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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喻宜萱： 我的检讨
+
+　　<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系主任、喻宜萱>
+
+　　在旧社会里我曾以不问政治而自喜，对于一般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常以吃党饭的话去讥笑他们，我以为搞政治是非常俗气的，看不起那些‘党老爷’，我之讨厌国民党，并不是我有什么更好的政治认识，或者是有什么进步思想作根据，只是觉得政治这玩意儿是庸俗的，更以为我是艺术工作者，凭本事吃饭，因此认定艺术是超然的，我就根据这种理论，不问政治。
+
+　　对于音乐的看法，不承认音乐是一种消遣品，我以为音乐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的一部分，它是有教育意义的。但我受的音乐教育，是十足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那一套洋化的训练。我又曾经两度出国，前后五年多，装在脑子里的帝国主义文化影响究竟有多少，我自己还没清算出，我可以告诉同志们，一定是很不少的。我嘴里虽不说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大，而事实上我也正是这一类型的人。
+
+　　在过去我做过一些教学和演唱的工作。在教学方面，我可以坦白的告诉诸位，是硬搬死搬，唱好了西洋的东西就是第一等，在演出方面虽然抱着以普及音乐为目的，但强调了个人的能力。在节目的选择上，只是凭着自己的喜爱，以能表现技术，适合我的声音的曲子为原则。在较早的时期，我的独唱会的节目单，大部分是西洋名歌，摆上两三个中国歌，点缀一下，抒情一番。后来，我提倡唱民歌，而我从来不曾真正研究过民歌、唱好过民歌，只是以声音美的原则，随自己的意思，唱一些改编了的不像民歌的民歌。我到东西南北去开独唱会，受到很大的欢迎，很出风头，而欢迎我的只是那些城市里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我这些自以为是成功的经历，养成了妨害我进步，妨害新的工作的个人英雄主义。
+
+　　在解放战争进行到剧烈阶段的时候，我正布置第二次出国，我不了解共产党，我也没有想到去了解它，我知道并且希望国民党垮台，只要战争不搅挠我的小天地，求得苟安，我就什么都不管了，我就这样抱着逃避现实的心情跑到巴黎去了。
+
+　　在全国主要部分快完全解放时，我由欧洲回到祖国，第一次见到那五星红旗时，我是满心欢喜的，待到达北京后，就听到洋土嗓子的论调，我心里颇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吃了饭没事做。我还说，嗓子长在我的喉咙里，我是中国人，怎么叫洋嗓子呢?等到我唱了几次之后，间接的听到一些对我的批评，说我唱中文歌有些字音不正，味道不够的话，心里不满意，以为是那些过左的人们故意吹毛求疵。去年夏天去各省演出时，发意见单，征求听众的意见，我还是不赞成，还和方仟同志争辩过，我说提意见的并非真正的老百姓，还不是那些文艺干部提出来的，当然还是那一套，简直是故意那麽做。
+
+　　由于这些思想看法的存在，对于我两年来的教学工作，起了一定的坏影响。我也曾要搞些新的教学内容，也想学习政治，在刚到此很热心，后来松懈了。对于声乐系的教学改革的迟缓，我应该负最大的责任，因为我总是以过去的观点来进行今天的教学工作，从来没有想到群众的需要和政治任务来作为教学的根据。又因为在旧社会里养成的个人主义来处理一切问题，这一定也影响到声乐系的系务。这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号召唤醒了我，我要求改造自己，求得进步，彻底批判那些不正确的思想。我不是为了不得已去适应环境，乃是听了几次的报告后认识到这些错误的思想，对于新的音乐事业的建立，有很大的危害性。我觉得一国艺术的好坏，不能拿另一国的艺术标准来衡量它，艺术是必须有民族性、群众性、政治性的。我们现有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制度是不符合群众需要的，我认为有迫切改革的必要(我已经开始来努力改革教学内容)。像我这些在旧社会里带来的错误思想和观点，不但会阻碍教学改革，更直接影响学生的思想。因此，我在这里提出来，请大家研究、批评，帮着我纠正。
+
+　　来源：《文汇报》1951年11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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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芳澜：从头学起从新做起
+
+　　<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理事长、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兼植物病理研究所所长、戴芳澜>
+
+　　在解放以前，多少年来因对当时的反动统治不满，常常盘旋於我脑中的有一个未能解决的问题：如何能把我们这个饱受内忧外患的祖国弄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吧，我在国外留学期间，亲眼看见资本主义国家内贫富悬殊，议会为有钱的人所把持，认为不合理。不过那时也提不出来究竟应该怎么办，总觉得这条路在中国是不合适的。那末，走共产主义的道路吧，我那时对於共产主义只有一个模糊概念，并且受过反动宣传的影响，很怀疑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一直到解放以后，学习了“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和“论人民民主专政”，尤其内中讲到我国爱国的人士，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在寻找复兴国家的正确的道路中实行了许多办法，都没有收到效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我不觉大彻大悟，多少年未能解决的问题得到解答。那时心情的愉快，非言语可以形容，就很自然的“一边倒”了。解放后虽因个别共产党员的偏差，使我受到打击，但我仍敢於对他们提供意见。我素来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如果不是“一边倒”的话，就不会这样做了。
+
+　　解放时，我满以为从前教学做事都是相当负责的，并且百折不回地坚守岗位，想来是可告无罪的了。等到进行了学习以后，对以前种种开始怀疑起来，再经过初步分析，更明确了个人过去的错误。首先讲教学吧，那时我拿出预定的一套标准，不够这标准的学生就给他们以不及格的处分。对於成绩坏的学生，并没有辅导他们学习，使他们学好。也没有让他们批评我的教学法和教学内容。
+
+　　再讲教的课程和教学内容吧，虽说就地取材，但是，课程和教学内容的编定并未考虑到当时的需要，与实际是脱节的。这样的教学，简直是误人子弟！这种无目标、不切实际的作风，无疑是从资本主义国家学来的。
+
+　　研究工作也是一样应当检讨。我曾一度主持植物病理研究事业，那时主观上是想为人民服务的。进行研究之前，我们先到各地调查，搜集资料；经过考虑后，重点的规定研究项目，制订研究计划，按步进行。不过那时我们有轻视劳动人民的心理，与老乡们间好像有一条鸿沟。我们只主观的下乡调查，并未去接近他们，去了解他们的困难，也未去向他们请教，学习他们的宝贵经验。因此在进行工作时，没能把他们的宝贵经验提高到理论。后来主观的决定研究项目时，所决定的可能并不是当时迫切待解决的问题。这种严重的错误，都是由於我们平时轻视劳动人民的心理所造成的。更严重的问题，是我们的工作与实际脱了节。所得的结果，实际上未曾为人民服务，在那时也不可能为人民服务。只作了反动统治阶级的粉饰工具。我们主观上原想为人民服务的，因为那时不知阶级立场这一真理，却为反动统治阶级服了务。
+
+　　在那时规定研究项目时，我们已预见到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实际工作很可能不会起作用。因此留下一部分的项目来进行基本上的工作——真菌调查与分类。主观上觉得这些基本知识在政治上正轨以后还是有用的。我个人就担任了这种工作。其实当时主要的动机，还是因为不满当时的统治阶级而又无革命的勇气，做这工作只是为了逃避现实，仍是从个人出发的，是超阶级思想。那时所作的工作虽与植物病理和其他经济建设有关，然而并未解决实际上的问题，对老乡们是毫无贡献的。
+
+　　那时国内的农业研究工作，除了上面所指出的错误外，一般还有其他许多缺点：第一，从事研究工作的人，缺乏整体观念，只管做自己份内的工作，而不把工作联系到有关的多方面，以致得出来的结果无法应用。例如作物育种工作只顾培育出品质优良的品种，而不考虑到它的抗病性或其他各方面。所育成的品种，时常是老乡们所不能接受的。第二，各人只做各人的，很少是集体合作的。“同行是冤家”，彼此间不但不合作，而且互相嫉视。有的人只想多写几篇文章作为个人“往上爬”的工具。第三，研究机关也是一样各不相谋，因此难免与其他机关有重复的工作，浪费了人力与物力。还有的闹宗派来巩固和扩张自己的地位和势力，无宗派的人简直没有工作的机会。第四，据我知道的，以前从没有人搜集过老乡的良好经验，试把它提高到理论。第五、还有的不考虑老乡们的要求，无目标的进行研究，像这样的做研究，就是客观条件良好的话，也不能够对人民有什么贡献。
+
+　　关於我个人方面还有最严重的一点须要提出的：就是从前既不满反动统治，对於共产主义又不自动出去深入研究，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这是一种要不得的态度。这种态度，无疑仍是从重技术轻政治的超阶级思想中产生出来的。
+
+　　很明显的，这些超阶级思想、纯技术观点、个人自由主义、妥协性、保守性都是与我个人家庭出身——没落官僚地主阶级——是分不开的。轻视劳动人民的心理，到今天在我们农业工作者中间，还是严重的存在着。这说明了为什么有些人对劳动模范曲耀离每亩出产九百多斤棉花还不相信。
+
+　　前几天听到梁漱溟先生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致辞的录音，其中有一句话：“我很惭愧，我对人民没有什么贡献！”这也就是我藏在胸中而未说出来的一句话。
+
+　　在这样初步清算了自己以后，起初感到异常痛苦，因为生命的一大半算白过了，过去的努力也白费了。但是在经过清算以后，好像洗了一个澡，去掉很多泥垢，精神上倒很痛快。有人说：“你否定了你过去的一切，是否丧失了个人自信心？以后还能工作吗？”在我来讲，经过清算后我不但没有丧失反而增强了自信心。因为我肯定我是能为人民服务的，而且有这个决心。不过以往走错了路，以致虚度半生，现在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和认识了个人的许多毛病，正好对症下药，修正过去的错误，在目前空前良好客观条件下，抓紧时间用我余年尽量发挥能力来为人民服务，以弥补过去半生的虚度。
+
+　　像我这样年岁较大的人，中旧社会的毒较深，更需要学习；这些毒素不是一时可以清除的，还须继续不断的学习和自我检讨，才能逐渐的改过来。
+
+　　现在北京天津的高等学校展开了思想改造的学习，大家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来澈底改造自己。解放后我们也曾进行了学习，已有相当的收获。不过进步很慢，与客观的发展不能配合，使我们这份力量不能在建设工作中，有积极的贡献。目前在学校中有浓厚个人自由主义的人尚不在少数，个别的系内部尚不能团结，个别的系还有严重的本位主义。照这种的情况，距离建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系间和机关间的合作等还很远，高等教育的改革，会受到阻碍。现在客观条件要求我们，赶紧地改造自己。这种改造像过去专凭理论学习是不够的，进步会很慢的，只有把学习所得的理论来检查自己，再由旁人来发掘我们自己所看不见的毛病，善意地来帮助我们改造，然后才能巩固我们既得的收获，并不断的改进。只有这样清除了我们思想上的毒素，大家才发挥出我们的力量，高等教育的改革，也就能顺利的进行。
+
+　　（这篇自我检讨，尚嫌粗枝大叶，不够深刻。个人还有很多缺点尚未加检讨。希望过去和现在的同事们、新旧的同学们、朋友们不客气的对我提出意见，帮助我的改造。让我们大家在思想战线上取得一个辉煌的胜利。）
+
+　　（原载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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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维：我所看到的清华大学的一些问题
+
+　　<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张维>
+
+　　清华大学是由美帝国主义用中国人民的血汗（庚子赔款）创办起来的，目的是要制造一批为它服务的洋奴。其用意十分恶毒。最初办留美预备班，后来虽改为大学，但其实质始终没有改变。很多先生经留美预备班再到美国留学，然后回清华大学担任教授的工作。学生也是如此。在“七七”抗战前，教师们全用英文（那时一般的称之为“原文”）讲课；谈话时总是夹杂着英语。学生也以能听懂英语为荣。一直到最近，我们所用的课本大部分还是英文的。又如中国工业上采用公制，政府也明白规定以公制为中国的度量衡标准；但是我们工学院的不少先生藉口找不到关於公制的资料，而继续使用英制。
+
+　　清华大学在过去曾培养出一些人材。很多教授因而自高自大起来，认为别人全不如他，别的系全不如他那一系，别的学校全不如清华大学。但是我们的学生离校后究竟给什么人服务呢？绝大多数学生离校后是为国民党反动派工作的。其中特别“优秀”的则先后出洋留学。得到美国人赏识的就留在美国作教授。像在流体力学方面有贡献的几位同学，他们在美国干什么呢？他们不是在为中国人民解决飞机设计的理论问题，而是在为美帝国主义研究超音速飞机，让美国的空中强盗去轰炸朝鲜的和平居民和我们的志愿军。对於这些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中国“科学家”们，我们（其中包括我自己、钱伟长先生及其他的先生）在学校里不但不加以公开批评，而且有时在讲课或谈话中还把他们的成就说成是中国人民在力学方面的成就。这说明了我们的民族意识是很模糊的。
+
+　　从个人利益出发去考虑问题是知识分子最容易犯的毛病。这在目前的清华大学同人中也不能例外。机械系金属试验室的一位教授在过去由於害怕把学问传授给助教以后会影响自己的地位，竟将新的参考书放起来，不介绍给助教看；试验设备也不愿让助教使用。有两位助教先后辞职他去这也是一个原因；另一位助教也对他有了成见，见面时尽可能彼此不说话。不但如此，他与其他教类似课程的教授也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如果让这种现象继续下去，我们是不可能完成人民所交给我们的任务的。
+
+　　在院与院、系与系之间，存在着各自为政的现象。清华过去用美帝国主义的“美元”——中国人民的血汗盖了很多房子。几乎理工学院的每个系都有一所楼，叫做什么馆。在每一个馆里，系主任有着支配一切的权利，他认为别的系不能“侵入”他的范围内，因此，新成立的采矿系没有足够的房子，只好把燃料工业部送来的模型暂时放在汽车房内。采矿系的房子问题是绝对不可能解决的吗？事实并不是如此，有的系宁可将房子给本系的学生作休息聚会用，却不愿暂时“借”给采矿系用。
+
+　　我们学校里的金工设备不算太少，大部分在金工厂，小部分散在各系。金工厂的设备除了给学生作实习之用外，还为校内外作修配工作。为了扩充设备，金工厂领导向志产生了单纯的营利观点，收费很高，引起各系工作同志对工厂的不满。对於各系的车床则没有很好地加以利用。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办法，是在统一领导下，将这些设备有计划地加以使用，为全校的实习及修配工作服务。但是因为各单位及金工厂的领导同志只看到本单位的利益，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
+
+　　今年年初清华大学在教务处的领导下拟出了一个全校的院系调整方案，将原有的四院二十一系扩充到十四院四十二系。虽然开了多少次会，大家争辩了许久，但由於各方面的领导同志没有从国家的需要出发去考虑问题，这个问题终於没有解决。大家念念不忘的是：自己这一系是不是扩充为院，有无调出的“部分”等等。有两个系从性质上说本可以合并成一个院，但是怕其中的一位系主任不愿意居他人之下，结果两系全“并”为院。
+
+　　清华大学行政领导方面对思想领导是不够重视的。校委会或校务工作会议很少主动地根据人民政府的文教政策去计划及布置工作。就以这次教师学习来说吧，一个多月以来，分学委会的工作是十分紧张的，但是学校行政负责同志却很少亲自参加实际的领导工作。关於教师们的思想情况，目前存在着那些问题，下一步应当如何去作，学校和工会的负责同志恐怕那是不大清楚。领导同志必须在学习中起带头作用，对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进行深入的检查，否则将来的工作还是难於做好的。
+
+　　（原载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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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澈底铲除崇拜美帝国主义的思想
+
+　　<中国协和医学院药理科主任、周金黄>
+
+　　在最近半年的工作和学习中，我开始认识到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思想是我的一切错误思想的根源。这种思想的孕育和发展是与我的家庭出身，特别是自己多年来所受的美帝国主义的教育分不开的。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已使我这根深蒂固的崇拜美帝国主义的思想不再继续发展，但我还不敢说这已经完全消灭了。因此，我愿意将我的问题提出来，请大家批评和指教。
+
+　　首先让我追述一段往事。一九四九年武汉解放后，我就决定离开武汉大学医学院，一心一意要到北京协和医学院（以下简称协和）来。这时中南卫生部正需要我担任医学教育工作。我当时不肯留在武汉，又不敢坦白地承认内心的自私打算，拖延了几个月，情绪非常不安，终於屈服於个人利益，拒绝了政府的聘约。当时我坚持个人意见，强调为学术而努力的空话；口头上说是到协和来也是为人民服务，大可不必留在武汉，实际上完全是为个人打算。
+
+　　我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个人主义的思想而还不觉得它是错误的呢？为什么当祖国需要我的时候我坚持要到当时美帝国主义办的协和来呢？
+
+　　在解放之初，我绝没有仇视美帝国主义的思想，否则我就不会回到协和来。我是旧协和医学院培养出来的一位“专家”，自以为还有一套科学的学术思想。在这一思想的后面另一种思想——和崇拜美帝国主义的思想相结合的个人自由主义思想——推动着我的工作。我认为：学了医可以不靠人吃饭，只有人求我而我不求人；有了技术就会成为有社会地位的特殊人物。协和在旧社会说来是中国“最好”的医学校。为了要进协和就必先念三年教会大学。为了更巩固自己在学术上的地位，还得往美国去一趟。我的前途似乎就是这样妥贴的安排了，我也就本此方向迈进。
+
+　　在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协和确曾麻醉了不少青年知识分子。无论从个人生活或工作兴趣的“自由发展”来讲，协和是具有它的特殊的诱惑力的。前年我要脱离武汉大学而回到协和来，岂不是崇拜美帝国主义的思想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具体表现吗？今天还有一些“协和人”仍然留在美国，并不打算回来为祖国服务。这是个别的表现呢，还是协和教育的结果呢？为什么就从来也没有一个“协和人”长期地留在老根据地为人民服务呢？这些事实是偶然的吗？
+
+　　我是旧协和培养出来的旧知识分子。旧协和的教育思想对我起了那些影响呢？这些思想问题在今天的新协和是否还存在呢？
+
+　　为了培养为美国资产阶级文化服务的人物，使他们成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协和在过去就鼓励一切从个人兴趣和个人利益出发的思想和作风。这种思想表现在强调个人兴趣、盲目研究、自由营业。医生是为有钱的人服务的，医院是培养医学生的场所；临床研究是以主治医师的个人兴趣为主体，治疗是附带的工作；医院变成了吸收“有兴趣的病人”的一种手段。研究不是为了要解决多数人关怀的普遍的问题；教书也就成为教授们发挥个人研究“心得”和引经据典的机会了。一门功课由几位“专家”分别讲授，各人一套，固然是十分精彩，可苦了学生们。
+
+　　关於“国际水平”的思想问题：从过去的传统“荣誉”上说，协和有维持“国际学术水平”的标准。所谓国际水平，虽不完全是美国标准，伹一切教学、研究、医疗无不以资产阶级的水平为准绳。例如对研究的估价就以这篇研究论文是否“荣幸地”在国外杂志上发表过为依据。药物品质的标淮不是按中国药典的标准，而是以英美商品为根据。记得在去年讨论编印新版协和医院处方书的时候，就有一位美籍教授认为应当将美国大药厂的专用药品名也放在我们的处方书里。虽然这本书没有印出新版来，但是旧版和它所代表的买办思想还是在我们中间流行着。对这样的思想是不能不予以清算的。
+
+　　谈到科学研究与政治的关系，过去我们认为科学研究是不应当受到政治思想的影响的。那末，什么东西决定着我们对於一个研究题目的态度呢？为什么我们对於某一个题目有浓厚的兴趣，而对另一个题目又引不起很大的兴趣来，为什么对英美医学喧嚷一时的“副肾皮层促激素”（为内分泌的一种）的治疗作用很容易接受，而对苏联的“生物原刺激素”的研究就不太有兴趣呢？前者是不容易提炼的组织成分，后者是很容易制备的组织成分。我们学校虽然曾经进行了一些组织疗法的研究，但是就动员的人员来说，我们远不及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就治疗的人数来说，我们又远不及平原省的一位乡村医生。为什么组织疗法在中国医科大学和平原省农村里会大量推行，而在协和就不被重视呢？我们担任研究工作的人，即使要从纯技术和个人兴趣出发的话，也不能不受到阶级思想的支配。崇拜美帝国主义的思想不清除，欧美反动资产阶级的思想就会使我们去选择我们过去所习惯的东西。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点，我们的医药研究将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
+　　关於民主作风和集中领导的思想问题：在旧协和是连旧民主都不容易找到的，所能见到的只是“寡头制度”。行政领导方面既不和群众商量，又不采纳群众的意见。“合则留，不合则去”的雇佣关系在协和是明显的。今天协和的情况是否已完全改变了呢？我说没有，民主作风在协和还没有建立起来。除了“原薪原职”，我们还保留了“原制度，原作风”。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协和又太“民主”了。我们至今还保留着一年一轮的教务长制度。这便是美国“民主”思想的表现。我们坦白地承认，在这种制度下的教务处只能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掌握不了教学原则和计划，更无从发挥思想领导的作用。各系各自为政。各科教员在教学内容上缺乏联系，而且不切合实际需要。一切教学计划推到各系去自由决定。因此学校行政领导者对於学生暑期下乡的工作就没有领导起来，以为暑期的实地教育和在广大农村中的学习与工作是和协和的教学计划无关的。这样不重视实际教育的政策就不能使我们的教育计划配合当前国家建设的需要。因此，要澈底改革协和的教育制度，首先就得加强各科之间的联系，建立教务处的集中领导制度，使业务在政治思想的领导下稳步前进。
+
+　　总起来说，在协和的长期教育下，我在思想上受到了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毒害，这种思想毒害使我不能坚持人民的立场，不能热爱祖国和人民；缺乏斗争精神，不敢批评自己和揭发工作中的缺点。今天我必须对过去协和的一切加以澈底的批判。旧思想是不能再用来领导今天的中国协和医学院的工作了。协和的同学们也热忱地企待着我们协和教师们的自我教育的成功，为我们学校的澈底改造创造条件。
+
+　　（原载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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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2/000023.txt
@@ -0,0 +1,25 @@
+# 南充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对郭福禄同志的处分决定
+
+　　郭福禄同志山西赵城人，一九四一年参加工作，同年入党，曾任支干区委组织委员、区委书记等职。南下後分配南部仍任区委书记。减租退押反恶霸运动开始，郭任大佛乡工作组长，并兼管富利五个村的工作。
+
+　　郭福禄同志在工作中表现政治上麻痹，自以为是，对上级不请示不报告，在工作上犯了严重的错误。
+
+　　首先是根本没有执行“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反封建的总方针与政治路线”，而是和平减租退押。并认为：“此处地主势力强大，农民不觉悟，需用和平谈判方式，解决租押问题”，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农会存在着严重的小圈子，只相信一零八个会员，其馀都是口是心非，不可靠，致大部采取业佃谈方式进行。
+
+　　其次是走地富路线，脱离了广大群众，如王家场有船、铁、盐工及店员千馀人，有工会组织。不依靠与发动这些人，而依靠工商联合会（该会主席是青年党区书记及伪县委委员），因之产生农会领导严重不纯，甚至有假农会，如乡农会主席是商人。二村为保长组织之假农会，主席是地主，副主席为富农，皆为青年党之负责人。六村主席是地主张开初之狗腿，张之两个侄子分任农会调解委员和司账。一村主任为六户徐姓之族长，农民反映：“徐家人多我们该遭殃”。
+
+　　第三是政策不能贯彻，农民未得到实际利益，如龚家地主退出一二零石米的押金，只木器衣物就占百分之六十。地主张开初和二十挑谷子押金只算二斤米。群众提出意见工作同志说：“谁管你这些闲事”。致群众给六村同志编出：“六保同志不用心，完全把狗腿子收入农会门，喊农民怎样来翻身？！喊他算减退，他说是个闲事情”的歌子，在群众中影响很坏。
+
+　　更甚者是大多数工作同志贱卖了斗争果实，实为变相贪污，而郭福禄却首先买狐皮大衣一件，以开其例，地主并“奖励工作同志蒲文兴呢大衣一件”。
+
+　　在郭福禄同志这样严重错误思想指导与行动下，产生的恶果是地主威风未打垮，恶霸没反掉。而相反却逼死了人命，如六村逼死刘兴泉、李茂林、龚聚华及旧保长刁某自杀（被杀）。其他尚有脱女人衣裤等恶霸作风。浪费果实大吃大喝现象亦甚严重。大佛乡如此，其他五个村亦有类似现象，致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及群众关系。
+
+　　这样严重的事实郭福禄却从未向上级反映过，领导发现後，调其回县开会，自己不深刻检讨，反认为同志之间闹意见，并拒绝回县，认为“回去一趟往返百馀里还不是那样一套”。
+
+　　待区党委工作团检查後，始彻底暴露纠正。
+
+　　根据以上错误事实，及错误的本质，是严重的丧失革命立场的行为。决定给以党内当众警告处分，并收回担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之成命，退回贱买群众斗争之果实。只有在郭福禄同志真正改正後，才能研究取消其处分。
+
+　　（该处分决定已经川北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同意——编者）
+
+　　来源：《西南工作》 第44期，中共中央西南局编印（党内刊物发至县团），1951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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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3 @@
+# 张重一：我在学习中的初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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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仁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兼秘书长、张重一>
+
+　　两年多来，通过不断的学习，对於革命理论，不能不说有了一些片断的领会。然而，蜗步牛车，远远地落在客观发展的后面。由於还不善於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因而也就从未有系统地去检查和整理自己的思想。因此，长时期的停留在思想改造过程的第一步，距离目标还差得老远老远！我热烈地愿望着能在这次的教师学习运动中，在群众的监督和帮助之下，确实把自己的思想水平与理论水平，从现有的基础上推进一步，为着做好人民教师，打下必要的基础。
+
+　　经济系同人曾展开讨论经济系的“优良传统”问题。我与经济系的渊源特别深厚，我想这一“优良传统”的形成，和我就不无瓜葛。解放前的十几年中，我曾以封建家长式的“严格”与“认真”，迫使学生“埋头读书”、“安份守己”；不鼓励，从而就等於阻挠学生参加澎湃的民主斗争行列。这一系列的只谈业务，“不管”政治，“认真”、“严格”，和缺乏群众观点的作风，事实上就是经济系所标榜的“优良传统”。如果说它还有“成绩”，那么最大的“成绩”便是十几年来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源源地为反动统治阶级所掌握，作为戕害人民利益的驯顺工具了！
+
+　　这种不革命的传统，我看还是澈底地扬弃了好。强调它“优良”的一面，等於包容和推卸我们自已的错误。
+
+　　但是，“传统”可以不要，严格与认真的精神今后是否还应继续？我觉得问题这样提法就不大妥当，不结合人民利益来谈，等於没有衡量是非的标准；架空的谈严格、认真，必然是无结果的争辩。今后我们要为人民教师就应该建立高度的严格与认真的态度，我想这是肯定了的。问题是今后的认真与严格，应置之於对人民利益负责的方针、目的之下；严格、认真的方式和方法，也必须有发扬启发学生自觉的群众观点，取消强迫命令的老一套。
+
+　　我们曾引以为荣的“优良传统”，事实上曾经产生危害人民利益的作用。它是经不起批判，因而就不必吝惜地把它摧毁。问题是“严格、认真”，“只谈业务”仅仅是这一“传统”的一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我们所谈的“业务”是些什么内容，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
+　　我自己教了十几年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宣扬资本主义社会那种以“自利”为出发，而产生“利他”作用的盲目的社会经济法则，不能指出它的反动性和必然走向死亡的命运。在当时，做了垄断资本家的义务喉舌而不自觉。学生也深信着我的说教，甚而“击节赞叹”，视作“正统”，奉为“经典。”今天当我们检查我们的“传统”是否优良的同时，应该联带的检查一下这一套庸俗的经济理论，是否附着於“传统”之中，“新瓶装旧酒”似的，变相的保留了下来。必须严重认识和揭露，任何这种不正确的企图，都是危害人民利益，为人民所不许的。这老一套的经济学，是没有任何一点能够符合我们现在以及今后社会发展法则，对於我们的经济建设，也决不会有所贡献。相反地，它无异於一剂“断肠散”，只能促进死亡，丝毫不能救人。
+
+　　不管“传统”问题也好，教学内容也好，归结起来，只是一个阶级立场和为谁服务的问题。但正是因为我缺乏对这两个问题的明确认识，以至在辅仁工作了二十年，长期地为封建与帝国主义服务而不自知。旧辅仁是帝国主义分子控制的小天地，但我不能觉察这一点。在当时，我反对英、日等帝国主义，却未从本质上认识到美国是一个更为凶恶的敌人。同样，对帝国主义分子控制下的辅仁，我也只认为它是一个“超国际”的教会学校，不同於伪大学，所以才在抗战期间，躲在这个实际上是敌人掌握的圈子里，希图保持自己的民族“正气”，为“国家”储才，准备迎接胜利的到来。说我当时根本没有人民立场，那是不须怀疑，就是周总理所说的，知识分子最容易有的民族立场，究竟我站稳了多少，今日看来，也大有问题！
+
+　　回首这二十年的经历，不禁不寒而栗了！
+
+　　在这次的教师学习运动中，我得认真批判自己的过去，从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澈底改造自己，逐步站稳工人阶级立场，作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教师。
+
+　　（原载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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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光潜: 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
+
+　　<北京大学西方语文系教授、朱光潜>
+
+　　在最近两个月教师学习中，我重新检讨了我的思想，发现百孔千疮，病根都在封建意识和洋教育。
+
+　　伏根最深的是封建意识。从前常把自己划分到小资产阶级，这是不忠实的为自己开脱。在两代以上，我的家庭本属于地主阶级，到祖父手里才没落到小资产阶级。祖父和父亲都靠教书维持生活。但是到了父亲晚年，家里有些积蓄，又买了一些田，做了地主。在抗战期中，我的妻子又拿了一些积蓄，在她的四川娘家附近买了些田。所以我的地主身份是确定了的。虽然我的主要生活来源一向是薪资收入和稿费版税，我确是剥削过旁人的，而且是在剥削阶级环境中培养起来的，这就栽下我的封建意识的根。
+
+　　影响最大的是这剥削阶级的封建教育。我到十五岁才进学校，前此都跟父亲读旧书。父亲管教极严，我从小就养成一种怯懦拘谨的性格，没有一点冒险的精神，后来自私自利，妥协动摇，都与这封建的家教有关。我从旧书中受到影响最深的是道家清虚无为的那一套思想。这思想依我的不正确的了解，是认为人世一切是非善恶，在超一层的地位去看，都可等量齐观，值不得深加计较，为着不自寻烦恼，我们最好“任运随化”（听其自然），清虚无为，落得一个干净。这是剥削阶级的一个极自私自利和自高自大的思想。这种思想养成了我轻视群众，自处超然的态度，也养成了我对人处世的妥协保守的态度。隔岸观火，事不关己，且莫过问。倘若祸事临到自己头上，也以闪避为妙。有位朋友批评我，说我应付人事就像打太极拳。这话真是一语破的。打太极拳的秘诀在以柔制刚，不攻只守，随方就圆，善于让避。这其实就是道家的处世术，也就是一般人所谓“世故”。要讲世故，就要处处朝抵抗力最小的方向走，不抵抗，只妥协，妥协才能“守”，才能避免于己不利的麻烦。明明这是自私自利，我们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却欢喜给它一个漂亮的化装，说这是“超脱”，这是“清高”，来喂养自高自大的感觉。
+
+　　这套封建意识是我的土生土长的根干，我后来又拿帝国主义的洋教育来“移花接木”。到了二十二岁之后，我就进了香港大学，受了殖民地的教育，随后又转到英国和法国，在几个大学里一直混了八九年。在这时期中，我所醉心的是两种东西，一是唯心主义的美学，一是浪漫主义的文学。唯心派美学的要义在“无所为而为的观照”，在超脱政治，道德以及一切实际生活，只把人生世相和文艺作品当作一幅图画去欣赏。浪漫派文学的特点在发挥个人自由，信任情感想像去发泄，去造空中楼阁。这种美学和文学是沆瀣一气的，都是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态，知识分子对着社会的恶浊束手无策，于是逃避现实，放弃积极斗争，姑图个人的精神享乐，甚至为虎作伥，维护反动政权的统治。当时我对此当然是盲目的，只觉它们尽善尽美。很显然的，唯心派美学和浪漫派文学都和中国道家思想有共同点，所以它们在我思想里就自然一碰就接合起来了。这种“移花接木”的结果就把我养成一个不但自以为超政治而且自以为超社会的怪物，我臆造一个高高在上的阶层，站在那上面去玩味空中楼阁，连现实世界也当作空中楼阁看，对一切都冷眼旁观，觉得种种人件件事都一样顶有趣。这可以叫做“看戏主义”，其实就是“滑稽玩世”。这次听周总理的报告，觉得最切中我的要害的是批判旁观态度的那一段话。
+
+　　自己有病，所害还仅限于一身，传染到旁人，情形可就更严重。过去二三十年中我不断的用我的那套有毒思想来编书写文章，其中像“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和“文艺心理学”之类竟得到很广大的读者群，并且博得许多青年的赞赏。这是我初料所不及的。我当时还是一个年青人，本意无非借此赚点稿费，取得一点声名。像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的处女作居然轰动了一时，可见当时中国思想界的贫乏与混乱。我的思想是一种逃避主义的思想，其根源在上文所说的封建思想与洋教育所形成的买办思想的结合，它一方面反映着对封建社会的留恋，一方面也反映着西方资本主义末期的厌畏现实。当时中国社会正处在极紊乱的状态，一般青年苦闷，觉得无路可走，我向他们指点出一条逃避的路，我的那些书之所以广受欢迎，也正因为投合一般人心理上懒怠的弱点。它们可能发生的影响当然是使读者们放弃积极斗争，而这在无形中也就帮助维持了反动统治。去年蔡仪诸人在“文艺报”对我的美学思想进行了批判，当时我心里还有些不服。这一年来我对新的文艺理论稍加研究，才明白我的基本立场和观点都是错误的。我愿意趁此向我的读者和批评者谢罪。
+
+　　从前我自负“清高”“超脱”，现在我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些问题：过去二十年我是否真正在“旁观”呢？是否真正“超脱”呢？我没有间断的在大学里教书，究竟是为谁服务呢？从前我未尝不自以为这是为教育，为学术，现在细加检讨，才明白我孳孳不倦的首先是为我自己个人的利益，为名利，为地位，实际上并非如自己所想的那样清高超脱。我在反动政府之下服务，实际上还是推动那座反动机器的一颗螺丝钉。我一向存着“为学术而学术”的幻想，站在“学术自由”的地位，在言论上和行动上都一度反对过国民党。可是在抗战中武汉大学教务长任内，终于加入了国民党，又以高级职员的身份调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过训，接着替“中央周刊”，“周论”，“独立时论社”之类反动刊物写了些反动的文章，任过伪中央委员的名义，在北京还赴过蒋介石的宴会。尽管这一切都可以找到一些为自己开脱的借口，我站上了反动派的立场，替反动派服务，却是无可讳言的事实。
+
+　　有一件事须特别在此提出检讨的，就是我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对学生运动我一向是不同情的。记得抗战前有一次胡适在北京大学三院演讲，劝学生不要罢课，当场就有许多学生在下面嘘；我心里很不舒服，以为简直是胡闹。在武汉大学时期，我记不得与学生运动起过直接的冲突，不同情是依旧的。那时的不同情还主要的是从超政治的观点出发，以为学生只要专心读书。到了北京大学复原以后，学生运动愈剧烈，我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也就愈趋反动。我在报纸上发表过诋毁学生运动的文章，在教授会里也反对过拥护罢课的提议。这时候学生只要专心读书那个老观念也还存在，但主要的是由于我已站上反动的立场，对学生运动的革命性质认识不清，怕学校因此受动摇。当时我和学校行政人员都站在一边，都深怕出乱子，得罪了反动政府，归根结蒂，还是在想维持那个反动政府。当时我还自以为是，现在我明白学生运动的革命意义了，想起那些反动的言论，真觉无地自容。这是我应该向人民谢罪的。
+
+　　现在我分析我的错误根源在从洋教育那里得来的那一套“为学术而学术”的虚伪的超政治的观念。事实上主张超政治便是维护——至少是容忍——反动的统治，如果加以鼓吹，也便是反革命。从前我也存过“中间路线”之类的幻想。现在我看明白了：从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根本上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革命，便是反革命。在革命和反革命的猛烈斗争中标榜“中间路线”，鼓吹“超政治”，迟早总要卷进反动政权的圈套里去，和它“同流合污”。这便是我的惨痛的经验，也是许多类似我的知识分子的惨痛的经验。
+
+　　趁便我要检讨一下我的买办思想。我受过长期的英法帝国主义的教育，对于法国人和法国文化都很爱好；很看重英国文学；对英国人说不上亲爱，却有些佩服。至于美国人和美国文化我都一向不大瞧得起。不过这只是一些小差别。概括的说，我对欧洲文化，从希腊以至现在，都非常景仰。我倒不曾想过中国文化处处不如人，不过确曾想过西方文化在某些方面是比我们强。我的一个野心就是要把它搬运一些到中国来。在政治思想方面，我曾经醉心于英美式“民主自由”，也曾经想望过它可以应用到中国。我虽瞧不起美国人，可是美国人富强一个观念是有长久根源的。亲美病我没有，恐美病我却有过。志愿军初到朝鲜，当时我很心惊胆怯，深怕这要惹起大祸事。经过一年多的抗美援朝的教育，我才逐渐有较清楚的认识。有几件事可以为例。从前我一再想找机会再去外国，现在我渴望久在英法美的几位好朋友能赶快回国。从前我应英国文化委员会邀约，作过演讲，当时自觉荣幸，现在深以为耻。从前听旁人忧虑到美国的武力，多少表示同感，现在听到同样论调，心里就嫌他落后，要和他争到面红耳赤。不过长久根源不易一旦就拔除干净。因此我就更深的体会到学习的重要。它不断的提高警惕，不断的把下意识（一个藏垢纳污的深坑）中的有毒思想发掘出来，因而加以洗清。
+
+　　最后，我得检查一下现在的立场。我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否已经丢开反动立场而站上人民立场呢？由浮面意识所给的答案是肯定的。我当教授，在认真地教书；我当工会学习小组长，在认真地学习，认真地办事。我认为这便是为人民利益而服务。不过向深一层思索一下，我还是有些惶惑。我这怯懦拘谨的人对自己应做的一份事向来就不敢马虎，从前如此，现在也还不过是如此。问题在我的做事不马虎是否还是为着自己的衣食地位和名誉？是否站在人民立场来说，我的不马虎的程度就算够了？我得坦白地承认，我现在还经不起这两个问题的考验。比如说，教书我还是不免只在课堂上认真，课外帮助同学的工作还不够；做小组长我还不免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态度，缩手缩脚，只是为着怕犯错误。这就说明了我为自己打算的多，为人民打算的少。这也就说明了我的政治水平还很低，还存在着纯技术观点，事务主义以及雇佣观点之类严重的毛病。学习的结果到现在为止，只做到使我在理智上明白什么叫做人民立场，而且明白我还没有真正站上了人民立场。我相信意识也可以影响存在，我的这一点认识虽是一个初步的收获，却也是一个重要的收获，因为它可以做我向前努力的基础。
+
+　　来源：1951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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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谢育才党籍的决定
+
+　　谢育才，原名谢朝贤，又名李志强，男，现年四十七岁，广东万宁县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二五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曾任县委、营长、团长、政委、师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分区政委、司令员、省委组织部长、省委书记等职。一九四一年任江西省书记时被捕，入狱后变节自首，一九四二年逃出，一九四五年二月重新入党。解放后，任广东省支前司令部参谋长，一九五〇年六月调任汕头市市长。
+
+　　谢育才随东纵北撤后，入华东局党校学习，华东局党校校党委根据其本人的反省材料，曾对谢育才被捕后在敌人面前签字放弃党的立场，且给敌人写出闽西南红色地区有我党活动和公开负责人的姓名等行为，作出“毁党留生”“叛党行为”因而予以开展党籍的结论，并决定“从一九四五年二月在韩江部队工作起为重新入党。”我们认为：华东局党校校党委在谢育才对组织采取欺骗手段的情况下，根据当时谢育才自我反省的材料，并相信他的反省材料，以表示组织对像谢育才这样一个老党员高级干部的爱护与信任是完全应该的，其所作的结论亦是正确的。但谢育才被捕后可耻的变节自首的重要关节则始终对党隐瞒，其不忠于党由此可见。
+
+　　去年组织上从国民党档案中发现谢育才亲笔签名，并盖有手印的“密结”与“死结”的自首书二件，分局即认为对谢育才的问题有重新审查的必要。谢育才出狱后，从未向组织坦白过，在华东局党校学习中所有反省材料及笔记，均未提到这件事。据陈泊的秘书王云集反映：去年春，陈泊曾将该自首书当面交给谢育才看，并问“李志强是你的化名吗？是否你亲笔写的？”当时在场者有王云集，还有其他同志。这次组织上一再问他被捕后除以前所说的还填过甚么东西没有，他始终不肯承认，后来把自首书的抄件当面交给他看，看后脸上发红，态度极不自然，过五分钟的沉默，才不得不说“记不起了”，得问问他的爱人，要有的话，就是由集中营解出时。“密结”和“死结”都在“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二月九日”那天写的，只要把谢育才在华东局党校写的反省材料的时间对照一下就可明白：这正是一九四二年二月间特务把他的孩子抱走，不让他的爱人同禁一室，故意把孩子放在啼哭时可以给他听到的地方，又带他去看他爱人受刑，他在伤心的时候接受叛徒的劝降，给敌人写了“愿意放弃共产党立场”之后不多天的事。谢育才自己反省说：他当时对敌人是采用“顺”“拖”“骗”的办法，很明显，实际上乃是采取“以顺换顺”屈服的办法，这和谢育才被捕后没有为党牺牲的决心与儿女情长的情绪是分不开的，在此错误想法支配下便产生了个人打算保命思想，一直发展到动摇叛党。我们认为华东局党校校党委对其所作的“毁党留生”“叛党行为”的结论，现在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更严重的是一个经党教育与培养了二十多年的老党员，又是一个高级干部，对自己历史上这样重大的关节不主动向党坦白，及组织发现提出来问，还不肯承认，最后拿出物证，还说是“记不起了”。去年春天陈泊把谢的亲笔名并盖有手印的“密结”与“死结”的自首书交给他看，有几位同志在场，可作证明，直到十月二日分局委托李明、区梦觉、田星云三同志正式和他谈此问题并提出质问时，他还企图抵赖，可见其对党不老实到甚么地步了。
+
+　　我们认为谢育才参加革命很早，经过第一、二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及抗日战争初期一段，及一九四二年逃出到现在，工作始终表现积极，对党对人民有过贡献，有其光荣的历史。在被捕后一个时期尚能坚持立场，但在敌人威胁劝降之下，经不起严重的考验，没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共产党员的最大的坚定性和气节，没有为了党、为了阶级的事业而牺牲个人一切的决心，在严重的关头还斤斤于个人的利益，终于变节自首，予敌人以破坏党的资本，这是叛变党与破坏党的行为，是不能宽恕的。且于事后不向党坦白，对党隐瞒将近十年，后经组织发觉，一再查问，始终不愿说出，仍企图掩饰。党信任他，给以重新入党的机会，纵令党这样爱护他，而他始终对党离心离德。事实证明：谢育才被捕变节后对党采取另一种态度，即采取欺骗隐瞒的态度。经过长期考察，证明谢育才已经完全失掉了继续作为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共产党员的条件。为了严肃党的纪律与纯洁党的组织，决定开除谢育才的党籍。至于是否还有其他问题，今天尚缺乏材料做出结论，留待继续审查。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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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2/000027.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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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浙江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王镜明包庇反革命分子给以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
+
+　　王镜明，男，29岁，山东省诸城县人。家庭出身地主兼商业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文化程度高中。1938年4月入伍，1942年7月入党。历任：费县地方大队青年大队长，县人民政府科员、民政科长，专员公署秘书、文教科长、教育处副处长，现任省人民政府文教厅秘书室主任兼机要秘书。
+
+　　王镜明已与丁淑萍结婚。1949年南下后，在嘉兴专员公署任文教科副科长兼湖州中学主任委员时（当时丁淑萍尚未南下），即与湖州师范学校助理会计宋××（三青团员）谈恋爱。为博得宋的好感，竟滥用职权，将不够中学教师条件的宋××（仅有中学二年级程度）擅自提拔为湖州中学教员；并以卑劣手段，暗中替宋××布置了一个入团介绍人，俾便宋请求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更利用自己团总支书记的职位，予以批准。为了满足个人欲望，谎言自己未曾结婚，用种种方法向宋追求，在给宋的信中，毫无立场，一再表示“我愿为你而生，一定为你而死”，“来世变犬马也要报答你”；甚至有关组织问题，如青年团准备发展多少团员，人事上的分配情形，亦向宋泄漏；竟连写一封公开信也要征求宋的“同意”。
+
+　　在1949年10月，王无耻的向宋立下“保证书”，自称保证与宋在2年内结婚，“决不屈膝于其他任何事变”，与宋发生了肉体关系。组织上在发觉王镜明这一错误行为后，曾对他进行批评教育，但他不仅不接受党的忠告，反在暗中给宋写信说：“我宁肯牺牲我的一切，也要勇敢地站起来捍卫我们的前途；我将击溃任何方面对我们的障碍……”这时，王镜明竟视组织为“障碍”，错误已严重地发展到目无党纪的程度。宋受孕后，提出与王结婚的要求，王一面甜言蜜语敷衍，一面给宋打胎灭迹。同年秋，丁淑萍同志自山东来浙江，王即向组织上表示与丁关系不好，久欲离婚；但另一方面又与丁同居，丁怀孕后，王镜明便逼迫丁服药打胎，打胎无效，王即向别人表示，这孩子不是他的，以此诬蔑丁淑萍，制造离婚借口。
+
+　　此事发生后，嘉兴湖州方面群众议论纷纷，对王的错误行为极为不满。组织上为了及时抢救，曾向他再度提出批评，但他不仅不深刻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继续欺骗组织，并在写给宋的信中谩骂组织。
+
+　　由于王镜明坚持错误，拒绝党的教育，竟至敌我不分，严重地丧失了立场。当宋××为其父宋复（即陆介邨）过去的反革命行为而担忧时，宋曾向王探听口气，告诉王，其父现住苏州，是日伪时代的大汉奸，任过伪杭县县长，浙东行署秘书长、专员，南京最高法院书记官，安徽巢县县长等职，并有较大的罪恶。王镜明竟向宋表示“没有关系”；并按照宋××的“示意”，安排他的工作。到1950年2月，将宋复叫来嘉兴，为了隐蔽其反动面目，经王镜明的同意，改名“陆介邨”，假造籍贯履历，安插在嘉兴县立中学任教员兼分部主任。同时也将宋××的妹妹也改了姓名籍贯安插工作，并写信告诉宋××：“西塘市镇较小”（即宋复任职学校所在地），“不会出问题”，要宋“放心”。
+
+　　今年4月间，宋××调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浙江分校学习，王在事先写信给宋，要她作“思想准备”，告诉她：“学校里最后要做鉴定，一定追得很厉害”，“家庭问题不可那样讲，父亲（指宋复）也可以仍然说是失业的，……如果追得不紧，这样就够了”；要宋××根据“这样一个总的精神组织一下”，来应付坦白运动。以后宋在学习中，由于党的教育，觉悟提高，将自己的家庭历史坦白了，事后竟受到王镜明的责备。
+
+　　宋××在受到青年团的教育后，向王商量要检举其反革命的父亲，王镜明竟完全丧失立场，表示不同意，说：“不必如此，如要检举，他来嘉兴的一段历史和我的关系则不必谈”，以免“牵累”自己。此后，王镜明调省文教厅工作。在今年6月间，各地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时候，组织上要王镜明负责起草关于调训中等学校教员参加镇压反革命学习的秘密通知，王一面起草，一面写信通知宋××速转告宋复，辞职去苏州，逃避镇压反革命学习，宋复即借故辞职逃走了。
+
+　　（王镜明调文教厅不久，又与已订婚之女同志杜云瑛恋爱，发生了肉体关系；即要挟宋××将所有信件交出，说宋“思想落后”，“品质”不纯，辱骂她为“娼妓”。在另一方面，则支持杜与其未婚夫解约，又借自己在党内任总支委员兼支部委员的领导职位，在小组内夸大杜云瑛的优点，要杜参加上党课，以此作为自己进行非法恋爱的手段。）
+
+　　9月间，省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收到匿名的控告信，指出王镜明的严重错误行为，要求政府处理。10月间，宋××向本会、省民主妇女联合会、省人民政府文教厅分头告发，请求处理。为此，省人民监察委员会曾再三催促王镜明检讨，中共省人民政府文教厅总支委员会及支部曾屡予批评教育，王镜明仍不愿承认自己错误而对组织采取欺骗态度，说“陆介邨（即宋复）是失业知识分子，当时并不知他是反革命分子”；对杜云瑛的关系，“是当作培养对象来教育他的，并无其他”。直到群众已揭发，事实昭然若揭时，始承认自己的错误。
+
+　　王镜明所以产生以上严重错误的原因，是由于他无视于自己的地主阶级享乐腐化的恶劣本质，在入党后，虽经党多年的教育培养，仍未决心改造自己，因之，经不起革命斗争的考验，丧失立场的错误会迭次发生，如在1946年，曾与地主家庭出身的表妹恋爱，干涉群众对她家的斗争而被群众押送公安局。南下后，又连续玩弄女性，逼迫他人堕胎；为了满足个人欲望，又不择一切手段，不顾党的利益，以帮助介绍入团入党作为自己进行恋爱的交换条件；以致终于发展到丧失立场，包庇反革命分子，阻挠别人向组织坦白，在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时候，甚至泄漏国家机密，唆使反革命分子逃跑。这些错误行为，已严重地违犯了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令。证明王镜明已无法改造而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起码品质和人民政府工作干部的应有条件。为了严肃党纪，纯洁党的组织，教育党员和人民政府工作人员，本会特决定：开除王镜明的党籍；并建议行政上予以撤职并送法院依法惩办。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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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2/000028.txt
@@ -0,0 +1,17 @@
+# 周培源：从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谈前清崇美思想
+
+　　<周培源>
+
+　　祖国一定要工业化。我们的工业、农业和医药卫生等建设事业，需要大批高级技术干部，但现有的高等学校的组织形式，决不可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培养大批技术人材的艰巨任务。因此，调整院系是目前改革高等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
+　　中央人民政府和各大行政区所领导的高等学校，绝大多数是旧社会留下的遗产。校与校之间关系组重复，人材分散，教学效果很低。中央教育部在一九五零年六月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中，提出了高等学校组织规程。从这规程里可以看出教育部要调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的意图。但大部分别会的代表们，对于调整院系都抱旁观态度，不加可否。当时清华大学的教授们，也不愿意谈到自己的问题，总以为高等学校的组织规程只是应用到旁的学校，而与清华无关。只有大连大学体会到院系调查的意义，在高等教育会议之后，自动地呈请中央教育部，改为大连工学院和大连医学院——两个新型的高等学校。
+
+　　一年半以前，为什么一般大知识分子不能接受院系调整计划，以便更好地为因家建设服务呢?理由很单间，主要的原因是思想问题，其中尤以美帝思想为主要因素。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有民族自尊心的，主观上或许决不有意识也宣传帝国主义的文化教育。但事实上，因为中国的旧知识分子直接间接地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许多大知识分子都是留洋学生，受资本主义国家教育的影响，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教育的影响特别深，不自觉地以为过去学得的一套是天经地义，不原意放弃，甚至在大学里讲书都要用英文，也不肯虚心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高等教育为统治者服务，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工学院学生在学校里所学的，只是些某本课程，学生毕业之后必须进入工厂实习若干时日，证明他们做垄断资本家的工具后，才能获得实际知识。英美大学本科的训练，只是极普通的训练，而美其名曰“高等普通教育”。可是大知识分子却崇拜这一套教育方法。我以前也认为，在学校内只要给学生基本的知识就够了，专门如只可在毕业后到工厂内去学习。这种思想，无疑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思想残余，在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中是不适合的。我们可以看看苏联的选进经验。苏联的高等学校教学方针是以在高度理论基础上结合实际的原则来培养青年，学生所学的必需分得很细很专，以便毕业之后，可即刻进入工厂，能担负一定的工作。新中国的高等学校的教学方法，一定要朝着这方向走。
+
+　　英美高等学校的组织，也是文、法、理、工、法、医、教育、财经混合在一起。它的发展实际上是无计划的，是自由主义的产品。这样一个组织的基本理论是:各学院的教师同学住在一起，可以彼此影响，对于现有文化水平可起提高作用。一年半以前大部分的高级知识分子不能接受院系调整的理由，也就是希望文、法、理、工……的同事同学围在高等学校的围墙内，过着绅士式的生活，而以围墙以外的广大群众隔绝。此外加宗派主义、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旧的生活习惯等等，多多少少者是阻碍院系调整的一些因素。
+
+　　过去二十六个月内，新中国在各方面辉煌成就——尤其是一年多以来的三大运动——肯定地说服了大知识分子，使他们了解到人民政府各项政策的正确性，消除了许多以前不必要的思想顾虑。中国人民志愿军击败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队，使原有崇美、意美思想的知识分子清醒过来。一个月来京、津各高等学校教师们的政治学习，无疑地更提高了教师们的政治觉悟。因此教育部在这一次全口工学院院长会议里号召院系调整，获得了全体代表们的热烈拥护，与一年半以前高等教育会议的气氛适乎不同。
+
+　　这一次院系调整的成功，一方面证明了知识分子认识到系调整是我国工业化的先决条件之一，认识到新中国需要能培养出才德兼备、体魄健全的高级技术人员的新型高等学校，需要文、法、理、工……的同学们在学习期间经常与校外的人民群众取得联系，而不是像修道院里的僧侣一样，关在房内作超社会、超政治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这也是在肃清崇美思想战线上的一个伟大胜利。我们希望这个胜利能获得巩固和扩大。
+
+　　来源：《人民日报》1951年12月2日；《文汇报》1951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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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石先：消除各种错误思想，提高自己，改造学校
+
+　　<天津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杨石先>
+
+　　在思想改造的学习中，大家发现了存在於学校和教师中的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每一个不同的学校中是有其一定的特点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问题充分地揭发出来，分析它的思想根源，然后进行深刻的批判，以达到教师思想改造的目的。在南开大学所存在的，主要是一些什么问题呢？
+
+　　在南开大学来说，院与院、系与系之间，甚而系内教师与教师之间都不团结。这种情形在理工两院更是严重。因为南开大学在解放前历来是个穷学校，经费总是不敷，而理工两院所需的经费比其他院系更多，你如果不强调你的重要和夸张你的成就，就得不到你所需要的名额和费用！对於这个风气，我自己是应当负起一部分责任的。张伯苓先生过去在大学里所最重视的是工学院，其次是商学院（现改为财经学院），他对於文学院最为鄙视，认为一无所用。对於理学院亦只当作工具之学，可以为工科的研究打点基础而已。我深知他的看法，故竭力强调理学院的重要（我当时是理学院的院长），如提出大学必须培养科学师资，应该训练实业中的研究人材及为将来的发明创造建立良好条件等等，并且尽量夸大理学院在全校的成就，如说我们水准不亚於任何大学，毕业生可以毫无困难地升入国外著名大学的研究院，同人的研究著作已在国际上有学术地位的专门刊物登载等等，利用他的好胜心理来达到我多分经费的目的。这样就使文学院的发展遭受到更大的困难，我的这种本位主义的作风，后来逐渐蔓延全校各系，成为今日校内教师不团结的主要原因。另外一个构成一种风气的因素是抗日战争前南开大学教师的待遇问题。当时南开大学教师的一般待遇是低於他校的四分之一的。这种情况，使所有的教师都感觉不满，所以凡是稍有成就或有声誉的人，常常摆架子、耍脾气，提出甚苛的要求，以宣泄心中的不平。解放以后，这种表现仍然有增无减，因为它和各院系一定程度的本位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了。一位教师批评校委会的委员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事如关己，坚持到底。”从这一批评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
+　　南开大学的教授十之八、九都是欧美留学生，受资本主义教育的薰陶很深，许多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已变成他们的文化俘虏，养成了根深蒂固的“超阶级”思想与极浓厚的技术观点。拿我个人来说，因我屡次出国，在外前后八、九年，对於欧美的科学造诣和应用是十二分欣赏的，认为科学是“无国家与民族界限”的、“超政治”的，完全漠视了当它为侵略者所掌握时所造成的人类最大的悲剧！我又非常羡慕它们工商企业与科学研究的密切配合与联系，企业不是与大学合作，就是有它委托的或自己的研究机构，两者相辅相成，所以科学和它的应用的开展一日千里；但是我忽视了它们的经济制工，使资本家独占研究的成果，甚至利用一切的手段来扼杀和防止同他企业利润有害的新研究与新发明。因为我的盲目提倡和推崇，使南开大学科学工作者的“超阶级”思想和纯技术观念得以滋长，以致现在在不少的南开大学教师的头脑中，仍有“我的业务在国民党时期是如此，在今日新中国亦依然是如此。科学是科学，工程是工程，技术是技术，和思想改造联系不到一起。”的思想。这种看法除在理工学院外，在财经学院亦表现得很厉害，过去南开大学的经济研究所，做了不少的实际工作，如物价指数、各地工商业的调查和分析，经济学术刊物和大学财政经济方面的教本的编著等等，在国内外颇著声誉。所以现在的若干财经工作同人，仍然认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是块金字招牌，值得炫耀。他们完全忽视了经济研究所的欧美经济学者反动思想的本质，忽视了他曾经接受了美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太平洋国际学会”和美国财阀罗氏基金的经济协助，并且忽视了美帝国主义利用这项研究资本家进行侵略的事实。
+
+　　在南开大学的教师中，强调个人的兴趣和志愿，对学校的行政工作不加过问的思想也是很严重的。这个思想的根源很多，如清高自赏，如雇佣观点，如业务高於一切，如行政是吃力不讨好的看法等等。於是许多教师都只顾埋头著作，进行研究，造成人人对行政不热心的现象。有的人很勉强地担任了学校行政工作，总看作是额外负担，敷衍了事，也不起积极的作用。我个人过去的作风，虽然未表现得如此极端，但我的态度总是有保留的。我常说我一面作行政，一面又进行教学研究和著作。我的解释是行政工作有许多人可以去作，而对於研究和著作的工作，可以做的人实际上是少些，这是应该兼顾的；同时大学究竟是研究学术的场所，多有几个学者总比单纯做好行政紧要一些。其实这还是掩饰我个人兴趣的一种遁词。这种作风，当然仍是不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表现，应该深自检讨的。这种对学校行政不加过问的态度，也是有历史根源的。过去张伯苓先生做校长时，向来是独断独行，素不采纳旁人的意见，除非你的意见和他的意见吻合或者是和他的意见没有基本上的冲突。所以大部分的员工和同学往往心里都有意见，只是消极地按他的决定来做；一遇到困难，当然大家袖手旁观。解放后，因为许多思想问题没有澈底解决，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仍然保持着以往的互相对立的态度，甚而在校委会中也有人经常地说校方如何如何，忘记了他自己就是校方的一员；有时有意见，在校委会上不说，会后在群众面前提出批评。
+
+　　以上是我个人在工作中所体会到的一些问题——阻碍着南开大学前进的问题。现在整个南开大学已经卷入了教师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大家都想把自己的力量拿出来，提高自己，改造学校。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坚决、澈底地将所有的错误思想加以清除，以便大踏步地向前迈进，才不负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
+
+　　（原载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七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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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53 @@
+# 龚祥瑞：澈底清算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教学思想
+
+　　<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龚祥瑞>
+
+　　钱端升先生说：“不久以前……我自以为在七八年前，我已经抛弃了旧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现在他“恍然大悟”，知道“错了，大大地错了。”他又说：“像我这样的一个旧知识分子决不是这样的容易改造得过来的。旧的不先除掉，新的是进不来的。而什么是旧的、坏的，自己往往是模糊不清的。”（见本文选第一集）钱先生是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同时是政治学系的一个教授。他所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也是法学院教师们共同的问题。因此，我想就钱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来发表一点个人的意见。今天我就只揭露一些政治学系的缺点，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展开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
+## 解放前的政治学系
+
+　　在国党统治下的中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的政治学系，为英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所垄断。在那里，人们学了柏拉图的“理想国”，洛克、卢梭的“契约论”，孟德斯鸠、边沁、弥尔等的“议会制度”，英，美、法、德、瑞（士）等国反动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宪法”、“行政”和“外交”等等。就政治学系来说，所谓“旧民主主义”，指的就是这些。
+
+　　十二年前，王铁崖、楼邦彦、吴恩裕和我从英国留学回来，那正是国内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最尖锐的时期，即是疯狂的法西斯主义最猖獗的时期。我们和老师一样，只知“生吞活剥地搬外国”。我们把帝国主义所豢养的走狗工党拉斯基的漫天谎言从英国搬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我们宣传了那种英美垄断资产阶级用来欺骗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的“社会主义”和“世界主义”。我们使不少可能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禁闭在所谓“经济——平等；政治——自由”的公式里。就是这样，我们替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完成了一个可耻的任务：就是以那冒牌的“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为旗帜，“安慰”了、麻痹了动摇的、惧怕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拉着他们倒退”，和我们一道面向帝国主义一边，面向反动派一边。我们也就这样替国民党反动派培养了一批官僚、特务走狗。政治学系的教育就这样一代比一代更为具体地体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文化思想的侵略。
+
+　　我们从西洋贩了假东西和“鸦片烟”回来，毒害青年，这是和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分不开的。拿我来说吧。我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徒的家里，父母是城厢的雇工，我幼年受到了封建主义的压迫。在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一条是先进分子所预备的道路，就是解放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人们、同时也解放自己的道路；一条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所预备的道路，就是“先把自己铸成大器”、然后去剥削和压迫人们的道路。我选择了第二条道路。所谓“先把自己铸成大器”，依我当时的了解就是“出人头地”。所谓“出人头地”，依我现时的了解无非就是爬到人民的头上，做人民的统治者，用剥削和压迫的方法来解决我一己的贫困，满足我一己的“安富尊荣”。由此出发，我就被帝国主义和他在中国的走狗所俘虏了：我依赖美国教会，苦苦求读於一个教会学校；我考入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我考取了“庚子赔款留学”；我投靠过反动统治阶级；我曾一度充当反动派的官僚。至此，我和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完全一致了，我从一个被剥削、被压迫者变成一个剥削者、压迫者。於是我完全迷失了自己的前途。
+
+　　像我这样的人是不算少的，他们口头上说的是“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服务。一切为了自己——个人主义。这是很多留学生从思想到生活的公式。这公式体现了解放以前的政治学系教授的思想。
+
+## 解放以来的两年
+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人民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两年来，人民期待着我们的觉醒，学生也向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课程改革，我们自己也感到有重新学习的必要。
+
+　　解放以后我们的教学内容不可能也不应该再是那个骗人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了，而应该是这个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胜利和幸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是大家都明白了的。因此，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学校的领导下，政治学系的课程有了一些改革。
+
+　　两年来，我们进行了一些什么样子的改革呢？
+
+　　第一，课程的名称改了，而课程的内容基本上没有变革或者很少变革。“西洋政治思想史”改为“国家学说史”，但所讲的仍旧是柏拉图、亚理斯多德、卢梭的故事；“比较政府”改为“资本主义国家”，但所讲的主要部分仍旧是英国、法国、美国的政党政治和政府组织，而对於垄断资本主义以及建筑在这个经济基础上的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没有加以揭露；“行政学”改为“行政组织与管理”，但所讲的仍旧是关於组织、人事、文书、物料的一些零碎的片面的知识。其他的课程如“国际公法”，“宪法”，在内容上仍然保持着旧的一套。
+
+　　第二，在教学上我们只能从书本上生吞活剥地搬用一点东西，而所搬的也是可怜得很，没有系统。有时，甚至拿人民的敌人拉斯基等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所写的东西来做所谓“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作。
+
+　　第三，在课程改革的进行中，我们开列了不少新课程，如“马列主义基础”、“社会主义国家”、“地方人民政府”等等。但这些课程，不是没有人来教，就是教的人对它没有很好地进行过研究。
+
+　　政治学系的改革工作进行得这样的慢和这样的少，是有原因的，它和北京大学旧的历史传统分不开的。
+
+　　但是有些教授却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他们认为我们的改革已经进行得相当的快，相当的多，并且有了很好的成绩。我以为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以为这个思想障碍如不去除，我们是不能前进的。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对於科学的社会主义是陌生的，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澈头澈尾是资产阶级的，我们至今或多或少地还服膺着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对於现状，对於历史，对於新鲜事物还缺乏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能力。我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我们应该承认，两年来我们所做的改革工作仅仅是一些形式主义的改革。人民所需要的不是这样子的改革，而是澈底的改革。
+
+　　一个郑重地对待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应该是谦虚的谨慎的。但是我们系里的有些教授对自己的所谓“外国知识”却抱有一种不正确的态度。他们认为自己虽然没有革命的斗争经验，对中国问题不了解，但是却有“外国知识”，搞外国问题是有办法的。因此以国际问题的“理论家”自居，并在同学中提倡什么“英国专家”，“法国专家”……。人民不要像我们这样的“理论家”。人民所要的是真正的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家。
+
+　　毛主席早就对从事理论工作的人指出了一个办法：“回到实际研究中去。”（见“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第七页）两年来我们联系实际的机会是很多的，但是由於满足於那种形式主义的改革，有些教授对政府业务部门一年来所给予我们的协助是不加以重视的；对於如何培养国家政权工作干部的问题也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他们认为那是短期训练班的任务。
+
+　　口头上说理论要和实际一致，而在行动上却服膺着那条资产阶级的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这便是政治学系教授的思想现状。
+
+## 问题的关键在那里
+
+　　政治学系的教学工作改进得这样的慢和这样的少，关键决不在於“没有教材”。关於国家的学说，关於阶级斗争的理论，关於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宝库里是丰富极了。关於政权工作也是这样。问题在於我们对新东西不喜欢学习，或者不善於学习，或者学得不够努力。
+
+　　问题的关键决不在於“没有可聘的教授”（久经锻炼的革命家在我们的国家里是很多的），而在於我们把自己的“学术权威”估计得过高，把革命斗争经验估计得过低。系里除钱端升院长、许德珩教授和吴之椿教授外，其余教授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生，都曾到过英国留学，又都是拉斯基的门生。就是这样，我们结成了一个小小的宗派。我们不欢迎校外的人士和新力量加入到我们系里来。我们看不起人家。我们关起门来读自己的书，希望“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同时，这里还必须指出，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宗派里，曾长期存在着无原则的纠纷，各怀“心思”，影响了工作。在这一点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要负责任的。
+
+　　问题的关键决不在於“得不到联系实际的机会”。人民政府已为我们准备了种种条件。例如，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彭真副主任在“关於政治工作的情况和目前任务”的报告中，就有“对各大学政法学系课程改革，应予以协助。”一条。因此，我反对“等待政府来团结我们，我们不主动与之联系”的那种实际上是拒绝改革的思想。
+
+　　问题的关键也不在像法学院钱端升院长所说：“旧的不先除掉，新的是进不来的。”我们不是机械的阶段论者。旧东西是不会简单地自行消灭的，新东西也不是简单地自流自发生长的。问题的关键就在於我们能不能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进行思想改造了。
+
+　　根本问题是我们的思想问题。因此，我完全同意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钱俊瑞副部长的意见。他说：“如果高等学校的教师们还是服膺着英美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还是固执着自己的个人主义、客观主义和宗派观点，而得不到确实的改造，那么一切高等教育的改革工作，诸如院系的调整、课程的改革、教学法的改进等等，都是难於进行和贯澈的，一切关於改革高等教育的决定和规章就难免不成为具文。”两年来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经验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
+　　（原载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八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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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3 @@
+# 秦牧：关于抗拒批评的自我检讨
+
+　　<秦牧>
+
+　　关于我抗拒「人民教育」批评事件，现在响应南方日报社论中「对自己来一个正确的分析，正确的估计」的号召，反求诸已，冷静地作如下的检讨，并附带作若干必要的解释。如有不妥的地方，仍请同志们继续指出。
+
+　　我参加「广东教育与文化」的编辑工作，一向觉得能力不足，难于应付。因为对于这一范围的知识，我所知的仅是一些庞杂、皮毛的东西，编这刊物，每每有「吃力不讨好」、「顶不了」的忧虑。并不是在批评面前就来装样。这种忧虑，我是曾经屡次向厅长和同志们表示过的。
+
+　　当「人民教育」一连串发表对各地刊物的批评时，我主观地以为那样的用语会贬低地方刊物的威信，心存反感；实际原因当然因为这损伤了个人主义的自尊心。当时心里总是想：「婆婆厉害，这小媳妇难当。」「惨澹经营，结果还是动辄得咎。」当「人民教育」发表了对我刊三篇文章的批评时，我们编辑部同志一致认为邬、林两文不是原则性错误，发信征询原作者意见，原作者也不承认是原则性错误。我就怀着十分不满的情绪写了那篇「对人民教育批评各地教育刊物的批评」。现在检讨起来，错误的地方并不是我们对被批评的若干点有不同的意见。一种道理，如果不是衷心接纳，就像是吞下一颗铜碗豆，并不能真心消化成为自己的血肉，假若虚心提出意见请教，我以为是合理的。我的错误在于：一来怀着抗拒心理；二来充满报复感情，因而在措词上表现得尖锐无礼和在内容上表现为处处挑眼。
+
+　　这各抗拒心理一直是很厉害的，「人民教育」对我的答复发表后，我还立刻去了一封短信，大意说：「你们把『无理取闹」，『不值得批评和讨论」等不是我说的话都说成是我说的，未免张冠李戴了。」信里就只是这么寥寥几句，全未涉及自己错误。对于说我蛮横一点，起初更觉不平，心想：「我一年都难得对人发一两次脾气，你却来批评我蛮横！」现在冷静思考，这态度是错误的，那种抗拒心理和报复感情确可以称得上蛮横，如果不消除这种心理，批评和自我批评就不能很好地展开。由于个人主义的「自尊心」在作崇，过去我对批评的态度常常是错误的；一听到人说：「我要批评你。」就有一种警戒起来的心情，这一点以后尤其必须痛下决心纠正。
+
+　　那些抗拒心理和报复情绪的根源究竟在哪里？自然是由于自高自大的意识，在理性上，我明知自高自大是一种可恥的精神状态，是剥削阶级思想影响的残余，是旧社会知识分子被奴役又奴役人的灵魂上的烙印，是革命人生观没有建立或者不够巩固的征象。平时虽然尽力压抑它，并每当看到社会上的感人事件时（就）剧烈的谴责自己咒咀自己。但由于并不曾真正改造，碰到某些场合，这些可恥心理又冲闸而出，酿成事端。另一个原因是未能完全肃清旧民主主义的残余影响，「个人意志尊严」、「我行我素」那一套东西不断支配着自己。这些残余思想和自大意识结合起来，在理屈时还比较胆怯，在自以为对的场合，一种「什么也不怕，拼了完事」的心情便油然而生。这些缺点的温床又是什么呢？当然是小资产阶级经常从个人得失荣辱出发考虑问题的意识，由于革命人生观不巩固和组织性薄弱，那些细菌就大有滋生的余地。
+
+　　关于「广东教育与文化」，须要批评的地方很多，虽然这有一部分涉及客观原因（如人力十分贫乏），但我和编辑部要负的责任最大是没有疑问的。通讯员工作搞不起来，思想性不高，文摘工作做不好，资料工作没成绩，就〔这〕都是一些严重的缺点，我有时感到黔驴技穷，有一种老牛破车拖着跑的沉重的情绪，这就更使工作不能较好地展开。
+
+　　概括来说：对于心存报复拒绝批评的行为，我公开承认错误。坚决拥护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号召，摧毁可恥的自大心理，努力提高自己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不否认自己在改造过程中有时极为痛苦，但一想到体力劳动者们在几百亿几千亿地生产物质财富，知识分子不能产生物质财富，得为人民服务和生产精神财富，如果不彻底改造，就不但不能生产精神财富，而且等于在人民的精神宝库中爆仓掠夺，这是十分可恶的。在这种自己觉察得到而且无法辩驳的真理之前，只好用惭愧来压抑那点痛苦。
+
+　　最后附带提到一点儿解释，关于是不是「抗拒执行上级政策」，不肯改变刊物方向一点，我很诚恳地说：没有这种心理。我的常识告诉我，政策就是人民智慧的结晶，最能集思广益和高瞻远瞩的，谁抗拒执行，谁就一定犯错误。关于刊物必须面向小学教师的上级指示，我们是坚决执行；前两月有一位新同志参加编辑部，我们分配给她的任何就是专门联络小学；我们历次编辑会议都着力讨论这个问题；并会发信给原有作者们告知写稿时以小学教师为读者对象；小学教师来稿现已日有增加。（虽然由于过去请大、中学教师写稿的积习很深，现在所扭转的还很不够。）这是事实，欢迎同志们进行调查。关于有没有考虑到读者购买力的问题，刊物在四个月前已经开始减价一千元，将来如有条件当可再酌量减低。
+
+　　我的检讨和解释至此为止，人常苦于少有自知之明，这里面如有什么毛病，欢迎大家继续批评。
+
+　　来源： 原载《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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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3 @@
+# 游国恩：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样一条道路
+
+　　<北京大学中国语文系教授、游国恩>
+
+　　我是在旧教育界服务过的人。我基本上是为着个人生活而教书，过去虽不满意于反动统治和自己的境遇，但是没有反抗的决心，并且在客观上或多或少替国民党推行反动教育，起了麻痹青年思想、阻碍革命进展的作用。而我自己却以为二十多年“超政治”“超党派”的教书生活，总算比较“清高”。现在检查起来，这种想法是十分错误的。就拿抗日战争期间我在西南联合大学教书的一段事实来说罢：那时候教授中显然分为左右两派，我呢，一方面看见国民党反动派，尤其是四大家族贪污腐化而不抗日，大小文武官吏无不个个发国难财，心中非常痛恨；一方面受反动派恶意宣传的影响，对共产党也很不满意，于是我就抱着所谓超然的中立态度，明哲保身，走“中间路线”，绝口不谈政治，躲在学术的幌子下把自己同世界隔离起来，任何报章杂志要稿子，只写些关于学术性的文章，对时局、政治根本不沾边。昆明各报都曾请过我写“星期论文”，我一概用种种理由谢绝了。闻一多是我的老朋友，彼此的交情很不错，搞旧学问也甚为投契。由于思想的转变，他经常在各种集会上发表激烈言论，攻击反动政府，并坦白承认他是走苏联路线，冷酷地讥讽我们的中立态度。而我总是不开口，心中却大不以为然。因此，我们的友谊暗中有了很大的损伤，在形迹上我们逐渐疏远了，甚至连学问也不愿谈了。“一二、一”惨案发生，学生坚持罢课，事态日益扩大，表面上我和其他教授一样，同情学生，捐款慰问，参加追悼会，但实际上却不同学生合作，更不赞成学生无限期罢课。傅斯年奉当时重庆伪教育部命令，到昆明来压制“学潮”，出席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会。闻一多发言之后，傅斯年公然指摘他为“布尔什维克”，有意扩大风潮，破坏高等教育，当时许多教授竟都鼓掌。当时我虽没有发言，但也鼓掌赞成。这就证明了斗争一到尖锐化的时候，我的“中间路线”就不存在了。不但我个人的“中间路线”不复存在，在那掌声中简直闻不到“中间路线”的气息。
+
+　　日寇投降的消息传来，我兴奋得连夜睡不着觉。毛主席飞到重庆的时候，我的愉快心情更难以形容。认为现在打败了敌人，正是建设国家的好机会，只要大家和衷共济，国家前途是非常光明的。不料经过几个月，协商终不成功，当时我非常失望，心里却怪共产党“要价太高”，不肯稍事迁就，以至造成僵局，而竟看不到蓄意破坏和平，发动内战是国民党反动派一贯的阴谋。我那时对于国共两党的看法，存有主客观念，总觉得国民党是“正统”，共产党闹蹩扭，不同它合作，而根本不了解国民党反动派所代表的“国家”是什么国家，人民公敌蒋介石所代表的政权是什么政权。现在检查起来，当时我对政治、时局的一切看法和想法，错误非常明显，我的立场是站在反人民一边也是极其显然的，如何还硬要说“超党派”、“超阶级”呢？
+
+　　一九四六年，我回到北京。民主运动的浪潮日益高涨，进步青年、民主人士同反动派的斗争日益尖锐。在此期间，各学校由沈崇事件所引起的抗暴运动，以及反饥饿、反迫害、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寇等运动中，学生被殴打或失踪，学校被包围被搜查，伪警宪根据黑名单向学校要人，北京大学东斋被打得一塌胡涂，师范大学更惨。我对于这一连串的学生运动又采取什么态度呢？一言以蔽之，还是“中间路线”。其具体表现是：在课堂上我也骂过反动政府，说它不该迫害学生，骂“三青团”的学生不该出卖同学；对进步同学表示爱护，对他们的正义行动表示深切同情。当他们来访问时，我总是冠冕堂皇地说得好听；事实上任何一次有关学运的民主广场大会或示威游行，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当然也没有参加过反动派所制造的任何集会或游行）。有人以特别优厚的稿费请我为“周论”写文章，我婉辞谢绝。但在其他反动报纸如华北日报等副刊上和反动派出钱办的杂志如“学原”上，却写了几篇学术性的文章。目的只是为稿费，并且以为学术是“超政治”的，而不知正中了反动派的诡计，使他们达到拉拢中间分子，点缀反动门面，模糊斗争意识，削弱革命力量的目的。还有几次北京各大学一部分教授所发起的正义签名，例如援助学生运动、反对解散民盟等，我都签过名。但本系进步学生请我做学生自治会办的孑民图书室的顾问，想争取我进步，我却坚决拒绝，退回聘书，好像怕有什么沾惹似的。在解放前北京围城中，我表面镇静，内心动摇，虽然没有到北京大学秘书长室登记去坐伪教育部派来的飞机，但心里确曾考虑过这一问题。分析我当时的动机，除了怕炮火的威胁外，主要还是想逃避解放。
+
+　　总之，过去我主观上是害怕进步的，害怕革命的。我之所以长期落后，决不能单拿反动政府的封锁和反宣传为理由来掩饰自己，原谅自己。我之所以恨国民党反动派，不是真恨，而是看见他们贪污腐化，发国难财、胜利财、接收财，把国家搞糟了，在革命力量日益壮大的情势下，必然会同归于尽。这简直是风雨同舟之感，并不是恨不恨的问题。我之所以同情学生运动，也不是真同情，而是敷衍，明哲保身，主观上没有丝毫靠拢人民，走向革命的企图。这完全是小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说到这里，就不能不联系到胡适思想所给我的影响。
+
+　　胡适给过我什么影响呢？我在北京大学读过六年书，虽然由于不同系，没有上过胡适的课，但他提倡“整理国故”，发表许多有关中国文学的文章，我读了之后，觉得很合乎我的口胃，而且认为他那一套考据的方法是“科学方法”，能解决问题，心中十分仰慕。于是自动去拜访他，拿文章给他看，希望得到赞赏，给我介绍发表。后来他竟把我的文章印在“努力”报的“读书杂志”上，我当时实在觉得光荣。从此以后，我就决心把自己投进牛角尖里去，一面埋着头用全力读死书，做一些脱离实际的考证工作；一面又同几个朋友办一个刊物，陆续把自己的文章印出来，猎取名誉。那时北京大学在学术思想上已经分为新旧两派，教员和学生办的刊物多得很，但我连“新潮”都不爱看，“向导”更不消说，摆在各院各宿舍号房代售，我从来不会瞧它一眼。只有“努力”报，尤其是它的星期增刊“读书杂志”则非买不可。“语丝”、“莽原”及鲁迅的小说和杂文之类虽然也看，但只把它当作茶余酒后的消遣品。我的保守性和落后性由于胡适的诱导而日益发展，使我不但不认识现实，而且同现实一天天距离得更远。
+
+　　胡适曾经高喊“学术独立”的口号，这个口号有两种影响：一方面是诱致知识分子在一个“清高”的美名下进行学术研究，表面上好像不依附政治，实际上替反动政府服务。这样一来，所谓知识分子、学者们便一个个进入反动政府的圈套。另一方面是使大批落后的知识分子藉口“学术独立”，不问政治，逃避现实。而其结果也只是对于反动政权有利。胡适的思想言论曾经领导着广大的落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可左可右的各阶层的人们倒向反动政府。他引诱了多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长期彷徨于改良的迷路上，抱着“学术独立”、“超阶级”、“超现实”的态度，直接间接地替反动政府帮忙或帮闲，点缀或捧场，对于阻碍革命的前进，巩固反动政权，延长并增加人民痛苦起了巨大作用。过去我就是在胡适这个“学术独立”的口号影响下，不自觉地尽了一分推行反动教育以服务于反动政治的责任。
+
+　　国民党反动政府贪污横暴，堕落腐化，我本非常厌恶。同时由于我念过几本旧书，对于旧时儒家学说所谓“有治人，无治法”，所谓“人存则政举”等等老教条是非常相信的。胡适的“好人政府”的口号真的又打中了我的心窍。后来看见由于他的推荐或鼓励，一班大学教授如王世杰、翁文灏、蒋廷黻等人都一个个先后加入反动政府，担任重要角色，便以为“好人政府”马上就要实现了。因此我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憎恨情绪就逐渐降低了，以为坏蛋只是少数几个人，将来“好人”逐渐多起来，坏人自然会逐渐减少，邪不敌正，国家就会有转机了。胡适这样大大地给反动政府打了气，无形中替它争取了无数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心于反动政权，自然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我常常这么想：我们必须首先使自己成为一个“好人”，将来才能够做“好事”，假使个个都能像我这样安分守己，努力工作，国家还不会好起来吗？我当时的确就这样幼稚、糊涂，而这样幼稚的人，在反动派看来是越多越好。
+
+　　以上只是我在此次思想改造学习中一点初步的思想检查，当然是很肤浅的。如何深入检讨，肃清一切反动思想残余和批判不正确思想，还有待于继续不断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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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1951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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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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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仁赓：批判我的反动的改良主义思想
+
+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员、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严仁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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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远祖是大盐商。祖父严范孙自幼考科举、点翰林，作过前清的翰林院编修、学部左侍郎，并曾出使贵州考察学政。我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在祖父的直接督责和教育之下长大成人，又在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接受了整整十年的资本主义的教育，资产阶级的思想这时就已经在我身上生根了。
+
+　　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正是国民党反共反人民达到高潮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政府一方面进行军事“围剿”，一方面又进行一些表面的所谓“县政改革”的“实验”，当时和晏阳初等人推动的乡村建设运动正遥遥相对。我对国民党进行的“县政改革”觉得倒是“一条正确的和有效的道路”。我幻想能够通过“实验县”的“县政改革”，尽先达到澄清基层政治的目的，再进而改造全国的政治制度。在八年的伪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中，我跑过十来个省份中的几十个县去调查地方财政，曾以怜悯的心情同情于农民的贫苦境遇；但是，我不能从本质上观察问题，认识不到中国农民生活的贫苦完全是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剥削制度所造成，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统治，农民才能获得解放；反而觉得老百姓是“愚昧落后”的，所以中国的“政治改革尚只能由上而下”。于是，便把我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反动的国民党政权身上，完全没有看出国民党的“县政改革”，不过是一种装饰门面、巩固反动统治的骗局而已。在反共反人民达到高潮的期间，我鼓吹“实验县”的“成就”，其效果正是帮助反动派进行对人民革命的镇压。
+
+　　我希望国家富强，政治趋向于清明；我也希望自己生活步步改善，老百姓的生活逐步提高。现实的中国政治我不满意，因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国家既不富强，我的生活没有改善，老百姓也异常痛苦。我深切地盼望着政治改革。
+
+　　一九四一年，借休假机会由伪中央研究院送我到美国去研究。我发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美国，比较国民党法西斯式统治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有其“优越”之处，对它发生了好感。虽则逐渐地我已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经济的不平等、政治的假民主，其发展更形成经济垄断，制造重大的灾害；但是由于我的阶级出身以及所受的资本主义的教育，使我幻想着还能运用“政府”的财政政策，
+
+　　一方面实行高度累进的直接税，另方面大量地推广社会性支出，就可以纠正一些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弊害。对于苏联革命的巨大成就我虽表示羡慕，但对它以激烈手段夺取政权的方式，却不以为然，认为“社会改革本可以以和平方式由渐而入的，不必采取激烈的手段”。因此，我转而赞扬美国罗斯福总统推行的“新政”，同时我也赞扬英国实行的“社会保险计划”。
+
+　　四年半的留美生活，在我旧有的资产阶级的面孔上，又涂上了一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颜色。
+
+　　一九四六年夏，我回到祖国，到浙江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在经济上恶性通货膨胀和政治上加紧法西斯化的情况下，人民过着黑暗凄惨的日子，自己的生活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国内战争再起之后，我毫无原则地痛恨一切战争，我看不见国家的前途，感到恐惧和悲观，后悔从美国回来。
+
+　　我不仅不能区别国内的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战争，同样也不能区别国际上的反侵略的还是侵略的战争。我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描写为：“仅不过两种对内设施的经济政策而已，彼此间并没有基本的冲突、矛盾、或绝不能调谐之可言。”在我看来，只要资本主义逐步实行社会改良，慢慢也就能走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所以我说：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非所走的方向相左，“主要区别尚只是重心不同和行动缓急不同”。只因不愿见国际间再发生战争，我竟然抹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本质上的不同，模糊和平民主阵营和帝国主义侵略阵营间的斗争（实际也是阶级斗争的另一种表现）的性质，取消革命，代以改良，掩盖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和社会改良政策的欺骗性质。
+
+　　解放前的几年，学校里时常发生学潮。我害怕斗争，害怕革命，因而我也“为学潮久悬不决而着急”。我提倡在大学里开设“时事研究”的课程，以使学生“对于时事判断，可以不完全诉之于感情，不至盲目乱动，纯以感情用事。即使到了时事迫在心头非动不可的时候，他们已知道运用理智。他们对国事世事有了充分的认识，这种动，是有意义的动，是容易收到效果的动；即使动，也可以适可而止，不至扩大而僵持不下”。很显然，在这里我一方面设法麻痹学生的正义的反抗情绪，另一方面则又替反动统治者献出了妙计，希望它采用怀柔的手段去镇压学潮，更阴险毒辣地迫害学生。试想，这和资产阶级学者们替资本家提出疏导罢工、破坏工人斗争的方策，有什么不同？
+
+　　害怕斗争，害怕革命，是我出身的阶级、所受的资产阶级教育所决定的。我虽对旧社会不满，但又反对根本改革旧社会。我虽然也抨击黑暗和落后，但当恶势力压到身边时，则又缩头缩脑地屈服于恶势力之下，不敢和它斗争；且一旦进步的要求已趋向于非变革现实不可的时候，就又感到彷徨恐惧，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例如：一九四七年底特务杀害浙江大学学生于子三以后，我虽也振臂高呼，主持正义；但在受到特务恐吓，说我是共产党的时候，便诚恐国民党反动派“非常时期”反共反人民的一切条例、法规也被用在我的头上，写了一篇表明身份的文章，埋怨国民党政府为什么偏偏对待一批“最珍惜它的过去和最担心它的前途的人”，“反而最为不公”。
+
+　　在思想上、感情上一直和反动统治阶级有着联系的我，过去二十年来，我的反动的改良主义思想一直在发展着，并始终贯穿着我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直到解放前一年，因新的局势的发展，才开始有了些转变。
+
+　　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日趋紊乱和崩溃，使我对它的幻想破碎了。
+
+　　一九四八年，曾经陆续透过特务检查网寄到我手里一些进步刊物和通过进步朋友的关系借到的毛主席的少数著作，使我初步地了解了共产党的一些政策，思想上起了一些波动。从一九四八年下半年起，我不再写文章，开始缄默起来，只是为了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写了一篇纪念“共产党宣言”百周年的文章。这时，我虽已比较认清了中国和世界今后发展的必然道路，然而尚未曾想到究竟在走向这条光明大道的途中，自己可能发生什么作用，更没有想像到自己也应该参加斗争。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大军准备渡江，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交给我保护学校迎接解放的任务。五月三日，杭州解放。以后，军事管制委员会派我参加和主持浙江大学和金华英士大学的军事接管工作，又任命我担任浙江大学的教务长。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一年多的时间内，我一边在革命工作中锻炼自己，一边又在领导大学政治学习的同时，和同学们共同学习，对于国家的前途和自己的前途，充满了信心，不再怀疑恐惧，廓清了我对共产党的许多错误认识，粉碎了我的改良主义的幻想，才深深地体会到：中国只有由共产党领导，以革命手段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才能经过新民主主义逐步地走向社会主义。那些以经过社会改良达到社会主义的主张，是资产阶级或其代表人借来粉饰太平、缓和阶级矛盾，以便继续其统治的欺骗手段。
+
+　　虽说如此，但我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已根深蒂固，在不自觉间，尤其在碰到具体问题时，还是时常暴露出来，没有能够完全克服。例如：土地改革法颁布后，浙江日报要我写一些意见，我当时只着重说明土地改革对新中国工业发展前途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它是一场剧烈的阶级斗争的意义。去年秋天，面对工作困难，我坚持要离开浙江大学来北京大学工作。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以后，我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上面缺乏足够的勇气，不能坚持真理。三大运动学习以后，我虽已有了仇美的心理，但我对地主仍感到“恨不起来”。批判“武训传”的学习开始时，我对“艰苦卓绝”的武训深表同情，改良主义的思想再度抬头。这一切，都表示我还惧怕斗争，革命意志仍然很弱，还没有把自己和革命紧密地结合起来。
+
+　　今后我要继续不断地努力学习，不断地在革命工作中锻炼自己，紧紧地跟随着和靠拢着中国共产党，坚决地站在革命的一边，不让旧思想旧意识再来危害人民和阻碍自己的进步，培养并锻炼自己成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工作者，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的无限发展而终身奋斗！
+
+　　来源：1951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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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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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庚：伟大的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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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京大学教授、林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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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改革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大事，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从此就要烟消迹灭，在这里农民醒觉起来，成为广大无边的力量，反动的残余被彻底的镇压下去，这样土地改革的完成就必然使得抗美援朝更有力的走向胜利的大道。
+
+　　在土地改革的高潮中，农民是真正地站起来，“地主”两个字已成了农村中骂人的名词。而农民一旦站了起来，就具有高度的主人翁态度，例如我这次在苏南吴江参观，镇南乡干部在计算倪镜清的地亩时，干部一时算多了一亩，说是三十亩零七分，农民们便纠正说只有二十九亩七分。双方讨论了许久，后来到底还是农民对了。这里不但说明了农民的办事能力，而更重要的是那勇于负责的主人翁态度。有了这样的态度，农民是再不会被奴役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是永远过去了，农民自己觉悟起来做了主人，他们热爱祖国，热爱毛主席，热爱中央的政策，他们称土地改革政策为毛主席办法。这办法叫他们要“团结互让”，他们就真能团结互让，要“公平合理”就真能公平合理。抽田分田的阶段我们直接参加了工作，有些以为可能发生困难的问题，到时候都由于“团结互让”“公平合理”而顺利的就解决了。现在江南一亩地大约合到七八十万元，为了分田的方便，有时要一个农民少得三四分地，他们为了互助互让，却都毫无难色。这些让我们不能不倾心的礼赞，农民在过去封建剥削下所养成的短视和自私，在土地改革的高潮里已经得到冲洗，他们知道天下农民是一家，他们知道劳动人民是一个整体，他们已深入地体会到阶级的友爱，这些都无疑地教育了我们自己。土地改革所以是一个大熔炉，它非特烧毁了旧的制度，而且锻炼出新的人来；非特改造了农民，而且也正改造着我们这些知识分子。
+
+　　在农村，民兵工作是普遍的展开着。这些民兵都是自发的，他们夜里要放哨，白天要跑路送信，检查可疑的人等。他们并不要求报酬，却越作越高兴，一个村子有了臂章，每个村子便都有了，一个村子有了旗子，每个村子也都有了，开大会时举着旗子敲着锣鼓带领本村人来参加的是民兵，到了会场带着臂章维持秩序的是民兵，民兵在农村里已成了光荣的名字，年青人而当不上民兵的便觉得惭愧。这时我便常想起北朝的乐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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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买五尺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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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悬挂中梁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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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三摩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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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于十五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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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已完全成为过去的谣谚了。今天的农村，通过土地改革，一切都正在急速的改变。土地改革所以是一切的枢纽，它推动着这土地上一切的人民走向勇敢革命的道路，什么反动分子还敢在土地改革后的乡村出现，他就必然会被手无寸铁的人民抓了起来，今年最冷的时候发现有的土匪，因为不敢走到村子里来，已被冻死在山里了。这就是人民伟大的力量。
+
+　　至于土地改革中的干部，他们都是些青年，都是非常可爱的。我们过去常听人说政策越到了下级就越要走样，这回从土地改革里亲眼证明了这话的不对，他们细心谨慎，有魄力有见识并有掌握政策的能力。使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了更多的东西，柳塘乡干部同志鲁希萍是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他工作的明快、认真、虚心、沉着，以及有领导的走群众路线，使得一位同人忍不住天真而郑重的问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别地方的干部是不是也都能跟你这样的好呢？”这由衷之言使得这位青年只好回答说：“有的比我更好，也有的比我略差些。”这一个问答成为我们到震泽区这一组同人中的佳话。
+
+　　我这次有机会向农民学习，向干部学习，具体地学习了阶级的立场，群众的观点，与执行政策的方法，在感情上更进一步的接近了劳动人民，在思想上更明确的认识了土地改革的伟大与抗美援朝的必然胜利。
+
+　　人民的力量是无边的，祖国已经更强大的站了起来！
+
+　　來源：1951年3月24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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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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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2/000035.txt
@@ -0,0 +1,23 @@
+# 欧阳予倩：拥护文艺界整风学习——在北京文艺界学习动员大会上的发言
+
+　　<欧阳予倩>
+
+　　我们迫切的需要是什么？是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想我们应当诚诚恳恳拥护这次文艺界的整风学习，下决心把它学好。
+
+　　学习是应当长期进行的，但因为过于强调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就不免或多或少流于疲塌，因此就某一阶段进行一个短期的、有重点的学习，来作一次思想检查，把学习更有效地向前推进一步，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
+
+　　我们自己也不断地在学习，可是要和一种有组织有领导的集体学习相配合，方可以更快，收到更大的效果。从“武训传”的批评和对萧也牧同志创作的批评，一直到现在，虽然展开了一些思想斗争，但还没有进行过有系统的学习。而文艺界思想混乱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一次的学习，是有澄清作用的。
+
+　　我在学习中所最感到困难的是不能联系实际。我深深感到：关起门来联系实际是联系不起来的。在审查干部的学习中我得到不少的东西，政治认识提高不少，尤其是，根据具体的事例，明确了斗争与团结相互的作用——斗争非但不会破坏团结，而且可以巩固团结。最近中央戏剧学院排演“消灭侵略者”，请了几位志愿军的战士来帮我们排练，趁这个机会，我接近了他们，听他们的谈话，看他们的行动，体会到他们的品质，我感觉他们可爱。平常我读朝鲜通讯，听志愿军英雄们的报告，我很感动。对志愿军战士，我尊敬他们，佩服他们，及至实际接近了他们，才从我心眼儿里爱他们，明确地感觉他们是最可爱的人。倘若我能在朝鲜战场上和他们一处，感情必定会更加深厚。所以学习联系实际，必定要明确立场，参加斗争。
+
+　　关于领导文艺机构，根本问题是思想领导。我处的是领导地位，自己因为革命的实践不够，理论基础也不够，两年多以来在工作当中，不能不感觉紧张，希望进步的心虽然很切，追随真理的步伐往往迟重难前。由于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不自觉地会钻了出来，对作品的判断也就不免存在着从技术、从形式出发的偏向。中央戏剧学院也经常注重学习。缺点是没把无产阶级思想放到第一位，没有能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作坚决的、无情的斗争。最初我看见有些事处理得不得法，我并不以为是思想问题，后来才明确处理任何一件事都要以思想为依据。
+
+　　有些戏或影片，我看了感觉不对，但是说不出那里不对，也就没有为着要肯定或否定加以细心的研究和反复的思考。例如我看了“武训传”，当时我很不高兴，我不欢喜那种奴颜婢膝的表现和逆来顺受的思想。当时我决定写信给周扬同志反对那个片子的上映，可是我没有写；过几天见着孙瑜先生，我也没有说什么。这显然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态度。
+
+　　我到中央戏剧学院，只认识张庚同志和曹禺同志两个人，可是我和学院内的同志们相处得都很好，合作得相当愉快，但因互相缺乏批评，颇有一团和气，内容空虚之感。中央戏剧学院两年来没有产生出好的作品，也没有演出有代表价值的戏，也还是由于思想方面存在着问题。
+
+　　我们必须好好地改造思想，像厉行节约那样，“厉行”思想改造，我们要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真正掌握在我们手里。希望党的同志认真领导我们。我学得太少，希望能在这次的学习中能作比较深入的检讨。
+
+　　来源：原载文艺报第五卷第四期。转载于1951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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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2/00003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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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庭燧：批判我的崇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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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物理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葛庭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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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我对於美国的科学和技术，只是从表面上来看，并没有仔细分析它究竟是掌握在谁的手里；我只强调过去美国科学技术研究的成就，而没有看清楚它正如同帝国主义的命运一样，已经急遽地走向衰亡和毁灭的道路。由於我盲目地推崇美国的科学技术，所以在不知不觉之中有了崇美的思想。同时，因为我在美国八、九年来所作的科学研究工作，使我在不知不觉之中产生了追怀和留恋过去的思想，不但随时要替我自己在美国所作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辩护，也要替我在美国所参加过的学校和研究机关辩护，再推而广之，甚至於有意无意地也要替当时美国的一切辩护。这样便使我逐渐模糊了敌我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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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我在感情上有过很大的激动。美帝国主义的暴行和血腥侵略引起了我深切的仇恨。我对於抗美援朝运动的宣传和增产捐献工作都曾经积极参加。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号召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为国防建设服务的时候，我也曾经积极地到各处去作动员工作，也准备亲自参加国防建设工作。但是在追溯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历史的时候，我却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帝国主义曾经和我扪共同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我虽然深切仇恨现在的美帝国主义，但是我却并不怎样仇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的美帝国主义。为了辩护我的这种态度，我曾经强调我在美国时（我是一九四一年去美国的）所听到的许多关於美帝国主义反法西斯行动的夸大宣传。现在想起来，这实在是百分之百的亲美思想，我为什么没有看到，正是在这个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时期，美帝国主义一直在积极援助蒋介石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为敌的许多事实？我为什么不去深刻地分析一下美帝国主义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究竟作了些什么？从美帝国主义目前的侵略行动，不是很清楚地可以看出来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早就在准备和部署侵略世界的计划吗？
+
+　　从一九四二年起直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时为止，我在美国一共参加了三年半的军事研究工作，前后曾致力於不可见光通讯的研究，关於原子弹和雷达的研究。我曾经认为这是有助於同盟国家反对德、日法西斯战争的工作。我因此而更为强调美国科学技术的成就，并且有时也发生“与有荣焉”之感。但是，原子弹和雷达的发明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关於原子弹的发明，我们现在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这只是美帝国主义用来威胁人类，作原子讹诈的资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苏联遵照约定出兵攻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前夕，美帝国主义使用原子弹来屠杀无辜的日本平民，这对於反法西斯战争来说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由此可以看到，原子弹和雷达的发明，固然是科学和技术高度发展的成就，但是如果被掌握在反动阶级手里，那只是有害而无利的。
+
+　　我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便脱离了军事研究工作，参加了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致力於金属强度的基本研究。在这个时期，研究所的基本任务曾经明确地规定为只作金属的基本研究以提高学术，不作服务於任何特殊工厂的研究。所作的研究工作全部写成论文在专门杂志上发表，从来没有保守过秘密。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不能说科学研究的成果专为反动阶级所利用，这种研究确是以提高学术为目的的。尤金博士在十月十七日及十八日人民日报上所发表的论文中所说的几段话，在这个问题上曾经给了我以启发：“自然科学家生活在一定的社会里，不是属於这个就是属於那个社会阶级，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参加社会生活的。”“学者们及其一切研究所，实验室，都依赖於统治阶级，而统治阶级则给他们提出合乎统治阶级经济利益的一定任务。”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所作的基本科学研究是符合於美国统治阶级的利益的。美国的资本家决不是对於基本研究和提高科学发生兴趣，他们之所以肯拿出一小部分钱来补助和支持科学研究，一方面是为了收买和蒙蔽那些所谓“超政治”，“超阶级”的纯业务观点的科学家们，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这些科学家去绞脑汁、去发明，为他们进一步对工人阶级进行剥削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他们允许科学家在杂志上公开发表其研究成果是有限度的。正如尤金博士所说的，反动统治阶级已经为着本阶级的政治目的而公开地利用自然科学来同工人阶级、同劳动者作斗争。美帝国主义者已经对自然科学建立了最残暴的垄断和监督，利用它来达到自己准备新世界大战的罪恶目的。
+
+　　美国的反动统治者一方面掠夺了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用来屠杀和平居民，用来威胁世界和平，一方面对於这些科学家们却也尽其蒙蔽和欺骗的能事。我在美国的时候，常常认为和我一起参加军事研究的美国科学家们是进步的，最低也可以算作是所谓“超政治”、“超阶级”的科学技术工作者。现在想起来，这是片面的看法。在美国科学家中，也有一些人是能够看清楚问题的本质的。他们坚决地站在劳苦大众这一边，不受美帝国主义的欺骗和蒙蔽，但他们遭受着美国反动统治者的迫害，逮捕和密判，被剥夺了教学和研究的机会。我现在深深地体会到，在美国，研究科学技术的设备和工具掌握在反动阶级手里，科学技术工作者对於自己的工作是不可能自由选择的。我相信那些在反法西斯战争时期和我一起作军事研究的美国科学家现在一定有不少的人又在替美帝国主义研究屠杀我们中朝人民的战争武器。他们一定也还在受着美帝国主义的蒙蔽和欺骗，相信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是“防御战争”，於是他们便百分之百地作了美帝国主义的帮凶。
+
+　　对於美国的科学家作了如上的分析以后，我应该回头来分析我自己当初到美国去留学的动机和后果。我过去曾经这样想：我到美国的目的只是为了去学习专门科学和技术，为将来新中国的建设服务。我现在已经回到新中国来了，有了为新中国的建设服务的机会，因而过去我常常只看到我到美国去留学还是有它的好处和进步作用的；我没有认识清楚，我们现在之所以有了为新中国建设服务的条件，是由於中国千万优秀革命志士牺牲奋斗的结果。如果没有他们坚持和反动派作斗争，我就是在美国学到了一些科学和技术，至多也不过和上面所说的美国科学家一样，仍然只能替反动派服务，做它的帮凶。
+
+　　现在，我深刻地体会到我们新民主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的科学技术工作和科学研究是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完全一致的，只要我们的科学技术工作者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我们的科学和技术就必然会随着我们国家的工业建设而突飞猛进。苏联科学技术的光辉成就，正是鼓舞我们前进的最好榜样。
+
+　　（我自知这次所作的检讨和批判是不够深刻的。我诚恳地希望各位同志，尤其是自然科学工作者，能够帮助我检查思想。我决心要通过这次学习来澈底改造我的思想，作一个人民教师和人民科学家。）
+
+　　（原载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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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庚：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
+
+　　<张庚>
+
+　　【原题：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 坚决纠正错误，实现毛主席的文艺方向——在中央戏剧学院文艺整风学习动员会上的报告】
+
+　　两年来我们学院的工作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的性质是什么呢？是严重地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毛主席的文艺方向，让小资产阶级思想甚至资产阶级思想占了上风。在这次北京文艺界的整风学习中，我们学院的错误是一个典型，因为它是严重地、集中地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甚至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对于这个错误和它所造成的损失，我作为在我们学院中负最高责任的党员，作为接受了党的委托担负这样一个重要任务的党员，是要负完全责任的。
+
+　　我们学院的工作中究竟有些什么错误呢？
+
+　　首先是不重视政治的、思想的教育。还在一九四九年我来北京筹备成立学院时，我就不适当地强调了正规化、专业化，片面地强调了技术学习，以为我们今天要提高，只是提高技术，错误地估计过去我们的艺术工作之所以未能提高，只是因为缺乏技术的缘故，而未能深切地认识到，今天文艺工作之所以迫切需要提高，乃是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由于群众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由于许多文艺工作者对于这种革命形势和群众觉悟缺乏了解，因此，文艺工作者必须首先提高自己的思想和政治水平，必须加强自己对工农群众现实斗争的联系，才能提高创作的质量。由于我的错误的想法，我们的学院就严重地忽视了政治思想学习。我们的干部思想学习，特别是在文艺创作干部中间，今年没有能够认真地进行，创作室和演出团体总觉得没有时间，我作为一个领导人，首先也强调了他们的特殊性，没有能够坚持让他们好好地进行政治学习。
+
+　　对于当前的群众运动，我也没有能够充分认识它的政治意义。今年全国展开的三大运动，虽然在我院的群众中间也进行的很热烈，但是我没有认识到参加这种政治活动，乃是改造和提高思想的最有效的办法。因此，这种热烈的群众的政治行动，就没有能够被领导方面重视，把它当作文艺工作者思想改造的有力的武器。
+
+　　我们的演出团体和同学，虽然也曾参加群众运动，接触实际斗争，如去年普通科曾经参加京郊的土地改革；今年的歌剧团五月下乡作抗美援朝宣传演出。虽然这些团体回来后其中很多人都曾经反应：这样的做法对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却没有引起我足够的注意，我没有认真总结他们的经验，把这些经验普及到全院，并且把这些做法规定成为制度，继续坚持下去。
+
+　　今年文艺界展开了对于《武训传》的讨论，对于萧也牧同志的批评，虽然我们学院也曾经进行了一些零星的学习，但是，我并没有抓紧这些学习，坚持在全院认真展开讨论，并且联系我们自己的工作，检查我们自己的工作。
+
+　　在我们的创作上，出现了《开快车》这样的坏作品，我也未曾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没有仔细加以研究，也没有及时发觉我们已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生活，小资产阶级思想已经抬头的错误倾向；因此，也就没有拿这些活生生的例子作为严重的教训来教育全院，而只是轻描淡写地让它过去，以至招致以后的接二连三的失败。
+
+　　相反地，我却片面地强调了技术上的学习。
+
+　　首先是在创作方面，这方面创作室有了初步的检讨，已经在《人民戏剧》上发表了几篇文章，我在这里不想详细谈了。我只想谈谈我个人关于创作问题的思想。我曾经发表过一些文章和作过一些报告，其中有些地方就表现了我在创作问题上的不正确的见解。比方我说，工农兵是可以理解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要以为获得工农兵的思想情感是个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主要还是要从作者的思想感情去体会工农兵的思想感情。这样就使得那些未经改造的或有着小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的年轻作者们，忽视了深入生活，忽视和工农兵交朋友，忽视了对于自己的思想改造的艰巨工作。实际上这种从作者自己的思想情感出发去主观地体会工农兵的感情，乃是一种把工农兵的思想情感小资产阶级化的作法。比方我对于《钢铁战士》这个歌剧的批评，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难道张志坚就没有一分钟的动摇吗？”为什么一个钢铁一样的人民战士一定会动摇呢？我对于张志坚这样人物内心所表示的这种怀疑，实际上乃是表现了自己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怯懦心理；这种批评无异是对张志坚这样人物的一种诬蔑。又比方对于歌剧《白毛女》中间的喜儿最后对黄世仁所存在的那一点儿幻想，我曾经认为是好的，是合乎人情的，而没有认识到那深深存在喜儿心中的乃是阶级的仇恨。由于以上种种不正确的想法，就使得我忽视了我们创作室的年轻作者们必须改造自己，必须加强政治的锻炼，必须深入生活，参加斗争的重要性。不能够认识这些同志只有经过思想改造，深入生活，参加火热的群众斗争以后，才能够写出反映当前群众斗争的、为群众所喜欢的作品来。也由于这样一种错误的思想，才使我错误地认为我们创作室的同志要写出好的作品来，仅仅在于加强技术的锻炼，其结果就产生了象《开快车》等一连串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歪曲了工人农民以及干部形象的作品来。
+
+　　其次，在演出工作方面，比方在歌剧方面，产生了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也是由于我认为歌剧表现什么内容，在今天已不是严重的问题，而主要的问题是歌剧的表现形式问题。因此，我就片面强调了歌剧形式的提高。我曾在讲“歌剧概论”的时候谈过，今天新歌剧的提高问题，主要是一个创造形式的问题。因此，我就不适当地强调合唱队、管弦乐队的重要性；不适当地强调歌剧中的浓烈色彩和舞蹈的重要性。很显然，这是不正确的，是本末倒置的。新歌剧的问题首先应当是如何表现新英雄、新群众、新的斗争生活的问题。我既然在理论上首先不注重内容，在实际上也就自然不能领导产生富有思想内容的节目和好的演出。
+
+　　比方以歌颂工人游击队的英雄为主题的歌剧《节正国》，这是我亲手排的，因为内容错误而未能上演。这个戏是我从听作者讲述故事那天起，就十分欣赏并且竭力支持的。我所以支持它，就是因为这个故事中有合乎我的理想的“鲜明强烈”的人物，富有我所认为的“歌剧色彩”。至于它的内容、思想性如何，有没有教育意义，就没有怎么仔细考虑。心想：这是歌颂英雄的，还会出毛病吗？当时就没有想到我们演出一个戏的目的应当是教育观众，提高观众的思想水平。这说明我对于艺术创作所负担的严肃的社会任务，实际上是很少认识的。在这个节目排演的时候，我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把它排成象一个合乎中国传统的歌剧，排成一个武戏。当时我的脑子里面，所想到尽是旧戏的《落马湖》、《天霸拜山》之类。我力求把这个戏排成一个新的武生戏，因此考虑得多的是排演的手法。虽然为体验生活大家也曾下过一趟乡，但是下乡的目的只是为演员找寻人物的形象和为戏的场面找寻地方性的气氛。我们甚至还从乡下找来了当时节正国游击队的队员。虽然如此，却根本不从他那里去学习东西，当我听到他谈起节正国的事迹，觉得跟剧中的要求不符合的时候，就干脆把他放在一边不理他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写出和排出有思想有内容的好戏来呢？很显然，这是非失败不可的。
+
+　　又比方企图反映农村新型人物的成长，表现新的观念的建立和发展，歌颂劳动男女的爱情和爱劳动的品德的中型歌剧《新条件》，是我亲手参加修改的，这个戏演出之后，很多观众表示非常不满，认为内容空虚，形式夸张。这些意见完全是正确的。的确，这个戏的内容并不多，事件很小，台上台下却用了一百多个工作人员，又是大合唱队、又是管弦乐队、还有三个大布景。过去象这样的小剧本，比较简单朴素地演出了，往往还能收到它应有的效果，今天这么一“提高”，令人感到形式和内容完全不相称，小题大做，反而连应有的效果都大大减低了。
+
+　　在作曲方面，由于新老干部都同样脱离生活和斗争，无论学中国遗产也好，学外国遗产也好，都是从形式着眼；动不动就是大管弦乐，把我们从前解放区那种朴素亲切的、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歌剧音乐抛弃了，引起群众的不满。
+
+　　在排演上既然是存在着忽视思想性和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在训练演员上，也就不能不存在着忽视思想性与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歌剧团的整训计划是我亲自起草的，其中就根本忽视了思想的整训，忽视深入生活而片面强调了学习技术，错误地规定歌剧演员的训练仅仅只是身体和嗓子；更错误的是，对于有些所谓技术，不是批判地去学，不是一面学，一面去分析它掌握表现生活的方法，而是简单地成套地搬了过来。对于我们中国的歌剧，向来是存在着一种不正确的看法的，那就是认为中国歌剧的表演都是象征的，不是写实的，而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如果不首先批判这种看法，我们就不能够正确地去接受遗产，批判遗产。如果在学习中国歌剧的时候，不去分析那些成套的舞蹈是如何表现了中国古代某些特定生活的话，那就必然要走到形式主义的学习。不幸我们的学习就正是这样进行的，因此，也就必然流于仅仅是学习了一些形式，而在运用上，也就只能毫无消化地硬搬。小戏《枣红马》就是这种为了硬搬技术从形式上着眼而创造出来的。
+
+　　在声乐上，我曾经是坚持用西洋方法的。虽然口头上也曾说要研究中国唱法，要批判西洋唱法，但实际上并没有这样执行。由于这种学习不能够完全解决实际应用的问题，因此，下面提了很多意见。我主观地认为下面是盲目抗拒西洋练声法，就用行政命令方法来坚持，并且告诉他们，学是你们的事，批判是我们的事，不要还没有学，就先讲批判。并且说：“你们只管学，将来没有出路我管饭。”特别是对我们的声乐教员，没有能够引导他们、说服他们、帮助他们来认识中国声乐上遗产的丰富，和其中合理的因素，应当把整理中国声乐的遗产作为今天我们声乐工作中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也没有切实地组织对中国声乐遗产的学习。（当然，要做好这一件工作，教员们首先应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并要亲自下去体验工农兵的生活和感情，而不光是学些民歌，或向艺人们学些唱法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
+　　在舞蹈方面也是如此。我们没有给舞蹈团一个明确的方向，要他们创作表现当前斗争生活的民族气派的作品，也没有强调以学习我们民族的舞蹈为主，而自流地让他们盲目地学习芭蕾舞，甚至于排出以芭蕾舞技术为主的《和平鸽》这样的作品。当然，并不是说芭蕾舞根本不能学，但是强调了芭蕾舞，在整个训练中间让芭蕾舞占了主要的位置，则是不妥当的。
+
+　　在我们艺术工作上其所以产生这些严重的情况，一方面是由于我在文艺思想的领导上，有这些错误的观点，另一方面也由于我们学院里干部中间存在着多数的新干部，对于这些新干部没有加以很好的改造、教育和帮助。这些新干部在文艺思想上存在着许多（个别人还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对于这些相当普遍存在的不正确的文艺思想，如果不进行批判和纠正，我们的工作是不能够得到正确的发展的。由于我在文艺思想上存在着许多不正确的东西，和这些新干部的文艺思想有共通之点，也就使我不能够分清界线，明辨是非，来引导这些同志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在全院的工作上，就造成了思想混乱的状态。在新干部中间，很多同志是尊重党，愿意受党的正确的领导的，对于这些同志，我们没有进行很好的帮助。欧阳予倩先生曾经说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一团和气，内容空虚”，这是对于我们学院党与非党之间一方面情况的正确描写。在这中间，我存在着一种错误的看法，以为展开思想上的讨论，展开对于文艺工作上的不同看法的讨论，这样就会把党与非党的关系弄得不亲密，其实恰恰相反，不展开讨论，不分清界线，反而使得党与非党的关系不亲密，因而也就不能改进我们的工作。
+
+　　另外有些同志，过去对于革命不认识，不接近，受欧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影响很深，对于这些同志更没有能够进行很好的帮助，坚决纠正他们错误的看法，使他们对于革命和革命的文艺有更多的认识。因为没有共同的认识基础，也就不能团结。因此，党与非党的关系在我们学院里是不正常的，不亲密的。因此，也就招致了我们学院里文艺思想很大的混乱。这种混乱一直影响到党内，使某些同志不仅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生活作风上沾染上不朴素、不健康的作风。而有些原来就有毛病的同志，则更是发展了他的毛病。
+
+　　对于以上这些情形，院内是有不同意见的，是存在着思想上的斗争的，这表现在对于许多问题的大大小小的争论上。在我们院内，干部和群众中间存在着许多正确的意见，虽然这些意见并不一定是完全没有缺点的，甚至于其中也有一些是偏激的，但是应该说，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于这种脱离毛主席文艺方向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是不满的。而当时我没有能够认识到这些是改造我们学院现状、纠正我们错误的积极因素，没有能够认真听取它们，研究它们，把它们集中起来，条理化起来，并且把它们认真实行起来；而是采取了官僚主义的不理不睬的态度，听了以后也就放在一边，即使是严重的问题也就拖下去了。比方对于话剧团浓厚的小资产阶级作风和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不是不知道，由于没有积极设法改善，以致问题拖着一直没有改进，而且一天天严重化了。在某些问题上，对于下面所提的意见采取了不民主的态度，予以否定，坚持了自己不正确的意见。有时候对于院内的某些问题上的不同意见，采取一种避免正面争论的态度，以为这样就可以和缓这种意见的分歧。有时不能从这些分歧的意见之中看出问题的原则意义，把它提到思想斗争的高度来作原则的解决，相反地，却把它降低到私人纠纷去作和事老式的解决。于是这些意见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分歧得更厉害了。假设我当时能够把这些不同意见提高到原则性来解决，分清是非，作出明确结论，在我院工作上的错误，是可以得到某些纠正的。不仅是下面有很多意见，而且中央文化部也曾一再指出我院的偏向，三次制止我们错误节目的上演，但是也没有引起我严重的注意，真正按照领导机关的指示去坚决转变错误的工作方向。其所以对于领导和群众的意见都不能尊重，重要的原因之一乃是由于我脱离院内群众和干部，不接近他们，因此也就根本不了解由于我的坚持错误在院内所引起的严重后果。于是我院工作上的错误一直持续下去，并且更加严重起来，最后还影响了干部的团结。这样长期思想混乱的结果，造成了离心的倾向。党员很消极，有的人想着只搞好自己一部门的工作就算了，有的人想离开，有的人在看着领导方面到底怎么办，同时又造成了许多同志只钻技术不问政治的倾向，甚至有的党员不愿意担任党的工作、行政工作、工会工作。非党的同志片面钻技术的倾向也很浓厚，甚至有人认为做组织工作是专家的跟包；有人说：“幸亏我没有早参加革命，否则我就没有今天的技术了”；有的新干部对于听政治报告完全不感兴趣，认为是苦差，用抽签的方法决定谁去，抽到的大呼“倒楣”，当然，这中间也不是没有人（其中也有非党的同志）在政治上有很大进步，但这多半是由于他们的自觉和自己努力的结果。
+
+　　全国的戏剧工作者、戏剧团体都很注意我们这个学院的工作，并且把我们当作学习的榜样，我们排一个戏，全国各地常常派许多人来学习；我们编的讲义，全国各地都纷纷来要；我们写的剧本，全国许多地方都上演；因此，我们所犯的这些错误，对于全国各地的戏剧工作起了很大影响，比如河北省的文工团，看见我们演出了《和平鸽》，他们就编了一个叫做《自由花》的舞蹈，这个舞蹈也是不好的节目。河北的人曾经说，北京有个《和平鸽》，河北有个《自由花》。在全国文艺工作中间，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占了上风，我们中央戏剧学院的错误，在这中间也是起了一定影响的，这样就使得我们错误的严重性、危害性更大了。
+
+　　我作为中央戏剧学院的一个领导人，党交给我这样一个重要的工作责任，而我却领导着这个学院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为了彻底纠正这个错误，我必须进一步对于我个人的思想进行深刻的反省。
+
+　　我经过党的多年培养，为什么还会犯这样的错误呢？我曾经参加延安的整风学习，在整风期中，我是努力清除了我思想中许多小资产阶级的东西的，但是，这种努力还不彻底。我也曾经参加过一些实际的斗争，如土地改革等，使我初步的认识了群众，认识了工农兵，在感情上也有初步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也不彻底。当自己投身在群众斗争中间的时候，当斗争十分紧张的时候，我的正确的思想是占上风的。但是入城以后，周围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在我的周围，出现了大量的具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们，在文艺上，他们喊出了他们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我自己有“老资格”包袱，没有努力进行学习，提高自己，也没有寻求党的领导，就使得我丧失了政治上的警惕性，迷失了方向，对于今天文艺工作的严重任务认识不清，不能在新的形势下来坚持毛主席的文艺方向，不能够坚决地掌握住一个原则，就是文艺必须以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思想来教育群众；无论是对于工人也好，农民也好，小资产阶级也好，必须用工人阶级的思想、党的思想来领导他们，改造他们，而今天文艺的任务就是这个。党所交付我的任务是严重的，而我却没有能够认识到我的任务的严重和艰巨，必须保持着高度警惕性，领导着党与非党同志，团结一致，坚决地向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作斗争，才能完成任务。在我周围所发生的许多问题，我没有把它们提到政治原则的高度来看，没有把它们提高到思想斗争的原则高度来看。因此，也就不能尖锐地、明确地认识到它们的严重性，兢兢业业地、不断地研究思考，并领导着我院的同志们来克服这些不正确的东西，树立起正确的东西来。这就是我为什么犯错误的基本原因。
+
+　　在这次整风学习中间，由于领导方面对于我的帮助，党和群众对于我的帮助，使我对于自己工作上的错误有了这个初步的认识，但这只能说是一个初步的认识，因为检查正在深入，问题正在发现。比方关于我院教学部门的工作，我在这个报告中间没有提到。但在检查中间，也逐渐发现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有待于清理。再则在工作中间所存在的后果，是要很具体地、细致地予以纠正的。这些工作尚有待于以后深入地来做，有待于以后坚持着正确的原则去做的。但是我相信，只要依靠领导，依靠群众，这些工作是一定能够做好的，错误是一定能够纠正的。
+
