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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云南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谢加林的党籍（谢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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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加林，男，三十五岁，云南建水县人，地主兼资本家家庭出身，学生成份，一九四三年四月入党。历任县委书记，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组织部处长等职，一九五六年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
+　　谢加林是郑敦、王镜如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是未经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抱着个人做伟大事业的不纯动机入党的。入党后，拒绝党的改造，一直追求个人的名誉地位，想当城工部长，地委宣传部长，达不到就与党离心离德。谢因公外出，别人代理其职务时，就对党怀疑不满，以为党看不起他，不尊重她，不把他当个地委委员。当上地委秘书处长后，又不合“兴趣”。任宣传部长时，仍然不满说：“一切工作有地委书记抓，我落得个清闲，干多少，算多少”，工作消极不负责任。谢加林在整风鸣放中煽风点火，向党进攻。反右派斗争中，又支持包庇右派，破坏反右派斗争。在历史上也是站在地主、资本家的立场，处处为他们着想，征粮时怕侵犯工商业，对地主则强调“说服”。谢执行的郑、王反党集团的一套干部路线，在过去收编伪保安营时，也把许多特务分子安插在我军重要岗位上。他的反党是一贯的，由来已久的。除其主要反党言行与郑、王一摸一样外，他与郑、王反党头目以及反党骨干分子梁家等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一九五七年春谢到思茅后，即与梁家互相吹嘘，梁家写给昌恩泽的反党诗，谢甚为欣尝，并为之传颂，继续为梁家拉拢昌恩泽，以便更好的为梁家服务，并为梁家的“精神爱人”“棉花姑娘”题字留念等等。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干了许多反党的勾当。
+
+## (一) 整风鸣放中，煽风点火，破破反右派斗争。
+
+　　整风开始，谢加林在郑、王反党头子指使下把省委的反右派重点，当成了反党的据点。郑敦到广播电台，王镜如控制党群大口，谢加林则分掌人民出版社，谢在出版社等地完全按照郑、王意图进行反党活动。谢煽动出版社的右派向党进攻说，“现在是大变动时期，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内部矛盾突出了”，“大家不要顾虑，要抱着主人翁的态度。国家和党有错误，应该提出意见”，“我们没有什么根本利益不一致的地方，希望大家开诚布公，决不报复”。到处找右派谈话，鼓励右派，颇得右派的信任和尊敬。组织部出现了反党大字报后，郑敦、王镜如、谢加林、臧野农开了秘密会议，谢等坚决主张不批判，要保护右派的积极性。以后谢又将出版社右派的言论加以总结和提高，提出了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猖狂向党进攻。反右派以后，谢又以没有右派，挑拨离间，人人过关，组织干部下乡，混淆大是大非，为右派辩护等阴险的手法，以图保存右派实力，破坏反右派斗争。谢离开出版社后才反出了右派，右派分子还来找谢保护。谢到昭通后，仍抗不执行地委关于反右派的指示，使右派反不下去。
+
+## (二) 执行郑、王反党集团的干部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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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不提工农干部的培养和提高，而强调“必须克服轻视知识、轻视技术的倾向，充分发挥技术干部的潜力”，他在组织部所依靠的也是一批未经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反、坏、右分子。肃反时文山地委拟定刘振江为阶级异己分子，谢不同意说：“地委也有缺点……”。不同意开除抽大烟的女流氓出党，对右派分子苏澂、李茂奇等十分赞尝，还准备将李提为副处长。学习“八大”文件时，以谢加林为首的，成立了“提高研究小组”，其成员全是右派分子。因此，在他们领导下，放出了大量的反党言行。省委党校的四个教研室五个正副主任及实际负责人中，有四人是有严重问题的，对这些人，谢都极赞扬。省委决定加强党校的干部配备，谢则执行郑、王指示，强调党校潜力大，不给配干部，而将自幼受法西斯培养的李耀东提为党委副书记，陈尔弼(反革命分子)、童泽民(坏分子)安插到文化学校，并吸收童重新入党。国民党区党部执行委员郑汝馨，谢也一贯吹嘘。使右、反、坏分子篡夺了党校、文化学校的一定的领导权。反之，他却丑化和打击老干部和工农干部，诬蔑农民干部“放债、买田、雇工、出租土地做生意，抢购粮食者占三分之一强”。四级干部会期间，与郑、王一起要打击王静同志，发动干部处同志攻击阎南君、李清祥等同志，诬蔑阎“机械，头脑简单”，“田芳春蜕化了”，企图将老干部致于死地。此外，谢借口干部地方化，说内地民族自治县要配民族干部来当第一书记，“要把是否能联系民族群众，真实地反映民族群众的意见与要求，作为挑选与考核民族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与郑、王同出一辙。在稳定提高干部的方针提出后，一九五七年谢受郑、王的指使到思茅后与梁家一起布置地委组织部提拔知识分子干部、技术干部和民族干部，并规定了调整第一书记的三个标准是：(1)不称职；(2)文化低；(3)历史不清。要对全区的县委第一书记作普遍的调整。阴谋把老骨干撵走，由地、富、反、坏、右来篡夺党的领导权。
+
+## (三) 不执行党委的决议和指示，攻击省委。
+
+　　省党代会后，攻击省委不虚心，不民主，并参与臧野农向省委写的“最后通牒”，在整风下放到昭通工作时，又拒绝执行地委对反右派斗争和生产大跃进的指示。
+
+　　谢加林的态度是极不老实的，开始说自己没有个人主义，最多只是思想问题，第二次检查虽戴了帽子，但具体事实全部否定，并说，不是有意识的反党，他还有正确的地方。领导小组三次要他写书面检查交代，抗不执行。
+
+　　中共云南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谢加林的党籍。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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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不再安於中间状态了
+
+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王钧衡>
+
+## 一、政治立场和右倾思想
+
+　　鸣放期间，我发表过一系列的谬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某些重要方面，如“内行当家”、“民主办校”、“家天下”、“现在的选举办法不够民主”……等等，由于我的思想深处和右派息息相通，外因通过内因，不等程度的都起过共鸣。
+
+　　反右派开始后，怀疑右派分子是否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因而恨不起来，下不去手，怕主持斗争会，又怕发言。
+
+　　尤其严重的是，很长时间我不认识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本质。我曾天真地这样想：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铁的事实面前，谁还能反党，还会有变天思想。直到不久以前我还怀疑是否所有右派都自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
+
+　　以上充分说明了我的政治立场不只是摇摆，而且时常丧失立场，我的右倾思想，严重到敌我不分，认敌为我，老怕把自己划成右派。
+
+　　按照我现有的认识水平，就三方面来检查分析批判有关我的政治立场和右倾思想。
+
+　　(一)为什么过去认为右派分子不是自觉反党、反社会主义?
+
+## 我过去总在纳闷，今天才认识到自己过去所以怀疑右派是否自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主要原因在于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来分析问题。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人永远不会用无产阶级观点看事物。
+
+　　抛开了阶级观点，单纯从个别右派、个别事物来分析，必然被假象所迷惑。用无产阶级观点来分析，任何右派，不管大的小的，都是和党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都是阶级意识的自然反映。他们都是要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顺从他们的思想意识，都是要把社会主义拉回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
+　　中间派由于思想意识落后于客观形势的发展，对于党的某一或某些方针政策、基本制度有抵触甚至反对，而不是坚决抗拒，不是敌对，不是全面否定。右派分子则完全两样，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怀着忿恨敌对的心情。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或全面攻击，或从根本上攻其一点弃其全面。
+
+　　通过这段思想检查，我已认识到超阶级观点和不用阶级观点分析问题，是阻碍我根本思想改造彻底转变立场的主要病根之一。
+
+　　(二)为什么怕把自己划成右派?
+
+　　怕的心情持续时间相当长，经初步分析，怕的原因主要有三：
+
+　　第一、由于思想未获得彻底改造，在许多大是大非问题方面，如对于党的领导、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历次重大运动等，自己的想法看法，和右派分子有不少相同之处。因此在鸣放期间，自己的思想意识跟着右派跑了一阵，作了他们的俘虏，这就必然是到反右期间做贼胆虚，怕这怕那。
+
+　　第二、正因为自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不能用无产阶级观点看问题，一味疑神疑鬼，患得患失，对于右派分子的反动本质不能认识，这样就越发加重了怕的心情。回忆反右派初期不了解什么叫右派，以后说应以毛主席所指示的六项标准来认辨香花和毒草，我认为还不够具体，同样犯错误，可解释为右派，也可以不，反正还不是碰运气，该谁倒霉谁就是右派。这充分说明了我当时的右倾思想是严重到什么程度。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越不能克服，在反右斗争中越不能得到应有的锻炼，越不能洞察右派的底细。
+
+　　第三、由于我对于大是大非模糊不清，对于右派的反动本质不真认识，因此不能把右派分子和中间分子很好地区别开，时而感到自己是中间派，时而又感到也可以说是右派，莫名其妙的疑虑和惊慌心情，不自主地油然而生。
+
+　　有同志问反右派期间为什么我怕右派，特别是怕和他们打交道?——其实直到今天这种心情还隐隐约约的有。小巫见大巫，同是巫，见了面没话说，也说不到地方，甚至不但摸不到右派的底，还可能被他们摸自己的底。右派分子某揭发我曾向他说“没啥，检讨检讨就行”，这是一个例证。
+
+　　(三)为什么我安於作中间派?
+
+　　当同志初次给指出这一点时，我还不大服气。谁甘心落后，作中间派呢?深入检查，确是这样。反右末期，别人说“争取中间”、“中间派也可以挂帅”，我听到不但不引以为戒为耻反而欣赏、心安理得，处理右派时，过严伤心；这不充分说明是安于作中间派是什么?
+
+　　安于作中间派的原因，在于不真正认识它的本质和危害性。
+
+　　中间派是一种过渡状态，是有两面性的，也就是说，既有社会主义的一面，又有资本主义的一面。中间派或者是在一些问题上明确，在另一些问题上怀疑。例如我，我对镇反运动的意义明确，而对于反胡风运动则发生怀疑；或者是在原则问题上明确，在具体问题上模糊，例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对国内外敌人作斗争，这一基本原则我是认识的，而到右派猖狂向党进攻时就模糊了，就怀疑他们是否真正反党；或者在政治问题上明确，在业务问题上模糊，例如我对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真理是认识的，而在党能否领导科学，在所谓“内行当家”问题上就模糊了；或者这一时期坚定，那一时期动摇，我的政治立场正是这样；或者是在别人的问题上明确，在自己的问题上模糊，例如我痛恨贪污，必须彻底反掉它，但三反时，有人怀疑我经手的小家底，我总是耿耿于怀，搞不通。以上说明了中间派的实质，也说明了我的政治立场。
+
+　　这种不稳定的过渡性的中间状态，不是向左，便是向右，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不调和的你死我活斗争中，在政治上长期保持中间状态是无法想像的。如果安于现状，不再前进，不向左转，以求社会主义思想压倒资本主义思想，那么就有向右倒过去的危险。中间派是半个敌人。今日的中间派，不加速自我改造，发展下去就可能成为右派。这是多么可怕。
+
+## 二、对党的看法同党的关系
+
+　　解放后几年来，党非常信任我，让我担任重要教学工作和职务，给我高的政治待遇。我参观过土改，充任过省的特邀代表，出席了科普协会和北京市教育工会积极分子大会，听过多次重大政治报告。党一直在培养我，教育我，爱我弥深，望我弥切。
+
+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条真理我是理解的。我在历次运动中是没有或少有抵触情绪的。我内心也是热爱党和毛主席的。我看到祖国到处洋溢着新的生命新的气象和无限光明幸福的远景，我听到毛主席越来越健壮的情况和为国勤劳到各地视察的动人事迹，内心感到万分兴奋和欢欣鼓舞。我过去总认为是永远跟着党走，和党一条心。通过这次思想检查却不是这样，不是和党一条心，而是三心二意，和党有距离。
+
+　　党信任我、培养我、爱护我，而我却和党三心二意，貌合神离。什么道理?现在，从以下三个阶段来检查分析：
+
+　　(一)解放以前
+
+　　我出身地主剥削家庭，在旧中国又是一帆风顺，解放前虽然看到国民党反动统治腐朽透顶的情况也很气忿，但由于资产阶级统治和我自己的阶级利益基本是一致的，因而我受旧社会的腐蚀毒害颇深，我躲开革命走，我为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利益而服务。这就阻碍着我不可能对党有所认识。这从以下的事实可以说明。
+
+　　我曾同意救国必先统一、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曾对蒋匪怀着幻想。回忆西安事变时，希望蒋被释放，抗日战争时，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说法半信半疑，直到解放初期，我听到喊打倒蒋介石，还觉得刺耳。
+
+　　那时，我对革命运动，如罢课、罢教、反饥饿等等，能躲就躲。不上课，正好乐得清闲。
+
+　　直到解放前夕谣传共产党残忍，如活埋人、拆散家庭等等，相信的多，怀疑的少。偶尔听到、读到进步的言论，也欣赏，但只限于欣赏而已。
+
+　　(二)解放后到1956年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到来
+
+　　总的说来，我对历次重大运动的意义和必要性，有一定的认识，也不抗拒，但思想深处多半另有想法和看法。认为土改对地主斗的过火。抗美援朝初期，有崇美思想，害怕，在相当时期内还希望调到距海远的内地工作。儿子参军时，口里同意，心里反对。镇反时，因家人无镇压对象，不大关心。反胡风认为小题大作。肃反时觉得过火，而且还有怕搞到自己头上的隐约心情。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也欣赏兴奋，歪曲的谣传，一般不相信，但有时又动摇。有过这种想法：误认为历次运动都是党一号召，少数积极分子看眼色行事，群众跟着跑，并不是大家自觉地干，想到谁，谁倒霉。
+
+　　我对于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和基本制度，同样是理论上认识，也拥护，但一碰到某些同个人利益有冲突或同资产阶级阶级意识有矛盾的具体问题，就动摇、模糊以至抵触。我拥护宪法，但自从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特别是两个万岁时，思想深处有民主党派和党平起平坐的因素。我赞成民主集中制，但又觉得集中有余，民主不足。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在意识里时而冒尖。我理解并拥护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但是由于解放前我在某警校兼过半年多课，在国民党匪军某部演讲过一次，由于我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历史问题——实质是不信任党。当肃反时我便疑神疑鬼，自外于人民。我理解统购统销政策，但一到排队时，就有点心烦，甚至怀疑制度的本身。
+
+　　以上说明了在我的意识中，不可协调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是同居共处的。自然它们不是完全相安无事，而是互相消长，一起一伏，在很大程度上，资本主义因素占主要成分。以上也说明了我的政治立场是左右摇摆的，我对党是有信有疑的，并且是向右摆和怀疑的时候多。在这种情况下我同党的关系必然是不即不离，貌合神离。
+
+## 为什么会这样?从解放到1956年期间，在党的不断培养教育下，我对于新的思潮和事物，愿意接受，也能接受，但是由于不是自觉地自我改造，向工人阶级投降，以致原有的资产阶级立场转变的很慢或基本未动。抱着资产阶级立场和观点看党、看新事物，不只不能洞察本质，表里如一，而且一遇到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矛盾，落后面很自然的就夺门而出，占居上风。在我要求进步的同时，也常常羡慕落后者，羡慕他们任何事都摊不到头上，特别是从党和政府提出向科学进军以后。实质上，这是要走白专道路。
+
+　　(三)从1956年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到来以后
+
+　　按理讲，我应该越来越进步，事实不然，自从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到来以后，越来我的立场和思想越右倾了，同党的距离更加远了。这在本小结的一开始已作了一定的说明和证明，这里只补充一些重要的事实，并着重地进行分析批判。
+
+　　首先就对我校党组织的看法和态度来说。我误认为党主要是搞思想工作的，特别是搞运动的。我不了解党和行政的关系，认为党政不分，认为大小事不通过党办不通，认为非党员领导同志没什么权，我知道党员领导同志都是从事革命多年出生入死的老干部，也佩服他们，但认为如果不是大学毕业，没当过教授，难以领导高校业务。这是“内行当家”思想，实质上是否定党对高校的领导。
+
+　　党基层在系里如何发挥领导作用，如何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我不了解，不问也不敢问。我同样认为党基层主要是搞学生思想工作的。我系的党员同志，究竟有多少?有哪些人?模模糊糊，我申请入党动机不纯，主要是想镀金，中请后久无下文，心想不入也好，放松了自我改造。
+
+　　一句话，不真正认识党的性质，口头上拥护党，主观愿望也要跟着党走，思想深处是怀疑党能否领导高校的业务。
+
+　　再就同党的关系来说。我因宗派思想浓厚(后边另有检查)，便认为党是会有内外之分，远近之别。我自外于党，想靠近，但又怕又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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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从1956年以后，我对党的看法更不正确了，我同党的关系更疏远了。鸣放期间我几乎离开了党，离开了人民队伍。那时我已成了右派分子的俘虏，为他们起了助威作用，给党带来了大的损失，每念及之，十分痛心。
+
+　　我所以越来和党的距离越疏远，基本原因在于我在民主革命时期，思想意识还能跟上革命形势，还能接受新事物，即使有些抗拒，也不大；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到来，客观形势一日千里在发展着，而我的思想远远落在后边，正像毛主席所说的我成了梁上君子，和新事物有了更大的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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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所述充分说明了我长期处于中间状态，而且是向右多于向左摇摆的中间状态。
+
+## 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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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思想意识里，存在着浓厚的资产阶级腐朽的个人主义。这突出表现在名利思想、宗派思想、骄气暮气和抱残守缺四方面。
+
+　　(一)名利思想
+
+　　关于我的名利思想，在向党交心和别人揭发的大量事实中，已充分说明，已尽人皆知，不拟再多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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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名利思想，有其阶级根据、历史来历和发展过程。我出身破落地主家庭，在求学时代，一方面因为家里长期负债，亲身受过高利贷剥削的苦处；另方面又因为我母亲有体己(私产)，放过帐，也尝过剥削人的甜头；特别是后一方面对我影响更深更大。回忆我在十五、六岁时，到寒暑假为母亲记帐、算帐、收帐，眼看着一百串钱上长成为百二百三，在我灵魂深处，种下很重的发财观念。我1942年大学毕业后，拼命攒钱，寄回家去，曾幻想把外债偿清后，重想在家置田修宅，重爬上不大不小的地主崖上；曾幻想有良田三几顷，好宅一所，以娱晚年。
+
+　　这种幻想，抗日战争以后，由于正像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所分析的那样：想发财但是赵公元帅总是不让发财，因此开始破产了。到解放以后，按理说应该完全扑灭了。不然，在1957年以前，因为得了一些稿费，成了小有财者，在名利双收的情况下，我的腐朽的名利思想，反而又滋长了。在名利思想支配下搞工作，为害之大，遗毒之深是莫可言喻的。
+
+　　(二)宗派主义
+
+　　我的宗派主义思想根源也是深的。我在大学时代已开始搞小圈子，有小集团。我有宗派主义思想。我这种宗派思想，虽然经过三反运动被彻底批判了，我也曾主动地克服它，但根子没挖净，它随时在冒尖。
+
+　　宗派思想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资产阶级进身的阶梯之一。有这种思想必然是有亲疏之别，发展到严重程度时，便会不论是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我在这方面曾发展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抱有这种思想不可能搞好团结关系。我和同志搞不好关系，责任主要在我，而我的宗派意识又占主要成分。
+
+　　(三)骄气和暮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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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后因为搞冷门，和苏联专家一知半解地学了一点东西，曾一时博得了所谓不相称的专家称号，自己莫名其妙地骄傲起来了，正像青年同志送给我西瓜里所指出的飘飘然了。
+
+　　1955年前后，在中学里，这讲演，那报告，凭着一张嘴，曾博得一些掌声，自己便腾云驾雾莫知所以了。近几年早已感到腹内空空，声誉日非，不但不急起直追，迎头赶上，反而要装门面，撑架子。通过双反运动，经同志们的帮助，当头一棒，才使我开始清醒。清夜扪心，每念及此，实不寒而栗。
+
+　　尤其痛心的是，我才五十刚过，正应鼓起干劲，力争上游，正应把自己的所有力量献给党和人民，恰恰相反，我已满足现状，开始有退坡思想。很多工作不能按时或很好地完成任务，不是更加鞭策自己，而是自谅自解。自骄使人退步，再加上暮气，长此下去，何堪设想。
+
+　　骄气、暮气的产生，在于我目光浅短，只看到个人眼前的利益，看不到六亿人民的利益，只为自己打算，作个人生活的奴隶。
+
+　　(四)抱残守缺
+
+　　首先就红的方面说。我抱着处处为个人打算和个人享受的人生观，当然谈不到红。我自知政治水平低，思想落后，却时常想表现进步，装出积极的面孔。通过反右派的考验，已充分说明了我已落后到可怕的地步。
+
+　　再就专的方面来说，地理教学法这门科学建筑在地理学和教育学两方面的基础上。我的专业基础不坚实，而且有很多空白点。我在教育科学上可以说一切都得从头学起，我的真实情况就是这样。这是多么残多么缺！
+
+　　不知、不行，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以为知，不行强装行；可怕的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校长曾说有人正在吃老本，我感到像说我一样。
+
+　　在全国各方面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大跃进的形势之下，在全民开展整风人人自我革命自我改造无限振奋心弦的形势下，我有信心有决心脱胎换骨地割去资产阶级的尾巴，彻底改造自己。
+
+　　我深切体会到，不烧不痛，不痛不破，不破不立。破和立是互为推动相辅而成的，是矛盾的转化和统一。我除保证把心向党交真、交净、交深、交透，争取同志们帮助、群众监督外，并将在思想小结基础上，订好个人红专规划，争取在三年内达到红透专深，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
+　　 1958年5月2日
+
+## (附)我的三年红专规划
+
+　　我的主要问题，在政治立场方面是：安于中间状态，和党三心二意；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方面是：名利思想严重，宗派主义根深，暮气沉沉，抱残守缺。根据我的主要问题和现有基础，提出以下奋斗目标。
+
+　　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彻底转变立场，尽早作左派，并争取入党；遵守又红又专、虚实相结合的原则，不断充实、提高业务水平，出色地完成党和政府交给的任务，于三年内把自己改造成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
+## 一、割掉资产阶级尾巴，彻底改造政治立场，树立革命人生观
+
+　　1、在已破和继续大破的基础上，及时巩固收获；在破而立、再破再立、破和立相辅相成的过程中，彻底改造自己，达到大破大立。
+
+　　2、时刻检查思想，特别是名利思想，事事考验政治立场，坚决服从党的领导，把心交给党，随时向党总支汇报思想情况，暴露政治观点。
+
+　　3、虚心接受别人批评，克服过去把意见包下来而不坚决改的缺点；积极给别人提意见，扫除过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错误思想，真正作到闻过则喜，与人为善。
+
+　　4、主动参加政治运动，在实际斗争中锻炼、提高阶级觉悟；认真学习政治理论，有计划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提高政治理论水平。
+
+　　5、积极参加平时的劳动锻炼，争取利用假期下乡从事农业生产，树立劳动观点，培养工农所具有的思想情感。
+
+　　6、遵照我校所制订的教研组的工作条例，作好教研组领导工作。在工作中，切实贯彻党在文教方面的方针政策，认真执行校系的决议。协调同其他教研组的关系，作到互相配合，密切合作。保证和同志推心置腹，彻底而干净地消灭不团结现象，发挥集体力量。
+
+　　7、清除过去认为搞全校教育实习是额外负担的错误想法，认真负责地协助教育实习主任委员，搞好全校教育实习的领导工作。
+
+　　8、克服业余办社而又不办的思想，依靠党的领导，密切联系群众作好九三学社交给我的任务。除在执行任务中锻炼、改造自己外，并在九三从资产阶级性质政党向社会主义政党的转变过程中，发挥自己应发挥的作用。
+
+## 二、在政治是统帅和教育为政治服务的原则指导下，充实业务，开展科研，做好工作
+
+　　1、按期完成教育部委托编写专业教学法试用教材的任务，钻研并消灭教学中脱离实际的现象，在教学中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并深入学生中，对他们全面负责，作到保教、保学、保用。
+
+　　2、随时学习中等教育的政策法令，严守教育为政治服务的原则。到附中兼课，开辟试验田，总结教学经验。扩大面向中学的范围，争取到外地按不同类型的中等学校参观专业教学，从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总结经验，以便从中学里吸取新营养，以提高本身的教学质量。
+
+　　3、打掉臭架子，剥去假面具，不知不会的从头学起，有计划有步骤地补足业务方面的不足，为进一步从事本专业教学法的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
+　　4、根据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方针，结合着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教育组的规划，展开本专业教学法的研究工作。
+
+　　5、制订并严格执行培养计划，按期完成培养助教和进修员的任务。
+
+　　6、在社会工作方面，扭转过去“抓的面广都作不好”的现象。今后要致力于以专业学会和科普为中心的社会工作。其他临时工作，则根据当时具体情况，量力为之。
+
+　　三、克服个人主义思想，改进工作方法，保证规划的实现
+
+　　1、常找党员同志谈思想问题，主动争取党的教育培养。在小组生活中，在教研组里，大胆暴露思想，争取同志们的帮助和监督。
+
+　　2、今天的工作，今天一定作完，决不拖拉，向暮气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
+　　3、订好工作计划，遵守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工作方法，定期检查工作并向党委总支汇报情况。
+
+　　 1958年5月17日订
+
+　　· 来源：
+
+　　《拔白旗、插红旗： 北京各高校双反运动大字报选》，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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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201.txt
@@ -0,0 +1,75 @@
+# 安徽省淮南市民盟整风办公室关于盟内一些右派分子的处理结论
+
+　　（附：《支部发文簿》内容：）
+
+## 盟淮整字第23号
+
+　　（民盟安徽省委整风办公室：）
+
+　　淮南煤校教员邰浩然曾参加特务组织活动，于1956年12 月份混入本盟组织。现经学校查明，系反革命分子，因解放后，工作尚可，决定从宽处理，给予褫夺公权三年，留校任用处分。我组根据“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处理 党派内部右派分子的若干原则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决定将反革命分子邵浩然清除出去。特报请批准。
+
+　　 1958年5月3日
+
+## 盟淮整字第24号
+
+　　（民盟安徽省委整风办公室：）
+
+　　龙岗矿业余学校教员李成德，经查明系反革命分子，业于四月中旬将其逮捕，我组根据“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处理党派内部右派分子的若干原则规定”决定将反革命分子李成德清除出盟。特报请批准。
+
+　　 1958年5月3日
+
+## 盟淮整字第25号
+
+　　（民盟安徽省委整风办公室：）
+
+　　右派分子单群、王祖荃，在反右斗争中暴露出来系反革命分子，业经予以逮捕法办。我组根据“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处理党派内部右派分子的若干原则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决定将反革命分子单群、王祖荃清除出去。特报请批准。
+
+　　 1958年5月12日
+
+## 盟淮整字第26号
+
+　　（中共淮南市委统战部：）
+
+　　在反右派斗争中，盟内暴露出来的反革命分子计有李明谷（四 中教员）、刘格非（淮师总务主任）、单群（三中教员）、李成德（九矿业余学校教员）、王祖荃（技校教员）、邰浩然（煤校教员）等六名。除邰浩然受褫夺公权 三年，留校任用处分外，其余均经逮捕法办。我组根据“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处理党派内部右派分子的若干原则规定”第七条“在反右派斗争中暴露出来的反革命分 子和其他坏分子一律清洗出去，并且请求政府依法处理”的规定，决定将反革命分子李明谷、刘格非、单群、李成德、王祖荃、邰浩然等六名一律清除出去。除上报 民盟安徽省委会批准，特报请核备。
+
+　　 1958年5月12日
+
+## 盟淮整字第27号
+
+　　（中共淮南市委统战部：）
+
+　　淮师、三中、煤校等单位对右派分子的处理业经宣布。我组于 本月11日召开了整风领导小组（××）组长会议，对上述各单位的盟内右派分子洪祖惠、叶瘦弦、杨首之、吴福花、赵永晗等五人的组织处理，进行了研究讨论。 根据行政处分，结合“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处理党派内部右派分子的若干原则规定”和各人的具体情况，分别作出如下的初步决定，特报请审核。
+
+　　 1958年5月18日
+
+## 附名单：
+
+　　洪祖惠：右派分子洪祖惠行政处分：保留教员职务，留校察看，降低待遇的处分。并建议开除于盟籍。
+
+　　组织处分：洪祖惠州淮师一贯表现不好，群众关系极坏，又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以后吸收入盟的，根据以上情况，决定予以开除盟籍的处分。
+
+## 右派分子叶瘦弦：
+
+　　行政处分：保留公职，送农村监督劳动，每月给15元生活费。工会开除会籍。
+
+　　组织处分：叶瘦絃系1950年参加民盟，但对民主革命没有贡献，对抗党的领导，在鸣放前后与郭兴安、刘格非等组织反党集团，问题交代后，悔改表现不好。根据以上情况，决定予以开除盟籍处分。
+
+## 右派分子杨首之：
+
+　　行政处分：保留教员职务，降级留校察看。工会保留会籍。
+
+　　组织处分：右派分子杨首之，系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后吸收入盟，但其反党情节较轻，态度比较老实，斗争交代问题后悔改表现尚可。根据以上情况，决定予以留盟察看处分。
+
+## 右派分子吴福裴：
+
+　　行政处分：撤职，送农村监督劳动，给予生活费用。
+
+　　组织处分：右派分子吴福裴系1956年社会主义高潮到来后吸收入盟。当其参加盟组织后，积极进行反党活动，在群众中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决定予以开除盟籍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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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派分子赵永晗：
+
+　　行政处分：撤职留用。工会停止会籍。
+
+　　组织处分：右派分子赵永晗系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后吸收入盟的，反右斗争后，悔改表现不好。决定予以开除盟籍处分。
+
+　　 1958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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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02.txt
@@ -0,0 +1,39 @@
+# 中共上海市委对右派分子韩述之的处理结论
+
+　　<(韩述之)>
+
+　　韩述之，曾用名张纲，男，四十八岁，安徽太湖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职员。—九四○年入党。原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
+## 一、主要反动言行
+
+## (一) 反对司法改革，反对镇反、肃反运动
+
+　　一九五二年司法改革运动时，公开反对中央司法改革的方针，中央指示伪推事以上的旧司法人员必须坚决调离司法部门，但他却多方为旧人员找借口，企图留下来。当法院党组坚决贯彻中央指示将旧司法人员调离法院时，他却对旧人员表示婉惜说“过几年你们可以再回来的，成批的调离，不能保证每一个人都处理正确”。
+
+　　司改后，他利用总结八个月工作为名，否定司改运动的成绩。如他攻击华东局、市委负责同志坚决贯彻中央对司改的方针指示是“主观盲动，好大喜功”，说司改对旧人员“采取了是非不分，一脚踢的办法”“司改有的改错了，留得太少了”，恶毒攻击司改中强调司法工作的群众路线，他说“依靠群众办案是早经否定了，大呼隆的群众运动方式”，“是机械地搬用农村群众运动的经验，过多地依赖了群众的调解，变成群众怎么说，我们怎么判，随便改，随便判”。去年又同意右派分子王造时、杨兆龙、陈吉墀等就司法工作向党进行了恶毒进攻为旧法招魂，叫嚣旧司法人员归队的反动论点。
+
+　　他对历次镇反运动也是消极的、反对的。一九五一年大镇反时华东分院批评上海市法院处理镇反案件右倾，他却满不在乎。一九五五年开展第二次镇反运动时，中央和市委提出反对右倾，但他说“反右倾是颠倒是非，把‘左’倾当右倾批判了，真是一泻千里，不可抑止”。他还反对中央少杀长判的方针，说“一九五五年是盲目的长判”，“审判员一判五年、十年，是昧着良心判的”。在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总是从有利被告出发，甚至为罪犯辩解什么“职务犯罪”“免予追究”，盗窃国家资财是“牟利”等等为反革命罪犯着想，为罪犯辩解。
+
+　　在肃反运动中，他反对法院成立“五人小组”领导肃反运动，他还公开的讲“肃反以来，有些制度给搞乱了”，企图否定肃反运动成绩。
+
+## (二) 攻击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歪曲法院的专政作用
+
+　　在实际工作中，他对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是极端仇视的。他曾攻击党委不守法，说“运动与宪法的问题，市的领导恐怕注意不够，有的人一搞运动就头脑发热”。又说“党委对审判工作干预太多，象孙乐平这类案件，党委还是少抓为好”。他还污蔑某些人按照党的政策办事是“麻木不仁，毫无创见，不会独立思考”，说这些人是用别人的威信或政治上的空洞词字来掩盖法律上的无知”，他还污蔑党对法制工作的领导，认为党扼杀了法律科学的研究，说“党把一切旧法范围内的东西，简单地、笼统地目之为反动”，他认为目前的法学研究工作是公式化、概念化，停留在从中央文件和负责同志的言论中找寻字句等等。
+
+## (三) 宣扬旧法、污蔑社会主义法制
+
+　　韩述之的资产阶级反动的旧法观点是根深蒂固的。几年来，一直在司法机关中传布和推崇旧法，毒害干部。他主张旧法可以继承，说“任何科学都有自己的历史，法律也有继承性”。“所谓法制建设，决不能理解为历史宝藏加以无视”。他还宣扬坐堂问案，反对司法工作的群众路线，说“开庭是重要的调查方法”，坐堂问案是“中国几千年来的遗产”，指示下面要“案案开庭”。公开号召要钻研资本主义法制，还污蔑苏联的法制，说“也量向资本主义国家所抄袭来的”，在具体办案中他经常提出要参考旧六法。他还主张恢复资产阶级的律师制度，说“律师可以挂牌，成为为自由职业”，他还认为“律师应成为反对派”。
+
+　　（此外，几年来，他在政治上一贯表现消沉，每次运动都采取了消极对抗的态度，直到此次鸣放初期右派分子李任民向党进攻，他还认为对整风帮助很大，到反右派时，市委指示挖掘右派，他当时负责领导机关整风，但他却认为法院无右派可反，对市委指示采取抗拒的态度。）
+
+## 二、斗争中的态度
+
+　　经多次批判斗争后，作了检讨，表示愿意悔改。
+
+## 三、处理结论
+
+　　开除党籍。撤销原有职务，别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由十级降为十三级)。
+
+　　· 来源：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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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03.txt
@@ -0,0 +1,27 @@
+#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委员会关于开除王养直党籍的决定
+
+　　王养直，男，58岁，湖南岳阳人，家庭出身手工业者，高中文化程度。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曾任县委宣传部长，延安保育院处长，北方大学班主任，湖南省人委文教厅中教科长，省委党校考研室村主任等职。1953年停止工作休养。
+
+　　王自称是1925年春入党的老党员，并于1938年恢复党籍。在审干中查明，王在1938年以前并未入过党，而在1938年却假借老党员身份，欺骗八路军长沙办事处“恢复”党籍。
+
+　　南下以来，王养直由于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发展，对党不满，仇恨领导，因而一贯地包庇、支持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歪曲捏造事实，攻击党的组织和领导干部，经党再三教育挽救，始终拒绝悔改，在此次整风运动中，又猖狂地向党进攻。其主要事实如下：
+
+## （一）1952年包庇、支持贪污分子陈宣理，反对省文教厅领导。
+
+　　前长沙市私立育群中学校长陈宣理（国民党员，曾任伪九战区经济委员会秘书兼战时经济月刊出版社社长，现任省农学院教授，是个极右派分子）因贪污浪费在“三反”运动中被斗和停职反省，运动中查明陈贪污挪用1,776万元（旧币）。当时，王养直身为省文教厅中教科长，不但不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支持“三反”运动，反而认为：育群中学是他亲手办的典型学校，陈宣理是他授意去主持该校的。于是，极力包庇陈的错误，诬蔑这是省文教厅厅长朱凡同志“压制民主，设计陷害好人”，支持陈宣理到处告状，无理取闹。当省委对陈宣理问题作出了处理后，王养直仍不醒悟，反而向党委控诉，诬蔑郭森、罗其南、万达等同志是“压制民主，袒护非法行为”。
+
+## （二）在党校包庇、支持阳光及以阳光为首的反动小集团，并借此来反对党校的领导。
+
+　　阳光是个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混入党内后，包庇地主、反革命分子，破坏党的政策，一贯的反党反领导，组织反动小集团（已被开除党籍，劳动教养）。1952年10月王养直到党校工作时，便夸奖阳“年青有为，骨头也硬”，积极支持他的反党活动，甚至还在背后指使策划。1954年春，阳光组织反动小集团等破坏活动被初步揭发后，王养直那时身为党校党委委员，却竭力支持、包庇阳光及其小集团。不参加党委会对阳光问题的讨论。当党支部书记正在和阳光进行谈话教育时，王怒气冲冲地跑去对阳光说：“走！走！跟我来，到省委告状去”，打断支部书记与阳的谈话，公然领着阳光到省委去告状。研究室党小组两次讨论对阳光的处理问题，王鼓吹“四中全会主要是解决领导问题，今天来处理阳光是违反了党的政策”的谬论，进行捣乱。党委扩大会上作出开除阳光党籍的决定，王则说成是党内一些同志“狼狈为奸”，一再写信给省委书记及有关部门，污蔑党校党组织“竟至捏造罪证，多方威逼阳光供认不成，并将他开除党籍”。当阳光的反动小集团开始分化时，王便对其成员们说：“小组织活动是政治帽子，戴上了一世也翻不得身。”以巩固小集团与党组织对抗，对阳光表示：“我一定为你伸冤”，嘱咐阳光：“错误不要承认得太肯定了，以免将来难翻案”，并亲自为阳光修改检讨书。王养直这些错误，曾受到省委的严格批评，他却造谣对小集团成员们说：“我们的问题有谭老的支持，省委支持。”并说省委及党校的某些负责同志的工作被调动，是由于处理他的问题不当所致。1955年“肃反”运动开展后，王养直一方面污蔑“肃反”运动就是“想把阳光整一顿”，煽动干部“不要听王汉新（党校副校长，党委书记）的话，听了会犯政治上的错误”，另一方面又偷听小组讨论情况，阻止阳光小集团分子坦白。这样来阻碍“肃反”运动的开展。
+
+## （三）利用职权，介绍地主、反革命嫌疑分子参加工作。
+
+　　1950年王养直在省文教厅工作时，私自以省文教厅和中教科长的名义介绍出身于大官僚地主家庭、有重大反革命嫌疑的陆肇宁参加工作，并证明陆肇宁“政治上尚属清白”。同时，还介绍了陆肇宁的同乡同学、反革命分子陆瑜璋和陆肇宁的表弟、政治嫌疑分子苏秉彝。1951年春正在土改时期，又介绍受管制的并伪造证件的地主分子彭庆英去受小学教师训，后被政府发觉捕押回县，群众影响很坏。当时，还以省文教厅中教科长和支部书记名义介绍大地主出身、历史不清白的周育参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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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拒不承认错误，屡教不改，在此次整风中，又猖狂地向党进攻。
+
+　　对王养直所犯上述严重错误，省委党校党委进行了耐心的批评教育，生活上多方照顾，省委负责同志也不止一次地找他谈话，希望他有所悔改，而他却长期以来，不仅没有丝毫悔改表现，反而变本加厉，日益发展。去年整风运动开始后，又贴出长达1万4千字以上的大字报，大肆为陈宣理、阳光翻案，极其恶毒地攻击、污蔑党的组织。他说陈宣理被斗是“1952年元月初，朱凡同志、孙仲起同志……竟以权柄在握，进一步勾结反动军官、反党反人民分子……反革命分子，不顾破坏土改、破坏学制、损害学生学习利益，破坏政策法令……用捏造诬陷等卑鄙手段诬陷我在文教厅供职期间所直接领导的艰苦建设、典型示范的本市前私立育群中学校长陈宣理……企图把陈宣理搞成贪污分子来牵连害我，以达到他们居心打击我、报复我、检举和打倒我领导的具有一定成绩的学校的目的”。在阳光问题上则说：“阳光问题既不是小组织活动问题，也不是什么反革命问题”，说党组织是“利用阳光为工具，诬陷我搞小组织活动和神经病，无非是破坏我的信誉，打击我的检举，拔除我这个眼中钉，掩盖他们的阴谋合法化而已。”同时，还向几年来对他本人进行过教育的一些负责同志进行人身攻击，恶意中伤。
+
+　　王养直的错误发展到这样严重并且始终拒绝党的教育，不可救药，决不是偶然的，是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发展的结果。他年轻时，就立志“以作官为出路”，参加工作后，一贯闹名誉地位，为此目的，竟至不择手段。1938年参加工作时，伪称是1925年的老党员，欺骗八路军长沙办事处而“恢复”了党籍，得以混入党内。1947年在北方大学工作时，向党“要独立性的工作”，因此而闹不团结。1949年南下回湖南时，认为：“这大新区，连地、专级副职干部都拼不上吗？”一心想当地委副书记、专员或副厅长，被分配到省文教厅当中教科长，便感到不满足，与其他同志比地位、比待遇，为了争权夺利，竟私自雕刻中教科科章一枚。1952年调省党校教研室副主任，说：“当考研室副主任别人认为了不起，我还不过瘾。”王养直由于这种强烈的个人名位欲望未能实现，且受到党的批评，于是便对党不满，怀恨在心，走到那里反到那里，谁批评他，他就诬告谁是坏人，故意陷害他。不仅对党的组织、党的领导干部是如此，而且对党中央也同样进行污蔑诽谤。与此同时，王养直又竭力从坏人、反动分子中找同情、找支持，以提高个人威望，发展自己的势力，以致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立场。王养直一贯包庇坏人，反对党的领导，无理取闹，屡教不改，已经蜕化变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其错误，给党造成了不良影响，给党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为此，经党校党委决定，省委批准，将王养直开除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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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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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04.txt
@@ -0,0 +1,45 @@
+# 中共广州市文教局整风领导小组关于极右分子李鹰航的处理结论（李鹰航）
+
+　　李鹰航，男，四十一岁，广东省台山县人，家庭出身手工业，本人成份教员，一九三八年入党，现任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音协广州分会主席、市文化局分党组成员及音协临时党组书记，十三级。
+
+## 一、 个人主要经历和政治历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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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八年六月参加革命，历任教员，教授，音乐、戏剧系主任，文工团长，文联委员等职。在延安时搞过小圈子，曾因此被列为审查对象。
+
+## 二、 主要反动言行
+
+　　(一) 组织右派反党集团，有计划地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
+
+　　大放大鸣期间，李捏造文化局执行“以戏剧为主”的方针，污蔑是“一花独放”，并以此为幌子，以他为首，煽动和组织了右派分子赵本、谭林、蔡曲旦、梁德灵等人的右派反党集团，召开了几次秘密会议，布置他们发言要重点谈反对“戏剧为主”，并授意叫他们给报纸写稿，写好后李亲自修改和补充，送报社发表。(“以戏剧为主实质是一花独放”一稿在广州日报发表，“落英缤纷”一稿投南方日报)还研究了进攻策略，说：“现在先攻倒市(指市文化局)是第一步，省文化局、省委文教部问题一样严重，要第二步才解决，我绝不认为走了第一步，就不走第二步。”并布置如何控制会场，实行所谓“连锁发言”来向党进攻。为了供给小集团成员向党进攻的材料，除了捏造事实外李还将市文化局分党组秘密文件(三年总结)给蔡曲旦看。当他们的活动受到文艺界有力的围击后，李即对其成员打气说：“不要失掉信心，不要乱了自己的阵脚”继续鼓励他们向党进攻。
+
+　　(二) 否定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成就，描写成“一团糟”。
+
+　　鸣放期间李在民主人士赵君迈召开的座谈会，及局务扩大会、省委宣工会议等会议上说：“以戏剧为主是一块大石头，压死了其他艺术事业。”又说：“音乐、美术、新闻、话剧、杂技、舞蹈，除了粤剧以外的艺术部门都不被领导重视，他们改行的改行，积极性不高，事业没发展，艺术上太多清规戒律。”
+
+　　(三) 散布文化艺术的成绩是自发的，否认党的领导。
+
+　　李在上述的会议上又说：“如果音乐工作有成绩也是自发的，是依靠社会力量和音乐工作者，是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是音乐本身有自发生命力，并丑化党对文化艺术领导有五种态度，即：(1)吓唬人，(2)装听不见，装聋装哑，(3)采取压缩的办法，(4)用另一种面目(重点)来保护‘一花独放’，(5)不从改善着手，而是考虑解释。”
+
+　　(四) 挑拨群众向党进攻。
+
+　　李说：“搞音乐的处于奴仆地位”。“各个艺术部门待遇不公平。”又说：“只有‘争’和‘叫’才能得到党的重视，才能纠正不平等待遇。”甚至说：“就是反革命分子，反对一花独放也是好的。”
+
+## (五) 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
+
+　　市文化局分党组传达中共对整风的指示之后，李说：“市委提出阶级斗争，我不同意；中央提出的阶级斗争，我也有意见，既然人民内部矛盾突出，就不应有阶级斗争，这样使斗争模糊了。”
+
+## 三、 斗争过程中的表现
+
+　　斗争初期表现出顽抗情绪，后在人证物证面前才承认一些具体事实，但不承认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机和目的，没有认识自己的罪行和真诚悔改的表现。
+
+## 四、 一贯表现
+
+　　工作一般，发表过一些作品，但平时思想上自命不凡，高傲自大，常骂人“无知”，曾表示想当厅长、部长，回广东后，选择过好几个岗位，嫌职位低不去。来市文化局后，对工作不负责任，很少到局办公，由他主编的“岭南音乐”他从不审稿。
+
+## 五、 结论和处理意见
+
+　　李鹰航以反对“以戏剧为主”的方针为幌子，煽动和组织右派反党集团，他是这个小集团的头子，并散布一系列修正主义谬论，疯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决定划为极右分子。但考虑李在音乐方面有所专长和有一定社会影响，因此，决定开除党籍，撤消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级别由十二级降至十六级。
+
+　　 (已经广东省委批准)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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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05.txt
@@ -0,0 +1,13 @@
+# 中共农业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子敬党籍的决定（张子敬）
+
+　　张子敬，男，四十四岁，山东单县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自由职业者，一九三五年入党，现任农业机械局局长。
+
+　　一九三九年在湖西地委肃托事件中被停止党籍，一九四五年恢复。土改时贱买群众斗争果实，并利用贪污的过期粮票一千五百斤，买大车一辆，受劝告处分。一九五一年在天津农垦局工作时与特务分子索影、嘉璇乱搞男女关系，并相约保守秘密，后因对方自杀未遂，交出证件，张才承认，受劝告处分。三反时，因贪污和包庇反革命分子被停职反省，因病住院未作处理。
+
+　　主要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
+　　张子敬在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时，附和并支持右派分子关于成立平反委员会，撤销党委书记、副书记的整风领导小组成员职务的主张，并且认为“部长听党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司局长听部长的，这样农业部是否需要存在？”他在幕后为其他右派分子出谋划策，煽风点火，公开向右派分子表示志愿当“参谋”。包庇右派分子杨锦湖，打击积极分子，阻止反右派斗争。平常一贯对党不满，向党闹独立性，经常在非党人士面前散布他过去在“湖西肃托事件”中曾受冤屈，从而说明党在肃反中的错误，影响很坏，在局整风动员会上说：“八大”后阶级斗争消灭了，资产阶级是阶级兄弟，民主党派是兄弟党派。在反右斗争中态度不好。
+
+　　根据党对右派分子的政策，决定开除张子敬党籍。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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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06.txt
@@ -0,0 +1,563 @@
+# 右派分子曾习之的档案材料——批判会记录和自我检查
+
+　　<水利部第三机械工程总队>
+
+## (1) 对曾习之的错误论点批判
+
+　　参加人数：33人
+
+　　会议时间：1958.5.8下午2时至4时35分
+
+　　地点：岗南隧洞工区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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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习之自我检查（第一次）批判我在总队党委座谈会上的错误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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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产生三害是由于部队集体转业的原因，认为我们单位解决矛盾问题是要用大民主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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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二年工作中，在模式口塌方我表现手束无策，连会也不愿意参加，在测量中不积极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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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鸣放认识不足，认为整风是整党员，原来是党员，整风是整党员的，认为有什么说什么好，对國内阶级斗争无感觉，〔同意〕在报上刊出右派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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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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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对部队转业。认为与部队一起碰钉子，感到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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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愿意讲大道理，别人怎样说，我也怎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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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认识问题上习惯于抓一点看全面，定在感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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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严重的官僚主义，对领导不满，愿跳出三总队，认为自己不是党员，〔在〕群众中没有威信。认为总队领导上对我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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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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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产生三害是否部队集体转业呢？是否定的，三害产生是由于部份人员跟不上形势的发展需要，与三害是不相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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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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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营级当科长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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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干部应用德才兼备来衡量，部队同志是有斗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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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营级等于科级是教条些的，是营级就是科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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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因为过去得不到长期学习，说部队转业是崇拜〔宗派〕主义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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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认为官僚主义总队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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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认为闹大民主办法解决问题，是把内部问题当敌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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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部队是有纪律，组织性，我仇视，是极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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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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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同意右派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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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虽然我有部分言论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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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损害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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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骄傲情绪影响团结，表现说话不注意方式方法，不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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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辜负了党对我的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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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我存有小资产阶级爱面子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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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组对曾习之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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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蓬：①这次检查仅仅是把鸣放会议上的论点讲了一讲，我认为应该把自己整个参加工作以后至现在所发过的一些论点都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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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主要问题，转业，干部政策，还有民主党派，反右斗争的错误论点未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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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分析仅仅是对三总队的认识作了批判，论点是一种原则问题，拿三总队否认全盘，如：外行不能领导内行，长期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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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除此外，还有一些具体言论未说出来，也是原则问题，未包括进去，应该全部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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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虽作了一些批判和分析，由于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情绪产生的是不够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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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这次检查是有顾虑的，未涉及到阶级立场上去分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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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拿大民主的问题来讲吧：“用了情绪激动，不是出于本心。”但这种字眼不是实事求是的，你过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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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集体转业。②党、团比例大。③组织纪律性强。这种说法思想上存在：①三总队守旧的很。②对党团员多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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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还应作一次全面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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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晓：曾习之的本来面貌是想搞大民主，三总队三个原因本来是好东西，有了军队，打倒了八百万蒋军，因为部队有组织性纪律性才能□人，有了这些原因妨碍了曾主张的大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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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解决官僚主义我们认为不是党、三总队造成的，而是旧社会造成的，三总队是党的一部份，曾想在三总搞大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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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多。会议多在八路军时打倒了蒋介石，现在对建设也有好处，曾提出：①罢会。②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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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讲话。模式口开会工人闹起来，未发生大民主，曾认为与部队转业有关，实质上是与我们挑战。
+
+　　还说到要我提意见，像放留声机一样，解决不解决由你们，实质上是一种挑衅。
+
+　　攻击部队。正是党依靠部队，因为部队是忠实于党的事业，打下了天下，建国起骨干作用，因此曾是憎恨，企图把战士和干部离开党的队伍，听你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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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攻击部队领导方法和管理：他说：①粗暴。②行政命令。③党决定。我党有勇气才反对了官僚主义，才把中国一把散沙扭成了一团，曾习之是一种无政府主义。他认为没有说服力，说明曾的阴险。
+
+　　又说：反右派斗争、打击太早。这种目的，在一定时期内变成匈事件，我们认为不是太早，而是敌人正在疯狂的时期，开始斗争最好，曾不是关心我们，而是想造成匈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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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民主问题。大民主是匈牙利那样的。民主的字眼，在那个阶级都可以来解释它的民主。我们的民主，是千百万人民翻身的、过好日子的民主，他所说的民主是虚伪的，毛主席说过：我们的民主是属于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是民主,对敌人是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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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习之是站在那个阶级立场上呢？是敌视社会主义制度，是敌视部队集体转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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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部队动员是向群众交清任务，而不是像在过去地主和资本家那样用鞭子解决奴隶的生产，我们工作不是靠领导，而是发动群众一起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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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勉：曾习之在检查中认为错误论点是骄傲情绪，个人主义的说法是不全面的，而没有从阶级立场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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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是有阶级立场的，其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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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你说：三总队应用大民主解决问题，你是接受了匈牙利事件的经验，想把三总队闹成匈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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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我们解决问题是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内部矛盾，苏书记亲自到工人舍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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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模式口监督岗提出人多意见，领导马上接受了意见，这难道说领导不采纳意见吗？
+
+　　②部队转业，党团员多，组织纪律性强都是事实，因为他受党的长期教育，有高度的阶级觉悟，经过了战斗环境的考验，他懂得为谁谋福利，他受过旧社会的苦处，因为这样才背起了枪杆子，把敌人赶出去，由此可见三总队的工人觉悟是高的。
+
+　　③从三总队的领导上来说，都是经过党长期的培养。曾说：“三总队官僚很严重，已经够闹大民主了。”工人与领导有矛盾，有意见，但这是内部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内部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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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我认为应该把思想深挖出来，然后找出根源，根源在于阶级立场，与家庭地主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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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百川：在检查思想根源中，不是说的心里话，（要）有什么说什么。与说把矛盾□大是矛盾的，说右派影响，为什么要影响，思想根未挖出来，未从国家利益与自己地主阶级利益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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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三总队有党团员多，有崇拜〔宗派〕主义，闹不起大民主，实质上是丑化和污蔑党团员，说三害已发展成用大民主解决又由什么理由呢？闹大民主能解决和达到你的个人主义呢？这不是内心的话，这里是有阶级仇恨的。
+
+　　检查的范围：只说三总队搞的糟，认为一团漆黑的，这不是无意的，而是恶意的，自己没有说出反对这个，那么拥护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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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由于留苏、入党问题而产生个人主义是不适当的，在官厅永定河□□运不出去，你认为要单独的运，周之根同志白天带动十几个铁道工人修起来，第二天变样了，你在家里不上工，应该从思想上去解决问题。
+
+　　张蔼：我听说一句“知识份子与无产阶级利益上没有一点对抗。”这句话，怎么说呢？知识份子有些是旧知识份子，资本家出身（你说对党不起，那么党对你有些什么地方对不起你呢？未讲出来。）资产阶级的子弟培养出来是为谁服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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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曾习之第二次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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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人员：15人，后补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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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时间：1958.5.12.下午3点11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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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工会、团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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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自我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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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份：总队党委座谈会议上的错误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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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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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当兵集体转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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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转业思想不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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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表现一系列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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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简单命令、缺乏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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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对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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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有些干部不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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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党委官僚主义，要大民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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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会议多，质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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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转业最好不要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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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领导不重视群众意见，像开留声机一样，一遍又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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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份：其他场合错误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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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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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讨论民主党派，说：只要参加共产党，也不会参加民主党派，慢慢的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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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什么时候使用大民主，如测量队跑的很远，艰苦，干脆不干，就是大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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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在模式口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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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在石市说丁付队长是事务主义改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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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模砌工段，我们老聊明天，可是明天和今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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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对蔡文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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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三总队为什么没有上报呢？（反浪费中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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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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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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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认为自己不是党员，在群众中没有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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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军工不好领导，就是调皮，有自私自利思想，爱占公家小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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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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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怕苦，怕当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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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三总队党团员质量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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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分：工作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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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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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怕苦、困难，模式口塌方表现手束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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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不愿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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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张段长要我写总结，我说：自己不了解情况，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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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在测量队不积极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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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在工作中不谈思想，一团和气。
+
+　　7.和组织干部不团结，看不起他们，说张永极爱回家。
+
+　　8.恶毒的攻击领导，说话粗暴。
+
+　　9.在工作中不深入现场，表现官僚主义，动口不动手，请假。
+
+　　10.在测量队，强调自己有病（其实没有），怕吃苦，坚决回石家庄。
+
+　　第四部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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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通过以上错误言论我认识到，是彻头彻尾小资产阶级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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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歪曲党的干部政策，事实上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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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党提出的长期共存，我认识与党相反。
+
+　　4.对工作、领导、三总队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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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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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对部队党委、领导的看法，没有从客观上去看，而是看死了，认为党委是很糟，党团员思想落后。
+
+　　7.从全面错误来看，是一套的，有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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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后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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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问题主要是阶级立场问题。
+
+　　①要求参加劳动。
+
+　　②经常□□
+
+　　③努力学习马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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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小组分析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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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梅先：
+
+　　我的看法：上次检查对问题认识不足，如：三害的根源，本来三害是资产阶级的产物，还有遗留下来，曾说：三害由于个别同志立场不稳，是不全面的，在过去说：三害是部队转业，有谈了心里话，反而犯了错误。另外——
+
+　　①对于营科长作〔听〕报告睡觉了，〔说〕应该去休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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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不是帮党整风，而是有抵触情绪，认为三总队问题不好解决。
+
+　　③发言时，要曾准备材料，认为记录都错了，要他整理认为无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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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贴出大字报，三总队党委思想领导不满，二队出现这许多份子。
+
+　　李金国：从阶级立场从问题分析是缺乏的，这次分析也不够深刻。现在和过去所说的在语气上有些不同和模糊，应该从思想上去深刻认识问题。对大民主问题和过去有些出入。过去说：“大民主是解决官僚主义的一种补充办法。”对整改，鸣放，当时说：像照明弹。认为：鸣放，打击右派，青年。怕别人不敢发言了。说党中央视察的多，以自己的口味。
+
+　　施蓬：所摆事实还不深刻，当时怎么样说，现在也应该怎么说，才能更好的分析和同志们对你的帮助。
+
+　　张勉：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在304说：有事找边队长，对苏政委、薛队长干不了这一行。另一个，在工作中积极表现骄傲，并打击积极分子，说乱碴碴，拍马屁。又说：一个家属死就死了，有什么了解□呢？在工作作风，部队上的同志水平底，不仅不帮助，而且带有指〔质〕问的现象。对部队转业的同志看不起，在304工地与陈德生闹的很不好，认为部队上的技术不懂。
+
+　　沈晓：党委在整风中，座谈会上的纪录整理出来，叫曾习之签字，拒绝，不承认自己的发言，说：我发言仅是一个提纲。他说：在部队转业管理和技术不相适应，根源是与部队集体转业有关，部队转业了，思想作风不转业，说部队有古话，“简单明了100分”，说企业化思想不巩固，供给制思想未去掉，说现交待任务方法有三套，①行政命令。②大家认为可以。③组织决定。党委、支部决定，最后实在不行再来动员。又说：□光动员，动员未有说服力，也是部队带来的。
+
+　　强调对科长以上教育：①能教育的采取教育，对不能信任的，应另找出路，举教育科长不能信任，大家意见很多，领导呢另眼看待，又说有病送去休息，没病干脆撤职或当个服务员，对能力不够又提一级，对营长一定是科级，不从实际出发，还谈到会议问题，会议多质量不高，与集体转业有关，是〔由〕八路军带过来呢，提出：会议多怎么办呢，办法有两：①罢会。②罢言。他又说现在模式口工人开会呼口号，为什么闹不起来呢？他说：由于部队转业。最后又谈到，军队转业□□起来了，一起不转业吃公粮好的多，集体转业没有优越性，建议国防部，三个五个的分散转业到企业中去。
+
+　　华土俊：我认为曾习之对资产阶级的论点还抱着留恋。
+
+　　1、对部队转业优越性不大，应该三、五个分散到企业中去，对整改说，鸣放是放照明弹。
+
+　　2、闹不起大民主原因有三：①集体转业。②党团员多。③部队纪律性组织性强。还说，解决三总队的矛盾用大民主的办法解决得快有效，认为不用大民主矛盾解决不了。又说：要我提我就提，像放留声机一样的再放一遍。又如在鸣放中，对右派分子打击的太早，毛主席说：知识分子有20％是右派分子。现整早啦，等右派分子多了，一齐反击。又说：反右派是党有组织搞的，因为发言都在人民日报上。
+
+　　施蓬：叫曾签字，当时对老蔡说：“你看……”意思认为是曲解了他的原意。
+
+　　①在学习小组会上，王勗恩说三总队“党天下”问题，曾很同意王的说法，正级〔都〕是党员。
+
+　　②对总队党委领导是什么态度呢？在测量时总队当时贴大字报，曾发出：领导叫我们提，就得提，领导不叫提你就少提，不要做傻子。
+
+　　③贴大字说：要是在前一个月，不让你贴大字报。
+
+　　刘培国：
+
+　　在测量队上学习会上发言：
+
+　　①讲在模式口工长好坏问题，说乔学文工作方法很坏，郭学才为什么好的呢？是被民工打了一顿后才好的。
+
+　　②说刘家树第一次未评上，第二次评上，是领导上对一个同志的考验，考验起了提一级，经不起（考验）就不提级。
+
+　　③还说：□□谈话□回复，在大伙房写是工区主任，现这里填表不好写。
+
+　　④在模式口。对一台少年起重机，老曾说：“与高玉庭强奸妇女一样。”
+
+　　⑤以机代□，改钻工去测量，好像是对农民一种剥削，因为拿了基本工资外，还拿八角一天。改钻工工作热情，曾说他们是为了八角钱而干的。
+
+　　曾习之：同志们说的基本上都是事实，帮助了我解决了思想问题，我说话多也是客观存在，应该认识错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来看问题，有两点补充说明：
+
+　　1.鸣放照明弹一样，是在鸣放最后说几句，是说：原意是说□□
+
+　　2.家属流产。
+
+　　3.对家属的问题，管家、管买菜等麻烦。
+
+　　4.打扫、打菜饭的问题我记不起来了。
+
+　　施蓬：
+
+　　①关于谈总队人多，曾说：党委系统太多，二队党总支有三个，党委部长的部也多，旁的部门人员多不多我不说。
+
+　　②我总队秘书是很多的，给队长打饭。
+
+　　③对张文宾急病问题，对人事科说：人事科太厉害，张文宾小病硬啃下来。
+
+　　④对干部举304姓张的干部，领导对他不关心，干部要求调动，科长说别理他。好像行政是硬一样。
+
+　　⑤增产节约，马书记首先作检查，老曾不是无意的，说：领导上表面是〔说〕领导上负责，其（实）是狗屁。
+
+　　⑥谈到王修恩塌方受处分问题时，曾说：工程上出问题还不是就是技术干部的事。
+
+　　刘培国：
+
+　　曾说：我们流动单位房子住不好，今后住的好不好，要看这次大字报贴的好不好。
+
+　　樊松年：
+
+　　①曾习之的顾虑还是存在的。
+
+　　②是否还有其他的想法。
+
+　　搞大帽子，应该解决思想问题。
+
+　　丁保贞：应该挖思想根，说三总队歪曲干部政策的问题，闹大民主问题，如果不把三总队领导搞垮，又该怎么样呢？
+
+## 批判我在鸣放座谈会上的错误言论
+
+　　这篇检讨主要是批判我在鸣放座谈会上的错误言论，为了把问题搞得更清楚一些，在这里，也联系了一些旁的问题在此一并检讨，但是重点仍然放在批判我的错误言论。
+
+　　去年七月总队党委召开了工程技术人员、医务人员、会计等非党干部的座谈会，会议的内容主要是在端正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揭露总队内部主要矛盾，帮助党除三害，我就在那样庄严的座谈会上，发表了一些极其荒谬的言论，检查我那次发言的主要论点是全盘抹杀了我们总队在转业以来的巨大成绩，相反的是牵强附会的硬凑成说今天我们所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是部队集体转业所造成的，这无异乎说：有部队集体转业之因，必然结三害之果，部队集体转业是产生三害的根源，进而根据这种诡辩的，似是而非的荒谬论点出发，主观的制造了一系列所谓“矛盾”来硬往部队集体转业身上涂黑，实质上也就是对党的恶毒攻击。比如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干部与工人之间，行政干部与技术干部之间，企业化与供给制思想之间等等的一些个别的、暂时的、甚至是已经改正了的或者是正在改正中的缺点，统统都夸大为严重地、难以克服的矛盾，又把这些矛盾硬拿到和部队集体转业联系起来，企图证实我的错误论点还是正确的。另一方面是歪曲了党的干部政策，说什么有些干部不称职，过去的营级干部现在一律是科长级就是不合理，是部队集体转业带来的宗派主义等等。另外我还谈到了闹大民主是解决官僚主义的补充办法，然而我们单位为什么没有闹呢？没有闹的原因可能是我们的官僚主义还没有严重到如此程度，也有可能正由于我们大部分同志是部队转业，成份好，阶级觉悟高，组织性、纪律性强，不管怎么样，这不都是好事么？而我却好像还感到有些遗憾，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又在部队转业身上加上了一个污点，总的说来，是对部队转业不满，实质上是对转业的某些同志不满，对自己所在的单位有意见，凭空的捏造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最后还假惺惺地装成好像只有我才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只有我才找出了总队内部的主要矛盾，只有我才真正了解转业同志的特性，只有我的逻辑才是正确的，结果对于目前我所谓的“矛盾”还是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只是说：假如以后还有部队转业的话，最好不要集体的转成一个单位，而是三个五个的分到每个企业单位中去，虽然在发言中我也说过什么：“我并不赞成使用大民主”，“大民主是不好的”，“肯定部队转业参加生产是适时的，英明的”，“虽然我们还存在一些缺点，但是成绩仍然是主要的，巨大的”等等，这样几句空洞的好话，在那样长篇大论的坏话中显然是暗淡无光、微不足道了，好像是人之常情，人们在说话时所常有的习惯词令，可耻！真可耻！这么一大堆谬论，不仅人们要问，连我自己也要问，这是什么话？说这种话的人是什么思想？什么立场？什么企图？
+
+　　分析我当时为什么要说这些话，说这些话的动机何在？企图是什么？
+
+　　另外在近两年的工作中，我还经常地表现为对抗领导，消极怠工，稍不遂意，就消极起来，不做工作，首先是在模式口时，遇到隧洞连续塌方，束手无策，害怕困难，同时也考虑了自己的级别，认为五级技术员领导不了五级技术员，因此要求辞去工务组组长职务，继而在讨论清底归开挖工段还是归衬砌工段时，因大家的意见与自己的意见不合，检查当时我是站在衬砌工段方面说话的，而没有顾及整个工作的便利，扭头就走，甚至连会也不愿意参加了，以及在明开工段和衬砌工段工作中，都表现得很不积极主动，到石家庄来以后，因为自己觉得修铁路不是我们的本行，要搞也搞不好，强调客观原因，说总队还没有决定让我们作，表现不愿意接收一队交来的图纸，在测量中也不积极主动，只是消极应付，当时身为工会付主席，而没有在测量队中建立起工会组织，搞工会工作，总之这些都是我的个人主义在对抗领导，消极怠工方面的具体表现，这些如果说是任性、个性强，工作从兴趣出发，还不如说是非组织观点，目无纪律。
+
+　　根据当时的情况，我的确对党整风、组织鸣放的目的意义的认识是不明确的，党号召整风，我以为是光整党员、整顿党组织，像我这号人，没有什么。譬如当时我在第二工程队时，支部让刘培国（团员）担任整风学习组长，我想为什么不让施蓬、孙梅先当呢？啊！原来他们是党员，整风就是要整他们，还能让他们领导学习吗？其次是对如何帮助党整风，如何鸣放，也不知道该怎么搞才好，毛主席的六项标准，康生同志的报告，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那只是学习文件上的字句，与我的思想完全没有联系起来，当时只知道，有什么，说什么，越尖锐越好，由于这样一个指导思想支配，加以是临时在会场上凑上的一个提纲，情绪又是激动的，结果到嘴里越说就越走了样，最后是对于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尖锐化了的形势毫无感觉，尽管有时在报上也看到了一些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但是反映到我的思想上毕竟还是模糊的，以上三点还只能说明当时在我思想上的客观情况，那么我当时为什么偏要说这些话，而想不到说其他的呢？很明显，说这些话是不无原因的，检查当时说这些话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
+　　第一：我对部队转业的个别同志怀有一种荒谬龌龊的成见，自从1952年参加荆江分洪工程以来，绝大部分时间是和部队或转业的同志们打交道，在工作中的确也碰了一些钉子，所谓碰钉子，大致说也就是部队同志爽直、敢于提意见，朝气蓬勃，和我的骄气，不能批评和暮气沉沉之间的矛盾，在这种环境中，我不是正视自己的缺点，积极改正缺点，学习部队同志的优良品质，力求进步，反而抱怨在心，感到不习惯，一遇到机会或者是一碰到困难，就要讲点转业同志的坏话，这是像我这样一个地主阶级家庭出身，受过长期资产阶级教育而没有经过改造的知识份子的天然本色，也是我这次犯错误的主要原因，责任应该完全归于自己。
+
+　　第二：我有旧知识分子的孤傲特点，说话、写文章都欢喜讲反面道理。记得有时在学习小组会上讨论一问题也常常和一些同志（顶扭），大家明明该这么讲的，我偏偏要那样讲，以求一鸣惊人，甚至企图嗨人听闻，自知理屈，还要说得途途是道，结果变成胡说八道，就认识问题的本质上讲是属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观点，比如在那次鸣放座谈会上，绝大部分的同志说：总队当前所存在的主要矛盾是：“根据国家形势发展，要求一支坚强的、体现好、快、省、安全的水利施工队伍与客观存在的技术水平与管理水平低，企业是年青的矛盾。”当时在我的思想上确也认为这种说法也很对，不过既然大家都这样说，我也这样说就没有意思了，所以反了一面来说，结果造成了我在那次发言中有许多地方是捏造根据与夸大事实的原因，话又得说回来，人们不禁要问：“你既然喜欢讲反面道理，那么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又没有看见你姓曾的出来讲讲反驳的道理呢？”问题就在这里，归根结底仍旧是属于一个人的立场观点所限制，好像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像，演正面人物老是不像，即令装腔作势也不太自然。
+
+　　第三：在认识问题上像我这样小资产阶级意识浓厚的知识份子，往往习惯于从片面看全面，从个别看整体，抓住一点，否定全盘，这样的认识法最容易、最简单，但是是属于唯心主义的，他不是像唯物者那样，认识一个问题，是从感觉到概念，从感性到理性，在实践中反复了多次，循序继进，全面观察，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最后才得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而我却不是这样，有时习惯停留在感性认识上，甚至连感性认识也不全，一知半解，主观的结论就马上出来了，对转业问题的认识也就是这样，从个别的人的个别现象去推断整体，否定全盘，正如瞎子摸象一样，摸了一只腿，就说象是一根粗柱子。
+
+　　第四：严重的个人主义
+
+　　*在入党留苏的问题上对领导不满，有离队思想，想调到其他单位工作，又由于个人主义的指使，也害怕调出三总队，在入党问题上我产生过严重的骄傲情绪和错误认识，我认为自己比老干部有文化，比新干部有能力，这是骄傲情绪，由于自己自参加工作以来多数是作的领导工作，自以为不是党员，在群众中就没有威信，组织不了群众，做不好工作，这是错误认识，这些思想在1956年发展得最为严重，甚至还向个别领导说过：“我在三总队是没有前途的。”当时领导上也曾进行过教育，叫我只要思想上入了党，组织问题很好解决，而我却认为自己没有什么思想问题，今天检查起来，思想问题不但有，而且还很多，很严重，首先在入党动机上包含了很大程度的个人主义，组织不接收我是正确的，让这样的人入党对党有损失，并且认识到共产党员在群众中的威信，不是党给的，而是由于他自己忠心耿耿，努力工作的结果，任何想坐享党的威信的人不但不光荣，而且是最可耻的，在留苏的问题上我不是从形势的发展、革命的需要来看问题，过多的考虑个人得失，而认为是总队领导上没有主动去争取，是对人对事没有负责任，实质上就是没有满足我的个人主义要求，这些问题我没有在思想上很好的检查自己，而对领导不满，对单位不满，甚至产生了离队思想，但又害怕调出三总队以后，我的这些个人主义愿望会更难实现。对单位不满，对领导不满也是促使我在鸣放座谈会上发表荒谬言论的原因之一，并且攻击了某些领导同志，如对丁付总队长的批评就不完全是善意的，其中含有报复思想，正如毛主席所说的：“这种报复主义，完全是从个人观点出发，不知有阶级的利益和整个党的利益，它的目标不在敌对阶级，而在自己队伍里的个别的人，这是一种削弱组织、削弱战斗力的销蚀剂。”
+
+　　上面只是分析了一些个别的原因，但是我为什么会有这些偏激、不满、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呢？思想的老根在哪里？老根不挖，便无法改正既成的错误，也难免要产生更多更为严重的错误，挖得对不对，除开应在今后的实践中进行检验以外，还要请领导和同志们加以分析批判。
+
+　　我是一个地主阶级家庭出身、受过长期资产阶级学校教育、以及有2/3的时间是生活在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我虽然工作在新社会，但是我的思想仍然隶属于旧知识份子的思想类型，关于这种知识分子，我想引证考茨基对于某些知识份子的估计来说明我的情况，比我自己所想说的还要中肯，因此摘录一些片断在下面，他说：“……他们（指旧知识份子）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立脚点……这个阶级是与无产阶级有相当对抗的……这种对抗与劳资对抗不同，知识份子并不是资本家，虽然他的生活水准是资产阶级式的……同时他又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产物，并且往往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往往遭受资本家方面的剥削和某种社会贱视。（这些当然是指在旧社会）所以，知识份子与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是没有什么对抗的，但它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却是非无产阶级的，因此在心理方面和思想方面也就有相当的对抗……无产者在他还是一种孤立的个体时是没有什么力量的，他的全部力量，他走向进步的全部能力，他的一切希望和愿望，都是从组织中、从他与同志们的有计划的共同活动中汲取的、当他组成为伟大而强有力的机体一部份时，它就觉得自己是伟大而强有力的了。在他看来，这个机体就是一切，而单独的个体与这个机体相较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无产者以最大的自我牺牲精神，以无名大众的细胞资格——毫不计较个人利益，毫不图谋个人荣誉——进行着斗争，他在所被指定的任何岗位上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自愿服从那浸透其全部感觉，浸透其全部思维的纪律……知识份子却完全不是如此，他并不是以这样或那样运用实力来进行斗争，而是利用论据来进行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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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也说过：“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特点正是个人主义而不能接受纪律和组织，这也就是这个社会阶层弱于无产阶级的一种特征；这就是知识分子意志萎靡，动摇而使无产阶级常受其害的一种原因，知识界的这种特性是与其通常生活条件，即与其非常接近于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谋生条件（单独作工或在很小的集体内工作等等）密切相连的。”他所用的武器就是他个人的知识，他个人的能力，他个人的信念……因此，在他看来，表现本人个性的完全自由乃是顺利工作的首要条件，他作为某个整体的附属部分资格服从这个整体是很勉强的，是迫于必要而不是出于本人意愿来服从的。他认为纪律只有群众才需要去遵守，而上等人物则是不必遵守纪律的。至于他自己，那他当然是把自己列入上等人物的……”虽然列宁和考茨基所指的是当时俄国的一种普通知识份子，但也准确的说明了我昨天的思想状况。以上所分析的就是我的错误思想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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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不能说我在解放以后没有学习的机会，学习得不够，以致完全没有一点马列主义，解放这许多年来的知识份子，马列主义是有一点的，但是像我这样的人，学习不是结合自己的思想，不是真正为了改造自己的肮脏东西，那么，口头上是马列主义，骨子里是个人主义，对别人是马列主义，对自己是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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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认为与所处的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老实讲，整风运动以前，在我周围的恶劣情绪是相当浓厚的，发牢骚，讲怪话，消极怠工，敷衍塞责，那时反映在我的思想上只是一片阴暗，整风以后，我的思想才逐渐明朗起来，形势在跃进，总队在跃进，周围的人也在跃进，整个事业展现了一付光辉灿烂的前景，当然过去环境对我有感染，而自己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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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鸣放座谈会上说的那些话对不对？我说：“错了。”还是错得很，错在哪里？现在分下面几个问题来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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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三害是不是部队转业带来的？现在的答复是否定的，三害绝对不是部队转业带来的，有如下几点反驳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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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去年四月，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明确指出：“……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从革命的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正处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但是，党内有许多同志，并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这种新情况和党的新任务，同时又因为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在执政的地位，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很明显三害产生的原因是由于有一部分人的思想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或者是立场不坚定思想腐化所致。
+
+　　2.共产党的部队是人民的军队，打仗是为了赶走反动派，推翻剥削者，解放受苦的人，保障人民的幸福生活，转业也是及时适应形势的需要，建设人民幸福的家园，打仗是为了人民，转业还是为了人民，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体表现，与三害是完全不相干的。相反，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能够更紧密的联系群众，为人民办更多的事，中央当时让部分军队转业从事建设，从消灭三害的角度上看，倒是一项有效措施。
+
+　　3.中央提出全党全民性的整风运动，除三害，全国有许多单位，他们也不是部队转业，然而他们的三害有些比我们还要严重得多，那又作何解释呢？所以说：三害是部队转业带来的荒谬言论是绝对错误，不值一驳的。
+
+　　第二：是不是有些干部不称职？什么叫称职？到底谁称职？营级干部当科长是不是不合理？是不是一律都是科长？当科长是不是宗派主义？就现在认识到的分以下几点来进行驳斥：
+
+　　1.所谓一个干部称职不称职的问题应该有一个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干部政策一贯是以“德才兼备”为标准，按照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中所举出的四条干部标准就说得更加明确，即“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根据上述标准看来，到底是经过长期革命锻炼、有丰富的工作和斗争经验的老干部称职呢？还是没有经过改造、满脑袋资产阶级思想的年青臭知识份子称职呢？是非不难分辨，是前者称职，后者不称职，当然现在要求完全称职的干部是为数不多的，不过比较起来，还是前者比较的称职，后者就差得远了。
+
+　　2.营级干部当科长在我当时的认识是属于教条主义性质的，即营级＝科级，这样的认识是不全面的，营级也好，科级也好，不管什么级吧，反正是所有干部的级别，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是包含了许多具体内容，而是人民根据他的德才，通过干部标准的衡量以后而给予的一定称号，过去的营级干部一不是自封的，也不是某个人给的，而是由于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心，能联系群众，有一定的工作能力，遵守纪律等等换来的光荣称号，那么只要他不是退步了，走到那里，人民还是要给予他一定的称号和交付一定的职务。另外，事实上也不是一律都是科长，有些同志因为过去长期得不到学习的机会，现在出学习去了，也有些人回家参加农业生产，红军老团长方和明同志就是一个光辉的实例，显然，部队转业带来了宗派主义的无耻烂言是站不住脚的。
+
+　　第三，关于闹大民主的问题。记得我当时是这样说的：“在我们单位有没有闹大民主的倾向呢？我认为是有的，并举出去年四五月份在模式口为了处理两个工人犯错误时，在当时会场上，有的工人因为对在前犯错误的俞守荣的处理方式不满，当场带领群众吆喝，我认为这就是想闹大民主的倾向。”接着说，“为什么没有闹呢？这可能是我们的官僚主义还没有严重到如此程度，也有可能由于我们大部分同志是部队转业、成份好，阶级觉悟高，组织纪律性强。”当时我举出这个例子，提出两个可能，企图说明我们单位的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不信，你看不是也有想闹大民主的倾向吗？另外是替我的“三害是部队转业带来的”错误论点找根据，我想：三害既然是部队转业带来的，而连闹大民主也成为不可能了，似有婉惜，言外之意，就是不择手段的，甚至希望有闹大民主的方式来解决我们总队的“官僚主义”。这是极端错误的想法，大民主是对付敌人的，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只能用也必须用和风细雨的小小民主的方式才能解决，这是一种敌我不分，阶级立场模糊的想法，并且当时工人吆喝也不是什么想搞大民主，而是领导上对问题没有交待清楚，缺乏教育，一时在工人中所引起的冲动情绪。
+
+　　第四：今后部队转业是集体的好，还是三个五个的分到每个企业中去好，这是由于当时的错误认识而得出来的错误结论，部队是经过战斗考验用鲜血凝成的一个光辉集体，组织性、纪律性特强，阶级觉悟很高，这些都是很宝贵的东西，不但战斗需要它，建设也离不了它，想都想不到的，好好的，现存的东西不好，为什么要拆散呢？远的我不知道，光说从薄山扛木头，盖房子起，大战切水槽、输水道前堵口，官厅的厂房和隧洞，一直到300、三家店、模式口工程，这许许多多的丰功伟绩，从无到有，从小变大，我们技术的迅速提高，我们队伍的迅速壮大，这些难道没有军工的组织性、纪律性强，觉悟高，在短短的六七年里能成吗？可耻的荒谬言论！错误呀！永远也无法填补！
+
+　　我的错误的严重性：
+
+　　第一：在鸣放座谈会上直接支持了资产阶级右派，作了右派份子的应声虫，特别当右派分子孙启轩发言之后不久，我也随声附合，借题发挥，攻击教育科的领导，说什么身体不行，无法工作啦，不称职等，促长了右派分子的嚣张气焰，向党猖狂进攻。
+
+　　第二：首先没有看到我们工作的全盘成绩，即令在我的发言中有个别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也只是指责了我们工作中的个别缺点，这些缺点是在新形势下，在新问题面前，在担负艰巨的任务的时候所难免的，不说工作的成绩，只攻击它的个别缺点，也就是支持了资产阶级。
+
+　　第三：伤了同志间的感情，有害于军职工的团结：很明显，当时我完全歪曲了事实，把过都加在转业军人身上，把整风鸣放座谈会当成了无理取闹的场所。
+
+　　第四：我的骄傲情绪，自由主义、严重的影响了一部份技术干部，我到三总队来的较早，认识的人比较多，因此在联系工作时也比较的方便，并且在过去干部缺乏的情况下，由于领导的信任，担负了许多超出我能力所及的工作，这些对我来说，不是正确地估价自己与客观形势的相互关系，兢兢业业的做好工作，加强锻炼，相反地促长了骄傲情绪，表现为好像什么事都司空见惯，满不在乎，以为领导和同志们都了解我，说话在许多地方不注意方式方法，特别是在比较熟悉的技术干部中间，只是吃吃喝喝、拉拉扯扯，从不开展思想斗争，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明知不对，也讲求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因为我经常都是担负组或段的领导，特别是技术干部的领导工作，他们在和我的日常接触中，一定也发现了我的许多缺点和错误，但是由于我的骄傲情绪和自由主义作风，他们有时也就不便于提了，这样反而在工作中造成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对工作非常不利，不仅影响了同志也阻碍了自己的进步。
+
+　　第五：伤了慈母的心，辜负了组织的培养和期望：我是1953年来到本单位，1954年成为党的发展对象，1956年还准备送我去苏联学习，年底由支部大会通过入党，后因整风停止发展，未被上级批准，在工作中也获得领导的无限信任和百般照顾，只望我能够思想进步，更好的为人民服务，而我呢？多么对不起党呀！
+
+　　最后，我自认是抱着无限的忠诚来作此检讨，警惕了怕暴露思想，企图掩盖错误，存在面子观点的小资产阶级情绪，但是限于水平，一定还有许多不妥之处，甚至是更为严重的地方，恳求领导和同志们展开严厉的批评，我保证虚心接受，力求改正，不改变立场、观点，不红透专深，死不干休，此外我还要在这里向丁付总队长、戴玉飞同志、尹付科长等个人表示公开的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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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习之1958.4.25.于回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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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检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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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我的错误事实（这些错误是很难分的，为方便起见，硬性的把它分成如下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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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在去年七月总队党委召开的鸣放座谈会上，我发表了如下的几点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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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说话一开头就讲，“当兵的作风仍然是我们今天的主流，当兵的作风是简单、明了，100分。”
+
+　　2.当兵的集体转业在我们总队是产生三害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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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转业是表示一个突变，在新事物面前，不熟悉业务，特别是在1956年以前，还包含一个严重的转业思想不巩固，对业务在主观上不努力钻研。
+
+　　4.表现了一系列的矛盾：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干部与工人之间，行政干部与技术干部之间，企业化与供给制思想之间。
+
+　　5.粗率、简单、盲目的处理新鲜事物，习惯于上级一声喊，下级就提保证，在这里谈了1956年在模式口保证五一通水，七一完工是缺乏基础和事实根据的。并举出在右派分子孙启轩说的：“教育科有语文、算术、自然三门课，而只开算术、自然两门课，科长说是边队长说的，这是什么先进经验。”我认为这就是简单，粗率、盲目的布置上级的任务。
+
+　　6.对干部交待工作有三套：第一行政命令；第二群众愿望；第三组织决定。在1956年以后也有一些说服动员，但是还是没有说服力的动员。（说这句话时当时没有举例，但是在思想是联系了生产会议那一类。）
+
+　　7.有些干部不称职的问题：举出了尹福祥科长，说他身体不好，据说连开会都打瞌睡，这又怎么做工作呢？应该让他去休养，又说戴玉飞的群众关系不好，也不称职。总之，过去的营级干部现在一律都是科长级就是不合理，是部队集体转业带来的宗派主义。
+
+　　8.大民主是解决官僚主义的补充办法，在我们单位有没有大民主的倾向呢？我认为是有的，并举出去年四五月份在模式口为了处理两个工人犯错误时，有的工人因为对在前犯错误的俞守荣的处理方式不满，当场带动群众吆喝，我认为这就是想闹大民主的倾向。为什么没有闹呢？这可能是我们的官僚主义还没有严重到如此程度，也有可能由于我们大部分同志是部队转业成份好，阶级觉悟高，组织性，纪律性强。
+
+　　9.会议多，质量差，一开就是半天，现在有的人就采取了两种办法，一种是逃会，譬如明明知道下午两点钟要开调度会了，到时候往工地一溜，一种是罢言，就是到会上不发言，少扯点问题。会议多也是部队转业带来的，过去就有人说“八路军的会多”。
+
+　　10.假如以后还有部队转业的话，最好不要集体的转成一个单位，而是三个五个的分到每个企业单位中去。
+
+　　11.领导听取群众意见问题：说领导不大重视群众的意见。实际上就是说不够民主，当时好像还举出了56年领导上主观接收模式口三家店工程，和关于模式口的干部配备问题。有时群众提出意见，领导也不大听取，所以后来叫我提意见，我就提，像开留声机一样，开一遍又一遍，解决不解决就由领导了。
+
+　　以上是我在鸣放座谈会上所发表的大堆谬论，主要论点是全盘抹杀了我们总队在转业以来的巨大成绩，相反的说，三害是部队集体转业所造成的，歪曲了党的干部政策，丑化了部队同志的形象。
+
+　　二．在其它场合下的错误言论：
+
+　　1.去年七八月间在整风学习小组会上我说过：反右派似乎早了一点，这样会限制了一部份人的鸣放。
+
+　　2.也是在学习小组会上我谈过：“一个人假如能参加共产党的话，他一定不会愿意参加民主党派，尤其是现在，即令入不了党，也很少有人参加民主党派，慢慢的，民主党派就会日形消灭。”
+
+　　3.去年九月份在测量队时，也是大家讨论到底在什么情况下才适合闹大民主，记得我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就像我们这样一个测量队吧！离总队很远很远，在一个偏僻的山沟里，交通很不方便，队里偏偏碰上一个非常官僚的队长，甚至连饭也没有吃了他也不管，还要出去测量，这时跑总队也来不及，那就干脆不干了。”当时就有人反驳说：“光不干也解决不了问题。”另外好像是在模式口的一次学习会上分析过三总队没有闹大民主的原因是党团员多。
+
+　　4.也是在测量队讨论总队如何精减人员时，我说“在模式口洞子里一班三四个工长太多，是浪费，应该多精减这类的非生产人员”。
+
+　　5.在石家庄，二队的办公室里，诽谤领导，说，“丁付总队长就是事务主义，永远也改不了。”
+
+　　6.在模式口衬砌工段时，有一天躺在床上，还发过这样的悲观情调，说什么“我们老盼望着明天，可是明天和今天一样”。
+
+　　7.在1955年当二总队拆散合并到三总队和其它单位时，在自由市场上谈过。（记得好像是模式口散步时说的，一同走的好像有蔡文宪，也是和他说的）总局拆散二总队还不如拆散三总队合并到其它的单位好。
+
+　　8.1956年在模式口衬砌工段的办公室里，那时正是全国反保守的高潮，报上经常刊登一些保守思想，官僚主义的典型事例，我说三总队为什么没有上报呢？当时在我思想上的确认为三总队是很糟的。
+
+　　三、错误思想，错误认识：
+
+　　1.在入党动机上是不纯的，其中也掺杂有个人名誉地位的观念，另外我积极的要求入党，是因为我在三总队的时间长，组织和同志们都比较的了解我，害怕一旦调出三总队以后，组织问题的解决就会更困难一些，这的确是一种投机的想法。另外自以为自己不是党员，在群众中就没有威信，组织不了群众，做不好工作。
+
+　　2.在留苏问题上认为是领导上没有主动争取，是对人对事没有负责任，不去了，强调没有把不去的原因告诉我，还猜疑是因为我回家去结了婚，所以不叫我去了。
+
+　　3.过去在我思想上认为军工就是不好领导，喜欢跳皮，认为部队同志并不像我想象中的好，认为部队同志喜欢占公家小便宜，假公济私，公私不分，如有些同志乱拿公家东西，张永祥同志假到北京开会回家，陈立胂同志霸占公家自行车等等。这些都是一些片面的错误的认识。
+
+　　4.我有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想向上爬，骄傲自大，别人叫我工程师，我沾沾自喜，去年三月在总队开生产会议时，人家说我在会场上的发言好，我也很高兴。
+
+　　5.自参加工作以来，尽管我一直是在施工，但是我不大喜欢施工，嫌苦怕脏，总想作点研究工作。
+
+　　6.同意过右派份子姜天泰的言论，说三总队犯错误的也有党团员，因此认为三总队的党团员的质量不高。
+
+　　四、在工作中的错误表现：主要表现为自以为是，坚持个人意见，对抗领导，消极怠工，稍不如意，就消极起来，不做工作，自由主义清闲思想不开展思想斗争，讲求无原则的一团和气。
+
+　　1.在官厅时，为了出碴线路采用圈道好还是岔道好的问题，和张付总工程师，周立本同志“顶扭”过，虽然经过工区好几次会议的讨论，当时在我的思想上还是没有完全通。
+
+　　2.在模式口时，遭到隧洞连续塌方，束手无策，害怕困难，强调技术水平低，领导原来答应从大伙房一总队调来的工程师也不来了，同时也计较了自己的级别，认为五级技术员领导不了五级技术员，因此，坚决要求辞去工务组组长的职务。
+
+　　3.讨论隧洞清底归开挖工段还是归衬砌工段时，因大家的意见与自己的意见不合，当场和刘培国拍桌子，扭头就走，甚至连会也不愿意参加了，后来还是丁主任跑来叫我才去。
+
+　　4.在模式口的衬砌工段时，因为张段长让我写总结，我说我不了解全面情况，不能写，他说了一句：“你不也是工程师吗？”这么一句话就使我很久不痛快，工作也不起劲，还采取了报覆的行动，如何报覆的下面有事例。
+
+　　5.来石家庄以后，因为自己认为修铁路不是我们的本行，要搞也搞不好，强调客观原因，说总队还没有决定让我们作，不愿意保管一队交来的图纸，在测量中也不积极主动，只是消极应付，当时身为工会付主席，而没有在测量队中建立起工会组织，搞工会工作，没有听党的话，施蓬说建立，王勗恩说不建立。
+
+　　6.在日常生活中，在同志中间，从不开展思想斗争，不谈心，不谈思想，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只是吃吃喝喝，拉拉扯扯，打打扑克，开开玩笑，有时明知不对，也讲求无原则的一团和气，甚至迎风转舵，互相迁就。
+
+　　7.和同级干部之间，斤斤计较别人的缺点，看不起同志，表现出不团结的现象，如在304工段时对陈立胂同志说他骑自行车办私事等等。（在会议上）在衬砌工段时说张永祥同志爱回家，在明开工段，说汪传汉同志不顾生产，请假回家办私事（非组织的乱说）等等。可见在我的脑海深处，存在丑恶思想的，而我又没有什么（本）事。
+
+　　8.我一方面在恶毒攻击领导上的粗率、简单、盲目，而自己在认识上，行为上却真正的表现出粗暴、简单、盲目的地方，如对李贤湜犯错误的问题，个人的意见是偏激的，表现为惩办主义，说什么领导上提出处理意见后，我们才好帮助他。在薄山时，因为工地电线布置问题和王培炎吵了一架。对袁特光的态度不好（晚上把闹钟放在他床上）。对夏光曙的批评是过火的（说他忽视了工地安全，说他这样搞以后会吃亏的），以致使他哭了。
+
+　　9.在工作中不深入现场，不亲自动手，表现了很大的官僚架子，老坐在办公室里贪图清闲，不下工地，如在官厅、304、模式口都是这样，又如在模式口尾工期间，光是布置一下上级的任务，动口不动手，同志们都忙着整理、总结、抄写、刻印，而我连办公室也不去，只是坐在屋里看书。最典型的是当时孙梅先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行走也不方便，让她当值和教书。
+
+　　10.在测量队决定第二次返回测桥涵时，强调自己有病，当时病是有一点，主要是思想问题，不能吃苦，不想搞测量，坚决请假回石家庄。
+
+　　II、分析批判：
+
+　　（一）从以上揭露的错误言行看，我完全承认我是彻头彻尾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来认识问题，而且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作了资产阶级的义务宣传员，特别突出的是关于对大民主的看法和言论，说明我是非常热衷于大民主，企图有用大民主的方式来整掉三总队的官僚主义。什么人希望在无产阶级内部，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搞大民主呢？那就是资产阶级。一旦有用大民主的方式，不但不能整掉三总队的官僚主义，可能一下就全部整垮了，也许还要造成匈牙利事件，对部队转业问题的认识，对部队同志和领导的看法也是这样，谁在歪曲事实对我们加以恶毒攻击呢？是谁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里是缺点，那也是错误，领导不了经济建设呢，那也就只有资产阶级。
+
+　　（二）歪典党的干部政策，说这个不称职，那个不合理，实际上就是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企图削弱或者摆脱党的领导，说“反右派似乎早了一点”实质上就是在掩护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
+
+　　（三）对民主党派的看法与党所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恰恰相反，也就是对共产党的错误认识，也说明自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看问题。
+
+　　（四）对领导不满，对工作不满，对三总队有意见，甚至发出“我们老盼望着明天，可是明天和今天一样”的悲观情调，虽然当时的意思是盼望着我们总队的情况会有些改进，为什么老没有一点改的现象呢？但是也可以作成下面的两种解释：1.把问题看死了，永远也改不了。2.旧社会和新社会一样。当然，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不但一样，而且在某些地方还不如了，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欲望在新社会根本就找不到满足的地方，也根本无法满足，这些虽然开始是属于对工作不满，对单位有些意见，但它会慢慢地发展成为如上面所说的对整个社会制度不满，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反动透顶的情绪。对待民主的问题，说领导不够民主，热衷于大民主，实际上就是向往资本主义那一套虚伪的民主，违反了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原则。
+
+　　（五）在工作中所表现的自以为是，对抗领导，消极怠工，和自由主义清闲思想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混合。首先它在事实上对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只举在模式口要求辞职一事来说，当时工程正处于紧张阶段，新来的同志还不大熟悉情况，得摸索几天，其余的人也因为我的辞职在情绪上多少存些波动，以致使工务组的工作几乎陷于停顿，这样对工程当然会有影响，同时还可以从这件事看出我的人生观问题到底为谁服务，如何服务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是在为谁服务，向谁辞职？辞了又准备到哪里去？这些在口头上背得滚瓜烂熟的“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一碰到具体问题就是搞不清楚。所以说：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不彻底改变立场观点，转到工人阶级方面来，树立起真正牢固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那么，他除开犯错误以外，别无一事可成，光专不红是废品。而且对于人民革命事业会带来更多的危害。
+
+　　（六）对部队同志，对领导，对单位的看法，不仅是一种错误荒谬的成见，也是一种把个别当整体的片面认识，如说丁付总队长的事务主义，就是永远也改不了，说我们单位上没有一点改的现象，这就是一种把问题看死了，不是从发展上看问题的错误荒谬成见，有这种认识的人，看不见前途，制造思想苦闷，悲观失望，发展到极端，结论就是说：拆散二总队还不如拆散三总队好。另外对部队个别同志的个别行为当成整个部队转业同志都是这样的。因此认为“我们单位很糟，我们单位的党团员质量不高，当兵的集体转业是产生三害的根源”，现在认识到这样的认识问题是错误的，任何人任何集体，任何最好的地方，也不免有些个别现象，如刘少奇同志所说的“共产党也不是天生的”。并且对同志的批评也是一种吹毛求疵，谨小慎微的伪君子气。
+
+　　（七）从前面的错误言行看来，我的错误不是个别的、随便说的、无意的，而是一系列的、成套的，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上，在思想深处有着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支配着，在部队集体转业，对单位不满等问题上，我违反了毛主席在论六项是非标准中最重要的两条，即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因此说我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我的问题因为已经在言行上造成了政治后果，应该是属于政治问题，过去我和人民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也应该属于敌我矛盾，如果不彻底肃清资产阶级思想，不改变立场观点，这种矛盾是无法统一的，以后和工人阶级的冲突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
+　　III、今后努力方向：
+
+　　我考虑我的问题主要是立场观点问题，因此我想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改变我的立场观点以求红透专深。
+
+　　（一）首先要求领导让我到劳动生产中去锻炼，改造思想。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而没有经过体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必须通过亲身劳动才能体验出真正的生活，培养出真正的工农感情。
+
+　　（二）经常进行思想斗争，继续彻底的清算我的资产阶级思想，贯彻红专计划，保证每月向组织写一篇思想汇报，并注意争取同志们的帮助。
+
+　　（三）接触思想，努力钻研马列主义，改造思想，鼓起革命干劲，在思想上，工作上力争上游，不改变立场观点，不红透专深，死不干休。
+
+　　（四）如果工作需要，还不能整天参加体力劳动的话，我的初步计划如下：
+
+　　1.每天坚持10小时的工作时间。
+
+　　2.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每周抽出六小时学习政治理论。暂定选读社会主义教育课程中的有关文件，并作出学习心得。
+
+　　3.根据工作需要，每周抽出六小时，钻研有关的技术理论并作出学习笔记。
+
+　　4.每周坚持四小时的体力劳动，另外抽出四小时作清洁卫生整理。
+
+　　 曾习之1958.5.12
+
+　　曾习之同志：发言中主要谈了总队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归根结底是由于部队集体转业，他列举以下事实：现在管理水平技术水平与工程任务不适应，其根源与部队集体转业有关。他说：现在总队的思想主流是部队思想，简单明了一百分了。现在转业干部仍有这种情绪，不钻业务，转业五年了对业务还不熟悉。企业化思想不巩固，供给制思想存在，也是由部队带来的。现在管理方法是简单粗暴，交待任务的办法是①行政命令。②群众说你能行，大家认为你可以。③组织决定，党委支部的决定。除了这三套以外，再来说服动员，但没有说服力，这也是部队带来的作用。
+
+　　在谈到对干部的教育时，他说：应加强对科以上干部的教育，对能用思想教育的干部就进行教育，对那些不能胜任的、加强教育也不能解决问题的，可以另找出路。如教育科科长不能胜任，大家意见很大。这样的干部送去休养（因为身体不好），再就是撤下来，保持原薪，让他做比较轻的工作。再如戴玉飞工作能力不大，但领导上另眼看待，评级时又提了一级，过去部里正营级干部一来是什么科长，一是要提什么级，这不是从工作出发。在人事工作上集体转业带来了宗派主义。
+
+　　他还谈到会议多的问题，他说：会议多质量不高也与部队集体转业有关，过去八路军就是多开会。开会多怎么办，他说方法有二，一是罢会不参加，二是罢言，开会时不发言。另外曾习之同志还谈到在模式口一次开会时，工人呼口号情绪很激动，为什么闹不起事来呢？他说：这也与部队集体转业有关，由于集体转业，大民主这种解决官僚主义的补充办法，在我们单位都不能实行。
+
+　　最后他谈到，在1955年时部队集体转业时没有多大优越性，集体转业必然带来些部队思想，优越性不大，应该三个五个的分散到各个企业去。
+
+　　任信良在八月十三号拿着350元国民党出的蒋币，票子上有蒋介石像，叫队长陈诚仁看，并说这钱有多么好，我希望明天就能用，如过下午能用我更高兴。我卖〔买〕辆车子还不用请你□□。别人说这票子有什么好的，他说“你们说它那地方不好？”等话。
+
+　　他在鸣放中贴出大字报，标题是《挤牙膏》的反动大字报。
+
+　　朱荣生在发放布票时曾这样说：今年发12尺布票够用吗，如果棉花不出口保险够用，现在还不如旧社会哩。为什么不叫帝国主义到中国来卖布，过去可以随便卖布，现在就不行了。又问，“周总理12尺布能够用吗？可能毛主席和周总理自己能穿上就行了。”
+
+　　在增产节约时曾给队长提过这样的意见，“队长你今后在接受任务时不要这样坚决，得考虑考虑接受，不的话我们就不干了，你不能和在军队当排（长）时，现在和那不一样了。”
+
+　　王小文在鸣放曾这样说：别看现在都写，将来可能有倒霉的，他并替反动的《挤牙膏》申冤。又如他在大字报里写了这么一句，“现在干部与工人的关系比鸿沟还深”，扩大事实。
+
+　　三种人物划分
+
+　　二队总干部数105
+
+　　其中党员28
+
+　　其中团员29
+
+　　左派5人
+
+　　中间派38
+
+　　中间偏右1
+
+　　右派4（团员一名）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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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07.txt
@@ -0,0 +1,39 @@
+# 四川开县人民法院关于张族的刑事判决书
+
+　　自诉人：盛山区公所，代理人向新
+
+　　被告人：张族，又名张里证（？），男，四O岁，小业主出身，教员成份，现在丰乐乡中心校任教，文化程度简师毕业，住开县镇东乡头道村。
+
+　　本院于一九五八年五月九日，在盛山区公所依法公开审理了张族反革命案，经审理完结，县查明：
+
+　　被告张族，解放后，参加过青帮、袍哥、国民党，先后历任伪税局、警察局作雇员、小学教师、校长等职，一九四二年任警察局作雇员时，任该局区分部组训委员，一贯××出席区分部各种会议，伙同刘××等发展国民党组织，进行反共活动。
+
+　　解放后，隐瞒历史身份，五零年混入镇东乡小学，在协助村里填写粮册时，有意将兄弟张里世应缴公粮一一石改为一石几，进行包庇，被发觉撤职回家。一九五二年又考入简训班，，继续隐瞒其历史，混入了文教队伍，由于被告思想反动对党不满，到处煽动破坏党的各项政策，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一九五四年开学前，在学校唱消灭共产党，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少年等反动歌曲。整风开始，被告认为时机已到，在鸣放会上说：粮食统购是追求数字，甩托托，不顾农民死活，又说运动（指整风）搞得人心惶惶，有的干部冤枉死了，“三反”揪出来的老虎是冤枉，为贪污分子打翻案，还轻蔑说，干部乱搞男女关系是因为没有妓女院……。
+
+　　上述事实，经审理完全属实，本院认为：被告解放前有反革命历史罪行，解放后理应老实交待自己的问题，诚心悔改，靠拢党和政府，相反，却拒不交待自己的历史，对党一贯仇视，思想反动，本质恶劣，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特依法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张族管制叁年，交农业社管制生产，管制期中剥夺其政治权利。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的第二天起，两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的副本，上诉于四川省万县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
+　　 审判员彭必伟人民陪审员张德天、周志林一九五八年五月九日
+
+　　（（注：原文中字迹无法辨认的笔者标记为××。））
+
+　　（附：）
+
+　　（盛山区委：）
+
+　　兹有你区正东人民公社??X 队张族在我县丰乐小学工作，在57年反右斗争中划为右派分子，于60年X月日在 XX 因病死亡，请了解其家属情况填入下列表中告诉我室为盼！
+
+　　此致
+
+　　（敬礼！）
+
+　　 中共开县县委摘帽办公室一九六一年十月廿四日
+
+　　 中国共产党开县委员会统一联络工作组（章）
+
+　　
+
+　　   家属姓名 生活情况 对死亡右派的摘帽态度 当地党组织意见 备考     人口： 劳力： 经济来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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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08.txt
@@ -0,0 +1,33 @@
+# 中共成都市委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叶石党籍的决定（叶石）
+
+　　叶石，男，四十五岁，山西省汾阳县人，自由职业者家庭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一九三八年入党。历任七月剧社社长、鲁艺分院秘书、文化服务团团长、晋绥分局教育科科长、宣传科长、成都军管会新闻处长。现任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市人委副市长。
+
+　　一九三九年因浪费公款十余元，受党内劝告处分。
+
+　　叶石攻击省委，否认阶级斗争，反对阶级分析，散布修正主义的反动观点。
+
+　　去年三月。叶石在北京参加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时，曾在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小组会上攻击省委，他说：李井泉同志去年二月在省、市级机关党员科长以上干部会上，传达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的报告和主席的报告精神不一致，他认为李井泉同志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对去年知识分子思想乱不乱的估计过分了，他特别对李井泉同志报告中提到的把敌对思想搞臭很不满意。在宣传会议期间，他给市委宣传部肖菊人同志打电话叫停止传达他在学校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这个总结大体是根据李井泉同志报告的精神作的)。由京回来后，他又召集中学党员校长开会，进行学校政治工作会议的所谓“补课”，他在这个会上说：“不能用粗暴的办法一棍字打死，不能过分强调阶级斗争”，“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矛盾，要正视我们的错误”，“总的说来，成绩是主要的(否则与国民党一样)，但那个具体单位则当具体分析”，“闹事说明了有官僚主义”，“保护人民，不保护官僚主义”，“香花毒草是要分，但在某些时候，一时划分不清，不要着急去划”，“不能迷信经典著作，要考虑我们的民族特点，传统要求”，“学苏联不结合实际，把凯洛夫、申别廖夫捧为圣旨”，“教育界的最大危险不是修正主义，是机械的学习苏联，一定要反对教条主义”。
+
+　　叶石并在市委宣传部部分科长干事中间散布“李井泉同志的报告和主席报告的精神不一致”的谬论，在他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宣传部科长马锡禄、吴其茂、李友竹等在座谈杜心源同志准备在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初稿的座谈会上攻击省委说：“省委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导思想上有教条主义”。会后马锡禄以市委宣传部的名义向省委宣传部写报告，要省委从指导思想上检查“教条主义”。
+
+　　一九五七年召开市团代会之前，陈先泽同志向他请示对团委准备的报告有何意见，他说：对新的问题提得不多，主要是能解除对青年束缚、限制，使他们更活跃，他在这次团代会的开幕式上讲话时，也强调要解除对青年思想的束缚和限制。
+
+　　在大鸣大放时期，他进行煽风点火活动，攻击党的领导和党领导的各项运动。
+
+　　叶石煽风点火的反党活动，最突出的表现是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在市话剧闭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说：“过去是敌我矛盾为主，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有些人就扩大化了”，“过去对敌斗争养成了党员怀疑群众，把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是敌我斗争，把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起来”，“我们党是在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运动就是整人，学会了一套整人的方法，因此就培养出整人的党员”，“过去我们党对群众太粗暴，很过分，这应是领导上的责任，今天不能再站在统治者地位，要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扭转脱离群众的作风”。“偏激是难免的，压了很久怎能不偏?否则就是“收”而不是放，要放就不要怕偏激”。“我们入城以后，住洋房，坐汽车，层层影响，养娇了干部，这股风是从上面吹来的，所以整风就要先整领导”。“党员因为有组织，党是执政的党，因此党员敢讨便宜，群众则向隅”。“希望大家大胆地谈，以后再不会有肃反那样的运动了”，“以前那些运动，党员都是整人家的，现在人家整我们一下。有什么不可以?”“过去有些同志犯错误就记一笔账，运动来了就整，这就是“零存整付”，以后不会这样了”。“这正是鸣放的机会，目的中教育领导，而不是教育大家”。
+
+　　叶石还歪曲党的干部政策和建党工作。他说：“过去是军事时期，培养的军事干部多。今天大力培养知识分子干部”，“几年来发展党员未走群众路线”。
+
+　　叶石对于省委宣传部批评市话剧团演出的“雷雨”、“桃花扇”极端不满，并借此事公开攻击省委宣传部。他明知话剧团演员对省委宣传部的批评不满，竟在市话剧团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说：“演出‘雷雨’、‘桃花扇’外边意见很多，为什么不可以演?我是硬着头皮，没有表示态度”。并且说：“有两种艺术，一种是能够立刻产生教育效果的，如在老解放区，演出一出参军的戏，台下的人就踊跃报名参军；另一种艺术是曲曲折折为政治服务的，如‘雷雨’、‘桃花扇’就是”。他主张把话剧团固定下来，建立剧场艺术，不必下厂下乡。这说明他和党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和文艺为工农服务的方向是有严重分歧的。
+
+　　一九五七年六月发生“二师事件”时，市委指示叶石亲自去处理，叶却说：“他们正在找我，叫我去挨打吗?”因而不敢前去。
+
+　　此处，叶石在去年以前，就先后散布了许多不满和攻击省委负责同志的流言蜚语，有些完全是造谣。
+
+　　叶石反党并不是偶然的。他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入党已二十年，但是，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立场，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他的名誉地位观点严重，有浓厚的骄傲自满情绪。他认为党对他的“提拔慢了，参加常委迟了”，因而对党不满，对副市长名次的排列，他也认为把他排后了，表示不满意。他愿意听人奉承、赞扬，不愿意受人批评监督，当党的组织对他进行了批评的时候，他就对党表示不满。在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中党曾对他的历史问题进行过审查，就对党不满，和党有了距离。由于他的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对党不满，几年来，工作日益消沉，散布流言蜚语，甚至采取造谣的手段，对领导同志进行攻击。他贪图享受，生活特殊，想做官不想做事。在两性关系上不够正派，曾和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一个有政治问题的女护士拉拉扯扯，关系暧昧。一九五四年，有一次他还托人由成都带皮袄到北京出售。由于他长期缺乏自我改造一直保持着资产阶级思想，他对社会主义革命有一种本能的不满，当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和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他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就活跃起来，接受了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想影响，这种修正主义的政治观点和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相结合，就使他走上了反党的道路，最后堕落为党内的右派分子。
+
+　　叶石的问题是在去年八月间开始揭发的。去年十一月市委扩大会上又作了揭发批判。在省委四级干部会议以前叶石虽然作了几次检讨，但未接触主要问题。并在去年十一月市委扩大会前后收回有关笔记，以图应付。在省委四级干部会议成都市小组会上，一开始态度就比较老实，接触到主要问题，三次检讨一次比一次深入。由于党和同志们的帮助，在最后一次交代中除承认了大家揭发的重要事实外，并主动交代了一些问题，也有所批判，态度较好。
+
+　　根据以上情况，经一九五八年五月九日中共成都市委第七次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开除右派分子叶石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工资级别降三级)。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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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09.txt
@@ -0,0 +1,9 @@
+# 南阳市市长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孙杰的处分决定
+
+　　市第二小学校：
+
+　　孙杰，男，36岁，市第二小学校总务，解放前曾当过国民党中尉书记官，上尉军官。整风鸣放时他说：“合作化搞糟了”，“粮食‘双统’搞错了，”“水利化劳民伤财”，被划分右派分子。经地委5人小组研究，决定以反革命分子论处，行政开除，送农村劳动教养。
+
+　　 市长  刘文祥1958年5月10日
+
+　　来源：赵宗礼《1956—1961：南阳反右志逸》未刊稿，2023年2月6日。赵宗礼，《南阳日报》社退休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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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10.txt
@@ -0,0 +1,11 @@
+# 南阳市市长关于对右派分子刘克珍的处分决定
+
+　　市第六小学校：
+
+　　你校教员刘克珍在鸣放时说“共产党说理不走理”；在大学报搞“三比”和“三多”；“干部吃的白馍、玫瑰酒和鱼肉多，农民吃的红薯面馍、红薯干，红薯叶多”，“农民积极性不高是农业合作化造成的。”
+
+　　据此，刘克珍已成为右派分子，决定撤职察看，薪金由小教5级降为小教10级。
+
+　　 市长  刘文祥1958年5月10日
+
+　　来源：赵宗礼《1956—1961：南阳反右志逸》未刊稿，2023年2月6日。赵宗礼，《南阳日报》社退休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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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11.txt
@@ -0,0 +1,9 @@
+# 南阳市市长关于对右派分子邹萍的处分决定
+
+　　市第二初级中学：
+
+　　你校教员邹萍，女，28岁，出身资本家兼地主家庭。整风鸣放时说：“每个单位都委派一个党员当头头，这不是党天下是啥？”又说：“干部政策有问题，合作化和粮食政策没搞好”；“党对学校包揽太多”，实属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决定给予撤职处分，监督劳动改造。
+
+　　 市长  刘文祥1958年5月10日
+
+　　来源：赵宗礼《1956—1961：南阳反右志逸》未刊稿，2023年2月6日。赵宗礼，《南阳日报》社退休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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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12.txt
@@ -0,0 +1,29 @@
+# 中共上海市委对右派分子鞠华的处理结论
+
+　　<(鞠华)>
+
+　　鞠华，男，四十六岁，山东掖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参加革命，一九三八年四月入党，历任秘书、县长、专员、南京市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办公室主任等职。前任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党组组员，党内曾任司法局党委书记。
+
+## 一、主要反动言行
+
+　　(一)在右派分子谭惕吾来沪借“视察”司法工作为名，收集反党“资本”期间，鞠华主动的向谭提供了大量的内部机密材料。在谭“视察”鞠华又表示谭污蔑和攻击社会主义法制的反动言论是“宝贵的建议”，要“分别研究解决”，内应外合地向党进攻；
+
+　　(二)鞠华与右派分子杨兆龙在南京认识后，关系一向很密切。一九五五年市委安排民主人士时，鞠曾推荐杨任司法局副局长，在提名后还担心不被批准。在反右派斗争期间，鞠华参加斗争杨的会议时除一言不发外，会后还把严肃的政治斗争歪曲成为“学术性的争论”，支持杨的反党活动；
+
+　　(三)同时供给右派分子王造时向律师协会要的所谓“违法乱律”的材料，为右派分子提供反党资本；
+
+　　(四)指责蓬莱区院前副院长右派分子冯玉增不应该写攻击“党内由公安、检察、法院三长共同决定处理案件是违法”，“一九五六年清理人犯是违反法制”的大字报，破坏党组动员“鸣放”的决定，给右派通风；
+
+　　(五)长期以来，对党抱着离心离德，疏远对立的态度。三反运动中，鞠因思想严重右倾，领导运动不力，受到停职反省和党纪处分后，对党心怀不满，耿耿于怀，抱着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态度，甚至丧心病狂地认为在党的领导下，他“总不会有好收场”。
+
+## 二、斗争中的态度
+
+　　（经多次批判，指出其错误的严重性后，才承认了自己的反党言行，并作了检讨，表示愿意悔改。）
+
+## 三、处理结论
+
+　　开除党籍。降职、降级、降薪(由十级降为十三级)。
+
+　　· 来源：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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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13.txt
@@ -0,0 +1,25 @@
+# 我要彻底改造自己
+
+　　<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王应睐>
+
+　　我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家庭，青年时期受资产阶级的教育，抗战以后到国外留学，对国内情况长期隔膜。抗日战争胜利后，我抱着很大希望回国，但国民党对进步人士不断迫害，使我对政治深感不满，一心从事科学研究。解放前夕，我对国共和该还存有幻想，当时对共产党不认识，甚至还抱着怀疑的态度迎接上海的解放。
+
+　　（解放初期，社会秩序迅速改进，使我改变了对党的态度。之后，又经过思想改造，抗美援朝等政治运动，崇拜英美的思想和纯技术观点，初步得到了一些批判。尤其国家建设的辉煌成就，使我开始认识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然而由于个人清高思想的作祟，我很怕接近党的领导同志。知识分子政策公布以后，对我有很大鼓舞，曾想争取入党，但又怕党的纪律的约束和影响自己的研究工作，终于迟迟未下决心。）
+
+　　我对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方面，有许多不正确的看法，我虽然了解党对科学事业是重视的，但最初我认为党只要支持科学工作，为科学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就够了，至于科学应该如何发展，这是科学家的事。过去在讨论生理生化研究所的研究方向时，有位党委领导同志表示对生理生化科学不懂，要让所里自己搞，我当时满怀高兴，认为这样省事，可免不必要的干涉。科学院上海办事处成立时，我认为它只限于政治上的领导和为各所的研究服务，随后办事处成立调研科，我甚至怀疑党对科学家是否还不够信任而要设这个科。其实，我是没有认识到科学研究是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要达到此目的，就必须有党的领导，单靠非工人阶级的科学家是像不好的，这不是信任与不信任的问题，而是对人民负责的问题。这次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科学发展存在着两条道路。例如民盟有派的反动科学纲领是有心把我国科学事业引向资本主义的道路，我当时对反动纲领中的“保护科学家”、“科学的领导”、“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培养新生力量”等问题虽有些地主不同意，但并不能洞悉其反动本质，读过郭沫若院长的驳斥发言后才恍然大悟，可见在科学发展的问题上，自己的思想中还带有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因此，我深深认识到科学工作者不经过彻底改造，不树立工人阶级的人生观，就不能很好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
+　　我对于我所的研究方针，的看法是纯粹从本门科学的发展角度出发的，我认为我国的生化基础差，研究干部缺乏，新技术的应用很落后，所以应重基础的建立、干部的培养，以及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尽管这样的方针基本上符合我国的需要，但是在贯彻时我的想法和做法都脱离了我国的实际，我没有考虑如何结合我国的生产(广义的)实际来推动工作，而是满足于闭门搞研究，以致工作人员对自己国内的生产实际严重地缺乏了解和感情。又因为平日与院外的生产实际缺少联系，使所内的研究成果和理论知识不能在生产实际中起作用。如果长久下去，不但研究成果永不能满足生产实际需要，而且培养出来的干部也将严重脱离实际。
+
+　　我对于直接领导的工作人员缺少全面的照顾，不深入注意每人的思想情况和组内人员间的关系，未能将全组组织起来，以致全组形成“集体单干”的局面。我对开展较好的工作如琥珀酸脱氢酶、氢基酸代谢等研究注意帮助较多，对比较单调的工作如蛋白质代谢等研究鼓励和关心少，以致使从事后一类工作的同志情绪低落、对工作失却兴趣和信心。这种研究领导方式是一种官僚作风，这与自己对研究工作的错误看法是分不开的。我对研究工作夹杂着个人名位或“功利”思想，把研究成绩视为个人表现和巩固个人威信、个人名位的工具。在选择研究题目上，我采取稳扎稳打，倾向于一些较有把握、较容易获得结果的问题，对于困难大把握少的就不大愿意去做。例如对蛋白质生物合成问题，就不愿投入很大的力气。有一次，我听一位南美洲的老科学家谈选择研究题目的策略，他认为一般科学家应避免大问题，只有天才才可以搞大问题。当时，我很同意他的观点，现在看来这纯粹是资产阶级的“功利”角度的考虑。其实，作为社会主义的科学工作者，只要对人民有利，就必需组织力量全力以赴，不应斤斤计较眼前的小成绩。“功利”思想是资产阶级追名逐利的个人主义思想，这种腐朽思想来自旧社会。因为在旧社会里什么都是靠不住，唯有自己的学问才靠得住，因此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埋头苦干，一心巩固个人名位，而选择题目也就找最易成名获利的捷径。
+
+　　我在工作中存在着保守思想，在研究工作方面过于强调个人的作用，忽视集体力量和群众智慧。在干部培养上，总认为当初自己是几乎完全靠自己的努力挣扎出来的，因此要求年青人都应该如此，而不是因材施教，不是针对每个人的性格和特点加以培养，特别是没有好好地把干部培养工作组织起来，发挥集体领导和集体工作的作用。
+
+　　由于自己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退隐与个人名位的思想在研究工作中也不断交叉出现。以前对待研究工作是从个人兴趣出发，考虑研究论文的价值，从是否能巩固自己个人的成就和地位着眼。虽然我也联系实际做了一些工作，但主要精力还是集中在自己得意的工作上，对一般工作抱着悠闲的态度，像在科学知识中“游山玩水”。对工作有利于“小我”是干劲十足，而对领导所的行政工作就缺少干劲，而是得过且过，放任自流。现在想来，这种工作作风是属于资本主义办科学的态度，而不是社会主义的科学工作者所应有的。过去我主观上是拥护党的主张，也想搞好工作，但实际上不管自觉或不自觉，做出来的总得到相反的效果，工作计划性不强，习惯于集体单干，片面强调理论问题，讲究功利做法，以致使工作发展受到限制。检查原因，主要是立场思想没有端正。这种目光短小、只顾眼前，把研究工作引向牛角尖，把知识脱离人民的做法，长久以后将会走上“为科学而科学”的道路上去。
+
+　　我的个人主义的另一表现，是“我不犯人，明哲保身”，温情主义，缺少斗争性。我对人对事是立场不鲜明，爱憎不分明，缺少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一团和气，缺乏原则性。由于息事宁人，常把好事办成坏事。因为一团和气，缺乏批评，形成过去所内出现了高级人员不团结的现象。由于我重业务轻政治，缺乏原则性，影响所内长期来政治空气淡薄。所内有不少人抱有先专后红的思想，与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
+　　在对待所的领导工作上，我总患得患失，有了成绩沾沾自喜，甚至自高自大；碰到困难，就想消极退隐。这种忽冷忽热的情绪波折，大大影响自己的精力，而使工作受到损失。
+
+　　（现在，我深刻认识到知识分子不进行彻底改造，不脱胎换骨，就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无法做好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今天，我痛下决心，要彻底改造自己，决定在自觉的基础上，依靠组织、依靠周围同志，听党的话、跟着党走，坚定地走社会主义的路。我的缺点很多，但在组织与同志的帮助下，我依旧信心百信，有勇气克服缺点，争取做一个红透专深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争取做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
+
+　　 ---- 原载1958年 5月10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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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214.txt
@@ -0,0 +1,19 @@
+# 中共江苏省交通厅支部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镇党籍的决定
+
+　　张镇，男，现年43岁，江苏省兴化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地主，1940年入伍，1941年入党。历任县长、局长等职，原任交通厅副厅长，党组书记。
+
+　　在深入整改，交航二厅整风领导小组合并后，进一步揭发了张镇的反党言行。张镇的反党、反领导，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
+　　1、摆脱党的领导和监督、重大问题不向省委请示和报告，反而说省委不重视交通工作。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以自己的意愿为转移，搞航运工作时，说领导“重公轻航”，搞公路工作时，又说领导上“重航轻公”。他主张执行省委的指示要慢一点，修建徐淮公路就是违背了省委的方针。在负责交通厅党组工作时，严重的不负责任，偏面地强调交通工作的特殊性，把业务工作神秘化，摆脱党的领导。
+
+　　2、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重大问题不通过集体讨论决定，有话不在会上说，背后乱谈，会上表示同意，会后又宣传自己的主张，甚至推翻会议决议，自己另来一套，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工作中有了成绩，占为己有，出了毛病，则推给别人。
+
+　　（3、一贯玩弄两面手法，热衷于制造是非，造谣中伤，污蔑领导，破坏团结。在干部中拉拉扯扯，用讨好卖情、封官许愿的办法，迎合某些人的个人主义心理，培植个人亲信。他还逢甲说乙，逢乙说甲，进行挑拨离间。扩大别人的缺点，抬高自己的威信。提出修正主义的论点，主张取消思想斗争，散布“批评会影响团结”的谬论，来涣散党的战斗力。在阶级斗争中，他尽力长敌人之志气，削自己的斗志，涣散斗争。）
+
+　　4、一贯坚持地主阶级立场，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以反对者的面目出现，颠倒黑白，破坏运动。三反运动中，就曾为揪倒领导进行了非组织活动；反右派斗争中同情和支持右派，提出“不要扩大化”，要接受“肃反教训”的论点，为右派分子辩护；干部下放时又提出“接受1954年整编的教训”，并在下放干部问题上造谣中伤，把领导小组的决定，说成是某领导的独断，以混淆视听，攻击领导，进行他的反党活动。对机关中的坏人坏事，表现了严重的右倾，不闻不问，提出“捉奸要双”的反动的法学观点，来为坏人坏事辩论，使交通厅坏人坏事不能得到处理。
+
+　　5、张镇的反党、反领导是一贯的。早在土改中，就以葬父为名，出买土地50亩。复查中为其家中隐瞒浮财。三反运动中，又企图揪倒领导。对党的重大的革命措施，加以破坏和污蔑。例如：棉布要计划供应，他指使其老婆尽先抢购。对农业合作化后的新农村，说成是“反动标语到处都有”，“农民抢粮打干部”，“如果不是我们镇住，国民党来了很多人就变了”。苏联发射洲际导弹火箭成功后，他说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德国搞到一批科学家，今天才有这样的成就”，从苏北到并省以来，没有那个领导同志，他没有反对过的。在苏北交通处工作时，说领导是“主帅无谋，三军受困”，“大臣不如太监”。并省后，从省长到历任厅长，他都恶毒的予以攻击，无中生有，造谣中伤，扩大领导缺点，多方面加以排挤。
+
+　　张镇的反党、反领导，是有其社会根源的。他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又直接经营土地进行剥削。入党后，地主阶级思想根本未加改造，一有时机就原形毕露，遵循其父亲所遗嘱的：“男子不险不发”的反动哲学，作为他一生损人利己、损害组织、追逐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指南。因此，张镇是一个混进党内来的阶级异己分子，是一个党内的极右分子。为了纯洁党的组织，经支部大部讨论，一致通过清洗张镇出党。并建议行政给予处分。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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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215.txt
@@ -0,0 +1,69 @@
+# 坚持政治原则，消灭温情主义
+
+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邵循正>
+
+　　Ⅰ．我的缺点：
+
+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十分严重，特别是干劲非常不够，思想意识远远落后于形势的要求。
+
+　　(1)立场问题：
+
+　　自己在政治上要求不高，对思想改造先片面强调稳步前进，后来又满足于很不踏实的一些进步，抱着水涨船高慢慢来的想法。对自己缺乏认识，经常暴露思想又不够，既不肯自己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而又不善于接受批评。因此，立场没有彻底转变，客观主义严重，逐渐发展为客卿思想，以致在对敌斗争中，不能站稳立场，不知警惕自己的温情主义。
+
+　　(2)责任感问题：
+
+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臭架子没有打掉，没有建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想保留自己的小天地，对社会主义事业缺乏热情，缺乏工农感情。没有主人公态度，而愿意做一个指手划脚的旁观者。责任感十分不够，不肯辛勤劳动，不肯多做具体工作，工作拖拉，教学不负责。
+
+　　(3)名利思想：
+
+　　资产阶级剥削思想没有消除，名利思想逐渐滋长，安然享受无实之名，分外之利。
+
+　　(4)对待马列主义态度：
+
+　　学术上缺乏灵魂，对马列主义理论不肯认真钻研，反有畏难思想，对自己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没有很好进行批判，因此，对百家争鸣政策没有正确了解，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在自己脑子中日益抬头(重史料，轻理论，脱离实际，厚古薄今)，给同学带来很多的坏影响。
+
+　　Ⅱ．我的努力方向：
+
+　　(1)努力使自己成为红透专深历史学者，特别是中国近代现代史的学者，替国家培养大量的又红又专的人材。
+
+　　(2)要求自己做一个真正与工农结合的一个平凡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
+　　(3)努力使自己成为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的宣传员。
+
+　　(4)努力争取及早达到预备党员的标准。
+
+　　Ⅲ．具体措施：
+
+　　上述方向是我长期奋斗目标，现在先从下列各项做起，着重要求克服工作上的不负责任和政治上的不长进：
+
+　　(1)在政治上坚决清除慢慢来的想法，多多向党交心，和同志们彼此交心，积极参加组织生活和工会小组生活，主动暴露自己不正确的思想，和同志们互相帮助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虚心接受意见，并做到真正搞通问题为止。
+
+　　要求党给我更多的社会工作，锻炼自己，严格要求站稳立场，坚持政治原则，消灭温情主义。
+
+　　(2)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本年度先精读列宁文集中的主要文章，进一步学习中国革命史、革命理论、党的文献。
+
+　　关心时事，多了解新事物，认真学习政策文件和党报社论，带动教研室一起讨论近代史现代史重大的带有理论性的问题，特别是当前学术界争论的问题，加强教研室的科学活动和战斗空气。
+
+　　(3)鼓起干劲，扫除名利思想和拖拉作风，时刻记住我的一衣一食都是工人农民辛勤劳动的果实，我的时间一分一秒都是属于人民的，我的知识一点一滴都是属于人民的。
+
+　　将自己工作定出计划，自己经常检查工作态度、进度和质量，每两个月向教研室同志们汇报，请求检查。
+
+　　严肃认真对待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本学期教学做到保证充分备课，下学期起开始写史料学讲稿。对研究生严格要求，每两周见面一次，进行具体指导。
+
+　　做好领导教研室工作，和同志们共同努力建设专门化课程，加紧进行科学研究。自己每年写出论文两篇(另星写作不计)。在科学院历史三所具体参加帝国主义侵华史的写作，争取早日完成。
+
+　　过去已接受而未完成的工作拟定计划尽量争取在本年内完成。此后接受校外任务要充分考虑条件，但接受后必须如期完成。
+
+　　(4)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
+　　彻底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有系统地深入批判外国资产阶级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一部分和史料学讲稿结合，另一部分写成单篇文章。
+
+　　(5)多多争取机会，向工农直接学习，适当参加体力劳动。
+
+　　(6)热情对待同学，关心同学的业务和政治，主动和同学们联系。
+
+　　(7)在上述各方面的严格要求自己，提高自己，争取及早达到预备党员的标准。
+
+　　· 来源：
+
+　　《拔白旗、插红旗： 北京各高校双反运动大字报选》，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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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16.txt
@@ -0,0 +1,25 @@
+# 中共重庆市委直属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王匡时党籍的决定
+
+　　<(王匡时)>
+
+　　王匡时，男，三十五岁，江苏省灌云县人，地主出身，学生成分，一九四一年参加革命，一九四五年入党。曾任陕南均县区委书记，重庆市工会文教部副部长，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长、副部长等职。
+
+　　王匡时是以张文澄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的骨干。当去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发动猖狂进攻时，他与党内右派分子张文澄、谢予等相互勾结，在阶级敌人面前公开叛党。与社会上右派分子一道，里应外合，疯狂地向党进攻。
+
+　　在市委第五次全委扩大小组会上，他与张文澄一唱一合，积极鼓吹鸣放不要领导，并无边无际地开展鸣放。会后又公开反对这次会议的正确结论，污蔑市委领导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思想不通”，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他公开反对市委关于积极稳重地开展鸣放的正确布署。他还指使谢予四处搜集反面材料，作为逼攻市委和煽风点火的弹药。与此同时，他默许宣传部的工作组到工厂去逼迫基层党委鸣放，直接在工人中“放火”。在五月下旬市委召开的文艺、新闻座谈会上，他同意和支持右派分子汪岗关于主张办同人报的恶毒向党进攻的发言，一再称赞右派分子蔡炎在会上的发言“不错”，并说：今后“要重新认识这些人”。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讨论到当时重庆日报的政治方向问题，会后，王匡时向市委书记任白戈同志说：“等人家闹大民主了恐怕要逼着通”。在反右派斗争开展后。他还为右派分子贾唯英等辩护，说：“贾唯英与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不同，还不是专心想攻垮党”。
+
+　　王匡时对党的领导，从中央到地方一贯地进行恶毒攻击。他明目张胆地污蔑党的领袖，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恶毒地说：“斯大林的迷信破除了，但要破除对毛主席的迷信却还不容易”。并认为“东方红”歌曲“有个人崇拜”，“应不应唱值得考虑”。在组织“八大”文件学习时，他坚决反对处内同志提出在学习中要强调党的领导作用的正确意见，竟在拟定学习计划时，将“加强党的领导”部分篡改为“思想作风”部分。后市委又明确批示要强调党的领导问题，王匡时有意违背市委这一指示，并借此为题，搜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来攻击党的领导干部，丑化党的领导。他一再疯狂地攻击省、市委领导。污蔑去年初的省委扩大会议与主席精神不符，一再造谣诋毁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同志“皮气不好”。一九五六年市的第一次党代会上，他接受张文澄的指示，非法地到会外去搜集材料，反对市委提出的市委委员候选人。并指使谢予(当时是列席人员)以讲师团问题为借口在大会上发言，对市委领导进行攻击。谢予故意歪曲市委书记任白戈同志关于定息问题的正确解释，疯狂地攻击市委领导，他却认为谢是“新生力量”，而予以积极支持、鼓励。不仅如此，他还批准谢予投稿“学习杂志”，并在市委第五次扩大会议小组会上公开说“去年支持谢予是有意义的”。
+
+　　王匡时还利用各种机会，在党内外大量散播修正主义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毒素，他积极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认为所有制改变后，“阶级之间的兄弟关系代替了剥削关系”，“在思想领域内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认为“三改”高潮以后，地主摘了帽子，富农也入了社，反革命分子弄清楚了问题，“都敢说话了”，“都成为人民了”，“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了”。说：现在还用阶级斗争观点看问题“是认识落后于形势”。他反对在干部、工人群众中宣传加强党的领导作用，主张“反对马列主义的人不要马上开除党籍”。他以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曲解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认为思想工作也应有统一战线，对反动思想也要采取“平等”态度。在理论教育中，提倡理论学习就是放思想，取消思想改造的任务，并支持谢予以“百家争鸣”代替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企图取消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取消思想领域内“灭资兴无”的根本任务。他打起反教条主义的幌子来攻击马列主义，恶毒地说：“只有放出来，教条主义(指马列主义)的江山才坐不稳”。他攻击肃反运动，说“一九五七年春节热闹是因为没有搞肃反，人杀得少”，污蔑肃反时进行的保密大检查是“违反宪法”。他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主张“党章的基本原则可以争鸣”，“在党内盲目搞宗派活动的也不应该一脚踢开”。他还污蔑社会主义社会“到处箍得很紧，不自由”。他主张报纸要监督同级党委，主张多办几家报纸唱对台戏。他污蔑党所领导的工会是“官办工会”，说“一切都是自上而下”，要工会摆脱党的领导。他攻击党的干部政策与人事制度，主张开放人事自由市场。他还到处散播污蔑苏联、破坏国际团结的言论。匈牙利十月反革命事件发生后，苏联第一次出兵他公开污蔑说：“这与美国出兵朝鲜有何不同”？他还攻击华沙条约，说：“这会给帝国主义制造借口，造成被动”。
+
+　　王匡时还经常地大量散布流言蜚语，无中生有，造谣污蔑领导干部，破坏领导威信。他对所有市委和市人委的负责同志，都进行恶意中伤，把党的干部政策和干部提升，形容成是毫无原则的私人拉拢。并公开咒骂市委组织部，说“组织部是党，宣传部就不是党”，并在团员中散布机关发展党员条件要求高，基层发展党员要求低等，破坏党的团结与统一。
+
+　　王匡时与张文澄、谢予等相互吹捧，封官许愿，相互支持，策应，在宣传部门形成反党集团。他们策划在理论教育系统搞“帮口”，搞“阵地”，企图利用讲师团、马列主义教学研究会等合法组织把全市理论队伍和理论阵地控制起来，成为他们的集团力量和反党工具。并企图接办重庆日报“理论学习栏”，把市委宣传部的“学习简报”办成“学习杂志”，作为他们反党的“阵地”。他还篡改培养理论队伍的无产阶级路线，而用物质利益、名誉、地位来引诱、拉拢理论教员，企图把理论队伍引向歧途。
+
+　　以上情况，已充分说明王匡时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是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党的叛徒。他之所以成为右派分子，决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其父王守涛曾当过国民党区长、团总及日伪汉奸。其堂祖父王斗光是国民党反动党团骨干，中统特务。解放后王匡时与他们有过通讯联系。他抱着个人野心混入党内，入党后，拒绝党的批评、教育，一直坚持原有立场，没有得到根本改造，一直表现骄横跋扈，抗上压下。三查三整时被审查过，对此曾流露不满情绪。他常以“革新者”的面目出现，在党内争夺个人权力，以实现其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的目的。在反右派斗争开始，态度很不老实，经过群众揭发、批判之后，被迫承认了反党的罪恶事实，开始低头认罪。为了严肃党纪，纯洁党的组织，一九五八年二月七日经党委全体委员会讨论，决定开除右派分子王匡时的党籍，并建议撤消其一切职务。
+
+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六日
+
+　　· 来源：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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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217.txt
@@ -0,0 +1,55 @@
+#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对北京大学陈奉孝等人的起诉书（陈奉孝、谭金水、赵清、林树国、贺永增、张元勋）
+
+　　<京检(58)分反起字第454号>
+
+　　被告陈奉孝，男，22岁，山东省潍坊市人，家庭出身资产阶级，捕前系北京大学数学系3年级学生，住北京大学宿舍36斋121号。
+
+　　被告谭金水，男，24岁，湖北省湘潭县人，家庭出身小贩，捕前系北京大学东语系毕业生，住北京大学宿舍24斋102号。
+
+　　被告赵清，男，24岁，河北省清苑县人，家庭出身富农，捕前系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住北京大学宿舍22斋200号。
+
+　　被告林树国，男，23岁，福建省福州市人，家庭出身职员，捕前系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生，住北京大学宿舍22斋113号。
+
+　　被告贺永增，男，29岁，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职员，捕前系北京大学西语系4年级学生，住北京大学宿舍27斋430号。
+
+　　被告张元勋，男，25岁，江苏省赣榆县人．家庭出身资产阶级，捕前系北京大学中文系4年级学生，住北京大学宿舍37斋110号。
+
+　　本案由北京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经我院审查认定被告陈奉孝等犯罪事实如下：
+
+　　被告陈奉孝等思想极端反动，一贯仇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1957年5月乘中国共产党整风之机向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并先后贴出“是时候了”，“人之歌”、“数四为什么不鸣”、“青年人我们是北大的主人”等反动大字报，谩骂积极分子，夸大捏造事实煽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同时被告贺永增、林树国、谭金水等也先后提出“三害的根源在于制度”、“新封建比旧封建更严重”、“爱国者有罪”、“暴力统治”等，并声称要以生命冲破“黑暗”进行煽动。同时被告贺永增、谭金水、张元勋与右派分子沈泽宜又秘谋计划写信给全国各高等学校进行煽动，并威胁党委停课。被告陈奉孝与其他右派分子并到中共北京市委请愿，要求取消学校党委领导。被告贺永增与反革命分子蔡中一并策谋组织了“控诉会”，使反革命分子顾文选在会上公开制造谣言煽动群众。
+
+　　（被告陈奉孝、张元勋等为了使右派分子有组织的向党进攻，便于1957年5月分别组织了“自由论坛”、“广场”等反动壁报。后被告陈奉孝又勾结右派分子谭天荣、杨路等发起组织了“百花学社”，随即由被告赵清等抄录右派分子贴出的最反动的大字报“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白毛女申冤”等等以“百花学社”的名义油印成反动宣传品。同时被告陈奉孝、谭金水、贺永增、赵清、张元勋等又勾结反革命分子刘奇弟、右派分子谭天荣等煽动群众到清华大学、师范大学、石油学院、地质学院、矿业学院、农业机械化学院高等院校及天津大学、南天大学等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散发、张贴反动宣传品，同时在师范大学并与“苦药社”等反动集团取得联系，企图在中国煽动起“匈牙利事件”。被告陈奉孝、张元勋等为了使其反革命活动长期继续下去，更有组织的进行反革命宣传活动，又勾结了右派分子沈泽宜、崔德甫等人组织了反动刊物“广场”，并将被告张元勋、反革命分子刘奇弟、顾文选等所写的反动文章，大字报选集成册，企图印刷10，000分在全国各地散发，因条件所限未果，后即由被告等油印出500余分，在校内外散发。同时被告陈奉孝、谭金水、赵清等还将油印和抄写的反动大字报寄往上海、武汉、西安、山东等地进行煽动，企图使其反革命活动“蔓延全国”。）
+
+　　上述被告由于有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等反革命的共同目的，在上述反革命活动中，有被告谭金水、赵清、林树国、贺永增和顾文选(在押)等便结成了以陈奉孝为首的反革命集团。随于1957年6月9日、11日、有被告陈奉孝、谭金水、赵清、林树国等参加先后在蔚秀园、长河秘密集会，在会上除一致表明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治制度的反革命目的外，还计划学习“理论”，研究策略、发展扩大革命组织以及利用“广场”进行反革命宣传等。
+
+　　在北京大学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后，被告等见苗头不对，为了掩盖其犯罪活动将反动刊物“广场”被迫宣布解散。于6月25日被告陈奉孝、谭金水、赵清、林树国、贺永增等又秘密集会，研究了当前形势后，决定“退却”转为更隐蔽的活动。并订出联络暗号，改为两、三人的碰头会活动。同时被告林树国、谭金水、赵清等还出谋研究陈奉孝“过关”的方法。并由被告谭金水将被告陈奉孝和反革命分子刘奇弟、右派分子谭天荣等所存的反动信件、日记本转移给林树国保管。并互相订立“攻守同盟”。同时被告谭金水与反革命分子刘奇弟又研究准备打入人民解放军和兵工厂，企图夺取武装以达到其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制度的反革命罪恶计划。
+
+　　1957年7月13日被告陈奉孝、张元勋被批判后又与李亚白(在押)在香山秘密集会，由陈介绍张、李参加其反革命集团。并研究准备逃出国外进行反革命活动及逃出国外的方法。同时被告陈奉孝并到印度，南斯拉夫大使馆及英代办处联系，企图偷越国境逃往国外。被告张元勋、贺永增被迫交待了部分罪行后，于1957年12月又参加了蔡中一的反革命集团，并将香山集会时研究的出国方法向蔡作了传达。
+
+　　综合上述事实，被告陈奉孝、谭金水、赵清、林树国、贺永增、张元勋，组织成参加反革命组织，印刷反革命宣传品，进行反革命宣传活动，阴谋颠复人民民主政权。实属罪行严重，本院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七条第二款，第十条第三款之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征处。
+
+　　此致
+
+　　（敬礼）
+
+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检察员　王名昭1958年5月17日
+
+　　（1．被告人：）
+
+　　（陈奉孝于1957年9月16日被逮捕，现押于北京市看守所。）
+
+　　（谭金水于1957年12月25日被逮捕，现押于北京市看守所。）
+
+　　（赵清于1957年12月25日被逮捕，现押于北京市看守所。）
+
+　　（林树国1957年12月25日被逮捕，现押于北京市公安局草风子看守所。）
+
+　　（张元勋于1957年12月25日被逮捕，现押于北京市看守所。）
+
+　　（2．本案预审卷宗9册。书证在卷内。）
+
+　　（3．物证：天津白报纸16令、胶把纸640张，现存放于北京市印刷一厂。）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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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5 @@
+# 我的初步检讨
+
+　　<清华大学动力系副教授　方崇智>
+
+　　我决心在这次双反运动中检查自己身上一切落后的，不符合社会主义的东西，并且下定决心把它割掉，争取在较短期内改造成一个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因此我感谢同志们给我的批评，这些批评绝大部分都是中肯的，击中了我的要害，使我痛苦地认识到自己在思想意识上、工作作风上存在许多缺点，很多工作没有做好，辜负了党对我的信任，培养和期望，我愿意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做一个初步的检查，希望同志们进一步给予帮助。
+
+## 政治上暮气沉沉，没有正确解决红与专的问题
+
+　　我的缺点首先表现在政治上的暮气，在红与专的问题前面踌躇不决，在这方面同志们给我的批评还不够尖锐。我对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主动性很差。政治理论学习劲头不大，不肯刻苦钻研，对於历次的政治运动也没有全力投进去，结果是思想觉悟提高很慢。在整风和反右初期，立场模糊，在很多问题上分不清大是大非，在一个阶段里，右倾思想逐渐抬头，政治上比整风以前反而倒退了一步。
+
+　　在对待政治和业务的关系问题上，长期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首先表现在教研组的工作中，根本谈不上思想领导。衡量人首先看业务，在政治上如何则很少关心，对教研组内右派分子林国经、马一民等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场和思想感情一直到被揭发批判才开始有所认识。
+
+　　我知道自己是既不红也不专，但过去错误地认为做为一个教师首先要专，红不红对於一般教师不那样急迫，只要不太落后於形势就行了，一样能够把知识传授给学生。这是业务政治分工思想。当学校领导上提出教师要全面关心学生的成长这一要求后，在理论上自己也认为是正确的，应该接受的，但在具体实施中却迟疑不前。一方面认为在现阶段，自己的政治水平低，讲话没有说服力，也不擅於做思想工作，恐怕是吃力不讨好，就尽量推脱自己在这方面的责任。另一方面又不积极设法提高政治觉悟，采取边工作、边学习的态度来克服工作中的困难，而只从个人主义出发，在困难前面软弱无力，这特别表现在生产实习里，我做为实习领导教师是只管业务，关於学生的政治思想情况，则完全推给学生队长，很少过问。
+
+　　在这次运动中已经清楚看见，由於我不愿做思想工作，不全面关心同学的成长，结果在处理工作时，由於不了解情况，尽管自己当时愿望很好，但实际上却往往造成教学中的损失。一个只专不红的教师并不能很好地完成教学工作。
+
+　　教师的资产阶级思想对於学生的成长也不能不起毒害作用，尽管教师可以不公开宣传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但总不可能不在日常的言行中露出一条尾巴来。热38学生本未已经有相当普遍的业务脱离政治，理论脱离实际的思想。教师的责任应该是正面的开导，帮助同学克服不正确的思想观点，树立起正确的思想观点。但是我在和他们的短短的接触中，恐怕反而助长他们的这些不正确的思想，这是值得我深深检查的。
+
+　　政治上的暮气也表现在对待工作的热情不高，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研组很多工作没有做好，表现为一盘散沙，各干各的，没有集体主义精神。我对於各种工作，首先不是从工作出发，考虑如何把工作完成得更好，而是首先考虑自己在这件工作里应该负什么责任，然后划一道线，对线内的工作还很负责，至於别人做得怎样，全部工作做的结果如何，自己就关心很少。这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一种表现。例如在对待外校来向专家学习的进修教师工作上，在帮助他们制订了学习计划以后，思想上就松了劲，认为以后学得如何就要看各人努力了。我就这样把他们的进修学习看成是他们个人的事情，对於他们的学习情况关心很不够。我片面强调各人应独立工作，如果谁有困难我愿意随时给予帮助，却很少主动地去检查学习情况。后来发现他们有问题有困难并不找我谈，我对他们学习提出的意见也不起很大作用，我就不但不了解主要的问题，就在於他们学习思想上的混乱是恰恰应该加强检查的，我反而认为我已提过意见，已经表示过愿意帮助，因而就产生了放任不管的想法。这样，就由於我没有把培养进修教师的工作全面负责起来，结果在年青进修教师中相当长期地存在着重业务、轻政治，重理论、轻实际的思想。个人主义名利思想也在迅速滋长。
+
+　　我在政治上的暮气也表现在保守思想方面，自己一向习惯於按步就班地，有条不紊地细致工作。没有太大把握的事情不做。订好了的计划不愿随时修改。一句话：惯性很大。我常表示我不愿轻易接受一件工作，也不愿轻易放弃一件工作。这个思想表面上看来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如果只有这一点“稳健”的作风，而缺乏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无限热情和朝气作为后盾，那末这就是十足的保守思想。过去我很欣赏英国绅士的这个稳健作风，它对我的影响很大。现在才开始认识到这是由於社会条件的不同，在那个处於没落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力停滞不前，保守思想才可以吃得开。而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人民得到解放，生产力蓬勃发展，任何一点保守思想都只能起绊脚石的作用。这次我校勤工俭学的开展，促自己认清保守思想需要痛下决心克服才行。
+
+## 理论脱离实际
+
+　　在理论脱离实际方面，同志们也给我提出许多批评。过去我一直认为自己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认识是明确的，却没有充分估计到这个不良风气在我国旧知识分子中相当根深蒂固，不知不觉中还会冒出来。我并没有低估实际知识对於工程技术人员的重要性，但是在讨论教学计划时，如果要在“电子仪表”、“调节原理”和“自动化装置的设计，安装与运行”这三门课中必须要去掉一门，我首先考虑去掉的是最后的一门课。我的想法是“调节原理”是较系统的理论知识，如果在学校不学，将来自己从头学起比较困难。相反地，“自动化装置的设计安装与运行”这门课程中所包含的实际知识，除一部分可以并入别的课程中讲以外，还有一些更深入更具体的部分，这部分如果在学校不学，学生也能较容易地在生产实习或以后的实际工作中学到，这又说明了我也有重理论轻实际的倾向。
+
+　　问题不仅仅在於教学计划如何安排，以及“调节原理”课的教学大纲应如何安排才能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因为这门课基本上是采用了苏联的教学大纲。问题是教师如何对待这门课，以及学生在这里面学到一些什么东西。热83学生原来已经相当普遍地重理论轻实际的思想，我为他们讲完课后更助长了这个偏向，这是因为我首先没有充分估计到学生的思想情况，因而没有特别有意识地设法把学生引导到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上来。同样重要的是我在讲课中也会不自觉地流露出自己对於理论课的喜爱，正如一位同学所说：“我们很能领会先生讲课时的思想感情在那里”。
+
+　　领导生产实习工作没有做好，这里面有一些是反映了自己理论脱离实际的偏向，和不愿做学生思想工作的思想，也有一些是工作方法问题。我不怀疑生产实习对於培养工程师的重要作用。有些同志说认为“生产实习是劳民伤财”，这是出於误会，我的脑子里从来没有这样从根本上否定生产实习的作用的思想。
+
+## 工作作风方面
+
+　　值得我深思的是我的工作作风问题。我一向以为我自己比较虚心，对人坦率，也很和气。要不是这次双反运动中很多同志对我的作风提出批评，我还很难於认识这方面的缺点也相当严重。首先是工作中的主观作风，只相信自己的意见正确，对於别人特别是年青同志们的意见虚心听取不够。另外，在工作中也有急燥情绪，对待同志们工作的要求有时过高，特别是对待同志们工作中的缺点不是耐心说服帮助，而是态度过於严肃，说话简单生硬，斩钉截铁，使人感到不好亲近。我这种工作作风是由於自己缺乏群众观点，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其影响是首先群众智慧和力量不能很好地发挥，其次是把自己和群众关系益常疏远，使自己脱离了群众，给工作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
+　　 来源：《清华大学双反运动大字报选辑(第六辑)》，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办公室，1958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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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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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1 @@
+# 中共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厅支部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王志坚党籍的决定
+
+　　<(王志坚)>
+
+　　王志坚，男，三十七岁，山西省灵邱县人，家庭成分中农，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一九三九年入党，现任山西省司法厅副厅长、党组成员、党支部书记。
+
+## 一、主要反动言行
+
+　　一、和右派分子王文光互相呼应向党进攻。说：“王文光的言论就是对，民主人士就是有职无权。”并且举例说：“支应遴在省法院当院长时还不是这样吗？重大问题还不是刘秀峰副院长作主吗？即使党内文件不叫人家看，行政文件为什么也不给人家看呢？”同时，还一再训斥批判王文光反动言论的同志是“左”倾。
+
+　　在机关反右派斗争中，对丁仰轩、齐力任等右派分子，不但不积极领导群众进行斗争。反而同情袒护，甚至说齐力任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并且在群众反右派斗争中，威胁积极分子说：“你们积极斗争是为了什么？莫非还嫌机关内的右派分子少吗？”同时，在群众中散布消极情绪，说：“反右派要注意面”，“小鱼翻不起大浪”等等，阻挠反右派斗争的进行。
+
+　　二、借作机关整风动员报告的机会，向党大肆进攻。诬蔑党是个“大宗派”，并且大声疾呼地煽动群众向党、向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员“开炮进攻”。(虽然也说到向三个坏主义进攻，但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而进攻的锋芒则是对准领导的。)同时，他公然散布“肃反斗争已经胜利结束”的“无敌论”的论调。他还否定一九五五年社会镇反和机关肃反的伟大成绩，诬蔑镇反和肃反是“往往在人民头上划原子弹”，“破坏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
+　　三、散布流言蜚语，破坏领导威信，并且借整风的机会，在机关群众中心怀恶意地煽风点火，企图利用群众斗争黄石山同志，把领导搞臭搞垮。此外，还无中生有地捏造事实，挑拨破坏省政法各机关领导之间的团结。
+
+　　四、歧视、辱骂、打击和排斥工农干部。但是对有文化、能写材料的人，不管政治情况如何，却都认为是好干部。
+
+　　五、对机关党组织的决议阳奉阴违。机关党组决定批判疑似右派分子刘殿墀、中右分子石建中，他会上表示同意，会后在群众中却又说不该批判。对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也是很不尊重的。如去年召开全省律师工作会议时，他不请示省委，竟擅自决定召开。
+
+## 二、斗争中的态度
+
+　　他的问题被揭露以后，态度极其恶劣，始终是百般狡赖，死硬顽抗，不低头认罪。开始假检讨，妄图蒙混过关。被群众揭穿后，拒绝检查，进行反攻，歪曲事实，强词夺理，说他根本没有反党行为。硬说说王文光的言论对是为了引诱鸣放、钓大鱼；并且歪曲说“往往在人民头上划原子弹”是毛主席说的，“共产党是个大宗派”是省委王谦书记说的，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厅的领导的话是听厅里某些同志说的。他还谩骂批判他的领导同志不公平，是木匠斧子一刃砍；污蔑领导开会批判他是“搞鬼计”；谩骂揭发他问题的同志是品质不良，是“看权势看风势”。并且还穷凶极恶地声言：“你们真要想把我打成右派，我看还有点困难。我的头可断，志不可屈，身可杀，心不可死。把我说成反革命也不过是人头落地而已。我什么都不怕，我把善后事宜都准备好了……”等等。表示坚决和党顽抗到底。
+
+　　根据上述事实，支部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
+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
+
+　　· 来源：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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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220.txt
@@ -0,0 +1,57 @@
+#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马列主义教研室支部大会关于开除极右分子王名衡党籍的决定
+
+　　<(王名衡)>
+
+　　王名衡，男，四十六岁，江西省南昌县人，家庭出身商业资产阶级兼地主，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参加工作，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入党，现任本校语文教研室主任。
+
+　　王名衡自入党以来，一贯拒绝思想改造，坚持反动立场，并有严重的胡风思想，与胡风有过密切的来往。因而在反胡风运动中，受到党的审查，党为了挽救他，曾给予他十分宽大的处理。王名衡不唯不感激党对他的挽救和教育，相反地，却更加仇恨党，并且顽固地坚持胡风反动思想。在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期间，他与右派相配合，向党中央发出了反党的万言“控诉书”，进行翻案倒算，为胡风反动纲领作辩护，疯狂地攻击党的文艺路线，污蔑党的肃反、审干政策，使用了各种卑鄙恶毒的反党手法，诽谤党的领导和负责同志。并在语文教研室煽风点火，煽动被党审查过的、对党不满的人，向党进攻。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玩弄两面手法，挑拨离间，造谣中伤，他几乎仇恨党内的一切同志。
+
+　　根据以上事实，根据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支部大会认为：王名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情节极为恶劣，已成为一个党内的资产阶级极右分子，因此决定开除其党籍。
+
+## 附：关于极右分子王名衡的政治结论
+
+　　王名衡，男，现年四十六岁，江西省南昌县人。家庭出身商业资产阶级兼地主，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参加工作，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入党。现任本校语文教研室主任。
+
+　　王名衡的主要反动言行如下：
+
+## 一、配合右派，发出反党“控诉书”，向党猖狂进攻
+
+　　王名衡有严重而系统的胡风思想，和胡风关系极为密切。党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对他进行了严肃的审查和批判，后来又根据中央最后一次规定的划分胡风分子的标准，以宽大处理的精神，给他作了不是胡风分子的结论。但他不仅毫无悔悟，反而对党更加仇恨，时刻图谋向党反击、倒算。为了达到这一罪恶目的，早在一九五七年一月社会右派蠢蠢欲动的时候，王名衡就利用本校进行工作总结的机会，煽动语文教研室在肃反中被审查过的人起来反对肃反。他假借党委名义，在全室会上宣布：“对肃反、审干、评级有意见的尽管提”，被审查过的人在他的煽动下，有的当场哭闹，大骂负责审查的同志；有的愿意攻击肃反运动，顿使会场混乱，形成了一股有利于王名衡进行倒算的歪风邪气。
+
+　　资产阶级右派进攻期间，王名衡认为时机已到，当即配合右派向党展开了猖狂的进攻。他和右派分子方其端阴谋策划，密室长谈达十次以上，连夜起草了长达万余言的“控诉书”。在“控诉书”中，王名衡顽强地坚持了反动的胡风纲领，攻击党的文艺路线，恶毒地污蔑党的组织和党的肃反审干工作，并对党委负责同志和积极分子大肆攻击，极尽挑拨、诽谤、污蔑之能事。“控诉书”写成后，虽经党委多次耐心劝阻，他都置之不理，十分坚决地向中央发出了这枝毒箭，向党进行了他图谋已久的倒算和反(151)击。在反党“控诉书”发出后，王名衡意犹未足，对我校右派未敢贴出大字报，明目张胆地掀起反党的“鸣放”高潮，造成更有利于他进攻倒算的声势，深以为憾。他不胜感慨地说：“外面热热闹闹，我们这儿冷冷清清!”对极右分子黄一良想出反党大字报的图谋，他兴高采烈地对人宣扬，颇表兴奋。
+
+## 二、坚持并宣扬胡风的反动纲领
+
+　　王名衡一贯崇奉胡风的反动纲领，他宣扬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主张“感性论”；反对作家要掌握马列主义世界观，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是方法，不是观点”；他反对作家思想改造；反对作家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反对在文艺中运用民族形式。他对胡风崇拜得五体投地，称颂胡风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著作是为“人民文艺立下了功劳”，赞扬胡风的反党的“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书，“充满着战斗的味道”。他曾与胡风长期书信往还，并曾数次密谈，向胡风泄露党内机密；还出谋献策，要和胡风合办“一得力刊物”来宣扬他们共同的反动纲领，和党领导的文艺运动分庭抗礼。他和胡风共同污蔑毛主席的诗“没有一首是掌握政策的”，共同讽刺挖苦党领导的文艺工作，诽谤革命作品是“虚伪的”。由此可见，党对他的审查和批判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但是，王名衡不仅毫无悔悟，却反而在反党控诉书中，按照他和方其端向党“交还五把刀子”的预谋无耻地通过狡辩和抵赖，逐条驳斥了党对他的反动胡风纲领的批判，要党向他承认错误，为他声明更正，否定他的“五把刀子的思想”。他在控诉书中，继续坚持“按照指定的政治口号或具体政策的公式去进行创作，乃是促成公式化概念化的原因之一”的谬论，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还把他攻击党对文艺的领导的反动行为，说成仅仅是个“缺点”，实质上是以胡风纲领为武器，对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企图借此达到复活胡风纲领并为之争取公开合法的市场的目的。
+
+　　从组织上给他作了结论，一直到鸣放期间，他依然坚持并宣扬胡风的反动思想，攻击党的文艺路线。他宣称“文艺工作者配合当时政治任务”赶任务“就是产生公式化概念化作品的根本原因”。他赞赏右派分子钟惦棐否定新中国电影事业成就的反动文章——“电影的锣鼓”；他为毒草“草木篇”及其作者的被批评打抱不平，进行辩解。他还污蔑我国出色地反映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和志愿军英雄气魄的优秀影片“上甘岭”是“公式化、概念化”。由此可见，他的反动的胡风思想不仅是十分系统完整的，而且他坚持这个反动思想也是极其强烈，极其顽固的。
+
+## 三、攻击审干、肃反运动，仇恨党的领导和党内同志，甚至敌视一切人
+
+　　王名衡在控诉书中，倾泻了他对审干、肃反运动的极为强烈的仇恨，疯狂地攻击了党对审干、肃反的领导。他诬告党对他的审查“没有根据”，是“带有诬陷性质的犯法行为”，是出于杨校长对他的“成见和报复”，出于何家槐同志的“先发制人，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还对人污蔑说：对他的斗争是何其芳同志早就有计划地整他而引起的。他诽谤校党委审查他是违反中央政策，蛮横地质问道：“同是一个标准，为什么有的情况就那样，而杨校长对我的处理就这样?”
+
+　　早在结论作出后不久，他就恶毒地污蔑党的审干和肃反运动是一部分人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而对别人施行的打击和诬陷。他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平时党性很强，但还深藏着个人主义的东西，在紧要关头，拿出这些东西来整你一下你就受不了。”他说：这些人所有的“就是无限地增加个人地位、政治资本和要求党更多地对自己信任的欲望。”
+
+　　王名衡怀着疯狂的报复心理，仇恨一切．特别是仇恨党、仇恨党委负责同志及参与对他审查、批判的党内同志，对这些同志猖狂地进行了攻击。他恨校校长，他抱着“复仇的心理”要求中央对“杨校长……进行检查处理”。他恨何其芳同志，何请他去吃饭，他不但不去，还恶狠狠地说：“让他永远为自己所做的事痛苦吧。”他攻击党委委员伍辉文同志说：“毛主席在延安给自己(按：指王自己)摘了帽子，但伍辉文同志却说毛主席的结论不算。”他仇恨党委委员刘子正同志，有一次刘到他家去谈他调动工作的问题，他把一杯水送到刘的面前恶毒地问：“敢喝吗？你不会怀疑杯中放毒药吗?”他恨党委委员范若愚同志，骂范是“两面派”，骂范“公开地向杨校长阿谀逢迎”。他痛恨何家槐同志，控告何家槐同志，要向何“报仇”。他敌视语文教研室秘书路林同志，骂路林是“校党委派来的情报员”。他恨食堂工作的同志，曾上书千言，骂食堂同志是“流氓”，“二流子”。他曾说他“现在连一个可以谈话的人都没有了。”
+
+## 四、玩弄两面手法，捏造事实，挑拨离间，进行反党活动
+
+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党为他做了结论之后，他一方面表示“心服口服”，另方面得寸进尺，向党提出无理要求，要党把他的不是胡风分子的结论，改为全部历史没问题的结论，又一再要求看他的全部有关档案，全部检举他的材料，以便向党摸底，当即遭到党的拒绝。党几次征求他对审查工作的意见，他装着一付老实相说党委对他的审查是对的，但结论刚一到手，马上原形毕露，诬告校党委和杨校长，向党进行反击、倒算。
+
+　　王名衡明明知道杨校长与校党委、侯副校长对他的问题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上交反党“控诉书”之前，校党委已向他说清楚)，但他却在“控诉书”中故意把杨，侯两位校长的讲话对立起来，把校党委第一书记杨献珍同志同党委对立起来进行挑拨离间，诬告“杨校长的个人意见和校党委的意见是抵触的”，“杨校长的个人行动违反了党的组织纪律原则。”向杨校长和校党委及参与审查他的同志进行报复。
+
+　　他为了进行挑拨离间，不惜利用一切时机，制造任何口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关于他在“控诉书”中提到的所谓“金尚周事件”，本来当时支部书记范若愚同志，组织处长刘子正同志的意见同杨校长的意见是一致的，都认为王名衡的问题是原则问题，而王名衡却在“控诉书”中捏造种种情况，信口雌黄诽谤杨校长，借以达到他反党倒算的目的。王名衡平时还散布过许多不利于中苏团结的流言蜚语。
+
+　　王名衡的反党罪行是有他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王名衡出身于商业资产阶级兼地主的剥削家庭，入党二十年来，他的反动阶级立场没有改变，一贯认敌为友、反党、反苏、反社会主义；长时期来，王名衡与胡风的关系极为密切，早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时，党即提出要王名衡交代与胡风的关系，并严正地告诉过王名衡，胡风是个什么人，王却不听党的劝告，依然与胡风书信往还，还想把胡风拉进党来，全国解放后，他配合胡风的反党活动，在东北反对党的文艺路线和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之后，当他与胡风在本溪密谈时，就向胡风报他的反党活动，并向胡泄露党的秘密；王、胡一起诽谤、污蔑党的文艺路线，讽刺、挖苦党领导的文艺工作。王名衡极力为胡风吹嘘，向胡风献策，走胡风的路，成为胡风的忠实、热烈的追随者。
+
+　　一九五五年，我校展开反胡风斗争时，王名衡百般抵赖、诡辩，拒不交代他与胡风的关系和他的胡风思想，后来在铁证面前，才勉强承认下来。一九五六年底，王名衡复职后，他的反动思想并未改造，依旧在语文教研室内贩卖胡风思想，宣扬胡风纲领，攻击党的文艺政策，造谣诽谤苏联，伺机向党进攻。王名衡终于选择了右派进攻期间这一“适当”时机，实现了他向党反击倒算的恶毒阴谋，从而也就亲手揭穿了他自己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
+
+　　王名衡对自己罪行的态度也是十分恶劣的。反右派斗争初期，他在全校大会上“批判”极右分子黄一良为他“打抱不平”。帮他倒算的反动言论，妄想施展两面惯伎摇身一变，充当反右派斗争中的“积极分子”，来掩盖自己向党反击倒算的罪行；他在新闻班下班工作期间，表面上佯装积极，口口声声颂扬校党委“英明伟大”，背地里却作贼心虚，惴惴不安，曾对方其端说“我反映了新闻班的意见，学校认为问题不大，现在又不叫我领导那个小组了，大概怕我发生什么问题吧。”后来又对方说：“学校对我有点不放心。”反右派斗争日趋尖锐，王名衡的情绪却日见消沉，一度借口“养病”企图逃避斗争。党责令他交代问题时，他已感到“问题的性质严重”，“是政治问题，右派问题”。本来，组织上根据他的意见，已决定他去河南大学工作，在他写“控诉书”以后，组织上一再催促，他却坚决不走，并对右派分子方其端说：“问题不弄清楚我是不走的。刘子正要我走，哪有那么容易!”一心要趁此时机报仇雪恨。及至反右派斗争深入开展，他的问题也被揭露以后，他却不急于“弄清问题”，反而迫不及待地打电话问刘子正同志：“我是否马上可以走，”再度企图逃过“关”去。在交代过程中，他自知已“被抓住了”，被迫承认了一些罪行；但在核对材料时，态度又很恶劣。经过几次反复批判斗争，他才基本上低头认罪。
+
+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王名衡长期以来，在共产党员和马列主义外衣的掩护下，一贯坚持并积极鼓吹反动的胡风纲领，与党离心离德；右派进攻期间，他更积极向党进行反击倒算，极端恶毒地攻击党的文艺路线，污蔑党的领导和审干、肃反运动，力图为自己的反动胡风思想谋取合法地位。并施行两面手法，挑拨离间，造谣诽谤，反党活动极为坚决，情节极为恶劣，因此，他已完全堕落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校党委根据他的罪行，决定给予降职降级的处分，级别待遇降四级，由十级降为十四级。
+
+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
+
+　　· 来源：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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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21.txt
@@ -0,0 +1,111 @@
+# 痛下决心改造自己
+
+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周廷儒>
+
+　　在“三反”和思想改造的阶段里，自己曾经批判过“崇美思想”、“政治和科学对立”、“专家名利思想”和“自由主义作风”等问题。当时对我来说，确实受过一次很深刻的思想教育。不过在那次所进行的是属于民主革命的范畴，要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首先必须站稳人民立场，至于把自己彻底改变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还须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因而没有痛下决心来改造自己，同时由于个人有政治自卑感，一心走白专道路，放松了政治，头脑中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逐步滋长起来；因此过去批判过的问题，其中有的不但没有获得解决，而且扩大加深。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能再留恋着已经消灭或正在消灭的旧制度、旧阶级，必须彻底改造思想，“灭资兴无”走上又红又专的道路，以符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我的思想检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
+## 一、我的政治立场问题
+
+　　解放以来，亲眼见到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国家的建设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衷心是拥护党的。但仔细检查起来，对党还有相当的距离，我对党所开展的历次运动和对党的政策曾有过许多不正确的看法，抗美援朝初期，我有恐美思想，“反胡风”和“反右斗争”刚开始时，我都在野外，心想共产党疑神疑鬼，秀才造不起反，何必小题大做，这样一个运动接着运动，必然会影响业务的发展，我完全从个人主义立场看问题。在大鸣大放的初期(未去新疆以前)，听到右派向党进攻的言论，只认为是一些对党不满的牢骚话，对右派面目，看不清楚，直等到人们举出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实，才如梦初醒，认清了右派的罪行。在鸣放期间，右派反对知识分子改造，我亦感到“改造”的字眼有些刺耳。长期以来，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识不足。总觉得党太不信任知识分子，只要他们肯奉行党的政策，热心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就好了，何必一定要强调进行改造呢?(这和我的雇佣观点有联系)并且知识分子应在科学技术上多发挥作用，而不应把许多时间占用在改造方面(这和我的白专思想有联系)。过去我对于未经过改造的知识分子的危害性，想得太少，“反右”以后，认识有所提高。
+
+　　鸣放期间，右派分子大肆宣传党群之间有“墙”有“沟”，我因感到有些党员与群众不大接近，相信右派分子殷某“向党员伸手党员退缩”之说，这就和右派起了共鸣。事实上“墙”和“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己建立起来的，如果知识分子能自觉改造而和党站在一边，就没有“墙”“沟”之隔了。尤其荒谬的，当右派分子污蔑知识分子政策的时候，我曾说过党委没有对系行政工作进行帮助，把我自己的工作比如“耍猴戏”，认为学校不把本系看作发展的重点，自己的工作觉得有很多困难，怕做坏了受到学校的责备。这是我对校党委的一种污蔑，也说明我从雇佣观点来看问题。
+
+　　我也曾错误地想，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教育、团结和改造，看作是“打一下，摸一下”的政策，没有深切理解知识分子有改造必要的意义。在工会发给高级知识分子优待证时，认为无功受禄，等到取消优待证时，又觉得损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事实上由于党对高级知识分子照顾多，因而产生了同工农的新矛盾，取消优待证的措施是正确的，我只从少数人的利益来看问题，不从全面看问题。肃反以后对殷某道歉一事，我当时只从团结愿望看，没有体会到党殷切期望他能决心改造自己，这些都说明我站在未改造的知识分子立场上看问题，也就是说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看问题。
+
+　　我在国际问题方面如“斯大林的错误”、“贝利亚事件”、“匈牙利事件”等，开始时都有过类似修正主义的不正确的看法，很明显我没有抛弃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
+
+　　我和党的关系错误地看作为一种雇佣关系。我是党外人士，我是被党雇用来当系主任的，大概我的知识，就是被雇用的本钱，只要听雇主的话办事，就可相安无事。由于自己的政治觉悟不高，站在客观立场看祖国各方面伟大的成就，不把自己溶合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里，当系主任从雇佣观点、任务观点出发；缺少主人翁感，所以动力不足，干劲不大；因而对系务行政、教学和科学研究都带来很大的损害。
+
+　　我的心也很明白，几年来党对我是深切关怀的，叫我负责本系的系务工作，就是党对我最大的信任。而且党不断地教育我，不断地培养我，希望我能自觉地改造过来，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但由于我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祟，总怀疑党对一个非党工作同志是另眼相看的，怀疑校党委不重视地理系，并在许多小事情上去猜疑，闹不必要的情绪，这都表现对党有一定的距离，并不是和无产阶级靠拢在一起的。
+
+　　事实很明显，一个没有经过改造过来的知识分子，必然对党是三心二意的，担任工作亦必然从雇佣观点出发。雇佣关系的本身，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产物，但我却把它带到新社会来，阻碍了自己的进步，对工作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今天认识到新社会的发展速度太快了，个人的思想不容易赶得上，所谓“主观世界往往落后于客观世界”，如果不抓紧思想改造，不但不能做好工作，而且还有堕落成为右派分子的危险。当前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是改造自己思想。
+
+　　我也体会到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不可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苏联四十年来飞速的发展，也正是由于党的正确的领导。但是我对党的领导是绝对的，是历史所决定的任务这一点认识不足。我虽然不同意右派“民主办校”、“教授治校”的创议，但我只从旧大学里宗派倾轧、乌烟瘴气的情况来反对，并未从党领导文教事业的必然性来考虑。中国共产党过去领导武装革命，今天领导社会主义革命，都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党亦必然可以“游刃有余”地来领导科学文教事业。党既然胜利地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末谁是最内行来领导这个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科学文教事业呢?无疑是党，而决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
+　　我对系里领导有错误的分工想法，认为党团负责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业务领导自己应多负一些责任；因而在某些方面很少去征求党的意见。这也说明对党领导的绝对性和必要性缺乏认识，今后对系务应全面负责，同时应真心诚意地接受党的全面领导。
+
+　　“白专”方向亦是我进步的绊脚石，由于我长期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把科学和政治对立起看，脱离政治，走上白专的道路。特别是在党号召向科学进军的阶段，“白专”的思想大大地高涨起来。觉得“白专”是“捷径”，走起来比较轻松，自己的政治条件差，红专太费劲，而且害怕在红的问题上会多化时间，因而会影响到“专”。我担任系务行政工作，当时认为吃大亏，不如当一个不兼职的教授。怕开会，怕做社会工作，最好把整个时间支配在教学和科研上。我是否绝对不考虑红的问题呢?倒也不是，心想集中精力，先搞业务，等到把教学和科研做出一些成绩来，晚一点时候红还来得及。我错误地认为知识分子改造，反正是长期的事，可以慢慢来，但做科学研究，时不我待。目前跑得动野外，赶紧跑一跑，到年老的时候，跑不动了，才坐下来写书成名。“先专后红”的思想，反映出个人对政治方面要求不高，实质是为个人名利思想打算。认为业务是吃得开的资本，有了这个，可以和人民讲价钱，这是最丑恶不过的资产阶级思想。
+
+　　在我的“白专”方向上，还存在着“为科学而科学”的腐朽观点。旧社会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常以“清高自居”，认为科学有它自己的崇高目标；探求自然的奥秘，是超乎政治之上的东西。这种看法，过去深入脑际，解放以来受党的教育，虽然也明白科学为生产服务的道理，亦必须为人民服务的道理，但在进行研究工作的时候，还不时受资产阶级观点的吸引。例如科研的选题，特别去搞“海岸升降”，在新疆工作时，很注意“冰川分期”，只顾考虑一些科学上易于成名的问题，因而不会集中精力，关心到工农生产和工农生活所迫切待解决的问题上去。科学本身固然是没有阶级性的，但一旦为某一个阶级所掌握以后，便为那个阶级服务。资产阶级掌握的科学，决不会考虑到无产阶级的利益，今天社会里科学工作者，要以政治为统帅的道理，亦在于此。
+
+　　“先专后红”和“为科学而科学”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口号。我虽然没有明目张胆地用它来直接腐蚀年青一代，但是我的工作方向和工作步骤，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们。平时对年青同志鼓励做研究，写文章，很少在红的方面要求他们。无意中是在引导他们走白专道路。
+
+　　我担任系主任工作，负责培养社会主义的干部，如果自己不红，就无法教育学生红，所以说教育者必先教育自己，确是至理名言。今天培养出来的人才，是要为人民服务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如果我们培养的学生没有政治和灵魂，必然不能诚实于无产阶级的专业，这便会造成社会的极大的浪费；而且会给社会带来灾难。
+
+　　就我个人来说，脱离政治去搞业务，是走不通的路。不红不可能专，稍专而不红，危险很大。认真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钻研业务，对人民更为有利，先专后红的想法，只会迷失政治方向，津津乐道于个人的名利，为社会所遗弃。
+
+## 二、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问题
+
+　　总结起来，我的政治立场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党的看法从雇佣观点出发；二是安心走白专的道路，严重脱离政治。从雇佣观点出发，必然不注意到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因而保存旧的思想体系，习惯于从资产阶级的立场来看问题，和党产生一定的距离。今天认识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欲为社会主义服务，必须通过自我改造，“兴无灭资”，才能真正树立起主人翁态度，才能把整个身心贡献给社会主义事业。
+
+　　至于我的白专方向，为科学而科学，脱离政治，安于落后，先专后红，“专”为红创造条件，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腐朽名利观点，亦正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为青年们树立起很恶劣的标帜。由于我不以政治为统帅，不以政治为灵魂，因而在系务工作中，不会认真地贯彻领导意图。对学生的工作只从个人的责任心来考虑，政治热情不高，产生了“分工”思想，不愿全面负责，对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带来了损失。今天认识到我必须放弃这一条白专的道路，决心改变资产阶级的立场，树立起无产阶级的红旗，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　　本人长期来受资产阶级社会的工作、学习、生活方法的影响，解放以后，没有抓紧政治学习，克服思想上的缺点，因而在作风上还表现着自由散漫，不习惯于有组织、有纪律的生活。由于政治上的落后，在处理系务行政工作的时候，政治原则性不强，满足于一团和气，不勇于负责，怕怨言，怕搞不好关系，不敢督促检查，使基层组织长期瘫痪。自己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的作风，不能贯彻群众路线的方针，尤其在党号召向科学进军的阶段里，最为突出。那时忙于听专家的课，写讲义，跑野外，和系内同志接触很少，处理系务，只听汇报，很少亲自下到群众中去，直接了解情况。由于办事缺乏责任感，遇到困难问题，能拖一个时期再说，不能当机立断，给工作造成很多损失。我在教学方面，不够负责，讲义拖欠得很多，早先写的讲义，材料陈旧，少有改动。对同志们的批评，亦表现不够虚心，不待人家说完话，就用理由来搪塞，给人们一种抗拒批评的印象。由于对学生和年轻干部，只注意他们业务的成长，少关心他们的政治，因而有重才不重德的倾向，特别在郑某的问题上，只看重他的办事才能，不从他的立场和旧社会的习气方面去考察他，平时对他检查不严，使他有机可乘，犯了很多错误，使系蒙受损害。
+
+　　我出身于小商人家庭，青年时代，经济困难，举债求学，受到母亲“光宗耀祖”、“恢复门庭”的教导，使我具有一定的封建思想意识。在教会中学念书的时候，接受了洋化教育。1927年大革命时期，我在反帝反封建的思潮里，思想上有所变化。当时受国民党“革命口号”的迷惑，在1927—1929年，先后替国民党办过党务，终于感到工作无意义，不是青年人的出路，因而放弃党务，努力考取了大学的官费保送。当时在大学里受德国教授们的教导，使我一心想做专家往上爬。从做助教起，一直有追求出国的愿望。我的半生历史，大部时间是为着这个个人目的去奋斗的。我在美国留学的阶段，使我沾染更多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幸而曾遇到几位思想较为进步的美国同学，帮助我具体了解一些美国的阴暗面，使我在回国以后易于逐步解决崇美思想问题。但是单纯技术观点和专家名利思想，还没有彻底清除，加上过去和国民党的关系，未有正确的认识，背着历史的包袱，对共产党采取疑虑、观望的态度，阻碍我的进步。由于政治要求不高，对党有距离，因而产生雇佣观点，安于走白专的道路，许多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亦未获清除，对工作带来损失。今天认识到知识分子只有走社会主义的一条道路，决心割资产阶级的思想尾巴，端正对自己历史的态度，订立红专规划，彻底改造自己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
+## (附)红专规划
+
+　　通过此次整风运动，认识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自觉地彻底进行思想改造，才能符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为欲改变我的错误立场，首先应扫除雇佣观点，在工作中树立起主人翁的态度，并舍弃“白专”道路，克服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决心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争取在二年内转变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
+　　一、诚心诚意接受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
+　　1．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各项运动，自觉地改造思想，努力把自己溶合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里。
+
+　　2．定时学习政治理论，初步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用来正确发挥工作和教学与科学研究方面的能力。
+
+　　3．学习时事政策，联系个人思想实际，特别在具体工作中，尤须贯彻文教政策和有关科学规划的精神。
+
+　　4．坚决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并保证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
+
+　　5．经常向党汇报个人思想情况，遇到重要和困难的事情，事先均请示党组织来决定具体办法。平时在工作中，力争主动，树立起主人翁的态度。
+
+　　二、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来办好社会主义的本系
+
+　　1．努力贯彻领导意图，认真执行本系的发展规划、系的教学计划和学年工作计划。
+
+　　2．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所提出的教学方针，注意学生全面发展，培养他们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和有文化的劳动者。
+
+　　3．依靠群众发挥集体智慧，在工作之先，充分和群众酝酿，工作中接受群众的意见，工作完毕，虚心倾听群众的批评。
+
+　　4．深入群众和基层，亲自动手抓重点，吸取经验，带动全面来改进领导工作。
+
+　　5．在各项工作中，坚持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学的方针，充分发挥本系现有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改进系务工作。
+
+　　6．克服教学中的主观主义，从学生实际出发来改进教学工作；并不断吸取新的科学成就和先进的苏联经验，以提高教学水平。继续加紧教材的编写和改写工作，争取在1959年内全部铅印。
+
+　　7．重视进修员和助教的培养工作，经常注意他们的学习情况、思想情况，并加以督促和检查。
+
+　　8．在培养和使用干部上，切实贯彻执行政治和业务并重的方针。
+
+　　三、努力完成科学院的兼任工作
+
+## 1．积极协助完成中国自然区划委员会的工作。
+
+　　2．遵守一切规章制度，并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努力完成工作任务。
+
+　　3．科学研究工作中，尽力做到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争取在1960年完成某项总报告，并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写出调查手册。
+
+　　4．负责指导地理研究所的研究生，并培养他们的独立工作能力。
+
+　　5．争取继续进行野外工作，累积资料和经验，并逐步掌握世界有关的文献，并不断改进野外工作方法，不断提高必要知识和技术水平，以求在十年内，在这方面，达到国际水平。
+
+　　四、努力克服资产阶级思想作风
+
+　　1．打掉个人主义的名利思想，经常想到把心交给党，把知识交给人民，确实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　　2．参加劳动锻炼，逐步和工农打成一片，树立起正确的劳动观点。
+
+　　3．经常接近群众，走群众路线。
+
+　　4．敢于批评人，勇于接受批评。
+
+　　5．端正对社会工作的态度，积极参加社会工作。
+
+　　6．可办的事情，应立即办完，决不拖延很久。
+
+　　7．争取“九三”以及系内全体同志们的帮助，并要求督促检查本人的规划。
+
+　　 5月18日
+
+　　 来源： 《拔白旗、插红旗： 北京各高校双反运动大字报选》，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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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22.txt
@@ -0,0 +1,19 @@
+# 中共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铁民党籍的决议
+
+　　<(张铁民)>
+
+　　张铁民，男，山东平原人，现年四十二岁，文化程度大学肄业，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入伍，一九三八年八月入党，一九三九年二月转正。历任民运股长，政工科长、宣教科长、警卫团副政委，华东军区及山东省人民政府交际处副处长，青岛市军管会交际处处长，青岛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上海干部学校副校长、校长，党委会副书记、书记，一九五七年四月调我院任副院长，党委委员。
+
+　　张铁民虽然入党多年，但是由于他的地主资产阶级本质没有得到改造，存在着严重的个人野心及修正主义观点，因而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他即和党的关系发生距离，一九五二年任青岛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期间，政治上即开始蜕化变质，工作消极，生活上享乐、腐化、个人主义严重，因此，三反中被撤销打虎司令员。当时，本拟给予留党察看处分，后见其检讨尚好，有转变，未予处分。但其本性未改，竟发展到大鸣大放时公开与党对抗，诬蔑中央的鸣放方针，对党委的决议拒不执行，并以装病不上班来要挟组织，和党内右派分子范雨舟、齐铭盘及犯有严重反党错误的蒲怀曾勾结起来，进行反党小集团的活动，从内部向党进攻，对党外右派分子的进攻起了支持和配合的作用。反右斗争后，党委进行整风时，其反党言行被揭发出来后，曾多次进行斗争，并在党委扩大会上和四川省委召开的四级干部整风会议上进一步进行了揭发和批判。其主要反党事实如下：
+
+　　一、抗拒诬蔑中央方针政策：他首先反对重庆市委派来帮助我院工作的刘家栋同志(市委常委、建交部部长)坚持贯彻中央和省、市委抓紧时机大鸣大放的指示，在党委会上蛮横无理地与刘冲突说：“只有你刘部长才是真正的革命，你才能领会中央鸣放精神，我就不能。” “你当过部长，我也当过部长，也带过工作组去帮助工作，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领导。”党委决定停课鸣放，由张铁民向教师交代，张竟拒绝执行党委决定，并装病不上班达一星期左右。在这期间，又散布了一系列的反党谬论。他向院长助理牛富海同志说：“停课我不管，我不负责。刘部长决定的你去找刘部长。”“我们不能这样作，我们不能将纯洁的青年推到敌人那边去。”又向其他党委委员说：“为什么我们要自己制造匈牙利事件。”“青年人是单纯的，脑子一热什么话都能说，什么事都能作。”尤其严重的是市委要党委书记石昌杰同志向张铁民提出警告后，他在一次党委会上竟又继续放毒说：“中央北京吹来一股风，我院不能跟着去赶浪头。逼着共产党员反党是最反动的。”这一系列的言论，其中心思想就是否定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把右派分子向党猖狂的进攻说成是党制造出来的。这不仅是对党的恶毒诬蔑，实质上是企图在阶级斗争紧要关头袒护包庇右派。此外，在反右斗争后，他竟然不同意对毕业生进行政治审查，对人事处干部说：“这些青年娃娃有些什么问题呢?!”这说明他修正主义的系统性和顽固性。
+
+　　二、严重的个人野心，一贯的反对党委和党委书记石昌杰同志，他一来就对石昌杰同志在行政会上所作的介绍极为不满，认为石和他都是同级副院长，为什么石走了，他才负党政工作全责。他对党委集体领导也极不尊重，党委和四人碰头会(党委正、副书记，党员院长，院长助理组成的)常不参加，或中途赌气退席，有时还睡觉。平时工作消极，党委会分给他的工作，他往党委书记身上推，坚持要他作时，他就说用党委的帽子来压他。背后，又向干部说：“石、韩(党委副书记)是挂帅的，我是当将的，”发泄不满情绪。他在负责处理人民来信工作中，对坏分子杨熙麟诬告石昌杰同志在肃反中诬害好人，因而是反革命问题，他不但未及时交党委讨论，相反为杨熙麟捏造的所谓恋爱问题还派院长室秘书主任去调查，以表示对杨的关怀。坏分子余恭礼诬告石昌杰同志打击报复，他又别有用心的压了一个多月才交给党委。
+
+　　三、他与齐铭盘、范雨舟，蒲怀曾四人由于气味相投，逐步的结成了一个反党小集团，张铁民是首脑。如范、蒲闹个人情绪，要求调动工作，石昌杰同志不甚同意，张就背后进行拉拢讨好，向蒲说：“沙坪坝这个鬼地方，蚊子有几十种，有机会到部里(中建部)替你反映。”答应范在党委会上支持范调动工作。蒲平时对石昌杰同志态度最凶，张说蒲虽有些急燥，但精神是好的，今后，党委应发扬这种精神，拉蒲反石。有的党委委员说齐的缺点，他就替齐开脱，说这是石昌杰同志的缺点。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们常一唱一合，与党委唱对台戏，使党委会常陷于僵局，分裂与破坏党的团结。
+
+　　四、反右斗争中消极怠工，在不少关键问题上，支持右派意见，与右派分子同流合污。反右斗争中，有些重大会议，他常无故缺席，党委分配给他的斗争任务，很少主动抓，甚或推了不管。并说：“右派言论是资产阶级思想，”“对右派完全认为是敌我矛盾是左倾，完全认为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右倾。会相互转化，”以此来混淆敌我矛盾，并在院务会议上支持右派分子赵长庚一九五七年建筑系不招生的主张，对多数群众的正确意见不加理采，会后还买糖果请赵长庚召开座谈会，会上右派分子指着党员教师骂，煽动师生并系，他却一言不发。更奇怪的是在他罢工期间，他还主动接见学生，说：“供热专业在重庆不能办，我院师资也差。”直接支持了右派分子大闹并系并专业的阴谋活动。
+
+　　上述事实说明，张铁民已经堕落到右派分子的泥坑，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起码的条件，为了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队伍，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根据中央三中全会关于处理党内右派分子的原则，经支部大会及党委会通过，四川省委批准开除张铁民的党籍，行政上撤销其原有一切职务，工资级别从十一级降为十五级。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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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223.txt
@@ -0,0 +1,31 @@
+# 中共上海市委对右派分子徐亚夫的处理结论
+
+　　<(徐亚夫)>
+
+　　徐亚夫，原名徐焕庭，男，三十七岁。浙江诸暨人，家庭出身伪军官，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八年参加工作，同年十月入党。原任上海市人民法院副院长。
+
+## 一、主要反动言行
+
+　　(一)反对镇反、肃反运动，篡改党的方针政策
+
+　　(1)徐亚夫自一九五四年主持审理镇反案件不久，即提出“打击面太广了”，要防“左”，他主持拟订的“一九五四年第四季度镇反计划”，当时市委政法工委曾予严厉批评，指出是歪曲割裂党的镇反政策，放纵敌人。不久他草拟一九五四年镇反总结中，又将打击范围尽量缩小，庇护敌人，政法工委负责同志再度批评他“屁股坐错了”，但他仍不悔改，特别是一九五六年党中央提出宽一些政策后，他即乘机向党反击，说“当时将我搞的一九五四年镇反总结拿出来就好了”。
+
+　　(2)从根本上否定一九五五年二次大镇反的必要性和成绩。他认为市委政法部门和法院的领导同志贯彻中央指示批判右倾是“说理太少，批评过火”，是“错了”，又说“这是一股劲反右，以致把不是右倾也当作右倾反掉了”。他曾十四次狂妄地攻击中央和市委对敌斗争形势估计有错误，甚至说“现在有两个主观主义，大主观主义是中央，对敌情估计有片面，小主观主义是审判具体案件不实事求是”，来否定一九五五年镇反的必要性。他攻击中央“少杀长判”的方针是“盲目从严”并丑化审判员是“象机器一样，一摇五年、十年”。他还诬蔑中央和市委在一九五五年镇反所控制的捕判数字是“主观盲目”，因而“滥打滥捉”造成肃反“扩大化”，搞得人家“妻离子散了”。
+
+　　(3)在清案中他又别有用心地扩大镇反缺点和冤错案件数字，企图否定一九五五年镇反成绩。他曾故意违背中央和市委一再提出的：检查一九五五年镇反案件必须根据一九五五年政策标准的指示，他主张“案件改判不能依一九五五年运动中过左的情绪”，坚决“要依据今年政策”，拒不执行中央和市委指示。他公开指示清案改判组的同志“清案时要用黄绍竑的眼睛”，对反革命主张“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因此在他掌握的市捕市判检查组改判了六二九个案件，错改错放的有四八五件。
+
+　　(4)反对内部肃反。一九五五年机关肃反开展以后，他就表示反感，说“不要搞得人人自危”。之后他又公开地提出质问“肃反以后那里有新气象”？他对组织对他在肃反，审干运动中审查曾表示极端愤慨，认为党不该采取这种“手段”，他还煽动当时被审查的王容海示意“因你是地下党所以整你”。
+
+　　(二)企图篡改法院专政职能，标榜“防错”
+
+　　(1)他公开主张法院的主要任务是“防错”，不应该“强调从斗争出发”。他将毛主席提出的“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二十四个字的方针，曲解为“前十二个字是公安局的事，后十二个字才是法院的事”。在公安、检察、法院三者之间的关系上他片面地极力强调制约，并经常散布不相信公安部门的言论，说“公安局的材料不可靠，不能全部听信”。他还主张在镇反问题上应该有一个“反对派”能顶得住公安局等谬论。
+
+　　(2)徐的“防错”指导思想在办案当中，是以有利被告论、无罪推定论等一系列的论点为罪犯开脱罪责，庇护和放纵敌人。他把宽一点政策曲解为“坦白不究”“既往不究”，宣扬所谓“朋友论”“分化论”“长期徒刑犯人失望论”等等，将许多罪大恶极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予以放纵了。
+
+## 二、斗争中的态度
+
+　　经多次批判斗争后，作了检讨，表示愿意悔改。
+
+## 三、处理结论
+
+　　开除党籍。撤消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由十一级降为十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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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24.txt
@@ -0,0 +1,195 @@
+# 王福庆右派档案材料（一）
+
+## 右派分子处理报告表
+
+　　机关名称：昌邑县夏店乡东高戈庄完小
+
+　　职务：初级教师
+
+　　姓名：王福庆
+
+　　填写机关：中共昌邑县夏店乡党委
+
+　　 1958年5月21日
+
+　　
+
+　　呈批右派分子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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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 职务 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夏店乡东高小学 教员 王福庆 男 24 潍县白子区泊子村    出身 成分 文化 程度 何时参 加工作 何时 入党 何时 入团 参加过何种 民主党派 是否反动 党团员   贫农 学 初师 毕业 1954. - - - -   参加过何种反动组织及军队？历任何职务。 --   在历史上受过何种处分（党内外）原因是什么？ --   家庭亲属是否被斗被镇压判刑，原因是什么？ --   个人简历 8岁到村小读书，1945初小毕业，1948年潍县解放，进入本村高小插班，1949年毕业了，51年考入益都师范，54年秋毕业分配到本县徐家庄任教员至今。   日常 工作 表现 及主 要错 误言 行 日常工作表现： 1.平日工作不负责任，经常不备课，作业批改粗心，所以造成两名学生退学。 2.不遵守工作制度，经常回家误学生功课，上学期有一次回家到星期才回校，当天上午上课差不多都要晚上半小时。 3.和同志们闹不团结，为了建校曾与诸清典打仗。   整风 中的 错误 言行 破坏国际团结和民族团结，说45年苏联出兵东北，打败了日本鬼子，但运走很多机器，现在是否归还，又说：各民主国家互相团结，我觉得中国帮助别国大，别国对中国帮助小，对朝鲜匈牙利问题，中国缺机器还得用粮食去换苏联的机器，这不合理，应该用铁去买，现在豆子、花生都用去换机器，中国人民吃不着豆油，又说：西藏为什么不叫省？是中央不能领导还是他们不听领导？ 又说：中国从苏联买来的马成了宝贝，喂的好，住的好，生活比人都好。   领导小组意见：   县委整风办公室审查意见：   县委批复：划为右派 王福庆 58.3.4.   备注 --   呈报 机关 处理 意见 该人是青年，历史没有问题。但由于资产阶级思想上升，所以对党开始不满，在党整风时就向党进攻，他在斗争表现老实，情节轻微，但是回校后没有表现悔改之意。根据中央处理右派，右派的标准，给予第五类处分，即降级降薪，由原8级降至10级，由原34元降至26.5元。 中国共产党山东省昌邑县夏店乡委员会 1958年5月21日   批准 机关 批示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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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右派分子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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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 昌邑县夏店乡东高完小 职别 初级教师 级别 八   姓名 原名 王福庆 年龄 24 性别 男 民族 汉 文化程度 初师    现名 王福庆 家庭出身 贫农 本人成分 学   有何特长 - 性质 右派分子   籍贯 原籍 山东省潍县泊子乡泊子村   现籍 同上   何时何地怎样 入伍和参加革 命工作 1954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即参加了教育工作。   重要 社会 关系 父亲王恒度在家务农，自私自利。 丈人系富农，妻二哥以前当过还乡团，解放曾被镇压。 姑是个基督教徒。 其余社会关系没有特殊情况。   重大 历史 问题 --   入伍 或参 加革 命后 主要 表现 1.平日工作不负责任，经常不备课，批改作业粗心，表现了散漫。 2.不听从领导，不接受批评，在徐家庄时曾结伙与领导对抗。 3.不遵守制度，回家经常耽误学生的课。 4.和同仁闹不团结，一学期曾与几个老师打架。 5.计较工资待遇，为评工资曾两次闹过情绪。   斗争 中或 斗争 后的 态度 该是本区斗争最晚的一个，看到狡猾抵赖是不起作用，所以一开始就抢着交代问题，企图蒙混，也避免挨斗，经过大家的一再分析揭发，最后便作了彻底的交代，写了检讨。斗争中表现比较老实，斗争后开始没有特殊表现，但在回校后表现不好，工作不负责任，更谈不到主动，并一度要求不干了，要回家，经过批评才勉强干工作，但仍不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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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昌邑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右派分子王福庆的处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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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福庆，男性，现年24岁，家庭出身贫农，个人成分学生，文化程度初师毕业，1954年入伍，原籍潍县泊子村人，现任夏店乡东高戈庄小学初级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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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风中的主要错误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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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破坏国际团结和民族团结说：“45年苏联出兵东北打败了日本鬼子，但运走很多机器，现在是否归还？”又说：“各民主国家互相团结，我感到中国帮助别国大，别的国家对中国帮助小，如对匈牙利朝鲜问题。中国缺机器还得用粮食去换苏联的机器，这不合理，现在豆子花生都去换机器了，中国人吃不着油。”又说：“中国从苏联买来的马成了宝贝，喂的好住的好，生活比人都好。”又说：“西藏为什么划为地方，是中央不能领导，还是他们不听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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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上述事实该虽系贫农出身，但由于滋长了严重的个人主义以及自高自大蜕化变质，在这次整风中攻击苏联和挑拨民族团结，但在斗争时较老实的交待了自己的错误言行，表示愿意悔改。回校后又表现不够好，为此根据中央处理右派分子的标准给予降级降薪之处分，由原教师8级34元降为10级26.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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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昌邑县委整风领导小组1958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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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的右派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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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坏国际团结和民族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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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45年苏联出兵东北打败了日本鬼子，但运走了很多机器，现在是否归还？”又说：“各民主国家互相团结，我感到中国帮助别国大，别的国家对中国的帮助小，如对朝鲜匈牙利问题，中国缺机器还得用粮食去换苏联的机器，这不合理，应该用钱去买，现在豆子花生都去换了机器，中国人吃不到豆油”又说：西藏为什么划为地方不叫省，是中央不能领导，还是他们不听领导，又说：中国从苏联买来的马成了宝贝，喂的好，住的好，生活比人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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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派分子王福庆低头认罪检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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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我变了质，忘了我家过去受的苦，和党对我的培养，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变成了人民的敌人，借帮助党整风的机会，我便开始了向党进攻，现把我向党进攻的言行及目的分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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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后，运走了中国的一些机器，为什么还不还给中国”
+
+　　“中国对其他的民主国家帮助大，其他的民主国家对中国的帮助少。如：抗美援朝中国以人力物力去支援，匈牙利事件后中国使火车运了大量的玻璃去支援他们”。
+
+　　以前我不相信中国和苏联的团结，中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团结，认为中国和它们团结是吃亏的。目的：反对中苏友好，破坏国际团结，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叫资产阶级上台，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依靠美国。
+
+　　我说：“中国不要使粮食去换苏联的机器，使钱去买最合适，豆子花生都运到苏联去了，我们吃不到豆油和花生了。”
+
+　　我这个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在勤俭建国时期，我不愿吃粗吃稀，便恨我国的粮食政策，所以我便无根据说是粮食运到苏联去了，我们吃不到豆油和花生了。目的：反对我国的粮食政策，破坏中苏友好的贸易关系，来污蔑我国的豆油花生的供应政策，盼望中国再出现自由买卖的市场。
+
+　　我又说：“中国从苏联买来的马成了宝贝，吃的住的比人都好”！
+
+　　我对合作化不满，便说现在农民生活太苦了，是合作化后给带来的。同时自己觉着现在中国过于崇拜苏联，所以我便拿了马人作例，说出了不像人话的话来。目的：污蔑我国合作后人民的生活不好，连苏联的马都不如，污蔑中国人民过于崇拜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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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说：“西藏为什么不划分成省，到底西藏人民难领导还是领导不了。”我这个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认为汉人去帮助少数民族是会吃亏的。目的：污蔑毛主席和破坏我国的民族政策，想叫我国民族走向分裂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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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都存在着官僚主义下乡检查工作少。”“党在农村宣传不实事求是，现在党群关系疏远了。”“党在农村使用干部不掌握阶级路线使一些地主富农当了会计，使一些流氓当了社干部。”大字报：“县妇联真官僚，下乡工作次数少，使得农村妇女思想糟，愿意嫁给军官和干部，不愿把农村青年找”。“社内因地制宜作的不好，说我社的村干部手拿小尺到坡里去量玉米的间隔”（污蔑的）
+
+　　统购统销合作化后党妨碍了我家的利益，我在工作中因有个人英雄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好好的干工作。三四年了没有提拔我。但是自己从不检查自己的缺点，纠正自己的坏思想，总觉着党不关心我，便对党有意见。我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便无中生有的或找了一些片面的现象便开始了向党进攻。从中央到地方进行了污蔑，攻击了婚姻法和干部政策污蔑了各级党委和毛主席。目的：想叫党群关系破裂散了社，进行单干发展资本主义。
+
+　　我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离婚”：“赵悦尧原先的老婆有了好几个孩子，但他又爱上了王荣敏，便发生了肉体关系，自己心中害了怕，就到家强迫着自己的老婆离了婚。新媳妇生孩子，前妻来闹事，老师们来谈论说他离婚有问题，恰巧叫他听见了，发了他的牛皮气，哼！你们这帮小教员，你们管的啥闲事，我若不把你们来整整，我的气从何处消散。”
+
+　　“试问赵同志，你的事为什么不让人家说，谁说你你就整谁，应该吗？”
+
+　　我还说：“下店区的工资改革不合理是赵悦尧给造成的”
+
+　　我提以上两条的目的：我认为我没有被提拔，我没有入上团是赵悦尧的事，自己不认为自己有缺点。还错误的在心中想：我的入团志愿书区委说是没有了，准成是叫他拿了我的去了。在“离婚”这张大字报里面我还抄选了一些词句，“试问赵同志，你的事为什么不让人家说，谁说你，你就整谁，应该吗？”说这句话的目的是想叫大家吃道，过去他批评我不是为了我的工作是为了我说他。我的心里多恨呀！主要目的：是想臭他一下，打击他一下。
+
+　　我还常在家里在社里、学校里，说“粮食按人定量不够吃的”
+
+　　我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在勤俭建国时期我不愿吃粗吃稀，便对我国的粮食政策有意见，说是不够吃的。目的：是想破坏我国的粮食政策。
+
+　　我还在过年回家时，对我远房的哥哥说：“这次反右派斗争斗出来的右派，多数是青年和青年团员，因为他们提意见多。”
+
+　　我这个该死的右派分子，借帮助党整风的机会，我便发表了很多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恶毒言论来，并且回家还放了这样的一枝毒箭。目的，反对和破坏共产党领导的这次伟大的整风运动。
+
+　　我还说：“潍县泊子区公所养着一只狗，叫社员们给打死了，区干部叫了那个社员去把他好罚，不多日子后区公所又养上了一只，群众对区公所不满。”
+
+　　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但我的心是恨的，我是这样想的，现在的区干部成了地主了。
+
+　　目的想来挑拨党群关系，叫老百姓对党不满。
+
+　　2. 我的一切坏思想产生的根源：
+
+　　1.个人英雄主义瞧不起别人的产生：
+
+　　我没有哥哥也没有弟弟，只有姐妹，在家父母对我爱，凡事我都是占上风，有时我和姐姐或妹妹打起架来父母都是给我挣情理，有好吃的食物都是先给我吃，这样给我养成了至今还未有去掉的坏习惯。
+
+　　2.思想过虑产生的根源：
+
+　　我祖母怕我长大了去参军，从小就教导我说：“千万别听八路的话，咱家就是你自己，你大了娶上媳妇还好顶着咱这个家庭过日子，当了兵，就nn着来家了”我这样天长日久在家住了好几年（高小阶段）不叫我出去开会，我去参加社会活动也不让，这样致使我入了初师学习时仍顾虑，不愿参加自己的先进组织。
+
+　　3.对党不满的产生：
+
+　　51年我从学校来家，我的祖母和父亲对我说：“咱家积攒了好几年的粮食都叫八路购去了，说是还留下一部分是不够吃的。”我没盘问一下到底剩下了多少粮，是不是真不够吃的，也没帮助家里打一下谱和给老的解决一下思想问题，便也随着家里人就一齐说起干部的不好起来了，从此便对党有了不满的思想。
+
+　　54年初师毕业后我在学校里实习是实习的高级课，自以为分配工作定能分到完小担任高级课，可是后来把我分配到本县徐家庄小学，这时我心中也对党不满。在工作中又因个人有自私自利和个人英雄主义，自觉着自己没有缺点感到有两下，在教学上不大出力，后来又调来了谭文林，该人在说话上不在乎，有些放肆，我便和他靠拢在一起，有时不听学校领导的话，使本校工作遭到困难，后来该区领导赵悦尧批评了我，说我不应和谭文林结小团体，不好好的干工作。可是自己不检查自己的缺点，反感到是打击了我，从此我便对他有意见。在学校就更不正经的干工作了，给本校造成了极大的损失，现在检查起来真对不起党。
+
+　　55年领导批评我，没有给我提，这本来是应该的，因我不好好干工作，但在那时自己不认识自己过去犯了错误，认为这又是赵悦尧打击了我，我便对他就更不满，背后有时骂他没有人心眼。
+
+　　肃反后我没有被提拔又没有被批准入团。在过去一阶段我没有很好的干工作，同时我入团的目的也不正确——想着入了团后达到个人的名利丰收，能提拔好多挣钱。团区委是看穿了我这一点的，但是个人又错误的认为这又是赵悦尧给我造成的，从此我不但恨赵悦尧并也对党不满，党不应该光听赵悦尧的话，以后我在工作中的干劲就更小了，认为我这一辈子完了。
+
+　　4.合作化后，粮食受到了限制，我家年年往社里找钱，因我妻领着两个孩子。
+
+　　我父亲六十多了，一年挣不了多少工分，便觉着入社不合算，不如不入好，我家吃了亏是合作化给带来的，因此我对合作化不满。
+
+　　5.我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勤俭建国时期我不爱吃粗吃稀，因此我对粮食政策不满。
+
+　　6.腐朽的资产阶级的产生：
+
+　　我妻家庭出身是富农，我家去后她总是要说，干教学工作没出息，家里占不着光，说他三哥在小于河一年能攒下多少钱，他二哥在浙江窑厂一月能挣多少钱，劝我改行。最重要的是自56年工资改革后，个人资产阶级的思想滋长，因个人条件所限达不到个人要求，因此便对现实生活不满，觉着合作化后我家不合算，按人定量粮食少，自己本人有了资产阶级的思想，觉着无名无利。这样把我家受的苦和党给我家带来的好处不去想了，便丧失了自己原先的立场，变了质成了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在鸣放中我和其他右派分子一齐叫喊，开始了向党进攻。我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便和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龙云）一齐喊出了反对中苏友好，反对我国的民族政策，反对国际团结的恶毒言论来。
+
+　　过去我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不好好的干工作，和教师闹不团结，特别是在徐家庄小学教出来的学生纪律学习都很差，现在检查起来真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
+
+　　今后态度
+
+　　我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现在我深深的体会到我的前途已达到绝境，不看党，不看老师们把我从死路上拉回来，我就完了。大家给我治疗了思想，叫我重新做人。我醒悟来了，我愿重新做人，愿接受大家对我进行的帮助。今后我不管在什么工作岗位上，我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把我自己的一切力量用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上，以好的工作成绩来报答党和老师们对我进行帮助的大恩。
+
+　　 右派分子王福庆1958.3.10
+
+## 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通知书
+
+　　王福庆在1957年整风运动时，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卑鄙目的，趁机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猖狂的进攻和诬蔑。为此，被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几年来，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伟大胜利的影响，党和政府的教育改造工作，由于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人民群众的监督帮助，其真正认识了错误，确实已经改恶从善，在观点立场和言论行动上确实改好了的表现。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处理问题的决定，报请县委批准，给其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
+## 特此通知
+
+　　 昌邑县人民委员会1960年12月8日
+
+　　此件发：
+
+## 原工作单位、现所在改造单位、存档。
+
+## 右派分子材料
+
+　　姓名：王福庆
+
+　　籍贯：潍县泊子镇泊子村  服务学校：昌邑县夏店乡东高戈庄小学
+
+　　目录
+
+　　1.右派分子呈批报告表1份
+
+　　2.斗争记录1份
+
+　　3.坦白书2份
+
+　　4.斗争中表现情况表1份
+
+　　5.检举材料1份
+
+　　6.处理决定  份
+
+　　昌邑县全体小学教师大会秘书处
+
+　　1958.3.12.
+
+## 检讨书
+
+## 右派分子王福庆
+
+　　中共昌邑县委整风nn……nn右派分子王福庆的处分结论
+
+　　该人现年24岁，家庭出身贫农，个人成分学生，自8岁入学，至54年初师毕业，即参加了教育工作至今。
+
+　　一、在整风中的主要反动言论：
+
+　　破坏国际团结和民族团结：说：“45年苏联出兵东北，打败了日本鬼子，但运走了很多机器，现在是否归还。”又说“各民主国家互相团结，我感到中国帮助别国大，别的国家对中国帮助小，如对朝鲜匈牙利问题，中国缺机器还得用粮食去换苏联的机器，这不合理，应该用钱去买，现在豆子花生都去换机器了，中国人吃不着豆油。”又说“西藏为什么划为地方，不划为省，是中央不能领导，还是他们不听领导呢。”还说“中国从苏联买来的马，成了宝贝，喂的好住的好，生活比人都好。”
+
+　　二、在斗争中的表现
+
+　　在斗争中表现比较老实，很快交待了问题，并表示乐意悔改，但是回校后并不是那样，工作不负责任，并一度想不干回家。
+
+　　结论：该人年轻，出身没有问题，由个人资产阶级思想迅速上升，生活工作nn满足个人nn，所以整风中向党发起进攻，当时，在斗争时比较老实，回校后没有表示悔改，上述事实，根据中央处理右派分子的标准给予第五类处分，降级降薪，由8级降至10级，由34元降至26.5元。
+
+　　 中共昌邑县委整风领导小组1958.5.21.
+
+## 档案转递通知单
+
+## （66）文教字第2号
+
+　　潍县文教局：
+
+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1963年12月24日“关于干部退职、退休、死亡以及自动离职、被开除公职、受刑事处分以后档案保管问题的通知”规定，经查原在我县工作的教师王福庆因退职于1961年10月回到你县（市）泊子公社泊子村居住，故将其档案材料转去你处，请查存。
+
+　　 昌邑县人委文教科1966年10月21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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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 --git a/CCRD/1/6/3/000225.txt b/CCRD/1/6/3/00022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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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225.txt
@@ -0,0 +1,29 @@
+# 中共辽宁省气象局支部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敬党籍的决定
+
+　　<(李敬)>
+
+　　李敬，男，四十四岁，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高中毕业，汉族，山东省平原县五区黄庄村人，一九三九年四月参加工作，一九三九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辽宁省气象局局长兼沈阳中心气象台台长。
+
+　　简历：历任区队长、教员、厂长、省府科长、区长、副县长、县长兼法院院长、东北气象处副处长、省气象局局长。
+
+　　平时表现：在工作中很少对工作上重大问题进行布署，检查、总结，表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在领导作风上独断独行，态度蛮横，家长式的领导，在召开局务会议上不是广泛地进行讨论，而以个人代替集体，对上级不请示不报告。长期利用职权进行打击报复，如不顺他心的干部——张文立、陈光则进行刁难，以致最后排挤走；而对其亲信干部则无原则的提拔重用(如张彬、刘德浩)。违犯党的规定，丧失立场，私自录用人员有十人，其中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及有杀父之仇严重对我不满的分子即有数人、亲属五人。一贯对抗上级领导，目无组织，当上级批评他的工作没搞好时，即散布不满地说：我是个黑局长。当上级检查局的工作时说：省委书记来了也解决不了问题。同时在群众场合公开的说：支部的决定我可以不执行。在历次运动中一贯表现右倾和丧失立场，在镇反中对已被处理的反革命分子表现婉惜的说：这都是上级找到了他们的头上，点着了他们的名，我李敬认为过几年和平了，我们还可以在一起工作。在三反运动中由于右倾被撤消了三反的领导职务。在办公时间曾先后叫几个女同志剪指甲，群众反映极坏。
+
+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要反动言行：）
+
+　　一、在群众鸣放会上煽风点火，挑拨党群关系，如公开煽动地说：“党的整风方针，虽然是‘和风细雨’，我看用暴风骤雨也行”。又说：“对老技术人员和党外人员，我是一贯重视的，而党委强调‘政治可靠’‘历史清楚’，结果把他们调来调去，不信任他们，这不是党的宗派主义是什么?”并说：“原省财委检查总结是宗派主义的排内性和排外性，党的宗派主义有两重性，一是排内性、一是排外性，排内性比排外性更严重”。右派分子周琳说：“使用干部有宗派主义情绪”，而李敬接着说：“这不是存在于一个人、一个单位，而是由来已久”。并说：“我们党内也冷淡，没感情”。在党外人员座谈会上说：“现在社会是不敢说心里话，同志之间不亲热，没人情，总觉得冷冰冰的”。并把党员说成是“特务”、“狗腿子”。平时常说；“政治工作人员起不了好作用，政治工作尽背后嘀嘀咕咕，就知道汇个报，背后‘鼓揪’人，卖狗皮膏药”。
+
+　　二、否认党对科学技术部门的领导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白帽子不能领导业务”。
+
+　　三、攻击肃反运动，否认肃反成绩。说：“搞了一年肃反，占了好几个人，有什么成绩，能说对工作不误吗？”“如实事求是的说，肃反没斗出反革命就不能说成绩是主要的”。常说：“肃反是没事找事，劳民伤财”。煽动肃反被斗分子齐惠民(右派)上告时说：“你有什么意见，你写，只管提，我支持你”。在一次肃反对象座谈会上说：“老齐你冤枉了，这纯粹是唯心主义所造成的”。
+
+　　四、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否认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说：“一九五六年各方面都冒进了，我们的事业计划也冒了。工业、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都冒了”。
+
+　　五、包庇右派分子，破坏反右派斗争，在斗争右派分子大会上，向大家宣布，要注意方式，和风细雨些。并为周琳(右派)策划如何过关。
+
+　　并利用整风领导小组长的职权，包庇了张秉芝、齐惠民过关(已定为右派分子)，并将张彬(右派)吸收到整风办公室。
+
+　　李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揭发后的表现和态度：
+
+　　反右派斗争中虽向领导上承认了错误，但检查不深刻，经多次批判后逐渐有所承认。但在关键问题上推脱责任。但在群众围攻下，才不得不承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在斗争中的态度不老实，听到中央处理右派分子的原则规定后，表示愿意悔改，到劳动中去改造自己。据此，李敬确系党内的右派分子。经过支部党员大会讨论一致通过决定开除党籍。支部全体正式党员十八名，参加会议的正式党员十二名，全体通过(本人也举手表示同意)。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3/000226.txt b/CCRD/1/6/3/00022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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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226.txt
@@ -0,0 +1,35 @@
+# 中国共产党监察部党组关于右派分子王翰的处理决定
+
+　　<(王翰)>
+
+　　王翰，原名陈延庆，男，四十六岁，江苏省盐城县梁垛乡人(现划归建湖县)，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春由于上海南市的组织破坏，动摇脱党回家，一九三四年春在上海复旦大为恢复关系。曾任中共湖北省秘书长，中共鄂西北区党委书记，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城工部组长，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前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监察部副部长(七级)、党组副书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八大”代表。
+
+　　王翰是监察部右派反党集团首领，极右分子，他的主要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如下：
+
+　　一、经常散布反党反马列主义的谬论，散布取消阶级斗争的观点。他说三大改造以后，过渡时期就结束了。意思就是阶级斗争就息灭了。他诋毁党所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说“每次运动开始都是反右，以后反左，最后搞不出什么名堂来”。他指责土改时对地主斗争过火，主张温和一些。他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以反对唯成份论为借口，在发展党员时，要吸收所谓有文化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并把一些政治历史未考查清楚的人吸收到党内来。他反对党内思想斗争，诬蔑列宁对托洛茨基等叛徒只讲团结，没有斗争，诬蔑刘少奇同志的“论党内斗争”是“论党内妥协”。他造谣说“马克思规定的一些原则是为了给别人遵守的，马克思自己并不遵守”，“马克思只会写文章，不懂得什么科学”。他还诬蔑“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并散布毛主席这一报告中有“修正主义”。
+
+　　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宣传社会主义制度有阴暗面的荒谬观点。他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说“国务院所属各部门的工作是一塌糊涂，经不起检查”；攻击我国发展国民经济计划不是“冒进”就是“冒退”；认为现在的大学教育和建筑工程都不如解放以前；对黄绍竑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十分赞赏，到处替黄绍竑吹嘘。他为了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经常在干部中宣扬资本主义的厂矿企业经营管理完善和产品优美，美国的托拉斯形式好，他认为苏联改变工业体制，是学习美国的托拉斯形式。他坚持要用美国资产阶级学者杜威的“图书十进分类法”来整理监察机关的档案，反对国家档案局关于整理国家机关档案的规定。
+
+　　三、王翰在监察工作的重大问题上，反对中央和监察部党组的指示和决议，企图贯彻他的反党主张。他认为监察机关与其他业务部门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他坚持监察机关的任务应该是经常地、系统地、前后啣接地检查生产、经济、财务活动，不仅要全面地检查国家计划、财务预算的执行和总结，而且要检查国家计划、财务预算的制定。说只有这样作，才能抓住“有头等意义的大问题，打中要害”。主张“要多搞些头头”，才能解决“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问题，企图把矛头指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他反对监察机关检查案件及处理公民控诉工作，说这些工作是“鸡毛蒜皮，意义不大”。甚至主张对严重违法乱纪分子要“爱人以德”。在监察工作的作法上，他坚决主张“事先监督”，反对中央关于事后检查的指示；坚持监察机关要保留对财经部门行使停止支付权力；反对监察机关依靠各级党政领导进行工作；诬蔑党的群众路线是“抽象的”，监察机关走群众路线不解决问题。在体制问题上，他坚持要搞垂直领导，坚持要有管理各级监察干部的权限；反对中央关于监察部门体制改为双重领导的决定。王翰还一贯以学习业务为幌子，反对加强监察机关的政治思想领导，反对监察干部训练班教政治课，说什么“业务就是政治，没有业务那有政治”。
+
+　　四、王翰为了实现他的一套反党主张，在监察都工作中和右派分子彭达、陈达之等勾结起来，形成以他为首的反党集团。他在工作中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对中央和党组的指示和决议，当面同意，背后反对，经常和党组闹对立，并多次乘党组多数成员不在时，擅自改变党组决定。第六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前后，王翰竟策动他的反党集团分子彭达等大肆活动，反对中央关于监察机关实行双重领导的决定和第六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的决议。这一阴谋未能得逞，他们就在部内外散布流言蜚语，诬蔑第六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没有解决问题。
+
+　　王翰还和他的反党集团分子互相吹捧，经常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破坏党组威信。他们诬蔑党组成员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不懂业务，”“没有常识”，扬言“党组成员中唯有王翰熟悉业务，监察部离开王翰不行”，暗示王翰应该当监察部长，甚至吹嘘王翰应该选为中央委员。
+
+　　王翰还在干部中拉拢一些人，打击一些人，培植亲信，封官许愿，企图扩大他的反党集团，并企图以整调机构和领导分工来控制监察部的全盘工作。
+
+　　五、在日常工作中，王翰一贯目无组织，独断专行。他决定的许多重大问题，既不向党组请示报告，也不倾听下面的意见。当他的反党主张受到抵制或别人的意见不合他的心意时，他就利用各种机会，发牢骚，散布不满情绪，或者刁难打击、辱骂训斥干部。甚至故意制造混乱，拨弄是非，他常常在公文上胡写乱划，挖苦讽刺，定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批语。或者答非所问、张冠李戴。他经常用诡辩的方法来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为他的反党活动进行辩护。如他为了坚持“事先监督”，就说“事先就是事后，事先事后没有绝对区别”。为了坚持实行垂直领导，就说“双重、垂直各有利弊，双重好，还是垂直好，很难说”。他还散布“越抽象就越具体，越具体就越抽象”、“什么都不管，也就什么都管了”、“不解决问题，问题也就解决了”等谬论，以此在干部中制造混乱。
+
+　　王翰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也反映在他的日常生活上。他在生活上极力地追求享受，严重地铺张浪费。
+
+　　六、整风开始，王翰积极煽风点火，篡改党组的整风计划，大肆向党进攻，企图利用整风，搞垮党组，夺取监察部的领导权，以便实现他的一套反党主张。反右派斗争开始，王翰抱着抗拒态度，邓小平同志传达中央的报告他不去听，部里召开的各种反右派斗争会议也极少参加，并积极为党内几个右派分子辩护。当二司批判彭达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时，王翰千方百计地加以包庇。当部整风领导小组确定彭达为右派分子后，王翰立即向彭达通风报信，并订立攻守同盟。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三日党组扩大会议讨论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和布置本部反右派斗争的部署时，王翰竟愤然离开会场，公开宣布以后不参加党组会议，当晚又给党组写信，进行威胁。
+
+　　七、王翰反党反领导是由来已久的。他在上海作地下党工作时，即曾反对过区委的领导同志。一九三九年他在担任鄂西北区党委书记期间，不执行中共中央中原局关于鄂西北准备游击战争，支援鄂中游击战争的指示；又违反党的秘密工作原则，进行党员登记，并把在李宗仁军队工作的许多党员高级干部也进行登记，后来把这些党员登记表连同中央的绝密文件一起失落到国民党特务手中，事后不按照领导同志的指示和同志的建议组织干部撤退，结果使鄂西北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造成重大损失。他在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任副主任时，一直主张和强调军队政治工作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不服从鄂豫区党委的领导，并千方百计的打击工农老干部，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他在中央城工部工作期间，也对领导不满，背地进行诽谤，并诬蔑组织“不把人当人”。一九五一年王翰调到中南监察委员会工作以后，强调国家监察工作的独立性，公开反对前政务院关于各级监委应受同级政法委员会指导的指示，不出席中南政法委员会党组会议。他认为中共中央中南局的工作检查不得，尽是毛病，与他们无法共事，诬蔑李先念同志“无能”，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不称职，并造说中央对李先念同志不信任，才叫李雪峰同志兼任一个副主席。他还把中南行政委员会和中南监委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当成是“要人、要钱、要编制的关系”。
+
+　　王翰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其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的。王翰出身于大地主家庭，长期受到资产阶级的教育。他虽然早就参加了党，但始终对党不忠诚。入党不久，又一度动摇脱党。他一贯追求个人权位，狂妄自大，不服从党的领导，拒绝党的教育和同志们的批评，拒绝进行自我改造。这些情况说明，王翰是一个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他之所以成为右派分子不是偶然的。
+
+　　几个月以来，王翰对自己的反党罪行不老实检讨交代，曾以自杀(未遂)与党对抗。经过多次大小会议斗争以后，才表示低头认罪，写了九份“检讨”和“交代”，但对他的许多严重罪行，仍避重就轻，进行狡辩，企图蒙混过关。
+
+　　根据王翰的上述罪行和斗争中的表现，决定开除其党籍，行政上撤销其一切职务，留用察看，降低原有待遇。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一)》，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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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27.txt
@@ -0,0 +1,71 @@
+# 于俊之右派档案材料（二）
+
+## 右派分子处理报告表
+
+　　机关名称：道昭乡十字路完小
+
+　　职务：初级教员
+
+　　姓名：于俊之
+
+　　填报机关：中共道昭乡委员会
+
+　　1958年5月25日
+
+## 呈批右派分子报告表
+
+　　
+
+　　   部门 职务 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道昭乡 教员 于俊之 男 25 山东省潍县高里乡碑子村    出身 成分 文化 程度 何时参 加工作 何时 入党 何时 入团 参加过何种 民主党派 是否反动 党团员？    中农 学 初师 1955年   1950        参加过何种反动组织及 军队历任何种职务？ --   在历史上受过何种处分 （党内外）原因是什么？ --   家庭亲属是否被斗被镇 压判刑原因是什么？ --   个 人 简 历 1939年至1942年在本村小学上学，1943年至1944年在本区完小学习，1948年在家为农，1949年至1951年在本区完小上学，在同年的7月到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连部任文书，在同年12月回家生产，1952年7月至1955年7月在临朐师范学校上学，1955年参加教育工作到现在。   日常工作表现及主要错误言行 平日常说粮食不够吃的，并说当教师捞不着吃饱。   整风 中的 主要 错误 言行 1.攻击党的领导，否认党对农业生产的领导作用，以煽动群众对党不满，破坏党的领导威信。 2.污蔑国家的粮食政策。 3.污蔑农村大辩论。 4.挑拨中苏友好关系，破坏国际团结，反对中国学习苏联，污蔑苏军。   口领导小组 意见：   县委整风办公室 审查意见：   县委批复：同意划为右派 王国庆58.2.6.   备注 --   
+
+## 2月24日晚  围子区代城关区斗右派记录
+
+## 右派分子于俊芝检讨记录  记录黄照清
+
+　　思想根源：岳父是被管制分子，我很不满意，我当时假积极，岳父对我不敢说，老婆说你好你进步，对我刺激很大，这样我对党就更不满。上学受到反动教育，那时种上根子，家庭对我说长大升官发财，解放后上五、六年级，父亲说升学才能做官。毕业后动员我去参军，我想上学，升官发财，虽然去了，但我不满足了。我向资本主义发展，这样资产阶级思想更牢固了。上学时我假积极，当了干部，黄老师音乐好，我很羡慕，上了岗位听说反了他们的右派，我就更不满。在校我的思想很不好，最后思想检定说我有资产阶级思想我就更不满，我到学校骗取威信，肃反后叫我任四年级我就不满。这些都是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上长了，我的家庭土改时光分到农具，没分到地，当时做买卖，卖酒醋，解放给了二亩地，生活越来越好，土改时是贫农，后来生活好了就成了中农。入了合作社买卖停了，不能再剥削了，阻塞我向地主富农发展，这样使我对共产党更不满。直到今天，还是不满意，反右派时我害怕了，就东打听西打听，王志义老师说反正就好好交待。回家碰到王培孝，我问他，您去听报告反右派还早吗？他说大概还有四个，当时我认为四个是不会有我的，春节时我问弟弟你是怎样交待的，他说有什么说什么，你可能反不着，我说我发表中国崇拜苏联不对，当时觉得我够不上右派。这次来开会，路上弟弟对我说你要好好交待，我以为着人民教师外衣，来时开了家庭会议，以前不和睦，在花销上有些浪费，秋天分到一部分菜和粮，打的谱，半年中我捎20元回，五弟捎40元，父亲在早下关东，养成吃酒习惯，说父亲花销多，打谱后哥哥说到西北买黄西菜种子，我对党不满意，我就过年去了封信，说粮食不够吃的，继续放毒。我和王志义说了要买菜种子，他说没有，东打听西打听，千万别反之我，我对党的仇视，一个是家庭影响，特别是父亲的教育，再一个受到亲戚的影响，老婆对我影响也很大，六岁时开始上学受到反动教育，平日骗取个人威信，由于这几方面影响，使我反党反人民，今下午我避重就轻，企图想蒙混过关，我破坏总路线，平日不敢，这次借党整风我就放出来。
+
+　　我从小受到些反动教育，岳父家是中农成分，国民党时期他任会计，也打人骂人的，所以受管制。岳父不敢对我说别的，老婆平常说你好你进步，有时这样说你好，你进步，争取入党，她是叫我发家升官发财，她来刺激我，使我同情坏分子。父亲对我影响很大，吃酒没钱就借，土改时就划为贫农，土改后生活好了，走上富农的生活，成分没变，平常对我教育如何升官发财，进行剥削。岳父家里虽没说别的，但我同情他，老婆鼓励我叫我能升官发财，我骗取了威信，成了团干部还要骗取入党，愿调动争取校长，由于共产党阻塞这个道路，我就大大的不满。关于黑市我回家于英芝对我没说别的，他叫我好好交待就行了。我确实非常坏，反动，这次我想各方面想找同情者，拉拢王志义老师，他说有什么就交待什么，今年中午自己感觉难过，农■老师王老师同情我叫我吃饭，黑市活动是想蒙混过关，攻击党最终目的，发表言论煽动群众，推翻党的领导，叫资本主义道路复辟，我要低头认罪。
+
+　　我的野心很大，我想向上爬，我没有什么能力，我想继续争取地位，骗取入团，我是假积极，我想争取升官发财，我在团里当了干部，当了班干部，我还不满意，想入党，就假积极，我写入党申请书向上爬，担任校长，这是就老师们能听我说，我在校自高自大，我向上爬最终目的想走上资产阶级享乐腐化。我想骗取领导地位，叫人都看着我，我向上爬我就联络人情n，这根子是很深的，从小受到反动教育，家庭也不管我，所以能发展成今天的右派。
+
+　　通过老师们对我的帮助，又加上在“两种对比大会”上有三个右派分子摘掉了右派帽子，我真正体会到党的伟大，党现在仍然向我伸出温暖的手来，把我拉上泥坑。我认清了，我只有向人民彻底交待低头认罪，才是我的唯一出路。今后我要脱骨换胎重作新人，听从党对我的处理。
+
+　　 右派分子于俊之1956年3月1日
+
+## 补充材料
+
+　　经过我这几天的反复考虑，我又检查出我这次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除以上几个，还有一个主要的，就是：我从六岁上学直到现在，我没受什么大的艰苦。在学校里，我的个人主义思想一天一天滋长，思想当中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追求名利的观点。一心想如何争取长大以后当什么领导、干部多赚钱。就拿我上师范来说，本来我满意升中学，再升高中、大学，将来可以当什么工程师、专家。但由于家庭供备上的困难，才考取了师范。我以为，反正教学也比从事农业好，最低，也赚钱多。多学上一点就好一点。当初师毕业后分配了工作，我这样的坏思想越来越严重。我单纯钻研业务，不问政治，我积极争取入党，这样可以提拔我当校长、领导，或者是高级教员，出于名利观点和资产阶级思想作怪，使我表现了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排挤别人，提高自己，讲nn腐化起来，nn越妨碍了我个人的利益，便表示大大不满，当场就反对。在我师范毕业时，进行思想鉴定同学们给我提出了很多意见：特别是说我存在着个人英雄主义，名利观点，政治性脆弱，当时我虽然接受下来了，但我没有勇气改正，使我把这些肮脏东西带到工作当中去，使我今天堕落成一个丧尽天良的右派分子，满脑子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
+
+　　党把我一手培养长大成人，现在我却来攻击党，我背叛了党，背叛了人民，拿我这次攻击党来说，罪恶是很大的，但我现在完全认识到了自己的罪恶，我要向人民低头认罪，争取党对我的宽大处理，党叫我做什么，我一定牺牲我的一切去完成，我要立功赎罪，重作新人。
+
+　　 右派分子  于俊之  1958年5月4日
+
+## 中共昌邑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右派分子于俊芝的处分决定
+
+　　于俊芝，男性，现年25岁，家庭成分中农，个人成分学生，文化程度初师，原籍山东省潍县高里区碑子村人，1955年毕业，1954年入共青团，工会会员，现在道昭乡十字完小任初级教员，级别：教师级2级。
+
+　　一、在政风中的主要错误言论
+
+　　（1）攻击党的领导，反对五大政治运动，说：“毛主席提出了增产节约，结果增产形成了减产，节约造成浪费，兴修水利造成很大浪费，淹坏了地没有发挥作用。”又说：“共产党的工作是很盲目的，过了时候光检讨，不改正是没有用的，共产党作事情有一定的错误，如土改，统购统销，动员参军，农村大辩论都是侵犯人权的现象，难道党不知道吗？”
+
+　　（2）污蔑国家的粮食政策，说：“潍坊人民消费量不足，但还照数拿了公粮，卖了余粮，群众粮食不足用，地瓜叶子代替粮食来补数，为什么粮食不足还卖余粮呢？”
+
+　　（3）污蔑农村的大辩论，说：“经过大辩论农民生产热情高了，但这是表面现象，因为很大压力，强迫农民白黑劳动，本来360斤粮不够吃的，但不敢说，我感到这样下去会闹乱子。”
+
+　　（4）攻击苏联，破坏中苏友好关系，说：“中国过于崇拜苏联，对斯大林是无原则的崇拜，苏联出兵东北时有抢掠奸淫的坏行为，接受苏联的先进经验有些教条，再者苏联在东北和内蒙古自治区轻率的婚姻和侮辱妇女，中国为什么不给予制裁，却叫他回了国。”
+
+　　该存有极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再加其嫂子在村里被辩论，其岳父是管制犯，其弟弟也是右派分子，因此，对党抱有敌对态度，乘党整风之机，恶毒的向党进攻。
+
+　　二、斗争中的态度：
+
+　　在讲理斗争中狡辩抵赖，态度不老实，经几次讲理斗争后，才低头认罪，交代了问题，表示愿意悔改。
+
+　　三、处理意见
+
+　　开除团籍，降级，降薪，由原教师8级降为10级，26.5元。
+
+　　 中共昌邑县委整风领导小组1956年6月2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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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28.txt
@@ -0,0 +1,181 @@
+# 于俊之右派档案材料（一）
+
+## 右派分子处理报告表
+
+　　机关名称：道昭乡十字路完小
+
+　　职务：初级教员
+
+　　姓名：于俊之
+
+　　填报机关：中共道昭乡委员会
+
+　　1958年5月25日
+
+## 处理右派分子报告表
+
+　　
+
+　　部门 道昭乡十字芊路完小 职别 初级教员 级别 教员级8级 姓名 原名 于俊之 年龄 26 性别 男 民族 汉 文化 程度 初师毕业 现名 家庭出身 本人成分 学生 有何特长 -- 性质 右派 籍贯 原籍 山东省潍县高里乡碑子村 现籍 -- 何时何地怎样入伍和参加革命工作 1955年在道昭乡十字路完小参加教育工作。 重要社会关系 父亲于名芬农民出身，母亲在家为农，大哥大嫂在家为农，二哥在人民解放军，三哥在人民解放军军械厂，五弟于英之任小学教师，外祖家是贫农，岳父干过伪村会计，解放后被管制。 重大历史问题 自小上学，1951年曾参加人民解放军，同年又复原回家入临朐师范学习，1954年参加教育工作。 入伍或参加革命后主要表现 1.自任教员后工作比较认真负责，但个人的资产阶级野心较大，一心向上爬。 2.自粮食统购统销后，经常反应粮食不够吃的。 斗争中或斗争后的态度 在斗争中态度表现的不很老实，几次的斗争才交待了问题，表示低头认罪，斗争后表现的较老实，自己痛恨自己的罪恶，表示愿意悔改，并在实际中也有了悔改的表现。
+
+　　   部门 道昭乡十字芊路完小 职别 初级教员 级别 教员级8级   姓名 原名 于俊之 年龄26 性别 男 民族 汉 文化 程度 初师毕业   现名   家庭出身   本人成分 学生   有何特长 -- 性质 右派   籍贯 原籍 山东省潍县高里乡碑子村   现籍 --   何时何地怎样入伍和参加革命工作 1955年在道昭乡十字路完小参加教育工作。   重要社会关系 父亲于名芬农民出身，母亲在家为农，大哥大嫂在家为农，二哥在人民解放军，三哥在人民解放军军械厂，五弟于英之任小学教师，外祖家是贫农，岳父干过伪村会计，解放后被管制。   重大历史问题 自小上学，1951年曾参加人民解放军，同年又复原回家入临朐师范学习，1954年参加教育工作。   入伍或参加革命后主要表现 1.自任教员后工作比较认真负责，但个人的资产阶级野心较大，一心向上爬。 2.自粮食统购统销后，经常反应粮食不够吃的。   斗争中或斗争后的态度 在斗争中态度表现的不很老实，几次的斗争才交待了问题，表示低头认罪，斗争后表现的较老实，自己痛恨自己的罪恶，表示愿意悔改，并在实际中也有了悔改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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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 道昭乡十字芊路完小 职别 初级教员 级别 教员级8级   姓名 原名 于俊之 年龄 26 性别 男 民族 汉 文化 程度 初师毕业   现名   家庭出身   本人成分 学生   有何特长 -- 性质 右派   籍贯 原籍 山东省潍县高里乡碑子村   现籍 --   何时何地怎样入伍和参加革命工作 1955年在道昭乡十字路完小参加教育工作。   重要社会关系 父亲于名芬农民出身，母亲在家为农，大哥大嫂在家为农，二哥在人民解放军，三哥在人民解放军军械厂，五弟于英之任小学教师，外祖家是贫农，岳父干过伪村会计，解放后被管制。   重大历史问题 自小上学，1951年曾参加人民解放军，同年又复原回家入临朐师范学习，1954年参加教育工作。   入伍或参加革命后主要表现 1.自任教员后工作比较认真负责，但个人的资产阶级野心较大，一心向上爬。 2.自粮食统购统销后，经常反应粮食不够吃的。   斗争中或斗争后的态度 在斗争中态度表现的不很老实，几次的斗争才交待了问题，表示低头认罪，斗争后表现的较老实，自己痛恨自己的罪恶，表示愿意悔改，并在实际中也有了悔改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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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批右派分子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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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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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 职务 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道昭乡 教员 于俊之 男 25 山东省潍县高里区碑子村    出身 成分 文化程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入党 何时入团 参加过何种 民主党派 是否反动 党团员？    中农 学 初师 1955年 -- 1950 -- --    参加过何种反动组织及军队历任何种职务？ --   在历史上受过何种处分（党内外）原因是什么？ --   家庭亲属是否被斗被镇压判刑原因是什么？ --   个人简历 1939年至1942年在本村小学上学，1943年至1944年在本区完小学习，1948年在家为农，1949年至1951年在本区完小上学，在同年的7月到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连部任文书，在同年12月回家生产，1952年7月至1955年7月在临朐师范学校上学，1955年参加教育工作到现在。   日常工作表现及主要错误言行 平日常说粮食不够吃的，并说当教师捞不着吃饱。   整风中的主要错误言行 1.攻击党的领导，否认党对农业生产的领导作用，以煽动群众对党不满，破坏党的领导威信。 2.污蔑国家的粮食政策。 3.污蔑农村大辩论。 4.挑拨中苏友好关系，破坏国际团结，反对中国学习苏联，污蔑苏军。   口领导小组意见：--   县委整风办公室审查意见：   县委批复：同意划为右派 王国庆58.2.6.   备注 --                    
+
+　　   呈批机关处理意见 该人家庭在解放后急剧的向富农道路发展，合作化后限制其发展，更加对粮食政策不满，个人又光追求享受，因此对党怀恨在心，借助党整风为名大肆向党进攻，攻击党的领导，否认党对农业生产的领导，煽动群众，破坏党的领导威信；污蔑农村大辩论；污蔑粮食政策；挑拨中苏关系，破坏国际团结，反对中国学习苏联，情节较轻。斗争中态度比较不老实，企图抵赖，斗争后表现的较好，并有悔改的表现，因此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国家薪给人员中的右派分子处理标准给予第五类处分。开除团籍，降职降级。由八级降为十级，每月工资26.5元。 中共道昭乡委员会 1958年5月25日   批准机关批示 中共昌邑县委员会 1958年5月 日   
+
+## 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思想总结
+
+## 姓名：于俊之
+
+## 1959年10月  日
+
+##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学习总结
+
+## 于俊之
+
+　　在未参加这次学习以前，在我的思想上，存有不少的错误认识，看问题不全面，在工作当中没有鼓足更大的干劲，存有右倾情绪。通过这次学习，使我深刻地认识到过去自己的思想认识的错误和存在右倾情绪的危害性，使我进一步澄清了思想，端正了认识，深刻地检查了自己过去的错误的思想认识。
+
+　　（一）摆正思想认识：
+
+　　①过去我片面的认为：在去年的参考书中有一部分课本供应不及时，是印刷科在跃进当中，不如工农业及其他行业跃进的大。
+
+　　②过去我对58年拔白旗认识不明确，不知道其实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曾错误认识是不是人民内部矛盾。
+
+　　③在平日工作当中，有时把备课的时间，占用了早上政治学习的时间，认为政治学习可以抽时间补上，而备不好课就没法教学。
+
+　　④对新的教育方针学习的不深刻，因而对新教育方针的精神实质认识不明确，所以在去年三秋战役中，又偏重劳动忽视了教学，没有真正地做好学习与劳动紧密地结合起来。
+
+　　⑤在学生中某些个别儿童学习成绩差，认为他自己太笨，没有真正地分析他所以成绩差的原因何在。
+
+　　（二）检查批判：
+
+　　以上的认识，是非常错误的，第一，1958年和1959年的大跃进并不是其他部门大跃进，而单单印刷部门跃进不大。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党所领导的一切事业都是千正万确的，伟大的英明的。事实教育了我，在印刷工作中，他们也同样在大跃进。如：报纸刊物增的很大。在去年进行扫盲又要印刷扫盲课本。随着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学生人数大大增加。因而课本的需用量也大大增多。随着大跃进的新形势，各种宣传文件，到处都是。这里一切不都是印刷部门印出来的吗。实在不是印刷不及时，而是印的太多了，这能说是不跃进吗？如果单单从个别化课本在某些地方供应不够及时就认为是跃进不大，那就是看问题太片面。印刷的刊物课本虽然增加那么快，那么多，但需用量太大了。同时随着大跃进的新形势的发展，在教材内容上，就必须进行改编与修补。这就不是和自己想的那么容易，需要经过一定的手续才能完成。这是事实，都充分证明过去我那种认识是极端错误的，片面的。
+
+　　第二，通过温书记，梁部长的报告，及小组座谈讨论使真正明确了，在去年大跃进中所拔掉的白旗，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敌我矛盾。所以说它是敌我矛盾，就因为他的立场、观点是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在大跃进当中，某些极个别的干部都有这种思想，那么就是阻碍了社会主义迅速的发展。在工作当中，就跃不上去，因此未拔掉，未树立无产阶级的观点立场。
+
+　　第三，我在平日工作当中，有时备课侵占了政治学习的时间，认为政治学习拉下可以抽时间补上。这是极端错误的，这是不重视政治学习的表现。和做好一件工作必须做到政治挂帅，必须加强政治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这样，才能按党的方针、政策、路线来积极工作。才不会犯错误，如果不好好学习政治，那怎么能去工作呢？特别是象我是一个犯错误的人。政治水平真是远远落在老师们的后面，就努力学习恐怕还跟不上。如果再不重视政治学习，对自己来说是多大的危险。通过这次学习，我深刻地认识到：政治是人的思想灵魂，没有政治就没有方向，就不会做好工作。
+
+　　第四，新的教育方针的贯彻执行，使教育质量大大地提高，真正地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把学生培养成为多面手，真正做到了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学习与劳动紧密结合。这充分证明了党的新教育方针的正确。可是，由于自己对新教育方针的精神实质认识不足，而偏重一样，同时在劳动中偏重了干活，对儿童进行思想教育不够。这样的思想认识，这样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经过领导上彻底教育，经过这次地学习，使我提高思想。特别是通过这次学习，使我更充分地认识到：如果在工作中干劲只是有右倾情绪的存在，就不能做好工作，就不符合新教育方针的要求。
+
+　　总之，所以我存在这一些错误的思想认识，就是由于平日对政治学习不重视，因而，在工作中的干劲，虽然也鼓起来了，但干劲并不是那么足，干劲不足，就说明自己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情绪，如果不彻底地把右倾情绪反透就不能做好工作，就会犯错误。
+
+　　第五，由于自己右倾情绪的存在，反映在教育儿童上就认为有些个别儿童学习成绩差是太笨了。这是唯心的说法。自己当时并没有主动去想办法采取措施找出所以成绩差的原因在哪里？如何帮助他们提高学习成绩，反而认为学生太笨。这也是对工作不细心不负责任的表现。学生学习好的起决定性作用是在于教育。很明显，二年级比一年级高，六年级比五年级成绩高，中学生就比小学生成绩高。就是因为受教育的时间多，成绩也就大。这就充分证明了对学生应细心地教育，根据儿童的心理，采取措施进行教育。而要想把学生教育好，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那就必须克服右倾思想，鼓足更大的干劲，力争最上游才行。
+
+　　（三）今后的态度：
+
+　　通过这次对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学习，使我提高了认识，澄清了思想，从思想上来认识到和肯定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特别今天上午又通过参观了多处工厂，事实摆在面前，工、农业发展是多么样的快！1958年全面大跃进，1959年在1959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出现了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随着新形势的发展，全国人民都掀起了学习八届八中全会内容的热潮，在党的英明领导下，高举总路线的红旗，高举大跃进的红旗，反透右倾，鼓足干劲力争最上游。我同样要跃上去。在此，我表示我今后的态度。
+
+　　①坚决拥护党的领导，拥护党的一切方针政策、路线，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做好党交给的一切工作。
+
+　　②彻底检查批判个人的右倾思想，把右倾情绪反透，鼓足干劲力争最上游，坚决把班级工作作好，完成教学任务。
+
+　　③平日重视政治时事学习，除了保证上级规定的政治学习时间以外，要抽空学习报纸，加强时事政策学习，武装政治头脑，提高政治思想水平。争取在半年内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战士。
+
+　　④认真备课深入教材，提高教学质量，使所任班级消灭不及格现象，争取4分，5分，达到满意为止。
+
+　　⑤积极参加劳动，特别是参加公益劳动，树立在实际的劳动中锻练改造自己。树立长期的改造思想。
+
+## 小组意见
+
+　　能将鸣放彻底发表的一些模糊言论，深刻地加以批判，同时，并能把未鸣放的模糊认识问题检查出来。
+
+　　 组长  范增生副组长  王重章1959年10月10日
+
+## 右派分子于俊芝检讨书
+
+　　在这次整风中，我放了很多的毒，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恶毒进攻，现在把我的反动言行全部交待出来，向人民低头认罪。
+
+　　一、反动论点：
+
+　　1.攻进党的政策，攻击党的领导：
+
+　　①在小组鸣放中我说“毛主席提出的增产节约，现在的增产形成了减产，节约造成浪费。”我并举出例子说：“在兴修水利当中就有些浪费现象，原在大圩河浇地时就是这样，高的地浇不着，洼的地方浇涝了。”我又说：在打井时，有些井没用着，这也造成了浪费现象。我放这些毒的思想根源是因为在1952年，上级领导农民在大圩河坝河浇地，河坝就修在我家的地上，由于当时损害了我家的个人利益，所以我对党不满。
+
+　　当时我说“增产形成了减产”放这样毒的思想根源是今年秋天，我们农业社减产，我家用菜顶了一部分粮，妨碍了我家的个人利益，所以我对党不满。我认识到增产节约是千正万确的。我发表这样的言论是睁着眼说瞎话，我的本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的话，目的企图来攻击党的政策，来维护我个人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利益，来藉助党整风出出我的毒气。
+
+　　②在小组鸣放中我说：“潍北的粮食不够吃的。”又说：“我们社，今秋用菜顶了一部分粮，这不合理。”这也是睁着眼说瞎话。事实粮食够吃的，我放这样毒的思想根源是因为我们社今秋减产，我家少分了一部分口粮，又用菜顶了极少的部分口粮，损害到了个人利益而对党不满，我说这些话的目的是破坏统购统销，企图是使部分落后的群众，引起对党的统购统销不满，使政府多发下一部分粮食使我们有吃着的，有看着的，过上腐朽的富农、地主生活，享乐腐化。
+
+　　③在小组鸣放中我说：“农村的大辩论，没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形成了强迫农民劳动。”我完全是污蔑，大辩论提高了每个人的社会主义觉悟，辨明了是非，在自觉的情况下变冬闲为冬忙，而我却诬蔑是强迫的。我放这毒的思想根源：在农村大辩论时，我大嫂因常偷庄稼而被辩论，所以我对党不满，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放出这样的毒，目的是歪曲大辩论意义，企图破坏诬蔑大辩论的成绩，这就是攻击党的政策。
+
+　　④在小组鸣放中我说：“总路线有毛病，应该把轻工业提的突出一点才行。”我这是有意识的破坏，我知道总路线是照耀广大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灯塔，我不乐意走社会主义，因为我的思想根源是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我的本质是向资本主义道路发展，我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所以我放出这样的毒，目的是破坏总路线，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企图多造一些轻工业产品，以满足我资产阶级享乐腐化的野心。
+
+　　⑤在小组鸣放当中我说：党做事有一定的错误，例如在动参和农村大辩论当中，有些干部犯了错误，政府只是调动一下就算了，我这完全是诬蔑，我放这样毒的思想根源是：在51年春动参时，因为我当时考上了中学，我不乐意去参军，妨碍了我升学的利益，更加上我贪生怕死，所以我对参军不满，当然在大辩论中我也不满，这因大嫂被辩论。我发出这样的反动言论，目的企图诬蔑党的领导和政策，破坏党的领导，否认了动参和大辩论的成绩。
+
+　　2.挑拨中苏友好关系，诬蔑苏联：
+
+　　①我在小组鸣放中说：“中国对苏联和斯大林过于崇拜。”又说：“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形成了教条。”我并举出例子说“斯大林的错误，在他未逝世以前，中国没有批判的错误，为什么逝世以后批判呢？”“五级记分法和五年一贯制在中国的现阶段是不适合的，应该在中国完全用拼音字母的时候才适合，手工劳动和写字教材现阶段也不适合，这就是教条的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我这是睁着眼说瞎话。
+
+　　②在小组鸣放中我又说：“我村有一位东北回家的（他的儿子叫于崇学）他曾说：‘苏联出兵东北时，有的士兵强奸中国的妇女。’”我又说：“有一次我从临朐师范放伏假回家，从大圩河下火车，一块下车的有小河村（距我村一里地）的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领着一个小孩，她和我一块走，路上闲谈起来，她说她从内蒙古来，她说那里有苏联人，苏联的男女关系上和中国的风俗不同，大白天也发生关系，有些低级。她又说苏联的男人好喝酒，有一个苏联人，喝醉了酒杀了一个中国人，就回国了，也没处分他。我用这些不实际的话来放毒用意系诬蔑苏联，企图破碎中苏友好关系，我的思想根源由于我对党不满。反对共产党，而苏联帮助中国是大公无私的，攻击了苏联，破坏了中苏友好，也就是攻击了党。
+
+　　二、最根本的思想根源和本质：
+
+　　1.在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期，我在小学上学那时，受到的反动教育是好好上学，将来升官发财，而家长也对我进行这些的教育说什么：“不受苦中苦难得人上人”这是我光想升官发财的剥削生活的思想扎下了根。我平日很羡慕腐化生活，平日表现了个人主义自私自利，一旦别人损害了我的个人利益，我便表现了反对、不满。
+
+　　2.我家以前做个黄酒和醋，过着半商半农的剥削生活，土地改革我家分得了农具，生活又大大提高，买卖也很好，余粮多了，钱也多了，便又买上了二亩地。从土改以后，我家渐渐向中农、富裕中农生活发展，进一步向地主、富农发展，这种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大大地适合了我的资产阶级野心，可是在1951年我家买卖停止了，后来又加入了合作社，这完全堵塞了我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我对党大大不满，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平日我没有机会，这次整风是我放毒的机会，所以才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毒素一块放出来。
+
+　　3.社会关系和环境对我的影响。
+
+　　①我的外祖母家和姐夫家是贫农，大哥从小为农，现在仍然为农，二哥参加了解放军二十多年，三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部工作，五弟教学（现被打为右派）这些影响我都不大，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父亲的大吃大喝的享乐腐化生活和商人习气，对我教育很深，使我也种上了资本主义的毒素，光想升官发财，享乐腐化。另外我岳父是中农成分，但我岳父干过村里的伪会计，曾受过管制。当时由于我是个团员（当然是假积极）岳父对我当然不敢说不好，光说好听的。同时我也不愿到他家去，感到给我丢名誉。可是终究是一门亲戚，我不由的对他表示了同情，对党抱不满情绪，又加上我老婆有时讽刺我说：“你好，你进步。”这也是我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
+
+　　②当我在临朐师范上学时，学校里有些特务老师象徐露、徐可、纪正金、黄建中，他们平时每人都有一套才能，同学们羡慕他，我更羡慕他们。因为我平日不重视政治学习，存在着单纯的技术观点，当我在工作岗位上，听说反他们是特务，我对他们感到有些可惜，感到压了他们的才能，所以我也埋怨党。
+
+　　由于以上的老根子，使我资本主义思想越来越严重，再加上我平日生活腐化，不重视政治，而使我蜕化变质，堕落成一个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腐朽的右派分子，我满脑子充满了资产阶级思想。
+
+　　三、我这次放毒的目的和企图：
+
+　　我的资本主义野心很大，特别是我的升学发财思想极为严重。我这次放毒的目的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企图煽动一部分落后群众对党不满，破坏党的政策，企图走社会主义道路，使我过上享乐腐化的资本主义的地主富农生活，另一方面我平日假积极，骗取了团干部和优秀教师的地位，进一步想入党企图当校长党领导来实现我升官发财的野心。
+
+　　四、我的黑市活动：
+
+　　春节以后，我见到李圣聪老师和王泽义老师又放毒说：“今年五更里我家去了一个要饭的。”又说：“我家要买一部分菜。”说这些话的目的企图，一方面想来打掩护，怕反着我成为右派，来证明在鸣放中所说的“潍北粮食不够吃的”是正确的，叫这些积极分子同情我，也许反不着我的右派。我这些黑市活动更加重了我的罪恶，证明了我的愚蠢。
+
+　　现在我认清了只有向人民低头认罪才是我唯一的出路，今后我要脱骨换胎，重作新人听从党对我的处理。
+
+　　 右派分子  于俊之1958年3月1日
+
+## 主要的右派言行
+
+　　1.攻击党的领导，否认党对农业生产的领导作用，以煽动群众对党不满，破坏党的领导威信。他说“毛主席提出节约增产，结果增产形成了减产，节约造成浪费，兴修水利造成很大浪费，淹坏了地没发挥作用。”又说“政府的工作是很盲目的，过了时候光检讨不改正，是没有用的。”共产党做事情有一定的错误。如土改、统购统销、动员参军、农村大辩论都有侵犯人权的现象，难道党不知道吗？
+
+　　2.污蔑国家的粮食政策，他说：“潍北人民消费量不足，但还照数纳了公粮，卖了余粮，群众粮食不够用地瓜叶子代替粮食来补数，为什么粮食不足还卖余粮呢？”
+
+　　3.污蔑农村大辩论说：经过大辩论农民生产热情高了，但这是表面现象，因为有很大压力，强迫农民白黑劳动，本来360斤粮不够吃的，但不敢说，我感觉这样下去会闹乱子。
+
+　　4.挑拨中苏友好关系，破坏国际团结，反对中国学习苏联，污蔑苏联说：“中国过去崇拜苏联，对斯大林是无原则的崇拜，苏军出兵东北时抢掠奸淫的坏行为，这些都不应该的，接受苏联的先进经验，有时教条，再者苏联在东北和内蒙轻率的婚姻和侮辱妇女，中国为什么不给予制裁却叫他回了国”又说：“在学习苏联时有教条主义如五年一贯制，五级记分法……有很多不符合中国的情况。”
+
+## 中共昌邑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右派分子于俊芝的处分决定
+
+　　于俊芝，男，现年25岁，家庭出身中农，个人成分学生，文化程度初师，原籍山东省潍县高里区碑子村人，1955年入伍，1950年入共青团，工会会员。现在道昭乡十字路完小任教师员，级别：教师级8级。
+
+　　一、在整风中的主要错误言论：
+
+　　1.攻击党的领导，反对五大政治运动，他说：“毛主席提出增产节约，结果增产形成了减产，节约造成浪费。兴修水利造成很大浪费，淹坏了地没有发挥作用。”又说：“共产党的工作是很盲目的，过了时候光检讨，不改正是没有用的。共产党作事情有一定的错误，如土改、统购统销、动员参军、农村大辩论都是侵犯人权的现象，难道党不知道吗？”
+
+　　2.污蔑国家的粮食政策，他说：“潍北人民销费量不足，但还照数拿了公粮，卖了余粮，群众粮食不足用，地瓜叶子代替粮食来补数，为什么粮食不足还卖余粮呢？”
+
+　　3.污蔑农村的大辩论说：“经过大辩论农民生产热情高了，但这是表面现象。因为很大压力，强迫农民白黑劳动，本来360斤粮不够吃的，但不敢说，我感到这样下去会闹乱子。”
+
+　　4.攻击苏联，破坏中苏友好关系，他说：“中国过于崇拜苏联，对斯大林是无原则的崇拜，苏联出兵东北时有抢掠奸淫的坏行为。接受苏联的先进经验有些教条。再者苏联在东北和内蒙古自治区轻率的婚姻和侮辱妇女，中国为什么不给予制裁，都叫他回国了。”
+
+　　该存有极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再加其嫂子在村里被辩论，其岳父是管制犯（其弟弟也是右派分子）因此，对党抱有敌对态度，乘党整风之机，恶毒的向党进攻。
+
+　　二、斗争中的态度：
+
+　　在讲理斗争中狡辩抵赖，态度不老实，经几次讲理斗争后，才低头认罪，交代了问题，表示愿意悔改。
+
+　　三、处理意见：
+
+　　开除团籍，降级、降薪：由原教师级八级降为十级，26.5元。
+
+　　 中共昌邑县委整风领导小组1958年6月2日庞建五 李培衡 郎平信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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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229.txt
@@ -0,0 +1,539 @@
+# 李万铎在反右运动中的检查和摘帽通知
+
+## 关于我的右派思想的检查
+
+## 1958、5、26
+
+　　五月二十三日我在全体干部会上作了一次口头检查，二十五日晚上又经农水单位全体同志的帮助，现将我初步认识作一书面交代。
+
+　　自从一九五六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修正主义思潮以来，在我的思想中是受到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断断续续说过许多丧失立场、不利于革命事业的话。
+
+## (一)错误所在
+
+　　一、对于合作化的问题的错误看法：
+
+　　我在一九五五年在莲塘推广站时由于工作的关系，片面了解一些农业社的财务账目混乱或不健全，因此就考虑到把合作社巩固下去是不容易的，五五年冬提出实现合作化的时候(我在韶关参加肃反)我就从农民觉悟是否赶得上这些问题上出发考虑这样是否太快(是跟个别同志说的)，然而事实证明现在已经化了起来，这就证明我的右倾保守思想是严重错误的。五七年夏，我一度出差到连南去，听说三排的农业社是各队自负盈亏的，因此就联想到像莲塘这么大的社(当时已一千多户)，既然村与村之间有意见，按照各队自负盈亏的办法不就解决了吗?这种想法到去年参加社会主义大辩论时才知道是十分错误的。因为这种做法是排斥贫困的做法(少数民族地区有它的特点)，其结果必然是助长资本主义思想，出现两极分化，使农民走回头路。
+
+　　二、对匈牙利事件的错误看法：
+
+　　开始的时候觉得很突然，在讨论(或闲谈)这个问题时我说过“这主要原因是拉科西的官僚主义造成的，否则不会有那么多的工人跟着反革命分子走”，我的这种说法正合了铁托的口气，模糊了帝国主义的阴谋策划和处心积虑的颠覆活动，给同志们予有害的影响，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开脱罪名和张目。这样的看法是直到党中央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一文及听了许多次报告后才认识的，然而我已经犯了错误，引起了不良的影响。
+
+　　三、对工农生活的差异的错误看法：
+
+　　刘少奇同志说工人和农民的物质生活是差异不大的(大意如此，听传达的)，并说原因之一是城市工人或干部回乡时夸张了自己的生活。我在讨论中说“我是在城市和农村自己体会到农民生活不如工人，不是听人夸张的”。认为刘少奇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讲话不能说服人。以后又看了谭震林同志的报告，里边有典型调查的事例(不能说“可能是事实”二十三日那天的检讨中口急说错了，当即纠正)，但我认为收入中，工人的收入是一人的，农民的收入是全家的，这点没有说明，认为如果工人全家有收入的话是会比农民好的。我还补充说“工人一个月有几十块钱，农民一个劳动日只有六、七角钱”，我的这种说法是十分错误的，我既没有调查又没有研究，对谭震林同志的报告中的工农收入是个人的还是全家的不确切，就标新立异信口开河，其后果是散布对领导人不信任情绪，破坏党的团结，同时挑拨了工农的关系，散布党对工农之间厚此薄彼，破坏了我们革命事业中相依为命的工农联盟基础。
+
+　　四、对粮食问题的错误看法：
+
+　　去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结合搞粮油猪三包干，因此对粮食问题有所接触，由于我的右倾思想严重，因此一与粮食问题接触便又发生错误的看法，乳源县大布乡56跨57年是统销60万斤，57跨58年则要求尽量自给，但县里给了13万斤统销指标，我自己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有时认为全部上缴吧；有时又认为既然县委分配下来了就照样分配下去，(最后是全部缴回，没有分配下去)之所以动摇是从这一错误观点出发：认为机关干部每人每月26斤大米尚且有人喊不够(事实上够，我自己在机关工作就够，出差时吃些客饭就更够)，当地农民每人平均300斤谷怎么够吃?(我驻的水联社是343斤)因此贯彻政策时口硬心软，任务虽然压了下去，但担心58年2月便会有社员缺粮，事情不好办。我向基层党委谈过我的看法认为增产是没有怀疑的，出口没有增加也是没有怀疑的，其所以紧一些是：1、五千万亩粮田复种棉花。2、政府必须掌握800亿斤。我估计是过去统购数大统销数也大而今年则压缩了统购也压缩统销造成的。我的这种看法是主观臆测的，同情了富裕农民的叫嚣，在思想上产生动摇，夸大了粮食问题的严重性，并把这一思想感染别人，而对粮食认为紧也是没有根据的，只是从机关干部由月供30斤改供26斤上看(26斤既够则又何必30斤)，这是对国家正确的粮食政策的怀疑和歪曲。
+
+　　五、对苏联的一些错误的看法：
+
+　　我对苏联的看法在一些问题上是违反中央精神的。例如苏联专家不辞劳苦地帮助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央经常对他们表示感谢。但我却因苏联专家住在我们楼上而派有军警在楼下站岗而不满；听说交际科为苏联专家特别举行舞会也不满；听说苏联专家否定我国林孔湘教授的柑橘黄龙病研究(林已为右派分子)认为是瞧不起中国专家而不满。
+
+　　对苏联与东欧民主国家的关系也是有错误的。如苏联应当时波兰总统贝鲁特的请求委派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去波兰任国防部长就不以为然；对于苏波贸易我从苏波会谈公报中提到的波兰对苏所负债务作为弥补过去苏波贸易中波方因比价的损失而取消；铁托在演说中说到匈牙利的领导问题，苏联同意撤换拉科西但要保留格罗，我都认为是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因此认为苏联这样做是“大国主义”，并因此认为斯大林在“三分非马列主义”中的错误是严重的。我在这方面的错误是受了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同时思想中存在着与国际主义不相容的狭隘的民族主义。
+
+　　六、对肃反问题的错误看法：
+
+　　在肃反中我曾将同志们的昂扬斗志说成是方法简单，并说呼口号没有多大作用。参加地委复查小组工作后，又认为许多轻案重办或把一般刑事当成反革命处理，说有些同志法制观念很差，我复查的案件中50％要减轻处分；从5％左右的标准衡量我又认为农水处的肃反面过宽了；对从宽处理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蔡△△不是叫他规规矩矩工作将功赎罪而是要他安心工作不要记着肃反的事情，于是蔡向他的妻子说我“有人情味”，我于是受了反革命分子的表扬和赏识，是一个可耻的人。以上是我同情反革命分子、严重丧失立场的具体表现。
+
+　　七、对技术改革的错误看法：
+
+　　对农业技术改革我存在严重的右倾保守思想，我曾经认为每亩万斤肥是做不到的，但是去年我自己驻在的农业社的积肥数就证明了我的看法的错误；对于推广三角植我又认为麻烦，其作用与小科密植差不了多少；今春从化县提出要种五亩万斤稻，我认为是做不到的；对于我自己负责的植保工作跃进计划，如果不是地委提出，我是决不敢提在今年内彻底消灭五种病虫害，而直至最近我还是信心不强，认为消灭五种病虫灾害或有可能，而彻底消灭五种病虫害我就不敢想象了。我的这些右倾保守思想已经成了大跃进的障碍。
+
+　　八、对于反右派的错误看法和错误言论：
+
+　　对于反右派斗争，我初以为“小鱼翻不起大浪”无须小题大做的，因此人民日报发表两篇社论时我便认为会影响鸣放；学生送戏票给罗翼群去看戏受教育我认为没有作用反而会增加罗的反感；右派猖狂向党进攻的许多荒谬言论在我思想上都引起共鸣。例如右派谈职权问题我就认为是事实，谭△△副厅长在农业厅就是管不了事的；右派分子要党拆墙填沟，我认为对，因为90％的墙是我们党员筑起来的；右派说反党不是反人民，我认为有道理，政党和国家不能混为一谈；右派说杀共产党，我认为假如不为人民服务的话当然可杀；右派分子要搞平反委员会，我又认为有好处，让各民主党派参与其事便不至怀疑共产党冤枉了好人。所有这些都说明我的思想很成问题，与右派站在同一立场，帮助右派向党进攻。虽然这些看法都是在学习讨论时表达的，但其后果与右派的发表演说谈话同样起了纵火的作用。
+
+　　九、对领导不满的错误：
+
+　　对党委抽调技术干部做其它工作认为打乱了业务部门的计划，特别是有些领导带队下乡去后，自己就回城了，在大字报里使用了“唆狗进簕蓬”这样的句子，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形容得如此可怕；晚上看戏回来大门上了锁就说“盗贼没锁到是锁了同志们的”；与人谈起张△△副处长的领导时认为他“文化水平低不要要求太高”。
+
+## (二)我对自己错误的认识
+
+　　检查之后看看自己说过的话和有过的思想错误实在是严重的，不是对某一问题的错误，而是在很多方面对党的精神的违背，表现得最突出的是关于肃反、反右派、对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对匈牙利事件、工农生活的比较等五个方面。中央说有反必肃，我却用5％左右的标准去衡量农水处的肃反，因此认为打击面太宽，对一些虽然不是5％以内的人而在运动中受到审查一事有不正确的理解。对释放的反革命分子蔡△△不是严词以对反用好言好语，这就是丧失气节，难道我们做了亏心事吗?对另一个反革命释放犯的复信用“并悉你提前释放仅此志喜”是完全丧失立场的表现，完全没有敌我观念。右派攻击党的言论是谁都看得出来的，但我却偏偏觉得有道理。其所以如此是思想上与右派有共同的地方，从相同的角度上看问题；人家说杀共产党员我居然不以为意，这就很难想象是一个共产党员了；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我却感到偏激会影响鸣放，学生送票给罗翼群我为之气忿，综合起来看是怕反革命不敢攻击我们，这除了丧失立场，是找不到其它任何解释的。对苏联和匈牙利事件除了受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和过分相信铁托的演说外，同时也是立场问题，把苏波贸易上的工作缺点看作是大国主义，对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任波兰的国防部长一事不是从苏联国际主义好心肠出发去看，而认为总之今天要把他召回苏联就不光彩。我这是反动的中间思想使然。在工农生活对比上主要表现对党中央领导人的不信任，强调自己的独立思考。对单位的个别领导我主要是有偏激情绪和夜郎自大以致无组织无纪律。对合作化和农业技术改革主要是右倾保守思想，思想没有解放，只从现有的技术水平去衡量，认为有很多自然因子还不是我们目前的科学水平所能解决的，另方面就是不相信群众，没有能够估计到群众发动起来的力量是能够解决很多困难的，因此我就变成了前进中的绊脚石。总的来看我的错误的性质是立场问题，虽然有些是思想上的，但归根究底是立场问题，因为首先有着不正确的立场，以致在看问题时产生片面主观的看法，误解了独立思考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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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家乡是一个封建色彩很浓厚、受资本主义影响也很深的地方(家家都种田和经商南洋)，我的家庭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从曾祖父起就发奋读书，以后又经商南洋，在抗战以前是个小康之家，抗战中破产了。祖父在南洋年轻时参加过反满的组织，一向拥护国民党，父亲是个知识分子，经过商，做过小职员，以后是教书，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组织，一向清高自许，向往中间路线，受过李伯球的一些影响，抗战后期开始对“国民政府”不满，言论愤激是口头革命派，对我有很深的影响。我从家庭中接受了一些中庸思想和正统观念，我的学校教育基本是在旧社会度过的，接受资产阶级思想的熏陶。思想发育较早，还在不很适合的年龄就涉猎了一些社会科学的书籍，脑子里装上各式人生观，沾染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习气。因此先入之见害人，参加革命甚至参加了党以后还没有放弃小资产阶级那反动的一面，坚持从“中间立场”上看问题，结果就从这不存在的“中间立场”掉到反动立场上去了，同情右派对自己的党进行叛逆。
+
+　　思想演变过程大致就这样，错误是一系列的右派言论，辜负了党的教育。我参党时，介绍人曾严厉地指出我思想中的这一阴影(中间路线的影响)，但我没有正视它，因此在阶级斗争中一有风吹草动便经不起考验，向敌人缴械投降。这是惨痛的教训。如果党组织对我进行严格的审查后考虑到我还不是立心向党进攻的话，那么，我诚恳地请求让我留在党内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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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我的错误的第二次书面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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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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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的立场上的错误，因此在很多问题上都产生了错误的看法，这是很自然的，除了昨天的检讨外现作如下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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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匈牙利事件的错误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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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虽然天天看报，但对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都不得要领。但自从纳吉宣布退出华沙条约保持中立(10月31日)事情就已经很明显，但我还看不清纳吉的嘴脸，认为当时兵荒马乱风云多变的情况，纳吉也许被反革命所挟持(已有各种党派参加了他的政府，苏军又已撤出布达佩斯)，直到11月4日卡达尔和明尼赫等四人宣布退出纳吉政府另行组织工农革命政府，特别是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欢呼匈牙利人民的胜利》，大局始告澄清，对于纳吉本人的反动面目我是直到工农革命政府宣布了他的罪状后才彻底认识的。这也说明我不敏感，不能从他的一些措施上一开始就嗅出他的反动本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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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党报只能信一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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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片面理解独立思考，强调自己动脑子想事情，常常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因此在与同志们谈论报纸上的新闻时说过“报纸上的东西只能信一半”也是很有可能的，这样，我的错误是在群众中破坏了党报的威信，把我们的报纸与国民党的报纸等量齐观。
+
+## (三)选代表是两面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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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选举人民代表，我的态度是不严肃的，认为人民代表作用不大。但宪法规定这是我们的民主政体，那就必须照选，至于候选人的讨论称职与否自有选举委员会把关。例如1956年我对候选人少△△提出过意见也并不很认真，因此很可能说过“选代表是摆样子的”之类的话。这也是非常错误的，破坏了选举人民代表的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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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关于小圈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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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搞小圈子是历史性的，在学校读书时就只与少数同学交厚，参加工作以后多同邓△△[8]蔡△△叶△△黄△△[7]徐△△往来，原因是与蔡、叶[26]有共同的工作关系，与邓、黄有乡土之情，与徐则有文史方面的共同爱好。此外我与另一个邓△△关系也好，我佩服他有魄力能较好开展业务。由于我们这几个人都是共产党员，因此在群众中产生宗派主义现象，同志们多次提过意见，年终鉴定往往有这条缺点，但自己没有认真对待，总以为工作关系和个人爱好因人不同在所难免。主观上自己没有疏远党外同志的动机，于是就没有多大改进。现在我详细交代小圈子的活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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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假日一起弄吃，多次盐焗鸡，主其事的多为邓△△黄△△。平时下馆子也往往是这几个人一齐去，吃吃喝喝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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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唧唧喳喳说闲话，评论工作议论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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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张△△官僚主义调动陈婉娴、谢克明的工作没联系好被对方单位不接受，以致他们回来工作不安心；张又提要抽人成立人事股并挤占植检植保站的办公室；张批评鲍厚莲骑公家的单车来上班而她自己也骑马部长的车来上班；张说她与马部长回河北老家用了多少多少钱，无非是衣锦荣归的意思；说张△△他自己不下乡却说别人下乡补助有钱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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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说过李△△主任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但对工作少出主意和检查督促总结，一团和气而单位工作被动；说“你们年轻不知道背历史包袱的苦处”，流露对组织的不满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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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说过何△△自己不服从分配要求做人事工作，看他以后怎样动员别人服从工作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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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说过潘△做党团组织的工作一直都是挂名不做实际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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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说过赖△△在县委当过组织部长，奇怪的是现在却那么优柔寡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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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说广州中医学院来函了解蓝△△副主任的情况，这个“副主任”事有蹊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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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说过李△△最主观又没水平总之说不清事理，如果认真了会生气；找在校学生谈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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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听说邓△△收了韶关女朋友的汇款又不来韶关相见，太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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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曾△△在秘书组往往自作主张是赖秘书纵容惯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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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秘书科工作忙得团团转像热闹的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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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956年春耕大忙，而我们却像在梦中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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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张主任布置工作很不具体，但限于他的文化水平也很难要求他布置很具体。听说他谈了多个对象东不成西不就是条件太苛，自己年纪大了就别那么苛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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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这些流言蜚语不只在小圈子中说过，对小圈子中人也有批评，如对黄△△的不安心叶△△的自卑没有决心自学提高业务知识。但主要是背后议论别人抬高自己，挑拨是非破坏团结，影响工作和党团与群众关系，把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看得太严重散布失败情绪和宗派气氛。看了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以后更受消极影响，学了刘世吾的一句口头禅“就是那么回事”。议论少了些，消极失败情绪却更严重了。我的这些错误是由来已久的，自己也多次想要克服，但又借口客观现实原谅了自己，我决心通过这次运动在同志们的严厉批判和监督下彻底割掉思想作风上的这个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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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反右斗争中第三次书面检讨——关于我的右派言论的补充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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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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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农水处肃反面过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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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去年十二月由乳源下乡回来汇报工作时，张海珍与我谈到单位在鸣放中提及肃反的意见很少。我说“当时的打击面太宽(23人)这部分人是不敢提肃反的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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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以会这样说原因是中央提出5％左右而我们单位搞了10％以上，认为是太宽了。这是与右派分子说的“肃反搞糟了”相呼应的，是站在右派的立场，歪曲党的肃反政策，中央的政策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农水处的一些平反对象在运动中因某些问题受到审查是完全必要的，我说过“宽”是没有根据的，明显的掉在反动的立场上与右派分子同一鼻孔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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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下放干部口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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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次学习讨论会上，提到下放干部的口粮标准时，我说按政策是一般参照当地的口粮标准适当调整，举了一个例子是乳源县大布乡的下放干部有一次到基层党委来吵说他们每月只配给17．5斤米而粮站说已经照顾了2．5斤，所以“适当调整”是很灵活的，要看掌握的人怎样掌握，我当时这样说是很不应该的，对同志们的要求下放会有一定的影响，动摇了一些不十分坚定的同志的下放决心。
+
+## 三、粮食购销大包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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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层党委提出将县委分配给大布乡的13万斤粮食统销指标悉数上缴回县。我在讨论中是口硬心软的，态度摇摆不定，认为上年度是统销60万斤，如此处理骑虎难下，所以在结束工作时特别对基层党委书记说过“水莲社的一些社员现在已经粮食有限了，恐怕明春二月间就会伸手向政府要统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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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这种看法是十分错误的，口粮的够与不够是没有标准的，要看生产水平和当地原来的生活水平，认为骑虎难下是没有根据的，这是对粮食包干制的怀疑，实际上也是立场问题，同情上中农等富裕农民的叫嚣，向基层党委提出的看法就是做了富裕中农的代言人。
+
+## 四、对罗隆基提出的“平反委员会”的错误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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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隆基提出要成立“平反委员会”，在学习讨论时我认为他的提法没有错，不单只共产党而其它民主党派也可以派人参加。我这样的对待右派的谬论是极其错误的。罗隆基是认为肃反搞糟了，才提成立“平反委员会”是不信任共产党，我的错误是站在“中间立场”觉得这样有好处，民主党派也参与其事便不会怀疑和提意见说我们冤枉好人，实际上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即“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既没有漏掉反革命，也没有冤枉好人，则何须成立“平反委员会”呢?我却作了罗隆基的应声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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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关于喜欢看不健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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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主要是指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虽然也感到其不大健康，但觉得结构和语言都很好，特别是对刘世吾“就是那么回事”的口头禅。我曾介绍给邓△△看过，他认为不要介绍给别人看，我接受了他的意见没再介绍给他人了，直到传达毛主席的讲话中提到了这部小说时，我在学习会上又介绍了小说的内容，同时还仔细阅读了秦兆阳修改的小说的细节，足见对我影响很深；此外我还托叶△△替我购1957年“文艺报”的第二期(没有买到)，主要是想看《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我对这些受批判的作品兴趣如此之大主要是立场反动，把机关单位的官僚主义看得过于严重，对这些不满现实的作品就臭味相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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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进步青年不一定要入党入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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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牧同志向我谈水利科的一些青年，工作很好但对入团没有要求，我知道是一个姓林的青年培养多年不成功、另一个李△△是支部已经通过但他不肯补写一份自传(团支部丢失)，我当时有恨铁不成钢的心情，但不应该粗暴地说“那就让他当党外布尔什维克吧!否则布尔什维克哪里来?”我这样是违背了团中央耐心细致团结广大青年的精神，提高到原则上是把入团入党与当好干部做好工作混为一谈，降低了党的先锋模范作用，自己作为一个党员说这样的话是丧失党员立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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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合作化的错误看法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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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在五五年底五六年春实现全国农业合作化是否太快的看法，不只是一种右倾保守的思想，应该从阶级立场上去认识这问题。农民是小私有者，处在不断的两极分化中，解放后土地虽然回到了老家，但经不起自然灾害的袭击，五三、五四是富裕农民的黄金时代，而贫困的农民已经开始出现出卖生产资料的事例了，我不但没有同情贫困农民的遭遇，反而怀疑合作化过快，这就是与富裕农民同一立场，留恋五三、五四年的黄金时代，由于我出身于一个中农家庭，所以毫无贫苦农民的感情，站在中农的立场上说话，也就是明显的右派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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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对于农业技术改革的错误看法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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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大三角植，我认为与小科密植效果差不多，对于小三角植则认为太麻烦与绣花一样，农民不习惯如果因此延误季节是会得不偿失的。对于从化县提出实现水稻万斤亩，我认为是做不到的，因为目前我们的技术水平还不能控制整个生产的环境因素。要求每亩万斤肥，我认为办不到。然而现在每亩万斤肥已经超过了，大三角植已增产了，小三角植也没有贻误农时，证明我的思想是严重的右倾保守，其所以产生右倾保守的原因也是立场问题，五六年底歪风发展严重，积极反对技术改革的是富裕农民，他们不同意把劳动力投放到技术改革上去发展农业生产，而是重副业轻农业要搞资本主义，同时想通过反对技术改革来否定生产成绩从而反对合作化，我却跟着他们一同叫嚣，实质上是同他们站在同一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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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关于肃反运动的错误看法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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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肃反运动初期的高呼口号拍桌子的高压做法认为是很笨的，我思想中总认为肃反应如反特小说反特影片那样搞，因此总想每件案都像陈△△那样一开始就由二三个人专办的做法，其实陈△△案有它的特点，那样做是正确的，而其它的案在开始时使用群众的压力以打击反革命分子的气焰也是完全必要的，我的错误想法是同右派分子说斗争过火了同出一辙害怕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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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反右派斗争中第四次书面材料——关于同志们所提的几个问题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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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反对统购统销说有钱都买不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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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同志跟我谈过几次关于他家的经济问题。他说很难理解每月都寄十五、六元回乡下家中，但家里总说困难。因此我们就算了细账，菜蔬是自己种的，有时买点咸鱼，盐吃不了多少，糖、油、米、布是按规定不是有钱就可以多买的，匡算结果似乎每人每月不超过五元。叶说他家中两人每月有十五、六元应该够了(还未包括农业社的分配)，没有理由说困难。之后我与别的同志谈起类似的问题也曾照此匡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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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检查自己思想中并没有对统购统销不满上面说到“不是有钱可以多买”，并非反对统购统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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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于陈辉的提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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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资改革的时候没有给陈提级，原因是按规定不能提。粮产站的站长对我说过陈对此有意见，但向他说清楚了。五七年邓站长又跟我说按陈的业务水平是应该提级的，过后主管粮产的朱科长也跟我说过同样的意思(因为五六年工资改革技术干部这一摊组织上指定我经办)。但并没有指出我做得对或不对。主要问我补发的问题，我的意见是工资改革中明文规定按陈的具体情况是不能提级的，如果现在提当然不能从去年四月份补起。此后怎样邓、朱都没有再跟我谈过，我考虑这事与我的关系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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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于徐△△同志的提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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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资改革中，行政人员的工资改革不归我搞(连事业费开支的行政人员都不归我经办)，我只听赖秘书说过行政干部的提级草案是干部科提的，徐△△原拟提一级，经农林水的同志评议后改提两级，而曾△△同志原草案是提两级的，评议后改提一级，这件事我没有参与也不大清楚，徐△△同志提了两级是否恰当与我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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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宣传主观战斗精神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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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在团支部会上传达直属团委关于处分团员张△的通报，有的同志并谈到上次传达处分团员梁△△，我是认识这两人的，而且知道他们都是老团员，张而且是游击队出身，因此我在会上谈到一个人的革命能动性和自我教育锻炼的问题，说张△小小年纪就进山打游击，梁△△很早就是专署团支部的支委，在共同的革命环境中有些人进步了，而有些人掉队了，就是个人的革命的能动性不同，接受组织的教育和自我修养改造的不同。我的意思是说犯错误不能埋怨组织没有教育而应该从自己是不是认真接受教育和改造上检查。我当时是团支书主持这次支部大会就多说了一些话，也许我说得不对，但并不是在宣传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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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党员不如群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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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去年春节期间有一些党员回家省亲逾期不回机关，其中最突出的是余△△和黄△△，我认为有些党员入党后骄傲自满、无组织、无纪律连群众都不如，我在支部会上提过，也许在其它场合也说过，但并不是一般地认为共产党员不如群众。
+
+## 六、关于苏联出兵匈牙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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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检查对这个问题思想是明确的，与其他同志的看法一致认为是必要的，是为了挽救匈牙利的社会主义。苏联应不应该出兵是看站在什么立场上，如果是站在中间立场则连中国人民志愿军帮助朝鲜人民抵抗美帝也会被认为是侵略朝鲜的，我没有说过苏联不该出兵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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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关于在大字报上批评李△△主任不看铁托的文章而去批判铁托的修正主义。我纯粹是认为他懒并没有不满意他批判铁托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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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对于右派分子不应翻老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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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与同志们是一致的，认为应该联系历史去看一个人，特别是一些老牌右派，联系历史就可以一目了然，如章伯钧看他在历史上曾拟在华南搞武装向共产党讨价，以后又带美国的口信要共产党别一边倒向苏联则美国可以给予若干贷款等，这样一来便可使人容易认识他的右派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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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反右派斗争中的第五次书面检查——关于我的错误的质性的认识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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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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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我的错误，经过同志们几天来的帮助及昨天晚上党支部负责人的分析与启发，使我对错误的性质较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现作如下检查，希望继续给我予批判和帮助，我愿意弄清思想，彻底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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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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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制度，我有许多错误的看法。尽管我笼统地承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对于作为社会主义的内涵的某些基本政策和措施却采用怀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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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合作化这是一个显明的真理，但我在其发展的速度与组织的规模上都有怀疑。五五年我在英德莲塘时看到一些社的财务账目混乱，社员不习惯集体生产的新方式形成窝工浪费的现象，认为要把现有的社巩固下来还须九牛二虎之力，因此在当年冬提出1956年全国实现合作化时就认为农民觉悟跟不上，原有的要巩固下去已不容易，全国实现合作化后抓不过来，巩固不下去也是徒然的，因此认为发展太快了。合作化以后办了许多大社，我对办一千几百户的大社是抱否定态度的，在莲塘时我就认为这个三百多户的社已经是机构庞大调度不灵，接着又扩大到三个乡一千多户合为一个社，思想上就更不以为然了，认为是很不实际的做法。57年春知道了该社队与队之间有意见，便更肯定了自己的看法。这年秋我到连南三排出差，了解到瑶区的社是各生产队自负盈亏的，就认为这是大社的出路，曾想把这种做法介绍给在莲塘的同事们。后来因为别事耽搁同时也认为他们未必不知道这些经验。我看到的是个别的情况却作出了全面的一般的结论：“合作化太快；大社不好”。这就铸成了我的大错误。现在合作化已经化了起来，虽然完全巩固尚待一些时日，但没有垮的铁的事实证明我过去的看法是非常荒诞的。而“大社不好”、“各队自负盈亏”的看法也在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过程中，逐步认识了大社之所以难办是因为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在作祟，而采用各队自负盈亏的做法正是富裕农民求之不得的，适足以助长其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发展，达到其首先是富裕农村排斥贫困农村，然后是富裕户排斥贫困户，最终是取消农业社走老路的目的。关于这个错误我过去(甚至是最近)仅仅看作是严重右倾保守的问题，现在看起来是必须从立场观点上去认识，农民是小私有者，处在不断的两极分化过程中，唯有合作化方能使农民摆脱两极分化的命运。解放以后土地虽然回了家，但小农经济经不起自然灾害的袭击，53、54年是富裕农民的黄金时代，而贫困农民已经开始出现出卖生产资料的事例了，我没有同情贫困农民的遭遇，对于大社的困难不是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严重的富裕中农身上去找原因，反而对有利于富裕农民的各队自负盈亏大感兴趣，这就不能不归结到自己的家庭成分(中农)，因此站在富裕农民的立场上维护富裕农民的利益，留恋53、54年的黄金时代，发出“合作化太快了”、“大社不好”的谬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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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的征购也是社会主义在过渡时期不可缺少的一环，粮食过多地留在农民手上就一定有利于富裕农民的自发倾向，促成农村的两极分化。我虽然在口头上认识这一真理，但在接触到实际问题时就有不同的想法。去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时结合粮油猪的三包干工作，我的态度就摇摆不定，总的看法是社员的留粮太少(我蹲点的水联社是人年343斤原粮)，对于县上拨下来的13万斤统销指标，虽按基层党委的意见动员社员原数上缴回去，但总觉得亏心，骑虎难下，估计有一部分吃了过头粮的社员次年二月就会向政府要统销，把问题看得非常严重，我结束工作时就向基层党委提出了我的这一看法。回到机关有一次在讨论下放干部的口粮时，我说了是按下放地区当地的水平适当调整，而这适当调整是很原则和灵活的，要看掌握的人怎样运用，于是就举了乳源县大布乡的例子，下放当地的下放干部到乡里反映他们每月只有17．5斤大米不够吃，而粮站说按当地社员水平只有15斤，已经是照顾了2．5斤。诸如此类都说明我对粮食政策是有怀疑的，思想里贯串着一个基本概念就是农民留粮太少不够吃，自己俨然做了亏心事一样。其实够不够吃是没有标准的，如果说有那就是生产水平和当地原来的生活状况，解放前的大布乡每年都调出粮食，因为土地和粮食都掌握在地主手里，贫困农民实际上能吃到的粮食是可以想象的。解放以来年年增产，没有外调也没有地主剥削，所以生产的粮食都归农民自己所有，口粮也大大地增加了，如果还嫌不够那只能怨自己生产没有搞好，而农村中真正叫嚣粮食不够的实际上只有富裕农民，他们在53年掌握着大量的余粮进行投机买卖，对54年以后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是深感不满的。我的错误是同情富裕农民的叫嚣，虽然我家没有余粮，粮食征购并没有触及我家的利益，但我出身于这样一个中农家庭，就本能地维护着我所熟悉的这个阶级的利益，因此也就对这个中国人民谁都懂得的真理表示怀疑和动摇。在工农关系的问题上我也有错误的看法。57年《人民日报》发表工农生活都有改善的社论时，我在政治学习的讨论会上就认为问题不在于都有改善，而在于目前工农生活的差异，因此对刘少奇同志在广州的讲话中这方面的论述也认为是不能说服人的，而当前工农生活的差距并不像刘少奇同志所说的差异不大。接着谭震林同志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他的调查报告，在这些领导人的调查研究的千真万确的事实前，我还是认为不能说明问题，上述证明我对这个问题有着自己十分顽固的看法。一直认为工人的生活远胜于农民，认为政府偏爱工人，心存不平的情绪，平常的闲谈中就往往说工人每月多少钱，农民每年才多少钱，难怪农民流入城市等，其实这都是毫无根据的片面之见，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在当前的生产水平上工人所创造的劳动价值远远地超过农民，按照上述的分配原则工人的收入略高于农民也是天公地道的，其次是农村与城市的生活费用也不同，城市要付出较多的货币才能享受到农村只要付出较少的货币就能得到的物质生活，再其次是政府这些年来对农村所投放的干部力量也足以说明政府并非偏爱工人，工农联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按劳分配是我们现阶段的分配原则，这都是社会主义最基本的东西，我对工农生活差异的看法已涉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违反宪法、挑拨工农关系、破坏我们革命事业相依为命的工农联盟，散布党对工农生活待遇的厚此薄彼，散布对党国领导人的不信任情绪，这都是严重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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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从上面我所犯的错误来看，并不是个别的认识问题，而是对社会主义不坚定，以致在接触到具体问题时就发生怀疑和动摇，原因是我的阶级本质没有改变，当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改造小私有的矛头接触到我那本阶级利益的时候的反应。我没有改造好，在革命的紧要关头犯了立场的严重错误。
+
+## (二)对党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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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上明文规定中国是工人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右派分子是想推翻自己曾经举手通过的这一条。我虽然是共产党的一员，然而在许多问题上对党的领导表示不信任，与右派分子的观点相同，不自觉的配合右派向党进攻。在肃反运动中，我表现了很右的观点，曾将同志们的昂扬斗志说成方法简单并说呼口号很笨收不到什么效果。参加地委复查小组的工作认为许多轻案重办，有些同志法制观念差，在大鸣大放时又对张海珍说过当时打击面过宽，现在这部分人是不敢提关于肃反的意见的。严重表现了右倾观点。而在行动上则敌我不分，对宽大处理释放回来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蔡△△说“回去好好工作，不要记着运动中的事情”，以致蔡对其妻子说“李万铎有人情味”。可见我的敌我不分。另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陈△△提前释放后写了一封信给我(他是我当年除虫队的同事)，我在回信中居然写了“获悉你提前释放仅此致喜”，严重丧失立场，认敌为友。检查我的思想是同情那些不属5％，但因某些问题在肃反运动中被作了必要的审查的人，因此有“过宽”的说法，在中央提出国内的敌我矛盾已基本消灭以后，我就以为是完全没有了敌我矛盾，从此天下太平，对这一类人就不是考虑继续改造，而是考虑怎样调动他们(作为积极因素)。去年夏天，右派分子借帮助党整风为名大举向党进攻，企图夺取人民民主政权，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在这样一个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我经不起考验，解除了武装投降了右派。右派分子叫嚣“有职无权”，我认为是事实，谭副厅长在农厅就是不顶事的；右派分子要党拆墙填沟，我又认为对，林书记都说90％的墙是我们筑起来的；党和国家不能混为一谈；右派分子说杀共产党人假如你们不为人民服务的话，我认为国民党之所以被打倒就是因为不为人民服务；右派分子提出平反委员会我又认为有好处，让民主党派也参与其事便不致说我们共产党冤枉了好人。从以上种种可以看出我是同右派分子同一鼻孔出气的。《人民日报》发表的两篇社论，我却认为言词偏激，会影响鸣放，大学生送票给罗翼群，我又认为徒然增加罗的抵抗情绪。反右派提出来了我又认为几条小鱼翻不起大浪，对反右派的东西我却不感兴趣，这么鲜明的对照使我今天回过头看也觉得胆战心惊。虽然我的这些看法都是在小组学习时提出来讨论的，但引起的后果与右派的放毒纵火起了相同的作用，错误是十分严重的。对组织我也有不满情绪，地委抽调技术干部出差我认为打乱了部门的计划造成部门工作的被动；对杨△△部长去年率领我们去乳源整社旋即回韶不再去了感到不满，在大字报上用了“唆狗进簕蓬”这样耸人听闻的句子，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形容得如此可怕；对领导上决定农林水搬出专署把房子腾作俱乐部认为是官僚主义；对地委的领导生产认为是主观主义；每亩万斤肥水稻万斤亩我都认为做不到；大三角植小三角植我认为麻烦费工耽误了季节要得不偿失的。检查我的思想对地委是有不满情绪的，认为党委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看了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后思想更加偏激，假如那时有人搞大民主我也有可能去参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感情了，中央提出要整风除三害，正是党的英明及时发觉了我们党内有三害的萌芽而不是像右派分子所说的那么严重，我的看法却与右派相通，从内部去锹党的墙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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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从上面我所犯错误事实来看，对于党的领导是不信任的，对肃反运动有怀疑才会同意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对反右派也有怀疑才会认为“小鱼翻不起大浪”何必小题大做，从许多方面都怀疑党的领导的正确，原因就是中间路线的立场改变不了。对于右派政客反对党的领导要分廷抗礼的要挟也觉得理所当然，我虽然入了党，但思想没有改造好，于是在黑云满天的时候就经不起考验背叛了党投降了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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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对国际问题的修正主义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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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1956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修正主义思潮以来，在我思想中受到了非常不良的影响，对一些国际问题接受了修正主义的观点，尽管我对南斯拉夫在两大阵营间的投机立场感到可鄙，但铁托演说中所举的事例我却认为有几分可靠，一个党的总书记不至于捏造事实，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我就如铁托所说认为主要是拉科西的官僚主义造成的，否则不会有那么多的工人跟反革命分子走，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已为帝国主义的颠覆活动开脱罪名，正确的看法应如中央指出的人民的正当不满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使事情的性质由内部矛盾变为敌我矛盾，假如没有反革命分子插手其间事情是不至于闹到这步田地的。波兹南事件以后苏方将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召回苏联，我对这事固然也知道当时是应波兰总统贝鲁特的请求，斯大林才把自己的元帅派去任波兰的国防部长，但我却不从苏联的国际主义立场去理解死认定要召离波兰就不是一件好事情；苏波经过会谈，决定将波兰对苏联的若干债务作为苏波贸易中波方因比价的损失而取消的事，我又不是从工作缺点上去理解而认为苏联不应占对方的便宜；铁托演说里谈到苏联同意撤换匈牙利的总书记拉科西但要保留格罗继任，铁托则认为格罗也要不得，我就认为这是干涉兄弟党的事务，是大国沙文主义，当然也包括南斯拉夫的铁托；苏共的二十次代表大会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本来我们中央已经作出了“七分马列主义三分非马列主义”的正确结论，但我却认为上述几项我认为不好的事情都是斯大林的错误造成的，因此认为斯大林在那三分非马列主义中做了不少坏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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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我对国际主义的错误看法固然受了铁托演说的影响，但主要应从我的立场观点上检查，正由于我是站在中间路线的反动立场上，用超阶级的观点看待事件。在很早以前就因苏联专家住在我们宿舍的三楼而在宿舍的门口守卫着武装人员而不满，听见交际科专门为苏联专家设舞会也不满，知道了苏联专家批评我国的林孔湘教授(柑橘黄龙病专家)，更为不满。这就证明我的思想在受到修正主义思潮影响之前早已存在着与国际主义不相容的狭隘的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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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我的错误的初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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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家庭，受小资产阶级的潜移默化，养成了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气派，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叛逆性在参加革命和参党后没有进行彻底的清算和改造，在外界不良的影响下，日益严重和发展，终于走上与党相反的立场，铸成今天的大错。错误的性质如此严重，我愿意接受应得的处分。如果党组织对我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后认为我还不是自觉的反党的话，那么请接受我诚恳的请求让我留在党内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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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反右派斗争中第六次书面检查——关于我的错误的全面交代及初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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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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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我的右派言论经过同志们多次的批判帮助，现全面交代如下，希望同志们能帮助我改造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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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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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农业合作化方面的错误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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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合作化太快了，农民的思想觉悟赶不上”这个错误言论我是在党中央提出要在1956年实现农业合作化时说的，当时我认为要巩固现有的社已经不容易，全面实现合作化后不能巩固也是徒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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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大社不好”这个谬论是我在1955～1957年间长期存在的，当时是看见英德莲塘社(粤北第一大社)三百多户，管理上调度不灵，以后又合并附近三个乡一千多户，村与村之间存在意见难解决，就更加深了大社难办的看法。
+
+　　3、“各队自负盈亏”这种经营管理方法我是在57年夏在连南三排时听到的，由于思想中困于大社的难办，所以认为“各队自负盈亏”是大社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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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在粮食问题上的荒谬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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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认为农民留粮太少，“水联社每人年均343斤不够吃，有部分社员明年二月就会向政府要统销”，我的这一荒谬论断是去年在乳源大布乡搞粮油猪三包干时与同事温土尧在研究驻在社的问题时的看法，后来向基层党委反映过，当时县里拨给的13万斤统销指标已全部上缴回县里，三包干勉强完成已经是骑虎难下，在贯彻基层党委的意图时口硬心软，自己俨然做了亏心事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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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大布乡的下放干部每人每月17．5斤米。粮站说已经照顾了2．5斤”，这是在农业处讨论下放干部的口粮标准时说的，我的思想就是认为17．5斤米太少，吃不饱怎么劳动?因为这是按当地水平适当调整的，所以实质上也是认为农民留粮少的思想在作祟。
+
+　　三、对工农业活待遇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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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向认为工农生活差异很大，这是农民流入城市的原因。说刘少奇同志在广州的讲话“不能说服人”，认为谭震林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调查报告也“没有说明问题”，因为我认为党和政府是偏爱工人的。
+
+　　我在合作化问题上的错误是站在右派的立场，不顾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要求，同情富裕农民的叫嚣，所以发出“合作化太快”的谬论来；对办大社的困难不是从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思想上去找原因，反而热中“各队自负盈亏”，助长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思想和自发势力；对粮食问题同样是站在右派的立场帮同富裕农民叫嚣，因为真正对粮食政策不满的只是富裕农民，而粮食过多地留在农民手里也决不是好事，更何况几年来农民的口粮都已有了很大的提高，我的所谓生产粮食的人不够吃是很荒谬的；在工农生活上右派分子在大做文章，我却不看城乡生活费用的差异，不根据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与右派分子一同挑拨工农关系，散布党和政府偏爱工人的情绪。总的来说我是在合作化、粮食政策、工农关系具体问题上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同时还散布了对中央领导人的不信任情绪，对下放干部工作也起了消极影响。
+
+## (二)反对党的领导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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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肃反问题上我表示了很右的立场
+
+　　1、说过“呼口号的做法很笨，收不到什么效果”，这样说无疑会打击了同志们的昂扬斗志。
+
+　　2、参加地委的复查小组工作后对个别同志说过“肃反中有些同志的法制观念很差，有些轻案重办，有些刑事犯罪当反革命”、“我经手的案件中有50％都要减轻处分”、“有一个案件中甚至将梦话也想写进去”，我的思想是认为这样做会冤枉好人。
+
+　　3、对张海珍说过“当时肃反的打击面太宽，现在这部分人是不会鸣放这些意见的”，我的思想是同情那些不属于5％而因某些问题在肃反中作了必要的审查的人，因此有肃反过宽的谬论。
+
+　　4、对宽大处理释放回来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蔡△△说“回去好好工作，不要记着肃反中的事情”，从蔡对其妻说“李万铎有人情味”一事足见我严重的敌我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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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历史反革命分子陈俊运提前释放后写了两封信给我，请求工作、解决生活问题，我在回信中居然用了“获悉你提前释放仅此致喜”的字样，我的思想认为获得提前释放就一定有好的表现，我的思想严重右倾认敌为友。
+
+　　这些错误是同情了反革命，思想里根本就没有阶级斗争的观念，对党所领导的肃反的正确性发生怀疑，因此发出上述诸多谬论。
+
+　　二、在反右问题上也错误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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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右派分子捏造“有职无权”，我认为是事实，说谭副厅长在农厅就是不顶事的(谭本人承认有职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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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右派分子叫嚣要党“拆墙填沟”，我认为对，既然90％的墙是我们党员造成的，当然先由我们党员拆和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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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右派分子说“反党不是反人民”，我也认为对，党与国家、人民不能混为一谈，反党是受党纪处分，最重的处分是开除党籍，反人民是要受法律制裁的，严重的可以是枪毙(其实我是很荒谬的，难道不是党员就没有反党的么?)
