弹桥社晒谷石刘家屋11户，原每户有猪8头，现在共养一条。同时还影响了社会秩序。如冬塔乡聂小德，聂玄希等3人，拿2把小刀一把土枪，到我区高峰乡准备抢东西吃。被高峰乡副乡长钱神保发生（应为现——引者）捉住（现已在押）。又在6月10号南江乡贫农廖国兵等8人拿一支火（原文此处空白，应为铳——引者），在我区高峰乡抢东西吃，被该乡四社徐旺保捉去，教育释放。群众反映极为不好，大大影响了党群关系。” + +　　我们为了对党对人民负责，安定社会秩序，挽回影响，特根据上述情况来信将了解不完全的材料向你们着一回报，要求迅速亲自来人调查处理，并望复音。 + +　　此致 + +　　（敬 礼） + +　　 王恩清、胡学庭、胡振、胡遂明58年6月29日 + +　　来源：余习广〈“三面红旗”下的民众苦难与毛泽东的知情权——从大跃进中平江难民逃荒潮与两封上书谈起〉。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29.txt b/CCRD/2/6/2/00002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3be940dcf969c4bf764e302a86e3bff1ad6191b --- /dev/null +++ b/CCRD/2/6/2/000029.txt @@ -0,0 +1,79 @@ +# 甘肃省定西专区粮食会议总结 + +　　在党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为了进一步促使粮食工作全面大跃进，我们於7月9日至7月15日召开了各县粮食局长、经营、贮运股长、重点粮管所长参加的粮食扩大会议，与会同志共84人，会议历时7天，中心内容：一是根据省粮食会议精神，讨论了如何贯彻执行改进粮食管理体制的规定和农村粮食购销包干到社办法，并确定了粮食征、购、销包干任务。一是总结58年上半年粮油工作和安排下半年工作任务。 + +　　会议是以总路线为纲，本着整风的精神进行的，与会同志不但以政治挂帅和为生产服务为重点，检查了思想和半年来的粮食工作，并以共产主义的革命气魄，提出了今后的奋斗目标和响亮口号，以及跃进的措施，同时作了保证，表达了决心。会议期间，与会同志共贴出大字报261张，向原单位打电话44次，根据会议精神提前安排布置了工作。这次会议的特点是：方向明确，检查深刻，口号响亮，措施有力，情绪饱满，干劲十足。明确了粮食工作为生产服务的方向，所以这次会议的召开是成功的，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给今后粮油工作的全面大跃进奠定了思想基础。 + +　　从会议检醒结果证明，半年来的粮油工作由於各级党政的正确领导和重视，抓住了整风之纲，反击了右派，横扫了“三风”“五气”，清除了领导和干部中的右倾保守思想。所以工作中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这主要表现在粮食征购方面，贯砌执行了政策，超额完成了省分配我区的任务。粮食统销方面：保证了城乡缺粮人民的需要，有力的支援了工农业生产。但从全区来说，还超销了一些粮食。这些超销部份：绝大多数是由於工农业生产的跃进，劳动强度的增大而增加的，但也有些是由於工作问题不该销而销的。在粮食经营业务的各个环节上绝大多数的项目完成了跃进指标，全区124个粮店基本上实现了六好，改变了服务态度，作到了群众满意。全区45，523万斤仓库实现了“四无”，杜绝了粮油霉变、生虫、偷盗等事故的发生。全区58年计划上缴利润223万元，实际完成60．6万元，从数字上看虽然完成的较差，但与去年同期比较，盈利达144．1万元（去年同期亏损83．5万元），扭转了历年经营亏赔的局面。其次粮食系统职工的技术革命，也已形成了空前的高潮，半年来全区粮食职工发明创造改革工具达380多件，部份的已经开始推广使用，这在节省劳力，为生产服务，提高工作效率等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成绩。 + +　　半年来我们粮油工作中，虽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不能否认我们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同时在个别地区还存在的比较突出严重。这主要是：只管业务，不问政治，只管购销，不管生产，业务观点多，群众观点少。在部份地区粮系统的整风运动，还进行的不深不透，甚至个别地区在整风运动中还有空白点，有些领导和干部的思想还没有得到彻底解放，迷信思想仍未完全破除，程度不同的存在着“三风”“五气”和右倾保守思想，在极少数的单位和个人还没有插上红旗，因而在具体工作中就形成了缺乏政治，方向不明，没有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气魄，一遇到重大问题就摇摆不定，同时往往在工作中强调算业务的小帐，而不算政治的大帐，若这样继续下去就不可能在大跃进的新形势下去做好工作，创造奇迹。 + +　　目前我国正处在“一天等於二十年”的伟大时代，党的八届二次会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正在鼓舞着全国各项工作的大跃进，在钢铁和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要五年超过英国，在农业方面，要尽快的实现农业发展纲要40条。我们专区的跃进声势与全国各地一样，各项工作都处在时新日异飞跃前进的形势下，在农业方面，58年秋田亩产达到400斤，夏秋平均每人有粮1，200斤，59年要实现农业发展纲要40条，实现400斤专区。在工业方面，我们要大办地方工业，58年产钢20万吨，产铁50万吨，59年产钢50万吨，产铁100万吨。同时要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大搞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而服务。因此粮食工作的今后任务必须是： + +　　一、从粮食工作的各个方面树立为生产服务的观点，一切要从有利於生产出发，为生产服和，要彻底扭转只管业务，不问政治，只管购销，不管生产的错误思想和作法。要作到粮油工作从大局出发，为生产服务，在农村必须要首先坚决 贯砌执行统销政策作好粮油购销包干到社工作，确实作到该购的如数购回，该销的及时供应。其次应作好籽种鉴定、收集、贮备、供应等工作。除帮助教育农业社 在新粮收获后，选择良种、贮备来年足够籽种和经常予以技术指导，加强保管外，全区准备由县 负责训练农业社及生产队粮食保管员8，057人，传授给他们保管粮食的技术和经验，作好社内余粮和籽种保管工作。同时粮食部门在优良品种和小日月籽种的兑换供应上要作到：需要多少供应多少，需要啥品种供应啥品种，何时需要何时供应。因此在新粮入库时，对所有能作籽种的粮食，特别是优良品种和小日月籽种必须要与一般粮食分仓保管，并经常加强检查，保证出芽率达到百分之百。在数量上，除应考虑到今后的复种密植情况保证当地足够的需要外，还应贮备一定的机动力量，以支援其他地区的特殊需要。在饼肥供应方面，要在保证完成油料外调任务的原则下，就地收购的油料尽先就地加工，以保证农业生生产上饼肥和牲畜饲料的需要。在整个粮食的入库、调拨供应等各个环节上要作到简化手续，改良工具，便利群众，节省劳力，支援生产。在市镇和工矿建设中，必须要加强调拨，作好品种调剂，保证供应。 + +　　二、坚决贯彻执行专区关於改进粮食管理体制的规定意见和粮油购销包干到社办法，加强粮油购销管理，坚决完成征购任务。其具体要求是： + +　　1、全区本年粮食征购任务44，000万斤，销售指标13，390万斤，购销差额30，610万斤，其中省级差额25，537万斤，专区掌握机动粮5，075万斤。本年油料收购任务3，579万斤，销售指标365万斤，经此次会议讨论各县一致认为分配恰当，切合各县实际情况，现即作为定案数字，各县必须保证完成（详细数字附表）要完成今年的粮食征购任务是有许多有利条件的：这首先是目前夏秋作物生产良好，丰收在望，每人要达到有粮1，200斤，这是完成任务的物质基础。其次经过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和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以后，特别是在总路线的光辉照顾下，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都有了空前的提高，这是保证完成任务的思想基础，加上今年改进了粮食管理体制，实行了粮油购销包干到社办法，大大的发挥了各县工作的主动性和刺激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对工作中的不利因素，我们也应有足够的认识和估计，这首先是防止认为夏秋作物生长良好，完成任务没有问题而产生盲目乐观情绪，不作深入细致的工作。其次农村虽然经过了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但个别地区由於对粮食问题辩论的不深不透，部份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还没有受到严重的打击，因而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粮食问题上还是长期存在的，这点我们必须要有明确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 + +　　2、粮食管理体制的改进是粮食统购统销办法的进一步发展。不但加大了各县的权限而且也加重了各县的责任。因此各县必须要有正确的认识。坚决执行分权管理的规定，专区掌握的差额，各县一律不得擅自动用。各县在所属权限内调整购销差额时，必须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坚决按政策办事，不能在规定权限以外层层加大任务。 + +　　3、粮油购销包干到社工作各地虽已基本结束，但有些地方工作作的比较粗，政策宣传的不深不透，未能通过购销包干政策的实施，真正起到刺激生产，促进生产的作用，这些地区必须结合这次统购任务的调整，於7月底前作好复查补课工作。同时在调整任务时，必须要作好政治思想工作，不能只向下分配了任务即算了事。 + +　　4、按期完成夏粮征购任务：此一工作省人民委员会和地委、专署都已向各县发了指示，今次会议又作了专门安排，各地必须要坚决贯彻执行，保证要在9月底前扫数完成夏粮入库任务。其次在夏粮征购中，要大力协助农业社搞好夏粮预分，不能只管收购不管分配。 + +　　5、作好洋芋经营工作：分配各县的洋芋统购任务必须要保证完成，个别地区如果确因实际问题而完不成收购任务时，应报专署批准后，收回相应数量的粮食，在洋芋保管方面，应以农业社分散代管为主，国家集中保管为副。市镇、农村洋芋供应比例一般应占供应量的20％左右。其供应办法，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应当是：一次拨交，分期交款，逐月扣回定量。拨交机关、团体、部队、学校的洋芋以销价计算，运费由粮食部门负担。市镇居民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以采用一次购回，一次交款，逐月扣回定量的办法，但一般应以按月搭配，分月购买比较适宜。市镇所需作为蔬菜的洋芋，由粮食部门指定地点，由商业部门采购安排供应。（详细办法另有安排意见）。 + +　　6、粮食统销应实事求是，从有力於生产出发，但并不能藉口为了支援生产而形成销售运动。因此在当前农村统销工作中必须要接受以往的经验教训，作好两个年度衔接时期的粮食供应工作。夏粮收获后除灾区和经济作物区外，其他地区应一律停止农村供应，不能多销粮食，新粮收割较晚的地区应继续作好农村粮食供应，防止因粮食供应不当而影响生产。其次在市镇供应方面，也要面向生产，为生产服务，供应标淮高的要降下来，确实不足的应根据规定幅度进行调整。 + +　　7、加强油料购销，保证完成油料统购任务，并积极的大力开辟新的油源，加强野生油料的收购工作。要完成这一任务，首先要批判重粮轻油的错误思想，要有大局观点，要正确的认识我国油料产需之间的矛盾。不能只从本县产需情况出发，而消极的对待油料统购工作，其次野生油料的收购，根据各县在会议中自报，全区必须要保证完成60万斤。各县应积极摸清品种、数量作到心中有数，另外粮食部门的所有职工要大力响应省、地委关於每人种植百株木本油料的号召，除应会同农林部门作好宣传工作，发动群众大量种植外，粮食部门的职工，在今年秋季每人必须要利用一切空地，种植木本油料200株以上，并且要保栽保活，真正起到带头示范作用。 + +　　三、在粮食经营业务的各个环节上，要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跃进指标。 + +　　1、“六好”粮店没有全部达到标准的，回去后必须苦战五天，完全达到六好，在此基础上全区所有粮站，必须苦战半月，在7月底实现“十四好”即执行政策好，为生产服务好，发挥组织作用好，市场管理好，经营方法好，服务态度好，业务制度好，宣传教育好，接受群众意见跃进工作好，勤俭办企业好，财产管理好，安全卫生好，团结互助学习好，部门协作好。 + +　　2、四无粮仓要在继续提高质量、巩固成绩的基础上大战五十天，“七无”“四包”全实现。“七无是无虫、无霉、无鼠、雀、无事故、无异昧、无变色、无病疫。“四包”是包器材、包费用、包人员、包定额。 + +　　3、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搞技术革命，全区所有仓库、门市部收发粮工具在秋粮入库前要全面实现半机械化，在年底力争部份仓库实现机械化。作到提高工作效率，便利群众，节省劳力。 + +　　4、必须力争粮油加工增产任务的超额完成。面粉加工各地一律要在7月份内普遍试制推广小麦脱皮制粉法，要在保证质量的原则下出粉率平均达到90—95斤。油料加工要及时推广先进经验，挖掘潜力，大力提高出油率，油菜籽出油率要达到38斤，超过兰州市；胡麻出油率要达到33斤以上，超过兰州、平凉；花籽出油率要达到33斤，超过天水、张掖；芸芥籽出油率要在现有水平上提高到28斤。同时要大力推广冷榨黄豆作豆腐和米糠榨油。 + +　　5、加强经济核算，改善经营管理，要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58年上缴利润计划，但在经营工作中，不能有单纯的盈利观点，要从生产出发，小帐要算，大帐更要算，业务帐必须服从政治帐。 + +　　6、粮油基建方面：全区7，100万斤的建仓任务，必须要在夏粮入库前全部竣工，粮油工业建厂要积极行动，保证第三季度内建成，并投入生产。 + +　　为了确保58年各项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我们的行动口号是： + +　　插红旗、政治挂帅， 大跃进、面向生产； + +　　抓购销、作好分配， 做后勤、赛过麻城； + +　　大干苦干六十天， 半机械化库站要普遍； + +　　实现七无加四包， 六好变成十四好。 + +　　我们的措施是： + +　　一、必须要以总路线为纲，政治为统帅，思想为灵魂，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作到“插红旗寸土不让，大跃进分秒必争”。以虚带实，虚实并举，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坚决贯彻党的各项政策方针，其具体要求（1）深入的开展整风运动，继续横扫“三风”“五气”彻底根除右倾保守思想，树立敢想敢说敢作的共产主义风格。（2）加强向党政领导的请示汇报，必须作到事先有请示，事后有汇报，并根据粮食工作各个不同时期的进展情况及时不断的提出比较系统的购销资料，使党政领导能经常了解我们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以便及时加以指导。（3）经常不断的对所有干部思想情况进行摸底排队，树立标兵，针对其不同思想，分别进行教育。同时在每一项任务完成或告一段落后，及时进行评比，以树立先进，鞭策落后，促使人人跃进。 + +　　二、彻底改变领导作风，继续坚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深入基层，参加生产，从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各县的试验田必须要继续坚持下去，加强领导，搞出经验，推广全面。得不到经验成绩起不到带动工作的试验田，要彻底加以整顿。因此，（1）各县粮食局必须要经常的掌握三个不同类型的农业社，要重点的了解农村粮食生产、分配和社员思想情况。（2）切实的搞好基层试验田，以带动粮食工作全面跃进。（3）各地粮管所应在原编制内抽调专职管乡人员，通过参加生产，要变成支援生产后勤参谋人员，同时要通过参加生产，全面调查和掌握农村粮食产、需、购、供全面材料及其变化情况，并要包干作好农业社分配工作。除对所发现的问题随时分别向当地党政及主管粮食部门请示汇报外，并应每月至少写出书面汇报一次，分送当地党政领导和业务部门。 + +　　三、经常开展在粮食问题上的两条道路大辩论，加强对广大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特别是在农村，虽然去年普遍的经过了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但部份地区对粮食问题还辩的不深不透，部份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根除，两条道路在粮食问题上的斗争仍然是长期存在的，因此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坚定的相信群众的多数，有领导的把粮食问题放在群众中开展辩论，继续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这不仅是作好农村粮食统销工作的根本方法，而且可以进一步保证粮食局势更加稳定。 + +　　四、加强粮食政策的宣传教育，粮食部门的职工要人人成为宣传员，利用广播、电影、黑板报、标语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宣传工具，向广大群众进行政策教育，使粮食购销包干到社办法的重大意义，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使人人模范的遵守粮食政策，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 +　　五、发动全体职工开展技术革新运动，大搞技术革命。动员人人献计献策，个个发明创造，要求每个职工发明创造改革工具15件以上，并以边发明边鉴定边试制的办法迅速推广，使技术革新遍地开花结果，为了加强领导，全面推广：（1）各地粮食局的粮管所，应组织技术革新研究小组，负责技术革新，鉴定组织推广等工作。（2）专区计划在12月份组织一次粮食系统技术革新评比展览大会，以促进机械化即早实现。 + +　　六、不断的提高粮食职工的政治业务理论水平，组织干部制定个人红专规划，要求人人在年底基本上精通粮食业务，在文化学习上，58年扫除文盲的职工要达到高小程度，高小程度的要达到初中，初中的要达到高中，高中的要达到大学程度。 + +　　七、加强部门之间的协作，主动的与银行、税务、商业等有关部门订立协作合同，在商品采购上统一调度，统一计划，在农村工作上无论银行、商业、粮食部门的干部下乡到社全面管理，分别总结，分口上报处理，共同的支援生产。其次粮食部门应加强上下请示汇报制度，各县之间必须加强左右联系，交流经验，迅速处理存在问题。 + +　　八、充分发动职工经常的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要善於抓两头带中间，要开展比领导方法、比思想作风、比为生产服务、比执行政策、比发明创造、比指标、比措施、比干劲、比实效、比部门协作的十比运动，并以此作为粮食系统今后互相评比促进工作的主要内容，为了经常的开展这一工作，各县每季、专区每年组织一次全面检查评比，树立对立面，以促使先进者更加先进，落后者赶上先进。 + +　　（总之，下半年的粮食工作任务是艰巨的、繁重的，各县回去后必须要立即向县委、县人委进行汇报，采取积极的措施全面安排，立即行动，不能有任何忽视和迟延，必须要在面向政治、面向生产的前提下胜利的完成工作任务。） + +　　 1958年7月15日 + +　　· 来源： + +　　甘肃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30.txt b/CCRD/2/6/2/00003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a34a00b9fe75ff1d8bc1fd03a29a0070a9b82c5 --- /dev/null +++ b/CCRD/2/6/2/000030.txt @@ -0,0 +1,17 @@ +# 齐民友的发言（摘录） + +　　（1958年7月22日在党支部大会上） + +　　今天想谈一谈自己思想上跟党的方针政策相对抗的一些问题。问题主要的是这样几点：一个是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一个是关于数学中间能不能出现李始美这一类的问题，再一个问题是群众路线的问题。 + +　　首先是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听到物理系许多同志讲，说我们学的这些数学物理方程，在物理中间根本就没有什么用，最初心理很矛盾。但是后来想一想，总觉得数学嘛总是好多人化了终身力量搞出来的，尽管今天还没有什么用处，但是这些理论总还是有价值的，所以在这次运动中间对数学究竟能不能联系实际的问题，我没有公开说数学不能联系实际，但我总是感觉到数学有它自己许多特殊性。所谓特殊性，第一点就是如果一个人只懂得一点数学，那么这个人要他去解决实际问题，那多半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数学要联系实际，首先要懂得生产，或者是物理、力学。这一点我觉得与物理、化学系是不同的。如果学物理学化学的话，那么学了物理化学以后，也就有了一定的生产知识，也就大体上可以解决生产中间的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人只懂得一些数学的话，去联系实际是很困难的。 + +　　其次一个想法是我觉得现代数学，它的产生是和大工业相联系的。所以我觉得数学要联系实际的话，就要联系尖端。在很早以前党委提出来在教学中间要贯彻四个结合。当时我就觉得要理论联系实际，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这两个结合在数学系不大好搞。为什么理论联系实际不好搞呢？因为我觉得数学既然是与大生产相联系，而到现在为止，工厂里面还很少跟我们提出问题来，所以当时就觉得到底工业中有没有实际可联系，这里很成问题。后来李国平先生到生产中去，到重型机床厂去提出了一些问题来，很快就改变了我的想法，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生产中是不是需要那样多的数学，是不是迫切需要，对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很好地解决。 + +　　第三点：数学中是不是每一个分支都能够联系生产，我觉得这里边也还有些问题。有些分支能够直接跟生产相联系，例如计算数学、微分方程，另外有些东西我觉得它虽然不那样直接，但是联系生产也还有许多线索可寻，也能间按地联系实际。但是另外还有一部分比方说抽象代数中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它并不是直接为了生产的某一种需要而产生的。你很难说代数中哪一个理论是为了解决生产中的哪一个问题。我觉得这里也有些东西是数学本身为了自己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所以这些数学分支的产生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数学本身的问题，要它勉强去联系实际究竟可能不可能？所以这样我就觉得数学它的构造好象一个金字塔一样，有些人懂得数学也懂得生产，那么这些人就能从生产中提出问题来形成一个数学问题。但是另外的数学家有一部分人也可以不必懂得生产，特别是学那些很抽象的东西，象代数中的某些部分或者数论或者别的。他们不懂生产也没有关系，因为别人提出数学问题来，其中如果有代数问题，有数论问题就可以提出来，这已经成为一个数学问题，他们就可以加以解决。 + +　　其次，关于出现李始美的问题。在报上看到出现李始美的消息以后，我自已有这样一些想法：数学界能不能出现李始美，当时是有怀疑的。觉得数学这个东西也是从劳动中来的，一切劳动当然以体力劳动为基础，这都没有疑问。但是从体力劳动中能产生一些数学知识，是不是能够产生现代比较高深一点的数学知识，当时很怀疑。我觉得一个人就是从事工农业生产的话多半也并不需要多少数学知识，或者需要的东西也并不是那样高深的东西。这样，他既然不怎么需要，那也就不会化工夫去钻研；既然不化工夫去钻研，究竟能不能出李始美呢？我就觉得有问题了。 + +　　第三个问题，关于群众路线的问题：我觉得数学这个东西是比较严密的，逻辑性也较强，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要掌握数学就要经过很严格的训练，同学只能在老师指导下才能把数学学好。我觉得对于数学的问题，教师的发言应该比同学多得多。因为老师懂得很多，同学就懂得少些，懂得多一些解决问题就深刻一些，发表的意见可能就正确些，同学懂得少一些，有时候就不太容易提出中肯的意见，特别是关于教学内容。所以我对在数学中搞群众运动也是有过怀疑的。这个观点现在是处于一个动摇地位。 + +　　来源：《高举马列主义红旗前进--武汉大学的教育大革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湖北馆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31.txt b/CCRD/2/6/2/00003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d35ac235163bb8fa9f0482d2d673b2af2167237 --- /dev/null +++ b/CCRD/2/6/2/000031.txt @@ -0,0 +1,25 @@ +# 山东省粮食徵购的一些情况和问题 + +　　……一些情况和问题。 + +## 一、夏粮征购工作 + +　　全省夏粮征购入库工作进入7月上旬后，由迅猛之势转为迟慢，有些地区并陷于停顿状态。