+　　1951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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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漱溟：敬答赐教的几位先生
+
+　　<梁漱溟>
+
+　　从光明日报刊出我写的“两年来我有了那些转变”一文之后，曾承沈铭、何炳然、宋云彬、千家驹、张紫葛几位先生各有所赐教。还有张东荪先生一篇文，虽主要不在批评我，却亦提到我而有所指教。又有赵云来先生一简短的“读者来信”，指出我过去言论的狂妄，凡此，我现在一总作答。
+
+　　凡是肯用思想的人，总是免不了要彼此辩论的；但我宁愿面谈，有愿作笔战。三十年前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版后，曾有许多批评的文章，我一概没有作答。只有一次北大同学要求我回答胡适之的批评，因而作过公开讲演，并整理付印；那已是隔离胡文发表一二年之久了。又当我致力乡村运动那些年，曾承千家驹等许多先生在报纸杂志予以批评。这些文章并曾汇印成“乡村建设批判”一书发行。我亦都不答。直到抗战在川，有些同学旧侣峰举为间，我才给他们作几次讲论，同时亦就写出付印。那又是事隔四五年之后了。这次在千先生文中都承他替我说出，或者可让现在批评我的朋友不致太见怪，殊为感谢。我即乘此说明我喜欢面谈的道理：笔墨书写原是面谈的代替品，交换意见只有面谈才亲切。在启发一个人的觉悟上，面谈较笔墨为灵动；在进逼一个人的错误上，它又较笔墨为有力。当然用笔墨写出来亦有好处，那就是便于翻复研索和记诵。凡是真成熟而臻于精炼的东西均宜书写出来：而凡是正在有所究榷讨论，却最好是面谈了。再则，面谈易得认清楚对方意思所在。有不清楚之处，随时也容易找清楚。彼此所以要辩论，无非都是要纠正对方；而往往彼此恰恰是没弄清楚对方的意思，那么，又何能纠正它呢？如果晓得认清对方意思是第一必要，面谈便是必要的。因此，我欢迎一切约期当面赐教的朋友（一二人乃至多数人），而特地声明对此批评文章可能不答。这样亦可免得因我而多占报纸篇幅，浪费读者时光（我觉得这是一种罪过）。
+
+　　我很明白在今天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的运动中，把这些辩论文字在报纸上开展是有其意义的。假如真能从这一些辩论而使我折服，一方是有力的指驳，一方是翻然地悔悟，那影响是不会小的。可惜照现在情形去看，不是这样。
+
+　　（举例来说。例如张紫葛先生文内责我说：“第一，他坚决否认自己是改良主义者”。证据就在我原文有这样几句话：）
+
+　　“我从不相信我是唯心论者，亦如我不相信我是改良主义者一样。正如此，所以总不喜欢旁人向我宣传革命，向我宣传唯物。——我何尝不革命？我未尝不唯物！”
+
+　　明白一点的人早可看出这是叙述过去而现在并不如此的话；何况下面还紧接着说：
+
+　　但我近来却于唯物观点有所体会了。……
+
+　　这就更显示上文不是说现在，而是自述其转变之前。如其张先生不是不明文理，至少亦是一时疏忽了。像这样彼此往返，岂非浪费笔墨。
+
+　　张先生又说：“第二，他完全没有自我批评。”证据就是统计我全文字数约有六分之四是介绍旧思想的。其实在我早就照顾到此，深恐人家嫌我旧话说多了。所以文章一开头，我先声明：
+
+　　本文分作几个问题以扼要的语句来说一说。对于某一点转变的由来当然要说出；对于未曾改变的意见（旧思想）是不想申论的。但为了分清那个已变，那个未变，有时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一些。
+
+　　张先生要算帐，我倒可以同张先生算一算：看那些是超过了“要说出的转变由来”，那些是超过了“不可避免的要提到的”话，还有那些竟然申论了“未曾改变的意见”。张先生的指责势将落空，笔墨又属白费。
+
+　　又例如沈铭先生说我“强烈地歌颂了法国式的资产阶级旧革命”，就因为我说它“当旧秩序推翻后，新秩序便豁然呈露”，而说“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却在推翻旧秩序后还要大费一番功夫建造新秩序”。其实这话既毫无歌颂意味，又且不是我个人的话。因为资产阶级革命任务只在解除封建束缚，而社会主义革命（特别像是在俄国那样国家）却在破除旧秩序外还大有其组织和建设的任务，这乃是一种很普通的道理，马列书中都讲过的。沈先生又说我“一再说中国必须先实行法国式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其实我原文并没有说，大约亦是他从这里误会出来的。他不知道我除三十年前相信过旧民主外，早已否定了中国要走西欧之路（二十多年来的旧著论之已详，不待举证）。
+
+　　又例如千先生看见我“以无秩序为苦”的一句话，就说我：“在他看来，有秩序就无法用暴力斗争了！共产党亦就没有机会制造阶级斗争了！”其实我原文明明在说：“随着清朝之倒，两千年相沿的旧秩序亦就推翻，特别是其有强制力的那部分被推翻了；在此后，暴力斗争更无必要。”这意思恰是：有秩序——特别是那种有强制力的秩序——才好用得着暴力斗争。又我原文在讲了阶级基于剥削而立，剥削基于秩序以行之后，接着说：“假若有一不平秩序（行剥削的秩序），可以斗争推翻它；没有秩序而用暴力斗争，只是乱上加乱”。这意思恰是：必有一不平秩序乃有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机会正要在有次序。千先生不注意看前后文，不从全盘理论上理解那一句话，以致错会了意思，自不免无的放矢了。
+
+　　又例如何炳然先生文中责我“未从阶级之所以成为阶级的根本性质上去了解”。于是他指教着说：“要知道，人类历史上阶级的出现是与剥削现象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阶级现象是随着剥削现象的发生而发生的”。其实何先生太疏忽了，他没有留意看到我原文亦正在说了一句：“要明白，阶级问题要紧在剥削被剥削……”。无待言，这一指教亦就成了无的放矢，白费笔墨。
+
+　　以上只是一些浅显的例子；其他例子不如是浅显，而同样地不解决问题，那就更多不胜举。总起来一句话，照现在情形还没有预期的意义，在赐教诸君虽抱着治病救人的好心肠，但我既得不到好处，又多占了报纸篇幅，浪费了读者时光，实在不是一件好事。要使它能有预期的意义，最好改一改办法。好就是改以面谈为主，面谈有结果再以其纪录发表于报纸。或者一边谈一边记录，或者谈后各自追记，都可以。理想的结果是：一方是有力的指驳，一方是翻然地悔悟。假如没有这样的结果，赐教的先生自认为是有力的指驳；而我不心服，一样可以纪录发表，诉之与论。我愿声明：凡是赐教的先生认为要发表的，都发表，我概不拒绝。只是在赐教一方认为不用发表的，就不去发表它。这样，有许多冤枉辩论自不致来占报纸篇幅了。不知此一合理化建议，各方朋友以为何如？
+
+　　面谈还有一大好处，就是可以避免宣传我的旧思想。
+
+　　这里亦可以举例来说明。例如千先生对于我说“中国两千多年来常常是一种消极相安之局”大不同意，责问我说：“真不知何所见而云然”。我于此当然要答复，而说出我之所见。其直接的答复，就是“中国文化要义”第九章那近两万字的一篇东西；而要明白第九章那些话，更须看其前后相关各章。可以说，全书十四章二十余万字直接间接正都在阐明“老中国是一消极相安之局”这一点，都在答复这问题。这并非故意夸大其词。在原文“消极相安之局”这一句，是有其上文的。上文是：
+
+　　中国如我旧著之所阐明：它乃是融国家于社会，以天下而兼国家，不属于一般国家类型的（详于第九章）。它之所以如此者，又源于它很早便是以道德代宗教（详于第六章），以礼俗代法律；其社会秩序恒自尔维持，若无价乎强制之力（详于第十章）。两千多年来它常常是一种消极相安之局，而非积极统治之局。（见第八章）。
+
+　　上文几句话即是此一句话之所从来。如其要以扼要的语句来答复，那便是上文的几句。但读者如不看原书，谁能明了这几句的内涵意义呢？原文因有“未曾改变的意见不想申论”的声明在先，所以只能如此以扼要的语句出之。既承追问其内涵何指、根据何在、那我就要申论了。然而不申论尚且以宣传旧思想受责，申论起来岂不更要受责！所以例如千先生所质问的，一经我答辩，势必长篇申论之不已，全行刊布在报上是不是妥当呢？
+
+　　若是面谈，就可避免这个困难。我可以口头答复千先生所问。他不满意，我再答复，直到差不多他点头为止，或我终于无话可答为止。所有这些问答，千先生认为有意义，就发表；否则，不发表，以免宣传我的旧思想。
+
+　　（面谈最大的好处，是比较着有希望能解决问题。）
+
+　　我愿正告赐教诸君：我是迫切希望解决问题的——解决我的思想问题，同时亦解决大家的思想问题。我这样说，人家不点头；人家那样说，我不点头。特别是有关老中国应当如何认识的那些问题，由于不得定论而不得其所安。“宣传”二字此时在我完全说不上的。不过有些在人以为是公认的说法，我企图否定它；有些在我颇具自信而没有得到公认 ，我要争取它。即令一切不如所期，而自己错误得到纠正，亦复痛快。因此凡是针对问题、抓住要害地批评辩论，皆我所期待而欢迎，只不欢迎“不顶事”的文章。
+
+　　为了求着能解决问题，让我把赐教各文未能解决问题之故，在这里说一说。赐教各方之所以未能解决问题，除了有些地方是因错会我原意之外，多半就在未能针对问题，未能抓住要害。
+
+　　例如宋先生的一文，首先就说他不打算在老中国应如何认识的那些问题上跟我驳难，如沈先生之所为。他相信这是无效的。其实要纠正我的思想不在这些问题上跟我驳难，才真真是无效的。因为这正是我思想根本我在——要害所在。而且事实上凡要批评讨论我那篇文的，亦不可能避开这些不谈。所以其结果，宋先生说是不在那上边跟我驳难，后来还是驳难了不少。不过其驳难就更空洞无力，只是一些叱责的话，如：“什么叫‘缺乏阶级’，简直不成话！”“思想混乱！”……。
+
+　　又如千先生的一文，亦有同样情形。他把我原文所说划分开，一边是我“点头的”，一边是我“还点不下头来的”。他指出我在某些问题上虽得出算是正确的结论（点头的那一边），但其所从来的基本观点却没有对，因为我根本思想未变，（还点不下头来的一边）。奇怪的是他亦不打算从根本地方纠正我；他说：笔者在本文内并不打算对梁先生“还点不下头来的”地方有所论述，希望他点下头来；因为那不仅是我的微薄的能力做不到，恐怕任何人也是做不到的。
+
+　　事实上千先生文章虽从检讨我“点头的”那一边入手，后来亦还是不可免地讨论到那些根本问题上。他不像宋先生那样作空洞的叱责，然其对我不能发生有力影响则一。
+
+　　其余沈、何、张几位先生的文章，倒没有不谈根本问题的话（如同宋千二位），却是依然不能针对问题。
+
+　　例如沈先生一文便是分就：“旧日中国是不是封建社会”、“中国社会发展可能不可能有特殊”、“中国社会缺乏阶级的问题”那几点来讨论的。何以他依然不能针对问题呢？请看他的文章，在“旧日中国是不是封建社会？”那问题标出后，开头便是一句：“是封建社会”的答案；接着便是“众所周知”；如何如何。这就没有针对着“问题”。因我未曾简简单单说中国不是封建社会。我原文明明这样说：
+
+　　（它是否就已从封建解放出来了呢？那亦并没有。如我所说，它时不免“逆转于封建”的。）
+
+　　你说它是封建社会，我亦没有说它全然不是封建社会，问题初不在此。问题乃在我说它是在封建的门里门外打转，不通于通常的封建社会。其历史关键，则在于我说的秦汉以后中国社会已陷于盘旋而不进那一层土；其理论争点，则在于我确认它是“盘旋不进”而否认它是“进步慢”那一点上。这是一个很精细的问题，要针对着这里批评我才行，囫囵吞枣地讲是封建非封建有何用？
+
+　　其余不多说了。
+
+　　我以为这都是我们没有作面谈的原故。面谈的时候，诸位先生就易得清楚我的问题何在，而针对着问题向我进攻了。假使不中要害，我还可以拿出问题来请教。因为彼此实在都想解决问题；在一问一答之间，不会让彼此的话说向远处去，说向不相干处去。——这是一层。
+
+　　还有一层。赐教各文之所以不解决问题，是因为要指教就非看“中国文化要义”那本书不可，而诸位先生却大多没有看。譬如关于中国的封建问题是那样难于剖辨；而我的意思又那样曲折，万不能寥寥数语了之；而我因为声明过“未曾改变的意见不加申论”，就只能寥寥数语而止。谁既然要在这问题上赐教，就要看看我原书到底是怎么样讲法，寻出其致误之由而后下批评。否则，单对于那结论式的一两句话表示拒斥，只省事，却不顶事。然而我知道要诸位先生看我的原书是不容易的。而且几十万字的一本书，一时间也难摸着头脑、得其要害；如像何先生那样，他看过后的印象就只是“的确过不少书、想过许多事情”。所以我才提议面谈。面谈时，谈到某一问题我马上可以把原书大意说出来，至多不过检出原书那一段请看一看。用不着多费诸位的功夫，而问题要害却隐隐抓在诸位手里。这样进行辩论，才有能解决问题的希望。
+
+　　“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勇士不能自举其身”。“医不自医”。这些俗语是可玩味的。现在赐教诸君好比是医生；你们无妨就把我当作是一个病人——思想上有病的人。我愿意你们亲自来切实地进行检查诊断，而后对症下药。这个病决不在浅处，不是用眼望一望就知道的。若漫然想着这个病好认，这个病好治，那就错了。我且作一段“病者自述”，以供检查之参考。
+
+　　我从来无意乎学问，更不承认自己是学者，只愿作一个有思想而实践其思想的人。自己的思想见解亦就多从一生践履中体识思考而来。“中国文化要义”自序上说：
+
+　　（上略）我不是为学问而学问的，我是感受中国问题之刺激，切志中国问题之解决，从而根追到其历史其文化，不能不用番心，寻个明白。（中略）从一面说，其动机太接近实用，不足为产生学问的根源。但从另一面说，它却不是书本上的知识，不是学究式的研究，而是从活问题和活材料，朝夕寤寐以求的一点心得。其中有整个生命在，并非偏于头脑一面之活动；其中有整整四十年生活体验在，并不是一些空名词假概念。（中略）就在为中国问题而劳攘奔走之前若后，必有我的主见若心得。原来此一现实问题，中国人谁不身预其间？但或则不着不察，或则多一些感触，多一些反省。多感触、多反省之后，其思想行动便有不得苟同于人者。纵不形见于外，而其衷之所存未许一例相看。是之谓有主见，是之谓有心得。我便是从感触而发为行动，从行动而有心得，积心得而为主见，从主见更有行动，……如是辗转增上，循环累进而不已。其间未尝不读书。但读书只在这里读书，为学只在这里面为学，不是泛泛地读，泛泛地学。至于今日，在见解思想上，其所入愈深，其体系滋大，吾虽欲自昧其所知以从他人，其可得乎？例如旧著“乡村建设理论”就是从乡村运动中积渐作成；其中讲到我对中国问题所由形成的背景的认识，讲到我对中国问题如何解决的途径的想法。而“中国文化要义”则从是“乡村建设理论”那书的上半部——认识中国问题之部——发展扩大而来，即所谓“根追到其历史其文化，不能不用番心寻个明白”者是。其中讲到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中国社会构造的特殊。在今天思想上其不为人所许就在此——就在强调中国之特殊。然而我一切见解主张却几乎无不本于此。那么，这就成了问题了。说病，病在这里。它早不是一天的病，而是四十年来积渐成长的大病。
+
+　　我一直生活在病中，甚且可以说“依病为活”，殊不自知。如果不是全国解放有这两年的新事实在教训我，还不得有所发觉。然而自己发觉的只是某些症象——某些见识之不足或判断错误。对于病源只看到一点——不自觉地还是小资产阶级立场。在依据当前新事实校正了自己某些见识不足或判断错误之后，旧根本理论并没有被牵动。于是就在原来基础上建立起新见解。“两年来我有了那些转变”的自叙正是如此。千先生在这里倒是看得清楚了，他问：“梁先生两年来的思想转变，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他又说：“自以为思想搞通了，其实没有通”。的确！我所通的是当前新事实和我旧理论之间的那个“通”。
+
+　　只须在我胸中没有什么不通的，自然依旧活下去；更大的转变是无从而发生的。宋先生不明白此理。他叫我“干脆把那套旧看法旧想法完全丢掉”，而不要“改掉那几点，保留那几点”，好像处理屋内大小家具那样机械地来处理思想，是办不到的。
+
+　　人的思想总是求通的，通不下表，才变；变则通。总是变以求通，断没有“变以求不通”的。我之所以没有更大的转变——转变到根本上；一面是因为这样变已够通，另一面是因为不能向不通处变。“不能向不通处变”这句话何所指呢？在前我不是说过吗：“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有“整整四十年生活体验在，并不是一些空名词假概念”。我既从四十年生活体验根追到中国过去的历史文化，并旁与世界其他历史文化相比较对照而既得其说，这就是通乎一切的一个通。今天思想不许可我的说法，将何以通此一切？此即所谓不能向不通处变。
+
+　　不许可我的说法，亦是可以的；但须有以处此一切事实。我最后坚持不放的，将是我所掌握到的事实。空名词假概念坚持不了，而事实则任何人抹杀不了。我之欢迎医生对我的病（中国特殊论）切实进行检查诊断，是怀着两个希望的。第一自然是希望给我治一切大小病痛——思想上种种错误不对。第二我还希望医学界在对我这病的检查研究中有新发现，在医理上作出新结论。斯大林不是说过以下的这话吗：
+
+　　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是不能停滞不前的，——它是在发展着和改进着。马克思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不能不以新的经验、新的知识而丰富起来，——因而它的个别公式和结论不能不随着时间而改变，不能不被适应于新的历史任务的新的公式和结论所代替。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绝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结论和公式。马克思主义是一切教条主义底敌人（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第六三页）。
+
+　　这就是我第二希望之所本。
+
+　　末后我必须表示对各位先生的感谢。因为各位的赐教，对我确都有着益处的。本文简略，对于各位文内所有的批评未能尽行答复，意在另俟机会当面解释，不在此多占报纸篇幅。乞谅。
+
+　　此外还有对各位先生的赐教须得在此分别致答的几句话：
+
+　　张紫葛先生和赵云来先生都严肃地指点我应该自己彻底批判，自己切实检讨，其意最是可感。我曾想我应该作的检讨约可分为三层：一是检讨我的立场；二是检讨我的理论；三是检讨我的罪过。上次那篇文多半在谈理论；于立场少有检讨；于我的罪过就没有提。现在还应该侧重立场问题和 自己有那些罪过来检讨，可能有一文于最近写出。
+
+　　张先生怪我好像写了一篇“论中国问题”，但翻来覆去就是一个囫囵的“中国问题”，不知到底是个什么“问题”。现在可以回答：我平素于此论之已多。“对外求得民族解放，对内完成社会改造”。——这就是我常常说的两句话，我所谓中国问题大致可于此点出。其详情看旧著。
+
+　　宋先生提到那年（一九四一——四二）我从香港脱险到桂林，曾经在“文化杂志”上“发表”给我小儿的信，内中说我如果遇了难，“不但中国亡，乾坤或几乎息矣”。这必须声明：那信不是自己发表的；那信的原文亦不是这样。那信上原文，先说了自己某些任务尚待完成，而前说：“现在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辄，那是不可想象的（不会有的事。）”虽说还是一样狂妄自大，但说话不是那样欠通。宋先生整篇文章似就在忠告我不要自高自大，那确是我的老病根，应该时时警省的。
+
+　　张东荪先生文内指教我的话，约有三处：
+
+　　（一）阶级的存在与阶级的斗争，无论的那里都是有程度差异的，尽管程度有差，而从其本质来看，阶级还是阶级。当我在谈中国阶级问题时，有因其程度之差而忽忘其本质之嫌。我可以这样回答：阶级的本质在这部分人占有那部分人的劳动，即剥削那部分人；但剥削必藉一种秩序以行，而这种秩序却没有不依靠一大强制力的；此即所谓国家。阶级在各地方均有其程度差异，亦许是的；只怕没有像中国这样不像一个国家而只像一社会的地方。我常说它是融“国家”于“社会”，以“天下”而兼“国家”，其义非一言可尽。在前曾有“旧中国在封建社会的门里门外打转”的话；在此又可说它是在“国家”的门里门外打转转。离国家而有阶级，如果不易想像，那么，中国之阶级问题之不同乎一般，亦就可以知道了。
+
+　　（二）社会改造是要从其“本身翻出”的，即必资藉于被压迫阶级的战斗之力；但人们却往往忘了这个关键。张先生说他和我亦同样是遗忘了。其实张先生忘了，我倒并没有忘。这是可与上面接联来谈的。我正从阶级矛盾而深有悟于国家之为国家，并从而就懂得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为改造社会所必要。为什么我自己在中国却坚决不走暴力革命之路呢？这亦不是像张先生所说的“希望牺牲愈小愈好”。没有别的，这正由我见于中国在阶级问题上之特殊，在“国家”这机器上之特殊，从而要变更（或取得）其政权亦自有其路而不同一般。我从未反对共产党从阶级斗争夺取政权，而是判断它从阶级斗争夺不到政权（上次我那原文即此意。）旧著“乡村建设理论”，尤其是“乡村建设理论提纲”和“乡村建设纲领”那两小册子，言之甚明；不过张先生没有看过。
+
+　　（三）“唯物并不是对物作静观”——这句话似亦在指我讲的唯物没有讲对。但我看了张先生那段文字尚未十分领会，只有容待当面请教。
+
+　　这篇草率不恭的答复就此为止。
+
+　　 一九五一年、一二、二六
+
+　　来源：原载1952年1月10日《光明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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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2/000039.txt
@@ -0,0 +1,27 @@
+# 王家楫：批判我的旧思想
+
+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
+
+　　我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完全是从旧社会里教养出来的人，过去关在实验室里，自命“清高”。现在回过头来仔细检查一下，觉得以前所犯的错误，实在太多，差不多一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容易犯的毛病，我没有一样没有犯过。下面就是我自己的例子，很愿意提出来讲讲，使得大家明了，像我这样的人，如果不把脑筋改换过来，是不配当人民的勤务员的。
+
+　　我生长在一个典型的封建家庭，自从进了初等小学，脑袋里就充满着向上爬的思想。在小学的时候，父亲曾经请了一位算命先生，这位先生将我的八字排好之后，恭恭敬敬地说：“这位小少爷的八字，是双飞蝴蝶格，格局高贵异常，一旦矢志攻书，定许名题雁塔。”父亲当然兴奋得不亦乐乎。那时我只有七八岁，站在旁边，也不禁笑逐颜开，说不尽的高兴。等到二十多岁大学毕业以后，出洋留学以前，暑假寒假回到家中，还要翻翻我的命书，引以为快。那时我已经是一个初入门径的生物学工作者，对於达尔文的学说，也有了一些认识，但还是很可怜地为这个“命运”的胡说所迷惑。在旧社会里，无疑地，我的思想意识里，只有一个个人的前途，时时把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否则决不会为这个“命运”的胡说所迷惑。到后来我还要讥笑比我爬得快、爬得高、或者一直爬到人民头上的人，说他们投机取巧，卑鄙龌龊。但现在反过来想一想，当时自己也何尝不在爬的过程之中呢？不过爬的速率和方式，有一些不同而已。
+
+　　自从进了南京高等师范，我就没有用过老家一文钱。那时我自己觉得很满意，以为可以对得起老家。不知道老家的钱，都是从农民身上剥削得来的：在高等师范所吃的白饭，出洋留学四年，用江苏省官费四五千美金，也同样是人民的血汗。总之，我一生都是用人民的血汗来念书的。等到留学回来，虽然在中央大学教了五年书，但所教的学生，都是地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子弟，没有教过一个工农的子弟。虽然也做过一些研究工作，但都是在自己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兜圈子，并无计划性。心血来潮，今天愿意做变形虫，就做变形虫；明天愿意干纤毛虫，就干纤毛虫。不去问问做出来、干出来的东西，究竟对人民有什么利益？一直到解放为止，将近三十个年头，我的工作差不多都是脱离实际的，我的作风是一贯自由散漫的。当时我所专门研究的一个范围——原生动物学，在国内没有第二个人的资格比我还老，而且很享盛名。今年在国内多发表几篇论文，可以提高我一些地位；明年在外国杂志上再发表几篇论文，更可以大大地提高我的地位。人家恭维我，我表面上虽则谦虚，心里头着实好过。大有“而今中国的原生动物学舍我其谁哉”的感觉。那时我也希望把我的工作搞好，但希望的目的是：工作搞得愈好，我在科学界中的地位，可以站得愈稳，还可以倚老卖老，巩固自己的地位。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是到解放以后才听到的。
+
+　　过去的中央大学，是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发展改变而成。因此后来中央大学的一个小集团，旁人就称之谓“南高东大”集团。这个小集团充满着陈旧崇古的保守性和宗派主义的狭隘性。我是从这个小集团内很早孵化出来的产物。小集团的一般思想情况，也就大大地影响了我的思想情况。五四运动刚才开始的时候，北京大学提倡做白话文，南京高等师范起而反对。当时南京高等师范所出的“论衡”，就是反对白话文的工具。我虽没有在“论衡”上发表过文章，但也是口口声声反对白话文的一人。等到我女儿上学之后，读书不到两年，就会提起笔来写信，我才不反对了。不反对的原因，也只是为我子女容易读书起见，自己还醉心於古文。有时写科学的文章，还想套袭桐城派的章句。从未自己问一问，这种文章写出来，广大的群众是否能看得懂呢？当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四川北碚的时候，至少有两三年为了做好古诗费了我大部分的时间；业务工作，做得很少。我自己“陶冶了我的性灵”，但前方后方的劳动人民，天天在被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蹂躏践踏之中，他们的性灵是什么样呢？相形之下，如何对得起人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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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大学从开始到抗日战争末期，历任的校长如朱家骅、罗家伦、顾孟余等，都自北京大学出身，或者是和北京大学很有关系的人。“南高东大”的集团，始终是满肚子里不高兴。不高兴的原因，并非因为这些人那是反革命的头目，否则像蒋匪介石也居然一度做过校长，为什么并没有人出而反对呢？不高兴的原因，主要的还是一个宗派观念。中央大学的架子是摆得很大的，但高高在这个大架子上面的人，并非自己集团出身的人；而且换来换去，还是一个“老冤家”，感到不成体统。面子上既不好看，心里头更不舒服。一方面朱家骅等做校长的时候，对於全校师生，有很多压迫的地方；但另一方面，这个小集团也在一院之内，一系之中，尽量酝酿着“南高、东大、中大”清一色的把戏。自己的学生尽管糟得很，癞痢头儿子亲生的，终是要另眼看待。我到中央研究院以后，添聘年轻的人，有时多聘了别的大学毕业的学生，少聘了或者不去聘中央大学毕业的学生，就要受严重的批评。说我没有照顾到母校母系，忘怀了自己的根本发祥之地。有时要添聘年纪较大、能领导研究的人，如果和集团中人商议，说来说去，被推荐的终不外乎是自己的同学。这一个集团特别把北京大学一个集团中的傅斯年、汪敬熙当作敌人。眼光很不差，这两人不但是过去学术界的恶霸，而且已经先后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但在自己阵容里面，也有反革命分子如张其盷其人者。解放后不久，中央大学改名南京大学，有好些人感觉得很不自然，人民政府凭什么不把中央大学改成原来的东南大学呢？很明显，这完全由於宗派主义的传统思想还在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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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新中国所有的大学，不论什么名称，都应该由人民掌握的了，不能为一个小集团所支配了。我们必须打破宗派观念，放弃小集团，站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个伟大的立场上。
+
+　　从前我是不习惯於集体的生活，怕组织，怕纪律。我所欢喜的是单独的生活和单独的工作环境。同群众是非常隔膜的。一九三四年进了中央研究院，真是适合我的胃口。直到解放为止，整整有十五个年头，做了反动政府当点缀用的一只花瓶，更看不见群众的力量。群众对於我呢？不要说反动政府“翰林院”内的花瓶。就是一个大户人家的花瓶，安安稳稳放在客厅里面。劳动人民也是难以看见的，即使偶尔看到，望也不敢多望一望，还敢去亲近他用手摸一摸么？我还记得当蒋匪介石要做总统的时候，伪政府进行了改组，以朱家骅、傅斯年为首的中央研究院，争取了直接隶属於伪总统府的机会。於是花瓶声价，更增高了百倍。全院的人，十之八九，也都引以为喜。我又记得在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以后，前中央研究院的朋友们开了好几次会，讨论关於新中国的科学院应该如何组织，有好些人对於所谓隶属问题，还想考虑，希望要隶属得高一些。但现在的主要问题，不在乎隶属的高低，而在乎要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建立新的立场、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使学术研究，和广大人民的实际需要密切相配合。隶属得高，隶属得低，都一样地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政府决不再把我们当作花瓶用了。我们应该尽量发挥我们的力量了。
+
+　　本位主义和关门主义，是过去中央研究院一贯的作风。一个所长经费争得愈多，表示他的行政权威愈高。一个研究员图书、仪器买得愈多，表示他的研究能力愈大。大家只管扩充自己的地盘，地盘大了，可以夸耀於人。那里有闲工夫照顾整个院的全面，更没有闲工夫照顾人民有没有痛苦。认为自己的工作终要比人家的工作高出一层；自己训练出来的人终要比人家训练出来的好得多。表面上虽然互不得罪，但背后头彼此常说坏话。研究员和研究员之间，所和所之间，时常存在着不少的隔阂。特别是各所之间，大家很少来往，仪器药品也难得借用一下，整个的象牙塔，当然也关得紧紧的了。内部尚且如此，对外更谈不上有联系。而且自高自大的态度，人家望见了还要退避三舍，如何敢来亲近我呢？过去人家骂中央研究院关门主义，我终是以为与我无关，被骂的不是傅斯年，就是汪敬熙。等到一九五○年中国科学院举行第一次院务会议的时候，各所的任务和工作计划，都在小组会议上请院外专家及产业部门的代表提供意见，加以批评。真是见所未见，我方才觉得自己在从前也犯过关门主义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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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以后，我忽然听到了“买办的科学家”这个名称，我觉得很奇怪，科学家为什么会变成买办呢？后来分析分析，过去即在中央研究院中，就有不少科学家的确有买办的思想和作风。最特出的是汪敬熙。他对於中国国内研究科学的人，没有一个瞧得起的。在他周围的同事，都不在他的眼中。少不如意，还要大发雷霆，肆口谩骂。但是对於美国英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科学家，恭而敬之，态度完全两样。在他脑筋里面，在中国只有他是可以配得上做科学家的。其他真正的科学家，都生长在美英帝国主义国家，中国是没有资格生得出来的。只有美英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做的工作，可以做得比他还好；其他的中国人，如何能及得来他。这种行径和想法，还不像洋行里的买办么？中央研究院历任的总干事，我所最佩服的有两人：一是丁文江，一是萨本栋。这两人脑袋里也是充满着买办的思想。无论什么东西，说来说去，终是美英帝国主义国家的要比中国的好。二人对於我觉得样样都不差，只有一样他们认为美中不足，就是我的英文说起来不很流利，写起来也不十分高明。但是我在当时写研究论文，篇篇都是用英文写的。嘴里头说，用英文写因为要和国外科学家交换；心里头实在另有一种想法，用中文来写，恐怕要降低我的论文的价值。丁、萨两人先后在中央研究所执行英美式的政策，当时我都非常拥护。他们做了中国科学的大买办，我也做过中国科学的小买办，自己还不觉得呢！在反动政府时代，中央研究院每逢举行评议会，假如没有胡适之来出席，就觉得扫兴。谁能够同胡适之多握几秒钟手，多谈几分钟话，就会觉得体面，人家看见了还要眼红。而胡适之和蒋匪介石一样，同是美帝国主义的臣妾呢！
+
+　　一九四九年的年底，中国科学院把以前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机构重新调整的时候，我的情绪闹了许久，经过了许多剧烈的思想斗争。当时大家所犯的毛病，不外乎两个：一个是不肯放弃小圈子，一个是不肯改变自己的兴趣。小圈子就是小集团，现在不能再存在，必须打破。个人的兴趣，当然很重要，对於自己所做的工作，不感兴趣，做起来就很难做得好。但是人民的需要，比较个人的兴趣，尤其重要。如果真正能够站在人民的立场，向群众学习，澈底了解目前国家的迫切需要，我想新的兴趣，也会产生出来。自己也会不知不觉地愿意改变原来的工作方向，以配合目前国家所迫切需要的工作。我们必须了解中国已经到了一个空前伟大的新时代，一切的一切，都属於人民。科学不能例外，当然也属於人民。因此我们工作的出发点，也是无条件地为了人民。为人民解决问题，为人民谋福利。我们不能再效法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英美式的科学家了。我们不能再强调个人的兴趣了。我们必须向苏联科学家学习，效法他们为广大人民服务的精神和方法。
+
+　　过去的缺点和错误，是说不尽的。但我们如果能够虚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抛弃一切自私自利的旧思想，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有勇气向群众学习，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改变旧的态度，革除旧的作风；我想我们每一个科学工作者，都有可能成为人民的一个勤务员，都能够为建设新中国而发挥我们最大的力量。
+
+　　（原载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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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思成：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
+
+　　<清华大学营建系主任、梁思成>
+
+　　北京解放后三个月，我以“专家”的资格参加了北京市的建设工作。我对业务工作很积极，一直忙碌到今天。我也得到机会参加许多会议，听过许多报告，自以为很进步。因为忙，清华大学两年多以来的政治学习我都没有时间参加，只是零散地阅读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籍，以为也很够了。这种自满就严重地阻碍了我的进步。
+
+　　最近听了几次报告之后，我才开始思索，要求思索，才认真地参加了这次京津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的学习。
+
+　　我的阶级出身、家庭环境和所受的教育，给我种下了两种主要思想根源。一种是我父亲（梁启超）的保守改良主义思想和热烈尊崇本国旧传统的思想。一种是进了清华学校又到美国留学，发展到回国后仍随着美国“文化思潮”起落的崇美、亲美的思想。
+
+　　我虽然只做过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工作，但由於这两种思想的发展，我在二十余年中，一方面走到反动统治集团的外围，成了可供它们驱使的工具；另一方面，我又接近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人”，被敌人拉拢，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服务。前者证明我有根深蒂固的正统观念，不是“超政治”的，而是在行动上一直拥护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反动的政府的，也就是维持自己阶级利益的。后者证明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政策是毒辣的，它对我起了麻痹作用，使我养成了崇美思想而不自知；我的纯技术观点又恰恰是给了敌人以可乘之隙。
+
+　　回想起来，这两种思想贯串在我的一切行动中，为时甚久。在清华的中学时代我对美国的物质文明无条件地崇拜，不自觉地有好感。就是在“五四”运动中，我也从来没有把美国同帝国主义联系起来。在美国大学的几年中，我接触了美国“文化人”。他们以“高超”的艺术家自居，表面上向往欧洲，讥笑大腹贾。觉得美国“浅薄”。当时我也附和他们，且因为我的“民族意识”，对本国文化的骄傲和热爱，使我误认自己是鄙视美国文化的。其实，我当时正是以美国“文化人”的生活习惯的标准为标准，成了美国文化的俘虏。
+
+　　我回到祖国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在东北大学创办一个建筑系。我当时的目的，是要在中国的大学里创办一个“洋式”的建筑系，培养模仿西洋建筑的“国货建筑师”。我把在美国所学的课程照排一遍，设计仍以欧洲古典和近代建筑为标准。我所努力的只是增加了中国建筑史和中国绘画雕塑史两门课程，希望培养出来的建筑师会“中外兼长”，能同“洋建筑师”在市场逐鹿，为“业主”服务。我当时还颇自豪，认为东北大学的建筑系比起美国大学的建筑系并无逊色，且青出於蓝。这正是以美国标准为自己的标准！至於中国当时的建筑“业主”是那一种人——军阀、官僚、买办，中国的基本建设能不能发展，中国的建筑艺术应该怎样发扬光大本国的传统，且都为了谁而服务，更完全没有去想过。
+
+　　后来因为东北大学行政方面闹宗派，使我对它起了厌恶之心，辞去职务，回到北京，开始了我此后在中国营造学社十五年的“学术研究”。我研究中国建筑，自以为是在一门学术知识领域中“开荒”，是一种文化事业。我的志愿是调查实物、考证年代。编一部有实物为证的中国建筑史，为中国建筑界服务，现在看来，这还是由个人出发。由於传统的文人思想，使我要做一个“有学问的人”，在本行中有一种学术上的成就，这还是功名观念；且包括着要“不愧为名父之子”的封建阶级思想。
+
+　　这个思想见之於行动之后，便发生了以后一系列的问题。例如：我所作专文大多偏向於考古、鉴定、复原的一方面，仍未摆脱过去中国旧文人研究金石书画的作风。我所负责编辑的刊物里，一方面想要通俗化，以宣扬伟大的中国建筑体系；但另一方面却将许多问题处理得过於专门化，所谓“谨严不苟”，维持“高度学术水平”，并不着重於符合较广泛的读者的要求。结果便把自己培养成了学究式的研究员，接受了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通讯研究员”的头街，加入了它的系统。我忘掉了过去中国建筑文献之“不科学”正是由於过去旧文人只知道在碑文和其他记录上咬文嚼字，而他们不参加设计或建造的实际劳动，对结构不了解，只信口开河，空洞地描写一套。我虽曾向老匠师们请教，学得了一些知识，如果再把这一切写出，仅供“士大夫”阶级的文人赏玩，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它的自然的结果只引致我同反动政府发生后来的瓜葛。
+
+　　现在说一说我那崇美思想的根源吧。我所要合乎“标准”的学术研究，就只是更合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政策的脾胃而已！当时如果有人说我的研究正是投合美国“文化人”的胃口的工作，我必不承认。当时我的确是认真地坚持中国学术界的尊严，我的专文和图录也未曾用过英文注释或说明，但当时的北京是帝国主义文化间谍的乐园，懂英文的中国“学者”正是他们工作的对象。营造学社的经费主要部分是依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和“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补助；营造学社研究的成绩安得不受到买办董事们和各国文化间谍的注意，最初他们以“北平美术社”的名义拉我去做英语的“学术讲演”，更进而办有英文说明的展览会。他们觊觎着我们的照片、图像和文献考证资料。我便以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注意而感到愉快。我抱着“学术不分国界”的思想，以为这正是为祖国宣扬文化。今天再回首往事，事实明明白白地摆在这里：如果中国的主权没有保障，这种向帝国主义匪盗讲解我国文物精华的行为只是开门揖盗，只会引起帝国主义对我国人民更残暴的掠夺。我归根是为他们服务的。但当时我看不见这一点。
+
+　　抗日战争初起，我为了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合作”，将北京的营造学社结束，把带不走的资料存放起来，自己迁到西南。当时我认为这是爱国的民族意识的表现。但此后却自愿地接近了美帝国主义分子，还接受了“哈佛燕京社”和美帝国务院的“补助”，发展到后来，竟丧失立场，以敌为友，正是这崇美思想的结果。
+
+　　胜利以后，我被美国耶鲁大学邀请去讲学，当时我是非常高兴的。我对耶鲁艺术院院长尤其有很好的印象，因为他曾愤慨地斥责英法联军破坏我国的圆明园。这种个别“抱不平”的话正是使我糊涂，看不到美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原因。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成立二百周年纪念时，我被请去参加学术讨论会，也以为是“躬逢盛典”，十分体面。我在那次会中还被赠授名誉学位。这个学术讨论会上的专题之一正是研究“远东问题”，也就是讨论关於中国各方面的问题，如中国社会结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等，研究如何侵略“远东”。而当时的我呢、麻痹症的加剧正和我在美国所受到的“亲切”和“荣誉”成了正比例！回想当时的崇美亲美情感，真令人吃惊。对於“荣誉头衔”，我一方面和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一样，觉得那是虚荣；但另一方面以美国眼光来看又觉其可贵，在美国母校朋友之前就似乎有“衣锦还乡”之感！这就是美国教育使我吞下糖衣炮弹的结果！
+
+　　我的崇美思想还严重地表现在本行工作上的另一方面。我是在美国学习的时代就开始研究祖国建筑的。我自己是没有明确的立场观点的，因而成了墙头草，随着美国反动理论的风向而摇摆。一九三○年以前美国建筑是以古典主义为主流的，我便跟着着重於古典方面的研究，一九三○年以后情形大变，我就也跟着接受他们的影响，窒息了我独立思考的能力。
+
+　　一九三○年以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已流行的所谓“立体派”、“构成派”、“功能派”等在美国的势力大增；各流派的反动的、割断历史的、否认传统的世界主义的和机械唯物的“现代艺术”理论更甚嚣尘上。这称倾向是符合个人自由主义的，所以便盛行起来。他们对於古典便又一笔勾销，讥讽古典传统，蔑视地方环境和民族情感，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具体表现。我的思想既不断地受着美国“文化潮流”的领导，当然便一只脚先陷下去。他们的理论麻醉了我，使我的思想发生了问题。我已致力数年的中国建筑研究和保护文物的主张便同我的实际建筑设计背道而驰，完全分割为两件互不相干的事。起初我还打算将所学同中国建筑相结合，希望能够吸收新的工程科学，使它为中国式建筑服务，并且做过一些尝试。但是不久，我两只脚都陷下去了。我也就随着当时的风气，污蔑那正在萌芽中的、且很有发展可能的、以现代工程建造起来的中国式建筑为“摹仿古典”为“落伍”！自己在北京，却设计并建造了完全西洋系统的“现代式”，反以“结构功能派”自居，觉得自己“进步”，这样一直到解放以后。
+
+　　另一件事也同样说明崇美思想如何支配着我的行动。当一九四六年营造学社无法继续，清华大学向我接洽创办营建系之后，我就觉得需要再出国去“深造”一番。我对自己十余年的经验失去了自信心，而要去搬运新教条，结果我便把各流派建筑理论新书，和“抽象图案”之类的唯心艺术理论全部贩运过来，毒害学生。受到进步学生的批评时，我尚不清醒，还根据反动的理论来作答辩。
+
+　　我怎样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发生关系的呢？国民党反动政府由南京时代起就需要铺张门面，而官员中的某些“学者”也就成为它的点缀品。当时，我对於“文化学术界”一向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敬意的。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通过那些“学者官”，我同反动政府的瓜葛便逐渐纠缠不清起来。像我这样的人当时是不少的。当我南下时，自以为是“赴国难”，并不知道到了后方能做一些什么事，只准备去长期“支持”抗日，当然也就是支持那时的“政府”的。到了西南，营造学社的经费已不绝如缕，而社中同人却陆续聚集，愿意继续本身的工作。在困难中度过一些时候，便乞援於“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等，结果还是直接向伪教育部请求补助。这便开始了我另一直线的发展。当时财政和教育“当局”孔、陈两族已臭名远扬，我觉得为了营造学社的五斗米折腰是忍辱负重，却又甚感烦恼。到了抗日战争末期，我以亲美派和“政府”外围的技术人员的双重资格，被伪政府任命为由美国所发动的“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直接走到了朱匪家骅门下。我因爱护文物心切，对於这个美国帝国主义所赞助的机构又觉得极为合理，且认为这是美国对我们的友谊的关心，是督促我们腐败的“政府”的义举，便欣然前往，负责工作。我对蒋匪本人虽已感到愤恨，但只是没有行动的怒；对“政府”还存着希望它改革的幻想。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工作结束，我才辞退了上项职务。
+
+　　在这里我还要提到另一件事情。在我还未离开重庆北返而蒋匪“政府”已回到南京的期间，朱家骅突然要无耻地再演一出“献九鼎”的丑剧，想以“全国文化教育界”的名义为蒋匪建造纪念建筑，竟找我面谈设计。那时全国已对蒋匪愤慨万分，我觉得朱匪奴颜奉承之可耻，因而感到自己清高之被沾辱，有啼笑皆非之感，便以小资产阶级虚伪的本事，婉言谢绝。我出国之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外交部又去电指派我为“联合国新厦设计团”的中国代表，这次我虽犹豫一阵，却接受了。当时国内学生运动正在开展，我认识到做腐败到极点的“政府”的代表是很不体面的。但我觉得在建筑界中能同各国的“大师”分庭抗礼，在一起设计是荣誉的。而且当时我正醉心於“最现代”的建筑理论，所以还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去参加设计工作。
+
+　　总而言之，我曾一方面把祖国文化的精华尽量拿去向敌人吹嘘，一方面把敌人的糟粕——同鸦片烟一样的麻醉剂——运回来毒害我们下一代的建筑师。
+
+　　我一生自以为爱国不后於任何人，有高度的民族意识，行为正直，对得起祖国，对得起人民。在这次学习中，我才认识到我过去是敌我不分的，我才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始终支配着我的一举一动，一切为了个人，看不见人民。这个发现，使我彷徨痛苦，但是经过进一步深入的思考，我明白了我今天既在此自认为是为人民服务，就必须挖出过去的思想根源。凡是错误的，今天所不能再容忍的，就必须当烂包袱丢掉。这样我才能轻松、清醒地站在人民立场，为人民服务、为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这正是我的新生命的可庆幸的开始。
+
+　　从这次学习中，我也寻找到我的思想中接受父亲思想影响的一部分。我曾无条件地崇拜父亲，但并不见得认识他。现在我就更需要从革命的立场观点来认识他。我所深刻记忆着的，是他的真挚热情感人至深的爱国宣传曾启发过许多人的爱国救国的志愿。但在今天看来，那只是在他维新的初期，对於落后保守的许多人来说，是起过进步作用的。他在“公车上书”之后，很快地接近了封建主和官僚阶级的最上层。他所希望的是在一个“圣君”之下做一个商鞅或王安石式的“贤相”，这证明他已完全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了。他所热爱的“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国”，也就是地主士绅的“国”。这是保守改良主义思想，浓厚的正统观念，他的保守改良已远远落后於同盟会的革命主张。辛亥革命以后，他又以保守改良主义维护地主士绅阶级的利益，所以能与大地主、军阀、官僚不止一次地周旋合作。他说怕流血、怕乱，就是怕革命，怕人民。在戊戌变法时期起过了进步作用之后，他的思想就落伍了。我受了他的爱国教育，但我的爱国思想的内容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他在我的思想中撒下发扬祖国文化传统的思想种子，我是永远感谢的。但是如果我没有站在民族立场、人民立场，没有批判能力，我所谓文化传统的内容就可能把封建糟粕也笼统地、原封不动地保存住。例如我的尊崇士绅，正统观念，贤人政治等思想都属於这一类。
+
+　　我父亲晚年曾周游讲学，他的目的之一就是争取青年，以抗拒最进步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他培养青年的“求知欲”，也就是纯技术观点和“个人兴趣第一”的学术研究。他也曾希望知识分子学习走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路线。这一切又都深深地影响了我。我自己的阶级意识，再加以那样的环境，更阻碍了我去接近进步的思想。对於威尔斯、拉斯基的崇拜，对於革命初期苏联的错误看法，便是连串的后果。
+
+　　至於解放前夕使我留在北京不走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我对反动政府已不存丝毫幻想，另一方面幻想着“社会主义”。我从研究都市计划的理论开始，以为自己是一个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我不只赞成计划经济，并且希望它表现在区域、城乡、都市、住宅等计划上。我所接受过来的“社会主义”是改良主义者所高唱的“社会主义”，而我自以为是同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可能是同一回事。正如威尔斯在同斯大林谈话中所表现的那种愚昧，以为资本主义国家里所称扬的所谓“盎格罗撒克逊人所意味的社会主义”同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是有“思想上联系”和“血缘关系”的。我自己认为在思想上同共产党是接近的，所以愿意留在这里等共产党来。其实我正是威尔斯心目中的那种“技术知识分子”。清华大学解放以后，解放军、干部等所表现的一系列“奇迹”使我兴奋。解放初期当人民政府找我参加各种会议时，我便心悦诚服地愿意“效劳”。自己思想中还包含着浓厚的“士为知己者用”的旧观念，还没有做“主人翁”，更说不上站在人民立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许多新的认识是经过近两年多以来的工作和学习才逐渐建立的。
+
+　　我这样的挖根是要今天的我分清敌我，站稳立场，爱我们人民中国，坚决地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我的分析还很不够深入，这不过是现阶段学习中初步的认识而已，我的问题离挖根到底还远得很。我还要不断学习改造，希望大家多帮助我。
+
+　　（原载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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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浙江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冯萌东党籍的决定
+
+　　一、冯萌东，又名洪隆，40岁，浙江省诸暨县人。家庭成份商人，个人出身学生。1935年秋至1937年夏在福建伪绥靖公署任参谋。1937年在陕北延安入伍，1938年7月入党，曾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教员，皖南新四军军部参谋处科长，华东野战军师参谋长等职，1949年5月起到现在任杭州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局长。
+
+　　二、冯萌东自入党以来，一贯闹地位，闹不团结，计较生活待遇，贪图享受；党曾一再给以批评教育，帮助其改造和进步。来杭后在工作中亦曾发生不少错误，党也曾一再派负责同志向他批评警告，但终未认真改正，继续发展到违法乱纪的严重错误：（一）不经批准，私自动用救济分会公款及克扣救济皖北、苏北灾民义演经费移作“民艺剧团”经费共2亿余元；（二）滥用职权，非法为“民艺剧团”募捐9600余万元；（三）私用杭州市军管会图章，隐匿敌产汽车一辆（另一辆待查）；（四）密设公馆与魏姓妇女姘居；（五）浪费公款达1000余万元；（六）贪污公款达数百万元。冯萌东的错误已经使国家财产遭受严重损失，使党与人民政府的政治影响受到严重破坏。在他犯错误后，党虽一再给以批评教育，不但不认真改正，却始终采取阳奉阴违对党极不忠实的态度，特别是最近党向他揭发了上述具体错误行为后，他不但不虚心坦白检讨，反而隐藏姘妇、分散赃物、涂改账册、抽掉单据，并开会布置，企图抗拒检查和掩饰错误，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认为他的错误是极端严重的，而且是一贯的，已经发展到思想上、政治上的堕落蜕化，组织上的对党不忠实，而且到了无法挽救的程度。究其根源是由于个人主义思想的高度发展。
+
+　　三、为此，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为保障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纯洁性与党纪的严肃性，经报告中共中央华东局批准，决定开除冯萌东的党籍。
+
+　　四、像冯萌东这种严重的错误行为在我们党内是个别的和突出的，而冯萌东这种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意识则不是个别的。在目前全党正在大张旗鼓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之时，省委号召全党同志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向冯萌东思想展开坚决而无情的斗争，从思想上、政治上肃清冯萌东思想，划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为纯洁党的组织而斗争。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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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1 @@
+# 罗常培：我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为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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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兼中国语文学系教授、罗常培>
+
+　　解放以来，我对于自己和一般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也曾发表过一些言论或文字。起初，我曾经自己以为抱着“超阶级”的思想，并且丝毫不懂从发展看问题。只知道故步自封地保守着所谓“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北大传统”，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精神，简直是茫昧的。后来经过群众的教育和黾勉，学习初步的政治理论，又自以为了解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建立了群众观点，懂得了民主集中制和统一战线等问题。自从知道了脑力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以后，更大言不惭地说：“恢复了阶级意识，确认了阶级立场。”其实，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既不是这么容易，也不能这样速成。这次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展开政治学习，先后听到了周总理和彭真同志诚恳、深刻的报告，又读了毛主席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开会词，越发使我觉得过去两年只是口头说说，笔下写写，并没能实事求是地联系自己的行动和具体的工作来切实改造自己。认真检讨起来，我过去和现在的思想意识中还存在着许多很严重的问题。
+
+　　抗日战争前一年，日本人知道我是满洲人，想利用狭隘的民族主义包围我作汉奸。在我的班上充满着日本拓殖大学一类学校的毕业生，千方百计地引诱我，可是我并没有背叛了中华民族。北京沦陷后不久，我就随着北京大学迁到衡山、长沙、昆明、蒙自，在当时我很以为有了爱国思想和民族立场。但是真正有民族立场的爱国主义者不但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且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不但要反对投降日本的汉奸，而且要反对一切勾结帝国主义出卖祖国的民贼；我固然抛妻弃子地脱离了日伪的统治，可是又糊里糊涂地投入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圈子；苦熬了七年之后，一经美国大学邀请，又高高兴兴地自以为得到“国际荣誉”，实际却跑到了帝国主义的大本营，沾润了洛克菲勒剥削美国劳动人民的余沈，并且妄想在那里寻求“民主”。这就说明了我存在着敌我不分的糊涂思想。
+
+　　能够严格分清敌我的人才会有明确的人民立场。我过去总以为一向在学校教书，或者作研究工作，并没有陷入政治的漩涡。其实一切教育和学术是离不开政治的，在反动政府主持下的学校或研究机关工作，除了少数参加革命的以外，直接间接都起了一些反人民的作用。拿我自己来说，在北京，在昆明，一向对自己标榜着“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对学生一方面鼓励他们竞争官费留学生的考试，一方面劝告有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多念书少管“闲事”！况且，一九四二年我为调查少数民族语言曾经搭顾毓琇的便车到过一次大理，后来伪教育部又发表我作“东方语文专门学校”的委员，我虽然没参加过任何筹备工作，可是昆明的朱家骅党徒恐怕我被C·C·拉去，曾经拿国民党中央党部边疆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头衔来引诱我，劝我入国民党，当时被我骂退了。随后，朱家骅又接二连三地写信劝我入国民党，利用小资产阶级喜欢受人奉承的弱点，经他百般恭维，我就虚与委蛇。以后，我虽然没填表，没宣誓，没交党费，没参加过任何活动，也从来没登记，又没答应朱家骅拿调查少数民族语言作饵，引诱我到新疆，但是，对于入党的事并没公然地严词拒绝。无可讳言地，我在皖南事变后，当斗争很尖锐的时候，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两年我还给西南联大国民党支部办过两次文史讲演会。我对他们虽然提出了条件：一、不给国民党作宣传；二、不得干涉讲演内容；三、不得限制讲员人选。但也替他们号召一部分青年来听讲，起了帮闲的作用。
+
+　　一九四三年春天，昆明各大学的十位教授应李根源先生的邀请到大理“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去讲演，我也在内。这十个人现在大部分参加了人民的行列，可是其中也有一个现在不知去向的中统特务蔡维藩。再从所谓“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的本质来看，团长由蒋匪介石自兼，宋希濂兼教育长，完全是一个反动派统治下的军事特务机构。我的目的虽然想借机会调查少数民族语言，讲演的范围也没出了本行以外，可是在作用上又一次给反动派壮大了声势。所以在解放前，我确乎给反动统治阶级起了几次帮闲的作用，既然不能算是“超阶级”，更不该自命“清高”！
+
+　　解放以后不久，我颇以为懂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意义，不过没有实际斗争的经验，一遇到具体的问题就会露出马脚。现在让我举两个例子：第一、在抗美援朝运动还没有正式揭开的时候，曾有两位同志来问我的意见。我当时一方面不了解敌我的情况，没有坚决的革命乐观主义；一方面搬出毛主席过去所说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几句话，完全没能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发挥新爱国主义，并且多少含有“恐美”的情绪，和希望“太平”的思想。第二、从前我也晓得反动的外国传教士是帝国主义的先遣队，可是，当我审查马学良所作“撒尼彝语研究”序文时，对于其中的严重错误竟自熟视无睹，让它照样付印，以致两人同样犯了很大的错误！不但如此，正在那部书快要出版的时候，我还利用耶稣会教士何大化替汤若望辩解的文件作了一篇“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补”，题目中的“贡献”两字既不妥当，文章里又把那份文件叫做“昭雪汤若望文件”，对于杨光先斗争汤若望的经过又题作“杨光先诬陷汤若望案的概略”……尤其犯了认敌作友的错误。那篇文章虽然没有公开发表，可是由此很可以看出我自己思想混乱的一斑。假若我有明确的人民立场，划清敌我界限，无论处理事情，运用材料，都不会发生上面所说的那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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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工人阶级的立场是我们这次学习的目标，更要经过严格的思想斗争，长期的实践、锻炼才可以达到，并不能一蹴而及的。解放以前我根本就没有这种思想意识，解放以后又自以为从十八岁起就以脑力劳动所得作主要生活的来源，因而俨然以工人阶级自居。其实，划分了阶级成份不等于改变了阶级意识。因为工人阶级应该大公无私，互助互爱，不应该尔诈我虞，互相猜嫉。过去两年来，我对于汤用彤先生主持北京大学前校务委员会时期所表现的明哲保身的态度，不能发挥计划性、积极性的敷衍、拖延的作风，心里很不满意，可是并没抱着互助的态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当面劝告，却在背后乱批评他。这完全是自由主义的旧习气，绝对没有工人阶级的修养。我想正在改造中的旧知识分子如果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镜子自己照一照，一定有好些位可以发现和我有类似的面孔，或许更丑恶一点儿。此外，我和钱端升先生共同办过一次北京大学教职员联合会，一次北京大学工会，我们俩不单没发生过阶级友爱，反而减低了旧日的交情。原因是他既主观，我也自大，而又不能彼此说服、帮忙，以致两年来除在公共场所见面外，没有互相访问过，也没通过一次电话。这样不合作的主席和秘书长，如何能搞好工会呢？至于我在北京大学中国语文系，对于唐兰教授过去处理系务的作风不满意，但是不能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来批评他，帮助他，反而用轻薄的口吻去打击他，尤其是无原则的纠纷，犯了狭隘不能容人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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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阶级是应该以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但是我经北京大学教职员联合会推举作福利部长的时候，却一再坚辞，后来虽经群众说服，勉强担任，终于没做出什么有关本阶级利益的事情来。工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从各方面，尽一切方法，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福利部正是可以发挥这种巨大作用的机构，而我所以要坚辞，无非怕因为担任这件有关集体利益的工作，妨碍了个人的业务，影响了个人的身体。这纯粹是从个人出发，没有组织观念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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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阶级应该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伟大的胸怀和气魄。他们看清楚了社会发展的前途，追求着人类光明的远景，为着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并且准备着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斗争；同时，他们的理想虽然远大，工作却非常切实；遇到困难设法克服，有了问题冷静地分析、解决，绝没有狂热、急躁、灰心、失望的毛病。至于个人的地位、名誉，眼前的鸡虫得失，微末的身边琐事，在有修养的工人阶级哪里还有功夫计较呢？但是，我自己主要的病根就是自高自大的个人英雄主义。解放以前如此，解放以后还没消除。我喜欢别人奉承，因此解放前曾经误入歧途；不肯虚心接受批评，因此得不到群众的真正意见。好跟别人计较高低，由于地位的私欲作祟；好逞能、好表现，由于好名的孽根未拔。稍有所得，就沾沾自喜；小不如意，便盛气凌人。对于青年干部有封建家长和旧式塾师的作风，只能强迫命令，很少说服教育。对于一般同事往往“以讦为直”，恶语伤人，而不能从原则上帮助他们去克服弱点，改正错误。至于教书和办事，从表面上看，好像是颇能认真负责；仔细检讨起来，却处处没能忘我。因为是我教音韵学、语言学，所以总想比别人教得好，因为是我领导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以总想比别人有成绩。最近听见有人批评我说：“如果北大跟别的机构有矛盾时，他一定站在北大一边；文科研究所跟北大其他单位有矛盾时，他一定站在文科研究所一边；一旦语言研究所跟文科研究所发生矛盾时，他就会站在语言研究所一边了。”这种本位主义的私心，我的确还没克服掉。一九五○年国庆节为了各少数民族语言录音事，我跟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季羡林主任发生争执，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假如大家工作的目标都是为人民服务，又何至于彼此误会呢？还有急躁、褊狭是我第二个严重病根，无论在说话、作文、处事、接物的哪一方面都表现着这种毛病；就是高血压的病征也是跟褊急的性情互为因果的。有了工人阶级修养的人，眼光远，胸襟宽，遇事对人可以应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去观察、分析、解决，哪里会急躁褊狭呢？
+
+　　工人阶级应该继续不断地研究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了革命事业随时增进自己的理论和能力。我呢，只有在北京大学担任政治课的一年，在“师生互助，教学相长”的教学方法下，读了一些初步的政治理论书，作了几次背诵教条、不能联系实际的启发报告；以后总因为业务占了大部分时间，没能继续不断地研究政治理论。直到现在，不单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一类的经典著作还没敢摸，连马列主义的基本著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没能结合各种文件去仔细精读！要想改造自己，而不能有计划地研读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随时联系到自己的思想和工作，那怎么能够有预见地教育后一代或领导研究工作呢？
+
+　　因为立场站不稳，自然就不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照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钱俊瑞副部长所分析，我应该属于“为着个人的生活，而为人师”的一类。过去也偶尔发生一些正义感，不满意于反动统治和自己的境遇，但是没有反抗的决心，并且多少在客观上推行了国民党的反动教育。有时为了自己的生存地位还会不知不觉地维护旧制度。这正如斯大林与威尔斯的谈话中所说：“旧制度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站在自己方面，给自己服务，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拥护旧制度，反对新制度。”这一类的知识分子在不至于根本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限度内，有时也许表示相当的反抗，一到反动政权快要推翻，影响了个人的生存地位的时候，反到有所顾惜，不再表示反抗。汤用彤先生作自我检讨时也特别指出了这一点，足见这是我们旧知识分子的通病。我在昆明的一段，一方面跟国民党反动派若即若离，一方面也跟闻一多先生等领导五四文艺晚会，推动了进步的空气，这正可以表现我极端矛盾的思想意识。恩格斯说：“在任何时候，没有谁可以把矛盾长期掩蔽起来。矛盾须由斗争来解决。”这次展开学习以来，我不断地反省、自讼、实行思想斗争，现在坦白地暴露出来，更希望得到群众的帮助，使我可以向前推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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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意识是跟阶级性分不开的。在我所揭发的许多思想意识中，像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动摇、急躁、惧怕严重的斗争——都属于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至于自私自利、自高自大和个人英雄主义那就是剥削阶级的阶级性了。从前我总以为从十八岁起就靠作速记技士维持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后来也一直在中学或大学教书，到现在还是一个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的市民，而且三代以内都是“吃钱粮”的军人，并没作过大官；照阶级成份来划分，自认可以算是一个脑力劳动的工人，即使作过多年的教授，生活比较优裕，顶多也不过是个小资产阶级，哪里来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呢？要是冷静地分析一下，就不然了。从前满洲人管钱粮叫做“铁杆儿庄稼”，因为农民的收获还怕旱涝蝗虫，而旗人不论年成好坏，都可以按月有饷，按季有米。这句谚语充分可以表现我的上辈曾经是不劳而获的。我所残余的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就是从这个根源孳衍出来的。四十年来受了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大汉族主义的压迫，在我的青年时代老存着自卑心理。那时曾经给人写信说：“余以孤臣孽子之意结，时存力争上游之壮志”。这足以表现我因为受压迫而极力想往上爬的情绪。及至后来靠着一些跟改善人民生活无关的知识，爬到了相当的地位，那种自卑心理又一变而为自尊心理，这样一来，更助长了自高自大的个人英雄主义！这种思想意识绝对不是工人阶级所应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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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如果不能坚定革命的立场，以正面的革命行动来彻底澄清以上这些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不单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作个很好的人民教师或科学工作者，就连这次学习也恐怕不能深入。要想决心改造，我们就先得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毫无留恋地否定过去，丢掉包袱；然后有系统地研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深入群众中体验劳动人民的生活，依靠组织，接近革命人民，坚定地建立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使我们在教学上引导下一代走上更发展的前途，在科学研究上随时配合着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并且要有迎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见。我们不要妄想作尼采所假设的“超人”，也不要妄想作易卜生所描写的“人民公敌”；我们只应该向群众学习，在革命的伟大事业中作一个服从组织、遵守纪律的“无名的细胞”。必须如此，我们脑力劳动者才可以名副其实地转换成工人阶级。不过这次学习只是我们除旧更新的转捩点，要想彻底改造还得靠着以后许多实际工作来长期考验。假若有人在实践上经不起考验，那就表明他并没认真学习，并没完成思想改造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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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1951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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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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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传鼎：我的反省
+
+　　<辅仁大学副教务长、林传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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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完斯大林与威尔斯的谈话后，我有许多体会，这里我仅就立场一点来同大家谈谈。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威尔斯对技术知识分子寄有高度的幻想，他以为知识分子自身能创造“奇迹”。斯大林极明确地指出，技术知识分子不能起独立的历史作用，他们在一定的条件下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但也能带来巨大的害处。的确，斯大林对大知识分子是富有经验的，他说：“在旧制度中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站在自己方面给自己服务。他们拥护旧制度，反对新制度。要知道教育是一种武器，其效果是决定於谁把它掌握在手中，用这武器去打击谁。当然，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是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很明显，只要不是蠢才，都能帮助无产阶级去争取社会主义，建立新社会。”知识分子在新社会中应有的地位是很清楚的，问题在於自己站在什么立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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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天我读到光明日报上师大董渭川先生的一篇文章，他说：“我们从旧社会来的人，在今天用政治学习以改造我们的思想。就我个人的体验说，大体上有些类似威尔斯去见斯大林。”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和威尔斯不同的：首先，我们虽然是从旧社会来的，但又生活在伟大毛泽东时代的新社会中，我们是可以改造的；其次，在过去，我们之中有些人比威尔斯还要落后（我就是其中之一），要原封不动地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我们更需要改造。不过无论如何，威尔斯谈话中有一个基本障碍是值得警惕的：要想改造，必须卸下沉重的包袱，排除偏见。旧的不肃清，新的进不来。据威尔斯自己说，他是要竭力用“普通人”的眼光而非用政治家的眼光来看世界。其实他并不是“普通人”，也不可能“超政治”，他始终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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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完这篇文件后，就立场问题从两方面来反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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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关於学习资本主义的迷梦。张重一先生在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报告中说过，他对於学西方文化也曾怀疑过。我应该坦白地说，在解放以前，我的言论，行动，一切一切都足以证明，对於所谓西方文明我并没有怀疑过。日本帝国主义占据北平期间，我如果多日不见美国杂志心中的确非常难受，钱俊瑞同志所指出：“有些人两个月不见英文书报，心中如丧考妣”说得并未过分。我过去教书用英文写纲要，无评判地介绍英文教材，甚至於鼓励学生用英文写报告，可以说是中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毒。我逃避革命，留学欧美，更能说明我过去迷信西学的程度。
+
+　　我过去所学的资产阶级心理学，不可避免地是为英美反动资本家服务的。我曾经把劳苦大众反对经济剥削，进步分子反对政治压迫的行为看做“反社会”行为，当做心理不健康的证据。我企图研究个人心理卫生来解决本质上是阶级斗争的社会制度问题，这完全是从英美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立场出发的，与威尔斯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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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八年我参加在伦敦举行的第三届国际心理卫生大会，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去改造个人性格来达到保持世界和平的愿望，如何利用心理卫生运动来改良社会秩序。这个观点充分表示英美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本质。我参加这种讨论，充分证明我要在反动阶级集团中发挥作用，我和敌人打成一片，不知道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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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学习和讨论，我明确地认清了，世界和平问题、社会秩序问题不是改造个人心理健康所能解决的。它是社会制度的改造问题。这个论点斯大林谈话很清楚地提出了。我相信只有由无产阶级的领导，推翻不合理的旧社会制度，从而建立合理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个人心理健康才能根本有所保障。所以说，新时代的心理工作者必须是真正的澈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拥护者和实践者。我要一边倒，倒向社会主义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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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关於爱与恨的问题，也还是立场问题。因为在学习以前，我从来没有从帝国主义的本质中去认识帝国主义分子，所以自从和帝国主义分子正式开始接触以后，我就抱了纯业务观点，很糊涂地把他们分成好的和坏的两大类。我要反对坏的而拥护好的。这说明我曾经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的立场，失去民族立场，为帝国主义服务。起初我总以为我仅仅高度地出卖劳动力。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七年，在整整的九年当中我除了大病一次，告假二周以外，平时未曾缺课一小时，这可以够得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帝国主义分子，前辅大教务长兼心理系主任葛尔慈赏识我了。我自以为是出卖劳动力，问题就是这么简单吗？开头，我具有偏见地认为本问题就是这么简单。是的，我没有和葛尔慈谈过世界大事，国家政策；没有和他提过一句关於政治问题的话；更没有送过情报。问题发生了，有人问我：当时我为什么不到解放区去出卖劳动力呢？对的，那是我自己选择的，这个选择充分表现我的落后性。当时为帝国主义服务可以做学问（这学问两个字应该打个问号），所以我选择辅仁。经过分析再分析，我自己反省，敌人为什么对我有好感呢？我受过他的气没有？有的。我表示什么态度呢？“让他便算了，反正他教过我，是我的老师。”得了，这就是奴才的思想，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我不只选择辅仁，我还有所追求。我全心全意要爬到资产阶级顶上。最后我连家庭生活也不顾，帝国主义分子前辅大校务长芮哥尼送我到欧美留学，花两年工夫得了鲁文大学博士学位回家。这是非常可耻的一件事，回到祖国时，北京已经解放了，我把学位证书上的“最优等”字样给芮哥尼看，他称赞我，请我吃一顿饭，座上还有前比国驻京总领事夫妇作陪。这是敌人认为满意的事，我得到敌人的欢心了。
+
+　　我所犯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从前有些辅大同人问我；“葛尔慈向来不理我，而对於你倒非常亲近，是什么道理？”我的答覆是：“那因为你不大会说英文自然有隔膜。”又有人说：“葛尔慈责骂过我，也责骂过别人。”我毫不迟疑地认为：“活该，谁叫你们工作不力，那是你自己的不好。”可怕的很，当自己的朋友受敌人责骂的时候我还认为敌人做的对，这说明我过去曾经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做敌人的保镖。我有这种错误思想，今天看来实在不能当教师，应该痛下决心实行自我改造！
+
+　　敌人为我投资，最初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在辅大举行大控诉会，斗争德籍神甫李士嘉的兽行之前，我对帝国主义分子始终恨不起来。对个别分子不但没有恨，而且还有爱。这是什么心理？——不好意思。这个“不好意思”的背后就有故事了：我分不清敌我界限，没有站在人民这一边。这种情况可从三个具体的事实上看：
+
+　　（一）解放后辅大心理系反帝斗争没有展开，最主要的原因就的确是为了我受过敌人的“恩惠”（毒害），有意维护敌人在辅大半统治的局面，存心不实行斗争，不忍伤害敌人。这是什么心理？由於当时情况相当复杂，我美其名说是“和平共处”，其实是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从现在看过去，当时处境确是十分困难的。第一，行政当局，包括我们的校长，也维持葛尔慈当系主任；第二，学生觉悟程度不够，斗争起来也不容易。但是我问问自己，“我当时怎么想？”我应该老老实实地说：“当时并没有想斗争的意思。”所以说，最基本地是我自己尚未觉悟，还没有坚决地站到反帝的这一边，当时我没有坚定的民族立场。帝国主义分子狰狞的面貌，一天比一天明显，辅大全校师生忍无可忍，斗争愈加剧烈。政府根据人民的意志，接管了辅大。我那个时候的心情是：“芮哥尼，葛尔慈，你们赶快走吧，以免留在这里受罪，这里已经没有你的事了。”这可以说明，我当时对敌人还多少含有某种程度的爱，多么危险！
+
+　　（二）一九五○年六月，我代表学校当局出席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在讨论大学规程的时候，我驳斥前津沽大学教务长的荒谬言论，芮哥尼知道了，找我面谈，大加责骂。我没有表示反抗，只是说：“我所说的一切可以代表辅仁大学校务委员会的意见。”从现在想当时，我对旧日林傅鼎应当加以痛击。我那种表现是非常恶劣的。我当时为什么不直接了当地说，“校委会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我要揭穿你们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我竟然以第三者的地位自居，在无可奈何的时候说：“那是校委会的意思”，没有勇气“得罪”他。这是站在什么立场呀？
+
+　　（三）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闭幕了。辅大同人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愈形剧烈。我首先向校长请求易地而处，让我接受燕京大学的聘请，表面的理由是“到那里也许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而骨子里是脱离战场，逃避斗争，不忍向敌人开刀。校长没有答应我走，我也怕人家批评，没有成行。随即我找出了第二种逃避斗争的机会，代表华北十八院校到福建去主持联合招生的事。结果在学校轰轰烈烈控诉芮哥尼侵犯中国人民教育主权的时候，我躲在一边去作一件毫不相干的事。我既不敢自己打敌人，又不愿意看朋友打敌人。这种心理表示对人民没有爱，对敌人没有恨，可以说完全丧失了民族立场。威尔斯为资本主义国家找出路，我为帝国主义分子找出路，我维护了帝国主义分子的利益。
+
+　　以上材料说明了过去我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维护帝国主义者的统治，从来没有从本质上认识帝国主义。又因为阶级出身的关系，我没有劳动人民的感情，关於敌人的罪恶我虽然看到了一些具体事例，但受过他们的毒害，做了他们的俘虏，不忍下手去斗争。这对於人民利益有极大危害。
+
+　　经过不断的学习，实际工作的锻炼，朋友们的帮助，我慢慢地觉悟了。在朝鲜战场中，我亲眼见到帝国主义的残暴与凶恶，成千成万的祖国优秀好儿女，中国人民志愿军，流血牺牲，为的就是打帝国主义。敌我势不两立，如何能和平共处呢？因此我不能不痛恨所有的帝国主义分子。过去我对芮哥尼、葛尔慈表示亲善，难道他们和杀人放火的帝国主义分子有差别吗？肯定地说，没有差别，芮哥尼之流比有枪的敌人更毒辣。他们是侵略阵营的高等参谋，同时又是指挥者。我控诉他们，芮哥尼之流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反动头子，万恶的反动头子，他们直接受罗马总部的控制，向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进攻。他们所主谋的文化侵略培养出数百万的大小知识分子为帝国主义服务，叫他们做人民的敌人，过去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痛恨那戴着假面具来进行文化侵略的帝国主义分子，包括芮哥尼和葛尔慈，我过去受了他们的反动教育，为反动资产阶级服务，为帝国主义服务，失了民族立场。因此我也痛恨自己，因为我过去一举一动无形中间接地危害了祖国的人民。解放前我教过那么多学生，他们所受的坏影响我是应该负责的。我活到生命的第三十八年才开始站立在人民的一边。现在我认识到一些，还是很不够。谢谢党和人民给我的教育。我受了党和人民的教育，从实际斗争中学习，以及最近从民盟的工作由得到锻炼，才开始摆脱帝国主义的影响，真正做了中国人民。我体会到毛主席的话：“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我的认识还很不够，我要下决心加倍努力学习，不但要学会站稳人民立场，而且还要站在工人阶级立场，做新中国人民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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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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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革上海市分部筹委会开除反革命份子朱亚伯涛二人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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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市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分部筹备委员会，以朱亚伯、龙涛为潜伏党内的反革命份子，且破坏反动党团人员登记，为严肃党纪，已决定将两人开除。该会对朱、龙两人的处分决定略称:
+
+　　朱亚伯，地主出身，过去历任蒋匪军队文书、副官、参谋、科长、处长等伪职。于一九五○年七月混入民革，企图以民主人士为掩护，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时常窃听匪方广播，传播谣言，并去信香港，秘密托人代办入港入台证书，进行其偷越国境(3月27日3版更正为“大陆”)投匪勾当。并对应行反动党团登记的人造谣恐吓，阻其登记，并说他自己春节后一定逃港。龙涛，商人出身，曾参加中统、军统，任匪中统局上海办事处政治中心小组组长，解放前混入民革的一个地下单位。解放后，民革从事整理，龙凭藉地下期间的关系，混入民革，于一九四九年七月(3月29日3版更正为“一九五○年七月”)取得正式会籍，他过去反革命的历史从未向组织坦白。此次政府颁布‘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办法’以后，他于二月十日假意向民革某同志写了一封信，仅在信末轻描淡写的带上一笔，说他曾被诱参加中统的外围组织，企图以此掩饰他的罪行，一面却破坏登记。朱亚伯、龙涛两人隐瞒过去反动历史，且进行反革命活动，为严肃党纪，纯洁党的组织，故该会决定予以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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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文汇报》1951年3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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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仁之：学习文件使我进一步端正了自己的学习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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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侯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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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个文件打得我的“思想列车”出轨了
+
+　　当这一次教师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开始的时候，我自己对於学习的认识已经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最初，还在两年多以前，当我刚从欧洲回到了解放后的祖国时，我实在没有觉得自己还必须经过思想改造才能好好参加祖国的建设。那时我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种想法：当我在国外的时候，正是国内人民革命轰轰烈烈地进行的时候；现在我回来了，革命已经胜利了，这是多么可庆幸的一件事啊！摧毁旧社会的工作可以让别人去作，我来参加祖国的建设工作，这不就是跟着时代前进么？这不就是进步么？可是，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思想正是一种最怯懦最自私的思想，正是一种不求改造就希望可以马马虎虎混进光荣的建设祖国的队伍中去的坏思想。
+
+　　其后，在我初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之后，我首先感觉到自己的业务有进行改造的必要了。我原是学历史的，以后才改学地理。我还记得当我回国之前。有人向我半开玩笑地说道：“你现在幸而是改行了，否则回去以后就非要重新学起不可；不然，会失业的！”他这话虽然是半开玩笑的，但是我却以为并不是全无道理。可是回来之后不久，我发现连我所学的地理学也非要澈底改造不可了。我在达到了这样的认识之后，首先是想学俄文，以便多多吸取苏联地理学界的新思想和新观点。其次，我又着手研读政治经济学，以为这是改造我的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但是现在回想，这种要求业务改造的觉悟固然不错，可是其动机却仍然是为了自己。我要求自己在业务上能够站得住，使我仍然可以在新中国的地理学界立足。这种首先为了自己而进行的业务改造，是永远不会改造得好的。要想改造得好，就必须先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使自己首先能够成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但是关於这一点，我在当时还远没有认识到。
+
+　　最后，人民政府给了我参观土地改革的机会。在土地改革中我首先发现了我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是有着极大的距离的。除非我能够从思想上把自己澈底加以改造，否则我就不可能很愉快地生活在今天的人民新中国，更谈不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到这时为止，我算是生平第一次感觉到有澈底改造自己的必要了。所以到这次教师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开始的时候，我确有一种自觉的要求。我愿意迎接这个有组织有领导的学习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澈底改造我自己。在学习当中，我曾经把自己比做一个带病求医的人，至於如何去医治自己的病，那我就不知道了。
+
+　　学习开始之后不久，我就逐渐感觉到最大的问题不仅在於肯定自己有病，更重要的是在於如何抓住自己病症的症结。否则只是翻来覆去检讨了自己态度或作风上一些枝枝节节的问题，徒然把“自我批评”这个严肃的口号庸俗化了，而仍然不能发现自己病症的症结。但是如何才能发现自己思想上病症的症结呢？说起来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脑子里早已形成了一整套根深蒂固的思想体系。我们自己的思想常常在这个体系之中来回打圈子，而永远冲不出它的范围。作一个比喻来说，这就好像儿童玩具的火车轨道，已经十分牢靠地安置在桌面上了，只消把小火车上好了链条，它就可以在既定的轨道上转来转去而永远不会出轨，如果要它出轨，就必须先把轨道上的一节打开才有可能。以我个人今天所获得的初步经验来说，我以为思想改造首先就在於能够使自己思想上的列车出轨，然而要使自己思想上的列车出轨，第一步就得先把自己旧日的思想轨道上那最弱的一个环节打开。等到这个环节一旦打开了，整个的“思想列车”就要出轨了！到这时候，我们才谈得上另外铺设新的轨道，使自己的“思想列车”在新的轨道上向前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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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过去两个月的学习中我已经有了一些初步收获的话，那就是说我旧日的思想体系已经在一个最弱的环节上被突破了，我已经有了第一次“思想列车”出轨的经验了，帮助我打开自己旧日思想轨道上那个最弱的环节的，就是斯大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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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个“伟大而且前进的思想家”在我眼前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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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十四日，人民日报上登出了斯大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这篇文章。这一天我在城里开了一天会，一直到夜晚回家才看到了当天的报纸。当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标题时，它就立刻吸住了我，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曾经受过威尔斯极大的影响。远在二十年前，当我还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我就曾经因为读了他的“世界史纲简编”（还不是他的“世界史纲”）而大受感动。他这部小书初次启发了我对於历史阅读的兴趣，并且使我第一次产生了一种关切人类未来的心情，好像自己的眼光忽然放大了似的。其次，在我进入大学之后，我又遇到了他的一部八百多页名叫“人类的工作财富与幸福”的巨著。在这部书里他大大地宣传了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他明白地告诉读者说资本主义的旧社会已近崩溃，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就要诞生，以我们现在科学生产的能力和技术，我们应该好好地组织起来，从全体人类的生存和幸福着眼来管理我们自己的生活，增加我们的社会财富，并用新的教育以及其他社会活动的方法，解除人类之间的仇恨，促进彼此的谅解，以求进入一个有无穷财富和无限幸福的未来——“社会主义”的新世界。这是何等美丽的一幅人类未来生活的远景啊！这在我青年时代的心灵里真是激起了无限的憧憬，因而也就使我对於这部书的作者有了无限的敬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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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十一月十四日的晚上，在我拿起当天报纸的那一刻，威尔斯在我的思想中仍然是一个“伟大而且前进的思想家”，——虽然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过他了。当下我用了约摸一个小时的功夫把这篇谈话读完。在寂静的夜里，我完全沉浸在斯大林和威尔斯的谈话中，细听他们每一个人的理由。但是谈话一旦终了，当我再从自己的椅子里站起来的时候，我好像觉得我自己的“思想列车”出轨了。我旧日所习惯的那种评判事物的是非和善恶的标准忽然倒了个儿了。这时威尔斯在我的想像中已经不再是一个“伟大而且前进的思想家”了。在一个智慧的巨人面前，他好像忽然缩成了一个“思想上的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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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何以忽然会有如此想法，我自己也说不十分清楚，总之我觉得威尔斯的一套理论终究是站不住了。我觉得他已被斯大林批驳得体无完肤了，但是如果让我来重述斯大林的道理我仍然是抓不住他的要点。於是我就要求自己更进一步地来学习这个文件。最后，我曾用了一个笨法子来帮助自己的学习；当我看到威尔斯在对话中提出了一个比较重要或比较尖锐的问题时，我就先由自己来试行答覆，然后再细看斯大林的答覆。这样，我就使自己更深刻地体会到斯大林所坚持的道理。在经过这样的一度学习之后，我就开始发现威尔斯的理论之所以不能成立，最重要的就是在於他死也不肯承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的这一基本事实；换句话说就是在他的眼睛里不能看见阶级，只能看见个人。因此，在他“宣传社会主义和世界大同主义思想”的时候，他只是一味强调组织“技术知识分子”个人的重要性，却不能看见——甚至故意不要看见阶级斗争。所以当斯大林问他说：“……难道能否认阶级之间的对立，有产阶级，资本家阶级与劳动阶级、无产者阶级之间的对立吗？”他却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我反对这种把人类简单分为穷人和富人的方法。”因此，斯大林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警告他说：“……但是人类社会首先是分为富人和穷人、有产者与被剥削者，撇开这个基本的划分，撇开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矛盾，就是撇开基本事实……我重说一遍：撇开社会底这一基本划分和两大基本阶级间的这一基本斗争，就是抹煞事实。这一斗争正在进行着，而且将进行下去。这一斗争的结果是决定於无产者阶级、劳动者阶级。”斯大林的话还能说得比这个更坚定更明确么？而威尔斯却依然不肯承认，就又把谈话轻轻转到一些次要的问题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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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能说威尔斯是没有阶级观点么？不能，完全不能。因为在他的谈话里，他表现了极其顽强的阶级观点。不过他所坚持的阶级观点，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而是资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不是新兴阶级的阶级观点，而是没落阶级的阶级观点。而且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只能主张改良而不敢正视革命。因此，每当斯大林提到世界上两个基本阶级的对立以及无产阶级必然要推翻资产阶级而获得最后革命胜利的时候，威尔斯总是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面孔来替资产阶级辩护。所以他说：“我以为不应该特别强调两个世界间的对抗，而应该竭力把一切建设运动，一切建设力量尽可能地结合起来。”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呢？那是不难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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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学习这个文件之前，我也常谈到“阶级观点”这个名辞。但是，这个名辞对於我始终是抽象的，是缺乏内容的。一直到我学习了这个文件之后，我才第一次看见了这个名辞的具体含义和具体内容，甚至可以说是具体的力量！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在这个名辞的衡量下，我一向所推崇的一个“伟大而且前进的思想家”在我眼前崩溃了，澈底崩溃了！同时回想我自己，我也是一向只能看见个人而不能看见阶级的，但实际上我却是坚持着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衡量事物和思索问题的。结果，在主观上我虽然认为自己是“超阶级”的，实际上却是死心踏地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在主观上我虽认为自己是“清高”的，实际上却是甘心乐意作了资产阶级的工具。例如以往（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我在燕京大学努力教书和积极担任行政工作，纵然我认为当初自己也是本着“良心”来作事的，可是这并不能帮助我来洗刷过去的错误。因为现在我已经认识到就是一个人的“良心”也是有一定的阶级立场的。以往我之所以死心踏地留在燕京大学工作而拒绝了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招呼（远在解放之前我曾经有两次被争取到西山里面参加老解放区的工作，可是我都拒绝了），就是因为我的“良心”已经和中国人民的立场分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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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乌鸦的窠里孵不出凤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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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在我初步树立了这个阶级观点之后，对於威尔斯这样的人，我不但不能再推崇他为一个“伟大而且前进的思想家”，而且使我认识了他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拥护者，是一个最富有诱惑性、欺骗性因而也是一个最可怕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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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认为他是“伟大”的，因为他口口声声说是为全人类着想的；我说他是“前进”的，因为我认为他敢於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腐败而公然宣传“社会主义”的未来。我想威尔斯自己在主观上也是颇以这一点而自负的，所以在谈话中他曾经说道：“近几年来，关於必须在广大的工程师界、飞机师界和军事技术界等等宣传社会主义和世界大同主义思想，我已作了许多、想了许多。”甚至他还在斯大林面前夸口说：“我觉得我比您更左些，斯大林先生，我认为世界已经接近於旧制度死亡的日子了！”威尔斯说得不错，资本主义的旧制度是一定要死亡的，而且已经开始死亡了，但是威尔斯先生究竟作了些什么事情来加速资本主义旧制度的死亡呢？我认为他什么事情都没有作。相反的，他所作的正是要把这个旧的即将死亡的资本主义制度再加以改造、使它能够苟延残喘。这个改造的办法就是他所宣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所意味的社会主义”。这也就是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底国际性质”里所提到的当时所谓“社会民主主义”。从资产阶级立场来看，这不能不说是“进步”的，但是要从无产阶级的立场来看，这就必然是反动的。因为它不但没有促进资本主义旧制度的崩溃，反而支持了资本主义旧制度。所以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底国际性质”一文的最后一段里，就十分明确地写道：“现时的社会民主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思想支柱。列宁说得万分正确：现时的社会民主党政治家，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走狗，是资本家在工人中间的代办’；……除非消灭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无法消灭资本主义。”当我自己认识到了这一点的时候，威尔斯所代表的那种伪装进步而实正是反动的思想的危害性，就赤裸裸地暴露在我的眼前了，而我却一直作了这种反动思想的俘虏。不但如此，甚至我还在有意无意之间“贩卖”了这种富有诱惑性的反动思想，把它散布在我的朋友和学生之间，使我自己作了敌人最忠实的“义务宣传员”而仍不自知。在我的思想中，“敌我不分”竟然到了这种程度，如今回想，那真是危险极了，可怕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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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以上所说的这种惶恐不安的情绪下，我再一次读到了两年多以前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所写下的一段话：“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从前我不是没有读过这一段，但是那时读了硬是在这一段里看不到我自己，因此也就毫无体会。原因就在於那时我还未觉得我自己受过什么内外反动派的影响，或是有什么从旧社会得来的坏思想。现在我才知道，在以往我不但受了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而且还把许多从旧社会得来的坏思想一直保留到今天。如果在两个月以前有人说我有反动思想，我一定会和他争个面红耳赤，可是现在我再不否认这一事实了。但是我竟因此而消极和失望么？不，一点也不。反之，我却因此而愈益增加了自己学习的勇气和热情，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人民的国家，有了改造自己各种错误思想的一切可能的条件。这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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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了以上的认识，现在我对於这一次的教师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也就得到了一个更明确更积极的看法。今天祖国对下一代的青年已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那就是他们一定能够成为光荣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及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如果我自己还不能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坏思想，我又如何能够使我的学生成为光荣的新社会的建设者呢？北方的老百姓有一句俗话说：“乌鸦的窠里孵不出凤凰来！”如果我自己在思想上还是一只丑陋的“乌鸦”，我怎么能够希望我的学生成为美丽的“凤凰”呢？但是，当前的任务一定要我能够在自己的“窠”里孵出美丽的“凤凰”来，因此我就一定要为这个光荣的任务奋斗到底！我相信自己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一定可以改造我自己并且可以圆满完成我的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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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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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大春：我对敌友认识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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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师范学院教授、滕大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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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十年来一贯亲美恐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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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坦白承认：在人民解放运动胜利以前，甚至在胜利很久以后，我对敌友之分是糊涂而错误。我对美帝国主义存有幻想，对苏联心怀畏惧，这种谬误的思想意识支配我三十年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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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学过中国近百年史，那苦痛的历史教训使我疑惧一切外国人。我把资本主义国家看成白色帝国主义，把苏联看成赤色帝国主义。我想中国只有发奋图强，否则总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不过，我绝未把帝国主义国家毫无区别的等量齐观。我觉得美国可以为友，自童年起，我就感激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它使我国免於瓜分之局；我并且感激自鸦片战争后，列强中只有美国未占中国领土。这些印象树立了我对美国怀有好感的初基。抗战期间，我误认美国援助中国才得战胜日本。师友留美者更对我称道美国民主、自由，可羡、可爱。所以我很崇美，也很亲美。我不恐美，因为我根本不假定美国为仇敌，不相信美国会侵略中国。在另一方面，我对帝俄侵略中国的史实忘不掉，因而从未敢深信苏联。在苏联革命之初，看到白俄浪迹天涯无家可归，我很嫌恶其惨酷。我不崇苏，不亲苏，我恐苏。我毫不怀疑地迷信美国优於苏联，在感情上倾慕美国而疏远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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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心理驱使下，我赞佩美国的教育和社会，我心安理得而不知羞耻的接受一九四六年冬季美帝国主义“恩赐”的毛毯和奶粉；我且费尽筹划去到美国留学。我也为这种心理所支配，不太接受进步友人的言论。有人说苏联会无条件的援助弱小民族革命，我笑他们的宣传是过度天真和幼稚。我以为相信任何国家无条件援助中国，是缺乏常识。总之，在有意无意之间，我很替美帝国主义尽过代言人的职责，而且由於我那坚信不疑的态度和假冒客观的立场，也曾影响过一些人的思想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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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一九○七年，斯密司在其所写“今日之中国与美国”上曾说：“那一国能教育这一代的中国青年，它就能在精神上和商业上取得最大的收获。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把中国青年引诱到美国来，美国便能用最圆满最有效的方式控制中国。”这种政策的澈底毒辣，我深切理解。我在一九四七年春季赴美，就果如斯密司所预料，美国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把我麻醉了。我由一个贪污腐化、物价飞涨、特务横行、而且在八年抗战后满目疮痍的中国，突然进到美国，一时不禁欣羡其表面的繁荣。那操纵在资本家掌握中的广播、报章、杂志，天天叫嚣美国的富强，更使我一步深一步地走进迷魂阵。我常想中国应当建设得像美国那样好，但我怀疑几时才能把这梦想实现。我自命超政治，对革命原就缺乏理解，受了杜威的影向，更幻想以教育代革命。我逐渐认为久经战乱的中国应当与民休息，认为国共战争大可不必。我当时服服贴贴的成为美帝国主义欺蒙的俘虏。我当时的思想简直在走向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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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我通过政治学习，挖掘这种谬误思想的根源，始而认为以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使我看不清帝国主义的阴险本质，才敢於认敌为友。继而我不以此种解释自恕了。因为我以往极不满意那反动政治，如果肯於用心向前追求，很可能由进步友人的帮助，渐渐走向革命。可是我未走此一着，反而出洋留学去了。我痛责自己思想的懒惰。再向深处掘，我也不能满意此种解释，因为懒惰是病象而非病源。真找病源，我最后找到我那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了。记得当时我在国立编译馆工作，看到费巩教授失踪，李、闻两教授被害，其他许多教授被陈立夫解职，使我虽厌恶政治黑暗而求明哲保身了。革命要牺牲、不如出洋留学向上爬。这乃是小资产阶级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表现。因为自己根本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所以在革命和安守的选择上，在敌友的划分上，都有其必然的表现。我个人的利益和美帝国主义的利益有一部份一致，苏联是无产阶级的旗帜，情形就大不相同。我之亲美恐苏，实质上并不是政治认识不足和思想懒惰的结果，而是我那阶级立场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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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联英联苏和铁托路线的缪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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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思想上的初步转机始於一九四八年秋季。当时人民解放运动博得全世界绝大注意。我由报章和与友人谈论中对此运动兴趣日浓，并且逐渐成为感情上的参与。那时我们在异国过着穷苦的日子，外汇已买不到，豪门子女反而接踵到美，大显威风，我心怀不平，痛恨反动政治更深，切望解放胜利心理更强。恰好友人帮助我，读到进步书刊，肃清我过去对共产党的疑惧。有些分子造成壁垒，打击进步同学，辩论争吵以至讥诮嘲骂，这反而激得我更勇猛更坚定。在北京围城时，我函阻爱人逃往台湾的计划，劝她由上海飞北京。在谈论援蒋时，我曾给不少期望我表示感谢的美国鬼子泼一头冷水。我说援蒋军火就是叫蒋屠杀中国人民；如果美国政策不改，我回国就首先反美。一些思想意识模糊不清的洋人都大为吃惊。的确，我当时已看清美援的根本性质，我在心情上开始恨美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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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转机是极为脆弱的。我在本质上仍旧是抱持小资产阶级的老观点。这可由我反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来说明。我最初厌恶“一边倒”这名词，我愤恨为何中国不独立自主，硬要盲目的给苏联“作尾巴”！我一向怀疑苏联；当时南斯拉夫的铁托问题发生，我诧异何以中国不接受当前历史教训，为何不一面联苏而一面不放手美国，来个以夷制夷！把美国抓在手里不更可向苏联讨价还价？不更可利用美国完成工业建设？在毛主席访苏居留较久时，我当时不辨真伪，认美报所载“苏联压迫接受条件”为蛛丝马迹不无可疑。一九五○年八月我坚持返国，有人说：“在苏联统治下的中国，生活不是好过的！”我未承认，也未否认。我暗中提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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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说明了我的亲美思想在当时刚刚有些动摇。崇美心理未改，恐苏心理未变。我那时的转变，不是因为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更明确的理解，也非由於看到新民主主义中国的真实优越性。我那“以夷制夷”的想法不仅是幼稚和糊涂，简直是要倒向帝国主义，放弃革命斗争。我恨美恨之不深，仇美也仇之不切。不但不深不切，简直仇恨得不中肯綮，不得要领。这都说明我那时的转机缺乏正确的基础。我是原封未动的小资产阶级，我并未站在人民的立场，因而无从由正确的观点分析敌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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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靠拢人民涌现出现亲苏仇美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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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战事爆发，我适在纽约。抗美援朝开始，我适在北京。这是考验我对敌友认识的机会，我被考验倒了。我受美国欺蒙，误信苏联先唆使北朝鲜打南朝鲜，美国不得不还手。我以为中国抗美援朝是多事，不如关门和平建设。我想中国抵不过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我那亲美思想又现原形，潜藏着的恐美思想也暴露了。我口喊抗美、仇美、鄙美；但内心抗不起来，仇不起来，鄙不起来。不过我不甘心掉队，时代带着我走，我也亦步亦趋的跟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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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来参加学校工作，学习政治理论，留心日进千里的国家建设事业，注意朝鲜战事的发展和志愿军的事迹，看明美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果真无办法无出路，尤其我参加土地改革看到农民的翻身力量，……我才慢慢觉悟起来。我理解到新中国和旧中国的本质羞异。过去以为人民政府与“国民政府”不过一字之差，事实体验告诉我人民政府真是人民的政权机构，与挂羊头卖狗肉的“国民政府”之不能代表人民者绝无相同之处。我就物价、生产、交通、警察、教育、工商业、土地改革、水利等任何角落看，都不能不由衷地喜爱政府。它的确在认真地为人民服务。人民对政治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更使我感动。旧中国民智未开，我曾杞忧何时方能普及教育把人民唤起。如今摆在目前的事实使我知道新中国人民的品质远过我那憧憬的理想。工农响应号召增产；志愿军踊跃报名杀敌；学生热诚参加军干校；人民自动捉特务，敌我界限严明地子不容其父，妻不容其夫；……我由这些充分相信了新中国光辉灿烂的前途。我在思想意识和感情上也慢慢起了变化，我理解、同情并且一步步的走入人民的阵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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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我深悔自己冤枉了四十年的时光，没有知人（敌与友）之明。我回忆在敌国住了三四年，而且把整个精神曾麻痹到那般地步，我痛定思痛，毛骨悚然。我由人民立场观点来回味美帝国主义的过去、现在、未来，我觉它无一是处。它那“门户开放”政策是想分饮中国一杯羹；如今侵占台湾不是把它那狰狞面目暴露了么？它射击安东同胞以及助蒋轰炸上海，也充分表明它“援华抗日”的虚伪性。由於美特案件之层出迭起，由於它以慈善为名而虐杀中国儿童的事实，由於它在华设校愚民的伎俩，我澈底认清美帝国主义居心的险狠和手段的凶恶。我只有仇和恨，而且我太仇恨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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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美援朝的胜利教育了我，新中国的本质也教育了我。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增加了我的勇气、信心和自豪。我由新中国的优越性，对照出美帝国主义政治社会的腐朽和衰败。把切实替人民增进福利的人民政府比那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美帝国主义政府，把援助朝鲜人民翻身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国际主义精神比那愚弄西欧和日本人民当炮灰的美帝国主义精神，把中国社会主义型的生产建设比那无政府生产状态追求利润造成失业现象的美国资本主义生产，显然是一个必然进步上升，一个必然衰朽死亡。我深觉过去盲目崇美是可耻的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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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岁回国，学习了刘少奇同志的“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我知道过去反对一边倒而企图走“铁托路线”，真是荒谬绝伦。我知道和帝国主义合作友好而想建设社会主义型的国家，就是向帝国主义投降作俘虏。革命要反帝，而我曾想以美制苏，这还不是极端错误的思想么？美帝国主义是世界和平人民的死敌，我不能对它再存丝毫幻想，只有坚决的打倒它。我如今有似大梦初醒，我真愧汗沾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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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体会仇美和亲苏原是一件东西的两方面。我恨了美帝国主义，不自觉地便认识苏联的可爱、可敬、可崇。新中国的建设，无论在国内国际，都不能不有强大苏联的援助。事实上，苏联革命建国的经验在毫无保留地教导我们，苏联专家在忘我地帮助我们。苏联在国际上无条件的声援我们。我深愧过去和反动派统治者站在同一立场，把它的敌人当成自己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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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敌友划分的检讨，我理解到如何辨别敌友是思想认识问题，而追根究底还是立场、观点问题。我那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把我引错了路，才铸成天大的遗憾。如今我慢慢走向人民阵营，我以人民眼光评判敌友，我的意识才有些清醒。我寻思自己过去走了几十年的弯路，我有不胜伤痛之感。我惟有及时加紧政治学习，使自己彻底清醒起来，改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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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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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光潜：从参观西北土地改革认识新中国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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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教授　朱光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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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来我的活动只限于学校的窄狭圈子，把自己养成一个“井底蛙”。这次参加了西北土地改革参观团，有将近一个月的工夫，在乡村里和干部与农民生活在一起，亲眼看到土地改革这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算是从井底跳出，看见一次大世面。我的观感很多，现在只选择我认为对我是最重要的一点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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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参观土地改革使我认识了新中国的伟大，因而对她的光明的前途起了极坚定的信心。从解放以来，我虽然从书报上学习得人民政府的一些政纲政策和实施的情形，约略知道中国确已翻身站起来了；但是我还没有机会，能直接看到某一级干部进行某一部门工作的内部真相，所以我对于新中国的认识究竟是片面的，肤浅的，模糊的。这次参观西北土地改革，我第一次有了机会，接触到人民政府从中央以至乡村的各级干部，亲眼看到他们怎样进行土地改革这件大工作，我的模糊的认识于是具体化了，明确化了，从前听到的一些名词如“民主专政”，“群众路线”，“阶级立场”，“统一战线”之类，也有丰富的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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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参加了长安第一期土地改革工作总结会议，有一星期之久，和700余位县区乡村各级工作干部生活在一起，听了六次总结报告，参加了干部小组讨论；会议结束之后，我们随工作组干部到了终南山脚的东大村，和他们都住在农民家里，始而参观，终于参加了他们的分组访问，了解情况，整顿村干部，扩大村农会，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地主，以及初步划定成份的工作。和这些上中下各级干部有较紧密的接触之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想到“上级好，中级少，下级糟”两句流行语是句谎语，上级固然好，中级并不见得少，下级也还是好。他们都上下一贯地以谦虚谨慎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缜密周详的计划，来贯彻正大明确的政策。我们接触较多的是下级干部，他们说话的沉着，办事的老练，生活的刻苦，以及作风的民主，处处都叫我们这批教授不但佩服，而且惭愧。我从此看出，我们的中国现在已经有了古代政治思想家所认为治国的两大法宝：“治法”和“治人”，整个国家机构已成为全面与局部息息相通的有机体，其中每个细胞都充满着活力。这种情形不但在中国史无前例，就是英美法各资木主义国家也都还差得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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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部以外，我们接触最多的是农民。这和我在三十年前所熟识的农民在品格和生活习惯上虽然还大体相似——他们还是那样勤俭朴实，刻苦耐劳——可是在阶级觉悟上和政治训练上，却已迥然不同了。从前的农民久受统治阶级的压迫和麻醉，甚至把牛马生活全委诸天命；现在的农民认识了自己是劳动生产者，是新中国的主人翁，不肯再让剥削者骑在自己的头上了。从前的农民是一盘散沙，视国家大事为统治阶级的专利品，不愿过问也不敢过问；现在的农民已成为有组织的群众，明白政治就是自己的事，对于开会，发言，选举，检讨，批评等等都能做得很熟练。他们有自己选举的乡村政府，有自己组织的民兵队伍，有自己办的夜校和识字班，有自己商议定的生产计划，使观察者深切地感觉到：在今日中国，一个乡甚至于一个村，就是一种小型的国家，凡是整个国家机构的功能，一个乡村也在具体而微地行使着。土地改革使农民翻了身，这“翻身”的意义在政治方面比在经济方面还更为重要。农民占中国人口80％左右，他们在大体上已经树立民主政治的基础，民主政治在中国可以说已“生了根”。以全国约5万万人口计算，他们至少占3万万以上，这3万万以上的人口都逐渐成为“治人”了，试想一想这个力量是多么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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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说到“治法”问题，这一点特别重要，值得再说详细一点。正如土地改革之后，一个乡甚至一个村都具体而微地反映整个国家机构和它的功能，土地改革这一件事本身也可以反映人民政府在全国各部门的一切措施和所遵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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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们首先看见走群众路线那个基本的民主原则。土地改革第一步工作就是发动群众，藉整顿乡村干部来建立群众对于乡村政权的信任，藉说理诉苦来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藉扩大农会来团结群众的力量。到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就信赖群众的力量，去打倒恶霸地主的封建势力，进行征收没收和分配，加强乡村政权，推行生产计划。土地改革工作成效的好坏通常与群众发动的程度成正比例，群众发动不够的土地改革工作没有不失败的。群众发动不够的地方，土地改革工作大半由三数工作组干部以包办代替和强迫命令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办法不但易犯主观错误，不洽舆情，而且没有养成群众的自治力与自卫力，工作组干部走开后，一切就要回到土地改革前的状况。这种情形各地都在尽力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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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们看见无产阶级的领导。群众需要发动，而发动群众的正是工作组干部。在发动之中与已发动之后，工作组干部常须处在舵手的地位。他们的功用是很微妙的，一方面要信赖群众，一方面又不能做群众的尾巴；一方面要严防包办代替和强迫命令，一方面又要严防放弃领导，以致放任自流。要掌握这种微妙的分寸，做得恰如其分，不多不少，这是工作组干部的难课题，也是他们的能力与修养的考验。领导不能不放松，因为农民在本质上难免有些弱点，如保守，自私，短见，宗派主义，报复主义之类。土地改革工作如果完全交给农民自己，就会发生许多偏差。最显而易见的是斗争场合中群众情绪的激昂，假如没有工作组干部坚稳地掌握住“不乱打，不乱杀”的政策，乱打乱杀就一定难免。长安县东大村的干部曾三翻四覆地拿这政策来教育群众，可是到了斗争恶霸地主时，农民有时还情不自禁地打地主耳光，并且坚持要把他当场枪决，否则就不肯散会，经过干部一小时以上的说服，才把他送交人民法庭。即此一端可见领导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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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们看见统一战线与人民民主专政。地主阶级挟数千年来所逐渐巩固起来的统治地位，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骑在农民的头上，势力是非常根深蒂固的。土地改革的基本队伍是贫雇农，而贫雇农久受剥削和压迫，大半都已压得伸不起腰来，如果单靠他们的力量，来和恶霸地主作斗争，决不能操必胜之权。所以土地改革工作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甚至对走地主路线的狗腿子施以分化，教育和争取，形成一个强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对地主阶级有压倒的优势，然后才能保障斗争的胜利。领导土地改革的机构为农会，对统一战线以内的农民施行民主，有如上文所叙述的，对恶霸地主则施行专政，镇压他们的反动，一直到他们经过劳动改造，归化到劳动阶级为止。举例来说，长安县东大村原任农会主任贪污枉法，欺压群众，调解委员吸贩毒品，都有真凭实据。工作组干部领导群众，对他们处处存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只加以检讨教育，那位主任撤职，保证改过自新，那位委员暂时洗刷出农会，立约严行劳动改造，群众虽然要求远较严厉的惩处，终于接受工作组干部的说服，因为两人都是贫农，是“自家人”，应归于团结改造的一类。至于对待那村中的恶霸地主，却丝毫不留情面，干部向他们说话时都声色俱厉，不像向农民说话那样和蔼，经过说理斗争之后，就马上把他们送交人民法庭先依法惩办，在这里我们很生动地见出敌我分明的阶级立场。
+
+　　在这里我们看见共产党的工作制度。土地改革的领导和执行有一套完整的系统机构，由中央人民政府的土地改革主管机关，经行政区，省，县各级土地改革委员会到省，县，区，乡，村各级农会，层层衔接，地方的意见和经验逐层传达到中央，成为制定政策与法令的根据；中央的政策和法令逐层传到地方，成为工作的根据，一切都依照民主集中的大原则，丝毫没有壅蔽或脱节的现象。其次，就每一件工作来说，在施行之前，都经过干部的仔细考虑和讨论，群众中的长久成熟酝酿的方法次第的缜密安排，有计划，有层次，又能根据现实情况，临时随机应变，一切都求水到渠成，不拖延，也不急躁。施行之后，干部必马上集会检讨，看那里是成功，那里是失败，作为下一阶段工作的经验教训。例如东大村检讨农会主任，事先经过全面的分途访问，力求材料的正确，五六次的干部会议，讨论检讨的方法和程序，两三次的群众酝酿，扫除顾虑和准备说理，一切成熟了，复由工作组干部和那位主任本人作一两次的长谈，尽量启发他，教育他，使他明白自己的错误，诚心接受检讨，然后才开群众大会作正式检讨。尽管布置这样周密，临时由于对群众的启发教育还不够，小偏差仍然不免。会后干部又集会仔细检讨这次检讨会的经验，在场的上级干部又给了一些批评和指示。从此可知，干部中并非绝对没有较坏的分子，他们的工作也并非绝对没有偏差，但是由于有批评检讨的制度，坏分子可以教育改造，偏差可以随时纠正，不至影响全局。
+
+　　在这里我们看见共产党对于政治上每一项措施，每一工作中的每一细节，都要求它对于群众有教育的效果。就拿上述东大村检讨农会主任为例来说，这次检讨是一系列的政治课。它对于全村农民是教育，农民因此明白了要斗争地主，必先整顿自己的队伍；明白了政权是自己建立的，不称职的干部可以由自己给以批评或用选举方式撤换；明白了本阶级的人不应推到本阶级以外，受敌人利用，应该加以团结改造。它不仅对于那位犯错误的农会主任是教育，使其他干部也因此明白了过去的某些错误，过去的保甲作风在现时已行不通；明白了群众的力量伟大，不依靠群众就准要失败；明白了同阶级的友爱团结，只要他改过自新，他是农民，就还可以站在农民的队伍里。最后，它对于工作组干部自己也是教育，他们因此明白了检讨会中还出了一些小偏差，由于事先还没有能充分掌握实在情况，群众还没有完全发动，布置还没有十分周密，下次做这一类工作，就要更谨慎些。这只是一端，其实在土地改革工作中我们随时随地都见出教育的用意。我们学校中人一向只知道读书听讲是教育，从土地改革中我们见到一切实际工作都是教育，而且比学校教育来得更切实，更有效验。就这一点认识来说，土地改革也教育了我。
+
+　　我们从土地改革工作中所见到的不仅上述几点，它们只是几点比较重要的。它们说明了什么呢？它们说明了从人民政府成立以来，中国已走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康庄大道。如土地改革所例证的，人民政府的一切措施都依据一套有放皆准的原则和切合实际的政策，都通过一个首尾呼应，上下一气的系统组织，都按照一套有条理有步骤的计划，都要求发生提高人民幸福的效果，同时，也都有一批训练有素，能掌握政策的干部来领导施行。中央如此，地方也如此；土地改革如此，其它工作也如此。这就是所谓有“治法”，有“治人”。那是一个健全国家的情况，彷佛像一个身强力壮的青年，有一股蓬蓬勃勃的生气周流贯注到全体中每一个肢节。
+
+　　像这样健全的国家是会能战胜一切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而稳步去完成她的伟大使命的，像这样伟大的国家是值得我们每人热忱爱戴而加以保卫的。从参观土地改革以后，我不但在理解上有这种认识，而且在情感上也有这种体会。我认为这是我这次参观土地改革的最大收获。
+
+　　来源：1951年3月27日《人民日报》。转载于《我们参观土地改革以后》，五十年代出版社，1951年6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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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鹤琴：我对“活教育”的再检讨
+
+　　<陈鹤琴>
+
+## 一、没有认识自己
+
+　　去年9月间我在北京曾对“活教育”作了初步检讨，7个多月来，我除了不断地作自我检讨以外，还很诚恳地虚心地向新教育先进同志们请求批评和指示，得到很多帮助，尤其是柳湜同志提醒了我，要从过去实际活动中去检查思想根源和思想影响。我曾照着他的指示切切实实地做了些检查工作，并曾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出席过11次座谈会，每次都作了自我检讨。这种自我检查和别人的批评，在我的思想上曾引起了一系列的激烈斗争，在情绪上也激起了一些波动、痛苦和兴奋。从波动、痛苦转变到兴奋，标志着我的思想斗争的胜利。因而深深地体会到我过去的教育思想是反动的，教育活动是错误的，我开始认识自己。但这些认识是不够的，还有待于同志们的继续批评和我的自我检查。
+
+　　过去我总以为认识了自己，并且教育学生也从“认识自己”开始。记得我曾在江西幼师的大礼堂上还题了“认识自己”四个大字，教导他们要了解人体生理机构之各种系统和它们的作用，要尽量保护他们，使它们获得正常的发育以抵抗疾病、防御疾病、增进健康。同时也要了解一个人如何透过感觉与实际经验来获得知识。还和他们讲解格言。每天一句，要他们效法古圣先贤，并且日行一善。从小学到师范，都曾这样做过。这些都是仅仅从生理和心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心理学观点）上来了解人，而没有从社会、经济、政治以及人的阶级性来认识人，完全是机械的看法，也是唯心的超政治超阶级的看法。我没有了解教育是政治经济的上层建筑物，更没有了解人是在社会里必须受社会环境影响的，人的思想是由他的阶级来决定的，办教育的人，如果没有政治立场，没有阶级观点，便必然地会受反动统治者利用，为反动统治者帮闲服务。因此我过去的所谓“认识人”“认识自己”，实际上没有认识人，也没有认识自己。这就是我造成错误的根源之一。