+
+　　4、右派分子说“杀共产党人，假如你们不为人民服务”，我也认为对，国民党之所以被推翻就是不为人民服务，如果我们不为人民服务的话，也免不了要被推翻，把共产党与国民党混为一谈。
+
+　　5、右派要搞“平反委员会”，我也认为有好处，让民主党派也参与其事便不致怀疑共产党冤枉了好人。思想里认为罗隆基并不是背着共产党而是要求参与，没有认识到罗隆基是在煽动肃反对象起来反对我们。
+
+　　6、《人民日报》发表两篇社论《工人说话了》、《这是为什么》，我就认为连题目也有偏激情绪，是会影响鸣放的。
+
+　　7、广州大学生送戏票给罗翼群，我说“学生是好出风头的，但《南方日报》不应该将之登出来”，我当时的思想没有把右派当敌人，认为这样徒然增加罗的抵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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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中央提出反右派了，我却还认为“小鱼翻不起大浪何必小题大做”，思想中还没有把右派斗争看作阶级斗争，没有将右派看作反动派[10]。
+
+　　从上面的诸多方面可以看出我的右派立场，所以对右派言论表示赞同，而对反右派的东西却有抵触。
+
+　　三、对党委领导的不满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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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地委抽调技术干部搞中心工作，经常说这样打乱了业务部门的工作计划，造成业务工作的被动，在我的思想里认为党委不重视参谋的作用。散布对党委的不满情绪。
+
+　　2、对地委领导率队下乡工作往往因事离开不再返回深感不满，在鸣放的大字报上以杨△△部长为例，用了“唆狗进簕蓬”这样耸人听闻的句子，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形容得如此可怕。在我的思想里认为领导既然那么忙，就不必一定非由地委委员率队不可，挂个名有什么用?没有认识到这是加强领导表示重视和支持每项重大的工作。
+
+　　3、对于党委提出的亩施万斤肥，水稻万斤亩，我都认为做不到，大三角植我认为麻烦，其作用与小科密植差不多，小三角植如绣花耽误了季节会得不偿失的。总之认为党委领导生产有主观主义。
+
+　　4、对领导上决定农林水搬出专署大院而将原办公地址腾给俱乐部，意见很大，常说这是典型的官僚主义，对住房问题也很多不满，常因没有固定的住址，认为专署内的房子主要是被家属和保姆们占满了。大鸣大放期间如果有人搞大民主我很可能会参加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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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误地认为党的领导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因此对党领导的肃反和反右的正确性表示怀疑，对党领导生产认为不切实际，常有不满情绪，同情右派，赞同了右派言论，对于右派政客想搞资产阶级专政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企图，也浑然不觉。我虽然组织上进了党，但思想上没有改造好，于是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就经不起考验，背叛了党，投降了敌人。
+
+## (三)关于国际问题的修正主义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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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1956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修正主义思潮以来，在我的思想上引起了非常不良的影响，在许多方面都接受了修正主义的观点，如上述加深了我原有的对党委领导的怀疑和不满。在一些国际问题上做了铁托修正主义的应声虫。
+
+　　1、匈牙利事件上我与铁托同一口气，认为“主要是拉科西的官僚主义造成的，否则不会有那么多的工人群众跟着反革命走”。其实应该是中央后来做出的论断，人民的正当的不满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使事情由内部矛盾变为反革命叛乱，我的看法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颠覆活动开脱了罪名。
+
+　　2、56年波兹南事件后苏联将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召回本国，我虽然知道当年是斯大林应波兰总统贝鲁特的请求才派苏联的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去任波兰的国防部长的，但我却不从苏联的国际主义立场去理解而死认定要弄到召离波兰就不是一件体面的事情。
+
+　　3、苏波会谈公报决定将波兰对苏联所负的若干债务作为弥补以往波兰在两国贸易中因比价的损失而取消。我对此事也不是从过去工作的缺点及今天苏方的大公无私上去理解而认定是苏联占了波兰的便宜。
+
+　　4、关于匈牙利党的总书记人选，铁托说苏联同意撤换拉科西但要保住格罗，铁托则认为格罗也要不得。我就认为这是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是大国沙文主义(也包括南斯拉夫铁托)。
+
+　　5、对于斯大林的功过中央已经作了正确的评价“七分马列主义三分非马列主义”，我在学习讨论中却说斯大林在这三分非马列主义中做了不少坏事情。
+
+　　6、对纳吉的看法，56年10月31日纳吉政府宣布退出华沙条约保持中立，这是亲西方的态度。我却抱有幻想曾对潘析说“可能是在反革命的要挟下迫不得已的做法”，一直到工农革命政府成立，《人民日报》发表庆祝胜利的社论后才认识纳吉的反动。这证明我的观点是相当模糊的。
+
+　　7、苏联专家住在专署我们宿舍的三楼，楼下有武装人员守卫，就觉得住在我们干部宿舍的上面还要戒备森严似乎受了污辱；知道交际科专为苏联专家办舞会又不满；看见苏联专家批评中国专家林孔湘教授的柑橘黄龙病研究又认为你苏联能有多少柑橘生产竟敢瞧不起我们的专家。
+
+　　我在这些国际问题上的看法是严重的错误，一方面是受了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思想中早已存在着与国际主义不相容的狭隘的民族主义。
+
+## (四)关于小圈子的错误
+
+　　同志批评我搞小圈子，主要是我多与邓元庆、蔡儒珠、叶应桂、黄云添、徐金池几个人交往。其实也不是五、六个人抱成一个圈。我与邓、黄是乡土感情，肃反期间又安排住在一起；与蔡、叶是工作关系；与徐则主要是爱好相投，徐的水平高，是博古通今的，在哲学文学历史方面都很谈得来，此外我与邓玉皋也多往来，他有魄力能很快打开工作局面，我很佩服。后来交往多了就逐渐谈到领导和同事的闲话，我们几个都是党员，便在同志们中间产生宗派主义的印象，使党群关系蒙受影响，同志们提了多次意见也没有显著改正。这些错误主要在我，邓也有些牢骚，徐却往往提出别多管闲事，黄、叶一般不大发表意见，闲话的内容是评论一下工作，攻击一些同志，现在我都交代出来：
+
+　　1、李主任平易近人，但对工作要求不严，是家长式的领导，求得一团和气。他说我们年轻不能体会背历史包袱的苦处，言下有委屈情绪。
+
+　　2、张△△在谢克明、陈婉娴同志的工作调动上没联系妥当是官僚主义，要求人事从秘书科分立出来一定会从技术站挤名额还要求挤占植检植保站的办公室，她批评鲍厚莲骑公家的单车上班而自己也用马部长的单车，自己少下乡却说下乡的有钱赚。
+
+　　3、高主任为人爽直干脆，可惜工作不安心。
+
+　　4、何△△老气横秋，自己不服从分配怎能做人事工作。
+
+　　5、潘△在党团当支委一向挂名少做工作。[12]
+
+　　6、赖秘书处事寡断亏他在县委当组织部长。
+
+　　7、中医学院函查蓝光球的“副主任”情况，这事有蹊跷。
+
+　　8、六个技术站上加设农业科是因人设事。
+
+　　9、专署内的房子不够用主要是住了家属、保姆，腾农林水的办公室给办俱乐部是官僚主义。
+
+　　10、李△△没水平又主观与他说不清道理。[11]
+
+　　11、邓△△收了女朋友的钱不践约来韶不好。
+
+　　12、叶△△太自卑认为难自学成才将会后悔。
+
+　　13、曾△△的自作主张是赖秘书放纵的。
+
+　　14、56年秘书组的工作忙乱得像热闹的茶馆。
+
+　　15、56年的春耕大忙我们却像梦中度过。
+
+　　16、张主任安排写材料很不具体要求，写得合不合格也不说，但他文化水平低也难安排得很具体。听说他谈了多个对象东不成西不就是条件太苛，其实自己年岁不轻就不要太苛为好。
+
+　　以上这些流言蜚语不只在圈子中说过，对圈子中的人也有批评，如对叶的自卑怕难，对黄的工作不安心，但主要是背后议论别人抬高自己，挑拨是非破坏团结，影响了工作和党群关系。把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看得过于严重，散布了失败情绪和宗派气氛。我的这些错误是由来已久的，也曾多次想要克服，但又借口客观现实原谅了自己，我决心通过这次运动在同志们的严厉批评监督下彻底割掉作风上的这个毒瘤。
+
+## (五)、其它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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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喜欢看不健康的书籍、文章，解放前我就喜欢看一些小报和禁物，因为从中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议论，解放后没有再看这些东西。去年偶然在《文艺报》上看到王蒙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很感兴趣，在传达毛主席的讲话中涉及这篇小说时我介绍了小说的大概。文艺报为了批判需要而重刊《野百合花》和《三八节有感》时，我又请叶应桂同志在韶关代购(没有买到)，对于这些不健康的东西如此有兴趣主要是反动的思想没有改变，所以引起共鸣。
+
+　　二、进步的人不一定要进党(应指团)的问题
+
+　　林牧同志说水利科有些干部工作表现很好，但对入团没有要求，我知道他们科的林△△经过长期培养不成熟，李△△是经过支部大会通过但要他补写一份申请书(小组丢失)，没有补写而搁下了，因此我说了“那就由他当个党外布尔什维克吧，否则党外布尔什维克哪里来?”我当时是恨铁不成钢的意思，不是鼓励同志们不要参团参党。但这毕竟是错误的，违背了团中央团结广大青年的精神，把党员和党外同志齐观，作为一个党员来说是没有立场的。
+
+　　三、党报只能信一半的问题
+
+　　我歪曲了独立思考的精神，强调自己动脑子想事情，常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因此说“报纸上的东西只能信一半”，这是在同志们中间破坏党报的威信，把我们的党报与国民党的报纸等量齐观。
+
+　　四、选人民代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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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选举人民代表我的态度是很不严肃的，但宪法上有此规定那就照办可也。在选韶关市的人民代表时，我一方面觉得代表不了意见，另一方面代表资格自有专门机构审查，因此曾对黄云添说过“摆样子的”，这是破坏选举的严肃性。
+
+　　我的错误的思想根源
+
+　　我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抗战以前是小康之家，抗战以后破落了。祖父是三民主义信徒，父亲是知识分子，经过商、做过小职员，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一向清高自许，不满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的情绪激烈。他与农工民主党的李伯球(后为右派)有交往，他的中间路线思想对我有影响；我的在学生活主要是在旧社会度过的，还在不大适合的年龄、当还未有正确辨别能力的时候就过早地涉猎了社会科学的书籍，脑袋里塞进了各色的世界观、人生观，习染了很深的小资产阶级气派，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反动的叛逆性，参加革命甚至参加了共产党也没有彻底的清算和改造，往往在中间立场上看问题，在修正主义思潮影响下终于走上了与党相违背的道路对共产党叛逆，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如果党组织对我经过严格的审查以后，认为我还不是自觉的向党进攻，那么请接受我诚恳的请求，让我留在党内改造。
+
+## 对1958年6月9日农水整风反右小组《右派分子李万铎综合材料》提出意见
+
+## 1958、6、10
+
+　　整篇材料基本是符合事实的，所谓基本就是说除了我提出的下列各点外是符合事实的。
+
+　　(一)有些段落是把我的意见加以发挥的
+
+　　1、葛佩琦(也许是王德周)说“杀共产党人，假如你们不为人民服务的话”，我是以为国民党反动派之所以被推翻是因为他们不为人民服务，如果我们共产党不为人民服务的话，当然也会被推翻。我的错误是纠缠为不为人民服务这个大前提，而材料中却更引了葛佩琦的另外一大番话后将我的意见接上去。
+
+　　2、反党不是反人民的问题我有错误，这已多次交代清楚，但材料中却加上了右派其它的话，如“……共产党垮了国家依然存在”。这些本来是我批判过的右派言论变成了我的错误言论。
+
+　　3、“90％的墙是我们筑起的”，我是听报告听来的(很容易查清)，我的错误是认为既然是如此则拆墙填沟也应由我们做起。按该材料的写法和语气俨然成了我发明的右派言论。
+
+　　4、我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后来将“党报只能信一半”这句话也认了，而该材料却加以发挥了“报纸上的报导是吹牛皮的，只报导成绩不报导缺点……”等等一大串，而且加上了引号，俨然是我的原话的记录。
+
+　　5、“农民留粮少，生产粮食的人不够吃”是我去年在乳源搞粮油猪三包干时的思想，因此我向乡基层党委提过“水联社(我蹲点的农业社)的部分社员明春就会向政府要统销”的看法。而材料中却活神活现地把根本不是我说的什么“现在有钱买不到，过去有钱买得到”等等加到我的话中去，而且加上引话号。这一问题黄云添多次在斗争会上提出，我都多次否认和解释，是与叶应桂同志算农村的家庭开支时认为粮油布是定量供应不是有钱可以多买的，材料的写法与我的原意走了样。其实正是黄云添自己曾两次对我说起他在仁化蹲点的农业社减了产，过去的口粮多些，现在少了，社员都到董塘墟去买东西吃，以致连糕饼都没得卖(这是意思不是原话)，我当时还说到我蹲点的乳源大布猪肉是不易买，但糕饼倒并不像你们董塘那么紧。这也可以说明一点问题。
+
+　　6、匈牙利事件的原因我曾错误的认为“主要是拉科西的官僚主义造成的，否则不会有那么多工人群众跟着反革命分子走”，我认为是主要是，什么时候我都没有认为是唯一的原因，材料甚至还加上“不能说是帝国主义和反革命的颠覆活动”这样夸张语气的句子。
+
+　　(二)有些问题我是作为错误思想坦诚交代并没有向任何人说过的，如：
+
+　　1、我曾错误地认为苏波贸易中苏联占了波兰的便宜。
+
+　　2、我曾错误地认为在匈牙利党的总书记人选及苏联委派自己的元帅去担任波兰的国防部长问题上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
+
+　　(三)有些不是我说的而且我也未曾有过同情的错误，如：
+
+　　1、董每戡什么时候说过“大放大鸣，小放大鸣，不放也要大鸣”，我根本就不知道，关于董我只知道他有一首诗“……书生应有嶙峥骨，最重交情最厌官”而已。更谈不上我说过什么“不能看他有企图夸大缺点、无中生有、有的放矢地向党进攻”等等。
+
+　　2、“共产党亡了，而中国不会亡”这个右派言论我一直都认为是错的，在学习会上及平常我都说过“袁世凯用二十一条把中国卖给了日本，蒋介石用中美通商条约把中国卖给了美国，他们都没有请示你葛佩琦，怎么能说没有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呢?”至于我说断章取义的话是指“杀共产党人”后面还有“假如你们不为人民服务的话”这个大前提。材料却将所有右派言论都和我挂上钩。
+
+　　3、刘绍棠的文字我只看过一篇是与批判文章一起登载的，我看后曾对叶△△同志说过文艺理论难懂，如果不看批判文章就难了解其错误。《三八节有感》我根本就没有看过，只是知道《文艺报》第二期将重登以供批判，曾托叶△△同志替我购买，怎么能说我看了很赞赏。
+
+　　4、大跃进地委要求我们今年(1958年)内消灭五种水稻病虫害，我在植检保植站内与叶△△邓△△同志讨论认为防止这五种病虫害成灾是可能的(虽然艰巨)，但要消灭五种病虫恐怕做不到。材料中却写我认为“地委提出来是地委的事”，把我写成阳奉阴违，我不是阳奉阴违而是提出了意见。
+
+　　5、推广两万部双轮双铧犁，我没有说过是主观主义，我们莲塘推广站在冬瓜铺就使用成功，至于能增产多少，我认为要与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对比。农具站的人常与我谈到推广往往没因地制宜时，我是说过主观主义的。“年头反保守年尾反冒进”这话不是我说的，不过在1956到1957年间倒是从认为农具站工作乱七八糟坚决闹调动的黄云添口中听过不知多少次，说过这话的人倒把错事往我身上栽。
+
+　　6、徐金池说“要控诉党支部”，我在支委会上对张海珍说“徐金池要告你”，这是因为我知道张收到徐的申诉报告没有交给支部研究讨论，这是徐未离开韶关时，不是去了韶边以后回来说的，徐说的时候有邓△△和叶△△在场。如果说我错了没有反驳，那其他人也没有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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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写的都是些枝节问题，对我的案情谈不上什么影响，本来我不提出意见也不致加重我的处分，否认了也减轻不了我的案情性质，大可不必如此罗嗦，然而我认为还应实事求是，别作无中生有的加工好。
+
+　　写这意见时又有些激动，我愿再受批评，但都是事实，于是我又写了以上四页纸。
+
+## 在反右斗争中第七次书面材料——关于我的错误问题的补充说明
+
+## 1958、7、10
+
+　　张海珍同志转农村战线整风反右领导分组：
+
+　　地委农村部马部长：
+
+　　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我经过同志们半个多月的帮助，我自己也作了前后六次书面检查交代。我想我的错误思想及言论已基本交代清楚了。但从定案处理会上及同志们所提的处理意见来看，我觉得这些问题有必要加以说明(就是产生错误思想和言论的当时的具体情况)，这样才能进一步弄清我的错误性质，定案会上同志们认为我的错误是很全面的，比某些右派分子还要严重，接近于反革命了。因此我认为更有必要加以说明我并不是那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
+
+　　我所犯的错误我不隐瞒，更不必推翻，以前交代过的事实我都承认，我不是为了翻案，也翻不了案，为的是提供材料请求领导上研究考虑不要把我划到敌人那边去。
+
+　　关于我的错误的事实
+
+　　(一)农业合作化我是拥护的，去年底父亲来信把家中只有一个劳动力误写为只有一个人参加社时我大为不满，接连写了三封信去询问究竟。1955年末毛主席批评有些同志像小脚女人走路时，我的确是想不通，认为已经办起来的还存在不少问题正待解决，突然要在1956年底前实现全国农业合作化，农民的觉悟怎么赶得上呢?这是在刚收到文件时与邓△△等几位同志学习讨论时的思想，并不是否定合作化的成就或企图取消农业社。对于大社我是认为难办好，特别是村与村之间存在意见，又不好管理，因此我认为在目前干部能力和经验都不足的情况下办小社是比较好，并不是含行“大社不如小社，社不如组，组不如单干”那种取消主义的。而“各队自负盈亏”的做法我是57年7月间在连南知道的，当时确曾认为这种办法是大社的出路，但9月间参加了社会主义大辩论已经明白了这会导向排斥贫困的错误做法，我驻点的乳源县大布乡的群锋社和水联社的干部，都多次提出要求“各村耕来各村食”，我坚决反对和说服了他们，因此对合作化我在某些问题某一时间有错误的看法，但并不是反对它的。
+
+　　(二)对粮食问题我是有右倾思想的，认为水联社每人年平均原粮稻谷343斤(包括杂粮四比一计)太少，基层党委分配的包干任务虽然坚决贯彻了下去(查退出私分的万余斤)，但总是口硬心软，当了解到部分社员已经吃了过头粮时(我是掌握有调查数据不是捏造)，因此在离乡前向基层党委表示过“有部分社员明年二月就会向政府要统销”的看法，这个看法也是我们驻社工作队的共同看法。我认为这样向党组织反映情况是正当的和必要的。下放大布乡的干部每月只配大米17．5市斤，我认为是不够的，当时在场的同志也都认为下放劳动配的口粮太少，于是由乡政府刘子基同志向乡粮管站查询并向县粮局反映，我认为我的错误是不应在讨论机关干部下放的会上谈这些缺点。但我不是在反对粮食统购统销和反对干部下放。这些事可以向乳源县大布乡基层党委调查，也可以问与我在一起到大布乡驻社工作的温土尧同志(专区水文站)了解。
+
+　　(三)对于工农生活我因为一向都认为工人比农民好许多，所以去年报纸发表《工农劳动都是光荣，工农生活都有改善》的社论，在学习讨论这篇社论时，联系到刘少奇、谭震林同志的讲话和文章时，我就发表我的看法。认为说工农生活差异不大是不能服人的，并不含有打击领导人威信和挑拨工农关系的恶意的。我的看法显然是错了，但并不是与右派一样想在工农关系上大做文章。
+
+　　(四)说肃反“呼口号的做法很笨，收不到效果”是在检查初期的工作做法时说的，并不是在斗争的烽火头上泼同志们的冷水。说“肃反面过宽”是在研究我们机关的大鸣大放中为什么很少提及肃反的意见时跟支部书记说的，我的意思是我们单位在肃反中打击过(当时叫立过案)的就有23人，这些人经过运动平常都对肃反避而不谈(组织上曾布置了解)，因为这些人的避而不谈，所以这方面的大鸣大放热潮当然就难搞得起来。这是与党支部书记研究问题时说的，并不是在群众中叫嚣“肃反太宽了”。说有些同志法制观念很差是在参加地委的复查小组时我们具体查阅档案的几个人的看法，因为复查中确实发现不少的轻案重办、刑事犯罪当反革命。我的错误是不应将这些向无关的人说。蔡△△是历史反革命从宽处理，组织上派我去田螺涌接他们回来(同时有蔡△△冯△△罗△△三人)，因为蔡是一人径回气象站，所以我与冯、罗先行时对他说了回去要好好工作，不要记着运动中的事，历史上的罪过既成事实，今后只有将功赎罪之类的话，我并不是向他道歉表示斗错了他(我完全知道他的历史该划反革命)，过后有一次他到我们机关办事，我见到他时顺便问及他的妻子林△△同志(团员，我是团支部书记)，也许就是这些引起他对他的妻子说“李万铎有人情味”。陈俊运(原北江除虫队队员)劳改提前释放出来，曾给我写来两封信，第一封我没有复，又收到第二封因为反映的是生活没有着落要求回来北江除虫队，我复信叫他按组织程序向人事部门反映，我将他的两封来信及我的复信寄给张海珍(人事干部)处理，在信中我诚然有些不恰当的用语，对他称了“先生”、“获悉你提前释放仅此致喜”，是否有大错误可查原信。
+
+　　(五)关于同情右派言论问题
+
+　　我检查我当时的思想立场是模糊的，我没有考虑话是谁人的口中说出来的、他说的用意何在，如当时右派叫嚣“有职无权”，我就联想起有一次听省人代会的传达报告，据说代表们对农业厅提了很多意见而该厅却推副厅长谭冬青作答，谭很不满意，认为决定问题的不是他，而检讨则推他出面，因此该厅的答复不及格云云，我就认为在其它政府机关民主人士是挂名的。在动员大鸣大放的报告中听到过90％的墙和沟是我们党员造成的(报告人是地委书记林名勋)，因此右派分子提出要拆墙填沟时我就认为应由我们党员做起。右派说“反党不是反人民”，我错误地认为政党和人民应该有所区别。右派说“杀共产党人……”，我的意思也不是赞成杀共产党人而是在学习讨论会上认为他这句话后面还有“假如你们不为人民服务的话”这一大前提，不应断章取义。至于“平反委员会”，我曾认为这样有民主党派的人参与其事就不会怀疑我们冤枉了人，并不是赞成翻肃反的账，煽动“有苦诉苦有冤伸冤”的意思。反右开始前在学习讨论《人民日报》的两篇社论是否及时会否影响大鸣大放时，我曾认为是会影响鸣放的。而不知道这是鸣放结束的反右派进军号。总的思想是没有把右派言论看成敌人和敌我矛盾的表现，但这些看法都是在学习讨论中提出来的(我当时是学习组长，领导上是鼓励提出反面意见来争论的)，我没有坚持那些错误的看法，虽然有错误，但我检查确实没有与右派分子呼应向党进攻的动机。
+
+　　(六)对地委领导不满的问题：对于地委抽调植保干部搞中心我是不愿意的，这是我们技术部门技术干部的普遍情绪，我也没有特别的不满。关于技术改革我们业务部门往往达不到地委的要求，自己存在着保守思想却认为地委主观，我是其中之一，平常认为党委不重视病虫害的防范工作，有牢骚是事实，但不是反对地委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唆狗进簕蓬”这句话写在大字报上诚然不妥，但并不是煽动平均主义反对地委某领导。
+
+　　(七)关于国际问题的错误：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听过张旭(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时势报告，对于拉科西的昏庸无能印象很深，因为他的无能使反革命有了可乘之机，造成流血事件，所以认为是“主要是拉科西的官僚主义造成的”。直到后来中央发表一论再论我才端正了看法，是“人民的正当不满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我是一时的错误也没有在中央论述后坚持错误看法。而铁托的有关演说是以后才见报的。有关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奉召离波返苏、波苏贸易问题、匈牙利总书记人选、纳吉的真面目等我是看报形成的看法，没有在任何场合说过，只想到这些事情在而今多事之秋，一定会给帝国主义作反苏宣传的借口，因此就联想到当年斯大林在这些事情上为什么不审慎处理。在听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后，讨论到“斯大林相当缺乏辩证法”、“吞吞吐吐的辩证法”、“羞羞答答的辩证法”时，我就在中央的定评“七分马列主义三分非马列主义”的后边说了“斯大林在这三分非马列主义中做了不少坏事情”。意思就是那些错误是相当严重的，并不像同志们批判的那样跟沈秉强一样“什么坏事都是斯大林做出来的”。我没有否定斯大林的功绩，而对于他晚年的失误我的心情是痛惜的，而不是憎恨的。
+
+　　(八)关于小圈子中平日无原则的闲谈我已经彻底交代了。但那个小圈子并不是同志们批判的以我“为首”或是由我组织的。我以往没有意识到这个错误的极端严重性，更没有企图“培养个人势力”或“利用他们向党进攻”，他们的职务与我平行，水平都比我高，也都是党员。但我屡经同志们批评提意见都当耳边风，对人评头品足是恶劣的作风，应受批判和处分。
+
+　　我的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在农林水部门几年的工作中搞小圈子无原则，滋长了自高自大盲目骄傲自满、组织纪律松弛产生抗上情绪，思想发展不健康。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修正主义思潮及国内右派猖狂进攻时，就容易受到影响，不自觉地同意或同情他们的论点，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我愿意受到应得的处分。但我应向党组织表明我并非有意识地这样做，我心底里并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企图，虽然有过错误的看法，说过错误的话，但与右派的向党进攻是不同的，请组织查明我的一贯表现，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我愿意受到严厉的批判及组织上行政上的处分。但同志们把我的错误看成是一贯投机混入组织反党反人民，把我划为反动派，成为党和人民的敌人，这使我非常伤心和绝望，因此再次向党申述我的心迹，请组织明察我过去不是人民的敌人，现在也不是人民的敌人，将来也永远不会是人民的敌人。
+
+　　我没有理由要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我没有必要向人民向社会主义制度闹对立，我愿将我的情况剖明供组织上参考：
+
+　　(1)我生长在山僻的农村，家庭是中农，土改时按当地的水平应分入一些土地但因缺乏劳动力没有要。共产党来了、土改了，对我家只有利而没有“损害”到我家的什么利益，农业合作化前已参加互助组和农业社组织，解决了劳动力缺乏的问题，增加了收入，我家一向没有粮食多余，统购统销对我家只有好处，从家庭的基本情况看我是不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
+　　(2)解放前我家就只耕种三、四亩田，父亲教书的最高月薪是九斗米(约合162市斤)，全家终年吃稀粥，我虽然外出读书但大半时间是外宿自理三餐以节省粮食。解放后父亲教书每月工资40多元，我的工资70多元，能买米千多斤，比过去的生活好了多少倍，从经济着眼我也不至于反党反人民。
+
+　　(3)我自己学生出身，没有参加反动党团，没有在反动政权中混过，没有历史包袱，用不着留恋旧社会，用不着对党两条心。
+
+　　(4)解放以后我才离开学校，我是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的，50年入团，51年参加工作，54年入党，我爱党和革命组织，永远不会是背叛组织的人，我将用今后的岁月证明我一生都忠于共产党。
+
+　　(5)参加革命工作以来，组织上和领导都给我很大的信任，54年派出连平官陂推广组，55年派出英德莲塘推广站，我都认为是领导上给予培养锻炼的机会引为莫大的荣幸，参加工作几年的时间并不长，但组织上已经让我负责一个站的工作，提升为三级技术员，即使我是为名为利也已得到了满足，何致对组织不满。
+
+　　以上数点，我不是想用出身历史来原谅自己的错误，仅是为了说明情况，表明心迹，提供组织参考。我请求组织进一步了解和分析我的错误性质，把我与右派区别开来，只望不戴右派的帽子，只望组织把我看作人民内部的人，我甘受行政上的任何处分，请求组织上留我在党内改造，我会用今后的岁月努力证明我的诚实改造和对党的忠实。通过这次运动对我的教训是终生不忘的，我将从这些批判中深深接受教训，努力改造思想，兢兢业业地为党为人民工作以赎我在这次运动中所揭露出来的错误。
+
+## 1958年思想总结——从反右运动受到处分以来的思想检查
+
+## 1959、1、16
+
+　　我出身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庭，所受的教育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教育(我的学校生活十分之九是在解放前的中小学校度过的)，而在思想发育的肇初，便是在祖国民主革命斗争最尖锐的时期，这种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革命在我思想上打下了很深的烙印。解放后虽然参加了革命工作，也参加了共产党，但没有进行认真彻底的自我教育和改造。骨子里还残留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观点气派，因此在社会主义的革命中每有风吹草动便经不起考验，特别是1956年世界工人运动出现修正主义思潮的时候，思想蜕化就更其明显，对许多问题和事件都产生严重右倾的看法，持的是右倾的态度，诸如农业技术改革、合作化运动、工农生活对比、肃反问题、反右斗争、波匈事件等，都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说了许多不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言论，最终堕落为右派分子。从去年5月下旬受到批判斗争迄今已经7个多月，1958年也已经过去了。回首前事触目惊心，然而“悟既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乃将前段种切做一总结检查，以利思想改造，以求新生。
+
+　　(一)七个月来的思想变化
+
+　　七个月来思想情绪上经历了三个相逐的阶段，也就是对自己的错误渐趋认清的过程：
+
+　　一、在斗争阶段主要思想是不服和不满。
+
+　　从反地方主义中产生的不满情绪到反右斗争时发展到顶点，因为当时对自己的错误毫无认识。对于农业合作化、农业技术改革、肃反和波匈事件等的错误言论看法仅仅承认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对于同志们的揭发批判都认为是断章取义，甚至无中生有，“人多人强狗多咬羊”而已，认为不是实事求是的说理就不成为批判，也批不倒我。思想反感态度桀骜。又自持学生出身历史一清二白，组织上居然把这样的干部作为右派对象来斗争简直是开玩笑。
+
+　　二、等待处理阶段主要是消极
+
+　　去年的6月初对我的会场斗争已基本结束，自从宣布停职反省以来已经没有业务工作了，故唯日日早出晚归去干部农场参加体力劳动，后来接到反右办公室的命令，搬去农场劳动等待处理。感慨自己参加革命工作几年来都勤勤谨谨少有缺失，多次受到表彰和奖励，肃反运动结束甚至被评为地市直属机关的甲等模范，就两年光景却身败名裂，世事难测、人生似梦，每每黯然神伤，对革命事业和当前的如火如荼的大跃进心绪漠然，抱着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既生临人间就生活下去，聊以完成生物过程而已。这个时期对自己的错误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强调言论虽有错误但没有反社会主义的居心，认为组织上正在复查处理，免不了存有侥幸心理，企望不被划为敌人然后躲到偏僻或没有人认识的处所去度此余生，告诫自己今后的嘴巴要只吃饭少说话，绝对不再涉及政治问题。
+
+　　三、定案以后的主要思想是希望新生。
+
+　　右派分子已经确定下来，历史已成结论，终身大错业已铸成，思绪却渐趋平静，虽然没有估计到处分会从原来的撤职降级留用察看改为监督劳动。但这除了使我更进一步认识错误性质的严重外，已不再能引起不良的波动了。对于被开除出党离开了多年来熟悉的工作岗位是一件伤心的事情，但经过几个月的思想斗争，矛盾已基本统一，对错误有了客观的态度，能平静地接受恰如其分的严肃处理(我的思想是既是右派则不在乎第几类处理)，因为我毕竟还爱这个组织，也还爱这份革命事业。
+
+　　定案伊始我已有思想准备作长期的艰苦的改造，彻底清除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要通过自己不熟悉的体力劳动去改变旧的思想作风和生活习气，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我知道中国革命斗争的曲折道路上有过不少在政治上犯错误的人(当然并不是都像我那么严重)，党都给予改造赎愆的机会，只要他们真正愿意改造和真正改造好了的话，便能继续为工人阶级的光辉事业出一分力量。我愿意向这些人学习，我愿意做“浪子回头”。
+
+　　眼下的思想是基本健康的，我个人素来对于物质生活享受没有过分的奢求，家里已经参加了人民公社，家中生活的重担已经减轻(过去每月要往家中寄四、五十元)，一身之外无大挂虑，所以目前除了希望早日回到革命队伍，没有其它过分的奢求。名位观念我素来都是淡薄的，我之所以希望归队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亘古未有的事业，能够献身于这一事业是人生最大的光荣，特别是从去年开始的大跃进，对于我这个被摒弃在那种热火朝天的豪迈的运动之外的人来说是很痛心的。
+
+　　(二)七个月来的劳动态度
+
+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过去是鄙视劳动的，一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解放后虽然从理论上承认了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但劳动实践却是个生手。自从前年底提出下放干部伊始，我便意识到学会劳动的重要。第一要从体力劳动的实践中去脱胎换骨改变资产阶级思想之残余。第二认为来日方长必须学会直接靠自己的体力劳动求得生存的本领。我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参加劳动的，但在斗争结束的初期，一方面经不起劳动的疲劳，另一方面也仍有一些不满和消极，认为这种劳动是被迫的，每念及此情绪就会低落，来到新丰岳城林场后，由于对自己的错误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同时生活也大致安定了下来，情绪渐趋平稳，体力劳动也逐渐习惯，从中也就能体会到劳动过后的喜悦来，我很惭愧自己在这方面是个弱者，虽然有十分气力不敢只出八分，但仍是处处不如别人，到林场二个多月来在思想上我决不敢姑息自己。我是到这里接受监督劳动的，我会虚心接受组织的监督，也会受自己良心上的监督，两个多月的劳动锻炼成绩虽然不大，但在体力增加和思想改造两方面都有一定的收获。
+
+　　(三)今后的打算
+
+　　目标是争取早日摘去右派的帽子，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普通劳动者。
+
+　　1959年的具体计划：
+
+　　1、要关心时事每日看报，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消长中得到启发和教育。
+
+　　2、学习完中共党史和联共党史简明教程，要写出心得从中吸取教训。
+
+　　3、掌握一般的林业知识，继续自修植物保护专业知识。
+
+　　4、每月总结思想一次，以加速旧的死亡和新的生长。
+
+　　5、一年内成为地道的林业生产者。
+
+　　(四)应该警惕的几个问题
+
+　　1、在政治要求上存在着某些消极情绪，往往有日暮途穷的感觉，这是改造路上的障碍，必须尽快消除这个阴影。
+
+　　2、也许是还不能完全适应劳动后的疲乏，几个月来的学习比较疏懒，这在我国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飞速前进的社会中有落伍的很大危险，必须及早克服这种情绪。
+
+　　3、要注意节约，这两个多月的经济是入不敷出的，今后一定要量入为出，家庭生活负担虽然减轻了，但几个弟妹的读书用度是责不容贷的。
+
+　　以上检查请林场领导审查批评指示。
+
+## 思想改造半年总结
+
+## 1959、4、29
+
+　　下放来场劳动改造思想倏忽又是半年了。半年的时间合的政策足以使人深深感动，作为右派的每一个人如果还不知悔改那就是自绝于人民。我经历了这次政治上的失足，误入迷途的教训是终身难忘的，我一定要严格地督促自己彻底改造，争取早日重归革命队伍，以功赎罪。
+
+## 给李万铎摘去右派分子帽子的通知
+
+## 1961.01.27
+
+　　（李万铎：）
+
+　　你在教育改造期间，能够认识错误，表现尚好，经群众讨论，并呈韶关专区右派分子教育改造领导小组批准于1960年12月17日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特此告知。希望今后继续努力，搞好工作，积极学习，进一步提高政治思想觉悟。
+
+　　 韶关地委专署直属机关干部畜牧场办公室1961年1月27日
+
+　　 ——原载于李仕兴著《自掌咀：我当右派的心路》，2006年自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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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230.txt
@@ -0,0 +1,21 @@
+# 中共地质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刘毅党籍的决定
+
+　　<(刘毅)>
+
+　　刘毅，男，现年四十一岁，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六年十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参加工作。历任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地质部办公厅主任等职。
+
+　　在这次党的整风运动初期，刘毅趁社会上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利用党所给他的部领导小组成员和办公厅领导小组长的职务，大肆煽风点火，向党进攻。
+
+　　刘毅一再在群众大会上攻击党组整风没有决心，说党组对整风的认识“有天上地下之别”。向群众煽动“因领导太不自觉，不尖锐、不刻薄、不解决问题”。还说“威是威信，不是威势，几天来大家发言完全证实，大家越来越失望，(领导上)这又有何威信呢？”露骨地打击领导威信。在党员司局长大会上，刘毅更进一步根据自己的反党观点把办公厅放出来的一些丑化、谩骂领导和攻击党组的右派言论和错误言论加以系统化，向党组进行攻击。事后，还在群众大会上夸耀他的发言“震动很大”。
+
+　　在小组会上，刘毅也不止一次地鼓动“有些同志发言尖锐一些，刻薄一些，我认为没有什么”。他还为有错误言论、右派言论的黑板报辩护说：“那不是谩骂，是反映了大家的愿望”。公开支持攻击领导“不学无术”的谬论，说领导“连这一点都不承认还行!”当其他右派分子攻击领导是经验主义，高唱“不调整领导成分不能改进工作”的滥调时，刘毅还嫌攻击得不够，他认为“这个估计过高”，而是党员副部长“连个主意也没有”。诬蔑“党员副部长是‘有职，有权，无责’，非党员部长是‘有职，无权，有责’”。右派分子薛毅发表反党的“改革干部选拔使用制度的刍议”以后，征求刘毅的意见，刘毅表示部分同意，并以提拔某副部长为例，来支持“刍议”中所谓“选拔干部没有群众路线，标准笼统”的谬论。他还主动找物探局右派分子钱宁谈过话，鼓励钱宁“鸣放”。
+
+　　早在学习八大文件的时候，刘毅便有过酝酿改组党组的活动，在这次整风初期他又和某些同志谈部领导需要改组，并说：“这不一定不是和风细雨”。
+
+　　对待肃反的问题上，刘毅是附和肃反对象对党不满的情绪，一再强调党对肃反中被审查的人伤了感情，要党向他们“消除隔阂”。在群众大会上公开说“肃反有偏差，有错误，应该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来吸取，这些偏差和错误应由部领导负责”，并将此说成和某部长等个别人的作风有关。在支部会议上要肃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作思想准备，使他们感到压力很大。在办公厅两次讨论肃反问题的支部大会上(他是支部书记)，吸收非党肃反对象参加，并一再鼓励肃反对象发言。因此，这些人在会上向党进行了猖狂的攻击，否定肃反成绩，诬蔑积极分子，也有少数“积极分子”在会上表现动摇，甚至泄密。刘毅对这些有严重错误的言论不组织批判，正确的意见没有发表，实际上把党的支部大会变成了反党的“控诉会”，变成了肃反对象向党进攻的工具。
+
+　　办公厅的反右派斗争，在刘毅担任领导小组长期间，实际上只是批判了薛毅的“刍议”，而对右派分子丑化、诬蔑领导的言论，没有组织揭发批判，当领导小组其他成员提出这个问题时，刘毅反说“不要再批判了吧!再批判一次等于把领导又丑化一次”。鸣放初期，办公厅黑板报登出了不少有明显右派性质的言论，刘毅不进行追查。整风初期，专家工作室有些翻译酝酿闹大民主；鸣放期间，也有不少人发表了右派言论和错误言论，刘毅(62)置若罔闻。在张华同志对此提出意见后，他也只是非正式的和专家工作室主任何栋同志谈了一下，而对何栋同志提出的具体意见又不采纳。在反右倾情绪时，刘毅违背部领导小组和国家机关党委的指示，不听取办公厅领导小组其他成员的意见，提出“不追不批”的错误口号。刘毅在反右派斗争中的错误作法，使办公厅的右派分子漏了网，中间群众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
+
+　　刘毅虽然入党二十多年，但没有很好的接受党的教育，地主资产阶级立场没有得到改造。他在一九四六年任地委书记的时候，曾函告无极县处死与被刘毅遗弃之妻姘居的农民刘德辰，一九五四年此事被告发，受党内撤销工作，行政上撤销办公厅副主任职务的处分。一九五二年任地委书记时，因包庇反革命分子刘承梁(刘毅胞弟)，曾受党内撤销工作处分。但刘毅并没有从上述两次错误中吸取教训改造自己，反而一犯再犯，在这次党的整风运动中，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时机，他一方面背着党组进行酝酿改组党组的活动，一方面大肆攻击党，丑化领导，煽动和率领右派向党进攻，企图攻垮党组，篡夺领导，实现他个人的政治野心，并利用其领导小组长职权歪曲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使办公厅运动搞得不深不透。以上充分说明，刘毅是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为纯洁党的队伍，决定开除其党籍。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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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231.txt
@@ -0,0 +1,41 @@
+# 中共沈阳市人民委员会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鲁坎党籍的决定
+
+　　<(鲁坎)>
+
+　　鲁坎在反右斗争中已定为极右派分子，并经支部大会和机关党委讨论决定开除其党籍。
+
+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
+## 附：对鲁坎的处理意见
+
+　　鲁坎，原名梁振亚，男三十八岁，共产党员，河南省确山县四区陈庄村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沈阳市文化局长、省文联副主任、“处女地”、“芒种”编委。极右分子。
+
+## 一、主要右派言行：
+
+　　1、攻击省市委反对党的领导。在省委文艺座谈会上以反教条主义为名，攻击省市委领导，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我省市贯彻不够，领导上对这个方针的领会和掌握都有问题”接着他还攻击我们党不民主说：去年省党代会上我有个发言，原来写了七千字，去掉二千字，原因有些事不敢说，而在“党的生活上登了我的发言，而把对省市委的批评去掉了”。又说：“省市委没有把它提到日程上来。因此在文艺界有无限的忧虑和阻力，而还没有很好鸣放起来”。“忧虑和阻力是来自领导上对文艺界不关心不重视和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领导”。“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是三股绳子，而拧在一起又是最可怕”。并向反党分子王化南献策，说王在省委文艺座谈会上发言不该抱一种情绪。意思是说这样向党进攻的方法不机智。同时，攻击并诬蔑省市文艺界对“芒种”反党政治倾向的批判。说：“文艺界的批评原则性斗争很少是宗派主义情绪”。“我们在批评中间是不平等的，只许一方面讲话，不许另一方面讲话”。有的刊物只许一方面评论，不许另一方面评论。
+
+　　2、挑拨党和群众、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关系，说：“民间职业剧团饭都吃不饱，演出没有剧场怎样提高艺术，党委要认真加以解决，是可以解决的”。
+
+　　3、积极支持“芒种”向党进攻。当纸张供应不足，省委决定“芒种”暂时停刊时，他积极争取“芒种”出刊，“没纸也好办，可以到市场上购些土纸代替，没有钱可由文化局挤点，实在不行我们可办个同人刊物”。
+
+　　在“芒种”第二期上制造毒草——“下乡记”诬蔑和攻击党的高级干部。
+
+　　4、挑拨党和积极分子的关系。一九五六年八月在沈阳日报上发表“在大医院就是大医生”一文，攻击医学院附属医院，煽动和(192)挑拨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引起了社会上的多方面指责，而且招致医务人员普遍不满，严重地破坏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
+　　5、正当市文艺界对“芒种”的反党倾向进行批判和斗争时，鲁坎企图转移斗争目标，给辽宁日报写了一封攻击“处女地”和辽宁日报的匿名信。并在信的后面加上小注，恶毒的称辽宁日报为“贵报”。
+
+## 二、平素的表现和斗争后的态度
+
+　　个人主义思想极端浓厚，因级别待遇问题。长期和党抱有不满情绪工作中表现不够深入，脱离群众，只就处理问题比较谨慎。
+
+　　反党言行被揭发后，起初态度不老实，后来经群众的批判和斗争，态度较老实，对自己反党言行有一定认识，并做了较详细的书面交代。但对“芒种”的关系，交代的不够彻底，并尽量摆脱和“芒种”反党集团关系，以便减轻罪过。现已低头认罪，并有悔改表现。
+
+## 三、处理的意见
+
+　　根据中央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原则规定，该人适合第三类情节严重，有悔改表现。处理意见：撤销原有职务，分配到文化干校当教员。降五级，由十一级降为十六级。
+
+　　 沈阳市人民委员会整风领导小组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
+
+　　· 来源：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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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49 @@
+# 中共沈阳市人民委员会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王化南党籍的决定
+
+　　<(王化南)>
+
+　　王化南在反右斗争中已定为极右派分子，并经支部大会和机关党委讨论决定开除其党籍。
+
+## 附：对极右分子王化南的处理意见
+
+　　王化南，原名王林瑞，男，三十八岁，高中文化，自由职业出身，共产党员，市文化局副局长，兼市文联主任，极右分子。
+
+## 一、 历史上的主要问题：
+
+　　在军队时系正营级，在治病修养时，伪报团级干部。
+
+## 二、主要右派言行：
+
+　　1、借反对教条主义为名，反对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说：“辽宁地区党的领导对政策领导无力，重视工业轻视文艺……文艺是可有可无的，没有文艺死不了人，出不了乱子”。“领导上不了解上层建筑对基础的积极作用。”“更多的是教条主义领导，不但挫伤了文艺创作的积极性，也毒害了广大文艺爱好者和读者的心灵”。和郭虚共同提出八条反党的文艺纲领。诬蔑党只许说好不许说坏，只许写政治题材，不许写儿女情家务事，欢乐歌颂，不要讽刺，抽象的只许写工农兵，不喜欢写工农兵以外的题材……。诬蔑党对文艺领导是一种行政压力。说：“我们市的工作不好作，是因为省设在市内，工作受到限制”“文艺界不平等，省比市高，大比小高，国营比民营高，老比新高”，演戏派人坐在首长跟前，观看脸色是笑了还是皱眉了这是一种行政压力。
+
+　　2、抗拒省委决定，指使“芒种”变成反党阵地。因纸张缺乏，省委决定停刊“芒种”，王化南对此不满，和右派分子郭虚共同上书省委黄书记，提出：辛辣大胆，干预生活等十六字作招牌，发表攻击党的毒草文章。同右派分子郭虚、吴山等人组织反党小集团，进行反党活动。
+
+　　3、在剧团体制改革的幌子下，取消党对京剧团的领导。
+
+　　4、反对党所领导的正确的文艺批评。他认为青年人在创作上有问题，也应迁就。主张文学艺术上的问题不应同党员政治生活联系起来。
+
+　　5、挑拨党与艺人的关系，说党不重视民间艺人，过去曾说民间艺人是“下流人”而在鸣放时，却装出关心艺人的样子说：民间艺人过着吉普赛人的生活，房子像贫民窟似的，都吃不上饭。”
+
+　　6、反对私营文化企业社会主义改造。认为私营文化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冒进了，公私合营没有优越性。
+
+## 三、平时表现与认罪的程度：
+
+　　1、平时表现
+
+　　王由军队转到地方后，伪造历史功迹，以“保尔”自居，目无领导，因经常不参加组织生活和少交纳党费，被市委通报两次，他对此不满，说：“市委看我王化南威信太高了，想往下压一压”。
+
+　　执行干部政策任人唯亲，重才轻德；并以私人名义介绍坏分子到剧团工作，经常吹虚并让别人写文章以个人名义发表。
+
+　　2、认罪的程度
+
+　　揭发反党事实之初，是对抗的，认为报上发表批判他的文章是“整人”“扣帽子”还狂妄的说：“‘芒种’既然出了错误，那我王化南可以包下来”，之后又推卸责任说：“芒种我未管”。在经过大力揭发与批判承认了自己是右派分子，只抽象的作了检讨，对具体罪恶事实不肯彻底交代。无深刻悔罪表现，对自己成为右派不以为然，经常打朴克下象棋，一九五八年元旦，还请右派分子和有严重错误的人吃饭。并彻夜的狂欢，对人扬言：“不要党票了”。
+
+## 四、处理意见：
+
+　　根据中央关于对右派分子处理原则规定，该人适合第三类情节严重，没有深刻的悔罪表现，本人残废，不能参加劳动，处理意见：撤销原有职务，分配到市图书馆编目录，降六级，由十一级降为十七级。
+
+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
+　　· 来源：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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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33.txt
@@ -0,0 +1,249 @@
+# 吉林省各界右派分子名录: 大学生系统(683人) 【中】
+
+　　<中共吉林省委整风办公室>
+
+## 【原书第517-557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邱林尊 吕正华 吕春祥 吕世周 吕中衍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2 22 23 21 24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商人 富农 伪官吏 贫农 贫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6年 参加共青团 - - 1956年 参加共青团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极右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劳动察看 开除劳动教养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 - 开除团籍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吉林 劳动教养所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受反动家庭影响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517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吴祥生 吴素文 吴樑 吴建福 吴智勇   性别 男 女 男 男 男   年龄 29 23 23 29 25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富农 职员 商人 贫农 资本家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52年 10月参加 共青团 1952年 12月参加 共青团 共青团员 1953年 参加共青团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 一贯道徒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因其父三反时被斗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受资产阶级 家庭影响   备考             
+
+## 第518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吉林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吴宗潘 吴润泽 吴煒 吴纯琛 何维宇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1 25 24 23 22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资本家 城市贫民 商人 贫农 自由职业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50年 参加共青团 - - 1953年9月 参加共青团   性质 右派 极右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免予处分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519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吉林大学 吉林师范 专科学校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何鼎深 何耀祖 何佩珠 何怀德 何健   性别 男 男 女 男 男   年龄 24 25 23 26 24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地主兼 资本家 伪官吏 中农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1950年 参加共青团 1956年10月参加共青团 1954年1月 参加共青团   性质 极右兼 反革命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法办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市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行凶 杀人未遂 - 因不服从领导受过团内劝告处分 - 土改时其父被判处15年徒刑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思想一贯 反动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因其父被改造不满   备考             
+
+## 第520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农学院 长春农学院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何丕华 何运祝 何宜男 何玉华 何振仁   性别 男 男 女 男 男   年龄 29 28 20 24 24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地主 职员 地主 贫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共青团员 1956年3月 参加共青团 1949年8月 参加共青团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极右 极右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免予处分 学习察看 开除学籍 劳动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回四川 在校 回家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521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长春农学院 吉林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吉林工业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何有春 何为义 汪承隆 汪亚圣 汪兆申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8 28 23 26 21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中农 中农 地主 地主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4年 参加共产党 - - - -   性质 右派 右派 极右兼 反革命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劳动察看 法办 学习察看 劳动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党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市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去辽宁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整风期间组织反动的行动委员会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思想一贯 反动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备考             
+
+## 第522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农学院 吉林师范 专科学校 吉林师范 专科学校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宋运昌 宋勤 宋宇 宋兴周 宋家铃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1 25 20 22 25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自由职业 中农 伪职员 贫农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共青团员 共青团员 1955年6月参加共青团 共青团员 -   性质 右派 右派 极右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劳动察看 开除学籍 免予处分 免予处分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回哈尔滨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备考             
+
+## 第523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工业大学 长春医学院 吉林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肖落模 肖朝简 肖达基 肖烈 肖良渠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2 26 19 20 21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地主 商人 伪官吏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51年 参加共青团 -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极右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开除军籍 毕业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团籍 - -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总后勤部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郭前旗劳动 调黑龙江省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庭家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备考             
+
+## 第524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师范 专科学校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沈增瑞 沈国华 孟宪文 孟宪德 孟琰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1 25 30 22 25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中农 地主 地主 地主 贫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专科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55年 参加共青团 共青团员 共青团员 共青团员   性质 右派 右派兼 坏分子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法办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市公安局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去辽宁省 中央化工部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流氓 玩弄女性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525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欧阳学 欧志广 苏廷魁 苏东祥 宗念洛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3 20 20 30 21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商人 手工业者 地主 自由职业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526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吉林大学 吉林 工业大学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工业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武志民 易齐汇 郎世昌 招宝光 卓培琦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2 23 24 25 21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教员 富农 伪官吏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49年 10月参加 共青团 - - - -   性质 右派兼 坏分子 右派 右派 极右兼 坏分子 极右   处理类别 法办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法办 开除劳动教养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 - - -   审批单位 市委 党委 党委 市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 - 在校 - 吉林 劳动教养所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流氓 调戏妇女 - - 其父是反革命分子被我逮捕法办，本人在整风期间组织过反动的行动委员会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对其父被捕不满 家庭被斗   备考 - 自杀 - - -   
+
+## 第527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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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吉林 工业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岳录山 竺士华 林牡华 林洪均 林青   性别 男 男 女 男 男   年龄 20 26 20 25 27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贫农 城市贫民 中农 富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革命军人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1951年 11月参加 共青团 - -   性质 右派 右派兼 坏分子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劳动察看 开除学籍 劳动察看 学习察看 免予处分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开除团籍 -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回家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盗窃 国家财产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备考             
+
+## 第528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吉林 工业大学 吉林 工业大学 吉林工业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郑义海 郑昌莹 郑国本 郑钧霖 郑达雄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0 28 22 24 22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地主 工人 贫农 贫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1949年 11月参加 共青团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免予处分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毕业察看 毕业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开除团籍 -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529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工业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郑培荣 郑任圻 罗国华 罗念先 周世栋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19 21 20 29 23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资方代理人 地主 地主 贫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共青团员 - - -   性质 右派 极右 右派兼 反革命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毕业察看 法办 劳动察看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团籍 - -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市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调天津市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现行破坏 其父被镇压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 思想一贯 反动 杀父之仇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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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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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周诚 周志斌 周春池 周金龙 周绍祖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0 20 23 22 21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贫农 伪官吏 工人 富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0年 10月参加 共青团 1954年4月参加共青团 1953年3月参加共青团 - -   性质 右派兼 反革命 右派 右派 极右 右派   处理类别 法办 劳动察看 学习察看 劳动察看 免予处分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 -   审批单位 市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汉奸 -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思想一贯 反动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受反动家庭影响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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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吉林 工业大学 吉林工业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周永林 周湘泉 周干端 周根寿 周星晰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3 22 21 24 25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富农 资本家 贫农 贫农 伪职员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4年 参加共青团 1955年2月参加共青团 -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免予处分 劳动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 -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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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工业大学 长春农学院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周允若 周希武 周国华 周维新 周铁光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3 22 25 25 22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工人 职员 贫农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50年6月参加共青团 1948年1月参加共青团 1950年 参加共青团 -   性质 极右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开除学籍 劳动察看 免予处分 免予处分 劳动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回家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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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师范 专科学校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校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周志城 金长浩 金佩珩 金洪舜 金龙生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2 25 29 21 25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中农 贫农 中农 伪职员 工人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50年3月参加共青团 - - -   性质 右派 右派 极右 右派 极右   处理类别 劳动察看 学习察看 开除 劳动教养 免予处分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团籍 - -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市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吉林 劳动教养所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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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师范 专科学校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金永奕 金东鬱 金孝明 金熙順 金贵堂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2 23 23 21 20   民族 鲜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中农 中农 地主 贫农 职员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共青团员 - 共青团员 共青团员 -   性质 右派 右派 极右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劳动察看 勒令退学 免予处分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回新民县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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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长春农学院 长春农学院 长春农学院 吉林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洪纯发 洪铸 余殿留 俞志才 姜春韬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1 21 24 20 24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商人 地主 中农 资本家 富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职员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56年4月参加共青团 1952年 12月参加 共青团 1952年1月 参加共青团 1956年 参加共青团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开除学籍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回上海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 国民党员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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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吉林 工业大学 长春农学院 吉林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姜云飞 姜明富 姜侠 姜永年 姜纯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0 23 20 25 20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富农 地主 城市贫民 职员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1950年 参加共青团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开除 劳动教养 开除学籍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开除团籍 -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吉林 劳动教养所 回北京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国民党员 -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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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大学 吉林师范 专科学校 吉林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姜永生 姜树往 郭群邳 胡廷明 胡景江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4 20 25 21 24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城市贫民 贫农 伪官吏 地主 城市贫民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1年 参加共青团 - - - -   性质 右派 右派 极右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劳动察看 开除 劳动教养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 - -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吉林 劳动教养所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其父被镇压 - 反革命家属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对其父被 镇压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其父被管制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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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吉林 工业大学 吉林 工业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胡世铎 胡正强 胡田钮 胡启亚 胡显中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5 23 20 23 24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城市贫民 工人 地主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6年1月参加共青团 1950年6月参加共青团 1956年5月参加共青团 1951年1月 参加共青团 1951年10月 参加共青团   性质 极右 右派 右派 右派 极右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劳动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法办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市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 三青团员 企图逃越国境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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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长春农学院 长春农学院 吉林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施自强 施蕴乔 马孝贤 马文才 范亿光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1 22 22 23 24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地主 贫农 手工业者 中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性质 极右 右派 极右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开除 劳动教养 学习察看 开除 劳动教养 开除学籍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吉林劳动 教养所 去内蒙 吉林劳动 教养所 回四平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历次运动 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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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吉林 工业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范镜明 范瑾 范文敏 范文质 范垂凡   性别 女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4 25 22 25 21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高级职员 贫农 店员 富农 资本家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1949年5月 参加共青团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毕业察看 学习察看 毕业察看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 开除团籍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分配工作 考察一年 在校 去黑龙江省 去北京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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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赵淑艳 赵汉国 赵青卫 赵殿岳 赵世文   性别 女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1 21 23 21 19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店员 工商业者 中农 伪官吏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免予处分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三反运动中其父、母 被斗 其父土改时被斗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因其父母 被斗而不满 对其父土改被斗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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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赵海清 赵清景 赵振宽 赵桂林 赵克庸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2 22 22 25 24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满   家庭出身 资本家 地主 贫农 贫农 商人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共青团员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免予处分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 开除团籍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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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吉林工业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赵锡鸠 赵世明 赵维臣 赵泄石 赵吉生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2 21 22 22 22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满   家庭出身 商人 地主 工人 工人 贫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 1955年12月 参加共青团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免予处分 劳动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 -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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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农学院 长春农学院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赵一仲 赵儒清 赵百义 赵俊忠 赵永清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5 28 21 23 26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城市贫民 地主 地主 城市贫民   本人成分 学生 自由职业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50年 参加共产党 - 1952年10月参加共青团 1949年 参加共青团   性质 极右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劳动察看 开除军籍 劳动察看 学习察看 免予处分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党籍 -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总后勤部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去河北省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其父为 反革命分子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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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马光汝 马竟 马长壮 马德玉 马万梅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4 22 24 20 22   民族 回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商人 雇农 富农 地主 城市贫民   本人成分 职员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50年3月参加共青团 1953年 参加共青团 - 共青团员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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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吉林工业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马立勋 马洪福 马文忠 马宗藩 马关义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7 21 23 21 23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富农 伪官吏 城市贫民 商人 资本家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1955年 参加共青团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开除学籍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 开除团籍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回家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杀父之仇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受资产阶级 家庭影响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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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孙国器 孙承宗 孙光宇 孙洪才 孙照兴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1 28 23 22 21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伪军官 教员 贫农 中农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2年 参加共青团 - 1950年 10月参加 共青团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 开除团籍 -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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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吉林 工业大学 长春农学院 吉林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孙建超 孙兴华 孙丕文 孙思培 孙毅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0 26 21 26 26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贫农 工人 资本家 贫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复员军人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49年 11月参加 共青团 - - 1948年12月 参加共青团   性质 右派 右派 极右 极右 右派   处理类别 免予处分 免予处分 开除学籍 开除学籍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团籍 - -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退学回家 回家 在农安劳动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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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农学院 长春农学院 长春农学院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孙力生 孙超 孙伟 孙洪儒 孙守荣   性别 男 男 女 男 男   年龄 21 21 23 22 19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城市贫民 中农 职员 中农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1956年 11月参加 共青团 1949年12月参加共青团 -   性质 极右 右派 右派 极右 右派   处理类别 开除学籍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取消入学资格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通化劳动 在校 在校 在校 回黑龙江省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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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师范 专科学校 吉林大学 吉林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孙忠全 孙进巳 孙大华 贠辅才 战炎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3 28 28 23 30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中农 资本家 地主 地主 自由职业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共青团员 共青团员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极右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毕业察看 免予处分 法办 开除劳动教养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市公安局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回山西省 去吉林 在校 - 吉林 劳动教养所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其父被捕 姨父被处死 三青团员 盗窃分子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受反动家庭的影响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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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 农学院 吉林 师范大学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农学院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恩振羽 姚飒 段国成 席福宾 信绍魁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3 22 21 24 21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伪官吏 教员 恶霸地主 工人 富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共青团员 - - 1954年 参加共青团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极右   处理类别 劳动察看 学习察看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其父是 伪警察署长 被镇压 -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杀父之仇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5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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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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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晏凡庆 纪辅左 祝振亚 郝世昌 郝兴文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0 30 27 23 23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贫农 中农 地主 职员   本人成分 自由职业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1952年 参加共青团 1950年7月 参加共青团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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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53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长春农学院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梁结群 凌济如 秦江 秦光宗 秦世弟   性别 男 女 男 男 男   年龄 22 27 23 20 22   民族 僮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地主 富农 资本家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5年参加共青团 - - 1954年6月 参加共青团 1956年 参加共青团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开除学籍 免予处分 劳动察看 免予处分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 -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回广西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三青团员 国民党员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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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54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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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梁薰如 梁世武 梁世灿 梁贵璜 梁学东   性别 女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6 27 22 21 21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自由职业 贫农 商人 贫农 革命军人   本人成分 学生 职员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共青团员 - -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劳动察看 开除 劳动教养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 - -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吉林教养所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三青团 分队长 - 肃反被斗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555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农学院 长春农学院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韩童艺 韩国英 韩志义 韩伟 韩常民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3 21 27 23 23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贫农 富农 贫农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共青团员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劳动察看 学习察看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开除团籍 -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556页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3/000234.txt b/CCRD/1/6/3/000234.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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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234.txt
@@ -0,0 +1,85 @@
+# 中共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版画系、国画系)联合支部关于开除洪波党籍的决议
+
+　　<(洪波)>
+
+## 一、简历：
+
+　　洪波　男  三十二岁　天津市人
+
+　　家庭成份　职员
+
+　　个人成份　学生
+
+　　一九四五年九月入党
+
+　　一九四六年到解放区华大联大美术系学习，后即在该系担任助理员工作，解放后派来我院工作，先后任辅导科、教务处秘书和我院党总支副书记的职务。
+
+## 二、主要反党言行：
+
+　　1、洪波身为美院总支副书记，对上级党委隐瞒党内极右分子江丰的反党活动，并对其进行包庇，对江丰在美院的反党活动和思想错误，作为总支副书记的洪波，不但不坚持斗争而且当党员向洪波反映江丰的意见时，洪波不但不把江丰的问题向上级党汇报，而且为江丰解释辩护，当江丰反党最猖狂的时候，洪波在党内外散布“钱部长搞江丰是宗派打击，江丰受了委曲”等言论包庇江丰，洪波袒护江丰，不向上级党汇报，其反党活动的事实是很多的，如江丰在总支大会上歪曲传达中央百花齐放的方针，以及江丰认为党不能领导学术讨论等等。
+
+　　2、洪波是五月会议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把学校党总支变为江丰的反党工具。
+
+　　①五月会议期间，洪波受江丰指使，召集党内外教授，阴谋策划五月会议。
+
+　　②五月会议时洪波利用总支副书记职权。
+
+　　(甲)组织煽动群众(其中有校内干部，雕塑工厂、雕塑训练班等)向党进攻。
+
+　　(乙)布置人带画去文化部示威。
+
+　　(丙)会前和会上还促使群众集中攻击文化部领导。
+
+　　③五月会议上以美院党总支副书记的身份歪曲事实，为江丰轻视民族遗产违反国画政策辩护。
+
+　　④洪波指派右派分子张世春招待文汇报、光明日报记者，扩大江丰反党集团的影响，在全国范围内把党搞臭。
+
+　　⑤会后洪波领导整理会议记录，并和江丰共同拟定散发记录的名单，企图把反党火焰燃烧到全国各地。
+
+　　⑥洪波向江丰献策，准他亲自去杭州华东分院点火(未去成)。
+
+　　3、阻挠反右斗争的开展：
+
+　　①他极力包庇右派分子庞薰琴
+
+　　(甲)庞薰琴问题见报前，洪波向市委打电话，肯定庞搞错了，说庞是思想问题等，企图阻止庞的问题见报，并到处散布庞不是右派，洪波说：“豁出党籍不要也不能这样搞下去。”
+
+　　(乙)洪波还指使庞涛(庞薰琴女儿)写信给彭真市长申诉庞搞错了，信的内容和词句都是洪波授意和修改的。
+
+　　②阻挠美院反右斗争：
+
+　　反右开始以后，洪波对上级党委，和党员一再宣布美院没有右派分子。
+
+　　(甲)当黄警顽被揭发时，洪波还认为他不是右派。
+
+　　(乙)洪波以为雕工厂“都是好同志”，当右派分子张德蒂已经公开叫嚣向党进攻时，洪波仍认为她不是右派。
+
+　　(丙)文化部要调实习同学回美院参加反右斗争时，洪波也不同意。
+
+　　4、勾结民盟右派分子共同反党：
+
+　　整风运动以前，洪波与民盟之间就没有任何阶级界限，把党内问题泄漏给民盟，并加以歪曲(如说江丰在×月会议受了委曲)曾向教员讲过入党需先入盟等错误言论。整风开始时，洪波将党内有关整风形势的绝密文件拿给民盟右派李宗津看，与民盟右派串通一气，进行反党。
+
+## 三、思想根源：
+
+　　洪波从一个比较有革命热情的共产党员，堕落成为党内的右派分子，决不是偶然的。洪波在初参加革命时，有民主革命的要求，同时对自己的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及资产阶级教育所带来的影响，尚有所警惕，愿意按照党的要求来改造自己，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奋斗。但入城以来，洪波滋长了政治上的自满情绪，放松了自我改造的要求，个人主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
+　　洪波的个人主义，主要表现在业务与政治的矛盾上，洪波原来是搞画的，于搞画更合乎自己的兴趣，更便于名利双收，而出了名政治待遇也高，洪波就不安心作行政工作和政治工作，按说他的主要业务工作是党书记，但他对党交给他的工作采取了极不负责的态度，最近两年来，洪波虽然担任着我院党总支副书记的工作，但始终把这一重要工作看作是不得已的负担，因此消极应付，敷衍塞责，严重的脱离政治，连报纸也懒得看，逐渐丧失了革命意志，离开了党的立场，完全蜕化变质成为一个只顾个人利益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了。
+
+　　近一两年来洪波不是丝毫没有发现江丰的政治错误，也不是不知道党内外群众对江丰及江丰集团反党分子如彦涵等的许多不满，但洪波不敢，也不愿和江丰展开坚决的斗争，因为那样作不但要得罪江丰，而且还必须化费很大的时间、精力。洪波为了个人得失，苟且偷安，不惜压制党员群众的批评，欺蒙上级党，使我院党总支瘫痪、瓦解，对江丰采取了可耻的妥协态度，并包庇江丰。五月会议期间，洪波完全背叛了党，投靠江丰，变成江丰反党集团的骨干和组织者，这不过是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国内外的修正主义浪潮高涨和江丰反党集团似乎占了优势——他的个人主义进一步发展和暴露而已。
+
+　　洪波的严重个人主义，政治上蜕化变质不仅表现在和江丰的关系上，而且也表现在一系列日常政治工作中和对待运动的态度上。洪波以腐朽的资产阶级私人关系代替了严肃的政治原则，他把曾经是三青团骨干分子的潘绍棠(党员，右派分子)安插到党总支执委会中去，在肃反问题上包庇其反革命弟弟的严重政治错误，纵容袒护党内外品质恶劣，堕落腐化分子(如顾群，党员、张世春，党员、史军，团员——现均为右派分子)在群众中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而对政治上原则性比较强的同志则采取挑拨、中伤、排斥、打击的态度，即使没有“五月会议”反党的情节，洪波也已与共产党员的称号远不相称了。
+
+## 四、运动中的态度：
+
+　　五七年底，江丰集团被揭发以后，经过群众的揭发与斗争，洪波较早，较彻底的交待了他的反党言行，第一个脱离了江丰反党集团，并揭发了他所知道的有关这个集团的部分反党事实。
+
+## 五、结论：
+
+　　根据上述情况看来，洪波虽然在反右斗争中坦白交代较彻底，较早的揭发了江丰集团的某些反党活动，斗争后表现也较好，但情节并不轻微。为了严肃党纪，纯洁党的队伍，联合支部决议开除洪波的党籍，并呈报上级党组织批准。
+
+　　 一九五八年
+
+　　· 来源：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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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235.txt
@@ -0,0 +1,17 @@
+#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支部大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陈仲平党籍的决定（陈仲平）
+
+　　陈仲平，男，四十五岁，福建省武平县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职员。一九三○年入党，一九三一年参加工作，曾任县委特派员、地委副书记、专员等职。现任哲学教研室副主任。
+
+　　陈仲平在近几年来，特别是社会主义高潮以来和右派进攻期间，进行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的活动，其主要事实是：
+
+　　自一九五六年以来，陈仲平经常攻击党的某些基本政策，诬蔑中直“三反”运动搞“左”了，诬蔑统购统销搞“糟”了。一九五七年鸣放期间，他更进一步配合社会上的右派分子，猖狂地向党进攻，恶毒地诽谤、诬蔑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的领导同志，恶毒地造谣、诽谤兄弟国家的领袖，公然为胡风辩护，包庇反党坏分子古达。在反右派斗争中又同情、包庇右派分子，为他们的反党罪行开脱、辩护。
+
+　　他诬蔑校党委不能领导教学，攻击党的教学方针；反对“向学员学习，为学员服务”的口号；反对科学研究为教学服务，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针，坚持资产阶级的治学方向。他还造谣中伤，诽谤党委第一书记杨献珍同志，骂侯副校长“不学无术”，不能领导教学，抗拒党委领导，不执行党委决议。
+
+　　几年来，陈在室内极力培植个人势力，树立个人威信，拉拢黎明、朱明搞宗派活动，打击排斥异己。破坏党和同志间的团结，阻挠贯彻党委的指示和决议，把持领导权，使党委的指示在(7)哲学教研室不能贯彻执行。对其他部门，陈用同样办法破坏师训部、短训班党的统一领导，破坏部门间的团结，使工作受到很大的损失。
+
+　　陈仲平很久以来就存有严重的地方主义思想，早在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四年，在本校学习期间，就积极参加了陈华、陈铭金地方主义的反党活动，策划与组织他们向中央告状。攻击党的南下干部挂帅的方针。以后又不断散布南下干部排斥本地干部的错误言论，并对党的反地方主义斗争肆意攻击。一九五七年鸣放期间，他又企图再次组织普通班学员向中央告状，借以达到反掉南下干部挂帅的方针的目的。
+
+　　当他的错误被揭发后，他不但不低头认罪，彻底交代，反而对整风运动进行破坏。整改运动刚一开始即散布空气、缓和反右斗争的锋芒；进而压制批评，打击报复，制止别人揭发问题；利用领导职位，拉拢部分同志，指示他们“解释”，串连，召开座谈会，用各种方式大肆活动，混淆是非，制造混乱，转移斗争目标，抗拒党的领导，阻碍运动的开展；当他的阴谋被揭穿后，竟公开抵抗，直至在全室大会上作了检讨，虽承认了反党罪行，但对某些重大错误仍采取抵赖态度。党组织为了挽救陈仲平，五个月来，一直耐心教育帮助，但陈直至开全校大会对他进行批判时仍不觉悟，态度很坏。据此，陈仲平已背叛了党、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完全蜕化成为一个党内右派分子。支部大会决定开除陈仲平的党籍，并建议行政撤消他哲学教研室副主任的职务。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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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236.txt
@@ -0,0 +1,23 @@
+# 中共福建省委全体会议决定开除地方主义分子黄国璋、林汝楠、许集美、王一平的党籍（黄国璋、林汝楠、许集美、王一平）
+
+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福建省第一届党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揭发了黄国璋(原福州市委书记)、林汝楠(原省教育厅长)、许集美(原晋江专区专员)、王一平(原福州市委书记)等地方主义反党活动后，福建省委为了更进一步查清事实和罪恶，彻底批判地方主义的反党言行和团结教育多数地下干部，在一九五八年二月初将犯有严重地方主义错误和受地方主义者严重思想影响的区级主要干部以上的党员干部一百七十七人，集中学习了四个月。经过充分发动群众，采取大放、大鸣、大辩论的方法，严肃认真地对地方主义开展了深入的揭发批判和斗争，使参加学习的干部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教育。黄国璋等人的错误，在今年六月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上又作了讨论，会中省委召开了全体委员会议，一致通过了开除地方主义分子黄国璋、林汝楠、许集美、王一平的党籍决定。黄国璋、林汝楠、许集美、王一平反党集团的主要错误如下：
+
+　　黄国璋、林汝楠、许集美、王一平都有强烈的个人野心，居功骄傲的思想和浓厚的山头宗派情绪。解放后他们一直对自己的职位不满，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他们即背着党进行了一连串的非组织活动，广泛地在地下干部和老区群众中散布流言蜚语，挑拨拉拢，多方搜集歪曲扩大的材料，准备向党进攻，并发动和鼓励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刘佐周等到中央控告。黄国璋在福州市利用恢复城工部的党员党籍的机会，极端恶劣地企图把错误处理城工部的责任转嫁于省委、市委，说这是“市委的宗派主义”所造成的，并以“七年委屈”为题，召开了“吐苦水”座谈会，煽动城工部的同志向“党内阴暗面”作斗争，组织发动他们肆意攻击党的领导、攻击党的干部政策和历次政治运动。
+
+　　党提出整风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在黄国璋署名的向中央的控告信中公开提出了他们的反党纲领。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黄国璋、林汝楠、王一平一唱一合，公开攻击了全省各级党委的领导，说“福建七年来情况与王明路线相似”，七年的错误是“把老区群众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诬蔑省委有路线错误。他们在省委召开的闽北、闽中老区座谈会上，搜罗与纠集了各种对党不满的分子，混进党内的坏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参加会议，提出“忘本论”、“还债论”、“红旗不倒论”，宣扬“斗争性”，煽动和组织这些人向党发动了总攻，并与当时省人代会上右派分子对党的进攻互相呼应。地方主义者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攻击党：
+
+　　一、否定老区工作的成绩，否定党的正确领导，攻击省委在老区工作上有路线错误，说：“老区工作只有缺点没有成绩”，叫嚣“老区人民政治上没有翻身”，说“解放后给老区群众不是带来幸福而是带来祸害”。同时他们说“老区问题严重，新区问题也一样，只是没有人揭发罢了”。
+
+　　二、诬蔑攻击党的干部政策，反对依靠南下大军、南下干部，以南下干部为骨干团结培养地方干部的方针。他们硬说党与南下干部有“宗派主义”，说党对地下干部的政策是“赶掉政策”，“排挤政策”“打击政策”。说地下干部是“童养媳”，“殖民地”，“有职无权”，“坐冷板凳”，“不如民主人士”。说解放后新培养的地方干部都是些“唯唯诺诺”，“吹牛拍马”的人物。说“南下干部提拔快，地方干部提拔慢”，“党纪国法也是对南下干部宽，对地下干部严”等等。同时还大肆宣扬南下干部“不了解本地历史”，“不理解本地干部和老区群众的心情”，只有他们才是本地利益的代表者。
+
+　　三、攻击党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攻击党的“三反”、“镇反”、“肃反”、“审干”等政策，攻击人民民主专政。他们歪曲、夸大甚至捏造事实，来否定历次政治运动的成绩，替反革命分子、叛徒、劳改犯、被管制分子和坏分子叫冤翻案，并把这些都叫做“错案”，都说成是南下干部“有意地打击、迫害、诬陷地下老革命”。此外，他们还攻击了党的其他一系列方针政策。如说“合作社大都减了产，一点劳动自由也没有”，“定产太高，公粮负担重，粮食不够吃，天下乌鸦一般黑”，“上面官僚主义，下面不顾人民死活”，“土改四大错：错评成份、错判、错管、错杀”，“体制不如美国好”，“无产阶级专政容易产生个人崇拜”，“南斯拉夫工人权力大，……我们小小合作社还要派二百五的主任”等等。
+
+　　综上所说，地方主义者实际上全面否定了党的领导，否定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成果，全面攻击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及党的一系列根本方针政策，他们在政治上已完全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
+
+　　老区座谈会后期，他们自以为进攻获胜，“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因此提出“要抓干部安排问题”，提出到基层“扎根”，“抓重点县”，“抓第一书记”，“带一个班子”等口号，并按此制订了闽中、闽北和福州市干部“大换班”计划。并纷纷找干部谈话，封官许愿、安排职位，私自召开下放干部会议布置“红旗不倒”。俨然已另成一党，另有一个组织部。整风(239)进入大放大鸣，他们即与资产阶级右派勾结起来，在晋江地区掀起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南下干部风潮，一度把晋江地区搞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他们到处煽动组织请愿闹事，高呼“赶走南下干部”，“和南下干部干到底”，“打倒共产党，共产党必亡”等反动口号，反革命分子刘佐周等在仙游县搞起了“小匈牙利”事件，公开叫嚣要杀共产党，准备释放犯人、上山打游击、武装夺取政权。在福州，他们联络了民主党派和资产阶级右派，出来“放”“地方干部问题”，说：“要高高举起政协旗帜，整一整市委”。他们与社会上的右派，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行动上都是融为一体的。
+
+　　反右派斗争中，林汝楠、许集美、王一平等地方主义分子完全站在与党对立的立场，千方百计阻挠这一斗争的开展。
+
+　　以上事实说明：黄国璋、林汝楠、许集美、王一平等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为首分子，已经完全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了严格党的纪律，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纯洁党，福建省委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开除地方主义分子黄国璋、林汝楠、许集美、王一平的党籍，并撤消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对其他犯有地方主义错误的，则区别不同情况，进行了不同的处理。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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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37.txt
@@ -0,0 +1,33 @@
+# 我必须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
+
+　　<清华大学水利系付主任　夏震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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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能使大家更好的帮助我，分析我的思想状况，我想把我近期的一些思想活动暴露出来。因为我还来不及分析和批判，所以下面的一些思想活动，可能是杂琐一些。这点还请大家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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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院系调整到55年秋出国以前，在教研组的工作里和同党员秘书的合作方面，基本上是正常的。在从52年院系调整到55年初短短的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党对我表示了很大的关怀，给了我很多鼓励和信任。我除了负责水力学教研组外，也担任过工会水利系部门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基层委员会委员，后来又担任了水利系付主任职，最后还派我去苏联进修。在民主党派里我也参加了九三支社的领导工作。这种种说明党对我的信任和培养，使我感激，使我努力想把工作做好。记得有一次在我担任了付主任后不久，大概是和惠遇甲谈话，我诚心的表示，认为最近一次调整薪水，我加得多了些，因此使我和李丕济教授间的报酬，相差较多。这可能对发挥李先生的积极性，起一种不良的作用。我那时的确愿意减低一些自己的薪水，以便更好的团结李先生及发挥李先生的作用。在我听到党和学校要派我去苏联进修后，我也很感动。记得有一次晚上，从胜因院出来，在路上一个人想，党太重视我了，我深深的感到，我必须一心一意，老老实实做些工作，才对得起党对我的关怀和培养。
+
+　　但是在另外一些时候和场合，我对党也有些猜疑，在思想上把自己放在党的外面。记得在工会部门委员会主席的工作上，我觉得情况了解不多，很难出主意，所以当付主席周定邦和我谈工作时，我觉得被动，没什么意见。因此我曾想过，是不是周定邦作风有问题，和我交换情况太少。要不然，可能工会工作性质不一样，党抓得紧，我只能做这些。我没有想到应该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对工作负起责任，是否主动的来做工作。不是自己全心全意的投入工作，而是等待着，看别人怎样的来对待我。这就是三心二意，斤斤计较“自己是不是被重视”的问题。
+
+　　关於入党问题，思想上也有过这念头。但一则觉得出身不好，社会关系也复杂，希望少。申请入党而不准有失体面，所以勇气不足。同时，也想到自己入党的动机未必是全部为共产事业而奋斗的决心。里面还有个人的打算，怕这样入了党，受不起考验。因此一直未提。
+
+　　54年冬我参加了系的工作。因为我个人考虑较多，与张先生的共事关系中，我不是从工作出发，而是考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如我太主动，可能会引起张先生的顾虑(院系调整前，我在土木系的工作里，有人曾向我提过一个意见，说我锋芒太露，因此很敏感)，所以在系的工作里，有点缩手缩脚。李恩元同志也曾和我谈过这事，叫我不必顾虑，应积极的把工作做起来。我当时在思想上没有完全解决，我想搞坏了关系不是使工作不好做吗?所以那次谈话作用不太大，这也反映了我当时是如何的来对待党组织的意见的。并没有一心一意为党而工作。个人考虑重於一切。另一方面，不久后我即全时学习俄文，暂时不做系的工作。
+
+　　57年七月中旬，我从苏联回到了清华，那时全国正在反右高潮。从个人出发，在这种形势下，主观上也愿意积极投入战斗。但会虽参加了，发言不多。不是不想发言，总觉得没什么可说的。我也查新清华，进行准备，但总来不及准备一套，临时看人家都能谈一套，自己就不想发言了。当时我原谅自己，说我不了解过去的情形，因此难以批判。其实，当时我是站在个人主义立场来反右，觉得在热火潮天的政治运动，我不积极参加，那岂不是自甘落后吗?因此主观上是要参加的，但思想上没有真正认识到右派的可恨，在感情上没有反右的感情。所以要批判也只能是表面的理论上的。自己的理论水平也不高，所以面对着右派言论，却提不出一套反驳的言词，假使有反右的思想感情，就凭感情也能说几句。
+
+　　回国后，思想活动较多的是关於系的工作。现在想来，当时我是处在这样一个矛盾之中：一方面我认识做工作要积极，从个人出发，也愿意做一些系的工作。但另一方面，自己从苏联回来，而张光斗先生也参加了系的工作，他也已入了党，我面临着一种新的局面，我就就不自觉的首先摸一摸党组织以及别人怎样来对待我的。把我放在怎样一个地位。比如我回校不久当解沛基同志要我去武汉办理招考事情，我就找张光斗和李恩元同志商量(当时张任先生因病在休养)，李恩元同志即把这事交给了张光斗同志处理。我当时很注意这点。我把这种举动作为党组织把我摆在什么地位的一种表示。因为有这种思想，我的工作当然缩手缩脚，有等待一下，不积极表示自己意见的做法。当张任先生回校后，我又多了个顾虑，是不是张先生对我不大放手。而张先生在有些地方，也引起了我这种猜疑。总的说来，我是处在这样一种矛盾之中，因此思想上有包袱。有时也和张光斗同志谈起，系工作不好做，张光斗同志也曾错误地附和过我。说：“有时很不好做，但自张先生生病后，我一把抓”。我当时就想：“我不能和你比”，这意思是指他入了党，我没有入党。这反映了我对党有错误的看法。实际上不是党员享受特别的工作上的权利，而是工作积极性高。但当时我是没有理解这点的。
+
+　　因为我处於这样一种矛盾中，我觉得系主任间明确分工是解决，至少是缓和这种矛盾的方法。因此我一再提出分工问题。有一天上午我又向张先生提了分工问题，那天下午两位张先生即找我去，张先生即拿出一张分工单子来，我当时很反感。我想要分工，一共三个人为什么不一起商量，而要分两次做，即先由两位张先生商量，然后找我。这种反感使我当时对所分的工表示一种不满，采取了一种故意为难的态度。但当时我也发现这种态度不对，自己克制了自己。这件事情上也反映了我很敏感人家是怎样来对待我的。我觉得这样就是有点“见外”，有点不信任我。其实，恰恰反映了我不是一心一意为党为人民而工作，对党不够信任，却在计较地位信任。
+
+　　虽则分了工，系的工作并没有太多的开展。有时我仍旧向张先生表示我的“浮在上面”的状态。记得有一次，张任先生也说了一句，意思是他在系工作了五、六年，也是浮在上面。这句话给我一个安慰，想张先生多年做系主任的工作，尚且如此，何况我呢？
+
+　　矛盾未能解决，思想上的负担有加重趋势。当有一次张先生的做法使我以为张先生有顾虑，怕我插手太多。我就去找李恩元同志谈话。李恩元同志告诉我不要在人事关系去猜疑，应从工作出发，积极工作。这次谈话，对我帮助很大。此后我思想上有进展，比较开朗，不再怀疑张先生。思想上的包袱算是丢掉了一部份。此后我也不再提分工，和张先生的合作关系中也不再敏感。同时我也体会到张先生的做法也有改进。虽则在系的工作中我还没有完全抛弃个人考虑，但比前是有了不少改进。
+
+　　其次，在教研组的工作中，我也表现出个人考虑比较严重。从苏联回来，教研组情形改变不少，成员增加了不少，李丕济先生也负责了两年。所以我仍是有摸一摸人家怎样对待我的态度。我对整个形势还掌握不住，每一件事情，自己心中没有一个估计。因此怕出了主意，行不通，或者行了而不成功，都有损自己的威望，怕负这样一个责任。所以总是想先听听别人的意见，比较有把握了再说。这种考虑仍是从个人出发，而不是从工作出发。同时我比较注意教研组中同志们怎样来对待我的话的。比如，在考试期间，科学秘书余常昭说比较空，我一连三次向他说，要他开始准备一下教学大辩论的工作，余常昭同志当面不反对，但却不动。我心里就想：我在教研组里要推动一件工作也有不少困难。又如黄河下游河床演变的研究项目，我心里虽也想参加，但想这问题比较接近我的专业，为了避嫌疑自己不便先说我们应该参加。其次，这工作可能有些困难，怕负责，所以也不先说，想先听听李先生及科学秘书的意见，一看大家不反对才说出自己意见。这种考虑都不是从工作出发，而是从个人出发。希望把自己扮成一个，比客观存在的我尽可能好一些。
+
+　　从苏联回来后，自己感到思想上一直没有完全跟上，有点被动。在双反开始以前，有较充足的思想准备。我决心要赶上形势，站在运动的前头，做个促进派。因此在运动开始时，表现得比较积极。心情舒畅。但当两位张先生及两位科学秘书的大字报出来后，一方面看到教师中很少有人向两位张先生出大字报，另外一方面在当晚的第一次教授座谈会上，两位张先生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我的思想起了波动。我自己也知道我所顾虑的是：这样做法会在系内造成一种形势，即两位张先生是缺点很少，其余的教授都有毛病。我的心里不大甘心。我自知这种情绪不对，也作了思想斗争。有时是克服了这种情绪，但有时又会冒出来。我也理解到这种情绪也反映出我对党不是一心一意的。我虽没有肯定这种做法是党组织的意思，有时我也确是希望这种局面会被纠正。但如果我完全的相信党，我不会因这么一点小事而有情绪。如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对，我自己也可出大字报。但我不是这样，这说明我受不起一点点的考验。由於在第二天的谈心会上改变了这种局面，使我感到党的正确和伟大，我很惭愧，我还不是党的一个忠实拥护者。这件事情给我一个很大的教育。
+
+　　以上的一些杂琐情形，我虽没有来得及进行分析和批判，但总的已使我认识到我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为谁服务的问题。我处处都从个人出发来进行工作。没有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当自己觉得满意时，也能跟着党走，也能表现得比较积极。但情况有变动时，我就首先要摸摸党怎样待我，信任我到什么地步。而不能毫无保留的为社会主义建设而贡献出我的一切。通过这次双反运动，我看见了自己的本来面目，我已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澈底破除个人主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永远一心一意的跟着党走!
+
+　　 付系主任　夏震寰
+
+　　 来源：《清华大学双反运动大字报(第十辑)》，1958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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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农垦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刘培植党籍的决议（刘培植）
+
+　　刘培植，男，现年四十三岁，陕西省宜君县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二年参加革命活动，一九三三年参加共产党。全国解放后曾担任东北人民政府林业部副部长，代理部长，农业部国营农场管理总局局长，农垦部部长助理，党组委员，党委书记等职。
+
+　　刘培植虽入党多年；但在历次运动中一贯思想右倾，对党中央所决定的三反运动、肃反运动、反右派斗争，抱抵触情绪，持消极应付态度。他在一九四三年在延安的审干肃反运动中受过审查。甄别后，组织上给他作了无政治总是的结论。但从此他就对运动产生了严重的右倾思想。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时，他不但不积极领导运动，而且对当时组织上积极开展运动的要求，坚决对抗。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时，他放弃了对运动的积极领导，而把大部精力放在追求个人名利的事情上面。在整风运动的初期，大肆活动，支持民主党派的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在反右派斗争中，农垦部党组先后组织了11次大小会议，对刘培植进行了斗争，根据所揭发并查对属实的材料，刘培植的主要的反党事实如下：
+
+　　(一)在大鸣大放时期，向民主党派的右派投降，答应他们发展组织和参与领导的要求。
+
+　　关于发展组织的问题，他在六月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说：“各党派要发展独立组织，党同情、支持、帮助”，会后又分别指定人出大字报和通知民主党派成立支部，在给部领导小组汇报时说：“要尊重他们民主党派发展组织的要求”，在九月的斗争会上几次地说：“民主党派大发展是客观趋势，答应他们发展，到现在我还不认为是错”。
+
+　　关于答应右派分子要求参与领导的问题，他在去年六月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说：“党领导民主党派，参与发动群众”，“领导决定，难免主观”；当右派提出“对部的大问题，要参与共同研究，不是形式的。要从彩排到表演，从设计到施工，都要参与”时，他马上补充说：“还应当加上验收”，并说“每时期的中心工作，中心任务，全面性的，关键性的，群众性的，政治、经济问题，都要大家研究”，“各民主党派参与领导，达到团结”；在给部领导小组汇报时说：“在两次会议上，已解决了如何建立制度来经常联系他们来参与领导”，并建议部领导上考虑让民主党派参加某些部分会议和党内的会议，在斗争会结束后的十月，他还坚持地争辩说：“我始终认为，凡属方针政策性的大部题，都应当和民主党派共同决定”。
+
+　　(二)在历次运动中的思想和言论：在“三反”运动中，他扬言要“保护好人”，“为党保存干部”；在肃反运动中，他为对人民有血债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肃反对象马宗援辩护，说马是“杀人未遂”罪，并说“如果把马宗援算做坏人，那么95％里就没有好人”又说：“要知道，在运动中保护好人是多么不容易啊!”；在反右派斗争初期他说：“农垦部没有右派”，斗争他的过程中他一再辩护说：“当时我就没有感到右派的进攻”，甚至狂妄自得地说：“我在历次运动中，总是自己定一个弦”。
+
+　　(三)由极端个人主义野心发展至反农垦部党的领导：长期以来就想当副部长，一九五三年由东北调北京后，向中央组织部提出要求当副部长。在农业部当局长和在农垦部当部长助理期间，散布了不少诋毁领导的坏话。整风开始后，丑化王震部长的历史，说王部长在革命战争中被国民党军队打得“丢盔撩甲”；攻击王部长亲自领导的密山垦荒工作，不让别人支持密山，专门搜集密山工作中的缺点，散布密山垦荒计划注定要失败的空气；大鸣大放中，力图把整风的锋芒引向王部长，以若隐若现的手法在群众中煽风点火，企图赶王部长下台，背后骂王部长说：“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当部长，还不赶快滚蛋”。
+
+　　(四)目无组织、目无纪律。妄改和诋毁党的方针政策。如关于国营农场的方针，中央早已规定是“提高产量，降低成本，积累资金，示范农民”四项，但他却因若干农场不赚钱而提出“少办、小办、办好”的所谓“方针”。并把农场不赚钱归咎于农业合作化，说：“农场成本高是农业合作化高潮带来的”等。
+
+　　以上事实说明，刘培植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已发展到极其严重的程度，他对抗党的领导和运动带有一贯性，这次整风运动，他支持民主党派的右派分子，出让党的领导权，反对农垦事业的方针。并且坚持错误，拒绝改造，斗争会上恶劣蛮横，抵赖狡辩。因而完全丧失了一个党员的起码条件，堕落成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极右分子。为了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队伍，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根据中央三中全会关于处理党内右派分子的原则，经支部大会及部党委通过，开除刘培植的党籍。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一)》，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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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3 @@
+# 广州黄埔港务管理局整风办公室对蔡轩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节选）
+
+　　【蔡轩，原是广州黄埔港务局工会干部。他是一个合格的工会干部，熟悉《劳动法》，敢于站出来替工人说话，甚至不惜得罪领导和党委。反右运动中被处分。1958年被下放到黄麻农场（后黄麻农场与东平农场合并），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因为富农身份被批判，被清除出党，清除出干部队伍。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作为五类分子遣送回原籍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1967年在家乡病故，年近37岁。1980年被恢复名誉与党籍，作为补偿允许其小女儿顶职，安排工作】
+
+　　蔡轩，又名蔡金棠，男，28岁，广东清远人，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份：工人。1949年以前都是在其兄所开设的惠丰米店当杂工和在乡种田，1950年12月到本港当装卸工人，1955年3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提拔为工会干部，现下放黄麻农场。其主要错误事实：
+
+　　1、蔡轩对党领导工会是十分不满的。去年职代会时，党委为了加强工会工作，决定调梁大祺和赖通两同志到工会工作。陈汉首先便在工会干会中散播说：“吴书记对我说要调梁大祺来工会工作，我坚决不同意。”而蔡轩呢？则到处奔走，企图组织力量来反对党委的决定，如对徐干中同志说：“喂，你准备怎样呀？党委调梁大祺来工会，吕森已提出辞职了，如果是这样，我就唔捞佢（意思是准备不干工会工作。对陈忠同志也说过这些话）。”……
+
+　　有一次，企业工会干部分工时，他还嚣张的说：“这样分配我坚决不同意，为什么企业工会干部的工作安排也要党委来决定呀？”
+
+　　2、蔡轩反对党的决议也是十分坚决的。在去年职代会时，个别工人代表提出要降低定额2.79，当党委决定不同意工人代表所提出的不合理的过份降低定额的要求时，蔡轩就极表不满说：“如果党委这样搞下去，如果我搞唔惦好极唔捞为止（意思是准备不干工会工作来和党委斗到底）”。
+
+　　有一次苏金（工人代表）经吴书记说明2.79不能再降时，苏金也认为可以按党委的意见贯彻，但后来陈汉就对蔡轩说：“苏金这个人被人家奉承两句就连屁股毛都松晒了。”并即布置蔡轩叫苏金不要“动摇”。当时蔡除同意陈汉的意见外，并表示要坚决执行陈汉的命令。
+
+　　又一次陈汉在党委开完会回到工会即找蔡轩商议，后就由蔡轩同志陈忠、徐干中两人到工会主席室开会（当时其他同志不在工会），首先由蔡轩说：“这次工资问题顶了牛，党委不同意降低2.79，怎么办？是否向代表表明工会的‘态度’？”后又由陈汉更详尽地申述了一遍说：“我估计工人代表是不会同意党委的意见的，工会怎么办呢？只有向代表表明工会‘态度’，向代表说明工会和党委意见不一致，大家意见怎样？”，当时陈忠和徐干中两同志都不同意这样做，蔡轩却愤愤地说：“丢，胆小鬼，怕什么呀？至多回去托竹升，死就（死）就（意思是准备回工班当装卸工人）”。后来陈尚竞同志进来也不同意这样做，结果会议不欢而散。但是，问题并不因此而结束，陈、蔡两人又积极的召集代表来“打通思想”和摸代表的“底”，连日搞到深夜，不管同志们的反对，两人暗中一起，在工人代表中进行他们的所谓向工人代表表明工会“态度”的活动。当时蔡轩亦对代表说：“你们认为怎样我们就怎样做的”，彼此一唱一和地煽动工人代表，故意在代表中点火，唯恐天下不乱。……
+
+　　5、在去年八、九月间，机械队第一工班职工思想较为混乱，表现在劳动纪律松弛，不遵守安全操作规程，不服从调配等。当时党总支为了要扭转这种情况，决定派何一飞同志下去召开一个党、政、工、团积极分子会议来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当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蔡轩却私自跑到会场（是没有通知他参加的）说了一些关于工会改选的问题，并公开对积极分子说：“违反劳动纪律不算是违反劳动法令，至算违反劳动细则”。当时何一飞同志纠正他说：“宪法不是规定每个公民都要遵守劳动纪律吗？”蔡轩不但不接受，反而质问何一飞同志说：“宪法第几条规定呀？”并说了一大堆什么是劳动法令，什么是劳动细则呀等等（是在陈汉那里学来的），致使何一飞同志不能落台，引起有很多积极分子对何一飞同志不满，影响极坏。……
+
+　　12、去年起重船有一个时期因司机不足，但全船职工为了工作，曾一度加班加点来完成装卸任务，以克服司机不足的困难，但蔡却到起重船对全船职工大发雷霆说：“你们这样做是违反劳动法令的，是错误的……”，使起重船工友工作情绪受到很大影响。他就是这样来打击职工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的。
+
+　　根据上述蔡所犯的错误是极端严重的，严重丧失了共产党员应有的立场，给党在政治上造成很坏的影响。在工作中也受到一定的损失。经批判后，蔡对错误有所认识，现下放到黄麻农场表现尚好。本着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精神，我们意见党内给予警告处分，是否有当，请批示。
+
+　　 黄埔港务管理局整风办公室1958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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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9 @@
+# 中共轻工业部造纸设计院总支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平党籍的决定（李平）
+
+　　李平，男，四十二岁，广东省澄海县人，一九三六年入党，文化程度中学，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五五年调轻工业部设计公司任副经理，一九五六年任轻工业部造纸设计院院长、部党委委员、监委委员、院党总支书记。
+
+　　李平在一九五二年任广东省汕头市市委副书记时曾犯过地方主义错误。他从一九五三年以来对过去所犯错误不但不能深刻认识，相反的继续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其主要的反党事实如下：
+
+　　(一)污蔑党是宗派主义，取消党的领导，将党的核心领导称为宗派小集团。李平在任院长期间，他反对不懂技术的党员当科处领导人。一九五七年他在全院科长以上及工程技术人员会议上公开宣布：党过去对工程技术人员不信任，现在要大量提拔。国务院有规定，将来要派资本家当司局长，不要党员当“政委”。他主张取消专职总支副书记，削弱党员副院长的职权，一切以技术人员作为领导核心，并宣扬：凡生产部门都要懂生产技术人来掌握领导，这是个基本转变，是几年来的经验。又说：“资产阶级已成为劳动人民右翼，工人阶级成为劳动人民左翼”。整风开始他不顾总支委员的反对，以个人代替总支委员会狂妄的向全体职工宣布：“设计院的主要问题是党的宗派主义”，煽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充当了右派向党进攻的先锋。
+
+　　(二)李平在发展党的工作上要吸收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入党，并主张降低知识分子入党条件，违反党的组织路线。为了要吸收某些人入党，曾不择手段，用行政命令的口气批示“要总支在一定的时间给予解决”。他在出国时期，向苏联同志介绍代表团人员时说：朱伯源(非党员、右派分子)是中共预备党员。在干部路线上凭私人感情的好恶代替组织原则，对工程技术人员采取封官许愿，破坏党群团结，甚至以物资进行拉拢。如李对本院第一副院长兼总工程师陈晓岚说：“邓院长(党员)反对提拔技术人员”以此挑拨邓、陈的关系。又如在苏联期间李批准了许乃文等工程师用五百个卢布买手表。他对工农干部采取轻视或排挤。他称右派分子王培年为中国“专家”，说来朱伯源(右派)是成熟的发展对象等。
+
+　　(三)泄露党的机密。秘书曾群是国民党员，历史不清，但李平将党内的机密文件交她保管，甚至将院内保卫工作总结的绝密资料也交给她保管，直到她离原职数月才交出。他在国外考察时期叫朱伯源参加党的小组会议作记录，保管出国一切资料。整风开始，李平听了彭真同志关于整风的步骤和策略的报告，规定不许记录与传达，但李平不仅作了记录，回院后还在非党科长会议上作了传达，严重地泄露了机密。
+
+　　(四)公开进行煽动点火。当右派分子猖狂进攻时，李平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的一次技术人员会议上公开叫嚣；“过去党员整你们(指三反、肃反运动)，今天你们要整整党员”。当右派猖狂的向党要领导权时，李平向右派宣称：“这次我一定解决有职无权的问题”。在水管科号召大家“吐苦水”，并与党外人士说：“设计院是科学技术部门，不要党的领导行不行？”
+
+　　(五)无组织、无纪律，与党分庭抗礼。李平以老党员自居，夸耀自己的革命历史，向组织上要待遇、闹工资，不仅在国内，在苏联考察期间，向苏联同志亦介绍自己的革命资历，并说不满二十岁就担任地委书记了，对待苏联的招待服务工作采取不友好的态度。在院内一贯目无组织，出国时间不经组织批准超过了三个多月，公开的不执行党的决议，任意取消一些党员的权利，并实行家长式的领导。他喜欢奉承，拒绝别人批评，对干部任意训斥(如对原总支书记杨可箴同志，邓毅同志经常耍态度)，发脾气，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
+　　根据以上事实，李平的反党不是偶然的，是有社会历史根源的。李出身于地主阶级，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虽然组织上参加了党，但未经过彻底改造，思想上并未放弃其原阶级的立场。从他历次所犯错误分析，李平是一个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者，是混入党内，篡夺党的领导权，进行宗派活动，搞独立王国的政治野心家。李平从一九五二年任汕头市市委副书记开始，一贯是目无组织骄傲自满与党闹独立；在干部政策上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用人唯亲，以私人感情的好恶来代替党的组织原则。敌我不分，严重的泄露党的机密，排挤党员干部；在组织路线上他主张吸收政治思想不纯的分子入党，降低入党条件，并主张为五百万知识分子着想，散布资产阶级“技术至上”的思想；拒绝党的领导与监督，破坏党的统一和团结。虽经党屡次教育，都因他对党一贯采取不老实的态度而拒绝了党的教育，因而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损失。这次整风期间，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时，李平起了向党进攻的急先锋作用，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党内右派分子。为了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队伍，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决定开除李平党籍并建议行政上撤销其院长职务。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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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83 @@
+# 中共云南人民出版社支部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王起的党籍决定
+
+　　<(王起)>
+
+　　王起曾名王彤淼、殷去疾，男，三十三岁，汉族，湖南省衡山县人。家庭出身旧职员，本人成份学生，文化程度相当大学水平。一九四五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转正。现任云南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
+## 一、历史情况与主要问题：
+
+　　一九四四年以前读书。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六年七月先后在国民党伪九十二军任扫荡简报少校编辑、中校编辑主任，他自称是党组织派去做地下工作，现已查证，他曾向联系他的同志汇报过伪军中的情况，在伪军中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
+　　一九四六年九月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在北京做地下工作，先后(216)任记者、编辑，受资产阶级报纸影响很深。一九四九年一月北京解放后，曾在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担任记者工作。一九四九年八月随四兵团南下进入云南。一九五○年四月至一九五八年一月先后在新华社云南分社、云南新闻训练班，云南省新闻出版处、云南人民出版社工作。其中，一九五二年九月至一九五三年三月在省委党校参加整党学习。
+
+　　历史上的问题是：王起自称一九四二年起做我党地下工作搞学生运动。据调查：鲁就证明王起一九四二年并未参加我党地下工作，未接受我党领导，王起说当时与他联系的是党员王文烈。但王文烈证明说：在解放前他自己没有入党。王文烈是一九五三年才入党的，这段历史看来是王起编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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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平时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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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起平时不听组织招呼，对党对领导埋怨、抵触。一九五一年在新闻出版处时，他不服从副处长马仲明同志的领导。一九五二年云南人民出版社成立时，他不服从刘希玲同志领导，还对刘希玲同志进行人身攻击。当时袁勃部长批评他。他说：“袁部长要压我，我才不怕，在旧社会我都没有被压垮。”一九五三年，文教党委派人检查出版社工作他也很抵触。一九五四年学习七届四中全会决议时，党对他进行了教育，他则一直不满，说是人“整”他。肃反中，文化局小口要调出版社同志去做审干工作，他拒不执行，骂文化局是“座在大机关里来压人”。一九五六年五月参加全国地方出版工作座谈会后，他散布说：会议规定的地方出版方针是“是几个负责同志临时凑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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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共二十次党代会及波匈事件后，他对党更加进行攻击。一九五六年十月八日，他以“寒玉”笔名写了一篇“读报杂感”投给人民日报。文章集中攻击了党报和党对党报的领导，并系统完整的宣扬了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其观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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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否认党报成绩，攻击党报，宣扬资产阶级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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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起否定党报成绩，攻击云南日报，说云南日报是不联系群众的“断桥”，是“死水”、“干巴”、“老一套”、“一般化”、“呆板”、“单调”、“沉闷”，是“居高临下的神气”，令人“不能卒读”，他说云南日报是“象害着流行性感冒”，甚至污蔑说“现在处处有官僚主义”，“报纸正反映了这一现实”。他又说“群众都不愿看党报，云南日报是靠‘只此一家’、‘党报’二字吃饭”，在攻击党报的同时，他大肆宣扬资产阶级报纸。说资产阶级报纸是“了解读者需要”，有“自己的特点”。他认为这正是“我们今天若干报纸领导人考虑不足之处”，他说党报“往往给人以贫乏，单调的感觉，再加上那些官样文章，八股惯气，人云众云，摆杂货摊，无怪乎有面目可憎之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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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否认党对党报的领导，反对党报具有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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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现在报纸的文章、报导，往往只是内部通报、指示……的翻版、改写、解释和说明。”“充满唯唯诺诺的声音。”他说今天是：“某个领导同志作过一个报告、或者发表一篇文章或在会议上发言之后，接着便是“体会”、“同意”、“赞成”、“拥护”，传达下去，再传达下去，指示下去再指示下去……很少异议。然而事实上有没有异议呢!不愿意动脑筋独立思考所谓吃现成饭的人，自然不可能有什么异议，官僚主义者自然也不可能有什么异议!只有附合声和掌声。他说：“对于这种情况，又是不能过多的责备下面的，关键还在于领导者”。他一方面把云南日报说成没有群众声音，一方面又把报纸发表指示、政策、社论、短评及领导者的文章说是“噪声”，是“居高临下的东西”，他讽刺云南日报可以“改名云南政报”。
+
+　　王起又提出报纸应有“独立思考”，要靠“自己本身力量来博得读者欢迎”。他攻击云南日报不受人欢迎是“指导思想上所谓的‘稳’字作怪”，他主张报纸要有“声音”，要有“战斗气息”，就应当“少发表点自上而下的议论，以及一些‘官样文章’。‘应景文章’”，“就必须干预生活，更必须动员群众来干预生活”。他并且用“干预生活”的招牌，歪曲了云南日报对付食品供应的报导，他说人们当时“联想到波兹南事件”，可是云南日报却“采取了沉默态度”，他污蔑报纸是“有意吹嘘、粉饰”，不是“老老实实正视”。他要求报纸只有“正视他、干预他、解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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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歪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主张香花毒草齐放，主张唱对台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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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起主张：报纸要“大胆、有魄力的允许反面意见存在”，“比如摔跤，如果只允许一个选手在那里耀武扬威，夸说自己的力量，那末有谁相信这真是一个好选手呢？如果只让这个选手摔倒另一个看来就不足为道的对手，那末，又怎么可能证明他的本领呢？既然，马列主义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既然我们党的指示、政策等等都是正确的，既然事实上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等等，我觉得就不妨让他们出场，不妨减少些附和声、赞扬声”。他说“如果只要把对手离隔开来，不敢公开相见，或者只宣布战果，是不能博得人们真正的掌声的”。他说“一本好的小说有正面的人物，正确的思想感情，反面的人物或不正确的思想感情。不能说只允许有正面的人物正确的思想感情，而不准许有反面的人物不正确的思想感情”。他说“如果怕‘思想混乱’，那是‘掩耳盗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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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仅主张报纸在内容上要香花毒草齐放，还再三主张多增加些报纸、刊物，以便和党报唱对台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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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鸣放时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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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七年四月全国宣传会议后，全国右派分子向党发起进攻，王起的反党活动更为积极。主要活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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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组织、指使一些人(有历史反革命分子和以后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攻击、反对中央文化部的地方出版方针，反对党对地(219)方出版事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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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六年四月中央文化部规定的地方出版社的方针是：“应当根据党的方针政策，结合地方实际情况，结合组织和培养当地写作力量，出版以基层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群众同区乡干部为主要对象的读物，宣传马列主义、普及文化科学知识，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特别是为农业合作化、农业生产服务。一般省的出版社应当面向农村，以教育农民和区乡干部为主要对象，同时，也还要照顾工人、知识分子、少年儿童和其他人民群众，供给他们优良读物；也可以出版一些中级的或其他读物，但应将主要的和大部分的力量放在组织出版通俗读物方面。”
+
+　　一九五七年五月，中央文化部仍然肯定这一方针，并提出“加强和改进地方出版社工作，主要应由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加强领导”的指示，王起不仅不研究执行，反而召开编辑组长以上干部开会，说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主观之见，不适用……”王起并且与历史反革命分子张健(后又划为右派分子)合写了一篇“关于当前地方出版工作中的意见”，攻击中央文化部的出版方针。他又在群众中散布：“中央文化部的指示不能解决地方出版社的具体问题”，鼓动群众写稿呼吁，如要陈名安(后划为右派)、段希陶(中右)写稿(陈、段二人未写)，又布置和授意编辑秘书晁世新(中右)历史反革命马达写稿进行攻击中央文化部，文章写好后，并要马达不要寄往人民日报，他说：“如果都投在一起，怕不好，好象是有组织似的。”结果，分别寄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通俗出版工作等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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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写的文章，互相呼应，其观点如下：
+
+　　王起和张健的文章中右派观点有四：第一、他们认为中央文化部规定的地方出版社方针是不符合客观形势的发展，不切合云南实际情况的需要。他说目前农民及区乡干部是一无钱，二无闲，三不识字。他们主张农民和区乡干部不能为出版物的主要对象，合作化为主要内容的书也不能出版。他并且说：按中央文化部规定的地方出版社方针执行，就产生了又缺又滥，因而他认为文化部原规定的方针应加以修改，甚至不要。第二、他们反对中央文化部提出的通俗读物内容必须正确的意见，认为这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符合。第三、他说对地方出版社的领导，中央文化部是“推”，地方党委是“拖”，他感到云南人民出版社是“孤儿”，是“孤儿院都不收的孤儿”。并且说“如果对这种情况都没有一点不满的心情，那除非是麻木了的人”，又说：“我经常争取领导，还被别人乱戴帽子，真是令人气愤极了!”他们反对中央文化部提出的改进和加强地方出版社的工作主要应由地方党政机关加强领导”的正确意见。他们认为中央文化部不召开地方出版工作会议是不能解决多少问题。第四、他污蔑省委不管民族出版是“大汉族主义的反映”。(王在整风前后，还在群众中主张书籍的两重性，引导干部体会书籍的“趣味性”，并提倡向资产阶级出版事业学习，要恢复出版、印刷、发行三位一体，否定向苏联学习的三者分开的经营办法。)
+
+　　另外，王起授意马达写的文章中，露骨地篡改了中央文化部的地方出版方针，他们的方针是：第一、改变把农民群众及区乡干部以外的读者需要，放在被照顾的方针(即通俗读物不要出得太多)；第二、改变出版通俗读物要特别为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服务的方针，代之以出版各种切合工农群众需要的通俗读物和适合兄弟民族需要的民族文字读物的方针；第三、要把出版有关云南民族边疆的学术著作文艺著作提到重要的地位；第四、用“肯定地要适当出版其他方面的中高级读物(包括工具书)及少年儿童读物的方针”代替了原来的“也可以出版一些中级的或其他方面的读物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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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起授意晁世新写的文章中，反对地方党委对出版社的领导，他说：“文化部提出要改进和加强地方出版工作主要应由地方党委机关加强领导的‘推’，‘拖’态度不敢苟同。这不是地方党政机关所能解决的，只有依靠中央党政机关的重视与关怀才能得到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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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机关内点火、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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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七年五月时，他在干部中散布说：“文汇报办的就是好，标题生动能吸引人，内容丰富，不象云南日报死巴巴的。”并拿着报纸向人推荐。又对和铭(反动分子)说：“你格是有顾虑，是不是要找文汇报看看，启发启发。”又在干部中鼓动说：“出版社还不是有些问题，你们写文章呼吁嘛!”并指使喻翔生(后划为右派)及文艺组的干部写了一封信给谢政委，说“问题就是要靠舆论解决”。说什么出版社不被党委重视，待遇不如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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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上级党委组织先后派来出版社帮助整风的阎士颐、谢加林两同志他不仅闹对立，要挟，质问“为什么要把我们社做重点?”当话剧团和云大右派分子进攻猖狂时，他闹着要省委书记来出版社，阎士颐解释谢政委很忙，他则说：“谢政委能去话剧团，为什么不能来出版社？有三个书记，可以抽一个来嘛!”并要领导小组联名写了一封信给谢政委，信中强调问题不解决，出版社就要关门”。他并在领导小组中散布：“领导上派人来，整到后来还不是要我们揩屁股。”“要提意见可以向宣传部提三天，”“每个运动都是先反右，后反左，挨批评的都是我们!”对党和领导进行污蔑。
+
+　　在群众中，他则散布说什么：“党员不如团员，团员不如群众。”“党内问题比团内多，团内问题比群众多。”“中央文化部对地方出版社工作的艰苦和具体情况根本不了解。”“我们过去根本没人管，中央管不着，省委不管，文化局管不了。”“文化局只会要钱，至于出版社死活他们就不管了，我预先声明，发不出工资，来个请愿我是管不了。”“省委宣传部某领导同志只知道剪剪贴贴的，真气死人!”又对庞文会说(后划为右派分子)：现在要看到省委一些比较负责的干部，半年一年都难碰到一次，要见到是“不容易啊!候门似海”。段希陶说：王起同志这样谈要犯错误。他说：“我又不是胡风分子!怕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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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最近揭发出，王起怕自身问题被揭露，对一些和他有关连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进行掩护，企图逃避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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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右派斗争在云南开始前，他即指示马达以编辑部名义要回他们向外投寄的稿件，由马达收藏不交给组织。
+
+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开始斗争喻翔生、张健时，他捏造大口有指示，说右派分子起义的可以保护过关。斗争张健的过程中，王起还对右派分子张健说：“我们的文章是有些问题，不过问题不大，党的领导我们还是肯定了的。”企图互相包庇，使问题不能被揭露，到处理右派分子时，王起则一再说张健不是反革命。
+
+　　出版社斗争右派的后期，要对右派分子的新闻出版观点进行批判时，王起有意避开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出版观点，而且还为反革命分子马达辩护，说马达“现在靠拢我们的”，并当积极分子使用，群众有意见，他公然在大会上说：“我代表行政宣布，马达不是反革命!”当马达问题非批判不可时，他两次在会上打断马达的交待，不让交待下去。在云南新闻出版界反右派联合斗争会中则不愿积极参加。
+
+　　他亲自负责整理出版社内的全部右派观点时，他把新闻观点及与他有关的出版观点全部有意遗漏，没有整理上去，至使反右斗争不深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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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斗争中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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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级干部会议以前，他一直对党隐瞒，不交代他的反党事实，甚至采取不正派手法，企图滑过去，四级干部会提出他的问题后，他则百般抵赖，虽经领导及支部一再帮助、等待，他仍不正视自己的问题。目前经过支部近二十天的帮助，并展开批评和揭发后，他的态度仍很恶劣，不是推说想不起，就是狡辩，甚至耍赖，不做声，有时态度强硬，至今仍未主动交代其主要问题，要他交代出文章原稿，他则说“没了！”
+
+　　以上事实证明王起已堕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保证党的纯洁，根据中央规定——右派分子一律开除党籍，经支部大会讨论决定，开除右派分子王起的党籍。
+
+　　 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
+
+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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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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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慎之：思想汇报（第11号）——思想检查报告
+
+　　到十三陵工地已两个半月，初来时曾想按期写思想汇报如过去那样。当时做白班，每天晚上还都抽一些时间，思考一点东西，写一点东西，但是在写第一个思想汇报的时候就因为肠炎，连续不断地泻肚，没有写得下去，劲儿一断，兼以改作夜班，可以利用的时间少了，就此停顿了下来（那一个未写完的思想汇报附交在后）。
+
+　　虽然如此，对于劳动、生活和读书中领受到的感觉体会，还是不断反复思考，总的来说，觉得2个多月的劳动生活给自己的教益是极多的。5月中旬，按照中队部的布置，进行了一次思想检查，由于时间的关系，这次检查还没有能很深刻、细致，自己觉得将来有作详细的书面检查之必要，现在，按照中队部的指示，先简单地写下自己思想检查的一些内容来。
+
+　　检查分两方面，劳动和思想。
+
+## （一）劳动
+
+　　自己觉得对劳动是愉快地接受的，是肯拿出干劲来的，自2月底参加第一批劳动到现在，自己思想上可以说没有任何抵触的地方。自己觉得在劳动改造的问题上是彻底想通了的，首先，经过反右斗争，痛感自己过去的一切都错了。过去十多年间，虽然自以为是为党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现在看起来，一切都应当重新理解了，只有现在从事的劳动，一锨土，一筐沙，才都是实实在在地为党、为社会主义工作。想想从前走过的道路，想起曾经有过的对革命与社会主义的憧憬与追求，在今天，犯了错误以后，想竭尽一切力量贡献给社会主义的心情是自己主要的思想。郑德芳曾说过，有一些人党还要用他们，为何要在劳动中折磨他们，据她自己检讨她所同情的就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但是这话我没有听见她讲过，而且对她的说法确实感到十分惊讶，对我来说，劳动今天是幸福，根本谈不上是折磨甚至痛苦，我甚至暗自希望永远这样地劳动下去，多长都愿意，而且越长越好。从小道理的方面说，劳动对我的体质已产生了好的影响。我过去的身体对工作还能“熬”，但是近几年来，神经衰弱已见端倪，去年下半年以后，失眠很厉害，心里常怕健康损坏，不能长期为党工作。到十三陵以后，头两三个星期，睡眠还是不太好，但是以后就完全好转，恢复到前几年“能睡”的状况。这几年来，我每到春天都要发神经性皮肤炎。时间长至两三个月，颇以为苦，今年到十三陵以后，也依然发了，但是不过两三个星期就好了，这也是身体好转的迹象之一。我过去绝无任何体力上的锻炼，自己在这方面毫无信心，自春节后到十三陵参加第一批劳动后，才初步有了信心。经过这次比较长时期的劳动，对自己的体力健康都增加了信心，这些都只能使我得到鼓舞，而毫不能让我感到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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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多月以来，自己觉得在劳动上有些进步，我自己还记得，别人也还在向我提，去年年底到钓鱼台参加半天义务劳动的时候，抬起一筐土，肩头简直痛如刀割，劳动4小时，回家病了倒有4天，初来时挑半担土还觉得受不了，看见解放军挑两平筐的沙子就以为自己是无论如何赶不上的，然而现在也已能挑一天满筐不歇脚，间或还能挑一段窝窝头；推车从前也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事，然而现在也能掌握了。这些都说明自己在劳动中尽了一些力量，得了一些进步。但是自己深感干劲还不是十足，这表现为在劳动中能增加分量，不能增加速度，能勉力坚持，不能强攻突击，能苦干不能猛干。每天听料台上广播“新华社的同志一个个都像猛虎下山”，心里就惭愧，自己觉得自己顶多能像一头老牛，却无论如何不像一头猛虎。另外自己的劳动技术也始终提高很慢，推车挑担自己觉得还可以，别人看来却是一副苦相。已经有不少人向我提出意见，然而自己却不知道应当如何改进，甚至觉得无法改进，事实上也进步很少，到现在自己还不能做到像一个劳动者那样劳动，而总是像一个书生那样劳动。
+
+　　劳动中的这些缺点，固然因为过去从未从事过体力劳动，甚至从事体育活动有关，但是检查起来，也同自己的思想有关，首先，自己对劳动成绩方面，有一定的自满的情绪，思想上总觉着自己这样一个人，能干这样重的活，真是事先没有想到，对自己有“差不多”的感觉，虽然自己也常常说，“一个人的潜力是无穷无尽”，并且据说曾给人以影响，但是自己并没有随着自己在劳动上的细微进步而猛力发掘自己的潜力。在劳动中间，常常受到从中队长到小队长以至一般队员的照顾，几个月来，听到的大多是表扬，而批评几乎是绝无仅有。这也使我产生自满的错觉而不是尽一切力量，去同更高的标准比，这决不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态度，我必须在今后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永远向先进、最先进看齐。
+
+　　仔细检查起来，自己甚至还有一些恶劣的思想，特别表现在休息和下班的时候。每当这时，有的时候思想上很能够要求自己多加一把力，多挑一担土，多推一车沙。但是有的时候，往往是在比较劳累或者太热太冷的时候，就为什么还不休息，为什么还不下班？当自己意识到这点的时候，头脑里就展开思想斗争，“你到十三陵是干什么来的”？这样情绪就比较能好转，还能克制自己不作泄气的表现。但是，到下一回疲累的时候，这种思想还是有时发生，这是我必须从思想上连根拔除的。
+
+　　自己在劳动中的表现也是不均衡的，有时干劲大一些，有时小一些，自己也感觉得出来，听别人说好像时时有些变化，人人都有类似的情况，因此也以此原谅自己，自己还觉得有多大力量使多大力量，就是尽力而为，不知道，对自己来说，也应当永远保持并且超过自己的定额和标准。所谓尽力而为，也不是完全正确，因为一个人的力量并不是死的，事实证明，力量是越用越大。尽力而为本身是保守的，自己应当要求自己不断地跃进。
+
+## （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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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思想方面，可以分政治思想上的收获与在劳动和生活中的思想活动两方面。
+
+　　到十三陵以来的两个多月中，一般能坚持读报读杂志，同时也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如列宁：《反对修正主义》，马恩《反对机会主义》，《列宁论国家和法律》等。这对继续批判自己错误的政治思想起了一定作用，有许多体会，拟在以后陆续写出来。但是给我影响最深的还是对有关修正主义的批判。去年对我的批判开始以后，我看国际部墙报上有人问，“如果李慎之是右派，铁托算什么？”这个问题我脑子里也转过。因为到那时为止，一般还认为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有些问题并没有完全想通。这些对南共修正主义的批判，使我深深地感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永远是有原则的，党的政策永远是原则性的。而我的思想则同南共的想法一样是“无原则的相对虚无主义”。所有这些批判的文章对南共的错误的社会根源与思想根源所揭示的各点对我深有启发。不能在这里一一列举，但是我可以说经过这样的批判，自己同过去的思想的联系是越来越远了，思想上的困惑减少了，出路明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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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界对法斯特的批判，也使我憬然有悟，我曾欣赏过法斯特所说的他的共产主义思想来自耶稣到马克思的一切思想家，这种超阶级的说法本身只是反动的梦呓而决不是共产主义。这样的批判是对我有好处的。
+
+　　八大二次会议的召开与总路线的宣布对我是更大的启发和鼓舞。我决心以学习大会的文件来批判检查自己的思想，树立对立面，展开斗争，以党的思想来否定我的思想，拔白旗，插红旗。这个工作还只开头。我觉得，在过去对我的批判中，有一个常常使我困惑的问题是，“有许多思想，我是听中央说的，为什么我说了就错了。”其中许多东西，我已经在过去认识到是自己作了机会主义的了解所以错了，但是也还有一些分析不清。这次会议以后，根据公布的大量材料，我已经开始能整理出这两年来与党的思想发生分歧以至对立的过程，看清了毛主席的思想与党的政策发展的过程以及自己与之完全相反的错误思想的发展过程。我相信，通过对总路线与八大二次会议的学习，我可以做到同过去的错误的政治思想一刀两断。这是需要以后专门下工夫的工作，这里不能多写了。
+
+　　劳动给我的感受也很多。方面很广，但是如果归总一句话，我认为3个月的劳动使我认识到个人主义是可以在劳动中烧掉的，我并不是已经没有个人主义的思想了，我的情绪也还有波动，但是我确已通过劳动确立了这样的初步的信念。接近劳动，接近人民，接近朴素的生活，使我感到过去所追求的许多东西，从物质到精神，许多都是虚伪的浮面的，是可以抛弃的。今天只有我自己的认识不能赶上生活的真实，不能赶上党的思想，党的政策，继续落在后面，才是我真正的耻辱与悲哀。劳动使我再三考虑到人生观的问题，我愿意在今后再作比较详细的书面检查。
+
+　　劳动中另一方面的体会是属于党的领导方面。我在水库建设的工作中彻底打破了我对政府和党的关系的反动思想。我过去总是习惯于资产阶级政治学认为政府是权力机关，党不应该凌驾于其上的观念。在水库的建设中，我明确地懂得了党的领导，特别是党作为一个统一的组织在思想上领导是水库建设能够成功的决定性的条件，这种领导决不是任何政府的领导可以代替的，我曾经细想，只有这样才是无产阶级的组织形式，才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形式，而我却迷信资产阶级的一套，实在是违背时代的潮流。
+
+　　党的领导特别表现在政治挂帅上，我来十三陵较早，知道头两个月工程并没有完成定额，因此后来是否能完成这任务是比较紧张的。但是党进行了巨大的政治工作动员了十万大军的积极性，完成任务的情况，由小落后而连续大跃进，一再创纪录。以干劲来说，我亲自看到从前的先进指标简直是不可思议地一再被抛到后面。总路线所体现的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完全可以在十三陵的劳动中由我们自己体会出来。党的正确领导是力量的源泉，这使我不但在理性上，而且在感性上打破了过去的反动思想。
+
+　　两个月的劳动生活中的思想动态，大致可以分3个阶段，3月22日是到十三陵劳动，担任六小队小队长的头3个星期是一个阶段；因为说什么“细水长流”受到批判的前后两个多星期是一个阶段；从那时到现在是一个阶段。
+
+　　一般说来，第一阶段情绪较高，主观上是想搞好工作，搞好劳动，也搞好对第六小队的工作，从半年多的被孤立状态中走出来，很想恢复正常，活跃起来做一点事情。这个时期在主观上比较愉快，虽然犯了“细水长流”的错误，自己毫无任何自觉，因此在思想上未显波动。但是自己感觉到的是，从被孤立到回到集体生活中，从无人说话到有人说话，这样一个“正常化”的过程中，松懈的情绪有所滋长，在一些老熟人中间，谈话中感慨怀旧的不健康情绪有所滋长，对此初步有自觉，然而并未大力注意克服。
+
+　　第二个阶段，是中队长吴学文同志提出要批判我“细水长流”的思想的时候。当时自以为思想上毫无准备，感到很难接受，自己有许多辩解，虽然作了批判，但思想上仍有保留，对批判的分寸与方式认为不能完全接受，事后，在情绪上发生波动，认为自己一张嘴就会犯错误，感到改造的道路很漫长。有些灰心丧气。回家时对张贻也发过牢骚，经她批评，一切要看至三朝，说我的话就是不符合党的路线。以后，普金同志到工地，我向他解释了一些，他指出我的错误是“书生气”，自己感觉平静了情绪。但是一直没有彻底解决，直到这次回社与普金同志重新提起这一问题，普金同志要我注意实质问题，才基本上得到解决。
+
+　　除了认识的问题而外，我自己检查自己思想上的波动，有一个很不好的因素，就是经不得批评。自己有一种自以为已经受了那么大的批判，今后一切都应当好好地，不应当再有挫折的主观愿望，一切只愿意听好话，不愿意听逆耳之言。思想上觉得在目前的身份下受批评好像特别了不起。我现在觉得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思想，我固然应当勉励自己今后尽量不犯错误，然而错误毕竟不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而批评是纠正错误的方法和力量，因此重要的不是犯错误而是对待错误与批评的态度。在整风中，共产党员、领导同志人人都引火烧身，以接受批评来展开竞赛，这才是革命家的气魄，为什么我倒反而如此怕批评。关于这一点，我觉得这是必须现在就解决的问题，因为今后在劳动与工作中决不会不犯错误、受批评，而我必须正确地对待错误与批评，永远精神振奋勇往直前，任何灰心丧气都将妨碍我的改造，这是从现在起就必须警惕的。
+
+　　在思想检查前后到现在的一个阶段内，我检查了自己前一个时期的思想言行，发现自己无意义的废话还是多，怀旧感伤的不健康情绪还是多，在少数熟人中间，对一些与目前生活无关的，遥远事物的知识分子空议论还是多。我感到这些东西对于保持自己与别人旺盛的战斗意志是有害的。事实上自己说着说着，精神上也就会出现松懈状态，内心的思想斗争就也会缓和。想到自己应当在一切方面成为促进派而不是促退派，我觉得有进一步警惕自己的思想言行的必要。我在春节后到十三陵，参加第一批劳动时曾提出要勉励自己不但在劳动上，而且在精神面貌上像一个劳动者，这一点，我还没有做到，而现在觉得这样的提法还是不够，目标应当是充分政治化，要使自己的一切言行都有自觉，一切言行都是于事业有利，否则就不说不做，应当如此不断地进行思想斗争。自己觉得这一个时期来，在这一方面已较前注意了一些，但是我的自由主义积习太深，好说废话的习惯也太严重，许多方面还有不良的东西流露，初步的自觉还必须不断加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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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想对迟交这个书面材料做一检查。我曾长期不以为是一个什么错误，直到普金同志指出才有所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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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以为对上一次的思想检查是比较重视的，在小队内准备的时间较长。在担任小队长时与中队长王濯非、吴学文同志谈得较多，在改编后也曾向小队长卫广益、蔡明德同志汇报过思想情况，特别同蔡明德同志曾长谈了两个晚上。同王悌云同志我也曾约他，希望同他谈话，自以为我的一般思想情况领导上都是知道的。思想检查以后也曾想立即写成书面材料，然而我思想上的一个老毛病——刻意求细致的毛病未了，总想把自己的许多思想上的想法，包括理论认识上的收获一条条地都写下来，就像过去几个月中在社里写的9次思想汇报一样。搬到帐篷以后，一方面觉得没有地方写；一方面连连失眠，精神虽不好，在床上却辗转反侧，思想了许多问题，觉得很有写下来的必要，却又不肯立即动笔。开头是看大家都没有缴，因此拖了下来，后来越想越多，自己觉得写不动，索性想不写了。自以为向小队长、中队长说明一下就可以，因此一直拖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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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只是我自己的单方面的想法，严格讲来，这中间有着严格的非组织的观念。使我痛心的是我自以为愿意靠拢党，而在去年受批判以后也一直是努力这样做的，为什么这一次要等到普金同志提醒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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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显的非组织观念是不需要分析说明，我现在自己一想就能明白，自己总想要听党的话，这一次就是不听党的话的明证，自己自以为的许多理由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单单没有从党的工作的要求出发，这本身就足够说明问题。这说明我对自己的思想改造还必须百倍提高警惕，一刻也松懈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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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而外，我觉得我的迟迟写不出材料来也反映了我的暮气、娇气。现在是全国都在大跃进的时候，许多设备简陋的地方都能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而我写一个书面材料，思想上却总有些畏难，怕没有写的地方，怕没有清静的环境，似乎还非得像从前做文章那样有明窗净几、清茶、纸烟，慢慢构思才写得出来。我来劳动快3个月了，应该学会什么地方都可以踏下脚去，伸下手去干将起来，为什么一碰到“写”的问题就如此“娇”，从这一点想来，我在劳动中的收获到底有多少？这个思想不但使我感到羞愧，而且使我感到痛心。
+
+　　总之，两个多月来的劳动生活暴露出自己改造是长期的，各方面还有许多问题，有些是已经认识到了，但是还是没有足够的警惕，有些是根本还没有认识到。我深感，自己之所以犯错误，由共产党员成为右派，固然不是由于一般的思想问题而是由于许多政治范畴内的问题，但是改造的方法却决不应该是只读一些马列主义书籍，批判一些政治观点就可以成功，而必须在思想意识的各方面进行全面的脱胎换骨的改造，要从个人的人生观到性格气质都要来一番变化。这在我还只是一个开头，今后还需要长期努力。但是同时，我也相信，有利的客观形势加上主观的努力也有可能大跃进。我有时感到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经受的考验太严峻了，但是我现在觉得，只有严格才能促进改造加速改造，在这一方面说戴着右派的帽子，使自己处在十手所指十目所视的情况下是对自己鞭策自己前进的一个大大有利的条件。我还有信心努力改造自己，争取自己在最短期间内成为左派，进一步争取回到党的队伍里来。
+
+　　 1958年6月10日十三陵水库工地
+
+　　附：4月份所写的未完的思想汇报第十号，供参考。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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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5 @@
+# 长春电力设计院整风领导小组关于极右分子张涛的政治结论（张涛）
+
+　　张涛，男，四十四岁，家庭出身富农，个人成份学生。山东嘉祥县人，一九三八年入党，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现为长春电力设计院院长、党委常委委员。
+
+　　（主要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
+　　(一)以修正主义观点，改造党的面貌。
+
+　　(1)否定党的领导作用说：“党委不懂业务，不懂技术，怎么个领导法呢？对生产很难讨论”，“五年总结都是技术问题，我也没看，党委讨论也没有什么”。“我们这个单位同大学差不多”，“大专学校党委制是值得研究，学校要党委领导，校长干啥呢?马寅初干啥呢？”“象我院这类机构……行政上搞的计划、设计等工作，党委不能去搞，所以在我院如何领导应当研究”。“党就不能在一切工作上发号施令!”
+
+　　(2)污蔑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说：“党是民主制，不是什么长制”，“党的书记吗，就是把大家的意见记录一番，书记书记就是记记录，这就是党的民主”，“党务工作不能由书记一人负责，大家都是党委委员，都有责任，都能决定问题”，“不是非得书记出面才是党的领导，行政干部出面也是党的领导”。
+
+　　(3)成立非法组织，代替党委领导，说：“党是管党员政治思想的，行政也有一套系统作政治思想工作”，“象我院这样机构，应当有一些人组成的会议，来讨论一些重大问题”。一九五五年初他来院不久就倡议成立了既脱离上级领导又不受群众监督的“领导干部小组”，“交流思想，交流情况”。一九五七年夏，又成立了院务会，在此会议上讨论的问题，事前不向党委请示，事后也不报告党委，特别是让党委书记参加这个会议，说什么：“党委书记应参加院务会议作为成员，否则在会上说话别人爱听不听，苏联赫鲁晓夫是第一书记，又是主席团委员，德国乌布利希是第一书记，又是副总理”。此外，还继续实行代替党的领导的“党政工青碰头会”“核心小组”认为这是党的领导的一种形式。
+
+　　(二)污蔑省、市委，抵制派遣干部，赶走党委书记。
+
+　　(1)污蔑省、市委说：“市委开的会不够劲，能解决啥问题?这是水平问题。”“市委怎能领导人大、师大、六五二呢？我看这是省委客气，饶斌、程仿吾、匡亚明都是怎样的干部，还是省委领导好”，“市委工业部只抓些工厂……不了解我院的业务”。
+
+　　(2)抵制市委派遣干部说：“省委还能给我们派来好干部？”“市委只照顾自己”，“一定是市政府缺干部，由下边来抽调”。为拒绝执行市委的决定，还给电力部基建总局打电话、打电报，诽谤说：“市委调走杨林，派来一名驻长部队同志的爱人作党委书记那行？”，“新来的女同志能否胜任尚属疑问”，“根据‘八大’精神应加强党委，若如此调动，似乎削弱”。以后借着张松林同志同意党员出坏分子魏丰年的大字报之机大肆攻击，说“市委说加强我们这儿党的领导，张松林也不长气，看市委怎么办吧”，“现在鸣放吗，对市委放一下，问题是有，当然市委是了解的，而在许多问题是是非问题，市委是不知道的。这段工作也有很多缺点，市委督促检查不够，过去一年来我们吃了亏了”。“蔡部长(检查组长)你是代表上级党委来的，要讲正气”。同时在背地里进行活动，说：“先把张松林这个事搞一搞，剩下的事再同市委弄一弄”，“我昨天晚上在会上发脾气，蔡部长讲的不够劲，张松林一点也未检讨，因此我生气了”。
+
+　　(3)企图赶走党委书记。张书记尚未到职前，他就极力诽谤贬低，以“部队同志的爱人”，“女干部，水平又低，又在家住”等等作为理由拒绝前来。到职后则纠集一些臭味相投的人千方百计地企图赶走。先是背地议论“张松林根本就不行，水平太低，差的太远，作不了工作，一天净出事”，“去市委反映情况片面，传达市委指示片面，不知丢了多少内容”，“开会三言两语，归笼不起情况来”，“那次会也没有提出个象样的东西来”等等，以制造不良气氛，制造赶走张的思想准备。继之公开出马“面对面斗争”。在第二次鸣放前夕，鼓动地说：“对张书记的意见和看法问题，在整风时好好整整吧!”当张松林同志同意党员出了魏丰年的大字报，他们几人就立即议论，“这张大字报不是打击报复吗?这样的大字报不好，影响鸣放”，在去市委回来以后又议论：“市委说影响大就处理，怎么算影响大呢?”于是背地或公开的散布起来“影响还不小呢!”“翟部长已经定了，就是打击报复”，“明天开会不要有顾虑，有啥讲啥”。在市委来人参加的党委会上他攻击说：“张松林本身来说，是个人独断，并不重视党的集体领导，别人意见也不听取”，“情节非常严重，非常恶劣”，“党委本身是气愤、等待、泄气、走了算了、不干、不满，何必在这干呢？”“一年来没开个好会，过去的会大都是不是吵架，就是凑凑”，最后诡称对张的检讨气愤，“我代表设计院的党员不能不对此歪风邪气斗争到底”。会后有人指出他的言论使张松林今后不好工作，他狂妄地说：“不好工作就滚蛋呗!”
+
+　　(三)阻挠反右斗争，袒护右派分子。歪曲反右方针说：“反右生产两不误，反右为了生产，生产也是为了生产，生产忙可以请假”，并屡次向党委要积极分子名单和斗争计划。还认为当时查出二十二名右派分子多了，主张查错。除在时间和数量上限制斗争以外，还指责搞臭右派的作法说：“这东西画的不象样子，你们根据什么画的？”“什么时候揭下去?”对右派分子百般袒护，坚持不定刘玉庭为右派分子，竭力推翻已经市委批准的右派(关晋昌)，公开批准已斗争的极右分子凡尚新、陆减三出席重要会议。
+
+　　斗争中的表现：
+
+　　斗争开始，订立攻守同盟，避重就轻。经过几次斗争后，承认了事实，低头认罪，愿意悔改。
+
+　　结论及处理意见
+
+　　张涛出身于富农家庭，反动立场没有根本改变，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没有彻底改造。几年来，生活上斤斤计较，思想上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竭力吹嘘自己，贬低别人，只能领导别人，不服别人领导，工作上独断专行，严重右倾，用人不问政治，组织上进行宗派活动，拉拢臭味相投的人，打击不顺心愿的同志。他这种思想、言论、行动受到了限制，便对党不满，尤其近一年来更为嚣张，正如他自己说的“今年情绪就更不好了，听到个事，情绪就来了”。在这次大鸣大放中，原形毕露，向党展开了猖狂进攻，成为极右分子。
+
+　　处理意见：开除党籍，撤消原有一切职务，留用察看，降低待遇(十一级降至十六级)。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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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9 @@
+# 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开除高沐鸿党籍的决定（高沐鸿）
+
+　　高沐鸿，男，现年五十八岁，山西省武乡县人，地主家庭出身，本人成分自由职业者。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以前曾任高小教员。抗战期间曾任县长，“黄河日报”主编，太行区文联主任。一九四九年全省解放后，历任山西省文联主任，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
+## 一
+
+　　当一九五七年夏季我党发动整风之后，高沐鸿和党外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相呼应，趁机向党展开了猖狂进攻。他假借反对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以及文艺上的公式主义，发表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他这种背叛党的立场，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给党、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招致了严重损失。高沐鸿的这种背叛行为，是我国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这场斗争中，高沐鸿在政治上已经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高沐鸿这种背叛行为的揭露和斗争的胜利，不仅纯洁了党的队伍，增强了党的团结，而且大大提高了党员的阶级觉悟。
+
+## 二
+
+　　自一九五六年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至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这一短暂的时期内，高沐鸿曾经写了“一切为了提高一步”，“从鲁迅先生想到”，“追根”，“几个问题的我见”，“故乡春吟”，“艺术上的典型与真人真事”等八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对当前的现实生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基本原理，以及党的文艺方针路线，进行了恶意的曲解和诽谤。这是他的反动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总暴露。高沐鸿向来以“独立思考”相标榜，“不说别人说过的话”，“不走别人走过的路”。然而当他决心反党的时候，却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自然而然地同流合污起来，拾取右派分子的余唾和牙慧，向党发动了进攻。
+
+　　高沐鸿和一切右派分子一样，他向党的进攻首先是对准了党的思想战线。他凭靠着个人仅有的一点资本——二十三年党龄的“老资格”，以一个“追求真理”的“正直”的老共产党员身分出现，来进行煽风点火。
+
+　　高沐鸿在他所写的文章中，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幌子，系统地曲解和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认为在我国教条主义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势力”，“重重地压在人们的头上，使得人们思想不能自由呼吸”。“教条主义已经几乎抢占了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因此，人们只好“孔步亦步，孔趋亦趋”，只好“言论它之言论，行动它之行动，修养它之修养”。他在分析教条主义的根源时，竟认为教条主义产生于权威，根植于“一种统治势力”，“当反动势力居于压倒优势的时候，教条主义的发生，乃是要为这种压倒一切的反动势力去服务的；在革命势力占压倒优势的今天，教条主义的发生，则又是要为这种压倒一切的革命势力去服务的。这就是它的规律”。很显然，高沐鸿的痛斥教条主义，目的在于反对占压倒优势的革命势力。在他的文章中这样提出反问：“教条主义从何而来”。他自己认为“这却是一个尚未加以追求解决的问题”。所以他说：“在某种情况下，教条主义是无罪而有功的，而反对教条主义倒是无功而有罪的”，“你敢触犯这些商标吗？你就得小心你的脑袋!小心‘军法从事’!这些清规戒律，实际上有时竟变成了森严的‘军法’——原来就是教条主义!”从而他得出结论：“为保障革命的正义(这里所说的革命正义应该是括号内的革命正义)，而来铲掉这个表面上向革命献媚的家伙，实质上蛀蚀了革命的蟊贼!”必须“打倒教条主义!打倒教条主义的权威!”
+
+　　看啊!高沐鸿的面孔多么凶恶!原来是要以资产阶级勇士的姿态来打倒马列主义了。他在“追根”一文中说；“教条主义的信徒们，毛病就在于无所思考，不肯思考，尤其不敢思考。在思想领域里完全没有个自己。”按照他的逻辑，思想领域里大公无私，完全没有自己的人，就是教条主义，就是要打倒的对象。而他所赞扬的自然就是那些在思想领域里充满了个人主义的信徒们了。这是十分明白清楚的招供。
+
+　　高沐鸿在“故乡春吟”的长诗中，把农村干部当作“教条主义者”作了极其丑恶的形象的描绘，他认为凡是根据党的政策方针办事的人，都是教条主义。他写道：“蛤蟆你不往水里跳，为什么站在岸上学人吹喇叭？老鼠你不往洞里钻，为什么作模作态学人样?”在高沐鸿的笔下，农村干部竟成为蛤蟆和老鼠，其用心之恶毒可想而知了。
+
+　　高沐鸿在他所写的文章中，对于党提出的克服官僚主义问题，首先下了结论，认为这是“有点贼嚷捉贼的形态”。在他的笔底下，把我们的国家机关和干部，描绘得比国民党还更加可怕。他说：“不知民间疾苦，首先就是官僚主义!认定自己的生活理应比人民商出若干倍，而且在思想感情上完全服贴于这一观点，从而淡忘了和人民同甘共苦是宝贵传统，这就是官僚主义!反对人们反对这种官僚主义，我以为就是最大的官僚主义!”谁曾反对过人们反对这种官僚主义呢？这不是极其恶毒的造谣诽谤吗?事实是他把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干部形容为一群为了“升官发财”，“无穷富贵”，“吃喝玩乐”的剥削者，这种恶毒的歪曲现实，是多么阴险的挑拨！
+
+　　高沐鸿对宗派主义的理解是更为荒谬和反动的。在他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是只准“放”，不准“争”。如果对于放出来的“牢骚和偏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不正确的东西”，根据社会主义原则加以批判，那就“明白是一种宗派主义在作祟”，“这将会限制人们‘放’和‘鸣’的积极性，而使大家停步不前。”这就是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必遵循什么原则，不必要什么标准，不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这分明是为资产阶级辩护和效劳!
+
+　　高沐鸿在文艺路线问题上，也是和党存在着根本分歧的。他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反对党的文艺路线。党从来认为文艺是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的文艺必须接受共产党领导，必须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其所以是最好的创作方法，首先是因为这种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相联系的。因此，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就应该为工农兵服务，应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同群众结合。然而高沐鸿却千方百计地反对这条路线，甚至不惜采用谩骂、诽谤手段。他在谈到工农兵方向的时候，明目张胆地写道：有人“担心一个党员作家有时会忘掉了这个方向……为什么他们不去担心过去宣传‘工农兵’方向以致于造成体裁与形式不够多样化呢？难道这种担心已经不必要了吗?我看未必。掩护在一句已经确立的口号之下，不去理解‘百花齐放’的新意义，这乃是宗派主义思想情绪在作祟呀!”看!他污蔑毛主席倡导的工农兵文艺方向是宗派主义。他说工农兵文艺方向限制了人们的积极性，扼杀了人们的“独立思考精神”。说我们的创作不自由，死气沉沉，没有生气，对生活不敢进行大胆干预，因而只好阉割生活中的一切矛盾。种种谬论，不一而足。他妄称党的文艺不敢尖锐地批评与有力地讽刺现实，是由于死抱着“无缺点论”，“无冲突论”的尾巴的结果！高沐鸿认为艺术家不来批评社会上一种概括的典型的错误和缺点，那就是要求艺术良心同这种错误和缺点和平共居，那就是要阉割艺术的天职，使艺术家停笔。这一连串的无中生有的诽谤，无非是为了反对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高沐鸿从来也不提文艺的党性、阶级性，文艺要为政治服务，文艺必须接受党的领导，文艺家必须学习马列主义，深入工农兵群众生活等等问题。相反的他却热衷于“独立思考”，“创作自由”，“揭发黑暗”，“自由市场”，“艺术良心”，“艺术天职”，“自由平等”等一套资产阶级的东西。
+
+　　高沐鸿不仅在思想上言论上反对党的文艺方针路线，而且他选择时机，认真地行动起来了。一九五七年二月，“火花”编辑部退回他的反动诗稿“故乡春吟”，他竟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身份威胁编辑部说要辞去“火花”编委职务。他看了省文联副主任姚青苗(非党员)的反动文章之后，给姚青苗写信说；“咱们携起手来，一同前进”! 姚青苗自受到高沐鸿的鼓励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接二连三地发表出来，姚青苗在报纸上提出“开辟文化自由市场”的要求之后，高沐鸿利用副部长的地位，立即响应组织“诗社”，准备出版刊物。他对于以省文化局主办的“文化周刊”编辑任一的为首的反党集团的活动也颇感兴趣。他支持任一的提出办“同人刊物”的要求，高沐鸿身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不但不保卫党的利益，反而和右派分子站到一个立场上。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于此暴露无遗了。
+
+## 三
+
+　　高沐鸿的反党思想，是有其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受了资产阶级的教育。入党以来，虽经党的长期教育，并没有在思想上得到“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在他的灵魂深处，仍然是地主阶级士大夫思想占主导地位。无论对组织对同志均以“硬骨头”自居，目无组织，唯我独尊，傲骨磷磷，骄横不逊。总是感觉党对他是一种莫大的约束。在一九四四年整风期间，他曾提出过“还党清白，还我自由”。并且写道：“如果感觉不到共产主义入骨洽髓的快感精神，则我无宁再保持历史上的那个伟大崇高的个人理想主义；保持这份历史遗产，仍为有用之物，可以无敌于天下……”“不能不为自己的私人利益打算一点，以便找得生活支柱，再则，干脆为人民服务，有失元神，绝非我这精神衰老之人可以担受!”“我的整风整了个什么结果呢?满可以自招自认，也曾千瘢万痣的找得根源，都开出药方，只是体弱吃不得苦药而已……如果党不谅解，我也任其不谅解存在”。这是高沐鸿十五年前的自白。从这些自白当中，可以看出一个坚持反动立场，坚决抵抗思想改造的个人主义者的面孔。而到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的期间，在冶陶会议进行整党的过程中，他又曾说过：“难道我连做一个光荣的小资产阶级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就是这样，他的所谓“伟大崇高的个人理想主义”却成了包庇地主的代名词。因此他曾经受到党的当众警告处分。从此之后，他一直是心情阴暗，落落寡合，对党采取了对抗的态度。由于他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和反动的阶级立场长期未得到改造，因而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紧要关头，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必然的。
+
+## 四
+
+　　对于高沐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省委宣传部根据省委的指示，从一九五七年十月初起，曾经召集有关单位党的负责同志，先后举行了五次会议，揭发、批判了他的反党言行，并帮助他进行检查。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党的全省代表大会上，对高沐鸿又进行了批判斗争。省委的负责同志亦曾多次与他谈话，帮助他认识他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在此期间，他曾作过四次检查，并声言接受大家的帮助，决心悔罪。但是在检讨以后，却又推翻了自己的检查。根据揭发的材料证明，高沐鸿曾表示：“我那敢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我新的东西没有建立，旧的东西也没有了，这不是什么也没有了吗？”可见他的检讨是完全虚伪的。因此四月中旬，在省委第九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对高沐鸿的问题又作了讨论，一致认为高沐鸿是党内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纯洁党的队伍，维护党的纪律，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建议有关方面撤消他的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和省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行政级别由十级降到十三级，另行分配工作。
+
+　　从高沐鸿堕落为右派分子的事实中证明，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彻底改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没有真正地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来，无论他有多么长的革命历史，最终都有可能堕落为反党分子。社会主义革命愈深入，个人主义就愈将无容身之地。全党同志应该吸取教训。尤其是党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响应党的号召，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加强锻炼，加强学习，改造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使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的革命战士。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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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5 @@
+# 中共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版画系、国画系)联合支部关于开除江丰党籍的决定
+
+　　<(江丰)>
+
+　　江丰，男，四十七岁，上海人，家庭出身工人，本人成份职员。一九三二年入党，历任美术界重要领导职务，为党作了些工作，但青年时代所受流氓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及个人主义思想未经克服，随着工作的需要，职位的提高，滋长了居功自傲的思想，把自己置于党组织之上，不能接受党的批评与监督。
+
+　　早在延安和华北联大时，江丰就曾为受党内历史审查及工作上的批评对党不满，谁代表党工作，审查了他，批评了他，他就和谁对立，怀恨在心。解放以来，江丰在国画问题上与党的意见(166)不一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提出和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是可以的，但必须同时认真执行党的决议和政策。可是江丰拒不执行国画政策，受到党的批评后，不知悔改，反而反目成仇，利用职权将美术学院变为自己的独立王国，与党对抗，他进一步歪曲和破坏党的国画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轻视和削弱党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把美术学院变成为散布污蔑党的领导人和领导机关的言论，鼓吹大已主，和无原则的“独立思考”的场所。江丰不向市委和文化部反映学校的真实情况，把学校党总支放在个人之下，公开反对党委制，叫嚣文化部出钱，他个人包办学校，完全不要党来领导，使美术学院离开了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实际上走向资产阶级艺术道路。
+
+　　江丰的胡作非为，严重地败害了党的利益，不能不受到文化部、美协、周总理直到中央毛主席的进一步指责和批评，使他感到很大的压力，江丰仍然不作检查，反而加紧煽动和勾结党内外对党不满的分子，如肃反受审查、对党隐瞒历史的彦涵、杭州分院右派分子莫朴、金冶、金浪、朱金楼，东北美专的杨角、张晓非等，形成反党集团，共同策划对抗党的领导、监督和检查，甚至党中央指令检查他们的工作也公然拒绝。他认为党内不是说话的地方，党内不能解决他的问题。
+
+　　斯大林问题和匈牙利事件后，国内外修正主义浪潮也助长了江丰的反党气焰，使他从文艺路线上反党进一步发展到政治路线上反党，进一步恣意攻击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污蔑我们的选举不民主、党内黑暗、肃反成绩不是主要的、农民生活太苦、要起来吃大锅饭等等。并四处招兵买马，拉拢创作干部，扩充反党实力，到反右斗争之前，他的反党集团势力所及，除我院和附属单位雕塑工厂、民族美术研究所、杭州分院外，还有北京辛寺胡同创作室，北京部队美术工作者，黑龙江文联，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等，江丰还勾结我院民盟右派分子王逊、李宗津一起反党。
+
+　　去年五月党开始整风，江丰和一切右派分子一样，认为时机已到，就向党大举进攻，他利用美院和辛寺胡同为主要据点，发动反党集团全力以赴，组织煽动校内外群众特别是利信知名美术家、民主人士和老党员、老干部作自己的传声筒，借大鸣大放机会向美协、文化部、中宣部领导猖狂进攻，污蔑这些部门工作没有作好，把责任推给江丰，污蔑周扬、钱俊瑞、蔡若虹同志是宗派主义、专门整人的、打击陷害江丰，把党描写成漆黑一团。一手制造了“五月会议”“向文化部示威”的小匈牙利事件。会后，江丰并把六万字的会议记录印发全国点火。另方面，还煽动华东分院闹迁校，改组领导，鼓动请愿闹大民主，到处点火，其目的在于搞臭搞垮忠实执行党的政策的同志，把全国美术界变为江丰个人的天下。
+
+　　与此同时，江丰还积极筹办自己的刊物，自己的画会，“学派”，毕业生校友联谊会等等，自成系统与党抗衡，以备独霸美术界不成，则率领自己的人马分裂美术界。
+
+　　除了自己搞反党集团，向党猖狂进攻外，江丰还积极支持庞薰琴反党集团、和丁、陈反党集团。
+
+　　根据以上情况来看，在社会革命的关头，江丰已完全背叛了党的事业，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得力的代理人，成为一个极端右派分子了。为了严肃党纪，纯洁党的队伍，支部大会决议开除江丰出党。
+
+　　 一九五八年
+
+　　· 来源：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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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46.txt
@@ -0,0 +1,115 @@
+# 柴德赓的自我检查
+
+　　【柴德赓（1908－1970），字青峰，浙江诸暨人，1933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1944年曾任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副教授，曾任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1955年，调往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前身之一），创建江苏省属高校第一个历史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同时筹建苏州市民进。民进第四届中央委员。江苏省委第一届副主任委员。柴德赓一生从事教学，培养了许多杰出的史学人才，著名学者史树青、金家瑞、邱敏、许大龄、刘乃和、来新夏等都是他的学生。1958年5-6月，在知识分子中进行过一场交心运动，此次交心柴德赓共检查十次，此为最后阶段的检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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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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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以后，我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参与一系列政治运动，我相信中国共产党是大公无私，有远大理想、能把中国人民领导好，能把社会主义建设好，我听党的话，跟党走。但是，由于自己出身地主家庭，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比较深，到个人利害有关的问题上，就会首先考虑自己，有获得患失情绪，最明显的一次是五二年院系调整，当时师大和辅仁合并，两边的系主任和几个教师组成核心组，我是组长，直到合并以后，快要上课了，我们两个系主任的职务还未明确，我时时想到这个问题，也时时批判自己，为什么还不从工作出发，而是个人地位去考虑，因为那时正是思想改造以后，自己对自己必有一些斗争。不久，领导上明确任务了，我的干劲更大了。这就是说，如果不是叫我当系主任，干劲可能不这样大，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具体表现。到了五五年，教育部要调我到苏州来，我对领导上调动工作，确是没有意见，我们平常分配毕业生工作，要他们服从领导分配，到自己的身上，难道就不通了吗？但同时却也想到在北京社会活动太多了，念不了书，到苏州安静一些，可以做做学问，来补足六七年来的荒废。可以说个人主义的思想在我身上生了根，从北京带到苏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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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政策提出后，说“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积极拥护为人民服务的进步分子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我自以为是百分之四十中间的，而对周总理说的知识分子缺点，也说到“胸怀狭窄，高傲自大，看到问题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毛病，在进步分子中也还不少。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改变立场，即使我们努力同他们接近，他们同我们之间也还是会有隔阂的。”我对于知识分子需要改造这一点重视不够，而对进步的一面过高的估计，对使用安排信任方面感到欢欣鼓舞，对向科学道路进军感到兴奋，对保证六分之五时间从事业务自己感到困难。当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以后，我想搞业务的思想又有了增长。以此，虽然参加一些政治活动，而主动性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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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两个万岁的口号，为各民主党派所欢呼的时候，民进计划在苏州建立组织，我当时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体会不深，为民进党的是也做些工作，义不容辞，同时也有个人想法，既然来到苏州，各方面任务的接触，对自己地位也有好处，这是长期在旧社会的喜欢和头面任务往来的旧思想的影响。到二代大会[1]以后，我对“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偏面了解为监督党，偏面了解民主党派的作用，而把主要的接受党的领导这一点没有重视。实际工作中，在初建立组织时，需要依靠党，到组织建立以后，对党的请示汇报就不够重视，平时和统战部的负责同志不主动去联系，只是在统战部召开的会议上一起谈谈而已，有些问题，思想上就强调独立思考，自以为考虑得差不多了，这个时期接受党的领导已经三心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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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师院评定工资时期，我对自己工资没有什么意见，但评薪对我是有刺激的，自己感觉到，几年来在学术上没有多大贡献，一方面自己抓得不紧，一方面总是由于社会活动太多，分散了精力。对民主党派工作的劲头大不如前，事事处于被动状态，虽然一方面在搞工作，，一面到书房，什么都不想了。因此，考虑会的工作不深入细致。党和民进组织把这样重要的任务给我，而我忽冷忽热，处处从个人主义立场考虑问题，对方针政策不认真学习，而偏面理解，这足以说明我对党和人民的是也不够积极，还给民进的工作带来许多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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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毛主席《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传达报告出来以后，我对人民内部矛盾估计过低，以为天下太平，谁不要进步，今天新中国哪一样不好，是个人，不能抹杀良心说话,真正反对党的人总是极少数，有些人是思想问题，用说服教育，团结批评的方针就可以了。这主要因为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经过各种运动，对阶级斗争还是不习惯的，对资产阶级生活是本能习惯的。以此，体会报告只是注意了一面。到党开始整风[2]，我去南京出席政协，那时我对鸣放还不甚注意，我在省政协的发言还是和平常一样。五月初到上海参加两省一市工作会议，一进沧州饭店，听说第二天预备会议变为鸣放会，果然第二天鸣放起来了。我的发言说到有些党员贯彻上级命令，只知道贯彻，不会独立思考，有说在运动中，听见群众意见不够重视。又说某些党员对民主党派名称还弄不清楚，要是考一考统战政策，可能还不如民主党派，这些意见很有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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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中旬，江苏师院开始整风，政协亦开会鸣放，我以为民主党派应该帮助党整风中有些表现。可是由于自己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体会有偏面，接受党的领导三心二意，加以资产阶级思想作祟，要在运动中表现自己，抬高和扩大民进组织的作用和影响，开座谈会也好，大会发言也好，我一味支持鸣放，没有强调善意的和风细雨帮助党整风的精神。当听到有人说党员的坏话，我信以为真，说的越尖锐，我以为是真正的心里话，甚至恶意攻击，我亦分不清香花毒草，总是多方予以鼓励，仿佛党不定有了多大的缺点，而我们却铁面御史一样，专门替申冤冤似的，这种做法，心目中已经从不像把党看做是我们民主党派的领导者，而像是平起平坐，对等地位的党派一样。
+
+　　特别是我自己在大小会议上的发言，从态度论，在师院党委第一次座谈会和政协一次常委会上，我却是声声俱厉的提意见，提意见当然应该为什么要声声俱厉呢？这充分说明我对党不是热爱，而是单纯庸俗地表示监督。更卑鄙的是在大庭广众之间，表示我敢于向党提意见，也明明知道党有这个度量却利用这个机会来表现一下自己，更重要的的还不仅是态度而已，我自己鸣放东西中，确有好多错误极严重的言论，例如：
+
+　　我们建议：今后有些重大事情要协商，最好党先分别征求民主党派的意见， 然后做出初步打算，再召集大家来开会协商，这样容易使有不同意见的发表机会。如果不是这样做，一下子拿党的决定的意见结果一摆，大家还能说什么呢？
+
+　　这条意见很荒谬，我从前也检查过，本是为政协副主席而发，当时我只归之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作祟。今天看来，问题更严重的在于政治影响极坏。我是参与协商工作的，党的协商工作我也承认是做得好的，究竟党是不是拿党所决定的意见往桌子上一摆，不让大家发表意见呢？还是我们这些人对党的不忠实，有些意见，吞吞吐吐，不肯明目的说呢？或是随时随地以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指导看党的眼色来行事呢？应该肯定说，党是愿意大价钱提意见的，当面有意见不提，背后有意见的正是我自己，说明自己和党不一条心。但是，我在大会上竟这样说了，让群众的一错误印象，以为党和民主党派协商工作原来还是形式主义的，这种影响很大，极坏。
+
+　　一个民主党派负责人应该对党的协商工作是了解的，应该在群众中积极宣传和贯彻党的政策，解释和纠正群众一些不正确的看法，而我却在政协上发表那样的谬论，这是极严重的错误。又如关于传达毛主席报告完了，我说：
+
+　　这件事，一方面由于我们太无独立思考能力，一方面也说明市委抓的过紧过死。
+
+　　所谓独立思考，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在政策范围内，在党派内部工作中研究研究如何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做好党的助手，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至于接受党的领导，服从市委的决定，那应该是没有还价的。而我在这个问题上，居然提出独立思考四字，一方面说明我平常对党的领导不够重视，另一方面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很严重，为什么会这样呢？从五六年下半年起，民进中央寄来的文件，常有中央负责同志的报告，我们以先传达为得意，这种思想要不得。关于毛主席的报告，也知道要慎重些，请示市委，实在是希望负责，我们传达，市委在没有研究好传达办法前，叫我们暂缓传达，我就不耐烦了。这都是错误的从个人和自己的党派的局部利益来考虑问题，不是从社会主义利益来考虑问题。为了这样一件事情，而至于提出要独立思考的意见，脱离党的领导已到危险的地步，分庭抗礼思想也到了严重的地步。
+
+　　关于文化教育工作，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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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领导对苏州文化教育重视不够，平常对文化教育事业可为苏州增这一点，当然也满意，但具体到经费的使用，就漠不关心了。提写改进的意见，也并不重视。这些，使从事文化工作的同志，遭到许多困难，甚至伤心了。希望市委文教部的同志不要光只注意解决文化人的思想问题，先要改变自己的作风,深入了解，多设一个机关，不是多一个婆婆，而是下面得到更多的指导和支持。
+
+　　这段发言，问题也很严重，以前我还未认识，这次整风学习，谈到民进组织和文化界的情况，大字报揭出对口径的问题，文化界包下来的思想，再回头看这段发言，首先说党政领导不重视文化工作，不是事实，文教经费从地方到中央都在支持。第二点，说提改进意见不予重视，使从事文化工作的同志，甚至伤心了，这是民进同志合有些群众的牢骚，我拿去大会发言，又加重了语气。第三点，要文教部多支持，二不要光只解决思想问题，这是要取消党对文化人的思想教育。今天苏州文化人的共同问题，在于纯业务观点强，政治思想不注意，而是平时迁就落后，不能认真进行思想工作，而现在反而叫党不要光只解决思想问题，要重视他们的业务，还说要向他们请教，这样更是助长了重业务轻政治的气焰，对领导威信有损，对社会主义很不利。从我这段发言中，可以看出民进在文化人工作中的政治方向很不正确，而我们对党的态度是过则归党，功则归己。我以组织负责人的身份在大会发言，对党领导文化部门的功绩只字不提，还带着教育党员同志的语气，这种态度极恶劣，对文化界影响极不好，这简直是分庭抗礼，想以资产阶级立场摇憾社会主义立场，这种思想发展至此，真是危险极了。
+
+　　关于评薪工作，我也发表了不正确的意见：
+
+　　苏州市中学里有许多服务几十年的好教师，只有一个一级教师，很少二级教师，其余自然压低了。我不明白，是真的没有合乎这样标准的好教师呢？还是领导心目中根本就低估了中学教师的水平呢？小学也有这种情况，这和教育的指导思想也有关系。
+
+　　这段话的意思，无非说领导上把薪金级数评低了。我没有调查研究，只是听群众有些反应，加上我自己的主观想法。自以为是代表群众利益。代表群众利益，特别是群众长远的利益。我在政协、人代历次发言中谈业务多，谈政治思想教育少，已经不是民主党派负责人应有的态度。这次却替中小学教师争薪水地位，自己做了好人，而把责任推给领导，这对党对社会主义是不利的，对中小学教师也是没有好处的，相反亦使他们对党有情绪，这个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我作为党派负责人即使我有这样一些看法，也应该先向领导上谈，而我没有考虑到这点，却在大会上发表谬论。真是荒谬之至。
+
+　　我在鸣放时期错误言论是很多的，有的以前已经批判过了，还不够深刻。总的说来，这个时期头脑有些热热烘烘，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充分发展，脱离了党的领导，忘记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已经达到严重的地步。
+
+　　到了人民日报发表社论[3]，我虽然是拥护的，但对反右斗争的伟大意义认识模糊。像葛佩琦等荒谬议论，我认为不对，师院学生贴的大字报，很多我不赞成，认为是恶意向党进攻，我认为应该反对。但是，自己思想上对某些右派言论分辨不清，也有共鸣的地方，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说国务院副总理中无一非党人士，是党天下，每一个机关的大小头儿是党员，这个我不同意，我知道得很清楚，从前政务院的副总理好几个是非党人士，后来为了人大常委会成立，他们去常委会工作更合适，特别像郭沫若院长出国做和平工作，常委身份更方便。各机关头儿不都是党员，我就从来没有感觉到有职无权。这是一方面，但是我同时欣赏他有胆量提这样的意见，以为我们国家真够民主，什么意见都可提，对他以此向党中央毛主席进攻这一点，我觉察不出来。又如师范学院当时有一种空气，对肃反问题意见比较大，我因来院后，听到这些话不少，我也以为可能打击面大了，有副作用。这说明自己的思想有很多地方和右派相通。当时我还以为苏州为题不大，师院学生问题大，教员不大。因此，对民进成员中有无右派谬论，重视不够，师院支部的人，我自己以为对他们比较了解的，实际我对右派的情况了解很不够，我只是从表面上看到他们有一些要求进步的假象，我被假象所蒙蔽，我还以为真是发展了一个巩固一个，我还拿一些不是经验的经验去两省一市会上介绍。因我自己没有社会主义立场，象纪庸的发言稿，蔡焌年的百人大会发言，我觉察不出来。当时我对自己的言论也没有分析，我总觉得，我是诚意帮助党整风，无话不说的。以为人家大概和我一样，至于是否向党进攻就考虑得少了。实际上我的思想不是社会主义思想，而是资产阶级思想。到蔡焌年的问题快揭发时，统战科通知我，我以为她是思想问题，因为她是资产阶级出身，品格是对资产阶级民主有些留恋，我平常指出过她的缺点，民进组织要她检查，派人去帮助，因我的影响也都看作思想问题，当时和群众的看法有距离，主要由于我对待反右斗争史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认识不足，对于保卫党的领导，保卫社会主义利益没有热情，当时我确有错误的想法。我以为党要整风，动员人鸣放，我为了帮助党整风，也积极动员人鸣放，当时是说过不报复的。今天反对右派，以为右派是猖狂向党进趁火打劫打劫，像这种人当然要反，有些人说错了话，是思想问题，不一定是右派，我这种思想有正确的一面，党也确是这样划分，可是究竟那些是右派，那些是思想问题，要凭客观事实，不是主观想象的，而我对这条界限是模糊的。右派分子利用党整风的时机，兴风作浪用各种方法，从各个方面向党进攻，赤裸裸地明目张胆，所谓赤膊上阵只是一部分。大多数用两面派手法，装作老实的样子，欺骗群众，达到杀人不见血的目的，削弱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揭去他们的隐蔽外衣，从他一贯的言行，反党的本质去分析，才能把他揪出来。我当时思想右倾到了极点，对分子份子不是极严肃认真的追查，而是没有同他们划清界限，反而对他们一贯原谅，这不是立场动摇问题，而是严重丧失立场问题。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残这次这此大字报漫画，说我反右动员大会软弱无力，是受了自己错误思想的支配，要想搞业务，少搞政治，也是这个原因。我居然想跳出热火朝天的斗争，我的政治立场丧失殆尽了。特别是纪庸这个右派分子，是由我发展他加入民进的，他的历史问题我知道一些，对他在政治上应该注意。我因他在我面前没有谈过明显的反党言论，对他放松教育，我又欣赏他的业务能力，对他信任，政协会上的发言，是我看过的，没有觉察，又派他去帮助蔡焌年，他向我挑拨，我又信以为真，到历史系去发脾气，引起群众对我的不满。在这一段期间，我对群众向我提意见还有抗拒情绪，主要不认识自己在反右斗争上，远远落后群众之后，而且自己做了右派的防空洞，还不认账，又不能即刻站起来进行对右派的斗争。这样处在狼狈的境地，是自己造成的，严重的是使民进内部和历史系的反右斗争受到阻碍，是由于我做了绊脚石，与一向自以为进步的人，到了成为反右斗争的绊脚石，已经到了一个极可耻的地步。为什么会到这种地步，应该从本质考察，我以前自以为进步，自以为靠近党，不是全心全意，三心二意两意的，局限于个人主义的圈子里，怎么能真正靠近党呢？今天痛定思痛，真是不寒而栗。
+
+　　在这样紧要的关头，个人和民进组织被动到了极点。我虽然经常向师院党委请示汇报，但从我是民进市的负责人来讲，我应该把情况及时向市委统战部汇报请示，而我并没有这样做，平时请示汇报很少，到出了问题还不找统战部，这说明接受党的领导的思想，很薄弱。党在这紧要关头，及时对我指出问题的严重性，亦对民进组织指示，扭转局面的办法，成立了整风领导小组，才逐步八问题解决，而把右派分子一个不留地打出来了。党终于挽救了我，使我初步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民进从危机到转机，得到生机。以我在鸣放和反右时期对党的态度而论，严重右倾，脱离党领导，丧失立场，而党对我爱护备至，千方百计地挽救我，党对我真可谓仁至义尽了。反右斗争开始，我对右派分子仇恨不大，反右不力，甚至做了他们的防空洞。当右派分子到处进攻的日子，我不但没有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利益，相反的摇旗呐喊，推波助澜，使右派分子更加猖狂。从自己资产阶级思想到行动，从个人到组织已经受右派路线的严重影响，对党对社会主义起了危害的作用。今天细细回忆，真是惭愧无地。我经过这次整风，真正认识到像我这样一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突出地表现了两面性，应该老老实实认识自己是中间偏右，不能不根本改造，我无论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要求改造，一天不能脱离党的领导，我要紧紧地跟着党走，党是我们的父母。
+
+## 二、组织路线
+
+　　我加入民进，今年是第八个年头了，我受到组织的教育必这里任何一位同志时间都长，马叙伦不管在什么会议上，都是提到民进应该很好地靠拢党，说明民进中央领导这一点是很明确的，我从前在北京民进组织担任组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对发展组织要以进步为肯干，发展应与巩固相结合，也是经常讨论的问题。可是在苏州建立民进组织以后，这方面思想上就放松了。
+
+　　当建立组织之初，从徐伯昕[4]同志来苏州后，我们依靠党的领导，兄弟党派的支持，拟定筹委名单，送中央决定。这一阶段时间接受党的领导比较密切。到二代大会回来以后，我们单独向统战部请示汇报的时间少，特别是我对“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理解有错误，作为组织接受党的领导，就不打折扣，依靠党的领导，帮助而建立起组织来，组织一建立，逐步和党疏远起来，不要说组织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就是做朋友也不应该这样。当然我们还不至于不要党的领导，但是接受领导的指导思想不强，给组织带来了和大的损失，给成员的思想教育中紧紧依靠党的领导的部分就必然削弱了。一个民主党派最主要的事情是接受党的监督党，必然影响接受党的领导，这方面的问题，应该认为是严重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这里关系于我对民主党派性质任务的认识不够，而我对待党派的态度，也有问题。
+
+　　我初到苏州是想搞业务，从事著作，这是从个人名利思想出发的。等到中央要我建立组织，心有点活动，怕社会活动多了，影响业务。我还不是很起劲，等二代会开了以后，自己又当选中央委员，觉得应该多出点力，而且民进中央决定要发展组织，搞不起来也交代不过去，当然作为组织成员，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也有这样的愿望。但是，认认真真地考虑党派的工作，做党的助手，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很不够，一阵冷，一阵热，自己做了党派负责人，享有许多政治待遇，这方面是满意的，考虑党派工作是不是在我思想上占一定的比重，还不足的。干部来了，交换意见，就决定办了，干部一走，或者到会里开会完了就搁起来了。那几次人代会、政协会，那正是民主党派应该起推动作用，协助开好大会的机会，我们事先组织，交换意见都不够，我思想上也没有足够重视。这说明我对民主党派的工作也是三心二意的，不是全心全意的，主要还是个人主义思想作祟。考虑民进工作如此，足见对民主党派的庄严任务还不认识。因此，对党的领导这主要的一环没有足够重视。
+
+　　对会的工作来说，重要的缺点，没有发挥集体领导作用和建立必要的制度。我要管的时候，就和干部一商量，通知大家一声就解决了，我要不管，别的副主委也不好管，那就成了干部领导了。干部要不管，那只好停顿了。因此，没有发挥集体领导，没有尊重和征求群众的意见，一个人独断独行，使组织不能发挥作用，主要应由我负责。特别是师院支部，本有支部主任、副主任等，他们尊重我，我也有包办代替的家长作风，以致反右斗争中组织累成瘫痪状态，这是典型可以说明的例子。
+
+　　下面我要谈谈发展组织工作，二代大会以后，执行五项任务，在苏州是新建立组织。当然要从发展做起。我在发展组织问题上，也有从个人主义来考虑得一面，建立组织，首先应该归功于党的领导和帮助，而我念念不忘于自己的功绩，组织建立了，我有快点发展和多发展一点的思想，成员人数多了，可以向中央报功；自己是主委，看见坐满一堂总比稀稀落落的好。在这里应该说明，我平时总说民进的同志见面很亲切，很有宗派主义的影响，我是在这样思想指导之下作发展工作的。因此，文化界包下来，我同意，中小学和民盟、农工分一席之地，师范学院也要追求一定数量，过分强调了发展，对弈进步肯干的组织原则就抓得不紧，巩固一般情况还是正常的，但师范学院的支部，则问题已经暴露，百分之十七比五[5]，很可以说明事实。
+
+　　师院支部进步骨干并不多，我从二代大会回来以后，对中间后进做工作的勇气大起来了，我曾说过，党员对某些人做工作有困难，民主党派来做工作比较方便，这句话的实质，过高估计了民主党派的作用，有过高估计了自己的本领。问题清楚摆在这里，我们能够向中间后进的人做工作，正因为我们还不是工人阶级立场和感情，他们对我们顾虑不大。同时也说明了我们的认识和他们差不多少，应该随时警惕，不要反而被中间后进的人拖住了腿，甚至以我们资产阶级思想去改造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我们知道以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资产阶级思想史无往不破的，以资产阶级思想去改造资产阶级思想，那等于“抱薪救火”，是可笑的事情。当时我认识不到这点。我思想上要发展组织，师院进步骨干已被各党派吸收了，我就做中间后进工作，特别注意教授。因此，右派分子纪庸、金轮海加入民进了。我又满足于右派分子对民进组织的假殷勤，以为群众自动找上门来，总是有进步要求。因此，右派分子蔡焌年、张再远、金式如等就参加民进了。他们在组织内部敞开思想，我就以为这就是进步基础，他们表面积极，拥护组织，我就以为真的进步起来了。这次大字报揭发的“假经党”，我是同意这样看法的，但更痛心的当时以为是真经，至少我是假经真念的。这又是一资产阶级思想改造资产阶级思想具体例子，可怕得很。以十七分之五的比例是右派分子的支部曾经认为是巩固的，我的思想竟麻痹到如此地步。除了证明自己右倾思想严重，立场不稳又能说明什么呢？
+
+　　至于会内别的发展工作，虽然具体工作不是我做，大发展的思想都是受我的影响，我们在筹委会没有很好研究组织工作，组织部的有没有得到发挥作用的机会，今天幸而问题不大，是由于发展时候征求了党组织的意见。如果按我的想法做，问题只能大不会小。
+
+　　另外，发展过来之后，思想教育工作，没有跟上，这方面成员贴的大字报也不少‘事实上，我们确是做得很少，我们是资产阶级思想和平共处，特别我自己资产阶级思想严重，领导同志中有人被选入政府工作，我对个别同志谈到时，当作政府对民主党派的安排，有时领导上和我们商量某一同志工作时，我也不经意地向别的同志谈了，这些无非是说党对民主党派的重视和关心，更重要的，使成员感觉加入民主党派有这些好处，而不是收到教育的效果。
+
+　　最严重的，许多成员感到民进组织政治空气不够浓厚，业务谈得多了，目前利益代表谈得多了，而对成员的长远利益、思想改造注意不多，这和我重视业务，多谈业务，不谈政治是分不开的，我想写几部书的思想，时时在脑筋里转，对政治活动一阵热，一阵凉，结果政治工作没有做好，实际业务也没有抓好，现在我完全明白，一个人在政治没有明确的方向，搞什么也搞不好，当然业务也就搞不好。特别我是研究历史的人，历史是为政治服务的，政治方向不明确，历史也是研究不好的，对文化界中小学的成员也是一样。民主党派放弃了思想教育就变成无灵魂的去壳，我们以往工作没有多少贡献，这是主要原因之一。
+
+　　总之，在组织工作，我是不够认真严肃来对待的，首先对民主党派的性质任务不够明确，依靠党的领导思想不够强烈。因此，把民进工作摆在一个不大重要的地位上，没有争取党的领导监督来改进工作，而是凭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去指导工作。因此，民进在鸣放和反右初期受了右派路线的严重影响，应当由我负责。清楚这些影响，只有改造个人与组织。
+
+## 三、 几个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7]
+
+## （一）退却的思想
+
+　　我在民进组织建立以后一个时期，就想别的同志来担任主委工作，这是从个人主义来考虑的，自己是中央委员，又苏州市主委，工作太多了，大有功成名就，身退让贤的意思，当然这是不正确的想法。但是，从去年反右斗争时起，对民进工作确实退却占上风，一忽儿战胜了，一忽儿战败了，我要改造思想，改变立场，这一点日益明确，并无抵触，但改造思想是不是非做民进不可，那倒不见得。在整风初期，我也想振起精神，但等大字报接二连三的一贴，觉得做工作也真不容易，以后怎么做呢？我应当尽全副力量把历史办好，把教学工作做好，从科学研究中工作中发挥作用。实际这学期这方面花的力量是多些。因为自己长时间有退却思想在作怪，当然有消极情绪，但正因为有这么多的意见，自己时常在想，我把事情弄糟了，能够撒手不管，我要负责到底，这种思想起伏在我是很大的。最近四五天来，这个问题考虑得更多了。现在，我告诉同志们，我决不退却。我仔细想过，像我这样犯过错误的人，党挽救了我，民进同志帮助了我，大家花了这样大的力量，我倒想脱手而行，自由自在钻进个人主义圈子里去，这样怎么对得起党，对得起同志们。而且作为我替自己打算，我既要求改造，应该积极地在组织内部同志们互相监督之下能改造好，我不仅应该自己改造好，而且要把组织改造好，要把我们每一个成员改造好，而且社会主义竞赛热火朝天在进行，民主党派在党的领导之下，在党的号召之下，做党的助手，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正在今日。我们整风，正是要整掉资产阶级思想、立场、观点，如果在工作中因困难而而退却，那不是社会主义的思想，革命的勇气，而是被错误拉住了，被困难吓住了，我不能这样作，一定要振作起来，干下去，努力地干下去。
+
+## (二)、信心的问题
+
+　　当我考虑退却的时候，同时有一个问题纠缠住我，特别是辩论中，从今天的水平和要求来看以往的工作和新犯的错误，觉得一无是处。我有时怀疑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他思想没有改造好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在有一次会上接触到这个问题，当时还没有解决。现在我是这样理解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改变立场以前，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有一定困难的。但是，只要接受党的领导，他还是可以做一定的工作，我们过去就是这种情况。当然今天我们整风，要改变立场，我们都是下定决心要改变立场，只要真下了这样的决心，那末接受党的领导，就和以前不同，真能接受党的领导，跟着党走，除了自己努力以外，有困难党会帮助解决的。有党在领导，把民主党派工作搞好，难道就没有信心，我虽然犯过错误，也难保今后一定不犯一点错误，可是有党的领导，同志们在帮助，发挥集体力量，有什么事办不好。因此，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
+## （三）、时间的问题
+
+　　我以往把业务和政治活动看成一种矛盾，主要使从个人主义来考虑问题的。今天社会主义竞赛，要求高级知识分子做又红又专的专家，业务要照顾，政治亦要重视，问题在于时间的安排，适当的比重，这个问题我向马部长提过，知道党已考虑到这个问题，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也是好些人的问题，这问题也需要依靠党来解决，而且可以解决的。
+
+　　同志们，通过这次整风，我反反复复考虑了这些问题，今天得到解决了，我就比较轻松愉快了，同志们一定也为我高兴。但是，资产阶级立场的转变，要巩固他，是不易的，我还要更大的学习，同志们对我还要继续的帮助。
+
+　　我现在提出一九五八年的初步规划：
+
+　　一、坚决改变自己的立场，坚决跟着共产党走，有什么思想问题，向党汇报请示；
+
+　　二、把民进的整风工作贯彻到底，积极投入工作；
+
+　　三、在学校劳动委员会的领导下，按时积极参加体力劳动；
+
+　　四、重视时事政策的学习，每周有一定时间阅读政治理论书籍；
+
+　　五、每一季度，征求同志们的意见一次，来检查自己的立场。
+
+　　（[1] 民进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五六年八月）。）
+
+　　（[2] 柴眉注：鸣放时期。）
+
+　　（[3] 柴眉注：反右初期。）
+
+　　（[4] 徐伯昕，时任民进中央中常委、秘书长。）
+
+　　（[5] 指师院民进中右派所占比例。）
+
+　　（[6] 柴眉注：代表利益，反映意见，分析少，支持多。）
+
+　　（[7] 柴眉注：整风的收获：第一，端正了态度；第二，认识了自己；第三，解决了问题；第四，规划和决心。）
+
+　　· 来源：
+
+　　根据网络材料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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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47.txt
@@ -0,0 +1,31 @@
+# 中共福建省委整风学习班晋江支部委员会关于极右派分子许集美的结论
+
+　　<(许集美)>
+
+　　许集美，男，三十五岁，晋江县桥头多人，家庭出身小土地出租者，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九年入党，一九四一年经党批准参加国民党、三青团，地下时期任过党内支部书记、区特派员、晋惠仙区工委书记、泉州中心县委书记，解放后任晋江县长、泉州市长、晋江地委秘书长、统战部长、宣传部长等职，现任专员，参加地委常委。其父系前清秀才，是安海一带封建上层人物的代表地方实力派。
+
+　　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反右派、干部地方化等重大政治问题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在黄国璋、林汝楠、集美们、王一平反党集团指使下，晋江地区以许集美为首与郑种植、朱义斌结成反党集团，乘鸣放之机，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掀起反南下干部的反党风潮，阻挠破坏反右斗争、包庇右派，利用干部地方化，积极安排老部下，并以老区作为反党政治资本，企图挤走南下干部，建立独立王国。
+
+　　一、在反南下反党风潮中，有计划有目的的支持、指使右派在“反南下干部宗派主义”问题上和右派一齐向党进攻。鸣放前地委责成他同叛徒陈石和一贯反领导、放鸣前在街上公开殴打肃反干部的反革命分子邓传青谈话，许与陈、邓谈后，怀疑组织在肃反期间对他们的正确处理，向他们表示同情说：“我以前不了解，可以看看材料帮助你们解决。”使这两个反革命分子更疯狂地攻击肃反政策。当邓传青在大鸣大放会上放出“南下干部把持局面，本地干部适当分赃”的反动谬论后，邓征求许的意见时，许对他说：“有独特见解，很好，可准备材料再放”。反右斗争后，许还对傅维葵等称赞邓传青有“正义感”。地专机关反党统帅林祖慰放出“张桂如用人唯亲”的毒箭，许也认为“最有力最突出”，往后又要林祖慰拿出对宗派主义的看法，结合林真的放出“南下干部组织垄断，而经济上也进行垄断，组织垄断加宗派主义产生可怕的消极力量”等反党谬论。反右派中林受到批判，许又向林说：“宗派主义是有的，让人家批判吧!”泉州市双皮老虎石富海在鸣放会上攻击三反肃反政策后说：“地下干部象许集美、高景春(许的爱人)我就盖上高楼，终生服侍他们也甘愿”，许听后就告郑种植说：“石富海受委屈，可安排为政协委员”，助长了石的反动气焰。在接见党校代表团时又说：“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问题已成为普遍性问题，现在大家都要我发言，但由于我所处的地位与他们不同，所以要考虑影响问题。”在召开本地四个科局长座谈时也说：“我们不能以粗反粗。”并向右派分子伍长顺等人说：“你们不要放陈伯达，此人艰苦朴素，你们要放可放地委”，以此来煽动反南下干部的反党风潮，并得意忘形的到处说；“如果我和郑种植、朱义斌在公园一号召，就会有成千上万人跟着游行”，充分表现其狂妄的反党野心。不仅如此，而且采取内外夹攻的办法，批准统战部右派伍长顺等所拟定参加党外人士鸣放座谈会的机关肃反对象陈石、石富海、李克，以及对党不满分子许书纪(许的哥哥)向党进攻。
+
+　　二、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包庇右派，阻挠破坏反右斗争。反右斗争开始后，许为了保住其反党的政治资本，实现其反党个人野心，污蔑坚决对敌斗争的同志(南下干部)是“有情绪，受不了，小题大作”。开始就消极抵抗，拒绝地委机关要他在干部会上批驳所谓南下干部宗派主义的邀请，在专署机关干部会上也闭口不谈这个问题，连省委伍书记交代地下负责同志要写文章批驳右派的指示，许和林汝楠、郑种植、朱义斌串联抗拒不写，进而坚持反南下不能划为右派的反党主张，用“既参加地下斗争，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出身成分好怎么会对党有仇恨”等谬论进行诡辩。后又与郑种值、朱义斌商量抗拒地委要他回机关参加反右派的决议，同时串通林汝楠，利用省委工作组某些同志与地委斗争，有计划有目的的选择所谓出身成分好，历史清白，无反动言论，只有反南下的地下闽西南组织成员右派分子林士辑作为一条线(三八线)，企图拉下一批，保护一批，当林士辑线守不住时，又和郑种植商量，郑提出保住郑星辉(右派)线就行了，但许还不同意，认为郑星辉线没有林士辑线保得多，前后为陈振亚、林遂锦、张永年、伍长顺、丁水影、苏开平、林士辑以及党外人士林任生、黄玉英等十六个右派分子包庇辩护，并直接包庇企图发动三千人游行示威，搞大民主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许书纪(许集美的胞兄)。包庇泉州市民盟副主委林任生、学校教员黄玉英等右派，说林过去参加过党，一向靠拢统战部，放的是别人的事，如划为右派泉州民盟就会垮，说黄是党员黄乐德(许的爱人最信任的)的老婆，有事会跟我们走，不会是右派。
+
+　　并推翻地委在反右末期，整改初期斗争反党分子的决定，擅自决定把它推迟至整改第四阶段。
+
+　　三、曲解利用省委干部地方化方针，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排斥南下干部，打击新生力量，积极安排老部下，培植地方主义势力积极准备晋位。在一九五七年省老区会议时，郑种植到省开统战会议，许特别交代郑说：这次我不去，怕黄国璋等人有意见，你给他解释一下，郑到省后，曾三次见黄国璋，交谈了本地干部下放和老区路线错误等问题，郑回来，关起门来秘密向许传达黄的反党计划，并交代如有意见可打电话给黄，如黄不在可打给饶云山，第二天许即打电话给饶，要给他报一名。事后具体贯彻安排了地下干部，同时认为“三反”、审干等运动是有意整本地干部，受委屈，有不愉快的回忆，南下干部迟早要走，所以在反右斗争紧张尖锐情况下，不顾整个工作，向省委林一心书记提出修改经他同意过的历史结论，地委要让张连书记下去锻炼时，他就提出张连是专门人才不适于搞农村工作，地委要林汝楠来地委当书记时，他又说林历史上自首过，不能当党委书记。而他则积极要求下去锻炼，学会全面领导经验，地委不让他下去，他即向张桂如同志说：“将来要我负责，也要让我下去，否则搞三五天就垮了”。正因为他野心勃勃，所以积极招兵买马，安排了以泉州市为中心与全区各县速成一片的地方主义化计划，除同意地委派郑种植为泉州市委第一书记外，还派所谓商业“小专家”许东汉任市长，管财经，作为郑的助手，并提出颜家祥为市委副书记管政法，后来，又提出和赞同在鸣放中犯有严重错误的晋江财贸部长洪肇服任泉州市委副书记，当地委不通过时，许正式提出保留意见，此外还计划调右派分子郑星辉当文教部长，加上原在该市市委任宣传部副部长郑种植的妹妹郑秀治计五人均属许的部下。为便于他们进行地方主义活动，就和郑种植、朱义斌三人集体动员南下干部市委副书记李春华(地委书记张桂如同志的爱人)到学校，并调出该市宣传部长赖美泉(闽西人)；对本地干部较少的同安县不放心，则准备调晋江县长朱义振(本地干部，许的老部下)同志到同安任县长，让现任该县第二书记兼县长的林平凡担任县书，将南下干部地委委员兼县书唐静同志调党校，在外部许也计划安排农工民主党委员陈凤仪为晋江第一医院院长，民盟盟员林孝良为泉州第七中学校长，以及郑士美(郑种植叔父)为养正中学名誉校长，另外安排省文化局干部兰守仁(伪乡长、伪县参议秘书)为副校长，来培植扩大他的地方主义势力，在整个干部地方化的安排中，许经常和郑、朱私自研究，然后提到地委会上通过，如辜仲剑、李春华、张孙云、赖美泉以及民主人士林孝良等十多人，并计划让代表莆仙的饶云山，代表惠安的朱汉膺，代表泉州的朱义斌，代表闽西南的张连等同志留在地委。
+
+　　为了达到排斥外来干部的目的，许几次攻地委，要不要加强学校工作，主要看地委的决心，企图将南下干部调往学校，正如他自己检查说：“将南下干部从主要岗位降到次要岗位，从党政部门调到其他部门，从本地调到外地”。除了排斥外来干部，许对新生力量，如安溪施海滨，惠安陈金元，永春王浩等副书记也主张拉下来。
+
+　　四、将老区作为自己的老区，丧失立场，许认为老区是地下干部辛辛苦苦出生入死建立起来的，贪党之功以为己功，污蔑南下干部体会不深，照顾不够，在访问老区期间，提出所谓“还债”和对地下时期利用过的对象要“分清功过，衡量功过”，等谬论，使访问工作迷失方向，起引混乱，增加了不少本来不是错案，而成为所谓错案的案件，同时丧失立场，交代安排地主许从为省政协委员，决定给当过伪联保主任的蒋报捷摘掉管制分子帽子，同意提前释放土匪孙垮。
+
+　　（许的这一系列反党活动，不是偶然的，解放前就企图脱离闽中地委领导，建立独立王国，解放后又将统一的党分为南下、本地、闽中、闽西南，闽中又分为泉州、莆仙，而他则始终以泉州山头的头子自居，除拥护黄国璋闽中大山头外，并以泉州为中心，重建独立王国。在政治立场上很模糊，土改时包庇地霸许志炮，公审反革命分子时不愿主持宣判，与资产阶级进行税收等斗争，也不愿出头露面，怕得罪人，“三反”审干、肃反等政治运动，凡涉及本人或其老部下，则抵触不满，污蔑是：有意整本地干部，对地下干部特别严格，南下干部不了解白区情况，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等等谬论，个人品质上则经常采取两面手法，八面玲珑。功劳包袱，名誉地位思想十分严重，未提地委前，则怀疑组织对本地干部不信任，提地委后又想当常委，当了常委又想当书记，处处表现其极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所以在反南下反党风潮中起了主导作用，造成反党风潮猖獗一时，反右斗争中又给右派林祖慰撑腰，使林顽强抵抗，一再污蔑说，不是领导搞我(指许)，是你们几个人(指江琦等人)搞我。使整个反右斗争不能顺利开展。）
+
+　　许身为地委党委、专员，进行了这一系列反党活动，破坏了党的团结，损害了党的利益，模糊干部阶级认识，葬送了不少干部，阻碍破坏反右斗争的开展，影响了地委对全区工作的安排和部署，错误是十分严重的，性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而他在地委开始反地方主义时，不仅不承认错误，反以攻为守，首先攻地委张桂如同志，同时考虑地委可能搞他(一)右派，(二)地方主义，(三)右倾等三个方案，因此检查极不深刻。去年党代会又对郑种植等散布“归去来兮，解甲归田”的消极情绪，同时交代郑种植、朱义斌说：以前三人的关系可交代(实际上关键问题也没有交代)，今天谈的不要交代。对党表现极不老实。这次来校学习，因感到作为内部问题，态度有所转变，但仍不够端正，如在开学时说：“党代会压力很大，有些问题我是硬套上，企图翻案”，辩论曾镜冰错误影响时散布说：“现在还有人认为我是有计划有目的”，并说：“我要在永安工作就不会犯严重地方主义错误，仅不过是严重个人主义”。想推卸减轻罪责，开始检查交代后又说：“我不是抗拒，就是有些不老实”。最后又说：“反正犯了错误，早点处理解决，去当什么都行”的消极对抗情绪，因此就不主动交代问题，经同志们揭发批判斗争后，检查交代了一些问题，但对其反党事实仍不敢正视，避重就轻或推给客观。总之，许几次检查是被动的，一直到现在认为问题不大，还有不通，有抵抗情绪。
+
+　　根据以上事实及其学习态度，按中央划右派标准第二项第一条规定于六月十三日经支部讨论一致通过，并报地委研究决定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
+
+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五日
+
+　　· 来源：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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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48.txt
@@ -0,0 +1,47 @@
+# 中共福建省委整风学习班第三支部关于地方主义反党分子林汝楠的政治结论
+
+　　<(林汝楠)>
+
+　　林汝楠，男，四十四岁，福建莆田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九年入党，一九四三年入伍。入伍后曾任中共闽南特委委员兼研究部副部长，中共闽中地委副书记。解放后，担任晋江地委委员兼专署副专员，永安地委委员兼专员，省统计局局长。现任教育厅厅长、党组书记。
+
+　　林汝楠是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知识分子，但长期以来，由于未能很好地接受党的教育。改造，思想上仍然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平时善于伪装，迎上拉下，处处讨好，骗取党和同志的信任。
+
+　　解放会师后，林对党就一直存有戒心。认为党不信任游击干部，不信任自己。清算曾镜冰错误后，林觉得“倒霉了”!“吃亏了”!一九五六年曾问题结论后，又怀疑中央和省委对曾的审查是否过严?当黄国璋被撤销省委委员时，林认为黄是“有功受罚”。五六年选省委时，林思想有活动，想当省委委员，但觉得历史尚未结论，因此，对党更加心怀不满。甚至产生“出仕”思想，“看破红尘”、“研究历史，与死人打交道”。这些幻想破灭后，又以响应下放来作为“将来进身之阶。”五七年利用党整风的机会，以老区问题为幌子，与黄国璋结成反党联盟，与党内外右派一道向党发起恶毒的进攻。这时，林的个人政治野心象火山一样爆发了!伪装的面目也暴露了!至此，林汝楠堕落成为地方主义反党分子。
+
+　　林汝楠的主要反党事实：
+
+　　一、在老区问题的反党事实。林汝楠否认党能代表老区人民的利益，破坏党在老区群众中的威信。诬蔑省委老区工作有路线错误，否定党对老区的正确领导。企图保持闽中“独立王国”。代表这种反党立场的是黄国璋向中央控告省委的信。黄写这封信，交林看，林提过意见表示同意，并主动地到处替黄吹嘘。黄的这封信的内容，实际上是黄、林过去经常凑合在一起交谈攻击省委，攻击南下干部的言论的结果。这封信是他们结成反党联盟的政治、思想基础，是公开向党进攻的信号，亦是反党活动的纲领。林为了证实反党纲领的“正确”，积极地按照黄的意图去搜集具体材料，作为对反党纲领的补充。后来，林不仅将所搜集到的大量材料提供给黄国璋，而且在黄的怂恿下。于五七年四月二日在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发言，恶毒地攻击仙游县委。
+
+　　在老区座谈会上，利用合法的地位，进行非组织活动；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向党发动猖狂的进攻。把对党不满和意见最多的人都拉来参加会议，在会上大肆攻击，诬蔑各级党委。林在会议期间的两次发言，也充满着夸张、诬蔑和恶意攻击。甚至根据个别的事实，诬蔑省委在老区工作上有路线错误，企图使其反党纲领合法化。会议期间，林等进行了频繁的非组织活动，以实现“统一布置，个别交代。”据林自己的回忆，“召开会外会议五次，与林汝梁到黄国璋家二次，交际处一次，研究下放名单时碰头三次。”
+
+　　座谈会结束后，不但不认真贯彻叶书记的指示，相反，有意曲解叶书记的指示，贩卖私货。赞扬黄国璋的反党活动为：“斗争性质”、“战略上是对的，策略上不对!”还说：“黄国璋办了两件好事：一是向中央控告曾镜冰；二是向中央控告了省委。”林到了仙游后，不但未去解决老区问题，相反，坚持地方主义立场，支持了反革命分子刘佐周所搞起的“小匈牙利”事件。林利用个别错案，尽量扩大渲染，恶毒地攻击县委，丑化南下干部；又把因怀疑存枪不交被我区干队打伤的萧钟镗伤体拍照下来，准备与莆田县委打官司。实际上就是要煽动本地干部对县委不满，挑拨党和老区群众的关系，树立个人的威信。
+
+　　座谈会前后，林散布了许多反党谬论：“忘本论”、“还债论”、“红旗不倒论”、“解铃还须系铃人”、“官情似纸薄”、“董景起迫死林步云，县委有意包庇董景起”。甚至把反革命刘佐周在仙游搞起的“小匈牙利”事件，也说成是“江书记在八大的发言和福安处理老区问题在报上发表所引起的。”这些谬论就是向党进攻的炮弹。通过散布反党毒素，美化自己，丑化党委和南下干部，挑拨党和老区人民的关系，不承认党能代表老区人民利益。把党的老区变成个人的私产。
+
+　　在老区问题上的反党罪责，黄国璋、林汝楠应负主要的责任。
+
+　　二、在组织上的反党事实。林汝楠是集中力量在干部问题上向党进攻的。他诬蔑省委和各级党委有“宗派主义”。认为：“伍书记不关心、不承认闽中有老区。”“朝中无人不好办事”、“省委组织部没有一个本地干部当处长”、“省委对干部的看法与我们不一样”、“用人如积薪，后来居上”、“处境困难”、“南下干部有宗派主义，把本地干部一脚踢开。”“党是合股公司”。林利用这些谬论来煽动本地干部对党不满，成为他们向党进攻的工具，以实现个人政治野心。
+
+　　利用、歪曲干部地方化的方针，以合法的形式进行非法的“大换班”。地方主义者在干部问题上的“大换班”是来由已久了!经过老区会议的非组织活动，暗地研究，“大接班”就考虑得更加细致、全面。他们共同确定：“抓重点县，照顾一般”的下放方案。林共拟出下放干部四十五人，分别掌管十一个县。林确定到莆田，除自己任县书外，从县里的县长，县委几个部长，到重点区书、区长、乡支书等都安插了心腹。这种大换班的实质，就是从组织上排斥南下干部，打击异己。达到争地位、争权利的卑鄙目的。在这种地方主义思想指导下，林认为“凡是老关系、老部下都应当作宝贝，多多益善。”因此，不顾党的干部政策，为不纯分子傅元祥、陈显植叫屈，提议给傅提职提级，给陈安插工作和恢复党籍。并建议让反革命刘佐周回仙游担任副县长，要仙游县委收回不纯干部等。这种作法，就使不纯分子在“本地干部”的招牌下，混进了革命阵营。
+
+　　在组织上的反党罪责，林汝楠和黄国璋应负主要责任。
+
+　　三、在大放大鸣和反右派期间的反党事实。林在这个期间，已站在与党相对立的立场，与右派分子一道向党发起进攻。当林还不了解党的意图时，是同情、赞扬、支持右派黄震、严叔夏、郑书祥向党进攻。右派黄震的“十二个太和三个偏”，是对党的极端仇视和恶毒诬蔑，而林则赞扬“黄震讲得好”。右派郑书祥诬蔑学校党员干部“既不象曹操，也不象刘备”。林则在郑的稿旁写了“楚霸王”三个字。后来，在莆田一次会议上，林公开提出了我校的党员干部“既不能作曹操，又不能当刘备，只能做楚霸王。”这一说法，与右派郑书祥不但一致，而且有了发展。在郑书祥苦于没有材料向党进攻之际，林又责令机要秘书供给郑书祥所需要的党内外材料。这样做，实际上是为虎作伥，支持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了解了党的意图时，则阻碍放鸣，如不让林汝梁、沈祖澄在省人代会放毒；在莆田文教界没有积极地站出来点火；右派张永年企图点火和莆田县人委两个干部放出了反南下干部的谬论，林也加以阻止和批评。林认为，这样可以掩护一批本地干部和老同事老关系中的牛鬼蛇神。实际上是起了灭火作用。斗争右派时，林抗拒上级指示，有意阻碍斗争的开展。在大敌当前，不挺身而出，张桂如同志，特别是省委伍书记都亲自动员和指示林出面讲话或写文章驳斥右派，但林故意不写。七月上旬，林从莆田到福州，叶书记向他说明了党的策略，并指示他留在福州参加反右派斗争，他却私自逃回莆田。临走前正值教育厅斗争右派郑书祥，林却躲到省妇联去聊天。到了晋江后，仍然坚持地方主义立场，主张“反南下不等于反党，以及反党没有反社会主义的不是右派，可以当作内部问题处理”。认为这样可以保护大批有反南下的本地干部过关。划右派时，包庇了右派林士辑、赖汝楫、郑书祥。对林遂锦等六人被划为右派，林开始思想也是不通的。
+
+　　对右派分子和地方主义者在晋江地区所搞起的反南下干部风潮，林采取了幸灾乐祸的态度。甚至向晋江地方主义反党头子许集美说：“这里放的材料还没有老区会议那样凶!”实际上，是要许把反南下干部的火再烧大一些，以便自己得到更多的本地干部的拥护，然后出面收拾残局，提高个人的威信，打击和排斥南下干部，否定党的领导。在仙游则支持了反革命刘佐周所搞起的“小匈牙利”事件。之后，又多方地包庇刘佐周。林认为：“刘佐周对党不满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刘不是反革命问题，刘行动是反党，但他还是要社会主义。”甚至向省委负责同志说，“刘是思想品质问题，不是反革命问题。”
+
+　　林汝楠在这一场激烈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与右派站在一条战线上向党进攻。
+
+　　在放鸣和反右派期间的反党罪责，林本人应负全部的责任；晋江反南下干部风潮时，林应负直接支持地方主义反党头子许集美的责任；仙游“小匈牙利”事件中，林也应负支持反革命刘佐周的责任。
+
+　　林汝楠所犯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地方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它在思想上是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政治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理论上是修正主义。而在反右派期间的错误，则是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与右派一道向党进攻的错误。
+
+　　这些错误，已经影响了党和老区群众的关系；破坏了党的团结和统一；打击了干部积极性，毒害了本地干部；削弱了党的战斗力，阻碍了晋江地区反右派斗争的顺利开展，党的政治影响曾一度遭受损害。亦给各项工作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
+　　党代会初期，同志们揭发和批判了他的地方主义反党事实，但他则坚决抵赖。经过四个多月的整风学习，总的说来，已低头认罪，学习态度一般尚好。由于林的错误性质是十分严重的，给党造成危害极大，实为党纪所不容。应划为地方主义反党分子。一致意见开除林汝楠的党籍。并建议行政上予以撤职处分。
+
+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
+
+　　· 来源：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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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49.txt
@@ -0,0 +1,21 @@
+# 中共湖南省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右派分子邓钧洪的处理结论（邓钧洪）
+
+　　邓钧洪，男，四十二岁，湖南耒阳人，家庭出身中农，成份职员。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年失掉联系，一九四六年二月恢复组织关系后，在冀察辽解放区工作，一九四九年南下。先后任新湖南报组长、秘书长、副总编辑，省文教办公室副主任。级别十一级。极右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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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主要反动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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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坚持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和办报路线，反对党的领导。他攻击报导先进经验技术是“灰溜溜的一大片”。“尤其是滥发一般的、琐碎的、重复的经验技术和工作方法，就是不好，缺乏政治内容与思想内容；是教条八股，内容枯燥，这样的报纸没人看”。他主张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大规模的、连续的报导”。要发挥“对工作的监督作用”。对于“穿花衣、烫头发，一鸭四吃”等报导大加赞扬，主张报纸要“打扮得象姑娘们穿花衣一样漂亮”。
+
+　　(2)顽固的反对党、反对省委对报纸的领导，诬蔑省委的领导同志。对唐麟同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代表省委对报社的批评，邓公然表示“完全不同意”。还说：“我才不检讨哩!不检讨大不了，不升官发财”。省委书记周惠同志第二次提出批评时，他当场说：“这不仅是委屈，简直是冤枉”。当周礼同志(省委书记)要他冷静些时，他说：“我们从来都是把省委的一句话当做圣旨，怎么会这个样子”。他还对苏辛涛说“党内问题是经常要翻案的，今天肯定的东西，过个时期就会否定”。还诬蔑说“上面民主多，下面民主少”。他公然对党支部和人事科说“分党委布置工作嘛!你们愿搞就搞一下，不愿搞就不理他”。诬蔑说“周惠同志不懂报纸的特点，外行，对报社有成见。小舟同志过去当过宣传部长，怎么也同意周惠的意见”。诬蔑官健平同志(报社总编辑)  “有点象旧社会那种逢迎的人，外面装得党性强，组织性强的样子，思想深处都是不干净的”。
+
+　　(3)邓钧洪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亲自在报社先进生产者、工作者给奖大会上为了贯彻他的反党新闻观点，作了一次“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报告。他主张将取消报导先进经验技术的反党决议分送省委、农村工作部、农业厅，“让他们也知道知道”。积极支持搞反党的展览会，攻击省委指定刊登的一些稿件。并排挤打击总编辑官健平同志，他攻击说：“官不仅文字不通，而且很骄傲，不懂、不钻，光靠党性吃饭，官过去只在伪国民日报当过校对”。并指使傅白芦等人找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同志反映报社所谓“全面情况”，说“党内有这样一种人，对上级装得毕恭毕敬，对下面就没有人家说的，粗暴跋扈得很，应该省委了解了解干部”。傅白芦便按邓的授意写了一篇“没有意见的人”发表在新湖南报湘江副刊上攻击官健平同志，还公开提出要官退到第二线。邓是新湖南报反党集团的首脑分子。
+
+## 二、 斗争中的态度
+
+　　斗争开始时，顽抗抵赖，不愿老实交待，以后在事实面前承认了反党罪行，表示愿意悔改。
+
+## 三、 处理结果
+
+　　一九五八年六月七日经省委讨论决定：开除党籍，撤消原有职务(即：省人委文教办公室副主任)。监督劳动。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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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50.txt
@@ -0,0 +1,25 @@
+# 中共湖南省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右派分子苏辛涛的处理结论（苏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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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辛涛，男，四十岁，广西省义宁县人，地主家庭出身，学生成份。新湖南报副总编辑，级别十一级，极右分子。
+
+　　一九三八年二月到延安抗大学习时入党，一九四○年一月在新四军工作时被俘后，与党失掉关系。先后在国民党部队中当兵和当文书，一九四二年八月回原籍义宁县当小学教员和任伪县教育科科员。一九四三年十月经廖意林的关系去重庆育才小学任教。一九四八年四月和廖到长沙经香港等地去解放区，一九四九年三月任中央统战部研究员，并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五月南下。
+
+## 一、 主要反动言行
+
+　　1．苏系新湖南报反党集团的首脑。一九五七年五月苏亲自写的“统一认识，行动起来”的反动文章，实际是该集团反党、反领导的行动纲领。并多次挑起争论“一九五七年三月份的农村报导方针”，作出“关于农村先进经验技术宣传”的反党决议，反对党对报纸工作的领导。一九五七年八月唐麟同志代表省委对他们进行批评后，苏不但不接受，反而怂恿集团成员柏原乘去中央学习的机会，将争论的小册子带到北京向有关部门：“反映”。同时还将该集团成员蔡克诚为“脱产领导整风”，来篡夺整风领导权，进行反党活动。之后，省委书记周惠同志再次批评时，苏却狂妄叫嚣要“积极行动起来，搞到底”，并将周惠同志的批评抄好，声言要向书记处和中央告状。同时还拟定了一个全面包围省委的计划，发动集团成员分别向省委领导同志“反映情况”。提出“先攻孟(报社孟树德秘书长)、后倒官(报社官健平总编辑)”的反党步骤。
+
+　　2．制造反党谬论。苏说：“党和人民在总的方面是统一的，但在具体问题上有矛盾。”因此他提出报纸必须“大大提高政治胆量”，要“成为舆论机关”。还说：“省委与中央一致是抽象的，矛盾却是具体的；省委负责同志与省委之间一致是抽象的，矛盾却是具体的；省委个别同志不等于省委。”同时其集团成员便公然叫嚣“我就不把周惠和唐麟的意见说成是省委的意见”。“省委书记周惠不能代表省委来领导报社”。“报社的稿件为什么要送给唐麟审批?”(295)
+
+　　3．顽强地坚持资产阶级办报路线，篡改新湖南报的政治方向。他公开提出“报纸要从自己的性质出发来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政策、决议和指示”。“不是直接进行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人向自然作斗争的据点”。他把省委要刊登的工作经验和指示攻击为“布告牌”。
+
+　　4．煽风点火。他扬言说：“报社的三大主义特别严重，单是小民主不解决问题，上街、罢工不可能，上书、请愿是可能的。”还对党外右派分子魏猛克(省文联主任，民盟负责人)说“过去我们的私人感情实在太少了”。对向麓(报社非党干部，右派分子)说：“共产党缺乏人情味。”
+
+## 二、 斗争中的态度
+
+　　开始企图蒙混过关，正式斗争时才被迫交代了一些事实。但帽子戴得大，具体交代少。对小集团其他成员的反党活动也揭发不够。态度是较恶劣的。
+
+## 三、 处理结果
+
+　　一九五八年六月七日经省委讨论决定：开除党籍，撤消原有职务(即新湖南报社副总编辑)。劳动教养。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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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43 @@
+# 中国共产党青海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同意清除右派分子孙作宾等出党的决议
+
+　　<(孙作宾、潘光亚、刘杰、高继先)>
+
+## 一
+
+　　中国共产党青海省第二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扩大)，彻底揭发和粉碎了党内右派分子孙作宾、潘光亚、刘杰、高继先等的罪恶活动，将他们清除出党，并报经中央批准。这是反右派斗争在党内的重大胜利，对于青海地区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
+　　中国共产党青海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一致认为：省委第二届第五次扩大会议，对于党内右派分子孙作宾等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
+
+## 二
+
+　　右派分子孙作宾，是窃据在省委领导核心内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是资产阶级、牧主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省委同他的根本分歧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原则同反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斗争，是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反党的路线、方针的斗争，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的斗争。孙作宾在青海的主要谬论和罪恶活动是：反对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说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可以“不走合作化”，也“不要搞公私合营牧场”，所谓“办法”是依靠牧主阶级“自动放弃剥削”，鼓吹“果洛地区两年内大体可以放弃旧制度”。他的资产阶级路线是自上而下，依靠头人，说“抓过来上层，就会抓过来群众”。夸大民族矛盾，根本否认牧业区有阶级存在，反对阶级斗争。说牧业区“上层、宗教、群众是三位一体”。说上层人物和共产主义干部是“父子关系”，压制劳动牧民反抗牧主剥削和压迫的正义要求，窒息阶级斗争力量。他把一切问题都归罪于“大汉族主义”，把汉族干部丑化成“大汉族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肃反。到处污蔑“肃反过火，冤枉了好人”，还指示根本没有进行肃反的果洛地区也要“平反”，又积极破坏反右派斗争，他把右派分子看成是我们臆造的。公开包庇右派分子，纠合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并令右派分子潘光亚搜罗了五百五十一条“意见”，作为攻击省委的毒箭。反对平息武装叛乱的方针。说川北、川西及本省河南县达参部落的叛乱是大汉族主义造成的，否定其反革命性质，说“不该打”。反对党的领导。要民族上层人士当“司令员”，我们当“参谋长”，还要全体干部团结在上层人物周围，“他们同意什么，就作什么”，否则就是“强加于人”。反对省党的第二届代表大会所确定的建设方针，反对工业建设，提倡多修寺院。由于他的资产阶级政治观点，因而也在生活作风上腐化堕落，工作一贯不负责任，甚至电报、公文和报纸都要由秘书念给他听。
+
+　　上述铁的事实，充分说明孙作宾是顽固地反对中央的路线、反对省委的领导，凶恶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孙作宾的反党活动其所以危害性大，是由于他的党龄长，窃取了高级职位，并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玩弄两面派手法，勾结右派分子潘光亚、刘杰等，进行宗派活动，组成反党集团，企图夺取省委的领导权，以达到其个人野心家的罪恶目的，梦想实现其修正主义纲领。孙作宾的反党活动由来已久，早在一九三四年，就制造了“白区党”、“苏区党”的谬论，在甘肃工作时又提出所谓“甘人治甘”，搞小集团，闹地方主义。孙作宾等的反党活动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的。最直接的原因是：由于非无产阶级的立场没有根本改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一直在发展着，当社会主义革命继续深入的时刻，便公开背叛党，疯狂地向党进攻，反对革命。省委为了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曾对孙作宾等作了长期耐心的教育和严肃的斗争。但是，他们继续坚持其反动立场，毫不悔悟。在全面检查孙作宾的反动言行开始时，他竟私逃兰州。逃避斗争。省委第二届第五次扩大会议，彻底清算了他们的罪行，并以这些反面教材教育全体党员，从思想上消除他们所造成的影响和毒素，是绝对重要的工作。
+
+## 三
+
+　　右派分子孙作宾的政治观点，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完全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原则，成为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无耻叛徒。他的修正主义，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
+　　1、社会主义是各族人民彻底解放的根本道路。要达到社会主义，必须解放生产力，从经济基础上改变私有制。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坚决发动和依靠各个民族的劳动人民，经过激烈地阶级斗争，才能取得真正的乳香。为了保证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各个民族的局部要求，必须服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共同的革命斗争利益。而孙作宾完全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违反社会发展规律，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疯狂地阻挠和破坏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完全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宣扬牧主阶级可以“自动放弃剥削”，鼓吹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阶级合作”。
+
+　　目前，青海地区社会主义革命飞跃发展的事实，进一步批驳了孙作宾的修正主义。在牧业区翻天复地的改造高潮中，广大劳动牧民是热烈拥护社会主义的，要求合作化如饥似渴。各州已建立一千多个牧业社，海西、海北、海南已先后基本实现了合作化。事实也证明，牧业区不仅有阶级存在，而且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阶级斗争非常激烈。广大牧民群众，经过社会主义大辩论，痛哭流涕，诉出千年苦水，万年仇恨，从而正在把自己进一步组织起来，彻底整顿和改造基层政权。牧主阶级中的部分人，由于大势所迫，人心归向，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而少数死硬派则勾结反革命和帝国主义分子，掀起武装叛乱，要同共产党较量到底，作垂死挣扎。这完全暴露了反动阶级的狰狞面目。阶级斗争的烈火，是彻底烧燬了所谓“推动牧主自动放弃剥削”的胡说。
+
+　　事实教育我们进一步认识：畜牧业的社会主义道路，是牧业区各族人民繁荣和发展的方向。绝不能借口民族特点，而放弃这个共同道路。因为，社会主义道路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对于任何民族都不能例外。每个民族内部都分裂为剥削与被剥削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这是客观存在的。阶级的消灭，只有经过阶级斗争的道路，才能达到。任何否认民族内部没有阶级存在和阶级斗争，都是资产阶级民族观点，只能模糊阶级斗争的观念，必须彻底清除。革命不容许麻痹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意志，不容许在精神上解除武装。自然，阶级斗争的形式会是多种多样的，反革命武装叛乱不过是反改造的阶级斗争形式之一，也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即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阶级斗争还将持续一个时期。
+
+　　2、党的统一战线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和特殊形式，正如毛主席所指示的“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二者不可分割”。在过渡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减少阻力，增加助力，多快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社会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而孙作宾完全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以及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的理论。只要上层，不要群众，说“抓过来上层，就等于抓过来群众”，夸大民族上层的作用，“号召”党员团结在大牧主的周围。
+
+　　事实教育我们进一步认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完整的阶级路线，既要团结又要斗争。团结是为了调动积极因素，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从当前牧业区阶级斗争形势看，以往对上层分子斗争和改造不够。今天，其所以强调对他们的改造，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要从经济上消灭牧主所有制，从政治上彻底摧毁封建统治和特权。统一战线工作，还必须与群众工作相结合，统一战线工作原为群众革命运动的顺利进行，而群众的革命运动则是实现历史使命解放自己的根本力量。目前，在牧业区掀起了翻天复地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改变了几千年封建所有制，创造了新的政治局面的，正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劳动牧民。
+
+　　孙作宾等也完全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理论，把宗教教义说成与我们党的政策是一致的，极力夸大宗教影响等。而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烟，宗教和共产主义是根本相对立的。正如恩格斯说的：“尽管圣经中若干地方似乎有利于共产主义，但圣经教义的一般精神……对共产主义是绝对敌视的”。特别是牧主阶级将被消灭的时刻，便比任何时候更无耻地要利用宗教来控制人民，用来疯狂地反抗社会主义。因此，党对宗教和寺院的工作必须加强。在工作中，应把反动阶级利用宗教来作为阶级斗争工具和群众的一般信仰严格区别开来。凡是利用宗教作掩护来反抗社会主义的，必须剥开他们的反动面目，打碎“保护宗教利益”、“保护民族利益”的招牌，并应坚决镇压。对于一般爱国守法的宗教职业者，要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使他们拥护社会主义，遵守国家的政策法令，不允许有任何抗拒和破坏社会主义的行为。对于群众一般宗教信仰必须尊重，因为，宗教对人们的影响有着它的历史原因。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必须积极向劳动人民进行阶级教育和科学知识的教育，使他们正确地认识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树立共产主义思想。对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要经常地进行共产主义和正确地对待宗教问题的教育，务使他们分清共产主义与伊斯兰主义、释迦牟尼主义，分清党的政策与宗教教义的根本界(10)限，必须彻底确立共产主义思想。
+
+　　3、无产阶级专政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条件，而专政的核心是共产党的领导。党是各族劳动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而孙作宾完全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的学说。宣扬牧主上层的作用，又反对平息牧主上层和反革命的武装叛乱，不从反动阶级本质上去寻找叛乱根源，却说是大汉族主义造成的，阻止向牧民群众进行阶级教育。
+
+　　事实教育我们进一步认识：历次的反革命叛乱，都公开叫嚣“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颠复人民政权，也杀害本民族共产主义干部、劳动人民中的积极分子及上层人士中的进步分子，企图维护剥削阶级的经济利益，与封建统治制度。省委以往对于叛乱，采取了坚决平息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特别是在最近，一面用武力平息反革命叛乱，打击最凶恶的敌人；一面大刀阔斧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更有利于迅速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彻底摧毁牧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势力。叛乱是坏事，但是坏事中有好事，经过努力是可以变成好事的。如最近的叛乱，既有利于肃清反革命分子，又促进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实现，并且彻底改造了基层政权，真正实现了劳动人民自己当家作主。
+
+## 四
+
+　　自省委第二届五次扩大会议，清算了孙作宾等反党罪恶活动之后，青海地区党的生活中，出现了意志更加一致而又生动活泼的气象，各方面均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大跃进局面。为了从各个方面彻底消除孙作宾等反动的思想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我们必须：1、彻底地改造自己，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一切具有严重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在政治上总是不坚定的，容易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也正是阴谋分子的市场。每个共产党人，必须彻底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忠心耿耿地献身于共产主义，在任何风险中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明辨风向，高举革命红旗。同时，要善于把坚持原则和创造精神结合起来，在坚持真理的原则下，敢想、敢说、敢做。迷信必须打破，所谓青海落后的论调必须批判，自卑心理必须克服。鼓足革命干劲，坚定胜利信心。2、增强党的团结，维护党的统一。经过反右派斗争，清除了一批隐藏在党内的阶级敌人，纯洁了党的组织，巩固了党的团结。但是，由于党员数量日益增多，出身不同，经历不同，水平不齐，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年年要讲团结，月月要讲团结，而且每天每时要讲团结”。必须加强党的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统一认识、统一意志，勤勤恳恳地为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好工作。3、加强共产主义教育，首先是要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特别是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指导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总结，又是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纲领，是现实政策，又是高度理论，是活的唯物辩证法。现在党内学习理论的空气仍然不高，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重视钻研不够，不少同志对新鲜事物感觉迟钝，缺乏预见性，就是由于学习太差。这种状况，如果不下决心改变，要继续做好工作是不可能的。只有对毛泽东思想刻苦钻研，确实领会其精神实质，才能真正跟好、学好、做好，把思想提高到共产主义水平。
+
+　　注：孙作宾原任青海省委书记、省长，潘光亚原任青海省河南县委第一书记，刘杰原任青海省妇联主任，高继先原任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编者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一)》，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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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09 @@
+# 孙源：向党交心
+
+　　【这是我父亲孙源1958.6.21日的一份思想汇报，在父亲去世十年后，从他工作单位的档案中抄录的。我一字未改，原样照录，为的是能够客观地了解当初的反右斗争。】
+
+## 1.  我在整风时期两次发表恶毒地向党进攻后，到后来反党情绪越来越猛烈，觉得话未说完。换句话说，我还想向党进攻，就是说我还想第三次发言，我甚至拟出了题目：
+
+　　（1）国家是大家所有，非党可得而私。
+
+　　（2）要有“党性”，但也要有“人性”。
+
+　　（3）没有“公道”，没有群众，群众心中自有天平。
+
+　　（4）欲盖弥彰，少往脸上贴金。
+
+　　（5）党团员快说话，来个内外夹攻。
+
+　　从这些题目看来，是要比我前两次的发言恶毒多了。只是具体内容还没有，我虽然在动员座谈会上听到有些右倾言论，在我本子上记了一些，又从报上摘录了一些，但是总觉得不具体，未能早日发表。其次，我希望听别人多发言（就是向党进攻），我少说一些。因此在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前，我未再发言，但是假如，反右运动不是及时起来，那么极可能我再一次放毒的。
+
+## 2.  我在两次发言（尤其是第二次发言）中，攻击了唐愷同志。
+
+　　但当时我还觉得已经是嘴上留情了，未曾完全倾泻心中的“积怨”。我看到大字报上攻击唐愷同志的很多，我不必多说，让别人多说些比我自己说更好，更能证明唐愷同志的“不好”，同时我还存在一个从个人利害出发的想法，就是唐愷同志毕竟提拔了我当付主任，也是他对我的一点好处，不能忘记。但是后来在荒芜家里，刘有声对我说“你是对唐愷最熟悉，应该多说些，你不说就没有人说了。”（大意如此），我想也对。所以又想找个机会再攻击唐愷同志，我在自己的本子上，记了一些，如攻击唐愷同志怂恿魏英邦反抗领导（指我），偏听偏信陈迪全、魏英邦等的话，以及业务上的错误来证明他不行。但是当时觉得也没有新的东西，而且后来反右了，也就未能“如愿”。假如鸣放继续下去，我也是会再度攻击唐愷同志的。
+
+　　总之，我当时还是向党进攻的。因此我被划为右派，从这一点上说来也是十分正确，十分地道的。
+
+## 3.   此外，在整风和反右中，我的反党罪行已经交代，尚有些思想活动交代如下：
+
+　　——我看到储安平的发言，说到大和尚小和尚，我觉得太刻薄，但说到付总理没有民主人士，我很同意，这点是我原来的民主党派分庭抗礼的想法是符合的。
+
+　　——反右开始，报上批评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我没想通。我心想毛病不出在政治设计院这个建议上，而是章伯钧平日所作所为和他政治上的野心。
+
+　　——我看到时代共青团开会，团员沉默了四十分钟之久，我心中想时代确实太糟，问题比我社更严重，没有想到这是右派操纵。
+
+　　——我看到时代右派在黑板上挂了一面镜子，我想时代的方式是比我们新颖活泼。
+
+　　——我非常欣赏刘尊棋和孙战科的文章，我认为他们确实触到问题的中心了。我自叹对社级领导太不了解。
+
+　　——反右初期，我看到肃反小组公布江泽镛几条反革命罪行，心中颇不以为然。我想不是说不谈肃反吗，为什么组织上自食其言，宣布肃反案情呢。
+
+　　——我看到右派分子纷纷攻击陈锋同志，心想党为什么不立即调查研究撤他职呢，是不是保庇领导党员。
+
+## 4. 我在解放前深感一个人为了生活是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的，往往干些自己毫不感兴趣的工作，解放后职业应该自由，因此听到右派的论调：干部自由市场，我十分同意。
+
+　　——我以为机关里所以找来的干部有时不合适，正因为没有：“职业自由”，我主张合用者留不合用者去。这想法完全是资本家雇佣职员的办法，是不符合我们干部政策。
+
+　　——我一直觉得解放后报纸太少趣味，太单调。我向往着资产阶级的报纸。
+
+　　——左叶事件中，我也是认为现在新闻记者是不够被人重视了，对以前所谓“无冕之王”表示惋惜。
+
+　　——我以个人利益出发，埋怨现在向国外买些书也不容易了。
+
+　　——我认为对国外，通讯是不大自由的。
+
+　　——上海公私合营，私营的出版社合并，我觉得今后投稿的地方少了，认为这是对出版自由的限制。
+
+　　——我有一时期曾想，社会主义国家自由是太少了，何怪有些人要逃到资本主义国家去，那个写“我选择自由”这本书的作者也许有些道理吧。
+
+　　——党帮助知识分子改造思想，我错误的认为是干涉思想自由，我曾想过去不是反对国民党思想钳制，这不是一样吗？因此百家争鸣提出来后，就曲解为此后各种思想都可以自由了，否认了马列主义的领导作用。
+
+　　——我对教授思想的改造有错误的看法，认为要一个教授在广大学生群众面前检讨，有失教师尊严，是对知识分子的侮辱。
+
+　　——周总理报告知识分子政策和组织上各方面优待高级知识分子办法，我误以为大概党认为过去对待知识分子过于粗暴简单，现在要改变了，片面地了解党的政策，只见照顾方面，不见改造的必要性一面。
+
+　　——我觉得我们法律上虽然规定罪犯可以为自己辩护，但这种辩护权没有人敢于应用的，因为越辩护越会加重罪的，不辩护还比较好些。
+
+　　——我认为领导同志工作上常接近的人容易为上面了解，从而入党比较容易，因此过去曾在一个时期想，我社搞英文的比其他国文的吃的开。
+
+　　——我认为运动中运用群众斗争的办法是不妥当的，群众往往会过激，我不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
+## ——我在鸣放时期，看到一本书“斯大林时代”（一个美国女记者所著），谈到苏联1933-1934的肃反，冤枉了许多人，我感到苏联个人的安全太无保障了，对斯大林也起了反感。
+
+　　——我在报上看到捷克恢复拉（？）伊克的名誉，我想人也被枪毙了，恢复名誉也枉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错误，是不是有墙倒众人推，原来作假的人呢。我又想到当事人一定受不住审问中疲劳轰炸，干脆认罪，以求一死了事。
+
+　　——我由此想到我们现在审问中自然不用国民党那样的酷刑逼供，但疲劳轰炸式的审问是不是会让人糊涂，胡乱认罪呢。不然为什么三反五反那么多假老虎，从而又怀疑肃反中采用的手段是否过于残酷。
+
+　　——我觉得搞肃反工作的同志是宁左勿右的，因为即便弄错了，反正检讨一下就完事，别人被斗得多惨，他不用关心。
+
+　　——在肃反前，我认为今后不会再有大运动了，肃反后我想这真的不会有什么运动了，可以安安静静搞业务了。这说明我不懂不断革命的必要性，同时也说明我厌恶政治运动。
+
+　　——我同意有些人的说法，说知识分子改造的差不多了，不知道思想改造是一辈子的事。
+
+## 5.   我划为右派及处理后的思想活动
+
+　　我被划为右派原不出我的意外，因为我在对冯亦代斗争时候，把自己的发言对照了几次，觉得自己是难免被划为右派的。虽然如此，由于觉悟不高，对自己的罪行认识不够深，还存在侥幸心理，企图蒙混过关。对于处理，我是认为宽大的，当时同志们讨论时，有许多同志主张对我以第二类（也有主张第三类）处理的。
+
+　　尽管如此，我思想上还是有波动，还是有过许多不正确的想法。
+
+　　——首先，我后悔讲了话，我想不讲话多好，祸从口出，悔之晚矣。转而一想，我这人藏不住，心里有反党情绪不会不说话。
+
+　　——别人发言或贴大字报也有很恶毒的话，为什么偏把我划为右派，心中有些不平。继而一想，党所以划我为右派，不但因为我发言攻击了党，而且也由于平日言行，思想作风，所以我当时曾对李风白说，这样也好让我比较全面地看看自己，我有生以来从未这样看看自己过。
+
+　　——我后悔1945-1946年抗日胜利后应该回香港去，我想要是现在我还在香港，这些事我就不用管了，而现在是无处躲藏了。
+
+　　——我后悔不该来外文社，我想如果进了别的出版社（例如人民出版社），别人了解我，不会这样被组织老看成落后分子。
+
+　　——我又想，假如没有唐愷同志来法文部当主任，那么郑平同志比较了解我，肃反就不会轮到我，从而鸣放中间我就不会有这样多的“怨气”。
+
+　　——我被划为右派和处分后，同志们不理我，家里人埋怨我，我心里很痛苦。感到孤立，我想这样的日子是过不下去了，干脆死掉好。对自己很悲观，觉得从此没有前途。
+
+　　——报上提到右派。尤其是负责同志报告中提到右派，心里总是要震动。自己想自己是人民的敌人，真是一生就完了。
+
+　　——我怕见人，就是坐电车也觉得有人在指责我。我想最好能有间屋子，躲在里面不出来，省得与人接触。
+
+　　——我自己怀疑我这个人政治上即这样糟，业务上也没有本领，究竟对社会有没有用。
+
+　　——我看到人民日报社论，说反右不是阴谋是阳谋，我心想如果毛主席的“内部矛盾”早些出版，有六条标准在，何敢乱说乱动。实际上是事先给过警告的，只是自己反党情绪太强，未放在心里面而已。
+
+　　总之，这些想法都是不对头的，都是消极的想法，还是个人主义的想法。爱面子，不实事求是。我想到处分前，钱俊瑞副部长曾召集文化部系统的右派分子开会指示，我记得钱部长曾对我们这些反党分子说：你们是摔了一跤，这一跤摔的不轻。你们应当从中取得教训，但是摔了跤躺在地上不起来，也是不对的。钱部长那一次的报告语重意深，对我们右派分子是抱着很大希望的。我曾深深感动过，深深感到党的慈爱和温暖，而尤其他这句话（我记得大意如此）。给我莫大的鼓舞和信心，我必须从他的指示中取得力量，振作起精神来，拿出勇气认识自己的罪行，彻底改变立场，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多出一份力量。
+
+　　来源：孙行玲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1c695e0102vem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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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9 @@
+# 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开除反党分子陈筹党籍的决定
+
+　　<(陈筹)>
+
+　　陈筹(原名陈斯龄)，男，现年四十六岁，江苏省宿迁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七年八月入党，一九三八年一月参加革命工作。原任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市监委委员、市人委党组付书记、付市长及城市建设委员会主任等职。
+
+　　从一九五五年起，经群众检举和组织调查了解，陈筹包庇反革命分子的错误就逐渐被揭露出来。整风运动中，除继续揭发了陈筹包庇反革命分子的事实外，还暴露出其它许多严重的反党行为。市委第八次扩大会议和市政法系统三级干部会议，对其错误行为开展了批判和斗争。根据揭发，并经查对属实的材料，陈筹的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
+　　(一)陈筹自一九四八年起，即利用职权将其大批亲友、同宗、同乡介绍到国家机关工作。其中已发现有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十七人，即：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五人，反动党团骨干二人，坏分子三人，反动校级军官三人，伪区长一人，叛徒一人，阶级敌对分子二人。这些反革命分子被陈筹安插工作以后，他们不仅把国家机关作为逃避人民惩罚的防空洞，而且还继续为非作恶，有的甚至把一些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隐匿起来，并帮助其潜逃香港。
+
+　　调查证实，陈筹在介绍这批反革命分子参加工作之前，至少对其中八个人的罪恶历史和反动面目是知道一些的。如陈在参加革命前的同乡、好友蔡玉辉，家庭是大地主，一九三八年前在本乡组织地主武装，自任队长，曾杀害农民多人；以后混入革命队伍，骗得付县长、付团长等职，因其家庭被群众斗争不满，于一九四五年投敌；叛变后参加特务组织，在其家乡一带倒租、杀人，无恶不作。陈筹在一九四七年即已得知蔡的叛变消息，而在一九五一年却介绍其参加工作。又如其妹丈王进，是一个负有二十多条血债的土顽头子，陈既知其为逃亡地主，并知其有反动身分，一九四九年却在南京将其拉进革命队伍来当了干部。再如陈筹的堂弟陈志达，曾任过乡、保、镇长及分区谍报主任等反动职务多年，罪恶、民愤极大，当地政府四处缉捕不获。陈筹既知其有一定反动身分，但仍然为其安插了工作等。
+
+　　陈筹在给这批反革命分子介绍工作时，竟不惜对党采取欺骗手法。如向别人介绍蔡玉辉的情况时说：“他没有问题，是个老好人，只是思想有点糊涂”。在党员干部简历表中向党交代他同蔡的关系时，又欺骗说：“他虽系地主出身，但无恶霸行为，颇有正义感”。又如在安插其表弟高继志工作时，竟将高的反动身分介绍为：“他虽给国民党作过事，但也是胆小怕事的，人很老实，当个办事员还可以”。另如陈在向徐州市党组织推荐刘金铭参加工作的信中写道：“刘过去曾参加国民党，但未进行过党务活动，一贯以混饭吃为目的，对政治很冷淡”。而刘金铭实际上却作过徐州市伪临参会的议员、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和三青团徐州分团的秘书，不仅有不少反动活动，而且有很多罪恶。
+
+　　陈筹在介绍这批人参加工作以来，对于他所知道的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材料，一直不向党作任何检举交代；相反地，在群众纷纷检举，组织上经过调查掌握了许多事实之后，虽经再三教育批评，他仍然辩解抵赖，企图逃避自己的罪责，态度极不老实。
+
+　　陈筹包庇反革命分子的行为，给党的事业带来了莫大损失，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
+　　(二)陈筹在负责市人委工作期间，极力向党争权，反对市委的领导。市人委各局党组长期以来都受市委直接领导，但陈筹却强调“市人委各局与人委是一个整体”，市委领导各局党组“就破坏了这个整体”。因此利用扩大人委党组工作范围的名义，要求将各局党组置于人委党组领导之下，由付市长“分兵把口”，且要求市委将这项工作交给他管，并说“管不好打我的屁股”。当市委没有采纳这种错误意见时，陈筹就经常表示不满，在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说“党内也是有职无权”。同时主张市委只留组织、宣传、统战三个部，取消其他各部，企图使政府工作从组织上摆脱市委有关各部的领导。陈筹对市委和市委各部的态度，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你管我不管，我管你不管”，各局“请示人委党组就管，请示市委就不管，同时请示市委和人委党组的也不管”。总之，凡是各局向市委请示，陈就很不高兴。
+
+　　陈筹不仅公开向党争权，制造争权的谬论，而且在实际工作中抗拒执行市委的决定。如西区公园门票由二分提为四分，群众意见很多，市委要市人委马上降下来，但陈筹迟迟不予执行。一九五七年四月，市委批转市委财贸部“关于解决人民经济生活的意见”中，要人委解决蔬菜价格问题，陈一直拖着不办。市委决定将重庆宾馆改为国际旅行社，陈筹拒不执行，并直接电报国务院，想用“条条”来顶住“块块”。但当“条条”对他不利时，又企图利用“块块”来顶“条条”。如国务院关于人防问题的指示，陈居然说：“有的指示还不是秘书拟的，总理不一定看过”，而不予执行。
+
+　　与此同时，陈筹又撇开市委，对重大问题擅作决定。如封闭红苕自由市场、更改粮食供应办法、食品公司一百二十万元利润的调用(市委只给陈十万元的批准权)，一九五七年全市的财政预算等重大问题，均未向市委请示就擅自作主，不仅引起工作的紊乱和被动，而且造成经济上的严重损失和政治上的不良影响。如将粮食“分等定量”的供应办法改为“分等定幅度”供应，一年内即多销了粮食两千多万斤。一九五七年七月，未向市委请示即规定居民每月可买黄豆、糯米半斤，结果一个月就多销粮食几十万斤，小商小贩借此进行投机活动。
+
+　　陈筹向党争权，显然有他的个人野心。他在当民政局长时，认为“没有什么搞头”；当了市人委付秘书长和秘书长，又闹着要调动工作；当了副市长仍不满足，如对人说：“云南某某付省长代理省长接待外宾呢!”“市委不信任我们，叫他们派个常委来”。这就暴露了陈筹有强烈地个人野心，也暴露了他的个人欲望是无止境的。
+
+　　陈筹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大地主家庭，参加革命以后仍保持着同剥削阶级的思想联系，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背叛了党，站在地主阶级立场，把亲友中的反革命、叛徒、坏分子安插到国家机关中来，进行掩盖和包庇，并为了实现个人野心，极力向党争权、闹独立王国，这是极严重的反党行为。当其错误在市委第八次全委扩大会上被揭发后，陈的态度极不老实，并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同志们揭发多少，他解释多少，解释不脱才被迫承认。在市政法系统三级干部会议上，他称病请假(病是有的，但并未病到不能参加会议的程度)不出席会议。经组织多次批判教育后，才被迫作了检讨，但很不深刻，只是把大家揭发的材料加以凑合，并轻描淡写地把他闹独立王国的错误说成是“分散主义”，是“想把人委搞得热热闹闹而已”，把责任推到其他同志身上。对包庇反革命分子的错误，他仅说成是“违反组织原则”、“丧失立场”，并恶毒地把他介绍反、坏分子参加工作的错误原因归咎于是“党采取包下来的方针”的结果。最后在大量事实面前，才勉强承认是闹独立王国，包庇反革命分子蔡玉辉，但对包庇其他反革命分子和包庇反革命分子的动机等，仍然含糊其词，未作具体检查，这说明陈筹的态度是极不老实的。为了严肃党的纪律，经市委一九五八年第十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一致通过，决定开除反党分子陈筹的党籍，并撤销其现任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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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9 @@
+# 中共安徽省委监察委员会对于右派分子戴岳的处分决定（戴岳）
+
+　　戴岳，男，四十四岁，江苏宿迁县人，地主出身，旧职员成份。一九三七年入伍，一九三八年入党。历任科长、办事处主任、行署秘书处长、文教处长等职。现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
+
+　　（据揭发证明戴岳有如下反党事实）
+
+　　(一)安徽省文联以戴岳为首结成一个反党集团，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反党活动。戴岳在：“三反”运动中受处分(撤销工作)后，认为是党对他的“伤害”，一直怀恨在心；一九五六年省党代大会未被选为省委委员，认为“个人政治前程从此定局了”，反党情绪不可遏止，说给他文教部副部长是“挂名”的，把省委看作为“是非之地”。由于他怀着个人野心，对党不满，蓄意把文联造成他的独立王国，先后笼络重用十几个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分子(如反革命分子彭拜、殷乘兴，叛徒吴文慧、罗秋帆，胡风分子张禹等)，作为他的心腹。一九五七年三月五日安徽日报发表了林洛里同志批评“江淮文学”编辑部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文章，戴即认为是对他“攻击”，乘机率领反党分子王影、钱锋、罗秋帆等，公开地进有了一系列反党活动。他造谣煽动说：“安徽日报发表批评‘江淮文学’的文章是省委叫写的，这是省委存心‘背对背’地搞文联”。又对他的反党集团核心分子们说：“党的文学事业遭到了‘攻击’，动员‘有党性、有魄力’的站出来”，并说：“有来无往也不好啊!”当即提出三点指示，以‘坚持工作，坚持检查’为幌子，利用‘反批评’向党猖狂进攻。他还责备反党集团分子‘行动迟缓，纲领不明确’，并且为他们作具体分工：钱锋“包打官司”，王影核对和收集材料，石青利用“江淮文学”发表反党文章。王影等向中央写信诬告省委时，戴岳利用党组书记名义对他们说：“党组支持你们”。同时，派专人守住电话机打电话，催逼报社发表反党集团分子写的“江淮文学”编辑部假检查和王影的“抗议书”，并扬言“报社不发表就闹到报社大门上去”。他还授意王影、钱锋、石青打印林洛里的批评文章、编辑部的假检查、‘抗议书’上送中央有关部门和散发到邻省，妄图利用别人不明真象，骗取支持和同情(被支部发觉制止)。省委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和纠正戴岳反党集团的错误。曾专门召开了座谈会，会上省委作了正确结论，但戴岳仍然继续进行反党活动，还在省委宣传会议上又指使文联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妄图推翻省委结论。
+
+　　(二)攻击省委领导。他制造谣言说：“中央给省委来电报，要省委检查国民党作风，省委正在星夜检查”，“省委违背中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安徽有收无放!”
+
+　　(三)鸣放期间，煽风点火向党进攻。他在戏剧界、美术界座谈会上公开号召右派“倒苦水”。把原决定参加座谈会的人员，随时更动，减少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致右派分子在会上大放毒箭。当话剧团右派分子进攻猖狂的时候，他暗示话剧团可以用选举方法，选举一个非党副团长。反革命分子曹野(现判五年徒刑)，在鸣放期间向戴岳说肃反“冤屈”了他，要告状，戴岳表示支持。并在其他人面前说曹野是百分之九十几的“好人”。
+
+　　(四)反右派斗争开始时，向右派泄露党的机密，暗示右派分子退却。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同志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如何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报告，戴岳听了报告回到文联以后，即在有党内右派分子参加的文联的党内会议上作了全部传达，意图提示右派分子收兵。
+
+　　(五)反对农业合作化和“三改”措施。他在下乡工作时，只喜欢听坏的，不喜欢听好的，说：“成绩一眼都看尽了”，又捏造说：“都说劳模张会庭是办社的旗帜，其实他们社里问题最多，人闹吃、牲口没料”，“怀远县重社群众打办社的干部……”；对抗旱种麦他认为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对双季稻极为反对，认为“不合算”。
+
+　　从上述材料说明：戴岳出身于反动剥削阶级地主家庭，参加革命后，虽受党的多年教育，但其资产阶级思想未得到改造。由于其生活上腐化堕落曾犯过几次严重错误，受到党内两次处分，而他没有从中吸取教训，改正错误，反而认为党对他“打击”，个人野心不能得逞，即长期与党离心离德，闹对立，最后走上反党道路，完全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当其反党面目被揭露后，他百般狡赖，不作检查，最后在铁的事实面前才避重就轻地作了交代。为了纯洁党的组织，经本委研究决定并报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戴岳的党籍。撤消其省文联主席职务，留用察看。生活待遇由十一级降为十六级。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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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3 @@
+# 中共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版画系、国画系)联合支部关于开除王曼硕党籍的决议
+
+　　<(王曼硕)>
+
+　　王曼硕，男，五十二岁，家庭出身自由职业，本人成份职员。
+
+　　一九三八年到延安参加革命，一九三九年三月入党，曾任延安鲁艺美术系系主任，东北文化局长等职，为党作了一些工作，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并未得到很好的改造。一九五四年由东北调来我院任副院长，和民族美术研究所副所长，并担任美院党总支书记的重要职务，在和党内极右分子共同工作中，王曼硕起初还能看出江丰的某些错误，如江丰排斥国画家、轻视遗产、纵容王逊阻挠民族美术研究所工作的开展等等，但由于斗争性差，害怕江丰的反击而采取调和妥协的态度。身为党总支书记，而对江丰的错误与缺点，不敢进行批评和监督，听其损害党的利益。
+
+　　一九五六年四月文化部、美协党组扩大会议上，批评了江丰和美术学院虚无主义，不执行党的国画政策，其中也批评了王曼硕，王曼硕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是虚心地接受党的批评、检查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努力改正，反而以腐朽的资产阶级阴暗心理来理解党内的批评，他认为蔡若虹过去在延安时要他检查工作就是整他，现在又批评他虚无主义，又是整他，把党内的原则斗争歪曲为党内少数人整人、和私人打击。自此，王曼硕不但拒不接受党的正确批评，执行党的文艺政策，反而更进一步在工作上按照江丰反党主张行事，利用党组织对美院国画教授进行围攻，给党带来极大的损失。
+
+　　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期间，是江丰反党情绪十分露骨，反党活动日趋猖狂的一年，他把美术学院变成了个人的独立王国，与党对抗。王曼硕由于把个人得失，个人恩怨置于党的利益之上，包庇和纵容江丰，使党组织变成江丰反党的工具，当有些同志要求批评江丰，揭露江丰时，王曼硕替江丰掩盖说：“江丰这一年来有很大进步，优点多于缺点，江丰脾气不好。”等等为之开脱，并且从不向文化部、市委等上级组织汇报江丰的真实情况，另外一方面，更和江丰一道编造并到处散布“文化部、美协、中宣部领导宗派主义，周扬、钱俊瑞、蔡若虹是一条线，从延安起就是靠整人起家的，他们打击江丰等”反党言论，酝酿反党空气，成为江丰反党的铺路人和大帮手。更为恶劣的是作为一个老党员，党的总支书记，却不论在党内、党外到处散布对党的领导同志的人身攻击，并扬言“如果我是党代表，我就不选周扬、钱俊瑞当中央委员”。这种破坏党中央威信的反党言论是决不允许的。
+
+　　整风期间，三反中被斗的人乘机污蔑过去运动没有人性时，王曼硕也向干部说：“是嘛，是不人道”，严重丧失了立场。江丰利用整风的机会阴谋策划组织了向文化部进攻的“五月会议”，在五月会议上王曼硕在二百余人的面前公开、直接地向党开火，他追溯到十五年前从历史上来“引经据典”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说江丰是真正的工人阶级思想作风，蔡若虹和他有本质上的不同，“党对江丰的批评是文化部、美协制造出来的，是宗派主义活动，这种宗派主义活动的总司令是钱俊瑞，参谋是蔡若虹。”并说“蔡若虹用十五年前整我的办法来整江丰。”等等，并丑化党组织和某些党的领导同志，严重地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造成党内外同志的思想混乱，博得了许多右派分子的同声喝采。
+
+　　反右运动开始后，群众起来揭发批判右派分子黄警顽，他说：黄警顽是老糊涂，批判批判就行了。群众贴出大字报他说：“用照象机拍下来给文化部看看，免得说我们没搞运动。”阻挠美术学院反右运动的开展，庞薰琴反党集团即将揭发，他还受江丰指使为庞奔走辩护，亲自到文化部找刘部长，说庞在美院时还算进步，建议“慎重”企图推迟见报。
+
+　　根据上述情况，王曼硕已没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息，变成和资产阶级一道向党进攻的党内右派分子了，为了严肃党纪，纯洁党组织，联合支部决议开除王曼硕党籍。
+
+　　 一九五八年
+
+　　· 来源：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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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1 @@
+# 中共山西省交通厅机关支部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景良党籍的决定（李景良）
+
+　　李景良，男，现年四十五岁，辽宁省昌图县八面城人，家庭出身城市贫民，本人成分军人，一九三七年二月参加工作，一九三七年六月入党。曾任晋豫边游击队大队长，参谋长，太行四、五分区参谋长、情报处长，山西省人民政府秘书厅秘书主任、山西省交通局秘书主任、副局长等职，现任交通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
+
+　　李景良一贯进行反党反领导活动，挑拨离间，拉拢对党不满的分子、受过处分的分子和个人主义严重的分子，特别是与胥德林、张水林、郭进田等人，长期互相勾结，攻击党的肃反政策及其他各项重要政策，破坏党的团结，打击报复同志，企图从根本上推翻交通厅党的正确领导，实现他可耻的目的——篡夺交通厅的党政领导，建立独立王国，进一步反党反领导。
+
+　　一、攻击党对他的审查，当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及波匈事件前后，他即攻击党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九年对他的审查，攻击当时党的领导人李达、冷楚等同志，向省委工业部大发雷霆。五次上书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说：“我要求必须补偿我这四年多的待遇，不能补，必须拿出充足理由，我不能承认住了四、五年监狱，结果没问题，而不承认是弄错了。”“整风中所以胡说，也是环境逼迫的……。”并在交通厅各种会议上向干部散布说：“我有情绪，是因为工业部给我结论上写成‘特务根据不足’所致”。
+
+　　二、一九五七年他又利用整风、鸣放的机会和其他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攻击党的棉布供应和招生政策说：“过去动员男人穿花花布，进行服装展览，布票不够还可以补发，听说今年后半年布票要对折，这简直是‘抽风’”；“去年(指一九五六年)动员许多人考大学，今年又说招的多了，连高中毕业生也不能升学，这叫干啥”。说什么“厅有厅长，党有书记，我受过审查，我还有意见，我没顾虑”；“我知道省委也不相信我，赚球这十二级”。在他主持的鸣放座谈会议上诱导座谈对象说：“三反、肃反问题都可以提”；“你们尽量提吧!章伯钧还有错误言论，我们都是他的部下……”；“你们不要光给小和尚提，也要给老和尚提意见”。在几次座谈会上右派分子都向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而李景良在每一次座谈会结束时，特别是在人民日报“六八”社论发表以后，全国已经开始反击右派的时候，都总是说，“大家意见提的很好，扯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上去，请继续大胆地提，说错了不负责任”。他还在总结反右派斗争大会上给右派分子撑腰并重新发起进攻说：“有人说搞两个通讯社不对，我看只要需要，搞三个通讯社有什么不可以”。
+
+　　三、拉拢煽动各种坏分子进行反党活动。最突出的表现在对党的肃反、审干等政策上，如对张水林问题，他和胥德林、郭进田、张水林一样认为肃反中处理张水林是党组书记王振德同志对张水林进行打击报复，因而在张水林释放后，他即向张水林道歉说：你的问题我原来不了解，运动还能不冤枉人？一直为张水林鸣不平，并想方设法让张水林任副处长和做机务处政治思想领导工作。不仅如此，还想方设法要赶走党组书记王振德同志。王振德同志调住高级党校学习后，李景良便企图通过合法手续免去王振德同志党组书记职务，任命他自己为党组书记。因王系在职学习，未获批准，未达目的后，即攻击和威胁省委。
+
+　　四、利用职权打击报复。由于她恶毒地猖狂地向党进攻后，生怕同志们揭露他，于是谁给他提意见他就打击报复谁。如李正一同志在划李景良为左派时(李景良不在场)，有过不同意的表示，别人在会后告他“李正一要划你右派”，他便于去年九月十二日发动了对李正一的斗争。企图转移斗争目标，妄图将李正一一棍子打死，掩盖他的罪恶。
+
+　　五、李景良自一九四三年受到党的审查后，对党引起了刻骨的仇恨，对革命心灰意冷，在此思想基础上拟出了：“健康、要好、积蓄、建家。不焦思，心静口紧”的“座右铭”。几年来念念不忘地在施行着。不仅如此，在政治生活中，对党的会议，政治报告不愿参加，不看党刊，不买政治学习书籍，饱食终日，无所思事，革命意志衰退，人生观腐朽透顶。
+
+　　总之，李景良是带着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走进党内的，企图在党内发展自己。当党的事业要求他必须服从党的利益时，他却口口声声强调他和党存在着矛盾。在政治立场上、思想感情上，公开与党决裂。为了达到他反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竟不惜利用一切机会，勾结一切坏分子，对党不满的分子，在审干、肃反、整风、反右派斗争等重大政策上，猖狂地向党进攻，以至堕落为右派反党集团的头子。
+
+　　为了纯洁党的队伍，严肃党纪，经支部大会讨论一致通过，决定清除李景良出党。并建议行政上给以撤职、监督劳动的处分。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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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57.txt
@@ -0,0 +1,185 @@
+# 沈毓河的右派档案材料（二）
+
+## 整风学习个人检查总结
+
+　　姓名  沈玉河
+
+　　地区、部别  朱阳乡大庄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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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别  初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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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表日期  1958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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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教师整风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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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现名沈玉河性别男年龄23文化程度初中籍贯潍坊市廿里堡乡范家村原名沈玉河家庭出身中农社会成分学生入团时间-入党时间-民族汉
+
+## 自我检讨
+
+## 一、党的领导与政策法令：
+
+　　（一）党的领导：我在学校内不服从校方的领导，在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时说，党天下，清一色。那时我赞成他们的说法，那就是看到学校内的领导大部分是党团员。经过反右派斗争和大辩论，使我认识到以前在学校不服从领导，那就是脱离党的领导。党天下，清一色的认识法更是不对，那我们国家学校内的领导，并不都是党团员。再者就是都是党团员也是十分应该的，因为党团员是建设祖国的先锋，他不但以身作则的好好为人民服务，同时更能帮助别人一块进步，搞好工作，改正缺点，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为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努力工作，那充分说明党的领导是坚定不移的。国家的各项工作事业，必须要有党的领导，才能使我国建设的更快更好，否则没有党的领导，而叫右派先生们当了领导，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事业，要遭到什么样的残局，真是不堪设想了。广大人民又会过上多么困难的生活呢。
+
+　　脱离党领导的错误根源：自己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清高思想，自己不想管别人，更不愿别人管，怕批评，怕进步，自己有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和自己主义所造成，平日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看不起别人，并自由随便，自己对缺点不正视，有严重的自美情绪，因此集体小农经济的改造，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及对天灾人祸的免疫力——象：抗旱打井等等。
+
+　　（二）我反对粮食政策——统购统销，我说：粮食的统购统销以我看来是完成了历史使命，因此现在合作化了，没有粮可统购了，可以把多余的粮食放在社办。那我为什么要反对统购，不要统购了呢。那就是因为自统购以来，我家在吃粮上就有些紧了。因为在未统购以前，我家的粮食是够的吃。并能吃上大米和细粮。但自从统购后，我家不但捞不着吃大米和细粮了，就是吃粗粮多，也要精打细算，否则就要不够吃的。因此我就对统购不满，反对政府的粮食政策。但我不敢说我反对统购政策，所以我就在整风中，发出上边的言论，要把粮留在社内，这样可以缺粮要社内马上解决，其目的是想推翻粮食政策，自己多吃粮食，吃更多的细粮。由于自己对粮食政策不满，所以在平日工作中，有说粮食不够吃的人，我就拥护他，说他是好人，说良心话，如有说粮食够吃的人，我在心里就说他装进步。我对这样的人我就抱敌视的态度，但敢怒不敢言，那就是怕别人批评，怕别人说我破坏粮食政策。但在日常中是不是说没对粮食不满的话呢？不是的，在平日有人问我粮食够吃的不，我说不够，并常说国家掌握粮食太紧，都存在仓库里了。并老埋怨政府把粮食掌握太紧。但我没有看到粮食的统购统销是为了全局利益，使全国人民都能有饭吃。
+
+　　经党对我以上的反动论点批驳后，使我今天认识到，我真是睁着两眼说话，现在不用谈全国合作化的好处，统购统销的好处，就拿我自己家庭来说，就使我闭口无言了。我家在解放后的几年单干中生活虽好，但如果干到现在，就要使我家糟得很，那就是我家在单干时是7口人，每年向国家买粮800斤，家中每人平均一条被子，但今天呢，全家11口人，分到基本消费粮外，还分100多斤余粮，80多元的钱（入社几年的平均）家中供应一个中学生，那今天的仍拿单干时来计算，我家光缺的粮食就要缺两口人吃的，那就更谈不到有钱花和供应中学生了。并现在平均每人两条被，并是花被子，在其它的用品上，更是添置不少。今天使明白过来，合作化粮食政策好的很，否则象我家这样的中农就要要无粮无钱的。今天我真正的感谢党，把我这个走向死路的人拉回，否则，没有党今天的反右派，我还不知要反动到个什么样子呢，那简直是不敢设想。
+
+　　（三）对抗领导：
+
+　　自我参加工作后，就一贯的对抗领导，包括看不起领导，对同仁不团结，体罚学生，浪漫习气，不遵守劳动纪律。
+
+　　我自小，家中娇生惯养，养成了我一个坏脾气，性情粗暴，不愿受别人领导，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对别人粗暴的个人英雄主义，同时又站不稳立场，受坏分子的拉拢，来对抗领导，看不起领导。因此在工作中，对领导上布置的工作总不想顺利完成，并经常想扳领导的脚后跟来攻击领导。再就是在我参加工作时，把一些学生的浪漫习气带入学校与农村，因此对同仁、学生、群众，都造下了一些不应有的损失，象：和同仁玩闹以同学相待，给同仁在学生身上造下不良影响，也不能很好的感染学生。再另象打球身着小裤头，使群众看着不顺眼，和农村青年玩闹失掉人民教师的价值。今天我认识到我在日常工作中的不良现象，这是一些极不好的现象，对抗领导，更是不对，那实质也就是反抗党的领导，那我以往的一举一动，给人民造下了了恶果，致使人民对我的反对，那是我自作自受，从今我要痛改前非，在党的照耀下重新做人。
+
+　　（四）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
+
+　　在反右派斗争中，自己不认识自己发表言论的反动性，反而认为说句话的问题，所以我曾说：我是个右派，毛主席也是个右派。但经党对我的批驳后，使我按照毛主席的六项标准和夏征农关于右派分子的四种类型联起来，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右派分子。属夏征农说的第四类：在党的培养下培养起来，而蜕化变质来反党。今天使我明白过来，我今天的反党这是忘本，那就是在解放前我家是中农，但曾有前面说一副的凄惨遭遇，那好生活的到来，也是解放后党给予的，现在我家在合作化后生活的提高也是党给予的，但我在整风中就看不到自己家庭与全国人民生活的提高，反而变本加利的来污蔑攻击合作化与粮食的购销政策。今天我思考起来，使我难过万分，幸亏党今天的反右派，把我从大道上拉回。要不我不知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坏人物了。我今天认识老师对我批评是帮助我，党反我的右派是把我从死路上拉向活路，是要我重新做人。我感激党对我的拯救，让我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让我在您的照耀前进吧！我想信党是不会抛弃我的，党是会宽大我的。我一定要在今后的工作中来报答党对我的救命之恩。
+
+　　在帮助党委整风中，我向党发出了一些反党言论，经党对我的教育，使我深深的认识到，自己发表的反党言论是十分恶毒的。这是只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才能说出的。那我发出了一些反党、反人民的言论，我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右派分子，这是不可否认的。现在我在铁的事实下，我向党向人民忠实坦白，低头认罪，争取党与人民的宽大处理，使我好重做新人，现我坦白如下：
+
+　　（一）我反对合作化，（我说：合作化走快了，不应该当前组织大的合作化，小社为最好，因为当前没有拖拉机等大的生产工具，不需要组织大社，组织大社，能浪费人力。）从我说的些话上来看，似乎是对的，是想党整风的，但在我心的深处并不是想合作社好，而是想合作社垮台，变成单干，那我为什么不敢明目张胆的大喊要合作社垮台呢，那就是国家形势的发展，使我不敢。那我为什么反对合作化呢，那就是我家是中农成份，从我记事就是中农成份，在生活上是不算困难，能够吃够穿，但在旧社会里的一家中农，也是要经常受到地主、富农、日本汉奸、国民党反动的欺凌，象我家就是哥哥被日本抓为劳工，叔叔被日本发到东北当苦工，母亲想哥哥而死，吃奶的弟弟只好送给人家养活，婶母被国民党打死，叔叔被打伤。但这样的生活，在48年一声炮响解放了潍坊，使广大人民见到了天日，从水深火热的苦海中跳出，钻进了母亲的怀抱，来尝试母亲的温暖，母亲的爱，这时我家的生活也一天更比一天好起来。在短短的三两年中，就达到了丰衣足食，有钱花。因此我家再不愁吃，不愁穿，不愁没钱花。这时家庭也对我更娇惯了，所以我父亲就又把我送进了学校，他想把我搞出个名堂，那就是想叫我上到大学毕业，因此我也就按着父亲的话去做，想大学毕业后，当一位工程师。那时把全家带入城市享清福，那时我是多样的荣耀。我在父亲面前又是怎样的好孩子呢。但我父亲与我的想法在我中学毕业的那年改变了，那就是进入了合作社，一切感到不入单干时了，那我也就捞不着再上学了。因此在那时起我就对合作化不满。因此在平日人家和我说起合作社来我总是说：合作社不好，群众干活不积极，不入单干时，收成不入单干好。别人说合作社好我就听着不入耳，在向学生讲合作化的好处时，也感到不顺口，老认为讲合作社的好处多，是说谎，不讲良心话。但在向学生讲时，没敢说合作社不好。因为怕校长及同仁的批评，所以也就假装进步说好！好！好！
+
+　　现在通过党对我的反动言论的批驳，摆出了事实，使我再细细的一想，使我今天明白了，过去自己是走向了反党反人民的下道，那是严重的个人名利观点，资本主义观点，没有看到合作化的道路是集体主义大富的道路，没有看到合作化是对的.....