全省平均日收量已由一亿多斤下降到三、四千万斤。聊城专区日收量仅三、四十万斤，惠民专区在百万斤左右。 + +　　据最近各专区的汇报，全省除菏泽、济宁两个专区可超额完成今年夏季征购任务外，其它专区都提出因产量下降或实际播种面积减少，完成原定任务有困难。惠民专区原报小麦播种面积为七百八十万亩，现为六百六十万亩，单位面积产量也由一百五十斤减到一百零五斤，小麦征购任务原定二亿三千万斤，现各县自报只能完成一亿五千五百万斤；聊城专区原报小麦平均亩产一百二十五斤，现降为一百零五斤，原定征购任务两亿五千六百万斤，现提出只能完成一亿八千万斤；临沂专区只能完成夏季征购任务的80％。 + +　　许多地区由于对粮食问题上的斗争估计不足，认为经过社会主义教育和辩论后问题不大了，放松了经常对群众的教育。因此各地瞒产私分的现象比较普遍和严重。据阳谷、德县、平原、莘县等七十七处农业社的调查统计，共隐瞒产量达一百零九万七千多斤，平均每社瞒产一万四千多斤，多者达三万斤。 + +## 二、秋季分配工作 + +　　第三季度粮食统销大多数地区只能把指标安排到县，普遍地还没有到社、户。有的地区因产量不断发生变化，而迟分或少分口粮给社员。聊城专区有的地方提出，征购任务未完成以前，一律不准分口粮；有的只分给社员十到二十斤，部分地区断粮、要饭、外流、自杀等现象开始出现，群众情绪紧张，个别的社队干部闹情绪，交了公粮停止生产。据临沂专区九个县的统计，夏季口粮不足的(每人五十斤以下)有二千四百零一处社、三十五万多户，占这个县农业社总数的40％。 + +　　今秋全省计划扩大小麦播种面积一亿亩，并普遍实行密植，共需留小麦种三十三亿五千万斤，比去年多留二十亿斤以上。今年全省小麦总产量预计为九十六亿斤，扣除种子，再完成省核定征购任务二十五亿斤后，农民口粮尚有三十七亿五千万斤，平均每人七十六斤六两，这个平均口粮水平不仅低于比较丰收的1956年(一百斤)，而且也低于1957年(80斤)。在地区之间则存在着较大的不平衡的现象。如菏泽专区平均口粮一百五十四斤。济宁一百四十二斤，惠民三十二斤，聊城只有二十七斤。 + +　　对于这些问题：有关部门正积极寻求妥等办法加以解决。(艾蕴) + +　　来源：1958年7月24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32.txt b/CCRD/2/6/2/00003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add3b0c39831d8fd24b893fa9d273c2ef45b183 --- /dev/null +++ b/CCRD/2/6/2/000032.txt @@ -0,0 +1,7 @@ +# 四川省温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温江专员公署司法科关于当前保卫秋收工作的安排指示 + +　　（上缺）反革命）案件来看，一季度受理3030件，二季度受理2288件，下降24.49%，反革命案件，一季度受理1994件，二季度受理1157件，下降41.98%。刑事案件，妨害婚姻案件，一季度受理108件，二季度受理96件，下降11%，强奸案件，一季度受理141件，二季度受理100件，下降29%。因而总的敌情趋向于缓和的形势，但仍有一部分敌人和犯罪分子伺机进行各种破坏活动，而且活动得更加比前隐蔽和狡猾，随着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特别是对当前的秋收工作，更应引起我们全体人民群众尤其是我们司法干部警惕，反革命分子与刑事犯罪分子的现行破坏活动。因此，阶级斗争呈现出是时紧时松，此有彼无，时隐时露，有升有降。有的情节严重，手段恶劣，后果严重，影响坏，民愤大，具体表现在从这半年来反革命有组织活动的集团案与纠合案则有20余起。如二季度内华阳中兴镇反社会主义分子程松堂与张吉友为首，纠合地、富、反、坏分子等20余人，进行造谣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快要爆发了”，并私刻公章几个，布置其成员迅速发展组织，准备端午节前后，先在附近场镇投毒，张贴反动标语，煽动农民起来杀共产党，然后抢自行车和财物进行与土匪成立党军搞暴乱，推翻共产党（已破）。在一、二季度内，反动会道门的复辟活动又在抬头，反动标语、传单、信件等，二季度内发生了46起，较一季度上升21%，较去年同期17起上升了170%之多。而右派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表现不好和有破坏活动较为突出，根据双流、灌县、新都等五县的调查，（下缺）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33.txt b/CCRD/2/6/2/00003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262032a5dd92a5fb7fdb8a64c811af82708360b --- /dev/null +++ b/CCRD/2/6/2/000033.txt @@ -0,0 +1,17 @@ +# 中共赤水县委关于当前工作的初步意见 + +　　在农业生产战线上，继油菜增产97%和夏收作物增产，41%的大丰收后，全县获得了大面积的早稻高额丰收。据8月8日止，收割的39726亩早稻，就收湿谷41,424,610斤，平均亩产1042.7斤。复兴区林归乡红光社2队的6分2厘早稻，平均亩产湿谷3187斤，是我县今年早稻亩产的最高纪录。在抢收早稻的同时，开展了突击抢栽晚稻运动，全县共计栽插了47870亩晚稻，其中县、区、乡、社还培养了313亩4万以上的晚稻卫星田。目前正在加强田间管理，力争晚稻全面丰收。中稻，已开始收割，到8月23日，全县已有43乡收割中稻10,568亩，占7.6%，平均亩产湿谷1140斤，林归乡深江社的8分1厘中稻，亩产湿谷达到3629斤，是我县目前收割中稻的最高纪录。对未收割中稻的也注意了后期管理，并消灭了中稻三类苗10,798亩，占44%，红苕生产：抓住提藤、翻藤、除草追肥、消灭三类苗工作。目前已薅和翻一道藤的占80%，二道的占45%，对生长不好的三类苗，采取了突击追肥办法，已消灭了4,947亩，占三类苗的34%，同时，还普遍开展了晚秋作物播种工作，目前已播晚秋作物119100亩，其中洋芋633亩，秋苕9639亩。在作好以上工作的同时，还紧紧地抓住了积肥运动，从8月1日到20日的20天中，全县共积各种肥料385,334万斤，平均每亩达11,694斤。 + +　　在钢铁生产战线上，经过一个多月的大干、苦战，到8月20日止，全县已建成高炉293座，其中铁炉257座，铜炉36座，已投入生产的有44座，其中铁炉34座，铜炉10座，件大力推广了白煤、焦煤炼铁，现已有23座高炉采用白煤炼铁，目前已生产了铁917吨，铜230斤，土钢800斤，按出谋167,448吨，生产了磷矿粉264吨。在全县组织了137个948人探矿小组，开展了群众性勘矿报矿运动，现已查出807处矿源，其中铁矿468处，铜矿43处，煤67处。通过普查，打破了“无矿论”的谬论，为大量发展钢铁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在发展钢铁生产运动中，还壮大了技术队伍和加强了领导力量，现全县已训练各种钢铁技术1666名和配备了268个工业专职干部。 + +　　在实现半机械化方面：经过十多天的大战，现已办起了滚珠轴承厂15个，各种农具厂（包括原有）342个并生产了铁制木制滚珠轴承79个，赶制了打谷机1591部，收割机15部，改制双轮双铧犁和制造各种新式犁846部，新式耙3263件，各种播种机200部，制造各种人力、兽力车564部，乡乡修筑道路已形成高潮，现已完工10条，91华里。目前有1个乡基本实现了新式农具化，2个乡基本实现了道路网，目前正已雷霆万钧之势加速实现半机械化。 + +　　总之，这段各方面工作的成绩是巨大的，但是，我们在前进中还必须解决这样几个问题：农业生产上：在部分干部和群众中产生了一种有害的“定局”思想，一方面认为丰收已经定了，不作任何工作都可丰收了，另一方面看见少部分庄稼生长不良认为不可挽救了，干脆抓其他作物或抓明年。因而，加强中稻的后期管理（特别是防倒伏）和消灭各种三类苗就产生消极情绪，不积极去作，收割中稻进度迟缓，层层验收工作还作得很差，发射的卫星不多不大；对晚稻红苕管理还作得不够，特别晚稻追肥，治虫较差；播种晚秧和放干田的进度缓慢，在钢铁生产上：投入生产速度缓慢有下游危险；推广白煤炼铁不普遍；部分区的矿源还未查清。在实现半机械化方面：进度很慢，抓住当前急需的“三秋”新式农具作得不够；群众性的制造各种新式农具、工具还未普遍形成运动；贯彻实现半机械化的意义还不深透，有的地区订的措施还不具体。 + +　　根据上述情况，县委对下步的工作意见是： + +　　一、农业生产（下缺）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34.txt b/CCRD/2/6/2/00003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20044dd123794ea7936e7683231eda8f27966f1 --- /dev/null +++ b/CCRD/2/6/2/000034.txt @@ -0,0 +1,23 @@ +# 天津专区大批劳力外逃 + +　　新华社天津15日讯　河北省天津专区在夏粮丰收以后的农忙季节里，出现大批劳力盲目外流的现象。 + +　　据沧县、黄骅、任丘、献县、河间、大城等六县的统计，目前外出讨饭的即达一万二千多人。仅在天津市的外出农民就有七、八千人。据天津市的累计数字，从3月到现在动员天津专区回乡的群众达三万四千多人。外流现象严重的沧县、任丘等县，有些村庄出现了拆房卖料全家外出的情况。任丘县香城堡村外逃的二十九户、一百一十人，即拆房五十九间。 + +　　这些外逃群众流入城市以后，多露宿街头、串户乞讨，并且不断发生强讨硬要的现象，影响很坏。有些地方对动员回去的人没有很好的安置，因而不断发生迁而复返现象。 + +　　发生群众严重盲目外流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各级领导在领导生产大跃进运动中，忽视了对群众生活的关心和领导。他们只注意领导农业生产，不注意了解群众的思想情况和生活情况；有些地方发现群众生活中的问题之后，并没有下决心进行彻底解决，加剧了问题的发展。 + +　　其次是粮食工作上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个专区部分县的产量至今仍未核定下来，购销任务不能肯定，入库停滞，调度不灵。因此，有些缺粮地区不能及时拿到粮食，供应秩序混乱，有的县决定叫农民把留的小麦种子吃掉，或让农业社少扣麦种。据河间、黄骅等五县统计，按今冬种麦任务应留麦种六千一百多万斤，但实留种子只有二千五百多万斤，仅占应留种数的58％。也有些地方没有及时发给缺粮群众购粮证，造成了群众恐慌不安的心理。 + +　　第三，这个地区虽然经过几年来的生产改革，特别是洼地改造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贫困面貌。但是，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历史上贫困多灾，部分地区，特别是一部分无麦、少麦或夏收作物减产的地区，仍有一定数量的人，在夏收后生活上存在着困难。 + +　　另外，农村中的坏分子趁农民思想混乱、生产情绪不稳，进行造谣煽动。有的坏分子造谣说：“到东北每人每年给一千斤粮食；五亩自留地，粮食随便买”或说：“青年到天津、北京就有工作，每天三块钱”因而，引起了一部分群众盲目外流。 + +　　上述问题已引起天津地委的注意，并已采取了积极措施着手解决。 + +　　 来源：1958年8月2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35.txt b/CCRD/2/6/2/00003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faef781f8d40ced839c13355a5545aa37642236 --- /dev/null +++ b/CCRD/2/6/2/000035.txt @@ -0,0 +1,17 @@ +# 四川省遂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当前对敌斗争和保卫秋收工作的意见 + +　　（各县人民法院：） + +　　我区敌我斗争的形势，与全国全省一样，经过历次的镇反运动和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打击，阶级敌人的力量更加削弱了，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更转向低头和分化，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空前安定，总的形势是缓和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反革命分子只是少数。但自英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东后，这些少数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又趁机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有的还很嚣张。如潼南文明乡坏分子张洪云（已捕）造谣说：“毛主席只有七八——十五年天下，快满了，马上就要反起来了。我要说，愿到去劳改，蒋介石转来劳改队就是基本队伍”。并叫女人去威胁党分支书和社主任，“叫他们吃好点，三、五天回信”。三台地主阶级分子陈英七月二十四日看报后，向另一地主说：“你看报没有，三次世界大战已打起来了，我们这些人要伸腰了”。安岳城东乡地主阶级分子谢文汉公开威胁土改分了房屋的农民说：“现在国民党要转来了，赶快把房子退给我”。逢溪反革命分子杨林书竟高唱帝国主义好（已判）。破坏生产的案件。七月下旬盐亭、遂宁、射洪三县即发生扯棉花、折棉桃的案件七起，盗窃案件亦有发生，八月以来，至十二日全区即发生私分和偷盗粮食的十八起。劳改人犯中抗拒改造的情况较以往突出。遂宁反革命犯王顺成公开叫嚣说：“我坚决站在蒋介石这边，希望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美国早点出兵”。以上事实说明了帝国主义加紧制造战争危机的时候。少数坚决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气焰又有抬头趋势，必须提高革命警惕，绝不能麻木不仁。 + +　　目前，我区已进入秋收紧张阶段，随着工农业生产飞跃的发展，工业总产值今年将达到五亿元，农业粮食将增产50-70%，棉花将增产一倍多，红苕增产数量更大。为了保卫伟大胜利，根据地委指示，防止和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保卫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保卫秋收秋藏的安全，是司法工作当前的中心任务，为了使审判工作适应形势的需要，特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 +　　（1）加强对敌情的调查研究。根据敌人的活动情况，采取有效措施。及时主动的打击反革命的现行破坏活动。对敌情进行一次认真的、全面的分析研究，正确的估计敌情，既不扩大草木皆兵，也不缩小轻敌麻痹，作到心中有数。审判工作的主要锋芒应对准现行破坏活动。根据初步掌握的情况，打击的重点应是那些阴谋暗害、放火、造谣煽惑、煽动闹事、张贴反动标语、反攻报复、破坏生产、盗窃等现行反革命破坏犯和其他重大刑事罪犯。对于现行破坏案件，必须抓紧就地公开处理，坚决作到掌握情况快、破案快、处理快、打得准稳狠、响亮，以教育群众，震慑敌人。与公安、检察的关系，应是一致对敌，协同作战，互不推诿。 + +　　（2）认真的贯彻“正确、合法、及时”的办案原则，不论是现行破坏案件或一般刑民案件，必须是以“事实为根据，法律为准绳”，首先弄清案件事实，再根据政策和形势作出处理。审理时必要的法律手续和组织法规定的审判制度要认真执行，在“保证案件质量的前提下，要求及时，现行案件尽先处理，同时加强与刑事犯罪的斗争，一般刑民案件亦应抓紧。使“保证永远无积案，案件随来就随办”的跃进口号变为现实。从最近送来专区的案件看，又发现有个别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马虎，记录潦草，卷宗未整理的现象，同时有的案件拖的时间较久，这是与整风跃进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此，要求各县至八月底将全部案件审结，待审批的案件亦在八月底前主动请示党委解决，全部处理。 + +　　（3）继续大力的作好预防工作，认真的贯彻执行社会主义爱国公约和积极的指导调处委员会开展活动，这是司法工作依靠群众预防犯罪减少纠纷（下缺）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36.txt b/CCRD/2/6/2/00003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883f77bac17db20d78c534719a1ff2268c85418 --- /dev/null +++ b/CCRD/2/6/2/000036.txt @@ -0,0 +1,135 @@ +# 中共麻城县委关于一九五九年更大跃进的任务（草案） + +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获得伟大跃进的1958年，我们麻城县工农业跃进的成绩是很巨大的，超额实现了向全省挑战的各项生产指标，创造了大灾大丰收的奇迹。并且胜利的实现了伟大的社会变革——人民公社化。上级党表扬我县是：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但是，和全省全国的兄弟县比较起来，我县跃进的成绩还不是很突出的。1959年，是我们伟大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第十周年，也是毛主席号召的“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决战的一年，全国各地都在为争取1959年更大的跃进，为提早建成最美满的共产主义生活而进行着更加英勇顽强的斗争。1959年必将创造出更多的震惊世界的奇迹来。在这种使人无限感动的形势下，我们麻城在这新的一年，该要做出怎样的成绩才能和这样光辉的时代相称？才能把我们保持了两年的胜利红旗举的更高？这是值得全县七十万人民认真考虑的，特别是以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为首的省委负责同志，要亲自到我县来办高产卫星县，使我县成为全省高产卫星县之一。这更是全县人民的光荣任务，也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毫无疑问，麻城七十万人民怀着一个信念，这就是：1959年一定不辜负省委的殷切期待，要实现高产卫星县。在全国更大跃进的队伍中走在前面。让胜利的红旗更高的飘扬。并且以放出全县高产的大卫星向建国十周年献礼！ + +　　农业方面：总的任务是“平均实现千、千、万，各种卫星飞上天”，即高产卫星县的保证指针是水田平均亩产粮食万斤，棉花亩产千斤皮棉，农业总产值按人口平均每人达到一千元。 + +　　第一、粮元帅继续一马当先，保证实现亩产万斤县，争取每人万斤粮，总产破百亿斤大关。 + +　　（） + +　　 夏 收 粮 食 秋 收 粮 食 作物 面积 1959年每亩 平均产量 比58年 增产% 总产 比58年增产% 卫星田 万亩 最低娄 争取数 保证 争取 占面积% 单产 粮食 产量 10000 15000 9倍 50亿斤 70-100亿斤 4-9倍 水田 粮食 45-50 10000 15000 11倍 45亿斤 90亿斤 4.2-9.5 夏收粮食总产 7亿斤 22亿斤 4.4-15.9 小麦 20 3000 10000 7.5-27.5 6亿斤 20亿斤 5-19 10% 1-5万斤 其中水田小麦 5 3000 10000 1.5亿斤 5亿斤 5.5-20 10% 1-3万斤 大麦 5 1000 2000 6.7-14.3 0.5亿斤 1亿斤 2-4 10% 0.5-1万斤 元豆 5 1000 2000 6.7-14.3 0.5亿斤 1亿斤 4-8 10% 水稻 总产 58.5 92.5 1.5-2.3 早稻 20 10000 15000 7.1-10.1 20 30 21-32 10-15% 3-5万斤 中稻 15 12000 15000 9-12 3 22.5 1.3-5.2 ″ ″ 晚粳 15 15000 20000 7.4-11.2 22.5 30 5.4-7.8 ″ ″ 二季 晚粳 10 8000 10000 7-9 8 10 20-25 ″ 1-3 红薯 5 15000 30000 4-8 折粮1.8 36 8-17 5% 30-50万斤 + +　　第二、棉花冲破亩产千斤皮棉关，为亩产双千斤皮棉而战。 + +　　1959年全县棉地保证扩大到18万亩争取达到20万亩，单产保证千斤皮棉，坚决争取20万斤皮棉。卫星田占面积20%，争取亩产5000-10000斤籽棉，棉花总产田增一倍半到四倍。 + +　　第三、油料来个亩产平均“千、万、万”一年总产翻九番。 + +　　油菜13万亩单产保证千斤，卫星田占面积10%，亩产3-5千斤。 + +　　花生6万亩，单产保证1万斤，卫星田占面积10%，亩产3-5万斤。 + +　　芝麻1.4万亩，单产保证7千斤争取1万斤，卫星田占面积5%，亩产2万斤。 + +　　第四、发展新的经济作物，这是增加农业收入的一个好门路，我县土质适宜经济价格高的荢麻生长。1959年发展荢麻2万亩，争取当年有收入。 + +　　发展甘蔗2万亩，达到亩产双万斤，产糖双千斤。 + +　　第五、大大发展多种经营，能否达到每人产值千元，这一项有着极大的影响。也只有林渔牧特全面发展，才能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 +　　（1）畜牧：牲猪：这不仅是增加收入，改善人民生活重要项目，而且是解决肥料问题的重要门径，人民公社为大量养猪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我们应当当作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作来抓，1959年牲猪应比1958年至少增加3倍，达到100万头，争取达到150万头，即按总人口达到每人一头半至二头。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完成国家任务和保证社里库存的前提下保证每人全年吃肉36斤，同时全年能创造2亿担粪肥，肥田10万亩。各人民公社都要建立一个大型的养猪场（万头猪场）所有的公共食堂都应多养猪，应当在1959年春节以前达到平均每人一头猪，在1959年6月以前即达到每人二头猪。 + +　　力争从外地引进奶牛20只和奶羊1,000只，普通耕牛增加2万头，每个公社建立一个万头牛场。引进耕马1,000匹，山羊发展到5,000只，鸡达到250万只（每人4只）鸭20万只，兔10万只，每个公社都应有养鸡养兔养鸭场，每个食堂自己养群鸡群鸭，做到鸡蛋鸡肉都自足有余。 + +　　（2）养鱼：随着冬季水田和大型水库的建成，养鱼应当大大前进一步，每人每年以吃鱼100斤计算，全县就需要年产鱼7,000万斤。鱼从那里来？只有找水库、塘、堰要。1958年有养鱼水面6万亩，每亩平均产量达到5,000斤，加上1958年冬水田养殖1.5万亩，全年产3亿斤。 + +　　（3）发展果园15万亩，实现果园化，我们几乎是水果最少的一个县。如果不迅速弥补这个缺陷，不仅收入不能大大增加，人民改善生活也将是美中仍有不足。必须在1959年，适宜种植果树的地方都种上果树，把麻城变成一个大果园，只有这样，再过几年后，我们就能有丰富的水果供吃和酿酒，实际情况将是：晚种一年就晚吃一年，种的少必然没有多的。因此，在1959年春季以内，必须完成15万亩果树的播种和移栽。大量发展桔子、苹果、李子、葡萄、桃子、〔柿〕子、板栗适当发展。做到每个大队中队和居民点真正都有果园，公社大型果园，由专业果园工人经营。 + +　　（为了打下实现村庄园林化、公园化的基础，各个生产大队或公社还应建立花园、繁殖各种花卉。） + +　　（4）消减荒山，发展经济林木。到1958年11月底我县还有100万亩宜林荒山。在1959年春分以前，特别是抓住1959年春节以前的冬季造林消减荒山。春节前播种50万亩油茶，“山猪油”今后成为我县一项重要的特产。扩大杉树10万亩，楠竹3万亩，此外还应种各种树木50,000万株。 + +　　（5）各种特产要翻一番，大放光彩。 + +　　向居南国第一的养蜂事业，1959年蜂群应由1958年的12,400群增加到4万群，年产蜜100万斤增加到400万斤。穿绸缎将是未来华丽衣着的方向之一。1959年蚕丝产量争取增长200%，春蚕发种13,000张，夏、秋、晚秋养蚕都应增加一番。为此应大力发展桑树。在春季以前种桑树3,000万株，一切适宜的地方，1959年内实现桑园化。 + +　　（茶叶茶园11万亩，产量达到每亩产茶1,000斤，总产量比1958年增长700%。） + +　　各种药材也应积极发展，山区各农业社应在林场内建立几个药林场，全县达到一万亩药园，开展人工培养工作。发展各种贵重药材，但应注意水土保持，多种经营的总收入应当比1958年增加两倍。 + +　　二、 工业方面：必须进一步贯彻工农业并举的方针，使工农业一齐跃进，实际上由于农业更大跃进需要投放比过去高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劳力，劳力矛盾解决不了，跃进就是空谈，而解决劳力的根本办法是改革生产工具，依靠工业实现机械化、电气化。因此可以说没有工业的跃进，农业的更大跃进将是难以想象的，发展地方工业就是实现农业跃进的保证。 + +　　1959年工业的总任务应该是继续为钢铁而战，为机械化、电气化而战。 + +　　1958年我县在钢铁生产上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也创造了丰富的经验，并且为1959年工业生产奠下了相当可观的物质基础。 + +　　1959年我们工业生产的任务，标志着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即根据党中央提出的英明正确的小、土、群的方针，依靠本县地方的力量，自力更生，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来着手实现多少年来为人民所盼望的工农业生产机械化和电气化问题。