+
+## 二、买办阶级思想的表现
+
+　　我虽出生在破落地主家庭里，由于亲戚资助，个人“奋斗”，使我由小学而中学、大学以至留学，回国后专门从事教育工作。因此，我一向自认为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其实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与统治阶级的政治主张也有一定的距离的。我呢？从来只是抱着“教育万能”的错误观念，并且听任反动派利用我，我却忠心耿耿地为他们在粪堆上插花。怎能算是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呢？可是，当我在上海出席“活教育”的座谈会时，有位同志说我是买办阶级，我当时觉得很难受。我自以为没有替帝国主义者服务，怎能算是买办阶级。仔细检查，发现我过去是一个彻头彻尾地崇美亲美的人。因为我一生所受的教育。国内国外先后14年，全部是美帝文化侵略的毒素教育，不自觉地中毒甚深，因而处处表现着浓厚的买办思想，这里略举几个例：
+
+　　1.我的7个孩子除了第一个一鸣以外，每个都取了英文名字。
+
+　　2.所有生活方式完全是美国化的，自己的服装和儿童的服装也全般洋化。
+
+　　3.幼稚教育乃至儿童教育中所引用的教材多半抄袭自美国。
+
+　　4.工部局小学里注重英语，小学四年级便开始教英语了。
+
+　　5.鼓励幼专学生读英文，希望他们到美国去读书。
+
+　　6.自己3个小孩都送到美国去留学。
+
+　　7.把杜威的个人自由主义、狭隘的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翻版为“活教育”。
+
+　　此外，我还在“我的半生”一书里，把美国描写成“人间天堂”，简直在诱惑青年群众，不自觉地替美帝国主义服了务。
+
+　　这些以美国人的思想为思想，以美国人的生活为生活，完全是买办阶级思想的表现。抗美援朝运动以来，我们要从心理上消灭崇美亲美的错误观点，进而树立鄙美、蔑美、仇美的正确思想。我虽然这样宣传过也教育过人家，彻底说来自己表现得还不够。今后必须彻底地把崇美、亲美的根挖掉，把买办思想扫除掉，才能有助于抗美援朝，也才能真正地为新民主主义教育服务。
+
+## 三、个人英雄主义作怪
+
+　　这里，我要进一步检查我从搞儿童教育以至为帝国主义反动政府服务的思想发展过程。记得当年出国留学时，我原想学医的，中途改变为学教育，就谈学教育吧，当时也没有什么重点。等到回国以后，看看人家当教育部司长，教育厅厅长，或是到大学里当教授，而教授之中，却多数是研究高等教育、中等教育，或是师范教育之类，很少研究儿童教育的，而研究幼稚教育的更是绝无仅有。我于是想：人家不肯做的，不屑做的，或者是不敢做的，我偏要来试试看；我能干，便可以出人头地。因此研究起儿童心理来，办起幼稚园来。这倒不是说儿童教育、幼稚教育不应该由我来研究，不应该由我来办，而是说明当时心理上隐藏着一种封建残余——“个人英雄主义”在作怪，我为“个人英雄主义”所驱使，要在幼稚教育园地上开辟我个人的道路，想做“幼稚教育专家”，而这种专家是美国杜威思想指导下的专家。办幼稚教育的物质条件和专家的地位名誉等等，很多地方都仰赖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这就是买办阶级思想结合着个人英雄主义，就推着我投向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的“地位”“名誉”等等网罗，经过30年的“奋斗”为他们服务。当我听到战犯熊式辉称我为圣人（按当时熊说中国有4个圣人：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和我），以及其他的人称我为“中国的福禄培尔”“中国的裴斯泰洛齐”就很高兴，更加死心塌地的蛮干，今天想来，惭愧无已。由于“个人英雄主义”在作怪，可以了解我下面的一系列教育活动：
+
+　　我为什么创办“中华儿童教育社”？“中国幼稚教育社”？
+
+　　我为什么创办第一个公立幼稚师范？第一个国立幼稚师范专科学校？
+
+　　我为什么主编“幼稚教育”“儿童教育”“小学教师”“活教育”以及现在继续出版的“新儿童教育”？
+
+　　我为什么在中国第一个编“幼稚生工作簿”？和独树一帜特出新裁的编“儿童国语读本”等等？
+
+　　我为什么不顾一切地干“华人教育处长”？
+
+　　以上我已初步批判了我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并且也列举了许多事实证明我“个人英雄主义思想”相当浓厚。可是在过去我还以为自己有一种“无我”思想呢。以为我一切为了儿童，一切为了教育，并不是为了我自己。其实这种“无我”思想实质上就是好名思想。
+
+　　这种错误思想的来源，是因为我从小受了封建教育的深刻影响的缘故。老庄哲学中有句话说：“名不自随而随之。”我以为这句话是很对的。一个人不必自己汲汲乎去求名，而名却自会来的。同时我又非常服膺圣经上另一句话：耶稣说：“你要失掉自己，才能得着自己；如果你要得到自己，反而要失掉自己。”我常常把这些话记在心上，因此对我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影响。
+
+　　经过不断的学习，我才知道这种思想实在是错误的，而且也是有害的。因为老庄和耶稣那种说法，只是手段问题，目的上还是有“我”的。而且比较普通人的所谓“我”，更深了一层，获得名誉的方法也更巧妙了一点，我曾有意识地照着这种说法去做，实际上还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表现。
+
+　　这也是我个人英雄主义好名思想的根源之一。
+
+　　由于我的“个人英雄主义”作怪，所以对于自己提倡的“活教育”有很多夸大宣传的地方。不仅所倡“理论”没有立场、没有观点，而且“理论”只是“理论”，实际上没有做到什么。即使在幼师和幼师附小、女师附小等处也是有一段时间盲目地无计划地实施了一部分，而况这些实施和自己提出的原则方法也有相当距离，效果自更谈不上了。但由于“个人英雄主义”，所以过去一直到这次“初步检讨”以前，不肯批评，不肯暴露。
+
+　　这样说来我的“个人英雄主义”结合着买办阶级思想，是在我一生教育活动中起了一种主导思想作用。今天我应当诚恳地坚决地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与这个“个人英雄主义”——封建残余思想作坚决的斗争。
+
+## 四、错误的根本关键
+
+　　上面所谈到我的“买办阶级思想”“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同时也就表现出我的民族立场相当差，人民立场更缺乏，根本谈不到“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因之，造成了许多错误；最重大的，我自以为一生办儿童教育，是“爱儿童”，而实际效果却是害了儿童。这话怎样讲呢？这里先谈一谈我所谓“爱儿童”的情况：
+
+　　“我是喜欢儿童的，儿童也是喜欢我的，我还是学教育回去教他们的好”。这是38年前我在赴美游学途中经过几天几夜自我分析和思索以后的结论。
+
+　　我为什么爱儿童呢？这里有3个重要因素：
+
+　　第一个因素是封建家庭的影响。母亲爱我很深，我因此也爱自己的小孩，同时也爱别人家的小孩子。
+
+　　第二个因素是宗教的影响。耶稣爱儿童，耶稣认识儿童。他对世人说：“你们要进天国，必须重生像儿童一样。”我在教会中学读书时代便信教了，这种宗教信仰，巩固了我对于儿童的爱心。
+
+　　第三个因素是研究儿童心理的影响。我从留学美国回来，便开始研究儿童心理，认识到儿童之天真可爱，聪慧可教，越研究越感兴趣，也越爱儿童。
+
+　　因此我从回国以来一连串的教育活动都是有关儿童的。
+
+　　但是我的主观愿望想“爱儿童”，而客观实践却并不尽然，甚至得到相反的结果。重要的关键是爱儿童如何爱法？要培养成什么样的儿童？根据什么立场来教养儿童？这些基本问题、政治立场、阶级观点，我从没有考虑过。仅仅着眼于儿童的本位和兴趣，忽略了社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并且从教育内容和“我的半生”等儿童读物中散布亲美恐美的毒素，非但没有引导儿童走上革命的道路，反而削弱了麻痹了他们的革命意识，鼓励儿童做顺民，便是阻滞了革命，为反动统治服了务。
+
+　　不是吗？在鼓楼幼稚园初创时。收的学生大部分是教育界的子女；后来为了经费的关系，学费收得相当贵，无形中限制了劳苦大众子女的入学机会，而便利了官僚子女；尤其在日本投降后，官僚子弟特别多。这不是为反动派服务吗？
+
+　　不是吗？当年当上海工部局华人教育处长时，办了几个工部局小学；虽然除了西区小学有一大半是资产阶级的学生外，其余或多或少也收一些工人子弟、小贩子弟、小商人子弟；但关键并不在此，主要的我们在实施教育上却多所顾虑，接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条件：课程中不能引起种族仇恨，要中立，不能仇外。就这样，剥夺了神圣的爱国主义教育权利，十足推行了殖民地教育，实施顺民教育，曾记得为了小学唱国歌、升国旗，还办了很大的交涉。今天想来，这种“爱儿童”的教育不是变成了害儿童害祖国的教育吗？
+
+　　不是吗？在“活教育”口号叫出以后，竟大胆地提出5个教学目标：健全的身体、创造的能力、合作的态度、世界的知识、服务的精神。并提出要爱国家、爱人类、爱真理。非但内容不具体，而且毫无立场。试问爱国家，不是爱反动派统治的国家吗？爱人类不是敌我不分吗？爱真理也没有明确地指出究竟什么是真理。要合作，和谁合作呢？真的要爱儿童，要爱成千成万大多数的儿童。真正的正确的儿童教育，是要建立在新政治新经济的基础上面的。在反动统治的经济制度之下，广大的儿童群众，是得不到教育的。我根本没有了解这一点，而仅仅照顾到几十个几百个少数的儿童，而且这少数的儿童，也没有领导他们走向正确的道路。今天我才认识到一生办教育，不问政治，毫没有用处，反而走入了歧途。所谓“爱儿童”实在是害了儿童。
+
+　　此外还有几件事我必须进一步的检讨：
+
+　　1.到工部局办“华人教育”，想到大连去接办大连教育，甚至派学生去办美龄小学。当时“为什么人办教育”？站在什么立场？“如何来办教育”？教育的目的和内容是什么？“对国家人民有什么影响”？教育应该起些什么作用？这一切都没有仔细地考虑到。
+
+　　2.解放前币值跌落，反动政府对教育无法维持，各学校经济艰窘异常，岌岌不可终日，教师在饥饿线上挣扎着。那时我还帮助反动政府提倡“尊师运动”，发动各界募捐、演戏、义卖、办理舞会、画展、音乐演奏等，运用各种方式来筹款维持。表面上好像维持了教育，本质上是替反动政权撑腰，使他们苟延残喘，麻痹了教师的革命意志。
+
+　　3.抗战初期，办理难民教育，以及胜利后协助学生办理大场托儿所等，我自以为是我领导的，曾以此自豪过。其实这一切活动都是由党领导的。由于我为反动政府所信任，掩护了一部分地下工作同志。当时我却不知道我是起了掩护作用的。
+
+　　4.我对我几个儿女的教养，确实花了不少的心血。他们都参加了组织，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解放前，我自以为是我的家庭教育的成功，今天我从他们的口中才知道这都是党的教育、党的领导的结果。
+
+　　5.更荒谬的是，解放前学生要游行，我却阻止他们去，反动派要我开黑名单，我竟然开了3个人，其中两个人是已经离校的，一个是男生。这个留下的男生虽然没有被害，但这种举动是违反革命的，是一种严重的错误行为。
+
+　　这都说明我没有站稳民族立场，也没有站住人民立场，更谈不到无产阶级立场和历史唯物的观点。
+
+　　今后如何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运用唯物的观点，掌握辩证的思想方法来工作，唯有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好好地为人民服务，来弥补我过去那样大的罪过。
+
+## 五、我在再度检讨中的几点体会
+
+　　（一）现在我在思想上的初步认识只能说自己刚刚才认识到，或者可说是刚刚接触到真理，也可以说这是我思想改造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要求得更大的进步和彻底的改造还需要继续不断的作更大的努力。
+
+　　在这次检讨过程中，毛主席的“实践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刘少奇同志的“人的阶级性”四篇文字对于我的帮助最大，使我初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检查自己的阶级立场和思想方法；同时也认识到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相互发展和辩证统一的真理，以及应该从效果来检查实践成就，并认识到动机和效果应该是统一的革命理论。同时更使我认识到为谁服务的问题，这才使我完全认识到“活教育”的思想的错误和它的反动的阶级立场。
+
+　　（二）在我再度检讨中，我深深地体会到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实在是长期的激烈的斗争过程。
+
+　　在这两次检讨中，我才知道我的错误思想是有五六十年长久的历史和深远的根源的，譬如我的封建思想是与我的阶级出身分不开的。我的家庭教育、教会教育以及在美国所接受的资本主义的教育，都对我的思想起了很大的影响。在旧社会中，在反动统治下，在帝国主义的租界殖民地统治下干教育工作，环境影响，更起了不小的作用。以上这种种因素，都是造成我错误思想的根源。所以这种种错误思想在我头脑里，可谓根深蒂固，是非常顽强的。要加以改造，绝不是用和平的温情的方法可以根除，非要经过激烈的残酷的思想斗争不可。
+
+　　我起初以为自己只是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有的同志指出我有买办资产阶级思想，当时我觉得很难受。因为我自以为民族意识很强，富有正义感，也很“爱国”，怎能说是买办思想？但经检查后，我认识到我为帝国主义办殖民地教育，存在浓厚的崇美思想，又怎能说不是买办资产阶级思想呢？
+
+　　我又以为自己不好名、不好利、素讲谦逊、与人无争，怎能说是个人英雄主义呢？但经过仔细检查后，发觉个人英雄主义还表现得相当浓厚呢。
+
+　　所以在我检讨过程中深深地体会到旧思想有深长的根源，它具有顽强性，非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给与无情的打击，是不易改造和清除的。我这次的再度检讨也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才得到的。
+
+　　这次我深深地体会到我的思想包袱是非常沉重的；经过了一系列的激烈斗争以后，今天得到了初步胜利，感觉到精神上相当轻松愉快。我相信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以后，一定会更加愉快呢。
+
+　　（三）我体会到思想改造不仅在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还一定要从长期实践中去逐步改进。我的反动的错误思想在上面已说过是有长久历史的，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因此要改造旧思想，打垮旧思想体系也必须是长期的，也必须从实践中去求得的。
+
+　　最后我在这里，要深深地感谢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给了我改造的机会和自新之路。我愿重新做人，一切从头学起，从头做起；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全心全意做一个教育战线上的无名小卒。
+
+　　（原载“人民教育”4月号）
+
+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宣传委员会编 《文教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下册），广州：人间书屋，195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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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5 @@
+# 贺麟：参加土地改革改变了我的思想——启发了我对辩证唯物论的新理解和对唯心论的批判
+
+　　<北京大学教授　贺麟>
+
+　　这次到西北去参观土地改革使我有了通过实践和感性认识去了解现实改造自我的良机。我决心藉这机会向参观团的团员学习，向土改干部学习，向农民学习，以帮助我放弃旧包袱，清洗旧思想。我是一个旧哲学的包袱很重的哲学工作者，我带了许多在学习辩证唯物论中搞不通的问题去参观土改，很想在这里面去寻得一些启示。在这次参加长安县土地改革工作期间，所接触的人尽是县级、区级及乡村级干部和农民群众。在听了6、7次4个钟头的大报告和参加了许多大小会议之中，我们听不见马恩列斯的名字被提起，语句被引用。更听不见辩证法唯物论被讲说。（事实上我们只听到某一县委书记在报告中，于顺便举例时曾提到列宁的名字一次。又曾听见一次说到社会发展史，那是因讥笑某民讲从猿到人，脱离群众而提到的。）但我们却处处看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际密切相结土地改革干部向农群众运动中真切地合了，辩证唯物论也有血有肉地在实际向地主阶级作剧烈斗争的体现了。我愿意把我从这方面所得的新启示作一重点的报告，以代替对土地改革本身的观察的陈述。
+
+　　首先我要提一下西北土地改革参观团的团员们对于“参观”与“参加”问题的两三次热烈辩论，所给我的启示。对这问题，经过反复认真讨论之后，我们的思想都提高了一步。我们一致反对走马观花或袖手旁观式的参观。我们检讨了抱“社会调查”的目的来参观土地改革而忘记了与自己思想改造相结合的客观主义和专家主义的思想。我们纠正了认参观“较自由”，“责任较轻”，“参加工作怕犯错误”的错误思想。一谈到阶级立场，大家更严肃地决不愿以第三者超阶级的立场来静观这场翻天覆地的伟大的革命斗争了。从认识方法上说，我们更紧记着毛主席《实践论》的话：“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所以我们虽以参观的名义出发，却进了一步争取深入参加土地改革的实践。我们与土地改革工作干部一起开会，一起工作。我们曾多次亲入农民家里去访问，在群众前面去登记土地，去听他们悲愤地控诉恶霸地主，去与他们共爱恨。习仲勋副主席在我们回京前的座谈会上赞许我们争取参加土地改革，而不只是参观的态度为“不是站在农民队伍之外去指手画足，而是自愿编在农民队伍之内去冲锋陷阵。”这话我们愧没有做到。不过也就因为我们争取参加实践的这点努力，使得我们似乎多得到一些体会，并觉得更靠拢人民了。尤其令我们体会到“静观世界”，不惟站在外面不能改造世界，就连对世界的认识也会很肤浅、表面、外在。而深入参加实践斗争，不惟对变革现实尽了一分子的努力，而且于变革现实的实践中，除增进了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外，又复改造了自己、提高了自己。这次的新经验使我一方面深切感到我过去多年来脱离实际的书本生活，不知错过了多少伟大的实际斗争的场面，也就错过了在实践斗争中改造世界，认识世界和改造自我的机会。另一方面同时也就帮助我否定了“静观世界”的唯心论观点，而真切认识了辩证唯物论的实践性。实践性包含有劳动人民在生产中在阶级斗争中变革现实的内容，而静观世界反映着剥削阶级不劳而获保守现实的悠闲生活。这又令我明白见到了辩证唯物论的阶级性。
+
+　　从放弃站在一旁参观或静观而争取深入参加实践出发，就联系到我过去总认为唯物论只注重看得见摸得着的表面物质现象，而不能深入事物的本质的错误看法。这次我才体认到，我们愈是深入农村，深入群众，深入事物和社会的底层，并深入参加实际的斗争，便愈能了解事物的本质、核心和典型。而唯心论者大都只依据自己主观现成的意见、范畴、教条去看事物，有时只依稀看得事物的表面，有时连事物的表面都看不见，只看见自己主观的意见之投射在外物身上。譬如，他自己不高兴，他就看见月亮在愁，他自己欢喜，他就看见花儿在笑。他的眼睛好像蒙着一层薄膜，带了一副有色眼镜，他所看见的都是经过他主观成见渲染过歪曲过的东西。他的目光那能射到边远的角落，深入里面去照见事物的底细和真面目呢？因此我确见得我们愈能深入，便愈唯物，愈唯物便愈能深入。主观的范畴只能认识现象，不能认识物自身，唯心论哲学家康德自己早已供认不讳。对那有求真知的勇气和实践的毅力，要打破主观的牢笼，直接深入认识事物自身的唯物论者，我岂能再诬枉他们为只见现象不见本质呢？因此我肯定了唯物论是深入的。重点的深入而不钻牛角尖，又能推广到全面；深入底层又能提高到上层；感性的深入又能与理性的提高相结合，就是我所了解的辩证唯物论。深入事物里面，才可以入虎穴，得虎子，把握对象的真面目。深入群众，才可放下小资产阶级的架子，编在农民队伍里，与农民打成一片，才不至于超阶级，才可以向群众渊博的智慧学习。所以深入群众，深入事物，不惟观点是唯物的，而且就立场说，也是站在人民一边，站在无产阶级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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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我对于唯物论还有一个错误的看法，我以为它有些鹜外，只重改造外在世界，改造物质环境，而不重向内用力去求自我改造和思想改造。及我发现马列主义者最注重宣传、教育和学习，把搞通思想改造思想放在重要的地位时，于是我又以为唯物论者一面重改造思想一面又重改造世界，不是自相矛盾就是陷于二元论，或者表面是唯物论而骨子里却是唯心论。因为我总以为只有唯心论才重思想，唯心论者甚至认思想创造世界，认没有思想就没有存在，没有知就没有行，认要改造世界先须改造思想。甚至有许多唯心论者只求改造思想，不愿改造世界。以唯物相号召而又这样注重改造思想，在我过去是无法理解的。在这次土地改革工作中，我才开始认识到唯物论与搞通思想不可分。土地改革工作与启发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建立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可分。在土地改革工作的任何一个阶段中，农民思想未搞通，阶级觉悟未提高，则那阶段的工作便作不好。要推行一件工作，首先要将干部思想搞通。然后才可进一步搞通群众的思想。所以领导方面一再强调：宣传政策，首先要干部在思想上搞通了政策。即以我们在长安县东大村土地改革工作中整顿农会撤换失职的村农会主任一事（详情请参看朱光潜：检讨靖生富文——编者）而论。经过各方面多次调查访问之后，方查出他犯了打人骂人，欺压群众，贪污公粮，讹诈民财，包庇毒贩，走地主路线等过失。工作组经过两次会议后，才决定撤换他农会主任的职务，但仍保留他的农会会籍，以便留在农会中改造教育，戴罪图功。但这却与许多人主张把他赶出农会，甚且把他送法院惩办的过左意见相反。于是经过多种会议，搞通干部思想，搞通积极分子思想，搞通群众思想，同时复经过多人与那失职的农会主任本人两次长谈，搞通他本人的思想，使他自己承认错误，并自愿在群众面前坦白悔过，自请处分。于是撤换农会主任工作方通过群众顺利完成。但同时为处理贩毒的二流子事，因情况未完全掌握，事先准备不充分，干部思想未搞通，群众思想更未搞通，便使得群众不满。幸因工作干部，立即纠正错误，愿从群众公意，方得到圆满了结。足见思想搞通为事办得通，工作做得好，实践得到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步骤。同时又足见搞通思想乃是掌握情况，实事求是，和走群众路线，并不是空说理论。故唯物论乃是注重由反映事实掌握情况以搞通思想，向群众学习，通过群众的智慧来搞通自己的思想或耐心地有步骤有层次地搞通群众的思想，并通过社会的实践与斗争以搞通思想，也就是在改造世界的斗争过程中以改造个人和群众的思想。反之离开事实，离开社会的实践与斗争，离开群众，而只是从书本，从抽象的理论以搞通或改造个人的思想，并过分夸大个人思想的力量，就是唯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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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参加土地改革工作有一重要特点，就是生活有了丰富的情感内容。在农民的草棚内，看见他们饭锅里的清稀粥，炕上破旧的薄被窝，在诉苦会和斗争大会上听他们泣诉受害的惨况，实令人不禁流了不少的热泪，同时加深了对地主阶级的痛恨。在农民大会上听见农民群众自由活跃的发言，和看见他们诉了苦报了仇，打倒了恶霸地主，分了地，翻了身，欢欣鼓舞，积极生产的热情，也使得我们对农民的前途，对新中国的前途，感到无限的欢欣鼓舞。从农民群众对我们热情的欢迎和欢送里，也引起我们热情的回响。在参加土地改革期间，我们真可说是经历过最富于感情内容的精神生活了。但这样的热情的精神生活，如何可以用唯物论来解释呢？马列主义者重热情，重阶级友爱，重爱恨分明，重全心全意工作。且特别重可歌可泣令人兴奋感动的伟大革命斗争和伟大革命文艺作品。这种革命英雄主义的倡导足以使人活泼年青，足以使多年来沉滞不进的社会，朝气蓬勃，激动起来活跃起来。这是很好的气象，这也是令我感动鼓舞的气象。但这些现象何以是唯物的？何以是基于唯物主义出发的？热情，全心全意，爱恨，感动兴奋的情绪不是主观的感情并属于人心的心理状态吗？假如带着这些情感去认识外界，如何能够达到像恩格斯所说“了解自然的本来面目，而不附加以任何外来成分”呢？“全心全意”乃出自耶稣教人用全心全意全力去敬事上帝，富于宗教精神。以持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者何以会采取全心全意的宗教精神而又要向唯心论斗争呢？这些都是我搞不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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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这次参加土地改革的生活里使我对这些问题得到了一些初步的解答。第一，宗教教人全心全意去敬事上帝，去虔诚默祷，而马列主义者乃教人全心全意去工作劳动，去为人民服务。一唯心，一唯物，一封建，为统治阶级服务，一革命，为无产阶级服务。界限昭然。第二，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对被剥削者，轻视践踏，冷酷无情。他们不愿也不许被压迫者表示喜怒，流露真情。他们对被压迫者的真心话，情感的呼声，不闻不问。他们孤立了自己，使得下情不得上达。而剥削阶级自身，常因利益矛盾，互相钩/勾心斗角，彼此间于利害相合时，纵有交际应酬，也无真情相与。而唯心论者亦大都重理智轻感情。理智只有在少数专家学者大知识分子中才得到高度发展，而平民大众虽有潜在的渊博智慧，因缺乏教育机会，理智很难得充分发展。故少数专家学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多以其高度理智骄傲平民，轻视平民，增加收益，替资本家服务。这种类型的人，连客观唯心论者黑格尔都看不惯，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他称这种的人为“理智的动物”并揭穿他们的“骗局”。反之，感情为人人所共有，而且愈低层的工农大众，他们的感情愈真挚纯厚。足见唯心论者之重理智轻感情恰好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思想。“理智动物”与“剥削动物”原是同一阶级的产物。（这才令我恍然明白替英美帝国主义说话，代表马赫主义派唯心论的反动哲学家罗素，何以会一再攻击共产主义为“狂热主义”（Fanaticism）的阶级背景了。）所以，为工农大众服务的辩证唯物论必然要注重被压迫的阶级所共有共鸣的热情和阶级的友爱与仇恨。而且感情属于感性阶段，亦可提高为理性，如正义感。唯心论离感性而谈理性，轻感情而重理智，完全是抽象孤立和片面的看法。而辩证唯物论则由感性、感情，提高到理性、理智，再用理性、理智去为感性、感情服务。而且热情乃是众人情感的交响与共鸣，从群众中来，又回到群众中去，受到群众的理性、智慧、共同利益的节制、纯化，加强与提高。至于反映资产阶级社会的个人浪漫主义，虽也重热情，但这乃仅是个人的癖嗜偏好或私爱，譬如有闻阶级之对于某个女人、某种幻想、某种玩艺，甚或对金钱荣誉，有了高度的热情，甚至愿牺牲他个人的性命去趋赴。但类似这种热情，无论他个人主观上如何热烈，在劳动大众中却引不起交响与共鸣，因为他的热情缺乏群众基础与物质基础，也就不能持久，终至枯竭无趣。唯心的浪漫主义的热情，其下场大致如此。而反之无产阶级的友爱随阶级斗争的展开与提高而不断地愈趋愈普遍愈来愈提高。即因其基础是唯物的，有群众性的，且有辩证发展的。在对恶霸地主的斗争大会上，群众情绪的紧张热烈发展提高转移的过程，就提供了热情之辩证发展的最好的例证。由对地主的共恨，提高为阶级的友爱，为对共产党和对毛主席的热爱。由阶级的友爱与团结更转移到热烈的生产运动和抗美援朝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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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生活方面说，无热情的生活即非真实的生活。那只是虚伪敷衍，无聊鬼混，言不由衷，毫无生命毫无意义的生活。不全心全意的工作即非真实的工作。那是经不起挫折和考验，有心莫肠，无精打采的工作，也绝不会是真实的在实践中产生良好效果的工作。唯物论所要求的是真实性、具体性。而真实具体的生活和工作里必缺少不了生命力洋溢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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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认识方面说，如缺乏情感和有热情的实践斗争，而只是用抽象的理智去看事物，那就只能看见一些孤立的破碎的死东西，再也不能如实地看见在变化发展中的像恩格斯所说的事物的真面目。特别是要认识有关于被压迫阶级的事物和情况，阶级的友爱和同情的了解更是不可少的。我相信每个人学习的经验都可证明一点：即当你学习情绪高时，学习成绩也好，当你学习情绪底落时，学习成绩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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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的目的是在尽量说明何以重爱恨分明，重热情是唯物的，更是辩证唯物的。我并不要想把辩证唯物论者说成是一头脑热烘烘的感情至上主义者。必须感情与理性相结合，个人的热情与群众的共鸣相结合，真挚热烈的感情与明晰冷静的头脑相结合（我们所看见的并且敬佩的几位土地改革干部确是体现了这种对立的结合，）才是我所了解的辩证唯物论对感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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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已拉杂说得很多，现在试总结一下在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中，那些地方改变了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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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由于不安于参观土地改革而争取参加土地改革，使我由比较趋于静观世界的超阶级的想法改变为深入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态度，并争取由变革现实的实践中以认识现实，改造自我，而使自己愈靠拢人民，靠拢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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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从土地改革工作之深入群众，深入底层，深入参加实际斗争里使我改变了从前认唯物论只重视外在现象，不能深入认识事物的本质的错误看法。现在我已亲切体会到惟有辩证唯物论才能深入认识事物的本质，核心和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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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参加土地改革的经验使我否定了离开事实，离开群众，离开实践而改造思想改造自我的唯心论观点、而真切体会到植基在辩证唯物论上面的改造思想与搞通思想的真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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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由于参加土地改革经历到富于感情内容有爱有恨的生活，使我改变了旧时认重热情重全心全意为唯心为有宗教意味的看法，而亲切了解到什么是阶级友爱，和基于群众之交响与共鸣的热情。这样使我批判了唯心的僧侣主义及近代的理智动物之抹煞情感，并否定了唯心的浪漫主义之放纵个人主观偏狭的情感，而体认到辩证唯物论对情感的正确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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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亦即最主要的，我真切认识到土地改革工作的中心环节是群众路线和阶级斗争。（干部包办代替的作风之所以受检讨，由于不走群众路线，未充分发动群众。和平分地的想法之所以错误，由于没有认识到土改是一场剧烈的阶级斗争。）几令我进一步推想到凡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而产生的伟大运动，如解放战争，如抗美援朝运动，如镇压反革命，基本上都是群众运动，也都是具有阶级斗争的内容。因此这次参加土改工作归来，使我体认到离开群众，什么事也作不好，不走群众路线，什么路也走不通。又体认到除了依靠工农大众，服务工农大众，坚决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坚实可靠的立脚之地。又复体认到群众路线阶级立场与辩证唯物论不可分。因为群众，无产阶级，眼睛最雪亮，掌握事实最多，最接近自然，最能通过劳动和实践改造世界，因此也就最唯物。而且群众开会讨论所表现的智慧，最能由矛盾意见中得出不偏不倚的总结，最合乎辩证法的规律。所以我敢肯定说，只要你不脱离实际，群众路线走得好，阶级斗争作得好，如我在长安农村所见着的土改干部那样，即使口中不提马恩列斯的名字和语句，自能具体体现辩证法唯物论。同时只要辩证法唯物论真正搞通了，就必然会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走群众路线，站稳阶级立场。现在我才弄明白了，何以只有辩证法唯物论才是真正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哲学，何以无产阶级真正觉醒起来，必然会寻找到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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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光明日报》1951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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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毓枬：参观土地改革的一些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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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教授、徐毓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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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随着北京各大学西北区土地改革参观团，到陕西省长安县实地看了一些土地改革工作。虽然前后只有三十五天，可是在这短短时期以内，收获之丰，是在同一长度学习时期内所从来没有过的。我重新进了一次大学。现在把我在此行中最亲切感到的一些体验，简单地写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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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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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根据个人这次参观中所得经验，我可以肯定地向没有实地看见过土地改革工作的人们报告：土地改革工作做得很正确，非常好。过去在都市内有一种流言，说中央人民政府所颁布的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文告，就条文说，可以说是尽善尽美，毫无可以批评之处，不过法令条文是一件事，实际执行又是一件事，言外之意，是说干部执行政策有偏差，对待地主太严。我对这种流言开始怀疑，是在去年年底接到家乡（无锡县）来信的时候，信中提到乡间土地改革情形，某人定为恶霸，某人被拘禁等等。当时看了这信非常痛快，因为以往人人侧目的恶霸，现在在人民政府之下，得到了他们应得的惩罚。可是当时我心中还有一些怀疑：是否因为我乡是苏南土地改革实验区，干部特别挑选得好，所以没有偏差？到陕西长安县参观以后，这种怀疑完全打消了。据我们了解，长安县并不是实验县，只是西北区普通一县。这次我们随着土地改革工作组下乡，住在长安县五星区十一乡东大村，一共住了二十天。这二十天以内的土地改革运动之每一个过程，如了解农民情况，整顿与扩大农会，预审恶霸地主，准备与召开说理斗争大会，初步查实地亩与划定成份等工作，我们都参加了。在这二十天全部过程之中，我们丝毫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一切做得非常光明磊落；干部对政策掌握得很稳，始终遵循和贯彻着政策，看不出有什么偏差。
+
+　　干部对待地主，也是依照政策办事，毫无过严之处。举两个例：东大村有恶霸地主张志敬、张志明兄弟二人，前者绰号“河西王”后者绰号“穿山甲”，其气焰之盛，手段之狠，从这两个绰号中便可窥见一般。二人狼狈为奸，实行高利盘剥，一担米放款经二年以后本利变为七担半，一百元借款经一个月后本利变为三百元；雇佣长工不仅不付工资，还找出借口把长工私刑吊打，向长工们勒索。二人又曾逼死过人命，私藏有枪枝与其他武器，还曾参预反革命阴谋。在全区二万人以上的说理斗争大会上，受害群众当面吐苦水时，二人还图狡辩。诉苦人怒不可遏，几次三番想伸手打他们兄弟二人，可是还竭力压制着自己，手举而未打。最后有一个受害农民实在忍不住了，伸手打了二人一个耳光。我觉得这一下打得对，打得好，可是干部立即劝阻。当在他们家中起出的枪枝与手榴弹物证俱在，继续追询二人前藏之子弹与轻机枪时，二人还抵赖不承认。这时群众的愤怒情绪达到了最高点，要求把二人立即枪毙。其实即使在当时把二人立即枪毙了，也并不冤枉他们；可是干部们还是耐心地说服群众，最后群众同意把二人交给人民法庭处理。试问这种处理方法，可以说是太严吗？可以说是不公正吗？可以说是乱打乱杀吗？
+
+　　第二例，我们曾经访问过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的长安县杜曲区二乡寺坡村一个地主家庭。这家有两进房子，经过土地改革后，前进仍保留自用，后进给缺屋无屋农民。他家的浮财没有动，他的瓶罐瓮坛，因为屋内已经放不下，陈列满了一屋檐。他还分得与贫雇农所得数量相同的一份土地。他的副业——粉房——和副业所用的生产资料，如房屋、磨子、牲口等，都完全不动。试想，像这样对待阶级敌人，还有比此更宽大的吗？事实上，即使在土地改革以后，一个原先地主之生活还是比贫雇农好。因为二者所分得的土地数量差不多，但是地主以往有浮财，一般还有一些副业，或兼营工商业。如果在这种宽大待遇之下，地主还不痛悟以往靠剥削为生之不当，努力从新做人，实在太对不起人民了。
+
+## （二）
+
+　　其次，从土地改革中，我认识了祖国前途之无限光明。这种认识是从两方面得来的：第一、我们所接触到的干部太可令人敬爱了；第二，土地改革挖去了封建之根，切断了帝国主义与农村之联系，土地改革完成经过一段时期以后，旧势力再也不会在中国复辟抬头了。
+
+　　先说第一点。这次我们在下乡之前，先在长安县参加了该县土地改革干部总结会议，听过县委们所作六次大报告，每个报告都是立场坚定，内容具体、丰富、生动、细腻，完全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而从来未曾故意提马克思列宁的名字。如果把这种大报告搬到学校作为大课演讲，一定非常成功。这使我们体验到，只有从丰富的具体事实抽象出来的理论，才会生动和细腻，不沦为教条。至于这些报告人之学校文化程度，则只有一人上过高中，其余都只有初中或小学程度。负责领导长安县五星区十一乡土地改革工作的一位副区书，年仅二十五，已有七年革命经验，其办理事情之老练，思虑之周密，立场之坚定，我们这批在大学中教书的都自愧勿如。其他如照扶我们生活的两位统战部同志，保护我们安全的四位保安员，其平常言行，都使我们非常佩服。这些使我们体验到党的教育之伟大。不仅如此，干部们的才略确是一层比一层高明。区级干部已使我们钦佩不已，县级干部又高一层，省级干部更高一层，完全合乎依成绩升迁的这个原则。他们的吃苦耐劳精神更是了不起。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长安县干部会议结束、工作地区派定以后，各干部整装待发时情形。每个干部背上背着很少一些行李，围在一处，听本区负责人作最后一次讲话。其情其景，恰如军队中的一排一连，在接到战斗任务以后，实际作战以前，听排长或连长讲话一样。讲话完毕以后，每个战士都愉快地大踏步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我们相信，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在一个县份内，集中着这么多人才，这么多吃苦耐劳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以这种干部来替国家办事，那会有办不通办不好的事情！
+
+　　再谈第二点。土地改革工作真正挖去了反动势力之根。地主们和帝国主义与封建迷信有密切关系，在这次土地改革参观中看得异常清楚。地主们很留心时事，可是他们留心时事之动机与心情，却完全从他们本阶级利益出发。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之时，有一个地主说，“美国回来了”。试想，地主们称美国侵略为“回来”，盼望美国像盼望自己的父母子女，单凭这句话，就可以看出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如何亲切。一贯道的头目大多是地主或特务，因此这个邪道是彻底反动的，欺骗农民，造谣惑众。据长安县鸣犊区干部反映，一贯道在乡间散布妖言，说什么“共产党的共字可以拆为廿八，表示共产党只有二十八年天下。现在，从共产党成立，已超过二十八年了，所以就要完了。”又说什么“解放军帽徽上写着八一，表示八路军之后，就是一贯道”。我们还看见过长安县缴获的一些一贯道“文件”，里面确有隐射的反革命词句。由此可见，如果地主阶级不消灭，反动道门不肃清，反动势力在农村中就留着一枝根。土地改革正是挖去了反动势力之根。如果土地改革工作不是单纯的和平分地，则在土地改革过程中，群众自会觉悟到自己之所以贫困，并不是由于生来命苦，而是由于受人剥削，所以不再迷信。长安有些农民家里已经开始不供灶王爷，改挂毛主席像。我们所住的东大村附近的崖头村，在土地改革初步发动群众过程之中，就有十四个一贯道分子自首退道。土地改革完成，村政权改选以后，农民政治觉悟提高了，懂得保卫自己的政权，反动势力决站不住脚。
+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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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谈一谈参观土地改革对于我个人的影响。在这三十五天之内，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起了三种变化，第一、初步建立了阶级观点，第二、意识到实践之重要，第三、开始对农民阶级有了感情。
+
+　　农村中主要只有两个阶级，农民和地主。二者间界线很清楚，阵营很明显，矛盾很尖锐。一个农民当选为农会主任或农会委员之后，如果随便打人，走地主路线，在地主家喝酒吃肉，包庇地主转移财物，他一定被农民群众所唾弃。东大村的靖生富便是这样一个例子。他本来是贫雇农出身，当了村农会主任以后，便忘了本，继承了以往保甲长作风，不替农民办事，反而随便打人，常常在地主家吃喝。甚而包庇地主转移财物，还有包庇贩毒嫌疑，他自己变成了村盖子——一村之霸。工作组到达以后，农民检举他，他还扬言等工作组走了以后，要检举他的人个个西瓜落地。但是农民觉悟程度提高了，在工作组领导之下，农民开了个村农民大会检讨他，先由群众控诉他，再由他自己当众坦白认错，然后革去他农会主任之职，暂时留会察看。这便是背叛阶级分子之下场。工作组干部对待农民和地主，完全是两种态度，两种教育方式。对待农民是和颜悦色、循循善诱地启发和说服，即使对待农民中的败类如靖生富之流，还是苦口婆心地教育，使他悔过自新，带罪图功。对待地主阶级乃是声色俱厉，依法处理，要他向人民低头，决不让他狡辩抵赖。在这种阶级分野非常明显，阶级矛盾非常尖锐之处，你不禁会常常检讨自己，常常自问，你愿意站在那一边？站稳了没有？
+
+　　一般说来，旧社会内在大学中工作的知识分子大概有两种通病。第一是忽视实践。以此行参观土地改革为例，在出发以前，我对此行并不存什么奢望，我以为关于土地改革，只要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刘少奇副主席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以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这三个文件就够了，实地看土地改革，只好像是在懂了一条数学定理以后，再做一两个数字实例而已，不会有什么新奇处。这次实地参观以后，才知道以前看法完全错误。不在土地改革现场，不会知道土地改革自始至终是一系统非常细腻的群众运动；不在土地改革现场，不会深刻体会到，为什么“土地改革是一场系统的激烈的斗争”（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必须完全依照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及其所决定的方针、政策和步骤，有领导地、有计划地、有秩序地去进行”。（同上文）间接知识而缺乏实践，只是不完全的知识。自今而后，我要矫正以往忽视实践之病。第二是缺乏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大概由于住在城里太久了，极少和农民接触，所以无从对农民发生亲切之感。口中虽然亦曾说过农民可爱，其实是一句空话。这次下乡以后，才真知道农民之可爱。我和另一位同仁住在一个农民家里，他家有五口人，只有五亩多地，生活非常艰难，要靠副业生产（进南山砍柴，贩炭，运木材），才能维持一家生计。我们住在他家期间，他非常关心我们的生活。虽然我们被褥带得不少，可是他怕我们着冷，用他存量不多的稻草，替我们烧睡炕；他们自己是不特意喝水的，只在饭前饭后，乘烧饭之便，喝一口水或一碗米汤，可是对待我们，却常常问我们要不要喝水，常常为我们特意费柴煮水；有一次他甚至暂时离开了戏场（看戏在乡下是一件大事，稀有的娱乐机会），回家替我们煮了一壶茶，再回去看戏。这种盛情，使我们领受了非常自愧。当我们离开东大村的时候，农民们出来欢送我们，几次劝阻，还是无效，农民们依依惜别，一直把我们送出了崖头村，看我们坐上了大车，车子转动以后，才慢慢回去。这真使我们感动极了，惭愧极了，我们何功何德，可以领受他们这份热情？
+
+　　为什么农民对我们如此热情呢？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衣着、用具、语言和外表，和农民还有一个距离。我曾在闲唠之中，问过我的房东：“你看我们像个啥样？”，问了几遍他都笑了不答，后来我说“可像个地主？”他说“对了。”虽然如此，农民对我们还是异常热情，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是：正如我的房东所说，我们的外表虽然像个地主，可是行为和地主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是随着工作组下乡的，工作组是为农民服务的，所以农民把我们看作是一家人，像对待远道来的亲戚那样对待我们。这使我们亲切领会，只有把自己编入农民队伍，真心替农民服务，才会获得农民的热情，才会使自己的生活充裕起来。而且只要你自己肯把自己编入农民队伍，不论你的衣着外表如何，农民一定把你当作一家人看待。这点加强了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如何做法呢？俗话说得好，一根稻草压死一只骆驼，一根稻草本身是非常轻微的，可是重量乃是许多稻草累积起来的，如果把稻草一根一根地向骆驼身上堆，最后骆驼总有支持不住的时候。我希望在伟大的建设祖国运动中，在自己的岗位上，尽一根稻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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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1951年4月3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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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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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特：从参观土地改革中得到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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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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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加深了对封建剥削制度的仇恨，在情感上更靠拢了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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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分子惯常从理性去考虑问题，很少感性的体验，往往容易发生偏差。例如，对于封建剥削制度，在理论上虽也承认必须废除，但也仅仅是一种抽象的理解。尤其是对于地主阶级怎样通过这种制度压迫农民造成滔天罪恶，懂得不够具体，甚至非常模糊，有的事情还会半信半疑。例如，电影《陕北牧歌》中地主吊打雇工的情形，要不是下乡去看看，也许会以为这至多是个别情形，不会是普遍的现象。这次我们有机会到乡下去看看，的确有许多事情是书本上看不到，或者是看到了也看得不够真切、不够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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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听到“江南无封建”的说法，“理由”是：地主有田底，农民有田面。这个说法，我们到乡下一看，就知道是个骗局。其实我们只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农民向地主交租，还是地主向农民交租？这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事实的真相是：田底田面的“分家”，正是江南地主的狡猾、欺骗、和巧取豪夺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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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苏南吴江县溪港乡，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是：农民没有“田面权”的所谓小租田，一般的每亩农民要交给地主租米八斗，有“田面权”的所谓大租田，一般的要交租米五斗。八斗与五斗自然有些区别，但大租田的地税却归农民缴，这样，剥削的分量，也就跟小租田差不多了。农民为什么要拉紧肚皮把节省下来的仅有粮食去买得这份“田面权”呢？主要也就是怕地主抽佃。地主为了利上加利，常常以抽佃恐吓农民，胁迫农民拿他们维持命根子的粮食去买这份并无任何保障的“永佃”的“保险”。事实上，这种“保险”只是地主阶级耍的花枪，地主阶级依仗政治势力，随时随地都可借口收田。普通的情形是：只要碰上灾荒，农民缴不起租米，地主就可以把田抽回；而地主在这一转手间，又可从中取得许多额外的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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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除“正规的”剥削以外，还会巧立名目，剥削之上再加剥削。例如，溪港乡地主宋子瑜在任伪乡长时，说要成立自卫队，向全乡强迫收取枪米二百余石。但他收到枪米后，却全部放在家里，大吃大喝，娶小老婆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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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主阶级之所以敢于横行霸道，主要就是依仗他的政治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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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库乡，单就河南帮的三十户地主说，其中当过国民党自卫队司令的二人，伪保安团长一人，伪区长四人。全乡中，在解放前，有匪首二十三人，伪军官十四人，国民党员十八人，三青团员七十人，以及便衣队、自卫队等。解放后，这些势力并未受到严重的打击，仍然潜伏在基层组织中进行破坏。如整顿组织时，发现村干部中，竟有三青团员二十三人，国民党员一人，地主三人，富农二人，伪军官二人，伪保长五人，伪自卫队十五人，土匪五人，便衣队一人。其中地主马祥森，曾为三青团负责人，解放后任农民协会大组长，曾征粮二千多斤，全部落入自己的腰包。伪军官魏荣奎，在解放后亦任农民协会大组长，以干部名义强奸妇女，放走了伪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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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港乡没有这样突出，但情况还是大同小异。例如，最近枪决的地主唐桂林，曾任伪乡长，自卫团副团长，日本军密探，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军官。解放后逃往上海，又于一九五○年四月潜回溪港，阴谋组织江南反共人民自卫军第五支队特务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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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主、官、匪、敌、伪、特务，六位一体的重重剥削和压迫下，农民们从他们的心底发出这样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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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身上两把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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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税重，利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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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出路有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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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逃、二牢、三上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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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溪港乡，从解放之前的若干年算起，农民因缴不起租米而吃官司的有九十六户，因而坐牢至死的十五名，出卖儿女的二户，被夺佃的八十二户，被迫卖牛五头。其中地主徐子光，曾枪杀或打死农民六人，霸占了两户农民的房子，五百亩湖田，强奸了十一个妇女，其中一人因打胎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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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仅仅是两个乡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的大致而远不完备的情形。面对着这种情形，我已经能够理解，土地改革为什么是一场“系统的激烈的斗争”。农民们面对着他们血海深仇的阶级敌人，在情感上是如何的难于抑制。在过去，我是了解得不够深切，往往也就犯了情感和理智不能一致的毛病。这次参观土地改革，不但使我理性认识得与感性认识相印证，而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感性认识，在情感上我已经加深了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同时也就更靠拢了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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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从听天由命到阶级觉醒，农民的思想跟从前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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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剥削和压迫，农民的理智和情感，一般都被压缩了。鲁迅《故乡》中的闺土，很能代表解放前农民思想的典型：听天由命，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香炉烛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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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改革对地主阶级是一个大革命，对农民却是绝好的教育。正如农民自己说的：“土地改革，不但使咱们翻了身，也使咱们翻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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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溪港乡，许多农民都不迷信鬼神了。问农民，为什么不信神了。回答是干脆利落：“菩萨和地主是一家，过去地主压迫咱们，菩萨从未帮过咱们的忙，现在咱们翻身了，还要菩萨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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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平望镇到溪港乡的船上，听到溪西乡几个农民妇女唱着自己编的一首歌，这首歌很能说明农民思想情况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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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阿嫂，二阿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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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桩事情不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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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会算，又勤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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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看是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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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错了，你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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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运本是自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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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因租重利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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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土改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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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们从听天由命的思想到今天认识了自己穷苦的根源以后，一般地对地主阶级的仇恨都异常强烈，因此也就敢于公开地揭发地主阶级的罪恶。例如，地主庄培德的雇工俞龙生，在追缴四大财产（指：房屋、余粮、农具、牲畜）的斗争大会上，就公开揭发庄培德不法分散粮食的事实，连日期、数量、分散的地点都说得清清楚楚，使得庄培德老婆（庄本人已于斗争前夕逃跑，仅仅斗争了他的老婆）无法抵赖。事后她对她家人说：“他们全都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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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在斗争地主宋子瑜时，一个老太太把宋子瑜的罪恶，详详细细有条有理地揭发出来，使得在场的许多农民都流下了眼泪。老太太一般都是很怕事的，在这样公开斗争的场合，敢于说出自己心里的话，实在不是容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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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经过土地改革教育后，一般地都能团结互让，私有观念跟从前已大不相同。工作干部在讲政策时，只要把“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应该怎样怎样”；或把“天下农民是一家”的思想贯彻下去，农民就可无条件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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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港乡在调整村与村之间的土地时，曾碰到一个大困难：东边地多，西边地少，东西相距十余里，不好调整。只有两个解决办法：要吗是农民搬家，少地的村的农民搬一部分到多地的村去；要吗是重新调整，一个乡要分成两种平均数，东边的村一种平均数，西边的村又一种平均数。当时工作干部为了这事几天几夜放心不下。在农民协会委员会上讨论这问题时，多地的村，首先表示愿意将没收到地主的最好房子和最好土地分给从别村搬来的农民；少地的村干部表示愿意自己首先搬过去，起带头作用，并负责说服农民。一个大困难很快就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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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库乡在分配四大财产时，个别农民表示：“分土地容易，分四大财产可不简单。”“国民党时代分一条鱼都要打架。”但在分配时却有许多生动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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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有一个村，分两头牛，一大一小，一好一坏。照一般的办法，抽签解决。但农民却不这么办。一个农民不声不响地牵着一头小的坏的牛走了留下一头大的好的给别人。许多农民说：“分得好！毛主席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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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村，有牛七头，须分一头给别一村。照我们想法，把自己分剩的一头送给别一村也就很好了。但农民却不这么想，他们挑选出长得最好最大的一头郑重其事地敲锣打鼓送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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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在分配四大财产和土地时，个别农民不满意的地方仍然免不了，但很快就得到农民自己的纠正。例如，南库乡农民代表大会的小组会上，有一农民对分配给他的房子表示不满，马上有一个农民纠正了他的错误，说：“房子长不出庄稼来，生产劳动才能发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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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溪港乡一个分田小组上，个别农民对分配给他的土地表示不满，很快地也得到农民自己的说服：“过去没有田都没有饿死，现在有了田，还嫌什么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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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农民经过土地改革后有高度的阶级觉悟，一般地对于保卫胜利果实必须抗美援朝都有正确的认识。在同里镇，我们参加了全区的庆祝土地改革胜利大会，农民们敲着锣鼓、扭着秧歌、喜气洋洋地从四面八方的乡村赶来镇上参加，经过一段诉苦后，立刻展开参军热潮，当场报名的就有一百零五名。许多参军的农民都表示，能够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他们最大的光荣。他们说：“国民党抓丁抓不到，参加解放军比考秀才还难！”问他们为什么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的意见是：“地主不会死心，只有台湾解放了，蒋介石打垮了，美帝国主义赶走了，地主才能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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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干部的政策思想和工作作风，同样给了我很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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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分子对于政策经常有两种不正确的看法：一种是抽象地了解政策，不懂得政策所包括的深湛的内容；另一种是喜欢找干部的“偏差”，而不能从干部的立场去体会所谓“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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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我们下去，亲眼看到许多干部执行政策的负责精神和虚心态度，使我们大大地感动。我自己曾经这样地设想：假使自己也做这样的一个干部，会不会在每一细小事情上都坚持政策，而不致于犯错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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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是随手可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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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库乡的农民协会主任张锡生，在分配四大财产时，把地主的两顶帐子连同卧床分给了农民。这件事，很快地得到反应。地主乘机造谣说：南库乡乱得一团糟，连细软都给分了。张锡生感到这件事情不太妙，提到干部会议上讨论。会上决定将两顶帐子还给地主，张同志并在农民代表大会上作了自我检讨，借以引起大家注意和教育其他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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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是政策思想，另方面是群众路线，结合起来，就成为干部工作的整个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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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溪港乡，我们曾经看到这样情形：区级干部侯育义同志以及工作队几个同志，跟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简直如同一家人。工作队半夜三更出去工作，工作在那里，就吃在那里，睡在那里。在溪港乡，侯育义同志成为农民群众快乐的中心，侯同志一到，连三岁的小孩都亲切地叫出他的名字来。在两次农民代表大会的小组讨论时，我们看到侯同志从这一个小组跑到那一个小组，启发群众发言，倾听他们的意见，然后在他总结的时候，总是抓住群众的思想情况，反复说明政策的界线和深度，及时地指出他们可能发生的疏忽。他的简明有力的话，像铁搭一样，紧紧地扎在每个农民的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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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港乡在追缴四大财产时，关于追缴解放前的分散粮食问题上，有些地方考虑得不够细致，当时陪同我们参观的县级干部金佩扬同志是看到了这点的。检查工作时，金同志用启发诱导的方法把问题引导到症结的所在，让干部自己去检查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使自己干部感觉到发现问题的是自己而不是上级。这种艺术使我们每个人都感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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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路线的作风，通过干部在实际工作中的传播，很快地成为农民群众的常识和习惯、溪港乡合兴村一个农民在分田时不肯好田坏田搭搭配配抽出来，小组长说他自私，他却反唇相诘，说：就是你小组长一个人不好。为什么你不让大家来说话呢？——意思是：小组长一个人不好对付这件事，让群众对付不就好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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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向惯于关在房子里做研究工作的我们，不善于根据群众的要求来制定自己的教学计划的我们，面对着这些生动的事实，我们知道如何来修正我们的作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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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1951年4月6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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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王建德自杀事件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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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德系太原市青年团青工部副部长，于一九五零年十二月十五日午后用手枪自杀、并留有“最后的信”，略谓：“一年来个人主义占了上风……迫使我离开共产主义，自己结束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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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德自杀的根本原因，是他极端个人主义的严重发展。由于他不学习，政治不进步，看不见前途、思想落后，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完全丧失了革命意志，当个人的目的不能如愿以偿时，竟走上了叛党自杀的道路。其个人主义的具体表现，最突出的是婚姻问题。自入城以来，婚姻问题占据了他的整个脑子，工作时放不下，休息时也在想，遂致连续失眠，精神不振。他说：“婚姻问题解决不了，工作情绪亦提不起来”。团委会曾多方面帮助他解决这一问题，但他不能正确处理工作与恋爱的关系问题，把恋爱看得比工作还重要，几次恋爱未成功，直至叛党自杀。这是他自杀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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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为功臣思想、地位观念，他自以为是延安出来的老干部，又是工人成份，他的日记中有：“一九四二年在延安印刷工会改选时未当选，曾感到政治没兴趣”。在山西工学工作时，因恋爱破裂及工作上的困难，他亦曾“想自杀逃避困难”。七月到北京团中央参加青工会议时，见到他在延安工作过的同志，有的当了厂长，有的当了支书，唯独自己没出息，认为因为地下工作一段吃了亏。他和市团委机关女同志也说过：“老干部革命十几年，连一个女学生都不爱自己，还算什么光荣！”可看出他的革命，就是为了当什么“长”和找爱人。这种不学习、不进步、只计较个人名誉地位和摆老资格的蜕化分子，早已失去作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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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他对自己的错误，既不展开思想斗争，又不接受同志的帮助。他不同意检讨思想，进行批评，他说：“你们这些意见，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我的情绪确不正常，你们有什么好办法使我转过来呢？我自己是没有办法的！”他的日记上亦写有“自杀是叛党行为，死了也会开除党籍”。但仍要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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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对自己的错误采取了姑息纵容态度，所以明知故犯，公开“叫”“闹”，甚至发展到不可收拾而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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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以上三条，故决定开除其党籍，并通报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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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太原市委的报告中，看到领导上最大缺点，是没有及时将其错误彻底揭发，给予严格的批评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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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建设》1951年4月18日第1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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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林庄：参观土地改革的两点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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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京大学教授、郑林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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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次参加华东土地改革参观团，到苏南吴江县震泽区去参观土地改革。我亲眼看到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并且还有一部分时间实际参加了工作。所以虽然只有一个月的工夫，收获却很不少。现在先提出两点体会来讨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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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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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一回下乡的最大的收获之一，是对“为人民服务”一点有了更具体的认识。我和许多同行的朋友一样，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旧知识分子，过去都一直在教育界里服务。我们所以能够一贯地坚持住自己的工作岗位，各人的看法不见得都会一样。拿我自己来说，想法是这样的：我觉得教育工作是比较清高的，尤其在过去反动统治的黑暗势力下，通过这一工作，还可以或多或少地为社会服点务。因此经过长期的孕育后，就不知不觉地养成了一种“为社会服务”的观点。所以解放以后，虽然有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们提出“为人民服务”的号召，可是在我的思想上并没有激起多大的变化。因为我觉得人民和社会实是一件东西，过去为社会服务，现在为人民服务，除了说法不一样，对象还不都是一个。可是自从这次到江南去参观了土地改革，直接参加到农民对地主的斗争之后，我深深地明白了过去的看法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十分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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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社会和人民混为一谈是由于没有分清阶级分清敌友。换句话说，就是没有阶级观点。我过去虽然在理论上也曾认识到旧日的社会是个阶级社会，可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让这点认识得到巩固的地位，因而就把两个利益完全对立的阶级统一到一个抽象模糊的概念——社会——里去。这一回下乡，当我参加过几个斗争大会和听到了许多封建事例之后，我的思想才开始转变。在下乡之前，我们全组十个人曾留在区政府里听取区农会主任关于当地情况的报告。他不但是个品质优秀的工作干部，而且也是个极有说服力的宣传教育家。在报告中，他告诉我们区里许多地主的罪恶行为。区政府的办事处是设在一个逃亡地主邱辅卿的家里，他说，这个地主绰号邱要命，原来是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后来娶妻得到二百枚银元，就用来放高利贷和购置田产，以后更用各种不法的手段来欺诈农民，不断强占他们的土地，于是就在四十年之内，由一个不名一文的无赖汉发迹成一个拥有三千多亩田地的大地主。他又领我们去看这个地主在家里私设的牢房，这个牢房在过去是用来关押交不上租米的穷苦农民的，在这里不知害死过多少善良的人民。他还读了一段区农会代表会的总结给我们听。这段总结列举了许多地主的罪案。例如全区农民因交不上租米而被地主拉去坐牢的就有一千八百五十七人，计算因之而丧失劳动力的时间共有五百七十年。又如全区农民为地主迫害致死的一共有一百零五人。全区被地主强行霸占的土地有三千二百二十三亩，房屋有二千二百九十五间。妇女被霸占的也有四十七人。我听完这个报告，心里很自然地起了痛恨地主的情绪。后来又接连着参加了几个斗争地主恶霸的公审大会。在这些会场上，我看到过去受过迫害的苦主们，一个接着一个上台去控诉地主们的罪状。有的地主是自己做地主又兼替别的地主收租的，他从中克扣租米，使农民身受双重剥削。有的地主是兼放高利贷的，农民春天借米一石，秋收后就要还两石。有的地主为敌伪政府拉夫抽丁，屡屡逼死人命。在一次大会上，一个被打跛了脚的农民在台上把拐子横在地主面前，数说他被残害的经过，泣不成声。有一次有姐妹二人在台上放声大哭，控诉她们姊妹八人因地主逼租而被父母卖掉，现在只有她们两人生还。还有一次，有一位老汉跑上台去控诉不到两三句，就晕倒过去。看到这些场面，我的感情更加起了激烈的变化，坚决地向着农民一面倒过去。这时候，我已能分清敌友，晓得为什么农民是该团结的，地主是该打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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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这点阶级观念，我就有了清算过去错误思想的根据。每当一天工作完了，躺在稻草铺上没有入眠之前，我总在追索这种错误思想的根源。正如前文所说，这种错误的造成是由于没有分清阶级分清敌友。所以这样，基本还是由自己所受的教育和出身决定的。我出身于一个游离的小资产阶级，而从过去的教育又承袭了一种改良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乃是脱胎于空想社会主义者那种阶级调和论的。所以在一个改良主义者看来，社会的利益是一致的。我把社会和人民混为一谈，其思想的根源就正在于此。殊不知在一个阶级社会里，对立的阶级的利益既不调和，而且那里也只有统治阶级的利益，而绝对没有被统治阶级的利益。换句话说，过去的社会乃是统治阶级的社会，我们为社会服务，不论动机怎样纯正，结果还是为了统治阶级而服务！今天在思想上仍然保留这种不分敌友的想法，保不住就会让反动的统治阶级钻空子，再受他们的利用。这够多么危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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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这一次的参观，我不但明白了过去的错误，而且更对“人民”这一概念有了深刻明确的认识。我过去不明白为人民服务的真正意义，不只由于在思想上没有好好地建立了阶级观点，也是由于对人民的认识还不够具体。这次在乡下和农民在一起工作生活，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他们的纯朴、善良、热情和自实践中得来的无穷智慧。在分田的时候，我被派到一个叫做姚家浜的村子去和分配小组工作。若按试算出来的平均数计算，这个村子要从别个村子补进四亩多地才够分配。可是在头一天的乡干部会上，这个村子的干部早就拍过胸膛保证自给自足，在村里自想办法，不向别村要地。所以在我去那里之前，着实有些提心吊胆，怕土地不够。可是到了那里，先由分配小组的干部们带头发动，再由他们和农民群众反复商量，由抽出的农户自动地多抽出个一分半分，由补进的农户少补进个一分半分，果然做到了自给自足，而且分完之后，人人都能满意。在这一件工作中，他们充分表现了“大公无私、团结互让”的精神，所以能使人人满意。我们离开乡下的时候，工作只进行到分配土地的阶段，可是已经有些农民在准备争取做劳动模范，好见毛主席。从这些事实，我认识到经过教育和发动起来的农民真是一股了不起的力量。有了他们和工人的联盟，再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不用怕人民的民主政权不能巩固，不用怕帝国主义者再来逞凶，不用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高潮不能来临。换句话说，从农民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国家的光明前途。自然，农民只是人民的一部分，不能用他们来概括全体的人民，可是推而及之，我对新中国的人民却也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它已不再是一种抽象模糊的概念，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气魄有前途的具体人格。对人民有了这样一个具体的认识之后，我在工作中就觉得有无比的力量，才知道如何去工作，才能符合这一对象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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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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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第一点体会。第二点体会是对“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了解。要说明这一点，又得从头搬历史。我所教的功课，有一门是农业经济学。在大学和研究院，我都没有念过这门课，是后来自学出来的。最初接触的材料，多数是国人自编或外人论及我国的著作，特别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诸位先生的撰述为多，所以当我初次讲述这门功课时，虽然由于个人当时对于进步的理论还没有修养，内容当然谈不上是科学的，但是教材却还多少能和国情结合。可是后来教书教得久了，这门功课的内容就越来越“理论”化，也就是越来越空洞了。当时的心情是这样的：以为不讲一些虚玄的理论就不够教授味儿。这种情势，一直发展到一九四七年我由学校休假二次出国时，还是那样，而且只有变本加厉。我那时还抱了个梦想，预备到了美国，把资产阶级当时盛行的学说多多熟悉一下，以便把它们搬到农业经济学上去应用。自然，这条路一直没有走通，因为这些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庸俗学说不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九四九年回国，听到那时华北高等教育会议的指示，说改革课程首先要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才开始明白，晓得以前是走了一大段冤枉路。经过这番启发，我于是又急着满处去找实际资料。在杂志报章上，只要看到一点材料，就赶紧把它抄录下来；在听工作同志的报告时，只要他说出一点情况，就死死地记到笔记本上，生怕它溜掉。在上课的时候，就把它们硬搬出来，以为这样就把课程改好了。这一次经过土地改革的实践后，才又发现，这条路虽然大体不错，但还是不十分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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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还不是十分恰当的呢？因为一个没有实践经验的人，任何资料在他都不会有感性的基础，因此即使他掌握了许多资料，这些资料对于他只是一大堆孤立的素材，不容易组织成一套理论。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去年一年的确曾经下过点功夫去搜集一些有关土地改革的资料，可是等到把它们搬到课堂上去讲的时候，就觉得这些材料对于我着实是很陌生的，讲出来也是很生硬的。但是这次从乡下回来，再去翻翻这些资料，就觉得它们几乎跟我亲自从乡下找来的一样熟悉了，跟别人讲起来也觉得有力量有把握了，因为有些资料已由我在实践中证实过了。同时因为对土地改革运动有了些切身的经验，对土地改革的理论也就有更进一步的领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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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前也承认中国的土地分配是极不平均的，也承认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是十分严重的，所以一直都拥护土地改革的政策。不过我拥护土地改革政策的出发点是属于纯经济方面的，认为中国的土地不重新分配一次，地主的剥削不加以消灭，农村经济将无由复兴，农村经济不能恢复，一切经济建设就不会有基础有前途。所以有时会顾虑到，在土地分配不均的现象并不严重而且是人多地少的区域，实行土地改革究竟能有多大好处？这一次我所到的那个乡村，那里的情形就和这种情况相近。全乡的出租土地只占全部使用田亩的百分之三十六弱，每人平均分配的土地，第一平均数是二亩四分八厘，第二平均数是一亩九分四厘。因是我一到乡下就十分注意这个问题，见到农民就问他家里有几口人，会分到多少地，种了够不够养活全家。除了极少数几个因为佃田较多要抽出比较大量的土地的农民略有一些顾虑外，其余的没有一个不给我一个极肯定的答复，而且在他们的心目中好像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那几个心存顾虑的农民，在土地改革过程中经过教育之后，也都说：过去种田虽多，可是每年都要向地主交纳大量的租米，而且弄得不好还得坐牢吃官司，现在种的地虽然少一些，可是地是自己的，只要多下点力气把田种好点，就是交了公粮，也可以生活得好。这告诉我，土地改革并不单纯是一种经济措施，同时它也是一种政治的文化的革命。过去地主凭借占有土地，不但在经济上统治了农民，也在政治上意识上统治了农民。现在把地主的根给挖掉了，农民就从经济、政治、意识等多方面获得解放。他们有了自己的土地，有了自己的政权，就可以建立起主人翁的态度，再加上在意识上再不相信地主阶级散播的那套“穷靠富，富靠天”的鬼话，他们的劳动积极性那能不提高起来呢？所以不论地权是否集中，人地比例是否悬殊，都不会影响土地改革的效验。我现在明白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是一种社会制度，它的势力是漫布于任何一个角落里的，只要把它消灭了，什么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我也明白了，土地改革是普遍的真理，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大道理。这也是我这次参观土地改革的重大收获之一，我已对土地改革的理论由片面的认识扩展到全面的认识。如果不是亲自下乡，从实践中去体会这个问题，怕不会有这样的收获，所以理论的证实也是要和实际结合之后才能得到的。
+
+　　我对“理论与实际结合”还有一点认识，就是认识到，这里所说的实际应该是指着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也就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实际而言的，而且也只有能和这样的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才是正确的理论、科学的理论。我回到学校，有一位同学和我谈起，说他听到一个地主说，在乡下主持土地改革的都是一些地痞流氓。这位同学的思想比较进步，我相信他不会相信这套鬼话，不过是提出来和我讨论讨论罢了。我当时就回答他说，在地主的眼里，那个无地少地的贫雇农不是地痞流氓呢？过去他们交不上高额的租米，他会说他们是地痞。过去他们还不出重利的债务，他会说他们是流氓。地主指使了他们的狗腿子——伪保甲长——去抓壮丁追壮丁粮，只要农民一躲闪，就会叫他们做地痞流氓而平白无故地给拉走了。我想在那个地主说主持土地改革的都是些地痞流氓的时候，他一定认为他所说的是很切合实际的。只是他所说的实际是站在他的立场所看到的实际，并不和我们广大的农民所看到的实际相符合。以此类推，那一个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不说他的理论是从实际里淘炼出来的呢？只不过他观察和认识问题，是离开了人的历史发展的，因此他的理论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因而也就成为不科学的。所以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只管经常不断地有许多新理论出现，可是这些理论至今还不能拯救资本主义社会之日趋于腐朽灭亡。由此可知，理论结合实际亦即等于说理论要符合人民的要求，要符合社会的发展规律，若不然这种理论是站不住的。这一点也可以在土地改革这一工作上得到验证。凡是在乡间看过土地改革的人，最低限度要承认，土地改革政策是为广大的农民所诚心拥护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呢？这里面没有什么奥妙，只是土地改革这一运动是符合了农民的要求的。我们的土地政策乃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践之一。我们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就可以看到毛主席对中国农民问题的天才的认识。他在那里已经抓到了农民问题的症结，已经知道了农民的迫切要求是什么。所以在他的思想指导下拟订的土地政策都能够符合广大农民的利益，所以实行起来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这就是理论应该和实际结合、理论应该和那种实际结合的最现实的说明。我们天天在讲理论和实际结合，天天在根据这个原则来改革课程，如果不能把握住这一点，我们的课程改革工作怕还是会走弯路走错路的。
+
+　　上面所说的，都是个人从实践中得到的体会，对于我自己是有不少的益处的。不过正如这次在旅途中一位高级干部跟我说的，知识分子的改造常常会丢下了一个包袱又背上一个包袱。我今后要对此加以警惕。
+
+　　來源：1951年4月7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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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检举了爷爷
+
+　　<通讯某团、冯绍谦、述、孙德华、记>
+
+　　我爷爷叫冯锦修，河北省霸县冯村人，过去是妙峰山佛教龙华会福通盘盘主。敌伪统治时，勾结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冈村宁次和大汉奸王揖唐。胜利后又和国民党的特务头子郝遇林、陈仙州等有了联系。已被枪决的“世界新佛教会”头子王紫泉，跟他也很密切。王紫泉用剥削欺骗的手段骗来的钱买了一大缸大烟膏子，他就一块块的挖来抽，他向道徒们宣传说：“王紫泉是真仙下界，一出门转眼就没影了。”在我们家里，还有冈村宁次给我爷爷写的“善人匾”。他就用迷信来残酷的剥削着霸县的人民。他脑门上长了一个鸡蛋般的大疙疸，自称“老佛爷”，他对被骗入道的道徒说：“这个大疙疸就是福，怎么别人长不上？将来要有大难，跟着我入道的就能活，不入道准死不能赦！”十五年前，他就在霸县吸着人民的血，那时我还小，详细的事情记不太清楚了，有的为了信道倾家荡产，为了给他这个“活佛”交钱就得卖儿卖女。入了他的道门儿就走进了无底的深渊，无边的火坑。而他却慢慢胖了起来，买了房子，买了地。“七七”事变那年，我六岁，乡村人民普遍的要求抗日，他害怕，卖了房地来到天津，勾结着天津的反动会道门的头子。他打发手底下的小头子把从家乡道徒们那里剥削来的钱用自行车带装来，供他挥霍。接着，他开了好几个大买卖发了横财。我小时候，不知道爷爷的双手沾满了血，不知道爷爷是这样的毒辣无耻的人，我花过带血的钞票，我后悔死了……”。
+
+　　他不但害别人，还害死了我母亲……
+
+　　我母亲不信爷爷的佛教，她看清了爷爷干的勾当，爷爷知道了我母亲反对他，说我母亲犯了“家规”，买来鬼子打狗的皮鞭，他瞪着眼，逼我父亲含着眼泪，抽打母亲，听着母亲痛苦的呼叫。
+
+　　母亲在爷爷手里过日子像滚刀山，母亲就这样屈死在我的爷爷——恶棍手里。九年前，我就成了没娘的孩子，这是血债，我不能忘记，我要向他讨还！
+
+　　他想用各种方法来欺骗人民。但我揭穿了他们无耻的诡计，坚决的反抗，和他们对立起来，成了他们的眼中钉。
+
+　　一九四九年我入团时，爷爷阻止我，恫吓我，我没被吓倒。我参军时，他又想施用故伎。但阴谋又被我粉碎了。
+
+　　爷爷又是个造谣的能手，他勾结着王紫泉，替他宣传，他对道徒说：“大道已明”，别“胡信”共产
+
+　　破获“世界新佛教会”反革命组织的消息公布的第二天，我知道了爷爷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坏蛋，我恨他，谁也不能饶恕他，下午两点多钟，我到一区海拉尔道派出所检举他。过了三、四天，爷爷被抓走了，我心里高兴的真不知说什么好，我希望政府赶快把他枪毙了，给霸县的老乡们报仇，给我妈妈报仇，给人民除害。不久，他又被放了出来，我心里凉了。
+
+　　但人民的眼睛里不能进一粒沙子，这次严厉镇压反革命期间，他又被逮捕了，政府把他押到霸县，将要在那里开一个群众公审大会。
+
+　　明天，我要向上级请假，参加这个会，我要控诉他的罪恶，我不准许人民公敌活着，我爱我的祖国，我爱这幸福美丽的生活，我不能让爷爷这样的人来破坏，我要亲眼看着他在人民面前倒下去！
+
+　　来源：《天津日报》1951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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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苍岑：土地改革中农民的语言和创作
+
+　　<辅仁大学教授　叶苍岑>
+
+　　今年2月15日，我们到达苏南吴江县参观土地改革。20日，我和本小组的四位同志一起参加了柳塘乡的乡农民代表会议，到会的农民代表共有150余人，其中三分之二是贫雇农的代表，三分之一是中农的代表。从这些代表们讲话时所用的词汇中，我记录下来下列的一些词：
+
+　　明确、积极、彻底、开展、领导、政策、任务、团结、斗争、封建势力、剥削制度、政治威风、压迫、统治、不法、包庇、目标、标准、问题、主要、思想、觉悟、检查、根据、讨论、研究、交流、优点、缺点、总结、补充、合理、合法。
+
+　　柳塘乡共有13个行政村，是由49个自然村组成的。全乡1166户，人口总计3789人。全乡只有2所简陋的初级小学，其中一所成立还不久，农民中识字的极少。我曾在会后和几位农民代表谈话，知道他们在本乡土改开始以前是不会用这些新词的，连听到的机会也很少。但是，从土改正式开始不过一个月的时光（1月21日柳塘乡土改正式开始），多数的农民代表却能够把上列的一些词听熟用熟，成为自己的语言的一部分了。这一些词仅仅是从那一次乡农代会上记录下来的，遗漏的当然还有不少。农民的词汇本来很丰富，此后随着新词汇的增加，必然会更加丰富起来。
+
+　　另外有一些词的含义改变了，获得了新的意思。比如“地主”（当地也称“大户”）一词，在农村中几乎变成骂人的名词了。小孩子们吵架的时候，手指着比较蛮横的小孩骂道：“你是地主！你是地主！”又如“雇农”一词，大家的了解也和从前不同。有一次我问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你喜欢做啥个样的人？”他应声回答：“雇农”。又如“兵”一词，在过去，农民认为是官僚地主们的保镖和刽子手，好人绝不愿意干的；现在却认为是人民自己的武装，都抢着当兵了。苏南松江专区土改结束后掀起了抗美援朝的参军热潮，报名参军的超过原定名额6倍以上。审查时要通过“三赞成”，就是“自己赞成”、“家属赞成”、“群众赞成”，然后才有被批准的希望。农村中到处反映：“国民党抓丁抓不到，共产党参军像考秀才。”农村中的积极分子也抢着当民兵，如果不被批准，是要闹情绪的。“兵”这个词的含义和从前完全不同了，又如“劳动”一词，在过去，因为受了反动统治阶级思想意识的麻醉，农民们自己虽然是劳动人民，却没有自觉地认识到劳动的光荣。现在便完全明白了。而且什么是主要劳动，什么是附带劳动，什么人算有劳动，什么人算没有劳动，也有了严密的新的解释。像这样的例子是有许多的。
+
+　　就语言的整体看来，一些新的词增加进来，一些词改变了含义，当然只能算是小的变化。但是，纵然是小的变化，也尖锐地表示出重大的意义。因为在一个短短的时期中而有这样的变化，只有在社会基础发生剧烈变革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土地改革改变了农村的阶级关系。广大的农民在正确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打垮了地主阶级，胜利地分得了土地，作了新国家的主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翻了身。土地改革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教育过程，每一个阶段都包含着丰富而生动的教育内容，每一个阶段的进行都使广大的农民在思想上获得了启发和提高，逐步地使农民在思想上也翻了身。农民的语言，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发生了上述变化的。因此，从语言的整体看来，不论这个变化怎样小，却尖锐地表明了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的伟大影响和重要意义！
+
+　　（×		×		×		×）
+
+　　这个翻天复地的大改革在农民创作上也很快地得到反映，尤其是民歌。
+
+　　民歌不但是农民创作中的珍品，同时也是社会史的最可宝贵的资料。
+
+　　在吴江县一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非常残酷，剥削手段异常凶毒，剥削关系也相当复杂。有四五个区的土地很集中，地主占有土地约当总耕地面积的60％至70％。每亩租额：大租田（田底权属地主，田面权属农民）约当每亩收获总额的50％；小租田（田底田面权均属地主）约当每亩收获总额的60％至70％。大一些的地主都设有“租栈”，租栈下面有“圩甲”，圩甲下面有“催子”。催子直接向农民讨租逼租，经圩甲缴与租栈，层层取佣，剥削极重。有的地主还自设监牢，任意把缴不上租的农民关进监牢里去。我们在震泽镇的一个大地主邱辅卿家里，就看到了这样一所监牢；现在房子已收归公有。农民因为缴不上租，有坐监的、逃亡的、卖儿女的、上吊投湖的，甚至有被打死的。高利贷的剥削尤为惊人：通常是春季借米1石，秋收还米1石7斗；甚至有春季借3等面粉1袋（44斤），秋收还白米百斤的。当地流行着一首民歌，反映这种残酷的情况：“农民背上两把刀；租米重，利钱高！农民眼前有三条道：一逃二牢三上吊！”至于雇农，所受的剥削更为惨重。这一带有一首民歌表现长工的苦痛：“长工做一年，赚不着一双鞋子钿！长工苦一世，寻不着一块棺材地！”真是一字一泪啊！
+
+　　自然，广大的农民从来就具有坚强的反抗性和革命性的，但由于没有正确的领导，所以几千年来一直受着地主阶级残暴的统治。现在，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放手地发动了广大的农民，建立起来农村中的反封建统一战线，而且经过了向地主说理、控诉和斗争一系列的实际的革命行动，地主阶级被打垮了，几千年来压在农民头上的一块大石头被抛开、被击碎了。农民认清了大家团结起来力量的伟大。你听一听他们坚强的歌声吧：
+
+　　丨	2	2	2	2	1	2	3	2	丨3　3　3　3	3　2　1　6丨
+
+　　石头里头也会冒青					荒山里面也有人影
+
+　　丨	6	6	6	6	6	1	3	2	丨3　3　3　3　2　6	1——丨
+
+　　受苦　格人要出头				只要大家一条心
+
+## ——太仓浮桥区民歌
+
+　　翻身后的广大农民，阶级觉悟空前提高，大家热烈地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热爱毛主席和解放军，对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异常痛恨。大家知道美帝国主义是给蒋介石撑腰的。不打倒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就不会死心。因此，在掀起了抗美援朝的参军热潮的同时，农村中也普遍地掀起了生产热潮：开塘开得多，开得深；积肥也特别起劲。农民知道增加生产是支援志愿军在前线作战的有效办法。柳塘乡有一首民歌正表现了这种情意：
+
+　　1　2　3　5　3　2丨3　1　2　2丨1　2　3　5　3　2丨3　1　5丨
+
+　　鸟要有格头来		树要有根		老百姓格翻身靠	解放军（哎）
+
+　　1　2　3　5　3　2丨3　1　2　2丨1　2　3　5　3　2丨3　1　5丨
+
+　　前方在打仗			后方生产		前后方团结		　　一条心（哎）
+
+　　这一带的农民，烧香拜佛的风气很盛。我们从震泽镇的街上走过时，看见好几家香店，满堆着香和纸箔之类。但是，由于农民的觉悟提高，香店的生意是逐渐冷淡下来了。许多农民自动退出道、会门，不再烧香拜佛供灶神，而敬奉毛主席像。下面的一首民歌，能够代表苏南各县农民破除迷信的情况：
+
+　　3	5	3	2	丨	1	6	5	丨	3	5	1	3	丨	2	——丨
+
+　　烧香	拜佛		求老爷			靠呀靠不			住
+
+　　3	5	3	2	丨	1	6	5	丨	3	5	2	3	丨	1	——丨
+
+　　铁搭	钉钯		勤俭做			吃喝不用	愁
+
+## ——常熟任阳乡民歌
+
+　　土改后的农村洋溢着新生的气象，展示出新中国无限光明的前途。跟农民谈谈话，听一听农民健康的充满自信的歌声，就足以证明。农民的创造力是丰沛的。我们坚信：随着即将到来的农村生产高潮和文化学习高潮，一定会看到更多更好的农民创作，反映农民翻身后一天比一天幸福的好光景！
+
+　　 1951年4月10日
+
+　　来源：《土地改革和改造思想》，光明日报社，1951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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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3 @@
+# 北川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组织部关于开除韩希尧、贾挨多党籍的通报
+
+　　接达县地委报告称：“南江县原财政科长韩西尧山西保德人，去年曾和本科科员XXX爱人搞男女关系，丧失共产党员应有的道德和品质，在新老干部中影响极坏，工作不负责任，去年经组织上发觉後行政上撤职，党内给以警告处分。当时地委决定调巴中另分配工作，县委不但未执行地委指示，反之，县委刘力汗写信要提拔为公安局秘书，地委不同意，并要坚决调巴中，但县委仍未执行。对其本人又由於没有加强思想教育，结果韩於本年三月中逃跑，并拉走区长贾挨多，叛变革命。此事发生後除告山西与县地委捉拿处理外，经地委决定开除韩、贾二人党藉，并给南江县委批评，作深刻检讨，报告地委”。
+
+　　鉴于上述问题，我们认为韩、贾叛变革命，决非偶然，是严重的脱化堕落思想发展到顶点的结果。这一严重实事应引起各级党委的注意。除同意地委开除韩、贾党藉并给南江县委以批评决定外，并在党内公布。据此，特提出如下意见：
+
+　　一、各级党委必须彻底的了解并掌握所属范围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主要干部的思想动态及工作作风的情况，要经常注意检查与教育。
+
+　　二、应大大加强党纪教育，严格执行上级决定指示。对於丧失立场违犯党纪与政策法令者，应及时予以处理，如此才能减少事故的发生。
+
+　　三、今後对於党员执行党纪必须严肃坚决，并采取公开讨论的方法，这样才能更深刻的教育全体党员。
+
+　　来源：《川北工作》第四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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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2/000057.txt
@@ -0,0 +1,31 @@
+# 孙毓棠：江南的永佃权与封建剥削——参观苏南土地改革的一点认识
+
+　　<清华大学教授　孙毓棠>
+
+　　这次随华东区土改参观团到苏南吴江县学习土改，我自己学习的收获已另写了报告；本文打算把江南的永佃权特别再提出来谈一谈。我们到了江南以后，便听说都市里曾流传着一种所谓“江南无封建”的说法。这说法显然是地主阶级为要迷惑视听而制造出来的反动的谬论，荒唐可笑，而且可恨。我们所见到的江南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压迫农民的许多事实，都足以证明江南不仅有封建，而且封建势力很强很深，压迫很残酷，剥削很重且很巧妙。关于这些已有很多同志写了报告发表，此处不再重复。这种谬论的主要论据之一，即在江南的永佃制度。他们故意歪曲事实，说永佃制是地主和农民“共有”田地，“地主有田底、农民有田面”，说这是“平分的土地所有制”，因此“地主就是农民，农民就是地主”，因此而“江南无封建”！对于这种欺人之谈，我们觉得还有再分析驳斥一下的必要。
+
+　　我们都知道，所谓永佃权，就是农民从地主租入田地，依约每年向地主交纳一定数量的地租（绝大多数是实物地租，即谷租，间有钱租或折租），而享有永久的佃用权，这种佃用权，普通称作田面权，可以由子孙继承，也可以转佃或典卖；地主则握有田地的所有权，普通称作田底权。永佃人如果不欠租，地主不得随意收回租田，如果欠租满了一定时期，地主则依法可以撤佃。地主把田底可以典押买卖（大卖），不影响田面的佃用权，所谓“换东不换佃”；永佃人把田面转让典卖（小卖），须通知地主，但有时并不一定需要地主的同意。这种永佃的田地在吴江县叫作“大租田”，以别于普通一般租田关系的“小租田”。
+
+　　这种永佃制度在我国主要存在于苏南、浙西、皖南、赣北一带；此外如苏北、浙东、福建、广东、河北、绥远、察哈尔、也间有此制（或称永租，死佃），但不普遍，所以也可以说他是江南的特殊制度。我们到的吴江县屠塘乡全乡田地为11,800亩，大租田占3,133亩，即26.5％，但同县的震泽区则百分比高得多。据抗日战争前东南大学的调查，苏南有些地方永佃制占到60％至90％。再例如浙江平湖永佃田即占全县耕地面积68.9％。在江南，田底（所有权）田面（佃用权）这对用名称也各地不同，苏南普通都称田底田面；浙江称主田客田、大皮小皮、大卖小卖、大业小业、大根小根、田骨田皮、大田小田；安徽称丈田佃田、里子面子、下盘上盘；江西称管骨管皮、骨业皮业、骨田皮田等；他省还另有其他名称。
+
+　　这种永佃制度在江南曾存在于明清两代。但今日江南永佃制的形成当追溯到同治年间。在太平天国革命晚期，满清封建政府勾结英美外国军队压抑革命的战争，多半在江南这个地区进行的，使得居民死亡流散，田地抛荒的很多。革命运动失败后，满清地方政府为筹赋税，使招募流民客民开垦报升，许以永久佃用权；等原有地主还乡后，政府叫他们仍为业主，从永佃户收租，但“佃不欠租、东不辞佃”。例如浙江兰溪县在同治五年即曾特为此事设局清丈，确定业佃关系。又有些地方（例如赣南）荒田无主，地主或客籍人即自由插标占有，招佃垦种，许给垦户以永佃权。荒田复垦本来完全依靠贫苦农民的劳力，但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满清政府为保护地主们的地权，却从新发给了地主们方单（地契）。我们在吴江县屠塘乡所见到的地主交出的方单，很多还是同治十二年满清政府发给的。
+
+　　太平天国革命后十余年，已给今日江南永佃制打下了基础；但此外还有许多因素更促成永佃制的普遍形成。第一是垦荒。晚清江南继续开垦，地主们往往报领或强占了荒地，招佃开垦收租，自留田底，而许给佃户以田面的永佃权。有时无主荒田原是农民开垦的，但地主倚势强行霸占，迫农民交租而成了永佃人。沿江海湖荡的沙田原以低洼不易耕种，有些地主圈占了这种土地，招佃修堤耕垦，渐成熟田，业佃之间也成立了永佃权。这种情形苏南各地很多，晚清“户部则例”中曾法定过这种永佃关系。第二是土地改良。有些地方农民租入劣等田地，勤劳耕殖，投资加肥，改良水利，渐成良田，使田价加高，因此而从地主处获得了永佃权。江苏的宝山太仓都有此例；无锡常熟等处的“灰肥田”也属于此类。第三是购买。有些佃户以相当的钱谷代价从地主买得永佃权。这笔购买费各地名称不同，例如苏南叫作顶首、札银、下脚，安徽叫作寄庄、保庄、押板，江西叫作顶价、佃价、坠脚，浙江叫作佃银、小根田价、押札、绍价等。因是买得的权利，地主不得无故撤佃；而永佃人转手时也需要顶银（小卖）。第四是典卖。自耕农因受经济压迫，常以低价把田底典卖给地主，自己保留了永久耕种权，即田面权。例如无锡，自耕农把田地“活卖”（半典半卖，定期赎回）给地主，逾期无力赎回，便把田底放弃，只留田面，向地主交租，叫做“卖租米”，靖江的“自卖留种”，芜湖的“保留肥土”，与此相同。广西梧州也有此情形，叫做“卖田不卖耕”。第五是押租。佃农租地时，向地主交纳很高的押金，因而取得永佃权。以前江南有些地方押租也曾盛行，如松江、海门各地，佃农租地承种时交押租若千元，即可取得永佃权。第六是寄托。晚清以来有些农民忍受不住苛捐重赋，要求托庇于有权势的地主，以减少赋役苛敛，对地主则献纳钱谷；日久■笔献纳变成了地租，包税的地主便俨然以握有田底权自居了。第七是少数特殊田地的租佃关系。如江苏江都县，清末军卫屯田很多，招佃（屯户）垦种，给以永佃权，嗣后相沿不废。又如江南有些地方的公田、社田、学田、族田，这些产业名为公有，实则都掌握在地主们手里，其佃户有时因为田地的特殊性质而享有永佃权。以上所说这些因素，数十年来累积促成了江南永佃制的普遍形成。
+
+　　我们要把江南永佃制这些促成的因素以及他形成的过程考察一下，我们便可以了解绝不是江南地主们特别“仁慈”，竟轻轻给与了佃农以永佃的权利。永佃制是数十年来地主阶级倚仗他们封建政治与经济势力，占有着土地，控制着农民的生产，而发展形成的一种封建的租佃关系。在这种租佃关系里面，农民取得永佃权时，都曾向地主交付过比普通一般租佃高很多倍的代价或劳力；又有时并非农民取得田面权，而是农民失掉了田底权，是农民在地主的封建政治经济势力压迫下，失掉了自己的生产手段、生产的自由和独立。
+
+　　据抗日战争前的各种调查资料，江南的地租绝大部分是实物地租（谷租或分租），地租率大致是占农民生产物的50％（“对半分”）；但因生产条件的差异，有高到70％（“倒37”）甚至以上的，也偶然有低到20％几的。拿绝大多数的50％来说，已是封建剥削很重的地租率。永佃田的地租率各地不同，综合来说，大致占农民生产物的25％到40％。吴江县的地租量普通每亩田八九斗到一石多些（即50％左右的租率），大租田平均是四五斗。从表面数字上看来，彷佛永佃田的租率比一般租率稍底。然而，我们不能仅从这一点去认识，我们须首先看看永佃田复杂的使用情况，才能了解他的租率的高低。
+
+　　从地主租入永佃田的人有三种。第一是二地主。江南不在乡的地主很多，兼官僚豪商买办的地主都住在大都市里，纯地主也往往在市镇，叫管家或租栈收租。有些在乡地主便趁机租入他们的永佃田再行转佃。屠塘乡便有好几个地主在自田以外有大租田。贫苦农民被压在双份剥削下，负担往往比普通租率要高。例如常熟的永佃田转佃，农民除普通租米外还得外加“盖头租”一二斗。再如安徽怀宁旌德、浙江兰溪平阳鄞县，都比普通地租高很多，或向大地主二地主分交两份地租。二地主自全租中可以剥得20％至50％。国民党反动派政权为庇护大地主利益，曾定法律对二地主的转佃加以限制，但事实上没有什么效果。二地主的剥削不在大地主之下，所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阶级成份的决定”中说“二地主应与地主一例看待”。在二地主从大地主租入永佃田再行转佃的情况下，二地主交纳大地主的地租实非全部地租，他们双份剥削之和才是农民所负担的地租率。大地主们常常只计前者不计后者，硬说永佃田的租率很低，他忘了那只是封建剥削分赃的一部分，他更忘了二地主不是农民，二地主向大地主交了永佃田租外，分赃了封建剥削所得的另一部分。我们认清这一点，才不致被永佃田表面上的低租率所迷惑而发生错觉。
+
+　　租入永佃田的第二种人是富农。有些富农在自田之外租入些永佃田，也有些全部租入永佃田，自己劳动，并雇用长工耕种；也有些在自己与雇工耕种外，以少量土地出租。这种租入永佃田而自己和雇工耕种的富农，与二地主完全不同。二地主是伙同大地主进行封建剥削者；富农因是租入永佃田自己经营耕种而向地主交租，所以他是被剥削者。仅就地租率本身而言，永佃田的租率稍低，所以表面上剥削率比普通租田稍轻。然而，我们知道地租是最主要的封建剥削方式，地租率的高低轻重绝不影响封建剥削的本质。就此点而言，富农受地主剥削与一般农民没有两样。今天我们的土改政策是保存富农经济，以发展社会生产，因此富农自田不动，永佃田折半保留而把封建永佃关系取消，叫他完全不吃亏、安心生产而不再受封建剥削。另有些从地主大量租入永佃田，自田不足全部土地20％，自己不劳动而全部雇工经营，这种农户在吴江县暂名为“大佃农”。大佃农和富农不同，因为他自己不劳动。他又和地主不同，因为他一向向地主交纳地租，他租入田不转佃而雇工耕种。吴江县土改中对这种特殊农户的处理，是把他的自田全部保留不动，而把他的永佃田全部征收。这个处理方法我们觉得是很正确的。
+
+　　租入永佃田的第三种人是农民。永佃田的租率稍低，因此有人以为享有永佃权的农民比普通佃农便宜。事实并非如此。首先我们得认清永佃权不是凭空而来的。上文已经说明了永佃权形成的各种复杂因素，从这些我们可以了解农民从地主取得永佃权，曾付给很高的代价：开垦荒田或改良土地而提高了田价，交纳过高额的“顶首”或押租；又有些是在地主封建政治经济势力压迫下，因典卖或投靠而失掉了自家的田底权。若把这些也计算在内，则永佃田的租率表面上低而实则不低。不仅如此，按照旧日法律，一切赋税原本应该由地主负担；但为了永佃田的租低，所以地主一般是叫他的永佃户代纳，于是永佃户向地主交纳地租之外，还得替地主交纳田赋和各种苛杂捐税与摊派。在吴江县，大租田的租米每亩是四五斗，但加上苛杂赋税，永佃户实际上每亩得交出一石左右，和普通佃户的负担几乎完全相同。因此取得永佃权的农民徒负租率较低之名，而实际上被剥削的残酷沉重和一般佃农没有两样。
+
+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认识江南的永佃制度，和一般封建的定期与不定期租佃制度在本质上完全一样，都是以地租方式剥削农民剩余劳动的全部，并侵占农民必要劳动的一定部分。永佃田的地租率只在表面上稍低于普通租田的租率，但实际上绝不比普通租田的租率低。永佃制度和一般租佃制度一样，他维护着封建的土地所有关系，使农民劳动生产而地主占有剥削。他既非“平分”又非“共有”。“地主有田底”是不错的，但农民不是“有”田面，而是佃用田面，永久劳动生产交租以供给占有田底的地主阶级剥削享受。
+
+　　也许有人说，永佃制终比其他租佃关系好，因为他保证佃农的长期佃用权，便于佃农投资增产。对于这问题我们应有两点认识。第一、永佃制诚然是对佃农略有方便，但同时对地主更有利。据晚清记录（如陶熙“租核”），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失败后十余年，江南人口减少，劳动力缺乏，地主给佃农以永佃权，为的是要他们长久耕种，不致随便离开土地。数十年后人口增多，地主仍不愿常常换佃，因为佃农能长期耕种，才会多投资增加生产；在分租制度下，生产量增高则地主便能多收租米。地主阶级维持永佃制决非为农民打算，他们的账完全是为自己打算。第二，永佃权自晚清以来虽然表面上有法律保障，然而事实上则没有丝毫保障，地主打打算盘觉得对自己不利时，便随时可以撤佃。江南永佃契约上多半有“缺租不缴，听凭另佃”一类的字句。佃农在天灾兵祸重赋苛税摊派拉夫官僚保甲压迫和地主奸商高利贷种种残害下，交不上租米是经常的事；交不上租米便吃官司，被拷打，甚至破产卖儿女流离失亡。在如此情况下，地主随时可以缺租为理由而撤佃换佃，或以撤佃来要挟佃户增租，再者，农民一般不识字，好欺侮，许多佃农与地主间的永佃关系只凭一句话而并无契约字据。在这种情形下，永佃权自然全无保障，只能任凭地主的支配。在抗日战争以前几年，国民党反动统治给浙江各地地主撑腰，任他们对永佃田随意撤佃，增租，把农民摧残压迫得无法为生，便很可以说明永佃权只是徒有其名，毫无保障了。
+
+　　我们认识一下江南的永佃制度，正足以证明江南很封建。
+
+　　来源：《光明日报》1951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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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北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康程同志的处分决定
+
+　　康程（原名康本礼）四川营山人，现年三十六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革命军人。一九三三年入伍，同年入团，一九三五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先後曾任红军总司令部特派员、文书，延安市政府科员，延安联防司令部後勤部秘书，四军医院第二所所长、政指，甘肃永昌县委宣传地部长等职。一九五零年十一月调川北工作，曾因犯“伪造党员”及“撕毁组织介绍信”之错误，於一九五零年十月被西南局停止党籍。
+
+　　去年该同志由甘省武威地委调省委住土改训练班，到省委後坚决不去学习，要求回四川工作，经组织多次谈话解释，才勉强承认在甘省工作。第一次分配到省府财政厅作机要秘书，刚去未接手续，就提出意见说做不了，後决定到教育厅任人事科员，刚去又提出不干，其理由都是怕干不了，怕费脑子，并坚决要求回四川工作。到西北局后又向组织提出，要求复员，不原再做工作，经教育後，才勉强接受，但在其思想上并未解决问题。正由於康同志对其已往严重的倒退思想没有很好的认识与检讨故从西北到西南几个月时间曾犯了一连串的错误。其事实如下：
+
+　　（一）伪造党员。该同志去年由西北介绍西南，曾在途中将其爱人余维（非党员）的名字私自填写在他的组织介绍信上，称为正式党员。
+
+　　（二）撕毁党员介绍信。到西南後，其爱人余维向组织申明他不是党员，而是康程在介绍信上写成的，这时康不但不向组织坦白承认错误，相反竟敢把自己原来的党员介绍信撒毁，把自己的名字又填写在崔学岐同志的组织介绍信上。他开始不谈，後经组织上提出事实，他才承认了错误。
+
+　　（三）今年一月份，事先没请示将他姪女带来，欺骗组织说是他亲生的孩子。後虽有报告，但也是由於和其女人争吵，怕被揭露的情况下，呈报组织的，并非康同志自觉的报告。
+
+　　（四）康程同志来川北曾派到党校帮助一段工作，将该校学员交出的一金戒指，给他爱人保管，後离校数天未行交代，影响很坏。经该校提出後，康才将戒指交还原校。
+
+　　从上述事实看，康程同志个人堕落蜕化思想是严重的，虽经党十数年的教育，在思想上仍未得到很好的改造。又由於一贯不学习，政治上不开展，处处表现了个人利益高於党的利益，甚至发展到不顾工作的地步。由西北到西南在半年时间内又接二连三的犯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但康同志对这些问题仍没有从思想上彻底检讨认识其严重性与危险性。特此，决定给予康程同志“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在处分期间不能担任党的重要工作，并在党刊上公布。
+
+　　来源：《川北工作》第四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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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面兽心的一贯道“前人”阎子瀛——我不承认他是我父亲，我要控诉他
+
+　　<阎兴玲>
+
+　　我控诉的是“一贯道”首恶头子之一阎子瀛，他是我的继父；解放以前，我在无可奈何的环境中，曾经忍辱含垢地称呼了他二十年“父亲”！
+
+　　他的罪恶是数不清的：勾结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欺压人民，诈骗钱财；并且摧残污辱过很多妇女。我的母亲就是受了他的欺骗、折磨，活活被他害死的。
+
+　　在我一岁时候，他以卑鄙的手段挑拨离间了我的家庭，闹得我生父和母亲离了婚；诱骗我母亲嫁给他，并骗去了我母亲的大部积蓄（3千块现洋，当时两块钱一袋面粉）和我外祖母的200多块钱。当时他说拿了钱去是为我母亲做买卖；还答应今后一定好好照顾我外祖母，养老送终（外祖母没有儿子，依靠女儿奉养）。直等到过了四、五年以后，才发觉他武清县老家早已有妻子了。质问他时，他推说他伯父没有儿子，他过继了；娶我母亲是为的“兼祧”、“法律上准许”等等，威胁我母亲，欺侮她不懂法律。我母亲虽然十分气愤，又无可奈何他，事已至此，也只有忍耐。人、钱都骗到了手，他的狰狞凶恶的面目就暴露了，对我母亲百般凌辱。有一天，我母亲偶而提起钱的事，他便瞪着眼睛说：“还问钱？你没有这种命，一沾你名字，连我都倒了霉，这都是你的命不好，你的钱都赔光了！”实际上他拿了我母亲的钱开了买卖，很赚钱；有了钱就任意挥霍，每次在外边吃饭都叫好几个妓女陪他。当时他又看上了一个叫“阿毛”的女子；把我们看成了眼中钉。每晚他深夜才回家，到家就任意挑剔和我母亲吵架。我外祖母成天像老妈子一样伺候他，开门迟了一会，他就大发脾气，还在饭锅里便溺。后来我们被逼得没有办法，不得已只好回山东青州外祖母原籍去住。这时，他很少寄给我们生活费。我们的生活和教育费，只能靠母亲变卖过去的首饰，做零碎针线活。我和妹妹在放学以后，就去推磨、担水、拾草、放羊……以减轻家庭负担。当时在日寇血腥的统治下，物价飞涨，生活一天天的困难。母亲没法子了，写信和他要钱。但几次回信除了谩骂以外，关于钱的事一字不提。母亲在过分的生气、劳累、着急下，就病倒了。
+
+　　据许多亲友告诉我母亲：在我们离开他不久，他就和“阿毛”结了婚。几年之内，由于他的欺蒙诈骗，他的买卖已发展到各地：上海、天津、北京、杭州、南京、青岛等地，都有他的买卖和股份。
+
+　　他很早就加入了“一贯道”，是“一贯道”的“前人”，日寇侵入以后，他就和日本宪兵队勾结，欺压人民，进行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动。那时他在北大关缸店街义兴公油货栈内设立“佛堂”（他是那儿的经理），强制所有的伙友加入“一贯道”。大家因为怕他辞歇，不得已只好加入。被他欺骗和威胁入道的人不计其数。人们背地里管他叫“阎王”。由这个绰号就可以知道他凶恶的程度。
+
+　　胜利以后，他更变本加厉地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继续进行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动。他和“一贯道”的首恶庞守诚（已枪决）、霍永盛等结为密友，在霍永盛处设立佛堂，组织“中华道德慈善会”，并以“劝多少人入道可以行多大功”，来欺骗道徒，广泛地欺骗拖拉人民入道，以发展其反动的组织。他并且强迫在床上病了八年的妻子（我母亲）入道，说她是“冤孽病”，必须加入“一贯道”“诚心悔过”才成。当我母亲病危时，他叫了两个道徒，硬把她架到霍永盛的“佛堂”里去入道。害得她咳嗽气喘了两个多星期，周身疼的不能安眠，病更加重了。人面兽心的阎子瀛，不肯出钱请医生，却硬说我母亲“信心不诚，神仙亦难治疗”，更厉害地咒骂她，专说使她痛心和生气的话。例如：“养活你总算我阎子瀛有良心，否则把你撵出去，你能怎么样我？”“倘若我阎某没有手腕，就凭你这洋学生当初会嫁给我？”当时，母亲有冤无处诉，只好对着我和妹妹哭，她说：“孩子，好好读书。他这样欺侮我，现在他有钱有势，我奈何不了他。只要我有这口气，总有一天要和他算清这笔帐！”
+
+　　天津解放了。经过街政府干部和我母亲谈过几次话以后，她了解了人民政府是给人民做主的，于是，她增加了信心，一心要把病医好。她满怀热望地说：“我一定会好起来。我还能为人民做一些事，国家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区政府照顾我们无钱治疗，，并给开了免费证，但因她患病日久，全身到处都发现病菌，难以下药，终于死去了。她自己没有得着报仇的机会，她光明的日子也没有过多久，就抱恨以终了！我清楚的记着，在她临死发着高烧的时候，还咬牙切齿地叫着阎子瀛的名字，断断续续的喊着：“要给我……报仇哇！请人民政府……报仇！”她是多么痛恨这个匪类！她的一生就这样被他断送了！
+
+　　津市解放前夕，阎子瀛随着蒋匪军最后一只军舰逃到上海。上海解放以后，阎子瀛早就不做买卖了，专门办“道”，经常到各地去“渡人”，努力“发展”“一贯道”反动会道门，死心塌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一贯道”总头子张天然的老婆刘氏在青岛被扣时，他又“奉命”到青岛去，照顾“刘师母”，后来藉口给“刘师母”筹款，潜回天津活动，经常到小王庄某一个“坛”去，或在河北大街振丰号（他和别人合伙的买卖）小楼上，和些莫明其妙的人秘密聚首，鬼鬼祟祟的策划破坏革命秩序的事情。他常说：“XX神在坛上显圣，在XX地方出了皇帝了，姓李。等着看吧，天下不久就要大乱了，赶快求真道，了结六百年大劫。”还有好多荒诞无耻的谣言，都是我亲自听见过的。我还保留着他写的好多信，信上也是谣言。他是如此死硬地和人民为敌！
+
+　　人民政府逮捕了他，我真痛快极了！我母亲的冤仇可以报了！我要控诉他！为我屈死的母亲控诉，为无数地被阎子瀛坑害的人控诉，更要为了保卫人民革命胜利果实而控诉！我不承认他是我“父亲”，我希望政府根据他的罪行，依法予以严惩！
+
+　　最后，我还要说几句，这个满嘴讲“修道”的人是多么卑鄙无耻！他曾污辱许多妇女。受他欺骗奸污的妇女，除去我母亲之外；据我所知道的，他在山东时强奸过一个寡妇，并且生了一个孩子。他还强奸过他的二儿媳，二儿媳受了污辱就在武清县告了他。但当时武清县国民党反动派县政府受了他的贿赂，竟置之不理。最痛恨的是在我长大了的时候，他就存上了坏心，三番五次的想把我奸污，吓得我在晚间不敢离开母亲。此外，他强奸一位窦姑娘未遂，就造谣诬蔑她，说她半男半女，破坏她的声誉。气得窦姑娘得了神经病！还有别的事，说也说不完！他是一个披着人皮的野兽！人民政府千万别饶了他呀！
+
+　　来源：《天津日报》1951年4月21日，转载于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辑并出版：《镇压反革命》，北京：1951年10月26日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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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7 @@
+# 控告特务父亲曾济宽
+
+　　<曾淑萤>
+
+　　无论在任何时候，当我想起自己曾经叫曾济宽作父亲，曾经和这个饱喝人民鲜血的两脚兽和平共居了好些年，愧、悔、恨就像尖刀戳我的心！
+
+　　十多年来被反动派奴化教育所麻痹，被封建感情桎梏，我目睹曾济宽杀害革命青年的行为而不发一言，我纵容特务，我对特务温顺，我对养活自己的劳动人民残忍，我对人民犯了罪，只要想到这个，愧、悔、恨就像尖刀戳我的心！
+
+　　今天，我回到人民的怀抱，我要向屠杀我们的同志和人民的敌人复仇。我要控诉曾济宽二十多年来在教授面幕后面进行的一连串欺诈与杀戮人民的罪行。
+
+　　远在我没有出世的时候，他就作了蒋介石忠实的走狗，惯于用人民的生命博取主子的欢心。1926年在广州，他加入特务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和“中山青年团”。奴颜媚骨，大为蒋匪赏识，不久任伪国民党中央青年部秘书，为蒋匪帮笼络和麻醉中山大学的青年学生。1927年任伪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伪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监察委员，与钱大钧、朱家骅等这一小撮豺狼破坏大革命运动，逮捕屠杀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万余人，把广大人民重新推进苦难中，推进火坑里！当时并与匪首曾养甫、×××等成立“七人团”，发展成为今天罪恶滔天的反动CC特务组织。1931年蒋介石匪首进驻南昌“围剿”苏区时，他被圈派为伪南昌行辕党政委员会修水区分会委员长兼修水县长，灭绝人性的血淋淋的大屠杀又临到江西人民的头上，他自己就亲手杀害进步调察员八人。1932年任伪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党务整理委员，为蒋匪“清党”，勾结周XX、董林等文化特务，迫害北京大学进步青年。抗战初期奉陈匪立夫之命于兰州创办西北技专，任期内杀害进步学生李风。1946年被调至四川大学，是年冬为伪国大代表，出席南京伪国大代表会制宪后，被发表/展为伪戡乱委员。同时是川大特务头子黄季陆的贴心豆瓣，同谋迫害校内进步教授李相符、彭迪先、谢文柄诸先生。1948年与反革命战犯王陵基、黄季陆等制造捕杀川大学生的“四九血案”，实施蒋介石反人民的法西斯勘乱政策。事后假仁假义，当着学生说营救，可是事实上却是屠杀他们的主谋人。成都解放前夕，烈士们血洒十二桥头，尸骸被野狗拖食，这就是他口口声声说的营救。在反饥饿争温饱罢课运动中，他以“第三者”“和事佬”的姿态出现，劝学生“爱护政府，体谅国库空虚”，忍耐饥饿，专心向学。妄想以“中间人士”“道学先生”来掩盖自己狰狞的特务面目。谎言一大堆，实则一句话，叫学生屈从反动统治。管你学生死也罢，活也罢，总得被反动派狠狠踩在脚下！他的手段又多，又阴险，又毒辣，明明是穷凶极恶的刽子手，逢人道佛，公开讲佛，装成一个“阿弥陀佛”的样子，1949年7月他打入川北大学代理农学院院长与教务长，继续毒害青年思想。12月离三台转成都，拟与黄匪季陆共飞台湾，因受蒋匪嘱托乃潜伏成都，暗地进行反革命活动。解放后潜回川北大学，假意向行署刘副主任坦白悔过，坦白书上对历年特务活动，杀人凶史只字未提，将教学经历乱背一通。在校内伪装积极，慷慨捐金，暗地里却指使校内特务王月明、伍祥涂等进行造谣，挑拨离间等反革命破坏工作。
+
+　　二十几年的血腥罪行是说不清，写不尽的！从华南、华北、到西北、西南，多少我们中间最优秀的姊妹兄弟被他残害？多少父母在丧失子女的悲痛里失魂落魄？多少青年被他毒害走上他所指引的反动道路？二十多年来凶手曾济宽血债累累，罪案如山！二十多年的血海深仇，今天是清算的时候了，不能不清算，不应该不清算！我要求人民政府枪决反革命首恶分子曾济宽，我们不能容忍，不能允许蒋家王朝的老奴才，维护反动血腥统治的CC特务头子，活在光辉幸福的人民时代里！
+
+　　我坚决要求人民政府枪决反革命首恶曾济宽，枪决还是便宜，遍身浸透人民鲜血的特务匪徒，千刀万剐也泄不了我们内心无比的仇恨。
+
+　　来源：《川西日报》1951年4月23日，转载于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辑并出版：《镇压反革命》，北京：1951年10月26日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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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5 @@
+# 人民教师王宋璘发表谈话: 反革命的父亲和弟弟应该枪毙!
+
+　　<王宋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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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市立敬业中学通讯组本报通讯员于昨日访问了该校教导主任王宋璘。王先生是一个进步的人民教师，但是他的二弟和父亲却都是反革命分子，先后于去年十二月和今年本月伏法，王先生表示绝对拥护人民政府严厉镇压他反革命的二弟和父亲，并对本报通讯员发表谈话如下:
+
+　　“我老家是一个地主家庭，也是一个封建落后反革命特务家庭。在解放前，兄弟老二是浙江三青团的主要负责人，曾担任过特务头子，三青团学生运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他手下指挥着一批流氓打手和大中学的“职业特务学生”，破坏浙江省的学生革命运动，拘捕、审问、殴打进步青年学生。在乡下派亲信爪牙搞过武装部队，和军统特务土匪头子金阿毛，中统特务土匪头子赵刁泰、叶雪齐，在县境划分防区，互通声气，残害爱国革命同志，袭击革命部队新四军三五支队。父亲是一个地主，重利盘剥，刻薄成家，曾假造田契，侵占孤儿的土地。抗日战争胜利后，利用老二的“政治势力”，勾结反动政府，压迫农民。后来更参加了反动道门“一贯道”，做了坛主，领导着一个区域的“道友”，进行迷信、反动的活动。
+
+　　“解放以后，老二私自潜行来沪，当时我曾劝他坦白自新。但是他执迷不悟，回杭即被公安部队所捕；经人民政府一年多的教育和改造，终因效果毫无，在去年十二月间判处死刑，执行枪决了。我的父亲，也很顽固，土改前曾因逃避农业税来沪，我一再说服，希望他能在本乡起带头作用，完清欠税，把重利盘剥来的田地房产归还人民。可是他还梦想着蒋匪帮回到大陆，希望着第三次大战立刻爆发；终于话不投机，气愤回乡。土改进行的时候，政府为了教育他，要他参加思想改造训练班，希望他经过学习改造后，好好的争取做一个人民。可是经过五个月的学习，他仍旧想尽种种方法保全家产，破坏土改。本月六日经过政府调查和审问，以“一贯道”坛主进行反革命活动判罪枪决了。
+
+　　“在十年前，由于我看不惯老二那一套吹拍哄骗的旧官僚作风，和父亲的唯利是图的行为，就断绝来往有好几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虽然偶有书信来往，但从未回乡一次。在当时，为了单纯的正义感和清高自尊的思想，使我厌恶他们，丢开他们，甚至拒绝了他们利和禄的引诱。但是孝悌忠信等封建的思想，在幼少时便灌输在思想中，根深蒂固，一时不易拔除。当得到他们正法的消息时，情绪不免起了一些波动。然而这几年来，共产党给我的教育，已使我能够认清敌友，为了热爱我们的祖国和广大的人民，为了巩固我们革命的果实和人民的政权，我对于和人民为敌到底的“兄弟”和“父亲”当视之如路人、如仇敌，坚决站稳立场，克服封建的道德思想，坚强的接受这一次严重的考验。
+
+　　“同学们，封建落后的道德，是反动统治阶级所御用着的思想武器，它教人忘记自己的阶级敌人，好让他们那一批反动统治阶级，有理由骑在人民的头上，畅所欲为。现在我要从封建的道德思想中解放出来，坚决和广大人民在一起，热爱人民的祖国，痛恨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这才是真理，这才是人民的新道德。千万不要把危害人民、危害祖国、危害世界和平的反革命分子轻易放过，我们要坚决的镇压他们!”(敬业通讯组)
+
+　　来源：《文汇报》1951年4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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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5 @@
+# 费漠：我差点做地主阶级的防空洞
+
+　　<费漠>
+
+　　当华东公布提早完成土改的决议时，我心中非常高兴，完全拥护这个政策，同时就想一定要争取参加土改。
+
+　　我参加土改的动机是怎样的呢?当时我并没有想到去支持农民的正义要求，帮助农民进行土改。我认为土改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事件，那我参与其间，将来是多么值得自豪呀!还有一个原因，我是学文学的，在这实际体验中能找到许多创作题材，对创作上亦有帮助。总之一句话，当时我是完全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在对自己有利的目标下参加土改的。
+
+　　不久我家乡土改了，我的年老的父亲被拘捕了，母亲被吓得逃到上海来，那时我的思想波动了，心中很矛盾，很痛苦，一方面想父亲是地主，政府拘捕他，是完全可以信任政府的，但另一方面想到年老的父亲还受坐牢之苦，母亲还要流浪他乡。当时我已不再为伟大的土改而高兴，而是陷入了温情主义的苦恼中去了，我也不想参加什么土改工作了，想马上找个工作做，把母亲接来一起住。我的心中忘记了广大农民的喜悦而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来可怜地主。
+
+　　因为我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职业，学校中号召参加土改，我也就抱着以前的动机参加了学习，参加学习的第一天，我听到几个地主阶级出身的同学控诉自己家庭剥削农民的罪恶，有一位女同学最后说要写信给区政府告诉那罪大恶极的祖父匿居在上海的住址，同时我听到三位农民的诉苦，跟他们都说希望我们下乡帮助他们翻身。这些话对我的教育意义多大呀，我认识了想把母亲接来住的想法是多么危险呀!我常说为人民服务，但是我都站在与人民敌对的立场，差一点做了地主阶级的防空洞；同时，农民那样诚恳迫切的希望我们去帮助他们翻身，而我却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去参加土改，这种想法，是多么可耻呀!