+
+　　看不起别人，不服从领导，这也与我家庭的从小对我娇惯是分不开的。今天检查起来只有使我痛心，使自己陷入了泥坑。不但伤害了自己，还打击了别人，更严重的是阻碍了工作。今后只有痛下决心接近领导，接近党，争取进步，争取参加青年自己的组织——共青团，来好好地改造自己，好好工作。
+
+　　②合作化问题：在鸣放中我说，毛主席提出的合作化走快了。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合作社没优越性。同时右派分子进攻合作化时，我也赞成他们的意见，如：合作社以后，粮食减产多，56年我在工作团组上，看到合作社内死了几头牛，我就说，这是合作化的优越性。那时我的想法是合作社走快了，合作社没优越性，认为优越的一点就是人多力大，打井多，群众和合作社好办事。到底合作社有优越性吗？通过反右派斗争和大辩论使我深深的认识到，过去自己的说法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合作社不但有优越性，而是优越得很，合作社不是减产而是增产，就拿今年的小麦来说，今年天旱少雨，但群众由于合作化后，人多力量大，一起抗旱种菜，还有半农半工的，单干农民还有不进合作社的情绪，那进不合作社的半集体的，60小麦的产量总产三千斤，一千斤，这也是历史上未有的产量数，这真是枚不胜举，虽然合作社过去也有缺点，但那只不过是办社日子不长，经验差，在管理上当然有不够的地方，但那是合作社看优越性的问题。
+
+　　错误根源：入社前我家是中农成份，在解放后的几年中，地种的很好，每年收入很大，但入社后就感到不自由了。又因我家那时人口多，劳力少，就比单干时收入少了，对合作化不满就由此产生。所以我也就不看合作社的优点，只看缺点，把局部看成全面，其实是自己站在个人家庭圈子内看，完全是一切资产阶级思想造成，但没有认识到合作化怎样做■的收入太高，是为了防止再两极分化。
+
+　　③粮食政策：说良心话，解放后的一切政策中，我对粮食政策最不满，在整风鸣放中我大喊粮食不够吃，要求政府多给农民粮食，工作人员说补数，可以不统购了。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粮食政策，我也就冲锋向前。当时我认为统购购多了，给农民的粮留少了，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人民应该可以有吃有余，中国缺粮食运到外国和苏联去了。当时我错误的认为，农民就是不够吃，统购统销是为了打击粮商粮贩，进入合作化了，就可以不统购了，因合作社是不和粮局来往的。
+
+　　错误根源：统购前我家打的粮食是粮满囤谷满仓，吃不了，一年大部分吃细粮，但统购后粮就少了，吃上不那么随便了，要吃的粗一点了，这就引起了我的不满，再加我家反对统购政策，就更不满，又叫粮食不够吃的，其实我家4人，只顾家庭、个人利益高于集体利益，不顾集体的反对组织所造成，没有哪个村人民的粮是比以前增加了很多，但经过农村大辩论，使我错误的认识到粮食的统购是为了全国广大人民都有饭吃，使祖国建设的更快更好，以前粮不够的大部分生活的粮食，不另外再给，nnn节约nnnn，我国的粮食并不是运到苏联和外国去了，而我国当前粮食产量连续增产，因生产解放后，人口率增加很大，而粮食增产又不够造成，主要错误还是由于自己资产阶级观点特别严重，不愿吃粗吃饱，而想吃细吃好，只看个人家庭和自私自利思想造成。
+
+　　④婚姻法问题：在鸣放中右派分子进攻婚姻法说，农村姑娘都叫军官工人娶走了，农村青年打光棍，老夫少妻，喜新厌旧打离婚，当时我认为他们说的对，我也常说，打离婚不合理，不符合人道主义。新婚姻法一夫一妻制很好，我以前认为打离婚不好，当时认为打离婚造成成女方的困难，有小孩不好再嫁，不嫁生活又难维持，认为打离婚再娶，和娶小老婆一样，老夫少妻不合理。
+
+　　错误认识检查：首先，是过去对婚姻不大了解和片面性，新婚姻是解放男女青年，打碎封建铁链的，夫妻离婚是为了解放夫妻不合之痛苦，再另配良缘，这样有利于家庭和生产建设及后代子女，但夫妻年龄的大小，婚姻法上并无规定，只要双方自愿就可以。这是由于自己思想上有一定的封建残余思想立场所造成，通过反右斗争的大辩论，使自己明确了这一点，那是右派的恶毒攻击。
+
+　　⑤棉布食油计划供应问题：在棉布食油计划供应时，我感到太麻烦，不自由，不随便。当时自己不认识棉布食油计划供应的利益性。我国是一个大国，各方面用量很大，如不实行计划供应，不法商人他们就会投机囤积居奇，破坏国家的市场，使物价不稳定，棉布食油的计划供应是对国家人民是有利，过去那种感到麻烦，不随便完全是个人主义所造成。
+
+　　⑥除四害，讲卫生，扫盲运动：上级号召除四害讲卫生扫盲两大运动时，自己因为保守思想，感到作用不大，当时认为，除四害群众忙生产没工夫，必不能讲卫生，中国人多年不讲卫生，nn土地的也没有讲头，扫盲运动，每年就是扫盲，但每年扫除的极少，认为中国人多年不重视文化，只扫不除，因此自己在宣传贯彻上也就很差。半年中自己没有消灭一个四害，并发动学生也很差，在扫盲运动上，只宣传贯彻了不动次数，取得的成绩不大，后就没了信心，致使两大运动都没有搞好，但以上的认识不够全面，那n不是有很多nnn。五n四nnnn，以上错误认识的根源：在于自己有严重的保守思想，和不坚决执行党的指导所造成。这种保守思想是坚决不对的，今后必须积极纠正，破保守，急起直追赶上来。
+
+## 二、服务态度：
+
+　　①教育方针的贯彻执行与认识：我以前以为四六年级毕业生参加生产年龄小，不中用，中学生参加生产又大材小用，这是由我资产阶级思想工作造成，新教育方针贯彻后，我对勤工俭学又贯彻执行的不够，曾不贯彻和贯彻，认为妨碍学习，对学生教育更没有做到细心、耐心的教育，有体罚学生，变相体罚，严重摧残了儿童心身的发展。
+
+　　过去自己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教育方式，对儿童体贴温暖细心教育不够，自己性格又特别粗暴，因此在教学上发生了体罚学生和变相体罚学生，这纯粹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教育方式，封建残余思想造成。四六年级，中学生参加生产可惜，理想国家落后造成的，这是自己思想上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观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所造成，自己不愿参加劳动轻视劳动，因此也不愿学生参加劳动生产，因此在劳动教育上也就贯彻的极差，致使学生毕业后，不愿参加生产，就不上学校再回校学习，同时在教学上存有教书不教人的倾向，致使有的学生品德较差，不劳动打骂人，破坏东西等，这是对教育方针贯彻执行的很不够，这是由于自己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自己不愿劳动，不愿以身作则，粗暴的资产阶级教育方式和不愿当下贫农，唯有读书高的思想造成。
+
+　　②日常工作：自己在日常工作中不主动，备课千篇一律，在业务上无建树墨守成规，初参加工作时，不愿做教学工作，平日好复习初中课程，或看小说，看小说严重时曾在课堂上看，不好好辅导作业，看不起教学工作，备课只备语文算术，其他不备，对作业批改不认真的现象，致使教学工作，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祸害了八年，没有做好党交给的事业。
+
+　　工作中的错误根源：由于自己存有严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资产阶级思想，不愿干工作想继续升学，因此在日常工作中就不负责任，那为什么只想上学不愿干工作呢，那就是自己有严重的名利观点想脱离农村，脱离劳动，由于自己想脱离农村脱离劳动，因此在教学工作上就不主动，也不求教别的老师，表现了个人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处处对人不服气，自高自大，就是在日常工作中虽也做出点成绩，但那并不是站在好好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上，而是想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的思想观点出发而干工作的，这是一种极反动的资产阶级观点，资产阶级的工作做法，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纯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名利观点，今天检查起往日工作，只有使我惭愧难过，唯一的办法是今后克服个人英雄主义，打消名利观点，以主人翁的态度干好今后工作。
+
+　　③生活作风：平日非常自由、浪漫，经常衣扣不扣，和教师随便玩笑，和农村青年玩，在某些小事上好争吵，好闹情绪，不服气人，闹不团结，不要求进步，怕批评，工作不主动，懒，好吃，好玩，好事，不节约，生活浮华，闹阔气等不良作风。由于以上不良作风，造成了自己在工作上有不少损失，在群众中造下了不好名声，伤害了同志之间的感情，造成了自己生活上的不调，也常造成自己的苦闷，败坏了教师队伍。
+
+　　不良习气产生根源：家中从小娇生惯养，任性发展，自己又不检查自己的缺点，有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浮华愤恨坏思想所造成，主要是娇生惯养和个人英雄主义，资产阶级思想浓厚，今后一定要痛下决心全部改掉，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战士，今后要做人民师表，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教师，把资产阶级的思想抛出，在脑海中插上鲜艳的红旗。
+
+## 三、立场问题：
+
+　　我平日工作中，怕批评，不求进步，当然就喜欢别人表扬，那我就站在落后反动的一边，不交好人，只交孬人。因此在今年鸣放中我就不分善恶的站右派分子一面，和他们大喊大叫，同时我把右派分子想成说理健将，随声附和做他们的说话，向党进攻，向右派游说，提出各种不民主，我也赞成，肃反搞了好久，我也信以为真，三反反胡风，我也相信，由以上几点看来，我当时确实是站在反动的立场，做右派的尾巴，共同向党进攻，但经过反右派斗争和大辩论后，使我认识到我当时确实危险极了，但党同老师又挽救了，使我迷途知返，再又走向了人民立场，nnnn。
+
+　　错误根源：自己有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怕进步，怕批评，不认识缺点，又和孬人相交，平时受坏人的拉拢，自己又不好好学习政治，因此站在反动的立场，今天使我痛心极了，个人英雄，不求进步，不学习政治，害了自己，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在看自己。
+
+## 四、中苏关系：
+
+　　以前我不相信苏联是一个nn国家，而是一个n，因为nn不好，产粮食不多等，要靠中国供给，苏联也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在鸣放中又以海参崴、伊犁不还中国，说苏联也是一个侵略国家。
+
+　　其原因是我在上中学时，我的地理教师朱旭明，他是一个胡风反革命分子，他在讲地理课时，说苏联就是地大，气候不好，农作物生长差，关于海参崴和伊犁问题，他在讲地理和历史时都说最早是中国的，但为什么今天划为苏联。因他不解释，问他他说不知道，自那时起我对苏联就怀疑，但通过整风学习，使我认识到苏联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科学最发达的国家，它是真正的世界和平使者，海参崴，伊犁划给苏联是在二次大战后国际上规定的，而那地方的人在生活地方比中国的多，生活方式习惯也与中国不同，划给苏联是十分正常的，也可以说我前段对中国革命的目的都不明确，将来到共产主义，不是就没有国家这个机构了吗，今天我只有恨我的反动教师和自己的学习不够，没一点分析的能力。
+
+## 五、崇美崇英思想：
+
+　　美国人的惨无人道我是对他痛恨入骨，但我又崇拜他，那我崇拜的是美国人聪明能发明创造，还是前几年的事，但今天在我脑中是一点崇美思想也没有了。那就是我通过报纸学习，现在世界上人最聪明，科学最发达的是苏联，像周济导弹，人造卫星，各种原子飞机等，苏联已把美国已经远远的抛在后了。同时我还崇拜nn，那就是认为外国的东西就是好，但今天也不以为然，现实是我国在15年赶上英国，中国广大人民凭自己的智慧，已有很多发明专利超过英国，同时我国就早不受两大外国制约。
+
+　　根源：在小时曾受过国民党的反动教育，和那时上流社会充满幻想，再加上反动教师对我的■，自己学习认识又差，由此产生崇洋媚外思想。
+
+## 六：工农生活城乡关系：
+
+　　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时，喊叫工人生活好，农村农民生活不好，工人剥削农民，当时我也就反对说，工农生活一般差不多，同时我还说：城市吃nn
+
+　　根源：自己不愿劳动，不愿在农村，因此就处处看城市的好处，工人的好处，nn……
+
+　　总的错误根源：1.自己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名利观点，个人主义
+
+　　2.个人有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高自大，目中无人。
+
+　　3.个人有严重的nnnn，浪费行为，不拘小节。
+
+　　4.个人学习政治不够，受旧社会和反动教育的影响，自己不要求进步，怕批评，脱离党的领导，又不靠近领导。
+
+## 七、今后方向：
+
+　　（坚决剥掉资产阶级的根子，树立起牢固的无产阶级思想，脑中来一个原子爆炸，炸掉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丢掉一切错的东西，铲除自己严重的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和自由主义三个坏东西，在脑海中树立起共产主义红旗，争取思想进步，及早加入共青团，在党的领导下好好工作，和党一心一意，献出自己的终身。）
+
+　　 右派分子：沈毓和58年2月24日
+
+　　1.28日在小组会上说，共产党忘恩负义，过去和今天革命的胜利完全由人民贡献，而现在忘记了农民过去因乡村领导城市，而现在都是城市领导农村，还是nn部领导了，这是什么道理。
+
+　　1.25日在小组会上说：现在的婚姻法不如以前了，不如旧的婚姻法。
+
+　　【整页不清】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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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58.txt
@@ -0,0 +1,35 @@
+# 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开除党内右派分子陈再励、王梦周、廖原、骆明、王浩、廖联原党籍的决议
+
+　　<(陈再励、王梦周、廖原、骆明、王浩、廖联原)>
+
+　　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方法，开展了党内两条道路的斗争，彻底地揭发和批判了以前广西省委常委、广西省副省长陈再励为首的，包括前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王梦周，省委委员、省委财贸部长廖原，省委委员、省委宣传部长骆明，省委委员、省委文教部长王浩，省委候补委员、自治区兵役局长廖联原等人在内的右派集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恶活动。代表大会一致认为，这一斗争的胜利，对于在全区范围内进一步深入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纯洁党的组织，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增强党的战斗力，从而有力地贯彻执行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所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推动我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大跃进，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
+　　从大会以及大会之前所揭发出的材料说明，这一右派集团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已经延续了一年之久。从一九五六年六月，中共广西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始，他们就打着“反冒进”“反主观”的旗号，极力诋毁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攻击党的领导，进行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到一九五七年六月，中央宣布处理广西因灾饿死人事件时，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发展到了最高峰。在党内检查因灾饿死人事件的会议上，他们直接违反了中央对这一事件的正确结论，横生枝节，借题发挥，硬把因灾饿死人事件说成是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所带来的恶果，并进而全盘否定广西的工作，认为党在农村工作上“犯了路线错误”，要求“重新估计农村工作”，要求省委“肯定错误”。
+
+　　这一右派集团集中攻击的首要目标，是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到一九五六年上半年的农业合作化高潮和伴随而来的农业生产高潮。他们根本否定我区广大农民热烈响应党的号召，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这一伟大的历史行动，把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说成是“强迫出来的”，“农业合作化太快了”。他们竭力攻击合作社“只顾集体，不顾个人”，要求无限制地发展社员家庭副业，借以瓦解合作社的集体生产。他们否认合作化的优越性，把合作社的生产说成一团糟。对一切足以说明农业生产成绩的材料数字，特则是一九五六年上半年粮食增产的数字，一律认为是“吹牛”，“虚夸”，“是报喜不报忧”的表现。事实很明显，他们不遗余力地攻击农业合作化的目的，就是企图扭转历史的车轮，使全区农民群众从社会主义道路退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
+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省委是始终贯彻执行党中央所规定的社会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并且同他们的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了斗争。当他们看到，把自己的右派意志强加于党的企图没有能够实现时，就竭力地攻击党的领导。他们不惜采取极其卑鄙的两面派的手法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由于党委不接受他们的反动观点，并且对他们的反动观点进行批判斗争，他们就歪曲党内生活的真相，大肆攻击“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党内没有民主”，“书记一手遮天”。省委贯彻执行中央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被他们攻击为“教条主义”，“好大喜功”，“不从实际出发”。他们为了削弱和摆脱党的领导，就极力鼓吹分散主义，反对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抗拒党对各部门工作的统一领导，说党的领导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只听块块，不听条条”。特别恶劣的是，他们还进行许多非组织的活动，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污蔑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丑化党的领导，企图使党陷于分裂和瘫痪的状态，使党变成某种争论不休的俱乐部。
+
+　　这个右派集团，特别是廖联原，还极力地鼓吹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他无中生有地污蔑省委存有“宗派主义”和“大汉族主义”，把解放初期，党为了纯洁革命队伍而对地下党和游击队所进行的整顿工作，诬蔑成为对地方干部和民族干部的“打击、排斥和刁难”。根据所揭发材料，廖联原在去年曾经借着下乡视察的机会，捏造事实，敌我不分，替一些被清除出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喊冤；并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进行欺骗煽动，企图挑拨群众对党不满。这个右派集团的首领陈再励，也利用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情绪，来攻击党委不重视民族区域自治工作，抹杀党在民族工作方面的伟大成就，诬蔑桂西僮族自治州是“形式主义”，企图挑拨民族关系，分裂广西各族人民的团结。
+
+　　这个党内右派集团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事实上起了互相呼应的作用。他们也承认，他们的言论就是在词句上也是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一模一样。在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向党疯狂进攻的时候，他们都在或明或暗地大加喝采。在去年五月省委召开宣传会议时，作为会议直接领导人的骆明和王浩，竟然严重歪曲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否认两条道路斗争的存在，混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界根，极力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并且把这些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称做“宝贵的意见”。事实说明，他们早已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一道，唱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同一调子了。
+
+　　由于这个右派集团的分裂活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使省委的集体领导陷入了极度的困难，使党的正确路线受到了极大的障碍，使广大的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并且一度造成了干部思想上的混乱，助长了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倾向，削弱了党的战斗力，给全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社会主义建设所出现的低潮，就正是这股妖风直接造成的恶果。
+
+　　陈再励、王梦周、廖原、骆明、王浩、廖联原所以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决不是偶然的，我们党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种斗争不能不在党内反映出来。这个右派集团的成员，虽然很早就在组织上入了党，但他们在思想上并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并没有得到改造；加上他们都有着严重的个人主义，自然就会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紧要关头，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
+　　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当这些人犯了这样不可饶恕的错误和进行了这样的罪恶活动之后，党仍然没有放弃对他们耐心教育和进行挽救工作，希望他们能够彻底醒悟，痛改前非。在去年六月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期间以及会议之后，党曾和他们进行了多次的个别谈话，促其悔悟，但被他们拒绝了。在十二月省四级干部会议上，党总结了过去一年来党内外两条道路斗争的经验，对他们过去的罪恶言行，做了没有指名的严厉批判，目的也在促使他们能够主动进行检查，但他们仍然无动于衷，反而对党的批评抱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党是无可再忍了，于是在今年二月间的省委全会上，向他们展开了斗争。由上可见，这些人的反动立场，是极其顽固不化的。
+
+　　（代表大会经过讨论以后，一致决议：开除陈再励、王梦周、廖原、骆明、王浩、廖联原的党籍；撤消他们党内的一切职务；并且建议有关行政方面撤消他们在行政工作方面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在党内外公布这个决议。）
+
+　　代表大会一致认为，清除以陈再励有首的右派集团，是广西党内两条道路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为了巩固全区党组织在党中央领导下的团结和统一，增强党的战斗力，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认真接受以下的经验教训：
+
+　　第一、必须在党内外继续深入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把整风运动进行到底，提高全体党员和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坚定无产阶级的立场。在进行两条道路斗争时，必须严格区别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严格遵照团结——批评——团结这一公式去进行；属于敌我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如对右派分子，则必须加以无情的揭发和孤立，并应把党内的右派分子清除出党。
+
+　　（第二、全体党员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革命警惕性，学会识别风向，分清大是大非，敢于坚持真理，旗帜鲜明，为真理进行不屈不挠的战斗。）
+
+　　（第三，必须坚持维护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加强党的领导，反对分散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必须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巩固党的组织，坚决执行党的统一领导原则。）
+
+　　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在这次斗争所取得的胜利的基础上，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提高思想，依靠群众，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把全区的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向前推进。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一)》，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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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9 @@
+# 中共上海市委对右派分子王若望的处理结论（王若望）
+
+　　王若望，男，四十岁，江苏人，一九三七年入党。家庭出身中农。现任“文艺月报”编委，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
+
+## 一、 主要反动言行
+
+　　(一)鸣放前后，写过“释落后分子”、“一板之隔”、“不对头”、“身价十倍”、“观风测雨”等十余篇文章，攻击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攻击从政治上划分人的先进和落后，攻击“鸣放”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的政治标准，并化名对作协党内负责同志进行人身攻击。甚至公然反对老工人座谈会对右派的反击，对党的各项政策，对社会主义制度作了全面攻击。
+
+　　(二)鸣放期间在市委座谈会上，首先出来污蔑作协党内有墙，墙外有沟，起了放火作用。在其他党内外会议上，攻击作家协会党内有宗派集团，并污蔑肃反等政治运动是作协党内的宗派打击，宗派排挤，说作协肃反四个月，有三个半月是搞自己人，是搞以夏衍同志为首的吴强、孔罗荪、柯蓝、王若望四个人；说解放日报上批评文艺月报未转载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是对文艺月报的宗派排挤，文艺月报是宗派打击的牺牲品。
+
+## 二、 斗争中的态度
+
+## 基本上交代了问题，态度尚老实。
+
+## 三、 处理结论
+
+　　开除党籍。撤消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由文艺四级降为文艺八级)。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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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60.txt
@@ -0,0 +1,19 @@
+# 中共重庆市航运委员会关于开除反党分子姚茂棠党籍的决定
+
+　　<(姚茂棠)>
+
+　　姚茂棠，男，现年四十二岁，山西武乡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分雇工，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原任市航运党委第一书记、长江航运管理局重庆分局政治处主任。
+
+　　姚茂棠在担任航运党委书记期间，表现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向党争“名利”、争“威信”，发展到积极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其事实如下：
+
+　　一、攻击和丑化市委领导。一九五六年底，重庆港部分工人闹事，姚茂棠借此机会，大肆攻击市委，在他化名“希望”“气愤”所写的“重庆市委书记们的官僚主义到了纠正的时候了”的反党信件中，极力歪曲事实，诬蔑市委，认为工人闹事，是市委只听金石(党委书记、行政局长)的汇报，不听他的意见的“宗派主义”所造成的。并自吹他是最代表工人群众利益的，他“曾三次来市委向负责同志反映情况都不接见”(并无此事)，所以市委“已听不到工人的呼声了”。他为了进一步反对市委的领导，竟狂妄地说：他对工人闹事的处理，指示了“三条原则”、“四条办法”、“二条要求”都是“正确”的，就是由于市委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而不能实现。这完全暴露了姚茂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野心。
+
+　　二、利用整风的名义，拉拢干部，进行非组织活动。姚茂棠为了达到他的反党目的，竟乘航运党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的前夕，在医院里，以找同志谈话为名，先后在分局工会干部中，进行引诱、拉拢，极力挑拨工会与行政的关系。如说：有人(指金石同志)准备反你们的工团主义，(党委并未研究此问题)你们不要怕，我不表示态度，党委不会做出决议。他要工会干部保持内部“团结”，指示他们准备还手，并无事生非的向他们说党委委员对反工团主义的所谓几种态度，暗示他们准备对策。同时，对将要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人员，也进行站队，把政工、工会和行政干部中他认为可以“争取”的人员，划为他的“优势”力量，并鼓励工会干部，斗争行政，以此来分裂党委，攻垮行政领导，扩大个人权势，达到他进一步攻击市委的目的。
+
+　　三、抗拒市委指示，个人独断专行，把个人置于组织之上。姚茂棠身为党委书记，但一直对市委抱着怀疑态度，对市委的指示拒不执行，甚至在市委批准姚为航运党委第一书记时，竟不上班办公，以示抗拒。在党委集体领导上，许多重大问题，不提交党委讨论，就由他个人作出决定；对不合个人口味的决议，竟擅自修改或推翻。如一九五六年党委对科级干部的晋级所作的决议，有些问题不合他意见，表示非常不满，并写报告到长航局政治部去控诉党委。
+
+　　四、姚茂棠在挑选和使用干部上，破坏党的干部政策，实行资产阶级干部路线，凭他个人印象(即是自己随和可喜的)封官许愿，把某些思想意识不好、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加以提拔或安置于要害部位。如把怀有阶级仇恨的非党员(其父被人民政府管制而死)，重用为党委秘书，保管党内机密文件，在群众提出意见市委建交部指示将其调离时，姚拒不执行，并说：“不能只看表面，要看本质”。
+
+　　综上所述，姚茂棠由于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与党离心离德，不惜攻击市委领导，积极进行非组织活动，把个人驾临于党委之上，违反党的政策和指示。姚茂棠对自己的反党行为，在历次检讨中极不老实，有些事实在铁证面前被迫接受，但不承认有反党思想，拒绝悔改。这些足以证明姚茂棠已经堕落为反党分子。经支部大会讨论，航运党委决定开除姚茂棠的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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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61.txt
@@ -0,0 +1,77 @@
+# 我的悔改规划
+
+　　<冯亦代>
+
+## 思想总结
+
+　　去年鸣放期间，我利用党的整风运动，以民盟及北京市人民代表的合法组织和身份，进行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非法活动。反右后经过党的援救和同志们的批判帮助，才使我逐渐认识到自己罪行的严重性，我歪曲诬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党的整风运动，从而破坏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我否定肃反运动的成绩，为反革命分子喊冤叫屈，煽动翻案，从而破坏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我鼓吹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自由来破坏有领导有组织的民主集中制；我攻击党的干部政策，叫嚣党政不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无知不能领导有知，把马列主义的思想领导看做教条主义，企图改变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歪曲党的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企图以一方对党监督等来反抗党的领导。企图在文化界造成政治资本来篡夺党的领导。这些罪恶言行，证明我是完全站在与党和人民敌对立场上的，是个反动派，也是个与反革命分子无异的祖国叛徒，实质上就是个“帝国主义者，封建买办残余势力和蒋介石国民党的代理人”。
+
+　　我之堕落成为一个右派分子，是有其历史根源的。我出身在一个职员家庭里，从小受封建意识的熏陶，以后又受了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出学校后，就依附国民党反动派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特务流氓为生，给他们做帮凶走狗；因此即使在民主革命时期，我就是个资产阶级右派。解放以后，我投机混入革命的队伍，党给我多方面的培养教育，但我一直没有严肃认真艰苦自觉地进行自我改造，相反却以进步自恃，“功臣”自居，坚守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而拒绝改造。不但不服从党的领导全心全意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反而从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出发，追求名利地位，妄想与党抗衡，继续骑在人民头上过剥削生活。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伟大的社会主义时期，而我的思想意识还停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老一套无所改变，因此我之堕落成为右派是我的思想意识和客观存在发生敌对矛盾的必然结果。
+
+　　从我在鸣放时期的罪行来看，还证明我不是一个一般的右派分子而是一个极右分子。因为我在社里社外煽风点火向党猖狂进攻的事实，说明我之仇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到达疯狂的程度，特别当时社里的乌云乱翻，完全由我造成，把我划为极右分子是罪有应得的。
+
+　　我的人生观浸透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剥削阶级思想意识，这是我犯右派罪行的总根源。我从小就有长大要出人头地荣宗耀祖的封建思想，以后又中了资产阶级剥削思想的毒，便发展成只要为了个人利益可以不择手段的恶劣作风。我学会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吹拍逢迎，投机取巧，表现自己，压低别人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派手法等无耻伎俩。我以伪装进步来欺骗党，骨子里却是一切为了个“我”，狂妄自大和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使我自己欺骗了自己，认为自己本领大，瞧不起人，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社会进步了，而我却抱残守缺地固步自封，不去自觉地进行改造。我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集中表现在我的不择手段贪得无厌地追求名利地位，在工作中则是敷衍塞责，不踏实苦干，实质是想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来向上爬去，过骑在人民头上的剥削生活。个人的野心是无止境的，以我本钱还不是时候就想与党抗衡，则一旦爬了上去，真正达到我梦想中的当民盟市委副主委，中央委员或全国政协委员时，则一定会有更多的资本来干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勾当，而谋资本主义复辟，也是必然的结果。
+
+　　反右派斗争中我所受的批判和处理，是党给我的援救，如果没有这次有系统的揭发和批判，使我清楚地看到自己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可耻可恨，使我认识到所犯罪行的严重性，我不会体会到党对我的处理的十二万分的宽大，真正庆幸到自己的得救，和感谢党给我的温暖和援救的。因而也认识到我首先必须改变我的反动的政治立场，听党的话，跟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其次则必须在劳动和工作中进行艰苦的自觉的思想改造，把反动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立场观点脱胎换骨地改变为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立场观点，建立起革命的人生观，真正地踏实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
+　　以我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之严重，我必须付出百倍的努力，才能达到脱胎换骨改造自己的目的。但检查自己在批判处理后的言行，我的努力还是十分不够的，我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还顽强地盘跼在我的灵魂深处，具体的表现如下：
+
+　　(1)在对其他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如对兰彦哉时，我思想中存有怕群众误解我的发言为逃避责任而有所顾虑，因此开始时斗志不坚。在双反中也有怕自己发言犯政治错误的顾虑。
+
+　　(2)在工作中，我还经常犯粗枝大叶马虎潦草的毛病，没有把工作做到我能达到的完好程度。选稿时怕提出自己确定的意见，怕犯政治错误。
+
+　　(3)在劳动中，我虽两次去十三陵，但经常顾虑自己的体力而不能忘我劳动，通过劳动来改造自己的决心不够，干劲不足。
+
+　　(4)在生活中，仍然是考虑个人得失较多，特别在领导上决定要我搬宿舍时，我对于分配的房屋争多嫌少，不自己解决困难。
+
+　　(5)在思想中，对于自己的要求不够严格，痛恨自己不够，有一得即沾沾自喜，有一失即情绪低落。有时还有回想过去的自怜情绪，不能勇气百倍地向前看，缺乏艰苦的自我思想斗争。
+
+　　(6)在作风中，则主要是经常不自觉地流露出爱表现自己的言行，不能老老实实埋头苦干，少说多做。
+
+　　从上面的一些事实，说明我虽然认识到所犯罪行的严重性，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根深蒂固，而有悔改和重新做人的要求，但在实践中所表现的努力和得到的进步，还是微不足道的，而这样拖沓下去，也是十分危险的。因此我今后必须针对这些事实，严格要求自己，随时进行自我检查和思想斗争，把主观愿望化为实际行动，坚决改变立场，克服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真正改造自己，建立革命的人生观，老老实实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以期早日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重新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做一个革命的干部。
+
+## 悔改规划
+
+　　针对我所犯的右派罪行，和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我的悔改规划总的奋斗目标，是争取在两年的时间内，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重新回到人民队伍中，并建立革命的人生观，达到做一个普通革命干部的水平。为了达到这一总目标，要做到下列各项：
+
+## 在政治思想上
+
+　　(1)以毛主席的六项政治标准为自己言行的准则。保证做到不乱说乱动，遵守政府法令、劳动纪律，在一切行动和工作中，不违反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不耍两面派，与坏人坏事坏思想作斗争，全心全意听党的话，跟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
+　　(2)每月写思想情况汇报，不保留任何问题(无论已想通的或未想通的)，把心交给党。
+
+　　(3)积极参加党的各项政治运动和响应党的号召，服从党的决定和指示。
+
+　　(4)加强劳动锻炼，树立正确的劳动态度，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办法是积极参加各种义务劳动。去办公室内保证做好清洁卫生、开水供应，送发函件等工作。在宿舍内做好清洁卫生的值日工作，并参加家庭劳动。
+
+　　(5)努力学习马列主义。
+
+　　①每天读《人民日报》，特别是社论，每期读《红旗》《学习》，学习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并阅读报刊上反对修正主义及有关知识分子改造的文章。
+
+　　②学习《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第一、二篇。每星期有三个夜晚计九小时，时间为一年。
+
+　　③阅读有关思想改造及修养的书刊文章。当前是读完《民主与自由》《在思想斗争战线上》《做一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三本书。
+
+　　④阅读及学习均须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对自己的错误思想，进行反省批判，并写阅读笔记。
+
+## 在业务工作上
+
+　　(1)保证在选稿中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做到精选作品，不作拼凑，积存稿件，提前发稿；在稿件加工中，做到消灭错误，提高质量。
+
+　　(2)加强业务学习，以文艺理论为主。阅读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马恩列斯论文艺》《苏联文学艺术问题》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四书，以及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他反对文艺上修正主义的论文。每星期两个夜晚计六小时，阅读时并做笔记。
+
+　　(3)保证每日读完工作中规定阅读的国内主要文艺刊物中的主要作品，以及当前出版的创作小说。
+
+　　(4)阅读苏联小说，以培养社会主义感情和提高文艺鉴赏水平。
+
+## 在生活作风上
+
+　　(1)学习党团的优良作风和同志们的革命干劲。坚决改变自己的爱享受的生活作风，做到勤俭朴素，刻苦耐劳。
+
+　　(2)坚决克服个人主义的坏思想，保证做到服从组织决定，服从集体利益。
+
+　　(3)坚决做到埋头苦干，少说话多干活，老老实实全心全意地干；和不表现自己不哗众取宠的朴实作风。虚心接受批评，改正缺点。
+
+　　(4)坚决做到不有一得而沾沾自喜，不有一失而丧志松劲，严格要求自己，随时检查反省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意识，以树立革命的人生观。
+
+　　 来源：冯亦代《悔余日录》，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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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62.txt
@@ -0,0 +1,19 @@
+# 中共北京市文联支部关于开除王亚平党籍的决定
+
+　　<(王亚平)>
+
+　　王亚平，男，52岁，中农出身，个人成分自由职业，河北省威县人。1946年7月入党，同年参加革命工作，原任北京市文联秘书长、党组书记、市人民委员会文化处处长。
+
+　　王亚平长期向党隐瞒反动历史。早在1925年，王就信仰无政府主义，组织“友声社”，出版“友声”，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1947年整党时只作了部分交代，但长期隐瞒反动活动，直到肃反运动前，还保存着早期写的反动小说“雪夜黄堇堤”，该书中污蔑列宁为专制魔王，叫嚣要取消列宁政权。1927年王又积极参加了河北省威县国民党西党部的活动。1928年在广宗县县党部参加国民党，任县党部干事，编辑广宗半月刊等。1937年王参加国民党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团，任少校宣传股长和队秘书，后入战干团，再次集体参加国民党。1938年冬王又由贾希一(国民党上饶专区特工组长)介绍入伪九战区政治部第三组任中校组员，编辑阵中日报副刊，后王又介绍贾希一去上饶专员公署作秘书。这些问题直到1954年肃反组织上追查时，王才被迫交代。
+
+　　1949年王调北京工作后，为了扩大个人势力，把一些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介绍安插到文化处、文联工作，未经市委同意，抛开党组、党支部，与这些人组织了“核心小组”进行反党活动。王为了个人名利，违犯党的政策，擅自宣布北京市戏曲工作以评剧为主的方针。王亚平对党玩弄两面派手法，把持“说说唱唱”刊物，阻挠交给中央。市委要求创作干部下厂下乡体验生活，王等则制定了庞大的学习计划来对抗。王还向小集团内某些分子泄露党内机密，并污蔑说：张梦庚和其他党员科级干部、支委有宗派，是走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的路线。北京市第二次文代会期间，王亚平小集团企图拉拢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徐放、牛汉等人来北京市文联工作，阴谋篡夺北京市文联的领导权，他们内定王亚平为文联副主席，徐放为副秘书长，党支部书记，牛汉担任人事科长、团支部书记，经市委发现未逞。在批判胡风开始后，王亚平还曾两次去胡风家泄露党中央批判胡风的精神，把周总理、陆定一、林默涵等同志的报告记录交胡风分子徐放阅读。胡风反革命集团被戳穿后，王将徐放给他的信件撕毁，企图销毁证据。
+
+　　王亚平利用职权包庇反革命分子。1950年王介绍军统特务姜梦漪(现劳改，是王1945年在重庆时期的姘妇)，混入市文联工作。王在工作中重用姜梦漪，把锁党内文件的钥匙交姜保管。后来，组织上发现姜有政治历史问题准备清洗时，王竟利用个人关系，隐瞒姜的政治历史问题，先后写信给阳翰笙、楚图南、何成湘等介绍姜去工作(均未成)。姜梦漪1951年窃用文联公章，写证明信让其夫军统特务陈卓新逃匿来京。王知陈上过国民党警官学校，却又帮陈修改历史，经过王的亲友介绍陈匪混入我大连海军工厂工作(已逮捕法办)。
+
+　　（王亚平私生活一贯腐化堕落，1949年后更为严重，从1950年起先后与几个妇女发生两性关系，影响极坏。）
+
+　　整风运动中，当右派猖狂向党进攻时，王支持极右分子施白芜(反革命分子现已逮捕)的反党活动，并为施犯出主意。
+
+　　为了纯洁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市文联党支部大会一致通过把王亚平清洗出党。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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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63.txt
@@ -0,0 +1,93 @@
+# 中共河南省委举行第九次全体会议(扩大)揭发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潘复生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
+## 根据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精神部署了今后工作
+
+　　中共河南省委于6月6日到7月1日召开了第九次全体会议(扩大)，传达贯彻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决议。参加会议的除省委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外，还有各地、市委书记，省委各部副部长，省直各党组、各党委负责同志共一百二十一人。会议首先由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和刘少奇、邓小平、谭震林同志的报告。在学习讨论“八大”二次会议文件的过程中，揭发批判了潘复生(原省委第一书记)、杨珏(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庭栋(省委修补委员、省委副秘书长)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在铁的事实面前，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对自己的反党言行、阴谋活动作了初步交代。最后，会议讨论和部署了今后工作。
+
+　　会议过程中，不断传来夏季作物空前大丰收和工业与财贸战线上新创造新发明的喜讯，对到会同志鼓舞很大，加强了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争取更大丰收的信心。
+
+　　这次会议是一场尖锐的两条道路斗争的会议，是一次深刻的整风会议，也是一次增强党的团结的会议。
+
+　　吴芝圃同志在传达“八大”二次会议决议的时候，首先就“八大”二次会议的伟大意义和会议解决的重大问题作了详尽说明。他说：“八大”二次会议是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也是有重大国际意义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所解决的问题，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决定性的意义。接着，吴芝圃同志指出：这次会议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是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总路线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是全党的总路线，也是全国人民的总路线。我们河南全党和全省人民应该团结起来，为实现这条总路线而斗争。接着，吴芝圃同志说：“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拥护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所通过的两个宣言。吴芝圃同志进一步解释了东风继续压倒西风的国际形势，他说：当前国际上阶级斗争很激烈，很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要想挽救他的命运，要想作垂死挣扎，除了制造国际紧张局势，做种种战争挑拨和准备以外，他的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找它的代理人，这个代理人，就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修正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力量在国际上占优势的时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危险，就是修正主义。吴芝圃同志在谈到会议基本上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时说：这个纲要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的一个最重大的措施。中国的情况，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然后才可以为迅速发展工业打下物质基础。要在中国多快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最后，吴芝圃同志说：“八大”二次会议，也是一次认真整风的会议，会议上揭露了潜伏在党内的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且和他们进行了严重的斗争，这是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胜利。这样，使全党对总路线的认识更加清楚了，使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勇气更加坚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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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芝圃同志在说明“八大”二次会议的重要意义之后，号召大家认真地学习会议的文件，认真地把党的决议变成我们全党的实际行动。接着就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刘少奇、邓小平、谭震林同志的报告。到会同志十分兴奋鼓舞，一致表示热烈拥护“八大”二次会议的决议，并且坚决贯彻执行；一致认为“八大”二次会议所制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对于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决定的意义，并且有着重大的国际意义。到会同志在发言中，列举了从1956年以来河南“马鞍形”发展的事实，特别是今年夏季作物空前大丰收增产一倍以上的事实，充分地说明了党的总路线的正确性。根据河南的具体情况，大家还深切地体会到，必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和阶级路线，在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时，绝不能忽视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必须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学习了毛主席的讲话以后，大家更加明确了插红旗、辨风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是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的根本保证。大家一致表示今后应该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尤其是要下苦工夫学习毛主席著作，使“八大”二次会议各项决议成为河南全党和全体人民的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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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讨论、学习“八大”二次会议文件的过程中，严肃地开展了对潘复生、杨珏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揭发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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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复生是一个披着马列主义外衣隐藏在党内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特别在1957年上半年，当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紧要关头，潘复生和杨珏、王庭栋勾结在一起，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里外呼应，煽风点火，向党猖狂进攻。他们否认阶级斗争，否认两条道路斗争，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阻挠、破坏反右派斗争，打击省委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措施；坚持资本主义道路，完全和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相对抗，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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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认阶级斗争，否认两条道路斗争，制造阶级斗争熄灭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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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上半年，阶级斗争形势十分尖锐的时候，潘复生、杨珏等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大叫“敌我矛盾下降了，人民内部矛盾突出了，阶级斗争结束了”。他们歪曲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指示。1956年冬季，我省农村中曾经出现一股反社会主义逆流，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结合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富裕中农，在若干地区煽动闹社事件。例如临汝县发生闹社事件后，省委分析了农村阶级斗争形势，认为两条道路斗争已经尖锐，并且提出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支持干部和群众打击反社会主义逆流。省委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处理了临汝闹社问题。可是潘复生恢复工作后，以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观点，推翻了省委对临汝闹社事件的正确处理，坚持重新进行处理。他认为临汝事件纯粹是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没有两条道路斗争。当时省委有的同志仍然坚持要以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并在省委“关于重新处理临汝闹社问题向中央的报告”中增添了这样一段话：“当然，这并不是说可以放松对于阶级斗争的警惕，对于反动分子阴谋破坏活动的警惕，更不要误认为可以不要人民民主专政，而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认清当前的政治形势，分清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分清是非界限，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去处理问题。”而潘复生毫不考虑这种正确意见，擅自删掉这段话，并在几次干部大会上大加诬蔑这种阶级分析观点。1956年冬和1957年春，永城、夏邑、民权三个县的部分地区发生了闹社事件。当时地主、富农结合富裕中农闹得乌烟瘴气，打干部、拉牲口、分粮食、分农具，农村两条道路斗争极为尖锐；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广大农村干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纷纷起来保卫社会主义，开展宣传攻势，反击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的进攻。潘复生、杨珏却认为这个问题也纯粹是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而不是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他们不仅不支持干部和群众保卫社会主义和积极性，反而归罪于干部的作风不好，污蔑干部是“国民党作风”，“违法乱纪”，是全国的“坏典型”。因而大批地惩办了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并且声称要追查省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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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期间，潘复生、杨珏、王庭栋编造了一系列的所谓人民内部矛盾，根本否认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他们一再强调农村的主要矛盾是粮食问题，而粮食问题又主要表现在领导与被领导方面。他们罗列了河南十大矛盾：第一是粮食和柴草的供应问题；第二、自然灾害和争取丰收的矛盾；第三、水利纠纷；第四、畜力不足，人拉犁拉耙；第五、自由市场和国家统购统销矛盾；第六、中小学毕业生和升学就业矛盾；第七、城乡关系和供求关系；第八、少数民族矛盾，很多回民要求退社；第九、党与非党，特别是和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矛盾；第十、体制上的矛盾，集权与分权，条条与块块，中心工作与部门工作的矛盾。更为严重的是，去年夏季，当全国反右派斗争进行一个多月，农村资本主义势力乘机大肆活动的时候，中共荥阳县委于7月9日发出了“关于发动群众彻底揭露和打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号召全县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批判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和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富裕中农的进攻。很显然，这个文件是完全正确的，同阶级斗争熄灭论是针锋相对的。因此，潘复生、杨珏和王庭栋非常反对荥阳县委的指示，他们不经过省委常委讨论，于去年7月13日擅自以省委名义向各级党委发出极端错误的指示，严厉地斥责了荥阳县委。指示中说：“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所谓思想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胜负问题还没有解决，就是说：在五百万知识分子中间两条道路的斗争胜负问题没有解决。荥阳县委在所发指示中，笼统地说思想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胜负问题还未解决，是不妥当的。那就会打击了富裕中农，在农村造成人为的紧张形势，也会助长了强迫命令作风的发展。”指示中还说：“绝不能采取荥阳县委那样划出半个月的时间来进行反击右派以及结合本地本社地主、富农、被管制分子的反动言行，进行大力揭发和批驳的作法。”这样，他们就完全否定了阶级斗争，否定了两条道路斗争，公然地支持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富裕中农的反动气焰，大大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至于他们所说在五百万知识分子中间两条道路斗争胜负问题还未解决，只不过是一种遁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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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合作化，反对粮食统购统销，制造河南特殊论、生产悲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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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复生、杨珏制造河南特殊论和生产悲观论，把河南形势说成漆黑一团，他们在多次报告中唉声叹气地说，河南的基本形势是“人多地少，地瘠民贫，耕作粗糙，连年灾荒”，“农民生产情绪不高”，“不如1957年”，我们如“坐在火山上”，“农民要造反，可以不要共产党领导。”他们还说，十年也解决不了粮食问题，“合作社能增产是个谜，十年二十年也机械化不了”，“牲口五年也不能恢复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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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1956年高级合作化高潮时，潘复生、杨珏竭力加以阻挠。高级合作化实现后，人民欢欣鼓舞，迅速掀起了生产高潮，但是他们到处叫嚣合作化搞糟了，“遗留问题很多”，需要“擦屁股”，当时潘复生正在养病，他却坚持篡改省委向第一届党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把原来是反右倾保守精神的文件，修改成为反急躁冒进，并且宣布合作化的六大“罪状”：“一、铺张浪费，买汽车，八根旗杆，收音机……。二、经济死滞……。三、注意了粮棉，忽视了其他经济作物，开封西瓜。四、强调集体多，照顾个人少，发动投资过分，甚至扒墓、要首饰，搞的农民有意见，紧张。五、灾区……不搞生产救灾，只搞高级化……人民流离失所……社会主义没饭吃。六、打井死人，儿童伤亡。”他就是这样恶毒地咒骂合作化，丑化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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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并没有也不可能按照潘复生、杨珏的愿望发展。实现高级合作化后，群众依靠合作化的优越性，战胜了1956年的特大自然灾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应该在事实面前承认错误了吧？但是潘复生、杨珏，目的是反对集体所有制，反对合作化，不达目的他们怎么能够甘休呢！于是去年趁党整风之机，就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向党进攻，潘复生说：“我们河南地少人多，水旱灾害不断出现……现在就是因为集体所有制有很多问题，过去觉得没有事，现在就闹出事来了。”他把宣传合作化优越性说成是“卖狗皮膏药”，说“农民退社不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远在1956年就质问过史向生同志：“你说，合作化有什么优越性”？史向生同志说了几条，他立即反驳：“不对，粮食不够吃，牲口死亡，没有增产……有什么优越性？”他经常攻击大社，说：“大社并不优越，人民内部矛盾更多。柳林农业社社员找社长谈问题得跑十几里，还排队。”又说：“大社种地把地都漏掉了。”他们批评省委主张办大社是错误的，坚持把社的规模尽量划小，积极支持富裕中农闹退社。潘复生并亲自授意农村工作部起草了七项退社办法，经常委讨论被否决，但他仍不死心，在他们私自召开的两次县委办公室主任会议上，第一次他叫王庭栋去讲退社办法。在7月17日第二次会议上，杨珏又大讲特讲退社问题，他说：“要研究进一步的问题，已经到了这一个阶段，我们现在研究的是退社问题，一天来很多人要求退社……。”而且潘复生还亲自出马，批准富裕中农退社。例如1957年6月4日，他批准嵩县王沟付佃中农李嵩年退社，他批示：“请农村工作部写信给嵩县县委农村工作部认真处理，他要求退社应允许，并不准歧视人家。”潘复生还咬牙切齿地攻击牲口集中喂养，说：“牲口死亡，生产力倒退了。”“我们老祖宗就知道喂牲口的办法，我们搞社会主义反而不知道怎样喂牲口了。”他们把牲口死亡完全归罪于合作化，归罪于集体喂养，他们恶毒地诬蔑合作化说：农民“过去不如牛马，现在和牛马一样。”“家里拴着大黄牛，地里套着剪发头。”“闺女媳妇拉犁拉耙，子宫下垂。”“合作化成了人力化。”他们强制大社分小社，牲口分散喂养，分散到户，八年来集中喂养得很好的牲口也分散到户了。潘复生并说：“分散喂养，死了，省委负责；集体喂养，死了，你们负责。”这样他们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合作化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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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复生、杨珏、王庭栋还攻击和企图取消粮食统购统销政策。1953年，中央准备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时，征求省委意见，潘复生主张推迟一年；中央已经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后，潘复生仍然反对，说什么“铁板钉钉了，决定我执行，但我有意见”。在统购统销工作中，他不准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阻挠粮食统购工作。说：“统购好比一根绳子，拴在农民脖子上。”1957年上半年，他抓住伊川县极少数农民吃石头面的假象，疯狂地攻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潘复生在传达中央青岛会议时说：“毛主席万岁，吃石头面站队。”说：“农民家无隔夜之粮。”“省委过去几年粮食工作搞坏了。”“省委太老实，把缺粮省变为余粮省，应追究责任”。潘复生、杨珏、王庭栋还积极主张扩大自留地，和自留地不计购销，说：“粮食问题我们应该以退为进，目前危险性很大。”王庭栋也大喊：“粮食统统把农民压得很厉害。”他说：“农民认为社会主义没奔头。”说：粮食问题确很严重，“群众普遍反映河南的毛主席不如湖北、山西的毛主席好，党群关系十分紧张。”去年5月20日，王庭栋在省委会议上说：“群众说毛主席不了解情况，基层干部没办法，中层出了奸臣。”他并且提出了一个取消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方案。按照他们的方案计算的结果，每年全省需要中央供给河南二十三亿斤粮食。这就完全取消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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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庇右派分子，破坏反右派斗争，和右派里外呼应向党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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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上半年，资产阶级右派，乘党整风之机，向党猖狂进攻。潘复生对右派分子的反党言论极为赞扬，他说：“大家都看人民日报了，章乃器……讲的很彻底。”又说：“到处接到信对我们河南不满意，开封教授(注：右派分子李白凤)写信已经登(报)了，我们同意他的意见。”他甚至把右派分子向党的进攻，比作是革命的“五四”运动。他说：“目前，北京、上海很紧张，大家思想都在斗争，确实有点‘五四’运动的情形，思想领域就是好”。当时右派骂我们不懂装懂，潘复生在一次会议上也说：“人家说省委不懂装懂，这话说的很对，我们就是不懂装懂。”接着他就号召大家向右派学习，他说：“从省委起，全党同志都要向人家学习。”潘复生把右派分子反对合作化、反对粮食统购统销、诬蔑党的领导、攻击党的政策、攻击肃反运动等反对言论，都说成建设性的意见。他还说：“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不习惯，我们和他们之间有墙有沟，人家批评我们骄傲自满，盛气凌人，功臣自居，不一视同仁，不懂装懂，说他们有职无权，确是这样。”潘复生公然喊叫党不能领导学校，他说：“人家认为你共产党不行，不懂业务，说我们不能领导，我的意见，搞几个大学示范一下，成立校务委员会……应当从左中右都有。”杨珏也积极主张成立“校务委员会”。他还说：“党不能领导科学。”潘复生和杨珏都说：“肃反叫人家抓住了”，“打击面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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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右派斗争开始，潘复生、杨珏披着领导反右派斗争的外衣，竭力包庇右派分子，破坏反右派斗争。他们坚持少划右派，很明显的右派，他们不批准；甚至对于已经开展斗争的右派，还让机关负责人陪礼道歉。他们唯恐把右派斗透斗臭。潘复生说：“右派分子对我们狂风暴雨，我们对右派要和风细雨。”说右派分子和我们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潘复生害怕发动群众，他在第一次动员反击右派的报告中就说：“大多数同志有简单急躁情绪”。“有些同志又跷起了尾巴，盛气凌人，粗暴从事，不能夹紧尾巴做人”。运动刚刚开展十几天，他就说：“主要偏向是急躁情绪和扩大打击面”。在斗争中，他们规定了许多清规戒律，来束缚群众手足，给右派分子挡架解围。他说：“对右派分子公开点名或变相的公开点名，公布右派分子的历史，这样做是不妥当的。”“有的单位甚至形成小组斗争会，采取压服人的方法，不能以理服人。”“关于干部、群众质问右派分子问题，我们可说服群众不要采取此种办法。”就是右派分子要退出整风、躲避斗争，也只能“注意说服，不要强迫”。连右派“死活论堆”，他也说“主要原因是我们工作不够”。潘复生对右派分子这样爱护备至，对党的积极分子如何呢？他除了骂积极分子“盛气凌人”、“跷尾巴”以外，更狠毒的是骂积极分子“鬼鬼祟祟”、“小偷干活”、“丢丑”。潘复生所规定的清规戒律，用省委的名义强制执行，他说：“要在省委领导下，不准闹独立性。”当然，潘复生、杨珏的阴谋并没有得逞，河南党组织坚决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和潘复生进行了斗争，并坚决地向右派分子开展了斗争，并且取得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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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发布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宣传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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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6月25日，在潘复生的坚决主张下，公开发布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这个宣传要点是一个损害社会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这个纲领的形成是这样的：远在1956年，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以后，他们没有看到合作化运动的主流，改变了几千年来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而只是抓住运动中的个别缺点，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尽量加以夸大，说什么合作化“冒进”了，社大了，自留地少了，牲口死了，经济死滞了，农民粮食留量标准低了，农民生活苦，生产情绪不高，等等。杨珏先后到安阳、商丘、洛阳等地区去考察，主要搜集这些方面的材料。特别在商丘地区研究了提倡私人开荒、私人植树、几年不出负担，用发展私有经济的办法来刺激发展生产的政策。杨珏回来后，向潘复生作了汇报，潘复生大为赏识。1957年上半年，潘复生恢复工作以后，更借口缓和人民内部矛盾，发展生产，大抓这些方面的问题，企图证明1956年合作化“冒进”了，搞糟了，攻击在他养病期间的省委领导。于是，去年5月间，又派王庭栋到安阳，杨珏到许昌、南阳、平顶山等地专门搜集上述有关材料。潘复生十分听信他们的材料，并指定农村工作部起草奖励发展生产的政策。农村工作部起草了一个简单的文件，潘复生不满意，又授意王庭栋去修改。王庭栋根据他们在下面所搜集的材料，加以修改，发展成为比较系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当这个纲领提交省委常委讨论时，许多同志提出不同的意见，虽然增加了一些维护社会主义的条文，但是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宣传要点发展资本主义的性质。这个宣传要点的基本精神，是鼓励和支持了富裕中农退社、闹社的资本主义思想；片面地提倡和奖励了私人开荒、植树、繁殖耕畜、大量养猪，扩大社员自留地，提高粮食留量标准，发展个人家庭副业，强调开放自由市场等，企图以发展私有经济，损害社会主义经济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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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这个“宣传要点”公布以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以及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拍手称快，到处闹社、退社，讽刺打击干部。说什么“今年大社变小社，明年小社变互助组，后年互助组变单干。”大部分农村党员和广大贫农、下中农十分不满，各级党组织纷纷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是潘复生他们不但不加理睬，反而宣扬他们的“以退为进”，“退一步，进两步”的谬论，说什么他们这种政策可以“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他们想尽各种办法贯彻这个资本主义纲领。在去年6月底到7月中旬，他们撇开省委，擅自分两批召开全省县委办公室主任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检查贯彻“宣传要点”的执行情况，进一步布置搜集工作中的缺点，并且要各县坚决执行“宣传要点”。潘复生在会上还布置县委办公室主任回去要监督县委；杨珏在会上更大谈其“退一步，进两步”的反动谬论，并且说：“这个意思是这样，你们回去不要这样说。”在去年7月11日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潘复生说：“省委的‘宣传要点’不能动摇，省委、地委应该执行党的政策，这不是为了一时刺激，这是根本问题，没有这个东西，农民要造反，农民可以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要下边同志“以党性保证，坚决执行”。当潘复生从参加中央青岛会议回来以后，明明知道“宣传要点”与青岛会议精神完全相违背，而他仍然顽固地坚持他的错误纲领。在去年8月2日召开的四个县县委书记座谈会上，布置社会主义教育重点试验时，他说：“省委的‘宣传要点’，要结合工作贯彻，这个东西有危险性，有的地方动摇，一个是自留地不计购销，这样少了十六亿，你们不撑腰，非变不可。你们要给省委撑撑腰，这是我的思想。”又说：“再一个是红薯五斤折一斤，少了四亿斤，现在不变”。他谈到牲口分散喂养的时候，又说：“你光说合作化优越，闺女媳妇拉犁拉耙，不要以为我在替右派说话。”临汝县委书记汇报说：“全县有七百四十三户要求退社，正式退出四十七户。”潘复生说：“退的太少了”。他质问新乡县委书记说：“听说你们印发省委宣传要点，把退社自由一条取消了。”当时吓的县委书记很为难地说：“以后又补上了。”(注：实际并没有补上)潘复生又说：“咱们的‘宣传要点’有危险性，有人不大赞成自留地不计购销，计算少十六亿斤粮食，有人还主张计购销。”当时，各地、县委普遍反映，按照‘宣传要点’，国家购不到粮食，他说：“红薯五斤折一斤，自留地、开荒不计购销，看来国家少购了一些粮食，实际上也增加了社会财富。”他就是用这样诡辩的办法，来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并且辱骂反对“宣传要点”的同志“不要发瘧子，发高烧，说胡涂话；明年搞一年，搞不好群众不会原谅，非垮不可，这是形势，要估计”。这恰恰说明了他自己坚持资本主义纲领已达到了发高烧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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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骗中央，与中央正确的路线相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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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高级合作化以后，潘复生为了攻击合作化和粮食工作，每到中央，在中央负责同志面前，有意识地歪曲河南真实情况，夸大工作中的缺点，企图蒙蔽中央；尤其严重的是去年7月间，中央在青岛召开会议，潘复生在参加青岛会议之前，有计划地专门搜集反面材料并加以夸大，企图在青岛会议上证明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他到了青岛，听过毛主席的指示后，害怕暴露马脚，便在他向毛主席汇报的时候，加了一些正面的词句，增添了一些捏造的材料，隐蔽了一部分原来准备要汇报的错误材料。回来后，他把他的汇报提纲又作了一些修改：加了毛主席一些插话，印发省委五次全会，借以表示中央同意了他的汇报提纲，企图蒙蔽省委，企图坚持执行他的资本主义路线。在他传达青岛会议精神时，用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和相应的反面材料，歪曲和修正了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同时，他和杨珏背后商量不让吴芝圃同志传达中央粮食会议内容，完全有意识地隐瞒他们擅自利用省委名义批评荥阳县委反右派的指示。他惧怕省委五次全会对青岛会议和中央粮食会议的精神开展讨论后对他不利，因此，会议只开了两三天，他就和杨珏、王庭栋密谋策划总结内容，企图草草结束会议。但是，省委同志识破了他们的诡计，向潘复生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了严肃斗争，收回了他们批发的错误指示，停止了“宣传要点”的宣传和执行。潘复生才被迫地作了敷衍的检讨。全会根据青岛会议精神，重新部署了工作。潘复生为了掩盖自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以六天的时间，仓忙到新乡县听了六个农业社的汇报，写了一篇考察报告，很得意地抓了两个新富裕中农忘本的典型，自以为抓住了“河南的刘介梅”，结果材料是假的，冤枉了好人。在他考察回来不久，毛主席来河南时，潘复生竟敢当面欺骗毛主席，对于他自己一系列的错误及省委五次全会(扩大)上对他的批判，只字未提，反而夸耀他的考察报告和抓到的两个典型，仍企图欺骗中央，掩盖自己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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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成反党宗派，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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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潘复生、杨珏和王庭栋反对社会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观点一致，在组织上也就逐渐形成反党宗派活动，企图分裂党。平时他们就互相拉拢，互相吹捧，在省委之间挑拨离间，散布流言蜚语，阴谋策划，企图否定在潘复生养病期间(1954年夏——1957年春)省委的工作成绩，以达到分裂党的目的。在1956年实现合作化之后，潘复生、杨珏对合作化意见很大，认为“冒进”了，“遗留问题很多”，“需要擦屁股”。他们经常搜集这方面的材料，私谈密议，伺机向党进攻。及至1957年春，整风运动快要开始，城乡反社会主义分子开始向党进攻的时候，潘复生认为时机已到，迫不及待地恢复工作。他和杨珏恶意攻击前段以吴芝圃同志为首的省委领导，说“把工作搞糟了”，“把合作化搞的一塌糊涂”，“养病再也养不下去了”，要出来“扭转局面”。潘复生恢复工作以后，杨珏、王庭栋活动更加猖狂。他们撇开省委其他同志，超越组织，把持整风、反右派斗争，把持省委日常工作，操纵省委办公机构，潘复生独断专行，飞扬跋扈，实行家长式的领导。他不愿意听取不同意见，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他们三个人一咕唧一商量就办了，根本不与其他省委同志商量，在他们眼目中就没有省委常务会和书记处。即是开会，潘复生往往先讲一套，强加于人；或者，他们三个人事先准备好文件，突然拿到会上，企图强制通过。他们就是这样狂妄地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为了实现他们分裂党的罪恶阴谋，杨珏、王庭栋分别到许昌、南阳、平顶山、安阳等地区，一面收集反党材料，一面大鸣大放，攻击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这时，潘复生、杨珏看到社会上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潘复生和杨珏数次密议，坚持召开省委四次全会，并要县委书记参加；杨珏还主张开一次党代表大会，检查省委领导。在省委四次全会上(扩大)，潘复生一再规定不准省委常委和省直各部门负责同志发言，而他自己却带头大鸣大放，煽风点火，鼓动大家，攻击在他养病期间省委的正确领导。杨珏、王庭栋也在会上大鸣大放。他们抓住合作化、粮食、干部作风等方面的个别缺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扬言要省委负责，要“追查责任”，“向中央请示处分”。至此，潘复生、杨珏、王庭栋企图组成反党宗派，分裂省委领导，在河南搞资本主义的阴谋就暴露无遗了。他们这种阴谋活动，一直发展到去年8月省委五次全会(扩大)对潘复生的错误揭发批判以后，才在形式上有所收敛，而实际上是转为守势，百般掩饰错误，待机反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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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这种宗派活动，不是偶然的。他们远在平原省委一起工作时，就互相赏识，互相吹嘘，到河南后，就更加发展，以至结成反党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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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惩办干部，丑化贫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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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复生经常诬蔑干部“不懂装懂”，“老爷架子”，“摆老资格”，“裙带关系”，“官僚主义分子”，“违法乱纪分子”。骂干部是“土匪作风”，“恶霸作风”，“国民党作风”，“像特务一样”。凡是在阶级斗争紧张尖锐发生某些事件的时候，潘复生不分青红皂白，总是把根源归罪于“干部作风恶劣”，总是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对敌人屈膝投降，对干部大加惩办。潘复生还制造了一套所谓“批评是动力，表扬不是动力”，“说成绩是丑表功”的谬论，反对表扬干部，把批评歪曲为惩办，动不动就“追查责任”，“严加惩办”。1953年潘复生刚到河南，就说河南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干部作风恶劣，到处抓所谓“违法乱纪”的典型，大张旗鼓地惩办干部。1957年，潘复生刚恢复工作，就抓住永城、夏邑、民权三个县所谓“违法乱纪”事件，大批惩办党员干部，在处理这个事件中，被开除党籍的六人，留党察看的十人，撤销党内职务的九人，严重警告的九人，警告的九人，还有的干部被判刑坐牢。潘复生在处理这个事件后，还扬言要查办“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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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复生一贯丑化贫农，土改结束以后，贫农积极走互助合作道路，潘复生辱骂贫农“以贫为荣”，“靠吃斗争饭”，“一手向政府要钱，一手揩中农油”。合作化以后，贫农积极生产，他诬蔑说是“为了挣工分”，说“贫农没有生产经验”。但是他对富裕中农却关心备至，对要求退社的富裕中农亲自接待，支持他们退社，而且说“退社不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可以看出潘复生和富裕中农息息相关，心心相印。杨珏、王庭栋对贫农和富裕中农的看法也和潘复生一模一样。杨珏说：“商丘有个农业社，十七个管理委员，只有一个懂得生产。”王庭栋说：“对富裕中农批评压力多，一切坏事归于富裕中农，巩固团结中农的口号不响亮了。”上述事实，可以充分说明，潘夏生等依靠什么人，打击什么人，为谁服务，是一清二楚的。
+
+## 生活腐化，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
+　　潘复生平时讲排场，讲阔气，积极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主张干部穿好衣服，他说：“不穿呢子衣服就是没有文化！”省会迁郑时，他主张把房子盖的富丽堂皇。迁郑后，他不断说：“河南土气，都不愿来河南工作。”“郑州穷酸，招待不起外宾。”南阳地委秘书长杜雪舟同志穿一件旧大衣去看他的病，他挖苦地说，“穿旧大衣过了时代，不像个社会主义的样子。”在个人生活方面，在养病期间，到处旅行，并且带着医院院长、护士、秘书、保卫科长、爱人等游览全国名胜，照像请客，挥霍浪费，生活极为腐化。就是这样，他还告诉别的同志说省委不关心病人，不去看他。杨珏平日喜欢卖弄小聪明，处处显示个人；为了沽名钓誉，他不惜采取卑鄙手段，剽窃下级的报告和别人的文章，改头换面，以自己的名义发表，甚至自己篡改，自己批发。
+
+　　根据上述事实，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潘复生，一贯坚持顽固的资产阶级立场，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和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他长期的歪曲河南情况，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以修正主义的观点，和中央的政治路线相对抗。在潘复生的反党活动中，杨珏和王庭栋，特别是杨珏，在政治思想观点上，和潘复生是一致的。
+
+　　几年以来，河南党的组织同潘复生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一直不断地进行斗争。潘复生在1953年春来河南工作，1954年夏季到1957年春是他的养病时期。他在河南实际工作先后不过二年多。潘复生初到河南就发布了“十项布告”，从那时起这个斗争就开始了。以后就在农业合作化和粮食问题上，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其他在生产救灾工作上也是有斗争的。去年春季潘复生恢复工作不久，在省委四次全会(扩大)上，他和杨珏、王庭栋大鸣大放，向党进攻。在省委五次全会(扩大)上，省委同潘复生进行了严肃的斗争，揭露了他欺骗和反抗中央，坚持资本主义立场的真面目。从省委五次全会到现在，省委一直等待和帮助他自觉交代的反党言行。在这一段时间内，省委负责同志曾经多次写信(他在北京养病)和个别谈话，帮助他认识自己的错误，但是十个多月以来潘复生仍无真正悔改之意。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河南代表小组又同潘复生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尤其是在这次省委扩大会议上，到会同志同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揭发了他们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他们以严肃的批判。在事实面前，潘复生张口结舌，无言对答，不得不承认他否认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立场，走资本主义道路，进行宗派活动等反党言行。但是他仍然不肯认真地彻底地挖思想根子，继续和党对抗，避重就轻，对于重要关节问题，避而不谈。杨珏虽然在会上作了几次交代，对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作了初步检查，但是态度十分狡猾，会内会外进行活动，企图蒙混过关。王庭栋虽然揭发了潘复生和杨珏的一些材料，开始作了检讨，但他私自修改去年他在省委四次全会(扩大)上向党进攻时大鸣大放的速记稿，态度极不老实。
+
+　　为了继续使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彻底交代其反党言行，为了彻底揭露批判和清除潘复生等的思想影响，除中央已撤消潘复生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以外，全会决定撤消潘复生在省委常委的职务，并建议有关部门撤消潘复生的河南军区政治委员、省政治协商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对杨珏、王庭栋，决定停职反省，继续检讨彻底交代其反党言行。
+
+　　全会还一致决定：在整风第四阶段中，以揭发批判潘复生、杨珏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和清除他们的思想影响为主，在河南全党和全省人民中间开展一次尖锐的思想斗争。
+
+　　×　　　　　　×　　　　　　×
+
+　　全会最后讨论和布置了今后工作。省委负责同志在会上，对今年上半年工业、农业、财贸等战线上的重大成就和基本经验以及组织下半年全面工作大跃进分别作了系统的发言。会上并传达了中央教育会议的精神。
+
+　　全会认为目前我省正处在“一天等于二十年”、一年等于数千年的大变革时期。在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夏季作物空前大丰收的鼓舞下，对迎接和组织新的生产建设高潮，到会同志信心百倍，一致表示要苦战六个月，为保证秋季大丰收争取明年更大丰收而斗争。全会认为：在农村经过两条道路斗争和生产大跃进，涌现了大批的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群众的共产主义精神大为高涨，出现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新风尚；农业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正在蓬勃发展；为了适应更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和争取更大丰收，劳动组织和生产管理，也在不断改进；由于夏季丰收，大大增加了农业社的公共积累；乡乡社社办工业的高潮已经出现；各级领导创造和积累了领导生产大跃进的经验。在城市，国营工业和地方工业也有很大发展，超额完成了上半年的生产计划，厂矿的技术革新运动也涌现出千千万万的新人新事。在财贸战线、文教战线和其他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全省形势告诉我们，工农业生产能不能快的问题解决了。事在人为，人定胜天，只要我们驳倒右倾机会主义，驳倒少慢差费论，驳倒“观潮派”、“等潮派”、“秋后算帐派”，不因胜利而麻痹，不因困难而悲观，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阶级路线，就能高速度地建设社会主义。
+
+　　全会认为：在农业方面，我们的口号是“苦战一年半，总产一千亿，每人双千斤”，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当前主要任务是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秋季粮食产量三百亿斤，并且为争取明年更大丰收打下基础。为了完成这一战斗任务，秋季作物要抓好种植、管理、战胜自然灾害和收获。特别要注意抓三类作物，查漏洞，消灭三类苗。大搞水利，要求二年内彻底消灭水旱灾害。在山区和丘陵地区要搞水库和水土保持，平原要河网化。大搞肥料和深翻土地，要求秋前积肥五万亿斤，小麦每亩施底肥三万斤，追肥二万斤。要求种麦前深翻地八千万亩，明年全省耕地普翻一次。推广密植和优良品种。大搞工具改革。发展牲畜和林业等。领导上要特别注意抓住七、八、九三个月，首先抓好思想动员，开展全民大辩论，结合贯彻执行总路线，揭发批判潘复生等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其次抓先进措施，制定明年生产规划，为争取明年更大丰收作好准备。
+
+　　在工业方面，主要是大办钢铁工业，要求铁今年实产一百五十万吨，明年实产四百万到五百万吨；钢今年实产三十万到四十万吨，明年实产达到二百五十万吨左右。我们的口号是“开展群众性的千千万万小高炉钢铁生产运动。”要求今年建成小土炉、简易小高炉等三万座。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必然打破工业生产上的怀疑论，神密论，条件论；必须贯彻“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小型为主，为农业生产服务，在小型的基础上，大、中、小型相结合”的方针。为了加速钢铁工业和小型工业的发展，为了适应迅速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的要求，必须大力发展机械工业。
+
+　　在财贸方面，全会认为，财贸战线的工作和工农业生产的关系十分密切，必须适应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从生产出发，从中心工作出发，全面作好财贸战线上的各项工作；当前首先要做好夏粮征购工作。要求7月半以前超额完成夏粮征购任务，在工作中，要开展粮食工作的两条道路和两种方法的大辩论，批判右倾思想，查实产量，认真执行政策，做好粮食保管工作等。商业工作，继续贯彻大购大销方针，作好生产资料供应，生活资料供应，和农业品采购工作，并且要普遍实行“三社合一”，做好调整商业网和外贸工作。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积极完成今年的财政任务，作好货币的投放和回笼工作，以促进生产大跃进。开展群众性的交通运输工作。
+
+　　在文教卫生工作方面，要求各地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教育会议的精神，促进文化革命更迅速的发展。要求全省在10月底完成扫盲任务，并且继续坚持消灭四害残余，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
+　　最后，吴芝圃同志在会议上作了总结性的发言，潘复生的思想本质，作了极为深刻的分析批判。并且指出：在潘复生主持下、1953年发布的“十项布告”，1957年发布的“宣传要点”，都是发展资本主义纲领性的东西，这两个纲领，对河南人民和河南党的事业的危害是很严重的，因为他们的反动主张，许多已经成为事实。因此对潘复生、杨珏、王庭栋的揭发批判，不是几次会议就可以解决的，必须进行长期的反复的斗争，要把白旗连根拔掉，红旗才能普遍插上。最后，吴芝圃同志号召大家认清当前的政治形势，开展两条道路和两种方法的斗争，认真学好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把思想武装起来，抓好粮食、钢铁、机械三项重要工作，带动全面工作大跃进。
+
+　　会议自始至终，紧张热烈，到会同志思想解放，心情舒畅，信心百倍，干劲十足，团结一致，决心认真贯彻执行这次会议精神，开展揭发批判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运动，促进思想大解放；并且大力抓好工农业生产，保证秋季大丰收，迎接我省党的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动员全党为实现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决议而奋斗。
+
+　　 --- 原载1958年7月4日《河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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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64.txt
@@ -0,0 +1,27 @@
+# 中共重庆市航运委员会关于开除蜕化变质分子张杰轩党籍的决定
+
+　　张杰轩，男，现年51岁，山东高唐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分军人。1931年12月参加革命，1933年9月入党。原任长江航运管理局重庆分局副局长、市航运党委常委委员。
+
+　　张参加革命前，曾在反动军阀部队里任班、排、连长数年。1941年由于吊打通讯员，党内受警告处分。1949年因擅自动用公款、买卖公粮、破坏政策受当面劝告处分。
+
+　　整风运动前和运动中，揭发出张杰轩在同资本家共事中丧失立场，生活享乐腐化，对党组织进行诬蔑和对抗，情节十分严重。
+
+　　张杰轩于1952年6月调强华轮船公司任公股代表后，即与资本家黄明安（原强华轮船公司总经理）、邓燮康（原合众轮船公司经理）等拉拉扯扯，互相请客送礼，交往甚密。曾擅自批准邓退股100元，给邓补助费等，对资本家照顾备至。
+
+　　张杰轩从私人关系上同资本家勾勾搭搭开始，一直发展到在政治上对资本家无比信赖。他认为“黄明安是左派”，“党员干部没有资本家好领导”，因而对某些党员干部进行打击、排挤（调离公司），而对资本家和坏分子却非常重用。如提拔党的叛徒汪泽善为华源轮政治协理员；把资本家胡秉麟提为学习班（处理编余人员的机构）主任，以致胡利用职权逼迫工人退职、退休和降低工资，影响极坏。为了达到提拔大资本家黄瑾萱（系黄明安胞弟，“五毒”呢，劳改5年刚回来）的目的，竟捏造事实说：“市委统战部叫把黄瑾萱安个科长职务”。
+
+　　张杰轩不仅排斥党员干部，重用资产阶级分子，而且在处理资方的债务和贷款问题上，也同资本家站在一起，损害职工的利益，张刚到强华轮船公司时，对职工群众联名控诉资本家在解放前贷给职工的银元券，要按政府规定的折价（每块银元券折合人民币旧币6000元）提高3至4倍偿还的违法行为，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把控诉资本家违法的积极分子廖伯殷、李振锐、吴庭熙等列为编余人员调轮训班学习，借以压服了事。相反对某些职工在解放前向公司资方储存的银元券，则以公司破产为名，按折价的30％付还，致使有的职工痛哭流涕，而资本家得意洋洋。
+
+　　张杰轩为了使资本家多得利息，竟不重视维修船舶，以致在公司与国营企业合并后，所有10条轮船中就有4条长期停修（少至半年，多到1年以上），不能使用，严重损害了运输力，增加了国家负担。
+
+　　张杰轩在所犯上述一系列的丧失立场错误的同时，还利用资本家黄明安、邓燮康等干了许多损公利己的勾当。如他拿公款为自己购买细呢料、白狐皮大衣、“雪非利”金笔等物（共用去572元5角1分），由黄、邓批准报销；又通过黄叫资方代理人出据“证明”，更改固定资产帐户，将从原西南财委带去的约值100余元的收音机，换取资本家向公司投资的价值1000余元的收音机一架，据为己有；又由黄出面主持，借“处理破旧家俱”为名，以295元9角的低价，先后套购了资本家向公司投资作股的价值1000元以上的贵重家俱92件，以及公司办公室的固定资产钢写字台、钢转椅、保险柜等物（单保险柜即值1000多元）；更恶劣的是，先将保险柜抬往拍卖行标价168元以废铁售出，然后又以13元5角4向公司套购，这完全是一种买空卖空的盗窃国家财产行为。
+
+　　张杰轩在对待党组织的关系上，常以“老资格”自居，瞧不起党委领导，认为党委处理川江轮船公司问题“不公平”，不该对其爱人李杰的自杀叛党（未遂）行为进行处理，因而对党委抱着抵触态度，对党委有的指示和决定（如工资改革问题的决定）拒不执行，自搞一套，并诬蔑说：“航运党委不是中国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形式”；航运党委有什么“XXX时期，XX时期”；“李杰到航运来是被法海和尚（指党委和行政负责同志）压了几年，李杰喝汽油（因与张杰轩吵架而喝汽油自杀）是法海和尚陷害的”等。
+
+　　张杰轩在川江轮船公司时，曾长期不过组织生活，拒绝党的监督。对某些重大问题（如工资改革等）不交公司党总支讨论，个人独断专行。甚至扬言：“我是党委委员，反对我就是反对党”，严重地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损害了党的统一领导。
+
+　　此外，张杰轩生活腐化放荡，同保姆通奸，以致受孕；为了掩盖错误，又唆使女方打胎，造成了不良政治影响。
+
+　　以上事实，说明张杰轩已经在政治上蜕化变质，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张杰轩对自己如此严重的错误行为，在整风运动中还不老实交代，当问题被揭发后，仍不悔悟，多方掩饰事实真象，开脱责任。张杰轩所以由一个“老”党员堕落到这种地步绝不是偶然的，他从反动军阀部队里沾染来了许多坏的东西，早在部队工作期间就犯过错误，1954年又以重报接小孩的旅费进行变相贪污，虽经党的长期教育，甚至曾先后给予两次纪律处分，结果都因他没有认真改造自己而拒绝了这些教育，以致入城后同资本家共事中丧失立场，享乐腐化，对党进行诬蔑和攻击，走向蜕化堕落的道路。为了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经支部大会讨论，航运党委决定开除张杰轩的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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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65.txt
@@ -0,0 +1,17 @@
+# 中共重庆市狮子滩水力发电工程局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郭林党籍的决定
+
+　　<(郭林)>
+
+　　郭林，男，现年39岁，河南省沁阳县人，家庭出身中农，个人成分学生，初中文化程度，1937年入伍，同年入党，曾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地委宣传部长，现任工程局代理局长。
+
+　　郭林有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来工程局后，一贯反对党的领导，并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分子一起向党进攻。1956年11月分他利用了反党分子的反党情绪，事前不请示党委，事后不向党委汇报，召开了一个别有用心的科长干部会议，以征求意见为名，搜集党委工作中的缺点，作为反党资本。为了进一步煽动大家对党的不满，他在会上还鼓动说：“今天这个会主要征求大家对管理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的意见，听说大家都不愿在这里工作，我也不愿在这里工作”。这样就给心怀不满的反党分子点了一把火，因此，挑起了反党分子张锐、汤正模等人向党进攻的工资、干部政策和民主集中制等方面恶毒的进攻。当反党分子张锐攻击党的干部政策工资政策激动的说不出话时，郭还鼓励他说：“说嘛，慢慢的说嘛”。这次会议所带来的恶果是严重的，由于郭林的煽动和反党分子的进攻，使那些闹个人问题严重的人，对党也产生了不满情绪。郭虽策划了这次反党会议，但心还不死，又于1957年9月5日正在全局集中力量向党外右派分子展开斗争的时候，他积极支持与参加了右派分子林向北、余寿山等人召开的所谓六科长会议，在会上右派分子和反党分子向党的领导、党的各项政策和历次运动发起了猖狂进攻。郭听了这些反党言论津津有味，并在会终时说：“这个会开的四平八稳，都是香花，没有毒草”。更阴险的是早在9月5日六科长会议之前，郭就积极动员余、林、张、汤“鸣放”，并在一次支委扩大会上对他们说：“能否鸣放的关键在于主任以上的干部，他们了解重大问题多，有意见还是要谈……肃反、审干问题可以不谈，对干部、工资问题、工会问题、个别领导问题可以谈”，这样就给右派分子。反党分子指引了反党方向，给9月5日反党会议做了思想准备工作。在鸣放期中，郭更是积极主张鸣放的，且与右派分子共呼应。右派分子攻击局肃反“过左”，“搞错了”，郭认为有些主观；右派分子攻击党“不民主”，郭说：“过去谁敢给政治工作提意见”；右派分子攻击我干部政策“有宗派主义”，郭说：“党委搞鬼”；右派分子攻击党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郭说：“党委讨论生产计划是形式”；右派分子攻击老干部是“泥菩萨”，郭林则攻击“党委书记赵孝庭同志不懂生产、副书记梁子庠同志粗暴不动脑筋、党委常委委员刘志明同志事务主义，原党委常委委员邓照明同志阶级观点模糊”。郭不但和右派分子一唱一合，并积极的为反党分子辩护，如汤正模发表反动言论说：“资本家有游行示威的权利，可以高呼打倒毛主席”，郭说：“是思想问题，是学术问题，你们分析过重了”。右派分子林向北反抗党的领导，排斥打击老干部，郭说：“林是为了工作”。更恶劣的是当三级干部会议揭发了他的反党事实后，他不但不向党认罪彻底检查自己，反同右派分子林向北订立攻守同盟，暗地进行活动，企图拉拢右派分子林向北不要向党交代他们以前所作的不可告人的勾当。如他于1月5日与林向北密谈：“过去和你扯了些问题，不需要谈的最好不谈”，“过去和你谈的是想找同情者”，“你过去未谈，又何必今天来谈”，并进行威胁说：“既知道不会减轻你的错误，谈出来对你有什么好处”。此一密谈唯恐不牢，于是又于今年2月4日偷递了一纸条给林说：“反党联盟落到头上了，把过去的事联系起来是万万不能的，请你考虑”，为了毁灭罪证，还告诉林把原条退回。由于他这一系列的反党活动，给党造成了不可估计的损失。
+
+　　郭林反对党的领导，还在于藐视党委，破坏党委的决议。总局许多重要电报不给党委书记看；15个党委委员，其中就有8个被他在会上和会后指责和打击过。在重大问题上更是如此；1956年下半年改变挡水防线的生产进度计划不交党委讨论。严重的是他公然破坏1956年4月分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关于“十一发电和提前十三个月完成土建工程任务”的决议，用偷梁换柱的手法擅自修改了二工区提前完成溢洪道工程的计划，并授意调度科压缩一工区的土建工程，拖延了砂石处的碎石生产任务。由于这样的反党行为，使当时全局职工完成任务的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挫折；意见纷纷。市委建交部刘、丁部长为解决这一问题曾亲自来工地，郭竟疯狂到极点，在党委会上当着市委刘、丁部长的面大发雷霆，拍起桌子攻击党委书记赵孝庭同志。与上同样的是：1956年党委决定工程奖因为领导干部与群众的级差太大决定暂不发，郭林竟不执行；党委决定调汤正模在宣传部作理论教员，郭也拒绝调出；同年党委根据劳保条例精神决定职工外住家属可享受医药补助费，而郭林1957年上半年也私自取消；更明显的是他于1957年以个人名义在魏家河工人座谈会的材料上歪曲事实的加上按语说：“党、工、团在基层缺乏细致思想工作，党团员不起作用，或起尾巴作用”，狂妄的驾驭党组织之上，恶毒的否定了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成绩。党委书记和局长一起下工地检查工作郭也不满，职能部门给党委报送文件则更加反对，并对下级干部说：“党政不分!以后再有这个情况打转去!不理他!”。更严重的是，郭去北京开会时(刘副局长因开新技术会不在家)，局的工作他不交党委两个书记负责兼管。竟将右派分子林向北、余寿山等人组成领导核心小组，领导行政工作，这事实上已把党委抛在一边。
+
+　　郭林对市委领导也有不满情绪，1957年“鸣放”期中，水电总局征求我局意见，在报送总局的报告前面，拟稿人写着“在总局和市委的正确领导下……”等语，郭竟把“和市委”三个字划掉。并且不满的说：“写上市委领导就是党性强！1956年狮子滩发电站发电就不一定非任白戈同志剪彩不可，难道中央一个部长助理还不如一个市委书记，”1956年市委书记辛易之同志敬酒中劝他：团结一致，他也怀疑辛易之同志“不诚恳、直爽”。以上这些情况不难看出郭反对党的领导已达到何等程度。
+
+　　郭林的品质也是恶劣的，1957年回龙寨失火时竟用竹竿打消访队员。工人生命有危险时，司机用小车把病人送到医院就诊，郭却质问司机为什么用小车拉病人，司机说：“病人快死了”，郭说：“死也不能拉”。这充分说明郭已完全丧失了工人阶级的感情。
+
+　　根据上述事实，说明郭林来工程局后，一贯反对党的领导，进行反党活动，犯有严重的反党错误。当事实被揭发后，仍顽固的坚持自己的反动立场，并企图威胁、拉拢右派分子订立攻守同盟，最后在群众的压力下虽承认了一些反党事实，但检查仍很不深刻。因此，党委会研究决定开除郭林党籍，并建议行政上撤销副局长职务。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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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66.txt
@@ -0,0 +1,29 @@
+# 农工民主党中央对右派分子张云川处理决定
+
+　　张云川，五十三岁，安徽人，农工党员，民盟盟员。所任主要职务：全国人民代表，人大法案委员，全国政协地方工作委员会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兼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中央委员。级别九级。
+
+## 一、主要反动言行
+
+　　1、三十年反共的老右派，在农工党内组织反共小集团。
+
+　　2、攻击共产党领导，污蔑共产党是“特权阶级”，“墙和沟”是党员的特殊思想造成的，说“接受共产党领导，不等于接受共产党员的领导”，“共产党员有一千二百万，那就有一千二百万婆婆，这就使人难为媳妇了”，并丑化积极分子为“汤勤”，是挖沟打墙的义勇队，骂靠近共产党的积极是“溜沟子”。
+
+　　3、诋毁统购统销政策，说“统购统销搞糟了”“政府是脱裤子放屁，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使农民吃亏”“农村干部是恶霸作风”“河南有80%的农民反对共产党”。并且反对肃反，说：“上轻下重，内轻外重”。
+
+　　4、一贯否定成绩，扩大缺点，借视察为名进行破坏活动，在安徽利用灾情煽动农民对政府不满。
+
+　　在河南、洛阳、许昌等地召开一系列点火座谈会，在许昌说学生吃不饱，这样搞下去只有工人干部的子弟可以上学，农民的子弟别想上学了。妄想搞“匈牙利事件”，在新疆放火，企图破坏民族团结。
+
+　　5、反对以中上层为主的组织方针，趁共产党整风机会，到河南招兵买马，搞恶性大发展。
+
+## 二、斗争中的态度
+
+　　表示低头认罪。
+
+## 三、处理意见
+
+　　撤销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
+
+　　农工党降为候补中委。
+
+　　来源：【根据家属1978年末从农工民主党中央抄写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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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建国：错误思想检查（从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到现在）
+
+　　<山西省潞安县人民委员会、桑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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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思想根源的检查 于西安市】
+
+　　我从57年反右派斗争学习开始，在57年10月至12月前后学习了四十余天，在这四十余天中，我把我的错误事实和错误的言论作了全面的检查，也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认识。但在口头上是向人民低头了，可是在思想还存在对上级不满的情绪，原因是自己在思想上有骄傲自满、自高自大、满不在乎的错误思想和错误行动。在反右斗争中的材料已经在本县向政府和党一点一滴都交待了。我现在要向党和政府交待问题是从今年三月26号，由县委宣布我是党内的右派，自己在思想上就感到非常不好过，可是在会后有本县政府卫生科长和卫生院长，他二人煽动之下，在三月二十八号，我就和他们（一共三个人）一起到中央告状去了。我们去中央告状的理由是，我们革命了二十多年，不是为了反党和反人民，因而我们的错误是属于人民内部问题，不是敌我问题。因此我们才到中央告状。我就把这次到中央告状到现在这三个多月中的经过和错误交待一遍，使党和政府对我来个彻底的了解，使党和政府看一看，我这一个反动的思想和野心。事实和思想列入下边：
+
+　　我们未有离开本县前，我们三个人研究怎样离开本县？到北京后又怎么办？我在今年三月26号，县委宣布我是右派，自己内心很不愉快，我感到革命了二十二年到现在又成了反革命分子了。可是在这时本县政府卫生科科长谭瑞华，卫生二院院长牛炳元，他们也参加了这次会，在这次会后，我在头前低头走路时，谭和牛在后边就赶上我啦！他二人赶上我说：老桑你感到怎样？我说听候上级处理吧。他们二人一口同声地说：老桑思想很好，也很进步！谭说：老桑你很进步，为什么你当了右派呢？我说不当右派有什么办法呢？他二人说：咱们今晚在什么地方坐谈一下吧！我说可以很好，到什么地方？我又说：到谭家吧。牛也说可以。我又问谭家在什么地方住？谭说我在财政局房后面住着。你们来我这里必须晚一点，不要叫别人看见。可是牛又提出说：老桑在哪住？我说我在下西街路北230号住。后来都走开了。我就回去家。
+
+　　在下午政府机关又召开右派分子会议，在会上有我县监察室主任说，你们应当很好的在思想上考虑一下，你们只有靠拢党和政府才是右派的生路。另外又叫我们右派有什么意见也可以提，有什么要求也能提。以后又叫我们每人复习（写）材料七份，我就在思想上考虑，为什么一个人就要写七份材料呢？会后我回到家，我就找了一个朋友给我复习（写）材料。
+
+　　当天晚复习（写）两页，可是正在复习（写）材料时，天就黑了，在这是谭和牛一起到我住所来了。他们一到我家后他二人说：老桑很积极的。我说积极也是右派。可是谭说，革命当了一个右派也不坏，谭又说右派这个名词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我们应当知道，右派就是反社会主义分子，反社会主义是就是反革命，也就是敌我矛盾。谭说，右派我们不应当接受，我们要接受了，就等如我们给子孙后代造下了罪恶和历史上的污点。并且谭和牛说：现在成了右派，将来在国内外有什么风吹草动，到那时政府就会把我们这些人看起来的。在谭和牛的这一句话的启发下，我也感到他们说的有道理，牛接着又说，为什么叫我们每一个右派复习（写）七份材料，那就是要给我们这些人到处背上包袱，使我们这些人臭名（远）扬，使每一个角落一辈子在也抬不起头来。于是也就（增）加了我到中央的决心。
+
+　　在这时谭和牛就问我你去不去告状？但我在这时，我在思想上考虑到中央去也困（难）怕不行，因为这次反右斗争是全党从上而下的，是思想战线上的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我又想县委宣布我们是右派，是有他一定的根据的，虽说我成份和出身好，可是在我们的思想上已经腐朽了。怕打官司打不出一个黑桃**来，谭和牛说：我们去中央承认错误，不承认是右派。他们说到中央后，只要能给我们摘掉右派帽子就行了，在行政上和党内不管受什么处分都可以。因而在这时也就加强了决心。所以在这时我们就研究了如何去中央。
+
+　　并在这时谭和牛又说，老桑，你在没有宣布右派前，你听到了哪一些情况？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在乡下没有听到。谭和牛说：我们到从侧面了解了一点事情是这样的，门诊部司乌荣到监察室送材料，陈主任不在，他的笔记本在桌子上搁着，司就偷看了他的笔记本，在他的本子内看见了政府对右派的轻重划分名单，到太原去劳动教养的有十六七个，其中第一个就是桑建国，谭、牛也是到太原去的，你可想现在我们和过去的反革命站在一起了。谭说我是接受不了的。谭、牛说：现在不去中央到将来枪杆逼着你上汽车你怎么办吧？所以就更加上了油，我说死咱也到中央死。因而潭、牛才又说，你不去我们也要去。因此就决定了在三月二十八号到中央去。因此在二十六号晚，在我住处拟定了未走前的准备工作。谭没有钱叫牛给他借一百元，牛也带了一百元，我说我没有钱，谭、牛说你可以把车子先卖掉，暂时化的，将来没有钱了咱们再互相的帮助。我把车子卖了，先拿了40元就到北京去了。
+
+　　在26号夜还说到27号上午到监察室去问一下，咱们将来在什么地方处理，陈主任说他也不知道，不过你去工地吧！东西拿回来准备不管叫到什么地方工作，但不要害怕也应当把家安置好。我在27号从监察室回家后，谭又到我家说到太原可能性很大，谭从各方面了解的情况加以分析，我们到太原去的可能性很大，因此27号就都准备好，在28号走的是秘密的，到了邯郸，当天晚到石家庄，29-30号在石家庄又研究了到北京如何了解中央对目前右派处理的态度。在4月1号到北京又研究了，我们如何到中央找组织部，并到组织部后，我们绝对不能说谁叫谁来，问下各是个的，而也要看一看谈话人的态度对我们如何。这是我们三个人的一致意见。并且谭**要很好的从侧面了解中央对右派处理的方针政策是什么？
+
+　　因而我们三个人一齐到组织部和监委会去，把我们的一切问题向上级一五一十的交待了一遍。在组织部受到了指示叫我们回山西省委处理，在党的监委会的指示叫我们那里也不要乱去了，就是回本县听从政府的处理。
+
+　　我们回到旅店后研究各级首长的指示和态度，经过研究看出来没有什么结果，因此需要进一步从各方面了解当前党中央对右派处理的原则和政策。在这时有谭到金*那里看了一下（金*是中央水产部助理），谭回来把金*的话谈了一遍，比较明了一点，金*原话我忘记了。但在这时间我们对金*的话分析了后，我们在思想上还是有点模糊，因而谭又去北京市盐务总局局长那里去进行了访问，谭回来说，人家对我招待的很好，家里的陈列也很整齐，侄女叫我吃苹果，我都不敢吃。后来才谈中央对右派处理的政策是什么。局长说，彭真市长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说，不管是什么坏思想和作风，只要你们向党彻底的交待了，就不是右派。并且局长又追问谭，你在鸣放中放了一些什么？写过大字报没有？和其他人拉拢小集团没有？谭说，你说的我都没有。在这时，局长就很惊奇的说，绝对不会没有问题把你当成右派处理。谭回来后说了原话，我们在思想上才更明确了一步。
+
+　　在这情况下谭说，你们和我出来什么事情也不着急，也不去外边*一下政策，因而我也出去到北京市公安局找老战友去访问和了解政策。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就回来了。在这时我很想回原部队（炮二师）去找老首长了解一下政策，可是自己怕老首长和战友们问长问短的，也感到实在有一点丢人，因而没有去。
+
+　　在这时，我们才又研究回来山西省委。可是在北京时我常说，一个人在社会上活下去，生活下去是很不容易的，自己想一个人在社会上不知道要在一辈子遇到什么问题和困难，实在不如死了。可是牛炳元说我，你要死去死，在外国宾馆门外，叫外国人也知道中国转业军人在被迫之下自杀。就这样一来你也就算给转业军人争了一口气，你要死先写上一些材料，就是把错误写上，说明自己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谭、牛说我，你死了后我们把你送回你家。可是我是光说不愿意死，他二人说，你们山西人不会有这种勇气，并且你也舍不得你的爱人。我的思想感到，我死了落一个人民的叛徒。我又想不管我又多大罪恶，党和政府是会有一定的处理的，并且也会根据我的各方面情况给合（理）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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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看情况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我就准备到东北长白山里去生活，他二人说，根本不行。这才打断我的这一条路。谭说，咱们必要的话可以到山东躲上几个月再说，结果这些事都没有实现，后来搭车到太原。
+
+## 二、从中央到省委的情况和经过的活动
+
+　　今年四月中旬由北京来到山西省委，在这时我们三个人在思想（上）都很害怕到省一下就把我们扣起来，又怕县内有人来把我找着。因此在太原住就说是假名，住店也到了三处。我们到太原后，就向家去信，可是谭和牛说，你写一信叫你爱人来太原，叫她来的目的主要的把我们离开县后，政府和县委对我们走了后是什么态度，对所有右派是如何处理的？把情况告诉后，很快的来太原。于是我就把信写好寄回家了，我爱人接着信就没有说别的，情况也没有弄清就来到太原。但我女人来太原也有第二个目的是，我们三人研究是叫我爱人来太原准备叫她或我或别人到西宁走一次，买一部分手表做一次投机生意，挣一些钱，维持生活。可是我没有钱作资本。谭和牛说资本我二人负责，大约可以有两千元的资金。
+
+　　后来我爱人来到太原后，把家的情况说了一次，说政府把所有的右派用枪压着送到太谷教养了。这时谭和牛又说，老桑你听的吧，说明我们当时对情况分析的很正确的。但在我爱人没有到太原之前，我到省委组织部去把情况和错误反映了一下，后来组织部负责人叫我回长治地委去，我就回来了。他们问我怎样，我说叫我回去，你回不回？我说你们呢？他们也没有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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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又说回来了，在我们从北京来太原后，因为不了解省委对右派处理的原则和政策，因而有谭和我在刚下火车不久，我二人到谭的战友家去看了一下，去的主要目的是了解省委怎样对右派处理的政策和原则。在他战友处所得来的情况和我们所犯的错误，没有什么大问题。原因是他的战友介绍了省市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情况，有这样一回事，有一个右派分子拿着标语，内有一把厨刀，到省委门外粘标语，准备省委出来用刀埂（砍？）省委，后来被发觉了，就这样的人才劳动教养去了。因而我们在思想上才打消一切害怕的顾虑。并且他的战友说大约全国对右派的处理，在五月中旬可告一段落，因而要告状就得拖过五月，并且说告状一次两次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因此就得长期来，于是谭、牛就叫我和我爱人到西宁一次。因而我们在4月19号又研究了到西宁来先找接头的地方，就是牛炳元的哥牛高元那里联系买货，先去人，联系好货后，很快电报告知把钱给你汇去。
+
+　　可是这时我感到官司没有希望，我就准备到吕梁山去打山好生度日去，牛和谭提出来说我，你如果到吕梁山去，先给中央毛主席和省委写一封信，就说你到吕梁山过野人的生活去了。因而牛就给我写了一个草稿，我复写了三份，给中央和省委各一份，我保存了一份（内容看存根信）。这时牛谭和我说，这一封信主要目的就是叫中央和省委知道你不是为了别的走的，是叫潞安县把你逼上走的。谭牛说，这样一来省委和中央就要追查县委的责任的，这就会对我的问题处理的失当，也就会给我们拆掉右派的帽子，我们就是回去家种地劳动来也有一个公民资格，这也就够严重了吧？在我本人的认为是我在日常工作中有错误，因而我感到我最严重，党籍开除或留党，行政撤职到底，军龄22年开除，这也就够严重了吧？我为什么说到吕梁山去又来到兰州来呢？谭说，我们的官司得一到两年才会有头尾的，我们目前主要的是想办法能把这样长的生活费跑出来，就有办法了。因而我们才研究了到西宁买一次表，挣一些钱来维持生活。所以我和我爱人才到兰州来的。
+
+　　第二个目的，就是看一看西宁是不是能落脚下户，生活好办不好办，如果这些都好办，就给我们来信说明情况，我们再看情况，如果不好的话，我们也就去那里安家为民算了。可是我和我爱人到西宁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一事情，因此我就没有到吕梁山去。另外因为我到吕梁山去，在生活上没有办法长期生存下去也就没有去。到西宁这方面，深山野类多打山好，另外因我爱人她表姐在甘肃省白银市，夫妻来到兰后，她可以到她表姐那里帮助家务，我就以打山为生就行了。因而就来到兰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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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我们到兰州后为什么被捕，在被捕后在思想认识和态度
+
+　　我是4月20号下午三时从太原搭车到兰州的，到兰州后是4月24号夜到兰。可是一下火车不知怎样掉了四十元钱。因而就在兰去不了西宁啦，所以才给谭、牛从兰发来一份电报说我们没有钱了，叫他二人给很快的寄钱来，可是他们接着电报不管了。后因没有办法就在兰州把被子毛毯都卖掉了。在卖掉东西后就要向回走，在这时因为我们住店是上店簿的名字和证件的名字不同，证件名字叫桑进国，店簿上的名字叫刘宪，因而被派出所查住，因而违反了治安条例第五条，因此拘留了九天。
+
+　　在拘留中我就给派出所人员说我是右派，到中央和省委告状来，在给省委说了我的情况后，省委叫我回去，我没有回去来兰州看朋友，所以才被公安机关扣留在甘肃省兰州市中山路704号悔过交待自己的问题。从5月12号到中山路，一直到抓捕到，在思想上和政府是*独的，也没有把思想上的坏东西向政府交待，因为自己思想上是有坏东西的，不愿意拿出来叫党和政府看一看自己的丑恶面貌，所以在这次上级党和政府给我一个有利的机会，叫我彻底坦白，因而我把我的坏思想揭开叫党和政府对我进一步的考查了解。我到兰州后的反动思想如下：
+
+　　1、5月3号晚到兰州市拘留室住了九天，在这时自己的思想考虑在拘留满了后，到西宁安下家来就好了，我也不准备再回到山西工作了，就在西宁过游击生活吧了。可是在拘留期间，还有一个右派分子拘留了，在拘留室他给我说，你因为什么拘留，我说我是违反治安条例第五条。他又问我因为什么来兰州呢？我就把我从3月26号到现在的情况说了一遍。他就知道我和他都是右派，他给我说，我也是右派，怎样出去了咱们到西藏作一次投机生意，挣来一些钱就可维（持）生活，并有机会还可以到印度去作一次打的投机生意。我就问他你怎样去西藏和印度呢？他说出去再想办法，因此我在思想上就产生了到西藏去的野心。可是这只是思想上想去，结果从拘留室出来又送到中山路去悔过，所以一切事和计划全部打破了。也就是个人主义唯利是图，不顾国家的利益，光为自己的利益打算的小算盘打破了。这就暴露了自己的蜕化变质的丑恶思想。
+
+　　2、我从5月12号到兰州市公安局学习，公安局领导上叫我很好的把错误思想检查一下。我就和他们说，我的错误有材料，领导上可以看，历史上我没有别的反动行为。他们问我你是不是右派，县委宣布我是右派，但不知道县委对我是怎样处理的，县委宣布我是右派，我感到我不是右派，因为我在14岁参加八路军到现在22年，在这22年中的工作，不管大小工作做的好坏，总是为革命出力的。如果我革命22年，身负七次伤，为革命留了血，要是为了反党反人民的话，我也不会在大风浪中到现在的。如抗日战争在太行山和山东平原和敌人的斗争，又如自卫战争，从解放区打到蒋管区去的艰苦的大别山和伏牛山的大风暴雨的斗争，我没有向敌人和困难低头，这就是革命对我的考验。上边这一点历史就是我的反党反人民的资本，这就是骄傲自满、自高自大的本钱。因此在学习中消长（注：应该是嚣张），不去从自己的思想认识错误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因而在学习中不虚心交待错误行动和错误思想及错误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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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反党反人民的思想
+
+　　一种思想是资产阶级的享乐思想，也就是不管人民的和党的利益，只要达到自己的发财目的就行。如谭、牛说做生意挣钱，自己就盲目的就要做，也不考虑能干不能干就要干。又如战友贺光明说，西藏手表很便宜，有一些汽车工人从西藏带回来到表才80多元一只（罗马），我听了他说后，自己在思想上也想去抓一把。有一大学生说（汤**上海中山路住），右派的帽子戴的太重了，现在我想从西藏那面出国到印度去，你要去我带上你，到那里我保证你比现在要好的多。我说去外国不是那样容易的，首先不懂话就克服不了。可是他这样一说，我在思想上也起了变化，但是我的思想和认识到外国去也可以，但不能去帝国主义国家去，要去咱就从新疆到苏联去，只要到苏联，政府就会叫咱们在他国学习的。虽说在思想上也想到外国去，但自己总是害怕到外国没有办法了又怎样办呢？
+
+　　我为什么想到国外去呢？我在思想上是这样想的，在抗日战争中，我因为打仗叫日本人俘虏到太原，过了十三个月不如牛马的生活，在自卫战争时期，国民党把八路军当成对头兵。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敌人一定是把我当成对头，可是现在我思想上落后，政治觉悟不高，因此在各方面赶不上社会的需要，这也就自然而然的掉在社会的后面拉，因而说自己是政治上的落后，在某一点上对上级不满，我认为这是落后不是敌我矛盾，可是县委研究我是敌我矛盾，因而在我思想上产生了不正确的想法：我想国外国内的敌人把我当成对头兵，现在党和政府又说我是右派，谁都知道右派就是阶级敌人，因此我就成了三方面的敌人了。可是我想我现在靠谁呢？没有别的出路，只有一心一意的投到党和政府的怀抱里来，才是自己的唯一的生路。别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也是死路。
+
+## 乙、在兰州市公安局学习中，自己有严重的反动言论，事实如下：
+
+　　1、我在学习中没有对自己的错误很好的认识和交待，反而更加嚣张起来。表现在不安分守纪，而乱说乱画乱写！因此就写了两首反动的言词，第一首词是群英会上的，可也符合我的情况，因而我写在门（？）子上了，原词：廿年前摆战场，好比猛虎赶群羊，光阴不催人自老，不觉两鬓白如霜。第二首词是指唱戏的风波亭所写的，就是吕布和董卓的关系写的，原词：君不君，臣不臣，朝纲大乱。父不父，子不子，家规不正。
+
+　　第一首词分析是摆老资格的，目的也是叫别人知道我在革命部队中呆了廿多年，到现在又成了反党反人民的敌人了。动机就是叫别人同情我，别人一定会说我没有什么问题。第二首词分析是反党反人民的言论。自己的目的是说我们县（潞安）在反右斗争中乱来，县委说谁是右派谁就是右派，不分君臣乱来，不按党的政策办事，党内文件指示对右派的分别：右派不能和政治思想落后的人混淆在一起。因而我对我的认识是源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因而我说这是君不君，臣不臣，朝纲大乱。君指县委，臣是指的我说的。乱来是说有的思想比我严重不是右派，如民政局屈聚贵（具体可以到他本科局调查）。父不父，子不子，家规不正，这主要的是说，不管国家不管一家农民，都得有规矩和纪律制度，否则就没有纪律和规矩。我在学习中写这一首词的目的动机是能把大家在那里学习的煽动起来，大家乱跑我也乘机而走。但我对第二首词的实际思想是没有上边的动机和目的的，可是在自己在写出这首词后，上级叫我作思想检查，因而我在铁的文字面前是无法说自己是无有目的的，所以自己分析也就分析到本县的情况了，又加上我在学习中不老实交待错误而造成了今天的不可挽救的地步。我这次被逮捕也是这一首词逮捕的。政府首长一定会考虑到我的危险性已经到了极点了，再不回头就要走上死亡的道路上去了。上边可看出我的思想是野蛮，也是骄傲的，也是蜕化变质的反党反人民的野心家。
+
+　　我在这次政府号召坦白检举中，我是深深的感到党和政府对我挽救，因此我在这次向党和政府交待抱着不哭、大不不小的态度向党交思想的。我的决心是今日死，明日生，洗心革面，脱胎换骨，重新的回到党的怀抱来。
+
+　　完了。
+
+　　二排四舍15号桑进国1958年7月9号（我是山西省潞安县人民委员会的）。大约七千字。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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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68.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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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鞍山市文化局支部委员会关于开除杨东昉党籍的决定（杨东昉）
+
+　　杨东昉，男，四十八岁，辽宁省辽阳县人，家庭出身中农，一九三八年入伍，一九四二年入党，原任鞍山市文化局长，极右分子。
+
+　　一、杨东昉主要的右派言行
+
+　　杨东昉对党一贯不满，利用整风鸣放机会，积极煽动群众并组成反党小集团，向党进行恶毒的攻击：
+
+　　1、鸣放期间在文化局和基层鸣放会上，煽动群众反对党，亲自带头写题为“到底谁说了算”的大字报，恶毒地向党进行攻击。同情和支持剧团右派分子的反党言行，在他煽动下，使本市文化界掀起了一股反党的逆流。
+
+　　污蔑和反对党的领导。他把党的领导说成是“以感情代替政策、独断专行”；把党的领导比喻成旧社会封建家庭里的“恶婆婆”，把自己说成是一个上下受气的新媳妇；把市委保留歌舞团的决议，说成是“以党代政”，他还主张撤消剧团现有一切管理制度，实行所谓“民主选举团长”，企图推翻党对文艺方面的领导。在反右派动员会上说：“我要碰一碰”，又说：“我要叫法院留张床位，准备犯错误去住”，“鞍山日报要给我留点地方，我要鸣一鸣，放一放”，决心要和党较量一下。
+
+　　污蔑鞍山人事关系是：“尖酸、苛薄、嫉妒，病态的关系”。又污蔑“党的干部政策是赏罚不明，干部工资、使用、提拔存在宗派主义”，并以此来反对党的领导。
+
+　　否定党对鞍山文艺事业领导的成就，把鞍山说成是“只有钢铁，没有文化”，把鞍山文艺界说成一团糟。
+
+　　2、杨东昉与右派分子陈宝书、成千万、寇冠结成反党小集团，杨东昉是反党小集团首要分子。他们谋划将文化局和戏曲剧团一些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搞走。并积极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而被开除党籍的陈宝书翻案。在反右派期间，将文化局反右派斗争的计划和右派分子名单，全面泄露给他的反党集团成员，并订立反党攻守同盟，抗拒反右派斗争。
+
+　　二、杨东昉在斗争中的态度
+
+　　初期表现不老实，中间曾以自杀抗拒斗争，自杀未遂，恢复健康后，对党表现极为仇恨和不满，经领导帮助和多次党的会议的批判，态度有所转变，初步检查了本人的反党言行。
+
+　　三、处理意见
+
+　　支部全体党员一致同意开除党籍。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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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69.txt
@@ -0,0 +1,11 @@
+# 中共云南省委财贸大口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处理党内极右分子李文焕的意见（李文焕）
+
+　　李文焕，男，现年四十二岁，河北省完县人，中农家庭出身，本人学生成份，汉族。一九三八年八月参加革命，同年八月入党。参加革命后先后曾任过科员，会计主任，厂长，科长，站长，办事处副主任，副处长，处长等职。一九五五年七月由西南区合作办事处调来省供销社工作，任省供销社副主任。
+
+　　从李文焕的历史上看，他自加参革命后，屡次动摇，贪污腐化，对党一贯不老实，两面三刀、阳奉阴违，旧商人意识严重，和私商勾勾搭搭。在军队搞生产时，屡次违反党的政策，破坏市场和军政关系等。一九五七年阻碍和破坏省委财经会议的决议，反对和篡改党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和供销社以采购为主的方针，强调云南特殊，不执行总社关于开发山区经济的指示；在反右斗争和整改中，利用职权包庇右派分子，并支持其爱人李培芝向党进攻。在任用干部方面，重用地、富、反、坏、右，排挤打击工农干部。在组织上阳奉阴违，对抗领导，挑拨离间、破坏团结和党的财经纪律等等。但是李文焕在检查时，不正视以上错误，态度极不老实，采取拖、推、赖、抗的手段，拒绝党对他的批判和教育。经省委六月十一日批准，划李文焕为极右分子。
+
+　　根据李文焕上述反党罪恶及其态度，财贸大口整风领导小组于七月十日会议上研究对李的处理意见是：开除党籍、降职降级，工资由原来的十一级降为十五级，撤消现任党内外一切职务，分配到基层工作。作什么工作请省委决定。当否!请省委指示。
+
+　　中共云南省委批示：开除李文焕的党籍，撤消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到内地农场担任生产队副队长，工资由十一级降至十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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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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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70.txt
@@ -0,0 +1,17 @@
+# 中共抚顺市委关于清除陆绍璞出党的决定
+
+　　<陆绍璞>
+
+　　陆绍璞，原名聂铭锡，男，现年39岁，河北唐山县人，地主出身，职员成分。该人1938年曾参加过革命，并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因托派嫌疑被停止党籍清洗回家。于1940年到陕西国民党调统室行动队当特务，并参加了国民党。1942年又参加了革命，1948年重新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哈尔滨市公安局股长、科长，抚顺耐火材料厂厂长、制钢厂厂长、市工业局副局长等职。现在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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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市委扩大会议和人委党组扩大会议揭发并经查对属实的材料证明，陆绍璞是个混入党内长期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党心怀不满的阶级异己分子。其主要表现：
+
+　　一、反对和诽谤党的历次政治运动与党的重大政策，否定各项运动的巨大成绩，对党领导的群众运动一贯采取仇视的态度。比如在伟大的“三反”运动中陆不仅表现严重右倾，打击和阻拦积极分子的斗争积极性，并且在研究向贪污分子攻心斗智时污蔑说：“什么叫攻心斗智，攻心斗智就是刀子、鞭子。”以后为了否定“三反”运动的伟大成绩，恶毒的污蔑说：“打虎积极分子去贪污分子家搜查时强奸人家女人”等。对肃反运动陆同样抱着对抗情绪，抽调肃反干部，他以“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来对抗，并诽谤肃反运动把“化验室搞垮了”，“技术管理都搞乱了，生产倒退到1953年的水平……使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工业局几年来的成绩都被肃反搞垮了”。甚至竟丑化说：“肃反就是有问题，一个干部在会上放了个屁，也叫人家检讨，检讨一次不行，再检讨，直到人家承认在反动思想支配下，放了个反动屁，才算完事，简直都成了笑话”。对于农业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以及党的统战政策等无一不加歪曲和反对。惯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在干部中散布“合作化后农民吃油少了，合作化搞的不好，农村干部水平太低，有的打人胡乱搞”；陆在1955年听了党的统战政策传达之后歪曲党的政策说：“毛主席真高明啊!真有办法，把那些民主人士都给他个官作，使他们老老实实的不造反”，并且曲解我们党的领袖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上述事实充分证明了陆绍璞始终是坚持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与党对抗，并攻击和污蔑党的各项重大政策和政治运动。
+
+　　二、污蔑党的干部政策。陆从1954年由钢厂调到市人委任工业局副局长之后，就对党对他的使用心怀不满，认为这是“被降级使用”，是“从重要岗位调到了次要岗位”，“别人都提拔了，自己是处在阴山背后”等等以至发展到歪曲和攻击党的德才兼备干部政策，说是“党看上了谁就重用谁，谁也就有才有德”，并污蔑说：“党内没有是非，党组织对于干部是从印象出发，有一次坏印象就是三年，要有几次坏印象一辈子就完蛋”等等。这说明陆绍璞已经从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地位观念，发展到极力攻击和污蔑党的干部政策。
+
+　　三、对党的整风运动消极、不满，对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极力支持，喝彩称赞。1957年整风运动一开始陆就消极不满，反对市委组织领导干部集中学习三天的决定。公开抗拒说：“不用听他们那一套，不可能一二一开步走，社会主义不是一天建成的”。同志们批评他的错误态度，他则说：“我这就在阴山背后了，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当着社会上开始大鸣大放时市委指示：基层要压住阵角，陆则说：“压住什么阵角，下边有什么事，都是上边搞的惊慌失措”；另一方面对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他则极力支持，极右分子沈仲藩在市政协会上大骂共产党时，他热烈鼓掌喝彩，会后还赞扬说：“这个会开的真好啊!他们(指右派)是动了大脑”。显而易见，陆绍璞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在党内支持右派分子对党的进攻。
+
+　　陆绍璞出身于地主家庭，曾参加过国民党，当过特务，受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较深；参加革命以后，对其资产阶级立场不仅长期没有自觉的进行自我改造，相反从1943年整风中受审查之后，对党更加不满和仇视。因此市委认为陆绍璞是一个混入党内一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阶级异己分子，已丧失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为了纯洁和巩固党的组织，决定清除陆绍璞出党，并建议行政撤消其一切职务。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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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71.txt
@@ -0,0 +1,15 @@
+# 李慎之：我的忏悔——读国际部大字报的感想
+
+　　前两天读了领导同志的大字报，今天又花了两个钟头细细读了国际部的大字报，读完以后，心情十分沉重。
+
+　　去年受批判时，对于我的反动思想已经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一点，总是不愿正视。我承认自己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关头，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犯了站在敌人立场上向党进攻的重大错误，但是总觉得自己的错误客观上影响未必那样大，以为我讲话只限于国际部，而国际部在去年的大鸣大放中比较是风浪最小的。新华社的右派分子在新华社具体问题上搞起的风潮大多与我无关。在斗争我的时候，平常与我接近的同志都对我的错误言论进行了严肃的揭发与尖锐的批判，他们既然都认识到了我的错误，为什么能说我有什么了不起的影响。甚至还认为一些同志的思想本来与我相同，大家共鸣是事实，影响是相互的，我给人的影响可能多一些，但也不至于那样深远。
+
+　　读了几百张几万字的大字报以后，我这样的想法有了变化，我看到自己的许多错误言论曾经一度深印在一些好同志心里，促进了他们有过的某些错误思想。如果不是党及时发动了伟大的反右派斗争，而放任这些思想发展下去，将会有更多的人蹈我的覆辙，而我现在痛感只消有一个人因为我的影响而堕落到我同样的地位，就足以使我抱痛无涯，永远愧对。我深深感到自己重负于党，也深深感到重负于那些一度对我还有好感，还有信任，因而受到过我的影响的同志。
+
+　　最使我惊心动魄的是穆广仁同志的大字报，其中说起，我曾说过“整风是从思想上到制度上的深远的革命。”这一下就把他“在朦胧中的推移过程明确起来了”，如他所说，这是一种可怕的否定和推移，这使我清晰地看到了，在决定祖国历史的关头，我所曾扮演过的可耻的角色的丑恶的面貌。
+
+　　同志交心的坦率、热情与勇敢，使我感动，也使我进一步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我决心在这次悔改运动中，学习同志们的精神，无顾虑地向党交心，彻底改造自己。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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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43 @@
+# 有关右派分子陆清福的判刑、摘帽和平反材料
+
+## 四川省宝兴县人民法院关于陆清福的刑事判决书
+
+## 法刑判[58]字第23号；1958.07.15
+
+　　陆清福，男，汉族，现年25岁，雅安县人。地主成份，学生出身，现住宝兴县城关镇。
+
+　　陆清福思想一贯反动，趁我党整风之机大肆向党进攻，不仅赞同“党天下”、“清一色”等反动言论，还大肆宣扬鼓吹；组织陆、罗右派联盟，阴谋策划反党方案，情节严重恶劣，触犯刑律，特判决如下：
+
+　　管制四年。管制期中剥夺一切政权利。
+
+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五日(法院大印)
+
+　　（附：）
+
+## 中共雅安县委员会关于摘掉陆清福右派帽子通知书
+
+## 1978.05.26
+
+　　根据中共中央(78)11号文件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通知，于1978年5月26日摘掉陆清福右派帽子。
+
+　　特此通知。
+
+　　 中共雅安县委员会1978年5月26日(由四川省雅安县革命委员会统战组代印)
+
+## 陆清福宝兴县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
+## 法裁[78]字第38号； 1979.04.20
+
+　　陆清福，男，汉族，现年48岁。地主成份，学生出身。现住宝兴县城关镇，原县人民委员会委员、财政科长。
+
+　　陆清福因反党反社会主义一案，於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五日，被我院判处管制四年。管制期中剥夺一切政治权利。经复查：
+
+　　陆清福被划为极右分子问题，根据中发[78]55号文件精神，已改正。为此，定罪判刑不当，特裁定如下：
+
+　　撤销原判，恢复政治名誉。
+
+　　 宝兴县人民法院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日(法院大印)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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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73.txt
@@ -0,0 +1,41 @@
+# 致民盟市委和中共市委统战部的报告
+
+　　<上海市、彭文应>
+
+## (彭文应：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委)
+
+　　我是很愿意把我的生活，学习，工作情况向领导上报告的。但是这种报告应如何写法，尚不十分明白，希望能有所指示。
+
+　　现在把最近一个多月来，我主要一些情况报告如下：
+
+　　我现在没有指定给我的工作及参加什么会议。看来我好像是十分清闲。但是实际上我的生活和过去多少年来并不空闲，只有比以前更多添了一些事情。
+
+　　首先，自去年我爱人去世后，家中许多事情我不能不管，如小孩的教育管理，带他们去看病，以及家中许多需要我料理之事。自五月我的生活来源被断绝后，我为了紧缩，把原来佣人辞退了，家中事务大家分做。但是岳母年老，小孩又都上学，我的部分也就不少。每天早上我上菜场买菜，收拾自己房间，洗自己衣服，有时烧饭，拖地板，园里浇菜。这些劳动，我是不在乎的。
+
+　　时事学习，包括政策学习，我现在每天是要花不少时间(平均二三小时)。我订了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我几乎全部看完。此外还到邮局门口或复兴公园补看文汇报，新闻日报，新民晚报等报纸。一年来我是被“孤立”了，直接见闻和世界的接触，和鲁滨逊在孤岛上是好不了许多。但是通过报纸，我仍能知道国家的进步，工人们的创造发明，数万万农民的生活，以及亚洲非洲人民斗争的胜利，等等。这又是鲁滨逊比不上我的地方。看报，不只解除了一个人清闲之苦，同时提出了无数的问题，给了我应接不暇的事情。其中许多我剪下来，许多是要进一步研究，许多要进一步把自己意见整理出来的。
+
+　　我原订了中外杂志约三十种，今年外文杂志不让我订了，目前只有中文科学，时事及理论杂志。这些我也经常看，而感到很大兴趣。
+
+　　最近举行的好些展览会我差不多都去看了，而且去了好多次，看得相当仔细。计有外文书刊展览会去了六七次，轻重工业展览会，商业展览会，蔬菜展览会，建筑展览会，钟表展览会，先后去了十余次。我想凡是稍关心国家的建设，人民生活的改进的人，对于近来这些新进步是不能不感到巨大的吸引力的。在这些展览会中我得到了许许多多的启发，有的是我过去想到过的东西，看了之后有所改进，有的是启发了我新的思路。
+
+　　在各种展览会中，凡我看到认为有改进的地方，我都向他们提了意见(不下数十次)。其中有的主持人当时表示了赞成，愿进一步研究。例如：
+
+　　(1)从上海邻近各地打电话到北京，要先打给上海，再由上海转打北京。我建议上海只需把线接上，由各地直打北京，这样可省许多手续与时间及材料，我想是行得通的。
+
+　　(2)市政工程处一些车子，我建议将金属部分减少些，用木代替可节省金属，同时减轻重量。那发明车子的工人颇以为然。
+
+　　(3)一种起六角螺丝的扳手很灵巧，但每种只能起一种号码。我告那发明的工人改进一下扳头，便可起任何一种号码的六角螺丝，他很高兴。
+
+　　(4)一个手工业社所创造的锯木板机，我建议改进一下锯子的位置，可以将两道工序改为一道。
+
+　　(5)在蔬菜展览会中，我向黎明社的同志，把我在江西高级农林学校(我任校长)关于养猪种菜的一些新经验告给他们。我并送给他们一包上海没有的江西冬笕菜种子试种。
+
+　　(6)在外文书刊展览会中我写了四页书面意见。
+
+　　以上不过举几件例子，有些问题还待进一步考虑研究再提出。
+
+　　我现在正在研究改进自行车的各部分，使它能够提高速度，并变成动力机应用于农村中各项工作。我想如能做成，那对减轻劳动，提高工作效率及节约，会有极大的作用。建筑业展览会许多报喜信报告已把“肩挑人抬”那种苦痛现象消灭了。一个工人说：“我以后可以多活几年了”。我想：世界上没有比这类事更有意义，因此也就值得来用脑筋。
+
+　　 1958年7月15日
+
+　　 来源：彭志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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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74.txt
@@ -0,0 +1,27 @@
+# 中共青海省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右派分子雷鸣的处理结论（雷鸣）
+
+　　雷鸣，男，三十五岁，河北安次县人，富农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三八年五月入伍，同年十一月入党。曾任华北抗日联军二十七支队一总队政治处干事、二营五连政治指导员，一二○师政治部干事，一军一师三团政治处股长，青海互助县委副书记，青海省人委办公厅秘书处主任、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在整风和反右斗争前任青海日报社副总编辑。
+
+　　雷鸣在日寇侵略至家门时，抱着寻找出路的目的混入我军，在部队工作期间就十分骄傲自负，个人主义严重，抱怨组织提拔自己慢。到互助县工作后，更加暴露了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丑恶面貌，在一九五一年春节时，群众组织秧歌队到县委会拜年，有一反动富农(后被判刑六年)高呼“雷主席万岁”、“雷书记万岁”。雷鸣不但没有制止，反而欣然自得给以鼓励。同年在湟中参加土改试办工作时，在干部中傲慢地说：“湟中试办的好乡不如互助的落后乡，尚志田(当时湟中的县委书记)该杀头”。但后来互助县在土改复查工作中发现大部分漏掉和错划地主成份的错误都是雷鸣批的。雷鸣在一九五二年“三反”中打击县委书记吴正夫同志，在干部中散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谬论。他认为“世界上根本没有具备工人阶级思想的人，解放军打堡垒有的人虽然英勇，但动机不纯”。报纸上发表省委的工作总结后，他说是“假的”。诬蔑“省上处理问题和旧社会一样，只许州官放火，不许民间点灯”。“我国有民主，但有不同意见不能讲。美国打民主招牌，但有反面意见可在报上登”。后来省上派沈岭同志去互助县任书记和县长时，雷又为自己没当上县委书记而不满。同年八月被调到省人委办公厅和秘书处工作后，把秘书处特殊化，擅自扩大“青海政讯”的编辑组织，在由他决定抽调的七个编辑中后来查明有五个是历史反革命和右派分子。一九五六年又擅自代表省长向团省委组织的“青年远征队”讲话发奖。雷并且诬蔑“省委以党代政，听不得反面意见，百依百顺的是好干部，有些人强调党的领导，让党包办了一切”。
+
+　　另外，雷鸣在办公厅和互助县工作时，还乱变机构，按个人好恶用人，随便给和他臭气相投的人封官许愿，提职升级。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被调到青海日报社工作后，又纠合右派分子，大肆向党进行攻击。其主要罪恶事实有以下几点：
+
+　　一、否定党报的成绩，反对党对干部的审查和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政策。
+
+　　雷鸣到报社后否定报纸的成绩，说“社论空洞，老一套”、“消息枯燥”，“板起面孔教训人，群众不爱看”。诬蔑报社以往工作是“一本烂账”，“同志关系冷冰冰，生活状况不象个机关”，“肃反面宽了，不该斗的斗了”，提出要少宣布几个肃反对象。当右派分子诬蔑“党组织有宗派和关门主义”时，雷鸣迎合说“领导把同志们的历史问题看得太严重了”，“干部、人事工作神密”。他把在思想改造中因有反动言行而受到批判的人说成是“精神受了压抑”。对右派分子和坏分子向党的进攻说成是“兔子急了要咬人”，“可以理解”。极右分子程远给极右分子郭统厚的反动信件，孙君一(省委常委、副省长)同志批示系胡风思想，须典型批判。雷鸣却怀疑说“从一封信是否能断定一个人的思想，这只是思想落后”。右派分子辱骂“汇报是没人性，党员有奴性”，“入党是朝气衰退”，“领导不懂人学”时，雷鸣却认为这些意见是“正确”的，要求是“合理”的。
+
+　　二、纠合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
+
+　　雷鸣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和报社两个右派小集团勾结一起，专门搜集领导的缺点向党进行攻击。在报社检查工作中，雷鸣煽动群众攻击乔迁(报社总编辑，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调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仍兼总编辑)，说“报社的问题都是乔迁的，与我无关”，“大家不敢对乔迁的缺点抱不负责任的态度”；号召大家在下面酝酿意见；影射乔迁说“大家提了意见如果不改，就是国民党作风”。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同志到报社讲话，斥责了右派的反动思想，雷鸣公开反对说“高书记不了解报社情况，我没向他汇报过，有一些意见我不同意”。省委书记陈思恭同志指示报社要全面检查工作，不要集中检查领导。雷鸣抵抗说“不知道该咋办好”。当乔迁同志作自我检查后，右派分子大肆攻击时，雷鸣也借机点火，煽动要乔迁挖意识、割尾巴；右派分子质问党、团员，积极分子为啥不发言？雷鸣却指责不发言的人有“个人主义”；右派分子骂某某人接触领导“八面玲珑”，雷鸣同意这种说法。当党内一些同志被右派分子打击的抬不起头来时，雷鸣反恶毒地诬蔑说“某某人为闹地位待遇而消极，某某人个人主义严重”。当同志们提出要批判右派所造的攻击领导的谣言时，雷鸣说“谁知道有没有”。后来，编委提出检查工作有偏差，要纠正。雷鸣却说“无偏可纠，谁认为有偏去向‘群众’讲”。最后，还要报社中级领导同志以自己的检讨去带动右派，混淆两类矛盾，掩饰右派罪恶。
+
+　　三、反对党的领导，搞独立王国。
+
+　　雷鸣把党视为阻碍他发展的绊脚石，诬蔑党领导的历次革命运动的正确性，说“每当运动初期做的愈左愈好，这是党的要求，左总比右好一点。党搞什么运动历来都是先紧后松，碰到头上倒霉，碰到尾上不要紧”。“根据我的经验，历来运动都是左的，有偏差”。右派分子孙明轩借省委修建新址写稿攻击省委时，雷说“你不要想的太天真了，省级机关存在的问题不止这一件”，并在群众中散布说“高峰不如张仲良(前省委书记)”，说“整风汇编”上全国各省的材料都有，就是没有青海，以此诬蔑青海领导不行，破坏领导威信。一九五七年春生产抗旱时省委提出“千军万马”的口号，雷说是“形式主义”。雷对省委要他列席的会议，多不亲自参加，而随意指派别人代他出席；认为省委对报社工作的批评是对他的不信任和干涉，如说“你既然叫我在这儿工作，就应该完全信任我，不应再干涉”。对省委宣传部和该部的负责同志极不尊重，说“宣传部管的太多了”。宣传部长午人同志批评报纸配合中心工作做的差，雷鸣骂道“去他的吧，他懂得个啥”。雷鸣还采取打击和分散报社编委委员的办法，破坏集体领导。右派分子视报社干部科是“眼中钉”，雷鸣就取消了干部科。在调动干部上也是从他个人的好恶出发，如今春提拔的二十名组长级干部中就有右派二名和不少历史未作结论或思想上有严重问题的人；由他自己决定调配给采访室的十四名记者中，右派分子就有七名，雷并称这些人是报社的“精华”。另外，还想把原在报社工作后被送去劳教的反革命分子庄本先、石麟祥等人调回报社工作，有些问题雷鸣是先与右派分子雷廷梓研究后才拿到编委会上去通过。当支部对他这种丧失立场和独断专行的作风提出批评时，他竟说“支部要受编委会的领导，我是负责人，我可以决定”。此外，雷鸣不经请示省委就把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草稿、刘少奇同志在广州党内会议上的讲话及邓小平同志在甘肃的讲话等重要文件让右派分子雷廷梓翻印，结果毛主席的报告被宽大释放的反革命分子李楷偷去送交反革命分子庄本先传阅，严重泄露了党的机密。
+
+　　四、同谋篡改党报的方向，向党放出许多毒箭。
+
+　　雷鸣长期以来对省委十分不满，对省委对他在工作上的正确批评抱仇视和抗拒态度，因此在他到报社工作后就竭力想把党报当成为他反对省委的武器，以党报和省委分庭抗礼，和省委唱对台戏，篡改党报的政治方向。大肆讲“大家怕什么，省委不是不可以批评，(我是)老虎屁股也敢摸，顶大总编辑不当，我原来就不愿意来报社”，“批评要抓大的，不要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拼着一身剐，皇帝也敢拉下马”，“要搞些有质量的批评”，“以往报纸是人们茶余酒后的消遣品，我们的报纸很不够，礼拜六、礼拜日要多给人们消遣的东西”。由于雷鸣是资产阶级的办报观点，在他支持下，“青海日报”曾在一个时期出现过不少的错误和毒草。正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时，他为了配合右派的进攻，曾进行了不少歪曲事实，夸大缺点的反动宣传。如去年五月一日“青海日报”第一版刊登“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雷鸣就在第三版用通栏标题：“解放思想，解决矛盾”，暗示过去思想不自由。五月十七日又别有用心地在一个消息的副题中标出“有的同志认为张国声(省委书记)同志在省宣传工作会议总结中将其他犯罪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都划入敌我矛盾不妥当”。雷鸣尤为恶毒的是利用党报进行煽风点火，企图挑起群众对党的不满。如五月十八日他亲自指示要公开在报纸上讨论“游行示威是大民主的办法，是解决敌我矛盾的办法，是否违犯宪法”？“过去提政治领导业务，现在又说政治为业务服务，应如何理解”？“我们和平解放台湾，宽大蒋介石，如果人民不答应怎么办”？并且还指示下乡记者在各县召开座谈会，搜集对省委和省的领导干部的意见。另外，在雷领导下“青海日报”江河沅副刊已变为右派分子和反动分子的讲坛。雷鸣还利用“左叶事件”擅自决定召开新闻界座谈会，以此来反对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
+
+　　以上事实说明，雷鸣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已发展到极其严重的程度，他一贯抗拒党的领导，反对省委，积极勾结右派分子向党大举进攻，图谋篡改党报的政治方向，并且一再坚持错误，拒绝改造，已堕落成为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了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队伍，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经青海日报社支部讨论通过，并经省委二○二次常委会议批准，开除右派分子雷鸣的党籍，撤销其所任青海日报社副总编辑的职务，行政上由十二级降为十七级使用。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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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75.txt
@@ -0,0 +1,15 @@
+# 李慎之：我并没有完全心服
+
+　　经过激烈的外部的内心的斗争，自己承认是右派分子了，而且表示不但心服口服，而且是心悦诚服了，但是严格检查起来，实际上并没有全服。
+
+　　说“服”是指自己认识到自己的思想言行实质上是代表着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不但斗争中已在理论上证实，特别已经为后来的大跃进的形势所证实，依了我的想法就要亡国亡党。自己觉得在这方面实在是情无可原，理无可恕。再想到自己受党多年教育，长期追求党的事业，到头来发展到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向党放毒箭，成为党的敌人，痛悔之极。拿历史上一切严重的阶级斗争的教训相比，觉得大错已铸，罪无可逭，就是砍头也无所怨恨。
+
+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终不能驱除自己脑子里与人“比”的思想，觉得有许多人的思想与自己差不多，在实际工作中所做的坏事比自己还多，然而仅仅因为这一点或者那一点的差别而没有划成右派，因而有点“有幸有不幸”。此外，我承认自己成为右派是由于思想根本上没有改造，因而是必然的，然而又认为去年大鸣大放的考验也有一定的特殊性，自己没有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形势，自以为如果形势发展而自己能够看到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是能够挺身而出对敌人进行斗争的，而一些未犯错误的人倒未必如此。
+
+　　由这种错误的思想出发，我对人对自己的看法，到现在还不能切合实际，心中有时会有这样的想法，“某甲虽然是右派，未必比不是右派的某乙不好”，所谓某甲，有时也就包括我自己。
+
+　　向下而不向上的“人比人”从来就是一种最坏的诡辩，它只能使自己缩小自己的错误，松懈自己的警惕，看不清自己的面貌，阻碍自己的改造，然而我却长期没有清算这样的思想。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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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 --git a/CCRD/1/6/3/000276.txt b/CCRD/1/6/3/00027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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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76.txt
@@ -0,0 +1,27 @@
+# 沈阳小学系统右派分子名册和部分综合材料（1）
+
+　　第一中队  新城子区右派分子名单
+
+　　（）
+
+　　   乡校别 姓名 性别 年龄 成份 政治面貌 表现 备考 参加工 作年月   六王乡六王校 牟纯民 男 33 中农 二〇七师 军士 坏 伪职员已批 49.3.11   六王乡烟台校 王景彦 男 30 贫农 二〇七师 译电员 坏 伪军官已批 49.3.2   六王乡岳士屯校 何敬伦 男 38 中农   坏 教员已批 48.11   石佛寺乡房身校 刘亚勋 男 36 中农 伪警察 坏 伪警察已批 51.9   石佛寺乡房身校 陈广亚 男 29 中农   坏 教员已批 51.   石佛寺乡石佛寺校 夏玉林 男 49 富农 伪中尉 上尉 一般 未批 普反 48.11   石佛寺乡小黑台 分校 吴绍清 男 22 中农 共青团员 一般 材料正在整理 52.9   石佛寺乡房申校 卢风采 男 22 贫农   一般 材料正在整理 56.9   新城卜乡新城卜校 张洪德 男 25 地主 共青团员 一般 学生已批 52.3.1   新城卜乡教研组 李兴烈 男 31 中农 伪警巡官 坏 伪巡官已批 48.11   新城卜乡二台子校 张忠家 男 20 雇农   坏 学生已批 56.9   新城卜乡新城卜校 史才林 男 26 中农 共青团员 坏 材料在整理 52.9   新城卜乡 李国贵 男 37 中农   坏 材料在整理 48.11   新城子乡新城子校 陈维新 男 31 贫农 二〇七师准尉 坏 伪军官已批 普反 50.3.15   新城子乡新城子校 李景林 男 34 中农 东北行辕 特务团司 书 坏 整理 51.3.1   新城子乡新城子校 徐甲乡 男 32 中农 建军军官 一般 未批 普反 51.3.1   新城子乡王驿校 姚世泽 男 30 富农 -- 好 学生已批 49.3.   新城子乡民办中学 崔思仁 男   -- -- 最坏 整理 56.10   财落卜乡财落卜校 崔贵芳 男 22 贫农 -- 坏 学生已批 55.9.1   财落卜乡财落卜校 左宗礼 男 -- -- -- 坏 整理 普反 49.3.20   财落卜乡 邵长林 男 -- -- -- 坏 未批 56.9.25   财落卜乡得胜台校 赵国宪 男 26 富农 共青团员 一般 学生已批 --   财落卜乡得胜台校 佟绍德 男 29 中农 -- 一般 整理 48.11   兴隆乡茨于校 张涤非 男 32 地主 -- 坏 未批 52.9   
+
+　　（）
+
+　　   乡校别 姓名 性别 年龄 成份 政治面貌 表现 备考 参加工 作年月   兴隆乡茨于校 李成斌 男 25 贫农 共青团员 一般 学生已批 51.10   兴隆乡茨于校 关振盘 男 22 中农 共青团 一般 整理 56.9   兴隆乡尹家校 曹国士 男 28 中农 共青团员 一般 教员已批 51.3   腰中乡小河沿校 付永昌 男 26 中农 -- 坏 未批 51.3     吴树满 男 22 中农 -- 坏 未批 52.9   腰中乡民办中学 彭守业 男 22 中农 共青团员 坏 学生已批 57.9   
+
+　　第一中队新城子区普通反革命名单
+
+　　（）
+
+　　   乡校别 姓名 性别 年龄 成份 政治面貌 表现 备考   财落乡大辛屯 王宏祥 男 -- -- 预备党员警尉 -- 普反   财落乡大辛屯 崔海波 男 -- -- 区党区分部执委 -- 普反   腰中乡王家校 付杰 男 --   三等佐军需 -- 普反   腰中乡王家校 李秀山 男 --   伪属官 -- 普反   新城子乡道树子 徐宗仁   --   -- -- 普反   六王乡烟台校 魏常仁 男 28 地主 转业军人 坏 坏分子   新城子乡新城子校 杨俊卿 男 -- -- -- 坏 坏分子   
+
+　　第一中队新城子区反革命分子名单
+
+　　（）
+
+　　   乡校别 姓名 性别 年龄 成份 政治面貌 表现 备考   新城子乡新城子校 付振久 男 -- -- 反动党团骨干分子 -- 反革命   新城子乡财会组 王德普 男 -- -- 特务 -- 反革命   兴隆乡兴隆校 石巨山 男 -- -- 反动党团骨干分子 -- 反革命   财落乡财落校 于国栋 男 -- -- 反动党团骨干分子 -- 反革命   财落乡财落校 蒋蕴生 男 -- -- 区连长及巡官 -- 反革命   腰中乡小河沿校 乔魁武 男 -- -- 汉奸 -- 反革命   新城子乡王日校 秦治家 男 -- -- 汉奸 -- 反革命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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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277.txt
@@ -0,0 +1,11 @@
+# 李慎之：我对党有疏远的倾向
+
+　　在犯错误以前，我自以为对党的关系好，而实际上是对党的政策存在着不信任，这已经批判过了；在划我为右派前后，我曾经严重地怀疑党是不是搞错了，这也是已经批评过了。从去年的斗争中起，我曾决心今后一切相信党，而且做到如陆定一同志所说的，严格服从基层领导。从那以后的几个月中自己觉得心理上是靠拢党的，言行上未再犯错误，内心也总是正确思想在交战中不断克服错误思想，自己的一切思想情况都不断向党汇报。组织上也不断加以鼓励。自己觉得当时虽然还处在剧烈的痛苦中，改造的信心还比较足。第一次到十三陵劳动时，初步具体地确立了劳动的信心，情绪更高。
+
+　　处理以后，长期改造刚几个月，事实就证明自己没有经得起考验。在“细水长流”的说法受到批判以后，思想上就背上了一些包袱。觉得批评太重，提得太高，觉得党应当对自己有相当的信任，不应当把自己看得那样没出息，有了委屈感。以后，在几件较小的事情上提了几次意见，几乎都受到了误解和批评。从此以后心情越加低沉，觉得过去也曾为党工作过好些年，也曾提出好些正确的意见，今天一成右派，就一切都不是了，既然“动辄得咎”就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反正默默地干，自求无负于党就够了。从此以后，很少再找中队以上的领导谈思想，谈情况，初到十三陵时，每天晚上都要进行一番反省，而且竭力抽时间写思想汇报，而后来就一切都听之任之，思想汇报也不写了，只管埋头劳动一门了。从这一点开始，不知不觉之中与党的关系就越来越疏远了。而对我来说失去了党的日常的亲切的联系，心里也就越来越沉闷，越来越痛苦，曾经一度是比较强烈的对改造的信心反而下降了。
+
+　　在这次交心运动中，无论如何我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打开并且放下包袱，勇往直前改造自己，我一定要改造自己成为左派，也一定要争取重新入党。我不能想象自己与党疏远而还有生活的幸福可言。我现在正在重新考虑党对我的意见和批评，觉得自己的思想是可以打通的，相信在党的帮助下，我一定可以扭转这一个时期的不良倾向，在改造的道路上跃进。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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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78.txt
@@ -0,0 +1,41 @@
+# 李慎之：向党交心
+
+　　二、揭发我的灰色情绪
+
+　　在对我的批判结束以后，我曾经“下定决心”消灭一切个人打算，甚至弃绝许多个人爱好，将近一年来，自己觉得确实已不再考虑个人前途了，看到别人还有所企求，有所筹划的时候，自己还觉得可笑可耻，在这种情绪下，自以为仿佛已经“大彻大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个人主义，可以算有了红的开端了。近来读到一篇文章，题名“清除灰色人生观”拿来与自己对比照看，才猛然发现，自己的思想中存在着浓厚的灰色情绪，完全谈不上红，所谓没有个人打算，实际上是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在受到歼灭性的打击以后，一种没有出路的反映，这种情况反映在许多方面。
+
+　　1、严重自卑
+
+　　犯了错误了，觉得抬不起头来，见不得人，在十三陵劳动时，常常碰到外机关的熟人，都是小心翼翼想方设法避免见面，为了怕碰见外交部的熟人，早晨起来甚至不敢到外交部厨房前面去打洗脸水，而绕道到大水房去打水。有一次与前来慰问的总政一位负责同志对面相逢，无可回避，只好把帽檐拉得低低的，掉头疾走而过。后来因为一再有熟识自己的同志来看望我、勉励我，这种情绪是好了一点，现在对社内的熟人一般是愿意主动打招呼，但是在遇到人家不理睬的时候，就感到茫然若失，甚至有些后悔自讨没趣。
+
+　　2、患得患失　畏首畏尾
+
+　　自己认为过去还是敢想敢说的，但是现在却时时提醒自己少说甚至少想。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生怕再犯错误。
+
+　　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使我十分兴奋，但是觉得这种情绪只有摆在内心，对在这样的大跃进中自己起不了多大贡献而自惭形秽。关于建设世界性通讯社，由于自己在过去几年中曾化过一番心血，心情特别兴奋，因此有参加讨论的强烈热情，然而同时又时时在心里“压”自己不要说得太多，“说错了话”。讲了以后还时时想是不是说错了，不但害怕发言内容有错，而且害怕自己给人以不良的“印象”。觉得成了右派，稍有错误就是原则问题、立场问题，不能不谨小慎微。
+
+　　3、个人打算　若虚实存
+
+　　长期以来，常常有这样的想法，“一切都别想了，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地工作，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决无怨心，决无二话，过去既已负党余生只能赎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祖国在大跃进，自己就无可憾，至于个人……
+
+　　为什么这样悲凉？实际上我所不敢想的个人打算，还依然是一种个人打算，悲凉的根源就在于看不见个人前途，觉得由共产党员沦为人民敌人，这一跤实在非同寻常，摔得太重，自己固然相信一定还能站得起来，但是总觉得再难赶上别人。“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是百年身”，我常常是努力推开这样的诗句，然而它实际上代表着自己的想法
+
+　　4、改造信心　还有动摇
+
+　　自己认为改造成为左派的决心与信心是有的，条件也是具备的。但是应当说决心不大，信心不强。表现较好处境较顺的受到鼓励较多的时候就乐观些，甚至有些盲目幻想，表现较差，处境较不顺，受到批评多的时候就悲观些。还不是把改造自己的信心完全放在严格要求改造自己的决心上，和以日益靠拢党来贯彻自己的决心上，而是不正确地幻想组织对自己的照顾与谅解。处理的时候得到组织上宽大，到十三陵去的时候，情绪较高，很想努力有一番作为，以为改造并不那样难，在关于“细水长流”的批判以后，就一度转为沉闷。以为自己开口即有错误，改造看来很不容易，直到后期才稍见振作，但是思想负担远未完全解除。
+
+　　5、全面改造　决心不够
+
+　　认为自己在政治问题上犯了错误，因此觉得改造主要是在批判使自己成为右派的政治思想上痛下工夫。八九个月来，在批判各种右派谬论和修正主义方面，自己也读了一些书，做了一些笔记，作了不断的检讨，渐渐就觉得可以同这些谬论分清界限了。因此而产生了一定的自满情绪，有立场改造不难的想法。后来，继续发现不但是政治思想方面的错误，其他方面也有许多错误应当改造。这时又感到自己的一切生活作风以至习惯气质都充满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臭味，无一不需要改造，以真正做到脱胎换骨，成为新人。但是这时又感到如此改造太广泛太繁细，许多个人思想作风上的毛病，只要不属于右派言行的范畴是否也不是一定非改掉不可。实际上是对自己的许多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还有所欣赏，有所留恋，并不痛恨，不甘心断然与之决裂。
+
+　　6、生活枯燥　意兴索然
+
+　　过去曾批判过自己不热爱新生活，惯于离群索居，所喜好的只是二三知己高谈阔论，表示今后应当热爱生活，亲近集体。但是几个月来还是依然故我，所不同的，是多了一条：觉得既成右派很难接近人，觉得一方面不愿与右派接近，一方面不敢与一般同志接近。一言一动谨小慎微与自惭形秽的心情兼而有之，家庭之内亦是如此，一切赏心乐事都觉得非我这样犯错误的人所当为，远远避之，总路线的宣传如此红火，在理性上觉得自己也应当投身进去，但是一方面觉得身份如此，难能插手；另一方面也想像我这样的材料办不了这号事（在前进报批评过有些同志的这种思想以后仍然存在），整个来说是在生活中沉闷孤独，暮气沉沉。自己确也想鼓起炽烈的生活情趣来，但是迄今还没有找到一股巨大的动力把自己向这方面推动起来。
+
+　　7、个人英雄主义孳根仍在
+
+　　检查起来，个人英雄主义应该是打掉了，其实仍在，在斗争时，在表现批判自己的决心中就夹杂着大量的个人英雄主义，觉得一个共产党员就是犯了最严重的错误，在检讨时也要像一个共产党员的样子，这种决心受到承认的时候，就感到前途光明信心很大，劲道很足，然而就在其中新的个人英雄主义实在又已萌芽。因此这种决心和信心是极其脆弱的东西，到环境稍变，受到挫折的时候，就感到前途渺茫，情绪低沉，说来说去都是没有能真正抛弃“个人”，“个人”还在自己改造的道路上作梗。现在先交代这些现象，决心深入发掘，彻底歼灭个人主义，紧紧地靠拢党，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即此初步揭发，已使我感到心情较前舒畅，有信心能贯彻下去取得改造自己的全胜。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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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79.txt
@@ -0,0 +1,9 @@
+# 我的感想
+
+　　<第二工区一中队小组劳教人员黄澍泉>
+
+　　我是一个右派分子，过去曾为反动军队当过好几年帮凶，有严重的历史罪恶。解放后一度混入人民解放军，不久就逃跑回家，后又混入省农业厅当兽医。八九年来，由于自己坚持反动立场，不仅没有得到改造，相反地却以怨报德，处处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是在去年大鸣大放时期，尤其露骨嚣张。
+
+　　反右期间，在铁的事实面前，勉强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在思想上是抗拒的，当行政宣布送我劳动教养时，思想很抵触。后来通过一系列的学习和体力劳动，对于行政上的处分和自己的罪恶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首先从历史上来看我是反革命的，双手沾满人民鲜血，加上自己又是一个右派分子，有现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因此，感觉对自己实行劳动教养是十分宽大的。我从内心深处认识到自己的反动丑恶本质，必须从根本的立场观点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这才是唯一的出路。今后我保证：(1)积极劳动，决不偷懒怠工。(2)努力学习政治，从劳动的实践中逐渐建立无产阶级的人生观。(3)服从政府干部的管教，改变过去无组织无纪律的个人主义行为和反动本质。(4)坚决与坏人坏事作斗争，安心改造，以实际行动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的队伍中去!
+
+　　（湖南省新生工程队(湖南省第一劳教[劳改]管教队)《新生快报》第2期。转载于李英宗《新生备忘录》，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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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80.txt
@@ -0,0 +1,13 @@
+# 强制的劳动  自觉的改造
+
+　　<一工区一中队第四组、洪长春>
+
+　　自受劳动教养以来，我感受最深的一个问题是：要想自己得到改造，必须首先认罪；认罪的程度越深，对从劳动中改造的自觉性才会越高，这种自觉性越高，自己在改造的进程中才能越快。
+
+　　但对强制的劳动中自觉改造自己这一问题，我并不是一下子就认识到了的。在开始劳动时，我总是带着一种受罚的心情，有种迫不得已的感觉。后来经过领导的反复教育，思想上才开始有些转变。但是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认识和实际行动之间还是有很大距离的，例如：当我开始参加劳动时，首先是感到体力吃不消，特别是开头那些日子，每天收工以后，浑身酸疼，第二天上工时看到扁担都害怕。然而由于领导的教育，使我明白了：劳动习惯是可以养成的，劳动能力是可以锻炼的。并且认识到强制性的劳动，应当成为自觉地进行自我改造。现在，我已经初步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劳动已不再是可怕的事情，相反，劳动常使自己感到快乐和幸福。
+
+　　劳动和思想改造必须严密地结合起来，我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劳动教养期间，我不仅需要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更重要的，还是通过劳动彻底解决立场观点问题。为了这一目的，我坚持不断地记了日记，注意把自己劳动中的感受和心理变化都记下来，并根据“吾日三省吾身”的精神，每天对自己的思想行为进行检查反省，不断努力克服缺点。在这期间，我还针对自己过去的错误，选读了一部分《社会主义教育课程》上的文章，例如《<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等，从而使我对自己的罪恶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找到了自己改造的方向。
+
+　　一切还仅仅是个开始，我决心继续努力，一定把自己改造好。
+
+　　（湖南省新生工程队(湖南省第一劳教[劳改]管教队)《新生快报》第3期。转载于李英宗《新生备忘录》，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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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81.txt
@@ -0,0 +1,21 @@
+# 中共滕县监察委员会关于对右派分子陈桂如的党籍处分决定
+
+　　陈桂如，男，现年33岁，中农出身，农民成份，系江苏省盐城县人，于1943年1月入伍，1946年入党。历任战士，班长，排长等职。现任济宁专区生建第一砖瓦厂办事员。
+
+　　一、主要反动言行：
+
+　　1．污蔑党组织和攻击党的领导说；“前方党是亲娘，后方党是晚娘”；又说：“党内不民主，支书在党内压制民主，一手包办，独断专行，好似花朵上的害虫，今天我们坚决把害虫除尽”。
+
+　　2．对粮食政策不满向犯人说：“我们的粮食每月都不够吃的”。
+
+　　3．攻击上级领导机关他说：“专署劳改科是独立王国”。
+
+　　从陈桂如的反动言行来看，自1955年转业到地方后，存有严重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公开的向党要地位、待遇、享受、闹回原籍。因达不到个人上述欲望，就长期对党不满。因此趁党整风之机恶毒的向党进攻，污蔑组织，攻击领导，反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
+　　综上述错误事实，情节是严重的。为严肃党纪，纯洁党的队伍。为此，经研究决定：开除其党籍。
+
+　　 中国共产党滕县监察委员会1958年7月19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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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82.txt
@@ -0,0 +1,13 @@
+# 中共滕县监察委员会关于对右派分子倪志善开除党籍的决定
+
+　　倪志善，男，现年38岁。中农出身，农民成份。山东省峄县人。初小文化程度。于1942年重新入伍。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调来济宁专区生建第一砖瓦厂工作，任付中队长。
+
+　　一、其主要反动言行：
+
+　　1．攻击干部政策和社会主义的工资政策。他说：“公安处提拔干部有偏面性有文化会说，会总结工作的、溜、舔的3大原则来提拔。看不起老干部，只有干才能解放”。又说：“社会主义按劳取酬，一提我就伤脑子”。还说：“毛主席的经是好经，都叫下边小和尚念坏啦”。
+
+　　2．污蔑丑化领导。攻击党支部他说：“劳改科本身不懂业务。养虎咬人。李主任(政治处主任)也是懦弱无能。杜厂长脆弱。真是无所谓。表面上很好。包袱里不知包的什么烂铺陈。把工作搞的一团糟。付支书车××会说。会啦一毛不拔，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凭溜沟子吃的5、60元。说的真方，卖的假药。马列主义讲的不少，挂羊头卖狗肉。王支书对政治工作一点不懂，把支部工作搞的乱七八糟”。又说：“党内不民主，支书不是选的，是县委批的，好包袱皮里面包了些赃东西。我认为有的行政工，支部包办啦”。
+
+　　该员的反动言行不是偶然的。历史上政治动摇过，企图背判革命。全国解放后又以功臣自居。终日牢骚满腔，埋怨组织看不着他，大材小用啦，向党要地位，待遇。当这种资产阶级个人野心，达不到目的就对党怀恨，与党离心离德。趁党整风之际，恶毒的向党攻击，污蔑干部政策，丑化领导。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某些重大政策。从该员的言行来看情节是严重的。为严肃党纪，纯洁党的组织。为此，经研究决定：开除其党籍。
+
+　　 中共滕县监察委员会1958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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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83.txt
@@ -0,0 +1,21 @@
+# 中共安徽省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方碧溪党籍的决定
+
+　　<(方碧溪)>
+
+　　方碧溪，男，湖北省蕲春县人，现年三十七岁，家庭贫农出身，本人学生成份，一九三九年九月入伍，一九四○年五月入党，历任文书、机要员、副科长、副局长、县委宣传部长、县长、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等职，现任监察厅副厅长(党组成员)。其主要反党事实如下：
+
+　　一、趁整风之机猖狂向党进攻，否定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方在高级党校学习时，污蔑“中央有许多事是摇摆不定的”，“中央管不了的事也要管”；“许多技术人员积极性不能发挥，主要是‘怕’，有顾虑”；城市建设是“盖花园比赛、买汽车比赛，盖大楼比赛，百废俱兴都很关心，但对公共财产谁也不管”；“安徽每年拨几百万救灾费，但灾民问题并未解决，原因是官僚主义报灾不实”；“官僚主义发展很快，特别是高级干部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并把一个县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诽谤为“官逼民反”。他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反对统购统销，说：“对社会主义优越性有些不同的看法，比如排队我不赞成”。方未到高级党校学习以前，早就叫嚣“家里粮食不够吃”，“统购统销不能不给人吃饱”，并谩骂：“日他妹子的，我非把小孩摔死!”在干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影响。
+
+　　二、坚决反对党政领导。尤其在他负责监察厅党政全面领导工作期间，反党气焰更加嚣张。如省人委第一座办公大楼未分给监察厅，方即心怀不满，声言“草房办公室倒了砸死人要办公厅负责”，“一天不给房子我天天要告！”当省人委拆房兴建第二座办公大楼时，方又借反浪费之名，攻击省人委的领导，表示“杀我的头也要坚持检查和上告!”并背着省委几次报告监察部，要求监察部派人前来检查。当上述阴谋未能得逞时，又以家信没有收到，而污蔑省委“暗中审查”他的信件，污蔑张恺帆副省长对他“打击报复”。当机要员到方宿舍寻找电报时，方竟污蔑是组织上派人搜查他。又如监察厅检查第四工地与被检查单位的意见分歧问题，省委负责人已指示工业交通工作部和省监委组织有关部门进行复查，但方竟私下派人到监察部请示窝工浪费的计算方法，并疯狂叫嚣：“监察部如同意我的计算方法，回来非狠狠地整他们一顿！”又说“工业交通工作部不相信我们，快打电报给监察部，要求监察部派人来查”。几次叫人写社论、新闻报导，说“写它个万把字，安徽日报不登，寄到人民日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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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违抗决议，破坏集体领导。如将全省监察工作会议决议对二十个百货单位的专题检查，擅自改为推动全省商业系统的大检查；有次召开专、市监察处、局长座谈会，不经集体研究，他对监察部减少专题检查和检查生产救灾等重要指示根本不作传达贯彻；全省监察机关的体制问题，原经党组研究已上报省委同意，但方仍擅自主张保留派驻省直个别监察室，实行“垂直领导”。
+
+　　四、与右派分子陈仁刚有共鸣之处。当陈别有用心的到方宿舍密谈反对省委反右指示问题，方对陈说：“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多做工作少说话，有些问题很难讲……”。
+
+　　综上所述，说明方碧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是严重的。他虽出身于贫农家庭，但由于存在着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入党后长期没有得到改造，每当个人欲望不能遂意时，就对党不满，与党对立，以致蜕化变质，完全堕落成为党内的右派分子。为了纯洁党的组织，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并报请省委批准，决定开除方碧溪的党籍。
+
+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
+　　· 来源：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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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284.txt
@@ -0,0 +1,31 @@
+# 沈阳小学系统关于坏分子王玨的综合材料
+
+　　<沈阳王纲乡核心组>
+
+## 一、一般情况：
+
+　　姓名：王玨，现年22岁，贫农成份，职业小学教师
+
+　　原职业：辽宁人民广播电台，现住所：沈阳县永胜小学
+
+　　（文化程度：初中毕业，简历：56年9月到辽宁广播电台工作，58年3月1日任永胜小学教师。）
+
+## 二、工作情况：
+
+　　该分子在永胜小学担当科任兼总务工作，其工作一般，教学质量不高，生活作风恶劣。
+
+## 三、具体坏事：
+
+　　该分子以前已经和谢百君订婚，并于四月末引诱六年级学生代玉珍（女）现年15岁，他的手段，以告诉女生地理为名，以期达到最卑鄙可耻的目的，经学校领导发现，他的动机不纯，随进行对他教育，但该分子表面接受教育，背后以对象的象片给同志们看，以期蒙蔽别人对他的视线，于六月末乘该村演电影之际，勾结该生谈话，其内容是引诱调戏，又谈订婚，而女生被他的语言欺骗，竟于7月10日晚间，乘到生产社给学生上分回来的时候，又专到该女生的家门口，会合该生到村西边谈话，坐在一起，首先摸女生的乳部，遂之又摸阴户，当时发生了肉体关系二次，于晚12时才回校，同时学校领导发觉进行对他教育数次，而该分子拒不承认，并说哪有这个事。
+
+　　于7月14日该分子回家又勾结女生送到仁而卜又谈了很长时间，群众当时语论纷纷，影响极坏，以上事实直到这次向党交心运动，经领导又进行对他教育，他才谈出来。
+
+　　小组意见：根据该分子严重的摧残儿童的身心健康，目无法纪，和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背道而驰，为了纯洁教师队伍，给予开除处分。
+
+　　 王纲乡核心组　郑友伦　杨恒山1958年7月24日
+
+　　 同意核心组意见南片大队队长　姚恩霖58.7.25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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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285.txt
@@ -0,0 +1,23 @@
+# 中共中国科学院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反党分子狄超白党籍的决定
+
+　　<(狄超白)>
+
+　　狄超白，男，四十八岁，江苏省溧阳县人，家庭出身商人，个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南京中央大学参加社联，后参加党。一九三二年三月在溧阳被捕，一九三四年七月被保释出狱，失掉党的组织关系。一九三五年后开始参加救国会工作。一九三八年参加大别山区动员会工作。此后，曾在香港等地从事文化工作。一九四九年三月到中财委任处长。一九五四年一月任经济所副所长代理所长，党内支部书记，整风领导小组组长。
+
+　　狄超白和党组织的关系一贯不够正常，根据最近对他的揭发和批判，他的主要错误是反抗党的领导，压制新生力量。他在近四年多来和右派分子林里夫，结成反党宗派小集团，共同进行反党活动；在整风反右派时期，狄超白利用自己整风领导小组长的地位，用各种手法，策动反党宗派小集团的成员向党进攻并支持林里夫百般阻挠所内的反右派斗争。在斗争进一步深入，挖掘出党内右派分子而开展斗争时，他多方为林开脱罪名，企图包庇林蒙混过关，对不同意他们意见的同志则采取打击报复的恶劣手段予以排斥；当院党组批准林里夫为右派分子时，狄极为不满，并威胁说：“斗错了，党组要负责”。
+
+　　狄超白的反党情绪及与林里夫串通一气进行反党活动不是从整风运动开始的，在一九五五年林里夫经狄同意在“经济研究”(经济研究所的刊物)上发表与党的政策相违背的文章，中央宣传部与院党组提出批评时，狄不但不检查错误，反而污蔑党是用组织手段解决学术问题，继续支持林里夫同党对抗。
+
+　　在党号召向科学进军时，狄超白、林里夫认为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是老科学家的事，极端压制忽视青年在科学进军中的作用。当青年人提出与他们不同意见时，他们则压制批评，进行打击。当院党组、院党委去检查时，则蓄意对抗，百般阻挠。并操纵支部擅自规定违反组织原则的三大纪律，来封锁消息使群众不明真象，以便与党组织的检查相对抗。他们采用非组织手段无理取闹的办法，使这一检查拖延了一年之久，当院党委作出决定时，狄又阳奉阴违，采取两面手法，表面表示接受，实际上仍极力支持林里夫进行反党活动。
+
+　　狄超白在经济研究所实行家长式领导，独断专行，唯我独尊，把经济研究所当做自己的独立王国，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一九五六年肃反时，狄未经院党委批准，擅自在所内群众大会上公开宣布十三个思想批判对象为假定反革命，事后抗拒院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等机关的检查。
+
+　　狄超白的生活也是腐化堕落、与一个共产党员的品质不相容的。狄自来北京后玩弄妇女四人之多，他这种荒淫放荡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虽经过党组织多次教育，但屡教不改，反认为组织的教育是“封建思想”。
+
+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狄超白一贯的抗拒党的领导，在政治上已堕落为反党分子，在道德品质上，也已完全丧失一个党员的条件。
+
+　　虽经党的多次教育，狄对其上述所犯的严重错误，直到现在，从未认真地做过检查，一贯地采取抵赖、狡辩与阳奉阴违的方法，拒绝党的教育。他的检查总是避重就轻，只谈抽象不谈具体，只谈现象不谈本质，对党极不老实。
+
+　　为严肃党的纪律，保持党的纯洁性，根据经济研究所党支部大会的意见，党委决定开除狄超白的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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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86.txt
@@ -0,0 +1,17 @@
+# 中共抚顺市委关于开除柳克杞党籍的决定
+
+　　柳克杞，原名刘心宽，男，现年34岁。安徽四洪县人，中农成分，学生出身。1943年6月参加革命，1945年12月入党。曾任旅大市文工团秘书，朝鲜华侨联合会及中学科长、主任，哈尔滨、沈阳鲁艺学院秘书、科长，东北文化部、文联科长，抚顺市文化局副局长等职，现下放到京剧团任团长。
+
+　　从整风揭露的材料来看，柳克杞由于存在着“芙蓉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一个人不为自己享受，满足欲望，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等极为严重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一贯地腐化放荡、道德败坏，以致发展到严重违法乱纪的地步。
+
+　　柳克杞品质恶劣，一贯玩弄女性。从1948年到1957年期间，在平壤、吉林、沈阳、抚顺等地，先后被其奸污、猥亵、玩弄的妇女竟达40名之多。仅从1955年到1957年在抚顺期间，就利用职权假借谈工作、谈学习的名义，对他直接领导下的歌舞团，话剧团、影剧院、京剧团等文艺团体和文化局科室的15名女同志，多次搂抱，强行接吻，并用谈祼体像，谈风情小说等下流办法，进行勾引、玩弄、侮辱。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群众骂柳是“缺德鬼”“不是人”。破坏了同志间的正常关系，严重的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
+　　柳克杞这种肮脏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实际上已经发展到对政治厌倦和对革命事业动摇的程度。在他思想深处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甚至不如原始群居杂交生活痛快。向往和羡慕资本主义国家的婚姻制度，以致蜕化堕落到不顾党纪、国法和共产主义道德的严重地步。
+
+　　柳克杞由于生活上腐化和政治上堕落，所以在工作上也是消极的。常常违反组织纪律，托故不参加党的生活和党、政召集的干部会议。常常强调个人兴趣，对工作消极怠工，放弃职责，局务会议多让科长主持，任党支部书记期间不参加党委召集的支书会议，1954年曾不顾工作去上海参观华东戏剧观摩演出1个多月。工作时间睡大觉，看小说，与被追逐、玩弄的女同志聊天、看戏、看电影、下馆子等，思想、生活糜烂不堪，使党的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失。
+
+　　柳克杞在反右派斗争中也表现严重右倾。如1957年4、5月间，贾哨天、马祥微等右派分子，在市委召开的宣传会议和文艺座谈会议上发表的一系列的反党言论，以及在文化局、文联大鸣大放中向党的猖狂进攻，柳表现了丧失立场，敌我不分，致使文化局领导小组一时错将贾列为积极分子。再如文化局被柳玩弄的一个女人，在鸣放中放了不少攻击党的反动言论，并向右派分子泄漏机密，而柳却不顾党的原则和干部的反对，几次三番地坚持把她列为积极分子。此外在整风鸣放初期，柳对右派分子费孝通“早春天气”的反动观点，和肖于“放心，容忍人事制度”的荒谬言论也是表示赞同的。当匈牙利事件暴发以后，柳在思想上就产生了动摇，认为国际形势起了变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拉锯形势，认为社会主义好是好，但因为“它违反了多数人的利益，而很难实现”等等。这都说明了柳克杞在政治立场和思想品质上与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是存在着深刻的距离的。
+
+　　市委认为柳克杞的错误是严重的，性质是恶劣的，已经由腐化放荡，道德败坏，发展到严重违法乱纪地步，给党在群众中造下很坏影响，是党纪所不能容忍的，已经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条件。为了纯洁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经市委讨论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建议行政，给予撤销职务的处分。鉴于柳在整风运动中，经过批判、教育、能主动揭发批判错误，对所犯错误已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和检讨，就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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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87.txt
@@ -0,0 +1,33 @@
+# 中共邯郸市委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田党籍的决定（张田）
+
+　　我市整风运动中，彻底揭发和批判了市委委员、矿务局党委第二书记张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这是我市党组织内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这对于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纯洁和巩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
+　　张田虽受过党的多年培养教育，但共产主义的人生观根本没有确立，当民主革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由政治上的动摇而走向叛党。当波、匈事件发生后，特别是我国人民内部矛盾也比较显露出来的时候，张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恶活动赤裸裸的暴露出来，而且达到了最高锋。张田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有强烈的个人野心，热衷于追逐个人的名利、地位，达不到目的则对党不满，尤其是当他攫取矿务局党委第一书记的野心未逞，便发展到仇恨党，反对党的地步。
+
+　　张田反党活动的突出表现是：在政治上完全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和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样，恶毒地攻击和反对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政策。
+
+　　他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农业合作化道路的正确性，否认中国农业合作化的成绩，他把波、匈事件的发生归之于农业合作化，诬蔑说：“苏联农业搞了几十年，还没有搞好，现在荒地很多。中国不出问题则罢，出问题也是出在农业上。”当我国人民内部矛盾比较突出起来的时候，他进一步夸大并捏造事实说：“我国农业合作化搞坏了，很多好地都荒了。什么千斤亩、千斤队，都是下级干部为骗取荣誉向上级作假报告，村干部强迫命令很严重，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再这样下去老百姓就造反了。”他不仅如此而且恶意的诬蔑说：“毛主席只知道好的一面，下乡也是到好的地方去”。
+
+　　他否定肃反、审干的成绩，恶意的歪曲事实说肃反、审干搞糟了，老干部离心离德了，知识分子消沉了。他诬蔑党组织在肃反中对重点人“集中”、“搜查”是“侵犯人权”、“违犯宪法”。恶毒地攻击肃反中的积极分子，说积极分子写检举为的是得奖而陷害人，和党外右派分子相呼应，实行内外夹攻。他并公然替反革命分子辩护，说人家要革命，我们不能象赵太爷那样，不让人家(反革命)革命。更恶劣的是，替反革命分子开脱罪责，擅自武断地将反革命嫌疑加以否定。他为了达到其反党目的，曾积极地在受过处分的党员中、在肃反对象中、在被党审查过的人员中进行串连活动，对其表同情或帮助其翻案。并扬言我只要在南边(指峰峰新市区)走一遭大民主就会起来。不难看出，他已经完全站到和党对立的地步。
+
+　　张田对于党的历次政治运动，都从根本上加以反对，他说：“历史上的运动，偏差很大，伤人过多，错误相当严重。”他诽谤省、市委根据四中全会精神解决矿区领导问题是“以宗派反宗派，是无情打击。”他在党的干部政策和建党问题上，散布取消阶级分析的观点，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什么阶级成分也没有了”，“知识分子知识很多，不用培养就够党员条件了。”他甚至连党报也进行恶毒的诬蔑，说：“人们写假稿子就登报，不那样找个叉就受不了”。
+
+　　整风运动开始后，张田则完全和右派分子站在一起抵抗党所领导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他对于这场严肃地政治斗争，一直抱着拖延、抗拒和反对的态度。一方面对于中央指示：转向反右派斗争，解决敌我矛盾问题；用阶级分析方法划分左中右的问题；反右派斗争必须依靠党团员和左派群众；对于党内右派也应和党外右派一样，一视同仁等等，公开加以反对。另一方面则把右派向党猖狂进攻，歪曲为是因肃反得罪了人家，或借口是过去的积极分子等，对右派分子加以包庇、纵容、袒护等，以达到破坏党对右派分子的斗争。
+
+　　张田不仅是在政治上和党对抗，并且从组织上猖狂地向党展开了进攻，粗暴地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
+　　他把资产阶级的技巧权术搬进党内来，本来党组织过去对他一直是信任的，解决矿区问他是积极分子之一，他的工作一直是被重用的，但他却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说什么党组织对他不信任，自己一贯受打击和排斥并打着为矿区鸣不平的幌子，借以煽起群众对他的同情，使党组织处于困难和被动地位，企图达到他反党的目的。他为了抗拒上级党的领导，把下去帮助工作的市委负责同志和工作组，都说成是市委对他的不信任，对他的“监视”。他把工作中的成绩都归为己有，贪天之功为己功，反之他把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加以夸大，强加于别人，借以达到反对别人的目的。
+
+　　张田为实现其反党目的，在局党委内部争权夺势，独揽大权，还用了剥削阶级的技巧权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抓别人的小辫子，钻别人的空子，以打击别人，抬高自己。重大问题不经党委讨论，就擅自决定处理。个人意见经常强加于人，遇有和自己意见不一致时，就大发脾气，斥责别人对他不尊重，或者说人家不懂，而武断的加以否定，严重的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
+　　市委认为，张田所以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首先，我们党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不仅存在着，而且有时还表现得特别尖锐化，这种斗争不可能不在党内反映出来。张田所以在波、匈事件发生之后，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人民内部矛盾也比较显露出来的时机在政治上背叛了党，完全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立场上，猖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正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具体反映。
+
+　　应该指出，张田虽受过党的多年培养教育，但由于他固有的反动的思想观点，没有得到根本改造，所以一有条件就会暴露出来，并力图按照他的面貌改造党，这次事件的发生，实质上是他的反动思想的总暴露。
+
+　　应该看到，张田的叛党是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张田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有强烈的个人野心，追求名利、地位的欲望极高，虽然党对他一直是信任和重用的，但他贪而无厌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欲望，却始终得不到满足，所以他总怀疑党对他不信任。当其受到党的批评时，就更加对党不满。一九五七年，他攫取第一书记的野心未逞，对党更恨之入骨。因此，他便由极端个人主义，一步一步地发展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地步。
+
+　　应该着重指出，张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揭发之前，矿务局党委对他并不是没有斗争的，当揭发了他的罪恶活动之后，市委和局党委的负责同志都曾对他进行谈话，帮助他提高认识，正视错误，力求对他进行改造。但是张田却一直坚持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并两次以自杀的叛党行为，拒绝了党和人民对他的挽救。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张田已经完全叛变了党，成为党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
+
+　　市委认为，张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对于党的事业所造成的危害是严重的。他损害了党的威信，损害了党的团结统一，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失。鉴于张田已经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条件，因此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市委委员和矿务局党委第二书记职务，并在党内外予以公布。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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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88.txt
@@ -0,0 +1,21 @@
+# 中共商业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顾绍雄党籍的决定
+
+　　顾绍雄，男，45岁，辽宁省新民县人，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份学生，1937年参加工作，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秘书、粮食分局局长、县委书记兼县长、省府秘书长、副厅长、农场管理局长、部党组成员兼党委书记等职。现任部长助理。
+
+　　顾绍雄在党的长期培养下，由于他坚持资产阶级立场，一贯追求个人生活享受，虽经党的不断批判教育，尚未得到改造，严重地发展到腐化堕落，欺骗组织，支持包庇右派分子，盗窃国家资财，错误性质十分严重。
+
+　　（1952年，顾由东北调华南工作，将原东北的行政级别四等3级（相等于现在10级）隐瞒，假报6级至8级。中共华南分局据此定为8级。5年以来，顾不仅骗得生活上非分待遇，在政治待遇上随之提高。）
+
+　　1956年顾调来采购部时，是有某些病情的，但对工作并无大的影响，他谎称心脏病，高血压病很严重，有突然昏倒死去之虞，借口常不上班，不工作。据医院证明顾病史上未发见有严重的心脏病状，于1957年6月检查心脏已恢复正常，血压情况则属于高血压第一期，顾平素对工作很不负责，不少重要文件长期积压，有些问题不应该推的也往上下推。顾自称：“什么也不想动脑筋，想多活几年”，使工作受到很大损失。
+
+　　顾之爱人赵雪寒系极右分子，顾对赵之反动言行，不仅不向党反映，也从未揭发过。当赵雪寒向党进行反攻时，说：“我启发大家提意见，这算反党吗？”而顾在总支工作会议上也说：“能说给领导提意见就是反党反领导吗？”，又说：“启发大家给领导提意见能说是煽动点火吗？与赵如出一辙。右派分子刘显培与赵雪寒等一起谩骂领导：“以身作贼”，顾说：“如果这些都是事实的话，那就是‘以身作贼’了”。这完全丧失了阶级立场，包庇支持了右派。
+
+　　顾十余年来，多次利用职权，侵公肥己。不仅盗窃库存物资，并将机关拖拉机卖掉，供单位人员大吃大喝。顾从华南调北京时，其行李竟达1,400余公斤，据已知的有公家樟木箱子8口、俄文打字机1台、小型手风琴1架、美造大型电扇1个、窗帘30余块，以及大宗公款所买之书，约共值2000余元。（除经过揭发批判，顾偷将打字机、电扇等运回原机关，并书籍不计外，尚贪污600余元。）
+
+　　顾平素对保姆非常苛刻，因此影响其女儿采取同样态度；常携眷属乘小汽车玩耍，一家大吃大喝，司机却在挨饿。对劳动人民毫无情感。
+
+　　整风一年来，党为了挽救顾绍雄，曾多次对他批评教育，顾初则以病拖延，继则授意秘书代写假检讨，企图蒙混过关。中央决定撤销其党内职务时，仍未能认真检查。整风第四阶段，以交心为名，写了一张大字报，只是扣了些空帽子，对某些问题反说同志们揭发不是事实，态度仍不老实。
+
+　　根据以上事实，顾绍雄已失去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为了严肃党纪，纯洁队伍，经党组、党委讨论，决定开除顾绍雄的党籍，并建议行政上撤销部长助理职务，进行劳动教养。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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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89.txt
@@ -0,0 +1,133 @@
+# 分清敌我，站稳立场
+
+　　<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吕烈扬>
+
+　　自解放前后至鸣放反右从揭发出的及个人交心的问题可以整理归纳为两个主要方面，即立场问题和个人主义问题。
+
+　　从下列(1)对党的领导及(2)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两个方面的看法，可以看出个人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并且甚至丧失了民族气节，完全是敌人思想。
+
+　　一、立场问题
+
+　　(一)对党的领导
+
+　　1．刚解放时对党不服气，不甘心国民党的战败，说什么“国民党太腐败并不是共产党怎样强，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是遇到了一个最无力的政敌”。说这种反动的话的本意是不希望国民党垮台，还是希望共产党遇到的是个再强大的政敌，显示了反动阶级退出历史舞台前的挣扎，还要保持过去剥削的生活。
+
+　　更恶毒的是在镇反时觉得“如果国民党照这样对付共产党，也不会有今天”。事实上蒋介石反动派过去反共反人民是无所不用，宁肯错杀一千不能漏掉一个，出卖民族利益，勾结国内外一切最反动的分子，勾结各国帝国主义，勾结地主恶霸对人民施行最残酷的镇压，于人民军队五次“围剿”，发动一切国内外反动力量对付人民。说这句话完全是站在反动立场。抗美援朝时说：“共产党要党不要国”。用对资产阶级政党的看法来对待共产党，觉得是以党为手段达到剥削人民争权夺利的目的。
+
+　　接管旧辅仁时说：“政府占了便宜”。对帝国主义分子披着办宗教、医院、办学校外衣进行特务颠复活动的本质不认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也不可能认识，实质上是包庇帝国主义的利益，维护帝国主义的利益，丧失民族立场。
+
+　　2．长时期以来对党的领导不心服，采取对立敌视态度，觉得党领导社会科学有革命的经验，但在主观上觉得在领导自然科学无经验，用这个主观错误的前提来对待党的文教政策，觉得文教政策左右摇摆，变得太快。
+
+　　例如当教育部发下教师工作量制度讨论时，总主观地强调党不了解教师的工作情况，最费时间的备课不计算工作量，觉得领导外行，而没有从工作量制度对社会主义建设到底有什么好处来着想。党实行工作量制度对于发挥教师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贯彻按劳取酬各方面都较之以前无这一规定时，对文教工作有利，使全国各地学校也比较一致，不致相差太多。对于各级领导也易于制定计划，心中有数。我作为一个教研组领导应该采取欢迎态度的，但我自己是对党先有个无经验的错误前提，在这错误前提下，找缺点夸大，觉得这个制度不现实，总想用资产阶级想法否定现在，企图用资产阶级一套经验去改造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这是完全错误的。
+
+　　又如当办工农速成中学时，觉得“用三年时间去学完初高中六年课程是不能的”。后来教育部改变工农教育办法时，又觉得“我早就知道这办法行不通”。由此更加相信党领导教育是外行的反动论调。对于这个问题首先不是考虑到工农速成中学对于发展生产建设国家所起的作用，对于提高工农干部水平的巨大意义，当然更谈不到提出积极性的建设意见了，而相反的是在旁边采取漠然冷淡或甚至旁观的态度，幸灾乐祸的态度，完全和党是对立的。
+
+　　3．对于党能不能领导科学的问题。
+
+　　在鸣放时我说：“党在耍滑头，又能领导，又不能领导，到底能不能领导?”当然实际上我的原意还是觉得党不能领导自然科学的，觉得要领导自然科学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成，“党要不能领导干脆就说不能领导”，我是有这些反对情绪的。
+
+　　现在怎样看呢，是这样认识的：
+
+　　我感觉党完全能领导科学，也只有和必须党来领导科学，因为可以从理论上和事实上两方面来看一看。
+
+　　一、从理论上来看，应该同样从阶级观点来看这一问题，在阶级社会里科学文教、上层建筑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文教是为广大的工农兵劳动人民服务的，我们需要的是社会主义科学文教，与资产阶级的科学文教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社会主义科学文教事业是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的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研究的方法是集体主义的，理论是联系实际的等等。社会主义的科学文教当然只有由共产党来领导，才可能保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保证了科学各个部门按照一定比例，一定需要的速度得到发展，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能领导科学走到资本主义的毁灭道路上去。
+
+　　另外一方面现代科学分工很细，这一行的专家往往对另一专业完全外行，而只有掌握了马列主义，掌握了正确的科学方法论，才能保证科学朝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所以说党能领导科学。党在贯彻科学文教发展的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科学是为政治服务的，政治是统帅，领导一切科学技术部门，也正像其他各部门一样都应该是政治，都应该由党来领导，党在组织工作上，在制订科学总体规划方面集中了全国的科学力量，得到了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
+
+　　二、从事实上来看：
+
+　　解放后几年来不论从数量上从质量上，科学文教事业的发展都远远地早已超过了反动统治时期。反动统治时期根本无科学发展规划的。旧中国有个物理研究所是为了点缀门面，少数几个研究员长期既不发表研究工作，也无出版刊物，科学完全脱离人民生活和实际需要，反动统治二十余年，培养了寥寥无几的科学家还是为反动统治服务的，完全扼杀了中国科学的发展。
+
+　　解放后从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党领导制订了国家十二年科学总体规划，指明了科学发展的道路和方向。在高等学校内，党在领导文教事业方面的成绩是巨大的，表现在纠正了统一了旧中国大学系科设置不合理的情况，经过了院系调整，又经过教学改革，制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学习苏联教材教法教学组织等一系列的先进经验，又组织了大量翻译出版工作，这一切都是在党领导下所取得的成绩。解放后九年来的成绩比解放前旧中国几十年以来大得多，并且在短时期内在一些科学空白点处很快就已取得成绩，如我国已建立了第一个原子反应堆和粒子加速器，还建立了电子计算机、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高速力学和科学情报网、许多研究机构，这完全是在党对于科学总体规划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治路线的正确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
+
+　　向苏联学习的问题是我们基本政策之一，正如毛主席所说的，苏联对我们的援助是无私的，技术上是头等的，没有任何另一个国家可以给我们这样最先进最无私的援助。
+
+　　党对于学术研究的具体领导又创造性地提出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党主张通过自由争辩和客观实践来促进学术的提高和为人民服务。
+
+　　在高等学校中党的领导问题实质上是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有了党的领导就保证了科学文教事业为工农兵服务，保证了向苏联学习，保证了社会主义的方向。也正是由于党的领导，才可能像在其他建设方面一样，在科学文教方面取得这样飞跃的成就。
+
+　　4．对于党的人事制度的认识：
+
+　　鸣放时曾怀疑过人事档案的不真实，现在的认识是这样的：这个制度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一、新中国成立后接受了所有全部旧中国的工作人员，全部包下来，势必应该搞清楚所有人的历史经历。二、历史材料与检举材料对于肃清全国反革命分子提供很有力的材料，档案应严格保密才达到真正保护检举人的安全，用检举与交代的材料，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肃清反革命及弄清历史问题，这对于全国人民及对党和政府使用干部及干部本身都是有利的。三、国际国内环境，国际还有帝国主义存在，台湾还有蒋介石，向大陆派遣特务潜伏活动，阶级斗争还激烈，为反对特务活动，人事制度完全必要并且应当严格保密。四、另从人事档案内容看，大概有自传，鉴定表，各种登记表，学习工作成绩表，及一些外来材料。许多材料是自己填写的，一个人自己过去所作所为自己当然知道，别人的档案材料也无须知道。这样才真正保护人民的安全与自由。五、党在使用干部上可根据档案材料配备到更恰当的工作岗位上去，发挥干部所长，对社会主义建设更有利。
+
+　　总的看来，要看人事制度“对谁有利”，肯定对人民是有利的，对少数反革命分子是无利的，我们从人民利益出发完全拥护这个制度，这是保证人民专政的必要措施。
+
+　　5．对于党的总的领导，党中央的领导完全是心服的，但是对于基层党的领导有时就不是那样心服。在鸣放时发表过谬论说：“系秘书不应指挥系主任”。过去我觉得系政大权是操之于系秘书之手。这首先由于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和对立情绪发出的错误言论，而不认识这是通过党的基层组织来贯彻中央的各项政策的，党的组织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坚强组织，决没有像资产阶级的个人喜好而任意随个人意见处理公事的情形。系秘书在处理系务时是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是有原则的，是在贯彻党的领导的，而不是以他个人来处理工作的。当然有时或因经验不足可能没有充分征求各方面意见，存在一些缺点，但是自己是用了与党对立的情绪来参加工作时，当然谈不到有意见主动反映了，而是站在对立地位，挑剔指责。
+
+　　(二)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
+　　6．在三反思想改造时，将别人对我的帮助认为是“与我故意为难”，认为“我思想是资产阶级的，但别人也不见得好多少，或有些人更坏，为洗刷他自己而打击别人”。群众压力很大，也不敢反抗，口服心不服，总想找机会报复出一口怨气。当群众对我的反动思想给以压力时，首先是对立情绪很大，而不是冷静的考虑事实：究竟自己是不是站在反动立场。三反运动对于我完全是必要的，事实上在分清敌我肃清三敌思想方面也取得一定效果，但立场根本未转变，到鸣放时更突出地表现出来想翻三反案，还不甘心于资产阶级思想受到批判，还要替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作垂死的挣扎。如果不是三反时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那么完全可以预料在鸣放时准将堕落成为右派，三反时对资产阶级思想实际上起到“杀威棒”的作用，可见思想改造对于由旧社会来的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必要性，因为这的确是一个救人治病的必要措施。现在认识到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对于人民事业严重的危害性，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妨碍着知识分子本身的进步，妨碍着学术的发展，妨碍着国家建设的前进。再从事实来看，看三反时对我的思想言行不应该批判吗?那是完全应该批判的。解放前为了个人名利不择手段，先是投身于敌伪气象台工作，丧失了民族气节，并为自己辩护说，是为了解决生活，念研究院。研究院毕业后，投靠帝国主义分子欧思德，在旧辅大作助教，小心翼翼工作，有时心里反感不敢反抗，为了个人名利隐忍下去，妄想送出国留学，爬到统治地位上去。自己没有痛恨帝国主义一百多年来对中国人民的侵略压迫，在刚解放时反而站在帝国主义立场上与党与人民为敌，留恋过去，恨解放过早打破了去美国的幻想，仍是将自己划作与帝国主义一家。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是不择手段的，更恶毒的是表面伪装巧饰，以办教会、办学校为名进行侵略掠夺，外装忠厚，内藏奸诈。我完全被表面现象所蒙蔽，认敌为友，认党为敌，我忠实地作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奴仆，帝国主义分子给我在思想上放毒，崇拜美国，有强烈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为了个人名利不顾一切，甚至丧失民族气节。解放后对党不满，看问题是用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来分析，觉得“人不为己才怪”，“都有些自私自利，程度不同而已”，觉得“共产党也是争名夺利的集团”。这只是说明自己牢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不能理解共产党是为了全体人民的长远的、最高的利益而革命奋斗。
+
+　　三反、思想改造时敌对的情绪的产生是多种的。首先不认识自己思想问题的严重性，而觉得“别人是故意和我为难，过不去”，“过去因为自己讲话太硬，得罪了人，现在是算总帐”，“要让我服就得这样压一下”，又觉得“有些事无所谓，非党团会议好多人参加，为什么只让我一个人检讨，如有罪过大家都有，为什么算我一个人的”等等，敌对情绪极高，不能冷静思考自己的问题，没有丝毫觉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所惧怕的只是群众的压力。这种敌对情绪延续很久，有时高有时低，当别人帮助我认识问题改造思想能到我资产阶级思想深处时，又引起极大的抵触情绪。这表现在双反开始时更为突出，对于有事实根据的大字报又想给打回去，这说明我自己资产阶级立场站的是太牢固了。
+
+　　40多年个人历史倒有30年在旧社会混日子，在旧社会30年思想意识中浸透了资产阶级思想，在行动和生活方式中完全反映出来。因为自己从小就受到资产阶级的阶级教育，封建家庭教导子女要出人头地，将骑在人民头上的剥削生活叫作“扬名耀祖”。中作“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资产阶级利用了统治的地位，独占了受教育的权利，独占了劳动人民的成果。资产阶级的教育就是训练终身为本阶级服务的接班人，将知识视为己有。知识分子自视特殊，自视为统治者，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长时期以来由于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是建筑在剥削者、统治者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上，就形成了资产阶级一套思想体系，而在三反时仍然是牢固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和党和人民对立反抗，那时对社会主义毫无信心，抱着没落阶级悲观的情绪，当然看不到前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目的非常明确，是转变立场后为人民服务的问题。立场转变后，为社会主义工作，对于人民，对于知识分子自己都有好处。真正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忠诚服务，那么知识分子的前途是远大的，如果不转变立场，保留着资产阶级思想，那只有悲观失望，毫无生路。
+
+　　并且我也体会到思想改造主要靠自己下决心，群众运动，贴大字报，别人提意见帮助分析等等，都是外界极为有利于思想改造的条件。但是如果自己思想不真正斗争起来，那别人怎样着急也是毫无办法。在三反时自己就是没有下这个决心，群众斗争的压力很大，主要产生惧怕心理，敌对情绪，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是被动的，因为被动所以就痛苦万分。三反事实上自己的思想还是改造了一些，但由于是被动的改造当然也就不彻底。现在是深深体会到了思想改造自觉的与不自觉的差别极大。如果下定决心自觉改造就显得主动，并且也是愉快的，而我在三反思改时则完全是反对改造的，被动的去改造，是痛苦的，当然立场也不会转变，要求真正需要改造也只不过是在最近而已，这主要是由于反右斗争的教育和认识到自己的思想和现在社会的发展是多么不相称，而开始在思想上展开了自我斗争，深深地感觉到大势所迫，知识分子的思想非立即改造不可。再回过头来检查一下在鸣放时的表现，当时的思想情况，为什么在当时放出了那么多反党言论?在内心里主要还是报复心理，当时觉得三反时党“搞”了我一下子，自己是看作永世难忘的，于是找机会报复算帐。看了许多右派以此向党进攻，自己觉得是找到了反党的同情者，事实上是这样的一个算旧帐的心理，想翻“三反”案，要党向我道歉，要三反时的积极分子向我认错道歉，这是疯狂的向党进攻，反对党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实质上就是要使资产阶级思想复辟的行为。
+
+## 7．知识分子的思想需不需要改造呢?完全需要。因为在目前情况下，当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后，基本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但是从资产阶级来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意识上主要还是保留了资产阶级的一套，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社会主义改造尚未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必须是有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这是经济建设得以巩固的根本保证。当国内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存在，国外还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存在，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斗争还是很激烈的，匈牙利事件便是前车之鉴。从反右斗争中暴露出的问题证明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及其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危害性。
+
+　　知识分子本身不是一个阶级，是一个阶层，总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不是为无产阶级服务，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无第三条路线。而中国的旧知识分子大多是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地主家庭，带有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思想，这是客观事实不容否认的。在鸣放反右时期，在这阶级斗争尖锐时期，那些大小右派和随着右派摇旗呐喊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党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的是知识分子，在反右斗争中显得软弱无力的、思想暗中同情右派的也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鸣放不久首先辨别出香花毒草的是工人和农民。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立场，精神状态，这是与我们所从事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完全不相称的，所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思想大跃进，是急待解决的问题，切身感觉到知识分子的思想非尽快改造不可。
+
+　　从思想改造的方式上谈粗暴，实质上还是否定思想改造和思想改造对知识分子的必要性。在读了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后，提到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三条道路，我是不恰当的过分强调了通过参观访问和业务实践，而轻视了参加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当然业务实践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有一定帮助的，但这是不够的，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旧社会带来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是决不相容的，对知识分子发生主要作用的不是业务实践而是个人历史，阶级出身，所受教育，社会关系等等，这些是决定知识分子政治立场的主要因素，所以思想改造只通过业务实践那是非常不够的，只有积极投入阶级斗争的洪流里去锻炼参加政治运动，走向工农，走向劳动中去锻炼，才可能改变立场，站稳立场，改造思想。知识分子只有与工农结合，接受党的领导才有生路，这也是可以由中国近一百多年的历史看到。近一百多年中国历史证明，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有可能将中国人民从长期来被奴役被压迫下解放出来，并且建设起一个强大的新中国。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从历史事实吸取教训，知识分子完全应该背叛资产阶级。我一定下定决心坚决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
+　　8．鸣放时对于毛主席所说“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最没知识的”的话反感，并进行了曲解，更恶劣的是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个别文字作为替资产阶级思想向无产阶级思想反扑的武器，曾引列宁的话：“教师在社会主义社会应得到从来未能得到的地位”。用意何在?在鸣放时当然是觉得在社会主义教师的地位今不如昔了，觉得三反时受到“迫害”。当时原意就是这样的颠倒了是非，并且在周总理知识分子问题报告小册子上“……不要在无意之间伤害了知识分子正当的自尊心……”句子旁打下红色的问号和惊叹号，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对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极大反感。三反思想改造别人帮助批判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决不是伤了什么正当自尊心的问题，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一定要受到批判，对于资产阶级思想绝不存在什么自尊心的问题。对于毛主席所说的知识问题，我错误地认为，不联系实践的书本上的知识才是知识，而完全忽视了知识到底从那里来的?知识到底是为谁服务的?这样两个基本的问题。知识不是少数学者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人类在长时间从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积累下来的经验总结，是千百万劳动人民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长时期的实践结果，少数学者只是根据多数人实践的结果作了分析整理总结的工作。可见真正的知识是从劳动人民实践中来的，而又反转来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只有具体的知识而无空想的知识，脱离了实际，脱离了劳动，脱离了斗争的知识就成为无用的教条。我在这一问题上是忽略了人民群众的作用，把对知识的看法不恰当的夸大，视为个人私有，并据为反党的资本，这是非常危险，完全错误的。知识到底为谁服务？自然科学、生产斗争的知识本身虽然没有阶级性，但是知识总是要被一个阶级掌握为本阶级服务的，即有了阶级性，不为资产阶级掌握，就为无产阶级掌握。在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里，就是用来为人民，为工农兵服务的。由于知识分子长期脱离劳动，脱离工农大众，脱离生产实践，将知识视为己有，视为独占，这完全是忘本，是错误的思想。
+
+　　二、个人主义问题
+
+　　1．由个人兴趣出发搞工作，首先考虑到的不是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这表现在很多方面：
+
+　　1955年党要我负责实验物理教研组工作，我坚决不干，当时恐怕高先生误会，自己也觉得麻烦不愿作，完全由个人出发，不是从需要来克服困难。实验题目定了也不愿开展，觉得既费时间又不易得出结果。
+
+　　对编写教育部组织的力学教科书不积极，无自信写好，因我的理想比较高，自己写自己也不满意，但如一定要我写也可以答应，不是从需要而是由个人名利考虑的。
+
+　　我觉得指导教育实习，对我来说是大材小用，浪费时间，虽然每次实习分配给我的任务，我未拒绝过，但是很被动，要我作什么工作就作什么工作，从未主动想办法提高实习质量。
+
+　　对于教研究班普物摘论课程，在接受这一任务时，即感觉到这种开课办法不好，费力不收效，但奈于私人情面勉强答应担任下来，给学生学习帮助不大，带来损失。
+
+　　2．院系调整后，较长时期不愿说话，觉得三反受了“委曲”，并以不讲话作为向党向领导的“无言抗议”，觉得我不会逢迎又受批评，实质上是自己个人主义名利思想作祟。发展到最严重时(54年)提出辞职，当组织来人谈时，自己绝口不谈辞职原因，个人名利思想严重，对党不满。事实上党对我的重视、培养和关怀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而自己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太少了。特别使我感觉心情沉重的是由于我的辞职所造成恶劣的影响，右派分子学生陈某就是利用这一问题加以夸大歪曲污蔑，作为向党进攻的借口。
+
+　　3．名利思想另一表现，作物理通报常务编委工作，不愿写稿，编委会几次要我写稿，都找理由推辞，觉得用自己名字发表文章应该是像样的大文章，水平低的不愿写，高的写不了，这完全是不从需要出发。对于中学教学有利的就应该写，而不应该先考虑个人名利。
+
+　　4．为了个人利益在外兼课，虽然不是自己去找的，但别人找上门来觉得待遇不错，又有车接送，就答应了。
+
+　　5．对系教学工作会议有意见，但不愿说，恐怕惹起无原则纠纷，不从教学工作改进看问题。关心个人多于关心集体利益。
+
+　　三、资产阶级思想产生的根源
+
+　　阶级出身：剥削阶级出身。
+
+　　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兼有封建思想所受教育：幼年受封建的私塾教育，中学受国民党反动的教育，大学及研究所受到帝国主义所办教会学校的奴化毒化教育。
+
+　　社会关系：大学时期同学多出身资产阶级，崇美思想极为严重，在帝国主义分子欧思德手下作助教，思想上增长了崇美思想。过去朋友中无进步人士，接受进步思想还是解放以后。
+
+　　个人历史：在旧社会30年思想意识中浸透了资产阶级思想，追求名利向上爬，个人主义本是旧社会处世之道，也原封带到新社会来。从表面从形式上看问题，对劳动人民的勤劳朴素作风觉得土气，崇拜资产阶级作风，以风度取人，甚至在政治立场犯了错误，对于右派分子董渭川也觉得他有风度，董渭川向党进攻的言论给我影响很大。自己形成资产阶级一套人生观，在某些问题上甚至丧失民族气节。可以说从待人接物到学术思想完全是资产阶级反动腐朽的一套，长时期以来忠实地为资产阶级服务，为垂死的资产阶级思想打抱不平，不甘灭亡。在鸣放期间对于某些右派言论声气相投，严重的是可以不必经过什么思考就可以接受下来，而对于无产阶级思想的建立是这样的困难。这一切都说明了过去个人是牢固的长期地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有着一系列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这种思想体系也是由于长期以来过着统治剥削阶级的生活，为这种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而这些是与社会主义社会决不相容的，只有坚决的改造思想转变立场，才不致为社会所抛弃。
+
+　　以上这个分析批判就是我现在的认识。我个人的主要问题是立场问题和个人主义的问题，也是由于在反右斗争和双反运动中党给我敲起了警钟，给我深刻的阶级教育，使我有所猛醒。认识到国内国际的情况，在国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就是背叛原阶级，投向无产阶级，投向人民群众，到工农群众中去才是唯一生路；在国际的情况下，资本主义阵营日趋没落，处在总危机的前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空前高涨，民族主义国家反殖民主义的运动澎湃发展，正是东方民族觉醒的时代，是东风压倒西风。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一定是工农阶级最后战胜了资产阶级。因为工农完全可以不需要资产阶级自己来管理、建设国家，而资产阶级离开工农就达不到剥削目的，便无法生活。所以在这种大势所趋的情况下正是自我革命，自我掌握命运的时刻，一定要背叛资产阶级立场，彻底放弃资产阶级思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知识分子的命运一定要与工农结合起来，否则将一事无成，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
+　　四、红的规划
+
+　　为了争取作一个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在交心与思想小结的基础上针对个人存在的问题，订了下面红的规划：
+
+　　1．加强平日的政治理论学习，政策学习，继续坚持时事学习，每日注意读报。
+
+　　在学习时特别注意加强对于党的领导作用的认识，对党在科学文教事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领导，对政治是统帅的重要性的认识，继续批判自己对党的领导所抱的错误思想，继续不断的进行自我思想斗争、思想改造。
+
+　　2．工作无条件地服从需要，党指到那里就走向那里，尽一切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不强调个人兴趣，不强调个人专长，不强调客观原因。
+
+　　3．主动找总支、分支及同志们谈思想问题，有思想问题及时解决，虚心听取别人意见，下决心继续改造思想。
+
+　　4．锻炼劳动观点，在担负满额教学工作量的情形下，争取每周有一个到两个单元时间从事体力劳动(农业生产及铁工厂劳动)。
+
+　　5．继续坚持对组织对同志们说真心话，不论是正确的或错误的，以真诚对同志。
+
+　　6．担任党所分配的社会工作。
+
+　　7．对教学工作要作到不仅教书，还要负责教人，听取学生意见，加强对工农学生的帮助，提高教学质量。
+
+　　8．对于教学行政工作要加强联系群众，听取大家意见，参加行政会议讨论时要积极提出建设性意见，作出决议后则坚决贯彻施行，坚持贯彻党的文教政策。
+
+　　9．要以对党员的要求来严格要求自己，要以党员的标准作为自己学习与奋斗的目标。
+
+　　10．争取在两年内作个左派。
+
+　　 来源： 《拔白旗、插红旗： 北京各高校双反运动大字报选》，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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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立场，决心作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
+　　<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杨周翰>
+
+　　解放八年以来，我的政治立场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立场。在前一些运动中，资产阶级的原形并没有暴露，但是在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立场就表现得非常不稳，分不清大是大非。黄某率领29人到某校闹事，我当时认为黄完全有他的自由。宪法里规定人民有集会游行的自由；胡某拍手大叫中国农民80％吃不饱，我当时只认为他说的话有些夸张而已，无非想危言耸听，并无其他意图。当我想游行有自由是宪法所规定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宪法里也规定了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我们有自由也要有纪律。黄的行动至少是毫无纪律的行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诩是讲求事实的，但当胡颠倒黑白，说农民80％吃不饱的时候，我并没有那样坚持事实。在另一方面当学生贴出漫画批评黄的时候，我却认为这不符合事实。也斤斤较量红徽章白徽章的事，而且还进一步认为这是对黄的人身攻击。
+
+　　在我的思想里，对民主、自由的看法样样受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毒害。我也认为中国社会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不习惯于“民主”生活，我还想通过这次运动，我们可以学到“民主”。
+
+　　这种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在小学上“公民”课的时候，就被教员牢牢地灌输了资产阶级二权分立的观念，从此认为这是天经地义；在英国留学更受到资产阶级的选举制、议会制的“民主”所影响；在思想里，认为这种“民主”就是唯一的“民主”，并没有看重它虚伪的本质。我带着这种思想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对于真正的民主，历史发展新阶段的民主，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感到很不习惯，拿旧的资产阶级民主衡量新的人民民主。但归根结底这是个立场和思想情感的问题。“民主和自由”是我的思想在政治上的反映。我对这问题的认识还是很不深刻，希望同志们能进一步给我帮助。至于我身上其他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思想，如对个人主义思想改造抱着貌合神离，裹足不前，如资产阶级教学观点，以后我还要检查。不过，我表示决心，一定要在这次运动中，在党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彻底批判掉我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改变立场，作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
+　　 来源： 《拔白旗、插红旗： 北京各高校双反运动大字报选》，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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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91.txt
@@ -0,0 +1,13 @@
+# 急起直追，决不落后
+
+　　解放以后，我首先就在粗浅的理论上接受了马列主义，接受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它和别的哲学学说粗浅地比较过，认为它是唯一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唯一的行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接着我逐渐地对于社会主义也基本上接受了，认为它是走上繁荣、富强、幸福、大同的唯一道路。同时，经过了几次大运动，特别是抗美援朝运动，我逐渐认识了党的伟大、英明和正确，对于它信任、拥护起来，认为它是唯一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领导者。但是我对于马列主义哲学的学习并不很积极，“略知其意”就完了，不肯花工夫钻研。遇到了问题，在课堂讨论时不能解决也就算了，不寻求别的方法解决。同时，我对党的某些政策有时嫌它有些急躁、生硬(当然后来都发现并证明我的看法是错误的)，例如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我过去就认为有些生硬。我对于党在肃反时对思想问题采用斗争方式，也觉得粗暴，不解决问题。这也就是说，我在某些问题上，还不能完全了解，体会党的政策，对于某些方面，和党还是有“离心”的趋向。我所以有这种情形，毫无疑问是由于资产阶级思想仍旧潜伏在我的灵魂深处，作为我的指导思想。那也就是说，我的立场并没有完全转变，没有坚定地站稳。在太平无事的时候，倒还不至于出问题。一到了紧要的关头，就经不起考验。所以我对于肃反时对思想问题采取斗争方式，曾认为是粗暴的，是不解决问题的。我认为那只是对有问题的人施以压力，虽然能使他暂时口服，却不能使他长久心服，所以我曾有过党在这一问题上显得“有威无信”的想法。(“威”是指压力而言，“信”是指人心服而言)。更严重的是：在鸣放期间，我听了右派分子黄继忠的一面之词，竟对他同情，认为他的动机还是好的，而对党委会“干扰”他的行动觉得不满。虽然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我很快地就认识到了问题的性质，但在当时，我却严重地丧失了立场。
+
+　　为什么我一方面拥护党，而另一方面却又在某些问题上和党不一条心，不满意，但是同时这种不满却又没发展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程度呢?我想这种情形，正是我个人所有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产物，正符合我个人所有的“中庸之道”和“顺其时”的处世态度。在这次双反运动中，有好几位同志都给我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他们所提的意见里，都一致地指出了我的暮气。对于这种意见，我非常感激。因为正打中了我的要害。我这种暮气，正由于我有这种“中庸之道”和“顺其时”的处世态度。我是在旧社会里长起来的；在成长的过程中，各方面的影响都使我觉得，象我这样一个人，采取中庸之道于我个人最有好处。所以我不死乞白赖地往上爬，但是也并不是不往上爬。机会凑巧，时机合适，就不妨爬一下，但是时机不合适，就不去强求。就是爬，也要适可而止，否则飞的高，跌的重，反倒不合算。作到了教授，已经超过了我的欲望，要我作系主任，决不干，要我作副教授，倒没什么不可。反正是教授，比讲师高，管它正副。至于过去的八级和九级，现在的三级和四级，对于我并没有关系。所以我向来没因为等级而闹过情绪。因为一个人要精神舒畅，为了这样事而心神不宁，犯不上。但是，是不是我就没有个人名利思想呢?决不是。要是没有个人名利思想，那就干脆连教授、讲师都不必计较了。所以我的所谓不计较，实在是“以退为进”的计较。因为计较了对于我并没有好处，不计较也许反倒有好处。这还是为个人打算，还是计较个人利益，不过计较的方式不同就是了。
+
+　　我不但在个人地位方面采取了中庸之道的办法，在利的方面，也力争中游。这就发展为暮气，为消极态度，为严重脱离政治。在鸣放期间，我连一次都没看过光明日报和文汇报，这并不等于说我和它们上面所发表的言论没有共鸣之处。这只说明我如何脱离政治，如何“超然世外”。
+
+　　但是我完全“超然世外”，是不可能的，一个人总得活在“世”上。而活在世上最重要的就是要“顺其时”，不能逆流而行，因为那样不行。同时，要活在世上，还得有一定的用处，不能白活。所以得有一点技术，得有一定的专长。活得好坏要看技术的大小，因此我重业务，轻政治。我曾认为，业务不好，就不能工作，思想落后，照样可以工作，落后关系不大，只要不反动，不作反革命就成。
+
+　　以上是我的主导思想。但是在这次双反运动中，我认识到，我这种“中庸之道”，消极态度，力争中游，只“顺其时”，都是站不住的，都是极危险的。因为大家都跃进了，都红透了，都成了左派了，那还有我这个中间分子存留的地位呢?并且不进则退，那时候我原来这个中间派就要变成右派了。我不能停留在原来的地位上，停留在原来的地位上就是要落到更落后的地位，就是要成右派。在鸣放期间，我已经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主导而立场极度摇摆了。今后我要是仍旧停留在原来的地位上，那么，再有一次风浪，我就非摆过了中间的界线不可，要摆到右边去了。那多危险!所以我这一次决心彻底改造自己，决不再落后，决定迎头赶上，积极起来，力争上游，和同志们一齐并进，一齐飞跃，作一个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一个又红又专的人民教师。
+
+　　 来源： 《拔白旗、插红旗： 北京各高校双反运动大字报选》，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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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7 @@
+# 检查我在教学及科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的倾向
+
+　　<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赵靖>
+
+　　解放后我担任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工作已八年多，由于自己政治要求不高，进步缓慢，在教学及科学研究中存在极严重的资产阶级倾向。这种倾向在1956年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后，更有发展、滋长。我的这种资产阶级倾向不仅严重地阻碍了自己进步，而且直接间接为工作带来很大损失。
+
+　　红与专我都是远远谈不到的，但由于党对我的深厚信任和不倦的期待，八、九年来一直让我担负着和我自己的条件很不相称的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工作。几年来，我在教学工作中所获得的好印象又大大超过了我自己的实际情况，因而使我的缺点在同学及部分青年教师中发生了很坏的影响。经三同学向我指出：他们班上同学很尊敬我，但结果许多人却不知不觉地学了我的严重缺点，从我这里受到无形的影响，走着白专的道路。我听了感到异常沉痛，才知我的缺点和错误不仅是个人的问题，而且还为党的事业带来很多损失。我深感自己愧对党的信任和同志、同学们的爱护，今后决不能再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有何纵容；决心在双反运动中自己努力并依靠同志们彻底揭露，烧掉自己这一切缺点和错误，使自己成为一个既红且专、名符其实的马列主义宣传员。现在我分下列几方面揭发自己在教学及科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倾向：
+
+　　一、误认“专即是红”，心安理得地走着白专道路
+
+　　同学们给我贴大字报，问我是否有安于专而不红或满足于粉红色的情况。我最初看了思想有些混乱，自以为两年来我一直是积极争取入党，一心希望红的，何尝立心要走专而不红的道路?但事实说明，我所走的确是专而不红，至少是深专微红的道路，何以主观与客观会有这样大的矛盾，一时大惑不解。最近经过同志们的帮助，自己深入检查的结果，才弄明白了这一问题。1956年初，我听了范长江同志的报告，感到很大鼓舞，鼓起了我对政治前途的信心，向党提出了申请。但当时我也从这一报告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既已基本结束，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下一步的主要问题是努力于社会主义建设，提高祖国经济、文化水平；因此，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在当前的主要作法就是提高自己及学生的科学水平。从此，我就在这种“专即是红”的思想支配下，向着教学及科学研究上的资本主义道路全力以赴了；而且把这当作是忠于祖国，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的表现。
+
+　　在这一阶段中，我不仅自己对科学研究兴趣很高，信心很大，而且极力鼓励同学们，鼓励青年教师同志们进行科学研究。我为帮助、动员别人作科学研究的确花了不少时间。我尽量想法鼓励别人和我共同作调查研究，并尽量把稿费多分给别人；我也一心一意想联系生产，注意作实际调查。因此，我长期认为自己是关心同志，是集体主义，是不自私，是注意联系实际的。我陶醉于这样的认识，觉得这都是自己进步了的表现。结果，我不但自己向资本主义道路狂奔而不自觉，而且还鼓励着不少同学和青年教师积极走白专道路。我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而且不仅是无形影响啊!
+
+　　二、天才教育思想的泛滥
+
+　　骄傲自大本是我自幼习与性成的一个根本缺点，这种思想表现在教学上就是天才教育思想。再小的时候不记得了，从中学时代起，我所交的朋友都是我所认为有才气的；自己也最崇拜有学问的老师，轻视业务不行的老师。这种天才教育思想，在前几年的条件下不容易表现出来；相反的，在党的耳提面命之下，前几年我在辅导同学、关心工农学生方面作了点工作，受到领导鼓励。这些表现蒙蔽了我，因而在1956年以后，虽然我的天才教育思想表现得很突出，我竟然不自觉，反而把它当作是我关心同学、关心青年教师的表现。当龚同志第一次对我提出这种批评时，我心里还感到最大的委屈。
+
+　　1956年以后，我既是一心一意自己努力，并鼓励别人向科学进军，于是自己偶有一得之见，便不但孤芳自赏，骄气倍增，而且急于告人。对同学和青年同志，也是以才取人。凡是看到那些同志头脑清楚，考虑学术问题迅速、深刻，我就从心里喜欢他们，愿意对他们尽心帮助；看到那些同志想问题慢，表达问题不清楚，我就觉得这些同志头脑不清楚，在科学研究上没什么前途。这样，我除了对政治上已经明显看出问题的，或品质恶劣著于外表的还有着明显的界线外，对其他一切同志，“聪明人”和“笨人”成了我看人的主要尺度。这时，我全然忘了学习好坏不仅是个天赋如何的问题，在现阶段更主要还是个阶级问题：工农劳动群众出身的学生，在旧社会没有机会学文化，因而困难较大。在现在的经三一班，我在教他们时竟不知谁是工农学生；对现在的经二一班，我也根本没问过这一点。这种“一视同仁”的态度不是一个小的错误，而是教学中的根本阶级路线上的错误。
+
+　　我的这种错误，不仅对学生发生了很坏影响，而且在政经教研室的教员中也起了极坏的作用。我对青年教师的看法，这时也明显地分作聪明人和笨人。对聪明人我不仅愿意帮助，而且在个人感情上也特别合得来；对我所认为是笨人的，虽然也加以帮助，但内心是感到无可如何甚至于形成成见。因而相当地打击了一些同志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也助长了一些同志的骄气。我的缺点造成了多么坏的后果啊!
+
+　　三、在教学中的有恃无恐和舍本逐末思想
+
+　　在这一时期，我主观上并没想对教学工作马虎，不负责任；但我既然骄气猛涨，实际上就无法认识政治经济学教学工作的正确要求，无法发现也未想到要去发现自己教学中的主要缺点，结果在教学工作中也走着错误道路，而且还把自己的严重缺点当作优点欣赏着!
+
+　　在1955年春天，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曾对我的教学作过一次总结，指出我的缺点是党性不纯，重视教学形式、教学方法，而忽视教学内容，特别是内容的政治思想性。这一结论基本是符合事实的，但在提法上有些过分的地方；我当时思想上感到不服气，但口是心非地接受下来。向科学进军号召发出后，在对独立思考抱着错误认识的基础上，我在思想上全部否定了那次的结论；加上同学对我教学的反映较好，更加冲昏了我的头脑。我自命自己是全教研室教学效果最好的，认为很多同志是照本宣科，备不深，讲不透。我要尽量发挥自己的“优点”，于是在备课上走上了舍本逐末的道路。在每次备课时，我总是集中力量考虑一些较难的、较为复杂的理论问题；对一些一般地、容易理解的问题，就认为自己已无须准备了。这样，我就更加走上了同学们所批评的经院式的教学；对实际问题与同学政治思想有关的问题，甚至一部分基本理论问题，就只看作完成教学任务的一部分而加以提及，思想上是不加重视的。这自然不免要严重的损害了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党性和科学性。
+
+　　我虽然主观上没想对教学不负责任，但在骄傲自满的情绪支配下，实际上对教学也采取了不太负责的态度。我对教课认为是有恃无恐的，因而在社会工作一忙时，往往也有不太准备就去上课的情形。1956年以前，我为备课开夜车的情形也是常有的；1956年后，开夜车多半是写论文，我不再肯为备课而付出深夜劳动了。
+
+　　这样严重的缺点，但我长时期中没加正视，没去克服。阻碍我去这样作的有两个原因：一是“专即是红”的错误认识；另一为害我最深的骄气。
+
+　　上次整改中大家对我的教学工作提了一些较尖锐的意见，虽然没彻底解决我的问题，但在我的心中却引起了长时期的、持续的思想斗争。在这次双反运动中，我预计到大家会更深入地帮我揭发缺点，自己主观上也想彻底清算一下自己的问题；但看到大家提的意见后，还常发生思想起伏的情况。我还有怕人意见提得过分的情形，对一部分不太合事实的提法感到抵触。如经二同学说，我曾把一个同学当作外系同学“哄”出去，我就感到有些抵触。我心想，我何尝把同学哄出去，对外系同学也不能哄出去呀?如果把同学哄出去，那不成了恶霸了吗?特别一看到这张大字报进了西瓜园，更感到难过。我觉得总支不应让这种言过其实的提法贴到西瓜园中，曾想向总支提意见，但又怕龚同志太“冲”，因而未能出口。一些同学给我贴大字报，说我说过“四年级同学水平低，因为工农同学多。”我看到也觉得不快。我想，水平低我是说过的，但何尝说过因为工农同学多?看到这张大字报贴在楼梯口，我感到压力很大，每次上楼都急趋而过，不敢去看。看到批评我不关心工农同学的大字报多了，我还产生过这种思想：我自认在经济学教员中是对工农同学帮助最多的，为什么现在倒把我作为典型批评起来了?校刊206期说我“身为班主任，但叫不出班上一半同学的名字”，我看了也很不以为然，我想，对经三同学我叫不出一半，这是我自己揭露的材料；但，我并未作过他们的班主任呀!教了一年书叫不出一半同学的名字，是工作不深入的问题；如果作班主任还叫不出一半同学，就成了不负责任的问题了，这还了得!因此，我看到之后，就给校刊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这一报道不太合乎事实，并说不是我不接受批评，而是校刊的报道不应该不确实，不应该这样有官气。当然，不能说校刊的工作中没有官气，但我单单在牵涉到我自己的问题时对校刊提出批评，主要还是感到这一报道是把我的缺点说得太过分了，还是护着自己的痛处。
+
+　　我现在深深感到我的这种骄气不是小问题，而是阻碍自己前进的沉重镣铐。我不是时常考虑自己对党、对人民做的事情太少，而是稍做了一点工作，就认为自己已做了不少，因而就多背上了一重包袱。这实际上不仅是一个修养差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观的根本问题，是对党、对人民不够忠诚的问题。不克服这种缺点，就根本无法实现政治思想上的大跃进，就必然在全国万马奔腾的大跃进中成为落伍者和绊脚石。我的骄气的危害性是大的，也是非常顽强的；但无论它怎样顽强，我这次一定要在党和同志们的支持帮助下把它挖掘干净，歼灭干净!
+
+　　 来源： 《拔白旗、插红旗： 北京各高校双反运动大字报选》，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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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3 @@
+# 猛烧我的资产阶级学术道路，从毁灭的深渊里跳出来
+
+　　<北京外国语学院、洪育沂>
+
+　　接二连三的大字报，越来越深刻地批判和帮助我，大家齐心协力要把我从毁灭的深渊里拯救出来。同志拉一把是必要的，但能否得救，还得看我自己肯不肯跳出来。现在我把自己的一点原始的思想活动，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彻底烧净。
+
+　　在大学时，看到右派分子吴某写小册子，一转眼就名扬全国，还捞了五千元，既羡且妒，我就努力向他看齐。在杂志上发表几篇短文，尝到“甜头”之后，就为出版社写小册子。我整天盘算何时出版，字数多少，可得多少钱。明知这思想不合法，却自找“合法”外衣壮胆说：“科研工作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按劳取酬、物质刺激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我不但想捞稿费，争取科学奖金，从这两方面捞一把“劳而获”，还想从第三方面“不劳而获”——把稿费都存了有奖储蓄，在家中说：“等我发了财就买自行车，买收音机……”。这种市侩思想发展到十分可鄙的地步。记得有一次副院长为某出版社写文章，让我帮着整理点材料，文章发表后，稿费迟迟未送来，我就以小人度君子地怀疑副院长“独吞”了。如果说姚某的“袁大头”是表现了他的对资产阶级的没落的叹息怀古之情的话，那么，我的“发财经”则反映了我对资本主义道路的信心、向往和追求。
+
+　　和丁玲一样，我认为出了一本书，就谁也打不倒了。我希望我的小册子赶在开学之前出版，自忖：一个有“著作”的教员，在学生中的威信显然是会较一般教员为高的。即使课讲得差一些，也可以靠“名气”把学生们唬住。我打算，出版后给学校领导干部各送一本，今后评级评薪我都可以优先，因为我是在本校新教员中第一个写这样有份量的书的。听说将来评教授必须有著作，我想这本书就可以充数(当然还要继续写)。某司也要送两本去，让他们知道我的“水平”，今后遇到有关问题，他们便可能来向我求教。十年八年后还可能聘我做顾问，随代表团出国……，想到这里，总是飘飘然忘其所以。
+
+　　教学工作慢慢变成了我的负担。表面上看起来，备课还不敢不认真，但这并非出诸对工作的责任感，而是考虑到课讲得太糟了丢人。从长远看，这对评薪评级也不利。我希望教学任务不要再加，每年只讲一学期课，每回修修补补，对付上课并不难，留一个学期专心写书。最好隔几年还来一次轮休提高。一听人说我的社会职业是教书，研究工作要服从教书就恼火，一听到叫我编资料就发愁，对编写讲义稍有兴趣，因为可以铅印出版，同样捞外快。
+
+　　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我所感兴趣的只是资产阶级材料和外文，对马列主义则视为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教条。偶尔涉猎一些，也是挑与自己业务有直接关系的装璜装璜门面。我讲的课战斗性不强，甚至还犯了原则性错误，这是十分自然的。
+
+　　我曾想，虽然我不红，但“专”大概没问题，其实并不然。没有无产阶级立场和马列主义理论，原则问题上首先就犯错误，同时，由于研究不是为了社会主义，而是为了个人名利，也就不可能采取严肃负责的态度。为了凑字数、捞稿费，我有意把文章拉得尽量长，尽量多用引语。引用外文材料时，有些地方看不懂，就打虚线避过去。
+
+　　已经取得的一点成绩，使我得意忘形，我对本院的教学骨干们作了如下的描绘：
+
+　　何：空空洞洞，只懂抽象原则；
+
+　　郑：不学无术，不懂装懂；
+
+　　高：虽较聪明，也不怎样；
+
+　　石：倒挺钻研，但不懂外文。
+
+　　平时听到称他们为教学骨干就感到刺耳。认为在这些人领导下，本院肯定办不好，但一转念：没关系，还有王、吴、我和杨等(有的是右派份子，有的是严重右倾)有“真材实学”的人。他们是本院的希望。
+
+　　我瞧不起石，嫌他不懂外文。表面上也劝他抓紧自修，但当他学出成绩来，我又不安了。因为我本来就在懂外文这一点上比他强，他外文好了，我不就什么都不如他了吗?听李副院长说，学院让一部分教员脱产学外文，是要培养一批教授，我想大概是指高、刘等人，心里很不舒服。但又自己宽慰说：我的外文根基比他们强，他们工作又忙，总是赶不上我。我听说副院长在某部讲课效果不好，心里就舒服。他要给研究生开课，我就想：“准会意见一大堆”。结果事与愿违，研究生们反映他“理论高、分析好”，我就黯然若有所失，心想大概是这几个研究生水平太低，看不出问题。有一回黄盛气凌人地说：“郑讲课一塌糊涂，没学问就该再学习去，何必占讲台?”我听了就乐不可支。心想为什么石讲课总没有人说不好呢?有一次，个别学生说他某一段讲得乱点，心里才舒服。自思，我初出茅芦，第一炮就打响了，以后肯定会超过他们任何一个。每回讲课结束，总要对同学们交代：“从下次起，就要由我的石老师来接我的课，他的理论、政策水平和材料掌握都比我强，希望大家好好儿跟他学……。”我想，如果相形之下，我讲的课不如他，同学们也会体谅，如果他讲的竟不如我，同学们将会说：“某老师，了不起，青出于蓝。”……
+
+　　总之，在邪恶的个人名利思想指导之下的资产阶级治学之道，已经使我变成一个从每个毛孔里都散发出资本主义毒瘤的恶臭的人。与资产阶级治学道路相联系的，还有成体系的资产阶级政治观点。我决心要彻底暴露，争取大家的帮助，在这次运动中彻底烧透。
+
+　　 来源： 《拔白旗、插红旗： 北京各高校双反运动大字报选》，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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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94.txt
@@ -0,0 +1,39 @@
+# 烧掉我的个人主义
+
+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力>
+
+　　我的名利思想是严重的，而且是根深蒂固的。我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有“光宗耀祖”思想。后来受了资产阶级教育，这种“光宗耀祖”思想就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汇合起来。我的家是破落地主家庭，“艰苦奋斗”才能读得成书，获得一些书本上的知识。所谓“奋斗”，说穿了就是为了个人名利的目的。
+
+　　三反以后，我曾经批判过自己的名利思想。我这样想过：做一个系主任随便做得怎么好，也不过闻名全校，如果写一部有价值的书，就能闻名世界。我把这个思想拿出来批判，实际上并没有批判掉。来到本校以后，我的名利思想反而滋长了。
+
+　　名利思想滋长以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党和人民给予我的荣誉，我不曾想到怎样为人民服务得更好，而只是想怎样获得更大的名和更大的利。
+
+　　我咀里不要钱，心里要钱。当我爱人问我的稿子写了多少字的时候，我发脾气批评她看见每一个字都是钱。我的大儿子曾劝我多写一些普及的东西，可以多卖钱，这次我在广西还批评了他的名利思想，实际上我象王衍“举却阿堵物”，把肮脏的思想掩盖起来。
+
+　　当名利不能双收的时候，我只要有了其中之一也就心满意足。来北京以前，有朋友劝我不要再写小册子，不要再写杂志文章，要搞专门著作；写小册子和小文章浪费了自己的光阴；年纪不小了，要争取十年内或十五年内在学术上有大成就。我心里甚以为然。要搞专门著作就得牺牲若干利(稿费以字数计，专门著作的速度小，不值得)然后能获得更大的名。但是，当工人出版社找我写小册子和各杂志社找我写文章的时候，我仍然答应了。我自己认为这样是“自我牺牲”来服从政治任务，来为工农服务，实际上我可以更容易获利，因为摇笔即来。
+
+　　在汉语史的问题上，也是名利思想在驱使着我。远在二十年前，我就有了写汉语史的志愿。自从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提出以后，我想凭着汉语史经过几次修改补充后在十二年内达到国际水平。那时节，我就能在国际上享有盛名。1956年，高教部李同志来看我，讨论关于教科书的问题。我说我想用私人名义出版汉语史的初稿，因为未经高教部聘请的专家们审定，不能用高教部名义出版，以免损高教部的威信；但是，这是一门新课，初稿拿出来供各方面参考也有好处。李同志当时鼓励我这样做，并且愿意由高教部介绍出版。我说不用介绍，只要高教部同意，我自己能找到出版社。这些都是冠冕堂皇的话，骨子里还是为了名利。一门首创的课程，我能在两年内完成初稿出版，显得我有本领，这是名；初稿出版可以拿一笔稿费。高教部编写教科书的条例里有一条说：“稿费办法另定”(大意如此)，我怕将来高教部说教授们拿了工资，稿费可以少给。先拿一笔稿费就不至于“吃亏”。
+
+　　“汉语诗律学”的出版，也是为了赶浪头，拿稿费。近两年许多人都写起旧诗来了，我的书出版会受人欢迎。因卷帙繁重，可以多拿稿费。在这一件事情上，显得我的名利思想比解放前还更严重。解放前开明书店想出版我的“诗律学”，我还很慎重，说要博访通人。
+
+　　我的名利思想主要是表现在写文章拿稿费方面。但是问题不在于写文章拿稿费，而在于什么思想指导着我去写文章。如果处处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多写几篇文章还是允许的，拿点稿费也是合法的。而我实际上是为了个人名利，就不能不使人民的事业受到了损失。
+
+　　为了名利，我在写作上表现了很不负责的态度。同学们指出我的“汉语史稿”错误千出，我就气得跳起来。我斤斤计较错误是否达到一千，没有从思想上检查我是否用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来从事写作。我的“中国语法理论”“中国现代语法”两本书重印，被归入古籍一类，我很生气，因为我没有死。同时我又很高兴，这样就可以原封不动地拿出来重印了。我写小册子更是粗制滥造，在我的“谈谈汉语规范化”里，我把乌鲁木齐写成了阿拉木图！这种对人民不负责的恶劣作风是由于我的极端的名利思想所造成的，已经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损害。
+
+　　第二种损害是：为了名利，我把国家和人民交给我的重要任务置之不顾。在青岛编教科书的时候，我不专心编教科书，而是同时兼管我的私房，准备编写一本小册子——“词类”。这显然是为了个人名利。说实话，写“词类”这本小册子是给一般中学教师作参考的，拥有广大读者，正好借此让我的体系在群众中生根，以达到自我扩张的目的。我把国家交给我的重大任务摆在一边，没有想到对不起人民，今天看来觉得是非常可耻的。
+
+　　第三种损害是对青年产生不良的影响。有些同学曾经以我为奋斗目标。我这样一个名利思想极端严重的人，不但不能为青年们树立榜样，反而在思想作风上毒害青年。想到了这一点，令我非常痛心。
+
+　　我的极端个人主义又表现在我的权威思想上。我不愿意和魏先生合作编写汉语史教科书，是由于我怕他破坏了我的体系。我心里想，如果是吕先生，我就愿意和他合作。说穿了就是吕先生和我都受过资产阶级语言学的“洗礼”。我对魏先生的学问是尊重的。我希望魏先生在材料上、在文献上帮助我，同时我又怕他拿他那一套来破坏我的体系。在魏先生面前，我自卑，因为我读书不多，在朴学方面，在某些地方，连常识都够不上；我又自高自大，因为我从资产阶级语言学家那里学来了一些东西。三年多以来，我不取得罪魏先生，表面上是怕他脾气大，骨子里是希望“井水不犯河水”，一团和气，各有千秋。
+
+　　（我把汉语史这一课程交给林同志和唐同志也是为我个人打算。唐是我的学生，我想他会跟着我走。林同志，无论从私人感情上，在学术见解上，估计都不会对我的体系作很大的修改。我没有狂妄地认为我的汉语史不许有所修改补充，相反地，我希望有人帮助充实我的著作内容，但是这种修改补充只能在原体系的基础上。从这方面考虑，我认为林同志是最合适的人选。我这样垄断汉语史，简直是学阀作风。这不但在研究工作上造成损失，而且还在全国教材工作上造成损失。）
+
+　　我没有认识到，每一个学术体系都打上了阶级的烙印。我的资产阶级立场未改变以前，我的体系决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体系。如果不好好地学习，要求具备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眼光，就没有批判自己的能力。我所要捍卫的体系，也就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灵牌，被人民扔到毛坑里去。
+
+　　我没有认识到：为了人民的共同事业，我们可以坐下来平心静气讨论问题。真理只有一个，在每一个人都没有私见的时候，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必然能获得共同的真理。魏建功先生“知识公有”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知识私有”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意识反映。今天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是被消灭了，作为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的“知识私有”的意识形态还存在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里，它的危害性是非常严重的。如果能够作到“知识公有”，我们就能把同志们一切正确的意见都看成自己的一样，我们就能截长补短，为我们的共同的社会主义而努力。
+
+　　马列主义教导我们：个人主义是和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的。不破不立，不止不行。如果不能彻底批判个人主义，一定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而为时代的洪流所冲刷。我今天痛下决心，把思想上的肮脏东西展览出来，火烧我的个人主义。我的批判还是很不深刻的，我热诚地盼望同志们多多帮助我。
+
+　　我在1956年申请入党。每次发现我有很多错误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我完了，入党入不成了!”今天我觉悟到：能坦白承认错误，深刻批判错误，就是向党靠近了一步。今天我要表示我的决心，我决心彻底改造思想，争取在三年内加入共产党，作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
+
+　　 来源： 《拔白旗、插红旗： 北京各高校双反运动大字报选》，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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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295.txt
@@ -0,0 +1,41 @@
+# 烧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和集体的矛盾
+
+　　<北京大学法学系教授、龚祥瑞>
+
+　　这个问题在我身上十分严重。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就会成为集体的包袱，而被一日千里的时代所抛弃，这是必然的。因此我下决心要用自己的革命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使自己不再成为集体的绊脚石，而要成为集体中一个有用的分子，和大家在一起向“红透专深”的目标前进。赵先生在肯定了我的优点之后，批评我说：“冷淡的时候，旁若无人。”其实，不单在我旁没有赵先生，而且是没有所有的人，“冷淡的时候”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唯我独尊。谁触犯了我的“自尊心”，平时压制自己，一旦不能压制，也会瞪起眼来发脾气。问题就是这样严重：经常想到自己的优点，夸大它，来打击同志；经常想到别人的缺点，夸大它，来抬高自己。常常从个人出发来考虑问题。结果一定发生我和集体的矛盾，而且已经大量地发生，存在着；结果，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摧残了在我范围内一切不利于我，而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为我所不满、不要，但为集体所需要的新生力量、进步力量。日来的谈心会，证明了这个真理。
+
+　　但是，我还没有算清这笔细账，我还没有深刻反省这种毛病的思想根源、表现方式、危害性等等。
+
+　　今天我只揭露一些目前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当作引子。
+
+　　1．遇到不顺眼的大字报(只有一张，贴在教室楼门前的那一张)我曾接受不了。我没有贯彻党的指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怀疑过批评我的同志的动机，“是不是从团结出发”；我错误地以为这张大字报断章取义，不是善意的批评，而是恶意的攻击，应负政治上的责任。在我的思想里，一度混淆了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错将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想，多疑同志的好心，打击同志的积极性，混淆原则界限。多疑，这是我的一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
+
+　　2．我参加运动，截至目前止，出于内心的革命要求还是非常不够的，贴了一些大字报，多少还是要“表现自己”。在“比先进比干劲”的伟大口号下还夹杂着资本主义竞争的残余，要抢在别人前头；而怎样把运动搞好，怎样和大家一起前进，却想得较少，忙于急于表现自己对运动的积极态度，这种情况在反右斗争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大家已经知道，我在反右斗争中，在党和同志的教育帮助下写了几篇文章，和右派分子展开了斗争，在报纸上露露头角，就狂妄自大起来了，曾说“单枪匹马，奋不顾身”，自以为跑到群众前面了，在批判王克勤等右派分子会上，甚至跑在党前面，去表现了自己，说出沈某的思想要受到批判的自我估计。竞争，不顾一切，不分场合，为了满足自己，这是我一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又一种表现。
+
+　　3．在谈心会上，我对抱有成见的同志仍旧抱着成见不放，这是根本违反双反运动的精神的；反保守，就是要反掉一切旧的不适应社会主义的东西。成见显然是旧的东西，而我抱着不放。因而表现出激动、气愤、不服等阻碍运动向前发展的错觉，这说明了自己还没有完全做到“闻过则喜”，对运动的觉悟性不高。无产者应该严格责己，别人的意见，即令是成见，也是自己造成的，首先就要检查自己所以会造成这样或那样“成见”的原因，检查出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用自己的实际革命行动，竭力去加以消除，以达到新的团结。
+
+　　解放以来，人民期待着我的觉醒，在党的教育下，自己也经常感到有重新学习，重新做人的必要。但觉悟总处于被动的状态，自觉的发现问题、随时随地改造自己，这样的决心和苦心不够或者还没有。例如：最近我还说党对我关于教学方面的要求是否过高，还说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了解是否够，说明了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圈子，不严格要求自己，自己过多的要求别人，心怀“委屈”，感情用事，从自己的愿望考虑问题，提出要求。这是我的一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又一表现。
+
+　　我要揭发的问题太多，如旧法观点、名位思想、特权思想等。但最根本的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上面所说的多疑、竞争、抱成见等，是目前存在而必须克服的问题，把它提出来，目的是为了促进自我革命的觉悟，不让周围有关的同志再受到我的个人主义的危害，给党和运动在无形中带来损失。
+
+　　我坚定不移地相信党、相信同志们会挽救我，使我在这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中以及以后的日子里起个质变，基本上克服个人主义，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到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献出我的全部生命力。我永远不会忘记，这生命力是我参加革命队伍以后，党用工人阶级的心血培养出来的。
+
+　　今天我向党表示决心，一定要把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交尽，然后轻装上去，向着红透专深的高峰驰骋。
+
+　　今天我向党表示决心，一定要平心静气听取同志们的批评，做到“闻过则喜”。
+
+　　今天我向党表示决心，要以三、四年的时间来埋葬我过去的三、四十年，争取1：10的快步前进。
+
+　　兹将我初步规划(未经讨论)公布于后：
+
+　　1．每日作日记(我向来不作日记)检查每日言行，随时随地检查，有错及时纠正。
+
+　　2．每日学习报上的指示(党的方针政策)，在自己的工作和言行中贯彻实行。
+
+　　3．每星期日作体力劳动，以加强劳动观点，增强对劳动者的感情。
+
+　　4．三年内写出又红又专的国家法教科书或参考书，内容是批判自己的资本主义学术思想，彻底改造自己的客观主义。
+
+　　最后我再一次向芮、赵两同志挑战，学习他们的优点，展开友谊的竞赛，比自我批评，比思想改造，比红，为了把党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贯彻到底，为了在党的领导下培养青年一代，为了彻底肃清旧法学在中国的遗毒。
+
+　　 来源： 《拔白旗、插红旗： 北京各高校双反运动大字报选》，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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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96.txt
@@ -0,0 +1,33 @@
+# 我有信心战败旧我，取得胜利
+
+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齐思和>
+
+　　一、个人基本情况
+
+　　我是一个年过五十的老教师，担任世界中世纪史方面的教学工作。由于自己的家庭出身，自己在大学和在外国所受到的帝国主义奴化教育，和长期在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机关工作，我的政治立场在解放前一贯是反动的。我的学术思想受着中国旧日的考据学和西洋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学影响最深。解放后，在党的教育下，在几次运动的推动下，在祖国飞跃进展的鼓舞下，自己的政治认识不断提高，并且也初步地学习了马列主义。但是由于旧的思想作风已根深蒂固，自己的政治要求又不高，解放后在政治上一直抱着谨小慎微、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因此进步很慢。自己仍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很浓厚，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也未彻底批判掉。不进行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是不能很好地完成一个社会主义大学教师的光荣任务的。双反运动开始后，我感觉到形势逼人，经过剧烈思想斗争，下定决心，进行自我革命，因此订立了这个红专规划，把自己尽早地改造成一个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我有充分信心在这场自我革命中，新我可以战败旧我，取得胜利。
+
+　　二、指标和具体步骤
+
+　　按照个人的基本情况，制定下列的具体指标和措施，力争在最短时期内把自己由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成一个初步树立马列主义世界观、人生观，愿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决跟着党走，热烈响应党的一切号召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
+　　(1)抛弃自己思想意识中资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烧掉自己的自私自利的个人打算、名利思想、和气一团、明哲保身的庸俗作风，勇敢地投入此次运动，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今后，要坚持原则，表里如一，树立起认真负责的主人翁态度。提高自己的社会主义觉悟，建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今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　　(2)向党交心，争取党的领导，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忠诚地拥护党，完成党交给自己的一切任务。从现在开始，就用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要不断地学习理论，提高认识，遵守纪律，参加劳动锻炼、社会活动。放下架子，从头学起，把自己当作一个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争取于三年内，逐渐达到一个预备党员的水平，争取入党。
+
+　　(3)积极参加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生活，热烈响应向党交心的号召，和加速自我改造的号召。努力在盟的教育下和同志们的帮助下进行自我改造。
+
+　　(4)努力学习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在1958年，精读“列宁文选”(两卷集)及“毛泽东选集”中有关自己思想改造和业务工作的主要文章。1959年内再精读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俄国资本主义底发展”。以后要结合自己的思想和工作需要，精读其他经典著作。加强学习重要政策文件及时事学习。
+
+　　（(6)认真学习苏联先进历史科学的研究成果、观点、方法。为了达到以上目的争取于三年内把俄文学好。在学好俄文以前，先把所有已经译成中文的苏联学者关于中世纪史的书籍、论文读完，并且把苏联中世纪史教本作为学习俄文的读物。要在三年内掌握俄文基本语汇、文法结构，达到自己阅览无大困难的程度。）
+
+　　(6)批判掉资产阶级历史学，每年，就自己所受到影响最深的资产阶级历史家的著作和自己过去所写的文章，作出批判论文一篇，以肃清自己思想意识中从这方面所受到的影响，同时也帮助别人认识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反动本质。
+
+　　(7)运用马列主义，和苏联先进历史科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来提高自己的教学工作。联合国内担任世界中世纪史的老师并且带动青年教师共同从事于世界中世纪史的奠基工作，如编写教材、选译资料与工具书、进行科学研究等。争取每年写出关于中世纪史的论文一篇，编出教学参考书一种。
+
+　　(8)在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工作中，服从党的统一安排调配，放弃个人小名小利，服从集体利益。
+
+　　(9)多参加体力劳动，向工人农民学习。要通过体力劳动、参观、访问等方法和工人农民建立阶级感情。努力教好班上的工农同学，对他们中间学习有困难的给以特殊帮助，并向他们学习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
+
+　　(10)多参加社会活动，多联系群众，建立群众观点，并把自己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
+
+　　 来源： 《拔白旗、插红旗： 北京各高校双反运动大字报选》，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8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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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97.txt
@@ -0,0 +1,49 @@
+# 沈阳小学系统右派分子名册和部分综合材料（11）
+
+　　（）
+
+　　右派分子人员登记表
+
+　　单位：第二中队 1958年2月10日
+
+　　   部门 虎石台 小学 虎石台 小学 虎石台 小学 虎石台 小学 虎石台 小学   姓名 苏奎荣 杜羽 李文忠 张崇安 曹甡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7 27 27 43 28   家庭出身 中农 贫农 中农 中农 中农   本人成分 学生 伪兵 流氓 伪职员 学生   职别 教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主任   级别 4 6 6 6 5   何时参加 革命 50.3 52.6 52.12 49.3 49.3   何时入党 -- -- -- -- --   何时入团 49.10.10 54.5.4 -- -- 49.12.17   婚否，爱 人姓名， 何地工作 已婚， 爱人姚秀兰 在虎石台 小学教员 已婚， 爱人唐淑芝 家务 已婚， 爱人郭素兰 家务 已婚， 爱人康风兰 家务 已婚， 爱人胡月秋 在虎石台 小学教员   身体情况 强 强 强 强 强   整风运动 中表现 -- -- -- -- --   处理根据 -- -- -- -- --   处理意见 -- -- -- -- --   备考 -- -- -- -- --   
+
+　　右派分子人员登记表
+
+　　单位：第二中队 1958年2月10日
+
+　　   部门 古城子小学 古城子小学 古城子小学 古城子小学 郭三屯小学   姓名 孟余责 张殿良 张庆贵 董玉铎 郭太志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44 29 33 31 36   家庭出身 地主 贫农 中农 中农 中农   本人成分 伪军官 伪军校学员 伪兵 伪兵 教员   职别 教员 教员 主任 教员 教员   级别 5 4   5 4   何时参加 革命 50.7 51.3 49.3 50.3 49.3   何时入党 -- -- -- -- --   何时入团 -- -- 50.2.3 -- --   婚否，爱 人姓名， 何地工作 已婚， 爱人王海青 家务 已婚， 爱人邬俊如 家务 已婚， 爱人刘玉范 家务 已婚， 爱人孙玉梅 家务 已婚， 爱人张秀贞 家务   身体情况 中 强 强 强 强   整风运动 中表现 -- -- -- -- --   处理根据 -- -- -- -- --   处理意见 -- -- -- -- --   备考 -- -- -- -- --   
+
+　　右派分子人员登记表
+
+　　单位：第二中队 1958年2月10日
+
+　　   部门 道义屯小学 道义屯小学 道义屯小学 进步小学 大桥小学   姓名 刘继章 那庚文 杜宗林 关振邦 高秉顺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9 31 23 29 31   家庭出身 贫农 贫农 城市职员 中农 中农   本人成分 伪警察 伪军校学员 学生 伪兵 伪兵   职别 教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级别 5 4 6 4     何时参加 革命 48.11 51.3 52.9 49.3 52.3   何时入党 -- -- -- -- --   何时入团 -- -- 1956.11.21 1952.6.30 --   婚否，爱 人姓名， 何地工作 离婚 已婚， 爱人刘素琴 家务 已婚， 爱人奚玉环 十纬路小学 教员 已婚， 爱人周桂芳 进步小学教员 已婚， 爱人佟桂兰 家务   身体情况 强 强 强 强 强   整风运动 中表现 -- -- -- -- --   处理根据 -- -- -- -- --   处理意见 -- -- -- -- --   备考 -- -- -- -- --   
+
+　　右派分子人员登记表
+
+　　单位：第二中队 1958年2月10日
+
+　　   部门 新农小学 新农小学 拉拉屯小学   姓名 胡景新 苏长庆 全甲山   性别 男 男 男   年龄 40 43 43   家庭出身 中农 中农 富农   本人成分 伪军官 伪保长 伪警察   职别 教员 教员 教员   级别 4 5 7   何时参加 革命 51.3 49.3 52.   何时入党 -- -- --   何时入团 -- -- --   婚否，爱 人姓名， 何地工作 已婚， 爱人崔桂珍 家务 已婚，爱人张秀中、王雅兰 家务 已婚， 爱人关米德 家务   身体情况 -- -- --   整风运动 中表现 -- -- --   处理根据 -- -- --   处理意见 -- -- --   备考 -- -- --   
+
+　　坏分子人员登记表
+
+　　单位：第二中队 1958年2月10日
+
+　　   部门 古城子小学 双楼子小学 郭三屯小学 新农小学   姓名 王晏平 王守义 王家兴 王会明   性别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6 27 40 28   家庭出身 中农 中农 富农 中农   本人成分 伪职员 流氓 伪职员 学生   职别 教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级别 4 6 4 6   何时参加 革命 49.3 49.3 49.3 52.9   何时入党 -- -- -- --   何时入团 -- -- -- 53.10.24   婚否，爱 人姓名， 何地工作 已婚， 爱人陈瑞芝 家务 已婚， 爱人陈桂芝 家务 已婚， 爱人秦文玉 家务 已婚， 爱人张俊英 家务   身体情况 强 中 强 强   整风运动 中表现 -- -- -- --   处理根据 -- -- -- --   处理意见 -- -- -- --   备考 -- -- -- --   
+
+　　不称职人员登记表
+
+　　单位：第二中队 1958年2月10日
+
+　　   部门 大桥小学 大桥小学 吴家荒小学 进步小学 道义小学   姓名 李玉书 那玉锋 申南均 吴文成 佟淑芳   性别 男 男 男 男 女   年龄 28 49 41 29 34   家庭出身 中农 雇农 破落地主 中农 中农   本人成分 学生 伪保长 革命军人 不清 教员   职别 主任 教员 校长 主任 教员   级别 6 6 2 5 7   何时参加 革命 51.3 49.3 1945.9 49.3 1951.11   何时入党 -- -- 1946.9.5 -- --   何时入团 51.7 -- -- 50.9 --   婚否，爱 人姓名， 何地工作 已婚， 爱人孙淑云 家务 已婚， 爱人张桂芹 家务 已婚， 爱人桂云 吴家荒 小学教员 已婚， 爱人关素贤 进步小学 教员 已婚， 爱人刘汗东 沈阳农具厂 绘图   身体情况 强 中 弱 强 强   整风运动 中表现 中中 中右 中中 中中 中中   处理根据 -- -- -- -- --   处理意见 -- -- -- -- --   备考 降职 退职 降职 降职 退职   
+
+　　人员登记表
+
+　　单位：第二中队 1958年2月10日
+
+　　   部门 拉拉屯小学 双楼子小学 小桥子小学 大桥小学   姓名 黄俊发 刘素华 王雅贞 刘士俊   性别 男 女 女 男   年龄 21 38 24 29   家庭出身 贫农 贫农 富农 富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家庭妇女 学生 伪兵   职别 试用教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级别 9 6 6 7   何时参加 革命 56.9 52.6 52.3 52.6   何时入党 -- -- -- --   何时入团 -- -- -- --   婚否，爱 人姓名， 何地工作 否 已婚， 爱人信云海 治安村农民 已婚， 爱人刘洪印 丝绸公司职员 已婚， 爱人郭玉妧 家务   身体情况 强 弱 弱 弱   整风运动 中表现 中右 中中 -- 中中   处理根据 -- -- -- --   处理意见 -- -- -- --   备考 退职 退职 （病休期）退职 退休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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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298.txt
@@ -0,0 +1,13 @@
+# 我在这次运动中的认识
+
+　　<北京大学西语系、陈镇南>
+
+　　我因为过去很长时期对于自己的能力没有正确的认识，走了许多歪路，消耗了大部的精力，浪费了整个宝贵的青春；等到为情势所迫，非要决定自己的出处问题不可以的时候，已是三十多岁的人了。那时发现自己已经事事不如人，无论在那方面都没法赶上别人，一个青年人应有的进取心差不多都已消磨殆尽，也就养成了一切任命，任其自然，得过且过的做人方式；加上从小体弱多病，经常关在屋子里不出门，老早就养成一种离群索居，独自一个人安排过日子的习惯；不敢面对现实，缺乏斗争性；对一切事都抱让步，隐忍，吃亏就是便宜的看法和做法；自认无法与人争衡，所以也就干脆与世无争，免得出洋相，进一步甚至对于一切都可以断念。和人相处，总抱着我不求人、人不求我的态度，我对你既没有什么要求，你也最好不来要求我什么。对于工作总抱着有则不拒，无则不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态度，主观的愿望不强，更说不上当主人翁的责任感。天生又是个胆小的人，对于犯错误很害怕；处处避免错误，但仍免不了犯错误。这原本是很自然的。因为世界只有劳而不获，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你要求有功，尚且可以由于技术等问题而不能达到满意的结果，何况根本不求有功呢?对自己既然要求不高，对工作也就没有信心。通过几年来的经验，连对自己的健康也失去了信心。对任何事情都以一个失败者自居，没事儿找些自以为有兴趣的玩意儿来聊以自慰，陶醉在梦里，连象牙塔也说不上，因为住象牙塔得有真才实学，而自己是什么也说不上的人。但是不论象牙塔也好，梦境也好，都是极端个人主义的表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表现为自高自大，也可以表现为自私自利，当什么条件也够不上的时候，还可以表现为自暴自弃。“与世无争”并不是什么好名词。双反运动给了我当头一棒，它使我回想一下，算一笔旧账。自己这半辈子糟蹋了多少光阴和精力，这都是对人民负下的债务。旧社会固然给了我许多亏吃，但主要地还是自己不争气。我们那里有句俗语说，只有废人，没有废物，老话也说，自作孽，不可活。一草一木，一丝一缕，只要人肯动脑筋，都可以发挥作用，但是人要是先弃权，那就甭说东西，连自己也没有一个着落。我幌幌悠悠了半辈子毫无贡献，即使再想自暴自弃下去，人民能答应吗?我不能再这样耽误下去。过去我总拿业务不好来掩饰工作上的缺点，这是倒因为果的错觉。今天我要说，因为这个人有毛病，所以才得出这样的结果。我也老强调能力薄弱，做不出什么成绩来；现在我认为，只要我有一分半分对人民还有用，就决不应该放弃责任；放弃责任就是对人民的犯罪。我更有决心，要在政治上力争上游的基础上建设起我的业务来。我准备从头学起，我要在这点上向三十岁以败是自己的生死问题。我的拥护社会主义也只是理智上的拥护，并没有阶级感情。在情感上社会主义事业不是我的事业，我还是站在一边的旁观者。因之对学生，这些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我不可能真正关心。对他们的学习也不会真正负责。我从前觉得我每天上课也是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其实这只是安慰自己的话，我还是为自己个人而去上课的。在双反初期我很怀疑我自己怎么能在思想上有个大跃进，我觉得我这个人大概也就是这样了；没有什么出息，积极作用是起不了的，就希望少有一些危害就行了。但是今天想想人既然是可以改造的，那么我应该也可以改造的，而且我也不能不改了。这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因为抱着这种想法来工作是做不好事情的；尽管少跟人接触，少做事，还是会说错话，做错事的，这样也还是有过了。在今天各方面都在大跃进，要求越来越高，我这种逃避困难，缩在个人主义小圈子里的人，不可能不是越来越有危害的。
+
+　　（我应该采取的态度不是逃避矛盾，而是努力解决矛盾，并且对自己的改造我也应该有信心，因为这次双反运动就是思想上的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只要积极参加，就可以在思想上有提高。）
+
+　　现在我既然有决心要改造，那我就要积极参加运动。尽可能在教学方面加强责任感，负起培养三好学生的任务。我相信有一天我可能比较自觉的去尽一个人民教师应尽的责任。这样我可以比目前红一些专一些。
+
+　　我的看法当然很幼稚，希望同志们帮助。
+
+　　 来源： 《拔白旗、插红旗： 北京各高校双反运动大字报选》，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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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299.txt
@@ -0,0 +1,27 @@
+# 向党交心，解放思想, 丢掉我的暮气
+
+　　<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赵乃搏>
+
+　　一个旧知识分子是或多或少五气具全的，而我以暮气最为突出。人人都说我们学校，在高等院校中暮气最深。而我们这个系是一个特别落后的系，在我校各学系中也是暮气最深。而我们教研室又是三老聚会四平八稳，在三个教研室中暮气最深。而我本人在几位先生中又沉默寡言，暮气最深。因此我在下列几方面检查我的暮气。
+
+## 一、首先是志气消沉有自卑感
+
+　　我自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后，几年来不面对教学，很少参加社会活动。不喜欢开会，到会不喜欢说话。自己没有说话的力量，更缺乏信心。我常以为“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我宁愿失人，而不愿失言，因此更显得消沉了。这种毛病的根源当然要由我自己负责。我在教研室内，虽然不是一个毒瘤，因为我自一九五二年以来自己不愿再谈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但是我毫无用处，却是教研室里的一根盲肠。我想到我是一根盲肠的时候，遂不觉流露出退休的意思。我这种沉重的心情，虽然没有发展到怨天尤人的地步，但是我内心的惭愧是相当痛苦的。我是认识到一个缺乏马列主义素养的旧知识分子，满脑袋装的是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他当然没有资格作为培养对象而使之面向教学，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这一点内心的惭愧便表现出志气消沉和自卑感的暮气。
+
+## 二、轻政治重业务的暮气
+
+　　我过去一向重业务而轻政治。在我脑海中总是业务第一，政治第二。一般说来，我尊敬精通业务的人，超过了我尊敬政治觉悟高的人。我过去不论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经验批判论、斯大林的无政府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时候，我追求知识的欲望，超过了树立革命人生观的要求。我注重业务，忽视政治，又可从其他方面看出来。当我说大学招生入学试验成绩太低的时候，我是强调业务太差，并不重视政治品质太差。我看人民日报虽然每日剪贴，表面上似乎很留心时事，但是目的在搜集资料，出发点还是想帮助搞好业务的成份多，想提高政治觉悟的成份少。我的天才教育思想特别浓厚，我过去教学生只注重他们的功课，并不过问他们的政治品质。我所爱慕的学生往往都是只钻业务，在政治上不开朗的学生，至于他们后来之能成为器材，乃是受党教育的效果。我所注重的业务也不过是从书本中来，到书本中去的概念知识，理论不联系实际的一些抽象的东西。假使现在我还有教书的任务，我真不知要制造出多少废品。我过去不认识政治是统帅，政治是灵魂。我的暮气达到了极点。
+
+## 三、隐士之风和老朽之感
+
+　　我过去在昆明岗头村山上做了五年的隐士，我现在又在燕东园楼上做隐士。我一天到晚，在线装书里“漫步书林”。平常和同志们很少接触，过去的老朋友也不相往还。坐拥书城自得其乐。我对于系中情形，漫不关心。有时到教研室开会，我是身在圈儿里，心在圈儿外，很少作主张。我藏在“整理文化遗产”的掩护下逃避现实，关起门来，追求我自己的兴趣。当然这个兴趣还是领导方面给我培养起来的。暮气到了有隐士之风实在不可饶恕。
+
+　　我不但有隐士之风，而且有老朽之感。近几年来我看到了和我同辈中的朋友，一年内总要死去若干位，我在每次参加追悼会的时候不觉“老泪纵横”。我每年在除夕或元旦的日子，总有一种感想：我度过一年的岁月可能要占我今后岁月十分之一或不及十分之一。但对于青年同志们来说，度过一年的岁月不过占未来岁月的五十分或六十分之一。我毕竟赶不上青年人。因此我遇事退缩，向困难低头。我的体力似乎并不十分衰老，而我的心灵却是十分老朽。
+
+　　我的暮气沉沉表现在志气消沉，忽视政治，有隐士之风，和老朽之感。综合起来便促成了我不求上进，故步自封，不要求领导帮助，不向同志们领教的单干作风。我仔细分析我的暮气沉沉的根源，主要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在那儿作祟。于此我想把我过去对于红专问题的看法，简单说几句。我过去曾经有过两个不正确的看法。其一，我没有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红专问题分别对待，一视同仁，是完全错误的。须知学自然科学的人，又专又红，果然最好；万一他尚未红而很专，他还是有些用处的。至于学社会科学的人则不然，他必须要又红又专，倘若不红，他的专根本不存在，而且反而有害。对学社会科学的人来说，红是皮，专是毛，如不能红，即不能专，即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前几天有一位同志和我谈话时对我说道：“你的专可以打五分，而你的红是一个空白。”我当时不加思索，便接受了他的意见，现在我明白他和我都错了，我是一个不红不专之人，那能说得上五分呢。其二，我过去以为知识分子只要缴出业务来，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我并没有认识到这种想法的危害性很大。高级知识分子就可以因此而不想思想改造，甚而至于拒绝思想改造，即就其小者而言之，也要使他们进步得很慢，改造得很慢。我最近听了报告才有正确的认识。
+
+　　我在这次整风运动的浪潮中，所得到的收获是很大的。我这点初步的思想检查是在心情舒畅的情况下写出来的。我可以说出我过去所引用的两句诗和今天我要引用的两句诗，来作佐证。在一九五○年时我曾引用过两句诗：“西下夕阳东上月，一般花影有寒温。”意思是说在夕阳下的花影和在月光下的花影，一个是冷的，一个是热的(当然是形而上的说法)。表明我对新社会不习惯，对旧社会有留恋，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理论还是抱残守阙(我这笔账在三反运动思想改造时已经结算过了)。今天在火光冲天的大跃进中正值春到人间的时候，我要引用两句诗说出我的心情：“骄阳返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意思是说柳絮本来是白色的，但是在桃花林中，阳光返照的时候，白色的絮飞入林中也变得红色了。
+
+　　最后，我要从隐士的书斋中出来，向同志们学习。不久即将万紫千红开遍未名湖，我也要“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株老杏出墙来”。我希望在适宜的温度中同志们多加灌溉，使这株老杏，返老还童，再露出它的红颜来。
+
+　　 来源： 《拔白旗、插红旗： 北京各高校双反运动大字报选》，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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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除疑虑，把心交给党和人民
+
+　　<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徐继曾>
+
+　　教研室许多同志批评我近年来在业务工作中干劲十足，而在政治上则是暮气沉沉。这个批评是完全正确的、中肯的。它击中了我的要害。
+
+　　这种现象的所以产生，和我的历史问题有关。在抗日战争期间，我曾在国民党的军事学校、部队、机关先后学习和工作了八年，直到1946年内战爆发前夕才离开，考进大学。在这八年当中，我曾做了与人民有害，对人民犯罪的事情。在忠诚老实学习运动中，我已经把这段历史彻底交代，经过领导上较长时期的调查，最后作出结论，对我表示信任。我当时非常感动，决心在政治上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工作，以不负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和期望。院系调整后，我积极地参加了历次运动和政治学习，担任了领导和同志们交给我的各项社会工作。但最近将近两年以来，有几件事情使我错误地以为党对我信任不足，因而意志逐渐消沉，心情逐渐晦涩，政治热情逐渐低落。我自认为历史上有过污点，政治上前途不大，因此在政治上但求得个三分，甘心做个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者，以在教学和工作中不犯政治错误为满足，而在业务上则倾全力以赴。我丧失了国家主人翁的感觉，但求把业务搞好，做一个勤勤恳恳、老老实实的雇员。这样重业务轻政治所产生的后果就是感情上和党有了距离，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愈来愈滋长，为人民服务也愈来愈三心二意，慢慢地走上了迷失方向的实际家的道路。你想不管政治或者少管政治，政治却要来管你，而且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由经济领域深入到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政治也愈来愈多地管到你头上来。事实上，除非你不生活在社会当中，你对重大政治问题总必须有个看法。我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以后，思想上就起了波动。我觉得社会主义国家里集中得太厉害，领袖的作用太大。领袖如果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然能给人民带来很大的幸福，但是如果赶到后期的斯大林和拉科西这样的领袖，犯了严重的错误，就会给人民带来重大的损失。我不同意铁托把斯大林的错误归咎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看法，我认为问题在于党内民主遭到破坏。但党内民主虽可以防止个人专断，专断的领袖却又可以破坏党内民主，这个问题在长时间内存在在我的脑子里不得解决。在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强调外因(国际反革命势力的进攻)多，而强调内因(国内领导的错误)不够，违反了“矛盾论”的精神，因而也不能得出加强内部这个重要的教训。我也觉得人民对国家机关的监督不够，有些领导干部犯了严重错误以后只是检讨了事，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在肃反问题上，我认为党中央接受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成后阶级斗争更加激烈的理论，高估了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数量，在斗争方式上过多地依靠群众检举，与专门机关的结合不足，因此错斗了好人。事后虽然进行了纠正和道歉，但人的尊严已经遭到损害。我有一个妹妹在肃反时受到批判斗争，后来查明并不是反革命分子。我也觉得我们自由交换意见的风气很稀薄，许多重大问题都要等待人民日报社论出来以后才有一个看法，认为这是肃反遗留下来的影响。
+
+　　由于脑子里存在着以上这些错误的思想，在去年五、六月鸣放期间，我在若干问题上和右派分子起了共鸣，发表了一些错误言论，这次考验表明，原来在政治上但求得个三分的企图破产了，所得到的不是三分，而是两分。反右斗争开始后，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我当时想，同样的一个错误言论，出之于一个历史上有过问题的人，性质就会不一样。我也觉得，邓某之被划成右派，他的反革命历史这个因素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我担心会整到我头上来，会遭到严厉的批判。在这样的心情下，那里还有心和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整个反右斗争中，我表现得软弱无力。
+
+　　反右斗争和正在深入展开的双反运动使我认识到政治是统帅，政治是灵魂的道理，认识到在政治上要求不高的危险性。任何人的政治思想都不能是一个真空地带，你脑子里的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少一分，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就长十分，真是“道低一尺，魔高十丈”。这一点，我现在有深刻的体会。我近年来逃避政治的主要原因是在政治前途上的“宿命论”思想，而这种思想的所以产生归根于对党不够信任，不信任党的干部政策，不信任党真能大公无私、不究既往。现在我决心消除这些莫须有的猜疑，把心交给党，交给人民，从暮气沉沉、心情晦涩一变而为朝气勃勃、心情舒畅。我决心抛弃在政治上甘心居于中间这种既无出息而又危险的打算，坚决抛弃粉红色的道路，端正立场，加强政治学习，向又红又专的光明大道跃进。
+
+　　 来源： 《拔白旗、插红旗： 北京各高校双反运动大字报选》，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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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无灭资，向党交心
+
+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冯友兰>
+
+　　经过反右斗争，我确切认识到大多数的旧知识分子(当然包括我在内)，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虽然得到党的信任，拿着人民的工资，在大学里工作，可是，我们的立场是资产阶级立场，我们的本领基本上还是以前的那老一套。我们还是领导学生“专”而不红，走资产阶级的路。我们说是拥护共产党，实际上是跟党两条心。这些思想不一定是自觉的，可是事实上是如此。就我个人说，我的这种思想情况表现在以下的各方面：
+
+　　(1)我们小组讨论“民主是目的或是手段”的时候，我坚持民主是目的，最后让步为民主是目的也是手段。我在当时所了解的民主，是抽象的民主，不是与某一阶级专政相对的民主。根据这种抽象的了解，凡是被专政的阶级都可以利用民主的名义，反抗专政的阶级。这样，残余的地主阶级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都可以利用民主的名义，反党反社会主义。事实上右派分子就是这样作的。
+
+　　(2)我对于民主是这样的了解。在鸣放期间，在我们教研室里张岱年发了一整套的反动言论。其他成员也有不妥当的言论。我不随声附和，但是也不辩驳，认为也都是一种意见吧。既然讲民主，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这就是利用民主之名，纵容别人反党反社会主义。
+
+　　(3)在鸣放期间，我说院系调整时系领导不让老教师参加辩证唯物主义教研室是党的宗派主义，又说人民大学设哲学系是党的宗派主义。其实我们大多数的老教师一直到现在，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人，压根不能在精神实质上了解马克思主义，当然也不适宜于担任讲授马克思主义的课程。人民大学成立以来，培养了许多哲学方面的人才，为什么不能设哲学系?说这是宗派主义，是对于党的诬蔑。
+
+　　(4)在去年暑假期间，我在校务委员会上和系务会议上，发表了几次言论，主张“四门大开”，社会上的人可以随便来听课。课也可以开的“五花八门”，任人选择。我说这是“五四”的传统，在“五四”时期，北大是这样的。这样作有利于新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当时是有进步作用的，现在这样提是有利于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有害的。
+
+　　(6)我错误地了解“百家争鸣”的政策。口头虽也说是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事实上是想把马克思主义也算为百家之一。用客观主义的态度，看他们“争鸣”，忘记了自己应该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向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斗争，争取胜利。
+
+　　(6)在去年一月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里，我除了发表一系列的修正主义的言论外，并在组织方面力争把会开放，来者不拒。那时我才从瑞士回来，看见他们的讨论会是这样作的。其实他们的这些讨论会，是带有宣传的性质，并不真想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的讨论会，是真想解决一些问题，参加人数，须有限制。我当时怀疑中宣部怕有不正确的言论流传，所以限制人数。其实当时开会情况，各报登载，会后又印行讨论集，并没有限制。在整风时期，学校的干部会议上，我就这件事情说中宣部对于百家争鸣的政策了解不够。其实中宣部正是掌握这个政策的，说中宣部了解不够，难道还要自己单独有个了解吗?这是对于中宣部的诬蔑。
+
+　　(7)在鸣放期间，我有一个思想，认为我是既不左，也不右，作一个中间派就够了。其实，这种态度实际上就是袒护右派的态度。在反右斗争开始的时候，我还继续保持这种态度。对于反右斗争很不积极，后来觉悟提高了一些，对于这种态度，也改正了一些；但是，不但同积极分子比较起来差的很远，就是同一般的同志们比较起来，也还是落后。
+
+　　(8)关于红与专的问题，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近来大字报所揭发的关于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问题，和科学院哲学所所揭发的关于中国史组的问题，归结起来，都是两条路线的问题。我领导教研室和学生走“专”而不红的路，就是走资产阶级的路，这正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可是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没有“务”可“服”了。如不是又红又专，就不能为无产阶级服务，那就是废品。
+
+　　从这八点看起来，我确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我们教研室的屡次会里，朱先生认为他已经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邓、黄两位同志都觉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字有些讨厌，不愿意承认这个名字。讨厌是讨厌，可是还是承认的好，承认了就知道自己确实是什么，就可以坚决地向它作斗争。
+
+　　从去年反右斗争开始以来，我们是处在一个政治上思想上大革命的高潮中。这一点我越来越认识的清楚。我们的社会，是决定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是无可怀疑的了。至于我们个人，是走在前面，推动社会，加速前进，作一个促进派，或者守着资产阶级立场，打算作一个资产阶级的遗老，成为使社会进步的一个绊脚石，成为一个促退派，这就看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这次革命高潮中，彻底自我改造了。
+
+　　党发动革命运动，正是给我们每个人的自我改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我们万不可以失掉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我决心不放过这个机会，要彻底的破资产阶级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
+
+　　我要自我改造，首先要批判我的哲学思想。我校哲学系的同学给我画了一张漫画，在这幅画里，我面向着马克思主义的红色大路举步前进，可是背后有个唯心主义的幽灵扯着我的衣服，叫我不能前进。
+
+　　这幅漫画确切表达出我现在的情况，我有一个资产阶级哲学体系，自号为“新理学”。在解放以后，虽然也作过一二次批判，但仅初步地指出它在政治上的反动性，并没有从哲学理论上加以分析和驳斥；仅只初步地指出它的阶级根源，并没有指出它的认识论的根源。
+
+　　这个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基本上是原封不动的存在我的心中。我自己的解释是：我以后不搞哲学了。我不谈哲学问题，我只搞哲学史，这是另外一种工作，以前的哲学思想可以置之不理。这是不可能的。人的思想是一个整个的。所谓以前的哲学思想既然还没有彻底批判，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它的政治上的反动性和理论上的错误，那么它实际上还是我的世界观，我对于问题的看法必然都还受它支配。这不仅是我以前的哲学思想，而且还是我现在的哲学思想，所不同的就是以前是公开的，现在是隐蔽的，隐蔽于马克思主义的辞句之下。
+
+　　这种思想情况在去年一月间召开的中国哲学史讨论会上就完全暴露出来了。我的哲学思想以修正主义的姿态出现在那个会里，起了很坏的影响。在这一次思想大革命运动中，我决心作哲学思想方面的自我批判，作为我的自我改造的一个重点。反右斗争给我创造了批判我的哲学思想的有利条件。我的哲学思想的认识论的根源是片面地夸大抽象和具体的分别、一般和特殊的分别。关于中国哲学继承问题，我还是犯了这样的错误。在鸣放期间，我对于自由和民主只能作抽象的了解，也正是由于这样的错误。在反右斗争中，我逐渐认识到右派分子怎样利用抽象的民主和自由作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我逐渐认识到抽象和具体是怎样不可分割的，分割了又有怎样的危害性。这样，我就逐渐认识到我的哲学思想的根本错误，以及有这种错误的危害性。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我相信我能对我的哲学思想作彻底的批判。当然还需要诸位同志的帮助。
+
+　　我们教研室决定改变过去厚古薄今的局面，我们要把中国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作为一个重点。现在就准备这方面的课程，暑假后开始讲授，我一定积极地参加这个战斗。
+
+　　 来源： 《拔白旗、插红旗： 北京各高校双反运动大字报选》，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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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9 @@
+# 要快快地红起来
+
+　　<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杨维仪>
+
+　　我常说：“不能要求人人做英雄”，我意思是说：做人有两条线，在第一条线下面是不及格，也就是坏人，上面就可以算好人；至于第二条线上面，那是英雄了，谁愿意上去，当然非常好，但我们不能要求人人达到第二条线。
+
+　　我就是不要求自己当英雄，尤其是在政治上，觉得反正当不了。因为自己出身剥削家庭，又中了很深的法国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毒，解放的时候已经不是青年，种种关系，反正是很难改造的。同时又认为有把握不会当反革命，心想这样不也够了吗?我只要勤勤恳恳工作也就对得住人民了。
+
+　　尽管我们天天喊教书也是教人，我心里总想学生年青，当然比我进步，尤其他们中有些党团员，在政治上只有我向他们学习，而不是他们向我学习。他们也一定明白这一点。我所要注意的只是防止向他们灌输资产阶级思想，而我认为我现在教语言，这一点不难办到。我听说有一位先生，工作非常负责，学生很敬爱他，甚至以为他一定是党员，我觉得一个教员若想在学生的思想上起什么教育作用，那就应该象这位教师这样，以自己活生生的例子来告诉学生应该如何为人民服务，总之我觉得只要把书教好，我就尽了责了。至于红不红，那只是我个人的事，与学生没多大关系。
+
+　　我要不要红呢?那就牵涉到人生观的问题。我觉得人生在世，就是为了幸福，心里快活，就是幸福。我追求着每分钟的快乐，不愿斗争，有时也感到追求到的只是一些表面的东西，认为那些有一种信仰，为信仰而生活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人。我很羡慕党员，羡慕他们有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种信仰。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就是每人吃得好，穿得好点等等，当然很好，这也没什么了不起。我甚至嫌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太快了，因为我常听到周围的人说业务工作忙，尤其是我的爱人血压高，我亲眼看到她的确工作得很累，因此我有时会想：到底是社会主义为人，还是人为社会主义?其实我这句话应该解释作：到底是社会主义为我还是我为社会主义；我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给我带来的好处还不如给劳动人民带来的大。因此我感觉社会主义不是为我，我没想到使几亿人的生活提高到我这样水平就是了不起的事。这样简单的事，我却可以说在昨天才明白过来。
+
+　　我也想红，但只肯不费力，慢慢地红。我反对任何思想改造运动，认为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但每次运动我也惊一下，也下决心要改造自己，但目的是消极的。如反右斗争时，看到一些右派言论就是我的看法，或是我说过的话，我大吃一惊，我害怕过有一天会不会被认为是右派。因此下定决心好好改造，同时少说话，以免成右派。
+
+　　这次双反运动开始，我认为自己问题不大，不过是点人生观问题，不过是有点个人主义，是人谁不个人主义呢?上星期下午我抱着为了对同学全面负责需要了解同学的心理去参加了团员跃进大会，出乎我意料之外地受到了教育，被青年人热情激动了。但最初的反应只是一种悲观情绪，觉得自己被远远地抛在时代后面了。我以前向来不肯承认自己自私，我总以为我的那一点自私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必定有的自私。今天我认识到自己实在不配称作一个好人，我特别体会到了“建设社会主义”这几个字包含着什么内容。
+
+　　我这次又下了决心。但目的不是消极的了，我要红起来，快快地而不是慢慢地红起来。
+
+　　 来源： 《拔白旗、插红旗： 北京各高校双反运动大字报选》，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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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9 @@
+# 一个成年人的回顾和自白
+
+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所长　汤佩松>
+
+　　在我一生的科学工作中，我是有一定的“干劲”，但是由于这些干劲用得不当路，因此也造成了许多损失和痛苦。我向同志们在这方面交心，也使同志们了解我。
+
+　　我对科学(植生，及其有关的科学、文学、“哲学”)有热爱。因此干劲大。为什么有这个热爱?