光化县所走的路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达到高产卫星县当然包括工业战线上也创造出高产卫星。为此，我们必须做到： + +　　（1）保证钢铁年产量达到钢〔缺字〕吨，铁〔缺字〕吨，这位数字虽然很大，但还只是1959年我县钢铁需要〔缺字〕吨的〔缺字〕 %，三河、东木、龟山、闫河、福田河、夫子河、城关等要彻底实现钢铁基地化、厂房化，确保正常生产。所有的土高炉高产长寿化，达到平均每个0.4立方米的土高炉，日产铁2吨。 + +　　城关的小型钢铁职合厂在春节以前全部建成，年轧各种钢材2700吨，产铁丝〔缺字〕吨。 + +　　（2）让机械元帅升帐，大搞以机械化为中心的运输工具生产工具革命运动，全部实现工农业生产的半机械化，部分实现机械化和电气化。 + +　　首先是交通运输进行一次大革命，实现四化一无：板条化、汽车化、木轨铁轨滑车化，山区滑丝化；消减肩挑。最急迫的是改造自然的水利工程运土必须机械化，六大水库要铺设铁轨木轨150华里，加上城关至宋埠至料棚，至白杲等线在1959年春节以前共铺250华里，五六月完成500华里，到年底全县铺设一千华里轻便铁轨，形成一个铁路网，这些至少需要1,500吨铁，并且要铸成或轧成轻便路轨。板车化是使最大量的农业劳动得到初步解放的革命措施，在1959年的头一个月，必须做到每个劳力有一把板车，实现田间板车化。在1958年的12月半以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击战，实现个个生产大队和平原丘陵的主要居民点都通汽车。并且在此基础上，到1959年5月底以前完成整修，使所有的公路达到晴雨都通车。麻木、木张、麻白（白杲）、麻三（三河）、麻大（大河铺）麻西（西张店）、麻龟（龟山）、麻宋（宋埠）、麻福（福田河）、麻唐（唐郁）等线路面都达到7公尺宽，每15公里设一站，每小时有一班交通车。全县力争五部吉普车。 + +　　争取全县有6--10架农业用飞机，县有飞机场一个，各公社都建筑一简易飞机场。 + +　　购置汽艇30支，使各个大型水库和明山管道内都通船。 + +　　第二是：驯服河流为我们开动机器，带来光明，1959年夏播以前要完成五大水库及扩建大坳水库发电站，使总发电量达到11,500瓩。这是我县电气化的基础。到1959年底要建成小型水电站162处，达到共发电18,888瓩。这样，搞好上述两个先行，我们的机械元帅就可以飞步前进。我县机械工业和农村现代化必将一日千里。同时在一切可能的地方，要大搞水动设大型水库建设，拦住三条河，彻底实现河网化、灌溉自流化，增加蓄水量5亿公方，保证即使遇到大旱灾和大洪水，45万亩水田仍能保证丰收。 + +　　第二，千军万马备足庄稼粮食。组织7万人的积肥大军，大搞土化肥，大搞养猪积肥，大积自然肥，平均每亩施有质肥20万斤。所有的炭窑都要制造氨水，全县3,000多座炭窑，每窑每天产200斤，一个月即可产氨水1,800万斤。全县共要积猪牛粪5,600万担。产缘肥10亿斤，各种饼肥4,900万斤，自然肥料（经过精制的）6亿担，同时还要注意提高土化肥的效能，千方百计制造磷肥和氨肥，开辟新的肥源。 + +　　第三、深翻改良土壤，全县所有的田都达到一尺以上，卫星田里要翻得更深，结合深翻改良土壤，全县共改良土壤10万亩，1959年内要将所有的黄泥土、质泥土、亮沙地都变成油沙土壤。 + +　　1958年我们在水肥土方面打了胜仗，因而在特大的自然灾害面前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大丰收。1959年我们要实现更大的跃进，必须在水肥土方面打更大的胜仗，把水肥当成今冬明春农业生产的中心工作狠狠抓透，坚持到底。 + +　　3、 坚决彻底地全面地进行技术革命。在农业生产上坚决进行八字（宪法），就是要认真的作好水、肥、土、种、密、害、工（工具革命）管（田间管理）等八方面的工作。在工农业上要大搞机械化，千方百计提高钢铁生产质量，改进设备，个个创高产，并以干部的试验田、试验炉为中心，推广各种先进技术，指导和开展高产畈，高产厂运动。通过试验要掀起全民学习技术的高潮，开展又红又专的万能人，多面手运动，通过一年的苦学苦钻，在工农业生产上我们应当出现大批的有高度技术修养的土专家，充实壮大我县的技术队伍。有的人把技术看得太神秘，把专家看得太神秘，认为高不可攀，这是一种 自卑感，应该打破这种自卑感，树立敢想敢作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攀登技术高峰，像农业上的王干成、王学堂，工业上的刘胡兰炉、黄继光炉，他们在工农业生产上创造了奇迹不仅已经登上了技术高峰，而且在工农业生产技术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创造，因此他们都是土专家。1958年我县在工农业生产上出现了许多土专家，1965年我们就应当出现更多的技术水准更高的土专家，把我县工农业生产的技术革命推向更高峰。 + +　　4、大竞赛、大协作、大评比、大促进。这主要是比干劲、比办法、比协作、比结果（平衡增产、高产总收入）的竞赛。这是我县1958年工农业生产上的成功经验，1959年应该发展这条经验，人人比，天天比，步步比，一年比到底。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无限优越性，发扬人民群众革命英雄主义和共产主义大协作的风格，通过评比竞赛，把工农业生产不断地推向高潮，保证1959年更大的跃进规划的超额实现。 + +　　5、继续改进领导作风，提高群众路线工作方法水平， 全面安排，具体领导，实现有中心的全面跃进。必须深入贯彻工农并举的方针，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防止和纠正各种片面的作法，把工农业生产同时抓起来，解决好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好干部思想问题，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在统一领导下实行三定：定干部、定劳力、定任务。并把一切部门组织到工农生产上面来，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使力量更加集中，中心更加突出。改进领导方法的关键，还在于进一步贯彻一切干部带头干，总结，提高和发展试验田的领导方法。加强经常的政治思想工作，坚决防止强迫命令和脱离群众的作风，事事充分发动群众，加强共产主义大竞赛，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大搞群众运动，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是领导者神圣职责，必须当做一项经常的任务，依靠群众，用群众路线的方法，认真的领导好公共福利事业，坚决办好食堂，作到生产好、吃好、住好、穿好、休息好。 + +　　总之，有了省委、地委的正确领导，依靠全党和全县七十万人民的冲天干劲与无穷无尽的智慧，我们就能认真的贯彻这些措施，保证1959年跃进规划的超额实现。享受公费医疗，除吃补药外，看病只收挂号费。不收医药费。并在春节前后消减七病（钩虫、血丝虫、现症梅毒、甲状腺肿、白癣、新生儿破伤风、产后热）除尽七害（鼠、雀、蝇、蚊、跳蚤、臭虫、虱子），男女都有新式厕所，家家有痰盂，个个爱清洁，人人都有良好的卫生习惯。从而达到个个健美，人面桃花。 + +　　第三、生活福利。关心群众生活这是我们党一贯的优良传统，在人民公社化后这个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更为重要。生活问题的中心是食堂问题，队队要办高级食堂，要保证吃饱吃好，饭菜多样化，平常三菜一汤，另外还有客菜供应，每星期加一次餐改善生活实现餐厅化大力建设共产主义的新农村，一年基本实现新式农村化，逐步实现设备现代化，1959年春节前盖新房4万间全年中分批建成。个个居民点有澡堂、有幼儿院、有幸福院，所有儿童都进幼儿院，孤老幸福院，同时还要有洗衣、缝纫、制鞋、理发等厂，专厂专人，保证办好。从多方面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让每一个人劳动得紧张，生活得愉快。 + +　　实现上述规划，将使我县面貌全部改观，彻底消减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贫穷落后的痕迹，那时工厂林立、机器隆隆、铁牛奔驰、诗歌遍地，家家丰衣足食，个个人面桃花，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美好，共产主义的新农村就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实现1959年这个规划，工农业总产值为11.5亿到19.4亿元，其中农业产值将达到6.5亿元到11.4亿元，占57--59%，工农业产值达到5亿到8亿元，占41--43%。每一个人的平均收入为1,000--1,500元。每个标准劳力的平均工资可达到10元、20元、30元。按照那时的生产的物资，人民生活将大大提高，每人每年可以吃1,000斤粮食、36斤猪肉、50斤鱼、10斤油、5斤酒，每人平均一年可以做三套衣服，每人每年的生产水平就将由现在的60元提高到160元，因此我们要为共产主义而战，为幸福生活而战，为保持我县集体荣誉而战，苦战一年，生产增十倍，生产翻两番。当然要在一年达到这样高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幸福是需要艰苦斗争才能换取的，它需要全县70万人民一条心，一股劲的去努力创造，因此我们全体共产党员、干部和全县人民都要鼓起比1958年更大的革命干劲，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忍受艰苦，克服困难，为实现1959年跃进规划，为了实现人类最美满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为了实现这个规划我们还必须巧干，采取有效的革命的生产措施。根据省委、地委的指示，我们实现规划的措施主要是： + +　　1、继续深入的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整党、整团、整社、武装干部，把70万人民发动起来。根据1958年的经验，加强党的领导，充分依靠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而政治掌帅印，思想插红旗又是胜利的根本保证，因此必须继续深入的开展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进行整党、整团、整社、整顿干部作风。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中，应充分的总结1958年贯彻党的总路线思想插红旗和贯彻群众路线的伟大胜利，总结1958年工农业生产的伟大胜利。1958年我们在生产战线上获得许多丰富的经验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共产主义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涌现出许许共产主义新人新事。只要我们稍为回忆一下就可以体会到这些是最富有教育意义，最富有说服力的。在1958年春季亩产几千斤稻谷，几千斤籽棉简直不敢设想，可是现在呢！亩产万斤稻谷，几千斤籽棉已成为普通的知识，5万斤、10万斤稻谷也有出现。总结这些已取得的胜利，将使我们思想继续获得解放。同时大搞共产主义新农村的样版，组织千军万马广泛深入的宣传共产主义幸福生活和实现共产主义生活的途径，提高全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树立更高水平的敢想、敢说、敢做、敢于独创的共产主义风格，扫除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和右倾保守思想。事实证明这样做了就能势如破竹，无往不胜。 + +　　2、征服自然，改造自然 + +　　第一、苦战一冬一春，完成4,500万土方和60万石方的水利工程。首先集中力量修好六个设备，即水动碾米、轧花等等。 + +　　第三、建立万能机械制造工业体系，是实现机械化的重要保证。1959年春节以前县里机械厂扩建成功，它要能制造各种复杂的新式农具，可以修任何复杂的农业机械，供应、制造中小型农业机械如内燃机、发电机电动机、变压器、各种农产品加工机械和耕作械等，并生产小型农具厂的设备。 + +　　各公社应建立机械制造修配厂，制造小型农业机械，如脱粒机、轧花机等，要负责修比较复杂的机械。大队、中队建立修配厂和小组，制造一般新式农具，修理一般的农业机械。1959年我们要力争实现四化： + +　　（1、彻底实现运转工具滚珠轴承化，这是一项迫切任务，县要设立一个半机械化的滚珠轴承制造厂，各公社农具厂都要设立制造滚珠轴承的车间，全县达到年产30万套。） + +　　2、田间耕作，实现七化：耕地除了力争上级拨给拖拉机200--300台，电犁200部，依靠本县力量制造小型万能拖拉机200台，电犁500部，实现各种动力的绳索牵引机械每个生产小队应有二个圆盘耙，载重丁齿耙。播种机械化。插秧力争使用简易插秧机，耕除草用中耕器，排灌机械化，自流化、收割用快速收割器和各种收割机。 + +　　田间运输车子化。 + +　　3、农产品加工机械化 + +　　动力脱粒机增加1,200台达到每个生产中队有1--3台。 + +　　除现有的5个机器榨油厂。在1959年春节以前城关、中一、宋埠、白杲、闫河等区建立500个机械棉杆剥麻机和轧花厂。 + +　　4、副食品制造机械化：新建食品联合工厂15个，内设面包、糕饼、制粉车间，扩酒厂和蜂蜜场。 + +　　食堂也逐步实现机械化，并且在1959年元旦以前实现沼气化。 + +　　（3）发展化学工业和纺织工业 + +　　1959年元月底以前县建立中型化肥厂2个，各公社生产大队都建立小型土化肥氮肥厂，充分利用炭窑、副产物制造氨水。平畈年产土氨水5,000万斤。 + +　　扩建和新建肥皂厂二个，不仅生产普通肥皂。还要生产香皂。 + +　　在城关新建玻璃厂、皮革厂各一个。 + +　　三、文教卫生和生活福利方面：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和人民生活的迅速提高，会出现文教卫生事业的大跃进。从而推动群众性的文化技术革命高潮，改变我县农村文卫落后面貌。为逐步消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创造条件，打下良好的基础。 + +　　第一、文化教育：要苦战一年，摘掉文化落后帽子，人人读书识字，个个能歌善舞，成立大学一所，科学院一所；各公社都建立红专大学，社社有完全中学和完全小学。普学教育，采取教学与生产相结合，半工半读，免费读书，书籍等费用由学校供给；并彻底除除文盲，边生产、边学习，白天生产，夜晚学习，在1959年内，将全县70万人民的文化水平提高到高小毕业程度，并要有30%的人达到初中水平。队队有创作组，有诗人、有画家、作家。并且要垸垸有体育场，队队有游泳池，所有青壮年都参加劳卫制锻炼，在年底全县有5万人达到劳卫制一级的标准。 + +　　同时还要社社有剧团，有广播站、有报社，有电影队，平均每人每月看到一至三次电影和戏剧，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 +　　第二、卫生社社有医院，队队有卫生所，新法接生站，十个人中有一个保健员。人人 （未完） + +　　· 来源： + +　　湖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37.txt b/CCRD/2/6/2/00003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e7be0427a177bd40302185d0008b5f00fd2750f --- /dev/null +++ b/CCRD/2/6/2/000037.txt @@ -0,0 +1,37 @@ +# 中共湖北麻城县委关于反右倾给地委的报告 + +　　（地委：） + +　　（我县8月12日开了县委常委会，14日至16日召开了有公社党委书记、县直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贯彻中央关于反右倾、鼓干劲的指示。兹将会议情况简报如下：） + +　　一、会议首先学习了中央、省、地委的指示。对照指示，检查工作，检查思想，分析了我县党内外存在的右倾思想，整装头脑。通过学习检查：党中央的指示是英明及时的，“反右倾、鼓干劲”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不少原来是想界限划不清，或者受了右倾保守分子的言论影响的同志，现在觉得思想明亮了，干劲加大了。事实证明我县县委、党委书记中有相当多的同志有程度不同的右倾情绪。少数同志比较严重。这表现在： + +　　1、在确定奋斗指标任务时，能够争取办到的事，不敢大胆办。对指标落实越低越好的右倾作法，不敢批判。甚至自己也是这样，怕人说浮夸。阎河公社党委书记王学良叫把二千斤水稻试验田的牌子都拔了。有个党委书记抱着“不想大表扬，也不想当典型，甘居中游”的态度。这种思想表现在抗旱上就是抓的不狠，行动不猛。有的不敢提保规划，只打算保口粮，不愿大抓晚稻粮食。大型水库前一段进展慢，县委要求不严。有些事由于干劲不足，能×天完成的事拖到十五天，工作效率不高。东木公社党委是书记程时族统治，原以为自己是“老冒进”了，但现在一些问题上也感到了“新右倾”了。 + +　　2、农业“八字宪法”贯彻不坚决。把群众路线和尾巴主义混为一谈，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对于棉花撒播、插稀秧，都不教育群众加以纠正。当时还有一个思想，就是感到今年生活苦，搞到这样就不错了。对密植还是认为要抢季节、抓面积，不能要求太高。实际上只要组织好，完全可以做一些的。正因为当前苦，更应教育群众争取长期不苦。红专公社党委书记袁正权，只从眼前小利益出发，不肯出工修大水库渠道，反而把党性和群众路线对立起来，说“讲群众路线我一点也不做，讲党性就做一点”。全县二季稻本来可以多插二万亩的，没有插下去。 + +　　3、对58年大跃进口头承认，但产量都是报一次降一次。有的公社报的倒退到53年的水平了。甚至否定去年的成绩，几年的案都翻了。看不到大炼钢铁的伟大成绩，认为得不偿失；看不到大协作的巨大作用，说成是：加大了损失，形式主义。 + +　　4、对大集体利益的兴趣不浓厚，对小自由却很感兴趣。遇事从小农经济考虑的多，搞本位主义，看不到大集体的利益和力量。对国家任务，不是争先恐后、满腔热情地接受，总怕自己吃了亏，越少点越好。欠国家的置之不理，向国家要则十分积极，越多越好。龟山三星管理区有三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是恢复单干，公社长期未发觉。发觉后也不是从是路线上的问题来看待。中一公社夹洲五队金时玉说要发挥积极性，取消供给制最好。党员对这种言论也淡然置之。对公共食堂有些人不是积极领导办好，而是积极解散。县委、公社党委也没有把这件事当成大问题来抓。 + +　　5、对先进事物提倡、支援很差，对落后的批判不坚决，不××，对坏人坏事的处理不及时，有些事甚至马马虎虎的拖过去了。赏罚不明，纪律不严。 + +　　（上述右倾情绪，已经给我县今年生产带来不小损失，正如中央所指示的是我们的主要危险，必须坚决反掉。为此，我们狠狠地挖了一下产生右倾情绪的根源，开展批判，并结合当前抗旱中的好坏典型，结果对比，自我回忆对比，挖出的根子是：） + +　　（1）对党的总路线认识不深刻，思想界限不清，错误地把鼓足干劲与实事求是对立起来。把群众路线和放任自流混为一谈。特别是受了右倾保守分子的冷嘲热讽之后，分不清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好像被人打了一棍子，头打昏了，一直不坚定，畏难松劲情绪发展起来。 + +　　（2）一些锻炼较差的同志，对群众的要求体会不深，遇事从困难方面想的多。做事情分析算账本是需要的，但有人算账是低估了群众的力量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许多同志从回忆对比中，认识到现在干劲不足是由于对群众要求体会不深，现在接受任务好像农村的富裕中农一样扭经。少数同志是个人主义思想在作怪，怕说了不能完全做到、受批评、受埋怨，怕干错了受处分。也有的人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未得到改造，他们发热的时候，完全不顾客观可能，搞供给制要把生活的一切都包下来，大搞一拉平；冷下来时搞小自由，不顾大集体了。至于少数右倾保守分子，那是有心反对总路线，对党的一切成绩抱否定态度。对群众和积极分子大泼冷水。虽然人数少，但危害很大，不少同志受了他们的影响，掉在右倾的泥坑里了。到会同志通过上述批判挖根，都受到了深刻教育，决心反掉右倾情绪，坚决贯彻党的总路线。 + +　　二、针对上述情况，根据地委指示，我们研究了在全县贯彻反右倾、鼓干劲、掀起抗旱超规划、厉行增产节约新高潮的作法： + +　　首先是，以反右倾、鼓干劲为纲，整装全党和全体干部群众，在党内和干部中采取层层提高的办法。各公社、县直各系统都召开党委和总支会，县委亲自掌握，从上而下自我检查，自下而上的检查领导，开展批评，首先解决各级领导核心的问题。对于基层干部则通过先进与保守对比的现场会，插红旗、树标兵，通过学习党的指示，对照典型，开展好×典型对比算账，来反掉右倾情绪，改造右倾分子，搞臭右倾思想情绪。县委决定在全县开展学习敢想敢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中一公社彭畈副主任孔祥安和抗旱让水、有共产主义风格的姜淑珍，以及在不顾艰险带头上悬崖架渡槽的建国管理区总支书记王全成等同志，同时批判右倾怕困难的彭畈管理区主任周溪海等。这样通过典型反右倾，立竿见影，效果极大。 + +　　与此同时，边整风边行动，修订抗旱保丰收的规划，组织新的抗旱高潮。会议认为我县抗旱保丰收粮食总产可以达到55000万斤，连蔬菜等折粮可以争取60000万斤。我们动员群众的口号是超规划。计划除了坚决确保中稻、争取晚稻二季稻再增产以外，大搞晚秋粮食作物和蔬菜，全县种九万亩秋苕，14万亩秧××，7万亩荞麦，九千亩泥豆，萝卜白菜15万亩。加上二季稻，基本上做到不空一块田。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我们除了反右倾、鼓干劲以外，还做好四保：（1）抓水；（2）抓抗旱和保中稻和抗旱，培育一季晚粳、二季稻，抓棉花后期管理和抢收抢播晚稻作物和蔬菜；（3）抓分配，贯彻政策，完成粮食入库，安排群众生活；（4）抓大协作。反右倾之后，大家对抓大水大协作干劲很大，现在正出动三万人，把原来的渠道加宽加深，开挖新的渠道。白果几年没有搞通大塘水站渠道，这次七日七夜突击搞开了；原来认为秋前根本不可能搞开的邓家河大库的渠道，大战五天，用炸药炸平山岗以后，现在放水了。山区近半共找出水源三万多处。这些胜利，坚定了人定胜天的信念。 + +　　以上报告，是否有当，请指示。公社反右倾情绪随后再报。 + +　　 中共麻城县委1959年8月18日 + +　　· 来源： + +　　湖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38.txt b/CCRD/2/6/2/00003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851e901529d5baa80401e08bb6b3b5d1e17e607 --- /dev/null +++ b/CCRD/2/6/2/000038.txt @@ -0,0 +1,31 @@ +# 《监察工作简讯》第19期 + +　　<贵州省监察厅编> + +　　送：省人民委员会、吴副省长、徐副省长、省委办公厅、组织部、省委监委、曾检察长、监察部、钱瑛部长，各专署、各自治州、市、县、自治县人委会，各专署监察处，各自治州、贵阳市监察局，各县（市）、自治县监察室，粮食厅，本厅各处、室。 + +　　 （本件共印200份） + +　　监察厅按：本期简讯刊载了炉山县（编者注：今凯里市）监察室对该县凯里区粮食仓库工作人员失职引起大批粮食生虫的检查情况，省厅认为这个案件的检查很及时，方法也对头，值得各地参考。当前由于气候变化很快，加之有的地区的仓库个别领导及保管人员的官僚主义和工作不负责任的结果，易于使粮食发生霉变和生虫，各地监察机关必须注意这方面的情况，如发现类似问题应即配合有关部门进行检查处理。炉山监察室对凯里粮食生虫事故检查后尚未对有关失职人员作出处理决定，希即将处理情况报厅。 + +## 炉山县监察室对凯里区粮食生虫事故检查作得好 + +　　一、炉山县监察室6月12日携带了有关凯里区的各项案件，到区里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员进行共同审议查处的同时，发现该区粮食仓库储粮432万斤生虫情况极为严重。其中38万斤大米所生虫子无法数清，用耳朵靠近大米，即可听到虫子吃粮的响声，监察室干部当即将这一情况向区委和镇委会反映，根据区委指示，当即在仓库召开了仓库全体人员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员的现场会议，共同观察了虫害情况，教育了参加观察的人员，在区委领导下与仓库干部共同研究，首先动员全体职工和雇请部分工人，苦战四昼夜，处理了全部虫粮，挽救了近60万斤虫害最严重的各种粮食，通过这个案件的检查，县粮食局党政领导极为重视，除责令该区粮食仓库将整风贯彻到底，对虫粮引起的原因进行大鸣大放，彻底搞清原因外，并通知各区仓库进行了自查，随即又召开了各区保管员和仓库负责人的联系会议，对保管工作用了布置，从案件检查结果看，收效良好。 + +　　二、粮食生虫情况及后果：该区共储存各种粮食432万斤，其中虫害严重有大米38万斤，小麦155000斤，苞谷30000斤，高粱6000斤，细米4000斤，这些粮食内虫的密度多得不能计数，干部和工人进仓进行处理时，虫子不仅爬满双脚，而且钻脚心，咬脚板。第一次风整后，虫子仍然很多，不能出售，耽误了群众购粮时间，直接影响了生产。 + +　　上述情况造成了经济损失，而且在政治上亦造下不良的影响，干部和群众对此问题极为不满，有的农民说：“政府号召我们交好粮卖好粮，我们整成一干二净三饱满，自生生的大米卖给仓库让虫子吃掉了，真叫人气愤。”如干部蒋西林说：“我干部粮食工作已有8年了，从没有看过一次粮食生虫得这样严重，党发动农民围席打斗颗粒还家，送到仓库来让虫子咬成面面，”对此情况非常气愤。干部、群众吃饭发现虫子多，不满意地说：“仓库干部不负责任，领导官僚主义太严重，拿这些粮卖给人吃，群众不骂我们政府吗？仓库的整风没有整好。”等。 + +　　三、粮食生虫的原因： + +　　从客观上来看，门市部是民房改修，条件较差，仓底有时发生漏米现象（有一次发生仓脚漏一大堆米约100多斤，旁边丢有一个口袋，仓库干部看见就用藿麻草塞住，不想办法处理。不知是被盗还是仓漏（情况未弄清楚）。再加之这些粮食都是57年秋购入库的，储存的时间较久，大米不易保管，也给保管工作带来一些不利。另外新陈粮没有分别储存，新加工来的大米也入在有虫的大米仓，所以虫子由底到面都是虫。但是从主观上能事先加强计划性，平日搞好环境卫生，贯彻执行保管检查制度，及时发现问题，抓紧及时处理，这样这批粮食的生虫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此，主要是管理人员的失职，不负责任和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所造成的。 + +　　首先是保管员缺乏爱护国家财产观念，工作不负责任，玩忽职守，不执行粮食检查制度，平日不但不检查粮食，甚至假报情况，在发现粮食虫害时，保管员肖应明说：“我刚检查过五天”，当同志们拿他检查登记薄来看时，此记载薄则是5月13日检查登记的，到发现虫那天就相隔一个月的时间了，某次该库杨光凡同志去出苞谷时，发现苞谷生虫，向肖应明反映：他说：“苞谷是原来生了虫的，现在我没有办法处理”，致使虫粮得不到及时解决，迟迟拖延了处理时间，加大了损耗，使国家粮食遭到不应有的损失。 + +　　其次，凯里粮管所的领导责任心差，平时不仅不加强对保管员的思想政治教，作好保管工作，又不深入检查，甚至王荣宗所长与吴士昌副主任两个互相之间长期不团结，如吴士昌分工搞会计，平日多坐办公室要数字，很少深入下去检查粮食，营业员和保管员报假数字，不但不批评纠正，反而汇总上报，粮食局发现凯里加工厂报来的数字与吴报的数字不对头，打电话问他，他才说漏报大米38万斤，表现了严重的不负责任。 + +　　王荣宗是掌握全盘，但有着严重的官僚主义，缺乏深入细致的督促检查和具体帮助指导工作（门市部很少到）。对下面保管工作中存在严重的问题，一无所知，他没有把保管工作放在应有的地位，加以重视，更严重的是当营业员罗炳翠同志向他反映虫粮情况时，他却说：“卖时你用手磋一磋就卖掉它”，这种严重不负责任的态度直接助长了虫害的蔓延，此外库存尚有大米10多万斤，他却不知道，而在电话上向粮食局反映说：“我们这里没有粮食供应了，几乎脱销，这事情怎么办？”王荣宗同志的这种严重官僚主义，给国家带来的损失是无法估计的。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39.txt b/CCRD/2/6/2/00003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9728ed3a4f60f58fb63fc4356173e2f01885cc0 --- /dev/null +++ b/CCRD/2/6/2/000039.txt @@ -0,0 +1,53 @@ +# 中共湖北麻城县委关于检查王集管理区干部的右倾保守思想和作风问题的情况报告 + +　　根据县委赵书记指示，我们协同中一公社对王集管理区干部的右倾保守思想和作风问题进行了检查。在检查中，通过座谈访问和深入实地调查，发现该区存在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主要表现在生产落后，抗旱斗争不力和粮食征购任务没有完成。现将检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报告如下： + +## 一、抗旱斗争不力，造成损失情况： + +　　王集管理区的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是我县盛产棉花的经济作物区。东面紧靠麻城举水大河，水源条件很好，劳力也很充足。但由于干部严重的右倾麻痹，右倾思想，使抗旱工作严重受损……[有12 字模糊不清]6595亩，其中受旱严重的1635 亩，截至8月19日止，已抗旱一次的3684亩，占25.84%；二季稻453亩（受旱严重的196亩），已抗旱的276亩；晚粳483亩（受旱严重的323亩）已抗旱的128亩；中稻2942亩，其中受旱严重的851亩。 + +　　由于领导抗旱不力，行动迟缓，使旱情日益发展，严重的威胁了农作物的正常生长，造成减产损失也是非常重大。全区整个棉苗生长都不够好，大部分棉苗现在仅1市尺高左右。较好的每株有棉桃6至15个，一般的只有3至5个棉桃，少的每株1至2个，还有极少数的棉苗无桃。据我们到第一、二、四、五中队的调查了解，除四中队（原四社）大部分棉地已抗旱外，其余中队未抗旱的棉地数字还很大。第一中队棉地面积1800亩，截至8月18日止未抗旱的707亩，占棉地面积的39.28%。其中受干旱严重卷叶子的280多亩，每亩减产约170多斤。受旱严重的428亩，两项合计将减产籽棉大约80000斤左右。第五中队（原九社）的棉地面积278亩，现在抗旱仅33亩，尤其是岗地124亩，受旱最严重，不少棉苗已经干掉了叶子。该中队的稻谷因抗旱工作抓的不紧受到的损失也很大。管理区8月份组织的各中队干部检查，发现干死的中稻27亩，有五成收的84亩，八成收的137亩。最近旱象仍在发展。晚粳受严重旱灾的54亩，二季稻27亩，现在已经死干的有23 亩，此外据总支副书记姚绪建同志谈，原五爱八社干死的稻谷有170多亩。 + +## 二、粮食征购工作情况 + +　　王集管理区不独是盛产棉花，而且也是我县小麦生产的主要产地。该区今年小麦征购任务45万斤，实际完成23万斤，占51.11%。早稻任务80万斤，限期是8月15日完成，截至这时只完成515205斤，占64.4%。粮食征购任务完成不好是不是群众手中没有粮食呢？不是，完全不是的。据我们初步调查，不仅多数群众手中有余粮未卖，而且在某些中队还掌握有多余粮食。他们在掌握这些余粮以后，大肆进行挥霍浪费。特别是第一中队隐瞒产量和浪费粮食的情况比较突出。该中队种麦地面积1386.88亩，只上报1248.1亩，隐瞒未报的138.78亩。另有该队所属的红专生产队耕种的10亩小麦，产量2957斤也隐瞒未报。将小麦拿去工厂和队干部食堂吃了。该队在留口粮方面，也出现了多留和乱补助粮食的违反政策现象。本来政策规定麦季每人平均留口粮60斤，，但该生产队的十八、十九生产队，每人平均留口粮69斤12两。二十二生产队每人平均留小麦68斤。各小队食堂在5月22日至6月1日吃的小麦12000多斤。应该算作麦季口粮的也未算数。补助队办工厂食堂、打油工人、红专生产队和换米票等共用的小麦2517斤9两。熬硝用小麦900斤等都为算作产量外。现在中队部仍存有小麦7563斤7两。仅仅就上述所掌握的材料，该中队瞒产和私分粮食达25058斤（十八、十九、二十二生产队照政策多分的小麦未算）。据初步摸底，该中队的一、二、六、十、十四等生产小队，每队社员约约计存有余粮300余斤；会计金秀仪说：我家还有小麦30多斤。该中队不仅在小麦上有瞒产私分，而且在油料方面也进行捣鬼。先后私自加工棉油674斤9两、麻油151斤6两。现在除存棉油206斤12两外，其余全部私分了。这种瞒产私分情况不独第一中队有，其他中队也很普遍。例如第二中队有小队20个，除第一、八两个小队外，其他小队都有不同成度的瞒产私分。第四中队也有12000多斤小麦应该卖的没有卖出。第五中队四小队也瞒产私分有小麦2000多斤。宋远富最近还分过小麦。 + +　　由于干部思想上存在这严重的右倾情绪和片面的群众观点，对粮食征购工作没有抓紧，因而影响到任务没有完成。第一中队小麦征购15万斤，本来能够完成，但由于上述原因，结果只完成116178斤12两，占77.45%。第四中队小麦征购任务146000斤，完成仅53456斤8两，占36.62%。因为产量没有落实，使群众有机会瞒产私分。这不仅影响到小麦征购任务没有完成，更严重的是滋长了群众自私自利保守思想，阻碍到稻谷的顺利入库。第五中队（原九社）四小队郭从宽小组今年稻谷征购任务16000斤，现在只完成6000斤。干部催他卖余粮，他说：“我的口粮、种子还未留齐，哪有粮食送？只有稻草”。实际上是由于小麦产量没有落实，瞒产私分也不了了之。所以他现在还在嚷，企图少卖余粮，达到再次私分稻谷的目的。 + +## 三、关于干部作风方面的问题 + +　　王集管理区的干部，总的来讲，工作是积极的，也能联系群众，基本上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任务。但从这次检查来看，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右倾保守思想和骄傲自满情绪，工作不艰苦深入，干劲不大。而且有些虚夸。甚至在少数人员中，还发生了贪污腐化和违反乱纪现象。现将主要人员的错误事实分述如下： + +　　总支书记王乾陵（公社党委委员）同志，由于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右倾保守和骄傲自满情绪，工作上不艰苦深入和浮夸作风，已给工作上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首先是表现在抗旱上执行上级指示不坚决，没有艰苦发动群众，因而抗旱的行动缓慢，对生产上带来的损失特别大。如前面所说，该区水源、工具和劳力条件都很好，而全区棉地6595亩，截至8月19日止只抗旱3684亩。这些受旱土地，不仅棉苗长得不高，而且受旱严重的1635亩棉苗几乎干死，大部分棉叶都起卷了。仅第一中队因抗旱过迟，要减产籽棉80000斤左右。第五中队（原九社）是该区的一个丘陵中队，又是王乾陵同志今春以来的工作重点队，也是旱象比较严重的一个队，但在抗旱开始的紧要时期，该同志不是积极地在该中队领导社员搞好抗旱，而是把重点搬家，离开了该中队。后来因旱象逐渐发展，分支书记郭崇山同志要求支援劳力协作抗旱，但王乾陵同志没有答复（原八社只调去200多人协作抗旱），因而该中队干死、干伤稻谷200多亩。 + +　　其次是该区粮食征购任务没有完成。也是王乾陵同志右倾保守和工作抓得不紧分不开的。小麦征购时，该同志住在第四中队专门抓，应该问题不大，但事实却与此相反，这个中队不仅只完成146000任务，占36.62%，而且连已经掌握事实的12000多斤小麦也没有卖出来。该区瞒产私分粮食现象也很普遍。尤其是第一中队瞒产私分突出。但王乾陵同志对此熟视无睹。 + +　　再次是虚报浮夸。以下三个现场会可以说明这个问题。8月上旬，王乾陵同志在第四中队召开了棉花抗旱现场会，本来一乘水车每天只能浇地7亩，而王乾陵同志硬要该中队队长熊生晏在会上介绍能浇地18亩。并且要该队向老农检查团多报抗旱棉地20亩。经公社领导同志检查，该队上报已抗旱60亩棉地中，中间有20多亩未抗旱。另一次在二中队四小队召开卖早稻余粮现场会，本来该小队早稻余粮有6000多斤，头两年余粮任务是17000～17000斤，王乾陵叫队干部在会上介绍今年余粮任务是5000斤，现在已经全面和超额完成任务了。并当场向别的生产队借来稻谷抵数。再一次是去五中队一小队安排抗旱劳力。去后因队干部下畈生产去了，该王就向中队干部布置了一番。当天下午在在三中队召开现场会时，王既未了解劳力安排如何，又未亲自动手，而在现场会上当经验介绍说：“自己是怎样去安排抗旱劳力，如何如何”。这种现场会的召开，不仅未能起到促进作用，相反起了坏的影响。王所去过的中队，去后就树立了红旗。走后红旗也就倒了。例如一、三、五中队就是如此。这原因当然是很好理解。 + +　　总支副书记姚绪建同志，工作上是能吃苦实干，但思想工作作风上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是主观主义、包办代替和强迫命令的工作作风，甚至还有违法乱纪现象。总的说，各中队不愿姚绪建同志去工作，认为他爱乱批评人。姚是住二中队，这队不少干部不愿干。姚对于有错误的基本群众，不是采取耐心的说法教育，而是运用惩罚的办法：十七小队长王元福，因瞒产小麦五箩筐，姚罚他款10元，罚口粮10斤，还调到别队去生产改造一天。另一次又因怀疑王瞒产早稻，罚款10元。十八小队长王福海，因早稻入库慢，被罚款10元，口粮20斤。二中队财经队长白国栋、妇女队长阮梅英，均系土改以来的干部，前段粮食紧张时，因家庭争吵引起思想不安，工作不如以往，姚以粗暴的手段多次批评指责。大会批评，并说不愿干写申请。就这样他两写了申请。姚就擅自去撤他们的队长职务，引起群众不满。又以同样的方法，三次无理批评中队长陈茂斌，说陈不服从领导，有反党行为，要停职反省、撤职判刑等语威胁，致使陈工作被动，申请不干。姚是住在该队的领导，生产上也搞得不好。耕种1200多亩棉地，截至8月19日还有400多亩没有抗旱。该队小麦征购任务完成的也很差。小麦任务9万斤，只完成22000多斤。这都是与姚的工作方法上存在的问题有直接关系，他是要负责的。 + +　　管理区主任陈仲威同志，是负责财经工作。由于他工作不艰苦深入，严重的右倾保守和畏难情绪，和不执行党的政策，因而给观工作上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全区粮食征购任务完成不好，他要负责任。尤其是第一中队抗旱没有搞好，粮食上瞒产私分等问题，他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因为陈自万人大会以后，就住在第一中队。该中队瞒产小麦和食油他是全部知道的，他也不去制止。队干部不领导生产，到处打兔子、毒鱼、“打平闹伙”大吃大喝，他不仅不批评教育，反而自己也参与其中，放弃生产领导。陈在8月5日去周家河领导抗旱，该垸仅有棉地86亩，由于他抓的不紧，至8月18日仍有40亩棉地未抗旱。这段时间，只在周家河住宿二晚，其余大部分时间在家纠缠老婆。又如老嘴至任家垸有段需要架桥放水，但陈只是摆头叫困难，不积极设法。后来别人仅花150个劳力就完成，要节约抽水机一部，每天节约抗旱经费20元。但陈在对待爱人和吃喝上，却与此相反，有天晚上管理区开会，陈因“打平伙”吃肉包子和守爱人，当晚未去开会。另一次在管理区开会为担心爱人睡觉“怕事”，一晚上打电话三次。由此证明，该同志平常的工作态度是可想而知的。我们认为该中队瞒产和私分小麦、xx以及棉花因抗旱不力要减产80000多斤，陈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 +　　杨业厚，系第一中队分支书记（现在停职反省），在工作中骄傲自大，不执行上级指示和党的政策，把党的抗旱指示当作耳边风。不去艰苦发动群众，以致抗旱行动迟缓，造成减产籽棉80000斤的巨大损失。另在小麦征购中，不积极完成任务，而是瞒产私分，少报耕地面积138.78亩，积存和私分小麦25038斤，食油825斤10两。管理区又三次开分支书记会议，杨拒绝参加并公开抵抗领导。其次是贪污腐化，在群众中影响极坏。杨在58年带头组织中队干部贪污侵占财产1400多元，经党宽大处理后，仍不悔改，今年经常在社办工厂食堂打平闹伙，大吃大喝，先后有40多次。小麦快成熟时，杨检查生产，托铳下畈打兔子。群众提意见，杨拒不接受，反而要生产队长王家福追查提意见的“坏人”。同时，杨还叫把队内价值170多元的硝拿去叫社员王远金、荣秋香做打兔子的铳药。王、荣在做铳药时，不慎被火烧伤，治疗三个多月，药费、工分都叫队内把了。食堂养的肥猪，杨指使宰杀了3头计340多斤，组织干部大吃和瓜分了。特别是抗旱时，将中队购买的茶饼300斤，先后与中队长杨士奇去毒鱼三次，计毒死鱼100多斤。又与土匪王介山深夜驾船去周家河大港打渔60多斤。此外，杨的阶级立场不稳，敌我不分。在荣家畈搞生产时，把电话机放在富农家里。又给右派杨志远开介绍信叫文教局找工作。杨的错误经公社党委发觉，责令其反省交待，在反省期间，杨不仅不认真检查，反而对组织抱有严重不满。8月18日拒绝参加党员扩大会议。先后催促三次，直到最后的再三动员才到，引起群众的极大不满。 + +　　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是： + +　　（1）干部有严重右倾保守思想，执行上级指示不坚决。特别是领导抗旱决心不强，有畏难情绪。 + +　　（（2）工作不艰苦××，主观主义和虚报浮夸作风，特别是总支书记王乾陵表现得比较突出。） + +　　（3）贯彻执行省委抗旱的具体政策不够，尤其是多劳多得和协作支援得很差，没有充分的依靠和发动群众。 + +　　（4）管理区干部互相之间不够团结，副主任桂均友长期闹个人问题不安心工作。总支书记姚绪建有些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也给工作上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和给党群关系上带来不好的影响。 + +　　以上错误事实，造成的损失是严重的，影响也很坏。为了教育干部，改进工作，推动抗旱斗争，确保生产丰收，严肃党政纪律，挽回不良影响，我们建议党内分别给予王乾陵、姚绪建严重警告和警告处分。杨业厚以开除党籍处分。行政上给予陈仲威降职处分。 + +　　（以上报告当否？请县委审查指正。） + +　　（联合检查组 检察院 江忠×） + +　　 监察室 李品文县计委 余克文中一公社 俞厚林1959年8月22日 + +　　· 来源： + +　　湖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40.txt b/CCRD/2/6/2/00004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e6f18d61f63048684e324712c4f6c0047f49e67 --- /dev/null +++ b/CCRD/2/6/2/000040.txt @@ -0,0 +1,13 @@ +# 四川省委宜宾生产检查团珙县分团工作总结 + +　　[前缺]实际问题，干田改种比栽秧所花的劳动力大的多，对突击改种有一定的困难；但也还有一些迷信保守思想阻碍着此项工作的进展，如胜利、复兴乡普遍反映冲口田、落湾田改种后遇到下雨必然无收。现在仍有部份农民在等待下雨，他们说：“一望药王水，二望端阳水，三望关刀水”，因此对改种不坚决，阻碍旱田改种的进展。 + +　　其次，肥料不足是普遍存在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播种栽插面积扩大，复种指数提高后，积肥措施没有跟上去，其次是个别地方由于劳动力安排不够好，对现存肥源还未充分搜集、利用。因此一般均未达到地委的要求，全县先进区洛表区积肥仅7800斤（每亩平均数）胜利乡积肥最多的基点社（大坪二社）每亩施肥6000斤左右，最少的如团结二社每亩只1200斤，全乡平均早稻每亩施底肥只4000斤左右。晚稻底肥目前尚未准备或正在开始准备，总的说来还未全面动起来。肥料不足对今年增产影响很大。 + +　　第三，通过上半年的抗旱证明，在山区有部份水田完全靠天下雨，对增产缺乏保证。抗旱必须从兴修水利根本方面加以解决，如胜利乡麻塘壩下雨就涝，天晴就旱，今年全壩有2,000多亩水田干旱，占全乡干旱田50%，使处在该壩的胜利大社、团结一、二社生产大受影响。今年能在一个适当时期发动群众兴修水利就可以在今后旱象再度发生时打主动仗。 + +　　此外，有一些良种推广没有因地制宜，高山地区推广的南特号早稻生长情况不及土种白粱谷好，密植还不够普遍，新式农具很少见到使用， （下缺）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41.txt b/CCRD/2/6/2/00004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d32406a76eeb4e25c73f14b6ced7afa75195a6e --- /dev/null +++ b/CCRD/2/6/2/000041.txt @@ -0,0 +1,39 @@ +# 一个严重的教训——湖北随县淅河区金屯乡光大九队 + +　　这里要说的是一个落后乡的发现和改造的过程。 + +　　九月四日，随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向县委汇报，淅河区金屯乡光大九社（即现在的先锋人民公社光大九队）主任陈耀国，亲自搞了一亩中稻试验田，放出六万斤的“卫星”；又说，这块试验田不是掇秧，是一次栽成的；还说他亲自到现场进行了总结，准备写文章登报，向地委报喜……。 + +　　如果不掇秧能搞到亩产六万多斤，这是个奇迹，当然要到现场去看看。第二天，我和县委的同志出发了。沿途看到金屯乡的“光大”等几个社的农作物长得都很坏，正在收割的中稻，栽的稀、蔸子小，草和稻谷一般高，叶子都被虫吃光。晚稻缺肥黄瘦，虫害也很严重。堰塘的水满满的，许多受旱的田却没有水。棉花也受了虫害，棉叶发红卷缩。我们看到这些情况，不能不有所怀疑：全乡大面积的生产搞得这样糟糕，怎么会孤零零地出一个“高产卫星”呢？ + +　　原来是这样：八月二十三日，县委在全县支部书记会议上对获得高额丰产的模范单位和人物进行了表扬，发了奖旗。这个乡的总支部书记谭万银（原淅河区副区长）没有得到表扬，于是马上写信，叫乡总支部搞块掇秧田，放个“卫星”。乡总支部第二书记聂永成接到信后，就立即从五个社抽调了三百多个劳动力，集中到光大九社，在这个社的分支书记金春敬和副主任陈耀国直接强迫下，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把将要成熟的九点七五亩中稻拔掉，移栽到一亩田里，美其名曰“陈耀国试验田”。不过几天就割掉了，留了一片移栽较好的稻谷没有割，作为“标本”，并在这个“标本”上面搭了个席棚，准备让人们长期双面。把割下的稻谷运到场里，和其他田的稻谷混在一起，就向县委报喜：“亩产六万斤的卫星”。贫农宫光生拉住生产队长张华生质问：“是政府叫咱这样搞的吗？”这一伙弄虚作假的人，深怕群众起来揭底，就暗中威胁群众说，外人来参观，都要说这[此处有三字不清]田是深耕两公尺，施肥多少担，采用什么新技术……，说[此处有五字不清]乱说，否则不给饭吃，让你搬家，割掉你的耳朵等等。 + +　　我们到现场那天，他们正在给参观验收的许多同志（包括六个记者）介绍经验。在场脱粒的人，暗中表示讥笑、不满和不安。我们问谭万根和陈耀国，今年中晚中稻平均亩产多少？他们说，中稻二千零二十斤，晚稻估产三千斤。这分明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我们就领着他们到田里去看他们才低头哑口，但还是不说实话。 + +　　晚上，县委研究确定召集随中地区区、乡、社干部到金屯乡光大九社开战地会。金春敬（副乡长兼这个社的分支书记）、陈耀国、谭万根、聂永成等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又强迫群众于六日夜晚将“六万斤卫星田”周团长得特别坏的二十四点五亩晚稻全部割掉深翻，以灭生产落后的痕迹。 + +　　九月七日，战地会开始。看了光大九社和其他社的庄稼后，县委指出谭万根、陈耀国等人弄虚作假，欺上压下，早割晚稻，违法乱纪的严重错误，号召干部和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给领导提意见。开始本乡社的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不敢说话。在到会的外来干部质问揭发之下，大字报干开了。有的大字报这样写道：“一进金屯乡，作物真平衡，没有三类苗，都是等外苗。”有的大字报质问：“金屯乡，土地肥沃，水源充足，为什么生产搞不好！”这给到会干部敲起了警钟，纷纷打电话回去，传播金屯乡的教训。县委又把这个乡的教训写成文章在县报上发表，在全县开展大讨论。这对当时晚秋作物的田间管理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 +　　光大九社的社员看到县委的态度明确，敢说话了。经过鸣放辩论，贴出了大字报二万零五百五十张。这才揭了底。为什么金屯乡和光大九社的生产这样糟糕？原来是少数坏分子掌握了领导权，强迫命令，弄虚作假。 + +　　九社副主任陈耀国是个漏网富农，当过两年土匪，解放后伪装进步，混入我党，自一九五二年起，一直担任我初级社和高级社主任。去年十月到县开会，偷了百货公司两双球鞋。出纳金国敬、会计金春圣（预备党员）都是漏网富农，金春圣 是个流氓，曾经强奸过妇女。金春敬虽是贫农，但是早已蜕化变质，丧失立场。十五个生产小队大部分是富裕中农当权。一社、三社也有类似情况。 + +　　这个社的组织为什么这样不纯？基本原因是土地改革工作不彻底。当时领导这个社的土地改革工作的金春敬，在陈耀国、金春圣、金国敬等拉拢收买之下，把原来是富农的陈、金、金等三人划为上中农，并且把他们介绍入党，当了干部。从此，金春敬就和这三个富农分子，狼狈为奸，横行霸道，贪污腐化，大吃大喝。群众称他们是“醉而不醒、醒而不醉”的妖怪。他们不搞工作，不参加生产，对群众一贯强迫命令。今年五月，为了迫使社员圈猪子，就将“1605”毒药掺在蚕豆地里和[此处有一字不清]子周围，毒死了不少猪子和两条大耕牛。今年棉花整枝打枚时，威胁群众说：“谁要打错一个果枝，我们就杀一个人……”他们还违法乱纪，私立刑罚。被他们打过罚过的社员有一百二十九人。更严重的是一九五七年修马鞍山水库渠道，雪天很冷，陈耀国竟命令男女社员七十多人，把上身衣服脱光，表明他所领导的社员干劲很大，向上级表功。金从芳和十四岁的陈望山脱慢了一点，陈耀国叫他们俩跪了多时。 + +　　七个乡主要干部，大部分生活腐化，工作不积极。有的人乱搞男女关系；有的人经常喝酒，人称乡政府是“酒馆”，称乡总支部第二书记聂永成和乡长朱成宗为“酒醉佬”，称乡总支部书记谭万根为“谭马虎”，一张大字报写道：“总支谭书记，工作不深入，发现问题他不管，弄虚作假称第一。”全乡九个分支部书记，十一个主要乡干部，只有三个人种试验田。二分社的支部书记韩宗桂，把试验田牌子搬了三次家，最后找了一块最好的棉花插上牌子，作为自己的试验田。乡总支部开会，他经常不到，说：“开个什么会，还不是老一套，少做工作，多休息，身体要紧！” + +　　光大九社的夏收分配搞的一塌糊涂，社员除每天到食堂吃三顿饭外，没有分到一个钱。社员说：“一搞大半年，不见黑红点，有么搞头？”干部乘机贪污，挪用公款，成为家常便饭。群众说：“享福的是干部，吃苦的是我们。” + +　　象这样搞法，生产如何搞得好？这个乡共九个社，今年的总产值虽比去年增产百分之四十二点一五，和全区、全县其他乡社比较，增产幅度最小。 + +　　这个乡的问题，为什么长期没有发觉？主要原因是领导上官僚主义。有些群众到区里反映这几个坏干部的问题，区的领导同志反而说这几个坏干部是“好干部”、“干劲很大”。这个乡的生产搞的不好，区委是知道的，但是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因为他们有比较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在六、七月间县委组织联区参观评比时，许多区乡干部曾对金屯乡的工作提出过批评，区委不大接受，反说别人“单抓小辫子”。骄傲使人落后，由于区委领导上的骄傲自满，发展成为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有意无意地纵容了那一伙坏分子，给党和群众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 +　　问题弄清之后，县委把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陈耀国开除了党籍，并建议政府逮捕法办（已捕）；开除金春敬的党籍；取消了金春圣预备党员的资格，并建议公社撤消其会计职务；给严永成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要他们退还贪污款，参加劳动生产，改造自己。