+
+　　经过大组漫谈、小组讨论，我更清楚的认识了以前种种想法的错误，现在我决心站在农民立场无条件的参加土改，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并且我决定写信给区政府，告诉母亲在上海的住址，同时写信给母亲，劝她赶快回家，老老实实的向农民认错。
+
+　　来源：《文汇报》1951年2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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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2/000063.txt
@@ -0,0 +1,17 @@
+# 苏竞存：苏南土地改革区农民的抗美援朝爱国运动
+
+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苏竞存>
+
+　　我们在华东区参观土改的最后几天，曾在苏南吴江县的同里区，参加了全区农民庆祝土改胜利和抗美援朝的联合大会，看到了广大的农民群众，在轰轰烈烈土改运动后保家卫国抗美援朝的爱国运动，那天当我们上午10点多钟由县城抵达同里区时，各乡的农民正结队的涌到同里镇，敲着锣鼓，举着旗帜，参杂着秧歌队和龙灯队，喜气洋洋的到达会场，民兵队都有他们的队旗，佩着标帜，农民妇女在妇女会的组织下，排成大队，并另组织妇女秧歌队来参加，大会会场上飘满了红旗，装置有扩音器，将近2万的农民，秩序井然的坐在地上，主席台上坐着农民代表和各界代表，主席团中有一位农民妇女，穿着蓝色上衣，头上包着一条白毛巾，典型的农民服装特别显出农民翻身当家的气象。鸣炮后主席报告开会了，2万农民非常肃静的倾听着台上的讲话，仅仅通过几月来土改运动的教育，农民已表现出他们这样的有组织有纪律，农民代表用极其诚恳，朴素而动人的语言，说出他们翻身的幸福，感谢人民政府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表示一定要加紧生产，要积极展开抗美援朝的运动，保护已经获到的胜利果实。他说：“我们农民受了几千年的压迫和痛苦，今天得翻身，这只有在共产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才能够做到”。
+
+　　总结土改胜利的讲话后，接着就是抗美援朝的活动，一个中年农妇首先走上主席台，愤怒的讲述她一家人在抗战时期被日本兵打杀的经过，说到悲痛的地方，放声大哭起来。许多农民，尤其是曾亲身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都落泪了，台下一群一群的农民，激动的喊着“反对美帝武装日本，保家卫国，抗美援朝”的口号，这位农妇用仇恨的言语结束他的控诉说：“我以后要看住地主，防他们勾结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农民群众连续不断的走上主席台，控诉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坚决表示要彻底消灭台湾的反动派，反对美帝扶日，要保家卫国抗美援朝，有两个老年的农妇，还没有开始控诉，就抑制不住的痛哭起来，台下群众愤怒的口号声和台上控诉者的哭声交成一片，当我正在想：现在农民把过去切身所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痛苦，已提高到政治上的认识与觉悟，已变成伟大的力量了，忽然一个中年的农妇含着泪走到我面前说：“同志，我也可以上台去讲讲吗？”我向他说当然可以，她走上台去了，走上台去的群众愈来愈多，台上挤满了要求控诉的人，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很多人没有得到讲话，控诉以后各乡农民报名参加人民解放军，报名参军的农民以乡为单位，都走上主席台，列队站在台上，由其中一个人代表讲话，说明他们为什么要参军，并表示他们参军的决心，一个代表说到：“我们农民翻身了，打倒了地主分到了田，美帝国主义又要叫日本、叫反动派和地主再来压迫我们，所以我们要保家卫国，决心参加人民解放军。”每一乡参军的农民都依次上台，报出他们的姓名，表示他们参军的决心，台下的群众用热烈的口号鼓励他们，当时报名参军的农民共106人，大会在全体农民高涨的情绪和热烈的口号中结束。这次大会给我很深的印象，使我认识到农民的伟大力量，使我具体的认识到抗美援朝对新中国建设的重要性，更大大的增加了我对抗美援朝胜利的信心，当时我深深的感觉：广大农民兄弟这种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参军的爱国行动，是我应当好好的向他们学习的。
+
+　　我们转回到上海，从华东土改委员会主委刘瑞龙同志的谈话中，对华东广大农民群众参军的爱国运动，更知道了许多。华东已完成土改的地区，抗美援朝的运动结合着土改的胜利，已普遍的展开，各地报名参军的农民，大大的超过了人民解放军所需要的名额，例如在苏南的松江专区农民报名参军的人数超过规定名额的5倍以上。浙江兴登县农民报名参军的人数超过规定名额的20倍。在皖南，对于参军提出“三赞成”的口号，就是说，一要自己赞成自觉自愿；二要家庭中人人赞成，没有一个反对；三要群众赞成；认为他可以参军。然后才能报名参军，因此农民说：“国民党抓兵抓不到，共产党报名也不要”。
+
+　　土改后的农民为什么这样踊跃的要求参军，为什么对抗美援朝有这样深刻的认识和政治上的觉悟，我个人在没有参观土改以前，也不会了解的，尤其是常久住在城市里的人，对农村的封建性和阶级的关系，多半只是注意到经济剥削方面，而不了解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势力，以及政治势力和经济剥削间相互的关系，在我去华东参观土改以前，有一个江南籍的朋友对我说：“江南农民生活比较好，一般地主农民的关系也比较好，斗争不会很剧烈的。”但是等我到了农村，实际参加了土改运动时，证实了所谓“江南无封建，农村无恶霸。”的说法，完全是地主阶级希图掩蔽他们的罪恶，避免政治斗争的烟幕，例如我所到的吴江县溪港乡，就有3个恶霸地主，（其中有2个已被人民法庭审判枪决）他们的罪行如下：地主徐子光曾枪杀或打死农民6人，霸占湖田500亩，霸占农民房屋2户，强奸过妇女11人，其中1人并打胎至死。地主唐桂林杀死农民金老虎，夺去其财产，又枪杀农民周阿根等2人，绑架农民李三保，勒索得赎金后又枪杀了他，曾强奸妇女2人，霸占妇女1人为妾。地主沈洪生曾打死农民4人，曾强奸妇女3人，霸占妇女1人，在农村中许多地主的高大住宅，都私设有牢狱和吊人打人的刑具，每年秋收后，在一个地主的牢狱里，常常拘押着二三十个缴不出租米的农民。地主阶级就是这样凶恶的残酷的统治，和压迫着农民。
+
+　　地主阶级在农村里何以能这样霸道，身受其苦的农民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因为过去地主们有反动派政府撑腰，他们操纵农村政权和地方武力，过去的伪区、乡长都是地主担任的，例如过去溪港乡的乡长都是地主，在南库乡，31户地主当中，就有国民党自卫队司令2人，团长2人，伪区长4人。地主阶级不但是和反动派政府是一气的，甚至还和帝国主义直接勾结。例如溪港乡伪乡长地主唐桂林，曾当过帝国主义的侦探。在土改期中，地主阶级的不老实不法的行为，更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例如去年当美帝在朝鲜仁川登陆的时候，地主对农民大放谣言说，美国已打过来了，国民党就快要回来了，你们还要闹分田，有些地主并且还恫吓已分到房屋的农民，要农民好好的替他们保护房屋不要弄坏，在苏南我们看到了地主将缴出的田契圩册拍照以备保存的相片，还梦想反动派政府会再来。地主唐桂林并从上海潜回溪港乡，阴谋组织江南反共人民自卫军第五支队特务大队。地主阶级这一切希望美帝和反动派再来，他们好再剥削压迫农民的反革命反人民的行为，对农民群众是极其现实的教训，使农民具体的认识了地主和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的关系，以及抗美援朝和农民翻身的关系。所以农民很现实的认识到，要使地主不再起来，就要彻底消灭反动派，要消灭反动派，就必须要打倒美帝，地主阶级既然已经直接用美帝和反动派来恫吓农民，那么再没有比农民这种认识更深刻的了。
+
+　　从参观土改中，使我具体的认识了土地改革是建设新中国，是巩固人民政权的重要条件，保家卫国抗美援朝是中国广大人民的切身要求，只有抗美援朝才能巩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果实。同时必须要迅速完成土改，彻底消灭地主阶级，消灭反动派，以及严厉的镇压反革命，然后才能发挥全国广大人民保家卫国抗美援朝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力量。
+
+　　来源：原载《人民日报》1951年4月23日；吴景超等《土地改革与思想改造》，北京光明日报社，195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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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3 @@
+# 特务柏学川不是我的丈夫是我的敌人
+
+　　<重庆小龙坎第一初小教员、杨世华>
+
+　　我的丈夫柏学川，曾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及国民党等反动组织，为战犯杨森的爪牙之一。他专门以反共反人民、侮辱妇女为能事，受他侮辱的女同胞不知有多少。我在一九四七年在琪县被骗和他结婚，不到一星期就到贵阳。他所作反人民的事，据我所知道的有：先作了一年体育场场长，又作了两年子惠小学校长（皆为杨森所办，战犯杨森又名杨子惠。），并经常贩运毒品，仗恃着杨森的二十一号汽车不受检查，由贵阳运往昆明、重庆等地贩卖。在子惠小学，他以军阀、官僚的态度压迫、剥削并虐待教员，用扁担毒打工友，将学生缴的学费拿去活动贵阳市警察局长；后因战犯杨森调任重庆市长没有成功。在学校办理交代时，虽贪污很凶，但因仗杨森势力，又来到重庆。到重庆后，在南温泉与特务龚永龄（国民党巴县参议长，已逮捕）、张正亚（已逮捕）主持童子军训练班，他自任大队长。
+
+　　一九四八年秋，杨森派他当重庆沙坪坝中心校校长，克扣教员薪水，教员不高兴，就任意解聘。被解聘的都是优秀的教师。不少教员都受他的压迫剥削和凌辱。他真是一个强盗，在学校存有一些木料，趁无人在的时候，他便把木料偷着拿去出卖，之后，又诬赖员工。重庆解放了，他在办交代时，造假账，造假发票，欺骗工作同志。他的行动也鬼鬼祟祟，时常跑贵州、铜梁、万县，以做棉纱、肥皂生意为掩护，暗中却进行特务工作，并经常与特务董亚雄（已被逮捕）来往，贩卖毒品和水银等物。
+
+　　我自解放后参加了去年寒假中小学教师研究会学习后，在学校全体老师的帮助下，思想经过了多次的斗争，曾向我的特务丈夫柏学川进行多翻的劝告，叫他坦白自新。可是他不但不听我的话，反执迷不悟地说：“你吃了共产党的饭，你当然要说共产党好。”我叫他到新华书店去看书，他不去，我对他说：“我在学校老师们那里借书来你看。”他毫不考虑的说：“你拿来吗！我跟你扯烂烧掉。”
+
+　　像这般死心蹋地执迷不悟的反革命分子，他是我们广大人民的敌人。我为了广大人民和我的幸福生活，在四月十六日的晚上，向公安局检举了他，并于当晚逮捕了他。
+
+　　来源：重庆《新民报》1951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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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2/000065.txt
@@ -0,0 +1,23 @@
+# 我的三叔伏法了
+
+　　<方平>
+
+　　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各机关团体学校展开了热烈的学习的时候，我接到母亲的来信，信上有这样的一段:
+
+　　“……据你三叔来信说，正月里人民政府逮捕了你三叔，三月里伏法了，你三叔是一个反革命分子……”
+
+　　这是出于我意外的。解放以后父亲仍在铁路上工作，经过了学习，比过去进步得多了，而且最近表示了赴朝鲜的志愿；三叔呢，解放后虽然没有和他联系，但是自己总认为他是做医生的，可能技术观点很浓，在新社会中也会慢慢改造过来的，谁晓得他不去治病救人，而走到一条反人民的绝路上去呢?
+
+　　我为这气得脸有些变色，同志们还没有发觉，心里总觉得这是一件不可告人的可耻的事情。幸而我学会了思想斗争，阶级的仇恨把爱面子的思想打下去了。
+
+　　我为什么要站在家庭的小圈子里为这事而着急呢?我应该因此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此又肃清了一个反革命分子，对一个敌人的死应该高兴是毫无疑问的。其实，他已不是我的什么“叔叔”了，从他参加反革命活动的第一天起，他就成了我的敌人。这是丝亮也不能混淆的，谁走上革命的道路，谁就是我的亲爱的叔伯与兄弟姊妹，谁走上反革命道路，谁就是我的死敌!
+
+　　这件事对我说来又有什么可耻呢?假使我对他的死想不通，对镇压反革命的政策认识不足，认为“反革命可杀，但是杀了三叔不妥当”，那才是可耻呢!
+
+　　他的死是不值得丝毫“惋惜”的，他是一个医生，只要他愿意为人民服务，生活是可以有保障的，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他的死应该完全由他自己负责。分别了十六年来，旧社会对他的腐蚀当然有，但这不是决定因素，许许多多知识分子都经过旧社会的，为什么许许多多人走着完全相反的道路呢!而且，在新社会里他为什么还闭着眼睛，不看看人民的力量，而向人民低头呢!
+
+　　是的，回溯十六年以前，他还是一个有些正义感的学生，很聪明，功课很好，上学还是免费；他也很爱我，常带着我玩，教我唱“抗日军歌”，这些我都还记得，他的离开家，当时也多少有一些民族意识。但所有这些回忆并没有骗得我一滴眼泪，相反的倒增加了我的仇恨!他的听明为什么不去献给人民献给革命事业，他为什么不将他的业务技能服务人民呢?他为什么不将过去爱我的心情去爱人民呢?他却偏偏的不自爱，甘心的与人民为敌，做着帝国主义及蒋匪残余的忠实奴才走狗。
+
+　　没有像他这样的一批反革命分子，我们可以展开大规模的建设了；没有这些反革命分子，那有今天全国各地许多苦主们血泪的控诉；没有这些反革命分子，解放前我又怎么会被捕而遭受残酷的迫害呢!今天杀了他，不正是清除了建设中的一些障碍，为许多的受难者报仇，也是为我报仇吗! 血债是要用同样的东西来偿还的，我完全拥护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措施!
+
+　　来源：《文汇报》1951年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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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2/000066.txt
@@ -0,0 +1,17 @@
+# 中共吉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李雷党籍的决定
+
+　　李雷：现年42岁，学生出身，1935年参加学生救亡运动，从事文艺活动，1937年5月入党。在抗战期间主要做文艺工作，1945年冬回东北，曾任沈阳市教育处副处长、省教育厅秘书主任和副厅长、内蒙军大副教育长、地委宣传副部长、辽阳市副市长等职，现任吉林省人民政府文教厅副厅长兼长春市高级中学校长，党内支部书记。
+
+　　李雷自1949年秋到长春高中，表现骄傲自负，工作不深入，不愿作教育工作，经常在党内会议上或背后发牢骚，对党不满，思想腐化、堕落，竟不顾党的影响与法纪，用鄙劣手段任意污辱女学生，给党造成极恶劣影响。经校中师生告发，始被发觉，据确实调查，李雷在高中表现思想堕落，行为卑鄙，已丧失共产党员的品质。
+
+　　常以谈工作、谈历史、介绍入党、抄材料、唸诗、教跳舞等为借口，找女生、女职员，用极卑鄙手段，进行调戏、污辱、据了解被奸污者4人（1人已有了小孩），诱奸未遂者2人，被接吻、拥抱者有10余人之多。李雷此种行为是有计划的，曾将宿舍装有暗锁，并须经过几道门才能入内。由于李雷卑鄙地犯罪行为，引起该校师生愤怒向上控告，女生学习不安心，甚至个别被污辱者曾想自杀。李雷明知奸污女生是一种犯罪行为“已陷入到罪恶的深渊里！”，但他说，离开女人就感到“空虚和寂寞”或“茫茫世界夜沉沉”了，以至伤感流泪，而仍冒犯党纪国法，继续其可耻行动
+
+　　李雷在工作中还有许多错误：认为自己了不起，看不起别人，经常吹嘘高中工作上的成绩与他分不开，以抬高自己，打击别人，说别人是“老教条”，“狗尿苔长在金銮殿”。对组织不满，在支部会上说：“高中支部有许多优点，就是官僚主义者看不见！”标新立异，曲解支部性质说：“高中支部特点：小组化、群众化”。并说：“我们的上级党委只能讲是省委、市委不能说是领导关系，仅仅是保证关系”，向学生散布对党委领导不满的情绪。
+
+　　平时很少研究和检查工作，成天不出屋，教员反映：老虎不出洞，专靠几个人汇报、了解工作，自称为“独特”的领导方法。对教职员平时不注意教育。下面干部、工友怕他，“唯命是从”。在领导上很少研究教学工作，一个离校学生批评“高中只有歌舞，没有教育”。李雷在师生面前常吹嘘自己伟大，以高中旗帜自居，并借党、团组织及教员在学校中进行“爱护首长、爱护学校、不能随便向外乱讲”的教育，以压制民主，蒙蔽青年。在其影响下，致使该校学生，在写给苏联青年的信中说：“我们是伟大的中国诗人李雷的学生”，同学之间写信说：“我们是英明的伟大的李雷的学生，是不怕困难的”。
+
+　　李雷对所犯错误，事前毫无检讨，当错误被告发，态度仍不老实，市委找其谈话时，避重就轻，尽量隐瞒，在学校曾进行威胁拉拢，企图掩饰其错误，对副支书刘锋说：“高中刚搞起来，你就报告，你不是破坏高中吗？不是给人家找机会吗? 你报告了我走，你也不能当校长，你那一套就英雄也得10年，我对你不错，来时给你买钢笔，提你当团总支书，你为何不帮助我？有事应先和我谈，这问题（指其错误）再有人问应一点一点撤消”。对邹乃锋（教员兼团总支书）说：“我对你是同志的兄弟关系，比如把你工薪提到280分，学校事不能乱讲，我们所以有今天，都是和市里斗争得来的”。威胁女生说：“男女关系讲出去，男的没啥，女的事就大了，特别是没结婚的”。调回省后，在反省中强调工作有成绩，如说：“教员认为高中是天堂，不给‘分’也愿干”，“在学校信仰是好的”。认为其错误仅是“和几个女生有了恋爱关系”的生活作风问题等。经数次谈话与批评之后，对错误认识虽有进步，而有某些检讨，但其错误事实与堕落的思想实质仍是很严重的。
+
+　　我们认为李雷所犯错误是极其严重的，给党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其在长期工作中不深入，闹地位，认为自己“德”“才”出众，想把自己造成为英雄，在生活上，以功臣自居追求享受，为满足个人私欲，不顾党纪国法，以无耻手段奸污女性，发泄其性欲，在不能满足其欲望时，则发牢骚，对党和行政领导不满。这是其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与反动的浪漫主义思想发展的结果；也是革命胜利发展，我党转入城市后，在和平安逸的环境中，小资产阶级动摇，蜕化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李雷虽是十几年的党员，经过党的教育；但因其骄傲自负，妄自尊大，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其小资产阶级思想本质与没落阶级影响并未克服，所以也就不能更好的树立革命人生观，致逐渐走向堕落、蜕化、变质，为严肃党纪，教育全党，省委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建议政府撤职，此决定在全党公布。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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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2/000067.txt
@@ -0,0 +1,21 @@
+# 我检举了恶霸父亲
+
+　　<卢真>
+
+　　我父亲是松江的一个大地主，共有一千多亩田，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当过伪自卫队长，兵役协会会长，仗势欺人，作威作福，生活腐化，抽鸦片讨小老婆，有回把一个农民的房子连地抽了，害得那农民到现在还流浪在外面。解放以后，他表面上装作悔过，表示要参加劳动了，暗地里却反动到底，阴谋破坏土改，逃避秋征，不交公粮。
+
+　　我参加了革命工作，受到党的教育，就认识了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人民的敌人，站在革命的立场上，父亲就是我的敌人，我想起自己所受的十几年学校教育，都是父亲剥削农民血汗得到的，心里更不安，决心要好好的工作，在工作中改造自己，从思想上感情上斩断与地主阶级的联系，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干部。
+
+　　我就写了一封信给父亲，告诉他现在解放了，人民翻身了，劝他痛悔前非，向人民低头，不要再和人民为敌；但是他根本不理，实际上，我的劝告也是多余的，对这样反动的恶霸地主，实在是不应该存在什么幻想的，他的反动的阶级本质已经决定他不可能变好的了。
+
+　　土改时，父亲是当地三大恶霸地主之一，他害怕斗争，就偷偷的逃到上海，躲在亲戚家里，没有固定的住址。
+
+　　我学习了惩治反革命条例和其他镇压反革命文件，知道我有责任检举父亲，就先和公安局取得了联系，把情况告诉公安局，恰巧这时公安局也收到乡下寄来的材料，正要调查我父亲的行踪，我看了公安局的材料，才知道父亲这几十年的罪行远比我过去了解的坏得多，我就更坚定了决心，一定不能放任他逃跑，要设法协助公安局逮捕父亲。
+
+　　星期天，我就到亲戚家里去打听父亲的住处，我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地址果然被我打听到了。我又特地去了一次，看见他果然在，他还打的好算盘，托我给他报户口，我想:“嘿!你还打算长期在上海埋伏呢?”“叫我报户口，来得正好。”我佯装答应，就赶忙把地址报告了公安局。
+
+　　公安局照着地址去了，不知怎的，他竟不在了。哦一急，心想他不要这么狡猾，我去一回反打草惊蛇了，感到无限懊恼。但是抱着姑妄试之的心情，我重又和公安局同志一起去找他，出乎意外的他又在了，我喜出望外的想:“好!总算没溜!”我拿着户口纸进去先和他搭讪几句，外面公安局的同志就进来把他逮捕了。
+
+　　现在，他已被押到乡下去交给农民公审，我感到很愉快，因为我倒底把这个危害人民利益的反革命分子捉住了，任他多么狡猾，他是逃不了人民的法网的了。
+
+　　来源：《文汇报》1951年5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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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2/000068.txt
@@ -0,0 +1,19 @@
+# 我检举了姐夫
+
+　　<杨群>
+
+　　我的姐夫是国民党反动派某地宪兵队特高科的组长，毕业于国民党军校十七期，进行反革命活动约有十几年之久。
+
+　　在解放的前一年，他从某地写信来说已退伍从商了。所以，解放后我对他的警惕性就很不够，觉得既然早已退休，那只要去登记一下就行了。于是写了好几封信劝他到人民政府去登记，以便重新做人。但他却一再执迷不悟，并且说:“我决不向共产党低头，我要对得起蒋介石……”。写了几封信无效之后，我也就把他放在一边了，觉得以后再说吧!
+
+　　可是，自从最近我们校内展开坚决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我在思想上就开起斗争会来了。我想:站在人民的立场，我完全应该检举他。因为:第一，他过去的罪行我虽然不清楚，然而就从他从事反革命活动达十余年之久，而又在组织上取得相当地位这两点来说，他以前一定有过反革命的罪行，那么在今天当然应受人民裁判，处以应得之罪。第二，虽然他告诉我是在解放前一年就脱离了关系，但这话是否可靠呢?也许是反革命组织故意把他布置下来的，况且难道他现在就不能再与反动组织恢复关系吗?倘若现在仍继续在活动的话，我怎能不检举他?
+
+　　但是，我脑子里的麻痺落后思想，又在作祟了，我想，第一:恐怕他以前没有什么罪行，解放后也停止了活动，那岂不是没有什么关系吗?第二，万一他被枪毙了，我的母亲和姐姐怎么办呢?她们能够受得起这样严重的打击吗?
+
+　　于是，我展开了好几天激烈的思想斗争。直到今天早上，我才把思想打通了，决心检举他!
+
+　　我今天早上起来，忽然听到学校里的广播，知道本校十三个反革命分子被捕了，其中居然有我一向很尊敬和热爱的一位教授。这真使我大吃一惊，自己好像大梦初醒似的，认识了反革命分子的阴谋诡计和凶狠恶毒，认识了自己的麻痺思想。因此我想我再不能对姐夫的事不闻不问了，据最近妹妹的来信说，他仍在乡间安居，并未被捕，那么很可能姐夫正在进行反革命活动。于是，我痛恨自己过去没有站稳人民立场的错误，我决心立刻写信去检举他。而对母亲姐姐的顾虑也完全克服了，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我就不能不请她们忍受一时的痛苦。而且实在说来，这件事不仅对人民有利，对她们也是有利的，正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她们的最正确的态度。
+
+　　十点一刻到了，我们全校师生员工在大礼堂举行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大会揭幕了。当我听到许多老师同学和工友讲话及控诉之后，我的思想更明确了，立场更坚定了，也激起了无比对特务的仇恨，对我姐夫的仇恨。后来，我终于下决心跑上讲台，表示了自己检举姐夫的态度。当我说到“假使我姐夫因罪大恶极被人民处以应得的死刑时，我一定拍手称快，绝对不流一滴眼泪……”的时候，同学们狂呼着向我学习，向我致敬的口号，使我真感觉到无比的痛快和兴奋，我到底做了一件人民应做的事!
+
+　　来源：《文汇报》1951年5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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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3 @@
+# 我不爱反革命的爸爸，我要做人民的好儿子! -- 南模马志纯同学在“五四”纪念会上的报告
+
+　　<马志纯、沈季敏;刘家严>
+
+　　在徐汇区庆祝五四青年节及该区建团二周年纪念大会上，南模马志纯同学作了他自己怎样站稳立场、分清敌我的典型报告，全文记录如下:
+
+　　（同志们:）
+
+　　我很荣幸有机会来报告关于在这次坚决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怎样接受一次伟大的考验，我的父亲是个反革命分子，已受了人民公正制裁枪决了!对于我这样一个不十分积极的团员，出身地主阶级的青年，情感上不免起些波动，但最后我到底站稳了人民立场，愉快地接受考验，这主要是由于一年来团不断给我教育的缘故。
+
+　　我家在农村中开设一家较大的棉花店。有一百多亩田及六十多间厂房，全部租给人家经营。我父亲在地方上过去是吃得开的，与土匪恶棍混在一起，经常欺压农民。当地的伪政府、武装自卫团、银行、学校，亦多在他们控制之下。解放后，我的父亲曾一再打击政府威信，到处说人民政府做事不公平、不合理，那时解放未久，人民政府方开始接管工作，他的话对以后政府工作开展的影响是很大的。
+
+　　今年三月廿九日傍晚，家中来信催我回家一次，而且说必须马上回家，到了家中已近午夜十二点钟，这时，才明白我父亲已被执行枪决了!家中所有财产也已查封起来，那时候我非常悲伤，好像我父亲不是由于反革命而被判死刑，认为他死得太惨了，我流泪!我痛哭!头脑一时混乱得很，但待我稍稍地静思一下，立刻在我思想上发生了矛盾；我是一个青年团员，反革命分子是我的敌人，我不应该悲伤啊!然而因为父子的情感蒙蔽了我，总使我不能立即安定下来，再加上另外的顾虑——以后一家生活及读书问题。所有财产都被政府查封，家中生产力又是很缺乏的，老祖母已六十九岁，最小的妹妹只十四个月，我和另外一个妹妹都在学校中读书，我不敢再想，不愿再见家中这幅悽惨的图画，于是在天明，把父亲的身后办好后，第二天就回到上海来，到上海恰巧校中开始放春假，有位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作的同乡他和我谈了四小时之久，解释我的顾虑，他告诉我“不应因艰难困苦而脱离革命，这是一个考验，你应该站稳你的立场，接受这次考验。”
+
+　　经过这一次教育，我思想上又经过一番斗争，记起在入团宣誓的时候，曾经举起了我的左手，很郑重的说着:“我要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奋斗到底。”再想到反革命分子是人民公敌，也就是我的敌人，就拿我们当地的反革命分子黄志明来说吧!他本身是土匪出身，在日寇统治期，收罗当地的流氓，组织武装，曾经杀害了六位地下革命同志，绑票勒索、强奸、绑了农民的票，农民们尽了最大的可能，吃了高利贷，卖掉牛、农具，缴了他们这批坏蛋所勒索的钱，但是他们还不满足，还要把被绑的人杀掉，抗战胜利了，他又到村上来，自有无耻到极端的反动派，认为他是抗日功臣，再混在一起，欺压农民，在这个无耻集团中，我父亲也是其中一个!解放后，黄匪仍与人民为敌到底，趁人民政府没接管的时候，强刼地方上二百担左右的大米，反革命分子是这样残害人民的，我的父亲也是反革命分子之一，这次人民政府枪决了我的父亲、黄匪志明，广大人民在拍手欢笑，我难道不与他们共同拍手欢呼，反为我父亲的死而悲伤吗?不愿做一个人民的好儿子而去做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好儿子吗?不!我要坚定我的立场，以我忠诚的心，去接受广大人民伟大的爱吧!我思想上的矛盾，逐步解决了!
+
+　　于是我做了一件忠诚于人民的工作，我父亲在我处存有一千五百万元，我写了一封信给奉贤县人民法院，指出这是应该属于人民的，过了几天法院派同志到我处取钱，并且由院长写了一封信给我，说我这种行为是很对的，是十分光明正大的!于是我的情绪开始安定了!
+
+　　到了校中，我向组织报告了!过了几天，团总支赵迟秋同志找我谈话，我把情形说清楚了!的确，组织是能够帮助我解决困难的，赵迟秋同志说:组织就是你更伟大而更美满的家，我更安定了!自己感到很轻松，在革命的大家庭中，坚定了我的立场。
+
+　　通过这次考验，我思想上提高了不少，深深的感到，唯有忠诚于人民，忠诚于组织，才能坚持自己正确的立场。今后我将进一步把我所知道的反革命分子检举出来，坚决做一个人民的好儿子，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沈季敏、刘家严记)
+
+　　来源：《文汇报》1951年5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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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2/000070.txt
@@ -0,0 +1,15 @@
+# 反革命分子张锦荣的母亲愤恨儿子当了匪特小恶霸王金德的母亲拥护政府逮捕反革命分子
+
+　　<文汇报讯>
+
+　　【文汇报讯】 潜伏在华通电机厂的反革命分子张锦荣被捕后，该厂工人都很兴奋，大家都说人民政府真没有抓错人。他们更行动起来，提高警惕，严格遵守值班制度。并在上月廿九日全厂成立了肃清反革命委员会；他们坚决要为肃清厂内反革命分子而努力。
+
+　　张锦荣平时生活腐化，嗜赌若命，出入舞场，所以早就染上了洋场恶少的坏习气。他又与地痞流氓相勾结，在厂内摆架子，声势很大。后来他混入工会当了文教委员，更是自大得不可一世。在车间内打人骂人，欺压青工；他操纵学徒满师的评分，随他主观的好恶，评定甲乙丙丁，别人向他提意见，他非但不接受，反而破口大骂。他过去的历史也很不清白，曾参加过“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及“戡建大队”等反动组织，而这次反动党团登记时，他又伪装登记，坦白得不彻底。所以这次被捕正是合于群众的要求。
+
+　　张锦荣的家属对他的行为也曾屡次劝戒，但并不生效。他自从赌钱输了五百个单位后，为了还赌账，有半年多没有拿钱给家里去。他的母亲及姊姊平时劝导他几句，却反而遭到他大发脾气。
+
+　　自从他被捕后，他母亲曾到厂里去向工会表示，她很气愤地说:“假使他真是在当匪特，那么他枪毙了，我也不愿去收尸。”他姊姊也表示说:“我弟弟这种人是应该给他一个严厉的教训，希望人民政府调查清楚后，给他一个适当的处分，我们是绝对拥护政府的法令与措施的。”
+
+　　【又讯】卢湾区小恶霸王金德居住锦德里卅八号，当王金德被人民检学，由公安当局逮捕以后，他母亲说:“本来他在家要，我没有办法管他，听任他做坏事，我也对不起大家，现在抓了去以后，我也好放掉了一副担子。”
+
+　　来源：《文汇报》1951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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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2/000071.txt
@@ -0,0 +1,21 @@
+# 吴景超：从土地改革谈到抗美
+
+　　<清华大学教授　吴景超>
+
+　　在土地改革参观回来以后，我再把解放前我所写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文章取出一看，使我感到非常的惭愧与不安。解放前我对于土地问题看法的基本错误有两点：第一、我采取了超阶级的观点，既要照顾农民，又要照顾地主。第二、我采取了机会主义的观点，以为阶级利益的问题，可以用和平妥协的方法来解决，而不必用激烈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方法来解决。
+
+　　参加了实际的土地改革工作以后，我深刻地感觉到立场问题是改造世界的先决条件。我们如不先解决这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如不先决定我们到底站在那一边，我们拥护谁，反对谁，那么一切改造世界的理论与方法，都变成纸上空谈，空中楼阁，只是个人的愿望或者幻想的表示，不能对于世界的进步，推动丝毫。因为在这个已经有了互相对抗，利益不可调和的阶级社会里，你的意见，既然不代表任何阶级的真实利益，自然谁也不会来采纳你的意见。有时统治阶级还可利用你这种不着边际的理论来麻痹人民，蒙蔽人民，于是这些所谓超阶级的理论，便变成为反动者手中的工具。
+
+　　我在土地改革中深刻的感到自己要站稳立场，要把自己编进农民的队伍，然后一切言论，一切行动，才可发生效力，才可发生推进社会的功用。接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分清敌我。在广大的农村中，要认清谁是我们的基本队伍，谁是我们的后备军，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只有把敌我分清之后，才可决定我们对人的态度。对于朋友，要团结互助和帮助进步。对于敌人则要毫不留情的进行坚决斗争。我们在乡下，住在中农及贫雇农家里，与他们相聚如家人；但对于地主，则过其门而不入，不与他们交谈来往。我们学会了从农民的眼光中来看地主，认清地主是吸血鬼，寄生虫，鄙视他仇视他。参加了这种组织反封建统一战线的工作，使我感觉到在这次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我已经不是旁观者，而成为战斗员之一了。我们向地主开火，与他们进行一系列的激烈的斗争。在我们离开长安的前一日，我们开了一个2万人的斗争大会，我们把2个最凶狠的恶霸地主斗垮了。农民的阶级觉悟与政治觉悟都大大的提高了。我亲眼看到新农村中新主人的出现，旧的封建社会是一去而不复返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诞生了。这就是在毛主席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用正确的阶级斗争方法所达到的美满的结果。
+
+　　我因此深信站稳立场的重要，敌我分明的重要，阶级斗争的重要。
+
+　　土地改革的教育，加深了我对抗美援朝的认识。 在解放以前，我对于美国是有过幻想的。我在过去数十年来，曾写过一些文章，鼓吹中国需要工业化；但我当时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就是对于自立更生的本领，发生怀疑。我研究各国工业化的历史，看见除苏联以外，其余的国家，包括英美在内，都曾利用过外资来发展工业。我没有看到在帝国主义时代，十八、十九世纪那种利用外资的办法，是行不通的；我没有重视苏联的经验，从苏联的经验中，得到自力更生的教训。我还幻想美帝可以用他们多余的物资，来帮助我们进行工业化。我应当指出，这些幻想，在解放之后，由于学习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已经逐渐消灭了，但只是在参加土地改革之后，这个幻想才得到致命的打击。
+
+　　如上面所说的，土地改革使我得到分清敌我的教育。我在乡间住的时候常问自己：我们过去想与美帝作朋友，而美帝也口口声声的说他是中国人的朋友，可是美帝是要同那些中国人做朋友呢？事实告诉我，美帝只愿意做中国人民的敌人的朋友，而中国人民的敌人，也正在那儿与美帝结交得如胶似漆。官僚资本家，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在人民的打击之下，他们都跑到美国作寓公去了。蒋介石反动派，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之下，已经把他从中国大陆上赶走了，但是美帝却派了舰队，派了飞机，派了陆军到台湾去保护他。地主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这个敌人却在乡村中借美帝的势力来威吓农民说：“美国人快回来了，你们小心些。”我们看美帝进攻台湾、朝鲜为侵略，而地主把他看成“回来”，像亲戚朋友那样的“回来”一样，可见地主与美帝打成一片的程度。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结下血海深仇，但美帝却处心积虑地要培植他，武装他，忘/妄想利用日本帝国主义再来杀害中国的人民。总之，我们的敌人，美帝都把他们看成朋友。反之，农民把苏联看成真正的朋友，称苏联为“老大哥”，但美帝却把苏联看成敌人。农民敬爱毛主席，称毛主席为“人民的大救星”，敬爱得要把灶师爷的神位取下，而代之以毛主席的画像；敬爱得要把“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改为“毛主席在此，百无禁忌”，但美帝却把毛主席看成敌人。农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人民解放军，热爱人民政府，但这一些，在美帝的眼中都是敌人，都是他攻击的对象，由此可见，美帝与我们中国的人民，是非的标准不是一样的，道义的观念是不一致的，好恶的对象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敌人就是美帝的朋友，我们的朋友，就是美帝的敌人。从此可以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结论是简单的，美帝既然要与我们的敌人朋比为奸，要勾结我们的敌人来进攻中国的人民，他就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且是敌人中最凶狠最可恶的一个。我从农民那儿学会了更明显的分清敌我。
+
+　　敌我分清之后，我以前那种利用美帝资本来进行工业化的幻想便一扫而空了。美帝只会投资到中国，来剥削中国人民；美帝只会投资到蒋匪统治的中国来巩固反动的统治以压迫人民，美帝只会以军火投资到中国来屠杀人民，所以当1948年，人民的敌人尚在中国统治的时候，美帝可以在中国投资4亿美元，而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到了中国的人民当家之后，美帝便不投资了，他实行的是经济封锁；不谈经济合作了，而发动军事侵略。农民对于美帝早就看穿了。他们说：“美帝是开棺材铺的，开棺材铺的喜欢人家死人，这种铺子，咱千万不能让他开张。”我很后悔没有早从农民那里得到这种智慧。
+
+　　对付敌人应当用一种什么方法呢？我又想起长安的斗争会来了。我不能忘记那第一个跳上斗争台子的贫农阎乐喜，他脱去上衣，拍着胸脯，扭着恶霸的衣领，点着恶霸的鼻子进行斗争。斗争，用一切的方式进行斗争，这是我们对付敌人，对付美帝国主义的唯一方法！
+
+　　来源：1951年5月9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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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2/000072.txt
@@ -0,0 +1,17 @@
+# 控诉我的恶霸伯父
+
+　　<何正干>
+
+　　（编辑同志:）
+
+　　前天，我接到弟弟的来信，说伯父已于上月十四日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之下，在乡里枪决了。我得到这个消息，心里一点也不感觉到惊奇与难过。因为他是人民的公敌，是人类中的败类，我早就料到他是逃不出人民的法网的。
+
+　　他的名字叫何精诚，是个老脾国民党党员。他今年六十五岁了，差不多有四十年是骑在人民的头上，干着横行霸道的事。在民国十九年，他当国民党“清乡团”团总回去“清乡”的时候，就不知有多少人被他屠杀了。我有个堂姊，那时才十七岁，只参加过几天‘妇女协会’，他就骂她丢了我们何家的人，要她自己缢死。姊姊不肯，他便把她的四肢捆绑着，活活的捺在水塘里淹死了。还有一位堂伯父，也是被他当‘赤匪’办，给枪杀了。住在我家前面的一位杨老太太(全村只有她一家姓杨，其余的都姓何)，她的四个儿子，就有三个是他一手杀害的。当时，这位杨老太太连高声大嗓哭一哭都不敢，每天只有在夜间躲在房里，抱着她那最小的一个孤儿低声的哽咽着。
+
+　　后来，团总的职位垮了，便住在家里‘教书’。一面‘教书’，一面与伪乡公所、保长、地主等勾结一起，来欺骗压榨人民。一年到头书没教几天，可是学费比别人拿的多、要的快。在附近几个小镇上抽大烟、打牌，就从来没花过钱。但那时又有谁敢啃口气呢?
+
+　　解放后，他仍然毫不悔改，继续与人民为敌。去年，在乡政府伪装投诚，竟敢隐瞒他的臭党证和委任状不肯交出来。还曾煽动村子里落后群众，打击工作干部，企图破坏土地改革。至于造谣惑众，更是他的家常便饭。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恶霸，我还认为他是我的伯父吗?不，他是我们的阶级敌人，也就是我的敌人。今天，他在人民的面前伏法了，这正是他的下场，也是每一个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必然的下属。我是人民中的一分子，因此，我现在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一样，为我们国家中又少掉了一个败类而拍手称快!
+
+　　 上海市江宁区第三工校 何正干
+
+　　来源：《文汇报》1951年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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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2/000073.txt
@@ -0,0 +1,13 @@
+# 康民：土改学习给我的教育
+
+　　<康民>
+
+　　在以前，我对于土改的道理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以为进行土改只是把地主多余的田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以发展农村的经济，所以我认为进行土改时可让农民与地主协商解决，在人民力量无比强大的今天，只要政府一纸通令便可顺利解决了，因此认为斗争坦白是多找麻烦，“灌地主凉水”“给地主吃粪”……更是过分的举动。
+
+　　经过几天来的土改学习，我首先明白地主阶级在农村中有着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恶势力，靠了封建土地，他们能够不劳动而坐在家中大鱼大肉的吃喝享乐；靠了地主阶级的恶势力，他们可以鱼肉乡民大摆威风；靠了土地，他们与官僚勾搭、飞黄腾达；地主是这样的与反动势力分不开。这种地主阶级的自尊性，将使地主尽一切可能来破坏土地改革，只要有一点可能，地主决不会放弃他们把持的土地。几个月来我们所发现的地主们造谣破坏隐瞒黑田挑拨离间收买干部的例子，不胜枚举，便可证明地主们是决不肯轻易地服从土改法令的。因此，我认识到土地改革是一场系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起来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必定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靠觉悟起来的群众的伟大力量才能推翻深厚的地主势力，才能防止地主的破坏，才能澈底完成土改的任务，惟有在群众的眼睛和拳头下，地主们才能接受政策，惟有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无情的指责揭发下，地主们才会澈底的说出自已过去的罪恶，才能认识到自己过去是过的不合理的剥削生活。因此，控诉斗争坦白是完成土改的重要工具，控诉斗争坦白是帮助地主们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的方法，是要更快的将地主们从罪恶的深渊中救出来，早日踏上光明的大道，“和平分田”“官办土改”不但要妨碍甚至破坏土改的进行，即以地主而书，也会因此而执迷不悟，更做出反人民的事来，斗争坦白，决不是找麻烦。
+
+　　其次，我认识到“灌地主凉水”等行动，都是恶霸地主们自己逼出来的，在过去农村中，恶霸地主家中私有刑具，动不动抓人打人，但以前我对于这不是十分明了，因此闭目一想，“灌凉水”“吃粪”是多么难受，真是太过分了；但是，在听过土改报告后，我知道今天被灌凉水的地主是从前动辄用辣椒水灌农民的恶霸；今天吃粪的地主是从前将农民涂得满脸满嘴满身是粪的恶霸，今天农民们翻身了，几十年来所受的苦痛是再也志不了的，当他们没有更好的办法前，他们只有把自身受过的痛苦也请恶霸地主们尝试尝试。我们政策上虽然不同意这样做，但翻身农民蕴藏多时的一股悲愤之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
+　　土改学习不仅肃清了我以前的地主理论使我对土地改革的精神有了澈底的认识，同时使我警惕到我的立场还没有站稳，我麻痹，我认识不清，假使让这种情形继续发展下去，我将会走入歧途，假使我是一个土改干部，我便会包庇地主，打击群众情绪，因此妨碍了土改工作的进展；假使我是一个政府的工作干部，我便会像“葛风”一样，犯上严重的错误；假使我做了技术人员，我便会犯上浓厚的纯技术观点，妨碍了生产建设……这种思想对于我的前途是有着如此严重的影响，在今天既经发现，我决定要全力的纠正它，不仅在大的事情中，更要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检讨改造，坚决地走向无产阶级的立场!
+
+　　来源：《文汇报》1951年2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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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2/000074.txt
@@ -0,0 +1,19 @@
+# 欧秀妹逮捕土匪丈夫
+
+　　<张焘>
+
+　　（编辑同志：）
+
+　　广东省北江专区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出现了不少群众协助政府逮捕反革命分子的动人事绩。现在我把欧秀妹帮助政府逮捕她丈夫惯匪梁文的事情告诉你们。
+
+　　欧秀妹是北江专区连县三区洛阳乡金竹山村人。她的丈夫梁文在解放前当过伪保长；解放后又当了土匪；经常杀害、抢劫人民，是当地匪首廖耀庭的得力帮凶。当地群众非常痛恨他；村里民兵多次设法抓他，一直抓不到。于是，农会、民兵、妇女会就经常派人动员欧秀妹，要她捉住丈夫交政府法办，为人民立功。特别是妇女会的干部，经常向她解释作土匪老婆的可耻与为人民立功的光荣。欧秀妹也因为自己受群众的歧视而苦恼。她一方面痛恨土匪，但要抓自己丈夫，总有些犹豫。她思想斗争了好久，终于认识到自己应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不应包庇土匪丈夫。她就向农会、妇女会提出保证，要在一个月内抓到梁文。
+
+　　有一天晚上，梁文回家了。她想去报告民兵，又恐怕引起梁文的怀疑。她就想了一个办法，对丈夫说：“民兵到处放哨，要抓你；你以后可不要回来，太危险啦！你要什么东西，和我约好日子、地点，我给你送去就是了。”当晚，她丈夫和她约定：两天以后的夜晚在菜冲岭山脚下碰头。
+
+　　第二天，欧秀妹就把这情况报告给民兵队部。在欧秀妹和她丈夫约定的那天晚上，民兵布置好了。欧秀妹带了酒菜，依约前往。当梁文正要吃酒的时候，有一个民兵不小心，把手电筒弄亮了一下。梁文一看不好，就要拔脚向山上跑。这时，欧秀妹就不顾一切地死命把梁文抱住，并大声疾呼，“土匪在这儿，来捉啊！”梁文拼命挣扎，把欧秀妹摔在地上。这时，民兵跑到跟前，把梁文抓住了。
+
+　　欧秀妹坚决站在人民立场，分清敌我，活捉土匪丈夫梁文的事，立即传遍全县，到处为人称颂。她已被人民选为捉拿土匪特务的女英雄。
+
+　　 广东北江专署  张焘
+
+　　来源：《人民日报》1951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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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2/000075.txt
@@ -0,0 +1,19 @@
+# 我坚决拥护政府对我反革命丈夫的措施!
+
+　　<复旦大学、立光>
+
+　　自从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分子以来，本校曾涌现了许多动人的典型例子。农学院助教朱有釭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
+　　朱同志的丈夫叫徐君浩，是个反革命分子，毕业于伪蒙藏委员会主办的边疆政治训练班。曾经当过新和县县长兼该县县党部筹备委员、新疆省政府秘书等伪职。胜利后，又在伪国防部二厅担任过搜集和整理边疆情报的工作。解放后，伪装积极，在浦东陆行中学教书。四月廿七日，为我公安当局逮捕了。
+
+　　由于朱同志的政治认识和对她的反革命丈夫的本质了解得不够。因此，当她听到丈夫被捕后，思想上就起了波动。觉得她丈夫解放后进步得很快，工作也很积极，在反动党团登记时，也坦白地登过记。同时，她还这样想:“一个人无论怎样伪装，总不致于连自己的妻子也会不知道的。”正因为朱同志对反革命的丈夫太信任了；因此，就对政府的信念有了动摇。
+
+　　朱同志将自己的思想情况反映给工会组织后，同志们就帮助了朱同志耐心地分析了这个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国防部二厅，是一个军统的特务机关，那么朱同志的反革命丈夫，无疑的就是一个特务。同时，同志们还进一步告诉朱同志说:“进了反动沪的特务组织，只有活的进去，死的出来，决没有中途脱离的可能。除非是决心悔过，将整个反动组织密告人民政府。可是你的丈夫又没有这样做。”从这些话中，朱同志又进一步断定了她的反革命丈夫仍然在继续着特务活动。此外，在报上文件中使朱同志认识到政府镇压反革命的政策。知道今天的政府，绝不会乱抓一个好人。至此，朱同志才明白过去是完全被她反革命丈夫伪装的外衣所蒙蔽了。
+
+　　朱同志在认识到她反革命丈夫的特务本质之后，一方面是痛恨，痛恨自己作了反革命的妻子竟还不知道，并且还一度丧失了自己工人阶级的立场，觉得很惭愧。可是，在另一方面，小资产阶级脆弱的感情却又在作祟，总觉得失去了自己的“爱人”，而感到有些难受。显然的，认识和感情，在朱同志的思想中，又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
+　　思想斗争是胜利了，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在收听逸园控诉广播大会上对地的教育。正如朱同志自己所说的:“没有一件事情，会比群众的一致要求和呼声更真实的!”那天会场上的热烈情绪，烈士们的家属以及受难者的血泪控诉，深深地感动了她，使她懂得了爱和恨的界限，激发了朱同志的阶级仇惕，从感情上加深了朱同志对特务丈夫的仇恨；因此，朱同志当场就向全复旦人表示说:“我坚决拥护政府对我反革命丈夫的措施!同时，我一定要用实际行动来搜集他的反革命的罪恶证据，供给政府!”(笔者按:朱同志已将一部份资料供给政府了。)
+
+　　朱同志的行动，感动了所有的复旦人，在收听控诉广播大会的会场上，就有很多同学提出检举六十五个特务。
+
+　　来源：《文汇报》1951年5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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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2/000076.txt
@@ -0,0 +1,9 @@
+# 我检举了恶霸地主的父亲
+
+　　<河南省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魏尚农>
+
+　　经过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经过关于镇压反革命的学习，我知道了自己应该怎样对待一个恶霸地主分子，我知道了自己决不能做一个恶霸地主分子（即使他是我的父亲）的防空洞。因为这样的缘故，当我的父亲到开封我的工作机关找我的时候，我就报告公安机关把他捉起来了。
+
+　　我的父亲名叫魏宗毕，又名魏子宪，他是平原省新乡县秀才庄人。他是一个恶霸地主，在一九三七年他当伪二十四村的联庄会长，曾经拉拢当地土匪头子魏良，进行派款、拉票的勾当。只要他们给谁家送去一张索款的条子，谁家就得按期送来，否则就要遭到更毒狠的压榨。魏良死后，我父亲又掌握了我村的土匪头子魏继宾、余作乾等人，继续为非作歹，欺压人民。我父亲在一九四三年捉去我们四十八个革命同志，交给日寇活埋了。因为我父亲的罪恶是重大的，一九四四年我乡解放后，他就化名魏好义逃至新乡城内；一九四九年新乡解放后他又改名魏竹溪逃至汤阴县的宜沟。今年二月十六日，我父亲给我来信说：你如果再不给我来信，那就失掉联系。我知道我父亲因为人民政府坚决要捉拿他归案法办，而要逃跑了。经过一些思想斗争，我决定要使自己站在人民的方面而不能去帮助一个反革命分子，因此，我就把这种情况连带我父亲的原信，一齐寄给当地区人民政府，请他们去捉拿他回来。四月十二日，我父亲又从郑州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告诉我说他要来找我了。当时我一面怀疑，人民政府为什么还没有把他抓起来；一面我就约他来了。我父亲来到的当天晚上，他用着哀求的口吻对我说：“我知道，我现在到你这儿来，对你是不利的，但是无论如何我总是你的父亲，你应该知道怎样做。”我听了他的这番话，知道他是要软化我。我找到青年团开封市委员会的贾光中同志讨论这件事情，随后又和河南省总工会宋川主席谈了一下，经省总工会写信给公安局。当天晚上，我就将我父亲的住处样子等详细告诉公安局的同志，十一点钟，就把这个恶霸地主分子抓起来了。再过了一个星期以后，新乡县就派来人把他押回去了。
+
+　　来源：《人民日报》1951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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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3/7/2/000077.txt
@@ -0,0 +1,21 @@
+# 我痛恨当特务的父亲
+
+　　<梅郁>
+
+　　我一向就不愿提起我的父亲，因为一提到他，我心里就充满着憎恨和羞辱；一提到他，我心里便由不得要为我那被虐待、被损害的母亲感到悲愤，而禁不住热泪涌流。
+
+　　在旧社会里，亲戚、乡邻，都认为我们是弃妇和弃儿，人们凌辱我母亲，不屑于接近我们，我们饱受人们的欺侮和鄙视。我活了那么许多年，不知道什么是“家庭温暖”，也不知道什么是人生幸福。
+
+　　我恨极了我的父亲，他在国民党反动政府里做“官”(应该说是做反动派残害人民的凶手)，和姨太太一起过着穷奢极侈、贪污腐化的生活。对人家永远不承认有我母亲这个老婆，有我这样的女儿，我们的生活也从不照顾。
+
+　　在这种环境下，我只得以学校为家，靠些微的公费及课后为人织毛线来维持学业。巴望一日学成了，也好扬眉吐气，不再受人欺压，所以我只是死啃着书本子，对校中一切活动，向不过问。
+
+　　解放后，我接受了新思想，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青年们才有前途。这时候，我也知道了父亲在解放前干的行业——交警局长，是军统武装特务。特务是反动派中最反动的东西，我为他感到羞辱。这时我也更加强了对他的仇恨；但这依然是从个人出发，尚未能把这种感情提高为对一个人民公敌的阶级仇恨。
+
+　　在学习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我就想:我父亲是个反革命分子，他将来总有一天要偿还他所欠下人民的血债的。可是他在解放前已逃往香港了；反正不管他的下场如何，我不会可怜他的。
+
+　　通过反覆的学习，同志们帮助我认识到对父亲的仇恨不应只由个人的感情出发。虽然他的具体罪行并不清楚，但他是人民的公敌是无疑的，他是个杀害我们人民的刽子手，是个罪大恶极的武装特务头子。我不单为自己和妈妈而憎恨他，还要为被他残杀的同胞而痛恨他。
+
+　　我决不为父女的感情而冲淡了阶级仇恨，我与父亲是誓不两立的。任他逃到那里，我们也一定要把他缉拿归案。那时候，我将坚决地要求政府严厉惩罚他。
+
+　　来源：《文汇报》1951年5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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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2/000078.txt
@@ -0,0 +1,93 @@
+# 龙光瀛及涪陵地委关于执行镇压反革命工作中的偏向与错误检讨报告
+
+　　<龙光瀛>
+
+　　（各地委并报西南局：）
+
+　　龙光瀛同志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的检讨报告很好，兹转发你们。在镇压反革命的后期，各地确实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粗糙草率现象，曾多少影响了我们镇反工作的胜利成果。这给我们的教训是很深刻的。在全区停止捕杀即将转入清理积案的时候，同样必须严格防止滥判滥放的简单草率办法，因为这同样会给我们以不可弥补的损失，应引以为戒。
+
+　　 川东区党委5月24日
+
+　　（附一：）
+
+## 龙光瀛同志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的检讨报告
+
+## 1951.05.22
+
+　　兹将涪陵区执行镇反工作中的偏向与错误检讨反省如下：
+
+　　（一）全区已镇压的反革命，基本上是准的。总的方面已收到很大效果。群众称快说现在是最安静的世界了，条条道路都通行无阻。但在执行上级的政策与决议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和偏向，特别在四月份普遍的发生严重的草率从事。在可杀与不可杀之间批准杀了一部分。如武隆二区140个死刑犯其中有20个可判长期徒刑的，亦批杀了。其他县也有类情况，同时个别错杀者也有之。如涪陵青羊一恶霸因他父子材料整理在一起，便将父子二人一同批准，儿子罪轻也杀了。另外因杀的数大，有少部分来不及出布告、或乱出布告，宣传不够。甚至有个别反革命被杀了，群众同情敌人者的也有。这都是由于草率粗糙所造成的恶果。
+
+　　从整个镇反发展上检查错误很严重。党代会议前死刑438名，党代会后2月份公安会以前797名。2月上旬后至4月21日止8517名。这71天时间超过过去整整一年死刑8倍以上。
+
+　　再就是违犯中央规定比例原则范围的限度很大，超过总人口3.1‰。超过原区党委批我区执行计划的数倍。特别在区党委决定于4月15日收回杀人权以后，仍在继擅自批准杀人的错误。
+
+　　以上均是我们一连串严重的错误事实。
+
+　　（二）错误的主要原因：
+
+　　（1）平常对政策指示缺乏认真学习，决议未认真坚决执行，领会片面。思想上认为在一定期内该杀者杀光；该关判刑者一律送县区和分庭不准留一个。该管者即交农会管起来；该放者应早放；因而便产生赶杀突击的错误。普遍发生严重草率情况不考虑到突击赶杀的后果。
+
+　　（2）思想上认为只要是基本群众要求与拥护而基本上未杀错。应争取在整风前将现有案犯大体处理清。
+
+　　不请示、未认真坚决执行扩大会议决议，违犯组织决定和严重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行为。特请求组织予以应得之纪律处分，以教育我本人及涪陵全体党员。致
+
+　　（布礼）
+
+　　 反省人 龙光瀛 5月22日
+
+　　（附二：）
+
+## 涪陵地委关于执行镇压反革命工作中的偏向与错误
+
+　　（区党委：）
+
+　　涪陵区镇反工作检查，首先各县委书记听到谢政委报告后普遍反映这一决定完全适合当前工作情况。我们又在整风干部中依据谢政委指示及川东公安会议精神，总结了这一阶段全区镇反工作，经讨论检查问题如下：
+
+　　一、全区已杀的反革命基本上是准。群众称快说“今年是最安静的一年条条道路都通了”但在4月以后草率现象普遍发生，个别错杀的也有。如涪陵青年斗争陈建侯，法庭将父子二人材料整理一块儿，儿子罪轻也杀了。还有3个匪案也批准死刑，但在执行时群众不同意。说没有当过匪又拉回放了。在整风中该批案主办同志张其斌检查“其他点都杀人，自己工作点不杀人，怕上级批评，立场不稳。怕群众发动不起来，致扩大事实”。各县宣传工作普遍做的不够，有些杀了反革命，群众不同情。如长寿葛兰杀了一个恶霸，木匠做棺材说“做件好事”。佃户说“老闾没有罪”。几个县都检查，因为4月份以后杀人多，致有少数处死刑者没出布告。有的乱出布告，如涪陵七区杀一个反革命布告中曾写“参加军阀态克武讲武堂”。
+
+　　二、在4月份以后产生镇反草率的主要原因：
+
+　　（一）地委领导上只片面接受区党委指示“该杀的原则上要杀掉”，没注意检查镇压程度纠正偏差。以致4月区党委扩大会议后，仍以为清理积案是把该杀的早杀掉。对区党委指示应收缩一下精神领会不够，同时也表示对区党委指示4月15日收回杀人权执行不坚决。以为还可以延长几天，致过期又批准500多。
+
+　　（二）该区一般干部思想过去镇压不够。地区如石砫几次受到批评怕再杀少了，上级再批评“右倾”。致这阶段杀的多了。有的对镇反长期性认识不足，认为是“争取这一时期赶完，以后杀人困难”。因而怕上级批不准。提高成分、扩大事实也有。如彭水曾把20岁流氓抢劫匪改为十几年惯匪杀了。武隆二区检查已杀140个中有20个可以判长期徒刑不用杀而杀了。
+
+　　三、我们接到区党委电示后，已两次指示各县所有批准死刑犯停止执行。据初步统计约有100多个已批准的死刑犯还未执行，现正督促各县速将名单报告我们，并大力清理积案。大批判刑加强宣传，罪恶不大的放一批，交农会管一批。
+
+　　四、现在镇反存在问题：
+
+　　（一）在加强城市镇反中，涪陵已捕40多，长寿已捕70多反革命。群众要求镇压，我们意见应加强宣传，控诉反革命罪恶，提高群众觉悟。群众要求严办，如果判一部长期徒刑，群众还可以通。其中少数血债打的及长寿等地近来破获几处放毒案子，群众很痛恨，也要求杀，我们意见将来还应呈批死刑、现在暂缓。
+
+　　（二）整风干部对收缩一下表示通了。但顾虑的怕回去后群众不通。我们正在讨论如何打通提高干群思想，是目前镇反中一个重要问题。
+
+　　五、附自1950年1月20日起至1951年4月21日止镇反数字统计如下：
+
+　　（一）全区从1950年1月20日——1951年4月21日共判死刑9752名、徒刑3598名。共分三个阶段：
+
+　　1、党代会以前（1950年1月20日——11月20日）死刑438名、徒刑374名。
+
+　　2、党代会后到1951年2月公安会议（1950年11月20日——1951年2月10日）死刑797名、徒刑724名。
+
+　　3、2月公安会议后到现在（1951年2月21日——4月21日）死刑8517名、徒刑2500名。
+
+　　（二）镇压比例数：
+
+　　1、死刑占全区总人口数的3.1‰弱计：
+
+　　涪陵死刑3561名占全县人口3.6‰弱。  长寿死刑904名占全县人口2‰弱。
+
+　　丰都死刑1334名占全县人口2.6‰弱。  南川死刑1254名占全县人口3.3强。
+
+　　彭水死刑1079名占全县人口2.9‰强。  武隆死刑861名占全县人口4.6‰强
+
+　　石砫死刑728名占全县人口2.5‰强。   专署公安处法院共判死刑31名。
+
+　　2、各种案别占死刑总数比例：
+
+　　特务死刑775名占死刑总数8%弱。     政治匪死刑4693名占死刑总数的48%强。
+
+　　惯匪死刑958名占死刑总数的9.8%强。  恶霸死刑2434名占死刑总数的25%弱。
+
+　　（其他死刑892名占死刑总数的9.1%强。）
+
+　　 涪陵地委会 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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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2/000079.txt
@@ -0,0 +1,13 @@
+# 《大众电影》编委会: 为电影《武训传》的检讨并向读者和观众的建议
+
+　　<《大众电影》编委会>
+
+　　在思想上政治上犯了根本性的错误，因而实际上起着歌颂反动作用的电影《武训传》，于本年一月一日在上海首轮影院举行其新年献映以来，我们《大众电影》，作为从思想上和艺术上帮助观众鉴赏电影的群众性的刊物，不但没有及时地发现并着重的指出电影《武训传》的严重的错误，并向其作不调和的有原则意义的思想斗争，相反，我们却丧失了人民大众的立场，为了配合电影《武训传》的发行，盲目地把它当作进步影片，在本刊第十四期发表了《武训传》特辑的文章。计有：戴白韬同志的《看了〈武训传〉之后的意见》、孙瑜先生的《编导〈武训传〉前后》、赵丹先生的《我怎样演武训?》（该文?刊载在本刊第九期，?刊载在本刊第十五期）、马侣贤先生的《〈武训传〉观后感》、陈贻鑫、吕长春等先生的《育才学校师生谈〈武训传〉》、木圭先生的《〈武训传〉的故事》，以及二十八帧说明电影《武训传》故事的连环照片；此外并在本刊第十八期将电影《武训传》列为一九五○年得选的十部国产片之一。由于这些稿件全部是赞扬这部电影或者是赞扬武训本人的，而且还利用了通俗的形式（连环照片）并无原则地附和观众不正确的意见（把它列为得选的十部国产片之一）来进行对这部电影的宣传，因此更加深和更扩大了电影《武训传》在广大观众中间进行其“歌颂清朝末年的封建统治拥护者武训而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影响；也就是说，做了电影《武训传》反动宣传的帮凶。而这一严重的情况的发展，直到《文艺报》第三十七期发表贾霁同志的《不足为训的武训》一文和人民日报所转载《文艺报》第三十八期杨耳同志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一文后，我们《大众电影》编辑部对于这一根本性的问题才引起重视，才初步得到认识。而我们旨在为广大观众服务的电影刊物，却在这一具体问题上丧失了立场，以致对广大的读者和观众没有负起最基本的责任，这是我们要在这里公开的深加检讨，并向贾霁同志在《文艺报》第三十七期上发表的《不足为训的武训》一文中对本刊所提出严正的批评，表示接受和感谢的。
+
+　　也许我们的某些读者会这样想：通常如果在我们解放了的新中国，放映一部进行反动宣传的电影，不是马上就会遭到广大观众的反对而决无立足的余地吗？而电影《武训传》自放映以来的相当长时间内，我们不但没有发觉其思想上政治上的严重的错误，反而觉得它是一部“好片子”；因此觉得很奇怪。其实这个似乎奇怪的事情是并不奇怪的，因为电影《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具有根本的性质，它恰恰暴露了我们对于这些根本性质的问题学习得非常不够。我们对于伟大的祖国的历史传统，——我们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历史，及其代表的人物缺乏具体正确的认识，这也就是对于我们自己民族的光荣革命传统，今天我们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以及我国将来的历史远景缺乏具体正确的认识，因此当电影《武训传》打着进步的招牌，通过歌颂具体的武训这个封建统治拥护者，来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时候，我们却给弄迷糊了，引起思想混乱，失去批判和斗争的能力，做了歌颂反动思想的俘虏。
+
+　　读者和观众们，经过这一次似乎奇怪的事情，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政治认识和思想水平还是很低，我们应该无保留的将自己对电影《武训传》的各种各样的思想暴露出来，对电影《武训传》及有关赞扬《武训传》或武训本人的文章热烈展开群众性的批评和讨论，以漫谈、开座谈会和写文章等种种方式，来进一步澄清电影《武训传》的混乱思想，以便通过这一次的学习，把我们的政治理论和思想水平提高一大步。我们《大众电影》愿以最大的努力为这一场严肃的思想斗争而服务。
+
+　　來源：1951年5月26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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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2/000080.txt
@@ -0,0 +1,15 @@
+# 孙瑜：我对《武训传》所犯错误的初步认识
+
+　　<孙瑜>
+
+　　首先，我谨向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表示衷心的拥护和尊重。
+
+　　《武训传》犯了绝大的思想上和艺术上的错误。无论编导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的实践却证明了《武训传》对观众起了模糊革命思想的反作用，是一部于人民有害的电影。除开深自痛心检讨外，我愿真诚地接受和参加今后一切正确和更严厉一些的批评，澄清自己的思想。
+
+　　我犯错误的原因之一就是我的学习不够。我对武训这人的认识在今天才发现是完全错误了，可是在编剧的初期和一年多的摄制过程中都不能看出问题。我被他表面的局部的一些感动人的行为所迷惑，因而忽略了他的非革命的本质。我描写武训行乞与学的失败和他发现了他自己失败后的痛苦，以为那就算是批评了他；可是基本上我是在同情他和歌颂他。这一个错误是极严重的。
+
+　　以上仅是我犯错误的一个初步认识和我从失败中获取教训的一个渴望。我将在比较充分的时间里，深刻地作编导《武训传》的总检讨；一面在工作中加紧学习，以期达到以后能够正确地工作的目的。
+
+　　來源：1951年5月26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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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2/000081.txt
@@ -0,0 +1,111 @@
+# 对张达破坏土改事件的处理文件
+
+## 严整法纪，保护农民利益！九○五部队政治指导员张达回家倒田受严重处分
+
+## 中共苏北区委员会、苏北人民行政公署对有关干部亦分别作出处理决定
+
+　　中国人民解放军九○五部队学生二营八连营级政治指导员张达，于1950年12月25日，带了武装回到淮安县盐南区家乡，非法倒回已被分配给农民并已确定了产权的土地，并强令农民为其反动的父母修塋祭扫。张达家庭系地主成份，其土地财产已于1946年“五四”土地改革时被农会没收分配。张达一贯表示不满，并于1950年12月25日，带了武装回到家乡，欺骗中共淮安县委，采取软硬兼施、威胁与拉拢并用的手段，非法夺回农民土地共13亩9分（其中包括宅基一块、水车五分之一）。张达离开淮安时，又要求淮安县委为其证明假期超过原因，与处理土地屋基系出于群众“自愿”，以便藉此蒙混部队领导机关。
+
+　　对张达上述倒田复辟的罪行，经苏北农民协会委员会向苏北人民行政公署、中国共产党苏北区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九○五部队领导机关报告后，并经上述各有关机关确实调查了解后，对张达倒田复辟的罪行证明属实，认为张达本质上是代表地主阶级向翻身农民反攻复辟、企图颠覆土地改革成果的反革命行为。现九○五部队司令部、政治部已决定开除其党籍、军籍，并已交回原地处理。
+
+　　中共淮安县委书记张美璠同志等，在处理张达事件过程中离开党的立场，纵容了张达向农民反攻复辟的不法罪行，犯了政治性的原则错误，中国共产党苏北区委员会决定给张美璠同志撤职处分，给盐城地委委员兼农委书记王大林同志、淮安县委委员张玉琢同志以警告处分。
+
+　　苏北人民行政公署，因淮安县人民政府县长张玉琢，在处理张达事件过程中，对人民利益不负责任，对人民敌人——地主阶级缺乏警觉，不重视辨明是非，草率从事，听任张达为所欲为，决定给县长张玉琢记大过一次处分，并责令淮安县人民政府派干部前往盐南区大柏张庄，会同当地干部，向人民群众公开宣布张达倒田为非法，仍各按土地改革秩序执业。
+
+## 苏北农民协会委员会给苏北人民行政公署、中共苏北区委员会和九○五部队的信
+
+　　苏北人民行政公署　中共苏北区委员会并中国人民解放军九○五部队司令部、政治部：
+
+　　兹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九○五部队学生二营八连营级政治指导员张达，回家威胁强迫农民，非法倒回业已被没收分配的土地，并对翻身农民采取报复行为等罪行报告如下：
+
+## 一、张达及其地主家庭的简况：
+
+　　张达原籍淮安县盐南区南武乡大柏张庄，家庭是地主成份，土地改革前有田约140亩，靠雇工耕种，经常雇大工3人，小工2人，忙时并雇散工。其祖父张进业，为该县黄集、盐南两区最大的封建势力。本人在1940年参加工作，曾任乡长、区长、连长、政指等职。在1946年“五四”土地改革时期，其土地财产已被没收分配。同年，该地被国民党反动派侵占后，其父母及其妻依仗敌势，向农民倒回全部土地及租粮50石（不完全统计），并为敌探送情报。1947年土地改革复查中，群众义愤将张达父母打死，张达对其家庭被斗争一事，一贯表示不满，在“五四”土地改革时间，曾写信给当地人民政府，认为对其家庭处理“过重”。淮海战役后，将其妻接往济南，去夏复叫其妻回家，竟要求盐南区帮助倒回已分给农民的房屋，未获允许。不久，即写信给其亲戚南武乡支委马文学表示不满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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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张达欺骗淮安县委及淮安县委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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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去年12月25日，张达及其妻与通讯员等3人，携人民解放军九○五部队及中共淮阴地委的介绍信到淮安县委机关，向县委书记张美璠陈述其家庭系“富农成份”，在土地改革中“少分田，分坏田”，屋基离庄1、2里路远，并无房子住，家庭生活困难，妻、弟媳、弟妹均因未予照顾而致“流离失散”，对地方党政在“军属”照顾方面表示不满。强调他父亲是“老实人”，说其父母系“被土匪打死”；经县委书记进一步追问后，又说系在群众运动中“坏人”张同喜操纵和造谣，因而被打致死，并声明：“果系群众打死，则没意见”。要求县委法办“坏人”张同喜，并妄称：“这不是替父母报仇，而是替群众报仇。”当时县委正召开扩大会，讨论开展抗美援朝及年关拥军优属工作，张美璠同志曾将上述情况告知王大林同志和张玉琢同志，他们均认为张达系营级干部，其家属如此“困难”，必须帮助解决，当即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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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张达田少田坏，从公田中予以调补，如无公田则不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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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保证有房子住，如房子离庄太远，而又不能住人，另砌3间，有房可住则不另砌。其屋基可在群众自觉自愿基础上予以调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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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对法办张同喜表示怀疑，认为张同喜是否如张达所言，未可全信，不好即行法办，决定由张达“找出人证物证，依法起诉”。张美璠等同志以为这样既可“弄明真相”，又可“使张达无话可说”。
+
+　　（2）张美璠同志根据上述决定意见，约同张玉琢、花扬二同志和张达本人，介绍了张达所反映的“家庭困难”情况后，即提出县委的处理意见。区委书记花扬同志当时指出张达的反映与实际情况不符，并说张达父母复田倒粮、替敌探送情报为群众打死，张同喜不是坏人。张达当时仍肯定张同喜是“坏人”，是“国民党员”，并说花扬包庇张同喜等情。张美璠同志在他们双方争执时，采取调解了事的态度，认为“不必争执”了，等“传讯后自然可弄清楚”，仍照“原决定执行”。张美璠同志在宣布处理意见时，对“有房可住，则不另砌”的意见未提，只将盖屋“任务”交代给花扬同志。在张达回家时，并批给杂粮1200斤，为砌造房屋费用。张达在张美璠宣布处理意见后，即根据他自已的理由，写一呈文送县人民法院控告张同喜。结果因回乡找不到“人证物证”，乃向县委声明要求撤销控告，收回呈文。张美璠又同意其要求，准将呈文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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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宣布处理意见散会后，区委书记花扬曾向张美璠同志反映说：“我看张达的地主思想很严重，一点无产阶级的思想都没有”。张美璠不耐烦的说：“难道一点都没有吗？”花扬同志因此也未继续反映。花扬同志在接受“任务”后，派区委委员武学祥同志，帮助动员调换宅基和暗中监视张同喜。花扬同志在传达县委交代的“任务”时，曾遭区委宣传科长姚金桃坚决反对，但未引起重视，也未向上反映。
+
+## 三、张达回乡倒田的及革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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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达回家后，当即以县委“批准”的名义，招摇撞骗，耀武扬威，其妻扬言：“张达脾气不好，恐会伤人命。”张达则用“换田”名义，欺骗得田户进行倒田，采取软硬兼施、威胁与拉拢并用的办法，首先找支委马文学调换坟茔地一块，接着亲自找得田贫农张同喜、张同富、花恒徐，张同贯等4户谈判，张同贯以“儿大不由爷”的理由推辞，张达即到张同贯家，对其子谎说：“你爸爸已允许了,问你有什么意见？”其子见张达来势汹汹，只得说：“他已同意，我还怎么样呢？”张达马上回来，对张同贯说：“你儿子也同意了”。接着又谈要水车问题，张同贯执意不肯，但张达硬要其写立契约，并要乡干部及张同贯盖章画押，张同贯痛哭说：“大先生，你不是硬套我们穷人吗？”张达狠狠的回答说：“套就套吧！”张同贯回家后，父子全家争吵竟夜，儿媳哭泣成声。第二天，张同贯向张达哀求收回契约，张达大怒敌：“契约已写过了，你能讲出什么道理？”张同贯本人因此气疯，如痴如迷，常说“日子难过”。之后，张达又去向贫农张同喜妻倒回宅基，张同喜妻白天躲避不敢回家，张达未得张同喜妻同意即强立契约，契未画押又强行竖柱。至此，张达在造谣、威胁、欺骗下，农民土地共被倒去13亩9分（其中包括宅基一块，水车五分之一）。张达于临走前，还强令得田贫农张同良、张同高为其父母修莹祭扫。张达离开淮安时，要求淮安县委为其证明假期超过原因与处理土地屋基系出于群众“自愿”，以便藉此蒙混部队领导机关。
+
+## 四、我们的要求：
+
+　　（1）张达回乡向农民倒回土地，并向翻身农民采取报复行动，本质上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向农民进行反攻复辟、企图颠覆土地改革成果的一种反革命行为。张达悍然违抗人民政府法令，破坏人民解放军为人民服务、保卫人民利益的优良传统，我们认为这一事件是十分严重的。恳请依法查究，并请将张达革职，交回原地处理。
+
+　　（2）中共淮安县委书记张美璠同志是处理张达事件的主要负责人，他在处理这事件的全部过程中，表现了他阶级意识极端模糊，对重大的政治性的原则问题，没有严正的阶级立场，他对农民不负责任的态度与官僚主义的作风，已经达到严重的地步。我们恳请予以处理。
+
+　　（3）根据我们的调查，中共盐城地委委员兼农委书记王大林同志和淮安县人民政府县长张玉琢同志，均为处理张达事件的当事人之一，故亦应负重要责任。我们恳请一并查明处理。
+
+　　以上是否有当，请予覆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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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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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礼
+
+　　 苏北农民协会委员会
+
+## 中国人民解放军九○五部队司令部、政治部给苏北农民协会委员会的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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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北农民协会委员会：）
+
+　　来函敬悉。
+
+　　张达在革命部队经长期的教育与锻炼，竟仍保持其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利用革命军人身份，欺骗地方党的组织及人民政府，威迫翻身农民，倒回已被没收分配的土地，并对翻身农民采取报复等罪行，完全丧失革命军人保护人民利益遵守人民政府法令的优良品质，破坏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影响。为严整纪律，保护农民利益及教育干部，决定开除张达共产党员的党籍、撤销张达本人一切职务、开除其人民解放军的军籍，并决定将张达押送回籍，依法惩办。
+
+　　此复·并致
+
+　　敬礼
+
+　　 中国人民解放军九○五部队司令部　政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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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北人民法院刑事判决
+
+　　（1951年度刑（2）初字第30号）
+
+　　被告  张达  男  年28岁  淮安县盐南区南武乡大柏张庄人　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九○五部队学生二营八连政治指导员（在押）
+
+　　右被告因非法向农民倒田报复、破坏土地改革，经本院审理终结判决如左：
+
+　　主文
+
+　　被告张达本人非法向农民倒田报复、破坏土地改革行为，处以有期徒刑5年。其所倒回田地13亩9分（其中包括宅基一块及五分之一水车），应仍按土地改革分配秩序，归原得农民执业。其张达家庭应确定为地主成份。
+
+　　事实与理由
+
+　　被告张达家庭土地改革前有土地约140余亩，靠雇工耕种，经常雇大工3人、小工2人，忙时并雇散工，而张达家庭仅有其妻及其父从事附带劳动，一向依靠剥削生活。依据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决定第六款，其家庭应确定为地主成分。1946年“五四”土地改革时张达家庭土地财产业已依法没收分配。同年，该地被敌侵占，其父母及其妻依仗敌势，向农民倒回全部土地及租粮，并为敌探送情报。1947年土地复查时，群众依法收回被其父母倒去之全部土地，并激于义愤将其父母打死。1950年12月25日张达及其妻亲回淮安县，对中国共产党淮安县委员会采取欺骗蒙混办法，陈述其家庭系“富农成分”，土地改革中“少分田，分坏田”，房基离庄一、二里远，并无房子住，家庭生活“困难”等情。并谎称其父母为“坏人”张同喜操纵造谣，因而被打致死，要求法办“坏人”张同喜。经中国共产党淮安县委书记张美璠与淮安县人民政府县长张玉琢商讨后，认为“张达家庭如系田少田坏可从公田中予以调补，如无公地则不补”。但张达回家后，借县委“批准”名义向农民耀武扬威，其妻扬言“张达脾气不好，恐会伤人命”。张达本人则以“换田”名义，欺骗得田户进行倒田，采取威胁拉拢等办法亲与张同富、张同喜、花恒徐等4户谈判“换田”，当张同贯以“儿大不由爷”的理由推辞时，张达即亲去张同贯家对其子谎说：“你爸爸已允许了，你有什么意见？”其子见来势汹汹，只得说：“他已同意，我还怎么样呢？”张达即以此对张同贯说：“你儿子也同意了。”当即强立契约。及至张同贯回家，全家争吵竟夜。张同贯在第二天向张达要求收回契约时，张达坚不应允，致农民张同贯受此刺激事后如痴如迷。张达如此造谣欺骗威胁“调换”田地13亩9分（包括宅基在内）并强令农民张同高、张同良为其父母修塋祭扫。
+
+　　按被告张达向农民倒回土地并对翻身农民采取报复行动，本质上是代表反动地主阶级利益，向农民进行反攻复辟，企图颠覆土地改革成果的反革命行为，直接违反共同纲领二十七条“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之规定。为维护法律尊严与保护农民既得土地财产不被侵犯，特依照华东惩治不法地主条例第四条第五款判决如主文。
+
+　　 1951年5月31日院长　江剑农
+
+　　来源：《苏北土地政策文献》中共苏北区委员会农村工作委员会、苏北人民行政公署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印，195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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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苏北区委员会对张美璠、王大林、张玉琢等同志在处理张达倒田报复事件中的错误处分决定
+
+　　一、淮安县委会书记张美璠同志是处理张达事件的主要负责人，严重的暴露了他的阶级意识模糊，阶级警惕性不高，对原则问题缺乏严肃性，及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对人民群众不负责任的恶劣倾向。张美璠同志在政治上犯了原则性的错误，决定给予撤职处分。
+
+　　二、盐城地委委员兼农委书记王大林同志对开始决定处理意见时，应负主要责任，但在区委书记花扬同志反映情况的这一重要关节上王大林同志并未参加。王大林同志和张玉琢同志共同的错误，也是阶级意识模糊，官僚主义的作风和对人民缺乏高度的负责态度，决定给王大林和张玉琢二同志以警告处分。
+
+　　三、淮安县盐南区委书记花扬同志，最初向县委反映了真实情况这是好的，但坚持原则不够，应进行深刻的检讨。张同景同志发现张达倒田情况后能及时向区党委农委报告，应予表扬。
+
+　　区党委责成盐城地委对一切有关干部，应迅速作出决定；对过去淮安党组织的领导上应切实进行检查。区党委并决定将本文件在党内外公布。
+
+　　 中国共产党苏北区委员会
+
+## 苏北人民行政公署对淮安县县长张玉琢的处分决定
+
+　　苏北人民行政公署认为：淮安县人民政府县长张玉琢，在处理张达事件过程中，对人民利益不负责任，对人民敌人——地主阶级缺乏警觉。在决定问题时，没有严肃的态度与人民立场，不重视辨明是非、弄清本质，草率从事，执法不严，听任张达为所欲为，客观上对张达的倒田报复行为起了纵容作用。为严肃纪律，教育干部，以忠实履行人民政府保护人民利益之职责，本署决定给张玉琢记大过一次的处分。并责成盐城区专员公署，对有关干部作适当处理；立即派出负责干部会同盐南区人民政府至南武乡，召开群众会议，宣布张达倒田报复为非法，并仍各按土地改革秩序执业，安心生产。
+
+　　 苏北人民行政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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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士钊：我初步认识了崇拜与宣扬武训的错误
+
+　　<李士钊>
+
+　　编者按：这篇文章的作者李士钊先生是《武训画传》的作者。我们认为发表这样的检讨的文章，对于继续展开关于《武训传》的讨论是有帮助的，因此把它发表在这里。希望读者看了这篇文章有什么意见尽量写来。
+
+　　过去我对于武训这个人的认识，一直是陷在严重的传统的错误中。在三月二十五日的天津进步日报，披露了晴簃先生所写的《武训不是我们的好传统》，以至文艺报三十七、八两期先后刊载了贾霁同志的《不足为训的武训》和杨耳同志的《试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两篇重要的论文以后，对于武训这个人，在我的思想上还没有受到任何波动。我小学生时代就接触了他的故事，中学生时代读了梁启超先生的《武训传》，蔡元培先生的《武训先生提醒了我们》，刘半农先生的《武七先生的人格》，舒新城先生的《武训在教育史上的地位》，孙伏园先生的《竖鼎》等文章，以及历年别人写的很多关于他的传记，年表，称颂的文字。由于那时候我正是一个师范学生，对于这个与教育事业有重要关连的人物，自然特别感觉有研究的兴趣。抗日战争前后，我又读了段承泽、孙之俊先生合作的《武训先生画传》，和张默生先生的《武训传》，以及陶行知先生的《武训先生的三有四无》，和陶先生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所发表的《解放武训先生》等几篇文章，使我慢慢地由浅入深地对武训这个人物进入更错误的理解阶段，进一步更坚决地站在拥护与表扬他的立场，去尽力地歌颂了这个“不足为训”和“不应歌颂”的反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物。甚至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很多的精力去搜集发掘和他有关的历史资料，截至一九四八年底已收存了一百三十三篇共计二十多万字。一九五○年我又综合了各种材料，为他写了一篇传记（即《武训画传》）。非但对史料的批判不够深入，而且犯了严重的客观主义的错误。直到五月二十日读了北京人民日报的社论：《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后，才把我从一贯的沉在传统错误的深渊里打救出来，开始清算了我过去对武训这个人物的落后认识，打垮了我思想上存在的糊涂观点。等我再重读三月十五日以来，北京天津各报刊所发表过的各种驳斥电影《武训传》和对武训本人的批判的文章，我对于过去的错误看法，才得到初步的澄清和提高。
+
+　　三月十八日北京人民日报书报评论第十一期发表了王一波先生的《对“武训画传”提意见》，他指出武训经常采用“跪请”“跪求”等方式的问题。我因为个人的历史知识有限，历史观点不够科学，为了考虑回答的意见，去请教一位史学家，关于武训在中国人民历史上的评价问题。他给我很多启发，但并未提出结论性的意见。他希望我直接写信向几位教育界史学界的革命先进去请教，请他们对武训提出较深刻的意见作为初步的总结。我为了想把电影《武训传》上演以来，上海北京天津各地报刊所发表过的文章，编成一个索引作为参考，又因一时材料不齐，那几封信一直都未能写成。等到五月十六日、十七日北京人民日报再度转载了杨耳和贾霁两同志的论文，我还以为这不过是文艺批评家否定电影的意见，觉得他们未能充分掌握历史材料，只能作为文艺批评，如果用来否定一个五六十年来为人们所“肯定”“歌颂”的历史人物，则是不够有力的。我曾想综合江华先生的《建议教育界讨论武训传》和人物杂志上书亭先生的《将武训传的争论明确起来》，建议“教育界史学界文艺界广泛的讨论武训传”的问题，觉得这样才可以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提高大家的认识。但是自从北京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并号召“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问题更明确的提出来，我虽然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也使我个人过去对武训这个人物的盲目崇拜，在思想上开始发生了动摇。
+
+　　我检讨过去在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下，我们为了进行争民主要自由的民主斗争，曾采用了“武训”的名字作为表面上的借托。就把这一历史上不足道的武训的陈迹，和民主的政治运动结合起来。这样会使人们迷惑或错认他是一个“阶级斗士”，更因为他出身劳动人民和他三十年如一日的“吃苦耐劳”的作风，使人误认他“是一个劳动人民的伟大典型”，再加上在那些年代，有不少的先进爱国的民主人士，也未加深刻分析地把“武训”与民主政治运动连在一起，写过很多赞扬他的文章，无形中增高了他的政治性和政治地位，形成今天文化教育界和人民群众中对他的错误认识。
+
+　　我回忆陶行知先生在一九四三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他为了鼓励大家坚决地在反动统治下，为坚持民主教育运动的斗争，而提出“新武训运动”口号的苦心，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有积极作用的。譬如陶行知先生在重庆举办“纪念武训”的大会，形式上虽说是“纪念武训”，而实质上却是一个如火如荼的政治性很强烈的斗争。会的内容全是说的“人民向反动政权要民主”的问题。他请了很多位先进的爱国民主人士去讲演，话题都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民争民主的问题，绝少谈到武训的本身。因为那时候不借托“纪念武训”，无法在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下，开一个几千人的群众集会。当时革命知识分子的政治活动，随时都遭到反动派的禁止或视为非法。很明确的，他们禁止的是革命的政治活动，而不是禁止“纪念武训”，相反的他们也像历代的反动统治者一样的给武训以旌表，以麻痹人民的斗争思想。再如陶先生逝世后，我们曾在上海办过以“武训”为名的学校，也是以他为借托实际是进行民主教育，在这样的掩护下，埋藏了不少革命学生和民主教师，一齐来进行革命的宣教工作，也遭到反动派的查封，这和“武训”本身更毫无关系，他们所敌视的是这人民民主政治活动。相反地官办的“纪念武训”的集会，和与民主运动不相干的以“武训”为名的学校团体，都得到了他们的扶植与支持！好像以“武训”为名的事业与活动，也分成两个壁垒，由于民主阵线的声势占绝对的优势，影响的广阔，就引起人们对武训的错误认识。其实武训根本是一个没有政治活动的人，他与太平天国运动在事实上毫无牵连，从来的文章和传说中也没见过他对太平天国运动有过什么关系。还有像电影上的武训卖打一说，更是编剧者所虚构的，而且他绝不是见了人就下跪磕头。我以为陶先生提倡“武训精神”的时候，曾把自己的精神灌注上去，曾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也正因此而更抬高了武训的“政治声望”。电影《武训传》上那些虚构的不合情理的故事，确是污蔑了中国的农民革命，污蔑了中国民族和中国历史，这些在陶先生生前是绝没有想到的。我肯定凡是因为受陶先生提倡“武训精神”的薰陶而崇拜过武训的人，都有其积极性，因为陶先生提倡“教育为人民”和“文化为公”。看过电影上的武训的人，一定造成他的混乱思想。这个责任在电影，而不能归之于陶先生。
+
+　　我检讨个人二十年来对于武训一贯的错误认识，除了受前述诸先生文字的影响外，主要是犯了教育上狭隘的宗派主义与狭隘的爱国思想的错误。自己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以为武训是传统的教育思想有关的人物，曾把他奉为自己学习的“楷模”，读教育史的时候，知道欧洲教育史上出现过一位有名的丕士托罗齐，中国历史上有了武训的出现，自然愿意奉他为中国的丕士托罗齐，以显示中国历史上应有的“光荣”。其次因为武训是山东人，在我们这块平原上，出现了这么一位“比孔子且有过之”的历史人物，我站在封建的爱乡土的观念上，就更加对他崇拜起来。再者，我知道抗日战争期间，堂邑曾一度改为“武训县”（一九四三——一九四九），因之更觉得应该表扬，唯恐不能深入普及，一直不断地去搜集发掘所有关于他的一切文件，并加以修剪，为他写成一篇从生前到死后的“传记”，有意地删除他的若干落后观点，如在他的说词中有讲到“阴骘”的反科学的思想等，都规避了去，把他尽量写成一个“劳动人民的伟大典型”，自然会犯了附会的错误。
+
+　　我检讨当我初读到一些不同意表扬武训的文章后，认为电影上的武训，与历史上的武训出入太大，虚构的人物和故事，把武训给丑化啦。历史上武训的真实面目并不如此呀！退一万步说：“武训在旧社会还是个好人吧？”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穷人不能念书，他以一个穷苦农民的身份，自发地起来为人民创造受教育的机会，用自己的劳动力去积钱办个与为官僚地主阶级的子弟服务的“官学堂”、“私塾”不同的“义塾”，不收学费，使穷人的子弟也能念书，总该有他的“人民性”吧？况且武训的事业并不是孤立的，在当时的社会里，还有他一定的群众基础，虽然他不曾谈革命，我们也不必把他勉强的排进革命的行列中，但至少他还该是一个有一定进步性的“改良主义者”吧？这种思想意识还不断在我的思路中涌现出来。等到五月二十一日北京光明日报发表了《响应人民日报的社论》（文化界应彻底澄清《武训传》问题所表现的混乱思想），更进一步具体地指出：“武训是封建统治的拥护者，封建制度的崇拜者，封建道德的支持者。他的精神是奴颜婢膝，摇尾乞怜，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精神。他的行动是否定斗争，否定进步的行动，阻滞革命，阻滞社会发展的行动。他的影响是模糊阶级斗争的意识，歪曲历史发展的事实，要求向反动的封建统治投降。不论在任何角度来看武训其人其事，今天是绝对不应该、不值得加以表扬或歌颂的。”我读了这个社论，我以往的错误认识，才的确得到初步的澄清和提高。
+
+　　我检查人民日报的社论中，所列举的一切关于武训的论文和著作中，我是思想上犯错误较严重的一个。因为我不但为他写了“传记”，还在这一错误的借托之下，做过许多具体的工作，造成很多不良的影响。我经过学习人民日报的社论和一切有关讨论武训传的论文，已明确地认清楚武训是一个毫无进步性的历史人物，过去自己的历史知识太不够，自己犯了错误还影响了别人。今后我个人将注意学习全国各地对于《武训传》这一问题讨论的总结；并更加强学习历史唯物主义，以彻底根除自己思想上所存在的毛病，并期能逐步提高。当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开始不久，我已通知书店停止了《武训画传》的再版，我剀切地盼望凡是看过电影《武训传》或读过《武训画传》的同志们，都能热烈地参加《武训传》的讨论，并认真地学习关于讨论《武训传》的一切文件，重新检讨过去所受的错误影响。
+
+　　來源：1951年5月31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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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达元：政治学习改变了我的教学态度和方法
+
+　　<清华大学教授	吴达元>
+
+　　我在清华教书今年是第十六年了。前十四年的教书态度和方法，和解放后的这两年有些不同的地方。我很愿意谈谈这两年来政治学习怎样改变了我的教书态度和方法。
+
+　　我自问一向教书是负责的。我不马虎。我用心教书，用心改卷子。同学不预备功课，我不能忍受。在班上，对功课不好的同学，我严厉督促，有时甚至毫不留情的叱骂几句。因此，同学相当怕我，不敢不预备功课，少数胆小的同学甚至从上课怕到下课，直冒冷汗。这是有些同学毕业后告诉我的。听了以后，我自己不但不想想这种教书态度和方法是不是错误的，反而引为骄傲。我对同学的要求有一定的标准，不到这标准的就不及格，好像我把分数当做督促同学读书的工具。解放前的十四年，我一直没改变这种教书态度和方法，一直以为这种态度和方法是正确的。我从表面上看问题。表面上，我的教书似乎有些效果。由于怕我，也由于怕不及格，不用功的同学在我班上不能不用功，跟我读了一年或两年法文，多少总有点收获。当然， 本来用功的同学更用功了，他们的法文是有相当成就的，这是可以肯定的。有些朋友和同学说我教书是成功的。我很感谢这些朋友和同学给我的鼓励。但是，他们和我一样，也是从形式方面看问题，没有看出我的教书态度和方法是有缺点的，而且缺点是很大的。
+
+　　清华解放后，有一个时期，我相当彷徨，我失掉了我的自信心。社会向前发展了，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呢？我是不是可以不变？是不是可以和解放前一样的教书？在彷徨中，我的确有过一段苦恼的时期。幸而，这段时间是短促的。我很快就看清楚，我不能不跟着时代前进，我决心努力学习政治。于是我改变了。我明白了我以前的教书态度和方法是错误的，而且我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
+
+　　我说我教书一向是负责的。可是，我的负责是对谁负责？以前，我不考虑这问题，我只知负责就是负责，负责就是不马虎。对谁负责，这问题值得考虑吗？学习以后，我才明白负责是有对象的。单纯的把工作搞好是不是就叫负责？工作搞好了，对反动的统治阶级有利益，这种负责是要不得的，对人民有害的。经过学习，我明白了我们工作一定要对人民负责。我必须重新估计我的教书态度和方法，必须用一种对我是新的标准来衡量我的工作。这标准是：我是不是对人民负责？
+
+　　用这新标准来衡量我的工作，我很快发现我的教书态度是单纯的业务观点。解放前，我和一般教授一样，自鸣清高，不问政治。我虽然对反动的统治阶级的政治不满，在昆明也曾写过一些文章，批评国民党的腐败，但是我的批评只限于发发牢骚，等于隔岸观火。我自己不问政治，当然不把教书工作看做和政治有关系的工作，不管我教出来的学生是思想进步的，还是思想反动的。我教法文和法国文学，文字和文学在我当时看来和政治简直是两回事。我的学生毕业以后作什么，为人民服务还是为反动阶级服务，我根本没有想过这问题，也从没有人和我谈过这问题。这种教书态度不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明白了单纯的业务观点是错误的，我就努力把业务和政治学习连结在一起。我从积极参加政治课着手。第一学期一直参加外语文系同学的班会，听他们讨论问题，并且参加他们的讨论，和他们谈谈我的意见。这样，慢慢地了解同学的思想情况。这对我的教书有很大的帮助。第一学期结束时，我参加了同学的思想总结，我对年青人的思想更清楚了。第二学期，大课委员会要我当外语文系二、三、四年级的班教员，这给我更多更好的机会和同学一起学习，和同学一起向前走。我不但自己接受了业务必须和政治认识配合才能够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这一观点，而且一直和同学谈这问题，希望同学们明白单纯的业务观点是错误的观点。
+
+　　从政治学习，我认识了群众观点，明白了任何工作没有群众的基础都是不稳固的，建筑在沙滩上的。站在教书人的立场看，同学是我的群众。要同学努力学习，首先必须要同学了解学习的重要，必须要同学接受我们的教书方法。我的教书有些地方是错误的，同学提意见，我就虚心接受，改变我的方法。我的方法有些地方是正确的，同学不接受，我就耐心地、诚恳地作说服工作。我和同学的接触时间很多，谈问题的时间也很多。回想解放前，我和同学可以说没有来往。除了很少数功课特别好的同学有时到我家来看看我以外，下了课，我和同学没有见面的时候。我也乐得这样作，因为可以把我的全部时间用在自己读书和写作上面。这是对人民不负责的态度，是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在作祟。和同学接触，谈谈问题后，我才明白以前的错  误，才明白这不但对教书有方便，对同学有好处，而且对自己也有益，因为我从同学那儿学到不少东西。正确的群众观点的确是对工作有很大帮助。
+
+　　总之，政治学习改变了我的教书态度和方法。我可以肯定的说：解放前我只作到了教书匠的工作。就算工作多少有点成就，但也不过是教书匠的成就而已。现在，我才开始走上教育的道路，才开始认识教育不是填鸭子，教育是艰巨的工作，是要对人民负责的。
+
+　　我的教书态度和方法虽然是改变了，但是缺点到现在还是有的，我虽然尽我的力量照顾同学的学习，但是我的工作还作得不够，不够细腻。有些同学还没有完全接受业务不能和政治分开的看法，我还没能够说服他们。这也许由于我的耐心不够，也许由于我不够诚恳。有的同学对功课不注意，自由散漫。我虽然不断地向他们提意见，劝导他们，虽然可以肯定的说他们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但是他们的自由散漫还没有完全根除。这也是由于我的工作不够耐心，不够诚恳。我知道我的工作缺点还是很多的，我希望我的朋友和同学们给我宝贵的意见，帮助我进步，把工作搞好。
+
+　　來源：《人民日报》 1951年2月9日 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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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观土地改革的见闻和体验
+
+　　<南昌大学　李树源>
+
+　　这一次我参加了“江西省协商委员会土改参观团”到上饶专区铅山县紫溪区和永平区的几个乡参观土改。整个组织（参观团）固然有它一定的目的和任务；但就我个人讲，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给我的一场政治教育——一场形式这样生动活泼、内容又如此伟大丰富的政治教育。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出身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就有着特别重大的教育意义和教育作用。
+
+　　这块地区本是红军老根据地，自蒋匪攻入后就不断地进行疯狂的烧杀掳掠。石垅、龙鹤两乡的村庄全被烧光（现在这里的农民绝大部分仍然住着低矮的草棚），对农民只要加上“通匪”或者“土匪”的帽子就马上杀掉。有一家大小六口全被杀光的。地主阶级在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支持下，对农民进行了特别残酷的剥削：不但夺回了封建性所有的田地，而且勒逼农民追赔三年的租谷，贫苦农民的妻女就这样大批的给地主强迫卖了。这样，农村经济彻底破产了。
+
+　　国民党对老苏区反动统治的特别残酷和特别严密，不但表现在杀人、放火……上，而且表现在社会组织的极端复杂上。通过了当地的地主阶级，并以它为骨干进行公开的、秘密的、政治的、封建迷信的各种反动组织，来制造农民内部的牵制、矛盾、敌对，达到分化革命力量的阴谋。根据上饶专署的调查统计，有一个村子竟有大大小小51个反动组织，地主不是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特务、特务组长，就是梭镖队长、伪乡、保长或者伪参议员；和国民党反动派有着密切的政治和军事的联系，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基层执行者。正如一个烈属代表（贫农）在紫溪区革命先烈追悼大会上所说的：“地主都是替国民党抬卵泡的，我们过去受苦受难，死这多人，就是怪得没有彻底消灭它！”
+
+　　“地主阶级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社会基础”，以前我只有抽象的理论上的认识；在这些铁的事实和农民群众的教育下，我才在思想上完全明确了这一条真理。
+
+## 地主阶级的花样
+
+　　由于地主阶级的阶级反动性，在土改过程中它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手段来破坏和反抗土改，企图阻止农民的翻身运动。根据上饶专署不完全的统计，地主阶级有着五十多种花样：从分散隐瞒、大吃大喝、假开明、装穷叫苦、破坏、挑拨、造谣、威胁、拿金钱、女人收买拉拢、利用宗族派别、操纵反动帮会道门、潜伏逃亡……以至武装暴乱等等。
+
+　　工作同志们和农民们都能列举许多具体的事实：余江县石港乡地主范愚生假装夫妻打架，破坏了所有的家具，并且大骂：“你死鬼！（暗骂农民）要你什么也得不到。”上饶地主徐少华解放后把一切东西都烧光全家逃亡。有的地主把谷埋在灰堆里，铺在家里的床上，有的索性把米谷拌上稀粪。弋阳地主丁耀堂的小老婆乖张无耻到了极点：解放前向她讨饭的，要在她胯下钻过去才给饭，她说：“要我的东西，不做我亲儿子，也得做个干儿子！”解放后把所有衣服都烧掉，据当地农民说灰布都有三担之多。装穷叫苦的地主很多，白天喝些稀饭，还有装讨饭的，夜晚却关起门来吃干饭吃腊肉。
+
+　　还有不少死硬分子，顽抗到底。玉山大地主黄长岳在解放后卖了70多亩田。土改开始后，一只大牛一只小牛都给故意饿死。农民要他交出他的四、五十枝枪，他说：“有！就是不给，死了我还有办法。”铅山县永平区湖村坂乡地主朱日宏有2000多担租，土改中只报500担，瞒了四分之三。120条牛变卖分散后只剩2条，农民向他算细账，要他拿出谷来，他说：“谷就没有！要头要肉都有！”这样死硬的顽抗。
+
+　　地主阶级还不断的散布“变天思想”，宣传原子弹。这样恐吓威胁农民。
+
+　　地主黄国辉在动员他年老父亲吊死后，诬赖是农民打死的，企图藉此逃脱对他的斗争。
+
+　　有不少地主假装开明，暗里却利用嗾使宗族派别、帮会道门来挑拨农民内部的团结，转移斗争目标。地主许大森在土改开始时采取了拉拢收买的伎俩，掌握了青红帮和盟兄弟，农会主任是他的亲房、副主任是侄子、妇女会主任是孙媳妇，儿童团团长叫他做祖父。他透过这些宗派帮会关系，背地操纵了合法的政权。因而他以前梭镖队长、联保主任、烧民房300间杀死民兵17人的罪行，始终没有暴露，群众不敢向他斗争。以后经干部深入检查和发动，才突破这个顽强的封建堡垒。紫溪区郭家村有一个地主掌握了8个国民党员当农会干部，在没有整顿农会前，就没有受到应得的斗争。
+
+　　不久以前上饶一些地主勾结匪特利用“同善社”反动的封建迷信组织，纠集落后群众在郑家坊区进行过武装的叛乱，他们的反动政治口号是：“解放地主富农！”
+
+　　这些事实已足够从多方面证明了地主阶级是不甘心死亡的，是顽强地破坏和反抗土改的。
+
+## 彻底清算了我“和平土改”的错误思想
+
+　　以前我认为在今天革命取得了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人民力量无比强大的形势下，来进行土地改革，地主阶级是不会也不可能破坏反抗的。
+
+　　参观中现实给了我深刻的教育。经过反复的自我思想分析，检查，和结合中南土地改革委会杜润生副主任，中南军政委员会邓子恢副主席，和省委陈政委先后写的关于土改问题的几个文件的阅读之后，才彻底清算了我“和平土改”的错误思想，进一步明确了对土地改革的认识。
+
+　　原来我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于我的家庭出身。我家是地主阶级，过去与国民党匪帮在政治上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解放后又由于我们兄弟的动员，家庭是一贯服从政府法令的，在这种情况影响下，很自然地产生了“只要下令土改，保证顺利完成”的想法。
+
+　　思想的自我检查指出了：过去我对地主阶级是一个二千多年的有着它深厚社会影响的统治阶级的历史实际的认识是非常不够的，对地主阶级的阶级反动性和罪恶的认识是不明确不具体的：同时也指出了我以一点（我一家）代表了全体（整个地主阶级）的“经验主义”的错误的思想方法。在土改过程中，固然也有个别比较开明的地主，但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是顽强地破坏和反抗土改的。
+
+　　因此如果不放手发动群众展开深入斗争，不艰苦细致地去用小型诉苦、挖穷根……以至联合诉苦、联合斗争的方式方法来进行农民特别是贫雇农的自我教育，激发群众的斗争情绪，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那末广大农民就无法从地主阶级的各种封建统治和影响下得到彻底的解放、彻底的翻身。武装上、政治上、思想上如此，经济上也一样如此。
+
+## 二种态度、二个立场
+
+　　对待土地改革过程中某些偏差的二种态度，背景着两个不同的阶级立场——农民的（也就是人民的）立场和地主阶级的立场。
+
+　　土地改革是最后地从武装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上消灭地主之为阶级的农民翻身的群众运动，是一场残酷而又极其复杂的阶级斗争，是改变整个农村社会面貌的艰巨的社会改造工作；因而在运动的整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走些弯路、犯些错误。
+
+　　上饶专区在去年12月初10天左右的时间发生过打吊现象。由于领导上的及时纠正，去年年底基本上就停止了。
+
+　　乱打乱吊无疑的是一个偏差。但这偏差的产生首先是由于地主阶级罪恶的深重，心领身受的农民一旦翻身，不免有自发的报复行为。而地主阶级分散隐瞒……的破坏土改和“要头要肉都有”的顽抗土改，更激起农民的愤怒，促成打吊现象的发生。
+
+　　事实证明了，只要领导上及时注意对农民群众的政策宣传教育、加强政策领导，只要人民法庭和农民群众运动密切结合起来，及时给恶霸和不法地主以应得的惩罚，满足群众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合理要求；打吊现象是完全可以消灭的。在我们参加的二次公审大会中（一次是铅山县紫溪区第六分庭的公审恶霸、地主、特务、叛徒刘显长，一次是永平区第一分庭公审恶霸地主郑子锜），到会的人那么多（后一个会约有3000人），仇恨那么深（有父亲、丈夫、兄弟……被杀的、有老婆被占的……），群众情绪那么激动（一个贫农指着恶霸郑子锜控诉说：“……枪毙太便宜了你，你要千刀万剐……”）；仍然始终坚持着合法的斗争。
+
+　　在和工作同志和农民的实际接触里，发现了他们对待某些偏差的看法和态度和我以前所接触的某些亲友同学的看法、态度是完全两样的。这一个鲜明的对照，进一步加深了，端正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和认识。
+
+　　看到或者听到一些偏差后，便“糟得很、糟得很”的乱叫乱跳，这里是农民不对，那里是干部有问题；不首先看到农民轰轰烈烈地起来打垮封建消灭地主阶级这成功的也是最主要的一面；而只是从个别的局部的偏差的角度出发去衡量整个土改政策说“政策变了，政策变了！”这种看法和态度本质上是地主阶级的。
+
+　　土地改革是在极其复杂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下用战斗的姿态来进行的群众运动。作为政策的实行和检查来说，偏差虽然是不可容许的（未发则防偏，已然则纠偏）；但在我们对待某些具体的偏差的态度和处理方法上来说，就不应该是强调偏差的，只怪农民和干部的（实际上地主阶级应负主要责任），发牢骚的甚至对立的态度；不应该从个人、家庭的利益（即使是合理合法的）出发；而应该首先从广大农民的利益出发，为了更好地完成整个土地改革运动善意地提出意见。
+
+　　这次参观土改的收获是不小的，今后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来巩固和扩大这思想战线上的胜利，进一步贯彻到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去！
+
+　　来源：《土地改革和改造思想》，光明日报社，1951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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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农村土地改革访问记感
+
+　　<湖南大学教授　雷敢>
+
+　　湖南大学师生，利用寒假时间，组织农村访问宣传队，下乡协助土地改革工作，支援农民翻身运动，前后历时10日，下面是我个人参加工作的感想。
+
+## 农村的新气象
+
+　　长沙县瑯梨区的西薮乡是业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该乡分9片，每片5小组，每组约50户。当我们到达乡政府时，农民鸣爆热烈相迎，我们是毛主席的学生，他们是毛主席的农民，感情上早就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乡长是一位作过二十多年长工的康家七爹，他那老实坚强的品格，在他的面部表情上，就可一望而知。他不识字，也不能夸夸其谈，他用热烈的表情，从内心里表达了欢迎我们的诚意。土地改革后的乡政府，布置一新，与未土地改革乡迥不相同。
+
+　　土地改革后，农民生产情绪提高了，新年刚过，农民就发动修塘筑坝，架桥补路，男女老少，或七八人，或一二十人不等成为一组，集体工作，兴味昂然，他们看见我们的腰鼓队，要求我们野地表演，小儿们跟着学扭秧歌。有的小组赶着栽树，培植公共森林。家家忙着修理农具，添加肥料，粉饰新近分得的房屋。农村气象焕然一新，欣欣向荣。
+
+　　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已开始民主建政的工作。现在农村贫雇农会，农协会，民兵队，妇女会，冬学，识字班等等，都有了日趋健全的组织，他们一方面洗刷地方的坏分子，使那些国民党、三青团分子、圈子大爷、土匪特务没有作恶的可能；一方面加紧学习，教育自己，他们要求进步的心理非常迫切，利用农隙，开读报会，讨论会，热心学习时事。我看到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倌子，病已沉重了，他还扶病出席小组会，争取发言。另一位小脚老婆婆，匆忙地在路上走，我问她到那里去，她说：“请莫阻挡我，我要出席学习会去。”我们亲眼看到一位青年贫雇农身份的小组长主持讨论会，在作总结时，充分表现出优秀的才能，使他们的小组讨论有声有色，老人们夸着说，“这个小家伙，是这几个月来才操发起来的”。某一晚会上，大家逼着一个塌鼻子的捕鱼的萧二爷发言，解答“土地改革工作靠谁才能搞好”一问题，这是为了纠正萧二爷只知道捕鱼，从来没有发表过政见。当读报时，农民问我们：“波茨坦在那里”？“波茨坦协定的内容怎样？”他们的学习大抵是这样认真的。
+
+　　农民在经济生活的改善，与政治地位提高的体验中，知道“搭帮”谁才有今日，因此发生了拥护政府热爱祖国，热爱毛主席的情绪，他们准备响应毛主席的一切号召，最近政府号召参军运动，瑯梨区只要×百名，报名的却有×百名。
+
+　　由这些农村的新现象，我们可以看见祖国的伟大前途！
+
+　　“和平分田不如不分”
+
+　　我们在学习土地改革时，听得省土地改革委员会宋惠秘书长说，土地改革必须经过斗争，“和平分田不如不分”，当时大家将信将疑，不能有透彻的实践的了解。这次我们访问西薮乡，发现该乡九片中，一至七片是经过相当斗争的，所以如上所说，气象一新。反之，第八九两片因为地主多是寄庄的住在长沙城里的工商业者，土地改革时没有经过相当的斗争，发动群众也不够，地主退押并未完成，田契也有没缴回的。农民对地主的阶级仇恨还没启发出来，心里顾虑还多。中农和贫雇农中间颇有距离，个别的贫雇农似乎也觉得未能满足要求，他们没有分得足够的牛和农具，他们缺乏肥料和种子。地主势力没有斩草除根，他们不肯佩带农会交给他们的白袖章，他们还在造谣生事。
+
+　　据队员们访问时听说，八九两片还发生了这样一个纠纷，两片民众共同斗争一个地主，业已完毕，而第九片的第三八，三九两小组组长，结合农会中人，私自再行斗争同一地主，将斗出果实私自瓜分，两片群众向乡政府反映，揭破组长们的错误，这事件现在尚未解决，这都是没有充分发动群众，以致出了毛病，而地主则乘机挑拨离间，扩大纠纷。这两片因为偏于和平分田，所以问题很多，反之，凡经过土改斗争的地方，不独因为地主阶级彻底斗垮了，封建势力不能死灰复燃，所以特务，谣言一概根绝了，并且农民的阶级友爱也特别提高了，这种友爱的精神，在分田和分其他果实时，就可以充分表示出来。过去反对土改的地主们，或者怀疑土改工作难于进行的空想的学者们，总以为中国南方，地形的高低大小那样复杂不齐，土质的肥脊水旱又这般千差万别，分田的工作如何能够公平地顺利地进行得好？其实只要农人们在对共同敌人实际斗争中，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当分田时，农人们说：“从前我们想佃几坵田，都要办酒席，送人情，求人介绍，现在毛主席给我们平白分了田，连饭都不要办一餐，还说什么你分的好，我分的坏。农民兄弟横正是一家人，上点下点，有甚么要紧”。所以在土改斗争中，从来没有发生过分田不均的意见。由此可见，土改必须经过适当的斗争，而“和平分田不如不分”是有事实根据的名言。
+
+## 对于农民阶级的新认识
+
+　　农民有朴质纯厚的阶级品格，他们很坦白，率直，没有阴谋，不用手段。他们斗争地主合理合法，不故入人罪，眼睛是雪亮的。例如黄花市南薮乡地主贺长松，他的剥削罪行很严重，但他是一个好医生，还热心替人诊病，农民虽不放松对他的斗争，但对他的医术称道不衰。他们在斗争地主时，很谨慎小心，提防冤枉了人。农民是有智慧的，不过在长期受压迫中，没有学习文化的机会，没有好好发扬起来。就他们专业中所表现的本领看，他们分田不用测量，只要过眼睛看，其正确性与测量相等。他们称/秤猪不用秤，与秤称不差斤上斤下。他们记忆力极强，能够背诵许多数字，不用笔记。他们悟性极大，只要运用思索就可以揭破地主的阴谋诡计。他们感情极丰富，不像封建阶级对本阶级虚文伪礼，对劳苦大众刻薄无情。天下唯有不存剥削思想行为的人，才能有真挚的感情。农民刻苦耐劳，而又人数众多，他们的力量伟大无比，只要他们动员，任何伟大艰巨的工作，都可保证完成，古代的长城运河，今日的导淮修堤，虽然工作的动机不同，都是他们的伟绩。
+
+## 站在农民一边了
+
+　　过去我们学习社会发展史时，早已知道封建阶级应该消灭，我们学习土地改革时，在理论上也知道了应该站在农民一边。但是因为我们究竟是出身封建地主家庭，我们在感情上，在潜伏的意识上，仍然只从地主阶级，或“超阶级”出发看问题，我们总以为自己的父母兄弟是开明地主，伯叔亲戚是劳动起家，他们不应划为地主，只够富农身分，他们被斗争得太过火了，我们的讨论总是环绕着这些核心问题。我们这群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思想总打不开，随他怎样下功夫求进步，而同情心暗中仍然是寄托在被斗争者的身上。这次我们交穷朋友，朝夕伙在贫雇农队伍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我们切实发现了地主的罪恶，和农民被压迫的情形，贫困的情形。例如正当我们访问一位贫农时，亲眼看到他的四岁的小儿，因患肺炎无医药而绝气了。又如雇农徐秋生，他的祖父是一个算命的瞎子，父亲和他自己两代长工，他的十岁女儿正患很严重的腹疾，我叫她多吃稀饭，他说“这倒不要先生讲，她就是吃野菜稀饭太多了”。你难道不同情这样的穷朋友向地主阶级索还点东西吗？有人说知识分子的头脑长于分析，分地主为开明的，善良的，慈悲的，积极的等13种类型。在贫雇农看来，地主阶级不外二种：一种是兼政治性的恶霸地主，一种是单纯经济性的剥削地主，这难道不很正确吗？地主如果不剥削，就早与地主的定义不符而不成为地主了。当我们参加黄花市丁家乡斗争地主杜吉凡时，我们愤慨杜某的顽强毒恶，而同情于农民的要求，我们自动向干部提意见，请求采取进一步的有效方式，我们喊出了打倒地主阶级的口号，呼声的响亮是我们平生很少发出过的。我们有的跳上了斗争台，鼓励农民不要顾虑一切，加紧斗争。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政治认识，我们不仅在理性上，而且在感情上，切实背叛了地主阶级，站到农民一边了。
+
+## 文教工作者应争取下乡
+
+　　土地改革过后，农民生活情况日趋好转，从而他们发生了学习文化的迫切要求。现在农村小学不够，小孩们每每要到三五里路外去走学，乡下道路不修，一遇天雨，泥深路烂，行走不易，所以农村小学亟待多多增设。其余如冬学、暑学、妇女识字班，也亟待展开。农村医药卫生设备，文娱活动均待建树提倡，因此今后文教卫生工作者，应决心放弃城市生活的留恋，多多争取下乡工作的机会，正如全国教育工会吴玉章主席所指出来的一样，农村是最需要我们的地方，这是我们这次下乡的深切体验！
+
+　　来源：《土地改革和改造思想》，光明日报社，1951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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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海宗：社会科学工作者与新的社会科学——参观土地改革中的一个体验
+
+　　<清华大学教授　雷海宗>
+
+　　年前参加京郊土地改革，思想上发生变化，当时自以为变化甚大，今日看来，实在微不足道。今年往西北参观土地改革，渐渐感到自己过去的思想，新的旧的一概在内，好似已全部被打散。一年前所作的，仅为将旧套稍一摇撼即又安排停当的粗浅勾当，事后自以为又把有新舵。今日则感到任何舵把均已不见，只有在思想的大海中摸索前进。一年前写出个人思想体验，竟大胆的称之为“总结”，今日则此“总结”二字也不敢再用，因自己感到实在无力作任何稍有系统的自我报导。现在只能说出零散的，互不相联的，最少自己尚不能使之相联的一些新的认识。这些新的认识，无一条成熟，无一条自有把握，勉强写出，为的是求取大家的批评指正。我现在所要写的一个新认识，虽好似是一个一般性的问题，却也密切联系到自己的学习与思想——就是对于社会科学的一个新体会。
+
+## （一）
+
+　　在西北的一个月中，接触过许多土地改革干部，听到他们成熟精到的见解，察觉到他们高度的工作能力，而转思他们大多数人为中小学资格，少数甚至是未曾正式入学的人，心中不胜为之激动，有一天不知不觉中忽然联想到“圣人”理想，认为如真有圣人，圣人也应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古来所谓圣贤，几乎都脱离群众，其理想非太迂，即太空，不能与人民的要求相结合。孔子在人类过去全部历史中，恐怕是最通人情的一位圣人，但樊迟问学稼，马上就碰了一鼻子灰，可见讲到最后，连最通人情的圣人也是脱离群众的，他对农民没有丝毫的亲切感。今日社会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不必讲少数的高级领袖，只就一般比较成熟的干部而论，他们都是由实际工作及接近群众、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又向群众学习中锻炼出来的。他们把由群众中所学习所体验来的一切，总结为新的认识与新的原则，这些都是“从群众中来”的，他们自己也可说是“从群众中来”的。但他们又时时刻刻不忘群众，直接间接都是时时刻刻的为人民服务，服务时的指针就是他们在群众工作中学习体验得来的认识原则，他们自己与这些新的认识与原则都又“回到群众中去”。这是人类历史上所有革命中一个最奇突的革命，从前不只没有，并且也是不能想象的。过去所谓圣人，谈的虽然热闹，却大部是空想，后人再咀嚼学习他们的空想，愈谈愈空，当然成为八股与繁琐的训话。今日干部的言行，看似平凡至极，却点点切实，愈揣摩愈觉有味，并且是任何肯自努力的人都可了解都可学来的，绝不似过去的所谓圣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令人灰心的偶像。然而，虽说任人都可了解干部，学习干部，了解学习也非易事，干部的那一点好似平凡的知识能力都是经过多年的经验修养与耐心向人民学习方才得来的。专向干部学习，往往还不够，我们必须追到干部的老根，深入群众，才能比较彻底的学得一点真知识与真本领。
+