+
+　　1．在大学时，读了许多名人传记(如 Pasteur，Einstein Lister等)，使我感到他们有理想，尤其是 Pasteur的为人类造福的精神。举他为例，他的这句话曾是，目前也仍是我的干劲的来源之一。
+
+　　“我请你们对这些神圣的场所——实验室——关怀和热爱(Take interest)，因为它们是人们为人类造福的场所。在这里，我们埋头苦干，将人类从疾病贫困中解放出来。”——大意如此(原文待找)。这是我动力之一。
+
+　　2．我看了 Warburg的呼吸作用、Respiratory Enzymes的吸收光谱工作(1930左右)以及Loew的简洁(Elegant)不到三页的诺贝尔奖金论文，认为科学工作的美(Beauty)是和任何一篇伟大的诗歌一样(如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特别是后面一段加上Schiller的The ode to joy)的。科学的美的动人心弦，是我的动力之二。
+
+　　3．我从18岁起，一直在想我从何处来，到何处去——Omar Kayam的Phylight曾短期回答我这个问题(从尘土中来，到尘土中去)，但22岁后就抛弃了。认为只有哲学方解决问题。但上了一个时间的大学，方知哲学是空的(旧哲学)，因此提出自己的任务：“从科学中研究哲学”。这是我对科学热爱的动力之三。
+
+　　4．我羡慕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我一直认为中国没有一个诺贝尔人，认为应当每个中国科学家都应以此为目标，争得几个。我也在此努力(曾鼓励娄成后)。我曾以我会过多少诺贝尔科学家而“过瘾”(Warburg、Meyerhof，……)。当去年杨、李二人得了诺贝尔奖金时，我心中的愉快，和我自己得到了一个奖金一样！“为国争光”这是我的动力之四。同样的，当我们的适应酸被认为是“植物中若光说”(Pollock，在将出版的Sumner and Myrbock的The Enzymes第二版)时，我(不正确的)私下和吴相钰说：“这也算是一个微乎其微的小卫星。”
+
+　　6．自从1983回国以来，25年来一心一意想在中国成立一“家”——细胞生理、普通生理或植物生理。我的理想是“War-burg School(学派)”、London School、Cambridge School、Hundegardh School、Hemberg School，……等等。建立起一个世界承认的有独到成就的学术中心，这是我干劲动力之五。
+
+　　由于以上的原因，我对许多同志不能了解，由于许多同志没有(或没有说出“好”的方面)这些动力，你们对我的动力也不易了解。
+
+　　在大字报中我看到年青人的苦闷。似乎你们一直是在“红”、“专”两个对抗力量中被拖拉。欲红则不能专，欲专则不能红(具体的在时间上是如此)。而其所以要“专”，是为了(1)与人争一口气；(2)专是为红服务。未必除了这些，就没有一点儿(也是个人主义)的理想吧?也许你们不肯说。为什么有这个顾虑?说出来(和我一样)，然后大家批判。
+
+　　最后关于红的指标问题。我这里只指出一点：我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动力(个人主观愿望)是不可缺的，只要一切以“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为决定原则。比方说，我要走社会主义。我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
+
+　　我是可以不走的：(1)维持落后(只要无反动行动)，五年后可退休。(2) 可以到美国去找个工作。但是我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末路，当然我在那里也无前途(这是个人打算)，同时，我认为社会主义有前途，我感到共产党将中国搞好了，将来也好。我有这个感觉：“破碎山河成锦绣，从今民族放光芒”(这是我自己作的半首“诗”)。从此可以看得出，我要走社会主义也是由个人主义出发。就是中国好了，我生活也好。中国强了，我也光荣。所以我见了一枝“出国”的钢笔或一包烟都要买!所以我看了出国的文工团的事迹就流泪。同时，我走社会主义，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之一是使每个人的生活更好”。当然每个人生活更好，我的生活也如此。再加上一个个人打算：我在“向自然开战”中，也能干一气!好容易有此机会。这是个人动力。甚至连这次我决心抛掉包袱的一个最大动力也是：我一直想作一个“革命”者。既然由于过去不敢革命，也不可能(因站在资产阶级)革别人的命(只能反革命)，至少这次可以在革自己的命中来满足自己的这个个人主观愿望。总之，个人动力、个人理想、个人愿望不应当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消除。它应当是推进社会主义的动力的一个重要来源。
+
+　　 来源： 《拔白旗、插红旗： 北京各高校双反运动大字报选》，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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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上海市委对右派分子杨延修的处理结论（杨延修）
+
+　　（杨延修，男，47岁，江苏人，1938年入党。原任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市政协委员，市工商联执委，10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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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主要反动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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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煽动放火，攻击肃反。对本人历史被审查一直心怀不满，大鸣大放期间，披着党组书记的合法外衣，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与右派分子相呼应，先后找对党不满分子七、八人个别谈话，“授意”鸣放，煽动右派向党进攻。否定肃反成绩，公开主张“肃反可以重新总结”。
+
+　　(二)大鸣大放期间，与右派分子里应外合，篡夺整风领导权，整风开始，杨个人擅自决定成立“学习委员会”，但当右派分子攻击学委会“长字辈太多”，“不代表民意”要求改组时，杨又积极赞成改组，支持右派“不要党支部代表参加”的叫嚣，致使右派在改组后的学委会内占了优势，使工商局的整风领导权一度掌握在右派手中。
+
+　　(三)歪曲污蔑党的方针、政策，主张发展资本主义。说“政治上不许争鸣是教条主义”，党对民主党派关系是“若即若离”，“从中央到地方焦点是有职无权”，对党要“打破迷信，组织平等”，“外行充内行笑话百出”，歪曲对资产阶级改造政策为“总认为资产阶级唯利是图，遇事总想斗”，“违法处理是小资产阶级疯狂性”，“五反不是大民主，不是阶级斗争”。又说“资本主义不仅要存在，且要发展”，“资本主义存在可唱对台戏”，“合营太多了，要退出一部分”，甚至主张“工商局要代表资产阶级讲话”。
+
+　　(四)丑化党员与积极分子，挑拨党群关系。右派分子攻击党群关系时，杨急起呼应。说：党员是“作威作福”，领导干部是“惯于搞运动，批评人，打击人”，象“偏听偏信的秦皇二世，专听赵高，指鹿为马”，“老资格只能做跑龙套，臭的应放到毛厕内”，“过去党员是整人的，现在应该给人整”。他还用“党群关系不协调，存在敬鬼神而远之”，“提拔上有宗派主义，党、团提拔多，重德轻才”，“人事部门多用权力，少用说服”，“政治思想工作教条化、公式化”等谬论挑拨党群联系。
+
+　　(五)实行“排挤左派，拉拢中间，团结右派”的组织路线。干部路线上蔑视工农干部“土包子”，对剥削阶级出身的很尝识。建党路线强调在留用人员、技术人员中发展。鸣放期间企图将党组组员、支部书记等骨干调走，而要右派分子协助全局工作。反右斗争开展后。又以“不能无所适从。造成人人自危”，“我们这里没有右派”等谎言来阻止反击右派。
+
+## 二、 斗争中的态度
+
+　　虽被迫承认了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右派分子，但思想上仍有抵触。
+
+## 三、 处理结论
+
+　　开除党籍，撤消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由10级降为14级)。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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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钢铁公司张寿荣的全套右派档案 （2）：干部档案正本（上）
+
+　　干部档案正本（上）目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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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号 材料名称 材料制成时间 份数 页数 材料取出时 间及原因   年 月 日     4 报告   5 9 1 1 √   4 思想检查 61 10 14 1 12 √   4 思想检查 61 4 26 1 11 √   4 思想检查 60 11   1 4 √   4 思想检查 60 9 23 1 6 √   4 思想检查 58     1 17 √   4 思想检查   7 13 1 3 √   4 思想检查   1 10 1 5 √   4 思想检查       1 15 √   4 思想检查       1 5 √   5 重点人员登记表       1 2 √   
+
+## 报告
+
+　　目前蓬勃开展的城市人民公社化的运动，全民性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广大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确实对每一个人都产生巨大影响。我深深感到形势逼人，必须以加倍的速度进步，否则就要大大落后于时代。
+
+　　4月份中，在我回厂后曾写过一个思想总结和一个报告。我思想上存在有不少问题不得解决：怎样做才能使自己进步快一些？在以往的劳动锻炼中还有那些缺点，今后如何克服？在轰轰烈烈地技术革命中怎样来很好的锻炼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怎样进行效果比较好一些？城市人民公社运动我能不能参加？我时时刻刻在考虑这些问题。我迫切希望党能给我指出努力方向，以便加速思想改造。
+
+　　现在5月份又过去将近三分之一。日子过得很快，形势发展很快。我自己的进步又是这样慢。思想上的压力确实很大。如果领导上有时间，我希望能抽一点时间，指出我以往的缺点，指出今后努力方向。当一个人看到周围形势发展迅速而自己置身于洪流之外时精神的痛苦，思想的负担确实是十分严重的。我热切盼望领导上能考虑我的要求。
+
+　　以上
+
+　　（铸铁机支部转呈）
+
+　　党委
+
+　　 张寿荣5月9日
+
+## 思想检查
+
+　　从今年1月份以来，我曾写过四次思想检查报告，向组织汇报思想情况。公司反右斗争已过去2年多了。2年来国内外形势有极大变化，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三件法宝的出现，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空前的速度发展，人们的精神面貌也起了极为深刻的变化。周围一切事物发展都很快，愈发使我感到形势逼人，迫切地要求进步。在国庆十一周年到来的时候，检查一下最近的思想情况向组织汇报，请领导上指出缺点和努力方向，以便加速思想改造。
+
+## 一
+
+　　从去年下半年下放铸铁机劳动到今年实际参加劳动时间共约6—7个月。从今年2月底起先后曾到湖北省冶金厅所属的汉阳钢铁厂、鄂城钢铁厂及黄石钢铁厂等处协助工作，总时间约为5、6个月。在汉阳钢铁厂主要是解决高炉结瘤问题，在鄂城钢铁厂主要是解决高炉正常生产及贯彻大风高温精料操作方针的问题，在黄石钢铁厂主要是解决高炉技术改造后提高产量质量的问题。我还去过别的工厂，但时间短。这一年多中间，参加体力劳动以及到小高炉协助工作，对我思想上帮助很大，在最近一个期间，对在技术工作中如何走群众路线的问题，技术工作政治挂帅的问题以及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问题有了一点体会，现汇报如下。
+
+　　以前我把技术工作看得非常单纯，认为技术是科学，是一成不变的，在技术工作上谈不到思想问题，谈不到政治挂帅。我认为技术人员政治挂帅只是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只要技术人员能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就算是政治挂帅，至于技术问题毕竟是技术问题，是一成不变的。通过这一段工作，我才认识到技术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技术路线问题，没有正确的技术路线技术工作就搞不好。在高炉操作上就有两种不同的技术路线：一是大风高温精料的路线，一是小风低温粗料的路线。前者是多、快、好、省的技术路线，后者是少慢差费的技术路线。技术路线问题也就是技术思想问题，而决定技术思想的要看是否政治挂帅。政治挂帅才能有符合总路线精神的技术思想，才能走正确的技术路线。如果技术人员政治挂帅，技术就会发挥促进生产的作用。如果技术人员政治不挂帅相反要成为推行新技术路线的绊脚石。无论是在鄂城或是在黄石，贯彻大风高温技术路线中都遇到这一类的问题，思想斗争非常尖锐。通过这一段工作，我对技术工作必须政治挂帅有了初步的认识。
+
+　　技术人员只有政治挂帅才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技术人员思想不解放，不独不能发挥作用反而要成为技术进步的绊脚石。只有政治挂帅技术人员才能贯彻党的政策方针，只有按党的方针办事技术人员才能高瞻远瞩，而不鼠目寸光，才能解放思想，从旧的技术圈子里解放出来，才能有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
+
+　　贯彻新的技术路线虽然是技术工作，但实际上首先是思想工作，必须使新的技术路线为群众所接受。高炉“精料大风高温”的技术路线是高炉技术革命群众运动经验的总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如何“到群众中去”则必须要做一番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首先要讲清形势、方针，要摸思想情况，和群众思想见面，和群众研究具体做法。这样大部分人思想上是会接受的。少数人思想上不通，经过鸣放辩论是可以解决的。这里面有尖锐的思想斗争。我现在体会到在贯彻精料大风高温技术路线中必须紧紧依靠党的领导，离开了党的领导就会迷失方向；必须发动群众，不发动群众，正确的技术路线也贯彻不下去。
+
+　　现在回想起在整风中放出的右派言论，愈想愈感觉错误的严重。
+
+　　我在整风中放出的错误言论首先是武钢建设成绩不是主要的，工程质量不好，是“蜂窝狗洞”，工程进度慢，高炉58年开工有问题。
+
+　　几年来武钢建设的成绩早已粉碎了我的谬论。拿高炉来说建设速度是一座比一座快，质量一座比一座好。为什么我在1957年整风中间有这种错误思想呢？主要是立场问题，我是站在武钢建设队伍之外的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对待武钢建设的成就。个人骄傲自大，以技术专家自居，看不起领导，看不起群众。站在这样的立场，看问题的方法只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在整风中对待工作中缺点的态度只能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所以我在整风中只谈缺点，不谈成绩，把武钢建设描绘得一塌糊涂，由此得出1958年高炉开工有问题的结论。
+
+　　我是从鞍钢调到武钢来的。我在鞍钢工作时，正在推行一长制，根本谈不到政治挂帅。那时在鞍钢干部中间比较普遍的有一种鞍钢老大的思想，认为鞍钢是全国第一，一切都好，加上我自己骄傲自满又很严重，鞍钢老大的思想尤其突出。调武钢时领导上提出来支援武钢。到武钢看到领导干部及建设队伍大多数都缺乏建设大型钢铁企业的经验，因此就认为建设武钢离开鞍钢调来的技术干部就搞不成。公司领导上对鞍钢调来的干部非常重视，领导的重视没有使我变得谦虚一点，反而使我更加骄傲。我的骄傲思想使我自己置身于建设队伍之外，以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对待武钢建设。对武钢只见缺点，不见成绩，而对鞍钢则是只见优点不见缺点，于是感觉到武钢处处落后。在工程质量上则只见到个别的狗洞，而说成似乎大部分工程质量成问题。站在武钢建设之外指手划脚吹毛求疵，对缺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外乎是表现自己的高明。这样搞来搞去，我自己对武钢建设也丧失了信心。如果我当时不是以老爷式的态度站在建设之外指手划脚，而是在建设队伍之中和大家一起劳动，如果我当时不骄傲自大以专家自居，而是以小学生的态度向群众学习和群众商量，那么我就不会得到“武钢建设成绩不是主要的”的结论，也就不会犯错误。
+
+　　在我当时思想上已经得出“武钢建设落后”的结论之后，就找“武钢落后”的原因。由于我的资产阶级立场和思想方法，加上旧鞍钢一长制影响极深，我把原因归到领导不懂技术，所以搞不好建设。我那时认为要办好企业用不着谈什么原则政策，只要具体的业务问题就够了。所以我说“李总经理原则是对的，就是不具体。”当时所谓具体就是要多谈业务，少谈政治。我在言论中不止一次的要求加强技术领导，而所谓加强技术领导就是要技术挂帅，要业务挂帅，不要政治挂帅。我当时虽没有说不要党领导建设，而是说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企业中具体工作要技术领导，要业务领导。党不领导业务不领导技术，政治领导岂不成了空白。实质上就是认为党不能领导建设，而要专家和内行领导工业建设，也就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
+　　我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思想在看了“武钢建设成就展览会”之后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到我为“生产准备展览会”写稿时达到了最高峰。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写出了高炉外传。在这篇文章里我攻击焦炉砼质量，攻击选矿，烧结和二号焦炉进度落后，散布58年高炉开工困难的悲观论调。我把一切缺点归咎于公司领导，骂方总是狗头医生，不懂装懂，攻击领导不解决问题。高炉外传是毒素很重的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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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生产准备处工作期间，提出了一些意见，当时的处长李仁不给解决，我就感觉到这样的处长不解决问题，有事直接找经理。工作情况有时汇报有时不汇报。我感觉这样的处长要不要都可以。我当时主张各厂筹备机构独立，当时在群众中影响极坏。我没有认识到处长是代表党来领导工作的，不服从处长的领导就是不服从党的领导。可见我组织观念当时薄弱到怎样的程度。我只看到李仁处长个人的缺点，把处长个人问题和党的领导混淆起来。我犯那样的错误是我狂妄自大及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表现的一方面。
+
+　　两年来的事实证明，只有党才能领导建设，领导科学技术。58年工农业大跃进和59、60年的持续跃进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大跃进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是总路线的胜利。这一切不能证明只有党才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吗？拿武钢来说，一高炉系统工程建设速度和质量可以算得上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二高炉的建设速度又跃进了一步。正在施工的三高炉比二高炉更跃进了一大步。武钢建设的成就是总路线在武钢的胜利。武钢总党委的领导是正确的，是坚决执行了党的政策的，很好的领导了武钢建设，决不是我以前所说的公司领导搞不好建设。时间愈久，更多的新成就愈加证明我以前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言论是极端荒谬。
+
+　　58年大办钢铁以来，我国钢产量连续跃进，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胜利，是大、中、小相结合，土洋并举的方针的胜利。这一方针并不是那一个专家或内行提出来的。高炉大风高温精料的技术路线是小高炉创造出的经验总结。这一路线是小高炉贯彻总路线的成就，是技术革命群众运动在高炉生产上的成就。中、小、土洋群创造出的先进经验有许多是以前不敢想的。这许多新成就大大丰富了科学理论。我在湖北省地方钢铁小洋群协助工作之后，看了许多新事物，思想上逐渐开朗，小洋群的革命精神给我很大鼓舞，我更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党才能领导工业，只有党才能领导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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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生产指标比较先进的小高炉，都是贯彻“大风高温精料”方针比较好的高炉。在贯彻这一技术路线中毫无例外地都有尖锐的思想斗争。“大风高温精料”技术路线的实现毫无例外的都是依靠了党的领导，发动了群众，通过鸣放辩论而达到的。“大风高温精料”技术路线是总路线在高炉生产上的具体体现。是否贯彻这一方针就是是否贯彻总路线。而只有贯彻这一技术路线高炉才能生产优质低耗。在这一阶段工作中，我体会到技术工作离开了正确的技术路线是不成的，而离开了党的领导政治不挂帅则不可能走正确的技术路线。我进一步体会到离开党的领导就不能多、快、好、省的办企业，只能少、慢、差、费。现在看起我以往“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论调是非常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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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不是以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对待武钢建设，而是置身于建设队伍之中，那么我就不会得到武钢建设落后的结论。即便整风中间右派分子夸大武钢建设的缺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也能辨别是非。如果不是一长制思想对我影响深，严重的脱离政治，严重的单纯技术观点，严重的技术至上论，我也不会认为企业中要技术挂帅，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也不会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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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纯技术观点发展而成为技术至上论，是把技术神秘化，以此作为条件拒绝党的领导，把技术当成发展个人主义的资本。知识分子自以为有技术，所谓技术主要是书本知识，而书本知识则是过去劳动人民生产实践的总结。技术本身并不神秘。大跃进以来特别是在技术革新及技术革命运动中，群众有多少创造和发明，丰富了科学技术理论！发明家革新家绝大部份是工人和农民。由此可见技术并不神秘，技术至上论不过是以技术神秘化来提高身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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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主义思想在工作上表现为本位主义。为本单位的利益，不惜损害整体利益。我在武钢后做的是炼铁厂的筹建工作。为了今后生产好一些，尽一切办法创造些有利条件。我那时想今后生产搞好了，在新技术上能有所成就，对我自己的名誉和技术成就会有很大好处，就比较容易实现我成为专家的理想。由于政治不挂帅，出发点不正确，提出来的要求有一些是过分的。当这些要求不能完全得到满足时我就对施工单位及设计部门产生了成见。在举办生产准备展览会时，我写出高炉外传主要攻击施工，又写出设计广告主要攻击设计院。我写这些文章一方面出于个人成见，带有泄愤成份，一方面企图造成一种舆论，以便公司领导采纳，我多次提出加强技术领导的必要性。我甚至幻想过从鞍钢调一位副经理来，那么我的技术建议就可以得到充分的重视。这样我的思想就走到了反党的道路上去了。
+
+　　对施工及设计部门要求为生产创造必要的条件是正当的。但由于当时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个人主义，表现为本位主义及严重的技术上保守墨守成规，所以有一部分要求是过苛的。现在看起来技术人员政治不挂帅，对新生事物就会冷淡或者处在反对立场，而成为技术上的保守主义者。我近来愈来愈感觉到技术人员政治不挂帅就会成为新技术发展的障碍。以往在设计问题上我确实充当过这样的角色。
+
+　　现在看来我在整风期间所犯的错误是有一脉相通的。那就是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资产阶级的立场使我对武钢建设采取了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站在群众之上指手划脚、评头论足。资产阶级的观点方法加上严重的骄傲自满，使我只看到武钢建设中的某些缺点，并把个别缺点代表了整体，从而否定了武钢建设的成绩。由于资产阶级的观点、方法和严重的一长制影响，使我把一切归咎于领导干部不懂技术，因而得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结论。我现在认识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未改造好，个人主义未克服，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一定会犯错误，即使在反右派斗争中侥幸过了关，在以后的运动中一定过不了关。资产阶级的立场就有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思想方法，而这一些与社会主义革命是不能相容的，犯错误是必然的。由于我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所以在思想方法上表现为形而上学，主观主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工作方法上表现为一长制，业务挂帅，不走群众路线，在政治上表现为不问政治，不依靠党，失去政治嗅觉，红白不分，只要专不要红，在作风上表现为骄傲自满狂妄自大，老子天下第一，把个人和集体对立，把个人放在集体之上，脱离了党的领导，走上反党的道路。这是我堕入右派的根本原因。
+
+## 二
+
+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出现带来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飞跃发展，两年来政治运动提高人们的政治觉悟，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在迅速改变。这一切对我鼓舞很大，教育很大，同时愈来愈感到形势逼人，周围都在进步而我却堕为右派，感觉到必需加速思想改造，尽快摘下右派帽子。最近一年来党为了使我改造好，决定我下放劳动，以及到小高炉协助工作。我自己感觉到思想上有一些收获，现汇报如下：
+
+　　以前大家说我知识份子架子严重，如何放下架子始终未解决。反右之后，党对我十分宽大，仍然负责生产工作，但在那一段工作中，放下架子的问题也没有解决。我现在体会到只有通过下放劳动才能放下架子。
+
+　　知识份子有架子不外是几个思想作怪。第一，以为自己有知识高人一等；第二，以为自己作用大；第三，轻视体力劳动，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不通过下放劳动这些思想不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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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3、4月份，我曾在炉前劳动一个月，大家认为我劳动不错，能放下架子，现在看来那是为劳动而劳动，思想问题未解决，架子没有放下来。我下放铸铁机劳动之后特别是到东西湖义务劳动之后，我才在思想上有所转变。在劳动中感到处处不如别人，劳动方面我是没有知识的，自己没有什么可以自认比别人高一等的地方，体力劳动不是原来看的那么简单，特别是在克服困难，不怕艰苦方面，我比工人同志们差得多。回想起以前自己放不下架子是十分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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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通过劳动才能放下架子，只有放下架子才能树立群众观点，放不下架子，只能站在群众之上，指手划脚；放下架子，才能参加到群众之中。只有自己站在群众之中才谈得上树立群众观点。只有自己感觉到是群众中的一员，才能和群众同呼吸共感情，有事同商量，才能走群众路线。如果自己感觉到高于群众一等，就感觉到不能和群众四同，遇事不必和群众商量，只要自己决定大家干就算了。只有自己感觉到是群众中的一员，遇事才有迫切感到和群众商量是走群众路线的必要。我以前群众路线的问题解决不了，根本原因是架子没有放下来。通过下放劳动我才有初步认识。
+
+　　在整风中间有人说我技术上保守，思想不解放。我接受了意见可是对如何解放思想根本搞不通。到小高炉协助工作之后，看到一些新事物，小高炉大胆吹风的革命精神和高利用系数的事实给我很大教育。所谓保守就是跳不出旧的技术圈子，思想解放就是要跳出旧的技术圈子，敢于做前人所未做过的事。我初步地找到我以往思想不解放技术保守的原因。
+
+　　小高炉轰轰烈烈的技术革命技术革新运动给我极大教育。小高炉技术上的重大成就是党的总路线，工业企业大搞群众运动的胜利。精料大风高温方针是这一群众运动的总结。我认识到了只有党才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威力无穷，群众运动伟大。
+
+　　反马钢宪法时我曾在鄂城听过一次鞍钢反马钢宪法的传达，使我受教育很大。在反一长制时我初步的认识到我长期思想未改造好与一长制有很大关系。在听了反马钢宪法的报告之后我初步的认识到马钢宪法及一长制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企业管理方法上的反映，我以往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政治挂帅，在工作中不依靠群众，在技术上保守不正是马钢宪法的具体表现吗？我反复考虑，我感觉到解放十年来我的思想未改造好，在鞍钢时的工作情况，个人主义的发展，以及在整风中犯错误是一脉相通的，那就是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我也认识到犯错误的必然性。我更加迫切地感觉到要很快的改造思想转变立场。
+
+　　在冶金厅各厂工作中许多事实使我受到很深刻的教育。在鄂城工作期间，当时一部分老的技术干部反对大风高温精料的方针。如何使这一方针为群众所接受是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在厂党委及车间总支的领导下展开了辩论，辩论使大部分人思想通了，以后又通过种试验田，逐步地为正常生产准备了条件，在新技术方针贯彻之后高炉产量比以前提高一倍以上。在黄石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以前我不走群众路线，在这几个月中才初步懂得怎样才是在技术工作中走群众路线。
+
+　　在贯彻一个新技术方针时总有尖锐的思想斗争。我以往把技术工作简单化。认为技术是科学，没有思想工作，实际不然，思想问题很多。我在工作中体会到技术人员政治不挂帅，思想就不解放，就不能接受新事物，而在贯彻新技术路线中不注意思想工作，不在思想上解决问题，新技术方针根本贯彻不下去。技术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思想问题。而解决思想问题则只有依靠党的领导，只有政治挂帅，只有做群众工作。这一工作搞好了生产就会上升，否则就会下降。我以往工作未做好主要是政治不挂帅，思想不解放，没有走群众路线。
+
+## 三
+
+　　一年来的劳动我收获很大，与1958年到1959年我下放劳动前的一年相比，我自己感觉我思想提高不少。我想，如果我能早一些下放劳动，进步一定会快会早，可能我早已摘下了右派帽子。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思想改造不通过劳动实践和生产实践不能取得显著效果。我完全拥护省、市委关于干部四同、三化、四包、四知的决定，十分希望能够继续下放参加劳动直到思想改造好摘下右派帽子为止。一年来我劳动还很差，特别是在三结合方面，做得很差。我打算在今后的劳动中克服以往的缺点，使我自己改造成为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
+
+　　努力学习政治，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时事是我思想改造的一重要方面。过去一段时期我曾学习了矛盾论，实践论，今后我要更深入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学习方法上我要改变以往的学习方法，要联系实际，联系我的思想，那对我思想改造会有很大帮助。
+
+　　今后我要积极参加政治运动，通过政治运动锻炼改造自己。在57年以前每次政治运动虽然我许参加了，但总以为自己没有问题，很容易地过了关，没有通过运动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这是我长期思想改造不好的原因。今后我要彻底转变，积极参加政治运动。
+
+　　以上是我思想情况的汇报，请领导指出缺点和今后努力方向。
+
+　　 张寿荣10月14日
+
+## 思想检查
+
+　　今年1月17日，我到东西湖筑路大队参加劳动，2月14日回厂，回厂后仍到铸铁机参加劳动。2月22日厂党委调我参加三高炉设计审核小组。三高炉设计审查是突击工作。在初步审核将要结束时，厂领导派我去汉阳钢铁厂协助解决高炉制料事故。汉阳钢铁厂高炉的问题直到3月22日才结束。3月20日接到湖北省冶金厅通知，要我去湖北钢厂协助工作，3月23日由汉阳钢铁厂回来，请示周厂长，周厂长要我马上去湖北钢厂，当日我就去了。在湖北钢厂工作到4月10日。冶金厅张厅长要我回来参加4月12日的小高炉技术改造会议。会议开了2天。4月15日我回厂。
+
+　　从东西湖劳动回来，我开始写思想总结，总结只写了一部分就参加设计审查工作。设计审查是突击性的，写总结只好拖一下。设计审查工作尚未结束，我又去处理高炉事故。处理事故常常是日以继夜，很少时间来写思想总结。这样一来就拖了近两个月。现在我已回厂，仍到铸铁机劳动。在劳动之余我将一季度内思想作一初步检查，向领导汇报，请领导上给予帮助，指出努力方向，以便加速思想改造。
+
+## 一
+
+　　1月16日支部通知我17日去东湖劳动。劳动内容如何支部也不了解。17日上午集会时我才知道是到东西湖筑路大队劳动。参加劳动的人绝大部分是干部，一小部分是工人。其中党团员很多。当我了解情况之后，感觉到领导上派我参加支援农业的义务劳动对我一个右派分子来说是极大的信任，对我来说这又是极重要的改造思想的机会。我当时想，一定要在劳动中尽力而为，通过劳动很好的锻炼自己，改造思想，使自己能有显著的进步，以便早日回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
+
+　　农村生活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参加筑路劳动在我也是第一次。虽然我曾在高炉和铸铁劳动了几个月，但其性质与这次劳动有很大差别。由于在到农场前我下定决心，克服艰苦的生活环境，锻炼自己，所以到农场后，虽然看到生活条件较差，住的是地铺，但我心情是愉快的。参加劳动之后，虽然我以往没有长时间的挑土挖土，肩腰腿都痛，我仍在尽力坚持。分队里的同志对我有照顾，装得少一些，我常常一天坚持挑土10小时。衣服被汗湿透了，肩压肿了，下雨天滑倒了，我仍在坚持挑。我当时想，通过这次劳动，使我由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变成会劳动，破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把知识分子的架子彻底放下来，做到知识分子工农化，对我来说是莫大的收获。因此，我心情是愉快的，情绪很高，干劲很足，逐渐地我也学会了劳动，可以和大家一样的满担土挑一天。
+
+　　春节前天气骤变寒冷，并且下了大雪。住的房子不严漏雪，衣和被都湿了。我事先准备不充分，衣服带少了，腿受了寒，多年不发的风湿痛发了，两膝关节痛，走路困难。开始我还在坚持挑土，后来因为下坡时痛得太利害，站不住要摔倒，就停止了挑土。这时离春节放假只有2天，为了在春节前突击完成任务，每天都夜战。当时对我确实有困难。我想，春节假期就要到了，春节前无论如何总要坚持下来，春节期间好好地治一治腿，春节之后猛干一场。在这两天内我活干得少。挑不了只好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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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期间几乎全部时间都是休息和治病，但腿不见好转。春节假期后回东西湖劳动以前我思想上起了斗争。根据病情应当休息。但我在这次劳动中只参加了一半，如果休息等于功亏一篑，前功尽弃，对我思想改造是很大的损失。如果去参加劳动，则由于腿痛，很难劳动得好。我思想上动摇了一番。最后思想斗争的结果我决定仍去参加劳动。虽然不能多装快挑，总比休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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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后参加劳动，由于腿痛，连走路都困难。上工时走在人前到在人后，挑不了担子，装起来也很吃力。这时我情绪非常不好。找筑路大队的大夫治，吃药不见效。我思想上负担很重，希望劳动快快结束，希望日子快些过去。所以这一阶段表现得很不好。2月4日，分队开会对我进行了帮助，5日评先进工作者，旃德寿的先进事迹对我鼓舞教育很大。我想现在生活是比较艰苦一些，但比当年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时总要好多了。腿虽然痛，但比负伤的战士总要好得多。别的人有病可以坚持不下火线，我也应当向他们学习。应当战胜这许多困难。此后，我尽全力劳动，腿痛的利害，鼻子流血仍在坚持劳动。筑路大队的医生给我找来专治风湿痛的药。我藉药的帮助坚持劳动。2月7日上夜班挖沉淀池，我克服腿痛的困难去挑土，挑土坚持4个小时，后来因为腿痛利害连续摔倒而停止。2月8日队部领导决定劳动延长5天到2月14日结束。我当时心里很高兴，我想在春节前刚参加劳动时我劳动得还可以，春节前后，由于腿痛，自己克服困难的毅力不够，劳动得不好。延长5天正好弥补一下中间一段的不足。非常不巧，2月8日的晚上我接到家里的电报说孩子病重，住了医院，要我快回家。打电话也打不通。当时我焦急万分。如果请假回家，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如果不管确实放心不下。最后我想，这对我又是一次考验，孩子的病先不去管，医院里的医生会想办法的，专心好好劳动是主要的。在最后5天的劳动中，我克服了困难，尽全力劳动，表现比较好。在最后一阶段亲眼看到东西湖的面貌改变很快，一条条的公路修起来了，在荒山上栽起了千万株树，数百个猪舍和鸡棚。我想在东西湖面貌的改变中间也有我一份劳动，对我是一种极大的鼓舞，这也使我坚定了克服困难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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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湖劳动时间虽不长，而且中间一段劳动不好，但收获仍然很大。首先使我初步的学会了挑土和挖土。我虽在高炉和铸铁劳动过几个月，但用肩挑得很少，可以说是肩不能挑，通过这次劳动，我学会了挑土，学会了比较长时间的参加体力劳动。第二，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劳动的伟大。东西湖农场经过义务劳动大军辛勤劳动了20余天，彻底改变了面貌。看到修好的公路，建好的鸡舍，想到其中也有自己一份劳动时心情也无限愉快。感觉到劳动实在伟大，劳动创造了一切。与此同时，也使我思想上认识到必须珍惜劳动。劳动创造的财富是宝贵的，必须珍惜。回想以往在建设高炉中间，往往为生产保险而增加工作量，那时认为增加一点工作量算不了什么，对工人同志辛勤劳动的成果看得不是那么高贵。通过这次参加劳动使我真正地感觉到劳动可贵，以往那种对待建设工程的态度是错误的。珍惜与不珍惜劳动成果的问题实质上是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也就是多、快、好、省与少、慢、差、费的问题。第三，使我进一步认识清楚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的问题。劳动是伟大的，也就是说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无穷无尽的。反过来说也就是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以前骄傲自大，以为自己了不起，目空一切，其主要原因之一是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和作用，低估了集体的力量和作用。在这次劳动中我深深感到自己劳动力很差，到劳动结束前虽然基本上已会挑会装，但劳动效率比别人相差仍多，自己的能力是很低的。在劳动中间我常常想，劳动大队短短二十几天的劳动使东西湖农场面貌有很大改变，如果这些工作不是二千多人共同干而是交给一个人或几个人去干，恐怕不是二十几天完成而是要二十几年完成。我又想，如果不是义务劳动大队全体人员都发动起来，拿出了冲天干劲，这许多工作也不可能在廿几天内完成。在我思想上深深地认识到集体力量无穷，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无穷。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要能依靠群众，坚决走群众路线，就能做出前人从未做出的事业来。如果脱离群众，就会一事无成，在政治上犯严重的错误。可以说能不能走群众路线，以及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问题是判断无产阶级革命家与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试金石。第四，通过这次劳动使我更好地认清了自己。去年在高炉劳动过一个月，小组里的工人同志认为我劳动得还好，能吃苦，不怕困难。高炉开工以来，我在工作中一向认真负责，大家认为我工作上很坚苦，干劲很高。我自己也这样认识。在开始劳动时，我自以为虽然以前没有挑过土，但只要拿出干劲一定会劳动得好。开始几天确实是这样。但春节前腿病之后劳动就不好了。我以往在劳动中能吃苦，不怕困难，那时生活和劳动条件比较好。这次在东西湖劳动，条件差一些，身体受不起考验而病了。病后在克服身体上的困难的毅力不够。由此可见，自己在劳动锻炼上及思想改造上都做得很差，特别是克服艰苦的生活条件上能力不够。今后我除了加强劳动锻炼和思想改造以外还要加强身体锻炼，使我能适应困难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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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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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1日党委调我参加三高炉设计审查工作。我当时的想法是尽快的完成设计审查工作，早些回去参加劳动。因此我不分白天晚上，都在赶着干。在初步审查将要结束时，厂领导派我到汉阳钢厂协助工作。当时我看到抢救事故事大，即将审核设计的工作放下去处理高炉事故。开始要做的是将高炉由恶性整料中解救起来。在整料解决之后，我希望尽快的炸瘤，以便早日回厂劳动。但武汉市在炸瘤问题上犹豫不决，使我内心十分急躁。我想在汉阳处理事故，一拖半个月，劳动也参加不了，日夜忙，政治学习也搞不了。这样拖下去对我自己的思想改造及摘掉帽子非常不利。汉阳的高炉总出问题，想回厂也回不去。好容易冶金局同意了炸瘤，炸瘤后生产还正常，我想这次可以回厂了。不料冶金厅又来电话要我去湖北钢厂。我当时没有同意，回厂请示周厂长。为什么我要找周厂长呢？因为我当时不想去湖北钢厂，想回厂参加劳动，好好地检查一下思想，写思想总结，以便争取早日摘下右派帽子来。周厂长让我马上去鄂城，我只好去了。到鄂城后，我很希望早些扭转生产局面，但鄂城问题复杂，问题牵连面广，不是单纯解决技术问题或者仅仅解决某几个问题就可以改变面貌的。冶金厅张厅长要湖北钢厂发动大辩论找生产不正常的原因，一方面从组织上和技术上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逐渐地情况有所好转。在高炉生产好转之后焦炭供应不上，结果三座高炉中一座被迫停炉，一座减风操作。这时我感觉到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做，请示了张厅长，就回厂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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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鄂城时接受了在汉阳的教训，带了几本杂志和毛泽东选集。在空闲时间看看，遇到不懂的地方请教一下冶金厅的林处长，感觉到学习很有好处。在鄂城时和在汉阳一样，都是急于结束工作回厂劳动。我也常常想我这种急躁情绪仍然是从个人的前途出发。党委派我出来协助工作，虽然工作地点不同，仍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是党的事业；应当全心全力搞好工作。想到这里思想上好像是有一点通了，但想到自己的问题时又急躁起来，看来思想上还没有真正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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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办钢铁之后，我没有接触过中、小型钢铁企业，没有接触过小高炉，对一年多以来我国钢铁工业中“小洋群”发展的情况是陌生的。这次我到汉阳和湖北钢厂协助工作，虽然这两个厂的生产情况是比较差的，但我也看到了一些以前所想不到的事情，听到一些以前不会相信的消息，确实使我开了开眼界，开了开脑筋，回想以前在厂内对外面的变化不了解，如同井底之蛙，思想不解放。以前总认为大高炉生产指标提高有限度。我现在感觉到我们大高炉的生产能力远未解放出来，高炉增产大有可为。“小洋群”有许多事情是我以前想不到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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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立方米小高炉最高利用系数达到15，平均利用系数达到7。炉料在炉内停留只一个多小时就变成了铁水。这简直是以前不敢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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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旗二号焦炉最高日产量达到80吨以上，煤在炉内结焦时间还不够6小时。这也是以前想像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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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小转炉炼出了矽钢。也是以往想像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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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洋群在一年多的发展过程中显示了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小洋群不仅证明了它是我国钢铁生产上的一支主力军，同时证明了它是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先锋。小洋群的实践推翻了许多已经被认为是定论的理论，提出了新的技术问题，创造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奇迹。在不久的将来，小洋群的技术革命将要大大推动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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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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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高炉协助工作1个月，看到听到许多令人振奋的新事物，对我教育很大。我感受最深的是技术工作必须政治挂帅，否则便不能解放思想，便不能进行真正的技术革命。技术工作必须大搞群众运动，否则就只能少、慢、差、费。现在回想我在整风中所犯的错误，愈想感觉错误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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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整风中所犯的主要错误之一是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不能领导技术。58年以来大跃进的事实证明了我的思想错误，小洋群的蓬勃发展更加使我认识到以往的错误。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一整套并举的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建设上的具体体现。只有党才能领导建设，只有党才能领导技术，只有党才是真正的内行。昨天还是农民的人，还是对钢铁生产技术一窍不通的人，今天创造了奇迹。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如果不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已为群众所掌握，这些奇迹的出现是不可能的。科学技术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掌握科学和技术的人是有阶级性的，因此科学和技术可以为不同阶级和不同目的服务。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多、快、好、省和少、慢、差、费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永远存在的。离开了党的领导就只能走少、慢、差、费的道路。人的行动受思想的支配，政治不挂帅，技术就不能充分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甚至技术反而起反作用，成为保守思想和右倾情绪的工具，站在反对新生事物的方面。不少的技术人员在大跃进及技术革命运动中扮演了保守主义者的角色就是这个缘故。技术人员政治不挂帅，不仅技术不能发挥作用，反而成为技术进步中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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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不挂帅首先表现在看问题的方法不对路。把技术问题技术理论看成为不变的东西，拘泥于书本上的教条或是个别人思想的小圈子里解放不出来。在处理技术问题上总是从书本上或是以往的经验中间找办法找出路，不敢从书本上所没有的东西里找出路。迷信书本上的理论和个别人的经验，不敢越出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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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不挂帅表现在在技术问题上缺乏革命精神，不敢大胆怀疑前人的定论，不敢大胆革新，大胆试验，大胆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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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不挂帅表现在对待新生事物缺乏热情，不是积极的扶持新生事物成长，而是看到它的某些缺点便评头论足，议论是非。不给新生事物打气，只给新生事物泼冷水，以老爷式的态度对待技术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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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人员政治不挂帅的原因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未改变，没有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在技术革命运动中不是以一个参加者的姿态出现，而是以旁观者的姿态出现，所以不仅不能发挥作用，反而起反作用。
+
+　　回想我以前的技术至上论，单纯技术观点，只钻技术，不问政治，根本谈不到政治挂帅，结果是脱离党的领导，走到反党的泥坑里去。看到在这次技术革命中有的技术人员扮演了保守主义者。我更深一步体会到技术人员政治不挂帅就会一事无成，反而起绊脚石的作用。技术工作不能丝毫脱离党的领导，否则就会犯严重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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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洋群企业中许多创造奇迹的人是工人，有的还是新工人，绝大多数人文化水平是不高的。他们技术理论知识不多。正因为如此，加上他们政治挂帅，他们不会受教条的束缚，思想解放，敢想敢干，从而创造了奇迹。这样看来技术理论不高反而成了好事。但从另外一方面说，如果技术人员政治挂帅，思想解放，岂不是会做出更多的事情来。我愈想愈感觉技术工作必须政治挂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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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另一个体会是党在企业中大搞群众运动方针的正确。凡是生产好的厂都是群众运动比较深透的厂。几乎是成了一个规律，设备条件比较差，物资供应比较差的厂生产指标反而好，创造的经验也多。在这些厂里有一个特点，就是群众运动搞得透，群众干劲足。我体会到“愈穷愈革命”的道理十分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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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群众运动深透的厂里，无论什么事说干就干，见困难就设法克服，设备材料困难，就因陋就简，土法上马，8立方米高炉改造也是说了就干，干完了产量马上就上去。矿石筛分，焙烧也是说干就干，粒度非常均匀，筛得很净，比我们的矿石粒度要好得多，至于用的设备则是非常简易的半土半洋的机械化设备。看到这些事实，我确实感触很深。一方面钦佩人家的干劲，一方面感觉到群众力量的伟大。回想我以往骄傲自满，脱离群众把自己放到集体之上，错误是非常严重的。小洋群的辉煌成就是党的群众路线的胜利。如果不在企业中大搞群众运动，而是冷冷清清靠少数人办企业，工业大跃进是不能办到的，我国钢铁工业的飞跃发展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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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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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度中通过劳动及到中、小型厂协助工作，使我受到很深的教育，大跃进，祖国一日千里，人们的精神面貌改变很快，我深感形势逼人，必须很快进步。为加速我的思想改造，我今后要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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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继续认真的在劳动中锻炼自己。学习工人同志的高贵品质，培养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树立群众观点，学会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破资产阶级世界观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克服个人主义思想。以期脱骨换胎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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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积极参加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跳出个人家庭生活的圈子，参加到集体生活中去。在集体生活中更好的劳动和改造思想。
+
+　　三，学习马学礼的共产主义风格，在劳动中间和工人同志们一起大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提高设备利用率，减轻体力劳动，减少铁水消耗。学习小洋群不断革命的精神，解放思想，大胆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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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加强政治理论学习。除日常学习报纸和杂志外，有系统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要联系思想，联系实际。今后要分阶段的写出学习心得，以便不断提高思想水平。
+
+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必须紧紧地依靠党。只有依靠党才会使自己进步快。今后我要定期的总结思想，检查缺点，向党汇报。思想改造也要靠群众的监督与帮助，今后我要继续向小组的工人同志征求意见，要求他们帮助，作为思想改造的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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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寿荣  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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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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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去年整风运动大鸣大放期间，由于我思想认识不清，立场不稳，受了右派份子言论的影响，在思想上引起共鸣，也发表了一些右派言论，不自觉地成了右派分子的追随者。回想起来，使我十分痛心。在那个期间，由于错误思想的影响，对武钢的建设感到悲观，丧失了信心，给我工作上极大影响。反右斗争，组织和领导上的帮助使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如果不是党从政治上挽救了我，社会主义建设和武钢建设伟大成就鼓舞了我，使我从思想上逐渐转变过来，我一定要愈陷愈深，完全走到右派分子错误的道路。现在检查起来，我的错误言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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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片面的只看到缺点，夸大了缺点。好像“我们工作中缺点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例如对工程质量方面，看到了焦化，耐火的质量事故，就以为质量事故是普遍的。虽然也认为高炉工程的质量是优等的，但觉得优等的质量是少数的。当时生产准备处劳动纪律松懈，领导带头上班打扑克，工作松懈，就把这一个别现象认为是普遍现象，而没有看到大多数职工是在紧张的劳动着。公司在建设过程中有一些浪费现象，某些浪费的现象也相当严重。我只看到了浪费而没有看到浪费在整个建设中间究竟是次要的而成绩是基本的，肯定的。由于存在这些错误观点，所以我就认为：“就全国来说，成绩是主要的，但对各别的部门来说就不一定。”在这种错误论点的基础上，我就认为“武钢建设成绩是有，但缺点是主要的”。对公司的浪费现象说成是“公司的大少爷作风，花钱不问效果。”把个别单位劳动纪律松弛一般化，说成“办企业不像办企业的样子”。“不像搞建设的样子”。将公司个别工程质量事故一般化，说是“工程质量，大部分是狗洞”。
+
+　　我这些错误的论点符合了当时右派利用建设展览会攻击公司党的领导的需要。这些错误言论，有损于社会主义建设，对我自己来说，也使我丧失了信心。
+
+　　2.由于错误思想在支配着我，工作丧失了信心，产生了极端悲观情绪。我所写的“高炉外传”中集中地表现了这种情绪。我把当时存在着的高炉一马当先生产上的困难看成不能克服。好像高炉被困难逼得没有出路，只有痛哭流涕，结果是“哭得天昏地暗地动山摇”。在去年末，我说我对58年底高炉出铁“只有决心，没有信心”。这些论调不仅对自己有害，而且影响了别人。这种对武钢建设缺乏信心的表现正符合了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需要。
+
+　　3.因为自己是从鞍钢调来的，事事爱把武钢与鞍钢比。鞍钢的某些工程进度比武钢整风前的工程进度是快的。比较的结果是得到了“武钢落后论”。这种落后论使我悲观，更使我感到武钢建设缺点多。这种思想使我感觉到武钢公司领导不如鞍钢，感觉到公司领导的拖拉作风严重，领导不深入，不具体。尤其在建设展览会就工程质量问题向方总大肆攻击之后，我对方总印象很坏。在我写的“高炉外传”中就骂方总是“狗头医生”，“不懂装懂”，搞坏了工程质量。我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考虑到武钢新建的困难性，机械地比较，得到的结果不是设法超过鞍钢而是丧失信心，对领导不满。
+
+　　为什么我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呢？为什么政治嗅觉不敏感，立场不稳，在大风浪中迷失了方向？我检查起来主要的是解放几年来一直走着只专不红的道路，冷淡地对待思想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看问题片面，用机械唯物的观点来对待一切事物。政治热情低，只从业务上考虑问题，很少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这是根本原因。在去年公司第一次反右斗争中，强调工作忙，很少参加学习。虽然全国各地都经过了反右斗争，而自己和右派的界限还未划清。因此在整风鸣放期间，不辨鲜花毒草。思想未改造好的根本弱点使我对右派言论产生了共鸣，成了他们的近随者。不自觉地随声附和放出了毒草。
+
+　　回想起来，右派分子陈炳绪及其所发起的武钢建设展览会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在工程师室经常有些工作较多的接近了陈炳绪。关于工程质量监督工作中，他常常讲起耐火、焦化的工程质量如何坏，方总如何不重视质量。我对方总印象不好主要由那时起。关于焦化配煤缶的问题，他还说过苏联专家不重视质量。好在我几年来在党的教育下对苏联的看法还是正确的，没有相信他的话。在看了武钢建设展览会公开展览之后，我受他的影响达到了高峰。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公开的说“武钢缺点是主要的”，在生产准备处举办的展览会中，写了“高炉外传”，对计划进度上的缺点作了夸大。对设计的缺点也作了不公正的攻击。去年的生产准备工作展览会实际上受了以先锋社为首的右派份子所操纵，而我自己一无所知，被他们利用了。
+
+　　回想起自己的错误十分痛心。解放以来，党一直关怀着我，一直信任我。无论在鞍钢或武钢组织上都相信我，给我重要的工作岗位。武钢公司的领导和厂的领导对我更是十分信任，把建厂的重担在厂长回国前交给了我。我在整风中的错误辜负了组织对我的信任，对不起社会主义建设，对不起同志们对我的爱护。通过这次运动使我深切地体会到只专不红是一条绝路。如果不在政治上求得进步终归会走到反对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次公司开展反右斗争之后，我就考虑检查以往的错误，向组织交待，轻装上火线，参加反右斗争。谢厂长的谈话给我很大的启发。组织上这样关怀我，到现在还这样信任我，我深刻地体会到党的温暖，党的治病救人的精神。我十分惭愧，我觉得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全国人民。我现在把我的思想情况作一个检查。要求组织上进一步帮助我认识错误，改造思想。这次伟大的运动教育了我，我决心转变只专不红的道路。争取一切机会改造思想。我决心打破温情主义，积极投入反右派斗争，在运动中提高自己，争取自己成为左派。我要加倍努力工作，努力从政治上提高自己，以弥补我的错误，决不辜负党对我的爱护和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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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寿荣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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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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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右斗争已过去一年多了。通过反右运动使我受到十分深刻的教育。在党的宽大，关怀和教育下，一年中间给我为人民服务，带罪立功的机会，并在今年3、4月份中间使我能够参加体力劳动1个月。在党不断教育和同志们不断帮助下，思想认识逐步有所提高。今将一年来思想变化概括回顾一下，并初步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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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右斗争之后，我决心为人民带罪立功，全心全意搞好工作，听党的话，领导交给什么任务，就尽全力去完成。因此，一年来我一直是不讲条件，不分昼夜，只要有工作就做。一高炉开工以来，去年三、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我经常住在厂里，每逢高炉有问题，不分昼夜守在炉上。我想，自己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受到党的宽大处理，只有全力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付出全部力量才能报答党的关怀，只有这样做，才是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道路，拥护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具体表现。这是我的主导思想。我就本着这种想法工作了一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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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来大跃进的事实，给我十分深刻的教育，使我更加认识到在整风中所犯的错误。关于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绩是不是主要的问题，大跃进使我更深刻认识到以往的思想方法的错误。以前看到武钢施工质量中的某些缺点，就把部分代表了整体，而否定了武钢建设中的成就，丧失了信心。事实上，武钢一号高炉不仅实现了“十·一”开工的口号而是做到提前在9月13日开工，施工质量是优等的。大跃进以来，建设速度又加快了数倍，二高炉的施工期只用了144天。这样大规模高速度的建设在旧中国是不可能想像的。58年大跃进，钢、煤、粮、棉四大指标成倍的增长，不仅是旧中国不曾有过，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曾有过。大跃进的辉煌成就，使我深刻的体会到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才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为什么在整风运动中我把武钢建设看成成绩不是主要的呢。根本原因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分不清楚，把局部和个别的问题看成为全面的和整体的。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反右斗争和大跃进教育了我，使我初步地懂得看问题要分清主流和支流，表面现象和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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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下半年大办钢铁对我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以往我认为办工厂是一件复杂的事，必须由国家投资兴办。而去年大办钢铁却是数千万人民参加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我在去年也曾参加了两座小高炉开工。掌握高炉的是从未见过高炉的人们，但他们在最短期的掌握了炼铁技术。这一些奇迹般的事实是我想像不到的。大办钢铁使我才懂得为什么办企业要大搞群众运动，为什么要用两条腿走路。如果不是大搞群众运动而只是少数人来办钢铁，在一年内使钢铁厂在全国内星罗棋布钢铁生产能力成倍的增长是不可能的。
+
+　　去年下半年出现了人民公社。我对人民公社的理解只限于报纸和杂志上所写的，并没有深刻的认识。今年旱、涝灾害出现以来，使我体会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今年的旱灾是非常严重的。解放前，每逢天灾，无不是农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今年的灾情虽较以往严重，农民仍旧有吃有穿，全国粮食产量比58年还要增长百分之十。我体会到人民公社制度无穷的力量。
+
+　　大跃进的辉煌成就，使我深深的体会到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伟大。我体会到没有党的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高速发展的是不可能的，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建设事业前进的灯塔。
+
+　　整风运动中我犯的主要错误之一就是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办工业要技术挂帅而不是政治挂帅，认为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不能领导技术。实质上这就是否定了党的领导，否定了社会主义道路。反右斗争和一年来大跃进的事实教育了我。党不能领导技术由谁领导技术呢？不要党的领导还能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呢？事实胜于雄辩，只有党才能领导技术，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是党中央提出来的，并不是任何专家和内行提出来的。这一方针的贯彻对加速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起了多么巨大的作用。事实证明只有党才能领导技术。脱离了党的领导就要迷失方向。技术挂帅而不是政治挂帅就会迷失方向，最后走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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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跃进以来使我认识到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去年下半年批判一长制残余更使我感觉到必须要走群众路线。只是要走群众路线，怎样去走，并不了解。批判一长制之后我在许多问题上看大家的意见，按大家意见办事。这样群众有意见，说我不敢负责。以后吕书记指示我走群众路线分两方面，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个人的意见使群众接受也是走群众路线的一方面。虽经领导上再三帮助，我对走群众路线的认识仍然是不清楚的。有些问题决定下来也有人有意见。我感觉到很困难，左也不对，右也不对，怕成了一长制，也不愿意别人说不敢负责。在工作中有时表现出小手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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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8月份到铸铁机工作。开始去先抓设备定期检修制度，经过一段修理之后，翻铁能力有所提高。但内部协作配合不好，设备运转率低，订出来制度也贯彻不下去，翻铁量满足不了高炉要求。其根本原因是群众发动不充分，一部分工人积极性未充分发挥。我感觉到要发动群众，搞运动。在支部的领导下，采取的办法是开会、动员。会开了不少次，群众干劲也鼓起来了，但不巩固。如何搞群众运动我考虑了很多。熊书记到铸铁机之后，开展了表演竞赛运动，工人们全动起来了，主动性提高了，翻铁量增加了。我深刻地体会到必须大搞群众运动才能搞好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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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长期以来不会走群众路线呢？我对群众路线的认识始终停留在方法问题上。昨天朱书记谈话给我很大启发。我走群众路线只是执行党的精神坚决去走，只是停留在为走群众路线而走群众路线的阶段上。也知道群众路线问题是依靠多数人还是靠少数人的问题，也就是依靠组织与不依靠组织的问题。为什么不会走群众路线呢？正如朱书记所说，不像人饿了想吃饭那样迫切要走群众路线。实质上，是思想方法问题。也就是依靠多数人还是依靠少数人的问题没有解决。挖思想深处是估高了个人和少数人的作用而低估了群众的力量。为走群众路线而走群众路线，所以不是那么迫切千方百计的走群众路线，凡事都找群众。今天分析起来，个人主义思想仍未解决。到铸铁机工作之后才初步有所体会。
+
+　　一年来我主要是做了以下的工作：一高炉开工准备及开工工作，直到去年四季度末一直在高炉上搞生产工作。今年一季度到生产科，又兼搞高炉操作。4月份下放劳动，5月份搞高炉生产。6、7月份搞二高炉开工准备及二高炉开工工作，8月份到铸铁机。
+
+　　一年来工作作的不好。特别是我偏重现场工作，对生产科内工作管得少，有时长达一个星期不到生产科去办公，对同志们的工作安排不具体，大家的积极性未发动起来，各种运动和竞赛也未搞起来。
+
+　　检查一年来的工作，我认为有以下的优、缺点。
+
+　　优点：
+
+　　1.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任何工作不讲价钱。尽全力工作，不怕辛苦。高炉生产不正常时日夜守在炉上。去年以来我一直住在厂里半年多。一年来从未休息过一个礼拜天。
+
+　　2.领导交给的任务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完成，想尽一切办法提高生产。
+
+　　3.下放劳动中间能放下架子与工人一起劳动。
+
+　　缺点：
+
+　　1.工作中不会走群众路线，不会发动群众。在工作中表现出有时是小手小脚，有时是主观片面。
+
+　　2.重现场，轻科室，生产科工作未做好。
+
+　　3.思想改造进步不大。从不会走群众路线的问题上看，个人主义思想仍未克服好。
+
+　　由于我错误思想很严重，政治水平很低，一年来思想改造收效不著。我决心在党的教育下在同志们的帮助下继续努力工作，劳动，认真学习，努力改造思想。我决心在“反右倾鼓干劲”运动中解决不会走群众路线的问题，让运动来锻炼，考验自己，在最短期内改造成为又红又专的知识份子。
+
+　　 张寿荣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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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去年整风运动大鸣大放前后，由于我存在着严重的错误思想，立场不稳，迷失了方向，放出了许多右派言论，成了右派份子的俘虏。经过这次反右学习，思想认识得到了提高，回忆去年放出的毒草，为之不寒而栗。如果不是党的挽救，使我的错误不再继续发展，我就会走到反党反人民的道路。根据我的记忆，在我现有的认识水平上，把去年放出的毒草加以分析批判，以期通过这次运动能使我思想认识得到提高，划清大是大非界限，彻底地清除资产阶级思想，锄净毒草，丢下资产阶级思想包袱，过好社会主义关。
+
+　　我的错误思想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观点，成名思想。我认为成名有两条道路，从政治上或从技术上成名的道路。我所选的是从技术上成名的道路。为了成名而钻技术不问政治。实质上这种思想是把政治与技术对立起来看。由于只重技术，使我政治上非常落后，阶级观点模糊，不辨毒草香花，政治上失掉了灵魂。把技术当成成名的道路实质上是技术至上主义，也就是“只要有技术，什么都不怕。”认为“只要有技术党非靠我不可。”拿技术当成向党要名誉地位的资本。我骄傲狂妄，目中无人，看别人只看缺点不见优点。把这些缺点看成自己成名的障碍。单纯技术观点，使我把一切缺点归咎于业务与技术的领导。我看不起领导，对领导不满，我认为外行的领导妨碍了我在建设中成名。最后否定了党对技术的领导。就是这样我成了右派分子的追随者。
+
+　　我的错误主要是在对武钢建设的成绩和缺点的估计上面。我夸大了缺点，否定了成绩是主要的。
+
+　　在去年学习会上，我说过：“对全国建设来说，成绩是肯定的，主要的，但对某些单位来说，就不一定”。我就是说武钢成绩不是主要的，缺点是主要的。我还说过，混凝土工程耐火，焦化质量都差，狗洞蜂窝，这种质量怎样能说成绩是主要的呢？
+
+　　对公司某些单位的工作上，我也夸大了缺点。我就说过：“生产准备处工作松懈，上班打扑克，不像办企业的样子。”我还对生产准备处领导不深入现场作了不公正的批评，我说：“以前大家在汉口办公，现在搬来蒋家墩，但是上班仍然是泡茶看报，这样与不搬来有什么不同呢？官僚主义仍然是官僚主义。”在对生产准备处工作的估计上，我也是不正确的。我常常指责生产准备处工作上的缺点，好像生产准备处没有做工作似的。
+
+　　右派份子举办的武钢建设展览会，用歪曲和夸大事实的办法，否定了武钢建设的成绩。我看了这个展览会之后起了共鸣，同意了右派份子的谬论。我曾经说过：“武钢建设几年来的缺点是严重的。需要对全部工作彻底整顿。”我还为展览会提了意见，对他们无条件的支持。
+
+　　这时，我的错误发展到极端严重的境地。我认为公司的领导有问题，领导错误是主要的。我认为公司的领导不能很好地教导武钢建设。总经理只是谈原则，具体业务没有组织好。施工单位的领导不重质量，不称职。我认为只有更换公司的领导（施工方面的领导）才能搞好建设。
+
+　　我那时想过，武钢从鞍钢调来这么多干部，为什么不能调几个管基本建设的经理来？武钢老干部多，老干部不熟悉业务，为什么不能和鞍钢对调一下？那时听说鞍钢温良贤经理要来武汉，我就说过：“如果温经理来领导建设，一定要比现在的领导强得多。”
+
+　　在生产准备处组织的展览会中，我写了高炉外传。高炉外传是毒素很大的大字报。大字报是以小说体写成的。我将高炉、焦炉和烧结都人身化。开始写高炉为58年底开工而欢欣鼓舞，然后就以遇到焦炉和烧结的描写方法，夸大了二号焦炉不能配合高炉开工，烧结机选矿不能赶上进度的困难。我描写之下，高炉开工困难重重，工程质量又坏，武钢建设缺点是主要的，同时还表现出建设的前途是暗黯的。我把这些原因，归咎于领导不好。我在大字报中谩骂领导，说方副总工程师，不懂装懂，是狗头医生，搞坏了建设。我在这里就表现出要撤换现在的领导。我这种言论，与右派分子反对党的领导企图推翻党的领导的言论起了同样的作用。
+
+　　我不仅恶毒攻击公司领导，对设计院的工作也进行了恶意的批评。我在编写的设计专刊中说设计院是“只设不计”“只管今日节约，那管他年遭殃。”在专刊中罗列了设计院节约修改设计中的缺点，大加攻击，否定了修改设计的成绩。我那时对修改设计思想上反感很大，反对修改。由于设计院坚决节约，我内心中有极大不满，编出这专刊以消心中气愤。实际上，这篇专刊也起了否定成绩的作用。我攻击设计院，也就是攻击了党在设计院的领导，正适合了右派分子攻击党的领导的要求。
+
+　　我对领导不满，攻击领导，先由生产准备处的领导开始。在整风运动以前，我就不满李仁处长的领导。我不止一次攻击他不负责任，闹情绪，劳动纪律不好。在工作上和他闹对立。凡是我不同意他的意见时，即争吵不休。我认为他不能领导生产准备处。开始我把和他搞不通的工作直接去找经理，以后发展到有事直接找经理，经理同意之后再来通知他。后来，个别的问题直接就办了。工作上事先请示少，事后汇报少。对生产准备处布置的工作，不同意的就敷衍搪塞，交差了事。这样的例子是枚不胜举的。
+
+　　对李仁处长的不满，我有工作和陈、何处长谈的多，和他谈的少。由工作意见变更个人意见，和处长闹对立。
+
+　　影响最坏的是我在背后议论李仁处长的缺点。我在鞍钢来的同志中间议论李仁处长的缺点。这样做严重的破坏了领导威信。
+
+　　我这时就得出这样的结论：生产准备处不能再适应工作的需要。有这个处反而妨害工作。我多次向经理提议改变机构。我不仅向领导讲，也在一般同志中讲。
+
+　　在整风大鸣大放期间，对生产准备处的工作就作了不公正的评价。我不仅在会议上讲生产准备处不做工作，而且在背后讲。我抱怨公司纪律不严，赏罚不明。我把个别处的领导人的缺点，说公司不树立严格的纪律，不清除歪风，不树立正气。我认为这种做法妨害了群众积极性的发挥。我这样想：总经理是兢兢业业的，但可惜的是中层有这样的作风不正派不称职的干部，所以工作搞不起来，工作劲头不大。
+
+　　我对生产准备处的这种看法一直保留到生产准备处撤消。虽然在撤消前炼铁厂的工作已经独立了，我那时还认为生产准备处的领导对工作不负责，有一个机构不如早取消好。当时生产准备处领导边改。我说生产准备处的边改起不了多大作用。我认为炼铁厂已经独立了就应当单独搞整风搞边改。
+
+　　我的这一系列的言行是右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我攻击处的领导，公司的领导，右派分子也攻击领导。我否定武钢建设成绩是主要的，右派份子同样也否定成绩。右派份子要推翻公司党和行政的领导，而我也同样地希望撤换公司的领导。
+
+　　我的右派言论实际上是不值一驳的。武钢建设成绩究竟是不是主要的早已有定论。事实是任何诡辩都推翻不了的。在短短几年内将一个平地起家的工厂建设成现在的样子能说成绩不是主要的肯定的吗？武钢建设成就展览会举的事实生动的说明了公司成就是如何的巨大。在去年我强调缺点之余，认为58年底高炉开工的希望渺茫。事实否定了我的右派论调。高炉不仅在58年底出铁，而是争取9月1日出铁。
+
+　　事实也否定了我对设计院的污蔑。今年双反运动揭发的事实证明不仅去年的节约是正确的，成绩巨大的，而仍然存在着无穷尽的节约的潜力。公司全体职工实现了“投资减一半，速度快一倍”，使武钢投资节约了十几亿元，两期连建提前到60年完成。这些事实是任何污蔑不能推翻的。
+
+　　公司在大整大改中一系列的重大措施证明公司的领导是有决心的。公司取得的辉煌成就证明公司的领导是认真的贯彻了党的方针政策。如果没有公司正确的领导，没有全体工人，干部忘我的劳动，能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吗？这样的成绩能够在领导不负责，消极怠工的情况下获得吗？
+
+　　公司在整风中对犯错误同志的严肃的处理证明公司领导是严格坚持党的原则的。能够说公司内部正气不发扬吗？
+
+　　生产准备处的领导，虽然有某些缺点，但也取消了肯定的成绩。在生产准备处的领导下，各个厂的筹备机构壮大了起来。生产准备处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的。在炼铁厂成立以前，我们工作所得到的成绩还不都是在处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吗？
+
+　　不用再举更多的例子就能把我的右派言论驳得体无完肤。我的右派言论除了证明我是在大风浪中站不稳立场成了右派份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追随者外又能说明什么呢？
+
+　　为了找出我错误言论的根源。我把到武钢以后思想的发展情况加以回忆。
+
+　　我一向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个人主义思想是严重的，单纯技术观点，只搞业务不搞政治，以致于轻视政治的思想也是严重的。我就带着这两个思想包袱来到武钢。
+
+　　到武钢之后，由于这里的技术力量不足，公司在技术上完全依靠从鞍钢调来的技术干部。对党的信任和重用，我并不是更加谦虚，而是骄傲情绪更加发展，可以说是尾巴翘到一万尺高。我目空一切，以为别人一切都不如自己。主观自信，丝毫不能接受别人意见。我不仅在技术上自以为是，而且不知天高地厚认为在政治上也是对的。我以为能够说几句书本上的马列主义的词句就是政治上进步。在这种情况下，过高地估计了自己，放松了自己的思想改造。诚然，骄傲使人落后。我就这样落后而成为右派份子的追随者。
+
+　　由于充满着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个人主义思想，觉得鞍钢老大，老子天下第一。到武钢后，只从技术上看问题，不从政治上看问题，就感觉到武钢处处是缺点。拿着鞍钢的优点来比武钢的缺点，看不起武钢的优点，看不起武钢的工作。就使我得到武钢落后的结论。看到工作中的缺点，就大惊小怪，以为不得了。而对存在的优点，却是视若无睹。对自己只看到优点，对别人的工作只看到缺点。狂妄自大使人失去了理智，只见草木，不见森林，骄傲自满使自己习惯于看工作中的缺点而抹杀优点，以显示自己高明。
+
+　　到武钢时思想上愿意搞好工作。愿意搞好工作，自己当时也认为主观愿望是想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其实内里包的是个人主义打算。武钢是我国第一个现代化的钢铁企业，能够从开始就参加建设一定能够取得多方面的经验，无论在理论上及实际上都会提高很多。我很满意有这种好机会。我这种思想，实质上是企图在社会主义事业中把自己造成为“伟大的人物”，成为“权威的学者”。我希望自己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把自己培养成为“权威专家”，然后能够著书立说，扬名后世。我这种好名的孽根在我思想深处起着主导作用，最后将我引入歧途。
+
+　　我的好名骄傲自满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一种，这种个人主义貌似清高，实则污浊无比。
+
+　　从表面上，我很少计较个人利益。不计较待遇和名誉。实质上，我看不起眼前的一些个人利益。我看重的是我将来能成为权威学者的个人利益。我计较的是更高的名誉，而名誉和地位实际上是一回事。这种个人主义不计较眼前的小的利益，而所要的是更大更远的利益。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走着只专不红的道路，我抱着我的单纯技术观点不放。我把技术和政治对立起来，我选了技术成名的道路。我不愿意化时间搞政治，因为我认为那是浪费时间。在鞍钢担任行政工作之后，也搞了一些非技术性的工作。那时所以做，只是因为不作就是不负责任。我也不愿意让别人说我不负责任。那决不是出于自愿。
+
+　　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我非常愿意把工作做好。我一方面认为做好工作是我最起码的责任，另一方面，只有搞好工作才能实现我个人的愿望。
+
+　　在生产准备处，每遇领导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就不满意。一方面是为了怕工作搞坏，一方面也因为他伤了我骄傲的自尊心。在这种情况下工作意见就变成了个人意见。就当时情况说，我应当起着处长助手的作用，但我由于个人成见就成了对立。
+
+　　为了使我自己的愿望实现，以便搞好工作，我不择手段。处长不同意，直接找经理。到以后发展而为干脆不管处的领导。对领导不满，满腹牢骚，背后乱说，破坏领导威信。
+
+　　我为什么这样怕搞不好工作呢？主导思想是搞不好工作要牵连了自己。我在这个问题上把个人与集体的作用对立起来。我常常想，如果高炉将来生产不好，自己显得很难看，而自己个人主义成名的企图也达不到。对工作上的意见，加上个人成份，变成为抱怨、牢骚、攻击。我为了达到愿望，多次建议取消生产准备处。实际上我已走到闹独立性的地步。
+
+　　我攻击领导上打牌，攻击领导不深入，上班泡茶、看报，一方面是不满意这种现象，一方面是表示自己不打牌，自己不泡茶，看报，自己工作深入。这一些都是为了显示自己，夸大自己所不满的领导的缺点，以便表示自己兢兢业业，即便将来工作不好，也是别人的事，与自己无关。
+
+　　前面已经讲过，骄傲自大，使我仅仅看到武钢建设的缺点。单纯技术观点，使我仅仅从技术上看问题，不会从政治上看问题。而我自高自大的思想使我觉得我这种看法就是对的。我只看到点，看不见面。只见草木不见森林。以个别的局部的缺点，代表了全体。骄傲和纯技术观点迷了我的眼睛，使我满脑子里都是缺点和问题。
+
+　　我看到的缺点，对自己以后的工作不利，使将来工作困难，这与我个人主义矛盾很大。于是就强调缺点。开始是直接向领导提，写报告，提要求。希望通过报告和要求，为自己将来创造一个好的工作环境，以实现自己的成名愿望。
+
+　　因为我自己已经存在这些不正确的思想，所以当右派份子说“武钢成绩是次要的，缺点是主要的”时，自己嗅觉不灵，单纯从技术上看，感到这些话与自己气味相投，意见一致。不加分辨的对右派分子所举出的夸大和歪曲了的缺点信以为真。
+
+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高自大使我把个人的作用和集体对立起来。对公司领导也是这个看法。领导者个人工作中的缺点被我认为是工作产生缺点的根本原因。我直到最近才认识到，无论任何部门的领导都代表着党的领导。我对李仁处长有意见，我只是感觉到是对他个人有意见。但实际上我和领导闹对立就是和党闹对立。对施工进度及质量中的个别缺点我认为是负责施工的经理及副总工程师的缺点。
+
+　　对我所认为的严重缺点，我提了意见，个人主义作祟使我对领导十分不满。我同意了右派分子对公司领导干部的丑化和污蔑的意见，我也认为某些领导是不能搞好工作的。我所期望的目的，如焦炉提前，烧结提前的要求不能达到，我怕将来工作中困难重重，给自己带来困难，搞坏了很难看，而我成名的目的也受到损害，我就夸大这些困难向领导大加攻击。由于对方总有成见（成见实际上是听了来的）就谩骂和丑化领导。在这种心情之下写了高炉外传。
+
+　　由于我的单纯技术观点，我认为产生缺点的原因是公司中只有原则领导而缺乏具体事务领导的关系。我想过也说过如果鞍钢的领导来领导建设就会好了。我攻击施工方面的领导，希望撤换领导。
+
+　　我就是这样错误思想愈陷愈深，最后走到反对党的领导的地步。结果就和右派分子一起共同向党进攻。
+
+　　我对设计院的攻击，本质上也是个人主义。我的个人主义发展成为严重的本位主义。设计节约之后对生产上当然有不同程度或多或少的影响。对设计院的节约我持着抗拒的态度。对一些不同意而设计院一定要节约的项目，心中严重不满。在编设计专栏的时候我利用机会对设计大肆攻击。目的在于泄个人意气，但这篇东西起了否定设计成绩的作用。
+
+　　我的忽视政治使我在其他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如对漆来哲的问题，相处这么久一直未能从本质上认识他。如果不是他消极怠工，我对他一定会大加信任，那时不知要造成多大危害！在调干提名的问题上我也犯了严重的错误。幸亏党纠正了我的错误，否则我将要把反革命份子调到武钢来。
+
+　　政治上的落后使我嗅觉不灵，站不稳立场。在批判漆来哲的错误时我无意中同意了他对事实的歪曲（如关于工资改革闹情绪的人他说是许多，我说是一部分）。在斗争中也是软弱无力的。
+
+　　我的主导思想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表现为“好名”骄傲自满，和单纯技术观点。对别人只看到缺点，看不到成绩。只重业务，政治不要求进步。在大风大浪中，立场不稳，将个人和集体对立起来，发展而为对组织不满，恶毒攻击领导。成了右派份子企图推翻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的追随者。
+
+　　我的错误思想有其家庭根源的。解放以来，由于个人主义根深蒂固死抱住纯技术观点不放，对政治冷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放松了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立场竟未得到改变。
+
+　　我出身于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家庭。父亲也是知识份子，在抗战前在银行里工作，抗日战争期间，经商。抗战胜利后开始仍然经商，其后经济萧条，商店倒闭，在家赋闲。解放后参加了工作，在会计学校里教书，并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现在仍在工作。
+
+　　这样一个家庭所给予我的是知识份子高傲的架子。以清高自居，政治上的落后，使我看人看事简单化，红白不分。把右派份子一贯活动当成个人主义，把严重的谈地位闹地位的人当成闹情绪，并且帮他们提意见（加一点）。
+
+　　为什么我攻击领导我希望更换领导呢？主导思想是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不能领导技术。这种思想很早就被判断过，但我的思想深处存在的这种思想直到现在才挖着根。我在口头上承认党对工业的领导，党对技术的领导。但实际上是只同意党在政治上领导，技术上业务上仍然由专家和权威去领导。这种思想实质上是否定了党对技术的领导。在工业企业中间，如果党不领导业务与技术，那么党的领导不就是空的了吗？实事证明党是能领导技术的。大、中、小相结合的方针并不是专家提出来的，而是党中央提出来的。贯彻了这个方针在几个月中间取得多么伟大的成就。党不能领导技术的谬论是见不得太阳的。
+
+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把我的成绩是次要的结论，归咎于领导不力，领导不力是业务领导不好。我的“党不能不能领导技术的思想”使我认为撤换公司专业领导是必要的。我就这样攻击与丑化了公司的领导，以实现我的想法：换懂业务的人来领导建设。
+
+　　虽然我没有和右派份子一样公开地污蔑总工程师为总工程师，我在口头上承认了党对企业的领导，但在骨子里却是一样的货色。
+
+　　这种思想作祟，加上骄傲自满情绪，使我不满意生产准备处的领导，与领导对抗，攻击公司的领导，结果起了右派份子向党进攻的帮凶的作用。
+
+　　这种思想是把政治与技术对立起来。否定技术的阶级性。否定了党的领导。这是右派分子从技术方面向党进攻的方法。
+
+　　的思想。在家庭中受到父母的疼爱，在学校里受到教师的夸奖。从小时就充满着骄傲自满情绪。家庭教育我的是自食其力，靠本领吃饭的思想。老师教给我的是要做“家”的思想。在这样的环境里生长起来的我脑袋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骄傲自满，想成“名家”。
+
+　　参加工作以后，我受到了党和领导的重视。工作是一帆风顺的，提拔很快。这种工作环境，使我的骄傲自满更加滋长，抱住单纯技术观点不放，想成名家。冷淡的对待政治。努力读书，努力工作是为了使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权威的学者”，我自高自大到无可比拟的程度。只愿意写文章，不翻译文章，写文章一定要有新见解才写，否则不写。自己意见总是对的，别人意见总想找些毛病，看人缺点多，看自己优点多。过分地看重个人的作用，看不见集体，看不见群众。个人与集体对立，个人与组织对立。在政治上，满足于讲几句教条，消极地对待思想改造。我就是这样一个自高自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严重，没有工农感情。政治上的落后使我陷入右派分子的泥坑。
+
+　　中南设计院分析个人主义有八条病症，三个罪状，一个下场。在八条病症中我有四条。这四条是：狂妄病——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只见草木，不见森林；梦游症——单啃技术，不问政治，象梦游人，失魂丧魄；色盲症——阶级观点，十分模糊，红白不分，有乳便是娘；疯狗症——个人主义，不能满足，对党不满，到处乱咬。三个罪状中我占了一个：与党闹对立，样样看不惯，处处闹别扭。这样发展到严重的时候，只有一个下场，就是滚进敌人和右派的泥坑。而我已经开始陷入这个泥坑。如果不是党挽救了我，我将愈陷愈深。
+
+　　我自己过去消极对待思想改造，不愿放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总认为个人主义没有什么。回想起来我在去年所犯的严重错误，使我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
+　　知识份子不改造思想，不争取当左派，仍然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实际上是和右派份子站在一条线上，我的错误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
+　　我以前常常以工作负责，积极而自慰。我认为我那样就算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在我思想深处充满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想藉社会主义建设成名。骄傲自大，自以为是，看不起群众。不是把自己放在群众之中而是放在群众之上，尾巴翘得高高的，看不起任何人。这实际上是三心二意，而不是全心全意。
+
+　　我的错误对我是一个最痛心而又最深刻的教训。先专后红或者是只专不红都是行不通的死路。从思想本质来看“先专后红”或者“只专不红”实质上是个人主义的名利观点。从我错误的教训来看，要不要红，争取不争取红就是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道路的问题。
+
+　　这些年来，自以为是跟着党走，自以为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右斗争，通过对自己一系列的错误的回忆和分析，实质上我是三心二意。在大风浪中，我跟着右派分子走了。
+
+　　回顾我所犯的严重错误，辜负了党对我的爱护和信任，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我这样的知识份子不能得到这样的信任和重用。无论在武钢或是在鞍钢，党都交给了我重要的责任，给我放在重要的岗位上。但我的错误右派言行完全辜负了党对我的信任。我痛心，惭愧，痛恨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痛恨我以往所犯的严重错误。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全体同志对我的爱护。我决心坚决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决裂，深刻批判我的错误右派言行。我要重新做人，痛改前非，努力改造思想，真正地脱胎换骨，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我诚恳的要求领导上对我所犯的严重错误予以应得的处分，这样也好使我能安心些，减轻我内心责罚的痛苦。
+
+　　这种思想是个人主义的发展。只专不红的思想发展成为技术至上论。认为只有专家才能领导技术。对内行的领导如果技术上认为不够专还不同意，何况外行来领导内行呢？这就是我否认党直接领导技术的思想根源。
+
+　　我的“好名”骄傲自满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一种。这种个人主义貌似清高，实则污浊无比。表面上看，不计较待遇，不计较享受，实际上所计较的却是更高的名誉。而名誉和地位实际上是一回事。这种个人主义不计较眼前的小的利益，而所要的是更大更远的个人利益。
+
+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抱住了单纯技术观点。只有搞技术才可以变身，成名。
+
+　　单纯技术观点使人失去了灵魂。技术是要为阶级服务的。单纯技术观点使人脱离了政治，丧失了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使单纯技术观点的人离开了社会主义。
+
+　　我以前跟着党走社会主义的路，那时只是大家都走，我也跟着走。不是全心全意，而是三心二意。在去年的大风浪中，知识分子队伍起了分化，由于我的资产阶级立场，政治上失去了灵魂，使我跟着右派分子走了。
+
+　　单纯技术观点的人就是行尸走肉，没有灵魂。政治嗅觉不灵，不辨香花与毒草。对漆来哲的反动之论，不闻其臭。把他恶毒向党进攻的檄文看成为一般的牢骚和不满。
+
+　　从上面的事实和我的思想情况的发展中可以看出我的思想的实质。我的主导思想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观点，成名思想。我的单纯技术观点，长期忽视政治就是这样产生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苟有一得，即沾沾自喜，自以为了不起，目空一切，这就是我突出的骄傲自满的来源。单纯技术观点，造成了思想方法上的机械唯物论。自满使我只看到缺点，看不见优点，觉得一切都是自己好。思想上的机械唯物论使我只见草木，不见森林，以点代面，以个别代全体。我只从技术上看缺点，不从政治上看缺点，于是大惊小怪，夸大缺点。由于我个人主义思想，怕妨碍了我的成名成家，不满领导，攻击领导。把一切缺点归咎于业务领导不力。实质上就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表面上承认党的领导，实质上是要党放弃党对技术的领导，由专家和内行来领导。个人主义也表现为本位主义，本位主义表现为保守思想。当保守思想受到攻击时即大为不满，不分是非，大肆攻击。在右派分子向党大进攻时，由于我政治上失魂丧魄，严重的色盲症，右派分子的言论臭味相投，于是我就被右派分子牵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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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寿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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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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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了上次思想检查之后，感觉到许多问题仍然认识不清。为什么我这样容易为右派言论引起共鸣？为什么这样容易追随右派分子？为什么长期以来在“红”与“专”的问题上得不到解决？这一切都不能归咎于客观原因，主要的要归咎于我的思想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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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厂长的启发和几天来自己的回忆检查，我感觉到我所以犯了这样大的错误主要是立场有问题。解放几年来虽然自己认为是跟着党走社会主义的路，但自己原来的阶级立场并没有改变，思想上插的仍然是白旗。所以在大鸣大放期间，右派分子大肆进攻时，右派分子言论很快就在我这里找到了市场。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使我和右派分子看法很快趋于一致，于是也放出了右派言论。我就这样不加分析地投了右派分子的赞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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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起来，在许多问题上我的阶级立场是不正确的，缺乏工农的阶级感情。在对待漆来哲的问题上就犯了大错误，盲目地相信了右派分子的花言巧语。在他放出毒草之后，我只感觉到他是计较个人利益，牢骚满腹，一直没有把他当右派对待。在工作上不敢信任他，但在政治上并不认识他的真面目。在这次反右斗争中，对漆来哲的反动言行十分愤恨，但我和他的斗争却是无力的。这一切都表明了我的阶级立场不对，缺乏工农感情，对右派分子阶级仇恨不够强烈。
+
+　　解放几年来我也经历了历次的政治运动。但我没有认真地参加政治运动，争取在运动中磨练自己，所以政治觉悟提高很慢，思想愈来愈落后。
+
+　　在历年来的政治运动中，由于我所持的态度都没有犯过根本性的错误，自己在思想上也背了一个包袱，觉得我虽然不问政治，但并不曾犯错误，这样以来，我更加消极地对待思想改造。
+
+　　在鞍钢工作的几年中，比较接近的人都是些思想不开展，有单纯技术观点的人。我和庄镇恶最好，庄镇恶是单纯技术观点最严重的人。陈名铨思想一向落后，我只看到他的才，和他非常好，对他政治上的落后不当做严重的缺点看待。这一切都表明了我的思想深处与他们是相同的。对于政治上进步的人接触不多，也不主动的要求组织帮助。只谈业务不谈政治，使我这些年来思想未得到改造。
+
+　　在向鞍钢炼铁厂提调干部名单时，我也只重才，不从政治上考虑。我向鞍钢指名要任蒿菴，任蒿菴是历史反革命分子，我当时不清楚，也不想了解，只看到他的才。直到去年秋天才开始提名要张世良来。这一切都说明我的立场和阶级感情有多么严重的问题。
+
+　　由于我思想的深处是资产阶级思想，虽然主观上是想走社会主义的路，但也不过是个同路人。既没有工人阶级的感情，也没有工人阶级的远大目标，和党不一条心而是两条心。
+
+　　因此，右派分子的毒草很容易在我思想里找到了市场。我对右派言论，久而不闻其臭，而我自己也放出了右派言论。
+
+　　阶级立场问题是我犯错误的根本问题。
+
+　　为什么我爱把武钢与鞍钢比？为什么我在比较之后就得到了武钢落后论而对公司领导有错误的看法呢？
+
+　　主要的问题是骄傲自满情绪。自以为了不起，眼睛朝上，尾巴翘得高高的，鞍钢老大的骄傲情绪严重。发展到最后是把个人与集体对立起来。以为自己做得对，鞍钢一切都对。这一切都促使我得到“武钢建设缺点是主要的”的结论。
+
+　　我的骄傲自满的情绪是长期存在着的。从来没有认真地下决心去克服。到武钢之后，客观环境也助长了我骄傲情绪的进一步发展。无论在对设计的问题上，节约的问题上，骄傲情绪使别人感到我自高自大，盛气凌人。骄傲情绪助长了我的主观主义，发展而成为保守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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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向在只专不红的问题上没有得到纠正，主要的原因是我对只专不红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以往我只专不红，不问政治，自己反而认为同样地也可以很好地为人民服务。这种情况下，我更加放松了思想改造。每次思想检查都批判不问政治，由于对只专不红的危害不认识，所以一向没有决心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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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使我从错误思想中醒悟过来。我看到了我所走的是多么危险的一条道路。这一次才使我真正地认识到为什么只专不红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实际上，思想上充满着保守思想主观主义的人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也就不能真正的专。只专不红使我放弃了自我改造，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着我，阶级立场模糊，使我很快地中了右派分子的毒箭，成了右派分子的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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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整风时领导上说这是“过社会主义的关”。我听了之后没有什么体会。现在我回忆以往，分析思想，使我又惭愧又痛心又悔恨，我真正地体会到我是过社会主义的关。如果我仍然做一个同路人，我一定会被时代所抛弃。我要走社会主义的路，我要跟着共产党走。回想以往要求参加共产党，今天却犯了严重的错误，愈想愈痛心。我决心要成为左派，对以往的错误要彻底批判，以改造思想，站稳立场，使自己全心全意站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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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继续检查批判错误思想，我诚恳地要求组织上继续给我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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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寿荣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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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寿荣的思想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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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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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已经过去了，对我在过去一年中的思想和工作状况进行一次总检查是十分必要的。1958年是全民整风全胜及工农业大跃进的一年，对我的教育是极其深刻的。整风和反右斗争使我认识到我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本质，使我认识到我已经走到如何错误的道路上来。在这以前，虽然我已经走到错误的道路上，但毫不自觉，正如同俗语所说的“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感谢党对我的挽救，使我离开了泥坑，使我初步地认识到错误思想的根源，使我认识到个人主义的危害性，只专不红和先专后红的思想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实际上就是拒绝思想改造，走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道路，骄傲自大使个人和集体对立起来，最后走到脱离党的领导反党的错误的道路。
+
+　　党对我的挽救和对我的错误采取了宽大处理使我深受感动。共产党是救我的恩人。我感觉到只有加倍努力工作，在生产战线上立功赎罪才不辜负党对我的挽救。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在高炉开工前及高炉以后的几个月中，我不分昼夜地守着高炉，我感觉到这样是我应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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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渐渐地认识到仅仅一个人苦干是不够的，必须发动群众才能搞好生产。我这时感觉到工作方法已完全不能适应需要。实际上工作方法不对头正是说明了思想不对头。如何改变工作作风，政治挂帅，依靠群众来搞好生产的问题，使我苦恼了相当长时间，考虑很久没有找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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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委发动的高产周放卫星的群众性运动给我很大鼓舞。我逐渐地认识到放卫星和高产运动是领导生产的方法。高产运动之后生产水平显著地提高了。长期由于生产不好使我感到负担很重，高产运动之后，心情也开朗了许多。高产运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我在运动中受到深刻的教育，我初步地认识到党所提出的“大、洋、群”的方针是如何正确，以及只有解放思想，敢说、敢想、敢做才能不断的提高生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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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份党委提出来要在厂里清除一长制残余，立党委的集体领导。我这时才渐渐地明白我以前工作方法不对头，没有发挥大家力量的原因是一长制的作风的残余。以后听了党委的传达报告和参加了党委召集的一次客座会，更使我进一步明确了一长制的危害性。我自己就中了一长制的毒并受了一长制的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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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一长制，就是把行政领导放在党的领导之上。一长制规定厂长是代表国家来管理企业的，直接对国家负责，而党委只起保证监督的作用。这实质上就是否定了党在企业中的领导。既然否定了党的领导，在企业中一长制就是经济挂帅，技术挂帅，不可能是政治挂帅。在一长制的企业里自然是政治空气稀薄，滋长了单纯业务观点及单纯技术观点。在这种条件培养出来的干部当然是只专不红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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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鞍钢开始推行一长制是1952年。我从1951年下半年离开现场到机关工作，1952年推行的一长制给我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很大影响。我原来就有相当浓厚的单纯技术观点，一长制助长了我的单纯技术观点。一长制习惯于自上而下的发号施令，助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工作有了成绩，感觉到是自己搞得不错，渐渐地就使自己把个人和集体对立起来。在一长制的企业里日常接触到的是行政自上而下的命令，几乎感觉不到党的政治领导，所以时间久了，就感觉到党在企业里只能搞搞运动，至于搞生产则是行政的事。这也就是说，技术挂帅的思想愈来愈深，而对党在企业中的领导作用则是愈来愈模糊，甚至感觉到没有什么大作用。
+
+　　回忆我在整风中的错误言论与我所受的一长制的毒害有密切关系。在整风运动中我认为企业中要技术挂帅，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最后以致否定了党的领导都是一长制毒害的具体表现。几年来愈来愈严重的骄傲自满，使我目空一切，只见人之短，不见人之长，对看不上眼的事物滥肆攻击。这最后使我在整风中放出一系列的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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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鞍钢反一长制的消息传来，使我头脑更清醒了一些。我想，如果我仍然在鞍钢工作，即便在反右斗争中不犯错误，在反一长制中一定会犯错误，而所犯的错误不会比刘真小，一定要被插上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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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认识到，一长制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这种制度是以资产阶级思想为基础的。对于充满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一长制显得特别吸引人。在一长制企业中工作，受一长制毒害深的人，资产阶级思想愈来愈深，脱离了党的领导，最后陷入右派的泥坑。
+
+　　一长制与党的在企业中大搞群众运动的方针是毫不相容的。一长制助长了保守思想，助长了条件论。在一长制的企业里不是群众热火朝天地搞生产，而是少数人冷冷清清地管企业。结果是一个生产成绩步步上升，一个是生产问题重重。鞍钢炼铁厂与本溪铁厂就是最明显的对比。
+
+　　一长制助长了干部的三风五气。使干部高高地站在群众之上，而不是在群众中的一个劳动者。使干部脱离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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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一长制残余给我极为深刻的教育，使我服了一剂清凉药比以前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错误的根源。
+
+　　在认识到一长制的危害之后我就想如何转变作风，改造思想。在工作中多与群众商量。以后不久，就有工人给我提意见，说我不如以前敢负责了。我感觉到确实有些困难，非右即左，要想掌握得不偏不倚确实困难。在工作中要做到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广泛接受群众意见又大胆负责确实要经过不断的努力。
+
+　　虽然我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党对我仍然是信任的，要我负责生产工作。对党的挽救，关怀和信任我只有努力工作，主动赎罪，加速改造思想，转变作风，早日摘下右派的帽子，使自己在政治上也来一个跃进，做到又红又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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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提出来要在企业中实行“两参一改”。我热烈地拥护这一重大措施，我殷切地希望通过两参一改能使自己很好的改造思想，转变作风。我非常希望能有一段时间与工人一起劳动，在劳动中锻炼改造自己，对我受资产阶级思想和一长制毒害深的知识分子是十分必要的。
+
+　　1958年已经过去了。在这一年中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堕为右派，另一方面，我也受到极为深刻的教育，使我认识到我的思想本质。1959年是全国工农业更大的跃进的一年，在新的一年中我如何加快步伐，在政治上迅速前进是我自己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
+
+　　对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久。我考虑我应当怎样做才使自己进步更快一些。想了很多，问题还不能完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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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问题。参加劳动对我十分重要。通过劳动可以培养起工人阶级的感情，改造思想，转变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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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是加强政治学习的问题。最近几日来我主观上努力抽时间学习政治。但学习不深刻，领会不透彻。今后要细致的学习政治。
+
+　　第三是解放思想敢说敢想大胆革新的问题。只有这样，工作才能有好成绩。
+
+　　如何使我自己很快地进步，如何具体解决上面的问题，如何使自己政治上来个跃进，最近一个时期一直留在我脑海里未能很好的解决。特别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回忆去年，瞻望将来，愈来愈感到压力大，必须很快地进步。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也滋长了急躁情绪。但是具体如何做仍然是模糊的。因此我写了思想检查，向领导上汇报思想情况，请领导根据我的情况指出方向，帮助我早日在政治上跃进。
+
+　　 张寿荣元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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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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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大家的批判，使我更进一步认识到我的错误的严重性，和所造成的危害是多么大。感谢大家的帮助，大家的揭发和批判使我更深入地认识了我的错误的本质，使我对错误的认识提高了一步。大家以治病救人的精神来挽救我，我非常感动，我深深地体会到党的温暖，同志们的爱护。大家说的对，我和右派分子不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是划一个等号。大家把我和钱伟岳划为一类，我认为这些分析都是恰当的。看了公布的我以前写的两篇大字报和一篇谈话，我自已为以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现在把我的错误思想和放出的毒草的本质加以分析。
+
+　　我的主导思想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观点，好名誉，想在技术上成专家，成学者，成权威。我所走的道路是资本主义的道路。所谓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为了成名，不择手段。为了个人成名而工作。是个人英雄主义。当社会主义建设与个人利益一致时，个人欲望得到满足就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当利益不一致时，即牺牲整体利益在所不顾。
+
+　　我所采取的手段一是不要党的领导。不要党的领导表现在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说党不能领导技术，只有内行才能领导内行。为了不要生产准备处李仁的领导而闹独立性，在各组之间活动，意思就是要把李仁赶跑。对公司领导的看法是只谈原则，不管具体，不深入下层。而且对领导大加污蔑与丑化。不要党的领导也表现在我的思想感情上。我缺乏工农感情，看不起老干部，看不起工农群众。不要党的领导也表现在阶级立场问题上，表现在使用干部上，我只重才不考虑德。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我夸大缺点，抹杀成绩，以证明党不能领导技术。我对干部的缺点丑化，是证明没有技术就不能领导。第二个手段是不顾国家利益，不管国家的方针政策，不贯彻多、快、好、省的方针，一切从个人出发，从本单位出发。我在设计上追求近代化、自动化。在计划上保守，对兄弟单位要求刻苛。这一切都证明了我的本位第一，个人第一的思想。我通过这两个手段以达到个人成名的目的。
+
+　　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如此严重，与我的严重的骄傲自满有密切的关系。狂妄自大，自以为是，把个人与集体对立起来，把个人与组织对立起来。自己作的都对，别人不对。处处看别人的缺点，以显示自己高明。对任何人也看不起，不仅看不起外行，也看不起一些内行。狂妄自大，冲昏了我的头脑，使我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
+　　现在我把去年放出的毒草加以分析。
+
+　　和李志润的谈话正在公司的小整风时，刚刚开过座谈会，党委派人下来收集情况。我谈的主要内容是：一、现在许多工作上缺点很大工程质量不好，浪费很大；二、干部作风不好，特殊，以个别人代表全体说明公司没有树立正气；三、认为生产准备处的工作不起作用，应当取消抹杀生产准备处的成绩。所有这一切全是用个别缺点代表全体，说明成绩是次要的，缺点是主要的。（如举的铁山进度，土建工程质量，培训工作中的错误都是以局部的代表全体）把武钢建设说成一团糟，同时还表示了向生产准备处要闹独立性。这是我说公司成绩不是主要的开始，也是我向公司党领导攻击的开始。这次谈话中我也反映了两位同志的情况，他们不安心工作，主要的是庞大维不安心工作，所谓杨之不安心工作也是庞大维告诉我的。我替庞大维反映实际上是为他要地位。我当时所受的待遇是处级干部待遇，我说要照顾科长实际上是为庞大维说话，因为庞大维那时对待遇很有意见。我这样说既表示了自己清高，又照顾了庞大维。实际上是起了为别人向领导要待遇的作用。我为什么替庞大维讲话呢，因为他在不满李仁处长的领导上支持我，我和他气味相投。
+
+　　我到武钢来是背着狂妄自大的包袱来的。到武钢之后，总是以鞍钢的优点来衡量武钢的缺点，只见武钢缺点不见武钢优点。这就使我到武钢虽然不久，就感觉武钢工作处处不对劲。开始是正确的提意见。而以后由于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使我把自己和党对立起来，个人与集体对立起来，使我走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与李志润的谈话正是由感觉工作不对劲走向不满、攻击领导的开始。
+
+　　现在看来，我这篇谈话是毒素很大的。因为谈话歪曲了事实，用个别代表整体。我在这次谈话里没有谈出我对这些缺点的原因的分析。我那时已经认为公司所以有缺点是因为技术领导不力。这次谈话没有讲。我所谓技术领导不力的实质就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也就是党不能领导技术。
+
+　　高炉外传是在去年末写的。这篇大字报的毒箭是：1、否定武钢建设的成绩；2、散布高炉58年不能开工的悲观论调；3、污蔑与丑化领导。高炉外传中说计划安排不好，焦炉质量不好，险些送了命，这一切都是否定成绩的。散布不能开工的悲观论调，开始高炉兴高采烈，但等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就垂头丧气，结果是哭得天昏地暗，地动山摇，与右派在展览会上写的对联怵目惊心，惊心动魄，与漆来哲写的惊天动地实质上相同。我丑化干部，骂方总不懂装懂，狗头医生，冒充专家建议，搞坏了质量，最后是专家解救脱险。这里就说明了不懂的外行不能领导，要由内行领导，而且对干部加以丑化。在最后我以写玉皇大帝的手法写中央部长来检查，听了土地报告，即是公司领导报告，最后把各级领导说成是“深中三大主义之害”，说各级领导什么事不管，只谈原则，不深入下层，不具体，这是对干部和党的领导的最大的污蔑。以神比领导，是说领导是牌位，不起作用。通过这篇大字报，我可以说是尽丑化、污蔑之能事，攻击了党的领导，以此向群众证明党不能领导技术，不能领导工业建设，以达到我向党进攻的目的。这篇文章与钱伟岳的论点是一致的。看来和右派分子写的花丛小语有同样多的毒素。漆来哲写的“三大头儿们”是露骨的攻击党，而我是含蓄的攻击党，其目的是一样的。
+
+　　设计专栏的推销广告，是对设计工作的恶毒攻击，实质上是反对党的多、快、好、省的路线的，反对降低机械化，自动化，电气化的水平，反对降低标准，同时对设计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加以嘲笑。一方面为我的保守思想泄愤，一方面否定了设计节约的成绩。这篇文章歪曲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又为自己的保守作了辩护。这是为了个人和本单位利益而否定国家利益，不执行勤俭方针的集中表现。
+
+　　除了公布的三篇材料外，在生产准备展览会我还编审了一些稿件。其中有为焦油车间不开工叫困难的，为耐火厂叫困难的，批评计划多变影响工作的。这一些文章都有一定程度的毒素，夸大缺点，起着攻击党的领导的作用。在设计修改方面也有一些是就个别问题攻击设计院的，为保守思想辩护，不顾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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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准备展览会是从生产准备方面攻击党的领导的，为该展览会帮腔。作为该展览会的编辑之一，专管设计与进度的人，负有重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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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大家的揭发和我的回忆，我的右派言论除上次检查之外，还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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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在否定武钢建设成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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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去年我带同志们参观，先看高炉，再看焦炉、耐火。使大家都能看见好的，也看到坏的。目的是向参观的领导和同志们暴露工程事故。我那时见人常常讲工程质量，既然参观当然要看一看。
+
+　　2、对夏部长关于武钢工程的总结：“好的多，坏的也不少，性质是严重的。”结论有意见。认为应当是：“好的多，坏的也多。”目的在于夸大缺点。夏部长报告最后一部分，事故的处理没有谈，说是以后再谈。我当时有意见，认为该返工就返工，该加固就加固。我说过，夏部长对李总经理客气一些，因为李总干部大。其实这是对党的原则的歪曲，把工作看成个人问题。
+
+　　3、平常爱讲工程质量，我讲的话给右派分子言论很大支持。不知替他们射了多少毒箭。
+
+　　4、对58年底高炉出铁没有信心。我谈了很多次，在高炉外传中也写了。在群众中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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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对生产准备规划大纲大加批评，在处务会议上说得几乎一点用也没有，实际上是否定处的成绩。
+
+　　6、对生产准备处的边改不满。说处的领导站在边改运动之外。实际上否定了生产准备处边改的成绩。
+
+　　7、对公司整改只对王经理的发言中生产与基建合并感觉兴趣。其他整改都感到无所谓。这种思想也是看不到成绩的一种表现。
+
+## 二、在否定党对技术的领导及攻击领导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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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和陈茂立，徐芝应一起闲谈，感觉到公司总经理原则领导强，但在具体业务上抓不具体。我们认为专业经理抓不好。大家对总经理的感觉是原则多，具体少，开会原则指示，具体问题不决定。我曾说过：“总经理下决心就解决问题。汉口搬家，专家招待所交工，总经理限期完，否则撤职，结果就解决了问题。”总的意见是公司业务领导不行。实质是说党不能领导技术。
+
+　　2、认为在企业内党是政治领导，具体工作上业务挂帅。在生产准备处处务会议上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记得当时参加会的人都同意了。要技术挂帅实质上是不要党领导技术。
+
+　　3、我说过方总假造专家建议。我知道的有两次。一次是听工程技术处说焦炉不用耐热砼是假冒专家建议，是否确实不知道。一次是我碰到的。高炉基础浇灌前，工程技术处张力处长说，方总说专家建议砼浇灌根据冷凝，我们怀疑，和王经理一同去问专家，专家说没有建议。我对事实并未调查，随便乱说，降低领导威信。
+
+　　4、和庞大维、石磐一起谈过，生产准备处是个过渡处，现在各组工作作不好，将来仍然是各组的事，处长不会负责的。这是对处长的攻击，也是对党组织的攻击。
+
+　　5、对公司内各处的工作也给以不正确的评论。说各处有为工作各工作的现象。计划处只管发指标，定投资，劳资处只管调人数字，不管分配是否恰当。设计处只管画纸，不管修改设计。生产准备处仅管生产准备。这一切都是说领导不懂业务，工作搞不好。
+
+　　6、我曾经说过武钢没有像马宾那样的经理，怕搞不好。也感觉到公司内没有有名望的专家。有人说武钢的领导干部要由上至下从鞍钢换一套来，我也同意这种说法。我说过，现在派经理去鞍山实习，不如和鞍钢的经理对调，也很方便。
+
+　　7、焦化厂去到外地搞煤，拖了很久走不了。我就说，我们去矿山要矿石找赵经理一说就解决了，找李处长没有用。这是对处的领导的攻击。
+
+　　8、听李总经理做报告，我就说过原则很强，只是不具体，没有用处。这种思想实质是要技术挂帅。
+
+　　9、去年研究办技术刊物时，我说过技术资料不一定要发给领导干部，因为不懂技术，没有用。这种思想也就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一种表现。
+
+　　10、漆来哲检举说我曾在学习会上说过“老干部要高官厚禄养起来。”我已记不起来。但根据思想分析，这种思想是存在的。因为我否定了党对技术的领导，老干部当然要下台的。我这种思想与钱伟岳的党不能领导技术的思想是相同的。
+
+## 三、在干部使用方面
+
+　　1、向鞍山多次要过任蒿菴、葛庭敏。韩树人是鞍钢要顶机械师调来，我们不同意，并不曾要过。我为了要任蒿菴曾通过干部处要了多次。要的时候李处长虽然知道，但名单是我提的，对人的情况他并不了解。我曾给杨来鹏写信要他设法调任蒿菴，但并未直接给任蒿菴写过信。所以不写信，是为了鞍钢非常讨厌直接搞人员，并不是不想写。周尉回鞍山时给杨来鹏带了信，拖周尉转告任蒿菴，请求来武钢。
+
+　　从这里检查，我对干部的使用只看工作能力，不看政治。去年指名向鞍山要的人全是以技术为标准要来的。去年赵经理去鞍山时指名要了三个人，杨来鹏、任蒿菴、葛庭敏。其中两名是右派。
+
+　　在武钢调的两个人，全是政治上落后的人。我使用干部同右派分子只重才不重德的作法是一致的。
+
+　　2、对漆来哲一贯的反党言论置之不理，一概以个人情绪看待，原因是我自己立场是资产阶级立场，当然看不出来。
+
+　　3、55年在鞍钢时曾和谢厂长谈过派出国的人员要理论基础高一些，学习收获才大。谢学新的揭发我认为从思想上看是对的。我的确以往只重技术、文化。认为如果向深里培养一定要大学生。我记得好像在鞍钢说过，鞍钢出国实习自己挑人就注意一些，挑了徐矩良。对武钢就不肯再挑几个。实质上这是重才不重德的思想。
+
+　　4、看不起高职学生。瓦斯技师向鞍山要了几次，只同意给工长，又感到国外的金世斌理论不够。以后漆来哲要来，就同意他来，我当时知道他从前消极怠工，但听了几句好话就同意他来。可见红白不分，一点原则也没有。
+
+　　此外，在保守思想，骄傲自满，主观不相信群众方面，大家都揭发了很多，不一一详述。我在这方面的表现是枚不胜举的。
+
+　　分析起来，我所放出的右派言论联系起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夸大建设中的缺点，说缺点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二、把工作中的缺点归咎于领导不好，看不起，不服从，攻击、谩骂、污蔑以至于丑化领导。三、为什么领导搞不好呢？是因为缺乏业务领导技术领导的关系。由此而得到结论是不要党领导技术，只承认党空头的政治领导。事实上是要否定党的领导。这就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毒箭。
+
+　　这些右派言论的根源是什么呢？大家分析过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观点发展到极端的结果。成名的方法，我采取的是资本主义的道路。所谓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为了成名，不择手段。是为了个人成名而工作，是个人英雄主义。当社会主义建设与个人利益一致时，欲望得到满足就能够做社会主义的同路人。当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矛盾时，就会牺牲整体利益以达到个人目的。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表现。
+
+　　个人英雄主义发展到极端严重的地步是我走向右派的主要原因之一。狂妄自大，目空一切，把个人与集体对立起来，把个人与组织对立起来。我看不起领导，自以为高明，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妄加批评。到最后使我走到与党对立，反党的道路。
+
+　　高炉是我成名成家的本钱。我爱高炉如同资本家爱他的工厂，强盗爱他的枪一样。我是依靠了高炉发家，今后仍要依靠高炉成“名”成“家”，我对高炉的利益维护备至。为了达到个人主义的要求不惜使用任何手段，不顾整体利益，来保护高炉。
+
+　　在鞍山时就非常严重。我专管二组高炉，无论在原料使用上人员上都要占先，以便使二组高炉成先进单位，我也可以先进。我在这些高炉搞些试验，以便为自己著书立说找基础。曾经为了烧结矿的问题和选矿厂纠纷了几次。有时硬不同意烧结检修。有时烧结多了，硬不加烧结矿，使烧结厂到处告状。为烧结矿发过不少牢骚。
+
+　　在鞍山时骄傲自满情绪就很严重。在技术问题上不尊重领导。自己认为对的就不按领导意见执行。不仅看不起外行，也看不起内行。我那时就有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思想。
+
+　　到武钢后首先审查设计。在审查时提出要求，唯恐其不是世界最新，世界最高。其目的也是为了我将来也可以成为世界最新和最高。
+
+　　其后到生产准备处工作，提了些意见，处长意见不同，他一方面伤了我骄傲自大的自尊心，一方面有损于我的利益，于是意见愈来愈大，而至对立。
+
+　　在这种情况下，他伤了我，我也看不起他。我背后攻击，当面顶嘴。以后干脆到不要领导，直接越级而上。我认为这个处不解决问题，妨碍工作，希望取消这个处。当时有些人同意这个意见。于是大家一致，看法一致。目的就是要把李仁赶走，各厂的筹备组独立。
+
+　　到公司以后，由于是背着骄傲自满的包袱来的，在很多问题上只看到缺点，看不到成绩。开始我为了搞好工作，曾向公司领导提了一些意见，有一部分也解决了。公司领导很重视，自己也满意。由于我狂妄自大，发展到公司一切都感觉到缺点多，成绩少。以后意见愈来愈多，要求也太多，也不能一下子都解决，我就开始对公司领导不满。
+
+　　个人英雄主义的人逞能干，好居功。有一点成绩，即盛气凌人，不可一世。骄傲自满好为人师，总想爬在别人头上，而不受别人指挥。我狂妄自大，看不起李仁，但他又和我老有顶撞。他也有些自以为是的毛病，凑在一起，我就在背后说他：“又不懂又不虚心学，一点办法都没有。”“这种处长有没有一样，反正他管不了。”为了我达到自己的愿望，不管党组织的纪律性，不要领导了。可以说不择手段，只是希望早由他的管理下独立起来。
+
+　　我和生产准备处争执最大的是搞不搞基建工作（即甲方工作）的问题。生准处认为不要搞，我主张要搞。原因是不搞就不能取得施工中的经验，我为了成“家”，一定要搞才会为个人获取更多的经验和技术。另外，好为将来个人工作准备些好条件。我想抓基建工作而生准处不同意，双方矛盾很大。我当面和背后都说，生准处是过渡处，反正将来生产好坏他们不管，对领导进行污蔑。
+
+　　在这里政治和技术是不能分开的。为了成名搞技术，到一定程度就要抓技术领导，只有抓了技术领导才能达到个人主义。在鞍钢不问政治，因为我那时个人主义已得到满足，只搞技术就可以，所以仅仅表现为单纯技术观点，骄傲自满。到武钢以后，自己的打算不能如愿，就想抓技术领导。这就是资本主义的道路，为了满足个人主义，不择手段。
+
+　　要抓施工质量监督，要抓甲方工作，我喊了不知多少次。为了好抓起来甲方工作，我向公司提干部名单。我主张机构在精不在多，我就单纯从技术的观点上挑了三个人，通过赵经理向鞍山要，要抓施工领导就要有足够的力量。我对力量的看法是技术力量。我与杨来鹏通信，要他快来，要他带一批人来，都是从抓甲方工作出发。
+
+　　我愿望达不到开始对领导不满，说生准处不愿意各组独立。说公司领导怕管理麻烦。一系列的牢骚、抱怨。
+
+　　我到武钢之后，在自满情绪的支配下，以鞍钢的优点来衡量武钢的缺点，只见坏的，不见好的，已经有一个武钢一切都落后的论调。我有不满情绪之后，更加只谈缺点，不谈优点。无论在会议上，在学习会发言中，在背后，都强调缺点。我目的在于耸人听闻，使别人得到印象，只有抓技术领导才解决问题。而抓技术领导是我个人成名的需要。凡是对高炉开工不利的，我会有意见。我说条件有利，事在人为，就是说，如果让技术挂了帅问题就解决了。我和李志润谈缺点的目的就是要公司以技术为纲，最后我说生准处要取消是我的目的。
+
+　　为了个人利益，我对高炉开工条件要求甚严。我吵得最厉害的是焦炉开工进度问题。我也想让烧结选矿提前，最后看办不到，就专门要焦炉早开。为开工进度，我在公司的大、小会议上争了多次。最后目的未达到，心里十分不满，有机会就讲困难，说高炉生产没有保障。为什么焦炉提前不了，主要施工单位有困难，不同意。我就发施工单位的牢骚以及施工领导的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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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主义出发的种种愿望达不到，对公司领导不满。说公司领导抓不了技术，不懂技术，认为公司要加强技术领导。我用各项缺点来证明不抓技术领导搞不了建设。我这种说法就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将缺点归于领导就是要证明领导不搞技术不行。我背后讲总经理不具体，光原则，中层干部不称职都是为了证明要内行来领导。如果内行领导，我抓高炉建设的技术领导一定会实现的。我幻想鞍钢调来经理领导，因为鞍钢来的经理一抓技术自己一定也会得到些好处。我因为抓不到技术领导而说工作不好作。我甚至想：“在武钢真不如在鞍钢，在鞍钢可以搞出些成绩来，来武钢什么也搞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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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个人主义使我把高炉看成看家的本钱，成名的手段。为维护其利益，不惜不顾上级的原则。在修改设计中就表现出严重的本位主义，不怕是一丝一点，只要有些影响，说破了嘴也不同意。为了达到目的，用各种办法证明不能节约。不仅高炉本身如此，对炼有关的其他问题也不同意。最后修改了，于是牢骚满腹，严重不满，一有机会就攻击设计院。我不同意而改了，也伤了我的个人英雄主义，打击了我的自满情绪，当然和设计院就处处合不来了。
+
+　　个人主义得不到满足，发展而为对公司一切都不满。所以就夸大缺点，抹杀优点。个人主义使自己的头脑发热，即便看到了这么多优点，也视若无睹。夏部长的结论与我看法不合，我就不仝意。我把缺点归于领导，攻击领导，说领导不行，最后在极端不满情绪促使之下使我污蔑以致丑化领导。其目的不外在于说外行领导不了内行，党不能领导技术，要内行领导，以达到个人主义的想法。
+
+　　回想写高炉外传时就是这种情绪。为攻击领导夸大缺点是不择手段，以致大加丑化。那篇大字报就是我攻击党的领导反党的领导的集中表现。
+
+　　在大鸣大放期间，我的情绪用疯狗症来形容是十分恰当的，是对党不满，到处乱咬。我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凡是对公司的缺点攻击，攻击党的领导的右派言论我都起共鸣，而加以支持。有人在讲公司某些领导干部的缺点，我就支持，并鼓励写大字报，如宗盛梅说劳资处内处长互相提拔，我就如果是真的，你可以揭发。如对右派漆来哲写的“三大头儿们”，我感到是发牢骚，但也起了共鸣，而帮他写。在开始整风时，去动力师联系工作，动力师里的人正在议论公司整改无决心。有人说：“要向中央写信，报告质量事故。”我当时也起了共鸣，虽然未公开支持，但内心里是同意的。
+
+　　我听了魏、王经理的发言，对他们的整改，我只有一个意见支持，就是甲、乙方合并。其他边改我都不加评论？为什么不评论？因为不合自己的思想框框。
+
+　　右派陈炳绪办的武钢建设展览会，我是无条件的支持。他向我讲焦化和耐火事故如何如何，方总如何不处理，如何不重质量。又讲：“高炉将来这样的质量，你们同意不同意？你不同意你就向公司提意见。”又说：“提意见就向总经理提，向司令部开炮，向别的人提没有用。”看了展览会后他还说：“你们同意不同意我们的展览会，同意的话你们要多支持。”他还就焦化配煤缶事故，对萨维斯基专家大加污蔑，说专家也不重视质量。好在我对专家的看法还没有错误，未相信他的话。他向我说的话，我基本上信以为真，只是没有完全按他的话做，支持他写文章，攻击专家等等。
+
+　　我那时情绪是一种疯狗症的丧心病狂的右派分子的情绪，把一切毒草都看成香花。对右派言论加以附合，有一些时候，我就说“对呀！”，“重要”。为他们帮腔。
+
+　　回忆以往我的思想变化，我就是这样由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发展而为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不择手段，以取名利。
+
+　　我在各方面的保守思想，如对成本计划及修改设计等等方面的表现都是这一个思想根源。
+
+　　结合上面分析，我是一个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名利思想严重的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由不满领导，发展而为攻击领导，而走向反党的道路。
+
+　　我和漆来哲的不同是向党进攻的方法不同。我是由技术方面向党要“名”，达不到愿望，而走向反党，最后陷入右派泥坑。
+
+　　我的个人主义使我不愿意放弃资产阶级立场。为什么我主张“先专后红”甚至“只专不红”呢？那就是说我要专不要红。专了就有了向党要名的本钱。靠本领吃饭发展而为技术至上主义，最后只有一个下场，即成为右派。
+
+　　用上面说的主导思想来分析我的右派言行是完全可以贯串起来的。我的资产阶级立场解放这些年来未得到改造，所以直到这次反右斗争，立场仍在摇摆，与资产阶级右派思想上藕断丝连。
+
+　　为什么我说缺点是主要的，为什么我攻击丑化领导，为什么我否定党对技术的领导？因原因就是当个人目的达不到时，对党不满，即和疯狗一样向党进攻。为什么我对58年高炉开工十分悲观？因为在右派分子的眼里，社会主义前途是黑暗的。我的思想使我带了黑色眼镜，所以我就得了这样的结论。
+
+　　用中央设计院所提出来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病症中的四条狂妄症、梦游症、色盲症、疯狗症来对照我以往言行完全可以得到证明。我犯了第一条罪状：“与党闹对立，样样看不惯，处处闹别扭。”结果就走上反党的道路。
+
+　　为什么我在用人上和那些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相投呢？主要是物以类聚，就看中了他们。自己脑子里的资产阶级思想使我认毒草为香花。漆来哲的言论我认为是闹情绪。他写的大字报我也只认为是牢骚，而代为抄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
+　　思想上充满着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他的一言一行都表示出他是右派，无论如何伪装都伪装不住。
+
+　　我以前所走的道路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个人主义发展到最最就只有一个下场，堕落为右派。
+
+　　按毛主席的六条标准来衡量，我的错误第一，不是加强而是削弱党的领导；第二，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放的毒草，完全是右派言论。我实质上是站在右派立场向党进攻。我已经堕入了右派的泥坑。我已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队伍，如果不是党的挽救，我将愈走愈远，愈陷愈深。
+
+　　我的错误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严重的教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想改造思想，不争取当左派，仍然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追求名利，实际上是和右派分子在一条线上，一定要成为右派。以前满足处于“中间路线”的人，从事实上看到没有中间路线，非左即右。要不要红，想不想当左派就是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
+　　我所以能认识错误，不致愈陷愈深，完全蒙了党的挽救。同志们的批判使我思想认识得到提高，看到了实质。党对我的培养和爱护我没有言语可以形容是多么大多么温暖。我的错误使我背叛了人民，对不起党和人民。我痛心，悔恨无法形容。我要痛改前非，重新作人。我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路，改造思想，脱骨换胎，作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对我的错误要求领导上予以严格的处分。
+
+　　 张寿荣
+
+　　我的主导思想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观点，好名誉，想在技术上成专家，成学者，成权威。我所走的道路是资本主义的道路。所谓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为了成名，不择手段。为了个人成名而工作，是个人英雄主义。当社会主义建设与个人利益一致时，个人欲望得到满足就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当利益不一致时，即牺牲整体利益在所不顾。
+
+　　我所采取的手段一是不要党的领导。不要党的领导表现在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说党不能领导技术，只有内行才能领导内行。为了不要生产准备处李仁的领导而闹独立性，在各组之间活动，意思就是要把李仁赶跑。对公司领导的看法是只谈原则，不管具体，不深入下层。而且对领导大加污蔑和丑化。不要党的领导也表现在我的思想感情上。我缺乏工农感情，看不起老干部，看不起工农群众。不要党的领导也表现在阶级立场问题上，表现在使用干部上，我只重才不考虑德。为了达到不要党的领导的目的，我夸大缺点，抹杀成绩，以证明党不能领导技术。我对干部的缺点丑化，是证明没有技术就不能领导。第二个手段是不顾国家利益，不管国家的方针政策，不贯彻多、快、好、省的方针，一切从个人出发，从本单位出发。我在设计上追求近代化，自动化。在计划上保守，对兄弟单位要求刻苛，这一切都证明了我的本位第一，各人第一。我通过这两个手段以达到个人成名的目的。
+
+　　高炉外传中说计划安排不好，焦炉质量不好，险些送了命。这一切都是否定成绩的。散布悲观论调，开始高炉兴高采烈，但等到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就垂头丧气，最后只好痛哭。结果是哭得天昏地暗地动山摇，与右派在展览会上写的对联怵目惊心，惊心动魄，与漆来哲的惊天动地实质上相同。我丑化干部，骂方总不懂装懂狗头医生，冒充专家建议，搞坏了质量，最后是专家解救脱险。这里就说明了不懂的外行不能领导，要由内行领导，而且对干部加以丑化。在最后我以写玉皇大帝的手法写中央部长来检查，听听土地报报告，即是公司领导报告，最后把各级领导说成是三大主义中毒很深的。说各级领导什么事不管，只谈原则，不深入下层，不具体。这是对干部和党的领导最大的污蔑，以神比领导，是说领导是牌位，不起作用的。通过这篇大字报，我可以说是尽丑化，污蔑之能事，攻击了党的领导，以此向群众证明党不能领导技术，不能领导工业建设，以达到我向党进攻的目的。
+
+　　这篇文章与钱伟岳的论点是一致的。看来和右派分子写的花丛小语同样多的毒素。漆来哲的三大头儿们是露骨的攻击党，而我是全含蓄的攻击党，其目的是一样的。
+
+　　我在当时感觉到技术在别人领导之下不能完全随心所欲。我觉得不利于我成名。所谓不能如意是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不愿意受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我当时走的是资本主义的道路，成名。在向这条路上走时就感到党的领导不利于我的技术发展。把党的领导看成绊脚石。我于是想搬开党的领导，想不走社会主义的路，走资本主义的路。我的目的，是要换班子，要技术人员上台。也就是要专家领导工业。
+
+　　我的个人主义向成家成名发展。我要成为钢铁技术上的权威，执其牛耳。向进一步看就是执工业技术的牛耳。（钢铁是工业中的重工业的中心）
+
+　　按毛主席的六条标准来衡量，我的错误一，不是加强而是削弱党的领导，二，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放的毒草，完全是右派言论，我实质上是站在右派立场向党进攻。我已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队伍，如果不是党的挽救，我将愈走愈远，愈陷愈深。
+
+　　在大鸣大放期间，我的情绪用疯狗症来形容是十分恰当的。是“对党不满，到处乱咬”。我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凡是对公司的缺点攻击，攻击党的领导的右派言论我都起共鸣，而且加以支持。有人在讲公司的缺点，我就支持，并鼓励写大字报如小宗说劳资处内处长互相提拔，我说，如果是真的，你可以揭发，如对右派漆来哲的三大头儿，我感到牢骚，但也起了共鸣，而帮他写。在开始整风时，去动力师联系工作，动力师里的人正在议论公司整改要决心。有人说：“要向中央写信，报告质量事故”。我当时也起了共鸣，虽然未公开支持，但内心里是同意的。
+
+　　我听了魏、王经理的发言，对他们的整改，我只有一个意见支持，就是甲、乙方合并。其他边改我都未加评论。为什么不评论？因为不合自己的思想框框。
+
+　　右派陈炳枢办的建展会，我是无条件的支持。他向我讲焦化和耐火事故如何如何，方总如何不处理，如何不重质量。又讲“你们高炉将来这样的质量你们同意不同意？你不同意你就向公司提意见。”又说“提意见就向总经理提，向司令部开炮，向别的人提没有用。”看了展览会后他还说：“你们同意不同意我的展览会，同意的话你们要多支持。”他还对焦化配煤缶事故，对萨为斯基大加污蔑，说专家也不管质量。他的话我信以为真，只是没有完全按他的话做，支持他写文章，攻击专家等等。
+
+　　我那时情绪是一种疯狗症的丧心病狂的右派分子的情绪，把一切毒草都看成香花。对右派言论加以附合，有一些我就说“对呀”“重要”，为他们帮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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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内有只为工作而工作的现象，劳资处只管调人数字，不管分配是否适合。设计处只管几张图纸，修改设计不管。公司领导到鞍山实习要换一个人来，工作领导也要和鞍钢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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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钢没有像马宾那样的经理，怕搞不好。像顾工程师也没有名望，武钢要由领导到下部换一套来。（徐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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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化讨论煤。问王汝源走了没有，找赵经理一说就解决了，找李处长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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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人员登记表
+
+　　
+
+　　   姓名 张寿荣 性别 男 年龄 30 民族 汉   原名 张寿荣 家庭出身 小资产阶级 个人成份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现有职务 工程师 工龄 -----   籍贯 河北定县 现住址 --   参加过何种进步组织 --   问题性质 现是右派分子，有海外关系   参加过何种反动团体及封建会门？ --   历史上有那些重大问题及结论？ 在肃--反运动中受过审查未作出任何结论                     
+
+　　填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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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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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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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简历 1939.8.~45.7. 山东省立济南中学 1945.10.~46.10. 天津私立工商学院土木系 1946.10.~49.7. 天津北洋大学冶金系 1949.7.~49.8. 北京高等学校毕业生学习团 1949.9.~50.3. 鞍钢炼铁厂见习技术员 1950.4.~52.3. 鞍钢炼铁厂技术员 1952.4.~ 鞍钢炼铁厂生产计划科长助理工程师   社会关系 父：张惠承，山东省济南银行学校副校长 舅父：陈功铁，国民党上校军官现在台湾 表弟：蒋春光，国民党海军军校学生，现去台湾（民主补课交待）   备注 --   
+
+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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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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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06.txt
@@ -0,0 +1,19 @@
+# 中共蚌埠地方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郭永锡党籍的决定（郭永锡）
+
+　　郭永锡，男，四十七岁，肖县人。富农出身，富农成份，一九四零年入党，同年参加工作，原任地委副书记。
+
+　　郭永锡参加工作以来，一贯坚持富农立场，反对党，反对各项社会主义建设措施。
+
+　　(1)利用职权，反对合作化运动。一九五三年原宿县地委试办了十个农业社，郭当时大叫办社是“盲目扩大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不照顾小农经济的特点”。同年秋他又在地委扩大会上提出“要普遍地贯彻十大自由政策，保障私有制”，灵璧县委试办了十多个农业社，他也说是“冒进”，要县委解散，一九五四年春他主持开各县农工部长会议，在会上说：“自发社不是好现象，要立即解散”，在他直接布置下，解散了许多合乎条件的自发社。一九五五年春，五河县试办了二百多个农业社，即将试办成功，郭勒令该县解散。一九五六年八月他在宿县区书会议上污蔑说“合作化后，衣、食、住、行四个字，连一个字也未搞好”。污蔑合作化搞糟了，没有一个社增产，污蔑社干部比过去地主、土匪还厉害。
+
+　　(2)反对和破坏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宿县区书会议上，他把农村地、富、反、坏分子的破坏活动说成是“目前农村混乱的焦点是衣、食、住、行问题，特别表现在粮食问题上”，并又提出：公粮不征交国库，由社保管，付给保管费，农业社缺种子，就地贷给；社员没有粮吃，要吃种子，可把国库粮给他们吃，种子算我们的，只转个账。在郭的指导下，动用了国库粮九、二二五、一七九斤。一九五七年宿县报总产量四亿七千八百万斤(实收四亿八)。郭硬说只能收四亿斤，并批评县委“要假面子”。同年春他硬要碭山县委给陇海社增加供应七万多斤粮食。他利用职权索取陇海社员粮票四百多斤，又从肖县黄口镇买了二、三十斤馍带回机关吃。并竭力反对牲畜饲料标准，说“小驴三个月可留四十斤料，简直是胡闹，是剥驴政策”，宿县“三八”社一头牛一天喂一斤饲料，他也说是“剥牛政策”责令社干增加为一天三斤。
+
+　　(3)反对农业生产改革。对待省委生产改革指示阳奉阴违，消极对抗。一九五六年在宿、灵、泗、濉四县区书会议上讨论秋季马铃薯问题时，郭煽动说：“马铃薯这个问题我不敢讲，省委叫种就种，种下去不收断种也就怪不到我们了”。他还反对省委提出的在淮北挖塘打井的措施，反对扩大复种面积和棉花密植增产办法。经常说：“再扩大也没有留晒垡上算……我们这些同志就象没有脑子似的!”并强迫宿县“三八”社犁掉灾后补种的豆子八十多亩，红芋三十多亩，造成很大损失。一九五六年七月他还召开电话会议布置各地种旱直播水稻，仅灵璧等四县统计，即浪费稻种八百多万斤。
+
+　　(4)严重违反党的决策。怀远改造落后乡，在其指导下，竟将贫农、中农错划为地主、富农计二千三百八十五户，占全县补划地主、富农的百分之八十三。并错误的决定“追分散”，致发生严重的违法乱纪。由于追分散而遭受各种肉刑的一千一百七十户一千四百七十二人。自缢身死的三十三人，自杀未遂的二十三人，打伤四十二人，被打不敢回家的四十三人，严重的影响了群众生产情绪，破坏了党与群众的关系。郭竭力掩盖自己错误，还对反映情况的钟鼎山同志打击报复。
+
+　　(5)一贯抗拒组织，反对党的领导，破坏党的团结。一九五一年任碭山县委副书记时，在镇反和土改运动中，屡次反对和拒不执行原宿县地委的决议，以致造成严重的违反政府。在任地委副书记时，他又污蔑省委公布的一九五六年增产数字是“吹牛”，还在一次干部会议上骂共产党员“说的是天官赐福，做的男盗女娼”。早在一九四三年任乡长时就反对区书张世瑞同志，一九四八年任宿东县委组织部长时，反对县委副书记代世雅同志，一九四九年在铜县骂县书石立同志“象狗熊一样”。处处吹嘘自己，打击别人。另外还长期隐瞒富农成分。
+
+　　郭永锡的富农本质，在参加革命后，虽经较长时期的革命教育，但并没有得到改造，一贯坚持富农立场，他是一个披着“工农干部”外衣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是党内右派分子。为了纯洁党的组织，经报请省委批准，决定开除郭永锡党籍。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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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07.txt
@@ -0,0 +1,43 @@
+# 沈阳小学系统右派分子名册和部分综合材料（12）
+
+　　（）
+
+　　右派分子人员登记表
+
+　　单位：第三中队 1958年2月10日
+
+　　   部门 马刚乡铁营子 小学 一路乡 前屯小学 新屯乡 望宾小学 蒲河乡 中心小学 青水乡中五 旗小学   姓名 董栢和 信祖耀 郭启兴 孙宇红 安我心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5 38 44 27 32   家庭出身 中农 市贫 中农 中农 城贫   本人成分 学生 匪军官 伪职员 匪警察 教员   职别 教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级别 6 5 4 5 6   何时参加 革命 1950.3. 1953.3 1951.3 1951.3 1950.3.   何时入党 -- -- -- -- --   何时入团 1952.2.14. -- -- -- --   婚否，爱 人姓名， 何地工作 已婚， 孔素勤 家务 已婚， 高俊清 家务 已婚， 于庆珍 家务 已婚， 李桂兰 家务 已婚，死去   身体情况 强 强 中 强 强   整风运动 中表现 -- -- -- -- --   处理根据 -- -- -- -- --   处理意见 -- -- -- -- --   备考 -- -- -- -- --   
+
+　　右派分子人员登记表
+
+　　单位：第三中队 1958年2月10日
+
+　　   部门 清水乡中五旗 小学 青水台乡 中心小学 新屯乡 树林小学 新屯乡 中心小学 清水乡小洋河 小学   姓名 石灵宣 刘瑞莲 谭有德 朱玉德 吴文周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6 22 30 30 36   家庭出身 中农 地主 中农 中农 贫农   本人成分 村干部 学生 匪保长 学生 匪军官   职别 教员 教员 副主任 教员 教员   级别 3 5 3 5 6   何时参加 革命 1951.3. 1953.9 1949.3 1949.3 1949.3   何时入党 -- -- -- -- --   何时入团 1952.12.30. 1956.10.13 -- -- --   婚否，爱 人姓名， 何地工作 已婚 战桂珍 家务 未婚 已婚 马淑媛 家务 已婚 赵凤珍 家务 已婚 何彦林 家务   身体情况 强 强 强 强 强   整风运动 中表现 -- -- -- -- --   处理根据 -- -- -- -- --   处理意见 -- -- -- -- --   备考 -- -- -- -- --   
+
+　　右派分子人员登记表
+
+　　单位：第三中队 1958年2月10日
+
+　　   部门 一路乡前屯 民办中学 一路乡 前屯小学   姓名 刘迅 崔福来   性别 男 男   年龄 35 26   家庭出身 中农 雇农   本人成分 教员 学生   职别 教员 教员   级别 -- 5   何时参加 革命 1957.9. 1952.9   何时入党 -- --   何时入团 -- --   婚否，爱 人姓名， 何地工作 已婚 赵桂芬 家务 已婚 郭长玲 家务   身体情况 中 强   整风运动 中表现 -- --   处理根据 -- --   处理意见 -- --   备考 -- --   
+
+　　不称职人员登记表
+
+　　单位：第三中队（青水台区） 1958年2月10日
+
+　　   部门 蒲河乡 中心小学 蒲河乡 中心小学 青水乡 中五旗校 青水乡前腰小 青水台乡王岗校   姓名 刘纯珍 何玉书 鄂恩林 雇尚民 袁风鸣   性别 男 女 男 男 男   年龄 32 23 43 35 38   家庭出身 中农 富农 贫农 中农 富农   本人成分 农民 学生 教员 职员 教员   职别 教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级别 6 6 7 6 6   何时参加 革命 1950.4 1952.9 1948.11. 1952.3. 1949年   何时入党 -- -- -- -- --   何时入团 -- 1950.10.1 -- -- --   婚否，爱 人姓名， 何地工作 已婚， 高桂芝 已婚， 梁世民 小学教员 爱人死去 已婚 雇王氏 已婚 袁王氏   身体情况 强 强 长期肺病 强 强   整风运动 中表现 中右 中中 -- 中中 中右   处理根据 -- -- -- -- --   处理意见 -- -- -- -- --   备考 -- -- 未参加学习 -- --   
+
+　　不称职人员登记表
+
+　　单位：第三中队（青水台区） 1958年2月10日
+
+　　   部门 一路乡湾道分校 一路乡新台子校 一路乡新台子校   姓名 代胜文 张洪谋 郑作文   性别 男 男 男   年龄 63 35 63   家庭出身 贫农 富农 雇农   本人成分 教员 教员 工友   职别 教员 教员 工友   级别 4 4     何时参加 革命 1948.10. 1948.10. 1954.3.   何时入党 -- -- --   何时入团 -- -- --   婚否，爱 人姓名， 何地工作 已婚，刘氏 已婚，孙氏 --   身体情况 弱 弱 弱   整风运动 中表现 左 中中 --   处理根据 -- -- --   处理意见 -- -- --   备考 -- -- --   
+
+　　坏分子人员登记表
+
+　　单位：第三中队 1958年2月10日
+
+　　   部门 一路乡新台子小学 一路乡中心小学   姓名 陈继祥 于会林   性别 男 男   年龄 34 36   家庭出身 雇农 中农   本人成分 教职员 职员   职别 教员 教员   级别 5 4   何时参加 革命 1948.11. 1948.11   何时入党 -- --   何时入团 -- --   婚否，爱 人姓名， 何地工作 已婚 年洪荣 家务 已婚 佟绍光 家务   身体情况 强 强   整风运动 中表现 -- --   处理根据 -- --   处理意见 -- --   备考 -- --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3/000308.txt b/CCRD/1/6/3/000308.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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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308.txt
@@ -0,0 +1,21 @@
+# 中国共产党工人日报编辑部支部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陈用文党籍的决定（陈用文）
+
+## (一)
+
+　　陈用文，原名陈祖杭，男，四十岁，南京人，破落商人家庭出身，本人成份职员(在金陵兵工厂名义是艺徒，实际前三年替领导开单据领材料，后三年多在成本会计科抄写)，回族。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一九三八年入党。历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股长、研究员，晋察冀边区总工会任执委、秘书长、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秘书处处长，办公厅第二副主任等工作。一九五○年至现在，任工人日报社长和工人日报分党组书记，一九五七年任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
+
+## (二)
+
+　　一九五六年十月，当英美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铁托集团制造匈牙利反革命叛乱，在世界上掀起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的时候，陈用文正从南斯拉夫访问回国。他于同年十一月在工人日报上发表了“南斯拉夫的‘工人自己管理制度’”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竭力宣扬铁托的修正主义，美化南斯拉夫，宣扬南斯拉夫的工人理事会的作用，吹嘘南斯拉夫的“工人自己管理制度”的成绩，鼓吹南斯拉夫没有官僚主义。此外，他还到处作报告，并在报社开座谈会，全面地宣扬铁托的道路。
+
+　　一九五七年春天，当国内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陈用文于同年五月，发表了反动文章“西行纪要”，和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在这篇文章中，陈用文大肆攻击党，把党说成是社会前进的主要障碍，污蔑党干涉和破坏了工会的独立性，公开宣扬工会和党可以不一致，鼓动工会干部可以用团结——斗争——团结的方式去克服党的“片面性”，咒骂群众在组织上服从党是“宗派主义倾向”；他利用工人中的落后思想、利用监督，煽动群众向行政作斗争；鼓动工人要求极端民主，他对工人阶级极力丑化、污蔑，把工人说成都是自私的。他夸大我们工作中的个别缺点，把整个西北地区说成漆黑一团。
+
+　　陈用文的这两篇文章和美化南斯拉夫的报告，成为上海、江苏、山东、广东、广西、山西、安徽、河南等省市工会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炮弹，并且在广大工会干部当中引起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
+　　此外，陈用文还以工人日报社长的地位，八年来利用报纸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他利用报纸反对党对工会的领导。远在一九五○年，陈用文就在报纸上散布党不能领导工会的谬论；第一次全总党组扩大会议的决议一直不在宣传中认真贯彻；抓住机会就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更严重的是：在工会“八大”以后，陈用文在“遵守工会章程”的社论里，对中央规定的“中国工会是按照产业和地方相结合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工运方针，采取了公然抗拒的态度。说什么“这和‘七大’章程在实际工作中没有什么根本改变”。去年右派大举向党进攻时，陈用文不理中央“工人日报以生产宣传为中心”的指示，除自己抛出反党纲领“西行纪要”外，还要编辑部“对企业内部矛盾可以放手揭”，“工会工作要冲破圈子鸣”，此外，他还一贯利用落后群众来信，加以集中夸大，恶毒攻击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
+
+## (三)
+
+　　陈用文热衷于这些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不是偶然的。陈用文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商人家庭，因袭了旧商人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衣钵。他参加党是抱有卑鄙的个人野心的，企图利用党作为他向上爬的工具。一九三七年他在延安曾签名加入过由托派分子所发起的“卡尔学会”。一九三八年在汉阳兵工厂闹个人突出被捕。曾使党组织遭受严重损失。一九五二年曾犯过经济主义和工团主义的严重错误。在工人日报期间，对历次政治运动一贯消极抵抗，同情反革命和右派分子，把工人日报当作自己的独立王国，对待干部用尽打、拉、吹、拍、骗等资产阶级各种权术。生活上也是腐化堕落的。多少年来，党对他的反党思想和行为，曾不断进行教育和批评，但他都采取两面手法，拒绝改造。陈用文在前述的反党的罪恶活动揭发后，态度极不老实，不肯主动交代全部罪行，企图蒙混过关。陈用文是一个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野心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他已经成为党内的右派分子，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凶恶的敌人。因此，支部大会于八月三日一致决定开除陈用文的党籍，并撤消其一切职务。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一)》，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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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47 @@
+# 中共浙江省农业厅党组关于右派分子张俊升反动言行的报告（张俊升）
+
+　　张俊升，男，五十二岁，河北威县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自由职业，文化程度大学毕业。入伍前曾任国民党军队上校团长。一九四五年六年起义入伍，一九四七年入党。历任新四军浙东纵队旅长，副司令员，军副参谋长，一九五六年初转业至农业厅，现任副厅长，党组委员，他的主要反动言行是：
+
+　　一、污蔑攻击省委领导，抗拒执行党组决议。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党组会上，马月如同志传达省委的“二五”规划，读到省委要求每个党组组员一年要为“求是”写二篇稿时，张很不满地说“这是教条主义，脱离实际，写文章首先要给我时间”。一九五八年五月张去湘湖农场检查工作，在一次场的主要干部座谈会上，该场场长汇报情况时，提出“压倒皇天坂，赶上东湖”的口号，他说“听了你们的口号很好，我看是压倒农科所，争取李丰平”，并在全场职工大会上大提而特提这一口号。六月下旬在湘湖农场参观稻苗生长情况时，他又提出“要争取李丰平”。
+
+　　一九五七年六月全省畜牧工作会议上。张对省委不拨饲料有意见，他火气冲冲地对宁波小组同志说：“部队打仗要有弹药，省委决定下拨二亿斤粮食作饲料，为什么不拨?”并借口不了解情况而不参加会议。一九五七年十月省党代会对沙、杨问题将要作决议了，他还说“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并借口接待外宾在杭州饭店住了三天不去参加对沙、杨的辩论。直至最后还不发言，不表示态度。
+
+　　一九五七年初在一次处长会议前夕谈起干部任免先以党组名义通知问题，他对孙顺、任政等同志说：“党组和行政不分”，“农业厅属省人委领导，为什么又要农工部来领导?由农工部领导是否党政不分值得研究?”张俊升对党组的决议采取违抗的态度。如一九五七年初。党组责成由他负责处理机械管理局曾玉成问题，他在会议上表示同意，会后却迟迟不执行，说“曾玉成的问题还能把他搞到街上去吗?”关于拖拉机手的处理问题，党组决定全部动员回家，待今后事业的发展再逐步吸收他们回来。而张对干部处许耀祖同志说：“关于拖拉机手的处理问题，我不同意党组意见”，对孙顺同志说：“这些人不能随便处理，军队干部不好处理”。
+
+　　一九五七年八月，农工部批评农业厅反右派斗争中有右倾情绪，张很不满地给张敬堂同志写了一信，叫王逢友、张林签名、并想不去参加部委召开的有关会议。同年九月党组决定将右派分子王谷正调离整风办公室，并批评了张林的严重右倾思想后，他对吴胜义同志说：“干部还是干部，我们还是要用他的”。当张林哭了，他说：“不该这样批判”。并且认为“人事处和党委会都是小青年，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
+
+　　一九五八年二月党组决定给张炳训以留党察看二年和行政上撤职的处分。六月分王芳斋同志问他时，他说：“现在处理意义不大，应该早处理，原来有个决定，处分太重，开除党籍，行政上撤职，我的意见是行政上处分，党内不一定开除党籍。”
+
+　　一九五七年初，党组决定把机管局和农场处合并，他在会上表示“同意”，会后对钱肇莹等散布不满情绪，说“关于机管局和农场处合并后的性质问题，我有意见，我思想不通”。
+
+　　一九五八年六月去湖北省农业厅参观学习领导经验时，张对该厅李厅长及办公室主任说：“现在我们的工作就是赶不上去，党组的同志对党组书记有意见，省委也几次批评我们，你们究竟和省委怎样发生关系。”
+
+　　整风后张敬堂同志和他交换意见，他说：“我把枪杆子都交给党了，不会也不可能再到台湾去”。
+
+　　二、严重的泄密，并散布反动言论。
+
+　　一九五八年六月和王芳斋同志去湖北参观农具时，张大肆宣扬自己过去的反共“本领”，说：“我是有名的张大胡子，在起义前当过团长，和谭启龙同志较量过。谭有教导队，我也有教导队，教导队对教导队，营对营，他有几个兵我都晓得，有一次和谭启龙作战，打响之后，我叫副团长先打机关枪，他就是打不准，他们(指我军)一下子拥上来了，我对副团长说：你看我的!一梭子五十粒，打倒三十六人。后来他们(我军)象屎克螂一样一下子就退下去了。”
+
+　　一九五八年六月去湘湖农场检查工作，把党内机密文件(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工作方法六十条)给政治历史上有问题的下放干部陈希看。
+
+　　三、挑拨是非，制造矛盾，进行宗派拉拢，破坏党的团结。
+
+　　张在平时经常散布流言蜚语，说“×××是党内的王牌，×××是党外的王牌”，“张天成同志是随风草，是适应气候的”“杨副厅长是猴子脸”，“赵副厅长太年轻，缺乏经验”，“张敬堂凭什么?就是凭省委委员”。
+
+　　在整风期间，任政同志给刘介中提了很多意见，张背后对刘介中挑拨地说：“任政早就要整你了，我是不同意的”。一九五七年十月，厅整风领导小组不同意李安帮(已开除党籍)参加农场农具局整风领导小组，而张却在会上当着李的面说：“李副局长应当参加整风领导小组，他虽不是党员，但他与其他非党员情况不同，他过去虽犯了错误，但不是政治性问题，厅党组研究亦是这样的情况，讲错的话，由我负责”。
+
+　　一九五八年六月党组对党员处长进行了排队，张把排队的情况歪曲是非地告诉王芳斋同志(副处长)，他说：“老王，你怎么搞的，你搞了个不上不下。昨天党组研究处长级干部排队，将你排到第二类。我的意见应排第一类，你工作积极艰苦，这一点党组大部分同志都承认的，就是你的思想问题。杨厅长提到你过去的一段思想问题，应划为第二类。张天成、任政同志都发表了意见。你在处里工作，杨俊达、张天成还不承认你。任政同志将你老婆退职问题，你找任政，你老婆找任政都聊出来了。张敬堂同志也提到你在长兴参加社会主义宣传时给他去过信，也给赵厅长去过信，你这些问题，杨俊达的看法是投机思想。经过这次排队，我才晓得你也是个宝贝。最后通过杨俊达同志的意见，还是把你划为第二类。”又说：“你南下后就当科长，为什么上不去呢？杨俊达说了之后事情清楚了。”一九五八年六月党组组员在部里集中学习之后，张对王芳斋同志说：“这次学习我发表了意见，过去那种做法是不对头的，有些人一定要把刘介中逼向那条道路，要划到那边去”(指右派道路)。为了拉拢宗派，以私人关系安插人员，封官许愿。一九五六年以他私人名义吸收了复员军人岳魏洪、蔡文仲。该二人在吸收前经该局人事科审查有问题，岳犯过严重错误而受开除党籍、行政上降级的处分；蔡过去系伪军官，情况复杂。因而不同意吸收，但张以私人关系将该二人吸收了，并且以私人名义介绍去乔司农场工作，封岳为机务科长，蔡当加工厂主任。一九五六年机管局将拖拉机手蒋志忠下放至皇天坂农场工作，张未经组织同意封他为“拖拉机队队长”。一九五七年初该局将有政治历史问题的范乐增下放至湘湖农场工作，他又封他为“副场长”。
+
+　　（四、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长期闹地位、名誉、待遇，对党不满，工作不负责任。）
+
+　　一九五六年初，他从部队转业至农业厅后，对地位不满，说农业厅有个团级干部当上副厅长。言下之意，认为自己地位太低了。由于没有满足个人主义的欲望。就消极怠工，开会或汇报研究工作，他不是打瞌睡，就是看报纸。
+
+　　一九五八年七月由他带领代表团去北京参观农具展览会，很不负责，一下车就利用机会去看自己的侄子，在五天中他只参观了一天半，其余时间就是拔牙齿，睡觉。参观结束叫他作总结并向大会汇报，他也拒绝不干。
+
+　　他来农业厅后已二年多，对自己分管的业务根本没有钻进去，只想做官，不想做事，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农场是他主管的，但连全省有几个农场也不知道。主管畜牧，很少和畜牧处同志研究工作，人家向他请示问题含含糊糊，提不出意见来。去年六月全省畜牧工作会议，照理应该由他主持，可是他强调刚学习回来不了解情况逃避参加会议。去年十二月全省畜牧工作会议叫他作总结报告，他也推来推去不干，最后推给李光同志去总结。对农具改革工作一直没有抓起来说“对这玩意儿不感兴趣”。在生活上过分强调特殊。来农业厅后事务管理局分配给他房子不要，而长期住旅馆，化了一千多元。
+
+　　从上述问题来看，我们认为张俊升的国民党反动立场根本没有改造，起义后虽在组织上入了党，但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根深蒂固，个人主义极为严重。转业后对地位、待遇长期不满，当没有满足个人主义欲望时，对党就心怀不满，离心离德，笼络人员，拉拢宗派，散布流言蜚语，进行挑拨是非，污蔑攻击党的组织，破坏党的团结。决定将张俊升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其党籍。
+
+　　 (已经省委批准)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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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3 @@
+# 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极右分子李之琏党籍的决定（李之琏）
+
+　　第三届机关党委全体同志一致拥护中央批准的中央宣传部关于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决定立即撤消李之琏现任机关党委委员和书记职务放开除其党籍。
+
+## 附：中共中央宣传部整风领导小组关于极右分子李之琏的政治结论
+
+　　李之琏，男，四十四岁，河北蠡县人，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份学生。现任职务：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
+
+　　主要反动言行：
+
+　　1、反对党对丁玲、陈企霞友党集团的斗争，阴谋推翻中央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对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报告的批示，策动丁、陈反党集团向党进攻。他首先以“根据不充分”、“手续不完备”为借口，保持了陈企霞、李又然的党籍。他掩盖丁玲的叛党历史，把她美化成为一个革命战士。在他提出的审查结论初稿中，不写丁玲是“自首变节”，而写成“是属于在敌人面前犯了政治上的错误行为”。强调丁玲在被捕期间曾进行“对敌斗争”，坚持要把丁玲在南京变节后三年多的历史计算党龄。帮助丁玲向党提出有关她历史结论的三点保留，以欺骗和愚弄组织。鼓励和帮助丁玲、陈企霞翻案，唆使他们写“申诉书”，并广为印发陈企霞向党进攻的“陈述书”。完全按照丁玲的意思对丁、陈问题进行所谓重新查对，力图为丁、陈开脱。丁玲直接寄给他的一封为自己辩护、污蔑周扬同志和作协党组的信，要求不要给周扬同志和作协党组负责同志传阅，他完全照办。他还散布“一九五五年斗争丁、陈反党集团搞错了”，“丁、陈反党集团案完全能否定掉”等流言，并在八大第一次会议的河南小组会议上说：“丁、陈问题搞错了”，企图在八大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为丁、陈反党集团翻案。陈企霞给他的信中公然污蔑党对自己的斗争是“政治陷害”，李之琏予以默认；丁玲在给他的密信中竟说“翻身有日，有重见天日的可能”了。一九五七年五月，他亲自在“宣教动态”上一条关于文艺界情况的消息中加按语说：“丁、陈问题自一九五五年作协党组的报告通报全国后，直到现在还未做出结论”。企图在全党散布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中央搞错了的空气，以配合右派的进攻，推翻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
+　　2、否定肃反运动，执行保护坏人，打击积极分子的恶毒政策。他认为肃反搞群众运动是错误的。他片面地夸大肃反运动中的部分缺点错误，否定肃反运动的伟大成绩，认为从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发展到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在“思想上组织上是缺乏准备的”，因而，普遍地发生了“盲目性”和“扩大化”。他同时还散布谣言说：“中央准备释放胡风”。他特别集中反对作协的肃反，认为作协肃反工作有偏差是由于“党委过分依赖了中央十人小组的直接领导”，这实际上是指责中央十人小组。他在甄别工作中，强调所谓避免同被审查者之间造成对立，对多数历史反革命分子在结论上都不写明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他还特别强调对肃反对象的“赔礼道歉”。在他亲自召集的对肃反对象的“赔礼道歉”会上，对参加会的肃反对象表示极大的同情，附和他们对肃反运动的攻击。他在会上鼓励他们“坚持真理”，要有“独立见解”，要把反攻的锋芒对着领导，他并且说：“在运动中一些同志受到一些不同的对待，事后同志们不满，这种不满是合理的……有些同志经不起考验而自杀了，你们总算忍受过来了，这也是政治上的涵养。……忍受这种苦难是政治上的锻炼。”
+
+　　李之琏是一个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野心家，他是一个在党内隐藏得很深的阴谋家，他的许多反党活动都是背着部的领导，利用职权，采用两面三刀的手法进行的。过去他曾经背叛过革命，一九三四年他被捕后，丧失革命气节，在供词上和上诉书中提出“反对共产党”，辱骂党为“共匪”、“反动团体”，说：“强日侵于外，共匪扰于内”，“共党固宜痛剿，不遗余力”等。他在东北工作期间，反对当时的平分土地运动，认为如果发动群众在一九四八年春耕前“又快又透”的搞完土改，东北几百万人就会有饿死的危险。并公开主张“右比左好”。他在文艺思想上也极为反动，他在延安发表的文艺作品中，对革命战争充分表露了恐惧、绝望和动摇的阴暗思想。一九五七年春，他还写了一首丑化和污蔑转业军人的反动长诗“灵魂深处”，赤裸裸地表达了他对革命事业悲观失望的心理。
+
+　　斗争中的态度：极不老实，不肯交代，进行诡辩，尚未真心低头认罪。
+
+　　处理意见：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已经中央批准)，降六级(由行政七级降为十三级)，另行分配工作。
+
+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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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11.txt
@@ -0,0 +1,53 @@
+# 中共鞍山市委组织部支部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董惠民党籍的决议（董惠民）
+
+　　根据“右派分子董惠民的反党言行及处理意见的报告”和董惠民在反右斗争中所采取的态度，经过支部大会讨论，全体党员一致通过开除董惠民的党籍。
+
+## 附：对右派分子董惠民的反党言行及处理意见的报告
+
+## (一九五八年八月)
+
+　　董惠民，男，三十三岁，山东省文登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填表写富农)，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九年十月入党，一九四○年一月参加工作。历任县委组织干事，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市委组织部科长、处长、组织部副部长。
+
+　　一、历史问题
+
+　　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整风，因伪造参加民先履历，受到审查，心怀不满。
+
+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时期)随五师南下，一九四六年，在罗南留地方工作，后由中原单身突围未带组织关系，其中经历尚未查清。
+
+　　董惠民家中共有土地六十多亩，房二十二间，牛、驴、骡各一头，长期雇长工一个半(到一九四七年)。一九四七年土改时由于董惠民兄董崇实任村长，将其家庭成分定为富农。后在一九五一年土改复查时定为地主，并将董崇实开除党籍，管制生产。这个问题董惠民从未交代，填表时一直写富农成分。
+
+　　二、日常表现
+
+　　工作表现一般，在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上，有右倾表现，一贯骄傲自大，自以为是，好固执己见，好从反面看问题。
+
+　　三、在鸣放、反右前后的反党言行
+
+　　1、认为胡风是反革命的根据不足，怀疑中央把胡风问题搞错了。当大鸣大放时期，大连右派分子张国琮向党进攻提出：“说胡风是反革命，不能令人信服”时，董就表示赞扬说：“真有敢干的”，他说“用反革命的老匡子套胡风套不上，感到有距离”，他认为“张国琮的话直得考虑”，他认为对胡风处理的结果应该公布。当有人指出“三批材料”上说明胡风不仅是反革命，而且也是特务时，董又说“那指的是胡风集团，不是胡风本人”。
+
+　　2、否定一九五五年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成绩与合作化的优越性，董认为一九五五年的合作化高潮是“冒进”了。当他与组织处干部一起学习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他针对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一段讲话说：“一九五五年一下子都合作化了有问题”，“如果再稳一点，发展一批巩固一批，是否会更好些”。董说毛主席说的合作化后第一年就增产了“不能说服人”，“粮食增产了，特产作物减产了，总产值不一定增加”。还说：“我的估计没有毛主席估计的那么乐观”，他认为市场供应紧张，主要不是由于人民购买力提高的结果，是合作化后带来的。他说：“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五年相比，人民生活就不能说提高”。他还说：“从职工收入一九五六年比一九五七年是多，一九五七年物价有的又调价了，生活显得比一九五六年低了”。
+
+　　3、赞扬、同情、支持右派的言论，为右派辩解。大鸣大放时，他一方面埋怨中央不交底，“是由上而下的自己整自己”，认为中央没有预料到整风会发展到这种程度(指右派猖狂进攻)，“是自己把自己搞被动了”。但另一方面，他又赞扬右派分子张国琮关于胡风是反革命不能令人信服的谬论是：“真有敢干的”，“值得考虑”，他还说十二个副总理没有民主人士，说是党的领导，“太简单，不能说服人，中央各部、各省，也是党的领导，都有民主人士”，“十二个副总理中，有一两个民主人士没有啥”。他说：“学校实行党委制需要研究，照这样领导下去，是不行的，领导干部不懂得教学技术，没有办法领导好学校”。他还为章乃器不劳而获的谬论作辩解，说“不劳而获，不一定都是剥削，我们在银行储蓄，利息也是不劳而获”。当鞍山极右分子姜健群，在市委宣传会议上向党发出狂妄的诽谤言论时，一般同志听了都非常气愤，而董却说：“不是事实人家还会说”。他与部内右派分子单维本日常最接近，也最了解，在斗争单的过程中，自始至终不但不揭发，不批判，还为其辩解，开脱，进行包庇。
+
+　　4、对革命导师和人民领袖的信念发生动摇，他说：“引证领袖的话，当作千真万确，就是个人崇拜”；“马克思也不是都正确，如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单独在一国胜利的问题，后来就证实是错误的”。他把对马克思的信仰说成是“个人崇拜”。在胡风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整风鸣放等问题上，都表现了他对中央和毛主席的不信任，怀疑和攻击。在学习刘少奇同志关于一九五七年停止接收新党员的讲话时，董说：“要发展时，就那样讲，不发展，就这样讲，不是实事求是”。
+
+　　5、攻击市委领导，他说：“市委委员的选举，也不是走群众路线的”。“市委对依靠厂处长这批骨干缺乏具体措施”，董特别对第一书记杨士杰同志进行了人身攻击，他说杨书记民主作风不够，“要求简单化”，对干部批评较多，“不是谆谆善诱，有些粗暴”，董惠民甚至还用一些自己也不知来源的材料，向领导攻击。为了在市委扩大会议上发言，曾向部内干部处打电话，到兵役局收集杨士杰同志的材料。
+
+　　6、董认为我们的人事制度实行包下来(统一分配)的办法有问题，他主张人事自由市场，“需要就招，不需要就解雇，愿干就干，不愿干就可辞职”，边远地区没人愿去，“可用高工资的办法去鼓励”。
+
+　　董主张婚姻绝对自由，他说“资本主义国家都能作到，为什么我们作不到”。
+
+　　7、董对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不满，他说他的脑子有时剧痛，是那时造成的。他曾向单维本(右派)和门海升同志说过，“一九四二年整风搞的可厉害了”，“不拘什么问题就一直怀疑”，“是康生搞的，那时康生在中央可红了，以后他就犯错误了”，一九五三年董在自传中写道：“我经过了延安的伟大整风运动，我受了委曲，党对我实行了逼供”。
+
+　　四、董惠民在斗争中的态度
+
+　　在去年八月的一次部务会议上(部处长七人参加)，暴露了董惠民认为“胡风是反革命材料不充分”的认识之后，市委组织部的正副部长就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说明他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认识的严重性，并指出他一贯好从反面看问题的错误思想。第一次他表示愿意检讨，并要求给他两个星期的时间深挖思想，但在第二次作检讨时即改变态度，不但不检讨，反而一口否认，进行反噬，说他向来对“胡风是反革命”不曾怀疑过，是李建梓同志未把情况弄清楚即向市委汇报，他是不满意的。以后连续开过四次小会，均无结果。直到这次市委扩大会上他的问题被提出后，经过书记及同志们再三耐心教育仍拒不交代，直至三月十五日，在摆事实证据的情况下才被迫承认了以上情况和若干反党事实，三月二十四日作了极不深刻的检讨，但三月二十七日写信给书记处，对极不深刻的检讨又企图推翻。此后，又进行了多次个别与小会的批判，虽也作了一些交代，但仍极不老实，始终与党对抗，不愿低头认罪，直到现在没有自动交代过一个问题，甚至在确凿的证据下，仍矢口抵赖，态度极为恶劣。
+
+　　根据以上事实董惠民在若干重大政策问题上，与党有着根本性的分歧，对党中央负责同志以至毛主席表示不信任，对共产主义革命导师马克思也表示怀疑，在鸣放反右期间与党外右派分子共鸣，同情、支持和包庇右派，攻击市委领导。
+
+　　董惠民出身于地主家庭(一直欺骗组织，填表写富农)，参加革命不是出于自觉，在去延安途中，曾有过开小差的思想。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整风时。由于自己假造履历，受到党的审查，心怀不满，曾后悔不该去延安。好从反面看问题，好在党内找黑点子，但平素静默寡言，很少暴露，在苏共批判斯大林同志的错误之后，受到修正主义者叫嚣的影响(董在三月二十四日自己说是受修正主义的影响，但以后又不检讨)董的反党思想有所发展，在整风鸣放期间，他这种反党情绪就比较集中的而又是点点滴滴连续不断的暴露出来。
+
+　　根据以上事实和分析，我们认为董惠民的问题是严重的，应划为党内右派分子。
+
+　　处理意见：开除党籍，撤销职务，降五级(由十二级降至十七级)，是否有当?请市委审查。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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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12.txt
@@ -0,0 +1,15 @@
+# 共青团三届三中全会关于项南错误的决议（项南）
+
+　　共青团三届三中全会，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在整风运动深入的基础上，揭发和批判了项南的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错误。这是全团的一个重大胜利。这对于巩固党对团的绝对领导，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加强团的建设，是有重大意义的。
+
+　　项南错误的根本点是反对党、反对党对团的领导。他在团中央工作期间，主要是在1956年和1957年两年中，散布了一系列的反党言论。他向团中央提出的“十点建议”，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纲领。项南的主要错误是：一、攻击党的领导。他抹煞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歪曲党的政策，认为党的“权力大得很”，高级领导干部已经在蜕化，党已不能代表人民的大多数，主张共青团有自由批评党委的权力，和党唱对台戏。他夸大党和国家生活中的缺点，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要发动青年“干预国家生活”，冲击无产阶级专政。其实质是要否定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向资产阶级投降。二、反对党对团的领导，篡改青年运动的共产主义方向。他认为青年团是“官办的”，党对团的领导是对团的“干涉”和“限制”，主张向党争权，实行独立自治；他夸大青年特别是知识青年的作用，认为他们是“政治上的寒暑表”，反对对他们进行阶级分析和思想改造；他强调满足所谓青年的特殊利益和要求，认为积极地组织青年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是“卖苦力”，主张团主要是搞文化娱乐活动；他反对民主集中制，反对有领导地进行选举，厌恶自上而下地布置工作任务，主张取消团的组织纪律和集中指导。因此，他提出团要“自治化”、“群众化”、“民主化”，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团的性质和任务。必须指出：共青团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就必然接受资产阶级领导。要团脱离党的领导而“独立”是极端错误的，这就是不要政治挂帅，否定“兴无灭资”的根本方针，把团从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组织改变成为资产阶级的青年团体。三、品质恶劣，具有个人野心。他狂妄自大，目空一切，违反纪律，自我吹嘘，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打着代表青年利益的幌子，骗取青年的信任，妄想一篇好文章“轰动全国”，甚至把资产阶级新闻记者的捧场，当做宣扬自己的资本。这是极端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和共产党员的品质不相容的。
+
+　　项南错误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现象，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的。项南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入党以后，没有认真地进行思想改造。在他担任团中央的领导工作以后，不是谦虚谨慎、兢兢业业地去做好工作，而是更加骄傲自大，进一步发展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完全忘了自己是党派来做青年工作的，相反地以青年的代表自居，和党闹对立。我国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在团内外青年中有所反映。项南的错误主张正是集中地反映和代表了某些青年和团的干部中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形成了系统的右项机会主义观点，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党的正确方针相对抗。在国际上修正主义思潮冲击的时候，在我国进行政治上、思想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关头，项南终于堕落成了资产阶级在团内的代言人。项南的右倾机会主义受到团中央和团内干部的抵制，没有形成团的工作的指导思想。但是，项南的错误观点在团内还有一定市场。因此，在团内清除他的错误思想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
+　　全会认为，项南在党的长期培养教育下，虽然也为党做了一些工作，但是他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经过揭发和批判，项南初步承认和检查了自己的错误，表示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为了严肃纪律，教育全团，全会本着“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一致决议：撤销项南团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全会希望项南同志下定决心和自己的错误决裂，继续深入检查，彻底改造自己，尽快地真实地回到党的立场上来。
+
+　　全会认为，对项南错误的斗争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党的领导是团的生命线，共青团组织必须无条件地、全面地服从党的领导，坚持青年运动的共产主义方向。全会号召全团干部，在项南的错误事件中吸取深刻教训，把自己严格地置于党和群众的监督之下，不断地进行思想改造，自觉地增强党性锻炼，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力戒骄傲，力戒虚夸，老老实实，勤勤恳恳，永远做党的驯服工具和人民的勤务员。
+
+　　· 来源：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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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13.txt
@@ -0,0 +1,19 @@
+# 中共浙江省省级政法机关监察委员会关于清除唐为平出党的决定
+
+　　唐为平，男，47岁，上海市人，家庭出身城市贫民，个人成份自由职业者，1938年8月入伍，1939年8月入党，现任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
+
+　　唐为平的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
+　　一、一贯以敌为友，包庇反革命分子。1945年他在上海地下工作期间长期未作党的工作，不依靠组织，而经常结交些资本家、地主、流氓、日伪汉奸，与他们来往，托特务介绍工作。1946年10月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时未经请示组织，即去青岛、天津、营口等地跑单帮生意，与一些政治面目不清的人，一起大吃大喝缩娼等腐化堕落行为。1947年7月去香港找组织关系与职业时，在港也经常与汉奸孙建安（汪伪上海市秘书长）等来往吃喝，并向他们公开自己党员的身份。1948年10月去海宁伪县府任核稿秘书，对伪县长王启炜（军统特务）进行策反工作，但他却在1949年3月间向王公开了自己的党员身份，解放前夕王在唐的陪送下，同军统特务顾法安（镇反时被捕劳改，后病死在狱中）以安顿家眷为名去上海转逃台湾，而唐于5月初返回海宁。
+
+　　（解放后唐利用职权包庇和介绍反革命分子及政治上复杂分子参加工作。据肃反运动中调查共有17人之多。其中有的已被我逮捕或判刑，有的在肃反中划为重点斗争对象。如介绍反革命分子凌宪文（现已伏法）与我上海市公安局人事处长见面，企图安插工作。土改时凌写信给唐污蔑党的土改政策和工作干部，唐就听信凌的叫嚣二次写信给苏南区党委和华东军政委员会要求有关部门“彻底检查、纠正土改偏向”。）
+
+　　二、屡犯严重错误。1951年唐在杭任交际处副处长时，其妻来杭开设新艺木作工场（1936年唐在上海就入赘到蔡永兴木器店做女婿，该店是由其妻蔡青萍经营的，唐也常依靠她生活）这时，唐一面在交际处工作，一面代其妻直接掌管工场事务。并利用职权将公款4,500万元（旧币）给该工场套用，还替资本家叫嚣亏本，打报告给省府，骗去2,000万元（旧币），更严重的是帮助其妻解雇工人26名。因此唐实际上已是资方代理人。为此在三反时受到留党察看1年的处分（现还未恢复党员权利），但唐在受处分期间，于1954年6月在省财委与杭州市财委联合招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技术代表团的宴会上，未经组织允许擅自作了二次严重破坏兄弟国家团结的侮辱性的发言，政治影响极坏，又犯了严重的政治性错误，为此受到党内警告处分，通报全省。
+
+　　三、长期以来对党离心离德，由于唐同党的政治立场不一致，尤其是在肃反运动中被审查后，与党更是貌合神离，对组织处处有戒备。如表现对领导同志的关系上采取远而避之的态度，相反同对党不满的人关系却异常亲密，如同曹千里，两人常在一起吃喝，秘密谈心。平时参加党组扩大会议，总是沉默寡言，不轻易暴露思想，工作不主动。对社会主义建设毫无热情，他是13级干部，去年买公债时要组织写证明信去银行贷款，结果未买，今年买了10元公债却分5个月付清。
+
+　　整风运动初期，他在鸣放会上说：“被搞错了，个人不埋怨组织，要求也不大，不需要作什么艰巨的工作，只要领导上说几句话，声明一下”。说什么“一个人精神上受了创伤应该来个给他医治”，又说：“现在我有个怀疑，当时叫我回来参加肃反学习，说是组织部确定的，是否是真的”等等，企图要组织给予平反，以吐露冤气，双反运动中群众揭露其妻直到现在还拿着20元的定息，过着剥削阶级的生活，而作为共产党员的唐为平与其妻共同生活在一起，却安然受之，唐在检讨中也承认自己20年来从末与党一条心过。
+
+　　根据上述事实，唐为平虽然是城市贫民出身，但他在政治上长期投靠反动政府。从1927年6月到1938年参加工作时，在国民党机关、接社工作，从事反动的新闻事业，出入官府。在经济上，他入赘为资本家的女婿，解放后仍然帮助其妻进行资本主义剥削。这些错误，虽经党多年教育，并受到两次处分，但他丝毫没有悔改表现。因此唐为平实际上已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经据报省委批准，决定将唐为平清除出党。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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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314.txt
@@ -0,0 +1,69 @@
+# 中共建筑工程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陈永清党籍的决定
+
+　　<(陈永清)>
+
+　　陈永清，男，五十四岁，湖南人，没落地主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三二年重新入党，原任建筑工程部计划司司长、部党委常委、部整风领导小组成员兼整风办公室主任。
+
+## (一) 陈永清历史上的重大问题
+
+　　陈在历史上曾自首叛变、出卖组织、出卖同志。一九二九年第二次被捕后，自动供出了上海团中央两个信箱、省委上海通讯处、汉口通讯处(省委组织部长易足山因此被捕)、汉口一个团员及中共六代大会的情形，并随特务去捕人。后来他又向蒋介石的武汉卫戍司令部写呈文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以后不参加共产党”。陈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八年先后两次重新入党和恢复党的关系时，都隐瞒上述自首叛变的行为，直到一九四○年到延安后，才坦白一九二九年曾自首。一九四三年抢救运动中才坦白一九二九年的自首叛变行为。在延安整风时，他说：“要么就做个保护毛泽东的人，要么就杀掉毛泽东而出名”(大意)，可见他对党的仇恨是极端严重的。
+
+　　陈在历史上除自首叛变外，还一再发生过政治动摇。如秋收暴动失败后，他躲在家中不愿出来革命；一九三三年被捕后，想进“反省院”；一九三九年因省委决定不发给家庭津贴等原因，就消极回家，做了一年多的革命逃兵，后经组织上派人去找他，才于一九四○年又回到桂林办事处参加工作。
+
+## (二) 主要反动言行
+
+　　一、反对党中央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其他右派一样，坚决否定建筑工程部几年来的工作成绩。
+
+　　1．说一九五六年盲目冒进，而盲目冒进的根源是由于领导特别刘部长好大喜功。陈永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为，集中表现在当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宁会议上毛主席批评了反“冒进”的错误，提出鼓足干劲……多快好省总路线、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又批评了“好大喜功”的说法之后，陈仍顽固地坚持说：一九五六年是“冒”了，摊子这么大，还说没有“冒进”。又说：“建筑工业化速度快了，规模大了，现在不是方向。”陈还说：“不能说社会主义的好大喜功就是好的”!
+
+　　2．陈反对“瞻前顾后”和“难免论”的说法。陈狂叫说：“难道说顾后一顾就顾到一九五八年，推迟两年再搞不是更好吗？”“我们要提倡可免论，让可免论早点出现，不能今年难免，明年难免，后年还是难免”。
+
+　　3．坚决反对“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提法。他硬说建筑业工作成绩不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硬说建筑部是犯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他说：“几年来我部领导上存在着一种很不好的作风，这就是对于党和国家的重要指示，执行的不认真，不坚决”，“态度是敷衍了草”，“方法是拖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前面批评领导盲目冒进好大喜功，后又指责为“暮气、衰退”，是“政治上保守，业务上冒进”。
+
+　　（4．我部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建设投资不过五亿元，他是计划司长竟带头贴大字报说：“浪费了两亿三千万元”。以后上报中央数字又说“浪费了七亿余元”，(此数字上报时被领导小组予以纠正)以从根本上否定几年来的成绩。他为了达到否定成绩，(53)整垮领导的目的，还一再地写大字报攻击司、局、院长，要“司、局、院长大胆、坚决、彻底地揭发浪费和保守”，要“拿出浪费和保守的资料”来，要负“反浪费反保守深透之责”。企图造成严重混乱的局面。）
+
+　　二、反对民主集中制，破坏党的团结与统一，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
+　　1．采用两面派的手法，站在反对派的立场与党对抗。他主张整风“只是挑毛病”，“只要民主，不要集中”。他一面亲手签发部整风领导小组讨论的对整风运动的布署文件；回过头来又坚决地反对这个文件。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贴大字报说：“我看草稿时没有改去这句话，但我不同意这种作法”，“既要揭发缺点错误，那不是挑毛病是干什么？”。他给党委贴出“紧急建议”的大字报，对党委施加压力，煽动群众向党进攻，企图把党组织搞垮、捣乱。
+
+　　2．利用整风办公室主任的职位，煽动群众向党进攻，向领导进攻，他贴大字报说：“三句好话不如一马棒，三句好话，不如一张大字报”，“大字报能够发挥、揭发和攻击缺点、错误和丑恶的作用”，“能组织和吸引群众朝着一个目标进攻”。说：刘部长“对大字报不是促进派的态度”，是给了没贴大字报的人吃了“定心丸”了，使他们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了。他把党当成敌人，把大字报当成毒箭。他煽动群众说：“欲破曹兵，须用火攻!”
+
+　　3．恶毒地污蔑、丑化和攻击领导、攻击党组。他污蔑党组对整风运动的领导是：“决心不够，劲头不足，方法不多”，是“以暮气和官气来反浪费反保守”，是“保守越揭发少越好，越揭发不彻底越好”，是“草率收兵”，“无动于衷”，是“鸣放无力”。他攻击司、局长们说：“你们对于当前开遍了灿烂的政治思想之花，熟视无睹！”他把我部整风运动描写成“漆黑一团”，辱骂部领导上在“促退”，在“提倡浪费”。
+
+　　4．反对党对报刊的领导，主张批评自由。主张整风简报可以批评同级党委和上级党委。他的反党纲领是：“只要是事实就登”，他说：“假如我们内部的看法要一致才能登，那么整风简报就要停刊了”。在他反党纲领指使之下，部的“整风简报”在一段时间和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他进攻领导的武器，他亲自指定把他和别人写的攻击领导的大字报登在简报的显著地位上，高文西恶意攻击刘部长的大字报“不能赞誉过早”，他不经领导批准就登在整风简报上。他主张只要暴露缺点错误，只要挑毛病，只要是对党对领导进行攻击就是好的，就“大有可为”，提倡“偏激也好!”
+
+　　5．诽谤领导，散布流言蜚语，进行非组织活动。他散布说：“部领导工作上政治与业务没有结合好”，“干部政策有问题”，“有右倾”。又说：“刘部长不重视政治理论”，“不是个好人”。说：“部对大字报问题上认识不一致，我已写了两张大字报，一张是讲刘部长不是促进派的态度，不管他爱听不爱听，我要写大字报”。又散布说：“工作难办啊!”“只能尽人事，听天命!”
+
+　　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攻击肃反运动，包庇反革命分子，打击好人
+
+　　1．整风开始时，正当右派分子向党进攻，肃反对象喊冤时，他煽动说：“大家不要有顾虑，什么都可以讲，骂也可以!”又说：“办公厅肃反斗了七个人，结果一个也不是反革命，还说成绩是主要的。”支持右派分子和企图翻案的人向党进攻，否定肃反的伟大成绩。
+
+　　2．整风前曾抗拒保卫部门和中央监委的警告，把反革命分子金敏求由经建公司带到机要部门(计划司)，这是坚持用一位党员科长把金换来的；包庇反革命分子陈一仁(原经建公司经理，是党的叛徒，反革命分子)；整风过程中，同情，支持反党坏分子陈明善向党疯狂进攻，抗拒国家机关党委指示，坚持不把右派分子孔嘉作第一类处理(国家机关党委决定按一类处理)，主张不把右派分子杨诚划为右派分子。
+
+　　3．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三反”时派了一个贪污犯赵兴和去石家庄分公司领导三反运动，赵说：“陈老板给我的任务，别人不能干涉。”结果把三反搞糟了。又介绍他的老乡葛凤书(国民党湖南省社会统计局的，有政治问题)到石家庄分公司工作，并给公司写信要葛当科长。
+
+　　4．对给他提意见的同志实行打击报复，把宗世鉴同志(石家庄分公司经理)整的大哭一场；他任办公厅主任时，整走了两个副主任，胡弼亮同志调走后说：“我至死也忘不了陈永清。”陈对组织，对同志极其阴险，十分恶毒。
+
+　　四、敌视党的领导，抗拒党的指示
+
+　　1．党对陈的自首叛变问题作了宽大处理以后，十余年来对他仍给予了很大信任，但陈以怨报德，长期对党不满，他不仅不感谢党，反而自命不凡，长期对党抱敌视的态度。他对级别、职务没有提升极为不满，说：“别的司、局长都是国务院任命的，为什么我办公厅主任不经国务院任命？”与党离心离德。
+
+　　2．工作一贯表现飞扬拔扈，一手遮天，独断专行，欺上压下，目无组织。在他脑子里，司局长中他为第一，对副部长他也看不起。整风前他曾不经任何的集体讨论，个人就决定某同志为党委副书记，或某一个副书记退出党委。中宣部和国家机关党委要求各单位保证“业余大学的学习”，他抗拒说：“能保证就保证，不能保证就不保证”。在整风办公室工作时，副主任好几个，但很少耐心交换意见，发出的报告很少集体讨论，他看了就批发，骄气十足，一手遮天。
+
+　　3．一九五七年他是党委委员，党委因故未及时召开党委会，再加有一次听报告的票，按规定不应发给他，他对党委大发脾气，马上给党委写信说：“党代会闭幕已十多天了吧？新的一届党委会至今没有召开……你们忘记了，放弃了集体领导，这种情况必须迅速扭转，否则，我再要求解除我这个‘有职无权’的党委委员了。”“昨天的报告票发的不当，这是个原则性的错误，我建议你们作检查，以免再重复这不应有的事故”。
+
+　　以上种种事实充分说明了陈永清是隐藏在党内的大右派。
+
+## (三) 斗争中的态度
+
+　　一九五八年三月初，同志们开始对陈永清的右派言论进行反击时，陈的态度极为强硬，在三月六日党员司局长鸣放会上，继续坚持发挥他的反党言论，经各大区局长、经理、司、局、院长进一步揭发和严肃批判之后，承认了一些错误。但在五月中旬和六月初，又连续地向党组和部长个人写信，不但从根本上否认错误，收回检讨，反而再次地发动猖狂进攻，力图把党对他的严肃批判，歪曲为他和刘部长的个人之争，阴谋混淆视听，进一步攻击刘部长。说他的问题“肯定不是大是大非，而是小是小非”，“我陈永清是正确的，是你(指刘部长)领导错了”。他还恶毒地污蔑参加批判他的同志们都是盲从领导，是“贾桂思想”。并狂妄地说：“这封信与其说是为了我自己，倒不如说主要是为了你，因为你是领导这场斗争的人，所谓‘解铃还要系铃人，就是这个道理”。态度极端恶劣。
+
+　　六月底七月初，我部召开了群众性的批判大会，陈在会上仍是顽抗抵赖坚持反动立场。他说：“唯物论辩证法告诉我们，既不决定于赞成方面，也不决定于反对方面；既不决定于多数，也不决定于少数，就是说不决定于主观思维以为如何如何，而决定于客观存在的大字报本身。大字报是正确的，促进的，谁要反对它也不顶事。”说他的大字报和毛主席划右派的六条标准根本拉扯不上。他顽抗地说：“要把我的这些言行划为右派，我并不后悔，大家都死不了，我还要活廿年，今后可以看出我究竟是不是一个‘金不换’”。
+
+　　总之，陈在斗争中的态度，极端恶劣，不但毫无悔改之意，反而继续猖狂地向党进攻。
+
+## (四) 处理决定
+
+　　根据陈永清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及其态度，经党委会讨论决定开除陈永清党籍，并建议行政上从严处理。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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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15.txt
@@ -0,0 +1,21 @@
+# 中共滕县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庄风鲁党籍的决定
+
+　　庄风鲁，男，37岁，山东省曲阜县人。家庭出身贫农，个人成份农民，1946年入党，1948年入伍，原任乡党支部书记，现在工农干校学习，工资待遇19级。
+
+　　一、主要反动言行：
+
+　　1．恶毒的攻击污蔑校党委。他说：“党委委员不起作用，吃冤枉粮。要你们这些委员干什么，你们也不过开开会喝两碗水烤烤火炉子，却没给大家办事，不紧持正义，党委黑的像锅底一样，我真想退党”。
+
+　　2．攻击学校领导干部。他说：“闰校长小恩小惠对待陈校长，陈校长的错误比闰校长还励害，闫校长两面态度，对二支部的处理采取压的办法，真不够领导资格。我认为你(闰校长)治不服大家，大家倒会治服你”。
+
+　　3．攻击干部政策和人事制度。他说：“根据什么提拔的孙世隆呢?他的工作怎样呢?”因组织未及时批准将他爱人调动来与他一块工作，即不满的说：“组织上不能平等的对待同志”。
+
+　　庄风鲁由于滋长了严重的个人主义，闹地位，闹待遇，图享受，当这些欲望达不到目的时，即对组织对党不满，一直发展到污蔑党，攻击领导和干部政策，成了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
+
+　　据此决定开除其党籍，降职，降级，降薪(由19级降为21级)。
+
+　　 中共滕县监察委员会1958年8月20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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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16.txt
@@ -0,0 +1,21 @@
+# 中共滕县监察委员会对开除右派分子张玉胜党籍的决定
+
+　　张玉胜，男，52岁，家庭出身贫农，个人成份农民，系山东省平邑县人，1944年1月入伍，44年5月入党，原任滕县运输公司付经理，工资级别20级。
+
+　　该张解放前曾参加过地坝孙合岭所组织的联医会。1952年任我区长时，因违法乱纪，受到行政撤职、党内警告处分。
+
+　　主要反动言行：
+
+　　1．攻击中央和县委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他说：“中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下晚啦，问题已经闹起来了才指示，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用右的办法来处理，在处理中从上级党委到基层，都右啦，党委阶级路线不清，思想不一致，方针政策交待不明，偏听偏信赏罚不明，存有人事观点，人民闹事是县委宗派主义造成的。”
+
+　　2．污蔑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他说：“我认为三大改造快啦，如公私合营打罗打鼓就组织起来，我思想不通，农业社有的怕划地主，吓进去的。56年合作化高潮时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思想不通，而入了社。”他又捏造说：“远景规划不能实现，银行贷款支持了人民内部矛盾。”
+
+　　3．污蔑县委、攻击干部政策。他说：“县委、人委滋长着强迫命令，能说会啦的，强迫命令的，搞男女关系的干部，得到提拔；能提意见坚持正义的干部受到打击，得到了处分，滕县党的组织和别县不一样，滕县党组织是黑暗的，我没有解放，我要求不干啦。”
+
+　　由于该张长期存有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特别在解放后，表现的极为突出的追求个人待遇和地位，当未达到个人的欲望时，就对党离心离德，革命意志表现衰退，虽经党长期教育，但仍没悔改诚意，故借党正风之机，大肆的污蔑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攻击党委领导，已说明张从思想上、组织上完全背叛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和革命事业，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据此，决定开除其党籍。
+
+　　 中共滕县监察委员会1958年8月21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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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 --git a/CCRD/1/6/3/000317.txt b/CCRD/1/6/3/000317.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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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慎之：思想汇报（第12号）——处理以后的思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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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错误到现在已超过一年了。从自己发现错误开始自我检查起到被斗争处分，受劳动改造也已一年出头了。围绕着错误而生的种种问题，经过自己思考学习，别人批判斗争，应当说是想通了。（在理论上说，特别是八大二次会议以后，看出自己过去两年中思想发展的线索同毛主席和党中央思想发展的线索有极鲜明的对比，看出了两条道路截然相反的方向，看出了共产主义的前途，可以说，过去剩下的种种疑问已消失殆尽。）尤其是在明确认识到自己犯的是历史性错误以后，自己感到错误的性质既然如此，那么无论什么严厉的提法也不会过高的，无论什么严厉的处分也不会过重的。尤其是今年以来看了几部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与文艺作品，看到在革命的大风暴中，思想一步不能跟上历史的发展，就要遭到历史的遗弃。昨日的英雄成为今日的罪人，昨日的革命者今天就要走上断头台接受历史的惩罚。在十三陵的时候，读到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论法国革命大风暴的中心，1793年的文章，说法国雅各宾党人的经验完全适用于俄国共产党，不过方式上可以宽大一点而已，至此真感到自己的错误是“理无可恕，情无可原，罪无可逭”，觉得既然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纵然砍掉脑袋也除了自恨而外，决无怨党之心，每当这样想的时候，就仿佛一方面感到大彻大悟；一方面感到悲从中来，不知涕泪之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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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是我自己也觉得，自己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并不是已经十分明澈，十分坚决了。在许多问题上还有各种各样的情绪。这些情绪反映了自己对自己的过去还不是那样断然决裂，而还是藕断丝连，必须继续加以暴露，加以批判，求得彻底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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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与人比较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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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绪似乎不是很强烈的，但是不时以各种形式表现，大部分已解决了，但残余的仍然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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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长时期使我耿耿于怀的是南斯拉夫的问题，去年批判以后，又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终于鼓起勇气来读了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看到德热拉斯已经不是无意的，而是有意的，不是隐蔽的而是公开的主张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实在对自己的以及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的错误感到胆战心惊，使自己从反面得到了批判，当时就比较明确地认识到南斯拉夫是处在向资本主义倒退的危险的道路上，感到铁托、卡德尔的理论的逻辑后果必然是德热拉斯主义，而铁托、卡德尔对德热拉斯的斗争是没有力量的。这些思想认识我都曾向组织上汇报过。但是直到那时为止，我总觉得南斯拉夫的社会到底还被肯定为社会主义社会。铁托、卡德尔还被肯定为同志，对他们的批评还是同志式的批评，而他们也似乎还在同帝国主义和徳热拉斯作斗争。因此又感到自己的错误思想比起南斯拉夫还差得远，为何对问题的提法如此严重，是不是还可以把自己也看成一个犯了错误然而还可以挽救的同志呢？这种情绪一直存在到今年春天正式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展开批判，最后直到7月间听到冷西同志关于八大二次会议的传达，肯定南斯拉夫社会已经变质，才算是完全清除，近来看到铁托分子的各种言行觉得其无原则、无道理已到极点，无耻与反动亦已到极点，这才更进一步感到党正是挽救了自己，使自己免于政治上、道德上的进一步堕落，免于犯更严重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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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的思想还表现在这样一方面，看了不知多少批判右派理论的文章，凡是谈到右派的政治理论与学术思想的，我大部分都认为自己应当批判，心里常带着心悦诚服的心情对自己说：“我确是右派”，凡是说“右派分子如何仇党恨党，蓄意阴谋反党”等等的心里就觉得自己不是如此，去年以来，报刊批评，常常把右派与修正主义者并列，自己往往分不清楚修正主义者与资产阶级右派的界限在哪里，拿揭发出来的一些思想情况相比，觉得那些修正主义者错误也很严重，有些点上还超过自己，然而修正主义者还被称为是同志，他们的问题被放在人民内部处理。这中间，秦兆阳就是一个，我总觉得他的情节比较恶劣（耍自己假批判自己的两面手法），影响比较严重，然而还是留在人民内部，虽然觉得原因可能是因为他在鸣放期间未犯错误，但总觉得一纸之隔就有天壤之别，有所感慨。两个月前，秦兆阳的问题是终于肯定为右派分子而公布了，心里觉得解决了一个比的根据，但是比的情绪并未完全消失，一方面觉得错误是犯了，不论何种处理死而无怨，其他与我有相同思想的同志，我都希望他们以我为鉴，黽勉前进，永勿蹈我覆辙，但是觉得一定要把我的主观说得那样坏，好像比谁都不如，却总感到耿耿难已。总而言之是不愿，也不敢把自己设想得那样坏。去年批判结束以后，朱穆之同志同我谈话，要我巩固自己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说斗争过后，常常会再思再想，不相信“自己会那样坏”，那是极危险的。我当时向他表示，错了就是错了，想通了就是想通了，不会反悔的，但是今天看来，我的思想情况并没有脱出，朱穆之同志所说的危险的“规律”，这种思想发展下去又会成为“偶然论”。虽然从自己的社会思想历史的分析承认犯错误是必然的了，但是跟人一比又会觉得许多人和我差不多，我之成右派不过是偶然而已。再进一步这就是不服了，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诡辩逻辑，他本身就是一切右派分子的思想基础“以一概全”（以次要作主要），这个问题不解决是不能前进的，另外，一定要看到带右派分子的帽子是加速改造的有利有效的途径，实际生活已经多少可以证明这一点，这正是党的政策的意义所在，必须看到戴帽子对自己的改造有百利而无一弊，把它看成纯粹是一个积极的因素，心中就可以愉快，可以努力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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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种比的情绪是对一些同志的言行表现感到很鄙弃。在十三陵时，就看到一些同志劳动与表现不够好，其中又有一些是素所了解的，心里就想怎么这样大的运动也没有震动你们。在交心大字报中看到一些同志的大字报，以为好，以为这些人本来是自己认为较好的，觉得自己看人还是有原则的，看到有一些人的大字报，就觉得许多思想，自己虽然是右派却还没有，有些同志作了检讨，但是感到检讨很缺乏深度，虽然他的错误不是右派性质，但是他今天的认识水平却并不比若干右派分子高。总社检查对外部的业务思想，有人觉得惊讶，我却觉得本来就是这些东西，许多是我知道，而且企图与之斗争的，觉得自己虽然是右派，却并没有那样赤裸的洋奴思想与非组织观念。总而言之，不是在思想上极其明确自己在政治上的反动性，而是拿一些次要的问题上，自己曾有过的某些还不是最坏的东西，去矫人家的弱点，从中来使自己求得慰藉。我曾有一度觉得这样想是对的，对一些错误的恶劣的思想就是应该鄙弃，应该愤慨，但是仔细再想，这中间有极危险的，模糊以至麻醉自己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的作用。再深挖下去，就可以发现我认为我已经经过批判而放弃了的，看人的机械唯物论的历史论与唯心主义的品质论依然犹在，即某人历史好，虽然犯了错误，也是比较纯洁，某人品质好，虽然犯了错误，也是一条好汉子。这种思想曾是我的反动政治思想的基础，只要这种思想还有一些存在，就会模糊唯一正确的从政治上划分左中右派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倾向，它可以使自己反动政治思想得不到纠正，更不用说妨碍自己在各方面兢兢业业的改造了。现在反省起来，应当用鲁迅关于东林小人君子之辩的原则精神，来端正自己的认识，“一般同志虽有缺点，实系好人”，“右派虽未必五毒俱全，究是右派”，只有在原则上一丝不苟，才能正视错误改正错误，然后自己可能有的若干“长处”才能真正起到作用，成为真正的“长处”，否则这些“长处”只能作为掩盖自己烂疮的遮羞布与阻碍自己前进的包袱而已，有什么值得留恋珍惜可言呢。至于在对人的看法上，则张贻在年初对我讲的一句话，“既然犯了错误，就应该多看人的长处，少看人的缺点”，我觉得实在是至理名言。若径比自己各方面强的人比，那么自己的毛病何啻万千，自己就可以不断找到前进的动力与榜样。永远不会感到自满，永远不会感到委屈，永远不会感到苦恼，这里就有自己不断革命，不断前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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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对新的批判有抵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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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去年被批判时有许多批判，自己觉得确是十分中肯确切，通情达理，自己是接受得心悦诚服，听了有“闻道悔迟”，茅塞顿开的感觉，但是有一些却觉得并不是针对我的思想，是从我的其他思想引申出来的一些思想进行批判，觉得不够实事求是，当时邓岗同志一再同我谈到一般同志的批判不可能那样精确，同时，我自己也认为主要点上已经错了，对许多细枝末节并无特别重视的必要，只是在听到某些批判的当时有一阵难受，过后也就没有什么了。但是从那以后，在整改期间，以及在以后，直到这次的交心期间，从大字报上常常可以看到提到自己的一些言行思想的地方，其中有一些，实在感到我并不是如此思想。因而感到既成右派，一错百错，一无是处了，心中便感到委屈，感到消沉。可以举的一个例子是，去年年底《新闻战线》上有一篇文章上提到了我的一段“反动透顶”的言论，这是我的问题在公开刊物上出现的头一次，看了之后，当然震动难过，不过自己在思想上一直是准备自己的问题上报的，也一直是有决心让自己的毒草作肥料的，因此，很快也就想通了。但是我自己觉得其中所说的到的那段话，并不足以代表我的思想，要批判大可以我在《新闻业务》上的那篇错误文章为对象，（我认为那个错误确实是极端严重的）而不必用我仅向曹德谦一人说过一次的话作为凭证。而那句说“美国没有领导一样事情办得很好”的话的来源是，就在那一两天听冷西同志传达科学家对科学研究机关的组织形式的意思中的一句。自己也还是在疑问中，因为自己没有去过美国，因此会跟曹德谦讨论到那个思想。因而就觉得公开刊物如此引用批判一种错误言论，做法不够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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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想法，都是在看到一些批判时的当时的感触，大部分过后就都忘了。但是积累下来的情绪就是：既成右派，即是众恶所归，难以实事求是了。觉得很委屈，但是，现在看起来，这种情绪的危害性是极大的。第一，要求“实事求是”本身并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任何错误都是不能离开人来谈的，既然我整个人在政治上已经属于敌人的范畴，我的任何错误，不论是大一点还是小一点，是明显些还是隐蔽些，就都是属于跟一般同志的错误不同的敌人的范畴。因此要求“实事求是”本身就是对自己的错误的本质缺乏认识的表现。第二，这种情绪在我身上造成了一种灰心丧气的促退情绪，这是完全错误，从许多这类批判中，我应当引出的结论是：赶快改造自己，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自然也就可以改变人家对自己的观感。任何对自己的批评都应看成是促进自己前进的动力，而不应成为自己灰色情绪的根据。最后，我的情绪是对党不信任的表现，一般来说，群众的批评要求百分之百的准确本来是不现实的，然而党的结论总是经过反复斟酌而达到正确的，这点曾经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我是应当知道，而且应当深信不疑的。在这个问题上不应当有任何相信自己而不相信党的情绪。目前来说，这就是我政治立场是否有改变的考验，是我是否重新取得党性的考验。去年9月，邓岗同志曾对我说：你可以相信“墙倒众人推”是不会有的。当时我听了很突兀，因为自己还没有这种思想，同时也很感激。然而现在看来，我的这种思想实在是有的，而我对党的感激与信任却并不是那样坚定。我必须牢牢地记住邓岗同志这句话，坚决信任党，一切反求诸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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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迷糊怅惘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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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犯错误被发觉以后，即常有如在梦中的感觉。就在住了多年的宿舍里，半夜起来对着自己的妻子儿女，茫然不自知身在何处，己是何人。去年冬天这种精神状态略好些。处理以后，到十三陵之初这种感情又形强烈，往往在梦中与往日的一些老同志、老战友笑语如常，忽然醒来，觉得不知到底梦中是真，眼前是真，明明是已被开除党籍了，但总不相信，而且也不以为自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只要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常常反复不断地以八字自问：“是邪非邪？真欤幻欤？”环回往复，倾洞无端。我也曾把这种情绪同郑德芳谈过，她说，她有时也是如此想，她认为这种情绪还是好的，因为它是不自外于党的表现。我也长久是如此看，但是现在觉得这实是一种对自己的过去仍有幻想、仍有依恋，未能彻底决裂而产生的情绪。按照原则，自己应当彻底地否定自己的过去，仇恨自己的过去，这方面自己的理智应当是十分清醒的，甚至应当是冷酷的，但是我却总不能把一切都忘怀，常常想起自己的一些好事，这实际上会模糊自己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削弱自己改造自己的决心。而今而后，应当把自己的过去彻底埋葬掉，以往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受资产阶级教育长大的那个我，应当已经不存在了，堕甑已破，不必再顾，现在自己应当像一个婴儿一样，重新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现实必须尊重，光明只有朝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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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怕犯错误，患得患失，畏首畏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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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改造过程中，现在最大的情绪波动是怕再犯错误，怕受批评，为此甚至不敢在集体生活中积极起来。第二次到十三陵，受到了中队和小队的表扬，心情开始开朗，第二次到十三陵担任小队长之职，感到愿意，不但努力劳动，而且愿意为党做一些促进右派改造的工作，自己觉得第一期的中队长王濯非同志与洪奇同志对自己嘉勉也较多，到吴学文同志来担任中队长提出我以前曾提出细水长流的话，并且予以批判时，自己有相当一个时期实在想不通，觉得参加革命多年，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批评，以为原因就在于自己成了右派，因此一切问题都要提到那么高来批评。自己觉得既然如此，自己实在没有把握在言谈中不出一点错误，既然如此最好的办法就是“谨小慎微，多劳动，少开腔”，以免一错再错，许多右派分子都说是“谨小慎微”，但是以我看，只有我自己才是算得上是最少说话的人之一，大部分其他的人都要比我有说有笑得多。看到报上“敢说敢想”觉得对，觉得做人就应当如此，但是又觉得自己不同，再好还是等摘掉帽子之后再敢说敢想。有时“平心静气”地想一想，觉得在十三陵前后4个月，受表扬实远比受批评为多。但是觉得受表扬不过是“劳动积极，态度踏实”等等，自己认为是每一个人应该做到的，算不得什么，但是一批评起来就是“路线问题”、“立场问题”，觉得十次表扬也顶不上一次批评。自己觉得经过这一年的批判斗争反省，总应该是已经认识错误了，也愿意抛弃自己的错误立场与观点了，自己经过党多年的教育，为党工作之心是从来没有动摇过的，现在只应当一切听党的话努力前进，再不应当犯错误了。因此对于“细水长流”受批判特别感到痛心，然而我今天应该更痛心的，是这次批评并没有被我看成是激发自己更奋勇前进的动力，反而使我把去十三陵初期的那点积极性都收起了不少，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求无过，不求有功，我是如此的脆弱，哪里有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阔大襟怀与坚强精神。我觉得，而今而后，错误当然要避免犯，但是既然犯了就要接受批评，任何批评都只能看做是党对自己的关怀，看做是党对自己的鞭策。无数好同志正是这样不断前进的。对待批评的态度，也是有无共产主义风格的一个主要考验。乞求温暖慰藉是一种没落的情绪，而在一个右派分子身上，则更是一种反动的情绪。虽然犯了错误，背上了右派分子的身份，但是决不是不能敢说敢想了，恰恰相反，为了决心改造自己，恰恰应当更发挥更敢说敢想的精神。错误的思想，只有早暴露才能得到改正，受到批评正是有了改正的机会。掩藏下去，只能越发展越严重。我过去在同党的关系上还没有在这一面背上包袱，现在决不能够在犯了如此大的错误，而是决心悔改的过程中再背上这样一个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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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害怕严格，要求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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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争以后，同许多负责同志谈话，常常使我感激涕零。处理以后，王飞同志同我谈话，提出以后不要要求温暖。现在看起来这是针对我这个具体人的思想感情而发的适时的正确的警告。几个月来我思想上总不是把党对自己的严格的批评当作关怀与帮助，而是觉得太严了，太过分了。因而有吃不消的恐惧情绪。觉得参加革命多年，同级之间，上下级之间，自己一般关系较好，工作中有缺点，各方的批评都是谆谆说理，而现在一成右派，自己感到要受没来由的极重极严的批评，从而觉得是没有人再同自己心平气和、分析批判了，自己的自尊感到很大的打击，很大的委曲。自己觉得凡是真理我没有不愿意接受的，但是，现在却也可能要受没来由的批评了。觉得人与人之间误会是常有的，但在过去误会了一解释也就完了，甚至不解释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现在则即使是误会，就会是立场错误反动言论。这种事例虽然不多，而且也不大，但给自己的情绪打击却实在太大。一直到影响到自己同党的关系，到自己改造的信心。心里极端希望能与组织的代表谈心，但是又觉得人家现在不愿理你。想找以前的老上级老同事谈心，但是又觉得现在不比以前，地位相差太远，越级找人万一发生误会，后果又是不好，种种不健康情绪在自己周围筑起一垛高墙，而自己在其中孤独难受。完全缺乏一个革命者应有的乐观主义精神。这个问题今天已成为我前进最大的障碍。现在还不想批判，但是决心在这次交心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真正做到能够“愉愉快快”地下乡，轻装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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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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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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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小学系统右派分子名册和部分综合材料（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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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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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派分子人员登记表
+
+　　单位：新城卜乡 1958年2月11日
+
+　　   部门 新城堡乡 中心小学 新城堡乡 中心小学 新城堡乡 中心小学 新城堡乡 二台子小学 小学教研室   姓名 李国贵 张洪德 史才林 张忠家 李兴烈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7 25 27 21 33   家庭出身 中农 小地主 中农 雇农 中农   本人成分 伪职员 学生 学生 学生 伪警察   职别 教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教研员（校长）   级别 5 5 5       何时参加 革命 1948.11月 1952.3. 1952.3 1956.9. 1948.11.   何时入党 -- -- -- -- --   何时入团 -- 1956. 1956 -- --   婚否，爱 人姓名， 何地工作 已婚 刘静媛 家务 已婚 王美珠 新城卜 小学教员 已婚 廖柏菊 家务 未婚 已婚 家务   身体情况 -- -- -- -- --   整风运动 中表现 -- -- -- -- --   处理根据 -- -- -- -- --   处理意见 -- -- -- -- --   备考 -- -- -- -- --   
+
+　　右派分子人员登记表
+
+　　单位： 1958年 月 日
+
+　　   部门 六六小学 烟台小学 烟台小学 岳士小学 新城卜 乡民中   姓名 牟纯民 王景彦 常瑞乃 何教伦 崔思仁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4 31 36 39 24   家庭出身 中农 贫农 小地主 中农 中农   本人成分 伪职员 伪军官 教员 教员 学生   职别 教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级别 五级 五级 五级 五级 40元   何时参加 革命 1949年3月 1949年3月 1948年11月 1948年11月 1956年   何时入党 -- -- -- -- --   何时入团 -- -- -- -- --   婚否，爱 人姓名， 何地工作 已婚 夏桂兰 家务 已婚 赵振华 家务 已婚 贾桂珍 家务 已婚 梁淑云 家务 未婚   身体情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肺结核 正常   整风运动 中表现 -- -- -- -- --   处理根据 -- -- -- -- --   处理意见 -- -- -- -- --   备考 -- -- -- -- --   
+
+　　右派分子人员登记表
+
+　　单位： 1958年2月10日
+
+　　   部门 石佛寺乡 小房申小学 石佛寺乡 小房申小学 石佛寺乡 小房申小学 石佛寺乡 小房申小学 石佛寺乡 中心小学   姓名 刘亚勋 陈广亚 郭庆丰 卢凤彩 吴绍卿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6 29 29 22 22   家庭出身 中农 中农 中农 贫农 中农   本人成分 伪警察 伪职员 伪职员 学生 教员   职别 教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级别 6 6 6 9 6   何时参加 革命 1952 1951 1950 1956 1952   何时入党 -- -- -- -- --   何时入团 -- -- -- -- 1954   婚否，爱 人姓名， 何地工作 吴桂琴 家务 张景彦 家务 卜素真 家务       身体情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胳膊 有毛病） 正常   整风运动 中表现 -- -- -- -- --   处理根据 -- -- -- -- --   处理意见 -- -- -- -- --   备考 -- -- -- -- --   
+
+　　右派分子人员登记表
+
+　　单位： 1958年2月10日
+
+　　   部门 新城卜乡 王驿小学 新城子 小学校 达连小学 小河沿小学 民办中学   姓名 姚世泽 陈维新 李胜元 吴树满 彭守业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0 30 26 22 22   家庭出身 富农 贫农 贫农 贫农 中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职别 教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级别 四级57元 四级57元 六级46元 六级46元 36元   何时参加 革命 （1949） 九年 （1950） 六年 （1952） 六年 （1952） 六年 （1957） 六个月   何时入党 -- -- -- -- --   何时入团 -- -- -- -- 51年11月25日   婚否，爱 人姓名， 何地工作 郭淑香 家务 何香秀 家务 付坤在腰 中台乡达 连屯小学 张玉繁 作家务劳动 --   身体情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整风运动 中表现 -- -- -- -- --   处理根据 -- -- -- -- --   处理意见 -- -- -- -- --   备考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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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派分子人员登记表
+
+　　单位： 1958年 月 日
+
+　　   部门 财落乡中心小学 得胜台小学 得胜台小学   姓名 崔贵芳 赵国宪 佟绍德   性别 男 男 男   年龄 23 26 30   家庭出身 贫农 富农 中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教员   职别 教员 教员 教员   级别 5级 5级 6级   何时参加 革命 1955.9.1 1951.3.1 1948.11.15   何时入党 -- -- --   何时入团 -- 1952.9.15入团 --   婚否，爱 人姓名， 何地工作 未婚 （家务） 仇素梅 （家务） 刘淑玉   身体情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整风运动 中表现 -- -- --   处理根据 -- -- --   处理意见 -- -- --   备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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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派分子人员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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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兴隆乡核心组 1958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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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 兴隆乡尹家小学 兴隆乡中心小学 兴隆乡茨于小学   姓名 曹国士 张涤非 李成斌   性别 男 男 男   年龄 28 33 25   家庭出身 中农 地主 贫农   本人成分 教员 教员 学生   职别 教员 教员 教员   级别 6级 6级 6级   何时参加 革命 1951.3 1946.5.2 1951.10.7   何时入党 -- -- --   何时入团 1953.2.8 -- 1953.6.7   婚否，爱 人姓名， 何地工作 李凤兰 （家务） 邸景贤 （家务） 勾素梅 （家务）   身体情况 正常 右臂软骨病 正常   整风运动 中表现 -- -- --   处理根据 -- -- --   处理意见 -- -- --   备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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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分子人员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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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新城子乡中心小学 1958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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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 新城子 中心小学 新城子分校 九里沟校 新城子 民办中学 新城子 民办中学   姓名 尚一新 相俊清 崔思齐 金小中   性别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5 30 47 45   家庭出身 中农 贫农 贫农 贫农   本人成分 无正当职业 工人 商人 伪军官   职别 教员 教员 事物 教员   级别 五级51.5元 36元 35元 54元   何时参加 革命 （1949.2.15） 九年 （1949） 九年 1956年 1956年   何时入党 -- -- -- --   何时入团 -- -- -- --   婚否，爱 人姓名， 何地工作 已婚 张淑兰 家务 已婚 崔书兰 家务   关玉娟   身体情况 正常 正常 跛了 正常   整风运动 中表现 中中 中右 中中 中中   处理根据 -- -- -- --   处理意见 -- -- -- --   备考 -- -- -- --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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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55 @@
+# 山东省人委整风领导小组关于以王卓如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的报告
+
+　　<(王卓如)>
+
+　　编者按：山东省人委从一九五八年四月下旬到八月下旬，在整风补课中揭发出一个以王卓如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山东省委对这个反党集团提出了处理意见。确定王卓如(省委常委，省人委常务副省长)、张耀曾(省委候补委员、财贸部副部长)、郭士毅(省人委计委副主任)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袁子扬(省委委员、省人委副省长)、续中一(省人委财政厅厅长)、曹戎(省人委计委副主任)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中央同意山东省委对王卓如右派反党集团的处理意见。
+
+　　山东省人委整风领导小组根据山东省委指示，自一九五八年四月下旬以来，连续召开了各厅、局党组书记参加的整风会议，各厅、局同时召开了党员干部参加的整风会议，以大揭盖的方式对领导干部实行整风重点补课。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从揭发批判王卓如包庇极右分子郭士毅问题开始，进而揭发了以王卓如(省委常委、省人委常务副省长)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这个反党集团除王卓如以外，还有袁子扬(省委委员、副省长)张耀曾(省委候补委员、财贸部副部长)郭士毅(省计委副主任)续中一(财政厅厅长)曹戎(省计委副主任、物资供应局局长)等五人为骨干分子。他们分布在财、粮、贸、计委部门，培植了一批坏分子，排挤了一批不顺从他们的干部，并以此作为反党基地，搞独立王国。这个右派反党集团几年来一直进行着反对党、反对省委、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他们有两本账，一本是假的，用来顶抗省委的，一本是真的，是对省委保守秘密的；他们有两套编制，两个计划，省委的决议指示他们不执行，自己另外搞一套。他们利用财、粮、贸、计划方面的权力，反对社会主义建设，阻挠、破坏工农业生产。他们的罪恶活动，已经给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不可估计的损失，带来严重的恶果。现将主要事实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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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反党、反省委领导，插资产阶级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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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右派反党集团的为首分子王卓如，他的反党活动由来已久。远在向明领导时期，王卓如是反党反中央闹独立王国的一员勇将，王卓如自己也承认他是“向明错误的积极支持者和执行者”，“特别在财经方面曾供给了向明不少反党反中央的炮弹”，因而取得了向明的信任和重用。王卓如自己说：在向明时期“可称工作顺利，心情舒畅”，自清算向明错误之后“是背了包袱参加省委”的。虽然新省委对王卓如在向明时期所犯错误抱着不咎既往，等待自觉的宽大态度，仍然予以信任重用，但王卓如对省委则在“思想上存在一定的距离”，“不是同心协力”，而是“离心离德”，由猜忌怀疑以至发展到公开顶抗。对新省委为贯彻执行中央方针路线的一切措施，总是抱着消极怠工和反对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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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卓如是省委常委，省人委常务副省长，除掌握省人委全盘日常工作外，还分工负责计划、财、粮、贸各部门的领导。几年来他是利用这一分工领导的职权，依靠反党集团的亲信部下，和省委分庭抗礼，根本不听省委的话，公开反对省委领导，抗拒省委的决议和指示。省委通过的工农业生产计划，他们不研究执行，却是背着省委去另搞一套计划，另提一种指标数字。他们认为省委提出的数字是“号召数”、“政治数”，可以不执行的，而王副省长提出的才是“实际数”。他们只听王卓如的话，不听省委的话。袁子扬说：“党委领导是一句空话，而财贸工作是实打实的。”省委负责人传达的任务数字，只要王副省长“不知道”，王副省长不点头的可以不听。省委通过的整编方案，要求财贸系统以革命精神实行全面整编，精简人员，充实生产。王卓如却说“革命只能向前，不能向后”，拒不执行省委意见，另搞一套编制。郭士毅还想和省委平行下达编制方案。省委要求财政方面增加工农业基建投资，该办而可办者，应积极办，不要造成财政节余。王卓如等反党分子听了以后大为不满，讽刺省委这是想吃“超支饭”，“冒险饭”。为了反对省委的意见，他们竟敢制造假赤字，谎报财政开支已“三空一赤”。实际上财政却年年有节余，一九五六年节余一千七百多万元，他们却谎报说超支四百八十多万元。据统计第一个五年计划历年财政节余的总和等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投资总数的二倍半。他们甚至私立金库，焚毁账册，向党要权术，搞阴谋。他们对党保守秘密，讲斗争策略，把党委当外部，当外人，拒之于千里之外。他们所领导的财政厅实质上已不是共产党的财政厅，而是国民党的财政厅了。在粮食问题上，省委一再指示要统筹兼顾，全面安排，适当多给农民留一点口粮、饲料，以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但王卓如等却主张“多购少销”，攻击省委是“片面群众观点”，他们并把农民的饲料地、种苜蓿种瓜菜的地都折粮定产计购，人为地增加了山东地区粮食紧张情况。由于饲料缺乏，生猪长期发展不起来，并一度下降。粮食厅还制造粮食假账，骗哄省委，在粮食紧张时将粮食扣在手里不发，加重粮食紧张。一九五六年省委召开农业积极分子大会，第一书记亲自主持，号召开展两千万亩的高额丰产田。王卓如却在紧接着召开的财、粮、贸、计划方面的干部会议上，大谈其平衡论、生产发展速度必须服从财政能力论，和省委唱对台戏，并公开诬称省委召开的会是“牛皮大会”，与会的各地干部则称王卓如主持召开的会议是消极分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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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卓如负责政府全盘日常工作，几年来从未在政府系统干部中认真传达学习中央指示和省委决议，不进行党所号召的政治运动，不引导政府干部围绕党委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发挥党的专政工具——政府工作的特殊功能。相反，他们认为中心工作是党委的事，与他们无关。他们引导政府干部和党比关系，比权力，争领导，煽动政府干部对党委的不满情绪，挑拨政府与党委的关系。对于政府如何执行党委指示，党委如何成为政府的领导核心等重要问题根本不提。相反，他们提出什么党委抓什么，人委抓什么，党委与人委如何分工等奇怪的问题，要求与党委分权。在这种指导思想影响下，使不少下级政府与党委的关系不够正常，部分政府工作人员对党委的领导存在糊涂观念，使政府工作迷失方向，缺乏政治挂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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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卓如利用其常务副省长的高位和财、粮、贸、计划的大权，在各种场合公开攻击省委的领导。刮“台风”时他们就利用“台风”，反冒进时就利用反冒进，干部有地方主义情绪时就利用地方主义，工作上出现缺点时就抓住缺点，总之利用一切时机，积极反对省委。他们这个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随之唱合，暗箭明枪兼施，散布流言蜚语，对省委的主要领导人舒同、谭启龙等同志评头论足，突行人身攻击，说什么“南方人会耍手腕”。他们蔑视中央的领导，和中央各部门商讨问题时，不是心靠心，据实反映情况解决问题，而是宣扬什么“一是要得多，二是吵得凶，三要会外活动”的做法，以显示其顶抗之能事。他们这种坏作风，坏意识，确实是带坏了不少干部，伤害了不少同志，在政府部门中造成了一种极不正常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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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他们心目中没有党，没有省委，所有的只有他们的反党集团，只有他们的王卓如。他们千方百计攻击省委的领导，把省委贬低得不值一钱；而把王卓如抬得高高的，吹捧王卓如一贯“正确”，“有威望”，“有天才”，“有修养”，“有锻炼”，是“财经专家”。总而言之，在他们心目中，只有王卓如才能领导政府工作，要在省人委插上这面白旗，反掉省委的领导。这个右派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张耀曾就公开的说，“省委就在省人委”。可见其反党反省委明目张胆狂妄跋扈，已达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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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反对社会主义，阻挠破坏工农业生产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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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王卓如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从他们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当然毫无兴趣，而是处心积虑找寻一切机会加以反对、阻挠和破坏。他们反对社会主义，阻挠，破坏工农业生产建设，主要是抓住财政、计划、财易这三道关卡实行拖、压、叫、顶、杀价、不给钱、造假账甚至直接破坏的办法。当一九五五年——五六年全省农业合作化如火如荼地发展势不可当的时候，王卓如等右派集团抓住贫农合作贷款这一关来阻挠合作化，他们制定了繁琐的借贷手续和贷款条件，想尽千方百计不把贷款发到贫农手里。当时合作社已全面地组织起来了，就是没有资金，贫农领不到贷款，富裕中农讥笑他们。这对当时农业合作化是起了一定的挫伤作用的。当一九五六年秋合作社出现一些缺点，农村中出现反合作化台风时，这个反党集团就成为刮台风的窝子，王卓如、袁子扬、张耀曾、郭士毅等公开叫嚣“合作化速度快了，社办大了”，“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面去了”，“合作化后农民穷了，连买油盐的钱都没有了”，“农民吃不上粮食，穿不上衣服，混身露上露下”，并恶毒地污蔑“一切恶果都是合作化带来的灾难”。总之他们主张开倒车，分小社，维持单干户。同样，他们也反对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省委两次决定要王卓如负责对资改造工作，王卓如竟是“忘记了”。长期拖延对资改造工作的领导。相反，王卓如、袁子扬等对于资本家的生活、利润却倍加关心，一再叫喊说是“资本家大量垮台、蚀本、吃光”，“我们和资本家的关系太紧张了”，“对资改造太快了”，“违背了逐步改造的规律”，王卓如在资本家面前说“现在的资本家贡献大于剥削”。他们在税收工作上，市场管理上都为资本家大开方便之门。几次撤消对自由市场的管理机构，放弃对自由市场的管理领导。他们歌颂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赞扬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卑视、仇视国营商业。同时他们极力赞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公开主张要向美国的民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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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反党集团把持了财贸、计划大权，凡是省委及生产业务部门所提出的有关工农业生产建设项目，只要是不合他们心意的，到了他们那里就成为难过的关卡，王卓如不点头的，就休想列上计划；即使列入计划，财政厅也不给钱，所谓“承认项目不给钱”，“当面不顶背后拤住”，这是张耀曾自鸣为反省委的斗争。“策略”，斗争“艺术”。而袁子扬则更为直接了当，公开顶抗，袁子扬说：“他们(指省委)都不懂，一顶就顶回去了。”他们反对省委参与计划财政安排，王卓如说：“书记们都出题目，我的计划怎么安排?我这个家怎么个当法?”“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没有发言权”。“谁出题目谁拿钱”。张耀曾就曾公开扬言，财政问题要“一人当家一人作主”，反对省委领导。许多有关扶助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措施，省委决定了的，他们拒不执行。省委决定要预购小牛，赊销化肥、水车、蒙古马，补贴手工业社制造简易提水工具所受亏损，山区农民口粮适当增加，粮食包购，超产归社等重要政策，在当时对推动鼓励工农业生产、保护生产积极性、缓和党群关系都是有重大作用的，但他们都以各种理由拒不执行。更严重的是他们竟擅自决定砸毁水车当废铁，直接破坏工农业生产，打击工人生产积极性，政治影响极坏。他们宁肯把水车砸毁了也不赊销给农业社，以阻挠、破坏省委的水利建设规划。粮食厅代购地蛋种子时，则谎报运输成本。抬高售价，使农业社买不起，最后把地蛋种子当菜蔬在市场出售，以此来破坏省委播种地蛋的计划。此后粮食厅假托蚀本为由(实际上赚了钱)根本不肯经营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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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商业方面，他们不是从鼓励和服务于工农业生产出发。工商之间长期存在矛盾，省委一再召开会议，进行调查，责成财贸部门负责解决，他们总是拖延不去积极解决。他们利用收购价格的决定权，故意压低地瓜干收购价格，省委几次指示适当提高，他们都不听。由于地瓜干价格过低，农民不愿晒地瓜干，晒了的也收购不起来，以致造成地瓜大批霉烂，伤害了农民的利益。更其恶毒的是他们又把这种地瓜腐烂的责任完全归咎省委，作为攻击省委的一支毒箭，说省委“地瓜种多了”，“成了地瓜省，地瓜县”，“粮食厅成了地瓜厅了”，“烂得一塌糊涂”，“烂地瓜泛滥成灾了”，一口咬定是省委多种地瓜的要求错了，而要省委服从他们少种地瓜的错误主张。他们还压低了蚕茧收购价格，大麻收购价格，农民养了蚕、种了麻却大蚀其本，气得砍柞树，杀蚕种，使蚕丝生产至今恢复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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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反党集团在财贸理论上散布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的腐朽观点，用以抵制党对财贸工作的正确指导思想。他们说什么“财政工作是一碗水”，“财贸工作的任务就是管好钱做好买卖”，“有货卖钱，有钱买货”，完全违背了党的发展生产保证供应的财贸工作方针。他们完全丢开了党的群众观点与生产观点，只有单纯的任务观点、利润观点，他们把党的群众观点生产观点与财政利润国家任务完全对立起来，他们不是以财贸工作支持生产鼓励生产，为生产服务，从全党全民最高的长远利益出发，开展工作，相反却是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的经营观点，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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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以王卓如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的形成及其对检查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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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王卓如为首的这一右派反党集团的形成，已有长久的历史。以王卓如自己的话来说，除了他们都存在着共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观点以外，还有他们共同的阶级基础。王卓如称之为“自在的阶级感情”，“物以类聚”。他们碰在一起均是“很快关系就搞的很密切”。王卓如说他在“思想上就喜欢这样的人”，就自然地形成反党宗派集团。事实也确是这样：这个反党集团的为首分子王卓如，出身于地主家庭，历史上曾叛党自首，写过反共宣言，土改中犯富农路线错误，向明领导山东工作时期积极参与向明反党反中央的活动。这证明，他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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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反党集团的主要骨干张耀曾，也是出身于大地主恶霸家庭，他的哥哥是国民党特务，弟弟是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本人是国民党政府职员，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在冀鲁边区时，和大叛徒邢仁甫一起进行罪恶活动。他还破坏过土改，包庇了大批反革命、坏分子。张耀曾自一九四二年起即在王卓如领导下工作，对王卓如极尽吹捧逢迎之能事。王卓如对张耀曾的政治历史情况是完全清楚的，但是，一直对张加以包庇，使张逃避了党对他的屡次的政治审查，一九四四年中央曾电示王卓如对张的政治历史问题进行审查，王欺骗中央说没有问题。一九五五年省委要审查，王卓如为张写保票说“张耀曾忠实于党，政治上可以信赖”，以致使张能够长期隐瞒他的反动身份而扶摇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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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士毅，也是出身于地主兼资本家家庭。他一贯挥霍浪费，三反前曾贪污受贿，和私商勾结，出买经济行情，使国家蒙受巨大损失，罪该判刑。也是个阶级异己分子。王卓如对这样的分子自然是支持包庇重用，三反中保护郭过关，三反受处分后连提四职、四级，一跃而为计委副主任，成为王卓如在计委实行反党掌握大权的代理人，最后成为计委内部右派集团的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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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子扬也是出身于没落的恶霸地主家庭，是怎样入党的，至今尚未查清。他是个一贯骄傲自大目无组织狂妄到顶的人，王卓如称他为“敢说、敢作、魄力大”的反党猛将，王卓如赏识他，共同结为反党集团这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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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中一，也是一贯工作消极、对党不满的分子，曾放纵包庇反革命、坏分子多人。他是张耀曾选择而又为王卓如器重的干部，是张耀曾调离财政厅以后，把持财政厅搞反党活动的接班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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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戎，是一个屡犯错误、品质恶劣的坏分子。土改中包庇地主，三反中因严重违法乱纪受撤职处分，一贯欺上压下打击报复。也是为王卓如所看中一手包庇下来并加以提拔重用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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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他们都是一丘之貉，是一窝子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和地主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因此相互之间，都是一见钟情，有共同的异己阶级的思想感情，猩猩惜猩猩，心心相印，互相吹捧，互相包庇。他们以王卓如为反党集团的领袖，称王卓如是“英杰”，是“有经验有威望的领导者”。王卓如也以他们为心腹，为谋士。他们从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出发，抱着个人野心家的欲望，共同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集团，他们在反党反社会主义方面，互相献策，各显其能，共同谋划，上下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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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整风运动开始以后，群众觉悟提高了，他们的反动本质被揭露了，但他们却不肯洗心革面向党认罪，而是实行顽抗。当郭士毅的右派面目被揭开之后，王卓如亲自出马为其辩护，声称“不希望郭士毅有问题”。并且颠倒黑白，诬称计委对郭士毅的斗争是“个人打击”。王卓如数次抗拒省委决议，拖延对郭士毅问题的揭发检查，并压制群众，封锁消息，企图一手遮天，蒙混过关。当省人委在省委坚决领导之下，揭开郭士毅右派面目并进而展开对王卓如错误斗争之后，这批反党集团分子更为恶毒地诬称这是“谭启龙对王卓如的报复”，互订攻守同盟，企图控制内部，顽抗到底。他们一再告诫为他们所掌握利用的人“说话小心”，要“一不抢先，二不落后，三不要叫大家看出包庇王卓如”，并对做具体工作的干部进行威胁利诱，要他们为这个反党集团保守机密，……可见这个右派反党集团态度极端狡猾、恶劣，这个反党集团中的郭士毅、张耀曾等至今不肯交代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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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以王卓如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骨干分子的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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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卓如是这个右派反党集团的为首分子，是组织者与指挥者，这个反党集团的一切反党活动，都是在他直接指挥和影响下进行的。他是一个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郭士毅是计委右派分子的头子、指挥着，是王卓如在计委掌握大权进行反党活动的忠实助手。张耀曾是王卓如篡夺财政大权，进行反党活动的心腹，历史上有严重罪恶。这三个人是党内的极右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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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中一，执行王卓如的反党意图十分坚决，并且积极策划破坏对这个右派反党集团的检查和斗争。袁子扬，他的反动言行十分突出，是这个右派反党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是王卓如进行反党活动的第一把助手。曹戎和王卓如一起积极地支持包庇极右分子郭士毅，也是王卓如进行反党活动的可靠亲信。这三个人是党内的右派分子。因此，有关部门的党组和支部已分别作出决议，开除王卓如、张耀曾、郭士毅、续中一、袁子扬、曹戎的党籍，撤消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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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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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西藏工委扩大会议关于开除反党集团头子范明的党籍和军籍的决议(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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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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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明，四十四岁，陕西临潼人，家庭出身地主，个人成份学生，大学肄业，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一九三八年在伪三十八军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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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明自任西藏工委副书记以来，对中央规定的关于西藏工作的全部重大方针、政策，都另搞一套，和中央、工委对立起来。为了实现其反党野心，在党内、外培植私人势力，进行派别活动和分裂党的罪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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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来范明一贯地进行反党活动，特别是一九五六年六至十月间，利用委托他主持工委工作的机会，篡夺了工委的领导，“独霸工委，上抗中央，下压群众”，制造所谓改革形势，提出改革成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在西藏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行“大发展”。但是实质上范明的所谓改革是投降主义的，是用这种改革为他的反党活动创造政治资本，以实现其反党野心家的目的。在这一期间，不论在党的工作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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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几年来中央不断地对范明进行了教育(如一九五四年西藏工作讨论会议，“九四”指示，一九五七年三月政治局会议，等等)，工委也经常地对范明进行了帮助、教育和斗争，即使在一九五六年在实行他的“大发展”的五个月内，党的许多组织和党员也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对范明进行了抵抗和斗争。但范明始终坚持其反党立场毫无悔过之心；继续用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态度，更猖狂地进行反党活动，并且把他对党的满腔仇恨和他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的政治、组织观点，写成一个彻头彻尾反党的“新西游记”小说提纲。范明反党阴谋活动的全面大暴露，就是从揭发“新西游记”小说提纲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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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干部会议一百多天的揭露和查证，大量的事实证明，范明八年来的反党活动是多方面的、始终一贯的，其反党罪恶的主要事实如下：
+
+　　一、反对目前党在西藏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方针。他反对中央以反帝爱国作为划分上层人士左、中、右政治态度的标准，说这是“主观主义的、片面的、没有根基的”，并提出所谓“爱国、团结、进步”的标准，和中央相对抗。
+
+　　二、范明一贯地反对党在西藏的财经方针。一九五一年他坚决反对经过西南局批准的“统一物资、统一采购、统一供应”的方针。当时工委负责同志为了照顾团结，迁就范明的意见，同意在统一政策之下，另外成立一个采购分处，负责独支人员所需日用品的采购工作。尽管如此，范明还是另搞一套，破坏了上述的统一方针。在物资上把中央拨给工委的财产当成私有财产，迟迟不交给工委的财政机关；在采购上抬高物价，抢购物资，反对中央当时对藏钞采取“不理、不问”的方针，公开支持藏钞；在供应上另搞一套供应标准。主张发展西藏的资本主义，用“我们出钱出力，他们(指贵族、上层——注)得名得利”的办法，“无形中发展了资本主义。削弱了封建社会基础”。一九五六年利用他主持工委工作的机会，把财政方针由供给财政转为建设财政。“要全党各业各行都要学会花钱”，“钱花不完要打屁股”。破坏统一采购的原则，准许各单位自行采购内货、外货，并且准许以领代报。由于“大发展”和因为“大发展”而来的“大收缩”，给国家造成了一亿元以上的巨大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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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在青年工作的指导上发展青年主义、民族主义，培植与支持团工委成为反党的“独立王国”。他提出与党的反帝爱国相对立的“民族青年统一战线方针”，强调“西藏青年负荷量很大……由于西藏落后，没有自己的工人阶级，西藏青年担负着一部分工人阶级的作用”。一九五七年四月六日向中央团校的藏族学员大谈革命不能输出，“革命这件事是不能输出的”，要依靠“革命自己内部的力量，才能去完成……好象中国革命成功，只有依靠中国人自己起来革命”。诬蔑我党我军解放西藏藏族人民是输出革命。支持与袒护团工委以团代党，拒绝工委各部门与财政机关的检查，使团工委成为横行霸道，人人侧目的“独立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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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在对敌斗争上反对中央公安部的指示，诬蔑中央公安部是“取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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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在西藏干校的教育方针上，他强调干校是。“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雏形”，要他们用两面手法搞阶级教育，用发动与组织学员诉苦等办法，来破坏当时统一战线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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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把西藏日报变成他的反党工具。宣传他的反党的政治观点，如：西藏进入了改革的新阶段；改革形势的形成；“政教昌隆”；批评工委是“保守主义”，等等。夸大个人作用，提倡对他的个人崇拜。如一九五六年九月一日报纸在刊出范明关于大力培养藏族干部、发展藏族党员的报告时，地位显著，全文都用老五号楷体，接着很多消息都提到“学习了范明同志的报告，克服了大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九日西藏佛协分会成立的报导中说：“范明同志的讲话，一次又一次的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了，讲话结束时全场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这篇报导是范明审查过的)。利用报纸，打击好人，包庇坏人。如打击周川萍和周所领导的拉萨建筑工程处，包庇开汽车轧死人的罪犯赵洪蒙，压制群众对团工委严重挥霍浪费现象的揭发与批评，等等。
+
+　　七、“大发展”。一九五六年利用委托他主持工委工作机会，假借改革之名，为他的反党活动创造政治资本，以实现其政治野心家的目的。他用歪曲中央指示和工委决定的手法，利用干部的革命热情，在西藏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行“大发展”。说西藏“已经进入了一个可能进行和必须进行民主改革的新阶段”，“西藏需要进行民主改革和必须进行民主改革的呼声，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呼声。西藏统治阶级已经在表面上不能也不敢不拥护、赞成，甚至违反革命分子也没有人敢于公开表示不赞成”。强调他的所谓改革要成为一切工作的中心，所有宣传、统战、组织、公安、青年，妇女、财经等各方面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把仅供中央参考，未经中央批准的西藏地区五年工作规划作为他增设机构、增加人员、进行大发展的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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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乞求上层同意他的所谓改革，他的赎买政策是：不问政治情况，“无一遗漏”地予以安排，大量送钱，不管收获；只强调安排、照顾、封官、送钱，不强调教育、改造。他的宗教政策是：“发展宗教”，“政教昌隆”，“共产党永远不会反对宗教的，因为共产党永远不会反对人民，所以是永远不会反对宗教的”；“喇嘛是西藏的知识分子，是将来干部的源泉”；成立喇嘛班是“宗教上的大革命”；在改革前先将喇嘛养起来，“衣食住行包下来，就是充分的政治”。说“西藏工委、西藏军区”是在“英明的领袖”“达赖喇嘛……的直接领导下”；地方政府的僧俗官员是“和广大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和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的本民族干部”。利用他代理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二副主任的机会，开了十七次常务会，通过决议四十七项，这些决议主要是进行他的所谓民主改革的各项准备工作，实际上把自治区筹委会变成了推行他反对党的现行政策的反党活动的合法工具。
+
+　　八、他一直反对中央的方针。一九五七年三月，范明为了给自己的“大发展”进行辩护，在三月二十二日给中央并主席的信中，公开地猖狂地反党反中央。一九五七年五月之后，在中央严格规定的编制方案和工委其他同志的监督下，一方面他不得不被迫地参与执行“减户、减口”的工作；另一方面却不仅保留他原有的全部的反党观点，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继续进行其反党活动。如私自在对内对外的会议上宣传改革准备工作，规定政协的六大任务，提出西藏右派的五条标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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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他诬蔑党，企图改变党的性质。他培养藏族干部的路线是：“不要在阶级成份上打圈子”，“除个别人外，一律不准查政治、查历史……只要没有现行活动，一概不追究”。“西藏所有的官员、贵族及其子弟，商人及其子弟，广大的农牧民，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都是干部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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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强调藏族干部“本身带着天然的马列主义”，强调发展党员不能“忽视了在中上层、贵族中吸收培养”，说上层的作用大，“他们都富有社会经验”，在群众中有威信，可以吸收入党。方针是：“全党全军人人动手”，“改变这种手工业生产的方式而采取机器生产的方式”，“大胆地、大量地、正确地……发展藏族党员”。为此还诬蔑“工委本身存在着严重的保守主义，大民族主义和宗派主义”。说“自己当儿媳骂婆婆虐待儿媳，自己当婆婆也虐待儿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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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工委的负责干部分成三类，只有他和白云峰等是忠心耿耿为党工作的，其他同志都是吃闲饭的，并且反动地叫嚣“应该清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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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他反对中央对西藏所有的重大方针政策，诬蔑中央和中央的负责同志。中央对西藏采取和平统一的方针，范明就主张分治。对中央各部一些不符合他的意见的指示，采取干脆打回去的办法。如一九五六年中央公安部不同意工委社会部全部并入筹委公安处，和经中央同意的中央监委对赵洪蒙案件的决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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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诬蔑中央对高岗的处理有宗派。他说：“高岗可以将功折罪”。说“孙作宾定为右派是与高岗问题有关的”。在他看来到处都有宗派。）
+
+　　十一、他一贯地破坏工委的统一领导，污蔑和丑化工委的负责同志，企图篡夺工委的领导权。不满意现在几个书记名字的排列次序，曾经质问“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范(明)”这样的排列次序是谁规定的。他说：“经武是主席办公厅主任，是中央代表兼书记”，经常不在西藏；“国华是司令员兼书记”；“冠三是政委兼书记，又分工主管军区工作”；把仁山看成是平级中的下级，而且到西藏不久；只有他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他为了达到“当西藏的家”的目的，用一切捏造、诬蔑的办法激烈地反对国华同志。一九五六年六至十月，他利用经武、国华离藏，中央委托他主持西藏工作的机会，“独霸工委、上抗中央、下压群众”，利用工委组织实现他反党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的政治、组织路线。他对中央的电话、电报指示和当时在京的经武、国华同志所提的意见，一概置之不理，他对分工委和工委部门对他的作法进行的抵抗和斗争，都给以压制和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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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明一贯地破坏工委的统一领导，他避开工委用做报告、参加会议、私自召集会议和个别谈话等方式，私自按他自己的一套去传达、布置，有时用造成事实的办法把他已经讲过了的讲话记录交给书记处处理，强迫签字。尽管这个记录已经他审阅过、修改过，仍然要照样写上：“本文未经本人审阅，如有错误由记录负责。”
+
+　　十二、包庇坏人，包庇反革命，打击好人。原西北西藏工委的组成人员是极端复杂的，除从西北地区党、政、军系统一○四个单位抽调和在西安招收来的一部分人员之外，当时在一野政治部联络部做客的、在共和国公司工作的伪军政人员(未经审查)也基本上全部随军来藏。仅据这次会议中查对，当时随范明进藏的旧人员和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即达一百一十三人之多。其中：伪校以上军官三十，伪尉以上军官四十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十一，伪政府官员二，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分子二十八。这些人员中，从三青团员、国民党员到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国民党青海省党部书记长薛文波)，从国民党军队的排、连长到师长，其中军需人员特别多。范明不仅对工委说：这些人都是经过审查的，刷下去几百人，旧人员也是经西北局批准的，他没有带一个私人。而且对他们异常重用，早在进藏之前，在甘肃、青海、宁夏、绥远等地，负责筹备进藏物资的(如骡马购买、物资购置等)全部是这些人。在三反中由于范明的包庇，这些掌握过经济大权的人都安全地过了关。
+
+　　这些伪军政人员、反动分子都是范明、白云峰的所谓统战干部，特别是那些“官”比较大的，进藏后都分配担任了比较重要的领导职务，一九五三年工委精简清洗之后，其中的一些人又由范明、白云峰介绍到青管局工作。范明还诬蔑工委精简这些人是政策上犯了错误。
+
+　　（一九五七年整编时、他为了保存亲信，叫白云峰从各单位指名调出三十多人，其中多数是政治、历史不清的旧人员，介绍去青藏公路管理局工作。）
+
+　　范明对于坏分子、反革命分子关怀备至，但对于在工作中、运动中(三反、肃反、整风等)对他提过意见的，对他的“据点”、宗派成员有意见的，“不顺手”的，一律给予打击。
+
+　　十三、在党内划圈圈，搞宗派，进行蜘蛛网式的宗派活动，分裂党的团结和统一。范明在入藏途中，就有宗派活动，当时的西北西藏工委就有联络部派、临潼派、三十八军(伪三十八军)派、铁路派等亲、疏、厚、薄之分。入藏之后，把西北进藏干部作为他的资本，制造所谓西南、西北不团结的问题，来分裂党和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
+
+　　范明“自认为是西北干部的头头”，他在选举“八大”代表时说：“如果不选我当代表，对西北干部是会有影响的”。“八大”开会前，国华同志根据会议规定，建议去一个列席的，并具体提出白云峰，范对白说：“国华因我不能出席，所以才让你代表我”。他把和他有关的或者过去曾经有关的人、单位、地区都划在圈里；反之，就划在圈外。圈里的亲近、重用；圈外的排斥、打击，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策。他不仅在西藏划圈圈，而且还把宗派圈圈划到中央负责同志的头上。
+
+　　为了实现他的反党野心，范明把党的某些组织和部门看成是他的据点。当作他的据点的有工委组织部(整编前)、团工委，看成他的据点的有青藏公路管理局、日喀则分工委。同时还在某些机关安置亲信作为耳目，收集“情报”。为了在实现其反党路线时减少阻力，还以白云峰为核心，拉拢陈竞波(工委委员，统战部长)、夏仲远(工委委员、财委书记)，组成了他的组织、统战、财经的“三关口”。据点不容许别人插手，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否则就是别人“闹宗派”，他上书邓小平总书记，大声疾呼：“现在西藏党内……闹宗派和不团结的倾向又开始大大地滋长”的主要原因，就是白云峰当不成组织部长，梁枫当团工委副书记还有人反对。他把党看成股分公司，李林初是大革命后的脱党分子(范的老师)，一九四八年八月重新入党，进藏后由于范明的坚持提为工委宣传部第一副部长；梁枫入藏前是兰州一个中学的教导主任，一下提为团西藏工委的副书记。
+
+　　范明为了扩大宗派势力，采用各种办法，如周末聚餐会、请客吃饭、逛林卡、打麻将和提倡生活问题可以随便些，“男女都可以有情人”，和女同志拉拉扯扯等庸俗手段，来联络感情，引人上勾。只要听话，相信范明，拥护范明，他可以封官许愿。一九五六年他对白云峰、陈竞波、夏仲远说：“你们现在虽然还不是工委委员，但要起工委委员的作用，你们的工委委员问题，不久就可以解决。”玩弄手法把曾实提为工委办公厅副主任。暗示刘士元可以升为统战部副部长，准备提拔付生做统战部副部长或外事处副处长、或分工委副书记。他关怀他的宗派成员，为他们争名、争利。给白云峰争工委委员，要他身兼掌握西藏交通命脉——青藏公路，和培养西藏革命干部——西藏公学的“两大任务，“进可攻——反党，退可守——独立王国”  (白云峰语)，待机“二返长安”。给梁枫争团中央委员(一九五四年)，争团工委书记，还想让她代替白云峰当组织部副部长，当西藏团校校长。
+
+　　他利用宗派成员互相串通联络，交换与传递情况，来宣传其反党观点，用诬蔑、捏造，散播流言蜚语等卑鄙手段来诛除异己，陷害好人。
+
+　　十四、写出了彻头彻尾的反党纲领——“新西游记”小说提纲。这个提纲系统地集中地表现了他的反党面目。在“丙、解放后的西藏”的全部六十条材料中，有五十条是歪曲、捏造的。他一开始就“打算把这个作品作为杨雄的太玄法言……压根儿没有想掩盖冲突，掩盖矛盾，避开权贵，”实现他“死以前把人骂完”的誓言，准备这个作品象太玄法言一样，在他死后的若干年才被人刊印、流传。为了写这部小说形成了以范明为首的有吴健礼、黄琳、李宗清参加的所谓“四君子协定”，提出了“保密”，“不当逃兵”的要求。这里应该指出：李宗清同志在抄写提纲时，发现其中有问题，并且在干部会议开始后就勇敢地予以揭发，是正确的，是应该表扬的。约四万字的“新西游记”小说提纲，是个彻头彻尾的反党纲领，反对党的民族平等、团结、合作政策。组织上丑化党，丑化党的领导，丑化党的干部，美化自己，美化自己的亲信，美化自己的姘头。范明为了写他的反党的“新西游记”小说，未经工委领导同志任何人的许可，利用职权私自调走工委办公厅、统战部、研究室和军区的绝密、机密文件、资料三百份，将其中二百五十一份带到西安交给工委西安办事处的一个旧人员保管。
+
+　　十五、品质作风极端恶劣。生活上铺张浪费，十分讲究阔气、排场，争汽车好坏，争房子大小，争走路先后，争座位上下，凡是有关个人享受、出头露面的事情都要争。道德败坏，长期与黄×通奸，黄怀孕后还说“孩子是×××的”，由白云峰出面责成已与黄×断绝恋爱关系的×××进行检讨，黄×结婚后，还继续与她通奸。此外，还企图强奸某女干部，因被拒绝，就说该女干部有政治问题，予以陷害。
+
+　　上述事实说明：范明的反党活动不仅是多方面的，而且是一贯的，他是有目的、有纲领、有组织的反党集团的头子，彻头彻尾反党、分裂党的极右分子。
+
+　　范明所以堕落成为资产阶级政治野心家、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是有他长期的历史和思想根源的。他生于没落的地主家庭，从很早起就具有强烈的没落地主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参加革命后，虽然党对他不断地进行了批评、教育和斗争，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其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和认真批判与改造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丑恶思想。因此，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的个人权力欲望和政治野心日益增长起来。把成绩记在自己账上，错误与挫折推到党和其他同志的头上。夸大个人的作用，吹嘘个人的成绩，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他为了实现其政治野心，必然和一些党性不纯、臭味相投、有个人野心的分子结合起来，进行派别活动，破坏与分裂党的团结与统一，成为反党集团头头，走上了反党反人民的罪恶道路。范明的政治野心家的面貌的完全暴露，绝不是偶然的，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条道路展开尖锐斗争的形势下的必然发展结果。
+
+　　整个会议过程，范明的态度始终是极端恶劣的。在大量的事实面前，狡辩、抵赖，抗拒交代。经过一百○四天大会、小会的揭发，逐条查证和批判之后，还在最后的交代中说：“我的反党事实虽然铁证如山，但思想动机上没有反党的影子”。
+
+　　根据范明上述罪恶事实，工委决定：开除范明的党籍和军籍；建议撤销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等一切职务；收回国家和人民所给予他的勋章、奖状等一切荣誉品。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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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3 @@
+# 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孙汉卿、矫枫、崔介等七人党籍的报告
+
+　　<(孙汉卿、矫枫、崔介>
+
+　　（中央：）
+
+　　今年春天，青岛市委在整风运动中彻底揭发了市委书记处书记孙汉卿(省委委员)、矫枫，副市长崔介，市委委员，宣传部长孙朴风，文教部副部长余光前，国棉一厂党委书记王伟等人右派反党集团的罪恶活动。同时并揭发了青岛日报社总编辑顾膺阴谋篡改党报性质、与党外右派分互相勾结向党进攻的罪行。
+
+　　对于孙汉卿等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省委已派人去青岛进行了认真负责的查对，证明完全属实。为些，省委除完全同意青岛市一届二次党代表大会关于开除矫枫、崔介、孙朴风、余光前、王伟、顾膺党籍的决议，同意其建议决定开除孙汉卿的党籍外，并确定余光前作为坏分子处理。但在最后具体处理上，可根据他们对待错误的态度和悔改的程度有所区别，以体现党的政策。特此报告。
+
+　　 中共山东省委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一)》，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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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22.txt
@@ -0,0 +1,15 @@
+# 中共重庆市财政局支部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戎占芳党籍的决定
+
+　　<(戎占芳)>
+
+　　戎占芳，男，四十岁，中农(土改前为富农)出身，学生成份，山西省山阳县入，一九三七年四月参加革命，一九四○年四月入党。参加革命后历任指导员，军分区供给部副部长，军区后勤部军需处长，重庆市财政局副局长等职。原任市财政局局长，党组书记。在一九四八年因犯本位主义的错误和有严重的腐化堕落行为，党内曾受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
+　　在整风期间，市财经单位三级干部会议上揭发了戎占芳很多极为严重的反党罪恶。
+
+　　戎占芳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有浓厚的个人名利欲望。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长期对党不满，以致一步一步地走向反党道路。一九五六年省、市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戎极力诋毁省、市委领导，破坏省、市委领导威信，否定工作成绩。说市委领导作风是“大小都抓，主次不明，零敲碎打，步子很乱”。说省委的报告“谈工作成绩多，谈缺点不够”。并毫无根据的利用他堂侄虚构的事实，在会上质问省委“遂宁专区×县在统购统销中严重违法乱纪，捆绑了贫雇农四、五百人，省委知不知道?处理了没有”。同时还在会外说“为啥这样大的问题，县委书记都不敢反映”(经调查并无其事)。恶毒的攻击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讨论八大代表候选名单的时候，戎表示不满，与右派分子张文澄一唱一和，反对中央分配省的八大代表名单，主张“拉下几个，添上一些”，并同意打电报给中央“顶回去”。选举新的省委委员和市委委员时，戎也有意混淆视听，制造混乱。去年夏季戎占芳在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当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戎附和右派的言论。右派分子徐光攻击中央说“中央对反右斗争的形势估计错了”。他也表示赞成，并和徐光站在一起向党进行恶毒的攻击。
+
+　　长期以来，戎占芳一直对市委的领导是采取抗拒的态度。如市党代表大会经费开支问题，本来市委负责同志已经同意了，不应成为问题，但由于戎对市委一贯不满，因此就借机向市委写报告，要市委责成有关经办同志检查，其实是要市委检讨，更恶毒的是威胁市委承认所谓错误。与市委唱对台戏，将市委的“军”。当市委答复“特殊情况经领导批准可以报销”后，财政局还打电话质问市委“请问市委什么叫特殊情况。请予解释”。与此相反，戎占芳对其它方面经费开支，就不是这样，如对民主党派的经费，则叫干部对他们不要“扣”，并说“多给点钱，他们就笑哈哈了”。由此可以看出，问题的实质并不是执行制度的问题，而是蓄意和市委对抗。他还极力主张在市人委成立总党组来与市委分庭抗礼。
+
+　　戎占芳上述反党活动，经过财经单位三级干部会议和财政局党支部、财政局系统干部大会的批判、讨论，业已彻底揭露了他的右派面目和反党罪行。当其反党罪恶被揭露后，在经过组织教育和批判下，戎占芳尚能低头认罪，对其错误有一定认识，并有悔改表现。根据上述情况，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决定开除戎占芳党籍，并建议行政摊销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降两级。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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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95 @@
+# 李慎之：思想汇报（第13号）——思想总结和改造规划
+
+## 一、对错误的认识
+
+　　犯错误到现在已有一年又4个月了。自己发现错误而开始自我批判也有一年又两个月了，从公开斗争算起来到现在也有一年了。在这一个不短的时期中，深深感到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是一桩艰巨的工作，而不断巩固并且加强自己的认识仅是彻底改造的开端。
+
+　　反右斗争开始以后，没有很久就认识到了自己的言行是属于右派性质。但是后此认识的发展是经历了若干阶段的。
+
+　　1、去年6月初到9月初。反右斗争开始了，心里有一点兴奋，有一点怀疑，也有一点恐惧。兴奋的是，我所深恶痛绝的“乱”的歪风被遏止了，可以放手反击了。怀疑的是“既有今日（的反击），何必当初（号召大鸣大放）”，实际上是站在右派立场上反对反右派斗争。恐惧的是，自己的思想和鸣放期间放出来的一些自以为是香花的东西，已被明确认为是毒草，是与社会上的大右派一样的货色。心里开始觉得不对头，赶快作检讨，但是还在若干点上安慰自己，如以为自己的“动机”不一样、“右派”的概念只适用于极少数的政治野心家等等。因此，于恐惧之中也有放心之感。
+
+　　随着斗争越来越深入，党内右派分子被陆续揭发，看看自己的护符渐渐都站不住脚了。心里越来越意识到错误严重，但是还不肯承认自己是右派，直到8月底给编委会写的检讨中还说自己同右派是“一纸之隔”。
+
+　　2、去年9月至10月在斗争中。经过激烈的揭发与批判，自己的认识大大提高了。认识到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来看，自己对许多政治问题的看法完全是浸透了资产阶级的偏见。自己所向往实质上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我是口服心服的低头认罪了，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了。但是实际上这时还只能认识到思想错误的严重性，还不能充分估计到政治上的“罪行”的严重性。觉得我周围所相交的人几乎都算得上是好同志，他们的许多思想与我相似，我比他们不过是多了一点，放了一下。他们能改掉错误，我经过批判更有何难改。我还不能完全理解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与自己在鸣放中犯错误的全部政治涵义，因此虽然请求绐予处分，但是对处分应有的严肃性还没有足够的估计。
+
+　　3、去年11月到今年2月。在极度孤立，极度沉重的心情下，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读了可以搜罗得到的报章杂志上一切批判右派思想的文章，觉得自己犯错误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与思想根源的。（在斗争中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远不够深刻。）
+
+　　我过去总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有什么资产阶级的或者修正主义的成体系的政治理论，觉得自己不过一切是在疑问中，是在探索中，说我有成套的理论和主张是把我估计高了；觉得纵然有那一些使自己成为右派的破布烂棉絮的思想，一批判也就完了。但是经过这一时期的学习反省，才认识到自己的一套是很完整，很系统的，因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本身就是成体系的。既然我对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艺术曾经如醉如狂地追求过，而且曾以寝馈其中，尝脔知味而沾沾自喜，我的思想也自然是一整套。尽管我跟着党走了多年，自以为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也有所追求，然而这一套人道主义的、理性主义的、民主主义的东西却从来没有彻底批判过，反而被视为宝贝而死抱住不放，而这些东西都是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绝对不能相容的；而拥有这一堆东西的我，虽然名义上是一个共产党员，实际上却如列宁所说，是比地主还有毒得多的“真诚而愚蠢的知识分子”，是“真正的毒物”，是“必须坚决向之斗争的”对象。这样我的犯错误是完全必然的，而绝非偶然的。而在现在，即使自己的反动的政治思想已经受到了批判，但是如果不把自己整套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连根拔除，来一个思想感情上的大转变，那么已经批判了的反动政治思想仍有土壤可以滋生。错误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造成的，改造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
+　　4、在十三陵劳动的初期，生活方式的剧变，生活的单纯化，使自己能够脱出过去执着的思想逻辑而在更广泛的范围来看待自己的错误。从去年年底起，全国大跃进的高潮已经开始了。形势使自己感触最深的是自己犯了历史性的错误，整风鸣放，这是一场决定今后中国命运的斗争，是党在一个历史转变关头，在一个决定性的时机，在一个决定性的战线上进行的空前规模的决定性的一战。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这正是需要奋勇上前的时候，我却站错了立场，竖起了白旗，从背后向党进行了射击。设想到这样一幅图景是极端悲痛的。深感自己犯的错误是应当砍脑袋的错误。无论什么提法都不会过分，无论如何处分都不会嫌重。这种认识支持自己毫无抵触地接受了3月18日的处理。
+
+　　5、在十三陵劳动的后期。在劳动中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体会加上八大二次会议文件的公布给了自己很大的启发。从这里我理清了，也认识了自从1956年初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与苏共二十大以来，党中央和毛主席思想发展的脉络，这和自己从那时以来思想发展的脉络，刚好是针锋相对的东西（而我却长久把他们混为一谈的）。这使我不但认识到自己为什么是错了，而且认识到什么是正确的。把自己的思想和党的思想树立了鲜明的对立面。自己过去的几乎全部疑问都可以找到解答。感到依了自己便会亡党亡国亡头，依了中央，便会有1000万以至2000万吨钢，便会有5万斤乃至10万斤的水稻卫星。何者应破，何者应立，豁然开朗.特别是南共修正主义的理论遭到彻底批判，铁托集团的面目已经彻底暴露以后，感到自己过去所想的一切确确实实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了，同时对什么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自己也才觉得有了由模糊而渐近清晰的轮廓。
+
+　　我很想倾吐自己对过去的这种那种谬论的批判，但是要用笔墨来写尽也许是不可能的。到现在，有一点感觉我是明确的：就是任何时候也不要以为自己对自己的错误已经认识得很够了。一年来的思想历程告诉我，整个改造的过程，就是不断加深对自己错误的认识的过程。有一点破才能有一点立，思想改造要获丰收，就得像农业一样，越来越深地翻耕每一寸土地。过去，我总爱从历史、成份、工作经历等方面去找自己的“有利条件”，以为自己何憾于党，何仇于社会主义？改造起来总要比别人容易些，但是现在却想，我的错误的特点是思想经过无数折光，丑恶的实质被包裹在层层华丽的外衣之中，连自己也常常分辨不清，要把它找出来而与之断然决裂是并不容易的，因此自己的改造任务实在比别人更为艰巨。去年批判以后，对自己对错误的认识曾有某种自满情绪，后来才认识到这种情绪的严重危害性。真正认识错误的人决不会有自认为认识已差不多的想法的。他只能越来越对自己的错误深恶痛绝，越来越感到自己在各方面的不足，凡是一旦感到“差不多了”、“还有什么大的问题？！”，新的错误就必然又要来了。我在十三陵期间，由于提到“细水长流”受过一次批评后，委屈感极大，心里想党为什么这样不相信我，难道我犯了这样大的错误，还会吝惜自己的力气，还会发表反党的意见。自己内心的痛苦与对党的恐惧疑虑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追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自己在那时由于第一次劳动表现较好，由于处理中被认为尚能真诚悔改，因而有了新的自满情绪，对自己的行为受不得否定甚至疑问，这于我又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今后，必须不但永远不忘自己的错误，正视自己的错误，并且还要在所遇到的各种具体问题上联系自己的错误进行检查，不断加深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从中汲取教训与力量。
+
+## 二、关于改造、劳动和前途
+
+　　错误已经犯了，而且是政治性历史性的错误，接受处分、接受改造是当然的。可以说在自己发现自己犯错误之初决心就已经下定了。尽管认识还不那样明确，那样坚定。
+
+　　什么样的改造？我曾经希望到劳动中去改造，也很早就向组织上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十三陵4个月劳动的改造，而且组织上已经宣布今后还要到农村中去，长期在劳动中进行改造。我的愿望是可以实现了。然而回头检讨起来，当初迫切要求到农村去，到劳动中去，除了改造的愿望而外，实际上也还包含着某种程度地逃避新华社这个环境的个人主义情绪。经过十三陵的劳动，我现在的想法是愿望到农村中，到劳动中去改造自己，但是也准备在任何地方去进行改造：最偏远、最艰苦的地方我愿意去；就留在这个最会使人感觉到热辣辣地不好受的新华社我也愿意；做我以前从来没有设想会做的、粗重的体力劳动，我愿意，做恰恰是由于以前做惯了，因而自己一度曾感到重做起来会有点难堪的文字工作也愿意。我相信，自己纵然有千般错误，但是，只要党对我大喝一声，痛下针砭，又能让自己到下层去，到实际中去，认识我们的社会，自己还是一定可以改造得过来的。
+
+　　对于劳动，我从来不曾有过什么抵触情绪。对于自己过去的全部工作，在经过批判以后，认识到是要全部重新估计了。回首半生，往者已矣，而今而后，在思想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之前，只有贡献自己的体力，还是一条继续为人民服务，为自己赎罪的出路。每一念及自己当初也曾舍弃一切投奔革命，“所为何来？”愿意继续为革命事业多培一筐沙，一锨土的激情就油然而生。因此，在劳动中并不怎么感觉劳动是苦事，相反，见到大坝日日高，常常禁不住有一种感愧难已的心情，而每当冲锋号响，也就感到自己所从事的确是一种英勇豪迈的事业。但是，在去十三陵以前，多少对劳动感到有点神秘，对自己是否能吃得消也没有完全的把握。经过4个月的锻炼，这种神秘感打破了。对劳动有了决心也有了信心，而且认识到有决心就有信心。自己愿意继续在劳动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
+　　十三陵不但是一个劳动的工地而且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大学。在这方面的体会与收获，如果一一列举起来，几乎是说不尽的。从党的领导到群众路线，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直到宣传鼓动工作与新闻路线等都有亲切的体会。但是，从最根本上说，我以为有两条，（1）通过“劳动生产是根本”的体会。根本地改变了自己过去的唯心主义的社会观和历史观，也即是自己的反动政治思想的基础。（2）劳动开始培养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人生观，我现在确信个人主义并不是“人人都有一点”，而是完全能够烧掉的。“劳动能改造思想”现在对我说来，已不复是一个抽象的认识，而是一个切身体验到的具体真理。
+
+　　在改造政治思想方面，我过去多少也还曾有一点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但是近年来，却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历史癖”的发展而模糊动摇了。到苏共二十大之后，更进一步在国际修正主义的影响之下，形成了某种也许可以称之为“人性史观”“民主史观”的多元的超阶级的、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历史观。而终于在“民主不但是手段也是目的”这个荒谬的论断上构成了一整套反动的政治思想。经过斗争与批判，这些东西是粉碎了，但是只有在劳动中才真正体会到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一切社会理想政治理想，只有能促进生产才是真正能造福人民的，一切社会学说、政治学说只有能促进生产才是正确的。几个月间，在劳动的间隙，特别是在睡不着觉的白天或者晚上细细批判自己的各种思想，最后总是感到知识分子往往好把文化、知识、理想等独立起来，然而一旦这些东西脱离其所产生的基础的时候，就不过成为反动的毒素。对于自己，知识分子也何难以虚妄的冥想在自己头上戴上神圣的光环，但是，只有踏踏实实的劳动才真正是在为人类服务，才真正是崇高伟大的事业。面对着在党领导下的群众所表现的冲天干劲和具体的成就，深深感到自己过去“自作聪明”“自作多情”地设想的一套，不过是一堆粪土而已。还有什么可以留恋，还有什么舍弃不得？
+
+　　在改造人生观方面，十三陵的劳动给自己解决了许多关于前途问题的错误看法。
+
+　　从发现自己犯错误之时开始，思想上就好像从万丈高楼掉进了无底深渊。分析起来，这中间就有“这一下完了”的恐惧。但是自己立即警惕：批判错误，弄通思想要紧，别的一概不要想。领导上也一再提出不要想前途问题，以免妨碍批判。果然，我也是硬压住了，根本不去想。后来，自己还一直能维持这种态度决心“忘我”。但是，实际上也并不是完全真正不想个人前途的问题了，脑子里还是常常绕着这个问题的周围打转，不过不敢想得很具体而已。斗争结束后，一些领导同志与我谈话，都同我说起前途问题，有的说“前途还是无限的”。有的说“还有一番事业可做”。这些都曾使我听了欣喜，现在看起来，此之所谓“喜”，实际上就是从不正确的个人前途观出发的个人主义幻想，我也还算是较早地警惕到了这一点，然而直到去十三陵劳动的初期还是常有“往事如烟，前尘如梦”，“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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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个月平生从来未经受过的体力劳动渐渐地锻炼了自己的思想感情，觉得个人在伟大的集体中是太渺小了，个人的荣辱得失同伟大的革命事业相比是太不足道了。自己觉得现在有了足够的决心与勇气来枪毙、来埋葬掉自己的个人主义。
+
+　　我深深感到，自己过去的人生观中，虽然似乎不曾有许多求名图利的具体打算。但是却有着强烈的要求自己成为、并且相信自己能够成为“比众不同”，“出人头地”的“人物”的愿望。正是因为如此，我才相信那种把一些英雄才人看成是“社会之花（或社会精华）”的偏见，才有我那一套只相信专家，不相信群众的反动政治思想。想到这种剥削阶级的人生观曾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把我引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就感到难受，感到耻上不可加耻，一辱不能再辱。如果我今后还有一丝自称自大，为自己的名利打算，那就真是不识人间有羞耻事了。我这样想，在这次犯错误以后，那个有着个人主义人生观的我（不论其个人主义的特点如何，程度如何）已经是永远地死掉了，永远不应当，也不可能复活了。我今天的任务是把它更深、更深地埋葬掉。从今以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在党的领导下，我只应当追求，（1）为人民服务的机会，（2）求真理的机会。如果不能做到这两点，那就是我真正的耻辱；如果在此之外，我还要追求什么别的个人的东西，那也是我的真正的耻辱。
+
+　　因此，我现在看来，前途问题同改造问题是一回事，自己今后一辈子的前途，就是一个“盖棺方已”的不停改造的前途。
+
+　　我坚定地相信党的话：“右派分子也是有前途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前途观。如果是以个人的飞黄腾达、荣华富贵作为前途的话，那么这个前途是永远不会有的，如果以为过去有过，那也是把革命看错了，如果以为这样的前途今后再也不会有而感到前途“完了”的话，那也确是“完了”，因为它本来早就应当完了。然而如果以仍能服务人民、追求真理为前途的话，则党过去从来也不曾、今后永远也不会“不准革命”，前途确是无限，社会主义即将建成，共产主义正在到来，任何为革命而做的工作都有真正光明的前途。而且进一步言，正是因为抛弃了个人主义的前途，才真正得到了正确的前途。犯错误摔跟斗固然是悲痛的，然而犯错误不过是早就错误的东西的暴露，摔跟斗不过是本来不应当属于自己的东西的失去。犯错误纠正错误是认识真理的开始，摔跟斗是离开个人主义的绝路而走上共产主义大道的开始。我过去曾有“犯错误也有好处，可惜是太晚了”的想法。现在却想，错误当然是越早纠正越好，但是就算我现在年纪再大，也应当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何况“闻道”以后，来日方长，还有几十年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这才真是我的光明前途。
+
+　　我觉得我现在能够这样来看这一年来个人的变迁经历，并且觉得自己已经在新的前途上迈开了第一步。我决心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
+　　现在在前进途中还有没有问题呢？还有问题。在这一方面，我深感个人主义确也不是那样容易说丢就丢掉了的。个人的名利权位的种种打算倒并不难一了百了。但是个人的自尊，个人为个人的种种特点护短的习惯不知要顽强多少倍。我目前的个人主义就特出地表现在向党向群众不恰当地要求温暖，要求谅解，要求尊重上，表现在害怕过于尖锐的、在分寸与方式上可能不那样完全妥帖的批评上，害怕自己的“好处”不为人知道，“缺点”被人夸张时，对自己的意见不“全面”上。在自己觉得这些问题都不存在的时候，就能够心情开朗，干劲充足，靠拢组织努力向前。在自己觉得这些方面发生了问题的时候，就对群众与组织发生疑虑恐惧以至疏远，对自己就觉得“右派难做人”，会“动辄得咎”，觉得“大是大非好通，小是小非难通”，行动上不但不是“敢说敢做”，而且“畏首畏尾”，“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就公然冒头。然而自己实在也知道这是不对的，实在也不甘心这样。而且深感如此下去，决不是改造的出路，因而对前途也悲观起来，心理上产生了极大的痛苦，在这方面，在十三陵劳动中期，因提到“细水长流”而受到批判与通报一事，在我身上就产生了如此种种一度极为沉重的情绪。直到这次交心学习才放下了这个包袱。
+
+　　检查起来，觉得这确是今后改造过程中自己最难克服的，然而是必须克服的障碍。什么叫改造？我过去以为，只要把过去的反动政治思想改掉就完了。现在才悟到必须也改掉作为这些政治思想之基础的各种各样思想毛病。头上戴着右派的黑帽子，处在群众十手所指，十目所视的监督下，稍有阙失，人人得而批评指摘，这种地位确实是有生以来未曾受过，因此觉得不好受、不舒服。然而为了改造，岂不正是需要如此呢？所以会犯那样严重的错误，岂不正是由于过去在各方面太过骄纵了，自己以致极度地发展了从思想上到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的缘故呢？健康的人也需要锻炼然而并不需要吃药，但是有了病要治的人就决不能抱怨药苦而不肯吃药了。想通这些，我以为是回社两个多月的交心学习中最大的、最主要的收获。我决心在今后被右派帽子看成是督我前进的鞭子，起我沉疴的良药，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东西。我决心在今后对一切批评采取热诚欢迎的态度。不断向党靠拢，向党暴露思想，争取党的批评、监督、帮助，以此作为检查自己能否自觉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
+
+　　应当深深地培养自己对党的热爱（不是像过去那样在“士为知己者死”的忠臣义士之感的基础上，而是在无产阶级的原则的基础上）。党是严父慈母，任何对党组织的疑虑恐惧都是错误的，实际上我所恐惧的只是我自己，我自己的错误和缺点。任何疏远党的倾向对个人都不但是最危险的，而且是最痛苦的。这点我已经有切身的体会了。说要跟着党走，说要灭绝一切个人主义，就必须具体地做到在一切日常生活与工作问题中与党时时一致，处处一致，永远一致。只有这样才是进行彻底的改造，才能最后达到自己的奋斗目标——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
+## 三、改造规划
+
+　　1、坚决、干脆、彻底、全部地灭绝个人主义
+
+　　首先是在个人前途问题上，肃清一切个人主义的对过去的依恋与对未来的幻想。坚决接受党所分配的任何一项工作，甘愿到任何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去。对任何工作，只要做一天，就准备做一辈子，永远地消灭任何个人打算和情绪波动，破除对自己的性格、气质、兴趣、爱好等各方面的迷信（认为自己做不好这，做不好那的悲观宿命思想），认定自己在一切方面都是可以改造的，对一切环境都是可以适应的。坚决全心全意地做好任何工作。为党的工作，“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
+　　警惕并且力求尽快克服生活作风上的浓厚的个人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指手画脚，自以为是”；“夸夸其谈，旁若无人”；“独来独往，不管不顾”；等等。要求做到不但“洗心”，而且“革面”。
+
+　　2、在任何场合都坚决地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和群众的监督。首先是接受直接领导我的党员或党的代表的领导和监督，不仅做到在组织上绝对服从，而且必须做到思想上完全打通。不但一般地“接受”领导，而且及时地向党组织暴露思想，汇报情况，争取领导。
+
+　　随时警惕打垮有时可能对自己的历史、资格、知识……等负起的包袱，永远夹起尾巴做人，做党的最驯服的工具，在一切问题上，首先是在对待自己的错误与处分的问题上，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决心在最短的期间成为左派，回到党内。
+
+　　在整风结束以后，继续以“向党交心”的精神，定期向党组织写思想汇报，每一个月至两个月一次。争取党的帮助进行改造。这里首先要树立正确地对待批评的态度。应当欢迎批评，而决不惧怕批评，应当正确地领会批评的实质，从中吸取教训，而不是纠缠在若干困难不完全妥帖的枝节问题上自寻烦恼。在思想上有想不通的时候，应当及时报告党组织寻求解决，不让任何不健康的情绪在心里滋长繁衍。
+
+　　应当经常地检查个人与党的关系，把这作为检验自己是否能克服个人主义，破旧立新的一个主要标志。随时警惕不容有任何疏远党的倾向，一旦出现，立即纠正。
+
+　　3、在灭绝个人主义，把握住正确方向的基础上，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学习树立敢说敢想，敢作敢为的共产主义风格。在思想上与行动上力争上游，以求在业务（包括劳动）中和集体生活中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
+
+　　4、下乡以后，首先做好体力劳动，要求自己在3个月中掌握各项基本农事劳动的技术，达到农村中中上劳动力的水平。同时，要求刻苦钻研各种农艺技术，使自己具备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最低条件。
+
+　　积极参加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思想上的和政治上的，对抗的和非对抗的）和各种的大鸣大放大辩论，锻炼自己的阶级立场与群众观点。
+
+　　在农村中的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中，贡献自己的一切智能，争取做一个促进派。
+
+　　下乡以后，即制定具体的劳动改造计划。
+
+　　5、不停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彻底改造自己的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
+
+　　学习应当联系实际，首先应当学习有关农村政策与人民公社问题等方面的文件，特别要注意在实际工作中间学习政策与理论。
+
+　　此外，今年内务须再读一遍马恩列斯论修正主义、论教条主义、论共产主义社会3个集子。在可能范围内尽量注意学术思想战线上的各种斗争，本着“厚今薄古”“兴无灭资”的方针，批判自己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
+
+　　学习必须密切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以求达到思想改造的目的。必须继续贯彻把自己的错误思想同马列主义的思想树立鲜明的对立面的方法展开自我思想斗争，来克服自己的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要求在今年内树立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理论上打下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为此应当反复学习《实践论》、《矛盾论》、《论人民内部矛盾》3个基本文件。
+
+　　6、在改造过程中，永远警惕急躁、自满与松懈的情绪，要充分认识到改造的艰巨性，譬如逆水行舟，放松不得一篙；要充分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顽强性，万顷沙中，留不得一粒草籽。自满是进步之敌，应当永远记住自己的无比惨痛的教训。最严重的错误正是从自以为最没有问题的地方发展起来的。自己觉得已经红够了的时候正是白的开始。应当永远记住，改造永无已时，生命有多长，改造有多久。应当彻底认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保持终生负罪的心情。应当彻底根除与他人的弱点相比的情绪，要知道即此一念就是放松改造，自趋下游的契机。必须从不断地否定过去中求得新生，对这个观念一有动摇，立即斗争。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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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324.txt
@@ -0,0 +1,35 @@
+# 中共富拉尔基重机厂委员会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对右派分子于正仁给予劳动教养处分的决定
+
+　　于正仁，男，22岁，家庭出身商人，本人成分学生，现在我厂专业训练班学员，右派分子。
+
+## 一、一贯表现：
+
+　　于正仁1952年终学校时思想便腐化堕落，沾染了资产阶级的流氓习气，他因贪污被判劳改后自认为共产党对他过于严厉，劳改把它身体搞坏，吐了血，因此对我党怀恨在心，企图候机报仇。
+
+## 二、主要反动言行：
+
+　　1、咒骂并想杀掉共产党，攻击党的领导、污蔑党的领袖和老干部，丑化党团员，他说：“我认为共产党没有人性，六亲不认，马列主义是压制人民，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多是共产党的忠实奴才，共产党和国民党，新社会和旧社会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是一朝君子一朝臣。共产党快完蛋了，大干部坐小汽车搞女人……而老百姓都是成天的干呀，干呀。”又说：“毛泽东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学问……毛泽东统治人民的办法是发动人民去死，他还说希望中国能来个匈牙利事件并希望和姜树武（司机）一起组织个反动党团，我愿为他们卖命一旦变了天死几十个领导干部，我的血债就可以还清了，共产党还欠我几口血”
+
+　　2、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竭力宣扬崇美恐美盼望战争
+
+　　他认为：苏联出兵匈牙利是苏联干涉匈牙利内政，苏联接触若干领导人员是争权夺利，集体领导是为了大家免于争夺。他说：“朝鲜战争爆发时谁都害怕美国，从朝鲜一登录三天就到了鸭绿江边，当时毛主席也非常害怕，虽然调离大批军队进行了一次反攻，但结果还是势不两立，毛主席便来了停战谈判……”，在庆祝十月革命时，他说：“毛主席这次又出国了，第一次出国回来是发生朝鲜战争，这一次回来一定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他并常到姜树武家里收听美国之音和台湾自由之声。
+
+　　3、宣扬右派，支持落后攻击领导，企图破环党的威信
+
+　　他说：“台湾赞扬章罗联盟的伟大气魄，他们有骨气，台湾举行大会公认胡风的伟大功勋”，宣扬刘绍棠如何了不起，并抓住领导的缺点趁机鼓动同学向领导和教师进攻。
+
+　　4、反对党的统购统销和干部政策，否定成绩，他认为统购统销是给老百姓吃得半饱不饱，把粮食存起来。并认为共产党强调成绩，确定是次要的，一提就是政治犯。
+
+## 三、斗争后的态度：
+
+　　态度不够老实，最后虽被迫交待了一些问题，但不彻底，斗争后在下放劳动中仍没有彻底悔改之意。
+
+## 四、处理意见：
+
+　　党委批准对右派分子于正仁给予劳动教养处分。
+
+　　 中共富拉尔基重机厂委员会整风领导小组1958年9月1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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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325.txt
@@ -0,0 +1,17 @@
+# 中共农业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孙森甫党籍的决定
+
+　　<(孙森甫)>
+
+　　孙森甫，男，现年四十五岁，河北省武邑县人，地主家庭出身，本人学生成份。一九三一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被捕向敌人自首，并在北平晨报上登过声明退出共产党的启事。一九三八年又混入党内，现任农业部人事司司长，党委副书记。
+
+　　孙森甫虽入党多年，但始终感到自己曾经在历史上自首变节，平时总怀疑党对他不信任，因而，离心离德，对党不满、面目灰色阴暗。在人事司工作期间，与司内一些政治不纯、历史不清的人形成小宗派，互相吹捧，对领导阳奉阴违，在执行干部政策中表现了“不问政治”的资产阶级倾向。他曾说：“老干部不行了，不能担当建设任务，应大力提拔青年大学生来代替。”又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人，谁还没点问题!”所以，用人不看档案，不加审查。俄文翻译史珊因其父亲是军统特务，未被批准出国，孙不满意地说：“人家父亲是军统，女儿也是军统吗?就不让人家出国!”对于保卫部门提出的将不适合在要害部门工作而需要调出四十余人的意见，也一再拖延，不予处理。
+
+　　此次整风期间，孙森甫又利用大鸣大放的机会，纵容右派分子点火向党进攻，当部内大量出现反党大字报的时候，孙仍在司内提出“大鸣大放，迎头赶上”的口号，并暗中煽动写丑化党员的大字报；赞许右派分子要求撤销党委书记左叶和副书记谢文景的整风领导小组成员的职务的主张；他身为农业部党委副书记与统战委员，竟然同意农业部四个民主党派要求成立平反委员会及(76)民革支部要求参加整风领导的荒谬建议。
+
+　　四月三十日在民主党派联席会上，右派分子说：共产党有“三付镜子”(看近不看远的近视镜，看人一团黑的墨镜，找小毛病的显微镜)和使用党外人士的“三个头” (用时磕头，不用时摇头，用完后杀头)。孙说：“三付镜子”、“三个头”使我们很清醒，教育意义很大。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孙又违背党的指示，按兵不动，推迟和阻碍了人事司内的反右派斗争。
+
+　　以上事实说明，孙森甫已经由平时的对党怀疑不满和在执行干部政策中的一贯右倾而堕落成为反党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
+　　根据党对右派分子的政策，决定开除孙森甫党籍。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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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326.txt
@@ -0,0 +1,41 @@
+# 中共西藏工委扩大会议关于开除反党分子白云峰的党籍的决议(摘要)
+
+　　<(白云峰)>
+
+　　白云峰，四十三岁，陕西韩城人，家庭出身富裕中农，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二年入党。工委委员，历任西藏工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直属党委书记，团西藏工委书记，自治区筹委财政处处长。现任青藏公路交通运输管理局副局长、党委第二书记和西藏公学副校长、党委书记。
+
+　　白云峰是范明反党集团的“次帅”和“军师”。其主要反党罪恶事实如下：
+
+　　一、从一九五二年范明反对中央对西藏的和平统一的方针，主张采取“先分治而后统一”的方针开始，六年来白云峰的政治观点、路线和范明反党的政治观点、路线是完全一致的。他把范明作为他取得各种地位的“靠山”，对范明的私话奉如圣旨，对中央、工委的重要指示长期地一贯地采取抵抗态度。他反对中央以反帝、爱国作为划分上层人士左、中、右的政治态度的标准，他和范明一样也主张不提反帝而以爱国、团结、进步作为划分政治态度的标准，他说：“团结，主要指与汉族的团结；进步，主要是赞成改革，否则就谈不上进步。有这两条才是真正的爱国”。他诬蔑党的统战政策，攻击谩骂我们在西藏几年来的工作。
+
+　　一九五二年他积极提供意见，协助范明写出反党反中央的“关于目前西藏地区统一战线工作中几个策略问题”，并建议范不要用个人名义，要用统战部名义提交工委。一九五六年范明搞“大发展”时，白为范出谋策划，提出“必须由过去的供给财政转为建设财政”，“反对保守思想，必须把预算花出去”，“过去的编制受财政限制，今后编制不受财政限制”，“过去编制为财政服务，现在为工作需要(指“大发展”)服务”。在干部来源上，提出在藏工作的干部，可以介绍其子弟(包括其亲朋故旧)来藏参加工作；在发展藏族党员上，提出预备党员可以作介绍人，提出发展党员的“速成法”和“党外培养的时间短，党内培养的时间长”等办法(即马马虎虎吸收进来再培养——注)；在团的工作上发展青年主义，培养与支持团工委成为“独立王国”；在中央批准在藏族青年中建团以前，他和范明、梁枫合谋发展“团友”，并说“不让发展团。我发展团友”；在“大发展”时，只要团工委提出来，要啥给啥。为了保证团的系统能够随便花钱，在工作需要的借口下，还叫团工委、财政处联署颁发了一个破坏财政制度的关于团的系统经费开支的单行规定。
+
+　　一九五六年他在北京了解了中央“九四”指示的精神之后，仍向参加八大会议的四川负责同志提出：要在四川“招收一些学生”，同时未经任何请示，告诉派到福建、广东的招生组，把招的学生送到西安。一九五七年四、五月间，在“工委忙于收缩”工作时，他私自批准了实质上是反对收缩、继续进行“大发展”的团工委一九五七年的工作计划。在实行中央的“六年不改，适当收缩”方针之后，他对中央决定的政策极为不满，当他受工委委托在后方办事处主任会议上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时，他批评经武同志根据中央指示对西藏局势所作的发言，传达了范明的歪曲、捏造的西藏情况介绍。(工委有决定，范明所谈的情况不准下达)并对他的亲信说：“范书记在这次会上，讲了很多政治情况，讲得很痛快，过去对这些情况是不了解的，受了工委的蒙蔽!”