把一部分地、富、反、坏分子集训和分别监督他们劳动生产。其他各社（大队）也都整顿了组织，调整了干部，加强了党的领导。区委书记周永年同志公开在大会上作了检讨，承认了错误，表示坚决纠正骄傲自满情绪，深入搞好工作。同时，对大公无私，积极工作，联系群众的好干部，进行了表扬，改选了领导干部。广大社员对此非常感动。社会员金声从说：“共产党真是个伟大的党！这几个妖怪，我早就知道，早晚会被照妖镜照出来的。”说罢，他一连喊了同声共产党万岁。社员肖从富说：“这样一搞等于我们翻了第二个身。”多年未参加劳动的六十多岁的老社员金垄敬说：“把我们头上的钉子拔了，又选上个好领导，真是福星高照，我老了，我觉得年轻了。保证每天犁田二亩来感谢毛主席。”说完话，他就搬犁下地去犁田。 + +　　干部作风也有很大转变。原来这个小乡乡社干部共三十三人，有二十人没搞试验田，不参加劳动。现在这三十三个干部种了六十（下缺） + +　　来源：四川省委办公厅“省委四级干部会议和一届九次会议文件关于人民公社部分(1958)” + +　　· 来源： + +　　湖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42.txt b/CCRD/2/6/2/00004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281c10fab4ae7f9b66bbe0c20d5d54feba51cd8 --- /dev/null +++ b/CCRD/2/6/2/000042.txt @@ -0,0 +1,17 @@ +# 以钢为纲，为钢而战：婺川、炉山、思南等地监察机关检查有碍钢铁生产任务完成的案件（贵州省监察厅） + +　　（编者注：炉山县即今凯里市） + +　　婺川县监察室在9月18日至21日之间，在工交部梁部长领导下，对国营青岩钢铁厂长期不能投入生产和资金浪费案件进行检查。青岩钢铁厂是今年3月27日建立的，现在工人320余人，现有土高炉10座，该厂自兴建以来，长期处于房屋基建工程中，对生产钢铁准备作的很差，县委工交部曾指示该厂7月份开始炼铁，但厂内却认为这不是主要任务，拖延不办。县委决定该厂9月份生产生锦任务为350吨，但截至9月18日止才完成了21吨，尚差329吨。资金使用上仅炉子质量不好倒塌以及用于非生产性的开支方面即损失一千余元。由于该厂任务不能按计划完成，这就影响了全县计划的完成。为什么青岩钢铁厂不能按县委布置的计划完成任务呢？这主要是由于该厂厂长毛正良不按县委决定办事而造成的，例如土高炉燃料不足，毛正良是知道的，不但不积极采取措施备料，反而拉了当时150余工人中的100人去搞办公室和宿舍的基地。致使生产几次停火。7月底县委宋书记到该厂检查工作发现这一情况后，即指示停止基建抓燃料，但该厂仍然留下30多人搞基建，使燃料一直没有充分的准备，致任务不能完成。 + +　　炉山县监察室继8月31日检查了该县大塘区铁矿两个土高炉因质量不好而倒塌影响生产一案后，又在9月份内先检查了4个厂矿中严重违法乱纪影响工人生产情绪的案件。从该县检查报告看，他们检查的洛榜、苦里井等4个厂矿中，有134个工人遭到了捆绑吊打，扣押、罚工分、饿饭。其中被捆绑吊打者33人，被罚工分者101人。经检查，这些受到非法待遇的工人，绝大部份是刚由农村吸收来的农民，有的到工厂后，因不习惯厂里集体生活制度而逃跑回家，送回来后，遭到了捆绑叫吊打或罚工分。如大塘煤矿工人龙胜明因不习惯工厂生活而私逃回家，被厂内叫回来后，厂党支部书记潘德富即召开700多人的大会进行斗争，在斗争中不仅进行毒打，而且用一块30多斤重的石头，吊在颈子上，要其低头认罪，致使龙劲子被压出血，周身被打成重伤。苦里井铁矿在7月半晚上，有200余工人回家过节，厂里不仅用武装到工人家里去抓，而且对回家工人普遍进行罚工分。有的工人则因饭没吃饱而偷吃了一碗饭，遭到了毒打，如大塘铁矿工人杨金峰就因偷吃了一碗饭不仅遭到毒打，而且没收了全部饭票，关押了一天，两天不准他吃饭，还罚了两个夜晚的苦工。有的工人则因反映粮食不够吃而被捆绑吊打。有的则因在整风中提了干部的意见遭到打击报复，如后庄煤厂工人孙成书给厂内领导贴了几张大字报，提了5条意见。即被认为是恶意攻击，即发动工人对孙进行斗争，并连续吊打了5个晚上，使孙头、背、耳、鼻、口到处流血。 + +　　上述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严重地伤害了工人身体健康，挫折了工人生产积极性，不令使生产遭到损失，而且使党在群众中的崇高古今受到影响。炉山县监察室对其进行检查后，报告县党政领导作了严肃处理，给了后庄煤厂党支部书记李连科、厂长龙应祥开除党籍处分，并撤销了龙应祥厂长职务，给大塘煤厂党支部书记潘德富撤职处分。对苦里井铁矿处罚的工分一律退还，有关人员作了当众检讨。 + +　　炉山县监察室对这一案件处理时采用的方法是：首先将案情向县委会报后，获得了县委的重视。确定了该县姜县长、工交部杨部长与监察室一起亲临现场审查了错误人员的违纪行为，并发动工人进行鸣放和辩论，犯错误人员也参加申辩，通过辩论再进一步弄清问题后，教育犯错误者在工人大会上进行公开检讨，当面向被捆绑吊打者赔礼道歉。在交待政策的基础上由工人提出对犯错误者处分的意见，然后宣布处分，调整领导机构。县监察室并抓住这一机会，请县长在大会上作了国家纪律的宣传教育。这样即消除了工人的不满情绪，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血肉关系，搞好了生产，又进一步在政治上提高了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大会后，监察室又召开了被捆绑吊打者的专门会议。一面对他们进行抚慰，一面征求他们对案件的处理意见。他们反映说：“党永远是英明的，党的政策永远是正确的，是他们（指犯错误人员）歪曲了党的政策”。有的还说：我们也有缺点，今后保证改正，以厂为家，搞好生产。 + +　　思南县监察室前段根据县人委指示，配合公安部门检查了该县汞矿厂职工宿舍倒塌，压死5人是，受伤16人的伤亡案件。汞矿厂职工宿舍是3月15日新建的，全部为木材结构，房内共住职工132人，于7月9日晚未有风雨自行倒塌。县监察室检查后，查明倒塌原因，主要是该厂厂长胡惠轩和具体负责人员郝明章不关心职工疾苦，不采纳群众意见所造成的。在兴建时，郝明章不按领导指示执行，擅自选择不宜作基层的地基，在基建中对质量也极不重视，房屋立起不久，就逐渐倾斜，板壁发生爆裂，干部和工人们向胡厂长及郝明章先后提过10多次意见，要求迅速修整，胡、郝2人均置之不理，当理发员说出“房子快倒了“时，郝明章反而诬称其是造谣，并厉声向其提出警告，当大河坝区工人于7月6日搬到宿舍住时，见着房屋倾斜危险，部分工人要求修好后再搬，胡、郝2人仍未引起重视，致造成7月9日房屋倒塌压死工人事件的发生。县监察室检查后，除报请县人民委员会给郝明章以撤职处分，胡惠轩警告处分外，并帮助厂内健全了安全措施，县人委发出了通报，指示各机关、厂矿吸取此次教训，对职工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健全安全措施，以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43.txt b/CCRD/2/6/2/00004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7da858f67ba59204d500625a027189c9405b85c --- /dev/null +++ b/CCRD/2/6/2/000043.txt @@ -0,0 +1,13 @@ +# 四川省委检查团内江分团检查工作总结报告 + +　　[前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所以干部、群众在今年的生产大跃进中自觉的走上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这一优越的生产组织形式，在抢收、抢栽、积肥、施肥、兴修水利、交通化、车子化、消灭病虫害等运动中，都显示了无比的优越性，保证了各项任务的胜利完成和超额完成。同时，也奠定了建立人民公社的良好基础。 + +　　但是，还有少数干部，还不善于组织安排工作，单打一的工作方法还没有完成改变，工作作风还不够踏实、深入，忙于日常事务工作。还有个别基层干部，作风简单生硬、打人、骂人、乱斗争人、乱处罚人的现象也还存在。有的乡、社提出指标没有通过群众讨论，因而措施远远赶不上指标。威远县枇杷二社，不是发动社员自觉的投资办工业，错误地规定社员交一元钱才能分十斤粮食。资中县三合乡应栽晚稻3,758亩，实际只栽了2,214亩，只完成任务的59%。荣县先锋社在检查团提了意见后，干部急于补漏洞，一队有26个劳动，就有5人受了处分。资阳县长胜乡长胜社，在检查团去以前才向社员宣布了生产指标，并布置对检查不能乱说，谁说错了话谁负责。检查团路过该社，看到晚稻苗稼瘦弱，在询问时，一个老太太（团支委的母亲）说：“三千斤，我看三百斤也收不到”。检查团向社主任了解情况时，说出了这一反映，该社当天晚上就把老太太和她的小儿子斗争了两个多小时。这些虽是极 个别的情况但仍应引起我们注意及时加以纠正和克服。 + +　　检查团在本身工作方面也存在不少的缺点，特别是细致深入，发现问题和总结推广经验作的差；有的组作到了普遍巡回检查，但重点检查帮助作的还不够。同时，也有个别干部作风不够艰苦、朴实。其他缺点还很多，我们希望地委多指正，同时我们回机关后还得专门检查总结和纠正。以上总结报告是否有错误之处，希指正。 + +　　 1958年9月17日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44.txt b/CCRD/2/6/2/00004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822308c396cad6b79aa41edaa2889bd726e6898 --- /dev/null +++ b/CCRD/2/6/2/000044.txt @@ -0,0 +1,75 @@ +# 中共遵化县委会关于转建公社中几个问题的意见（内部资料） + +　　从县委召开的三级干部扩大会议结束后，到目前为止，全县各分公社，在党的临时工作委员会和公社筹委会的直接领导下，已在当前生产和转建人民公社工作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在生产方面，不仅进一步明确大抓钢铁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搞起了工业生产运动，而且突出地抓住了深翻地种麦这一环节，掀起了深翻地高潮，同时及时的完成了早收作物的收割工作。从目前情况来看，不论工农业生产，进度都在一天比一天加快，社员出勤日增，特别是经过转建人民公社的宣传，大大鼓舞了群众的劳动热情，激发了生产积极性。有力的推动了当前生产和各项工作的开展。在建立人民公社工作中，各社均分别召开了各种会议，贯彻了县委在三级干部扩大会议上的结论精神。因地制宜地作了工作安排和布置，并划分领导战线有步骤地开始了建社工作，有的正在产生社的组织机构，有的正在酝酿建立，尤其是群众性的宣传运动，已经普遍地轰开局面，很多地区组织了宣传队伍，进行了多样形式的宣传，有不少社家家户户张贴喜字，村村墙上贴出标语，群众的集体主义与共产主义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宣传运动正在深入发展。随着生产建社工作，全党全民苦战三昼夜基本上实现了全县四化两院，开始显示出公社的优越性。这些都是运动的主流是基本方面。 + +　　但是，从另一方面检查，运动的开展进度还很不平衡，有的公社对工作摆布不当，战线划分不明，出现顾此失彼现象，尤其是生产与建社的结合，个别地区作得不够，从宣传建社情况看，有的社尚未造起声势，只是作一般的宣传有的由于政策贯彻不透，致使少数群众产生怀疑和顾虑，个别村庄发生了宰杀牲畜，猪、羊等现象更有的社员情绪不安，大吃大喝劳动不积极等都直接影响着当前生产。 + +　　最近，地委在我县鸡鸣村建明公社召开了有全专区各县农村工作干部参加的公社现场会议。具体地检查了我县的建社工作。并对有关人民公社中分配制度和财产处理等重大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对农村的新情况新形势作了细致的全面的分析。会议结束时地委周书记作了结论，根据周书记的结论指示精神与我县具体情况，经县委反复研究认为地委的指示是符合我县情况的，是确切的因而要在全县认真执行，为此，对全县转建人民公社中几个重要问题提出以卞新的意见，如与县委原三级干部扩大会议精神不符时要按这次的意见研究执行。 + +## 一、关于分配制度和财产处理问题： + +　　（一）各公社的分配问题：原来县委提出的分配办法是供给制与劳动奖励相结合，按地委指示，我县要普遍实行供给制，工资制加奖励的办法。把社员全年的生活费用分成三部份其中供给部分大体可占60％工资部分可占30％奖励费占10％，具体地说就是： + +　　第一，生活供给制，县委原提出推行13包的问题因目前经济条件不足又缺乏经验，推行13包确实有困难，因而可采取由简到繁的办法，各社可以普遍地执行五包逐步再增加包的项目。其中：一、包吃，由社供粮食，社员免费到食堂吃饭。二、是包穿，把穿衣和穿鞋包起来，规定每人多少钱实行发给包干费的办法，三是包学，应入学的儿童由社包起来，四是包养，把老弱残废的社员全部包起来，五是包婚丧嫁娶社内定量发给结婚费和埋葬费，除此之外，如洗澡理发看电影等都属于社员的福利部分公社可根据条件逐步举办，不再明确由社去包，随着社福利设施的增加，逐步使社员去享受这些福利这样包起来之后各社在计算分配时除了完成国家的交售任务以外，粮食不再分给社员，而由社储存起来，按全社的供应标准及各单位人口数量供给粮食，储存粮食的方法应是集中与分散相结合，不宜过分集中。 + +　　第二是工资制：把劳动社员分出等级发给工资，分级的原则是：（1）劳动强弱；（2）技术高低、好坏；（3）对公社的思想态度按三个条件确定工资等级，等级不宜过多一般的是三、四级最多不超过五、六级，究竟每级发给多少工资可由各村按本社的经济力量按多扣少分的原则确定，至于怎样发工资则要看社的现金来源可一月、两月发一次，也可每季发一次还可采取社员预支的办法。 + +　　第三，奖励制：为了更好地鼓励社员劳动要给以一定的物质奖励，评比奖励办法参看县委结论受奖面不要过窄也不要过宽以起到奖励先进教育落后的作用。 + +　　（二）关于财产处理中的几个具体问题： + +　　（1）社员自留地（包括养猪饲料地）和自留地果树的收入，今年仍归原户，明年地树一律归社。 + +　　（2）棺材棺材板木柴和烧柴的处理：限于目前的社员觉悟和群众习惯各户现存的棺材可留给本户不再归社，社员的棺材板也归私有如果确实过多本户用不了可以动员归社一部，对于社员现存的木料应通过调查登记，按数量是多少进行处理，如果数量不多社员家庭又需要可以给社员留下，多余部分可以归社。木柴也可留给社员一部分多余的由社调剂使用，对这几个问题的处理不但要经过社员充分讨论而且归社的部分要一律折价由公社负责。 + +　　（3）猪只的处理，社员的现有猪，仍应归社员私有不再宣传归社，今后私有养猪仍应允许如果社员感到喂养实有困难可以由社收买定期归还价款，归社的猪要有专人管理。为解决集中喂养的猪圈困难可采用几户编组以组集中的办法并规定奖惩制度以利于集体养猪事业的发展。 + +　　（4）关于自行车和手推车的处理，自行车仍归私有按生活资料处理，手推车可按生产资料处理，由社作价接收价款由社负责。 + +　　（5）房资问题：社员现有的房屋，不再宣布归公也不准出卖或损坏并要服从公社的统一规划。 + +　　（6）社员原来的生产资料折价款和这次牲畜农具的价款以及原来摊纳的股份基金不要一笔取消，应规定由公社负责社员的现金投资要由公社按期归还。 + +　　（7）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债务，由他们自己负责。 + +　　（8）社欠社员的或社员欠社的其它债务问题：如过去在分配中社员的超支或亏分原则上应由大社负责，社员的劳动报酬，过去应给未给的也应由大社负责，其它债务可按具体情况处理。 + +　　（9）社员私有的一、二支少量羊应归私有，多者应归社，对少数民族（回族）要加以照顾，多几只可不归社。 + +　　（三）关于公共积累和分配比例问题，这一问题的处理原则是要坚持多扣少分，既要扩大社的公共积累又适当照顾社员生活，确定社员的生活标准的原则有三： + +　　（1）相当于当地的富裕中农生活水平； + +　　（2）不超过一般工人的每人平均工资； + +　　（3）略高于去年的生活和收入水平。 + +　　这三条原则是从整体出发的，我县各社可根据其中第三条原则结合本社的经济情况去确定社员的生活水平。 + +　　（四）关于五八年社员劳动报酬，可以采取劳动补助和奖励的办法。具体作法是，由公社的收入中抽出百分之几作为原社的补助费和奖励费各原社可以按社员劳动日去分配也可以按各队生产等情况发给各队各队则按社员的劳动日分配或提出一部奖给劳动力好的社员。 + +　　（五）今年的收入分配问题：有二个办法，一，是由社统一计算分配。二，是统一扣留，原社分配，按我县情况，应组织社员讨论后坚持第一种办法但是原来社与社产量与收入相差悬殊的问题，可加强共产主义教育的基础上，经社员同意对生产好、收入大的社加以个别调整。 + +## 二、关于组织机构问题： + +　　公社的组织机构，实行党政社合一是比较合适的，社员代表大会就是乡人民代表大会，其中的党员代表又组成党的代表大会，社管委会又是乡人民委员会，其中的党委又是党的委员会党社建立一个监察委员会，社的常委会也是党的常委会党委副书记可兼社长，社长又是乡长。组织机构设置的原则是紧缩机构精简干部注意组织不能庞大，一般说社委会下（党委会下）建立八部二委，一室一所即组织劳动工资部，宣教卫生部，工业交通部，农林水利部，内务部，政治部，人民武装部，财政部，计划委会和监委会，办公室和科学技术研究所。 + +　　在社委会下，中级组织可建立工作指导站他是社的派出机构不是一级管理机构也不能有经济核心，站下根据生产需要，建立各种专业队和生产队生产队是生产的基本单位下设若干生产组或专业小组。 + +　　有关组织机构的具体设置意见可按县委最近准备下达的组织机构方案研究执行。 + +## 三、关于领导问题：按目前情况再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 +　　1．各公社应抓紧建立新的组织机构，否则形成无人负责影响工作的开展，组织建立后领导上应特别注意发挥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的作用，以发挥每个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 +　　2．要进一步明确人民公社的性质，现在的人民公社既不同于过去的农业社也不是共产主义的，乃是共产主义性质的这一点不能有任何误解。从制度上讲，还是半供给制，有很大一部分是按劳取酬，从生活标准和物质条件上来看目前尚差的更远，谈不到各取所需。当然人民公社比高级社是大大进了一步但也不能与共产主义混为一谈。我们还要苦战一、二年才能实现丰衣足食。 + +　　3．必需明确当前钢铁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各级党委书记要用三分之二的力量去领导钢铁生产，在劳力支配上第一是钢铁第二是种麦和秋收。对于深翻种麦要突击完成并作到五个保证：（1）保证翻地质量（2）每亩播种量40—50斤（3）每亩施肥五万斤以上（4）麦田园田化（5）优种化。必须抓住这五个环节。 + +　　4．各社的建设工作要紧紧结合共产主义教育运动使其成为推动生产和解决公社问题的思想助手。宣传内容是公社的优越性，远景规划和丰衣足食，还要宣传今年的大丰收，并结合目前国际形势，进行宣传。 + +　　最后要教育社员和社干部注意精打细算，节约粮食，同时也要防生产队或伙食单位的私人瞒产。对此要提取领导注意，不能麻痹，各社要从现在起，进行教育。明确责任若发生问题及时检查处理。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45.txt b/CCRD/2/6/2/00004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0906933ebf6a76ee3ef60b8a807c56bf1e48205 --- /dev/null +++ b/CCRD/2/6/2/000045.txt @@ -0,0 +1,13 @@ +# 中共赤水县委关于立即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群众性反瞒产斗争运动的初步意见 + +　　我县20万人民在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经过整风、反右派、社会主义觉悟空前提高，劳动熟忱报为高涨，工作气魄排山倒海，干劲冲天。在水利化、绿化、道路网、车子化、密植化、保耕化、良种化的基础上，在夏收作物高产的同时，早稻实现了千斤县，中稻、包谷又获空前大丰产，截至9月30日止，已收中稻116180亩占75.92%，亩产平均达1156.4斤，收包谷24389亩占65.36%，亩产680.9斤。晚稻、红苕目前生长良好，只要加强后期田间管理，适时抢收，丰产是肯定的。因此，为继续扩大再生产，改善群众生活，支援工业生产，加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是坚决贯彻执行总路线的结果，是党开展全民整风的胜利，是生产大跃进、群众辛勤劳动的结晶，也是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的具体表现。 + +　　但是在丰产运动中，却发现部分富裕农民和坏分子，趁干部阶级警惕不高，抓住一切可乘之机，采取各种方式，大量瞒产，甚至贪污盗窃，企图抹煞党领导的成绩，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少数基本群众和个别党团员，因受富裕农民思想的影响，想占便利也有瞒产。文华乡马村社记帐员陈因素，在所收的3263斤谷子中，就瞒产2600斤。山堡上风的秕壳中好谷子占20%，严家社第七队一次报帐就瞒产4000多斤，醒民区同民乡××社翻打一亩地的谷草就得好谷子180斤，黄金区平坝社在湿豆折于谷上就瞒产25%，旺隆区跃进人民公社新光队老上中农记帐员王世贤原报只有早稻26300斤，现经发动群众又查出29806斤，该区四个重点队就初步反出瞒产15万多斤。据各地反映，几乎所有社、队都有瞒产，而且有的极为严重。县委为了正确贯彻互利政策和粮食政策，巩固人民公社，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回击富裕农民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进攻，镇压坏分子的破坏活动，提高广大群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推动生产的猛烈发放，争取明年更大丰收，要求全党动员、全民动员，立即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个轰轰烈烈的反瞒产斗争运动，将产量完全搞实在。通过反瞒产斗争，进一步掀起生产高潮，不获全胜，决不罢休。为此： + +　　1、武装骨干是搞好反瞒产的首要关键，应召开干部、党、团员、贫农积极分子会，通过辩论方式在总结今年大丰收的基础上，讲明瞒产的危害性和反瞒产的重大意义，通过算帐对比，统一丰产认识，以大量瞒产的实例，教育干部，彻底批判认为群众入了高级社，通过整风，觉悟高了，“不会瞒产”和食堂集中了，谷子又经领导验收“群众不敢瞒产”就瞒也“不多”的麻痹思想，以及部分干部中怕“反不出来”的右倾情绪或想干脆盘存，一称就“会水落石出”，不愿深入发动群众的简单做法，必须使他们认识到，反瞒产斗争是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过程，是艰苦深入发动群众的过程，是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反不彻底，就谈上互利政策，就会直接影响团结和社的巩固，影响生产的发展和国家征（下缺） + +　　（中国共产党赤水县委办公室 1958年9月30日印发(共印32分)）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46.txt b/CCRD/2/6/2/00004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b21840e9ed161179e1aeb2a7ae7c4a05ea03706 --- /dev/null +++ b/CCRD/2/6/2/000046.txt @@ -0,0 +1,39 @@ +#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关于打击违犯粮食政策、破坏粮食征购的犯罪情况报告 + +　　自省委布置征购粮任务之后，我们为了从检察工作方面配合这一工作的完成，于1957年10月即指示全省各级检察院注意及时打击破坏粮食征购和粮食政策的违法犯罪分子。于今年1月9日又与省法院、监察厅联合召开了专署及重点县的三长会议。会上又进一步具体的部署了工作，并研究了打击的政策界限，会后各级检察院都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积极的协同公安、法院、监察等部门，密切的配合了征购粮工作队，充分的发动了群众，揭发和打击了一批破坏征购粮食的犯罪分子。并抓住典型案件，大张旗鼓地进行了处理。通过公开审判、广播大会、宣传单、宣传画等形式广泛的进行了宣传。打击了首恶犯罪分子，分化瓦解了一般违法犯罪分子，也教育了乡社干部和广大农民。据1月29日和2月3日分别召集的德惠、榆树、九台等24个县检察长汇报，各地共处理了427件粮食犯罪案件，除了公安机关逮扑的96件和法院决定逮扑的52件外，检察院侦查处理了279件。其中套购粮食的56件，进行粮食投机捣把的50件，抗缴公粮拒售余粮的51件，贪污盗窃粮食的43件，密打私分的71件，其他的8件。追缴回粮食481万1千多斤。 + +　　根据处理的案件和了解的情况看，农村粮食的密打私分和违法犯罪主要是： + +　　一、隐瞒产量、密打私分粮食出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如敦化县1956年密打私分粮食约有4，000余吨。1957年不完全统计又私分720余吨。两年分掉的粮食相当于1957年全县征购粮食任务4，600吨的102．6％。农安县发现瞒产私分的就有800多个生产队，占该县2，986个生产队的37％，1956、57两年共瞒产私分粮食即1，725万多斤。