+　　人民的智慧，是一个固步自封于斗室中的旧知识分子所不能想象的。例如农民如何实践民主政治，我们非到农村不能体会，不能心折。我们在学校中侈谈纯属表面现象的英美选举法与选举景象，固属肤浅无聊至极；然而即或是苏联的选举法与选举方式，也只有供参考的价值。甚至再进一步，我们如果只看北京的政治，仍不能算为明了中国的政治，或者说，仍不能算为见到中国政治的源泉；我们必须亲身体验农村中的政治生活，方能认识活的，生根的民主政治在中国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我们参观团曾在长安县的一个村农民协会会员大会中看到通过新会员入会申请书的一幕，所得的印象极深，最少我个人当时感到过去所读一切英美讲民主的大书都可掷诸垃圾堆而毫不顾惜。那些连篇累牍的讲了许多扭扭躡躡的废话之后而对政治的实质仍然未着边际的书，除使人脑筋糊涂外，究有何用？农民不懂议会法，也无长篇大论的发言，但每人对申请入会的人都以高喊“通过”或“不通过”或极简单而扼要的一两句话决定去取，最后的结果都是全场主动的与坚决的通过或否决，既省时间，又真正解决问题。我们虽绝非提倡由农村到北京都采用如此直接了当的办法，但这实是今日农村中基本现实最活现最生动的一面，也是新中国民主政治发源生根的一面，一个学社会科学的人参与了此种会议，方才容易初步的了解今日中国大多数人的政治生活与今日中国基本的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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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不过是一个例，类似的例还多得很。有一次农会干部会议，讨论改选调解委员问题（调解委员负责调解农民内部的较小纠纷），此事乃临时发生，在会前大家都无准备，会中于是先行非正式酝酿，辩论交谈极为热烈，约五分钟，最后商订5人，男3女2，再开会即全场通过。至此我才恍然大悟：这就是我们在北京所时常听说的协商或协议办法。过去对于先协议而后全体通过的道理，总不能深刻了解，至此才知道这是真正彻底解决问题的最民主的办法，不似英美旧民主主义之玩弄政治把戏，所谓多数表决，实际往往极不彻底，不能圆满的解决问题。农民绝不会采用这种虚伪的办法，他们的办法都是真实的，实事求是的。过去的统治阶等/级呼农民为“愚夫愚妇”，我们知识分子往往也跟着如此乱喊。但农民，即或是目不识丁的农民，绝对不愚：一种概念，无论如何抽象，如何繁琐，或是如何技术性的，只要是切合实际，农民都能吸收，并且吸收的很清楚彻底。农民表现智力之高，是使一个知识分子不能不低头的。这种智力，一经解放与发动，再加以适当的领导与教育，将来的发展真是不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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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老干部，都是经过把自己编入农民队伍之后，学习锻炼出来的。这些老干部，不只是今日为人民服务而又领导人民的干部，他们也是明日的学术导师。例如干部把每次土地改革的经过，经验，教训，并以过去多次的土改为背景与参考，作出一篇或几篇总结，这就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又是现代史与革命史最宝贵的原史资料。总结中发现，解释，阐明许多原理与原则，每条原理与原则所根据的都是活的，现实的，根本的生活与事实，这是最显著的新社会科学的创造过程与创造事例。这是属于原则性的，一般性的新学创造。至于个例，那就更多更丰富了。无论土地改革，或乡村政权与农会的每一活动，城市中工商文化各界的每一举措，中央与各省的每一政治设施，在大革命的激荡之下，今日都在或多或少的创造新经验，新制度，新办法，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若想追随时代，对这些就必须密切注意，细心学习，否则就将有日愈落伍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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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以上所讲的，是每日每时每刻在创造中的新学术。至于旧的，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所传给我们的社会科学，不必说与我们国家的需要全不相干，即或就事论事，我们也必须承认那些东西本身也很大一部份是表面现象的胪列与辩解，毫不深入，不只对我们无用，连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知识分子也无甚大用处，往往甚至发生迷惑欺骗的反作用。我们中国也搞这些东西，正足证明我们过去是没有独立自主资格的半殖民地，好比奴隶俯首下心的揣摩研究主人的衣着，饮食，说话音调，走路姿态，以及主人表面一切的一举一动一样。今日我们全国已经翻身，就学术界而论，翻身后的第一个大任务就是检讨清算旧的学术，其中可能尚有一部精华可取，但更重要的是在祖国的园地，根据祖国的经验与需要，创造新的与有丰富内容的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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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前所未有的大革命，今后中国的社会科学必将以革命中的发展及革命中的创造为基本源泉与基本内容。苏联的经验虽然重要，但亦仅供我们作重要的参考，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则只有次要的参考价值。今日各校社会科学的教师如仍抱残守缺，不求彻底钻进新社会，从新学习，彻底改造全部学术，亦即彻底改造自己的人格，过一个时期，新的学术必将在校园之外萌芽成长，而今日一批学人均将成为古董，与辛亥革命后，尤其五四运动后，一般清代遗老之成为古董无异。若果如此，少数个人的悲运事小，国家遭受的损失事大，盖任何时代，如于学术文化上将旧人完全扬弃，均为莫大的浪费，经由旧人去糟粕而留精华还较只靠新人创造全新的精华为省时省力。直至解放前，中国绝大多数的高级学校中，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历史各科仍无办法，其中原因固属多端，然当初未能发动未能改造前清旧人，恐亦为主要原因之一。然而人必自弃，始遭人弃，前清遗老绝大多数均不堪改造，致使中国旧学一时几乎有中断的危险。解放前各校中少数治中国文哲历史各科而稍有眉目的，所走的均为经由资本主义国家文哲历史而转回到本国文哲历史的弯曲路线，其不易早日寻得门径，亦何可怪？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现在无论中国的旧学，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新学，或染上资本主义学术色彩的中国旧学，都已陈旧，都已需要彻底的改造，并且所需改造的彻底性远较过去任何一次为深。过去的错误不可再犯，今日领导方面非常重视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其中当然也就包含一切旧学的改造，知识分子本身在主观上也多有改造的要求，相信改造的目的此次必可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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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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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虽如此说，我们却不可低估改造的困难。每人所独有的困难可以不管，从根本上讲，今日已经成年的知识分子，尤其我们这些所谓“大知识分子”，其第一个大困难就是我们都属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类型。今日的青年与我们全然不同，他们多数都能政治与业务密切联系。所以未来的一代与我们是属于两种类型的人。所谓“古人”，有两个意义。一是指的今日“自我作古”的党政领导方面的人，他们是与我们不同，而在根本品质上是与青年相同的，或者不如说是青年与他们相同的。“古人”的第二意义，就是旧中国过去历史上的领导人物，这些人，不问他真伪虚实，也都有儒家的一套，作为生活与行动的背景。唯独今日受末世资本主义国家个人主义教育的我们这一批知识分子，只知技术与业务，立场超然、性趣自由；我们在精神上是没有祖先，今日看来，也是显然的不会有子孙的人。我们任何一个人，即或能力与兴趣使他对国家人民能有所贡献，其贡献也只能说是偶然的，而非必然的，那可说不是出于我们的本心，不是发自我们的人格的，与一架机器所发生的作用相似。今日而仍安于技术观点，即等于乐作“偶然的人”，而不作“必然的人”。今日革命人物与典型青年，其整个人格为一集体主义的人生观所支配，其工作与贡献均为必然的；在工作中完全忘我，他们的“我”与工作根本是分不开的。我们大知识分子则时时刻刻，自觉或不自觉的有“我”之一念横断心中，一切均由“我”出发。而革命人物与青年，则一切均由人民出发，由集体出发。此即今日所谓“政治”，今日的政治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政治把剧”全不相同。我们必须浸润于新的政治中，方能超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特殊地位，避免成为古董的孤立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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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型大学，每每有院墙圈起，无围墙的在精神上也有一堵高墙把它划为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表现于个人方面的，就是一般教授学人的孤芳自赏，自命清高，超阶级立场，客观主义，为学术而学术等等；实际的结果，一群高士在过去都成了统治阶级的点缀物。每个旧校，每个旧人，精神的高墙必须拆除。此墙如不在合理的时期之内拆除，孤岛很可能会被冲没到无影无踪，岛民都将成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世外高人，其命运将非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是无所寄于天地之间。“无所逃”，表明有人还在注意你，在追求你，你还是一个有味道的人。“无所寄”，若用西方一句名言来讲，表明你已是失了味的盐，为全世所漠视，所遗弃，虽生犹死，所过的将是一种没有人生真味的生活。至于物质的生活，倒不见得会发生很大的问题，人民既已把我们好好的供养了多半生，今后也还不致让我们失所。但一个多年受人民优裕供养的人如把生活有无着落作为重要的考虑，那就证明他已是失味的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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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前无古人一点来讲，我们没有前代任何一次变革之后一些旧人逃避于“遗老”招牌之下的精神慰藉。过去的遗老，无论如何顽固，我们必须承认，他们总还有一个过去可以追慕。我们是没有一个过去的，我们任何一人若想作遗老，那连逃避主义都不能算，那只能说是精神自杀。说得更不好听一点，要作遗老，就只有去作“白华”，因为假如我们还算有一个过去的话，我们的过去是在资本主义的国家。既然没有一个真正的过去，那我们就只有勇于自我克服，面对未来，追随未来。所谓“未来”，也并不是一个仍在捉摸不定之中的发展趋势，而可说就是有血有肉的今日青年。今日的青年虽仍有一部份也与我们同样的感到彷徨，但就基本上讲，我们由今日的青年就可以预先认识到未来中国的面貌，我们也只有按照这个面貌彻底改造自己，许多大知识分子不喜欢“改造”一词，认为自己稍一改变即可，不认为自己需要整个改造，认此一词对自己是一种侮辱。这实际又是个人主义在作祟，个人的虚荣心不容我们承认自己的问题是整个的与根本的。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认识，只有衷心相信自己需要彻底改造，才是真正改造过程的第一大步，一切其他的想法都是敷衍适应，是不会发生作用的。改造是一个整个品质的问题，不是一个枝枝节节东拼西凑的问题。一个旧的知识分子能否真正的脱胎换骨，虽然是难以保证，但每个人自己却当有此决心，认真虚心的努力学习与自我改造，在新社会中方有成为人民的一员走卒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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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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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近数十年养成的大知识分子的第一特征，第二特征，与第一点有密切关联的，就是我们是没有祖国的人。毛主席说，一个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只能算是“半知识分子”，我们除了是“半知识分子”外，又是“半中国人”，民间对我们这类人曾有“假洋人”之称，这是人民眼光锐利的一个明证。我们无论是何一阶层出身，但就我们所受的教育而论，都是纯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不是旧日中国的封建教育，不纯粹是近代中国一般知识分子所受的半封建半殖民的教育，最后完成我们所学与所想的是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因而使我们在精神上与祖国脱了节。我们所学的从基本上讲，是无根之学；就时间讲，与过去的中国联系不上，就空间讲，与今日的中国联系不上。我们心中也有一个中国，我们主观上也都爱一个祖国，但就真正的认识上讲，我们既不认识封建的旧中国，也不认识半殖民的眼前中国，我们只有由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书本中学来的一个幻想中的祖国观念。因为如此，大知识分子须要努力发现祖国，认识祖国，最好的办法恐怕是深入民间，尤其是深入农村，到农村中去生活，去学习，使自己的人格在农村中生根，在思想，意态，感情，情绪的所有方面能够与农民神通气合，使自己成为一个老农。这当然是困难的，但并非不可能的。可能的办法，或不仅此一端；深入工厂，可能也是自己中国化的一个途径，但就历史的根源讲，深入农村恐怕是我们浸化于古往今来及无穷发展的祖国怀抱中最有效的办法。在过去，我们好比是生长在温室中的花木，今日的解放把我们从不自然的，非中国的环境中解放，把我们移植到祖国的大地之上。但我们已不嫩芽，而是在温室中已经长大的成物，移植后会感到不惯与苦痛，那是必然的。这正式/是我们的基本考验：看看我们能否从新生根。这是我们每个人应当都能作到的；任何人如果不能，在精神上只有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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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或是专就最狭义的业务上讲，要使我们所学的东西中国化，恐怕也非经深入农村的途径不可。无论在思想习惯上，生活习惯上，看问题习惯上，解决问题的习惯上，我们都外国气味太重。关在图书馆，关在研究室，关在都市，主观上无论作如何大的努力，几十年养成的各种旧习惯也总无法摆脱，我们也就无力创造中国所需要的社会科学。所以一时成为老农的经验，恐怕是必需的。这当然不是说，我们要以变成老农为满足。农民也有缺点，过去历史上多次的农民起义最后无不失败，就是由于农民的缺点。今日若非无产阶级的领导，农民也不能彻底的翻身。但就时间言，中国全部过去的历史，主要的为农民的历史；以目前言，农民仍占中国人口的80％。无论过去或现在的中国，基本上为农民的中国；虽然今日尚有城市的，工业的一面的中国，但就量言，最少在目前农民仍为中国的最大现实。所以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必须以农民及农村为其主题中重要的一面。然而欲明农村与农民，各人必须自己先农民化。只有先成老农，方能超过老农，把老农的经验主义以及老农的一切优点与缺点综合体验，原则化与系统化，然后方能创造有实际指导作用的社会科学。在这种活的，中国的社会科学的创造中，我们也就部份的，可能是大部份的，改造了自己，使自己在中国的社会中不再是特殊的人，而是正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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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些学社会科学的人，有一个特别的困难：我们的全部所学，就是我们最大的包袱，把这个包袱扔掉，或把它打开清理一番，是好不容易的。但反过来讲，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便利：我们的整个人格与我们的全部所学，已经无从分开，我们的所学已成了我们人格不可分的一部份，所以在整理所学的过程之中，也就可大部份的改造自己，人的改造与学的改造几乎可说是一件事的两面。改造所学，要忘记，要保留，要改变，要吸收，要注入：要忘记旧学或多或少的一部，要保留旧学或多或少的一部，要改变旧学的全部或大部，要吸收许多新的资料，最重要的，要在全部打散重建的过程中机动的而不是机械的注入马列主义的新生命。在这五种步骤，最困难的是忘记，最危险的是保留。我们对于与自己有了血肉相连关系的旧学本有深厚的感情，考虑保留时容易保留的太多，这是最大的与必须狠心避免的危险。这就牵涉到忘记的问题了。我们说“忘记”，而不说“放弃”，放弃是机械的，只是临时搁置一边；忘记是机动的，是下决心一刀两断，把不现实的，无用的，与中国的情况及中国的需要不相合的，形而上的，超然独立的一切，无论如何的美好动人，过去自己无论如何的曾为之忘寝废食，今后却要最无情的忘得干干净净。此层作到，方能为其他的各层铺平道路，污垢残渣清洗之后，方能容纳新鲜资料与创造新的生命。各人有各人的情形，具体的作法恐怕没有两个人完全相同，但根本的道理所有的人都大致一样。一旦我们把忘，留，改，吸，注五层功夫在自己所学的领域中作到，自己人格的改造起码也算有了脚踏实地的基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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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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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屡次讲到社会科学的改造，都是泛论。我自己是学历史的，对史学在社会科学中的特殊地位并未谈到，现在愿就此作一简短的结束。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同，其资料都是过去的，不似其他社会科学之主要的依据现代资料。但中国历史的绝大部份与世界历史的很大部份既为封建社会的历史，过去的史料大部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由其本阶级的立场所记录与传下，其中歪曲遗漏之处极多。由土地改革中可知地主统治阶级如何剥削农民，如何压迫农民，如何激起农民反抗，把过去地主阶级所制造的歪曲论都可由土地改革中纠正清楚。农民的优点与弱点，也可由土地改革中明白认识，因而对过去农民起义的经过与发展都可更亲切的体会与更切实的了解。旧史料中乌烟瘴气的一大堆，在土地改革中大部都可一目了然。由人民的立场认识旧日的中国与世界，创造人民的新史学，土地改革与深入农村也是最简便最彻底的入手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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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与农民密切接触，深入了解，大知识分子不能体会自己在生活上及思想上与一般中国人民距离有多远。不与老干部密切接触，细心揣摩，大知识分子不能体会自己与今日及今后的中国真正知识分子距离有多远。在文化水平上，今后中国知识阶层的代表人物当然要高于今日一般的老干部，但在基本品质上，今日的老干部就是明日知识分子的典型。我们所有的旧知识分子都须以这个典型来衡量自己。就个人讲，这是我们惟一的途径；就国家讲，这是我们无所逃避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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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土地改革和改造思想》，光明日报社，1951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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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1 @@
+# 李广田：为什么不能“和平分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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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副教务长、李广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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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住在大城市的人一向对于土地改革存在很多疑问，其中比较普遍的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不能和平分田？”他们以为土地改革就是“分田”，只要政府下一道命令，派一些懂得土地改革法的干部到农村去，把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了来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就行了，又何必经过一连串的激烈斗争？因而，如果由于某个地主过去作恶太多，农民忍无可忍，竟然打了地主两下耳光，这些人就大叫其“过左”，“有偏向”，甚至把耳光说成“乱打乱杀”。凡是实地参加过或参观过土地改革的人，都可以肯定地说：这些人的看法是错误的，他们之所以发生这样的错误，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土地改革不但有经济的内容，而且还有丰富的政治内容，他们也没有认识到地主阶级是怎样的一个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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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主到底是怎样的一个阶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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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必须认识到：地主是一个“阶级”,也就是说，应当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而不要只看个别的地主，更不能分别这个地主是好的，那个地主是坏的，因为，正如农民们所说的：“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没有好的，因为没有一个地主不是靠剥削而形成的，不劳而食，靠剥削而存在，是地主阶级的本质。我们到西安后，听参加过土改的同志们报告，他们举出很多实例，得出了结论：“地主阶级的成长，由胎儿到长大就是一个血淋淋的罪恶东西。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封建剥削制度之下，在阶级社会中，一个人单凭劳动就不能变成地主。”古人说：“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长安县东大村被斗争的恶霸地主张志明自己也承认：“杀不了穷汉，当不了富汉。”这就充分说明了地主阶级的本质。
+
+　　第二，地主阶级是一个长期压在人民头上的统治阶级。几千年来，他们在经济上、在政治上，都是广大农村的统治者，因而，这条封建恶根扎得非常之深，不但牢牢地扎在农村的土地上，也深深地扎在农民的思想上。在地主方面，认为欺压农民是他们的特权，剥削农民也是“天经地义”。农民给地主作工，不给饭吃，地主说：“不吃饭，有啥关系？”农民向地主讨工钱，地主说：“你要钱干啥用？”而在农民方面，则只能相信“命运”，地主有地，是命好，自己无地，是命坏，明明是受地主剥削，但还认为是靠地主吃饭，假如地主夺了佃，马上就没有办法，即使遇到荒灾，无收成，但依然要拿租，因为地主的“法律”是“蝗虫吃了你的，吃不了我的。”生杀予夺之权全在地主手里，因而农民就害怕地主。地主在农村称王称霸，农民视之如皇帝，如长安县王曲区农民说地主家里的情形是：“七间朝王殿，三间议事厅，老子上堂儿站班，当中一间刑事庭。”临潼秦家村的匪霸地主家里则是：“秦家修有金銮殿，东宫西宫排两边，议事厅修在院中间。”几千年来，最大的地主乃是皇帝，而农村的皇帝就是地主。这条封建根几千年来就在中国的土地上和农民心中生长着，改朝换代多少次，但这一点却一直未能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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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地主阶级是一个最残酷的阶级。地主的剥削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其残酷情形也令人不能想像。长安县北大村农民袁有西父子三个给地主张志敬家做了3年零1个月又5天的工，应得工资米9石1斗及衣服2套，一再讨要，结果只给米1石6斗，以后再讨，不但不给，反而说以前给的1石6斗是借给袁有西的，要加利息合子，结果是折给地主18石麦子，袁有西的儿子袁志善还被地主吊在梁头上毒打一顿。地主家里私设刑庭，因欠租或欠债而受苦刑者比比皆是，地主的刑法也有多种、有所谓“老虎凳”，“坐飞机”，有的农民被吊起来吃马粪，有的被脱光衣服捆在院子里被蚊子咬一夜。更残酷的是：陕西的某地主因自己眼睛有病，竟然一再吃活人的肝脏，去江南参观土改的同志们回来说，江南的地主有吃活人脑子的，有吃活人心的。破坏土地改革的地主有的把缝衣服的针撒在田地里，不让分得土地的农民下地，有的用截断的铁丝喂牛，使农民分不到活牛。长安东大村地主张志明的老子，向卖菜的农民要黄瓜，农民说：“十冬腊月，哪里有黄瓜！”地主老子不容分说，用重大的铜烟袋锅打瞎了卖菜人的眼睛，眼珠流出来，痛的在地上乱叫乱滚，地主不准在他门口叫喊，命令他的狗腿子把卖菜的拖到村外去。地主是残酷成性的，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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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地主阶级是一个最顽固的阶级。由于长期的欺压人民，今天人民虽然已经翻身了，但地主阶级依然不肯低头，不肯在人民面前认错。长安东大村地主张志明家里私藏枪支，坚不吐实，并自书自据：“我家并无枪支，如经查出，枪毙不悔。”在群众大会上，已经把从他家里掘出来的枪支摆在他的面前了，但他仍然不承认。在斗争大会上，虽然人证物证俱全，但地主总是狡赖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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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地主阶级是一个最狡猾的阶级。“赎地不退约，还债不勾账”，这是长安小芋口地主在被农民逼着写的碑文中所自己承认的。地主破坏土地改革更是千方百计，有的行贿赂，有的用美人计。有的欺骗农民，说“只要不把我定成地主成分，我保证三年之后大家都过社会主义生活。”有的地主甚至在斗争大会上还用巧言花语破坏斗争情绪，如长安东大村地主张志敬在被斗争时就说：“一切错误都不怨我，怨旧社会。”又说：“今天大家翻身了，大家说说，泄泄气，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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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地主阶级是一个反动阶级。长安县寺坡村的地主曾勾结匪特，暗杀干部。东大村的地主在解放战争中间曾组织反动武装，对付解放军，解放后还暗藏武器，准备暴动，要先杀干部，再杀县长。有的搞假政权，有的通过一贯道制造各种谣言，破坏革命秩序，威吓并分化比较落后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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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地主阶级就是这样一个靠剥削而生存的、历史最久的、最残酷的、最顽固的、最狡猾的反动阶级。其初，到西北区参观土改的人还怀疑，也许其他地区的地主并不这样坏吧？但等到中南、华东两区的参观团回来之后，大家交换了意见，才真正证实了一句话：“天下乌鸦一般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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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主是这样一个阶级；是这样“根深蒂固”的不容易打垮的封建阶级。但这又是一个必须打垮的阶级，因为它是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因而农民说：“地主是美帝蒋匪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打垮了地主，美帝蒋匪就瞎了，就聋了。”地主阶级的存在，“就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这种情况如果不加改变，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就不能巩固，农村生产力就不能解放，新中国的工业化就没有实现的可能，人民就不能得到革命胜利的基本的果实。”（刘少奇副主席“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我们必须打垮地主阶级，而且必须彻底打垮，打得不彻底，农民是不放心的，而地主也是不甘心的。有的地主自写对联道：“龙游浅水遭虾戏，虎离深山被犬欺。”或者：“修身且忍耐，务农暂苦艰。”自比为“龙”为“虎”，说“且”忍耐，“暂”苦艰，可见其不甘罢休的心思。那么，能不能彻底打垮这个阶级呢？当然能够。但绝不是“单纯分田”或“和平分田”所能办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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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我们所见所闻：凡是和平分田或因斗争不激烈而未能打下地主威风的地区，在农民方面是觉悟不高，思想上顾虑未除，内部不团结，政权不稳固，而在地主方面呢，则是卷土重来，进行复辟。陕西大荔白虎屯地主姬秋臣于土改后又利用狗腿子收买个别落后分子破坏村政权，将土改后新选的行政主任私自换掉，把他的亲信狗腿子捧上台去，随即仗势向农民要地契，把分配给农民的砖瓦也动用了，并身披大衣在里巷中摆来摆去，耀武扬威，讽刺农民说：“分够了吧！”长安王曲五乡恶霸地主王景鉷于土改结束后回家，设筵请客，收买村中落后群众及其狗腿子结成二十余人的小集团，打击农会，向群众反扑。首先将被没收分给农民的11亩地的界石拔掉，私蔵枪支抗拒不交，所欠公粮亦抗不缴纳。春节后利用其小集团胁迫群众套三辆车给他送粪，并向群众宣称：“我就是不劳动，彻底不劳动！”有的地主夺了农民的田，有的地主夺了农民的房，因而在经济上造成“假分田”的现象，农民明不缴租，暗缴租。在政治上造成“双保险”的现象：共产党在，农民保地主，如果国民党回来，地主就保农民。因此，农民就得不到真正的翻身，农民说：“翻身翻身，翻了半个身！”“从前是牛马，如今是马牛！”“土改是八两，不改是半斤！”虽然分了地，而仍然受地主的气，所以说：“地是地，气是气！”于是把这样的土改叫做“洋土改。”有的地主甚至装鬼装妖，恐吓农民，有的就到农民家里唱戏，戏弄农民。试问：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呢？就是因为没有彻底打垮地主阶级的威风，没有拔断封建的老根，农民在政治上，在思想上没有真正翻身，因而在经济上也就不可能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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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怎样才能彻底打垮地主阶级的威风呢？就是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有领导的、有系统的激烈斗争。如果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就不能进行斗争，但如果不进行斗争，群众的阶级觉悟就不高，群众也就不能真正发动起来。所以在土改之前，必先发动贫雇农，再团结中农，使形成农村中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搞通群众思想，解决群众中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才能进一步扩大并巩固农民的队伍，再经过一系列的小型斗争，然后选择罪大恶极的地主作大斗争的对象。在大规模的说理斗争大会上，使农民自己直接当面地打垮地主的威风，并教育群众，加强群众的阶级仇恨，使群众自己相信有力量可以获得胜利，使地主中之该杀者杀，该关者关，该清算者清算，其他较次的地主自然也就低头了，农民自然也就真觉悟了，真正起来了，最后再分地，分果实，建立政权，进行生产，农民才算真正翻了身。
+
+　　什么叫做翻身？怎样才是真正翻身？固然，经济上翻身是基本，分了地，分了农具和牲口，好好生产，不再受地主剥削，不再受饥寒之苦。但假如政治上不翻身，经济上的翻身也是保不住的。把地主阶级彻底打垮了，有了人民民主的政权，有了保护政权和胜利果实的农民武装——民兵，以后再也不受封建压迫了。所以临潼的翻身农民说：“只要打垮地主阶级，就是只分给我一根棍棍，我也就是真正翻身了。”尽管农民分不到多少土地，至于中农，根本分不到土地，但也是高兴的，因为在政治上翻了身，当家作主了。中南区某地主想用糯米收买农民时，那个农民说：“毛主席把天下都交给我们了，我要你这点烂糯米干什么！”这样的主人翁的态度，只有在政治上翻了身的农民才会有的。而真正要翻了身，还必须是在思想上翻身。譬如长安寺坡村的农民不再信灶王了，他们说：“不再信你这个臭灶王了，敬你多少年，你也没有给我半亩地，毛主席来了，我们才分了地。”于是家家买毛主席的像，合作社300多张都卖光了，没有买到的回家就受埋怨。挖了迷信的根，也就挖了命运的根，农民相信毛主席，相信自己的劳动，“劳动能致富，”“劳动最光荣，”成了农民的新人生观，也就成了农村的新道德观。这样，农民才真正翻透了身，既作了自己土地上的主人，也作了自己思想上的主人，也就作了自己国家的主人。这样，农民才热爱自己的祖国：因而才踊跃缴公粮，敲着锣鼓去缴，扭着秧歌去缴，长安某乡组织了送粮大队，一日之内就缴了80％。这样，农民才勇于参军，积极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照农民自己的口号，还要加上三个字：“保翻身”。农民争着参军，因而说：“国民党抓丁抓不到，共产党参军像考秀才。”常熟某农民在国民党时曾有人用三十石米买他去当壮丁，他不去，这次参军，却说：“就是带着米去也愿意！”这样，农民才积极生产；变工，互助，多除草，多上粪，因而有的农民说：“从前狗屎没人要，如今拾粪的人到处都是。”这样，农民才要求学文化，长安东大村的女人都上冬学，家家户户的墙上，橱上，门板上，都写满了粉笔字，处处听到“唱”书的声音，冬学念完了，还心急地询问：“到底还办不办春学？”这样，我们也就清清楚楚地看见了我们伟大祖国的美丽的远景。
+
+　　来源：《新观察》2卷8期。转载于《我们参观土地改革以后》，五十年代出版社，1951年6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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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3/7/2/000088.txt
@@ -0,0 +1,163 @@
+# 土地改革工作是怎样进行的？
+
+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马特>
+
+　　我随同华东区土地改革参观团到苏南吴江县参观土地改革，连往返时间在一起，不过一个月，实际在乡下的时间仅仅半个月，对于整个土地改革工作的过程，可说了解得很不够。这篇文章，原是在民盟北京市支部主持的土地改革问题报告会上的讲演稿，主要是根据负责土地改革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一些报告（特别是中共吴江县委书记鲁奇同志的报告），和自己亲自看到的一些情况，综合起来的结果。其中不充分、不完整的地方很多，拿来这里发表，仅仅是让没有机会参观土地改革的同志们知道土地改革工作进行的大概情形；和将要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们的一个参考而已。
+
+　　整个土地改革工作过程，可以用八个字概括起来，就是：“三个步骤（或三个时期）、四个阶段”。我现在主要是说明四个阶段，但为说明四个阶段，也得先简略说明一下三个步骤。
+
+　　三个步骤（或三个时期）
+
+　　假如以县作为单位来说明这个问题的话，那么，第一个步骤就是：先择定一个乡，作典型试验。以我所参观的苏南吴江县说，典型试验乡是浦北乡。因为是典型试验，全部完成土地改革工作的时间较长（浦北乡搞了两个半月），干部准备也较多。采取的工作方针是：“小心谨慎，稳步前进。”
+
+　　在典型试验的地区取得了经验之后，就转到第二步骤——逐步推跳。在吴江县，这一时期共选取了6个乡作为工作对象，全部完成土地改革工作的时间，也由典型试验时期的两个半月减至一个半月。
+
+　　根据饶漱石主席的报告，华东土地改革工作的经验可以总结为三个字，即：带、推、跳。带，就是由有经验的乡带动其他的乡；推，就是由一乡的经验推行到别的乡去；跳，就是从一乡培养出来的干部跳到别的乡去进行土地改革工作。
+
+　　在逐步推跳时期取得了足够的经验和培养出足够的干部之后，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全面展开，完成全县的土地改革工作。
+
+　　在全部土地改革工作中，不论是典型试验、逐步推跳、或全面展开，都必须经过四个阶段。
+
+## 第一阶段：宣传政策、整顿组织
+
+　　这个阶段是特别重要的，整个土地改革工作是否能彻底完成，主要看这一阶段的工作是否作得好。现在华东区方面，以下面两个条件来考查土地改革的真假。这两个条件就是：群众是不是已经发动起来了？地主的政治威风是不是已经打垮了？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就是真土地改革；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就是假土地改革。假土地改革就得“煮夹生饭”、“吃回头草”。而这两个条件都得在第一阶段打好坚实的基础。
+
+　　为什么群众是否发动起来、地主政治威风是否打垮这两个条件是这样重要呢？这是因为农民几千年来在封建制度的剥削和压迫下，思想情感都被压缩了。正如鲁迅先生在他的小说《故乡》中所描写的闰土一样，农民对于自己穷苦的根源是认识得非常模糊的，经常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无稽的命运上。我们要来发动农民，鼓舞他们起来斗争，首先就得把他们这种被压缩了的思想情感解放出来。农民只有在认识了自己的血海深仇的阶级敌人，找到了自己穷苦的根源以后，才敢于跟地主阶级作坚决的斗争，而地主的政治威风也只有在农民真正发动起来以后才能彻底打垮。许多地区的经验都证明：农民如果发动得不好，地主政治威风没有彻底打垮，就是把地分了，房子分了，农民还是不敢要的。因为干部一走，地主就会来吓唬农民，说：“房子得好好住，不要弄脏了；地得好好种，不要抛荒了！”真土地改革和假土地改革的分界线就在这里。
+
+　　怎样发动农民呢？第一，算剥削账；第二，讲政策；第三，整顿组织，建立农村反封建统一战线。
+
+　　所谓算剥削账，就是让农民讨论“啥人养活啥人”的问题。方式是通过乡的农民代表大会和小组会，用5天到10天的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
+
+　　怎样讨论？按照下面几个步骤来讨论。例如，农民种地主多少地？每年缴多少租米？由此便产生租米应不应缴的问题。首先，农民会这样说：租是应该缴的，因为田是地主的。到了这里就得追问，地主的田是从那里来的？田是用钱买的。那么，地主买田的钱是从那里来的？这样追问下去，就可以把“根”挖出来。羊毛出在羊身上，地主买田的钱原来也就是农民缴的租米。
+
+　　挖根之后，进一步把农民的生活跟地主的生活作一比较、对照，使农民清楚地看到：农民终年劳动而不得温饱，地主不劳动却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然后通过诉苦会，让农民自己把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滔天罪行揭露出来，启发农民对地主阶级的高度仇恨。
+
+　　诉苦会是教育农民、提高农民政治觉悟的最好形式。事前要有很好的准备，对于诉苦的人，要好好地帮助和组织，使他们懂得在诉苦时如何掌握由小事到大事、由个人到阶级、由低潮到高潮的原则，将群众的思想情感，逐步提高，逐步扩大。但不要演习，一经演习，到诉苦时就可能缺乏情感，就可能说得不够生动，就可能变成唱留声机。同时诉苦时间不宜过长，时间拖长，群众情绪一经松弛，效果就可能减低或不好。
+
+　　通过了两种生活比较和控诉地主罪行以后，群众的思想情感已经有了初步的解放，已经敢于起来跟地主作斗争，接着就可以向农民讲土地改革的政策了。
+
+　　怎样讲呢？主要说明两个问题：（一）为什么没收地主土地？（二）为什么保留富农土地？要点在抓住劳动与不劳动的分界线，从这里去说明保留和没收的道理。就是说，富农虽然也有剥削，但自己劳动；地主就完全靠收租米，自己不劳动，是寄生虫。这样，不但抓住了政策的要害，而且强调了劳动的意义，使农民认识到劳动是光荣的。这可以为以后的发展生产运动打好思想的基础。
+
+　　进一步，讨论团结那一些人进行反封建斗争、讨论有无反对土地改革的人混入农民协会等问题。这就是关于土地改革总路线：倚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问题。在这里要说明，对地主阶级的斗争，一定要分清敌我，团结所有应该团结的人，这样才能取得胜利，把地主打垮。有了统一战线，贫雇农才真正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并敢于相信自己的力量，然后才能把他们全部发动起来。
+
+　　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中心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整顿组织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如果没有下乡参观，是不会了解深切的。我们曾经想，解放以后，政权已经在人民手里，还会有什么整顿组织的问题。其实不然。由于几千年来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盘踞着广大的农村，地主阶级凭藉他们在社会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优越地位，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打进新政权里面来，暗中进行破坏的工作。这种现象，在土地改革发动前，几乎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如果农民没有发动起来，如果不经过整顿组织，只由干部去包办代替，土地改革就不会彻底，干部一走，地主仍然可以在乡村横行霸道，恢复他们的势力。
+
+## 第二阶段：划分阶级
+
+　　划分阶级分四步进行：（一）讨论阶级，（二）评定阶级，（三）通过阶级，（四）批准并公布阶级。
+
+　　讨论阶级在乡的农民代表大会上进行，主要讨论下面几个问题：什么人是地主？怎样对待地主？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地主？什么人是富农？怎样对待富农？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富农？……然后选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各一人，按照划分阶级的原则来说明，作为示范。
+
+　　划分阶级是一件非常繁难的工作，但农民却从亲身体验中发挥了自己的智慧，编出了划分阶级简明而可用的歌。这几首歌词是：
+
+　　地主
+
+　　自己不劳动，田地给人种，
+
+　　专靠收租米，又要雇长工，
+
+　　兼放高利贷，剥削手段凶。
+
+　　到底啥东西？——就是地主吸血虫。
+
+　　富农
+
+　　田地多，农具全，
+
+　　自己劳动，又雇长工，
+
+　　兼放利债，
+
+　　算是富农。
+
+　　中农
+
+　　自己劳动，
+
+　　够吃够用，
+
+　　多半不出卖劳动，
+
+　　就叫中农，
+
+　　贫农
+
+　　田少人多不够种，
+
+　　租米利债弄得穷，
+
+　　肚皮不饱做零工，
+
+　　农具不全是贫农。
+
+　　雇农
+
+　　年年辛苦，
+
+　　两手空空，
+
+　　靠卖劳动，
+
+　　就是雇农。
+
+　　评定阶级在农会小组上进行，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评定各人的阶级成份。
+
+　　通过阶级一般在村民大会上，地主可以出席，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如关于有无主要劳动问题。有些个别地主中的家人有时也可能帮帮雇工插插秧，地主就可能提出插秧是主要劳动的意见。农民到这里，就可追问一句：是否一年中间四个月都插秧呢？事实上，有些个别地主家中的人插秧，仅仅是在农忙时帮工性质，绝不可能在一年中间有四个月从事于主要劳动。但不论地主有无意见，均须报告区人民政府批准，区如有疑难，送县，县如不能决定，送专署。原则做到不遗漏一个，但也不划错一个。阶级批准后，公布阶级。与政策有关的地主、富农、小土地出租者，公布姓名，其余仅说明中农有多少户，贫农有多少户，雇农有多少户，但也有同样将中农、贫农、雇农的姓名公布的。
+
+　　划分阶级是一件严重的工作，因为划漏了一个，不是简单的便宜了某一地主的问题，而是封建制度有没有彻底打垮的问题；划错了一个，也不是简单的冤枉了某个富农或小土地出租者的问题，而是关系整个农村统一战线问题。阶级划定了，农民自己的成份确定了，农村反封建统一战线才能真正巩固和扩大，因为到这时候，富农才能由靠拢地主思想转变为中立，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才能解除思想上的顾虑，由动摇而坚定地站在贫雇农方面，与贫雇农一道进行反封建的斗争。
+
+## 第三阶段：没收征收与分配
+
+　　这一阶段，在吴江县，分作两步，先没收征收，后分配。
+
+　　这一阶段，像前两个阶段一样，仍然要经过激烈的斗争。因为地主阶级是狡猾的，他们会隐瞒土地，分散粮食，破坏农具，杀害耕畜，烧毁房屋。例如，吴江县溪港乡地主秦品松，最初报自田19亩7分8厘，后经农民查出实际有80多亩土地。溪港乡另一地主庄培德，前后分散粮食457石，以当地米价每石12万元计，共值5484万元。怎样才能揭露地主阶级这种非法罪行呢？调查研究。靠谁调查研究？靠农民，而特别是靠佃农和雇工。佃农种地主的田，地主可以隐瞒别人，可隐瞒不了佃农。雇工长年住在地主家里，地主的一言一行也逃不了雇工的眼睛。例如，庄培德的分散粮食事，主要就是靠庄的长工余龙生的揭发。这里又一次证明，群众是否发动起来，是土地改革工作成功与失败的关键。
+
+　　在华东区，全部的分配工作，是按照六大口号来进行，来检查。这六大口号就是：
+
+　　农民团结互让，
+
+　　干部大公无私，
+
+　　目的有利生产，
+
+　　方法民主协商，
+
+　　分配公平合理，
+
+　　结果群众满意。
+
+　　农民的阶级觉悟，不但看他们在与地主作斗争时，更重要看他们分配土地和“四大财产”时。在没有下乡以前，我们一般都以为农民由于长期处在个体经济的生产方式之下，私有观念强，保守性大，不容易接受进步意识；但这次下乡，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例如，溪港乡在调整村与村之间的土地时，曾碰到一大困难，东边地多，西边地少，不好分配。只有两个解决办法：要吗是一个乡分成两种平均数，东边的村一种平均数，西边的村又一种平均数；要吗是农民搬家，西边的村的农民搬一部分到东边的村去。两种办法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前一种办法与全乡土地统一分配的原则不合，而且拖延时间，要把全乡土地计算全部翻造过。后一种办法虽然比较好，但有困难，因为农民在自己的祖宗庐墓旁边，生于斯，长于斯，要搬家，实在不是简单的小事。但在农民协会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时，东边的村干部表示，愿意将没收到地主的最好房屋和最好土地，分配给从兄弟的村搬来的农民；西边的村干部也表示，愿意起带头作用，自己首先搬过去，并说服农民。一个大困难很快地就得到解决。
+
+　　关于分配土地的方法，在这里也想简单地谈一谈。
+
+　　分配土地，一般是在原耕的基础上进行。按照全乡土地统一分配的原则，把全乡的土地分成两个平均数，先分户按照第一平均数分配，后分户按照第二平均数分配。为什么有先分和后分的分别呢？因为分配土地是在原耕的基础上进行，富农和中农，除了他们的自田外，还可能有一部分是租入地主的土地。这一部分租入地主的土地，如果加上自田之后超过了第一平均数，这超出的田亩就要抽出来给贫雇农。因此这一部人就叫做先分户。后分户是一般贫农雇农和一部分中农，以及地主。这一部分人，或是因为少田（贫雇农和一部分中农），或是因为田全部被没收（地主），所以，只有等待富农和一部分中农从租入地主的多余土地中抽出来以后，才能进行分配。由于中农的自田是不动的，富农的自耕田和小量出租的土地也是不动的，而一部分中农和富农这种不动的土地经常超过第一平均数，因此，后分户按照第二平均数分配土地时，一般地要比先分户按照第一平均数所分得的土地少一些。
+
+　　第一平均数和第二平均数的计算方法如下：
+
+　　全乡使用土地数
+
+　　（=全乡土地平均数（第一平均数））
+
+　　（全乡总人口）
+
+　　（(没征土地亩数)+(后分户自田)+(地主自耕田)+(后分户佃入田)）
+
+　　（=第二平均数）
+
+　　（（后分户人口）+（在乡地主人口））
+
+　　假定全乡使用土地数是13,332亩，除全乡总人口4,444人，那么，全乡土地平均数（即第一平均数）是3亩。假定没收征收的土地2,450亩，后分户自田1,000亩，地主自耕田400亩，后分户佃入田2,750亩（合6,500亩），除后分户人口2,480人和在乡地主人口120人（合2,600人），那么，第二平均数便是2亩5分。
+
+## 第四阶段：总结土地改革，保卫胜利果实，展开抗美援朝运动。
+
+　　在这一阶段里，主要是通过乡的农民代表大会和区的庆祝土地改革胜利大会等方式，向农民说明地主恶霸和蒋匪美帝国主义的关系，要保卫土地改革所得的胜利果实，就必须展开抗美援朝运动和发展生产。
+
+　　由于过去反动统治残酷地压迫农民，在农民中间抓丁押丁搞得鸡犬不宁，在过去，农民普遍存在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思想。经过土地改革教育后，这种旧思想虽然基本上已不存在，但少数农民仍然有某些方面的顾虑。如有的农民认为：“现在分了田生产忙不了。”“单身汉可以去参军，像我们有家有小的那能去。”针对这些思想情况，必须通过许多具体事实，用群众自己亲身的体验来教育群众，继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并须通过许多具体的办法，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来消除他们的思想顾虑。
+
+　　例如，以当地农民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受日寇的残害，结合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武装侵略朝鲜、以及重新武装日本的宣传，提出“算旧账、报新仇”，启发控诉日寇罪行。在觉悟提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加强国防、保卫翻身”，“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并分析过去“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思想根源，指出反动派的兵是欺压人民的，人民解放军是保卫人民的；没有人民解放军把反动派打垮，大家就不能翻身；没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及朝鲜人民军在朝鲜战场上打败美国鬼子，美帝国主义的猪鼻子就要伸进中国人民的大花园里来，地主阶级就要复辟，土地改革果实就不能保卫得住。同时动员各种力量，保证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参军热潮自然就会被掀动起来。
+
+　　农民经过土地改革教育后，政治觉悟普遍提高，现在再以抗美援朝运动总结土地改革，农民已经能够从这一系列的运动中认识到土地改革工作与抗美援朝不可分。例如，松江农民曾经这样说：“地主阶级是美帝国主义的千里眼、顺风耳，现在土地改革把地主阶级消灭，美帝国主义就变成了瞎子、聋子。”但农民同时也还认识到：地主，作为一个阶级来说，经过土地改革后是被消灭了；但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说，则仍然还不会立刻就死心的。农民自己的话是非常明朗的政治思想：“只有台湾解放了，蒋介石打垮了，美帝国主义赶走了，地主才会死心。”这就是说，对于地主，仅仅是劳动改造和说服教育，都不能完全使他们死心，只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使得地主阶级再没有空子可钻时，地主才能死心。
+
+　　关于发展生产运动，比较起参军运动来，是更为长期而复杂的工作，在总结土地改革，展开抗美援朝运动这个阶段，只能在思想上给农民打好一个基础，为以后的一系列的工作开辟道路。在土地改革后，一般农民的生产情绪都空前高涨，问题的关键，在消除农民的“单干”思想，组织变工互助，用农民自己熟悉的形式逐渐引导到集体化的道路上去。
+
+　　来源：《土地改革和改造思想》，光明日报社，1951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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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83 @@
+# 潘光旦：土地改革必须是一系列激烈的斗争——访问苏南农村的一点感想
+
+　　<清华大学教授　潘光旦、清华大学教员　全慰夫>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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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次访问了土地改革中的苏南农村。自2月22日出发，至4月9日回京，留在苏南的时间约一个半月。这一个半月中，我们到过无锡、苏州市、吴县、常熟、吴江、上海、杭州等地区，会见了各级负责土地改革的同志和各阶层的农民，参加了有关土地改革的各种会，包括农代会、小组会、诉苦斗争大会、特别约集的农民座谈会、以至于土地改革展览会。的的确确看到了不少东西，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
+　　毛主席曾指示说：“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我们在一个半月的访问中，才体会到这一句话的真正含义。以前我们或多或少把土地改革看成只有单纯的经济上的意义，即只是从地主手中把土地拿过来，机械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而已。其实完全不这么简单。根据我们现在的认识，土地改革必须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教育等等方面的群众革命运动。土地改革的进行，要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有分别。一面是大刀阔斧，一面又是精细深入。人民民主专政的全部精神与运用，从每个乡甚至每个村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具体的表现了出来。通过这一运动，一向被压迫的农民群众，要做到在经济上翻身，在政治上翻身，在人格上翻身。半殖民半封建的农村变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农村。土地改革真正包含着极丰富的内容。
+
+　　本文仅就土地改革全部过程的一方面，谈谈我们共同的一点感想与心得。那就是：我们认为土地改革必须是一系列的激烈斗争，否则便根本办不通，便废除不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而“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因而也就无法“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
+　　在出发访问以前，我们曾这样想：在全国军事与政治空前胜利的情况下实行土地改革，地主阶级当然会规规矩矩，不敢，也不能有什么反抗。可以和和平平进行土地改革了。我们两个中间的一个，十六代以前便离开某一省的农村，而进入另一省的市镇，经商读书，读书经商，根本不了解农村生活是怎样一回事，便更容易有“和平土地改革，可以成功”的想法。对于中国农村情况不十分熟悉的许多朋友们，这种想法怕也难免。但是，我们这次在苏南农村访问所得，却完全说明了这种想法是极端不正确的。
+
+## （二）
+
+　　在地主阶级中，固然有少数人愿意守法，悔过自新；但极大多数地主是不甘心自己阶级的灭亡的。全苏南共约有4万户地主，其中有60％至70％，即24000户至28000户，对于土地改革曾经有反抗及破坏行为。有些个别地区，不法地主所占比例更高。如吴江坛坵区郎中乡，13户地主中有10户违法。又如常熟靠近长江的南丰、常阴与沙州三区，没有一户地主不曾转移财产。最起码的自己以为聪明的办法，是在解放后把土地强卖给原来的佃户，多少捞回一些；目前苏南因这样破坏土改法令而在押的地主也还不在少数。
+
+　　苏南地主阶级抵抗及破坏土地改革的花样很多，大致可以归纳为下列六种：一、利用氏族村落的宗派关系，挑拨离间；二、造谣威胁农民群众及诬蔑人民政府和人民领袖；三、收买和拉拢农村干部；四、混进农会，篡夺领导；五、分散、转移、及破坏土地财产；六、公开反抗，组织骚动。
+
+　　更不妨举几个实际例子。无锡地主张松亚，写了同样的五封信，准备寄给区长、县长、行署主任、华东饶主席和毛主席。信中说：“张松亚，劳动起家，克勤克俭，愿做富农，不愿做地主……”。写好后并找村长盖章，加以证明。村长一时弄不清楚，以为是毛主席同意了，便盖了章。张接着又去找小组长，小组长见村长盖章也就盖了章。后来村长想想不对：“张松亚从来勿劳动，40多亩田，他不是地主，啥人是地主？我这样不是包庇了地主么？”于是赶急跑去把信拿回撕掉。张松亚又来了一个花样。他带引一个西装革履的亲戚来威胁村长说：“你证明也罢，不证明也罢，横直毛主席已批准他是富农！”
+
+　　江宁临江乡地主严其富，曾任三青团分队长，霸占农民土地，强奸五个农家妇女，逼租打死一个农民。在乡农会开会的时候，威胁农村干部及农民说：“你们的头是铁做的，你们就去开会！”其父严德林并从旁勾结另外两个地主，设法收买全村干部。又地主王明见，也在被划为地主以后，对同村其他地主说：“现在是他们的天下，以后看我们的手段吧！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
+
+　　常熟罟苏区古里乡地主薛根和，威风向来十足。他有两句口号：“秦桧奸臣害岳飞，那怕康王不得志！”他拿自己比作岳飞，拿蒋匪比作康王。这中间充满了图谋复辟的反叛思想与情绪。
+
+　　句容元通乡地主凌宝经，在去年10月19日晚上，率领其爪牙发动殴打，企图抢夺乡干部的长枪。当场打伤农民王步生等7人。随后并包围乡政府，捣毁学校桌椅一部。
+
+　　丹徒东滩乡地主章兴和，曾勾结匪特枪杀农会干部韦兴元、积极分子韦小龙与韦兴荣等三人。溧阳后周乡地主王镇轮，曾勾结匪特抢夺农会长枪3枝，杀害干部及民兵共4人，砍伤1人。
+
+　　常熟蜂蚁乡地主王志雄与王吴氏二人，曾先后在10天内放火7次，烧掉了其被没收的6间房子。地主王绍全于是造谣说：“火起真奇怪，定是狐大仙”。弄得农民一时信以为真，忙着打火教，求火神爷爷保佑。
+
+　　苏州市郊区虎坵乡，有一半/个地主式富农狄全福，一向虐待雇工赵寿生。土地改革中，赵在诉苦大会上大胆的吐了苦水，被选为村农会主任。因此，狄某想拉拢他，特别请他吃饭，但他坚决地拒绝了。有一天，他上午还高兴地和其他村干部一起喝茶，下午正在田中干活，便被狄全福使其老婆叫回，关在后房里，用剪刀在喉管上猛力刺了5刀。事后还造谣说他是因负债而自杀的。当我们离开苏州时赵寿生的性命还未出危险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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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地主不愿交出契照，想保留着，幻想有一天还可以派用处。迫不得已要交出时，便事先偷偷地照张相，留个底子。我们参观常熟土地改革展览会时，发现仅南丰区一区就有这样的照片23张。无锡土地改革展览会中陈列的这种照片也不在少数。上海郊区更有这类专门的照相馆，定价是3万元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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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一个半月中所耳闻目见的这类事实是很多很多的。仅仅上面所举出的事例，已足够使我们认识一条真理：地主阶级是决不会自甘死亡的。它要反抗，它要拼死命反抗。即使在全国空前胜利的情况下，地主阶级明明知道：只有进棺材一条路走，但也免不了一阵垂死前的挣扎。他们还要说：“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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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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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为地主阶级不自甘死亡，绝大多数地主不会自动地向人民低头，悔过自新，所以不可能实行“和平土地改革”的政策。两千多年以来，地主始终骑在农民的头上，盛气凌人，威风十足。如果“和平土地改革”，地主还不是和不土地改革一样，盛气凌人，威风十足么？因之，一向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群众的翻身，不是也成了一句空话么？这类毛病不只是在理论上必然要发生，而且在事实上已经发生过。
+
+　　整个苏南土地改革的进行，分为三个阶段：一、去年9月以前为典型试验阶段——“小心谨慎，创造典型”；二、去年11月以前为局部展开阶段——“典型突破，逐步推跳”；三、去年12月以后至今年3月初旬为全面展开阶段——“点面结合，全面展开”。去年11月以前，即前两阶段的土地改革是和平进行的。这时期由于群众尚无准备，领导尚无经验，客观情况尚不十分熟悉，强调“谨慎小心，稳步前进”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但因此也就暴露了一些缺点，即地主威风没有受到必须的打击，因而农民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土地改革流于形式，生产与其他方面的情绪也提得不够高。
+
+　　我们也不妨略举一些事实。在这时期里的诉苦斗争会上，地主本人常不到场，而是由他的老婆、儿子或媳妇出头，作为代表。无锡与江阴的这种会，有些地主是坐着车子，大摇大摆来参加的，样子显得很神气。江阴有一次划分阶级的会上，一地主还带着黑眼睛，慢吞吞地自报是小土地出租者。他有一个儿子，曾留学法国，学工程的。他最后不但请求完全保留其出租的土地，并且要政府给他儿子介绍一个教员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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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熟县太义区一地主，曾被逮捕3次，人民政府均从宽处理，准予交保释放了。第四次再派人逮捕时，他说：“同志！让我多耽搁几天，在家搞好秋征的公粮再去。前些辰光去过3次，学习学习，也没啥道理！”他在人民政府宽大政策下变成了“老油条”。
+
+　　丹阳横塘乡地主张立申、张天申兄弟，因为土地改革前假分家与出卖田地，张天申被判了4年徒刑，张立申只管押两个月就被宽大释放。张立申这样回家后是否改过自新呢？事实告诉我们，他不但毫无悔改，反而组织了一个关帝会，企图继续捣鬼。有一次，他见同村农会主任与小学教师张贴反封建标语，便领导参加关帝会的落后群众把农会主任绑起来，迫令写悔过书。并扬言要赶走小学教师，逼得小学教师拿出一个月的薪水请客，才算完事。他又将悔过书拍成照片，拿来威胁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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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在这时期中。在江宁东杨乡一次诉苦斗争大会上，由于地主威风没被打垮，农民自动站起来诉苦的很少。有一对年老的农民夫妇在场。年纪越大，心中所积压的冤屈越多。老农夫曾三番四次地想站起来，一吐心中所积压的苦水。但人虽站了起来，口里却始终没说出声音。他有顾虑，怕什么似的。老农妇在旁边也再三拉他袖子，阻止他说话。她劝他：“从前辰光反正吃了苦头，何必搞得勿好又吃大苦头呢？”两人终于无精打采的走开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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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苏南，人民法庭虽已经成立，但在这时期以内，主动来控告的多是地主。一向受着惨酷的封建剥削与压迫的农民，在人民法庭中反而是被告。好比吴县人民法庭在去年11月的一个月中，共收到50件控告案，就全是地主控告农民的。这难道对人民法庭不是一个讽刺么？对“和平土地改革”的一个不和平的反驳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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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期土地改革中间，地主们表示：“土地改革没啥要紧！”“不过如此！”农民们也表示：“土地改革没啥道理！”“地是地，气是气！”（意思是虽分了地，没有出得口气）“人民政府没啥肩胛！”“还开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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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完完全全证明，不坚决镇压反革命及地主阶级，不放手发动群众，土地改革就可能变成假土地改革，是“外焦里勿熟”的土地改革。表面上土地改革了，骨子里还是一老套。土地并不曾真正从地主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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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而上述各种情形，在去年12月以后的土地改革全面展开阶段，由于有领导的放手发动了群众，在农村中掀起了激烈而有秩序的阶级斗争，便一扫而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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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　　有领导的放手发动群众以后所进行的土地改革，在各方面都是有计划，有步骤，守法令的。并没有什么“糟”，而是“好得很！”“糟”是谣传，有意或无意的；“好得很”是凡属到场访问的人都可以体验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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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是这次进行土地改革的准则和纲领。苏南土地改革完全与土地改革法相符合。请分别举出几件具体事实说说。事实是最好的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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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主兼营的工商业及其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土地和财产，不得没收。”我们曾访问吴县陆墓区新齐乡里仁村。全村有很多农家兼种茉莉花和白兰花。茉莉花可以烘干后掺在茶叶里，成为“花茶”，销售到上海、北京以至于苏联。白兰花则大量在上海一带销行，作为装饰之用。合起来是一笔很大收入。有一个地主李洪全，4口人，出租30多亩地外，又雇2人种植白兰花800多棵，茉莉花1000多盆。放置这些花树的有大小12间花房。据估计，他这花树一年收入约值1000多担大米，比30多亩地的租子多到不知若干倍。然而在土地改革中，其出租土地及多余房屋被没收，花房及花树却全部被保留下来，半棵花树也不短少。
+
+　　“严禁乱打”。这也是法令的一部分。我们曾访问吴江县严墓区新成乡章奥村。在一次与农民的座谈会里，讲起一个解放期间卖地的地主，我们故意问农民：“这个地主该打不该打？”农民说：“他已经坦白了，承认卖地是犯法的，怎么还打他？”我们又问：“如果他不坦白，是不是便该打？”农民说：“不坦白，也不该打他。”再如，在吴江同里区一次争斗会上，有一位年老的农民诉苦，愈说愈忿恨，忍不住就要打人。这时一位干部同志从旁插嘴说：“老大爷！你已经很吃力了，请休息一下罢！”也就没有打成。又在吴县一次诉苦大会上，也有一位年老的农民，一面拿着旱烟管在一地主头上指来指去，一面说得声泪俱下。但他并没有打人。他说：“倘若我勿讲政策，我把你的头都敲破了！”苏南共2700乡中，发生了打人现象的不过是200乡。而且这些都是发生在放手发动群众的最初阶段。凡被打的都是罪有应得。如吴江一位姓陈的农民，因为房屋被恶霸徐兴中烧毁，女儿被烧死，母亲被吊打，所以在斗争会上打了徐兴中几下耳光。难道徐兴中不是罪有应得么？土地革命不是做文章，不是绣花，而是一个壮阔的群众运动。我们从实践出发看问题，只能承认：“严禁乱打”的法令是完完全全做到了的。
+
+　　“严禁乱杀”。这又是法令的一部分。我们曾参加吴县浒墅关区一个宣判大会。天晴，到会的约两万多人。坐在台上审判委员包括吴县各界代表在内。被宣判死刑的恶霸陶银山，曾有十条命案，强奸二十多个农家妇女，在敌伪及国民党时期当过伪乡保长，解放后畏罪潜逃上海；改名王金山。在宣判大会以前，已经举行过初审、复审，定罪呈请苏南行署批准，而且把他的罪行印成小册子。我们每人在会场中就被分给这样一本。在宣判会上，先有十多个苦主上台控诉，有的泣不成声。接着是审问，所有罪状又一次的取得陶犯本人的承认。末了，在审判委员会作最后商决以后，才由审判长正式宣判死刑，当场执行枪毙。群众兴奋得直呼：“毛主席万岁！”宣判会从下午1时正式开始，至5时半才告结束。我们在由浒墅关至苏州的归舟上，围坐一船，高兴地谈论着整个大会的情形，过枫桥时，连寒山寺究竟打不打晚钟，也没有能注意到。
+
+　　土地及四大财产以外，土地改革法说：“地主的其他财产不予没收”——也有例子可以引证。吴江南库乡农会主任张锡生，在没收地主四大财产时，不小心把两顶帐子连同床铺一起没收了，并且已经分给农民。随后张锡生发觉这与政策不合，自己提到干部会议上讨论。除干部会议决定将两顶帐子还给地主外，张同志并另在农民代表大会上作了自我检讨，藉以引起大家注意和教育其他干部。我们访问常熟昆承区莫城乡时，晚上是睡在一间被没收的地主的房间里的。房间中除了随房被没收的家具如床铺，方桌、椅子之外，其他细软物件全由地主本人搬到自己所分得的房间去了。床上只剩下稻草，我们就在稻草上面摊开了自己带来的被包。第二早起床，却看见地主本人所住的房间内外，什么东西都挤在一堆，满满的。
+
+　　此外如“保存富农经济”，“保护中农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分配土地时……应给原耕农民以适当的照顾”……等政策，事实上均是完完全全做到了的。只要放手发动了农民，充分教育了农民，这就是必然的结果。因为“放手发动群众”是“有领导的”。“领导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土地改革的政策和法令。土地改革“好得很”，由此可见了。
+
+## （五）
+
+　　现在苏南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完成的时候，春就来到了苏南农村。田野一片麦绿。园林中的桃花开得通红。老大娘微笑的坐在家门前看小鸡。狗睡在稻草堆旁边晒着太阳。青年农民忙着罱河泥，开新滨，准备搞好今年的大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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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改革是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过程。我们在这篇短稿里，只说了这一个过程的一方面，或者说，一部分。这一方面难免也并没有说得完全。不过，我们完全可以肯定的说，这过程的全部，既然由一系列的激烈斗争所构成，是成功的。古语说：“不问收获，但问耕耘”，只要耕耘成功，收获是没有不成功的。而且收获的成功，即在这土地改革基本完成的初期里，我们已经得到不少肯定的答案。
+
+　　来源：《土地改革和改造思想》，光明日报社，1951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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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其毅：向土地改革干部学习　向土地改革干部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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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教授　邢其毅>
+
+　　土地改革是1951年的三大任务之一，是几千年来，受压迫的农民翻身的革命运动。我们这次到中南区参观，可谓适逢其会。不但亲眼看见了，并且体会了这个伟大运动的过程，特别是对土地改革的干部有了更深切的认识。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对农民虚心友爱的作风，是我们知识分子的一个最好的借镜。知识分子的特点，可以说一切是由我出发，我的一切都好，别人都不成，而在这次参观的过程中，明白的告诉我们，整个土地改革的要诀，就是要信赖和倚靠广大的农民。假若处处以“我”为中心，拿着我断我行的态度，则一事无成，一步路也行不通。所以我今天特别把我们在出发以前和土改归来以后，对干部的一般看法，作一简短的报道。
+
+## 一、出发前对土改干部的看法
+
+　　我们生长在城市里，特别是我们这个阶级，和我们接近的，直接或间接都有地主的成份渗杂在内，各种的传言，都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呼声。关于这一方面，我们已听见很多。如“干部是上级好，中级少，下级糟”等等，土地改革干部多是县级以下的，自然算是下级干部，所以是应在糟之列。还有在城市里传闻最厉害的就是干部如何教农民吊打地主，如何包办代替土地改革工作。关于吊打问题，我们大多都有初步的了解，地主阶级一向对农民作威作福，他们压迫农民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只要是在农村住过的人，都会有亲身的体验，而这些事实，城市里的一些人似毫不关怀，从不提起，现在农民翻了身，打了一下或吊了一下地主，则大肆叫嚣，间接替地主宣传，这显明是一时受了地主的欺骗，没有认清了阶级的立场。所以我们都认为，土地改革时即使有吊打的事发生，激于农民气愤之下，也是理所当然。至于干部在吊打时，是否为农民撑腰，或者甚至发号施令，我们都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关于干部包办代替问题的看法，我们当时认为土地改革是一个细密的工作，特别是土地改革法的条文繁杂，尤其是对划分阶级或土地分配的规定如此严格，根本不相信农民会有能力去掌握，而认为一切事情必需由干部亲手去办，以为农村如此广大，干部只有几个，以数人之力去做那么繁重的工作，难免有些不公平的地方，甚或发生—些偏差。这样的想法，正是现在所谓“官办土改”或“恩赐分田”的办法，而不是农民翻身的革命运动，根本忽略了群众的力量，这也就是知识分子不信赖群众路线的想法。
+
+## 二、认识了干部在土地改革中的地位
+
+　　我们在长沙和衡山两县，前后参观了20天。我们每个人都很快的，并且很容易的了解到这一点，就是土地改革全部的过程，是要农民自己觉悟了阶级仇恨以后自己去斗争，打倒地主这个阶级，向地主夺取土他，把我们以前“官办土改”的想法完全洗刷清楚。我们也看清了土地改革虽是农民自身的革命运动，但假若没有无产阶级干部的领导，还不能达到正确的方向。干部在整个土地改革运动中，是在启发，教育，领导和组织农民，农民经干部的启发以后，明白了他们的阶级立场，则必须向地主作战。但作战是一个有计划有组织的工作，所以干部必须教育他们，组织他们，使他们可以迅速的、顺利的走到胜利的途径上去。土地改革的第一部工作，就是发动群众。发动群众是一桩极艰巨的工作。当干部初到乡间进行土地改革时，人生地不熟，甚至语言不通，特别在衡山县内，我们遇着的干部都是山西人，而衡山的方言又非常难懂，干部不但要搞工作，还要学习语言。当发动群众时，干部必须找着真正的贫雇农的对象。据干部亲自对我们谈，贫雇农受压迫最深，顾虑也最多，特别是湖南的农民，受了“马日事变”的教训，见干部来了，往往不敢出头，这时最先和干部接近，表示积极的，常是一般二流子或兵痞之流。即使找到了真正贫雇农以后，也往往不肯马上就和干部说出知心话，存着惧怕的心理。据我们和翻身农民谈话的经验，都是一致的在初上来时不敢说话，开会不到，不敢斗地主，等到他们和干部相处一个时间以后，发现干部是真正为他们作事时，他们才渐渐的改变态度，由消极变为积极，由恐惧干部的心理变为勇敢的向地主斗争。干部要能达到接近农民的这一目的时、必先在生活上和他们打成一片，帮他们打柴、烧饭，遇有机会时再向他们解释地主的压迫，使他们明了受穷受罪的根子。我们都体会到老干部对这点深有技术，他们对农民谈话，绝不谈大道理，只针对着农民最伤心的事加以启发。如妇女最疼爱的就是他们的孩子，干部就把农民的孩子和地主的孩子作一对比，这些妇女很快地就了解阶级的仇恨，干部有时也用简短的诗歌来启发农民，如“种田的吃不饱，织布的穿破袄，编席的睡地上，打柴的没火烤。”等，我们觉得都很生动有力。经这样的启发，农民在短期内就能了解谁养活谁的道理。我们看到土地改革后农民对干部的亲切，每当干部走到街上，小孩们前呼后拥，闹成一片，这是他们发动群众时一段艰苦工作后的胜利果实。在衡山的松坳乡，一位青年的老干部说：接近贫雇农时，耐心、和蔼、谦让，是成功的要诀。虽是这样，有时也还要一个相当时期，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所以说若要想在农民面前摆架子，那就休想接近一个农民。个别的新干部，初到乡间，不懂发动贫雇农的道理，认为贫雇农思想落后，顾虑太多，生活太苦，不肯耐心的下功夫，也有些个别的干部对农民说大道理，讲土地改革法，使农民摸不着头脑，结果农民的反应是“规矩太多，无法搞。”所以土地改革搞得好不好，不在干部数目的多少，而在搞得对头不对头。我们所遇见的老干部，都是老经战场，对于农民的心理，了解得非常透彻，当时在主持一个会场时，他的一言一语，都恰到好处，所谓“火候到家”，可以扭转整个会场的讨论方向。
+
+　　干部只要在农村内找着一户真正的贫雇农，这就所谓扎准了根子，然后再由这个贫雇农向其他贫雇农串连，这样才能得到绝大多数真正的贫雇农，等到多数贫雇农发动以后，干部再领导民众向地主斗争，干部的工作是事前准备，事后检讨，在整个的过程中，都是用说服教育的方式，我们从没有看到干部疾言厉色的去对付农民。
+
+## 三、激烈斗争中干部所处的地位
+
+　　农民觉悟了阶级仇恨以后，往往有时行动偏左，干部这时则要引导农民由阶级仇恨转到合法阶级斗争，但这需要教育说服，据我们的看法，农民很容易接受，很知守法，许多农民在斗争大会时，诉到苦处，有时手腿发抖，有时手已经快打到地主的脸上而又缩回，这都表示农民高度的警觉和干部的耐心教育、说服的结果，但也有个别的农民激于愤怒之下，打了地主一记耳光。但农民的打，绝不是轻易的，而必有他的前因后果，如在衡山县有一个农民斗一地主时，他说他从前在地主塘边大便过一次，遭这个地主打过一掌，今天他来斗争，一不为分田，二不为分地，就是要打他一掌，在这种情形之下，干部绝不能当场阻止，减低他的情绪，因为发动群众是一桩极艰巨的事情，农民既发动后，若当场给他“泼冷水”，这使他感觉政府太不替他撑腰，所以这必须在会后说服。总之，由我们所见所闻，斗争时偶尔发生吊打的现象，干部都设法尽力制止，但制止的方式绝不是硬来，或是事后说服，或是临时设法解围，如有一次，斗争一个姓谭的地主，他已被斗过七八次之多，但他一贯顽抗，农民激于气愤之下，在斗争时就带了绳子预备吊他，（湖南的吊，并不是把人真的悬空吊起，只是将两手朝后绑起。）干部知道后，马上来问，但农民根本不睬，这时干部只好走出去，等了一会，干部又重新回来，他说：“你们在这儿谈话，算剥削帐，地主在那儿乱叫，那会搞得清楚？不如把他交给我，送到楼上，这样算得可以更清楚一些。”起初农民还是坚持不肯，后来经再三解说，农民才答应，这样才算解了围！所以在斗争时，干部最怕的就是吊打，而农民因一时的激怒，难保有一二桩不守法的事情，传到了城市里以后，则把他变本加厉，说得天花乱坠。把一切的责任推到干部身上，这是我们全体团员觉得最不公平的一桩事情。我们也听见到，在斗争会上，因农民吊打地主，干部出来制止，而干部被打，可见干部处处忠实的在那儿执行法令。吊打固然是一桩偏差，但从整个的土地改革上看来，这是很难绝对避免的。
+
+## 四、所谓“干部包办”
+
+　　我们已经提到，整个的土地改革，是要由农民自己办，因为这是他们自己阶级的革命，以如此广大的乡村，如此众多的人口，干部即使想一手包办，也是一桩不可能的事情。如农村里那个是地主，地主家里的情况如何，分田如何分得公平，也只有当地的农民才了解得最清楚。干部若想自己搞，不但搞不通，也就是自找苦吃。在长沙有一位干部对我们讲，有些不了解情况的干部，认为农民不能把阶级划清楚，于是他自己搜集资料，自己划，划了三天三夜，眼睛都划肿了，结果仍没有划好，闹得农民不满意。还有一个干部，在分田时，他把全乡的土地丈量，按士地的面积分配，他忽略了地的肥瘠，水路的来源，距离公路的远近，结果也是行不通，但这些事情，只有把基本的几个条件，告诉农民，农民就会很准确的把阶级划好。据我们所知道的，由农民自己来划阶级，很少有划错的，每乡最多不过一两户，这在经过复查时，就可纠正。同样的，田地的多少，也要靠农民自己决定，我们看见的，是在一乡之内，组织若干看田小组，组员都是富有经验的老农，某块地出产多少，全凭他们的经验去看，我们曾作过一次考验，发现每组内的组员五六人，所报的产量数目，相差很少，经这样的作法，农民才称满意，才能使分田得到合理的解决。由上面两桩事来看，干部就是想包办也办不了。有一位干部说得好，“那一个人想包办，最好就叫他办，那也就是要他的命。”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说，大多的干部，都是诚心诚意想把工作做好，上面个别的例子，虽然犯了包办的毛病，但在那个干部的本意，还是不辞劳苦的想把工作搞好，只是因为缺乏经验，因为不了解农村里的情形，偶尔走了一点弯路，但发现弯路以后，马上就更正了。土地改革对于多数干部都是一种新的工作，即算个别的已在其他地区有过土地改革的经验，但是否就可把他以往的经验，全盘搬到新区里运用。这还是一个问题。所以每一干部必须由工作中学习，得到经验，这就是所谓“边学边作”，既然是在那儿“学习”，就得用一番工夫去摸索，摸得坏的，马上丢掉，摸到好的，马上抓着，天下的事，没有一样可以走一条直路而可达到的，必须由错误中学习到真理，土地改革当然也不能例外，所以有人说，土地改革是在扭秧歌，偏左了，朝右走，偏右了，朝左走，在我们看见的干部中，都已有了丰富的经验，至少在我们短时间内，没有看见什么偏差。干部若作对了一百桩事情，错了一桩，这一桩在地主的口里，就可以兴风作浪，再传到了城市里接近地主的人们，又可以添枝加叶，结果是好事一字不提，坏事完全说尽，这就是城市里所常听见的所谓干部包办的偏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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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干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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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部到了乡间，可以说是单身独马，走入战场。在有些地区，地主的势力非常雄厚，他们对待干部的方法，无非两种：一种是武的，就是直接收买狗腿子暗杀干部，因而在初期土地改革中，干部因此牺牲的，不在少数，从这一点看，干部领导土地改革，真是“你一枪，我一刀”的和地主在那儿作战，另一种是文的，就是用金钱和女人的利诱，但绝大多数的干部在这种环境里，都能屹立不动。干部初到乡间，尤其是在发动群众的阶段里，住食都在贫雇农的家里，我们曾数次访问，极贫的农户，一个床上睡四五个人，仅破棉絮一条，气味触鼻，没有帐子，（帐子在北方好像是奢侈品，而在湖南是必要的。）房屋残漏不堪，窗户四面透风，用干部的口吻来形容，是“八方风雨会中州”。吃的饭是一碗糙米饭，两个红辣椒，北方去的干部，初到乡间，特别感到困难的，就是吃的问题。他们在整个土地改革期间，（约两个半月）每日睡眠的时间，少则一二小时，多则四五小时，随时有事，随时起床，我们知识分子的生活，和他们对比，真是相形之下，未免惭愧。我们只要事情稍微多一点时，就是怨天尤人,并且动不动就发脾气，而土地改革的干部，在那样环境之下，可以安之若素，尤其是对农民的态度，永远是和蔼可亲，我们每个人都深深的感觉到，他之有今日的成就，是党教育了他，他们心无二念，唯一的愿望就是舍死忘生的为人民服务。
+
+　　由这次参观土地改革，我们对干部有了深切的认识，他们是使我们走向新社会的前哨战士，他们的功绩和我们在朝鲜保家卫国的志愿军是相似的、我们对志愿军曾作过各种的慰劳，而对一般土地改革的战士，不但没有慰劳，没有同情，相反的，在城市里环绕着我们的，却是不少站在地主一方面的流言，说干部如何的偏差，这该是如何的不公平？我们觉得每个人都有这种义务，向城市里一般不明了土地改革真相的人士们，传达土地改革战士的真象，使全国人士不仅要看到朝鲜的志愿军战士，而且不应忘掉了在广大农村里，领导着亿万农民作斗争的土地改革战士们！拿我自身来说，虽然已是参观土地改革完毕归来，但一般干部的实事求是，忘我爱国的精神，对我的启发和教育，还只是刚刚开始，我希望这些收获将在我的生活上，永远发生效力！为了表示这次的收获，我特向土地改革的战士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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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土地改革和改造思想》，光明日报社，1951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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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林庄：斗争地主是由干部挑拨起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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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京大学教授　郑林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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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华东苏南区参观土地改革回来，在一个场合和一些朋友谈论到这个问题，有一位朋友问及：在乡间斗争地主是由老百姓自发的呢？还是由下乡的干部挑拨起来的呢？现在让我就这一个问题来讨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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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斗争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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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斗争地主？我的答案是：据我在乡下看到的实际情形，要想彻底打垮地主阶级的威风和满足广大农民的合理要求，就非要采取斗争地主的方法不可。苏南区在土地改革开始的时候，曾经有一些人以为在全国胜利的情况下，有了政策法令，地主阶级就会规规矩矩地来接受土地改革，用不着再来发动农民进行激烈斗争。但是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凡是采用“和平分田”的地方，那里的土地改革都没有做得彻底，等到土地改革工作队一走，地主们依然调皮起来，农民们的情绪也就随之低落下去。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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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封建制度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地主阶级历代都靠剥削农民来过其养尊处优的生活。今天要拔掉他们寄生的根基，他们是绝不会自甘灭亡的。在吴江县，干部们曾经从地主呈缴的地契上，发现四角都有按钉的针眼。后来到镇上的照相馆一调查，果然有许多地主在交呈地契之前，预先拍照存底，妄想有一天能够复辟，以便当作追回土地的凭据。还有当美帝发动侵朝战争越过三八线的时候，地主就更加猖獗起来，到处说“美国已经打到朝鲜了。”农民的知识有限，不知朝鲜是什么地方，竟误作安徽的巢县。这一下可把他们给吓住了，就不敢向地主进攻。这说明地主在今天还是不老实的，是不会规规矩矩地来接受土地改革的。
+
+　　第二，地主阶级是十分狡猾刁钻的，过去他们在乡间用着各种巧妙不同的手法来掩盖他们的剥削本质。例如吴江县震泽区开弦乡的一个叫做周宝山的地主，他从前在乡间专以小恩小惠蒙骗农民。农民受了他的欺骗，就看不出他的凶恶的本性，反而称他“宝山先生”。开弦乡是吴江县土地改革的重点试验乡，在去年10月间进行土地改革时，就让他逃过人民的检举，没有给他应得的惩治。可是他并不因此老实低头，还不断制造谣言来扰乱革命秩序。他曾恫吓一个民兵说：“蒋介石快回来了，回来了先杀你们民兵。”后来农民经过教育，阶级觉悟提高，就要求回头斗周宝山。他得到了风声，就乘隙逃跑，经过多方的追查，才把他抓回来。我们下到区里的第3天，正遇到乡里开公审大会斗争他。在会上，经过多方面的控诉检举，拿出了人证物证，才清楚过去乡里发生的许多罪案，都有周宝山在背后策动。经过这番斗争之后，乡民才看出了封建地主的真实罪恶，才知道土地改革是对他们有切身利益的。会后一位农民说：“我现在才知道，不除掉周宝山，开弦乡没有好日子过。”由此可见，不用斗争的方式来揭露地主阶级的真实面目，农民们的阶级觉悟不会提高；阶级觉悟不够高，农民们就不会好好地巩固和发展土地改革的胜利果实。
+
+　　第三，不经过斗争，地主们是不会坦白的。在我们参观小组经常住的那个乡里，有一个地主叫做徐明阳。在办理土地登记的时候，最初他只登记了20多亩田。因为吴江县的地主占有土地的平均面积是30亩地，因此他就故意少报，企图降低自己的成份。不过农民知道他的土地不止此数，于是就和他连续开了三次说理斗争会。每次报出的地亩数都屡屡增加；到最后一次，一共报出97亩来。但是农民认为他还有隐瞒，就把他送县押扣，详细盘问，直到我们离开的时候，还没有把他的全部土地查清。
+
+　　从上举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地主阶级是十分顽强刁猾的，绝不会自甘消灭，随时随地都在阴谋复辟，以图再骑在农民的身上来进行剥削和统治。可见为了彻底废除封建统治，为我们国家的民主化工业化开辟道路，在土地改革中对地主阶级展开激烈的斗争实是极端必要的。
+
+## 是不要斗，还是不敢斗？
+
+　　有些人也许会有这种看法，认为有些地方的农民对于地主并没有多大的仇恨，他们并不要斗争地主。据我从实际中得到的结论，却完全相反。农民不是不要斗争地主，而是不敢斗争地主。关于这一点，也可以举一个实例来说明一下。
+
+　　在震泽区的庙头乡里，有一个恶霸地主吴忠康，在国民党匪帮时代做过伪乡长，绰号东霸。他又当过国民党的民团连长，又称独脚（唯一之意）连长。他经常怀着盒子枪，到处欺压农民。乡间妇女遭他强奸的有18名之多。农民被他害死的也有2人。在敌伪时代，他真是横行一乡，他看上谁，谁就遭殃。就是解放以后，他还是不老实。他散布谣言，说：“桃花开，国民党又来。”又说：“国民党回来、又是我吴忠康的天下，怕谁不服！”农民们受到他的威胁，更加不敢说话。因此在去年11月，土地改革工作队到乡里工作，群众总是发动不起来。后来经过调查，才发现底蕴，于是集中力量来发动乡中的积极分子，反复向他们说明人民政府绝对会替人民作主。这样才开成了一个公审大会，组织农民跟他进行控诉和斗争。以后，人民法庭也及时地根据了群众的要求，依照法令，把他判处死刑。从此以后，庙头乡的农民们的情绪大大提高，都积极地参加土地改革的工作。
+
+　　这一事实说明，农民并不是不要斗争地主，而是在没有摸清政府的政策，还没有把握之前，不敢动手。也许还有人会觉得，乡村中这种恶霸地主究竟不多，一般地主不会像恶霸地主那般欺压农民，农民对地主也不会有太深的仇恨。其实这种看法也是不正确的。地主们没有一个是老实的，过去没有一个不是作威作福专门欺压农民的。农民们对于地主也是没有一个不有仇恨的，没有一个不是见到了地主就害怕的，因为地主们掌握了乡间的经济权和政治权，对农民的生杀予夺都把在他们的手里。所以今天在群众业经发动起来的乡村中，和农民谈起斗争地主的事情，没有一个不是兴高采烈的，因为这正符合了他们的要求。可是在没有去掉他们的顾虑之前，他们是不敢动手斗地主的。
+
+## 是教育，还是挑拨？
+
+　　因为农民还有顾虑，还有恐怕地主的心理，在发动土地改革的最初阶段，就必须首先教育农民——启发他们的阶级仇恨，向他们说明政府的政策法令。
+
+　　过去地主阶级不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控制了农民，就是在意识上也照样控制了农民。他们经常向农民散播一些迷信的观念，不断给农民贯注各种宿命的论调。说什么“靠天吃饭。”说什么“穷靠富，富靠天。”说什么“命里注定终归有，命里无份莫强求。”像这些说法，都是替地主阶级服务，用来模糊农民的阶级意识，掩盖地主的剥削本质的。经过长期的蒙蔽，农民就养成一种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性格，把一切苦难都看作命里注定，而不知道这是人为的灾祸。农民们一天不去掉这种意识，他们一天也不能翻身。所以说，农民要翻身，必须先翻心。
+
+　　据工作干部们告诉我，教育农民的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替他们算算账。只要替他们算清楚，过去他们交给地主的一共有多少租米，一共够地主购置多少田地，农民就会明白过来，了解地主能够占有大量土地，并不是由于命中该有，而是从他们身上剥夺去的。当农民们明白了这番道理之后，他们就会自发地组织起来，向地主进行斗争，讨回他们自己的劳动果实。试问这样一种揭发事实真相的工作，是一种教育呢？还是挑拨离间呢？
+
+　　我下到乡下去的时候，那里的土地改革工作已经做完了宣传教育的阶段，所以没有亲眼看到这一过程。可是当我在乡间的十多天时间中，我仍不时看到领导工作的同志们随时都在进行教育农民的工作。正如饶漱石主席所说，“土地改革对地主是革命，对农民却是教育改造。”有一次在分配土地的时候，有一位分配小组的组员（分配小组是由选出的农民组成的。）提议，把分配剩余下来的土地随便给地主一些就可以了。领导工作的干部立刻就从旁启发他，使他明白应该给地主一个从劳动中来改造自己的机会，所以给地主的土地也应该照顾到能否便利他去生产。假若干部们是存心和地主作对的，他又何必这样来教育农民呢？还有一次在复查一个已经划为地主成份的家里的土地亩数时，工作干部一时不留心给他多加了1亩地。可是农民们坚决说他没有这些地。这样前后算了3遍，由农民把地主的土地，一块一块地报清，仔仔细细地加在一起，直至纠正了这个错误为止。这一事实说明了，农民的眼睛是清楚的，心地是纯厚的，如果是非曲直不对头，任何人都不能挑拨他们。所以我说，发动土地改革，教育农民是必要的，但这绝不是而且也不能说是挑拨离间。
+
+　　来源：《土地改革和改造思想》，光明日报社，1951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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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7 @@
+# 朱光潜：检讨靖生富：西北土改所见之一
+
+　　<北京大学教授　朱光潜>
+
+　　西北土改参观团为深入农村，了解情况起见，决定了不采取走马看花的方式，向西北土改委员会表示，要随工作组干部长驻一个乡村，和农民住在一起。西北土改委员会就指定了我们往长安县五星区十一乡东大村，这里情形比较复杂，选定了做长安县第二期土改的工作重点。东大村靠近终南山的北脚，有人口1900余，户300余，水旱地共5千多亩，集中在地主手里的约23％。关中区地主所占耕地总面积平均约5％，东大村土地集中的百分比所以是比较高的。地主势力大的地方，剥削多，农民生活必定特别艰苦，这在乡村中是通例。东大村农民占地少，田地收入不能供一季的食粮，“靠山吃山”，贫雇农大半靠上终南山打柴扛板过活。雨雪天不能上山，他们就得挨饿。我们做第二期土改时恰是雨雪天，东大村300余户中已有100余户断了炊。这地方在解放前可以说是一个“藏垢纳污”之所，除着地主恶霸的剥削欺压以外，匪、赌、吸贩毒品的风气很盛，保甲长比别处更腐败，一贯道徒也颇不少。解放后，东大村也成立了农会，有男女会员300余人，但是农会干部是极不健全的，贪污、包庇地主，欺压农民，甚至吸贩毒品，作风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的保甲长差不多。
+
+　　土改前乡村干部的腐败者很多，东大村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一个典型。土改所遭遇的第一个迫切问题就在这里。工作组干部只处在发动和领导的地位，土改的执行机关却是农会，这就是说，农民自己和他们所选的干部。工作组干部不过三五个人，只是在土改期内住在乡村里。要对恶霸地主进行激烈的斗争，自始至终都要靠群众，所以土改工作的好坏以群众发动的程度高低为准。农会干部坏，群众对农会不信任甚至鄙视，不愿踊跃参加，就发动不起来。斗争恶霸地主要队伍整齐，力量壮大，农会干部自己阶级立场站不稳，暗走地主路线，斗争就不会彻底激烈，也就不会成功。土改的内容不但是经济的，尤其是政治的。如果任农会干部坏到底，土改就不能彻底和顺利的进行，健全的乡村政权不能成立；工作组干部离开之后，地主反攻，一切就会回到土改前的状态。所以土改的中心工作是发动群众，而发动群众又必从整顿农会干部，加强内部组织，建立群众对于农会和乡村政权的信任做起。东大村对这件工作做得很好，值得特别介绍。从这一件工作上也多少可以见出土改工作的全面。
+
+　　我们随工作组于2月19日到了东大村，召开了乡农会干部会议，由乡村干部介绍了当地情况，当时还看不出乡村干部中有什么问题。住定后我们即分组访问，对象特别着重贫雇农，目标侧重农民对于地主和乡村干部的反映意见。群众对于地主剥削和破坏土改的情形，还比较肯说；问到干部作风，他们大半都说：“很好，没有什么”，偶尔有稍微表示不满的也只含糊其辞，不肯直说。农民尽管心里有话，但怕说出来遭报复，惹祸事，所以大半是“哑吧吃黄连”，让它“苦在心里”。最后，我们发现了几个被村农会主任靖生富洗刷出农会的农民，才逐渐从他们的口中探听出靖生富的一些不良作风。为了深入了解起见，工作组特派一个农民出身的干部，住在那几个农民的区域，进行较彻底的调查，又采用连串诉苦的办法，得到了许多关于靖生富的材料。
+
+　　靖生富本是一个贫农，据一部份群众的反映，他在解放前在终南山里当过土匪。解放后东大村原任农会主任升任了乡农会主任，村农会主任出了缺，靖生富自告奋勇向农会说：“主任既然没人干，就让我来干吧”，群众不敢说一个“不”，于是靖生富就当了东大村的农会主任。他引用了一些亲信当委员和民兵队长。去年征公粮，他多征了306石，没有缴入仓库，也没有报销。有一个农民在粮单上漏列了，靖生富私向他索米2斗，就让他漏了粮。村里唱戏，他擅派每石粮出米5合，大半上了他的腰包。群众要算他的账，算出了弊病，曾经让他坦白过一次。但是事后他把主张算账的那些农民藉故一一洗刷出农会。他在农会里一味独断独行，不准群众说话，有人反对他，他就“扣帽子”说他们是“反动派”，“捣乱农会”。他殴打过许多人，有一次邻家一个妇人寻他说理，他睡在床上，没穿裤就跳下床打她一顿。最严重的是他的阶级立场不稳，常在地主家吃肉喝酒，帮助地主夺佃，卖田，转移财产。他的亲信张福堂在农会里当调解委员，贩卖白面，资本据说是他出的。群众都很恨他，但多数却都敢怒而不敢言。土改工作组到村以前，他威胁群众，不准对他反映意见，他说，“土改工作组走后，凡是说我坏话的人一刀子一个，让他们西瓜落地”！
+
+　　这里显然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靠这样贪污腐败的一个农会主任所领导的农会来执行土改工作一定是要失败的。所以工作组干部会议的结果，决定把检讨靖生富和扩大农会作为第一阶段的中心工作，也就作为发动群众的一个起点。村干部大半与靖生富有伙伴的关系，有走地主路线之类毛病的也很多，初来打击面不宜广，还要设法扫除他们的顾虑。于是第一个步骤便是召开村干部座谈会，先把他们的思想搞通。工作组先说明整顿队伍的重要，次将群众所反映的关于靖生富的材料公布出来，然后征求村干部的处理意见。村干部多数主张检讨他，免他的职，甚至于洗刷他出农会。这样一来，工作组的原定计划就通过农会干部决议的形式去推行了。第二个步骤便是扩大农会，不但把靖生富所洗刷去的积极分子收回来，还吸收些本未入会的贫雇农，和比较积极的中农。这一着是必要的，因为群众愈多，力量愈大，检讨也就愈易成功。群众的基础既稳固了，第三个步骤便是召开积极分子会议。这些积极分子都是受过靖生富欺压的。他们的材料需要找出真凭实据，类别需要整理，在检讨会中说话的次第先后须预先安排。这个会等于正式检讨会的预备会议。人证物证是特别着重的。一切都准备就绪了，还有靖生富本人的思想要搞通，第四个步骤便是工作组干部轮流和靖单独谈话，把人证物证都举出来，使他自知罪无可逃，然后对他施以启发教育，要他对群众认错，并且要他明白只要保证改过自新，农民还是把他当作自家人看待。他明白了，答应照工作组的意思去做。
+
+　　这一切步骤都走过了，于是正式开群众检讨大会。当天有小雨雪，道路泥泞，全村人男女老少都来参加这大会。工作组说明政策之后，诉苦的群众便依次上台向靖生富面对面诉苦说理，并且要求随问随答。起头时靖生富有时还抵赖，或是纵承认错误也不很诚恳。群众不满的情绪激昂起来了，喊“拉下来打”！的声音愈来愈高。工作组便启发靖生富，要他坦白诚恳。他一生中第一次认识了群众的力量，原来初上台时神色很镇定，后来腿子发抖了，不得不坦白诚恳了。诉苦的秩序大致很好，只有一个农民诉到伤心的时候，突然打了靖生富一耳光。工作组立加阻止，并且说明打人是违犯政策。事后那个农民又自动上台，向群众承认自己打人是错误。诉苦完了，工作组干部向群众征求处理的意见。多数人主张撤职之外还要洗刷出农会。工作组原拟的处分只是撤职，理由在靖生富原是贫农，站在依靠贫雇农的阶级立场上，我们应该把他当作自家人看待，加以教育改造，不宜把他逐出反封建统一战线之外，至被敌人利用。工作组把这番道理向群众说服，靖生富又向群众保证改过自新，在土改中有积极的表现，于是群众才勉强答应留他在农会里。
+
+　　这次检讨大会有两个插曲。一个是农会调解委员张福堂贩卖毒品的处理。人证物证都摆在台上了，张福堂也经过检讨认错了。工作组原拟给他和靖生富一样的处分。群众却高呼“送法庭枪毙！”工作组再拿阶级立场的道理进行说服，这次群众却不答应了，集体地退出会场表示抗议，并且喊着“卖白面的还当农会会员，我们都回去贩卖白面吧！”当时会场秩序紊乱，工作组组长不得不亲自下台用好话去请群众回来，说“开会原是要商议，这个处分不妥，就要商议别的处分”。群众回来了，另一工作组干部说明政府已有干部贩毒受枪决的规定，却还没有普遍传达到乡村，工作组在这方面没有把宣传教育做够，应自行检讨。他提议把张福堂洗刷出农会，并且要他立约保证不再贩毒，定下生产计划，力求劳动改造，由全村群众监督他去履行。这样才把群众的气忿平下去，上面的提议被采纳了。
+
+　　另一个插曲是农会主任继任人选问题。工作组原拟暂由副主任代理，等待在土改中发见合适人选，再行改选。群众不同意，要求立刻改选。一位对抗战有功勋的贫农被提名，立刻在全体欢呼中通过了。
+
+　　大会结束之后，工作组干部随即开会检讨这次大会的缺点。大家公认靖生富的检讨算是成功，两个插曲却显出干部的草率急躁，对张福堂案低估了群众情绪，对继任人选问题事先未在群众中进行酝酿，对这两件事事先了解情况的工作都没有做够。
+
+　　检讨靖生富之后，农会继续扩大，群众对农会有了信任，对工作组有了信任，对自己的力量也有了信任，大体上算是发动起来了，接着就进行对恶霸地主的斗争。
+
+　　这次的检讨说明了很多事实。第一，土改的内容不仅是经济的，尤其是政治的，它从头至尾是发动群众，给群众以民主政治教育和训练的工作。土改完成了，乡村中就建立起健全的政权，人民民主专政在乡村里就“生了根”。其次，土改工作组干部都以民主作风去彻底贯彻政府的政策，对一切措施事先都有缜密的计划和广泛的酝酿，事后都有深刻的检讨，勇于认错和改错。第三，土改后的农民不是过去的农民了，他们已经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和民主政治的训练，有团结组织，有能力运用自己的政权，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他们不但是“翻身”了，而且简直是“脱胎换骨”了。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望见社会主义的光明的远景。
+
+　　来源：《土地改革和改造思想》，光明日报社，1951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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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9 @@
+# 郭沫若：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讨
+
+　　<郭沫若>
+
+　　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一件很好的思想教育工作，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实际问题具体地联系了起来，使很多读者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我自己也就是深受启发的一个。
+
+　　一直到今天为止，凡是我所能接触到的有关《武训传》的批评文字，我差不多都读到了。我觉得谢兴尧先生的《武训其人其事》（《人民日报》五月三十日）写得比较具体，特别是所附的“武训活动时期以华北为中心的国内大事表”及“武训捐资兴学收支表”，使人们对于武训的真相可以一目了然。
+
+　　经提到武训，而说陶先生比武训更好。（原诗被收入《蜩螗集》，因手中无书，原语无从引出。）
+
+　　我是犯了错误，主要的原因是不曾从本质上去看武训，而且把他孤立地看了，更不曾把他和太平天国与捻军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看。今天武训的本质被阐明了，武训活动当时的农民革命的史实也昭示了出来，便十足证明武训的落后、反动、甚至反革命了。对于这样的人而加以称颂，的确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
+　　我最不应该的是替《武训画传》——可以说是电影《武训传》的姊妹，题了书名，还题了辞：
+
+　　“在吮吸别人的血以养肥自己的旧社会里面，武训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他以贫苦出身，知道教育的重要，靠着乞讨，敛金兴学，舍己为人，是很难得的。但那样也解决不了问题。作为奇迹珍视是可以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里面，不会再有这样的奇迹出现了。（八月十一日）”
+
+　　那是去年八月十一日的事。《画传》的编者李士钊先生早就写信来说：他在革大的学习结束了，他编的《画传》要在《光明日报》上连载（不知怎的后来并无此事），要我题个书名并写点意见。我勉强地应付了，这实是我的错误。我当时是应该负起责任来，劝阻《武训画传》的出版的，不仅没有劝阻，反而尽了帮助宣扬的能事。
+
+　　虽然我的题辞多少含有批判的成分，并惹得编者在他的自序中驳斥了我，但批判得十分不够。而且在基本上还是肯定了武训其人，而其基本的原因也就由于并不十分知道武训其事。放高利贷来兴学，所兴的学又是要叫地主阶级“子子孙孙坐八抬大轿”的，这有什么值得“珍视”，有什么“很难得”呢？武训不仅没有意思“解决问题”——使老百姓翻身，他反而在增加问题，使问题更不容易解决——使老百姓更不容易翻身。这又算得什么“奇迹”呢？反革命者在封建社会里要维持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本来是极其寻常的事。
+
+　　满清末年的武训和蒋介石匪帮统治时期的吴稚晖，大体上是一个类型的人物，虽然他们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而知识水平也不能相比。但吴稚晖容易认识，而武训比较不容易认识，原因是武训和我们的时代相隔较远，历史的真相模糊了，而又不曾加以研究，那就更加容易为一些表面上的刻苦行为所蒙蔽了。因此，武训的以身作则的奴化教育，事实上是比奴化教育本身，尤其值得诅咒。
+
+　　经过了这一次的讨论，我是受了很大的启发的。没有经过仔细的研究随便发言，没有经过慎重的考虑随便替人题辞题字，这种不负责任的小资产阶级的老毛病，我已下定决心加以痛改。我诚恳地向读过《武训画传》的朋友们告罪。
+
+　　（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
+
+　　來源：1951年6月7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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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1 @@
+# 我对地主家庭的态度
+
+　　<杭州市人民政府建设局、何金丰>
+
+　　以前我一向认为自己家庭对别人是没啥剥削的，即使有也是轻微而无足轻重的。经过这次土改学习，我深深地感到自己是吃剥削饭长大的，是一个地主的儿子。
+
+　　最近家中三天五天的来信诉苦，说农会压迫家里，又说祖母病笃，定要叫我速急回家，我真不懂，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土改明明是公平合理的事，为什么说农会压迫家里!?向地主进行斗争正是理所应该；至于说祖母病吧!为什么又这般凑巧，要是果真生病，我又不会医治，为什么就一定要我回家呢?!从这里我体会到地主的诡计，他想以革命身份的儿女来当护箭牌，甚至威吓农民。
+
+　　现在我是一个革命机关的干部了，一年多来的学习我深刻的认识到过去农村中不平等的事实；在夏天，地主可以在庭园纳凉，在冬天，地主可以在炉边取暖，而农民就非要下田上地不可?!不管是火伞似的太阳，也不管是积雪未溶的天气，从早到晚，从夏到冬，一直流血流汗，还说是老天爷叫农民这般命苦?!就说我父亲吧!虽则有点胃病，但是要是农民生胃病，他就不能不下田了。而土改正是广大农民的翻身运动，否则生产就不能提高，工业就不能发展，因此我坚决的站到农民的一边，积极的支持土改运动，决不做葛风第二，保证做到不包庇地主，不听信地主家庭一切形式的诉苦，并尽量写信说服家庭，老老实实地听从政府法令。向农民认罪低头。
+
+　　来源：《文汇报》1951年2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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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1 @@
+# 李蕤：从土地改革前线归来
+
+　　<河南省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任　李蕤>
+
+　　1950年上半年，我随着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创作组，参加了许昌地区的土地改革，回来之后，一方面自己觉得体会到不少东西；但另一方面，却也有一个苦闷，就是，“看不到激烈的斗争”。虽然自己也知道“斗争是无处不在的”，但总觉得斗争并不十分激烈，还没有深深体会到土地改革是“第二场严重斗争”那句话里“严重”两字的真正味道。
+
+　　那原因是，第一次参加土地改革的时间，是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的气势把蒋匪赶出了中国大陆，并消灭了土匪和恶霸的武装抵抗；农民在乡村里，占着绝对压倒的优势，地主阶级看到背后的冰山倒了，“变天”无望，除了一部分地主还凶恶地反扑外，一般的地主，多是膝盖上绑着破鞋，准备向农民磕头求饶的，人民和政府是向来宽大的，在当时的形势下，便宽大了他们，而且往往宽大得出了政策的边。这样，斗争的威力，看来便不够“激烈”；另外一方面，便是我们参加的方式问题，第一次，我们虽也曾这样说：“反对走马看花”，“不要置身在斗争之外”，但是，从实质上说，我们仍然如同一个刚刚组织成的“战地服务团”一样，尽管出入战地，但“参观”的味道仍然很浓，那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土地改革工作员，我们是“文联的创作员”，我们也做土地改革工作，但我们要求给我摆一个“随时抽下来也不影响工作”那样的地位，我们还有自己的小领导系统，随时还可以“集中”起来讨论创作。实际上，这样的摆法，就命定了我们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成为“点水的蜻蜓”。如同一个在浅滩上的游泳者，想下水便下水，想站起来便站起来，却反说看不到惊涛骇浪。
+
+　　第二次，就完全不同了，首先，我们收了自己“创作组”的小旗，我们被编为省土地改革委员会的土地改革工作员，最先还想要求些照顾（大家尽量离近一些），但下去以后，随着工作，便分到许多“战壕”里了。每一个人具体负责一个村或一条街。除非你有决心不让你工作的那个地方农民真正翻身，否则你便得老老实实担起担子，在问题前面用脑子，在不明确的地方摸索，在错误中碰钉子，和农民一道在挫折中焦急，在胜利中欢喜。另一方面，当美国侵朝战争爆发之后，地主阶级利用农民和他半年的休战（春季土地改革后即集中搞生产，不少地区忽视了结合生产继续向敌人作斗争）的空隙，利用我们的宽大政策在执行中成为“宽大无边”的空隙，敌人再不是像半年前那样，膝盖上绑着破鞋准备跪倒投降的敌人了，他们从“蠢蠢思动”到“气焰万丈”，到处都恶狠狠照着农民反扑。要农民翻身，便得先打退他们的反扑，这样一开始就是炮火连天的斗争。
+
+　　我们前往工作的地区，是陕州专区的洛宁县。那一个地区，从历史上说，就是农民和地主阶级斗争的“生死场”，贯穿着洛宁全境的伏牛山和洛河，到处染着农民和地主斗争的鲜血。从一方面看，在抗日战争时期，那里便是八路军抗日的根据地，在汤恩伯匪军44天放弃45县的大溃退之后，八路军便在那里领导农民英勇抗日，1947年陈谢大军渡过黄河，那里的农民更很快就举起响应的大旗。它是开辟工作最早的地区。从另一方面看，却又是河南省解放最晚的一片，当人民大军席卷整个中原，千军万马胜利渡江的时候，那里的地主恶霸却还在西山盘踞，不断对农民进行血洗，在那中间，胡宗南匪帮曾两次“扫荡”，后面跟着整个豫西地主集团的“还乡团”。他们捉住农会会员，脱光衣服掷在雪地上用棘针条子毒打，让赤条条的农民在雪上滚来翻去，说：“这就是翻身！叫你们好好翻身！”一直到1949年河南普遍剿匪，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河南军区在伏牛山布置下天罗地网，他们才放下了武器。但他们是丝毫不死心的，有些是往更远的地方逃跑了，有些暂时向人民“投降”，有些把枪埋在地下面，为了怕锈，还用煤油泡着……等待他们的“好日子”。
+
+　　从美国侵入朝鲜，轰炸东北以后，它们自以为他们的“好日子”又要来了，就像逢到热天的臭虫一样，从各个角落又活动起来。造谣自然是最普通的事，他们造出什么“不怕口上口，就怕天上天，日月三人日，将草又满山”的五字帖，口上口是“日本”，天上天对屁股是“美”字，用这暗示明春蒋匪要来，吓唬那里已经受过重重苦难的老百姓，他们把“朝鲜”说成“曹县”，说美国兵已到曹县，不久就到河南。一贯道也到处造谣活动，说从洛阳的“透天仪”上看到太劫不久就到等等。此外夺佃，往送公粮袋子里装黑信，挑拨宗派斗争，篡夺农会，揑造事实写黑信告干部，……更是各处都有。已经斗过的恶霸，房子已经分给农民了，这时候恶霸的婆娘子出来威胁农民：“……我的房子，你住是住，可别生煤火，把我的房子薰黑了！”有的地主说：“我的儿子在毛主席那里做大官，你们要留留后步……”，有的从教育所里回来，比从前更威风，满口政策长，政策短。当然，这还不算，最严重的还有很多，在我们到以前，特务趁着大风雪，割断了好几个乡的电线，有一个乡的乡主席，赶集摸黑回来失了踪，许多天连尸首也没有找到。
+
+　　农民是需要土地的，可是，在这种情形下，没有一个农民有心情要土地，有些人种着地主的地，条件是“自种自吃自负担”。但大半另立有一张文契，“三年为满”。地主还在他们的耳朵边吹风；“哼，现在要人家的地，过些时叫他屙也屙不出来！”农村的干部们是担心着“黑枪”，因为“自己站在明处，人家站在暗处”。乡村干部的母亲们本来早已放下心了，这时又开始纷纷劝儿子不要再干。神婆子又开始下假神。破庙里的泥像前又开始香烟缭绕。阴阳古怪的空气一齐扑入乡村。
+
+　　能和地主妥协么？农民知道不能，怕他们么？农民也并不怕，但是农民却怕一件事，就是政府不给农民撑腰，怕政策“宽大无边”。在县各界代表会上，每一区，每一乡，每一小组的讨论会上，都能够听到农民对执行政策中“宽大无边”的“怨声”，一个民兵队长，诉说他们怎样自己凑盘川跑了几千里捉回大恶霸，可是押起来后却几个月“不长不圆”，弄得大家再没有继续去捉恶霸的勇气，一个农会主席说：“一个几十条人命的恶霸，捉回来后，乡里不准打，不准押，送到区里吧，咱还没有回来，人家又跟着屁股回来啦！回来还到你脸前幌幌说：‘咋？也没拔我一根汗毛……’。一次两次，谁还敢惹人家？”
+
+　　轰轰烈烈的反恶霸斗争，便是从这个基础上开始的。敌人的残酷，无耻，阴狠，使人到了不能忍耐的程度。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我们面对着的决不是“失去抵抗”的“俘虏”，而是一群张牙舞爪待机准备扑食我们的野兽。迅速扑灭敌人的反攻，否则我们就要被他们扑过来。这中间，是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的。一阵冲锋号，我们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恶霸斗争，在这里，我们体会到我们国家机器的威力，也看到了群众的力量，当政府严厉惩办恶霸和不法地主以后，许多地区，农民就自动的把恶霸逮捕起来，后来经过法律手续的判决，杀了一批，关了一批，管了一批，只十几天的战斗，地主阶级的凶焰便打退了，土地改革工作才扫清障碍。
+
+　　在这一阶段里我体验到，阶级感情的确立和巩固，“温情主义”残根的铲断，并不是件说说便能做到的事。在书本上，我们老早便接受了“对敌人仁慈便是对人民残忍”、“不能因为狗的落水便怜而不打”这些道理，但那是从书本上来的，未在斗争的烈火里烧过，锻炼过，只是个空洞的认识。我应该坦白承认，过去我虽然读了一些革命书籍，反对“人道主义”，但我却有严重的“人道主义”的倾向，我是个“心肠软”的书呆子，平常，我禁止我的孩子们无缘无故的伤害一条蝼蚁，在旧社会里，我从不看刑场杀人。但在这一次土地改革中，那些罪大恶极的土匪恶霸特务，不法地主，却锻炼“硬”了我的心肠。有一个姓朱的恶霸，为了抢人家的女儿，把人家的儿子抓去当兵，又暗杀了人家的妈妈，后来还把那老太太的死尸熬成“人油”替他的儿子擦疮；有一个恶霸，在胡匪扫荡时，杀死农会会员，卖了死者的媳妇，抢光了他的财产，还说：“你们下三辈子子子孙孙都不能利落”；有一个恶霸，为了看中了人家的地“风水”好，白白夺了人家的地不算，还强迫人家在五黄六月天把刚埋下的爹娘立刻从地上扒出来,……。自然，他们每一个都不是孤单单的就这一两件罪行,那一个都是满手鲜血。这些“人”，除了一张“人皮”以外，又有那一点是人呢？这是一群毒蛇和蝎子。如果我们不会对臭虫、苍蝇、老鼠、结核病菌怜悯的话，我们也就不会对这些“人”有任何的怜悯。
+
+　　反恶霸斗争，也不过是打败地主阶级政治上的气焰，打退他们最明显的反攻，在经济上消灭地主，就更不容易。这次下乡，我很希望找到一个“开明地主”研究一下，但是可惜得很，从始至终也没有找到一个。有几个，在划阶级的时候是很“明”的，满承满招他剥削，他有罪，农民说他一句，他自己就说他自己十句，骗得老实的农民头昏眼花，当场给他鼓掌，称他为“开明地主”，叫别的地主也照他学，但是，到了没收的时候，他的“开明”就又不见了。特别是没收地主粮食的时候，更是一场恶战，在我们工作的那个区里，每一乡，从最后的结果看，平均都没收出几十石粮食，最多的到100石以上（每斗大秤50斤），可是，没有一家地主的粮食是顺顺当当拿出来的，几乎全部都是从柴草堆里，夹壁里，小甕里，小罐里，地窖里，粪堆里，月子婆娘的床下面……搜索出来的，有一家地主，几个月前就要饭，没收的时候只有几升粮食，但在茅厕院里，却一排埋了十几口大河北缸，里面尽是细粮，上面都用土封着，再上面是一堆堆的屎尿，一家地主把麦子用黑矾泡过，然后倾到粪堆里沤烂。他们用一切方法，不把粮食交给农民，因为他们有粮食，就有再作战的“资本”，就还有法子收买狗腿，进行破坏，就还有法子拉拢落后群众，钻农民内部的空子，就还可以不从事劳动，我们工作的哪个乡，在刚刚没收征收的时候，干部和农民，结合人民法庭进行了反隐瞒的工作做得不够，因此在经济上也没有把地主依法应被没收的财产全部没收，地主的威风，就仍然不倒：过年的时候，地主们有的照旧去荡秋千，有的照旧拉胡琴唱戏，有的就公开奚落翻身农民：“吃的啥饭？糊涂？……翻身啦还喝糊涂？”“……那里去？走亲戚？为啥还地下走，你们不是都分了牲口么？”一直到后来，又进行了复查，经过群众调查，结合人民法庭判决，找出最大的地主，破坏最凶的地主，用判决赔偿的合法方式，让他们自己从脚底下挖出埋了几百年的大元宝，埋了几十年的银元，从裤腰带上自己解下结在上面的金戒指，抵偿分散变卖的应被没收的财产，这样，又在经济上狠狠打击了一下，他们的腰板才不硬了，才低下头来，开始想劳动生产的门路。洛宁城关一家地主，在没收时早已分散得“荡然无存”，但经过群众调查，算细账，经过法庭判决，他自己掘开地窖，拿出了13个50两1个的大元宝，我经过城里的时候，农民们正冒着大雪，抬着元宝，吹吹打打，送给邻村的农民（我已经40岁了，看见元宝，这还是第一次。）这50两1个的大元宝，不知道是多少农民多少世代的血泪铸成的，每一次灾荒，在农民饿得像蚂蚁一样死去的时候，它却躺在地下一声不响，而且帮助地主更多的吃人，如今它回到农民手里来，立刻便能变成活牛活马，变成发亮的生产工具，谁看见不高兴呢？
+
+　　随着地主阶级政治的垮台，经济的垮台，在这上面建筑的封建文化也跟着垮台了。洛宁的祠堂之多，祭田之少，神社之多，是很突出的，没有土地改革之前，佃农们除了种地主的地以外，便是种“爷”的地，我工作的一个小村里，便是“马家家庙”“刘家祠堂”“锁氏祠堂”“李氏祠堂”……等，但在土地改革中间，这些祠堂，过去地主藉着死人灵牌统治农民的地方，都变成了公审地主、斗争恶霸的会场。土地改革以后，祠堂里几人合抱的大杨树，很快都变成了识字班冬学的桌凳。“八字”“命运”“茔地风水”，成了笑谈，农民们只用一句话就说明了道理：“地主今天连一个好命的也没有啦？………毛主席一来，咱们每一个人的坏命都变成好命啦。”庙里的神像没有人理了，有些庙塌了，“神”们头上顶块破砖淋在雨里，有些农民自动把它敲碎担走，因为这些老年陈土掺在粪里是最好的肥料。一个唱说书的，因为唱了一段“龙抓熊氏女”，被妇女委员提意见赶走，他们谁也不愿意再听那“小姐”、“相公”、“老爷”、“诰命”一类的玩意。旧的死亡和新的出现，并不是截然两段的。他们经济刚刚翻身，文化要求便紧接着出现了。过旧历年的时候，我工作的那个村里几个小伙子要求拿几件果实里的衣裳演戏，我们觉得一是穿衣在当时比看戏要紧，二是觉得剧团毫无基础，唱起来怕难有人听，就表示缓缓再谈，但和群众一商量，大家却一齐说：“任凭露着肉也要高兴高兴”。几个人一凑，便唱起来。元宵节就高高地搭起台子，而且把戏台搭到十字街口。唱得当然不熟，有时候在台上简直还转不开圈子，可是，男男女女，都看得到半夜还不肯散，洛河南岸，还有人淌着河水过来看的。全乡庆祝土地改革胜利的大会上，原先只有大鼓、旱船、和小学生的秧歌队，但是，大会以后，许多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和老头子都加入了秧歌队，不但大扭特扭，而且还用着十分生疏的姿势跟着小学生更换队形……。过年的时候，他们从集上买来新年画，但他们舍不得贴到门上，怕风吹雨打淋坏了。他们几乎家家都要买一张毛主席的像。为了表示尊敬，他们忌讳说“买”，说是“请来了毛主席。”
+
+　　普通一个地区的土地改革，大约只不过三个月左右。但短短三个月，农村却起着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每一天，每个乡村，每一个农民的脑子里，都在打仗，战争是相当激烈的，战线是鲜明的，经过一场斗争，就出现许多新的变化。拿一个不大恰当的例子来比，像一棵树，在这三个月的风风雨雨里，树上的毛毛虫没有了，缠在它身上的藤葛被折断了，那上面的腐枝和败叶也被摇落了，每一根枝条上，都在抽着新芽。
+
+　　土地改革完成后的农民，再也不是旧的农民了，他们认识了敌人，也认识了自己的力量，他们的眼光，从邻村邻乡“天下农民是一家”，一直扩大到看见祖国的大门以外。一般的农村干部和积极分子，都认识了日本鬼子，美国鬼子，蒋介石，和地主恶霸是一伙伙，都是吃人的野兽，都和农民势不两立。他们不是从道理上知道，是从事实上知道。因为日本鬼子的刺刀，蒋介石的刺刀，地主恶霸的刺刀……都对准过他们的胸口，他们刚刚才一步一步从血窝里走出来，所以他们最懂得怎样用一只脚踏住他们已经打倒了的敌人（地主），也最懂得举起拳头迎击大门以外的重想把他们推回地狱的美国鬼子。因之，每一个土地改革后的地区，紧接着都有报名参军的青年，都掀起了互助生产的热潮，都更清楚地知道了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他们都懂得了看好国门才能看好家门，懂得了锄头多锄一遍前线就多一分胜利。土地改革后的农村，也不是“静静的后方”，而是一个“人喊马嘶的战场”，成为我们支援抗美援朝前线胜利的无穷无尽的泉源。
+
+　　来源：原载《长江日报》，转载于《我们参观土地改革以后》，五十年代出版社，1951年6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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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队员大义灭亲
+
+　　<邱洛>
+
+　　【海门讯】苏北海门县私立能仁小学的四年级同学、少年儿童队的队员张四维，最近写信给海门县人民政府的沈计达县长，检举他的父亲是个反革命分子，要求人民政府处理他父亲。他的原信是这样的:
+
+　　（亲爱的沈县长:）
+
+　　现在正在镇压反革命分子，我在新少年报上看到有个少年队员，他的父亲做了反革命分子，他就不承认是他的父亲。在学校里老师也对我们讲过，反革命分子存在一天，人民就不安宁一天。我听了这许多反革命分子危害的事情，我自己想到我的父亲(叫张义兴，又叫张贤刚)在反动派的时候，也做过反革命的事情，现在我要求人民政府去捉他来让人民处理。
+
+　　最后向你致崇高的队礼!