+
+　　二、白不仅在他们的亲信中传播与灌输他和范明的反党观点，还肆意的诬蔑中央，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国防工业一马当先”；“双轮双铧犁不适用于中国，造了很多，造成很大浪费”；“我国工农业的发展速度赶不上人口的发展速度”，等等。白云峰到处宣传范明“能干、敢作敢为、能写文章，敏感，做的工作比其他书记多”。同时他在干部中，主要是在他的亲信中，造谣诬蔑工委其他书记。攻击诬蔑中央领导同志和苏共领导同志。
+
+　　三、自一九五二年初到一九五七年六月，白云峰任工委组织部副部长期间，一贯的包庇坏人，包庇反革命，打击好人。随独支进藏的干部来自一百零四个单位，成分极为复杂，其中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从排连长到师长，从三青团员、国民党员到省党部书记长(如国民党青海省党部书记长薛文波)，占了很大比例(现青管局仍有国民党校级军官三十余人，连同反革命、历史上有政治问题和违法乱纪的坏分子共三百余人，占该局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仅白云峰在这次会议中交代，他认为是坏人和政治历史不清的，就有九十八人(由他私人介绍到青管局的三十八人不计在内)。这些人的情况八年来白云峰不仅不向其他书记反映，还分配他们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有些是根据范明的指示)。
+
+　　他排斥工农干部，说他们“文化低，能力弱”。他排斥军队转业干部，说他们“不懂地方工作”。他喜欢“听话”的小知识分子，喜欢政治历史不清、品质作风恶劣，但是会吹、拍、捧的人。因此在白主持工委组织部工作时，长期是非党员和政治历史不清的人员管理干部工作。白云峰承认他和范明包庇的坏人和重用的旧人员旧军官在一百人以上。
+
+　　白云峰在使用旧人员上，有他一套反党理论，他说：“旧人员历史复杂是社会原因”；这些人是好人，“在旧社会不问政治，现在也不问政治”；“好人能作坏事，坏人也能作好事”。他主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因此，他认为组织部门和保卫部门是对立的，“象社会部那样对待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就把干部日塌了”!(毁了的意思——注)一九五七年整编时，大批干部内调，他和范明预谋之后，为了保存亲信，从拉萨各机关、各分工委决定内调的人员中，指名调出三十多个从西北进藏的干部，(主要是旧人员)私自介绍到青藏公路管理局工作。当时，青管局的干部不仅成分极不纯洁，而且还有很大缺额，但在范明的指示下，他把康藏公路管理局撤销后的所有干部，全部调回四川，一个也不要!为了补充缺额，他在兰州、西安两地，从西藏内调的干部中、退职的人员中、他的亲朋故旧中，以个人名义介绍了三十八人(有二十四个干部)到青管局工作，其中大部分是政治、历史不清的人员和旧军官。
+
+　　这是包庇的一面，还有打击的一面，仅据白自己交代，除去工委书记之外，他打击的仅工委副部长以上、分工委副书记以上的干部，就有乐于泓，牙含章，王华、杜舒安(以上四人已内调)、王其梅、惠毅然、宋赞良、张平凡、刘肇功等十个同志。
+
+　　四、白云峰利用工委组织部的职权和形式，在党的许多部门中，安置他们的亲信，培植宗派力量。为了拉拢干部，提拔亲信，不经过会议讨论，用批条子交各业务处办理的方法来提职、提级，实际上白云峰就是组织部，组织部就是白云峰。白云峰的“有求必应”，甚至“不求也应”，不仅是为了树立个人威信，而是一箭双雕——既落了个“好人”的名声，又拉拢了干部。他私自委任工委西安办事处副处长刘江霞为代理党组书记，却长期排斥另一个副处长李德明于党组之外。封官许愿，他对在日喀则分工委工作的白铭章：李天民、夏时清同志说：“你们好好干，工委有个意见，让你们当分工委委员”。他不仅歧视妇委，谩骂妇委，而且还用组织部的名义，建议工委撤销谭冠三同志兼妇委书记的职务，以梁枫代之。在他离开工委组织部去青管局工作之前，为了给梁枫争地位，私自给团中央写信说：“团西藏工委应着梁枫任书记”。
+
+　　范明反党的宗派活动，主要依靠了白云峰的组织和策划。他为范明策划，拉拢工委委员、统战部长陈竞波，工委委员、财委书记夏仲远，他说：“陈、夏领导的部门很重要”，“范明提的问题，没有他们支持就难以通过”。在白云峰亲自动手进行“争取、团结”之下，以白为核心，由白、陈、夏组成了范明的“三关口”(组织、统战、财经)和“一流干部”来反对工委。
+
+　　五、白云峰是“表面道貌岸然，突则卑鄙难言”的伪君子。一九五四年解决西藏党的团结问题时，他在会上慷慨激昂。他说“根本没有什么西南、西北的不团结问题，我们是党的干部，不是范明的干部”。但却私下对范明说：会议上的那些发言“是被迫才这样说的。”一九五七年对侯杰同志(原工委财经部副部长)去青藏公路交通运输管理局任副局长和党委副书记他是很不愿意的。但他认为党内也应该“耍手腕，看谁耍过谁”，“他们越排挤我们，我们越应该显得大方”。他和范明预谋之后，就劝慕生忠发一个欢迎侯杰去青管局的电报。慕生忠对白极为信任，言听计从，白对慕却是表面恭维、利用，背后打击。本来他散布的诬蔑工委负责同志和中央的流言蜚语，数量是很多的，但由于他一贯“慎言”，“心里做事”，在人们中间骗得了一个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好人”的印象，甚至很多被他打击过的同志，也没有怀疑是他在“挟嫌报复”。
+
+　　西藏地区开始整风之后，白(在西藏公学工作)“为了表示自己愿意进步”，发报给工委：“要求工委将直属机关在整风中对我的意见转给我”，另一方面写信给范明，说孙作宾、孙殿才已定为右派，提醒范明“警惕”。这次会议中关于范明的“新西游记”问题刚在大字报上揭发之后，他立即从范明处要去草稿，连夜阅读，对陈竞波同志说：“新西游记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东西，如果写成后那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他在小组会上说：“写的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当揭发出“新西游记”的人物刻划部分之后，对梁选贤(工委委员，日喀则分工委书记)和陈竞波说：“这真写的坏”!对梁表示：“范明这一次真的要垮了!”埋怨范明说：“你为什么跌这样的活呀!”并为范明划策，叫他“要镇静”，“好应付过关”。范明的“新西游记”提纲被揭发后，白云峰违犯工委不准私自召开会议的规定，非法召开会议，破坏对范明反党罪恶的揭露。在牙含章和范明查对材料时，白挺身而出，猖狂地打击牙含章，包庇范明。他掩护黄琳销毁日记，黄琳为了销毁她和范明、白云峰等人来往的记录，叫白把她的日记托人带到兰州，当组织上让她交出日记时，她用一个没有写字的本子顶替，把日记本偷偷烧掉，明明两个本子的大小相差很大，白云峰却硬说黄琳托他设法带回兰州的就是这个本子。
+
+　　白云峰的道德也极为败坏，和一些女同志的关系极不正常。
+
+　　（白云峰多年来一直不满意党对他的使用；在进藏之前因未当上大荔地委组织部长和专员而深为不满，进藏以后因一九五二年未当上工委委员，后来未被选为“八大”代表、西藏监委委员和副书记，一九五七年收缩之后未当上工委组织部长或秘书长，因而长期对工委领导心怀不满。在他的历史问题上，是一连串的对党隐瞒和欺骗；从白在这次干部会议上对他的历史所做的交代来看，他曾长期向党隐瞒一九三五年他在韩城中学考试时，曾经写过文章骂红军捣乱，在剿共宣传队和特务谈话时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等叛党行为。白曾两次与党失掉关系，并曾向剿共宣传队供出高德辉、薛何昉两个同志，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长时间与特务高雨亭、张子正在一块鬼混，并与张子正一块去投考伪中央军校教导团。他对西北局所做的结论一贯表示不满，他在一九五六年列席“八大”会议时，瞒着工委，私自将自己的档案带到北京，假借国华同志的名义交给中央组织部，要中组部对他的历史重作结论。并和他的亲信刘江霞(工委西安办事处副处长)互相串通包庇，叫刘将他的历史材料准备妥当，白到京后又私自发电报叫刘江霞到中央组织部为他的历史问题作证。这明显的是心怀鬼胎，有意欺骗组织。这次干部会议上被揭发后，证据确实，他还是装聋卖傻，始终不肯老实交代。）
+
+　　白云峰在对上述错误的几次交代中，态度极不老实，一贯避重就轻，遇到关键性的问题就“记不起来了”，企图狡赖。
+
+　　上述事实说明：白云峰是范明反党的政治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范明反党宗派的积极策划者和组织者，是一贯欺骗党、对党不满、长期进行反党活动的极右分子。为此，决定开除他的党籍，撤销其一切行政职务。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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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327.txt
@@ -0,0 +1,31 @@
+# 中共西藏工委扩大会议关于开除反党分子梁枫党籍的决议
+
+　　<(梁枫)>
+
+　　梁枫，女，四十三岁，陕西临潼县人，家庭出身富农，个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九年入党，原任共青团西藏工委副书记，是范明反党集团的成员之一。其主要反党罪恶事实如下：
+
+　　一、 忠实地执行范明的反党路线，在青年工作上发展青年主义。
+
+　　梁枫提出了不要反帝爱国的“民族青年统一战线的方针”，强调西藏青年可以起一部分工人阶级的作用；把青年团降低为“不分民族、阶级、信仰、职业的”“爱国进步的群众组织”，把青年团和爱国青年联谊会等同起来；把青年要有单独的青年组织的原因庸俗化，说什么“如果青年没有自己的组织，……势必和成年以及老年人在任何事情上都搞在一起，……青年人要锻炼身体，他们要打球，而成年却不很需要，老年已不适合作这种运动了，如果都来打，会把老人累坏了；如果都不打，你们青年就会不高兴了。……。这就说明单独的青年组织是必要的”；一九五六年提出了与党的现行政策相对立的“向社会青年进行阶级教育”的方针。并在修筑机场的民工中，组织诉苦，上书要求改革，以配合范明的“改革形势的到来”；一九五七年九月还在西藏日报上发表反对中央“六年不改”的文章说：“必须向青年讲清楚，我们的任务就是如何工作，为改革创造条件。”
+
+　　二、 把团工委变成反党的“独立王国”。
+
+　　一九五六年她两次以团工委副书记名义在西藏日报上发表关于建党方面的带指导性的反党文章，号召“大力地大胆地放手地发展藏族党员”，“在机关和社会上发展一批藏族党员”，要订出“协助党发展藏族党员的详细规划。订出具体措施，以保证这一工作的顺利进行”。她对团工委党支部委员和全体党员说：“团工委党支部一定要发展那些作用大、影响大、经过考验、年龄大……的入党。”梁枫不仅把个人置于党支部之上，粗暴地干涉支部工作与生活，而且不经任何请示，擅自决定成立青年参观团、代表团、团校学员队的党支部，私自决定党支部的负责人。
+
+　　她反对党对团的领导，强调团组织的垂直领导，团的组织的建立和委员会人选的决定，应由上级团委批准，而同级党委的权力只是同意和赞成；把直属团委抓在手里，不受直属机关党委领导，反对工委关于西藏团校由西藏公学领导的决定，强调西藏团校要受团工委领导；公学团委要设在团校，称团校团委会，强调团的干部也要团的组织管理、分配，“你们组织部”(工委组织部——注)不能“拉我们的干部”，她主动地用团工委名义提出工委青委的组成名单。一九五七年不经请示，擅自决定取消拉萨市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
+
+　　在梁枫眼里没有党的组织，一切工作请示只找范明，要干部直接找白云峰。她忠实地执行范明的反党路线，反对中央和工委的正确路线，抗拒工委的领导，和工委唱对台戏，拒绝工委各部在业务上的领导，几次拒绝工委监委、组织部、直属党委和筹委财政处的检查。一九五七年因为没当上团工委书记，就在工委负责同志面前大哭要求内调。
+
+　　梁枫对团工委实行家长领导，一贯个人决定问题，即使通过会议形式，也还是她“说了算”。她也不尊重团工委委员的职权，说“不作团的工作的委员不了解情况，提不出多大意见，委员会讨论了，还不是按我们的意见办。”事实上团工委即梁枫，梁枫即团工委。她一方面强调下级对她把持的团工委的服从，但是地极不尊重团中央的领导，一九五三年团二次代表大会时，因为争代表，争中央委员(原来她没有准备出席，后因范明在京开会她才去的)未达到目的，控告团西南工委“不公道”，同时对于没有让她在大会上发言，书面发言又没有登报，也提出质问，一九五六年罗毅同志同中央代表团来藏时，召集直属机关团的干部开会，了解情况，她因为忙于看戏不去参加。还诬蔑“中央青年代表团不了解情况，提的意见没价值，工作不好。”
+
+　　她对团工委实行家长统治，和地主家庭的泼妇一样，横行霸道，蛮不讲理，打击给她提意见的干部，她搞宗派，分亲疏。团工委有梁(枫)派、丁(心)派，吹拍派、挨打受气派之分。以梁枫为中心，“五虎将”为骨干，把团工委搞得乌烟瘴气，邪气十足，毫不正派；办公会上自由主义满天飞，这个机关长，那个干部短，制造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黄色情调自由泛滥，拉拉扯拉，吹吹拍拍，互相恭维，自我吹嘘。凭个人好恶对待和使用干部，凡是对她唯命是从的，会吹、拍、捧的就是好干部，就吃得开；凡是“不顺手”的，提过她的意见的就坏得要不得，就打击、排斥、调走。张生蓉的能力不强，作风也不好，因为是她的学生，就从拉萨小学要来提为团工委少儿部副部长，但是却想让胡琮(团工委统战部副部长)给张作干事。赵洪蒙是肃反中的重点分子，因为他可以替梁写文章，尽管赵思想反动，品质恶劣，还是把他提为团工委宣传部副部长。赵因开汽车轧死人被逮捕后，她通知社会部说“赵洪蒙不能和一般犯人一样看待，如有条件另找房子关押，房子和生活应予照顾”，打电话叫社会部让赵回机关工作，(被拒绝)写信、送苹果表示慰问，在讨论赵的处分时，她强调“赵洪蒙在思想意识上有毛病，但在工作上是优秀的”，“如果开除党籍，押三年这个干部就完了”。由于她的包庇，范明的支持，改变了工委监委对赵的处分决定。
+
+　　三、梁枫不仅有“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封建思想，(她的母亲是改嫁之后死掉的，解放后，她硬把她母亲的棺材弄出来和她的父亲埋在一起)，还十分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极端讲究阔气、排场。虽然她对自己的钱“锱铢必计”，她派公务员到街上给她买毛线，借口颜色不合，坚决不要，迫使公务员不得不把这些毛线自己买下。但是她对公家的钱，却是挥金如土。
+
+　　一九五六年团西藏工委召开的全区青年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六百一十名，工作人员三百多，开了十天会，花了二十五万元，平均每人每日四十二元，除布匹、绸缎、口红、雨衣、香粉、洋伞、被子、毛毯都要购置和每人每日平均十一元的伙食以外，买的招待品平均每人每日有纸烟五十支，点心一斤，糖果半斤，苹果五两(从印度进口的)。一九五六年举办的儿童夏令营，有二百九十六儿童参加，搞了十天，花了七万多元，平均每个儿童二百四十元，夏令营购置的物资达二百零九种，除了文娱、体育用具，化学药品与仪器等应有尽有之外，平均每人每天有：面包一斤多，白糖近四两，每人被褥一套，洗漱用具一套，棉花七点六斤，红领巾一点四条，暗扣七个；二点二人一个帐蓬，一个垫子。梁枫还在总结中写道：“在物资准备上，存在着更为严重的问题，有关活动物资未能及时从内地运到，搞起活动来缺这缺那，因而限制了活动更广泛多样的开展。”这样，团工委从一九五六年三月到一九五八年四月挥霍国家财产达二百万元之巨。
+
+　　梁枫对整风的态度一贯恶劣。西藏地区开始整风之后，很多单位对团工委有意见，她不仅压制批评，给干部分工让他们反驳那些对团工委意见最多的单位，还想把提意见最多的同志调到团工委进行斗争。干部会议开始后一贯避重就轻，包庇范明，不肯老老实实交代。
+
+　　上述事实证明：梁枫是反党的右派分子，决定：开除党籍，撤消一切行政职务。建议团中央撤消其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的职务。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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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28.txt
@@ -0,0 +1,49 @@
+# 沈阳小学系统右派分子名册和部分综合材料（14）
+
+　　（）
+
+　　右派分子人员登记表
+
+　　单位：第七中队（陈相屯） 1958年2月11日
+
+　　   部门 英守乡小学 英守乡小学 英守乡小学 沙河乡小学 沙河乡小学   姓名 王宝锋 敦乃权 刘仁清 潘柏林 冯守信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3 35 30 38 33   家庭出身 富农 中农 贫农 富农 中农   本人成分 学生 教员 伪军官 学生 清剿队大队副   职别 教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级别 6 5 5 4 5   何时参加 革命 1951.3.1 1948.11.15 1951.7.20 1948.11.15 1949.3.15   何时入党 -- -- -- -- --   何时入团 1954.3.29 -- -- -- --   婚否，爱 人姓名， 何地工作 已婚 周喜荣 家务 已婚 党凌云 家务 已婚 刘玉复 家务 已婚 陈玉贞 家务 已婚 喻品芳 家务   身体情况 健康 健康 健康 眼病 健康   整风运动 中表现 破坏整风 向党进攻 最后认罪。 反对党的领导 破坏外交政策，认罪了。 反对党的领导 反对干部政策 最后认罪。 开始有顾虑 现在愿悔改。 反右派开始精神 不安，现在表示 愿意改悔。   处理根据 -- -- -- -- --   处理意见 -- -- -- -- --   备考 -- -- -- -- --   
+
+　　右派分子人员登记表
+
+　　单位：第七中队（陈相屯区） 1958年2月11日
+
+　　   部门 奉集乡小学 奉集乡小学 姚千户乡小学 刘子乡小学 刘子乡小学   姓名 金安文 汤执中 杨玉铎 刘永秀 于清濂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0 52 33 28 39   家庭出身 中农 贫农 贫农 佃中 贫农   本人成分 学生 伪职员 伪兵 学生 伪职员   职别 教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级别 9 6 5 5 6   何时参加 革命 1957.3 1949.3.15 1951.4 1952.3.1 1951.7.20   何时入党 -- -- -- -- --   何时入团 -- -- -- 1954.8.17 --   婚否，爱 人姓名， 何地工作 未婚 已婚 金兰珍 家务 已婚 杨孙氏 家务 已婚 唐素仙 家务 已婚 李淑华 家务   身体情况 健康 健康 健康 健康 健康   整风运动 中表现 一贯放毒，不老实，逃跑，装疯作傻，不认罪 能忠诚老实认罪，表现很好。 企图推翻反革命父亲案件，被斗后尚老实 反对合作化破坏中苏友谊 认罪 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 认罪   处理根据 -- -- -- -- --   处理意见 -- -- -- -- --   备考 -- -- -- -- --   
+
+　　右派分子人员登记表
+
+　　单位：第七中队（陈相屯区） 1958年2月11日
+
+　　   部门 白清乡小学 白清乡小学 白清乡小学 白清乡小学 柳匠乡小学   姓名 陶德全 李成栋 佟庆顺 杨成林 王永春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9 30 34 31 32   家庭出身 中农 富农 中农 中农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伪教员 农民 学生   职别 教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级别 5 6 4 6 5   何时参加 革命 1949.11.15 1950.8.28 1949.3 1951.3.1 1948.11.15   何时入党 -- -- -- -- --   何时入团 -- -- -- -- --   婚否，爱 人姓名， 何地工作 已婚 王宝珍 家务 已婚 矫素贤 家务 已婚 曹广珍 家务 已婚 王桂珍 家务 已婚 袁常芝 家务   身体情况 健康 健康 健康 健康 健康   整风运动 中表现 态度恶劣，表现满不在乎的态度 表示愿意改悔 表示愿意改悔 表示愿意改悔 不揭发别人，斗争初表现不好，后来表示愿意悔改   处理根据 -- -- -- -- --   处理意见 -- -- -- -- --   备考 -- -- -- -- --   
+
+　　右派分子人员登记表
+
+　　单位：第七中队 1958年2月11日
+
+　　   部门 柳匠乡小学 柳匠乡小学   姓名 赵岫石 才文绂   性别 男 男   年龄 21 36   家庭出身 贫农 中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职别 教员 主任   级别 6 5   何时参加 革命 1953.9 1948.11.15   何时入党 -- --   何时入团 -- --   婚否，爱 人姓名， 何地工作 未婚 已婚 孙雅芝 家务   身体情况 健康 脑神经弱   整风运动 中表现 经大家揭发出反党言行表现不安斗争后表示愿意悔改 整风开始以来公开放毒，被斗后表示确实悔改。   处理根据 -- --   处理意见 -- --   备考 -- --   
+
+　　坏分子人员登记表
+
+　　单位：第七中队（陈相区） 1958年2月11日
+
+　　   部门 奉集乡奉集小学 佟沟小学 桃木小学 刘千户小学 刘千户小学   姓名 李玉璞 张醖时 苏显武 杜德福 杨辅清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0 36 43 28 38   家庭出身 中农 贫农 贫农 中农 佃中   本人成分 学生 伪宪兵 伪建军中尉 学生 伪警察   职别 副主任 教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级别 4 5 6 5 6   何时参加 革命 1948.12. 1949. 1949.3.1 1951.3.1 1949.   何时入党 -- -- -- -- --   何时入团 1949. -- -- 1952.5.10     婚否，爱 人姓名，何地工作 已婚 顾凤云 家务 已婚 张关氏 家务 已婚 王玉贤 家务 已婚 张维明 家务 已婚 曹玉秋 家务   身体情况 结核患者 健康 瘸子   胃病   整风运动 中表现 鸣放的热烈，对自己问题交待不彻底 整风表现积极 但对自己问题交待不彻底 不谈坏事，假装镇静，不承认事实。 向党进攻说当地党委是小皇上。 蒙混过关。   处理根据 -- -- -- -- --   处理意见 -- -- -- -- --   备考 -- -- -- -- --   
+
+　　不称职人员登记表
+
+　　单位：（陈相屯区） 1958年2月11日
+
+　　   部门 姚千乡姚千户 小学 英守乡英守 中心小学 刘千乡刘千乡 中心小学 柳匠乡陈相屯 小学 大沟乡大范屯 小学   姓名 田荣兰 胡静云 杨惠春 张宝春 白世启   性别 女 女 男 男 男   年龄 31 41 38 34 36   家庭出身 地主 中农 中农   贫农   本人成分 家务 学生 教员 军人 铁井   职别 教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级别 9 6 9 6     何时参加 革命 1956.9.1 1951.6. 1956.9.19 1952. 1951.3.1   何时入党 -- -- -- -- --   何时入团 -- -- -- -- --   婚否，爱 人姓名， 何地工作 已婚 爱人莫成斌 二中职员 已婚 景贤 沈阳矿山机械厂 已婚 于桂兰 已婚 那 已婚 苏秀   身体情况 健康 健康 肺病 健康 健康   整风运动 中表现 立场不明确，划不清界，同情右派分子，业务低，不能说完整话。 不揭发问题，在反右上降级过多。 企图蒙混过关。 被揭发出的材料接近坏分子，揭发别人的事，他不给打证实，思想散漫。 先恐慌，后装镇静，后来还能深刻检查，揭发别人。   处理根据 -- -- -- -- --   处理意见 -- -- -- -- --   备考 -- -- -- -- --   
+
+　　不称职人员登记表
+
+　　单位：第七中队（陈相屯区） 1958年2月11日
+
+　　   部门 沙河乡高官屯 小学     姓名 刘永江     性别 男     年龄 32     家庭出身 富农     本人成分 农人     职别 教员     级别 6     何时参加 革命 49.4.     何时入党 --     何时入团 --     婚否，爱 人姓名， 何地工作 已婚 孙     身体情况 健康     整风运动 中表现 还愿大胆揭露别人问题，教育质量低，不称职，高小毕业，品质不好。     处理根据 --     处理意见 --     备考 --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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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29.txt
@@ -0,0 +1,409 @@
+# 武汉师院中文系右派分子贺苏的档案材料
+
+　　<中共武汉师范学院委员会>
+
+## (1)重点分子登记表 （贺苏）
+
+　　填表单位：武汉师院中文系  1958年9月5日
+
+　　重点分子登记表
+
+　　问题性质
+
+　　姓名　现名　贺苏	原名　贺锡龙　化名
+
+　　单位　武汉师院中文系
+
+　　性别　男　年龄　42　出身　自由职业　成分　教员　职务　科主任助理
+
+　　简历：1942.3，贺在恩施清水塘管理所，直接替所长马汉云记录犯人的罪行（口供），并帮忙提问审讯犯人等罪恶活动。在管理所供假人却供出了一真人——远安邮局工作（也是地下工作〔者〕）。
+
+　　1944.12在集中营写过许多反动文章，并参加了三青团。
+
+　　1949年，在武昌六中（原上智中学）任教导主任付校长时包庇特务分子冯（白丹）。
+
+　　1952.5，任付校长时与一有夫之妇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并生一小孩，群众影响很坏。
+
+　　历次运动中的言行表现：
+
+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包庇中统特务胡盛田，不要胡参加改造，叫他搞保卫工作。
+
+　　在鸣放中，对党阳奉阴违，以党员的合法身份进行非法的活动，到处点火，攻击我党的肃反政策。
+
+　　主要问题：（包括已结论的和未弄清的）
+
+　　一、1942年在清水塘（参看简历栏）管理所免判死刑后，贺为了表示有所悔悟，就软弱的投降敌人，当所长马汉云在审讯黄德元、刘因照、汪远锡、饶世芳、熊飞、胡盛田等犯人时，贺参加记录口供，且有时边记边插问，若马汉云到厕所去或其他的事离开时，则由贺按马所提的问题，继续进行提问，问完了，贺还想继续问下去，不过这种自己想办法问下去的情况较少，本人承认（见坦白材料148号158号），旁证人黄德元（见检举材料176号）。
+
+　　二、在管理所贺等二次假供假人中，据贺说，他为了使敌人相信他的假供词，便将管理所所长马汉云审讯贺苏所经常提问到的，远安邮局高先生这人，“你是否认识他？”的情况捏造为：“高先生曾和我见过一面，并送给我书报，我认识。”这样，贺就将高先生（远鹄）指在他的供词中，结果那个高先生就因贺的供假而牵连入集中营了。其实，贺说高入集中营后他才认识。在这时，贺听高说过“我早已自首，这次被捕，很感突然”等情况。本人承认（见坦白材料144号），证明人相本元（见检举材料179号）。
+
+　　三、1944.12月，在集中营写过《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光明来自东方》、《苦口吟》、《灵魂上的乞丐》、《从一朵野百花谈起》、《受管训后的感想》、《哲学家的故事》、《花与刺》等十多篇反动文章，其内容最反动的是诬蔑共产党毛主席，骂毛主席的思想是乌龟思想，歌颂国民党，说蒋匪是人民的救星等语，入党时，除《花与刺》、《苦口吟》、《灵魂上的乞丐》作过交待外，其余各篇在思想改造、反帝爱国运动、党内整风均未作交代，直到这次运动，在群众充分掌握材料，点出材料的情况下，才谈出来的。（文章原文及分析意见，见检举材料217号、223号）本人承认（见坦白材料88号94号），证明人文振方（见检举材料126号）。
+
+　　四、1944年冬，在集中营参加三青团，并发有团证，1947年参加国民党的甄审登记，关于此反动历史，据贺说，在入党时怕不能入党，其他运动中怕降低他的政治威信，故长期隐瞒下来，他长期进行隐瞒的另一表现是：1950年贺在六中任教导主任时，曾亲手涂掉教职员名册一览表的本人备注栏内所写的“三青团员”字样。本人承认（见反省报告101号146号），证明人夏牧原、相厚谦（见检举材料166号207号）。
+
+　　五、1944年冬，在集中营时，曾写过《自白书》，向敌人表示悔悟，交集中营训导处。在伪湖北日报发表，内容大致是声明脱离所谓“共党关系”，今后“愿在蒋总裁领导下，为抗战建国而努力”等语，这段情况，过去一直隐瞒未作交待。本人承认（见坦白材料146号），证明人冯白丹（见检举189号）、刘介（见材料240号）。
+
+　　六、1949年6月在武汉市6中（原上智中学）当教导主任、付校长时，同意党的叛徒冯白丹在六中任教，并让冯参加党团员积极分子学习班学习。在反帝爱国运动中，提拔冯搞宣传委员。再者将中统特务胡盛田，由报界拉到六中，充当科任秘书和工会主席、政治教研组长等职务，思想改造时，不让胡参加改造，叫他搞保卫工作，平时让胡作政治报告，批示公文。经常吹嘘胡盛田。本人承认（见坦白材料114号137号），证明人李次卿、余邦钰（见检举材料172号208号）。
+
+　　七、1952年五月任武汉市六中付校长时，向有夫之妇的女工友（原为贺的私人保姆）巫秀芬求“爱”，并趁巫的丈夫不在家时，与之屡次发生不正当的肉体关系，并产生严重的后果，生了一个小孩，其后，贺并且怂恿巫与其丈夫离婚，目的在于掩盖与巫的暧昧关系，造成家庭不睦，群众影响很坏。本人承认（见坦白材料154号），证明人梁高树（见检举材料181号）。
+
+　　以上均是肃反之结论。
+
+　　八、根据冯白丹检举，冯听说贺苏为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阮成璋的“义务通讯员”还高一级的什么职务（见检举材料200号205号）。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通过了解，并未有人指定其参加这类组织，或者否定其参加这类的组织，而且冯白丹检举材料所提理由和根据尚不足，故目前在短时间无法弄清，建议以后长期审查。
+
+　　九、肃反处理意见：撤消付校长的职务处分。
+
+　　十、鸣放中以党员的合法身份，在群众中进行非法的活动，到处点火，攻击我党的肃反政策。
+
+　　需要调查的问题及调查结果：
+
+　　关于冯白丹检举“贺为武汉警备司令部处处长阮成璋的‘义务通讯员’还高级的什么职务”的问题，无法调查清楚，需要本人提供材料。
+
+　　处理意见　小组意见　年 月 日（签名盖章）
+
+　　单位党委意见　年 月 日（签名盖章）
+
+　　处理结果
+
+　　备考
+
+　　制表单位：
+
+## (2) 重点人物卡片
+
+　　单位：中文系
+
+　　姓名　贺苏　性别　男　年龄　42　籍贯　湖北汉阳
+
+　　曾用名　贺锡龙　家庭成分　自由职业　本人出身　教员
+
+　　原名
+
+　　职务
+
+　　本人简要历史：
+
+　　1924.2—1935.6.读小学中学大学。
+
+　　1935.8—1938.6.在汉口法汉中学、钱业小学教书。
+
+　　1938.10—12.在沙、宜、南漳远安一带流亡。
+
+　　1939.2—1942.3在远安教书。
+
+　　1942.3—1944.12在恩施清水塘管理所方家坝集中营坐牢和受训。
+
+　　1945.2—1952.5在保康教小学，在汉口法汉，上智中学教书（兼任正义报主笔）。
+
+　　1950.2—1951.2加入共产党。
+
+　　1952.5—1955.6任六中付校长。
+
+　　1956—来本院。
+
+　　历史上主要问题：
+
+　　1、1942.3在恩施清水塘管理所直接替敌人纪录“犯人”口供，并帮忙审讯“犯人”。
+
+　　2、在管理所假供中供出了一个真人——远安邮局地下工作者高远鹄，高当即被捕。
+
+　　3、1944.12在集中营写很多反动文章骂党和毛主席，歌颂国民党和蒋匪。
+
+　　4、长期隐瞒在集中营参加三青团反动历史，1947年还参加国民党甄审登记，1950年私自涂改教员名册中本人三青团备注字样。
+
+　　5、在集中营中写自白书，在伪湖北日报上发表，申明与党脱离关系，要为蒋匪效忠。
+
+　　6、集中营出来后回到武汉与特务来往很多，冯白丹检举他曾任伪警备司令部义务通讯员。
+
+　　7、解放后利用校长职权引用叛徒冯白丹为六中教员并升为党的宣传委员，引用特务胡盛田为六中政治教研组长，掩护胡逃避整风改造，还任命胡作保卫工作，秘书工作。
+
+　　8、1952.5利用校长职位与女工通奸并生有小孩，破坏该女工家庭和睦，影响很坏。
+
+　　现在表现：
+
+　　肃反被斗视为冤枉，鸣放中对党阳奉阴违，以党员身分到处点火，要群众放肃反问题，认为肃反过火，不该斗自己的。同情右派张国光，与右派秦敢、文振庭等经常在一起发牢骚，反右中藉病逃避斗争。
+
+　　大办钢铁初表现散漫，在群众中影响很坏，加深了炉前炉后的裂痕，经支部批判后略有改变。
+
+　　备考　右派分子
+
+## (3) 重点人物卡片
+
+　　单位：中文系
+
+　　姓名　贺苏　性别　男　年龄　42　籍贯　湖北汉阳
+
+　　曾用名　贺锡龙　家庭成分　自由职业　本人出身　教员
+
+　　原名　职务
+
+　　本人简要历史：
+
+　　1924.2—1935.6.读小学中学大学。
+
+　　1935.8—1938.6.在汉口法汉中学、钱业小学教书。
+
+　　1938.10—12.在沙、宜、南漳远安一带流亡。
+
+　　1939.2—1942.3在远安教书。
+
+　　1942.3—1944.12在恩施清水塘管理所方家坝集中营坐牢和受训。
+
+　　1945.2—1952.5在保康教小学，在汉口法汉中学，上智中学教书（兼正义报主笔）。
+
+　　1950.2—1951.2加入共产党。
+
+　　1952.5—1955.6任六中付校长。
+
+　　1956—来本院。
+
+　　历史上主要问题：
+
+　　1、1942.3在恩施清水塘管理所直接替敌人纪录“犯人”口供，并帮忙审讯“犯人”。
+
+　　2、在管理所假供中供出了一个真人——远安邮局地下工作者高远鹄，高当即被捕。
+
+　　3、1944.12在集中营写很多反动文章，骂共产党骂毛主席，歌颂国民党和蒋贼。
+
+　　4、长期隐瞒在集中营加入三青团的反动历史，47年还参加国民党甄审登记，50年私自涂改教职员名册中本人三青团备注字样。
+
+　　5、在集中营写自白书，在伪湖北日报上发表，申明与党脱离关系，要为蒋匪效忠到底。
+
+　　6、解放后利用校长职权引用叛徒冯白丹并升为宣传委员，引用特务胡盛田掩护胡匪逃避思想改造，还任作保卫工作。
+
+　　7、1952.5在六中利用校长职位与女工通奸，生有小孩，并破坏该女工家庭和睦，影响很坏。
+
+　　8、自集中营出来回到汉口与特务来往很密，冯白丹检举他曾任伪警备司令部义务通讯员。
+
+　　现在表现：
+
+　　肃反被斗视为冤枉，鸣放中对党阳奉阴违，以党员身分到处点火，要群众放肃反问题，认为肃反过火，不该斗自己的。同情右派张国光，反右中藉病逃避斗争，与秦敢、文振庭等右派经常在一起发牢骚。
+
+　　大办钢铁初表现散漫，在群众中加深炉前炉后的裂痕，经支部批判后，略有改变。
+
+　　（备考）
+
+　　（TO:）农场
+
+## (4) 中共武汉师范学院委员会对右派分子贺苏的处分决定书
+
+##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廿七日
+
+　　贺苏：原名贺锡龙，党员，男，41岁，湖北汉阳人。家庭出身职员，本人成分教员。解放前夕曾参加武汉人民解放先锋队（进步组织），1950年2月6日入党，1951年2月6日转正。现任武汉师院语文系主任助理（科级干部）享受国家机关人员十七级工资待遇，系一般右派分子。
+
+　　个人简历：
+
+　　1924—1937读书，
+
+　　1937、3—1942、3，中小学教书，
+
+　　1942、3—1944、12，在恩施管理所、青训团坐牢受训，
+
+　　1945、2—1955任中学教员、教导主任、付校长，
+
+　　1956年调来武汉师院到现在。
+
+　　一、历史上主要问题：
+
+　　1、1942年3月，贺苏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所谓“奸党”的罪名逮捕，关在恩施清水塘管理所。在管理所里担任审讯“犯人”的记录工作，在审讯过程中，贺苏有时还边记边插问。
+
+　　2、贺在集中营时曾写过十多篇反动文章，漫骂毛泽东思想是“乌龟思想”歌颂蒋匪为“人民的救星”，以上问题在入党时只避重就轻的交代了一部分，其余长期隐瞒，直到肃反运动中，别人点出材料，才作了交代。
+
+　　3、1944年冬，贺在青训团时参加三青团，并发有团证。1947年国民党三青团合并时缴交过团证，参加过登记，此情况长期隐瞒，并在党的卅周年时，特别向党声明，在青训团出狱前特务张家驹和他谈过一次话，有很大可能将他的名字填入反动“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名册，他不负任何政治责任。在1950年曾亲手涂掉教职员名册一览表的贺本人备注栏内“三青团员”字样。
+
+　　4、1944年写过“自白书”在伪湖北日报上发表，内容声明“脱离共产党关系，今后愿在蒋总裁领导下为抗战而努力”。以上问题在肃反运动中经群众斗争后才交代。
+
+　　5、1952年贺苏与有夫之妇巫秀芬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生一小孩。为了长期达到通奸目的。介绍巫来六中工作。并采取各种手段，挑拨巫与其丈夫离婚。每逢节日以党支部书记，付校长名义找巫的丈夫谈话，说“你是反动军官”，在国民党军队时有一定罪恶（巫的丈夫系起义军官）要老老实实，目的在警告巫的丈夫，不要揭发。群众对此问题非常不满，影响极坏。
+
+　　6、反胡风斗争时，其弟贺捷被停职反省，贺即以党支书身分召开支委会，要全体委员通过证明其弟最严重不过是胡风爪牙分子。写一报告，全体委员签名盖章，上报党委。
+
+　　7、肃反运动中，贺苏停职反省，思想异常抵触，大叫冤枉。在反省的日记上写了“忆昔冤狱三年，被诬为‘奸党’，而今肃反斗争，又疑是‘国特’”，“两个时代，两次打击，两幕悲剧，两头冤枉”。
+
+　　根据以上事实，肃反后给贺苏的处分是：行政上撤销付校长职务，党内警告处分。
+
+　　肃反以后，贺对自己的历史罪恶，不仅毫无认识，而且还经常与秦敢、章其、冷白等几个肃反对象混在一起，互相发泄反党情绪，说“自己被党遗弃了，对党害了十年单相思”，又说“苏共二十次大会早点开，斯大林问题早日揭发，中国肃反可能要稳一些”，“赫鲁晓夫救了我们”等。
+
+　　贺还不止一次地和他弟弟贺捷（肃反对象）谈到肃反问题说：“苏共廿次大会早日召开，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早日揭发，我们也许不会被斗争。”“恩施监狱和集中营的三年囚禁生活，葬送了我一对耳朵，一只眼睛，六中反省一年，又葬送了我另外的一只眼睛。”
+
+　　贺苏认为文艺界很多事令人扑朔迷离，是“是非窝”，因此，他劝贺捷：“不写诗了，钻研古典文学，多读离骚、诗经、研究诗史的发展。”并且劝贺捷：“绝交游，以免是非。”“希望晚年生活得平静一些，在汉阳伯牙台附近租一间房子，两兄弟在一块儿住，喝点酒，做做旧诗，填填词，好好地享受一些生活。”
+
+　　二、鸣放时期的主要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
+　　1、鸣放一开始，贺苏对报上发表的臧克家的《六亲不认》和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很感兴趣，认为他们说出了知识分子的内心话，并且逢人就推荐这两篇文章。
+
+　　2、在鸣放中贺苏对《文汇报》特别感兴趣。他对文振廷说：“《文汇报》在鸣放中工作做得很好，很有生气，他们会访周扬，而由《人民日报》转载，这一下子文汇报跑到《人民日报》前头去了。为什么《人民日报》不派记者去访问周扬呢？这一下子不是《人民日报》领导《文汇报》，倒是《文汇报》领导《人民日报》了，打了被动仗。”贺苏又说，“《人民日报》第八版开始还好，现在简直不好，还赶不上《文汇报》的付刊。”
+
+　　3、贺苏说：“反胡风斗争，把武汉搞文艺工作的人几乎全都斗垮了。”他认为这是宗派主义斗争，曾对张惠民同志说：“党对白区搞地下工作的同志抱不信任态度。党对同志们在白区搞地下工作的艰苦困难情况，不甚体谅，这些同志在白区有些关系弄不清，最后反被怀疑斗争。”他又对李成文校长这样说过：国统区知识分子在追求革命的道路上是艰难困苦的，如果生在解放区，甚至于延安，就更幸福了。贺苏在自我检查时这样写道：“王采曾说，文艺界有延安派，地下派之说，因此怀疑反胡风斗争，可能有宗派斗争。”
+
+　　4、在1957.5.20党委扩大会议上，贺苏鸣放说：“1955年肃反运动成绩是很大的，应该肯定。我们不能同意某些人讽刺，肃反运动成绩是主要的，偏差缺点是次要的，是公式主义的那种不怀好意的态度与说法。但是肃反运动也有偏差，如胡风集团一案，就武汉市文教界来说，牵涉面是否过宽了一点？如郑思是老党员、吉福祥是拥护共产党的，一个自杀，一个发神经病，不能不说是损失。”他接着又说：“胡风文艺思想是反动的，胡风小集团是反革命的，但为了击破坏人的诬蔑，是否可以考虑把胡风重要骨干分子的罪行公布于天下？”他又说：“1955年肃反以后，党和文教界某些知识分子的关系，呈现不正常状态，反胡斗争牵涉面过宽可能是因素之一。请党作好善后工作。”最后他说：“我讲话有顾虑，怕教条主义的棍子，请求毛主席保护。”
+
+　　5、贺苏对曾昭岷同志讲：“肃反运动是由胡风问题引起的，主要是整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对党有怨气。”右派分子卢守身曾问贺苏：“你们党员对胡风问题是怎样看法？”贺说：“我们党内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反革命，一种认为不是。”他还对卢守身说：“胡风问题是文字狱。”
+
+　　6、贺苏又对张惠民同志说过：“武汉市的肃反搞得很糟，因为是杨青同志挂帅。”
+
+　　7、贺苏还不止一次地把肃反对象诬蔑肃反运动的一些话，当作消遣的资料谈给别人听。他说：“肃反干部在柯春生（肃反对象）家发现李白的诗，就要柯春生交代和李白的关系；在眼科医生段世源的家里看到郑板桥的画，就要段医生交代和郑板桥的关系。”
+
+　　8、贺苏在鸣放时对文振廷说：“党内对于整风有许多思想问题。《湖北日报》一位高级干部说：他妈的高级知识分子，给他们名誉地位，还要闹，省委机关的高级干部是这样，别的人就更不用说了。”
+
+　　9、5月16日贺苏接受党支部的任务，了解语文科参加党委座谈会的代表——朱心佛、文振廷的思想情况，并消除他们的顾虑。在谈话中，贺苏鼓励文振庭放胡风问题。他说：“如果受这件事牵连的人不谈这件事，那就还是有顾虑，还不够大胆。”并说他自己在党支部会上也鸣放过了。
+
+　　10、鸣放前夕，极右学生胡浩然在学代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放出了向党进攻的第一枪，贺苏对胡的发言很感兴趣，曾对朱祖延同志说：“胡浩然的发言不是没有道理的。”有一次贺苏和文振庭谈起这件事，贺说：“象胡浩然这样的学生就给一个学生会主席他做，也许他就会好些。”
+
+　　11、当右派分子张国光的取消党委制的谬论揭穿时，贺苏对文振庭说：“张国光还不一定是右派，也可能是过去的运动整了他，有怨气。”
+
+　　12、右派分子钟裕书自杀后，贺苏很表同情，认为运动又出偏差。贺苏的妹妹贺锡燕受了贺苏的影响，竟在班上为钟裕书之死鸣不平。
+
+　　13、贺苏对他的弟弟右派分子贺捷也极为同情，关于他和贺捷的关系问题，他一直没有主动地向组织上做交代。
+
+　　14、贺苏对卢守身说过：“党内开会，新党员看老党员的脸色，老党员看支部书记的脸色，支部书记看党委的脸色。”
+
+　　15、李长中爱人工作调动问题，久久不能解决，看到党员王辅周同志的爱人很快调动了工作，心中不满，问贺苏说：“是不是党员与非党员的家属调动有区别？”贺苏说：“这个区别不能说没有。就是在党内，一般干部与高级干部也是有区别的。”李长中同志听了，对党更加不满。
+
+　　16、贺苏还经常向非党群众散播党内消息，主要对象是文振庭。有一次党内传达林默涵同志报告，谈到毛主席对《人民日报》批评，贺苏随即向文振庭说：“毛主席说《人民日报》是死人办报，大大地骂了一顿。”党支部研究组织发展计划以后，贺苏对文振庭说：“你应该马上把入党《申请书》写好交上来。党委发展对象的第一批名单中有你。”后来又说：“你的《申请书》已交给张惠民，看能不能在半年之内把问题解决。”
+
+　　三、悔改的表现：
+
+　　贺苏对自己的反党罪行，认识很不深刻。开始自我检查时，大帽子扣得多，具体事实和思想活动谈得少。经领导和群众一再启发帮助，才被迫交代了自己的问题。但言辞之间，躲躲闪闪，暴露仍不够大胆，在大办钢铁运动中，表现也差，可见悔改的决心是不大的。
+
+　　四、结论和处理
+
+　　查贺苏确于1942年在敌集中营时，曾写过诬蔑共产党的文章，谩骂毛泽东思想为“乌龟思想”，歌颂蒋匪介石为“人民救星”。1950年入党时又把1944年参加三青团、1947年三青团、国民党合并时交过团证参加过登记一段政治历史长期隐瞒，肃反后说“恩施监狱和集中营的三年囚禁生活，葬送了我一对耳朵，一只眼睛，六中反省一年又葬送了我另一只眼睛，鸣放时污蔑我党肃反政策说“主要是整知识分子”，“武汉市肃反搞得很糟”，“党内开会，新党员看老党员脸色，老党员看支部书记脸色，支部书记看党委的脸色”，“胡风问题是新字狱”，并鼓励文振庭放胡风问题等一贯仇视党和反对党的言行，确系混入党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情节严重，态度上既不感激党曾在肃反时给予党内警告，行政撤消付校长职务的宽大处理，又借鸣放机会继续向党进攻，且悔改决心不大，为了严肃党纪，除开除贺苏党籍外，还根据中央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第二条、第五条精神给予撒消主任助理职务送农场监督劳动，其薪资由原17级降为19级待遇的处分。
+
+　　 中国共产党武汉师范学院委员会（印）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廿七日
+
+## (5) 对右派分子贺苏处分决定书
+
+　　贺苏，原名贺锡龙，党员（已开除），男，41岁，湖北汉阳人，家庭出身职员，本人成分教员。
+
+　　该员曾于1942年在敌集中营时，恶毒诬蔑我党领袖，歌颂蒋匪介石。1950年参加共产党时又将1944年参加三青团，1947年三青团国民党合并时交过团证参加过登记一段政治历史问题长期隐瞒。肃反后诬蔑我党政策；鸣放中猖狂向党进攻，攻击我党肃反政策，为反革命分子鸣不平等情节严重，其性质系混入党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党委已决定开除出党。根据中央关于“对国家薪给人员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第二条第五条的精神研究决定，行政上给予撤消主任助理职务送农场监督劳动，其薪资由原十七级降为十九级待遇的处分。”
+
+　　 付院长　杨在知武汉师范学院（印）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廿七日
+
+## (6) 关于贺苏参加国民党甄审登记问题补充调查报告
+
+　　一、问题的提出：
+
+　　贺苏系右派分子在结论的历史一段中，写有贺曾在“1947年参加国民党甄审登记”，当结论与贺苏见面时，1959年上旬他提出并未参加国民党，更没有参加国民党登记，为了将此问题弄清，特将此问题进行调查。
+
+　　二、调查情况：
+
+　　1、熊正华：1959.3.3.（原上智中学三青团区队长，劳改释放分子）。
+
+　　证明：“1947年上期上智中学三青团区队关于党团合并一事，上智中学三青团区队，我确实是没有办理党团合并的手续，也并未收到任何三青团员的团证，向三青团部登记，三青团员也没有向区部登记是实，贺苏是没有在上智中学三青团区队登记是实，亦没有缴团证到上智三青团区队是实”。
+
+　　2、胡少甫：1959.3.5.（原上智中学三青团区队附）
+
+　　证明：“上智中学曾经有反动组织三青团在1947或1948年听当时的体育教员熊正华谈有党团合一的说法，贺是否参加，我不知道，因我不是当事人，也未参加三青团的任何工作和会议，故实际情况不大清楚，熊正华发过一次团证，当时只有裴梦楼老师换过团证，有无别人还未听说，这问题熊正华最清楚，可向熊了解”。
+
+　　3、郑光武：1959.3.16.（原上智中学三青团员）。
+
+　　证明：“关于1947年中旬的反动三青团登记的事，我毫无印象，不能提出意见，解放后听同学刘克明证明（不知下落）言及反动三青团曾举行过登记，说登记的是算参加了，未登记的不算参加了三青团”。
+
+　　4、张玉成：1959.3.5.（原上智中学老职员）
+
+　　证明：“1948年冬间武汉市国民党发来党团登记表，交汉口上智中学校长刘和德代为登记，斯时我在教务处工作，刘和德将此表交我代填并说贺苏在法汉中学参加〔过〕三青团，可以登下来，当时我说请贺苏自己来登记较好，当时刘和德即请贺苏来了，表示不愿登记，并说他不是三青团员，就将此种登记表搁下来了，没有办理”。
+
+　　“解放后（1952年）贺苏代理汉口上智中学校长时，要将三青团的宗卷调去一阅，此时我将此卷当面在贺苏校长办公室里交给他去查阅时，发现有他三青团的一名，贺苏说我未参加三青团，当将他名下的三青团字样撕去了，这是我对这个情况的说明。”
+
+　　5、裴梦楼：1959.3.19.（原上智中学教员，历史反革命分子，现是右派分子）
+
+　　证明：“1947.4.5.上智中学反动党团登记工作是搞了的，这一点可以肯定，而且负责于登记工作的是伪三青团上智中学的负责人熊正华，这一点完全能肯定，在进行登记的期间，我曾看见过个别的教员（名字记不清楚了）曾将团证交给熊正华，我也看见熊将个别人的团证放入衣袋内，这点我敢负责”。“1947年春天我在上智中学时正是党团登记，我曾将我在伪中央训练团时（1927年）的老团证交给了熊正华，我曾说‘这是汉字第一号’，事后熊也发给新团证与党证给我”。
+
+## “在三青团登记时，熊事先曾经对我谈过三青团登记有什么好处……等语，于是我就将团证拿出来给他。”
+
+　　6、贺苏：本人1959.2.27.最后一次交代。
+
+　　证明：“1947年春国民党，三青团反动党团合并，上智中学三青团负责人（区队长熊正华，区队附胡少甫）要校内曾参加三青团的教员缴交团证审查，我把我的临时团证（1944，在恩施集中营被迫参加三青团）缴交了。我缴交团证是1947年春，缴交时我知道反动党团合并，上智中学三青团负责人熊正华和胡少甫要我缴交团证时，并未详谈什么，仅只说：‘缴交团证重新审查，合并后换发党证’之类的话（大意如此），我确未参加国民党，事后国民党也未发给我党证，1947年后我从未参加国民党的任何组织活动，六中五人小组在肃反时曾把中共江岸区委处分我的决定给我看，在决定中的历史部分，只提到我在1944年冬参加三青团并未提到我1947年曾参加国民党。”
+
+　　三、分析意见：
+
+　　根据以上情况看来，从胡少甫、郑光武、张玉成、裴梦楼等人材料中说明1947年伪上智中学是进行过反动党团合并的工作，而且裴梦楼本人是进行过登记的，缴交过团证，贺苏本人在最后一次交待材料中也详细的谈到了缴交团证进行登记的情况，贺苏的这分交待材料与裴梦楼交待的基本上相同，从胡少甫、张玉成、郑光武的材料中看，能证实当时上智中学进行过反动党团登记，因此贺苏的最后一次交待我们认为是正确的。
+
+　　根据情况我们认为在原来结论上提的“1947年参加国民党甄审登记”在提法上有点不妥，因此在提法上可以改为在“1947年国民党、三青团合并时缴交过团证，参加过登记”。
+
+　　 中共武汉师范学院委员会（印）1959年3月21日
+
+## (7) 关于一般右派分子贺苏的材料
+
+　　贺苏，原名贺锡龙，男，现年44岁，湖北汉阳人，家庭出身职员，本人成分教员。历史上曾于1942年在敌集中营时恶意诬蔑我党，歌颂蒋介石，1944年参加三青团，肃反时被审查，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
+　　鸣放中贺猖狂向党进攻，攻击党的肃反政策说：“党是否如斯大林一样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又说：“苏共二十次大会早点开，斯大林问题早日揭发，中国肃反可能强一些”，“赫鲁晓夫救了我们”，“六中反省一年，葬送了我的一只眼睛”等，并为反革命分子鸣不平。故被确定为一般右派分子，受到党内开除党藉，行政上撤销原任武汉师专语言科主任助理职务，工资由十七级降为十九级的处分，送农场监督劳动。该员现在我院中文系资料室监督劳动。
+
+　　一、在改造过程中的悔改表现：
+
+　　1、对自己鸣放中所犯错误的认识：
+
+　　贺在三年多来的改造过程中，表现较好，对自己所犯错误有较深刻的认识，特别是最近一年以来进步较大，认识到“自己在1957年政治斗争舞台上，扮演了一个多么可耻可恨的反派角色，回想1957年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我们每个右派分子都是历史的罪人！都是子孙万代的罪人！”“政治上的右派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我是右派分子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由共产党员堕落为右派分子是一个必然的发展与转化。”并认识到“自己鸣放时攻击党的领导和肃反政策的罪恶是严重的，所犯错误的根源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由于认识到所犯错误的根源及其严重性，因而在行动上表现较好，能听党的话，随时批判自己的错误，经常定期向党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情况。对三面红旗也有正确的认识，说：“由于三面红旗所发挥的巨大威力，全国六亿五千万人在连续三年特大的自然灾害的无情袭击之下，没有饿死和冻死一个人，我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教育与感化。”对当前暂时性的困难也有较正确的认识，实际行为表现也还好，如发动了自己的儿女们开展“小南泥湾运动”，大搞家庭生产，没有发过怨言。
+
+　　2、劳动、工作、学习中的具体表现
+
+　　在劳动中态度老实，能自觉的劳动，虽然先后患浮肿和肝炎，但仍能坚持干重活，并主动照顾别人，如暑假中有次运南瓜800余斤上文学楼二楼，坚决不要廖若平挑担，一人挑15次以上才把南瓜运完。对经常性的劳动也认真负责，每天都提早上班打扫清洁，在作系资料室的工作中，有一定的工作能力，交给他的工作能很好的完成，如上期资料室所办的《学术动态》刊物，他想办法找材料，出了很大的力，使得刊物都能按期出版。同时他搞的《现代文学资料索引》，完成任务也较突出，编了《现代文学备课资料索引》七本。受到领导群众的表扬和肯定。搞系办公室的勤杂工作也是认真负责的。对于政治学习都抓得紧，休息时和有病都是坚持看书，每天看报，与业务有关都作笔记。平常开会能积极发言，谈出自己的看法，要求参加政治学习也迫切。在学习中能联系自己的思想检查、分析、批判自己的错误。
+
+　　二、结论意见
+
+　　贺在改造过程中对自己所犯错误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在一切实际行动中确有悔改表现，我们认为可以摘掉其右派分子帽子。
+
+　　 中共武汉师范学院委员会（印）1961年10月23日
+
+　　学习《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国庆社论——《在胜利的大道上奋勇前进》后记
+
+　　 贺苏1968.10.02
+
+## 最高指示
+
+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
+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
+　　在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在我们伟大领袖当代的列宁——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凯歌声中，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以更加灿烂辉煌的面貌，以更加雄进的步伐进入了光辉的第二十个年头。
+
+　　两报一刊以题为《在胜利的大道上奋勇前进》的国庆社论，为我们描绘了全国和全世界的一片大好形势，为我们指出了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战斗方向与途径。
+
+　　诚如两报一刊国庆社论所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我们伟大祖国带来的日新月异，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啊！我们能够参加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多么幸福，多么光荣啊！”
+
+　　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长贝基尔·巴卢库同志在周总理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宴会上的讲话，对我们伟大祖国的雄伟面貌与强大力量作了非常正确的叙述：
+
+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具有现代化的工业，先进的社会主义农业，无产阶级的教育和文化、高度的世界水平的科学技术和强大的、坚不可摧的国防力量。首先用毛泽东同志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这个精神原子武器武装起来的光荣的七亿中国人民，同时也拥有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这样就具备了为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者或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者胆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策划任何侵略阴谋所必需的一切东西……今天，伟大的人民中国已成为具有崇高的国际威望的不可战胜的巨人……”
+
+　　是谁为我们带来的光辉万丈的“今天”？
+
+　　我们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
+　　没有毛主席及其亲手缔造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决不会有无限辉煌的“今天”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
+　　特别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经过两年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我们打倒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夺回了被他们所篡夺的那一部份领导权。现在，全国除台湾省外的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把国家的命运进一步牢固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国庆社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更加巩固，更加强大，更加生气勃勃，更加繁荣昌盛了！
+
+　　两年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是强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亿万贫下中农和广大革命社员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斗志昂扬，抓革命促生产，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新贡献。我国农业今年又是丰收大好年景。据新华社北京九月二十七日电：
+
+　　“今年我国农业生产的显著特色是：几乎各类农作物和各类不同地区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丰收景象。各地的夏熟作物和早秋作物，已先后喜获丰收，不少地区比大丰收的去年又有不同程度的增产。对全年产量有重大影响的大秋作物，现正大规模地进行收割，广大农村到处是‘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壮丽图景，丰收大局已定。”
+
+　　我国工业生产，也是一片大好形势。例如“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和战斗洗礼的武汉工人阶级，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以自己的辛勤劳动，使武汉地区工业生产出现了一个生气勃勃，热气腾腾的大好局面。有一大批工厂生产计划完成情况良好，有的单位已经提前完成了今年的生产任务，他们正在干着明年的工作；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更加波澜壮阔，出现了许多极其可喜的成果，新产品，新材料越来越多，有的质量已经进入了国内先进水平的行列，工业生产新的大跃进的局面，正在人们面前展示出来。”（1968.9.28.《长江日报》记者述评）
+
+　　不仅工农业生产形势大好，科学技术，革命文艺等各个战线也都出现了新的跃进局面。
+
+　　我国的第一颗导弹，第一颗氢弹无一不是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以惊人的飞跃速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出现的。它们的出现，标志着我们伟大祖国的科学技术已经登上了世界的最高峰！
+
+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好的学生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遵照毛主席光辉的文艺思想与文艺方针亲自培育出来的八个革命现代样版剧以及钢琴伴唱《红灯记》与大型革命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等等无产阶级文艺珍品的示范之下，全国革命文艺战士们，正以无限的革命豪情，积极改造自己旧世界观与旧文艺思想，迎接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
+　　目睹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我们伟大祖国带来的日新月异，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稍有爱国心的人，怎么不欢欣鼓舞啊！！！
+
+　　随着全国各地革命委员会的普遍建立——全国山河一片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新的时期，这就是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认真搞好斗、批、改。”（国庆社论）
+
+　　“斗、批、改，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对一切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实行彻底的、普遍的改革；就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组织上堵塞产生修正主义的渠道，巩固和发展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国庆社论）
+
+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解放军的配合下，直接进入学校，进入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同那里革命的积极分子结合起来，领导那里的斗、批、改。”（同上）
+
+　　这是毛主席总结了群众经验提出的伟大战略部署。紧跟毛主席的这个伟大战略部署，就是胜利！
+
+　　夺取并实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光辉前景，即将展现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人民的面前！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
+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贺苏1968.10.2.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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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30.txt
@@ -0,0 +1,17 @@
+# 中共滕县监察委员会对开除极右派分子胡捷三党籍的决定
+
+　　胡捷三，男，38岁，系山东省临邑县人。家庭出身中农，个人成份农民，1943年10月参加工作，1944年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因患有麻疯病于1954年10月入北坦医院疗养。因原系军人于55年集体办理复员手续复员，现系复员军人病员，享受部队营级待遇。
+
+## 主要反动言行：
+
+　　1．污蔑共产党与人民政府。胡在1957年6月26日参加了该院召开的工休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借机捏造事实，污蔑党与政府。他煽动说：“北坦医院天昏地暗不民主，工作人员过着奴隶的生活。”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代表团到该院慰问病员时，胡便污蔑说：“净是假心假意，因为我们是人民志愿军，解放军，他们也不得不来应付一下，……共产党不是不想杀麻疯，因全国100多万，他们杀不了”。并污蔑说：“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长了麻疯成了最可恨的人啦。”
+
+　　2．私去北京欺骗党中央，冒充中央指示，写信鼓动右派分子隋兆松，企图搞夸北坦医院的领导。1957年10月到国务院说，他的事情非同小可，要求与毛主席面谈。并捏造说：“有一个师级干部要带一个团叛变……。”到中宣部党委冒充他是北坦医院的党委委员，行政付院长隋兆松；事后又冒充中央指示，给隋兆松写信，着隋公开的搜集北坦医院党委书记、其他领导人和省住北坦医院工作组吴局长等人的全部历史和历来的表现材料，打印数份报中央、省委、各大机关、及人民日报、大众日报发表，企图使北坦医院的党组织和领导人，在群众中受孤立，给党造成不良影响。
+
+　　3．大肆丑化、污蔑省和该院党的组织和领导干部。该胡私去北京后，写信污骂省人委刘秘书长，是同心合谋杀害共产党员。骂省住北坦医院工作组吴局长和该院耿院长，是公开杀害共产党员和干部的刽子手，是吃人肉，喝人血，是右派分子，是坏蛋家伙……要把吴局长和耿院长送到人民法院去献功，给全国人民开开心，叫蒋介石和艾森豪威尔高兴一阵。在大鸣大放时，公开的攻击该院的党组织说：“北坦医院党委会，病区一支部是黑暗集团，党委和支部书记及吴局长是反革命集团，一支部的积极分子，是反革命分子，吴局长是反革命集团的头子。”
+
+　　4．在正风大鸣大放开始，大肆以大字报的形式，煽动该院的全体工休人员向该院的党组织和领导攻击。胡借大鸣大放之机，曾写过题为“正式宣战”、“天昏地暗的北坦医院”、“黎明前的黑暗”、“宣布政策和声明”、“分清敌我站稳立场拿起武器投入战斗”、“重新公布反革命分子和叛徒名单”、“命令(1)”、“命令(2)”、“紧急通知”、“严惩反革命叛徒王子颕”、“北坦医院解放歌”等大字报，公开的丑化、污骂该院党组织与该院领导。此外，还写了一张大字报谩骂“滕县县委是包庇纵容反革命集团的罪魁。”
+
+　　胡捷三自参加革命后，较长时间的存有严重的个人主义和功臣自居思想，处处追求个人名利、待遇，当未达个人所欲后，就表现与党离心离德，革命意志衰退，故自入院后，特别在正风大鸣大放期间，大肆攻击、污蔑和丑化党的组织与上级领导，已说明胡从思想上、组织上已背叛了无产阶级与革命事业。为此定为资产阶级极右派分子。胡的反动言行情节特别严重，在说理斗争过程中，态度特别恶劣，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行凶打人。据此，决定开除党籍。
+
+　　 中共滕县监察委员会1958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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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31.txt
@@ -0,0 +1,57 @@
+# 中共广东省委对省青委关于仇作华的反党言行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的批示
+
+　　<(仇作华)>
+
+　　9月3日函悉。省委认为仇作华的主要错误是严重右倾机会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发展到有个人政治野心，大鸣大放期间严重丧失立场，同情支持右派向党进攻，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情节是严重的。但考虑到仇在师专问题上的错误，当师专一开始转入反击右派，即在大会上主动作了检讨（虽然很不深刻，但也算有较早的转变），对“四权”“三化”问题是附和项南的反党思想和起了传播的作用，但还没有造成严重的恶果；在写社论问题上的错误，该稿发表前曾经田心同志阅过。过去工作一般肯干；表现尚好。最后经过批判尚能认识错误，表示悔改。据此，省委决定：不划右派，给予留党察看二年，撤销一切职务，级别降二级的处分，下放基层锻炼。
+
+　　 1958年9月8日
+
+## 附：省青委关于仇作华的反党言行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
+　　（一）仇作华的反党言行，在整风运动中早已暴露。在处理广州师专学生闹事中，他违反省委指示、支持右派分子的无理要求之后，该校有一党员曾写信向省委文教部反映。双反运动时，师专也有同志贴出大字报，公开揭发。团中央书记处知道仇在大鸣大放时贴大字报攻击田心同志之后，也曾提出批评。在反右倾保守时，团省委机关干部也对仇提出了很多意见。我们虽然认识到仇的某些问题的严重性，今年五月在常委会上进行了批评，但是，由于思想上右倾，原则性不强，因此，批判的不够及时，也没有发动群众充分揭露。对一些问题没有提高到原则高度上进行批判。这一点我们应作检讨的。
+
+　　最近，在深入整风当中，党中央再一次提出要保证党对团的绝对领导。团的三届三中全会揭发了项南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些，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在8月19日至31日举行的常委扩大会议中（吸收各个团地委书记和机关各部负责同志参加），由于我们贯彻了省委的指示，认真学习文件，放手发动群众，仇作华的反党言行终于被彻底地、全面地揭发出来。
+
+　　（二）仇作华的反党言行，主要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
+　　第一、反党对团的绝对领导，企图篡改青年运动的共产主义方向。
+
+　　1956年9月，仇作华在为南方日报起草的一篇社论（“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中，公然违反省委的指示，歪曲省第二次团代表大会精神，他认为，“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青年的许多特殊要求被忽视了”，他撇开团的省“二大”提出的各项任务，主张孤立地关心和满足青年在婚姻恋爱、文化娱乐体育等方面的要求，企图使团的组织变质，脱离党的政治方向。
+
+　　团的省“二大”召开前夕，仇主张在大会上解决青年团自己管干部和经费等问题，批评常委不管这些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省委“腰杆子不硬”，竟想向省“强硬”，企图向党争权。在全国第三次团代大会期间，他仍然坚持这种反党主张，期望“三大”在这些问题上会有重大的“改革”（实质上是反党的改革）。他在“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这篇社论中，攻击党“对青年团的活动，过多地加以干预和限制”，污蔑党“使团的系统领导陷于瘫涣状态。”由于他有这种反党思想，他在知道党中央的意图——不能在“三大”大会上鸣放——之后，仍然认为，“在大会上鸣放一下好”；并以“三大”没有鸣放来贬低大会的成就，以两面派的手法反对毛主席说“三大”开得很好的估计。
+
+　　仇极力赞成，并积极传播了项南的反党纲领，他认为：项南的“十点建议”很好，很有启发。他曾布置广东青年报刊登“干预国家生活”的文章。他把学生闹事归罪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另一方面，他对于团中央书记罗毅同志关于保证党对团的领导的报告说“一般化，没新东西”，却不予传达。
+
+　　仇在师专学生闹事当中，扮演了反党的角色。他已听了饶璜湘同志传达陶铸同志的指示，还公然违背省委的指示，答应学生修理游泳池，支持右派分子提出的改学制的无理要求。他号召团员支持“学生”的要求。企图引导团员跟右派分子走。另一方面，他颠倒黑白，批评师专团委和学校领导官僚主义，公开打击坚持正确立场的师专团委书记。他还参加了右派分子组织的非法的“鸣放委员会”，和它的主脑（右派）交换了电话号码。他这种和党唱对台戏的行为产生了很坏的效果。右派分子认为“团省委支持”他们，学校党、政和团委受攻击，甚至有几个团支部贴出大字报要求“改组”团委会。
+
+　　第二、积极支持与包庇右派分子，和右派分子一起向党进攻。
+
+　　大鸣大放期间，在机关、大专学校团的干部中，仇以“介绍”北大、清华的鸣放情况为名，美化了右派分子林希翖，丑化了北大的积极分子，把右派分子的进攻当作是“思想活跃”、“敢想、敢说、敢干”的表现，到处点火。
+
+　　仇作华对于华南师院和中大右派分子攻击党委书记的大字报大为赞许。右派分子海风攻击陈唯实同志的一篇反动“诗”，他认为写的很好，背的烂熟；并拿了一部份攻击党的大字报，向机关干部鼓动说：“这些大字报很好，你们应该去参观。”他在团省委机关动员鸣放大会上，攻击龙潜同志，说“龙潜很糟糕”，以此来煽动右派向党进攻。还对出席团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地、县团委干部说：“龙潜是现代的陈世美”。并指使中国青年报右派分子去中大采访，写小品文来攻击党。
+
+　　在鸣放中，仇写了两张大字报，攻击团省委的领导核心（未写完），污蔑田心同志是“传声筒”、是“天字第一号的官僚主义者”。同时，积极发动别的同志鸣放，叫别人与他合作，续完他写的大字报；并对一个同志说:“你们写大字报吧，我供给材料”。仇还攻击没有鸣放的同志“世故”，“讲策略”。对于右派分子（如李康敏、庄扬等），仇则积极加以包庇。
+
+　　仇作华对于肃反也有怀疑。他怀疑团省委机关的斗争对象是否多了，怀疑对陈炳韶、许戈阳、愈仲达等人的斗争的必要性。
+
+　　第三、品质恶劣，怀有个人政治野心，企图夺取团省委的领导权。
+
+　　仇的个人主义思想极端严重。他向党一手要官，一手要钱。做了团省委副书记还想向上爬；对于没有安排他当团中央委员，很不满。工资改革中，对只提一级不满，要求连提两级。因为福利会坚持原则，没有给他补助，他竞攻击福利会为“慈善机关”，提出“调回大连”的威胁，他对于干部下放不满，说：“当一辈子农民，我思想不通，我是来革命的。
+
+　　仇极端狂妄，目空一切，拒绝批评。品质恶劣：欺上压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哗众取宠，自我吹嘘。
+
+　　仇怀有个人政治野心。他狂妄地认为，“其他团省委书记都不如我”，“田心并不比我强”，“田心没有资格当团省委书记。在鸣放中他抓住田心同志的某些缺点，企图攻夸田心同志，支持中国青年报右派分子，将攻击田心同志的小品文抄给“辣椒”副刊（没有发表）。并野心勃勃地对别人说：“田心最好调去省人委搞政府工作”，企图赶走田心同志。至此，他的野心完全暴露了。
+
+　　在大量事实面前，仇作华低头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检讨还不深刻。
+
+　　（三）参加常委扩大会议的同志，对于仇作华的反党言行表示了很大的义愤。大家认为，仇是一个反党分子和个人野心家；他的问题，是敌我矛盾。在处理上，绝大多数同志（20多个）提出，应该给他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有少数（4个）同志提出，把仇划为右派分子是不过分的，但处理时，可以考虑不戴右派帽子，作为内部问题来处理，即保留党籍，撤销一切职务。
+
+　　我们讨论之后，对仇作华的处理意见是：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是否划为右派，请省委决定。处理方式只向团县委以上的干部传达，不公开登报。
+
+　　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批示。
+
+　　 1958年9月3日
+
+　　· 来源：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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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32.txt
@@ -0,0 +1,43 @@
+# 中共贵州省邮电管理局党组关于右派分子白晶五的组织结论
+
+　　<(白晶五)>
+
+　　白晶五，贵州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他的反党言行，早在整风之前(一九五七年二月一日)，给省委的一封信(万言书)中就已经全面地、完整地暴露出来了。平时也有一系列的反党言行。直到整风运动开始后，还继续放毒。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主要是：
+
+　　(1)攻击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抗拒党的领导，与党闹分裂，把邮电部门当成自己的独立王国。
+
+　　白晶五竭力攻击党不重视邮电工作，他不仅把中苏两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相提并论，而且污蔑我国邮电工作不如资本主义国家，他说：“苏联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相当重视邮电，而中国特别是贵州党还不太理解这问题”，这实质上是在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美化并宣扬资本主义制度。他反对党对邮电工作的统一领导，污蔑省委是“大厅主义”，“中心工作唯一主义”。“只相信自己领导下的那一伙人，不认识邮电系统这一家人”，并声称自己是“党内的外路人”，公然与党分庭抗礼。他又攻击中央邮电部是个“庞大的、拥有人数众多的、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机构”，掌握不了邮电工作的“高度集中和高度分散”，不管贵州小省，指导思想是“大省主义”。完全否定了中央邮电部的领导作用。他宣扬外行不够领导内行，认为党“对科学、对新事物还表现得盲目无知”，不能领导这个“一年入不了门、三年不能熟悉”的邮电工作，只有他们那里长期“往一个眼上钻”的各种“专家”，和连续搞“一代两代三代”的旧职员，才能搞好邮电工作。由此，他在工作中，经常表现出对党的领导抵触和不满，对省委负责同志的指示，常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当面表示尊重，一出大门就诋毁领导。他用极其恶毒的言词谩骂领导，直至中央负责同志。他不仅自己抗拒领导，而且还煽动邮电部门干部和他一道进行反党。他利用某些干部对工资和其他方面的不满情绪，挑拨他们记恨省委，向省委进攻，自己则从中作好人。他公然在分片邮电会议上，发出反党动员号令，指示县局长，“对县委不能百依百顺，如果县长批评你是本位主义，你就告诉他这是社会主义”。他对县、市委抽调邮电干部去搞中心工作及调走邮电干部，也极其不满。总之，白晶五既抗拒“条条”的领导，又抗拒“块块”的领导，力图使贵州邮电部门，成为独立王国。
+
+　　(2)歪曲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对干部政策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攻击。
+
+　　白晶五污蔑一九五六年，大胆大量提拔干部是“抛开了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避开老骨干，抓新干部”，“热火朝天象发疯一样狂”，完全否定了一九五六年提拔干部的成绩。特别是，无中生有地攻击省委在执行干部政策上有宗派主义，硬说省委“拿有色眼镜看人”。对邮电干部“有偏见、有成见”，抓住一点缺点，“就盖棺论定终身”，或者“当小辫子来拉，以此来代替控制汽车的方向盘或唐三藏的紧箍咒”。对大厅局的干部是“连升三级，全套升官”，而邮电部门则未提到一个，这是“大厅主义”和“中心工作唯一主义”，把邮电干部“置于耳后了”。他对省委和接近省委领导的同志，尽情加以污蔑和丑化，说贵州省委“兴活动”，某些领导干部在大胆大量提拔干部中“趁机发展个人崇拜”。骂省委领导“裤当里藏着狐狸尾巴”。骂接近领导的同志有“太监作风”。他甚至更全面的攻击说：“共产党就是宗派集团，如果不整风，共产党就要变成国民党。”这充分说明他和党的关系，已完全处于对立状态，他在攻击省委有宗派主义的同时，还攻击省委闹地方主义，说省委在中央部门调动干部时，“镇压条条调动人的权利，施块块的威风”。企图挑拨省委和中央部门的关系。其用心是十分恶毒的。
+
+　　白晶五攻击干部政策的手法是巧妙的。他以“主持公道”的面目出现，表示维护本部门干部的利益，尽力夸大吹嘘本部门干部的才能，以笼络人心，培植私人势力，作为反党资本。他借以说明省委有意不提拔邮电部门的“优秀”干部，同时，对其他部门的干部加以污蔑，并以此作为指责省委宗派主义的根据，他宣称，邮电部门干部是“资格老，品质好不会闹这闹那，整日埋头本分事，两耳不闻外家声，是早已树立了正确人生观和事业心的，吹拍拉扯的人到不了这里来”，“论业务有各种公认的专家”。对别的部门的干部则污蔑为“睡觉大王，怠工专家，按酬付劳分子。所提拔的干部，凭什么也比不上邮电部门的干部，邮电局的一个科长也要比省委副部长”。还狂妄无耻的自我吹嘘说：“凭政治，凭理论，凭业务知识，凭半生过来对党的足迹，凭某些认识水平，省委常委都不在他的眼下”。他疯狂地要和省委领导“换换班试一试，看谁行，谁不行”，他甚至威胁党说，不正确的干部政策已给邮电局领导带来不团结了，如再不满足他的个人欲望，就“不能团结积极因素继续前进”，“就会起纷争，就会乱，就会葬送了革命事业”。更恶劣的是，他竟把党看作是封建王朝的统治阶级，声称自己是“不为五斗米拆腰的人”。白晶五完全丧失了党的立场。
+
+　　白晶五对于党的其他方针政策，也有许多抵触和不满，并且阳奉阴违地拒不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整风中，他站在反冒进的立场来看待省委宣传会议上放出的意见和右派言论。认为“都是一九五六年跑得太快搞出来的”。他不赞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方式进行整风。他害怕轰轰烈烈的鸣放运动，主张组织武装到局站岗，而另一方面，他又数次用无原则的话动员群众鸣放，叫大家“不要怕说话，再放也放不出反革命”，实际上是起了煽动的作用。中央号召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时，群众热烈讨论，他却说“这样作不经济”，并说周省长参加体力劳动，“是形式主义”，否定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意义。在历次对敌斗争中，一贯以严重右倾的观点认为邮电部门没有问题，但事实上，肃反中查出了二十二个反革命，整风中出现了二十九个右派分子。他对粮食统购统销也有不满情绪，一九五四年他从山东家乡回局后，把实行统购统销后的农民生活，描写得很紧张，很苦。
+
+　　(3)对国际问题发表修正主义的谬论。
+
+　　白晶五否认波匈事件的原因是由于国内外反革命分子的暴乱，而认为是“由于波匈两国党的领导人有严重的错误，长期不改，人民生活苦，连煤都没烧的，所以人民起来暴乱”。对于一九五三年的柏林事件，也同样散布这种论点，认为“主要是由于民主德国只注意发展工业，使粮食成问题，所以群众暴动”。白晶五这种论点是和国际修正主义者，帝国主义走狗铁托一腔一调的。
+
+　　(4)完全丧失立场，多次包庇坏人坏事，竭力为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坏分子的罪行作辩护。
+
+　　据群众揭发，他前后包庇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坏分子共有十余人之多，肃反中，他对罪恶深重的大汗奸马德阴的处理主张重罪轻判。当肃反战斗小组斗争坏分子刘体智时，他为刘帮腔，并给以安慰，认为群众“斗争过火”了。致使群众愤愤不满。他从北京高级党校学习回来后，向党算了四笔帐，一是把一九五六年的跃进说成是冒进，否定一九五六年跃进的成绩；二是批评局里其他领导同志“掌握肃反政策太不稳”，这也错那也错，为反革命分子算肃反帐，否定肃反成绩；三是批评干部提多了；四是批评知识分子提错了，并把自己主张提的一个坏分子也算在党组的帐上。他又追溯过去历次运动，说“几次运动得罪了几批人”，对敌人深表怜悯。整风中，他明目张胆地包庇右派分子姚继虞，不同意划为右派，甚至还把姚当积极分子使用。平时夸姚是“红色专家”，私自批准以姚为首的一批人(大部分是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其中六人已成右派)成立“贵阳市邮电青年文学创作小组”，在内部刊物“贵州邮电”上出文艺副刊(登过一些毒草)，实际上是帮助他们建立反党基地。他还提出把另一个右派分子作为中右标兵。他对局里的一个坏分子不仅明知不问，当群众揭发时，还为其出主意掩盖犯罪行为。他任意吸收有政治问题和对党有仇恨的人参加工作。并多次主张把一些政治历史有问题的人吸收入党。白晶五已完全和敌人站到一个立场上去了。
+
+　　(5)一贯散布流言蜚语，诽谤、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制造个人崇拜，甚至拉拉扯扯，进行宗派活动。
+
+　　白晶五多年来经常丑化、中伤其他领导同志，抬高自己，其攻击已达到有你无我的地步；并且不惜降低党的威信来树立个人威信，使群众崇拜自己。他对提意见尖锐的人，千方百计的进行打击报复，对一些会吹会拍的人，如聂其惠、姜志刚就进行拉拢互相勾结，排除异己，他们对匿名写大字报的人竭力追究，蓄意打击报复。一九五二年聂其惠(原运输处副处长，右派)去麻江土改时，侵吞斗争果实，并把毒品带回贵阳，白明知不问，包庇了事。白经常当众夸奖聂、姜，工作上一贯重用；聂、姜也对白崇拜到五体投地。白晶五封官许愿，竟对闹提拔的张金盘许诺局长职务，并准备调他到学校去学习，使张十分崇拜他。
+
+　　白晶五之所以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有其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
+
+　　白晶五是剥削阶级(富农)家庭出身的人，有浓厚的封建剥削阶级意识和强烈的名利观点，他曾说：“我假如不参加革命，也许成为阿匐”(他父亲就是一个回教阿匐)。这就充分反映了他的领袖欲，他完全把这种剥削阶级思想带到革命阵营和党内来了。他入党近二十年，但是他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不仅长期未得到根本改造，而且有了滋长和发展，一直把党的事业当作谋取个人名利的工具。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紧要关头，他终于叛变了党。
+
+　　白晶五，一贯计较地位，待遇，狂妄自大。他不仅恬不知耻要当九级干部、大省局长、设计院长、省委常委；而且象资产阶级分子一样爱钱如命，把交工会费会、房租水电费甚至党费都看作是损害了他的个人利益。他争论建设贵州的功劳与苦劳，要省委多给他几个钱，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他“更积极更愉快的贡献终身”!他甚至指使其他上北京开会的干部，顺带作买卖赚钱，可见其损人利己思想之严重。当他卑鄙的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时，就对党、对领导记取仇恨。远在一九四一年，因违犯俘虏政策而受到撤消县长职务和留党察看处分时，就对当时处理这一问题的周桓同志长期记仇。贵阳解放不久，省邮电局违反军管会禁令运钢板出省，被登报批评，他也认为是傅家选同志(当时的建设接管部长)故意给他难看，也记取仇恨，一九五六年大批提拔干部时没有轮到他，就更加和党对立了。一九五七年向省委写的“万言书”，便是他历年仇恨党仇恨领导的思想总暴露。同时，他长期以来把党和人民所赋予他的信任当作个人的骄傲资本，狂妄自大，目空一切，比这比那，总认为别人不如自己，而在地位、待遇上则认为自己是吃亏了。他宣称，不管凭那方面，“我对某某常委或某某执委并不佩服”，实际上，他早已抛开了党的事业，成了混世主义者了。他上下班经常迟到早退，批阅文件时连内容也不看，不深入群众。学习上也很虚夸，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凭兴趣而学习”，“学一点当资本”。他愈来愈喜欢别人对他的颂扬和吹拍，不愿听逆耳之言，甚至对下级干部采取顺者昌，逆者亡的手段。总之，白晶五长期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党的组织原则相对抗，把个人驾于组织之上，其实质是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在党内制造混乱。企图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作用，以实现其个人野心。
+
+　　党对白晶五的挽救是仁至义尽的，曾一再等待、启发他自觉向党交代，而他却始终坚持反动立场，执迷不悟，抱着蒙混过关的态度。去年十一月省委四级干部会议上，他先是怕把他划成右派，后见批评其他同志，则幸灾乐祸的说：大厅局的“天之骄子，党之骄子”也犯错误。从去年十二月起，开始在党内对他进行批判，党仍希望他回头，而他却认为对他的批判是“小题大作”，故意和他“过不去”，在今年二月份省委五次扩大会上，党又一次给他悔过机会，而他却继续玩弄两面手法，大会检查，小会推翻，死抱着腐朽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不放，并继续放毒说：“我对党有很多疙疸，有过去的，有现在的，怎么过也不是，日子过不出来”。又说：“一封信戳的祸，要不一辈子也弄不着我”。声称要上北京去“问毛主席党内问题能不能提意见，党内有没有民主”。他甚至重复“万言书”中仇恨党的烂调，继续向党进攻，还鬼鬼祟祟地偷听小组会议情况。六月中旬指令他停职反省后，在群众中进行了公开的批判，后在省委主持召开的厅局长会议上和全省第十一次邮电会议上进行了严肃和彻底的批判，经过多次批判，才不得不低头认罪。
+
+　　根据以上情况说明，白晶五是长期隐藏在党内的一个老右派分子，经我局党组及整风领导小组研究，给予撤消党组书记及局长职务。开除党籍，行政上降三级(由十一级降为十四级)的处分。
+
+　　 (已经中央批准)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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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33.txt
@@ -0,0 +1,11 @@
+# 中共云南省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程浩党籍的决定
+
+　　程浩，男，42岁，山西洪赵县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1937年10月参加革命，同年11月入党，曾任报务员、电台台长、云南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等职。
+
+　　程浩的亲戚、反革命分子郭仰德，曾任阎匪中队长、特务营情报组组长等反动职务，一贯从事特务活动，专门收集我军情报，1948年临汾解放后被当地政府逮捕，判处群众管制（该犯隐瞒罪行骗得宽大处理）。1951年郭改名郭仁德，从山西潜逃来昆明，找程浩介绍工作。程当时就对郭有怀疑，但未将情况向组织汇报，反而利用职权将郭介绍到邮电训练班学习后分配在昆明市邮电局工作。1953年程回家乡时了解到郭参加过阎匪“进步会”，在临汾一带“很吃得开”。但他知道这些情况后仍继续认敌为亲，将郭妻带来昆明。途中，程浩又发现郭妻的日记本上写有要郭“买个棺材，装个死尸运回家，以掩人耳目”等语，但他仍不向组织检举揭发。1954年邮电局将郭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准备清洗，与程交换意见时，他仍继续进行包庇说：“我对他的情况了解，家庭情况不算好，读过几年书，当过学徒，除了在临汾的几年外，其他都是好的，历史已基本交代清楚，……能留下就留下”。由于他的直接庇护，致使这个反革命分子得以隐藏下来，在1956年底和1957年初正当帝国主义在国际上发动反共高潮的时候，肆无忌惮地以“反共救国军政宣部”等名义进行了写恐吓信威胁、辱骂国际友人等一系列的反革命破坏活动。直到1957年初才被我公安机关查获逮捕枪决。
+
+　　程浩包庇反革命分子的错误，在1956年肃反时，群众即作了揭发。经过党委、党组负责同志多次谈话，程浩长期不承认错误。反而采取狡赖手法，把责任推给邮电局党组，说他的错误是领导上给他造成的。支部大会对他批判，他一再表示“没有什么再检查的了”。先后写了5次检讨，都不接触思想作深刻检查。
+
+　　以上事实说明，程浩认敌为亲，有意包庇反革命分子，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事实揭发后又长期坚持错误，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立场和品质。为了严肃党的纪律，省监委决定，并经省委批准将程浩开除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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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34.txt
@@ -0,0 +1,33 @@
+# 江西信丰县人民检察院关于金盆山垦殖场右派分子情况调查报告
+
+　　金盆山垦殖场现有右派分子53名，占全场上山干部176名的30.11%，分布在六个工作区里。自中近东紧张局势发生以来，该场领导上曾做了布置，采取了些措施，因而至现尚未发生重大问题。但也出现了些问题，现将四个队33名右派分子分做三类情况汇报如下：
+
+　　一、认识了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罪行，诚心诚意愿从劳动改造自己的有8名，占33名的24.24%强。如一队周礼富，肩胛背烂了不喊痛，劳动一贯积极。李智涛入场以来各方面表现很好，有一次到大桥挑米，因过小桥失足，愿自己掉下桥下去，保护了米的安全。还有二队来善清，主动提出合理化建议搞“卫星田”。这些人抵触情绪不大，认为战争爆发党对他们不会怎么样，因此能安心生产，诚意改造，争取早日摘帽重做新人。
+
+　　二、思想不够安定，不声不气，劳动不好不坏，各方表现一般的有12名，占33名的36.36%强。这些人有的怕离婚，有的为前途而悲观失望，在生产上队长指一指摆一摆，稍有抵触情绪。如一队钟存全曾一度因妻梅开富提出离婚而思想不安（现女方已不离）。李克义积极要求回家，说：“无前途”。没有当干部的希望了。黄日松汇报材料写道：“我不想为官，一生为民”，意思始终回家当个农民。
+
+　　三、抗拒改造，企图翻案的有13名，占33名的39.39%。具体表现：
+
+　　1.不承认右派，企图翻案的有6名。如张世祥是翻案的典型，从入场以来就说冤枉，说成是“非法斗争被迫承认”，公安局“孙局长搞的鬼”，申诉到奸商整风办公室及监委、组织部等机关。蓝英华还申诉到省委。又如林维纲经常说“我的右派是卫生院搞的鬼”，8月14日又对大桥群众说：“划我的右派死都不服，右派就是劳改”。林其香也散布说：“我的右派是余经理搞成的，不是他就划不上”。
+
+　　2.中东局势以来积极看报，宣扬帝国主义威力有3名。如刘瑞生看了报纸以后说：“西德的军队顶打得”“菲律宾、土耳其都是美国最可靠的帮凶”。曾和秀对讨论中东局势很不满意地说：“美国有什么了不起，哪有什么值得讨论（美国强，没有讨论必要）？”。又甘万姣看了报纸以后说：“看样子，中东会打起来”，暗中心欢。
+
+　　3.拉拢干部，挑拨离间，与干部对抗。如周一发，经常与队里被批评了的干部讨好。如干部朱祥光因下错了肥料受到批评，周就从中挑拨说：“你一个干部批评这么严，如果你是右派的话会批评得不得了”。又与干部王正祥争工具，均说：“现在闹神气，讨过去我就会铲你二锹”。林维纲给干部看病马马虎虎，右派分子病了一天看上几次。
+
+　　4.不服从领导，无组织无纪律，大闹工资，装病旷工，多数生产消极，个别事故屡现，如康登福，自上山以来出了6次事故，其中重伤1人，轻伤5名，（至于有意无意，尚待弄清），他也经常闹工资低（12元）说：“连吃烟的钱也没有了”，回家种田也不止15元，因而无病装病，轻病装重病“咳嗽，咳嗽”，喊上几天，吃45斤米他说要吃67斤，伙食搞得不大好，均搥台大骂起来。邓舜炎不经批准，私自回了信丰。舒礼珠到信丰医病均跑到赣州去。二队提出搞千斤亩，周一发均说：“没有打千斤的禾种”。特别是蔡英华，队长叫他订报纸，他写道：“诚如哉，连一份红旗却无力所为”。8月5日因加餐未吃上猪肉，队长说了他二句，均骂队长说：“劳改队不会这样，垦殖场就这样”，“在这里吃亏”。9月4号喊他去开右派分子会，均说我休假，就拒不去，干部监督写成“遭到训斥”，对较老实的右派分子龚亨义说：“要看情况，一般不能担二百五（傻瓜的意思）。”队长叫他打猪草，公开抗拒不去，说工资不解决抵触情绪不会消除。三类分子中普遍说工资低，因而生产磨洋工，表示不满。
+
+　　从总的情况来看，自中东局势发生以来，右派中掀起看报热潮，对局势表示非常关心，如六大队时事测验中，6名右派平均得67.4分，7名干部平均只有32.4分。但不透露反面意见。自台湾紧张局势以后，分析一般有三种事项，一、没有历史罪恶的思想比较单纯，认为打起来党对他们不会怎么样，因此在生产上积极，生活上愉快。二、有历史罪恶，或者划上了极右的分子，一般存在怕抓、怕杀，感到局势对他们不利，因为顾虑重重，不安心生产，抵抗情绪也较大，针对上述情况，该场对目前形势采取了如下措施。
+
+　　1.层层教育干部，克服麻痹右倾情绪，对右派分子做好三防工作，即防逃跑、防破坏、防凶杀。为达到这个目的，加强对右派分子的管理工作，即①各队分工包管，重点监督，普遍看守。经过这次摸底后，各队都摸出危险分子（四个队摸出11名），由较强的骨干为重点监视。出工时必须有干部同去同归。
+
+　　②严密各项制度，外出必须经过批准、汇报、会议制度必须坚持。场党总支还规定：各队每月必须向场汇报右派分子的思想、言行、学习、劳动情况1次，经常掌握、彻底摸清其思想变化情况，并建立卡片登记制度等。?应掌握“内紧外松”斗争策略，扭转过于紧张状态，劳动上“一视同仁”减少其抵抗情绪。?各队枪枝应妥善保管，时刻提高警惕。
+
+　　2.加强对右派分子的思想教育工作，在方法上是抓会议、抓汇报、抓个别谈话，抓改造规划的执行等，在会议上除进行国际国内和前途教育以外，对极坏的还要进行斗争（斗后要个别教育），通过教育，达到其安心改造，逐步消除抵触情绪的目的，此外右派分子中还要进行分化瓦解工作，对靠近党，表现好的应加以利用，开展互相监督。
+
+　　3.场与县政法部门建立联保制度，万一发生逃跑、凶杀、破坏暴动等事件，即时电话告知，给予严重打击。
+
+　　 信丰县人民检察院1958年9月12
+
+　　· 来源：
+
+　　根据网络材料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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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35.txt
@@ -0,0 +1,849 @@
+# 武汉钢铁公司张寿荣的全套右派档案 （3）：干部档案正本（下）
+
+　　干部档案正本（下）目录
+
+　　（）
+
+　　   7 摘掉右派份子帽子审批表 60 10 18 1 1 √   7 定案报告表 58 9 12 1 31 √   7 摘掉右派份子帽子审批表 60 10 18 1 7 √   7 有关材料 60 10 23 1 5 √   7 摘掉右派份子帽子审批表 59 11 11 1 1 √   7 摘掉右派份子帽子审批表 59 10 20 1 1 √   7 摘掉张寿荣右派分子帽子意见（草稿）       1 3 √   7 活页材料记录表       1 5 √   7 有关材料       1 8 √   7 整风鸣放中的言论和行动       1 28 √   
+
+　　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审批表
+
+　　（）
+
+　　填报单位：炼铁厂保卫科 1960年10月18日
+
+　　   姓名 张寿荣 性别 男 年龄 31 文化程度 大学   别名   家庭成份 资产阶级 本人出身 学生   原工作单位及职务 炼铁厂工程师 籍贯 河北定县   主要错误事实：在整风运动中攻击党的领导，丑化和谩骂党的领导干部，企图推翻党的领导，否定武钢建设成就，夸大缺点，并鼓动群众闹对立，因此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反右斗争中态度老实，愿痛改前非，故免予处分（58.8.经武钢炼铁厂党委批准）   群众鉴定：张寿荣划为右派后?表现老实，守法认罪，没有反抗和不满言行。 在劳动中态度老实，服从监督，遵守制度在劳动中把眼镜烧坏了仍坚持干活。 在高炉操作时认真负责，勤检查，未出大的事故，抢救一高炉事故中表现积极。 找出了二号称量车误差800－1000公斤的误差，初步解决了长期炉凉原因。   所在单位党委意见：该员经半年多的体力劳动和我国连续三年的大跃进，对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其历史也比较单纯，在冶炼技术上有一定真才实学，因此同意摘其右派帽子。 中共武钢炼铁厂委员会60.10.24（公章）   上级党委批示 同意摘掉右派帽子 中共武钢公司委员会60.11.26（公章）   备注 --   
+
+　　中共武钢政治部干部部不复制 66.2. 复制人曹亚富
+
+　　定案报告书
+
+## 单位  武钢炼铁厂
+
+## 职别  工程师
+
+## 姓名  张寿荣
+
+## 性质  右派分子
+
+　　 中共武汉市委整风总办公室制
+
+　　（）
+
+　　   姓名 张寿荣 性别 男 家庭成份 资本家 民族 汉 级别     原名 -- 年龄 31 本人出身 学生 现有文化程度 大学   籍贯 河北定县 现在住址 武汉市青山区蒋家墩   何时何地怎样参加工作 1949年9月毕业于天津大学后由国家统一分配至鞍钢 何时何地由何人介绍参加党团 --   何时何地参加过其他党派团体 --   家庭情况 家庭经济状况（人口、土地、房屋、出租、雇工、资本等）、主要生活来源 土改前（五反前） 制服庄一个，七口人， 生活来源除经营制服庄（有一段时期经营货栈）营利收入外，尚有其父的工薪收入。   土改后（五反后） 家庭人口九人， 生活来源主要靠其父、其爱人和他自己的工薪收入。   家庭主要成员及其职业和政治态度（包括杀、关、管、斗等） 其父张会丞，抗战前曾任山东民生银行会计主任，沦陷后，任山东伪农业银行副经理（1942年－44年），现任淄博建筑工业学校总务科长。 爱人张好学，党员，现任武钢第一子弟小学副校长。   主要社会关系及其政治面貌 舅父陈功铁，是国民党上校军官，济南解放时，曾为我军所俘，后从青岛处往台湾。 表弟蒋春元，国民党海军军校学生，解放前随校由南京去台湾。 表兄刘茂，国民党军官，现在济南工作。   在何时何地受过何种训练和学习 --   在何时何地因何故受过何种奖励 曾于鞍山市第一次工程技术人员代表大会得奖，1955年因对技术有贡献，受过先进生产者奖励。   何时何地因何故受过何种处分（包括被斗）本人的认识和态度 --                      
+
+　　革命前后履历
+
+　　（从7岁起包括学历及其他社会职业）
+
+　　   自何时起止 在何地区何部门 任何职 证明人   年 月至 年 月   1937. 山东省立第一实验小学 学生 --   1938.9-1939.7 济南教学街小学 学生 --   1939.8-1945.7 济南中学 学生 --   1945.10-1946.10 天津工商学院 学生 --   1946.10-1949.7 天津北洋大学 学生 --   1949.7-1949.8 北京高校毕业生学习团 学员 --   1949.9-1956 鞍钢炼铁厂 见习技术员、技术员、助理工程师 --   1956- 武钢炼铁厂 工程师 --   
+
+## 二、本人表现
+
+## 【包括在五大运动三大改造和平时的思想、工作、作风等有关方面的好坏主要表现。】
+
+　　张寿荣解放后1949年至1956年在鞍钢工作时，有一定的技术水平和实际工作经验，并且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在工作中不怕困难，能完成任务，对生产技术方面有一定贡献，所以55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但该人纯技术观点较重，主观性较强，听取工人、工长的意见较差，强调个人作用，逞能干，好居功，好为人师，总想爬在别人头上，而不受别人指挥；政治觉悟不高，政治学习不重视，对党组织、工会组织作用看不起，尤其是他认为党群干部没有什么作用。
+
+　　在鞍钢解放初期，炼铁厂有以日本工程师为首的一批人，有以白荫章为首的小圈子。同时，另有当时领导者和苏联专家为首的先进工作者，张属白荫章为核心的小圈子里的人，平时他所接近的也是思想落后的或政治上有问题的人。
+
+　　对其社会关系，不诚恳的向组织交待，在民主补课时，才交出台湾关系。
+
+　　来武钢后也目空一切，在设计处工作时，总是摆架子，命令别人工作，经常以鞍钢如何如何来压人，在设计处公开说：“设计分院的易大元、郑执信两位没有什么水平，不如鞍钢的技术员，到高炉当工长也不用”，党支部书记曹华同志督促他参加政治学习，他说：没有时间学习政治理论，到生产准备处时吹嘘自己是处级干部，组织未批准他享受处级待遇，思想抵触就很大，对生产准备处领导不满，瞧不起领导。不服从领导闹独立。
+
+　　总之，张自参加工作以来，技术业务进步较快，因此滋长纯技术观点，不问政治，瞧不起领导，而他平时所信任和要求从鞍钢调来武钢的人，如他调到武钢后，同意把漆来哲和肖雄飞调来厂，漆系右派，肖对组织不满，一贯消极怠工，张竟把他们视为重要人才，他还极力推
+
+## 三、本人在鸣放中的态度和言论行动
+
+　　【把当时主要的言论和行动（正确的和错误的，好的和坏的，公开的和背后的）和思想活动情况按时间先后顺次写出来，将当时的情节交代清楚并尽可能说明本人在鸣放过程中整个思想发展过程。（有本人签名盖章）】
+
+　　1957年5月3日，在原生产准备处小整风会议讨论整风指示的第二次发言中说：“公司大有为工作而工作的现象，如计划处就是为计划，只要把计划安排一下，就算完成任务；劳资处是单纯的调人观点，只是完成调人数目，不管调来的人如何？是否与机构相适应；设计处也只是负责来了几张图纸，关于设计修改的事，就是不大愿意管。
+
+　　总的来说，是没有为生产，为现场服务的观点，就是为单纯的局部的任务而工作，就生产准备处也就是单纯的考虑生产准备。”（详见附录材料第一页）
+
+　　9月18日，小组会发言说：“武钢管理的很混乱”，一般武钢经理没有经验，但是有些客观原因，公司只采取外出学习的办法，是否可以由鞍钢调来一些有企业管理经验的经理，比如芦经理派去学习，是否从鞍钢换一下，实习工作一段时间；一些工程技术人员，是否从鞍钢调来。而经理也应该是比较有经验的，有实际的具体锻炼，才能搞好工作。”（详见附录材料第一页）
+
+　　9月23日小组会发言前，对尹宗发讲：“我们公司缺少一个象鞍山马经理（指鞍钢马宾经理）那样的副总工程师，李总经理恐搞不好。”
+
+　　在其发言中说：“公司最关键的问题是表现在始终不离机关作风，每天上班就往办公室一坐，吃杯茶，喝杯水，有事就干，无事就看报，不像企业的样子，一点不着急，有很多问题只要深入一点就行了。……”（详见附录材料第
+
+　　参加设计会议，在徐芝后谈及修改设计内容，在谈到公司领导不争气，设计院占上峰，徐说：“自领导到下面应当自鞍钢搬一套来”，张即说“是呀！武钢缺少有名望的人，顾工程师也缺乏名望，像包钢从鞍钢掉了杨树棠去，下面就好搞。”
+
+　　又在同年5月份，有一天跑到焦化组（原焦化厂前身）当时属生准处领导），焦化厂正在谈论煤源问题，张即插上说“怎么你们王汝源工程师还没有外出，你看我们搞铁矿的早就走了，这事找李处长没有用。”（见附录材料第13页）
+
+　　57年曾有一次对石盘、庞大维讲过：“生产准备处是个过渡处，现在各组工作做不好，将来仍然是各组的事，处长是不会负责的。”（详见附录材料第14页）
+
+　　57年11月冶金工业部夏副部长到汉来视察武钢工程质量，最后下结论说：“武钢建设质量，好的多，坏的不少，性质是严重的，”张认为“应是好的多，坏的也多，”还说：“李总经理级别高，夏部长不敢提意见就走了。”（详见本人思想检查第4页、附录材料第17、18页）
+
+　　张曾在会后说道：“李总经理还行，但也是原则性的掌握，不解决具体问题，……其他专业经理只是跟着李总经理后面跑。……”（详见附录材料第20、21页）
+
+　　张在整风中曾为右派分子漆来哲抄写题为“赠‘三大’头儿们”的大字报，这篇大字报把公司领导骂得简直一文不值，说领导“又臭又硬”、“锦绣其外，败絮其中”并声言领导“自取灭亡”等语，张认为漆会写，有意思。（详见附录材料第28页）
+
+　　（附页）
+
+　　总之，张寿荣在整风会上发言较少，大字报写的不多，但毒素是很大的，他并在背后散布流言蜚语，攻击领导，经常与一些同他意味相投的人议论是非。
+
+　　 张寿荣  8/11
+
+## 四、本人在反右派斗争中的表现和对错误认识的程度
+
+　　张寿荣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之后，认识到他在大鸣大放期间所放的一些毒性的严重性，因而在党委吕书记作动员反右派斗争报告后，态度沉默，坐立不安，在斗争右派分子漆来哲时，更引起思想恐惧，在批判漆来哲过程中，表现软弱，并在某些地方对右派言论表示同情和支持，造成了群众极大的不满。
+
+　　张寿荣先后在大会上，对其错误言论，进行了两次检查，第一次检查基本是老实的，但分析得很不够，只检查了群众揭发的问题，错误根源并未挖出，经群众再次揭发批判，党委找其谈话，表示愿意缴械投降，在第二次检查时，态度比较诚恳老实，不但承认了已揭发的事实，而且还谈出了他在背后的言论，接触了思想本质，挖出了主导思想，承认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论点，其性质属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且表示决心，痛改前非，重作新人。
+
+## 五、党内外群众的反映（注明对鸣放的问题有那些不同反映，大约人数）
+
+　　群众一致认为张寿荣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由于他的资产阶级家庭对其严重的影响，解放后又拒绝思想改造，因而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已发展到了顶点，成为个人野心家，乘党整风的时候，他的个人主义，名利观点，认为党的利益和他的利益不一致，大肆向党攻击，以企图推翻党在技术方面的领导。因而成为反党的右派分子。
+
+## 六、综合分析
+
+　　（【全面分析右派思想是怎样形成的及产生的根源，讨论中有那些分歧意见，并注明人数（呈报单位负责人签名盖章）。】）
+
+## 主要错误
+
+　　1.集中攻击党的领导，丑化和谩骂领导干部，企图推翻基层单位领导。
+
+　　他在大字报中，把中央领导誉为“玉皇大帝”，公司领导比为“土地”官（意即虚设牌位）。背地里说夏部长级别低，所以来武钢视察，对公司领导“不敢提意见就走了”，又说：“总经理下决心只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从汉口搬家过来，一是限定专家招待所交工。”“李总经理……不解决具体问题，……其他专业经理只是跟着李总经理后面跑。”向人宣扬“有事找李处长没有用”，公司领导干部“朴素的人不是很多”，谩骂、讽刺方总工程师为“狗头医生”、“方副帅”。各级领导深中“三大主义”之害，都是“害人精”。
+
+　　他说“武钢领导没有企业管理经验”，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不能领导技术”，又由于对李仁处长（党支书）极为不满，而企图赶跑李仁，在原生产准备处各筹备组之间，进行不正常活动，鼓动各组闹独立。
+
+　　2.否定建设成就，夸大缺点。
+
+　　他说“武钢不像建设的样子”。公司搬来青山后，上班“仍是泡茶、看报”。由于某些工程质量发生事故，以致高炉“哭得天昏地暗，地动山摇”（以高炉与焦炉对话形式写的大字报）。他反对夏部长关于“武钢工程好的多，坏的也不少，性质是严重的”的结论，认为应当是“好的多，坏的也多”，目的在于夸大缺点，说明武钢建设成绩不是主要的。
+
+　　否定设计节约成绩，污蔑是“只设不计，只求今日节约，不求他日遭殃”，还说“生产准备工作只求表面，不求实际”等等。
+
+## 错误根源
+
+　　张寿荣出身资产阶级，从小用功读书，特别是中学阶段，曾因学习成绩优异而得老师好评。高中毕业在选考大学专业时，总是考虑那一专业容易成名得利。大学阶段是在国民党统治时代，虽曾一度为正义感所激发，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但，由于其整个的读书过程是一帆风顺，学习成绩好，因而在其思想上逐步的形成较为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骄傲自满，主观性强的人。
+
+　　1949年秋，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分配到鞍山炼铁厂后，工作负责，专心钻研业务，由于片面的倾向业务技术，单纯技术观点，越来越严重，决心从技术方面去发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志在技术方面成专家，成学者，成权威，由于存在这种思想，在实际工作中，技术提高得比较快，相应的受到党的重视，职位一再提升。同时由于忽视政治，忽视思想改造，因此日益骄傲狂妄，目中无人，虽经党组织一再指出，但他并未引起警惕。
+
+　　1956年调到武钢后，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观点又进一步发展，他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乘武钢投入生产前夕，技术力量不足，自以为实现个人名利时机已到。开始提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得到领导的重视，但有些问题并未使他完全如意，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和本位主义思想，而认为这是领导干部“官僚主义”造成的，由不满发展到闹对立和独立。
+
+　　 结论
+
+　　张寿荣出身于资产阶级，严重的存在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在整风运动中，恶毒的攻击党的领导，谩骂和丑化党的领导干部，否定建设成就，夸大缺点和错误，并且鼓动群众闹独立，由此得此结论：张寿荣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
+　　 张寿荣  8/11
+
+## 处理意见
+
+　　支部意见：支委会认为右派分子张寿荣所犯的错误其情节是严重的，但本人检讨认识错误较好，态度老实，愿意痛改前非，可以从宽，不予处分。
+
+　　 支书  李毓琉
+
+　　厂党委：张寿荣出身于资产阶级，本人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一贯骄傲自满，在去年整风中攻击党的领导，谩骂和丑化领导（向中央部长以至公司各级领导），并且企图推翻基层单位领导；否定建设成就，夸大缺点和错误，因之他是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厂党委认为其错误情节是严重的，但在反右斗争中，本人主动交待问题，检讨比较深刻，态度老实，愿意悔改，可以从宽处理，不予处分。
+
+　　 中国共产党武汉钢铁公司炼铁厂委员会1958.8.1
+
+　　同意你们的处理意见
+
+　　 中国共产党武汉钢铁公司委员会武钢领导小组1958.9.12
+
+## 附页
+
+## 群众意见
+
+　　一、一年来工作还是积极的，对领导上交给的具体工作认真负责，有时不吃饭，也要在预定期限内把工作突击完；炉况不正常时，日夜坚持在炉旁，甚至通宵不眠，还算可以吃苦。
+
+　　二、检查不够深刻，没有抓住重点，他的错误实质是否认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否认党的领导，但他在这方面没有作认真的检查，仅轻描淡写地，说成是看问题片面，没有分清楚缺点与成绩，是九个指头同一个指头的问题。也没有充分的材料和具体事例，说明自己真正改变了资产阶级的立场思想。相反，在检查中，把对群众路线的看法，罗列了一大堆，把立场问题，曲解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对错误的性质、根源、认识很不深刻。
+
+　　三、一年多来，政治上进步很慢，总是强调工作忙，不参加政治学习，事实上科里工作也没有搞好。往炉子上跑是对的，但科里工作和自己的政治学习，也应该适当安排，别的科政治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的，生产科政治运动可以说没有搞过；有些工作都是自己亲自干，也不给下面布置，不依靠群众。群众路线实质上是政治挂帅，还是技术挂帅的问题，他不完全是个工作方法，是相信群众呢还是迷信于自己的技术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技术挂帅，政治没有挂帅。
+
+　　张寿荣很注意苦干，苦干是改造人的一种方法，他光苦干还是不够，还必须在群众和领导面前勇于暴露自己的思想、观点，及时的取得领导和群众的帮助。一年来张寿荣很少找领导谈话，这怎么能够改造好自己呢？
+
+　　架子还是没有放下来。领导上继续相信，还让做负责工作，但自己应该谦虚一些，而张寿荣可不是这样，当杨来鹏调任生产科科长时，张对杨说：“我两头跑，管不起来，你来管一下吧！”实际上不是管来管不来的问题，杨的调动是组织调动，更不是帮张的忙，这说明张寿荣还是很虚荣的，放不下架子。
+
+　　还是不够诚意。如去年放卫星时，对张瑾扬那一班的崩料问题，他不当面和张瑾扬讲，可背后又和别人讲，对工人操作中的缺点也是这样，实质上这是责任感问题，是自由主义的表现。
+
+　　四、保守。对群众的意见很少考虑，对学习本溪的经验也是这样，陈旧的，过时的东西抓住不丢。
+
+　　（附页）
+
+## 厂党委意见
+
+　　经反复慎重研究，一致同意摘掉张寿荣的右派分子帽子，理由是：
+
+　　一、其本人和家庭成员的历史均已查清楚，其父亲在抗战前和抗战期间，虽担任过民生、农业等银行会计主任、副经理等职，还没有发现有政治问题，现仍在淄博建筑工业学校任总务科长。其爱人是共产党员，张寿荣本人历史没有问题。据此，张对党还没有历史上的仇恨。
+
+　　二、其错误程度，在我厂五个右派分子中还比较轻（详见右派分子定案报告）
+
+　　三、有改恶从善表现：
+
+　　1.张在工作和思想上的问题。还能经常向党汇报，愿意接受对他的改造，愿意听党的话。
+
+　　2.干劲也比较大，一年多来他没有过过星期天，炉况不正常时日夜坚持在炉子上，甚至有时候不吃饭，也要把一件具体工作突击完。态度也很踏实，不管领导在不在面前都是一样，也有一定真才实学。
+
+　　缺点是该员单纯技术观点还很严重，很少参加政治学习，对错误认识还不够深刻，在工作上自己苦干可以，但不会依靠群众，对其他技术人员的意见谦虚也不够，高级知识分子的架子还没有放下来，因此，群众对他的技术权威思想和工作方法尚有意见。
+
+　　（综上所述，该员愿意改恶从善，而且已有悔改表现，至于现存在这些缺点和错误，多属知识分子固有的弱点，对他这些弱点的改造，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一致同意摘掉他的右派分子帽子，为进一步改造他的观点和思想方法，决定下放劳动一年。）
+
+　　 炼铁厂党委9.24
+
+　　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审批表
+
+　　（）
+
+　　填报单位：炼铁厂保卫科 1960年10月18日
+
+　　   姓名 张寿荣 性别 男 年龄 31 文化程度 大学   别名 男 家庭成份 资产阶级 本人出身 学生   原工作单位及职务 炼铁厂工程师 籍贯 河北定县   主要错误事实：在整风运动中攻击党的领导，丑化和谩骂党的领导干部，企图推翻党的领导，否定武钢建设成就，夸大缺点，并鼓动群众闹对立，因此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反右斗争中态度老实，愿痛改前非，故免于处分。   群众鉴定：张划为右派后?表现老实，守法认罪，没有反抗和不满言行。?在劳动中态度老实，服从监督，遵守制度，在劳动中把眼睛烧坏了仍坚持干活。?在一高炉操作时认真负责，勤检查，未出大的事故，抢救一高炉事故中表现积极；?找出了二号称量车误差800－1000公斤的误差，初步的掌握住了长期炉凉原因。   所在单位党委意见：该员经半年多的体力劳动和我国连续三年的大跃进，对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其历史也比较单纯，在冶炼技术上有一定真才实学，因此，同意摘其右派帽子。10.24.   上级党委批示：--   备注：--   
+
+　　张寿荣，男，33岁，河北省定县人，汉族，现住址：青山区蒋家墩大街坊28栋6号，家庭出身资产阶级，个人成份，学生，文化程度，大学毕业，反右前任工程师。
+
+　　父：张会承，曾当过伪银行主任、副经理，现在淄博工业学校任总务科长。
+
+　　母：陈世敬，家务。
+
+　　爱人：张好学，武钢教育处科员。
+
+## 主要社会关系：
+
+　　舅：陈功钱，伪上校军官，现逃台湾。
+
+　　表弟：陈春元：国民党海军学校学生，现已逃往台湾。
+
+　　表兄：刘茂：国民党任过伪军官，现在山东济南工作。
+
+## 简历：
+
+　　1937年山东省立第一小学读书。
+
+　　1938年——1939年  济南小学读书。
+
+　　1939年8月——1945年7月  济南中学读书。
+
+　　1945年10.——1946.10.  天津工业学院读书。
+
+　　1946.10.——1949.7.  天津北洋大学读书。（冶金系）
+
+　　1949.9.——1956年  鞍钢见习和助理工程师。
+
+　　1956年——武钢至今。
+
+## 一、主要的错误事实：
+
+　　由于张寿荣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参加工作后，对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未得到很好的改造，工作是为了名誉地位，达不到自己目的就对党对领导不满，所以在57年借我党整风之机向党进行了恶毒的污蔑和进攻，说，武钢管理很混乱，李总经理没有经验，搞不好，又骂方总工程师，计划安排不好，焦炉质量不好，质量事故是由于遇见了狗头医生，哪不懂而装懂的方副帅冒充专家建议，将使焦炉命当天拆。等……又说：开始高炉是兴高彩烈，但了解到这些情况（不能开工之后）就垂头丧气，结果哭得天昏地暗，地动山摇，而惊动了玉皇大帝赶来抚慰与调查，听到土地的报告，玉皇大帝对高炉说：你之遇难并非天命乃是三大主义作怪，那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尤为利害，各级领导深中之害，以致不知下情，每日清淡度日不问大事，把重要问题都误了，如今人间大反三大主义，我想害人精将无立足之地了。……
+
+　　又污蔑说：有些领导干部作风不好，有点情绪就不上班，半夜里找到门诊部，病不大，有些腐化，作风不正，对干部姑息。
+
+　　又说：我们公司大少爷作风严重，自己花钱不问效果如何，李总经理处理问题不果断，决心不大，其他专业经理只是跟着李总经理后面跑，还说：冶金工业部夏副部长前来汉视察武钢工程质量，最后下了结论：质量好的多，坏的也多，性质是严重的，但李总经理级别高，夏部长都不赶/敢提意见就走了，等……。
+
+　　平时工作狂妄自大，“目中无人”摆架子，反抗领导，闹独立，经常接近的是些政治面貌不清和落后的人物，又视右派分子漆来哲为重要人才。
+
+　　根据以上在58年经过群众斗争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
+　　在反右斗争中的态度还比较老实，交代问题尚好，最后定案从性质上划为右派，而未给其他处分。
+
+## 二、划为右派后的表现和态度：
+
+　　1.张在58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后表现老实，守法认罪，服从监督，从未发现有各种破坏活动和违法的行为，特别是在各个中心运动中表现正常，没有反抗和不满言行。
+
+　　2.在劳动中态度老实服从监督，遵守制度，如今年2月在铸铁劳动把眼镜（近视眼）烧坏了仍是坚持干活。
+
+　　3.在高炉指导操作时，认真负责，作到了勤检查，细心操作，未出大的故障。在一高炉发生事故后日夜与大家苦战参加劳动和技术研究，为了高炉早日送风，在食堂早饭只吃了一半，就跑上炉子操作，所以群众反映：张寿荣不是过去指手划脚了，现在实际参加干工作了，并有人说：“张对高炉产生了感情”。
+
+　　4.今年10月在研究一高炉又一次炉凉事故中，张发现了二号称量车不精确（超载1000kg左右）找到了长期炉况不稳的原因，为今后高炉正常生产消除了隐患。
+
+## 三、处理意见：
+
+　　右派分子张寿荣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受资产阶级的反动腐臭思想较深，所以参加工作的目的是为了个人名誉地位，不能如愿就对党，对领导不满，虽在解放后经过了长期的改造和教育，而深溺其中不思自拔，遇到机会原形毕露，因此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他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的。
+
+　　但根据张解放前全部经历在学校读书；在历史上还未发现大的问题，反右斗争中态度老实，交待较好，划为右派后，认罪服法，接受改造，服从监督工作和劳动表现好，经群众评审同意摘掉右派帽子。
+
+　　按五类分子评审的标准我们的意见，应划为第一类，并摘掉右派帽子。
+
+## 四、今后使用意见：
+
+　　目前张在处理问题上还不太大胆，怕搞不好，出了错加罪于自己，也还是思想问题，另外现在表现的老实，也只是从表面上来观察，真正的是否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还需在摘掉右派帽子后考察，所以虽然摘掉了右派帽子，尚在一定的时期内不能作领导工作，不能参加重要的会议。由于专长不能调离高炉，也又须要提高警惕，继续加强改造教育，以观后效。
+
+　　（此意见妥否请审示）
+
+　　 中共炼铁厂党委组织部武钢炼铁厂保卫科60.10.23.
+
+　　填报单位：炼铁厂  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审批表
+
+## 59年10月20日
+
+　　
+
+　　   姓名 张寿荣 性别 男 年龄 32 文化程度 大学   别名 -- 家庭成份 资本家 本人出身 学生   原工作单位及职务 -- 籍贯 河北定县   主要错误事实：?集中攻击党的领导，丑化和谩骂党的领导干部，企图推翻党的基层领导?否定建设成就，夸大缺点，他说：武钢不像建设样子，公司搬来青山，上班仍是泡茶、看报。   群众鉴定：?一年来工作还是积极认真负责，交给工作能坚持想办法完成?检查不够深刻，没抓住重点，他的错误实质是否认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检查对群众路线看法罗列一大堆，把立场曲解为思想工作、方法、思想根源认识不深?一年来政治上进步很慢，总强调工作忙不参加学习。   所在单位党委意见： 党委同意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为进一步改造他的观点和思想方法，决定下放劳动一年。 59.10.20   上级党委批示： 该员工作表现还好，但对错误认识不深刻，群众还有很多意见，需下去劳动改造一个时期，现暂不摘掉其右派分子帽子。 59.11.11.   备注： --   
+
+　　填报单位：炼铁厂  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审批表
+
+## 59年10月20日
+
+　　
+
+　　   姓名 张寿荣 性别 男 年龄 32 文化程度 大学   别名 -- 家庭成分 资本家 本人出身 学生   原工作单位及职务   籍贯 河北定县   主要错误事实：（一）集中攻击党的领导，丑化和谩骂党的领导干部，企图推翻基层单位领导。（二）否定建设成绩，夸大缺点，他说：“武钢不像建设样子，公司搬来青山后，上班仍是泡茶、看报。”   群众鉴定：?一年来工作还是积极认真负责，交给工作能坚持想办法完成，?检查不够深刻，没抓住重点，他的错误实质是否认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检查中对群众路线的看法罗列一大堆，把立场曲解为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思想根源认识不深，?一年来政治上进步很慢，总强调工作忙不参加学习。   所在单位党委意见：一致同意摘掉张寿荣右派分子帽子，为进一步改造他的观点和思想方法，决定下放劳动一年。 炼铁厂党委 59.9.24.   上级党委批示： --   备注 --   
+
+　　摘掉张寿荣右派分子帽子意见
+
+　　张寿荣，出身于反动的资产阶级家庭，在学校读书时期，深受封建反动的教育，参加工作后也未得到很好的改造，因此严重存在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纯技术观点严重，主观性强，听取工人、工长的意见较差，强调个人作用，逞能干，好居功，好为人师，总想爬到别人头上，而不受别人的领导和指挥。
+
+　　1957年在党的整风运动中，恶毒的攻击党的领导，漫骂丑化党的领导干部，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否定武钢的建设成就，夸大缺点，并鼓动群众闹对立，因此张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大错误，成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张寿荣经过二年多的劳动锻炼生产改造，特别是通过1958下半年下放到铸铁机劳动锻炼，今年年初又先后到东西湖参加劳动，到湖北省冶金厅所属的汉阳钢铁厂、鄂城钢铁厂及黄石钢铁厂等处实践锻炼。特别是经过10月初参加抢救一高炉缸冻结事故考验，张确有悔改表现，在锻炼改造的过程中积极依靠党的领导和广大工人同志一起劳动一起商量，使一高炉的冻结事故能够提前一半多的时间处理好，尽出了一份力量，经群众鉴定：
+
+　　张寿荣对右派错误有了进一步认识和炉子产生了感情，工作中能时刻依靠党的领导，有事能找群众商量，确有悔改的表现，如老工人包秀良等谈了张寿荣自下放锻炼之后，不象过去光指示了，而是和大家一起研究商量，一起动手干，下放到铸铁机劳动后，不但能和群众一起劳动，搬铁块，汗流浃背，不叫苦，还和工人一起，除完成了反铁任务外，还到尾部支援，有一次眼镜被铁花烧坏了，仍然坚持干，在高炉值班真正做到了勤走勤看细心操作，每班十六个风口往返观查好几遍，在东西湖劳动中，表现也较好，特别是抢救一高炉炉缸冻结事故，不但能依靠党的领导勤请示勤报告而且还能拿起铁钳和群众一起劳动，一起商量，群众反映较好，甚至劳动了一夜清早去吃饭，当想起炉子送风问题时，着急连饭都没吃完，慌慌张张的跑上了高炉，（群众讲，经常因想到高炉就跑去）群众称之为给炉子产生了感情，在炉子恢复过程中一高炉又发生了一次大凉毛病，他能冷静下来认真的研究了炉凉的根本原因，找出了因称量车误差超标准800-1000公斤矿石，解决了长期以来炉温掌握不佳根本关键。
+
+　　2.张寿荣虽出身于反动的资产阶级家庭，有较严重的个人主义名利思想，但本人出身还较清楚，在北洋大学时期由于民族感，还参加过进步学生运动，况且其本人在参加革命工作之后，一直表现工作积极负责，犯错误后在劳动锻炼也还表现较负责任。
+
+　　3.张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冶金系，在学校成绩较好参加革命工作后，在鞍钢，或来武钢之后在高炉冶炼方面有一定的供献，可称真才实学，在这次一高炉事故恢复过程中又解决了称量车误差问题，对间各金江的一二号区型高炉的顺利开炉投产，都有一定供献，可称之有真才实学，如锻炼改造好后，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一定供献。
+
+　　鉴于以上事实，经厂党委会讨论通过张在犯错误后，经过二年多劳动锻炼改造，从实践考验中张寿荣在行动上言论上确有悔改的表现，况本人又有一定技术才能，并初步深悔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错误，在思想意识形态上也有好的转化，因此决定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
+　　是否得当望批示。
+
+　　活页材料记录表
+
+　　
+
+　　字第 号 月 日
+
+　　   部别 生产准备处 安全技术科 职别 工程师 性别 男 年龄 29 文化 程度 大学 毕业   姓名 张寿荣 原名 -- 出身 学生 成份 小资产 阶级 专门 技术 --   籍贯 河北定县 现住址 --   来历 何时何地 -- 何时何地 何人介绍 入党团 --   怎样来的 -- --   问题类别 -- 有无证件 --   
+
+　　材料记录
+
+## 一、家庭情况：
+
+　　解放前靠父工资生活，解放后靠父和本人工资生活。
+
+　　父亲张会承，53岁，山东济南东关下河崖8号，科长群众。
+
+　　母亲陈世敬，54岁，家务。
+
+　　妹，张映晖，23岁，共青团员，学生，现南京工学院。
+
+　　妹，张明晖，21岁，学生，现北京卫生学校。
+
+　　爱人张好学，共青团员，北京师范大学语文系毕业，现保定第二中学教书。
+
+## 二、社会关系：
+
+　　舅父陈功铁，国民党上校军官，现在台湾。
+
+　　表兄蒋春光，国民党海军军校学生，现在台湾。
+
+　　表兄刘茂，国民党军官，现济南工作。
+
+　　同学曹修仁，国民党员现石景山钢厂技术员。
+
+　　周荣章，天津北洋大学。
+
+　　同学王树声，现重工业部技术司钢铁科工作。
+
+## 三、个人简历：
+
+　　1939~1945  山东济南中学念书。
+
+　　1945~1946  天津工商学院土木系。
+
+　　1946~1949  北京高等学校毕业生学习团。
+
+　　1949~1952  鞍钢炼铁厂科长。
+
+## 四、主要问题：
+
+　　1.其父在抗战前作过高级银行职员。
+
+　　2.本人在大学时代曾参加反饥饿反内战事件，后为负责人，上海密斯特评论周报莫斯科新时代等杂志，又为北洋生活的总编辑。
+
+　　3.有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单纯技术观点。
+
+## 五、现实材料：
+
+## 1.表现在串联，到处点火：
+
+　　在整风开始公司召集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时，会前张到各组说：对处、公司有什么意见，我代表你们去说话，座谈会处长不参加，由李总经理亲自掌握，可大胆提意见。
+
+　　5月初张到焦化组说：你们搞的工程师怎么还没走，你看我 赵出差（出去搞矿石）我与赵经理一讲就立即走了。找处谈没作用。
+
+　　在整顿编制一开始即积极主张独立，成立厂的机构，到焦化组说我看你们人员够了，我有了你们那些人早就独立了，你们条件够了，并且在整编工作初期，处理布置首先在各科组长干部中酝酿，张未经请示即串连庞大维，把炼铁、烧结、焦化、耐火四个组的所有干部集中在一起，让群众讨论，由于群众不明领导意图会上大发牢骚，悟语者不乏其人，打乱了处理对这一工作的统一安排。
+
+　　当庞大维工程师提出干部处乱搞，来了人不知干什么。不像包钢、鞍钢，人到了立即宣布担任什么职务，张说，可不是这里是乱七八糟的。
+
+## 2.表现希望另搞一套组织和对组织不满：
+
+　　徐子莫处长说：公司领导不行，真难搞工作，必须从鞍钢从头到尾搬一套来，张接着说：这里缺乏有名望的人，顾工程师也缺乏名望，包钢把杨树堂调去啦（杨树堂是鞍钢的工程师，生产处长）
+
+　　在整编中积极主张独主，张曾说：现在处里不但不能帮助各组搞工作，反而是起阻碍作用，如我们要搞矿石，煤源备品订货处内不支持，不要搞规划，搞外出，不过组织形式限制不了我，我直接找经理，独立是肯定了的，各组的意见都一致，没有再讨论的必要，还说：筹备组工作搞不了（指处）反而碍事，越搞信心越不足。
+
+　　张曾说：高炉是否能投入生产，最大的障碍是领导作用（事在人为）
+
+## 3.表现在平时利用工作过别的缺点、现象夸大其事，散布流言胶语，挑拨群众不满情绪。
+
+　　丑化老干部和领导：张曾说：领导作风不好，半夜找门诊部，病又不大，有些腐化，凡不正对干部姑息——帮助教育不够，姑息有余，希公司彻底检查，不处理不能平民愤，有的作风很坏，有的染上腐化习气，朴素的人很少。
+
+　　挑拨上下级关系，张曾说：武钢严重的存在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如汽车、芦山休养、理发、看病、买油、肉，一切等级出发，他曾对琴英同志说：我在鞍钢就是处级待遇，（实际也是49年参加工作，在鞍钢为助理工程师，张还说，只照顾处长科长，作工作的人还科长。当处中没有要到车票时，张说靠处内没有，不解决问题，你看我一到吴处长那里就要到了两张。
+
+　　渺视老干部，当公司召开审查人员计划会议时，李处长通知各组去一人，张说公司也没叫我们去，是处搞不了，平时不管，要汇报没有法就抓我们去。在整风学习中张曾说：我觉得我们公司工作总是搞不好，问题总是解决不了。其主要原因是机关作风，不是企业作风，总经理叫汇，但汇报的人也不了解，不深入，如有一次经理问设备处长情况，处长也不了解，不是坐在旁边科长写给他的条子，张还说，公司作风拖拉，一点也不紧张，有事我们着急，而公司不着急。
+
+　　散布流言飞语，挑拨群众不满情绪。张曾说：行政处处长一个人在武建要了一间房子，比经理还舒服，行政科长有棕床，连小孩保姆都有，乙方干部也有，只有我们这样糟。（指与爱住厅房）张说：我们公司在汉口租房子住，每年开支不够，为什么不早一点建修房屋，早点建修不是节约吗？汉口大楼一年的租金，就可以建筑我们现在住的办公楼一座，青山工人村的房子浪费是严重的，这类的检查起来还是少的。
+
+　　（?在搞设计节约时，魏经理要他放弃某些非原则意见，他在宿舍里说，鞍钢的马经理只学了炼钢，我们魏经理也只学了炼钢，所以对炼钢的意见很支持，对炼铁就不一样，要我们减渣缶并说，凡我不同意的，我就坚决不签字，有人对他说，若是经理作了决定，你还是应该签字，张说，经理同意，我也不签字，因为我懂技术，将来坏了事，还是我的责任，又说，设计院真大胆，设计修改好没事，假若坏了事那时就扣到你头上来了，我才不干这样的事。）
+
+## 4.表现在否定成绩夸大缺点：
+
+　　公司工作要求表面不实际，培训一样培训一千多人培错了，搜集资料去的人多，搞的材料不够用，是大少爷作风。
+
+　　今年公司布置搞规划，张极反对并说：要搞规划首先应检查去年生产准备工作的缺点，去年也是规划，但机修系统的生产准备工作这样糟，机修、锻造开不了工是什么原因，去年外出活动有什么收获，只有我搜集的图纸是有用的。
+
+　　在整风学习中张说：全国讲成绩是主要的是对的，但具体单位就不一定。
+
+　　在搞节约措施中张说：铁山用了这么多钱，现在还不出矿石，如不改变作风，为一高炉也要花很多钱，到时也出不了铁，张过去还说，公司是大少爷作风，铁山花了很多钱不知道。
+
+　　在整风学习初期张说：公司大有为工程作而工作的现象，计划处就是为计划而计划，劳资处是单纯调人的观点，设计处只负责管了几张图，又说如■电影院总经理决定“五一”要看电影，现在还没有完工，反正做了一次决定，第二次再做，第三次再做。张又说：我工会与行政的关系如何，不清楚，值得大家来研究讨论，关于体力劳动问题，只挑两筐土，形式主义，不能解决问题，在李经理的整风报告，没有分析公司工作的具体问题，因而做为公司工作检查，报告是不够的。
+
+## （一）主要的错误事实：
+
+　　由于张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参加工作后对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未得到很好的改造，工作是为了名誉地位，达不到目的就对党对领导不满所以在57年借我党整风之机，向党进行了恶毒的污蔑和进攻。说：武钢管理很混乱，李总经理没有经验搞不好。骂方总工程师：计划安排不好，焦炉质量不好，质量事故是由于遇见了狗头医生那不懂装懂的方副帅冒充专家建议将使焦炉命当夭折。
+
+　　又说：开始开高炉兴高彩烈，但了解到这些情况（不能开工）之后就垂头丧气，结果哭得天昏地暗，地动山摇，而惊惊动了玉皇大帝赶来抚慰与调查，听到土地的报告，玉皇大帝对高炉说：你之遇难并非天命乃是三大主义作怪，那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尤为利害，各级领导深中三害以致不知下情，每日清淡度日不问大事，把重要问题都误了，如今人间大反三大主义我想害人精将无立足之地了……。
+
+　　又污蔑说，有些领导干部作风不好，有点情绪就不上班，半夜里找到门诊部，病又不大，有些腐化，作风不正，对干部姑息。
+
+　　又说：我们公司大少爷作风严重，自己花钱不问效果如何。李总经理处理问题不果断，决心不大。其它专业经理只是跟着李总经理后面跑。还说：冶金工业部夏副部长来汉视察武钢工程质量最后下了结论：质量好的多，坏的也多，性质是严重的，李总经理级别高夏部长不敢提意见就走了，等等。
+
+　　平时工作狂妄自大，目中无人，摆架，反抗领导，闹独立，经常接近的是一些政治面目不清和落后人物，又视右派分子漆来哲为重要人才。根据纠正在58年经过群众斗争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
+　　在反右斗争中的态度还比较老实，交代尚好，故最后定案从性质上划为右派而未给其它处分。
+
+## （二）划为右派后的表现和态度：
+
+　　1.张在58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后表现老实，守法认罪和服从监督，从未发现有各种破坏活动和违法行为，特别是在各个中心运动中表现正常没有反抗和不满言行；
+
+　　2.在劳动中态度老实，服从监督，遵守制度，如今年自在铸铁劳动，把眼镜（近视眼）烧坏仍坚持干活。
+
+　　3.在高炉指导操作时认真负责，作到了勤检查，细心操作，未出大的故障。在一高炉发生事故后日夜与大家苦战，参加劳动和技术研究，为了炉子送风在食堂早饭只吃了一半就上炉操作，所以群众反映：张寿荣不是过去指手划足现实际参加于工作，并说张对高炉产生了感情。
+
+　　4.今年10月在研究一高炉又一次炉凉事故中张发现了二号称量车不精确（超载1000kg左右），找到了长期炉况不稳的原因，为今后高炉正常生产清除了隐患。
+
+## （三）处理意见：
+
+　　右派分子张寿荣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受资产阶级的反动腐臭思想较深，所以参加工作的目的是为了个人名誉地位，不能如愿就对党，对领导不满。虽在解放后经过了长时期的改造和教育，而深溺其中不思自拔，遇到机会原形毕露。因此，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它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的。
+
+　　但根据张解放前全部经历在学校读书，在历史上还未发现大的问题，反右斗争中态度老实交代较好，划为右派后认罪服法，接受改造，服从监督工作和劳动表现好。经群众评审同意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
+　　按五类分子评审的标准我们的意见，应划为第一类，并摘掉右派帽子。
+
+## （四）今后使用意见：
+
+　　目前张在处理问题上还不大胆，怕搞不好，出了错加罪于自己，也还是思想问题，另外现在表现好老实，也只是从表面上来观察，真正的是否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还需在摘掉右派帽子后考察，所以虽然摘掉了右派帽子，而在一定的时期内不能作领导工作，不能参加重要的会议。由于
+
+　　张寿荣，男，33岁，河北定县人，汉族，
+
+　　现住：青山区蒋家墩大街坊28栋6号，家庭出身资产阶级，个人成份学生，大学文化，反右前任工程师。
+
+　　父：张会承，曾当过伪银行主任，副经理，现在淄博工业学校任总务科长。
+
+　　母：陈世敬，家务。
+
+　　爱人：张好学，武钢子弟小学副校长（共产党员）。
+
+## 主要社会关系：
+
+　　舅舅：陈功钱，伪上校军官现逃台湾。
+
+　　表弟：陈春元，国民党海军学校学生现逃台湾。
+
+　　表兄：刘茂，国民党军官，现在济南工作。
+
+## 简历：
+
+　　1937年山东省立第一小学读书
+
+　　1938——1939济南小学读书
+
+　　1939.8——1945.7济南中学读书
+
+　　1945.10——1946.10天津工业学院读书
+
+　　1946.10－1949.7天津北洋大学读书
+
+　　1949.9——1956鞍钢见习和助理工程师
+
+　　1956——武钢至今
+
+　　张寿荣在整风鸣放中的言论和行动
+
+## （附大字报底稿部分）
+
+## 张寿荣在整风中的言论
+
+　　5月3日，小整风会讨论整风指示的第二次发言中说：公司大有为工作而工作的现象，如计划处就是为计划，只要把计划安排一下，投资安排一下，就算完成任务；劳资处是单纯的调人观点，只是完成调人数目，不管调来的人如何？是否与机构相适应，设计处也只是负责来了几张图纸，关于设计修改的事，就是不大愿意管。
+
+　　总的来说，是没有为生产，为现场服务的观点，就是为单纯的、局部的任务而工作，就生产准备处也就单纯的考虑生产准备。
+
+　　9月18日，小组会发言说：武钢管理的很混乱，一般武钢经理没有经验，但是有些客观原因，公司只采取外出学习的办法，是否可以由鞍钢调来一些有企业管理经验的经理，比如芦经理派去学习，是否和鞍钢换一下，实习工作一段时间，一些工程技术人员是否从鞍钢调来，而经理也应该是比较有经验的有实际的具体锻炼，才能够搞好工作。
+
+　　9月23日小组会发言前，对尹宗发讲：我们公司缺少一个象马经理（指鞍钢马宾经理）那样的副总工程师，李总经理恐搞不好。焦化炉都没定下来，……是54年开始管理的。
+
+　　在其发言中说：公司最关键的问题是表现在始终不离机关作风，每天上班就往办公室一坐，吃杯茶喝杯水，有事就干，无事就看报，不像企业的样子，一点不着急，有很多问题只要深入一点就行了。……
+
+　　9月18日与23日的发言摘录与当时情况相符。
+
+　　 陈瑞光  8.26.张寿荣
+
+　　5月3日的发言摘录与当时情况相符
+
+　　 王磐  1958.8.27
+
+　　9月18日与23日的发言摘录与当时情况相符，5月3日的发言情况虽没听见，但是以后的发言中也讲过这些言论。
+
+　　 宋盛梅  58.8.28
+
+## 高炉外传记
+
+## 第一回  兴高彩烈，游工地，焦炉传恶耗
+
+## 痛哭流涕，逢玉帝，高炉闻喜音
+
+　　话说自从一号高炉决定58年底开工以后，高炉很是高兴。加上基础工程浇灌质量优等，报纸一登，使得高炉心花怒放，兴高彩烈。在这武汉地区，冬天来得迟，虽农历十月光景，天气仍然暖和。一日天朗气晴，阳光之下，颇有春意。高炉闲日新无事，想起了焦炉弟兄，便信步向焦化厂走去。只见汽车马车东来西往，挑土的工人熙熙攘攘，耐火砖小泥管堆了一地，煞是热闹。高炉看到这番光景，心情更加愉快。不知不觉走进了焦化厂，抬头一看，焦炉老大正在晒太阳呢。高炉问道：“老焦，你可好啊？”焦老大说：“还好，虽然不幸，遇见了狗头医生，吃了些苦头，但好在还不妨事。老高，你可好？”高炉道：“很好。不知你遇见了什么狗头医生，吃了什么苦？”焦老大说：“不提此事还则罢了，提起此事令人气愤难忍。都是那不懂装懂的方副帅，冒充专家建议，用普通砼代替了耐火砼。如果埋下此祸，将来小弟命当夭折。幸亏苏联专家解救，已决定重作了。否则你我弟兄就只有黄泉相见了。”言下不胜愤慨。
+
+　　高炉看焦老大愈说愈气，就连忙把话岔开，问道：“老二那里去了？”焦老大说：“他倒悠闲，去峨眉游山玩水去了？”高炉问道：“明年就要开工，他难道如此逍遥？”焦老大说：“你难道不知，老二已经延期到59年4月开工了。”高炉大惊，问道：“我一天要用一千五、六百吨焦，你又出不了这么多，如何是好？”焦老大说：“听说无妨，在长江边上安排了一个堆场，我提前开工，存些焦炭，等你开工，不足时自行取用便可。”高炉道：“那运输问题，如何解决？焦炭装卸，十分困难。必将使用大批人力，尚不能保证及时供应。”焦老大说：“人们自有打算，干我们屁事！”高炉说道：“那时不干你事，我却饿着肚皮。”言下不胜唏嘘。如同浇了一盆冷水，他那兴高采烈的劲头风烟消云散了。
+
+　　高炉愁眉苦脸的别了焦老大出来，也无心看那风景。不觉之间到了烧结厂。看到烧结机在低着头出神。高炉喊道：“老弟，你想什么？”烧结抬头一看，见是高炉，便答道：“那阵风把你吹来？”高炉道：“今日好不爽快，我日后的粮食有问题了。”接着便把二号焦炉推迟一事叙说一番。烧结听了，问道：“比这更坏的事也有，你难道不知道我的地质资料出了问题，选矿地质情况严重变化。我正在为此事发愁。选矿问题不易解决，恐怕59年一季开工无望了。”接着便把选矿地质变化之事叙说一番。
+
+　　高炉愈听愈难过，最后泪流满面。哭道：“我不幸触怒天颜，祸不单行。选矿迟开，焦炭不足，叫我如何过活？”于是放声大哭，只哭得天昏地暗，地动山摇。
+
+　　玉皇大帝在天宫听得人间哭声阵阵，便带了左丞右相到人间查访。高炉正在哭得伤心。玉皇大帝到高炉身旁，问道：“你偌大个汉子，何不努力营生，却在此妇人般的啼哭，岂不羞煞人？”高炉见他前拥右卫不知何等人，便着实答话：“并非我好啼哭，乃是不得已耳。”便把不幸遭遇叙说一番。
+
+　　玉皇大帝听罢，沉思不语。忽然之间，面带笑颜道：“你不用啼哭。听土地报告，人间正在整风，你这件事何不在整风中解决？你去找他们谈谈，岂不好些？何必在此啼哭！”
+
+　　高炉一听，不由得心情开朗，破涕为笑，问道：“虽说在整风中解决，不知如何解决法？”玉帝答道：“你之遇难，并非天命，乃是三大主义作怪，那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尤为利害，各级领导深中此害，以致不知下情，每日清淡度日，不问大事，把重要问题全误了。如今人间大反三大主义，我想害人精将无立足之地了，你且去定可解决。”高炉听了，信心百倍，便道：“好，我即去也。”言罢，拜谢玉皇大帝，大踏步而去。
+
+　　正是：痛哭流涕中何用，解决还要靠整风。
+
+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 看！二号焦炉推迟到59年4月带来的困难。
+
+　　1.二号焦炉不开，高炉每天缺500吨块焦，何处来？
+
+　　500吨焦炭装卸运输，如何解决？要多少人，多少车？
+
+　　堆场要搞多大？能否保证高炉生产3个月？
+
+　　一号焦炉要生产多少天，才能存够3个月的焦炭缺？
+
+　　2.焦炭堆场，3万5千平方米，一点也不能少。
+
+　　装卸工150人，是最低数。
+
+　　底漏车，15辆，一辆也短不了。
+
+　　加上回焦槽一个，4万8千元。
+
+　　共计30万元投资，只能多不能少。
+
+　　3.化了这些投资能不能保证高炉生产？
+
+　　难说。
+
+　　焦炭两种混用，困难重重。
+
+　　将使高炉忽冷忽热，燃料结瘤。
+
+　　更不提运输多事，焦槽长空。
+
+　　高炉饿着肚皮，低压又休风。
+
+　　4.难道设备不到，或是没有耐火材料，
+
+　　使得二号焦炉不能出焦早？
+
+　　不然，不然。
+
+　　它的设备和一号焦炉一起到。
+
+　　耐火材料最多只差一个月。
+
+　　为什么要推迟二号焦炉？
+
+　　不知道，不知道。
+
+　　也许，在高炉系統中，他并不重要！？
+
+## 设计总公司第一分公司产品推销广告
+
+## 张寿荣
+
+　　本公司经营以下业务：
+
+　　一、批发部：本公司大力推销：
+
+　　1.摩擦压砖机代替水力压砖机，保证价格低廉，至于制品质量属于操作问题，本公司不予保证。（丑化领导突击例子）
+
+　　2.手动闸阀代替供水管系电动闸阀，保证价格低廉，充分使用人力，至于事故供水，属于操作熟练问题，本公司不予保证。
+
+　　3.树支状供电方案，保证节约电缆，至于事故影响问题，本公司不予考虑。
+
+　　4.烧结机用干式除尘代替水力除尘，保证节约材料，至于除尘效率，有待生产实践解决。
+
+　　5.石灰石破碎间，由烧结厂移至矿山，保证节约投资，至于运输问题，由生产解决。（形容领导本位主义）
+
+　　二、零售部：本公司欢迎选购：
+
+　　1.不带过负荷保险装置的变压器。
+
+　　2.简化式的各种平台走梯。
+
+　　3.射光式各种电晶照明。
+
+　　4.渗水式各种不防水的地下建筑场。
+
+　　三、加工部：本公司欢迎来料加工：
+
+　　1.专门加工进口采暖通风设计，保证简化各种通风采暖设备，使厂房温度不超过气温10℃以上。
+
+　　2.专门加工进口各种电缆设计，缩小断面。
+
+　　3.专门加工进口各种抗渗设备设计，大力推广人治持久性修法。
+
+　　4.专门加工进口各种计量设计，提倡目力观测。
+
+　　5.专门加工进口原料场抓斗吊车，提倡操作手动化方向。
+
+　　四、减价部：本公司抛售以下呆滞产品：
+
+　　1.烧nnn石n窗，可用作耐火材料象征nn烧。
+
+　　2.标准1386M3高炉1200W矿冷却壁全套。
+
+　　3.……
+
+　　品种繁多，花色新颖，独出心裁，巧夺天工，欢迎顾客亲莅选购。
+
+　　货物出门 概不退换
+
+　　只设不计  只求今日节约 不管他年遭殃
+
+## 这些问题不解决能保证明年主体车间生产吗？
+
+　　一、原、燃料问题
+
+　　明年主体车间生产要大量的铁矿石，计划规定应当由铁山供应。铁山的情况怎样呢？虽然明年第三季度定成625万M3剥离量，但是不能完成设计规定的矿石生产量。不仅是59年以前矿石生产量不够，而是一直到61年都不够，而铁的矿不是少数，估计到61年铁200－300万T，矿石不够，怎样能够保证高炉生产呢？
+
+　　铁山是我国有数的大矿，投资也很可观，为什么搞了几年铁矿产量达不到规定产量呢？这个问题值得来个调查。
+
+　　对于矿石的问题，公司又作安排，但是具体如何解决还没有指定方案，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我们能让高炉半饿着肚子到61年吗？
+
+　　炼焦煤的供应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根据目前情况，我们的焦炉在58年很难得到足够的洗煤，如果煤供应问题解决不好，焦炭数量和质量如何保证？自从55年以来，公司对炼焦煤的供应问题未作适当安排，现在时间也很紧迫，需要突击解决。
+
+　　矿石和煤是钢铁企业的主要食粮，如果没有足够的矿石和煤，我们的烧结、焦化炼铁等主体车间是不能正常生产的，更谈不到达到0.67的高炉■高，容积利用系数了。
+
+　　这两个关键问题公司是了解的，但并未彻底解决，现在时间已很紧迫了，需要请公司领导上亲自动手，大力突击解决了，否则我们的工作要长期处于被动状态。
+
+　　二、甲乙方关系问题
+
+　　几个主体车间的某些工程的质量是很差的，原因虽然多，工程质量监督未搞好是主要原因之一。在施工过程中，甲方只有不验收权和提意见权，工程已搞坏了，不验收又有什么好处？难道都和耐火一样把搞坏的基础炸掉吗？这样做不是更大浪费。
+
+　　施工过程中，工程质量监督是必要的，对于质量不合格的工程，甲乙应当有停工权，这样可以避免更大的浪费，甲乙方关系问题公司已研究了好久，但拖了很长未解决，这样做对工程质量有好处吗？能保证明年的生产吗？
+
+　　希望公司领导在整风中边整边改，把拖拉作风扭转一下。
+
+　　 张寿荣
+
+## 1957年6月20日向党委李志润谈话摘要如下：
+
+　　工作拖拉如补修供电问题，拖了半年多未解决，在汉口有人上班打扑克工作一点也不紧张，这样情况不改，明年生产不了，没着急的事，有事咱着急，公司不着急，许多工作进度很慢，不像搞建设的样子，有些领导干部作风不好，有点情绪就不上班，半夜里找门诊部，病又不大，有些腐化，风不正，对干部姑息，李处长的爱人什么事也不管，叫别人给他送饭、水，服务员专招待他，又如黄绍周，有的上班打扑克，黄秘书专领补助不像话领导同志应克苦些——帮助教育不够，姑息有余，我希望全公司彻底检查，来纠正作风，发扬正气，有的作风很坏，有的染上一些腐化习气，朴素的人不是很多的——武钢在一些人中间严重的存在着特权思想，官僚主义，阶级观念。——为去厂前区坐汽车最初规定了年老的，孕妇或处级干部才可以坐是不合理的，很多事从等级出发。芦山休养也是级别，又如理发、看病、买肉、打油、鸡也分，处长可买母鸡，徐为楷叫大夫去看病，大夫去了他在打牌，大夫不高兴，只照顾处长，经理科长不照顾也不好，作工作的人还是科长，在生活问题上不应相差太大，参加体力劳动是好的，另外要多接近群众，只挑两筐土不改变工作作风，形式主义不解决问题。
+
+　　关于增产节约作法，应从检查工作，检查浪费的基础上着手，我们公司“大少爷”作风重，自己花多少钱不知道效果如何，为铁山工化7000万元，今年要化将近一亿元是全国露天矿中最高的，可是到61年还达不到国家规定的矿石产量，机修厂房柱子歪了，工地食堂柱子歪的不敢进入，耐火洋灰狗洞空的放进人头，四号水泵站几天出了六次事故，安装质量不好，这就是“大少爷”作风，只花钱不问效果。
+
+　　高炉生产的最大障碍是作风问题和甲乙方管理基建的机构和甲乙方的体制的工作，鞍山十个月建成一座高炉，我们炉子即大，时间有一年半呀！“事在人为”我们的条件还是好的，有全国的支援。
+
+　　对干部提的意见考虑不够，焦化杨立原主任，调来当生产科长在鞍实习二个月来以及干部处确定径直主任，提了意见还没有解决“径直”是副产的，他就不管工作等在苏的厂长。庞大维烧结车间副主任现在没明确，干部思想不安定，妨碍干部积极性的发挥。
+
+　　在调干方法上包头先去，头头安排全盘工作，工作就主动些。
+
+　　在生产准备工作上爱求表面不实际培训也一样，一千多人培错了工种，搜集资料去的人多，搞了材料不能用，这也是大少爷作风。
+
+　　生准处综合科没有多少工作，对李处长有意见各筹备组具体工作管不了这么多，反而碍事，这机构需早考虑解决，李处长不是兢兢业业的而是加使人的，不作具体工作表面的假，去年出去搜集资料化了很长时间浪费人力和钱，没有解决多少问题。提意见解决的没解决不了，信心就低，处领导对各组的帮助不够对关系上支持不够，我们现在的情况就像远离莫斯科地方书中的开始建设的情况希望通过整风整顿工作也和书中一样把工厂建好。
+
+　　 张寿荣
+
+## 张寿荣借党整风时所放的毒草
+
+　　于1957年11月中旬 地点当时炼铁厂办公室，在一次鸣放会上，张说：“公司李总经理在工作上处理问题不果断决心不大，又说他只下两个决心办两个事?公司办公地点搬家由汉口搬青山区蒋家墩，第二个事，专家招待所在一定日期盖成”
+
+　　 黄世兴8月17日
+
+## 关于张寿荣的材料
+
+　　约在57年4月，张曾经说过，大意是鞍钢袁总经理有像马宾副经理这样好的助手，所以搞得好，武钢李总经理没有得力的助手，所以没有鞍钢搞得好，武钢一定要有两个好的副经理（基建、生产）作李总的助手。
+
+　　57年5、6月间，张曾说其大意是，多种技术资料，用不着发给经理处长，发了徒然浪费，鞍钢炼铁原厂长就这样做的（前些时，有些同志建议译编一些国外国内新技术资料，以传播经验，工程师室将此意见上报，经理同意，我告诉他经理同意了，当时他说的，以后因事多，也未曾编译过）
+
+　　张历来就看不起武汉，总说武汉无人（指技术高明的人），57年6月，张曾说大意是武钢技术力量太薄弱，事情搞不好，以后又说过，大意是鞍钢有个杨树棠（工程师，生产处长），武钢就少出名的人，其意思是说鞍钢有出名的工程师事情就搞好，武钢少这样的人就搞不好。
+
+　　（由于时间隔得较久，日期记不准了。）
+
+　　 顾传沂（生产技术处）1958年7月15日
+
+## 检举
+
+　　1.去年7月公司进行修改设计节约时有一天早晨我也去汉口参加修改设计会，总机械师徐子英处长与炼铁张寿荣同志在公司（汉口南京路）附近小面铺上吃热干面，开始他俩谈起修改设计内容，公司领导不争，设计院占上峰，徐说：“武钢自领到下面应当自鞍钢搬一套来”，张寿荣说“是呀，武钢缺乏有名望的人，像顾工程师也缺乏名望，像包钢从鞍钢调了杨树棠去，现面工作就好搞”瞧不起领导认为才不够。
+
+　　2.在去年5月份时有一天我们焦化组正在谈起煤源的问题，张寿荣同志进来说，“怎么你们王汝源工程师还没外出，你看我们搞铁矿的早就走了，这事找李处长没用，我给赵经理一说隔一天就派人外出了，你们拖了那么久”语气中充分瞧不起老干部nn认为解决不了问题。
+
+　　 焦化厂  杨立58.16/7
+
+　　根据记忆张寿荣曾不止一次说过，生产准备是过渡处，处长将来不会负责任的，要负责任的，正是我们，以及组织机构，限制不了我，事在人为，等类似的话。但由于时间太久，不能回忆起具体时间、地点。
+
+　　 石磐  58.8.28
+
+　　一、去年7月公司搞设计节约时，我们都住在汉口商业大楼（原来公司办公大楼）侧边的招待所内，一次中午休息时间，张寿荣回到宿舍来，在睡午觉前，他说：“魏经理不支持我，要我减一个渣缸”。我说：“怎么会不支持你”。他说：“鞍钢马经理是学炼钢的，我们魏经理也是学炼钢的，所以对炼钢的意见很支持，对炼铁就不一样，要我们减渣缶”，并说：“设计院指出要我减三个，魏经理要我减一个”。当时我认为张说魏经理只支持炼钢的意见是不对的，所以我说：“魏经理也支持我们，设计院担出要减均热炉吊车，魏经理也不同意”。张又补充说：“那么魏经理也支持你们，反正他要我减一个渣缶”。
+
+　　（#（当时还有吕庆云工程师也在房内，可能他也记得））
+
+　　二、又一次下午，在招待所宿舍内，只有我与张两人，谈到设计节约问题（记忆可能是谈到电除尘器的问题）张寿荣说：“凡是我不同意的意见，我就坚决不签字”，我说：“若是经理最后作了决定，你还是应该签字”。张说：“经理同意了我也不签字，因为我懂技术，将来坏了事还是我的责任”，之后又说：“设计院真大胆，设计修改好了，今后没事，假如坏了事，那时就要扣到你头上来了，我才不干这样的事”。
+
+　　三、又一次在开设计节约讨论会时（讨论总图运输或是水道问题记不清了）（地点在商业大楼三楼会议室外面走廊上）我们坐在一块阅读，张说：“铁山用了这么多钱，现在还不能出矿石，如不改变作风，为一高炉也花很多钱，到时也出不了铁”。（这类似的话在整风会上也说过）
+
+　　 轧钢厂筹备组  石磐  15/7
+
+## 关于张寿荣在整风中的右派言论揭发
+
+　　在1957年9月23号整风小组发言中地点在蒋家墩中央试验室（领导作风专题讨论）小组会上有20多个人各单位人员自由参加的，时间是当天下午。小组会上当尹忠发（焦化厂机械机师）发言时将结束时而张寿荣虽时插上说：我们公司缺少一个像马经理那样一个副总工程师的（马经理是鞍钢总副经理）
+
+　　李经理恐搞不好，焦化矿都没定下来，这里是从54年开始管理至现在……
+
+　　 揭发人  武钢机械化动力站汽车厂温树田1958.8.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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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树田同志所提供的材料可供你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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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6.
+
+　　该同志是我队分队长，该人是中共党员，来我队工作，思想很积极，此材料可供你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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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钢汽车大队党支部 董清禄1958.8.16.
+
+## 张寿荣借党整风时所放的毒草
+
+　　于1957年12月份一次鸣放会上张寿荣对夏部长对武钢的建设评价：“好的多坏也不少性质是严重的”，可是张寿荣对夏部长的正确评价不同意，张寿荣认为坏的多同时又说夏部长级别没有李总经理级别大不敢提意见没有决定和处理就走了。
+
+　　 黄世兴1958年8月26日
+
+　　张寿荣在1957年11月份，冶金部夏部长到武钢视察工程质量，对武钢工程质量作了如下结论“好的多，坏的也不少，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张寿荣认为这个结论他不能同意并说夏部长来了一趟没有解决甚么重大问题。
+
+　　 王洪顺1958.8.25.
+
+　　去年11月，在我们小组学习后休息时，张寿荣对我说：“方总不但独断专行，而且会冒充专家建议。”他说方总有一次对他说“专家建议砼应当算初凝时间”，我不相信，跑去问专家，结果专家说没有这个建议，这纯粹是方总冒充专家建议。又有一次，方总说焦炉炉底专家建议不要用耐热砼，实际上专家也没有这样建议，这都是方总冒充专家建议，把质量搞糟了。
+
+　　以上这些，是我亲自听到他说的
+
+　　 杨秀敏 58. 8. 13
+
+## 关于整风前后张寿荣对公司经理的看法在背后论点：
+
+　　1.张：李总经理工作还行，但也就是原则性的掌握一下，可是也不解决问题，有一些会议由于他光知原则，但不知具体情况，就什么事也不能决定，开个会有头无尾，最后还是不解决问题，如一次公司召开的基建进度会（在生准处小屋讲的，听者，庞大维、我和n谈论）
+
+　　2.下面各个专业经理只是跟在李总后面跑，什么也不决定，又nn了解，既官僚又草率（同上面情况一样和庞大维讲，我在旁听到的）
+
+　　3.王经理：“在他看来还是较强的经理，可是也得听李总的话，有些重要问题，很主观不听取群众的意见，因此决定的一切事业不是令人满意的。尤其是对工程技术人员发挥力量不够（在讲李总以后，他当我自己讲过，可是当庞也讲过，因我不了解情况没开口，他讲完就算了。）
+
+　　4.赵前经理：在他看来这个经理是很忠厚的，可是有些大偏信一些人，不了解情况，官僚主义严重，不懂业务，对一些问题不能果断的处理。因此赵经理领导生产会成问题，不能像鞍山马宾样子，所以去鞍山实习就不回来算了，和鞍山换下，这样可以加强武钢的生产领导。（和庞大维、杨立等人在议论，我也在旁听到的。同样在生准处小房内）
+
+　　5.其他的经理他根本没在眼里，认为什么不是，又官僚又主观，好像一天不务正业，什么不作，只是上班泡泡茶，下班了就走，不了解业务，又不很好掌握情况。因此他讲，武钢要建设好，需有几个强有力的像鞍山马宾一样的经理来领导才行。去鞍山的不用回来了，把鞍山的经理调来几个人就好了。
+
+　　（在中央试验会内发言讲的。）整风后期，第二次高潮，专题讨论（领导整风小组）
+
+　　二、对于干部使用上
+
+　　偏看技术不看政治：如漆右派到厂里来时，认为漆是大学生，是搞冶炼的，因此当面允许职务是煤气技师。他认为高职的不行，技术低，如金世斌，讲是工人也不能搞炼铁厂的煤气系统，这样重要的工作是搞不来的，只有大学生，有几年经验的才行。因此他选用的干部，只要是大学生，不论出身是阶级品德怎样，是否是真心为人民服务，这些全不管，因此选了漆来哲、肖雄飞。（当我讲的）
+
+　　 宋盛梅58.8.13.
+
+　　关于夏部长来武钢后，召开的科以上工程师会，张工程师感到很不满意：他自己在会后就和庞等讲：夏部长作的结论很不恰当，说武钢的成就是主要的，但是缺点也不是惊人的。当报告成绩时讲的很多，可是提到缺点就说下次再讲，也不提了，后来我们开会的劲头也不大了。（在炼铁的办公室内和漆还讲过，后来当王洪顺，黄世兴来了后和他们还讲过。）
+
+　　（宋  58.8.25）
+
+## 关于张寿荣的两点情况
+
+　　一，对赴苏学习人员的认识
+
+　　1956年由鞍钢炼铁厂抽调一批技术干部与工人为武钢培养送苏联学习，当张寿荣工程师确知调至武钢时他就做了评价给赴苏学习人员如1956.4.在鞍钢试验炉信号室说：“给武钢培养的去苏联学习的都是没有培养前途的，举出王洪顺、黄世兴等人是高职毕业。为什么不培养博士等人呢？”由此可见他对这批人的估价是很低的，同时也反应出他对党所决定的问题的认识。
+
+　　二、向武钢调人方面：
+
+　　因张工程师先来武钢而且负一定责任所以就选择各方面的干部，如：机械方面调任蒿蓭，曾给去信与口信要他在鞍钢主动要求一下，武钢方面再调就有可能实现双方愿望更促使任蒿蓭的工作不安对领导不满（因不让他来武钢），电气方面调葛廷敏机械方面还想调韩树人这些人在思想都是有问题的如任蒿蓭是历史反革命其余工人是右派。这就证明他的思想中在用人方面是丝毫不问政治的，单纯从技术观点来看人。
+
+　　 ■学新1958.8于武钢炼铁厂
+
+　　我认为7月21日张寿荣工程师的检查不够深刻不够全面
+
+　　现补充如下：
+
+　　1.去年夏部长来调查武钢建设情况，走后，张寿荣在小组里说过（闲谈也谈过）“夏部长来这里溜一趟，呆了这么多天，大家对他有很大的希望，临走时，对武钢建设下的什么结论呢？他说武钢建设成绩是很多的，缺点是严重的，他是部长怎么做出这么含糊的结论呢？怎么还说成绩是很多的呢？”
+
+　　为什么他除了要撤换武钢领导外，还要对中央干部不满？
+
+　　2.张寿荣是公司里技术权威之一，去年是公司机要人物之一，很多公司级重要会议都参加了，很多建设单位他都有接触，情况了解，因此他对武钢建设的每一句评语都有说服力量，使人深信不疑，他不但在整风讨论会中强调武钢缺点，还亲自参加“浪费展览会”，主办“生产准备展览会”这样不单是供给右派诬蔑党攻击党的有力资料，而且他自己以“悍将上阵”的姿态，亲自向党进攻，影响很大，效果很大，比一般右派分子以道听途说的材料向党鼓噪进攻还有力，更容易迷惑群众更容易使人深信社会主义建设的缺点是主要的，这方面的意义，思想动机，和效果方面他没有检查到。
+
+　　3.他说高炉出不了铁与他面子难看，所以扩大缺点，推卸责任，这种说法不切合的，即使焦化出不了焦，耐火出不了砖，又怎么会影响到他本人呢？怎么能影响到他不能成为炼铁权威专家的可能性呢？他又不是全面负责武钢建设的。
+
+　　既然他怕焦化等影响高炉不能出铁，他为什么不去帮助公司解决困难，改进质量，反而去扩大宣传说武钢建设缺点是主要的呢？
+
+　　4.对老干部一向认为不能领导技术生产，在整风中曾说“老干部有功劳就是文化低，掌握生产技术有困难，有人说因为他们文化低，业务能力生疏，用考试的办法把他们降低降低使用，我不同意因为他们有功劳，可以用优厚的工资，让他们担任领导名誉，不做具体工作。”
+
+　　5.对领导不尊重，有一次在炼铁小屋开会时，劳资处来电话说有三位见习技术员来见，当时谢厂长在旁边问他什么事，他不回答，当时就向电话回答说“让他们来吧！”电话放下才告诉谢厂长。
+
+　　2#，是热风炉15层格子砖，方总要彻底返工，筑炉有困难不愿意，有一天张工程师对我说“你去告诉监工人员，没有谁也不准继续码（格子砖），否则要受行政处分！”我因为厂行政领导谢厂长周厂长都已来炼铁厂，我不敢照他原话去告诉检查员，只得在交班本上写着“张工程师指示如何如何，请各班注意。”像这样擅自代行政决定，使监工人员难于办事。
+
+　　6.对专家也不够重视，有一次为热风炉铁篦子事，有人建议去请问马托尔斯基，张寿荣说“找他也没有用，他不是炼铁专家，问他准是要按设计办事。”
+
+　　7.去年在整风中他对接待调干职工的问题，他说“将来干部工人来的很多，公司应该照顾他们的困难很好的组织接待。”
+
+　　他对买菜问题说“武汉市太不支援武钢建设了，将来上万的工人来到这里，还是这几个供应点，还是这样供应法，早上还要上班，还要排队，这怎么行呢？”
+
+　　去年整风中他对驻鞍工作组的工作，他说“李健在鞍山把这里说得太好了，应该实事求是，好的坏的都讲，不应该欺骗。”
+
+　　8.放松劳动纪律的管理责任，他除了说公司和生产准备处劳动纪律怎么坏以外，并没有具体建设如何整顿劳动纪律，那时炼铁组人少，劳动纪律也很坏，例如我在没有保姆时也就敢在中间操时去买米，早上送孩子后迟到，肖雄飞也在班上和中间操时间回家做私事。宋盛梅也在班上和中间操时间回家做私事。她家有母亲，她甚至还把孩子带到班上来，坐在办公桌上玩，张工程师看了还笑咪咪的，宋盛梅还因此在班上谈论家事。有时还和母亲在班上办公室里和母亲顶嘴斗气，所有这些违反劳动纪律的事，张寿荣工程师当时作为炼铁组负责人没有帮助教育，及时纠正。
+
+　　 漆来哲  7月22日
+
+## 对张寿荣错误言论检举
+
+　　1.对李仁处长不满，56年9.10月间到鞍山出差时由于李处长找他回报，经常找不到他，李处长对他提意见后他背后和我谈“李处长说话也不考虑一下，人家都有许多工作，他不深入现场了解情况，在家闲着找人回报情况。”57年整风期间他看到许多人给李的男女关系问题的大字报后，在背地里说“这像什么话，一个人两、三个老婆，这真是饱暖生闲事”并且他认为李处长不解决问题，原则领导。
+
+　　2.对李总经理的看法，他背地里和石盘、我三人讲“李总经理是帅才，才多智谋，就是缺少一个能杀善战的将才，魏经理回后就好了。
+
+　　3.对公司照顾知识分子，他认李总还是很好的，就是生准处对知识分子政策执行有问题，比如他自己处里当三级工程师待遇，而公司却按照二级工程师待遇，处里故意和他找别扭，处里对熊志不照顾，叫那样大的老人睡硬板床，太不合情理了，处长也不抓紧解决。
+
+　　又说：“公司的图书馆关于我这门专业的还没有我的多，太不像话了”
+
+　　 检举人  庞大维  8月25日
+
+## 附件（一）
+
+## 赠给“三大”头儿们（后改为赠给三大主义的头儿们）
+
+　　1）外甥打灯笼——照旧（舅）
+
+　　2）哑巴吃饺子——肚里有数
+
+　　3）江湖医生挂葫芦——卖的什么药？
+
+　　4）打肿脸充胖子——恬不知耻
+
+　　5）棺材里伸手要钱——死不要脸
+
+　　6）绣花枕头——锦绣其外，败絮其中
+
+　　7）耗子上秤杆——自称自夸
+
+　　8）熊瞎子扒苞米——扒一个，扔一个（群众意见不重视）
+
+　　9）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
+　　10）女娲补天的材料——顽石
+
+　　11）脚板底上抹油——想溜之大吉
+
+　　12）骆驼穿针眼——休想混过去
+
+　　13）灯蛾扑火——自取灭亡，至死不悟
+
+　　注：这篇大字报是右派分子漆来哲写的稿子，张寿荣为他抄写，并给予精神上的支持。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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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36.txt
@@ -0,0 +1,15 @@
+#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开除孙景鲁党籍的决定
+
+　　孙景鲁，男，43岁，山东省平原县人，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家庭出身破落地主，本人成份学生。1933年入党，1942年重新入党，历任华北农业机械总厂厂长，农业部农业机械局副局长，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等职。
+
+　　孙景鲁在进城以后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日益滋长，三反中曾因铺张浪费、受贿、滥用私人等错误，受到当众警告的处分。但他并未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决心改造自己，相反地，几年来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表现在工作上一贯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独断专行。借口党委不懂业务，教学工作中重大问题往往不经党委讨论，只找教授商量决定。经常自我吹嘘，指使校刊登载其个人言论、活动。向农业部、高校党委汇报工作时常只谈成绩、掩盖缺点，上级机关的指示也不作认真传达。生活上也十分腐化，严重地铺张浪费，最后揭发出他在几年内先后与女秘书2人及其妻姪女1人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1955年底并曾贪污其孩子学费补助92元。
+
+　　在整风运动初期，孙景鲁深怕自己的错误被群众揭发，对市委要求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的措施非常抵触，不认真组织执行，还在背后散布不满言论，说：“市委是要整几个老干部！”他为了掩盖错误，找一些了解他错误的人谈话，企图堵塞漏洞，曾六次动员党员徐玉柱不要贴揭发其乱搞两性关系错误的大字报。当他收到党委交来的揭发他乱搞两性关系的群众来信，不仅不老实地交代检讨，竟私自将信毁掉。
+
+　　右派分子刘风平、洪邦彦在整风初期，曾帮助孙景鲁掩盖其乱搞两性关系的错误。孙很感激他们，反右开始后，孙背地告诉刘风平积极参加反右斗争，争取转变群众对刘的看法。当这几个右派分子的罪行被揭发时，孙又包庇他们，替他们开脱罪行，说他们帮助他掩盖了错误是有“义气”，嘱咐干部斗争时要“慎重”，处理时要加以“照顾”，一再主张减轻处分。
+
+　　孙景鲁的另一个严重错误是，当他由于没有坚决执行大鸣大放的政策，受到高校党委批评后，为了急于“引出”右派，竟违背了党的立场，不择手段地布置几个党员干部和已经开始暴露右派面目的党内右派分子用化名写“胡风不是反革命”“读白毛女伸冤有感”等反动大字报。在“透视我院党委和所谓党委制”的反动大字报中，孙还亲自作了修改，加了一些诬蔑党委的句子。孙景鲁对于以上活动，从未主动交代检讨，当市委提出后，他还推说“记不清了”，经多方对证、揭发，才被迫承认。
+
+　　根据以上事实，说明孙景鲁已经完全蜕化变质，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条件。为了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决定开除孙景鲁的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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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37.txt
@@ -0,0 +1,31 @@
+# 中共江苏省委员会关于王正错误的处分决定
+
+　　<(王正)>
+
+　　王正，男，34岁，江苏省镇江市人，1939年参加工作，1945年重新入党，解放前曾任上海地下外线工委书记，解放后曾任昆山县委付书记、团苏州地委书记、团苏州市委书记、团省委秘书长、付书记。
+
+　　王正所犯的主要错误，是抗拒党的指示和从根本上反对党对团的领导，突出的表现在青年生产队的问题上。他公开反对邓小平同志关于青年生产队问题的历次指示，也反对省委按户建队和重点建立、逐步推开的指示，并直接布置下面普遍搞抽人建立的青年生产队，在省委批转了镇江地委书记陈西光同志提出的大量建队推到农闲季节的意见以后，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把青年生产队迅速建立起来”的文章。
+
+　　王正的这种反党行为虽然遭到团委许多同志的批评，但他非但没有丝毫觉悟，反而越发严重起来，到处寻找时机，向党进攻。早在1956年9月，王正在团中央召开的省、市书记会议上，作了反对小平同志指示的发言；1956年秋，在高级党校学习时，针对小平同志和省委指示精神，写成了“关于青年生产队问题”的文章，送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未出），后来在项南的协助下，摘出五、六千字，以留照名义在1956年12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1957年团的“三大”会议时，他妄言要为青年生产队申言，“试图拿走‘紧箍咒’之类的发宝”；1957年11月，借口回答党代会期间各地批评团省委的大字报为名，背着省委在团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上发表了他那篇关于青年生产队问题的文章，从而在江苏团内制造混乱；1958年1月，王正在团的三届二中全会上又作了两万余字的长篇发言，再一次传播自己的反党观点，抗拒和攻击邓小平同志的指示。
+
+　　王正在日常工作中力图摆脱党的领导和监督，他认为党的领导是一种约束，他看到下级团委报告中提到党的领导这一条经验很反感，说是老一套，千篇一律。在历次重大政治运动中，王正不但歪曲甚至对抗党的方针、政策。如认为土改是为了多搞点浮财，三反五反是为了多搞点黄金，对肃反审干中被审查被斗争的人表示同情，在传达毛主席十大关系指示时，认为中央对江苏的政策是“只剪羊毛，不喂草”；诬蔑干部要求下放是“厌倦政治斗争”；整风结果将是“人人翘尾巴，人人背包袱”；农中、职中是临时措施，主张勤工俭学的收入主要用于改善同学生活”。
+
+　　王正在组织上一贯攻击党的干部政策和党的干部管理制度，妄图从组织上摆脱党的领导，他野心勃勃地叫嚣要从党那里把干部管理权拿过来，说党管团的干部有四大害处：一是团的组织对团干部情况很难掌握；二是各地团干部质量相差悬殊不得解决；三是不能彻底解决团干部中存在的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四是团的工作情况和经验积累不起来。因此在团内就造成是非不分、正气不能树立、邪气得不到批判；只要青年团管了干部，这四大害处就没有了。
+
+　　王正还对党的干部管理制度、党的干部政策、党的负责干部进行一系列的恶毒攻击和丑化，污蔑党的干部政策是“用人唯熟”，“凭印象”，“凭资格”，“资历就代表德和才”，“个人资历对提拔干部起很大作用”，“那个会拍马屁，组织部长对他印象好，那个就能得到提拔”等。把党的干部分成“地下”、“南下”两派，恶意夸大南下干部的缺点，制造分裂。
+
+　　王正在实际工作中，不是把党的中心看成是团的中心，而是离开党的中心热衷于“找冷门”，喜欢“组织青年单独包干”。他别有用心地夸大青年的作用，说青年生产队好比“尖刀连”，不仅是生产上的先进力量，也是政治上、工作上的先进力量。号召江苏青年为“建设一个伟大的青年团而奋斗”。他还否认青年运动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他几次在团的干部会上说：“即使你要为它（先锋主义）奋斗，也不可能实现。”
+
+　　在对待青年的教育问题上，他不是积极贯彻党的兴无灭资的方针，而是向青年灌输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在一些团的干部和青年群众的集会上说：“人们入党是政治利益，理论学习是前途，文化活动是经常工作，婚姻恋爱是终身大事”，“有点个人主义不要怕，不要灰溜溜的，应当愉快”。很显然，他是要把青年引导到资产阶级的方向。
+
+　　此外，王正的思想品质也极端恶劣，他不惜破坏党的原则，采用极其恶劣的手段，在同志关系上拉拉扯扯，拉拢一些人，打击一些人，作风很不正派。
+
+　　王正所犯严重的反党错误，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社会根源，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的。
+
+　　王正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生长于大城市，受过资产阶级高等学校的教育，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较深，本质上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照例来说，入党以后就应该下决心脱胎换骨的改造自己。但是，长期以来，他却非常缺乏思想改造的自觉性，自吹是“天生的共产主义战士”，拒绝党的教育和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因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及其立场、观点无法得到根本改造。当阶级斗争处于激烈的时期，就和党外的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潮流相吻合，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从而把自己放在与党相对立的地位，走上公开反党的道路。
+
+　　王正还是一个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和投机分子，他有强烈的个人野心，念念不忘个人的名利、地位、待遇，但在战争情况紧张时，政治上一度动摇，久假不归，解放以来，他总认为党对他的提拔不快，对不起他。因此，他就以青年生产队作为他向上爬的敲门砖，妄想骗取团中央信任，当团中央书记，当他这种无限制的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对党不满，并且一步一步地发展到反党的地步。
+
+　　王正所犯的错误是极端严重的，按照错误的性质，可以划为右派分子，但省委考虑到：（1）王正在经过组织和同志们的严肃批判和耐心帮助以后，最后比较深刻地检查了自己的错误，表示悔改的决心；（2）王正在青年生产队问题上严重的反党行为，虽然在团内引起一些思想混乱，使工作遭受一定损失，但由于省委发觉较早，及时制止，对团的组织和工作尚未造成最严重的恶果；（3）王正的严重错误，主要应由其个人负责，但有些同志看到他的反党言行没有坚持原则、批判制止，甚至随声附和，在客观上助长了他的错误发展。鉴于以上三个情况，省委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和“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精神，给他一个最后改正错误的机会，决定不戴右派份子帽子，给以留党察看两年的处份，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工资待遇从12级降为14级，并去农村劳动锻炼。
+
+　　 1958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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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38.txt
@@ -0,0 +1,57 @@
+# 中共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委员会对右派分子陈子谷的处分决定
+
+　　<(陈子谷)>
+
+　　陈子谷，原名陈年裕、陈端坤，男，四十二岁，家庭出身资产阶级，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入党，现任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副院长。
+
+## 一、 陈子谷所犯错误的主要事实
+
+## (一)在大放大鸣时的一系列言行
+
+　　1、在五月十五日党委召开的讲师老助教座谈会上，当右派分子尹颐龄和林墨荫攻击汇报制度，说“汇报不全面，层层上报转达不真实，领导偏听偏信，把汇报者看成第一号好人”时，陈子谷在会上说：“我也有亲身体会，的确如此”；“我在延安没有入党时也吃过这样的亏，也有人在领导面前说过我的坏话。”又说：“肃反斗了谁都不知道，要出布告叫被斗人来登记。”
+
+　　2、在五月十八日大系动员会上，当时学院内已贴了大字报，右派开始攻击肃反，污蔑党员，并责骂党委没有整风决心，当时党委指定他去大系向全体师生报告，他在报告中对党组织状况、党员脱离群众，反映意见不真实、党委不团结和肃反问题上说了下面一些话：(一)“我们党组织自下而上都这样涣散，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下面党团干部不接近群众，不及时反映群众的意见，就是反映意见，也带些个人情绪。”(二)说“党委会意见不一致。”(听了就感到党委内部不团结)(三)关于肃反问题说：“现在大家对肃反意见很多，这问题很复杂，要分析研究，有人提意见说陈子谷领导斗争教员，事实不是这样，当时我在总务处工作，我没有在肃反五人小组，当时是韩代望他们搞的，后来我作党委书记，连肃反斗争了谁都不知道，善后工作要党委负责，就由我签字盖章，我曾反映过不了解情况，盖章很困难，后来上级党委决定党委书记盖章，我就盖了。”
+
+　　3、在五月二十一日普地教研室第二次座谈会上，当右派分子王豪、马万钧、蒋荫昌、边兆祥等攻击党委是宗派主义，攻击肃反斗争没有根据，并大叫冤枉，号召知识分子要有骨气的时候，陈在会上说：“这就说明我们三害严重，特别是宗派主义更严重。……肃反是夏天搞的，当时我是搞总务，以后秋季调到党委会。我自己不清楚到底斗了那些人……我们材料不足就搞，侵犯人权，党中央指示我们的不是这样，我们搞错了应负完全责任。”对于普地教研室的肃反对象，他全部否定，当面卖好。说吴达文(肃反对象，现尚未作结论，特嫌分子，右派分子)“我和他在一起比较了解，表现很好……怎么斗了?如果我知道，就不会这样做的。”并说：“不能说凡从国外回来的都有问题”。说“蒋荫昌(极右分子)先生怎么会受到批判呢？在斯大林逝世时还表示要(168)参加民盟”，说：“高平(右派)先生被斗我也不知道……”，又说“我们对知识分子的特点估计不足，敌我不清，时代前进了，但思想跟不上”，又说“自己也是个知识分子，是留学日本的，因此很了解知识分子的心情。边先生(极右分子)这样的人，都是没有什么的好人。”
+
+　　4、五月二十三日普地教研室第三次座谈会上，边兆祥、马万钧右派集团反党达到高潮。右派分子杜恒俭说：“整风应撤销我院党委领导，地质学院的人好似生活在魔鬼峡谷中”。右派分子杜冠中说：“人事工作一团糟，裙带风盛行，迷信党员”，右派分子马万钧说：“现在我好象回到了以前和国民党斗争的时代似的……现在我才了解为什么这次劲儿这么大……将来就会有第二次革命……地质学院搞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共产党在地质学院表现为私产党了……肃反中采取望风捕影的作风和国民党没有两样”等。在右派分子猖狂恶毒地进攻面前，陈在会上却讲：“完全支持同志们的意见”，认为“是爱护党的”，并且说：“肃反时我在总务处，关于吴达文问题的看法，我还受过批评”，他更歪曲事实说：“肃反总务处没有搞几个，只斗了一、二个，其中有一个有些问题，很快作了平反，但是其它单位没有接受我的意见，显然是违反市委指示的”。还提到“总务处本来也提了很多名要斗争，当我审查时都删去了”。在当天下午地质类教研室座谈会上右派分子曾提出要表扬进攻党最猖狂的极右分子于仙筹时，他在当天晚上座谈会上说：“于仙筹、赵传珍、李度容……等我本来要提拔，但党委不同意，说我拉拢人”，又说：“任湘(党员)比朱志澄(右派)高一级，就是宗派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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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在五月二十九日第四次座谈会上，陈子谷把他朋友的信给极右分子边兆祥等看，并让边给右派分子传阅，最后边兆祥在会上念了信。大意是：“我们(指与陈子谷)是老朋友了，我是肃反中被斗过的，本来这也没有什么，但那些假积极分子们，今天有的高升了，有的入党了，这到的确使人生气”。陈在会上说：“上次会的情况我是理解的，所以我才让大家看信”。这封信给王文魁等不少右派分子看过或念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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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对王文魁问题：王系中统北平市学生工作组成员，写过黑名单，肃反时已作结论，因按当时条件不够而没有肯定他是反革命分子，但肯定是参加反动组织，陈是在王的结论上亲笔签过字的。一九五五年陈在给王文魁谈话时对王说：“你的材料我已经看了，关于你的反动组织关系问题，由于某些原因，他们并没有吸收你。”整风开始时王文魁想翻案，找尹凤翔同志谈话，对斗争他不满。五月二十九日当王文魁看大字报时陈问他“他们(指党委)找你谈过吗？”王接着说“我认为三反没作结论不能作为斗争的根据”(尹凤翔同志是说三反时的历史问题未作结论)，陈表示同意。王又说：“尹称有一个姓名、籍贯、特征和我一样的人是军统。这人是否就是沙滩我认识的那个同名同姓的人是军统?”陈说：“可能就是那人”。因而王文魁极为不满。认为沙滩那个王文魁并不和他同籍贯。陈子谷又把他朋友的信念给王文魁听。
+
+　　（7、六月七日右派分子以温昌芸事件来攻击党委陷害青年，党委会对温昌芸问题已作了结论，认为错误是由官僚主义造成的，责令有关党员检讨，恢复温昌芸名誉，并已将结论公布。当日下午右派分子组织了温昌芸问题辩论会，企图通过会议作出党委陷害青年的结论，并攻击左派大字报。辩论会的主要组织者，右派分子蔡瑾在六月七日晨看大字报时，问陈子谷对温昌芸事件的看法，陈说：“依我个人看法可能不是一般官僚主义造成的，这是个人不成熟的意见，不要外传”。当蔡瑾说想组织大字报编委会来辩论此问题时，陈表示同意。六月十日蔡瑾感到气候不对又找陈谈到温昌芸事件。蔡瑾说：搞了讨论会。陈说“这不要紧，关于温的问题党委也没有下结论，粗枝大叶是解释不了的，党委意见有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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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陈子谷和右派分子拉关系：陈拉右派分子边兆祥、吴达文说：建院时和吴、边在一起工作过，我是了解你们的，肃反中我要是知道是不会这样作的。又说我也是华侨，不能说凡从海外回来都要斗。陈在反右期间有一次从校外坐汽车回来，在校门附近见了吴达文赶忙下车，向吴握手问好，说：你的问题很快即将解决，以致安慰之意。陈再三说右派分子邢凤鸣是个好同志，同意把肃反时的材料退还右派分子丛耀先和邢凤鸣。陈又说右派分子林墨荫是思想问题，我了解他，我和他哥哥认识，他不会有问题，一定要王哲民同志承认错误，并且亲自道歉，又叫刘光鼎(党员)转告林好好工作，肃反斗错了(王哲民曾一再告诉陈不要给林道歉)。陈经常见了极右分子马万钧点头握手致意，并在五月二十五日对马万钧说；“你是搞自然科学的，我想不到你竟有这样高的马列主义水平，真是很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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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在反右期间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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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右派分子张忠胤对陈说：“过去报载领导干部提高文化、科技水平，我认为可与体力劳动结合起来，如顾荣起(党总支书记)王健(总支委)现在我系工作，可以下实验室去扫地……”陈说：“我也有这种看法，可是他们不同意”(他们指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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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民主党派反右中关于兰仲雄、李世忠、王语今问题。八月党委研究确定兰是右派分子。肖英同志和陈子谷二人去市委，市委批示兰是一般右派分子没有问题，如果“以民盟主委搞联合机构，代替党委领导”一事属实则是极右。回来后当天晚上陈对盟干部说：“兰仲雄党委不同意扣右派帽子，你们要扣就由你们扣”。后来池际尚、关英又找陈问这句问话的意思陈说：“不给兰扣帽子，是党委有意保护兰过关”(事实上党委并无此意)。第二天晚党委会上肖英传达市委批示，陈当时说：“可能我们二人理解不同。”但党委最后仍认为兰是右派。会后关英又问陈，陈说：“看一个人要从一贯表现去看，党委有保护他过关的意思”。兰仲雄的斗争会共开了四次，陈分工领导民主党派反右，但只参加一次，发言内容只是说“党委那一点对不起你。”同时，八月二十日市委确定李世忠不是右派。但在这以后的盟干部会上，陈说：“李世忠是右派。”一直到十一月一日召开教职学生代表会议时，有李世忠代表池际尚、关英问肖英同志才知道不是右派。对右派分子王语今。党委常委会两次讨论，绝大多数同志均认为王是右派，只因陈子谷不同意而未通过，当第三次会议通过了王语今为右派又经市委批准后，陈子谷事实上不执行党委决定，当时党委由陈子谷负责民主党派工作，陈避而不参加斗争会，请他也不去，斗争王语今三次，他一次也没有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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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山野”问题。陈子谷以个人名义支持学生会文学社出版的一个名为“山野”的铅印刊物，并为其创刊号题颂诗。当党委提出这问题应由党委讨论决定是否出版时，他大发脾气，认为他已给“山野”写了发刊诗，没有必要再讨论，甚至攻击党委，不知道就是官僚主义。后来党委会决定由陈子谷领导，并决定“山野”出刊不许拿到别的学校去卖，陈在领导“山野”时期，亲自为“山野”向右派分子王语今约稿，刊登在“山野”第三期，并同意“山野”去地质学校销售。陈在审阅“山野”第四期稿件后同意登载右派分子郭荣光的翻案文章，该班群众闻知此事不同意发表，陈又同意编委提出的将名字涂去，换个笔名发表的意见，结果此文登在“山野”第四期上。整风开始后，党委要求印刷所全部为校刊服务，陈却亲自去印刷所叫排印“山野”，特别在反右期间又亲自指示印刷所限期赶印“山野”，影响了校刊的正常出版(我院印刷力量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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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对陈子谷所犯错误性质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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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以上事实，我们认为陈子谷在右派进攻的紧要关头，为了达到个人主义的野心目的，不惜卖党求饶，有意拉拢右派分子，攻击党委，抬高自己，实际上起了配合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作用，成为党的叛徒和资产阶级右派在党内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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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陈子谷从肃反问题上来向党委进攻。当右派大肆污蔑肃反时，陈公开向右派投降，根本否认我院肃反的成绩，说：“斗争的材料不足，侵犯人权，党中央指示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搞错了，应负完全责任”，“斗争了谁都不知道，要出布告叫被斗人登记”，“平反工作不认真”等。对于我院的许多肃反对象他深表同情，为他们喊冤叫屈说：“吴达文很好，怎么斗了？如果我知道就不会这样作”，“蒋荫昌先生怎么会受到批判呢?在斯大林逝世时还表示要参加民盟”等。不仅如此，更阴险的是陈在肃反问题上竭力表白抬高自己，推卸责任，并利用右派进攻，把右派的火力引向党委身上。他歪曲事实说：“我没有参加五人小组，只是签名盖章，当时是韩代望他们搞的”，“总务处没有搞几个，只斗了一两个，其中有一个有些问题，很快作了平反，但其它单位没有接受我的意见，显然是违反市委指示”。为了达到他拉拢反党力量的目的，当时只要肃反对象找他，他不分青红皂白就道歉，如亲自向肃反时只经过批判的托匪外围“死水社”成员，极右分子林墨荫道歉；向宽大处理的中统北京市学生工作组成员极右分子王文魁道歉；向至今尚未作结论的特嫌分子吴达文道歉。虽然党委再三告诉他这些人没有斗错，但他仍在会上会下一味道歉。此外陈并向许多右派分子和肃反对象念他朋友攻击肃反、污蔑积极分子的信，这更说明陈子谷不但否认我院的肃反成绩，而且对其它地区肃反成绩也同样是否定的。因此，我们认为陈子谷在肃反问题上不只是严重丧失立场，主动向右派投降，而且是有意识的拉拢右派，认敌为友配合和运用右派力量来达到反对党委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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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陈子谷在许多原则问题上歪曲事实，颠到黑白，赞同支持右派的言论，并多次向右派透露党委意见分歧，自己与党委并不一致，是右派分子的知心朋友，如在座谈会上当右派进攻汇报制度和各极分子时，陈直接了当地以党员副院长，党委常委的身分起来用亲身经历作证。当右派攻击说宗派主义是全院的主要矛盾，党委认识太差时，他赞同的说自己认为“宗派主义最严(173)重”，并举例说任湘(党员)比朱志澄(右派)工资高一级就是宗派主义。当右派借温昌芸事件攻击党委陷害青年时，陈迂回地应合说：“不是一般粗枝大叶官僚主义所造成的”，并且造谣说：“党委内部意见不一致，有人要说粗枝大叶”，实际上党委对此问题已作了否定的结论并出了公告。当右派分子要表扬极右分子于仙筹对党的攻击时，陈竟无耻的捏造事实，以讨好右派说：“于仙筹等我原想提拔，党委说我拉拢人”右派分子攻击党委外行，水平低，不了解知识分子特点，陈就说“我们对知识分子估计不足，因而敌我不分”并一再在普地教研室座谈会上及对个人来访者表明自己是高级知识分子，能体会知识分子的心情，自己也曾留学日本。因此我们认为陈子谷在以上这些原则问题上，也是严重地丧失立场，成为右派的应声虫，明确表示了要作右派分子的强烈愿望。同时也表示了只有他才了解“知识分子”心情，一贯正确，言下之意，只有他才能领导学校，党委不能领导，以攻击党委，达到其个人野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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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子谷有意和右派分子拉关系，组织力量，与党委分庭抗礼。给很多右派分子以安慰，支持，经常拉拉扯扯，重私人关系。如陈子谷因认识极右分子林墨荫的哥哥，便认为：林墨荫肃反被批判是错了，林就没有问题了。右派分子邢凤鸣经常吹捧他，他便认为邢是好同志，并埋怨团委学生会为什么不用他，为什么“斗争”他(实际上肃反并未斗争只是找他谈一次话)，直到反右期间陈在负责民主党派反右工作中，拒不执行党委和市委的决定，根据个人好恶任意认敌为友，认友为敌，拉拢自己所好的一些“民主人士”，用资产阶级的私人关系来处理严肃的政治斗争。陈领导“山野”是向党委的示威。把“山野”作为个人的独立王国，通过“山野”，组织自己的力量，与党委分庭抗礼。“山野”的成立，人员配备，约稿对象的确定等均不经过党团组织，独自一套，其宣传内容更与党委中心任务无关，反右时期，“山野”出版的第三、四期，没有一篇反右文章，但却有陈子谷特约的右派分子王语今的“告右派分子”和右派分子郭荣光的翻案小说，“山野”的编辑对党委宣传部的同志更是侧目而视。很清楚，陈子谷已经发展到在组织上向党闹独立，自成一套，在严重的阶级斗争中，削弱党的战斗力。
+
+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陈子谷在肃反问题上，和其它一系列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以及组织原则上明显地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立场，为了个人名誉、地位，争权夺势不惜在党遭到攻击的时候，出卖党的利益，向右派投降，并拉拢引导右派向党委攻击成为右派在党内的代理人，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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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子谷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陈出身于资产阶级，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立场并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全国胜利后更滋长了极其严重的骄傲自满，功臣自居的思想。一九五一年三反时，党曾批判了他“争名誉地位，不尊重组织，不能很好服从组织决议”，但三反后，陈到处表示对其批判不满，一九五二年来地质学院后，严重的居功自傲，闹名誉地位继续发展，以致争夺权力，一贯打击报复，制造不团结，破坏党内正常生活。从一九五二年担任临时支部书记起就拉曹添(宣委)攻马杏垣(组委)，对曹添说“马杏垣世故深，修养差，你不要跟马走”。以后不断地在党内闹关系问题，如刘型(院长、党委书记)，肖英(副院长、党委副书记)，韩代望(党委副书记)，丰原(副教务长、党委常委)，尹凤翔(党委副书记)等。陈在任党委书记时，集中力量攻击刘型同志，同时又攻击肖英同志。无中生有地说因工作关系和肖英同志接触较多的总支书记是和肖英同志在搞宗派，并找人谈话动员给肖英同志提意见。党代会后，陈因未被选为党委副书记而不满，与党委对立，拒不执行党委决议，经常闹“副院长和副书记谁领导谁”。对其它的党委委员经常散布流言蜚语，进行攻击。党委会议经常不到或迟到，对于以上错误党委对他进行了多次耐心的批评教育，但他不仅毫不悔改，并且对党委怀恨在心，一直发展到大鸣大放，右派向党进攻时，陈子谷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丑恶面目就暴露出来，因而堕落成为党内的右派分子。
+
+## 三、 本人态度
+
+　　经过四次党委扩大会议揭发事实后，陈子谷对重要事实均加否认，只承认思想意识和组织纪律有问题，为此，党委又召开对证会，在没有拿出事实根据前，他矢口否认事实；当摆出证据后，他推说记不清了，或狡辩说他的出发点不是如此。直到市委正式批准为右派分子后，他仍然对自己的错误性质认识不足。
+
+## 四、 处理意见
+
+　　根据以上分析，陈子谷属于一般右派，所以应按右派分子处理。他至今仍不认识错误，在事实面前狡赖，由此应按中央关于处理国家薪给人员右派分子的规定第四条处理。撤消一切职务，分配较低工作，按政府干部十七级待遇。党内开除党籍。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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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339.txt
@@ -0,0 +1,297 @@
+# 吉林省各界右派分子名录: 大学生系统(683人)【上】
+
+　　<中共吉林省委整风办公室>
+
+## 【原书第469-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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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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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吉林 工业大学 长春农学院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丁永齐 丁锡林 丁锡惠 丁承华 丁沛章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2 20 21 21 25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城市贫民 工商业兼 地主 商人 中农 富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 - - - -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3年 11月参加 共青团 - - 1952年 参加共青团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极右 右派   处理类别 免予处分 学习察看 免予处分 开除 劳动教养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 - 开除团籍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吉林 劳动教养所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其父是 反革命分子 -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其父被法办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备考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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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69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长春农学院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丁福运 才一正 万玉德 方锡勇 方志渊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2 23 22 29 25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手工业者 工人 城市贫民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 - - - -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劳动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 -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哈市大学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肃反被斗 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备考 - - - - -   
+
+## 第470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于碩敏 于航波 于受谦 于振清 于振洋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3 33 26 22 21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伪职员 中农 雇农 贫农 贫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 - - - -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50年 参加共青团 1950年3月参加共青团 共青团员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开除学籍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免予处分 免予处分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回家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三青团员 国民党先遣军士兵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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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71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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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工业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师范 专科学校 吉林师范 专科学校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于登賓 于宝贵 于钦章 于勤 于天成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2 22 29 25 23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城市贫民 中农 中农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 - - - -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1949年 12月参加 共青团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开除团籍 -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三青团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杀父之仇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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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72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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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尤春华 尤德俊 王凤译 王荣坤 王世贤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2 26 29 27 24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工商业者 中农 富农 地主 中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1949年 12月参加 共产党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极右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劳动察看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党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本校钢厂 劳动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 蒋匪志愿兵团特务组长、上士谍报 组员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杀父之仇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473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王齐之 王殿志 王维钧 王保伦 王纪豫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1 23 29 26 28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中农 店员 地主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教员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52年 11月参加 共青团 - 1952年2月 参加共青团 -   性质 极右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劳动察看 学习察看 劳动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团籍 - 开除团籍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钢厂 劳动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备考             
+
+## 第474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王国庆 王庆余 王最馨 王彩彬 王凤禄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3 26 20 31 21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富农 地主 富农 中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职员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1949年参加共产党 -   性质 极右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劳动察看 开除学籍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 开除党籍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调回工农 中学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475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王树泰 王殿仕 王光凡 王振科 王化钰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7 23 26 24 27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自由职业 地主 资本家 手工业者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49年 参加共青团 - -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兼 坏分子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法办 劳动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 - -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市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其父伪公安局长镇反时判2年徒刑 公开喊 国民党万岁 国民党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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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7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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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王秉忠 王成若 王明新 王世兴 王德本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5 23 21 30 24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中农 伪官吏 贫农 中农 中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3年 参加共产党 - 1950年6月参加共青团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免予处分 开除 劳动教养 学习察看 劳动察看 免予处分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党籍 - 开除团籍 -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吉林 劳动教养所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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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王树秋 王荣钧 王智恩 王以智 王连成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2 25 22 22 24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地主 贫农 中农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共青团员 - 1954年 参加共青团 - 1949年参加 共青团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免予处分 学习察看 免予处分 免予处分 免予处分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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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吉林 工业大学 吉林工业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王太安 王天骥 王文煊 王德彦 王起亮   性别 男 男 男 女 男   年龄 24 21 23 21 22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中农 地主 职员 地主 城市贫民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1956年7月 参加共青团 1953年10月 参加共青团   性质 极右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开除学籍 劳动察看 开除学籍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回家 在校 回家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思想一贯 反动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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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农学院 长春农学院 长春农学院 长春农学院 吉林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王欣然 王秀娟 王衡 王金有 王宗睦   性别 男 女 男 男 男   年龄 22 23 22 22 21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伪官吏 地主 城市贫民 贫农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49年参加共青团 - - -   性质 极右 极右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开除学籍 开除学籍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团籍 - -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回黑龙江省 回吉林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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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王永铎 王立安 王本舜 王珏 王安琪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5 23 24 22 17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地主 富农 伪官吏 职员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1953年 参加共青团 1953年 参加共青团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极右   处理类别 劳动察看 毕业察看 学习察看 毕业察看 开除学籍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去哈尔滨 中央化工部 黑龙江省 回锦州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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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大学 吉林师范 专科学校 吉林师范 专科学校 吉林师范 专科学校 吉林师范 专科学校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王雨人 王长临 王博安 王志勤 王朝中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3 24 27 20 23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自由职业 贫农 地主 贫农 贫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专科 专科 专科 专科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 共青团员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劳动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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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吉林 工业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邓受成 邓荫初 邓荣玲 邓伟 卞大坤   性别 男 男 女 男 男   年龄 27 21 19 21 20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中农 中农 伪官吏 职员 贫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共青团员 - -   性质 右派兼 坏分子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法办 劳动察看 开除学籍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市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 在校 回上海 回黑龙江省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盗窃 -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受反动家庭影响 思想反动肃反被斗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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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农学院 长春农学院 吉林师范 专科学校 吉林 师范大学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勾学贵 巴彦章 文颖 尹志义 代有江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1 22 21 24 22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富农 自由职业 官僚 富农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1951年 参加共青团 1955年9月 参加共青团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学习察看 免予处分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退学回农安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杀亲之仇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受家庭影响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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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农学院 吉林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田隶方 兰天 付泽英 石玉武 冉爽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2 30 25 22 28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资本家 地主 地主 地主 资本家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1950年4月参加共青团 1950年12月参加共青团 1955年 参加共青团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开除回辽宁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受资产阶级 家庭影响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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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吉林大学 吉林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左宝臣 左书林 边肇曾 边国城 史连华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6 26 21 23 24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中农 工人 资本家 农雇 商人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0年6月参加共产党任支部书记 1948年5月参加共青团 1952年 12月参加 共青团 1955年 参加共产党 1949年2月 参加共青团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 免予处分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党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党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思想反动 肃反被斗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思想一贯 反动 思想一贯 反动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已死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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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农学院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师范 专科学校 吉林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史淑玉 白文良 白万尨 白剑波 刘义祥   性别 女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3 30 28 20 27   民族 汉 汉 鲜 汉 汉   家庭出身 自由职业 地主 贫农 地主 城市贫民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0年6月参加共青团 - 共产党员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极右   处理类别 劳动察看 免予处分 劳动察看 学习察看 开除劳动教养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开除党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回湖北省 回吉林市 在校 吉林劳动 教养所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 - 当过国民党军207师士兵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思想一贯反动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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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刘玄明 刘敬杰 刘哲 刘国强 刘广章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7 25 23 22 24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城市贫民 商人 城市贫民 贫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1956年3月 参加共青团 1952年12月 参加共青团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免予处分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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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刘济堂 刘介夫 刘汉奎 刘志 刘洪来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4 22 24 26 23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伪职员 地主 贫农 工人 工人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52年 参加共青团 -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免予处分 学习察看 免予处分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去抚顺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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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刘洪斌 刘俊川 刘长钰 刘亚中 刘宝纯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3 25 28 30 23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城市贫民 贫农 革命军人 中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共青团员 1949年 10月参加 共青团 1950年 参加共产党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兼坏分子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免予处分 学习察看 开除劳动教养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党籍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市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吉林劳动 教养所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 国民党军 上士班长 一贯调戏妇女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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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刘洪淇 刘宗源 刘恕 刘秀兴 刘玉琦   性别 男 男 女 男 男   年龄 23 24 27 30 25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地主 地主 地主 商人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1年7月参加共青团 1949年7月参加共青团 - - 共青团员   性质 右派 极右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免予处分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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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刘学成 刘圣同 刘杰方 刘成民 刘桂初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7 26 21 21 21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伪官吏 中农 贫农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1952年12月参加共青团 1954年10月 参加共青团   性质 右派 极右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免予处分 开除 劳动教养 免予处分 学习察看 免予处分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市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吉林 劳动教养所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受反动家庭影响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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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吉林 工业大学 吉林 工业大学 吉林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刘家宏 刘奎升 刘德钦 刘世勋 刘世林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3 24 22 22 21   民族 汉 回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中农 地主 商人 城市贫民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共青团员 1953年1月参加共青团 1953年 参加共青团 1951年 参加共青团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免予处分 免予处分 学习察看 劳动察看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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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刘志纯 刘延余 刘明 刘肃勇 刘天中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3 23 21 25 29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手工业者 地主 地主 贫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49年7月参加共青团 1949年9月参加共青团 - - -   性质 右派 右派 极右 右派兼 坏分子 极右   处理类别 劳动察看 学习察看 法办 开除 劳动教养 开除劳动教养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 -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市委 市委 市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辉南劳动 教养所 吉林劳动 教养所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给蒋介石 写反动信件 一贯流氓 成性 反革命家属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受反动家庭 影响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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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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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大学 吉林师范 专科学校 吉林师范 专科学校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刘式文 刘兴周 刘洪斌 宁国玉 宁智德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2 27 23 25 26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城市贫民 贫农 富农 地主 资本家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47年 参加共青团 共青团员 - 1950年7月 参加共青团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去辽阳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受资产阶级 家庭影响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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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农学院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工业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宁德禹 阎肖林 阎作沛 牟长键 牟永福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8 23 20 23 19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富农 地主 富农 中农 贫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性质 右派 极右 右派 右派兼 反革命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法办 劳动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市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 企图偷越 国境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思想一贯 反动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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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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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工业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工业大学 吉林师范 专科学校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江柱国 朴林贤 衣洗尘 仲维东 邢喜林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1 21 24 21 21   民族 汉 鲜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中农 地主 中农 商人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共青团员 - - 1956年12月参加共青团 共青团员   性质 右派 极右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 -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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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农学院 吉林大学 吉林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齐顺 齐文周 齐永江 齐孟阳 关慕羽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3 22 28 23 29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房主 伪官吏 伪职员 伪官吏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1949年8月 参加共青团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免予处分 免予处分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 开除团籍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 - 国民党军尉级军需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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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吉林大学 吉林师范 专科学校 吉林师范 专科学校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关文渊 关志辉 关永春 关福彦 关世作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4 23 26 19 23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伪官吏 富农 城市贫民 中农 中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1954年 参加共青团 - 共青团员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极右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免予处分 劳动察看 开除 劳动教养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开除团籍 -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分配到 湖北省 在校 在校 吉林 劳动教养所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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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师范 专科学校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师范 专科学校 吉林师范 专科学校 吉林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关显青 任广义 任继愈 任洪江 朱玉山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18 27 20 20 24   民族 满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地主 商人 地主 贫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52年2月参加共青团 -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免予处分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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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工业大学 吉林 工业大学 吉林 工业大学 吉林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朱锦荣 朱有凤 朱子义 朱有安 朱贵臣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7 25 24 24 26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贫农 贫农 中农 城市贫民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共青团员 1952年6月 参加共青团 -   性质 右派 极右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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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工业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曲啸 曲长声 曲颖民 李世绩 李志宽   性别 男 男 男 女 男   年龄 24 29 21 24 21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伪职员 资本家 资本家 中农 中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共青团员 - - 1950年 参加共青团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劳动察看 免予处分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 - 开除团籍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辽宁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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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李嘉斌 李瑞林 李帮骞 李世泽 李景华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4 22 22 25 23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工人 地主 地主兼 资本家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50年 11月参加 共青团 - 共青团员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免予处分 免予处分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团籍 - 开除团籍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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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李树杰 李里林 李振铎 李绍民 李炳坤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5 22 25 26 25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中农 城市贫民 地主 中农 贫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1952年4月 参加共青团 1949年7月 参加共青团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劳动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一贯道 点传师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庭家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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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李广义 李晓华 李公韬 李宗尧 李秉仲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8 24 23 23 24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兼 资本家 资本家 伪官吏 伪官吏 职员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共青团员 - 1951年 10月参加 共青团 1954年6月 参加共青团 1950年8月 参加共青团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三青团员 一贯道徒 - 伯父土改时被我镇压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 受反动家庭影响 受反动家庭影响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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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李兴禄 李洪图 李宁 李成河 李哈瑞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2 30 27 27 26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城市贫民 富农 地主 贫农 伪官吏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共青团员 1950年5月参加共青团 - - -   性质 右派 右派 极右兼 坏分子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免予处分 学习察看 法办 学习察看 劳动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去工农中学 工作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肃反对象 私开介绍信招摇撞骗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因其父 被管制不满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受反动家庭 影响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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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李健中 李太章 李晓东 李仲元 李永才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5 28 23 25 22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富农 自由职业 中农 手工业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 1955年参加 共青团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免予处分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 -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去黑龙江省 去鸡西煤矿 去哈尔滨市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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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李麟 李瑞生 李德助 李堃 李天辅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8 22 23 22 23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职员 贫农 资本家 自由职业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56年 参加共青团 -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免予处分 学习察看 免予处分 免予处分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团籍 - -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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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吉林 工业大学 吉林工业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李智元 李文远 李景威 李士民 李家宾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4 21 22 21 21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贫农 职员 贫农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共青团员 - 1952年1月 参加共青团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免予处分 开除学籍 劳动察看 免予处分 劳动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开除团籍 -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回家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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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李明甲 李国栋 李继学 李中申 李受恒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1 21 22 23 21   民族 鲜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中农 资本家 职员 职员 中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1949年 参加共青团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极右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免予处分 劳动察看 学习察看 毕业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开除团籍 -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市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公安局在押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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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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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李芳绵 李仲和 李书清 李隆耻 李树崑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0 27 24 27 21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富农 地主 中农 富农 城市贫民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共青团员 - -   性质 极右 右派 右派 极右 右派   处理类别 开除 劳动教养 毕业察看 毕业察看 开除学籍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开除团籍 -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吉林 劳动教养所 吉林 化工学院 长春农学院 回四川 去黑龙江省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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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李世声 李洪泽 李文 冷寿松 邹兴泉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5 23 21 22 23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工人 中农 中农 富农 富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3年 参加共青团 - - 1950年 参加共青团 -   性质 右派 极右 极右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学习察看 免予处分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 - 开除团籍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杀亲之仇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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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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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吉林 工业大学 长春农学院 吉林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杜惠复 庄凤林 卢雪松 车方武 匡裕丛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3 24 22 22 23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富农 手工业 资本家 中农 职员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共产党员 - 1955年 参加共青团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免予处分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党籍 - 开除团籍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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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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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工业大学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邴玉喜 初景峰 季志胤 时禄善 龙维林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4 25 20 27 23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伪官吏 贫农 职员 地主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49年 11月参加 共青团 1954年 参加共产党 -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劳动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免予处分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开除党籍 - -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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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佟玉永 佟成山 庞秉钧 庞颖 迟来彬   性别 男 男 男 女 男   年龄 25 27 25 27 23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地主 地主 贫农 商人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50年 12月参加 共青团 - 共青团员 -   性质 右派 右派 极右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免予处分 免予处分 开除学籍 毕业察看 免予处分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团籍 - 开除团籍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回家 回黑龙江省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因受处分 不满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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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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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严玉林 严传栋 余汉茂 余正明 邱庙理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0 21 21 21 23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资本家 商人 工商业者 官僚地主 工人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 1956年 参加共青团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极右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免予处分 免予处分 开除 劳动教养 劳动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 -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市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吉林 劳动教养所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受反动家庭影响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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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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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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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340.txt
@@ -0,0 +1,43 @@
+# 沈阳小学系统右派分子名册和部分综合材料（15）
+
+## 
+
+　　右派分子人员登记表
+
+　　单位：深井子区 1958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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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 张沙布小学 李巴彦中心小学 金德胜中心小学 深井子中心小学 深井子中心小学   姓名 金世璞 李大光 寇玉璞 刘克书 康庆喜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7 39 44 34 37   家庭出身 贫农 贫农 贫农 中农 中农   本人成分 伪军官 伪军官 伪职员 伪职员 伪职员   职别 教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级别 5 6 4 4 5   何时参加 革命 1949.3 1950.2 1949.3 1949.3 1949.3   何时入党 -- -- -- -- --   何时入团 -- -- -- -- --   婚否，爱 人姓名， 何地工作 已婚 已婚 已婚 已婚 已婚   身体情况 健康 健康 健康 肺病 胃病   整风运动 中表现 -- -- -- -- 确实改悔   处理根据 右派分子 右派分子 右派分子 右派分子 右派分子   处理意见 开除劳动监督 开除劳动监督 开除劳动监督 开除劳动监督 免于处分   备考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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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派分子人员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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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深井子区 1958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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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 上伯官小学 上伯官小学 汪家乡中心小学 古城中心小学 古城中心小学   姓名 高福岳 相作林 佟映祥 吴兴富 顾兴华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5 24 25 32 37   家庭出身 富农 地主 中农 富农 中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伪兵 伪职员   职别 教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级别 5 5 5 6 5   何时参加 革命 1952.3 1952.9 1951.3 1952.3 1949.3   何时入党 -- -- -- -- --   何时入团 -- -- -- -- --   婚否，爱 人姓名， 何地工作 已婚 已婚 已婚 已婚 已婚   身体情况 健康 健康 健康 健康 健康   整风运动 中表现 -- -- -- -- --   处理根据 右派分子 右派分子 右派分子 右派分子 右派分子   处理意见 开除劳动教养 开除劳动监督 开除劳动监督 开除劳动监督 开除劳动监督   备考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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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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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深井子区 1958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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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 古城子中心小学 施家寨小学 施家寨小学 孙家寨小学 孙家寨小学   姓名 关家坤 陈文纶 韩忠海 马桂良 高淑英   性别 男 男 男 男 女   年龄 38 32 25 35 23   家庭出身 贫农 中地主 富农 中农 恶富   本人成分 教员 伪职员 学生 伪职员 学生   职别 教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级别 5 4 6 4 5   何时参加 革命 1946.3 1951.3 1951.3 1946.8 1952.7   何时入党 -- -- -- -- --   何时入团 -- -- -- -- --   婚否，爱 人姓名， 何地工作 已婚 已婚 已婚 已婚 --   身体情况 健康 健康 健康 健康 健康   整风运动 中表现 -- -- -- -- --   处理根据 流氓成性已为坏分子 右派分子 坏分子 右派分子 右派分子   处理意见 开除 开除劳动监督 行政开除 开除劳动监督 开除劳动监督   备考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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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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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深井子区 1958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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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 第一财会组 金德胜康家小学 古城子中心小学 李巴中心小学 孙家寨中心小学   姓名 金宝贵 赵良良 李绍周 沈千 景渺萍   性别 男 男 男 男 女   年龄 46 33 49 55 43   家庭出身 恶富 中农 中农 小地主 贫农   本人成分 职员 教员 教员 伪军官 伪职员   职别 职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级别   5 5 5 5   何时参加 革命 1949.5 1949.3 留用 1952.11 1949.3   何时入党 -- -- -- -- --   何时入团 -- -- -- -- --   婚否，爱 人姓名， 何地工作 已婚 已婚 已婚 已婚 已婚   身体情况 健康 健康 患病 患病 患病   整风运动 中表现 -- -- 不积极有顾虑 不积极有顾虑 不积极有顾虑   处理根据 右派分子 流氓成性已为坏分子。 慢性疾病气管喘息身弱力衰不能工作 慢性肺病身弱力衰不能工作 慢性胃病不能授课   处理意见 开除劳动监督 开除 退职 退职 退职   备考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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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派分子人员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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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 1958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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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 王纲卜小学 王纲卜小学 新开河小学 大庄科小学 大庄科小学   姓名 林振富 刘君相 丁若愚 金恩启 马庆恩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4 33 35 37 37   家庭出身 佃中农 贫农 佃中农 中农 中农   本人成分 学生 职员 工人 教师 农   职别 教师 教师 教师 教师 教师   级别 六级 四级 四级 四级 四级   何时参加 革命 1953.7.15 1950.3.12 1949.3.15 1949.3.15 1949.8.1   何时入党 -- -- -- -- --   何时入团 1952.12.3 -- -- -- --   婚否，爱 人姓名， 何地工作 无 已婚 魏丽卿 家务 已婚 杨淑文 家务 已婚 师素香 家务 已婚 丁风云 家务   身体情况 比较健康 （近视眼） 腰部有 慢性湿疹 健康 有陈旧性 胸膜炎 健康   整风运动 中表现 -- -- -- -- --   处理根据 -- -- -- -- --   处理意见 -- -- -- -- --   备考 原有爱人已离婚 右派 普反革命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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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派分子人员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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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 1958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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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 杨孟达小学 官立乡八家子 小学 官立乡三家子 小学 官立乡佟罗卜 小学 官立乡佟罗卜 小学   姓名 金安令 李树藩 陈启叶 王朋新 郭益兴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0 33 25 24 23   家庭出身 贫农 中农 贫农 贫农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伪警 学生 学生 学生   职别 教师 教师 教师 教师 教师   级别 四级 六级 六级 五级 六级   何时参加 革命 1951.3.1. 1949.3.1 1952.9.1 1953.9.15 1952.9.1   何时入党 -- -- -- -- --   何时入团 -- -- 1952.2.3. 1955.2.23 --   婚否，爱 人姓名， 何地工作 已婚 朱淑梅 家务 已婚 刘玉珍 家务 已婚 邹文珍 合作社营业员 已婚 李风珍 家务 已婚 刘翠琴 家务   身体情况 -- 较为健康 健康 健康 健康   整风运动 中表现 -- -- -- -- --   处理根据 -- -- -- -- --   处理意见 -- -- -- -- --   备考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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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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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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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41.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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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河南省人民委员会人事局支部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继胜党籍的决定
+
+　　李继胜，男，三十七岁，山西省襄垣县人，地主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三八年五月参加革命，同年六月入党。曾任县牺盟会协助员、太行五分区农救总会宣传委员、县抗联主席、中共县委宣传部长、副县长、县长，中共中央中南局组织部行政科长、中南行政委员会人事局办公室主任、河南省人事局副局长等职。
+
+　　李继胜参加党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在过去也曾为党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没有得到改造，长时期以来在党内进行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并且诬蔑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政策，趁党整风之机和其他右派分子一起积极向党进攻。其主要反动言行如下：
+
+## 一、 一贯贪生怕死，计较名誉地位，玩弄两面手法，破坏党内团结
+
+　　一九四八年李在豫皖苏四分区工作时，因敌情紧张，积极要求调到环境比较稳定的地区去，并说“临埠地区水沟多，一旦敌人追来，不被打死，也会淹死”。后来组织上把他调到沈丘县工作后，在派其担任该县支援淮海战役支前队长时，李白天怕飞机，黑夜怕炮弹，躲在防空洞里不出来，让勤务员给送饭吃，并还无耻地说：“飞机太多，这家伙和人无情。”一九五一年在中南局组织部任行政科长期间，他认为事务工作被人鄙视，长期情绪消沉。后来到中南行政委员会人事局任办公室主任时，又为正副主任分工问题对组织不满。一九五五年三月来河南省人事局工作后，仍辜负党的期望，不积极努力工作，一方面自持特殊，官气十足，经常上班迟到早退(每次最少迟到在半小时以上)，长期不过党的组织生活，对工作不负责任，所计较的是坐汽车、领安家补助费、住房等同题；另一方面，却又为了抬高自己打击别人，违背党的原则，积极拉拢犯错误的人，培植个人势力，进行派别活动。一九五五年，李利用直接领导肃反运动的方便，对前二科副科长王育才同志隐瞒地主成分，不向组织上交代其反革命哥哥的政治历史等错误行为进行袒护，故意颠倒黑白，把党内对王所开展的政治思想斗争诬蔑为“相互之间有私人意见”，并当着王的面否定已经调查属实的材料。对于前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魏文超同志有人检举其参加中统特务的嫌疑问题，在未取得充分旁证材料前就加以否定，不主张外调，同时还诬蔑反映情况的省气象局局长王治国同志“思想意识不好”，说“魏与王过去曾在一起工作过，两个人可能有私人意见”。对于长期隐瞒反革命父亲的政治罪恶经再三教育拒绝交代而被取消候补党员资格的高鹤年(现系右派分子)，李亲自参加支部大会举手通过，背后又说“真可惜”。对参加工作前(在土改时)曾经帮助反动富农家庭对抗群众算账，参加工作后又未改变原剥削阶级立场、个人主义严重的彭松山(右派分子)，因能迎合其思想，便积极活动要提拔彭为第三科副科长(因遭反对，未遂)。把前人事厅厅长李剑波同志在向他介绍干部情况时说武殿明(右派)脑子有点胡涂，说成是对武的侮辱。抓住彭松山(右派分子)在肃反小组会上说人事局有宗派主义情绪一句话，便无根据的大肆宣扬说人事局有宗派主义。
+
+　　一九五五年八月同中玉(右派分子)到人事局担任局长后，李又背着分党组和其他领导同志，把他一手所制造的所谓“人事局有宗派主义”的反党思想，积极向同灌输。当大家同他这种错误行为开展斗争后，在同中玉的主持下召开了有关县级以上部分干部会，李见到形势对自己不利，又假装检讨性地说：“没有宗派主义，是自己弄错了”。但到一九五七年李从中央高级党校放寒假回郑，却又背地里对同中玉说：“过去大家对他的批评，思想上不能接受。”同时策动同中玉为在肃反运动中叛党自杀的鲁笑孔昭雪，企图把鲁的自杀说成是所谓“宗派主义”者整死的，以此和同中玉的所谓：历次政治运动伤人太多的思想相吻合，嫁祸别人。
+
+## 二、 积极同右派分子同中玉阻挠破坏反右派斗争
+
+　　李是机关整风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对群众要求向右派分子彭松山、杨超平开展斗争，不予支持，公开不表示任何态度，暗地里却和同中玉一起进行阻挠，对同说：“彭松山不是右派，永远也划不上”，“中央高级党校的右派分子都是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彭松山的材料够不上划右派的条件”。为了彻底遏止反右派斗争，又借紧缩机构、下放干部和调一部分干部作文教工作的机会，与右派分子同中玉密谋，把坚持反右派斗争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大量外调，在省委指示停止我局下放干部后，李和同仍坚持下放，并将右派分子杨超平也上了下放干部的光荣榜，公开对抗省委的指示，阻止群众斗争，保护杨超平。与此同时，策动肃反审干对象魏文超向党进攻。当领导小组会上大家要划彭松山为右派时，李一面说：“是否右派，我无定见”；一面又在散会后写上催促同中玉赶快到省委找冯登紫副部长谈一谈，企图蒙混领导。特别恶劣的是，李要将坚持斗争、积极揭发其在肃反运动中打击陷害好人的杨文元同志说成是“泄露肃反机密，攻击领导”。企图将杨划为右派分子，进行陷害。
+
+## 三、 对苏联红军援助匈牙利平息叛乱和党的合作化运动，统购统销政策不满
+
+　　（一九五七年李在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时，对苏联出兵援助匈牙利平息叛乱不满，质问别人，“有什么理由？”诬蔑合作化运动说：“乡政府的油票、布票没人要，上中农收入减少，判五年徒刑也要退社。”并说：“河南灵宝出苹果，但无苹果吃，出花生但没有花生吃。”并说“省委，省人委站岗取销后，群众打官司的增多了”(纯系捏造)。以此攻击党的合作化运动和统购统销政策，丑化党群关系。）
+
+　　李继胜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在被斗争中，态度仍然极为狡猾，在铁的事实面前仍采取蒙混抵赖，避重就轻，拒不老实交代。经支部大会通过，开除其党籍，并建议行政上给予撤消一切职务，实行劳动教养。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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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42.txt
@@ -0,0 +1,29 @@
+# 中共河南省人民委员会人事局支部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同中玉党籍的决定
+
+　　<(同中玉)>
+
+　　同中玉，男，河南省唐河县人，现年五十一岁，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教员，一九二八年入党，同年入伍。曾任鄂豫边区工委组织部、宣传部部长，特委书记，中央党务研究室研究员，地委组织部长，省委组织部组织处处长、副部长兼省人民委员会人事局局长等职。
+
+　　同中玉虽然参加党已有三十年的历史，为党作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没有得到改造，长期骄傲自满，摆老资格，对党的历次政治运动不满，因而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其主要反动言行如下：
+
+## 一、 不满党的历次政治运动，乘整风之机猖狂向党进攻，积极破坏反右派斗争
+
+　　同中玉从一九四三年在延安审干中被审查后，长期以来对党的历次整党、审干、三反、肃反等政治运动抱有不满情绪，认为“错打错斗现象严重，伤人过多”。一九五五年八月间调人事局工作后，当时局内一部分县以上领导干部正对前副局长、党分组副书记李继胜(右派分子)挑拨干部关系、制造派别活动，对在审干、肃反中犯有错误的王育才(前二科副科长)、魏文超(前编委办公室副主任)进行袒护等错误，开展着思想斗争。他到局不久主持处理上述问题时，由于他在思想上对党的政治运动长期存在错误的观点，并且一贯摆老资格，自以为是，在处理过程中，不是按照党的政策，听取群众的意见严肃对待；而是片面听取犯错误者不符实际的狡辩。他在所谓“防止过火斗争”“强调团结”的借口下，百般为犯错误者开脱。不让支部进行严肃的处理，不相信外调属实的材料，采取了压制的办法遏止群众所进行的正确批评。并且把这一严肃的政治思想斗争说成是无原则纠纷，混淆大是大非的界线。当别人不同意他的这种做法时，他便怀恨在心，说对他“不尊重”、“顶得很厉害”。反而把对王育才长期不向组织交待其反革命哥哥的历史，魏文超隐瞒政治历史所开展的批评，歪曲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对李继胜所犯反党活动所进行的思想斗争，歪曲为“整的下不了台”。并且和李继胜一起，污蔑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是“宗派主义”。
+
+　　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同中玉认为时机已到，便猖狂的带头向党进攻。他在第一次动员全局人员鸣放大会上就首当其冲，向党开炮。煽动说：“人事局的肃反、审干、工资、福利等很多都不能令人满意，大家鸣放要从最切身的问题揭发。”后来他又不让其他党分组成员、支部成员和其他党员参加，独自主持召开了党外人员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他进一步别有用心的煽动群众，要大家“从重大政策实施上的根本性问题鸣放”。把会中许多反动言论一律肯定为“百分之百的正确”，“有价值”。对右派分子彭松山、杨超平、谭好生恶毒的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肃反运动，反对统购统销政策等反党言论说成为“很活跃”，“很精彩”，“得到很大好处”，而大加表扬。与此同时，同中玉暗示右派分子彭松山，策动审干、肃反对象魏文超向党进攻。私自盗用党分组名义请求省委肃反五人小组，给肃反中叛党自杀的鲁笑孔昭雪，攻击肃反运动。背着党分组和党支部组织了所谓“宣传鼓动组”，与党分庭抗礼。在他的带头进攻和积极煽动下，一度把人事局搞得乌烟瘴气。同中玉实际上已成为人事局右派分子的司令官。
+
+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同中玉见到形势不佳，惟恐暴露自己的真面目，便利用职权上的方便，百般阻挠破坏反右派斗争。他首先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故意把反右派斗争说成是人民内部矛盾。把右派分子彭松山的大字报中最反动的部分在上报省委、省人委时删掉。进一步宣扬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是“抓住了人事局的要害，推动了鸣放”，是“大无畏的精神”，以松懈群众斗志，混淆是非，欺蒙领导。当群众反右派斗争的要求高涨时，他便采取了压制手段，公开阻挠。在全局人员大会上斥责要求反右派斗争的同志说：“又要人家提意见，又要批判人家，这叫啥!”并说：“你们过去整了人家，现在人家给你们提意见，揭了你们的秃疮疙疤，就是疼呀!疼呀!要是我同中玉，骂我几句也没啥”。并且又背着领导小组，把右派分子杨超平两次上报为左派。对杨超平的反党言行连小组批判也不允许，并限制群众不准说杨有右派言论。在他的这种反动言行继续受到群众的反对后，他的反党活动就更加活跃。他与右派分子李继胜密谋，借紧缩机构下放干部的名义，将坚持反右派斗争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大量外调；继续宣扬右派分子的反动论点；鼓励右派分子彭松山不要害怕，指示彭作假检讨，企图蒙混过关；同时捏造材料，并以“这是对于干部的一次考验”等卑鄙手段对群众进行拉拢，始终与党为敌。
+
+## 二、 一贯目无组织，独断专行，反对党的领导
+
+　　1．居功骄傲，摆老资格，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在所谓怕影响下级干部发言的谬论下，在人事局两年多的时间内，只参加过一次党的生活会。
+
+　　2．在工作中一贯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实行家长式的领导，作风极不民主。长期不召开分党组会议和局务会议，自一九五七年五月到一九五八年一月。八个多月没开过分党组会议，一年多时间没开过局务会议。重大工作都由个人决定。就是偶然开会，也仍是按个人意见办事。对不同意见，不充分讨论，不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
+　　3．经常散布流言蜚语，破坏省委领导同志的威信。同在一次参加了省委常委讨论全省整编方案的会议后，很不满意的说：“省委呀！讨论编制时，你一言，我一语，说了半天，也没说出个啥道道来。”他因对省委书记赵文甫同志不满，就散布说“人直了吃不开”(意思是说他因为正直而得罪了赵书记)，来破坏领导威信。从他历次鉴定材料来看，一贯的骄傲自满，认为党对他重视不够，使用不当，存在名誉地位思想，对党不满。
+
+　　在他被划为右派分子与其开展斗争中，态度极端恶劣，在确凿事实面前，仍然狡猾抵赖，不老实低头认罪，企图蒙混过关，直到现在还不承认是有意识的向党进攻。为了纯洁党的组织，经支部大会通过，开除其党籍，并建议行政上撤消其一切职务，实行留用察看，工资级别由十级降为十九级。
+
+　　 (已经中央批准)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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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43.txt
@@ -0,0 +1,47 @@
+# 中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局支部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王斐然党籍的决定
+
+　　<(王斐然)>
+
+　　王斐然，男，五十五岁，河北阜平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职员，一九二一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入党，一九二七年脱党，一九三七年重新入党，同年参加工作。历任县财政科长、县长、专员、雁北办事处主任、边区行政委员会司法处长、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华北分院副审判长等职。北京解放后任北京市人民法院院长。现为中共北京市委候补委员，市监委委员，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
+　　王斐然在整风反右派斗争期间，支持同情右派分子的言论，与右派分子共鸣，利用他的领导职务，对和他关系密切的右派分子多方袒护、包庇，与右派分子贺战军订立攻守同盟；反抗市委领导，污蔑市委不懂法律；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宣扬旧法观点，如“无罪推定”、“有利被告”等；依靠重用旧法人员和其他政治历史上有严重问题的人；长期以来组织反党宗派集团，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以上事实说明右派分子王斐然，已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成了党的叛徒。为了纯洁党的组织，支部大会到会党员五十三人，其中预备党员三人，正式党员五十人，一致通过开除右派分子王斐然的党籍。
+
+## 附：右派分子王斐然反党反社会主义主要言行
+
+## 一、 整风、反右派斗争期间的反党活动
+
+　　支持同情右派言论，与右派分子共鸣。整风初期，法学界座谈会上，有人攻击党对政法部门和高等院校的领导，会下王斐然对右派分子贺战军说：“唉呀!这风不整真不行呀!宗派主义多严重，真是糟得很。”在高级法院的整风座谈会上说：“现在看来整风是非整不可，从报上看来，简直是怨声载道”。王斐然利用他的领导职务，对和他关系密切的右派分子多方袒护、包庇，如对右派分子郑孟平、李接治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材料拖延不报，市委批准郑孟平为右派之后，他还说：“先斗吧!将来甄别定案时再说。”王斐然不仅在整风前后支持和纵容贺战军进行反党活动，贺战军被撤销整风领导职务和划为右派之后，仍对其包庇、袒护。贺战军被撤销整风领导职务时，王事先了解贺的问题，但在向群众宣布时，他一再强调贺是右倾问题，不是右派问题，并为贺出主意只检查右倾。王斐然不但不积极领导反右派斗争，反而给群众泼冷水，在主持斗争右派分子贺战军的会上，群众要求贺彻底交代问题，王竟说：“这就是交代嘛!这就是交代嘛!”另一次会上群众责令龙茜、余静佳(与贺战军都有攻守同盟)交代与贺战军的关系，王竟大声制止说“不要强加于人!  ”
+
+　　与右派分子贺战军订立攻守同盟继续与党对抗。右派分子贺战军的反党言行，有的与王斐然是共同的，有的受王斐然支持纵容，王为了隐瞒自己的反党罪行，利用其妻吴作贤与右派分子贺战军串连，通风报信，订立攻守同盟。王斐然多次让吴作贤到贺的宿舍观察动静。贺战军订为右派后对吴说：“放心吧!好汉作事好汉当，不怨天不怨地，怨我自己错了，一贯道讲话，不拉前不扯后。”并说：“王院长的问题我能兜多少兜多少。”反右派斗争深入的时候，贺对吴说：“闹来闹去，团结问题非得把王斐然闹出来不可。”贺还对吴说：“王斐然告诉过他，刘仁同志批评贺战军工作不积极，男女关系有问题。”吴作贤告诉了王斐然，王说：“怎么把这问题也谈出来了。你告诉他不要这样说出。”吴又转告贺战军。王嘱咐吴与贺的串连活动中要“多听少说”并对吴说：“发现情况先向我说，然后再告诉组织”，“贺战军说我的问题你不要叫组织上知道。”吴作贤全照办了。
+
+## 二、 反对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
+
+　　1，反对党的领导、诬蔑市委不懂法律：王斐然借口审判独立，反对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一九五五年向郭步岳同志说“现在审判独立不起来，主要原因是党委干涉，现在区委干涉区法院，简直连判决都不能下了。”一九五六年复查案件，王又对郭步岳同志说：“市委不懂法律，有些事情不好办”等等。
+
+　　2，抗拒市委指示与党对抗：一九五六年复查案件期间，在政法联办讨论复查的案件时，冯基平同志等对王斐然、贺战军提出的荒谬论点不断地进行了批评，王始终坚持错误，会下对贺战军说：“唉!建设法制真是个艰苦的事，不容易，应当耐心等待觉悟提高，才知道自己(指冯基平同志)是错的嘛!”还让贺战军到会上去“百家争鸣”。不仅如此，在行动上抗拒市委的指示。一九五六年八月底冯基平同志根据市委指示，在政法联办会上明确指出：除了冤案以外，一律暂不改判，需要改判的案件，待研究后再定。但王斐然竟擅自将有争论的案件进行改判(一九五七年二月四日市委在讨论法院工作的会上，对其右倾与抗拒市委指示的问题提出了严肃批评，王也始终未作任何检讨，也没有采取措施)。拒不执行市委的决议，一九五六年彭真同志在市人代会上提出要各单位检查官僚主义作风问题，市人委根据彭真同志的指示作了专门布置，各单位都作了检查，唯王斐然借口工作忙，始终未作检查。
+
+## 三、 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和宣扬旧法观点，歪曲、诬蔑党的方针、政策
+
+　　1，王然斐大量散布“无罪推定”“有利被告”等反动论点，叫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大胆参考伪六法”。一九五六年最高法院工作通讯第四期刊登了“无罪推定”的文章，王亲自起草通知各级法院干部学习“无罪推定论”，并推荐给郭步岳同志，在贯彻全国第三届司法会议精神的大会上说：“审判员一方面审案子，一方面可以作被告的辩护人。”对于“证据”、“坦白”、“前科”等也都要根据有利被告的论点去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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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歪曲诬蔑党的方针政策
+
+　　一九五六年复查案件期间，王斐然说：“过去提五个方面的敌人，这个概念不科学”，现在这样提更“没有法律根据”。在复查案件中他把现行的反革命说成是历史反革命，把反革命罪解释成一般刑事罪，把严重罪行认定成一般罪行。在讨论人大常委“关于宽大处理和安置城市残余反革命分子的决定”时说：“军、中统特务分子是反动组织中的一般成员”(即不应当算作反革命分子)。
+
+　　3，说镇压反革命太严了
+
+　　对于处理敌逆产案件，王斐然提出“不与民争利”。当一九五六年中央决定对反革命犯实行宽一点的精神时，王斐然认为“过去统治的太严了。”他说：“不只镇反，连别的方面都宽了嘛，老是那样还得了。”
+
+　　4，攻击人民民主法制
+
+　　王斐然把法院产生错案的原因说成是由于“无法可依”，“有法不依”。他说：“我们办案子，只有框框，没有格格。”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在政法联办讨论检查前门区法院案件时，王还在会上说：“概括起来产生错案的原因有三条：(1)从领导到一般干部法制观点不强，不依法办事；(2)干部的法律知识欠缺；(3)法制不完备，所有刑事案件都没有法律。”
+
+## 四、 依靠、重用旧法人员和其他政治历史上有严重问题的人
+
+　　王斐然一贯依靠、重用旧法人员和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他在一九四九年接管伪法院时，违背中央和市委的指示，虽然解除了伪推检员的职务，但却留下了一些伪推检以上的人员，以后又陆续从新法学研究院吸收了大批旧司法人员，其中大部分是历史或现行的特务、汉奸、地主恶霸等反革命分子，并且还利用一些私人，也大都是旧法人员。司改后仍未作认真清洗，这些人很多被安置在重要审判岗位和行政岗位上，对他们推崇备至，还让老干部和青年学生干部向他们学习。右派分子余樾，其父是北洋军阀时代的大理院院长，本人曾任伪推事、检察官多年，旧法观点根深蒂固，王却赞尝余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并积极主张提拔余樾为中级法院刑庭副庭长，并要吸收其入党。
+
+## 五、 组织反党宗派集团，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
+　　王斐然与右派分子贺生高之间早在司法改革以前就已互相有意见，司改后，王斐然认为贺生高在司改中对其进行打击，因而对贺生高怀恨在心，遂拉拢右派分子贺战军和贺生高进行宗派斗争，双方各自拉拢培植一批私人势力，明争暗斗，互相排挤。在学习四中全会文件期间，王斐然与贺生高完全与四中全会的自我批评、加强团结的精神背道而驰，互相攻击，进一步分裂党的团结。在学习四中全会文件之后，形成了以王斐然和贺生高为首的两个对立的反党宗派集团，这两个集团在日常工作中，政治运动中进行着反党的宗派活动，这一活动一直到反右派斗争他们被揭发为右派分子为止。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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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44.txt
@@ -0,0 +1,31 @@
+# 中共石油工业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杨海鹏党籍的决定
+
+　　<(杨海鹏)>
+
+　　杨海鹏，男，四十四岁，山东省菏泽县人，家庭出身富裕中农，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荷泽地委书记，新乡市委书记，中央燃料工业部计划司司长等职，被开除党籍时任石油工业部计划司司长。
+
+　　一九五五年杨海鹏调任石油工业部计划司司长后，就开始进行反党活动，与张美璠、苏风结成右派反党集团(杨是这个反党集团的为首分子)，在整风期间，明目张胆地向党进攻，反对中央和石油工业部党组，进行了一系列的罪恶活动，力图篡夺领导权，妄图以资产阶级的面目来改造党。
+
+　　一、杨海鹏积极反对部党组和中央。他以讨论党的方针政策问题作为幌子，用抓住—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的手法，颠倒黑白，拨弄是非，向党猖狂进攻。他在天然石油和人造石油问题上大作文章。一九五八年中央提出天然油与人造油并举时，石油部执行了中央的指示，而杨却无中生有的来攻击党组，诬蔑党组不执行中央的方针，不重视人造油的发展，“在人造油问题上是促退派”。杨海鹏对抗中央关于勤俭建国的指示，部党组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认为可以节约投资百分之二十五，而杨却反对，并组织计划司“算帐”，企图找到反对中央方针的“论据”。当计划可算出可以节约投资百分之二十八时，杨故意隐匿不报。
+
+　　杨海鹏在群众中制造反党舆论，在高级干部哲学自修小组中他提出军人不能领导石油工业的反动论调，公开叫嚣要“转业军人回去”。这和社会上右派分子所说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反动论调如出一辙，其目的就是要搞垮石油工业部党组，要共产党下台。
+
+　　（杨海鹏对部党组的成员都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在司局长以上干部中进行挑拨，煽动群众攻击领导。）
+
+　　二、杨海鹏与张美璠、苏风等人结成反党小集团，窃据机关党委常委(他们是五个常委中的三个)，把持了机关党委会，作为反党的阵地，乘整风之机，明目张胆地向党进攻。他们在党委会上利用合法形式，相互勾结，一唱一合，压制民主，将别人意见顶回去，以达到向党组进攻的目的。他们在整风运动各个阶段都对党组攻击，诬蔑党组反右派有右倾情绪，在党委会上公开要求检查党组，诬蔑党组整改是“整下不整上”。当他们的这些反党活动受到周副部长的制止后，就大为不满，贴大字报攻击周副部长，并扬言不参加党委会，以示对抗。他们排挤孤立党委专职副书记，背着副书记开小会。总之，他们把持党委会，企图与党组分庭抗礼，作为他们反党的阵地。
+
+　　三、杨海鹏积极支持包庇牟杰右派反党集团，作为他们向党组进攻的打手，以达到攻垮党组的目的。在整风第三阶段，在部长秘书中暴露了牟杰、凌欧等右派反党集团。这个右派集团趁双反之机，贴了很多恶毒地攻击党组的大字报，杨认为这些大字报“有力量”，是“对整风领导的鞭策”，备加赞扬。并叫牟杰“不要在小问题上打圈子，应该在方针政策问题上着眼”，这实际上是指示牟杰右派反党集团进攻矛头对准党组。当党委讨论牟杰向中央写的攻击党组、诬蔑“石油部领导是阴暗角落”的匿名信时，杨表示同意牟杰的论点，要党组进行检查。当党委讨论牟杰右派性质时，杨多方为牟辩解开脱，并与张美璠、苏风等勾结，阻挠对牟杰的斗争。当牟杰反党活动已很明显，并调离部长秘书职务时，杨仍要牟杰到计划司当副科长，以此包庇牟杰，对抗党组。
+
+　　四、杨海鹏在整风反右派中包庇右派分子，进行煽风点火，封官许愿，培植个人势力，和右派分子一起向党进攻。杨海鹏在整风一开始就认为向党进攻的时机已到，积极进行反党活动，他在整风大鸣大放时带上行李，由城里搬到郊外，住在部宿舍，积极进行煽风点火的活动。他找肃反对象，对党不满的分子谈话，煽动他们向党进攻。反右派开始时，他即声称“计划司没有右派”，公开散布右派分子“有好右派”，“个人主义出发的右派．分子，不一定就是反社会主义”，“反右派也不能说共产党没有缺点”等反动论调。在反右派过程中，一贯为右派分子辩护。他还对储安平的反动言论，表示同情。
+
+　　杨海鹏为了培植个人势力，对有严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百般迁就，封官许愿，并且公开鼓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宣扬“集体主义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没有个人要求，就没有集体要求”等反动观点，为他们的反党集团在群众中制造思想基础。
+
+　　五、杨海鹏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不仅在石油部，早在他任菏泽地委书记时就一贯右倾，敌我不分。他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任菏泽地委书记期间，把一些地主、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吸收到机关中来；一九五○年初该区土改时，杨站在地主、富农的立场，诬蔑土改干部“左倾残余思想严重”，把土改运动全部停止下来，使该区土改很不彻底，给该地区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整风前后，他还积极支持山东的菏泽地委扈国华右派反党集团，向山东省委进攻。他鼓励反党分子扈国华等要和省委及菏泽地委斗争到底，“骨头要硬些”，“不要让步”。
+
+　　杨海鹏还有反对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言行。
+
+　　杨海鹏是个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在土地改革中，他就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者。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关头，他背叛了党，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堕落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
+
+　　为了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队伍，巩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决定开除杨海鹏的党籍。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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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45.txt
@@ -0,0 +1,23 @@
+# 中共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支部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王学增党籍的决定
+
+　　<(王学增)>
+
+　　王学增，男，三十九岁，工人成份，一九四六年入党，历任齐铁检车段长、铁路工会锦州区委员会副主席、东北地区委员会副主席。原任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已于一九五八年四月第二届第五次全体委员会上决议撤消其副主席及委员的职务。
+
+　　王学增的主要右派言行是：
+
+　　1．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污蔑我国建设事业。污蔑我国建设铁路用；“人海战术”，“赶节日通车造成工伤死亡多”。污蔑对修路工人是用“半军事化管制，吃饭还得喊口号”，是以“打、骂、捆、绑、扣政治帽子等手段整服工人”，并说：这和资本主义压迫工人的手段，警察、棍棒和失业一样。他还将我们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比作秦始皇的统制，他说：“过去孟姜女哭长城，现在铁路工人家属哭铁路。”
+
+　　2．反对党对工会的领导，攻击党的工运方针。他说：“党对工会管的多了”，“党的基层组织水平低，不能发挥工会的组织作用，这是党的组织建设问题没有解决的缘故”。污蔑党不能领导工会，说“党对工会的干涉，限制了工会发挥作用”，“工会地位摆的不当，与行政说不上话”，提出“工会监督要有法律保障”，因此他又说：“一九五一年全总党组扩大会议决议有问题，特别是在铁路系统中贯彻这个决议——反经济主义、反工团主义，不应该，搞糟了，副作用很大，一直没有缓过气来。来自党内的压力很大，”他还在西南第二工程区工会干部大会上说：“关心生活是工会刻不容缓的责任”，“生活改善是刺激生产的动力”，到处号召工会干部“要学习况钟的精神，不要怕丢乌纱帽”，“不要怕天下大乱”，并说“我同意让工人闹事，好教育教育官僚主义者”。
+
+　　3．煽风点火，否定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的工作成绩。他在一九五七年四、五月间，在北戴河煽动工作组干部，捏造、污蔑党组说：“全委几年来的主要文件都不能说明问题，都不能反映铁路的情况。”污蔑党组“不关心工人生活”，把党组贯彻一九五一年全总党组扩大会议决议，污蔑为“靠教条主义吃饭”，他说：“全国委员会是靠铁道部吃饭，靠全总吃饭。”他身为党组成员，却有意在干部中大肆污蔑王志杰同志，以树立个人“威信”，挑拨党组与干部的关系。
+
+　　4．攻击党的干部政策，污蔑工会组织部门。他污蔑党的干部政策是“论资格、排辈数，是家理教”，骂老干部是“老油条”，“老也不值钱”，“专凭资格领导”。将党对他的培养和信任说成是党利用他“当牌位、当傀儡”，是“撑门面，有职无权”。将干部写实工作制度，污蔑为“特务政策”，是“从贝利亚那里学来的”。污蔑组织部门“凌驾在主席团之上”。
+
+　　5．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当右派分子在鸣放会上污蔑党员干部是“拦路虎”时，他附和支持说：“要反拦路虎，得先反饲养员(指党组)”。他听了铁道部党外人士坐谈会上，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发言后，说“真受感动，又上了一课”。他还进一步煽动说：“全委机关问题可大了，不得了!”当我们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开始后，他发现右派分子的言论中，许多都是他供给的子弹，他就为右派分子冷超等打掩护。
+
+　　王学增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并有修正主义理论，长期拒绝改造，隐藏在党内的个人主义野心家。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造成的恶果是极严重的，他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
+　　为了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队伍，中共中国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支部委员会，于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召开了支部全体党员大会，充分讨论了右派分子王学增的反党事实，一致决议，开除右派分子王学增的党籍。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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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46.txt
@@ -0,0 +1,37 @@
+# 中共卫生部机关委员会决定开除右派分子齐仲桓的党籍
+
+　　<(齐仲桓)>
+
+　　齐仲桓，男，现年四十九岁，一九三七年参加新四军，一九三八年逃跑到重庆、昆明等地，一九四一年又回到新四军，一九四二年入党。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助理，部党组成员。
+
+　　卫生部党组织在整风第四阶段的后期，揭发和批判了齐仲桓反党反人民的严重罪行，认为他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极右派分子。他的罪恶事实如下：
+
+　　一、反对党的领导，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在几项重大的卫生工作方针政策上，一贯的和党对抗。党提出“政治挂帅”，齐仲桓认为政治不能领导业务，要政治为业务服务，宣扬“搞好业务既是最好的政治”，“卫生部不是政治少了，而是政治多了，技术少了”。主张卫生部应请“专家”来担任领导工作。
+
+　　党的卫生事业的基本路线是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开展六亿人民的卫生运动。齐仲桓则是反对党的领导，不要群众，技术至上，单纯依靠专家和专业机构。如在防疫站问题上，党组主张：为了便利统一领导、密切结合以及更好的发挥医务人员的潜力，基本上应以综合机构为主，开展群众性的卫生防疫工作。齐则坚持主张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各种疾病的防治机构分别建立，从省到县一竿子设到底，专业多、分科细，着重搞技术，不作群众卫生工作。为此长期和党组相对抗，不听党的话。为了抗拒党组，竟在右派向党进攻时，召集所谓“专家座谈会”(其中不少人是右派分子)座谈防疫站问题，寻找反党资本。一九五七年六月齐参加卫生部鸣放会后，对右派分子进攻卫生部的言论大加赞扬，要党组进行“全面检查”，和右派的进攻相呼应。
+
+　　在医疗预防工作上，一九五八年党指示要以医院为中心开展预防工作。党的这一指示对改革过去卫生机构的治病与防病分割的不合理现象是有极其重要意义的，齐却公开抗拒，到处散布不满情绪。
+
+　　在节育问题上，齐仲桓以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反动观点篡改了党的计划生育的精神实质，认为人多是灾害贫困的根源，并且在一九五八年召开的全国节育工作汇报会议上宣扬这种反动观点，极力主张妇幼工作大跃进既是开展节育工作，提出要“恒定”中国人口，实质上是使中国人口走向减少和灭亡。
+
+　　齐仲桓还利用卫生部的机关报——健康报发表了很多与党的卫生工作方针政策相违背的社论和文章，引起了下面的思想混乱。
+
+　　齐仲桓对中央决定体制下放的方针也进行抗拒，他说：“卫生部直属单位下交不是发挥地方的独立性与积极性，是丢包袱的思想”。并阻碍党组有关下放机构的决议的贯彻执行。
+
+　　齐仲桓对于党组一些重大问题决定的执行上也是阳奉阴违。如一九五七年注射脑炎疫苗发生了重大的死亡事故，党组责成他负责检查处理。但他却极不负责，致使这一关系广大人民的健康和生命的重大问题拖了一年，既没有作出结论，也不向党组报告。
+
+　　（二、齐仲桓攻击、污蔑党组领导，制造党的分裂，破坏党组团结，进行阴谋活动，企图篡夺党的领导权。齐仲桓的反党手法是阴险毒辣的，善于伪装自己，玩弄两面手法，他常用所谓下面的意见来攻击党组说：“卫生都不重视业务，党组不解决问题，不起作用，卫生部可有可无”。他对国务院也进行了恶毒攻击。）
+
+　　在整风运动中齐仲桓借机煽风点火，向党组进攻，企图整垮党组。整风运动初期，他一直在党组会上散布对党组整风“没有信心”，要求“中央、中宣部派人来领导”，一面对攻击肃反与部里不重视业务的右派言论大力赞扬。在整风大鸣大放初期，以及反右斗争期间，齐仲桓利用职权，曾在北京及上海召集了两次所谓“专家座谈会”，支持卫生界中的右派言论，向党进攻。齐仲桓在当时已经做了卫生界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幕后策划者。
+
+　　三、一贯排斥打击老干部，任用坏人，培植自己的势力，与党分庭抗礼。齐仲桓在中南卫生部工作期间，安插了大批国民党卫生署的官员、政客。在中南地区各省市卫生机构中他也安置了不少国民党的卫生官。这批人大部分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有的是反革命分子，有的有血债，民愤极大，有的在解放后群众曾要求斗争他们，但都被齐掩护包庇。许多科长、科员也是由四面八方搜罗来的反革命分子和政治嫌疑分子。当时中南卫生部有“国民党管共产党”的说法。
+
+　　齐来卫生部后，还多方设法推荐他在中南卫生部的心腹来卫生部工作。肃反运动和反右派运动斗争后，齐对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仍是十分重用。
+
+　　相反，齐仲桓对忠实于党的老干部却一贯进行打击排斥，污蔑老干部是“土包子，怎样拉屎都不知道”。齐对党的干部工作和保卫工作也十分仇视。
+
+　　此外，齐仲桓在生活作风和道德品质上也极其腐朽堕落。
+
+　　齐仲桓的问题是极其严重的，在思想上有其系统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在政治上一贯的反对党的方针政策，反对党的领导；在组织上一贯依靠国民党卫生部官吏，包庇肃反对象、右派分子，打击老干部，挑拨离间，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企图篡夺党的领导。其性质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是长期隐藏在党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老右派分子，中共卫生部机关委员会于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决定将齐仲桓开除出党。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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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47.txt
@@ -0,0 +1,29 @@
+# 教育部整风领导小组决定开除反党分子李常青的党籍（李常青）
+
+　　原教育部高等师范教育司副司长李常青在一九五五年前担任哈尔滨市委书记时，曾参与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受到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李常青在受处分后，不但毫无悔改，反而变本加厉，更加与党对立。他继续发表反党反中央的言论，图谋推翻经中央批准的哈尔滨市委对他的错误所作的结论。他在一九五七年调教育部工作后，又站在右派立场，包庇右派分子，破坏反右派斗争。为此，我们在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至九日召开了四次部整风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对李常青进行了严肃的斗争。会议邀请了哈尔滨市委书记郑依平同志(原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长)和北京矿业学院副院长陈一凡同志(原哈尔滨市委委员、副市长)参加。经过摆事实、讲道理和严肃的批判，大家一致认为李常青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党分子，必须把他清除出党。李常青的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
+　　李常青在东北工作时支持和参与了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当时中央给他以撤销省、市委委员和市委书记职务的处分，原是十分宽大的。但是李常青不是采取真诚悔过，坚决改正的态度，反而执迷不悟，坚持错误，对党怀恨在心，并多方设法企图推翻党对他的错误所作的结论。他一面向中央监委提书面意见，抵赖主要错误事实；一面对人散布各种谬论，继续诬蔑中央负责同志。他的儿子范政曾说：“如果少奇同志代替主席领导，我父亲跌的一交不是更爬不起来了吗？”这话实际上反映了李常青的情绪。李常青还说哈尔滨市委斗争他，是因为他对林枫和彭真同志有意见。李常青还利用教育部同志对他在东北的错误不甚了解的情况，歪曲事实，散布谬论。他抵赖过去支持和参与高岗反党反中央宗派活动的主要错误事实，硬说自己与高岗的关系并不密切，说高岗是他的顶头上司，他不能不听从，高岗几次拉他，都被他回绝了，高岗对他还实行过打击。又说他的错误并不严重，只是因为态度不好，才受了处分。以上情况反映了李常青不仅想推翻党对他的错误所作的结论，还把党对罪恶滔天的高岗反党集团的斗争，说成是无原则的宗派纠纷。这正是他丑恶的反党反中央的阴谋的继续和发展。大家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
+
+　　李常青继续反党特别表现在反右派斗争中。李常青身为高等师范教育司整风领导小组副组长(实际负主要领导责任)，竟与右派分子站在同一立场，千方百计地抵制和破坏反右派斗争，包庇右派分子。
+
+　　整风开始，李常青就抱消极态度，借口业务忙，迟迟不发动干部大鸣大放。部内各司已经开始反右派，李常青竟向群众宣布该司没有右派分子。该司力易周、陈选善有不少右派言论，李常青不组织力量深挖，却轻轻放过了他们。
+
+　　特别严重的是部整风领导小组已经确定划张月为右派分子，并责成高师司进行斗争以后，李常青竟千方百计对张月进行包庇。
+
+　　张月的问题刚被群众揭露，李常青就擅自答应张月不划他为右派，不开大会斗争他。部整风领导小组确定将张月作为右派斗争，李常青从来没向群众宣布，反而在斗争会上，连声称张月为“同志”，并说开会是为了“大家受教育，共同提高”“大家彼此彼此”。这样，在李常青的主持下，斗争会就丝毫没有斗争气氛。在批判过程中，李常青还擅自修改同志们的发言稿。他挖空心思地把其中比较有分量的词句删掉。在李常青眼中，象“极端个人主义”“严重政治问题”以及“恶劣的”“揭穿”“别有用心”等词句都是“过火”的，因此都被他一一涂掉。有的发言稿甚至被整节整段的删去。这正如群众所反映的那样：发言稿到了李常青手里就被“砍头、去尾、挖心”。李常青对于张月有求必应，照顾体贴无微不至。当张月对同志们批评他极端卑鄙的个人主义，不称他为“同志”有意见时，李常青就连忙要大家不提“极端卑鄙的个人主义”，并说可以与张握手，称同志，不要叫张月为右派分子。斗争时，张月自己不认真记录大家批判他的意见，事后，李常青就叫大家把发言稿誊清后送给张看。张月写检讨，李常青就指定专人为张修改，帮助张月过关。斗争过程中，高师司从来没出过一张批判张月的大字报，也没给张月戴过右派分子的帽子。在最后一次斗争会上，李常青甚至对张月说：“连我现在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右派分子”。在李常青这样的包庇下，张月自然十分得意，张说：“我一切的担心、顾虑都没有了，领导水平高，我很满意”。
+
+　　由于李常青积极纵容、包庇右派分子张月，麻痹、限制群众的斗争积极性，所以张月这个右派分子实际上没有被斗倒，气焰十分嚣张，而高师司的群众则长期陷于认识模糊，分不清大是大非的状态。
+
+　　（李常青与右派分子站在同一立场，包庇右派分子的行为，曾一再受到部整风领导小组的批评。但是，李常青一直是充耳不闻，拒绝纠正错误，并且放出种种谬论，迷惑群众，抵制部的决定。他说：“张月是天主教徒，有反动思想不奇怪”，“张月的大部分右派言论是自动交代出来的”，“张月历史上反动，但鸣放出来的反党言论不很多，不能看作向党进攻”，“张月只有反动思想、言论，没有反动行为，不能说是右派”等等。一九五七年十月下旬，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下达以后，李常青又曲解文件精神，硬说根据中央规定，张月不应划为右派。他在高师司的党员大会上竭力宣扬自己的看法，并以生硬的态度“说服”大家，打击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在部整风领导小组会上，李常青也曾疾言厉色地抗拒多数同志的意见，公开为张月说话。）
+
+　　在部整风领导小组决定撤销李常青和纪之、刘漠(纪、刘有严重右倾错误)等人司整风领导小组成员的职务以后，李常青更加与党对立，他不仅拒绝作认真的检讨，反而使用卑劣的伎俩与党进行斗争。他一面用召开会议和个别谈话的方式欺骗群众，把部里对他的处分说成是某某人对他有成见，有意整他；另一方面，李常青又与纪之、刘漠多次进行密谈，商议如何辩驳、反击大家的批评。他并且施展了卑鄙的手法来煽动、拉拢甚至恫吓纪之和刘漠跟他共同与组织对抗到底。李常青的这些做法表明他是一个道地的反党阴谋家。
+
+　　由上可见，李常青包庇右派分子张月的罪行，不是偶然的。这些罪行更加充分地暴露了他反党的实质。
+
+　　李常青在政治上的堕落，也表现在他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他在东北受处分后，借口有病，长期在家休养。分配到高师司后，工作仍表现消极。工作之余，则以玩画、看古玩、打麻将为乐，有时通宵达旦。他在精神上甚至堕落到迷信神怪的地步，他曾不止一次地对人宣传练气功的神秘，说练气功到一定程度，头上会出现金光和小人，并可指使小人做事。从他的身上显然已经闻不到一点儿共产党员的气味。
+
+　　李常青的上述反党行为已经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并在党内外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在斗争过程中，大家一致认为李常青是一个卑鄙的个人主义野心家。他有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长期对党不满，一直没有得到改造。他在东北工作期间，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惜背弃党和革命的根本利益，追随党的叛徒高岗反党集团进行反党反中央的勾当。在高岗的阴谋败露以后，李常青拒绝接受党的教育，丝毫不知悔改，反而因为个人野心没有得逞和受到了纪律处分，而更加对党仇恨，继续发表反党反中央的言论，念念不忘推翻处分结论，以至破坏反右派斗争，包庇右派分子。这样，李常青就越来越与党对立，终于堕落成为彻头彻尾的反党分子。
+
+　　在这次斗争开始，李常青曾作过一次检讨，但丝毫不接触自己的反党思想和右派立场，态度极不老实。斗争会上，同志们一致认为党对李常青的批评教育已经仁至义尽，而他却坚决自绝于党。为了严肃党纪，必须给他严厉的处分。部整风领导小组在经过研究以后，决定开除李常青的党籍，撤销他现任的行政职务，另行分配工作。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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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48.txt
@@ -0,0 +1,11 @@
+# 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徐江萍党籍的决定
+
+　　<(徐江萍)>
+
+　　在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期间，经过代表们的揭发，证明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徐江萍，在政治上已经堕落为右派分子。他的主要错误是：在他所担任的检察工作中，一贯表现右倾，丧失立场。突出的是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里，当城市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农村的地、富、反、坏分子向党猖狂进攻，否定合作化成绩，诬蔑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破坏人民民主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时，在这样严重的斗争关头，徐江萍身为国家专政机关的主要干部，不是出来维护社会主义，保卫人民利益，坚决打击反革命分子的进攻，相反地却在一系列问题上，敌我不分。丧失立场。他混淆两类矛盾的性质，把敌我矛盾认作人民内部矛盾，甚至，连反革命暴乱杀死了革命干部，他也认为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且还诬蔑说暴乱是由于干部作风不好引起的。这样。他对于反革命分子的疯狂进攻，不但不去主动镇压，反而为他们喊冤叫屈，恶毒地无中生有地诬蔑我们的肃反运动有百分之五十、六十都是“错案”和“冤案”。徐江萍对敌人是这样的宽大与照顾，而对于我们的干部，却极尽其诬蔑和丑化的能事。他把我们许多阶级立场坚定，对敌斗争英勇的同志，描绘为作风恶劣、“违法乱纪”的人，说他们是“靠捕人来打开局面，靠惩办来代替思想发动”。因而他竭力主张对所谓“违法乱纪”的人，进行“严肃制裁”。这样，很明显，徐江萍的专政矛头，不是指向敌人，而是指向人民内部和革命干部的。
+
+　　徐江萍还反对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他把检察工作置于党的领导之外，向党闹分散、闹独立。他认为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便是破坏他的“独立审判”；说检察干部参加了党的中心工作，便是“不务正业”。
+
+　　根据上述情况，充分证明：徐江萍的言行，是不折不扣的右派言行；他已经完全丧失了继续作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为了纯洁党的组织和巩固党，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一致决议：开除徐江萍的党籍；并且建议有关的行政方面，撤销他所担任的一切职务。这个决定应该在党内外加以公布。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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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349.txt
@@ -0,0 +1,27 @@
+# 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右派分子阮力定案与处理决定
+
+　　<(阮力)>
+
+　　阮力，女，三十七岁，江苏省松江县人，共产党员，原广西省妇联副主任。
+
+　　阮力从小便全家参加天主教，又于一九三七年在上海高中时曾参加上海市第一届学生集中军训。一九四○年曾被批准参加共产党，尚未宣誓过组织生活因转移地点而失掉组织关系，一九四二年二月重新入党。平时个人英雄主义自高自大，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民主作风差，不虚心，对人严对己宽，工作不艰苦，不深入，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闹地位、待遇。
+
+## 一、 主要反动言行
+
+　　1．攻击统购统销政策，她说：“在统购粮食问题上，不根据政策办事，欺骗群众乱宣传，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侵犯群众利益十分严重。”污蔑统购是“区干用开除党籍、捆绑、抄楼等办法进行”，或用“拂晓包围，天亮解决”，攻击统购统销搞糟了，说“造成不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很多妇女儿童饿死了，很多妇女儿童变成了孤儿寡妇，很多妇女儿童至今与亲人离散”。
+
+　　2．攻击各级党委，丑化各级党委的负责干部和污蔑党的干部政策。他说：“中央省委对全省饿死人事件，笼统总结为因灾饿死人，值得进一步研究分析”。“死人事件的检查是民主人士反映到中央后，中央才派人检查处理的，这么多共产党员都在干什么呢？”又说“大干部下去排场太大，真正接近深入群众太少，在负责干部中打圈子较多，不如旧社会的清官还化装到民间私访”，说省委“执行干部政策没有原则”，攻击各级党委不重视妇女工作，挑拨妇女干部对党不满。还说妇女干部搞中心工作是不务正业。
+
+　　3．丑化全国妇联领导，去年六月在全国省市妇联主任会议上发言说“大姐大事不会干，当然不会犯错误”，又说：“全国妇联有怕上现象，最敢讲话的还是新闻记者。”
+
+　　4．企图把妇联组织放出党委之上。说“妇联要有代表性、斗争性，只有妇联才代表妇女的利益”。提出“妇联要监督帮助党政正确贯彻粮食政策”。
+
+## 二、 斗争中的态度
+
+　　初期态度极不老实，经多次批判斗争，最后已基本承认错误。
+
+## 三、 区党委整风领导小组定案与处理决定
+
+　　划她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原有职务，实行留用察看，并降低原有待遇(由十三级降为十六级)。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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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50.txt
@@ -0,0 +1,37 @@
+# 沈阳小学系统右派分子名册和部分综合材料（16）
+
+## 
+
+　　人员登记表
+
+　　单位： 1958年 月 日
+
+　　   部门 官立乡武镇营 小学 永乐乡永胜小学 永乐乡永胜小学 永乐乡永胜小学 永乐乡新台子 小学   姓名 张群众 代有俭 代有良 闻德升 赵景印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8 38 40 35 47   家庭出身 中农 富农 中农 富农 富农   本人成分 学生 伪军官 清剿队中队长 教师 教师   职别 教师 教师 教师 教师 教师   级别 四级 4 5 5 5   何时参加 革命 1949.9.1. 1949年 1949年 留用 留用   何时入党 -- -- -- -- --   何时入团 -- -- -- -- --   婚否，爱 人姓名， 何地工作 已婚 杨桂兰 家务 -- -- -- --   身体情况 健康 -- -- -- --   整风运动 中表现 -- -- -- -- --   处理根据 -- -- -- -- --   处理意见 -- -- -- -- --   备考 右派 反革命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
+　　人员登记表
+
+　　单位： 1958年 月 日
+
+　　   部门 永乐乡官相屯 小学 永乐乡小韩台 小学 大淑乡西苏小学 大淑乡大淑卜 小学 大淑乡大淑卜 小学   姓名 赵千明 张纬 宋万福 王兆金 崔淑筠   性别 男 男 男 男 女   年龄 23 26 39 28 38   家庭出身 中农 贫农 地主 地主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警察 学生 教员   职别 教师 教师 教师 教师 教师   级别 7 6 4 4 6   何时参加 革命 1953 1952.4 1949 1950 1951   何时入党 -- -- -- -- --   何时入团 -- -- -- -- --   婚否，爱 人姓名， 何地工作 -- -- 已婚 任风兰 西苏教师 已婚 王桂琴 大淑卜社员 已婚 吕继泉 劳动改造   身体情况 -- -- -- -- --   整风运动 中表现 -- -- -- -- --   处理根据 -- -- -- -- --   处理意见 -- -- -- -- --   备考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
+　　人员登记表
+
+　　单位： 1958年 月 日
+
+　　   部门 大淑乡胡家甸 小学 大淑乡胡家甸 小学 林盛乡沙河站 小学 林盛乡乱木屯小学 林盛乡乱木屯 小学   姓名 李洪涛 王志俊 栾宝才 李德品 姚乾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5 23 34 40 32   家庭出身 贫 中农 雇农 中农 贫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敌伪警 伪职 学生   职别 教师 教师 教师 教师 教师   级别 7 6 4 5 4   何时参加 革命 1953 1952 1949. 1949. 1950.   何时入党 -- -- -- -- --   何时入团 -- -- -- -- --   婚否，爱 人姓名， 何地工作 已婚 王伯媛 胡家甸小学工作 已婚 胡雅贤 胡家甸社劳动 已婚 家务 已婚 家务 已婚 家务   身体情况 -- -- 健康 健康 健康   整风运动 中表现 -- -- -- -- --   处理根据 -- -- -- -- --   处理意见 -- -- -- -- --   备考 右派 右派 反革命 反革命 国民党   
+
+　　人员登记表
+
+　　单位： 1958年 月 日
+
+　　   部门 林盛乡 长兴小学 十里河乡 中心小学 十里河乡 中心小学 十里河乡 中心小学 红菱乡 中心小学   姓名 相景纯 栢吉禄 尹宝昌 尹文林 石成伦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7 36 32 39 35   家庭出身 富农 中农 （土改时富农） 中农 地主 中农   本人成分 学生 教员 教员 教员 教师   职别 教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级别 6 4 4 4 5   何时参加 革命 1951 1948. 1949.3.15 1949.3.15 1949年   何时入党 -- -- -- -- --   何时入团 -- -- -- -- --   婚否，爱人姓名，何地工作 已婚 家务 已婚 缝纫社工人 已婚 家务 已婚 家务 已婚 家务   身体情况 健康 健康 健康 健康 近视眼   整风运动 中表现 -- -- -- -- --   处理根据 -- -- -- -- --   处理意见 -- -- -- -- --   备考 -- 右派 （三青团员） 右派 （国民党员 国民党军官 反革命） 右派 右派   
+
+　　右派分子登记表
+
+　　单位
+
+　　   部门 北红菱小学 烟台小学   姓名 肖济清 李元叶   性别 男 男   年龄 24 38   家庭出身 小资产 中农   本人成分 学生 教员   职别 教员 教师   级别 6 4   何时参加 革命 52年 49年   何时入党 -- --   何时入团 -- --   婚否，爱 人姓名， 何地工作 未婚 已婚   身体情况 近视眼 气管炎   整风运动 中表现 -- --   处理根据 -- --   处理意见 -- --   备考 右派 右派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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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51.txt
@@ -0,0 +1,43 @@
+# 中共教育部临时党组、教育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展开反对柳湜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斗争的报告
+
+　　<(柳湜)>
+
+　　柳湜，原名柳克立，男，五十五岁，湖南长沙人。家庭出身贫民，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二八年入党，同年在安徽芜湖被国民党公安局逮捕，一九三三年释放出狱。历任上海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员，读书生活编辑。上海生活星期刊编辑，汉口全民周刊主编，重庆全民抗战三日刊、全民抗战周刊主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冀中行署教育厅长，中共人民政府教育部视导司长，师范教育司长，“人民教育”总编辑，教育部副部长等职。
+
+　　柳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言行，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　　(一)反对党的肃反运动、反右斗争及其它政治运动。
+
+　　柳湜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的立场，对党的肃反运动非常抵触和反对。在肃反运动期间，他不积极参加斗争，后来却到各地对肃反进行恶意的攻击，打击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为反革命分子“伸冤”、“平反”，甚至庇护他们。一九五六年五月他到华东视察时，向华东师范大学民主党派人士讲话，说“三反、肃反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搞错了，积极不起来，反革命分子只要努力，一样可以当英雄模范”。同年六月他在华南师范学院视察时，更猖狂地进行了反对肃反运动的罪恶活动。他“批评”该院党委搞肃反是“不务正业”，“批评”该院肃反面过宽，善后工作不好，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粗暴。他很关心反革命分子廖鸾扬的自杀事件，向廖的弟弟说，此事已交由广东省委负责处理，意在为廖伸冤。柳湜的这种行动，大大损害了学校党组织的威信，助长了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到去年大鸣大放时，该院右派分子竟借廖鸾扬事件，要求法办领导该院肃反工作的党委正、副书记徐霁远和杨友吾。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柳到广西师范学院视察，在该院召开党员大会时，柳指示要吸收所有系主任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大会。他当着肃反对象“批评”了学校的肃反工作有错误，善后工作不彻底，并要学校在原斗争场合向有历史政治问题的贺祥麟(现为右派)肖厚德(现为坏分子)等道歉，进行“平反”。柳湜还庇护反革命分子。例如：反革命分子黄德安刚从监狱出来不久，他即以个人名义介绍黄到教师报社工作，并为黄吹嘘。北京师范大学的反革命分子谢昕，一九五○年入校时被发现有严重的特务嫌疑，一九五三年校方拟令谢休学，谢向柳申诉后，柳责成校方仍给予助学金，不使休学。
+
+　　在反右派斗争中，柳湜的反党言行也很突出。他采取两面态度，抗拒党的反右派斗争，坚决同党对立。他一面借口有病，回避参加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一面散布不利于反右派斗争的言论，为右派分子鸣不平，并且支持包庇右派分子。中央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四日和五月十六日两个指示中，已经明确指出，在大鸣大放中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企图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应准备回击右派。而柳看了这两个指示以后，还一再把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情况说成是“正常的现象”。同年六月七日他还在原高等师范教育司全体干部会上说：“章乃器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柳湜还为一些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辩护。他说林汉达不应划为右派；说有些被划成右派的青年人向中央写信提意见，纵然意见是错误的，也不应划为右派。更严重的是他在反右斗争中支持原高等师范教育司领导小组的右倾思想，对右派分子张月加以保护。高师司在反右斗争中表现了严重的右倾，部领导小组曾给予批评。柳却为高师司领导小组辩护，支持和助长了他们的右倾。高师司右派分子张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很完整，在大鸣大放时对党的人事制度进行攻击。柳湜身为部领导小组成员，却采取两面态度，一面对部领导小组的其他个别成员表示应划张月为右派，一面又在背后支持高师司领导小组，一再要他们坚持不划张月为右派的意见，实际上是在破坏反右派斗争，对张月加以保护。北京师范大学，反右派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以后，刘墉如、何锡麟同志向柳湜谈到北京师范大学反右成绩和“师大教学”(校刊)上有关驳斥右派分子的文章时，柳却说：“这些文章，右派分子还不会心服吧!”这也反映了柳湜对反右派斗争抗拒和不服气的心情。
+
+　　柳湜对其它政治运动，也抱有不同程度的消极、反对态度。他反对对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只强调知识分子的好处和作用，强调对知识分子团结和照顾，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他是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站在同一立场，跟他们有共同的情感，当他们受到打击，就好象痛在自己心上一样”。他反对用运动的方法改造思想，认为这会伤害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引起他们的反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反对沈阳高等学校在教师中举行思想展览，告诉“教师报”、“人民教育”不要宣传。他一再强调说，从今以后不搞运动了，反对把社会斗争、农村斗争、工厂斗争的领导方法搬到学校来。一九五五年党中央号召批判唯心主义，原教育部党组决定批判杜威思想，指定柳湜负责，而柳湜则消极应付。他认为“杜威思想有可取之处”。对北京师范大学朱启贤、陈友松(现在都是右派分子)在批判杜威的座谈会上宣扬杜威的言论，丝毫未加批驳。
+
+　　(二)在教育工作上，主张由民主党派和资产阶级专家领导，反对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教育的道路，主张走资本主义教育的道路。
+
+　　一九五六年，当国际上出现反共高潮和修正主义思潮时，柳在各地通过座谈、报告、写文章，发表了一系列的反对党领导教育工作的反动言论。他反对学校实行党委制。他把学校党组织看成为一般的社会团体，主张把党组织放在院校长监督之下。主张党委工作主要是保证教学，不是另搞一套。那么，靠谁来领导学校呢？他先后在原教育部召开的高等师范教育会议上，在视察华南、江西等师范学院时，在与民主人士谈话中，一再主张靠民主党派和资产阶级专家来领导。说“高师大多数教授是民主人士，这是高师的命根子”，“民主党派应该监督学校内的党”，并说“学院办不好，民主党派要负责任，这是任务”。他在章伯钧主持的部分高师盟员院校长座谈会上说，“高等师范院校的命脉就掌握在你们的手里”。他又说，“学校工作有阴暗面，主要是领导思想没有明确依靠着老教授办学”。在学校已经建立了党的领导的地方，柳湜则恶毒地攻击学校的党组织，把学校产生矛盾的根源和学校工作中的缺点，都归罪于学校党的领导，归根于党委不懂办教育和党委负责人对党外人士粗暴、不民主。他多次强调学校教育工作中的主要矛盾不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而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又说，学校内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是“生产关系妨碍了生产力”。即党的领导(“生产关系”)妨碍了教授能力(“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恶毒的攻击，目的在于要把已经建立了的党的领导取消。
+
+　　柳湜反对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不仅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到各地不断进行了拔红旗，插白旗的勾当。华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工作有缺点，省委曾决定于适当时机调动他的工作。一九五六年，柳到华南师院视察时，偏听老教授的意见，激动地、夸大地向广东省委反映该院党委书记坏透了，副书记作风也不好，主张马上撤党委书记的职，并调动副书记的工作，说什么“否则大家都不愿干了，学校就无法再办下去了”。那次视察结束时，他在该院全体大会上作了总结讲话。讲话中对学校党组织作了恶毒的攻击，严重地打击了学校党组织的威信，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切不满党的人撑了腰。致使党的工作同志和一些积极分子都抬不起头来，而反动分子的气焰，则嚣张到了极点。当以后省委派人到该院宣布院党委书记撤职、副书记调动工作时，黄明慧(现为右派)竟高举拳头大喊“今天是华南师院的校庆”，“是学校第二次解放”，并要求把当天定为校庆日。后来该院黄明慧、廖华扬(现皆为右派)到北京参观时，柳湜竟对他们说：“如不把你院两块大石头搬掉，华南师范学院是办不好的”。在福建，柳湜听信福建师范学院余宝笙(现为右派分子)等反映，先向院领导提出将该院党委副书记张立同志撤职的意见，后来又向省委建议将张调离学校。柳湜听信了钟敬文、傅种孙(现皆为右派)等人的反映，将北京师范大学党员教务长丁浩川同志调走了；还多次扬言，要将该校党员副校长兼党委书记何锡麟同志撤职。他极力主张提拔党外人士甚至右派分子作院校的领导人。
+
+　　(三)抗拒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批评，藐视地方党委，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
+　　由于柳湜坚持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的立场，所以他对党的领导，对党的方针政策，处处表现抵触和反对。主席提出了“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后，他说这个方针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他抗拒中央对教育部的批评。一九五七年春，董纯才同志在原教育部党员大会上讲话，传达中央精简节约指示和中央对原教育部的批评，会后，柳湜对中央的批评置若罔闻，还在支部大会上攻击说：“如果我不是党员就听不下去”，并责问董是以什么身份在党员大会上讲话的。
+
+　　他歪曲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他为了迁就照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抵制党的勤俭办学的方针，反对把师范院校内迁和反对把师范院校下放。他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无话不谈，甚至对华南师范字院老教授公开谈论该院党委书记的档案材料。正因为如此，柳湜得到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赏识和称道。曾昭抡说：“教育部只有柳湜这个人好些”。华南师范学院一个右派教授陈子明说：“柳副部长对我们很亲切，甚至一些内部的话也和我们说了。柳这些话，在许多党内负责同志都不易听到的。”又该院讲师卢天裕说：“这些年来，我仅听过一个好报告，就是柳湜副部长的报告，大快人心，听之忘倦”。
+
+　　他藐视地方党委，反对把学校置于地方党委直接领导之下。他反对把师范院校下放，认为地方党委领导不了高等院校，他捏造说：“江西师院学生闹事，省委与学校党委一筹莫展，风潮一直闹了几个月不能平息，我向学生作了一次报告才把学生说服了”。其实，事实并非如此。他到处批评学校的房子、设备不好，随便许愿；并怂恿教师到省委去争吵，造成地方党政工作上许多困难。他不通过地方党委，就直接解决学校的问题，造成学校和教师对地方党、政的不满和不尊重。
+
+　　柳湜对教育部党组长期闹分裂活动。在董纯才同志未来部前，他召集三次会议，在部分司长干部中散布对董不利的话，并要黄啸曾向习仲勋同志反映，以拒绝董来部。董来原教育部任党组书记后，柳即工作消极，先后利用前办公厅主任黄啸曾、原高师司司长李实、原中学司司长侯俊岩等的对党不满和其他弱点，形成宗派，反对党组和董纯才同志的领导。柳又利用部内群众对董不满的情绪，通过支部会议等合法形式煽动群众反对董纯才同志，甚至说：“不要怕，闹不出匈牙利事件来”。党组副书记陈曾固同志初来教育部时，柳就背后散布陈不懂业务，是外行。以后又造谣说陈对董不支持，说董受到中央批评，可能是陈向中央反映了董的问题。
+
+　　柳湜自己检讨说，他在全国解放以后对自己的工作地位是不满意的，对于解放初期未当上副部长，未当上人大代表，后来他的位置又被放在董纯才同志之下，他都不满意。所以，柳在原教育部的反党分裂活动不仅反映了他的个人主义野心，也反映了他对中央的不满。
+
+　　根据这次揭发的全部材料看，柳湜的反党罪行不是偶然的。他原来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的思想浸透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具有牢固的资产阶级立场和观点，具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入党以后，长期没有得到改造，所以，他长期同党有矛盾。民主革命一关，他就没有过好。他在延安任边区政府教育厅长时，以民主人士身份(柳当时是秘密党员)，向党争教育上的财权、人权独立，未成，就挂冠而去；他审查课本，把“边区好”、“八路军好”、“孔二小姐”(揭露四大家族挥霍民脂民膏的糜烂生活)等课文删掉，说是有碍抗战工作；他叫人把美军新闻处的材料散发各县；听信米脂某小学校长(土绅)的意见，坚决主张将该校党员教导主任撤职；等等。但是当时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同党的矛盾还本突出。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由于他还坚持资产阶级立场，他同党的矛盾就发展到显明的对立。他对党的方针政策处处抵触，对新社会的新事物格格不入。一九五六年，在国际上出现了反共高潮和修正主义思潮，在国内他又从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观点曲解了党所提出的百家争鸣、长期共存、团结知识分子和向科学进军等方针政策，他觉得形势对他有利，就积极起来，代表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向党反击。首先是攻击党的肃反运动和对知识分子改造的政策。他到处去“视察”、讲话，肆无忌惮地大放谬论。这是柳湜在一九五六年前后猖狂反党的主要原因和背景。一九五七年，当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展开以后，革命的锋芒指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时候，柳湜更感到切肤之痛，他同党的对立就更加尖锐了。他一方面消极躲闪，不参加反右斗争，另一方面，却积极抵抗，为右派分子辩护，支持和庇护右派分子。这些，是柳湜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必然结果。柳湜长期保持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把党当作个人追逐名誉地位的工具。到延安时，他自以为在白区作文化工作有功，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竟以民主人士自居，对党分庭抗礼。全国胜利以后，他的个人主义野心更加发展。他对于党所分配他的工作地位不满足，同民主党派负责人比地位，同曾任过陕甘宁边区政府厅长的其他同志比地位。当个人愿望一再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对党的不满就不断增长。由于柳湜长期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和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同党的关系长期矛盾，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而发展到同党对立，最后就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可耻的道路。
+
+　　柳湜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被揭发以后，他前后共检讨了四次。前三次检讨态度不老实，不肯主动交代问题。后来，经过群众的严肃揭发和斗争，经过领导同志对他的不断批评和帮助，最后一次检讨，已经被迫低头认罪，承认了自己的主要罪行，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检查，有了一定的认识，并表示愿意悔改。
+
+　　我们认为，柳湜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在党内的代理人。他的问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他是一个党内的右派分子。按柳湜问题的性质和他的检讨态度，我们认为，应该开除其党籍，撤消其行政职务，降级，另行分配工作。
+
+　　中央批示：同意开除柳湜的党籍，撤消原有职务，降级，另行分配工作。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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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52.txt
@@ -0,0 +1,21 @@
+# 中共浙江省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极右分子顾耕初党籍的决定
+
+　　<(顾耕初)>
+
+　　顾耕初，男，三十五岁，江苏川沙县人，家庭出身职员，本人成份学生。一九四○年九月入伍，同年七月入党。历任：机要员、记者、科长、秘书、省文化局处长、副局长、省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等职。
+
+　　顾耕初的反党言行如下：
+
+　　一、在大鸣大放期间，利用广播电台这一宣传机构，配合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鸣放开始，省委指示电台对外宣传应加控制，不放不鸣，顾耕初却背着省委，擅自举办“争鸣话筒”特别节目，并连续要右派头目宋云彬、姚顺甫、郑伯永等在话筒面前放出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致使电台一度成为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讲坛，实质上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开辟了一条战线。七月上旬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左莹同志来浙江检查工作时，传达了邓小平同志在沈阳指示广播电台不放不鸣的精神后，顾又封锁消息，阻止别人将中央精神报告省委宣传部，说：“报告宣传部，就鸣放不成了”。
+
+　　二、在反右派斗争期间，积极包庇右派分子，广播电台副总编辑右派分子何其、梅寒白，一贯进行反党活动，反右派斗争开始时，顾耕初担任电台领导小组组长，他组织群众向肃反积极分子开展斗争，被宣传系统整风领导小组发现后，曾指示顾立即撤销何其的职务(整风领导小组成员)，限期发动群众，组织斗争何其。而顾耕初公开对抗，拒不执行。后经宣传系统和新闻界领导小组五次指示并严格批评后，顾才以加强业务的名义撤销何其的领导职务，但仍然坚持不斗争，并对领导小组的同志说：“何其有问题，我们也要保护他过关。如果一定要搞，我们就以组织名义打报告”。并说：“撤掉我的职，也要把问题搞清楚”。直到斗争何其的前夕，顾还对何其说：“你看这是什么性质，我们有什么把柄给人家抓住了……”。怕搞了何其，火烧到自己身上来。
+
+　　三、“左叶事件”在报上公布后，顾耕初同意电台进行“声援”，在电台编辑部召开大会，以全体编辑、记者名义向中央新闻工作者联谊会发表通电。在通电中除对“左叶事件”表示愤慨外，还污蔑说：象左叶这种以官僚架子、老爷气派对待记者，无理阻挠记者活动的人，在浙江也不是个别的……等。在这个事件中，也充分暴露了他的反党的本质。
+
+　　四、否定电台的肃反成绩，打击肃反积极分子。顾调电台工作后，就一笔抹杀电台的肃反成绩，攻击肃反领导小组成员。说“电台肃反搞得一团糟，一塌糊涂，搞得大家垂头丧气!”并一再宣扬“电台肃反副作用很大，伤害了一些人的积极性，有过伤害编委集体领导的错误”。污蔑“肃反干部翘起尾巴来了”!致使有些肃反干部长期抬不起头来。在反右派斗争中，又抓住了个别肃反干部的某些错误，开展斗争。
+
+　　五、近几年来，特别是鸣放期间，散布流言蜚语，串连群众向党进攻。他时常在群众中和右派分子面前说：“省委有宗派、有圈圈，常委开会，陈、林、吴总是交头接耳，杨思一冷冷清清坐在一旁，顾德欢老头子更可怜啦”!说“陈修良这样的人，马列主义水平在浙江是少有的，也不给她当省委委员”等等。他污蔑中央广播事业局“什么也干不了，不管它”!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召开省市台长会议时，顾耕初积极串连部分地方电台的同志，攻击中央广播事业局。
+
+　　顾耕初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不是偶然的，他一贯骄傲自满，极端地发展个人主义。在部队工作的时候，对抗领导，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到电台后，与反党分子何其、梅寒白勾结一起，同流合污，进行反党活动，基反党的罪恶活动是十分严重的。省委监委决定并已经省委批准，将顾耕初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劳动教养。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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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353.txt
@@ -0,0 +1,49 @@
+# 中共安徽师范学院委员会对于右派分子方向明的处分决定
+
+　　<(方向明)>
+
+　　方向明，男，现年五十岁，安徽太平县人，家庭出身佃富农，本人成份职员，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同年六月参加共产党。从一九五四年起，曾任安徽师范学院院长(党内曾任过党委书记、党委委员)、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中共八大代表。方曾于一九二九年参加过国民党，历任国民党县党部干事、县教育局代理局长、视察员，中学训导员等职务。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时曾被国民党逮捕，同年十一月又被日伪逮捕。
+
+　　方向明虽入党多年，但始终对党不忠诚。解放后，屡次拒绝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在大鸣大放时，严重丧失立场，纵容和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在反右派斗争中，曾召开数次大小会议，对右派分子方向明进行了斗争，根据所揭发并经查对属实的材料，方向明的主要反党罪行如下：
+
+　　一、方向明经常以党内的“教育家”自居，吹嘘自己最懂得知识分子的心理，懂得教学，是“内行”，并以此来反对党的领导。他认为党委不能领导教学，主张“教授治学”。在大鸣大放时，他说：“报上已登大专学校党委制不合适，要加强院务委员会的领导，党委制要考虑。”同时，他积极地改组院务委员会，并把党员干部从院务委员会中排挤出去。甚至公开要求当时担任党委副书记的高峰同志退出院务委员会。方向明非常讨厌别人说党伟大、英明等话，他公然说这是“八股调”。他在审阅科学研究和函授工作计划时，硬要把“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等字样删去，公然说：“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等字样，是‘党八股’，应当取消”。方向明一向否认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在他担任党委书记职务时经常说：“党支部能做什么，人家对党支部的意见不少，党支部有些代替行政，会得罪知识分子。”因此，他坚决不同意支部书记参加有关系科室主任会议。同时还提出“要在党内布置，要支部书记不要在系科里当领导。”方向明极力反对依靠党的力量进行工作，他不仅很少接近党员干部，而且还害怕党员干部，他公开对人说：“我怕党员干部难缠”，因而他反对向省委请求派党员干部来院工作，但又诬蔑说：“省委宣传部，没派一个好干部给我”。
+
+　　方向明屡次抗拒省委关于迁校和文理分院的决定。一九五四年省委决定将安徽师范学院迁至合肥，他一方面诬蔑：“省委胡搞”、“异想天开”；一方面为了达到其反对迁校的目的，又故意将合肥建校预算扩大到一千七百亿元(旧币)。一九五六年省委决定文理分院时，方向明表面接受，但回校后立即召开党委会，并在会上说：“他们(省委)不懂，不了解情况，光我一个人说不行，你们也要去提意见。”企图利用党委的组织与省委对抗。不仅如此，方向明还在群众中公开辱骂：“省里无人，省委不懂，省里的人都是低能”。还说：“教育厅算什么东西，什么都不懂，那一个能搞高等教育，有些事还给我制造麻烦。”更不能容忍的是，他曾对资产阶级教授说：“我们都是山沟里来的，你们是知识分子，说了有用”，“你们大家要说话，要造成舆论”，企图鼓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反抗省委的决定。
+
+　　二、在大鸣大放时，严重丧失立场，纵容和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当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时，方向明纵容和支持艺术科右派分子闹事，同意艺术科右派分子提出的关于“艺术科留在安师是省委本位主义”的谬论，方在艺术科学生代表会上煽动说：“你们的意见是合理的，我们支持你们。你们应当多写稿子，要好好写，写出道理来，送到各个报社，特别是安徽日报，以引起各界人士的重视，造成社会舆论”。在方向明的几次煽动和催促之下，艺术科的学生果然写了“我们的意见”一稿分送到各报社，并写了“请愿书”送到省委。在方向明的支持和煽动下，艺术科的右派分子还写了“为要求迅速筹组华东艺术师范学院而呼吁”的呼吁书，当这份反动的“呼吁书”在芜湖新华印刷厂印出时，被市委书记郑家琪同志发觉，当即打电话给我院党委，不要让他们发出，并将反动的“呼吁书”送交我院党委处理。当时，方向明坚不接受，并说：“这样会造成被动”，因而这份带有极大煽动性的反动“呼吁书”就被散发到全国各高等学校去了。
+
+　　当省委传达了中央关于“抓紧时机大鸣大放”的指示以后，党委分工要方向明主持理科的鸣放座谈会，他抗拒执行，故意拖延，后经党委一再督促，他才被迫召开了一次仅两小时的座谈会应付了一下，还说是“理科不问政治，提不出意见。”当物理系总支副书记要方动员大家对党的方针政策提意见时，他说：“那怎么能讲，这不是会叫人家说放长线钓大鱼吗?”结果使理科的牛鬼蛇神没有彻底的暴露出来。
+
+　　方向明还极力支持右派向党进攻。化学系右派分子李晟的极其反动的“十六条大纲”贴出后，方向明赞扬说：“很好，你这个不错，最好能把它写得更具体一些。”当右派分子王国斌、吴琅高借口没有发“请柬”，捣散了鸣放座谈会后，方向明则千方百计的安慰右派分子，并曾两次责令党委办公室秘书向右派分子检讨、道歉。当右派学生要求停课鸣放，方向明不仅鼓动学生贴出“要求停课鸣放”的大字报，同时还拒绝经过党委决定，在院务委员会上通过的鸣放与学习工作两不误的布告上签署院长的名字。他甚至把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与在历史上党领导下的革命的学生运动相提并论。
+
+　　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方向明当时身为党委书记、院长，不但拒绝参加斗争，整日关门睡觉，不闻不问，连电话都不接，而且还千方百计地破坏反右派斗争。他曾经对别人说：“反右派我很耽心，不要把人家说几句话，就当成右派，我院知识分子都是教书的，那里能造反呢，他们(指党委)又在搞什么反右派斗争，将来一定又象肃反那样糟。”同时，他还经常刮阴风，散布一些“斗争过火了”，“斗不好，放下来算了”等冷言冷语，企图使右派逃避斗争。
+
+　　（方向明不仅包庇右派，拒绝参加反右斗争，而且还极力趁机吹嘘自己，打击别人。当右派分子猖狂进攻时，方向明则幸灾乐祸地打长途电话向省委报告说：“现在学生闹的很凶，学生对他们(指其他党委)提的意见很多，就是对我个人还好些，没有什么意见。”在反右派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以后，他不仅不检查自己支持纵容右派向党进攻和破坏反右斗争的错误言行，反而恬不知耻地在省委领导面前假报功劳说：“在右派进攻时，只有我挺身而出，×××缩头了。”其实真正缩了头的，支持和纵容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正是方向明自己。）
+
+　　三、方向明极力诬蔑农业合作化，否定三改成绩，夸大肃反缺点，反对文字改革。方向明在参加“八大”会议从北京回来后曾造谣说：“北京城外的农民因灾荒生活很苦，曾拥到城里闹过事，看到东西就抢着吃，以后被搞走了。”还说：“无为一带灾民生活很苦，因为三改没有改好。这样下去共产党很危险，三改的作法是值得研究的。”他根本不承认农民生活有了改善。
+
+　　方向明身为党委书记、又是五人小组组长，不仅不领导伟大的肃反斗争，反而有意夸大肃反缺点，与右派分子一唱一和，要求平反。他说：“肃反扩大化了，一下子集中了一百多人，超过中央所指示的百分数”；“集中学习的方式对知识分子不适合。”在肃反工作取得伟大胜利后，他对一教授说：“肃反搞得过火了，当时我就想不通，不过当时我不敢讲，讲了会不得了。”他甚至公然在理科教师座谈会上说：“毛主席提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在我院主要是纠正错误平反的问题。”
+
+　　方向明也反对文字改革。他说：“拉丁化，简直是瞎搞，中国文字有几千年的历史，那么容易，日本鬼子改了几十年都没有成功。”甚至还造谣说：“郭沫若也反对文字改革。”不仅如此，方向明还经常散布一些不利于国际团结的言论，当有人看了苏联画报后，羡慕和赞扬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时，方说：“你们太天真了，这是宣传嘛。”又曾说：“在匈牙利和波兰事件后，苏联威信大大降低了，后来苏联两颗人造卫星上了天，才挽救了自己。”
+
+　　四、方向明在政治上一贯右倾，不参加历次的政治运动，坚持资产阶级办学观点，反对作政治思想工作。一向主张办学要“安安静静，不要人为的忙乱。”他说“学校里主要应当是静，一个接着一个(指政治运动)怎么能行。”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在实际上他都没参加。同时他还经常说：“在运动中做积极分子容易，在工作中做积极分子难。”
+
+　　方向明很不愿意参加党的会议，他对省委和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都表示冷淡的态度，有时便借口“有病”，“身体不好”或说“学校很忙”来逃避会议。即是参加了会议，回校后也是很少传达。方向明从不愿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几年来只参加一次小组会；也不愿看党刊，甚至公然说：“我那有这些时间看那些东西。”
+
+　　方向明特别欣尝“士为知己者死”的论调。他说：“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他对知识分子一味迁就，不讲原则，甚至说：“这些人搞翻了，他们不干，你去上课呀!”“学生是人家教出来的，学生会听他们话的，会罢课闹事的。”同时，方向明一向坚持资产阶级办学路线，反对做思想工作。他认为学校应当强调法制，否认政治思想工作的作用。
+
+　　五、方向明经常玩弄两面派手法，作风极不正派，经常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挑拨离间，包庇坏人坏事。他经常吹嘘自己是“专家”“内行”，并以“方博士”自居；而对其他的领导干部则肆意打击、诬蔑。他经常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都不懂知识分子心里，游击习气太重，脾气太坏；只有“我懂得知识分子的心里，所以他们都听我的话，教师发生了问题，只要我一句话，就可以解决问题。”甚至他还不知羞耻地说：“由于我懂得知识分子心理，教师都同情我，所以右派进攻时，我没有遭到攻击。”
+
+　　方向明经常玩弄两面派手法，把自己放在机动的位置上，开会时，不发言，不表态，平日工作又极不负责，经常关门睡觉。当工作做好了，有他的功劳；当工作没有做好时，他就以第三者的面孔出现，指手划脚，评头品足，说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都是他们(指其他党委)搞的，推卸责任，嫁祸于人。同时，方向明还经常挑拨离间，破坏党委团结。
+
+　　方向明一向纵容和包庇其爱人刘文(右派分子)为非作歹。在方向明的包庇纵容下，当总务处没有给刘文配备沙发，刘便破口大骂；刘文在调动工作时，还私带亲信干部，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方向明对其爱人刘文这些行为，不仅不加批评，反说：“刘文有她自己的群众基础”，“刘文可厉害哩!在皖南区党委工作时，除步新同志外，其他任何人都无可奈何她”。方向明还经常拉拢一批思想落后和政治上有问题的人，作为自己的亲信。他曾千方百计为反革命分子谢汝镇(现已判刑，缓期执行)增加工资，曾亲自乘汽车登门拜访反革命分子陈鹏(现控制使用)，并说：“我是代表党来访问你，来安慰你。”同时还对别人说：“安师人情实在复杂，我的一些朋友，到我这里很痛苦，鬼鬼崇崇都不敢出门，等到没有人时，才敢出门”。
+
+　　此外，方向明在生活上也是极其腐化的。他一贯矫柔做作，表面上把自己打扮成为生活朴素，廉洁奉公的正人君子，而实际上曾盗窃公家大批图书，用公家的款子给自己买收音机。平日对保姆极端苛刻，甚至一个月换五、六次保姆。更卑鄙的是他经常用公款购买“丙酸睾丸素”，以刺激其性的生活，还经常打吗啡针。
+
+　　在斗争中，方向明极不老实。在省委扩大会上，为了挽救他，省委和学校负责同志曾几次找他个别谈话，要他检讨交代，但他却一概拒绝，不肯检讨，甚至要党组织派一个人帮助他写检讨；继则装病、不吃饭，以示抵抗。回校后不仅不老老实实交代，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进行活动，与党对立，并说：“我活了五十岁，今天才如梦初醒，我心也寒了。”“反党么!现在又不是我一个，大头脑多得很呢!”，还说：“我是无所谓的”，以此来表示他的满不在乎。同时，他还布置其爱人刘文到其亲信××家中说：“老方回来了，他们搞他，我要告到中央去。”又说：“你们与我们接近较多，讲话要留意，要当心!”当省委批准划为右派，对其展开斗争时，起初他拒绝参加，甚至蛮横的说：“就是你们把我丢到水里去，我也不参加。”；以后勉强参加了，又借口有病拒绝检讨。经批评后，他写了的所谓“交代”，仍拒绝交代自己的思想动机，不肯进行思想批判。在核对材料时又百般抵赖。
+
+　　根据方向明的犯罪事实及其一贯顽固的态度来看，方向明不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右派，而且也是一个极右分子。
+
+　　为此，根据中央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处理党内右派分子的原则，经院党委讨论，并报请省委和中央批准，决定开除右派分子方向明的党籍，撤消其一切职务，留用察看(由9级降为14级)，另行分配工作。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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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54.txt
@@ -0,0 +1,29 @@
+# 中共中央财贸工作部机关总支委员会决定开除右派分子郝可铭的党籍
+
+　　<(郝可铭)>
+
+　　郝可铭，男，山西省洪赵县人，四十五岁，家庭出身城市贫民，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为中共中央财贸工作部干部管理处处长。
+
+　　郝可铭在干部处工作期间，同该处副处长江卓、二级巡视员李毅组成了反党集团，进行反党活动。他的主要错误事实是：
+
+　　一、反对和抗拒中央的指示和决定。
+
+　　他反对中央分级分部管理干部的决定。他说：“我不敢说中央分级分部管理干部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并讥讽地说“我只好说它正确”。反对中央规定的中央新成立的部(工业部、交通部、财贸部)的四条任务，他说：“四条任务很空”，“你抓也可以，不抓也可以”。他对政治思想工作、干部工作、政策检查工作都进行了攻击和否定。他还反对下乡到基层调查了解情况。一九五七年六月三日他在中央财贸部整风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公开抗拒中央书记处关于帮助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整风运动的指示。他说去帮助对口部整风是“不伦不类”。当他被迫接受了任务以后，不仅消极怠工，还在干部处散布谬论说：“派人帮助人家整风，会增加人家的麻烦”。
+
+　　郝可铭反对中央关于干部训练教育工作的指示，主张取消干部训练工作。他说“干部训练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干部训练工作是个包袱”。他反对陈云同志关于改进财贸各部门干校教学工作，要各业务部门负责同志亲自上课，借以总结工作经验，克服教条主义的指示。中央财贸部决定财贸干校教学内容以理论、业务政策为主，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他反对学习政治理论和毛主席的著作。当资产阶级右派反对高等学校实行党委制的时候，他就主张干部学校同高等学校一样不实行党委制，因而拒绝签发要黑龙江省委财贸部总结省合作干校实行党委制的通知。
+
+　　二、散布流言蜚语，破坏党的团结，诽谤中央和毛主席，破坏中苏友谊。
+
+　　三、否定中央财贸部的工作成绩，对抗部的领导。
+
+　　一九五七年二月马明方同志在全国财贸部长会议上对一九五六年的工作做了估计，肯定成绩是主要的，而郝可铭却说：“有人说成绩是主要的，我就不同意这句话”。他说，如果说我们有成绩的话，就是发现了中央成立的中央财贸部是“基础同上层建筑不相适应”。他反对“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是正确的，因此成绩就是主要的”的说法。他对马明方同志报告中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攻击，企图煽动大家反对领导。
+
+　　四、整风运动中，煽风点火，包庇右派，向党进攻。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干部处江卓副处长主持起草了“关于非党干部的提拔使用情况的报告”(草稿)，其中不加批判地引用了一些反党言论，并错误地指责党的部干政策。部里要他们修改，他们不修改，到反右派斗争的时候，又把这份文件拿出来，要干部处干部鸣放。他说“这个文件还是有用的”，“为什么不发表，为什么不送中央？”他还散布挑拨性的言论，说中央财贸部“矛盾的锋芒主要是领导与被领导间的问题”，向别人暗示领导上有错误，企图掀起反党反领导的斗争。
+
+　　郝可铭反对认真进行反右派斗争，并包庇右派分子郝守业(干部处工作人员)，部里指示详细调查核实郝守业的错误事实，他不执行。部里把郝守业的错误事实弄清楚，经过了几次大会批判肯定是右派分子以后，他又积极主张把郝守业留在党内。郝可铭还利用李毅向党进攻，并且包庇李毅，他把整风办公室整理的关于李毅的错误言行材料传给李毅看，要李毅预为准备。他还讥刺、打击积极同李毅进行斗争的同志。此外，他还诋毁浙江省委对沙文汉等右派分子的斗争。
+
+　　五、工作消极。郝可铭在中央财贸部工作期间消极怠工是一贯的，而且愈来愈严重。他常常在办公时间带头下棋、打扑克、看小说，迟到早退，无故不上班。他连自己的检讨，也找别人代写。他的病本来不是那样严重，医生证明他是可以上班的，但自反右派斗争以后，他即借口有病欺骗组织，不上班。
+
+　　郝可铭的上述错误并不是偶然的，他是一个没有根本改造的旧知识分子，他的少年时代是在一个“生活颇富裕”的官僚兼商人的家庭中渡过的。他的剥削阶级意识很深，入党以后，屡犯重大错误。—九四零年他在恋爱问题上和党的团结问题上犯了错误以后，竟然把党对他的教育说成是“摧残”他。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期间，他两次私自回家养病，两年多未做工作。党批评他，他竟诬蔑党“诽谤非难”他。一九四九年他在福建闽侯地委任地委书记期间，把我们党领导的福建人民英勇坚持了二十年的革命斗争，诬蔑为“只是一条失败的经验”。他反抗省委的减租指示，还指示各县委“勿为外界(指省委)影响所动摇”。对于这些错误，他不但没有改悔，反而说“党内麻烦，只要你犯了错误，什么时候都要整你一下”。他没有认真的自我改造，一贯的站在极端个人主义的立场上来观察问题。这次整风运动中郝可铭所犯的错误，是他反党思想的发展和暴露。为了严肃党的纪律，中共中央财贸工作部机关总支委员会于一九五八年十月决定开定右派分子郝可铭的党籍，并且撤消他担任的一切职务。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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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南阳地委整风办公室《关于“向党交心活动”中所划右派情况的报告》摘要
+
+　　“我区前段划的右派确实多了些，主要是在中、小学校教员中划的右派多了些。近日各县（市）汇报，这次交心活动又在中小学校教员队伍打了1870个右派分子，占全区中小学校教员总人数的8.9%，加上原有的右派3860人，全区教员共划右派分子5730人，占全区教师队伍总人数28.3%。各县（市）新划右派的比例都在20%以上，个别县如邓县高达46%，方城县为41%，只有内乡县为15.2%。当然，划右派应当实事求是，有多少右派就应该划多少右派，不能受比例限制。但也应当考虑到比例，因为比例高低也反映出符合不符合客观规律的问题。”
+
+　　该报告说：“地委领导亲自研究了几份划右派的材料后发现，主要是把交心活动时自己主动交出来的‘真心’，与向党进攻的‘黑心’界限划的不清，尤其是把‘批判潘、杨、王斗争’中敢于暴露思想的人划为新右派的做法，非常错误。应当承认，交心活动中，我们曾反复号召‘要交出真心，自我批判’；在‘批判潘、杨、王斗争’中，也曾要求‘暴露思想，发表不同意见，敢于争辩，允许保留个人意见。’这些提法虽然可能为一些人所利用，但也不能把敢于暴露思想的人都划为右派。
+
+　　 地委整风办公室1958年10月7日
+
+　　来源：赵宗礼《1956—1961：南阳反右志逸》未刊稿，2023年2月6日。赵宗礼，《南阳日报》社退休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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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5 @@
+# 中国青年报社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右派分子钟沛璋的政治结论
+
+　　<(钟沛璋)>
+
+## （一） 简历
+
+　　钟沛璋，男，33岁，浙江镇海人，出身商业资本家，本人成分学生。1939年9月在上海地下入党。1941年参加工作。解放前在南京、上海、杭州作地下学生工作。解放后，在上海市委工作。后任华东青年报副总编辑、总编辑。1954年6月调来中国青年报社，现任副总编辑、团中央候补委员。12级。
+
+## （二） 主要反党言行
+
+　　一，恶毒地诋毁社会主义制度。他诬蔑社会主义制度在逐渐蜕化、腐败。说：“令人不能容忍的蜕化、腐败和官僚的现象”越来越多，我们的群众发奋图强的革命热情“逐渐退而变得好逸恶劳”。因此，他煽动我国青年要向匈牙利青年一样“造反”，要青年“赶上今天我国的思潮”，引导青年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二，散播反党的“青年冲击”论。他夸大青年作用，顽强地反对党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政治思想教育和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青年，并蓄意以反官僚主义为幌子，利用来散布这种谬论，作为在广大青年中煽风点火的工具。当编委会根据党的指示，几次讨论改造并取消“辣椒”付刊时，他都与其他右派分子一样进行顽强抗拒。鸣放期间。他反对团中央给报社规定的“按兵不动”的方针，而主张所谓“有指导的放”，这种主张实质上也是煽动青年起来同右派一起反党反社会主义。三，反对党对青年团的领导，篡改青年运动的共产主义方向。他诬蔑“青年团官气已达到可怕程度”，“许多团组织在新形势下已迷失方向”。他公然叫嚷青年团不要党的领导，说青年团“事实上到现在还是躺在党的怀里”，“许多地方团的工作还被党委管的死死的，透不过气来”。他要求青年团揭开盖子来一个“大革新”，按照他的资产阶级思想、观点，把共产主义的青年团改造成资产阶级的青年团。四，阻挠反右斗争。在学校展开反右派斗争前夕，他写的六月十七日社论，硬说学校里没有右派，公开阻挠党在学校中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反右期间，他还无理干涉人民大学党组织对其爱人右派分子陈敏的斗争，包庇陈敏，直至陈敏定为右派分子后，他还利用职权要陈为中国青年报起草社论。
+
+## （三） 对错误的态度
+
+　　钟沛璋的反党言行是十分严重的。在报社反右斗争初期，经过团中央书记处指出错误后，他就开始检讨。后来，经过报社同志们的揭发和批判，他对错误认识和态度较好，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并表示愿意脱胎换骨，重新作人。
+
+## （四） 结论及处理意见
+
+　　钟沛璋一贯狂妄自大，目无组织，拒绝思想改造，有着比较系统、完整的修正主义观点，披着青年利益代表者的伪装。向党进行了多次的恶毒的进攻。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右派在党内的代言人。根据他对待错误的认识和态度较好，处理意见是：开除党籍，撤销全部职务，另行分配工作。
+
+　　 一九五八年十月七日
+
+　　· 来源：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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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49 @@
+# 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对右派分子温济泽处分决定及中央组织部的纠正决定
+
+　　<(温济泽)>
+
+　　温济泽(曾用名温谅文、温济直)，男，现年44岁，江苏淮阴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为共产党员。现在广播事业局党组干事、副局长、中共人民广播电台编委会委员、副总编辑。行政级别九级。
+
+　　温济泽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入党后长期抗拒改造，胜利后更严重蜕化，丧失了共产党员应有的立场和品质。在他分工负责对外广播工作时期，他和邹晓青、张纪明结成反党小集团，带头反对党的领导，以修正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篡改了党在对外广播中的政治方向，提倡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和文艺观点；在外事工作中，目无组织不守纪律，而且严重丧失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表明了投降主义和奴才相；在组织上，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以非组织的手段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将对外广播部门变成他们的独立王国，在整风反右期间，温济泽又阻挠和抗拒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同情和包庇右派分子。由于反党反社会主义，温济泽已堕落成为国内外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成为一个右派分子。
+
+## 一、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要表现：
+
+　　(一) 在宣传方面：
+
+　　在对外广播宣传中，以温济泽为首的反党小集团篡改了党的政治方向，以修正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代替了马列主义，以资产阶级的立场代替了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他反对宣传党的领导，在许多对外广播的稿件上删去了“党的领导”的字句。他不准选送歌颂领袖的歌曲出国，甚至“桂花开幸福来”等民歌也在被禁之列。在宣传上经常不执行中央的指示和规定。例如对台湾的宣传，也不许揭露蒋介石集团的卖国残民的罪行，而签发赞扬蒋氏父子“有民族气节”的稿件，在少奇同志指示可以作适当的揭露以后，他竟然继续反对揭露蒋介石卖国集团的罪行。去年鸣放期间，中央规定对外不报道右派言论，温在口头上也说不报，但实际上并未执行，以致对外广播大量地报道了右派分子言论，而事后温济泽却向中联部写假报告，说对外广播这一期间的报道基本上是正确的。他认为对外广播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并因而取消了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温一再说：“对外广播没有指导性”，在毛主席已经指出东风压倒西风之后，他还是说：“世界革命是遥远的下一世纪的事情”，“对外广播根本不存在灭资兴无的任务”。他认为外国资产阶级害怕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宣传我国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宣传，同样也采取消极的态度。他以对外主要是宣传工业化为借口，不宣传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当中央提出十五年赶上英国这一个与工业化密切关联的具有重大国际意义(295)的口号以后，温又以不知道“如何向国外宣传”为借口拒不布置宣传。对于宣传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和团结温也采取消极态度，在毛主席指出“东风压倒西风”以后，温长时间没有布置宣传。在送给波兰和南斯拉夫的贺词中，温济泽删掉了“以苏联为首”五个字，并且把“阵营”改为“大家庭”。温主张对外广播不播苏波会谈等有关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重要消息，甚至苏联成功地发射洲际导弹的消息也没有广播。温济泽抛弃了无产阶级的根本立场，为讨好国际资产阶级大谈其所谓“全面、客观、公正”，并且不同意宣传帝国主义的矛盾和危机，他根据对内部国际生活组播出稿件的统计，认为“谈苏联多了”，是“片面性”，“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科学成就很少报道，仅是介绍他们的矛盾、危机”，认为也是“片面性”。他在一篇稿件上删掉了“台湾人民反美情绪越来越高涨”等字句，并且不准在稿件里提“立即”制止美军强奸台湾妇女的罪行，说用“立即”、“迅速”的字眼就是一种“速胜论”。两年来，在所谓“和平共处”、“不干涉内政”的借口下，温反对对外广播进行有关各国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的宣传。他提倡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和文艺观点，强调对外广播要适应资产阶级的“兴趣”和“需要”。1957年初，他在对外广播部门大力推广以轻松、荒诞、谈情说爱、厚古薄今和言不及义的东西争取听众的日语组的“先进经验”。在他的这种思想指导下，英语广播规定了每天要播一条奇闻和有“人情味”的消息，以致大乌龟的消息成了重要新闻。对外部国内生活组在两年内一共发了588篇这一类的稿件(如胡同里的叫卖声、活捉三郎、兔子的尾巴为什么是短的等)，占全部发稿920篇的63％，其中充满毒素的有163篇，占总数的18％，这些东西显然只能博取国际资产阶级的欢心，麻痹国外劳动人民的思想和意识，为帝国主义效劳。
+
+　　(二) 在组织方面：
+
+　　温济泽和邹晓青、张纪明结成反党小集团，带头反党，严重地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抗拒党组、编委会的领导，制造分裂，破坏党的统一和团结。为了抗拒和分裂党组、编委会的领导，把对外广播部门变成他们的独立王国，温济泽公然否认中央台统一领导的存在，说：“中宣部尚且不能领导对内对外的宣传，中央台编委会还能统一领导对内对外广播?”并且制造了一套理论——“对外特殊论”、“具体领导论”、“小同大异论”、“四大不同论”，作为欺骗和拉拢群众、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和纲领。温济泽在对外广播部门实行家长式的领导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封官许愿，提拔重用亲信，排斥打击不同意他的做法的干部，并私自定所谓对外局副局长和其他负责人的人选。温录用人员敌我不分，主张“只要不是现行反革命都可以用”。去年十月，全局讨论机构问题，温济泽及其小集团利用这个时机，大肆进行非组织的活动，煽动群众，散布流言蜚语，制造宗派主义情绪，竭力把对外广播部门结成一个宗派集团，公开抵制党组提出的加强统一领导的机构方案并以上述那一套荒谬的理论，坚持对外广播和对内广播分家。温济泽还说有关对外部门的问题，党组、编委会无权作出决定。温济泽还贴出大字报抬高自己，大肆诋毁攻击编委会和总编辑的领导，破坏编委会和总编辑的威信，企图拉拢群众和他一道来搞垮编委会，使他们的独立王国进一步合法化。利令智昏，温济泽的反党活动极其猖狂，而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原形因而也彻底暴露。
+
+　　(三) 在外事工作方面：
+
+　　在外事工作中，温济泽目无组织和纪律，严重丧失立场。两年来，他主办的按规定应向中央或局党组请示而未请示的事件达77件。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以后，温济泽还私自积极活动要去访问南斯拉夫。他私自决定和处理有关和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组织发生关系的重大问题，私自访问罗马尼亚，擅自对日本共同社记者发表政策性的谈话。他未经中央同意竟擅自两度担任国际广播组织副主席。他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性广播组织讨好、勾搭，采取了“叩头政策”；对资本主义国家外交人员迁就逢迎，表现了一副奴才相；而对兄弟国家的外交人员和广播工作者却态度冷淡，甚至盛气凌人，拒不接见苏联外交人员。他的这种恶劣的作风，引起了朝鲜、蒙古广播电台的同志不满，说我们是大国主义。
+
+　　(四) 对整风和反右斗争的态度：
+
+　　以温济泽为首的小集团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阻挠和抗拒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整风期间，温济泽强调“业务太忙，整风和反右不能抓得太紧”。他身为党组成员和对外部门的负责人，却把整风领导工作交给邹晓青，自己不挂帅。在整风运动期间，从不发动群众，但在专题鸣放阶段却乘机煽动群众，借以为自己的反党活动助威。为了逃避思想斗争，整风每一阶段，他都主张草率收兵。他对群众提出的意见采取了极端官僚主义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写了几条千篇一律的答案，叫秘书填写答复。对于贴大字报批评他的干部，则粗暴地予以打击。他认为“国内经过几次大运动，反革命基本肃清了，阶级斗争趋于缓和了”，因此私自决定调进相当数量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人。在反右斗争中，温提出种种借口，力图缩小斗争面，甚至同情和包庇钱敏齐、陈润康等右派分子，并且为其弟弟右派分子温济中到处叫冤说情。
+
+## 二、对错误罪行的态度及处理意见
+
+　　温济泽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严重，行为恶劣，给了党的广播事业以严重的损害。在斗争开始后相当长时间内，他仍然不肯低头认罪；在斗争逐步深入之后，在无数铁的事实面前，他被迫承认了反党的罪行，并作了初步的交代。斗争后期稍有悔改之意，但他的交代和检讨仍然是不彻底、不深刻的。
+
+　　根据温以上错误事实充分证明温济泽已堕落为党内右派分子。为纯洁党的内部和严肃党的纪律，经讨论研究根据中央处理右派分子规定，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并建议行政撤消原有一切职务，留用察看。
+
+　　 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1958年10月8日
+
+##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纠正温济泽右派问题的决定
+
+## (78)干审字63号
+
+## 1978.05.26
+
+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
+
+　　同意你们五月五日关于温济泽同志问题的报告。根据廖承志、胡乔木、吴冷西、熊复等有关同志的证明，并征求了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意见，一致认为一九五八年定温济泽同志为右派分子的主要依据是不正当的，温在思想工作上有错误，但不属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因此，按照中发(78)十一号文件精神，对广播局机关党委原“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温济泽党籍的决定”应给予纠正，恢复温济泽同志的党籍和组织生活，恢复原级别。
+
+　　 中共中央组织部1978年5月26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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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1 @@
+# 复县人民法院对许进的判决书
+
+## [许进，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瓦房店轴承厂厂长秘书。1979年4月14日，瓦轴厂党委复查结论，确定“右派”系错划，予以改正。6月，复县人民法院下达新判决书：撤销1958年的判决，宣告无罪。]
+
+　　查被告许进，男，三十岁。汉族，捕前住……（略）
+
+　　被告许进因坏分子一案，已经本院审理完结。现查明：
+
+　　查被告许进系反动官僚家庭子弟，建国前混入我人民解放（缺“军”字），在部队搞“小集团”，并说：“朋友比组织还温暖……”并宣扬胡风、阿垄反革命集团的词。同志们阅读共产党员书，其说是浪费时间，致使当时创作文艺小组政治空气极端薄弱。后由部队转业到工厂时，其仍坚持反动立场，曾在手册上写：对工人污蔑一些反动词句，并造谣说：“元宵也是由于统购统销的政策，根本绝迹……”贯彻婚姻法后，其造谣：“有多少人结而婚、离而婚”等反动言论。而污蔑厂内“领导不民主，强调个人负责发展到长短差不多，一切由上级指定，群众讨论通过只是走形式，这是主观主义领导的产物……”而污辱斯大林是“独断专行”，对肃反表示极为不满，认为肃反蹂躏人权，欲加之罪何患何词，等反动经调。其赞仝与宣扬铁托、卡德尔的所谓演说，并给很高估价。
+
+　　查被告许进系官僚家庭出身，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在日常手册记载和言语上散布一些反动言论，在正风中猖狂向党进次，企图（此处缺字）翻人民民主政权，被划为右派，并诬蔑我党的各项政策，已构成犯罪，故依法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许进有期徒刑伍年。
+
+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的第二天起五日内向本院提提出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复县人民法院1958年10月10日
+
+　　 来源：《往事微痕》第33期 许进专集，2009年 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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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59.txt
@@ -0,0 +1,53 @@
+# 山东省劳动局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右派分子和坏分子侯林翼处理意见的报告
+
+　　<(侯林翼)>
+
+## (一) 简历
+
+　　侯林翼，男，四十七岁，山东莱西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文化程度高中。一九三八年六月入党，同年二月参加工作。历任交际干事、科长、军法处长，南海区专员、牙前实验县长、胶东行署秘书处长，省府办公厅主任等职，一九五五年二月来劳动局任办公室副主任，现任副局长，十二级。
+
+## (二) 历史关节与平日表现
+
+　　侯林翼自参加工作以来，一贯敌我不分，经常与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来往。土改时，包庇其地主家庭，破坏土改政策，一九四八年三查三整时被斗。镇反时，包庇汉奸反革命分子陈复生。“三反”时因安插地主、国民党员、坏分子崔岳西、代敬义，贪污受贿，喂肥私商，受撤职处分。受处分后更加对党心怀不满，特别对“三反”存有刻骨仇恨，经常散布流言蜚语，诬蔑“三反”运动。辱骂杨毅等同志蓄意整他，对他打击报复，把他个人的贪污受贿、丧失立场的严重错误说成是人事关系，捏造陷害。侯林翼仇恨三反运动，痛恨省人委，他来劳动局工作后，省人委召开的有关会议他都不参加，叫别人去代替，他说：“我一看到省府大门就生气，神经就马上起反射作用”。
+
+　　对肃反问题，侯和叛徒孙学之也一唱一合，否定成绩。正当人民代表要检查肃反时，侯在处理肃反善后工作会议上，说：“莫先瀛只有领导的证明，没有被他领导的材料这是不合法律手续的”。又说：“把肃反问题都拿出来审查审查，看看有没有问题!卜克明、李功勋的问题，还有莫先瀛的问题都拿出来大家讨论讨论”。企图推翻肃反结论。
+
+　　丑化领导，自我吹嘘，两面三刀，挑拨离间，进行宗派活动，制造党内混乱。隐瞒地主成份，伪造学历，伪造级别、职别，招摇撞骗。
+
+　　去年三月间，毛主席在珍珠泉做报告后，侯说：“毛主席来了，舒主任在大会上作了很长时间的自我检讨，看到上级来了，光说缺点，表示虚心。舒主任说话真啰嗦!下边都烦了”。又说：“舒主任来了以后山东工作也没搞出个什么来，比人家别的省落后”。他借代其华的问题，丑化谭启龙同志说：“代找谭，谭几次不见。新省委不如向明时代，向明时代还可以进省委的大门，还能找到人，现在不能进门了!”他挖苦晁哲甫同志，说：(晁老是个木头、老胡涂”。经常诽谤省委和省人委秘书长没有一个会办事的，你看修琪也当副秘书长了。把曲上升、杨毅、周光春、谢辉等同志说的一钱不值。来劳动局以后，就经常丑化管、亓副局长，造谣诽谤，讽刺挖苦，糟塌的一无是处，进行人身攻击。
+
+　　侯林翼三反前没有评级，因三反贪污犯错误定为十六级，他却吹原为十级，并造谣说：省委工业部要给他恢复十级，亓副局长不同意。侯本是办公室副主任，却硬要人家给他填表为主任。到处吹嘘说：中央要他到监察部干司长，到卫生部干司长，到西北工学院当院长，到外交部做外交方面工作，说省人委批他当副秘书长。一九五七年去中央劳动部参加劳动局长会议回来说：“他们看我是办公室副主任，都对我表示不尊重，及至我在会上发表了意见后，他们都很惊讶，视线都集中到我身上，特别是我的学生(××省局长)介绍了我的历史以后，开会时有些问题都来和我商量”。又说：“我回来时，有两位大使为我送行，我上了车，他们行了一个军礼，同车的还有几个少校以为我是将军呢!路上他们雅雀无声”。吹嘘自己在哲学上有新的见解，一夜写了六千字，诸如此类，在此不多列举，他甚至说：“毛主席的夏季形势，他早就看到了，只是身分不同，说了没有用”。因此，群众称侯为山东的李万铭。总之，他是逢人就吹，有机会就吹，不惜泄露党的秘密，甚至捏造胡说八道；他议论这个，议论那个，人前一面，人后—面，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两面三刀，拨弄是非，这是他一贯的手法。其目的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党内制造混乱，制造矛盾，企图借此达到他个人目的。
+
+## (三) 鸣放中主要反动言行
+
+　　一、整风开始，大鸣大放，右派分子猖狂地向党进攻的时候，侯林翼也猖狂起来，他竭力为右派分子的反党谬论喝采。说：“章乃器真是个大人物，我们不过是草木之人”；说：“林希翎这个小女孩子敢在万人大会上讲语，一讲几小时，不简单，真有两下子，多少教授都驳不倒人家”，并把林希翎美化的像一个自由女神；说：“全国的大鸣大放上海搞的最好，人家的报纸(指文汇报)配合的也好”。同时，他自己也大放其右派谬论，说：“定息不是剥削”，说：“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已经交出来，其性质就变了”，并说：“对一切问题，不要打上阶级的烙印”。并和社会上右派分子一唱一合说：“党支部是做特务工作的”。
+
+　　进入反右派斗争时，侯林翼对右派分子则竭力包庇和支持。我局右派分子陈正平一贯胡作非为，散布反党谬论，对抗领导，因此受过几次处分，整风开始就乘机煽风点火，辱骂支部，丑化管、亓副局长，办“流动快报”乱放毒箭，而侯林翼对陈正平却大加赞扬，说：“他有独到见解，斗争性强，敢说敢为”。当群众揭发了陈正平的右派反党言行后，侯即极力为陈辩护，说：“陈正平有缺点，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值得研究，对陈正平的问题要慎重”。并对陈暗送秋波，说：“我们几乎为你栽了跟头”。陈已被打成右派很久了，侯还和群众说：“陈正平要转变的好，他是个老党员，老同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一定给他戴右派分子的帽子”。我局右派分子祝杰其右派言行早就表现的很明显，在反右派斗争时管戈同志曾提出了祝杰的问题，但祝是叛徒孙学之的亲信，是他们这个右派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孙和侯更是百般掩护，孙与祝说：“管戈向省人委反映，要搞你的右派，蓝名述(当时具体负责工业口的整风)要我警惕你”，并说：“有我不要紧，你不要害怕”，而且大骂不绝，侯和辛锐说：“有人想搞祝杰的右派，那还了得!”辛锐就表示对蓝名述同志领导整风不信任。三个人共谋把祝杰保护过去。孙下放之后，祝作贼心虚，找侯说他有些害怕，侯仍说：“你不要害怕，实在不行，你可以打个报告养养病”。侯和祝很熟，又了解祝的历史情况，而他却一直想把祝包庇过去。去年反右派时，省人委办公厅对右派分子李兰斋开展斗争，曾通过侯了解李的情况，侯(121)已知道李是右派分子，春节时候还去给李拜年，并向李说：“你的问题我早知道了，前些日子有人到我那里了解你的情况，你没有什么，你说话直爽，我当时给你下了保证”。从此以后，李的态度更坏了。侯林翼还和叛徒孙学之、祝杰掩护圣母军骨干分子王泽敏。
+
+　　二、侯林翼对党的历次政治运动心怀不满，特别对三反存有刻骨仇恨，经常散布流言蜚语，进行诬蔑，在大鸣大放期间更为猖狂，百般辱骂杨毅、周光春、曲上升等同志；并说：“有些人就是踏着别人的血迹爬上去的”。并鼓动三反被斗的贪污分子辛锐、祝杰等人为他到处“喊冤”，混淆是非；在小组鸣放会上侯更别有用心的说：“三反时要我交代材料，一次一次的通不过，最后我就编造材料，扣大帽子，把自己臭骂了一顿，结果材料通过了，但是我的思想问题至今没解决”。借此煽动群众对党不满，企图翻案。
+
+　　（侯林翼与叛徒孙学之勾结一起，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相呼应，否定肃反成绩，诬蔑肃反运动，并企图在劳动局平反。在小组鸣放会上，肃反对象卜克明的爱人仇瑞云攻击肃反运动时，侯当即加以表扬，说；“小仇发言很好，讲了真心话，大家应向她学习”。会后并煽动肃反对象姚耀曾，说：“一切事物都有其对立面，运动也是这样，肃反也不是只有正面的，你要大胆提意见，不论对谁，也不论是原则问题还是具体问题都可提”。同时还极力主张为反革命分子吕宗仁摘掉“帽子”，从而博得吕对他的称赞，说：“侯局长的原则性最高”。）
+
+　　侯林翼对省委心怀不满，和叛徒孙学之一唱一合，攻击省委的干部政策。去年省四级干部会议期间，叛徒孙学之和王月村密写大字报攻击省委，侯也参与研究。
+
+　　三、侯林翼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是永远不能满足的。为了达到他个人欲望，到劳动局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阴谋活动，一来就公开向党伸手要职要级。侯三反撤职，一九五五年组织上拟调其来劳动局任秘书，侯嫌职小，拒不到职，后经叛徒孙学之讲好任办公室主任才来劳动局，来后由十六级提为十三级，他还不满，要十二级。到一九五六年提为十二级，仍不满足，恬不知耻地说：“我要求不高，起码和曲上升的级一样”。关于他的职别，孙和他讲的是办公室主任，但省委批的是副主任，他也大为不满，闹情绪，不工作，还骂亓副局长和人事科长张大武捣鬼，并怀恨在心，找岔子报复；后又向孙提出，说中央监察部要他去当司长，为了互相利用，孙又把他从副主任提为副局长。提为副局长后还不满足，得陇望蜀野心更大了，于是就更进一步地阴谋策划搞走管、亓副局长(党组副书记)。侯自来局以后就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大肆宣扬三个局长不团结，并强调管、亓副局长闹分散，而且提出解决的办法只有调整组织，把管、亓调走。他一面在局里干部中散布这个论调，同时和叛徒孙学之利用收买拉拢，挑拨离间等卑鄙无耻的手段，在干部中进行宗派活动；并把和他们臭味相投的祝杰、辛锐(均系贪污分子)都提为处长，同他们结成反党宗派集团，作为反党活动的核心。除此，还积极的攻击和改组人事部门和支部，侯与其亲信说：“人事和支部这两个部门是机关的两个最管用的部门，不能由亓副局长照管，要办公室领导”。
+
+　　除了这些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外，侯林翼所用的攻击手段也是极其阴险恶毒的。第一是利用我局技工学校工作上的缺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侯造谣说：“技校郑校长和亓有干亲，郑校长是管、亓配备的(是经党组会议决定的)，技校问题管、亓应负责”。并策划要“通过技工学校问题来解决局的问题”。侯和孙用提两级的办法拉拢王震同志，派到技校任副校长，不久又调连世俭去当科长，要王与连和徐健西(技校秘书，祝杰的爱人)在技校结成一个核心，攻击校长郑立夫同志，并对王、徐说：“要放长线钓大鱼，好好的搜集材料”。技校开支有浪费，管戈同志一次曾指示王震，学校大的开支要经局的批准，王回校未作传达，侯即赞扬王“有水平，有质量，老练可靠”，和祝杰说：“王比十三级处长并无逊色，让它(指技校)糟，越糟越好”。但王以后不太积极，因病休养，侯又瞒怨王，说：“你一病就搞的不好啦，失去了时机”，这一攻击未得逞。
+
+　　整风大鸣大放，乘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之机，又策划第二个攻击。集中力量搞亓仲文副局长，一面诬蔑肃反，煽动肃反对象攻击亓领导肃反有错误，另方面攻击党的干部政策，造谣诬蔑亓对干部打击报复，品质恶劣。右派分子祝杰揭发：他和辛锐在鸣放中攻击管、亓的材料，绝大部分是侯捏造的。同时利用右派分子陈正平大肆活动，非搞掉管、亓不行。党提出了反击右派，他们这一攻击又未得逞。进入反右派阶段，侯的野心不死，进一步地下最后毒手，抛开了党组与孙密谋策划以“混战”为名，利用右派分子陈正平乱咬，对左希温、王宝辉、杨斯来、张大武、苏安桂、刘钦华等同志发动斗争，要把这些人打成右派，进行恶毒的政治陷害。这些同志都是肃反审干的积极分子，在局里主持正义的，但却被孙、侯所忌恨，视为眼中钉。同时大肆造谣说，这些人都是亓的人，这些人的问题都联系到亓，企图把这些人打成右派，然后搞到亓身上。侯向祝杰、王震说：“盖子快揭开了，很多问题联系到亓，这一下差不多了，看亓怎么交代”。对此，管戈同志提出反对，同孙、侯进行斗争，侯、孙更恶毒的说：管阻碍反右派斗争，侯并和辛说：“管也象个右派”。同时侯授意祝杰、辛锐在群众中大肆宣传：“解决局里问题的时机到了，盖子揭开啦，要大搞一场”。并给祝、辛打气，在这紧要关头，可不能退却。但阴谋战胜不了真理，经省人委整风领导小组制止，这一恶毒陷害又未得逞。侯林翼为了达到个人野心，是不择任何手段的。这也是他进行反党阴谋活动，一贯采取的手段。
+
+　　侯林翼一贯两面三刀，挑拨离间，制造混乱。侯来劳动局后，就造谣生事，在处长中说：“劳动局环境复杂，不好处”，对刘子陵同志说：“不要太天真”!对王震同志说：“这个年头不知谁牺牲谁，谁害了谁，要注意”。又说：“这次整风中央决心很大，要砍掉党员的零头，领导干部要大调换大调整”。说：“省委也很紧张，从上到下都有些服，各账各还”。并散布他处世的哲学，说：“这个年头就得顺乎天，应乎人”。对祝杰挑拨说：“亓副局长厉害呀，你要注意，你的性格我了解，不善于处这种环境，提拔你做副处长可不容易呀!”对辛锐说：“为提拔你当处长，孙局长都和管、亓吵起来”。对祝杰说：“在提拔你为副处长时，辛锐反对!不知你怎么得罪了他，你要注意”。在辛锐面前又说：“老辛，祝杰说你翘尾巴，你要注意”。对辛锐和辛的爱人庞玉兰说：“邹成莒(工资处副处长)很坏，想把庞从工资处挤出来，要小心”。对管、亓副局长则到处丑化，进行人身攻击。总之，他是逢甲说乙，逢乙说甲，制造矛盾，极尽挑拨之能事。过去群众就称他“侯小鬼”，品质极端恶劣。
+
+## (四) 斗争中的态度
+
+　　侯林翼在这次整风补课中，态度很坏，一开始即与其反党集团成员辛锐订立攻守同盟。党组与其谈话，要他交代问题时，其态度非常蛮横，向党组进行恶意的攻击与诬蔑。在揭发他的问题过程中，在大量反党罪恶铁的事实面前，他仍百般狡赖，反复无常，耍流氓手段，不老实交代。至今毫无悔改表现，拒绝参加劳动。他在土改复查、三查三整和“三反”等厉次政治运动中也一贯采取这种手法，那时群众就称他“琉璃球”。
+
+## (五) 结论和处理意见
+
+　　根据以上事实充分证明，侯林翼是一个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其反动地主阶级本质根本未变。一贯敌我不分，丧失立场，诬蔑党的历次政治运动，攻击省委；散布反党谬论，包庇右派；与叛徒孙学之共谋组成右派反党集团，进行反党阴谋活动。一贯两面三刀，挑拨离间，吹嘘伪造，政治讹诈，品质极端恶劣。在整风补课中态度极不老实，毫无悔改之意。侯林翼是一个党内的极右分子，也是一个坏分子。
+
+　　我们意见：撤销侯林翼一切行政职务，开除其党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
+　　 (已经山东省委批准)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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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3 @@
+# 中共监察部第一司支部委员会关于开除极右分子李沐英党籍的决定
+
+　　<(李沐英)>
+
+　　李沐英，女，五十五岁，湖南省岳阳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二六年入党。反右派斗争前任监察部—司司长，党组成员。三十余年来，党培养教育她，委之以重要的工作，而她却一贯对党不满，散布反党言论。从李沐英的自传、平日的言行和同志们揭发的材料证实，她的反党行为。是一贯的、全面的、系统的，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
+
+　　李沐英反对党所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她诬蔑历次运动是“只要任务，不要政策，宁左勿右”；搞运动“根本不是办法”。她说我们在：“各个时期和各项工作中都是把好事办成了坏事，国家化钱不少，而群众受益不多，甚至反而受害”。她攻击党的肃反政策、干部政策和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反对粮食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的工作。她诬蔑领袖，诬蔑中央说：“集权时，中央什么都统，分权时，则放任自流”。他说领导不民主，“集中近乎专制”。她认为服从党的领导和坚持原则是对立的，主张监察机关和党分庭抗礼，并诬蔑党组织遵照中央的指示进行工作，是“看中央的眼色行事”，“生怕违反领导意图”。她将国家干部说成是争权夺利，互相排挤和欺压群众的人、说积极分子是“品质恶劣”的人，对这些人，他进行打击、刁难，主张惩罚。而对反革命分子则千方百计的庇护；在旅大工作时，她将国民党骨干分子李际闾、逃亡地主彭一心，引进国家机关工作；在肃反时，为反革命分子尹恒、胡清华等辩护，向他们通风报信，并搜集不确实的反面材料，与组织对抗，企图否定这些人的反革命事实或减轻他们的罪责。
+
+　　对于李沐英，党的组织和领导同志，曾多次对她进行教育、批判，并曾予以党纪处分，她始终拒不改正。当整风运动开始后，即配合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大肆向党进攻，终于堕落成为右派分子。为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决定开除其党籍。
+
+　　中央批示：开除李沐英党籍，行政上撤职，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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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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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5 @@
+# 沈阳小学系统右派分子名册和部分综合材料（2）
+
+　　第二中队　虎石台区（右派）　1958.01.2
+
+　　（）
+
+　　   乡校名 姓名 年龄 成份 职别 表现 政治面貌 -- 备考 --   虎石台乡虎 石台小学 杜羽 27 雇 教员 不好 共青团员 -- 蒋岳批 52.6   虎石台小学 苏奎荣 23 中 教员 不好 共青团员 -- 学生批 50.2   虎石台小学 李文忠 27 中 教员 不好 三青团员 --   52.12   虎石台小学 张崇安 43 中 教员 不好 国民党员 -- 伪职员 批 留用   古城小学 张■良 29 贫 教员 不好 国民党员 伪军官 -- 蒋匪军官批 51.7   古城小学 张庆贵 33 中 主任 不好 共青团员 特务 -- 蒋匪军官批 留用   古城小学 孟余责 44 地主 教员 不好 国民党员 伪军官上校 -- -- 50.6   道义乡道义 小学 刘继章 39 贫 教员 不好 伪警尉 -- 伪警察批 留用   道义小学 那庚文 31 中 教员 一般 国民党员宪 兵黄埔军校 -- 伪军官批 51.7   道义小学 关振帮 35 中 教员 不好 共青团员 ■■ -- 蒋军官 批 49.1   道义小学 张■忠 40 富 教员 一般 -- -- -- 52.6   道义小学 杜宗林 23 贫 教员 不好 共青团员 不称职 -- 52.7   大桥乡大桥 小学 高秉顺 31 贫 教员 不好 -- -- 伪职员 批 49.2   大桥小学 那玉■ 49 雇 教员 不好 国民党员伪保长（坏） -- -- 留用   大桥小学 石介生 44 贫 主任 不好 国民党员 社会关系复 可以 留用 -- 留用   东厂乡郭三 屯小学 郭太志 34 中 教员 不好 国民党员 -- 教员批 留用   郭三屯小学 卜载华 23 贫 教员 工作一般很坏 一般群众  -- -- 58年5月   新农乡新农 小学 胡景新 40 中 教员 一般 少尉（反） -- 蒋军官 批 50.2   新农乡新农 小学 苏常庆 41 中 教员 不好 伪保长 -- -- 留用   朝鲜族小学 崔六甲 29 中 教员 两面派 不好 -- -- -- 50.2   虎石台小学 曹甡 -- -- 主任 -- 共青团员 -- -- 49.9   虎石台小学 洪德恒 -- -- 主任 -- 历史不清 -- -- 49.2     20人 -- --   -- -- -- --     
+
+　　第二中队　虎石台区（坏分子）
+
+　　（）
+
+　　   乡校名 姓名 年 龄 成份 职别 表现 政治面貌 -- 备考 --   虎石台乡 虎石台小学 关淑贤 23 中 教员 不好 共青团员 可以 工作 -- 52.7   古城子小学 王延平 37 中 教员 不好 三青团国民 党员一贯道 工作比 较好 -- 留用   古城子小学 王守义 28 中 教员 不好 三青团 -- -- 50.7   古城子小学 尚安城 -- -- -- -- -- 可以 工作 -- 49.9   新农乡新农 小学 王会明 24 中 教员 抗拒 工作 一般 共青团员 可以 工作 -- 53.9.3   大桥乡大桥 小学 相廷印 35 地主 教员 不好 -- -- -- 留用   东厂乡郭三屯小学 王家兴 39 富农 教员 不干工作 不好 -- -- -- 留用   东厂乡郭三屯小学 郭维宝 34 富中 教员 工作一般 不好 -- -- 难以合作 51.3   -- 8人 -- -- -- -- -- -- -- --   
+
+　　第二中队　虎石台区（普反）
+
+　　（）
+
+　　   乡校名 姓名 年 龄 成份 职别 表现 政治面貌 -- -- --   虎石台乡古城小学 董玉■ 31 中 教员 不好 地主武装 血债 -- 有反党 言行 50.7   古城小学 芦积信 39 雇 教员 不好 国民党区分部委员 -- 有反党 言行 留用   古城小学 董明书 30 贫 教员 一般 共青团员伪 军上尉副官 工作比较好■进步可以工作 -- 50.6   新农乡新农小学 全甲山 42 富 教员 一般 警察巡官 -- 反党言行 52.11   新农小学 郑英发 33 贫 副校长 一般 国民党员 分部委员 -- -- 留用   新农小学 崔文汉 35 地主 教员 不好 伪保长少尉 -- -- 51.3   新农小学 张会全 29 中 教员 一般 共青团员 一贯道坛主 少尉 可以工作 -- 52.3   -- 7人 -- -- -- -- -- -- -- --   
+
+　　第三队　清水台区坏分子、普通反革命名单
+
+　　（）
+
+　　   乡校别 姓名 性别 年龄 成份 政治面貌 表现 备考 --   新屯乡杜连发小学 马纯元 男 39 贫农 匪中尉 好 普 善   新屯乡树林子小学 佟汝宣 男 36 中农 匪军事特务长 一般 普   新屯乡望宾屯小学 闰宝坤 男 39 贫农 三青团 好 七案二结论   一路乡前屯小学 于树德 男 35 中农 排长 一般 普   清水乡清水小学 王世友 男 34 贫农 中尉 一般 普   蒲河乡孙家小学 刘玉民 男 25 佃中 共青团员 流氓行为是一贯地品质恶劣 坏分子 坏   一路乡新屯子小学 陈继祥 男 34 雇农 三青团员 坏 坏分子   一路乡一路小学 于会林 男 36 中农 国民党员 顽固经常违犯国家政策坏 坏分子   
+
+　　第三队 清水台区右派分子名单　1958.1.17制
+
+　　（）
+
+　　   何时参加工作 乡校别 姓名 性别 年龄 成份 政治面貌 表现 备考 个人出身   52. 清水台乡中五旗小学 安我心 男 32 贫农 国民党员 坏 历史未清批 教员   51.3 清水台乡中五旗小学 石多宣 男 26 中农 共青团员 坏 坏分子批 学生   53.9 清水台乡清水台小学 刘瑞莲 女 22 地主 共青团员 坏 批 学生   49.3 清水台乡清水台小学 吴文周 男 36 贫农 伪法院书记官 坏 批 伪官吏   49.3 清水台乡清水台小学 于文华 男 30 富农 -- 一般 未批 学生   49.3 清水台乡王岗台小学 袁凤鸣 男 37 富农 -- 坏 未批 教员   50.3.1. 马刚乡马刚小学 董栖和 男 25 中农 共青团员 不负领导经常和群众干架坏 批 学生   56.9.15 马刚乡山城子小学 孙富元 男 26 中农 -- 坏 未批 学生   49.3 新屯乡树林子小学 谭有德 男 30 中农 -- 坏 坏分子批 学生   51.3 新屯乡望宾屯小学 郭启兴 男 44 中农 国民党员 坏 历史反革命批 教职员   49.3 新屯乡杜连发小学 朱玉德 男 30 中农 -- 好 未批 学生   51.3 蒲河乡蒲河小学 孙守仁 男 27 中农 执行警尉 坏 批 学生   52.9参加工作 一路乡前屯小学 崔福来 男 26 雇农 -- 一般 批 学生   52.5参加工作 一路乡前屯小学 信祖跃 男 38 城市贫农 -- 坏 历史反革命批 匪国民党军官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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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62.txt
@@ -0,0 +1,17 @@
+# 中共合肥师范学院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兆甲党籍的决定
+
+　　<(张兆甲)>
+
+　　张兆甲，曾用名赵明，男，现年37岁，河北省曲阳县人，家庭出身富裕中农，本人成份学生。1938年1月参加工作，1939年8月入党。曾任村长、小学教师、小学校长、县民教法副科长、专署文教科督学、副科长、科长、师专校长兼党委第一书记等职。
+
+　　张兆甲趁党整风之机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事实如下：
+
+　　(1)勾结党内外右派分子，煽动群众闹大民主，恶意攻击教育厅。整风运动之前，张兆甲一贯散布攻击教育厅的言论，说：“既叫我当校长，又不信任我，事情真难办”；并造谣说：“教育厅把师专的基建材料拿到合肥师院去了”；“教育部拨给师专的款子给教育厅扣了”等，致使不少党团员和教职员受他影响，对教育厅怀有不满情绪。1957年4月省政协开会期间，张兆甲违背省委指示，指使沈兴芷(右派分子、民盟省委候补委员、师专支部主委)在政协会上，以师专经费困难问题攻击教育厅，污蔑教育厅不信任师专领导。1937年5月省委召开宣传会议，张提出：“我校和教育厅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又谩骂教育厅是“外行”，“官僚主义思想指导”等，激发到会人员摆教育厅和师专的矛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教育厅。会后，又指使蔡善琦(党员)向沈兴芷找材料写稿，并亲自修改后投安徽日报。王尚英(党员、右派分子)发起写稿投光明日报，恶毒的攻击和谩骂教育厅张也知道，学校开始鸣放后，田连城(学生、右派分子)贴大字报骂“共产党一党专政，共产党不民主”。张兆甲说：“词句有毛病，精神是好的”。6月3日批准王容、王顺禧(助教)写信要教育厅长来师专听意见，发动教职员签名。6月4日张兆甲带着签名信诓骗教育厅副厅长居荟明同志到校挨斗，并曾企图诓骗省委负责同志到校未成。朱建华(党员、右派分子)带领学生去省委和教育厅请愿，张不加阻止，张批准了右派学生组织的“呼吁委员会”印发呼吁书，还说：“大民主、小民主目的都是为了学校，在小民主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只有允许大民主”。造成学生罢课一天半。学生闹事平息以后，6月8日第二次诓骗居荟明同志来校参加职员座谈会，坐视沈兴芷谩骂教育厅达二小时之久。沈兴芷划为右派分子后，张兆甲怕暴露自己的反党活动事实，便利用职权，以“争取”沈兴芷“起义”为名，阻碍斗争的开展，并采取两面手法，一面向省委作假报告，欺骗领导，说：沈交代的好，一面谎说省委负责同志指示：对沈的斗争要“适可而止”。对于右派分子朱建华、王尚英等人，也一贯包庇，一直到省委派来检查组以后，才把他们揭露出来。
+
+　　(2)破坏党内团结，制造党内分裂。拉拢一部分人，陷害一部分人。张兆甲来到师专以后，作风极不正派，独断专行，封官许愿，培植亲信，曾二次提出要朱建华、王尚英参加党委和整风领导小组，省委未批准，张兆甲则标新立异，个人批准朱建华、王尚英为“固定的列席党委”。并曾企图将沈兴芷拉入党内。另一方面，由于他和程宇、马数鸣两同志闹不团结，乘反右派斗争机会，对右派分子吴孟复采取逼压、提示的卑鄙手段，诱导吴孟复制造假案，诬称以程宇同志为首组成反党集团，诬称马数鸣同志是该反党集团的幕后指挥人(反党小集团问题已经省委派丁明志同志等调查，马、程确有错误，但张故意夸大事实)。张又向省委谎报李运新(党员助教)是叛党分子。以上事实说明张兆甲打击陷害同志的手段十分恶劣，性质十分严重。
+
+　　张兆甲进行以上一系列的反党活动，不是偶然的，是有他的思想根源的。1949年他由专署文教科督学被提升为副科长时，因未提为科长而表示不满意。1952年对评级也不满意，竟撕掉评级通知单，后来提升一级仍不满意，并说：“我是水涨船高，得寸进尺”。1949年南下后曾两次屯积大米、菜油做投机生意，自私自利从事牟利等。说明张兆甲虽然参加党已经18年，但没有接受党对他的教育，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不仅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相反地是一直滋长发展，由对党不满，走上了反党的道路。
+
+　　根据以上张兆甲进行反党活动的事实，情节极为严重，使党的事业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在党内外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为了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经党委研究决定并经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张兆甲的党籍。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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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63.txt
@@ -0,0 +1,67 @@
+# 中共辽宁省水利局总支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刘宗义党籍的决定
+
+　　<(刘宗义)>
+
+　　刘宗义，男，四十五岁，原籍山西，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八年入伍，一九四五年入党。历任工程股长、省农业厅副厅长、省财委秘书长，原任辽宁省水利局局长。
+
+## 一、主要反动言行
+
+　　(一)包庇右派分子，同意并补充右派分子论点，保护右派分子过关。
+
+　　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局整风办公室即将封文炳列为右派分子，并提请领导小组讨论决定。先后经过五个多月的时间，十几次领导小组会均未定案。其原因是：由于刘宗义利用党组书记，领导小组长的合法职权想尽一切办法，千方百计地加以包庇的结果。其包庇封文炳不仅是为了一个人，而是有意识的以此来保护所有右派平安过关。
+
+　　主要事实根据有如下几点：
+
+　　1、欺骗领导，进行假汇报。
+
+　　刘宗义对封文炳几次鸣放的材料是非常熟悉的，但其在省人委领导小组会上当仇副省长询问封的材料是几次鸣放的?刘则颠倒黑白的回答说：是一次放的(实际是三次放的)。其所以这样说目的很明显，是企图说明，一次放的内容有好有坏不左不右，可以不定为右派，以此为其开脱罪责。其次刘在同次会上又说：封的问题，我们党组研究了，滕奇去北京，韩青同志不在家，芦秉春、吉凯我们三人研究过啦，都认为不够右派……。实际上韩青同志在家，吉凯同志来局不久，芦秉春同志刚从北京学习回来，不了解全面情况，其所以不让韩青同志参加会议，是因为韩青同志，同意定封为右派分子，可见刘的手段多么恶劣。刘为了替反革命分子——封文炳翻案，曾放弃局内急待处理的工作，而亲自到省委甄别定案组，为封翻案，并向该组的同志宣扬，封文炳如何进步，局领导小组成员如何片面……。千方百计的说封不够右派，你们也不要定他反革命。当时定案组同志回答说：不定右派，是不是反革命，我们还需要研究。而刘回局以后，在领导小组会上捏造说：“定案组说啦，封文炳我们不定右派，他们就不定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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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利用各种手段对坚持封为右派的同志进行压制打击。
+
+　　刘宗义公开宣扬：“封文炳的材料，一不准分析；二不准加帽；三不经我许可不准上报。”有一次拿着封的鸣放材料对吉凯同志说：“老吉！你看这能够右派吗?将来非得好好整整他们不可”，并对坚持定封为右派的同志进行威胁，说什么：把封定为右派是我错了，还是你们对了?这样下去对你们没啥好处，更会助长你们处理问题“主观片面”。同时曾不止一次的利用指示的手法，对整风办公室有关同志说：“你们处理问题总是有一种情绪，对人(指封)不能有一成不变的看法，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你们不要骄傲，别认为领导上重用啦!提拔啦!看问题就全面，就认为自己了不起啦。……”当首次会议研究封的问题时，韩青同志发言说：“这个材料(指封的书面鸣放材料)无头无尾，够不够右派还得研究。”而刘竟有意识的在同次会上表扬韩青同志说：“韩青同志看问题全面。……”但后来韩青同志根据材料的分析，认为封文炳应当定为右派，从此以后刘却在背后散布说：韩青同志怎样不好，如何无能。此外刘曾公开扬言：“水利局民主太多，集中太少了。……”并经常对有关同志谈，“你们应好好看看十五贯”。言下之意是警告大家千万不要冤枉了封文炳。当有一次局整风办公室向省直党委反映局长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时，刘却大加指责说：你们反映情况通过我了吗?让省领导上知道对我们会有什么看法，你们反映情况应该实事求是的。(所反映的情况确是事实)刘所以这样讲是企图来说明我们向省人委领导小组所反映封的反动情况也不是实事求是的。以此来有目的地捏造事实，为封文炳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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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有意识的进行包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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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宗义恶毒的攻击说：定封为右派，主要是滕奇同志的意见，因为滕奇同志先发言，所以其他同志就随之同意了。并曾不止一次地到处散布说：“滕奇最近看问题有些片面，并带有一种很不正常的情绪”。有一次找王兴玉说：“我让你和滕局长到统计局去看中右标兵材料，不是让你走形式去了”。这主要是因为王兴玉同志根据中右标兵情况仍坚持定封为右派，而引起刘的不满加以指责。又对韩青同志说：“对封文炳这个问题，我们应很好的考虑，我是要坚持，不坚持我怕犯错误”。言下之意是告诉韩青同志不要再坚持定封为右派，如果再坚持将会犯错误。以此来有计划的威胁领导小组成员，达到孤立滕奇同志和包庇封文炳的目的。更为严重的是，当水利局党组决定在水利局全体干部中开展大鸣大放时，刘竟利用党组书记合法职权，借故开水利会议，有意识的阻止鸣放，并扬言“是省长同意”的，经再次追问无言可答，可见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右派分子平安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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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同意并补充右派分子封文炳的反动论点，刘公开说：封所放的材料是有所指的；是一种对组织上不满情绪，那些问题放在你们那个党员科长身上也是一样。他不满是由于我们工作上有毛病给造成的。同时对封的反动论点都条条作了安排。说什么：我们提拔干部有的确实提拔快了，甚至越级提拔了，有的提拔后，就送党校学习。这些事实是有的，怎能让封没有意见呢？和他一起参加工作的，有的当了科长、处长、主任，他是个秘书你们还给弄没有了，放在谁身上也会有感觉。封文炳攻击我们社会制度说：“肃反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呈现着冷若冰霜的现象”。刘则说：这是指本人讲的，由于其肃反被斗，确实和同志的关系不如从前了，如无缘无故的就给他降级，怎能让他没有意见呢？封说：原具有活泼乱跳性格的人，肃反后也郁郁不乐。刘又给安排说：这是指其爱人王瑶说的，封说：“有的党团员为了讨好领导加盐加醋的向领导反映情况”。刘说：这个问题我们也确实有这样的事，封说：“肃反过左”。刘又给安排说：“我们向省委报封的结论材料时也确实把他说得不象样子(事实并非如此)”。在一九五七年春天大鸣大放初期，当整风办公室负责同志向他反映，现在有人(指封)攻击我们干部政策说：“肃反干部个个提拔，人人高升是宗派主义”时，刘回答说：“人家有意见，还能不让人家提吗？我们确实有宗派主义”。刘为了达到包庇封的目的竟无耻的在党的支部会上说：“过去有个青年干部×××因提拔太快，担负不了任务自杀了。又有×××因提拔太快，犯了错误最后枪毙了。……”。刘宗义其所以阔谈这些言论，主要是为封开脱罪责，从思想上同意封所说的，党员提拔高人一等，不称职的也可以提拔的反动论点。上述事实不仅证实刘完全同意了封的反动谬论，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做了若干补充和发挥。）
+
+　　总之，刘宗义所以千方百计的利用各种卑鄙的恶劣手段进行包庇右派分子封文炳的活动，不仅是为封一个人，而是企图包庇住封文炳可以保护茹丕显、范智升等其他所有尚未定案的右派分子(现均是右派)安全过关，掩盖自己的反动面目以继续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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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为右派分子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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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去年反右派斗争开始时，刘曾亲自找右派分子茹丕显到局办公室谈话，并为其出谋说：“你应当积极一点……”当听到滕奇同志进来的脚步声，谈话没完即中止了。又对右派分子封文炳说：“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应当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据此可以看出，刘宗义已经成了其他右派分子的军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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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包庇反革命分子，鼓动肃反斗争对象上告，并有意识的煽动学生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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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宗义在整风运动中亲自对王积心(肃反斗争对象，有重大特务嫌疑)说：“你的问题不大，不要着急，组织上会给你弄清的，你要积极些，同时你可以给省委五人小组写一封信，但千万可不要说，是我让你写的……”。其次当省委五人小组批准封文炳为反革命分子，并判处三年管制，送劳动教养以后，刘对肃反干部说：“等芦局长回来(当时芦在北京学习)让他亲自组织重新调查，看看封文炳到底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并指有关同志说：“对封的问题我们决不能草率从事，先不办法律手续，我再研究一下”。公开的抗拒省委五人小组的决定，为反革命分子进行翻案。刘在肃反运动中也是千方百计地进行包庇反革命。如特务分子王凤书，在肃反运动前先后已有五份历史旁证材料证明该人定是一个特务分子。而刘看看王的材料以后硬说，王没啥。并为其辩护说：“思想倾向参加特务组织了，但因四平解放较早，实际还不等于参加”。当省委农林水口决定对特务分子王凤书进行斗争时，刘不满的说：“斗他我没有意见，看你们能斗出个啥来”。在肃反运动中，当许多同志提议应确定封文炳为肃反斗争对象时，和此次定封为右派一样他想尽一切办法，对上级和同志们进行欺骗说：“封工作一贯积极，历史是进步的”。更为严重的是对封自己交待的匪三青团区队长和模范国民党员的问题始终不相信。反之对特务分子王凤书的假坦白则信以为真，在肃反运动中对封，一贯主张一不搜、二不斗。当肃反干部提出应当搜查封文炳时，他蒙蔽欺骗的说：“我的意见不搜，以后我和‘口’里再说说，看他们的意见怎样？”但据事后刘根本没有把此问题向“口”里谈过。而是以此来欺骗肃反干部。在肃反中，当滕奇同志向刘反映群众对不斗王凤书有意见时，刘却粗暴地说：“谁有意见？把名单拿出来”，以此来明目张胆的有目的地威胁肃反干部。对反革命分子王化的处理刘也有意见，从思想上不同意，对组织有不满情绪，因此则毫无根据的公开的为王化喊冤，说：这样处理他，今后技术干部还能敢做工作吗!言下之意是不应法办。在肃反运动中其为了包庇反革命而有意识的对肃反干部宣扬说：“肃反是人命关天的事，谁给我搞错了，谁就给我翻案去……”。在肃反运动结束后，刘还扬言：“我对肃反还有意见，肃反有些事得开会说一说，有些同志(肃反干部)真不象个样子，封文炳根本不够反革命，硬往上定……”。其次，在一九五六年秋末因市建筑公司承包建筑的水利学校学生宿舍工程，没有按时竣工，当时师生居住在席棚里，因此意见纷纷闹的很凶，这时刘宗义对滕奇同志说：“派几个学生代表到公司交涉……”企图乘这混乱之机，煽动、组织学生去请愿闹事，以达到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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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攻击延安整风运动，否定延安整风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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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和刘焕本(肃反五人小组、整风领导小组成员)同志下乡，在旅馆交谈肃反运动情况时，刘宗义恶毒的说：“滕局长没经过延安整风，不知道那个滋味，只知道整人家，不知道被人家整的那个滋味。我是知道那个味道，延安整风把我也整了，还弄个警察看着我。延安整风有些人被整疯了、傻了；有的被整得妻离子散……”。对延安整风的伟大成绩则一字不提，有意识的进行污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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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污蔑合作化运动，反对统购统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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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恶意的攻击合作化说：“合作化好是好，就是农民没有粮食吃……”，并说：“现在连人情味都没有了，吃米、吃油都有数来个客人都没法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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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反对和歪曲党的干部政策，提拔重用反、坏、右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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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来，刘除亲自为反革命分子封文炳填写干部任免呈报表外，还有经过他提名，已提拔或企图提拔的干部，其中就有反革命分子5人；历史反革命分子1人；普通反革命分子1人；右派分子4人；党内坏分子1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4人。在并省前他就一直很重用这些人，并省后虽经同志们多次提出意见，而他仍置知不理，坚持重用。尤其在整风运动中，还企图叫当时的疑似右派分子封文炳到新建之浑沙工程处担负领导工作。为了达到扶植反坏右分子目的而经常散布说：“他们这些人有能力，使用他们出不了大问题”。又扬言：“现在使用干部还不能无产阶级化；技术干部提拔有“才”就行，当一九五七年春天局内有些右派分子大肆向党进攻时说：技术员不能领导工程师，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谬论后，而刘宗义大加支持说：本来就是吗？技术员怎能领导工程师呢？这实质刘宗义从思想上是同意了右派分子关于党天下的党法(我局土工试验所长是技术员共产党员)。刘宗义对各种反社会主义分子不但加以提拔和重用，而且还经常有目的地美化他们说他们是德才兼备的好干部。在群众中给反、坏、右分子树立威信，以阴谋扩大他的反党阵地，达到其反党的目(109)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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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挑拨是非，打击报复，分裂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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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精简下放干部时，刘公开说：“封文炳你们给判了三年，还把他老婆放下去，这样作是有点太狠了”。在动员党团员带头报名上山下乡的大会上说：“我们有的同志参加了领导小组会，心里有了底，这不一定，不能这样想……”。意思是说，你们不要先放人家(包括其爱人冯英在内)，将来我可以放你们。又说：“你们(指整风办公室)处理问题要正直无私，不能让人家说出话来，处理不公平，人家不服……”。其次，当确定普通反革命分子韩丽珠退职时，刘说：“他年青，工作还不错，还可以留下做点工作”。我们回答说：“退职是合适的，长期患病，又有些历史问题，否则将来也得清洗”。这时刘接着说：“那就算了吧!退职比清洗强”。在双反运动中刘为了打击一些同志而有计划的在群众中散布说：“滕局长无原则，武国强主观片面，韩青无能，刘焕本不服从领导……”。在精简下放期间找王兴玉同志说：“陈尚义调出人事科，武国强主观片面，你应照顾人事科工作。又对武国强同志谈：“陈尚义调水文站去了，人事科就剩你一个人啦，中央意见水文站要交了，你千万不要对陈尚义讲啊!”