其原因：大部份是由于社队干部和农民的本位主义、个人主义、自私心理、先私后公而瞒产私分；也有不少社队干部家庭经济地位上升，思想发生变化，走资本主义道路而私分粮食；也有的少数干部蜕化变质，借瞒产私分，从中大量贪污盗窃粮食；也有的是地、富、反、坏分子策谋破坏。如辑安县活龙乡社主任在参加县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听到征购任务后，借口老婆有病，回农社与其他干部合谋将事先隐瞒10万多斤粮食急忙分掉，并将准备送公粮的粮也分掉一部份。前郭旗某社生产队长杨国清（富农分子）拉拢社主任、支书私分各种粮食共17，500余斤，大辩论中几次订立攻守同盟，发誓“谁也不讲”，并威胁谁讲就“赶出屯子”，唯恐被人揭发，对住在该屯不种地的供销社主任，和已退社的单干户也都分到了粮食。并把粮食分散藏到富农地窖仓子里，县工作组开会动员征购时，他们也在会后布置谁也不准暴露。该社主任、支书还向工作组“用党性来保证这个队没有问题”。永吉县华胜农社主任戈明成、支书关恩兴纠令生产队长、保管员、记账员、更夫等10余人组成偷盗粮食集团，利用隐瞒产量夜间打场等手段先后偷盗农社各种粮食达24，530余斤。白城县富强社富农儿子黄瑞航混入农社当会计，由其父煽动、献策、造假账等办法，策动生产队长等人私分粮食1万多斤。 + +　　二、抗交公粮，拒售余粮，囤积居奇，投机盘剥。主要是单干户中的富裕中农和一些不法地富投机分子，他们扩大灾情，伪装欠收，隐瞒黑地，假报产量，装穷缴不起公粮，以及拉拢蒙混乡社干部达到不缴或少缴。甚至有的公开拒绝缴纳公粮，持刀行凶。他们不向国家缴售粮食，而高价黑市贩卖，或放出粮债，高利剥削，甚至有的陈粮囤积发霉烂掉。如舒兰县六家子乡新富农刘海山存有大量余粮放债，获得高利。但连续两年拒缴公粮，乡社干部催缴公粮时，竟准备擒刀、菜刀、扎枪、腿叉子等凶器，要杀死征购粮的乡长，扑后不仅发现大量新粮，还从其制造的假墙中发现陈粮4，000多斤。长春郊区单干户包全海种7垧多地，1956年打15，000多斤粮食，由于伪装欠收蒙混过乡社干部抗缴公粮两千多斤，1957年征购任务公布后，又企图利用上述办法抗缴，经多次教育无效，后经搜查在其家大筒、木柜、枕头、铁壶等50余处藏有各种粮食15，000多斤，其中陈粮就有2，315斤，有的已霉烂生芽。海龙县新富农分子马春安种6垧多地，家存余粮放债，用驴打滚办法高利剥削，并乘青黄不接时，到黑市上投机，1957年即卖掉苞米1，400多斤，还利用各种办法从1952年以来连续抗缴公粮达12，578斤，1954年村文书去其家催征时，公开大骂，持大斧着村文书头部砍去，被别人拉开。今年征购任务分配之后，又谩骂干部，并拟将征粮票烧掉。敦化县新富农杜宝长从1955年开始种4垧多地只报两垧，从中隐瞒黑地2垧8亩，三年共偷漏少缴农业税4，148斤，同时又多报人口，多报牲畜数，从供应站骗取人吃马喂粮食计6，020斤，其中有的到市场上投机高价卖掉，有的是喂牲畜等糟踏浪费掉。 + +　　三、利用国家粮食供应部门工作上的漏洞，进行套购、骗取、盗窃粮食。有的虚报人口、报生不报死；有的多报牲畜，冒领饲料；有的涂改伪造供应证骗购粮食；有的是粮食部门干部借职务方便，盗窃粮食或粮票，使国家粮食受很大损失。扶余县扶余镇即发现以多报饲养牲口等手段套购冒领国家粮食达1千斤以上者就有40多户，占全镇居民两千多户的2％。九台县永安屯80多户，其中就有40多户以涂改供应证的办法套购粮食，少者为几百斤，多者竟达几千斤，甚至农社干部也参与涂改冒领。如梨树县富农刘兴文1956年即存余粮4千多斤不卖给国家，还喊“缺粮没吃的，再不给拨就饿死”。竟利用请客送礼，拉拢社干部的手段骗取3，000斤的粮食供应证并进行涂改，套购粗粮2，000斤，细粮1，000斤，豆饼300块，均私运昌图县八面城黑市高价出售获取暴利。敦化县粮食供应站某干部惜职务之便偷出6百多斤粮票支市场换木柈子。双辽县粮食局干部朱自贵偷出490斤粮票，以每百斤3元至4元卖出，四平街办事处干部利用填发供应证之机，给其兄填假供应证，以及利用居民迁出缴销之供应不作废等办法，骗取粮食5百多斤，粮票1百斤，均到黑市高价贩卖。 + +　　四、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心怀不满，破坏征购进行打击报复事件也有发生。蛟河县某社员在大辩论中积极检举揭发某些私存余粮不售的分子，竟被坏人乘夜间将其房子点着企图放火，幸被急救未造成灾（尚未破案）。另一单干户刘学喜拒售余粮，并捣卖大豆280斤、高粮230斤，征购粮时被积极分子检举，刘学喜即带其妻子晚间到检举人家叫门，待出门之后，即抓住暴打一顿，边打边问“还检举不？”他老婆还往检举人咀里抹大粪。此外城镇中不法奸商，黑市活动，捣买捣卖，破坏粮食统购统销的仍然不少。如九台县奸商姜富昌，自拴一台胶皮车，经常到德惠、上河湾等地捣卖粮食，从农村套购大豆5，326斤，通过农社油坊换成豆油，运至吉林、哈尔滨等地高价出售。 + +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粮食问题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尖锐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不法奸商等敌对阶级分子企图复辟农村资本主义、破坏粮食征购的敌我矛盾还是激烈的，同时又表现出部份社队干部和农民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自私自利和国家利益、长远利益对立的人民内部矛盾，尤其是富裕中农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更为突出。这两类矛盾是错综复杂，有时是交织在一起的，其中大量的又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在粮食案件的处理上，主要是打击那些地、富、反、坏的破坏活动，和抗缴公粮，拒售余粮，投机捣把，高利盘剥，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和一贯投机分子，以及个别蜕化变质贪污盗窃粮食的社队干部。对于社队干部和农民由于个人主义、本位主义以及思想上的资本主义倾向，而瞒产私分、消极出售余粮的主要是以摆事实、进道理的方法进行批评教育。对于应予处罚的亦应依据情节轻重，采取判刑、依法管制、监督生产、戴回帽了、行政拘留、当庭训诫、没收非法利润或罚款等多种办法处理。对于其中已坦白交待表示悔过的则应本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从宽处理以利于分化瓦解和教育观众。为了准确的打击粮食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打击的主要对象是： + +　　1．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不法奸商制造谣言，煽动群众密打私分，抢秋抢粮，破坏统购统销政策的犯罪分子。 + +　　2．破坏征购经常大量套购、骗购国家粮食和农民粮食，进行黑市捣卖，牟取暴利，以及专门从事放粮债，进行高利剥削的犯罪分子。 + +　　3．大量贪污盗窃粮食和粮票的分子或虽然数量不大但情节恶劣，影响很坏，屡教不改的分子。 + +　　4．瞒产私分数量大情节严重恶劣，拒不坦白悔改和在反密打私分斗争中订立攻守同盟，打击报复检举人的首要分子，特别是某些蜕化变质与混入的坏分子和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分子。 + +　　对上述犯罪分子除从政治上打击外，对于那些投机捣把高利剥削等坚持发展资本主义的犯罪分子，还应采取没收非法利润、罚款、补税、迫令其将粮食卖给国家等办法，从经济上给予打击。 + +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1958年1月13日 + +　　主送：省委 + +　　抄送：政法党组、最高人民检察院、省委财贸部、省监委、公安厅、法院、司法厅、监察厅、粮食厅。 + +## （共印40份） + +　　本件 7 页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办公室1958年2月15日印发 + +　　· 来源： + +　　吉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47.txt b/CCRD/2/6/2/00004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ef9db87c012229ff40b82f343b4a554ff77f0d3 --- /dev/null +++ b/CCRD/2/6/2/000047.txt @@ -0,0 +1,19 @@ +# 海南临高县尧龙水库工地发生严重的违法乱纪事件 + +　　新华社广州1日讯　海南岛临高县尧龙水库工地发生了极为严重的违法乱纪事件，造成严重恶果。 + +　　尧龙水库是今年1至5月兴修的。在修建水库时，临高县委派书记王元诗任工地总指挥和党委书记，负责领导全部修建工作。参加水库兴修工程的民工达一万多人。在施工过程中，身为总指挥和县委书记的王元诗及在他影响下的部分领导干部，对下层干部和民工的领导不是进行深入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而是采取了劳改、捆绑、毒打、侮辱、罚款和不给饭吃等惩办主义手段。据最近调查，被他们这样处罚过的民工达二千三百一十九人，占民工总数的20％，其中大部分是贫农、中农，也有党、团员。 + +　　在王元诗的主张和怂恿下，全部十四个民工大队均设有“犯人劳改场”、“落后分子劳改场”和“干部劳动教养场”等共十五个。凡是完不成任务者、逃跑后被抓回者、病者(认为是假病)、偷了一点东西的都强迫到这类场所去“劳动教养改造”，并在这些民工身上挂粪箕和木牌，写上“逃跑兵”、“懒汉”、“坏分子”等字样。 + +　　据向九个乡的民工调查，受到捆绑、吊打和乱扣帽子的民工计有：被绑打者五百○五人，被斗争后“劳改”者三百五十八人，被罚款者一百六十二人，打后不给饭吃者二百二十二人，打后逃跑不回来者十八人。被扣上各种帽子的有：“流氓”分子二十四人，“逃跑兵”一百○五人，“小偷”四十八人，“落后分子”一百二十一人，“懒汉”和“装病者”二百四十一人。被强迫劳改的干部一百○三人；被打成残废者二人。被处分的党团员共四十六人。 + +　　这种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有的说：“土改时贫雇家斗争地主，现在是干部斗争贫雇农。”有的说：“干部作风比日本鬼子和国民党还凶恶”、“是反革命国民党的作风”等。 + +　　六月初，省委、区党委农业生产联合检查团发现了这个问题，接着，区党委等有关单位组成联合检查组进行详细调查，并且在最近帮助临高县委作了处理，决定开除王元诗(县委书记和工地总指挥)的党籍，判刑三年；副乡长李凤起开除党籍，判刑6年(以上两人都曾在临高反革命暴乱事件中犯过错误)，其他犯错误的也分别作了处理。为挽回党的政治威信、密切党群关系和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县委还召开了乡、社代表会议，对王元诗等进行批判，公布处理决定。同时，拿出两万元，组织慰问组带药下乡慰问，对被打伤者进行治疗和救济。(杨文全编) + +　　来源：1958年10月4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48.txt b/CCRD/2/6/2/00004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25e911d945ad677a3f1313edacbf3514facc3c5 --- /dev/null +++ b/CCRD/2/6/2/000048.txt @@ -0,0 +1,25 @@ +# 关于检查长河坝、麻溪钢铁基点民工宿舍安全情况报告 + +　　根据陈政委指示，对目前钢铁基地民工宿舍，应进行一次安全检查，以杜绝今后宿舍垮塌伤人不幸事件产生。10月1日，我们即在长河坝、麻溪两钢铁基点，逐个进行检查，对有缺点的民工宿舍，及时提出意见。 + +　　长河坝钢铁基点，是太安、太平、两河、中兴、白菓5个乡及华阳县3个乡合成的，共分3个协作点。麻溪钢铁基点是麻溪、龙溪、土桥及华阳县5个乡合成，也分3个协作点。本县民工4021人，外籍民工约4000人，共8千余人。在宿舍问题上，为了详细点，现分3个类别来汇报。 + +　　第一类是好的乡，民工宿舍以目前来看，根本不会发生危险。其乡是麻溪、龙溪、土桥，其中以龙溪为最好，该乡490余人，宿舍分住9个院子，尽都未住楼上，一律住老乡阶沿、堂屋，为避风吹雨飘，在有些宿舍，还用滥晒垫拦倒，既挡风雨，又避俗闲。在生产安全问题上，该乡领导早提出响亮口号，“来是好人，去也是好人”，由队到队员，层层贯彻。在9月28天雨停工，该乡还抓住此机，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对生产安全还反复进行讨论辩论。在劳动分工上，采用兵对兵，将对将办法，分组结合，按劳分工，不能抬的过背，不能背的就锤岚炭、送沙，不能锤炭送沙的，便列入勤杂之内。同时在9月30日晚，听见陈政委电话会上要宿舍安全指示后，在10月1日上午，还专门组织一次彻底检查，对稍点有点代危险的地方，都主动迁移到别处去，迄至10月1日为止，该乡还新搭起工棚4起（未上草），对宿舍安全上，绝对保证安全。由于该乡组织的好，在生产事故上，一直没有发生过问题，民工生产情绪极为饱满，抬石头还喊起号子来。 + +　　第二类是属于中等，大部分民工宿舍，已作到安全，只有一小部分还有些危险性。现在迁移和搭工棚中，这乡有两河、太平、土桥3个乡，如太平共有民工750人，原挤在几家老乡家内楼上，地下皆睡满，9月24日夜，曾发生楼（竹子编的笆篱）垮事件，幸下面未住有人，方免于难。事后，该大队部即排工作人员王含章进行检查，并加速搭账棚，修工棚，房子内住不完的人，尽量移在工棚、帐棚内。同时在民工当中，时时嘱咐大家要安全生产，以免发生不幸事件。在太安、两河协作点上，工地上还专门抽出干部3人组成一个宣传小组，用口头、大字报形式，进行安全教育。目前由于工棚一时搭不赢，迄今尚有70多个女同志（太平30多，两河30多）还睡在竹子编的楼上，楼杄细小，稀远不说，上面所铺的竹子大部分早已干朽，如果上面较重一点，是容易发生危险的。 + +　　第三类宿舍作的不好，有部分有危险，必须加工修固，或拆去不准睡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类中兴、白菓两乡，该两乡是个协作点，共有1170人，大部分住的是地铺，房内草草堆的很高，民工常在内吃水菸、纸烟，烟头就甩在草草内，有300多人住的是床上床，矮的一层离地约3尺，高的一层约6至8尺，床的结构是依房柱用木头和铁班竹（小班竹）绑扎起来的，下面支柱较少，经在白菓、中兴、成都技工宿舍6个小寝室内检查，该宿舍共住了60多人，上面那一层铺，全用铁班竹搭起来的，因缺木材，下面也用几个竹子撑住，当检查人爬上去检查时，竹子就在打“战”，同时发现竹子已压弯，有两个小寝室下面撑的柱子已压歪，一个寝室内横起班竹已压断，危险性较大，应加固，同时还应防火。在中兴乡200多人睡的大工棚内床上床的撑柱也较少，其中竟有5个民工，在床上床上面又搭起铺来，离地约1丈5尺高，床的四周不加栏杆，睡时用长梯子搭起爬上去，若夜晚睡觉翻身不慎，一落下来，决定跌成重伤无疑。 + +　　为什么有些乡有如此缺点？ + +　　一、领导人员未严格认真执行安全生产教育和积极想尽一切办法解决民工宿舍问题。二，在民工当中，尚有一部分人打懒主意，认为打地铺一收一捡很不习惯，没有自己找一个安适窝睡倒清闲舒适，睡倒了，危险不危险未放在心上。三，在部分妇女同志中，还有些封建残余思想存在，认为光坝坝睡在一堆，很不方便。四，山上住房有些地方确实过小过少，前些日子天天又在下雨，工棚赶修不赢，故有此现象。 + +　　总的说来，民工宿舍绝大部分是作到安全了，小部分只是加牢修整问题，我们也及时与他们提出来了，有些也自动在搞，问题不大。在工作缺点方面，我们对于外籍县的宿舍未好生检查，因领队不明，宿舍内又零乱，因此工作作的少。 + +　　以上妥否，请指示。 + +　　 灌县政法保卫钢铁公社办公室（盖“灌县公安局圆章）1958年10月2日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49.txt b/CCRD/2/6/2/00004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a3e7cb14254abfd139b8958c3bfc7c0f108b36e --- /dev/null +++ b/CCRD/2/6/2/000049.txt @@ -0,0 +1,19 @@ +# 云南大理地委关于当前工具改革情况的报告 + +　　（省委：） + +　　我州自八月份开始的，以搞滚珠轴承为中心的农具改革工作，当前已基本形成一个运动，群众性的创造滚珠轴承和各项秋收秋种农具已普遍行动起来，无论滚珠轴承或各项农具的进度都普遍较前快了，部分地区如大理、漾濞、合庆、永建、邓川等县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现有转动工具的滚珠轴承化，不仅滚珠轴承满足了需要，而且秋收秋种的农具大部分已基本上满足了需要，截至9月21日的统计，全州已完成铁、木质的各种滚珠轴承共计329,825套，占计划数16.49%，各项秋收秋种农具480,597件，占计划数的48%，其中收割机775件，占计划10.1%，脱粒机12,000件，占计划的40%，运输工具（包括畜力车、手推车）共306,656件，占计划75%，各种新式犁耙53,194件，占计划62%，播种工具2,500件，其它105,498件。根据各地的经验和这段的实践证明，要把工具改革能够真正形成一个群众性的运动，做到多快好省地开展各项工具改革和实现滚珠轴承化，主要抓住下面几个问题： + +　　一、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坚持走群众路线，反对单纯依靠铁、木匠来改革工具和造滚珠轴承的做法，把实现滚珠轴承化和改革各项工具变成广大群众的自觉要求和积极行动，这是迅速实现滚珠轴承化和完成各项工具改革任务的重要环节。实践证明，凡是这个问题解决得好，指导思想明确，办法对头的地区，无论制造滚珠轴承或农具改革工作都搞的又快又好，干部群众的干劲和钻劲也越干越大，如大理县所以能在短期内实现转动工具滚珠轴承化和运输工具车子化，其重要的一条就是从上至下，坚持贯彻了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全党动手，全民动员，人人当木匠、铁匠，户户造滚珠轴承的精神，充分发挥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创造性和革命的积极性，反对单纯走铁、木匠路线，只单纯依靠铁、木匠来搞工具改革的做法，从而使工具改革和滚珠轴承真正形成一个又快又多又好又省的群众性的运动。白云乡原来只靠全乡30多个铁、木匠生产，结果时间拖的长，任务完不成，后来由于充分发动了群众，把工具改革造成群众运动，仅三天时间就造出各种畜力车1,500多部，同时全乡实现了转动工具滚珠轴承化，和运输车子化。再如合庆白衙乡，由于抓住全民动员，一齐动手，只苦战了一天一夜，全部就实现了现有转动工具轴承化，这都说明了要突击完成滚珠轴承和各项工具改革任务，必须坚定不移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搞群众运动，相反有些地区由于指导思想上对这一点不够明确，方向不对头，没有认真发动群众，只望靠铁匠木匠来搞工具改革和轴承，结果时间拖的很长，力量花的不小，工具改革的很少，任务也完不成。 + +　　二、坚持贯彻土洋结合，以土为主，先土后洋，铁木质综合利用的做法，这是多快好省实现滚珠轴承和完成各项工具改革任务的保证。经验证明：凡是发动群众，土洋结合，先土后洋，这样做的地区，不但滚珠轴承化的快，各项工具改革的多，而且利用起来的也多，因为以土办法为主，就便于发动群众，人人动手，易于造成群众性运动，由于群众性动起来，在改革中碰到的一些困难，如原料缺乏等问题依靠群众就解决了。如据大理、台庆、漾濞等县的反映，由于发动了群众制造滚珠轴承没有原料，群众就自动将自己的锄头、耙、钉耙把、赶面棒等都拿出来做滚珠轴承，把棺材板、大门板、园桌板等拿出来制造畜力车，床板、楼板[此处有1个字不清]斗拿出来做打谷机，漾濞麦地乡由于大部利用了竹木制造滚珠轴承，全乡仅三天时间就造出滚珠轴承11，260套，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只要坚持土洋结合，先土后洋，以土为主，由土到洋，逐步提高的原则，来开展工具改革运动，就能有效地解决了原料不足，工人不够的具体困难问题，保证了多快好省地完成各项工具改革任务，缓和当前劳力的紧张情况，适应生产不断发展的实际需要。 + +　　三、领导重视，加强具体领导，切实解决工具改革中碰到的各种思想问题和具体问题，这是保证群众性工具改革运动健康发展的关键。运动开始从州到县，乡都成立技术革新办公室，专门抓情况，并自始至终坚持由一书记挂帅抓这一工作，深入具体指导。全州于8月下旬召开了一次工具改革检查评比会议，9月中旬在大理召开了一次滚珠轴承现场会议，通过参观具体研究解决了实现滚珠轴承化和工具改革过程中的一些思想问题和具体问题，各县也先后召开了二至三次的滚珠轴承现场会议，这对促进全州工具改革运动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同时为了切实解决有关一些技术问题，各地采取了铁匠、木匠、银匠、洋铁匠、铜匠等五匠集中，工农结合的办法，各县分批集中训练了一些技术人员，如魏山、合庆集中训练了300多学生。分散深入群众指导技术，做到匠人做细活，群众做粗活，分工合作，统一行动，这样不但有效地解决了制造轴承和工具中的一些技术问题，有力地推动了当前工具改革运动的发展，也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了大批的新技术人员，这给深入一步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打下了良好基础。另外，各地在组织运动过程中，也不断注意抓住了点面结合，做到那里有先进，那里有创造发明，就到那里开现场会，及时总结交流经验，先进经验不过夜来指导全面，点面并进。同时还抓住不断深入检查评比，开展红、白旗竞赛运动，这些对促进工具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各地也都取得了一定的经验。 + +　　但是，从目前我州整个工具改革运动的进展情况看，仍是很迟缓的，进展的速度仍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目前已是九月下旬，但滚珠轴承只完成计划数的16%左右，各项工具改革任务尚有52%没有完成，这是进展迟缓的主要表现，其迟缓的原因主要是：部分地区的领导对迅速实现滚珠轴承化和完成各项工具改革任务与秋收秋种的相互关系认识不足，对大力改革各项工具是解决劳动力紧张不足的根本问题思想不够明确，因此有的领导抓住了秋收秋种和其它工作，就放松对工具改革运动的具体领导，顾此失彼，抓了一头放一头，为了怕影响秋收秋种就没有安排一定的劳动力和很好地组织广大群众对工具改革进行苦战突击完成，致使工具改革进度很缓慢，另一个原因是对采取土洋结合，以土为主，先土后洋，铁木质综合利用的做法，在指导思想上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思想上有动摇，他们认为“多不如少，少不如好”，木质的轴承或工具不顶用，“白花工夫，白费劳力”因此对土办法不愿积极的搞，采取消极态度，强调要搞就搞铁的，而又不去充分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只是安排几个铁、木匠来搞，这样就使部分地区的工具改革运动迟迟搞不起来，不能造成群众性运动，因而严重地影响工具改革的速度问题，而大面积的、紧张的秋收秋种工作即将开始，如果这种情况不能立即扭转，继续发展下去，就难于在9月底实现计划，势必就会严重地影响到今年紧张的秋收秋种工作。为此，目前我们准备采取全党动手，全民动员，全力以赴，充分发动群众，土洋结合，以土为主，集中力量组织苦战三、五天突击完成的办法，在具体做法上采取分类排队，根据需要，先突击急需要的，后突击可以稍缓一下的，具体分配任务到乡、到社到人，加强具体领导，人人动手，限期突击完成，同时在9月底进行一次工具改革的全面检查评比，以进一步促进工具改革运动，并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以上当否请省委指示。 + +　　 中共大理地委10月3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50.txt b/CCRD/2/6/2/00005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ee365203e3a60dbbdd9ec59c669024e50e82744 --- /dev/null +++ b/CCRD/2/6/2/000050.txt @@ -0,0 +1,37 @@ +# 达县分团关于大竹县高穴等五个区贯彻省委地委关于高产运动周的指示报告 + +　　（大竹县委、请速转省委、达县地委：） + +　　大竹县委决定：召开分片会议贯彻省、地委关于钢铁高产运动周的指示，我们参加了高穴、文星、庙坝、清水、石子等五个区的支点会议。会议是由县委常委刘复光同志主持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上述区委书记，县直属厂矿的负责人和检查团的负责同志，会议开得很好。会上讨论了贯彻执行省、地委关于钢铁高产运动周的指示和具体执行措施，交流了经验，鼓舞了干部的干劲，解决了如下几个问题： + +　　参加会议的各区负责同志，在充分讨论和分析了当前的生产情况之后，提出了生铁生产的跃进指标。这五个区在县委原分配任务日产生铁57吨的基础上，跃进为日产生铁79.5吨，争取106.5吨，保证在10月15日突上去，坚持下来。并决定采取如下措施： + +　　（1）加强党的领导，领导干部带头下定决心，肯定前一段的成绩，批判退缩思想，克服一切困难，充分发动和依靠工人、干部（包括省、地、县、区各级在厂干部）实行包炉子、包矿石、包生产、跟班劳动。 + +　　（2）据会上反映，有些干部和工人看到铁出的不多或者没有出铁的情况，有些埋怨情绪，信心不大，想“收兵回营”、“弃工务农”。如高穴区矿区党委副书记叶任仁和清水区清水乡乡长郑邦菊等同志也不想干了，要求下山回乡搞农业，有些工人消极怠工。如有的在矿井下棋、睡觉，甚至还有个别的工人白天挑梨子、板粟作生意，晚上睡觉，工作进展得迟缓，效率不高， 所以有些人在距两里路的地方一天只挑了80多斤矿石。