+
+　　 四年级张四维上五月十二日
+
+　　沈县长在收到张四维同学的信后，曾到有关部门作了进一步了解，知道张四维的来信确是事实，他的父亲张贤刚在解放前曾任海门县第一区区长，在做区长前是时新乡的乡长，在任职期间罪行的确很多。
+
+　　后来，沈县长写了一封复信给张四维同学给予表扬和鼓励，复信上着重的说:“你是个好学生，至少是镇压反革命工作中的模范生。你这种大义灭亲的举动，完全是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的。”沈县长信上并说:“愿你再努力，有什么困难可再来信，必要的时候你也可亲自到我这里来谈!”
+
+　　这一消息传出后，人们都说:“张四维年纪虽小，但这种举动值得表扬!”五月廿三日出版的海门“文教通讯”第二期上还专门发表了题为“张四维的行动值得大家学习”的文章，号召全体文教工作者“要联系张四维来很好检查自己，纠正一切错误的认识，要和广大人民站在一道，大胆的检举隐避在各个角落的反革命分子，自己曾做过反革命工作或参加过反革命组织的，更需立即悔悟，以实际行动来改正自己的错误和缺点!”
+
+　　来源：《文汇报》1951年6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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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3/7/2/000097.txt
@@ -0,0 +1,411 @@
+#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
+　　为了肃清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残余，巩固与扩大上海人民的胜利，保卫人民革命胜利果实，保护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严厉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本会与上海市人民政府，接受各界人民要求，于本年四月廿七日，命令上海市公安局，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上海人民对此无不欢欣鼓舞、兴高采烈，反革命分子气焰大降，人民正气大为伸张。自此以后，各界人民纷纷以控诉、检举等实际行动，参加了镇压反革命的伟大群众运动，并迫切要求人民政府这批已捕的反革命罪犯从速判处。一个月来，经本市公安司法机关反复缜密侦讯，并得到各界人民的协助，经过控诉检举，提供罪证，业已对其中罪行严重的二百○五个案犯拟具处理意见，连同案卷，于日前分别送经市、区两级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复于五月卅日的本市市、区各界人民代表第二次扩大联席会议上，由部分被害人民进行控诉；市、区各界人民代表，对于公安司未能机关所拟处理意见，一致表示同意。现在，此项案件业已送交本会，要求从速核决。兹经本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对于孙匪文兰、黄匪关福、盛匪阿四、江匪阿芳等怙不悛、血债累累、作恶多端、不肯悔改、继续作恶、民愤极大、最严重地损害了国家与人民利益的二○五名反革命罪犯，决定判处死刑；以上反革命罪犯之财产，除酌留其家属的生活费用外，余均予以没收。
+
+　　特此公布周知，并立即执行!
+
+　　此布!
+
+　　 主任  陈毅
+
+　　 副主任  粟裕
+
+　　计开:
+
+　　孙文兰 男 五十二岁，江苏高邮人，住本市天潼路寿荫坊廿六号。
+
+　　汉奸、恶霸、匪首。浑名“五阎王”、“硝镪水”。抗战时期，为日寇收罗人枪千余编为“补充团”，自充团长。枪杀与活埋抗日干部及农民百余人。在苏北海安地区洗劫，鸡犬不留。奸淫妇女达百余人。解放时，招收散兵游勇，组织非法武装，冒名接收，图谋不轨。
+
+　　黄关福 (又名阿关)男 五十三岁，上海市人，住洋泾区张桥乡张桥镇西路一一六号。
+
+　　惯匪，“军统”特务。曾伙同吴兔宝等抢劫船户，一次即杀死七人。又杀死农民叶夏生等数十人，斩碎尸体，炒食人心。强奸妇女数十人，包括其亲生女儿及岳母在内。解放后，藏匿枪枝，并派其子参加匪特张阿六部，阴谋武装暴乱。
+
+　　程伟 (又名程鑅，程小弟)男卅九岁，上海市人，住本市厦门路新庆
+
+　　（里九号。）
+
+　　恶霸、特务。“薄刀党”首领之一。日汪“沪西七十六号”特务，与日寇丸山勾结残害爱国志士，又在嘉兴、吴淞、罗店等处充“侦察队第七大队 长”。开设妓院，专行强奸妇女后，再逼为娼，横行老闸桥一带，将瑞泰柴行之小店主刺戳七刀之多。毛匪森为匪警察局长时，程犯充该局政治警员，残害爱国人民。解放后，冒名接收，并散布谣言，恐吓群众。被捕后，于监狱内仍唆使其他犯人“不要坦白”，居心反革命到底。
+
+　　盛阿四男五十二岁，上海市人，住大场镇北弄四十二号。
+
+　　恶霸，一贯杀人放火，敲诈勒索，强奸妇女，无恶不作。盛犯曾因敲诈不遂，枪杀盛根生儿子，强卖盛某之妻前后达三次，致盛妻发疯惨死。其他被其先奸后卖之妇女有数十人之多。被其吊打、杀害者，不计其数。解放后，继续诈骗及破坏土地改革。
+
+　　徐林其男四十岁，上海市人，住本市大场镇西街四六三号。
+
+　　恶霸惯匪。蒋匪“保卫队”队长，浑名“烧屁股大王”。横行大场，抢劫勒索，专以火油烧人下身，烧杀徐福生及徐友生之父等六人，又曾吊打枪杀王老太太之子，强奸女性。总计惨遭其毒害者百余人。解放后，造谣惑众，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
+　　朱锦堂 男 五十八岁，住真如区江桥乡南宅村十一号。
+
+　　恶霸，惯匪、汉奸，勾结日汪、开设烟馆，贩卖许多妇女，仅一次即将女工贩往福建达十三人之多。在苏州河设卡，敲诈来往船只，结伙抢劫王祥根及朱顺堂家，并将朱烧伤身死。一九四○年，纠合土匪袭击人民武装。解放后继续贩卖毒品。
+
+　　姚季勤男六十二岁，上海市人，住真如江桥乡大宅里二十七号。
+
+　　汉奸、特务、恶霸。自称“土皇帝”，“姚氏五虎”之首。充日汪江桥乡“维持会”会长。勾结日寇，杀害人民，仅一次即杀害抗日人民游击队姚伯桃等十九人，逮捕居民冯老仁等廿九人，并纵犬咬人致死。又设立关卡，强征勒索。解放后，破坏农会，继续反革命活动。
+
+　　江阿芳男四十八岁，浙江奉化人，住本市通北路同兴里六号。
+
+　　汉奸、恶霸，十四岁即与流氓恶霸为伍，鱼肉人民。曾充日寇情报员，杀害潘裕良等店主及渔民不计其数，并用烧红的铁板活活烙死了一位十七岁的青年。又强奸了许多女工。
+
+　　姚启洪 (别名兆平)男 四十二岁，浙江兰谿人，住本市蓬莱路四一一号。
+
+　　特务。曾参加匪复兴社，历充匪“军统”浙江“第一游击队”政治指导员，上海伪警察局蓬莱、北站等分局长。一贯破坏工人、学生爱国运动，被其逮捕的爱国工人、学生计有法电张和生等七人、南洋女中陈淑宜等十三人及暨南大学学生等多人。该犯曾非刑打死张和生。解放时在北站分局烧毁档案，毁灭罪证，恐吓员警，企图潜伏，进行反革命活动。
+
+　　张文潮 男 四十六岁，江苏盐城人，住本市太平弄一五二号。邑庙区
+
+　　著名恶霸，“薄刀党”头子之一。以敲诈赌博为生。曾命其爪牙在徐邦荣所设之烟纸店门板上涂粪，并挂孩尸一具，进行勒索。又强收壮丁费，数万居民、商家均受其害。解放后收买贼赃，殴逼其侄小留种子投江自杀，连续包庇与勾结逃亡土匪恶霸丁育仁、钱正明等进行反革命活动。
+
+　　季锦铭 男 三十九岁，江苏南汇人，住本市长宁路一九五一号。
+
+　　土匪恶霸。勾结日汪，在周家桥一带仗势控制该区粮商，不准商民自由买卖。后充蒋匪“义警大队”中队附，强奸女性，勾结蒋匪军警破坏申新工厂爱国运动，领捉工人应仁华等多人，并仗势殴打居民华承良致死，华妻亦因悲愤而死。解放后，仍勾结反革命分子，在青浦方家窑进行敲诈勒索等非法活动
+
+　　汤如发 男 三十三岁，江苏盐城人，住本市闸北裕通路仁义里一三六号。
+
+　　恶霸。历充汉奸保长、匪“三青团”分队长、匪军副连长。杀害姜扑夫，强奸女性。上海解放前，强拉壮丁三百人左右为匪军筑工事。后潜赴台湾，受蒋匪派遣来沪，进行反革命活动。
+
+　　苏根生 男 四十五岁，上海市人，住浦东沈家弄草庵头三十一号。
+
+　　汉奸、恶霸。抗战时期，充汉奸乡长。亲手杀死姚启明等六人。强奸妇女多人。霸占苏兆林、苏根龙之田地，敲诈草庵一老尼及人民财物。纠集匪徒抢劫。解放后，仍坚决与人民为敌，肆意散播反动谣言。
+
+　　朱德标(即朱桂鑫)男 三十九岁，江苏东台人，住本市合肥路四八六弄七号。
+
+　　码头恶霸。绰号“活阎王”，历充帝国主义的“包打听”，汉奸警局特高股谍报员。在十六铺一至九号浮筒，霸占码头，曾将一临时工自二楼推下跌伤致死，并私设拘留所，非刑拷打无数工人。解放后，仍继续霸占码头，残酷剥削工人，并持手枪威胁工会干部，阻止工人加入工会，不断进行反革命活动
+
+　　徐永林男四十三岁，松江县人，住本市龙华区七宝镇南大街三号。
+
+　　汉奸、恶霸。历充汉奸“民众自卫队”、蒋匪义警，横行乡里。张木堂被其连刺十七刀而死；非刑拷打孕妇杨宝妹，致使重伤流产。解放时为首组织非法武装，捏造番号私刻关防，进行不法活动。解放后，仍继续作恶。
+
+　　胡龙龙 男 四十七岁，上海人，住新市区萧庙乡陈家头胡家弄二十
+
+　　（号。）
+
+　　惯匪。别号“野龙”。曾用绳勒死其叔父，抢劫其财物。结伙抢劫王小妹家，用火油烧王下身，重伤残废。先后强奸女教师等十人，内二人并被其奸后卖去，至今不知下落，霸占赵东生妻并虐待致死。解放后，造谣惑众，威胁群众。
+
+　　叶秉成 男 五十岁，住本市新泾区诸翟乡。
+
+　　恶霸。日寇的联保主任，蒋匪青浦县盘龙、金泽两镇壮丁训练所教官。逞凶殴伤蔡小毛，击伤濮小弟，霸占顾阿二房屋，强奸及贩卖妇女。解放后，又造谣破坏，抗缴粮册，破坏土地改革。
+
+　　陆和生 男 五十七岁，上海市人，住本市高桥区高东乡万陆村仓头宅六号。
+
+　　特务、土匪。充匪“三青团”分队长、张阿六匪部情报员。专事抢劫勒索，曾杀害黄关关等多人，居民万根林被其枪杀后逼其家属交付五十二枚银元收尸。解放后，仍造谣破坏，进行非法活动。
+
+　　王义才 男 三十四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新泾区漕宝路观音堂十五号。
+
+　　恶霸、“王门三虎”之一。一九四○年将其家短工曹桂生吊打成伤，并将曹母打伤致死。一九四六年霸占奸骗女性多人，又将俞阿五母亲之手指砍断，其余被其殴打者有范杏生、唐桂生、曹金云、俞朱氏、俞张氏等数十人之多。一九四七年又将孙小狗打伤致死。解放后，变卖耕牛，偷运食米，砍卖树木，破坏土地改革，造谣惑众，破坏政府法令。
+
+　　冯林元 男 三十五岁，上海大场人，住本市谨记路和民南村廿二号。
+
+　　恶霸、特务。一九三七年人大中华橡胶厂为工头，非法勒索工人，如临时工进厂，扣去底薪半数，每逢节日都要送礼，否则停职、开除。一九四七年十月参加匪“中统”特务组织，聚众殴打大华制盒厂工人。解放时冒名接收徐汇警察分局、同仁街派出所，图谋不轨。解放后，造谣惑众，威胁工会干部，破坏工人团结，抗拒登记，阻挠苏道生等坦白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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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宝兰 男 三十二岁，江苏阜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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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惯匪、恶霸。纠集匪徒抢劫公共汽车及市民无数，杀死多人。塌车工人李必芝被其用利刃七刀刺杀。解放后经逮捕教育释放二次，但仍不悔改，与土匪为伍，坐地分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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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炳良 (又名德福)男 四十二岁，上海人，住新市区新民乡狄家浜村二十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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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寇“一六二七部队”工头，汉奸“青少年团”团长。曾唆使日寇打死小工徐生祥等二人，打伤三人。解放后，制造谣言，威胁群众，破坏抗美援朝运动，煽动群众抗拒征粮，破坏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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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景臣 男 三十二岁，皖北凤台人，住本市复兴东路四六四弄二十三号。
+
+　　惯匪、恶霸。曾任蒋匪军七十八师谍报组长，烧杀抢劫，奸淫妇女。在双连渡口私设检查哨，收税打劫。在凤台县江口集西庙子湾镇上抢劫，打死、打伤二十余人。又杀害农民刘湘庭，勒死小孩王云生，毒打徐近任，强奸妇女。解放后继续作恶，抢劫李翠兰家。
+
+　　谢永琴 男 三十九岁，上海市人，住本市虹桥路南朱更巷十五号。
+
+　　日寇保卫团队员、日寇保长、匪“忠救军”大队长。曾在漕宝路五号桥枪杀居民两人，前后强奸妇女二十余人。一九四一年强奸一女性后又将其丈夫拷打致死，强奸另一女性后又被其处死。霸占朱维奎田地六亩。解放后，私藏枪支，破坏土地改革。
+
+　　顾长发男五十四岁，上海陆家渡人。
+
+　　恶霸。浑名“阎王官”。曾充日寇民船业理事长，为日寇征民工数百人建筑机场修理船只，打死许铁匠等四人，周姓寡妇被其纵狗咬伤。解放后又煽动群众抗缴捐税。
+
+　　唐妙福男四十三岁，上海市人，住大场区庙行镇。
+
+　　惯匪、蒋匪游击队队附，先后抢劫丁祥华，张进政等多家，杀死、烧死顾桃生之父、李鹤堂等五人，强奸女性。解放后，威胁青年团员，刺探机密，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
+
+　　徐道生男四十四岁，住本市大场区生建乡共和行政村塘北。惯匪、
+
+　　恶霸。一九三一年谋杀陶阿秋，吓死陶阿见。一九四四年抢劫田堵徐坤其家，并将徐坤其及徐之祖母、姐姐等施以酷刑，吐血而死；强卖张家楼张阿东之妻，强奸女性。解放后，私藏枪支，制造谣言，图谋不轨。
+
+　　庄秋根男四十五岁，上海市人，住大场区大场乡塔水桥行政村小陈家宅。
+
+　　勾结日寇组织反动武装，抢劫庄进发兄弟、杜兴隆、费得文等，并用火烧孟根发臀部，逼诈财物。日寇投降后，勾结匪警局，打死夏仁生，打伤周根发等；又霸占孟根祥之妻。横行乡里，残害人民。
+
+　　冯金林 男 三十五岁，上海人，住杨思区艾镇乡艾南村张家宅二号。
+
+　　匪“福利会”特务组织二级干部，“护工队”分队长。专事搜集情报，破坏工人爱国运动。一九四八年唆使爪牙殴打工人四人成伤，又与其兄共同用硝镪水将张金奎眼睛弄瞎。一九四三年将何金根用屠刀戮杀身死。解放后，经常散布谣言，破坏工人团结。
+
+　　陶文泉男四十四岁，江苏盐城人，住本市梵皇渡路一○九二弄二号。
+
+　　汉奸、特务。日汪特务组织七十六号分支机构康家桥一号之分队附。曾秘密杀害人民九名，先后打死正风皮厂厂主于振山，福园剧场老板李守民等多人，强奸女性。向梵皇渡三角场一带商店进行勒索。解放后煽动沪西大戏院职工抗拒接管，唆使其徒众书写反革命标语。
+
+　　成都(又名成玉戚)，四十二岁，住本市闸北通济路一○八弄前楼。
+
+　　惯匪、恶霸。历充日汪、蒋匪联保保长。曾勾结日寇宪兵队纵使恶犬咬死韩通顺及爱国人民胡宝全等五人，指使爪牙打死蒋三麻子等五人。被其抢劫、勒索或敲诈者有通济路孙金贵布店、恒丰路和昶布店等。并霸占民地，勒索壮丁费。解放时，冒名接收枪械，勾结匪徒，继续从事反革命活动。
+
+　　邵信义男四十五岁，浙江诸暨人，住本市大场区生建乡北章村三号。
+
+　　日汪“江桥自卫队”班长，蒋匪“军统”情报员及“反共检查站”组长。私设关卡，以吊打、火烧下身，敲诈勒索，受害者不计其数。抢劫章永根家时，将章烧死，章母被骇死，另枪杀一人。强奸某母女并予霸占。解放后经常造谣，破坏土地改革。
+
+　　邓文俊 男 三十七岁，山东徐州人，住本市徐汇区虹桥路小花园一二八号。
+
+　　特务、恶霸。曾充日寇侦缉队员、贩卖壮丁，打死米贩吴连修等三人，并在抗日游击地区从事反革命破坏活动。后充蒋匪“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便衣纠察队”队长，率领打手殴打交通大学等校爱国学生，破坏学生爱国活动。强奸女性多人
+
+　　徐友良男三十八岁，上海人，住大场区彭浦乡燕毛湾八号。
+
+　　惯匪。先后抢劫大场宝华寺等多处，剌伤事主谈妙法，冷水灌死王小桃，烧死事主姜师家，抢占农妇，殴伤侯阿宝吐血而死。解放后造谣诋毁人民政府。
+
+　　陈顺生男卅六岁，上海人。住大场区生建乡宗家宅。
+
+　　匪军出身，曾充宁波匪防守司令部审判官。专事残害爱国人民，强征壮丁费，迫死沈阿二，打死陈金根，勒索人民。修筑碉堡，破坏抗战，解放后继续反革命活动。破坏农会，贪污公粮。
+
+　　潘成虎男四十三岁，住峨嵋路三七八号。
+
+　　恶霸。以勾结日汪，贩毒聚赌起家。霸占民产，贩卖壮丁，敲诈勒索，殴毙学徒一人。解放后仍贩卖毒品，行使伪钞，私购武器，并偷运枪支往常州接济土匪，窝藏罪大恶极之特务陆杏生、张宝华、徐文郁、郑金豪等。
+
+　　陆炳生(又名陆大吹)，五十岁，江苏淮安人。
+
+　　恶霸、特务。勾结日寇及蒋匪军统特务。组织“侠谊社”“三十六股党”等。霸占广信码头，强收“保险费”，逼使温州客商王某投江自杀。又开设赌场，包揽讼词，公开抢劫，抢击工人蔡志春、倪家驹等。解放后，窝藏包庇特务分子，进行造谣破坏，威胁群众。
+
+　　倪宝林 男 六十四岁，南通人，住本市陆家浜路德馨里七号。恶霸。霸占码头、压榨工人、强奸妇女卅余人。一九四七年与南通恶霸地主张俊琪组织匪还乡团，进攻解放区，并先后打死工人朱才富等两名。
+
+　　陆志新 男 三十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新泾区建设乡陆家库十号。
+
+　　惯匪。勾结日汪，带领汉奸“和平军”抢劫勒索。一九四一年七月，勾结日寇杀害沈洪元等七人。后又充蒋匪“忠救军”情报员。本市解放初期，抢劫虹桥机场柴油十四桶等物，经教育宽释，不图悔改，私藏炸药六、七十斤，阴谋不轨。
+
+　　倪正财男二十六岁，江苏阜宁人，住本市徐汇区徐镇路北平民村一○一号。
+
+　　恶霸。徐家汇“五虎将”之一。一九四七年带领打手殴打交通大学学生，破坏学生爱国运动。打死安徽人王老五，以孩尸挂在李寿坤烟纸店门上，强奸妇女，敲诈勒索。解放后，召集党羽黑夜集会，图谋不轨。
+
+　　陆文龙(化名梅龙)男 卅八岁，江苏川沙人。
+
+　　恶霸、特务。历充日汪金山县田粮税捐稽查员，“青浦县保安大队”副官，“清乡委员会无锡检问所”主任，蒋匪国民党区党部执行委员等匪职，
+
+　　仗势凌人，掳掠财物，贩卖毒品，逼死房客钟光明。解放后化名梅龙，任匪特“中国忠义靖难军”少将警卫师长，并胁诱他人参加。又组织“上海市民众自救救国会”，自充副主任，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印发反动传单，造谣惑众。
+
+　　徐胜舟 男 四十一岁，上海市人，住浦东金家桥街一三一号。
+
+　　特务、恶霸。历充匪“忠救军”中队附、匪“保卫团”“义警队”及 “淞沪警备部”稽查员。与匪首陶桂涛等勾结作恶，打死陈关福、王小东及徐有良之父等三人。解放后，参加特务组织，资助匪首陶桂涛反革命活动经费。
+
+　　曹馥生男三十四岁，上海人，住龙华区七宝镇南大街十三号。
+
+　　汉奸、土匪、特务。曾受匪“中美合作所”爆破训练，先后充当日汪松江特高组长，蒋匪“忠义救国军”之“副官”“中队长”“大队长”及匪“中统”情报员等反动职务。一贯作恶于沪郊乡间，杀死乡民小潘，吊打乡民王阿五致死。解放后仍与香港匪徒联络，继续活动。
+
+　　沈宣山(又名沈根生、沈老三)男 卅八岁，湖北枣阳人，住本市斜土路平民村一八八号。
+
+　　码头恶霸。本市北票码头日寇汉奸的警卫。日本投降后，充该码头包工头，残酷压榨工人血汗。解放后，与码头特务勾结，造谣惑众，威胁群众，煽动工人反对搬运公司，包庇特务丁保忠逃跑。
+
+　　罗守贤 男 六十五岁，上海市人，住杨思区六里桥王家宅六号。
+
+　　恶霸、汉奸。充日汪六里乡维持会长，发行代价券，为日寇搜括财物，强拆白莲泾镇民房十七间。一九三八年拆卖浦东中学校舍。一九四一年打死罗泉生。一九四八年逼死白莲泾镇商民言天荣及农民罗妙生之妻。解放后，盗卖大东小学校产，私卖土地，破坏土地改革。
+
+　　李明男 卅三岁，南京市人，住吴淞西黄林徐家行二号。
+
+　　日寇便衣侦察。先后与王匪炳生在胡家庄刘行某地捕杀爱国志士六人。并充伪保长，率领匪军追捕民夫。解放后仍勾结土匪特务胡根生、王炳生，造谣破坏，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
+　　顾金生 男 四十七岁，上海市人，住淞北曹家村黄泥塘村十一一号。
+
+　　土匪、恶霸。充汉奸土匪分队附，一九三八年抢劫孙金生家，将孙母吊打后，以火烧其下身，铁烙致死；一九三九年活埋盛美珍之祖父母，霸占陆家郎之船只。
+
+　　李勃男 四十七岁，浙江海宁人，住本市常熟区延安中路九一八号。
+
+　　匪警局探员、日汪“侦缉队”督察长。杀害农民，逼死程振林之母。解放前夕，隐藏匪“中统局”收发报机两架。解放后，散播谣言，盗卖敌产，撕毁法令布告，资助特务潜逃台湾，庇藏恶霸地主。
+
+　　余宝文 男 廿八岁，浙江鄞县人，住本市杨树浦路华忻码头恶霸、惯匪。曾强霸码头，以利斧砍死工人。解放之际，伪造派令，冒名接收。解放后隐藏枪枝，聚众抢劫，破坏革命秩序。
+
+　　姚留福男四十九岁，上海市人，住本市大场区东镇八十六号。
+
+　　惯匪、恶霸。土匪游击队长，蒋匪“保长”。多次抢劫并吊打李岳堂，火烧其父，均不治身死。又绑架勒赎，设卡勒索客商。充蒋匪保长时，勾结匪警局陷害农民周根发等，进行敲诈，内有夏仁生因受非刑拷打致死。强奸妇女多人。解放后，仍窝藏匪徒及枪支，破坏革命秩序。
+
+　　陈宪标男三十六岁，上海市人，住大场区生建乡南大村二号。
+
+　　惯匪、恶霸，专以抢劫为生，曾在北章村用火烧庄永根之下身致死，庄母惊恐而死。先后抢劫南大村庄金林、徐秀英、黄阿三等户二十三次，及电台乡侯阿东、郭家桥金木才等家五次。强占人妻，霸占庄根宝土地六亩。
+
+　　季寿荣 男 四十一岁，江苏盐城人，住本市江宁区梵皇渡路金家巷同仁村十七号。
+
+　　恶霸，横行金家巷一带二十年，脚踢沈正荣之妻因伤致病而死，用牙齿咬死刘学开的女婿。唆使爪牙向张金山新开馒头店敲诈未成，殴打张金山之妻重伤致死。解放后，仍造谣破坏。
+
+　　徐亮男 四十四岁，江苏盐城人，住本市闸北新疆路一五三号。
+
+　　特务、恶霸。“十股党”、“薄刀党”主犯之一。匪中统义务调查员，匪军统“淞沪警备司令部第二稽查大队”稽查员。又充日汪、蒋匪之闸北区 联保长，横行闸北新疆路一带，杀害爱国青年孙小虎等二人，打伤革命干部华士忠。
+
+　　李宝生 男 二十八岁，江苏盐城人。
+
+　　南市车站路一带著名恶霸。每逢年节向商人勒索财物，强占人妻。奸淫少女王某并强迫不许结婚，蹂躏致死。解放后仍纠合徒众、招摇撞骗。
+
+　　陈裕根 男 三十四岁，上海市人，住本市龙华区宝南乡东吴村吴家塘五号。
+
+　　匪“忠救军”大队长。一贯抢劫勒索，残杀人命达廿八人，拦劫商船，将船老板沈少康，船户曹阿毛等六人勒死、打死。拦劫泗泾客商三人时，先要三人自行挖坑，然后全被击毙埋入坑中。强娶张引弟不成勒死后抛入河内。
+
+　　柏芝扬 男 三十六岁，江苏阜宁人，住提篮桥区虹镇老街三十三号。
+
+　　特务、恶霸。勾结日汪，霸占东家桥一带田地七十二亩，强行收租。广收盗贼为徒，坐地分赃。以挂尸或涂粪于门上，强行勒索商店。又充匪“中统”义务通讯员、“伪警备大队”稽查员，纠集苏北逃亡恶霸地主韦剑新等强占久安寄柩所拆卖殡舍木柱，压死许洪发之母及戈长春两人。解放后私藏枪支，散布谣言。
+
+　　胡祝三男五十七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杨思区艾镇乡民富村胡巷廿一号。
+
+　　恶霸、汉奸。日汪时充“杨思镇镇长”、“自警团团长”职。依仗敌势，横行乡里，将龚海荣拷打重伤致死。唆使日寇将一常州青年杀害，把头挂在篱笆上。因敲诈钟才生未成，利用日寇将钟杀死。又发行代价券，为日寇搜刮财物。
+
+　　黄根余 男 三十八岁，上海市人，住龙华区上中乡夏太浜十六号。
+
+　　匪“忠救军”班长，日寇密探，龙华“十八股党”首领。日寇侵占上海时，曹家宅、夏太浜、吴家宅、黄婆庙、孙家宅等地均被其抢劫，吴家宅全村各户，衣物财产全遭洗劫。在抢劫时用火烧死姚建邦等四人，烧伤吴长发等三人，枪杀一人。骗奸人妻。解放后造谣破坏，并在旅社秘密聚会，图谋不轨。
+
+　　周银春 男 四十五岁，苏北盐城人，住本市徐汇区华山路一一二七四号。
+
+　　特务、恶霸、汉奸。充日寇“侦缉队”队长，蒋匪“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员。在七宝漕河泾一带敲诈勒索，打死龙华区华村乡俞小弟之父，无故拘押张树国等七人，并酷刑拷打张树国，致成残疾。强奸妇女十余人。解放初期，冒名接管徐汇分局同仁街派出所，趁机破坏。
+
+　　黄保康 男 四十五岁，江苏常熟人，住浦东洋泾区杨家渡一九七号。
+
+　　恶霸、汉奸。历充汉奸镇长，乡长，带领日寇拘捕无辜人民百余名，非刑逼供。张兆兴、吴修祥等五人被其迫害致死，张妻及吴父等因此悲痛而死。一九三八年一月垃圾塘西街发生火灾，救火车抢救时，被黄犯阻止，致使二百余居民房屋烧毁，流离失所。
+
+　　秦树明 男 五十四岁，上海人，住自忠路辑五坊二号。
+
+　　恶霸、汉奸、特务。绰号“麻皮阿根”。历充日汪“情报组长”，蒋匪“中统”密报员，为首组织“卅六股党”。霸占码头，压榨工人，殴打工人张炳德，因伤致死，其他被打者不计其数。又聚匪将客商八人抛入江中，抢劫其大量财物。破坏同济大学学运，捕去学生一人。解放后包庇特务盛昌富、王柱林等，将其送往台湾。
+
+　　陈永兴 男 三十二岁，上海人，住大场镇生建乡走马行政村王石前五号。
+
+　　惯匪、恶霸，“军统”特务。靠抢劫勒索为生，曾在南大路拦劫米贩四人，并杀之灭口。又曾枪杀村民二人，绑架沈玉龙媳妇。解放后，散布谣 言，破坏土地改革。
+
+　　杨金发 男 四十岁，上海人，住本市徐家汇徐镇路一四五弄八号。
+
+　　特务、恶霸。曾充匪“中统”“上海第三站”通讯员、组长，伪“徐汇区义务警察”中队长，并组织“劳工协进社”专开工人黑名单。曾强奸女佣多人，其中两人因而致死。本市解放时，纠集匪徒，劫收徐家汇分局同仁街派出所，并缴去枪械
+
+　　金介山(又名金生)男 五十二岁，上海市人，住本市真如区电台乡凌家巷四号。
+
+　　惯匪。在电台乡金巷、陆巷等处抢劫五次之多，并用火烧死陈阿章、周阿姐等五人。拐卖妇女，敲诈勒索，杀害人命，无恶不作。
+
+　　王世一 (又名小弟)男 卅九岁，江苏徐州人，住本市北站区宝昌路六三一弄一号。
+
+　　恶霸，依仗日汪反动势力，横行里弄，强奸妇女，杀害居民刘和尚等三人，解放后仍散布谣言，进行反革命活动。
+
+　　金卓伦男五十一岁，上海人，住真茹区严家弄十四号恶霸地主。伪真如镇镇长，自卫队长。杀死居民侯凤德，被其打伤致死者三人，霸占土地，敲诈勒索。解放后私藏枪枝，分散土地，破坏土地改革。
+
+　　孙季祥(又名富祥)男 三十九岁，上海人，住龙华区梅陇乡里塘村王家湾五号。
+
+　　汉奸乡长。毒刑拷打孙锡香、杨桂祥父伤重致死。谋财杀死莘庄镇居民赵茂堂及江阴人叶金，活埋陈仲余、郑尊华。解放后连续举行秘密会议多次，破坏政府征粮。
+
+　　孙念祖 男 三十九岁，上海人，住本市龙华区莘庄东街七十九号。
+
+　　恶霸地主、汉奸。充汉奸莘庄副镇长，日寇‘军粮’收缴主任，并拜日寇宪兵队长为“老头子”。为日寇收缴‘军粮’时，先后捕押拷打三百余人。并烧毁民权村快要收割的稻子二百五十多亩。
+
+　　徐林和男四十二岁，上海市人，住本市吴淞淞南乡大杨家宅六号。
+
+　　武装土匪。打死农民伍毛毛，酷刑拷打张小弟，抢劫杨达生、顾矮根家，杨达生及顾父均为吓死。本市解放前夕，拆毁民房供匪造碉堡，又在杨行、江湾一带放火抢劫。解放后窝藏匪军散兵，煽惑抗粮，破坏土地改革。
+
+　　马文林 男 五十岁，河南商邱人，住本市南京东路五四三号。
+
+　　汉奸、恶霸。绰号“小皇帝”。日汪“宪兵队情报去任”、“东亚反共同盟会”主任，“七十六号”魔王吴世宝帮凶，杀害爱国志士甚多。日寇投降后复与蒋匪“中统”特务勾结压榨人民。抗拒登记。
+
+　　朱柏祥男六十四岁，住中山北路一七二七号。
+
+　　中山北路、朱家湾、大洋桥一带著名恶霸。强拆大批民房，害死贫民王某及陈金发之妻女等四人。一九四七年永祥里棚户大火，朱犯横加阻止救火，坐令焚毁，致灾民受害极多。
+
+　　邱品 男 四十三岁，江苏盐城人，住本市北站区福建北路十二号。
+
+　　汉奸、恶霸。把持老闸桥粪码头，欺压群众，横行苏州河一带达二十余年。充日寇“清乡委员会”卫民巡舰督察长，汉奸保长。强派民船，供日寇使用并征收水上保甲费。迫使邱大宝投河自杀。
+
+　　吴英 男 卅七岁，浙江诸暨人，住本市愚园路二弄十一号。
+
+　　著名特务，历充蒋匪军“上校”、“参谋”、“工人福利会”特级干部，组织“一百零八将”等打手组织。主谋劝工大楼血案，破坏工人、学生爱国运动，组织暗杀、逮捕及酷刑吊打革命志士徐周良等数百人。解放后，组织反动武装“上海纠察总队”，主谋包围总工会等反革命活动。
+
+　　郭维扬 男 四十五岁，江苏阜宁人，住本市普陀区中山北路二四六二号。
+
+　　恶霸、绰号“土皇帝”。霸占中山北路安全里及沪杭铁路旁边一带公地，勒取高租。解放后复勾结窝藏特务匪徒陈大呆子等，策谋进行反革命活动。
+
+　　季汝发男五十二岁，盐城人，住北四川路区沙泾港路一三八号复兴园浴室。
+
+　　恶霸，惯匪。汉奸保长，勾结汉奸殴打人民，勒索财物，聚伙 抢劫，放高利贷逼死张彩连。解放后虐待工人，造谣破坏，阻止工人参加工会。
+
+　　黄知古 男 三十六岁，浙江诸暨人，住本市北京路吴兴里五号。
+
+　　匪“中统”吴兴县“调查室”主任，曾杀害革命志士王先等十五人。解放后，逃沪潜伏。
+
+　　何阿虎男四十二岁，上海市人，住杨思区白莲泾大何家宅四十六号。
+
+　　日汪“和平军”区队附，蒋匪“忠救军”区队附。在川沙抢劫商船，枪杀船工石宝荣，将船工沈梅章等五人推下水内淹死，枪杀白莲泾居民张生发等三人，霸占民妇二人。解放后参加著匪朱阿毛“白衣队”土匪组织。
+
+　　张敬南 男 三十五岁，本市人，住杨思区六里桥周家弄十八号甲。
+
+　　恶霸、汉奸、特务。日汪统治时充伪“水上侦缉队”队员，大肆敲诈来往民船，后充匪“忠救军”情报行动组组长。解放后与胡匪潮根等策谋组织土匪武装，窝藏舟山潜沪匪特徐金祥，并抗不登记。
+
+　　王才希男四十四岁，江苏盐城人。
+
+　　恶霸、中统特务。曾充匪“中统局上海调统室”分队长，在舞厅任“稽查”时期，专事敲诈勒索，强奸舞女十余人。解放后冒充军管会工作人员向吴莲州及南京西路国光皮鞋店进行敲诈。又私藏枪枝，贩卖毒品、子弹，时常以反动言论威胁群众，并抗不登记。
+
+　　黄光华 男 六十二岁，广东新会人，住本市虹口区海宁路恒善里一○○号。
+
+　　特务、汉奸、恶霸。一九二九年酷刑拷打后杀害革命志士杨殷、罗绮园等人。后充汉奸区长及特务大队长勾结日寇屠杀人民。日本投降后，与蒋匪帮勾结，进行反革命活动。解放后，继续作恶，造谣破坏。
+
+　　赵永年 男 四十四岁，江苏阜宁人，住本市静安区延安西路镇宁路七十四弄一号。
+
+　　特务、恶霸。匪“中统”上海办事处情报员、“淞兴警察部”少校。横行镇宁路梅家桥一带，一贯敲诈勒索，打伤居民吴坤生吐血致死。敲诈中华信记橡胶厂及仁裕棉毛染织厂，指使匪徒抢劫。假行登记，隐瞒特务身份。
+
+　　刘宝章 男 三十岁，江苏淮阴人，住本市榆林区通北路七五八号。
+
+　　历充日汪和平军、蒋匪还乡团副团长、及匪“淞沪警备部稽查大队”情报员。在解放前，曾逮捕爱国人民，强奸妇女多人，后混入颐中烟厂做工，仍进行造谣破坏生产等反革命活动
+
+　　凌玉龙男六十岁，苏北盐城人，住本市北四川路区天同路谦益里十五号。
+
+　　日汪“侦缉队”员，强占民房，诬害朱银元。开设妓院两处，逼良为娼，并强奸十三岁幼女。包庇盗匪坐地分赃。解放后，继续作恶，欺压居民，破坏革命秩序。
+
+　　马天驷 男 四十二岁，江苏阜宁人。
+
+　　恶霸。曾任匪闸北区第五保保长，“义务警察”中队长。打死过李河根。又强抽壮丁，勒索壮丁费自肥，并组织“搭屋党”，强占民地出卖。我军解放上海时，马犯竟强迫居民至前线为匪军建筑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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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杏生男四十五岁，上海市人，住大场区生建乡坦石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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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奸、惯匪。抗日时期，充日寇特务班长，曾打死一农民，并胁迫被害人家属出钱赎尸。抢劫一花衣船将船上二人推入河中淹死。又活埋某鱼贩。指使匪徒下乡抢劫，坐地分赃。解放后，混入我村政权，侵吞救济粮及假借名义窃用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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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锦清 男 四十八岁，住江湾联合乡合群村堰头宅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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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码头恶霸、惯匪。曾抢劫沈道福家，用烛烧沈妻下身致死。又连续抢劫浦滨村、丁宅村许多户人家。把持码头经常压榨勒索工人。解放后，造谣破坏，图谋不轨。
+
+　　张楚卿 男 四十九岁，江苏嘉定人，住本市真如区江桥乡庄家泾十一号。
+
+　　江桥地方恶霸。拜认日寇齐藤为老头子，欺压人民，一九四三年拦路抢劫米贩。并将女贩刘某强送日寇强奸。一九四四年杀害王友孚等一家三口。解放后，继续持枪勒索，混入农会煽动农民械斗，进行反革命活动。
+
+　　阚春阳 男 五十七岁，江苏扬州人，住本市常熟区龙华路秦家宅十一号。
+
+　　日寇便衣侦探，匪“军统”特务，码头恶霸。在日汪时期，陷害金阿二、金顺林父子，致遭日寇杀害，并捕金妻及媳与蔡仁忠、李其石等六人酷刑拷打。又一贯盘据北票码头，迫害剥削工人。本市解放后，隐匿东站事务所财产清单不缴，侵吞国家财产。
+
+　　沈涌兴(又名曙岚)男 四十九岁，江苏盐城人。
+
+　　汉奸，特务。汉奸“保长”，勾结日寇拘捕爱国志士，日降后投入蒋匪“中统局”充“上海办事处第一站”站长，专事逮捕革命志士、霸占妇女，并侵吞难民施粥场救济难民粮廿余担。解放后匿藏枪枝，散布谣言，继续反革命活动。
+
+　　陈胜堂 男 四十九岁，上海人，住浦东其昌栈大街二二三弄十号。
+
+　　恶霸，特务。浑名“狗头军师”。日寇投降后，充匪“中统局上海第六站”调查员，开黑名单，利用匪特武装逼令解散工会。逼迫周保忠、单志奎等投河自尽。解放后，仍威胁工人，独吞工资五千万元。假意登记，继续作恶。
+
+　　单鉴渊(又名金海)，男 卅四岁，江苏阜宁人，住本市卢湾区龙华路九一一弄一号。
+
+　　特务。充匪海军布雷队附官，伪“护工队”中队附等职，豢养大批打手，霸占日晖港码头，逼死林锡如等二人。解放后，继续反革命活动，造谣破坏工会，伪装登记，企图逃跑。
+
+　　任天福男五十三岁，江苏仪征人，住本市兆丰路八十三弄四号。
+
+　　汉奸、封建把头恶霸。充日寇宪兵队侦探，非刑拷打金阿二全家及蔡仁忠等六人，并将金阿二父子杀害毁尸灭迹。后参加“军统”，广收徒众，霸占日晖港车站一带。解放前夕，逼迫工人“献款”帮助匪帮逃往台湾，并受命潜伏活动。解放后隐藏枪枝，印发反动传单，散布谣言，袭击军事代表。
+
+　　杨文彬 男 四十岁，上海市人，住吴淞淞北乡杨家宅四十号。
+
+　　恶霸地主，汉奸乡长。专事敲诈勒索，作恶多端，并诬蔑蔡祥生、王尔根下狱，致使蔡祥生瘐死狱中，又图出卖王某之妻。解放后，抗缴公粮，破坏土改。
+
+　　仓文学 男 四十二岁，江苏盐城人，住本市杨树浦区海州路四三四号。
+
+　　汉奸、“中统”特务。充日汪特工大队长，杀害新四军指导员杨斌同志等多人，解放后潜入国棉十七厂破坏生产机器，强奸女工。
+
+　　陈宇甲 男 三十五岁，湖北人，住本市杨思区南码头东三街十八号。
+
+　　恶霸、“中统”特务、“护工队”分队长。霸占南码头，自任总经理兼工头，时常带领徒众与其他码头工人械斗，并伙同抢劫王壬氏家财，将其丈夫王松高殴打致死。
+
+　　潘治民(又名宝根)男 三十四岁，福州人，住本市北四川路区宝安路七十三号。
+
+　　汉奸、特务、恶霸、历充日汪警局特高科特务，蒋匪“两路党部特务大队”中队长，“护工队”分队长。一九三八年枪杀抗日游击队干部刘萍等三人，打死江桃桃张阿昌等多人。解放后，抗拒登记。
+
+　　杨金涛 男 三十四岁，上海市人，住龙华区七宝镇北西街七十号。
+
+　　恶霸、汉奸、特务。匪“忠救军”指导员、大队长。组织帮会，勾结日寇，勒索抢劫农民财物，在青沪路及泗泾一带各杀害人命十余条。日寇投降后，杨匪变成陆京士系特务。本市解放前夕，组织非法武装，冒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先遣保安第一大队第四总队”，袭击解放军，勾结土匪，造谣惑众，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
+　　黄添如 男 四十六岁，上海市人，住龙华区宝南乡彭漕村马桥头十三号。
+
+　　汉奸、恶霸。汉奸乡保长，为日寇搜括物资，敲诈勒索，非刑拷打唐永清、陈志川、瞿方根等，仅唐仲香家即被敲诈十三次，并打死唐仲香，及彭义英之父等五人。
+
+　　郭秉萱男四十三岁，苏北淮安人。
+
+　　恶霸，日汪“侦缉中队长”，霸占码头，毒打敲诈张殿和，逮捕朱正海死于狱中，打死金阿毛，砍死高长富，强占工人妻子和女儿二人。
+
+　　来源： 《文汇报》1951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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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端升：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
+
+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钱端升>
+
+　　从解放到现在，时间过得不算短，但是我的进步是很小很慢的。我现在体会到，这是由於我对学习不够重视，而且还采取了不正确、不虚心的态度。
+
+　　我有一般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至於资产阶级的教育的影响，对於我可能比一般旧知识分子更要大些。但在不久以前，我是麻痹的。我自以为在七八年前，我已经抛弃了旧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解放以后，我自以为一心一意地在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我所需要的只是多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书籍，多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多学习共产党员的作风而已。於是解放之初，我单单想读新书，以后工作影响了我的读书时，则单单想从工作中求进步。我满以为这样做便可稳步前进地自我改造。
+
+　　可是我错了，我大大地错了。像我这样一个旧知识分子决不是这样的容易改造得过来的。旧的不先除掉，新的是进不来的。而什么是旧的、坏的，自己往往是认识不清的。在土地改革的革命实践中作了比较深刻的反省后，我才比较深刻地认识了解放以前我犯过的错误，和解放以后仍然遗留着的缺点。这种错误是不应当以“环境使然”或“动机良好”等等没出息的理由来自宥的；这种缺点也是不应当被自以为正在进步的错觉所蒙蔽，而不及时发掘并迅速纠正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尽管我愈勤反省，愈多发觉，愈增惭愧，但对於很多缺点，我自己是常常感觉不到的。到了土地改革工作将要结束，在批评自我批评中，我才开始认识到这种缺点。举一个例子：我向来自以为是一个责任心很重而并不主观的人，但很多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们公开地批评了我的主观时，我就感觉到我有好坚持己见的严重毛病。我体验到批评自我批评这一武器的锐利后，我懊悔我未能及早地学会使用这一武器。我更恍然大悟，不但单单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是学院式的，脱离实际的；单单想从工作中改善作风也是不能成功的，两者都不是正确的学习态度和有效的学习方法。必须读书而能联系自己，联系实际，又采用了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以求暴露缺点，才能真正分辨新旧，分辨是非，分辨好歹，才能真正改造自己。
+
+　　我是在这样一个可说是初步觉悟的基础之上来欢迎高等学校教师的学习运动的。我衷心地接受了周总理给我们所作报告中的一切指示，尤其是关於批评自我批评这一武器的使用。
+
+　　应当承认：不但在解放以前我的教学工作基本上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的，是遵循着资产阶级的思想道路的，客观上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即在解放以后，因为我的旧思想意识仍然存在，我在北京大学的工作，在很多的方面，仍充分表现了旧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作风。
+
+　　作为人民教师的最起码条件之一是认真教课，但我没有认真将功课教好。解放以来，我教过“新民主主义论”（政治课），“中国政府”（应当正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法”）和“资本主义国家”等课。我没有尽我的能力以使教材充实，没有以大力帮助学生自学，也没有严格地执行预定的教学计划。我是不够对学生、对人民负责的。
+
+　　我没有好好地联系群众。我和同学同仁间的联系都是很不够的；对於他们的思想情况，我的了解是间接的，也往往是片面的。同学们对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上的要求，我是不够了解的；同事们对工作上的需要，无论在图书设备方面，或和政府业务部门的联系方面，我或者是不了解，即使有些了解，也从没有积极地、澈底地为他们解决问题。既然脱离了群众，也就无可避免地产生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
+
+　　我没有好好地团结同仁。北京大学法学院的三个系——法律、政治、经济，个个系内部闹不团结，系与系之间也缺乏联系和互相照顾。我经常觉得这些不团结对於我是一种麻烦，因此对於团结的工作，总是采取一曝十寒的态度，缺乏耐心，更不坚持原则。有时我内心上还会自高自大，不但不去解决问题，反而瞧不起人家的闹不团结。在有一个时期，我自己和经济系樊弘主任之间也闹意见。我认为他的固执和本位主义是不和洽的原因，我从不反躬自省，问一问我自己是否也有态度不好或者主张不合理的地方。而且即使我是处处合理（当然决不能是这样），我也从没有耐心地去说服樊弘主任。
+
+　　我对法学院院长一职坚持辞去不干也近一年之久。尽管我当时提出种种自以为是充分的理由，要求学校和教育部允许我离职，但在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以前，我从没有问过自己，是不是个人的兴趣这一老家伙又在作祟，我自以为自从前年夏天有一位朋友严正地批评了我的“退让”后，我已经能够不考虑兴趣而接受上级所交给我的或是人民团体所要我担任的一切职务了。但是，在土地改革期中我既已发觉我有着许许多多思想上虽然坚决要改掉而行动上又往往表现仍然存在的缺点，我就不能不连想到个人兴趣问题可能就是我要辞去法学院院长的真实原因。关於这一点，我自己至今尚不能分辨清楚，我要求我的同事们对我提出严正的批评。不管我的动机是怎样，因为我坚持辞职，在一年中，即使是在京的时候，也不过问院务，忍令法学院招政工作上的损失，是我的不可宽宥的错误。
+
+　　从我对於北京大学的校务的处理中，我也充分表现了旧知识分子的不良的思想和作风。在今夏以前，校务委员会是负责领导校务的，而我是常务委员之一。我不是一阵热，便是一阵冷；不是急躁，便是消极。我暴露了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弱点。我不联系群众，我不坚持真理，以致对校务的稳步改进没有起应起的作用。
+
+　　在这里，也应当指出，比我负有更大的责任的是前校务委员会主席汤用彤先生。汤先生向来是明哲保身的，与人不争的，对疑难之事也轻易不表示可否的。在他的领导之下，北京大学长期存在着的自由散漫基本上是没有被纠正的。汤先生自任副校长以来，作风已有些改善，但也还不够。我如果一向真正能对人民负责，我早应当面或公开地批评他，指出他的缺点，要求他加强领导，使得校务的改进可以多些快些。但是为了面子，为了顾虑私人情感，在此以前，我从没有这样做过。这也说明了我是怎样一个旧的知识分子。
+
+　　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而将他在北京大学的主要教育思想——所谓“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长期地保留在北京大学的老一辈的教师们之中，包括我自己在内，则应负更大的责任。人民的思想和学术是应当自由的。但是，在蔡先生长校的时候，思想自由的具体表现是“兼容并包”，更具体的表现则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占有统治的地位。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的大学中，如果有人企图以当年占着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来和工人阶级的思想分庭抗礼，是不是可以的呢？我想是不可以的。至於“学术自由”，不但一开始就和实际脱离，以后更演变为院系各自为政，以及学术与政治对立，技术与政治对立，为学术而学术等种种严重的而且至今还没有肃清的错误思想。
+
+　　北京大学毕业的人们和在北京大学工作多年的人们容易为北京大学的光荣传统所迷惑。应当问，除了“五四”以外，北京大学的光荣传统究竟在那里？是的，在“一二九”、“一二一”和一九四六年底的反抗美军暴行运动中，以及在其他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中，我们北京大学的同学都是站在战斗的前列的。但是，其他一些学校的同学难道不是同样站在前列的么？即以“五四”来说，它诚然是在北京大学首先发动的，北京大学领导或参加的师生也特别多，但要承继“五四”的光荣传统，我们教师们首先应当分清“五四”运动的革命思想和“五四”右翼分子的反动思想。我们除了宣布胡适的思想为敌人的思想外，还应该好好地批判蔡元培的思想和这思想所遗留在我们中间的影响。
+
+　　从上面所指出的我在解放后在北京大学的工作中所已发现的缺点中，已经可以充分看出我的旧作风是怎样严重地存在着，也可以充分说明我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旧思想是怎样在作祟。当然，这些缺点只是存在着的缺点中的一部分。更深刻的自我检讨和个人的批评将会揭发更多的更严重的缺点。我要不顾面子不断地作自我检讨，不但检讨我在北京大学工作中的缺点，更进而检讨我在解放以前所犯过的严重错误。我应当欢迎别人对我提出无情的尖锐的批评。我并希望能够同样地批评别人。我深信相互批评就是相互帮助，也就是改造思想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
+　　为了求自己的进步，为了改革高等教育，更为了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毛主席，让我们高等学校的教师们以最热烈的情绪卷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的高潮吧！
+
+　　（原载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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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宝善：我的思想变迁
+
+　　<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技术室主任、金宝善>
+
+## 从苦闷到积极
+
+　　一九四九年秋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了。在共产党领导下，每个人都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共同建设富强的人民中国。一九五○年初，我抱着满腔热忱，从国外回到祖国的怀抱。当时我所接触的医学卫生界的朋友，表现着一种不正常的态度。他们一方面颂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而另一方面有的只埋头于自己的专门学术，不问政治；有的因为自己所提意见不合实际，行不通而消沉、悲观。
+
+　　当时我很奇怪，为什么在这样前途很有希望的环境里，有些朋友们的情绪却不太愉快呢？不久，我参加了中央卫生部的工作，开始接触到了新的工作方法和新的工作内容。一方面觉得从领导方面起，各级干部忠心耿耿地苦干，令人佩服；另一方面，对所见所听的也感到不习惯。我的那一套从个人出发的想法也行不通，而开始了苦闷，由此也就体会到了
+
+　　一些朋友们为什么会有那样沉闷的思想。后来经过继续不断的学习，阅读关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书籍，才慢慢地开始了解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一连串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运动和新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文化教育上的空前伟大的成就，给了我以最实际也最深刻的教育。我深深地感到：自己为什么不能鼓起勇气，像共产党的朋友们那样以忘我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毕竟是六十岁的我，脑子里陈旧的东西太多了，新的认识不够，必须努力学习，改造思想，才能拔除病根。这也就说明使我苦闷的不是别的，完全是自己的病根太重；不拔除病根，就一定不能吸收新的事物，在新的环境中好好工作，而发生苦闷。一直到今年夏天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由学习土地改革文件到参加实际斗争，目睹新解放区农村中地主阶级的凶恶剥削、农民的被压迫，才明白了土地改革的意义，使我更深一步地得到了社会革命的教育。我认识了土地改革工作，是农民翻身的运动，是剧烈的阶级斗争。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所有制不废除，农村生产力无从解放，农业生产不能发展，新中国的工业化就不能实现。经过了这次实际的体验和锻炼，我的思想起了很深刻的变化。我后悔自己走了几十年的错路，没有把自己所能发挥的力量，正当地使用在为人民服务的方面。我为了补偿自己的过失，我决心要跟着共产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 一生走了错路
+
+　　我在日本学医，在美国研究公共卫生，以后工作了三十多年。起初在学校教书，在实验室里制造血清疫苗。后来转入国民党政府，做了二十多年的卫生行政工作。自恃“清高”、肯干，但在政治上毫无人民立场，只知跟着那些亲美分子跑，往上爬。我请求过反动统治阶级拨经费，接受了别有用心的美帝国主义送来的补助，办过一些医药卫生机关。以为这样做，就可以为社会“造福”。其实这些为社会“造福”的事业，不过是为反动统治阶级装饰门面而已。后来看到国民党腐败透顶，以为国事无可为矣，便在一九四八年上半年从新转入教育界。到了秋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约我去当顾问，我当时看不见人民力量，竟盲然地去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由这些事实看来，十足地说明了我糊里糊涂地混了一生，三十多年的努力，不过是为反动政府和帝国主义所利用，对于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补益，真令人惭愧无已！在长期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中华民族，必须彻底革命，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是救治中华民族的唯一的道路，也是我晚年决心竭力奋斗的道路。
+
+## 在工作上的一些体验
+
+　　我参加中央卫生部工作一年半，从工作中得到了莫大的改造。这里，我仅举出以下两个例子来说明。
+
+　　去年中央卫生部为贯彻团结中西医的政策，创办中医进修学校。我以为中西医很难团结，不容易得到预期的效果。但是两年来的事实表现，证明我的思想是错误的，是纯技术观点在作祟。根据一九五一年上半年不完全的统计，已有九百四十个市和县，中西医务人员共同组织了医务工作者协会和中医学会。全国建立了十个中医进修学校和三十四个进修班。参加进修的中医，都努力学习技术。在进修过程中，各医学院和各大医院的西医都真诚地和中医合作，许多专门的教授都不辞劳苦地去上夜课。由于他们共同工作，发挥了集体力量，使各地区完成了许多防疫医疗的任务。我在从事土地改革工作时，曾亲眼见到联合诊所的中西医士团结合作解决农村的医药问题，中西医已开始走上了“中医科学化，西医大众化”的道路。这是在反动政府时代，所不能想像的。
+
+　　在医学教育方面，根据全国卫生会议的决定，高级医学院校缩短修学年限，大量增设中级医士学校。起初我很怀疑，总以为医学必须有高深的科学基础和较长的修学时间，方能解决实际的医疗问题。但事实上，我在土地改革时期，看到许多乡村联合诊所的医务工作者，都未受过正规的医学训练，也能运用简单的技术和药品，救治了很多病人。这证明了农村医药问题，并不是光靠有高深知识的专门人才才能解决。在土地改革后，农村中将有史无前例的繁荣，对于医药卫生的要求，必将大大增加，必须培养大量中级医士和初级医务干部，才能适应农民的迫切需要。一切思想如不从广大人民迫切的需要出发，是会阻碍国家进步的。
+
+## 今后更须努力学习
+
+　　像以上这样的事实，一件一件地在考验着我、教育着我，也改正了我在思想上的许多错误观点。这使我不能不感谢领导同志对我的热诚和友爱。事实证明：只有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大家才能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向前迈进！就目前情况来说，一般旧的医务工作者的思想，已有了不少的转变和进步，但旧的东西依然或多或少地存留着。旧的不除掉，新的是装不进去的。立场不坚决，群众观点不树立，就会不知不觉地在工作中损害人民的利益，阻碍国家的发展。
+
+　　因此，我们医务工作者今后必须加倍努力，积极参加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运动，在思想战线上展开更坚韧的斗争，使自己更好地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努力。
+
+　　来源：1951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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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47 @@
+# 杨人楩：跟农民学习以后
+
+　　<北京大学教授　杨人楩>
+
+　　“参观一次土地改革，胜过两年的学习；”——若干参观过土地改革的人都有此感觉。理由很简单；阅读不如耳闻，耳闻不如目睹。事实呈现在眼前，不说而可使我们信服，不容我们诡辩。知识分子对于实际政治可能有其一套自信是正确的看法，参观土地改革以后，立即证明这一套看法毕竟错误；才了解知识分子的自信心是一个如何阻碍他进步的顽强力量。走出书斋，走出都市，走向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农村，接触了农民，接触了广大的实际，广大的眼界，使我不再受自信心的支配，于是我才逐渐向农民学习。学习到些什么呢？
+
+## 第一、从土地改革认识了革命
+
+　　我曾经想：革命的目的在于夺取政权，人民政权既已巩固，就可顺利地推动反封建的土地改革。这无异是说：土地改革是革命之果；不需激烈斗争的所谓“和平土改”，是可以行得通的。接触实际以后，我才逐渐了解我是不曾透彻认识革命，因而也就不曾透彻了解土地改革政策。
+
+　　人民政权的基础诚然是巩固了，可是土改政策并非单凭政府的法令和干部的执行便可完成的。在解放不到两年的地区中，有些农村的政权仍不免为反革命分子所左右，他们是为地主服务的，不能希望他们来彻底执行土地改革政策。我们到达衡山县石山乡以后，负责同志在报告中说明最先到乡了解情况的干部曾被这一批人包围，因而工作队到乡进行工作时，遭遇到一些不当遭遇的困难，以致发动群众的工作比不上我们业经看过的松坳乡。土地改革的目地在于消灭地主阶级。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地主阶级是决不甘心被消灭的：他们曾以反革命的活动，甚至组织武装暴动，来破坏人民政权；他们利用宗族关系来分化农民；他们组织帮会来压迫农民；他们根据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惨痛经验制造变天思想来吓唬农民；利诱和谣言更是他们常用的斗争武器。分散财产之彻底和破坏财产之利害，几乎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我们参观过三个恶霸地主的住宅，那种残破狼狈的情况，使我们不敢相信在不久以前这就是地主的家。我们曾看见斗争三个地主，他们一致的态度是抵赖，欺骗与硬挺。其中一个已经斗争过9次，却始终斗不出果实。地主之所以要犯法，要以顽固态度来应付斗争，只因为这是一个阶级斗争。他们下决心抵抗，宁死不肯把果实交给农民。据说，某地主听见另一个地主惧罪自缢以后，冷笑地说：“自杀才不值得；”这就充分表现出阶级斗争中地主的顽固。地主既是如此，那么，那些世代受其压迫受其剥削而不得温饱的农民，一经发动、觉悟、而自信有力量斗争以后，又将如何呢？他们的斗争精神是不难想象的。实地参观以后，我才深深地体验到土地改革确乎是尖锐而激烈的阶级斗争；因此，我才了然所谓“和平土地改革”根本是不可能的，假使要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话。土地改革既是尖锐而激烈的阶级斗争，那么，土地改革就是革命，而不是革命的结果；反之，反封建的土地改革没有完成，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也就没有完成。
+
+　　革命的任务，不但要完成土改，而且要进一步巩固土地改革的果实。反革命的地主阶级诚然被打垮了，未必就肯死心塌地接受劳动改造，仍不免有些梦想死灰复燃。否则，在人民政权业经普遍巩固的都市中，不当再有反革命的特务活动。地主在待机而动，农民也在随时警惕。我们从政治学习中理解到反帝反封建的关系，却不如农民了解得那么具体而干脆。他们说：地主希望蒋介石回来，蒋介石靠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要利用蒋介石，蒋介石要利用地主。他们现在只能支持特务在国内进行反革命活动。农民要保证翻身，不但要打垮地主，同时要解放台湾，要打倒美帝国主义，镇压反革命。这个逻辑是何等简单明了，根据这个逻辑来讲，农村中的斗争是要打倒封建，同时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这无异是说：一个战场，两个敌人。在朝鲜战场上也同样是打倒这两个敌人，这又无异是说：战场虽不同，而敌人相同。
+
+　　土地改革是和每个中国人民的利害有间接和直接关系的。因为自己既非地主又非农人而认为自己就和土地改革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这只是一种极肤浅的错觉。错觉之所以发生，因为我们生活在都市里，不了解农村的实际。农人是不会到城市里来宣传的。关于地主阶级的罪行，非经过实地观察是不会透彻了解的，因而也就不能了解他们的罪恶是怎样一个足以阻碍持/着中国发展的力量。反之，地主不但能够逃避到城市来宣传，他们又有若干义务宣传员。阶级立场自然会使他们夸大土地改革中的过左偏差；这些恶意的夸大往往很容易传到知识分子耳中，因为我们所接触的人物有不少是地主阶级或与地主阶级有关的。于是，我们的阶级立场就容易模糊起来。土地改革既是农民和地主算总账的斗争，那么，偏差原是难免的，即使不是可以鼓励的，至少是可以原谅的。刚参加土地改革时，我曾懊悔选择到中南区去参观，因为我知道我们“湖南蛮子”是敢于斗争的，何况又有1927年的血债；我担心遇到过左的偏差更会模糊我的阶级立场。已有心理准备的我，看过热烈的斗争场面以后，大出望外。这时，我佩服干部掌握纠偏指示的能力，同时我又觉得进行斗争时不免过于温和。（据若干朋友——其中也有地主——的报道，现在已经普遍没有偏差；已往假使有偏差，公道往往是站在农民一边的。）“过于温和”的感觉当然是错误的，然而表示出我们已开始有明确的阶级立场：农民的诉苦博得我们的同情，地主的硬挺换得我们的憎恨……这还只是感情上的。可是，农民的诉苦使我们更了解封建剥削的残酷，了解封建生产的落后性；地主的破坏与顽固使我们更了解阶级斗争必然是尖锐的；于是引导我们到理智的考虑：假使认定土地改革是建设新中国的必需条件，则地主阶级是必须打垮的；假使新中国的命运和我们的命运是休戚相关，我们就必须站在农民的一面，不能旁观。当我们看见地主在斗争中硬挺到底时，我们不但每个人在情绪上支持农民，同时也认定有应该如何帮他们一点忙的责任。我们讨论出一些“秀才”方法，当然无补于实际，然而这已说明了我们不单是来参观的，实际已具有参加斗争的意义。此后，我们碰到其他问题时，我们也就自然而然地一致站在农民的一面，希望尽一点力量来帮助解决；我们团体回到北京以后，我们仍然不曾放弃这样的努力。思想上这么逐步发展的结果，使我放弃了“土地改革直接与我无关”的错觉，并且使我答复了为什么要一边倒的问题——两年来在思想上一直搞不通的一个问题。
+
+　　参观土地改革使我这么认识了革命。这种认识不是从阅读和讨论中得来的，而是农民教给我的。同时，我还得向农民学习如何实践，因为，这种理论认识在我看来仍然是水准很高的，离实践还有相当距离。
+
+## 第二、从土地改革体验了实践
+
+　　参观土改以后，我才懂得土改不是一个刻板式的工作。政策和步骤固然是一致的，但在处理个别问题时，并非到处一律；就是县与县之间，甚至乡与乡之间也可能彼此不同。这就是实践的结果。因为要针对实际情况来解决问题，所以不能是机械的，而必然是辩证的。我曾经想：土地改革既是从少数人阶级手里把土地拿出来分给为数最多的阶级，是个何等重大而细密的工作；关于田亩丈量，土性的鉴别、户口调查，都是事先必得制定方案动员专家去完成的。这是多么机械的书生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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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说俏皮话的政论家，曾经把中国农民称为四万万阿斗；除了愚昧之外，他们还要担当自私的罪名。在进行土地改革时，他们不再是阿斗，反而是若干集体诸葛亮；至于不自私一点，至少表现得要比知识分子强。所以能够如此，由于有正确的群众路线。关于群众路线，在这里我只想指明，只有群众路线才能产生可以实践的集体智慧，才能产生可以实践的忘我精神。群众是由干部发动，干部领导的。如果干部牵着群众的鼻子走，群众就变成阿斗；如果他做了群众的尾巴，说不定就要出偏差。群众之所以能实践，由于干部也能实践，干部相信群众，与群众结合在一起，并不是如我们所想像的站在群众头上；是这样，才能够使群众产生实践所必需的智慧与忘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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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的文化水平是不高的，且看他们如何发挥集体智慧来解决一些困难。听说在所谓“和平土地改革”时期，地主对土地改革的条文背得比干部还熟，在划阶级时手里拿着土地改革法来吓唬农民。在斗争恶霸和划分阶级的时候，却看不见农民拿着土地改革法，听不见那一个农民引用土地改革法条文。他们学完划阶级以后，只归纳成几条每一个农民都能运用的原则来对付地主；这么几条简单的原则就可以使地主辞穷理屈。划其他阶级，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划分阶级这么一个复杂的工作，就这么在短短十几天之内完成。知识分子不免要批评他们“不科学”，然而，他们竟划得如此准确。（正因为考虑到可能不准确，所以在划分阶级以后仍须上级批准。）其次是“勘田”。丈量田亩应当是一个更繁杂的工作；湖南丘陵地带的水田高低不一，田的形状大小是应有尽有，就是使用科学工具的测量专家也会感觉工作不是容易的。农民却连皮尺也不用。他们相信正直老农的经验与判断；在讨论会上推出了几位这样的老农去担任这个工作。我所看见的一组是五个。他们到了每一丘田里，站在不同的地位，用眼一瞄，脑子里一捉摸，胸中就有数；几个人当面一对，就决定每一丘田的产量是多少（因为田的产量不同，所以湖南一般论产量而不论面积）。在他们看过较大的一丘田以后，我曾分别去问过他们估计的结果，其中四位估计8石5，一位估计8石，可见其估计是相当准确的。估计出一个数目以后，就在写明原有业主佃户自报产数的标帜上，再添一项数字，以凭公断。分田也是依照这样的方法，由几位公正老农依照会上决定的原则去分配。分配以后，一方面登记在簿册上，同时把标帜上业主的名字佃户一项用刀削去，换上分得土地的农民的名字。这样的办法可能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不科学”，然而在基本上已解决了问题，不曾引起严重的争执。在旁听准备生产的小组会上，特别使我注意的是讨论水利问题的结果。在已往，为着争水可以打架至打官司。今后要在原灌溉系统之下合理地解决水源问题，当然更困难。他们在否定若干行不通的办法之后，决定了这么一个办法：由原灌溉系统所及的田亩之新业主共推一人“看水”；他所费的劳力，由其他农人在另外的劳作上来补偿。这是何等干脆而能实践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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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智慧虽然解决了不少与农民切身利害有关的问题，但不足以说明农民之不自私。农民的自私原不亚于知识分子的自私；只因他们在土地改革过程中教育了自己，认识了团结的力量，因而就真正减轻了个人主义的自私心。勘田和分田并非绝对准确的，然而农民都高兴接受，一致表示：“那里能够一点不差？”因此，因斗争而退出的押金并非全数还给原来付出押金的佃户；分配家具时几乎办到各取所需的原则，而不斤斤较量家具的金钱价值；分配房屋时也只照顾各人需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代工队之组织，这是生产小组会上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除决定轮流代孤寡及参军家族劳动以外，更议定了“先人后我”的原则，怪不得农村青年会那样踊跃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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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保守而反对科学。相反的，只要你能说服他们，他们很愿接受科学：在生产小组会上，他们就多数赞成选用称为“胜利秈”的新种。他们不反对科学，但不因嚷着科学而违反实际。他们的文化水平可能不很高，然而他们能实践，说到那里，做到那里。在农村中看不见形式主义。自私心可能是免不了的，但是个人主义的思想克服一分，在行动上也就表现一分。嘴里只唱高调而行为仍然落后的人物，在农村中几乎是看不见的。我想，知识分子要学习《实践论》，不妨向农民看齐，先且别嚷嚷，一点一滴地从实践上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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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的实践精神，也启发我去解决学问上的问题。读了二十多年的法国革命史；法国革命时的土地政策何以会失败，直到参观土改以后我才得到一个正确的解释。关于这个问题，牵涉太多，只好另写专文来讨论；在这里，我只想说明我的结论。素来对于这次失败的解释是：罗伯斯庇尔派的政敌破坏这个政策之进行；农民不觉悟，不曾起来支持这个政策；罗伯斯庇尔派失败，土地政策也就跟着失败。法国革命史的一代权威马迪厄和最前进的专家，都不曾提出更进一步的解释。现在我才明白罗伯斯庇尔派只是机械唯物论者，不懂得辩证法，因而不懂得实践论。书斋中拟出的政策，老是在议会和衙门里兜圈子；于是本可起大作用的政策就等于空文。由此可见参观土地改革对于每一个学术工作者的业务可能有所启发，其作用不限于使我们认识现实及改造思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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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从土地改革预见新中国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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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观过土改的人，都能预见到土地改革后的新中国会有一个史无前例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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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政治：土地改革建政后的农村，人人劳动，不劳动而又破坏秩序的分子，在农村中将不能生存。在参观没收果实的时候，沿途看见少年儿童队在警戒着；我当时想，这么一个热闹的场面正是孩子们嬉弄捣乱的机会，经过组织以后，他们不但不会阻碍工作，反而能起积极作用。于是我进一步认识组织的力量，同时也认识到有关老解放区儿童队的故事之真实性。复次，在全国土地改革完成以后，把有关土地分配的资料结集起来，不难得出一个相当正确的人口总数和田亩总数；土地改革就这么附带地完成一个历史上所从不曾完成过的行政任务——全国人口调查和田籍调查。这于新中国的发展，将会有何等巨大的意义。
+
+　　二、经济：农人分得土地不受削剥以后，由于生产情绪高，合作精神强，加以政府的帮助和科学的指示，生产增加之速是毫无疑问的。粮食的增产，农村购买力的增大和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发展工业解决了一半问题；而土改政策极力保护工商业，又为工商业发展留下了一个基础。我们不难预料到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繁荣，同时，也可预料到农村面貌的加速进步。在已往，我曾设想到由小土地所有制过渡到集体农场制将是很困难的一着，因为我曾认定农民的土地占有欲和保守性很强；从农民的实践精神看来，我这种看法又是过虑、只要条件具备了，过渡到集体农场将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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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防：政治和经济向前发展，国防当然也跟着向前发展；在这里，我只想指出兵源的问题。农村秩序好，已为国家节省了不知若干兵力，因为再不需要驻军。在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号召之下，农村参军之热烈，又是我们所不能想像的，几乎每一个乡都超出了牠所预期的数目。当我们在长沙黄花乡参观区人民法庭时，正是各乡陆续欢送参军到区上的时候，使我们有机会和多数参军青年接触。“打倒地主就要打倒美帝国主义”的认识，造成了若干争先参军的动人故事；在这么一种认识与热情之下，我们的国家将是一个再不会被人欺侮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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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文化：农民容易接受文化。翻身的农民马上就能接受政治教育，就能理解相当高度水准的政治理论。能够想，想得很好；能够说，说得不错。他们在小组会议上发言，入情入理，在使用新名辞时不犯错误；因此我们再无须过虑农民不懂知识分子的谈话，只要没有口音的隔阂。我们参观团中有一位语言学家说：“我已经动摇了农民不易认识汉字的看法”；汉字如何改良是另一问题，农民容易接受文化，却是铁一般的事实。同时，农民也在热烈地要求文化。不能读，不能写，没有文化，是他们的苦恼，他们要摆脱这些苦恼。我们看见了农民识字班和黑板报，据参观过江西土地改革的朋友说，他已看见到由小学教师领导的农民读报小组。消灭农村文盲是指日可待的事；他们的要求，却不仅在识字而已。农民说：“土地房屋可以分，文化不能分！”又说：“以前只有地主送孩子读书，现在我们也该送孩子读书。”在经济条件许可之下，他们将大批送子弟进学校。所以我们的中学大学要向工农开门，否则他们会自动跑来敲门。农民教育了我，同时我也体验到农民要求我们去教育他们。在向同学们报告土地改革观感时，我曾强调这一点：农民在期待你们的帮助，不管你是学那一门的。现在，我仍想强调这一点：农民在期待每一个学术工作者的努力与帮助，不管你是学什么的。我想，农民既已教育我认识了革命，体验到实践；假使这点教育应起作用的话，我便该在本岗位工作上努力，依着思想水平的提高，逐步实践，以便在建设人民文化的工作上尽我的一点力量来报答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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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想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结束我在参观土地改革中的观感和这一篇文章：土地改革以后，新中国是有前途的，每个愿为人民而劳动的人也是有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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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光明日报》1951年4月16日；《人民日报》1951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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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荣自白书
+
+　　<黄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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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居住本市的黄金荣，昨日发表自白书一件，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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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十七岁到城隍庙姊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廿岁满师，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五年后考前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打听。那时候，觉得做裱画司务没出息，做包打听有出息，现在想来，做包打听，成为我罪恶生活的开始。
+
+　　我被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年我廿六岁，后升探长，到五十岁时升督察长，六十岁退休，这长长的三十四年，我是一直在执行法帝国主义的命令，成为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来统治压迫人民。譬如说私卖烟土，开设赌枱，危害了多少人民，而我不去设法阻止，反而从中取利，实在真不应该。
+
+　　蒋介石是虞洽卿介绍给我认识的。国民党北伐军到了上海，有一天，张啸林来看我，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长，叫我参加，我也就参加了。就此犯了一桩历史上的大罪恶，说起来，真有无限的悔恨!后来法租界巡捕房的头脑费沃利，命令禁止共进会在法租界活动，一方面张啸林要借共进会名义，发展他们的帮会势力，所以对我不满意，我因为职务上的关系，就和他们闹意见，从此与张啸林避不见面，不久，我就辞去法巡捕房职务，退休在漕河泾了。我在法巡捕房许多年，当然有些势力，有许多人拜我做先生，我也收了很多门徒，门徒又收门徒，人多品杂，就发生了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压善良的行为。我年纪大了，照顾不到，但无论如何，我是应该负放纵之责的，因而对于人民我是有罪的。
+
+　　解放以后，我看到共产党样样都好，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的政府，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国民党反动派盘据下的上海，整个变了样子。政府里根绝了贪污，社会上也没有敲竹杠仗势欺人的事情。我今年八十四岁，已经廿多年不问世事，但经过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了伟大的人民力量，再检讨自己六十岁以前的一切行为，感到非常痛苦。一方面我对於人民政府对我的宽大，表示深切的惭愧和感谢，一方面我愿向人民坦白悔过，恳切检讨我的历史错误，请求允许我立功赎罪。
+
+　　我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对于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我一定切实遵行。现在，正是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凡是我所能知道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过去曾经参加反革命活动或做过坏事的，都应当立即向政府自首坦白，痛切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凡是我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发现你们亲友中有反革命分子要立即向政府检举，切勿循情。从今以后，我们应当站在人民政府一边也就是站在人民一边，洗清各人自己历史上污点，重新做人，各务正业，从事生产，不要再过以前游手好闲，拉枱子，吃讲茶乃至鱼肉人民的罪恶生活，这样，政府可能不咎既往，给我们宽大，否则我们自绝於人民，与人民为敌，那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是应该的了。
+
+　　现在，幸蒙共产党的宽大为怀，使我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毛主席旗帜下学习革命思想，彻底铲除帝国主义的封建思想意识，誓再不被反动派利用，决心学习自我批评及自我检讨，从今以后，愿为人民服务的人民。
+
+　　最后，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八十四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话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是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伪的。
+
+　　 黄金荣公元一九五一年五月
+
+　　来源：《文汇报》1951年5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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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耀华：土地改革是广泛而实际的教育——我对土地改革工作的体验
+
+　　<燕京大学教授、林耀华>
+
+　　“农民养活了地主，自己穿不暖吃不饱。”
+
+　　“地主不种地，靠农民来养活他。”
+
+　　这是苏南吴江县大古乡老庙里乡人民政府办公室墙上所贴的四幅漫画的注解。漫画中的人物动态也和注解一样的简洁了当，一方是大腹便便的地主坐在“世德堂”账房间打算盘，一方是衣衫褴褛光着头赤着脚的佃农挑着粮食向地主纳租。在乡期间我每天欣赏这天才的作品，体会到觉悟后的农民有多么伟大的创造性！本来哩，在封建时代，农村里的信仰就是靠天吃饭，他们叫做“穷靠富，富靠天”，“贫富生来就有天命”的。经过了宣传教育，发动群众，鲜明而具体的事实，像漫画一样，说明了谁劳动？谁不劳动？到底谁养活谁？农民觉醒起来了，他们认识到贫困的真正原因，知道他们的敌人就是地主。这么一来，土地改革运动也就天翻地覆地搞起来了。
+
+　　我深深地体验到土地改革不但是一种经济改革运动，不但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土地改革也是一个广泛而实际的教育过程。你瞧，经过土地改革，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多么高涨，阶级立场多么稳定，组织力量多么雄厚，创造能力多么优越！农民群众这样，进行土地改革的干部何独不然。我们看到多少干部因为参加土地改革工作，本身得到了教育的机会。实际上好些同志为了出身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缘故，先是心神不定左右摇摆；经过了土地改革工作，使他们明确了必需靠拢农民，依赖群众；使他们站稳了阶级立场，坚定了群众观点。我们这一大批大学教授，由于亲自参观了土地改革，目击实际状况，也教育了自己。除了获得许多实际的知识，除了对农民群众发生感情，除了钦佩干部刻苦牺牲的精神之外，我们不但理智上反对地主，而且情感上也痛恨反动阶级。因此，回到自己岗位上，也就决心把自己业务搞好，与革命工作全面地结合起来。
+
+　　我又深深地体验到土地改革政策上下贯彻的实行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际运用。在学校里看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讲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平日听惯了也说惯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这样脱离了实践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质上就是教条主义。我们这次在乡参观土地改革期间，绝没有听到干部或农民提起“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名词，但实际上他们处处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例如我们在理论上常说“民主集中”怎样怎样，万想不到农村干部们却实实在在地实行民主集中制。大古乡在追回四大财产（耕畜、农具、房屋、余粮）的斗争会与分配田地的会议上，我们深切地经历过以下相同的步骤。最初由区农会副主任张学温同志领导，根据政策与本乡实况拟出草案和问题，继即召开村干部会议，反复解释说明，并以民主方式分组讨论。经各组热烈发表意见，然后汇合交流经验，再由领导同志根据讨论实况作出总结。于是顺序召开各村贫雇农会及各村农会，由村干部把草案传达到基层群众。基层群众也照样地分组讨论、交流经验、再作总结。最后由乡干部汇报并反映各方意见，再决定最后的实施办法。像这样的讨论再讨论，人人发言，最终集合全体意见的工作过程，使我真正地了解了什么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使我确切地认识到“民主集中”的真义所在。这难道不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运用的例证吗？我自觉惭愧在课堂上空谈马克思列宁主义了！我要向土地改革干部学习，向农民大众学习。
+
+　　我更深深地体验到，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如能多多参加实际工作（如同土地改革运动），对于事物的认识会大有帮助。毛主席说明认识从实践出发，我在土地改革参观中更深切地领会了。本来我们对于土地改革运动，都是间接得来的知识，我原来很同情所谓“和平分田”的说法。这次才知道不去参加实际的土地改革运动，就没有方法知道地主阶级的罪恶。地主是不会愿意一下子放弃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剥削制度的，农民对于地主残酷压迫的仇恨也必然要采取阶级斗争的办法来解决。譬如大古乡一个恶霸地主任惠堂，他曾经杀害五条人命，就中一个雇工并死得极惨，更不消说其他霸占土地欺诈人民的事了。在诉苦斗争会中，几乎全数农民流泪哭诉。其中有人这样说道：“天呀，以前想哭，到底向谁哭呢？现在可有诉苦的机会了！”这话说得何等沉痛！这又表现农民的阶级仇恨何等之深！苏南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过程中，闹复辟，造谣言，烧房屋，转移财产，暗害人命，勾结土匪特务等等情事，层出不穷。他们破坏土地改革的罪恶，这里不能一一列举。由于这些耳闻目睹的事情，使我深切地体验到土地改革真是一场系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惟有实践，才能得到真正的认识。
+
+　　全国广大的农民已经翻身了，农民群众已经站立起来做了国家的主人翁。但是台湾没有解放，美帝国主义没有打倒，反动的地主还不心甘意愿的低头。在土地改革后还必须进行抗美援朝，才能够巩固革命胜利的果实，才能够保家卫国。我们参加吴江县同里区庆祝土地改革胜利大会，看到万余民众控诉帝国主义的暴行，深切感到觉悟后的人民大众所具有的伟大的力量，对于打垮敌人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具有万分的信心。例如苏南有一乡，当一个恶霸地主藏匿草堆中被一个老太婆发觉的时候，这地主央求老太婆不要揭发他，但是老太婆对他说：“天是棺材盖，地是棺材底，你那里脱逃，逃来逃去逃在棺材里。”老太婆这句话很有意义，她简洁了当的指明了一切首要的反动分子，包括地主恶霸、美蒋特务等，惟一可走的去处。
+
+　　最后让我说明几句土地改革后农民的欢欣情形。土地改革胜利是由于毛主席英明的领导，乡间对毛主席普遍地热烈爱戴。当我们个别访问农民的时候，一般农民都详细询问关于毛主席的像貌、体格、家庭以及康健的情况，充分表示出人民大众对毛主席深切的关心。我们曾在一个农家桑树前拍照，这农家的人走出来问道：“我们门前的大桑树毛主席是否看得到？”然后他历述这是他家祖传的大树，敌伪时代日寇想要砍掉它，他设计保留下来。这树是全乡最壮大的一棵，也是他家最心爱的最可贵的财产。他因为热爱毛主席，希望毛主席知道他有这可宝贵的大桑树。这虽然只是一桩小事，也可以表示出翻身后的农民如何衷心感谢毛主席，如何热爱毛主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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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参观土地改革工作中，我个人的收获是很多的。前面不过简说几点体验，但这已足证明我平日的认识多么不够彻底；此后更应多多结合实际，向工农大众学习。
+
+　　來源：1951年6月5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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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5 @@
+# 资耀华：土地改革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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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企业公司董事长	资耀华>
+
+　　过去中国工商业的不发展，原因固然很多，总的来说，不外两大原因，即一则是外来的，一则是内在的，两者又互相结合，互为因果，千丝万缕，分工合作，压迫中国民族工商业无法抬头。所谓外来的原因，就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的侵掠，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变成为它们推销商品，掠夺原料，输出资本，榨取廉价的劳动力，吸取我人民血汗的市场。它们当然不愿意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这种情况，最初为英帝国主义，跟随着就是法、日、美等帝国主义，而且一个比一个狠，一个比一个凶，这是过去铁一般的事实，已用不着细说。所谓内在的原因，就是数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尤其是农村中的封建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不用劳动，不事生产，利用苛重的地租，坐享佃农收获物的8成甚至100％，用“骡打滚”的高利贷，榨取贫雇农的劳动力，农村中普遍流行着“糠菜半年粮”的酸辛泪语。（就是有半年要靠米糠与菜草过活）普通的年成，农民没饭吃，没衣穿，这是常事，一遇荒年，就饥饿逃亡，流离失所，父母子女，兄弟夫妻，不是生离，就是死别，美丽的农村，变为寄生虫（地主）的安乐乡。所以做官的则“告老还乡”，当军的则“解甲归田”，工商业则“回家买地”，所谓“还乡”也好，“归田”也好，“买地”也好，都是发了财就变成地主，来坐享剥削利益。因此不但工商业者以外的人，不愿意从事工商业，即工商业者本身，并不是以发展与扩充工商业为最终目的，而是在利用由工商业所赚的钱来购买田地。因为经营工商业，不但要技术，要精打细算，要自己直接经营，要使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还要担负赔钱的风险，并不能同地主一样坐享其成。只有买田做地主，除非封建制度被彻底打垮，就可以过着一生不事生产，不费任何劳动的优裕生活，工商业当然不会走向发展。
+
+　　现在两大原因之一的帝国主义及其仆从的反动派官僚资本主义，已由我们英明领袖毛主席所领导的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赶出了中国大陆，使这些成群结队的强盗们，已不能再用“协定关税”，“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中美商约”，等等凶恶武器，来压迫民族工商业了。但是压迫民族工商业的内在的敌人，即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若不彻底地予以铲除，则一方已经可以自由上升的活动力，还会被压迫下降的封建势力所牵制，工商业依然要陷于停滞与落后的阶段。这样的情况，在先解放乡村后解放城市的地区，因为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工商业渐走向发展，或不感觉怎样显然，但在乡村与城市同时解放的全国大部地区，（3亿多的人口地区），在解放前，封建土地所有制，固然为工商业不发展的最大原因，解放后的土地改革期中，工商业当然要发生多少牵连的问题。例如中南区的武汉市，工商业兼地主者要占80％以上，中南区的长沙市，工商业兼地主者，要占90％以上，而邻近农村的小城市，则几为100％，所以中南军政委员会在今年年初，即及时颁布了一项英明而正确的措施，即“关于在土地改革期间处理城乡关系的决定”10条规程，同时并在各城市中设立城乡联络委员会和城乡联络处，以便根据不同的情况，用适当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并保护城市工商业。这就充分证明了解放前工商业落后的症结与现在政府保护工商业的苦心。因此中南区各地城乡联络委员会及联络处，数月来已协助政府妥善地处理了很多地主兼工商业者和农民间的纠纷案件，使有土地关系的80％以上的工商业者，能够安心经营，并已初步呈现繁荣气象。
+
+　　关于土地改革这一个伟大工作，个人此次在湖南地区学习土地改革中所得的认识，深信由于上级机关领导得好，下级干部工作得好，表现出理论与实践是一致，政策与行动是一致，里面与外面是一致，彻底地符合了土地改革的基本政策与实现了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尤其是这一大群有“无限忠心”，“坚强信心”，“极度耐心”，千锤百炼的基层青年工作干部，积累了今春土地改革数月辛苦的经验，今年秋收后的土地改革工作，更会搞得好。（关于土地改革最主要的几点认识，我们天津市土地改革参观团已经做了总结，此文不再多谈。）所以土地改革这一关，也将如解放战争关一样，一定很顺利的过去。再看到土地改革完成后的新农村，已出现了焕然一新的好气象，农民在分得土地后，正忙着积肥耕田，兴修水利，欢欣鼓舞地迎接春耕生产。这就充分证实了农村生产力一旦获得解放，翻了身的农民就大大提高了生产积极性，为新中国工业化开辟道路。因此将来土地改革完成的结果，对于城市民族工商业，可谓是“一则以喜”——走向发展的喜，“一则以惧”——走向胜利的“临事而惧”。
+
+　　何谓“一则以喜”呢？就是土地改革完成后，对于工商业有如下面所举的种种利益：
+
+　　（一）土地改革完成，农村生产力获得解放，农业生产必然大大发展，即如全国粮食，去年已达到2400亿斤，今年更将增加，全国棉花，去年已达到1400万担，今年估计，将达到1900万担。此外如桐油、青麻、烟叶、茶叶等出口原料等都会随之增加，当然就为工商业创造有利的发展条件。
+
+　　（二）土地改革完成后，农业产品既增加，农民的购买力必然随之增加，例如东北因土地改革早已完成，农民对于棉布的需要即每年增加，1947年销售棉布不过80万匹，1948年则达到120万匹，1949年增至320万匹，1950年则增加到900万匹，而且农民要求的品质，亦每年增高，即由粗而到细，由细而到花，工商业当然必因此日趋繁荣。
+
+　　（三）许多农业品及工业原料与出口原料，如猪鬃羽毛桐油茶叶等，既大大增加，则对外贸易亦必跟着迅速发展。一方既增加进出口的数量，一方亦可以换进本国工业化所必要的机器，因此更会促进工商业的大步前进。
+
+　　（四）提供工商业的资金与劳动力。依资金而言，今后因地主这一个阶级已经消灭，工商业本身每年所获得的利润，再不会“回家买田”，要用到再投资与扩充生产事业上去，而今后广大农民亦可积累一部份剩余购买力的资金，投到生产事业上去，工商业资金的来源，当然日渐宽广。依劳动力而言，农村中的剥削关系消灭了，农民就有剩余的劳动力可以用到城市中的生产事业上去，毛主席曾经很明确的指示我们：“农民——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有成千成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近代式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期过程。（论联合政府）
+
+　　单就以上所举几点，不是民族工商业的大喜讯吗？何谓“一则以惧”呢？亦有如下所举几点，今后民族工商业的责任加重，必需“临事而惧”，才能“好谋而成”。
+
+　　（一）如何搞好城乡互助。无可讳言的，过去的城市、是为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及帝国主义服务，城市与乡村是对立的，东西南北是隔离的，现在土地改革的第一步，已满足了农民生产上与经济上的要求，紧跟着第二步，就是扩大城乡互助与搞好物资交流。既要恢复旧的商业网，还要创造新的商业网，使农民多余的粮食、土产、山货、工业原料等，能够很快的及时的推销到城市或组织出口，并由城市供给它们比较便宜的生活必需品及生产上所必要的资料。所以发展城乡贸易，促进物资交流，在土地改革后的当前经济形势中，尤其是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就成了民族工商业的重大任务。
+
+　　（二）如何满足农民购买力。由于土地改革，农民生产情绪大大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当然增加。而农业产品的生产速度，在目前工农业的比重下，当然又比工业产品的生产速度快，因此就发生了一个新的情况。即有没有充分供应农村广大市场的工业产品，尤其是有没有充分供应农村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本来农村的购买力，还可分为必需购买力与剩余购买力，剩余购买力，或可用储蓄存款等吸收资金的方式来缓和，但对于必需的购买力，就要及时的用工业产品来满足，即如棉布一项而言，广大的农民，每人做一条裤子，就是一个巨大的数量。因此就要设法使农民一手售出土产，一手就能够购进他们所迫切需要的工业品，以满足其必需的购买力。还要掌握适当的交换价格，不可扩大剪刀差以致“谷贱伤农”，来降低农民的生产热忱。
+
+　　（三）工商业如何面向农村，而适合广大农民迫切的要求，又是一个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城市工商业者，过去因城乡隔离已久，依据多年习惯，不知道如何为农村服务。将来土地改革完成，情势发生巨大转变，工商业就要及时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对于本身的生产品，既要适合农民大众的需要，还要分清需要的缓急先后与需要的数量，使其适合，既不可“闭户造车”更不可粗制滥造。即以农具一项而言，因各地区情况不同，有丘陵区，有山岳区，有大平原，东北与华北不同，华北与中南不同、水田与旱田又不同，非分别考虑适应不可。
+
+　　（四）城市如何与乡村配合。此中最主要者，即在使农业产品，工业原料等，既要需与供，产与销，互相适合，还要统一规格，保持规格，改良品质，避免掺杂作伪、尤其是出口物资与工业原料，如猪鬃、桐油、大豆、花生、桃仁、菜叶、棉花、小麦，拷菸等，就急需统一与保持规格。即如湖南稻米，出产甚丰，但米质太硬，不合外销，急需改良一部份品质，来打开销路，又如各地蔗糖出产，需多供少，必需设法奖励增产。当然这一切不是民族工商业所能单独担当得起的责任，主要还需国营经济来领导推进，但民族工商业，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是有其应当尽的一份责任。
+
+　　总的来说：压迫民族工商业不能抬头的两大原因——也可说是两大敌人，一个是已经被打垮、并且永远被赶出中国大陆了，就是帝国主义与其仆从的官僚资本主义。一个是正在很顺利的进行铲除与消灭之中，就是封建制度。因此就出现了如前所举的新的情况，同时又发生了新的困难。民族工商业者就应当重视这个走向发展生产的新的情况，来克服这个走向胜利的新的困难。
+
+　　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及财经部门的领导机关，从去年以来，即已重视了城乡互助物资交流这一艰巨工作，曾经召开了一系列的大小土产会议及各种不同形式的物资交流会议，解决了不少产与销、需与供的问题。所以民族工商业者，也就应当迅速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先由各地工商联合会，将这一工作视为经常的重要任务，由省与县的工商联，省与省的工商联，市与市的工商联，区与区的工商联，更进一步紧密地交错地联系起来，互相调查研究，互相交流经验，互相发挥创造性，互相组织参观团体，或召开全地区及全国工商联合会工作会议，订出方案，谋达到各地“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用其所余”，“补其不足”。其次更须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组织联营、联购、联运、联销、及代营、代购、代运、代销。并从事有计划，有步骤的，一方在运输上减少辗转起卸务求直达，以节省时间减少损耗。一方在包装上改良技术，研究防水防火、防雨防霉。同时在经营上务期在可能范围内、废除中间牙商剥削而降低成本。此外各地区还须将大小乡镇的小工业与手工业及小贩组织起来，积极地应各地实际的需要，而扶助其发展。务使一方继续提高农民的生产热忱、奖励农村生产，一方扩充大小城市工商业满足农民的购买力而发展工业生产。诚如是，才能胜任愉快地迎接土地改革后“解放农村生产力，为新中国工业化开辟道路”的新形势，才能从发展生产走向发展生产，从胜利走向胜利。
+
+　　来源：《人民日报》1951年6月11日；吴景超等《土地改革与思想改造》，北京光明日报社，195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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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9 @@
+# 田汉：“武训传”使我猛醒
+
+　　<田汉>
+
+　　从朝鲜回到天津，就逢祖国思想界展开了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多年来以为不错的人物，和看过去还颇受感动的影片，一旦经毛泽东思想的光芒照耀，便原身毕露、无所通形。各方检讨文字，单就我所看到的，已经有数十篇之多。通过这一具体问题上的深入考察，寻根究底，的确把我们对马列主义的学习提高了一步。
+
+　　首先是谁代表了“中国人民勤劳、英勇、智慧的最高典型”的问题。那样几乎一切靠“磕头”来解决问题的武训能代表中国人民勤劳、英勇、智慧的品质吗?倘使武训传值得那样的赞词，那又何以处今天的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呢?今天中国人民志愿部队所表现的精神品质，与所谓“武训精神”实际就是“奴才精神”，不正是恰恰相反的吗?只有中国人民志愿部队才真正代表了中国人民勤劳、英勇、智慧的最高典型!我们迄今还没有能通过电影或其他艺术形式，十分生动有力地刻划和歌颂这样的战斗的典型，却浪费我们的笔墨，歌颂了那些不应该歌颂的对象，传播极端有害的影响，真是应该痛自悔改的事!
+
+　　武训之所以一度被人重视，甚至被人当作孔子以后的人物看待，是由于他从小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以致备受欺骗践踏，因而一朝发愤，行乞兴学，彷佛单凭他个人这种可怜的努力就可改善穷孩子们的运命，正是在这一点上，投合了那些“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者的可怜的幻想。这里便涉及一个已经十分陈旧的政治路线问题:还是‘教育救国’呢?还是通过革命斗争来根本解决教育问题呢?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幻想，在中国早已破产了；在朝鲜也有过同样的情形。朝鲜在解放前由于日帝广施奴化教育，限制朝鲜人民享受初等教育权利，以致失学者达其全人口百分之八十六以上，五十岁以下的文盲二百五十六万人之多。当时朝鲜的一些民族改良主义者也曾提出“普及教育”等口号来代替独立运动，企图在日本统治者所允许的可怜的限度内来从事普及教育。在一九一九年伟大的“三、一”暴动之后，日益醒觉的朝鲜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作不断的残酷斗争的年月，这些民族改良主义者不敢去触动日本罪恶统治的毫发，而用各种欺骗的花样来模糊、削弱朝鲜人民的民族觉悟与反帝情绪。这些“朝鲜的武训”们除起了上述的可耻作用之外，对朝鲜文化教育状态的改善没有任何贡献。他的主子们决意不让朝鲜人民真能获得知识进步。直到“八、一五”北朝鲜人民解放以后，才结束了这种黑暗的日子；开始有了可能与条件来解决人民教育的问题。
+
+　　首先从思想上大力肃清了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残余，提倡新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教育。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了肃清文盲委员会，朝鲜语文学校、成人学校，遍布各地方的工厂、农庄和渔村。北朝鲜的文盲已基本肃清。教育经费提高到占国家整个预算的百分之二十三(日本统治时期只占百分之一、三)。原来一个大学也没有的北朝鲜，短短五年间，出现了规模壮大的金日成大学以下十五个大学，五十五个高等技术专科学校，十四个师范学校，二十四个初级技术学校。初级中学比解放前多二十倍，高中一百七十多个，增建校舍共达四千多所，训练出教育干部三万三千余名。这样迅速而辉煌的成就，岂是向帝国主义统治者磕头所能获得的?
+
+　　这是我现在的认识和看法。过去我也曾经错误地写过一首歌颂武训的题诗。因我跟陶行知先生是知友，对于他所支持的教育事业我从来一样支持；他曾经赞扬过武训，我也就盲目地跟着赞扬一番而不甚深考，这都足以说明我当时甚至今日还严重存在的自由主义和不严肃作风。我应该深自愧悔，深自警惕。
+
+　　武训这个人物，由其长年苦行，极容易迷惑人，使人只同情其行之苦，而忘了他为谁辛苦!这正是武训这个人物的可怕处。“武训传”电影的制作者们又把他的苦行大大加以美化，并加上“革命”的色彩，这就越发容易迷惑人了。但这一种对历史人物的不适当的歌颂与艺术创作上的不老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作者警惕的，我们得深刻记住这个教训!