+
+　　上述同志均系整风领导小组成员。逢甲说乙，遇丙论丁，有目的进行分裂活动，从中挑拨是非，对领导小组成员实行拉打结合的对敌斗争方法。在一次斗争会后，刘公开的说：别人揭发我没意见，那些人(指王大军、刘文华、谢振武、王恒太同志)，过去我待他们比我儿子都好，这回还给我提意见，真气死人!从这句话不难看出刘宗义的反党宗派思想已达到高峰，同时也完全暴露了他的反动本质。
+
+## 二、日常表现和斗争中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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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宗义远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期间，因当时与特务分子关系密切而被列为斗争对象。一九四七年土改运动有意识给地主隐藏物资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三反运动中因其岳父又被群众所斗，对组织表示不满。在伟大的肃反运动期间百般地包庇反革命分子又受到群众的严厉批判。这次的整风运动又施展其反动的才能，千方百计地包庇右派分子，为一切反社会主义分子开脱罪责。因此，刘宗义在政治上一贯与党对立。
+
+　　在工作中常常把个人放在党组织之上，唯我第一，目空一切，存有极为严重的骄傲自大思想，对同志态度一贯的蛮横无理，冷酷无情，表现是盛气凌人，对党组织或局务会讨论的决议，他个人不同意就不执行。对全局性的工作计划、总结和重要报告，不但不过问，而且完全依靠其亲信反革命分子封文炳去做。对来自群众的批评、建议和同级干部的意见从不很好考虑，反而以粗暴的方式加以指责和拒绝。对上级机关的检查如提出缺点和错误时，就背后加以恶意攻击。对上欺对下压乃是刘的贯用手法。
+
+　　刘的反动言行经过群众的揭发和斗争，承认了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但对一些事实仍百般地进行狡猾抵赖，拒不交待。后经群众的反复揭发对证和严厉的批判，在铁的事实面前，才不得不低头认罪，但至今交待的尚不够彻底，态度很不老实。
+
+　　根据中央划分右派分子标准定为右派分子。为了纯洁党的组织，经研究开除其党籍，请党委批示。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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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64.txt
@@ -0,0 +1,41 @@
+# 中共辽宁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进行整风，粉碎了以王铮为首的反党宗派活动
+
+　　中共辽宁省委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于十月十三日胜利结束。这次会议于六月二十四日开始，参加会议的有省委委员、候补委员四十八人，还有省委各部委、省人委各厅局、群众团体负责人，各市委、地委和县委的第一书记等，共计一百八十六人。会议于八月九日后休会九天。八月十八日复会，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会议扩大了范围，除原来参加会议者外，又有市委、地委、县委的书记、省级机关和全省主要厂矿的负责干部等参加，总计与会人数达一千零二十五人(其中列席二百二十八人)。会议历时一百零三天，张贴大字报近六千张，与会同志绝大多数在大会或小会上发了言。会议期间，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同志亲自为到会同志作了报告，对会议作了重要指示，给予到会同志极大的鼓舞。最后，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同志作了会议总结报告，省委第二书记黄欧东同志作了关于今冬明春工作的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共辽宁省委扩大会议关于以王铮为首的反党宗派活动的决议”，对反党分子王铮、宋黎进行了批判。他们有成绩就归功于自己，有缺点和错误就把责任推给别人，没有任何自我批评精神。他们对来自群众的批评一概拒绝，杜者蘅在整风运动中公开宣称，对群众提出的批评，“我一条也不承认，一条也不检讨，一条也不改正。”杜者蘅不止一次地在县委书记会议上号召第一书记要独裁，提倡当“独角龙”，反对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反对县委对工作的全面领导。
+
+　　王铮等人还恶毒地制造与散布了许多宗派主义的、破坏团结、分裂党的谰言。他们进行着和高岗一样的反常活动，却说自己是“反高岗有功”的人，诬蔑别的同志是“沾高岗边的”；他们对自己党性受到高岗影响和腐蚀，不感沉痛，不作检查，反而自命不凡，把他们所进行的分裂党的罪恶活动说成是反高岗斗争的继续。他们用反党的地方主义来拉拢一些觉悟不高的人，还制造了所谓“辽东与辽西”和“老旅大新旅大”的问题。几年来，他们再三地利用省委按照党的原则批评某些干部的机会，兴风作浪，挑拨离间干部的团结。他们还把党的干部分裂成“军队来的”和“地方的”，诬蔑曾在军队工作的同志“没有群众工作经验”，以达到破坏领导威信的目的。他们由于个人名利地位私欲不能满足，对党的干部政策心怀不满，仇视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德才兼备的领导同志，诬蔑和散布党不重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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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王铮等人对抗和抵制党中央的某些重大方针政策，使我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严重损失
+
+　　会议揭发，王铮、宋黎、杜者蘅、李涛、张烈等人进行反党宗派活动还表现在对抗和抵制中央的某些重大方针政策上。
+
+　　在反对党中央的工运方针上，王铮、李涛和张烈的立场观点是一致的。张烈竭力攻击一九五一年全总党组扩大会议批判经济主义、工团主义的正确性；王铮也对省工会党组同志说：“辽宁没有经济主义，没有工团主义”，其论据是高岗时期工会没有地位；李涛则完全支持王铮的论点，说：“东北就是有些特殊”。会议认为，高岗在东北工作期间，竭力降低党的作用，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因此在高岗影响下，辽宁地区并非没有经济主义、工团主义，相反地倒是比较普遍的。王铮、李涛、张烈以“辽宁特殊论”反对中央的正确工运方针，也正说明他们有严重的经济主义和工团主义的反动思想。
+
+　　对中央关于伟大肃反运动的估价和若干肃反政策的确定，王铮和宋黎都表示过怀疑和抵制。王铮怀疑第一批肃反运动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局部的，不愿肯定辽宁省第一批肃反运动成绩是主要的。宋黎对旅大市一九五五年社会镇反运动成绩是主要的，也不予肯定，并且拒不执行中央关于镇反的某些指示。
+
+　　当毛主席一九五七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之后，杜者蘅竟然不同意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中列入这项内容，以后又反对在农民群众中广泛进行这项宣传教育。杜者蘅还公开反对在农村中执行党中央关于“整风生产两不误”的方针，并且宣扬“领导生产就是整风”的荒谬言论，实际上是取消了整风，取消了阶级斗争，否定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必要性。杜者蘅分管农村工作，在我省农村今年农业生产大跃进中，他没有贯彻执行毛主席制定的农业“宪法”——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对水、肥、土、种、密加田间管理的重大方针执行不力，致使今年农业生产没有取得革命的飞跃的成绩。同时由于农村整风没挂帅、政治没挂帅，在杜者蘅的恶霸作风影响下，使农村某些干部的命令主义作风有所滋长。这些都使我省农村工作受到十分严重的危害。
+
+　　他们抵制和破坏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认为统一战线工作是可有可无的。王铮在分管这项工作期间，从未主动过问；去年精简机构时，竟提出取消县委统战部。杜者蘅一贯以大汉族主义对待少数民族问题，无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李涛对一九五六年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中央提出的“半年不动”的指示，公开表示抗拒。宋黎一贯认为让他分管统战工作是看不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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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成都会议之后，杜者蘅公开反对中央的工农业并举方针。今年五月，在新宾县召开的地委、县委书记会议上，他指责县委执行工农业并举方针是“两个拳头一起打，平分力量，齐头并进，是原则错误。”他还说，发展地方工业、除四害、扫除文盲等工作都是“分散中心”，而“谁分散中心就是离心，就是右派边缘，要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李涛不执行中央发展工业的大中小相结合的方针，只抓大的、洋的，不抓小的、土的，使我省地方工业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影响。
+
+　　直到这次省委扩大会议开始，王铮等人的反党政治野心不死，还继续进行阴谋活动。会议期间，他们实际上组成了一个以王铮为首、宋黎为军师的“地下司令部”，指挥其他反党分子按照统一计划同党作斗争。开始他们企图以攻为守，抓所谓“马鞍形”问题攻击省委主要领导同志。这个阴谋没有得逞，他们就转攻为守，以极顽固的态度抗拒党的耐心帮助和教育，甚至订立攻守同盟，企图顽抗到底。经过与会同志三个多月的艰苦紧张的努力，一方面对他们进行严格批判，另一方面启发教育他们放弃资产阶级立场，老实交代反党错误；终于粉碎了他们的阴谋，促使他们向党低头，基本上承认了他们的反党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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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和王铮等反党宗派活动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在辽宁党组织内的反映
+
+　　会议指出，王铮、宋黎、杜者蘅、李涛、张吴铎等人的反党罪恶活动，并不是偶然的，有它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他们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都受到剥削阶级思想、观点、习惯、作风的深厚影响。他们由民族革命的浪潮卷进革命队伍中来，抱着不同的动机加入了党，在参加革命和入党以后，他们很快地担负了领导工作，缺乏群众革命斗争的严格锻炼，他们原有的浓厚的剥削阶级的思想作风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他们连民主革命这一关也没有过好。例如，王铮竟然为他的亲属被划为富农而进行辩护；杜者蘅在土改中竟然包庇他的恶霸地主父亲，反对群众的土改斗争；吴铎竟完全站在封建官僚阶级立场上，为他二姑打丑恶的官司，与人民法庭相对立。李涛对群众动辙捆绑辱骂，表现出十足封建地主老爷作风。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比民主革命更为广泛、尖锐和深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成为我国内部的主矛盾。王铮等人既未经彻底改造思想，民主革命这一关也没有过好，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继续发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必然堕落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也就必然起而抵抗。和王铮反党宗派活动的斗争，就是党内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是社会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辽宁省党组织内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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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全党必须吸取教训，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指示，开展辽宁省的翻身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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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会议，正如党中央所指示的，是一场大是大非的原则斗争，是辽宁省的翻身运动。经过这次会议对反党宗派活动的彻底揭发和严肃批判，每一个与会同志都受到了一次生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性的教育。会议决定，要把这次斗争的教训当作教材，教育全省的党员干部，在全体党员中，实现大破大立，开展辽宁省的翻身运动，从而使我们出色地完成中央给予辽宁的大力支援全国的任务。会议指出，从这次斗争中，应该吸取以下几点主要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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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坚持和执行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是辽宁全党的长时期的任务，永远是每个共产党员的义务。王铮等反党宗派活动的事件再一次严重地教育了我们，必须认识在我国整个过渡时期中的主要矛盾始终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资产阶级不甘灭亡，总是企图在我党内寻找代理人来制造分裂。我们辽宁省的每一个干部和党员，必须严格地遵守党章党纪，切实遵守七届四中全会决议中所作的关于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的各项规定，坚决反对任何分裂和破坏党的活动，坚决反对各种危害党的团结的言论行动，严格禁止党内一切宗派的、分裂的、阴谋的活动。今后全党同志不但要保证自己不说有害于党的团结的话，不做有达于党的团结的事，而且要向别人的危害党的团结的言行作斗争，并且及时向党报告。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堵塞可供反党分子利用的一切空隙，使敌人无法从内部来进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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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全党同志必须认真地坚决地大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大立共产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是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对象。个人主义发展一分，党性必然降低一分。王铮等人在政治上堕落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再一次证明：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只要具有个人主义思想而不加以克服，就会一步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宗派活动，甚至走上帮助敌人、分裂党、破坏党的罪恶道路。辽宁全党每个同志必须深刻认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危害，以高度的警惕来检查和克服自己的个主义，以求防微杜渐。惟有破个人主义，才能立共产主义。一个人能否克服个人主义，就是能否接受共产主义的标志。为社会主义而奋斗，还是为个人名誉、地位、待遇而斗争，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立场的斗争，每个党员和干部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都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一切具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又往往同时具有严重的宗派主义和地方主义思想；以王铮为首的反党宗派活动就是这种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地方主义的结合。会议号召全体党员，要从这次斗争中深刻吸取这方面的教训，坚决肃清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及宗派主义、地方主义，反对争名位闹待遇、计较个人得失、骄傲自满，使自己真正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品质。只有全党破个人主义、立共产主义，做到共产主义思想大解放，才能使我们辽宁省的工作面貌有根本的改变，才能将中央所指示的辽宁翻身运动搞深搞透。
+
+　　第三，坚决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党是无产阶级最高组织形式，必须保证党对各方面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决反对任何否定和削弱党的领导的倾向，反对将自己领导的地区、单位和部门当作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不适当的过分夸大个人作用。今后必须坚决捍卫党的组织原则，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特别是在企业中，要彻底肃清一长制的残余影响，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
+
+　　第四，必须提高政治嗅觉，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必须提高政治敏感，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插红旗，辨风向，有勇于抗歪风、顶逆流的革命精神，坚决反对温情主义、自由主义，反对对缺点错误不敢斗争、对真理不敢坚持的庸俗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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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在听了邓小平同志和李富春同志的指示后，大家受到极大鼓舞，热烈地讨论了辽宁工作为什么不出色的问题，对脱离党的统一领导、违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以及缺乏革命精神而满足于微小进步等倾向展开了批判。会议一致认为，这次对以王铮为首的反党宗派活动斗争的胜利，只是我省翻身运动的开始，各级党组织必须将这次会议的内容和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严肃认真地进行传达，深入地加以贯彻执行，彻底解放思想，用不断革命的精神，再接再厉，在一切工作中进行思想上的革命、方法上的革命和技术上的革命，把各项工作、各个方面的白旗都拔掉，普遍插起红旗来。拔白旗有两种办法，一种象王铮等人那样由别人帮助来拔掉，一种是自己拔掉，希望扛白旗的觉悟起来去自己拔掉。在工业中必须大搞群众运动，力争高速度，充分挖掘一切潜力，加强党的领导，坚决推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经验；在农业方面必须加强政治挂帅，充分发动群众，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坚决贯彻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认真做好水、肥、土、种、密和田间管理各项工作，为明年农业生产翻一番而奋斗。通过这些措施，使辽宁的工作作的出色，生产更多的工业农业设备，创造更多的经验，插更多的红旗，用来支援全国的建设，完成中央给予我省的光荣任务。
+
+　　（来源：1958年10月31日《辽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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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南阳地委整风办公室《关于方城县交心活动的复查报告》摘要
+
+　　方城县国家机关在开展的第一批反右派斗争中，2354位教师中分两批共划定右派600人，占全县教师总人数的25.3%。这一次新划出的右派分子中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多半是利用“交心活动”向党进攻的，或者是在批判‘潘、杨、王’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斗争中坚持反面意见的。经复审发现，该县在批准划定的右派时，都把“交心检查”与借机向党进攻混为一谈，以至于“交心坦露”时的话当成了“反动言论”，使不少诚实忠厚的教师成了新右派、还进行了反复斗争。
+
+　　如，1、二郎庙学校教员杨振宁。其呈批的材料中有：否认右派的客观存在，认为有些人的鸣放不一定就是向党进攻的，因而不能算成真正的右派分子；我国一段时间里国民经济建设中像匈牙利一样，有只重视重工业忽视轻工业的错误倾向；工会与党对立，贝利亚事件是苏联领袖们之间争权夺利表现，不能视为阶级斗争；美国强大，中国志愿军可能打不过他们，如果美国兵进入中国，人民武装会先杀掉干过伪职的，我曾想过，如果到时候真会那样的话，还不如早点给党拼了；刘少奇曾说过，宁可过左，不可过右的话，暗示干部在执行政策时“左”比“右”好，我看不对。
+
+　　以上几条都是本人“向党交心书”上写的话，是主动向党亮思想的，不能视为向党进攻，不应划为右派。
+
+　　2、王国斌：博望土屯学校教员，原交心材料有；
+
+　　土改运动才开始时，我认为共产党进行土改是收买穷人，是一种政治手腕。解放初期，号召地主、伪人员回乡，后来却来个剿匪反霸，回来的地主、伪人员都上了圈套，曾说共产党真毒辣的话；反右派斗争中，我认为是先斗争大的，后斗争小的，现在咱们斗人家，将来人家可能要斗争咱们，是狗咬狗一嘴毛，所以每次斗争会我总是站远点；镇压反革命时，看到旧社会曾干过坏事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被镇压，我曾有点心疼，想着这些人有学问，水平高，共产党不要他们太可惜了，认为这样下去，共产党的建设事业咋能很快成功呢？所以建国后不敢从事行政工作；抗美援朝运动中，我认为我国不应该帮助朝鲜，这是因为当年朝鲜人和日本人一起侵略过我国，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美国侵略他们活该。以上也都是交心活动中主动坦白交代出来的，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
+　　 地委整风办公室1958年11月3日
+
+　　来源：赵宗礼《1956—1961：南阳反右志逸》未刊稿，2023年2月6日。赵宗礼，《南阳日报》社退休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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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69 @@
+# 中共蚌埠市委员会关于右派分子杜宏本的处分决定
+
+　　<(杜宏本)>
+
+　　杜宏本，男，三十五岁，河北省宛平县人，反动富农出身，学生成份。一九四○年五月入伍，一九四一年一月入党。历任译电员、科员、科长、局长、副市长等职。现任市委副书记兼市长。
+
+　　据揭发证明，杜宏本是罗(霞光)王(荣华)杜(宏本)反党联盟的主帅，其主要反党言行如下：
+
+## 一、 有组织有计划地煽动和指挥右派分子疯狂向党进攻，包庇右派分子，破坏反右派斗争。
+
+　　1．他与王荣华、胡春华共同策划，利用召开教育、卫生、工商界鸣放座谈会的机会，进行煽风点火。会上，他带头攻击党的很多工作都是“上了马下不来”，“不符合实际”。右派分子在他的煽动下放了很多毒箭，他不仅竭力支持，并与右派分子一唱一和向党进攻。右派分子攻击党员校长“不懂业务”，是外行，他说：“是外行，有的要调动，有的就是要处理”；右派分子攻击我们提拔和使用技术人员不当，他说：“提拔技术干部应由技术人员来衡量”；右派分子攻击我们宗派主义严重，他说：“宗派主义是很严重，不仅学校里有，到处都有”；右派分子丑化党、团员，他说：“党、团员问题很大，有的是为了升官发财”。为了进一步煽动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他还号召右派分子“要拿出干劲来”，“要大胆、勇敢、经常不断地进行斗争。没有斗争就没有权利”。他还指使李斌在市人委召开党外组长以上干部鸣放会议，向党进攻。
+
+　　2．在他们的煽动下，一小撮右派首脑更加猖狂，认为时机已到，在政协会上向党发动了总攻，他喜形于色，与右派分子拉拉扯扯，亲如兄弟，将自己的放大镜赠给极右分子杜仲和，卑躬屈膝的向极右分子陈天任请教，甚至以实际行动支持右派分子的进攻。
+
+　　3．当引妖出洞时，他唯恐右派分子暴露面目，迟迟不在市人委作鸣放动员，相反对陈岩副书记去市人委动员鸣放，表示不满，并示意王瑞九等右派分子不要鸣放。市人委有些局长与右派分子一起向党进攻。他指示李斌说：“要给他们漏点底”。他领导郊区鸣放时，对区、乡干部不仅不作鸣放动员，反暗示写大字报的同志“不要写走手”，企图破坏郊区鸣放。在市政协会议期间，市委要继续深入鸣放，他以“放的差不多了”为借口，与胡春华一起竭力反对。当市委为了组织力量，进行反击，提出政协休会时，他和王荣华、胡春华又一再反对，妄图通过选举，把右派分子捧上台，并和胡春华在背后污蔑拥护市委正确主张的同志是“个人崇拜”。
+
+　　4．在反右派斗争中。他又寻找种种借口，为右派分子开脱罪责。如张立之恶毒地污蔑毛主席和党中央，他借口张“年轻、历史清白、是为了带头鸣放”，与李斌为其辩护，甚至与胡春华密谋为其翻案。他还把陈天任露骨的反动言论说成是“不明显”，当市委确定陈为斗争对象时，他说：“完全推想不一定好，我看不一定搞”，企图包庇陈过关。当陈的反动言论受到公开批判后，他仍指定陈担任在蚌埠召开的全省体育运动大会筹委会副主任。
+
+## 二、 反对党的领导，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阴谋窃取市委领导权。
+
+　　1．拒绝党的领导。他任市商业局长时，与吴正一起公开攻击“有商业党委事情倒不好办了”。他任市长后，污蔑市委“以宽代政”，说：“市委分口抓工作，市长要失业了”，并公开提出要撤销市人委党组，妄图取消党对政府的领导。
+
+　　2．为了窃取市委领导权，他攻击市委“干不出一个名堂来”，“不能解决问题”，并与罗霞光、王荣华、李斌、胡春华散布流言蜚语污蔑市委领导核心。他们之间却互相吹捧，他吹嘘罗霞光“思想品质好”。“能抓住主要工作”，向罗取宠。他又吹嘘王荣华“掌握政策较稳”，甚至向市委推荐王荣华当第一书记，并将推荐情况告诉王，向王献媚。
+
+## 三、 反对城市以工业生产为中心的方针。
+
+　　1．他公然主张以商业为中心，说什么“我们市里主要是商业问题”。一九五六年市委决定在第九次党代会上进一步贯彻城市以工业生产为中心的方针，他与罗霞光、王荣华、李斌等一起竭力反对，并公开提出“农业”和“改造”是主要问题，以此与党的正确方针相对抗。他还公开煽动财贸干部不要当“被告”，“不要泄气”，“要主动将工业部门的军”。李斌恶毒地攻击市委“处理工商关系偏心”，“小公挤大公，地方挤中央”，他也竭力支持。
+
+　　2．他与罗霞光竭力阻挠和破坏工业建设，反对兴建蛋厂和鞋厂。市委决定兴建钢铁厂，他背后反对说：“这东西就是王政委兴趣大”。他在市人委党组会上，从不研究工业生产问题。他在分管财贸工作期间，不仅不围绕工业生产中心布置和安排工作，反而与李斌勾结在一起，利用职权，拒绝将地方财政收入投资于工业，阻挠对工业原料的供应，拒绝推销地方工业产品。如他支持专卖公司使用放大镜检验纸烟上的斑点，用手向左右各拧四十五度检验纸烟搭口，拒绝收购东海、蚌埠两烟厂的产品，迫使两厂将已制好的香烟撕碎重制，国家损失达一百六十多万元。当市委制止时，他又与李斌共同指使专卖公司江萍(右派分子)收集所谓质量不好的材料，并亲到烟摊专门收集“坏”的反映，攻击市委。他还公开主张将包销改为选购。
+
+## 四、 污蔑和攻击农业合作化，破坏农业生产改革，取消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
+
+　　1．他与罗霞光一起攻击农业合作化搞的太快了，他说：“没有经过互助组，直接到了高级社，不好巩固”。他还污蔑合作化后，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被大水冲走了”，并指示郊区干部“退社可以掌握百分之五”。
+
+　　2．他在分管郊区工作期间，由于拒不贯彻农业“三改”指示，致使河北两乡的稻改面积，由一九五六年的六千五百亩缩减为二百五十七亩。他还支持城西乡的地主、富农反对种植高产作物，并批评乡干布置种玉米(高产作物)不对，以致造成旱田减收，稻田荒芜三千余亩。
+
+　　3．他拒绝执行省、市委反右指示，阻挠干部对地、富、反、坏分子进行斗争，并说：“不能采取这种措施，靠斗争不能解决问题”。
+
+　　4．他积极发展农村资本主义势力，支持农业社和社员开饭店、打麻绳、贩卖生猪，从事商业投机活动，仅淮滨农业社做生意的即达三百五十余户之多，造成部分生产队牛死、地荒、粮食减产。当时农村就编出了这样一首歌谣：“绳车一响，黄金万两，佳木斯走一趟，犁耙挂墙上，佳木斯走一走，吃穿不用愁”。
+
+　　5．非法取消粮食统购，擅自放宽粮食统销，破坏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他对一九五七年统购任务不作分配，同年四、五月份，地、富、反，坏分子叫嚣粮食不够吃，他不但不组织区、乡干部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反而增拨粮食三十四万斤，不分对象地扩大粮食供应面，以致造成部分社员瞒产私分，粮食黑市交易。
+
+## 五、 篡改私改政策，取消党对合营企业的领导，竭力维护资产阶级利益。
+
+　　1．他为资产阶级吹嘘说：“蚌埠市工商界根本找不到同意定息二十年的”，并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说：“合营后职工与资本家的关系主要是合作共事关系”，对资本家“决不能开斗争会”。
+
+　　2．在清产核资中，他与罗霞光、胡春华一起将财产估价尽量高估，对一些应登记的财产不予登记，把高潮前查获的隐藏物资当作增资退还。
+
+　　3．在人事安排上，他与罗霞光、胡春华只安排资本家，不考虑对职工的安排和提拔，在棉布、百货等十五个合营总店的经理、副经理中，资本家有三十人，职工仅有三人，甚至把资本家中的一些反、坏分子也安排了领导职务，他说：“明天逮捕，今天也要安排”。据初步统计，被他们安排为领导职务的反革命分子有十人之多。
+
+　　4．反对公方代表制。他宣称：“没有公方代表也照样搞好工作”，并和罗霞光、王荣华、胡春华、李斌共谋撤出公泰酱醋厂的公方代表，把一贯反对党的领导的资本家何近仁由副厂长提为厂长，因此何更为嚣张，公开叫嚣“看谁斗过谁”，并与几个资本家同谋继续向党进攻，说：“非把几个党痞子赶出去不可”。此外，杜宏本还煽动资本家要“向国营企业开展斗争”。
+
+## 六、 放松市场管理，纵容不法奸商投机活动。
+
+　　（一九五六年冬到一九五七年秋，郊区生猪被不法奸商抢购一千七百余头，一九五七年一、三季度查获贩卖粮票、布票及油料等统购统销物资八百十三起，他对这些违法行为，一再放任不管。他对奸商俞维模等乘市场元竹缺货，抬价出售，获得暴利一万余元的投机活动，也一再纵容，迟迟不予处理。）
+
+## 七、 坚持反动立场，宽纵反、坏分子，包庇反动家庭，隐瞒历史，欺骗组织。
+
+　　1．他利用职权，多方宽纵反、坏分子。如反革命分子韦履中，曾向敌人密报我地下党员严继成同志，致严遭敌杀害。一九五四年韦被捕归案，杜竟以严“年轻，不可能是共产党员”，“是特务内部玩花样”等为借口，将韦犯释放，并责令原单位(邮局)安插工作，补发工资一千二百四十元。又如严重破坏粮食计划供应的魏庆华，检察院要提出公诉，而杜宏本却指示在群众中进行教育，不予起诉和判刑。
+
+　　2．他出身于反动富农家庭，其父参加过特务活动，他在土改前指使家庭卖地，当土改中家庭被扫地出门时，他污蔑“土改过火，干部打击报复”。他参加土改复查工作时，给了地主、富农不少土地。
+
+　　3．虚报伍龄、党龄。他是一九四○年五月入伍，说成是一九三九年六月，他是一九四一年一月入党，说成是一九四○年一月。
+
+　　4．他一贯热衷于个人名利，对组织分配的工作，不能满足其私欲时，就表示不满。
+
+　　以上材料证明：杜宏本是党内的右派分子。当其反党面目被揭露后，仍避重就轻，态度很不老实，经过斗争才被迫承认反党。但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交待仍不彻底。为了纯洁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经市委研究决定，市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并报省委批准，将杜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由十二级降为十七级)。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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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85 @@
+# 中共蚌埠市委员会关于右派分子罗霞光的处分决定
+
+　　<(罗霞光)>
+
+　　罗霞光，男，47岁，山东省馆陶县人，恶霸地主出身，学生成份。1938年3月入伍，1938年4月入党。历任教导员、武委会主任、团参谋长、局长、市委组织部长、代市长、市委副书记等职。现任市委第二书记兼监委书记。
+
+　　据揭发证明，罗霞光是罗(霞光)王(荣华)杜(宏本)反党联盟的主帅，其主要反党言行如下：
+
+## (一) 篡改肃反方针、政策，宽纵大批反、坏分子
+
+　　罗霞光在肃反工作中，伙同王荣华等反党分子，除忠实地执行李世农的“宁右勿左”，“宁漏勿错”，“只要从宽，不要从严”的反动方针外，还制造各种谬论，宽纵大批反、坏分子。
+
+　　1．他与王荣华一味主张“和平谈判”，竭力取消小组斗争。他规定：不能肯定反革命性质的不斗；问题不明显、未掌握一、二条人命的不斗。他说：“小组斗争阶段不走也可以”，小组斗争“一味施加压力，表面上轰轰烈烈，结果是逼供或冤枉好人”，并造谣说特务分子马野林的案子“假了”。
+
+　　2．他百般阻挠和破坏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专案斗争，并与王荣华在1956年上半年一次就砍去正在审查的专案对象305名(现已定为反、坏分子的57名，其余正在专案复查)。
+
+　　3．在对反、坏分子的定案处理中，他除同意李浓云为反、坏分子开脱罪责的谬论外，还把杀害我四名地下工作人员的特务分子，说成是“材料不明确，要查查敌人的布告”，不予逮捕；把特务分子破坏合作社，说成是“有时不服从社长领导”；把地主倒算，说成是“自私自利”；把反革命分子进行现行破坏活动，说成是“由于没有解决职业造成的”。他还要肃反干部审查材料要有“否定一切的精神”，“要设身处地的为人家(反、坏分子)想一想”。据初步统计，由于他的罪恶活动的结果，在内部肃反和社会镇反中共宽纵了反、坏分子658名，其中他亲自宽纵的反、坏分子103名。
+
+　　4．他在北京高级党校鸣放时，诬蔑肃反运动“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并说这是“中央规定5％的比例”和省委反右倾造成的。
+
+　　5．他公开声称：“凡是经过斗争未定为反革命的都算斗错，都要赔礼道歉”，并威胁干部说：“你们若思想不通，就是党性不强，再不通，换换班子，看你们通不通”。他还诬蔑“招待所控制太死太严，比拘留所还厉害”。
+
+## (二) 反对党在城市以工业生产为中心的方针，破坏工业建设
+
+　　1．罗霞光到蚌埠以来，不仅不围绕工业生产中心安排和布置工作，还公然提出蚌埠应“工、商、郊(农业)”三大任务同时并进。1956年，市委决定在第九次党代会上进一步贯彻城市以工业生产为中心的方针，他与王荣华、杜宏本、史坚、李斌、吴正等竭力反对市委这一正确措施，罗公然提出“改造是主要问题”，以此来反对城市以工业生产为中心的方针，并在背后大肆攻击市委“工业抓的多了”。
+
+　　2．他与史坚经常以市委“不重视监察工作”为借口，煽动监察干部反对党在城市以工业生产为中心的方针。他对监委机关右派集团画市委“头顶工交部”的反党漫画，也表示赞同。
+
+　　3．他与杜宏本反对蛋厂和鞋厂的兴建、扩建，他还责令已动工的鞋厂停工；在防泛期间，他又利用职权，硬要扒掉船厂的主要厂房及水厂的矾池。
+
+## (三) 反对农业合作化，破坏统购统销政策
+
+　　1．他与杜宏本一起诬蔑农业合作化运动，他说农业合作化是“轰起来的，不好巩固”，是“冒进”。他还攻击郊区增产规划“是硬向上吹的，根本不能实现”。
+
+　　2．他反对党对合作化的领导，说：“那个乡的党员多，那个乡的合作社就办不好”。
+
+　　3．他说：“粮食不够吃是普遍存在的题题”，“农民流入城市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粮食吃”，“我路过邯郸，如果遇不到熟人，连饭都吃不到”。今年三月，郊区正处在生产大跃进和社会主义大辩论之际，他却亲去郊区布置连夜普查粮食“不够吃”的情况，大拨救济粮款，不仅破坏了春耕生产，而且支持了地、富、反、坏分子攻击统购统销政策。
+
+　　此外，他还反对在郊区种马铃薯等高产作物，破坏农业“三改”，并竭力反对省、市委补种晚秋作物的指示。
+
+## (四) 反对党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1．罗霞光否定党对资产阶级改造的必要性，说资本家“五反后坏的少了，一、二年就变成工人阶级了”，“资本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前有两面性，现在屈服了，软弱了，95％以上的资本家都是好人，不论什么样的资本家都有积极性”，合营后资本家和我们“成了一家人了，可以不分彼此了”，甚至吹嘘资本家“大公无私”，说共产党员还有“本位主义”，职工不如资本家表现好，“第一个报喜的是资本家”。
+
+　　2．他与杜宏本、胡春华共同篡改私改方针政策。在清产核资中，他们把在账的生产资料划为生活资料，不予登记；对财产估价是尽量高估；把不法资本家抽逃的资金作为增资处理，他说：“资金本来就是资本家的，抽逃一点是难免的”，并主张依照资本家进行清产核资工作。在人事安排上，他说：“安排资本家条件要低，提拔职工条件要高”。在此借口下，他与杜宏本、胡春华只安排资本家，不考虑职工的安排和提拔，甚至将反、坏分子安排到领导职位上。据初步统计，他们安排反革命分子担任领导职务的就有10人。他反对党对合营企业的领导，公开污蔑“公方代表不尊重私方代表的权力，无会不骂，往往以谩骂代替批评”，“私方代表有职无权”。他还与王荣华、杜宏本、胡春华、李斌共谋撤出公泰酱醋厂的公方代表，并将一贯反对党的领导的资本家由副厂长提为厂长。在鸣放中，他又支持吴正将该厂的党员股长停职反省。
+
+## (五)篡改建党方针和干部政策，包庇坏人坏事，培植反党势力
+
+　　1．他和王荣华忠实地执行了李世农“先整后建”的反动方针，并将“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篡改为“大胆、积极而又慎重”的反党方针。他取消党员标准八项条件，使一些反、坏分子和政治不纯分子得以混入党内。他还和王荣华把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篡改为德才不备，他说：“无德可以培养，没才可以锻炼”，“只要有文化程度，就可以提拔”，“知识分子不提拔，养不住”，甚至不顾单位领导的反对，公开将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徐长帜(现已逮捕)调离原单位加以提拔。当他这些反动主张和做法遭到反对时，就威胁单位领导说：“你们不要怕人家顶了你的位置”，“你过去是干什么的，你才提拔了几天?”仅据两个单位的初步统计，在他亲自排队的一百名提拔对象中，就有反、坏分子和政治历史有问题的26人，社会关系复杂及一贯落后的23人。
+
+　　他还否定1954年整编成绩，并责令有关单位硬行安插被整编掉的反、坏分子。
+
+　　2．他一贯包庇坏人坏事，封官许愿，培植反党势力。对一些对党不满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自首叛变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甚至反、坏分子，他几乎都加以收罗重用。右派分子张林志一贯对党不满，闹地位，罗对他说：“你闹什么?还没有你个区长干吗!”不久，就提张为区长。叛党分子韩敏志，有严重罪恶，评级时闹情绪，单位提出要处理，罗不但不处理，反将韩由20级提为18级。坏分子蒋学友，罗对其极为器重，一再将其提拔。蒋在肃反中，利用职权，奸污妇女，并在女方怀孕后，唆使打胎，被判刑后，罗仍对其关怀备至，批给蒋每月60元，加以照顾。史坚、李斌、李浓云、胡春华、吴正以及监委机关的一小撮右派分子，几乎都是他和王荣华积极推荐和亲手培植提拔起来的亲信。为了培植亲信，他还采用各种阴谋手段破坏组织原则，对犯错误的干部多是百般庇护，甚至市委批评时，他也为之辩护，讨好干部，拢络人心。他对忠诚于党的干部，特别是老干部，则公开辱骂：“老干部不如井岗山的骡子，骡子老了还能杀肉吃”。
+
+　　3．他还和王荣华忠实地执行李世农关于处理自首叛变分子的反动指示，将一些应清除出党的坏分子留在党内，造成某些党的组织不纯。
+
+## (五) 反对党的领导，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阴谋夺取市委领导权
+
+　　罗霞光很早就有夺取市委领导权的野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与王荣华、史坚背着市委召开会议，搜集市委负责同志的所谓违纪材料，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并与史坚策划要将参加监委的市委常委钱序烈、刘曙两同志去掉，吸收反党分子张林志、王少衡为监委委员，企图摆脱市委领导。他还到处刮阴风、点阴火，煽动干部对党不满，反对党的领导。他对监察干部说：“监察工作可以不通过市委”；对政法干部说：“宪法公布了，以后案子不要找党委批了，依法办事好了”；对转业干部说：“地方党不如部队党热情”。
+
+　　为了实现其政治野心，他与王荣华、杜宏本、史坚等勾结在一起。经常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市委领导核心。他攻击市委“对肃反的领导是挂帅不出马。虚线领导”，并与王荣华向右派分子杨效椿告市委负责同志不重视肃反工作的黑状。他更恶毒地污蔑我们党是“上行下效”，“铺张浪费是跟中央学的”。他们对党的领导竭尽攻击污蔑之能事，而他们之间却臭味相投，互相吹捧，互相包庇。杜宏本虚报党龄、伍龄，他和王荣华不仅不向市委回报，反而向市委推荐杜为市委委员和市长。王荣华不服从组织调动以及史坚称市委为“人家”。均得到他的支持。他还与王荣华共谋为史坚翻案，企图借以污蔑市委对史坚的正确斗争是“打击报复”，乘机搞垮市委领导。
+
+## (六) 竭力为史坚翻案，并支持地继续向党进攻
+
+　　1．罗霞光与史坚很早以来关系就极不正常，他在北京学习时听说史坚有问题，就唯恐史的问题暴露后会现出自己的原形，因此，从北京回来后，市委虽不止一次的将史坚指挥监委机关右派集团向党进攻的反党活动向他作了详细介绍，但他仍不顾党的忠告，与王荣华密谋为史翻案，并多次找史密谈，暗示史拒绝交代反党罪行。谈话时，史坚又诉苦又抱怨地说：“他们(指市委)说监委的人员思想混乱应由我负责，其实我怎么能负责呢?他们的言论又不是我叫他们讲的!”罗当即支持说：“他们说的当然不能叫你负责，谁说的谁负责，大鸣大放嘛!”
+
+　　2．他乘市委第一书记和多数委员到省开会之机，企图通过合法手续放史过关，一面向陈岩同志(市委副书记)提出要研究史的性质，一面再次找史密谈，告诉史：“家里市委委员连你才六、七个人，明天你在市委会上检查，你的问题总要市委做结论的”。会前，他也不通知在家的几个市委委员，企图仓促开会，使大家措手不及，将史放过关去。史得到了他的支持，在次日罗主持的市委会议上不仅不老实交代问题，反而继续向党进攻，引起到会同志极大义愤，而罗却在会议结束时，客客气气的对史说：“差不多了，今天大家提的意见很多，希望史坚同志好好的考虑一下”。会后，他还欺骗王宇同志(市委第一书记)说：“史坚的检查有了进步”。
+
+　　3．今年3月，市委召开扩大会议向史坚开展斗争，史的态度仍极端恶劣。罗不仅不支持同志们对史的斗争，并一再称史为“同志”。会后，他又找史谈话，说：“你不能认为怎样检查才能适合大家的要求，大家有大家的分析，你还是自己考虑”，暗示史坚拒绝交代反党罪行。
+
+　　4．在成立专案小组时，他争着由他负责，但他领导专案小组后，却按兵不动，拖延斗争，更换专案人员，调来不熟悉情况的同志整理史的材料，并一再强调：“整理材料不要分析批判，不要加帽子，还要加‘同志’”。在整理史的材料时，他不着重整理史坚攻击党的方针政策的罪行，反将史坚攻击市委领导核心的言论，不加分析、批判，不分是非的作为主要问题整理，企图把(197)史猖狂向党进攻，说成是对个别领导同志有意见。
+
+　　5．党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他大肆删改史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要罪行材料，把史坚反党集团材料上的“反党集团”四字和同谋反党的“同谋”两字划掉，并以“口径不符”为借口，把监委机关右派分子在史坚煽动下发表的反党言论及史坚的一贯表现等许多重要问题的材料全部删去。
+
+## (七) 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包庇反革命亲属，破坏反霸、土改运动
+
+　　罗的父亲是恶霸地主，当过伪县公安局长，在地方敲诈勒索，无恶不作，群众恨之入骨。罗始终未向组织交代，反而谎称其父是“一贯务农”，“拥护革命”，他家是劳动发家。1945年反奸反霸斗争中。罗父被斗，他闻讯即连夜赶回，在斗争大会上威胁群众说：“种谷子吃米，种蒺藜扎脚”，吓得群众一个个离开会场，斗争会草草结束。1947年土改时，他家五大财产被没收，他在区委负责同志面前咬牙切齿的辱骂刨他家枣树的积极分子说：“他妈的，奶奶个×的，刨我几棵要给我栽几棵，刨多粗的要给我栽多粗的，还要给我栽活”。这些罪恶，他不但没有交代，反而污蔑村干对他家“有成见”，把罪恶加到他家头上，并怨恨党组织对他家“不照顾”。
+
+## (八) 造伪历史、伪装朴素，欺骗组织、欺骗群众
+
+　　他参加县委是1944年，却说是1941年。他的剥削思想极为严重，为了牟取钱财，曾于1946年向私商投资做生意；他有300元存款，却到处哭穷叫苦，经常骗取救济，仅1956年就四次骗取救济款达220元；他还侵吞公家派克金笔一支。他对党一贯不满，多次拒绝组织分配的工作，在蚌埠税务局工作期间，因个人欲望未得满足，竟公然发牢骚说：“不想干革命工作了，要回家，已打过几次报告了”。
+
+　　从上述材料说明：罗霞光是一个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是党内的右派分子。当其反党面目被揭露后，仍百般狡赖，甚至嫁祸于人，最后在铁的事实面前才承认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要罪行。为了纯洁党的组织，经市委研究决定，市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并报省委批准，将罗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其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由12级降为16级)。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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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68.txt
@@ -0,0 +1,75 @@
+# 中共蚌埠市委员会关于右派分子王荣华的处分决定
+
+　　<(王荣华)>
+
+　　王荣华，男，三十八岁，山东省沾化县人，恶霸地主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入党，一九四四年二月入伍，历任干事、区委科长、区书、市委科长、部长等职。现任市委副书记。
+
+　　据揭发证明，王荣华是罗(霞光)王(荣华)杜(宏本)反党联盟的主帅，其主要反党言行如下：
+
+## 一、 篡改党的肃反方针政策，忠实执行李世农的反党路线，采取各种手段，宽纵了大批反、坏分子。
+
+　　1．他忠实执行了李世农关于“必须具备一两条肯定反革命性质的材料，才能作为调查对象”，“调查经费平均每个肃反对象不得超过一百二十元”的反动规定，限制对反、坏分子进行调查。他还批准史坚吸收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参加肃反领导工作。
+
+　　2．他与罗霞光一味主张和平谈判，竭力取消小组斗争，并与李浓云、史坚共同规定：历史反革命没有罪恶民愤的不斗；够反革命身份不够处理的不斗；现行反革命不斗；反动党团骨干不斗；医院不斗；郊区不斗；中教一个不斗；小教尽量少斗。他还亲自“创造”了取消小组斗争-的“经验”，李世农对此极为赏识，并在全省推广。
+
+　　3．他以各种方法限制立案，规定：“立一案要保证定一案”，立案跟着定案走；“有重大反革命嫌怀的不立案”；“够反革命身份的，只作重点调查，不立案”，并与罗霞光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一次就砍掉了正在审查的专案对象三百零五名(现已定为反、坏分子的五十七名，其余正在专案、复查)。
+
+　　4．在定案处理中，他除同意李浓云、史坚为反革命分子开脱罪责的种种谬论外，还把罪恶昭彰的反革命分子说成是“时间已久，不能定为反革命”；把现行破坏活动说成是“行为不好，不是有意识破坏”。“有不满情绪，是人民内部教育问题”；把反革命分子杀人、抢劫说成是“奉命执行”。“应尽的职责”；甚至把杀害我八位革命同志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说成是“在战争状况下杀人不算罪恶”。他还说过，对不予起诉的反、坏分子保留领导职务和党籍、团籍以及工会会籍，给予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擅自决定保留特务分子张建华的党籍。
+
+　　5．在复查中，他只查“错”，不查漏，还与史坚、李浓云规定衡量肃反运动健康与否的标准是：只要斗争对象没有意见，虽未查出反、坏分子，也是健康；虽查出反、坏分子，但被斗人意见多，就是缺点和错误，强要各单位按此标准执行。他们还以种种借口，将送去劳教的反、坏分子下降为“好人”，要回重新安插工作。他不通过基层单位将反、坏分子下降为“好人”，并以掩盖罪恶的手法，强迫基层单位按照他的反动指示，修改对反、坏分子的结论和处理意见，作为单位的意见上报。他积极为不应摘掉反革命“帽子”的反革命分子摘掉“帽子”。他将反革命分子高孟刚下降为“好人”，作为案例，在肃反干部大会上宣布，(200)要下边仿行。他还规定计件工资单位找肃反对象谈话，要按时计发工资，并与史坚、李浓云强迫肃反干部对被他们放掉的反、坏分子赔礼道歉。当干部反对他这种反动做法时，他就威胁干部说：“思想不通，把你们关起来，斗一斗，换换班子，看你们通不通”。
+
+　　他还在一九五六年社会镇反复查时，支持李浓云篡改了省委第四次政法会议的决议，扩大复查范围，硬要下面按百分之二十的“框子”，检查“错案”。他还指派王少衡、张林志向犯人作“申诉权利”的报告和召开留用犯人座谈会，公开煽动犯人翻案。在他们的罪恶影响下，武装民警同犯人握手、敬礼，并召开“犯人积极分子”大会，给犯人戴大红花，同时，他们对犯人的生活也是关怀备至。
+
+　　据初步统计，在他的罪恶指导下，宽纵的反、坏分子达五百零五名，其中他亲自宽纵的就有七十名。他在放掉了大批反、坏分子以后，还到处宣扬他所负责的第二、三批肃反运动搞得“好”，污蔑第一批肃反运动斗争面“太宽”，搞得“人人自危”，“付作用长期不能消除。”
+
+## 二、 反对省、市委反右指示。
+
+　　一九五七年春，市委对政法部门的严重右倾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指示政法部门严厉打击地、富、反、坏分子的破坏活动。王荣华不仅不执行市委指示，反而与李浓云多次密谈，指使李派人向市委要“案子办”，并要李召开会议，搜集反党材料，准备亲自到郊区作反驳市委指示的报告；同时，他又伙同史坚要市委在郊区三级干部会上大张旗鼓的处理干部违纪案件，并支持史坚派人收集干部的所谓违法乱纪材料，企图以此来转移对敌斗争的矛头，配合敌人，把斗争矛头指向干部，指向党，指向社会主义制度。省委反右指示下达后，他更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党活动。他到处散布“蚱埠没有右倾”的谬论，并亲自召开政法部门负责人会议。会上，他攻击市委批评政法部门右倾“有缺陷”，李浓云等反党分子群起攻击省、市委反右指示“不符合事实”，是主观主义，并决定成立以张尧先为首的“七人调查组”，到郊区收集反党材料。会后，他还与李浓云分别授意张特别了解地、富、反、坏分子表现“好”的材料。在他们的授意下，张尧先把捏造的材料向他们回报，说地、富、反、坏分子“老实”，“能干”，“比农民还强”。王荣华认为得到了反党“根据”，责令张立即把材料整理好，准备到郊区作报告。为了把政法部门和监委机关的反党力量汇集在一起，他又指使史坚、李浓云于三月七日召开反党会议。会上，他们汇集了所收集的反党材料，恶毒地攻击省、市委反右指示是“乱喊乱叫”，“不符合具体情况”，污蔑干部向地、富、反、坏分子进行斗争是违法乱纪，公开叫嚣要向市委“开展斗争”，要追查市委“责任”，并决定成立“联合检查组”，到郊区进一步搜集反党材料。这时，他们的反党活动达到了最高峰。在他们的纵容和派遣的“调查组”的煽动支持下，城西乡的地、富、反、坏分子组织与煽动落后群众闹退社。破坏生产，抢劫农业社财产，包围乡政府，殴打干部，抗缴公粮，气焰极为嚣张。在该乡的一百九十名地、富、反、坏分子中，进行反攻倒算、造谣破坏等罪恶活动的即达一百五十五名。
+
+## 三、 煽动和指挥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包庇右派分子，破坏反右派斗争。
+
+　　1．鸣放之初，他与杜宏本、胡春华共同策划，利用教育、卫生、工商界鸣放座谈会，进行煽风点火。会上，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他表示大力支持，并煽动说：“你们放的很好，园地虽小，砖瓦很多，要解决问题，就要靠大家斗，当然是大斗，今天到会的人少，回去还要发动‘群众’，一起来搞”。他还煽动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说：“有历史包袱的人顾虑大，历史问题是过去的事，我代表市委支持你们”，他还把“墙”和“沟”说成是党造成的，并煽动右派分子一起来“拆墙填沟”。
+
+　　2．当右派分子在鸣放座谈会上向党猖狂进攻时，他一面支持(202)李斌召开市人委党外组长以上干部鸣放会，向党进攻；一面在监察工作会议上对右派分子的进攻倍加赞扬，并大肆攻击说：“文教系统座谈会的情绪很好，有激动流泪的，这反映我们党员脱离群众”，“不仅以党代政，现在又有以人代党”，与右派分子内外呼应。右派分子吴振林贴出攻击粮食政策和市委书记、市长的大字报，他支持史坚派人去“调查”；以后吴正又乘整改之机，叫嚣要处理市委负责同志，他又积极支持。
+
+　　3．在市政协会议期间，市委为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提出休会，他与杜宏本、胡春华等竭力反对，主张把会议转入选举，妄图把右派分子捧上台。
+
+　　4．在反右派斗争中，他主张“和平谈判”，不要斗争。他借口“右派分子排多了”，硬要各单位查“错”。他把我们对右派分子的斗争说成是有“个人成见”；把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说成是“思想问题”；并借口右派分子“年轻”、是“老干部”，把右派分子下降为“好人”。他把右派分子划为“中右”，作为案例，要下面仿行。他还散布“反动言论的根源是三个主义”，右派分子有“两面性”等谬论。在他的罪恶指导下，宽纵了许多右派分子。
+
+　　5．他包庇右派分子史坚，并为其翻案。大鸣大放中，他支持史坚向党进攻。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他说监委机关“没有右派”，“都是思想问题”，并指使史坚布置监委机关的右派分子参加反右派斗争，以掩护退却。当史的反党面目暴露，停职反省时，他仍要史参加监委会议，与罗霞光密谋，为史坚翻案。他还与胡春华共同包庇右派分子林志仕。
+
+## 四、 反对党在城市以工业生产为中心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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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仅不围绕工业生产中心安排和布置工作，还攻击市委“偏工业”，并在干部中灌输反对以工业生产为中心的思想。一九五六年市委决定在第九次党代会上，进一步贯彻以工业生产为中心的方针，他与罗霞光、杜宏本、李斌、吴正等不仅公开反对，并在背后大肆攻击。他还利用分管组织部门的职权，拒绝执行市委增设工业组织机构和配备干部的决定。去年大鸣大放期间，他支持监委机关右派分子画市委“头顶工交部，怀抱办公室，手搀组宣部，财贸部扯着衣襟，监委被抛在一边”的反党漫画。他还乘整改之机，一面指挥李斌召开市人委科、局长以上干部鸣放会，攻击党的方针政策；一面擅自召开市委科长以上干部鸣放会议，带头攻击市委领导核心“工作乱，照顾全面工作不够”，在他的煽动下，吴正等也就一拥而上，攻击市委领导“光抓中心工作，顾此失彼”，妄图再度掀起反对党在城市以工业生产为中心的反党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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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反对党的领导，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阴谋夺取市委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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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荣华窃取市委领导权的野心是很早就有的。在他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期间，即公开宣称“组织部比别的部重要”，“组织部的干部比别的部干部高”。在他任市委副书记期间，又不止一次地煽动干部反对市委。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杜宏本向王宇同志推荐他任市委第一书记，并将推荐情况告诉他，他极为得意，此后，更到处抓权，打击别的书记，炫耀自己，工作中常常摆出第一书记的架子。
+
+　　为了实现其政治野心，他与罗霞光、杜宏本、史坚、吴正等勾结在一起，经常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市委领导核心，他污蔑市委工作“乱得很”，“全市什么工作搞好了?!”去年大鸣大放中，右派分子攻击市委领导核心，他极为得意，并加以支持。他与罗霞光、史坚背着市委召开会议，收集市委负责同志的所谓违纪材料；一九五六年，又与罗霞光向杨效椿告市委负责同志的黑状，企图搞垮市委领导。
+
+　　为了实现其政治野心，他经常与罗霞光、杜宏本等互相吹嘘捧场，以扩大影响，骗取群众信任。杜宏本谎报党龄、伍龄，他和罗霞光不但不向市委回报，还向市委推荐杜为市委委员和市长。他还多方设法培植亲信，扩充反党势力，对一些政治不纯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自首变节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甚至反、坏分子，他几乎都视为知己，加以重用。杜宏本、李浓云、史坚、胡春华、吴正、李斌等参加市委，担任要职，都是他和罗霞光竭力推荐的；他把一贯反党的郭华提为市妇联副主任，并准备将其提为副市长；他把反党分子张尧先提为市委政法部科长，还准备将其提为公安局副局长；监委机关右派集团的成员几乎全是他和罗霞光，史坚一手培植和提拔起来的。为了培植亲信，他还到处封官许愿，私送级别，腐蚀干部。他对审干干部说：“我了解你们，提职不好提，可以晋级”；对肃反干部说：“肃反工作结束后，你们不愿回原单位，可以调动工作或调去学习”；对组织部干部说：“我们也来个大胆大量提拔，大家都提一级，皆大欢喜”。当某些干部由于他的许愿未兑现而表示不满时，他即说：“我在市委会议上已提过了”。煽动干部反对市委。
+
+　　此外，他还反对党对合营企业和学校的领导。私改高潮后，他和罗霞光、杜宏本、胡春华、李斌共谋撤出公泰酱醋厂的公方代表，把一贯反对党的领导的资本家由副厂长提为厂长。在大鸣大放中，该厂的右派分子叫嚣“要把公方代表送去劳改”，并捏造事实陷害党员股长，他支持吴正将党员股长停职反省，并亲到该厂参观大字报，表示支持。杜(仲和)孟(子厚)反党联盟阴谋赶走党员校长，夺取党在学校的领导权，他伙同胡春华极力支持，共谋要把党员校长刘华同志调出一中。
+
+## 六、 篡改建党方针和干部政策，污蔑党群组织。
+
+　　1．他和罗霞光忠实执行李世农“先整后建”的反党方针，并将中央“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篡改为“大胆、积极而慎重”的反动方针。他们还忠实执行李世农关于处理自首变节分子的反动指示，把一些应清除出党的坏分子留在党内，将叛徒重新拉入党内，造成党的组织不纯。他还修改审干结论，将潘厚清“叛变分子”的结论，改为“自首分子”。(205)
+
+　　2．他和罗霞光篡改“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他说：“什么称职不称职，提起来就能用”。他污蔑我们提拔干部有“宗派主义，党员考虑多，非党员考虑少”。他还公开辱骂老干部“占着茅厕不拉屎”，说：“井岗山的骡子老，还照驮大炮”。
+
+　　3．他污蔑党、群组织，说：“国民党组织部和我们组织部一样，是个特务机关”，“工会、青年团要不要都可以，就是关几个月的大门也出不了多大屁漏”，“机关工会就是多收几个会费，没有作用”。
+
+## 七、 一贯坚持剥削阶级立场，破坏党的政治运动，贪生怕死，品质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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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他出身于恶霸地主汉奸家庭，郤一贯欺骗组织，谎报中农出身。
+
+　　2．一九四六年土改时，他指使家庭分散土地，逃避了群众斗争。在反奸斗争中，他污蔑运动“过火了”，竭力包庇其汉奸和恶霸地主的伯父和堂祖父。他反对群众对地主恶霸进行斗争，主张和平分田，他对“三查三整”运动也极表不满，认为运动搞“左”了，“只整本地干部，不整外来干部”，“平时工作越积极，错误就越大，不工作的倒变成了积极分子”。
+
+　　3．一九四二年环境艰苦时，他背着组织，做投机生意两年多，并为日寇包揽税收。在反特斗争中，环境稍一紧张，他就贪生怕死，悲观失望，大吃大喝。以上这些丑恶历史，他从未向党交待。
+
+　　4．他的个人野心极为严重，对组织分配的工作，不能满足其私欲时，就拒绝不去。他的品质极为恶劣，入城后，喜新厌旧，不顾党纪国法，竟在女方怀孕期间，诱逼离婚，后来，又利用职权，挖别人墙脚，与林放结婚。他还贪污派克钢笔，手表等物。
+
+　　综合上述：王荣华是一个有严重反党罪行的右派分子。当其反党面目被揭露后，态度极不老实，借检讨为名，继续向党进攻，经过斗争，才被迫承认了他的反党罪行，但在某些关键问题上，仍百般掩饰和狡辩，企图减轻罪责。为了纯洁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经市委研究决定，市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并报省委批准，将王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原有职务，监督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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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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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53 @@
+# 中共陕西省卫生厅支部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王月明党籍的决议
+
+　　<(王月明)>
+
+　　王月明，男，现年四十六岁，陕西清涧县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革命职员，一九三四年参加革命，一九三五年加入党，曾任县委书记、地委组织部长、地委副书记等职。现任陕西省卫生厅副厅长、党组委员、卫生厅机关分党委书记等职。
+
+## 一、主要反党言行
+
+　　(1)诬蔑和辱骂省委，不断地向党进行“政治爆炸”。
+
+　　王月明为了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卑鄙目的，企图借前厅长陈纯炳同志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通过一九五六年八月间卫生厅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来斗垮陈纯炳并撤换一批直属单位的负责人，以树立他个人威信。后因未能实现其企图，王就气势汹汹地跑到省委，当着李书记的面恶毒地攻击省委。他辱骂“书记处是老爷班子”、“省委是蜕化了的省委，是堕落的省委”、“他娘的是什么省委”、“我怀疑到底是共产党的省委还是国民党的省委”，还说：“考虑你们这些出席“八大”的代表是否能代表人民的利益”，还说：“我愿意牺牲个人换取省委对卫生工作的重视”等等。
+
+　　一九五六年九月间，又对李书记说：“我看为革命负责的人，不一定是官高职显的人，我看在困难的问题上，谁都负责，谁都不负责。省医院的问题，我看书记说句话，由赵部长就可以解决了。”同年十月十八日上午。王月明又在李书记召开批评他的一次会议上诬蔑和中伤省委及省委领导同志，并歪曲省委的政治生活，他说：“省医院的问题长期不能解决，是书记不让部长解决，有人说是高枫对省委一些主要领导同志献殷勤的结果”。并说：“就是将高枫换了，对于你们几个负责人看病，也不会不方便嘛”。又说：“将市卫生局局长中调一个人到卫生厅作副厅长的意见，由于省委个别负责同志不同意，就未实行。究竟省委是集体领导，还是根据个别人的意见？不根据工作需要办事，我怀疑省委的政治生活是否有不健康的成分”。他说“省委对陈纯炳的态度，我有很多意见，省委包庇陈纯炳”(省委对陈的问题已作过处理)。会后王月明又给张华莘同志转李书记的一封信上说：“省委要包庇陈纯炳到底”等等。
+
+　　到一九五七年六月正当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王月明的态度也是非常恶劣的。如当姚尔明放出反党言论后，王对其谈话时还说：“你们医院鸣放还健康，你鸣的也好”。以后在研究斗争姚尔明时又说：“姚尔明不好是高枫压制民主和宗派主义造成的，姚尔明的思想代表着卫生厅一部分干部的思想，姚尔明不能斗争，要斗争就要脱离群众。”同时，当省产校校长张铝重同志请示王月明如何处理学生闹事问题时，王不但未予协助，反说：“党内人心不齐，闹事是必然的”。当二卫校学生出现闹事现象，卫生厅党组要他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亦不去。
+
+　　当大鸣大放时期，王月明在李经纶同志面前更露骨的诬蔑说：“我看党内没有真理，老实说我曾一度想退党”；又说：“省委书记还不好当吗，我看只要会批评人就行了”。
+
+　　一九五八年元月二日晚，卫生厅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张华莘、刘显曾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研究王月明的检讨提纲时，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他的检讨不深刻，提了一些意见和批评，王不但不虚心考虑，反而粗暴无理，又一次向党攻击，他说：“我认为自己没有了不起的错误，我认为几年来的工作还是努力的。因之，要自己检讨好，还是有困难的”；“这几年总是我对省委为什么不满？谁晓得”。又说“一九五六年卫生厅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我看到根本开不好，不如给省委来个‘政治爆炸’(指辱骂省委那一次)”，“我有反党思想，为什么反党，不是为个人利益，还是为了陕西省一千七百万人民的卫生事业”。同时，在会议上他要求张华莘、刘显曾同志不要他作自我检查，还说：“因有反党思想，不好检查，组织上作个结论，该撤职查办，开除党籍，由组织决定；如要检查，由党组研究，我照本宣读一下。过去我鸣放的不少了，要定右派也可以，党内没有真理”。并且说：“对陈纯炳迁就，我不知省委是什么原因”，“我要省委检查卫生厅工作，始终不检查，是对卫生厅放弃领导”。
+
+　　(2)经常散布反对省委的谬论，在他的反党思想影响下，卫生系统形成一股对党不满情绪。
+
+　　王月明恶毒的诬蔑：“省委很不重视卫生工作，从卫生厅工作上似乎感觉不到党的领导。省委的领导有严重的官僚主义，省委的负责同志，也是严重的官僚主义者”，并说：“省委对困难问题谁都不愿意沾，对党的事业不负责任”；王还不止一次地说：“几年来我得到的经验是要斗争，共产党内不斗争不行。”
+
+　　王月明也不放过任何可以向别人散布对省委不满的机会，如省委负责同志带病下乡，需要带个医生，王月明就向人说：“省委就是特殊，到那里没有卫生院、卫生所，下乡还要带医生”；在一次党组会上有的同志提出卫生系统某些干部提拔得不适当时，王反说：“省委提拔王荣、江云都合适吗？作过地委书记的还没当上省委的部长”。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王月明在护士座谈会上，擅自宣布护理员可以直接晋为护士，曾造成了下边的工作混乱，结果王月明又把责任推给省委，说“省委不批，我有啥办法？”
+
+　　为了反对省委，破坏党的团结，王月明不惜玩弄两面派手法。如一九五五年陈纯炳的鉴定，其中尽是优点(是陈自己主持厅务会作的)，省委察觉后指示王月明应给陈另作鉴定，并曾多次督促，直至现在陈的鉴定还未作，而王月明却常说：“省委包庇陈纯炳”。一九五七年陈纯炳调离陕西时，要两个书箱，卫生厅已买了两个箱子，事后却又请示省委文教部，文教部意见：由卫生厅研究决定；鸣放中群众批评此事时，王月明却说：“陈纯炳买箱子，带护送人员是省委张、刘部长同意，李书记批准的”。
+
+## 一九五六年工资改革时，王月明以个人名义，向省委提出要将陈纯炳的工资级别由九级晋至八级；王季陶由十一级晋至八级；杨在泉由十一级晋至九级，后因未批准，王就对这三个人说：“你们的级别，我已向省委提了意见，省委不批”。
+
+　　在王月明的反党思想影响下，一些干部的错误思想有了滋长。如有的诬蔑省医院高枫同志是“溜省委的尻子”，因而一九五六年发生了卫生厅医防处三个科目在科长王活同意下联名诬告高枫的事件，诬告材料是经过王月明审阅同意后发出的。后经查证，并无事实根据，系捏造中伤干部。高枫曾三次要求王月明亲自处理这个问题，王竟答复说：“你的问题厅里解决不了，你请省委解决吧”。
+
+　　王月明不但自己散布反对党的谬论，他对于别人放出的对党不满或诬蔑的言论，都表示支持。一九五七年六月王参加省医院的鸣放座谈会，听到了诬蔑省委的谬论，他当即指示王子绩(省医院办公室副主任，党员)，将这些谬论整理后报给他。一九五七年冬，赵书记曾去信让卫生厅考虑，为照顾一干部的爱人关系，将其未婚妻分配在西安附近工作，而干教处副处长王秀士却多次说：“省委破坏了干部制度”，这种错误说法曾在党内进行过批评纠正，王月明也是知道的，但当王秀士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整风会议上又说：“省委破坏了干部管理制度”时，王月明却立即插话问：“是谁？名字都可以讲出来”，王秀士接着说：“是省委赵伯平书记”，总之，王月明认为一有机会，就散布反党情绪和言论。
+
+　　(3)王月明主管卫生厅的人事工作，在提拔使用干部上敌我不分，丧失立场，使干部工作异常混乱。
+
+　　据目前查证，在卫生厅及直属单位的人事干部和重要部门中，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骗子、政治历史不清及有严重思想问题的就有十余人。如刘玉田是一个伪造历史的政治骗子，一九五七年却派至省地方病防治所任人事干事(最近才处理)。薛忠信曾是个伪警察，让担任省精神病院人事干事，薛曾利用职权，借调动工作之际，伪造其爱人级别(最近才撤换)。袁国华是历史尚未弄清，据检举系三青团分队长，一九五七年发现有三青团问题后，仍提拔为卫生厅干教处副处长。陈宝生思想意识很坏，一九五六年王月明在通远坊疗养院检查工作时，提拔为该院人事科副科长。任建贵历史上脱过党，解放后品质恶劣，道德败坏，曾被清洗出党。而后又从教育厅要来担任省中医进修学校政治教员。贺普安因严重的不负责任，在工作中发生多起医疗事故，曾被管制两年，期满后，三原县人委电话告诉王月明：“如果你们要用，应监督使用”，王反而将贺提拔为省产校附设产院代主任职务，并提为技术六级。一九五六年工资改革中，有人提出安国瑞是叛党自首分子，应考虑提级是否妥当？王月明却说：“管他叛党不叛党，只要有能力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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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月明敌我不分，丧失立场还表现在对其他人的信任上，如右派分子吴霁棠独揽防痨协会，一贯反对党的领导，象这样的人，他从不过问。对右派分子姚尔明，王也是非常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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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散布消极情绪，工作不负责任。
+
+　　王月明在卫生厅几年以来不负责任，将卫生业务工作推给王季陶，致使党的方针、政策不能很好贯彻，王月明对此熟视无睹。在党的工作上，王月明身为卫生厅机关分党委书记，一九五七年全年只参加了两次党委会。一九五六年发展的六个高级知识分子，档案材料只字未看过，一个人都没给谈过话。对上一级的指示是照抄照转、推压，下边送来的报告，从来没有看过。当下边的同志请示工作时，不但不给出主意想办法，却散布消极情绪，他常说：“科员对科长有意见，科长对厅长有意见，我这个厅长还有一肚子牢骚哩”，又常说：“卫生厅的工作谁来也搞不好”、“一个单位一个党员负责干部，工作还可以，两个党员就弄不成了，三个党员就更乱。”
+
+　　在精简机构工作中，省医院提出一些困难，王说：“任务嘛!看怎么执行，能完成多少是多少”，地方病防治所提出精减中的问题时，王月明说：“多编少编没有什么，人多了就多作点工作，人少了就少作点工作，能作到什么程度，就作到什么程度。”
+
+## 二、在批判斗争中的表现及其所持的错误态度
+
+　　王月明在批判期间曾检讨过三次，其态度是有一些进展和改变，但仍不愿彻底认识错误交代问题，企图蒙混过关，反复无常。如第一次检讨时不承认有反党思想，第二次检讨后，即又找李经纶同志谈：“你批准我捏造事实的话，我就承认有推翻省委的野心”，且说：“昨天的检讨重了，提的高了”。第三次检讨后，又找李经纶同志说：“我已彻底交代了，再不能深了，若要再深，只有说假话或者死路一条”等。甚至在一次小组会上，对同志们批评他的意见，不但不加考虑，反而当散会时，气势汹汹地摔门，愤愤而走。最近又说他要进行第四次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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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上述反党事实，王月明已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条件，经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支部扩大会议讨论，全体党员一致通过将右派分子王月明开除出党。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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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人事处给宋伟良的报到函
+
+　　我校 無线電 系  宋偉良 同志係    右派              因 調你處工作 ，特介紹至你處報到，請予接洽為荷。
+
+　　此致
+
+　　（北京市第三地方工業局 人事科：）
+
+　　 清华大学人事处（章）
+
+　　（啓）
+
+　　 1958年11月15日
+
+　　註：宋偉良為57年畢叶是無线電专叶五年制的畢叶右派57年起勞動考查两年，留校勞動。表現一般，業務能力較強。原發工資生活費29元。
+
+　　（此信1958年 11 月 20 日前有效）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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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小学系统右派分子名册和部分综合材料（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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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队 马三家区右派分子名单 1958年1月18日
+
+　　   乡校别 姓名 性别 年龄 成份 职别 政治面貌 个人出身 参加工作日期 表现 可否留用 备考   建设乡建设小学 钟集祥 男 34 贫 负责人 -- 职员 1949.3 不好 不用 坏分子   建设乡青堆子小学 何启智 男 26 地主 教员 -- 军人 1955. 一般 用 --   建设乡青堆子小学 董维伦 男 34 中 教员 -- 伪兵 1951.3. 不好 不用 --   曹台乡曹台小学 刘书春 男 32 破落地主 教员 国民党员 伪警 1949.3. 不好 不用 坏分子（历史不清）   曹台乡曹台小学 那新清 男 30 中 教员 -- 学生 1949.3. 一般 不用 --   曹台乡岔路口小学 李连太 男 23 城市贫民 教员 共青团员 学生 1952.3. 不好 不用 坏分子   平罗乡悟兵林小学 秦殿照 男 20 中 教员 -- 学生 1957.9. 一般 用 --   马三家乡大房申小学 朗文明 男 27 贫 教员 三青团员 -- 1950.12. 一般 不用 --   马三家乡大房申小学 赫群 男 43   教员 -- 特务 1951. 不好 不用 反革命   八家乡八家小学 张玉贤 男 29 贫 教员 -- 职员 1949.3. 不好 不用 坏分子   马三家乡三十家小学 刘兴汗 男 36 中 教员   职员 1949.3. 一般 不用 （历史不清待上级批为肃反对象）   马三家乡三十家小学 王风年 男 33 地主 教员 国民党员 教员 1949.1. 一般 不用 普反   永安乡芳士小学 苏国栋 男 31 贫 教员     1949.3. 不好 不用 坏分子   永安乡芳士小学 孙玉思 男 35 贫 教员 国民党员 伪兵 1950. 不好 不用 坏分子   新义乡富强小学 李振兴 男 34 地主 主任 疑似三青团骨干 教员 1949.3. 一般 用 降职   高台乡高台小学 李阜勋 男 41 富 教员 -- 富农分子 1952. 不好 不用 --   
+
+　　4队
+
+　　   乡校别 姓名 性别 年龄 成份 职别 政治面貌 个人出身 参加工作日期 表现 -- 备考   建设乡解放小学 董薰 男 53 地主 教员 国民党员 教员 1949.3. 不好 不用 --   建设乡解放小学 汤希文 男 26 中 教员 共青团员 学生 1950. 不好 不用 坏分子   八家乡八家子小学 雷玉福 男 30 地主 教员 国民党员 教员 1949.3. 不好 不用 坏分子   
+
+　　4队 马三家区坏分子名单 1958年1月18日
+
+　　   乡校别 姓名 性别 年龄 成份 职别 政治面貌 个人出身 参加工作日期 表现 -- 备考   平罗乡平罗小学 纪庆级 男 40 富 事务员 -- 职员 1949.3 不好 不用 --   平罗乡平罗小学 马志杰 男 38 雇 教员 -- 伪警 1950.12. 一般 不用 --   平罗乡平罗小学 何宝祥 男 40 贫 教员 -- 伪警 1949.3. 不好 不用 --   永安乡芳士小学 那文仪 男 31 富 副主任 -- 教员 1949.6. 一般 不用 历史不清不摸底   新义乡富强小学 慈中元 男 29 雇 教员 国民党员 职员 1952.9. 不好 不用 --   新义乡新义小学 李青贵 男 40 中 教员 -- 伪警 1949.3. 不好 不用 --   高台乡高台小学 刘家林 男 30 中 教员 -- 学生 1952.3. 不好 不用 --   马三家乡前辛台小学 贾振明 男 33 富 教员 -- 监警 1949.1. 不好 不用 --   八家乡八家子小学 刘文秀 男 30 贫 教员 国民党员 伪军官 1949.3. 不好 用 --   平罗乡平罗小学 张汝洁 男 24 地主 教员 -- 学生 1953. 不好 不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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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队 马三家区教员中的反革命分子名单 1958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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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校别 姓名 性别 年龄 成份 职别 政治面貌 个人出身 参加工作日期 表现 -- 备考   马三家乡前辛台小学 陈永祥 男 34 贫农 教员 -- 矿警 1949.3. 一般 不用 --   马三家乡前辛台小学 王志贤 男 30 雇农 教员 -- 伪兵 1951.3. 一般 用 --   新义乡新义小学 陶会文 男 51 贫农 教员 国民党员 教员 1949.3. 一般 不用 --   高台乡门台小学 那宝善 男 46 雇农 教员 -- 教员 1952.11. 不好 不用 --   建设乡尚义小学 康国栋 男 34 中农 教员 国民党员 教员 1949.3. 一般 不用 --   八台乡造化小学 林忠阁 男 30 中农 副主任 -- 伪职员 1949.3. 不好 不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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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队 马三家区教员中的普通反革命分子名单 1958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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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校别 姓名 性别 年龄 成份 职别 政治面貌 个人出身 参加工作日期 表现 -- 备考   马三家乡前辛台小学 施萃祥 男 46 贫农 副主任 国民党员 教员 1949.3. 一般 用 降职   建设乡青堆子小学 佟生勤 男 32 富农 教员 国民党员三青团员 教员 1949.3. 一般 不用 --   平罗乡三台子小学 苗乐顺 男 45 中农 教员 -- 伪军人 1949.3. 一般 不用 --   曹台乡岔路小学 关连祥 男 32 地主 教员 -- 教员 1952.9. 一般 用 --   平罗乡悟兵林小学 苏常谦 男 36 雇农 教员 -- 职员 1949.3. 一般 用 --   高台乡高台子小学 高吉格 男 33 富农 副主任 -- 教员 1949.3. 不好 不用 --   建设乡尚义小学 陈伝汉 男 26 小地主 教员 共青团员 职员 1949.3. 好 用 --   建设乡解放小学 刘国民 男 36 中农 教员 国民党员 教员 1949.3. 一般 用 --   高台乡高台子小学 丁宝禄 男 47 中农 教员 国民党员 教员 1949.3. 一般 不用 --   高台乡高台子小学 蔡兴久 男 32 贫农 教员 国民党员 教员 1949.3. 一般 不用 --   高台乡门台小学 姚万贞 男 36 中农 教员 -- 伪军官 1949.3. 一般 不用 --   永安乡高■小学 曹复 男 57 贫农 教员 -- 教员 1949.3. 不好 不用 --   平罗乡平罗小学 张振武 男 43 中农 教员 国民党员 教员 1949.3. 不好 不用 --   平罗乡平罗小学 赵天石 男 33 中农 教员 国民党员 职员 1949.3. 一般 不用 --   建设乡解放小学 赵振远 男 34 中农 教员 国民党员 教员 1949.3. 一般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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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队 马三家区教员中的历史不清楚不摸底的名单 1958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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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校别 姓名 性别 年龄 成份 职别 政治面貌 个人出身 参加工作日期 表现 -- 备考   平罗乡平罗小学 刘忠贤 男 33 中农 教员 国民党员 学生 1949.3. 好 用 --   建设乡解放小学 陈大环 男 35 中农 教员 -- 伪职员 1949.3. 一般 用 --   永安乡芳士屯小学 那焕文 男 32 贫农 教员 国民党员 伪职员 1949.3. 好 用 --   新义乡古城小学 董维城 男 35 贫农 教员 -- -- -- 不好 用 --   高台乡门台小学 杨宝玉 男 35 富农 副主任 国民党员 伪雇员 1949.3. 一般 用 --   永安乡高力屯小学 张德林 男 29 市贫 教员 -- -- -- 不好 不用 --   曹台乡曹台小学 陈济 男 29 自由业 教员 三青团员 学生 1949.7. 一般 用 --   马三家乡大房身小学 温万祥 男 31 地主 教员 三青团员 学生 1949.9. 一般 用 --   永安乡芳士屯小学 吴洪武 男 39 中农 教员 -- 伪职员 1949. 一般 用 --   建设乡达连屯小学 李奎春 男 40 中农 教员 -- 伪职员 1949. -- 用 --   平罗乡平罗小学 刘玉林 男 41 中农 教员 国民党员 职员 1949.3. 不好 用 --   建设乡解放小学 李青山 男 33 富农 教员 -- 伪兵 1949. 一般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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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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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7 @@
+# 四川璧山县城关镇四类份子（右派份子）索引名册
+
+　　<璧山县城关镇人民委员会>
+
+　　
+
+　　   四类份子 男 133   女 20   三类份子 男 42   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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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档案 号数 姓名 性别 主要历史 罪恶类型 住址   居民口 10人   1 刘君良 男 （学生）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四居   12 任泽雨 男 （学生） 反社会主义份子 四居   15 张善晖 男 地主 反社会主义份子 三居   16 邓轶辉 男 地主 坚持反动立场的反社会主义份子 一居   17 任克谦 男   反社会主义份子 四居   19 傅东林 男 流氓 坏份子 二居   20 陈泽沛 男   反社会主义份子 四居   21 邱沛高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四居   22 谢长元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三居   24 王华煊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五居   商业口   1 黄瑞成 男   反社会主义份子 饮食业   2 陈兴财 男   反社会主义份子 土杂业   3 王孟昭 男 伪保长 反社会主义份子 副食业   4 陕大中 男 土匪被判刑2年 反社会主义份子并以投机违法份子处理 水果业   5 狄惠安 男 伪军需 反社会主义改造份子 烟茶业   6 石海佰 男 伪班长 反社会主义份子 国营酒厂   7 罗治宽 男   反社会主义份子并以偷工减料处理 面食业   8 陈国林 男   反社会主义份子并对破坏贪污进行追查 屠宰业   10 蒋柱廷 男 烟毒犯 反社会主义份子 饮食业   11 王树荣 男   反社会主义份子 香烟业   13 谢仲达 男   反社会主义份子 旅栈业   14 张仲宽 男   偷工减料投机倒把份子 面食业   16 杨生荣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投机倒把份子 面食业   17 邓文荣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果蔬业   18 雷飞林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屠宰业   20 毛问之 男 伪国民党 反社会主义份子 百货业   21 石泉兴 男   反社会主义份子 屠宰业   22 杨泽恩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五金业   23 石怀秀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水果业   24 高■荣 男 伪军官 反社会主义改造偷工减料违法份子 饮食业   25 何海洲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26 何耀南 男 伪军上尉军医 反社会主义份子 鸡鸭蛋            
+
+　　
+
+　　   档案 号数 姓名 性别 主要历史 罪恶类型 住址   工交口   1 周银栋 男 转业军人（以开除）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理发组（回乡生产）   2 刘青林 男 伪排长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东关社   3 周家立 男 团员（以开除）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甘棠社   4 罗东清 男 地主 坚持地主阶级立场反社会主义份子 新华社   5 赵洪林 男   反社会主义份子 群力社   6 徐显文 男 流氓 群众公认的坏份子 团二社   7 吴治均 男 土匪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份子 团三社   8 江安禄 男 资本家 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反社会主义份子 ■层社   9 谭荣华 男 流氓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份子 甘棠社   10 陈绍轩 男 小地主 坚持地主阶级立场的反社会主义改造份子 甘棠社   11 王礼中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新华社   12 张金成 男 转业军人（已开除） 反社会主义份子 理发组   13 尚衡昔 男 重庆伪工会主任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份子 甘棠社   14 黄荣 男 土匪 反党反社会主义坏份子 千层社   16 王世海 男 土匪盗犯 反党反社会主义坏份子 甘棠社   17 伍光明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坏份子 团二社   18 蒋金泽 男 排长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向阳社   19 张耀堂 男 资本家 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反社会主义改造份子 群力社   21 相维矩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   22 曹纪林 男 二流子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群众社   23 严治光 男   反社会主义份子 染厂   24 宋荣森 男 地主 坚持地主阶级反社会主义改造份子 南关社   25 陈光木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新生社   27 刘先进 男 地主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群运社   28 田良辉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理发组   29 刘炳太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群力社   30 张云卿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大望社   32 刘克民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向阳社   33 金基华 男 伪上士班长 反党反社会主义坏份子 搬运站   34 李树柏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染厂   35 彭永康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帽靯社   39 雷春银 男   反社会主义份子 千层社   45 张声义 男 兵痞土匪 反社会主义份子 群众社   46 左吉均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搬运站   48 许海清 男   反社会主义份子 搬运站   49 刘凯 男   反社会主义份子 东关社   51 刘德权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向二社   53 钟世美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向阳社   54 邓俊瑞 男 伪党团人员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团一社   58 卢湘 男 伪职员 反社会主义份子 团一社   60 钱蓝 男 伪军防付团干事 反社会主义份子 团一社   63 杨海清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搬运站   65 钟大合 男   反社会主义份子 团二社   66 陈炳文 男 劳改过一年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和平社   67 王明洲 男 转业军人（已开除）伪青年军排长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南关社   68 吴东林 男 伪兵痞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团一社   69 安世荣 男   反社会主义份子 团三社   72 王子仪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三一社   74 文祥荣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三一社   75 李均尧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向阳社   76 陈仲华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团三社   77 张治良 男 转业军人（已开除）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和平社   78 杨佳辉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团三社   79 何绍荣 男 转业军人（党员）（已开除） 反党份子 团一社   80 罗祥安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南关社   81 王锡民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和平社   82 何荣光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南关社   83 代漠成 男   反社会主义份子 东关社   85 王炳荣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新华社   86 王树华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新华社   87 赖正华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红旗二社   88 张锡良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和平社   90 何元书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向一社   93 肖树森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东关社   94 黄锡名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新生社   95 李明昭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团一社   96 张廷辉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团一社   97 李锡中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群众社   99 谢丙安 男 伪巡官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向二社   100 钱宏安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三一社   101 段吉祥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向二社   102 荣廷璋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向二社   103 陈荣辉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向二社   104 张朝佳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向一社   105 何万禄 男 伪军付班长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向一社   106 袁治明 男 伪三青团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向一社   107 刘树轩 男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向阳社   108 罗向成 男 地主伪青年军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和平社   111 高汝德 男 地主 反社会主义份子 糖果厂   112 雷云田 男 伪排长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向一社   113 邬继先 男 伪国民党员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群运站   114 胡明生 男 伪内二警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建筑工会     高中义 男   右派份子 棉布店     何鸿畴 男   右派份子 福利浴室     余治成 男   右派份子 百货业     安四源 男   右派份子 合营酒厂   共计87人。其中：纺织厂所属单位5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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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案 号数 姓名 性别 主要历史 罪恶类型 住址   卫生口   - 张绍基 男 - 反革命份子 卫协门诊部     邱桂林 男   反革命份子 四诊所   - 姬德廉 男 - 右派份子 卫协门诊部   - 石耀先 男 - 右派份子 卫协门诊部（自杀）   - 李正斌 男 伪保长 右派份子 一诊所   - 王明阳 男 - 右派份子 口腔诊所   学校   - 孙林 男 地主 右派份子 附小教师（农村劳动）   - 朱勤练 男 - 右派份子 附小教师（劳改）   - 徐国烯 男 - 右派份子 城关完小教师   - 袁正奇 男 - 反革命份子 城关完校（农村劳动）   - 冯元贵 男 - 反革命份子 民办校（劳教）   外地回来   - 龚耿柱 男 （学生） - 一居委   - 张四庆 男 （学生） - 四居委   - 黄继河 男 - - 四居委   - 邱先泽 男 - - 四居委   - 罗元书 女 - - 一居委   - 相光新 女 （学生） - 三居委   居民口   2 彭秀芳 女 -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四居委   3 陈庆文 女 - 反社会主义份子 三居委   4 朱治贤 女 - 坚持反动阶级立场的反社会主义份子 二居委   5 傅胡氏 女 - 反社会主义份子 二居委   6 罗唐恩 女 - 反社会主义份子 二居委   7 何文基 女 地主 坚持地主立场的反社会主义份子 二居委   8 胡之贵 女 地主 坚持地主立场的反社会主义份子 二居委   9 温秀昌 女 - 反社会主义份子 二居委   10 黄世祥 女 - 反社会主义份子 六居委   11 沈素华 女 - 反社会主义份子 六居委   13 周祖玉 女 （学生） 反社会主义份子 三居委   14 李德言 女 - 反社会主义份子 五居委   18 黄文芳 女 - 反社会主义份子 一居   26 张国政 女 - 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三居   商业口   9 胡素华 女 烟毒犯 反社会主义份子 土杂业   15 李淑碧 女 - 偷工减料投机倒把份子 甜食业   公交口   31 雷家容 女 地主 丈夫关死 反社会主义份子 南关社   学校     万建瑜 女 - 反右份子 城关完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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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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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案 号数 姓名 性别 主要历史 罪恶类型 住址   三类份子（部份材料）   23 王成仑 男 - 重典份子 三居   12 许本立 男 - 重典份子 茶业   15 杨良辉 男 党员 重典份子 向阳社   26 贺光华 男 团员 （开除） 重典份子 团一社   37 张荣义 男 三青团 分队长 重典份子 三一社   36 谢宗义 男 地主 （伪团长） 重典份子 群力社   38 陶让于 男 伪军 重典份子 三一社   40 王金龙 男 - 重典份子 新华社   41 王达容 男 - 重典份子 搬运站   42 何明芳 男 - 重典份子 联盟组   43 袁安成 男 - 重典份子 向二社   44 何明光 男 - 重典份子 群运站   47 雷正宇 男 - 重典份子 染厂   50 田畹 男 伪军官 重典份子 群运站   52 雷在兴 男 （团员） 重典份子 向阳社   55 艾森隆 男 袍哥大爷 重典份子 团一社   56 张良俊 男 反共救国军 排长 重典份子 团一社   57 封全林 男 伪保长 重典份子 团一社   59 巫树荣 男 - 重典份子 团一社   61 张维成 男 伪保长 重典份子 团一社   62 张漠成 男 - 重典份子 团二社   64 曾吉才 男 - 重典份子 团二社   70 龚延长 男 - 重典份子 和平社   71 陈天碧 男 - 重典份子 南关社   73 黄世全 男 - 重典份子 群运站   84 贺文漠 男 - 重典份子 东关社   89 丁海清 男 - 重典份子 新生社   91 邹奇 男 伪青年军 驾驶员 重典份子 三一社   92 孙辉清 男 - 重典份子 红旗三社   98 郝隆成 男 - 重典份子 群运站   109 罗森云 男 - 重典份子 烟业   110 周朝云 男 - 重典份子 糖果厂   1 王大礼 男 土匪分队长 反共救国军 重典份子 百货业   4 贺德超 男 反共救国军 重典份子 百货业   2 刘中尧 男 地主 重典份子 棉布业   7 邵仲学 男 地主 重典份子 卫协门诊部   5 曾九烈 男 伪军官 重典份子 三诊所   4 张在阳 男 伪军官 重典份子 二诊所   - 吴光耀 男 - 重典份子 民办校   - 刘炳西 男 - 重典份子 民办校   - 喻凤春 男 - 重典份子 民办校   - 李文俊 男 历反 重典份子 民中   25 张素荣 女 - 重典份子 五居   19 赖汝君 女 - 重典份子 百货业   27 彭湘贵 女 - 重典份子 百货业   20 邱惠兰 女 地主 重典份子 向二社   - 陈素辉 女 - 重典份子 城关完校   - 江安爱 女 地主 重典份子 附校   - 黄远碧 女 - 重典份子 一居   - 孙立霞 女 - 重典份子 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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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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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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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373.txt
@@ -0,0 +1,27 @@
+# 中共司法部机关委员会关于极右分子王怀安的结论及处理决定
+
+　　<(王怀安)>
+
+　　王怀安，男，现年四十三岁，四川省自贡市人，家庭出身自由职业者，本人成分学生，大学肄业，一九三七年参加救亡工作，一九三八年入党。一九四零年到延安后曾任延安市青年联合会主任、陕甘宁边区法院审判员，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在陕甘宁边区保卫处被审查。一九四六年到东北后任过哈尔滨市法院院长、东北司法部秘书长，一九四九年调司法部任办公厅主任，党内任党组副书记。现为司法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兼普通法院司司长。王怀安入党后，隐瞒了他在一九三六年冬或一九三七年春会见川大军训主任刘某以及一九三九年未经党的允许会见川大校长程天放(CC大头子)的政治历史问题，直至今年全国司法会议批判斗争时，他才作了交代。
+
+　　王怀安是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司法部反党集团”的“军师”。其主要右派言行：
+
+　　一、全面的一贯的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篡改人民法院的性质和任务。他在起草法院组织法过程中把法院是“阶级压迫的工具”篡改为“与一切违法现象作斗争的工具”，把专政的矛头指向了党和人民事业的干部。在他所写的“当前农村犯罪情况的报告”中，歪曲和扩大事实，说“站在法庭面前受审制的对象——刑事被告已由敌对阶级分子旧社会渣滓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一变而为劳动人民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了”，企图把敌人当人民加以宽纵。他把党对刑事罪犯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篡改为“教育与惩办相结合”。他还把少奇同志一九五零年对律师工作“为工农兵服务”的明确指示，篡改为“为被告服务”。强调律师防止错案的作用。提倡律师以办刑事案件为重点，主张院长不能干涉律师办案，到处宣扬律师是检察院的“反对派”。在律师组织建设上积极主张一下铺开。
+
+　　二、强调“审判独立”，恶毒的攻击党的领导，污蔑党有“惩办情绪”。他说：“党自执政以来，就滥用专政武器，乱打一起，将已低头的人拿来再打；也将有历史污点的人、甚至思想落后的人拿来狠打，有专政过头的。”在他写的“当前农村犯罪情况的报告”中，公然煽动“司法机关必须坚持原则，依法办事”，“对来自某些干部和某些部门的惩办情绪的要求不要迁就”。他污蔑“党委对业务不够熟悉”，并利用讲课和检查工作的机会到处煽动法院干部“不能当豆腐院长”，“要有包拯、况钟精神”，律师要“骨头硬”“有胆量”。王怀安对党委审批案件非常反对，为了寻找反党根据，拟制调查表调查党委错批的案件。在四川大邑检查工作时，他污蔑大邑县委领导的镇反运动是一团糟、“拒绝坏人向善，树敌过多”“坦白不从宽”“立功不折罪”。攻击审判人员不执行法院组织法规定的“合议庭”，疯狂地辱骂司法干部“不守法”“无法无天”“独裁”“野蛮”剥夺被告辩护权，“品质恶劣”“加油添醋”“为了戴稳自己的乌纱帽，求得一时的安宁，不惜让别人坐牢”。他还污蔑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公、检、法统一对敌的作法是“一杆子打到底”。
+
+　　三、狂妄地攻击党中央。他恶毒地说“错案是普遍的，如非来自中央那才是怪了哩”。他攻击镇反“运动指导有问题”，是“主观布置数字，扩大敌情，致下边有的为了凑数，硬找专政对象”。
+
+　　四、拼命地攻击公安，说“审判机关解决具体案件的作用没有发挥，案件的命运掌握在公安，似乎审判是手续。”
+
+　　王怀安在斗争中的态度及表现：
+
+　　从去年九月后，党一再让他好好检讨，他却狡猾低赖，企图蒙混过关。经四届司法会议及广大干部的揭发，彻底暴露了他的右派面貌。经群众多次批判，王怀安已经低头认罪，愿意悔改，写出了检讨，向党请罪。
+
+　　对王怀安的结论及处理意见：
+
+　　王怀安是一个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自党审查他的历史后，就一直对党仇恨，但表面上却伪装积极，骗取了党的信任。公然扛着旧法大旗，认为自己是“法律内行”和“权威”。对待干部恶霸作风，稍不如意，即加训斥和攻击，整得干部伤心流泪。最近几年给郑绍文、陈养山出谋划策，充当“军师”，更加疯狂地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参加司法会议的同志反映，他比下边司法干部中的右派要恶毒的多，王怀安在检讨中也承认自己的反动思想是系统的，罪行是恶毒的，流毒是深广的，是一个极右派分子。为了纯洁党的组织，决定依照中央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关于共产党员中的右派分子“一律开除党籍”的指示开除其党籍，并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国家机关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按二类“监督劳动”处理。
+
+　　中央批示：王怀安是极右分子，开除党籍，撤消原有职务，监督劳动。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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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374.txt
@@ -0,0 +1,35 @@
+# 中共中苏友好协会总支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廖经天党籍的决定
+
+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党支部根据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整风领导小组作出的“关于右派分子廖经天的政治结论”，为了严肃党纪和纯洁党的队伍，决定开除右派分子廖经天的党籍。
+
+## 附：中苏友好协会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右派分子廖经天的政治结论
+
+　　廖经天，男，四十六岁，广东省梅县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八年五月入党，一九三九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间，历任延安解放日报研究员，群众日报(原冀热辽日报)付总编辑，北京市委宣传部编审科长，长沙新湖南日报付总编辑。一九五○年任广西日报社长。一九五二年任人民日报付总编辑。一九五三年五月调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任党组付书记、第一付秘书长。
+
+　　主要反动言行：
+
+　　1、廖经天抗拒执行中央对友协方针的指示，长期进行反党活动。廖经天来中苏友协总会后，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友协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一个不切实际的友协宣传工作方针：“面向工农、面向生产、密切结合各个时期和各个部门的中心工作，介绍苏联先进生产经验。”企图大搞一番。由于这个方针在中宣部部务会议上讨论时未被批准，廖经天便心怀不满，污蔑中宣部领导同志，说：“个别领导同志凭印象发表一些意见，既不见得中肯，也不解决问题。”自此他就开始消极对抗，长期不做工作，向人表示要“闹到撤职查办完事!”一九五六年二月，拒绝参加总会召开的友协工作规划座谈会。四月，钱俊瑞同志主持的党组会，批评了他的消极情绪，他立即给钱俊瑞同志写了抗议信，对钱及其他领导同志进行恶毒的攻击。八月，友协总会党组研究友协方针任务问题期间，廖经天认为中苏友协没有什么工作可作，主张只要挂个牌子以照顾政治影响。这实际上是取消中苏友协。一九五七年二月，中央批准了总会党组“关于改进中苏友好协会工作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文件中，明确指出：认为中苏友协今后没有什么工作可做甚至取消的想法是错误的。这与廖经天实际上取消友协的主张毫无共同之处，而他竟恬不知耻地说，中央批准的这文件，就是根据他的意见写出来的。
+
+　　廖经天还进一步攻击中央，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三日他在友协总会党组扩大会上说：一九五三年中苏友协组织形式转变以后，中央确定友协为宣传机构，是错误的；一九五四年一月友协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确定的方针，就是在这个错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廖经天向全机关工作人员作的整风动员报告，重述了上述这个论点。他是有意的把错误归于中央，煽动群众对中央不满，煽动群众反党。
+
+　　二、廖经天长期以来，有意识、有目的地制造种种流言蜚语，向党进攻。他经常以友协总会党组书记与付书记“职责不清”为借口，多次攻击钱俊瑞同志和党组其他同志。说：“钱又管又不管”，“我这个党组付书记倒底向谁负责?我算什么实际负责人？”又说：“我的所谓总的领导重任，就只好成为供在神龛上的牌位”。还说：“我甘愿做赵仲池第二”(按指宗派排挤)。
+
+　　一九五六年八月，友协总会研究友协方针任务时期，散布他实际上取消中苏友协的荒谬主张，以此来拉拢一批有反党思想的人，如赵洛生、印石等，一道兴风作浪，攻击党，攻击领导。在他的影响、纵容与支持下，在总会形成了一个由他挂帅的反党大联合，其成员有李林、欧阳惠(已划为右派分子)、赵洛生(已划为右派分子)、印石等人。这个反党大联合于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六日由四个党员(欧阳惠、赵洛生、寿航、焦野)，书面给少奇同志写了一份反党的报告(李林出谋划策，廖经天也是支持的)。污蔑和攻击党的领导。一九五七年三月至五月，总会党组扩大会检查工作，廖经天在会上谈，他是受宗派迫害的，他自比为旧社会的县太爷，而其他领导同志则是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凡事都得通过他们，否则这人县太爷就做不下去。在廖经天的支持下，这些人又从总会的方针任务、干部政策、领导关系等三个方面向党进行了猛烈的全面攻击和阴谋活动。
+
+　　三、整风鸣放时期，廖经天与林朗共谋，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进行了反党阴谋活动。廖经天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当资产阶级右派向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便和党内外的右派分子和反党分子纠合在一起，里应外合地向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
+　　(1)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廖经天与林朗共谋拟定他们的反党纲领——所谓“整风计划”。在这个反党纲领中指出：首先应集中力量揭露与解决机关内部矛盾——领导同志之间的矛盾；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党群关系问题。并乘机在方针任务问题上追查责任，企图将斗争锋芒引向攻击党的领导。
+
+　　(2)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廖经天在总会全机关人员的大会上下了反党的动员令(即所谓整风动员报告)极其恶毒的煽动说：“总会早就存在着所谓无形的顽固堡垒”；“部分领导同志有宗派主义情绪，钱俊瑞同志也有偏听偏信。……”说这个宗派中的成员“互相吹嘘，对钱歌功颂德”，“钱挂名，叫廖负实际责任，而实际上，有许多工作是钱直接抓，使廖不好工作”。进而污蔑领导同志是“凭资格职权，发号施令；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更恶毒的是污蔑党的干部政策是“用人唯亲，用人唯党，用人唯不贤”。污蔑党处理有政治问题的人“不严肃，……使他们长期背包袱”，并丑化党群关系。廖经天的这个“整风动员报告”，是事先与林朗讨论并且经他同意的。
+
+　　(3)六月一日，廖经天又在中苏友好报整风小组会上两次发言，进一步恶毒地攻击钱俊瑞同志和所谓“顽固堡垒”，自称他在总会完全是有职无权的，把自己装扮成受宗派排挤的人，以此骗取群众的同情，煽动群众对领导的不满。
+
+　　(4)与林朗共谋，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党的组织措施。提出整风墙报不受党支部的领导；墙报编委会“民选”；整风小组付组长“民选”；成立三反、严反、干部工作、领导关系等四个“调查研究小组”(实际是翻案小组)，吸收右派分子，严重右倾分子和未定案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参加这些小组工作；召开了肃反中畏罪自杀的刘瑞祥家属王淑兰向党进攻的控诉会；派人外出访问收集反党材料；在墙报上发表了“赵仲池访问记”，(赵过去是总会副总干事，他认为赵调离总会是被以钱俊瑞同志为首的宗派排挤走的。)等许多攻击党的文章；将外调人员调回鸣放，以助长反党声势。如张再回会狂妄叫嚣，要钱俊瑞同志下台，召开各种反党的座谈会；如所谓“实力派”座谈会，“杨李路线”座谈会等等，进一步增强反党气焰；他对翁恒生的反动文章“再论我们的问题所在”倍加赞扬，一再鼓动他在墙报上发表；排斥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整风办公室工作，而吸收一批一向对党不满的人参加整风办公室工作。通过这些反党的组织措施，总会内部一时乌云蔽天，党内外右派分子更为猖狂。五月二十三日发生了由党内右派分子欧阳惠煽动和组织的闹大民主事件。党团积极分子和维护党的利益的同志遭受到无情打击。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在总会的领导权实际上被推翻了，资产阶级在总会实际上复辟了。在这个期间廖经天实际上扮演了可耻的纳吉角色。
+
+　　本人在斗争中的态度：廖经天的问题，早在一九五七年十月便已提出来要他检讨，但在将近十个月的斗争过程中，他的态度一直极不老实，不愿真诚交代自己的反党阴谋活动。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日总会整风领导小组宣布经中宣部批准的决定，将他划为右派分子，他毫无沉痛表现，反而轻松愉快。
+
+　　处理意见：廖经天反党情节极为严重，在这次斗争中态度极不老实，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消其一切职务，降级(从十级降为十五级)。下放参加劳动。
+
+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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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75.txt
@@ -0,0 +1,19 @@
+# 中共济南市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丛林党籍的决定
+
+　　<(丛林)>
+
+　　丛林(曾用名苏省三、李志诚、周爱华)，男，四十三岁，江苏省沛县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高中文化程度。一九三O年入党，一九三八年参加工作。历任支部书记、区委书记、政治交通员、总务科长、枣庄矿委组织部长、书记、济南市委干部科长、山东分局干部处长、济南柴油机厂总支书记、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市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委书记、济南国棉一厂党委书记。
+
+　　主要错误事实
+
+　　一、长期对党不满，拉拢宗派，攻击中央和省委，进行反党活动。丛林从资产阶级的个人名利地位出发，对中央和省委在干部配置上极力进行攻击，诬蔑党的干部政策“宗派主义”，到处散布对省委某些部委负责同志的任职不满。并拉拢过去曾在一起工作的右派分子张宗印，对党进行诬蔑、诽谤，说“山东党内斗争太复杂，谁上台谁正确，捞着就要命”等等，在张宗印被揭露批判后，丛林又要他“不要害怕，要沉住气”，并出主意为这个右派分子设法躲避斗争。丛林还对其他反党分子表示同情和支持。从这种反党立场出发，丛林借参加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机会，对省委和中央负责同志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他同情支持当时会议上所刮起的反“冒进”的台风。并夸大省委的缺点错误，抓住非正常死亡问题诽谤省委“自我批评不够”，并诬蔑中央负责同志的正确指示是“挡省委的责任”“为省委开脱”。他极力攻击省委“不民主”，为向明反党集团喊冤招魂。对在支持向明反党活动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在党代大会上落选不满，拒不参加讨论候选人的会议，并与反党分子张毅串连要“向上反映”，破坏省党代表大会的选举。对这次会议的成就，丛林极力否定，他反对代表大会所作的这次会议“是成功的大会、团结的大会”的正确结论，并在传达大会的精神时歪曲省委的工作报告，进一步向省委进行攻击。
+
+　　二、在大鸣大放中与右派分子共鸣，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在若干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上否定党的成绩，攻击党的领导。丛林极力贬低合作化的优越性，说“组织起来的合作社没有什么好处，很好的树砍了，地荒了”，“合作社增产报纸上登的是标本就是了”。甚至在动员家属还乡中恶毒地说：“农村没有粮食吃，回家吃麦苗”。丛林还诬蔑和破坏生产大跃进，说“黑天当白天，月亮当太阳”等跃进口号“不是群众中来的，是基层干部搞的”。他还散布说“山东农村发生了强迫命令，正月初一、二就叫群众去打井，出了废品，没有水，不能用”。这都充分证明丛林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百般抗拒和破坏党在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对党内民主生活及政治运动，丛林同样歪曲诬蔑，说现在“什么思想见面，连两口子都不能说真心话”，并诬蔑党的干部“越老越老奸巨滑”。特别是对三反，丛林极力否定运动的伟大成绩，诬蔑山东三反运动是“残酷的”，说“工业厅有百分之九十的案件有问题”等等，表现了对党的政治运动的极端仇视。
+
+　　三、对抗上级指示，工作中犯有一系列的严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丛林分管党的监察工作，他从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出发，片面强调所谓“进行教育”“要多听取反面意见”。在处理案件中他无原则的从宽，甚至对许多应处理的案件不作处理。反之，对许多申诉案件，则不经调查研究，首先肯定其申诉理由，百般之辩护。并为犯罪者开脱罪责，以致纵容不少犯罪分子，废弛了党的纪律。
+
+　　（四、政治上消极颓废，思想蜕化变质。丛林背着老资格包袱，向党闹地位闹待遇，得不到满足时，长期对党不满，工作消极，不动脑子，不负责任。并对自己的错误拒不改正，忌恨和仇视党对他的正确批评，完全丧失了革命意志。）
+
+　　（通过以上事实，可以明显的看出，丛林的错误不是一般性的错误，而是大是大非问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已经完全堕落成为党内的右派分子，对党和人民是有罪的；但是他对自己的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是十分错误的恶劣的，党和同志们尽了极大的努力来教育、等待他的觉悟，而他却一直拒绝党对他的批评教育，不作彻底的检查交待，向党和人民低头认罪，继续坚持错误，没有悔改的诚意。为了维护党的纪律，纯洁党的队伍，市委决定经省委常委会议批准撤销丛林的一切职务，开除其党籍，按中央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第四条规定处理，降五级，分配到市中医院任副院长。）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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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1 @@
+# 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关于遣送张轶东回国事的通知
+
+　　<(张轶东)>
+
+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
+
+　　（关于遣送张轶东回国事）
+
+　　（教育部：）
+
+　　张轶东，男，团员，1951年来苏，在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学习，1956年毕业后又作研究生。
+
+　　张轶东在留苏期间政治上一贯表现落后，日益发展着整套资产阶级思想观点，一直在政治上有动摇的表现。他对政治学习，思想改造一贯抱消极对抗态度，自己说是“逆来顺受”。因此每次思想运动中都应付敷衍过关。国内整风反右时期，他立场模糊，对右派抱同情惋惜的态度，并说：“右派不右派我们不要去管，主要是研究学术”。他怕自己被划为右派，思想上的阴暗情绪日益发展，认为“周围的人都是一群狼”，“党员之间不团结对自己有利，这样就不会来纠缠自己的问题”等。
+
+　　在学术研究上他采取的一套完全是资产阶级的观点。他说：“唐朝杀人少，现在还不如唐朝”，“文化繁荣要在经济衰落的时候到来，现在中国不会有文化繁荣”。最严重的是在台湾问题上，他认为“台湾是中国的，在明朝史料不足，不能随便说台湾是中国的。”因为作为“将来的世界历史学家”不能没有足够的材料就随便说。而且认为说了也难以得到“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的承认”。对待历史，对待党的各项政策，他都有极其荒谬的看法。他宣传要“站在20年后看时代”，“三百年前的事情才算历史”，他是站在高山之上，时代之外看问题”。对党的各项政策，他一概称之为“时代精神”，马上要过去的。因此站在怀疑立场上，“要过几十年来看”。但在政治上则表示要“学会拥护”，“逆来顺受”，怕被划为右派。
+
+　　张轶东的名利思想个人主义也是极其严重的，自己承认“狂妄自大、已经发展成为学阀思想”。觉得毕业生登记表也懒得填，认为自己在哪行也可以打出一个天下来。认为自己无疑是中国欧洲中古史研究的奠基人，在中西交通史上也是“唯我独尊”。他还宣传“生平无大志、愿搞1、2题”，企图搞出一点东西来，别人就打不倒自己，幻想自己成为世界史学史上一个有转折点意义的人。他讨厌“学习任务”一词，不愿把自己的学习服从于党的要求，只是从个人兴趣和名利出发来搞学习。
+
+　　根据以上情况，张轶东在国外7、8年来一直在走着一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并发展到在政治上动摇，虽然经过支部多次教育，仍然没有彻底改造自己的决心。支部认为根据他的情况，不宜再继续学习下去，应立即遣送回国。经我处研究后，经请示使馆领导，决定取消张轶东留学生资格，遣送回国。附去材料参考，本人档案另转。
+
+　　 1958年11月20日（印章）
+
+## 附：驻苏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通知
+
+## （遣）字第124号
+
+　　（列宁格勒大学党总支：）
+
+　　你校研究生张轶东遣送回国一事，已经使馆领导批准。已通知苏联高教部。请通知其本人前来我处办理回国手续。1958年12月9日
+
+　　 来源：张轶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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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77.txt
@@ -0,0 +1,49 @@
+# 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林朗党籍的决定
+
+　　<(林朗)>
+
+　　（第三后机关党委全体同志一致同意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对右派分子林朗的斗争(林朗已经中央宣传部批准划为右派分子)，决定撤消右派分子林朗现任机关党委委员职务并开除其党籍。）
+
+## 附：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右派分子林朗的政治结论
+
+　　林朗，原名姜国忠，男，家庭出身地主兼商人，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一九三八年入党。历任延安解放日报记者、编辑、采通部科长，延安新华社解放区部副主任，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社长，西北群众日报总编辑，西北行政委员会新闻局副局长，新华社总社副总编辑兼国内部主任，俄文友好报总编辑，一九五七年五月任中苏友协总会副秘书长，党内任中宣部机关党委委员。
+
+　　林朗的主要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
+　　1、林朗一到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就完全站在右派立场，违抗中央一九五七年二月六日批发的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党组“关于改进中苏友好协会工作问题报告”的指示，否定中苏友好协会的成绩，把总会过去的工作说成“一团糟”，并以此污蔑和攻击当时的党组和党组书记钱俊瑞同志。他在一九五七年三月至五月总会召开的党组扩大会上，恶毒地提出关于总会“领导核心长期不能形成的原因何在？”的问题，来追查责任。这显然是要把责任推到钱俊瑞同志身上，以此来污蔑、攻击钱俊瑞同志，达到撵走钱俊瑞同志，取得秘书长职务的目的。他在这次会上，就公开提出请中央考虑不让钱俊瑞同志再兼友协总会的秘书长职务。
+
+　　2、整风鸣放期间，林朗在总会与右派分子廖经天(原总会党组副书记、副秘书长)、在友好报与反党分子庄方(部会党组组员、俄文友好报副总编辑)结成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反党联盟，公然违抗中央整风指示，出谋划策，有意识、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地策动和组织党内外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廖经天的反党整风计划和反党的动员报告是经过林朗看过和同意的，廖经天在整风鸣放初期的一系列反党措施，都是经过林朗同意的。有些具体措施还是林朗直接指示实行的。比如林朗提议成立四个翻案小组(干部工作，三反，肃反，领导关系)，并亲自布置这四个组极力进行翻案活动。
+
+　　在友好报，庄方的反党整风计划和具体措施，也是林朗同意的。林朗在整风一开始，还特别恶毒地规定总编辑、副总编辑回避会议，领导人暂不表示态度的组织措施，让右派分子毫无顾忌地向党进攻，向领导同志，其中特别向卢竞如同志进攻。
+
+　　在整风鸣放初期，在总会和总会会刊友好报都出现了右派分子闹大民主的“小匈牙利事件”的局面。林朗是支持右派分子闹大民主的。他曾在总会党支部大会上公开支持右派分子闹大民主说：“昨天听说大民主有到来的趋势。群众(林朗心目中的“群众”，就是右派分子)不满足正当的，因为过去的问题没有解决，现在还是混乱的……”
+
+　　人民日报6月8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后，林朗认为国内形势急转直下，他唯恐机关里面右派分子的反党气焰受到影响，在总会提出所谓“外紧内松”方针，在友好报提出所谓“我们机关没有民主人士，和社会上情况不一样”的论调，继续鼓励右派分子向党进攻。
+
+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林朗顽强地抗拒中宣部和钱俊瑞同志提出应把廖经天划成右派分子的指示，并且千方百计破坏与阻挠反右派斗争，包庇其他右派分子。在总会，林朗特别顽强地包庇右派分子廖经天、李林；在友好报，林朗自始至终包庇由庄方挂帅的林璋、尤锡麒、宫以仁右派反党小集团。对总会及友好报的所有右派分子，林朗给予极大的同情和关怀。他甚至在陈玮被划为右派分子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就策动他翻案。右派分子对林朗表示了无限的感激和推崇。极右分子辛秋水逢人便说，他最钦佩两个人：一个是李之琏，一个是林朗。
+
+　　3、抗拒执行中央关于俄文友好报由日报改周刊的决定和办周刊的政治方针，自改刊之日起直到揭他罪恶盖子之时为止，周刊所执行的是他反党的方针。
+
+　　中央于一九五七年七月初就作出了改刊的决定，林朗在友好报的一次编委会上竟公开地抗拒说：中央不了解情况，我们不忙着手改版的筹备工作，先收集一些情况供中央考虑改变决定。他还借口技术上的困难，把改刊决定拖延两月之久，直到中央联络部一再催促之后，才仓促在10月1日改刊。改刊后，林朗又指示在读者来信摘要上，大量选刊读者不同意改周刊的意见，妄图以此来与中央对抗和迫使中央修改中央已经作出的决定。
+
+　　4、林朗执行资产阶级的组织路线和“用人唯亲、用人唯不贤”的家天下的干部政策，抗拒中央“有反必肃”的方针，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及俄文友好报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
+　　林朗在总会及俄文友好报对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和维护党的利益的同志，千方百计地排斥打击，要把这些人撵走；而对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叛党分子、自首变节分子、坏分子却体贴入微，关怀备至，把这些人安插在重要工作岗位甚至党的要害部门。林朗在友好报一手包庇和重用的坏分子、反革命分子、叛党分子达八人之多。在很多部门插上了白旗，拔掉了红旗。
+
+　　林朗为了拉拢干部，培植亲信，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原则，任意扩大阅读内部文件的范围，特别恶毒的是，党内许多重要传达报告，如传达党中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武汉会议的内容时，吸收叛徒夏牧原、反革命分子杨金涛和其他一些历史复杂的非党员参加。
+
+　　林朗和庄方长期以来操纵和把持了友好报党的支部，在他们担任前后两届支部书记期间，对思想落后，品质恶劣的人从不进行教育。而且还计划把一些思想极端落后，对党不满、品质恶劣的人拉进党内来。
+
+　　一九五五年全国肃反时，林朗以俄文友好报是新建立的机关，问题不多为借口，抗拒中央“有反必肃”的方针，在俄文友好报不把肃反作为群众运动来进行，以审干代替肃反。林朗在一九五七年友好报作整风动员报告时，恶毒地攻击肃反运动，说：“俄文友好报没有进行肃反，问题不大，别的机关问题很多，就是因为肃反的遗留问题”。在他的包庇和宽容下，反革命分子逍遥法外。在总会，在他所领导的翻案小组的策动下，肃反中畏罪自杀的叛党分子刘瑞祥的妻子王淑兰曾到总会控诉我们的肃反斗争，说肃反把她的爱人害死了，这个会是林朗领导的肃反翻案小组主持的，林朗事前已知道此事但并不加制止，事后还认为王淑兰没有在会上闹起来，“表现很好”，因此发给她补助金一千元。
+
+　　林朗反党是有他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的。林朗出身于地主兼商人的家庭，抱着个人野心混入党内，入党后又拒绝党对他的教育和改造。他的反党是一贯的和多方面的：他一贯反对本单位的领导，一贯抗拒上级党委和中央的领导，一贯无组织、无纪律、个人决定一切，一贯抗拒执行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立场，一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享受，一贯抗拒思想改造。
+
+　　林朗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政治野心家，他的个人野心是永无止境的。因此当党对他的信任越高，给予他以更多更大职权时，他不但不兢兢业业，来完成党对他的付托，相反地，他利用这些职权，变本加厉地进行多方面的反党活动，以致今天堕落成为右派分子。
+
+　　在中央宣传部六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四日召开了揭发和批判林朗反党罪行的会议后，林朗的态度极不老实。他回到友好报来还继续活动，找人谈话，散布流言蜚语，企图拉拢人，争取同情；并曾一度悲观失望，有过自杀的念头。在总会及其友好报党员干部大会上，对林朗的罪行继续深入揭发和批判后，他的态度稍有转变，在会上先后作了三次检查。这些检查虽稍有进展，但总的来说，仍然是不老实的，没有向党交心。他不具体交代他的反党阴谋活动，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仍避重就轻。他没有积极交代自己的罪行和揭发别人的材料。
+
+　　处理意见：根据林朗所犯的罪行，应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消其一切职务，降五级(由九级降为十四级)下放参加劳动。
+
+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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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378.txt
@@ -0,0 +1,41 @@
+# 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显仪党籍的决定
+
+　　<(张显仪)>
+
+　　张显仪，男，现年四十岁，地主家庭出身，本人学生成分，一九三七年八月入党，同年参加革命工作。历史上曾因泄露党的机密，暴露组织，受过党内警告处分。原为重庆市委候补委员、中共重庆市工会党组书记，重庆市工会主席。
+
+　　张显仪在担任市工会领导工作期间，在政治上搞工团主义，组织上闹独立王国，发展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和另一反党分子邓平结成张邓联盟，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罪活动。
+
+　　其主要恶罪事实如下：
+
+　　一、有一套完整而系统的工团主义论点，反对党对工会的领导。
+
+　　在一九五七年九月向全总提出的“关于工会工作的几个问题”的反党文件上，他认为：“重庆不是那样标准的工团主义、经济主义”，“自从全国和本市在一九五三年反工团主义和经济主义后，多数工会组织独立作用发挥较差”，以此为他进一步反对党中央的正确工运方针开辟道路；他认为：“工会组织没有很好发挥作用的原因，不是工会保证与服从党的领导有问题，主要是党对工会领导有问题”。“党对工会支持不够，干予过多，卡得过死，限制了工会独立活动”。他还认为：他“自己是最了解工会业务的，最能代表群众利益”，“市委不懂得市工会的具体业务，不了解工会的情况”。因此“市工会不听市委领导是很有理由的”。他狂妄地要求：“首先在全党再一次大规模地发挥大辩论，进行依靠群众、依靠工会、正确认识工会作用的教育”，这就十分露骨地反映了他摆脱党的领导的反动工团主义思想；他反对中央既定的工会工作任务，提出“发动、教育与监督”作为工会的工作任务。他片面强调“人民内部矛盾突出了”，要求无限制扩大工会权力，并且“要用法令加以明确，从制度上加以巩固，工会工作才有合法依据”，“只有如此，工会说话才算，腰干才硬，才有法令制度向行政监督”。“不改变配合地位，要改变“工会是行政的尾巴”，是不可能的”。他甚至主张“工会是最高的权力机关”；他还有“现在厂矿企业内部组织和工作有互相打挤，重复劳动”的论调，言下之意，厂矿企业只要有工会独立存在，独立活动，其他的群众组织似乎都可以退出。
+
+　　二、长期来搞独立王国，与党分庭抗礼。
+
+　　一贯借口垂直领导，歪曲全总指示，在重大方针政策上，公开抗拒党对工会的领导。例如一九五五年的基层工作会议，市委指示以贯彻增产节约为中心，张竟一再抗拒执行。又如不经市委指示，擅自搞工会积极分子活动月；拒不执行市委批准的干部编制数；顽抗市委对运输电影院铁椅问题的指示；拒绝移交文化宫、招待所等等。在工人整风中，更猖狂地以“发挥工会组织作用”为名，向党争夺领导权，露骨地表现了他的反党野心。
+
+　　三、与反党分子勾结，操纵反党集团向党进攻。
+
+　　张显仪一贯野心勃勃，一心想当市委委员，经常无耻地与市委负责同志比高低，当其个人野心未得满足时，就不择手段地勾结反党分子邓平，操纵反党集团，猖狂向党进攻。例如，在市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由于他未被选为市委委员，竟不惜与反党分子邓平勾搭，利用大会主席团成员身分，私自把代表们向主席团提的有关工会问题方面的纸条，拿给邓平看，暗示要邓平也递条子去要挟重钢党委作检查交代，并为张活动选票。张还鼓动邓平煽动陈孝笃同志收集资料，攻击市委，又如三届工代会前，张有意泄露桑林、邢广信同志回市工会工作的机密，唆使邓平召开反党集团密会，拒绝贯彻市委对市工会领导干部安排的意图。事后，邓平还向张作了“汇报”。就这样与反党集团一唱一和，狼狈为奸。
+
+　　四、破坏党的干部政策，实行资产阶级的干部工作路线，维护家长统治，扩大个人反党势力。
+
+　　张显仪歪曲、破坏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执行资产阶级“用人唯才”的路线。一贯重用资产阶级右派和未经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政治面目不清)，打击、排斥工农干部；取消思想斗争，麻醉、腐蚀干部。
+
+　　为了扩展个人反党势力，他竟不惜利用职权，封官许愿(经初步统计，张曾当面对六人许以提职加薪)，拉拉扯扯，进行宗派活动，以维护家长统治，扩展独立王国资本。
+
+　　五、长期以来不过党的组织生活，成了市工会的特殊党员，不遵守党的纪律和保密制度，将中央、省和市委发给市工会党组的绝密文件，随便拿给他的爱人、反党分子袁振翔和他的女儿看，并给袁带到印制公司去传阅。入城初，掉了大烟，私自辱打警卫员；回家接小孩。随便带手枪、警卫员，炫耀个人身分；滥用职权，破坏劳动就业法令，私人介绍一些亲友入厂工作等等。
+
+　　张显仪走上叛离工人阶级的反党道路决不是偶然的。他长期(32)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在政治上发展工团主义，在组织上搞独立王国和扩张个人野心，最后就必然发展到进行反党活动。
+
+　　张显仪的反党活动，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威信，破坏了党的团结和统一，特别是他在工会工作中，放毒甚广，腐蚀和毒害了不少革命干部。因此，给党的事业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损失。
+
+　　市委对张显仪的错误，早就有所察觉，曾多次帮助、教育和批评，尤其是近年以来，对其教育帮助更为殷切。但张显仪竟采用了一贯施用的卑鄙伎俩，公开拒绝党的监督，因而其错误一犯再犯。
+
+　　市委第八次扩大会议期间，当其反党错误被全面揭发和批判后，张显仪的态度仍极不老实，企图减轻罪责，蒙混过关。
+
+　　上述事实说明，张显仪已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经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市委第十一次全体委员会一致通过，开除张显仪党籍，并摊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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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79.txt
@@ -0,0 +1,39 @@
+# 山东省交通厅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右派分子王翰西的结案处理意见的报告
+
+　　<(王翰西)>
+
+　　王翰西，男，五十四岁，山东省临淄县人，中农出身，行伍成份，读书十二年，一九三八年参加我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营长、团长、渤海军区副参谋长、德州军分区司令员。现任交通厅副厅长、厅党组代理书记，厅整风领导小组组长，十级。
+
+　　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三年在反革命军队中任职十二年。干过班长、特务长、少尉排长等职。后住闲二年，经商二年。参加我军后伪造过历史。一九四○年曾受托匪影响并一度要求退党；一九四二年整风时，因被审查历史而仇恨党，对历次政治运动和政治工作机关有抵触情绪；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因非法婚姻关系和严重官僚主义，受到党内当众警告和行政降级处分(行政处分于一九五四年取消)；一九五五年评军衔时，因要求准军级未达目的，严重不满，曾拒绝出席受衔、受勋大会；一九五六年转业也认为是山东军区有宗派，因而再度怀恨党。转业至交通厅后，工作消极，对省委、省人委指示不坚决贯彻执行，有时在传达后还加上“不一定正确”的批语。他所积极的是笼络亲信，施展个人野心，从事反党活动。
+
+## 一， 主要反动言行
+
+　　1、平时纵容支持张信懋、宋汝一、程松林等右派分子进行反党活动，鸣放时又煽风点火。提出“不要实事求是”“不要和风细雨”，“讽刺挖苦都行”，“骂也不要紧”，鼓励他们大举向党进攻。在王的支持煽动下，右派们即肆无忌惮对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王翰西见其煽风已生成效，而得意忘形，对右派言论大加赞扬说：“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意见是正确的”。他还跑到航运局怂恿右派分子马子芳张贴反动言论大字报，表扬马是“老干部，敢于坚持斗争”。为使这把火愈烧愈旺，曾极力打击敢于坚持党的原则的人。史茂源同志对反动言行提出批驳时，话未讲完王翰西厉言制止，说：“我对你的发言有意见，不要解释”。继而向下属部署“只准鸣放揭发，不准解释、反批评”。
+
+　　2、反右斗争前夕，王翰西见风向不对，即鸣锣收兵。特意将中央关于反右斗争的绝密指示向科长以上党员干部交底。说再鸣放是为“引右派”；示意张信懋“不要再鸣放”；授命程松林“注意约束你爱人(徐志诚——右派)的言行”。使一些将要暴露的党内资产阶级右派缩回头去。
+
+　　反右过程又极力包庇已经暴露的右派，打出敢于揭发批判右派的积极分子。刘勋远同志写大字报批驳右派分子马子芳的反动大字报。王反复追查，骂刘“不是右派也是坏分子”，勒令揭下大字报；不少群众用大字报揭发交通厅民革招兵买马，揭发右派分子孙凤英的反动言行，王忿恨的斥责支部书记马云超“不掌握原则、政策”，“这样做，打击面太广”，“孙凤英在工程师中比较好，在社会上有地位，群众有意见你可以解释，动员”，“把(揭发)孙凤英的大字报揭下来”。省委交通部通知厅党组整风处长干部鸣放言行，王拒不执行，斥责执行人“偏激”，骂省委交通部督促执行的林煇同志“乌龟王八蛋”。并在省四级干部会上欺骗省委说：“厅里有个党组，在鸣放中提了很多意见，是很好的”。老早就在厅干部大会上宣布反右斗争已获全胜，借赶整编草草收兵。
+
+　　在整风第三阶段整改中，王曾极力主张按照右派分子的主张改变党的干部、工资政策。说什么“没有宗派主义也有宗派情绪”“芦英华(前党组副书记)回来检讨检讨吧”迫使党向右派们认罪。
+
+　　总之，他对右派的包庇是有始有终，直到在动员辩论张信懋、宋汝一等人的反动言论时，还在大会上说：“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但肯定说不是右派，是内部问题”再度糢糊群众的视线。
+
+　　另外他还图谋在反右中冤枉好人，宋奎同志(人事处副处长——曾是右派分子众矢之的)根本没有反动言行，他却借生活作风问题一再坚持划宋奎为右派。
+
+　　3、在省四级干部会上，王翰西又亲自出马向党大举进攻。攻击社会主义，攻击省委和省委负责同志，否定全省工作成绩。他说“省委领导很吃力，工作水平不高，作风是八年前的，跟不上形势的发展”“省委负责同志开会演讲说的很好听，但实际不然，喜欢大呼隆，喜欢搞突击，喜欢搞行政命令”，“省委有些地方很别扭，不采纳意见，总认为自己那一套行，工作搞一个丢一个，好象野猪扭棒子”，“过去省委对交通厅的工作从未过问，省委负责同志吃了饭干什么?”“省委个别负责同志臭架子十足，很不虚心，很不负责，背一贯正确的包袱，使人见了感到很不是味道”，“谭启龙同志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舒同同志也有毛病，而且还很突出哩!”“省委领导同志思想方法很顽固，我又喜又恨”，“省委、省人委对过渡时期的工作抓的不突出，有的负责同志对此领导不热情”，“省委不如交通工作部，省人委不如交通厅，下边比省还好，一级不如一级”，“省级机关互相争吵，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党内是非不清，尝罚不明，没有原则”，“建议省委今后不要再搞大呼隆了，真正把群众路线、民主作风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否则就是手段……”。
+
+　　王翰西攻击社会主义，远在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高潮来临的时候，即在思想上有所抵触，正象他自己检讨说：“我在医院躺着，听到敲锣打鼓，即感到合作化搞快了，将来当不了反冒进”。他在平时也有攻击省委的活动，说省委交通工作部是“麻烦部”，辱骂省委领导。他对舒同和谭启龙同志的点名攻击是有野心、有阴谋的、是对右派分子王卓如等的声援，正象他自己检讨说：“赶走舒、谭省委工作必由赵、李主持，省人委必由王卓如主持。这样我可以当……”。
+
+　　4、王翰西在四级干部会上打输以后，力图挽回败局。他个人否定党的决议，企图留下已决定下放的右派和反党分子，占领厅内党政领导要害。他亲自向省委交通部负责同志求情，说什么“程松林思想有包袱、有怀疑”，“算了吧”，“留下吧”。他支持右派和反党分子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下去就回不来了，住不上几年就死了”，“我下去先到各地、沿海逛一个月再上班”，“留下的(处长)没有一个象办企业的，马沂泉是个唧唧鬼子，杜旭东是个咀子，周云祥连饭也不会吃”。他支持程松林给仲侃伯副厅长加上打击报复的罪名，企图混淆是非，模糊问题性质。
+
+## 二、斗争中的态度
+
+　　王翰西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大暴露之后，伪装镇静，数月不作检讨交待，并借口养病，逃避斗争。从医院调回整风补课后，经过几次小会大会的斗争，态度还算老实，基本上交待了反党的阴谋和野心，并表示低头认罪，决心悔改。
+
+## 三、结论和处理意见
+
+　　王翰西自来交通厅后即高举白旗，纵容支持右派和反党分子进行反党活动。鸣放时煽风点火制造混乱，反右时极力包庇右派，在省四级干部会议上亲自出马，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省委负责同志，应确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原有职务，由十级降为十五级，另行分配工作。
+
+　　 (已经山东省委批准)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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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80.txt
@@ -0,0 +1,71 @@
+# 中共山东省教育厅党组关于右派分子刘健飞的定案报告
+
+　　<(刘健飞)>
+
+## 一、简历
+
+　　刘健飞，男，五十二岁，安徽省巢县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伪职员。一九二六年十月入军阀张宗昌部，干过学兵团的学员、军参谋处的录事和译电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参加国民党，任县党部文书助理干事，一九二九年六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十二月党组织被破坏后，投入蒋伪四四师，一九三○年六月至三一年五月任小学教师，一九三一年夏脱离党的组织(是自由脱离还是自首叛党尚未结论)。一九三五年一月钻入蒋伪中央宣传部国际处任编译干事，此时刘对反动事业极力卖力，除编译外文外，积极搜集我进步刊物，很被特务头子方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重用，并经方治的介绍，以“特”字号党证重新参加国民党。
+
+　　一九三七年十月，刘离开伪中央宣传部，隐瞒了反动历史，混入我革命队伍(一九四四年整风时曾坦白系有计划打入，后又推翻)。一九三九年四月又混入我党，后经组织上查出停止其党籍，一九四二年又重新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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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的历史很复杂，由于其一贯不老实交代，虽经审查至今尚未全完弄清，他入伍后任过新四军五支队敌工科长、行署教育处副处长、山东大学讲师、济南市教育局长等职，现任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行政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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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平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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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长期对党两条心，平时拒绝党的教育和批评，对其反动历史不忠诚交代，一直隐瞒抵赖；他极端虚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权威思想非常突出，时常打击别人吹捧自己；在工作中坚持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经常宣扬脱离政治的业务观点，如他视察临沂、济宁扫盲工作后，写的报告长达万言，政治教育一字未提，他常说政治思想工作“是党委的事，我们不必提，提也是形式主义”，企图取消教育工作中的政治思想领导；对党委领导是阳奉阴违，反对党委抽调教育干部作中心工作，并曾极端恶劣的假借省委扫盲检查团的名义压制地委县委领导，把扫盲工作摆在中心工作之上，在干部政策上强调才，取消德，在教师问题上强调团结，忽视改造，他违背党的阶级路线，信任重用反革命分子、历史不清的分子、右派分子(如张墨仙、张达干、宋世平等)，排斥打击对党忠诚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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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实现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对干部进行宗派拉拢，一贯打击污蔑诬告党组书记王哲同志，并进而污蔑孤立主持正义的党组副书记袁驼同志，从多方面分裂破坏党的团结，他企图取消党组领导，对党的重要方针政策不在党组研究，如毛主席提的新教育方针，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勤俭办学、体制下放等；特别严重的是竟狂妄的把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方针目的：“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改造思想”篡改为“提高觉悟，明辩是非，站稳立场，改造思想”，以示与中央对抗，打起反中央的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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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主要反动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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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煽动包庇右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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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煽动、支持、包庇反革命分子兼右派分子张墨仙向党猖狂进攻。六月初，刘健飞到中教处听取鸣放，当听到张墨仙大肆攻击党组有宗派主义，党组水平极低和污蔑党组负责同志时，刘当即起立插话问：“有这个事吗?”并将张的言论记在本子上，会后又约张个别谈话，张问刘：党组对我的历史问题审查你知道吗?刘说：“你有历史问题我知道，但具体情节不很清楚，对怎样审查我未参加研究，……我是党组副书记。”(其实对张的审查是党组决定的。党组委托三个委员对张审查，审查结果都向刘作回报)，张听后认为审查他不是党组决定的，只是几个党组委员个人的事，当即大骂：“妈个×，我要和他们拼了。”事后气势凶凶地去质问审查他的蒋奇同志。六月底在处长以上干部鸣放会上，刘三次鼓励张鸣放，说：“墨仙，不要顾虑!”张在他授意下又对党组主要负责同志作了恶意的攻击。他对张大骂党组委员的事实，并未向党组回报，当被迫谈出后，整风办公室三次着刘写张与他谈话的材料，他以记不清，推托不写。党组第一次研究张的问题时，刘说：“张的问题是历史问题，是攻击个别人，不是反党。”党组第二次研究张的问题时，其他党组委员一致主张划张为右派，刘却态度暧昧，没有明确表示意见。党组决定划张为右派后，刘还对马副厅长说：“张墨仙的问题还得再考虑考虑。”直到省委领导小组批准对张进行斗争后，刘又向马副厅长说：“对张的问题不能和其他右派一样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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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六月十二日刘召集厅内四个旧军官开座谈会，会上严复明污蔑肃反运动说：建议中央发明个“照脑机”。刘已了解上级要通过鸣放暴露右派分子的意图，却当场要严把此意见收回去。右派分子宋世平，污蔑山东教育工作是“老和尚念经，不解决问题，历次政治运动给干部背包袱，不是给干部放包袱……”等等。当党组研究宋的问题时，有的同志提出这是否定党的工作成绩，应定为右派，刘说：“这不能算否定成绩。”不同意定为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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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当曲阜师院的右派分子，煽动学生搞大民主，要挟政府迁校时，刘健飞了解省委不准迁校的意图，他却和右派分子张达干(原高教处副处长)商议由张起草写报告给教育部，反对省委意图，报告中污蔑领导进行教育是“保守”、“压服”，“忸忸怩怩不敢放手发动鸣放”，攻击中央和省委把学校建在曲阜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如不能迁校；不仅领导上应“坦率”的承认错误，还要满足右派提出的七项荒谬要求，如将曲阜建成文化名城等，这一报告，刘既不交党组讨论，又不请示省委，擅自签字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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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污蔑党组有宗派主义，分裂党的团结，丑化领导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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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九五七年五月，党组研究制定整风计划时，刘竭力主张将宗派主义列为重点，六月四日在全厅干部整风动员会上，刘说：“在教育厅宗派主义不能低估”。六月二十一日党组讨论继续鸣放问题，刘说：“关键在党组，只有将盖子揭开，才能解决问题。”同时在这次会议上，党组研究张墨仙攻击党组有宗派主义的反动言论时，刘认为党组有宗派主义，当场要崔硕星同志表示态度说：“老崔，你发表个人意见。”企图分裂党组团结。六月二十四日党组开会讨论如何开好处长以上干部鸣放会议时，刘说：“党组委员要以个人意见发表意见，我认为厅里宗派主义问题要交换意见。”六月二十七日，在处长以上干部鸣放会上，刘说：“王哲同志对我的态度是疏远的，对有些同志的关系还是亲密的”，“有些事事前我不知道，党组开会常是袁(党组副书记)通知我，我以党组委员身份出席会议，是省委认为我作副书记不(102)适宜，还没有免掉，我不敢这样想”。右派分子张达干污蔑党组有沟有墙，有宗派主义，刘立即煽动说：“张处长鸣放了，很好，大家有意见都可以鸣放。”休息时，张问刘：“我这样提法是否合适?”刘说：“可以提，我在学习八大文件时曾提出宗派主义值得检查，当时认识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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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刘写的与省委文教部王部长的谈话要点中，污蔑王哲同志说：“从肃清向明影响后，一直怀恨在心，提议当(肃反)重点成立专案小组。”他说“肃反中不如党外干部”。刘在鸣放会上丑化王哲同志“对省委器重有些地方不当，庸俗化，如有一次省教育会议，省委秘书长任质彬同志作报告，领导与会人员再三鼓掌致谢，去年优秀教师会议也是如此(指对舒同同志、谭启龙同志)。”谩骂王哲同志“没有找我谈过话，就认为我历史问题严重，是否由于条件反射造成的主观印象”。他并在处长会上煽动大家提议要王哲同志回厅整风，企图进一步攻击王哲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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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拒不执行中央、省委指示，阻挠破坏反右派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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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央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电示各地，争取时机大鸣大放，揭露三害，同时暴露右派(省委机要处五月十七日将电报发给教育厅党组，刘阅后又收回)，省人委整风领导小组又于六月七日召开各厅、局领导小组长会议，要求各单位进一步发动鸣放，彻底暴露右派，刘早已了解中央意图，但不认真贯彻执行，在厅内只进行了一般鸣放，没有贯彻“引”和“挑”的指示，影响了右派的充分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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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月十一日省人委整风领导小组，布置由党组书记和党员厅长，研究对全厅人员进行政治排队，刘回厅后压下了，根本没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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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七月底团支书江先贵同志向刘提出方庆鸿(右派分子)的言论和其他右派差不多，希望领导上考虑一下，刘说：“咱动员叫人来鸣放，叫人家帮助党整风……咱不能……认为不对就反人家，是吧”。(103)
+
+　　四、对于仇复划为右派问题，杨副省长早有指示要对仇复开展斗争，刘却借口需查对材料，把问题搁置很久，经同志们一再提意见，才将仇复定为右派。马培卿同志对此在支部大会上曾检讨“这是慎重有余，积极不足”的右倾思想，刘指责马培卿同志不应这样讲。
+
+　　(四)攻击污蔑肃反运动，反对党的审干政策
+
+　　一、在处长鸣放会上，刘健飞攻击肃反运动说：“运动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很厉害，老三反中主观主义严重……肃反中未接受这一教训”，“确定宁(汉戈)为肃反对象(经省委确定)是错误的，即使当时有材料，有根据，而不加以分析，我认为也不对。”
+
+　　二，一次党组研究肃反对象王同的结论时，他强调不了解情况(其实王同的问题他是了解的)，带头不作决定，会后并向马培卿同志说：“谁搞的，谁负责，咱不管”。
+
+　　三、他对郑铭石(进修学院院长)说：“我的意见，政治上无问题，历史问题未作结论也可以提拔”。企图挑动郑对审干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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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攻击人事制度和支部工作，打击陷害人事处长
+
+　　他在处长鸣放会上带头攻击和歪曲事实说：“人事工作支部工作我很难过问”，“厅里干部任免制度有问题，科长级以上干部党组、厅务会议研究，科长级以下干部人事处来任免”(事实是党级确定，凡科员以下干部由人事处讨论提出意见后报分管厅长决定)。他向省委文教部王部长诬告人事处有宗派主义，打击排斥两个人事处长，起初他叫马副厅长去文教部要求调走两个人事处长，因马副厅长不同意其意见，他便亲自出马找王部长，夸大两个处长缺点。并捏造事实诬告陷害胡方同志被提拔为正处长是“自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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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斗争批判时态度表现
+
+　　开始时公开对抗，污蔑大家对他的揭发批判是落井下石，对反党罪行拒不交代；继则伪装老实避重就轻，企图蒙混过关；当揭穿其阴谋后态度蛮横进行诡辩，在大家的批判及大量事实面前虽承认已堕落到资产阶级右派立场(最后书面交代又去掉)，破坏了党的团结，实际上对右派分子起了包庇保护的作用。但仍以否定重要情节把反党罪行歪曲为认识问题等手法继续进行狡赖。至今不承认是右派，自始至终坚持反党立场，不肯低头认罪。
+
+## 五、结论
+
+　　刘健飞历史上曾叛变革命，是党的叛徒，抗日初期隐瞒反动历史混入革命队伍，他因有丑恶的历史和卑鄙的政治野心，长期对党两条心，阴谋篡夺党的领导权；平时歪曲对抗党的方针政策，一贯分裂党的团结；鸣放中煽风点火，支持带领右派分子里应外合的攻击党组丑化领导，攻击肃反运动和人事制度；在反右斗争中千方百计的包庇右派分子，阻挠破坏反右派斗争；揭发批判后百般狡赖坚持反党立场，实属情节严重态度特别恶劣的右派骨干分子，根据中央划分极右分子的标准第(1)条规定，应定为极右分子。
+
+## 六、处理意见
+
+　　刘系极右分子，态度又特别恶劣，确定按中央标准第(三)条处理，开除其党籍，撤销原有职务，留用察看。
+
+　　 (已经山东省委批准)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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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国建筑工会全国委员会支部关于开除张进党籍的决定（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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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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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进，原名高哲升，男，47岁，山东省莱阳县人，贫农出身，工人成份。1932年入党，历任山东莱阳县五区分区委书记，县委组织委员，黄县县委书记，北海地委工委书记，胶东区党委工委书记，渤海区党委民运部长，洛北地委书记，德州地委副书记，中国建筑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
+## 二、 主要错误事实：
+
+　　(一)反党、反社会主义、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
+　　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张进利用工会工资干部座谈会、机关干部学习“八大”文件的会、全委财务会议、华北、西北省、市建筑工会宣传部长座谈会，以及对河北省建筑工会第六次筹委扩大会议提意见等机会，向党和政府进行了疯狂地进攻。
+
+　　(1)说我国还不如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我国工会还不如日本的工会有代表性。他说：“我们中国的民主习惯不同，落后。资本主义国家还有个假民主，敢骂元首呢!”“日本工会是很有力量的。中国的建筑工人是216万，而在日本，200人的工会就可以由工人募款出国。原因是他们代表了工人利益，工人也拥护他们。在那里，他们不代表工人利益就会失业。我们干部怕什么？不干工会还可以干别的，所以他们也就往往不考虑代表工人利益斗争了”。
+
+　　(2)把人民政府说成是官僚主义的化身，并鼓励和号召干部组织群众起来斗争，进行罢工、开诉苦大会。他猖狂地说：“现在的问题已发展到不以为然了。蚤子多了不咬，掉进粪坑闻不出臭来，因此，要突破官僚主义封锁线，就要开诉苦会，让部长们听一听，执行党的政策怎样？怎样解决？我们现在的同志得了‘麻木不仁’症，因此要‘从上面砍一刀’”。“总之，粗暴地对待工人的现象太多了，工人忍不住了，要罢工，要请愿，我们的工会干部还出来干涉说：‘你们被坏人利用了’。好哇!我们工人反对官僚主义倒成了坏人了，这怎么体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呢？这次我们修改宪法时，要写上一条：有罢工自由。如果以后真有违背工人利益的现象，群众起来反对时，我们不能制止，我们要支持他们，不然，无法无天的官僚主义就无法消除。我们工会再不能替行政办损害工人的事了，如果那么做，工人要打了，叫工人打打这些人也好，不打不行，如果不打，我们的工人阶级就不能健康的成长……”。“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发动大家来个‘诉苦’大会，叫大家都能听听，这样对得起工人不？”“也可以请‘三办’、‘四办’、‘部里’的人都来听听，不要光讲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往往讲了半天主义，还是个个人主义……”。“如果你们回去也大胆的作一作，我想会满意的。在进行中可能碰到一点钉子，不要紧，不要怕丢掉乌纱帽，丢了就丢了吧，丢了也有饭吃”。
+
+　　(3)攻击和反对党的领导。他说：“我们在今后的总结上再不能写：在党的领导下、行政的支持下，有成绩但也有缺点……”。他说：“党、政、工、团都是在户口本的”。他认为：“我们和工人的关系不好”，“如果要投票选举的话，我们都不能当选”，因此，主张把基层工会的脱产干部全部撤销，由工人自由选举工会干部。他还计划在北京市酒仙桥工地进行试点，当遭到公司党委的反对后，张进还在宣传部长会议上高喊：“……酒仙桥已经开始了”，鼓励干部回去推广他的反党办法。
+
+　　张进为搜集反党材料，唆使北京市建筑工会，于1957年5月29日召集若干工会干部开座谈会。并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他积极鼓励下，这次会上发表了很多对党不满的言论。甚至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之后，张进还召集了北京市建筑工会科长以上干部座谈会，搜集反党材料。在会上张进宣布了三条保证：(1)不对外；(2)不报复；(3)解决问题。会议没有满足张进的期望，他总结时说：情况还不具体，问题还不集中，理由还不充分，还要准备意见，再座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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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2月，他去芬兰参加建筑工会国际执委会议，竟擅自取消了中央批准的发言稿中“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语，恶毒地宣传说：“苏联在建筑国际的领导地位并不强了，提以苏联为首怕小国受刺激”。
+
+　　(4)诬蔑我国工人的生活。他说：“工人反映说：‘我们斗争，你们(干部)得果实，你们吃肉，我们啃骨头’，这种反映是对的”。他说：“干部住的房子有澡塘、厨房、厕所，我们工人住的是牛棚马圈，我们怎么到国际上去发言啊!”
+
+　　(5)为右派分子辩护。党中央肯定陈用文为右派分子后，他向群众说：“说陈用文从心眼里反党，我就不相信”。报纸上公布了浙江省反党集团问题之后，他不仅在若干部长面前，还在机关干部大会上宣传彭瑞林如何能干，说：彭不一定就是反党，他是反对某一个人的。
+
+　　(二)目无组织，反对领导，搞宗派活动，破坏党的团结。
+
+　　(1)破坏分党组的集体领导
+
+　　1954年12月召开第三次筹委会推广沈阳二公司的先进经验。张进去青岛主持会议，别有用心地要在这次会上总结几年来的工作，借以显示过去在他领导下的成绩(主任张天民同志才到工会不久)，从而建立个人威信。当他的这种卑鄙企图遭到与会代表反对时他还非常怀恨不满。
+
+　　1956年全委召开的第五次筹委扩大会议上，张进趁讨论张天民所作报告(经分党组讨论过的)的机会，有意煽动东北、华北代表对报告不满，使会议领导分散，代表思想混乱。在他作了总结之后，又狂妄地宣称：“我作了总结，扭转了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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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张进出国，一定要带他的女秘书陈维华。经分党组讨论未予同意，张进即蛮横地说：“陈维华不去，我也不去，谁爱去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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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分党组确定第二次筹委会议以技术革新为中心。在准备期间，张进知道了行政方面不同意搞技术革新，却不肯写信告诉在外工作的程萍、丁克同志(都是分党组成员)，并说：“让他们搞去”。张天民同志从苏联回来，他也不告知这一情况。他自己准备好的会议材料也不往外拿。在工作中故意刁难组织，拆台、看笑话。
+
+　　(2)恶毒地攻击领导，打击别人。
+
+　　张进经常打击领导同志，信口诬蔑别人。他一直反对分党组书记张天民同志，并无中生有地对张加以诽谤和进行人身攻击，向群众散布流言蜚语，说张天民是“因为在朝鲜贪生怕死才弄回来的”，“历史上有两个问题还未弄清楚”；“在山东犯过宗派主义的错误”。诬蔑张天民是“地主出身，进城以后坐上小汽车，娶了年轻老婆，还记得什么工人阶级的痛苦”。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因对张天民同志提出的购买公债办法不满，便大闹支部大会，回到宿舍还大骂不休。在分党组的会上说：“有本事拿出来看看!把压在建筑工会头上的石头搬出去!”他对程萍、丁克同志也有不少的诬蔑，如说程萍是个“大炮”是全总搞臭了才弄到我们这里来的；说丁克同志是红辣椒，外边红，里边辣，文化低，没本事等等。
+
+　　(3)培植亲信，打击报复。
+
+　　对阿谀奉承、服从他的干部就拉拢重用。和吴丰仪、胡彬等在一起无所不说，毫无原则。曾说：吴和胡是我的两个臂膀，“一文一武，两只老虎”。后胡彬因犯错误调了工作，吴丰仪也被开除党籍，张进竟在吴的家中哭着说：“胡彬是靠不住了，你又被开除党籍，我的两个臂膀都完啦”!他还拉拢了生产部长王孟忠同志和他一道进行了反对分党组的活动。以“重用”或“介绍入党”拉拢过王剑、陈维华等青年同志。
+
+　　凡是对张进进行过批评或提出意见的干部，他则伺机加以打击报复。如党支书张苏文同志给他提过意见，向全总反映了他的情况，他寻找借口说张苏文反党、反领导，并纠合胡彬、王正山假借支部委员会名义，召开会议斗争了张苏文。团员史文珍说：“机关政治空气稀薄”，张进就强迫团支部开大会斗争她，并在会上说史在历史上曾有过偷东西的行为，进行压制。宋安如同志得罪了他，他就在工作中刁难报复。张进的亲信王正山，向全总反映了他的问题，他就施以压力，直到王正山向他作了检讨，承认幼稚无知，保证不仅现在“对你忠实，以后仍然如此”，才算完事。刘子久同志批评了他，他还发狠地说：“刘子久有什么了不起，别叫我抓住他的小辫子”。
+
+　　总之，张进对待组织是目无领导一意孤行，在机关中飞扬跋扈，妄自尊大，在干部中有拉有打，权术用心，言行极其恶劣。他经常吹嘘他如何了不起，建筑工会是经他“白手起家的”，把建筑工会看成是他的“独立王国”。他的这种毫无组织原则，恶霸流氓表现，不但给工作造成了很大损失，而且在群众中影响极坏，群愤甚大。
+
+　　(三)思想品质恶劣，行为流氓。
+
+　　(1)生活作风庸俗下流，经常调戏侮辱妇女。张进在好多女同志面前表现出一付流氓态度，常说些低级话来腐蚀青年思想，而且还动手动脚的。他拧人家的大腿，还无耻的“评论”；揭开女同志的毛巾被，说是要看看是否穿着衣服睡觉；在人家中打牌喝酒至深夜，就说：“我睡在这里吧，亲热亲热”。他曾把一个女同志叫到办公室教他跳交际舞。还在一个晚上，趁大家去看戏的机会，跑到一个女同志屋里说了很多下流话，并把人家从床上拖到地下，存心不良。直至对方大喊：“你干什么？你是主席吗？”他才走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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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胡作非为，一付流氓气派。一次张进坐汽车外出，有一骑自行车的挡了些路，张即在汽车上向人家脸上吐了一口痰。有一次他喝醉酒后，司机一时不顺他意，就大骂：“你这个臭司机，我开除你”。还有一次骂了全总的司机，经对方向他道歉，才算了事。诸如此类的事实不胜枚举。
+
+　　张进对他的儿子永利(16岁)也经常打骂虐待，逼得永利流浪街头，捡西瓜皮，偷白薯吃，给街道群众及派出所以很坏影响。
+
+　　张进的腐朽思想、流氓行为是由来已久的。为了粉饰自己的卑鄙言行，他曾经信口诬蔑说：“在抗战时期，男女都是住在一个坑上随便来。”他自己还吹嘘：“我过去嫖妓院不花钱，吃得开。有一次把一个人从妓院楼上踢下去我就走了，到现在还不知道他死活”。其思想的堕落，品质败坏可见一般。
+
+## 三、 在整风中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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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年1月间检查张进的问题以来，他一贯采取流氓态度，毫无诚意。斗争紧张时，他提出不参加会议，并把东西从办公室拿回家去，向党进行要胁。当张天民同志与他谈话时，他说：“从我身上啃也啃不出什么问题来”。对许多事实他都是抵赖、歪曲、狡辩。全总开三次党组扩大会议，他只去了一天，看到“风头不对”，就一直在家装病，不参加会议，也不到机关上班。三次党组扩大会议后，机关把他的流氓手段进一步揭穿，他又歪曲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把这场严肃的斗争，弄成无原则纠纷，把他一贯目无组织的错误，说成是什么张天民同志和他有成见；把他装病逃避斗争的无赖态度，说成是“因为‘停止’了他的工作，‘不让他’参加党组扩大会议。”所有这些，说明他在整风中仍然是耍流氓手段，而毫无承认错误、接受教育的表现。
+
+## 四、 结论与处理意见：
+
+　　张进很早就参加了党，党对他是信任的，但从张进的一系列恶劣表现看，他并没有得到改造。他的言行是反党的，而且品质极坏。他的极端的个人主义和严重的流氓行为，给党的事业造成了许多损失。在这次整风中，他本人对待错误的态度又非常恶劣，并无悔改诚意。我们认为他是辜负了党，完全丧失了做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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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纯洁党的组织，维护党纪，支部大会出席正式党员24人，除本人保留意见外，一致通过开除张进的党籍。同时建议撤销其一切职务，级别由9级降为1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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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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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7 @@
+# 李慎之：思想汇报（第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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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娴同志请转绿化生产队党支部并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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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党委会并国际部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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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将10月底以来一个多月的思想情况汇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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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多月来，自己觉得情绪上是稳定的、向上的。连续的体力劳动锻炼着自己的阶级意识，自己觉得，自从去年犯错误以来所常有的茫然若有所失的悲凉情怀正在消失，努力创造自己的新生的革命乐观主义正在成长。劳动不但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力量，而且正在加强自己的阶级意识。我现在对于劳动不但是比较习惯了，能够适应了，而目开始体会到劳动是一种乐趣，是一个人要正直地生活着就不可以没有的内容。去年此时，有一次同李炳泉同志谈话，他曾说，以后就好好做一个劳动者吧！我后来在思想汇报的时候，曾提到这句话，而且以为对自己还应当提出更高的要求，说，我不但要做一个劳动者，而且要做一个革命者，按照我那时的思想，自己一直是一个（脑力）劳动者，而且也一直是一个革命者，虽然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今后却还要革命，决不甘心就这么做一个“劳动、喫饭”的普通劳动者。事隔一年，经过实际的劳动生活，我的思想有了变化。我现在认为：要做一个革命者首先必须做好一个普通劳动者。劳动者不是一个“庸庸碌碌的普通人”，劳动者是创造者，他的心是最高贵的，他的手是最有力的。我现在并不为了追求做一个“革命者”而耻于做一个“普通劳动者”，相反，我现在甘愿做一个普通劳动者终一生，使自己的每一分力量都贡献给有益于社会的劳动，取得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就是我所应该期望的最大的褒奖。去年此时，我也是立志从事劳动，然而却有过去自小娇养，而今年岁已大，难于同小伙子们比长短的迟暮悲凉之感，今年此时，我觉得自己还只能算是一个年青人，并且以春秋尚富，身体健康，可以为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出力而感到欣慰。11月下旬展开的找矿运动给了我以很大的鼓舞，尤其是组织上要我参加这一工作以后。本来，我几十年来的兴趣都是在文史政治这一方面，凡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东西，我都以为自己再不会有什么联系的了。但是现在，我深深感到，只要党有需要，人民有需要，自己什么都应该做，也都能够做。首先，参加找矿工作使我感到光荣，因为自己也有了为今天全党全民的中心任务——1070万吨钢贡献一份力量。也许由于自己多年来一直是搞国际问题，我自以为很能理解1070万吨钢，对于我们的国家和整个世界意味着什么。两个月来，每逢休假回家，看到自己的孩子每一个都在拔钉子、拣铁丝，为钢找粮，心情是十分兴奋的，而现在自己居然也有机会参加，心情就格外兴奋，深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另外，几个月来全民炼钢，外行变内行的事实，以及我自己居然也能参加找矿的事实常常使我想起莫斯科苏军博物馆一句动人的格言：“伟大的精力是由伟大的需要产生的”。近一年来各种各样前未经历的劳动，一方面使我感到自己的无知与无能；另一方面也使我体会到一切学问和知识并不出于书本和专家，而是出于为伟大的任务所推动的千百万群众的实践。任务给人智慧，劳动使人聪明，在我们的社会里，党的领导就可以成为取得一切成就的动力。正是因为如此，在找矿工作中，虽然我也感到所有参加工作的人，都不具备起码的“知识”，能否开矿，如何开矿，每一个步骤上都会出现问题，然而总的说来，我对这样一个新鲜的事业，却始终充满了信心。我相信，无论会有什么样的困难，这个任务是会完成的，依靠群众是可以找到克服困难的办法的。如果说，我过去曾对党的一些重大政策以至根本理论，有所保留，有所“窃窃私议”，以致在去年鸣放期间竟致发展酿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的话，我自己觉得现在的心情正在转变，我相信凡党所提出的口号都是可以实现的，而这种信心本身又是实现党所规定的任务的一个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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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我在这一个时期内，自己觉得在政治思想改造方面的一些收获。但是检查起来，我在劳动生产各方面的表现仍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十三陵时期，我自以为能苦干而不能猛干，能死干而不能巧干（学不会技术），能坚持而不能跃进。这种想法已经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被证明为一种没出息的中游思想，实质上是下游思想。而现在，我却又觉得自己在劳动中的干劲和勇气常常不能保持恒久如一。往往有时热一些、有时冷一些。劳动效率也相应而有所上落。劳动中还有看别人看工作需要的想法，碰到工作要求不高，或者别人劳动较弱的时候，对自己的要求就会降低，而不是在主观上在任何情况下，都尽量挑最重的活做，以最紧张的速度劳动。这种情况自己也知道，因而有时在看到别人大干特干的时候，往往感到惭愧，然而终不能始终对自己保持严格的要求，这些都说明自己对劳动的认识还没有完全正确，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的决心还不十分大，在这方面还必须不断地进行严格的、持久的思想斗争，来克服自己的弱点，也希望组织与群众给我以更严格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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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找矿工作中，一方面是有信心、有决心的，但是同有些同志，以及个别犯错误的人比起来，我自己觉得信心还不够大，热情还不够高，因而发现问题不多，学习知识不快，脑袋里各种犹疑的心情还是不断发生，不是真正的勇往直前，全力以赴。这个时期，正是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大会举行的时候，拿他们的干劲与毅力与我对照，就深深感到自己还是差得很远。在绝对信任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敢想敢做，苦学苦练的精神，还是我今后应当努力培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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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月来，虽然情绪一般说来是稳定的、乐观的，但是也曾有过一度的苦闷。这主要是由于家庭问题，张贻的工作十分繁忙，精神十分疲惫，4个孩子在家里，管理的负担很重，特别是回老家十年以后又回到北京的大孩子，在学习上与性格上产生了若干问题，她感到无法应付。我自己是极喜欢孩子的，特别是大的女儿。我觉得她之所以有一些毛病，是由于我过去决定把她送回家里，长期受到旧式家庭坏习惯的影响与祖父母与姑姑叔叔过分的溺爱有关，因而对她怀有很深的负疚的心情，总觉得她的缺点是我的错误造成的，我应当对她负责。现在在家里只有我还能管得住她，我也应当特别对她关心。我以为她是一个天分极高、秉性善良的孩子，然而为聪明所误，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深惧她蹈我的覆辙。因此在几次回家，接连发现问题以后，一方面是想尽种种办法；一方面又终觉得一曝十寒，不能解决问题。在绿化任务结束，冬季生产未开展以前，在脑子里曾一度闪过，如果调我回社半年一定能把孩子管好的念头。这个念头确实只是一闪，尤其在冬季生产任务明确以后，自己的兴趣与思想已全部专注到采矿、炼铁这一方面来，但是它确也说明自己对自我劳动改造与孩子教育问题的比重并没有摆得端正。孩子的教育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它终究只是一个私人问题。它确也有社会问题的一面，但是那是学校社会会逐步予以解决的。我所从事的是绿化生产，是采矿炼钢，这是远为重要的国家的任务，私人的事情是不能与之相比的。列宁曾说，为了取得苏维埃国家的建设的资金，甚至要省下儿童教育的经费。为了革命，多少人曾经国而忘家，而我却还为这样的事情过多地苦闷，这是不应该的。我自去年以来，一再引以自励的忘我精神，看来还经不起多大的考验，我还必须提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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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思想作风方面，这一时期以来很有值得检查的方面，两个星期以前，第一小队的前任小队长唐理奎同志，对我提的意见是“似乎有翘尾巴的迹象，应当及时警惕，否则要走弯路”。果然，几天以后，庄重向我说起，与我同帐篷的右派分子对我有一些议论，认为我的“夸夸其谈”的恶习又有复活的趋势。这主要指的是在几次组织读报之后，我曾就人民日报上关于资产阶级法权和供给制问题的讨论发表了一些议论，十分自以为是地同别人进行了一些争论。我当时的态度据说曾给人以“好像比左派还左”的印象。此外据反映，我在劳动中也有指手画脚的现象，引起人的反感。我仔细回忆，自己觉得在有关问题上，自己还没有什么错误的意见，但是这些意见仍然十分值得自己重视。无论如何，即使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狂妄自大、自以为是、夸夸其谈总是不对的，何况，我现在还必须首先警惕自己的意见极可能是不正确的，甚至反动的。作为我犯错误的思想根源之一的个人主义，在我身上的表现形式就是狂妄自大，自以为是。去年批判以后，我自以为已经看到病根，决心革除了，而且在许多场合确也已有所收敛了，但是现在的表现却说明，只要空气适宜，我的老毛病随时可能复发，这就说明自己的毛病，只是有所压制而不是已经根除，这对我说来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扪心自省，我一年多以来是有种种体会，但是是否真正在心底里做到承认毛主席所说的“知识分子最无知”，感到自己“常如不足”而肯“虚己下人”呢？应当老老实实说，我还远没有做到这一点。在内心深处，我还常常感到自己这个见解也不错，那桩知识也不错，感到这个人这方面不行，那个人那方面不行。从这方面想，我的个人主义的根本改造实在是差得很远很远。而只要思想不改变，表现就逃不过别人的眼睛，这对我也是极大的教训。在11月29日的小队会上，同志们也觉得我的夸夸其谈、指手画脚的作风确还有所表现，这是对我敲起的及时警钟。我愿在今后努力自励，尽力做到今年2月我第一次去十三陵劳动时立下的誓言。不但学会劳动，而且学到劳动人民的朴素、踏实的精神面貌，否则不论在劳动方面有什么进步，在思想改造方面却并没有前进。
+
+　　今年8月写交心总结时，曾制订今后改造规划。其中很主要的一条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应当说，从去年批判时起到十三陵劳动时的将近一年间，我对理论学习还是抓得紧的，但是到居庸关以后却几乎完全停止了。起头是因为劳动时间长，确乎挤不出时间来，后来又归因于帐篷灯光不好，天冷无处看书。现在看来，这是很大的缺点，我们的时代是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时代，一切瞬息万变，不掌握理论就容易迷失方向，最近开始读了一下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觉得每读一段就有许多启发，大大有利于自己开阔眼界，看清将来，而在这中间，自己已得到的不但是理论知识，而且有改造的力量与勇气。两个多月的时间，不读理论，不做笔记，任其过去，实是很大的损失，现在离年终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决心按照改造规划，读一遍《论共产主义社会》，给向共产主义前进打下巩固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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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请党组织，根据我的思想汇报，而且更重要的是根据我在劳动生产中的实际表现，加强对我的监督，检查我是不是能够实现自己的保证，经常给我批评和指示，以加速我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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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居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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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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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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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8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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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慎之：思想汇报（第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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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毅同志转绿化生产队党支部并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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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党委并国际部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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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1958年过去了，年底以来，我就曾一再考虑应该如何总结一下这一年对自己的意义，自己的收获与自己尚待改造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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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的3个除夕，都是值得我终生不忘的，1956年的除夕，我是在旅行中在新德里度过的，当时正沉浸在修正主义的思想狂热中，还自以为是在“忧国忧党”，一晚上是以“杞人忧天”的心情同一些也有严重右倾思想的同志高谈阔论中度过的，当时毫不自觉到自己已经是在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1957年的除夕，自己的错误已经经过批判，初步地清醒了过来，我一个人在空落落的办公室里沉思了一个晚上，在痛苦悔恨之余，还有着“前途茫茫不知何以自处”的消沉情绪。1958年对我的生活来说是来了一个大变化，一年12个月，有7个月是在体力劳动中度过的。纵然自己过去的生活中，也曾经历过一些艰苦风险，但是却从未参加过任何生产性的体力劳动。只是在这一年，才在十三陵和居庸关体会到体力劳动的意义，无论如何，我感到自己是有收获的。去年年终，我曾给自己算一笔账“得乎失乎”，确认自己虽然犯了错误，受了处分，但仍然是大有所得，“失去的是错误，得到的是真理”。今年年终，再算一笔账，觉得自己仍然是有所得，失去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虚幻狂谬的思想，得到的是比较明确坚定的人生观。
+
+　　去年犯错误以后，我就曾表示愿望到劳动中来改造自己，当时正值干部下放形成高潮，报上登载有许多谈下放体会的文章，其中所谈的体会，我觉得都是我所需要的。今年11月，我已经经过了半年多的体力劳动了。在第一批的第一小队小队长唐理奎同志回社的前夕，我们曾作了一次谈话，我们两人都同意体力劳动对自己的好处是很难表达的，别人所说的都是事实，而只有自己亲身参加体力劳动，才能体会到实际的意义。对我说来，经过这劳动的一年，去年此时所曾有过的渺茫悲观的思想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自己觉得自己已经能够安于一辈子做一个普通劳动者，只要党有需要，人民有需要，我愿意到任何地方去做任何工作，而且愿意做他一辈子。参加革命多年以来，过去自己觉得自己未尝有什么严重的个人打算，从来也没有争过名誉地位，而总是得到党的信任与重用，因此自己以为差不多，然而殊不知自己向往于“专家”、“学者”、“天才”、“大师”的思想却从来没有受过否定，觉得一个人就应该是“如何如何”，而这却正是我犯错误的一个根源，现在我觉得，生活就应当像我目前这样而不是像我所曾经追求的那样。做一个普通劳动者是最光荣的，最高贵的，而作狂妄的追求的“真诚而愚蠢的”知识分子却如列宁所说，是“真正是毒物”。伟大的理想总是要靠平凡的劳动来完成的，因此共产主义总是具体的，不能亲手以平凡的劳动创造人民的新生活的人是没有资格谈“真理”、“理想”与“共产主义”的。我自己觉得，我现在对于一切工作可以完全“安心”，对党的命令可以完全服从，这种精神境界是我过去所没有的，是这一年来的体力劳动赐予我的。我愿意继续在体力劳动中改造和锻炼自己的人生观，去掉一切虚幻消极的情绪，而做到能够永远坚定明确、乐观地向前迈进。
+
+　　总的来说，是有这样的收获，但是细细反省起来，我的思想与我的表现，离开党所要求于我者还远，离开我自己初去十三陵时所立下的愿望还远。我固然愿意做一个普通劳动者，但是在日常的劳动与生活中，还远没有做到以一个普通劳动者那样踏实苦干，谦虚朴素的面貌出现。在疲劳的时候，劳动马马虎虎的情况是有的。在有些时候，拼一家伙，卖弄一下的情况也是有的，而尤其经常的，是知识分子那种夸夸其谈、自以为是的作风，还严重地、大量地存在。深夜反省，想起别的同志，特别是工农同志那种朴素动人的表现，再对照一下自己那种浮躁的作风，觉得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改造成为自己所理想的那样的人，具有那样真正可敬可爱的精神面貌，想着想着都会发急，但是在以后的实践中，改进还是不多。我知道这中间还是存在着在具体问题上，不肯真谦虚而是仍然自高自大的思想有关。我愿把这一次任务定为1959年自我改造的主要目标来完成，我愿望自己在1959年年终结账的时候，在这个方面能真正地有所得。
+
+　　值得提起的是12月下旬，在公路边抬大石头的时候，我们那一个抬石组走着走着与吴普同志领导的抬石组走到一起了。他们正在抬在当时看来是最大的一块石头，我与姚昌淦一方面前去帮助、一方面却指手画脚发表了意见，认为这块石头抬不起来，即使抬起来也太费劲，不划算，不如找石匠来打碎再取。当时，吴普同志就提出不能太依赖石匠的批评，我们也就不再言语，终于一起把那块石头抬了出来。事后，吴普同志曾经向姚昌淦提出批评，认为在大家协力搞一件工作的时候，提出这样的不同意见会分散大家的注意力，妨碍任务的完成。这个意见后来由姚昌淦转告给我。检查起来，我当时的言论确实是一个错误，确实是起到吴普同志所指出的那种不好效果，而事实证明吴普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第一，石头终于起出来了，并不如我所设想的那样困难；第二，石匠能来帮助的时间很少，后来许多石头也都是自力更生取出来的。这个事实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教训，因为它证明了我还远远没有取得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思想情感，（1）不是十分谦虚，而是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对情况判断正确，因而才发表那一通言论，殊不知恰恰是错了。（2）不是经常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劳动融合到集体的劳动中去，而是还是指手画脚，有所自得不是随时都只有一个思想，同大家一起克服困难。就这两点来说，我深感自己的改造还差得很远。我常常感到有些知识分子本来不会劳动，因此一提到劳动就谦虚得不得了，但是只要稍稍干了几下，就又觉得自己很懂行，意见比一个老劳动者还多，这些地方正是暴露了知识分子的危险的浮夸的劣根性。而我自己就也有这种情况，这是值得我十分警惕的。
+
+　　在1958年快终了的时候，中央发布了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是一个具有伟大的理论价值与实际价值的文件。虽然文件中批判了那种对实现共产主义急于求成的情绪，然而却是更深刻地阐明了中国的、也是一般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我在12月份刚读了一遍《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深深感到中央的这个文件对马克思主义的导师们所提出伟大理想有了许多新的、具体的、来自实践的补充与发挥。这个文件本身就是党中央所提出的冲天干劲与科学分析相结合的范例。他不是使人感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比某些人想的要晩几年，而是使人感到，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更明确更具体，因而也就是更迅速了。在读完这篇文件的晚上，我曾对其中谈到的若干问题想了很久，其中有一个感想是，这一年来，对政治的关心是比过去差了，虽然自己还是尽可能仔细地读每天的报纸，对一般的情况保持相当的了解，但是对一些重大的理论原则问题，却只是各方面的论点都看看，而没有进行深入的思索。一年以前，我曾有这样的想法：今后就是劳动，但过去好钻研问题，好作玄言妙道的习惯应该早早割除为好，否则旧思想未得到完全清除，旧立场未得到完全改造，很容易又迷失方向，再犯错误。后来，果然也就不去思考研究一些报纸上争论的重大理论问题。现在看来这种倾向是危险的，我已经由左派沦落为右派了，今后要想使自己不再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历史，就必须密切地关心政治，学习中央作出的范例，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地平线上出现的一切新事物，否则随时又可能落后于形势而犯错误。去年的严厉批判是给了我震动，但是我还只懂得了“不破不立”的道理，今后还必须懂得“不立不破”的道理。不是不断地吸收新鲜的思想，旧的根子也是很难完全清除的。这一个月，我读了一遍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觉得大开了眼界，觉得从今年3月参加劳动以来对理论政治学习已放松了，中央决议更加重了我的这种感觉。现在，在居庸关劳动，新居落成，电灯通明，条件已大有改善，我应当设法充分利用晚上的时间，好好地学习政治理论，并且认真地思考一些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公民，作为一个还有志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而献身的人所必须不断关心的问题，只有力争上游，才能不落下游，在劳动上是如此，在工作上是如此，在政治思想的改造与提高上更应该是如此。
+
+　　从12月底以来，有一个问题日益成为我心头的一个疙瘩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很好地解决，我在这里提出，请求组织上帮助。
+
+　　我有一个大女儿，今年10岁，在小学4年级，过去6年一直在无锡老家由祖父母抚养，在老人的过分溺爱下，又由于一些我到现在还没有了解的原因，从3年级起，由一个优秀生变为一个不做作业，好逃学的学生。在情况发展比较严重以后，祖父母由于年纪太大（均过七十，且均有残疾），无法管教，而在1958年8月送来北京，初来一个月一切很好，但在我到居庸关以后，老毛病就渐渐发作，在11月份，我回家时，我的爱人张贻同志，就一再告诉我她的这种情况，而且感到自己事情忙，精神差，无法管，因此，我每次回家几乎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用在检查她的功课和向她进行教育上，无如，每次只能好一二天，到12月份，情况发展大大严重，三天里几乎有一天要逃学，而且家里连我都找不到她，张贻同志搞到焦头烂额束手无策。自从我犯错误的一年半以来，在家务事方面，张贻同志一向实行“一切保证我改造”的政策，任劳任怨，诸事不叫我增加思想负担，但是这一次竟使她感到毫无办法，以至于曾向党提出是否可以把我调回社炼钢，这次年假回城，我把5天的时间，除了炼钢以外全部化在教育孩子身上，而孩子也果然就老实上劲起来，但是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这种现象远不是巩固，暂时的成绩只是我在家里严加管教的结果，这个孩子为什么要逃学，她的思想情况，她的内心世界，我还来不及了解，也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将来是否能改过，还没有可靠的保证。应当说，这一年来，我参加各次劳动，都不但有迫切的要求，也还有强烈的热忱，但是现在却感到有一些放心不下，有一些牵肠挂肚，在11月份的小队会上，我曾谈到了这样的思想情况，经过伍昌娴同志的分析帮助，自己觉得是想通了，而且把自己考虑的结果写在书面汇报中，在以后近一个月的劳动中，基本上没有感到很大的负担，但是在我了解到最近的发展以后，心里就常有痛苦，自己一方面感到劳动改造是自己迫切需要的，居庸关山区，我已干了好几个月，可以说是少数在这里时间最长的人之一，这个地方是我热爱的，我希望在这里劳动下去，看到自己流汗播下的种子开花结果。同时党与国家的任务是至高无上，个人的私事是无可比较的，但是另一方面，觉得教育好一个孩子，也是做父母的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这个孩子正处在将近发育开知识的时候，如果有所疏忽，走上歧途，那就是误了她一辈子，也是一种社会损失。同时我相信这个孩子，秉性善良，天赋甚高，她的缺点是我在6年以前把她送回到一个一味溺爱的旧家庭中造成的，我对她有很深的负疚负罪之感。又觉得如果现在能花上心力，把她纠正过来，为时决不会晚，而且完全可以成功，长此以住，危险越来越大，自从交心学习以后，我半年来的心情一直是平静的，但是近来一想到大女儿的情况却常常使我不知如何是好，晚上竟至不能成眠，有时并已影响劳动。这个问题目前是我一个具体的难以解决的矛盾，在实际上想不出解决的办法（因为我爱人已表示，她在这问题上没有办法，也没有信心，只有我回家，孩子才会听话），在思想上也想不出应当如何对待才是完全正确的。我曾几次想写信给新华社党委和石驸马小学党团支部，请组织来协助教好一个“问题儿童”，但是又总想先尽自己做父亲的责任，看一看能否自己解决问题，矛盾很难去除，我特在这里提出，希望组织上给我帮助，解除我思想上的痛苦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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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居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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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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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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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84.txt
@@ -0,0 +1,45 @@
+# 中共济南市委关于右派分子王路宾主要错误事实的报告
+
+　　<(王路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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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王路宾原任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第一书记。山东省第一届党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中央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批准，将王路宾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消一切职务，工资待遇降低四级。
+
+　　根据省委指示，市委在今年六年间召开扩大会议进行整风补课，对反党分子、前市委第一书记王路宾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揭发和批判。王路宾的主要错误事实是：
+
+　　（(一)积极支持和维护向明进行反党活动。在向明时期，王路宾积极维护向明的领导，忠实的执行向明的指示。如在一九五四年向明主持的山东统购统销工作中死了一些人，公安厅据实向中央公安部写报告，并经当时分管政法工作的分局委员、副省长李士英同志审阅签发，而王路宾却认为“报告与向明指示不符”硬压住不发。王路宾积极参加向明所发动的错误的反分散斗争，排斥打击党的好同志。在平时，王路宾经常为向明吹嘘，说：“向明执行中央的政策路线是忠实的，以向明为首的领导核心是正常的。”“向明能力强，领导高明。”“是党内的后起之秀”。称向明主持的一九五三年五月分局扩大会议“在山东史上有历史意义，是继大鲁南会议(少奇同志主持)后的又一次胜利，证明山东党已经成熟”等等。对这些问题在清算向明错误中，王路宾非但未能认真检讨自己，相反的却对清算向明错误不满，说：“向明有错误，其他人也有错误”。对于中央和省委关于清算向明错误影响的指示有抵触，在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公然为向明辩护，攻击省委“好象成绩是反向明得来的，”“不要拿向明当挡箭牌”等。在传达省党代大会决议精神时又说：“党内生活不正常”，“肃清向明错误斗争原则界限不清。”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省委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右派分子苗丰羽攻击省委，“向明时期运动就死人，有片面性，现在社会主义大辩论又死了好多人，同样存在片面性。”王路宾却喜形于色表示同意。）
+
+　　(二)大搞地方主义，反对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
+
+　　1、从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出发，王路宾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反对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早在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他就是山东反“冒进”逆流的代言人，他曾同右派分子王卓如等在农业增产和合作化问题上攻击过省委“急躁冒进”。对济南郊区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他不同意，在郊区区委一次干部会议上强调“初级社也能增产”。在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王路宾同情和支持当时反“冒进”的台风，认为“精神还是好的”，要省委接受下来“本着这个精神再修改工作报告”，甚至还狂妄地说：“根据市的经验，听听就清醒了”。在传达省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时，王路宾又强调提出了省委“在农业生产上主要存在着急躁冒进，盲目增定增产计划给工作造成了不少损失。”“工业生产追求数量以及改造中的缺点，都与省委的指导思想有直接关系”等。从反“冒进”的指导思想出发，王路宾擅自否定了济南市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精神所制定的、并经市党代大会和人代大会讨论通过的全市各项建设事业长远规划，说：“过去是头脑发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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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七年二月抢先于省委召开市委扩大会议传达主席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指示，还说：“省委的会议提前了，我们不得不提前。”在会上对反对社会主义的两股台风说成是：“一般思想认识问题”，强调“全面分析，正面教育”，“不能用整风的办法对待”。“存有极端民主也不要过分强调。”这次会议精神在原则上与中央和省委指示完全对立，还自认为“主题明确”“发扬民主比历次会议都充分。”
+
+　　当省委在三月份召开县书会议传达中央和主席关于反击两股台风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时，王路宾又强调“思想问题在市委二月会议上摆过了”：“经过市委扩大会议这方面的认识已有了基础”，而引导济南出席会议的干部着重讨论增产节约问题。在布置如何传达省委三月县书会议精神时，仍强调“结合三月会议传达二月会议”根本未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
+　　对执行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政策上，王路宾片面强调团结，不要思想改造，在讨论提拔干部的会议上说：“党外干部也不比党内差”，在政协会议上又说：“党对知识分子也是看他的缺点多，忽视了他们整个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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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路宾还反对党的群众路线，一九五七年中央和省委指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组织劳动竞赛及在政法工作方面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他力主不搞群众运动，说：“在企业不能搞群众运动”。“不要用运动解决问题，运动容易带来付作用”。“搞运动经常就没有了，一突击就过火”等等。
+
+　　2、对抗和拒不执行中央、省委的指示，自己标新立异另搞一套，王路宾很强调“在工作中要全面分析，不要刮台风，不管是上边来的，还是下边来的，要有主见，不要随风倒，要经得起冲击，应该坚持的一定要坚持。”一九五六年中央和省委指示要在企业中清除一长制，贯彻企业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王路宾认为“一长制在济南未正式形成”，布置“不要进行思想批判，以免影响行政干部的积极性。”对济南搬运工人闹事问题的处理，省委指示按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处理，王路宾则表现了强烈的压服情绪，并布置在全市职工中“派代表团、写抗议书”，“要在全市人民中成为一种气氛，卑视这种行为。”1957年整风开始，中央指示要大鸣大放大字报，而王路宾布置对大鸣大放大字报“不提倡也不制止”，并规定“属于集体决定的问题，以及肃反等方面的问题不鸣放。”整风开始在步骤上，中央和省委指示先搞大型企业，在中等学校先试点，王路宾则布置在大中小企业和中等学校一齐铺开，发动中学生进行鸣放。对中央“整风生产两不误”的指示，王路宾公然在干部大会上说：“整风生产两不误是对立的东西，提它有付作用。”在列席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时。谭震林同志指出：“山东有人搞地方主义，企图赶走舒、谭”，舒同同志并要王路宾回山东作传达，王不但当时说：“山东没有地方主义”，并且回省委也未认真作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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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路宾对上级业务部门的许多指示，如粮食定量供应，划区医疗等均拒不执行。还说：“对这些问题要有抗的精神。”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之后说：“今后主要应服从块块，对上级业务部门的意见可以不执行。”
+
+　　王路宾还在一些重大的组织原则问题上自作主张，与中央、省委相对抗。他在评定工资等级时规定要将济南市领导下的区级划为地、专一级(省委规定为县级)。市委会的选举名额未经请示省委自行主张扩大了十余名。王路宾对市委书记处集体办公很不感兴趣，而要书记处书记、市长及各区区委书记多与他个人单边联系，其目的是为了大权独揽，大搞地方主义，搞独立王国。
+
+　　3、对正确执行中央方针路线的省委极力进行攻击，诬蔑，企图搞垮省委赶走省委领导同志。早在清算向明错误新省委刚一成立，王路宾就极为反感，说：“新省委对我不了解，平原和华北局的负责人对我了解。”并对秘书说：“投的工作环境很不好”，“我还要斗。”从这种极端的“不满”出发，王路宾一方面到处散布流言蜚语，对省委进行攻击，诬蔑省委“老是在稳字上作文章”；“省委劲头不足，工作布置太晚”，“书记处和常委的关系有问题”；另一方面王路宾又公然与省委分庭抗礼、比高低，唱对台戏。他在各种场合下极力宣扬自己，宣传济南如何先进，在省委开会后，回市委他很少系统的传达省委指示，而是把省委的指示当成自己的意见来蒙蔽组织，如省委指示要市委认真进行整风补课，王路宾则对市委传达说：“省委对济南的工作是满意的，没有什么重大问题，主要是些思想作风问题。”他还常常夸耀自己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如何敢说，有独立见解等等来抬高自己。对许多重要工作，王路宾都是抢在省委头里向下传达布置，如对省委关于企业领导制度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指示，强调“市的布置和省的布置精神是一致的”，“省的布置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不必再专作传达部署了。”一九五七年五月王路宾参加了一次中央召集关于整风反右的重要会议，回来后他先在市委作了传达，而后才向省委作传达回报。
+
+　　省委对王路宾的错误指出批评后，王路宾更加“不满”，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对省委进行攻击。一九五六年省委对济南郊区合作化中的问题提出了正确的批评通报，王路宾念念不忘，在省委开会，多次提出这个问题，说省委的批评是“泼冷水”，是“促退”，“有点三堂会审的样子”。他在省委扩大会议上批评和攻击省委的集体领导“书记处驾于常委之上”，并扬言向省委“放了一炮”。在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他又攻击省委“缺乏自我批评，会议发扬民主不够充分”，说省委“看成绩多了一些”。一九五七年三月在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济南小组发言对抗中央和省委指示，省委提出批评后，王路宾却认为是“小题大作”，“方式太紧张”等等，事后又蒙蔽常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进行假检讨，还说：“省委对我有误会”，“不知为什么省委老是拿我当反对派”。
+
+　　王路宾还与右派分子、原副省长王卓如、袁子扬等人一起散布对省委的不满，制造流言蜚语，对省委进行破坏活动。他们经常在一起议论省委负责同志，挑拨省委负责同志之间的关系。为了不致暴露他们的问题，袁子扬曾几次写信给王路宾说：“有人反映你维护向明”，并要王路宾“注意”，王路宾还曾与赵健民同志在一起密谈、议论过所谓省委负责同志“不团结”的问题。并极力的迎合与支持赵健民同志的地方主义情绪，在1956年第九次省委扩大会议上强调“省人委要与省委分开”，说：“赵健民同志是省长，不住到省府不能单独进行工作是不行的”。王路宾还在省四级干部会议上，袒护和支持反党分子前惠民地委代理第一书记李峰，说李峰反党反中央的言论“还是值得考虑的”，要大家对李峰批判“不要太尖锐了”，并与王卓如一起背着省委动员出席会议的干部选举李峰、王月村参加大会主席团，违背省委对大会的领导意图。
+
+　　(三)散布修正主义观点，并与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进攻。
+
+　　王路宾借“思想解放”和“独立思考”的幌子，到处散布修正主义，为其反党活动开辟思想阵地。首先是从各方面极力设法歪曲党的原则，削弱乃至取消党的领导，他强调“要树立政府的领导”，“工、青、妇也可以说在政府领导下，作政府的助手”。甚至对民主人士说“党政是配合关系”，“中共不要以领导自居，中共支部和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也是配合关系”，“先党内后党外今后要改变”，并在政协会上说党的“政治报告是形式主义”等等。王路宾对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员会很为赞扬，在讨论中央关于调查工人阶级问题指示的试点工作中，他主张民主选举厂长。同时王路宾还极力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在市政协会上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阶级矛盾已经基本消灭”，并在传达二中全会精神时说“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民主化的问题。”在市委直属机关党员大会上说：“反右斗争也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大家对右派分子在批判上“不能对人，而只是对其右派言行”，“有右派言论的人，不要消极，也要辩论”并说：“可以循环不已的斗争”，“进行反批评，反反批评”，“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也有言论自由”等等。此外，王路宾还在政协会议上借动员整风鸣放，对党进行攻击。甚至歪曲说“过去粗风暴雨不仅在党外，党内也很厉害，一九四三年在延安整风我也被审查过”。他把公私共事和知识分子改造中的问题，说成是“党的领导要负主要责任”，“是由于我们严重脱离群众、清规戒律所致”，“政法部门与群众有沟有墙”，因此他一再号召“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大家一起来拆墙填沟，真正做到“亲密无间”，而对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言论，说成是“对我们帮助很大，使我们吃了一付清凉剂”，认为这是“监督”的必要性。甚至当历史特务、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吴介夫骂我们“素餐尸位”、并要共产党“清党”时，王路宾也不气愤，反说“批评的很尖锐，要虚心接受批评意见”。
+
+　　王路宾还在一系列的问题上敌我不分，与极右分子李士钊、竹山、姜子修等人来往密切。李士钊原为省人委参事，在大鸣大放中恶毒向党进攻，把共产党员分为“三八式”与“胜利号”，污蔑积极分子和进步人士是“制造沟和墙的能手”，攻击“肃反运动是杀人不见血”等等。这篇“发言稿”是经过王路宾看过的，王既没有批判李的错误，相反的还为李出主意说“发言可以，但要注意分寸”，直到李士钊被划为右派分子进行斗争后，王路宾还三次接见与他谈话。极右分子竹山在大鸣大放期间找王谈话，王不但不拒绝，反而热情相待，在谈话中，王从自己在延安整风时受审查的历史，暗示竹山要继续坚持反动立场。对竹山在三反中的处理问题，则要市人委付市长向竹山道歉。并交待“如果解决不了再来找我”。当竹山把以他为首的反党集团所写的反动文章“争鸣一个无人争鸣的问题——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错误理论在我国的影响”大意告诉了王路宾时，王对这篇恶毒攻击伟大镇反、三反运动的反动文章没有回击，反说“可以研究，可以鸣”。极右分子姜子修与王路宾也很密切，在姜被斗争以后，王路宾还三次接见、安慰他，并对姜许愿说“以后没大事作也有小事作”。对历史反革命分子沙延祥，王路宾曾五次写信给公安局为沙提前恢复公民权和安排职业。
+
+　　(四)拉拢宗派，培植私人势力，进行非组织活动。除上述在省级机关所进行的宗派反党活动外，王路宾在市里还与右派分子、前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毅等人勾结在一起，培植私人势力，进行非组织活动。在一九五六年第一次省党代表大会上，王路宾即与张毅共谋修改了市委原准备的发言材料，全面的向省委进行了攻击，一九五七年省四级干部会议上，王路宾又组织张毅“等省委负责同志到会后再发言”，结果张毅发言，并带领济南出席会议的整个小组百般挑剔舒同同志的传达报告，刮起了台风，反对省委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反击两股台风的指示。为了制造反党“资本”，王路宾还与右派分子张毅等人到处制造流言蜚语，互相吹捧。王路宾说张毅“年轻有为，有独立见解”，张毅对王路宾更感恩戴德极力吹捧说“王路宾水平高，对问题看的远，我们不行”，“王路宾来济南注意抓先进，工作有生气了”“王路宾口快心直，开门见山，很好接近，和王路宾一起工作心情舒畅，不怕跟着他犯错误”等等。
+
+　　根据以上事实，足以证明王路宾的错误不是一般性的错误，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继承了向明大搞地方主义独立王国，阴谋实现个人主义野心的反党本质，以其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对抗党的方针路线和指示，任意歪曲和修正党的原则，以攻其一点尽量扩大和背后活动的手法，肆意攻击和污蔑省委直至中央，他不仅在党内拉拢宗派，而且发展到同党外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进行攻击，进行反党活动。因此，王路宾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党分子，是一个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他的反党错误是十分严重的，对党的事业所造成的危害也是很大的，同时，在检讨过程中态度极不老实，在大量事实面前进行抵赖，因此市委意见将王路宾划为右派分子。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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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85.txt
@@ -0,0 +1,23 @@
+# 中共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厅支部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韩林党籍的决定
+
+　　<(韩林)>
+
+　　韩林，女，现年三十八岁，山西省平定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同年加入共产党，现任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成员、省党代表大会代表、省直总党委监察委员会委员、省妇联常委委员。
+
+## 一、主要反动言行
+
+　　(一) 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互相呼应，攻击无产阶级专致和党的各项重大政策。当右派分子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发表后，韩林就积极响应。她曾在省妇联代表会议上说：“储安平说国务院十二个副总理没有民主人士，我们妇联是统战组织，更应该有民主人士当主席。”当时即有人反驳她的这种谬论，但她仍然坚持。最近检查时，说她当时认为，没有民主人士就是“宗派主义”，实际上就是“党天下”。对社会镇反，她说：“一九五五年敌情并不严重，错案比例很大，是否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敌我矛盾处理了？”对机关肃反，她说：“你们说机关肃反成绩是主要的，为什么斗了四个，就错了三个，只抓住一个？”否定镇反、肃反的必要性，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向党进攻。此外，她对党的统购统销政策、赎买政策、下放干部政策，也均进行了攻击。
+
+　　(二) 包庇纵容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她的弟弟韩彬，是一个汉奸，曾到日本受过训，日本投降后又到了国民党军队里，一九四九年从绥远跑到长治找她，她介绍韩彬投考长治工业学校(未往)，太原解放后，她又把韩彬介绍来太原山西公学，毕业后混入太原市公安局(不久逃跑，现在石家庄邮电局工作)。韩林对她弟弟的这些政治情况一直未向组织交代。反革命分子，一贯道点传师张改凤，在一九五零年镇反运动中，改名换姓潜逃来太原隐藏在韩林家当保姆达五年之久，一九五二年省妇联黎颕同志发现自己用的保姆是一贯道徒时(与韩林保姆张改凤是同乡，并有来往关系)，曾向韩林建议对张改凤进行审查，但她毫不理睬，并且还给张犯的儿子(系一贯道徒)介绍了工作。一九五五年镇反运动中，张犯被揭露之后，她仍设法对张犯进行袒护，她竟亲自领张犯到公安机关进行所谓“坦白登记”。张犯被交回原籍太谷处理时，还让张犯带走她的一个孩子，并先后给张犯所在村的干部写信三次，以省法院的名义给太谷公安局写信一次，表示对张犯生活的关心和负责，起到减轻张犯罪责的作用(只判管制三年)。张犯被管制后，还来过韩林家四次，领导发觉后对她提出批评时，她还对抗说：“这是人情”。曾先后赠送张犯人民币七十余元，同时又伸手向国家要求救济七十元。更恶劣的是，韩林把张犯被管制，说是打乱了她的家庭，使她不能安心工作和学习，对党和政府抱了极大不满。她的另一个保姆柳淑贞(坏分子)，曾进行偷盗、流氓、投机倒把、挑拨是非等违法活动，在全民整风中干部家属及群众对她揭发出很多问题，大家公认柳淑贞是坏分子，而韩林不相信党和群众，并对领导街道整风的干部说：“群众揭发的问题不确实，某家属对柳提意见是报复，柳淑贞是有缺点错误的好人，不是坏分子。”对柳进行包庇袒护。公安机关确定柳淑贞为坏分子带去集训后，韩林曾因此气得病在床上。反右派斗争中，机关右派分子吴辅国态度蛮横，不低头认罪。由于韩林和吴辅国在发表右派言论上有共同之处，她不是支持群众向右派斗争，反而指责大家：“斗争过火”。并且还说什么：“吴辅国在肃反中被错斗还能没有些情绪，不然把你们斗争一下，看你们有没有情绪”。阻挠反右派斗争。由于她站的是敌人的立场，在处理案件上曾为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开脱罪责。如对罪行极为严重，非杀不可的现行反革命犯晋全铭，改为无期徒刑。对诈骗国家公款三千三百元巨额而又无理取闹的罪犯左斌，竟以民事债务纠纷，改判释放。
+
+　　(三) 抗拒和反对党的领导。韩林不仅在各项政策上反对党的领导，而且对省委和省政法党组的领导也是很不尊重的，并且有过抗拒和反对的行为。如省委指示检察院、法院、司法厅三个机关合灶，她采取了抵抗的态度。肃反期间，她是机关五人小组成员，省委通知开会，她抗拒不去。黄石山同志由省委开会回来，要开会进行传达，派人两次去叫，她不来，第三次叫来之后，在会上大哭大闹，使会议无法进行。黄石山同志对她提出严格批评后，她不但不接受，反而还诬赖说：“党对我不信任”。对政法党组的决定，她可以任意不执行。如贺振国与周治田争执小孩案，在政法党组作出处理决定之后，她不但不执行，反而一味偏袒贺振国，助长贺振国、崔文芳夫妇无理取闹。
+
+　　此外，她还在干部中经常散布流言蜚语，攻击领导，破坏团结，其情节也是非常恶劣的。
+
+## 二、斗争中的态度
+
+　　韩林对其以上罪恶事实，长期以来不主动向党交代，领导指出以后，才进行检查。在检查中间，开始检查不深刻，避重就轻。在斗争深入，经大家多次批判斗争后，虽然初步低头认罪，承认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问题，但内心仍幻想按内部问题处理，因此，在宣布她为右派分子以后，曾一度公开向领导及群众对抗，态度极为蛮横。领导为了帮助她认识错误，叫她谈话，她竟对抗说：“你们是共产党员，我是右派，没有什么可谈，该杀就杀，该关就关，要枪毙就枪毙，浪费一粒子弹，有话现在不说，可能得了神精病再说，或者带进棺材里也不说……”并说：“我还要绣上‘右派分子韩林’六个大字带在身上，我还觉的很光荣”等等。后在大会上作第五次检查时，同志们批判她检查不深刻，她又对抗说：“嫌我检查的不好，我就收回来。”但不久又有悔悟，承认了错误，表示愿意检查。最后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作了比较诚恳的检查，认识了罪恶。
+
+　　根据她的以上错误事实，充分证明韩林已堕落成为党内的右派分子。为纯洁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经支部大会讨论决定，开除右派分子韩林的党籍。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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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386.txt
@@ -0,0 +1,21 @@
+# 中共辽宁省妇联支部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立党籍的决定
+
+　　<(李立)>
+
+　　李立，女，三十四岁，山东莱阳县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一九三八年入党。历任区委书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辽东省妇联主任，东北妇联秘书长。反右派斗争前任辽宁省妇联第一副主任。
+
+　　李立积极参加了张烈反党的活动。以省妇联为阵地，勾结反党分子林镜清，施展各种阴谋手段，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宗派活动。她反党活动的主要事实是：
+
+　　一、自始至终积极地参加了以张烈为首的反党宗派活动，是张烈反党集团中的骨干分子。李立参加了八月十九日晚张烈召开的反党集团的秘密会议，当省工会副主席傅承铭同志到她家时，李拼命阻拦，使参加这次秘密会议的人得以跳楼逃走。事后，李立又到徐忠岳家，嘱徐不要说出秘密会议的内容。在张烈草拟向省委进攻的发言稿时，李为张烈出谋划策，指点他如何谈起。张烈写检讨时，李要张注意分寸。当张烈私自修改过去在各种会议上的发言记录时，李动员记录人不要暴露。李立还亲自出马给张烈反党集团分子布置任务。
+
+　　二、李立在并省时，不满省委对她的职务的安排，拉拢反党分子林镜清，打击李紫辉和李田同志，企图将她们挤走，以达取而代之的目的。李立为骗取全国妇联的信任，利用张烈分工领导妇女工作的身份，张烈到全国妇联造谣说：辽宁省妇联其他主任均不能担当工作职责，只靠李立一人支持工作。以后乘李紫辉同志休假之际，张烈支持李立、林镜清，不经党组研究，私自决定检查工作，煽动群众向领导提意见，以打击李田、李紫辉同志。张烈在省工会干部大会上污蔑省妇联工作贪多贪大，计划像纲领，工作是蜻蜓点水，干部下乡是散兵无线，有兵无将等。以此来破坏李紫辉同志的威信，抬高李立的身价。李立，林镜清还企图给李紫辉同志扣不执行省委决议的帽子，并从各方面打击、丑化李紫辉同志。李、林互相吹捧，李宣扬机关工作离了林镜清谁也作不好，林则宣扬李立稳重、老练、朴素、能干，那一点也不弱、于李紫辉主任。李立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重大问题都背着其他主任，先和林镜清商量好，再拿到会上讨论。有的问题不经党组讨论，擅自作主。当李紫辉同志不在时，李立就操纵党组，以宗派观对待与她的意见不同的人。李立飞扬跋扈、横行霸道、任意破坏党的纪律，抵制省委和全国妇联的指示，背着李紫辉同志，决定将她和林镜清的工资级别提高，省委没有批准，她们就大发脾气。李、林在干部中极力搞宗派活动，喜欢奉承，厌恶批评，拉拉扯扯，作风极不正派，对坚持原则不同意她们意见的同志，一律加以打击、排斥。
+
+　　三、极力歪曲党的妇运方针。李立污蔑妇女工作可有可无，不作也塌不了天，妇女工作没有历史，没有前途等，涣散了妇女干部的事业心。李立在妇女工作中还贩卖张烈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思想。把贯彻党的政策和走群众路线对立起来，说：光强调国家政策，就要脱离群众。
+
+　　四、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包庇反革命分子，散布各种荒谬言论。她否认肃反运动的成绩，说：“省妇联机关没有搞出个反革命，有啥成绩。”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大肆宣扬闹事声势，制造紧张空气，说：“群众闹事找党员时，党员应带头参加。”反右派斗争开始时，李散布说：“省妇联机关没有右派”，极力包庇右派分子王欣明。张烈和李立还千方百计地包庇反革命分子，恶霸地主李双林，吹嘘李双林的技术如何高明，为李出谋划策，污蔑工会党组违反中医政策。
+
+　　党组织为了挽救李立，一年来一直是耐心教育和帮助她，但是她一直以极顽固的态度对抗组织，不作彻底交代和检查。直到这次会议开始，还企图蒙混过去，后经过与会同志揭发、批判，反复交代政策和耐心帮助，才交代了反党罪恶活动。
+
+　　根据以上事实，支部大会认为：李立已完全背叛了党、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为张烈反党集团中的骨干分子、右派分子、政治野心家。因此，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建议撤消其一切行政职务，生活待遇由十一级降为十五级，参加劳动，进行改造。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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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87.txt
@@ -0,0 +1,35 @@
+# 中共民族事务委员会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极右分子翟宜地党籍的决定
+
+　　<(翟宜地)>
+
+　　翟宜地，男，维吾尔族，现年四十一岁，新疆吐鲁番县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反动官僚，一九四七年参加工作，一九五一年入党。历史上曾任过：小学校长、翻译、伪副县长等职。参加革命后任过县长、新疆分局干部学校副校长，现任民族出版社副社长、党总支委员。
+
+　　翟宜地在一九五一年，隐瞒了他在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一年，担任警察局密探(系盛世才在新疆执行六大政策的时代)和一九四二年加入国民党，担任区分部书记的反动历史，混入党内。这些历史问题直到最近对他批判时，才在证据确凿之下被迫承认。
+
+　　主要反动言行：
+
+　　（一）民族分裂主义的主要表现。翟宜地的民族分裂主义是极为严重的，早在一九五二年，中央公布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时，翟就表示不满，反对党的区域自治政策，主张“建立维吾尔斯坦”，企图分裂祖国的统一。新疆建立自治区后，即对新疆这一名称不满，认为中央对“斯坦”有误解，经过“争取”，中央还会采取“斯坦”的名称。因此在整风前，一方面在新疆干部中散布“斯坦”没有政治意义，仅仅是地方的意思的谬论，同时经常同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木铁意等密谈“斯坦”问题，就是在整风运动中，也在继续这种活动。整风开始鼓动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木铁意借“维吾尔斯坦”问题向党进攻，翟宜地夸奖他“放得很好”。对反对建立维吾尔斯坦的人进行打击，责问哈族干部：“有什么理由不同意维吾尔斯坦，”恶意污蔑民委党组书记汪锋同志讲“新疆人民不同意建立维吾尔斯坦”的话是“捏造”的。在批判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阻挠对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木铁意的批判，对维文室同志说：“不要搞得太过火，以后还要在一起工作的。”污蔑批判地方民族主义是对新疆干部的“攻击”。
+
+　　维吾尔上古、中古史一书，主张维族同中国分离，是苏联在一九四八年出版的，因内容有错误没有发行，但翟为了寻找分裂主义的理论根据，不惜采取要挟手段，曾极力主张出版这本书。
+
+　　(二)排斥汉族和歧视其他民族。对汉族人民在新疆所作的巨大帮助，抱排斥态度，污蔑人民日报介绍新疆生产部队的成绩的文章不是事实，是“夸大”，并且要去质问人民日报编辑部。说“人民日报记者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报导汉族的成绩。”民族画报报道一位汉族女技术员，教一个吐鲁番的农民接葡萄枝的方法，翟认为是“看不起维族”，大为不满。反对汉族文艺工作者对新疆歌舞作整理加工，说“把优美的地方改掉了”。他并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要播送汉族演员演唱的经过加工的维吾尔民族歌唱片。在语言工作中，有意排斥汉族借词，在总结语言调查工作时，他指示木铁意在材料中将维族人民已经接受的汉语词汇都剔除，企图以此保卫维语的“纯洁性”。在语言研究工作上，认为“新疆十三个民族影响了维吾尔‘事业’的发展”。歪曲历史事实。否认汉族历史人物左宗棠出兵新疆使新疆免于帝国主义奴役和免于从祖国分离出去的进步作用，赞扬英帝国主义走狗柯古柏政权。企图寻找分裂祖国的历史根据。并企图借此挑动民族间的仇视。同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马木提师长大为赞扬，说他是维族的领袖人物，对他要重新估价。
+
+　　(三)一九五七年五月利用职权在社内出版他自己整理的“维吾尔民间谚语和谜语”一书，公开反党反社会主义，赞扬地主阶级，辱骂劳动人民，破坏民族团结。在书里宣扬胡大(上帝)，如“只要要求胡大，一切都会到手”，“给你生命的胡大，总会给你活路”，“有胡大的地方没有灾难”。污蔑劳动人民“外表黑的人，心总是黑的”，“穷光旦早上是穷的，晚上还是穷的”，“穷人一旦得到好日子，连白天也点着灯”、“穷鬼的肚子即是塞饱了，眼睛还是贪婪的”，“穷鬼的眼睛只盯着馕，肚子饱的人才注意修养”，“头大作官，脚大为奴”，“别叫饿鬼去做饭，别叫受冻的人去生火”，“乞丐的口袋是装不满的”。赞扬地主阶级“有钱的人有智慧，高山也怕有钱的人”，“一两黄金一两智慧”，“有钱的人有面子”。恶毒挑拨民族关系“汉人坐着牛车捉兔子”(意即汉族慢慢会治死维族)，污蔑汉族“给肝就是阿不拉阿訇(意指好人)，不给肝就是阿卜拉黑大衣”(汉族——意指坏人)，污蔑蒙族“鞋子的马不会吃料，吃料就穿破嘴笼头”，污蔑回族“要发生的已经发生了，回族的鼻子已经打出血了”。还有很多污蔑妇女的，如“孩子好欺侮，姑娘好玩弄”，“有花斑的马，不是好马，年幼的女人，不是好老婆、狗是忠实的，老婆是累赘”。此外还有煽动阶级仇恨的“不要把父亲的敌人，当作你的朋友”等。
+
+　　翟宜地在平时对工作不闻不问，但对这本书的出版却抓得十分紧，经常亲自查问工作进度，并扩大发行一万五千册。
+
+　　(四)翟宜地混入党内以后，一贯进行反党活动。早在一九五二年在鄯善县任县长时，纠集地主流氓分子破坏该县第六届人民代表会议，在会上反对汉族干部，攻击县委会，攻击县委书记康东山和副县长李俊杰同志(都是汉族)，污蔑他们是大汉族主义。对三反运动进行了恶意的攻击和污蔑，挑拨民族关系，阻挠了土地改革。辱骂共产党没有一个好东西，都是穿破鞋烂套子的，和他们在一起嫌他们臭。指使和纵容维族的坏分子辱骂党和政府。以致造成该县歪风邪气，在一个时期内相当严重。
+
+　　来民族出版社后，仍继续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五六年进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翟带头强调新疆干部“没有肉和奶就不能生活”，要求按新疆标准发工资。煽动群众对领导不满，其个人主义欲望不能满足，即对组织不满，污蔑出版社领导有大汉族主义。污蔑民委党组，不批准节日放假是“干涉出版社的内部事务”。
+
+　　翟的宗教观念也很深。一九五六年维族干部阿不都拉巴海逝世，翟宜地主张写的挽词是：“我们是属于阿拉(即上帝)的，我们还回到阿拉那里去”(引自古兰经)。
+
+　　(五)追求资产阶级腐化生活。翟宜地早在地方上工作时作威作福，曾贪污群众斗争果实。到出版社以后，仍然追求个人享乐。三年多没认真地审查过一本书稿，只是毫不负责任地、马马虎虎地看了一、二书稿。利用职权，让工作干部在工作时间给他整理“业余”稿件。“民间谚语和谜语”一书，用多算字数和重复内容、提高标准等非法手段，多骗取稿费二千多元。利用职权非法同时约两部稿子，骗取预支稿费约九百元(至今未交稿)。“与习作者谈写作”一书，他只看了一遍，就拿了二百五十元的审校费，不但没有解决问题，相反地倒改错了若干地方。翟虽然骗取了大量稿费，仍贪心不足，在约了两部稿子，预支了九百元稿费后，还要业余编“五体清文鉴”的索引，骗更多稿费。
+
+　　去年赴苏访问，把西装和帽子在苏联卖掉。向苏共中央联络部远东司的负责干部索赠收音机，政治影响很坏。出国和回国携带行李都超重，仅回来时从新疆到北京就浪费运费三百多元。在苏联境内由苏方负担的超重行李费更多几倍，
+
+　　斗争中的态度：翟宜地的态度极不老实，对自己的反动言行不肯交代，对别人揭发的事实进行辩解，避重就轻企图混过关。领导小组和整风小组对他进行了无数次的帮助，经多次开会斗争，但效果很小。仅在事实面前，无法抵赖理屈词穷时，才表示低头认罪。但认识极不深刻。
+
+　　处理意见：开除党籍。撤销原有职务，留用察看，给予相当于行政十五级的生活待遇。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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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388.txt
@@ -0,0 +1,13 @@
+# 只有坚决靠拢党和政府　才能得到改造走向新生
+
+　　<劳教人员　朱榴明>
+
+　　通过破立运动，和对曾宪洪、厉鼎跃等人的斗争大会，我有了以下三点体会：
+
+　　1．厉鼎跃、张志浩公开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污蔑无产阶级专政和劳教政策，还有偷窃行为，但是党和政府为了再一次挽救他们，只给予记过处分。李队长还宣布，只要今后能转变仍然可以争取当积极分子，蒋雪先、翟子中以及其他放毒较少的人，不予处分。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党对我们的改造争取，真是做到了仁至义尽。
+
+　　2．厉鼎跃原是积极分子，还有另外几个积极分子，在运动中都放了毒，犯了严重的错误和罪行，这一事实，使我认识到只有坚决靠拢党，诚心诚意地接受改造，才有光明前途，否则，动机不纯，暂时骗取了积极分子称号，但是经不起考验，最后一定会显出原形，重新犯罪。
+
+　　3．我体会到必须树立安心改造的决心，自觉地接受改造，否则，就是出去，也仍然是会犯错误和犯罪的。
+
+　　（湖南省新生工程队(湖南省第一劳教[劳改]管教队)《新生快报》第101期。转载于李英宗《新生备忘录》，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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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389.txt
@@ -0,0 +1,21 @@
+# 中共安徽省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程明远党籍的决定
+
+　　<(程明远)>
+
+　　程明远，男，五十九岁，安徽肥西县人，贫农出身，手工业工人成份。一九二七年参加共产党，一九三二年被捕(在狱中发表过反党宣言)。一九三七年重新入党。历任县委书记、中心县委副书记、清江汇通盐号经理、地委书记、行署农林处处长、华东农林部林业总局局长、安徽省水利厅副厅长等职。现任省林业厅副厅长及党组书记。
+
+　　其主要反动言行
+
+　　1．一贯与党离心离德。污蔑党对他不信任，把他当‘皮球干部’，利用他，限制他；他认为党不好处理他，而是有意在“三反”、“肃反”中搞他；他还恶毒地污蔑党对老干部有两个办法：一是朱洪武火烧独角楼的办法，一是李世民养起来的办法。
+
+　　2．攻击和污蔑各项运动。他捏造说：“镇反时，含山县杀人杀多了，超过比例，杀的人没有名堂按，就按到‘其他’这类。”“三反时省委硬性交代各地老虎任务，造成各地乱打一气，芜湖地委打死一千多人都是冤枉。”他又叫嚣“肃反错误很大，得不偿失。”并恶毒污蔑说“省委在肃反时准备三千五百人成立劳教指挥部，把没有问题的人都想搞去凑数。”又说：“搞运动的人没有好下场，搞运动的都是在党内有后台的，党内有一批人专靠搞小情报吃饭的。”
+
+　　3．攻击省委领导，破坏党的团结。他恶毒地污蔑说：“有些领导人不如曹丕，”“三反时处理宣济民(三反贪污分子，现为右派)是冤案。”又说：“省委有无为派、路西派、路东派、苏北派、太行派，大别山派现在吃不开，倒霉了。”省党代会选举时不到会表示抵抗，选举后，他对几个省委负责同志进行恶毒的污蔑、诽谤。
+
+　　4．反对农业合作化和生产改革。他叫嚣：“合作化搞快了”，“三改行不通”，“一九五六年灾害是双季稻造成的”，“现在农村饿的投水的投水，上吊的上吊，暴动的暴功，抢粮的抢粮。”
+
+　　5．组织反党集团，进行反党活动。他曾召集肃反被审查对象汪制均(副厅长，现为右派)、胡贡球(黄山林校校长，现为右派)、王文正(合肥林校校长，现为右派)、俞梦平(副处长，现为右派)、刘东屏(副处长，坏分子)等人开会计议反对林业厅肃反总结。他又经常地集聚郭崇毅、陶秉哲(均系反革命分子，现已捕)、徐晓天(叛变分子)、胡磊(坏分子)、宣醒民(现为右派)等人在一起议论攻击肃反运动和肃反领导人员，丑化积极分子。他还暗地指使宣济民、刘东屏等人在党的‘八大’开会前向中央诬告省委负责同志，蓄意搞夸省委核心领导。
+
+　　综上所述，程明远反党反社会主义情节严重，已堕落成党内右派分子。经斗争，虽交代了一些反动言行，但仍避重就轻，态度很不老实。为纯洁党的组织，经支部大会讨论决定并报请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程明远的党籍。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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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390.txt
@@ -0,0 +1,21 @@
+# 中共安徽省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江诚党籍的决定
+
+　　<(江诚)>
+
+　　江诚，男，四十六岁，安徽省庐江县人，中农出身，自由职业成份。参加革命前，曾任塾师三年，小学教师一年，伪保长一员、区长、情报站长，区委书记、县委部长、副书记、书记、市工会主席、市长(市委副书记)等职。现任省劳动局长(党组书记) 。
+
+　　其主要反党罪行如下
+
+　　1．反对党的领导。他把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污蔑为“以党代政”“干涉太多”，主张把党和政府“统一”起来，解决“政府无事干，党委事情多”问题。他又说：“党主要是从方针、政策上来领导，对于部门业务谁有能力就叫谁干”。他污蔑党委专断，说：“如果持有和党委不同看法，往往容易遭受批评和打击”。他恶毒攻击省委说：“党内亦有‘墙’，要拆‘墙’应从省委拆起”。
+
+　　2．否定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攻击农业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他说：“党委把成绩估计过大”“我总觉得工作上缺点讲得越多些，越舒服些”“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存在的，已变成一种公式”。他歪曲事实说：“农业社问题多，是因为搞快了，搞大子”“统购统销把老百姓、商人都统死了”“农民太苦了，粮食不够吃，‘三定’有问题”，叫嚣农民生活不如过去，“现在连稀饭也吃不上”。
+
+　　3．鸣放中到处点火，煽动别人向党进攻。他除在言论上称赞右派分子储安平‘党天下’反党谬论外，还煽动对领导有意见的人‘趁机会放’，他写信给右派分子张笠(原省物资局副局长)和张伯锷(原农业厅粮食生产局长)说：“现在已整风了，真正的内心话似乎报纸上发表不多，我们这些靠党吃饭的……一下要拿出真实的东西是困难的”。同时，他又鼓励机关内的叛变分子黄安才等向党进攻。
+
+　　4．一贯敌视党的各项政治运动。他说一九四二年整风‘是坑人’，把一九四七年淮海土改斗争地主和镇压恶霸说成是‘乱打乱杀’，说：“三反冤枉了很多好人”，叫嚣“一九五五年肃反‘打击面宽了’‘搞糟了’，把人搞的‘不敢来往’”。他还责令肃反干部向叛变分子赔礼道歉，擅自改变案件性质，强调对反、坏分子要“一视同仁”，并说：“他们(反、坏分子)在政治上已经吃了苦，在经济上应照顾一点”，因而，机关内五个反、坏分子在他庇护下，得到了提职、提级。
+
+　　5．平时工作消极，名位思想严重，生活腐化堕落，曾多次玩弄女性。
+
+　　综上所述，江诚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情节是严重的，已堕落成为党内右派分子。为了纯洁党的组织，经本委研究决定，并报省委同意，中央批准，开除右派分子江诚的党籍。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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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391.txt
@@ -0,0 +1,25 @@
+# 中共安徽省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微党籍的决定
+
+　　<(李微)>
+
+　　李微，男，四十四岁，河南郾城县人，地主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三七年入伍，一九三九年入党。历任区委书记、县长、副专员、地委宣传部长、市长、市委书记等职。现任教育厅副厅长、省中学教职员肃反委员会党组副书记。
+
+　　其主要反动言行如下
+
+　　1．支持右派分子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他说：“储安平的‘党天下’放得对，有道理，确实十二个副总理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
+
+　　（2．攻击肃反运动。他说：“肃反运动‘逼追’‘轻信口供’‘主观臆断，‘不实事求是’‘搞左了’”，“造成不少冤案”。）
+
+　　3．宽纵和放掉反、坏分子。他在肃反中亲自放掉反、坏分子十四人，并规定“对反革命分子作结论，可以不戴反革命帽子”，“学校中的反革命分子要更加宽大处理，能教书的都放回去教书”，“普通反革命分子和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只要斗过、搜查过，都要赔礼道歉。”特别在鸣放时，他曾指使右派分子倪湘正写信给反革命分子李瑞珠(右派分子李锐之兄)赔礼道歉，煽动其反攻翻案向党进攻。对畏罪自杀的反革命分子李传鼎关怀备至，派干部陪其家属上坟、立石碑，发给其家属‘抚恤’费七十余元。
+
+　　4．反对党的领导，污蔑党的干部政策。他说：“工农干部是土包子，没有文化没有理论，不能领导知识分子。”他在干部中进行私人拉拢，封官许愿，并提拔重用反革命分子陈肯和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张越。
+
+　　5．歪曲和污蔑党的工业建设和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他在安庆市工作时对工业建设提出：要‘抱守残缺’，“维持住烂摊子就行了”，指示新华布厂“要搞少，搞小，搞了”。在干部中散布说：“现在农村不如以前，才真是当牛马，农民普遍没有钱用，春天吃盐菜，夏天吃南瓜，天天打长工，落得两手空。”
+
+　　6．抗日时期反对对汉奸实行镇压政策。他说：“地主老财当汉奸是我们政策‘左’了，硬逼着他当汉奸的”，主张团结汉奸，减轻地主老财负担。解放后庇护其汉奸父亲，接来奉养，并骗取了选民资格。
+
+　　7．品质恶劣。抗日时他不顾敌情紧张，天天谈情说爱，说：“不管顽固军反共派如何猖狂，每天只要有女人睡觉就行了”，并曾用流氓手段猥亵过女干部。一九四五年曾因与地主女儿搞腐化，受到开除党籍处分(三个月又恢复其党籍)。
+
+　　综上所述，李微反党罪行实属严重，已完全堕落成为党内右派分子。而在斗争中态度也很坏，最后在事实面前被迫认罪。为纯洁党的组织，经支部大会讨论决定并报请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李微的党籍。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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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92.txt
@@ -0,0 +1,19 @@
+# 沈阳小学系统右派分子名册和部分综合材料（5）
+
+　　（）
+
+　　第8队 官立卜区右派分子名单
+
+　　   乡校别 姓名 性别 年龄 成份 个人 出身 工作日期 职别 表现 政治面貌 可否 留用 备考   林盛乡沙河小学 栾宝才 男 33 贫农 伪警察 1949.3.15. 教员 一般 -- -- 已批   林盛乡长兴店 相景纯 男 27 富农 学生 1951.3.1. 教员 一般 -- -- 已批   林盛乡乱木屯 李德品 男 40 中农 伪职员 1949.3. 教员 一般     普   官立乡武镇营 张仲群 男 28 中农 学生 1949.9.1. 教员 一般 被开除团员 -- 已批   官立乡三家子 陈启生 男 25 贫农 学生 1952. 教员 一般 共青团员 -- 已批   官立乡佟罗 王朋新 男 24 贫农 学生 1953.9.18. 教员 一般 共青团员 -- 已批   官立乡八家子小学 李树藩 男 32 中 伪警察 1949. 教员 坏 -- -- --   官立乡佟罗 庄殿臣 男 29 中 学生 1951 副主任 坏 -- -- --   红菱乡中心小学 石成伦 男 33 中 教员 1949 教员 很坏 -- -- 已批   红菱乡中心小学 莦济清 男 24 小资产 学生 1952 教员 很坏 -- -- --   红菱乡中心小学 姜耀浜 男 57 中农 -- 1949 教员 一般 -- -- --   永乐乡永胜小学 代有俭 男 39 富农 教员 1949.3.1. 教员 坏 伪军官 -- 已批反   永乐乡永胜小学 代有良 男 40 中 伪职员 1949.3.15. 坏 -- -- -- 已批   永乐乡永胜小学 闻德新 男 32 富农 伪职员 1949.3.1. 教员 一般 -- -- 已批坏   永乐乡宝相 赵千明 男 22 中 学生 1953.9.15. 教员 一般 共青团员 -- 已批   永乐乡小韩台 张伍 男 27 贫 学生 1952.3.23. 教员 坏 共青团员 -- 坏   永乐乡新台子 赵景润 男 48 富 教员 1949.3.28. 教员 坏 -- -- 坏   大苏卜乡胡家甸 王志俊 男 22 中 学生 1952.3. 教员 一般 -- -- 已批   大苏卜乡西苏卜 宋万福 男 38 地主 警察 49年 教员 坏 国民党员 -- --   大苏卜乡大苏卜小学 王兆余 男 27 地主 学生 1950 教员 一般 -- -- --   大苏卜乡大苏卜小学 崔淑筠 女 37 地主 教员 1951. 教员 一般 -- -- --   十里河乡十里河 尹宝昌 男 31 中 伪军官 1949.3.1. 教员 一般 国民党员 -- 已批普   十里河乡十里河 栢吉禄 男 36 中 教员 1948.10.15 教员 坏 三青团员 -- 已批   十里河乡十里河 尹文林 男 38 地主 教员 1949.3.1. 教员 一般 -- -- --   
+
+　　右派分子
+
+　　   乡校名 姓名 性别 年龄 成份 个人 出身 工作日期 职别 表现 政治面貌 可否留用 备考   十里乡新庄 刘志贤 男 23 贫 学生 1953.9.1. 教员 坏 共青团员 -- 坏   王纲乡王纲小学 刘君相 男 33 贫 -- 50.3.12. 教员 一般 国民党员蒋匪兵 -- --   王纲乡王纲小学 林振富 男 24 中 学生 53.9.15. 教员 坏 共青团员 -- 已批   王纲乡新开河 丁若愚 男 35 中 -- 49.3.1. 教员 一般 蒋匪少士 -- 已批   王纲乡大庄科 马庆恩 男 37 中 -- 49.8.1. 教员 一般 国民党员 -- 已批   王纲乡大庄科 金恩启 男 37 中 -- 49.3.1. 教员 坏 蒋兵 -- --   王纲乡相孟达 金贵令 男 30 贫 学生 51.3.1. 教员 很坏 -- -- --   
+
+　　官立区 普通、历史反革命
+
+　　   乡校别 姓名 性别 年龄 成份 个人出身 工作日期 职别 表现 政面 可否留用 备考   十里河乡十里河 李毅庚 男 30 中 伪军官 50.7.3 教员 -- 国民党员 -- --   王纲乡新开河 程起瑞 男 37 富 伪警察 49.3.15 教员 -- -- -- --   王纲乡相孟达 祝庚仁 男 38 雇   48.11.15 教员 -- -- -- --   林盛乡四方台 白锡瑞 男 37 贫 伪警察 49.3.15 教员 -- -- -- 历   林盛乡沙河小学 代永丰 男 42 富 伪军官 49.3 教员 -- -- -- --   林盛乡林盛小学 刘进禄 男 30 中 学生 49.3.15 教员 -- -- -- --   林盛乡林盛小学 夏鸣皋 男 33 贫 学生 50.7.1 教员 -- -- -- --   林盛乡四方台 佟世昆 男 35 中 学生 56.10 教员 -- -- -- --   林盛乡乱木屯 姚乾 男 32 贫 学生 50.4 教员 -- 国民党员 -- 历   林盛乡长兴店 吴兆邦 男 45 贫 伪职员 49.3 教员 -- -- -- --   林盛乡长兴店 韩英信 男 40 富 教员 48.11 主任 -- 国民党员 -- --   永乐乡永胜 张广田 男 35 中 伪警察 49.3.1 教员 -- -- --     永乐乡新台子 邓福忠 男 42 中 伪职员 52.11.1 教员 -- -- -- 历   红菱乡南红小学 吴景浩 男 39 贫 教员 49年 教员 -- -- -- --   红菱乡烟台小学 宋元业 男 38 中 教员 49年 教员 -- 国民党员 -- --   红菱乡南红菱 马春英 男 36 中 教员 49年 教员 -- 国民党员 -- --   官立乡武镇营 汪庆彪 男 38 贫 伪职员 56.10 教员 -- -- -- --   官立乡三家子 宋永库 男 29 富 学生 50.3.1 教员 -- -- -- --   官立乡来胜卜 伊鹤鸣 男 31 贫 学生 49.3 教员 -- 叛党 -- --   大淑乡大淑卜 李庆全 男 31 中 伪军官 49年 教员 -- -- -- --   大淑乡胡家甸 任广玉 男 30 贫 伪职员 49.3 教员 -- -- -- --   大淑乡西苏卜 马恒君 男 37 中 伪职员 53年 教员 -- 国民党员 -- --   十里乡 王崇岩 男 -- -- -- -- -- -- -- -- --   十里河乡浪子街 李朝崑 男 34 贫 伪警察 50.3.1 教员 -- -- -- --   红菱乡宋大台 闻庆全 男 40 贫 伪警察 53. 教员 -- -- -- --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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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393.txt
@@ -0,0 +1,21 @@
+# 中共安徽省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云鹤党籍的决定
+
+　　<(李云鹤)>
+
+　　李云鹤，男，六十五岁，安徽金寨县人，地主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二五年参加党。历任支队副司令、特派员、副官处长、省委书记、省委特派员、中心县委书记、特委书记、红二十七军司令员、市委书记、一九三三年在山东日照任中心县委书记时，被捕判徒刑五年，一九三七年由柏文蔚保释后，历任中心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华东联络部第二工委书记、皖北行署副主任兼区党委统战部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等职。现任省政协副主席、省人民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委员。
+
+　　其主要反动言行
+
+　　1．在大鸣大放期间，同情并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省政协机关批判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谬论时，他为章、罗辩护说“他们不是处心积虑的”，“不能肯定他们有阴谋”。右派分子张东野恶毒攻击“共产党没有人情味”。他说“张东野的话是有道理的”。又说：“张东野的话不是攻击我们”。当左派王任之等反击右派言行时，他深为不满，并阻挠焦鸣鑾反击右派。
+
+　　2．他经常散布反对党的根本路线的谬论。他常说：“中国的问题，首先是农业问题，而不是工业”。“中国是农业国，安徽是农业区，应该先农后工，不然就要犯错误”。他诬蔑安徽省的农业合作化“搞的太大太快了”；初级社升高级社是“盲目的不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以主观愿望出发”。他反对粮食统购统销，说：“党内外都有不满情绪”。
+
+　　3．一贯反对省委推行农业“三改”的正确措施。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他到处搜集农村工作中的缺点来攻击省委，诬蔑“双季稻搞坏了”，淮北搞稻改是“庸人自扰之”，三改增产“事实上并不如此”。“农村干部报喜不报忧，省委对灾情没有及时拿出办法来”。
+
+　　4、他长期存在对党不满和对抗情绪，诽谤省委负责同志，并诬蔑“党内也有世态炎凉”。
+
+　　5、历史上曾向敌人自首，写过拥护三民主义的反动文章。
+
+　　根据上述材料，说明李云鹤已堕落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党内右派分子。在斗争时，开始态度狡赖，经过多次批判，最后才表示底头认罪。为纯洁党的组织，经机关支部大会讨论决定并报经省委同意，中央批准，开除右派分子李云鹤的党籍。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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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94.txt
@@ -0,0 +1,19 @@
+# 中共安徽省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汪制均党籍的决定
+
+　　<(汪制均)>
+
+　　汪制均，男，四十一岁，安徽肥东县人，贫农出身，农民成份。一九三九年参加工作，同年入党。参加革命前，一九三六年在伪警团当兵，一九三七年被日寇打垮回家，一九三八年参加封建武装红枪会当教练。入伍后，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参谋长、科长、处长等职。现任林业厅副厅长。
+
+　　其主要反动言行如下
+
+　　1．攻击肃反运动。污蔑肃反领导人员和积极分子。汪因在肃反中被审查，即对党仇恨，他说：“不能拿全国和全省肃反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公式来套林业厅的肃反工作。”右派分子攻击肃反对象住招待所反省是违犯宪法，他赞同说：“招待所不是调干部用的，是关人的，不好解释。”污蔑林业厅肃反领导人是“复兴社分子，”利用“复兴社分子”搞好人，是宗派斗争。并与右派分子程明远(原林业厅副厅长)等人纠结在一起计议推翻林业厅肃反总结。
+
+　　2．与右派分子程明远两人为首，拉拢历史上有问题的和对党对领导不满的人，在林业厅内结成反党宗派集团。他平时对干部采取拉拢一部分，打击一部分，对他好的就加以重用，不好的就打击排挤。肃反后，他负责厅里工作期间，利用职权，与程明远有计划地排斥肃反骨干。而肃反对象胡贡球、俞梦平(现均为右派分子)劳教释放后，厅领导上要将他们调出，他不同意调，把(182)他们留在厅里，攻击肃反领导同志。整风开始，他与程明远商讨好，将其反党助手王文正(肃反对象，现为右派)安排为整风办公室主任，上级组织派人参加该厅整风办公室工作，他采取抗拒态度。
+
+　　3．鸣放时，煽动群众向党进攻，同情庇护右派分子。他在主持厅内鸣放座谈会上，赞扬郭崇毅(原副处长，现查明是反革命分子，已捕)的反动言论，并煽动说：“只有郭崇毅一个人提的尖锐，又大，又深刻，其他人都是提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当组织上划郭崇毅、陶秉哲为右派分子(均系反革命分子，现已捕)，他为其辩护说：“郭只是对双季稻有意见，并无坏意，”上级决定要他发动群众对郭等开展斗争，他拒不执行。
+
+　　4．重用反、坏分子，鼓动坏分子无理取闹。他不经厅领导研究，擅自提拔肃反中被审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徐连江(现已捕)任林业厅大别山研究站站长，鼓动坏分子盛诚(已开除劳教)与机关无理取闹。
+
+　　根据上述材料，说明汪制均已堕落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党内右派分子。在斗争中态度也不老实，交代问题避重就轻。为纯洁党的组织，经支部大会讨论决定，并报请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汪制均的党籍。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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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95.txt
@@ -0,0 +1,21 @@
+# 中共安徽省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笠党籍的决定
+
+　　<(张笠)>
+
+　　（张笠，男，四十八岁，安徽太湖县人，恶霸地主家庭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三八年入党，一九四零年入伍。历任县府秘书、科长，党训班政指，县委宣传部长、副书记、旅政治部科长、后勤处长、县委书记、校委书记、地委组织部长、副书记。现任省物资供应局副局长。）
+
+　　张笠反党反社会主义主要言行及严重违法乱纪的事实如下：
+
+　　1、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他任滁县地委副书记时，说滁县专区农业合作化运动“带有几分冒险性，如再勉强跃进一步，就有跌伤的危险”。在粮食统购问题上，他公开叫嚷：“口粮标准过低，农民不够吃的”。
+
+　　2、攻击省委领导。他污蔑我省公布的粮食增产数字不实，并且有意找缺点，抹杀“三改”成绩。去年春天，省委号召机关干部借款支援农业社生产，他乘机捏造事实，公开指责省委。他对省委发下的农村购买力增长调查数字不满，说：“没有这么高，不能替他当喇叭筒子，作宣传员”。
+
+　　3、挑拨农民与党和政府之间关系。他曾引用北宋张俞的蚕妇诗“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来污蔑今天城乡人民之间关系。他诬蔑我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封建统治阶级一样，说什么“大干部穿呢衣，中级干部穿哔叽，一般干部穿线呢，农民穿个破篓衣，迎风吹来变成翻毛鸡”，并在他所联系的农业社干部会上公开煽动说：“要减轻农民负担”。
+
+　　4、鸣放期间，和其他右派分子一呼一应疯狂地向党进攻，并对局内右派分子进行包庇。右派分子江诚(原省劳动局局长)给他信中充满反党论调，他表示同情。右派分子王晓农(原物资供应局代处长)叫嚷：“农村工作搞的这么糟，这样下去不得了，农民要革我们的命!”他点头赞同。当王晓农诬蔑和否认我省工业建设成就时，他公开支持王说：“工业工作搞的这样，工业厅还有人当上部长呢!”王被划为右派分子，他把党内讨论王的情况泄露给王晓农，并千方百计地对王进行庇护，说：“王的反党材料不确实，领导上有个人情绪”，又在全局干部中进行活动，说“王是思想错误，不能一棍子打死”，直至王晓农已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后，他还在大会上当着王晓农的面说：“王不是右派分子”。
+
+　　5、品质极端恶劣。他在参加工作前即经常有鸡奸的恶劣行为，入伍后，仍然常犯。一九四九年他欺骗组织未和原妻离婚就与白雁同志结婚，不久又和白雁闹离婚，法院尚未判决又诱奸未满十六岁的幼女武立云，组织上为此曾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并责令他与武断绝关系。他表面上作了检讨，但又瞒着省委组织部与武立云结了婚。一九五七年春节期间，他又和武立云的姐姐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组织上责令他检讨，他认为组织对他太苛刻了，竟以打报告要求退党，退职手段对党进行威胁。
+
+　　从上述材料说明，张笠由于出身反动恶霸地主阶级剥削家庭，虽参加革命受党的教育近二十年，但他没有自觉地进行自我改造，仍然充满着资产阶级剥削思想意识和坚持反党的阶级立场，以至最后堕落成为党内的右派分子。为纯洁党的组织，经本委研究决定并报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张笠的党籍。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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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96.txt
@@ -0,0 +1,21 @@
+# 中共北京市房管局第二支部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马陵党籍的决定
+
+　　<(马陵)>
+
+　　马陵，曾用名业韶、许智，男，三十八岁，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一九四一年入党，一九三九年十月参加革命工作。曾任侦察股长、市、县公安局长、南京市公安局保卫处长等职，一九五五年调北京市机关房管局(房建局前身)任副局长。
+
+　　马陵的主要错误如下：
+
+　　一、在整风初期，怂恿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一九五七年五月右派分子卜一明大肆诬蔑党独断专横不民主，叫嚣配备录用干部要实行考试制，攻击三反、肃反是主观猜测和对人格污辱等。马对这些反动言论不但不驳斥，反在背后对卜说：“你的发言不够尖锐，太和风细雨了”，并指使卜将发言内容整理一下，送北京日报。右派分子朱荣杰发表了没咀的人是好干部，局内党群之间有墙沟等反动言论，马赞扬地说：“小朱的发言很好”。
+
+　　二、包庇右派分子。反右斗争开始后，整风领导小组讨论卜一明的右派言行时，马说：“卜的动机不坏，有爱护党的意思，应划卜为左派”。当整风领导小组研究右派分子郭若希(马陵的爱人)的右派言行时，马很有情绪并带有气愤的口吻说：“对郭的问题，我不发表意见，我要求党组审查我有无泄密的地方”。并要求郭若希当场对质。第二次会上马向党组质问说：“我请问党组，郭若希是不是右派，她的言论是否代表我马陵？”又说“郭的错误是严重的个人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在整风领导小组已确定郭为右派时，马向整风办公室要了郭的材料，并在材料上划了很多问号。并告郭说：你发言原记录没有记着“要领导小组四人下台”，你不要乱承认，当郭被批判时，就在马划问号的问题上一直耍赖。
+
+　　三、同情和宣扬右派分子华揽洪的谬论。他说：“我们建房按人口比例比解放前降低了30％。我们重建不重管，不如英国、日本，他们都有管房大臣。”他又否定一九五六年房建局的工作和总支工作的成绩(这一年马去学习了)说：“一九五六年的工作成绩是不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我有怀疑。”
+
+　　马陵的反党行为不是偶然的，早在整风以前他即在房建局拉拢与自己臭味相投的分子，攻击领导同志，破坏党的团结。整风开始后，他认为时机已到，一方面鼓励党外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一面当他们的真实面目被揭露后，马又以整风领导小组成员、副局长身分为他们开脱、辩护，并与郭若希出谋划策，抵制对她的批判和帮助她翻案。由于马陵披着党员的外衣，并窃据整风领导小组的成员，致使建房局的反右斗争受到一定的影响。
+
+　　马陵堕落为右派是有他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的。马的家庭是地主，个人成分是学生，是在日寇侵华后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参加党的，虽然受到党的长期教育，但没有自觉地进行自我改造，当他在党的领导下作了一些工作，有了一定成绩时，即以此作为争名夺利向党讨价的资本，当党不能满足其个人欲望时，即对党不满，并逐渐发展到与党对立，以致堕落到一个可耻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
+　　为了严肃党纪，纯洁党的组织，于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召开支部大会一致通过开除马陵的党籍。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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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97.txt
@@ -0,0 +1,21 @@
+# 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开除右派分子王月村的党籍
+
+　　<(王月村)>
+
+　　王月村，女，四十六岁，山东省临淄县人。一九三八年八月入党，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参加工作。家庭出身富裕中农，本人成份教员。历任县妇联主任，鲁南区妇联主席，代理县委书记，山东省妇联副主席、主席，省委委员。
+
+　　王月村一贯反对党的领导，她对党的各级组织，上至中央、省委，下至党的基层组织，都进行恶毒的污蔑和攻击。她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全国妇联召开的省、市妇联主任会议上，对党中央大肆污蔑和攻击，造谣说：“若干年来党中央对妇女工作领导的太少。我在山东这一段，党委从来不研究讨论妇女工作，妇女工作长期没方向，干良心事，没有领导。”对省委的领导，她则利用各种机会，散布流言蜚语，造谣中伤。辱骂省委“已发展到障碍发挥部门作用的严重地步”。经常污蔑“省委不民主，不虚心”，她说：“我这省委委员是摆饰”。在省妇联机关十七级以上的干部中煽动对省委不满。一九五七年一月她在大众日报上发表“上天言好事”署名“恨天”的反动文章，公开辱骂各级党委。漫骂省委是“玉皇大帝”，“偏听偏信”，“不主持正义”。把地委、县委说成是“灶王爷”，基层干部是“坏分子”。她署名“恨天”，是恨社会主义，恨共产党的天不变。王月村就是怀着这样一颗极端仇恨党的心，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
+　　王月村一贯的反对党对妇女工作的领导，反对以生产为中心的方针。她说分管妇女工作的书记是外行，不懂妇女工作。她一贯主张“妇女工作不能跟党委的中心跑”。“党委管的我们不要管，党委不管的我们管一管”。向党闹独立、闹分散，想搞独立王国。她对中央和省委的重要指示和重要会议不传达，说：“无新问题，与咱工作无关”，省妇联召开重大会议的重要文件不送省委审查，很少向省委写总结报告和口头汇报工作。由于王月村个人独断专行，不接受党的领导，不听省委的话，致使省妇联工作长期政治方向不明确，使妇女工作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
+　　王月村一贯地敌视与破坏党的各项政治运动和党的根本政策，她对于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肃反、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改造落后乡、以及整风反右派等党的根本政策都是反对的，她极力抹熬这些运动的成绩，站在敌对的立场上来攻击党的正确领导。在土地改革中，她认为斗争地主过火了。对伟大的三反五反运动也不满，说中央主观主义，那有这么多的老虎。她攻击党的肃反成绩，支持同情反革命分子，认为对反革命分子斗争过火了，违反了宪法。在粮食统购统销中，她听信家庭的叫嚣，替上中农叫喊粮食不够吃，否认在粮食问题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合作化运动中，她认为合作化快了、冒了，合作化“给妇女带来了更多更大的痛苦”。她否认改造落后乡的成绩，说：“落后乡的改造是得不偿失，没见成绩在那里，错划成份，被错斗争的人可不少。”她支持堂兄王公行(富农)去控告乡村干部，使坏分子气焰嚣张。在反右派斗争中，她与右派共鸣，支持和怂恿右派分子苏白、李克进向党进攻，百般地替右派分子辩护，竟把右派分子向党进攻说成是“帮助党整风”。她攻击党的审干政策，仇恨党审查她的丈夫孙学之的叛变问题。王月村就这样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都站在敌对的立场上，反对党的领导。正象在斗争中她自己所说的“凡是你们大家高兴的事，我都不高兴”。这是多么坚定明确的反动立场!