这些问题突出的反映了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还没有赶上去，群众和干部的干劲还没有充分地鼓足。因此，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就显得十分迫切了，大家认为：今后必须从这几方面着手，根据这五个区的经验，都是行之有效的。 + +　　1、大辩论是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和群众自我教育的好办法，许多问题经过群众的辩论之后，都顺利地解决了。因此，会议决定：对信心不足，怕困难。怀疑搞不出名堂的思想要进行一次大辩论，从而鼓足干劲，急起直追，继续向炼铁大进军。 + +　　2、开展车间与车间、矿井与矿井、人与人、工与农之间的劳动竞赛和大字报、插红旗、送喜报、鼓动牌等活动，表彰工人中的好人好事，传播上级指示，批判打“退堂鼓”的思想，发动工人自己写自己。如高穴区有些厂矿办的跃进小报和组织慰问、送红旗等对推动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该区高穴乡由于工人情绪鼓动起来了，拉风箱的速度增快了，高炉工不打瞌睡了，原来不出铁的炉子，在一个晚上就出了九百多斤铁。 + +　　3、建立会议学习制度，健全党团组织生活，每天保证都有一定的时间学习政治或者开辩论会。 + +　　（3）普遍地检查一次原料、燃料、风箱的储备和制造。1、扩大原煤矿井的生产面和增加班次，新开小煤窑，推广土法炼焦。在矿石方面含铁量有怀疑者进行鉴定，并组织人力积极寻找新矿源。2、加强对木炭和木柴的生产和储备，保证高炉供应。3、风箱要赶制，达到每个高炉有两套（两个风杆两个帽头）对不合规格的、坏的加速修理。 + +　　（4）对完好的炉子进行检查验收，合格的全部点火投入生产，并推广烧结铁、溜铁炉炼铁和原煤焦煤炼铁，对不合格的，流不出铁的炉子进行改造和新建几个。 + +　　（5）加强对矿石的选择。一般是许多直接参加生产和管理的人员不认识矿石，挖矿的有些人不认识，择矿的也有人不认识或者不完全熟识，挑矿的锤矿的不认识，锻矿的也有人不认识。这样，曾经把石头当成了矿石，含铁量少的矿石和含铁量较多的矿石均混合起来了，因此不仅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费，更主要的是影响了高炉的生产。所以必须采取训练部分矿石工人，保证每班有一至二个熟识矿石的工人。在目前必须挑选部分老矿工来选矿，以保证高炉的正常生产。 + +　　（6）每个高炉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政治上可靠，熟悉生产技术的骨干来担任高炉的领导工作（高炉必须有一个炉长或组长）。 + +　　（7）作好安全工作，建立安全生产制度，消灭伤亡事故。据不完全统计，高穴等四个区（具体日期未统计）因制度不严（有的根本没有安全生产制度），工人缺乏安全生产知识，而被打死19人，打伤27人（其中：矿井倒塌打死9人，煤气中毒死2人，砍树打死5人，修工棚打死1人，打石头打死1人，火药烧死1人；矿井倒塌伤6人，火药烧伤1人，工棚倒了伤20人）。会议针对这一严重情况，订出了以下几条原则：1、加强安全教育。口号是：“多流汗，少流血，安全第一，消灭事故，安全是为了生产，生产必须安全”。2、各厂矿必须有专人管理安全工作，不断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布置生产同时布置安全。3、所有矿工和矿井管理人员，必须遵守矿井规程。没有制订安全规程的必须在运动周前制订出来，以保证安全生产。4、对于已经发生的伤亡事故，必须做好善后工作。首先从生产着手，安定工人情绪，查清事故发生的原则，吸取教训，但鉴于一般厂矿均属于新建不久，工人刚从农村调来，不熟悉厂矿的情况，管理干部经验不足，有些安全措施尚来不及制订的具体情况。除了坏人的破坏和玩忽职守者外，一般的不要追查责任。 + +　　其次，对有关技术问题也进行了研究。 + +　　（1）光出渣不出铁的原因，大家认为是：1、温度不高，风箱不合格，或者是风嘴安得不当。2、矿石含铁量少，化成了“硅碳铁”，这就需要（下缺） + +　　来源：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收文第5097号，1958年10月18日收。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51.txt b/CCRD/2/6/2/00005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259353c64d1e43f8e0f1d5d86febbc544114491 --- /dev/null +++ b/CCRD/2/6/2/000051.txt @@ -0,0 +1,21 @@ +# 遵义专署计划党组关于１９５８年基本建设项目投资调整意见向地委的报告 + +　　根据省委九月关于修正１９５８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指示，结合本区具体情况，本着在保证“元帅”“先行”的前提下，适当照顾全面安排，对其中有些今年用不完的或次要的项目作了部分调整，把资金用到最当紧的地方，现将主要指标的调整意见报告如下： + +　　全区１９５８年基建投资总额６,３６７.３５万元（包括省计委４月分下达的２,１２７万元，加上屡次省里追加的项目和原来没有列入计划的商业，粮食部门的投资，以及增加的自筹资金），其中属省投资的４,７９６.３５万元，县自筹投资１,５１７万元（分行业的投资有附表）。 + +　　工业投资３,６５２.５万元，其中省投资２,３３８.４万元，县自筹投资１,３１４.１万元。工业投资中调整的主要项目：冶金工业方面，重点项目有铁合金厂５００万元，钢铁厂６５０万元，耐火材料厂５０万元。另从总投资额内调出１７万元为建立５个炼铁基地打好基础，即：鳛水官渡河铁厂；正安安常铁厂；桐梓新站铁厂；余庆鳌溪铁厂；仁怀鲁班铁厂。新生工厂今年暂投资２万元，明年大干。电力工业，乌江水电投资２０万元，遵义市４。８万瓦火电厂今年上马，投资１０２万元，桐梓潘龙洞水电和婺川镇南水电站各投资３０万元，规模１,５００瓦。化学工业，原省安排遵义县化肥厂投资１００万元，明年还有１００万元，考虑这个项目用不了２００万元，同时今年也用不出去，准备调２５万元，用２０万元建一个电解食盐厂（烧碱厂），用５万元给卫校建一个制药厂，另从总投资中调出５万元给农校建一农药厂。轻工业没有大变动，主要从正安缫丝厂（今年没有买到机器）调出１４万元新建一个印刷厂交师专办理。机械工业，从省增加总投资额内调出１４万元兴建遵义市修配厂，交通机械厂和农具厂，另仪表厂今年省投资２０万元，综合电机２０万元，遵义通用机械厂除省投资２０万元，交通机械厂投资６万元外，再由遵义市从自筹款各投５０万元；建筑材料工业，遵义３０万吨的水泥厂今年上马投资３０万元，３.２万吨的小水泥厂投资８５万元，遵义灰渣砖厂投资５万元。煤炭工业，原来省明确四面山煤矿投资１００万元。我们考虑该矿投资今年用不完，计划调出６０万元（总投资数内调１０万），另永兴、枫香两个煤炭基地计划规模３——５万吨，投资各５万元。如有不足由县筹补。 + +　　农业方面没有变动，主要省里安排有拖拉站一个，投资两万元。 + +　　劳改企业除原来的老厂外，省里又安排遵义化肥厂４０万元，道真铁厂７０万元，道真三江煤矿１０万元，增加１２０万元投资。 + +　　城市公用事业，省投资５４万元，因为湘江宾馆修水池等前已从财政上借用２万元，我们意见从公有事业投资内抽２万元给湘江宾馆弥补财政借支。 + +　　以上意见是否可以，请地委指示。 + +　　 遵义专署计划党组１９５８．１０．２２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52.txt b/CCRD/2/6/2/00005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03948a4b3b74279b9774224ad014918e89d7c93 --- /dev/null +++ b/CCRD/2/6/2/000052.txt @@ -0,0 +1,67 @@ +# 中共同仁县委关于实行供给制的初步方案 + +　　（中共黄南州委:） + +　　为了全面发展生产，彻底拔掉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根，架起通向共产主义的阶梯，县委根据10月21日省委电话会议指示精神，于10月24日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 讨论研究了在我县并社和实行供给制问题，现将研究的初步方案报告如下: + +　　一、并社和并社后的组织机构问题 根据便于领导有利生产的原则和我县当前缺乏经营管理经验，全县建立一个联社，将现有的11个人民公社按照农业大些牧业小些的精神合并建成7个人民公社，把 前进、超美两社合建一社，红旗、先锋两社合建一社，飞耀、跃进两社合建一社，红星、幸福两社合建一社，其余3个牧业公社不动。待取得经验后在适当时机合建 成全县1个人民公社。联社、公社等机构设置是: + +　　1.县联社党委: 常委会、书记处、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共青团。 + +　　2. 县联社管委: 监委会、计委会、办公室、政法公安部、人民武装部、农林牧水电部、财政贸易部、工业交通部、文教卫生部、生活福利部、妇女工作部。 + +　　3. 公社、党委设: 常委会书记1 人， 大社组织、宣教干事各1人， 小社组织、宣教干事共设1人。管委会秘书1人，生产、保卫、文书、工交干事各1人，财会、福利干事各2人。 + +　　4. 大队设队长，支书、文书会计共3 人。 + +　　二、实行13包 根据生产发展程度和由低到高的原则，对社员和机关干部及家属实行主要生活资料及日用品由社供给，其项目及标准是: + +　　1.包吃: 口粮每人每年原粮农民550斤，牧民360斤，青盐每人每月6两。青油每人每月4两。肉食每人每月农民10两，牧民1斤，茶叶每人每年农民1.5斤，牧民3 斤。酥油每人每月农民1斤， 牧民4斤。 + +　　2. 包穿: 衣服每人每年发单衣两套，5 年大衣一件，两年棉衣一套. 被子59年解决2千床，在5年内全部解决，鞋每人每年发藏皮鞋2双，单布鞋1双，棉皮鞋农民3年1双，牧民两年1双另加雨鞋1双。袜每人每年1双，单帽每人每年1顶，棉帽两年1顶。 + +　　3. 包住宿: 对现有房屋进行调整， 无房者由社调剂解决， 房屋破烂者由公社出费和去人修补，同时3年至5年改善群众居住条件。 + +　　4. 包车马旅店费: 凡是因公或经批准因私外出者， 短距离由社供应车马使用不收费，距离远的旅店费、车船费按发票由社实报实销，并发物差生活补助，标准由财政局拟定经党委批准后执行。 + +　　5. 包生育: 妇女生育大产假期40天， 产后发给肉3斤， 每天牛奶两碗，小产假期20天，肉1斤，每天牛奶一碗，不论大产小产假期内工资照发。 + +　　6. 包养老费: 全县根据需要情况， 分别建立幸福院，凡是丧失劳动力的男女老人进幸福院，其生活待遇标准与一般社员同，不发工资，另加集体补助，购买老人需用物品(如烟)供老人使用。 + +　　7. 包安葬费: 改变不合理的埋葬制度， 提倡火葬， 但目前根据各民族习惯而定，汗(汉)民土葬，土葬供官(棺)材一口，衣服1套。回民白布1.2丈。藏民有火葬习惯，有天葬习惯。上述埋葬所需物质及劳力由公社负责解决。 + +　　8. 包医疗: 实行公费看病不要钱， 由社解决。 + +　　9. 包教育: 学校教员生活费用， 学校费用及学生书册和用具费用，由公社包干。 + +　　10. 包结婚: 每对男女结婚发35元， 除各缝一套单衣外，其余购买所需物品，并且公社在其它费用上尽可能解决。 + +　　11. 包文化娱乐体育费用: 看电影、看戏不收费， 同时适量购买一些体育用具。 + +　　12. 包职工福利: 社员理发、洗澡不收费。 + +　　13. 包零用钱: 根据社员劳动能力劳动态度及劳动技术分定3级，发工资4至6元。 + +　　三、实行方法步骤 本着愈快愈早愈好的精神，时间是从11月进行摸底准备， 12月在加吾乡试办， 1959年元月全部实行，方法上采取广泛宣传教育全面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提高群众认识的基础上奠定思想基础。同时作好一切物质准备工作。 + +　　四、有关的几个问题: + +　　1. 有些物质本地不产(如布棉花) 还靠国家供应。因此请州计划时将我县列入。 + +　　2. 实行公费医疗缺乏医务人员， 请州给以解决。 + +　　五、干部实行供给制除与群众相同者外。另补充如下: + +　　1. 穿另加单衣一件， 袜子3双， 单鞋2双，5 年发皮大衣1件， 被褥床单枕头3年1套。 + +　　2、产期仍按国务院规定56天执行， 待变更后按新规定执行。 + +　　3、日用品每年加发肥皂两条、香皂两块、牙膏3并， 牙刷两支， 毛巾两条。 + +　　3、工资: 县长级15元， 区长级10元， 一般干部7元。 + +　　以上各点供各乡研究时参考，并把各乡讨论研究的方案书面报告县委，不妥之处请州委指示。 + +　　 中共同仁县委1958年10月25日 + +　　来源：《同仁县志》1117-1119页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53.txt b/CCRD/2/6/2/00005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57072a724e063dc8b6cf88652159b1aea4ef56 --- /dev/null +++ b/CCRD/2/6/2/000053.txt @@ -0,0 +1,23 @@ +# 贵州遵义地委对钢的生产的安排意见 + +　　根据省委分配我们日产900吨钢的任务，必须完成。地委研究了一下，准备保证完成1000吨，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 +## 11月9日至15日计划分配数： + +　　 + +　　 县名 日产量 七天总产量 遵义 200 1400 桐梓 150 1050 习水 180 1260 正安 150 1050 道真 80 560 仁怀 60 420 绥阳 40 280 赤水 40 280 凤冈 40 280 湄潭 20 140 余庆 10 70 婺川 20 140 遵义市 30 210 总计 1020吨 7140吨 + +　　以上数字要保证完成任务，只准超过，一斤也不能少。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各县要具体安排。 + +　　最后一个意见，是20-25日放的卫星问题，主要是质量，中央和省委特别强调。中央冶金部规定：含铁在90%以上的才算铁，我们有的石灰窑炉炼出的，一般在50%左右，相差很远，当然也有很多是合符标准的。 + +　　质量不高的怎么办？地委有个意见，昨天晚上电话会上李政委也谈过。准备再谈一下。就是要各县组织几个会煎毛铁的工人为主的验收组。在未验收前选出含铁量90%以上的一种；70%以上的一种；70%以下的一种。拿来做标兵，按标兵验收。好的作为上调任务，中间的作为当地自炒（毛铁）自消，打农具用，较差的要进行重新入炉返工，提高质量。 + +　　在进行这个工作时，要特别注意爱惜群众的积极性和勇敢创造的精神，不要泼冷水。 + +　　 遵义地委(中国共产党遵义地方委员会章)1958.10.27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54.txt b/CCRD/2/6/2/00005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3a652771692955a86120b7c19cdadb35658dc2e --- /dev/null +++ b/CCRD/2/6/2/000054.txt @@ -0,0 +1,29 @@ +# 关于对坡胡公社第一管理区党员干部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情况的检查报告 + +　　<中共长葛县监察委员会> + +　　我们于本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的六天的时间，对坡胡公社一管区党员干部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致死人命的情况作了比较细致的检查了解，现将检查情况报告于后： + +　　坡胡公社第一管理区四个自然村（坡胡、营张、拐河杨、石桥刘），六个生产大队，一千五百三十九户，七千七百八十一人，党员六十六名，团员二百三十四名，该管理区支部在上级党委领导下，紧密围绕着秋田管理，深翻土地，积肥，麦播各项工作中，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由于部分党员干部，严重的存在着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作风恶劣，以致发展到不顾党纪国法，侵犯人权，致造成人命的残痛事件的发生等。具体事实是：从八月初至十月二十日止，共八十天时间，不完全统计，共发生违法乱纪七十九起，被打人员共计一百二十二人。其中包括能做一般轻活的小孩二十人，男一百零七人，女十五人，占总之数的百分之一点五六。从受打者的政治面貌看来，排长级干部十二人（内有团员一人），社员群众一百零七人，右派分子二人，反社会主义分子一人。从阶级上看，贫农四十人，中农五十三人，富农二十人，地主九人。从违法乱纪的形式上来看，概括起来说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捆绑吊打、有板凳面、面杆杖、白拉条、湿皮绳、半截坯砸、小木棒、竹竿烟干、小车攀、木板打、梁木杆、湿玉米杆、青烟干、破鞋、皮带等。以上述刑具的人员六十六人；第二种摄架罚跪；有顶案板、头顶灯、跪砖头、跪砖头蛋、跪小板凳、站桌子等共计三十五人；第三种大会斗争，推、扒、拳打脚踢、抓头发、蹲在厕所闻臭气、抬起墩等二十一人。从恶果与伤情上看，上吊自杀的一人，投井一人（急救未死），打伤胳膊三人，眼打重伤的一人，腿被打瘸的一人，身上被打的有黑紫色痕迹和破皮出血八人。从违法乱纪的名称上看，在干部群众中流传着一些歪风邪气，说什么筛筛罗罗（即是吊打脚踢、推、扒），打打气（即捆绑吊打），上上螺丝（即用手拧），赶赶钉当会（即灭灯暗地乱打捶 ），还说什么学老日投降等。参加违法乱纪的基层干部七十四人。其中党员二十人，团员二十四人，党干部三十人。从职别上看，营级干部一人，连级干部十五人，排级干部三十七人，班级干部二十一人。被打人的重要原因是：（1）为解决麦种和报投资中有粮、有钱不报被挨整三十六人，如四大队三排在十月十六日晚上为解决麦种报粮食当中社员胡少俊（富裕中农）因没报粮食，该队党员排长胡富安便命令胡少俊说：“限你明日早上拿出三百斤麦，否则得拿出三十元钱”，胡说：“我没有粮食，报五元钱”，这样就惹起胡富安的恼怒，就手撑木棍、板凳面连续毒打胡少俊三顿，直到胡承认拿出三十元钱才住手不打。胡富安次日还向支部书记胡其正扬言说：昨天晚上我一棒子打下去出三十元。而管理区总支副书记胡其正同志对这种恶劣作为本应严厉批判制止，不仅没有批评，而实际上起到了支持作用。一大队支书胡毛昌主持会议，解决麦种问题，因社员胡国喜没有报粮食，被团支书胡京贤、队长胡狗娃对其威胁追逼。胡心中害怕，上吊自杀。（2）为生产评下游被挨整的十四人，二大队三排在十月四日晚上评出下游人胡安勋、赵文喜等五人，被评上下游后，当场举上白条，上写下游二字。带条后队长胡富安说：你们为什么被评为下游，让其说理由，他们说不出，就被打了一顿。打后宣布每人罚 一元。现已拿出二元（经调查已退回）。（3）为做活不积极与生产不合质量规格就被挨整的有二十三人，四大队在十月二日队长张长庆上地检查生产，碰见张国心妻、张长丙妻等七个妇女在地里翻地休息时，恰被张长庆碰见，以为她们翻地不积极，翻的浅，当场让其七人全部跪下。直到该妇女承认将地翻好时才让其起来。二大队社员胡炳恩、薛铁寨因犁地浅，做活不讲质量，被党员副连长薛木林、排长胡照江碰见，不论分说，扯开耳光就打胡炳恩，还用脚跺，薛木村用小车攀向薛铁寨身上毒打，在毒打中将薛铁寨的左眼几乎打伤，当时发肿出血，因医治好久基本痊愈。九月三十日社员胡懒成妻和张恨梅二人因做活不讲质量，被团支书王若华发现后，当晚召开群众会，将胡懒成妻打的一月卧床不起，张恨梅打的两天不能做活。（4）为工作失职或认为有偷盗行为的就被挨整的有十六人。大队副排长张庆章，反霸时民兵分队长，因在一九五八年六月该员在场负责，工作没负到责任，因天下雨收麦霉坏一百七十斤，当时支部发现后，让张庆章检讨反省。在反省中，害怕反省不好挨整，因此连跑三次，直到三次头上跑到陕西，到八月中旬，张庆章从陕西返回，副支书张中连便主动积极的正上支书张富增研究，就开会斗争张庆章。结果召开了党团员干部共七十余人对其进行辩论，在辩论中张中连乘机报复，让张庆章跪在地上，又捆成老婆看瓜，手持白腊条，脚踏张庆章的脖子进行毒打。在毒打中，有两个团员不打，张中连就用脚踢团员。因而是在场内的干部也不得不打，所以党员张峰店就手持皮带进行毒打，一直将皮带打断。在毒打中张庆章喊叫着说：张支书你饶了我吧，我真对不起你，这时支书张富增与其解开。张中连以为打的轻，又二次上捆，拉到梁上向地下墩，距地面的有二尺高，左右墩有四五次。在第四次拉有四尺多高，眼看松绳下墩，马上要墩出人命的紧要关头，又被支书张富增看见，跑上去抓住绳堕了下来，未出人命危险，再次将绳解开，这时张庆章虽然未死，但被打被墩的皮开血出，口吐鲜血，昏迷不醒，上身衣服被打烂了三块，左胳膊被打重伤，张中连仍不解恨，又掂着张庆章四肢向下墩七、八次。前后挨整六顿，这样才算结束，并宣布撤职队长叫群众管制。张庆章因毒打过重，请医生医治一月基本痊愈。为什么张中连对张庆章这么的毒打呢？因为张庆章在反霸时领导群众斗争过张中连的亲大爷六次，张中连的父亲一次。因此，张中连对其怀恨在心，乘机报复。（5）为开会迟到或开会不到以及站队不积极就被挨整的十四人。一大队社员周全、胡松涛因开会没到，被队长胡狗娃叫走，让其2人跪下。周全下跪砖头头顶灯，胡松涛在地下跪。跪后批评一顿才让回去。四大队专业队长张喜章因领导生产不积极与有偷盗行为，被张中连知道后就将张喜章上身衣服扒去用脚踏着头，用白腊条小竹杆进行毒打，直打的皮破血出，腿被打瘸，才停止不打。 + +　　另外，该管理区评上下游，不是评单位，而是评到人，被评为下游人就带白条或背黑旗，中游背绿条或绿旗，上游举红条或背红旗。被评为下游的群众，不少人挨整。据四大队七百五十五个劳力一次评比看，共评出上游二百二十五人，中游四百人，下游一百一十人。并用布做红、绿、黑旗的办法发到人，以此作为刺激社员生产积极的办法或实行蒸馍奖励制，即下游人的馍不叫吃，奖给上游人吃。群众不满地反映说：胡富安是小阎王，张宪随是人人怕，李明章、薛木林是新恶霸，王喜华是母老虎。还有三三两两的群众在一块说：共产党说话不算事，过去说不叫打人，现在又给下边干部颁布这个打人政策，这可真不了呀！过日子好象过阴一样等语。此问题如不迅速引起重视，扭转这个局面，妥善解决，势必给敌人带来又有机可乘，一旦敌人煽动，群众所受到的损失就不可估量。这一问题是十分严重的，个别的党员干部在工作与处理问题中，不分阶级，不分敌我，不分老少，采用简单粗暴的作风对待社员群众，乱打、乱罚、乱整。以致发展到伤害人身致死人命的惨痛事件发生。严重的破坏了党纪国法，给党在群众中造下了极坏的政治影响和损失，锉伤了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的界限。把辩论会变成了斗争会，变成了压服群众的一种工具。严重的违背了毛主席关于指示走群众路线摆事实讲道理的原则。这样作只是对敌人有利，对党和人民是有害无利的。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与责任分析： + +　　（1）公社党委副书记兼该管理区总支书记倪松阁同志负责管理区全面工作，在工作中骄傲自满，工作浮漂，组织观念落弱。对该管理区违法乱纪的行为本应严加批评制止，而倪松阁同志则视为无视党纪国法打人积极的张中连，说成是能打能冲的好干部。打人积极的胡富安因今年五月有贪污行为，党委决定取消胡富安的预备期，而倪松阁不执行党委决议，认为胡富安能干，又将胡富安转为正式党员。同时该管理区在十月十五日，为报粮食当中造成人命事件的发生。应立即采取措施，接受教育，相反的在十月十六日、十七日两晚上又连续打人罚跪更为严重。在扩干会上，错误的布置说：不管你采用什么方法，只要能完成任务。对带白条背黑旗不向上级请示，独断专行，盲目推广。结果被评为下游的不少人挨整。倪松阁明知干部违法乱纪的作风是违背党的政策，既不向上级党委报告，又不向乡党委反映。说什么这些问题暴露了怕受批评，怕锉伤了干部的积极性，怕对自己的面子不好看等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行为在作怪。同时，县委派人在检查过程中，对问题的认识尚不深，因此该管理区的违法乱纪的发生应负主要责任。经社党委的研究决定，给倪松阁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 +　　（2） 任该管理区党委委员，乡团委书记司新有同志，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直接支持了违法乱纪分子的发展。如在一次队干报粮食会议上，司新有看着劲头不大，便召开了党员会议，批评了支书胡毛眉说：不起急，不勇猛，批评党员干部啥毯观点，向资本主义作斗争还是温性主义，是思想敌人。特别是党员胡金照一言不发，温性主义可不小等。这样一把火烧起了胡金照，一进门就对会计胡金垒说：您妈那屁，为什么有粮食不报，说着说着就拳打脚踢，推搡起来。司新有同志看着劲头起来了，便去参加其他会议。因此对这一违法乱纪的行为应负一定责任。经社党委研究决定，给予司新有党内警告处分。 + +　　（3）管理区党支副书记兼二大队支书胡其正同志，工作方法简单，不深入工作浮漂，平时很少参加生产，而又参与违法乱纪，并布置支持了违法乱纪的发展。如在一次扩干会上说：我是放开手了，大家再干不好，我非整死您不行等。而干部对此精神领会成放手就是打人，党员胡家安说：支部放手就是允许打人了。胡其正同志对违法乱纪现象明知不对，又不制止，也不检讨认识错误。相反的在县委派人检查过程中，胡还对团支书王若华等人进行布置封锁，这次说话时家伙要打一块，对社员群众说违法乱纪我负责，现在社员有人煽动等语威胁群众。对县委此次的检查抱着对抗心态，这显然是对组织上不忠诚，不老实的态度。因此对违法乱纪也应当负主要责任。经社党委研究决定，给予胡其正同志撤销党总支副书记。 + +　　（4）管理区总支书记兼农学院院长张中连在工作中独断专行，目无组织，无视党纪国法，作风极为恶劣，又是积极参与违法乱纪的首要分子，也是乘机进行阶级报复，情节实属严重，给党造下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困此对违法乱纪的发生应负很大责任，经研究决定，清除张中连的党籍，建议行政依法严惩。 + +　　（5）党员队长薛木林、胡富安同志均系积极参加违法乱纪分子，也有一定责任。经社党委研究决定，给予薛木林留党察看一年处分。胡富安转党不合手续，取消其预备期。 + +　　（6）大队团支书胡京贤严重强迫命令，威胁群众，致造成社员胡国喜上吊自杀，与其威胁吓唬有直接关系，应负主要责任，经社党委研究决定，给予胡京贤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 +　　（7）四大队支书张家增，一大队支书胡毛昌二同志，直接参加违法乱纪，错误是严重的，也有责任，但在此次检查过程中，态度老实，认识错误尚深刻，故决定免于党纪处分。 + +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 +　　· 来源： + +　　河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55.txt b/CCRD/2/6/2/00005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fff40c62b76b7f834b69fa30a452e2814e4b7ca --- /dev/null +++ b/CCRD/2/6/2/000055.txt @@ -0,0 +1,11 @@ +# 贵州省关于东风人民公社建设情况调查报告 + +　　（（上缺）） + +## 六、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问题： + +　　由于人民公社建成后，更加有利于促进工农业生产的飞跃发展，改变了过时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和劳动组织生活的新秩序，为了急快加速工农业等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因此广大社员要求加强自己的组织性、纪律性、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更便宜于在公社的广大范围的劳力的统一自由调动。促进生产全面跃进。为此提出了组织军事化、劳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口号。军事化的组织是：团、营、连、排、班，它是生产战斗的指挥单位。实行三级政委制，团有政委，营有教导员，连有指导员，社长兼团长，社党委书记兼政委，具体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掌握社员思想情况，对社员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凡选举的男女青年，经过审查合格后，都组织到民兵团里，分为普通民兵和基干民兵，复员军人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绝大部份都担任民兵团的连排班长，让他们将部队里所学的军事知识，技能和组织性、纪律性、授给广大的青年群众，要求他们在各方面起到模范作用，有了军事组织之后，男女青年都利用午后休息或晚上操练军事技能，在未发枪之前，他们都拿着木棒，扁担作枪练习，现发下枪后大家的学习情绪更为高涨兴奋。当然军事化的组织，使广大的男女青壮年成为生产上的一支坚强力量，骨干力量和突击力量，而不是单一的军事组织，它是亦工、亦农、亦兵、亦学的统一，相互密切结合的组织形式，它是一支向自然界做斗争的坚强队伍。如果帝国主义又要进行侵略，我们就能实行全民皆兵歼灭敌人，如不对付敌人的时候，就向自然界做斗争。为了有节奏的突击生产，并组织了突击营、连、排、班，发挥军事行动战斗化的作用。如三营第三连因30亩三类苗不能按时消灭，突击连抽出25个人帮助突击两天，就完成了追肥薅秧工作。八连稻谷收割不及时，调一个突击班帮助两天突击完成了抢收稻谷任务。这就显示了行动战斗化的好处。干部体会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产集体化之后，现在好领导了，如连长刘荣初说：现在出工收工齐整，开会及时，生产活路，想完成那里就做到那里。妇女班长赵玉华说：过去只是干活说话都害羞，现在不但能领导一个班，而且还会领导大家生产。广大社员认为现在出工干活，收工一致，不像过去那样拖拖拉拉的。生产任务完成又快又好。因此，成为社员的迫切要求，尤其是贫农和下中农最拥护，如贫农高明中说：军事化搞起来，对生产好处多，完成任务快，但部份富裕农民，特别是富裕中农，认为不自由，在那里叫喊的老伙得很。富裕中农周光祖说：组织军事化不好，这样搞起来累得很，叫笛一吹就走了，气都没得到歇。由于公社成立了托儿组、幼儿园、食堂等，使广大妇女劳动力从家务琐事束缚下解放了。她们参加生产情绪很高，反映说：孩子有人带，吃饭有食堂，现在不再考虑朝日油盐柴米了，每天只听叫笛出工吃饭干活就行了。（下缺）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56.txt b/CCRD/2/6/2/00005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061a08273b20edced151ca1860be7454d82b40a --- /dev/null +++ b/CCRD/2/6/2/000056.txt @@ -0,0 +1,13 @@ +# 遵义专署文卫党组关于当前疫情向地委的报告 + +　　（地委：） + +　　谨将我区最近的疫情情况报告于后： + +　　正当我区大闹钢铁生产的同时，以深耕为中心的大搞秋耕秋种之际、由于气温转变无常，人群流动较繁，加之缺乏防治知识，因而各种疫病已在各地局部的流行着，对工农业生产已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全区于10月份仅八种传染病不完全的统计，发病人数共4790人，其中流行性感冒即达3178人，为八种传染病发病人数的66.2%；较9月份上升6倍多，以湄潭县发病人数为最多，达1463人，占流感发病总数的46.1%，发病在300-500人以上者还有赤水与凤冈县。麻疹：全区10月分发病人数为668人，病死10人，病死率为1.5%，较9月份也有上升，即以鰼水县(编者注：今习水县)石笋乡从9月中旬到11月2日以来，因麻疹、流感、痢疾等病死亡达126人，极大多数是小儿麻痹疹合并肺炎而死，该县官渡区麻疹发病也达320人，目前仍散在的发生，严重的威胁着儿童的生命和健康，并妨碍着生产。痢疾：10月份全区发病人数为613人，病死2人，虽较9月份大大的下降，但仁怀县的发病人数还是较其他各地高，共发病192人，占10月分全区总发病人数的31.4%。其他如赤水、鰼水两县的钩虫病，仍是较为严重。在上述流行疾病的各县，均已组织当地中西医务人员大力的进行了抢救，并已基本控制了流行，如鰼水县得到病情报告后，即在各区抽调中西医卫生人员50多人星夜赶往疫区抢救，现在也已基本得到了控制。 + +　　为确保“元帅”升帐，确保秋耕秋种中劳动大军的身体健康，并根据我区当前气温的变化，人群的流动和日以继夜的劳动生产情况，在我区范围内很可能扩大流行性感冒的流行与部分地区的麻疹流行。为此，拟采取以下措施：（下缺）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57.txt b/CCRD/2/6/2/00005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b66744728ec6989c677b2fff62554ec74950c9c --- /dev/null +++ b/CCRD/2/6/2/000057.txt @@ -0,0 +1,9 @@ +# 中共镇宁县委关于立即扭转强迫命令的思想和作风的通知 + +　　我县工农业生产跃进形势，总的来看情况很好。四秋生产是在钢铁生产获得全胜的基础上开展的，全县至十一月五日已收割水稻面积七五、六三二亩，占播种面积百分之七二·二九，占成熟面积百分之七八，包谷收割面积一二八、二七六亩，占播种面积百分之九三·九二。目前各地正集中千军万马轰轰烈烈地大搞秋耕秋种运动，据统计，每日有五○、○○○人出工，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八五，参加夜战的三○、○○○人，占出工人数的百分之六○，在这个运动中充分体现了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同时也说明了全体农村干部积极工作的具体表现。据反映，有很多干部在运动中兢兢业业，日夜体育场群众进行苦战，这种革命精神县委认为是可嘉可贵的。各区委对这些积极工作的干部应加以表扬。但是，群众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起来以后，有的干部对进一步充分发动群众，继续深入的作更多的、更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有所忽视，强迫命令的作风有所抬头和滋长。希各区委引起注意和派员深入各地进行检查纠正。 + +　　目前有的干部片面的认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群众觉悟提高了，用不着象土地改革时串门串户，做启发回忆对比的思想教育工作了；特别是实行军事化生产以后，有的干部用粗暴的态度对待群众。据十一月五日了解，发现五种不同类型的强迫命令现象，严重的还造成自杀事件。如城关镇水井乡总支书吴炳荣（镇委委员）在布置抢收与秋种的劳力安排中，会计（团员，基干民兵小队长）陈天富，因对精神领会有些出入，误将一个连的全部劳力投入抢收，吴炳荣同志发觉后，就将陈天富进行批评，开口大骂：“破坏四秋生产，反革命行为，请示镇委送去劳改”等语，同时还指派民兵将陈扣押，送游全乡各社，当晚又召开全乡干部会议开展辩论（实际上形成了斗争），以致逼陈自缢致死。城关镇干部中的强迫命令多种多样。对不出工的群众不给饭吃，不发油票，以致有的老年人和病人到街上买糯米饭充饥；严重的是有的病人怕辩论而带病出工，造成病上加病，严重影响社员的身体健康。但这些问题发现后，没有引起镇委重视，甚而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如镇委委员张广富同志说：“不发油票是街道上搞的”，以便推脱责任。另外，有的地区不根据当地群众的觉悟程度生搬外地工作方法。如江龙区关山乡发动男的剃头，女的剪发，以表示对当前生产的积极性。（下缺）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58.txt b/CCRD/2/6/2/00005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716edba31e16e3b4bd558ecb4c4368e051e82e3 --- /dev/null +++ b/CCRD/2/6/2/000058.txt @@ -0,0 +1,75 @@ +# 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简报第1期 + +　　<中共南昌市委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办公室编> + +　　【内部材料 仅供领导同志参考】 + +## 编者的话： + +　　这个简报，是为了及时地反映运动的进展情况，交流经验而编印的；它将刊载运动中的干群思想动态、运动的经验总结、情况报导、批评表扬等。为使这个简报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希望各级党的组织和宣传部门，能经常向我们提供这方面的情况，共同把它办好。简报是个内部材料，只供领导同志参考，请勿外传。 + +　　※ ※ ※ + +## 目前我市工农群众的一些思想情况 + +　　我市和全国各地一样，在取得全民整风和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的基础上，掀起了全面大跃进的高潮，人们的政治思想面貌起了深刻的变化；共产主义的萌芽已经大量地出现。以共产主义劳动态度来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典范到处都有。如翻砂厂一个工人在干了几天几夜后，身上发烧他还瞒着家里说去看病，而跑到工厂去坚持炼钢。在看到报上登有北京工人自动要求取消计件工资后，很多工人在“要政治挂帅，不要人民币挂帅”的口号下，纷纷要求取消计件工资制。“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产主义协作精神，正在全市形成风气。在全民炼钢中，只要一听到那个工厂缺少什么，其他的厂都会马上主动支援。财经学院有两个学生，在路过搬运公司时，看到他们不会建炼钢炉，就主动帮助他们建造，直到深夜3点出第一炉钢后才离开。 + +　　全市人民的“四敢”精神有了大大的发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有了大大的改变。如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等都是这一显著变化的标帜。另外，许多单位都反映现在的工作比过去更好作了，只要一声号召大家都奋不顾身地去干。 + +　　共产主义萌芽是我市人民当前的思想主流。但在一部分干部和工农群众中，对于当前社会的大变动，存在一些模糊、错误的思想，有的甚至对共产主义社会产生了许多曲解。现将部分职工、农民中对苦战和取消计件工资以及人民公社的思想反映整理如下。 + +## （一）对大跃进、苦战的反映 + +　　1、在少数工人中对苦战表现出了一种厌倦情绪：新华染织厂工人张美珍问车间领导“三班四转（即每人在一星期内有两天要干12小时）要搞到什么时候”，当听到说明天还要搞时，她说：“那还吃得消，实行共产主义身体是否也要考虑”。江纺工人张带青（团员，准备车间）说：“跃进、跃进，跃掉了我一身的肉”。工人唐文明说：“我拿多少钱就作多少事，计划完不成我不管”。该厂印染车间工人龚百其非常不满地骂领导，说：“领导上拿我们当牛马，不管死活，只要增产”。在干部中，市公安局二科团员谢辉说：“日日夜夜苦战到什么时候，这样下去吃不消”。 + +　　2、个别工人认为“加班加点不发工资不合理”： + +　　江纺前纺并条间工人李凤娣说：“加班加速（转速由原来的210——220提高到240——260）不加工资是剥削”。抚河区工具厂有的工人说：“作一个钟头要拿一个钟头的钱，作9个钟头是吃剥削，一天干14小时拿一天半的工资是行政上吃剥削”。抚河区食品厂工人史森林说：“星期天炼钢是吃剥削”。 + +　　3、逃跑、告状江西电机厂在9月分跑了6个工人，据说是因为怕苦战跑了的。10月分又跑了4个华侨，跑到广东后又弄回来了，跑的原因还未弄清。该厂有的工人不满意加班加点，还联名写信向劳动局告状。 + +　　4、区属工厂工人（原来由合作社转厂的）有翻身忘本思想：抚河区制盒厂工人何义仁，在单干时，下雪天没钱买米，街主任亲自送钱给他，现在两人工作，每月100多元，经常吃肉吃鸡还说生活不好。该厂工人刘汉祥一家4人工作，每月200多元的收入，还装穷说“生活苦”。 + +　　5、农村来的青年学徒不愿做工：如船舶厂有几个农村来的青年学徒，听到农村建立公社，又有“几包”，在工厂又干重活，认为城市还没有农村好，就跑回去了。 + +## （二）工人对改计件工资为计时工资的一些反映 + +　　1、思想上有抵触的： + +　　（柴油机厂工人丁南头在改计件为计时后说：“这下好了，老婆孩子都要喝稀饭了”。新华染织厂有的工人说：“早又哇计件工资好，现在又哇计时工资好，他们哇了就是，弄得我们稀里糊涂”。该厂工人张美珍说：“取消计件工资不合理，应该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有的工人说：“取消计件工资，如有国务院规定就取消，要我自愿我就不赞成”。抚河区制盒厂有的工人认为取消计件工资不合理，说：“按劳取酬，多劳多得是应该的，怎么说是钞票挂帅呢？”） + +　　2、拥护的： + +　　柴油机厂工人程正余在取消计件工资后说：“现在也不考虑基本工资的事，一心一意搞生产”。华安内衣厂在取消计件工资后，生产效率大部分上升了，全厂1800余人的生产效率只有二、三十人下降了。 + +　　3、计件工资制妨碍生产发展的几点事例： + +　　（1）妨碍技术革新和大跃进。抚河区制盒厂工人张绍明说：“搞技术革新是搬石头硾自己的脚，自己累得死也还是得那么多”。柴油机厂工人程正余说，过去怕搞技术革新会完不成自己的生产定额就不愿搞技术革新。有的工人怕超额多了会提高定额，就在生产中留一手。有的工人说：“你再跃进，也跃不过工艺科”。 + +　　（2）挑肥拣瘦。柴油机厂有的工人过去看到是“骨头”（不好做的活）怕反超额（即超过定额工时），宁愿旷工几天也不愿干，等领导把这个活分给别人干了，等有“肉”（轻易的活）可吃的时候，他就来加紧干几天超额完成任务。因此，他旷几天工还是可以拿到基本工资。 + +## （三）对建立人民公社的一些反映 + +　　据抚河区广外人民公社调查，积极赞成人民公社的占70％左右。其中大多是生活比较苦的职工家属和生活比较苦的一般居民以及孩子多的青年妇女等；随大流无所谓的占20％左右。多为生活比较富裕的职工家属等；有抵触情绪的占5％左右。多为地、富受管制的分子及右派分子等。 + +　　1、积极拥护成立人民公社： + +　　抚河区广外街职工家属龙荣华说：“人民公社能解放妇女劳动力，使妇女能走上生产工作岗位”。杨顺娇说：“每天早上买菜，许多人排队，不知浪费了多少时间，如果成立了人民公社，办了食堂，就可以节省出来很多劳动力从事生产”。刘树德说：“我一辈子在家带孩子，整天不得出来，参加了公社，把孩子送托儿所，我也有出头之日了”。合同巷15号居民李连美说：“过去孤老讨饭，现在人民公社有了幸福院，共产党领导真好”。 + +　　2、对成立人民公社的“五怕”和“五不愿干”思想。 + +　　在开始宣传成立人民公社时，遇到的思想问题归纳起来有“五怕”“五不愿干”思想。五怕：（1）怕不自由。怕入了社不能走亲访友。烟筒巷居民张镜子，儿子在湖南，怕入了社不能去看望儿子了。还有的怕入了社组织军事化，生产工作要服从调动，说：“这下不知要调到那里去”。（2）怕食堂菜饭贵和不合自己的口味。现在居民反映吃食堂的饭比在家里要贵些。职工家属李德美说：“在家每天吃5斤米，在食堂每天要吃8角钱的饭”。有些人说吃不起。（3）怕降低生活。（4）怕托儿所带不好孩子。（5）怕经济负担不起。 + +　　五不愿干：（1）不愿干食堂工作。（2）不愿带孩子。（3）不愿做重体力劳动。（4）不愿做收入低的工作。（5）不愿进民办工厂。此外，还有部分职工家属不愿参加街道公社，要参加就要到工厂去参加。该区铁工厂工人赵细工的家属，一连几次要厂内打证明介绍他到工厂去作工，那怕作个辅助工都愿意。有的家属公开说：“要参加（人民公社）就到组织上（指工厂）去参加”。 + +　　3、农民对人民公社的反映： + +　　南昌县东方红人民公社有的农民说，人民公社是“一拉平”。有的社员说“我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一个钱也没到手，都这样平掉了”少数富裕中农怕私有财产归公，该社龚香连听说搞公社，在下头湖里跑来骂老婆没有把猪鸡全部卖掉。新上中农龚安子也连夜把菜园的篱笆拆掉了。 + +## （四）有的群众怕辩论，怕暴露思想 + +　　东方红人民公社在开展共产主义教育运动试点时，有的农民说：“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哇事只能哇好个，不能哇坏个”。抱着三不哇的态度：“要不辩论就哇，辩就不哇”；“要不记名就哇，记名就不哇”；“要提出的意见能改就哇，不能改就不哇”。刘件薄对干部说：“要我提意见可以，但要保证不辩论就行”。有的工人有问题愿向领导谈，不愿在群众中谈，不愿写大字报。市农业机械厂的一个工人向支书说：“苏联革命40多年都未搞共产主义，我们才9年，生活也和过去差不多，就搞共产主义？”当支书要他贴大字报时，他说“那就不贴”。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6/2/000059.txt b/CCRD/2/6/2/00005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183db5d8fe07ca99055a036bcc60ceef06d22fb --- /dev/null +++ b/CCRD/2/6/2/000059.txt @@ -0,0 +1,49 @@ +# 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简报第2期 + +　　<中共南昌市委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办公室编> + +## 目前我市干部、知识分子中对供给制的思想情况 + +　　在干部、知识分子和职工群众中，听到说要改工资制为供给制后，到处都在议论纷纷。家庭负担较重、工资收入较少的是双手热烈拥护；过去有过供给制生活习惯的人也有一部分很拥护；负担较轻的单身汉担心会减少收入；收入较多的知识分子担心今后的生活会过得苦，因而对实行供给制表现出一种不满情绪；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印象中认为实行了供给制，今后的生活不是过得更好，而是越过越苦；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实行了供给制，手上没有钱不自由，想买点东西都不方便，今后要吃好的、穿好的是不可能了；有少部分人希望要供给就全部供给，省得为家庭的生活担心，好一心一意地干工作等等。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打算。但是总的来说，拥护的还是绝大多数，动摇的、反对的是少数。 + +## 一、认为实行供给制，生活会苦，收入会减少。 + +　　公安局的一个干部说：“实行供给制生活就要艰苦，从现在起要开始节约，将来街上的呢料子也无人买了”。单身汉的科长说。“收入要减少一大半，毛料衣服要好好保管，将来好当作礼服穿”。银行市支行职员陈善好说：“实行供给制好是好，就是弄点好菜吃都弄不到”。市法院的一个干部说：“实行供给制后，市场再也没有这样热闹了，有些商店可以关门”。银行搞储蓄的干部，担心实行供给制后，自己会“失业”。 + +　　在知识分子中，江纺印染厂有一个姓刘的技师，现在一家收入有300多元，听到要改供给制，很不满。一次小孩吵要买肉吃，他骂小孩说：“你要吃肉，将来改供给制后，我叫你每天吃盐菜”。 + +　　在工人中，抚河区铁工厂有个青年工人说：“实行了供给制，将来讨不到老婆怎么办”。造纸厂有的工人在议论：“实行了供给制，将来请女朋友看电影钱也没有了，总不能两个人去看一场电影，各买各的票罗！”。 + +　　在职工家属和居民中，江西电机厂有的职工家属讲：“实行供给制，粗菜淡饭吃得饱，穿好吃好就不可能”。有的说：“现在要多吃一点，将来想吃也吃不到了”。该厂一个工程师的家属说：“我死了也不要供给制，他们想叫我们不吃饭”。抚河区有一个居民，过去不大买肉吃，每月5斤肉都给人家买，现在不仅自己的5斤肉都买了，而且还到处向别人借肉折子买肉吃。 + +## 二、认为实行了供给制不自由，担心银行存款被没收。 + +　　江西电机厂有个工人家属（上海人），过去一再要求工作，现在听说要实行供给制，工作也不找了，说：“等实行供给制再说，现在要痛痛快快地玩它几个月”。江纺工人徐国英说：“我现在要赶快买块手表”（怕将来买不到了）。江纺工人郑日新说：“有钱就买点东西，省得将来弄不到手”。 + +　　有的担心实行供给制后，银行存款会被没收，现在就赶快取钱买东西，抚河区广外街居民姚兴子，10月22日一次拿了180元，10月24日又拿了100元，储蓄所干部问了一下，是否可以少拿一些，她当场就发牢骚地说：“我晓得参加了人民公社钱就拿不出来的，银行存款将来要没收的”。银行有个姓赵的干部，一次就拿了180元寄到东北去买皮袄，郭行长在干部会上讲，实行人民公社后个人储蓄还是归个人，他说：“将来政策变了怎么办”。由于一部分人在这种思想支配下，银行储蓄存款下降很多，单定期储蓄一项，仅从10月1日到20日的统计，全市就减少了95000元（一部分是提前支给，一部分是53年前存入未拿的），而在往年的这个时候是不应该减少的。广外街以前有奖储蓄每月二、三百元，而10月分只有30元左右。根据商业局反映，现在市场上的高级消费品如皮袄、手表、自行车等都脱销。 + +## 三、有的人担心实行了供给制会出现懒汉。 + +　　学校有个教师说：“搞供给制也要有物质刺激，不然教高三与教初一的一样，谁都愿意去教初一”。南昌县东方红人民公社有个富裕中农说：“口粮实行免费供给，会挫折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将来少的会说要读书，老的会说做不动，要是用钱买粮食才会拼死拼命的做”。 + +## 四、听到要实行供给制，有的人赶紧接家属进城。 + +　　市人民银行有个工人钟信秋，家属已回乡了，听到说要实行供给制，就要求赶快把家属接来，好由公家负担，有人说，过去借的公家的钱也可以不还了，可以一笔勾销了。 + +## 五、对改工资制为供给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有怀疑。 + +　　市农业机械厂有个工人说：“苏联革命40多年，人民生活水平那样高，吃的是牛乳、面包，穿的是毛料，都还未到共产主义，我们革命才9年，生活还和民主革命时期差不多，还搞什么共产主义”。市税务局干部周绪澄说：“工资制是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我想不通，苏联为什么还实行工资制”。 + +## 六、认为改供给制后，大家都要穿一样的衣服了。 + +　　如市立医院一个护士说：“改供给制后，衣服都是按系统发，走到街上一看，不要看证章就知道是干什么的”，又说：“将来花衣服也不准穿了，我现在把花衣服赶快穿掉”。 + +## 七、拥护改供给制的一些反映： + +　　税务局干部丁履楫，现在收入每月60多元，家中有7个人，在知道省里方案标准后，算了一下自己每月可得130元，他马上跑到人事科说：“改供给制后，我不要130元，我只要100元就够了”。柴油机厂一个车间主任张荣根说：“按照过去的情况（有7个小孩）起码还要苦十多年，现在这些顾虑都取消了”。抚河区铁工厂工人杨金恩（党员）说：“听到说吃饭穿衣不要钱，睡到半夜里都要笑醒来”。造纸厂的工人反映：“还是供给制好，不愁吃，不愁穿，为什么我们不搞”。柴油机厂一个8级老工人白友龙说：“过去总担心老了怎么办，现在这个思想放下了”。 + +　　现在拥护的、怀疑的都希望能早些讨论方案，认为这样更好，免得现在乱猜。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