+
+　　最后我想到如何正确地认识与表现历史人物在艺术创作上，特别在戏曲创作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旧戏曲中有不少表扬与歌颂封建奴才的，如“黄天霸”之类。我希望，戏曲界的同志们重视并且积极参加“武训传”的讨论，根据不久以前政务院颁布的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对于旧有戏曲节目及表演方法联系自己思想，进行认真的深刻的检查。这样，就一定能使我们戏曲界在这次“武训传”讨论中，在思想上提高一步。
+
+　　来源：《人民日报》1951年6月10日；《文汇报》1951年6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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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9 @@
+# 中共温江地委关于在镇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讨
+
+　　（区党委并转李政委：）
+
+　　葛向民同志由成都回来，说了公安局长会议中所了解的各县镇反工作的实际情况后，更加感觉到我们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当即召开地委会议，进行了检讨：
+
+　　一、温江分区镇反工作在上级党的正确领导下，运动的本身是符合了稳准狠之原则的，在运动后期虽由于我们指导上的急燥不冷静，发生了简单粗糙的偏向，但经区党委再三检查纠正，使工作仍然得到了比较完满胜利的结果，没有错杀一个人，但这些成绩并不能掩盖与减轻我们地委主观指导上，对党对工作的态度上所犯错误的严重性。
+
+　　二、我们在镇反工作中所犯错误主要有以下三点：
+
+　　1、3月份区党委决定将杀人批准权委托给地委后，我们未能以严肃慎重的态度对待党的极其重大问题，对反革命份子捕与杀的数字上与界限上均缺乏严格控制。2、未能确实执行区党委的指示，未报告请示，擅自超出原规定杀人数字，全区12个县，除彭县、灌县、崇庆、华阳四县外，其余几县杀人均达总人口3‰，有的多至4‰，审查拟杀人名单时不够精密细致，对必杀与该杀不杀亦可，急杀与缓杀，匪首自新后是否继续作恶等界限未加严格区别，全区杀了约200余罪虽该杀，但可以不杀者，使党的宽大政策受到了影响。
+
+　　2、4月20日党委关于除现行犯外，停止杀人的指示宣布后，地委虽一连4次通知书面停止杀人4月26日宣布经地委批而未杀的名单无效，5月6日宣布经区党委批而未杀的名单亦无效，决定不准再杀一个人，并批评了有些县擅自杀人的错误，5月7日重申前两个通知，并提出判死刑缓期执行，劳动改造的办法，6月9日通知谁要再杀一个人受纪律处分，但未与通知同时，加以切实的检查，发觉温江县擅自杀人的错误行为后，亦未以严肃态度处理，以致4月20日之后，全区又多杀了115人，地委机关住地温江县已杀53人之多。
+
+　　3、3月底了解到杀人数字已经过多后，虽然从政策界限、量刑标准，刀下留人等方面加以约束，但对全区已杀人情况没有进行认真全面的调查了解，从杀人数字上对各县再加严格控制，总是以自己“不再杀了”的主观意图代替各县委的实际行动。以主观所掌握的偏面数字“地委前后共批杀3200人，加上党委前后所批的4300人，全区最多超不过7500人”代替客观全面的实际情况“实际上土改工作团还批杀了几百人”加以有些县对已杀人数也未有进行切实全面调查统计，结果所报数字与实际情况不符，作了假报告，还不自觉，这种对党的极其重大的问题采取不严肃的自由主义态度，直到整风会议中经过区党委的一再批评。最近将各县杀人数字全面精确统计后，对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才开始警觉起来。
+
+　　三、我们在镇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是一系列的，严重的，是我们执行党的指示不忠诚老实，党的组织纪律性十分缺乏，及粗枝大叶作风的表现,三我们政治觉悟不高,党性不纯的表现，除从思想上继续深入反省检讨外，请区党委给我们以党的纪律的处分，以资教育我们与温江地区党的全体干部。
+
+　　 中共（温江地委）会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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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2/000106.txt
@@ -0,0 +1,81 @@
+# 错误在于我的“教育”观点
+
+　　<董渭川>
+
+## （一）
+
+　　首先我应该说明，为什么迟到今天我才作这篇检讨，因为这是好些识与不识的人所关心的。
+
+　　我到大连、旅顺、沈阳等地参观去了，往返一个月，回来又作了几天总结。虽然在旅途中读过几篇批判“武训精神”的文章，也听到过关于武训的谈论，但未能把心思专注在这个问题上，只好留待回京以后。
+
+　　其次是，在读了若干篇驳斥与检讨的文章之后，我的思想、认识没有什么难转变的地方，转变得慢的是我的感情；把一向当作偶像的武训，忽然扔在地上，用脚践踏一番，还不易有此感情吗？在感情未变之前，我不勉强动笔，于是再一篇一篇地仔细读那些文章，感情才像温度计似地缓慢下降。这又是推延了几天的原因。
+
+## （二）
+
+　　为什么说我的思想、认识不难转变呢？
+
+　　10天前在沈阳遇到一个旧友，谈话中问，他率直地对我说：“你过去是一个不很反动的人。”我欣然接受了他这个评语。因为我抱着“超政治”、“超阶级”的幻想，给反动统治阶级办了近乎30年的教育，也就是依靠反动势力生活了近乎30年。我曾经致力于扫除文盲运动，在当时自以为满有成绩，而其成绩，除给反动统治阶级搽粉之外，更为反动统治阶级培养具备一定文化水平可供驱使、供剥削的奴隶。我只是打着“改良主义”的幌子教文盲识字读书，而从未教他们革命；假如教文盲起来革命，反动统治阶级也就不允许我长期干这种工作了。至于反动而不“很”，就在于我从未正面抗拒人民的革命，仅此而已。
+
+　　这道理，在北京解放之后不久，我就恍然了，并且在我写的几篇文章中一再作过自诉了。所以一经有人揭穿了武训的办“义学”是拿反动统治阶级作靠山，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并且他自己到后来也爬上了反动统治阶级，使我立即感到有一条皮鞭重重地打在我的背上。这道理是我已经觉悟了的，为什么我还那样崇拜他、歌颂他，说他是“文化翻身的旗帜”呢？我对于我自己也感到是不能容忍的过失了！
+
+## （三）
+
+　　北京解放后，曾经有人在一家剧院里开会纪念武训，事前来我家4、5次，临时还打电话找我，而我始终未去，因为我估计有被邀登台讲话的可能，可是我不知道在时代变了之后，对于武训这个人应如何估价。这并非我的清醒，而是我的躲避。我并未因这件事而用心思把武训和新时代作一对照。
+
+　　今年2月，忽然接到昆仑影片公司一份请柬，约到中央电影局去看《武训传》。这个片子是在上海演过才到北京的，并且是在中央电影局预演，使我误认为这个办“义学”的“义丐”已被肯定而无问题了。于是我抱着一种希望前去，希望不要把武训演成阿Q，并且我预料这部片子不过演一个半小时。
+
+　　走到之后，看完上集，继以下集，一共4小时之久。接着举行座谈。负编导之责的孙瑜先生也在场。
+
+　　我对于这部片子感到极大的不满，因为东拉西扯，有武侠、有神怪、有爱情、有教育、有……铺张成一部“电影大观”了。我感到这是海派作风与赚钱目的的结果。要我表示意见时，我提了三点：一是不必如此铺张，希望剪裁为一卷；二是武训的幻游地府，传播迷信，应该删去；三是既表扬之而又否定之，使观者莫名其妙。
+
+　　参加座谈的人，大部分是文艺工作者。有人欣赏小桃坟上开出桃花，是浪漫手法；有人说小桃在暗示陶行知先生。这些意见，我听着很无聊。但有两种意见：一是武训的种种代表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正好与新爱国主义结合起来，用以教育下一代；又一是应该改为小片，到各县各乡去宣传，以便推进“民办公助”的普及教育运动。我听了之后，不光佩服，并且惭愧自己是一个教育工作者而想不到这些。
+
+　　座谈散后，有人提议请大家写文章，在报上出专刊。第二天又打电话来催。我既觉得有教育意义可以发挥，而又对影片的东拉西扯不满，再加上“情不可却”，于是在那天晚上写成了《从教育观点评武训传》，第三天就被拿走。
+
+　　在写的当时，我考虑着一开始就批评影片的糟糕，不太合宜，就先把武训的教育价值大事颂扬。不光把在座谈会上听到的那两种意见通过我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语言写进去，并且由“民办公助”联想到“文化翻身”，于是乎把他恭维成一个“旗帜”了。
+
+　　我对于武训的知识，仅限于“画传”之类，是事实。我不知道那时鲁西一带有太平军和捻党的行动，也是事实。然而这并不足以掩饰我的错误。在解放之前，我已懂得了不应该孤立起来看教育，也懂得了“教育救国论”和“教育万能论”的不能成立，并且在解放后，也明白了文盲是由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造成的，但是在写这篇东西时，竟然丝毫没意识到这些。我不承认是被武训的什么所迷惑，完全是我自己的糊涂。
+
+## （四）
+
+　　既然明白了某些道理，为什么又这样糊涂，而且标题为“教育观点”呢？
+
+　　解放军进入北京城之后，曾经有两个从老区来的朋友来看我。他们说：“在五四运动之后，你给我们讲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等，使我们受到了启蒙的教育，但是你的立场一直是不稳的。”立场不稳，正是我之为我的根本问题。两年来，我虽企图把自己改造到站稳人民的立场，但几十年的小资产阶级生活，使我自思想意识以至于言论行动，时常由混乱而矛盾，并且有时自己感觉不到是混乱矛盾。
+
+　　举例说吧，在看电影的当时，很有几处使我起反感、生疑问，但一闪就过去了。武训对地主磕头，我看不下去，而我马上原谅他是一个受压迫惯了的农民。他跪求一个举人帮他办学时，我曾怀疑他去和“土绅”勾结，但立即得到两个解答：一为这个“土绅”是“开明”的；又一为他自己既未受过教育，只好委托“有学问”的人了。电影中显示他发见学生受的教育是“学而优则仕”，他愁眉苦脸地叮嘱“不要忘了咱庄稼人”。我看到这里，明白是编剧者故意替武训开说，但又立即认为这是时代社会所限制的无可避免的恶果，并非他的本意。（我并未注意到“子子孙孙坐八抬大轿”那句话。）当我读到“世风何薄，大陆日沉”时，曾感到是几十年前的三家村私塾先生口气，但也马虎过去了。……类此种种，都说明我的立场之不稳。
+
+　　当周大和武训分手时，我告诉邻座的一位说：“这是改良主义与革命的分歧。”其实武训的一切，又何曾配称为改良主义呢？对于周大，虽然在他火烧地主的房子时，我感到痛快，但是一因我认定这是编者为把影片拖长而虚构的；二因那些响马式的忽来忽去的场面，并未使我起“革命”之感。以此之故，我还是把重点放在武训身上。其实呢，我把武训误认作改良主义者，而不顾一切地大捧特捧他，还是我的“超政治”“超阶级”的旧意识在不知不觉中作祟，还是因为畏惧严重的实践斗争而依靠了反动统治几十年的小资产阶级，借武训的“功成名就”，而再一次作“改良主义”的陶醉与宣传。
+
+　　所以在我抱着“教育”观点写那篇东西时，既要把武训和《武训传》区别开来，又要把武训的那些丑行和“义行”区别开来。其结果，必然是抽象的、超阶级的、盲目的教育观了！
+
+　　打个比喻来说：一个患了多年肺病的人，经过两年的医治，局部的（只能说是局部）病菌已停止活动，但一遇到流行性感冒，立即旧病复发。这并不怪流行性感冒，只有怪自己医疗的功夫不够，以至于糊涂麻痹，不知防范与警惕！
+
+## （五）
+
+　　稿子未看第二遍就被拿走（这当然怪自己不认真），很有些不放心。所不放心的，并不在于恭维武训，而在于批评编者既表扬之而又否定之那段历史观。
+
+　　隔了一天，取稿子的人电告：报社的编者要和我商量一下。为求放心起见，我准备稿子拿回来时，在最后加一句：“对于这个历史人物究应如何处理，应该请党中央和教育部决定。”可是报社未来人商量就发表了。其实加上这一句也无用，不过在这里说明我的不放心而已。
+
+　　尽管我不放心，发表不久，就接到济南一个朋友来信，深致赞许。他说：“读评《武训传》，深感你的理论水平提高。你敢于不避支持改良主义之嫌，正是你的进步的所在，正是你对辩证法下了功夫。我认为改良主义倡自统治阶级，的确是缓和阶级斗争的麻痹手段，若倡自被压迫阶级，正是革命的启蒙运动。工人运动的史实，也是由争工资、争工时，才进而争政权，由‘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以不同的国家而论，半殖民地的孙中山和大英帝国费边社的先生们，断不可同年而语。许多非历史的、非辩证的肤浅投机作品，正需要能写作的人予以无情的揭发。这篇文，我认为是解放后你的写作中比较成熟的一篇。”因为我对于自己所写不放心，直到今天未回复他这封信。不知道这位朋友读了“武训其人其事”，和明白了武训究竟代表的是什么“阶级”，以及武训走的路是否“改良主义”等等之后，看法有无改变？
+
+　　我这篇东西是歌颂武训的力作之一，影响所及，像济南这位朋友，正不知有多少人！
+
+　　在过去的一个月中，看见旅大地区在解放之后、在土地改革之后、在苏联友人的帮助下，经济由恢复而巩固而发展，迅速地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因之，普及教育有了条件、有了需要，于是乎不仅7岁以上的儿童都入了学，并且占30％的成年文盲在两年之内也基本上肃清了。肃清文盲的工作，是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动员了大批的群众教师，积极负责，克服一切困难而成功的。有一天晚上，我们参观团同时看了15个班。我看见四十几位家庭妇女，于一小时半之内，学习了一课“镇压反革命”，她们的阅读与理解能力已达到了高小的水平，这成绩实在令人钦佩愉快。有的群众教师，能耐心地教会哑巴识字；有的在刮风时期，挨家挨户给学生送作业。这些教师是在高度的政治觉悟下，本着革命的热情与阶级的友爱而努力的，在本质上是和“武训精神”的“奇迹”恰恰相反的。并且由于旅大在各方面之成为先进地区，也证明所谓“改良主义”是幻想，单凭这些事实的教训，已使我体会到歌颂武训之荒诞了！
+
+## （六）
+
+　　过去既然自以为“改良主义”者而实质上是依附反动统治阶级的人，在改造的期间，复因自己的糊涂、麻痹、不警惕，大胆地歌颂向反动统治阶级投降的人，模糊阶级斗争的意识，减低和腐蚀群众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战斗力，这无疑问地是犯了混淆敌我的严重过失。何况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而又用的是“教育”观点，重重地挨一皮鞭，不正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吗？
+
+　　以前有人说，杜威可以穿上马克思的外套，现在证明武训也可以穿上马克思的外套。由此可见，一切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东西都可以伪装成马克思，混在革命的阵营里，削弱革命的力量。
+
+　　听说有的人因挨了皮鞭而大发牢骚。我想，一个人只要肯把自己走过的道路和中国革命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客观地作一对照，也就会把牢骚化归乌有，而为挨这一鞭感到庆幸了。我如果没写那篇东西，在批判武训的这一运动中，虽然也在无形中挨到皮鞭，却不会感觉如此火热的疼痛，更不会在下雨刮风的时候，抚摸一下这条伤痕。
+
+　　阶级观点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这是我已经晓得了的道理。但是，这把钥匙，常放在口袋里忘记用它，也常误用它。让武训披上马克思的外套，就是误用的结果之一。原因当然是并不真懂得什么叫阶级观点。
+
+　　因此，我不光需要多读政治理论书籍，更需要在实践中、群众中锻炼自己，使自己的思想意识生活行动，由正确而逐步提高。（至于感情之所以变得比较慢，也还是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在作祟。）
+
+　　我在渴望着大家对于我这篇检讨的指教！我愿作第二次、第三次、……的再检讨。
+
+　　 1951年6月23日
+
+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宣传委员会编 《文教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下册），广州：人间书屋，195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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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05 @@
+# 上海市人民法庭布告
+
+　　在本市郊区进行土地改革期间，本庭受理了本市公安警备机关於本年四月廿七日逮捕起诉的九十三名郊区反革命罪犯。对於此项案件得到各界人民的协助、控诉、作证及提供材料，已经反覆审讯，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及“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各按犯罪情节分别提出判刑意见。上项意见又於本月廿七日送经本市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兹特将各犯姓名、年籍、犯罪事实与判决，正式宣判於後，并立即执行!其中凡判处死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之反革命罪犯，其财产除酌留其家属生活费外，馀均没收。
+
+　　 审判长 韩述之
+
+　　 副审判长 袁成瑞
+
+　　计开
+
+## (一)判决死刑立即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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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富生(又名李云章)，男，三三岁，上海市人，住本市真如区陈渡乡李家弄四一号。汉奸、恶霸。曾充汉奸游击队队员，倚仗日寇势力，敲诈勒索。毒打王才林，诈取钱财，纠合匪徒将韩阿荣家抢刦一光後，复将韩绑在床上用火烧死。日寇投降後，复勾结匪“警察局”，组织“六股党”，继续作恶，并强奸女性。解放後，散布谣言，进行反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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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阿三 男，四八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新泾区华漕乡郑更浪一号。恶霸。日汪统治时期，充游匪代理大队长，横行华漕乡一带强征田赋，设卡敛税，敲诈勒索，强奸妇女。曾绑架农妇朱雪珍，关押贫农谢君康，怂恿匪徒强奸农妇，并逼该妇与夫离异，勒索其夫离婚费後，又将该妇扔入华漕旧监狱内之枯井中，并投巨石，以毁尸灭迹。残杀爱国志士沈话林等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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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德高男，四二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新泾区宝北乡北沈巷四号。恶霸、特务。匪“忠救军”外勤勤务员，日汪“和平军”勤务员。曾先後带领日寇，夥同匪徒枪杀革命志士杨国才及无辜人民沈毛弟等四人。解放後，私藏子弹两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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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锡九 男，四九岁，江苏宿迁人，住本市吴淞长春弄一九号。曾充日汪“港口司令部”侦缉队队长，残害爱国人民。霸占人妻。日寇投降後，投入匪首“张阿六匪部”充当上尉队长，继续作恶。解放後，妄图贿赂我公职人员，隐饰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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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明根(别名毛胡子)，男，三九岁，江苏扬州人，住本市吴淞外马路四一七号。汉奸、恶霸。曾充“日寇侦缉”队员、蒋匪“警备部”水上查缉所便衣。勒诈往来船商，如有不遂，即诬加捕害。解放後，唆使徒众窃盗机场物件，破坏军事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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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和尚男，四八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江湾区联合乡丁刘村刘家浜十五号。恶霸。专事敲诈勒索。曾霸占同村居民王妙祥田地。逼死王敏桃及王张弟之母。解放後贩卖枪弹，策谋进行反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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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文彬 男，五○岁，江苏南通人，住本市新市区新民乡顾家窪村。惯匪、恶霸。日寇统治时期谋杀蔡子清之父，洗刦蔡家财物。带领日寇，焚毁顾家窪、蔗家桥、狄家滨等处民房三百十八间。抢刦民财，霸占民田，并杀害唐洪生等多人。挖掉徐荣之眼珠，沉尸曲家浜内。土地改革期间，分散财物，破坏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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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若奎 男，三八岁，上海市人，住浦东张家楼三七号。恶霸、特务。匪“三青团”区分部委员，“议警”第三中队附，曾凶殴金美生致残废，逼死董金宝母亲及其嫂。又先後打伤刘秀根等四人。本市解放前後，又出版反动刊物，隐藏枪枝，散布谣言，破坏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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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友莲(又名金阿狗)，男，三七岁，上海市人，住本市虹桥路南垄家宅八号。汉奸、恶霸。历充匪“忠救军”班长、日寇“宪兵队”密探、匪“工人忠救军”分队长、“青年军二○九师沪西谍报组”副主任。勾结日寇，捕杀孙家宅孙小弟。又纠同匪徒绑架张家塔张秋根，将张之祖父殴击致死。强奸妇女多人。本市解放之际，带领特务刺探人民解放军消息。解放後，威胁群众不许检举其罪行，私藏枪枝，并破坏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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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咸良 男，三九岁，上海市人，住本市古北路王安楼五九号。恶霸、特务。曾充匪“中统局”情报员。先後杀害卖糖小贩阿二等三人。强奸妇女，及贩卖其至女张美珍。解放後，造谣惑众，破坏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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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宝根 男，四五岁，上海市人，住本市虹桥路程家桥二三四○号。惯匪，曾参加匪“忠救军”。勾结匪徒专事杀人越货。曾霸占有夫之妇，唆使王兴发将该妇之夫枪杀，事後为灭口计，又将王兴发杀害。并虐待其妻杨翠全致死。又私设关卡，拦刦客商。解放後，威胁群众，不许检举其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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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锦川 男，五六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江桥乡庄家宅一六号。汉奸、惯匪、恶霸。一贯嗾聚匪徒进行抢劫绑架，私刑拷打。贩卖妇女，并私设关卡，强迫民船、客商交纳“买路费”。日寇投降後，充匪甲长，专事抽丁勒索。解放後，侵吞解放军之柴草费与居民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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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阿三(又名张福基)，男，三九岁，上海市人，住本市大场区新华乡大张家宅一号。惯匪。曾纠集匪徒十馀人，抢劫孟江港孟顺堂家时，将孟顺堂烧伤，孟子被倒灌冷水，後再用脚踏致死。在抢劫孟保荣家时，火烧孟妻下身。解放後，散布谣言，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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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福堂男，六四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浦东梅园宅七号。汉奸、恶霸。历充汉奸“维持会”会长、十八间镇镇长、汪伪区队总指挥官、“自警团”团长、“绥靖队”队长。依仗日寇势力，残害人民。曾唆使日寇捕害杨珠全、王和生等七人，杨珠全旋遭杀害。解放後不知悔改，仍与匪徒为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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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春全男，六○岁，上海市人，住大场生建乡和溪行政村。恶霸。纠集惯匪，专事敲诈、勒索、抢劫、贩毒。曾带引日寇到处烧杀，吊打乡民张和尚，洗劫顾阿根等十四家，并烧毁张小弟住屋，贩卖妇女。解放後，勾结不法地主，破坏土地改革。
+
+　　罗阿蔡 男，三九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浦东白连泾小何家宅四号。汉奸、特务。匪“游击队”队员、日寇密探。曾带领日寇将焦张根、姚根林二人杀害。解放後混入工厂，蓄意破坏生产，致使国家人民财产，受到重大损失。
+
+　　奚耀川男，六八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杨思区杨思桥北塘荡里九号。恶霸。专事贩卖人口，从中渔利。曾将十四岁女孩周秀英强奸後卖於北蔡。又将张阿叙之妻宋小妹出卖，致张气愤而死。此外尚有李全南、周富英、周如英等多人遭其拐骗贩卖。解放後，继续作恶，胆敢捣乱农民集会，恐吓乡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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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锡麟 男，四三岁，上海市人，住杨思区杨思乡新兴村四七号。特务。匪“中统”组长及“劳工协进会”筹备委员。专事破坏工人爱国运动。曾逮捕爱国志士三人，其中杨振松，被其严刑拷打，致受重伤不治身死。解放後，仍造谣恫吓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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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金川男，四七岁，上海市人，住本市龙华区华邨乡王家巷二一号。惯匪、恶霸。充匪“范明队”大队附。率领匪众，专行抢劫、勒索，先后杀害人命七条。在洗劫李凤祥家时，用火烧伤李凤祥胸部，李姐被吓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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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标(又名秋馀、曲馀)，男，三八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梅陇乡复兴村北春华堂八号。惯匪、汉奸。充蒋匪“忠救军”大队附，日汪“和平军教练官”中队长。曾率领匪徒八十馀人，将华村乡阿子桥居民朱根生等家，洗劫一空，并烧死朱根生。先後抢劫梅陇乡金行村四次，并将金仲华烧伤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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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棠 男，二九岁，上海市人，住本市张家楼镇十四号。恶霸、特务。历充匪“义警”分队长、“公青会”副会长等匪职。与恶霸张若奎勾结，私设刑堂，残害人民。曾逼死董金宝之兄及其母；非刑拷打农民刘秀根、金美生，致身受重伤。本市解放时，又负隅挣扎。解放後，匿藏枪支，加入匪暗杀小组，进行反革命活动；并造谣惑众，破坏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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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振华男，四六岁，江苏上海人，住本市张桥乡吕师村小徐家宅一号。惯匪。日汪统治时期，加入许志飞匪部游击队充分队长。在西沟外档抢劫货船时，残杀船主及职工七人。此外，霸占人妻，强夺徐贵发田产。解放後，仍造谣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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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金保男，五五岁，浙江宁波人，住浦东老白渡荣记路十八号。汉奸。浑名“恶老虎”，日汪浦东老白渡碉头“警卫”头目，曾先後无故毒打工人户兆德等多人，复唆使日寇施以狗咬等酷刑。又夥同日寇凶殴某工友後抛入江中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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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金祥男，五四岁，上海市人，住浦东其昌栈北姚家宅三七号。汉奸。历充日汪“浦东维持会”副会长，“上海青少年团”副团长及副指挥官，日寇“宪兵队”情报组长。拜日海军陆战队司令官野田为“干爷”，曾带领日寇捕害爱国志士杨珠泉等三人。又私设公堂，敲诈勒索，解放後，仍造谣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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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芳桂男，五○岁，江苏淮安人，住浦东胜利镇永安街七号。日汪统治时期，充汉奸保长，私设“公堂”。遭其非刑拷讯者，仅浦东凌家弄，即有孙祥林等五十馀人，曾打死倪根生，殴伤孕妇靳招弟，并强奸妇女、抢劫、勒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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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少卿 男，四一岁，江苏南京人，住本市陆家渡三二三弄五七号。特务。充日汪“和平军”营附，勾结惯匪，枪杀杨守仁等三人。上海解放战役中，胁迫匪徒持械在浦东北蔡与人民解放军顽抗。解放後，藏匿枪支，并拉拢匪众，进行反革命活动。又策谋夺取纠察队枪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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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秋良男，五○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泾南乡沈家宅八号。恶霸、惯匪。曾绑架勒索马金法、盛阿妙等多人。且以火汕将盛阿妙烧成残废，打死沈根英等多人，纵火烧毁沈贵荣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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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松耀 男，五二岁，浙江绍兴人，住浦东冰厂田一三七弄四号。匪“国民党卅一区分部”委员。曾密报匪“警备部”，破坏工人爱国运动，捕去爱国工人冯长寿等六人，惨遭杀害者三人，其馀迄今下落不明。又侵吞千馀工人养老金，隐瞒罪行，登记不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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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田高(即王久寿)，男，五二岁，江苏东台人，住本市陆家渡高木桥一二六号。汉奸。曾为日寇强拉民夫数百名，亲自押往外埠砍伐民树资敌。又曾克扣工人福利金白米一千二百石，欺压工人，并杀死工人张根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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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平生男，五○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浦东金家巷新民村四八号。恶霸、惯匪。曾勾结日寇宪兵队，开设烟馆贩毒。杀死金菊华、金嘉明、金胜其、金郎林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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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宝生 男，四八岁，上海市人，住大场区彭浦乡杨家楼村。恶霸、惯匪。曾洗劫杨家楼一带民家，非刑吊打杨林弟等多人。勾结蒋匪警局，拘捕菜贩王进生毒打致死。霸占妇女五人。奸污王生发之姊後，并逼其堕胎致死。解放後，仍敢继续勒诈欺压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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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世康(又名侯章法)，男，三六岁，上海市人，住本市大场区侯家宅九号。汉奸。曾充日伪大场镇镇长，匪游击队长等职，纠集匪众，敲诈勒索，结夥抢劫，烧死李岳堂，吓死夏仁生之母，逼疯周根发等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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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杏生(又名海江)，男，四七岁，上海市人，住本市大场区生建乡何里宅。惯匪。纠集匪徒，抢劫、绑架，私刑拷打，谋害人命，先後达五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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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明盘(又名沈金涛)，男，四八岁，江苏上海人，住大场区生建乡坦石桥三九号。恶霸。历充匪国民党区分部执委，及匪大场区区长。一贯横行乡里，残害人民。一九三七年，烧死万宝根，万之兄亦被枪击。解放後，造谣破坏，并策谋投匪，进行反革命活动。
+
+　　翟林桃(化名狄阿乱)，男，三二岁，上海市人，住本市大场区生建乡桂花村朱家宅。日汪“和平军”及密探。杀害我新四军战士四人。曾用火烧朱桃香下身致死。并霸占塔头村王某之妻。解放後，破坏土地改革。
+
+　　陈阿章(化名陈长生)，男，三九岁，上海市人，住本市大场生建乡南大村姚家桥五号。汉奸、惯匪。日汪统治时期，勾结日寇，供给情报，破坏人民抗日活动。又连续结夥抢刦，北章村章永根因遭其火烧下身，伤重惨死，章母亦因受惊过度而亡。解放後，继续进行抢刦，破坏革命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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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荣标男，四五岁，上海市人，住大场新华乡萧场杨木桥三号。惯匪。曾勾结惯匪徐林其等，抢刦杀人。朱家桥周仁兰、唐桥赵阿炳及赵金根之父，均遭其酷刑杀害。解放後，仍造谣破坏，进行反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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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进生(又名金志凡)，男，四八岁，上海市人，住大场区场北乡杨焕桥三号。恶霸、惯匪、“一贯道”头子。曾充匪游击队长。因敲诈未遂，打死曹阿三父子。又将杨连生打死埋尸灭迹。抢刦张进岐家时，用火烧张父之下身致死。另有胡家庄李敖堂等八人，先後遭其毒手，死於非命。解放後，仍利用“一贯道”造谣惑众。
+
+　　朱秋亭男，五七岁，上海市人，住大场区新华乡萧场胡家宅。恶霸、惯匪。纠集匪徒抢刦烧杀。赵金根父子遭其反复灌冷水数次，赵父因重伤不治惨死。周六妹之夫被其用火焚烧下身，致成残废。此外受害者尚有王银堂等多人。解放後，造谣惑众，并图暗杀我工作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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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宏民(又名盛阿三)，男，五二岁，上海人，住本市大场镇西街五一六号。恶霸。蒋匪“保长”。曾强奸妇女贩卖妇女多人。强拆民房七间。毒打丁李氏，後又将其逮捕羁押。解放後，破坏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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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阿贵 男，三九岁，上海市人，住本市真如区杨桥乡许家巷四号。惯匪。“六股党”匪首之一，纠集匪徒二百馀人，专事烧杀抢剑，勒索财物。曾结夥洗剑朱家弄村，遭其杀害者即达六人。又在金家花园，枪杀周金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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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秉忠男，三九岁，上海市人，住本市真如区杨桥乡许家兜十三号。惯匪。抗战时期，纠众组织匪“游击队”。专事抢刦，奸淫烧杀。曾吊打胡桂卿、胡松涛，重伤致死。火烧葛留福下身致死。枪杀孕妇葛倪氏，活埋陈家楼居民张士富。率匪众轮奸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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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江生 男，四五岁，上海市人，住本市真如区交通乡小洋桥二二八一号。汉奸、惯匪。日寇“自卫团”班长，敲诈勒索抢剑殴打商人。遭其杀害者，前後有十三人之多。解放後，藏匿枪支，策谋进行武装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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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维根(又名金爱根、金友根、金和尚、金维良)男，四四岁，上海市人，住真如江桥乡金家宅八号。加入蒋匪游击队。一贯抢剑烧杀，残害人民。曾先後用火烧死贺云生、朱顺堂等多人。吊打朱妙珍之父。结夥抢剑江桥乡沙河居民张友忠家时，将张妻重殴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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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弟弟 男，三九岁，上海市人，住本市真如区陈渡乡蔡家桥一二二号。汉奸、惯匪、特务。曾充日寇“密探”，蒋匪情报员。专事刺探情报，进行反革命活动。并抢剑绑架，曾先後酷刑拷打周德祥等十人，周因伤重致死。抢剑葛永舟等家时，殴死葛妹。拆毁民房多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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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云熙男，四一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新泾区宝北乡张家宅一号。土匪、兵痞。历充游匪排长，匪“忠义救国军”队员。勾结匪徒，结伙勒索敲诈，绑架宝北乡农民唐龙生，私刑吊打，吐血身死。诱占他人之妻。解放後，继续行施诈骗，贩卖毒品并破坏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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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文信(又名宗阿弟)，男，四一岁，上海市人，住本市虹桥路宗家巷五九号。土匪，兵痞。匪“忠义救国军”队员、“保卫团”团员。结夥路劫人力车，打死该车工友赵竟成，策谋夥劫南垄家宅陈雨泉家，饬其匪徒，将陈氏夫妇连砍七刀。勾结歹徒，开设“花会筒”诈欺敛财。私刑吊打俞进泉。解放後，私藏枪支，图谋不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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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友莲男，五七岁，住本市虹桥路程家桥二三五一号。历充匪“忠救军”大队长、总队长及青浦县大队长等匪职。曾先后杀死爱国志士及其家属杨国才等五人。唆使爪牙，捕杀乡民郁根毕父子。又私设关卡，鱼肉人民；贩卖毒品，强占土地。解放後，隐瞒身份，伪装登记。土地改革期间，偷运财物，破坏政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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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鸿钧男，三○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新泾区吴家巷六九号。恶霸。纠集匪众，武装抢劫，曾协助匪“警备司令部”杀害爱国志士吴白生等二人。酷刑殴伤村民多人。并开设烟馆贩毒。解放後，与恶霸陈其昌夥同进行反革命活动。
+
+　　朱毛郎(又名朱顺达)，男，四○岁，上海市人，住本市程家桥路龙船棺三号。惯匪。勾结恶霸惯匪姚友莲等，加入匪“游击队”，横行乡里，欺压居民，曾先後殴打绍兴阿三等多人，内中重伤致死者五人。又强奸妇女多人。一贯抢劫敲诈勒索。解放後，经常与匪徒秘密集会，图谋不轨。
+
+　　徐彩如男，三四岁，上海市人，住本市北翟路屈家桥二号。汉奸、惯匪。充日汪“警察局”密探、情报组长，拜日寇“宪兵队”队长武田为“干爹”，杀害爱国志士李伯川，贩卖人妻。霸占他人田产。抢劫居民徐根权、银元茂米号等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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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雪生 男，四二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新泾区虹梅北路石家浪五十号。恶霸地主。吸毒聚赌，先後强奸妇女五人，其中周氏且被强奸致死。解放後，匿藏蒋匪散兵并资助潜逃。私行变卖房产，破坏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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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杏生男，三五岁，上海市人，住本市诸翟乡金家巷十号。惯匪、恶霸。加入匪“忠救军”、“义警队”，仗势抢劫、勒索，曾杀害徐纪祥等六人。其中陈白妹、韦阿毛二人被其身绑石头投掷池塘中淹死。又强奸妇女，霸占人妻。解放後，仍继续抢劫，并造谣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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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亦岐男，五七岁，上海市人，住新泾华漕乡陶家角一号，勾结日寇横行乡里。贩卖妇女，霸占人妻。欺压张金舟，逼使张妻自缢身死。此外又侵吞公款，酷刑拷打居民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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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鸿贵 男，五八岁，江苏监城人，住本市中山西路小安桥五二号。恶霸。蒋匪“招兵站”军需官，依仗恶势力，敲诈勒索，酷刑拷打王贵如、徐倪氏等多人，霸占某商民女批货物后，反逼其“赔偿损失”。资助蒋匪“还乡团”枪械。解放后造谣惑众。
+
+　　王子顺男，三○岁，上海市人，住本市宝北乡王家巷一四号。恶霸、惯匪、特务。匪“忠勇军”特务长、中队长。曾以利斧砍死王苏国等十二人，连续在韩家塘抢劫达数十次之多。火烧吴宝林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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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志良 男，四二岁，上海市人，住高桥江心沙老圩四七号。充匪保卫队排长，区公所调解委员会主任。横行江心沙一带。强抽壮丁，敲诈勒索。 解放後，包庇反革命分子潜逃。造谣破坏，并藏匿枪枝。逮捕後，复策谋杀害公安人员，暴动越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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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增祥 男，五七岁，上海市人，住高桥黄家牌楼一八号。日汪统治时期，充汉奸警察及汉奸保长。勾结匪首三麻子，杀人抢劫。一九四三年八月，主使黄匪全庆等，将张林金拉到海塘外杀死，其家属收尸，还勒索七百万元。一九四四年九月，夥同三麻子，杀死监贩五人，并劫走自行车五辆。某年夏，黄犯复指使匪众，抢劫花衣船一只，并将船上五十馀人，推入江中淹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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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新全 男，五九岁，江苏上海人，住本市高桥区黄家牌楼二三号。惯匪。曾受黄匪增祥指使，用铁钯打死居民张林金多人。又夥同匪众，将监贩五人打死，抢去自行车五辆，并将死者头部劈开，挖出脑髓，煮汤而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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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全庆 男，四五岁，上海市人，住本市高桥区黄家牌楼一五号。曾参加匪“游击队”。勾结匪首三麻子，专事作恶杀人。曾因与其弟黄富庆争夺房产，一脚踢中其弟媳腹部，致流产身死；其弟续娶後，又强奸新弟媳成孕，後逼令堕胎致死。其八十岁之老祖母，亦遭其虐待而死。此外为其杀害尚有张林金、张民根兄弟等多人。解放後，破坏土地改革。
+
+　　凌德明男，三八岁，上海市人，住浦东高桥高东乡田图宅五号。恶霸，张匪惠芳部情报员，加入一贯道。酷刑拷打乡民金富林，致使伤重身死。後霸占凌木泉、黄红南土地。杀害乡民顾大毛，并勒索收尸费一千元。此外又图霸占他人之妻及其财产，竟将事主绑走杀害。
+
+　　王炳生(又名毛毛)，男，二九岁，江苏上海人，住本市吴淞淞南乡西新桥十一号。特务。曾参加日汪匪军，後又充蒋匪“别动队”及“五十二军”谍报员。曾在松江杀害爱国志士二十馀人。上海解放战役中，又於胡家庄西北，惨杀革命志士六人。并在西黄等地，进行抢劫。解放後，造谣惑众，破坏自卫队枪枝弹药。
+
+　　沈定芳男，四九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淞北乡北蔡宅一号。恶霸。曾充汉奸乡长。霸占沈连生女儿未成，当场将沈打死。日寇“清乡”时，曾强行毁桥断路，致米贩曹保杯、钱小宝落河淹死。连续向居民朱银福、沈福全、张根郎等抢劫、敲诈。强奸妇女。解放後胁众抗缴公粮。
+
+　　陈见生男，五○岁，上海市人，住本市吴淞区淞南乡桂巷宅八号。惯匪、恶霸。东周巷、桂巷两村居民十之八、九，均曾遭其洗劫。曾将在病之陈郭氏於雪中拖跑，吊打沈马氏，火烧刘母等的下身。强奸他人之妻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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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扣华 男，四一岁，江苏宝应人，住本市吴淞区淞兴西路三二号。特务。匪陆京士系“技术研究班”组长，夥同匪徒殴打工人，搜查工人住处，并逮捕工人潘阿云。解放后，投入匪“东南反共救国军”，拉拢人枪。被我逮捕，经教育释放後，仍造谣惑众，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
+　　王士杰(又名王才元)，男，三三岁，江苏武进人，住本市吴淞区永安三厂工房九四号。汉奸。日寇“宪兵队”密探长，匪“游击队”、日汪“和平军”、“保安团”特务长。蒋匪“工人福利会”三级干部。曾杀害抗日志士，严刑拷打王和庆。破坏工人爱国运动。解放後，仍不悔悟，组织歹徒偷铁，并破坏纠察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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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判决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改造，以观後效者:
+
+　　何阿炳男，四七岁，江苏淮阴人，住本市永安厂工房二○八号。特务。匪“工人福利会”三级干部，”中统”情报员。破坏工人爱国运动。曾用大棍凶殴萧得胜。解放後，破坏生产，造谣惑众，串同反动分子抗拒登记。
+
+　　沈玉田男，三五岁，上海市人，住吴淞淞南乡周家桥二二号。特务。伪“联谊会”常务监事，曾在匪“社工训练班”受训，匪“护工队”二级干部。仗势勒索、殴打，甚而以老虎钳、香烟火虐待工人，并破坏工人爱国运动。解放後，勾结特务，收集情报资敌，并策谋投匪，资助匪徒逃跑。造谣破坏。
+
+## (三)判决无期徒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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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孝忠(又名杨东泉)男，三四岁，住本市真如区江桥乡季家巷一四号。恶霸。为图谋刘云江财物，诬害刘为窃盗，滥施拷打伤重身死，劫取其财。经常殴打农民，季家巷居民大半受其毒害。解放後，污蔑政府，胁迫农民不许开会，妄图破坏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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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本芳男，三九岁，安徽合肥人，住浦东凌家木桥九二号。汉奸、特务。日汪“水上查缉队洋泾港分组”副组长，蒋匪“浦东政治保卫局”情报员，“宪兵特高组”组员，“工人福利会”一级干部。解放后，焚毁文件；私抛枪枝，登记不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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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学斌(又名赵翼德)，男，三七岁，江苏江阴人，住本市吴淞区外马路私营永安二厂工房二五七号。匪“工人祸利会”一级干部。“特别区党部”执委，“护工队”分队长。本市解放前夕，接受匪命混入工协策谋破坏。解放后窃取厂中物资，破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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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妙余(即顾大士)，男，二七岁，上海人，住本市虹桥镇路二三号。汉奸、特务。曾加入匪“忠勇军”、“交警”等反动武装组织。曾带领日寇抢米，开枪射击，纵放军用大残害居民，致使米贩何金妹等跌入河浜淹死。又曾抢劫虹桥米业联营所。绑架姚国勇。一九四九年八月在舟山加入匪“国防部敌后小组”特务组织。潜入上海活动。抵沪后向我悔过，立功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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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颂动男，六四岁，上海人，住吴淞淞北乡新民村一六号。汉奸、特务。迭充反动地保、保长达三十五年之久。日本投降后，充匪“义警”指导员。一贯敲诈勒索，横徵暴敛。解放后，威胁利诱，并策谋贿赂我公职人员。破坏土改，抗拒登记。
+
+　　朱欣然(又名朱阿兴)，男，二六岁，上海市人，住本市大场西街四九八号。曾充匪“代理保干事”。专事敲诈勒索，其叔即为其持枪逼租，受惊过度而死。解放后，勾结蔡匪复兴共同潜往香港，图谋煽惑他人投匪。
+
+　　高黄茄宝 女，六三岁，江苏上海人，住江湾新市路一三七五——七号。日汪统治时期，依仗汉奸势力，敲诈勒索。欺压无辜人民。曾唆使其子高枢石(已捕)打死柴贩葛茄弟。解放后，散布谣言。
+
+　　冯纪寅男，三七岁，江苏嘉定人，住本市吴淞区外马路永安工厂工房二○六号。特务。匪“忠救军”连长、副官，加入“中统”特务组织，匪“工人福利会”一级干部。曾逮捕爱国工人徐梅芳等多人。解放后，仍不悔改，煽动歹徒盗卖物资，挑拨劳资关系，并策谋进行反革命活动。
+
+　　吴坤山 男，三八岁，湖北黄陂人，住浦东十八间一○七号。“中统”特务，码头恶霸。匪“中统局第六站”通讯员，一贯欺压码头工人，破坏爱国工人活动，指使爪牙殴死工人吴德才。
+
+　　邱国玺(又名邱阿七)，男，卅七岁，江苏监城人，住浦东桃园宅十一号。特务。先后加入匪“中统局”，“劳工协进社”。又参加匪“护工队”充区队附。曾勾结洪匪梅全，抄列黑名单，迫害爱国志士。解放后，造谣惑众，抗拒并破坏登记。
+
+　　赵守常 男，三九岁，江苏宝山人，住吴淞中新路二八——三○号。蒋匪“保长”“区民代表”。勾结伪区长，侵吞“合作社”股金；自供曾贪污壮丁米八千余斤。解放后，又图侵吞钜量户口米被捕；经教育释放后，仍不悔悟，竟勾结匪徒投敌。
+
+## (四)判决有期徒刑者:
+
+　　吴其麟 男，二七岁，江苏镇江人，住本市虹桥路铁路口五一九号。恶霸。日汪统治时期，依仗日寇势力，残害人民。曾无理殴辱金褚氏、金洪坤等数十人。
+
+　　王阿毛男，三五岁，江苏泰州人，住本市吴淞培基路六八弄九号。特务。匪“福利会”二级干部、“护工队”分队附。仗势压榨工人，霸占人妻。解放后恐吓群众，阻挠游行。
+
+　　郭震华男，三四岁，上海市人，住本市高桥东街七一号。历充匪“淞沪警备司令部”义务稽查队高桥区队长、“戡乱建国大队”组长、“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中队长等伪职。隐瞒罪行，登记不诚。
+
+　　张承基 男，二七岁，上海市人，住本市龙华区七宝镇北西街八七号。恶霸。七宝“十七弟兄”之一。曾充匪首陆京士之“工人忠义救国军”特务。解放后，迭经教育释放，仍不悔改，并继续吸食毒品。
+
+　　许正铨 男，四七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新市区虬江乡虬江新镇六十号。惯匪。结伙抢刦商人王刘顺。敲诈勒索居民沈德和等多人。解放后，贩卖假黄金，扰乱金融市场。
+
+　　朱惠恩男，三五岁，上海市人，住本市吴淞区淞北乡曹胡村朱家宅五号。历充匪“保卫团”及“义警”分队长，仗势欺压群众，强拉壮丁。解放后，隐藏枪枝。
+
+　　金宝根 男，二九岁，上海市人，住本市真如区电台乡凌家巷四号。恶霸、惯匪。与其父金匪介山狼狈为奸，履行抢刦，又因拐卖女子管翠英不遂，加以毒打后，勾结匪警局将管抓去。并率同歹徒毒打邱阿毛。
+
+　　邢更生 男，四二岁，江苏监城人，住本市交通路地梨港五号。恶霸。匪“国民党区分部”执行委员，依仗反动势力，勾结惯匪，敲诈勒索，强拉民伕，为匪建筑工事。解放后，仍不悔改，登记时隐瞒罪行。
+
+　　刘金生 男，六一岁，浙江余姚人，住本市新疆路德兴里三号。恶霸。“六股党”首要分子之一。参加匪“民社党”，敲诈人民，贪污公款。解放后，仍造谣恫吓群众。
+
+　　江村农男，三六岁，江苏镇江人，住本市山海关路一六六号后楼。匪“义警”分队长，曾受匪“中央训练团”及“上海武力干部讲习班”训练。勾结特务，破坏大新公司职工爱国运动。并主谋逮捕前职工会领袖。解放后，继续造谣惑众，破坏工人团结。
+
+　　高光大男，二七岁，安徽凤阳人，住本市交通大学宿舍。特务。匪“三青团”直属分队长、“青年军”训导员。日寇投降後，派至上海交通大学，进行反革命活动，主持“青年军联谊会”特务组织，开列黑名单，布置打手，破坏护校运动。解放後，伪装登记，并阻挠其妻登记。
+
+　　沈松其(又名沈小弟)，男，五一岁，江苏无锡人，住本市大通路斯文里二二五号。特务、恶霸。匪“中统”情报员，匪“革新社”分队长，三十余年来专以敲昨、勒索、抢劫为生。登记时毫不坦白，隐瞒罪行。
+
+　　赵光运 男，五二岁，浙江上虞人，住本市新疆路德兴里一号。恶霸。与俞匪瑞夫等组织“六股党”，专事敲昨勒索、欺压人民。勾结日寇“宪兵队”，将陆金荣逮捕非刑拷打，诬指居民黄志荣之子偷窃木柴，将其关押，并勒索钱财。解放后，造谣惑众。
+
+　　雷一鸣男，四二岁，广东中山人，住本市新闸路六六弄五四号。特务。匪“工人福利会”二级干部，劫收“三区百货业工会”，逮捕爱国职工糜仁。解放后，继续造谣感众，诋毁人民政府。
+
+　　 一九五一年六月廿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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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5 @@
+# 中共浙江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石新民破坏土改给以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
+
+　　石新民，男，山东省兰陵县人，现年49岁，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地主（他本人在干部登记表上填为学生），于1939年2月入伍，同年3月入党，其入伍前曾教书3年，任伪保长1年，开药铺1年，入伍后历任：连长、区长、武装部长、县委副书记、县长、专署秘书主任、潍坊特别市民政科长，现任嘉兴专署秘书主任。
+
+　　石新民全家四口，在抗战前有田68亩，出租40亩，其余雇人耕种，全家不劳动，“七七”事变后，本人参加抗战，土地就全部出租，后来卖掉一部分，仍有40多亩，1949年土改时没收十多亩，还有田31亩，房屋7间，平均每人有7亩多田，家庭生活相当富裕。
+
+　　去年12月6日，在传达华东二次土改典型试验会议精神后不到十天时间，石明知山东要实行土改而往家里去信，要他姪子石启俊向佃户收租，并以抽地转租等威胁佃户石启典，更严重的是目无法纪的托其姪子出卖家中之一切土地房产，致使当地土改工作进行受到阻碍，群众不敢没收他的土地，怕再遭受打击。
+
+　　石新民是一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利用职权，欺压群众。如：1946年实行减租减息时，群众斗争他姪子石启典（当时是地主伪保长，现划为富农），在义愤之下，打了几下，当时石新民在该县任县长（是他家乡），不但不支持群众正义的行动，反袒护其侄子，向县委书记诬告这一行动是地主阶级操纵的宗派斗争，下令逮捕村干积极分子，达到个人报复的目的；同时在他这种行动的影响下，他姪子石启俊（当时在公安局工作，即现在石新民托他卖田的人），回家帮助地主捣毁民兵队部，卸去民兵枪支，绑押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大骂群众。在这一连串的直接或间接镇压群众危害革命的行为下，助长了地主阶级的威风，使广大的群众运动受到打击。
+
+　　以上错误，经当地群众控告揭发后，石还一再强辩，不承认有意识破坏土改，托人出卖房产是为了家属回去生活困难，并强调其在1月十几日才知道家中要土改，曾复去信给村干表明态度；但他去信时间，是在葛风袒护包庇地主亲属错误在报上揭发后，企图为自己的错误行为作掩护。同时，据山东兰陵县委纪委会来信，在土改中查出他家藏粮食一千余斤。这说明石新民的出卖家产，并不是家属生活困难，而是破坏土改的不法行为。
+
+　　我们认为石新民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在46年减租减息时，镇压群众运动；又在这全国进行伟大的土改运动中，明知故犯的破坏政府法令，他是没有具备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的。为了保持党的纯洁，教育全党，经本会讨论决定：给以开除党籍处分，并建议行政上撤职，依法惩办。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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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2/000109.txt
@@ -0,0 +1,21 @@
+# 川北军区党委会关于执行镇压反革命的检查报告
+
+　　（一）一九五零年我们在剿匪并结合反霸、减租、退押等群众运动中，对执行镇压反革命份子活动基本上未出大的偏差。但五月以前“宽大无边”的倾向是存在的，五月会议以後，尤其九月间党代表会议後纠正了这一偏向，因而六月以後进行较稳重。全年捕捉匪首九百九十八名，自新匪首九百九十四名，匪首漏网者一百一十七名；处决匪大队长以上至纵队司令的重要匪首共三百二十八名，处徒刑者仅遂宁、南充两分区即XX名。十二月份管训之主要匪首如川西“反共救国青勇军”总指挥张质俊等XX名，部队内部管训反革命份子共XX名，处决八名，及经审查、教育後分别资遣复员、罚苦役及分配工作者外，馀仍在管训中。
+
+　　（二）执行中右的偏向有如下几方面：
+
+　　（1）五月以前，干部思想上只强调宽大的一面，不敢强调或不敢实行坚决镇压，害怕匪特暴动闹出“乱子”，所杀错了人责任担不起。因而只强调“我们是宽大政策”，甚至在宣传或争取匪首自新时错误的提出“无论过去罪恶多大，只要悔过自新，一律宽大”，歪曲政策，丧失政策，丧失立场。如青川警卫营长与惯匪头子贾银坤的代表举行和平谈，答应我部队撤出贾匪地区并允许计其保持武装与我和平共处，後予纠正，现贾匪已捕获。
+
+　　（2）强调“宽大政策”的右倾偏向，在对部队内部的反革命分子亦复如此，干部中存在看“教育万能”，思想上只强调“教育改造”，因而该杀的没杀，放松了对敌人的及时镇压。如剑阁分区战士刘五与排长两人被匪包围後，他投匪并带匪将排长打死，後又接受匪任务归队破坏，发觉後很久不处理，最後只判了半年徒刑。又如伪七兵团连长李满堂起义後带一排人叛变，任匪大队长，杀我工作同志七人，洗烧乡村、抢劫仓库，後被我全部歼灭，李匪无奈，混充一般土匪自新。当时害怕把李匪处决，对已经自新匪有影响，丝毫未加教育即送资遣队，准备资遣回家，经发觉转送军区，当研究处决时，有的仍认为该犯坦白很好，杀了会影响其他匪特份子坦白的错误想法。同时在“教育万能论“的支持下，学校亦发生同样错误，军大川北分校在思想鉴定时，谁坦白了就广播表扬，以致有一些反革命份子在坦白时说：”我过去杀过几个共产党员，现在要有共产党员要我杀，我还敢杀”的狂妄言论，似乎有了罪恶反而成了光荣事。
+
+　　（3）对一些罪大恶极的匪犯处理不及时，不敢坚决处死。如苍溪罪大恶极特务汤柳喧（缺事实）一犯，仅判了三年徒刑，直到十一月才改判死刑；另一惯匪李兰芳仅判徒刑六个月（缺事实）释放，到了九月改判死刑。射洪县捕获一匪首仅问了一下，乡长说是好人就放了，该犯回去重又抢又盗，後经群众控诉，二次捕回才处死；万源县放了匪特赖自成，群众反映说：“政府又把他放回在我们啦”。由於执行中的右倾错误，助长匪焰越剿越多，使匪特无所顾忌，敢为所欲为。同时使群众感受威胁，敢怒不敢言，某些群众对我冷淡不敢接近，明知有匪不敢向我报告。而匪特则谣传说：“解放军宽大怕什么？”以胁迫群众；武胜乐善乡一老婆和她小孩拿着木棒抢人，她说：“政府不杀匪”，在群众中形成一种心理，认为“当匪没事”。
+
+　　（三）六月以後，上述右倾错误得到了纠正，正确执行了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而一般都杀得适时、适地、适人。群众反映很好，有不少地方老乡说：“杀得好，过去的坏人硬是未走掉一个”；匪特作恶份子则说：“共产党宽大，现在开刀杀人了”；嫌疑份子有的表现不闻不问，个别表现惊慌的说：“现在可不敢乱动，风气太紧”。尤其看了“川北日报”登载的“纠正宽大无边的偏向”後，一批作恶的人说：“要注意共产党挖掉匪根子，不再像以前那样宽大了”；有的甚至感到穷途末路而自杀，如南充市中统特务恶霸王公维投河自杀，西充县仅去年十二月二十日至卅一日就有因怕群众斗争与匪有联系的恶霸六人自杀。
+
+　　（四）执行镇压反革命政策中的另一偏向是乱杀、乱捕，如蓬安县赛金乡一老汉他儿子是坏人，我X团将老汉逮捕，後又释放回家即自杀，原因不明。开江县我部队一排长错杀三人，两个胁从份子一个嫌疑犯。执行政策左右摇摆不稳，但右倾错误是主要的，尤其五月以前。整个说一年来对镇压反革命份子的“宽大无边”倾向，得到了逐渐纠正。
+
+　　来源：《西南工作》 第44期，中共中央西南局编印（党内刊物发至县团），1951年3月10日。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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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2/000110.txt
@@ -0,0 +1,795 @@
+#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
+　　对於本年四月廿七日本市所逮捕的一批反革命罪犯，本会已於五月卅一日判决执行了一部份。兹经本市公安司法机关继续依靠人民群众协助，进行缜密的侦查、审讯，已将其第二批审理终结。对於其中罪行确鉴的反革命罪犯三七九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及“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分别其罪行，提出了处刑意见，送经本市市、区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并已提请本会批准。兹特将各犯姓名、年籍、罪行与判决公布於後，其中凡判处死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之反革命罪犯，其财产除酌留其家属生活费用外，馀均没收。特此公布，并即执行!
+
+　　 主任  陈毅
+
+　　 副主任  粟裕
+
+　　计开
+
+## (一)判处死刑者:
+
+　　陈鹏飞(又名陈晨)，男，四一岁，江苏上海人，住本市南京西路一七四九号。汉奸，特务。陆匪秀英之丈夫。曾充日汪侦缉队班长，特务中队长。曾与其妻策谋枪杀爱国人士四名。更仗势乱捕居民，非刑拷打，进行勒索敲诈。
+
+　　曹致远(又名曹源浚)，男，五五岁，上海市人，住浦东张桥乡永宁路三号。恶霸。充匪党“区党部”执行委员、“浦东自卫团”团长、“义务警察队”大队长。曾带领匪军，将和平村朱家宅民房除其本人住宅外，全部烧光。又将张桥乡匪“自卫团”长短枪四十馀支，供给匪首许志飞，进行抢劫。解放後，胆敢违抗政令，蓄意破坏土地改革。
+
+　　杨增元(又名立兴、思诚)，男，五七岁，上海人，住本市昌平路麦根里三七号。汉奸、恶霸。勾结日汪汉奸组织漕河泾汉奸“自卫团”，自充参谋长。曾惨杀爱国志士胥文南。後又串通惯匪张阿新等，因敲诈商民杨士连不遂，将杨拖至罗汉松地方，用锄头砸碎脑壳而死。又杀害钱姓兄弟及许姓等六人。并贩卖毒品。
+
+　　朱庆云(又名朱顺兴、朱再生)，男，四七岁，浙江宁波人，住本市金陵东路五十四号。“军统”特务。匪“中美合作所”情报员。曾向匪密告江南造船厂爱国运动干部十七人的名单。解放後，造谣惑众，破坏人民政府威信。
+
+　　张恒兴(又名变堂)，男，廿八岁，江苏江都人，住浙江北路三二○弄五号。汉奸，特务。曾充日汪“侦缉队”队员，匪“三青团”区队指导员，加入匪“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及“国防部青年救国团”充上尉副官，仗势勒索，霸占民妻，屡次逮捕爱国志士，奸污妇女二十馀人。解放後，私藏枪枝，包庇恃务。
+
+　　萧海根(原名萧德霖)，男，三三岁，江苏常州人，住本市澳门路五二四弄丙字一一号。解放后加入匪“京沪人民反共救国军八十七师”，拉拢匪众入夥，阴谋武装暴乱。复窝藏重要匪首，并纵其潜逃。
+
+　　倪少三(即倪瀛修、倪星五、化名梁一名)，男，卅一岁，江苏淮阴人，住本市建国东路三五三号。特务。历充匪“军法官”、“军警联检所”承审员。专事“审讯”爱国人士。曾将爱国干部毛志培判处死刑，加以杀害。监禁爱国分子七人。并严刑拷打，敲诈勒索。解放後与特务勾结，并包庇窝藏反革命份子。
+
+　　赵文俊 男，三六岁，江苏泰兴人，住本市唐山路一二一五号，历充蒋匪游击队，日汪“和平军”排连长。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在充伪排连长时，曾策谋勾引我民兵叛变。泰兴解放时被俘，经教育释放。解放後，造谣惑众，烧毁工会选举票箱，并勾结匪特，进行破坏活动。
+
+　　叶克盛(又名叶鉴堂)，男，五四岁，河北成阳人，住本市通北路韬朋里五一号，汉奸。充当日寇宪兵班长，依仗恶势力，专事残害人民。曾捕走抗日志士两人，予以枪杀；又将居民孔老二等数十人逮捕，滥施酷刑。
+
+　　顾忠发 男，四○岁，江苏阜宁人，住本市长阳路一一五三弄六号。汉奸、特务。日汪统治时期，曾带领日寇先後在菱白园徐家巷蒋家浜一带纵火三次，烧毁民房六十间，并打死居民一人；又唆使日寇打死工人曹为洪。日寇投降後，加入匪“义务警察”，继续为非作歹，欺压人民。
+
+　　张富财 男，四六岁，江苏高邮人，住本市平凉路五○九弄五六号。汉奸、特务。日寇宪兵队密探，凭藉恶势力，残害人民，率领匪徒，殴伤周光辉父子，捣毁家具，并敲诈白米十石，带领汉奸警局人员，逮捕工人宦维清、张榴柱、杨金贵、孙长根等，酷刑拷打，致宦张两人伤重身死。解放後，包庇“中统”特务三人，助其潜逃。
+
+　　张德煊 男，四二岁，江苏镇江人，住本市福宁路九九号。特务。匪“工人福利会”一级干部、“护工队”中队长。破坏工人爱国运动。曾协助匪警局在渔市场枪杀革命志士五人。又参与劝工大楼血案。强奸少女。
+
+　　火耀祥男，四八岁，上海人，住本市长阳路六四○弄八三号。汉奸、特务、恶霸。日寇密探，日汪“七十六号”特务。後又投匪“警备部稽查大队”，破坏工人爱国运动。奸污妇女，因而致死者二人。解放後，仍不悔悟，散播谣言，破坏生产，并潜赴香港以生产情报贤敌；假意登记，继续进
+
+　　（行反革命活动。）
+
+　　朱航男，三○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昆明路德安里七七号。“军统”特务。曾加入匪军统“东南特训班”及“中美合作所”受特务训练五年。历充匪首蒋介石特别警卫组员，上海市伪警局刑事处工厂组组长。专事破坏工人爱国运动。先后在申新五厂、中华烟厂等处，逮捕革命志士，及进步工人二十七人。解放后，策谋组织匪“京沪杭行动总司令部”自充纵队副司令，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
+　　张春华 男，三二岁，安徽当涂人，住本市扬州路扬州里一一号。汉奸、特务。日寇“警察局特高科”、蒋匪“警察局政治组”特务、“护工队第五大队”大队附，曾纠集匪徒参加劝工大楼血案。解放前夕，先後在沪西沪东、南市等地工厂中逮捕爱国工人十馀人，非刑拷打。解放后，一再潜往匪占区，与匪首庄心田勾结，受匪派遣潜回上海，为我逮捕，教育释放。但毫无立功表现，又图阴谋活动。
+
+　　许其清 男，三五岁，江苏阜宁人，住本市长浜路八四号。汉奸。日汪统治时期，代日寇包工建筑机场，残酷压榨工人。一九四四年，又诱骗工人千馀名，至铜官山开矿。吞没工人全部工资，致工人因病饿而死者二十馀人。解放后，窝藏特务赵子清，并抗拒登记，继续与人民为敌。
+
+　　葛兆生男，廿九岁，江苏无锡人，住本市京江路一六八号。特务。解放後加入匪“江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第三指挥部第三支队第一大队”， 金甫、郑匪志浩共同策谋抢劫；并积极搜罗人枪，图谋进行武装骚扰。逮捕後仍不服罪。
+
+　　黄瑞大 男，四一岁，上海市人，住本市丽园路七八。号。汉奸、恶霸。绰号一黄老虎”，曾充日寇翻译、日汪沪东保安队队长。日寇投降後，充新光内衣厂技术人员训练所主任时，曾强奸女学员六人，又逼害工友陈宝根致死。并勾结匪“警备部”，指名逮捕工人，破坏工人爱国运动。
+
+　　王宏发(又名王彪)，男，四○岁，安徽合肥人，住本市许昌路恒丰工房三九号。历充日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行动员，蒋匪浙江保安司令部“戡乱团”警卫组长，及匪“护工队”分队附。为暗杀茅丽英烈士凶手之一。并亲自枪杀革命志士。解放後，拉拢他人参加特务组织。伪装登记。
+
+　　陈剑飞(又名陈勇)，男，三八岁，江苏上海人，住本市江苏路八九一弄盘谷邨一四号。曾充日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行动员。蒋匪浙江保安司令部“戡乱团”团长。为陆匪秀英得力打手。茅丽英烈士，即为其亲手杀害。并参与枪杀爱国志士三人。
+
+　　哈荫传(又名程复庚)，男，三九岁，新疆哈密人，住本市南京西路泰利巷三○号。汉奸、特务。历充日汪“民意报”编辑、“考试院”秘书、“警官学校”讲师等匪职。背叛祖国，毒化人民。日寇投降後，投靠蒋匪，充上海市匪警局侦情组长，曾逮捕王中一、杨光明两爱国志士及爱国工人百数十人。又破坏交通、同济等校，及申新九厂等学生工人爱国运动。并曾参与富通、申达大楼事件。
+
+　　沈强(又名沈小毛、沈博夫、沈烱强)，男，四三岁，浙江吴兴人，住本市牯岭路一一六号。汉奸、特务。历充日汪“政治保卫局”组员，“警察局”侦缉队员，蒋匪“中统局”干事，“国防部青年救国团第六大队”参谋。开设妓院，逼妇女为娼。杀死钱二小子，又将翁隆义劈成残废。上海解放时，冒充人民解放军人员接收枪支，扰乱革命秩序。
+
+　　刘永安(又名刘五)，男，四四岁，江苏东台人，住本市进贤路九○号，特务、恶霸。匪“中统局”情报员。开设“安乐”妓院，强奸妇女，逼妇女为娼，解放後，为我公安局逮捕押送苏北劳动改造，竟聚众脱逃来沪。
+
+　　金兴国 男，四二岁，上海市人，住本市建国中路一五五弄三八号。汉奸、特务。日汪统治时期，背叛祖国，充汉奸“警察局特高股”股长，日寇“情报处”秘书。专事搜集情报，破坏工人爱国运动。一九四三年秋，即逮捕工人一百馀人，其中十九位爱国志士，被押送敌宪兵队。又拘捕交大爱国学生二人，及某书店编辑一人，至今生死不明。蒋匪统治时代，充匪“警察局政治股”股长，继续逮捕爱国人士，破坏工人爱国运动。
+
+　　周正来(即周正才)男，三一岁，江苏阜宁人，住本市瑞金二路四○九弄二○八号。恶霸、特务。日汪“警察局”侦缉员，蒋匪“中统局”组长，“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员。专事敲诈勒索，多达五百馀次。强奸妇女五人。
+
+　　岑志洪(又名智鸿)，男，二五岁，浙江宁波人，住本市云南路二一七弄一○号。恶霸，参加蒋匪“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横行云南路一带。曾将福州路会乐里甘蔗摊贩夏阿五殴打重伤致死。并经常敲诈勒索，欺压妇女。解放後，曾一度被人检举，经教育释放後仍不悔过，又造谣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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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瑞昌 男，四○岁，浙江宁波人，住本市浙江路神州里五号。恶霸，“薄刀党”首领。先後拜日寇老闸警局司法主任、蒋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郑匪重为为“老头子”。纠集歹徒千馀人，霸占鱼市场，压榨鱼贩。迫害人民，受害者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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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松林 男，四六岁，上海市人，住本市云南路福祥里十号。恶霸。勾结匪“警备司令部”与匪“护工大队”队长徐某等九人称为“九条龙”。霸占外滩二、三号码头。把持扛运工作，欺压殴打码头工人，曾打死工友韩金海，开设“新上海妓院”，逼妇女为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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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锦动(又名阿鹤)，男，四二岁，上海市人，住本市北海路一五五号。恶霸。先後投拜汉奸特务陶某及“军统”特务王某为“老头子”，依仗恶势力，欺压人民。先後砍伤打伤方贵生、施森林、俞茅良等多人。霸占胡某房屋，打伤胡子，强奸胡某妻女，致胡妻愤死。又为日寇搜括军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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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擎中男，二七岁，浙江定海人，住本市长寿路和丰里一○一号。著名特务。曾受蒋匪特务训练，历充“工人福利会”一级干部，“护工队”大队附等匪职，纠集匪徒充蒋匪特务打手，屡次破坏中纺、交大等工人学生爱国运动。劝工大楼血案主犯之一。曾带头打死梁仁达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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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高祺男，三六岁，江苏扬州人，住本市曹阳路宋家宅四五号。恶霸。曾充日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密探，後又加入匪“蓝衣社”、“铁血团”、“军统”等特务组织。仗势抢刦勒诈，并霸占有夫之妇二人。解放後继续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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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锦(又名王正刚)，男，卅二岁，江苏宿迁人，住本市常德路一二四一弄六号。“中统”特务。先後参加匪“生产节约团”、“长江下游挺进军”。旋充匪“中统局”第四站通讯员，及匪“革新社”徵求委员会干事。并又参加匪“护工队”充分队长。一贯破坏工人爱国运动，曾亲自带领特务逮捕爱国志士。解放後，造谣破坏，污蔑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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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享元又名公达，男，三八岁，江苏嘉定人，住本市山阴路四达里七一号。“军统”特务。匪“中央军校”及“军令部谍报参谋训练班”毕业，历充匪军情报参谋，谍报队长等匪职，领导五个谍报组，训练特务。抗战中期，投降敌寇，充情报参谋，专门搜集八路军活动情报，亲自参与日寇对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大扫荡”。日寇投降后，再投靠“军统”，继续进行反人民特务活动。解放後，毁灭特务证件，隐瞒主要罪行，登记不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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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海涛(又名锡镐、古治平)，男，四六岁，浙江镇海人，住本市南京东路一四六弄九号，“军统”特务。历充匪“第三战区长官部苏州联络站”站长，“苏北策反委员会东台办事处”主任，“国防部第二厅上海组”组员等匪职。曾先後逮捕革命志士及抗日战士七人，刦去枪二枝。解放後，策谋潜逃香港投匪。登记不诚，隐瞒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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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荣廷(又名陆鼎炎)，男，四二岁，浙江宁波人，住本市新北门宝顺弄一四五号。汉奸、特务。曾充日汪“无锡警察局”督察大队长。并加入“东亚反共同盟”，搜罗爪牙，组织特务机构，残害人民。解放後，强奸妇女，冒充失业工人，混入海员工会，离间挑拨，并殴打工会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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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晋卿 男，四一岁，上海人，住本市中山东二路高桥街八号。特务。匪“护工队”区队长。勾结匪“警备司令部”及陆京士、郑子良等匪首，一贯压迫工人。曾唆使其爪牙殴死工人张德明，胁迫他人参加特务组织，亲自率带匪徒殴打复旦、同济等校爱国学生，捕去爱国学生两百馀名。解放後，仍散播谣言；阻挠工人参加工会，登记不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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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立夫(化名曹秀林)，男，四一岁，浙江温州人，住本市里咸瓜街三四号。汉奸、恶霸、特务。曾充日寇“宪兵队”翻译、蒋匪“邑庙分局”情报员、“义警”中队附。曾嗾使日寇警犬咬死人民一人。在日寇“封锁圈”内，打死小工一人。强拆民房一千馀间。霸占人妻。日寇投降後霸占码头。逮捕、毒打工人程信仁等。解放後仍贩毒，私藏武器，并造谣惑众。
+
+　　黄斌 男，三八岁，上海市人，住本市学院路一三四弄五号。汉奸。日汪“联保长”、蒋匪“义警”班长。曾为日寇强抽壮丁，藉此敲诈勒索。强拖过路妇女供日寇强奸。又曾强奸妇女三人。解放後私藏手枪，图谋不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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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崇德 男，五六岁，浙江绍兴人，住本市半淞园路佳康里四号。特务。匪“工人福利会”二级干部。勾结周匪云江等把持工会，开列黑名单，指使反动军警将爱国工人宋礽贵、万金福、王和生、王德芳四人逮捕，加以陷害。解放後，勾结匪徒策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抗拒并破坏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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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永宏 男，三一岁，江苏阜宁人，住本市徐家汇徐镇路二九五弄六五号。恶霸。曾充日汪伪和平军排长。蒋匪统治时期，勾结反动势力，横行不法。一九四七年，参加破坏交通大学爱国运动，殴打爱国学生，打伤工人袁孝楼、王松等多人。解放初期，曾纠聚匪徒策谋反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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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金弟(又名曹斌)，男，二八岁，上海市人，住本市徐家汇虹桥路塘子泾一八七号。“中统”特务，惯匪。本市解放之际，冒名接收徐家汇警察分局同仁街派出所，并贩卖枪支。解放後，连续抢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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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一星(又名潘世卿)，男，四七岁，安徽泾县人，住本市临青路五四五弄三○一号，特务。充匪“护工队”大队长，“工人福利会”二级干部。一贯破坏工人爱国连动。曾开列姚亦敏等十二人之黑名单；主动勾结蒋匪反动派，杀害王孝和烈士。强奸女工二十馀人。解放後，一再破坏器材，捣乱工会工作。
+
+　　陈儒君 男，三八岁，安徽寿县人，住本市临青路杨树浦路华圻坊一○九号。恶霸、特务。匪“工人福利会”三级干部。曾充匪“护工队”分队长。强奸女工十馀名，即十四岁女孩亦遭其污辱，因而致死者两人，解放後，勾结歹徒，破坏工会，捣乱会场，并策谋杀害工会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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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国政(又名吴国桢)，男，五十岁，江苏扬州人，住本市海州路第一工房一○九号。恶霸、特务。系国棉十二厂“三十六股党”匪首。日寇投降後，加入匪“中统”系“晓风社”。强奸女工，欺压工人。将工人凌某殴打致死，还强索“手工钱”。解放後，舞弊贪污，并造谣挑拨工人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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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海根男，三五岁，上海市人，住本市古北路高岗巷前宅六号。“中统”特务、惯匪。曾因向张依仁敲诈未成，用利刀将张戮死。绑架小孩，活活打死。解放後冒名接收。并唆使其妻蠱诱公职人员，阴谋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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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圣祥 男，四五岁，上海市人，住本市吴淞区淞北乡西朱家浜七十五号。特务。加入匪“护工队”，迫害工人。解放後，加入匪“太湖区反共救国军”充联络员；一再指使匪徒，破坏机器，致使国家财产蒙受重大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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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纯安(又名小八子)，男，五一岁，江苏监城人，住本市番禺路平武路平武村六○号。恶霸。勾结敌伪，欺压人民。先後强奸十六岁女工等多人。曾因强奸袁某之妻未遂，唆使徒众公然侮辱，迫使袁妻上吊自尽。又持械抢刦王玉宝家。解放後，仍继续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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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维喜(又名高鸿基)，男，五○岁，江苏扬州人，住本市江苏路西诸安浜一五六号。恶霸、惯匪。曾霸占沈菊堂地皮。霸占妇女後胁迫其夫出走。又连续抢刦新兴记肉庄、柏成泰纸厂及居民无数。其中有被抢两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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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健刚(又名袁根生)，男，三四岁，江苏无锡人，住本市中山南路萃丰弄崇本里三号。汉奸、恶霸。历充日伪“七十六号”特工队长、匪“护工队”队长、“忠救军”少校参议员等反动职务。专事搜集情报，残害爱国志士；又纠集歹徒，藉势敲诈勒索；霸占码头，勾结特务，迫害工人。解放后，唆使他人投匪，破坏工会。抗拒登记。
+
+　　詹超(即詹义芳)，男，四一岁，湖北云梦人，住本市荳市街四一号。“军统”特务。历充匪“贵阳水陆统检所”所长、“交警教练所”教务主任，“两路局警务处”副处长。专事训练蒋匪特务人员。并曾捕害革命志士一人。
+
+　　施朝政男，四七岁，江苏淮安人，住本市徐家汇徐镇路镇北街仁和里三号。恶霸，曾充日汪“七十六号”汉奸将务。贩卖毒品，号称“徐家汇白粉大王”。开设赌台，敲诈勒紧。日寇投降後又勾结伪区长继续贩毒。解放後曾因贩毒被公安局破获逮捕，释出後又继续聚赌、贩毒。
+
+　　程汉卿 男，六九岁，安徽天长人，住本市蓬莱路慈德里九号。汉奸，恶霸。历充汉奸“警察局”侦缉组长，督察。依仗恶势力敲诈勒索，强征捐税。奸污妇女先後达百馀人。
+
+　　戴纲成 男，二九岁，江苏阜宁人，住本市平凉路底国棉十九厂工房九弄一号。特务。曾充日汪“和平军”、及蒋匪“革新社”组长，解放後投入匪“人民反共救国军太湖游击纵队”充营长。在国棉十九厂时，将钢丝车毛刷挂脚波司撬断，破坏生产。
+
+　　彭立科男，五二岁，江苏监城人，住本市新疆路均济里六六号。“中统”特务。匪“中统”上海办事处行动队员，“水工队”副队长。凭藉恶势力，横行沪北一带。解放後，隐瞒罪恶历史，抗拒登记，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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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立和男，四○岁，江苏阜宁人，住本市长寿支路七四弄一二号。恶霸，曾充日汪保长，蒋匪联保主任及匪“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强占居民梁德鸿之地皮，并将其殴打重伤。并率领徒众百馀人，打伤工人，击倒工厂烟囱，使工厂停工，工人失业者四五百人。解放後破坏国庆大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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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卓人男，四二岁，浙江宁波人，住宁波谢家巷三四号。特务。劝工大楼杀害梁仁达烈士之主犯，主谋围打工会负责人韩武城。唆使匪徒抄写黑名单、逮捕职工领袖丁盛雅等多人。
+
+　　马文彪 男，四四岁，上海市人，住本市中华路一八三号。恶霸、汉奸、特务。蒋匪“醒生社”常务理事、“义警”指导员。勾结日寇，霸占蔬菜市场。又强占祥茂地货行店基，供作日汪俱乐部。日寇投降後以收“壮丁费”为名，向居民敲诈勒索。解放後连续主谋纠众持械围打工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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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金财男，四九岁，浙江杭州人，住本市中山南路一五○号。恶霸、汉奸、特务。“三官菩萨”之一。日汪“警备队”队长、蒋匪“义警”分队附。曾私设“刑堂”，非刑拷打人民。打死一人，打伤多人。强拆民房，强奸妇女，及强拖过路女性供日寇强奸。解放後造谣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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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明德男，三四岁，上海市人，住本市中山南路会馆弄福兴里一号。恶霸、特务。绰号“百步老虎”。霸占蔬菜市场，向摊贩敲诈勒索。强奸女菜贩多人，并率徒众殴打学生，破坏学生爱国运动。解放後纠众围殴工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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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章根男，二七岁，江苏无锡人，住无锡北门外八字桥寺庄。解放前曾暗害爱国人民四人，又投入蒋匪军廿五师，强奸妇女，殴辱民兵，欺压人民。解放後，勾结匪“军统”特务王某，共同盗卖我军物资甚夥；并阴谋毒害我军政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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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匡鹤林 男，四四岁，江苏高邮人，住本市光复西路二七七弄七七支弄八号。蒋匪“二十三师警卫营”及“二三三”部队连排长。後潜逃来沪，拜萧匪慕陶为师，仗势欺压人民，勾结匪“中统”特务周瑜、项维灿等，诬害市民张玉书，敲诈大米十二石。又在潭子湾三叉口处杀害爱国志士丁国彬、王正清二人。解放後，仍造谣惑众，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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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性善 男，三八岁，江苏崇明人，住本市平凉路二六七四号。日汪统治时期，曾充崇明施桥河检问所所长，後又投入匪“忠救军”张阿六匪部。一贯迫害人民，并强奸及霸占妇女，逼死沈爱玉。解放初，诱骗隆茂南货号学徒等多人带往舟山投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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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青白 男，四八岁，江苏监城人，住本市瑞金路二二五弄二○号。历充匪“六合县警察局”督察，依仗反动势力，霸占人民财产。拟具黑名单，监视并迫害爱国教师黄荣宝等。解放後，冒充民主党派，造谣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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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云桥(又名徐兰生)，男，三一岁，江苏武进人，住本市番禺路二○九弄一五号。惯匪、恶霸。日汪统治时期，曾勾结惯匪“小江阴”、“小宁波”等，持械抢劫，并杀害事主。後潜逃重庆，入匪“中央印制厂”。日寇投降後来沪，在厂内组织反动“良诚社”，自充副社长，破坏工人爱国运动。解放後，公然撕毁工会墙报，散布反动谣言，并抄列中国共产党员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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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工人名单，阴谋进行反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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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褚金鹏 男，三○岁，江苏无锡人，住本市海宁路一○二八号。汉奸、 特务、恶霸。历充汉奸“自警团”团员，匪“忠救军”队员，“警备司令部义稽大队”区队长。倚仗恶势力，私设“刑堂”，拷打小贩。破坏中纺十七厂工人爱国运动。尤假藉“戒严”名义，将妇女多人扣留强奸。解放後，勾结“军统”特务姚匪根火进行反革命活动，匿藏手枪三枝，图谋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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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金宝(又名陈英)，男，四三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油车码头街一六○号。恶霸。抗战前，经常为首抢劫。日汪统治时期，专拆民房，强霸基地，并收购铜铁丝，资敌献媚。一九四七年，加入匪“港务委员会稽查处”为督导员，横行於十六铺至关桥码头一带。曾勾结匪“警备司令部”携带轻重武器，公然抢夺油车、猪行等码头。当场吓死船夫田林奎。并打伤一人。解放後，继续敲诈、贩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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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根生男，三八岁，江苏扬州人，住本市平凉路隆仁里四六四弄六九号。恶霸。一贯勾结惯匪，为非作歹，曾将商民袁永梁非刑拷打致死。并经常聚众抢劫。日寇投降後，加入匪“中统”充联络员，敲诈勒索，继续作恶。解放後，造谣破坏。
+
+　　陆春林 男，三五岁，江苏南汇人，住本市严家阁路祥福里一○号。恶霸。“薄刀党”首领之一。一贯勾结反动势力，强奸妇女，敲诈勒索，横行北站区一带。曾以薄刀刺死陈小毛。上海解放前夕，投入蒋匪“二三三”部队充营长，在松江与我军顽抗。被击溃後，潜居本市，开设妓院，强逼妇女为娼。
+
+　　徐长奎(又名银宝)男，五一岁，江苏东台人，住云南中路二五三弄一二号。恶霸。曾贩卖毒品，持械抢劫，强占民房，开设妓院。拐骗妇女，强迫为娼。解放後，犹阻碍楼姓妓女从良，逼令梅毒深重、鼻孔流血之妓女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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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茂青(又名林在春，林小俊子)，男，四七岁，江苏监城人，住本市潘家湾支路一号。恶霸。依仗反动势力，强奸并霸占女工，致使其父投江自尽。在其任大丰纱厂稽查时，勾结特务，残酷榨取工人血汗。解放後，於本年一月间，潜逃香港投匪，旋返上海潜伏，策谋反革命活动。
+
+　　郑振广 男，六一岁，江苏监城人，住本市周家牌路二○号。汉奸恶霸。为横行南市及杨树浦路一带的著名恶霸。勾结日寇，设立情报队，自任便衣队密探长，逮捕及杀害爱国志士。协助日寇封锁杭州路、松潘路一带，亲自击毙市民二人。解放後，霸占民房。
+
+　　刘有余(又名刘如恒)，男，三五岁，安徽合肥人，住本市西宝兴路星南里三号。特务。匪”工人福利会”一级干部、加人中统系统反动组织“革新社”。一贯迫害工人，强奸妇女。解放後，勾结周匪月明，策谋加入武装特务组织，并连续破坏生产。
+
+　　罗梦芗(又名罗云踪)，男，五三岁，四川重庆人，住本市茂名南路一六三弄八号。特务、汉奸。匪“军统”系统“苏浙行动委员会别恸队干部训练班”中队长、“忠义救国军教导团干部大队”中队长、大队长。专事训练武装特务，在无锡一带掠劫商旅。一九四○年充汉奸“警政部”视察，及“政治保卫局第一分局”副局长。残害爱国志士，破坏抗日爱国运动。
+
+　　冯鹤翔男，三八岁，江苏苏州人，住本市长乐路二○四号。汉奸、特务。汉奸“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清乡团检问所”雇员、蒋匪“军统上海行动总指挥部”副官。专事凭藉反动势力，敲诈勒索。并强奸女性多人。解放後窝藏匪徒及造谣惑众，破坏革命秩序。
+
+　　吕师尚(又名吕国森)，男，四三岁，浙江於潜人，住本市北四川路赫林里二十二号。历充匪“河南漯河党政分会”专员、河南淮阳县县长、“第一战区指挥所”政务处科长、“第三方面军”机要组上校组长等匪职。先後杀害与活埋爱国志士王野畊等二百馀人。解放後，私藏枪枝，续谋进行反革命活动。
+
+　　卜占魁 男，三九岁，江苏淮阴人，住本市扬州路三九九号。汉奸、特务。日汪统治时期，充当日寇宪兵队情报员、“警察局”侦缉员。曾纠集周匪阿才，杀害方小明。日寇投降後，投入蒋匪“警备司令部”，无故逮捕居民桂得三。
+
+　　赵杰(又名赵纯德)，男，三九岁，上海市人，住本市长阳路四六一号。汉奸、特务。汉奸“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匪“中统局”情报员、“保卫团”中队长。破坏学生爱国运动，迫害进步教员，强迫解散“小教联”，开
+
+　　（除进步教员十余人。并先后在蒋家浜公平路等处逮捕爱国人士数十人。解放前夕，复参加匪“三八一一”部队。解放后，经我教育释放，竟仍不悔悟，于登记时隐瞒罪恶，并匿藏武器，图谋不轨。）
+
+　　达世奇 男，三四岁，江苏六合人，住本市斜土路六○八号。“军统”特务。匪“忠勇军”行动队员、“别动队司令部”上尉队员、“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员。专事调查各民主党派地下活动。曾在某医院监视民盟首长行动。破坏民主爱国运动。并曾结伙抢劫。解放后潜赴香港供给匪方情报。
+
+　　虞聪齐(又名虞伟)，男，三三岁，浙江奉化人，住本市大连路三九六号。特务。匪“工人福利会”二级干部，“护工队”分队长。曾受蒋匪特务训练。一贯破坏工人爱国运动，抄写黑名单，并至川沙县逮捕进步工人及爱国人民。解放后，拉拢歹徒，破坏工厂电线，策谋反革命活动。
+
+　　郭以铜男，四七岁，江苏高邮人，住本市董家渡外马路八六二号。汉奸、恶霸。横行董家渡一带，有“土皇帝”、“四霸天”之称。日汪统治时期，拜日寇宪兵队长为“老头子”，组织游匪队，协助日寇，荼毒人民。曾仗势在龙华等地私设关卡，勒诈过往商旅。又强奸妇女多人，并纵使匪徒殴击陈美堂致死。解放后，仍公然进行反动宣传，破坏革命秩序。
+
+　　汪念高(又名汪彬)，男，二七岁，浙江海监人，住本市潘家湾路一一一弄八号。曾充匪“乡公所”户籍助理干事。解放后，加入匪“江苏中央建国反共军淞沪区政治工队”，及匪“京沪区反共救国军八十七师”。在市区散发反动传单，并图向匪“特务大队”领取枪枝，破坏军需生产。案破后，资助匪首逃跑。抗不登记，以图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
+　　蒋诚甫 男，五二岁，浙江临海人，住本市东新桥宝裕里七四号。汉奸特务。历充汉奸“和平同盟军”副官，代理“第三师”师长，“和平军独立旅上海办事处”副主任，“复兴社”社长、苏浙边区保安司令部第三纵队司令等匪职。日寇投降后，参加匪“中统”充调查员、站长等匪职，拉拢匪徒，搜集情报，欺压人民。解放后，造谣破坏，登记不诚。
+
+　　朱浩林男，四五岁，江苏镇江人，住本市厦门路一六一弄三二号。曾充蒋匪“警备司令部”稽查员。勾结反动势力，开设妓院达十七年。逼妇女为娼，妓女王月红沾染梅毒后，驱之门外，毒发而死。解放后，私藏手枪，诬陷蔡阿根等，经教育后释放，仍蓄私娼，逼使卖淫。
+
+　　吴仁泰(又名吴义山)，男，五六岁，江苏监城人，住本市淡水路丰裕里六一号。汉奸、恶霸。曾充英帝国主义巡捕房密探，勾结盗匪，敲诈勒索，坐地分赃。又充日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谋，欺榨人民。日寇投降后，在沪西一带继续作恶。
+
+　　尚武(又名尚神伯)，男，五四岁，河北任邱人，住本市海宁路九四二弄三号。汉奸、恶霸。历充英帝国主义“包打听”，日汪“北站警察分局”副局长，蒋匪“北站警察分局”副局长。倚仗恶势力，欺压人民。曾一再勒索职工及人民财物，破坏工人爱国运动，逮捕工人余仲康、程国钦等四十五人，非刑拷打。强奸女佣。
+
+　　周文卿(化名张忆萱)，男，四二岁，河北新乐人，住本市北京西路五二四弄八号。恶霸。历充吴、美帝国主义、日寇、蒋匪之“包探”。拜英人哈登、日人长栋等为“老头子”。藉势霸占一方。敲诈无辜人民，强奸妇女，开设妓院，逼妇女为娼。解放后，竟敢冒用军管会名义，接收汽车、武器， 并妄图接管新成分局。复敢冒充公安人员，勾结特务郭某，进行反革命活动。
+
+　　张步发(又名张贵海)，男，三○岁，江苏淮安人，住本市杨树浦路一六七七弄四二号，特务。匪“工人福利会”二级干部，“护工队”区队附，“警备司令部”情报员。曾参加劝工大楼血案，为殴死梁仁达烈士凶手之一。一九四八年十月，勾结特务，逮捕爱国工人郑兰英等十五人。一九四九年参加逮捕交大爱国学生及殴打十七厂爱国工人。解放后，散布谣言，破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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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阿富男，三八岁，江苏苏州人，住本市光复路一二三三号。汉奸、恶霸、特务。勾结日寇宪兵，拘捕居民三人及工人时正富等。藉端纠众殴打居民。强奸妇女。后投入匪“中统”，继续作恶。解放后，仍霸占人妻，制造和散布谣言，进行反革命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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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改造，以观后效者:
+
+　　严福林(化名严维衡)，男，三四岁，江苏奉贤人，住本市周家牌路二九一号。特务。匪“工人福利会”二级干部、“护工队”区队附。一贯破坏工人爱国运动，开列黑名单捕害进步工人。本市解放前夕，受匪命潜伏。解放后，加入武装特务组织，在厂内拉人入伙，破坏生产，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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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培德(又名据之)，男，三七岁，上海市人，住本市徐家汇土山湾陈家宅一○号。汉奸，专为日寇强拉壮丁，日寇投降后，又为蒋匪抽买壮丁，并强拉民夫，挖掘壕沟搬运子弹。抄报黑名单二次，谋害革命志士。解放后，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并资助其潜逃香港。
+
+　　张福泉(又名志文、正清)，男，四八岁，上海市人，住本市延安西路张家宅八九号。兵痞、汉奸、特务。曾充匪“淞沪突击总队通讯站”站长。汉奸联保长及蒋匪情报组长。日寇投降后，为蒋匪抽买“壮丁”。侵占土地，敲诈勒索。解放后，散布谣言，并抗缴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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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树德男，三一岁，江苏无锡人，住本市广西北路二○一号。特务。并受蒋匪特务训练，加入匪“护工队”、“工人福利会”。抄开爱国工人黑名单，参与匪“全市户口突击检查”等反革命活动。又开设“响导社”。解放前夕，烧毁一切证件，阴谋潜伏。解放后，策谋拉拢匪徒潜投匪帮，又包庇、资助、窝藏特务。散布谣言并登记不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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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恒正 男，二八岁，广西桂林人，住本市同济大学第二宿舍。特务。曾受“军统”特务训练。加入匪“大上海青年服务队”，曾率领匪徒破坏学生爱国运动，并一再开列爱国学生黑名单供给匪帮，以致造成一九四八年“一、二九”血案。解放后，散布谣言，并抗拒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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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德荣 男，四二岁，山东济宁人，住本市重庆南路顾家弄孝友里十三号。帝国主义“巡捕房”包探、探目、副探长。日汪统治时期继充汉奸“警察局特高股”副主任。日寇投降后，复充蒋匪“警察局政治股”代股长。一贯勾结国内外敌人，从事反革命活动，先后破坏山井、怡和、太和等洋行及英商电车公司等工人的爱国运动。解放后，隐瞒罪行，抗拒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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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国璋 男，四五岁，上海市人，住本市黄陂南路四五号。特务。历充法帝国主义巡捕房“政治部”探员，日汪“警察局”警员。日寇投降后，投靠匪首陆京士，充匪“社会局劳工处”专员，专事破坏工人爱国运动。曾逮捕任金祥、张品芳二人，又无理开革职工黄永璋等廿三人。解放前夕，犹亲率匪警大肆搜捕工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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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泽男，四八岁，安徽安庆人，住本市陕西北路二九○弄八二号。兵痞、恶霸。横行陕西路一带。曾聚众械殴沈毛囡父子，当夜不治惨死；藉势强奸钱某之妻，其夫愤而身死；又抢劫勒索万通米店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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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如纲男，三二岁，河南固始人，住本市长阳路诚信坊一○一号。特务。匪“工人福利会”二级干部，“护工队”中队附。一贯破坏工人爱国运动。劝工大楼血案打手之一。解放后，造谣破坏，挑拨离间各民族间之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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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柏年(又名费阿根)，男，三四岁，浙江慈谿人，住本市新疆路一五弄二九号。汉奸、特务。曾充日寇“宪兵队”宪佐、警察、“自卫团”指导员。蒋匪“大上海青服队”队员等匪职。强奸妇女、敲诈勒索、强征“壮丁”，无恶不作。解放后，散布谣言，包庇特务，并参与反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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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剑白(又名江浩)，男，三二岁，浙江奉化人，住本市南京东路一四六弄九号。“中统”特务。历充匪“第三战区长官部吴、太、昆联络专员办事处苏州联络站”情报组组长、“中统局苏北工作团”第二科科长、“二○九师”谍报组组长。曾逮捕抗日游击队队员三人及地方干部四人。解放后，因案被捕，经予教育释放:但仍隐瞒罪行，登记不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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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祝钦(别名吴勇)，男，四十七岁，江苏川沙人，住本市福禄街四十四号(A)。汉奸、特务。日汪统治时期，组织“保卫团”充中队长。日寇投降后，加入匪“国民党”，充匪“工人福利会”一级干部、“护工队”区队长、匪党“区分部”委员、“义警”中队长。一贯破坏工人爱国运动。本市解放前夕，犹纠集匪徒，押解进步工人三人至宋公园枪杀。解放后，冒名私行接收，经教育释放后，仍继续造谣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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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连发 又名唐勇，男，四一岁，江苏阜宁人，住本市虹桥路五一七号。特务。匪“工人福利会”二级干部，“护工队”分队长，一贯破坏和迫害工人运动，抄报黑名单，抓捕进步工人高曾帼、张联华、朱斌等，参与制造劝工大楼血案，解放时，冒名劫收枪械，案发后，拒捕越墙逃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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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云山男，四四岁，江苏川沙人，住本市浙江中路五六五号。恶霸、“中统”特务。曾充匪“中统上海县室”通讯员。本市解放时，窝藏匪军十余人，并协助使之潜逃。解放后，勾结特务许顺大、潘鹏飞、程政善等，进行造谣惑众。又抗拒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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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俊杰 男，三○岁，江苏扬州人，住本市贵州路逢吉里一六号。特务。加入匪“军统”、“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充匪“工人福利会”二级干部。开列新新公司爱国职工黑名单，开除职工领袖韩武城等十三人，并参与惨杀梁仁达烈士，又逮捕爱国志士梁仁阶等多人，遭其严刑拷打。解放后，散布谣言，挑拨职工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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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政之 男，三二岁，上海市人，住本市龙门路一二九号。汉奸、特务。历充日汪“社会福利局”视察，“内政部江阴禁烟局”主任，蒋匪“第三战区先遣军淞沪别动总队特务大队”大队附，“中统局上海办事处”第四小组书记，“淞沪警备部第四稽查大队”股长等匪职。刺探我军军情，破坏学生、工人爱国运动，打伤复旦大学学生四人，逮捕复旦、暨南二校爱国学生数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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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启泰男，四三岁，天津人，住本市中山北路平民村七四号。汉奸、特务。曾充日汪警长，“保安警察”大队长，协助日寇进行经济封锁，敲诈勒索，毒打无辜居民数百人，又勾结蒋匪警局破坏崇信纱厂工人爱国运动。逮捕工人数十名。解放后与特务杨世保等秘密活动。
+
+　　萧振佩 男，四四岁，广东潮阳人，住本市普善路扬州公所内。历充日汪“国民党”市党部处长，联保长，日寇投降后盗卖敌产自肥，复勾结反动势力，充匪“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威胁青年参加“三青团”。以办校名义敲诈居民白米三百三十多石，霸占地产，及强奸女学生三人，解放后造谣破坏，阻止学生参加爱国活动和政治学习。
+
+　　杨润森男，三○岁，江苏沐阳人，住本市平凉路榆林里八一号。恶霸。参加特务组织，充匪“区公所”副督导员，把持黄浦码头，严重压榨码头工人，曾唆使歹徒打死工人盛作清，打伤小吴子。解放后不知悔改，继续残酷榨取工人工资达百分之八十，并侵吞工人福利金，强占工人老虎车二十一辆。
+
+　　吴歧贵 男，五六岁，江苏高邮人，住本市海州路振声里二二号及一四号。特务、恶霸。勾结汉奸及日寇势力，尅扣工人工资，日寇投降后，为首组织匪中统外围“劳工协进社上煤支社”，自充主任，破坏工人爱国运动。强奸女工四人。并随匪还乡团回乡倒租。解放后潜伏工厂，散布谣言，挑拨离间，工厂失火时，坐视不救，图谋毁灭工厂。
+
+　　李云昌男，三三岁，浙江宁波人，住本市光复西路中山桥下二○○三弄四三号。特务。匪“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匪“工人福利会”一级干部，曾受特务训练，一贯迫害殴打工人，开列黑名单，破坏工人爱国运动。曾布置爪牙参加劝工大楼血案。解放后，有计划地偷窃公物及贵重工具，破坏生产，又挑拨离间，造谣生事。
+
+　　蔡杰(又名蔡尧忠)，男，二六岁，江苏无锡人，住本市平凉路一八二二弄六九号。特务。匪“工人福利会”一级干部，曾开黑名单二次，逮捕爱国工人王鹤，并威胁其他工人不准救济其家属，又曾开除工人方如宝，高华臣等人，解放后参加特务组织“SSK”，并诱骗他人参加，并造谣破坏。
+
+　　夏宪恩(又名东林)，男，三五岁，江苏南通人，住本市杨树浦路一九四三号。汉奸，恶霸，匪“工人福利会”二级干部。勾结日寇敲诈虐待工人，强收入厂工人三个月工资作“鳸头费”，限制童工饭量，经常殴打工人，解放後不知悔改，仍敲诈工人钱财。阻止工人参加游行，并公开诽谤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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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永德男，四一岁，上海人，住本市齐齐哈尔路三九九号。勾结日寇，残害工人。工人稍一不慎，何犯即唆使日寇施以酷刑，工人朱爱生受刑病死狱中後何犯即将朱妻拐卖。且经常克扣工人配给米。
+
+## (三)判处无期徒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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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金荣 男，三九岁，浙江绍兴人，住本市淮安西路陆家弄东法华镇七七弄二○号。恶霸。匪“护工队”队员。专事欺压工人。曾毒打王信祥、施觉堂。以利斧劈伤陈某，又强将其妻卖入妓院，至今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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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小宝(又名永发)，男，四○岁，江苏扬州人，住本市建国西路四四六号。恶霸。日汪路警，蒋匪“警备司令部”义务稽查员。平时身佩手枪，持势凌人。敲诈霍长丽家十馀石米钱，姜锡文二百万元等，殴打霍长丽母亲、冯小荣、潘金贵等多人，奸污妇女三人。
+
+　　顾亦武(化名顾天锡)，男，五○岁，江苏昆山人，住本市重庆南路二九八弄四号。汉奸。日汪“侨务委员会”主任秘书、“江苏省党部”书记长、匪“民社党”上海总支候补执委。主编汉奸报纸。一贯鼓吹卖国反共言论。
+
+　　张承恩 男，四八岁，江苏靖江人，住本市六合路德裕里五四号。恶霸。一贯勾结反动警官，仗势开设妓院，奸污妇女，逼妇女为娼。曾迫令妓女祝金宝带病接客，致不治吐血身死。解放后，继续拐带妇女徐金凤等三人去港卖淫。
+
+　　张志棠 男，三二岁，浙江宁波人，住本市延安西路一二九○弄八○号。匪“工人福利会”一级干部。仗势欺压工人，扣发女工津贴。奸污妇女二人。解放後烧毁罪证，盗卖公物。
+
+　　蔡涌(又名蔡盛潮)，男，三一岁，江苏阜宁人，住浦东塘桥路严家湾五二号。恶霸。日汪统治时期，勾结日寇，招骗工人三百馀名去南京做工，迄今三名工人生死不明。日寇投降後，加入匪“三青团”充分队附，为首组织匪“晓峰社”，自充分社长，并勾结“中统”特务，佩带手枪，欺压人民。解放後，包庇特务进行反革命活动。
+
+　　周志坚(又名周文华)，男，四七岁，浙江诸暨人，住本市淮海中路五二六弄二六号。历充匪“松阳集中营”副主任、“金兰警备司令部”参谋、“上海警察局”分局长等匪职。曾囚禁革命忐士，破坏工人爱国运动。并敲诈勒索，为害人民。
+
+　　赵福庆(又名小喜子)，男，三五岁，江苏监城人，住本市南苏州路七六五弄五号。恶霸。曾投靠汉奸特务。充蒋匪军官。一贯依仗反动势力，霸占码头六个，侵占搬运费达百分之七十以上，残酷榨取工人血汗。解放後，挑拨离间，破坏工人团结。
+
+　　徐春来男，三八岁，浙江宁波人，住本市北京东路顾家弄六七号。恶霸。勾结蒋匪反动势力，敲诈勒索，强占民房，毒打叶朝阳等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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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金生(又名镜生、丽尘)，男，五一岁，江苏监城人，住本市咸瓜街会馆弄九号。码头恶霸。匪“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侠谊社”理事。霸占码头廿馀年，长期欺压工人。一九四七年怂恿徒众毒打工人施小龙、唐小兰致重伤。
+
+　　张统文男，四六岁，浙江象山人，住本市紧奎街一七弄丙支弄一号。特务，恶霸。曾拜汪伪警察局长卢英为“老头子”，充蒋匪“国防部青年义勇救国团江南纵队”行动大队附及“三八一一”部队稽查组长，为首组织“十三股党”，敲诈勒索，横行福安乐园一带。解放後，继续压榨摊贩，指使爪牙殴打陆秀珍、张仁清等成伤。又包庇反革命罪犯钱某。抗拒登记。
+
+　　赵银根男，四二岁，江苏无锡人，住本市谨记路中华新屯二号。历充大中华、中南等橡胶厂伪工会理事、理事长等职。专事勾结反动势力，欺压工人。解放後企图加入匪“江南反共队”特务组织。曾造谣惑众。挑拨离间工人间的团结。并逼奸女工。
+
+　　万振仁男，四一岁，江苏泗阳人，住本市梵皇渡路二六○八弄义安南里四号。恶霸、特务。充匪“国民党廿区分部”候补执委、“工人福利会”二级干部。一贯敲诈勒索，殴打工人，强奸并霸占妇女多人。解放後，包庇反革命分子，并破坏登记。
+
+　　黄湛 男，三五岁，广东南海人，住本市光复西路二五三一号。曾充匪国民党“上海市特四区第十二分部”书记、“护工队”分队长。又参与捣乱李、闻二烈士追悼大会及劝工大楼爱用国货大会。解放後，窝藏匪军，并屡次破坏生产。
+
+　　周正家男，四九岁，江苏阜宁人，住本市打浦路五三弄五九号。恶霸、特务。绰号“二虎”。日汪“特工队”队员。专事敲诈勒索。曾霸占陈某田地。毒打陈阿巧、徐义元等。解放後造谣惑众。
+
+　　章其富男，三五岁，浙江上虞人，住本市宝山路一三号。汉奸、恶霸。日寇“海军警备区”甲长，及匪“三青团”分队长。藉日汪、蒋匪势力，敲诈居民卞宋涟，霸占房屋，强奸未成年女孩、及少女多人。解放後，散布谣言，歪曲人民政府政策，进行反革命活动。
+
+　　张根巧 女，三七岁，山东人，住本市普善路二九号。恶霸。绰号“母老虎”。为李匪津之妾，助纣为虐，李匪所犯罪行均参与其事，曾帮助李匪强奸王根弟，并骗去金钞，又加以虐待，复派徒众扬言将打死王根弟，又帮助李匪强奸工友之妻不成，辞歇工友，毒打其妻。
+
+　　辛刘氏 女，四四岁，江苏扬州人，住闸北长兴路二○○号。恶霸。与其姘夫顾匪新逸朋比为奸，残害革命志士，殴打妇女。解放後窝藏匪军廿馀人，帮助潜逃，被捕教育释放後，仍继续作恶。
+
+　　张孙二姑(又名孙杏英)，女，三七岁，江苏无锡人，住东街一二七号。恶霸。与其夫张匪德安朋比为奸，搜罗地痞、妓女组织“娘子军”，专事欺诈殴打妇女，曾勒索某农妇白米七十石，并加吊打。纠集女徒多人，殴打贺钊生之妻，伤及胎儿。解放後，散布谣言，辱骂政府工作人员，及恐吓人民代表。
+
+　　吴国庆 男，二八岁，江苏泰州人，住本市东汉阳路老街四六号。特务。匪“国防部二厅防谍保密小组”组员。欺压工人，强奸女工。解放後，毁坏水压机，破坏生产，并造谣破坏工人爱国运动。登记不诚。
+
+　　徐云达男，五三岁，江苏阜宁人，住本市杨树浦路一四二五、一四二九号。匪“警备部港务委员会稽查组”督导员，汉奸保长。勾结日寇，纠集歹众，敲诈勒索，强占民房。解放后，散播谣言，污蔑抗美援朝爱国运动。抗拒登记。
+
+　　潘德春(又名陆德春)，男，四四岁，南京市人，住本市广元路二二九号。特务、恶霸。匪“革新社”社员。拜汉奸张青为“老头子”，藉势霸占市民宁继云店屋半月开设老虎灶。辱打其兄三麻子。克扣其侄小和尚之工资，复驱逐出店。迫使自杀。并破坏土地改革。
+
+　　陆文宝 男，四○岁，江苏川沙人，住本市中山南二路三二号。恶霸、特务。绰号“三官菩萨”。蒋匪“醒生社”理事。抗日战争时曾勾结汉奸何金财，强拆民房，开设蔬菜市场。霸占瑞丰戊南货店店基，自设茶馆。又毒打黄张鑫等。解放後继续勒索敲诈，并纠众围殴工人代表。
+
+　　徐尧封(又名徐阿毛)，男，四一岁，浙江宁波人，住本市四牌楼路一○二弄三号。特务。匪“三八一一”部队事务长，藉势欺压人民，曾霸占四牌楼基地。解放後，散布谣言，挑拨冬防队工作人员间团结，勾引公职人员叛变投匪，进行反革命活动。
+
+　　冯立功 男，四一岁，江苏阜宁人，住本市蒋家浜五九弄一八二号。特务、惯匪。匪“警备部”侦缉员、“京沪杭警备总队”分队长。曾连续抢劫。毒打居民马永长、金顺林等。且曾枪击徐秉彝。上海解放後潜往舟山投匪。舟山解放後又回上海潜伏。
+
+　　许荣发男，三二岁，江苏无锡人，住本市大林路泰康里二号。特务。匪“工人福利委员会”一级干部，匪“护工队”分队附。开列黑名单，陷害进步工人杨法元、杨伙炉等。解放後，制造谣言，污蔑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
+　　马梦德(又名熊儿)，男，三四岁，浙江杭州人，住本市杨树浦路一八八九弄七二号。特务。日寇翻译，匪“工人福利会”一级干部、“护工队”分队长，匪首陆京士之鹰犬。曾逮捕中国共产党员王国荣，并经常监视威胁进步工人孙宝赓等。解放後，破坏青年参加军干校爱国运动。
+
+　　黄福生 男，三○岁，江苏江阴人，住本市天錀桥路赵巷五六号。匪“工人福利会”二级干部、“护工队”中队长。持枪破坏工人爱国运动，毒打工人卫林芳。拉拢歹徒向匪“市党部”要求杀害王孝和烈士。两度率领爪牙，捣乱闻一多、梁仁达烈士追悼大会。解放後，包庇特务，畏罪逃跑。
+
+　　包大用男，三九岁，浙江镇海人，住本市天平路二四八号。汉奸、特务。日寇“宪兵队”情报员，蒋匪“徐汇区”区长。迫害爱国工人，霸占他人地产。解放後，散布谣言，包庇、窝藏特务。
+
+　　孟海泉男，二六岁，江苏扬州人，住本市大通路一三八号。特务。匪“工人福利会”一级干部。破坏工人爱国运动，曾参与“劝工大楼血案”充当打手。复自作伤痕，向蒋匪法院诬告爱国人士陈施君。解放後，尚能真诚悔悟。
+
+## (四)判处有期徒刑者:
+
+　　潘凤鸣 男，五七岁，山东赣榆人，住本市惠民路晋福里二三号。恶霸。霸占码头。专事勾结蒋匪“警察局”欺压工人。并胁迫歹徒偷窃客货。
+
+　　许嘉宝 男，三五岁，江苏阜宁人，住本市长宁路三元坊五号。日汪统治时期，曾充沪西“特警局义务侦缉阴”队员，甘作爪牙，危害人民。解放後，继续破坏工会工作。
+
+　　周其富男，三五岁，江苏阜宁人，住本市徐家汇路七四九号。惯匪出身。匪“南汇警察局”侦缉员、“淞沪警备部”稽查员。解放後冒充公安人员，向商人敲诈勒索。
+
+　　杨浩然(又名杨增德)，男，四一岁，江苏扬州人，住本市眉州路八八○号。特务。曾受匪“工运干训班”特务训练，充匪“警察局”情报主任，一贯破坏工人爱国运动，并强奸妇女。解放後，挑拨离间劳资关系，又造谣破坏。
+
+　　刘晋荣(又名刘金标)，男，六一岁，江苏泗阳人，住本市复兴中路一六九号及斜桥制造局路一五七号。汉奸。绰号“辣五椒”。日汪“嵩山区总联保长”。专向居民敲诈勒索。强奸妇女多人。
+
+　　谷显扬 男，四二岁，四川璧山人，住本市闸北京江路二三三号。匪“中央军校重庆分校”第二期毕业。历充匪军营长，及上校副团长等职。一九四七年于锦州为我俘获，教育释放後，旋又投南京匪十二军官总队。解放後，潜伏本市，隐瞒罪行，登记不诚。
+
+　　吴梦影(又名吴广)，男，三四岁，江苏宜兴人，住本市海州路四二八号。勾结特务朱瞻荣等，加入匪“护工队”，监视爱国工人。解放後留用，继续勒索工人，侵吞公款，造谣惑众，破坏工会。
+
+　　李玉红(又名三江)，男，三五岁，江苏泗阳人，住本市南市北票码头西工房一七号。兵痞，恶霸。曾充日汪“常备队”排长、警察、“保安队”队员等匪职。解放後，勾结恶霸、特务，霸占码头，剥削工人工资三分之一。挑拨离间，破坏工人团结。并包庇恶霸地主。
+
+　　瞿伯陆男，二九岁，江苏常州人，住本市威海卫路一一四号。“中统”特务。加入“一贯道”。曾密查爱国人士陈某行动及大同大学学生爱国运动等情况，平时佩带手枪，恃势凌人。解放後，造谣惑众，抗拒登记。
+
+## 陆念慈 男，三九岁，江苏苏州人，住本市黄河路承兴里N二○号。特务。匪“工人福利会”二级干部。劫持工会，破坏工人爱国运动，逮捕爱国工人十三人。解放後，继续造谣破坏，挑拨离间，污蔑人民政府。
+
+　　戴礼堂 男，二七岁，江苏靖江人，住本市江阴街兴业里二七号。特务。匪“工人福利会”三级干部。曾接连开列黑名单三次，致使职工领袖多名枉遭捕害。解放後，与潜伏军统特务王某勾结，策谋随往匪占区投匪；并经常散布反动谣言。伪装登记，隐瞒罪行。
+
+　　金国兴 男，三七岁，浙江绍兴人，住本市广东路望平街六弄七号。匪“港务督导员”，一贯勾结匪“警察局”人员，仗势敲诈勒索，欺压人民。开设妓院，蹂躏女性。解放后，继续容留私娼，抽头紧赌，并拐骗乡女为妓。
+
+　　毛炳辉(即毛缦云)，男，四四岁，浙江江山人，住本市黄河路一三二弄K二四号。特务。匪“军统局”情报员。曾开除爱群女中爱国学生多人，破坏学生爱国运动。解放後，继续造谣惑众。并胁迫他人烟灭罪证，阻挠登记。
+
+　　铁明 男，四七岁，江苏宝山人，住本市南昌路五三号。汉奸。历充日汪“建村农学院”院长，蒋匪“善後救济总署”视察。解放前勾结特务，以开除、逮捕、解聘等卑劣手段，迫害爱国师生。曾亲自驾驶吉普车术散学生游行队伍，致使爱国学生多人受伤。解放後，继续造谣破坏，诬蔑人民政府。
+
+　　江乃霞男，三○岁，浙江嘉兴人，住本市电信管理局南翔站宿舍。历充匪“浙江行署无线电台”台长、“自卫团通讯大队”技工、“上海电信管理局南翔发讯台”技师。解放後，仍不悔悟，挑拨离间，造谣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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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志千男，五一岁，江苏常熟人，住本市四川北路同济大学教职员宿舍四○四号。蒋匪“常熟县党部”委员，“同济区分部”委员，又曾在重庆人匪“中央训练团”受训，一贯破坏学生爱国运动。解放後，破坏师生员工团结，登记不诚。