+
+　　王月村的宗派主义，地方主义已发展到极为严重的地步。她把山东历次的严肃的党内斗争，都看成是这一伙斗那一伙，个人的私斗，而不是中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因此她完全否定历次党内斗争的正确性与必要性。说这些斗争是错斗了好人，冤枉了好同志。她把山东党内斗争说成是“领导斗争的是打手，积极参加斗争的是盲从，被斗的是倒霉”。她就这样恶毒地丑化与污蔑山东党内的历次斗争和山东的各级干部。她在妇联内部所贯彻执行的干部政策，也是完全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的，采取封官许愿，拉拉扯扯，以达唯我独尊、树立个人威信的目的。
+
+　　王月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极点。她骄傲自满，狂妄自大，无止境地追求个人名利、地位、荣誉和享受。她对省委的许多负责干部都是采取不服气的态度。在干部评级中，她也是斤斤较量。她为了占居副省长的职位，竟攻击省委对几个副省长的提拔。她对名誉、地位津津有味，面对重大的政治问题，日常工作却不感兴趣，无所用心。她到省妇联工作三年之久，仅到基层工作过十余天，还带去了炊事员和火炉子。在机关里也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很少作实际工作。机关许多干部认为她是“名誉主席”。但在生活上却安逸自得，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一切，都证明了王月村已为资产阶级思想所腐蚀。
+
+　　王月村对待错误的态度，也是极其恶劣的，极不老实，对一些重大问题，对抗、隐瞒、推脱、抵赖。在揭发的大量事实中，没有一条是王月村自己交代的。直到在大量的事实面前无法抵赖的时候，她才不得不低头认罪。
+
+　　从王月村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实来看，她已经堕落成为党内的右派分子。山东省委决定、经中央批准，将王月村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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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398.txt
@@ -0,0 +1,61 @@
+# 中共济南市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毅党籍的决定
+
+　　<(张毅)>
+
+　　张毅(曾用名张同生)，男，三十八岁，山东寿光县人，中农出身，学生成份，高中文化程度。一九三八年参加工作，同年入党。历任：宣传干事、科长、部长、县委书记、分局组织部干部处副处长、济南国棉一厂、机床二厂党委书记、市委工业部副部长、秘书长、书记处书记等职。
+
+## (一) 张毅在市委工作期间，与王路宾一起搞地方主义，宗派主义，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极力攻击并企图搞垮省委，突现其政治野心。
+
+　　1．张毅早在济南机床二厂工作期间即对抗党的粮食政策，对抗市委领导，说：“市委不懂工业生产”等，发展着地方主义倾向。自调来市委后，很快与王路宾合谋攻击省委。一九五六年六月省党代大会召开之前，张毅即多方搜集“材料”，并亲自主持过文教座谈会，准备向省委攻击。党代会上，与王路宾擅自修改了市委准备的发言材料，有意减少市委的自我批评，夸大省委的缺点，全面地向省委进行了攻击。如对粮食工作，王路宾在原发言材料上加了“省委机械地执行了上级规定的定量标准”，张毅则接着加上了“不听取干部和群众的呼声”等等。同时，张毅还假说“其他市、地委已提了很多意见”借以煽动济南出席会议的同志批评省委。并指示高子岩同志“把发言稿中的自我检讨部分去掉，光提意见就行”。大会发言前，省委统战部陈梅川同志曾就自己的发言稿，向张毅征求意见，事后张毅说：“陈的发言趁早不要讲，不受欢迎；现在受欢迎的只有两种发言：一是对省委提意见；一是省级各部门的检讨”。回济南传达这次会议精神时，张毅又与王路宾同样歪曲夸大了省委的缺点、错误，在干部中散布对省委的不满。
+
+　　2．一九五七年二月，张毅对王路宾主持召开的否认两条道路的斗争，与省委“比高低”的市委二月会议大加支持、赞扬；接着，在省委三月召开的县书会议上，与王路宾预谋公然抗拒省委贯彻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反击两股台风的指示，一再强调“台风要与一般思想问题分开”“要正确教育”，“不要唯成分论”。并从农业合作化等方面系统地攻击了舒同同志的报告，极力散布“省委三月会议不如市委二月会议开得好”的观点，诽谤“舒同同志不民主，主观主义。”
+
+　　3．张毅搞地方主义的纲领与王路宾如出一辙。他经常说：“工作要大胆创造，独立思考，要全面分析，要稳妥，要敢顶，不管是谁，不管是那一级，有意见即提”，并以抗上为荣。一九五五年肃反开始，中央提出反右倾，张毅则说：“说反右倾都反右倾就没有一个敢出来顶一顶”。
+
+　　4．在日常工作中，独搞一套，公然对抗省委和中央。如中等学校学生不参加鸣放的同题，中央和省委一再指示，而张毅却在中等学校会议上提出：“要独立思考，大胆创造一下”，并作了部署，以致造成一度混乱；而张毅反自诩为“这是贯彻中央鸣放精神的新发展”。再如中央和省委关于整顿文艺思想，文艺界进行整风的指示，张毅不叫向下传达，并部署下面不要学习陆定一和周扬同志关于整顿文艺思想的报告，也不要搞文艺思想问题；相反的却拨款叫吕剧团停演休整，准备外地演出，以扩大他搞地方主义的影响。
+
+　　5．张毅搞地方主义、独立王国的思想也贯彻到基层单位，他去工人医院及中等学校检查工作时，公然要下边对上级业务部门的指示给“顶回去”。这与王路宾的热中权威，强调块块也是一致的。
+
+## (二) 在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原则问题上，任意修正、歪曲、对抗中央和省委。
+
+　　1．一九五五年肃反开始反右倾时，张毅就很不满，在他主持的工业口肃反中一再强调：“要稳一些，不要搞的象三反那样，把人家弄出神经病来”。对肃反、审干及犯错误的干部处理上，张毅也持有“无罪推定论”的观点，无原则的从轻，甚至不了了之。
+
+　　2．反右斗争开始后，张毅一再强调“要和风细雨”，“要保护右派过关”，“要接受肃反教训，防止左的情绪，不要打击面太宽”，并交待下边反右斗争的单位“不要搞得太紧张了”。中等学校反右斗争刚开始，群众刚刚发动起来，张毅却马上提出“停止反右，集中转向整改”，并且以后一直再未部署反右，以致造成文教方面反右斗争搞得极不彻底。对学生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张毅也强调“这是认识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不要强调阶级立场和阶级分析”。
+
+　　3．极力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张毅常说“合营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已经解决了”，“今后斗争不是阶级斗争了，而是人与自然的斗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富裕中农已成了基本群众”，“地主、富农也开始入社了，没有什么问题了”等等，极力模糊干部的斗争视线。
+
+　　4．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张毅说：“反对领导不一定是落后分子”，“党组织不要把党员控制过死。”对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员会等张毅也很感兴趣，并为之传播。在学校作报告时，张毅还曾说：“资本主义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甚至还说：“中央关于高、饶反党联盟问题，揭露的材料不具体”，实际上是在散布对中央处理高、饶问题不满。
+
+　　5．任意改变共青团的性质和任务。布置“团只搞学校，不要搞工厂”，“团只搞文体活动，不要搞政治运动”。这实际上是补充了王路宾的“工、青、妇在政府的领导下，是政府的助手”的反动论点。
+
+　　6．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在一次鸣放会议上，新生京剧团右派分子说：“文化局不管我们，党员不会领导剧团，我们要求自己管”，张毅竟拍案喝彩，说：“对!你们自己管。”对加强党的领导问题，张毅还在一次戏曲座谈会上说：“你们就是领导，党派干部不是办法，主要加强你们的领导作用”，并把党的领导说成是“加强对你们这些人的联系”。
+
+　　7．对党的各项政策对抗不满。如对农业合作化，说：“我对合作社有点不满意。合作化以后就是减了产，牲畜也死了一些”；对资产阶级的赎买政策，说：“越钱多了越占便宜!”他对粮食统购统销、肃反等都曾散布过不满的言论。
+
+## (三) 同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进攻，与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亲如一家。
+
+　　1．省委三月会议上，张毅与王路宾共谋，全面地攻击省委反击两股“台风”，说舒同同志报告“主观”，反对阶级分析，反对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认为“只扣帽子不能解决问题”，“是执行方针政策上的问题，一概说成“台风”就容易压住不同的意见”等等。
+
+　　2．省委五月会议上，右派分子猖狂地向党进攻，舒同同志一再动员张毅发言，反击右派捍卫党，张毅一言不发；相反的却积极鼓励和支持济南到会的区委宣传部长恶毒地向党进攻。
+
+　　3．大鸣大放开始时，张毅到处煽风点火。在文教系统干部大会上，动员大家“有苦诉苦”!甚至还曾恶毒地说：“对主席也可提意见！”
+
+　　张毅还在几次文教系统座谈会上说：“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扣帽子都存在，问题关键在于党委”；“我们党团员和群众之间既有墙又有沟，要拆墙填沟”，“党员高人一等，为什么事都得我们说了算，这一点要改变”。
+
+　　4．张毅为了鼓舞和支持右派向党进攻，把几个鸣放座谈会上的右派言论说成是“批评的诚恳，动机良好”；对学校的右派分子攻击合作化和党的领导的大字报，到处说“批评得尖锐，一针见血，艺术性高”；为了替右派分子开脱，张毅还说：“骂共产党的不一定是右派”，“就是完全同意储安平的言论，也不打你的右派”。
+
+　　5．据会议揭发并已查明，张毅不仅包庇右派分子黄富元(原天桥区委工业部长)、晓蛛(原党校教研室主任)、王秋岩(机器制造学校校长)及叛党自首分子王仲敏(原二厂秘书科长)，而且与反革命分子周重光(张的老师)、右派分子曹继昌(小学教师)等人的关系也是极为密切的，称兄道弟，馈赠礼物，视如亲人。张毅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淮北工作时，即与地主往来吃喝受赠，关系密切。反革命分子赵温畏罪自杀后张毅说“看今天的情况是死不了的”。右派分子刘建自杀后他也问别人“刘建有没有怨言”。
+
+## (四)与王路宾共谋进行地方主义反党活动，培植个人势力，企图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
+　　首先张毅参与王路宾的反党活动是完全自觉并有个人野心的。早在张毅被提拔为书记处书记时，对王路宾即感恩戴德，他从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出发，不仅积极参加了王路宾在济南组织的反党活动，并且充当了王路宾攻击省委的主将。一九五六年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王、张即共谋向党进攻；在省委三月会议上，又共谋“等省委负责同志到会再发言”，对舒同同志报告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当市委批评后，又共谋假检讨作戏给省委看。直到上次常委检查时还互相包庇，图谋把检查重点转移到其他常委身上去。未得逞时，又共谋说“检查的差不多了，可以推下去”，企图蒙混过关。
+
+　　张毅为了逢迎和效忠王路宾的反党活动，到处散布：“王路宾大胆、敢干、工作有朝气，民主作风好”，“我和王路宾一起工作心情舒畅，不怕跟王路宾犯错误”，而王路宾则吹虚张毅“年轻有为，有独立见解”，有意多予分管组织、宣传及区委全面工作，并且计划要张毅作市长。张毅更肆无忌惮地对各部门宣布：“市委书记处除王路宾和我外，其他同志身体都不好，作为第一书记不宜分工太多，我可以多分一些”，企图破坏市委的集体领导，攫取更大的权力。
+
+　　张毅还利用前在二厂工作的关系，积极为王路宾推荐了苗丰羽(前市委委员、柴油机厂党委书记)和张鉴修(前二厂厂长)结成以王路宾为首的反党联盟。苗丰羽是混入党内的右派分子，据已查明，苗在省委、市委召开的几次重要会议上攻击党的言论，都是王路宾授意的。当苗丰羽的反党本质在市三级干部会议上进一步暴露后，王路宾还说是“认识上有片面性”。张毅更背着市委与张鉴修、苗丰羽等密开小会，并盗用市委名义宣布“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多方为苗开脱。张毅调化肥厂后，又曾与苗丰羽、张鉴修等一起策划干部。在这次检查他们的问题之前，又互相订立攻守同盟，说“一人错误一人当”“不牵联别人”。张鉴修也是一个一贯攻击党、污蔑党的领袖、包庇坏分子的党内右派分子，但张毅对他却极为器重，曾推荐安排他作市计委主任，甚至作副市长。张鉴修、苗丰羽则吹虚张毅“英明果断，领导有方”百般向张献媚。
+
+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张毅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是极其严重的，他从自己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出发，已发展到抗拒党的领导，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进攻，在政治上已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在组织上，张毅积极参与王路宾的地方主义反党活动，充当主将，攻击省委，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成为党的叛徒。
+
+　　经市委决定，省委常委会批准撤销张毅的一切职务，开除其党籍，工资由11级降到16级，分配到历城席芦煤矿任副矿长。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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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399.txt
@@ -0,0 +1,19 @@
+# 中共辽宁省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开除坏分子、右派分子阮途党籍的决定
+
+　　<(阮途)>
+
+　　阮途，原名阮祉泰，男，四十五岁，安徽省铜陵县人，汉族，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旧职员。一九三五年曾在无锡市万源染织厂当工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入抗大，一九三八年三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历任锄奸科员、科长，军区保卫部副部长、省公安处副处长、省公安厅厅长、东北政法委员会秘书长等职。一九五四年八月至今任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内是省委委员、省监委候补常委、省检察院党组书记)。
+
+　　整风运动中，经同志们揭发，并经组织调查证实，阮途有包庇与放纵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罪行。其主要事实如下：
+
+　　(一)利用职权包庇反革命分子。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一年，正当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高潮时期，阮途利用身为辽西省公安厅长的职权，包庇从其故乡为逃避镇压逃来辽西的亲属、同学等反革命分子，逃亡地主达九名之多，其中三名反革命分子是阮途亲自盗用公款东北币近两千万元接来的。这些反革命分子和逃亡地主来到锦州之后，即亲自向阮途介绍了反动身分，阮途却故意替他们加以隐瞒，将七名反革命分子和一名逃亡地主，私自介绍安置在我厂矿机关内部，有些甚至当了干部股长、劳改队管教干事。一九五二年阮途接到铜陵县公安局来通报追查这些反革命分子之后，竟私自将通报隐匿起来，继续加以包庇，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和极坏影响。几年来曾多次被检举，阮途始终对党进行欺骗。
+
+　　(二)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篡改检察机关性质，为反革命分子翻案。阮途自从担任辽宁省检察院检察长以来，即从其反动立场出发，多次假借传达中央、最高检察院指示名义，贩卖个人私货，散布反动论点。一九五六年他公然在检察干部会议上造谣说：“中央负责同志指示：检察院、法院两院要保护反革命”，“法院没有判决之前，不能以反革命分子看待，不能叫罪犯，应该叫被告”。而且说：“不能认为党委己批准定案就不会出问题了，要在通过检察院履行法律手续这一关口时闸住。……”一九五七年又捏造说：“今天刑事犯罪性质有所改变，因为都组织起来了，基本上属于人民内部问题。因此今后打击刑事犯罪不能搞运动了。……”他以这些反动论点，在实际上篡改了检察机关性质，极力将检察机关的锋芒指向人民内部，处处设法干涉公安机关的业务活动，束缚公安机关对敌斗争的手脚，甚至将检察机关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和党对抗。
+
+　　阮途在任省委肃反五人小组定案组长期间，也曾多次在肃反干部中散布：“要保护反革命”，“历史罪恶不严重的反革命分子，解放后参加我们工作多年了，现在把他们定为反革命分子，对我们不利”等反动论点，极力为反革命分子辩护。阮途根据这些反动论点，于一九五六年八月，在抚顺市检查肃反定案工作时，一次即将该市已经正确定案的十五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提出翻了案。同年十二月下旬，又乘省委五人小组定案组原主持和参与定案的专职成员不在时，利用履行法律手续这一关“闸住”，将原己正确批准定案的八名反革命分子，又亲自主持重新定案，全部翻了案。
+
+　　一九五七年夏，阮途公然反对省委关于在十个市开展打击刑事犯罪运动的决定和对检察机关右倾的批评，并捏造事实，到最高检察院座谈会上作假汇报。六月间返省后，便在全省各市检察长会议上，以其自己的反动观点，篡改最高检察院指示，明目张胆地与省委分庭抗礼，污蔑与反对省委的决定和批评。同年八月，省委四次全会，曾对其错误给予严肃的批评，阮途竟污蔑省委对其批评是“打落水狗”。在今年六月下旬开始的省委扩大会议上，许多同志对其错误作了进一步揭发批判，阮途反而制造流言蜚语，企图对积极揭发他错误的同志打击报复。省委扩大会议后，又经过省政法联合党组扩大会与全省政法干部会议及这次省委全会，进一步对其错误耐心而又严肃地加以批判，阮途始终毫不讲理，在大量事实证据面前，百般抵赖，态度十分恶劣，毫无悔改之意。
+
+　　根据上述事实，充分说明，阮途是长期混在党内并窃据重要岗位的坏分子、右派分子。为了纯洁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经省委全会讨论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建议有关机关，撤消其党外一切职务。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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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400.txt
@@ -0,0 +1,27 @@
+# 沈阳小学系统右派分子名册和部分综合材料（6）
+
+　　（）
+
+　　第9队 陈相区右派分子名单
+
+　　   乡校名 姓名 性别 年龄 成份 职别 政治面貌 表现 是否留用 备考   奉集乡佟沟小学 金安文 男 19 中农 固定 代课教员 -- 一般 不用 已批   奉集乡中心小学 汤执中 男 52 贫农 教员 -- 不好 不用 --   柳匠乡黄花甸小学 赵岫石 男 21 贫农 教员 -- 不老实 不用 已批   柳匠乡桃木屯小学 柴文绂 男 35 中农 主任 国民党员 一般 可留 已批   柳匠乡陈相小学 许振■ 男 37 中农 教员 普通反革命 不好 不用 --   柳匠乡陈相小学 王振凯 男 38 贫农 教员 反革命分子 不好 不用 --   沙河乡中心中小学 潘柏林 男 37 富农 教员 -- 不好 不用 已批   沙河乡中心中小学 冯守信 男 33 中农 教员 普通反革命 不好 不用 --   英守乡中心小学 王宝鈬 男 24 富农 教员 共青团员 不好 不用 已批   英守乡中心小学 敦乃权 男 36 中农 教员 -- 不好 不用 坏分子 已批   刘千户乡中心小学 刘家秀 男 28 佃中 教员 共青团员 不好 不留 --   刘千户乡中心小学 于清连 男 38 贫农 教员 -- 一般 可留 已批   白青乡康家山小学 佟庆顺 男 35 中农 教员 普通反革命 不好 不用 已批   白青乡康家山小学 佟新生 男 22 富农 教员 -- 不好 留 --   白青乡康家山小学 相成林 男 34 中农 教员 -- 不好 可留 已批   白青乡康家山小学 郑乃华 男 40 贫农 教员 普通反革命 不好 不用 --   白青乡中心小学 陶德全 男 28 中农 教员 派出所反映是国民党员 不好 不用 已批   白青乡中心小学 李成栋 男 30 富农 教员 青剿队员 不好 不用 已批   姚千乡中心小学 冯全生 男 38 不详 教员 反革命分子 不好 不用 --   姚千乡中心小学 相玉鈬 男 33 贫农 教员 -- 不好 不用 已批   大沟乡大范屯小学 关纯利 男 47 贫农 教员 -- 不好 暂留 --   
+
+　　陈相区坏分子名单
+
+　　   乡校名 姓名 性别 成份 职别 年龄 政治面貌 表现 是否留用 备考   奉集乡中心小学 李玉璞 男 中农 副主任 30 共青团员 一般 不留 普通反革命   奉集乡冈沟小学 张醒时 男 贫农 教员 36 -- 一般 可留 --   奉集乡冈沟小学 沈济训 男 中农 教员 35 -- 一般 不留 --   白清乡康家小学 唐凤林 男 富农 教员 34 -- 不好 可留 --   白清乡康家小学 杨森林 男 中农 教员 37 -- 不好 不留 --   刘于乡中心小学 杜得福 男 中农 教员 28 共青团员 不好 不留 --   柳匠乡黄花河小学 马晋兴 男 中农 副主任 36 三青团 一般 不留 普通反革命   柳匠乡陈相屯小学 张宝荣 男 军人 教员 33 -- 不好 可留 --   柳匠乡桃木屯小学 苏显武 男 贫农 教员 43 -- 一般 不留 普通反革命   刘于乡中心小学 杨辅清 男 佃中 教员 38 -- 不好 不留 普通反革命   大沟乡大范屯小学 李润堂 男   教员 30 -- 一般 可留 --   大沟乡中心小学 赵云霞 女 中农 教员 22 -- 一般 不留 --   
+
+　　陈相区普通反革命分子名单（1）
+
+　　   乡校名 姓名 性别 年龄 成份 职别 政治面貌 表现 是否留用 备考   柳匠乡陈相小学 王永春 男 32 地主 教员 特嫌 不好 不留 --   奉集乡佟沟小学 高蔚然 男 34 富农 教员 反动骨干 不好 不留 --   柳匠乡中心小学 魏中阁 男 48 贫农 教员 匪军官 不好 不留 --   柳匠乡黄花甸小学 段英杰 男 33 贫农 教员 匪军官 较好 可留 --   柳匠乡桃木小学 徐作臣 男 37 中农 教员 团营区代理书记 较好 可留 --   柳匠乡黄花甸小学 王考春 男 32 中农 教员 匪军官 一般 可留 --   沙河乡高官屯小学 关志国 男 34 雇农 主任 匪军官 较好 可留 --   奉集乡中心小学 史玉崐 男 33 贫农 教员 匪军官 一般 可留 --   沙河乡吴家小学 樊常顺 男 38 富农 教员 伪执行警尉 一般 可留 --   刘千乡中心小学 相会春 男 34 中农 教员 匪军官 一般 可留 --   刘千乡中心小学 于成志 男 38 中地主 教员 地主武装 较好 可留 --   奉集乡佟沟小学 赵为民 男 36 中农 主任 伪执行警尉 较好 可留 --   奉集乡佟沟小学 于洪君 男 40 贫农 教员 匪中尉 一般 可留 --   英守乡相成寨小学 宇青耀 男 31 富农 教员 特嫌 较好 可留 --   白清乡中心小学 陈德春 男 40   主任 三等巡官 一般 可留需处分 --   柳匠乡团山小学 白因伦 男 34 贫农 教员 匪兵 一般 可留 --   白家乡康家小学 佟庆久 男 36 富农 教员 伪执行警尉匪三等巡官 一般 不留 --   大沟乡中心小学 李景新 男 40 中农 教员 特嫌 不好 不留 --   
+
+　　陈相区普通反革命分子名单（2）
+
+　　   乡校名 姓名 性别 年龄 成份 职别 政治面貌 表现 是否留用 备考   沙河乡中心小学 韩英林 男 34 中农 教员 国民党员 一般 可留 --   姚千户中心小学 汪体刚 男 27 革命军人 教员 匪军官 较好 可留 --   柳匠乡黄花小学 相风阁 男 41 富农 教员 三等巡官 不好 不留 --   
+
+　　陈相区反革命分子名单
+
+　　   乡校名 姓名 性别 年龄 成份 职别 政治面貌 表现 是否留用 备考   英守乡中心小学 王之山 男 34 中农 教员 特务 不好 不留 --   柳匠乡中心小学 张天民 男 36 地主 教员 反动骨干 不好 不留 --   柳匠乡中心小学 赵忠 男 41 贫农 教员 反动骨干 一般 留 --   柳匠乡团山寺小学 赵常武 男 46 雇农 教员 反动骨干 一般 留 --   柳匠乡桃木小学 邱国境 男 44 中农 教员 反动骨干 不好 不留 --   姚千乡中心小学 马晋文 男 52 中农 教员 反动骨干 一般 留 --   姚千乡中心小学 张俊元 男 35 中农 教员 三等巡官 一般 留 --   柳匠乡黄花甸小学 夏栖权 男 43 贫农 教员 伪军官 一般 留 --   沙河乡吴家小学 刘宗谟 男 49 贫农 教员 反动骨干 不好 不留 --   沙河乡高官屯小学 李宝申 男 34 中农 教员 汪伪警察 不好 不留 --   柳匠乡中心小学 张振中 男 36 中农 主任 二等巡官 较好 留 --   柳匠乡陈相小学 周启明 男 33 不详 教员 特务 一般 留 --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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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401.txt
@@ -0,0 +1,57 @@
+# 沈阳小学系统右派分子名册和部分综合材料（7）
+
+## 东片【区】中右分子名单30/5
+
+## 中右分子名单
+
+　　张德君，上高士小学，审干对象
+
+　　陶明海，祝家屯小学，审干对象
+
+　　梁世平，王兵沟小学
+
+　　刘秉仁，高八寨小学
+
+　　高建飞，上高士小学，审干对象
+
+　　姚辅仁，上高士小学，审干对象
+
+　　曹文凯，高寨小学，审干对象
+
+　　张志德，高寨小学，审干对象
+
+　　金青溢，王兵沟小学，审干对象
+
+　　夏青生，下楼子小学
+
+　　李风翘，上高士小学，审干对象
+
+　　何青文，王兵沟小学
+
+　　代恩凯，王兵沟小学，审干对象
+
+　　那世忠，国公寨小学
+
+　　钟玉珩，古城子校，已批
+
+　　官春林，上伯官校，审干对象
+
+　　庞恩其，上伯官校
+
+　　崔祥印，李巴彦小学，审干对象
+
+　　占云明，古城子小学
+
+　　李绍周，古城子小学，审干对象
+
+　　武青海，国公寨小学
+
+## 第四阶段批判的坏分子
+
+　　大乐屯小学：王永润
+
+　　金德胜小学：夏青忠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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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file mode 100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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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402.txt
@@ -0,0 +1,31 @@
+# 沈阳小学系统右派分子名册和部分综合材料（9）
+
+　　（）
+
+　　右派分子人员登记表
+
+　　单位：第四中队（马三家区） 1958年2月12日
+
+　　   部门 曹台乡 中心小学 曹台乡 中心小学 曹台乡 岔路小学 八家乡 中心小学 八家乡 造化小学   姓名 那青清 刘书春 李连太 张玉贤 雷玉福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0 32 23 29 30   家庭出身 中农 破落地主 中农 贫农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伪警 学生 伪职员 伪职员   职别 教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级别 五级 五级 七级 -- --   何时参加 革命 1949.3 1949.3 1952.9 1949.3 1949.3   何时入党 -- -- -- -- --   何时入团 -- -- -- -- --   婚否，爱 人姓名， 何地工作 已婚 谭文英 家庭妇女 已婚 马淑芝 家庭妇女 未婚 高香芝 高职学生 已婚 徐静茹 家庭妇女 已婚 张桂荣 参加农业社劳动   身体情况 健康 健康 健康 健康 健康   整风运动中 表现 -- -- -- -- --   处理根据 -- -- -- -- --   处理意见 -- -- -- -- --   备考 -- -- -- -- --   
+
+　　右派分子人员登记表
+
+　　单位：第四中队（马三家区） 1958年2月12日
+
+　　   部门 马三家乡 大房申小学 马三家乡 大房申小学 马三家乡 三十家小学校 永安乡 芳士小学 永安乡 芳士小学   姓名 赫群 朗文明 王凤午 苏国栋 孙玉恩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44 28 34 35 31   家庭出身 贫农 贫农 地主 贫农 贫农   本人成分 伪警察 学生 教员 伪警宪 伪兵   职别 教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级别 四级 七级 四级 五级 五级   何时参加 革命 1949.3. 1950.3. 1948.11. 1950.3 1949.3   何时入党 -- -- -- -- --   何时入团 -- -- -- -- --   婚否，爱 人姓名， 何地工作 已婚 陶锦荣 家庭妇女 已婚 李秀云 家庭妇女 已婚 么彩云 家庭妇女 已婚 刘瑞芬 家庭妇女 已婚 陈玉兰 家庭妇女   身体情况 健康 健康 -- -- --   整风运动 中表现 右派 右派 右派 -- --   处理根据 -- -- -- -- --   处理意见 -- -- -- -- --   备考 -- -- -- -- --   
+
+　　右派分子人员登记表
+
+　　单位：第四中队（马三家区） 1958年2月12日
+
+　　   部门 建设乡 建设小学 建设乡 青堆子小学 建设乡 青堆子小学 建设乡 青堆子小学   姓名 钟集祥 董维纶 汤喜文 何启智   性别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4 35 26 28   本人出身 伪职员 农民 学生 军人   家庭成分 贫农 中农 中农 中地主   职别 教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级别 4级 5级 4级 6级   何时参加 革命 49年3月1日 52年9月 50年3月 55年9月   何时入党 -- -- -- --   何时入团 -- -- 52.8.30 --   婚否，爱 人姓名， 何地工作 已婚 卢雅研 家务 已婚 富蕙兰 家务 已婚 褚孝茹 家务 已婚 杨淑芹 家务   身体情况 健康 健康 健康 健康   整风运动 中表现 -- -- -- --   处理根据 -- -- -- --   处理意见 -- -- -- --   备考 -- -- -- --   
+
+　　右派分子人员登记表
+
+　　单位：第四中队（马三家区） 1958年2月12日
+
+　　   部门 新义乡 十里河小学 新义乡 付强小学 平罗乡 悟兵小学 平罗乡 中心小学   姓名 李春贵 李振兴 秦殿宣 张汝洁   性别 男 男 男 男   年龄 40 34 20 23   家庭出身 中农 小地主 中农 地主   本人成分 伪警 教员 学生 学生   职别 教员 教导主任 教员 教员   级别 -- -- -- --   何时参加革命 1949.3 1949.3 1957.9 1952.   何时入党 -- -- -- --   何时入团 -- -- -- --   婚否，爱人姓名， 何地工作 已婚  高素清 家务 已婚 董新艳 家务 已婚 刘珠珍 家务 已婚 胡素玉 家务   身体情况 健康 健康 健康 健康   整风运动中表现 -- -- -- --   处理根据 -- -- -- --   处理意见 -- -- -- --   备考 -- -- -- --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3/000403.txt b/CCRD/1/6/3/00040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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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29f8ea869b96da867eb834e447eeb980a35f465
--- /dev/null
+++ b/CCRD/1/6/3/000403.txt
@@ -0,0 +1,87 @@
+# 吉林省各界右派分子名录: 党群系统 (64人)
+
+　　<中共吉林省委整风办公室>
+
+## 【原书第1—13页】
+
+　　
+
+　　   地区及单位 中共德惠县委文化学校 长春日报社 长春日报社 长春市 总工会 吉林省长春工农干部学校   职别 辅导员 编辑 记者 干事 学员   姓名 丁树勋 于涛浩 王金蓬 王鸿鸣 王殿奎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4 31 23 29 24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中农 小手工业者 小手工业者 城市贫民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工人 学生   文化程度 初中 高中 初中 初中 高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53年 1956年 1949年 1952年8月 1948年2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6年8月 参加共产党 - 1950年3月 参加共青团 - 1950年参加 共青团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监督劳动 降职、降级、降薪 降职、降级、降薪 撤职、监督劳动   党派及社会团体处分 开除党籍 - 开除团籍 -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县委 市委 市委机关 党委 市委机关 党委 朝阳区委   处理后去向 本县种马场劳动 新立城水库劳动 新立城水库劳动 新立城水库劳动 郭前旗农社 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受家庭出身影响对新社会不满   备考 - - - - -    
+
+　　 第1页
+
+　　
+
+　　   地区及单位 吉林省长春工农干部学校 长春日报社 中共九台县委组织部 中共德惠县委农村工作部 中共长春市委办公室   职别 学员 编辑 部长 干事 干事   姓名 王静言 田泽笠 田雨沛 傅来顺 刘恒义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9 29 38 28 33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城市贫民 地主 贫农 中农 小资本家   本人成分 军人 学生 学生 学生 旧职员   文化程度 高中 大学 初中 初中 初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48年11月 1949年 1949年5月 1951年11月 1945年11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共产党员 1953年3月参加共产党 1946年10月参加共产党   性质 右派 极右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送回原单位 不开除劳动教养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降职、降级、 降薪   党派及社会团体处分 - - 开除党籍 开除党籍 开除党籍   审批单位 朝阳区委 市委 省委 德惠县委 市委   处理后去向 长春水电发电公司 自谋生活 本县肥料厂劳动 临江修路 新立城水库劳动   有何政治历史问题 当过蒋兵 -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留恋旧社会对现实不满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 - -   
+
+## 第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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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中共长春市统战部 吉林省长春工农干部学校 中共德惠县委农村工作部 吉林省长春工农干部学校 吉林省长春工农干部学校   职别 干事 教员 干事 教员 教员   姓名 刘辛民 刘锡海 刘玉禄 石人 甘多凯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9 47 29 35 35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贫农 贫农 中农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教员 学生 伪官吏 学生   文化程度 初中 专科 初中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1949年2月 1948年11月 1950年6月 1950年8月 1949年3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1年5月参加共产党 - 1951年10月参加共产党 - -   性质 右派 极右兼 反革命 右派 极右兼 反革命 右派   处理类别 降职、降级、降薪 法办 免予处分 法办 降职、降级、 降薪   党派及社会团体处分 开除党籍 - 开除党籍 - -   审批单位 市委 省委 德惠县委 省委 朝阳区委   处理后去向 新立城水库劳动 - 临江修路 - 留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参加国民党关大成特务组织任总干事 - 伪满警察 有民愤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思想一贯反动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思想一贯反动 家庭被斗   备考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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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日报社 中共 九台县委 农村工作部 中共 长春市委 组织部 中共 榆树县委 政治学校 长春市科学 普及协会   职别 记者 部长 副处长 主任 干事   姓名 吴从龙 曲吉生 朱翰彬 朱之光 任新民   性别 男 男 男 女 男   年龄 35 27 29 30 31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地主 地主 大地主 富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高中 初中 高中 初中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1949年 1948年6月 1948年2月 1946年10月 1949年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0年 参加共青团 1949年4月10日参加 共产党 1949年 参加共产党 1947年4月参加共产党任支委党代表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降职、降级、降薪 撤职、留用察看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开除劳动教养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开除党籍 开除党籍 开除党籍 -   审批单位 市委 省委 市委 榆树县委 市委   处理后去向 新立城水库劳动 本县机械厂劳动 新立城水库劳动 本县化工厂劳动 吉林教养所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备考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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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共青团长春市委办公室 长春市 总工会 长春日报社 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 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   职别 副主任 干事 记者 干事 副处长   姓名 谷长春 肖恩义 肖白 李才吉 李天成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5 26 29 27 32   民族 汉 汉 满 汉 汉   家庭出身 商人 雇农 伪官吏 中农 伪军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高中 高小 高中 初中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1951年1月 1949年11月 1946年 1947年8月 1947年12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4年3月参加共产党 1949年6月参加共青团 - 1948年8月参加共产党 1949年参加共产党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监督劳动 撤职、监督劳动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党派及社会团体处分 开除党籍 开除团籍 - 开除党籍 开除党籍   审批单位 市委机关 党委 市委 市委 市委 市委   处理后去向 新立城水库劳动 新立城水库劳动 自谋生活 新立城水库劳动 新立城水库 劳动   有何政治历史问题 - -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受家庭影响对现实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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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日报社 共青团九台县委员会 中共榆树县委办公室 共青团宽城区委员会 长春日报社   职别 记者 干事 秘书 副部长 编辑   姓名 李学斌 李智 李文芳 邹荣春 何史辰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5 22 29 29 35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小资产阶级 贫农 中农 贫农 中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农人 学生   文化程度 高中 专科 初中 初中 高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51年 1951年8月 1947年 1947年5月 1956年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49年参加共青团 1954年1月6日参加共青团 1948年7月参加共产党任支委 1951年参加共产党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监督劳动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党籍 开除党籍 -   审批单位 市委 九台县委 公主岭地委 宽城区委 市委   处理后去向 - 桦甸劳动 临江修路 新立城水库劳动 新立城水库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自杀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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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共青团双阳县委员会 吉林省长春 工农干部 学校 中共 长春市委 农村工作部 中共德惠县委办公室 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   职别 干事 学员 干事 研究员 副处长   姓名 单用仁 宋兴岳 孟繁德 孟庆龙 胡波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5 24 27 26 29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地主 贫农 地主 小资产阶级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初中 高中 初中 初中 高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50年5月 1951年 1950年3月 1949年2月 1947年7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49年 参加共青团 1956年 参加共青团 1950年3月参加共产党任支委 1951年11月参加共产党 1949年11月 参加共产党   性质 右派 右派 极右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降职、降级、降薪 - 开除 劳动教养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党籍 开除党籍 开除党籍   审批单位 双阳县委 朝阳区委 市委 公主岭地委 市委   处理后去向 本县农社 劳动 送回原单位 吉林劳动 教养所 本县种马场劳动 新立城水库 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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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中共长春市委党校 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 中共榆树县委组织部 中共榆树县委文化学校 榆树县总工会   职别 辅导员 部长 干事 教员 干事   姓名 何晓航 范政 周怡 周化天 金殿生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0 34 25 30 31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贫农 中农 贫农 城市贫民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初中 大学 初中 初中 初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48年12月 1937年12月 1950年11月 1947年5月 1949年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2年9月参加共产党 1938年3月参加共产党 1952年10月参加共产党 - -   性质 右派 极右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留用察看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党籍 开除党籍 开除党籍 - -   审批单位 市委 省委 公主岭地委 榆树县委 榆树县委   处理后去向 新立城水库劳动 新立城水库劳动 临江修路 临江劳动 临江劳动   有何政治历史问题 - - - - -   反党反社会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因受处分不满   备考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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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共青团南关区委员会 吉林省长春工农干部学校 中共农安县委员会 长春日报社 中共长春市委组织部   职别 副书记 学员 干事 副组长 干事   姓名 马振宇 姜志明 徐维汉 费晓平 张锡敏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4 31 23 28 31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中农 贫农 地主 富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军人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高中 高中 初中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1950年3月 1947年 1954年 1947年 1951年2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3年 参加共产党 1949年6月参加共产党 1954年5月16参加 共产党 1949年 参加共青团 1950年6月 参加共产党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降职、降级、 降薪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党籍 开除党籍 开除党籍 开除团籍 开除党籍   审批单位 南关区委 朝阳区委 公主岭地委 市委 市委   处理后去向 长白山修路 郭前旗劳动 本县工厂 劳动 新立城水库劳动 新立城水库 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亲属被斗不满 思想一贯 反动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备考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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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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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共青团南关区委员会 共青团南关区委员会 共青团南关区委员会 长春日报社 中共九台县委宣传部   职别 副部长 干事 干事 美术编辑 部长   姓名 张奎元 张庆龙 张绍有 郭大光 曹凤江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6 25 27 26 31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富农 贫农 伪职员 贫农   本人成分 工人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初中 高中 初中 大学 初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50年 1953年3月 1949年10月 1953年 1947年4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3年8月参加共产党任总支委员 1954年参加共青团 1950年参加共青团 - 1947月4月参加共产党县委常委委员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降职、降级、降薪 免予处分 降职、降级、降薪 降职、降级、 降薪   党派及社会团体处分 开除党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 开除党籍   审批单位 南关区委 南关区委 南关区委 市委 省委   处理后去向 新立城水库劳动 长白山修路 长白山修路 新立城水库劳动 本单位参加劳动   有何政治历史问题 - - - - -   反党反社会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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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中共农安县委文化学校 中共长春 市委党校 中共长春 市委宣传部 中共农安县委员会 吉林省长春 工农干部学校   职别 教员 教员 处长 干事 学员   姓名 贾宝喜 万邦顺 温杰 彭旭武 钱生浩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8 31 33 23 33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富农 中农 富农 贫农 贫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农人 学生 学生 伪军人   文化程度 初中 初中 大学 初中 高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48年 10月 1948年 10月 1937年 1951年8月 1946年3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48年11月参加共产党曾任支部书记 1942年 参加共产党 1954年9月 参加共青团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留用察看 降职、降级、降薪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监督劳动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党籍 开除党籍 开除团籍 -   审批单位 农安县委 市委 市委 公主岭地委 南关区委   处理后去向 本县砖厂 劳动 新立城水库劳动 新立城水库努/劳动 本县农社 劳动 郭前旗农社 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三青团员 - - - 三青团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反动思想 没有改造 对现实不满   备考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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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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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中共长春市委党校 政协九台县委员会 长春市 总工会 中共德惠县委农村工作部 中共德惠县委文化学校   职别 教员 常务委员 干事 干事 辅导员   姓名 孙春蔚 孙悦公 高卧 高世勋 高彬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0 45 46 32 24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地主 地主 贫农 贫农   本人成分 学生 旧军官 伪官吏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高中 初中 大学 高中 初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47年10月 1957年6月 1951年 1948年 1951年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49年12月参加共产党 - - 1954年10月参加共产党 1950年3月参加共青团   性质 右派 反革命兼 右派 极右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开除劳动教养 开除劳动教养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降职、降级、降薪   党派及社会团体处分 开除党籍 - - 开除党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市委 九台县委 市委 德惠县委 德惠县委   处理后去向 新立城水库劳动 本县农社监督劳动 吉林劳动教养所 本县种马场劳动 临江修路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国民党中校 - - -   反党反社会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一贯反革命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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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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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共青团德惠县委员会 长春日报社 长春日报社 德惠县工会 -   职别 书记 副总编 记者 干事 -   姓名 戴文昌 魏今翼 阚存志 赵永保 -   性别 男 男 男 男 -   年龄 31 32 26 32 -   民族 汉 汉 汉 汉 -   家庭出身 贫农 手工业者 贫农 地主 -   本人成分 工人 伪职员 学生 伪职员 -   文化程度 初中 大学 高中 初中 -   何时参加工作 1947年 1945年11月 1950年10月 1949年 -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48年9月参加共产党 1948年4月参加共产党 1951年2月参加共产党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   处理类别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留用察看 开除劳动教养 -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党籍 开除党籍 开除党籍 - -   审批单位 公主岭地委 市委 市委 县委 -   处理后去向 本县边岗农社劳动 留用 新立城水库劳动 吉林劳动教养所 -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 - -   反党反社会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   备考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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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页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3/000404.txt b/CCRD/1/6/3/0004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155a36cc4ea774bbb2b450f35ce137a754e5988
--- /dev/null
+++ b/CCRD/1/6/3/000404.txt
@@ -0,0 +1,29 @@
+# 张云川1958年1月致李维汉信底稿
+
+　　（李部长：）
+
+　　在反右派斗争期间我只是反省错误交待材料，与外人少有接触。只河南人大代表孟雨（中共党员)对我有数次帮助，与季方委员见过两面，此外与农工党任何人都无单独来往还。目前对于反右斗争已进入处理阶段，农工党于一月十六日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学习了季方委员《关于处理右派分子问题》的报告，和《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处理党派内部右派分子若干原则的规定》，和其它与处理右派分子有关的文件(听说毛主席、康生胡乔木两先生、邢西萍副部长都有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讲话，另外政协还有处理右派分子的各种标准，农工党未向右派分子传达，内容不知道)。昨天农工党中央已经对我作出了处分决定，我对于处分的轻重，并无意见，愿意完全接受。但对于指出的我的某些罪行，与事实有所出入，我愿加以说明，以供参考。
+
+　　自七月十二日我在全国人代大会上所作的检讨，已开始对于自己的错误有所认识。八月十一日起，农工党对我一连召开了两次斗争大会，八月三十一日到九月五日，对我又一连召开了四次斗争大会。农工党对右派分子召开大会进行斗争的，以对我所召开的大会次数为最多（比章黄李都多)。大会前后，农工党整风小组，并未派人对我进行教育帮助，使我进一步认识错误。在大会上，有些人突然提出不及设想、无[法]承认的许多问题，（大概有一本关于我的反动言行的资料，我未看到)。【有的年代相隔很远，毫无印象，有的时间虽近，当时并未留心记忆，以致无法立刻回答，遂被指斥为拒不坦白、拒不交代。大会名曰说道理摆事实，实际上，对于某些事实，不容我加以说明，一说明即被责骂为无耻狡赖，反攻反扑，不肯低头认罪。】
+
+　　在斥责叫骂的情况下，其势非把所提出的真假虚实一切事，一律承认下来不可。我为了长痛不如短痛，只好暂时先接受下来，以后在交待材料中加以说明，并推想将来定案时，一定会实事求是，核对事实，分清是非。最近学习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处理党派内部右派分子的若干原则规定》，其中第九条也是说“对党派内部右派分子的处理，必须查清事实，经过相应的会议讨论，然后作出决定。”邓小平书记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曾提出中共“在决定开除一个个党员的时候，要将他们的错误事实核对确实，要遵守规定的手续，”以及这些原则精神。我完全同意并拥护。但农工党今天在处理我的问题上，并未完全按照上述的原则规定来办事，对于我的事实，未加核对，对于我所提出的反证和说明，未加采纳或考虑。这样做，对于我个人的关系尚小，对于党的政策精神是不相符的。
+
+　　在对于我的处分决定中，所作的第一点结论说我是“三十年反共的老右派”。我认为这点是值得考虑的。周总理一九四九年就说过“农工党以往是三分反共七分反蒋”，我是农工党最早的成员，这原则自然也适用于我个人。我如果没有反共思想，就不会走上第三条路线(在交代材料中已一再说明)。但另一方面，也有反蒋的事实。在解放前，与党有过若干联系，接受过党所分配的任务(如策反工作等)，也营救过某些共产党员(当然也因有封建关系)。如果这样是“三十年反共的老右派”，则在章黄李杨(逸棠)王(一帆)等右派身上，都应加上这一条。尤其镇压过广暴，跟蒋介石做了十多年官的黄琪翔，更应该有这一条。其次，说到我“组织反共小集团”的问题，我在交代材料中已有说明，未知农工党曾否把被指为是我的小集团的分子所作的交待一一分析研究一下，发现其中有某些共同点没有？  例如我究竟如何组织他们?成员有那些人?说了些甚么话，做了些甚么事?是他们受了我的影响以后才成为右派的，抑是即令不接触我本来就是右派？如果仅仅因为我是右派，便把曾到我家里来过的或者他并未到我家来过，背地里说我好的，或是受到李伯球集团排斥、因我有正派的假象而到我处来诉过苦的，以及我同情某人而平时我同他并无关系的（如我同意丘锷崙多提级就是)一些干部，都划作是我的小集团，在反右开始，大胆怀疑，这样做是可以的，在今天定案的时候，就应该作进一步的分析判断，勿枉勿纵。被指为是我的小集团的分子所交代的书面材料如何，我不知道，仅就丁方拓和丘锷崙在开大会时对我的揭发来说，就很不具体，究竟是真无具体内容，抑是他们拒不坦白，应该彻底搞清。时至今日，我自己的罪行已很大，难道我还想包庇某些右派分子和企图减轻他们的罪行么？
+
+　　我在农工党是有宗派情绪的，平时与何世琨接近，反对章黄李等，因而他们称张何是反对派，就是指我与何世琨而言，是尽人皆知的。最显著的例子，莫如去年春天共同反对黄琪翔当副主席，今张何一右一左，不好说是一个集团，另指定一些人是我的集团，这是很难解释的。至于因为我有宗派情绪，对于受李伯球集团排斥的人，我不深究事实，偏听偏信，轻易寄以同情，我的错误责任依然是不能轻减的。
+
+　　在处分决定中所指的另一些事实，如说我曾说“河南有8 0％的农民反对共产党”，实则原文件中是说“河南有8 0％的农民反对合作化”，而不是反对共产党。原文件是许昌中学学生向廖华参事所反映的书面意见，由俞人则秘书整理打印，由我在郑州向河南省人民委会汇报时，交吴省长作参考的。我被推为视察小组组长，由我汇报，我并未对这点附加意见，后来也未向别人口头说过。我交待时已把原文件附交农工党整风小组，他们不特不采纳我的反证，连引文的错误也不愿纠正，这是难以理解的。
+
+　　说我反对肃反是“上轻下重”、“内轻外重”，因为这与原文原意不符，曾加说明，他们也不愿考虑。事实是大概一九五六年，在人大法案委员会讨论释放日本战俘时，彭付委员长说可以一个不杀，我说也可以杀一两个作个象征，以平民愤；彭付委员长说，与其杀一两个，倒不如一个不杀对于日本的影响作用更大  。其实我也是同意彭付委员长的意见的，既是讨论，我不过是故作为各种设论。于是我又说，这样会有人说我们“外轻内重”，彭付委员长说，不止有人说我们是“外轻内重”，也有人说我们是“上轻下重”的(法案委员会大概有记录可查)。以上这些话，大概是在民盟讨论会上我曾复述过。在交待中，我对此事已有说明，今整风领导小组，不予采纳，也不对证，把“内重外轻”颠倒为“内轻外重”，并且把对国外人轻、对中国人重的原意，误解为对党内轻、对党外重，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
+　　说我“在新疆放火，企图破坏民族团结”。事实的经过是，和阗专区粮食供应较为紧张，一天早晨，我与楚隆寿委员到街上散步，看见很多人聚在一起，我们向一个勉强能讲汉话的维族同胞打听，才知道是馕(饼类)未做出而聚集的馕铺前等着买馕的，他们都是附近乡间的民工，因来城边挖河未带干粮。所以争着买馕。在各界座谈会上(楚委员、廖华陈修和两参事，孙金栋秘书专员诸人全参加)，有一维族同胞(名字记不得)谈起粮食情况，他说听人讲于阗饿死六七个人，另有一人说，早晨买镶时挤伤一个人(楚委员和孙秘书，大概都有笔记可查)。当我们临走前向专员汇报时，曾建议，请他们注意解决粮食问题，最好能从莎车等地就近调济。在乌鲁木齐，向新疆人民委会汇报时，也反映了上述情况，他们十分注意，以后进行了调整，并有复电来京。我与楚委员廖陈两参事共同视察，他们推为我组长，所以在汇报时多由我先发言，他们补充，而汇报的内容，事前也大致都交换过意见。如果我不是右派分子，上述的事，本是件极平常的事，建议他们注意粮食问题，也是一件好事。今天因为我是右派分子便把共同的责任推在我一个人身上，并把事情的性质解释为我“企图破坏民族团结”，这种说法不是实事求是的。 (可向楚委员孙秘书调笔记查对。)
+
+　　说我曾“丑化积极分子是汤勤”，与我当时指的是些民主党派中的假积极分子，其限界涵义是迥不相同的。说我曾骂靠近共产党的积极分子是“溜沟子”，我不记得说过这话。但在我思想上与丑化民主党派中的一些假积极分子相同，我也可以承认说过这话。再如说我到河南搞恶性大发展，虽然未发展一个人，而我思想上希望发展，我也可以承认是我的罪行。其它如前年底我在洛阳郑州召开的戏曲界座谈会，与去年五月间李伯球在北京所召开的一系列座谈会相比，我在郑州未请过一个客，未发展一个党员，与王一帆杨逸棠在东北山东请客拉拢封官许愿，花了很多的钱，发展了很多党员相比，其中有无性质和程度之不同，在分析问题时应该予以区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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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反右派斗争以来，我除去作思想检查交代问题以外，从不敢多说话，深恐由于自己的思想不对头再犯错误，加重了自己的罪行，今天所以提出以上的意见，并不是企图翻案，和减轻自己的处分，而只是希望根据政策原则，查对事实，罚当其罪。即令处分比今天再重一些我也甘心情愿接受。退一百步说，审理刑事案件，宣判前总要问犯人一声“还有话说么”，而农工党今天处理右派分子，连这种精神也不愿采取，我以为是不够客观、细致、严肃、认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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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文中【 】内文字整体圈起，但未涂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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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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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3/000405.txt b/CCRD/1/6/3/00040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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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40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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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支部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陈修良党籍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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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修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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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修良，原名陈逸，曾用名莫湮、小琴，女，现年五十岁，浙江鄞县人，家庭出身地主兼商业资本家，本人成分是职员。1926年参加共青团，1927年转为共产党员。1926年开始参加革命工作。全国解放后曾任南京市委组织部长、常委，赴苏党组织工作考察团团员，上海市委基层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华东局妇委副书记，浙江省委宣传部第一副部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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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于1930年9月因领导丝厂罢工曾被捕十天，未招认口供而释放。1932年10月因误约地址和1935年夏秋间因上海党全部破坏曾两次失去组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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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修良一贯来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长期以来对党不满，把个人与党处于对立的地位，来浙江后又更发展到极其严重的程度，他猖狂的攻击污蔑省委和各级领导人员，甚至于公开地污蔑党，散布反苏、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民主专政、反马列主义的反动言论。根据鸣放期间所揭发的材料，她的反党言行主要事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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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党刻骨仇恨，一有机会就恶意地向党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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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否认省委的工作成绩，对前届省委的领导进行了猖狂的攻击：她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发言中“省委每个时期各项工作发生了严重的错误，省委过去领导作风不纯，不民主，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某些主要负责人滋长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思(108)想，没有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在党代会议的分团会议上，疯狂地污蔑省委负责同志是“皇帝”，是“昏君”，对当时提出的新的省委候选人名单也进行了恶毒的人身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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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期间，她到海宁县参加过县党代表大会，对县委及党的基层领导也进行了污蔑和攻击。说县委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盲目性。还恶意的挑拨干部团结说：“县委会山东人多，本地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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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蔑党的革命生活和组织原则，把党说成是一个宗派斗争、互相倾轧、毫无原则的小集团。她在第二次党代会期间公开说：“省委有宗派主义，使用干部有裙带关系。”在讨论省委委员候选人过程中，她曾不怀好意地几次赞扬岳坆前面的“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伪真”这付对联。他经常拿忠奸对比，以古喻今的恶毒手法，隐射现在我们党是奸臣当道。他所写的诗内也明显地流露着这种反动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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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经常说：“她一生热情忠诚为党工作，但三十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背着包袱。”意思是说她没有被重用，党对不起她。党代会后，她还到处散布党内生活可怕，党内宗派主义比敌人还厉害的流言。说：“在省委开会，我是不敢讲的，会议上有那么多秘书记录，谁知道他们在写些什么东西？”她曾对省委宣传部的同志说：“党内宗派主义比敌人还厉害，敌人是明显的，容易识别的，党内宗派主义是隐蔽的，弄不清楚，我是吃过宗派主义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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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和党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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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止一次地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党政不分，圆印子吃香，方印子不吃香，党员干部不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在海宁时对宣传部一位同志造谣说：“县里是以党代政，省里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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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反对党所提出的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的政策。她在研究中、小学毕业生工作时说：“高中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我的女儿就不去(她女儿是应届毕业生)，考不上大学宁可请家庭教师。”并且批评“要中、小学学生参加城市服务性行业工作是不对的。”她却强调“城市学生到农村在生活上不习惯”，“在农村没有根，站不住脚”，不同意科学处的正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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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她反对人民民主专政，恶毒地污蔑肃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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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机关肃反是对干部的政治生命采取主观武断粗暴手段，是充分表现了对干部没有爱护的思想，是对党对干部不负责任的恶劣作风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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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到处攻击公安机关，说公安机关的保卫制度是“胡来”，是“过多的干涉”“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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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反对苏联，破坏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散布流言蜚语，歪曲苏联的社会生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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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苏联人民的生活在画报杂志上宣传的是少数典型，实际上物价很贵，买件衬衫，买盆水果要好多卢布，低工资收入的工人生活很困难，莫斯科有些学生要排队转卖东西，从中取利作为自己的生活补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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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常常在有些同志面前讲：“苏联同志很爱钱，挑选工作自由，那里钱多到那里”。她还不止一次的说：“我大女儿从苏联回来，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我与她格格不入，以后再也不要把小孩送到苏联去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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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经常散布反苏情绪，破坏国际团结，曾对省委宣传部同志说：“苏联写信警告英、法是很不慎重的，没有考虑到可能引起的后果。”“苏联肃反使许多人人头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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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在省委学习班讲课时曾说：“解放后，我到苏联去，作为一个中国代表团，去参加观礼，从旅馆到观礼台路很近，但经过苏联保卫人员好多次检查证件，当时我们是苏联的国宾，为什么要这样不相信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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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几次说：“苏联同志对中国没有反苏情绪很怀疑，解放后，我到苏联，好多人包围我，要我回答这个问题。”又说：“我不论到工厂、农村，苏联同志总要问中国有没有铁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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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反对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反动的修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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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想出各种办法来反对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她认为党校与业余政治学校有组织的学习理论“太不自由”。只能够培养“书呆子”。“要我到高级党校去学习我是不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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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曾数次要杭县停办业余政治学校。又要理论教育处写报告给省委建议停办县级机关业余政治学校，(后经其他部长反对，没有送省委)。她反对大专学校开办马列主义夜大学。并积极反对建立理论教育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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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经典著作是一条绳子，束缚了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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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提倡学习理论要根据“自愿原则和自由兴趣”；她不止一次的在研究干部理论学习会议上说：“不愿学理论的，他们要学什么，就让他们学什么。物理、化学、文艺都可以，唱歌、跳舞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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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打着反教条主义的旗子，千方百计地散布修正主义观点。她否定中国社会有阶级的存在，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划分阶级的定义。她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报告中，说：“孙中山讲的大贫小贫也有点道理，工商业者穷，小地主也是穷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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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资产阶级是世界资产阶级中最进步的、自觉自愿的把财产交出来”。她还多次讲到：“中国资产阶级比美国的落后工人还进步”。她在省政协学习会上作“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学习体会发言时，她还说：“有些人不相信资产阶级脑子已经改了，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赎买政策就是去掉资产阶级的尾巴的办法。如果以为还未消灭，那为什么要供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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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对地主、资产阶级是有强烈的阶级感情的。曾对资产阶级分子说：“个人的出身不能怪我们自己，因为生的这个家庭中，只有上帝知道，所以不必自卑，人家要骂也只好让他骂。我是地主家庭的叛变者，你们也在叛变中，所以不要自卑”。这在实际上就鼓励了资产阶级分子不要进行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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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宣传阶级调和论，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她说：“现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趋转化，对抗性的矛盾已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有的认为对抗性的矛盾，这是教条主义。”她说：“……斯大林讲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难道阶级没有了还要尖锐吗?这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我们浙江亦犯过越斗越尖锐的错误，这就是教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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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公开散布“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她曾不止一次地说：“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个论点是在苏联批判的，不适宜于苏联，但中国情况就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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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认为阶级斗争在目前已失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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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否认党的性质和领导作用。把党说成象一个政治协会一样，她说：“这次王明还当选了中央委员，因为他代表了小资产阶级，我们应该帮助教育他，如不去团结他，小资产阶级还是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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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对纳吉及其他修正主义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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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修正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派别，这没有什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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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认为南斯拉夫同志们对于斯大林的错误抱有特殊的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还流露了赞扬纳吉的情绪，她说：“拉科西说纳吉是反革命，这是敌我不分，纳吉原是个有信誉的农业专家，是个共产党员，因为他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搬苏联经验，要求发展轻工业、农业，反对拉科西而被关到牢里去了。他的错误(指这次十月叛变)也是犯了敌我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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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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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她的报告里对知识分子都作了这样估价：“没有知识分子社会主义革命寸步难行。”她还说：“知识分子主要是依靠才德吃饭，士为知己者死，不吃嗟来之食，有骨气”，“知识分子有个人品质，凭个人能力，中国士大夫历史上就有这个传统，清高、不吹牛拍马，这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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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在大鸣大放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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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鸣期间，她在省政协会议高教组作了发言。说：“要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混淆不清的墙”，说：“骄傲自满的思想在我们党内相当严重，三个主义加上骄傲，问题就更严重，要党内多负责”。又说：“知识分子是‘士可杀不可辱’的。粗暴、不讲道理……所有帽子都要拿出来，还给他……。”他对资本家报告时说：“我们有错误，要恭听教训，大家都要鸣放，不平则鸣，有职无权要鸣，本来赚钱的工厂，公方搞亏本了，资本家应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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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播电台记者采写了浙大教授董太龢(右派分子)的讲话(内容反动)，请示她是否可以广播，她直截了当地说：“你们放鸣好了，还审什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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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师范学院部分学生以不要考马列主义为名反对政治教育，并特地派代表到部里来请愿，她对他们说：“按题考试马列主义是教条主义，要是这样考试我也考不及格。”立即答应把政治考试改为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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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右派斗争开始，在报上已揭发了宋云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后，她还认为宋是民主人士，是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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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反右派斗争初期，省委宣传部有些同志写了批驳右派分子吴惟平反动谬论的文章，征求她的意见，她批评写稿的同志：“老说人家的错处，不说人家对的地方，不能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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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宣传部已开展对右派分子黄源的斗争后，有人提到“黄源一贯对党不满，走上了反党的道路。”她立即接上去说：“不是!不是!只是在会议上讲话讲得难听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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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以上大量反党事实说明，陈修良的反党情节是十分严重的，已经完全丧失掉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而堕落成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五毒具全的资产阶级极右分子。为了严肃党纪，纯洁党的队伍，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支部大会一致通过决定开除陈修良的党籍，并建议撤销她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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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八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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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支部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黄源党籍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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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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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源，又名黄河清，男，五十二岁，浙江海盐人，家庭出身职员，本人成份自由职业者，一九三九年十月入党，同年三月入伍。全国解放以后，曾担任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副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第二副部长，华东局宣传部文化处副处长，中共浙江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宣传部副部长，并兼任省文化局局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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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源是浙江文艺界反党集团的为首分子。他敌视党的文艺方针和路线，否定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方向，在文学艺术中大放毒草。他还歪曲事实，煽动文艺界对党不满，反对党的领导。在大鸣大放期间，他和文艺界党内外的右派分子一起，向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黄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极端严重的，主要事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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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黄敌视党的文艺方针和路线，以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思想篡改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原则和文艺工作的工农兵方向。
+
+　　1955年秋，黄与右派分子郑伯永、王参如起草了一个如何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草案)的报告，在这篇报告里，他们对浙江文艺工作上的问题作了肆意的歪曲夸大，认为浙江文艺工作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在文艺理论方面则认为是“在日常工作中没有划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斗争和学术自由讨论的界线”，“没有把胡风反革命集团片面强调文艺特性来进行反党，和文艺干部要求领导上根据文艺特征来领导文艺工作的正当要求加以区别”。在领导创作方面则是“行政命令做法，粗暴批评，把文艺创作与及时写作文艺宣传资料来配合中心工作混淆不清，甚至错提了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和反对个人创作的口号”。
+
+　　黄源经常散布艺术即政治的论调说：“管事业，管业务是最大的政治工作”。又经常说什么“社会主义包括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搞好文化工作也就是政治，就是社会主义”。他到处提“反对教条主义”。在一九五七年省第三次行政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他说：“教条主义很热心想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想表现新人物，但对过去的传统采取否定的态度。这在浙江表现得也是突出的，一直到农村俱乐部，只要新的，结果变成干巴巴的”。她又说：“我们浙江在文艺工作上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就是要求艺术机械的为政治服务，艺术当然应该为政治、为工农兵服务，但理解得非常狭隘，仅仅理解为配合当时当地的中心服务，与当时当地中心没紧密关系的就受到打击、排斥，把百花齐放与为政治服务对立起来，这是错误、片面的”。他又说：“香花毒草应有我们的看法，当然不是看到毒草就一棍子打死，而是要经过讨论，慢慢地搞清楚它的性质。要放，就有好的坏的，我们要学习要会辨别。我们拿马列主义来套，简单的下结论，是不行的”。就这样，他把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文艺方面轻轻抹掉了。
+
+　　歪曲事实制造所谓“狮子龙灯”事件，以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的文艺路线。浙江民间歌舞巡回演出团在黄源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只选拔了传统的民间艺术节目，根本没有反映人民现实生活与斗争的节目。省委指出巡回演出团光有“狮子龙灯”等旧节目，没有反映现实生活与斗争的节目是不对的，要求充实新的内容，并尽可能配合四十条宣传。省委这一批评与要求是完全正确的，可行的。但是，黄源进行消极对抗，在文艺界到处散布流言蜚语，并且私下里恶意地决定解散巡回演出团，要在狮子龙灯身上贴标语，以嫁祸于省委，到处宣传说“省委要解散歌舞团”等等，来攻击“省委是教条主义”，在文艺界制造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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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文艺工作者深入下层，反对普及工作，甚至认为“过去浙江文艺工作只搞组织工作是罪恶的”。他以所谓“城市领导农村”为理由，反对群众文化工作深入农村，组织与辅导农民开展业余文艺活动。经常嘲讽省文化局社会文化工作是用的“手工业方式”，“游击作风”、“以工作队方式来领导文艺”。中央文化部指示群众文化工作者应该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人员经常下乡下厂，进行具体辅导工作，黄源却要社会文化科三分之二人员搞创作。他说：“搞组织工作，搞不出什么明堂来”。黄源又经常散布什么“野战军与地方军”的论调，公开宣扬说：专业文艺团体是“野战军”，业余文艺队伍则是“地方军”、“民兵”，文化领导部门应该抓“野战军”为主。在这种理论支配下，黄源不关心群众文化工作，特别厌恶文化宣传工作，鼓励下级文化部门放弃对群众文化工作的领导，以此来对抗文化部所指示的“以群众自办，以业余文化活动为主”的方针。他也反对专业剧团为工农兵巡回演出，在场团调配工作上提出了“门当户对”的方针，说大剧团只要在大中城市，大剧场演出。他还强调“要以艺术来领导文艺”的谬论，反对对艺人加强政治教育。在剧团音乐训练班的课程中，他都把政治教育的内容抽掉，说：“讲这些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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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为政治、为工农兵服务，他决意停办了以登载演出资料为主的“大众演唱”月刊，极力支持创办“东海”文艺月刊，把大权交给他的亲信，右派分子郑伯永，大放大鸣期间“东海”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论坛。在黄源、郑伯永等人宣扬所谓“文艺宣传资料不是创作”的谰调影响下，部分文化馆放弃了文艺宣传资料的组织、编印，相反的有些干部关门创作，不愿下去进行辅导工作，二十多个县、市办了迎合少数知识分子口味的大型刊物，而这些偏向却为黄源所赞赏，认为是个方向，也是一棵“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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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源在表面上似乎是重视民族遗产，实际上把文艺事业引导到脱离当前政治斗争、脱离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的资产阶级道路上去。他从来不说民族遗产应该有批判地接受和发扬，总是笼统说“民族遗产是建设新文化的基础”。“搞文化工作要从这个基础出发”。实质上是提倡复古。对于歌诵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曲艺——“黄河大铁桥”，他就反感，说：“没有东西，只是大喊大叫”。浙江省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得一等奖的“贝壳舞”，思想性艺术性都较高，观众一致好评，但因内容影射肃反，被黄源、陈守川等人加上了一个“机械配合政治”的罪名，推翻这个舞蹈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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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黄源反对党的领导和监督，造谣污蔑省委领导同志，一有机会，就猖狂向党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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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源诬蔑“省委是以庸俗社会的观点来领导浙江文艺工作”“省委不懂文艺特点”“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是“教条主义”。他对右派分子郑伯永说：“科普之所以有成绩，是因为省委不懂科学，无法插手之故”。他也经常议论与诽谤省委的负责同志。说：“××同志很粗暴，”“××是以过去老解放区宣传科长的办法来领导文艺”，以此来破坏党的威信。黄源经常把党现政府的领导干部骂为“瘪三官”“狗官”，说当“官”是没出息的，鼓励大家当“专家”。他自己公开地对干部说：“我也不愿做这个狗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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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源受省委嘱托，分工领导浙江的文艺工作，但是从来不向省委请示报告工作，省委对文艺工作的指示如果合意的就接受，不通的就违抗，不向下边传达。他兼任文化局长、党组书记，与文化局右派分子陈守川勾勾搭搭，在干部面前散布说“陈守川已经七年来不敢讲话了”。反过来又打击党组副书记王顾明同志，并诬蔑说“省委如果知道王顾明的水平不能负责文化局，那么省委的水平也就高了”。几年以来，黄源除了在文艺界散布了不少反党的流言蜚语外，还着重地组织了以他为首的反党集团的成员，向党发起了三次进攻；
+
+　　第一次，一九五六年春捏造事实制造“狮子龙灯”事件，向党发起了攻击。企图以此来煽动文艺界对省委的不满，借以削弱党的领导威信。攻击省委的“教条”与“粗暴”他们又散布“省委有宗派”、“省委××同志偏听偏信”把文艺工作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歪曲成为私人之间的“义气用事”，“无原则纠纷”。黄源、郑伯永、陈守川等又到中央去诬告省委，歪曲事实。这些恶毒的言行在党内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严重地破坏了省委的领导威信。
+
+　　第二次，一九五六年七月，省二次党代会期间，黄源与右派分子陈伯永、陈学昭、陈守川等连同一气，利用党内民主，向省委发起了一次进攻。黄源首先带头哭诉“省委粗暴”，攻击“省委不懂文艺”，骂省委××同志“他就是凶猫”，把自己比作老鼠。黄源、陈伯永、陈学昭、陈守川等在小组会上牢骚怨言并发，恶毒地谩骂省委是“阿Q……落后而不自觉”“是赵太爷——不许人家革命”。因此，他们建议省委要“好好学习阿Q正传”。诬蔑“省委不是民主不够的问题，而是根本破坏了民主”，别有用心地说：“省委权力掌握在这些人手里是危险的”。
+
+　　第三次，大放大鸣期间。黄源与王参如在四月间去北京参加中央宣传会议后，就与反党集团分子统一认识，黄与郑伯永说：“现在全国形势很好，要看省委的自觉”。四月底，在右派头子宋云彬主持的文艺界座谈会上，黄源宣称自己是坚决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派”，又恶意地引用毛主席的指示并加以歪曲、夸大(讲高级干部有百分之九十对放、鸣不通)，实际上是引导大家把矛头指向省委。在五月份举行的全省第三次文化行政工作会议以及文化局机关放、鸣时，企图煽动群众向省委领导开火。例如：(1)在文教分科问题上，明明是在一九五六年文教会议时他自己不同意，现在却推到省委身上，而且在当时一次局务会议上说：“省委如果再不解决，我带头上街去请愿”，问大家去不去。又说：“你们不要到半路上溜掉了，这样我局是当不成，你们去当局长”。(2)三门县平调问题，该县文化部门干部反映当地不够重视，黄源在参加小组讨论时，就煽动说：“你们回去组织维持会，来扶持这个剧种”。有的同志反对，说维持会是日伪的反动组织，黄又说：“那么组织同志会好了”。接着说“真的不行，你们到文化局请愿，我黄源第一个出来接见你们”。(3)在文化局机关放鸣的第二天晚上，黄源趁机关俱乐部组织游湖，以此为名阴谋进行点火活动。在游湖时，黄源、王参如曾经和右派分子何师曼等谈起把“浙江文化通讯”改办“文化报”，黄源说：“从浙江文化通讯扩大，办个文化报，与浙江日报分工，不怕浙江日报不登文艺消息，将来和文汇报一样，和浙江日报唱对台戏，销路也是不会差的”。在船上，黄源、王参如还煽动大家攻击省委。要大家回局贴大字报，动员科、处长来提意见。第二天上午，何师曼碰见科处长就催着要他们“揭内幕”，史中平等人也十分积极，“科处长也要鸣起来”的巨大标语、漫画要贴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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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黄源为首在文艺界形成反党集团、打击、排斥党员干部，任意按插和重用他的“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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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源经常在干部中散布说：“共产党员不懂，就不要插手，让专家去搞”。黄源就不主张党员骨干担负领导。如成立剧协时，黄源曾要把党员副主席去掉，音协筹委会六个正副主任。没(119)有一个党员，而且为右派分子俞绂棠等掌握领导权。调配干部他首先问的不是政治质量，而是文化程度和“写作”。调任文教部办公室副主任时，黄源说“这个人过去有没有写作?先拿来看看”。调文化局人事科长时，黄源说：“要他先写个剧本我看看”。
+
+　　在剧团，黄源公开提出说：“把艺术还给艺人”。把党的领导权转让给姚水娟、任宪章、陈静之类的右派女将、开除党籍的坏分子、反革命分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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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伯永准备调林希翎来主编“东海”的“海上风云录”，黄源是知道的，并“表示欢迎”。当时林希翎的问题是已有所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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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不通过组织、不符合人事制度乱任用私人，任用的人当中有他的老同学、老朋友、老部下等等。在任用时还为他们吹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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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黄源否定党对文艺工作领导所取得的成绩，而且把个人放在党的上面，到处宣扬自己的“功绩”，把文艺事业看作攫取个人名位的手段，用腐朽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腐蚀文艺界，在浙江文艺界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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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源从华东来浙江时，就带着“浙江的领导不懂文艺”，“拯救浙江文艺工作”的心情来的。两年多来，他从来不肯定过去已经作出的巨大成绩，相反的却是认为搞糟了。说“过去只做组织工作，好象土改不分田地一样，这是犯罪”，说“不搞民间艺术，只搞俱乐部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却把他来浙江后文艺工作上的成绩归功于他自己，特别是在“十五贯”轰动全国以后，常以“十五贯”作为吹嘘自己的资本，甚至在传达二中全会决议时也大肆吹嘘。黄源等在文艺界散布这样的论调：“黄源来了浙江的文艺工作才有气色。”
+
+　　他经常说“我们工作做得怎么样，就看我们死了以后是否有人为我们流泪”。浙江的一些民间艺术与戏剧到北京或外地得到了好评，他竟认为这是“押宝”押赢了，归在自己的帐上。十五贯开始时是把整理小组名义拿出去的，到北京一打响，连忙把黄源的名字放在第一个。去年文化局已经决定同意越剧团去京汇报演出，黄源说：“你们的剧目有没有十五贯的水平?”又说：“去出丑，打不响，回来怎么办？”“如打不响回来，团长要撤掉，剧团要换招牌，我黄源就要跳西湖了”。黄源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把党的事业当做谋取他自己的名利，还常到处宣传“一出戏主义”。他常说要出名就要演出一出戏，吹响一支曲，写好一个剧本。“一个曲子主义”引导大家脱离政治，抗拒思想改造，钻到单纯的业务圈子里去，关门提高，目的是“成名成家”。
+
+　　上述事实说明，黄源已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对抗党的文艺方针路线，宣传和坚持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反对党的领导与监督，对抗与拒绝遵守党的组织原则，破坏与分裂了文艺界的团结，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了严肃党纪，纯洁党的组织，经支部大会全体党员通过，一致同意开除右派分子黄源的党籍。并建议领导上撤掉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
+　　 一九五八年一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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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407.txt
@@ -0,0 +1,83 @@
+#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本部委员会关于陈沂问题的决定
+
+　　<(陈沂)>
+
+　　陈沂任总政文化部长期间，在工作、思想、品质、作风等方面都表现了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总政首长对此曾不断地给以批评教育，但他不检讨、不改正，有时表面作些检讨，但检讨之后依然如故。一九五三年总政根据军委指示检查文化部工作，一九五六年底又对他的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铺张浪费等错误进行了揭发批判；他对此均采取了恶劣的抗拒态度。一九五七年春季，军委决定文化部并入宣传部，他对此十分不满，进行了一系列的分裂活动。一九五七年五月初，他和社会上右派利用整风机会猖狂向党进攻一样，在天津师范学院和总后第四预备学校放火(后者有录音)，在讲话中散布了许多反动言论，攻击中央军委及解放军各总部。一九五七年六月，他抓住马寒冰自杀事件，挑拨是非，攻击总政领导。在整风中，他对一切批评过他的人进行打击，并企图将这些人说成右派；而对右派或有严重右派言行但未冒犯过他的人，则一律加以支持保护并设法为之开脱。陈沂的这些表现，总政领导和机关干部早有察觉，在整风中，有不少干部对他提出批评。因此，机关党委根据机关党代表大会上代表们的提议和总政首长的指示，召开会议，对他进行批判教育。会议由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起，先后举行过二十五次，在会议上发言的共有七十七人，揭发了大量的材料，证实陈沂有如下的罪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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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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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七年五月七、八两日，他在天津两个学校的讲话中发表了许多反动言论，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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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人民民主专政。他歪曲毛主席在浙江省委的讲话，他说：“毛主席讲……反革命只有十万分之一，浙江省二千三百万人中只有二百三十个反革命，其中还有些是地主坏分子受管制的”。他说：“今天什么家庭出身的都不成问题，因为他都改造了么，他爸爸过去是资本家，现在也是自由劳动的人嘛!”他又说：“今天同志们也好，外边人也好，他对我们没有说非反对共产党不可。……他对你没有什么杀父之仇，为什么非反对你不可呢?”由此，他得出结论，“如果对待这些善良的百姓，还是采取专政的办法，那就是蒋介石的办法，国民党的办法，……那就是自挖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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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诬蔑我们党过去对人民实行专政，并竭力说明党中央、毛主席所以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被迫的，她号召人们以暴风雨的方式争取对人民的民主。他说：“阶级敌人打倒之后，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剩下的问题就是人民自己之间的问题，我们还是要专政，对人民实行专政，采取压服的办法，……还是采取蒋介石的办法，那就是说我们也为我们挖坟墓。”他说毛主席、党中央所以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因为“这样一个问题已经摆在党的面前，很重要的问题，不这样办就不行了”。“问题不解决，就会发生斯大林的悲剧，就会发生象匈牙利这样的事变！”他很惋惜地说：“根据毛主席自己讲，他提得晚了一些。这事情本来就应该比现在早一点提出来，但是提晚了一点”。他又说：“现在提出来也很好，再不提这个问题就多了。”他说问题所以严重，是党内绝大多数人现在还不愿这样做。他认为：“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讲我们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我们党同人民现在是隔了一道墙”。“这个墙如果不拆开，关系就搞不好”。“我们现在整风就是为了拆这个墙”!如何推倒这个墙呢？他说“不要强调和风细雨。”他认为强调和风细雨“那就是不让人家来”，他说“和风细雨中间总要打打雷吧!总要有几个闪电吧!那有一来就是和风细雨，没有这个事情!”“谁喜欢暴风雨，那就来吧!”“你就敞开门放就是!你爱怎么进就怎么进，窗子都打开，你们……随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么，不准附加任何条件!”他说“搞民主就要带点强迫，你说一点强迫没有，他民主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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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匈牙利事件，他作了与党完全相反的分析。他认为匈牙(87)利事件主要的不是帝国主义和内部反革命长期阴谋活动的结果，而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他说：“如果那时匈牙利人民已经在街上示威的时候，如果那时匈牙利的党看到这个问题只是人民内部的问题而采取措施，也还是可以的，因为那时工人的口号就是这样的，‘示威生产两不误’，证明他还是要搞生产……就是因为那时党的领导还是采取压服的办法，所以激起群众的义愤，这时反革命在利用，当然也就发生了匈牙利的问题。”他的论点同纳吉等同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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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咒骂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公开号召要改朝换代。他说“我们国家社会制度有很多还要研究，这也是要鸣的。”他说：“匈牙利事件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夭亡。”他又说：“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好的，而上层建筑太坏了，就要改朝换代，不然，为什么同是封建主义经济基础，而换了那么多朝代呢？”他留恋私有财产制度，仇视农业合作化，他认为在我们的国家里，由于社会制度不合理，军人的命运是悲惨的，他说：“咱们这些当兵的，解甲归田，无田可归，告老还乡，无乡可还……。他回了家以后，成了高级合作社，他啥也没有，房子没有他的，什么也没有他的，……这就是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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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诬蔑社会主义民主，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并提出向资产阶级民主学习。他说“我们国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所以我们的生产力发展受到影响；当然我们因为也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我们的民主生活锻炼也是差一些。当然资本主义是那一套，可是他有些，也值得我们来学的，你比方说他互相可以骂么，比如在这里开会，我对你有意见，我就不同意，我就可以站起来质问你，我就可以写文章公开批评你，这也是一个培养哩!我们就没有这个。因为我们常常是讲人家，我们总是正确，我们就是领导人家的！”他主张无条件的言论自由，他说：“知识分子揭穿了，他就要求言论自由……他不要求别的东西，那么，你就应该满足他，但是你不让他说，……就会发生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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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公开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并视为这是个人积极性的来源，认为谁批评个人主义谁就是教条主义，就应该加以反对。他说我们党和军队总是强调为人民服务，为部队服务；但“对人家的特点，根本不考虑，尤其对人家的前途不考虑。”他说：“他现在当医助，当卫生员，当护士，当司药，难道他能当一辈子？他是要想到我将来会当个医生，甚至会当个大医生。他当然要有这个想法，这个想法有什么错呢？”“人没有理想怎么活呢？”他说：“老实说，那个没有点个人打算呢？……说一点个人打算都没有，那是骗人的，是不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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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反党反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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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会议上的揭发，陈沂在总政文化部工作期间，反党反领导的错误表现得特别明显，而一九五七年则更有了恶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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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不起领导，一贯地破坏领导威信，他认为领导上不懂文艺，不关心文艺，不爱护文艺干部。他在文艺干部中广为散布：“彭总只爱看斩马谡，根本不懂新文艺！”“彭总说，文化工作少搞点，亡不了国!”借以煽动文艺干部对军委的不满。他十分蔑视总政的几位主任，他经常说：“主任不懂文艺特性”，“主任不懂装懂!”“你不懂就放手让别人干嘛!”为破坏几位主任的威信，他不惜制造谣言，把主任们描写得十分无知。他骂谭主任“主观、片面、狭隘，从不重视文艺工作。”骂傅副主任“老糊涂了”，骂肖副主任“胆小怕事，他懂得什么文艺？”骂甘副主任是“山沟里出来的，无知!我连尿也不尿他！”他对中央宣传部、国家体委的一些负责同志也是看不起的，他说周扬同志“摇摇摆摆，对贯彻中央的文艺方针不坚定!”骂蔡树潘同志是“恶霸”荣高棠同志是“流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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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骄傲自大，个人突出，争名夺利，玩弄权术，个人主义已发展到和党的领导直接对抗不能相容的地步。他把他所领导的文化部门当成一个独立王国，只能向党向上级要支持，要人要钱，不准党和上级对他的工作进行监督和批评。总政几次检查文化部的工作，他都采取抗拒的态度。他经常对自己的部属讲：“对上只有抗、顶才能解决问题!”总政领导上说文工团演“曙光照耀着莫斯科”一剧用款近两万元，有浪费，他不但不作检查，反而奖他们一千元。总政领导上说文化部工作中有缺点，他就布置文化部各处把成绩都摆出来给领导上看看，趁机大作宣传。总政领导上说他决定解放军代表队不参加全国奥林匹克选拔赛是个严重的错误，他就说“虽有缺点，但体委也不对！”总政领导上说用人要经过组织手续，不要随便从外部吸收人，要照顾下面的困难，不要随便从下面调人借人；但他可以不经组织批准，就自行任命文工团十几个校官的职务，从社会上招收人，并经常从下面调人，调不到就借，而且往往有借无还。总政领导上说经费开支要遵守制度，但他却无组织无纪律不请示报告，就随便批条子、乱花钱，一而再、再而三。一九五四年他带文工团出国，很不尊重我驻外使节的领导，他对我驻苏使馆关于不唱“斯大林颂”及不以“东方红”作礼仪性首唱歌曲的指示，采取抗拒态度。他自己想延长在捷克的时间，不经国内及我驻捷使馆的同意，即向捷方提出要延长在捷时间，而向我使馆报告时，则又说是捷国防部长提出的要求……。总之在他的心目中是没有什么上级和党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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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为打击领导威信，抬高自己，总是标榜自己如何关心大家，他常常对下级这样讲：“你们大家好好干，有什么问题我给你们顶着，为了你们，我已向主任不知作过多少检讨了。……你们有什么要求就提出来，我能办得了的就给你们办，我办不了的就给你们往上转，我上边还有主任啊！那我就决定不了啦！”为了拉拢群众，他对下面提出的要求，不论合理与否，都随便许愿；但当领导上不批准时，他就把责任推到领导身上，表示他是关心下面，就是领导上不关心。他特别强调文艺的特殊性，认为各级政治机关的负责人不懂文艺，领导不好，因此就强调部门领(90)有人要！”“部队文化工作的路是越走越窄了，部队文化工作算是叫谭主任踢蹬光了!”“有些成就的人都要离开部队了，今后部队还能搞出个什么名堂？”“我们一走，文化干部就散了。”他在散布了这一些散伙情绪之后，便积极进行分裂活动，具体地安排从部队中拉一批人随他到地方上去。他不经总政同意，便派陈亚丁、鲁勒、马寒冰三人去中央文化部谈关于部队文艺干部的安置问题。对文化部的一些主要干部，他分别对象，用有拉有打的办法，鼓励他们离开部队。他对陈其通同志说：“你是搞戏的，可以到戏剧学院去么”当陈其通同志表示愿留部队工作时，则又讽刺地说：“人家当然不走啦!宣传部副部长么!主任喜欢长征干部么!”他对李伟同志说：“你可以到音乐学院去当剧院长。”当李表示不愿离开部队时，他就对人说：“李伟他是不愿丢军衔的，军队薪金高，他是很计较这些的!”他一再鼓励董小吾同志到地方上去，并表示董可以到实验话剧院当副院长，当董到总政话剧团工作后他就对董说：“到话剧团当副团长？小吾啊！你真窝囊！”他造谣说：“总政在安排干部时，已决定把陈亚丁调出来转业”，“谭主任对陈亚丁印象不好，”借以煽动陈亚丁同志离开部队。当陈决心留军队工作时，他就说“陈亚丁骄傲了”此外，他还对不少的人进行过这类活动。他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把部队文艺工作拆垮!以证明军队离开他，文艺工作就干不出什么名堂来了；证明军队领导上有问题，他一离开，所有文艺干部都团结不住了。这个时期，陈沂为了说明他是“吃得开”的干部，曾到处吹嘘自己，说中央及军委先后为他安排过十多个重要职位。一是上海市委书记分工管文教，并说“我看比夏公(夏衍)可能管得好些！”二是中央文化部副部长，他说：“人家都说我陈沂有火力，去后，象中央歌舞团等，不多久就可以整好!”又说：“到中央文化部当副部长，我可不当刘芝明那样的副部长!”三是中央对外文化联络部副部长(或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说：“周总理已同意，韦明同志已经打电话(92)通知我了!”四是空军副政委，他说：“我不想干，没意思！”五是炮兵副政委，他说：“主要是考虑我和邱创成的摆法问题。”六是军事科学研究部政委；七是解放军报的总编，并把解放军文艺、解放军战士、解放军三十年编辑部都带过去；八是把总政所有报刊合并成为出版部，他当部长；九是总政宣传部长；十是贵州省省长、他说：“你看滑稽不？叫我当贵州省长，一定是周林搞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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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宣文合并前后半年多的时间里，陈沂除自己进行反党活动外，还拉拢一部分人帮他反党。据宁干、陈亚丁两同志揭发，在当时的文化部存在着一个以陈沂为首的小圈子，在这个小圈子里的人积极维护陈沂，到处为他说好话，替他隐瞒错误，甚至支持他的反党活动。这个小圈子的核心是陈沂、马寒冰、鲁勒等。他们讲朋友义气，提倡“士为知己者死”，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大吃大喝，汇集并散布流言蜚语，维护陈沂，谩骂领导。有人说这个小圈子很象个“裴多斐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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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5月8日他在天津总后第四预备学校的讲话，除系统地发表了许多反动言论外，还集中力量攻击了军委和解放军各总部。这是他反党反领导又一次集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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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诬蔑军队不敢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他说：“我们军队还是在这个问题上不放手、不敢、怕!……就是怕提反对意见。”因此，他号召大家“要求争、要求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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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诬蔑我们军队已经完全脱离了群众。他说：“我们军队进城以后，……知识分子不来往，农民不来往，工人不来往，作生意的人更不来往，要来往就是搞点东西。这个东西就很危险啊!这是脱离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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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诬蔑我们军队毫无民主气息。他说：“这些年来强调正规化，强调军官、士兵、将军、校官、尉官，强调这些东西，强调‘奉命来到’，这样确实把我们的关系弄得相当疏远。有时候是假的。”又说：“本来我们部队官兵关系是最亲密的，现在弄得是有点格格不入。”又说：“尤其是我们军队，又是首长制，命令，前一时期还在强调‘单一首长制’，就叫作‘首长是神圣不可侵犯’!这当然就没有法子容易听人家反面的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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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诬蔑我军到处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已统治一切。他说：“我们关在营房里边训练，关在学校里学习……这样关起门来搞的结果，同人民不接触，同国家社会不接触，那我们只有搞教条主义，除了教条主义还搞什么!”就连批评个人主义、批判富农、富裕中农思想他也称之为教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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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尽心机，不惜制造谣言来丑化军委及各总部的领导。在他的描绘下，军委及各总部的官僚主义已经达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他造谣说：1957年军委确定所有尉官不发衣服，甚至连战士、班长都不发；只是遭到全军反对才又发了；1957年规定尉官都不晋级，1956年是行不行都往上提，1957年就一律不动；1957年规定所有复员军人都要处理完，就给海空军造成了麻烦……等。他在制造了这一系列的谣言之后，就给军委和各总部加了许多罪名，他用责备的口气说：“这不是自找矛盾？本来这些事情就不合理，你非要这样主观主义的规定！”“这矛盾不是制造和更大吗？”“都不对头么!”“你们安排这些事情就是太随便了一点!”“还了得!”“你不考虑得周到一点，一下子硬往下推，下边真受不了!”“我们军队象这类事情简直相当多哩！这怎么不会有矛盾呢？”为什么军队会是这样的乱七八糟呢？陈沂的回答是：“这是彭总讲的，首先是军委嘛，军委有责任，军委要考虑这些问题，领导机关有责任，所有这些都是要经过批准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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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6月底陈沂又利用马寒冰自杀事件进行了一次大的反党反领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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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会议上许多同志所揭发的事实来看，马寒冰是一个政治品质、思想作风很不好的人，和陈沂气味相投，所以陈对马十分器重，使马一身兼三职。马的许多错误他是知道的，但都包庇下来，并且怂恿他。马对党内斗争的看法也和陈一样，认为党内斗争就是个人恩怨，就是宗派斗争。例如：1955年马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看法，就认为是宗派打击。因之当总政决定马不带青年艺术团出国留下整风时，马即认为党内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黑暗势力要想把他整倒，对党极度不满，因而走上了叛党自杀的道路。马在自杀之夜，曾在陈沂家中说了许多对总政领导不满的话，当时陈沂对他不但不予教育批评，反而火上加油，和马寒冰、鲁勒共同发泄对总政领导的不满。根据鲁勒、李伟同志揭发，陈沂当时没说过一句正确的话，所有的话都是攻击总政领导，目的是为了抵抗总政的决定，争取改变这一决定。如，他曾说：给马提意见的人是小人，是人身攻击，是报复；秘书处印发材料是破坏人家的名誉；主任们主观，偏听偏信，……等。马自杀后，他就利用当时文化部一些同志因不了解情况所产生的一些不满情绪，在文化部掀起一个反领导的风浪。他在马寒冰的尸体面前宣誓似地说：“我要控告!”他向许多人讲：“总政首长偏听偏信是官僚主义逼死人!”还说什么“总政首长到该接受些教训的时候了”他赞扬马寒冰是“诗人气质”，并说：“士可杀不可辱”“老马早就说过，不定什么时候来他个尸谏，”将叛党者比为屈原，把领导比为暴君楚怀王。当总政召开干部会讨论马寒冰自杀问题时，他曾暗中对人说：“这是谭主任心虚，想把事情压下去!”会议上很多人发言说马的自杀是叛党、叛变革命，他就说：“这真是十足的教条主义!”而对于个别在会议上因马的自杀公开攻击总政领导的人，则倍加赞扬；当会议上有人批评陈沂是别有用心时，他暴跳如雷，扬言：“再这样，矛盾的性质就要变了!”陈沂上述这些话不仅向军内外的一些干部讲了，而且也向马寒冰的妻子张玉兰讲了，并造谣说：“告马寒冰的韩淮是右派”，使她在痛苦之余，又加上对总政首长的不满，要向军委、中央和周总理告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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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在整风中压制鸣放，支持与袒护右派分子和有严重右派言行的人，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总政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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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沂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开始后的第一次鸣放时期，企图把斗争锋芒引向总政领导，他曾说：“我们的教条主义算什么!”我们又决定不了问题，主任那一关打不通，鸣放半天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这次鸣放如再冲不动官僚主义，部队的文艺工作就没有希望了！？当解放军报社召集文工团干部开座谈会时，他很兴奋。在会议上有不少人对总政、军委在文艺工作领导方法进行了攻击，他兴高采烈地对别人说：“看主任怎么处理！”并向原他的秘书张仲彬等同志说，你们可以写信给毛主席，请主席用几分钟的时间听一下这个录音，那怕几段重要的也好!他的“文艺杂谈”犯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毛主席批评了他，但他不检讨，反而写文章把责任推向总政领导上去，此文肖副主任未让发表，他对此不满，认为一到主任那里就批评不得了。解放军文艺社召开座谈会，会上对他的文艺思想上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批评，他暴跳如雷，说“我这个部长还没有撤职！”说座谈会是“缺席审判”，并到编辑部大吵大闹。当会议纪要发表后，他就打电话给解放军报社、总政宣传部、解放军文艺社、人民日报社提出质问。一九五七年六月，他曾以“冬今”的化名写了一篇“胡可的疙瘩可以解开了”的文章，在“解放军文艺”七月号上发表，假借第三者的身分来抬高自己，讨好胡可，打击领导；并动员宁干同志按照他这篇文章的方向来写文章，企图把斗争的矛头引向总政领导上去。当别人发觉这篇文章是他写的以后，他便打电话骂解放军文艺社的编辑，说编辑泄露了他的底是违背了编辑人员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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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风反右斗争中，他对向党进攻的人表示同情、支持，并为之开脱。天津师范学院有个右派分子写了一篇．“狂人日记”，最露骨地反党反社会主义。陈沂在该院讲话时，非但不加批评，反而称赞它，说写这篇文章的人有才，应该支持；认为学院批评这个人是大惊小怪，是教条主义。该学院的右派分子要办同人报，他表示同意，并要学院拿几千块钱给以支持。一九五七年六月底，他在锦州对三个文工团讲话，挑动文工团员不满。当时文工团员李国权说：“亲爱的陈部长，你是伟大的太阳，我们是在太阳底下把冤伸！”他听了这些话洋洋自得，加以默认。他自反右派斗争开展以来，曾在各种报刊上发表过十几篇反右派的文章，这些文章的目的，一是表白自己是左派，二是借反右派之名，将触犯过他的人一律按右派打。最明显的是他曾散布谣言说“魏巍有问题”，“杜烽、胡可同徐光耀是小集团”，“虞棘肃反中有问题”，“韩淮是右派”等，并经常督促别人去整这些人。但他对有严重右派言行的人，只要没有触犯过他的，则予以同情，并帮助他们开脱，认为这些人所以成为右派是由于个人恩怨打击报复。说“文化部的一些人所以有了问题，还不是宣传部为整我们召开了那么多座谈会才冒出来的！”并曾感叹地说：“唉！都成了右派了！”当文工团里、胡果刚、史行的反党言行受到批判时，他就说这是由于陈其通同志的打击报复。他给丁里打电话说：“丁里！你在家里干什么？无事改改你的剧本吧！你的错误就是不积极嘛！”和胡果刚本人及其他一些人讲“胡果刚反陈其通就反陈其通嘛！为什么老谈领导领导的！”他又说“史行是忠心耿耿的”。宣传部的黎明创作室的白桦错误严重，但他偏说：“黎明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老按着他斗呢？”并阻止白桦回云南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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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品质作风十分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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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沂经常对他亲近的人讲：“你们年轻，在党内生活的时间短，不懂得党内斗争是怎么回事，这一套我了解！“在他的心目中党内生活是没有是非、没有原则的人事关系，党内斗争就是个人恩怨。因此，他就很注意机巧权术。他惯于制造言，挑拨是非，制造矛盾，又利用矛盾，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拉拉扯扯，吹吹拍拍，并用一切办法给反对他的人以报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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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惯于造谣说谎。他经常向别人讲，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这个元帅、那个元帅曾对他说过什么，指示过什么，借以证明他自己正确，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支持他。因中央、军委首长有很高的威信，同时他以传播的话，下边也无法核对，自然信以为真，但事实证明很多是他在造谣。例如许多人批评他提出的部队文工团以歌舞为主的方针不妥当时，他就造谣说：“罗主任说了，以歌舞为主的方针是正确的”，又如，总政几次部务会议决定，罗主任当时也指示他将京剧团交地方，但他拒不执行，反而造谣说：“罗主任是不同意京剧团交地方的!”一九五四年他带文工团出国，他向国内请示要求将外国发的零用钱汇回国内解决个人困难，总政及外交部复电不同意，他就带来一个说谎的电报，说“剩余的款项留交了使馆”，但实际上将大批的钱分光并汇到国内来了。他为了攻击某一个领导人，他什么谣言都可以制造。例如他说：“我和谭主任在东北时期就有争论，我是拥护正确路线的！”肖副主任因他下令解放军代表队拒不出席全国奥林匹克选拔赛，在体委会议上严格地批评了他，他就造谣说：“肖主任冷酷无情，临走时连个车也不让搭！”傅副主任因他在“同志间”剧本演出问题上表现了两面三刀的态度，批评了他，他就对李伟同志说：“傅主任对你非常不满意，你为什么在邀主任上台祝贺演员时，不让他第一个上台呢？人家可注意这些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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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惯于挑拨离间，播弄是非，制造矛盾，利用矛盾。例如他经常给他的下级讲：“我是关心你们的，能办都办了。但我上面还有主任啊！”一九五三年军委决定由甘副主任检查文化部的工作，他就趁机造谣挑拨肖、甘两位副主任的关系。他对主持检查的刘其人同志讲：“老刘呵!肖主任对这次检查很不满意，他给我说，叫他们检查去，反正杀不了头!”他对其他一些同志讲：“什么检查文化部工作，还不是甘主任为了整肖主任，是我陈沂替他挨了!”当检查结束，肖副主任在会议上批评了他的骄傲自大、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之后，他在会后对许多人讲：“你们不了解，肖主任批评我们还不是为了给甘主任下台阶!”他为了挑拨傅副主任与其他几个主任的关系，他对人甚至在会议上说：“傅主任很博学，也关心文化工作，就是说话不顶事?”“他批了的东西也不算数，秘书处还得拿到别的主任那里批！”他为了攻击谭主任，就散布说“谭主任把总政老部长都排挤走了，都提了他的一些人!老部长们对此都很有意见!”他对不少人说“谭主任周围有一批小人，专门找别人的缺点，你们可小心呵！”内蒙军区文工团编制三十人，本系根据文化部的意见确定的，后来内蒙军区要求将三十人扩编为六十人，他不经总政同意就私自答应了，也从未向领导上报告过。但当内蒙请示总政，总政不批准，内蒙军区有个干部给罗主任来信表示不满时，他就在信上批上这样挑拨性的字句送给罗主任，“这个问题不是一般问题，而是一个民族问题，我多次提出，但领导上总不考虑，我觉得象这样的事，不让你知道也不好。”他对彭总不满，就在文工团军衔问题上进行挑动。他对文工团讲话说：“不知怎么文工团的军衔就没有了，这事连彭部长都不知道，我曾把这事反映给彭部长，彭部长说‘为什么文工团没有军衔，这是谁下的命令？’我说还不是你国防部长下的命令？”他对他的下级也是如此，总是两面态度，逢甲说乙，逢乙说甲，造谣挑拨。例如：丁毅同志由中南调来总政时，他就对陈其通同志说：“丁毅在中南不知说了你多少坏话!他得了斯大林奖金后骄傲了!”“但他搞歌剧，谭主任是喜欢的！”而对丁毅同志则又说：“陈其通这个人难搞，我介绍你去当歌舞团长，他不要!”，“你斗陈其通是斗不过的”，“你搞你的，让他搞他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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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两面派，他善于伪装自己，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文章是一套，实际又是一套，对上是一套，对下又一套。他在一些文艺论文和讲话中，表面是讲要面向连队，为兵服务，强调战斗性、群众性；但实际上却到处鼓励与支持文艺干部的一些错误思想，鼓励他们当名作家、名演员，鼓励文工团专业提高，忽视普及工作，重技术，轻政治，并认为如果不让文工团搞专业提高就是误人子弟。他在表面上是强调文艺要写正面人物歌颂新英雄人物的，但却又鼓励“解放军战士”的编辑们多写讽刺小品，扩大批评和讽刺的范围，去批评和讽刺军官。他表面写文章提倡民族形式，但对文工团研究民间歌舞则不支持。他敌我不分，包庇反革命，私人安插了那么多政治上不清楚的亲属在部队工作，但却在肃反时一篇又一篇地发表文章，说什么“同老虎在一起睡觉是不行的!”“带枪的人应该学会怎样对待不带枪的反革命”，并且号召大家以大义灭亲的精神来正确对待自己反革命的亲属。写了文章还不算，还要再把这些文章汇集起来印成小册子。整风中，他到处煽风点火，与右派一起疯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但却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报刊上发表反右派的文章，把自己打扮成是一个左派。他犯了错误，在抵赖不过时就作假检讨；但检讨一过，则又故态复萌。他经常在检讨过向别人讲：“反正我就是那一套，叫什么时候检讨，我就检讨，到什么时候你们不听了，我就不说了！”他为了攻击别人，表彰自己，常常用化名写文章。为避免别人识破他的笔迹竟叫自己的小女孩为他抄稿，易地投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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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善于钻领导上的空子。他的手法是：凡是他的直接领导上级总政主任不同意办的事情，他就到更高的上级去钻，钻成了，就以此炫耀自己如何能干。凡是这个主任不同意的，他就到那个主任那里去钻，但绝不谈前一位主任的意见，如果第二个主任同意了，他就马上办，说主任已经同意了。如果第二位主任也同意，他就到第三位主任那里去钻，也绝不谈以前两位主在的意见。如果第三位主任同意了，他就办，说是主任已经同意了。他把干部看成是若干不同的宗派，经常讲某某人是那里来的，是那个老总的，谁喜欢他……等。当总政检查他的工作或他遇到什么批评，或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时候，就把真象有意隐蔽起来，到处向高级首长进行活动。企图钻领导上的空子。一九五三年军委检查文化部工作时，他曾先后动员过董小吾找贺总，丁里找聂总，李伟找罗主任，陈其通找周总理为他说好话。至于动员一些文艺干部给军委、中央写信支持他陈沂的事情，那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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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干部是拉拉扯拉，吹吹拍拍极不正派的。平时对干部的要求尽量给予满足，要人就给，要钱就批，干部犯了错误，他为了袒护，想成名帮助成名，想出国帮助出国，因之有若干的人受他蒙蔽。他强调朋友关系，讲感情义气，提倡“士为知己者死”。在他领导下的文化部，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谩骂领导是合法的；但这只能对其他部门对总政领导，而对他则是绝对批评不得的，对他的错误则更不能揭发，谁要是冒犯了他，他就可以抓住把柄加以打击报复。如董小吾在男女关系上有错误，平时他都知道，但不追究不处理，因当时董竭力维护他；但当董随文工团出国，向主任写信揭发了他在国外的一些缺点错误后，他就不顾总政“待回国后再处理董的错误”的指示，急忙在国外组织对董的斗争，并声称董是反党反领导，是小高饶，力主开除董的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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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处理经济问题上，对公家的钱是“挥金如土”的，借以笼络干部收买人心。如八一队比赛得胜，他不是从政治上鼓励他们警惕他们不要骄傲，而是常常以大批的物质给以奖励。文工团员教蕴瑜患病住协和医院时，他就专门为教另雇两个特别护士，每人每日工资12元；共用去特别护士费1123元，据协和医院谈，除美国石油大王的儿子住院时雇过特别护土外，还不记得中国人有这样办过的。自一九五二年“三反”之后，他不经总政领导同意，或用先斩后奏的办法，在供应处业务经费中先后批用了五十余万元，其中有很多是不应该用的。他的文章往往一稿几投，同时拿稿费，就连由别人代笔以他的名义发表的文章，稿费也据为已有。有时他的文章在报上刚刚登出，他就打电话要稿费。前面提到过的他出的一本“把解放军的文艺工作提高一步”的书，其中绝大部分是他在一些会议上的报告。这些报告大部分是文化部的一些同志起草后经过他修改，讲过后又由其他人整理的。这些文章先在八一杂志、文化工作手册和解放军文艺上登了，拿一次、两份稿费，然后再汇集成册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拿版税，并用公家的钱印二万余份向部队分发。文化部长审稿本是自己分内的工作，但他一九五七年审阅了解放军画报社的十一份图片即收审稿费二百四十元。他公私不分，将公家的收音机、照象机据为己有，不仅一个，而是若干个，不仅自己用，而且当作私人礼物送人，甚至将两个汽车轮胎、一架美式军用收音机也想法出卖变钱。一九五四年他带文工团出国，在他的主张下，违犯国家规定，浮报冒领了国内零用补助费五万余元，并将不该分给个人的一些演出收入也分了。他出国一趟夫妇二人除在国外买了电气冰箱、家庭洗衣机、吸尘器、小孩车、衣料等以外，回国后还落得现金三千九百元。
+
+　　除上述四个问题外，会议上还对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进行了揭发和批判。
+
+　　陈沂的错误是严重的，但他在整风中态度却极不老实。开始时，他不愿参加整风，当他的问题开始在文工团及机关党代表大会上被揭发，肖副主任通知他参加机关整风后，他就进行了一连串的非组织活动，他找了许多原文化部的人谈话，在谈话中，使用了不少威胁、拉拢、挑拨、离间的手法。他用威胁的口吻和别人说：“反对我的可多半是右派啊!”在整风会议进行过程中，陈沂的态度也极为恶劣。开始时对别人的发言听不进，有时发脾气。十二月七日他作了检讨发言，他虽承认自己身上还存在着一些毛病，但对重要事实却不敢正视，或推卸责任。特别是一些大大是大非的问题，他都说成小是小非，或者根本没有什么错误。他说他在天津两个学校的讲话是符合中央精神的；虽然有些地方不够妥当，但这只是由于他讲话时不注意，是“信口开河”、“祸从口出”。
+
+　　根据以上事实，机关党委一致认为陈沂是一个极端的屡教不改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两面派分子，是一个政治上的投机分子。他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抱有强烈的个人名利野心，因而他就把他所领导的文化部当成是自己的独立王国，成为他获取名利的工具。他拒绝来自任何方面的批评，抗拒党为他的领导和监督，打击任何妨碍着他的名利发展的人。所以，一九五七年，当军委决定将文化部并入宣传部，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发起进攻的时期，他就很自然地与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内外呼应反党、反领导、反社会主义，变成为一个党内的右派分子。
+
+　　为了教育干部，肃清他在部队文艺干部中所散布的毒素，和他在社会上的恶劣影响；为了巩固党的团结，维护党的纪律的严肃性；机关党委决定将陈沂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
+
+　　(此决定已经总政治部、军委、中央批准)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一)》，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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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408.txt
@@ -0,0 +1,25 @@
+# 中共对外贸易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郭超党籍的决定
+
+　　郭超，男，五十岁；湖南岳阳县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职员。一九二七年入党。一九二七年广州暴动时被捕入狱。出狱后找到了党的关系，后因逃回家乡与党失掉关系。一九二九年三月在镇江恢复了党的关系，七月又被捕入狱。一九三二年三月释放出狱后回家，一九三八年恢复党籍。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五年在延安党校学习。以后历任税务局副局长，华北贸易总公司会计训练队办公室主任，中央贸易部人事司处长、副司长，反右派斗争前任中国畜产公司副经理。
+
+　　郭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要言行：
+
+　　(1)公开诬蔑和破坏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和统购统销政策。说：“据我了解，目前农村中没饭吃的农民占了五分之四。其原因一是定量太高；二是留粮不合理；三是农业承办快了”。“农民在搞互助组的时候，劲头都很大，生活也过得富裕，搞了合作化，生活下降了”，“入社家家没饭吃，单干年年有余粮”，“合作社搞得太性急了，有些冒进”。郭超还疯狂地向中央建议：“从目前起，对农村粮食一定要放宽些，保证大家吃饱饭”，“对那些要求退社的可以进行慎重的客观的审查……可以视情节批准个别人暂时退社”。
+
+　　去年四月，郭超返回湖南岳阳老家探亲期间，曾接见了四、五百个农民，其中不少人是地主富农和上中农，郭超对五户不满合作化的富裕农户说：“可以退社，如不让你们退社，就可请愿喊冤，他们也不能把你怎样”。郭超曾为他表弟李巨清写信给乡人民委员会要求退社。他写道：“我同意李巨清退社，是否乡政府同意”。郭超还为地主劣绅李正国写信向乡人民委员会要回房子。由于郭超的怂恿和煽动，地富分子顿时耀武扬威地闹起来了，要求退社，要回房子。当地主李正国没有达到要求时，曾经煽动了七、八个落后农民企图闹事，并扬言不给房子就要打。
+
+　　(2)郭超造谣说：“农村中的社会秩序非常混乱，人心动荡不安”，“现在真是搞得天怒人怨，怨声载道，十个人有九个怨”，“民有饥色，民有忧容，也还潜伏有愤懑之情”。“我在乡下接触过的农民不下四、五百人，说好的只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其余多有意见”。并且在乡期间，公然为管制分子郭池生申冤翻案。郭超质问合作社的分支部书记说：“为什么你们将他管制起来，这太不合法了”，致使管制分子郭池生嚣张地说：“我再不服从你们限制了，再也不怕你们了”。
+
+　　（郭超还造谣说：“中国是否会发生波、匈事件，在城市看不会有，但在农村就不一定，农民似乎想动。在农村那个地方打了干部、打了党员，那个地方就高兴。农村情况是不稳的”。）
+
+　　(3)郭超诬蔑：“目前乡社干部是一些好吃懒做的人，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疾苦”。“乡社干部工作作风很坏，贪污很严重，比国民党还坏”。
+
+　　(4)配合其他右派分子疯狂向党进攻。当右派分子猖狂进攻时，郭超写了一篇题为“答傻瓜同志”(即答右派分子，“傻瓜”是右派分子王书林的笔名)的大字报公开表示支持。他写道：“这不是个人的荣辱问题，而是党的生命问题，是六亿人民贫穷与富强的问题”。当右派分子攻击我们没有法制观点时，郭超立即表示同意，并说：“现在比过去好多啦!过去在延安整风时没搞清问题的人都要劳动改造。我在延安参加整风三年，由于历史复杂一时搞不清而整了三年，实际是劳动改造……”。当大多数党员对右派的进攻表示愤怒时，郭超立即提出“要反对变相的压制民主”，并说：“多数同志对群众的批评受不了，从对我自己提的意见来看，百分之九十九是正确的。凭良心，我们那个称职？……象王书林(右派分子)这样的人不是多啦，词句冲一点有什么不好呢？”
+
+　　经过两个多月群众性的揭发、批判，郭超的上述反党罪行完全确实。在真理和事实面前，他已经低了头。但其检讨极不深刻，强调“动机是好的，是为了有利于党，有利于整风，但从效果上看是不利于党、不利于整风”。
+
+　　郭超虽然入党将近三十年，由于他一贯对党不满，以至最后发展成为右派分子，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远在一九二七年广州暴动时，郭超贪生怕死就曾在街上喊过“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一九二九年二次被捕后，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供出了领导人陈一亭和他的住址，(据郭说他供出陈一亭同志的时候，陈已被敌杀害了。另有两人证明与郭述的相符)并且写了一篇赞扬三民主义的文章。他对一九四二年党对他的审查，一度心怀不满，入城后对他自己的所任职务也不满意，对工作一贯消极疲沓不负责任。因此，为了纯洁党的队伍，经中共中国畜产公司支部全体党员大会通过，决定开除右派分子郭超的党籍；我们完全同意该支部的决定。
+
+　　中央批示：开除郭超党籍，行政上撤消其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由十一级降为十六级)。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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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409.txt
@@ -0,0 +1,17 @@
+# 中共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支部关于开除鲍廷干党籍的决定
+
+　　<(鲍廷干)>
+
+　　鲍廷干，男，四十二岁，富农家庭出身，学生成份，大学文化程度，一九三五年参加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过县长、专署科长、鲁西日报社编辑、辽西省法院付院长、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行政处长等职务。原任吉林省高级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已撤销)。曾于一九四二年受过撤职处分。
+
+　　在反右派斗争中揭发查实：鲍廷干几年来在工作中，大肆散布“司法独立”的谬论，公开的反对党的领导，极力主张把审判工作置于党委领导之外，对一些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不向省委请示，擅自处理，对某些抗拒党委领导的法院院长，积极给予鼓励和支持，歪曲我国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赞扬帝国主义专政手段，传播阶级斗争熄灭论，削弱公安、司法机关的专政作用，鼓吹保护犯罪分子；竭力攻击社会主义法制，责备我国“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把党领导的司法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宣染得漆黑一团；在工作中宣扬资产阶级政治法律制度，公开的号召律师要忠诚的为罪犯服务，和司法机关进行“政治斗争”；在审判工作中，推行“有利被告”，“无罪推定”和“上诉、申诉必减刑”等谬论，为罪犯开脱罪责，以致宽容、错放、漏掉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
+
+　　此外，在一九五七年八月省委传达毛主席关于“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的指示的同时，对省法院的严重右倾提出批评以后。鲍廷干即以党组书记的身分，连续主持召开四次党组会议和一次整风领导小组会议，提出一系列抵制省委批评的反党主张，指定专人搜集反批评的“资料”，并亲自找李砥平书记摸省委的“底”，在法院干部中大肆散布反党言论，煽动干部对省委的批评不满，积极主动地、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反党活动。
+
+　　根据以上事实，支部于一九五八年一月八日下午召开了支部大会，对鲍廷干的党籍处分问题进行了讨论，全体党员一致认为“鲍廷干出身于旧军官家庭，虽参加革命20多年，受到党的长期教育，但其资产阶级思想观点未得到根本改造，在和平环境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作风有了发展，特别是近一、二年已发展到严重的程度，反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宣扬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为旧法大员招魂，攻击党领导的司法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错放了许多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他的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曾腐蚀了许多司法干部；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鲍廷干已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几个月来，虽初步的认识了一些错误，但仍很不深刻。参加大会的三十二名正式党员一致通过决定开除鲍廷干的党籍(本人表示同意)。
+
+　　 一九五八年一月八日
+
+　　· 来源：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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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410.txt
@@ -0,0 +1,65 @@
+# 沈阳小学系统右派分子钟玉珩综合材料（中右分子）
+
+　　<沈阳深井子区古城子乡核心组>
+
+## 一、一般情况：
+
+　　钟玉珩男现年40岁富裕中农成分，教员出身现职副主任，师范毕业，反革命身分。
+
+## 二、个人简历：
+
+　　师范毕业后历充沈市小学教员，伪满在沈阳当教员时兼充日伪宪兵腿子，又在伪满时在日伪土木组合充职员光复后参加国民党建军少校参谋半个月。
+
+## 三、社会关系：
+
+　　三妹夫鞍铁学校教员地主成分，四妹夫高克庆伪警察其父是反革命，表兄史镇宇伪警察现任伊通中学教员。
+
+## 四、工作表现：
+
+　　1.不钻研业务，不深入教导工作，存在着严重的事务主义工作作风。
+
+　　2.肃反运动开始后由于本身有政治历史问题，工作更不大胆小手小脚与同志敬而远之。
+
+　　3.于49年以给学校住宿女生做伴为名，奸污女学生（陈平）
+
+　　4.工作不深入对同志不是一视同仁，因而与群众关系严重恶劣，钟所历三处学校与绝大多数教师关系不好。
+
+## 五、反党言行：
+
+　　1.赞扬右派分子合作化冒进、搞糟了的谬论：
+
+　　于58年1月1日在鸣放会上他说：“沈阳市委对手工业改造冒进了！这一集中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如：刷浆业、成衣局这些人集中后就是为了赚分造成摆架子。党在这方面工作左右摇摆不定，结果手工业改造冒进了。”来歪曲合作化的优越性，污蔑合作化的伟大成就。
+
+　　他又在大字报上写着：“县工商联合会；党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能意味着不要手工业，可是手工业者的后备力量和培养上确存在着哪行哪业也不收学徒的，如“理发业者”说收了徒弟我们合作化就得垮。这是什么原因呢？继续下去的话我们的发就会到没人给理的境地了！可见你们太官僚了。”恶意的抹杀合作化成就，歪曲合作化搞糟了。
+
+　　于12月30日他在鸣放会上说：“农村合作化后土比粪都贵了。”诬蔑合作化后粪不但数量少质量也低了。又诬蔑社干部说：“社干部不铲地，即或铲地也只铲两头，不铲中间。”这不但是诬蔑合作化后农民的劳动热情不如单干，又符合右派分子高岚合作化高潮是高草的谬论。
+
+　　2.歪曲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恶毒地挑拨党与教师间的关系：
+
+　　在鸣放会上他说：“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待遇，不如供销社店员：店员一手拿钱一手拿货。党把小学教师的劳动结晶都给忘到脑后了，没拿小学教师打钱！”
+
+　　在鸣放会上他说：“有些人瞧不起小学教师是一些党员（指一些党员干部）给造成的。”
+
+　　在鸣放会中他说：“今年由师训毕业的先给30元，后来又改为225元，这是什么道理？看一看高小毕业生一年就能赚2000分，这是多少钱呢！？按去年分值计算就更多了，而且他们一年还有很长农闲时间，才干几个月的活。一个教员还不如一个高小毕业生参加生产赚多呢！钟还常说；“过去教员赚的多，每个月除吃喝外，还能从脚底下到头顶上换一套很漂亮的衣服”来恶毒地挑拨党与青年教师的关系。
+
+　　3.歪曲党的肃反政策：钟在新城子肃反学习会上说：“要是沾边就算！就算少校参谋。”来歪曲党的肃反政策，诬蔑党在肃反工作中，不实事求事。
+
+　　4.恶毒的诬蔑党的组织：在鸣放会中他说：“党吸收的党员不负责任，像韩启财缺点多，党组织是马大哈地吸收，对社会主义有损失。”
+
+　　5.仇视人民政权与人民为敌：据陈明玉揭发钟在55年4月15日看到中国代表团在参加亚非会议时飞机失事，11名代表遇难，他先“哈哈的大笑”表示兴奋和愉快，然后向仝志们介绍这个事。这充分的暴露了对人民仇恨的感情。
+
+　　6.否认语文教学的伟大成就：恶毒诬蔑语文教学，改革的成就，并夸大缺点，在会上鸣放说：“中央对业务学习不重视，现在搞语文课是形式主义的搞，有其名是搞点，其他科为什么不搞，上级掌握方针有很大缺点，上边乱发号施令敲三通鼓下边就摇旗呐喊，搞长篇课文结果现在怎样搞我还不知道？！”
+
+　　7.对社会不满经常在学校同志们宣扬旧社会生活方式。钟常讲：“过去校长、主任有人事权，一到开学就给教员下聘书，教员一到开学就给送礼，现在你看我这主任怎么当，上压下挤。”又说：“那时教员要能认识上级就斗起来了，课上不上都行，洋服皮鞋一穿逛窑子……。”对新社会制度表示不满。并恶毒的向仝志们散布旧社会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来毒害青年。
+
+　　8.同情右派分子：有一夜他在办公室听有线广播，在新闻报导中，广播刘××是右派分子时，钟同情地说：“他是我的老师怎么也是右派？！”
+
+## 六、结论意见：
+
+　　该人确系反革命身分，一向敌视党和反对社会主义社会，诬蔑合作化搞糟了，歪曲肃反政策，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具此材料确认右派分子。
+
+　　 深井子区古城子乡核心组1958年1月11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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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411.txt
@@ -0,0 +1,77 @@
+# 辽宁省营口县棉花购销站对候文俊的开除处分材料
+
+　　候文俊，年龄29岁，家庭成份市贫，本人出身，工人，文化程度6年，民族（汉）。
+
+　　原籍，辽宁省，海城县，城关区北新街。
+
+## 简历
+
+　　1937——1942年在海城县南台优级学校念书。
+
+　　1942——1942年4月于海城县东门外曙光学校念书。
+
+　　1942年5月——1942年7月于大产矿业公司做勤杂（工人）
+
+　　1942年8月——1943年1月于沈阳693部队学徒（木匠）
+
+　　1943年2月——1945年7月于海城棉花园住油（徒工）
+
+　　1945年8月——1946年3月在家做零工
+
+　　1946年3月——1946年6月于旅顺苏联部队刷油
+
+　　1946年6月——1946年12月在海城县伪商务会勤杂
+
+　　但曾在45年5月间和46年7月间至47年12月间分别的参加
+
+　　海城县地方联防队与海城县匪党工会任勤杂员。
+
+　　1946年12月——1947年2月在家有病
+
+　　1947年3月——1947年6月于海城冉家人村，扣砖（工人）
+
+　　1947年7月——1948年2月在海城县西关街农民会当民兵
+
+　　1948年3月——1953年5月于海城县棉花厂工人，
+
+　　在53年6月到营口县棉花加工厂，修机工人，至现在。
+
+## 错误事实：
+
+　　该同志自从1953年6月到我厂以来，初期几个月工作是一般化，但几个月后，在工作中是逐步下将，虽由党政领导多次教育，仍然在工作中极态度。
+
+　　一、尤其是在56年评定工资以后，自认为自己工资不合理而片面强调，不于其人，因此在工作中不是主动去作而是更加消积怠工的态度。泡病号不是腰痛就是腿痛，所以对党提出工资政策，极其表示不满，背后发牢骚，讲怪话，给多少钱，干多少活，等等言论……。
+
+　　但是在此情况，党政领导数次教育该同志不但没有改正之意反而对党组织不满，我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能当工人怎么的，等等牢骚……。
+
+　　但由于他的言论，给机工群众造成了很坏影响，并滋长机工小组正气下降，歪风上升，并且该同志在小组里搞落后小集团，组织打击并分化党团员和积极份子作用，“例如”凌正喜，在56年11月3日担任机工小组长，该同志不但不佩服，而对凌的意见是纷纷，可是凌在57年8月20日撒消组长后，从目前看来，凌对组织是不满的，该同志利用这个机会，和凌关系密切，搞成一团。经常与凌说向咱这样，不行呀，一辈子也当不上先进工作者。咱是老落后地。特别于57年11月5日，凌负责轧花小组的六眼轴发生事故。由机工组长召开机工小组会议，研究事故发生原因，但是候同情凌的事故，对这次会议表示不满，而在会上大叫起来，这次会是对，还是不对，对此事的会，还说老凌现在落后吗？他熊吗？就得正一正。为什么别人发生事故不开会呢？正由于他的说法会议没有开好，并没达到研究目的，从而引起凌对组织更加不满。
+
+　　二、该同志对党的组织一贯表示不满，有种气闷心里。
+
+　　1、在肃反运动中，认瞒自己历史问题（曾在45年5月间和46年7月间至47年12月间分别的参加海城县地方联防队，并在队长指挥下，成为国家建筑与参加海城县匪党商工会任勤杂员，虽经组织调查属实，找他谈话，该同志不是交待，而抱着狡猾敌赖的态度，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反而不满的说，组织硬逼他，并无证据，并说愿怎么的，就怎么的，我就这样啦，给我什么处分没有关系，从此在肃反学习，任意不参加会议，虽然有时参加会议也是在会上睡觉。
+
+　　2、经常在党团员面前说，我又发牢骚啦，你们汇报扣材料啦，快去汇报吧，别人为了帮助他，找他谈话，而说去去，我是落后老群众，■■等等说法，……。并说在咱单位要入党得会说一套，腿得跑的快，不然算不能入党啦。
+
+　　3、在56年底，无理的要求工会给予补助，但经工会组织多次访问他家生活情况，在春节属实买了很多猪肉，因此家庭生活无有什么困难的事，所以工会决定不给补助，该同志对组织不满，工作消积，有时以病藉口不上班，要求不干，并且要求退团等等，还到处说，谁反映说我不困难，他们养儿子都得没有腿等等，慢骂情绪。
+
+　　4、我单位为了节约棉布，就利用过去的旧工作服代用，可是该同志主张行政做新的工作服，不给做新工作服就得给我现钱要求，如果不批准，他和凌正喜组织机工要去请愿等等言论和行动，从而引起厂内工人纷纷来找领导来要工作服。
+
+　　三、目无组织，无纪律，严重的给国家造成损失。
+
+　　1、自从退出团的组织后，自认为自己是个没有组织约束的人，而大事宣扬自己是民主人士，因此不服从机工小组长的领导，我就这样啦，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能把我怎么的，在工作散慢，任意行动不遵守劳动纪律，有时参加厂的召开先进工作者会议和其它会议等。
+
+　　经常在上班后不管小组产品质量如何，就坐在修理室里烤炉子，有时小组质量不好，组长叫他检查一下，不但不去而另指配别人去，叫临时住油工人去看看，而从这样严重的影响了产质量。
+
+　　2、正由于该同志在工作中一贯散慢，不负责，在57年一年来在车间小组造成两次事故，严重的影响加工生产，给国家造成损失。
+
+　　①如该同志在看三大件时，开棉的反斗螺丝活了，职工提出两三次建议需要检查一下，该同志没有采纳大家意见，而没去检查，结果造成反斗机器事故，影响加工生产。
+
+　　②在57年淡季检修时，该同志担当的机会，有五台大帮子坏了，有公安局来检查照像，该同志不但没能引起积极注意，反而不该的说，上级看人来，难道我是反革命吗？拿我当特务吗？因此在工作更加消积，不负责。
+
+　　该同志一贯的对组织不满，工作消积落后严重的违犯劳动纪律，并打击与分化党团员和积极份子的作用，组织落后集团，无理的要求个人利益，并曾组织机工要去请愿，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的损失，按上述的错误事实，经研究给予开除处分。
+
+　　 营口县社棉麻购销站1958年1月13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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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 --git a/CCRD/1/6/3/000412.txt b/CCRD/1/6/3/000412.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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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412.txt
@@ -0,0 +1,21 @@
+# 中共中国作家协会总支党员大会关于开除白朗党籍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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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朗)>
+
+　　白朗，原名刘莉，女，辽宁沈阳人，现年四十五岁，家庭出身旧官吏，本人作家。一九四一年到延安，一九四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文抗理事、东北日报副刊部部长、东北妇联执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员等职，现为专业作家。
+
+　　白朗参加革命以来，一贯坚持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长期和党的关系不正常，以致发展到和丁玲、罗烽等结为反党集团，进行反党活动。在此次反右派斗争中，作协党组召开二十七次扩大会议，对丁陈反党集团进行了斗争，根据揭发并查对属实的材料，白朗的主要反党事实如下：
+
+　　一、一九四二年在延安当革命处于困难之时，白朗和罗烽、肖军、艾青等联名发表反党文章“太阳里的黑点”，号召写暴露延安阴暗面的作品，诽谤党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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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全国解放以后，白朗由于党委派的工作及写出了一些作品，她没有把这看作是党的培养的结果，反而骄傲自满起来，拒抗党和同志们的批评。一九五三年她和罗烽等乘东北局总结东北地区四年来文艺工作时，进行非组织活动，煽动群众，向党进攻。并对领导东北文艺工作的同志进行恶毒的攻击。当他们的错误言行遭到反对时，白朗仍然坚持反党立场，激昂慷慨地说：“我不动摇，不屈服，不投降!”一九五五年作协党的组织根据东北转来的对白朗、罗烽的检举，和当时斗争丁陈反党集团的党组扩大会上所揭发的材料，召开了支部扩大会议，对白朗的反党(17)言行进行了批判和教育。白朗不但没有很好的检查自己，接受教训。反而对党仇恨在心。诬蔑党对她的批评是“打击”、“侮辱”和“诬陷”。
+
+　　三、早在一九五六年，白朗和罗烽就与丁、陈反党集团首脑丁玲进一步勾结起来；参与丁陈反党集团的活动，与丁玲、罗烽共谋，推翻一九五五年作协党组关于丁、陈反党集团的结论和党组织对白朗等所作的批评。白朗诬蔑党和同志们对她的批评是“是非不明”，是“无中生有”，是“害了陷害狂”，是“压制民主”，是“含蓄着某种不可告人的动机和目的”；白朗甘心情愿为丁玲翻案到处奔走，当罗烽以支部书记身份采取党委对丁、陈问题处理情况后，白朗马上向丁玲通风报信，大大助长了丁玲的反党气焰。丁玲要“通天通地”，白朗就散布流言蜚语，说斗争了好们，文艺界因而就“貌合神离”；并在一位中央委员同志面前作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申述，为丁玲的反党罪行辩护，以达到他们所谓“通天”的目的。波匈事件以后，白朗的反党气焰更为高涨，今年春天在作协党组与总支召集的会议上，白朗经过事前和丁玲密谋，甚致连她在会上的发言稿也事先念给丁玲听，丁玲说：“攻击目标不太集中”，于是白朗态度更加蛮横无理，气势汹汹，在党的会上，狂妄地叫嚣“我就要出气!”在党的会议上声言：“我在丁玲倒霉时也和她来往!”并辱骂作协党组、总支对他们的批评是“买空卖空”。集中一切恶毒字眼来辱骂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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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事实说明，白朗是丁陈集团的成员，她入党以来，一贯骄傲自满，拒绝批评，她的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虽然经党屡次教育，都因她对党采取不老实的态度，而未得到彻底改造。在她和罗烽的关系上，当组织已掌握确凿材料证明罗烽在历史上自首变节，白朗不仅没有站在党的立场忠实地向党提供有关材料，反而对罗烽欺骗党的行为百般开脱辩护，并写材料说她敢于向党保证，罗烽在敌人的法庭上没有任何招供和屈服。白朗在几个重要关头均未经得起考验，特别是此次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时，她积极参与丁陈反党集团向党大举进攻，因而完全丧失了一个党员的起码条件，堕落成为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根据三中全会关于处理党内右派分子的原则，根据白朗的反党罪行和她的检讨，为了严肃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经中共中国作家协会总支党员大会全体党员以八十九票一致通过，开除白朗的党籍。并建议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撤销全国文联委员，取消其文艺(原文艺一级)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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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四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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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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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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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413.txt
@@ -0,0 +1,29 @@
+# 中共中国作家协会总支党员大会关于开除罗烽党籍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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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烽)>
+
+　　罗烽，原名傅乃琦，男，现年四十七岁，辽宁省沈阳市人，个人出身学生，家庭成份职员。一九三零年在哈尔滨入党。一九三四年六月被哈尔滨日本领事馆逮捕入狱，翌年四月出狱。一九三五年冬或三六年春，在上海恢复了党的关系。一九三七年“八一三”后失去了党的关系，一九四一年恢复了党籍。曾任延安文抗第一届主席，合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旅大文委书记、文协主任，东北文化部副部长，现为专业作家。
+
+　　罗烽的反党思想和行为是一贯的，他曾在敌人面前自首变节，并对党隐瞒。他与党与领导的关系长期以来就是不正常的，近年来他参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向党进攻的活动，已堕落为与党为敌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反右派斗争中，作协党组召开了二十七次扩大会议，对丁、陈反党集团进行了严肃的斗争，根据所揭露并查对属实的材料，罗烽的主要反党事实如下：
+
+　　一九三五年罗烽出狱后到上海，和肖军、胡风往来密切，和党的关系很不正常。三五年冬或三六年初，上海党组织为罗烽接上党的关系，但罗烽却说自己的关系恢复在党的“小组织”之上，甚至诽谤当时在上海坚持党的文艺工作的党组织和负责同志是“违反中央指示，个人扩大组织，巩固宗派。”
+
+　　一九四二年，罗烽在延安发表了反党文章“还是杂文的时代”。诬蔑延安也有“可怕的黑暗”和“使人呕心的脓疮”，号召作家们用杂文的“短剑”来对党攻击。同年，他还和肖军、艾青、白朗等人联名发表另一反党文章“太阳里的黑点”，主张暴露解放区的“黑暗”，诽谤党和革命。
+
+　　全国解放以后，党给罗烽以重任，但罗烽却辜负了党的信任，坚持反党立场，继续进行反党反领导的活动。一九五三年四月，罗烽和白朗等人趁东北局总结四年来文艺工作的机会，进行非组织活动，煽动群众，向党进攻，并对领导东北文艺工作的同志进行恶意的攻击。一九五五年作协党的组织根据东北对白朗、罗烽的检举，和当时斗争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党组扩大会上所揭发的材料，召开了支部扩大会议，对他们进行了思想批判。罗烽不但没有很好的检查自己，接受教训，反而对党不满，从反党反领导的立场出发，进一步参与丁、陈集团的反党活动，成为这个反党集团的成员。
+
+　　作协在一九五五年批判罗烽等反党行为时，并未作过任何组织处理，本来无案可翻，但是，当丁玲、陈企霞“翻案”向党进攻时，罗烽也竟然向党提出翻案，借此攻击作协党的领导，并企图要挟组织承认他在东北四月会议上的反党反领导是合法的。罗的这些做法，都是在与丁玲共谋策划和互相鼓励之下进行的。反党集团首脑丁玲曾对罗烽说过“处理你们的问题，正是处理我的问题的序幕”。罗烽和丁、陈反党集团就是这样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党进攻的。罗烽为和丁玲共谋翻案，肆无忌惮地违反党的纪律，将参加总支会议听来的有关处理丁、陈问题的意见告诉丁玲，把总支写的关于批判罗烽、白朗等人问题通知草稿送给丁玲看，尤其严重的是罗烽以支部书记的身份，向中宣部党委副书记探听党委对丁、陈问题的处理情况，然后由其妻白朗告诉丁玲，给丁玲增添了反党的资本。今年作协党组扩大会之前及反右派斗争开始之后，罗烽又积极向丁玲献策，提示丁玲在发言时要注意策略，并劝丁玲赶快写反右派的文章，企图帮助丁玲隐蔽反党面目，使反党集团逃避应有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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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烽专业创作几年以来，一直没有写出作品，创作劳动是极其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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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后发现罗烽早在二十三年前，就有变节的行为，他在一九三四年六月被捕，关押在哈尔滨日本领事馆狱中，曾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供出了党的组织和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示悔改，并辱骂了党，是自首变节的行为。对于这一个严重的问题，罗烽一向对党隐瞒，并时常伪称自己在狱中“保卫了自己的政治节操，保卫了党的利益”。东北局组织部曾对他这一段历史情况作调查，罗烽竟说这是“东北局组织部对党员的政治生命无顾惜的戕害”，说这样做“是有其恶毒的政治企图的”，一九五六年审干时，作协审干委员会已将罗烽这一自首变节问题调查清楚，掌握了确凿的档案材料及同案人的证明材料，再三地进行启发和帮助，但罗烽坚不吐实。在作出了审查结论后，罗烽虽说结论正确，但却仍自相矛盾的说没有欺骗组织，拒不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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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罗烽的道德品质也是很恶劣的，一九四八年他曾因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受到党的书面劝告处分；一九五二年又重犯男女关系上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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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事实说明，罗烽具有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违背党的原则，抗拒党的教育，以致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堕落成为危害党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根据三中全会关于处理党内右派分子的原则，为了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队伍，维护党的团结与统一，经中共中国作家协会总支大会全体党员以八十九票一致通过开除罗烽的党籍，并建议行政上撤销其作协理事职务，降低行政级别五级(即从八级降为十三级)，另行分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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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无五八年一月十四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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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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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3/000414.txt b/CCRD/1/6/3/000414.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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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414.txt
@@ -0,0 +1,265 @@
+# 吉林省各界右派分子名录: 工業系統(393人)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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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吉林省委整风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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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书第39—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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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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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长春市人民委员会轻工业局 长春市人民委员会机械工业局 国营吉林省柴油机厂 宽城区公私合营建华糖稀厂   职别 技术员 科长 科员 教员 检查员   姓名 丁芝林 丁凯 万超 山文深 才景德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6 29 35 30 60   民族 汉 回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富农 小商贩 地主 中农 恶霸富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伪职员 职员 商人   文化程度 大学 高中 高中 高中一年 初小   何时参加工作 1953年9月 1948年 1950年 1956年3月 1956年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5年2月参加共青团 1950年10月参加共青团 -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监督劳动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开除劳动 教养 撤职留用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 - -   审批单位 党委 市委 市人委机关党委 市委 宽城区委   处理后去向 留厂劳动 新立城水库劳动 长白山筑路 吉林教养所 自谋生活家在本市   有何政治历史问题 - 屡次运动 被斗 - - -   反党反社会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因被斗争心怀不满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思想反动对现实不满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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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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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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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双阳县 邮电局 长春市建筑二公司 长春市南关区新联电镀厂 长春市南关区公私合营汽车队 长春市人民委员会建设局   职别 科员 工长 职员 副队长 科员   姓名 于清溪 于增祥 于振华 于临渤 于泾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44 34 21 47 29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城市贫民 地主 地主 逃亡地主 伪职员   本人成分 伪职员 工人 学生 资本家 学生   文化程度 初中 初中 初中 初中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1948年 1953年1月 1956年1月 1946年1月 1948年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 -   性质 右派兼 反革命 右派 右派 右派 反革命兼右派   处理类别 法办 降职、降级、降薪 免予处分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开除劳动教养   党派及社会团体处分 - - - - -   审批单位 县委 市委工业口 南关区委 南关区委 市委   处理后去向 长白山修路 新立城水库劳动 新立城水库劳动 本队劳动 吉林教养所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搞反革命小集团活动 - - - 曾叛变投敌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思想一贯反动 有杀父之仇 家庭被斗 由于资产阶级本性没有改造对私改不满 因肃反中被审查而不满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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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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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职别 技术员 技术员 医生 技术员 科员   姓名 王志远 王宝林 王我昌 王汗成 王贵先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6 31 33 26 25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房主 贫农 自由职业 地主 贫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自由职业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中等技术 学校 大学 大学 高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53年9月 1953年4月 1949年3月 1953年9月 1955年2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0年1月参加共青团 - - 1952年6月参加共青团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极右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监督 劳动 降职、降级、 降薪   党派及社会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 - 开除团籍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市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留厂劳动 留厂劳动 留厂工作 留厂劳动 留厂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伪军医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思想一贯反动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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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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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职别 技术员 技术员 医生 技术员 科员   姓名 王志远 王宝林 王我昌 王汗成 王贵先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6 31 33 26 25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房主 贫农 自由职业 地主 贫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自由职业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中等技术 学校 大学 大学 高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53年9月 1953年4月 1949年3月 1953年9月 1955年2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0年1月参加共青团 - - 1952年6月参加共青团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极右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监督 劳动 降职、降级、 降薪   党派及社会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 - 开除团籍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市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留厂劳动 留厂劳动 留厂工作 留厂劳动 留厂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伪军医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思想一贯反动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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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长春电力 设计院 长春电力 设计院 长春电力 设计院 长春汽车 研究所   职别 科员 技术员 技术员 打字员 技术员   姓名 王化南 王森 王世尧 王秀芝 王盛沧   性别 男 男 男 女 男   年龄 33 29 26 28 29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中农 伪官吏 资本家 工人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工人 学生   文化程度 初中 高职学校 大学 初中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1945年5月 1949年9月 1955年9月 1951年5月 1953年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45年4月参加共产党 1949年3月参加共青团 1952年3月参加共青团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免予处分 降职、降级、降薪 撤职、留用 察看 降职、降级、 降薪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党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 -   审批单位 党委 市委工业口 市委工业口 市委工业口 汽车局党委   处理后去向 留厂劳动 留院工作 通化土建队劳动 院内劳动 留所工作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一贯道徒 -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因受过处分而不满 有杀亲之仇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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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水电部东北勘测设计院 吉林省建筑设计院 吉林省建筑设计院 长春二二八厂 东北石油 勘探大队   职别 科员 科员 科员 职员 翻译   姓名 王静言 王洪则 王云发 王长忠 王宝祥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9 48 31 30 27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城市贫民 小商贩 贫农 小资本家 伪职员   本人成分 革命军人 伪官吏 农民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高中 初中 初中 高中 专科   何时参加工作 1945年8月 1950年5月 1949年 1948年 1954年8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性质 右派 反革命兼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开除劳动 教养 开除劳动 教养 撤职、监督劳动 撤职、监督 劳动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审批单位 市委工业口 市委 市委工业口 市委 市委工业口   处理后去向 留院工作 吉林劳动 教养所 吉林劳动 教养所 留厂劳动 留队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建军少校、监狱课长、属官 蒋兵 - 参加过帝国主义分子狄克逊主办的基督教青年团团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一贯反革命 流氓坏分子对现实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受帝国主义影响太深思想反动对现实不满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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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东北石油勘探大队 长春市市政工程处 松辽石油普查大队 长春发电设备修造厂 长春市建筑 二公司   职别 技术员 技术员 实习生 职员 科员   姓名 王克明 王兆绂 王文杰 王景涛 王建飞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5 27 27 25 33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小商贩 资本家 地主 富农 贫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店员   文化程度 专科 高中 大学 初中 初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54年9月 1951年7月 1957年 1954年 1947年10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52年8月参加共青团 1955年参加共青团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降职、降级、降薪 免予处分 劳动考察 撤职、留用 察看 撤职、留用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 -   审批单位 党委 市委工业口 北京地质学院党委 市委工业口 市委工业口   处理后去向 调南京物探大队 留处内劳动 队内劳动 新立城水库劳动 留公司劳动   有何政治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对现实不满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对现实不满 其祖父被镇压有阶级仇恨 历次运动被斗不满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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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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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市建筑五公司 德惠县 酱油厂 德惠县工业局农具厂 榆树县 机械厂 长春市自来水公司   职别 科员 科员 科员 生产员 科员   姓名 王振兴 王英华 王秀林 王殿有 王世杰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40 43 27 48 30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贫农 中农 贫农 城市贫民   本人成分 伪职员 店员 学生 工人 学生   文化程度 高中 初中 初中 初中 初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46年4月 1950年7月 1951年11月 1945年 1952年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1954年4月参加共青团 - -   性质 反革命兼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开除劳动 教养 开除劳动 教养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留用 察看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开除团籍 - -   审批单位 市委 县委 县委 县委 南关区委   处理后去向 现在公司未送走 吉林教养所 县种马厂 铁木生产社劳动 新立城水库 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国民党区党部委员 国民党员、伪满劳工大队长 - - 1948年曾参加过我军后叛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本人一贯反动 留恋旧社会对现实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因受过处分而不满 因肃反被审查而不满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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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市南关区建新电器厂 长春市南关区建新电器厂 长春市汽车随车工具厂 长春市汽车随车工具厂 长春市汽车随车工具厂   职别 副厂长 工程师 工艺员 描图员 练习生   姓名 王藎臣 王人璐 王杰 王忠 王志成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49 28 22 23 23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中农 城市贫民 城市贫民 商人 贫农   本人成分 店员 资本家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初小 初中 中等专业 初中 中等专业   何时参加工作 1955年12月 1956年1月 1955年11月 1956年11月 1957年9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 1954年12月参加共青团   性质 右派 坏分子兼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法办 撤职、监督劳动 免予处分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 -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南关区委 市委 二道河子 区委 二道河子 区委 二道河子 区委   处理后去向 新立城水库劳动   新立城水库劳动 新立城水库劳动 新立城水库 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流氓调戏妇女 其父是反革命分子   其父是反革命分子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对私改不满 对私改不满仇视新社会 有杀父之仇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其父被劳改 不满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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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市汽车随车工具厂 吉林省 陶瓷厂 长春市汽车随车工具厂 农安县 造酒厂 宽城区粮谷 加工厂   职别 科员 办事员 科员 保管员 调运组长   姓名 王念俊 王海山 王永乐 王朋飞 王宗顺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3 39 25 30 22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富农 地主 官僚资本家 贫农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农民 学生   文化程度 初中 高中 初中 高小 初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51年2月 1957年2月 1951年12月 1950年2月 1948年11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2年8月参加共青团 - -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降职、降级、降薪 降职、降级、降薪 撤职、监督劳动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党派及社会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 - - -   审批单位 二道河子 区委 二道河子 区委 二道河子 区委 县委 宽城区委   处理后去向 留厂使用 新立城水库劳动 新立城水库劳动 本县农社劳动 新立城水库 劳动   有何政治历史问题 - - 其父是蒋军中校 - 蒋兵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受反动家庭影响思想反动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其父与我军作战被击毙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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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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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宽城区积德泉酿酒厂 宽城区长城橡胶厂 长春市人民委员会机械工业局 长春市人民委员会交通局 长春市汽车配件制造厂   职别 化验员 副厂长 科员 调度员 科员   姓名 王志远 王桂书 王立中 王本廷 申振汗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2 38 30 33 35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中农 地主 贫农 贫农   本人成分 学生 伪职员 职员 农民 商人   文化程度 高中 初中 高中 初中 初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56年11月 1956年1月 1951年 1951年 1951年4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56年参加民建会，任支委 - - -   性质 右派 右派 极右 右派 极右   处理类别 降职、降级、降薪 - 开除劳动 教养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监督劳动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审批单位 宽城区委 宽城区委 市委 市人委机关党委 二道河子区委   处理后去向 留厂劳动 - 吉林教养所 新立城水库劳动 自谋生活 （陕西人）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屡次运动 被斗 伪国兵自卫队员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留恋旧社会对现实不满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救火烧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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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长春铁路四平站业余 学校 长春市建筑二公司 长春市人民委员会 建设局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职别 技术员 教员 工长 助理技术员 科员   姓名 戈东庆 井树春 井延生 边文鸿 刘允章   性别 男 男 男 男 女   年龄 24 23 44 29 26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工人 城市贫民 地主兼房主 资本家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工人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中等专业 高小 高中 初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55年9月 1954年12月 1951年3月 1952年 1949年6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 1949年11月参加共青团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降职、降级、降薪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降职、降级、降薪 撤职、监督 劳动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 -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市委工业口 市委工业口 市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留厂劳动 留站内劳动 留公司工作 新立城水库劳动 留厂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 历次运动 被斗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思想反动 被斗不满 受资产阶级 家庭影响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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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国营长春 车辆厂 国营长春 第八胶橡厂 水利电力部长春电力设计 分院   职别 职员 职员 职员 助理技术员 技术员   姓名 刘平理 刘培志 刘宏文 刘定吉 刘玉庭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5 33 25 33 27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自由职业 中农 中农 贫农 自由职业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旧军人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专科 高小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1954年9月 1949年8月 1957年 10月 1949年9月 1953年8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4年10月参加共青团 - 1956年12月参加共青团 - 1952年8月参加青共团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降职、降级、降薪 撤职留用 察看 免予处分 免予处分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 开除团籍 -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市委工业口 市委工业口   处理后去向 留厂劳动 留厂劳动 留厂劳动 留厂劳动 通化土建队 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其父为国民党中央党部委员 -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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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铁路 四平医院 长春铁路 四平站 水电部东北勘测设计院 吉林省 建筑设计院 长春市邮局   职别 药剂士 教员 助理技术员 技术员 业务宣传员   姓名 刘顺全 刘万清 刘长宗 刘永贵 刘喜远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4 26 27 25 39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贫农 工人 小资本家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高小 初中 大学 高中 初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50年 10月 1951年4月 1956年9月 1954年10月 1947年4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52年5月参加共青团 1949年9月参加共青团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不开除 劳动教养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监督劳动 撤职、 留用察看 撤职、留用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 -   审批单位 市委工业口 市委工业口 市委工业口 市委工业口 市委工业口   处理后去向 四平工务段劳动 大赉农场 留院工作 留院工作 留局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 - 日本翻译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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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松辽石油 普查大队 长春市建筑三公司 德惠县人民委员会工业科 长春邮电 器材厂 长春市自来水公司   职别 实习生 工程师 科员 助理技术员 办事员   姓名 刘仲志 刘明德 刘继兴 刘学勐 刘振芳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5 50 27 26 28   民族 汉 汉 汉 回 汉   家庭出身 资本家 城市贫民 富农 中农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伪职员 伪职员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初中 初中 高中 初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58年6月 1953年1月 1949年 1949年1月 1951年2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1949年参加共青团 1955年5月参加共青团 -   性质 右派 极右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劳动考察 不开除 劳动教养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降职、降级、降薪 撤职、监督劳动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   审批单位 北京地质 学院党委 市委 县委 南关区委 南关区委   处理后去向 队内工作 吉林教养所 本县通用机械厂劳动 留厂劳动 新立城水库 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伪协和会 书记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 受旧社会影响较深对现实不满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亲属被劳改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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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市自来水公司 长春市化学制药厂 长春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厂 长春市二道河子区公私合营棉织厂 营城煤矿   职别 会计 科员 办事员 管理员 图书管理员   姓名 刘金生 刘增琪 刘军 刘福广 刘晏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5 44 25 46 39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小资本家 自由职业 商贩 中农 贫农   本人成分 学生 伪职员 学生 资本家 自由职业   文化程度 初中 高中 初中 高小 高小   何时参加工作 1950年 1948年 11月 1948年7月 1956年 1952年10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降职、降级、降薪 撤职、留用察看 撤职、监督劳动 撤职、监督 劳动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审批单位 南关区委 二道河子 区委 二道河子 区委 二道河子 区委 省委工业口   处理后去向 本公司劳动 留厂使用 留厂劳动 留厂劳动 矿内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伪满出纳 股长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留恋旧社会对现实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对私改政策不满 因受处分 而不满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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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市人民委员会 建工局 长春市人民委员会 建工局 九台县澎润土矿 榆树县人民委员会 交通科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职别 科员 科员 副矿长 科员 团总支书记   姓名 刘力前 刘大伟 刘士全 刘喜 白宜棉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2 29 36 25 26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商人 城市贫民 中农 职员   本人成分 学生 职员 革命军人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高中 初中 初中 初中 中等技术   何时参加工作 1950年 1948年 1951年 1951年 1948年3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49年2月参加共青团 1948年1月参加共产党 1954年4月 参加共青团 1948年5月 参加共产党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监督劳动 撤职、留用察看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团籍 开除党籍 开除团籍 开除党籍   审批单位 市人委机关党委 市委 县委 县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新立城水库劳动 新立城水库劳动 留矿劳动 临江劳动 留厂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受过处分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对新社会 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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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市汽车配件制造厂 宽城区光学玻璃厂 国营吉林省柴油机厂 长春铁路 小学 长春市人民委员会公用局   职别 技术员 组长 会计 教员 科员   姓名 白生富 白凰林 田庆云 田万里 田培英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46 35 32 27 24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城市贫民 贫农 地主 中农 资本家   本人成分 工人 雇工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高小 初小 大学 高中 初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49年 11月 1945年 10月 1952年 10月 1957年 1951年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46年8月参加共产党 - 1949年参加共青团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留用察看 撤职、监督劳动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留用 察看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党籍 - 开除团籍 -   审批单位 二道河子 区委 宽城区委 市委工业口 市委文教口 市人委机关 党委   处理后去向 留厂使用 留厂劳动 厂内劳动 沈铁生产 大队 留局工作   有何政治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对现实不满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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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南关区 制瓦厂 长春市人民委员会机械工业局 国营长春 第八橡胶厂 长春市南关区新力棉织公司   职别 科长 统计员 教员 医助 副科长   姓名 石中 石嘉瑞 石永海 史会贤 丛跃西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7 30 36 27 47   民族 汉 汉 满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中农 贫农 贫农 富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旧职员 学生 资本家   文化程度 初中 初中 高中 初中 初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38年3月 1946年4月 1941年 1951年 1955年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42年6月参加共产党 1946年6月参加共产党 - - 1956年1月参加民建会   性质 右派 右派 极右兼 反革命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降职、降级、降薪 撤职、监督劳动 法办 撤职、留用 察看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党籍 开除党籍 - - 开除会籍   审批单位 市委 南关区委 市委 市委工业口 市委   处理后去向 留厂劳动 留厂劳动   留厂劳动 留公司使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警察局巡官省督察员等反动官职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肃反被斗 心怀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由于资产阶级反动本质对 私改不满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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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国营长春车辆厂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职别 技术员 工程师 职员 职员 工程师   姓名 孔令川 孔祥源 张德芳 张济民 张国华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7 34 25 26 34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地主 中农 资本家 富农   本人成分 学生 职员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初中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1954年3月 1945年6月 1956年1月 1945年8月 1951年7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1956年7月参加共青团 1951年2月参加共青团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留用察看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降职、降级、降薪 撤职、留用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省委   处理后去向 留厂劳动 本厂劳动 留厂劳动 留厂劳动 留厂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三青团员 - - - 参加过匪励行社    反党反社会主义原因 思想一贯反动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 思想一贯反动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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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国营吉林省柴油机厂 国营吉林省柴油机厂 国营长春 车辆厂 国营长春 车辆厂   职别 计划员 职员 翻译 教务员 会计员   姓名 张和铎 张家明 张启栅 张绍贵 张栋楚   性别 男 男 女 男 男   年龄 30 21 27 23 38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地主 资本家 贫农 商人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伪职员   文化程度 高中 高中 大学 高中 中学   何时参加工作 1951年 10月 1956年3月 1952年7月 1955年11月 1951年10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降职、降级、降薪 撤职、监督劳动 免予处分 降职、降级、降薪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审批单位 党委 市委 市委工业口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留厂劳动 调六一六厂劳动 调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工作 留厂劳动 留厂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肃反被斗 不满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对现实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思想反动对新社会不满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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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国营长春 第八橡胶厂 水利电力部长春电力 设计分院 长春 铁路电务段 长春 铁路分局 长春铁路 工务段   职别 职员 院长 电报员 会计员 领工员   姓名 张魁今 张涛 张福作 张玉清 张清田   性别 男 男 男 女 男   年龄 26 45 28 33 31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中农 富农 贫农 富农 中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工人   文化程度 初中 高中 初中 中等专业 初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47年 10月 1937年 11月 1949年1月 1948年10月 1948年10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2年5月参加共青团 1937年10月参加 共产党院 党委委员 1949年 参加共青团 1949年6月 参加共青团 1950年8月 参加共产党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免予处分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留用察看 降职、降级、降薪 撤职、监督劳动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开除党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党籍   审批单位 市委工业口 省委 市委工业口 市委工业口 市委工业口   处理后去向 留厂劳动 长春铁路局工务段工作 沈铁生产 大队劳动 长铁车务段劳动 长铁工务段 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因家庭土地被分而长期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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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铁路 分局 长春铁路 分局 水电部东北勘测设计院 水电部东北勘测设计院 松辽石油 普查大队   职别 副科长 教员 技术员 助理技术员 实习生   姓名 张旭 张毅 张德宏 张治坤 张必耀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7 24 28 23 24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职员 伪官吏 伪官吏 伪官吏 商人   本人成分 职员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初中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1949年1月 1956年8月 1957年 1956年9月 1958年6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1952年8月参加共青团 1952年参加共青团 1954年参加 共青团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降职、降级、降薪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监督劳动 撤职、监督 劳动 劳动考察   党派及社会团体处分 - -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市委 市委工业口 市委工业口 市委工业口 北京地质学院党委   处理后去向 沈铁生产 大队劳动 沈铁生产 大队劳动 留院劳动 留院劳动 队内工作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 - 其叔父是国民党员、军统特务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受家庭影响对现实不满 受家庭影响对现实不满 受家庭影响 对现实不满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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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松辽石油 普查大队 德惠县 酱油厂 长春市南关区庆华机械修配厂 长春市南关区公私合营平果厂 水电部东北 勘测设计院   职别 助教 科员 股长 副厂长 实习生   姓名 张益友 张朝义 张纯智 张纯治 张凤宛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7 29 41 29 26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商人 贫农 地主 商人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伪官吏 商人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初中 大学 初中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1956年 1947年 1956年7月 1956年1月 1958年9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3年 参加共青团 - - - 1954年 参加共产党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降职、降级、降薪 撤职、监督劳动 撤职、监督劳动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免予处分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 - - 开除党籍   审批单位 北京地质 学院党委 县委 南关区委 南关区委 哈尔滨市委   处理后去向 队内工作 县种马场 劳动 留厂劳动 留厂劳动 院内工作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国民党员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因肃反被斗而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思想一贯反动对新社会不满 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反对社会主义改造 家庭被斗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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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水电部东北勘测设计院 东北石油 勘探大队 长春铁建 二处一队 长春市邮局 长春市造纸厂   职别 助理技术员 翻译 技师 业务指导员 职员   姓名 张永森 张光初 张耀先 张玉清 张朋举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8 21 45 46 39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工人 小地主 工人 城市贫民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职员 伪职员 伪职员   文化程度 大学 大专 初中 高中 初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56年7月 1953年8月 1949年5月 1948年10月 1947年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49年10月参加共青团 1949年 参加共青团 -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留用察看 撤职、监督劳动 撤职、留用察看 开除劳动 教养 降职、降级、 降薪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 - -   审批单位 沈阳市委 党委 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党委 市委工业口 二道河子区委   处理后去向 院内工作 队内劳动 队内劳动 长春市街道管制 留厂使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阎锡山民族革命同志会会员 - - 日伪特务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因亲属被管制而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留恋旧社会对现实不满 家庭被斗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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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市 胶合板厂 宽城区公私合营同康酿造厂 宽城区新东密业厂 宽城区新东密业厂 长春市嘉美 制罐厂   职别 科员 副厂长 副厂长 记录员 会计   姓名 张德胜 张位三 张志远 张忠凯 张明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9 55 49 42 37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地主 城市贫民 城市贫民 城市贫民   本人成分 农民 商人 伪警察 伪职员 伪警察   文化程度 高小 初小 初小 初中 高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52年 1956年1月 1956年1月 1956年1月 1953年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56年11月参加民建会 1956年10月参加民建会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监督劳动 撤职，监督劳动 法办 开除劳动教养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会籍 开除会籍 - -   审批单位 二道河子 区委 宽城区委 市委 市委 市委   处理后去向 留厂使用 留厂劳动 留厂劳动   吉林教养所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伪警察 流氓分子 国民党员   反党反社会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由于资产阶级本性对私改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对新社会 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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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市 搪瓷厂 长春市食品工业公司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国营长春 车辆厂 水利电力部 长春电力 设计分院   职别 科员 工资员 工程师 职员 预算员   姓名 张如岗 张启忠 李光荣 李国信 李尚实   性别 男 男 男 男 女   年龄 35 30 33 23 42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富农 职员 富农 地主   本人成分 职员 农民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高中 初中 大学 中等专业 高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50年8月 1951年 1951年8月 1957年10月 1952年10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兼 反革命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不开除劳动教养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不开除 劳动教养 撤职留用 察看 撤职留用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审批单位 朝阳区委 宽城区委 省委 党委 市委工业口   处理后去向 珲南劳动 教养所 区农社劳动 珲南新生企业联合矿业公司 厂内劳动 调哈尔滨 电业局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国民党青年军少尉演员 一贯道徒 解放前参加过特务活动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一贯反革命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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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省建筑设计院 东北石油 勘探大队 长春市人民委员会 房地局 松辽石油 普查大队 长春市建筑 二公司   职别 工程师 操作员 科员 实习生 办事员   姓名 李兴仁 李恒茂 李润忠 李松照 李连生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3 22 32 24 23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中农 地主 资本家 贫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初中 大学 大学 初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49年3月 1952年 12月 1950年 12月 1958年 1956年7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49年5月参加共青团 - 1954年参加共青团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降职、降级、降薪 降职、降级、降薪 撤职、监督劳动 劳动考察 降职、降级、 降薪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团籍 - 开除团籍 -   审批单位 市委 党委 市委工业口 北京地质 学院党委 市委工业口   处理后去向 留院工作 留队工作 新立城水库劳动 在队工作 新立城水库 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三青团员 - 被开除过 一次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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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市建筑三公司 长春市南关区利成机械厂 长春市 造纸厂 二道河子区建筑机械 铁工厂 吉林省 石绵厂   职别 材料员 副厂长 股长 记账员 技术员   姓名 李兴邦 李效周 李尊哲 李季秀 李恩波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42 45 36 37 30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满   家庭出身 地主 富农 地主 中农 中农   本人成分 伪职员 资本家 伪职员 商人 学生   文化程度 初中 初小 初中 初中 初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49年3月 1956年1月 1950年 1950年 1947年7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56年10月参加 民建会 - - 1950年9月 参加共产党   性质 右派 右派 极右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不开除 劳动教养 降职、降级、降薪 撤职、监督劳动 撤职、留用 察看 降职、降级、 降薪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会籍 - - 开除党籍   审批单位 市委工业口 市委 二道河子 区委 二道河子 区委 二道河子 区委   处理后去向 吉林教养所 留厂劳动 新立城水库劳动 留厂劳动 留厂使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日本翻译 - 长期隐瞒 家庭出身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有杀亲之仇 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反对社会主义 改造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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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汽车 配件厂 长春市 胶合板厂 长春市人民委员会 劳动局 长春市人民委员会 轻工业局 长春市人民委员会轻工业局   职别 技术员 练习生 办事员 副科长 科员   姓名 李青华 李兰波 李树春 李觉非 李大可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6 22 39 28 32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城市贫民 贫农 地主 自由职业 小资本家   本人成分 工人 学生 地主 学生 伪官吏   文化程度 初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1954年 12月 1956年 12月 1948年 1948年 1950年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2年12月参加共青团 - - - -   性质 极右 右派 右派 右派兼 反革命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留用察看 免予处分 撤职、监督劳动 开除劳动 教养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 - - -   审批单位 二道河子 区委 二道河子 区委 市人委机关党委 市委 市人委机关 党委   处理后去向 留厂劳动 留厂使用 新立城水库劳动 吉林教养所 新立城水库 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 1947年曾 叛变投敌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因家庭被斗而不满 坏分子对 现实不满 历次运动 被斗不满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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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市人民委员会 轻工业局 长春市人民委员会 公用局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长春铁路 小学 长春邮电 器材厂   职别 教导主任 科员 技术员 教员 助理技术员   姓名 李碧真 李其强 孙可清 孙瑞华 孙复华   性别 女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1 33 33 26 25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自由职业 城市贫民 富农 工人 职员   本人成分 学生 工人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初中 初中 大学 初中 高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49年 1948年 1953年7月 1952年 1954年12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留用 察看 撤职、监督劳动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留用 察看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审批单位 市人委机关党委 市人委机关党委 党委 市委文教口 南关区委   处理后去向 留局工作 新立城水库劳动 留厂劳动 沈阳铁路局生产大队 劳动 长白山筑路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伪军准尉 书记官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对现实 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对现实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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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南关区建成制材厂 长春市公私合营洪兴 铁工厂 长春市人民委员会 建工局 水利电力部沈阳基建局十七基建 工程处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职别 厂长 副厂长 科员 工程师 技术员   姓名 孙明华 孙善久 孙述 孙永明 华正明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41 44 51 40 26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资本家 中农 地主 地主   本人成分 资本家 资本家 职员 职员 学生   文化程度 初中 初中 初中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1956年1月 1955年12月 1953年 1949年5月 1953年9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6年12月参加 民建会 1955年5月参加民建会市工商联委员区工商联主委 - - 1950年4月 参加共青团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降职、降级、降薪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降职、降级、降薪 撤职、留用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会籍 开除会籍 - -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市委 市委 市人委机关党委 沈阳市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新立城水库劳动 留厂使用 长白山筑路 在处内劳动 留厂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对新社会不满 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对私改政策不满 留恋旧社会对现实不满 肃反被审查不满 受地主家庭影响对现实不满   备考 - 市人民代表（已落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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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长春铁路 小学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水电部东北勘测设计院 长春市公私合营洪兴铁工厂   职别 工程师 校长 技术员 科员 采买员   姓名 任湛谋 任国志 曲宗江 曲胜福 曲长观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6 29 25 35 37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职员 地主 资本家 贫农 中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农民 旧职员   文化程度 大学 高中 大学 高小 高小   何时参加工作 1948年1月 1949年 1955年8月 1945年10月 1955年12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1947年3月 参加共产党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监督劳动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降职、降级、 降薪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 开除党籍 -   审批单位 省委 市委文教口 党委 杭州市委 二道河子区委   处理后去向 留厂工作 沈阳铁路局生产大队 劳动 留厂劳动 留院劳动 留厂使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 - 蒋匪乡公所 主任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对现实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留恋旧社会对现实不满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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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国营长春 第八橡胶厂 吉林省建筑设计院 国营长春 第八橡胶厂 水利电力部长春电力设计 分院   职别 副科长 职员 科员 职员 工程师   姓名 朴文侠 阎义成 阎崇志 辛志超 关晋昌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0 32 29 25 29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中农 贫农 地主 伪官吏 手工业者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初中 高中 初中 初中 高职   何时参加工作 1945年 12月 1947年 11月 1946年 11月 1951年 1949年3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46年2月参加共产党 - - - 1948年12月参加共产党曾任院党委委员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留用察看 不开除劳动教养 撤职、监督 劳动 降职、降级、 降薪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党籍 - - - 开除党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市委工业口 市委工业口 市委工业口 省委   处理后去向 留厂工作 留厂使用 吉林教养所 自谋生活 （回沈阳市） 通化土建队 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对受处分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 主义 家庭被斗 不满 留恋旧社会对新社会 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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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水利电力部长春电力设计分院 南关区利成铁工厂 东北石油 勘探大队 长春市人民委员会机械工业局 松辽石油 普查大队   职别 工程师 会计 会计 练习生 实习生   姓名 朱定震 乔明哲 祁国重 祁宝山 何君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0 44 33 20 22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职员 自由职业 伪官吏 富农 资本家   本人成分 学生 伪职员 旧职员 学生 职员   文化程度 大学 初中 初中 高中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1951年9月 1949年3月 1950年3月 1956年 1958年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监督劳动 撤职、监督 劳动 劳动考察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审批单位 市委 南关区委 北方大队 党委 市人委机关党委 北京地质学院党委   处理后去向 调江西省 水电厅 新立城水库劳动 队内监督 劳动 新立城水库劳动 在队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国民党员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思想反动对现实不满 留恋旧社会对新社会不满 家庭被斗 不满 受资产阶级 家庭影响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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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九台县澎润土矿 长春市人民委员会 公用局 吉林省 石绵厂 长春市人民委员会 轻工业局 长春市人民委员会城市建设委员会   职别 统计员 科员 科员 科员 技术员   姓名 何景全 何吉昌 安邦 迟洪滨 衣治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6 35 29 34 33   民族 汉 满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中农 地主兼 资本家 地主 中农 伪官吏   本人成分 学生 职员 学生 伪职员 伪职员   文化程度 初中 初小 初中 高中 高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53年 1951年 1950年3月 1945年 1951年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3年3月参加共青团 - 1950年10月参加共青团 1947年8月参加共产党支部委员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极右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监督劳动 撤职、监督劳动 撤职，监督劳动 开除劳动 教养 开除劳动教养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 开除团籍 开除党籍 -   审批单位 县委 市人委机关党委 二道河子 区委 市委 市委   处理后去向 桦甸大修队劳动 新立城水库劳动 留厂劳动 吉林教养所 吉林教养所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 伪雇员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历次运动被斗不满 有杀父之仇 因受处分心怀不满 留恋旧社会对现实不满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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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国营长春 车辆厂   职别 技术员 工程师 职员 职员 教员   姓名 成果然 陈超常 陈强炎 陈义夫 陈汝潜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2 31 33 30 38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职员 城市贫民 中农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初中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1950年4月 1950年8月 1953年6月 1955年10月 1949年10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1953年 参加共青团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极右兼反革命   处理类别 不开除 劳动教养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免予处分 法办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 开除团籍 -   审批单位 市委 省委 党委 党委 市委   处理后去向 珲南新生企业联合矿业公司 厂内劳动 厂内劳动 厂内劳动 -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解放后组织反动小集团 - - - 国民党区 分部委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思想反动对现实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对现实 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思想一贯 反动 家庭被斗 思想一贯反动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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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汽车 研究所 长春卷烟厂 铁道部长春机车厂 吉林省第三地质队 松辽石油 普查大队   职别 翻译 职员 工程师 管理员 实习生   姓名 陈东旭 陈树相 陈书绅 陈道清 陈允中   性别 男 男 男 男 女   年龄 36 31 43 25 21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旧职员 地主 工人 地主 资本家   本人成分 旧职员 伪职员 工人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初中 初中 高中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1950年 1950年 10月 1947年 1954年 1958年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1950年 参加共产党 1954年7月 参加共青团 1954年 参加共青团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留用察看 - 降职、降级、降薪 撤职、留用 察看 劳动考察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开除党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汽车局党委 市委工业口 铁道部党委 市委工业口 北京地质学 院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沈阳 自谋生活 - 在厂工作 队内劳动 在队工作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国民党员 军统特务 - - 其父是军统特务现在台湾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思想一贯 反动 有杀亲之仇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不满 受家庭影响 对现实不满   备考 - 已自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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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松辽石油 普查大队 松辽石油 普查大队 长春市 自来水公司 南关区恒利棉织厂 长春市人民委员会交通局   职别 技术员 实习生 办事员 副厂长 调度员   姓名 陈丹林 陈绍琪 陈静心 陈忠 陈吉财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9 25 23 31 31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中农 资本家 贫农 富农 中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初中 初中 初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54年6月 1956年7月 1951年4月 1947年 1952年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54年 参加共青团 - 1948年5月 参加共产党支部委员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降职、降级、降薪 劳动考察 降职、降级、降薪 法办 免予处分   党派及社会团体处分 - 开除团籍 - 开除党籍 -   审批单位 党委 北京地质 学院党委 南关区委 市委 市人委机关 党委   处理后去向 队内工作 队内劳动 长白山筑路 - 留局工作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蒋兵 参加过青邦 -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肃反被斗 不满 受家庭影响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混入党内的坏分子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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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九台县 邮电局 九台县万兴铁工厂 水利电力部沈阳基建局十七基建工程处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职别 电话技术员 副厂长 职员 职员 技术员   姓名 陈福金 陈焕发 陈绍雄 杜树棠 杜崑崃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5 50 28 32 27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城市贫民 中农 职员 中农 地主   本人成分 伪职员 资本家 学生 农民 学生   文化程度 初中 初中 大学 初中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1948年 10月 1956年 1952年9月 1947年8月 1946年9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46年9月参加共青团 - - 1949年5月 参加共产党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兼 反革命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监督劳动 撤职、留用察看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法办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 - 开除党籍 -   审批单位 九台县委 九台县委 市委工业口 市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临江县 大修队 县机械厂 劳动 处内劳动 - 厂内工作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 当过土匪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由于资产阶级本性对 私改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一贯反革命 家庭被斗 对现实不满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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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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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市人民委员会 轻工业局 九台县人民委员会 工业局 九台县 油酒厂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职别 副科长 科员 统计员 技术员 技术员   姓名 杜振华 杜连仲 杜景亚 汪溢 汪之洵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1 26 24 25 25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富农 贫农 地主 职员 资本家   本人成分 学生 农民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初中 初中 高小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1949年 1950年 1948年 1953年9月 1953年9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3年 参加共产党 - 1950年4月参加共青团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监督劳动 撤职、留用 察看 降职、降级、 降薪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党籍 - 开除团籍 - -   审批单位 市委 九台县委 九台县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长白山修路 因贪污逮捕 长白山修路 厂内劳动 厂内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国民党员 - 脱党分子 -   反党反社会主义原因 因受处分对组织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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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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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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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水利电力部长春电力设计分院 长春铁路 医院 长春市建筑二公司 长春市公私合营洪兴 铁工厂 水电部东北勘测设计院   职别 实习员 事务员 科员 股长 医士   姓名 汪懋武 宋万澄 宋元恒 宋景惠 余宪琪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7 40 36 43 24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资本家 官僚地主 富农 中农 工人   本人成分 学生 职员 店员 资本家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初中 高小 高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57年9月 1948年 10月 1948年2月 1955年12月 1957年1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留用察看 开除、劳动教养 降职、降级、降薪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监督劳动   党派及社会团体处分             审批单位 市委工业口 市委 市委工业口 市委 市委工业口   处理后去向 留院工作 吉林教养所 公司内工作 留厂劳动 留院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资产阶级家庭影响对 现实不满 留恋旧社会对现实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由于资产阶级本性对私改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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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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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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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省 石绵厂 南关区 木器社 国营吉林省柴油机厂 宽城区保温器材厂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职别 科长 会计 教员 办事员 科员   姓名 佟语明 武杰三 沈和清 沈舒 林新生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5 44 35 26 28   民族 满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伪官吏 贫农 富农 贫农 贫农   本人成分 学生 伪官吏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高中 初中 大学 初中 初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49年7月 1951年3月 1951年8月 1950年11月 1945年9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 1946年3月参加共产党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兼 反革命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监督劳动 撤职、监督劳动 - 撤职、监督 劳动 降职、降级、 降薪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 - 开除党籍   审批单位 二道河子 区委 南关区委 - 宽城区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留厂劳动 新立城水库劳动 - 新立城水库劳动 留厂工作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蒋匪军中校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留恋旧社会对现实不满 思想反动对现实不满 一贯反革命 因贪污受撤职降级处分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尚未处理 - -   
+
+## 第80页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3/000415.txt b/CCRD/1/6/3/00041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2319e7bf344b61e6f37d77aa0a321b285314b72
--- /dev/null
+++ b/CCRD/1/6/3/000415.txt
@@ -0,0 +1,53 @@
+# 关于右派分子李剑萍的结论材料
+
+　　<中国百货公司四川省公司整风办公室>
+
+　　被结论人姓名：李剑萍
+
+　　所在机关名称：四川省百货公司
+
+　　现任职务：财会科科员
+
+　　 中国百货公司四川省公司整风办公室1958年1月15日
+
+## 右派分子李剑萍结论材料
+
+## 一　简况：
+
+　　李剑萍、男、37岁，四川宜宾人，家庭出身职员，本人成份职员，文化程度初中，群众，现任四川省百货公司财会科科员。
+
+## 二　整风中的主要罪恶事实：
+
+　　（1）本人鸣放出的反动言论和进行的反动活动：
+
+　　（一）污蔑“三反”运动，趁机进行翻案，拥护“平反委员会”的反革命主张。李在“语重心长话往事”的大字报中写道：“‘三反’时，我不是实事求是的承认了3两黄金的贪污问题，后曾向公司经理说不是事实，希望组织上调查。那时我退了56个折实公债和人民币99万元。但5年多了，一直没有给我一个答复。5年多来，我没有一天忘记过，因此几年来总是进步不大，因为在我思想上越进步，矛盾越大，想忘掉又忘不了，只有自己苦闷，烦恼复烦恼。如果我这一辈子，还得不到解决，到死时我就把这个问题写在遗嘱上，连退款（指赃款）的临时收据交给我的儿子，儿子还不行就交给孙子，总之，子子孙孙都要把它弄清楚。我相信这一天是会有的。这件事如果能得到正确的处理，我可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反之，我只好再工作23年，退职回家，安度晚年”。又在6月5日财会科座谈会上恶毒地污蔑历次运动和攻击党的领导说：“过去几次运动难免不犯了些偏差，这是由于党的基层组织没有贯彻政策，造成人民内部矛盾，使人受到冤屈，积极性受到影响，”他又说：“‘三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在搞一些人的贪污材料时，是昧良心出于无奈。当时是有很多违法行为的，如诱供之类，材料小了还不行，交不了差。如果共产党都像搞‘三反’的领导同志，党就会变质，会不得人心，可能有别的政党来代替共产党”。还非常露骨地叫嚣说：“我拥护罗隆基提出的成立专门平反委员会来解决这些问题。”他还说：“我谈话时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充分暴露了李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狰狞面目。
+
+　　（二）污蔑、攻击党的干部政策和政治工作，挑拨党群关系，企图煽动群众对党不满。李在5月14日财会科座谈会上说：“政治工作越来越退步了，越来越脱离群众，官僚主义越来越严重，几乎不感觉有个人事部门。”又说：“人事部门不深入群众，对一个问题是凭材料分析，一般同志对人事部门的态度，往往是敬鬼神而远之。”他还恶毒攻击党的干部政策说：“培养干部有宗派主义，党员有三大特权，即：又多、又快、又好。多是培养多，我们公司调往商干校学习的都是党员，在四川行干校学习的也都是团员，我去过一次，不是培养而是工作；快是提拔快，升级快，科内及公司内提拔的都是党员，是不是除了党员就没有可以作领导的；好是照顾好，如房子问题，科长要就有，党员要也有，还可以任其挑选。宿舍的名字最好改称为科长宿舍或党员宿舍（注：事实上宿舍内群众还有，一般干部也不少。）由于这种情况，因此造成墙和沟”。他还说：“这次学习，省长都作了传达，但我公司有具体情况，思想顾虑是难免的，领导未动员，是不是领导上顾虑呢？如果有，我们就动员领导打消顾虑。我看顾虑是有的，而且很大。”企图煽起群众对公司领导的不满。又在5月13日的座谈会上进行挑拨说：“我们工作上有很多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如评薪评级问题，我觉得提级，党、团员多些，群众少些。我们评薪目前不是按劳取酬，有许多同志7年来未评过薪。这部份一般是群众，是不是这些同志过去都高了，是不是几年来没有进步。但工作来了就找到这些同志，说明使用的时候就来了，评薪就没有。”在5月23日的小组座谈会上又说：“我认为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这是一个真理。”企图打击积极分子，挑拨我党与群众的血肉关系。
+
+　　（三）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5月8日李在科内座谈会上又说：“矛盾产生的原因，是不能最大限度满足人民需要，关系人民生活最大的是吃、穿、用，但我们在这些方面都不能满足人民需要。加之我们工作有严重的缺点，更加加深了这方面的矛盾。
+
+　　（2）经群众揭发业已对证清楚的言行：
+
+　　n……n，对“三反”贪污问题，趁机翻案。诬蔑“三反”n……n积极分子，并恶毒的说，如果共产党都像搞“三反”的领导同志，党就会变质，会不得人心，可能有别的政党来代替共产党。拥护罗隆基提出的成立专门“平反委员会”。攻击社会主义的制度，人事工作和干部政策等。经群众揭发对证属实。
+
+　　（3）本人已书面承认的主要罪恶事实：
+
+　　李剑萍对在大鸣大放出来的反动言论：污蔑“三反”运动积极分子。妄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希望他的子子孙孙为他报仇雪恨。拥护罗隆基“平反委员会”的反革命主张。诬蔑党员有三大特权，人事政治部门的工作越来越退步，以及攻击我社会主义制度等主要罪恶事实均已全部承认，也承认了这些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是直接攻击党的领导，实质上是要推翻新社会，妄想资本主义重新在中国复辟。
+
+## 三　解放前后主要经历及其反党反人民的罪行：
+
+　　解放前李剑萍曾在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任练习生、售货员、会计和驻沪办事处主任等职。50年3月随宝元通转为国营，而集体参加工作。先后在我川西百货公司、省行干校任股长、科员、辅导员，现为省百货公司财会科科员。本人政治历史和社会关系尚未发现有何问题，但该员享乐腐化、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50年宝元通转为国营时，趁机进行集体贪污，分得黄金3两，直到52年“三反”中才作交待，并在参加工作后，继续营私舞弊，投资入股，伙同岳丈作鞋店生意。在“三反”后贩卖银粉。在工作中一贯消极怠工，不负责任。“三反”后，对党离心离德，消极对抗历次运动和组织对他的教育改造。此次整风运动中，向党猖狂进攻，并趁机翻案。
+
+## 四　本人在被斗过程中的表现及其认识错误程度
+
+　　李剑萍在被斗过程中，态度极其狡猾。在被斗初期，对其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罪恶事实不作自动交待，揭发一点，承认一点，后企图不作检查，对其实在会上对同志们提出的问题和质问，不正面答复，采取以大化小的手法，有时还指手划脚。经反复说理斗争后，态度才有一定转变。在书面检查中初步承认放出的那些反动言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梦想资本主义复辟。是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
+## 五　本单位整风领导小组处理意见：
+
+　　根据李剑萍上述种种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和几年来一贯心怀不满，仇视我党，刻骨铭心，其思想本质是极其反动的。李在鸣放中污蔑“三反”运动，趁机翻案。拥护“平反委员会”的反革命主张，攻击人事工作和干部政策，反对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煽动群众反对我党和人民政府。根据中央划分右派分子标准衡量李在整风中鸣放出的一系列言论和过去的表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特给李剑萍以右派分子结论。
+
+　　 中国百货公司四川省公司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1958年1月15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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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416.txt
@@ -0,0 +1,31 @@
+# 中共人民文学出版社支部党员大会关于开除冯雪峰党籍的决议
+
+　　<(冯雪峰)>
+
+　　冯雪峰(原名冯福春，曾用名画室等)，男，现年五十四岁，浙江义乌人，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二七年六月在北平入党，同年十一月及翌年十一月曾两度失掉党的关系。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底曾在上海任左联党团书记、文委书记、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到中央苏区，曾任中央党校教务主任、副校长。一九三四年十月参加长征，任野战军九军团地方工作组副组长及红军大学政治教员。一九三六年任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离开了党的组织，回浙江义乌家乡。一九三九年春经中共东南局恢复了党的关系，任东南局文委委员。一九四一年二月被国民党宪兵逮捕，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翌年十一月出狱。一九四三年六月，到重庆恢复了党的关系，此后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文化工作和统战工作。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
+
+　　冯雪峰入党多年，始终对党不忠诚，长期向党闹独立性，进行宗派活动，曾勾结胡风等反动分子反对党的文艺方针和路线。近年来，又和丁玲、陈企霞在一起，进行反党的小集团活动，抗拒党的领导，破坏党的统一和团结。当党进行整风时，冯雪峰又大肆放火，鼓励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在此次反右派斗争中，作家协会党组召开了二十七次扩大会议，对丁玲、陈企霞和冯雪峰等人的反党集团进行了严肃的斗争，根据所揭发并查对属实的材料，冯雪峰的主要反党事实如下：
+
+　　(一)一九三六年，党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任务是进行统战工作(包括文艺界)和情报工作，在可能时联系和调查上海地下党组织报告中央。但冯雪峰违反中央的指示，他到上海后，不但不和上海文艺界党的组织联系，反而勾结胡风，假借鲁迅之名，挑起“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对上海文艺界党的组织实行宗派打击，造成我国进步文学运动中的分裂局面，严重地破坏了党的威信和党的政策。为了达到对上海文艺界党组织实行宗派打击的目的，冯雪峰竟不择手段，拉胡风入党，视为心腹；另一方面却用鲁迅的名义，公开写文章，诬陷地下党的同志“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力量”“借革命以营私”，并且还恶毒地说：“怀疑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此外，他还假借中央名义，决定停止左联党团的活动。冯雪峰的这些反党活动，给当时处境非常困难的上海文艺界地下党带来了严重的损害。
+
+　　(二)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后，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革命高潮面前，冯雪峰却因与个别领导同志意见不合，发生争执，情绪消沉，竟置党的工作于不顾，擅自脱离党组织，由上海回浙江义乌家乡。在他脱离组织的期间，党的负责同志曾对他多次调遣，他都违抗不去。一九三九年，党给冯雪峰恢复了关系，因为当时形势紧张，曾命令他转移，冯雪峰仍然违抗党的指示，留在家乡，以致被国民党宪兵逮捕，造成毫无代价的损失。
+
+　　(三)一九四三年冯雪峰到重庆后，和胡风以及叛徒姚蓬子等关系密切，推心置腹，对党则格格不入。重庆文艺界批判胡风分子舒芜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文“论主观”，冯雪峰则坚决为舒芜辩护。他写了“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等反党论文，为胡风的主观唯心主义辩护，赞美胡风集团的作品，诋毁进步文艺作品。他公开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文艺路线，讥笑说：“政治性”“艺术性”的说法经不起“一连反问三次”，说这样看问题“把什么都弄糟了”。一九四六年，一些党员同志在香港发动对胡风思想的批判，冯雪峰又公开支持胡风，成为胡风的附合者和辩护者。
+
+　　(四)全国解放后，党委托冯雪峰主编“文艺报”，他和丁玲、陈企霞勾结在一起，他们不把这些工作看成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反而看成是个人的地盘，是借以和党抗衡的“阵地”。他们抗拒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以贵族老爷式的态度，压制新生力量，排斥党内外有成就的作家，使“文艺报”成为离开党的方针路线的“独立王国”。一九五四年，当党检查“文艺报”时，冯雪峰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表面上检讨，背后却和丁、陈结合起来，对党进行诬蔑和攻击。他猖獗地说：党检查“文艺报”和处分陈企霞都是错误的，是“妨碍团结”的。
+
+　　(五)当一九五五年作协党组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展开斗争，并批判了了冯雪峰的反党言行后，冯雪峰便积极参与丁陈集团的反党活动，企图推翻党检查“文艺报”的决议，推翻一九五五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的结论。他积极和丁玲共谋策划，要丁玲把所谓丁陈事件“拿到群众里去”，他告诉丁玲说：“你最好装病，就作出一付人人打倒了的样子”。整风时，他还指示陈企霞制造读者来信，以配合右派分子攻击领导同志。丁玲、陈企霞等企图公开退出作协，分裂文艺界的计划，也曾征求过冯雪峰的意见。事实说明，冯雪峰已经成为丁陈反党集团的主要分子之一。
+
+　　(六)去年春天，当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疯狂进攻，天空中乌云乱翻的时候，冯雪峰认为反党的有利时机已到，就猖狂地在会上叫喊“洪水已经冲进了大门”，说“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他说“党内对党外要和风细雨，党外对党内不妨暴风疾雨”，“闹大民主也不要紧”，又说“肃反的错误是严重的，现在再也不会有一批人整另一批人了。”他还一再向党外右派分子舒芜等煽火，鼓励和支持他们向党进攻，被右派分子视为“冯青天”。
+
+　　也是在右派活动最猖獗的时候，冯雪峰还和右派分子陈涌、唐因、唐达成等筹办同人刊物，企图以此来搞垮党领导的“文艺报”，他们拟定的这个同人刊物的撰稿人，大多数都是后来被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冯雪峰还曾猖狂地说：搞刊物“要在文学上打天下”。在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最为嚣张的时候，冯雪峰的反党野心家的面目也就充分显露了。
+
+　　此外，冯雪峰的修正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与虚无主义思想也是极为严重的。解放前他曾在论文中反对强调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重要性，他认为胡风所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是“非常好的”。他对党、对社会抱着极端阴暗的心理，他曾说“我们的民族已走上灭亡的过程”，“中国民族的人的素质，已经变得十分‘病态’”。肃反运动后，他曾对人说：肃反时他天天准备被捕。匈牙利事件后他又曾表示“人类没有希望”。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也是他的反动政治思想的一个方面。
+
+　　以上事实说明。冯雪峰的自我中心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已发展到极其严重的程度。他一贯对抗党的领导，反对党的文艺方针，而且坚持错误，拒绝改造，一直堕落成为危害党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了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队伍，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根据中央三中全会关于处理党内右派分子的原则，经支部大会全体党员以20票通过，开除冯雪峰的党籍，并建议行政上撤销他的作家协会副主席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职务，撤销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保留全国文联委员和作家协会理事，另行分配工作。
+
+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五日
+
+　　· 来源：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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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417.txt
@@ -0,0 +1,81 @@
+# 沈阳小学系统右派分子关家崑的综合材料
+
+　　<沈阳深井子区古城子乡核心组>
+
+## 一、一般情况：
+
+　　关家崑，男，现年37岁，现职教员，贫农成份，教员出身，齐齐哈尔师范毕业。
+
+## 二、个人简历：
+
+　　师范毕业后至47年在瞻榆县当小学教员、校长6年。47年任沈阳中山中学“国统区”干事一年，49年任深井子区文教工作三年，51年在密山劳改二年，后农场留用4个月。53年古城子小学教员至现在。
+
+## 三、社会关系：
+
+　　表兄：张福田，古城子社员。
+
+## 四、工作表现：
+
+　　1. 工作不负责任，不进行钻研，两面派手法，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
+　　2. 革命立场不坚定，47年从解放区瞻榆县逃跑到蒋管区“沈阳”48年沈阳解放后又钻到国家机关和混入共产党，51年因犯错误被开除党籍和受到劳改刑事处份。
+
+　　3. 对领导和同志一贯施展两面派的手法，挑拨离间，搞落后小集团，到处在同志间煽风点火，拨弄是非，破坏同志间的团结。
+
+　　4. 一贯流氓作风，不但在机关工作时乱搞男女关系，并在劳改后到小学工作期间仍不顾法纪与女生继续乱搞关系。
+
+## 五、反党言行：
+
+## 1. 攻击党的领导：
+
+　　赞扬右派分子“党天下”和“三害根源在党中央”的谬论，于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时，关在办公室看到大连工学院讲师右派分子张国忠发言的报纸后，他情感激发地朗读，“以党代政”关并赞扬说：“他们都是法律系的，有专门研究，别人谁也说不上来！”（佟国祥检举）又关看到右派分子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时，他赞美说：“真敢说话！”关在假期反右派学习时，他拿着刊载右派分子诬蔑“党的领导权”的报纸，他公开赞扬说：“党说了算，这话说的对。真是这么回事！”并诬蔑说“咱们学校就是党团掌握一切！”（钟检举）并经常在群众中散布：“大庄（党员、团支书）最坏，在学校横行，领导怕他。”又说：“现在学校特别黑暗”和散布谰言“有缺点的都是青年团员，他们的工作最糟。”（佟德文）企图破坏党团在学校的积极作用，反对党的领导。
+
+　　补2：关看着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提出“党天下”的谬论，他说：“这说的真赶劲。”又说：“也得整得风了，你看这些年轻的党团员还了得了，简直说了算了。”
+
+　　赞同和散布右派分子“三害根源在党中央”的谬论：
+
+　　一）关看到右派分子张国忠关于“共产党错误在中央，在北京”的谬论时，他认为说的对，并对右派分子加以赞扬说：“别人谁也说不上来。”（佟国祥）
+
+　　二）在鸣放会他写了一张大字报：“党中央政治局，高、中等学校师生为什么出些右派分子？小学教师政治思想不高，这完全由你们负责，说明党在思想教育上的失败。”他把右派分子的产生推到党的身上。
+
+　　三）在鸣放会上他说：“上自中央教育部，下到小学行政领导，完全是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都是为总结而检查工作，缺乏深入了解，只偷偷摸摸地往上报成绩”进行恶毒的诬蔑。
+
+　　四）在鸣放会上他说：“由于文教局的官僚主义，造成各校领导的官僚主义，只叫喊同志们干哪！文教局同志来了，就到校长室，不接近教师，光靠近领导，听取汇报是假的，不是真的，造成老师不满，听不到群众的呼声，群众怕领导和合作化一样真正意见上不来。”来诬蔑下边的官僚主义是上级造成的，与右派分子三害根源出自党中央是出于一辙的。同时也说明他认为党中央所提的合作化成就也是下边汇报的假情况，不是真实的，否认合作化成就。
+
+　　诬蔑党的人事政策：
+
+　　于55年庄绍勤入党后他说：“老庄一入党，以后就能起来了。”接着他又说：“我过去在区上时，没入党前，开什么会，人家（党员）一捅就走了，也不理你，等我入了党开会也找我了，有事也不背着了。”并经常说：“我在区上工作时，小杨（杨部长）小代（代部长）还是通讯员呢！现在当了区委了，干的真快呀！！”又说：“我在区上时张成志还是办事员呢，那是什么也不是，现在当了文教科长了！！”恶意歪曲入了党，不管德才就能被提拔来诬蔑党的人事制度。
+
+　　对普选时的等额选举提出候选人他反对说：“还不是他们说了算吗？”在鸣放会上他发言说：“麦子屯开辩论会时，因为都是党团员和干部掌握会场，群众有意见也不敢提，怕找小脚。”恶意的宣扬右派分子削弱和取消党的领权，和党与群众有沟，有墙而是给挖的、砌的谬论。
+
+　　他瞧不起党员谩骂说：“党员当狗屁！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当过党员。”
+
+　　2. 歪曲党对小学教育的重视，和对小学教师的无限关怀，而恶意破坏党与知识分子的团结：
+
+　　在鸣放会上关说：“小学教师地位低，就是在机关中的教育行政部门也是次要的，比如机关分配房子，也给教育科一个僻静的地方，我是不爱做这个工作。”
+
+　　在鸣放会上又恶意地散布党不重视老年教师来挑拨青、老年教师之间关系，他说：“党对老年教师不够关心，单重视青年教师，使老年教师工作不大胆，我对党不满，特别是不拿老年教师当回事，青年怎么的都好，老年怎么的也不好，对老年教师压制。”并且在鸣放会上又说：“党不重视老年教师，老年教师感到没出路，我认为这是后浪赶前浪，这件事我对党不满。”
+
+## 3. 盼望帝国主义卷土重来：
+
+　　51年关在区政府工作时和教员赵淑贤搞男女关系时，关对赵说：“你不要怕，第三次世界大战起来我就带你走。”在关劳改刑满后回家，知道深井子卫生所的小王，在关服刑中劝过关老婆和他离婚，关不满小王说：“这个坏蛋，你等将来的？！”蓄意幻想变天。
+
+　　4. 否认社会主义建设成就：
+
+　　赞扬右派分子“缺点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谬论，歪曲工会工作，当右派分子发表谬论时，他拿着报纸特意在群众面前大声而反复的“广播、朗读，工会，工会，只收会费。”并加以赞扬右派分子说：“这些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可不是白人，人家都有理论。”
+
+　　在鸣放会上他否认党在扫盲工作上的成就而加以歪曲的说：“党和政府在扫盲工作上，只布置，不检查，如古城子55年冬把扫盲成绩在报纸上也登了，但成绩在哪呢？！完全是假的。”
+
+　　5. 破坏粮食政策叫喊粮食不够吃：
+
+　　57年10月他家搬到牛相屯后叫喊粮食不够吃，从社骗取200斤粮，破坏粮食政策。（冯家相揭发）
+
+　　（关经常叫喊：“粮食根本不够吃，我们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吃三顿饭，竟吃两顿饭！还要我们节约粮食？！”对节约粮食和以人定量反对和不满。）
+
+## 六、结论：
+
+　　根据材料该人一贯流氓成性，与社会上右派分子共鸣，并赞扬恶毒地向党进攻，反对党的领导，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他确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
+　　补，据佟国祥1月16日揭发他曾在群众中造谣说：“第三次世界大战要起来了！你们看以色列、叙利亚都这出兵，那援助。”有用心的在群众中煽动，唯恐天下不乱。
+
+　　 深井子区古城子乡核心组1958.1.16.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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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418.txt
@@ -0,0 +1,63 @@
+# 沈阳小学系统右派分子武长海综合材料
+
+　　<沈阳深井子区深井子乡核心组>
+
+## 一、一般情况：
+
+　　武长海，男，21岁，城市贫民，系小资本家，学生出身。
+
+## 二、个人简历：
+
+## 于1955年由沈阳市第一师范学校初师毕业。1955年7月15日分配到国公小学工作直至现在。
+
+## 三、社会关系：
+
+　　他在学时与于东熙的关系密切，于东熙品质恶劣，在三经路小学任教时，奸污学生已被逮捕法办。
+
+## 四、平时表现：
+
+　　1.工作表现：工作不负责任，如：学生送作文他不看就给四分，不好好备课，常说：“七级教员还备课？！”曾打过学生万长灵，藉故高小毕业生工作到双树子去搞对象，曾在演剧时和过去高小毕业生乱搞男女关系，玩弄妇女。不遵守工作制度曾旷职数次，迟到更为经常，上班时间领导不在家，他偷着到寝室睡觉，经常与行政耍蛮横，鼓吹仝志，挑工作，仝志间也耍流氓。有一次把那老师水碗故意给摔了，喝酒大醉三天没上班也没请假，严重的影响了工作，并破坏劳动纪律，在群众中造成极不良影响。
+
+## 五、反党言行：
+
+　　1.赞扬与散布右派言行：
+
+　　1）当右派分子储安平发表反党言行时，武念完报纸上登载的全文，对那世忠、徐保礼说：“党天下，人大有手，政协有国，这是正确的。”
+
+　　2）右派分子张百生发表反党言论时，武洋洋得意的说：“这小伙子真能干。”在57年8月中旬；吴永富上沈阳报考高等学校归来时说：张百生闹的理屈词穷。武接着说：“张百生在广播电台还得辩，他不要求在报纸上。”又说：“他妈的！咱们这街上就是高草！”大声喊态度非常不好。
+
+　　3）在12月31日鸣放会上他说：“很早共产党就提解放台湾，还是说了不算呢？还是没有能耐呢？”他又说：“周恩来和毛主席都说：如果蒋介石回来可以来第三次国共合作，我们有十万甚至十万以上的人民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下面，我们怎能和他合作统一呢？！”就用这种方法使大陆统一啊！这种做法不对。
+
+　　4）在反右斗争后，武说：“右派分子张百生等该吃大米，还吃大米，该坐汽车，还坐汽车。”
+
+　　5）55年上半年，揭露胡风反革命分子时，武在学校有表情的说：“真是到处有生活。”武在学校寝室说：“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没有一个君子，公安局抓去反革命，也不问青红皂白，进屋就打！”
+
+　　2.诬蔑党中央的领导：
+
+　　在31日鸣放会上他说：“常务委员会在执行人民民主上我认为还没完全实现，不管什么事，只集中向人民宣布，让人民提意见，不是民主。”他又说：“这样国务院执行政策与人民关系断绝了！”31日鸣放会上他说：“党中央在执行政策上有些右，干部放行有问题，使农民放弃生产，而去求神讨■，这应由党来负责！”
+
+　　3.反对公私合营政策，积极支持家庭发展资本主义：
+
+　　他家本来没合营，现在还单干，但对陈海林说：“我们小铺以前卖钱多，公私合营后少了，我父母在街上到处奔波，我父母生活被迫没办法。”支持其父发展资本主义并亲身参加营业，他与父武级三在54年以前拉拢一个无证摊贩马云龙一向违犯政府法令，偷机倒把，高价出卖水菜，经政府多次教育，仍不改悔，马云龙是地主成分，反革命分子，现已被逮捕。
+
+　　B. 55年政府整摊贩，不发给他们许可证，武级三才勉强的与马云龙分开，武级三仍继续出摊贩，违犯民主管理制度，武长海不但对其父不进行教育，反而把苹果倒地上，坚决不服从民主管理，对抗人民政府的市场管理制度，与其父共仝的违法，并于55年在市政府门口打过和骂过我市场管理人员，武级三、武长海父子摊贩行业中一贯不服从组织领导，从53年到现在一贯不守法，在北市区是有名的个别户，武长海弟弟也曾打过我市场管理人员，不愿接受政府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所有民主管理人员，多惧怕他们的思想，对政府的政策、法令贯彻上起了一定的阻地阻挠作用，经调查对正，他们家现在还是单干。“并有调查材料存查！”
+
+　　4.攻击破坏团的组织：
+
+　　他曾对那世忠、陈桂芹等老师说：“我要争取一切把团搞垮！坏事都是团员干的。”在全乡纪念54青年节时，武对徐说：“你和我及老王头明个都回家，他们的会就开不成，没有我们搞文娱，他们就不行，咱们就要顶垮他们。”有一次在寝室里指着团支部书记，装团材料的箱子大骂：“他妈的！我就恨这个箱子和这箱子的主人。”
+
+　　5.破坏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说新社会教师没有地位：
+
+　　（他说：“小学教师没有地位，党不重视小学校教师！家有二斗粮，不当小孩王。”又说：“新社会的小学教师像兔子似的被人家追跑！”）
+
+　　B.阻挠整风运动的开展：
+
+　　1）12月11日鸣放会上，吴永富给他提意见，他拍桌子大喊，说：“拿鸣放当人身攻击我不干！”那老师接着说：你稳重一点。他又大喊的说：“他妈的！有什么可不稳重的？！”
+
+　　2）12月9日鸣放会休息时，他在办公室里对老师们说：“沈阳市人民议论的中心问题，是下放问题，整风完了就下放。”（头晃晃子说：表现得nnnn，造成群众对下放的顾虑。
+
+　　 深井子区深井子乡核心组1958.1.16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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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419.txt
@@ -0,0 +1,51 @@
+# 中共人民出版社支部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曾彦修党籍的决定
+
+　　<(曾彦修)>
+
+　　曾彦修，现年38岁，家庭出身钱庄高级职员，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八年到延安，同年三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八至四八年在延安马列学院、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央宣传部、新华总社工作。一九四九至五四年在南方日报、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广东省教育厅作领导工作。一九五四年调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
+## 一
+
+　　曾彦修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即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配合社内外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因而充分暴露了他的阶级异己分子面目。
+
+　　曾彦修身为当时人民出版社整风领导小组组长，曾及时听到上级党委有关指示和传达报告，知道党中央对于整风运动的方针；但是他不去努力贯彻执行这个方针，却利用自己的领导身份，不顾上级党委的批评和建议，仍然让四月中旬本社动员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文件时，由他倡议成立的一个成份复杂的(其中，除曾本人外，还有四个人后来都是右派分子)学委会来领导整风，使整风领导小组一度实际上陷于完全被动地位，失却党的领导作用；他又支持右派分子篡夺黑板报的领导权，使黑板报一度成为右派分子进攻党的重要工具。正当社内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曾彦修接二连三的在座谈会和党支部会议上，发表诬蔑党的谬论，并且散布悲观失败情绪。他诬蔑共产党为“把持政权”的宗派集团；他声言不但人民出版社党支部，就是全党都已经有“蜕化变质”的危险，“入城七、八年已有类似国民党的迹象”，党与群众的距离已是“十万八千里”，他居然说许多人“对共产党已是敢怒而不敢言”，而共产党员已变成“依靠党的政权”吃饭的“特权人物”，曾彦修的反党谬论集中表现在六月二日对右派分子盘据下的黑板报发表的“答记者问”上。这篇恶毒的反党谬论，等于给社内右派分子打响战鼓，掀起了右派“端党内宗派”的反党高潮。在这个反党高潮当中，虽然与曾彦修的企图相违背，党的队伍并没有因此涣散，党员的斗志也并没有因此而松懈，但是在短短的一个时期内，曾彦修的这些谬论曾经使相当数量的群众暂时迷失了政治方向，有些甚至陷入右派思想中。
+
+## 二
+
+　　作为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的曾彦修，完全清楚中央和文化部对出版工作是有方针、有领导的。但是在整风前夜(三月、四月)和整风中(五月)的一系列会议和座谈会上(例如宣传会议、人民日报座谈会、文化部的座谈会)，曾彦修却大肆攻击党和政府在提出“百家争鸣”方针以前对出版工作既“没有方针”，也“没有领导”。曾彦修同时恶毒诬蔑苏联出版机构和制度都是一套“落后的”“束缚思想的教条的东西”，他居然咒骂我们学习苏联的结果“妨碍了出版事业的发展”，妨碍“思想自由”和“科学发展”。他把社会主义出版计划化攻击为“大一统”，建议“砍掉出版局”，提倡各出版社分别去找“后台老板”，妄图恢复资本主义的“出版自由”。由此可见，曾彦修所追求的是一套资本主义的出版方针。
+
+　　在整风运动中，曾彦修以实际行动来实现他的反党的出版路线。例如他五月十七日在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办公会议上就提出聘请有潘光旦、费孝通、钱端升、李景汉这些右派分子参加的编委会领导人民出版社的政治书籍的选题和出版；曾彦修这一反党行动由于其他同志的反对而没有得逞。
+
+## 三
+
+　　曾彦修在政治上具有十分强烈的修正主义思想，这是他的右派反党言行的思想基础。这次反右派斗争所揭露出来的材料，以及曾彦修本人在运动中陆续向组织交代的事实，证明曾彦修的修正主义思想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这些反动的思想只是在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由于国际修正主义风暴的诱导才逐渐暴露，而到了整风运动才突出地爆发。
+
+　　曾彦修所攻击的(以及他自己交代，虽然未曾突行攻击，而心中已在怀疑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他把宣传马列主义的书籍一律诬蔑为“教条主义小册子”；他反对把人定为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说这是“宗派主义的作法”；他衡量出版事业有没有成绩是从出版了代表资产阶级思想的著作来作标准的；他公开反对哲学要从党性讲起；他怀疑并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经(23)济危机的理论，以及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学说；他错误地理解我们党提出的学术上“百家争鸣”政策，首先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和无产阶级的立场，并且认为政策也可以争鸣。曾彦修的修正主义思想，已经逐渐形成有系统的一套，集中表现在他在整风运动前夜所写的“教给人们聪明的科学”这部读书笔记(因为反右派斗争已展开，没有出版)中。
+
+　　曾彦修一年多以来所写的一部分杂文，十分明白地表露出他否定社会主义建设和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倾向。例如他所写的“官要修衙、客要修店”这篇杂文，就流露出否定一切社会主义建设的情调，他用“满城多空屋，来客宿街头”的“诗”句来恶毒地歪曲现实。他写的一篇“便宴及其他”十分强烈地表现他对党的领导，对监察机关、工会、审干等机关和措施的反感。
+
+　　从他在运动中交代的思想看来，他是不同意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正如我们党八次代表大会所指出的，有些人从右的方面离开了党的总路线，曾彦修就是这类人中的一个。他认为农业合作化，“太猛烈了”，使农民的“积极性”降低了；他认为工业化“太快了”，因而对农民照顾少了。他甚至认为党中央这样做“会犯历史性的大错误”。他强烈地反对苏联，站在右派的立场来找苏联的缺点和错误。在他心目中，苏联的内政外交彷彿都一无是处，特别是苏联改正自己错误的时候，他还是对苏联心怀不满。他对斯大林所采取的态度是全盘否定，和我们党中央的看法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他的这种对斯大林深恶痛绝特别是对肃反扩大化的深恶痛绝，在一年多以来的编辑工作中是造成了某些不良的影响的，而这种思想的实质就是否定苏联，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修正主义。因此他自己交代，他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能否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没有信心，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他对革命和共产党发生了根本性动摇的必然表现。
+
+## 四
+
+　　所以曾彦修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完全不是偶然的，这有着阶级的和历史的根源。曾彦修虽然很年轻就参加革命，很早就加入共产党，但是入党以后一直没有彻底抛弃他原来的剥削阶级立场。他是带着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加入共产党的，这种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只是在抗日的前提下和党当时的要求是一致的，而他入党以后不但没有跟自己的反动思想作不疲倦的斗争，而且让它日益发展，形成了有系统的一套修正主义思想。可以说，曾彦修入党十九年，思想的主流却是和党背道而行的。
+
+　　曾彦修一九三八年在延安入党后，和党的关系就“若即若离”，如他自己所说的“象油花浮在水面上”一样；他入党的主要动机是为了成名和兴趣，因此，入党不久即对党的生活厌弃。一直到在人民出版社工作时期，还是不大愿意过党的组织生活，连交党费也成了负担，对上级党组织的劝告和批评也往往是抱着抗拒态度的。
+
+　　在历史上大转折的时期，即在关键时期，以修正主义这种资产阶级观点为主流的曾彦修，就发生了问题，这是丝毫不奇怪的，例如在一九四二年前后，解放区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联合进攻，处境十分艰苦，曾彦修在这样的关头就站不稳了，他在晋西北写过反党的杂文“殉葬”，诬蔑革命烈士，又写过信夸大解放区的个别缺点，诬蔑根据地没有革命味道；当时曾彦修曾强调团结中农和利用富农生产力，而不强调贫雇农路线。党在当时着重的批评教育了他，因此，他才没有公开发展这些十分错误的思想，但是他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这些思想。
+
+　　到了全国解放后，当阶级斗争激烈化起来，作为南方日报社长和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曾彦修对一九五一年的镇反运动是抱着不同看法的，总觉得“人杀得多”了，会引起社会震动；对当时党要建立宣传网和在报纸上加强宣传马列主义问题也是抱着完全不同的态度的。他不是坚决的贯彻党的方针决议，而是多方设法取消实现这些方针决议的具体措施。
+
+　　难怪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及我们党提出“百家争鸣”口号以后。曾彦修就认为有机可乘了，以为他的修正主义毒药可以拿出来大行其道了。到了整风前后，他也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样，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立即由动摇怀疑转到猖狂向党进攻。
+
+　　十九年来每到紧要关头，曾彦修原封不动的反动立场和思想就暴露出来了。党不断地跟他进行斗争，三番几次地对他进行过批评教育，但是他的思想主流并没有丝毫改变，反而与日俱增地站到与党相敌对的立场，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向党进攻。这样，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的丑恶面目，就完全赤裸裸地暴露。
+
+　　中共人民出版社支部大会在讨论了运动中所揭发的曾彦修的全部反党言行后，一致认为曾彦修已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资格，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和共产党员不相容的。为了纯洁党的队伍，为了加强党的战斗力，为了粉碎资产阶级右派从党内向党进攻，支部大会一致通过：开除右派分子曾彦修出党。
+
+　　中共人民出版社支部相信：我们全体同志必能从曾彦修堕落成为右派分子的事实中取得深刻的教训，应该认识修正主义思想对于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并且跟它作不疲倦的斗争；必须加强自己的党性锻炼，提高己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警惕性，忠诚地为实现我们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奋斗。曾彦修堕落为右派分子的事实，对于我们知识分子党员具有特别的教育意义：它清楚地证明，必须在生产劳动和实际斗争中将自己加以彻底的锻炼，才能够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真正战士。
+
+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六日通过
+
+　　· 来源：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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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7 @@
+# 李慎之：1958年思想旬报（第5号）
+
+　　本来应当在上星期就交上我的思想汇报的，但是从1月7日到1月9日，因为流行性感冒，整整躺了3天，因此耽误到今天。
+
+　　我曾以很大的热忱，期待着朱穆之同志1月3日的报告，以为自己下乡上山参加劳动改造的机会是近了。朱穆之同志的报告给大家带来了喜讯，这从会场的反应就可以看出来，但是对我的愿望却给了一个否定。至少在最近的将来，我是没有“下乡上山”的可能了。三四个月来，特别是近一个月来的热望顿时变成失望。当天晚上，我在办公室里久久徘徊踯躅，心里有很大的痛苦。但是我又想，作为一个右派分子，总得等处理以后，才能决定如何改造和使用，这在政策上是必然的。自己在这方面实在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有其他的想法，我原来的希望也过于从自己的主观出发了。当天晚上，我就给穆之同志写了封信，表示希望在处理完毕之后，在第二第三批下放的时候，能够尽可能早地给我以到劳动中去改造自己的机会。
+
+　　两个多星期以来，结合着下放高潮的形成，结合着在小组会内的讨论。我再三再四地思考自己下放的问题。想来想去，我再次要求领导小组考虑，能在我的问题得到处理之后立即给我以下放的机会。我实在是迫切地要求到劳动中去，到群众中去认识新生活，改造旧思想。在此大家纷纷要求下放的时候，我简直感到一刻难耐。我的爱人张贻同志也坚决要求下放，而且做好了有关下放的一些准备工作，最主要的是找到了可以托付孩子的保姆。她也希望我能够“下乡上山”去改造自己。我敢说，在下放的问题上，我是客观上最需要改造的人，也是主观上抱定了补过赎罪的决心，最少顾虑的一个，我恳切地呼吁领导小组能够考虑满足我的愿望。
+
+　　从穆之同志的报告中，知道进行最后处理的日子是近了，两个星期来，心情又有些紧张起来。但是，经过这两个月进一步的反省，我相信，我可以比较两个多月前更加好一点来接受对自己的处分。两个多月来的学习与反省，我对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的严重性是了解得更多了一些，对党进行严肃处理的必要性也了解得更多了一些。我过去做了违反党的利益的事，无论如何，我现在应当能够做到使自己的利益，完全服从于党的利益。当然，我应当受什么样的处分，并不决定于我自己，但是我必须使我的思想完全自觉地、愉快地接受它，我相信，我现在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几个月来，我一直在脑子里叨念着王飞同志在10月间对我讲的一句话，“为党想一想”。这句话支持了我从党的立场上来看待自己的错误，以及应当对这种错误所取的态度。我曾经艰难地认识到判断一个人的错误的标准不是这个人自己主观心理状态，而是革命事业的客观利益。现在，在经过两个多月的痛苦的反复思考之后，我也认识到，一个人改正错误的基础应当依靠自己对革命事业的责任心，而不是依靠组织对自己的宽容。我保证做到心悦诚服地接受不论如何严厉的处理，决不怨天尤人，死心塌地地跟定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到底。
+
+　　入党以后的多年来，我几乎没有严重地考虑过自己的人生观的问题。我把它当作好像已经解决了似的。然而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实际上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不过同环境的冲突还不算很激烈，因而并不曾引起我很大的苦恼和斗争而已（当然格格不入之感是时常有的）。去年9、10月间，我在反省到自己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实质上乃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的反映，才重又比较严重地提起这个问题来。不过，当时激烈的思想斗争是集中在“自由”、“民主”这样一些理论性的问题上，这两个月来，才对自己对现实人生的态度提出了更多的问题。过年的时候，我给自己提出一定要在今年开年以后集中地化一段时间，读一些书，提出一些问题，来考虑自己的人生观。反右派的斗争已经向我证明了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实际上并没有在我这样一个共产党员身上真正地建立起来，随着最后处理以俱来的长期的考验，要求我彻底弄清楚：“人生是为了什么？”“人应当怎样生活？”“什么是幸福？”。
+
+　　在中学时代，我曾经服膺过拜伦的所谓“未痛哭而过长夜者，不足以语人生”的话，曾经比较认真严肃地（实际上是带着很多狂热的）考虑过自己的人生观的问题。12年前（1945），我参加革命的时候，也曾经有过几个月的思想斗争才下定献身革命的决心。这种动力把我引向民主主义的革命，然而回头看，这中间可能多少有点“舍己”的劲儿，却并没有真正确立舍己“为群”的人生观，而仅有的那么一点子革命的火花也已经熄灭了。这一次犯错误，对于我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同时也暴露了这种人生观的严重性和深刻性。这样的人生观是不能支持我在今后生活下去的，我必须找到正确的、可靠的力量，来支持自己同过去的错误作斗争，经受生活的考验，争取自己的改造和进步。
+
+　　开年以来，我读了整风文献，读了少奇同志的“论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小平同志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艾寒松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也读了方志敏同志的《狱中纪实》和《可爱的中国》。许多个晚上，我都反复地思考着一个人应当怎样生活，我应当怎样来接受生活的考验。特别是在病中，晚上几乎总是睡不着，就给了我静静地想一想的好机会。
+
+　　读文件使我感到的是羞惭。拿共产党员的十条义务来要求自己是相差太远了。第一条“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提高自己的觉悟”就没有做到，其他的一切就都是空的，是谈不上的了。但是这些文件也给我以鼓舞和力量。它使我能从过去几年大大发展起来的愚妄、骄纵、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还自以为是戛戛独造、游心天地的生活意境中脱离开来，也使我可以设想，可以进入一个新的生活意境。作为一个自以为的“理性主义者”我也曾把对真理的追求，对真理的认识以及为真理服务看做是自己的理想和幸福，然而我过去的所谓真理却往往是超阶级的亦即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真理”，以至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竟致把真理和党和人民的集体对立起来，“追求探索”上了反党的道路。今后所要求于我的是应当看到真理与集体的一致，看到党和人民、集体才是至高无上的，而个人只有融合在其中的时候才能有幸福、有智慧、有力量。我过去爱用以自励的两句古话是“唯善为宝，无欲则刚”，现在看来很还不够，在我们的时代，应当改为“唯党为宝，无我则刚”。一切相信“我”，以“我”为中心，以“我”为标准，得到的不但是精神的混乱，心灵的空虚，而且已经受到历史的惩罚，而今后只有无条件地投身到集体中间，贡献自己一点一滴平凡的劳动，灭尽骄妄之心、好胜之心、自是之心、虚荣之心。把个人看得越空虚就越能同真理接近，把个人看得越渺小，就越能同群众亲近，如是而能得到心灵的充实，精神的宁静。我不知道我今后是否还能有留在党的集体内的幸福，但是永远跟着党走是我今后得以继续领受生活的甘美的不二道路。我曾经同张贻同志谈到我自己的这样一些思想，她用莎士比亚的一句话赠我：“The more I give, the more I have”。我认为这可以成为我今后生活的方针。
+
+　　这个期间还发生了一桩使我大为感动的事情。1月5日是星期天，我同张贻同志带着3个孩子到已经很久不去的动物园去看犀牛河马，顺便也到旁边的苏联展览馆去看齐白石遗作展览。会上，张贻遇见了她的好友，人民日报工业组组长聂眉初同志和她的爱人国家计委办公厅副主任梅行同志。一种不健康的自卑感使我怯于见人，在看到他们谈起来的时候，就急急忙忙带着孩子往头里走了。任他们谈了近一个钟头。但是，事后张贻告诉我，聂眉初同志倒对我表示了极大的关心，一直在找我，并且说在知道我犯了错误以后就一直想来找张贻，希望张贻能鼓励我，希望我能振作起来，不要失去了前进的信心，并且指出，只要努力改造自己，前途总是有的。
+
+　　在目前这样的极度孤寂的处境中，这样一位对我并不相熟的同志给予我的关切不仅使我感动，而且使我激动。我又一次感到党对一个犯错误的人给予挽救的深情大力是无往而不在的。我曾从报刊上看到梅行同志也是在前两年犯过较大的错误，受过较重的处分的，但是他经受了考验，稍后一点犯同他类似的错误的艾青，却因为受了处分不自改正进而仇党反党，终于又在这一次堕落成为右派分子。从这个对比中，我也看到了如何对待错误的榜样（尽管我一刻也不能忘记，自己的错误是政治性的，在性质上是严重得不可比拟的）。
+
+　　1月9日的晚上，病刚好，可能是白天躺得多了，无论如何睡不着。在辗转反侧无可奈何之中，忽然想起去年此日，我正在莫斯科，曾花了半夜的时间，看了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和卡德尔的一篇演讲。铁托给我的影响主要在对匈牙利事件的一些看法方面，给我的印象是一般的，而卡德尔的演说当时却曾引起我的“击节叹赏”，记得当时曾认为其中有许多精辟的论点为我所同意。不过后来我就没有再看过，内容也就淡忘了。那晚既然睡不着就在灯下重又看了一遍，企图借此回忆一下自己的思想，并且试进行一些自我批判。结果是十分令我惊讶的，可以说我的右派思想的主要论点几乎90％都包括在卡德尔这篇文章中了。卡德尔立论的中心就是否定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夸大社会主义社会本身产生出来的（而非从资本主义社会继承来的）内部矛盾，而以强调“个人主义”的民主为解决这矛盾的办法，而这样的民主也就被当作是目的。我一直记得有一句给我以很坏影响的话“集体如果排除个人就没有意义”，原来也就出在这篇文章中。这些几乎包括了我的右派思想的最主要的论据，正是在这些论据上，我搬来了一套以分权制约为中心思想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现在重读，我不敢说已经能全部批判，但是却觉得可以明显地看到其立论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所在。莫斯科会议宣言指出，修正主义的特点是要保存资本主义，这点我过去是不认识、不自觉的，而现在反观卡德尔的文章却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样一种无可抹煞的迹象。南斯拉夫虽然建设着社会主义却竭力想多保存一点资本主义的东西，而且竭力企图使两者和平共处。我觉得不能不感谢党的挽救，使我今天的眼目比过去清亮了一些。同时我也若有所悟地想了两三个钟头。觉得半年多以来，对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是作了不少批判，虽然过去在被斗争的时候也作了一个总结性的批判，但是离开应该做到的还远远不够，这两个多月来又看了不少书，想了不少问题，开始是比较凌乱的，现在却是到了应当而且可以理出一个头绪来的时候了。我今年无论如何都要深入地学习社会主义教育文件。我觉得我如果不能下乡上山，就一定要抓住几个问题，积累材料，积累论点来彻底批判自己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思想。现在可以想到的题目，已经有“理性主义”“理想主义”“人道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判别的标准”“人性论”等等几个。我不求把它们写成文章，但是要求能系统地解决自己的一些糊涂观念。上个星期看到光明日报发表的冯定同志的专论“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很给我启发。我过去把自己的政治问题说成是学术问题，这是错了，应当肯定，但是要彻底地批判自己反动的政治思想，却必须彻底地清除作为其基础的反动学术思想。这个工作，我一定要来做，这样也可以使自己的读书更有目的些、更明确些、更有效些。从现在的报刊上看，这样做也有许多有利的客观条件。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现在比之于反右派斗争的时候实际上是更加深入了。最近看到中南政法学院讨论国家与专政、民主与专政的关系的许多错误论点，十分隐晦曲折，正是我所曾有过的。拿来自镜很能得益。我觉得我的自我思想批判也必须这样一步步深入下去，不能开了一个头就停止。浮光掠影、浅尝辄止，是我一生的大病，实际上也只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求知态度。这一次必须深钻一些问题，持之以恒，以底于成。我在自己的问题得到处理以后就应当定出一个规划来，我也恳请党在这方面不断给我监督，给我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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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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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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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41 @@
+# 中共重庆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文澄党籍的决议
+
+　　<(张文澄)>
+
+　　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和市委第八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在省委领导下，遵照中央的整风方针，通过大鸣大放、大争大辩，揭发和批判了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张文澄的右派面目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彻底粉碎了张文澄及其右派反党集团企图篡夺党的领导的阴谋。代表大会一致认为，这是重庆市党组织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这场斗争的胜利，对于巩固和纯洁党的队伍，提高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加强全市各级党组织的坚强团结，进一步提高党的战斗力，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
+　　一九五七年五月，正当资产阶级右派猖狂向党进攻，同我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的紧要关头，张文澄及其右派反党集团为了实现他们企图篡夺市委领导的个人野心，就瞅准了这个时机，纠合一批党内右派分子，同资产阶级右派，里应外合地向党发起总攻击。张文澄利用市委常委和市委宣传部长的职权，处心积虑，百般曲解党的方针、政策，打乱市委的整风和鸣放部署，把他所领导的党的宣传文教部门，作为向党进攻的阵地。他积极支持与指使宣传部门和报社的党内右派分子向基层煽风点火，力图使当时的大鸣大放脱离党的领导，按照资产阶级右派的计划发展，把运动引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方向，以便于资产阶级实行复辟。
+
+　　张文澄为了实现篡夺市委领导的罪恶目的，在市政协第二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前，他在市委召开的参加政协会议的党员大会上，公开反对市委关于“党员必须维护党的方针政策，对于一切反社会主义言论要坚持说理斗争”的正确指示，曲解党的政策，取消阶级斗争，解除党员的思想武装。并竭力替资产阶级右派吹捧，贬低党的领导作用。在市政协会议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的进攻已达到令人忍无可忍的地步，他却得意忘形地为右派分子捧场、撑腰、鼓掌欢呼。在大会发言中，他以故作自我检讨的姿态，凭空捏造许多口实，污蔑市委、攻击市委，明枪暗箭，极尽恶毒攻击之能事。在市的文化艺术新闻出版界座谈会上，张文澄又公然违背市委指示，把座谈会完全变成右派分子嬉笑怒骂向党进攻的场所。当右派分子的进攻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别的同志都极为愤怒，主张反击，而他却仍认为“放”得不够，助长右派分子的嚣张气焰。会议结束前，他又在发言中，对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大加赞尝，说“在这次会上找到了共同语言”，“我们的爱和僧是一致的”，并同右派分子异口同声地说“墙和沟主要是党造成的”，为资产阶级右派增加了向党进攻的资本。座谈会后，党内外不少右派分子就趾高气扬地拿张文澄的讲话来煽惑群众，对各基层党组织施行猛攻。这就充分说明，张文澄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党外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模一样，而且实际上已成为汇合党内外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统帅”。
+
+　　张文澄一方面对党是这样的刻骨仇恨，疯狂进攻；另一方面对右派分子则情长谊深，爱护备至。他公然违抗组织决定，替右派分子刘盛亚在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时期所写的、曾受文艺界严肃批判的、为反革命分子辩护的反动小说“再生记”翻案；并且批准报纸刊登解放前专写反共文章的反动文人王向辰(老向)向党进行新的进攻的文章，为其恢复“名誉”。直到反右派斗争期间，他还竭力替一些右派分子进行辩护、开脱。
+
+　　张文澄还以封官许愿和私人拉拢等手段在市委宣传部、文教部和报社内部拉拢王匡时(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谢子(市委宣传部马列主义教研组组长)等右派分子，结成右派反党集团，进行反党阴谋活动。
+
+　　这个右派反党集团的一个重要手法，是利用掌握的党的政治思想工作部门的便利条件，在党内外散布修正主义思想，百般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为资产阶级服务。他们假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题目，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取消党的领导，取消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灭资兴无”的任务。他们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劳动竞赛”，积极主张开放思想领域内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市场，为资产阶级思想争夺地盘，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争“自由”，他们搬用资产阶级虚伪的超阶级观点，提倡“要站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立场”来办报刊。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来办报刊，篡改党报的政治方向；他们主张用不要界限，不要是非标准的鸣放，来代替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以便使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自由地向党冲击；他们并以反“教条主义”作幌子，借“独立思考”、“自由争论”为名，公然地大量地散播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平均主义等思想毒素，从思想上腐蚀党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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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文澄及其右派反党集团的另一个反党手法，是利用合法的工作职务和党内民主权利，进行非法活动。张文澄为了实现其卑鄙的个人野心．曾一再在市委直属机关党代表大会、市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和省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进行各种非法活动，兴风作浪，狂妄地攻击省委和市委。在省党代表大会上，张文澄因为想当八大代表的野心未能达到，就反对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八大代表候选人，企图破坏省党代表大会的选举工作。去年春季，他利用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机会，故意歪曲全国宣传会议精神，污蔑省委“把中央的精神传错了”，公开反对省委的正确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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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党的生活中，他们以资产阶级的民主观点，来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纪律，经常利用作报告、讲课和学习会等合法形式，以“探讨理论”为名，散布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攻击党的领导，丑化党的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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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文澄还恬不知耻地以四川地下党的“头面人物”自居，一贯散播地方主义情绪。以虚伪的“关心过去四川地下党的同志的利益”，“替地下党的同志说话”的面孔，拉拢某些思想上不够健康的人，在党内划小圈子，挑拨地下党的同志和老区来的同志之间、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之间的关系。企图利用这种地方主义情绪和宗派活动，挑起党内的争论和混乱，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以实现其个人野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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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文澄所以成为右派分子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长期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入党以后，一直保持着原有的阶级立场，把党看成是猎取名利，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在党内搞个人野心活动。在历次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他总是站在与党对立的立场，同党两条心。例如在土改和“三反”中，曾包庇过地主和反革命分子。他在市委的集体领导中，一贯以反对派的面貌出现，与党唱对台戏，破坏党的统一领导。几年来，党组织曾多次对他进行过严肃的批评教育，但他不仅没有悔改，反而怀恨在心，反党活动更变本加厉，当此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深入的时候，他就不能继续在党内隐藏下去，终于现出原形，公开叛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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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大会一致指出，张文澄的这些活动，集中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是与党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根本不相容的。象张文澄这样已经在党内掌握了一部分领导职权的人，他所进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对于党的事业所造成的危害较之一般党内右派分子更为严重。应当看到：由于党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由于全市人民和全市各级党组织的努力，重庆市几年来的工作成绩是巨大的，市委对于中央和省委的方针指示是坚决贯彻执行的。全市各级党组织是团结的。所以张文澄及其右派反党集团的阴谋未能得逞，而是被彻底的粉碎了。但是，由于张文澄所进行的公开的和秘密的反党活动，已经严重损害了党的团结，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党的统一和集中领导，削弱了党的战斗力，给党的思想工作和文教工作造成了一定损失。他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因此，必须把他清除出党。代表大会经过讨论以后，一致决议：开除张文澄的党籍，撤销他的各项职务。鉴于张文澄的各种罪恶活动在许多地方遗留的毒害和影响，必须继续彻底进行消毒工作。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纯洁。
+
+　　代表大会认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应该从张文澄的反党罪恶事件中认真吸取教训，百倍地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在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为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任务，保持党的纯洁和加强党的团结统一，作经常不懈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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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作用，时刻警惕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善于引导千百万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已经在各个战线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这个革命还在继续进行，特别是思想战线上的革命将是较长时期的任务。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这种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各级党组织必须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把灭资兴无作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每一个共产党员在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中，不仅要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必须站在这一斗争的最前列，团结群众与党内外各式各样的企图削弱党的领导，削弱无产阶级专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巩固革命胜利，保卫社会主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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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努力不懈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增强党性锻炼，坚定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把自己真正的武装起来，不断地提高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使自己能够锐敏地鉴别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什么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来指导实际工作。特别要反对那些叛党分子用来作为反党工具的修正主义。
+
+　　三、发扬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在党内清除一切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是与共产党员的党性绝不相容的。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彻底进行自我改造，不断地改进工作作风。必须经常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闹名誉、闹地位、争权力、争待遇。必须无条件服从党的利益，不能把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对立起来。必须虚心谨慎，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则就不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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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各级党组织必须加强党的统一和团结的教育，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在民主基础上加强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必须严密党的组织，坚决把一切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反党分子从党组织内部清除出去。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服从党的组织，自觉地遵守党章党纪，牢固地树立党的团结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把个人严格置于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之下。党内民主必须保证是按照有利于党的事业的原则进行，不能松懈党内的战斗意志与团结。绝不允许反党分子和个人野心家利用党内民主生活来分裂党和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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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与一切削弱党的领导，危害党的利益的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每一个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都必须有维护党的领导威信和坚决服从党的领导的高度自觉性，都必须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党的方针政策和党组织的决议。有无这种自觉性，是测验一个共产党员是否真正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重要标志之一。
+
+　　我们彻底粉碎了张文澄及其右派反党集团的罪恶阴谋，取得这一斗争的胜利，证明了觉的整风运动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全市各级党组织应将本决议向全体党员深入传达，结合实际情况，认真组织讨论，用高度的党性原则教育党员，克服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倾向，在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同时，必须继续深入整风运动，有系统地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中，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争取全民整风运动的完全胜利。为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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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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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样堕落成为右派分子的？——交代我的肮脏思想和堕落过程
+
+　　<张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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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张雨林在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之后，又交代了肮脏思想和堕落过程，这是好的。但是还很不够，必须深刻地挖掘，尖锐地批判，才能彻底、全部、干净地消灭思想深处的资产阶级王国，才能真正的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
+　　我完全接受反右派专刊对我所用的标题和所加的按语。决心抛弃躲躲闪闪的外衣，把思想深处最反动、最肮脏的东西挖出来，把它放在阳光底下。
+
+　　我是个伪装老实实际大不老实的人，原来是个不忠诚的共产党员，渐渐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一条浓重的个人主义的黑线贯穿着我的堕落过程。我向党向人民交代。
+
+## 思想上离开党
+
+　　我为个人的历史问题背了包袱，因为个人主义严重，包袱很重。它使我思想上离开党，它是我得不到改造终于掉进右派泥坑的重要原因。
+
+　　我有一般的政治历史问题，情节并不很重，但由于对党不忠诚和严重的个人主义却作为沉重的包袱背起来了。思想上许多肮脏、消沉、阴暗的东西是由此而来的。我详细交代我背包袱的过程。
+
+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底，我交代了自己曾参加过国民党的事。党没有处分我，反而对我主动交代的态度加以鼓励。这时，我是愉快的。但渐渐地我把它看成阻碍我“向上爬”的根子，思想就生“病”了。四七年后，我参加热辽地委的土地会议，会中有人提出：怎么来历不清的人也提拔了，结果半途让我回去了，我不从党的利益出发，从个人出发，思想就生了“病”。但这时病还不重，影响不多，更严重地是我个人主义很狭窄，非常“小心眼”。我没参加五一年的審干，自己却经常回溯自己的历史，而当发现某些问题感到回去交代不详细时，又不找党谈，只想在以后写自传来“偷偷摸摸”地补上，有的又找理由“原谅”。这样一来，思想就经常沉甸甸地，包袱就重了。这是由个人主义发展到对党不忠诚。是我“不可告人”的心事。
+
+　　我在四三年参加过一个已经失去关系的地下党支部，四七年初步审查我这段历史时组织上曾怀疑介绍我参加的许崇信是不是“红旗”(伪装进步的特务)，我知道这是严重的问题，我想：如果真是那样，我的问题简直就无法弄清了。四九年夏天，我在汉口时和黄华同志一起住，黄说起当时在汉口的万迁同志曾是我读书的那个学校的地下党员，我立刻托黄去问万迁是否认识许崇信，黄没问，我就不敢去问，(此处一字辨认不出)问出如真是“红旗”如何得了，也没有向党报告。(此处一字辨认不出)后来万迁也在湖南，我在一次写材料时才写进去的)我思想上认为不是“红旗”，但无法证明。这包袱在肃反开始时的编委会上说过，直到肃反中找到了许崇信这个人时才丢掉了。
+
+　　历史是过去的既成事实，怎样就是怎样，没有什么“委曲”不“委曲”的。但是，我从个人主义出发，感到“委曲”；我想：我参加国民党是经过介绍我(此处一字辨认不出)地下党的许崇信同意的，许又找不见，不知何时(此处一字辨认不出)，以为它妨碍了自己“往上爬”，因此感到这多“冤”。这个思想我也不向党谈，好像自己思想上没有什么问题。
+
+　　五一年以后，我渐渐背上新的包袱：自己觉悟渐渐(此处一字辨认不出)高，开始感到自己过去在一些民主运动中有过软弱(此处二字辨认不出)理和语言。这些，自己痛苦，但又不向党去(此处一字辨认不出)而是为自己找“理由”去谅解它。有的也是在以(此处一字辨认不出)的材料中补交进去的，一件事常常要想好久，我五一年在十五区工作时，就为这类问题想过不少时候。(此处二字辨认不出)，我也不向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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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年，又背了个包袱。这年在长沙县写比较详细(此处一字辨认不出)传，边写边想，写到自己十三年前在国民党军医(此处一字辨认不出)读书一段时，忽然记起一个教官曾经说过：军医(此处一字辨认不出)学生应为国民党的话，很吃惊。十三年来确无此(此处一字辨认不出)，但又极不放心，又不找党谈，心里反复想，这(此处一字辨认不出)的自传中含糊地说：有个教官讲过学生应为国民(此处一字辨认不出)人这一类话。但是在这以后仍然反复想，直接记(此处一字辨认不出)，找很多记忆中的旁证去分析，越想是越觉得清(此处一字辨认不出)，但又不敢十分肯定，怕万一想错了。直到这次反右派斗争中，特别是自己写检查时还用不少时间想(此处一字辨认不出)个问题。
+
+　　我在这方面是有了“心病”，也许别人很容易解决的问题，而我迟迟不能解决。关键在于不老实，不向党敞开思想。这些东西严重地妨碍了我和党的关系，我很少向党谈思想情况。事情我想不是太大的事，但我把它包得紧紧的，不对党说，自己心神不安，就成为对党不忠诚的大事了。我心理上，思想上在这个问题上和党远离了。
+
+　　这种思想使我在政治上渐渐消沉。表面是积极的，内心是消沉的。五四年我在长沙县工作时，听小广播说要提拔我，我是要地位的，因此很重视，但后来又听说因为历史无结论而未提。选举县委委员时，地委曾考虑是否介绍县委委员的历史情况，就我所知，当时县委候选人中历史有问题没有做结论的只我一个人，地委决定不介绍，但当选举之后有位代表却因此而向中央(或省委)告状，说是选举不民主。我心里想：如果要介绍历史情况，我的结论未做以前恐怕连县委委员也当不上了，何时能搞清做结论呢？自己感到毫无把握。后来省委派刘正同志到长沙县当副书记，我心里有波动，想着他入党比我迟，又没在下边搞过实际负责的工作，能当副书记，而我就不能！自己以为就是因为历史做不了结论。这时，我工作表面上是积极的，而以内是消沉的，和刘正同志工作和个人关系上都没出什么问题，但心里忌妒；这时我看了全部红楼梦，是在这种消沉情绪下看的，看到有一首词，原句记不清了，我心里按照这首词的样子自做了一首，描绘当时十分阴暗、满怀消沉、“自叹命苦”的心情，我说：“反对革命，我本无缘(指历史上)；情节复杂，卿何薄命！”我最近三、二年来爱看古小说，在新湖南报时也爱看香港大公报上的连环画，都和我这种消沉、腐化的思想有关。
+
+　　自己对历史问题背包袱，不责备自己对党不老实，个人主义十分严重，却反而怪有关的人事部门没有及时审查，有意见。
+
+　　我就是在这种思想状况下回到报社来的。
+
+## 和邓、苏等人合伙，接受邓、苏领导，参加邓、苏反党集团
+
+　　思想离开党，就非常自然地容易参加邓、苏反党集团，接受邓、苏领导。这是一回事。
+
+　　我从长沙县回到报社时思想情况是很坏的。我虽然搞过几年报纸，可是心里并不愿意做报纸工作。和报纸工作比较起来，自己还愿意做农村工作些。组织上调我回报社时，长沙县委书记王三明、刘正等同志曾半开玩笑半当真地“动员”我提意见，我没有提，表面上是说服从组织分配，心里是感到在党委工作没有前途，情绪消沉，想回报社“好好读两年书”；在报社地位看来比在县委高些，报社生活安定，家又在报社，舒适些，这些都对我有吸引力；此外，当时我以为像我这样有点历史问题没有结论的人，在党委机关特别是党委委员中就很突出，如果在报社，按有些“编委”来算，就还算是较好的了。怀着这样卑劣的个人目的回到报社来，当时为右派把持的报社的气氛，邓、苏等人的腐朽透顶的思想，编委间互相吹捧、包庇的空气等，我就决不讨厌而是很喜欢接受、很容易合流了。
+
+　　回报社不久就听说要以副总编辑的名义送傅白芦去学习；第一个印象是感到奇怪，为什么傅白芦那样的人还能提得这样快？可是一转念：傅白芦都能提，我在这里就不会遇到像在长沙县委那样的事了。我在农民报曾比较强调干部的政治质量，可是在我的内心世界里，因为自己有污秽肮脏的东西，提傅白芦反而成了我所喜欢的事情。在这种思想状况下，对傅白芦还那能有厌恶的心情呢？对苏辛涛，我老早就以为他“有点理论”，听说报社业务在官健平同志来以前实际上是他负责，就感到他“能干”，“进步快”；对柏原，我老早就欣赏他“有思想”，有“独立思考”，就是欣赏他对党委“独立”的反党的思想能力。对蔡克诚，原来本感到他疯狂，敬而远之，是从共同反党之后才接近起来的。
+
+　　在办报问题上，我相信邓、苏而不相信省委。我相信苏辛涛这样的人是办报专家，认为“省委不了解报纸特点”。我这个人的特点是不直截了当，说话不直接了当，思想也不直接了当，特别是关系重大的问题，不敢尖锐明确地提出来，怕提错了，患得患失。但我的反动立场却很顽固，转几个弯子还是把问题提出来了，还是那么回子事。我有个想法：省委不真正了解我们的意见，如果了解就不会反对；还一再认为省委不了解报社情况，对于其他右派分子在抵抗省委时常说的：我们是报纸呀！我也赞成。过去在报社部分人中传流过的话；“报纸的事，省委还不是要听报社意见。”我也赞成，也同意邓钧洪假“具体贯彻”之名行抗拒省委领导之实的作法，这些归结起来，还是一个老主意在支配自己：省委不了解报纸特点，办报还得请教苏辛涛等专家。这个反动的“老主意”在我心里是固执的，不过表现形式绕几个弯，不明朗，站在党的立场一看，这事情就明朗了。我是时常在转弯抹角的表现形式下掩盖着自己顽固的反动立场的，我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和形而上学从抽象出发的思想方法又和邓、苏一致，这样，我就更加相信邓、苏而不相信省委了。
+
+　　因为自己有个烂疮疤，自己背着包袱，又不向党敞开来，对党不忠诚老实，把自己的恶劣思想品质包得紧紧地。因此，我在严重的政治思想斗争特别是党内斗争中，心灵是软弱的，我的心理状态是这样：不要挺起身来，免得人家抓住你的狐狸尾巴！
+
+　　在以上这些立场、观点和思想状况下，我在“三月争论”中跟着邓、苏等人一起掉进反党泥坑是十分自然的。在开始争论的时候，我搞工商部的工作，根本没有看多少三月份经验技术的报道，更没有研究，可是从抽象出发的那些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一出来，我就立刻感到“有理”了。我心理软弱如前所述，苏辛涛和所谓多数对我有“威胁”，有压力，它促使我向右转；同时，我还佩服柏原等人的“有思想”，自己还嫌思想离开党不够，还想进一步学习柏原的离开党的“独立思考”能力，在这样一套思想观点和明确的资产阶级立场下面，我自然就不但从思想上，而且从组织上掉进了右派反党集团，充当了一个卑污可耻的角色。我现在看清了，在正式组成反党集团时，和进行一系列反党活动时，不但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在起着思想上的组织作用，同时还有其他个人的、卑污肮脏的东西在起着作用。
+
+　　反党集团一经形成，目的在于打击官、孟二同志的宗派主义理论便应运而生了。我完全同意所谓“编委正派”、“老官猜疑”、“老官连老朋友的话也不听”的造谣诬蔑的话，以后我还完全同意和同情苏辛涛的所谓“委曲”的处境，为苏辛涛奔走、叫曲。除上次交代的以外，还以为老官“改社论是不行”等。对孟树德同志原来在新湖南报就有宗派情绪，反党活动一开始，一点火就暴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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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会议作出反党决议之后，我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是以胜利者自居的；我反对官健平同志所说的“我现在说服不了你们，你们也说服不了我”的坚持斗争的语言，我的意思是说：“既然你说服不了我们，那你就应该听我们的！”因为自己满怀胜利的把握，就乐得在这时表示自己向党进攻的“骨气”，于是七月会议中就以“不能省委来了就不说话”为“理由”，自动地跑去参加了。冬天周惠同志批评之后的会议也是为了表示自己“有骨气”而去参加的。
+
+　　在这中间发表了八大文件，我和所有右派分子一样，是站在右的立场曲解八大文件的。我特别感到兴趣的是对于在工作中犯了错误的人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这类的话，这本是党一贯的政策，我这时从右面歪曲它，是为了替自己向党进攻壮胆。还有，我自己有对党不忠诚的思想行为，党对错误宽大，对我有利，我本是胆小怕错的，这样一歪曲，就以为反正错了也不要紧，个人不会受到什么损失，胆子就壮了。但这还只是“壮胆”，正式找到理论“根据”，是从中央宣传会议的传达中找(应读作歪曲)到的。我听了苏辛涛的传达之后，特别感兴趣的是“反对教条主义”(被我歪曲后应读作反对党的立场和马克思主义)，“报纸要的领导，但不要教条主义领导”(被我歪曲后应读作不要党的领导)，我心目中想的是：老官，你就是肯定一切呀，你就是自认为100％的马克思呀，因此你是教条主义，省委处理报社问题也是这样，我就在这里捞到了“理由”，更加满怀信心地向省委和官健平同志进攻了。我除了理论上的修正主义之外，还带有浓厚的为个人争“有理”的个人主义情绪。想着：“这回还是我‘有理’了！”我还特别欣赏和接受了苏辛涛对我的暗示，意思是说：是的，有些“下边”的人是有修正主义，但官、孟却是教条主义，至于苏辛涛和我，那才是不左不右，马克思主义。我特别想到的是自己，那种右派立场，又装得“全面”的样子，我就把这个资产阶级立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和方法的东西叫成了“马克思主义”，借以攻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对于百家争鸣、民主、阶级斗争也是从右面理解的，这点，我在后边交代。
+
+　　在整个斗争过程中，我虽然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坚定地站在右派立场，满怀“胜利”的信心；但是，我是胆小怕事的，特别是明知对手是省委和官、孟，我更加胆小怕事。正因为这样，我选择了一付“调和”的面孔。至于“调和”在阶级斗争中如何为害，如何要不得，如何不可能，我现在从道理上有了初步认识，经过同志们揭发批判再去进一步认识它。现在在这里交代的是调和的主观动机。往心灵深处一看，这个动机是十分肮脏的。首先，我坚持的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右派立场，我自己以为用调和的办法可以按照我的右派主张取得胜利，我并没有在立场上放弃过我和右派集团的主张，这是资产阶级认为好、无产阶级认为坏的动机；其次，在我进行“调和”时，我把自己的右派主张用巧妙的形式伪装了一下，把它的尖锐的反动锋芒隐藏起来，这样就使人难以发觉了，就使人容易受骗而上当了。我在三月争论之后提出的“取长补短、互相尊重”，看来多么冠冕堂皇，有什么反动的东西呢？可是如果按照这句话实行起来，就是像苏辛涛的一语道破的那样，“老官业务上要听我们的！”这种看来不明朗的东西，正如有毒的糖水一样，对党和人民的为害实在是更大，与其这样，倒不如像蔡克诚那样，直接了当，为党和人民很快识破，为害实在更小一些。第三，在我进行调和时，我的组织路线是反党宗派的组织路线。我说“取长补短”那次，就是先和傅白芦、柏原商量好了的，其他时候也是这样。第四，我为甚么在斗争中不挺身而出，而在“调和”中却常常“挺身而出”呢？因为我害怕斗争，因为自己心里有包袱，对党不忠诚，见不得阳光，因此畏惧严重的斗争；而“调和”却使我感到没有这种畏惧了，我不但可以“无所畏惧”，自认为可以不必负严重的责任，而且还可以打着“从团结出发”的多么美丽的幌子，看来是多么“好心”和“爱护党的事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去“调和”又何乐而不为呢？我也不是在我选择“调和”这副面孔时已经想好了这样完整的一套，这是我的阶级本质和我各方面的肮脏特点决定的，往心灵深处一挖，我主观上的实际情况确实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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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次路线斗争中、特别是在我进行“调和”活动时，还暴露自己恶劣地两面作风。有的事情我在健平同志那里谈谈，表面同意了，但是和苏、傅、蔡等一谈，又不同意了。我真正同意的是苏、傅、蔡的，因为它的资产阶级观点、个人主义等和自己一致，假同意的是健平同志的。例如在讨论三月份报道基本好、基本坏时，会议我没有参加，会后在健平同志那里谈起，我说：还是成绩是主要的。这句话是随便说的，我也没经过什么考虑，以为平常都是如此，这事也差不多；可是刚从健平同志房里走出来，在院子里碰到苏辛涛，他也说这件事，他说：“我就是认为基本不好！”我没作声，可是随后我就改变了说法，以后在“争论”中我不说不必说主、次，内容抓得对，方法不好；话又绕了个弯子，实质还是同意苏辛涛的，和三月份报道基本不好这句话所说的内容完全一致。我的立场，我的畏惧斗争，我的严重的个人主义使我采取了这样一种形式：立场反动，词令狡猾，作风恶劣！像这样的例子还可以找到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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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严重的斗争中，我曾经几次想“摆开”，但现在事实证明：我不但没有摆开，反而正是在这时候犯了更加严重的错误，犯了更加严重的反党的罪行。反右派斗争开始之后，我实在后悔当时为什么不摆干净，特别是当有的同志好心地为我惋惜地说：你为何不摆开？你本是可以摆开的呀！这时，我更加后悔。现在我想通了，我该千悔万悔地不在这里，而在于为何过去不自觉改造，为何反党，为何给党和人民造成如此损害？至于没有“摆开”却是很自然的，因为要真的摆开就唯有一条路：站到党的立场上去。我不这样，仍然是反党的和严重个人主义的立场，结果自然是“摆不开”和越摆越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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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风运动中我确实想过也说过：今后的事我再也不负责任了；我不是不反党，更不是放弃右派主张，而是“个人”怕负责任。我怀着极大兴趣打听反党的情况，经常找傅、蔡打听打听。当我知道傅、蔡的一些行动，在我看来是“不妥当”时，我就去找苏辛涛；我完全同意苏辛涛“委曲”、“受猜疑”、“处境困难”，他说他不好和傅、蔡谈，问我能否去谈，我就挺身而出，说可以去谈；苏辛涛要我用同情的态度对待他们，我欣然接受，我对他们的立场本是同情和一致的，现在又可以用同情的态度表示关心，可以得到他们的好感，我怎么不接受呢？我当时确实想了一下：用同情的态度对待对不对呢？(我还是就他们采取的方法想，立场虽然是不止同情而且完全一致)随后想：不管如何，是你让我做的！我本高兴如此做，心里又想把责任推给别人，当时以为“得计”，现在想来实在是万分卑鄙！我这样去奉苏辛涛“之命”和傅、蔡等谈了“心平气和”一类的话，还陆续献了其他策略，还自以为“得计”，说新湖南报的事“我也在内也不在内”，其实，不但在“内”，而且严重，因为狡猾就更加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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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右派前后，我还是想“摆开”，想“脱身”，结果却是越陷越深，直到今日。这点我下边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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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转变得很慢，并且在反右派前后继续犯下了严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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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前后，资产阶级立场迟迟不能转变，因此继续犯了严重错误。最严重的是我发觉了蔡克诚露骨的反党言论和傅、蔡、袁三人在傅家密谈的事，但迟迟不去检举。此外，在其他事情上，思想上也还在个人主义的圈子里打转转，也是继续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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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主义的患得患失，严重的宗派感情和顽固的资产阶级观点，使我不能很快地认识问题，愈加严重的是，个人主义和宗派感情妨碍我向党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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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中旬，我就听到了蔡克诚的露骨反党的话，一天中午，蔡克诚、袁家式和我在蔡家门口谈论农民报和新湖南报整风，蔡克诚一边吃饭一边说：“说我发动群众反对省委我就发动群众反对省委”，说：“我要退党啊！”凭常识，我也知道这话十分严重的，但我竟然毫不介意了，包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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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二十七八号早晨我去上班，刚出宿舍就碰到蔡克诚，他喊我到傅白芦那里“商量个重要事情”，我说我不去。六月一号，我向张式军谈论报社的事，是受苏辛涛之命企图通过他包围省委。张式军劝我不要多管新湖南报的事，还说：“小资产阶级疯狂性也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后一句话我没领会，但从此以后我和反党集团的来往是真的很少了。这时我又自以为“得计”，觉得从此自己可以“脱身”了。六月十号以前二、三天，我和周孟瑜同志说这些天不大和傅、蔡接近，周说：“前几天在家写稿，听到傅、蔡、袁三个在隔壁谈了二个来钟头，边谈边笑，谈完了才去上班”！我当时就说：这不好！可是我根本没有考虑向党报告。蔡克诚前几天向我说：他们三个意见一致；我未问如何一致，也未问那些一致的内容，蔡问我对周惠同志在高山乡批评的意见，又说向省委反映情况。我当时只管自己脱身，又有宗派感情，根本不深想，如果深想是可以把这些联系起来，从内容到行动一起想清的。我的态度是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结合一起，马马虎虎，不去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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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注意到新闻观点是从人民日报发表对于文汇报的编者按语开始，我在床上看到按语，马上想起我在农民报讲的“报纸今后是什么工具”的右倾言论。我想：“糟了，讲错了；但我非常患得患失，不去认错，反而给自己找一些不成借口的借口。我想：我在这句话后边也讲到了还有阶级斗争啊！”也在别的地方讲过党性，阶级性啊！用这些来抵赖，但毕竟错误明显，还是放心不下，还为此去找“新闻与出版”的言论，想从里边为自己找到辩解的“理由”。十多天为这事心神不安，就是不爽快地说：自己错了。我每天清早翻开报纸首先看北京新闻座谈会的消息，看到新华社导语，提“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时，心里紧张一下，但又自以为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是相当普遍的事，想在农民报划一段时间普遍检查一次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我是想绕路走，不愿意把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当做右倾言论，当右派斗争。新湖南报编委中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这点我在六月中旬就逐步感到了，当时感到“强调兴趣多了”，感到傅白芦是有一套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但对于“争论”的主要问题，特别是经验技术问题，则迟迟不愿认识，直到看了不少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报道以后，我还说：“资产阶级新闻观点都批判了，还没看到那里批判经验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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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反党，也是这样，我知道右派的最重要的标志是反对党的领导，就在这个问题上为自己和宗派集团找寻借口，当我在七月初看到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案件时，我闪过脑子的一个念头是：不要搞成反党集团啊！不是从此去查究是否已是反党集团，而是“不要搞成反党集团”，这就反映了当时思想和心理状况。看到参考消息上意团结报记者关于莫洛托夫案件的报导，我注意了“非组织活动”这一条。联想到蔡、傅、袁的密谈。但宗派感情驱使我给他们找“借口”，说：二、三个人一起谈谈也是常有的，算不了什么！不去想这正是在反党活动中间和谈什么事情，如果是别人、别事，我确实不会这样，以后我就更加把借口找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上边去了，我和傅白芦一样，强调了“组织上仍然服从”，把那假的不得不服从的事当成本质，从此借口说只是对省委态度有问题，不够尊重，但不肯定这就是反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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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的思想不是这样，不是给自己的宗派成员找借口，我就可以早些认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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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和党的关系，不管我怎么想，如果我去找党商量，敞开思想，一切都会得到解决的。可是我不这样做，不但不敞开思想，连情况都不反映，坏事都不检举。自从我说“下边乱”这么一句话，健平同志说让他们“乱去”之后，我不靠拢党去解决，也不管即使健平同志想大力挽救(不但健平同志讲过多次，省委在整风中都是亲自来挽救的)，我们这些疯狂抗拒的右派分子如何挽救得了；而我好像找到了借口，“你不管我就去找苏辛涛”！我向健平同志反映“下边乱”，目的是要他接受我的“温和”的策略，是用“调和调和”，不是别的，后来我又说“有益的工作我还想做一些”，就是说的去调和，这句话就露了我反映“乱”的目的的马脚。健平同志不上我的“温和”策略的当，我就诬蔑他“是不是硬是看着这些人犯了‘错误’再来整！”我要党按照我的右派的“温和”策略办，不如此，我就和党距离更远，对健平同志更加怀有“戒心”。我向苏辛涛详细反映情况，而和健平同志只简单一句话，谈话中健平同志问我一句：下边如何乱？我都没有细说，连当时我知道的张慎恒在下边搞签名的事我都没说；七月初李世晞同志和我谈话时问蔡克诚和我讲过什么话？我闪了一下前边交代的那两句话，最严重的话想起官健平同志，心里一紧张，没有说就走了。我当时的思想情况是：不要官健平同志抓住这两句话去“整”他！七月初我考虑傅、蔡、袁三人的秘密会，想着该找人谈，又不去谈，又找借口，正在这样矛盾的时候，苏辛涛在夜班找到了我，他问我知道傅白芦有什么问题不，我就把这秘密会的事对他说了，心里还很卑劣地想：反正我和你说了！想借此推掉自己的责任，六月初我和中夫同志谈了一次话，中夫同志建议我去找省委，我当时想去，后来又想“我自己还没想好”，就不去了。按我当时的思想情况，如果我去的话，我会想好自己的话，站在反党宗派立场，同时又用“中间”的面孔去迷惑省委，这样来向省委进攻。我和党的关系发展到了什么地步，从这里就可看出了。我成了反党的右派分子，就这一点就可以完全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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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大治等同志快来时，我听到消息说省委农村部有一副部长传来，我当时没想起杨大治同志，以为是陈洪新同志，我当时想：如果陈洪新同志来，陈也是省委候补委员，可能是陈来，官走，我幻想着：如果陈来“处理”一下，那就“好”了。可见我心内深处多么希望官健平同志走，越到后来越加厉害。也可见我的右派思想感情多么深厚，对坚持党的原则正确开展斗争的人多么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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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以后我的心情越来越紧张，傅白芦和党外右派关系密切，我知道这有问题，谈起来没有任何顾虑；可是牵连到我自己和整个宗派的新湖南报问题，我就抵触。杨大治等同志将来时，苏辛涛说他要检讨，我也想检讨，领导小组名单公布后，更知道有问题了，但抵触也越重，我想：难道这些人都是坏人？听说会“开一系列编委会来谈”，想着不是开大会，我心里就松快些，听说官健平同志连续找人谈话，后来又听说袁家式在写“检讨”，我又紧张起来，就是这样反复矛盾、犹豫，我口头上对罗光裳说：老官当然代表党，应该有什么谈什么；而我的心里却是宗派感情割不断，个人严重患得患失，矛盾犹豫，正因为口头知道，因此更加严重，直到斗争会前几天才深夜去找官健平同志，就是这次找时，还只说蔡克诚等人疯狂，谈话中我还是犹豫，没有谈什么情况，只约定另谈，官健平同志两天没找我，我急了，才在斗争会开始前三天找李世晞同志反映二件重要的情况。我根本不是真正认识了问题，转变过来，而是火烧自己眉毛时才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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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右派的正式斗争开始后，在某些具体观点上，我知道错了，但我的整个立场特别是严重的个人主义立场根本未变，反而因为“情况严重”而立刻被个人的恐惧情绪包围住。斗争会前两天我和健平同志谈话后，因为从健平同志谈话中，我以为“把我划开了”，我轻松了一下；我也写了五千字的检举材料，当时是把认识到的问题都写了；但斗争一开始，我就想到问题和我关系这么多，怕牵涉到我。开始的斗争会我是不想参加的，我怕会上立刻把我牵进去；我是想个人逃避，不是勇敢地投入斗争。在斗争傅白芦的会上听到袁家式的发言后，我紧张了，感到“自己有份”，当时未找，回到家里就松了劲，犹豫起来，不去找了。第二天，我和中夫同志谈话后，中夫同志正式向我提出“考虑自己是否陷进去了”的问题，从此我就紧张万分，连斗争会的发言都无法准备。我感到自己的问题严重，曾对周孟瑜同志说：这次问题严重，我只争取保留党籍！我是从自己的党籍来考虑问题的，我知道右派分子一律开除出党，这样我就越加恐惧和紧张。这时我更加可耻地想到自己在历史问题上背的包袱，前边交代的在国民党军医学校的那个问题，自认为大体想清了，又怕万一错了如何得了！怕两件事情加在一起问题就更严重了。这种可耻的个人主义和对党不忠诚的思想使我陷于严重混乱，简直站不起来了。我和健平同志谈话后紧张地准备对苏辛涛的斗争，但那是从个人“表现转变”出发的，在斗争会上发言之后我立刻打听对我发言的“反映”，问周孟瑜，又找健平同志，意思是问：你看我转变了没有？这时中夫同志又跟我谈了话，我紧张地交代了一些问题，这段交代时多是从自己“被人影响”、“附合”的角度写的；是首先从自己不是右派这个角度写的，是不敢正视自己的问题，避重就轻，交代一些之后又停止了，不再去挖，想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观点，作“文章”；直到健平同志声色俱厉地找我谈话后，我才真正决心投进运动中去，几天时间紧张地交代、检举，也表示自己的问题和傅、蔡等的界线越划越不清，感到严重。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饭后稍稍休息一下时，还会谈起党籍，还有时想起、谈起今后和爱人的关系。个人利害得失直像恶鬼一样，在我身上时刻不离。这是我迟迟不转的最根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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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紧张的反右派斗争初期，曾经完全从个人的消极情绪出发，感到犯了如此重大的错误，可完了；想着：今后唯有我一个人去搞了；搞甚么呢？还是想去搞自然科学、农业。又是一个人，又是搞农业，完全是资产阶级的脱离政治的消沉情绪；想买来丘林的书，又不敢买，怕别人说我消沉，其实，正是有这种消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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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参加斗争会时也发了言，在具体问题上，我知道邓、苏、傅、蔡等人错了，也知道我错了，我认识到了以后并不怀疑它，也并不怀疑以前斗争过的人是右派分子；但是，因为我自己的丑恶灵魂没有挖，因为自己被严重的个人主义紧紧缠住，我完全不能取得人民的愉快斗争的感情。行动上十分拘谨小心，在资料室和颜质文同志谈了一句话，回到家里都紧张了半天，因为她是傅白芦的爱人，而我和傅白芦的关系那么多，怕讲了话引起怀疑！我对周孟瑜同志说：我思想上像个拉得过紧的琴弦一样，落上一颗沙子都要振动半天！我的心里的这个琴弦是被我严重的个人主义，患得患失拉得非常之紧的。对别人好一些，对于苏辛涛，我斗争了他，知道他很多肮脏的东西，但我感情上很难想像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坏人！斗争的材料倒是尽力想，怕漏掉，但因为不是人民的感情，结果是斗争不大胆，不泼辣(当然不能)，为了对邓钧洪讲的一句话原话记不清，就不知如何好，还找梁中夫同志去商量。思想感情上我和他们划不清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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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社的党内右派分子揪出愈多，我心里越紧张，不知哪天轮到自己头上，开始一段，我真是以为今天不知明天如何，不知明天是否通知我被斗争，有人送开会通知来我就紧张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我非常注意领导小组同志的脸色，理不理我，和我讲话不讲话都会在我思想上引起猜疑，我又想找党谈话，又怕找党谈话，谈过之后又猜疑半天；有些思想上想不通的问题又不敢畅谈，怕说我抵触；后来我知道这样不对，但不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而是从形式上注意：我根本不和领导小组同志讲话、不打招呼，也很少去找他们，免得我猜疑，免得我专门注意脸色！我不从党的利益出发，认真考虑斗争和自己的检查反省，而对个人得失考虑到如此紧张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我听到省委做报告的消息，听到老孟要传达唐部长从北京开会带来的精神，我都想：斗争面是继续扩大呢还是会控制一下？斗争会不会缓和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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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我连续进行了两次检查，第一次检查时很紧张，有些事情思想本未通，听孟树德同志启发了一下，知道自己无理，就写上了，写了交过之后又想，我是不是把问题提得过份了；有些甚至感到在某个具体问题上自己“栽诬”了自己；第二次检查时间充分些，这次自己下决心“实事求是”，怕“过火”，实际还是怕成右派；这种心情当然大大妨碍了自己检查和深挖，这两次检查在重要思想情况和卑污肮脏的念头上，都是十分躲躲闪闪，为自己找理由，更不去深掘，这样的检查当然不可能彻底和深刻了。第二次检查之后，还想：我的检查只能到此止步了，是抗拒进一步检查，美其名曰“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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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长期在自己是否为右派的问题上动荡不安，有时想着大概还是右派，这是个别的时候，绝大多数时候是为自己找理由，认为自己不是右派。还说：要是定我为右派，那我可得说一说。组织上要我多做点事，就高兴些，但又不敢大胆去抓，能看到个文件也高兴，少做事，农民报张辉等同志少找我商量工作，看不到文件，自己就非常苦闷、动荡，情绪老是为这些问题纠缠，极不正常；这时讲话格外小心，讲过之后还要想想：我这话是否讲错了，是否有右派言论。在我宣布为右派后，我自己还是挖得不深，不彻底的，但我也确实感到，如果这次不好好把思想问题解决，今后是简直不能做任何事情甚至讲话都不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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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让我参加了党代会，对于我真是喜出望外，高兴得很；但是个人思想问题未解决还是不行的。党代会上本想写张关于农民报发行问题的大字报，反复想内容是否正确，顾虑多端，最后还是拖过去了，没写成；党代会中和党代会后，看到组织上还是不给我多少工作，就产生了埋怨情绪：党代会都让我参加了，工作却不给我多少作，党代会文件都给我发了，其他文件却不给我看！这次我在乡下接到电话，说是孟树德同志让我就回来，心情很紧张，一夜未睡多少觉，但还埋怨说：一个人可不能犯错误，犯了错误，说叫回来马上得来，连个理由都不告诉。这时候由于对自己的罪行缺乏认识，实际还是内心不服的：具体错误承认了，但完全没有向人民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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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宣布我为右派后，自己感到真正到了生和死的最后边沿上，头脑比过去冷静些，下了决心不抵触，虽然做得很不够，不彻底，不深刻，但还想解决思想问题，以便重新为人。但是，就在这时，还想到自己今后如何，家庭如何，周孟瑜同志回到家里时，我时常不能控制地想到家庭。我把这点也向党和人民报告，从这次检查之后，到最后处理以前，我决心不再想个人问题。
+
+　　我就是在这样严重的个人主义下走向堕落，越来越深，直到现在。
+
+## 社会历史根源和我的其他资本主义观点
+
+　　我的严重右派罪行有我的社会历史根源和资产阶级观点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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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家庭是个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没有钱，但却是封建、士大夫气味十足，父亲早死了，母亲还好些，亲友中就多是士大夫、绅士、地主。我是长子，父亲死后大家“指望”我，非常明确地把我按“士大夫”的模样去“培养”，教育我有十分强烈的个人自尊心，好面子；教育我“高人一等”。我记得一件十分突出的事情：一次我和街上孩子们一起玩，被我一个叔伯姑母看见了，她竟当着我母亲面对我说：你是甚么人家出来的，你能和他们一起玩？这是多么的“高人一等”啊！我感到必须“高人一等”，可是我父亲死了，我是无父孤儿，我的家里又没有钱，这些不能给我“争面子”，怎么办呢？办法是自己表面上更加装面子，“死要面子”。我不愿意暴露缺点、错误，装得道貌岸然，伪君子，根源在这里。
+
+　　家里给我的另外一个影响，是希望“温柔敦厚！”我的家庭是用这样的思想来教育子弟的，我从很小起就受到这种教育，并要我这样实践，家里和亲友们都鼓励我向自“小大人”的方向发展，在人前有礼貌，会说话，不露锋芒，不得罪人；这样，就把我的儿童本性淹没了，处事小心谨慎，生怕露了锋芒！我是虚伪的，虚伪的老根子在这里。
+
+　　我为甚么经过在长沙县的锻炼，经过党十年的教育仍然不能改造，竟然发展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呢？除了我自己的思想包袱以外(这关系很大)，是我的根子太深了，特别是我的家庭在这些地方给我的影响太深太厚了。不敢暴露自己的错误，而把错误藏起来，就是到什么地方也得不到改造的；我曾经和刘春圃说过：我看在报社和在县里同样可以改造；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我感到了它，却又不去改变它！我在群众中工作过，为何又得不到群众的感情呢？因为我是当成群众的“上司”而到群众中间去的，是“高人一等”的，我在乡里转了很久，除了工作上的接触之外，没有生活上的接触，没有知心的朋友；我也参加过一、两次劳动，次数很少，同时自己是当玩笑一样，群众笑我不会干，我自己也笑！我是“士大夫”骨子里轻视体力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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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思想上和工作中都是强调“个人奋斗”，我自己工作多数时候还肯干，但就是不依靠群众，不依靠集体。这和我的“家教”和学校教育都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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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受的学校教育，特别培养了我的资产阶级专家观点。我小时很少幻想过做大官，但非常幻想当专家、学者；我在整个中学时代都是埋头数理化、不问政治的人，到大学，有了点民主觉悟，在想参加民主运动时，思想上还是想：搞实际活动的还是搞学问(当资产阶级专家)？矛盾。我参加了一些民主运动，但是在低潮的时候，我又搞我的生物学去了(我是学生物学的)；到解放区前，我的思想是候当个“人民的科学家”，到解放区去时，我还带着生物学的书，想：去当个“人民的科学工作者”，“人民的”是概念，具体的想法是当“专家”。因为当时没有这种工作，才分配我到了报社。我的这种资产阶级专家思想非常之顽强，在解放区和解放后前后工作十一年，每到自己工作“不如意”时，甚至有时在“如意”时也有如此想法，想去当个科学专家！我说“不愿搞行政工作”，就是说不愿搞政治斗争，愿搞脱离政治的资产阶级的“专家”。周恩来总理做了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以后，我的专家思想更有了抬头，我非常主张在报社培养“专家”，在讨论周总理的报告时，我发表了这样的意见，在蔡克诚提出“党员业务不熟”非党员业务熟是报社的矛盾时，非常符合我的思想，我竟说这是“主要矛盾”。我是要把党员的立场锻炼和思想改造降低和取消，把党员培养成为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这次整风运动中，下面对我提了许多意见，我心里也波动，对李世晞同志说：“我还是搞科学工作去!”我心里真是想搞了整风后自己请求去搞科学算了。这种思想的根源，一个是专家，还有一个是自己在政治上的消沉情绪。我所谓在办报路线的斗争中那样欣赏苏辛涛，那样愿意接受这个“专家”的领导，和我这种欣赏资产阶级专家学者的基本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
+　　资产阶级学校当然培养了我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观点。我是带着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思想进入解放区来的。我一到解放区，就有两件事引起感受，一是对自我批评，我对一位负责同志说：有了错能知道改就行，何必一定要谈出来呢？这个思想我一直没有挖掉，我曾经是按照这个公式去生活的，而实际生活的规律是有了错不谈出来，成了包袱，不但改不掉，反而把自己拖进万丈深渊，我就是这样。刚到解放区时另一个感受，是感到人民、干部对毛主席如此信赖，我也是带着对毛主席的信赖到解放区去的，这是事实，决不是反对，但我要资产阶级自由，看到此情况后，感到主席一讲大家都听，那样，如果发表不同的意见怎么办呢？这就是苏辛涛的“毛主席也可以批评”的思想。对毛主席还是懂得爱戴的，只是用右的观点歪曲主席著作，没有过抵触。但是，这种“发表不同意见”自由主义的思想根子却没有挖掉，苏共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后，我曾用自由主义的态度去理解过，我特别重视了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关系，我的思想就是“发展自由思想”，“美其名曰创造性”。波匈事件后，我感到苏联不一定样样正确，还在听到某人说：“铁托在国内如此有威信，怕也有他的道理”这句话时表示同意。这说明我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想要发展自由主义！完全是从右面去理解这些东西。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发表后，我就更加从右面理解了，感到讲话可以“随便”了，都是人民内部矛盾，错了不要紧，还以此为“思想解放”，说反对教条主义就是思想解放。我理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是根本否定资产阶级的东西，而是强调“吸取有益的成份”。我容易接受这些东西，还和我个人有思想包袱有关，个人有包袱，对思想改造的东西就不易接受，而对自由的东西就容易接受了。
+
+　　我有阶级调和的思想。在民主革命阶段，我知道三大敌人要打倒，要阶级斗争，要战争，要土改；阶级调和的思想在那里还没有抬头的土壤。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改造阶段，我也还知道要搞，也不反对，这方面对自己只有利益没有坏处，我个人在经济上与资本主义甚至与小资产阶级的农民也没有任何联系，当然容易接受，而到了政治思想革命阶段，我本有的阶级调和的思想就抬头了。家庭中的温柔敦厚让我产生这种思想，而我自己思想上有问题，也不愿意解开包袱，我当然就愿意在政治思想革命中接受阶级调和而不愿接受阶级斗争了。于是，我就从右边去“理解”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看到“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这句话时，就只强调“结束”，不去强调“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就是还没结束”这一面了，正因为如此，我歪曲、修正报纸的性质，讲了“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报纸是什么工具？……”的右派言论。在报上登了中央提出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时，我就对张式军说：提法有改变。对于整风，我说：因势利导，意思是调和调和，否则“现在伤害领导，将来伤害干部”，这也就是这种阶级调和思想。对于三反，我说：现在看，三反中接受的主要教训，要不要去“刺”，(我指的是朱九思同志找傅白芦责骂他，结果他在支部大会上掀了出来，有些党员更加激动了)。要“因势利导”，这就是取消尖锐的思想斗争。对于反右派，我心里是希望缓和些，而不希望激烈些。
+
+　　我的社会历史根源，思想包袱根源，资产阶级观点的根源互相起作用，使我走上反党道路。此外，苏辛涛等人对我也有影响。苏辛涛在理论上打成即反左又反右的招牌对我有影响；我想，苏辛涛又反左，又反右，当然是对的。苏辛涛对我特别严重恶劣的影响，是对于党的观念的腐蚀。
+
+　　我这次挖掘的东西一定还是不够的。我在接受同志们揭发、批判之后，决心继续深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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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新湖南报人(反右派斗争专刊)》，1958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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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423.txt
@@ -0,0 +1,51 @@
+# 中共北京矿业学院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李景春党籍的决定
+
+　　<(李景春)>
+
+　　李景春，男，现年四十岁，山西省繁峙县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入伍，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入党，原为北京矿业学院马列主义教研组主任，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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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要错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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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整风鸣放期间，严重右倾，同情和支持右派言论，丧失立场。鸣放初期同该组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助教说：“你的问题并不是审干问题，而是保卫部门的事。”(该人在审干中已做结论，但有一问题尚需保卫部门继续审查)结果使党委很被动。
+
+　　在教研组鸣放会上两三个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李不但不予反击还唱合右派言论说：“党委制在行政工作中就不大好，党委制包罗了一切，以党代政，结果使得党外人士有职无权。”
+
+　　由于一九五六年调整工资时没有提级对党委不满，在鸣放会上也符合右派污蔑说：“党委某委员连升三级，某党员教授定为三级是院长一人决定”等，在极右分子邱尚周猖狂向党进攻后，李在会下和他握手并说：“你真是个好同志，你真大胆!”
+
+　　整风开始，院刊约李写稿并要求写具体些，李说：“谁敢提意见，提了意见就受打击，向高校党委汇报的是他们。”(指常委)
+
+　　他面对三个党委书记说：“你们就是培养毒草”同意极右分子邱尚周言论，说吴院长喜欢捧场拍马，说党委副书记是伪君子，表里不一，看风驶舵，说党委宣传部长是只会叫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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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教研组几个同志联合向反党集团“卡秋莎”反击失利时，李景春不但不予支持!反认为他们给教研组“丢脸”，要出声明说这几个人不能代表教研组(后来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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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景春身为马列主义教研组主任，当党受到攻击时，不但不挺身而出，捍卫党的利益；反而幸灾乐祸地认为党委没有重视他，在全院反击“卡秋莎”反党集团，党委委员李维统发言时，他说：“我们就是傀儡。”
+
+　　(二)一九五四年来我院后主要错误：
+
+　　恶意地骂领导，骂工友，骂助教，骂同学，骂审判员，骂媬姆，凡是与他接触的不合他心意的均受到他当面或背后的谩骂。对领导和群众一贯是态度蛮横粗暴。来院次日即因分配住房大骂管理员，在食堂排队买油饼骂人家是“土匪”，经常骂教研组青年教师是地主资产阶级脑瓜。他和爱人也经常吵架，影响四邻，他爱人被评为工作模范时，他骂她是“假积极，装洋蒜”和他爱人离婚时在法院骂审判员，法院给院党委来信反映他与马列主义教师身份不相称，造成不良影响。为了对他爱人进行报复，向其资产阶级岳父告密，丧失党员应有立场，他写信说：“你女儿为了取得党的信任而检举过你，组织上为此曾进行了很长时期调查”，同时还写道：“我被撤掉党委委员，工资也未提级，并受到全体党委向我开展斗争，都是你女儿诬告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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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委指出马列主义教研组要注意克服骄傲自满情绪和个人主义，教条主义，以保证教学质量的提高，他在教研组说：“他们批评，叫他们讲讲看!”没有认真研究贯彻这一精神，并且还说：“马列主义翻来复去就是那几条，就是为人民服务，所以很多老干部不愿意搞这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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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在教研组散布党委偏听偏信小助教，并说：“我是傀儡，我说了不算，群众说了算。”实际教研组内任何事不通过他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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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景春在群众面前任意污蔑咒骂党委和党委的领导同志，出于个人不满，他说：“魏明是打击报复，陈院长是菩萨，吴院长是听魏明的，常委是听三个书记的。”常委无数次对他进行帮助与教育，他都拒绝接受，党委副书记魏明同志不但在思想上给他以帮助，既生活上也给予了很大关怀，而李竟以德报怨。说魏明同志是“党棍子”是“流氓”是以“组织面孔压人”，甚至诬蔑说：“魏明同志破坏他的家庭”，并声言要捣毁魏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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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景春的这种行为，在群众中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并由于他经常肆无忌惮地咒骂党委，也严重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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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错误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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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景春自参加革命以来，一贯无组织无纪律，到处和领导对立，工作稍有成绩即骄傲自满，不达个人目的即对党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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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工作不到一年，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即趁负责人不在办公室私开介绍信去民族革命中学师训班学习，结业后不服从分配而坚决去延安。在抗大结业后去晋察冀一分区任某部连指导员时由于自高自大犯错误受警告撤职处分，李不但不认真检查自己，反而认为是上级和自己有意为难，而当领导上调他做组织干事或宣宣干事时，他都不接受，要去联大学习当新闻记者，认为这个工作可以“不受人气”并认为：“共产党内对党员也不过如此，部队是黑暗的”因此借口耳聋体弱而离开了部队。
+
+　　到地方工作仍然是屡次不服从调动，如省委一九四六年八月调他作贸易工作不去，调张北县当民政科长又不去，一九四九年调作粮库工作也不去。工作完全从自己所好出发，计较名誉地位，个人服从党这个原则在他身上没有体现，反而要组织服从他，并且对领导是当面指责或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甚至对抗谩骂，对同志之间关系也是唯我独尊，如任连指导员时和营长闹对抗，任区长时认为区委书记，县长，县委书记领导无能。工作中独断专行，一九四八年随军支前工作犯错误被批评就谩骂政委，一九五○年在马列学院学习还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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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景春入党将近二十年，没有树立坚强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世界观，经不住严重革命考验。一九四二年对敌斗争尖锐时，想自杀。想去当老百姓或做小买卖。认为天天工作麻烦的不行，“身体累坏了，人家不要了”，一九四七年整党后政治上消沉不求上进，认为不如当老百姓自由自在。一九五○年送马列学院学习，他认为是“组织上卸包袱”和党总是离心离德，三心二意，不是全心全意的为党的事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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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李景春虽然经过党的长期教育，但没有通过各项错误虚心检讨，认真改造自己，相反背着功臣包袱，严重地发展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虽然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不发生矛盾时也做了些工作，但并未树立坚强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与世界观，在民主革命时期曾两次政治动摇，产生退坡思想，在整风反右派斗争中，不但不积极捍卫党的事业，反而同情并鼓励右派分子向党进攻，自己同时也发表一些错误言论，严重右倾，丧失立场。由于以上事实说明李景春一贯和党闹对立，严重无组织无纪律，屡教不改，已丧失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为了严肃党纪，纯洁党的队伍，于一九五八年元月二十一日院监委会全体通过经党委批准决定开除李景春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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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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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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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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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9bd7d1924f09c137a3ce8c49f225334da93dc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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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424.txt
@@ -0,0 +1,229 @@
+# 吉林省各界右派分子名录: 工業系統(393人)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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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吉林省委整风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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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市人民委员会 交通局 营城煤矿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职别 办事员 业校主任 技术员 职员 科员   姓名 林继库 林之瀛 严重青 金守义 金道基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5 30 25 28 25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富农 地主 地主 雇农 资本家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工人 农民 学生   文化程度 初中 高中 初中 初中 中等专业   何时参加工作 1951年 1949年3月 1954年3月 1954年9月 1954年8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4年1月参加共青团 1950年 参加共青团 - 1948年1月 参加共产党 1956年6月 参加共产党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降职、降级、降薪 免予处分 降职、降级、 降薪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 开除党籍 开除党籍   审批单位 市人委机关党委 省委工业口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新立城水库劳动 矿内劳动 厂内工作 厂内劳动 厂内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 曾叛过党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受地主家庭影响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受资产阶级 家庭影响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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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南关区新联电镀厂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九台县澎润土矿 长春市汽车随车工具厂 九台县万兴 铁工厂   职别 供销员 技术员 出纳员 技术员 供销员   姓名 金跃宗 寿全明 初精华 苗沛西 苗瑞林   性别 男 男 女 男 男   年龄 41 27 25 25 49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伪军官 贫农 城市贫民 贫农   本人成分 工人 学生 学生 学生 资本家   文化程度 初小 大学 初中 高中 高小   何时参加工作 1956年1月 1955年9月 1951年 1955年8月 1956年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1952年 参加共青团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监督劳动 开除劳动 教养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留用 察看 撤职、监督劳动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开除团籍 - -   审批单位 南关区委 党委 县委 二道河子 区委 县委   处理后去向 新立城水库劳动 拒绝处分 自谋生活 县水泥厂 劳动 留厂劳动 县机械厂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其父是蒋匪军处长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改造 思想一贯 反动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受反动社会关系影响 思想反动 由于资产阶级本性对私改 不满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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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省建筑设计院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长春送变电安装公司 南关区东兴酱菜酿造厂 南关区兴东机械厂   职别 科员 技术员 职员 职员 副厂长   姓名 邹力之 吴成 吴宝善 吴宝祥 吴昔光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6 28 30 50 48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伪军人 小资本家 商人 资本家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商人 资本家   文化程度 高中 大学 大学 初小 初小   何时参加工作 1951年1月 1953年9月 1952年9月 1956年1月 1956年1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 1952年12月 参加民建会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降职、降级、降薪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党派及社会团体处分 - - - - 开除会籍   审批单位 市委工业口 市委 南关区委 南关区委 市委   处理后去向 扶余国营 农场劳动 厂内工作 自谋生活（上海） 留厂劳动 厂内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思想一贯 反动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对现实不满 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反对社会主义改造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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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国营长春 车辆厂 国营吉林省柴油机厂 长春市建筑二公司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职别 技术员 技术员 工段长 技术员 技术员   姓名 易树云 孟繁克 孟庆林 袁成义 袁执琏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6 30 38 23 24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中农 地主 资本家 中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工人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中等专业 大学二年 初中 中等专业 中等专业   何时参加工作 1953年2月 1956年3月 1951年 10月 1955年2月 1953年7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1952年12月参加共青团 1953年7月 参加共产党   性质 右派 极右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降职、降级、降薪 开除、劳动教养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党派及社会团体处分 - - - 开除团籍 开除党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市委 市委工业口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厂内劳动 吉林教养所 留公司工作 厂内劳动 厂内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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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省建筑设计院 长春市建筑二公司 南关区四铁合作社 长春市机械工业局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职别 技术员 副工程师 供销员 科员 科员   姓名 袁振发 袁启亚 袁洪跃 袁振声 范贤发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1 40 36 25 29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富农 贫农 中农 地主 手工业者   本人成分 学生 旧军人 资本家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高中 初中 初中 高中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1948年8月 1950年3月 1954年 10月 1954年 1949年5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1950年1月 参加共青团 1956年6月 参加共青团   性质 右派 右派兼 反革命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免予处分 - 降职、降级、降薪 免予处分 降职、降级、 降薪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市委工业口 市委 南关区委 市人委机关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留院工作   留社工作 长白山筑路 留厂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蒋兵 - 三青团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一贯反动 资产阶级本性对现实不满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未处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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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宽城区建华糖稀厂 长春铁路 医院 南关区兴东机械厂 长春市胶合板厂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职别 副厂长 技师 副厂长 技术员 技术员   姓名 范维祯 郑建中 郑荫卿 郑一民 周振东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52 39 44 31 26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小资本家 地主 小资本家 地主 资本家   本人成分 伪官吏 职员 商人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初中 高中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1956年1月 1948年 10月 1956年1月 1951年12月 1953年9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1956年参加民建会 市委员 - -   性质 右派 右派 极右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开除劳动 教养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降职、降级、 降薪   党派及社会团体处分 - - 开除会籍 - -   审批单位 市委 市委 省委 二道河子 区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新立城水库劳动 吉林教养所 留厂劳动 厂内劳动 留厂使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三青团员 军统特务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留恋旧社会对现实不满 思想一贯 反动 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改造 因家庭被斗而不满 受资产阶级 家庭影响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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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国营第八 橡胶厂 水利电力部长春电力 设计分院 长春汽车 研究所 东北石油 勘探大队 长春市公私合营洪兴铁工厂   职别 技术员 技术员 工程师 技术员 副股长   姓名 周虎臣 周近岳 周亿俭 周焕然 周士厚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5 34 29 30 48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资本家 地主 旧职员 反动军官 中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资本家   文化程度 高中 大学 大学 大学 高小   何时参加工作 1954年 1950年5月 1951年 1952年 1955年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 1956年12月 参加民建会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监督劳动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免予处分 降职、降级、降薪 降职、降级、 降薪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 - 开除会籍   审批单位 市委工业口 市委工业口 一机部党委 党委 南关区委   处理后去向 厂内劳动 通化土建队 所内劳动 留队工作 留厂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对现实不满 在运动中 被斗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历次运动 被斗不满 由于资产阶级本性对私改 不满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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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发电 设备修造厂 水利电力部长春电力 设计分院 营城煤矿 营城煤矿 国营吉林省 柴油机厂   职别 职员 技术员 教员 教员 见习技术员   姓名 庄斗南 侯炳蕴 侯习章 姚仲昌 姚杰元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1 27 20 24 26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小资本家 地主 地主 地主 中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高职 初中 高中 高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52年 1953年3月 1956年3月 1956年3月 1952年10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53年7月参加共青团 1953年6月参加共青团 1951年11月参加共青团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监督劳动 免予处分 免予处分 降职、降级、降薪 撤职、监督劳动   党派及社会团体处分 -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   审批单位 市委工业口 市委工业口 省委工业口 省委工业口 市委   处理后去向 新立城水库劳动 留院工作 矿内劳动 矿内劳动 厂内劳动   有何政治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主义原因 因其兄被斗不满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不满 家庭被斗 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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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国营吉林省柴油机厂 长春市人民委员会 轻工业局 长春市建筑二公司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职别 职员 技术员 教员 科员 医生   姓名 侯凤至 战文甲 郝润泽 姜文斌 柳羽明   性别 女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8 28 40 36 47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地主 房主 地主 资本家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伪官吏 学生 自由职业   文化程度 初中 大学 高中 高中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1951年4月 1956年3月 1946年 1950年11月 1950年3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0年1月参加共青团 - -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留用察看 开除劳动 教养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 - - -   审批单位 党委 市委工业口 市委 市委工业口 市委   处理后去向 厂内劳动 厂内劳动 吉林教养所 留公司工作 厂内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伪满警察 分所长 - 伪军医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受地主家庭影响对现实不满 家庭被斗 思想一贯 反动 家庭被斗 思想一贯反动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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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水电部东北勘测设计院 水电部东北勘测设计院 长春车辆厂 水利电力部长春电力设计分院 铁道部长春 机车厂   职别 实习生 助理技术员 职员 工程师 工程师   姓名 秦淮 秦静 陆永年 陆缄三 陆尨海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9 22 23 29 28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中农 职员 工人 职员 小业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工人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中等专业 中等专业 大学 专科   何时参加工作 1955年 11月 1946年9月 1957年 10月 1949年9月 1953年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留用察看 撤职、监督劳动 撤职、留用察看 撤职、留用 察看 降职、降级、 降薪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审批单位 沈阳市委 黑河地委 党委 省委 市委工业口   处理后去向 院内劳动 院内劳动 厂内劳动 通化土建队 厂内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历次运动 被斗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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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东北石油 勘探大队 水电部东北勘测设计院 303厂 德惠縣人民委員會工業科 長春市建築二公司   职别 技术员 技术员 管理员 科员 科员   姓名 翁史汤 马祥 马旭光 马凤亭 马树鹏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5 26 35 26 36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资本家 地主 贫农 中农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工人 学生 伪职员   文化程度 专科 大学 初中 初中 高职   何时参加工作 1958年 1955年9月 1945年9月 1950年 1952年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5年3月参加共青团 共青团员 - 1950年 参加共青团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监督劳动 撤职、监督劳动 降职、降级、降薪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免予处分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 开除党籍 -   审批单位 北方大队 党委 市委工业口 朝阳区委 县委 市委工业口   处理后去向 队内监督 劳动 院内劳动 留厂劳动 临江筑路 调通化土建 公司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 对现实不满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有杀亲之仇 留恋旧社会 对现实不满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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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市 电车公司 长春车辆厂 长春市汽车配件制造厂 宽城区建筑材料公司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职别 科长 技术员 工程师 科员 科员   姓名 马佩天 唐维安 唐剑鸣 唐肇基 荆莹   性别 男 男 男 男 女   年龄 42 25 31 32 27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地主 贫农 地主 资本家   本人成分 伪警察 学生 工人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高中 高中 高小 专科 高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48年 10月 1950年2月 1951年5月 1953年 1952年9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 1950年8月 参加共产党   性质 右派兼 反革命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机关管制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留用察看 降职、降级、降薪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 - 开除党籍   审批单位 市委 党委 二道河子 区委 宽城区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公司管制 厂内劳动 留厂使用 留厂劳动 厂内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伪警尉 有一般罪恶 -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留恋旧社会对现实不满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受资产阶级 家庭影响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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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 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 長春市建築二公司 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 水利電力部長春電力設計分院   职别 技术员 技术员 职员 技术员 统计员   姓名 陶文彬 陶国贤 陶国荣 徐载德 徐茹萍   性别 男 男 男 男 女   年龄 28 24 44 31 28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反动军官 富农 城市贫民 资本家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职员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中等专业 初中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1952年 10月 1954年8月 1946年9月 1952年2月 1952年9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54年4月参加共青团 - 1950年9月 参加共青团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监督劳动 降职、降级、降薪 降职、降级、降薪 降职、降级、降薪 免予处分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团籍 - 开除团籍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市委工业口 党委 市委工业口   处理后去向 厂内劳动 厂内劳动 新立城水库劳动 厂内劳动 院内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参加过蒋匪青年军 -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思想一贯 反动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 有杀亲之仇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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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水利电力部长春电力 设计分院 长春铁路 电务段 吉林省建筑设计院 南关区太华铁工厂 长春市胶合 板厂   职别 实习员 技术员 实习员 股长 保管员   姓名 徐洪芳 徐希铮 徐允文 徐晙田 徐耀东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5 32 26 31 50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资本家 自由职业 高级职员 富农 城市贫民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职员 商人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初中 初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57年 1949年1月 1958年9月 1956年3月 1952年3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1956年 参加民建会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留用察看 撤职、监督劳动 撤职、留用察看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 开除会籍 -   审批单位 市委工业口 市委工业口 市委工业口 南关区委 二道河子区委   处理后去向 通化土建队劳动 沈阳铁路局生产大队 劳动 留院工作 新立城水库劳动 留厂劳动   有何政治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对现实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抗拒改造反对党的领导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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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国营吉林省柴油机厂 长春市 建筑二公司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职别 技术员 技术员 工段长 职员 技术员   姓名 韦忠爵 康仁爱 康延新 夏永威 夏昌球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8 29 41 27 23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城市贫民 贫农 城市贫民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工人 店员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高小 初中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1954年8月 1949年8月 1951年3月 1951年9月 1953年9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0年 10月 参加共青团 - - 1957年9月 参加共青团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留用察看 免予处分 撤职、留用察看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降职、降级、 降薪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 - 开除团籍 -   审批单位 党委 市委工业口 市委工业口 党委工业口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厂内劳动 厂内劳动 公司劳动 厂内劳动 厂内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一贯道坛主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思想反动 对现实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受地主家庭影响对现实不满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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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铁路 中学 长春市人民委员会 房地局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德惠县工业局鞋帽厂 九台县 邮电局   职别 教员 科长 技术员 科员 出纳员   姓名 高国成 高律 梅宏源 矫振瀛 麻十成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9 29 25 34 21   民族 汉 汉 汉 汉 回   家庭出身 商人 富农 职员 中农 贫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伪职员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高中 初中 初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49年8月 1948年 10月 1954年8月 1950年 1956年10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49年2月参加共青团 - 1954年5月参加共青团 - 1956年7月 参加共青团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留用察看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降职、降级、 降薪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 开除团籍 -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市委工业口 市委 党委 县委 县委   处理后去向 在家休养 长白山筑路 厂内劳动 县种马场 留局工作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国民党员 - - 伪满国兵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对现实不满 有杀亲之仇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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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长春车辆厂 水利电力部长春电力 设计分院 长春市公私合营四海棉织厂   职别 技术员 技术员 事务员 预算员 副厂长   姓名 黄迪民 黄道忠 黄乾忠 黄书耀 黄金贵   性别 男 男 女 男 男   年龄 23 26 33 34 41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伪官吏 地主 地主 工人 资本家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职员 旧职员 资本家   文化程度 初中 大学 初师 高小 初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54年9月 1949年 10月 1950年1月 1953年9月 1956年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3年 11月参加 共青团 1949年 12月参加 共青团 - - 1956年 参加民建会   性质 右派 极右 右派 右派兼 反革命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监督劳动 降职、降级、降薪 法办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 - 开除会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市委 市委   处理后去向 厂内劳动 厂内劳动 厂内劳动   留厂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蒋匪军中尉指导员 - 特务分子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思想一贯 反动 家庭被斗 一贯反革命 由于 资产阶级本性 对私改不满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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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市 文具厂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水电部东北勘测设计院 东北石油 普查大队 长春市人民委员会市政工程处   职别 车间主任 技术员 技术员 技术员 办事员   姓名 曹彦成 郭伟志 郭文千 郭成骏 郭延福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8 35 29 26 25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中农 地主 职员 中农   本人成分 农民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高小 高小 大学 大学 初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52年 1952年8月 1953年3月 1954年9月 1953年6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49年参加共产党 - - 1955年2月 参加共青团 1953年6月 参加共青团   性质 右派 极右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开除劳动 教养 撤职、留用察看 降职、降级、降薪 免予处分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党籍 - -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宽城区委 市委 沈阳市委 北方大队 党委 市委工业口   处理后去向 留厂劳动 自谋生活 留院工作 留队工作 处内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包庇过反革命分子 蒋匪军上尉副官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思想一贯反动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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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市 建筑二公司 长春市 人民委员会轻工业局 长春市 建筑二公司 长春市 第二玻璃厂 长春市汽车 随车工具厂   职别 技术员 科员 科员 工会委员 助理技术员   姓名 郭晓伟 郭松涛 崔凤喜 崔明有 崔文太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4 33 38 30 26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中农 地主 中农 贫农 城市贫民   本人成分 学生 职员 伪职员 工人 学生   文化程度 初中 高中 高中 初中 高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52年 10月 1950年 1951年 1946年9月 1950年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2年 参加共青团 - - 1947年 参加共产党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极右   处理类别 降职、降级、降薪 撤职、监督劳动 降职、降级、降薪 撤职、 监督劳动 撤职、监督劳动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 - 开除党籍 -   审批单位 市委工业口 市人委机关党委 市委工业口 南关区委 二道河子区委   处理后去向 留公司工作 新立城水库劳动 调四平市建筑公司劳动 新立城水库劳动 新立城水库 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国民党员 - 蒋兵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不满 历次运动 被斗不满 思想反动 对现实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因受过处分 而不满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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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宽城区人民委员会 房产科 长春市人民委员会 轻工业局 二道河子区兴东马铁厂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职别 办事员 教员 统计员 技术员 技术员   姓名 崔宪治 盛长顺 梁建业 许子训 焦肇衡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6 38 37 35 30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富农 贫农 中农 职员 资本家   本人成分 学生 伪官吏 职员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师范 初中 大学 中等专业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1951年 1956年 1956年1月 1950年8月 1953年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性质 右派 右派兼 反革命 右派兼 反革命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监督劳动 法办 法办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未处理前调走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审批单位 宽城区委 市委 市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新立城水库劳动 - - 厂内劳动 调往富拉尔基工作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三青团员 伪警尉、督察员、有民愤 中统特务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一贯反革命 一贯反革命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思想反动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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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东北石油 勘探大队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长春市 建筑二公司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职别 副科长 技术员 计划员 见习技术员 技术员   姓名 项秀臣 辜祖勋 彭福全 彭树杰 冯德毅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5 26 35 34 26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商人 职员 资本家 地主 地主   本人成分 旧军警 学生 伪职员 伪职员 学生   文化程度 高中 大学 高中 初中 高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50年4月 1953年9月 1953年2月 1953年 1953年7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0年2月参加共产党 1952年3月参加共青团 - - 1949年7月 参加共青团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开除 劳动教养 撤职、留用察看 撤职、留用察看 降职、降级、降薪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党籍 开除团籍 - -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甘肃吴忠 洲委 党委 党委 市委工业口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宁夏回族自治区劳动 教养所 厂内劳动 厂内劳动 自谋生活 厂内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三青团员 -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思想一贯 反动对现实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 对现实不满 有杀兄之仇 受地主家庭影响对现实不满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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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水电部东北勘测设计院 松辽石油 普查大队 长春车辆厂 水电部东北勘测设计院 九台县邮电局   职别 技术员 工程师 缮写员 技术员 办事员   姓名 冯允伦 冯福凯 贺玉兰 贺兴年 贺万顺   性别 男 男 女 男 男   年龄 34 30 33 32 41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自由职业 地主 贫农 地主 城市贫民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伪职员 学生 伪职员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高中 大学 初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52年8月 1953年3月 1951年 11月 1956年9月 1948年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50年 参加共青团 - - -   性质 右派兼 反革命 右派 右派 右派 极右   处理类别 法办 降职、降级、降薪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免予处分 不开除 劳动教养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团籍 - - -   审批单位 省委 地质部石油局党委 党委 沈阳市委 县委   处理后去向   队内劳动 厂内劳动 院内工作 大赉县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军统特务 分子 三青团员 - 三青团员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一贯反革命 家庭被斗 受旧社会影响太深对现时不满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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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九台县 邮电局 水利电力部长春电力 设计分院 长春市 人民委员会房地局 水电部东北勘测设计院 水利电力部 长春电力 设计分院   职别 乡邮员 工程师 科员 助理技术员 技术员   姓名 贺庆才 程在镕 程秉坤 熊虎臣 裴豹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7 34 47 24 39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地主 手工业者 商人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伪官吏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初中 大学 高中 中等专业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1948年 1949年9月 1948年 11月 1955年9月 1949年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1951年10月参加共青团 -   性质 右派 极右 右派 右派 右派兼反革命   处理类别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留用察看 撤职、监督劳动 免予处分 法办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 开除团籍 -   审批单位 县委 省委 市委 市委工业口 市委   处理后去向 临江大修队 通化土建队劳动 新立城水库劳动 院内工作 -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三青团员 - 日伪房地局事务官 - 土匪恶霸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留恋旧社会对现实不满 受家庭影响对现实不满 家庭被斗 思想一贯反动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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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宽城区汽车修配厂 长春市 电业局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长春市 轧钢厂   职别 股长 班长 工程师 技术员 技术员   姓名 裴有 靳忠棠 顾瑞林 顾恒立 董泽圃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5 23 39 26 47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城市贫民 工人 伪官吏 资本家   本人成分 革命军人 学生 职员 学生 资本家   文化程度 高小 初中 大学 大学 初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45年 11月 1951年8月 1950年4月 1953年8月 1956年3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46年12月参加共产党支部书记 - -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留用察看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监督 劳动 撤职、监督劳动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党籍 - - - -   审批单位 宽城区委 市委工业口 省委 党委 南关区委   处理后去向 本厂劳动 局内劳动 厂内工作 厂内劳动 社内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对现实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思想反动对现实不满 由于资产阶级本性对私改不满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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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水利电力部长春电力 设计分院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国营吉林省 柴油机厂   职别 技术员 技术员 技术员 职员 工程师   姓名 贾志隆 贾大鹏 杨大伟 杨传瑶 杨如枫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9 28 26 33 33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伪官吏 职员 资本家 地主 自由职业   本人成分 学生 职员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专科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1952年9月 1949年9月 1953年9月 1952年9月 1952年10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1950年7月参加共青团 - -   性质 右派 右派 极右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降职、降级、降薪 撤职、监督劳动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免予处分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开除团籍 - -   审批单位 党委 市委工业口 党委 党委 省委   处理后去向 厂内工作 院内工作 厂内劳动 厂内劳动 厂内工作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其父是伪满立法委员 - - 国民党员 国民党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受反动的家庭关系影响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思想一贯 反动 思想一贯 反动 肃反时被审查不满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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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水利电力部长春电力设计分院 长春铁路 小学 水电部东北勘测设计院 吉林省建筑设计院 长春市发电设备制造厂   职别 副院长 教员 技术员 技术员 技术员   姓名 杨林 杨树藩 杨永美 杨凯 杨永奎   性别 男 男 女 男 男   年龄 35 25 27 24 26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中农 资本家 地主 贫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初中 高中 大学 大学 高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40年9月 1953年8月 1954年9月 1955年9月 1951年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41年1月参加共产党院党委委员 - 1949年8月参加共青团 1954年6月 参加共产党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监督劳动 撤职、监督劳动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留用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党籍 - 开除团籍 开除党籍 -   审批单位 省委 市委文教口 市委工业口 市委工业口 市委工业口   处理后去向 新立城水库劳动 沈阳铁路局生产大队 劳动 - 扶余县农场劳动 厂内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其父是历史反革命被我逮捕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因其父被捕对政府不满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1959年4月病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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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南关区 新联电镀厂 长春市公私合营棉织厂 长春市 交通运输 设备制造厂 农安县 长春市 人民委员会 交通局   职别 组长 车间主任 技术员 副厂长 兽医   姓名 杨心亭 杨殿臣 杨本昌 杨崇武 杨国华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43 48 25 35 27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中农 地主 富农 贫农 地主   本人成分 商人 资本家 学生 小业主 学生   文化程度 高小 高小 高中 初中 高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56年1月 1956年 1955年6月 1953年 1948年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性质 极右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监督劳动 撤职、监督劳动 撤职、监督劳动 撤职、 留用察看 撤职、监督劳动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审批单位 南关区委 二道河子 区委 二道河子 区委 县委 市人委机关 党委   处理后去向 新立城水库劳动 留厂劳动 留厂劳动 县农社劳动 新立城水库 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当过伪村长 - - 受过处分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坚持资产 阶级立场 拒抗改造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不满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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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南关区兴东机械厂 水利电力部长春电力 设计分院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职别 股长 技术员 科长 科员 调度员   姓名 葛守和 翟光中 赵朋万 赵所贤 赵生祥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45 24 29 34 26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中农 职员 地主 贫农 地主   本人成分 伪职员 学生 学生 伪职员 学生   文化程度 初中 高职 大学 高中 高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56年1月 1954年6月 1949年7月 1950年1月 1954年1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6年 参加民建会 1953年5月参加共青团 1953年8月参加共产党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留用察看 降职、降级、降薪 撤职、监督 劳动 降职、降级、 降薪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会籍 开除团籍 开除党籍 - -   审批单位 南关区委 市委工业口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厂内劳动 通化土建队劳动 厂内劳动 厂内劳动 厂内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过去曾因有破坏活动被判刑一年 -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受过刑事处分对现实社会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对现实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受地主家庭影响对现实不满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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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国营长春 车辆厂 水利电力部长春电力 设计分院 水利电力部长春电力 设计分院 长春汽车 研究所 水电部东北 勘测设计院   职别 技术员 技术员 技术员 工程师 管理员   姓名 赵乾发 赵归赵 赵云轩 赵震鲤 赵级三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6 24 23 31 23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地主 工人 官僚地主 城市贫民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工人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中等专业 高职 初中 大学 高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54年9月 1954年6月 1952年7月 1951年 1956年3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1950年 参加共青团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留用察看 撤职、留用察看 开除 劳动教养 降职、降级、降薪 不开除 劳动教养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 开除团籍 -   审批单位 党委 市委工业口 市委工业口 第一机械 工业 市委工业口   处理后去向 厂内劳动 通化土建队劳动 吉林劳动 教养所 所内工作 在家休养 （长春）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受剥削阶级家庭影响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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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吉林省建筑设计院 德惠县工业局印刷厂 南关区 制帽厂 长春市汽车随车工具厂 长春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厂   职别 技术员 科员 记账员 技术员 职员   姓名 赵福民 赵玉 赵存信 赵忠义 赵素贤   性别 男 男 男 男 女   年龄 35 30 42 33 37   民族 满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富农 地主 城市贫民 资本家   本人成分 职员 学生 职员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高中 初中 高小 高中 高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50年6月 1949年 1956年 1950年10月 1950年3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性质 右派兼 反革命 右派 右派 极右 右派   处理类别 管制教养 撤职、监督劳动 降职、降级、降薪 不开除劳动教养 撤职、监督劳动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审批单位 市委 县委 南关区委 市委 二道河子区委   处理后去向 - 县种马场 劳动 厂内劳动 镇来县农场劳动 留厂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伪国兵武装特务 - - 国民党员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一贯反革命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受过刑事处分而不满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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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厂 宽城区光学玻璃厂 九台县人民委员会 工业局 长春市食品工业公司 长春市食品 工业公司   职别 统计员 职员 科员 副科长 统计员   姓名 赵永平 赵玉祥 赵立伦 赵哗 赵戒芜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5 21 41 29 38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贫农 地主 贫农 雇农   本人成分 伪职员 学生 伪职员 工人 伪军人   文化程度 初中 初中 初中 初中 初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48年11月 1956年3月 1949年4月 1950年 1949年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55年12月参加共青团 - 1955年 参加共产党 -   性质 极右兼 反革命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法办 撤职、监督劳动 撤职、监督劳动 降职、降级、降薪 撤职、监督劳动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团籍 - 开除党籍 -   审批单位 市委 宽城区委 县委 宽城区委 宽城区委   处理后去向 - 留厂劳动 二道沟公社劳动 留用 区农社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国民党区分部执行委员 -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一贯反革命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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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营城煤矿 水利电力部长春电力设计分院 东北石油 勘探大队 松辽石油 普查大队 长春市人民委员会房地局   职别 教员 工程师 中队长 科员 副所长   姓名 赵亚鸥 蔡文培 蔡贤因 鲁也平 潘治国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2 30 31 38 35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职员 工人 小商贩 小资本家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职员 教员   文化程度 高中 大学 大学 高中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1948年9月 1950年5月 1949年 1938年 1948年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1949年参加共青团 1940年 参加共产党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免予处分 降职、降级、降薪 降职、降级、降薪 开除、劳动教养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开除团籍 开除党籍 -   审批单位 省委工业口 市委 天津地委 地质部党委 市委   处理后去向 矿内劳动 院内工作 留队工作 留队工作 吉林教养所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民主社会党筹划过反动武装 - 国民党警察局三等巡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思想反动对现实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肃反被斗不满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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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市人民委员会 轻工业局 水利电力部长春电力 设计分院 九台县澎润土矿 农安县 造酒厂 国营长春第八橡胶厂   职别 科员 工程师 副股长 出纳员 助理工程师   姓名 赖振国 樊尚新 薛凤臣 蒋万生 谢起呙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7 44 43 25 34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地主 城市贫民 中农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职员 商人 农民 学生   文化程度 高中 大学 初中 高小 高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49年 1950年7月 1951年 1956年9月 1950年3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1950年6月 参加共产党 -   性质 右派 极右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监督劳动 撤职、留用察看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监督劳动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 开除党籍 -   审批单位 市委 市委 县委 县委 市委   处理后去向 新立城水库劳动 通化土建队劳动 桦甸县 大修队劳动 本县农社 劳动 厂内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青年党员 - - 其父是反革命分子死于狱中   反党反社会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有阶级仇恨 思想反动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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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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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铁路 工务段 长春送变电安装公司 南关区 刃具厂 长春邮电 器材厂 水利电力部长春电力设计分院   职别 会计 设计员 会计 科员 技术员   姓名 韩永泽 韩景范 韩进序 阚有志 聂仲伦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9 29 42 25 32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城市贫民 中农 城市贫民 地主   本人成分 工人 学生 职员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初中 初中 初中 初中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1950年 1953年1月 1950年4月 1948年10月 1950年5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52年12月参加共青团 - 1956年4月 参加共产党 -   性质 右派 右派兼 反革命 右派 右派 右派兼反革命   处理类别 降职、降级、降薪 法办 降职、降级、降薪 降职、降级、降薪 开除、劳动教养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团籍 - 开除党籍 -   审批单位 市委工业口 市委 南关区委 南关区委 市委   处理后去向 沈阳铁路局生产大队劳动 - 厂内工作 厂内劳动 吉林教养所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伪警长有一般罪恶 伪军官 - 特务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思想一贯 反动 思想反动 对现实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一贯反革命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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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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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东北石油 勘探大队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长春汽车 研究所 松辽石油 普查大队 国营吉林省 柴油机厂   职别 实习生 技术员 技术员 助教 会计员   姓名 聂勋碧 魏光晨 魏忠孚 魏汗华 谭洪福   性别 女 男 男 女 男   年龄 23 25 24 26 25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资本家 职员 商人 地主 富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中等专业 中等专业 大学 初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58年 1953年7月 1955年 1949年11月 1953年4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1年参加共青团 1953年1月参加共青团 1953年 参加共青团 1952年 参加共青团 1956年5月 参加共青团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免予处分 撤职、留用察看 降职、降级、降薪 降职、降级、降薪 撤职、监督劳动   党派及社会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北京地质学院党委 党委 第一机械工业部党委 北京地质 学院党委 市委   处理后去向 留队工作 厂内劳动 所内劳动 队内工作 厂内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受家庭影响 受家庭影响对现实不满 家庭被斗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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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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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市人民委员会 建设局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长春市人民委员会 轻工业局 长春铁路分局   职别 技术员 职员 技术员 办事员 教员   姓名 谭景瑜 欧阳惠 欧阳玺 苏子刚 窦春雨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0 28 24 24 25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小商人 地主 地主 城市贫民 城市贫民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高小 大学 中等专业 高中 高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49年 1954年8月 1952年7月 1954年 1954年10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52年9月参加共青团 -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监督劳动 降职、降级、降薪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开除、劳动 教养 撤职、监督劳动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团籍 - - -   审批单位 市委 党委 党委 市人委机关党委 市委工业口   处理后去向 新立城水库劳动 厂内劳动 厂内劳动 吉林教养所 沈阳铁路局 生产大队劳动   有何政治历史问题 - 其父是反动地主曾被斗被押 - 流氓坏分子 -   反党反社会主义原因 历次运动被斗心怀不满 因其父被押有阶级仇恨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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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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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 国营吉林省柴油机厂       职别 技术员 技术员 职员       姓名 龚廼骏 濮幼文 乐熙彬       性别 男 男 男       年龄 26 24 28       民族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资本家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工人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1953年8月 1954年7月 1957年 10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50年6月参加共青团 -       性质 极右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留用察看 降职、降级、降薪 劳动察看       党派及社会团体处分 - 开除团籍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北京工学院党委       处理后去向 厂内劳动 厂内劳动 厂内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 家庭被斗 不满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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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7页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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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425.txt
@@ -0,0 +1,61 @@
+# 中共黑龙江省文联支部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凡夫党籍问题的决定
+
+　　<(张凡夫)>
+
+　　张凡夫(原名张夏贤)男，四十岁，家庭成份：破落商人。本人成份：学生。现任黑龙江省文联副主任。一九三九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年参加工作。曾任延安炮兵团文艺干事，抗大七分校文化教员，延安鲁艺美术系学员，张家口内蒙文工团副团长，哈尔滨东北文协文工团团长，东北画报创作部创作员，新闻摄影局美术创作室秘书，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主任，创作员等职。
+
+## (一) 所犯错误的主要事实：
+
+　　右派分子张凡夫的反党活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在一九五六年三月从北京调黑龙江省后，在我省内所散布的反党言论和反党活动；另部分是在北京积极参与江丰反党集团的反党言行。几个月来经群众揭发之后，经过调查对证，以及对照北京中央美协整风领导小组转来的大批材料，证明张凡夫这两部分反党活动确属事实，现整理如下：
+
+## 第一部分：在黑龙江的反党言行
+
+　　1、滥用职权，独断独行，破坏集体领导原则。
+
+　　张凡夫任省文联副主任期间，处处表现个人高于一切，漠视组织纪律和集体领导原则，他到文联不久，即以“革新者”面貌对文联的一些必要的工作制度加以诋毁，他带头不按时上下班，并说“文艺干部是搞创作的，不必死板地遵守什么纪律”由于他的煽动，文联的落后分子和右派分子都逐渐和他靠近，崇拜他个人，相反却和党组织与其他领导人对立；张凡夫并利用学习党的“八大”文件之时，借机分置群众大会以给党团支部提意见为名攻击党支部，结果由于坏分子煽动，形成了诉苦会。张凡夫还不止一次的擅自做主命令“北方”发表江丰反党集团骨干分子彦涵的木刻和江丰亲信汪志杰的画。当我省举办青年画展时，他以评委身分操纵了会场，并公然排斥政治标准而以“只要好看就是好作品”的观点来评选作品。
+
+　　2、支持和庇护反党分子，进行反党活动，并拉拢落后分子散布对党不满的言论。
+
+　　张凡夫反对党委批评“新连升店”并诬蔑说：“文艺处那些人不学无术”对党委对刊物的领导则不满的说：“什么事省委都干涉，该管的不管，不管的乱管”还对落后分子说：“黑龙江省的领导不重视文艺工作，省委文教部胆子太小。”
+
+　　张凡夫对文联的反党集团妄图恢复创作组的不合理要求，除给以同情和支持，以及出主意外，并向他们以及青年美术工作者散布谬论说：“职业化了如何自由不受限制”并说：“我就是闹出来的”由此更助长了文联反党小集团的反党气焰，当时在美术界闹职业化的风气很盛，甚至有人提出：“宁肯不入觉，也要求职业化。”
+
+　　张凡夫还经常向人们污蔑党在四二年的整风运动，特别对党对他的审查更为不满，恶意的说：“在健康上精神上受到很大损失”  。
+
+　　他还说：他母亲的死和他的胃病是宗派主义造成的。
+
+## 第二部分：在北京参与江丰反党集团的活动
+
+　　1、长期以来对党不满，积极参与江丰反党集团活动，在大鸣大放期间公开向党进攻：
+
+　　张凡夫和江丰反党集团成员刘迅、彦涵等在历史上关系就较密切，他们长期进行宗派活动，一九五五年张凡夫在油画进修班时就与江丰有思想上的联盟，张凡夫不愿调工作离开北京，背后曾发牢骚说：“过去干革命也是积极分子，现在吃不开了，要不是党员的话什么事也不管，专门画，反正干革命，是不是党员，还不是看有本领没本领，有许多非党员有本领比咱们还吃得开”又说：“如果原来不是党员倒没有关系，如果原来是党员，那一定要垮得抬不起头，要受到政治上的打击，还是留着这张党票好，不要闹掉了”但他到哈尔滨之后，与集团成员刘迅、彦涵等并未断过联系，整风开始他马上回到北京参加了江丰反党集团向党进攻的阴阳活动。
+
+　　张凡夫参加江丰反党集团召开的四次座谈会，在会上极力替江丰辩护说钱俊瑞部长和蔡若虹同志宗派排挤江丰，并说钱部长整江丰是个人私怨，打击报复，由于他这样攻击党的领导同志，使会议倒向江丰那一边。
+
+　　张凡夫在会外活动也原为猖狂，拉人出席会议为江丰辩护，又鼓吹彦涵等人把矛头指向美协的领导，他提出：“打蛇先打头”的策略，又帮助彦涵从理论上反对党的百花齐放政策，他自己也化名千秋写文章攻击党的继承和发扬民族遗产的方针。(刊于“美术”六月号题为“想到的几个问题”)另一篇题为“中国画的写生——师法造化”的文章(未发表)同样是歪曲党的国画政策，宣传虚无主义思想，攻击文化部党组织的。
+
+　　反右开始后，张凡夫还积极筹划江丰退却，并与集团成员刘迅、彦涵等订攻守同盟。
+
+　　2、乘机搞画会(生活画会)抗拒党的百花齐放政策，分裂美术界，与美协分庭抗礼。
+
+　　生活画会是同人性质，提出取消党的领导，画人自治纲领，草案由张凡夫起草的，后经江丰审阅。张凡夫也是发起人之一，其成员都是对党不满，和党对立的人。
+
+　　3、张凡夫参与江丰反党集团筹划十月美协改选，篡夺美协领导的阴谋。
+
+## 江丰反党集团争取一切力量来结成“反党统一战线”去年六月间张凡夫找民主人士谈过十月文代会进攻的问题。
+
+　　综上所述，可见张凡夫确是江丰反党集团的忠实爪牙，去年六月间张凡夫回哈尔滨之后，与集团不断秘密通信，互通反右消息以及筹划如何退却，为了消灭证据，张凡夫已把信件烧毁了。
+
+## (二) 组织结论及处理意见：
+
+　　张凡夫极端狂妄自大，他认为“有本领比当党员强”“有了技术走遍天下”他的灵魂中浸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腐朽思想，他一向敌视党的领导，唆使落后群众反对领导，挑拨群众与领导关系，说某些领导是“在朝派”而自己是“在野派”，他所反对的“在朝派”就是反对党的领导，他还经常谩骂党的积极分子为表现分子，这都是些极恶毒的言论。
+
+　　又从他积极参与江丰反党集团猖狂向党进攻的活动中看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张凡夫，早已丧失了工人阶级立场，背叛了共产主义信仰。
+
+　　在反右斗争中，根据他反党言行的实质确定他为一般右派分子，但他在活动中态度不诚恳，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只承认是右倾情绪，并含冤的说：“将来会有弄清楚问题的时候”这些都充分表示出无悔过之意，群众对他的顽固态度极为愤慨，根据以上事实，经支部大会讨论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建议行政上撤销其一切职务。
+
+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一日
+
+　　· 来源：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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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426.txt
@@ -0,0 +1,15 @@
+# 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开除海南反党集团骨干分子黄康的党籍（黄康）
+
+　　黄康，男，四十八岁，广东省万宁县人，贫民出身，工人成分。一九二七年在马来亚槟城埠参加共青团，一九二九年在新加坡由团转党，一九三六年春，因组织受破坏而失掉党的关系，在上海闲居，“西安事变”的时候，擅用党中央局名义发出告同胞书，主张“杀蒋救国”，违反党中央的政策主张，一九三七年初到闽西南游击区，一九三八年恢复党的关系，因为他在上海时擅用党中央局名义发告同胞书而给予警告处分。此后，历任闽西南特委宣传部副部长，粤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广东区党委委员，海南区党委常委兼琼崖纵队副政委、海南军区副政委，粤西区党委委员、第一副书记、行署主任，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中级党校校长，海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等职。
+
+　　一九五六年六月以来，黄康积极参加了海南反党集团的活动，组织反党集团的其他成员，攻击区党委、省委，企图分裂党的团结，夺取区党委和省委的领导权。
+
+　　“八大”前后，海南有些地方干部，到处散布对区党委及省委不满的言论，并且进行非法串连活动，收集材料攻击党的方针政策，这时，黄康向符哥洛表示，他也准备将“海南问题”给“八大”和中央写信；省委为了改进海南的团结，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召集在广州的海南干部开座谈会议，这时，黄康积极进行活动，讲了地方主义的煽动的话。当省委派陶铸同志等亲自到海南解决问题的时候，黄康受省委的委托，也随同陶铸同志到海南处理遗留问题。这时黄康不仅没有从维护党的利益、维护党的团结出发来处理问题，相反地，却认为这是向党进行攻击的大好时机，和符哥洛等到海南党校、文化补习学校、将广州海南干部座谈会的情况进行传播，并煽动他们准备材料大胆发言；黄康带领的调查小组到万宁县调查材料的时候，专门向受处分的对党不满的人搜集材料，在万宁召开的座谈会。代表会上，只找县委和区党委领导上的缺点，不征求县委的意见，不经过县委查对便认为材料可靠。由于黄康在海南期间，到处煽动、点火，因而助长了哪些对土改整队和肃反不满的分子积极攻击党，攻击历次运动，翻民主革命的案。黄康又把在海南收集来的材料反映给冯白驹，支持和鼓励冯白驹将反党活动继续坚持下去。
+
+　　海南问题在一九五七年二月省委扩大会议上，已经做了结论。这个结论肯定了海南区党委在解放以来是执行了中央和省委的方针政策，各项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干部政策上是没有宗派主义的。问题已是基本解决了。可是黄康对海南问题的总结心怀不满。省委派黄康担任海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以后，他不仅不认直贯彻省委二月扩大会议的精神，把海南的团结工作做好，相反地却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法，在省委面前表示同意省委对海南问题的看法，在背地里却进行非组织的反党活动。对省委批判海南干部的错误言行，黄康说成是“小题大作”，是“对干部施压力”；恶毒地污蔑省委，说省委对海南问题的总结是“见不了太阳”、省委扩大会议是对冯白驹的“围剿”和“打击”；他在整风中仍然继续进行非法活动，坚持说“省委有盲目宗派主义情绪”，要“坚决和他们(省委)斗争到底”。对陶铸同志在处级干部会议上的传达报告和张云同志在区党委团结会议上的总结不满，说“整风不解决就到中央去解决”。并且鼓动方克(海南行署劳动局副局长)、林和平(海南行署卫生处副处长)和陈武英(海南区党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人对陶铸同志的总结提意见。继海南问题之后发生了极端严重的“临高反党事件”，黄康为这一事件的首要分子符英华、符凤耀等多方辩护，一再强调“临高事件”是一般的人民内部问题，说“临高事件”与海南问题无关，对正确的处理意见则处处阻挠，致使“临高事件”处理不下，给党造成无可估量的危害。
+
+　　上述事实，说明黄康在海南反党活动中是起了骨干的作用，是反党集团主谋人之一。黄康对自己的反党行为，在整风中还不向党真诚交代，一面继续活动，—面建立攻守同盟，企图蒙混过关，问题被揭发之后，仍然避重就轻，还不悔悟，拒不交代。
+
+　　黄康成为反党骨干分子并不是偶然的。解放以后，黄康逐渐滋长了个人主义思想，经常斤斤计较个人的名誉地位，当其个人主义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时，就对党不满，和党对抗，并且和冯白驹等勾结起来，企图以海南问题来要胁党，以达到其卑鄙的个人目的，结果终于走上了反党的道路。广东省委第八次全体会议认为：黄康的政治品质是极恶劣的，是海南反党集团首要骨干分子，决定撤消黄康所担任的一切党内外的职务，并且开除黄康的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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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427.txt
@@ -0,0 +1,27 @@
+# 中共人民文学出版社支部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聂绀弩党籍的决议
+
+　　<(聂绀弩)>
+
+　　聂绀弩，原名聂觭，男，五十四岁，湖北京山人，出身为破落地主(父亲开大烟馆)家庭。一九二三年参加国民党。一九二五年底曾到莫斯科读书，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叛变革命，即被送回国。一九二七年九月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任训育员，以后又曾担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编辑、副主任等职。一九三一年去日本，在东京和胡风相识。一九三三年因左联和社联在日的支部相互争论，引起日本政府注意，有大批留学生被捕，聂与胡风也同时被捕，遣送回国，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一九三五年由吴奚如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前，曾在桂林、重庆、香港等地作文化工作。从一九五一年起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一九五五年肃反期间因历史不清被审查(聂的十分复杂的政治历史及社会关系，在审查前从未向党交代)。
+
+　　聂绀弩入党以来，一贯不遵守党的组织原则，与党的关系不正常，与国民党反动派接触或接受他们的钱，从不向党报告，自己转移工作地点既不向党请示批准，也不向党要求转移组织关系，独来独往，目无组织。因之几度脱离组织关系，并且长期以来，没有接受党的教育进行改造，严重地敌我不分，丧失共产党员立场。其中与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谷正纲等关系很好，几次接受他们的钱。解放后又利用共产党员的身份，包庇与掩护反革命分子，介绍反革命分子混入国家机关，把重要党内机密泄露给胡风，与有夫之妇杲向真搞不正当男女关系，严重的违法乱纪。肃反后期，党予以留党察看的处分，聂没有认识到党在挽救他，给以改过自新的机会。并且不同意结论中某些论证，要求修改。在党号召全党进行整风时，聂帮同右派分子周颖(聂的爱人)恶毒的攻击污蔑党的肃反政策，并与社内右派分子张友鸾、金满成等勾勾搭搭，直接间接起煽风点火的作用。其主要的反党错误事实如下：
+
+　　(1)聂于一九三五年入党以后，曾被派往成都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那里搞情报工作，但聂并没有为党好好工作，反而借此接上了旧的关系，屡次接受康泽的钱，六十元至一百元不等，前后总计约三百多元。一九四八年，解放战争中，康泽被我军俘获，聂在香港发表“记康泽”一文，居然把康泽描写成为一个“民族英雄”，为康泽吹嘘捧场。又当党派他与国民党三战区政治部主任谷正纲接洽事项时，又接受了谷的钱(三十元)。此外，聂还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如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书记长卓衡之，国民党文化运动委员会张道藩等人也都有来往，并且也接受过上述这些反革命分子的钱。聂身为一个党员，竟与敌人勾勾搭搭接受敌人的钱物，而不向组织请示报告。而于敌人被捕后，还写文章为特务吹嘘捧场，不仅严重的敌我不分，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而且也迹近流氓作风，丧失一个普通人的品质。
+
+　　(2)聂在解放以后，在武汉工作时，一九四九年曾介绍特嫌分子姜斌到台湾去作策反工作，聂并自动要求一同和姜去香港，在港数月，工作毫无成绩，而特嫌分子姜斌在聂的掩护下，得以往来台港之间，毫无阻碍，客观上，聂已为姜斌所利用，或已将我方情报出卖与国民党。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四年，聂又曾先后将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王镜清介绍进武汉第一纱厂，又把反革命分子庄涌(该两犯均已逮捕)及有政治问题的李石峰等人介绍进国家机关，其错误的性质也是十分严重的。
+
+　　(3)聂绀弩与反革命分子胡风的关系十分密切，曾将党的重要机密(高饶事件)向胡风泄露，这是中央负责同志在高级干部会上三番四次关照不许外传的，否则即以党纪处分，但聂并不为意，过几天就向胡风透露此项机密(此外又告诉过党内外其他的人)，严重地违反党纪。聂在整风期间，还认为“胡风不逮捕也可以打垮”，“胡风要夺取政权搞不清，已公布的三批材料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聂不仅未能与反革命分子胡风划清界限，居然还为胡风辩护。
+
+　　(4)聂绀弩在他的日常言行中，经常散布一些反党和歪曲党的政策的言论。一九四五年聂在重庆发表“不许打内战”一文，完全失去共产党员的立场，把党的自卫战争和蒋匪挑起内战说成一样。当毛主席去重庆和谈时，聂在桂林“野草”上发表“毛泽东先生与鱼肝油丸”一文，侮辱党的领袖。在文学出版社工作期间，也经常污蔑，歪曲党的政策与诽谤党的领袖，散布流言蜚语，并在日常工作中对抗与欺骗党的领导，在二编室经常诽谤中央文艺界负责同志说：“没有一个懂得文艺”，辱骂中宣部“不内行”，“不了解下情”，“官僚主义”等，在群众中散布极为恶劣的影响。在社内一贯采取拉拢、排斥、打击干部的手段，搞宗派性活动，在二编室封官许愿，培植他个人势力，作为他对抗领导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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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一九五七年春天，当资产阶级右派掀起反共的高潮时，聂绀弩认为反党的有利时机已到，帮助右派分子周颕(聂的爱人)向党进攻，两次帮周颕修改发言稿，恶意地攻击、污蔑党的肃反政策，在发言稿中写着“如果他是一个冷静的人，他就会觉得斗争他的人在说谎，如果他是个有风趣的人，他就会觉得斗争他的人在念咒；如果他是个急躁的人，他就会觉得恐怖冤屈，是非颠倒，天昏地暗，总之他会感到真理正义不在斗争的人那一边，而在他这一边，这样的心理状态，那怕只存在一秒钟，我认为也是对我们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共产党威信的损失”。并为周颕策划，叫她“过火的话不说”“应明显地表示出是为了‘爱护党’”其手段是十分毒辣的。当周颕被斗争后，聂不但没有主动向党交代错误，还对右派分子金满成气愤地说：“周颕把我在家中发的牢骚都公开了……我是否被株连也还成问题”。并袒护周说：“她没有篡夺领导的野心”，意指邮电部对周颕斗错了。
+
+　　此外，聂与社内外其他右派分子张友鸾、顾学颉、李易、金满成、矿业学院胡建文等，整风时来来往往向他们煽风点火，如五月九日聂与以上右派分子聚餐时，对张说：“你又想说又怕说”。当时正是张友鸾向党疯狂进攻的时候，客观上起了煽风的作用。对肃反对象陈启明说：“你谈了没有”(意指向党进攻)。并在这些人面前散布许多反党言论。如说“肃反运动是党跟李希凡、蓝翎跑，如果肃反为了审查干部就说审干好了，何必说肃反”，对胡说肃反时斗他是放屁，还说他十个月反省中得出一条真理，即“党是一点也碰不得的，否则就得毁灭”等等。更严重的当反右斗争开始后，聂仍继续攻击党说“磕头求人家提意见，提了又说反党，反社会主义……这近乎骗人，人家不讲一定要讲，讲了又大整”，又说“有什么可反的，当了右派有什么了不起，反正今天斗斗这个，明天斗斗那个，总得搞个什么分子”，完全暴露了聂绀弩反党的丑恶的面目。
+
+　　以上事实证明，聂绀弩的极端个人主义已达到顶点，一贯抗拒党的领导，坚决拒绝改造，当资产阶级右派发动对党猖狂进攻时，聂也就配合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以达到反党的目的，终于堕落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当党对聂展开斗争后，聂一直顽强抵抗、狡赖，直至现在态度还十分恶劣，不肯低头认罪。为了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维护党的利益，根据中央三中全会关于处理党内右派分子的原则，经支部大会全体正式党员以十八票通过开除聂绀弩的党籍，并建议行政上撤销他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二编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国文字改革委员等职务。级别由旧文艺二级降至编辑六级。
+
+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三日通过
+
+　　· 来源：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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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03 @@
+# 沈阳小学系统中右分子沈谦的综合材料
+
+　　<沈阳金德胜乡整风核心小组>
+
+## 一、一般情况：
+
+　　原名沈永祥，男，现年53岁，小地主成分，伪军官出身，民革联络人士现任教员。
+
+## 二、个人简历：
+
+　　高中毕业后入东三省陆军航空学校于1931年参加国民党组织曾先后任伪空军司令部队员、队长、蒋匪帮空军队长、参谋科长、总站长、东北统一接收委员会监察组组长及新三军教官等职，从52年任小学教员至今。
+
+## 三、社会关系：
+
+　　其兄沈英杰是顽固不化的地主分子。
+
+## 四、平时表现：
+
+　　1. 工作情况
+
+　　从参加教育工作起，表现在教学和辅导工作上造成学生纪律异常混乱，教师在前边讲学生在后边唱戏，不能达到教学目的。
+
+　　管教不管导，学生在课堂上是否听讲或打闹，完全不管因此教学效果低劣，教出来的学生质量低的可怜。
+
+　　不安心现在工作岗位，事业心不强，总和上级闹要地位，要求到中学去或给转业到空军去，认为当小学教员低，总觉得是大材小用，因而经常迟到、早退、缺勤。
+
+　　有体罚学生现象，常说学习差的学生是“二百五”还说：“过去的官都得听我的，你们就敢不听我的。”
+
+## 五、错误言行
+
+　　（一）分裂和破坏国际团结
+
+　　他说：“中国借给缅甸的钱是二分五的利，苏联借给缅甸的钱，也是二分五的利！够多的了！”
+
+　　（二）蓄意反党谨言慎行对右派分子发言表示担心
+
+　　当右派分子葛佩琦提出谬论后，他说：“真大胆”表示出赞扬和敬佩，但暗暗又表示出一付担心的面孔。
+
+　　当右派分子发表谬论时，他担心的说：“真是小傻瓜。”
+
+　　当右派分子猖狂的向党进攻时，储安平给毛主席和周总理提意见为题所发表的意见，这时他说：“是吗！”……并说：“只有这样，才能改进工作。”赞扬右派发言，企图推翻党的领导，挑拨党与人民的关系。
+
+　　以民盟盟员的身份，同情右派分子的发言，当全国人民进行反右斗争时他叹息，他说：“看看将来能给张、罗怎样处理！”
+
+　　（三）崇美亲蒋
+
+　　对国家每一运动表示不满，赞扬蒋介石、宋美龄，当54年反蒋宣传时，别人说蒋宋如何如何，丑态百出，而他则说：“我见过他，并和宋美龄握过手。”当时沈庚尧问他，蒋介石是否真是那样？他则说：“别糟进人了！扯蛋呗！”
+
+　　他常在群众中经常散布说：“美国威力如何！如B29式飞机威力很大”并说：“国民党的政策是好的，下面的人给做糟了”，企图美蒋卷土重来。
+
+　　他常在群众中散布说：“我过去在国民党空军里，关内几个省我都到过，什么吃的都吃过，什么好穿的都穿过，还逛过好几个外国窑子”，总留恋旧社会，并总认为今天党对他是大才小用。并认为教师生活太低，因此不满现实，并讲过去在国民党时当飞行员得过奖金，一次就是一千元，因此他和美蒋的联系总未根除。
+
+　　（四）歪曲下放政策
+
+　　他说：“整风是淘汰庸员”
+
+　　（五）丑化领导干部，与党和人民为敌，有不共戴天之仇
+
+　　土改时定为小地主成份，而他则不满说：“借光了”并说：“土地是自己劳动挣钱买的，没剥削过谁。”因此对土改政策不满，并仇视翻身的劳动人民。
+
+　　他常讲：“政府政策是好的，可是往下一贯彻，‘小和尚’就把这台戏唱糟了！”恶意的把基层领导干部丑化为“小和尚”。
+
+　　他经常和历史有问题的人说：“现在一切都变了！而且变得很厉害，小心点，小心犯了毛病啊！”企图搞同情者扩大反动力量。
+
+　　有一度要求入党，后来没行，他便骂“我村党支部不理我，他妈的！”并谩骂干部张文发是一家驴，大驴！小驴……，并诬蔑劳动人民是一帮愚蠢的穷棒子。55年他和张文发（团员贫农）闹纠纷后，他在城里和爱人说：“现在村子里还显谁了，晃晃当当的！这国家还有几年远话，等到那一天都把他们的头割下来。”有一夜晚他误认同院农民打他猪了，听到猪叫声立即出屋叫嚷，回屋和老婆讲：“这些穷小子都妥了，要是过去碰我的猪毛也不行啊！”55年他说：“这些穷小子还了得了，多干一点都难受，他们还不依足”意味着光分房子土地吗？由此看来土改后处处看不起翻身的农民，企图翻把。
+
+　　他总认为给国民党干事是给人民干事，把国民党看成是人民，并说：“抗日时使用的飞机都是美国的，并在延安剿过匪呢。”（指八路军）
+
+　　抗拒政策，他在53年私砍公树，村政府发现时他公然不满，拒绝不去村中认购公债，三番五次找他去开会，他不但不去，反而却在最后一次竟公开谩骂共青团员刘玉茂。
+
+　　?谩骂区文教和学校领导，他在养竹分校被学生打了，要转到主校，没行他骂当时区文教战玉山他妈的就不给咱们转，其次政府有计划的并校，他不满，不同意杨官的六年班级并到李巴彦，因此他说隋铭志扩大班级愿当大主任，并骂是隋瞎子，并在学生中鼓动引起学生不满，到处骂隋瞎子。
+
+　　（六）反对肃反政策并表示不满
+
+　　在深井子集中学习结束时他把碗摔了，他摔的原因是在学习中同志给他揭发了很多材料，因而不满，以摔碗来出气，另外，在新城子学习时，大会斗争钱玲，他同情反革命分子，他在下面说：“都哭了！这！这！”
+
+　　他是国民党党员，当深井子贾区长了解他时，他不满的说：“我的问题都交待了！”
+
+　　他在国民党时任过新三军政治教官而写技术教官。
+
+　　入民革的动机不纯，他说：“等我在民革中搞不大梨时，再把我哥哥拉进去，在民革中也能闹个一官半职的”（其兄是地主阶级分子政治上被管制现在还没撤消呢。
+
+　　（七）整风表现
+
+　　鸣放时同志给他提意见提他在深井子肃反学习摔碗问题他不但不检查反而很不在乎的说：“帽子扣的太大了！”
+
+　　鸣放时打击积极分子，向龙治国提意见说：“你给老赵提意见，为什么当时不讲呢！”
+
+　　辩论右派分子吴兴富时，积极分子龙治国发完言他骂：兔崽子，妈个屄。其次在辩论中右派分子吴兴富哭了，而他说哭什么，用不着，意味着太熊蛋了。另外他还说：吴兴富没有李大光严重。意味着吴兴富不够右派，是否弄错了。
+
+　　这次整风鸣放，他说：“这就瞎放啊！”
+
+　　（八）鼓吹同志闹补助和违犯国家政策
+
+　　赵贺新爱人生孩子要求补助没批而他即鼓吹赵老师到县去闹补助。
+
+　　57年他私自往市内拿青苞米，违犯政府不让吃青的指示同时他还说：“我到了把这些检查的人虎过去了。”
+
+　　 李巴彦 金德胜乡整风核心小组第六中队长战玉山　1958.1.24.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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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429.txt
@@ -0,0 +1,65 @@
+# 沈阳小学系统右派分子战云鹏综合材料
+
+　　<沈阳县深井子区古城子乡核心组>
+
+　　一、一般情况：
+
+　　（战云鹏，男，现年21岁，佃中农成分，学生出身，现职教员。）
+
+　　二、个人简历：
+
+　　（1955年沈市十九中毕业，1956年9月22日充李相屯校教员至今。）
+
+　　三、社会关系：
+
+　　（舅父李恒春祝家屯田家屯社员。）
+
+　　四、工作表现：
+
+　　（1.不安心教育工作，对工作不认真负责，不钻研不学习，没有教学效果。）
+
+　　（2.政治思想上不要求进步，不靠近组织。）
+
+　　（3.整风表现消极，在学校鸣放不发言，并擅自借故缺席二天，到沈集中后除本身放出很多毒草向党进攻外，不揭发检举，并在休息时故意散布消极空气。）
+
+　　五、反党言行：
+
+　　（1.赞同和宣扬右派分子“合作化冒进了，搞糟了”的谬论，歪曲合作化的优越性和污蔑征粮政策。）
+
+　　（?诬蔑合作化冒进了，搞糟了：）
+
+　　（他在12月31日鸣放会上说：“合作社是根据什么步骤来进行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吧？！完全是隔着锅台上炕，走的太快了。”他诬蔑合作化是冒进了。他又说：“社员入社有些强迫性，有用威吓手段，减产原因在此。”12月27日又说：“减产的原因是干部脱离生产，不指导，就坐在办公室里说笑，不干工作。”12月30日他又说：“减产原因是粪少，是社员和社有矛盾，撂荒地是一年比一年多，社内报酬上很不合适，多劳少得，少劳多得，故此造成减产。”又诬蔑社员说；“农民对新农具不爱惜，烦！说是败家的东西，上级又不指导。”12月30日他在鸣放会上说：“党提出58年社员要达到富裕中农生活水平，我看社员的信心是不强的，因为就是有钱也买不着东西，还是三两油、大米、白面、布也都买不着，买料子还买不起，就是能买得起对农民又有什么用处呢！？所以使社员信心不强。”恶毒地诬蔑合作化优越性和歪曲合作化的伟大成就。）
+
+　　（?诬蔑征粮政策：）
+
+　　（他在12月31日鸣放会上发言说：“今年公粮缴纳，因普遍减产，质量又差，年成不好，政府要一等粮怎么办？！政府就规定了今年用钱凑数这对减产社更得多出粮了。”进行恶毒地诬蔑党的征粮政策煽动党与农民的团结。）
+
+　　（2.反对工业化破坏工农团结：）
+
+　　（?反对工业化，歪曲工农产品价格）
+
+　　（他在12月31日鸣放会上说：“国家对工农业的发展，光着重工业大量投资；对农业没投资多少，56年投一部分，今年（57年）还得完全返回，农民没口粮吗，自己想办法，这也是造成今年减产的原因。”恶毒诬蔑党不关心农民生活，煽动农民对党不满。12月31日他又说：“工农产品差价太悬殊，1斤豆油得8斤粮买，豆饼6分钱1斤，盐1角1斤，而高粱才5分苞米才4分。”歪曲工农产品价格政策挑拨工农关系。）
+
+　　（?歪曲统购统销政策破坏城乡团结关系：）
+
+　　（12月27日他在鸣放会上发言说：“农民没有工人待遇高，同劳不同酬，农民生活提高了，但比工人差得多，工人的粮食布票多，工人有困难可向上级请求，农民的困难怎么办呢！？”他又说：“城乡待遇不平等，市民能买面农民就不能买面，市内的工作员比乡村的工作员强。”诬蔑统购统销政策并恶毒分裂城乡团结关系。）
+
+　　（3.诬蔑党的领导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团结：）
+
+　　（?12月31日鸣放会上他说：“沈阳县把四个郊区撤了说是精简机构，我看是庞大机构，因为大干部都到县里来了，都到上边坐着喊来了，而乡里人很少，恶毒地诬蔑党的行政区划变更为贪图享受。12月29日他又说：“各级党委对农村的党团干部不加强教育，他们干一些坏事情是层层官僚主义。”否认党的领导作用并诬蔑各级党委为官僚主义根源。）
+
+　　（?诬蔑党对小学教师不重视，破坏党与知识分子间的团结：）
+
+　　（在12月31日鸣放会上他散布挑衅说：“教师地位低，到处叫人瞧不起，党对小学教师不重视。”他又说：“工人工资为什么多？小学教师工资低而劳动还多，这是不合按劳取酬的，这是上级认为我们劳动少呢？！还是上级没珍惜小学教师的劳动呢？！”歪曲小学教师没地位，煽动小学教师对党不满。）
+
+　　六、结论意见：
+
+　　（该分子思想极端落后，不安心教育工作，赞同右派分子的言行，歪曲合作化的优越性，诬蔑国家征公粮政策，反对工业化破坏工农的团结，向统购统销政策进行猖狂的进攻，挑拨城乡间的矛盾，破坏党与知识分子的团结，诬蔑党的领导。据上述材料确认该人为右派分子。）
+
+　　沈阳县深井子区古城子乡核心组
+
+　　1958年1月25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3/000430.txt b/CCRD/1/6/3/000430.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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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430.txt
@@ -0,0 +1,375 @@
+# 若要重新做人　必须脱胎换骨
+
+　　<袁家式>
+
+　　编者按：这是袁家式交代许多材料中的最近一份。自反右以来，袁家式敢于交代自己的罪行，但是对罪行的认识仍很模糊，挖掘和批判自己的反动思想非常不多。这里应提醒袁家式一下，必须抛弃一切杂念，狠狠的批判旧我，掏出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才能像“追鱼记”中的鲤鱼精一样拔去腐朽的鳞甲，彻底改造自己，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
+## 一、 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
+　　已揭露的邓苏傅蔡等的全部观点，除极个别的外，其余我都同意，所以我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是成套的，不仅是想了，说了，而且在报道中实践了。下面交代的只是自己主张最力的几点。
+
+## 第一、反对报纸指导工作，取消报纸的无产阶级指导性。
+
+　　我主张把报纸办成空谈思想，充满花花草草，脱离当前中心斗争，专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过瘾，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报纸。
+
+　　在这个问题上，我曾经提出过四个问题，而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不是更好地加强无产阶级的指导性，而是取消它，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指导性。
+
+　　提出的四个问题是：
+
+　　一、国家工作的方面这样多，无论如何报纸不能门门都去具体指导。
+
+　　二、我们不是做实际工作的，隔了一层，如何指导得好？
+
+　　三、报纸不是业务部门的刊物，也不是那一部门的宣传科，而是党委的宣传工具，因此不能跟“业务部门”走。
+
+　　（四、部门很多，报纸如何使各个部门都满意，群众的方面很多如何使群众都满意，又如何使各部门各方面群众都满意。结论是，只能报道具有“共同兴趣”的东西。）
+
+　　这四个问题，提法就有问题，更错误的是，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我是采取取消报纸指导性的态度。因为报纸总是有指导性的，取消无产阶级的指导性，势必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的指导性来影响读者。
+
+　　关于第一个问题，正确的回答应该是，必须突出的抓住一定时期的中心工作，大力进行指导，其它工作围绕中心工作，加以坚固。而我的想法却相反，既然不能门门同样详尽地具体指导，报纸就不可能担负指导工作的任务，而只能从“思想”上去影响人，思想通了，人自然会去做好工作。
+
+　　关于第二个问题，由于我们不做实际工作，却又要担负指导工作的责任，确实是有矛盾的，应该怎样克服这个矛盾呢？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千方百计领会党委意图，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做到熟悉情况，关心实际工作，按照党的意图去进行指导。而我的态度恰好相反，既然隔了一层，就干脆不去指导好了，就干脆来搞我们最熟悉的最感兴趣的——空谈思想，花花草草一类东西。也就是以此为借口，来实现改变报纸方向的阴谋。这个问题正如知识分子作家与工农兵方向一样，只能是作家深入工农兵，改造自己，为工农兵服务。而我的主张则是成了，干脆不要工农兵方向，照自己的意思办好了，显然这是走的资产阶级道路。
+
+　　关于第三个问题，报纸确乎不能平均地成为各个部门工作的反映而应该突出中心，兼顾一般。我当时的想法却是：统一于党委，就只要抓思想，似乎党委是不管具体的部门工作的。这不仅是歪曲，而且是取消党的领导的花样。因为党委如果不抓具体的部门工作，党委就会悬在空中，就不可能起领导作用。事实上，党委是领导着一切部门的工作，社会主义建设就是由各个部门的工作构成的。
+
+　　关于第四个问题，按照我的提法，是把部门和群众对立起来了。其实部门与群众的需要是一致的，满足了部门，也就满足了群众，能够满足群众，也就能满足部门。部门和群众的方面这样多，如何满足法？还是要抓中心，因为中心是群众最大利益之所在，也是各个部门都必须关注的，抓住了中心，就能满足群众的最大利益，再加上兼顾一般，满足了群众的次要利益，这样报纸就必然为广大群众和各个部门所喜爱。我的主张恰恰与此相反，是在脱离中心，脱离群众的最大利益的前提下，去抓所谓具有“共同兴趣”的东西，可见这“共同兴趣”就不是属于劳动人民的，而只是我自己的兴趣，是资产阶级的“共同兴趣”。
+
+　　为了替自己的想法找“理论根据”，当傅白芦提出所谓“建设时期报纸的任务应该改变了，不要像过去在解放区一样具体指导工作了”的谬论时，自己立刻就接受了过来，当时还佩服他到底想问题比我“深刻”。
+
+　　在我的感情上，对于指导工作的报道一般是不感兴趣的，打开报纸一看到大块大块经验技术，就生厌，只想找那些花花草草、空谈思想的东西(所谓生动的东西)看。例如三月份的定额包工经验，最初我根本没有看一篇，就大嚷大叫地加以反对，“不能容忍”，最能说明问题。我在新闻部的一段时期，曾经竭力在报道上实现我的主张，按照我自己的兴趣在进行报道，当时虽然也搞了一些指导工作的东西，但很不够，比如定额包工，就没有发一条新闻，感情上总觉得指导工作很吃力，不想花力气去搞，最感兴趣的是搞那些轻飘飘的什么“春分一日”“农村之夜”，特别是那些“浏阳菊花石”“一鸭四吃”“烫头发”“穿花衣”兴趣更大。新闻部几个月的报道中，简直充满了这方面的东西，大大助长了片面追求生活享受的歪风，大大削弱了报纸指导工作的作用。
+
+　　在反对报纸指导工作的同时，我主张报纸应该抓的东西是：
+
+　　思想、先进工作方法、批评、消息和旅行记、风土人情的描述等。而我对这些东西的理解，都是按照资产阶级的观点的。例如，我所谓的“抓思想”，就是不要介绍那些“具体而微”的作法，专门去鼓吹这些经验作法的“意义”，以及推广过程中的思想等等。这就是省委所批评的，离开正文，离开实体，去空谈思想，死吹牛皮。比如，当时干部和农民急切要知道的是，究竟定额三包是怎样搞法，而我却不顾这些，偏要不谈正文，而主张着重空谈实行定额三包的“意义”，这样，报上说了大半天，农民和干部还是不晓得定额三包怎样搞，那还不是空的吗？这正如现在，如果报上老是说，要跃进呀，跃进是多末重要呀，却不介绍那些增产的、修水利的成功经验，并且反对这些经验，这实质上就是窒息和宰割了跃进，使跃进成为空话。这种感受，临到自己要下乡了，才更为亲切，这时候自己也开始关心，究竟一亩田产一千斤是采取什么办法，打牛奶可以使猪长肉，究竟牛奶怎样注射，注射在什么地方，越具体而微越好。而过去，自己就没有这种需要。对指导生产的东西不感兴趣，就是反映了自己不关心生产轻视劳动的思想面貌。
+
+　　我们所要抓的“先进工作方法”，却不是省委认定的“先进工作方法”，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们为先进工作方法定了许多清规戒律，省委指定要刊登的文章我们反对，由此就可见我们根本就要致真正的“先进工作方法”于死地，使它们不可能在报纸上立足。
+
+　　我所中意的“批评”，并不是中央决议和省委决议中强调的那种批评，往往是带有破坏性的，是带着资产阶级的情绪来进行批评的，片面地追求尖锐，热中于要批评“大人物”，“老是批评下面不解决问题”，一批评起来，就有一棍子打死的情绪，就要进行“无情的斗争”，有的批评不宜于搬上报纸，我也搬上来了，报纸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批评，可是我有的时候就公然违反了这一原则。例如青森五号的批评，我是唯恐不批评的，现在看来，当时果真照我们的意见，很早地、严厉指责式地通出来，就不知要给多少干部泼上冷水。又如对陈曦同志的批评，他是文化局长，应该请示省委，我却只问了苏辛涛，根本没有想到要请示省委，这一批评既不合事实，而且是一种人身攻击式的，根本不应该搬上报。
+
+　　这里附带谈一谈所谓“原则性”“斗争性”的问题。过去我总认为自己有原则性，有斗争性，也欣赏那些有“原则性”有“斗争性”的人物，但我心目中的“原则性斗争性”与党提倡的是完全两样的。党所提倡的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向那些不利于党的思想行为作斗争，而我，由于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所谓斗争，矛头就往往不是指向真正的敌人，而是指向党指向无产阶级，对于那些反党积极性越高的人就越觉得他们肯“坚持原则”，所以我对于“黄佳英”是很赞赏的，而我自己走的道路，也正是黄佳英式的道路。
+
+　　（至于我所欣赏的“消息”“旅行记”等，主要是指那些花花草草、轻轻飘飘脱离中心工作的东西。报上如果主要是这些东西，就会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到党所需要的相反的方向。）
+
+　　从以上这一系列的主张看来，我的资产阶级面貌，我要把报纸引向什么道路就十分明显了。反对报纸指导工作，就是反对中心工作的突出宣传，这样，报纸就无从实现党领导建设的重要工具的作用，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无产阶级报纸的任务和职能。单就这一点，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
+## 第二、把新闻工作摆在党的整个工作之上。
+
+　　我强调所谓要从报纸的特点出发，并以此来反对党的领导。所谓的“报纸特点”，也就是我心目中的报纸的模样，完全是资产阶级式的，也就是上面讲的，不要指导工作，专门搞那些花花草草、空谈思想、尖锐批评的东西，正因为自己卖的是资产阶级货色，自然就会觉得现在的报纸办得不够味，自然就会觉得老官老孟和省委对报纸的指导，不符合“报纸的特点”，因为这是两道的。
+
+　　“特点”，成了我们反对省委的盾牌，省委的指示与这个“特点”勉强能够相容的就接受了，不相容，就拒绝。这就是说，省委要服从我们的“报纸”，而不是报纸服从省委。这样，就把报纸驾凌于省委之上了。实质上，也就是把我们的意志摆在省委的意志之上。这种思想和行为，显然是反党的。
+
+　　新湖南报的特点只能是：它是中共湖南省委的机关报，机关报，顾名思义就是要按照省委的意图办事，可是我却要反对省委的意图，这就使新湖南报不成为省委的机关报，而是我们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同人报了。
+
+## 第三、党的领导问题。
+
+　　我想可以从四方面检查：
+
+　　(一)如何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
+
+　　(二)如何在报道中体现党的领导？
+
+　　(三)如何使报纸成为党领导一切的强有力工具，使报纸有助于加强党的领导？
+
+　　(四)党与群众的关系。
+
+　　在这四个方面我都犯了原则性的错误。
+
+　　强调要从报纸特点出发，把报纸摆在党之上；党委视为应该大力报道的我大力反对，党委指定要刊登的稿件，我坚决反对，……这就根本谈不上无条件的服从党的领导，而是根本反对党的领导。
+
+　　在报道中有意地大力体现党的领导是很差的，思想上还曾认为党的领导太具体，将工作的作法都加以规定，会限制下面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这就无异是要求党委都只有空洞的“原则领导”。又说，农事活动，何时插田何时追肥，不用一一报道，农民自己会搞(我曾说，正如吃饭要先拿筷子一样)，这就是提倡“自流论”，就是要取消党的领导。事实上集体的生产，有计划的生产，特别是要求生产大跃进，就必须加强党的具体的领导。
+
+　　反对报纸指导工作，就是根本否定了使报纸为加强党的领导服务，报纸不去指导工作，光搞些花花草草、尖锐批评，就不是加强了党的领导，而是拆社会主义的台拆党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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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党与群众的关系，我也曾主张：群众中的问题，党委不抓的，报纸也应该抓。这样就把党和群众对立起来，否认了党领导一切的原则和事实，并且使报纸成了“第二党”，与党处在平列的地位，而不属党所领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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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政治与业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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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业务摆在第一，政治处于从属的地位，这就是右派的立场。我的观点和行动就正是站在这种立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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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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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记者编采新闻最要注意的是什么？照道理应该首先强调立场，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可是我前年在广播电台和县的广播站的同志座谈时，就没有强调立场，只是谈了要熟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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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机构方面，强调要按“新闻业务的需要”进行安排，认为现在的机构不适宜于培养“新闻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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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培养干部方面，只强调要精通业务，不谈政治立场，强调要培养专家记者，认为只有这样提符合“报纸特点”的组织路线。其实正是资产阶级的组织路线，是要用资产阶级报人的面貌来改造无产阶级的新闻工作者。我对徐铸成是很欣赏的，思想上希望能够像他那样“专”。
+
+　　这种观点也正是所谓“只专不红”的论点，与党提倡的“又红又专”的方针是相反对的。
+
+　　经过反右，就很显然，重要的首先还不是业务，而是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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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生这些错误观点的根源是什么呢？
+
+　　首先，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自己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不是用无产阶级原则办报，而是拿自己的兴趣来代替报纸的客观需要和任务，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报纸。
+
+　　自己虽没有办过报，但过去看的报纸从来都是资产阶级报纸，自己对于报纸的要求还是根据资产阶级口味，喜欢的是那些花花草草的东西。我们所谓“业务性”太强，具体指导实际工作的东西，既不喜欢，又无切身需要。评定稿件的好坏，往往是凭个人的爱好作依据。三月份定额包工经验连看都没看就喊基本不好，最能说明问题。
+
+　　同时在编辑部，在自己外界的朋友或与省级机关一些干部接触中，也常常听到他们不满意报纸介绍经验技术，报道农事活动的意见，这些真是正中下怀，很容易听入耳，并以为有了“读者”的意见作根据，更觉得自己的看法正确。
+
+　　在国内，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还是比较容易找到的，找到之后，更觉得自己“正确”。
+
+　　还有，抓住党的文件中符合自己口味的一句话，加以歪曲，作为自己主张的“张本”，更觉得自己振振有词，反诬省委和官孟是违背了中央的方针，比如乔木同志的报告，明明第一个问题就是讲立场，其次才谈新闻业务的学习，我不注意第一个，却紧紧抓住第二个，为自己的谬论作辩护。在领会中央关于宣传经验技术的指示中，也表现了同样的情况。
+
+　　其次是由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根本不知道实际工作希望从报上得到什么，工农要什么。
+
+　　再次是资产阶级新闻教科书的影响，邓苏过去的影响，这都是次要的原因。
+
+## 二、反党宗派活动
+
+　　这是我全部罪行中最突出最严重的部分，时间持续一年多，而且越来越严重。在进行反党活动中，我同样宣扬过把中央与省委对立的观点，诬蔑老官不重视宣传中央的东西，苏辛涛向我灌输的这方面的毒素，我都毫不怀疑地接受了。把省委负责同志与省委对立的观点我同样严重存在，认为不接受周惠同志等的意见，不等于是反对省委，他们的意见不等于是省委的意见，这些看法都是错误的，是为我们反对省委的阴谋作掩护的。对省委负责同志进行了卑鄙的恶毒的人身攻击，如诬蔑省委不了解情况，对报社干部有成见——动不动就是小资产、疯狂性，说省委偏听偏信，(照我们那种说法，省委就成了偏听偏信不了解情况的顽固的官僚主义。)说周惠同志骄横，不容易听反对意见(我们的那些意见当然不能听)，说他习惯于压服，在干部大会上批评报社是粗暴，高山乡批评后，对他有了明显的敌意，觉得周惠同志的看法已不可改变，甚至狂妄地想到中央会不会将他调走，(如果自己有可能，一定会把他轰走)。诬蔑唐部长是严重的主观主义者，文艺界最怕他，(这是听其它右派分子说的)说他也是最难听下级意见的人。苏辛涛说，他主张要邓钧洪还账受到周惠同志批评，我也曾和他、丁明凯一道议论，诬蔑这是由于周惠同志也得了补助，这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表现。
+
+　　对老官的攻击更多，老官来报社的初期，我对他的印象很好，“争论”开始以后，逐渐对他不满，直至要将他臭垮打倒。
+
+　　我曾和李冰封等说过老官喜欢猜疑，因为在争论中触犯了他的自尊心，所以不能接受大家的意见；散播空气，说老官不懂新闻业务又不钻研，特别是他说“七月争论”没有听进一句，后来“十二月讨论”只听进二句，我感到非常气愤，曾经对李冰封、吴先梫等表示过，鸣放期间，曾和罗光裳说，老官不走，报社问题不可能解决；钟叔河恶毒地毁谤老官，说他只能起传达指示的作用，我听了不但不义愤，还和蔡克诚说，这样的总编辑的确好当，傅蔡等说老官没有主见，我也同意。鸣放期中，曾公开攻击他领导鸣放报道和内部鸣放不力。总之，在我的思想上，觉得老官很爱面子，喜欢发脾气，不能接受意见，不适宜做报纸工作，希望把他搞走，让邓钧洪和苏辛涛当权，以实现我们篡改报纸方向的目的，对于他肯听党的话视为是“唯命是从”。这都是露骨的反党言行的表现。
+
+　　对于孟树德同志的不满，初期还不严重，后来听信了傅蔡的恶意毁谤，也认为他品质有问题，喜欢破坏团结，到报社来有“挟嫌报复”的心理。蔡克诚说老孟在鸣放期间曾找宗柏生同志等谈话，是有意拉拢，我竟无耻地联想到老孟曾和我闲扯过沅江的一些人的情况以及他在作地下工作时期的一些事情，认为他是想拉拢我，我心中还庆幸，自己没有被拉过去(这是多么丑恶的心地！)(由此可见一个人堕入了资产阶级的泥潭，什么丑事情都想得出)。傅蔡等诬蔑老孟想当副总编辑(这是毫无根据的)，专门在老官面前“熏”(拨弄是非之意)，还散布一些“莫须有”的幻想，说老孟从对河学习回来，老官不要他留在编辑部，是老官知道他和大家不容易搞好；突然调他去党校学习，是省委知道老孟有问题，后来李冰封调走，罗光裳说，据张式军说，最初打算调老孟，是张向省委谈了老孟的情况，省委就决定不调他了，傅蔡等说，可见省委对老孟是最清楚的，所有这些无耻的流言，我听了都深信不疑。后来傅说，要在公开争论的大会上专门发言攻击老孟，我也没有不同的想法。所有这一切，对老孟本身并不能有丝毫沾污，只是充分反映了我的丑恶的灵魂面貌，对一个忠心为党的事业的同志，只是由于不同意自己的反党言行，竟不惜对他这样恶毒的毁谤，这还有什么共产党员的气味！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最下流的手法。过去总认为自己正派，纯洁，在这一场斗争里，通通现了原形，一个灵魂深处充满了资产阶级意识的人，是不可能正派和纯洁的。
+
+　　下面详细交代我的反党宗派活动：
+
+## 第一阶段：(从1956年3月到8月)
+
+　　在“十七小时”会上(我只参加两次)和“七月争论”的会上我的观点和邓苏等完全一致，在所谓“改进报纸运动中”，我的反党行动和他们也是合拍的，只是因为自己在新闻部，除了会上，平日与他们还很少来往，背后的策划活动比较少些。对于唐部长代表省委所作的指示，也是严重的抗拒。
+
+　　1、对三月份报道的看法，和邓苏等一致，我并且明确地说三月份的报道基本是不好的。(尽管我没有好好看过一篇)
+
+　　2、“编委”所作的反党决议，事前我完全同意，后来还不同意老孟说“这样作是粗暴”的批评。
+
+　　3、积极支持大展览会。读者部筹备要搞展览会，我认为这是“积极改进报纸”的表现，并为展览会提供了一项材料——是朱纯来访问我，关于批评湘阴税务局的报道，这一报道本身就有错误，我其所以乐意向他们介绍，是为了说明朱九思同志支持批评，影射老官不支持。不敢与被批评的有关部门作“斗争”。
+
+　　编委会讨论展览会的内容，我当时的情绪是唯恐展览会夭折，(觉得会挫伤群众的反党积极性)所以极力主张快点搞出来。老孟当时提出要全面，我马上顶他，说只要事实真实，不全面也行，求全就会取消。当时傅、柏要抽稿子，漫画上不提张雨林的名字，我还不满意。
+
+　　事后，老官老孟批评展览会有疯狂性，我还觉得这那里有疯狂性呢？在印小册子时，我就希望大家看到老官的这一意见，增加对他的不满。
+
+　　总之，我对这一充满了反党内容的展览会是全力支持，唯恐它不起作用。
+
+　　小展览会我直到小舟同志来参观才看到，看后，也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妥(只对于合心乡一稿，觉得是省委指定在全省推广的，理应刊登，不该展览)，后来听说老孟找杨德嘉同志谈话，心里还觉得老孟这种作法不妥。
+
+　　4、我在运动中的情绪总的是，唯恐群众不“积极”，不疯狂，并唯恐自己落后于人，唯恐党员不如团员。团支部开座谈会讨论“本报内部消息”，我是会开了很久快结束时才去的，听说许多人发言很激烈，我听了伍国庆等的攻击党的领导的发言，很激动，当即对左开一同志(他是支委)说，改进报纸，党员不能落在团员后面，应该开一次党支部大会向领导进攻。
+
+　　后来，群众的疯狂情绪日益严重，对领导日益不满，有一天我在花园里，对李世晞同志说，应该召开支部大会，攻领导。
+
+　　不久，李世晞同志约我谈话，说编委会中有“人事问题”，不好开会。我还说我们开展批评只对事不对人嘛。(当时我自己对老官“领导运动不力”不满，对傅白芦等工作不负责任也不满。我把老官视为“陈立栋”，把傅视为“马文元”)
+
+　　由此可见我当时的反党积极性是很高了。
+
+　　5、李冰封从北京回来，他约我介绍情况，我当然很积极，在烈士公园谈了一晚，主要是介绍编委“争论”情况，记得是说编委都正派，老官不该猜疑，不肯接受意见，我还建议李和老官谈一次话，想以他“从中央学习回来”还未卷入“争论”的有利地位，去说服老官。
+
+　　这一次谈话，对李冰封起了恶劣的影响，他立即站到我们一边来了。
+
+　　6、易烈武找我为“新闻与出版”写稿，我没答应，要我介绍编委会争论情况，我和他谈了一次。(主要是谈争论的论点)
+
+　　7、唐部长代表省委作指示，除了同意一般地说我们联系实际不够外，其余的话都没有听入耳，特别抵触的是，说要我们下去，和学习五个文件，我当时想，这岂不是肯定我们错了？开完会即和傅、蔡一道冷言冷语地说“下去，联系实际去吧！”以后也没有再钻研过省委的指示。想来，既知道省委肯定我们错了，如果稍有党性，就该立即检查自己的错误，可是我却有意和省委对抗，坚持自己的错误，不肯回头。
+
+　　八月，决定我去当记者，我很高兴。当时醉心于搞旅行记游记之类的东西，一方面是自己喜欢，一方面也想因此博得编辑部群众的赞美。根本没有打算去搞中心工作的指导工作的报道。临时老官要我去新化采访救灾的经验，我虽接受了，内心是不愉快的。好像是在头上泼了一瓢冷水，到新化后，的确还是想找一个好的典型介绍，后来在一个社呆了十来天，写了一篇通讯。完成了任务，我就无意在新化久留，也无意在邵阳专区久留，还是醉心于搞边远区的旅行记等东西。听李欣讲，江华林区很少人去，就决定去江华了。连长沙也没回，深怕又被家里留住搞别的东西，从邵阳直赴衡阳去了。(现在想来，当时邵阳专区那样大的旱灾，理应留在那里搞救灾报道，可见自己对人民的疾苦是很不关心的)
+
+　　在江华，也没有搞中心工作的东西，写了一些反映林区面貌的通讯，这些东西当然不是不可写，问题是自己是在不愿意搞中心工作，搞经验技术的情绪下去搞的，充分反映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
+## 第二阶段：(从11月到1月)
+
+　　我直接投入到了邓苏右派集团，成为了有形的成员(前一阶段我算作是无形的一员)，并且是其中的一名得力闯将。
+
+　　从江华回来，便听到李冰封和蔡克诚“诉苦”、“家里弄得非常涣散”，“只等你们(指我和傅)回来再商改进报纸之计”，我当时心里觉得编委会不团结会要出乱子，报道上可能犯错误，(却不知道这种局面就是我们作的孽，要团结，就应该我们向无产阶级投降，而我想的，还是要老官等向资产阶级投降)必须统一意志，加强领导，所以很快就同意了李、蔡提出的“只谈今后，不谈过去”的策略，企图绕一个弯子来实现我们的阴谋。此后，我就积极地参加了共同策划“改进报纸”(改变报纸方向)的工作。在一个多月的研究中，我们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更加有有“体系”，我自己得出了“报纸的根本矛盾是未按报纸特点办报”的错误结论，接受了傅白芦的“形势变了，列宁原则不适用了”的论调。为了骗取老官的同意，我和他们一道研究了在编委会上发言的策略。后来我很高兴的将这一策划的成果整理成了所谓“待研究的六个问题”。
+
+　　我当时思想上认为这一次的研究很成功，很有学问，如果真正将这六大问题按照我们的意见解决，报社的基本问题就解决。同时看到老官心平气和地和我们一道讨论，以为他都同意，存着很大的幻想。现在看来，那是一整套的资产阶级纲领，如果真照着做，就是说，新湖南报的方向就彻底改过来了。
+
+　　正因为自己执迷不悟，所以后来听老官说，他只听进五句话，我就感到非常愤慨。
+
+　　不久，省委指示我们再讨论三月份报道、周惠同志在干部大会上对我们提出了批评，老官启发我们检讨错误。这本来是又一次的回头机会，可是我又没有回头，继续和对抗。这段的主要罪行是：
+
+　　1、听了周惠同志在大会上的批评，因为周政委的话还是说得婉转，当时我只觉得他的批评不切合实际，不满的情绪还不是顶严重的。回到家里，就流里流气地对傅等说，今天受了“表扬”，这时傅白芦将他和老官去见周惠同志时听到的批评讲了出来，说我们的问题和匈牙利事件是一码事(意谓同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作祟)，后来，苏辛涛又介绍邓钧洪如何当场愤怒，这样引起了我极大的不满，认为周惠同志的批评不合事实，我们并没有反对省委，没有说省委是不要思想的等等，还认为周惠同志不该在大会批评。(其实，这一次的批评算是很客气的，省委还是在等待我们自觉，而我们顽固不化，听了更加反对党)苏辛涛说这一批评是“粗暴”，我也同意。
+
+　　在编委开会表示对周惠同志批评意见时，老官说应该从总的方面检查，不要抓住一词一句，我们后来也议论，说不合事实，怎能不说？当时尹岳中同志也发表了要很好检查的意见，我们就对尹岳中同志也不满了。十足的反映了我们反党的宗派情绪。
+
+　　2、重新讨论三月份报道时，我依然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企图说服老官，对过去的错误意见更加坚持。在那次会上我曾作了长篇的发言。
+
+　　3、整风检讨时，恰好柏原回来了，我除了向他介绍我们的反党情况外，听他说，党校讨论了报社的争论问题，认为这样报道(即发经验技术)是中国的实际，应该尊重。我当时思想上也有一点感到在争论中虚心听老官、老孟的意见不够，并开始意识到强调从报纸的特点出发的提法不对，评价三月份的报道时，未考虑当时的实际需要，……等，因此在检讨时，对自己原来的观点表现有所动摇。但由于认识得很肤浅，没有触及到根本的立场问题，不知道我们过去犯了一系列的政治错误，所以那次的检讨很不巩固，后来苏辛涛一从北京回来说：“我们的问题解决了”，刚刚动了一下的屁股，立刻又稳定下来了。
+
+　　4、二月间，老官曾写了一个“争论”总结的草稿，起初在编委中传阅，随着开会讨论。那时我已到三版，李冰封不在家，工作较忙，对总结草稿并未细细研究，的确是抱着马马虎虎通过算了的情绪。可是一开会，傅白芦就提出了一些根本问题，不同意老官的意见，并说这是代表编委会作的，不能草率，听他这样一说，我就觉得我那马虎态度不对，在会上也提了许多意见，主要是说，应该肯定七月间群众改进报纸的积极性(即肯定反党的积极性)，应该检讨编委会领导不力。(即没有率领大家去反党)经过我们两次的挑剔，“总结”又被我们阻住没有作成。后来蔡克诚从乡下回来，傅白芦说，老官是想趁苏、蔡等不在匆忙总结，我也附和了这一无耻的诬蔑。
+
+## 第三阶段：(1957年1月至6月即苏辛涛北京归来直到反右派斗争前)
+
+　　这一阶段是自己罪行最严重，表现最恶劣的时期，采用了硬的软的明的暗的手段来反对党，企图打倒党。配合社会上右派和报社其它右派对党的进攻，自己的反党气焰到了十分嚣张的程度，右派分子的面貌暴露得十分明显了。苏辛涛从北京归来，说我们胜利了，加上听了他的一套传达，特别是歪曲地领会了乔木同志和邓拓同志的发言，觉得我们的观点正符合他们发言的精神，便又肯定是老官的思想没有赶上形势，是省委不了解情况。后来有人提出要公开编委会的争论，我的情绪已经不愿意在编委会讨论下去(老官曾提议在编委会谈)，认为老官反正不会接受，极力主张将争论公开，我想，一公开，群众就会觉得我们的意见对，过去一年编委会弄得不成体统，只是由于老官老孟不接受正确意见。这时我有一种希望群众叫我们好，把怨气堆到官、孟头上去的情绪，既想借群众的压力来压服官孟，最后压服省委，又想借此炫耀自己。
+
+　　1、在第一次支部大会上，我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召开这次支部大会，事前我虽未参与讨论，我的发言内容，也并未与任何人商量，但步调与蔡克诚是完全合拍的)。我“激动地”说了许多错误的话，对其他的同志起了恶劣的煽动作用。我说党员有“二重顾虑”，编委有“三重顾虑”，应该去掉这种顾虑，并说形势变了应改变凡是党内和编委内部的东西不可公开的作法；攻击省委没有深入报社，与编委接触少，唐部长还令人可怕，要求第一书记来领导报社(幻想小舟同志会同意我们的意见)；提出老官应该有独立见解，要当“总编辑”不要当“地委书记”(意思是说要注意报社的特点，不要唯省委之命是从)；说报社90％的人热爱报纸，领导上不要怕乱，不要听到声音大一点就认为有疯狂性(这也是暗指省委，诬蔑省委的)；要求两位总编辑密切合作领导整风；希望全体编委都要关心“整风运动”；最后还说，“过去一年的改进报纸工作，党员没有积极主动参加，站在旁观地位，这一次应该加强责任感，起来斗争，监督编委领导好运动”(我说这话的含意是，过去老官老孟那样不听意见，阻碍报纸的改进，党支部没有起到反党的作用，这一次党员都应该起来，向党进攻！)这种话在党员当中无疑地要起很恶劣的煽动作用。
+
+　　在这次会上，我极力主张要公开编委会的“争论”。
+
+　　我从这起，对于公开争论有很大的兴趣，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后来在讨论如何公开的时候，我极力主张要将一年多来争论的情况向大家公布，也就是说，不能单是只公开双方的意见，还要将老官如何猜疑、如何不听意见、如何受到省委的不符合事实的批评，老官如何压着我们作检讨等(这些都是我们站在右派立场的看法和说法，实际情况恰恰是相反的)加以公布，这样就可以把群众激怒，就会了解一年多来报纸得不到改进的责任在官孟和省委，他们就会起来向党进攻，和我们一道打倒官孟，打倒省委。同时，我们在群众中的威信必然会大大增加。所以很长一个时期，我是唯恐编委会的争论情况不公开，唯恐公开而只是公开双方的论点，唯恐只在党员之中公开，而不在全编辑部的群众中公开，将来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时，唯恐只是由老官一个人介绍情况，极力主张要由编委在这个会上自由发言，特别是要“揭露”上述的那些情节。我曾经在支部大会上正式提出意见，不能只在党员中公开。(当时有人提出这种主张，我是非常耽心这样做的)后来，小册子印出来了，我又唯恐大家不积极研读，我想只有仔细研读，才会认识到我们的意见正确，官孟的意见错误。因此，曾在苏辛涛召开的一次部主任会上，提出意见，要大家注意学习小册子，鲁峋来征求我的意见，黑板报要抓什么，我说应该着重鼓励大家认真学习小册子，研究小册子；有一次陈学能说，杨澍等看到整风冷了火，懒得去学小册子，我叫她不要跟杨澍跑，应该始终“积极”。整风冷火的那一段，我内心是很气愤的，曾经对人说过，“这简直是拿群众开玩笑，把人家发动起来又让他们摆着。”有一段时期，老官不提开群众大会的事了，我心里很急，唯恐不开了，记得曾和蔡等说过，这是编委会的决定，怎能不执行呢？
+
+　　决定公开争论以后，我在群众中散播对官孟和省委的不满情绪，私自透露了编委会的“争论情况”，在群众面前攻击官孟和省委，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这样作，就是把他们拉到我们这一边来，去反对官孟和省委。
+
+　　一、和黄仁沛私下谈过一次，那是在小册子付印以后，我是带着“拆墙填沟”的右派情绪和他进行这次谈话的，(是在办公室，只我们两个人在，和他扯谈时谈上来的。)谈话的内容，主要是攻击老官不接受意见，编委受到省委不合事实的批评等，这次谈话后，黄仁沛对我的“印象”很好，认为是“信任他”。这说明我是把他拉过来了。
+
+　　二、在蔡克诚在支部大会提出“官苏关系”问题，强使老官表示态度的那个晚上，我很激动，觉得老官和苏辛涛和解了，我们的意见有可能被接受，整风运动可以有力地开展了。当晚散会后，我和三版的一部分党员——有张慎恒、何新民、丁明凯、危正初、周孟瑜等，在党的生活部办公室议论，我向他们透露了“争论”情况，又一次攻击了官孟和省委。这一次对他们的影响也是十分恶劣的，据张慎恒说，这是她倒向邓苏一边的转折点，可见我的造孽之深。
+
+　　三、在吴先梫家打牌，有杨澍在，一边打牌，我一边说过老官如何不听大家的意见，有一段没听进一句，有一段只听进五句。
+
+　　四、还和罗光裳说过，老官在，报社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报纸不可能改进。
+
+　　这些谈话虽然不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但都是与我的总的希望将群众拉到我们一边来反对官孟和省委是一致的。并且都起到了我所预期的作用。
+
+　　总之，对于公开争论我是怀着极大的热情来促其实现的。现在当然很清楚，幸亏党没有召开这一次群众大会(这也说明党对我们的爱护)，如果真的召开了，我们的罪过将会更为深重，对于编辑部的祸害将会更加厉害，可以想见，真的开了，编辑部还不知会嚣张到什么样子，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人和我们一道掉下黑坑。今天我真应该感激党的爱护和挽救。
+
+　　2、小舟同志周惠同志和唐部长来报社，我是很希望他们能够听大家的意见的。(我没有准备发言，觉得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谈起)后来没有听，大为失望，曾经在背后议论，说是怕意见太多，不能脱身。同时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又钻空子，说，又一次证明省委并不了解过去争论的情况。对于唐部长说不要礼拜六开会，不要蔡克诚专职负责整风，也不满，认为这也是不了解报社情况。
+
+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三位省委的发言，才感到他们讲的话，处处体现了党对干部的爱护(如周惠同志劝大家提意见时要力求全面)，如果这一次真的让大家提意见(省委自然没什么好怕的)，又不知该要放出多少毒草。
+
+　　3、周惠同志在高山乡的批评，是一次更严重的警告，这是党觉察到已经不可能用委婉的言语来启发我们的自觉，感到需要下更重一点的药才能治好我们的病。但是，我们再一次拒绝了党的挽救，而且更加疯狂，自此以后，真的是红了眼睛，完全迷了心窍，背着党组织的阴谋活动益发频繁了，资产阶级右派的丑恶面貌，益发毫无掩饰地暴露了。那一向，我和傅、蔡等(住在一栋房子)，简直是每天都在一起议论，吃饭的时候，有时也端着饭碗在一起谈。由此可见当时我们的疯狂程度。
+
+　　在这前后主要罪行有：
+
+　　一、傅白芦和唐部长谈话回来，我、蔡克诚、苏辛涛在傅家谈了一晚。傅说唐部长也同意我们的观点，益发觉得省委硬是“不了解情况”。以后要多和省委的同志介绍“情况”。
+
+　　二、蔡克诚从周孝本那里挖到周惠同志的批评内容后，在一个上午，邀我和傅白芦到他家进行“传达”。传达完后，我们都认定周惠同志的“思想”是不可能改变了，“争论”已经作了结论，同时硬说这只是周惠同志个人的意见，是由于偏听偏信造成的，今后必须一方面全面包围省委，造成一种省委不按周惠同志意见作结论的局面，一方面继续煽动群众来迫使省委听从我们的意见。当时议定，要通过一切与省委接近的人去包围省委，决定由蔡傅去找梁中夫同志，我找李冰封，派丁明凯过河采访包围周礼同志，蔡克诚并说还要专门派人去高山乡，包围周惠同志。
+
+　　在这次会上，蔡克诚还谈到，他已经找了一部分骨干谈话，使他们了解情况，(现在知道，即是开了“丁家会议”)他认为还要找一部分人谈，我和傅都同意并提出了可以找罗光裳等。
+
+　　这是一次很重要的“黑会”，以后许多行动都是贯彻这一次“黑会”的“精神”。会后，蔡、傅即去省委和梁中夫同志谈了话，不久李冰封来，我也和他谈了，我还和丁明凯谈了，要他去对河采访(后来没去)。
+
+　　尹岳中同志被苏辛涛假编委会名义传达周惠同志批评的那一次会上，我也和他提出，希望他多向周惠同志反映情况。还要罗光裳对张式军说，向小舟同志反映。
+
+　　现在回想起这些罪恶活动，真是觉得可怕，在党内居然施展了资产阶级政客的全套手法，四面八方去包围省委，单是这一桩事，就足够定我们的罪了。一个人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立场，真是可以不择手段，为所欲为，什么卑劣的事情都干得出。
+
+　　三、后来决定要开群众大会了，我和傅、蔡在一起又谈了一次。谈前，蔡克诚一边吃饭一边说，我们必须坚持原则，看一个共产党员有没有原则性就在这时候了。(大意如此)这些话使我很佩服，自己也更觉得要坚持原则，不能“消极”。他吃完饭，就在他屋门前扯谈，研究了在大会上发言必须分工，免得重复耽误时间，而又不致遗漏；研究了发言的“策略”，傅提出的一套我都同意，傅白芦还狠狠地说，我要专门发言揭孟树德的底子！我也同意。我还提出，最好找苏辛涛一起商量分工问题，他们也同意，决定星期日碰头。(我想苏的水平高些，有把握些)后来我也和苏说了，他同意。不过到星期日没有那个提起，就没有碰。
+
+　　四、在这之前，在三版主编办公室，苏辛涛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他要将周惠同志的两次批评寄到书记处，质问是不是书记处同意；还要以辞职要挟省委，他表示不能消极，要坚决斗争到底(大意)。他故意征询我的意见，我当然支持他这样做，并对他说：“周惠同志将来有没有可能调开？”他说：“不会调的，正如我这副总编辑虽然省委不喜欢，但还是要我办报，不能调开一样。”我说那样的话，当时心里想，周惠同志不调走，由他领导报纸，省委不会为报社的争论事情和他激烈争辩，小舟同志也不便插手来干预。这种看法是资产阶级的庸俗眼光，这种想法——想周惠同志调走，是极端狂妄而愚蠢的，是反映了自己唯愿打倒周惠同志的情绪的。苏辛涛的话，本也是极端露骨的，但我因为迷了窍，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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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辛涛这样干，对我来说，是壮了我的胆的。
+
+　　五、在这前后，我虽然没有直接上书向中央告过状，但我是唯愿把情况反映到中央的。苏辛涛找李锐同志，柏原要到北京告状，乃至有人写信给谭老，何新民要去谭老那里，张慎恒寄了整风简报给谭老(均事后知道)，以及王中杰同志回来，张慎恒要他去交际处找谭老，王中杰说，张寄去的东西，中央一位同志　看了准备反映到乔木同志那里……等，我无不同意和支持。傅白芦决定下乡，我还对他说过何不到攸县去？
+
+　　我当时还这样想，报社一年多来反反复复争论，情节很复杂，就是中央干预，也得派一个工作组住在报社详细了解，才能分清是非。(其实，是非是很明显的，根本用不着派工作组，倒是要弄清我们的全盘罪行要些时候)我现在感到，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目无党的组织，把自己看得比天还高，即便是中央开口，也还是会说中央不了解情况，还是会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和反党立场，从这里，就可以想到一个人当他堕入右派泥潭的时候，会要干出多末可怕而又可卑的蠢事来。
+
+　　六、在后来的见效编委会上，曾经威逼老官传达周惠同志的批评，和表示态度，曾经强要作运动的总结，总结前段的“群众动运”是健康的，曾经不听老孟的忠告并和他在会上顶起来，会后和傅蔡诬蔑官孟……简直是嚣张到了极点。
+
+　　七、李冰封调省委，我也严重不满，诬蔑省委这是“新闻干部不要业务”的搞法，怨恨老官不该放李走，支持李向省委提意见。
+
+　　总之，这一阶段是最疯狂的时期，可以说是和党“决战”的阶段，与党处在尖锐的敌对的地位，不愿意听从省委和官孟的任何忠告，甘愿自绝于人民，一切好言都视为“恶语”，只有苏、傅、蔡等的话才是“良言”，这时候，简直失去了一切无产阶级的人性。
+
+## 第四阶段：(全国反右派开始以后)
+
+　　初期，看到人民日报的社论和报上两天的头条消息，还觉得在湖南搞得太快了，鸣放还未充分，会造成被动，曾问蔡克诚，这两天的头条在处理上有没有请示省委？(当时我们还正在组织“毒草”见报)后来看到揭发杜迈之的报道，还说内容与标题不相称，意思是说几封来信揭露的东西还缺乏说服力，直到省委指出，有了杜迈之同意章伯钧的言论这一条就够了，自己才明确。
+
+　　全国反右派斗争，我确乎没有抵触情绪，并且开始认识到自己在掌握鸣放报道和在报社的鸣放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并没有觉察到自己在过去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报社开始动员反右派时，编委会就没有开了，是通过党支委小组长联席会布置工作，我还有领导上不依靠我们的怨言，并和尹岳中同志说过，似乎是要整我们的资产阶级观点了。直到看到张黎群的检讨，自己才想到应该系统地检查一下报道中的错误，并又重读了唐部长代表省委所作的指示，读完，开始感到自己对三月份报道的看法错误，觉得唐部长的指示说得入情入理，这样就联想起过去我们的一系列活动都是错误的，特别是想到那些背后的“黑会”，觉得很不对头。听了老官第一次在党员会上的动员，说省委对我们爱护备至，一再等待，这时我回忆起过去省委的历次批评，深受感动，决定向党坦白交代。接着和老梁的一次谈话，才开始认识我们错误的严重，并且明确了应该检举邓、苏的罪行(原先我还以为只自己错了，他们是否错误，没有把握，怕搞错了)。
+
+　　这时思想上的确没有想到后果，也没有认识到自己就是一个右派分子，只觉得做错了事，必须老老实实向党坦白。
+
+　　几个月的反右派斗争，使自己的认识一步步提高。同时，在工作中也常常反映自己依然存在个人情绪，常常考虑“信任”问题，工作的劲头不是很大。(到农村部后情绪正常一些)
+
+　　直到这一次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还存在两个错误的想法。
+
+　　一、所谓“差一点成了右派分子”。我虽然也知道自己的罪行和傅、蔡一样，比李冰封等还严重和恶劣，但我总以为自己主动交代了罪行，就不是右派分子，而是属于内部问题的范畴，这说明自己对于过去所犯错误的性质还缺乏深刻的认识。也说明正需要采取戴帽子、展开群众斗争的措施，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认识加深，震动更大，事实上，戴上帽子以后，自己的情绪比过去紧张得多，想得更深，对旧我也更为痛恨。我感激党对我的真正爱护和彻底挽救。如果这一次自己还不能得到教训，彻底脱胎换骨，将来再有风吹草动，还会再跌跤子，那时候就真的更不可收拾了。
+
+　　二、动机与效果问题：我也知道，自己的罪行从效果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但我还带有一种庇护自己的情绪，觉得我抽象上还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而不是有意要反党反社会主义。这种想法说明自己对罪恶悔恨的程度很不够，对动机与效果的辩证关系的认识，依然没有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听了老孟和严伯加同志的意见，我又再一次读了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报告，这一次的领会，才比过去更深一些，经过反复回忆过去的罪行，现在认识到自己反对党，完全是自觉的，明明知道省委是肯定我们错了，却顽固的反抗，企图将省委打倒，这怎能说不是自觉的反党呢？毛主席说，检验一个人不是看他的动机，而是要看他的效果，效果不好，动机也就不好。我虽然抽象的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可是我心目中的党和社会主义，并不是真正的党和社会主义，而是要合乎我的口味，我的意志的东西，也就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党。抽象地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具体地反对党和社会主义，这拥护自然就是一句空话。我们所谓“为了改进报纸”，实实在在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报纸，要将无产阶级的方向改变为资产阶级的方向；我们所谓“为了党的利益要坚持原则”，就是要坚决地将党打垮，以实现资产阶级的路线；所谓“坚持真理”就是坚持资产阶级的真理。这样，还有什么“好”的地方呢？这还不是右派是什么呢？如果我们阴谋果真实现，首先新湖南报就变成了资产阶级的王国，如果处处都是这样(右派就是在各个战线上去夺取阵地的)，全国处处都成了资产阶级王国，不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吗？
+
+　　只有彻底的想通了这些，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自己才会牢固地保持“心安理得”的状态，才不会有半点委屈情绪，才不会再遇到风吹草动，又死灰复燃。
+
+　　上述这些错误说明了什么？我现在认识到的有这样几点：
+
+## 一、 究竟听谁的？
+
+　　是无条件地改造自己，听党的话，使自己的语言和党一致呢？还是顽固地坚守自己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要党来听我的话，服从我的意志，要党改变自己的语言来求得与我的语言一致，以便按照我的面貌来改造世界、改造党呢？
+
+　　这一年多来，我的罪行就在于后者而不是前者。一切与自己观点不同的话听不进，一切不接受自己观点的人都要打倒，根本不把党放在眼内，而且顽固地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来降服党，降不服的时候，就企图将它推翻。
+
+　　正因为这样，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惜进行人身攻击，采取组织宗派，使用策略等种种手法，充分表露了自己资产阶级的丑恶品质。
+
+　　正因为这样，党所讲的千百句好话，万般的爱护，都是“风马牛不相及”，听了徒增反感，唯有邓钧洪、苏辛涛等的话，才合自己的心意，句句可以入耳。因为他们的语言和自己的语言是完全相同的。
+
+　　党能够容许我们这样肆无忘惮地逞凶吗？如果容忍，势必就会亡党亡国，这的确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党如果不将我们打垮，我们就一定要反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为了人民的利益，党对我们实行专政，不许乱说乱动，是完全必要的。
+
+## 二、为什么过去没有暴露，这一次错误坚持到一年多？
+
+　　经过党的一再挽救还执迷不悟呢？我想了一下，过去在日常工作中，一般还能听党的话，服从党的意志(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类似不听话的情况，只是没有这样突出)，这是由于自己也知道在许多工作上，自己的资本并不多，或是党的意见与自己的认识没有严重的矛盾，头脑也清醒一点，而在这一次的“争论”中，自认为搞了七八年新闻工作，已经很懂了，是这方面的“内行”，反之，党却不如自己熟悉，是“外行”，把自己抬到了九天之上，把自己看得比党高明，这样就顽固地坚持了自己的意见，总觉得不是自己错了，而是党错了。现在看来当然很清楚，这种想法是何等狂妄和愚蠢，办党报，党自然是最内行的，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末可能比党更善于办党报呢？更严重的是，一个人甚至一群人，无论怎样高明，绝不可能比党更高明，失去了党的领导，任你聪明绝顶，也只能一事无成。由这里，我深深感到，任何时候，把自己看得比党高明，就非堕落到反党的道路不可。
+
+## 三、我的错误还在于，把党抽象化，将人和组织分离，用资产阶级个人崇拜的观点来对待组织，对待一切的人。
+
+　　（对于领导同志的意见，不是看作组织的意见，而是看作某某个人的意见。似乎“服从组织”可以，但要我服从某一个具体的领导人的意见，就有了条件。这是把组织变成了一个空洞的、虚无的东西，组织离开了具体的人，还有什么呢？持着这样的态度，就是否定了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纪律原则。）
+
+　　我要服从某人的意见，须有条件，条件是什么呢？常常是个人崇拜的。如果自己认为某一位领导同志“行”，服从就愉快，有时候是盲目的服从；如果自己觉得某人不行，或是在某一方面自认为他还不如自己，接受领导就很勉强，对于他的意见指示就喜欢打打扣讲价钱，甚至根本听不入耳，“哼，你还配领导我哩！”心里就有这样丑恶的感情。
+
+　　拿对待老官和周惠同志、唐部长的领导来说，当然还不是说，自己样样都比他们高明，只是在办报等问题上，觉得他们不如自己更懂业务，这样对他们的意见，就不但听不进，而且顽固地觉得他们是错误的。
+
+　　所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本色，“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正是一般右派的共同论点，既不能领导，就应该换班，让“内行”来领导“外行”，也就是要让右派来领导共产党。
+
+## 四、把同志的关系、党委相互之间的关系、上下级的关系，在我的眼内通通庸俗化了。
+
+　　过去由于迷了窍，把党内有原则的新型的组织关系，都代之以资产阶级政党或社会上的庸俗关系。例如对小舟同志和周惠同志的关系，老官和周惠、唐麟同志的关系，老官与老孟的关系……都被我们说成是庸俗的无原则的，带有宗派色彩的模样。这说明了自己的资产阶级品质，对一切事物还是有资产阶级的眼光在衡量。一个人利令智昏的时候，老底子就露出来了，这是一点都不错的。
+
+　　这就是我们这些“灵魂工程师”的灵魂，也就是中央所说的，都是一些“灵魂的蛀虫”。
+
+　　.......
+
+## 第三、掌握鸣放报道时期的错误
+
+　　在这一方面的事例也很多，情节也十分严重，完全是右派的作为。为了节省篇幅，我只检查几件最恶劣的事情(其余都已向组织上交代)。
+
+　　总的来说，我是极力主张乱放乱鸣的，无论是在报道方面或报社内部，如果不是省委和官孟卡着我的手，任我乱搞，报纸上不知会出现多少可怕的错误，造成多大的损害，即使是省委和官孟卡得紧，还是在我的手下溜出了许多毒箭。正因为我要乱放乱鸣，自然就会觉得省委“放”得不够，领导不力，就加以攻击和反对。而对于社会上右派的进攻则大声喝采，唯恐他们攻之不力，骂之不快。成为了一个右派进攻的急先锋。
+
+　　1、强调要解除群众“顾虑”，揭开“盖子”，大力组织“鸣放”稿件，主动将报纸的地盘献给右派。例如建议或同意召开两次座谈会，(文艺界和教授)极力主张详细发表他们的发言，文艺界有的人话说得“尖锐”，发表时要删去，向麓告诉我，我也同意不要再将整理稿给他们看，免得删去，弄得不痛不痒。两个座谈纪录中，大多数是右派的言论，在湖南起了很大的点火作用，我也自鸣得意，觉得这样一搞，湖南的“天气”多少有了一些变化。(反党的天气。)
+
+　　2、鼓励理论宣传部办“大放长放，大鸣长鸣”专栏，发表了许多毒草，并未打算批判，视为“香花”。最初刊出的几篇谈得比较抽象，还不满意，一心只想搞具体的指名道姓的“毒箭”才过瘾。当时最能反映自己右派面貌的是，在发表姜哲夫、笑频两封来信时，自己动手写的一则按语。(原先吴先梫写了一个我嫌他写得不够尖锐，再写了一个)这一则按语不过百多字，可说是“字字有毒”，而且十分鲜明。幸亏没有见报，不然不知要造成多大的损害。
+
+　　按语最严重的错误，至少有这样几点：
+
+　　一、完全同意笑频、姜哲夫的意见，说他们的话道出了本省和本报当前争鸣的真情实况。这二人的意见，都是右派进攻之词，“完全同意”就是同意他们的进攻；姜哲夫文说他很佩服柯庆施同志，实际是攻击省委不“放”，我也“完全同意”，也就是同意攻击省委，以党报来攻省委。
+
+　　“本省和本报的争鸣实况”究竟如何，结语应该由省委和编委会来作，我毫无依据，不请示省委和总编辑，就这样作了结语，真是胆大妄为，何况本省本报的争鸣实况，根本不是他讲的那样，他们的言语完全是右派的诬蔑之词。
+
+　　二、“希望有顾虑的同志冲破盖子，伸出头来”，这几句话完全是右派语言，诬蔑党是“盖子”，群众被“压制”着。
+
+　　三、后面说“天气会好转”，如果谁要是不清醒，“倒霉的将是他自己”，这就是诬蔑过去天气不好，不民主不自由；最后那一句话的确是杀气腾腾，充满了敌意。
+
+　　这些话仅仅只由我一个人的口里说出，事情还小一点，用党报编者的名义说出来，就是党报公开支持右派，攻击党，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
+　　3、文汇报制造的左叶事件报道(社论和消息)我看了之后，曾马上要郑昌壬摘发一条了消息，郑当然欣然同意。很快就写出来了，摘记了消息和社论的部分，到晚上，恰好新华社发了消息来，才没有用上。而文汇报的社论和这一报纸的本身，都是反共的。(社论我没有很过细看，消息看得很仔细)
+
+　　4、对于变了方向的文汇报很欣赏，后来文汇报继在武汉浙江点火之后，登载了批评湖南的来信，本来那封信及报上的标题已经够恶毒了，我还说并没有充分反映湖南的情况。
+
+　　5、对省委的五项原则，最初是不满的，认为是给了我们一个框框，不能单纯是揭露“提出问题又解决了问题的东西”，应该积极揭露问题。直到后来周惠同志到编委会说明，以及在和大家谈话后，才真正接受。
+
+　　6、曾经在支部大会上、编委扩大会上，以及和一些同志的交谈中，攻击过省委和老官领导鸣放不力，支持刘海金向中央反映情况，并积极地为他提供材料。
+
+　　7、发表批评陈曦同志一稿，未请示省委，违背了中央的规定；特别是后来右派就这一稿的编者按向党疯狂进攻时，自己立刻向他们投降，承认是“骨头不硬”。后来易子明批评“荡漾春风又入夏，不能大鸣也小鸣”标题不够尖锐，我连忙说明这就是在批评衡阳市委，也就是表白自己和他一样是支持右派进攻的。在这一段时期，自己一方面极力乱鸣乱放，支持右派，一方面，带着严重的表现个人鸣放积极，向“群众”(应为右派)讨好的情绪，唯恐人家说自己在报道“鸣放不积极”，唯恐自己在右派心目中成为“顽固分子”“保守主义者”，这两则评报意见的答复，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更突出的是听罗光裳说，她听张式军讲唐麟同志在省委讲，我没有将罗皑岚的发言报道出来是水平低，后来唐部长来报社说省里鸣放空气不够，要怪报纸报道不好，听了这些，我不但没有虚心检查自己，反感到失了面子，受了委屈，在编委扩大会上极力攻击省委，说省委自己领导不力，反怪报纸，攻击老官没有承担责任……。那一次发言十分卑劣，个人情绪十分严重，甚至说了那样的丑话，说我是编委中最小的(级别)不能胜任这样的报道。这就是向党的反击，是充满了敌对情绪的。这一次的发言对到会的人是一次很厉害的煽动，会后博得了蔡克诚、傅白芦的喝采。
+
+　　8、我自己写了一些毒草，标过一些有毒的题目。例如我在四月间写的“春风催放满园花”就直接的在支持杜迈之的进攻；我写的湖南医学院座谈会消息的导语中，用肯定语气引用了右派进攻的话，说医学院党组织领导鸣放不力，幸亏后来送给学院党委审查时删掉了。在政协报道中，许多大会消息从标题到内容都有毒素，吹嘘右派分子胡为柏的发言最精采，把右派分子肖作霖等的毒草作为香花发在显著地位。至于经我提议或审发的毒草就更多了，如李福全写的“麓山天气”就是我要他去搞的，发时经我和苏辛涛审的。又如蓝岗写的“老工程师畅吐衷情”一稿，有很大的煽动性，也是经过我的手作为“精采”货色发出的。
+
+　　9、傅、蔡搞的“和风细雨吹洒不停”栏受到省委批评，傅白芦很不服气，我也附和，说这并非人身攻击。(我当时的确同意不要在生产部门和基层点火)
+
+　　10、对社会上右派言论，多数赞赏，有的分辩不清，这主要是由于立场相通语言一致的关系。如费孝通的“早春天气”我是大大赞赏，认为是少见的好文章，曾经向李冰封等推荐，并说，像这种细致地反映知识分子心情的东西，我们报上太少，应该去搞。其它像徐铸成的“拆墙经验”(反党经验)“解冻”等毒草都欣赏。当时自己反对的只是像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章乃器说定息不是剥削，李康年说要定息20年，文汇报发的“民主墙”等比较露骨的东西。
+
+　　对于报社内部的右派言论，也是一样，除了少数人像钟叔河、谌震、李长恭等的狂言外，很多都欣赏，连李福全那样的货色，也认为是好东西。
+
+　　总之，当时完全失去了立场，和右派在一道“并肩作战”，甚至冲得更凶。
+
+## 第四、其它的一些错误言行
+
+　　1、深感党内人情味不够，曾和柏原、苏辛涛等谈论过，这主要是看到一些个别现象，如人与人之间来往少，对同志们的婚丧事情关心不够，父母来了其它同志也很少关顾等，曾和柏原一道分析过原因，当时认为与阶级斗争有关，社会关系复杂，不搞清楚是不好往来，我还说这种现象人民日报尤其突出。
+
+　　这些现象在报社和某些机关是存在的，但这只能说是工作中的缺点，也是知识分子群众联系不够的反映。况且，“人情味”也是有阶级性的，我不加分析地以个别的表象就一般地谈党内人情味不够，是阶级观点模糊的表现。其实，党是最富有人情味的，她对人民和同志的关怀是无微不至，而且既注意眼前也注意长远。
+
+　　我因为有这种想法，后来右派一说“六亲不认”，很快就接受了。
+
+　　2、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成绩估价过高，对于他们的缺点注意很少，尤其是没有认识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党之间还存在阶级斗争。曾对苏辛涛等说，下面对知识分子还是有成见很不应该。
+
+　　3、对民主人士过去在政协会和人代会上向党的进攻看不到。当党的负责同志发现这种进攻时，自然要组织力量进行反攻，我却把这看成是“宗派主义”，是不愿意听反对意见的表现。
+
+　　4、在参加文教部整风会时，本来编委是不发言的，我却敌不过向麓等右派分子的点名，在会上说了或插了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话，起了点火作用。
+
+　　(一)为了“解除群众的顾虑”，曾说“今后编委支委是不会整人的”“有谁要整，我们都不会同意。”这是说：过去有整人的情况，如果老官将来要整人，我们也不会同意。这就是直接攻击了党，攻击了老官。
+
+　　(二)说报纸的发行数有虚假，如果将时事版与省内新闻分开，很多读者就不会订省内新闻版。这是反映了自己对报纸的现状不满。
+
+　　(三)唐荫荪等提出所谓记者受到阻拦的谬论时，我也附和支持，并说老官老苏等是不了解这种“苦处”的。事实上报社的记者到处受到尊重，甚至有时候尊重得过了份，还说记者不受重视，显然是攻击之词。
+
+　　(四)说总编辑和李世晞同志不关心群众生活。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报社对群众的生活照顾是多了而不是少了。
+
+　　特别是我在向麓点名之后的发言，尤其错误。正当向麓伍国庆等借口有顾虑攻击过去党内、领导民主不够时，我也说，我有“双重的顾虑”；并说一年来自己也消极了，苏等也消极，是暗指由于一年的“争论”老官等来造成的；还说过去领导上只知道整群众(暗指三反时苏辛涛等)，自己很少检查……等，这一遍话都是右派言词。我的发言是在黎风之后，我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其实他的发言是带着对党的严重不满的。是抗拒思想改造的表现也是对党内生活的歪曲，我这样一同意，就助长了他的错误，并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
+　　5、关于同人报问题。我实质上是主张办同人报的，早就有这种想法，觉得新湖南报独家经营，变得老油条一样，无人竞赛，曾主张再有一张报纸与之竞争，鸣放期间，听说有人要求办报，我很同意。后来报社有人要办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报，魏猛克等提出要办报，我都觉得可以办。蓝岗写的“访老报人”，为杜迈之等办同人报鼓吹，我也同意发表，尽管我当时还不是有明确的想法，要办一张不受党的领导的报纸，但我同意杜迈之等办报，就是支持办同人报。
+
+　　6、右派教授对人事部门的攻击我也同意，并在理论宣传部说过，有些细妹子的确不通人情，几十岁的教授也呼来唤去。
+
+　　(总之类似这样的错误言行，还是不少的，这里没有一一详述)
+
+　　 来源：《新湖南报人(反右派斗争专刊)》，1958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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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431.txt
@@ -0,0 +1,41 @@
+# 沈阳小学系统中右分子张克义的综合材料
+
+　　<沈阳小于乡核心组>
+
+## 一、一般情况：
+
+　　姓名：张克义，性别：男，年龄：45岁，出身：伪职员，家庭成分：地主，现任小于乡郎家村小学教员。
+
+## 二、个人简历：
+
+　　解放前曾任过沙岭中学事务员，解放后任郎家小学事务员和教员。
+
+## 三、社会关系：
+
+　　叔伯哥哥：张化南，成分：地主，在镇反时因有血债被镇压了。
+
+## 四、平时表现：
+
+　　该人在日常工作中经常以消极的态度攻击党。如在工资改革时，不满的说：“挣多少钱，干多少活，为46元服务。”而且还一贯闹困难补助。由于没批而气愤的说：“国家还能照顾我们这样的，成份不好！还没人！唉！真够受啊！”所以在工作中一贯不负责任，经常用法西斯的教育手段来体罚学生。在生活上也是非常腐化堕落，经常打麻将直到深夜方休，因而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造成班级混乱。
+
+　　在整风运动中，表现非常消极，如：在鸣放会上说些笑话，分散会场的精神。并说：“我听了一次不完整的整风动员会，反正是整风呗！爱怎么整就怎样整！”而在这次集中学习也是表现这一点，对别人揭发不大胆，而别人揭发他而感到不满，至到反右斗争中也是不爱发言，不勇于向右派分子做斗争，总是顾虑重重，该人对党不满情绪的根源，是土改时，由于他家是地主，家中财产被分，因此仇恨党，对党不满假弄事非来攻击党。
+
+## 五、错误认识：
+
+　　（一）同情右派言论，否认党对合作化的领导成绩。
+
+　　当右派分子张百生发表“社会主义新课题”的谬论时，该人看完就在办公室大声喊叫的说：“对！我完全支持你的意见！你真够样！”以后该校教员郑孝斌说：“党不能对大专学校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并举例说：“潘台医务所的主治大夫就说了算吗！”当时该人说：“我也同意这样的说法！”而在57年，一天该校教员刘维新由课堂回到办公室说：“大青社是全国的模范社呢！”该人接着说：“咳！他那个模范，全是政府拿钱培养出来的！要不信你问问去？现在他们欠政府多少钱哪！”该人竟这样污蔑歪曲党对合作化的领导成绩。
+
+　　（二）仇视新社会和严重的变天思想。
+
+　　在55年时，该人抗拒交公粮，硬说自己交不起，政府不免他公粮时，该人就气势汹汹的说：“他妈的！谁也不里我拉（骂干部）简直是熊人，人家都翻身啦！我他吗的没翻身！还受压迫呢！”（声音特别大态度特别气愤）不但这样，该人的母亲在他的影响下也大声的说：“咱们的地，都被毛主席给分啦！”该人竟这样的谩骂干部，仇视人民，有严重的反把思想行为。就是在教学上也是给儿童灌输毒素，如：56年，该人教三年级语文课，是解放前工人和农民的生活，而该人讲课文时，把共产党来了，讲为国民党来了。有意的在孩子们面前散布反动言论，侵蚀儿童纯洁的心灵。同时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总是散布今天的生活如何不如过去，该人说：“这个国家什么也买不到！”接着说：“我在沙岭当事务员时，小孩有病一针花了二百多元，病就好啦！要是今天就得等着死呀！”还说：“过去一个月有二十多天在沈阳住旅馆，看名角戏，一天竟打牌，也不干活，象这样的事今天能行吗？！”该人不但否认了小学教师的生活待遇提高而且还大肆污蔑党对小学教师的照顾。影响同志们的工作情绪。以后又当同志们不满的说：“我的裤子穿四年多啦！我的儿子念书都没有棉裤穿，你看该多么穷呀！咳！就这样对付吧！”当时同志对他说：“你可以请补助呀！”但该人讽刺的说：“感谢政府对我的照顾，不过我不够格呀！如果要提意见，小民不敢哪！”从而说明该人仇视新社会向往资本主义道路的剥削生活。
+
+　　（三）对国家粮食政策不满：
+
+　　当学校学习粮食问题时，该人在会上气愤的说：“我的家里（指爱人）也参加社，为什么咱们还以人定量呢？我看不合理！”而在讨论如何节约粮食，该人问：“节约粮是不是得拿出来呀？要拿的话，不象以前啦！”（意思是以前不以人定量够吃）这样在该人的影响下造成同志们谁也不发言，结果会议没开成。另外该人在同志们中散布说：“唉！吃苞米面太费，不合适啦！也太费劲（意思是生活今不如昔）豆子才给五斤，连做大酱都不够，还不如不给”（实际他经常做豆腐脑）该人竟这样在群众中散布粮食不够吃的思想。
+
+　　 小于核心组组长　周万库第五中队副队长　李程1958年1月26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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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432.txt
@@ -0,0 +1,237 @@
+# 沈阳小学系统中右分子刘家林综合材料
+
+　　<沈阳高台子乡第四中队核心组>
+
+## 刘家林综合材料
+
+## 一、一般情况
+
+　　刘家林，男，现年30岁，家庭成分，中农，个人出身：教员，现任高台子乡中心小学教员。
+
+## 二、个人简历：
+
+　　15岁至20岁在家从事农业生产，1948年8月至今任小学教员。
+
+## 三、社会关系：
+
+　　该人四弟：刘家玉，在沈市公安局工作是右派分子，
+
+　　该人姐夫：蔡兴久在高台子乡中心小学工作，国民党员。
+
+## 四、平时表现：
+
+　　在教学上存在片面观点，只进行知识传授，任六年班主任时，学生的活动时间也占用给补课，主任进行帮助时，他说：“无论怎么说，多考上几个中学才算成绩也能多挣几个钱！”在教学时经常违犯原则，在堂上乱讲如：因对赵大群不满，曾当学生说：“赵大群好比孙悟空，我好比如来佛，他怎么也鬼不出我的手心。”
+
+　　处理学生简单粗暴，平时很少帮助学生，等学生犯错误时就大声斥责和讽刺。
+
+　　在整风运动中表现很不好，在学校鸣放时同志对他提出很多意见，他就心怀不满，认为大家是整他，因此他曾借故说有病三次没参加鸣放，四天没到班，又要交辞职书说：“我干什么还不是出卖劳动力的我不当教员，我要参加农业生产，我缺点多还不是由于多挣几个钱和当工会干部啊！”
+
+　　品质恶劣，用篮球打供销社店员包长林，在学校和好多同志吵过架，拒不接受意见，一直打击同志，和行政争权夺势。
+
+## 五、错误认识：
+
+　　（一）攻击党的领导，谩骂政府。
+
+　　1. 在57年6月7日，揭发人民内部矛盾座谈会说：“有些地方党委干部是工作队提拔的，对马列主义体会不够，不器重知识分子，如：新民县教师工资虽低但大部分工作成绩都是知识分子的（内行人）他们不是当空牌位”。
+
+　　又说：“现在教育行政部门外行变内行的很多，这些人不接受意见，压制民主，我认为除师范毕业外都是外行，”接着说：“李乡长是个小学学生出身，懂得什么政策……。”
+
+　　（2. 在55年冬，曾对该校曹玉英同志说：“政府真是瞎空窿，不知谁好谁坏……。”）
+
+　　（二）攻击农事合作化，同情右派分子：
+
+　　3. 57年省代会一位代表在报上发表关于人民生活提高一事，用具体事例说明这个问题。同志们在办公室都看过这一段特别是农民生活一事，他接着说：“我看农民生活呀！就是农民生活苦，你看现在下地铲地连一个蓑衣都买不起……。”
+
+　　又说：“高台子社干部光顾积极了，把土地产量都评高了，丰收年也不能增加社员收入。”
+
+　　4. 在55年秋学联共党史从区上回来路过他们的地说：“再早这是好地呀！现在弄荒了……。”
+
+　　5. 当社会上右派发言时，谈到现在是“党天下”一事，他在办公室当同志说：“是党里边偏听偏信竟听团员的，我们算不行……。”
+
+　　（三）闹工资，仇视人民政府：
+
+　　6. 在56年评工资时，最初他是51.5元，当发表后就大发牢骚，从此在办公室大吵大嚷，不听解释，在家骂评工资小组，骂被评为57元的教师，到处奔跑，托人说，不给学生上课，最后托县人民代表，兰秋岩老师和朱县长说的（这是兰老师自认的）结果真是提到57元影响很坏。
+
+　　在这当时曾在办公桌上写四句反动诗：泪是酸的，血是红的，糖是甜的，菜是苦的。（他认为有苦没处说，新旧社会没什么区别）
+
+　　7.集中鸣放，有一说晚间，当杨宝玉说：“这那能达到新的团结，你给我提，我给你提，这不是越整越生……。”
+
+　　8. 经常说：“政府怎么用地、富或国民党当领导呢？！这竟是瞎整……。”
+
+　　9. 在56年冬至57年春农村赌风盛行时，他的爱人也和妇女在一起看纸牌，没钱，就把从供应站领的粮食卖一些，结果造成粮食不够吃，他也随之叫喊粮食不够吃。
+
+　　给学生上体育不到外边在室内讲知识，向学生说：“我身上没劲，粮食不够吃，我看体育教师应多给粮。”
+
+　　（四）攻击团的组织，丑化团员：
+
+　　10. 57年10月选出席县工会代表会的代表时，最初全乡四个小组——三个小组的候选人是共青团员，另一个组是一个行政领导三票一个共青团员也是三票（尚未表决）这时拿出各组名单当高主任说：“你看这不成清一色了”结果在他片面主张下和乡委进行片面汇报最后高主任当选。
+
+　　11. 在57年6月7日揭发人民内部矛盾座谈会上说：“青年教师总认为自己进步，以德自居，有些团员盛气凌人。”
+
+　　12. 在56年期末总结会上攻击团支书说：“团支书操纵学校，不关心职工，盼职工死……。”（完全捏造）
+
+　　（五）挑拨离间，攻击行政领导：
+
+　　经常背地跟同志讲：“我们校两个领导都是富农成份，一个还是国民党员。”经常和群众说：“我们学校党员多（国民党员多）团员少（共青团员少）”暗地拉拢同志开小会打击同志，背地总说：这个也不行，那个人文化低等，如，在56年期末总结会上和张宗贵互相包庇，不接受意见，支持张宗贵闹会场，使会议无法进行。
+
+## 13. 攻击行政领导，在56年9月给张庆胜写一封信，我们应团结起来向恶势力进行斗争（把行政和进步同志比做恶势力）不能互相倾轧，决不能象廉颇、蔺相如那样，不能重倒覆辙……。
+
+　　（六）结论：
+
+　　该人品质恶劣，攻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又想逃避整风运动不想过社会主义这一关，从整风运动开展以来发言次数很少，但在揭发阶段能揭发一些材料，在反右阶级未能积极投入运动，总怕自己被辩论。
+
+　　我组根据该人平时的表现和攻击党的领导，丑化团的组织，同情右派，上述言行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建设是有危害的，今确定为中右分子。
+
+　　 第四中队长刘殷士　第四中队高台子乡核心组58年1.27.
+
+## 刘家林综合材料
+
+　　刘家林，现年30岁，男，家庭系中农成份，现任高台子乡中心小学教员。
+
+　　简历：
+
+　　8岁至14岁在小学念书，15岁至20岁在家从事农业生产，从1948年8月至今任教员。
+
+　　社会关系：
+
+　　该人四弟：刘家玉，在市公安局工作，系右派分子。
+
+　　该人姐夫：蔡兴久，在高台子小学工作，系国民党员。
+
+## 工作及日常表现：
+
+## 一、工作方面：
+
+　　1. 教学工作：违反教育方针政策：（在教室内经常给学生乱讲）如：在56年冬季在课堂上公开乱说：“赵大群（教师）是孙悟空，我是如来佛，他怎么鬼也鬼不出我的手心。”同时也经常讲学校与老师之间的事，不给上正课，提高个人威信，降低他人威信，影响很坏，使学生对各个老师都有看法。
+
+　　任六年班主任时，只片面强调升学教育，学生的大部分活动时间他也给学生补课，领导跟他谈时，他说：“你不管怎么说，还是考上中学的多算有成绩，工薪也评的高。”存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思想和雇佣观点。
+
+　　任科任时，上体育只是领学生作体操（上学期）学生很不爱上这门课程。该人表现了不负责任。
+
+　　2. 辅导工作，不愿作少先队辅导员，处理学生简单粗暴，平时不帮助同学，等学生犯了错误便大声斥责。
+
+　　3. 工会工作：
+
+　　曾担任一个时期的支会主席，但只强调工会如何监督行政很少召开生产会议及主持什么文体活动等。
+
+## 反党言行：
+
+　　一、反对党的领导，谩骂政府：
+
+　　在57年6月7日，揭发人民内部矛盾的座谈会说：“有些地方党委干部是工作提拔的，对马列主义体会不够，不器重知识分子，如：新民县教师工资虽低，但大部分工作成绩都是知识分子的（内行人）他们不是当空牌位。”
+
+　　又说：“教育行政部门干部外行变内行的很多，我认为除师范毕业的都是外行……。”
+
+　　在55年冬曾对该校教员曹玉英说：“政府真是瞎空窿，不知谁好谁坏，反正就是那点事呗！”（他看到了上级提拔有历史的人当领导）
+
+　　在56年冬曾在办公室说：“李乡长是个小学学生出身懂得什么政策……。”
+
+　　当57年6月社会上右派分子发言时储安平谈到“党天下”一事，该分子也有共鸣之感，在办公室曾说：“是！党里边偏听偏信竟听团员的！（指乡总支）。”
+
+　　二、攻击合作化和政府的各项政策：
+
+　　57年省代会一位代表在报上发表一篇关于“人民生活提高”一事用事实说明提高情况，该分子看到其他同志读这一段时接着说；“我看农民生活呀！就是农民生活苦，你看下地连一个蓑衣都买不起了……。”又说：“高台子生产社干部光顾积极了，把土地质量都评高了，丰收年也不能增加社员收入……。”
+
+　　在55年秋学习联共党史从区上回来路过该人的家地，该分子便说：“这地是我们的从前是特等地现在都荒成这样了……。”去年平时也经常和同志们说：“我也当过几年庄稼人从没看到这样略荒过，现在能打多少粮？！这不是扯吗？！”
+
+## 在57年农村赌风盛行时，他的老婆看纸牌没钱就把领来的口粮卖了很多，结果造成不够吃，他也叫喊不够吃。
+
+　　（他给学生上体育不到外边去，向学生说：“我身上没劲，体育老师应多给粮……。”）
+
+　　56年评工资时他嫌少，经常在办公室大声吵嚷，扔下工作去这去那的，曾在办公桌上写四句反动诗：泪是酸的，血是红的，糖是甜的，菜是苦的（他认为有苦没处说，新旧社会没什么区别）
+
+　　在57年6月7日揭发人民内部矛盾的座谈会上说：“行政领导上对上级的指示有偏见偏信现象也有教条主义，如：学校假期护校局指示可照顾外市县的同志我看太教条了，实际情况不一定是这样吧！……。”
+
+　　三、攻击团的组织和团员及丑化行政领导：
+
+　　在56年期末总结会上：攻击团支书说：“团支书操纵学校不关心职工，盼职工死……。”（全是捏造）
+
+　　57年10月选出席县工会代表会的代表时，最初全乡四个小组，三个小组的候选人是共青团员，另一个组行政领导三票，另一个共青团员三票（因缺人未表决）该分子愤愤不平，当主任说：“你看！（拿出名单）这成了清一色”因他向总支汇报此情况不真实，结果主任当选。（该分子是主持选举人）
+
+　　57年6月7日揭发人民内部矛盾座谈会上说：“部分团员总认为自己进步，以德自居，盛气凌人……。”
+
+　　在56年9月写给该校张庆胜一封信说：“我们应团结起来向恶势力进行斗争（把行政和部分进步同志比做恶势力）我们不能象廉颇和蔺相如那样，决不能重倒覆辙……。”
+
+　　该人品质十分恶劣，反对党的领导，恶毒地攻击合作化和丑化团员及领导干部，我组根据中共中央划右派之标准确定为右派分子。
+
+　　 高台子乡核心组　58.1.15.
+
+## 刘家林的综合材料
+
+## 一般情况：
+
+　　刘家林，现年30岁，性别，男，教员；家庭成份，中农；个人出身，教员；现在任高台子乡中心小学教员。
+
+## 二、简历：
+
+　　8岁至14岁在小学念书，15岁至20岁在家从事农业生产。从1948年8月至今任小学教员。
+
+## 三、社会关系：
+
+　　该人的四弟——刘家玉是右派分子，在沈阳市公安局工作。
+
+　　该人的姐夫蔡兴久是国民党员，在高台乡中心小学任教员。
+
+## 四、平时表现：
+
+　　1. 违反教育方针政策，在课堂上随便乱讲，往往把老师们之间的问题，也在课堂上讲，如：说赵文群是孙悟空，我是如来佛，他怎么鬼，也难鬼出我的手心。任六年班主任时只片面强调升学教育。
+
+　　2. 拉拢一些人打击进步同志，背地开小会攻击领导和进步同志。支使张宗贵在56年期末鉴定会上，大声吵嚷阻挠会议进行。
+
+　　3. 混淆党群关系，有时宣扬自己是党员的积极分子，选区工会委员和考大学都写过，影响很坏。
+
+　　4. 逃避整风学习，曾借故有病三次未参加鸣放会。四天未上班（因他自己感觉有问题，怕挨整，要求辞职）。
+
+　　5. 个人英雄主义很浓厚，好显示个人，干好工作认为是个人的；干不好就埋怨别人。
+
+## 反党言行：
+
+## 一、反对党的领导
+
+　　1. 于1957年6月7日，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表后，在揭发人民内部矛盾的座谈会上说：过去的地方党委有的是工作队提拔的，他们对马列主义体会的不够，不器重知识分子。如：新民县的教师工资虽低，但大部分工作成绩都是知识分子的（内行人）他们不是空牌位。
+
+　　又说：现在外行变内行的很多，除师范毕业外其他的都是行外人，他们不接受意见，压制民主……。
+
+　　2. 曾说过：高台乡李乡长（中共党员）是高小毕业生出身的懂得什么政策！
+
+　　3. 在56年下学期评工资时，该分子在办公室内的办公桌上写出四句话——反动词语，“泪是酸的，雪是红的，糖是甜的，菜是苦的”，（认为他的工资等级评的不合理，有苦没处诉，新旧社会没有什么区别）。
+
+　　4. 在55年冬，该人曾对本校教师——曹玉英说：政府真是瞎空窿，不知道谁好谁坏，为什么不重用我，反正是那点事呗。
+
+　　5. 于56年秋，有一晚上该校在办公室开会（政工青），该分子说：“什么党不党的，竟是大舅子，小舅子。”以后公安局来了解，该分子又说：派出所啊，公安局来能怎的！
+
+## 二、同情右派，攻击人民政府政策：
+
+　　1. 当右派分向党猖狂进攻时，储安平提到党天下，该分子有共鸣之感，该分子说：党里边偏听，偏信，竟听团员的，我们算不行……。
+
+　　2. 攻击人事制度，该分子在57年6月说：政府提拔干部是群带关系，一个人当上领导干部，就便把他的知心人，提拔的拔，带走的带走……。
+
+## 三、丑化攻击团的组织和团员及其行政领导：
+
+　　1. 1957年10月，选出席县工会代表会的代表时，最初全乡四个小组，有三个小组的候选人是共青团员，另一个小组选的是共青团员三票，领导三票，这时该分子愤愤不平，对行政领导说：“这不成了清一色了”。在他的主张下，换上了高及格当代表。
+
+　　2. 在56年期末总结会上攻击团支部书记，该分子说：“团支书操纵了学校，不关心职工生活，盼职工死”。（没有事实，是有意思的陷害，大声吵嚷）。
+
+　　3. 在56年9月，曾给该校张庆胜同志写信说：“我们不能互相倾轧，应团结起来向恶势力作斗争，（他把行政领导比做恶势力）不能象廉颇和蔺相如那样，决不能重倒覆辙。”
+
+## 四、攻击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
+　　1. 在55年下学期，学联共党史从区上回来，路过过去自己的地时，该分子说：“这地现在荒的不象样子，再早是一块好地呀！”
+
+　　2. 抹杀合作化的优越性：
+
+　　在右派分子发表反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时，辽宁日报登载了省人民代表的发言——内容是论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提高了。
+
+　　该分子在听到同志们谈这一段时，他说：“哎！农民生活呀！就是农民生活苦，下地连一个蓑衣头都买不起！”（讽刺的）
+
+　　3. 该分子经常向学生说：我给你们上体育课实在没劲，粮食不够吃，我也吃不饱，我也经常跟老师们讲，体育老师的粮食定量少些。
+
+## 补三题
+
+　　4. 在1957年6月7日，揭发人民内部矛盾座谈会上，该人的发言：有的团员总认为自己进步，以德自居，盛气凌人。
+
+　　意思是打击团员的积极性。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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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安徽省委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世农、杨效椿、李锐党籍的决议
+
+　　<(李世农、杨效椿、李锐)>
+
+　　中共安徽省委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彻底揭露了李世农(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杨效椿(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检察长)、李锐(省委委员、省副检察长)，陈仁刚(原省司法厅党组书记、副厅长，已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等人的反党集团，粉碎了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这是我们党的一个重大胜利。这对于纯洁党的组织，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
+　　这个反党集团的罪行是极为严重的。长期以来，他们阴谋破坏人民民主专政，危害党的组织，反对党的方针、政策。当去年五月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疯狂进攻的时候，他们的反党活动达到了最高峰。
+
+　　根据会议揭发：李世农是这个反党集团的首脑，他伙同他的爪牙，利用职权，宽纵了大批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为了遂行其宽纵反、坏分子的罪行，篡改了党的肃反方针和政策，把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改变成为只要宽大，不要镇压；把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改变成为有反不肃、无错也纠。他还经常散布取消肃反斗争、为反革命开脱罪贵的谬论，说什么“残余反革命保险一个也找不到”、“反革命分子的坚决性愈来愈弱了”、“反革命分子有两面性”、“反革命分子在我机关多做一年工作，等于多赎一年罪”。他甚至亲手制定一些该判不判、重罪轻判的案例，令各地仿行。据初步统计，经过李世农罪恶指导，全省放掉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达二千余名之多。由于李世农一贯罪恶活动的结果，使不少干部受到了毒害，使政法部门产生了普遍而又严重的右倾倾向。
+
+　　一九五七年初，省委鉴于政法部门右倾思想严重，决定展开批判。当时李世农采取两面手法，在省委会议上不表示意见，背后却指挥他的爪牙陈仁刚、杨效椿、李锐等有计划地到各地“查错反左”，搜集反党材料，并通过检察系统在全省普遍登记党委建议处理的所谓错案，寻找岔子，煽动政法干部反对省委的反右倾决定，向党发动猖狂进攻。他们明目张胆地诬蔑省委提出反右倾之后，下面“搞得很糟”，不许政法部门将省委反右倾指示下达，号召政法干部要“坚持原则，不要怕摘掉乌纱帽”。去年大放大鸣期间，他们的反党气焰更为嚣张。李世农在全省政法会议上，公然攻击省委的反右倾方针，否定反右成绩，他叫嚣：“反右发生了偏差，省委要负主要责任”，讲反右成绩是主要的，这是个“老公式”。公开挑拨政法干部与党委的关系，煽动政法干部与党委对抗，他把各级党委对某些政法干部右倾思想的正确批评，说成是“党委过分责备政法干部”，他诬蔑党委搞错了案件，并要党委向政法干部“承认错误”。他为了遂行其反党活动，还散播了“合作化后，已经没有两条道路斗争”，现在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今后斗争只是“新旧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自己阶级的志愿”等等反动谬论，企图以此取消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
+　　不仅如此，李世农还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一贯违抗中央的方针政策，破坏党的统一领导。在土地改革时期，他庇护地主阶级利益；在合作化时期，他坚持资本主义道路；在生产和救灾方面，他反对生产改革和生产自救的正确措施；在建党工作和干部工作方面，他歪曲建党原则，破坏党的纯洁，为反、坏分子大开方便之门；他篡改党的审干原则，宽纵叛徒和自首分子，把这些人的审查结论中的严重政治情节删去，甚至将“对党不忠实”改为“对党忠实”；他一贯包庇坏人坏事，对一些严重违法乱纪分子，百般掩盖，多方照顾。他蓄意破坏党的统一，诽谤省委领导同志，煽动干部反对省委，阴谋篡夺省委领导；他培植个人势力，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拉拢落后分子，凡对党不满的人，他都同情和支持。
+
+　　李世农为着施展他的反党阴谋，还运用了剥削阶级的那套权术，一贯采取两面手法，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甚至以“模范党员”自封。他长期隐瞒党对他的处分，吹嘘自己“德有余而才不足”。而且伪装朴素，假冒忠厚，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十足的克己奉公的正人君子。他就是这样来骗取组织、骗取群众信任的。
+
+　　杨效椿、李锐是李世农反党集团的两员主将。他们长期相互勾结，相互包庇，相互捧场。除上面已说到的那些事实之外，会议还揭发了杨效椿、李锐的许多罪行。
+
+　　（杨效椿亲手宽纵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一百余名，错误，地释放了大批被劳动教养的人，并且诬蔑一九五五年的肃反运动是“犯了扩大他的错误”。他包庇右派分子，甚至公然提拔已经暴露的右派分子，扩充其反党势力。）
+
+　　李锐长期隐瞒恶霸地主的家庭情况，解放后，又极力包庇负有血债的几个恶霸哥哥，并给他们安插工作，他还将不少反、坏分子引进国家机关，甚至对明显的右派分子加以提拔。他常常借口中“人民内部问题”、“犯罪未遂”、“后果不严重”等等，拒绝批准逮捕和起诉，为大批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开脱罪责，并亲手宽纵了三十余名罪犯。他一贯抗拒省委决定，把省检察院变成独立王国，并竭力煽动检察干部反对党的领导和监督。他阴谋改变国家检察机关的性质，甚至公然宣称检察机关是保护犯人的。
+
+　　会议一致指出：以李世农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李世农、李锐都出身于地主家庭，虽然党对他们进行了长期教育，但他们一直拒绝改造，他们的剥削阶级本质，毫无改变。李世农在土改时曾说：家庭被划为富农(实际是地主)，土地没收，思想为之一动，李锐在反匪反霸中，曾为恶霸家庭受到清算而痛哭流涕。这就是他们那种剥削阶级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在民主革命时期，李世农、李锐虽然百般伪装，混过了关，但就在那个时候，他们的反动本质，亦有所表现。李世农在抗日战争初期，把党所组织的武装送给了封建势力。在解放战争中，他在淮南工作时，又退却逃跑。李锐也和李世农一样，犯过逃跑主义的错误，他曾在战争紧急关头，放弃自己负责的工作地区。杨效椿系富农家庭出身，入党后，由于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当个人欲望没有得到满足时，就由对党不满，仇恨党，与党对立，终于蜕化变质，走上反党道路。正是由于他们有的坚持反动立场，有的蜕化变质，所以他们就很自然地勾结起来，组成反党集团。当着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阶级斗争激化的紧要关头，他们的反党活动就更加露骨，更加嚣张，他们的反动面目也就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去年春天大鸣大放期间，资产阶级右派不甘心于剥削制度的死亡，向党发动疯狂进攻，反革命分子和地主、富农中的反动分子也乘机进行破坏活动。同时在国际上，由于帝国主义利用匈牙利事件掀起了反共高潮，修正主义思潮一度猖獗，他们竭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党的领导、诽谤马列主义。在这样的国际国内情况下，李世农反党集团从他们的剥削阶级立场出发，利用党外右派分子进攻的声势，借助于修正主义的谰言，集团的形成，以及他们的反党活动在去年五月达到了高峰，是不足为奇的。这是他们坚持剥削阶级立场的必然结果，这是国际国派对党进攻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无情地证明了：他们完全是一伙长期隐藏在党内的阴险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
+
+　　当李世农、杨效椿、李锐的反党阴谋尚未暴露之前，党曾对他们的错误，特别是对李世农、杨效椿的错误进行过多次教育的。对李世农在抗日战争时期所犯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和在解放战争中所犯的逃跑主义的错误，党就给予过批评和处分。在解放以后，对他在重大问题上态度暧昧，包庇坏人，矫揉造作，自封“模范”等错误，又一再进行了批评。特别当去年秋季发现他包庇右派分子陈仁刚和一些不正常现象以后，党又多次对他进行过尖锐的批判。对杨效椿的错误，在大会揭露以后，省委还力图挽救他，省委负责同志曾亲自和他两次谈话，要他爱惜自己的历史，和李世农划清界线，回到党的立场上来。尽管如此，但是他们一直抱着抗拒态度，毫无悔改之意，这就说明他们决心和党和人民对立到底。
+
+　　会议一致认为：李世农、李锐和杨效椿是混入党内不堪改造的阶级异己分子和不可救药的蜕化变质分子，是党内的右派。大会一致决议：开除李世农、杨效椿、李锐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的一切职务，并建议有关方面撤销他们党外的一切职务。
+
+　　（会议一致指出：彻底粉碎以李世农为首的反党集团，是安徽党组织内两条道路斗争的重大胜利。为了巩固全省党组织在党中央领导下的团结和统一，纯洁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应当从下列几个方面切实努力：）
+
+　　第一、革命嗅觉和警惕性必须提高。每个党员一定要坚决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加强政治责任心，提高革命警惕性，全心全力保卫我们的党，全心全力保卫人民民主专政。以保障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对于一切危害党、分裂党、破坏党的行为，对于一切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的罪恶活动，必须及时揭露，坚决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反对温情主义、自由主义和麻木不仁的态度。
+
+　　第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必须严格遵守。每个党员一定要在集中指导下正确运用民主权利，充分发扬积极性、创造性，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勇于批评和发表意见，敢于争辩和坚持真理。同时必须在民主基础上实行高度集中，遵守党的统一领导原则、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纪律。任何问题，一经党的组织作出决议，必须无条件执行，决不允许阳奉阴违，背后自搞一套。对于那种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必须进行坚决斗争。任何党员，都必须受到党的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严格监督。
+
+　　第三、共产主义人生观必须确立。每个党员一定要努力加强党性锻炼，不断提高共产主义觉悟，培养大公无私，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必须加强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思想改造，坚决克服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反对争名誉、争地位、争待遇、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特别是那些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党员，更必须加强对自己的改造，使自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
+　　第四、中央的方针政策必须坚决执行。每个党员一定要认真研究中央的方针政策，做到学深、学透、学全，不断提高自己的政策水平，保证做好党的一切工作。任何时候，对于中央的方针政策，必须忠实执行，决不容许断章取义，决不容许擅自修改。对于那些歪曲、篡改和背离中央方针政策的行为，必须及时进行坚决的斗争。
+
+　　第五、马列主义水平必须提高。每个党员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唯物辩证法，学会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不断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提高识别能力。只有正确地掌握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才能在工作中避免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的毛病，才能有力驳斥修正主义谰调和各式各样反马列主义的谬论，坚强地保卫马列主义原则。
+
+　　我们相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这次会议胜利的基础上，全省党员一定能够接受这一事件的深刻教训，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发扬革命朝气，团结广大人民，为促进和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奋斗。
+
+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七日通过)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一)》，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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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434.txt
@@ -0,0 +1,13 @@
+# 中共安徽省委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魏心一党籍的决议                               (魏心一)
+
+　　中共安徽省委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彻底揭发和批判了省委委员、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魏心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并且一致认为魏心一已经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
+　　会议揭发的大量事实证明：魏心一是省文联右派集团反党的策划人和指挥者，他和右派分子戴岳早已结成了反党联盟。省文联右派集团以林洛里“什么思想在领导‘江淮文学’编辑部”的批评文章(编者按：这是林洛里同志写的一篇批评“江淮文学”编辑部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文章)作为反党由头，用修正主义的观点来曲解百花齐效，百家争鸣的方针作为反党的“理论”根据，把党的原则斗争诬蔑为宗派斗争，作为反党的策略手段，将所谓“先剃自己的小辫子，后抓别人的小辫子”作为反党的行动步骤，都是出之于魏心一的策划和指挥。魏心一在林洽里的批评文章发表之前，即暗中作了反党的布置，他指使戴岳作假检查报告去蒙蔽省委，抵抗党对他们的正确批评。林洽里文章发表时，魏心一正在北京出席全国宣传会议，他利用这个机会，一面向中央宣传部谎报省文联情况，企图骗取支持；一面电告戴岳，妄称“林洛里批评和中央宣传会议精神不符”来煽动省文联右派集团的反党气焰。魏心一从北京回来后，又直接指挥和煽动他们在省委召集的宣传和文教部门的会议上，一次又一次地向党猖狂进攻，而他本人在这些反党活动中则采取了两面手法，会上一套，会外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在这个人面前一套，在那个人面前又一套，手段是极为阴险毒辣的，所造成的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魏心一戴岳反党联盟窃据了安徽文艺界的领导职位，篡改了党的文艺方向，使党的社会主义的文艺刊物“江淮文学”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当魏心一的反党阴谋还未暴露以前，省委对他包庇右派分子戴岳的行为，曾多次批评，并责令其检查和交代，他不仅一直拒不交代，反而变本加厉，要戴岳坚持反党立场。由此可见，魏心一是一个坚决与党对抗到底的右派分子。
+
+　　魏心一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入党后长期拒绝改造，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不断发展，终于滚入资产阶级右派的泥坑。他一贯把自己负责的部门和地区，看做是自己的独立王国。抗日战争时期他在苏北盐东县任县长时，就擅自枪杀了无辜的通讯员毛小根同志。一九五○年他任六安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时，上级党组批评了他领导下的一个工作人员，他竟向各县、区发出通报，对上级党报进行攻击。一九五三年他任徽州地委书记时，违反党的方针，擅自决定砍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农业社。他任省委文教部长后，独立王国的思想更加发展，他想把文教部门造成魏家天下。他不但反对省委文教部和宣传部合并，甚至以辞职不干，要挟组织。他在工作中常常不请示省委就擅自决定重大问题，对被领导的同志，他或则作威作福，以表示自己的无上权威；或则封官许愿，拉拉扯扯，企图培植个人势力。他领导的部门和工作，不许任何人批评和过问，如果未经他同意而批评他领导下的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单位时，他都认为是对他的个人权威的侵犯，因而深怀不满甚至视若雠仇。
+
+　　会议认为魏心一所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一致决议，撤销右派分子魏心一一切党内职务，开除其党籍，并建议有关方面撤销他的一切党外职务。关于他擅杀通讯员毛小根同志问题，则提交司法机关彻查处理。
+
+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七日通过)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一)》，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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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435.txt
@@ -0,0 +1,45 @@
+# 吉林省各界右派分子名录: 农业系统(29人)
+
+　　<中共吉林省委整风办公室>
+
+## 【原书第119—124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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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榆树县人民委员会 农业局 德惠县 水文站 德惠县 郭家乡 德惠县 种马场 九台县人民委员会农业局   职别 技术员 科员 总支书记 科员 助理技术员   姓名 万德长 王喜君 王光荣 尹保山 傅守安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7 28 26 29 25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中农 中农 雇农 富农 中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初中 初中 初中 初中 初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55年 1950年 1949年 1950年 1958年3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53年 参加共青团 1950年 参加共产党 1951年5月 参加共青团 1953年10月 参加共青团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降职、降级、降薪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留用 察看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团籍 开除党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榆树县委 德惠县委 县委 公主岭地委 县委   处理后去向 留用 临江修路 种马场劳动 留用 自谋生活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 - 蒋兵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119页
+
+　　
+
+　　   地区及单位 德惠县 种马场 德惠县人民委员会 农业科 农安县 种马场 农安县 种马场 德惠县 种马场   职别 科员 技术员 技术员 兽医 科员   姓名 关洪雨 曲玉祥 宋悦文 刘清仁 李逢春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1 29 33 32 33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富农 富农 地主 地主   本人成分 职员 店员 伪军人 伪职员 学生   文化程度 初中 初中 高中 高中 初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48年 10月 1950年 1951年 10月 1949年3月 1953年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 -   性质 右派兼 反革命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兼反革命   处理类别 开除 劳动教养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留用察看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不开除 劳动教养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 - -   审批单位 市委 德惠县委 农安县委 农安县委 市委   处理后去向 吉林教养所 农场劳动 本场劳动 本场劳动 镇赉县劳动   有何政治历史问题 参加蒋匪60军特务组组员 - 蒋兵 - 国民党新七军特务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庭家被斗   备考             
+
+　　 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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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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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农安县人民委员会 水利科 郊区 拖拉机站 农安县 种马场 德惠县 种马场 农安县种马场   职别 技术员 助理技术员 技术员 办事员 技术员   姓名 李仁 李仲华 初恒志 黄格言 韩建勋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7 33 35 23 30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地主 中农 雇农 中农   本人成分 学生 伪军人 伪军人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专科 初中 初中 初中 高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53年 12月 1948年 1950年3月 1950年 1950年5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1950年5月 参加共青团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兼 反革命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留用察看 降职、降级、降薪 法办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降职、降级、 降薪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 开除团籍 -   审批单位 农安县委 区委 农安县委 德惠县委 农安县委   处理后去向 本单位劳动 留用 - 留用 本场劳动改造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土匪 - 土匪头子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对现实不满留恋旧社会 家庭被斗 一贯反革命 受反动社会关系影响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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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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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德惠县 拖拉机站 德惠县 拖拉机站 郊区 拖拉机站 农安县 种马场 德惠县人民委员会农业科   职别 队长 科员 助理技术员 技术员 技术员   姓名 张新德 张永昌 张述业 邹作华 徐向全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8 30 23 28 28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中农 贫农 地主 富农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伪职员 学生   文化程度 高小 高中 高中 初中 初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47年 11月 1951年 11月 1956年 1952年3月 1953年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7年10月参加共产党 - -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留用察看 降职、降级、降薪 撤职、监督劳动 撤职、监督 劳动 降职、降级、 降薪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党籍 - - - -   审批单位 公主岭地委 德惠县委 区委 农安县委 德惠县委   处理后去向 本县工厂 劳动 本站劳动 新立城水库劳动 本县农社 劳动 本县种马场 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一贯道徒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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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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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九台县人民委员会 农业局 德惠县 水文站 农安县 种马场 双阳县人民委员会 农业局 榆树县 拖拉机站   职别 技术员 科员 技术员 技术员 副站长   姓名 孙宇德 孙海山 赵忠民 赵鼎鼐 罗颖民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7 30 30 33 30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中农 富农 地主 地主 资本家   本人成分 伪职员 学生 学生 伪职员 学生   文化程度 高中 初中 高中 高中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1949年3月 1951年5月 1950年 1948年 1946年3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 1946年9月 参加共产党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开除劳动 教养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法办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 - 开除党籍   审批单位 县委 德惠县委 农安县委 公主岭地委 公主岭地委   处理后去向 本县公社 劳动 吉林劳动 教养所 本场劳动 改造   本站劳动   有何政治历史问题 伪保公所书记和蒋兵 - - 伪满委任官试补、刑事犯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思想反动 家庭被斗 庭家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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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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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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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德惠县 卧虎乡 九台县人民委员会 水利科 九台县人民委员会 水利科 九台县苇子沟乡农业站     职别 总支书记 技术员 科员 推广员     姓名 杨永安 霍光星 方成顺 尹枝栋     性别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7 28 27 24     民族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地主 贫农 贫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初中 高职 初中 高小     何时参加工作 1950年 1953年5月 1951年8月 1953年3月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3年 参加共产党 1955年5月参加共青团 1952年10月参加共青团 1952年12月参加共青团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监督劳动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不开除 劳动教养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党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县委 县委 县委 县委     处理后去向 本县种马场劳动 本县水库 劳动 临江修路 镇赉农场 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124页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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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436.txt
@@ -0,0 +1,49 @@
+# 中共黑龙江省委对哈尔滨市委关于党内右派分子郭永泽问题请示报告的批复
+
+　　<(郭永泽)>
+
+　　同意将郭永泽定为右派分子，并在报纸上公开批判。在哈尔滨团的组织中应普遍进行一次讨论，以教育青年干部。
+
+　　在批判时，应将郭永泽言论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部分和一般性的错误言行加以区别，以免发生副作用。
+
+　　 1958年1月27日
+
+## 共青团哈尔滨市委常委会关于右派分子郭永泽问题的报告
+
+## （一） 基本情况
+
+　　郭永泽，男，现年32岁。家庭出身小商人，本人成分学生。1946年入党。从1948年5月参加工作以来，历任团哈尔滨市委学生部副部长、部长、宣传部长、秘书长。1950年冬去苏联中央团校学习、北京中央团校学习。回哈市后被提为团市委副书记、书记，中共哈尔滨市委委员，团省委常委，团中央候补委员。
+
+## （二）主要反党言行
+
+　　一、在团的“三大”和右派分子陈模等人在一起，攻击团中央、党中央，企图把“三大”变成为一个大鸣大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会。
+
+　　郭永泽否定“三大”的重大成就，认为团中央报告空泛，没解决工作实际问题；团中央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没有提到会上来讨论。于是，他在陈摸的鼓励下，给邓小平同志写信说：“三大”开得风平浪静，他要求主席团在大会上听取代表对全团工作和团中央领导上的批评，并且要党中央也来直接听取这些批评意见。
+
+　　在邓小平同志亲自批转了这封信，指出“三大”不能大鸣大放以后，他一方面极为不满地在背后议论；另一方面，就在“三大”前后，在所有的议程上都向党开了火。第一，在“三大”会前，在陈模的鼓励下，写了“为什么总是空空洞洞”一株毒草，污蔑团的工作现状是一团糟，团支部象生了锈的齿轮一样，并说其原因是团中央领导工作上有片面性的错误。第二，在“三大”会上发言歪曲团中央不重视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并攻击说团中央只把工作建立在少数领导人的基础上，不走群众路线。同时，在发言中暗示，他在哈尔滨早就注意了这个问题，就是团中央不注意他的意见。第三，在选举团中央委员的问题上，他主张少放老干部多放新干部，并亲自起草攻击团中央的意见书要在大会上，发言，诋毁选举，后由于吴亮璞同志制止，他又暗地鼓动别人，用别人的名义把信送给了主席团。这种嫁祸于人的两面手法，是极端卑鄙的。第四，在大会决议、团歌团徽等问题上，都多次地在小组会上发表了攻击团中央的意见。第五，最为严重的是，当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给大会做了总结以后，他还攻击说：“党中央给团中央撑腰”。
+
+　　从这些主要事实上清楚地看出：郭永泽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在“三大”向党展开了极为猖狂的恶毒进攻。邓小平同志对“三大”时期所发生的这些事件，曾做过明确的指示：“这个事件对青年团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这是一部分人向青年团，也是向党的一个很恶毒的进攻。”
+
+　　二、郭永泽在经常工作中，也是极为猖狂地向党和政府进行恶毒的进攻。他否定哈市工作成绩，说哈市工作进展缓慢。他和市委的王凤岐（基建部处长，现作为有严重右派言论批判）经常在背地散布反党言论，他们共同认为哈市工作今不如昔。说：“市委领导水平、领导威信不如李常青在时高。”在他们眼里，市委绝大多数领导同志都是一些水平不高，或者是缺乏积极性，有严重缺点的人。因此，他向右派分子刘宾雁所要写的污蔑老干部的反党小说，提供了大量关于市委领导干部的材料。在经常工作中，他抵制市委的领导，在干部问题上和某些重要工作上（如市团代会报告）和市委玩弄两面手法，阳奉阴违。
+
+　　他自认是“革新者”“代表青少年利益”。因此，在市党代会、人代会、团代会和市委举行的一些会议上，经常攻击党和政府。他认为讲成绩是歌功颂德。因此，他否定工作成绩，不是无中生有地制造一些缺点，就是夸大、歪曲某些局部工作中的个别缺点；或者把明知政府目前因为客观原因不能办的事说成是由于有官僚主义和保守主义者而未办。
+
+　　在团的经常工作中，单纯地孤立地强调团本身的建设，不积极参加党的政治运动和中心工作，企图把团的组织引向离开党所领导的政治方向上去。
+
+　　郭永泽和中国青年报社的右派分子陈模、刘宾雁以及市委的王凤岐已经形成了反党的思想联盟，共同向党猖狂进攻。
+
+## （三）平时表现
+
+　　郭永泽入党十一年来，给党做了一些工作，工作中也是积极的。但是，郭永泽带着浓厚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进入党内，和平环境一帆风顺的发展，更加助长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发展。他在平时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狂妄自大，总认为自己的工作已经差不多了，看不见和不承认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只能听奉承，不能受批评。工作做不好，不是强调客观原因，就是埋怨别人；不是归罪上级领导不好，不了解自己，就是埋怨助手、下级不行。从不很好检查自己。同时，由于狂妄自大，一贯地忽视群众智慧与力量，严重地忽视了集体领导，甚至独断专行，实行家长式的领导。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和作风上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上级极不尊重，对下级简单生硬，粗暴批评，甚至发展到不尊重同志们的人格；而且，特别主要的是他一贯忽视自我批评，甚至拒绝同志们的正确批评。去年，团市委机关同志曾对其严重的思想作风问题进行了批评，但他却拒绝批评，背后搞非组织活动，不通过组织到处给熟人写信，酝酿去北京工作。
+
+　　郭永泽在平时的政治生活中，也是耍两面手法。表面上拥护党的政策和主张；而背后和右派分子陈模、刘宾雁，以及王凤岐等人谈论的则完全是反党的主张和观点。
+
+## （四）结论和反动根源
+
+　　郭永泽变质反党不是偶然的。第一，他的阶级出身，使他沾染了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第二，入党后没有经过严格的阶级斗争考验，劳动锻炼，改造思想，一贯严重的狂妄自大。在骗取党的信任，一帆风顺地被提拔再提拔以后，他的资产阶级思想观点有所发展。第三，去年国际上修正主义思潮在他身上也起了作用。第四，特别是在今年“三大”期间，当社会上右派向党猖狂进攻时，郭永泽“利令智昏”也和社会上的右派一起，在“三大”点火，向共青团向党进行了恶毒的进攻。这样，郭永泽就由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发展，而终于走上了反党的道路，成为党内右派分子。决定开除党籍，撤销全部职务。
+
+　　 1957年12月24日
+
+　　· 来源：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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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437.txt
@@ -0,0 +1,45 @@
+# 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对右派分子刘惠之的处理结论
+
+　　<(刘惠之)>
+
+　　(一)刘惠之，男，云南易门县人，一九○七年生，家庭出身经营地主，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入党，一九二九年在日本东京求学时被捕，供认了自己是中共党员，于一九三一年二、三月间出狱，一九三一年五月间又在北京恢复了组织关系。一九三三年请假到上海后，因惧怕北京白色恐怖，擅自不回北京而脱党。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在云南又与党接上关系，(进入党内情况，本人交代同别人证明不一致，尚未作结论)参加了工作。历任国民党云南日报编辑，缅甸侨商报社编辑、社长(该报是我党领导的)，重庆新华日报编辑，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组长，东北军区民主同盟军(起义部队)秘书长、支队政委，东北大学副教育长，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司令部秘书长、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最高人民检察署副秘书长，最高人民检察院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
+
+## (二)主要反动言行：
+
+　　一、散布“最高监督”、“监督的监督”、“二线监督”等谬论，篡改检察机关的专政职能，并把检察机关驾于党和其他国家机关之上。
+
+　　中央指示检察机关的任务是办理反革命和其他刑事案件，而刘惠之却说“这样一来就把检察机关的性质改变了，就不成为法律监督机关了”，又说：“和犯罪作斗争不是检察机关的专有任务”，“检察机关若只起调查、侦查的作用，其作用就小了，其机关也就可有可无了”。他把检察机关的打击锋芒指向国家机关和干部。他特别强调监督一切的一般监督工作，说：“以中国情况而论，我国基层组织的违法决议、命令就比较多了，干都的违法乱纪情况就更多了”，“违法现象很多，单靠一些监察机关还不够，还需要检察机关的监督”。他对于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家监察机关的检查监督工作是不信任的，认为这些机关在监督违法中还会发生违法，必须由检察机关再对它们加以监督。他说：“虽然有这些机关管理违法，但不是就没有违法，或是所有违法都能依法解决，因此就需要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来进行，……这也就是检察机关的监督的监督、最高的监督”。关于侦查监督工作，他主张“以监督者的身份”监督公安机关在打击犯罪中的“违法行为”，实际上是限制和束缚对敌斗争的手足。关于审判监督工作，他强调“保护被告权利”。
+
+　　从刘惠之的一贯表现来看，他对阶级斗争是漠不关心的、消极的，没有革命热情。早在一九四八年东北解放时，他就对东北大学的学生说：“在东北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以后主要是向自然作斗争了”。一九五一年冬，他代表最高人民检察署出席指导华东分署召开的第二届华东检察工作会议(会议内容讨论、检查、总结镇反工作，讨论改变体制，布置一九五二年工作)，但他在讲话中竟根本未提到镇反工作。一九五六年以来，他更强调说“阶级斗争结束了”、“群众运动结束了”。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他主持召开的九个运输检察院检察长座谈会上，当干部提出要他报告敌情时，他置之不理，而对汇报中提到的公安机关的缺点错误却很感兴趣，立即指示干部加以整理。他主持制定的一九五七年运输检察院工作计划，对于对敌斗争也只字未提。特别是在办理案件中，他站在地主、反革命分子的立场上，以无罪推定论、有利被告论为罪犯开脱罪责。在他审查批办的二十二件案件中，即有八件是为地主恶霸、反革命和其他罪犯开脱罪责的。例如，在肃反运动中，广州铁路局的一个肃反对象来斐成杀死了肃反积极分子唐福秋，很明显是一个现行反革命杀人案件，但刘惠之却说“来斐成只恨唐福秋一人，杀死了他，而没有恨所有肃反干部”。因此他认为不是反革命杀人，并说：“如果一定给他戴上反革命帽子，他就是死也不会冥目的”，充分表现了他是同情这个反革命分子的，而对被杀害的积极分子则说是“笨蛋’。地主恶霸分子沈东为土地纠纷杀死中农沈之敬一案，刘惠之认为二人没有剥削和从属关系，因而不是阶级仇杀，而是一般仇杀，主张减刑。
+
+　　同时，刘惠之关于最高监督的说法，实际上是主张由检察机关对国家工作实行最高监督，因而同党分庭抗礼，争夺领导权，因为只有党才能对国家工作实行最高的领导和监督。
+
+　　二、反对党领导检察机关，广泛散布党不应领导检察工作的谬论。
+
+　　从刘惠之领导运输检察院以来，即一贯反对党领导检察工作，特别是自一九五六年八月运输检察院体制座谈会后他利用开业务会、视察工作、同有关部门座谈、向党委汇报等各种机会，广泛散布反对党领导检察工作的谬论。据已经查明的，他曾在两次业务会议上和在济南、郑州、广州等地视察工作中散布这种谬论。他说“党委不熟悉法律”，“不懂业务”，“企业党委领导检察机关不合法”，党委领导和监督检察机关办案“会影响干部积极性的发挥”，是“党政不分”。因此，他企图把党的领导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不许党委过问案件，他说“党委的领导，领导什么，应该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属于纯业务性质的问题，党委不应干涉，否则就成了党政不分”。他还把党委的绝对领导，降低成业务机关的附属品，说办案“真如有偏差，党委可以向其上级机关提意见”，不许党委直接纠正。他还把党对检察机关的领导看作是暂时的过渡的现象，说“将来干部的政策法律水平提高了，即可以使用制约作用，不必党委批”。他甚至还把企业党委看作是被监督的对象，说“被监督的领导检察机关是有矛盾的”。总之，他是企图从根本上否定党对检察机关的领导。
+
+　　（刘惠之不仅口头上散布上述反党谬论，而且他曾向山东省检察院提出要在济南铁路运输检察院试验不要党委过问具体案件的问题。由于他的上述反党谬论，不仅造成了某些运输检察院的干部和党委的关系不正常，并且运输检察院的右派分子(如锦州铁路运输检察院代理检察长尚永禄)，就是拿着他的谬论向党进攻的。）
+
+　　三，抗拒中央对检察工作的指示，企图把他所领导的运输检察院变成独立王国。
+
+　　1．否定中央对检察工作指示的正确性，拒不执行中央的指示。
+
+　　（中央一再指示，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工作基本上不要作，但要保持这一武器。而刘惠之却说“一般监督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检察工作同资本主义国家检察工作的根本区别”。他认为中央的这个指示是违反法律的，他说“如批捕起诉、出庭支持公诉不全部担负就是违法，但其他条不执行就不是违法吗？”他曲解彭真同志指示的精神，他认为彭真同志仅是根据莫斯科市只抗议了一件一般监督案件，就说苏联实际上没有做一般监督工作。他说：“苏联出版的一些书刊上介绍了许多一般监督工作，几个苏联专家和去年来的代表团也介绍了不少，我们到苏联去，他们也介绍了许多经验，难道人家是撒谎？”他又说：“苏联司法代表团回国后写给我们几个司法机关的信中，还是要我们加强一般监督，怎么能说苏联对一般监督也有所改变”。他还在高检院五十八次党组扩大会上质问领导上“一般监督究竟是要不要呢？还是暂时要？”此外，他还不同意中央关于通过批捕、起诉进行侦查监督工作，不要把监督面搞得过宽的指示。）
+
+　　对于中央对一般监督的历次指示，他从未向他所领导的运输检察院作传达，相反的，他在布置和视察工作中，屡次强调一般监督工作的重要性。甚至一九五七年一月少奇同志对一般监督工作作了指示后，他仍然违背中央的精神，在二月间派出四个工作组到北京、东北、上海、济南、广州等地贯彻他对一般监督工作的布置，三月十三日他还在广州铁路运输检察院全体干部会议上再次强调一般监督的重要性。在今年四月中央书记处再次对一般监督工作作了指示后，他还对齐齐哈尔和广州铁路运输检察院的检察长说：“一般监督工作仍应按照运输检察院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座谈会的精神，把它搞起来”。他违背高检院在一九五七年一月省、市检察长会议上所确定的以批捕、起诉、出庭、劳改监督为一九五七年的主要工作的决定，坚持执行他自己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关于运输检察院的各项业务全面发展的布置。
+
+　　刘惠之拒不执行党的指示，可是对于右派分子黄绍竑对党的诬蔑和攻击却积极加以支持，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运输检察院召开的九个运输检察院检察长座谈会上，他把黄绍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以攻击检察院起诉书为名来诬蔑肃反运动的发言，(关于起诉书部分)在会上照样宣读，并布置考虑贯彻。
+
+　　2．企图把全国运输检察院变成实行垂直领导的独立系统。他强调运输检察院的特殊性，认为在工作上应根据特殊情况，统一布署，统一行动。他主张业务上的垂直领导，不同意由省、市检察院领导各地运输检察院，并擅自改变省、市检察院对当地运输检察院的工作指示和决定。他还准备在高检运输检察院设立人事处，垂直管理干部。他强调高检运输检察院是一个独立单位，并曾主张把高检运输检察院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水上运输检察院”。
+
+　　刘惠之闹独立性、闹分散主义的活动，是受着他的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支配的。他不满意现任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的职务，在刻造运输检察院的图章时，他认为应大于省检察院的图章。撤销运输检察院时，他提出免去他的现任职务时，应把他的新职一同公布。
+
+　　四、散布流言蜚语，进行非组织活动，并且在整风期间，点火煽风，攻击领导。
+
+　　几年来高检院党组的工作，是遵守向中央的请示报告制度和集体领导制度的，关于检察工作的方针任务等重大问题，都是经过会议集体讨论和报请中央批准的。但是刘惠之却进行非组织的活动，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几年来的方针政策和集体领导。尤其在高检院党组扩大会议讨论中央对检察工作指示期间，他和王立中、李甫山进行非组织活动，到中山公园议论对中央指示和高检党组的不同意见，当时刘惠之曾煽动说：“讲，讲，讲，摆开讲，一定要讲清楚”。这一次的活动，实际上是统一他们向党斗争的态度。他在高检院五十八次党组扩大会上集中地发表了反党反领导的言论，又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运输检察院助理检察员整风会议上，歪曲事实，点火煽风，攻击领导。他攻击“高检方针任务不明确”、“混乱”、“朝令夕改”；攻击“集体领导是比较差的，院务会议和党组会议讨论时，还不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未能广开言路”；攻击中央关于保持一般监督作为武器的指示，是不遵守组织法，说“到底要不要遵守就成了问题，似乎要遵守，又似乎不要遵守”；把批判教条主义地学习苏联经验，歪曲为反对学习苏联经验，质问说“对苏联先进经验到底学不学？学什么？应明确”；还诬蔑领导上有宗派主义，等等。对于上述意见，刘惠之从没有正面地向领导上提出过，也没有在工作中深入实际研究解决业务上的问题。因此，他的目的不是善意地帮助领导上改进工作，而是想在高检院制造混乱。大鸣大放期间，本院右派分子的许多论调和刘惠之是一致的，证明这些言论是直接间接由他散布的。
+
+　　在整风运动中，他积极攻击领导，但对反右派斗争却十分消极。高检院党组指派他参加北京政法战线的反右派斗争，会上右派分子对于由共产党员担任检察员、由检察机关作出免予起诉决定，以及对张鼎丞检察长本人都进行了攻击，但刘惠之却无动于衷，一言不发，当领导上要他发言时，他说“人家对检察院提出问题不多，没有什么可讲的”。在高检院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他说本院没有右派分子。四厅一个干部准备写大字报批判右派分子李实育，他对这个干部说李实育有些论点还不容易驳倒，于是这个干部就不敢写了，起了阻挠反右派斗争的作用。他对于右派分子诬蔑检察员必须由共产党员担任这一规定是宗派主义的反动言论，表示同情和支持，说“这个问题今后应当考虑”，还说“这一规定束缚了检察工作的发展”。
+
+　　(三)以上事实，完全说明了刘惠之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本质，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坚持反动立场，走向了公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妄图以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观点，篡改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检察工作的性质，反对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我们认为刘惠之是充当了资产阶级右派在检察机关内的代理人，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经党组讨论决定，将刘惠之划为右派分子。并决定撤销他原有一切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由八级降至十二级)。
+
+　　 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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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438.txt
@@ -0,0 +1,63 @@
+# 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对右派分子王立中的处理结论
+
+　　<(王立中)>
+
+　　(一)王立中，男，湖南永县人，一九一六年生，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贫农，一九三○年五月参加工作，一九三一年四月入党。历任警卫员、营政委、团总支书、主任、政委、分区支队长、政治部主任、旅政治部正副主任、师副政委、最高人民检察署办公厅副主任、正副处长、最高人民检察院一厅厅长。
+
+　　(二)主要反动言行：
+
+　　一、反对中央对检察工作各项方针政策的规定。
+
+　　自一九五五年以来，王立中长期怀疑中央关于检察工作方针政策指示的正确性并且拒不贯彻执行。在他确知党要整风的前夕，就协同刘惠之在今年四月党组扩大会议上开始更露骨地、更猖狂地向党进攻。
+
+　　今年四月中央书记处指示检察机关的任务主要是办案，应抓住批捕、起诉、出庭公诉、审判监督、劳改监督几个环节，并对几个环节的工作作了具体的指示，王立中对这些指示都公然的采取了怀疑和抵触的态度。
+
+　　1．中央负责同志一再指示：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工作基本上不要做，但要作为武器保持起来，王立中却反对中央这一指示，他说：“要不要一般监督工作是区别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检察工作的标帜”，他认为“这是涉及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问题，必须慎重对待”，并且要求领导上“从指导思想上和组织机构上要有步骤稳步地解决许多问题”。
+
+　　2．中央指示：侦查监督工作从限制人身自由开始，通过批捕、起诉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王立中却反对说：“侦查监督的范围是否就那样大呢？从侦查监督的实际情况看来，有不少是应监督的，尚未监督，不该监督而监督了的仅是个别的，因此我对中央指示侦查监督搞宽了的问题有怀疑。”
+
+　　3．中央指示：检察院起诉的案件应全部出庭，否则就等于违法，王立中却说：“有些案子比较简单，如果都出庭，可能成为形式，我认为即使有少数这类的案件不出庭，那还应该算是全面出庭。”
+
+　　4．中央指示：检察机关主要是办案，劳改监督是一个重要环节，王立中却说：“劳改监督不是各级检察院普遍的任务，从总的趋势看劳改犯是越改越少，而不是越改越多的，因此作为一九五七年工作安排把劳改监督作为重点是可以的，从长远之计看是应该考虑的。”
+
+　　此外王立中不仅在会议上发言反对中央指示，而且还在会后同刘惠之、李甫山二人到中山公园聚谈，商议他们共同对院领导上斗争的决心，实际上是协商反对中央指示的意见，进行非组织活动。
+
+　　二、诬蔑中央和高检领导为“反对派”，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以遂行其把一般监督凌驾于党和其他国家机关之上的野心。
+
+　　他向干部宣称作一般监督的同志为“同行”，而且提出“同行要有共同的思想和语言”，说：“一般监督工作没有支持，内外夹击，同行苦闷。”他将中央负责同志和高检领导说成是“人家”、是一般监督的“反对派”，认为“人家”不赞成一般监督也有理由，完全不赞成一般监督的“反对派”的意见也要研究。他又说：“一种新事物(按：系指一般监督)出来是香花，还是毒草，值得研究”，并且说：“一般监督是处在曲折的过程中，要经得起曲折的考验，要有坚强的事业心。”在这里王立中不仅把自己置于中央和高检领导的反对派的地位，而且还表明了他要坚持反党反领导的态度。
+
+　　三、发表文章公开与中央指示相对抗。
+
+　　今年一月十三日少奇同志关于检察工作的指示，一月十五日在高检作了传达，其中指出：现在国家机关干部违法不是主要倾向，宪法颁布后，国家机关干部都是拥护宪法并积极执行法律的，就是有些违法也是不自觉的。因此检察院的主要任务是办案，一般监督不是检察院的工作重点。
+
+　　王立中于一月二十九日却在光明日报上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的身份，发表了题为“做好一般监督工作有什么意义”的文章，其中极其片面地夸大了我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合作社的所谓违法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并大肆宣扬当前开展一般监督工作对国家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公然与少奇同志的指示相违背。由于他这篇文章诬蔑了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结果被右派分了黄绍竑当作材料以攻击我地方政府，被香港反动报纸所登载，被台湾国民党制成传单以飞机在河南等省散发。敌人这样地利用了王立中这篇文章来诬蔑我党和政府，而王立中在看到敌人散发的传单和转载他的文章的报纸后，不立即向组织检讨错误，却叫人到光明日报社探听有无关系，处之泰然。直到此次批判前始终无所醒悔。
+
+　　四、对中央和高检领导指示，采取两面手法，阳奉阴违，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
+
+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张鼎丞同志指示王立中到北京兼任副检察长，亲自掌握一般监督的试点，摸出经验，以便在全国范围内解决这个长期争论的问题，他竟向人表示“无论如何不去”。张鼎丞同志为了摸清一般监督工作的情况，指定梁国斌同志带领工作组到天津进行考查，考查的结果，在天津市检察院原来认为是一般监督的二百三十三件案件中勉强算得一般监督的只有一件，完全证明了中央指示：一般监督作个武器保持起来，检察院不要普遍开展是正确的，但王立中却表示反感，认为不能以一个地方否定全国。张鼎丞同志为彻底摸清情况，便指定梁国斌同志再带一个工作组(包括王立中)到山西省进行考查，结果也得出了同天津一样的结论。王立中当面表示一般监督工作不能搞了，但背后却又说“榆次不能搞，孝义是方向”(孝义县的检察长是县委常委，分管一个区的工作，县委曾几次把他在领导这个区的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向县委作的报告通报全县，起了作用，这根本不是一般监督工作，而王立中竟说孝义是个方向。)，充分表明了王立中是如何顽固地抗拒中央指示和对领导的两面态度。王立中对中央和高检领导的指示，凡不合他口味的就不认真向下传达，也不研究执行。甚至欺上瞒下，“假传圣旨”。如今年一月他向厅内同志歪曲少奇同志指示说：“一般监督肯定了，还要做”。今年七月王立中去江西参加会议时，张鼎丞同志曾指示他传达中央书记处四月份的指示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他却把中央的指示加以篡改和歪曲。
+
+　　王立中认为“高检的领导人都是搞公安的，对检察工作是外行，不懂法律”，因此他在实际工作中常常拒不执行领导的指示，如广东省阳春县检察院提出县人民委员会未按期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是违法的，李士英同志曾一再指示对于这种问题不要当作一般监督去搞，不能单纯扣法律条文，要照顾实际情况，简单地指责违法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但王立中顽固地反对李士英同志的指示，在一月二十九日的文章中和给领导整理的材料中几次加以引用，作为违法的典型案例。广州铁路局使用基建经费违反国务院通知问题，因广州市委已在查处，谭政文同志批示不要办理，而王立中却自行批转国务院秘书厅参考。说明了王立中的无组织无纪律是十分严重的。
+
+　　五、庇护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邵穆熙，企图否定高检机关的肃反成绩。
+
+　　邵穆熙是一般监督厅书记员，解放前曾任过三青团区队长，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王立中认为他有“才”干，毫无原则地加以重用信任，并多方庇护他，说一九五五年把他当作肃反对象是搞错了，并认为一九五六年组织上未提他的级是原则上的错误。整风时王立中对邵穆熙的某些反动言论，加以支持，反右派斗争开始后，邵穆熙应当划为右派分子，领导上也一再指点，王立中却迟迟不划邵穆熙为右派进行斗争。
+
+　　此外，他对一九五五年机关肃反的成绩表示怀疑，认为高检当时逮捕的三个人是否正确，须要研究。(按：这三个人在历史上均有一定的反革命活动或罪恶，当时加以逮捕是完全正确的，一九五六年予以宽大释放)。王立中身为斗争邵穆熙的直接领导人，院肃反小组和甄别定案小组成员、机关党委委员、党组委员，竟对一年前早已总结了的肃反工作表示怀疑，企图否定高检机关肃反成绩，这完全是丧失立场的行为。
+
+　　六、在整风中点火煽风攻击领导。
+
+　　王立中在平时经常向一些厅长级干部散布流言蜚语，说“几年来高检未拿出东西来，工作是听风，有些业务是别人挤出来的，(按：他认为全部批捕是公安挤出来的，全部起诉、出庭是法院挤出来的)，院的集体领导不够，党组会民主不够，研究问题少……等”歪曲事实，破坏领导威信。在整风开始后，王立中则站在右派一边到处点火、攻击高检领导和中央。今年五月十一日在厅整风小组会议上点火说：“领导上对工作没有计划，缺乏全面安排；检察机关如何建设，领导上心中无数，下面思想混乱有些是从领导上来的”。并说“领导对中央指示贯彻不力，对试点目的指示不明确……等”，研究王立中的这些议论，和他八年来并未在检察工作的方针、政策和业务建设方面提出过什么积极建议的情况来看，显然王立中不是帮助领导整风，而是在蓄意歪曲事实，大肆攻击领导。
+
+　　王立中所说的“同行”、“人家”、“反对派”以及“一般监督工作没有支持、内外夹击”……等一系列煽动反对高检领导和中央指示的话，是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和七月二十日分别在北京丰台区试点会议上和江西省检察院一般监督业务会议上说的。他的这种疯狂的行为直到九月初张鼎丞同志指名要王立中进行检讨并表明了坚决斗争的态度以后，才开始收敛。
+
+　　此外，王立中的闹独立性、闹分散主义也是很突出的，他不但强调院各个厅的独立，而且还认为各厅对下面有关部门也有垂直领导关系。如一九五五年讨论机关公文处理办法时。他坚持不同意“各厅拟发的重要指示、通报等先送办公厅研究后再送检察长签发的规定”，并且与办公厅比大小。
+
+　　(三)王立中是经过长征的老干部，在民主革命中确曾为人民作过一些工作，有其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可是在高检几年来，他把过去的功劳当作资本，以功臣自居，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他的极端恶劣的争权夺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已发展到了在政治上、思想上公开地反抗党、反抗中央、反抗领导，在同级面前蛮不讲理骄横跋扈的极端狂妄程度。而且，在工作中既不愿接触实际又不愿研究政策，已经成了一个只坐办公室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者。这就是他过不了社会主义关的基本根源。
+
+　　根据以上事实，党组讨论决定将王立中划为右派分子。并决定撤职、降级、降薪。(由九级降为十二级)
+
+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
+　　· 来源：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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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439.txt
@@ -0,0 +1,35 @@
+# 最高人民检察院整风领导小组对右派分子刘汝棫的处理结论
+
+　　<(刘汝棫)>
+
+　　(一)刘汝棫，男，47岁，北京市昌平区大东流村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学生，一九四○年九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六年七月到解放区，曾任县教育科长、副县长、县委城工部副部长、师政治部联络科副科长等职，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
+　　(二)刘汝棫对党长期不满，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对党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主要言行是：
+
+　　一、反对中央和院领导对检察工作的指示，攻击检察工作方针任务不明确。刘汝棫对中央一九五七年一月和四月有关一般监督的指示，公开表示抗拒。他在整风大鸣大放时说：“中央指示作为一个组织原则，是无条件的服从，但只那样几句话是不能说服我的。”并质问说：“少奇同志指示一般监督不是重点，到底是什么？”他对于院领导根据中央指示没把一般监督放在中心，表示极端不满。在鸣放会议上说：“如果侦查、一般监督是毒草就应铲除”，“不要把一般监督一脚踢开”。他还愤愤不满的说：“我从五○年后，没有作过一件愉快的事。”“一般监督工作，死气笼罩，死活不定。”“自己好象活着无意思”甚至认为高检领导还不如右派头子黄绍竑，说：“民主人士(黄绍竑)到北京市检察院，一去就问一般监督工作怎样。”
+
+　　他诬蔑检察机关几年来的整个方针任务不明确、不稳定。诬蔑院领导“没有如实将情况反映给中央，而是中央指示作什么就作什么？”“硬往下贯”。说：检察工作是“冷、热、单打一，作为国家领导机关不知祸害多大。”他质问领导说：“除了三大监督外，侦查、一般监督工作放在什么位置？是以八两来比，是放在二两上、四两上呢?
+
+　　在辩论“检察员必须共产党员担任”是否宗派的问题时，他认为“过去党是吃苦在前，但不能认为就有优先权”。以此反对党员担任检察员规定。
+
+　　二、歪曲和夸大事实，攻击谩骂领导。他在整风会议上诬蔑检察机关不关心群众疾苦说：“平乐饿死一四○○余人不注意，这叫什么工作，不关心群众疾苦。”他诬蔑领导不懂业务。他反对梁副检察长一九五六年到天津视察工作中，根据中央指示和实际情况提出一般监督工作可以基本不搞的正确意见。说：“梁副检察长工作不深入、不踏实、不钻研，去天津看了一下，就宣布一般监督死刑。”一九五七年二月他随李副检察长去山东检查工作，领导上为了检查劳改工作中存在的右倾情绪，具体了解劳改犯人的生活待遇。刘汝棫就在整风会议上诬蔑说：“检察机关保护劳改犯人，不保护农民。他诬蔑检察院有“墙”和“沟”，说：“高检院三年多来，阶级严密，层次很清，检察长连有的厅长还不认识，检察员、书记员那是不认识的，人与人之间有一堵墙。”
+
+　　三、刘汝棫抗拒执行党的决议，反对检察工作的方针任务，反对院领导，不仅表现在整风鸣放当中而是由来已久的。他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学习“八大”文件时就说：高检领导是“墙头芦苇，不加考查，就是听风。”又说：“反右倾反了下面，未反我们”“检察工作是前进不足，稳步有余，总怕前进犯错误，而不怕落后犯错误”。工作不应“兴一个，灭一个。”他诬蔑院领导不遵守法制说：“数我们高检法制不强，自己的组织法自己不执行，可随便否认。”又说：“一般监督工作不作了，从农业合作化看，这五万万人(指农民)有没有保障？”“不要一般监督是因噎废食”“相当负责干部可以胡说八道”。
+
+　　他经常散布流言蜚语。说：“检察工作没有灵魂”他听说一九五六年春，毛主席曾提到检察通讯员可以联系群众，后检察院加强了检察通讯员工作。他即在侯平栋同志面前诬蔑说：“中央放个屁也是香的。”他还诬蔑领导不懂业务说：“几个检察长是作公安工作的，有些偏。”“张老报告光讲社会主义改造，国际形势，解决不了业务问题。”一九五七年刘汝棫看到报上登载粗粮有营养，鼓励大家多吃粗粮，代替细粮时，他即在干部中谩骂：“胡说八道”，并说：“如果粗粮有营养，为什么领导干部不吃粗粮。”
+
+　　在实际工作中也与院领导的工作方针对立，一九五六年十月院领导指示总结研究一般监督工作，他到湖南省检察院参加一般监督工作会议，却强调应该积极开展。整风开始他在政法干校讲课时还说：“我们常认为，地方国家机关所发布的决议、命令，都是经过党的审查或者上级机关批准，不会有错。这种看法可以考虑”。
+
+　　刘汝棫抗拒执行党的决议也是有历史性的，一九五五年检查支部工作时期，他就再三抗拒支部贯彻总支布署，阻挠会议进行，说他“精神没寄托”，说支部和总支“是违背良心”，还诬蔑总支书记“表面一套，背地一套”“拿党员开心”“总支拿大家开玩笑。”
+
+　　（对组织审查他的入党问题也极为不满。他自称一九三五年入党，一九四○年重新入党。一九五六年审干查明一九四○年以前并未入党。为此，刘汝棫对组织很不满，在干部中散布“调查有问题”企图颠倒黑白。）
+
+　　(三)刘汝棫上述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被揭发后，开始很不老实，经过同志们多次批判，最后表示低头认罪，但检讨还不深刻。
+
+　　根据以上事实，说明刘汝棫思想上长期以来存在着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同党两条心。个人欲望无法满足，便肆意攻击党和领导。这次整风开始后，向党积极进行了攻击，因此，决定划为右派分子。并决定撤职、降级、低薪(由十三级降至十六级)。
+
+　　 最高人民检察院整风领导小组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
+　　· 来源：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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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440.txt
@@ -0,0 +1,27 @@
+# 中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支部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邬家箴党籍的决议
+
+　　<(邬家箴)>
+
+　　邬家箴，男，三十九岁，浙江宁波人，高级职员家庭出身，本人学生成分，一九三八年入党。历任：新四军教导队医务所指导员，军法处科员，二支队特派室股长，苏北行署公安局科长，县公安局长，杭州市军管会公安部处长、省公安厅处长、温州专署公安处长，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等职。
+
+　　反右派斗争中揭发的大量事实证明：邬家箴在担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期间，为了卑鄙的个人野心，利用职权，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对党的领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篡改人民法院性质的罪恶活动，已经完全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
+　　(一)反对党对审判工作的领导。他借口“审判独立”，主张“党主要是政治思想和方针政策领导”，反对党委审批重大案件。他认为“党委批案在法律上说是不合法的”，干涉法院的“独立审判”，“包办代替”法院的工作，是“党委犯了事务主义”，“不能发挥法院、审判人员的积极性和工作责任心”。有意歪曲党的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说省委审批省法院党组的案件是“个人否定集体”，“名义上代表省委，实际上还是个人，与‘八大’精神不符”。并借口反对由公安部门负责人审批案件，反对省委领导。他还诬蔑省委不懂法律，“法制观念不强”，认为我们的法制规定上，已有很多防止错案的措施了，党委在监督上可以通过检察院来实行，无须再审批案件，在实际工作中，对抗省委指示，阳奉阴违，拒绝执行，利用法律程序方便蓄意篡改省委指示，并散布流言蜚语，布置收集材料，攻击省委领导同志。同时，他与右派分子刘更生互相吹捧，打击、排挤院长，说院长“不懂业务，不解决问题，干不了，抓小不抓大，很使我们失望。”甚至逼问院长“你什么时候走呀？”一方面又成天叫“党组分工不明确，职责不清，自己无权”，“吴院长来了工作反而难办”，以致消极怠工，刁难院长，企图挤、逼院长“下台”，他好取而代之。
+
+　　(二)以资产阶级法律观点企图对人民法院实行“革命”，反对在法院审判工作中实行民主集中制。说什么法院“特殊”，有“两套组织”、“审判委员会和合议庭是审判组织，院、庭长是行政职务，对合议庭不是领导关系，仅是指导关系”；批案“不合法”，“不符合集体领导原则”，“是多数服从少数”，“个人否定集体”。说院、庭长不批案“可以进一步发挥干部工作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保证判处及时”。硬说一九五五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制订的“有关审判工作职权范围划分的若干规定”已经不适用了，指使右派分子刘更生制订了一个公开反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新规定，正式提出院、庭长对合议庭不是领导关系，不能审批合议庭的案件，以“两级制代替四级制”。取消院、庭长对合议庭的领导。这个规定遭到审判委员会多数委员反对，在没有被通过以前，他就擅自以副院长身分，到处吹嘘这是“革命措施”，“最大的先进经验”，“有十大好处”，积极推行。
+
+　　此外，邬家箴还积极散布和贩卖“有利被告论”，“无罪推定论”，“直接证据论”等旧法观点，千方百计地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开脱罪责，甚至提出“宁可错放”的口号，形成一个系统的包庇、纵容敌人的“理论”，对全省审判工作流毒极深。
+
+　　(三)攻击肃反运动，极力夸大肃反运动的个别缺点和错误，否定肃反成绩。诬蔑肃反运动是“杀气腾腾，以杀为快，有捕必判，盲目长判”。对党委统一领导、公安、检察、法院三者组织联合办公室一致对敌说是“不合法”。“一九五五年反右倾实际上起到强迫命令的作用”，搞控制数字、上调劳改犯是“造成错案的原因”。说“肃反运动的缺点和错误是严重的”，错案占百分之二十。因此他在清案查错中，只查错，不查漏，下边检查缺点错误不到百分之二十的，就指责是不深不透，还叫嚣“一九五五年肃反错误摸不到底”，说省委对查案“劲头不大”，说什么“肃反案件搞到这种质量，不检查还行吗？”他还诬蔑机关肃反“副作用”和“消极因素”很大，“占法院百分之三十”，“法院工作被动是从肃反来的”。并指责肃反干部“不务正业”，乘党组书记不在家的时机，在党组会上逼令肃反干部检讨。
+
+　　(四)大鸣大放期间，与社会上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进攻。在龙泉拆塔事件上与右派分子宋云彬遥相呼应，积极主张法办拆塔人员，并以刑法草案为炮弹，配合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吹嘘右派分子黄绍竑是“进步的”，“懂法的”，并说：“向省委反映法制建设还不如向黄绍竑反映解决问题”，黄绍竑猖狂向党进攻，他说：“黄绍竑的意见都是事实”。
+
+　　邬家箴出身是非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后，缺乏自我改造的自觉性，一直保持着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处处顽强地表现自己，力图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党。在工作上一贯表现骄傲自大，抗拒领导，自作聪明，标新立异。思想上享乐腐化，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要地位、要待遇、要物质享受。当他因政治历史问题被审查时，就表现与党离心离德。这些都是他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
+
+　　支部大会认为：邬家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确已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中共浙江省委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确定其为右派分子和撤销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的严正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为了纯洁党的队伍，支部大会建议开除右派分子邬家箴党籍。
+
+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日
+
+　　· 来源：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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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441.txt
@@ -0,0 +1,23 @@
+# 中共重庆日报支部关于开除党内右派分子贾唯英的党籍的决定
+
+　　<(贾唯英)>
+
+　　贾唯英，女，现年三十八岁，地主阶级家庭出身，学生成分。一九三八年在延安入党，现任重庆日报副总编辑。
+
+　　贾唯英入党后，原来的剥削阶级立场未根本转变，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对党怀着个人野心。一九五O年至一九五一年间，贾唯英曾包庇三个恶霸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的亲兄弟，一九五四年九月西南局直属党委对她严重丧失立场的错误给予当面警告处分；贾来重庆日报后党内又对她的上述错误进行过教育和批判。但，贾唯英对自己的错误并未彻底认识，对党的教育和帮助亦未认真接受，反而对党心怀不满。去年大鸣大放期间，贾唯英竟公开站出来反党，由一个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走上反党的道路。
+
+　　鸣放中，她的主要反党罪行如下：
+
+　　一、借口“左叶事件”，采取欺骗手段召开记者座谈会，攻击党的领导。报上发表“左叶事件”消息后，她立即在报社内部煽动说：“这些事重庆也有呀，我们恐怕也要开个会来支援一下!”并指挥记者凑材料，写文章；接着她就盗用群众名义要求市委同意她开这个会。市委宣传部并未同意。但她却欺骗其他编委说宣传部同意了，擅自召开了座谈会。她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并公开号召：“有气出气，有话说话!”会议在她的引导下，新闻界一小撮右派分子无视党和政府一贯对新闻工作的关怀和帮助，夸大、歪曲和捏造大量事实，诬蔑我国新闻采访“不自由”，“一团糟”，特别是对党的新闻政策和国家保密制度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要求取消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会后，她又把座谈会中的右派言论加以夸大渲染地报道出来，并且指令编辑组将右派分子熊景平、李忠禄向党进行恶毒攻击的谰言全文发表，还要新华社记者向总社发消息，支持四川工人日报右派分子汪岗到市政协会去呼吁，还把座谈会记录印发给全国新协、人民日报等单位，企图扩大事态。贾唯英利用左叶事件召开重庆新闻记者座谈会配合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行全面的攻击，充当了向党进攻的急先锋。
+
+　　二、贾唯英利用其代行总编辑的合法职务，以报纸作为阵地，积极配合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在鸣放报道方针上，贾唯英违背中央和市委的指示，提出一个反动主张：即“揭盖子”、“四面开花”、以“造成声势”，企图达到“向市委施加压力”的别有用心的目的。在去年五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连续签发了“只听雷声不见雨来，机关干部要求创造鸣放条件”及“群众要求大鸣大放，厂矿领导按兵不动”两则消息向机关、厂矿点火，有意打乱市委的鸣放步骤，将市委的军，给右派分子全面向党进攻创设有利条件。与此同时，贾唯英还签发了许多支持与赞同右派言论的报道，如所谓声援“左叶事件”座谈会的“个中难处有谁知”，市委召开的“文化、艺术、新闻、出版界座谈会报道”等，都极尽诬蔑、夸大的能事，不只一处出现煽动性的描写，如“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叙述悲惨遭遇”等等，助长了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凶焰。贾唯英篡改了党报的政治方向，成为了资产阶级右派在党内的代理人。
+
+　　三、长期以来，由于贾唯英怀着个人野心，对市委领导采取阳奉阴违和抗拒态度。她常把市委对报纸的具体领导和正确批评说成是“不放手，干涉过多”；甚至公开在群众中散播流言蜚语，破坏市委领导威信企图煽惑群众离开市委领导，把重庆日报变成一个她为所欲为的“独立王国”。
+
+　　贾唯英是党内右派分子，反党情节严重。为了纯洁党的队伍，巩固党的组织，决定开除贾唯英的党籍。
+
+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日
+
+　　· 来源：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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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442.txt
@@ -0,0 +1,267 @@
+# 对右派分子施世雕的辩论记录
+
+　　<施世雕>
+
+　　【施世雕，浙江人，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军六十二师某营军官，抗美援朝时期入朝作战，该部1955年春季回国，他同时转业到地方，工作单位应该为山东省济宁市的公安部门的劳改农场，最迟至1958年初被划为右派，最后具体处理结果未详。在对他的批判辩论中，施世雕面对已经无法更改的右派分子的结论，坚持为自己辩护】
+
+　　李明瑞的发言：施世雕自大鸣大放以来睡到九点才起床，为什么应作交代？在大字报上恶毒的反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施世雕睁着眼睛说瞎话，这与他的本质有关系。他不承认社会主义，他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他用心理来攻击社会主义。他竭尽心机的来攻击我们。从他的“控告信”里可以看出他早已站到了美国方面。当我写出了反驳“饿浮载道”的大字报后，他说我驴唇不对马嘴，当然施世雕的嘴不能对上我的目的，他说我们由于粮食统购统销造成了饿浮载道，可是我们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应作交代。他对我们部队的专业政策不满进行诬蔑说：“生了小孩卡死也不叫他当兵啦”“美国鬼子打到家门口也不管啦”，当然他是不管的，而且他还欢迎的。他参加工作根本不是为了革命，自转业后二年多没工作就可以想像啦。施世雕的人生观是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他的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施世雕吃人民的饭不给人民工作，反而印反动传单企图分发。他前几天要求回家，赵科长没允许，他说是阴谋，我们不能放走反革命，你才是阴谋因为你企图逃脱。我们要叫施世雕交待历史，施世雕是反革命家属，施世雕的本质是反动的，我们不能认为他有精神病，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纲领有目的，他说右派分子不是反革命分子，他曲解浙江省委书记的报告，施世雕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纲领应当交待。
+
+　　施世雕的交待：李明瑞的发言是这个富农分子的报复，不符合事实。右派分子就是反革命分子这个说法就是您的谬论。我认为右派分子不是反革命分子，文件上根本没将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列在一起。我国自一九五六年来经过了三大运动：农业合作化、公私合营、知识分子的改造之后，阶级斗争基本上消除啦，转向了人民内部矛盾，资产阶级有他积极的方面有他落后的方面，我们一方面改造他落后的方面，另一方面利用他积极的方面。现在说右派分子是向党进攻但是我们有强的力量，这一小撮右派分子，我们不是用过去的方法，我们用讲道理摆事实的办法，右派分子没什么武器，所要改造他的思想，右派分子是反革命分子这个论点我认为是不正确的。
+
+　　洪烨的发言：右派分子施世雕说右派分子不是反革命，他说他找来很多文件没有这种说法，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是对的，但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就是他本身没有一点进步性，他们想推翻社会主义叫资产阶级复辟，他反对的死社会主义，我们建设的是社会主义，他们不是反革命是什么？就你本身说，你早就是混入革命的敌人，他在部队的时候他就处心积虑的收集反对党的材料，他写了“控告”中央的信偷着印了四十多份企图散发。美帝国主义的心理作战也就是这样，他和美帝国主义的心理作战一样的，这就看出已经构成了一系列的反革命活动，就是社会上的反革命所说的话也不必他的恶毒。
+
+　　（施世雕说：右派分子是反动派但不一定是反革命分子。）
+
+　　徐绍锡同志说：我国第一阶段的革命是什么？
+
+　　施世雕答：是旧民主主义革命。
+
+　　又问：第二阶段的革命是什么？
+
+　　答：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
+　　又问：现在是什么革命？敌人是谁？
+
+　　答：是社会主义革命，敌人是资产阶级反革命。
+
+　　楮度铎问：反革命和右派分子有什么区别？
+
+　　施世雕答：反革命有一定的反革命活动，右派分子没什么活动。
+
+　　洪烨：施世雕在名词上给我们纠缠，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分子是什么分子？
+
+　　施世雕：文件是指思想上讲的，我认为反革命分子有行动有破坏活动。
+
+　　李明瑞：反革命分子有了行动以后才算反革命吗？什么叫行动？
+
+　　施世雕：反革命分子有行动破坏我们的革命，右派分子主要是思想反动。
+
+　　李明瑞：给杜近芳写信是什么意思？你和他有什么亲戚？
+
+　　施世雕：我从济南回来以后我觉得脑子里轰轰的，是他们用机器专门刺激我的，我在戏报上看到的杜近芳的名字。
+
+　　李明瑞：你这封信是拥护党还是反对党？
+
+　　施世雕：我是拥护党的，党有缺点错误我应该批判吗？
+
+　　李明瑞：党恶毒在哪里？
+
+　　施世雕：它用机器折磨我是不应该的。
+
+　　李明瑞：机器在哪里？
+
+　　施世雕：在脑子里。
+
+　　李明瑞：什么是法西斯？
+
+　　施世雕：他用机器毒害人，法西斯是最不人道的。
+
+　　李明瑞：蒋介石是谁打垮的？
+
+　　施世雕：这个大家都知道。
+
+　　李明瑞：谁领导的打倒了美帝国主义？
+
+　　施世雕：这个都知道。
+
+　　李明瑞：人民有选举权吗？
+
+　　施世雕：有。
+
+　　李明瑞：过去有没有选举权？
+
+　　施世雕：不清楚。
+
+　　李明瑞：在部队里有自由吗？
+
+　　施世雕：有。
+
+　　李明瑞：在部队里是法西斯教育吗？
+
+　　施世雕：我没有讲。是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份以后头脑里有了苏联武器以后是法西斯教育。
+
+　　李明瑞：粮食统购统销五五年是不是糟的很？
+
+　　施世雕：我认为缺点是很大的，老百姓应买粮食买不到，可以找报纸看。
+
+　　李明瑞：“饿浮载道”是你讲的吗？什么意思。
+
+　　施世雕：这是我的粗枝大叶。
+
+　　李明瑞：广西事件为什么拿到粮食政策上来比呢？
+
+　　施世雕：这个我应作检讨。
+
+　　李明瑞：济宁地区受水灾以后国家购粮他们的粮食没有？
+
+　　施世雕：没有。
+
+　　李明瑞：你为什么说是统购统销问题。
+
+　　施世雕：我没说统购统销问题。
+
+　　李明瑞：你说邹县55年饿死多少人？
+
+　　施世雕：五五年那个情况是很严重的，我没见有饿死的。
+
+　　李明瑞：你为什么说饿死很多人？
+
+　　施世雕：我写的过份了一点，这是我的 。
+
+　　李明瑞：你写的其他的大字报有粗枝大叶吗？
+
+　　施世雕：很难说。
+
+　　李明瑞：你说饿浮载道形容的不算过份也是粗枝大叶吗？中国这么个大国要是饿浮载道得死多少人？
+
+　　施世雕：我不是说全国。
+
+　　李明瑞：五五年老百姓是吃树叶吗？
+
+　　施世雕：我的家庭就就是这样。反问：你为什么钻空子？
+
+　　李明瑞：你大字报上为什么说是全国差不多都是这样？
+
+　　施世雕：可能是这样。
+
+　　李明瑞：邹县有没有饿浮载道？
+
+　　施世雕：没有。我也不能肯定。
+
+　　李明瑞：没有实施的事说是有这个事是不是造谣？
+
+　　施世雕：那个情况不是这样。
+
+　　李明瑞：你对问题的看法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
+
+　　施世雕：是唯物的。
+
+　　李明瑞：这里没有饿死人说饿死人啦怎么解释？
+
+　　施世雕：可以推算。是否是事实我没实地调查，这是我形容过度，是不对的。
+
+　　李明瑞：你见到饿死人了吗？
+
+　　施世雕：我没见到，听人家说的。
+
+　　李明瑞：听谁说的？
+
+　　施世雕：我没记下来。
+
+　　李明瑞：你说到底死了多少人？
+
+　　施世雕：我形容统购统销的紧张情况。
+
+　　李明瑞：如果别人说是饿浮载道你怎么说？
+
+　　施世雕：现在是整风和平时不同。
+
+　　李明瑞：因为整风就可以乱说吗？
+
+　　施世雕：这个饿浮载道的实际意义我没有领会到。
+
+　　赵佩科长：你说是否需要统购统销政策？
+
+　　施世雕：需要。
+
+　　赵科长：你怎么说要中央检查“饿浮载道”是不是粮食统购统销的结果？
+
+　　施世雕：我不是这样说的。
+
+　　李明瑞：讨饭的街头巷尾，是否是事实？
+
+　　施世雕：我没说到处都是。
+
+　　赵科长：你是文法上的毛病还是向党进攻？（施未答）
+
+　　李明瑞：你家里是否吃树皮啦？
+
+　　施世雕：我没见，家里来信说的。
+
+　　刘兴汉：我家也是浙江从来没听说过吃树皮树叶。
+
+　　林德才：我家也是浙江，我们家里从来也未吃过树皮树叶子。解放前后都未吃过，也没饿死过人，解放前饿死过人，55年下半年我也回到家去过。
+
+　　施世雕：你可以到我家去调查，你（指林德才）上我家去了吗？
+
+　　林德才：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什么？
+
+　　施世雕： 五六年前可以说是反革命分子，五六年以后变啦，把他划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他没有行动。
+
+　　林德才：你散布反动传单，是不是反对共产党？
+
+　　施世雕：因为共产党用机器迫害我。
+
+　　洪烨：是不是由于右派分子多就不算反革命啦？
+
+　　施世雕：对右派分子斗争主要是思想上的斗争，他要是现行犯活动的话，就把他算反革命。
+
+　　洪烨：造谣是不是现行活动？
+
+　　施世雕：我不是造谣，这是整风，您能驳倒我的话我可以检讨。
+
+　　洪烨：你见到了“饿浮载道”吗？
+
+　　施世雕：没见到，我是形容，造谣也分有意、无意的。
+
+　　刘兴汉：没有根据的形容算什么？
+
+　　施世雕：我是用词错啦。
+
+　　洪烨：你写大字报的目的是什么？
+
+　　施世雕：帮助党整风。
+
+　　洪烨：没有的事你怎么帮助党整风？什么目的？
+
+　　施世雕：这个错啦。我没有目的。反问：“你说粮食统购统销开始是不是有紧张情况？”
+
+　　洪烨：你为什么不讲理呢？你即是知识分子，如果有人说你杀人啦，你说手不当家能算理吗？
+
+　　施世雕：我用词不当。并反问：“你是不是没写错过呢？”
+
+　　洪烨：你错的根源是什么？怎样产生的错误思想呢？
+
+　　施世雕：糊糊涂涂写的，我当时写的时候是形容有很多讨饭的。
+
+　　洪烨：统购统销有好多方面吗？
+
+　　施世雕：好的方面很多。
+
+　　洪烨：大字报上你没写一张好事，邹县没有的事你写出来啦！什么动机？能说没思想吗？（施未答）
+
+　　李殿荣：你是不是帮助党整风？为什么不讲事实？
+
+　　施世雕：我本意是帮助党整风，就是用词错啦。
+
+　　李明瑞：这个“万恶的共产党”是谁写的？
+
+　　施世雕：这是我脑子里的机器。
+
+　　李殿荣：什么机器？
+
+　　施世雕：苏联的机器。
+
+　　李殿荣：那个“控告书”是谁写的？
+
+　　施世雕：是通过我的手。
+
+　　李殿荣：谁支配你的手写的？
+
+　　施世雕：苏联武器。
+
+　　李殿荣：你为什么单说共产党的坏呢？
+
+　　施世雕：是苏联武器迫害的我。
+
+　　李殿荣：共产党每月给你五十多块钱你怎么不说共产党的好呢？国民党、美帝国主义给你钱花了吗？
+
+　　施世雕：我早就不想花这五十多块钱了。
+
+　　李殿荣：你怎么不讲理呢？
+
+　　施世雕：您用枪杀我也随您的便，我认为您不讲理。
+
+　　· 来源：
+
+　　根据网络材料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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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47 @@
+# 李慎之：思想旬报（第6号）
+
+　　（在1月份的最后十多天中，有许多思想上的感受和收获。）
+
+　　（由于“除四害讲卫生”运动的展开，参加了几次体力劳动，特别是有一次同大家挖两条水沟，六七个壮丁，搞了两个多钟头，也没有挖去三四丈长，然而已经腰酸背痛难乎为继了。这中间我体会到：（1）过去被我视为“简单粗糙”的体力劳动确是“真才实学”，来不得半点虚假，远不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工作可比。（2）劳动必须有集体的协作，一个人是成不了什么事的，在这中间必须要发展同志关系，对于我来说，今天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这种与大家一起工作的感受更加甘美的了。（3）像我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脑子里不停地胡思乱想已成为一种永远的习惯，几乎任何时候脑子里都装满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当然也有许多是正确的、健康的思想，然而也有许多是各种各样以个人为中心的得失感慨。近几个月来，用了很大的力量来进行思想斗争，也总感到驱之难去。最近，我特别感到，虽然在这一个时期的思想斗争中，自己还能作到使健康的力量占优势，但是有些东西是想得太多、太细、太繁琐了，真正的觉悟应当表现为更加果断、更加坚决，因而也就更加单纯，而不是一步三回头，老做hair-splitting式的分析，但是却总难以达到那样大彻大悟的境界。然而，在劳动中，我却体会到可以完全摆脱掉一切纠缠住自己的各种思虑，一心不二，干脆明了，我在这中间真正感到精神的解脱和心情的宁静。）
+
+　　（仅仅几个钟头的劳动，已引起了我如此的一堆体会。虽然劳动的结果使我感到自己十分“不济”，但是却更增强了我要求“下乡上山”到群众中去，到劳动中去的愿望。这个愿望已越来越达到不可抑制的程度，因此在1月22日下午，我见了王飞同志，向他再次表示希望能尽可能满足我的这个愿望。1月29日，我又见了冷西同志，也向他提出这样的愿望。王飞同志和冷西同志的回答都是说我的愿望有可能实现，特别是冷西同志回答比较肯定，这使我感到安慰。）
+
+　　（王飞同志在见我的时候，勉励我要继续巩固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真正低头认罪；同时又鼓励我要如我自己在思想汇报中所提出的那样，真正做到“忘我”。前一点，我以为是大致没有问题了，我还可以跟得上党对形势的分析，领会党的政策的意义，并且以此来看自己的问题。至于第二点，我觉得还必须不断加强自己的思想锻炼，随时克制不时会冒头的个人情绪。）
+
+　　（那天的谈话以后，我曾不断地思索“忘我”的含义，我知道，这是最高的思想境界，对于像我这样一个人来说，决不是想一想就可以大彻大悟的。但是我必须不断以此警惕自己，提醒自己，也许能勉力做到接近的程度。）
+
+　　（我曾回忆我的历史，可以清楚地觉察出，每当我把自己估计得较低，否定自己较多的时候就是我进步的时候，每当我把自己估计得高，肯定自己较多的时候就是我落后的时候，当年的许多印象，我现在还可以历历回忆。近几年来，由于个人处境比较顺利，我正是走了一条由自大而落后的道路。苏共二十大以后，我简直是疯狂了，彻夜筹思，自以为欣然自得。“狂”之一字，正是我的个人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表现，也是我堕落犯罪的原因。）
+
+　　（对于一切以“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我过去自觉较少。然而这只是因为处境比较顺利，以我的封建士大夫式的感情出发，还是对党有知遇之感，在己有效命之心，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冲突不显而已。这次犯错误，对我的个人主义来说，是“摔了跤”、“倒了霉”，这是我能否以集体主义来战胜个人主义的一个空前未有的严重考验。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容易通过的考验，然而我懂得这是一个必须通过的考验，自己能不能自觉地愉快地接受改造，能不能灭绝一切个人得失的考虑将是一场真正的“天人交战”，一念之间就将是“人兽关头”。最近读到解甲归田的红军团长方和明同志的诗“我虽革命三十载，不如沧海粟一粒”，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这是真正的忘我的精神，这是真正可以克服一切艰难困苦的力量的源泉。我只有以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才能经受来临的考验，才能取得自己的新生，对个人主义的任何妥协将是自己的毁灭，我将永远以此自镜，以此自励。）
+
+　　（1月29日同冷西同志的谈话使我极受感动，3个多月以来，我还是第一次同一个领导同志作这样的谈话，甚至是第一次同任何一个人作这样较长的谈话，除了同张贻同志而外。）
+
+　　（冷西同志还是要我确认，对我说来，这一跤摔得很好，只有摔了这一跤才有希望完成立场的转变，才有可能真正“翻过来”。他一再指出，犯错误，当其正在犯的时候是不好的，但是在犯了以后，如果能吸取教训就是好事。他强调，不犯过错误而要真正完成立场的改变，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要我真正认识这次犯错误是立场问题，他指出，我过去处境比较顺利，在开城，在日内瓦，在万隆，同敌人作斗争，是不会觉得自己有立场问题的，然而立场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真正的阶级意识到紧要关头就暴露出来了。他要求我下去劳动以后，好好以实际生活检验一下自己过去的思想，要有决心长期干，要真正拿出点干劲来，彻底改造自己。）
+
+　　（同一个相处十多年，一直是直接领导我工作，并且共过不少甘苦的负责同志谈话，我始终都充塞着惭愧、悔恨与感激的心情。最后，有电话来，冷西同志要出去开会，我们的谈话不得不中断了，他对我说：“你过去为党做了一些工作，党是永远不会忘记你的”。这时，甚至在我写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都感到无可抑止的激动。我上午刚刚读过解甲归田的红军团长方和明同志的诗“我虽革命三十载，不如沧海粟一粒”，我为革命做过的工作比起方和明同志来又是“不如沧海粟一粒”，何况为德不卒，半途而废，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罪，成了革命和人民的罪人，而冷西同志还是说，“党是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我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有时也寻思，“党会把我抛弃吗？”但是现在冷西同志还是说：“党是不会忘记你的”。对比起来，党的关怀何等周切，我的想法何能狭隘。辞别出来以后，我在城墙边转了有半个多钟头，感到冷西同志的谈话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和信心。我的出路只有一条，彻底地否定自己，完全忘我地跟党前进，义无返顾，勇往直前，回头将是自取毁灭，而冷西同志的谈话仿佛使我看到了一个开阔的前景，我觉得自己的一切都不应当考虑，党会关心每一个人，其中也有我，我应当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利益而是党的利益，在这中间自然会有我的新生。）
+
+　　（最近一个时期，我读了一点反面的东西，籍以试验自己的批判能力。）
+
+　　（文艺报第二期发表了王实味、丁玲、艾青等人当年的旧作，再次展开批判。我大抵先看反面的，想一想，然后再看批判文章。我自以为还能对像《在医院里》这样的文章感到嫌厌，也还能对《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这样的文章进行分析批判，这要感谢党在对我的斗争中教会了我应用阶级分析的武器。）
+
+　　（我做的一件大胆的尝试是细细读了一遍德热拉斯的《新阶级》。11月初，我在同普金同志谈话的时候就曾说起，我想试予批判，但暂时还不敢看，他说可以看看，但我一直没有做，记得8月份初次看到克兰克肖（英国特务）介绍这本书的文章，觉得其中有若干论点很与我所有过者相像，我还不能完全明确地批判，因而全文出来后，一直没有敢翻阅。这次花了3天的时间看了一遍，做了不少批注和一些笔记，自己觉得大有好处。）
+
+　　（读这本书并没有引起我的多少共鸣与同情，相反，德热拉斯的思想真是反动到了极点，他的论点的中心就是公开地主张资本主义的复辟，这些论点完全摆开以后，就不像克兰克肖介绍它时那样从“权力”两字入手，还可以在概念上翻几个跟头，而是完全暴露出了自己的面目。读他的书，批判他的论点，也就一步割断自己与类似思想的联系，从这中间，我倒经验到一种战斗的愉快，这是我很久以来没有领受到的了。）
+
+　　（我过去读克兰克肖的文章以为自己有一些思想是与德热拉斯相同，墙报上也有同志如此说我。现在读全书以后，我倒觉得我的思想近于卡德尔而不是近于德热拉斯。但是，现在令我不安的是，在卡德尔的思想与德热拉斯的思想中间并无什么鸿沟，相反，前者的思想稍一发展就可以成为后者，这不但是极可为南斯拉夫的同志们担忧的，而且也给我照了一个相，如果我的思想再引申，恐怕我那个“公有制不可动摇”的“主观”也会守不住了。）
+
+　　（我随读随写了一些眉批，如果写一篇文章来细细批驳德热拉斯，也许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似乎也无必要，因为他的立论已过于清楚，就是主张资本主义，就是认为西方的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而且德热拉斯主张的不但是资本主义，甚至是帝国主义，他胆敢把英法对埃及的侵略说成不是侵略，而是西方贸易世界同埃及民族主义的冲突，面目如此清楚，实在也就无所用其批判了。）
+
+　　（使我怵目惊心，而且深感得益的是：德热拉斯理论的体系的中心（如果算他有一个体系，一个中心的话），就是玩弄“民主”的概念。照他看来，有“民主”，资本主义可以自然成为社会主义，无民主“社会主义”即是更坏的资本主义。从这里就可以反照出我所曾有过的论点的危险性与反动性。把民主作为目的，就只能引向资本主义，第二条路是没有的。）
+
+　　（德热拉斯的书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绝望的挑战，虽然他自己提出了无数的谬论，但是它并没有真正攻击到马列主义的任何一点，他给历史画了一个荒唐的蓝图然而完全不敢接触到历史唯物主义与阶级斗争的学说。他自己说他只能描述而不能批驳，这说明他甚至不能引申出什么纯概念的逻辑来。尤其值得我引以自镜的是，他的描述有一部分是纯粹的胡扯造谣，有一部分却是描述的事实，这些事实从正确的立场来看本就应当是如此，是好得很，但是他却从反面来看，认为糟得很，从这里很可以悟出立场对于正确的思维乃是灵魂。）
+
+　　（德热拉斯的书充分证明了当一个人自己是反动派的时候，他的学术理论也就毫无科学性可言。德热拉斯理论的“精华”是认为社会主义并没有消灭阶级而是产生了新阶级。但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无法给新阶级下一个定义，这是他无论如何做不到的。实际上他在有一处“描述”中说，“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没有一个人是独立的，高阶层的人不能独立，领袖本人也不能独立。他们都是彼此依赖着，必须避免和他们周围的人、流行的思想，控制权和利益分离。”这恰恰完全否定了他自己所说的产生特权阶级的谬论。而他所以以如此恶狠狠地口气来描述这个事实，不过是说明了他自己以顽固不化的个人主义立场来同社会主义社会内集体主义生活挑战而已。）
+
+　　（苏共二十大以后，我看了不少修正主义的文章，常常会感到有所“启发”，有所“会意”。但是现在读德热拉斯的文章，却感到其口气之无赖，逻辑之霸横，完全是一副恶毒诽谤的面孔，因而对此感到可气可恨。我对这种感情感到一种高兴。）
+
+　　（这个思想汇报写到一半，就听到了普金同志关于处理右派分子问题的传达。对于这个传达，我有一系列的感想、意见和希望，我已经在当天晚上向炳泉同志作了汇报，又在今天早晨的分社管理组小组会上系统地谈了一下。不再写在这一个书面汇报中了。我只表示，我能够从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中体会这个处理方针和办法的精神所在。我完全拥护这个处理办法。我要求对自己从重议处，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负责干部，我的错误有更大的危害性。我保证自觉地心悦诚服地接受组织给我的一切处分，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我唯一的个人愿望是在处理以后能下乡参加劳动，越早越好。）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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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1 @@
+# 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向人大的工作报告, 根据周总理提案决定撤销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的部长职务
+
+　　<新华社>
+
+　　新华社３１日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三次会议在３１日下午举行。
+
+　　会议讨论了常务委员会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建议的会议议程、主席团和秘书长人选、提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委员人选等问题。会议还讨论和通过了常务委员会准备向大会作的工作报告。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将在２月１日正式开幕。
+
+　　会议听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的说明，讨论了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议案，决定撤销右派分子章乃器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部长职务，撤销右派分子章伯钧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部长职务，撤销右派分子罗隆基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
+
+　　新华社３１日讯  国务院在２９日下午举行了第六十九次全体会议。
+
+　　会议在听了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的说明后，讨论通过了１９５８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在听了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的说明后，讨论通过了１９５７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１９５８年国家预算草案。这两个草案都将提请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批准。
+
+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
+
+　　会议在听了周恩来总理的说明后，经过讨论，一致认为：国务院的组成人员粮食部部长章乃器、交通部部长章伯钧、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在整风期间，暴露了他们一系列右派的言论和活动，背叛了宪法的根本原则，在政治上丧失了人民的信任。这三个右派分子已经不能再继续担任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组成人员——部长的职务。为此，全体会议一致同意撤销章乃器现任的粮食部部长职务；撤销章伯钧现任的交通部部长职务；撤销罗隆基现任的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并决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决定。
+
+　　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中国科学院院长、副院长任免程序问题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提出的议案。会议还通过了任免事项。
+
+　　 来源：《人民日报》1958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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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445.txt
@@ -0,0 +1,25 @@
+# 中共外文出版社图书年鉴编辑部支部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刘尊棋的党籍的决定
+
+　　<(刘尊棋)>
+
+　　刘尊棋，男，四十六岁，湖北鄂城县人。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七月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一九三三年五月自首变节被释，从此便为张学良的特务系统搜集情报。一九四○年于伪中央社总编室工作期间领到国民党党证。一九四一年一月在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安排下，派遣到新嘉坡的“南洋商报”工作，并为军统搜集情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入美国新闻处任中文部主任，从而积极为美帝献策，忠实效劳。一九四七年三月随晏阳初赴美考察新闻工作。一九四八年由美返抵香港主编英文周刊“远东公报”。一九四九年二月混入我革命队伍，任南京军管会新闻处副处长。一九四九年九月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副局长。同年九月二十三日隐瞒了个人反革命历史，混入我党组织(经中央组织部决定重新入党)。
+
+　　刘尊棋在外文出版社任副社长期间，在干部工作中一贯采取反党的路线，他曾吸收了一批政治面目不清的和历史反革命分子来我社工作，并予重用，但对我党老干部和能坚持原则的党员加以歧视。他对党组织所进行的干部政策检查工作采取了消极对抗和阳奉阴违的态度。在业务工作中也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反对新闻工作中的党性原则。上级领导虽然两度检查了他所领导的杂志的右倾，但他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法，口服心不服。
+
+　　肃反初期，他利用职权庇护反革命分子，反对批判反革命论调，说什么：“不能光凭着是党员就批评人家”。在肃反运动进入联系实际揭露和批判反动言行的时候，刘曾借文化部有指示为名，没有通过五人小组负责人，就擅自责令五人小组办公室停开斗争会。
+
+　　尽管党组织给刘尊棋最大信任，批准他重新入党，但他在入党时，特别是在肃反运动中并未低头认罪，主动地向党交待自己的历史反革命罪行，仅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作了很不彻底的交待。
+
+　　肃反后，刘被调到英文部作核对工作，这对他来说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反省悔过机会，但他并无悔改之意，反而经常在群众中夸大工作中的缺点，散布对党组织和行政领导不满的空气。
+
+　　这次整风运动中，他配合我社的右派分子向党展开了猖狂的进攻。在会上和墙报上发表了极其恶毒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他企图借此机会进行翻案，歪曲肃反运动中组织上对他的审查。他还以过去领导人的身份出来为右派作证，他说：“三四星期以来同志们所揭发的事实，有不少我可以印证，完全是对的”：他否定肃反成绩，扬言说：“肃反前几年中，在政治上被怀疑的干部名单不是逐年缩小，而是逐年扩大”。他诬蔑党的干部政策是“宗派主义”，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造谣说党对知识分子“交而不信”。又说：“几年来对非党干部猜疑打击过重，团结帮助太少，党群关系紧张。”他煽动知识分子脱离党的领导，说：“对非党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估计过低，忽视他们对革命事业的热忱，蔑视他们可以贡献的力量”。过去我社领导的党员对非党干部的观察估计是夸大缺点，抹杀优点，只看过去，不看现在和将来……”并诬蔑党员干部说：“……硬把德才不兼备的党员放在负责岗位上。”甚至他狂妄地要党员下台，说：“有自知之明的同志应该响应……号召。”最后，他攻击党的领导核心，说：“领导人可以忙于一切其他事，就是不必钻研业务，掌握业务，好象在一切其他方面都不能有错误，而在业务上搞得多么糟也不算失职。”
+
+　　反右斗争开始以后，他看情势不对，便采取了先发治人的办法，曾在黑板报上，大会上作了检讨，也写了书面材料，但在所有的这些“检讨”中，都没有彻底揭发自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
+
+　　鉴于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刘尊棋是一个叛党的变节分子，也是一个有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虽然我党曾给他重新入党的机会，但他并未自新悔过向党诚恳坦白自己的反革命罪恶事实，反而当他的罪行已经被揭露，仍不做彻底交待，并在事后寻找各种机会，特别是这次鸣放时期，向党进行恶毒地进攻又成为右派分子。据此，支部全体十九名与会正式党员经讨论一致通过将叛党变节分子兼右派分子刘尊棋开除出党，以纯洁我党队伍。请上级党委予以批准。
+
+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
+　　· 来源：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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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1/6/3/000446.txt
@@ -0,0 +1,57 @@
+# 吉林省各界右派分子名录: 统战系统（40人）
+
+　　<中共吉林省委整风办公室>
+
+## 【原书第185—192页】
+
+　　
+
+　　   地区及单位 长春市工商业联合会 长春市长通路清真寺 长春市工商业联合会 农安县工商业联合会 农安县工商业联合会   职别 办事员 乡老 科员 秘书 会计   姓名 于会林 尹同德 王毅 王尊九 王嘉止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52 58 33 40 23   民族 汉 回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中农 雇农 贫农 贫农   本人成分 伪官吏 商人 工人 自由职业 伪职员   文化程度 高中 无 初中 初中 高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49年9月   1951年3月 1951年4月 1950年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 -   性质 极右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兼反革命   处理类别 开除 劳动教养   降职、降级、降薪 撤职、 留用察看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 - -   审批单位 市委统战口 市委统战口 市委统战口 县委 县委   处理后去向 吉林 劳动教养所   长白山修路 本县工厂 劳动 本县工厂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吉林新八军谍报处组员 - 国民党区 分部书记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思想反动对新社会不满 思想反动有民族主义思想情绪 思想反动对新社会不满 留恋旧社会对新社会不满 一贯反革命   备考             
+
+　　 第185页
+
+　　
+
+　　   地区及单位 长春市工商业联合会 长春市长通路清真寺 长春市 天主教 长春市基督教信义会 德惠县工商业联合会   职别 办事员 学员 信徒 义务牧师 执委   姓名 傅国林 刘哲明 曲博廷 朱洪昌 朱兆太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9 24 47 44 52   民族 汉 回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伪官吏 商人 地主 富农   本人成分 店员 宗教职业者 资本家 宗教职业 商人   文化程度 高小 初中 初中 神学院 高小   何时参加工作 1951年9月 - 1956年 12月 - 1956年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兼 反革命 右派兼 坏分子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 监督劳动 - - - 撤职、监督劳动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 - -   审批单位 市委统战口 市委统战口 市委统战口 市委统战口 公主岭地委   处理后去向 自谋生活 在寺 本市铁北 劳动改造 本市铁北 劳动改造 本单位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宗教反革命分子 55年被捕释放后仍进行反动活动 流氓分子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留恋旧社会对现实不满 杀亲之仇 思想反动对新社会不满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备考             
+
+　　 第186页
+
+　　
+
+　　   地区及单位 长春市基督教聚会处 长春市长通路清真寺 长春市工商业联合会 长春市工商业联合会 长春市工商业联合会   职别 使徒 乡老 办事员 办事员 办事员   姓名 华天民 回长河 邢岐峰 齐心 李如久   性别 男 男 男 女 男   年龄 47 54 36 29 37   民族 汉 回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资本家 中农 贫农 地主 中农   本人成分 传道人 商人 伪职员 教员 店员   文化程度 初中 初小 高中 高中 初中   何时参加工作 1932年入教 - 1948年 10月 1951年 1949年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 -   性质 极右兼 反革命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法办 - 撤职、 留用察看 降职、降级、降薪 降职、降级、 降薪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 - -   审批单位 市委 市委统战口 市委统战口 市委统战口 市委统战口   处理后去向 - 留厂劳动 长白山修路 自谋生活 自谋生活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披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 - 国民党双阳小学分部候补委员 - 任国民党木材公司党部书记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一贯反革命 思想反动对新社会不满 思想反动对新社会不满 家庭被斗 思想反动 对新社会不满   备考             
+
+　　 第187页
+
+　　
+
+　　   地区及单位 长春市 浸信会 长春市基督教信义会 长春市基督教聚会处 长春市 清真寺 农安县工商业联合会   职别 信徒 传道人 执事 乡老 副经理   姓名 李忠兴 李青山 李绒杰 李同寿 李维新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54 51 61 69 38   民族 汉 汉 汉 回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宗教职业 资本家 资本家 富农   本人成分 兵痞 宗教职业者 资本家 资本家 伪职员   文化程度 初中 神学院 高小 初小 高中   何时参加工作 - - - - 1951年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 -   性质 极右 极右兼 反革命 右派 极右 右派   处理类别 街道管制 开除 劳动教养 - -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 - -   审批单位 市委统战口 市委统战口 市委统战口 市委统战口 县委   处理后去向 - 吉林 劳动教养所 本单位劳动 - -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伪警察参加国民党军队和民社党 - - - 国民党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思想反动对新社会不满 一贯反革命 留恋旧社会对现实不满 思想反动对新社会不满 家庭被斗   备考 - - - - 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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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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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地区及单位 长春市工商业联合会 长春市基督教浸信会 农安县工商业联合会 长春市 护国般若寺 德惠县工商业联合会   职别 科员 执事 资方代表 法师 科员   姓名 张山家 张国珍 张金山 瑞涛 董广胜   性别 男 女 男 男 男   年龄 44 43 40 41 37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地主 贫农 地主 中农   本人成分 教员 资本家 伪职员 和尚 商人   文化程度 高中 高小 高小 佛学院 高小   何时参加工作 1950年 1938年入教 1953年 1936年出家 1956年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兼 反革命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 监督劳动 撤职、 监督劳动 法办 法办 撤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 - -   审批单位 市委统战口 市委统战口 县委 市委 公主岭地委   处理后去向 自谋生活 交街道监督 - - 本单位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谋杀犯 勾结国民党土匪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一贯反革命 家庭被斗 历次运动 被斗不满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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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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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长春市基督教浸信会 长春市工商业联合会 长春市基督教聚会处 政治协商 会议长春市委员会 长春市天主教   职别 牧师 办事员 长老 副主任 神甫   姓名 苏寅滨 岳满城 姜顺天 韦介夫 曹洪文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54 48 55 44 48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城市贫民 贫农 贫农 伪官吏 地主   本人成分 商人 伪职员 资本家 伪官吏 神甫   文化程度 高小 高小 初中 大学 神学院   何时参加工作 1928年入教 1948年 10月 - 1956年6月 1940年入教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1956年参加民革任市筹委委员 -   性质 极右兼 反革命 极右 极右兼 反革命 极右 极右   处理类别 法办 开除 劳动教养 法办 开除 劳动教养 -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 开除党籍 -   审批单位 市委 市委统战口 市委 省委 市委统战口   处理后去向 - 自谋生活 - 吉林 劳动教养所 本单位 工厂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宗教反革命分子 -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一贯反革命 留恋旧社会对新社会不满 一贯反革命 思想反动对新社会不满 思想反动对新社会不满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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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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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农安县工商业联合会 长春市基督教聚会处 长春市长通路清真寺 长春市基督教浸信会 长春市护国 般若寺   职别 副经理 执事 教长 牧师 法师   姓名 董忠振 裴有余 满洪学 赵纯璧 澍培   性别 男 男 男 女 男   年龄 46 45 56 56 61   民族 汉 汉 回 满 蒙   家庭出身 贫农 地主 宗教职业者 地主 地主   本人成分 伪职员 地主兼 资本家 宗教职业者 宗教职业者 和尚   文化程度 高小 初小 高小 神学院 神学院   何时参加工作 1951年 - - 1925年入教 1912年出家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极右兼 反革命 极右   处理类别 撤职、 监督劳动 - - 街道管制 监督劳动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 - -   审批单位 县委 市委统战口 省委统战口 市委统战口 市委统战口   处理后去向 本县 工厂劳动 本市铁北 劳动 - 本市 本单位 工厂劳动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勾结土匪 反把倒算 本人有特务嫌疑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思想反动对新社会不满 思想反动对新社会不满 思想反动对新社会不满 一贯反革命 家庭被斗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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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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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及单位 德惠县 清真寺 民主同盟长春市委员会 长春市长通路清真寺 长春市公私合营旅馆 政治协商会议长春市委员会   职别 教长 副主任 乡老 副经理 委员   姓名 穆瑞桐 谭莫伽 韩来恩 韩来均 陈烈新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9 43 63 41 49   民族 回 汉 回 回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官僚地主 城市贫民 小商贩 地主   本人成分 宗教职业者 伪官吏 商人 资本家 旧军官   文化程度 初中 大学 高小 高小 初中   何时参加工作 - 1948年9月 - - 1947年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民主同盟 盟员 - - 民革党员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极右 右派   处理类别 撤职、 监督劳动 降职、降级、降薪 - - 撤销职务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盟籍 - - 保留党籍   审批单位 省委 市委 市委统战口 市委统战口 省委   处理后去向 - 临江修路 - - -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国民党员 - - - 1946年任国民党长春团管区司令（少将）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对新社会 不满 思想反动对新社会不满 思想反动对新社会不满 思想反动对新社会不满 思想反动对 新社会不满   备考 - - 未处理 未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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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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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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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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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447.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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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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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陈德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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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德钧：北京大学54级考古班学生。1958年1月31日晚举行了批判会，陈德钧自我检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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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出身，同时在各项运动中又未很好改造，资产阶级立场未改变，所以在鸣放中犯了政治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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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鸣放中，认为什么都可以谈，首先谈到教研室的教条主义，并且谈到团员有两面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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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座谈会与党员有对立情绪，进城参观车上，对胡琪的观点，承认，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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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广场》的出版，也认为可以出，从错误立场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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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不愿搞政治，专想业务，也长时期苦闷过，觉得第三道路走不通。既不革命也不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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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对龙英华大字报的支持，当时认为很客观，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立场，幻想绝对民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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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对罗氏像问题，两方面大字报都看了，自己觉得很公正，发表小字报，认为放在外宾参观处，不恰当。
+
+　　对中文系文学史教学的大字报，也表示反对盲目崇拜苏联，表示狭隘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而是较长时期存在的问题。我们是大国，什么东西都可以自己搞，用不着别人。
+
+　　人身攻击问题，谭是第一个进行人身攻击者，当时有一些人反击时，认为不够冷静，现在想来绝不是人身攻击，而是他们立场鲜明，当时好像是客观，实质上是没搞清根本问题，支持了敌人进攻。对谭也认为一个理科学生可以把马、黑学说夸夸其谈，可以谈上一些，有一套，但又觉得骂倒一切。
+
+　　关于肃反问题，我也参加了肃反，本身对之无意见，可是当时右派猖狂进攻时，由于自己立场不对，所以发生了怀疑，觉得“有错必纠”，同时觉得错在用群众斗争方法，容易伤感情。
+
+　　实习分组时，明显地说明了自己的立场，与组织有严重的对立情绪，找了一个乌合之众。想绝对民主、自由。实习的结果，给自己一个严重的教训。
+
+　　立场不对，观点方法也是错的，在很长时期同情和支持了右派。个人主义也很严重。同时自己也受了一些社会主义教育，所以还未坚决支持右派，只是碰到了一些就说上一两句，虽不积极，仍支持、同情他们。《人民日报》社论后，仍惶惶不解，对矛盾性质不了解。《人民日报》发表百花学社反动消息后，才大吃一惊，与右派分子就差一口气，当时也不甘心反党反人民。
+
+　　实习回校后有了转变，开始向左移动脚步。
+
+　　觉得旧社会比新社会生活要差，在学校中□□把病医好。地主出身，但在学校中未被歧视。
+
+　　生活为个人，对不起党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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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格问题，都不成立，实质上说明立场未得到改造。要革自己的命，敌人很强大，自己力量是如此单薄。
+
+　　自己对错误认识还不深刻，开始愿意改变自己的立场。
+
+　　〔整理者按：陈德钧检查完毕，接着是“群众”发言，其中史一（3）班同学的发言记载最详。根据记录，第二天（2月1日）还有一次批判会，可惜记载不详，但陈德钧终于低头了：“面对着这些事实，我承认自己是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大家的分析批判都是事实。”〕
+
+　　史一（3）：检查中力图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中间群众，而不是右派。只搞业务，不管政治，为什么在大鸣大放时期如此积极呢！另外，他说自己在鸣放时以公正面目出现，但从给校刊稿中的态度却又那么鲜明。支持谁，反对谁是很清楚的。
+
+　　把自己说成是爱党、社（会主义）的人，不是右派，仿佛未向党、社（会主义）进攻似的。
+
+　　 陈对反右斗争是有反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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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惺惺的态度是得不到同情的，右派还是右派。
+
+　　（陈对罗氏像的攻击，是利用民族尊严来达到中苏关系的目的，其狠毒可见。）
+
+　　 来源：周钦祺笔录的《“漏网右派”陈德钧罪状之一——小字报〈坚决反对无耻的人身攻击〉，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9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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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1/6/3/000448.txt
@@ -0,0 +1,43 @@
+# 章伯钧右派定性材料
+
+　　章伯钧
+
+　　安徽人。民盟盟员、农工党员。
+
+　　所任职务：全国人大代表，交通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第一副主席，农工党主席。
+
+　　级别：三级。
+
+## 一、 主要反动言行：
+
+　　章伯钧是资产阶级右派首脑，章罗联盟和章黄李联盟的头子，向共产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
+
+　　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宣扬英美“民主”，污蔑社会主义“不民主”。妄称“资本主义还有活力，有在朝党和在野党，我不行你来，你不行我来。”鼓吹我国应效法资本主义的“两院制”，民主党派和共产党轮流执政。主张建立“政治设计院”，反对国务院开会提出成品来讨论，污蔑这是“形式主义”。认为“有职无权是制度问题”。“中国由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统治着五亿农奴，非造反不可。”妄想使我国政权脱离共产党的领导，按照资产阶级面貌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国家的性质。
+
+　　恶毒地诋毁马列主义和诋毁苏联，说：“马列主义只有那么几条，不值一学。《人民日报》所载的完全是教条，一文不值。”“马列主义不如中国旧文化，读马列主义不如读曾国藩家书。”说“苏联没有可学的东西，学习苏联就是学习教条主义”，“斯大林就是代表最丑恶的名词”，“斯大林的错误是社会制度问题。”
+
+　　污蔑三反、五反。污蔑思想改造和肃反，说这些运动“伤了知识分子的元气”，反对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反对在知识分子中划左中右。
+
+　　歪曲“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篡改民盟和农工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利用民盟和农工党作为向党猖狂进攻的合法工具。妄图取消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他用周公辅成王作比喻说：“成王已经长大，如果再不让他独立自主，恩人就会变成仇人。”主张“重新估计民主党派的性质和任务”，“应当同共产党平起平坐、平分秋色。”叫嚣“打破防区制”，撕毁各党派重点分工的协议，实行恶性大发展，扩大反动的组织基础。说：“民主党派要发展到几百万人，才能监督共产党。”在民盟和农工党内，从中央到地方有计划地扶植右派，打击左派，布置力量，掌握实权。
+
+　　利用民盟和农工党在一九五六年的全国工作会议，大肆宣传章罗联盟和章黄李联盟的反动政治纲领，积极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在民盟会议上反对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为当前中心工作，主张以“鸣放”为中心工作。在农工党的党章总纲中删去了“接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方针”的规定。章罗联盟和章黄李联盟的反动路线、组织路线在这两个会议上居於统治地位，向全国很多地方组织发号施令。造成右派向党进攻时上下串联、八方呼应的严重恶果。
+
+　　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时机，策划和发动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妄图造成形势，取而代之。在民盟和农工党内歪曲传达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说“毛主席建议首先撤消学校党委制”，并通过民盟、农工党系统通报全国各级组织，策动反对学校党委制。在民盟成立四个工作组，制定反动的科学纲领和对高等学校领导体制的建议。在农工党，有计划地布置了文教、科技等六方面的点火座谈会，发动基层单位，大举向党进攻，并亲自到北京铁道学院等处进行点火活动。利用《光明日报》大肆宣传、报道右派言论与活动，并派出记者到九大城市策动和组织点火座谈会。邀约六教授座谈，作出了当时形势的极端反动的估计，认为我国工人、农民、学生都要闹事，要出匈牙利事件，共产党对形势估计不足，进退失措，内部要分裂，只有由民主党派出面收拾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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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斗争中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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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低头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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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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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消：全国人民代表，交通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副主席，农工党主席。
+
+　　保留全国政协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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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职，降级，降薪(降至七级)。
+
+　　农工党保留中央委员，民盟保留中常委。
+
+　　· 来源：
+
+　　转引自章诒和《顺长江 水流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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