+
+　　张金坤 男，四○岁，江苏宜兴人，住本市梵皇渡路八五八弄一一号。特务。绰号“小皇帝”。专事勾结匪“警察局”破坏工人爱国运动。经常侮辱女工，殴打工人。解放後包庇特务分子。
+
+　　高鸿源(即高鸿年)，男，五二岁，浙江馀姚人，住本市光复路一○九一弄二一号。恶霸。贩卖枪械、鸦片。解放後，造谣惑众。
+
+　　龚虎生 男，二六岁，上海市人，住本市薛弄底街儒林里一号。里弄恶霸，绰号“小老虎”。先后勾结日寇宪兵队密探及蒋匪军，专事欺压人民。强奸少女。又经常紧众持械行凶。解放後，夥同匪徒，假借人民解放军名义，招摇作恶，屡经教育，仍不悔改，并继续造谣破坏。
+
+　　鲍阿尧 男，三九岁，浙江馀姚人，住本市青运街二四八号。恶霸。勾结反动势力，专事敲诈勒索。
+
+　　王来发 男，三四岁，浙江绍兴人，住本市严家阁路二五七弄二八号。恶霸。匪“国防部青年救国团”区队长。纠集歹徒，霸占严家阁路小菜场，专事敲诈勒索，曾先後打伤卢陈氏、卢金福等十馀人。解放後，图谋参加特务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
+
+　　李震男，三一岁，安徽寿县人，住本市虬江路九四二弄十一号。匪“军统”特务。历受日汪、蒋匪警察训练，充匪“军统”系“京沪区铁路局警务处”警长及稽查等匪职。先后奸污妇女自认有好几十人。解放後，仍不悔改，竟又奸污妇女多人。并抗拒登记。
+
+　　沈礼兴(又名沈季昌)，男，三七岁，上海市人，住本市山西北路五六八弄十四号。曾加入中统外围“革新社”，并在匪“中统上海办事处第四站”充通讯员。抗不登记。
+
+　　乐斌耀 男，二九岁，浙江宁波人，住本市江苏路西诸安浜三二二弄二号。特务。日汪“青浦警察局”侦缉队员、蒋匪“中统局”警卫、“江南义勇总队”中队附。解放後冒名非法“接收”，以破坏革命秩序。又隐瞒罪行，登记不诚。
+
+　　郁雷(又名郁永林)，男，五○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江苏路西诸安浜四三二号。曾充日汪“第八联保书记”、蒋匪“甲长”。专事仗势欺压人民。
+
+　　（曾向卜尧良等诈欺财物。又诬控严某为汉奸，勒索大米四十石。解放後造谣惑众，破坏冬防组织。）
+
+　　彭荣发(又名彭群众)，男，四三岁，江苏南通人，住本市陆家浜路德馨里二○号。恶霸。匪“义警”中队附、大队附。一向勾结日汪、蒋匪反动势力，霸占码头。专事敲诈勒索，欺压工人。曾将山东籍工人李某推落江中，几遭惨死。
+
+　　张正耀 男，四九岁，浙江绍兴人，住本市武进路五二一弄四五号。曾充日汪、蒋匪保、甲长。殴打工人，欺压里弄居民。解放後造谣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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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屠绥之 男，三四岁，浙江宁波人，住本市光复西路新裕里一弄一号。曾充日汪“青浦县保安团”分队长。一贯欺压殴打工人，侮辱女工。解放後，散布谣言，挑拨离间职工团结，并破坏工人参加军干校爱国运动。
+
+　　谈光宇(化名谈全禄)，男，二二岁，江苏镇江人，住本市浙江中路四六二号二○六室。特务。解放後加入匪“中国忠义靖难集团军”充营长。策谋伺机暴乱。後又结夥潜逃香港；返沪後，登记不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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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杰(即陈志毅)男，二七岁，江苏南京人，住本市瑞金二路新新里三○五号。特务。匪“警察局”警长，“中美合作所镇波部队”分队长。解放後加入匪“中美合作所反共指挥部”充情报员。刺探我防空设备。案破漏纲。此次登记不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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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政馀(化名殷振馀)，男，三八岁，江苏滨海人，住本市朝阳路八二弄四三号。汉奸、特务。充匪“中统”外围组织“劳工协进社支社”主任干事。日汪统治时，为日寇骗诱失业工人百馀名至东北。解放後，挑拨离间工人与工会间之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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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玉山 男，四二岁，江苏监城人，住本市日晖东路一九三号。恶霸。历充日汪“警局侦缉队”队员，及蒋匪“警备司令部”稽查队员。一贯勾结反动势力，欺压人民，曾为蒋匪强抽壮丁二次，并敲诈勒索四十馀次。又强奸幼女。解放後，隐匿罪行，登记不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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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海明 男，三八岁，江苏南通人，住本市思南路二六号。曾充帝国主义“巡捕房”包打听及蒋匪“善后救济总署水运处”看守员，经常诈取钱财，威胁欺压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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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思桢(化名剑云)男，三九岁，山东济南人，住本市瑞金二路新新里三二○号。特务。解放後加入匪“中美合作所反共指挥部”充情报员，拉人入夥。曾刺探我防空设备。案破後漏纲，尚能自行登记。
+
+　　张荣寿(又名张炯)，男，三三岁，江苏苏州人，住本市南京东路七九九弄三三号。特务。历充匪“中统”通讯员、情报员，及匪“护工队”队员。经常欺压群众。曾强迫舞女赴南京匪空军总部及上海“军之友社”“慰劳”蒋匪空军。解放後，造谣破坏，并抗拒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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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逸静男，二六岁，安徽合肥人，住本市汇南街九九弄三号，历充日汪“和平军”，蒋匪“上海市警局机动大队”队员，曾参加破坏交通大学学生爱国运动。解放後，策谋加入武装特务组织。登记不诚。
+
+　　周溥霖(又名周泉元)，男，三四岁，浙江宁波人，住本市金陵西路四九号。匪“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分队长，“三八二部队”大队附。曾勾结匪“老闸警局”，将进步职工十八人禁闭，并开除多人。又强征壮丁费从中渔利。解放後，隐瞒罪行，登记不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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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瞿盛(又名阿二)，男，四○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济南路十七号。匪“民众自卫队”分队长，佩带手枪，欺压群众。曾殴打病人孙某，致孙不久即死。
+
+　　华其伟 男，三七岁，浙江临浦人，住本市广西北路四四九号。曾加入匪“国民党”、“革新社”及“中和党”等反动组织。解放後，散布谣言，进行反革命活动，并抗拒登记。
+
+　　金满堂(化名金家兴)，男，二四岁，江苏镇江人，住本市天潼路八○八号。特务。曾充匪“闸北自卫队”班长。解放後，加入匪“中国忠义靖难集团军”，充副营长；拉拢他人入夥；登记不诚。
+
+　　龚清泉(化名任良善)，男，四五岁，江苏常熟人，住永寿路六○弄七三号。汉奸、特务、恶霸。日汪侦缉队员，匪“中统”特务。专事敲诈勒索；霸占妓院、压迫妓女。
+
+　　俞瑞夫 男，四五岁，浙江馀姚人，住本市新疆路德兴里四○号。恶霸。匪“六股党”首领。曾充日汪保长，勾结日寇，残害人民。解放后，冒名组织里卉“纠察队”，自充队长，图谋不轨。
+
+　　陈天成 男，五一岁，浙江馀姚人，住本市天潼路六一二弄二七号。匪“中统”特务。一九四六年勾结特务唐某为首组织伪“上海市码头运输业职业工会苏州河区会”，充副理事长，压迫工人。解放後，竟隐瞒身份，抗不
+
+　　（登记。）
+
+　　陈仁贵 男，四四岁，江苏阜宁人，住本市光复西路五五五弄六一号。特务。匪“国民党”党员。曾充匪“中统局革新社”组长，“劳工协进社”沪西分站通讯员。贯藉端勒诈，欺压人民。解放后，抗拒登记。
+
+　　钱惠忠 男，二三岁，上海人，住本市长阳路友邦里一八号。惯匪。一贯勾结匪夥持枪抢劫。解放後，勾结特务，加入匪“青年救国军”，进行反革命活动。
+
+## (五)判处管制者:
+
+　　张林浦 男，三六岁，江苏泰兴人，住本市打浦路六○号。参加“中统”外围反动组织。经教育後，尚知悔改。
+
+　　王同海男，三一岁，江苏淮安人，住本市浦东治坊桥太平里四○弄五号。匪“护工队”分队长。解放後抗不登记。
+
+　　张启新 男，四一岁，上海人，住本市大场区大场西街北弄五九号。解放後散布谣言。破坏土地改革，被捕後，已知改悔。
+
+　　徐阿林男，四○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江湾区联合乡丁柳村丁家桥一号。匪“工人福利会”三级干部，罪行不大。
+
+　　吕鸿奎(又名吕然)，男，二六岁，江苏苏州人，住本市汕头路二三号。曾充蒋匪“七十一军谍报队”少尉组员。先后逮捕革命志士三人。登记中能真诚坦白，知罪改悔。
+
+　　周熊飞(即周一帆)，男，四二岁，浙江定海人，住本市复兴中路一三八弄二六号。匪“国民党”区分部委员。解放後造谣污蔑人民政府。并抗拒登记。
+
+　　程孝忠 男，三四岁，河南人，住本市大东门花园一支弄五号。曾充蒋匪军连营长，及匪“江苏省水警队长”等匪职，抗拒登记。
+
+　　（夏咸和男，四六岁，江苏监城人，住本市西苏州路二○号。匪“戡乱建国大队”队员。专事依仗反动势力，敲诈勒索，逮捕教育後已知悔改。）
+
+　　徐美大 女，三二岁，江苏江阴人，住本市齐齐哈尔路福宁路宏大橡胶厂二四弄工房。匪“劳工协进社”小组长，积极参与该社各种会议。抗拒登记，拘捕後已见悔悟。
+
+　　段如新男，三三岁，江苏淮阴人，住本市杨树浦路太和街一七五号。参加日汪“保安队”、蒋匪“护工队”，曾充匪“工人福利会”三级干部。解放後，打击积极分子，登记不诚。教育後尚能悔改。
+
+　　颜炳坤 男，五四岁，上海人，住大场区场北乡颜家宅二六号。解放後，策谋破坏土地改革。经教育後，尚能坦白悔过。
+
+　　戴宝鳞 男，二三岁，泰州人，住本市同济大学理学院。曾参加匪“中统局”特务组织。抗拒登记。
+
+　　华绍康(又名华辉、华然)男，二七岁，浙江镇海人，住本市福建路八七号。曾充匪“三青团”分队长。受过反动训练。抗拒登记。
+
+　　陈生根(即陈启华)，男，二四岁，浙江宁波人，住本市金陵东路一八二号。匪“国民党”区分部委员。抗拒登记。
+
+　　王瑞根男，三四岁，江苏东台人，住本市梦花街一九八弄二一号。匪“国民党”区监察委员，曾参加匪“中和党”，并拉人入夥。抗不登记。
+
+　　陈巧泉 男，三二岁，江苏苏州人，住本市梵皇渡路一四○○弄一○一号。解放後因参加反革命特务组织，经教育释放。此次造谣阻挠他人登记。逮捕後已认罪悔悟。
+
+　　朱涛生 男，三四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杨树浦路二六三九弄一五号。匪“工人福利会”三级干部。抗拒登记。被拘捕後，尚能悔过。
+
+　　陆中明(即陆浩程)，男，二九岁，江苏吴江人，住本市中山南一路四六六号。曾充匪“三青团”分队长、“淞沪警备司令部”义务稽查员。抗拒登记。
+
+　　吴长洲(又名老二)男，二九岁，江苏淮安人，住浦东福康路三三号。匪“中统局”义务调查员。抗拒登记。
+
+　　陈贵文男，三三岁，江苏扬州人，住高庙寺前浜九号。匪“三青团”分队长，加入匪“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抗拒登记。
+
+　　庄质夫 男，五六岁，上海市人，住浦东张桥乡许北村庄家宅三七号。日汪“陆行镇公所”书记，凭藉恶势力，向当地居民强征田赋，经教育後，尚知悔改。
+
+　　冯昌文 男，三四岁，江苏泰州人，住本市宝昌路七二五弄八号。解放後加入匪“中国忠义靖难集团军”特务组织。案破後经我教育释放。此次登记不诚。
+
+　　谢书瑞(即谢麟纹)，男，三九岁，山东人，住本市其昌栈七号码头工房。曾充匪警察、宪兵、“护工队”区队附。解放後抗拒登记。
+
+　　陈廷桢 男，六四岁，湖北襄阳人，住本市宝通路一三五弄一一七号。曾充法帝国主义“巡捕房”巡长。敲诈勒索。逮捕教育後，尚知悔改。
+
+　　陆永来(又名胡永来)，男，三三岁，浙江馀姚人，住本市新闸路五六二号。匪“工人福利会”二级干部。登记不诚。
+
+　　郭世昆(又名郭振亚)，男，三七岁，山东牟平人，住本市宝山路三四七弄三号。匪“国民党”员，充匪“军官”多年，抗拒登记。
+
+　　忻尚强 男，二五岁，浙江宁波人，住本市天潼路七二八弄六一号。特务。匪“中美合作所”中尉侦测员、“淞沪警备司令部”电监科侦测员。为匪搜集情报。解放後尚能自动登记。
+
+　　印有道(又名印远道)，男，四八岁，江苏东台人，住浦东十八间东包家宅四八号。匪“护工队”分队附。解放後，因吸毒被判刑。此次抗拒登记。经教育後，有立功表现。
+
+　　傅莘耕 男，三四岁，上海市人，住浦东十八间传家宅一一号。匪义警班长，抗拒登记。
+
+　　张屏之 男，四四岁，湖北襄阳人，住本市广中路二三○号。历充匪军少校连长，“装甲总队炮兵团”副营长。解放后，拒不办理在乡军人登记手续。
+
+　　曹志刚男，二一岁，江苏阜宁人，住本市日晖东路一三○号。匪“大上海青年服务队”、“青年救国团”等分队长，抗拒登记。
+
+　　陈鸿贵男，六四岁，浙江馀姚人，住本市松潘路怡德里一二号。匪“工人福利会”一级干部，克扣剥削工人工资。监视爱国工人。解放後，登记不诚。经教育後尚知悔改。
+
+　　秦荣深 男，三七岁，江苏高邮人，住本市薛家浜路同吉里四号。曾充匪“国民党”区分部执委兼宣传员。对其罪行已坦白承认，并愿悔过自新。
+
+　　徐旭文(又名徐荣根)，男，三○岁，上海市人。住本市重庆南路一六九弄六九号。匪“国民党第八区十二区分部书记”。解放后，散布谣言。登记不诚。被捕後，尚能悔悟。
+
+　　忻赛庆 女，三五岁，浙江宁波人，住本市福佑路德浦里二号。被骗参加匪“工人福利会”充二级干部。解放後，未行登记。并无重大罪恶活动。
+
+　　赵福生(化名阿毛)男，三二岁，江苏苏州人，住本市河南北路七浦路一七七弄六号。特务。匪“工人福利会”三级干部。抗拒登记。经教育后表示服罪悔过。
+
+　　杨浩 男，四四岁，四川成都人，住本市横浜路八字桥九二九号。曾充匪“安徽繁昌县警察局”分局长、“中统局”事务干事等匪职。登记不诚。被捕后，能认罪悔悟。
+
+　　汪惊人(又名汪一鸣)，男，四三岁，江苏太仓人，住本市吴淞区同兴路一○四弄三号。历充蒋匪军少校团附、匪“宪兵东南区司令部”人事室主任。登记不诚。
+
+　　王世锦男，二六岁，江苏苏州人，住本市海昌路鼎盛里三四号。曾充匪“中统局上海办事处第五站”通讯员。勾结匪“警备司令部”，招摇撞骗。抗不登记。经教育后，表示愿意立功赎罪。
+
+　　陈长根(又名陈根生)，男，二六岁，安徽芜湖人，住本市浦东路一九九三号。曾参加匪“护工队”。
+
+　　陆俊才 男，三二岁，上海市人，住本市龙华区上中乡柿子园三号。匪“忠救军”班长，特务外围组织“劳工协进社”候补理事。解放后，造谣惑众，破坏人民政府威信。经教育后，尚能坦白悔改。
+
+　　王兆昌男，四二岁，上海市人，住本市龙华镇路一七七号。一九二七年加入匪“国民党”，曾充“区分部”执委。本市解放前夕，逼令人民为匪军修筑工事。解放后，抗拒登记。经教育尚能坦白悔过。
+
+　　许天祥 男，二八岁，江苏宜兴人，住本市长宁路四七六弄八四七号。解放后，加入匪“反共青年救国军”，充外交副官。拘捕后，尚能悔悟。
+
+　　陈掊青 男，四○岁，浙江绍兴人，住本市顺昌路三八二号。受匪“中央警官学校甲级警官班”训练，曾充匪“军委会邮电检查所”司书。登记不诚。被捕后，能知悔悟。
+
+　　高国才 男，四九岁，江苏扬州人，住本市恒通路淑德里二号。曾充匪“护工队”中队附。抗拒登记。审讯时尚能坦白，悔过认罪。
+
+　　周致衡(又名周金宝)，男，二七岁，江苏无锡人，住本市新疆路四九六号。曾先后充匪游击队黄渡部及张阿六部班长、副官。抗拒登记。被捕后，有悔改表现。
+
+　　柯本定男，三○岁，浙江宁波人，住本市淮海中路一二八号。曾充匪“国防部新闻局”特约记者。解放后，登记不诚，藏匿自备手枪一支不缴。经教育尚能悔悟，并即将藏匿之枪支缴出。
+
+　　奚福远男，二四岁，江苏川沙人，住本市威海卫路三四八弄二五号。匪“大上海青年服务队”、“青年救国团”分队长。解放后，加入匪“警察总队”充文书，被捕后尚能服罪，有悔过表现。
+
+　　樊耀群男，四五岁，江苏东台人，住本市迪化南路二五四号。历充法帝国主义“捕房”巡捕、特种便衣、及日汪“水巡队”巡官。勾结奸商，包运铜元资敌；并仗势欺压码头工人。经教育后，尚能悔悟，且表示愿意立功。
+
+　　周树兴 男，三○岁，江苏常州人，住本市宝通路四六二弄八号。解放后，加入匪“国防部江淮反共青年救国军指挥部”充特务长。经判刑一年释放。此次抗拒登记。被捕后，已知悔改。
+
+　　陈兆基 男，四九岁，江苏扬州人，住本市定海路四四九弄三○○六号。曾充匪“劳工协进社”干事。解放后，已有悔悟。
+
+　　陈金弟 女，四三岁，江苏宜兴人，住本市定海路四四九弄三○○六号。曾充匪“劳工协进社”干事。解放后，已有悔悟。
+
+　　姚雨林男，二五岁，江苏江阴人，住本市长宁路三三○号。“中统”特务。曾充匪“中统局”通讯员。抗拒登记。以其加入匪特组织后尚无重大罪行，经教育已有悔悟。
+
+　　王阿银男，四七岁，浙江奉化人，住本市昆明路八三二弄三四号。匪“工人福利会”三级干部，“护工队”分队附。解放后，仍散布谣言。就逮后，尚能坦白悔悟。
+
+　　倪庙龙 男，二八岁，江苏崇明人，住本市山西北路二三二号。匪“三青团”分队长。抗不登记。就逮后，尚知悔悟。
+
+　　严仲堃(又名严良)，男，三五岁，浙江慈谿人，住本市延安西路忠义新邨三二号。特务。匪“中统局”通讯员。抗不登记。逮捕后，尚能悔悟。
+
+　　毛登奎(又名宋阿二)，男，三五岁，山东临沂人，住本市吴淞区外马路四五六号。匪“护工队”队员。抗拒登记。拘捕后，尚能悔悟服罪。
+
+　　杨大友(又名杨都都)，男，二九岁，住本市吴淞区淞北乡杨家宅一四号。伪“义警”指导员，仗势欺压群众，贪污壮丁米。解放后，曾抗缴公粮，但逮捕后，尚能坦白服罪。
+
+　　李葆卿(又名李宝清)，男，廿八岁，浙江宁波人，住本市长阳路友邦里九七号。匪“护工队”分队附。抗不登记。逮捕后，尚能悔悟。
+
+　　寇进才(又名志祥)，男，三二岁，江苏江阴人，住本市西宝兴路八号。匪“护工队”分队附，抗不登记，拘捕后，已有悔悟。
+
+　　胡才义(又名筱笑灵)，男，三七岁，安徽安庆人，住本市嵩山路五八号。匪“戡乱建国宣传大队”第二分队长。就逮后，有悔悟表现。
+
+　　唐飞龙 男，三二岁，湖南零陵人，住本市澳门路被服一厂外工房一排二号。曾充匪“忠救军”参谋，人事督察等匪职。被捕后，尚知改悔认罪。
+
+　　胡一平男，二六岁，安徽宿松人，住本市长寿路被服二厂。曾加入伪“青年党”充科长。登记不诚。被捕后，能坦白认罪。
+
+　　刘焕章男，三七岁，河北安国人，住本市闸北柳阴路九○五号。历充匪“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科员、股长等匪职。被捕后，能坦白悔过。
+
+　　陈瑞庆 男，四一岁，浙江海宁人，住本市厦门路七七号。匪“工人福利会”一级干部，“护工队”中队长。教育后，尚知悔改。
+
+　　吴天敏 女，三五岁，山东济南人，住本市法华路红庄七三弄三七号二楼。充匪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助理干事。抗拒登记。被捕后，悔过自新。
+
+　　盛九成男，二四岁，江苏武进人，住本市江西中路四四弄三号。匪“三青团”区队附，多次张贴反动标语，参加反共游行。登记时，隐瞒其曾参加匪“青年服务队”。拘捕后，尚能坦白承认错误，表示决心悔过。
+
+　　周于良(即周道生)，男，三六岁，江苏阜寗人，住本市西康路六七九弄三一号。特务。曾充匪“国防部青年救国团”分队长。登记不诚。
+
+　　姚德甫(即曹德甫)，男，三一岁，浙江宁波人，住本市山西北路德安里二○七号。特务。匪“青年救国团浙东第四总队”中尉副官、“京沪杭警备总部反共救国军浙东指挥部”副官。解放后随匪部在奉化、宁海武装骚扰。一九四九年九月为人民解放军逮捕教育释放。此次抗不登记。
+
+　　马鸿勋男，四○岁，江苏常州人，住本市海宁路九四九号。特务。匪“工人福利会”二级干部、“护工队”分队附。曾参与捣乱“追悼李、闻大会”等民主爱国运动。
+
+　　陈铁(又名陈厚勋)，男，三四岁，浙江奉化人，住西藏北路九○号。匪“淞沪警备司令部”便衣特务、“军统上海港务整理委员会查缉组”督导。抗不登记。
+
+　　范庆炎 男。三二岁，安徽凤阳人，住本市宝昌路六○○弄四一号。匪“工人福利会”二级干部。逃避登记。被捕后，已坦白悔过。
+
+　　倪世荣男，三九岁，浙江绍兴人，住本市梵皇渡路怡丰里一六号。匪“国民党”支分部副书记，匪“工人福利委员会”三级干部。登记不诚。逮捕后，尚能真诚悔过。
+
+## (六)悔过后交保释放者:
+
+　　高长春 男，四一岁，浙江慈谿人，住本市许昌路一○六二弄五六号。曾加入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抗拒登记。经教育后，有悔改表现。
+
+　　惠艺星 男，四二岁，江苏无锡人，住本市邑庙区土地堂深知悔改。七号。曾受蒋匪特务训练，抗不登记，经教育后，
+
+　　张富根 男，三一岁，浙江宁波人，住本市延安东路一一三二号。造谣惑众，逮捕后，已能认识错误真诚悔改。
+
+　　汤融 男，三五岁，江苏上海人，住本市沉香路二三号。曾充匪“中统局驻沪办事处”小组长。抗不登记。经教育后，已有立功表现。
+
+　　柳东林 男，三九岁，江苏镇江人，住本市山阴路兴业坊四六号。匪“国民党区分部”执行委员。抗不登记。经教育后，能坦白认错，并有悔改表现。
+
+　　周思贤男，三五岁，上海市人，住本市大场区彭浦乡彭浦镇七七弄四号，匪“义务警察”分队长，登记不诚，经教育后，深知悔悟。
+
+　　张金林 男，二一岁，上海市人，住新市区肖庙乡庙后张家宅一六号。解放后，加入匪“国防部青年反共先锋救国团”特务组织，案发后，自动投案，并有真诚悔过表现。
+
+　　张善福 男，二○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新市区肖庙乡庙后张家宅一三号。解放后，加入匪“国防部青年反共先锋救国团”特务组织，案发后，自动投案，并有真诚悔过表现。王翠兰(又名四妹)，女，二一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新市区陈家巷三八号。匪“工人福利会”三级干部，登记不诚，经教育后已知悔改。
+
+　　孙长富男，四四岁，江苏泗阳人，住本市通北路一七一弄一二○号。匪“工人福利会”三级干部，“护工队”队员，登记不诚，经教育后，已知悔改。
+
+　　王一斐(化名冯迪飞)，女，三七岁，江苏川沙人，住本市望云路一○○号。曾受匪“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干训班”训练。解放后，挑拨离间，破坏团结。经教育后，深知错误，并有悔改表现。
+
+　　张亚夫男，三八岁，江苏盐城人，住本市长寿支路协成里三号。匪“三青团”区队长，登记不诚，经教育后，深知悔改。
+
+　　毛玲妹女，二八岁，上海市人，住浦东其昌栈大街二六四弄一号。匪“工人福利会”二级干部，“护工队”队员，抗不登记，经教育后，深知悔改。
+
+　　周鉴 男，三十岁，江苏淮安人，住浦东新三井棚户二三六号。匪“护工队”分队附，抗不登记，经教育后，有悔改表现。
+
+　　李银桃 男，二九岁，江苏扬州人，住浦东十八间春山街三○○弄八号。匪“护工队”分队长。登记不诚。经教育后，有悔改表现。
+
+　　沈海根男，三一岁，江苏上海人，住浦东高庙上川路二二六弄二号。曾充匪“三青团”分队附。及匪“护工队”队长。抗不登记。被捕后，尚能悔改。
+
+　　郭庭略男，二七岁，江苏高邮人，住浦东高庙丁家宅二二号。匪“三青团”分队附，抗不登记，经教育后，深知悔改。
+
+　　谭日新(即谭九)，男，五○岁，广东中山人，住本市江西北路二○二号三楼。加入匪“忠勇军”、“公训队”为队员。仗势敲诈。逮捕教育后，有悔改表现。
+
+　　施志洪男，二○岁，江苏吴县人，住本市塘沽路北戴河路一号。曾加入“匪戡建委员会”反动组织。曾暗中监视爱国学生，惟罪行较轻，被捕后，尚能坦白，并有悔改表现。
+
+　　夏成南男，二九岁，浙江宁波人，住本市金山路一三弄六号。匪“警备司令部”稽查员。抗不登记。经教育后，尚能改悔。
+
+　　徐振元男，二八岁，浙江上虞人，住本市海宁路一三六号。蒋匪军官，抗不登记，经教育后，深表悔改。
+
+　　周文英(又名周秀伟)，女，二八岁，江苏涟水人，住本市袭家宅路二一二号。匪“中统局上海办事处”第四站统建人员。抗不登记。惟尚无其他显著罪行。教育后有悔改表现。
+
+　　王镇昌(又名王震)，男，六○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柳林路宁福里三七号。匪“民社党”支部委员，蒋匪保长，抗不登记，经教育后深知悔改。
+
+　　吴子彬 男，四一岁，江苏无锡人，住本市嘉善路一一七弄一○号。匪“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三青团”十九分团筹备干事，登记不诚。拘捕后，已认识错误，并有悔改表现。
+
+　　邹洁(又名绮成)，女，二八岁，江苏常州人，住本市虬汀路广东街一九号。匪“工人福利会”二级干部，登记不诚，经教育后，已知悔改。
+
+　　张志韩 男，五一岁，江苏无锡人，住本市长宁路三八一号。解放后，造谣惑众，散布反动诗句，经教育后，深知悔改。
+
+　　朱子奇男，三九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梵皇渡路一五二三弄七号。匪“国民党区分部”执行委员，抗不登记，经教育后，认识错误，有悔改表现。
+
+　　陈逢建(又名陈惠泉)，男，二八岁，广东高要人，住本市江苏路七五四 弄七号。匪“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员。抗不登记，经教育后，深知悔改。
+
+　　倪梓文 男，五四岁，江苏南京人，住本市浙江中路二二九弄一八号。历充蒋匪军官，抗不登记，经教育后，深知悔改。
+
+　　宋治平男，二六岁，湖北黄陂人，住本市太阳庙路三八一弄三一号。匪“三青团”区队长。曾拉拢二十余人加入该反动组织，解放后抗不登记，经教育后，有悔改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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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国良 男，二五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浦东陈家宅一号。曾参加匪“护工队”。并参与捣乱劝工大楼爱国运动。解放后，抗不登记。教育期间态度尚称老实，有悔改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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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四度 女，三二岁，上海市人，住本市定海路一五四弄一号。曾参加匪“劳工协进社”。解放后，抗不登记。教育后尚能坦白，并有悔改表现。
+
+　　杨忠瑜 男，三三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江湾何家湾二九弄二九号。匪“护工队”中队副。解放后，抗不登记。经教育后已认识错误。并有悔改表现。
+
+　　曹宏德男，二八岁，上海市人，住本市南京西路一○二五弄五号。匪“宪兵”，撰写反动文章，进行反革命宣传。抗不登记，经教育后，深知悔改。
+
+　　徐周根男，二九岁，上海市人，住本市陕西南路二七一弄一○九支弄一五号。匪“工人福利会”二级干部，登记不诚，经教育后，尚能悔改。
+
+　　杨菊民 男，三六岁，浙江嘉兴人，住本市瑞金二路花园坊四四号。解放后，造谣惑众，包庇逃亡地主，经教育后，尚能悔改。
+
+　　仇万红男，三三岁，江苏盐城人，住本市斜土路平型桥一○二一弄四一号。解放后，煽动落后工人，捣乱破坏，经教育后，有悔改表现。
+
+　　严石麟 男，三○岁，上海市人，住本市严家阁路一九一弄一四号。匪“义警”分队长、“淞沪警备司令部”义务稽查队分队长、“三青团”区队长。此次隐瞒匪职，登记不诚。经教育后有悔改表现。
+
+　　俞光兴 男，三三岁，浙江绍兴人，住本市常德路六一八弄八四号。匪“三青团”分队副。登记不诚。教育后尚能悔改。
+
+　　徐荣华 男，四九岁，浙江宁波人，住本市西藏北路八四号。曾受匪“军统”特务主办“旅馆业同人听讲训练班”训练。受匪命监视爱国人士，及搜集情报。抗不登记，被捕后，有悔改表现。
+
+　　周荣芳 男，四一岁，浙江宁波人，住本市塘沽路一○一九号。匪“三
+
+　　（青团”分队附。曾加入匪“劳工协进社”、“群力互助社”。教育后，尚能）
+
+　　（悔改。）
+
+　　王秉衡男，四五岁，浙江镇海人，住本市海宁路八二六弄五号。匪“国民党”上海第三区党部干事。抗不登记。教育后尚能悔改。
+
+　　朱连元 男，三五岁，江苏高邮人，住本市西武昌路五七六号前楼。曾充匪“护工队”分队附。解放后，抗不登记。教育后尚能坦白，已有悔改表现。
+
+　　吴鹏飞男，四四岁，浙江余姚人，住本市新闸路二九二号。曾充匪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抗拒登记。被捕后，已坦白悔改。
+
+　　曾国明(又名曾国祥)，男，二四岁，福建莆田人，住本市新闸路五三三号。充匪“淞沪区工作队第九支队”情报员，并散发反动传单。惟能自动自首，且有立功表现。
+
+　　瞿国相 男，二六岁，江苏崇明人，住本市龙门路八号。曾充匪“戡建大队”队员。抗拒登记。被捕后，尚能改悔。
+
+　　张贯芗男，六一岁，江苏上海人，住浦东杨思区严家桥八四号。匪“国民党区分部”委员。抗拒登记。被捕后，尚知悔悟。
+
+　　林克勤男，二七岁，浙江慈溪人，住本市吉安路一四八号。一九四八年参加匪“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并在该队干部训练班受训。
+
+　　吴力行 男，二八岁，浙江宁波人，住本市延安西路九六八号。曾充匪“青年服务队”分队长，拖延登记。
+
+　　翁宏耀男，三九岁，浙江慈溪人，住本市长阳路九六○号。伪“工人福利会”二级干部，匪“护工队”队附。登记不。被捕后，已知悔过。 乐振发 男，二七岁，浙江镇海人，住本市南京西路一八○二号。曾充匪“警备司令部”稽查员。企图逃避登记。经逮捕教育后，尚知悔悟。
+
+　　张辰(又名张宗琳)，男，三六岁，江苏江宁人，住本市巨鹿路七四一弄一二号。曾充匪“警备司令部检查大队”区队长。抗不登记。被捕后，表示悔改。
+
+　　刘先胜 男，二八岁，安徽太和人，住本市一厂外工房内排一四○号。匪“军校”毕业，匪军连长、参谋，登记不诚。经教育后，已悔悟。
+
+　　毛冲宝 男，二四岁，江苏海门人，住本市梵皇渡路康家桥二○四弄一○号。解放后，企图参加反动组织。被捕后，已能认罪悔过。
+
+　　张强郎 男，五○岁，江苏崇明人，住浦东严家桥严家村三一号。曾加入“一贯道”反动会门。并二次散布谣言。被捕后，能坦白认罪，有悔改表现。
+
+　　时克勤 男，三五岁，江苏常熟人，住本市老西门仪凤弄一二三弄一号。匪“警备司令部”义务稽查。抗拒登记，经教育后，已知悔改。
+
+　　明道新男，四八岁，湖北黄陂人，住本市士庆路二七号。匪“南京政治人员养成所”及匪“中央训练团高级人员训练班”毕业。历充匪军团附，匪“船舶管理处”督察课长等伪职。登记不诚。
+
+　　朱舜年男，三五岁，江苏丹徒人，住本市天津路一四五弄一○号。匪“国民党区分部”执委，抗拒登记，拘捕后尚能悔过。
+
+　　周斌(又名伟芳)男，三八岁，广东南海人，住本市七浦路九八弄一四号。匪“国民党直属十三分部”筹备委员，强拉他人入伙。解放后，散播谣言，拒不登记。拘捕后，承认错误，表示决心悔过。
+
+　　石洪涛男，四九岁，浙江宁海人，住本市福州路八九号二三九室。匪“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曾欺压人民。登记不诚。被捕后，能认罪悔改。
+
+　　王玉凰(又名张琦)，女，二九岁，浙江宁波人，住本市新疆路天宝里三六号。曾充匪“工人福利会”干部。又曾参与“一贯道”活动。经教育后，已有悔悟。
+
+　　许竹青 女，二六岁，浙江宁波人，住南市沉香阁路四○号，匪“工人福利会”三级干部，经查明确系被骗参加，并知悔改。
+
+　　宋永成(又名小二子)，男，四二岁，江苏阜宁人，住本市西苏州路五六号。匪“工人福利会”二级干部，匪“护工队”中队长，登记不诚，被捕后，已知改悔。
+
+　　张志远 男，三五岁，江苏扬州人，住本市凤阳路群寿里五号。匪“护工队”分队长，抗不登记。拘捕后，有悔悟表现。
+
+　　邬显彪男，二七岁，浙江奉化人，住本市南京西路四一一弄十八号。曾充匪“宪兵队”上等兵，“戡建大队”音乐队长。登记不诚。
+
+　　冯祥生 男，四四岁，江苏武进人，住本市新闸路一九○号。参加匪“护工队”。解放后散播谣言，打击工会干部。被拘捕后，尚能悔悟。
+
+　　施凰歧男，三二岁，江苏崇明人，住本市西藏中路五五九弄八号。匪“工人福利会”三级干部。登记不诚。
+
+　　殷三堂男，五一岁，浙江宁波人，住本市大沽路二四四弄一五号亭子间。匪“工人福利会”三级干部，““护工队”队员。抗不登记，但尚无具体重大罪行。
+
+　　华成雄 男，二九岁，浙江宁波人，住本市山海关路二○一弄一一号。
+
+　　（匪“国民党第六区五九分部”执委兼组训。逃避登记。）
+
+　　张君璨 男，三五岁，上海市人，住本市共和新路洪南山宅三三号。匪“三青团十二分团第一区队附兼第三分队长”。登记不诚。被捕后，已有改悔表现。
+
+　　吴阿龙(又名吴国庆)，男，三三岁，浙江宁波人，住本市福宁路九九弄九六号。匪“工人福利会”三级干部，匪“护工队”队员，抗拒登记。被捕后，能改悔立功。
+
+　　王阿根(又名王武恒)，男，三七岁，江苏泰州人，住本市惠民路一一四四弄三六号。匪“工人福利会”三级干部，匪“护工队”队员，抗拒登记。被捕后，能改悔立功。
+
+　　俞留小(又名俞步宽)，男，三七岁，江苏兴化人，住本市福宁路九九弄九六号。匪“工人福利会”三级干部，匪“护工队”队员，抗拒登记。被捕后，能改悔立功。
+
+　　吴长松男，二七岁，江苏泰州人，住本市福宁路九九弄五六号。匪“工人福利会”三级干部，匪“护工队”队员，抗拒登记。被捕后，能改悔立功。
+
+　　戴祝三男，四二岁，江苏阜宁人，住本市归化路五五四弄五一号。匪“工人福利会”三级干部。曾充匪“护工队”区队附。登记不诚。经教育后已有悔悟，并愿立功赎罪。
+
+　　何桂香(化名阿毛)，女，三六岁，浙江杭州人，住本市天山路徐家阁四六号。匪“工人福利会”二级干部，常在厂内进行敲诈。逮捕后，已有悔悟。
+
+　　陈康杜 男，三三岁，江苏武进人，住本市新疆路德兴里二七号。曾受匪“社会工作人员训练班”特务训练；又加入匪“护工队”。被捕后尚能认罪悔过。
+
+　　徐文彬男，二九岁，江苏宝山人，住本市河间路申新东里二一号。匪“护工队”分队附。抗拒登记。经教育后，已深自悔悟。
+
+　　庞子麟 男，五四岁，河北沧县人，住本市蓬莱路一德里二四号。曾充汪伪“斜桥侦缉队”分队长。
+
+　　陈慎安 男，三○岁，浙江上虞人，住本市新疆路九九号。匪“三青团”分队副。解放后，抗不登记。经教育后已有悔悟。
+
+　　金惠庭男，二五岁，江苏吴县人，住本市新疆路南林里七六号。匪“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分队长。解放后，登记不诚。教育后已悔悟。
+
+　　蒋柏权(又名蒋菊生)，男，二五岁，江苏无锡人，住本市开封路一二六号。曾加入匪“中统”江苏省室南通县室通讯员。抗拒登记。被捕后，能坦白悔过。
+
+　　孙正荣(又名孙阿毛)，男，三二岁，浙江宁波人，住本市七浦路一七七弄一六号。匪“工人福利会”三级干部，“护工队”分队长。解放后，抗不登记。经教育后已悔悟。
+
+　　周正杰男，二八岁，浙江镇海人，住本市东余杭路九二五号。匪“警备司令部义警稽查大队”队员。已悔过立功。
+
+　　李功成男，二二岁，江苏盐城人，住本市共和路三三○弄八号。曾充匪“三青团”分队长，“护工队”分队长等匪职。登记不诚。被捕后，尚能悔悟。
+
+　　李龙瑞(化名李云祥)，四二岁，江苏扬州人，住本市吴淞区北乡周家桥五○号。曾充匪“江西保安队第七团”文书，上土特务长，少尉军需，及吴淞区保干事。罪恶不大。
+
+　　徐广钊 男，三三岁，江苏盐城人，住本市广肇路六五三弄一二号。解放后，加入匪“京沪杭反共救国军”充分队长。被捕后悔改认罪。
+
+　　陆士良 男，五一岁，浙江嘉兴人，住本市裕通路九十九号。充匪“国民党区分部”执委兼组训委员。抗拒登记。经教育后愿意悔过自新。
+
+　　刘鹤寿男，三○岁，江苏东台人，住本市海宁路久耕里棚户丙字一八○号。匪“三青团”员。解放后，打击积极分子。
+
+　　王贤春(又名小阿康)，三一岁，浙江镇海人，住本市惠民路五○七弄四五号。匪“工人福利会”三级干部。登记不诚。经教育后，已悔悟。
+
+　　刁富林 男，二九岁，江苏南通人，住本市龙江路怀德路三一○号。匪“护工队”分队长。抗不登记。被捕后，已认罪悔悟
+
+　　李伯林(又名李铮)男，二四岁，浙江慈溪人，住本市长阳路三四九弄三九号。解放后，散布谣言。惟情节尚轻。被捕后，改悔认罪。
+
+　　杨令德 男，五一岁，上海市人，住本市吴淞区外马路五○五号。匪“国民党区分部”常委，拉人入“伙”。拘捕后，尚能认识错误。
+
+　　刘纯耕男，四二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桃源路一四五弄一八号。匪“国民党区分部”执行委员，“工人福利会”二级干部，登记不诚，经教育后，已知悔悟。
+
+　　叶才明 男，二七岁，江苏崇明人，住本市芝罘路四○号。曾加入匪“护工队”。
+
+　　陶谷香男，四八岁，上海市人，住本市黄陂南路三一○弄六号。匪“国民党”区分部委员。避不登记。
+
+　　沈济良 男，五一岁，浙江吴兴人，住本市瑞金路四○九弄一五一号。匪“国民党”区分部宣传委员。抗不登记。被捕后，已表示悔改。
+
+　　刘贵生男，二八岁，江苏浦东人，住本市斜土路六二八弄二三六号。策谋包庇其弟加入反动组织。被捕后，已知悔改。
+
+　　张云卿 男，二○岁，浙江绍兴人，住本市瑞金二路四一○弄九九号。假名恐吓工会干部，挑拨人民团结。经教育后，尚能悔悟。
+
+　　周振焱男，二八岁，江苏嘉定人，住本市虬江路徐家宅支路二九号。解放前，欺压工人，并开除爱国工人。被捕后已能悔悟。
+
+　　许陈招弟 女，四一岁，浙江宁波人，住本市海宁路德兴里九七号。曾充匪“工人福利会”干部。抗拒登记。教育后尚能悔悟。
+
+　　宋丁阿凤 女，四四岁，江苏宝山人，住本市海宁路德兴里一四号。加入匪“工人福利会”。抗拒登记。经教育后，已有悔改表现。
+
+　　茅国秋 男，二一岁，江苏崇明人，住本市江西北路桃源坊九六号。本市解放前夕加入匪“三八一一部队”充少尉通讯员。解放后，抗拒登记。教育中尚能坦白，认识错误，表示悔过。
+
+　　（张曦(又名张衍皋)，男，三四岁，湖北广济人，住本市吴淞路四四四弄一三号。匪“中央军校桂林分校”十七期步兵科毕业。历充匪“军令部”中尉技佐，“中央训练团”上尉教育副官，“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军官大队少校队员。抗拒登记。教育后，已有悔悟表现。）
+
+　　吕善剑 女，四○岁，浙江上虞人，住本市天潼路三一八弄一六号。窝藏罪犯。拘捕后认识错误。
+
+　　徐芳女，二八岁，江苏泰兴人，住本市南市桑园街五登记。逮捕后，已知悔悟。曾加入匪中统“统建”特务组织。抗拒
+
+　　缪海珊 男，三一岁，江苏如皋人，住南市普育西路海南西弄二○号。与蒋匪特务有往来，知情不报，经过教育，已能认识错误，有悔改表现。
+
+　　唐兆奎(又名唐阿潮)，男，二三岁，江苏无锡人，住本市武昌路二七二弄三号。曾充匪“中统”通讯员。解放后，抗不登记。教育中，已认罪悔悟。
+
+　　张国铭 男，五一岁，浙江温州人，住本市蓬莱路一二一号。历充匪职多年，拘捕后尚能悔悟。
+
+　　邢凯琦 男，二九岁，江苏苏州人，住本市复善堂街四五号。曾充匪军中尉连附。被捕后已悔悟。
+
+　　张有章 男，三三岁，浙江宁波人，住本市宁海东路九○弄二号。匪“护工队”分队长。解放后，抗不登记。经教育后尚能真诚悔过。
+
+　　王阿宝(化名路通)，男，三八岁，江苏扬州人，住吴淞永安二厂工房二二七号。匪“工人福利会”二级干部，“护工队”队员。解放后，贪污公款。并登记不诚。逮捕后已认罪改悔。
+
+　　陈祥源 男，三八岁，江苏镇江人，住本市江西南路四○号。充匪“国民党区分部”委员。欺压职工。逮捕后，已有悔悟。
+
+　　周三志男，五四岁，江苏扬州人，住吴淞永安工厂工房二一九号。匪“工人福利会”三级干部。罪行不大，逮捕后，尚能认识错误，决心改过。
+
+　　周世芳女，二三岁，江苏无锡人，住吴淞小李家宅一四五号。包庇反动军人其夫杨某，不予举发。惟逮捕后已有悔改表现。
+
+　　杨宝勋(又名杨杰)，男，三三岁，江苏太仓人，住吴淞淞兴路一四五号。充匪“国民党区党部”执行委员，登记不诚，逮捕后，尚能悔过。
+
+　　许聿友 男，三一岁，江苏淮阴人，住本市榆林路三八六弄三号。匪“工人福利会”三级干部，“护工队”分队长，登记不诚。
+
+　　薛凰章男，四一岁，江苏淮安人，住本市闸北民主路九八号。匪“工人福利会”二级干部。曾充匪“护工队”分队长，登记不诚，经教育后，已有悔悟。
+
+　　王俊文男，廿三岁，镇江人，住本市江西北路二六一号。与“中统”特务为伍，曾代柏匪晓岚抄写文件数次，并企图参加“中统”，逮捕后，已知悔改。
+
+　　 一九五一年六月廿八日
+
+　　来源：《文汇报》1951年6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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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2/000111.txt
@@ -0,0 +1,15 @@
+# 绵阳地委关于未能及时镇压反革命份子的检讨
+
+　　（区党委：）
+
+　　关于未能及时镇压匪特恶霸反革命份子的检讨，我区从3月初开始至6月底批准镇压匪特恶霸反革命份子，35人内有绵阳五什邡七绵竹五安乐五梓潼四金堂三德阳三罗江二彰明一，一般的是封建地主恶霸掌握武装或组织暴动或参加叛乱有的是惯匪解放后仍继续作恶不愿悔改，4月份内镇压的有六人，5月份以后有29人。经初步研究，现在要杀的计绵竹十人、安乐六人，彰明四人、绵阳三人、什邡两人、梓潼一人■■■令■扣5人，合计三十人。有的已请示，有的须继续请示。6月25日地委会议检讨对于这一严重工作重视很不够，直到现在广汗紧来地委请示杀过一人。虽然李政委在5月初地书会方外强调了杀人问题，地委会也作了传达，但未具体布置，由于讨论不深入认识不明确表现在忙于征粮任务，顾不上研究杀人问题，形成拖延被动。基本原因思想上不明确及时镇压封建恶霸惯匪是目前剿匪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当前反封建斗争的严重任务，是发动群众减少顾虑的必要工作，不必了解镇压封建恶霸、匪特首恶份子是与当前中心任务征粮生产等密切结合的，可以推动征粮生产相反认为与征粮对立，忙于征粮就放松研究杀人问题，另外请示不统一仍有不经县委地委请示，区党委而由县府专署请示，行署或地委专署双层请示正如区党委指示：“重叠背法X增麻烦”今后必须执行区党委指示的请示手续，今后布置：
+
+　　一 各县委积极主动调查研究全县范围内掌握武器封建大头子、大匪特有关证据，确实者应即扣押请示处决，虽无显明证据亦应管训继续收集材料以免逃跑。
+
+　　二 准备下一步反霸斗争，应即着手调查研究恶霸类型政治的武装的大、小的，他们一般的共同点各类的特点提出区别对待办法以免发生偏差。
+
+　　三 7月初必须以县为单位，有计划有步骤的管训乡保专以减少进，进一步发动农民的阻力。
+
+　　四 各县委应进行检讨及时坚决执行区党委地对这一问题的指示，并随将执行报来。
+
+　　 绵阳地委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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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2/000112.txt
@@ -0,0 +1,29 @@
+# 金克木：学习学习再学习
+
+　　<北京大学教授、金克木>
+
+　　当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们除了欢喜赞叹高呼万岁来迎接这个伟大日子以外，还应该加紧工作，加紧学习，下决心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
+　　学习党的理论，学习党的历史，学习党的作风。从解放起我们就喊出学习的口号了。不过，我觉得，学习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越学越难，“学然后知不足”。这就是因为我们所要学的不是仅仅一批现成的书本和一套自成体系的理论，而是实践。
+
+　　在开始的一段学习期间，我学了一些理论，但总觉得不过是多学了一套东西，究竟格格不入，浮光掠影。面对事实，就出现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是非难辨的感觉。这样，渐渐就逼出了立场问题。先确定了立场，是非就容易判明了。于是开口闭口处处不忘查立场。
+
+　　但是这还不够得很，还得再困一个时期，碰许多想不通的钉子，才更进一步，心里逼出了一个阶级立场问题。于是划分阶级，由此恍然又看清了许多问题。
+
+　　可是还是不行。能开脉案不能开药方，光会画脸谱，还不能解决问题。这证明所学到的理论还不是行动的指南。这一关可不容易过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非其他理论之比就凭这一点。幸亏有了离我们最近的，最亲切的，讲中国人民格言的导师，毛泽东思想，又有了人民日报天天指引，再加上人民已经大翻身，而且掀起了如火如荼的三大运动，于是我从接受党的教育的实践中睁开了眼，看出一切问题都是阶级斗争问题。学了一两年才学回了头，原来一切集中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人的一切活动过程都是阶级斗争，而要有斗争就要有组织，有党的领导，不然就还是悬在空中，仿佛超然而实际是东倒西歪不自知。
+
+　　自觉地参加到阶级斗争里去，在今天中国就是自觉地随着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斗争，在这样的斗争中，尽管投出的不是手榴弹而只是石头，可是这一来就真正认识了革命。以前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仿佛一般人看佛经，字字识，句句懂，可是隔了一层，不知说的是什么。这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似通非通，隔靴搔痒，这就是因为没有大喊一声，随着人民解放军投出一颗石头。
+
+　　这样一来，仿佛是学习到了头了。然而不然，这才算是刚刚起来。这一颗石头投出去，毛泽东思想对于我就立刻是活的了。他就是教我们怎样接着投下去一直投到彻底胜利的。行动才需要学理论，而学理论就必须行动。学习战斗必须扛枪举步，而决不是坐在屋里朗诵步兵操典。对于蹲惯了黑窟窿的猫头鹰，在阳光下面飞翔是痛苦的。同样，对于习惯于把读书当做唯一的学习的人，我敢说，学习战斗是极艰苦的。对知识分子说，学习阶级斗争比读遍万卷书难，比精通任何语文难，比上下古今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还要难。我这时才明白为什么“联共党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为什么熟读《资本论》的马克思学者并不能就算马克思主义者。学军事就是学打仗，学打仗就是学军队，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学党。离开了党一切都是空谈。
+
+　　“深入群众，不尚空谈。”这就是毛主席的指示。
+
+　　在悠长的时间中闭着眼旋转而自以为跑了不少路，今天到了党的三十岁生日，我才知道向党说：原来你教了我这么多年我还是没有动步啊！好了，尽管一动步就会跌交也罢，跌倒了再爬起来往前走，从此我跟定了你作万里长征！
+
+　　我就拿这篇小文作我对党的伟大寿辰的渺不足道的献礼吧。
+
+　　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主席万岁！
+
+　　來源：1951年7月5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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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2/000113.txt
@@ -0,0 +1,21 @@
+# 汤用彤：知识分子的体会
+
+　　<北京大学副校长、汤用彤>
+
+　　三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和其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坚苦地正确地领导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一个真正天翻地覆的伟大事业。到今日人民是站起来了，国家富强可以预期，在国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是头等强国，世界整个形势已因我们革命的成功为之改观。共产党的功绩是说不完的，有目共睹，也不必说。但是在它三十周年的生日，让在改造过程中的知识分子（学校里的人们）想一下罢：我们领导的党何以有这样伟大的成就呢？我们知识分子所得到的教训是些什么？体会到些什么呢？
+
+　　这样的问题不是短时间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的，并且我自己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并无彻底的认识，也不能说清楚。但是我想共产党成功的道理并非秘诀，实在简单，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真挚和学问的踏实。
+
+　　过去的人士那一个不高唱救国救民呢？那一个不熟习“民为邦本”、“民为贵”的格言呢？过去的知识分子中也不是有些发过“入地狱”“救众生”的弘愿吗？但是事实上他们解决了“民生疾苦”的问题吗？没有的！事实上没有的！他们口说止于口说，弘愿止于弘愿，但事实上对于人民痛苦，只有浅薄之热情，对于个人利害却具深切之顾虑，所以一遇考验，即为名利所俘虏，为统治者作奴才。至于江苏的农民为“萧剥皮”“董抽筋”所加惨酷的虐待，天桥的劳苦大众为四霸五虎所施的非人的压迫，其悲惨的声音，我们自命“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先生们，或者漠然并未听见，或者听见也没有办法。直到现在，老百姓大家都说“共产党来了，我们翻身了，我们有人作主了！”而我们知识分子听了人民控诉的呼声，方才不禁心惊魄动，“瞿然自失”，恍然过去即有好心肠，至少也是无济于事，过去我们的办法并未丝毫真正为人民服务。
+
+　　有的先生还问：过去的人士为着人民不惜身命，坚苦卓绝，数十年如一日者，不也是有的吗？是的，确是有的。但是他们未作深刻的研究，没有真实的学问，茫然于“民生疾苦”之来源，也就对于“救民于水火”没有办法。直至马克思主义者才精深的研究了人类的历史，彻底的分析了社会的性质，了然于过去那样的社会经济的结构必然产生那样的结果。他们又在实践的过程中，深心体会，于人生社会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因此能发现症结，能解决问题。过去我们知识分子所熟悉的研究，对于社会、历史原不深刻，而又脱离实际，不合实情；因此常救国有心，而回天乏术。过去我们知识分子常佩服共产党办事的成就，而轻视他们的理论的造诣；今日看起来，他们领导人民解决了两千年未解决的问题，这自不能没有真实学问的基础。今日看起来，我们过去对于社会历史仅有浮泛的知识，而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
+
+　　复次，共产党服务的精神与其科学的创获有密切之关系。一方面服务的成功有赖于其理论之正确，凡革命行动“顺乎天理、应乎人情”者，必定因其精通天理，深悉人情。另一方面科学之正确有赖于其人民的立场，劳动创造世界，人民本为社会之基础；若理论抹杀劳动大众之地位，则必至于歪曲历史；由此而或以为少数人本来应享特权，或以为英雄可造时势。其结果，理论反而支持少数人之特权，拥护独裁之横暴，而不为人民大众服务。过去知识分子所欣赏之历史客观态度，从现在看来，既歪曲事实，而且具有反动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与一切社会科学都与过去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有基本区别，新的哲学与科学不但是为人民服务的斗争工具，而且人民立场渗透于其内容之中。证明一切超阶级、超人民立场的理论，实在是为少数统治者服务。过去我们知识分子拿这样的反人民的理论，而欲其达到救人民之目的，真如“缘木求鱼”，自相矛盾了。
+
+　　复次，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但认为要改造世界，而且重视改造世界与个人改造的一致性。真实的学问不但以服务人民为目的，而且须确定以人民的立场为其基本的出发点。知识分子个人本身若无人民的立场，而求其所研究者，所传布者达到为人民服务之目的，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而且科学根据事实，一切理论必须从事实中来，而研究理论者亦必从实践中乃能有所完成。世界是永远不断变化，不断革新，不断发展。而我们在实践中所得到的理论亦须不断变化，不断革新，不断发展。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头脑亦须不断的革新，不断的改造。科学理论须符合客观事实，乃能保持其科学性。科学家须改造自己，乃能改造世界；而又于世界改造之中来改造自己。过去知识分子既否认世界的改变，也不求自己的革新；或者一面拒绝改造自己，而一面又要求世界之改造，岂不是大不合理的想法吗？
+
+　　总起来说，在共产党三十周年生日，大家庆祝其所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成功之际，知识分子应该已有觉悟。不但农民翻身，已摆脱二千年来地主的枷锁；而知识分子同样应该翻身，粉碎二千年来思想的桎梏。不过实在说来，过去思想的桎梏，自无产阶级理论兴起之后，已经被粉碎了；过去知识分子所引以自豪“视民如伤”的热情，今日证明其为空想；其所视为精密的理论，今日证明其为抹杀事实；其所夸耀的客观持平论点，今日证明其只能为统治者所利用，其效果并不公允；知识分子们往往以为脚下所站的是岩石，今日乃发现其为沙碛。知识分子们应该翻身改变了罢！我们应该向共产党学习，学习他们服务人民的真挚，学习他们学问的踏实，学习他们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要改造世界并且改造我们自己。
+
+　　來源：1951年7月5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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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3 @@
+# 中国共产党中南军政委员会直属机关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季万党籍的决定
+
+　　一、季万，江苏省建阳县人，现年三十六岁，本人原为小学教员，一九四○年十月参加革命，一九四二年二月入党，现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新闻处新闻发布科科长。由于其在处理个人婚姻问题上发生了一连串的违法行为，使党与政府的政治影响，遭受很大损失，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开除其党籍。
+
+　　二、季万十九岁时在家与沈才英结婚，已生二子一女，季于一九四○年离家参加革命工作，一九四九年一月，季万向当时豫皖苏五专署请求与沈氏离婚，并获批准。同年十一月与施战杰结婚。沈闻悉于一九五○年一月赶赴陈留与季万理论，季万起诉于陈留专署人民法院，经陈留法院裁定：由于季沈婚姻纠纷尚未解决，季万与施战杰之同居生活停止一年，季不服，上诉于河南省人民法院，同时曾以绑腿带缠在自己颈上，诬告沈氏谋杀，企图以刑事罪责加诸沈氏，并将其弟季融给他的信中所说：沈氏干舅来了两次，在家住了几天的“住”字上加一个“同”字，企图以此陷害沈氏达到离婚目的。
+
+　　河南省人民法院判决：季万与沈氏之婚姻“准于离异”后，沈氏不服，于一九五○年十一月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一九五一年一月季万在中南分院法庭上不以共产党员应为遵守国家法律的模范的态度来尊重人民法院，反而就庭当众以“我是共产党员，有十几年的革命历史”等炫耀自己，想以此取得特殊照顾，而且对法院公然表示对抗，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中南分院否定了河南省法院对季沈婚姻关系的判决，并对季之违法行为处以徒刑，季万对中南分院判决不满，并采取了背后谩骂的恶劣态度，且曾前后伪造“读者来信”向“长江日报”投书共有三十余件，企图利用报纸制造舆论，达到个人目的。在此过程中并对沈才英和子女施以虐待，数次打骂沈氏及两个小孩，有一次将第二个孩子推倒，头部碰成疙瘩。冬天不给小孩做棉衣，寒冬不给沈氏被子盖，并曾两天不给沈氏饭吃，且有数次驱逐其母子睡于走廊下，使母子啼哭到深夜。由于季万对沈氏及孩子的虐待，致使沈氏几次上吊、跳楼以寻自尽，幸被发觉。但已造成沈氏精神失常。有一次该局女同志看到沈氏母子实在可怜，要求机关妇女小组负责同志将季万房门打开（因季万将房门锁上不许沈氏进去）让沈氏母子进去休息，但季万以丢失了文件及东西为借口来为难沈氏。
+
+　　季万身为新闻出版局工作人员，竟为了取得稿费而两次抄录别人稿件，用自己名字发表，严重的违犯了新闻出版纪律。
+
+　　三、季万所发生的以上这些严重的违法行为，虽先后经党再三耐心教育，但直至最后仍不悔悟，这一切行为说明季万在遵守国家法令上完全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立场，证明其政治品质是极恶劣的，已失掉了继续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为此，直属党委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并经上级党委批准开除季万的党籍，并将此决定公布。
+
+　　（载于一九五一年七月九日“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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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9 @@
+# 林孔湘：我的思想转变
+
+　　<岭南大学教授、林孔湘>
+
+　　我要控诉美帝国主义对我思想的毒害。我九岁进美国津贴的教会小学，小学毕业后进美国津贴的教会中学，中学毕业后又入美国的教会大学，大学毕业后再去美国留学五年，回国后就在岭南大学教书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我一生四分之三的时间都在美帝国主义的思想麻醉中过生活。因此，造成了解放以前我极端亲美、崇美。我觉得美国的一切都是好的。
+
+　　现在我觉悟了，我的思想转变了。这个思想的转变是经相当长时间的思想斗争的结果。我对许多问题都有了新的看法。
+
+　　在中国传教和办“教育”的美帝国主义分子是彻头彻尾的伪善者，他们假服务之名在中国享受特殊权利。岭南大学的美国基金委员会（下简称岭南大学美基会）是美帝国主义统治岭南大学的机构，该会一向利用岭南大学和中国人民的名义向美国人民募捐，将所募得的款供给该会在纽约和在本校的办事处随意挥霍，供给一群在美国找不到职业，在本校享受特权，骑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所谓“教授”来挥霍。一九四七年在该会发行的期刊《岭南》（只在美国流行）第十三卷第三期上未经我同意刊登我的周岁儿子的照片（伸手作向人要东西的姿势），向美国人捐款。上面写道：“现在岭南大学华籍教职员全体在饥饿线上。”这样捐来的钱自然应该全部交给学校，提高华籍教职员待遇。但是请看岭南大学美基会怎样处理这些钱的呢？该会将全部捐来的款交该会主持人富伦全权处理。这些钱是这样花掉的：（一）聘请一群美国流氓充任本校“教授”。他们的薪津平均比华籍同等教授的薪津约多十倍，供给他们全家来回美国的旅费和全部行李的运费，行李多至数十件，重量以吨计。（二）由美国买来一架战后新型的福特汽车，并雇一个司机供富伦私人使用。（三）由美国请来两个西童学校女教员，专教本校美籍教职员的子女。（四）由美国雇来一个富伦的私人女秘书和一个助手，西童学校的女教员和富伦的女秘书和助手都是每年更换的。岭南大学美国基金委员会除给他们薪津外，还给他们全部来回旅费和全部行李运费。（五）雇一个华籍买办和一个工人为这一班“洋大人”当跑腿。把剩下来的极少部分捐款交给校长作为统治本校行政的资本。这是多么无耻的行为。这班披着慈悲外衣为中国人“服务”的美国“教育家”，与恶霸、强盗、土匪有什么分别？
+
+　　中国教会学校的行政措施都直接或间接受着美帝国主义的操纵，岭南大学当然不能例外。关于美帝国主义统制岭南大学，我这里有一个铁的证据。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岭南大学美国基金委员会董事长写一封信给我的一个美国朋友黑斯夫人（在加里福尼亚州柑桔试验场服务）。黑斯夫人把这封信抄了一份寄给我，这信中有一段说：“我们最可靠的富伦博士，正准备离开他在国务院里的重要职位，就要到中国去充当岭南大学的监督。他将要施用他的全部职权来管制这个学校。我们原来就要他在国务院服务二年，因为他与国务院的重要关系，将来是很有用处的。”这封信的这一段话不但证明美帝国主义分子统制了岭南大学，而且证明了他们受美国国务院的指使进行对华侵略。也就是说在中国办学校的美帝国主义分子是负有特殊任务的。这又使我联想起岭南大学的前任监督美帝国主义分子香雅各在抗日战争时曾在昆明美军战略情报局当过间谍的事实。
+
+　　到现在我才完全明白美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办学校、设医院是配合美国统治集团的全盘计划来进行侵略的烟幕。他们是无耻的匪徒，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我们必须坚决地斩断和他们的关系，下决心办好我们自己的学校，洗掉我们一切的耻辱，积极地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工作。我们为着自己的生存，为着后代的幸福，为着全世界人类的自由，我们必须拿出我们一切的力量来消灭侵略者，我们对美帝国主义再也不能抱任何幻想。只有彻底地打垮他们的侵略阴谋，肃清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所遗下的毒害，才能保卫我们自由、生存和幸福！
+
+　　（原文载广州南方日报，此为该文摘要。）
+
+　　來源：1951年7月16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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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嘉林：我曾经为武训流了多次眼泪--关于武训与“武训传”问题学习的个人小结
+
+　　<杨嘉林>
+
+## (一)以前对武训的认识
+
+　　在高中的国文课本上有一篇“武训先生传略”，纪述武训一生行乞兴学的事迹；当时很受感动，认为一个乞丐有了钱不去享受而愿意终生辛苦为教育，确是千古奇绝而值得我们赞美崇拜的。文章内也谈到高利贷的事，如“母生子，子又生母，子母相乘，利莫大焉”，对于这样的事实，并不知道是一种残酷的剥削行为，而承认是正当的。因为自己出身地主家庭，对于放债是见惯了的，所以这并不会减去丝毫对武训的崇敬。抗战末期到重庆学音乐，与育才学校有些接触，知道陶行知先生极力推崇武训，这就更增强了对武训的伟大感；后来又听人说，日本人也认为武训是中国的圣人。看，连法西斯敌人也不得不崇拜他，多伟大(自己一点也不注意敌人也来表扬他是有阴谋的)!因此，武训这个人在我的心目中，就模模糊糊地成功了一个可敬的人物。
+
+## (二)看武训传
+
+　　看武训传我是最被感动的了，自始至终流了许多眼泪，失去了应有的理智。现在检查起来，似乎很难相信当时被感动的情况，也难以说明被感动的充分理由，但眼泪流不少的确是事实。这是什么眼泪呢?是对一个为自己所肯定了的伟人底艰苦遭遇的同情的泪，是对悲剧的感染底小资产阶级感伤的泪。武训小时有志求学而遭地主阶级踢出私塾之门，小桃一往情深于武训而无法表露，终于被反动势力迫害而死。这些，首先在情绪上给我散布了浓厚的感伤气氛。以后，就是武训实行他的所谓伟大意志的感人场面。我被戏里所告诉我的，武训不避任何艰苦，为了积钱办义学，甘受人世种种难堪的折磨所感动。由于自己是一个知识份子，以前也有过献身教育的念头，所以特别易于接受这种感情。对于武训作揖下跪，并不觉得可耻，只觉得忠厚善良。这中间，也曾发现一些不大满意的地方，如周大的盲目烧杀，似乎不是我所知道的太平军的行为；但我没有给以应有的注意，更未曾意识到这是污辱了庄严的农民革命与中国历史。观剧之后，我称赞赵丹的演技，也觉得编导者的批判地表扬武训是很正确的:武训的伟大，在于他数十年如一日的行乞兴学的崇高理想与艰苦作风。这是该表扬的，然而因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一个人单独去干一定会遭到失败，这是该批判的。所以当时我认为这是一部好片子，做了它的义务宣传员。这就说明了自己对历史事物认识的低落，政治警惕性不高；也说明了自己缺乏无产阶级世界观，以至于被反动思想所迷惑。
+
+## (三)思想的转变
+
+　　假如没有看到正确的评论，假如没有这次深入的学习，我会一直崇拜武训，也会忠实地接受电影武训传所散布的毒素。如果没有看电影，单纯崇拜武训倒不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因为那是完全从一种幻想的偶像出发，对于他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也不会把他和革命联系起来，所以为害不大。而看了电影，问题就严重了。别的不说，单说武训吃苦这一点，那是最容易迷惑人的，最容易使人把封建统治下的奴才思想认为是今天的新道德，这会无形地削弱了人们的斗争意志，那是非常危险的。我看了杨耳和贾霁的文章后，大吃一惊，开始重新考虑问题。虽然当时还不能完全同意他们的话(因为有些地方觉得过火了些)。但思想已开始急剧地转变着，再去看“武训传”时，就觉得可笑和有些不可容忍的地方了；但那还是表面上的，经过学习讨论后，许多问题才逐渐明确。
+
+## (四)学习的收获
+
+　　(一)认识了武训。他不过是封建社会中的一个游民、一个奴才、一个历史垃圾堆里肮脏不堪的人物，由于他奴才本领高妙，终于爬上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庙堂，如果他的奴才工作没有成绩，就无法获得当时反动统治者的撑腰，更不会得到历史上罪恶昭彰的人物的赞扬，这些赞扬者自然是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上给他以美丽的打扮的；这样，就会使人崇拜他，学他的样，以达到巩固反动统治的目的。
+
+　　(二)认识了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别。一切妨碍历史发展规律的事物都是反革命的，一切能够推动历史向前进的事物都是革命的。武训生存的年代，正是太平天国革命如火如荼的时代。他当时所处的环境，受尽了反动阶级的欺凌，而在他周围就有强大的革命势力，在情理上说，他应该参加革命队伍以求翻身，然而事实并不如此，他却安于“命运”甘心作奴才，帮助统治阶级创设所谓义学，宣扬封建文化。这种行为，纵然不是反革命的，但绝不是革命的，而电影“武训传”的编导却把他打扮成革命者，与太平军同样看待，而又把太平军写成一群毫无政治目标的乱烧乱杀的盲动者，这样一种对照之下，武训就伟大了，这是对革命的污辱。
+
+　　(三)认识了“教育”与“精神”的阶级性。武训办学的动机，并不像电影中所说的那样是大彻大晤，为穷孩子，而是羡慕读书人能升官发财而办学的；这种学不但穷孩子无法受用，就算能，那也不过是替反动统治多造几个奴才而已。因为教育是不能离开内容而空谈的，为统治者所赞助的教育，必然为其服务无疑；所以武训办学不是为穷孩子而是为了巩固封建秩序的，根本不值得表扬；而“精神”呢?武训的一生辛苦，为了什么，为了忠实于奴才职务，为了爬上封建庙堂，这种“精神”绝不是好的。
+
+　　(四)认识了民族的优良品质。武训向统治者投靠哀求、作揖下跪，不惜忍受许多非人的生活，为的使人可怜他，这是卑劣下贱的。我们民族的优良品质，是智慧、勤劳、勇敢，历代的农民革命证明了这点，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我们有这种优良品质，才有可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打垮一切反动派，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电影上把武训种种卑劣丑恶的行为写成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这是污蔑了中华民族的。
+
+　　(五)认识了改良主义的反动性。武训不是改良主义者，他只是一个奴才而已，谈不上改良不改良；但改良主义者或有改良思想的人却给他穿上进步的服装，给自己的主张找寻出路；改良主义是很容易迷惑人的，那是由于他有些时候确像是很前进的。改良主义者，虽然在某一历史阶段中有其进步意义，但本质上是反动的。因为他模糊阶级立场，败坏人们斗争意识。
+
+## (五)结语
+
+　　通过这次学习，许多过去未曾注意的问题被发现了，并且有了初步的认识，在思想上提高不少。由于自己对历史知识的贫乏，马列主义理论也没有基础，所以对问题尚不可能全部都有彻底的了解，也没有能力把已经理解的问题作深刻的有条理的分析。我深深地体会到，虽然我们都幸福地生存于光辉的毛泽东时代，而反动思想却并没有放松它对人民的破坏行为；作为一个人民的文艺工作者，更应该提高警惕，防止严重错误的再犯。并且要进一步学习毛泽东思想，掌握好革命的思想武器，向一切反动的东西作无情的斗争。
+
+　　来源：《文汇报》1951年7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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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2/000117.txt
@@ -0,0 +1,303 @@
+# 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
+　　本市公安司法机关受理之反革命案件，前经络续审结者业已宣判执行在案。兹又有反革命罪犯九十八名，续经审理完毕，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及“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原则，各按其犯罪情节，分别判处。此项判处意见，业经本会审核批准，现特公布于后，并立即执行。其中已判处死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之反革命罪犯财产，除酌留其家属生产资料或生活费用外，均予没收。
+
+　　此布!
+
+　　计开:
+
+## (一)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者二十八名:
+
+　　卢英 男，五七岁，湖北江陵人，在押。
+
+　　汉奸，特务，恶霸。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历充匪军队长、参谋、团长、侦缉队长、警务专员等职。欺压人民，捕杀爱国志士，被害者屈指难数。抗战开始，背叛祖国，充当汉奸，充日汪“大道市政府”警察局长，以血腥残酷手段，屠杀爱国志士与人民，敲诈勒索，搜括民财，绑票抢劫，无恶不作。
+
+　　潘达 男，五○岁，广东新会人，在押。
+
+　　汉奸、特务、恶霸。历充“上海工部局警务处义务警察部”特别巡官、“特别巡捕第十四队副队长”等职，依附帝国主义势力残害人民。抗日初期投靠日寇，与汉奸李匪士群、吴匪世宝等勾结，充日汪“特工总部”(即七十六号)第四处处长，专事屠杀抗日爱国志士与人民，后升为“沪西特警总署”署长、沪西“警察局”局长，并去日本受法西斯特务训练，对沪西人民实施血腥恐怖统治，被其杀害者难以数计，又搜括米粮物资资敌，投机垄断，操纵暴利，绑架勒索，强征捐税。
+
+　　陶英杰男，四一岁，上海人，住华山路一五四九号。
+
+　　特务。一九四一年充上海电力公司人事科副科长，于一九四六年勾结蒋匪特务，专事迫害工人爱国运动。曾亲自印发大批反动信件，胁迫工人复工，又曾将王孝和烈士等爱国工人五、六十人的照片交予匪首吴开先，致使王孝和等先后遭匪逮捕被害。同时又将特务数十名安插于上海电力公司，监视工人。曾参予匪警局秘密会议，策谋破坏工人爱国斗争。
+
+　　龙涛 男，二七岁，广东人，住本市七浦路怡兴里十三号。
+
+　　特务。匪“中统局上海办事处政治中心小组”副组长兼书记，专事调查各宗教团体之动向，布置匪伙，搜集情报。一九四八年又参加匪陆京士系特务组织，劫收进步工会，先后捕捉爱国工人吴家龙等二十余人；并参与杀害梁仁达烈士。解放后抗拒并阻挠他人登记，阴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
+　　吴承庸 男，三四岁，江苏吴县人，住本市海南路八二弄四三号。
+
+　　特务。叛变革命后，即投入日寇间谍机关，勾结日汪特务，出卖并亲自逮捕抗日爱国志士徐文蔚、钦家俊、姜士雄、朱惠清、孙桂和等十二人，均惨遭毒刑拷打，致使姜士雄、朱惠清、钦家俊、严同宇、孙桂和等烈士先后牺牲，其他志士因而重伤或残废。
+
+　　宓其昌 男，四八岁，浙江慈溪人，住本市北海宁路八五号。
+
+　　汉奸特务。背叛祖国，加入日寇“上海沪西宪兵队情报组”，建立间谍组织，先后拉拢吴承庸等多人入伙，专事搜捕杀害抗日爱国志士，破坏抗日运动。
+
+　　宗德发(又名宗剑秋)
+
+　　男，三一岁，山东泰安人，住本市宁国路四六五号。
+
+　　惯匪特务。解放后，勾结匪“中统”特务，共同潜赴香港。后受匪派遣，潜入本市发展匪徒，策谋暗杀我军首长，阴谋进行抢劫。
+
+　　张玉成 男，三○岁，浙江象山人，在押。
+
+　　特务。解放后在象山参加武装特务组织，专事抢劫勒索，经我军围剿后溃散。五月间又纠集残匪再事蠢动，曾绑架农民，勒索食米十一石。又亲自枪杀我军战士一名。该匪后被我俘获，于管制期间，竟又潜逃，阴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
+　　夏应潮 男，廿五岁，湖南益阳人，住本市潭子湾一四三弄一一号。
+
+　　蒋匪特务，一九四七年参与迫害公共交通公司工人爱国运动。又至提篮桥、北站等地搜捕爱国志士两人，逮捕新陆师范爱国学生二人，横加迫害。解放后，企图潜赴匪占区，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
+　　刘汉宗(又名刘相臣)男，三九岁，浙江新昌人，住本市西林横路六十五号。
+
+　　特务。历充蒋匪军排、连长，大队附等职。曾率领匪徒进行“清乡”，为匪军强拉民伕，横征军粮。日寇投降后，充匪“上海市警察局嵩山分局”警备队长、保警分队长等职，极力破坏人民爱国运动。解放前夕，参加匪首毛森召开之“滴血同盟酒会”，坚决与人民为敌。我军解放本市时，又率领匪警顽抗。解放后，经我宽大留用，该犯坚不悔改。勾结匪首，妄图投匪，及窝藏包庇恶霸地主。
+
+　　孙伯明 (又名孙鹏嵘)男，三九岁，江苏常州人，住本市康乐路二四五号。
+
+　　汉奸、特务。匪首毛森之忠实爪牙，曾充日汪“经济保安处”包探，蒋匪“京沪卫戌司令部”组员。依仗恶势力，贩卖毒品。解放后，一再窝藏包庇特务，且抗拒登记，阴谋活动。
+
+　　王渭泉 男，三○岁，江西上饶人，住本市建国东路一四三弄四八号。
+
+　　汉奸、特务。曾充任日汪“青少年团”大队长。日寇投降后，投入蒋匪特务机关“中统局”及“劳工协进社”。专事调查爱国工人行动，向匪密报。解放后，不知悔改，竟继续潜伏，伪装积极，窃取工厂中各种生产计划，会议记录及抄录工人名单，并抗拒登记，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
+　　张润万 男，三九岁，江苏盐城人，住本市闸北区王家宅路四四号。
+
+　　特务。历充新生厂、申新二厂伪工会常务理事，勾结特务，一贯欺压工人，奸污女工，并竭力进行反革命宣传活动，破坏工人爱国运动。解放后非但不知悔改，又参加特务组织“青年联谊会”企图潜赴匪占区，继续与人民为敌。复包庇勾结特务，窃取抄录厂中工会执委名单，企图陷害。
+
+　　周明富 男，二六岁，江苏金坛人，住本市淮安路南门口六十六号。
+
+　　汉奸、特务。曾参加日汪“民众服务团”。在解放后又参加特务组织，窝藏匪首，拉拢人员入伙，受匪派遣二度潜往丹阳，企图进行反革命活动， 危害人民。经逮捕宽大释放后，不知悔改，又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
+　　黄荣津 男，五五岁，江苏武进人，住本市北京西路晋福里一四号。
+
+　　汉奸、特务。曾充汪伪“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委员兼“福利处”处长。
+
+　　一九五○年五月为首组织“中国自由工农联盟军”特务武装，充政工处长，进行反革命活动。
+
+　　陆少卿 男，五十七岁，山东济南人，住南京安品街八四号。
+
+　　汉奸、特务。曾充日汪“江宁县警察局”局长。一九五○年三月参加匪“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茅山区游击纵队”充副司令，拉人入伙，并供给匪首枪枝，进行反革命活动。
+
+　　周志盛、男，四九岁，江苏六合人，住本市六合路大隆建筑工程行。
+
+　　汉奸、特务。曾充日汪“江苏省警务处”视察、六合“警察局”局长。解放后不知悔改，於一九五○年三月参加特务组织，充中队长，进行反革命活动。
+
+　　彭杰三、男，五八岁，南京市人，住南京黄花岗五号。
+
+　　汉奸、特务。曾充日汪“督办公署慈善委员会”委员，南京解放后，又贩卖烟土，毒害人民，一九五○年三月参加特务组织，充大队长，进行反革命活动。
+
+　　王葆荣、男，三三岁，江苏东台人，住苏州天库前八三号。
+
+　　特务。曾充东台匪“国民兵团后备队”分队长，军事教官等职。解放后不知悔改，又于一九五○年六月加入特务组织，充大队附，拉人入伙，进行反革命活动。
+
+　　张荣祺、男，五一岁，浙江东阳人，住本市周家嘴路嘉德里三号。
+
+　　特务。一九五○年一月特务匪首金颂新潜来大陆进行反革命活动，张犯将其包庇窝藏，掩护金匪潜伏活动，公安局追捕金匪时，张犯竟又护送金匪同车去港，并约定以其住所作为反革命联络据点。
+
+　　马钟豪、男，二七岁，浙江东阳人，在押。
+
+　　特务。一九四五年由匪首毛森授以特务训练后，转匪中央警校毕业，派在新市街伪警察分局充当警士。解放后经宽大留用，且提升为国权路派出所所长，该犯却私藏手枪一支，并介绍其爪牙金钦瑜混入公安局工作，於一九五○年一月间又窝藏掩护特务匪首金颂新，公安局追捕金匪时，马犯竟又掩护金匪潜逃去港。
+
+　　金钦瑜 男，三○岁，浙江东阳人，在押。
+
+　　特务。匪中央警校毕业，曾任匪刑警队队长，解放后隐瞒反动历史，混入公安局新市街分局当警士，与特务匪首金颂新密谋进行反革命活动。 龚家声 男，四八岁，浙江定海人，住本市西康路六一七弄五一号。特务。陆匪京士系二级干部，匪“护工队”十九大队督练员。曾受特务训练，“富通事件”，曾领捕上海电力公司爱国工人，受过美帝国主义的奖励，每月给以特别津贴。又拉拢胁逼他人参加匪“护工队”。解放后，进行假登记，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
+　　江锡康 男，四六岁，江苏镇江人，住本市露香园路合康里十三号。
+
+　　“中统”特务。一九四一年霸占本市露香园路合康里上海难民收容所，改为“上海慈善殓埋会”，自任总干事。以该会会址为匪“中统局”上海办事处直属第五组办公处，并任副组长，拉人入伙，专事敲诈勒索，非法拘捕人民，滥施拷打。解放后，窝藏匪徒，继续反革命。
+
+　　杜克政 男，四四岁，住南市金家坊肇方里二二号。
+
+　　“中统”特务。历充蒋匪特务、汉奸，破坏抗日运动。日寇投降后，充匪“中统局”沪南区办事处调查组长，从事劫收，残害人民，并勾结港务局查缉组，在黄浦江敲诈船商。解放后，勾结流氓，贩卖毒品，并图进行反革命活动。
+
+　　左林岚 男，四○岁，江苏高邮人，住本市胶州路一二○弄五号。
+
+　　特务。匪民社党组织委员，该匪党“革新派”中央常务委员。一九四九年七月由台湾到香港，与残匪组织“中国民主联盟”特务组织，勾结美帝国主义进行反革命活动，后潜来本市，策谋建立特务武装，藏匿弹药，伺机暴乱。
+
+　　马羽 (化名正夫)男，三五岁，江苏丹阳人，住本市威海卫路威海别墅三八号。
+
+　　匪“中统”特务。专事摧残工人爱国运动，迫害工人。一九四七年，曾以暴力开除爱国工人四十六名，工人金家栋因而被迫自杀身死。解放后，盗卖厂内物资，破坏生产建设。
+
+　　何国梁 男，五九岁，江苏高邮人，住本市杨思区塘桥三官堂街五十五号。
+
+　　汉奸、恶霸。反动会门头子，广收门徒，把持烂泥渡至耀华玻璃厂一带码头二十余年。一贯欺压码头工人，敲诈客商，曾与另帮码头工人械斗，致死伤工人十余人。日寇侵占上海时，曾充伪“和平军廿四师”参议。日寇投降后，勾结匪中统特务，鱼肉人民。解放后，又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
+
+## (二)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者六名:
+
+　　费树声男，三二岁，浙江吴兴人在押。
+
+　　特务。历充匪“三青团”上海支团部组织干事，分团部书记、主任及匪“上海市参议员”等职，曾劫收敌产。解放时加入特务组织，妄图混入我人民政府潜伏活动。一九四九年八月潜去舟山转台湾，与战犯吴国桢等联络，供给情报，并在匪党“中央日报”及“民本电台”公开发表反革命荒谬言论，诋毁人民解放事业，后又携带巨款，离台秘密经港潜回大陆，策谋长期潜伏，进行反
+
+　　王治 男，四十一岁，湖南长宁人，在押。
+
+　　匪“中统”特务。曾在匪“中央警校甲级警官班”受训。迭充匪军少校参谋，“警察分局”政治组组长，“中统”小组长等职。专事搜集情报，破坏工人、学生爱国运动，并参与逮捕革命志士及进步学生数十人。上海解放时，焚毁政治组全部档案。解放后，毫无立功赎罪表现，阴谋继续活动。
+
+　　郑锡男，四八岁，四川成都人，住本市塘沽路北戴河弄二号。
+
+　　匪“军统”著名特务。历充“军统局”训练科长及训练处长。日寇投降后，该犯去美国受特务训练年余，返国后，充匪“保密局”设计委员及匪“警察总署”顾问。解放后，伪装自首并恐吓诈财。
+
+　　戴箴民(又名戴顺发)男，三一岁，江苏镇江人，住本市山西路一一○号。
+
+　　特务、兵痞，历充帝国主义走狗，匪“交警第十三纵队”少尉分队附，中尉分队长。迭次参加反革命战争。曾被我军击伤，溃退来沪，向各商户敲诈勒索。解放后，潜伏本市，造谣惑众，并抗拒登记。
+
+　　郑树声 男，三十七岁，浙江绍兴人，住本市复兴中路玉振里A字四十八号。
+
+　　匪“军统”特务。充匪无锡情报搜集所武进联络参谋办事处联络参谋，及组长，后充上海站联络参谋，专事搜集爱国志士活动情报，破坏人民爱国运动。本市举办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时，竟抗拒登记，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
+　　任正洪 男，三一岁，江苏宜兴人，住本市河间路一○四弄二二号。
+
+　　特务。曾加入匪“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三八一一”部队及“侠谊社”。解放后，又先后加入匪“中国国民党农工反共军第二纵队司令部直属沪东行动大队”及匪“江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第三指挥所”充分队长及大队长；扩充匪伙，供匪情报及活动经费，进行反革命宣传，策谋破坏机器。
+
+## (三)判处无期徒刑者六名:詹文浒
+
+　　男，四六岁，浙江诸暨人，住西康路一○六号八室。
+
+　　特务。历充重庆匪中央日报副社长兼总经理，匪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主任，匪国民党中宣部普宣处长，并参加匪上海市新闻党团小组，一贯造谣诽谤污蔑人民，进行反革命宣传，迭受匪党嘉奖。解放后，不知悔改，又资助残匪潜往香港；本市举办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时，竟图秘密潜往香港转台投匪。
+
+　　徐永锡 男，二六岁，浙江宁波人，住本市天津路四四○弄九号。
+
+　　特务。解放后，加入匪“东南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充甲队附，连续进行抢劫，策谋拉拢匪徒入伙，就逮后，在狱中又散布谣言，进行破坏。
+
+　　金本德 男，三八岁，安徽巢县人，在押。
+
+　　匪“军统”特务。曾在江西匪“星子特训班”、“军委会政治部高级政工业务研究班”受训。历充匪“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上尉副官，少校编审，匪“中训团”“三青团”干训班指导员，匪“宪兵学校”政治部第二科上校科长，匪军政治部上校副主任等职。解放初，烧毁档案，企图毁灭罪证，并散布谣言，进行破坏。
+
+　　鲁若海(即鲁泰山) 男，三二岁，湖南浏阳人，住本市多伦路二五七弄十八号。
+
+　　特务。曾充匪军迫击炮营营长，少校参谋。勾结匪“浙江省保安司令部”，迫害爱国人士。解放后，私藏枪械，潜伏本市，抗拒登记，并图潜往香港投匪。
+
+　　万如松  男，二九岁，江苏高邮人，住本市惠明路二五六号。
+
+　　特务。解放后，连续加入匪“中国国民党农工反共军第二纵队司令部直属沪东行动大队”及匪“江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第三指挥所”；拉拢人枪，扩大特务组织，阴谋武装暴乱。
+
+　　焦长乐(又名焦涌) 男，三二岁，江苏泰兴人，住黄家关路七六弄六号。
+
+　　匪“中统”特务。一贯从事反革命情报活动。曾向匪“中统”汇报正泰橡胶厂工人爱国运动，并密报我青年团员一人。解放后，又勾结特务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图潜匿乡间，逃避登记。
+
+## (四)判处有期徒刑者二十九名:
+
+　　姓名性别年龄籍贯
+
+　　吴月明女三九江苏无锡
+
+　　马兆椿男三三江苏溧阳
+
+　　余琼山男二九湖北
+
+　　萧文瑞男二三江苏无锡
+
+　　强国亭男二五上海市
+
+　　林超华男三五浙江慈溪
+
+　　张金大男三六江苏武进
+
+　　王学美男三○江苏阜宁
+
+　　潘坤义男四二江苏宜兴
+
+　　葛颈川男二六江苏涟水
+
+　　叶振公男五二江苏太仓
+
+　　黄羽军男二七湖南宁乡
+
+　　向景位男二七湖北恩施
+
+　　萧安乐男二五上海市
+
+　　王武祥男三三浙江嵊县
+
+　　周慕轩男四二江苏淮阴
+
+　　徐金祥男三二浙江杭州
+
+　　郭至德男四三南京市
+
+　　黄晖男二八上海市
+
+　　陈琴珍女四○浙江余姚
+
+　　周平山男四一江苏沭阳
+
+　　陈志恒男三六浙江金华
+
+　　鲍挺生男三六安徽
+
+　　徐文健男二三江苏嘉定
+
+　　李尚文男二九河南内芗
+
+　　周采良男三五浙江镇海
+
+　　韩关福男二九上海市
+
+　　许维国男二九辽东海城
+
+　　傅琴男四七江苏溧水
+
+## (五)判处管制者二十五名
+
+　　姓名性别年龄籍贯
+
+　　崔高柱男三○江苏盐城
+
+　　李道沭男三三浙江奉化
+
+　　陈礼福男二四浙江宁波
+
+　　章连贵男二三江苏淮安
+
+　　宫德钦男二七南京市
+
+　　徐世玉男二八浙江上虞
+
+　　陈志强男三一江苏江阴
+
+　　许兴宽男二九江苏泗阳
+
+　　潘国雄男一九浙江东阳
+
+　　赵锦堂男三四江苏嘉定
+
+　　诸秉衡男三○江苏如皋
+
+　　陈建中男五八上海市
+
+　　张君泽男三五江苏太仓
+
+　　庄福正男二一江苏泗阳
+
+　　彭凤石男三三江苏南通
+
+　　李协祥男二九上海市
+
+　　李关祥男三一上海市
+
+　　李云根男二八上海市
+
+　　陆仲昶男二七上海市
+
+　　任寿雄男三六福建
+
+　　陈仲春男三一浙江绍兴
+
+　　胡明春男四一浙江永康
+
+　　郑际祥男三三广东汕头
+
+　　庄庠培男四二江苏武进
+
+　　宣燧臣男五○海盐
+
+## (六)悔过后准予交保释放者四名:
+
+　　姓名性别年龄藉贯
+
+　　吴凤楼男二二江苏盐城
+
+　　陈学昌男四○上海市
+
+　　孙正才男二九江苏阜宁
+
+　　仇荣贵男一八江苏扬州
+
+　　来源： 《文汇报》1951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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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3/7/2/000118.txt
@@ -0,0 +1,31 @@
+# 柏水：我写《千古奇丐》的错误
+
+　　<柏水>
+
+　　我崇拜武训，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
+
+　　由于自己不懂得阶级分析，二十年来，我一直盲目地崇拜着并宣传着这个“不足为训的武训”，蒙蔽读者，这个严重错误。如果不是人民日报的批评，将会永远发展下去；那我的罪过就更加重大了。
+
+　　我对武训认识的转变，不是突然的。在最初读到报刊上对《武训传》的批评，思想是混乱的，以为有的地方批评得对，有的地方就不对。在讨论《武训传》问题之前，我还准备了一些理由，作为反驳的武器，如“武训兴学的出发点是好的”啦，“坚苦卓绝自我牺牲的精神”啦……。可是随着报刊上的讨论日渐深入，对我所准备的反驳理由也就从思想上失去了自信力。正在这个时候，六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了康濯先生评《千古奇丐》的文章，题目是《一本极端反动的小说》。读这篇文章时，我的感情很激动，以为批评得“过火”，准备写一篇答复，对“过火”的地方予以反驳。当我鼓足了勇气，先把自己的作品——《千古奇丐》检查了一下以后，再读康濯先生的批评时，反驳的勇气消了一半。于是针对着新的认识写下去，越写觉得问题越多，反驳的勇气竟全部消失了。总起来说，我发现了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就是我对这个阶级敌人——武训崇拜了二十年，给他做了二十年的义务宣传员，蒙蔽了广大读者，混乱了广大读者的思想。
+
+　　我为什么要崇拜和宣传这个“不足为训的武训”呢？总起来说，是集中在“行乞兴学，救济穷孩子”这一点上。我当时只看到他“兴学”，却没有看到他是为谁兴学。
+
+　　为什么直到现在，有的人看了电影《武训传》还交口称赞？对这个后果，我是应该负一分责任的，我应该诚恳地向读者谢罪！
+
+　　对于康濯先生所指出的几个错误，我作了如下的检讨：
+
+　　（一）关于“武训高利贷剥削”一节，我是根据王丕显供给的那些材料写成的。这是作者阶级立场错误的结果。至于“压住一切邪气”，是指拐走武训款项的某甲及赖债的郜大户说的。“还得防备盗贼”一语，虽然没把捻党指为“盗贼”，但指的是那时（一八六七年）在鲁西鲁北“……每遇荒年”被逼造反的一部分农民。这种说法是荒谬的。那时既然“官逼民反”，是无所谓“盗贼”的，所谓“盗贼”是统治剥削阶级诬蔑农民的一个名词。
+
+　　（二）关于“拒穿黄马褂”一节，确是我有意这样做的。在写稿的时候，我误把武训认为是“贫雇农”，如果穿了黄马褂，就丧失了阶级立场，但我并没进一步去想，他跪求了杨树坊等地主统治阶级，又跪谢了刽子手张曜，这不是丧失了阶级立场是什么呢！他的基本企图就是为了得到地主统治阶级的赏识，况且求得赏识的目的既达，那有不穿之理？何况不穿就是“大逆不道”，大逆不道就得砍头。武训这样的奴才有那种胆量吗？
+
+　　（三）关于“说屠杀革命农民的大刽子手张曜及其帮凶们都是‘爱护穷人’的‘公正’的‘人民给以好评’的人物”一节，和第二项检讨一样，都是因为作者阶级立场错误。过去我以为有这样的“好处”，就应该单独提出来，还没意识到他们那种伪善，是用以欺骗人民，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延长他们的统治寿命。
+
+　　（四）关于“公开写成‘无产阶级’”，这是作者历史知识贫乏的结果。这种滥用名词的态度，诚如杨耳先生在《学习》杂志四卷五期《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一文所说，“更滑稽的是《千古奇丐》了。”
+
+　　以上检讨，只是就我所能见到的而说的。康濯先生对我的启发及在讨论中朋友们所给的帮助，使我提高了对武训的认识，使我提高了分析问题的能力。我深深地感谢他们！
+
+　　 柏水
+
+　　來源：1951年7月27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
+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2/000119.txt b/CCRD/3/7/2/000119.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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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3/7/2/000119.txt
@@ -0,0 +1,965 @@
+# 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镇压反革命的布告
+
+　　【沪市新闻处讯】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廿七日发出布告称:“本市公安司法机关受理之反革命案件前经审结者已络续宣判公布执行在案。兹又有反革命罪犯七二七名，续经审理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及“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各按该罪犯犯罪情节轻重，提出初步处刑意见，送经本会审核批准。兹特分别公布於后，并立即执行。其中凡被判处死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反革命罪犯，其财产除酌留下家属生产资料及生活费用外，余均没收。”
+
+　　布告中列举了被判死刑，死刑绥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管制及悔过后准予交保释放之反革命分子的名单。兹分别摘录如下:
+
+## (一)被判处死刑的共一四四名，其姓名、年籍及简要罪状为:
+
+　　张春帆，男，四五岁，浙江嵊县人，住本市北京东路宋家衖十一号。恶霸。勾结汉奸，特务，威逼奸污妇女，迫害艺人。曾霸奸名伶筱丹桂，怀孕后不便登台，又逼令堕胎，因而折磨致死。其他艺人如傅全香、周宝奎等，无不遭其迫害又勾结匪警局，迭次破坏职工受爱国运动。解放后，散布谣言，并窝藏恶霸地主。
+
+　　叶焯三 男，五九岁，上海市人，住本市常德路赵家桥路二五弄十二号。 恶霸、特务。绰号“花旗阿根”。匪“警备部”大队长、特别调查员。为一九二七年蒋匪制造“四一·一二”大屠杀时之刽子手头目之一。曾亲自诱捕杀害革命工人领袖汪寿华烈士。又专事霸占码头。组织大规模贩毒机构及赌窟。勾结匪“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残害人民。另逼死其妻华勤，勒死妻舅华震。解放后受匪首毛森布置，潜伏活动。
+
+　　陈伟达男，五六岁，江苏南汇人，什淮海中路九九三号。 恶霸。勾结法帝捕房及伪法院，藉故迫死承建伟达饭店之陈冬生；捣毁吴聚昌荳腐店，拘捕吴马氏，吓死其幼女；封锁黄河路崇德里，逼令居民搬家，并当场亲自枪伤居民。又勾结日寇，以其饭店作日寇宪兵队办事处，并任情报工作逮捕抗日爱国志士二人；指使日寇毒打居民代表金如宣，迫死房客。日寇投降后，又勾结匪首毛森等继续作恶。又强奸妇女何美珍等多人，其女陈邦倩亦被其奸污。解放后因另案被捕，仍不悔改，继续威协造谣，进行反革命活动。
+
+　　史鸿海 (又名史济寰)男，四五岁，浙江宁波人，住本市南市狮子弄廿弄四号。 恶霸特务。匪“国民党上海市第四区分部”执行委员。勾结蔡匪子均组织伪“百货业手帕业工会”，破坏工人爱国运动，连续强奸少女数人，其姪女和十四岁的亲生女儿亦被奸污，毫无人性。
+
+　　马祥生 男，六一岁，江苏常州人，住本市南昌路十二号及南京西路美 邨六号。 恶霸、汉奸、特务。组织反动组织“八股党”。设立四个庞大贩毒机构、二个大赌台。专事抢劫、贩卖烟土并仗势敲诈勒索。先后勾结日汪、美蒋特务头子吴世宝、李士群、王兆槐等，供给情报，破坏抗日运动。解放后勾结在香港的蒋匪特务继续活动。
+
+　　王昌源男，五四岁，浙江鄞县人，住本市宝兴路顺大里三号。 汉奸、特务。大革命时期，充蒋匪“工会整理委员会”特务科科员，又充“国民党十四区分部”执委等匪职。主谋商务印书馆之“清党”工作，遭该犯屠杀的共产党员计有五人之多，遭其逮捕迫害及迫使流亡之革命工人更无法统计。一贯破坏工人爱国运动。日寇侵华时期，充汪伪“粮食局”视察、崐山稽查处副主任等匪职，专事搜刮人民食粮资敌。日降后，充匪“市党部工人指导委员会”执行委员、组织科长等匪职，专事迫害工人爱国运动。
+
+　　王学志 男，三六岁，江苏淮阴人，住本市杭州路五一五号 恶霸、汉奸、特务。曾充日寇情报员，带领日寇宪兵至浦东一带进行搜查，指使日寇杀害市民王二，并霸占广信码头，敲诈往来客商。日寇投降后加入匪“军统”，在杨树浦一带为首发展特务组织。解放后经送苏北劳动改造，但旋即逃返，继续作恶，竟纠集匪徒，包围家庭妇联代表，百般污辱，竟破坏妇女爱国运动。
+
+　　范荣森 男，四二岁，江苏扬州人，住本市成都北路一二四号。 汉奸、恶霸、特务。“薄刀党”首领，收有匪徒三百余名。曾充汉奸组织“反共同盟会上海联络组”和组长。日寇投降后，加入“中统”充情报组长。专事敲诈勒索，欧打市民，持枪劫夺，横霸一方。如市民贡九凤未送“节规”即制匪徒围殴重伤；通商旅馆主人王多万被殴致死。解放后，利用同业公会职务，贪污公债债款，并恫吓、威胁工会干部，破坏人民团结。包庇、窝藏恶霸地主。
+
+　　黄阿进 (又名黄进宝) 男，四五岁，江苏江阴人，住本市辽阳路五三四号。 特务。参加匪“忠救军”曾挟仇杀害张毛昌及农民张银根；又结伙抢劫农民四户，商船一艘，后混入正泰橡胶厂工作，继续作恶，强奸女工。解放后不图悔改，竟煽惑落后分子罢工，扣押经理，破坏生产，并窝藏包庇反革命分子。
+
+　　张长清男，五一岁，江苏盐城人，住本市盐山路月和月里八号。 恶霸。曾在盐城勾结土匪刘玉亭枪杀其堂祖父张布庄父子两人，后逃来上海，又勾结郑吉祥、殷海泉等匪徒，把持鱼市场，压迫剥削鱼贩。解放后，纠集爪牙，继续压迫工人。工人陈步海不不满其贪污行为，竟被该犯非法处罚，停工三八天:并迫令“县结悔过”。又嗾使爪牙收买落后分子，被坏工人爱国运动。
+
+　　徐树人 (又名徐定邦)男，四一岁，江苏盐城人，住本市临潼路一二三号。 汉奸、恶霸。历充“巡捕房”翻译、日伪汉汗，匪军“第二监护团”翻译等职，积极为日寇搜集大批军需品。日寇投降后，勾结提篮桥匪区长吴英，警察局长张人佑，匪宪兵队长王锐涵等匪霸占公地、强拆民房、自办学店；并利用职位，连续强奸女教员、女学生，受害者或自缢身死，或被霸占为妾，或被转送其他匪首。解放后，仍窝藏巨匪徐颂尧。
+
+　　计鼎铭(即“大计”)男，四九岁，江苏松江人，住本市长宁路一九○二号。 恶霸、“军统”特务。匪充“常熟警察局”分局长，“南京警察厅”督察。一九二七年参与蒋匪制造之“四·一二”大屠杀。曾捕杀革命工人施宜宝等五人。后又曾逮捕美光火柴厂及其他工厂工人沈阿大等三十七名，枪伤 谭福林。一贯破坏工人爱国运动。另霸占周家桥米市场，向居民敲诈勒索。解放前受匪首毛森布置潜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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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招弟女，三七岁，江苏盐城人，住本市多伦路公平戏院。 恶霸。浑号“扫帚星”，曾勾结日寇、蒋匪恶势力，敲诈勒索，欧打市民，无恶不作。一九四六年曾将市民王连根之子，无辜殴伤致死。并强占市民地产，唆使匪徒盗窃，坐地分赃。解放后继续作恶，唆使其夫特务陆寿高潜逃匪占区，当地人民恨之入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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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德标 男，六○岁，江苏高邮人，住本市庆云路四七六弄十八号。 恶霸、特务。曾充帝国主义巡捕十年，勾结流氓，作恶多端。日寇侵华时期加入日寇特务组织，历充“东亚反共同盟会”沪北分会会长，“狄思威路三四号”副队长。一九四○年七月十六日，亲手造成“申报馆血案”，当场炸死工友王安陆一人，炸伤十八人。一九四二年又充日汪“和平军”中队长，在浦东大团镇一带，敲诈勒索，欺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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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阿林 男，三八岁，江苏江阴人，在本市齐齐哈尔路九一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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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务。匪“工人福利会”一级干部、“护工队”区队附。专事破坏工人爱国运动。曾参加“劝工大楼血案”，开黑名单逮捕爱国工人何祖佑等。解放后猶破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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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娄纪昌男，五一岁，江苏无锡人，住本市长阳路集福里四六号。  特务。绰号“狗头军师”。匪“工人福利会”一级干部、“护工队”区队附。专事破坏工人爱国运动。曾参加“劝工大楼血案”。参与开黑名单，逮捕爱国工人何祖佑等。解放后挑拨离间，破坏人民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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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仁英(又名吉阿三)男，五五岁，江苏阜宁人，住本市龙华路八四五号。 恶霸。汉奸“保安大队”分队长，蒋匪“区民代表”。专事指使爪牙敲诈勒索。霸占日晖东路米码头。纠众打伤陈兆春、沈鸿喜，朱之庆等多人。解放后恐吓群众，造谣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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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英凤 男，五○岁，江苏东台人，住本市迎动路六八号。 恶霸、特务。日汪“侦辑员”、蒋匪“三八一一部队”上尉副官，“侠谊社”南区主任。专事敲诈勒索，贩卖壮丁。曾逼死陈春旺，并强奸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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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荣华又名(包光俊)男，二八岁，江苏阜宁人，住本市朝阳路六○弄九九号。 恶霸、特务。匪“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国防部义勇队”中队长。连续在蒋家浜、杨树浦路华忻坊等地抢劫。曾因敲诈未遂，纠众用斧劈沉兰州路粪船，并毒打船民。又霸占有夫之妇沈某。解放后冒名“接收”。并策谋组织匪“太湖反共游击队”，进行武装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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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雪岩(又名马振元、马二、马瑞生、化名张钧)男，五七岁，浙江余姚人，住本市溧阳路天同里四三号。汉奸、恶霸。日伪“中央储蓄会”专员、“财政部一专员”、“南通税务局”局长。勾结大汉奸周佛海，帮助日寇搜刮人民财产。霸占有夫之妇吴某。强奸妇女樊某、沈某及其义女冯某等多人。解放后继续造谣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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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闵佛九(又名盛湘)男，四三岁，湖南安化人，住本市东嘉兴路瑞庆里七七号。 特务。历充匪“复兴社”宣传组长、匪县长兼军法官、“青年军”政治部副主任。曾残杀革命志士。并勾结匪警局逮捕爱国学生多人，非刑拷打。破坏学生爱国运动。解放后并妄图潜逃，继续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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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海山(又名袁汉三)男，五六岁，江苏扬州人，住南市竹行码头街一四七号。 汉奸、恶霸、特务。日寇侵华时期充匪“警局”侦缉员日寇投降后，充匪“警备部”稽查官、“侦缉队”组长等匪职。系蓬莱区关桥一带之恶霸， 绰号“四大金刚”之一。一九四八年勾结匪“警局”拘捕爱国工人十余名。一贯敲诈勒索，强奸妇女，曾强占市民王家声之妻，并强奸其女。另有徐某十七岁之女，遭袁犯强奸虐待后愤极逃亡，迄今不知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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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祥林 男，四七岁，江苏扬州人，住本市赖义码头业新里六号。 恶霸。匪“国民党”区分部执委、“港务处”督导员。拜日寇宪兵队长为义父。仗势打死朱小四子。霸占董家渡码头。专事欺压船工经常向居民敲诈勒索。解放后造谣惑众，继续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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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立富男，五八岁，江苏盐城人，住本市虹桥路三五四弄三四号。 恶霸。勾结日寇“宪兵”，勒索人民财物。日寇投降后，又倚仗反动势力，毒打周吕正，致使右腿骨折断。又纠合匪徒七人，抢劫市民沙顺荣家。解放后，为恶霸居立怀通风报信，助其逃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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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坤棠(化名戴宗)，男，三七岁，浙江宁波人，住本市康定路康定坊一二七号。特务。匪“工人福利会”一级干部，“护工队”督练员、“上海市政府调查处”联络员。曾亲率匪“护工队”破坏统益、鸿章等厂工人爱国运动， 纠集打手四十余人参与劝工大楼血案行凶，抄报爱国工人王小平等黑名单，亲自领捕胡佩芬等工人多名；又组织伪“善后会”，阻挠上海工人学生正义声援申新九厂受难工人，并临视工人领袖汤桂芬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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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振纲男，六○岁，江苏盐城人，住本市归化路三三弄二三号。 惯匪。浑号“八大元帅”。历充日寇“密探”及蒋匪“区党部”书记。一九一三年，曾结伙抢劫许宝金家，并杀害许之次子刘贵(小名)，又杀死大家庵当家和尚。后潜逃来沪，勾结反动势力，霸占孀妇财产，欺压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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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沧海 (又名王剑民、王安浦)男、四八岁，安徽无为人，住本市中山南路一三四六弄王家宅韩氏平民村二号。 汉奸、“中统”特务。历充匪警局督察、水上侦缉队员。日寇侵占上海时期，曾带领日寇至庙港“清剿”，抢劫奸淫烧杀掳掠。日寇段降后，加入蒋匪“中统”特务组织，充外勤组长。曾搜集新四军情报，破坏上海至解放区的运输工作。逮捕革命志士王健、陈汇吉等多人，严刑拷打，敲诈黄金十余两，并没收重要物资三船。又曾与钱匪永年，将抗日军人家属浦二毛抛入港中淹死。
+
+　　姚明杰男，二六岁，浙江宁波人，住本市陕西南路五五○弄二十五号。 特务。充匪“义警”。任新丰电器厂领班时，一贯依仗反革命势力，压迫、毒打工人、学徒，全厂无一倖免。遭姚犯毒打重伤者有五人，工友翁松亭重伤吐血，数月后不治身死。解放后，散布谣方言，恫嚇威脅进步工人，包庇、窝藏反革命分子，并策谋破坏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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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梅荪 男，三六岁，上海市人，住本市番禺路蒋家巷四四号。 恶霸。一贯敲诈勒索，欺压居民，横行不法。曾将居民蒋许氏毒打致受重伤，不治死亡；并毒死农民吴锦清之猪十六头。放火烧毁蒋顺法之烟纸店，并图谋暗害蒋顺法。解放后，制造与散布谣言，继续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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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宝礼 男，五三岁，江苏阜宁人，住本市新肇周路一一二一号。 反动道会门头子、特务、恶霸。中统特务，为首组织“一贯道”、“道德会”等反动道会斗，广收匪徒，勒索财物，霸占民房、民地。勾结匪警局逮捕爱国工人金龙山，尅扣居民配给米、布等物，当地居民无不痛恨。
+
+　　曹子隆男，三六岁，辽东金州人，住本市华山路朱家库八六六弄四九支弄六号。 恶霸。曾充日寇翻译。在公大三厂，帮助日寇压迫工人，强奸女工，纠集密探，伙同惯匪徒事捕杀抗日爱国志士，遭其毒手者有李仲芳等三十余人，因伤致死者有李仲德、阎式芳等二人，霸占鱼市场、广信码头，残酷欺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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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鸿龄男，三八岁，江苏临城人，住本市徐镇路北平民村二七三号。汉奸、恶霸。日伪统治时期，充日寇“宪兵队”情报员。曾带领汉奸、敌宪，先后洗劫单帮小贩一百数十人，居民倪家宣致被日寇枪伤致死。解放后，造谣破坏，继续为非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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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永林男，三一岁，上海市人，住本市徐家汇浦东路马家宅十八号。汉奸、惯匪。日寇侵华日期，充当汉奸，勾结日寇迫害勒索商贩。日寇投降后，加入蒋匪“青年服务队”，抢劫勒索。解放时，冒充解放军，接收匪警局派出所。解放后，枪劫证券交易所、盗窃协大祥、信大祥等商号二十余次。敲诈张久如等三人财物。
+
+　　陆兰生男，四○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浦东路潘家宅一九号。 汉奸、特务。历充日汪及蒋匪“义警”中队长、大队指导员，仗势欺压人民，横行天鑰桥一带，号称“三鼎之一”。敲诈抢夺，曾以“义警”值夜为由，挨户抽收应变费，强迫农民须将菜蔬卖与被告开设之地货行内，稍有不遂，即喝令从众围殴。
+
+　　林忠兴(又名林阿大)，男，三九岁，浙江慈谿人，在本市山西北路四八五弄一号。恶霸。霸占新开河码头。敲诈勒索，欺压群众，有一搬米工人，被该捆绑毒打致死。该犯又强奸沈某之妻，并霸占沈某房屋，毒打沈某。
+
+　　张国宗 男，四一岁，江苏泰州人，住本市长宁支路积德里十九号。 汉奸特务。日寇侵华时期，充日寇“特工总部”情报组长，伪“闽、浙、赣、皖四省行营特务机关”情报组长，教育班爱国志士。经常至乡下“清乡”、“扫荡”，杀害人民。日寇投降后，充匪“忠救军”大队附，进行劫收，霸占民房。解放后，焚毁反动证件、隐藏武器、情报记录等，阴谋进行反革命活动。
+
+　　林诚(又名林成寒)，男，四一岁，浙江诸暨人，住本市新太平弄五五号。 汉奸、恶霸。绰号“活判官”。曾充日寇“情报员”。专事刺探人民抗日部队情报。日寇投降后勾结蒋匪警局分局长吴某，横行大达码头，吊打码头工人，不计其数。并打死董阿成、朱梅林。
+
+　　孙玉賓 男，四○岁，江苏盐城人，住本市杨树浦路二一八一弄一三七号。 汉奸、恶霸。绰号“小土匪”横行于广信码头到复兴岛一带。历充日伪“和平事”参谋副官、团附及蒋匪“港口警察”。广收歹徒，敲诈勒索，贩卖毒品，强占民房。解放后，造谣破坏，继续作恶。
+
+　　朱亮男，三○岁，江苏南汇县人，住四川北路一八五六号闸电宿舍三○九号。 匪“军统”特务。迭充匪“忠诚军淞沪别动队”分队长，“江西孝丰军委会办公厅特检处”邮电检查员，匪“爆破组”副组长、“侠谊社”组织组长等匪职。勾结郑匪子良、陈匪梦渔，胁迫三百余人加入匪“侠谊社”及“义警队”。解放前并散布谣言。
+
+　　郜书栋 男，三二岁，江苏扬州人，住本市新闸路永吉里四三号。 恶霸。绰号“大力士”。“五十二股黨”首领之一。纠合地痞歹徒，敲诈勒索，曾毒打朱姓妇，吐血身死，又痛殴徐爱宝，致胸骨折断，指使从众用石掷毁朱星德印刷所门窗，实施勒索，附近居民被其无故欧打者不计其数。
+
+　　姜顺章 (又名姜三)男，三四岁，江苏扬州人，住本市永定路三官堂弄十二号。 恶霸。沪西光复西路著名“姜家五虎”之一。广收门徒，霸占一方，曾抢劫小贩孙金香及苏州河上的民船货物并连续伤害事主。日寇投降后，混入 鼎鑫纱继续横行霸道，欺压工人。
+
+　　阚利 (又名阚福源)男，三四岁，江苏扬州人，住本市永定路三官堂弄十二号。 恶霸。勾结薄刀党，敲诈新兴面坊面粉，同兴协百货店香烟。又伙同歹徒进行盗窃，毒打职工李菊生致死，并经常迫害人民。
+
+　　杨福生 男，五一岁，山东东光人，住本市温州路八十三弄四号。 恶霸、特务。历充巡捕、包打听、探长等匪职。纠集匪徒敲诈勒索，横霸一方。日寇投降后，勾结军统特务，充匪“警备部稽查大队”稽查员，逮捕上海法学院爱国学生。解放后，策谋投匪，并包庇反革命分子。
+
+　　任义德 男，五九岁，河南开封人，住南市庙桥路三五号。 恶霸、“中统”特务。一贯霸占财物，强奸妇女。曾诬告领捕工人朱岳兴等。致使朱岳兴二个孩子乏人扶养而死。解放后煽动罢工，散布谣言，继续作恶。
+
+　　孙文彩 男，四○岁，浙江海盐人，住本市南市半淞园路瑞良街七一号。 特务。匪“沪南保卫团”团员，匪“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员。并密告捕杀革命志士杨竹泉。解放后，勾结特务散布谣言，策谋窃取机密文件。
+
+　　吴树之(又名大牛)男，三九岁，江苏盐城人，住本市安远路六二弄一○三号。恶霸。曾充“巡捕”。横行安远路锦繍里一带。一九四二年，在海宁路调戏妇女，激动民忿，竟拔枪射击，死行人一名。又奸污陆姓妇女等多名。解放后，勾结特务，挟嫌诬告爱国人民。
+
+　　李继章 男，四二岁，山东邹县人，住本市丽园后路七九弄二五号。 汉奸、特务。历充日伪“大队附”、“少校副官”，及匪“军统局”调查员，匪“工人福利会”一级干部。开列黑名单，破坏工人爱国运动，领捕爱国工人马国华等多人。解放前夕伪装入狱，诱骗被捕爱国人民口供，加以杀害。解放后，窝藏惯匪田某，并资助潜逃舟山。
+
+　　钱平 (又名钱圣孚)男，四二岁，浙江宁波人，住本市斜土路姚屯湾一号。 特务。历充匪“国民党”区执委，匪军团附等职。日寇投降后，勾结匪“社会局”特务，专事破坏工人运动，曾亲拟黑名单，逮捕徐喜娟等工人领袖多名，并编组“护工队”，压制工人运动。解放后，阴谋潜逃舟山投匪，为我捕获，经教育后释放，仍复勾结恶棍歹徒，破坏群众运动。
+
+　　吕殿晚 男，四六岁，江苏盐城人，住本市安远路六六七弄十八号。 恶霸。依仗反革命势力，欺压人民。日寇侵华时期，诬指李德全为打死日寇之“凶手”，亲自指认李带至伪警局，非刑拷打，致李受伤过重惨死。此外敲诈勒索凶殴之事，不胜枚举，受害者有周泰兴、陶文喜等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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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鹤友(又名杨五)男，五四岁，江苏盐城人，住本市天同路一号。 恶霸。本市天同路“四霸天”之一。日伪统治时期，参加日寇特务组织“反共同盟会”，勾结敌伪势力，强占民房，敲诈勒索，开设赌场。后充蒋匪爪牙，一贯欺压人民。指使匪徒殴打高连进吐血致死。并仗势奸污妇女。解放后，散布谣言。
+
+　　韦北平 男，三六岁，安徽当涂人，住本市半淞园路圣信里十号。 恶霸。组织“十股堂”。霸占花衣街码头。在半淞园路一带挨户敲诈勒索。曾因勒索未成，捣毁西顺兴竹行。又霸占金某、杨某之妻。并将金某三岁幼女杀害，且图毒死杨某。另强奸妇女多人，并纵火焚毁刘德奎房屋两间。解放后加入匪“反共救国军”特务组织，从事反革命活动。
+
+　　管学仲 男，四四岁，安徽寿县人，住莫干山路一二二八号。特务、恶霸。历充匪济南队中队长，日伪“宜兴保安队”军官等匪职，纠集匪众七、八十名，横行常熟白茆口一带，私设关卡，横征暴敛，任意捕 捉人民，指为抗日情报员予以枪杀，并随时勾结日寇，袭击人民抗日部队，日寇投降后，又以细故砍伤葛中林并将李景开之妻，欧打成伤，诬陷郑桂珍与人通奸，逼郑自杀。解放后，一贯造谣破坏，进行反革命活动。
+
+　　江月山(又名江三弟)男，五七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杨树浦路二六二一号。 汉奸、特务、恶霸。历充日伪、蒋匪爪牙。曾指使匪徒以利斧砍死唐松林。奸污少女施弟弟，旋又逼其服毒身死。又为蒋匪强征壮丁，乘势敲诈勒，欺压人民。解放后，私藏手枪两支，继续进行造谣破坏活动。
+
+　　季良权男，三九岁，江苏盐城人，住本市徐家汇路五二○号。 特务、恶霸。横行于打浦桥一带，抢劫、勒索、盗窃，无恶不作。日敌统治时期，勾结匪警及“七十六号”特务，偷窃商民车胎并在沪西进行路劫。日寇投降后，充匪警备部义务稽查员，接受特务训练，助桀为虐，敲诈勒索，欺压人民。解放以后，毫不后悔，又霸占民房，勒索财物，为当地群众切齿痛恨。
+
+　　刘履中 (又名刘学礼) 男，三七岁，上海市人，住本市四川北路武昌路文锦里一号(B)室。 特务。匪“工人福利会”吴淞区联络主任、“护工队”区队长、“保卫团”大队长。主持前吴淞区特务活动。曾逮捕爱国工人徐梅芳等数十人。非法解雇进步工人一次即达一百二十人之多。百般破坏工人爱国运动。
+
+　　王功成男，五二岁，河北临榆人，住本市江阴街一三六弄三号。 汉奸、特务、恶霸。日伪“侦缉员”大队长、匪“中统上海办事处”组长、匪“淞沪警备怀念部第四机动大队稽查组”副组长。逮捕爱国志士，搜集我军情报，奸污妇女，贩卖人口，迫令其长女为娼，奸污亲生幼女，灭绝人性。
+
+　　郁坤泉(又名郁田俊)，男，四五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江苏路东诸安浜二四五号。恶霸。日伪“侦缉员”，蒋匪“淞沪先遣大队”分队长、“闸北保卫团”谘议。一贯敲诈勒索，受害者如小贩泰录生、陈小根等不计其数。又毒打居民陈赛财等。并霸占周某之妻。强奸少女周某及其十四岁养女等多人。
+
+　　张贵祥(原名蒋孝诚)，男，浙江奉化人，住本市南京西路一○八四弄十九号。 特务。蒋匪军人。解放后加入匪“青年反共救国军”特务武装组织。拉拢人枪，在嘉兴进行武装暴乱。为我军击溃后，逃沪潜伏。窝藏匪首，继续活动。
+
+　　贾柏馨 (又名贾妙泉)，男，四六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梵皇渡路一七五弄二号。 恶霸。日伪“劳动互助会”常务理事、蒋匪“码头工福会”主任委员、“水上义警大队”督导。仗势霸占大来、虬江等八个码头。专事尅扣工资，欺压工人。曾打死工人李四喜。勾结蒋匪警局，逮捕工人吴二，吴被非刑拷打死于狱中。又毒打工人俞二等多人。并曾武装破坏大来码头工人爱国运动。
+
+　　胡德意男，三○岁，浙江绍兴人，住本市车站支路棚户六号。 恶霸。打死居民绍章明及胡春和之妻等三人。勾结特务破坏三轮车工人爱国运动，捣毁三轮车六辆。解放后毒打居民尹炳生。并造谣恐嚇群众。
+
+　　袁福茂男，五六岁，江苏东台人，住本市进贤路一七四弄二号。 恶霸。绰号“二虎子”。曾高利盤剥人力车工人王德和，至王无力偿还时，即以板凳将王打死。致使王妻发疯病死，所遗九岁幼孩亦饿死。又强奸少女王秀娣致死。另仗势强奸施某之妻等多人。解放后造谣恐嚇群众。
+
+　　杨懋清 (又名杨清泉、杨海波)，男，四○岁，安徽颍上人，住本市铜仁路三十三弄八十号。 汉奸特务。日伪统治时期，充匪警察局巡官，勾结汉奸特务吴世宝等，危害人民。日寇投降后，充蒋匪警局邑庙分局政治组警长，与恶霸相勾结，敲诈勒索，强占民地，欺压人民。解放后，冒名接收伪盐务局，阴谋继续反革命。
+
+　　姚鹏 男，四二岁，天津市人，住本市瑞金二路四○九弄二五二号。 汉奸、特务。曾充日寇“宪兵队”爪牙，收集情报，危害人民。日寇投降后，充匪“江苏省调查统计室”闵行行动组组员，匪“三八一一部队”大队长，逮捕人民。本市解放之际，冒名劫收枪支，进行反革命活动。
+
+　　林金生男，三七岁，江苏靖江人，住本市民国路永权坊六号。 汉奸、惯匪、恶霸。日寇侵华时期，充日伪侦缉队员，一贯依仗日寇势力，迫害人民，遭其毒打者不计其数。如在民国路日寇“封锁线”上将一市民之腿打断。又枪劫金陵东路某锡箔庄，霸占有夫之妇潘凤英后又虐待遗弃。解放后，继续作恶，复勾结海盗劫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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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思昌 男，三九岁，江苏盐城人，住本市方斜支路三○号。 恶霸。日寇侵华时期，勾结伪“警局侦缉队”招收匪徒百余名，横霸南市方斜路一带，霸占土地，敲诈勒索，殴打市民，无恶不作，有“土皇帝”、“四大金刚”之称。曾因诈取不遂，将居民许廷楫第三人殴打成伤，后许廷楫不治身死。遭该犯敲诈致倾家荡产者有龚一凡等五人，并长期霸占林荫路菜市场，搜刮菜贩。解放后，仍继续作恶，为该区居民切齿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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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金贵 男，二八岁，江苏泰州人，住本市光复西路西合德里一五六号。 特务。匪“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工人福利会”一级干部，并组织匪“革新社”，自充“秘书长”。一贯仗势欺压人民，并经常贩毒，聚众殴斗，曾因逼奸某女工不遂而将其暗杀。解放后勾结匪徒，秘密集会，策谋进行反革命活动。
+
+　　王春生男，三七岁，上海人，住本市康乐路一○六弄一七号。 汉奸、特务。历充日伪“密探”，蒋匪“义警”大队长。曾纵其部属枪杀工人代表朱星福、张春生二人。又勾结伪警局破坏工人和学生爱国运动。上海解放后，资助特务潜逃舟山，并私藏枪支，阴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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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金海 男，四○岁，江苏南通人，住本市瑞金一路四三号。 恶霸、特务。与杀人魔屈“七十六号”特务勾结，压迫抗日爱国人民。日寇投降后，投充蒋匪“第三战区别働队”及匪“中统”特务，广收徒众，横行作恶曾强奸少女赵金妹，并聚众行凶，抢劫勒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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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小毛男，三○岁，江苏泗阳人，住本市建国东路大康里六五号。 恶霸。“薄刀党”、“英烈会”匪首之一。奸污索诈，横行于十六铺、杨树浦、南市一带。曾霸占郭梁之房屋，并强奸其妹。一九四七年七月，为长期霸占杨树浦鱼市场曾率领党徒一卡车，冲入欧打徐一明等十余人。又于强索南阳袜厂年规不遂时主使其徒，将孩尸，尿粪，挂涂该厂门上。上海解放时，冒名接收，藏匿国家物资。
+
+　　丁重南男，五一岁，江西九人，住本市南京西路一四五一弄四十六号。 汉奸、特务。日寇侵华时期，供给日寇特务机关情报，后充日寇法院科长，专事敲诈勒索，搜刮钱财。日寇投降后，迭充匪“无锡绥靖司令部”、“南京卫戍司令部”军法官、军法处长、组长、检察官等匪职。曾签杀爱国青年，并将匪首毛森捕来之爱国青年十余人送往匪“特刑庭”迫害。
+
+　　周光荣男，五四岁，江苏嘉定人，住本市萝花街晋德里八号。 特务。陆匪京士爪牙、历充“区党部”执委、及“工人福利会”二级干部。绰号“狗头军师”。一贯摧残工人爱国运动，迫害爱国工人宋初贵、吴汀明等。解放后，与周匪云江等勾结，经常密议进行反革命活动。
+
+　　任炳泉 (又名远道)，男，四四岁，浙江嵊县人，住本市中山北路一一四三号。 特务。曾受匪“中央警校特警班”及“中美合作所”特务训练，历充匪“军委会别动队”队员、“忠救军政训队”区队长、“宁(波)象(山)组”组长，一贯从事反革命活动。解放后，两度参加武装特务组织，伪造通行证件进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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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留桂男，四五岁，上海人，住本市江湾叶家宅十八号。 特务。历任匪三青团干事、区队长，与徐匪中天等组伙“十兄弟”发展打手，横行乡里。曾率匪众数十人，持械冲入复旦大学凶殴爱国学生，致重伤多人。解放后猶不悔改，煽惑并资助刘富强、刘义根等投匪游击队，并散布谣言，继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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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志文(又名薛森) 男，四六岁，上海人，住本市梵皇渡路二五七号。 汉奸、恶霸。历充帝国主义公共租界“捕头”、日为“新成警察分局”局长、蒋匪“沪西第四区”区长，倚仗反动势力，欺压人民。曾破坏“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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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纱厂”工人爱国运动；又在卡尔登戏院门口逮捕爱国学生六名。解放后，进行潜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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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保良 男，五五岁，江苏阜宁人，住本市龙江路七九一弄十一号。 汉奸、特务。历充日寇“宪兵队”联络副队长，匪“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及匪“松沪第三战区别动队”副官等匪职。曾为献媚日寇，诬张国斌、沈某二人，捕送敌宪兵队，施以酷刑，张以重伤身死，沈某下落不明。另案受害人黄小英受刑后，继续残害人民，霸占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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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振升 男，四七岁，平原菏泽人，住本市安庆路北高寿里六二号。 恶霸。历充巡捕、巡官、自卫队长等匪职，曾在扬州亲手枪杀革命志士，后逃沪拜恶霸尚武为师，欺压人民，无恶不作，霸占有夫之妇潘阿英，并以手枪威胁其夫冯连城，强奸养女宝弟与凤弟，人民切齿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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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吉祥 男，三九岁，江苏盐城人，住本市齐齐哈尔路二四三弄十号。汉奸、恶霸。曾充日伪“警局”侦缉队长，带领日寇下乡“扫荡”，残杀我民兵队长罗连友及残废军人王安祥，并逮捕乡干林学培等多人。嗣又勾结鱼市场恶霸，组织“二十八股党”，充当包头，串通匪警局，压迫工人。本年五月间，竟与张匪长清，同谋破坏人民群众镇压反革命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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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忠林男，五一岁，江苏扬州人，住本市制造局路惠祥弄七七号。 恶霸。“三十六股党”匪首之一，日寇侵华时期，勾结汉奸势力，抢劫勒索，危害人民。一九四二年八月，主使爪牙用斧砍劈大林路咸菜作工人重伤致死。居民钱浦章亦被欧成残废。又曾唆使匪众，抢劫丽园路王源庆等两家，并敲诈唐步恺等四人。附近居民造屋、开店、喜丧、及逢年过节，均强迫“送礼”。解放后，继续造谣破坏，为非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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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心达(又名王金德、王通甫、王杰)男，三一岁，江苏泗阳人，住本市杨树浦路依仁里九九号。 特务。曾充日伪军，及蒋匪“护工队”分队附。一贯勾结匪军，贩卖毒品，强奸妇女。解放后，加入特务组织“中国忠义靖难救国军”，任副组长，打入工人纠察队，胁迫拉拢落后工人入伙；并进行挑拨离间，造谣破坏等反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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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林(即徐廷民)，男，四○岁，山东沂水人，住本市周家牌路三四○号。 汉奸、恶霸。日伪“剿共班”队员。蒋匪“保队附”。专事敲诈勒索。并杀害爱国人民张瑞山等三人。解放后，潜伏本市，继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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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长生，男，三六岁，江苏盐城人，住本市车站路利涉东坊二一号。 恶霸。一贯勾结日伪、蒋匪反动势力，敲诈勒索，拷打菜贩，横行于本市大兴街一带。曾打伤严桂姐等三十余人。强占莫培清等所贩之鱼。又霸占摊基，敲诈李文玉等二十余人。解放后，破坏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继续作恶群众恨之入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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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凤云 男，三八岁，浙江镇海人，住本市南市东街一二二号。 恶霸。绰号“九指头”。加入“薄刀党”、“斧头党”、“三十六股党”。专事仗势贩毒，敲诈勒索。霸占陈某之妻。曾率匪徒一卡车，持利斧连续捣毁茶园三家。又率打手破坏同济大学学生爱国运动。解放后继续逞凶，毒打林某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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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长银 (又名周长荣) 男，三九岁，江苏阜宁人，住本市徐家汇同仁街一五二号。恶霸。勾结反动帮会势力，欺压人民，设台聚赌。伙同匪徒马益清等实施抢劫。强占市民于达友之房间。殿打陈道宽之母，致重伤而死。解放后，猶横行不法，强借秦有兰房屋不遂，毒打秦夫致吐血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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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文汉 男，四三岁，江苏阜宁人，住本市徐家汇小花园一一○号。 汉奸、恶霸。日寇侵华时期，充日寇情报员。诬指徐真保拐骗妇女，通伪“警局”将徐真保逮捕，严刑拷打，致惨死狱中。日寇投降后，又勾结反动帮会势力，无故欧打贫民刘三，更强迫为刘论治之医生郑汉松歇业。解放后仍造谣惑众，恐嚇冬防队干部，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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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连富 (又名王阿三)男，廿六岁，江苏淮安人，住本市蒙古路百乐路一号。 恶霸。绰号“小霸王”。“薄刀党”领班。加入匪“侠谊社”，横行新疆路一带，曾率领打手五十余人，手持凶器，冲进乌镇路茶园内，围打联合仓库工人，致多人受伤，并抢去全部工资计三十擔米钱。策谋杀害工人汪钧鹏。打伤居民陆忠发，并威逼陆赔礼了事。解放后，欧伤工人陈振才、陈天祥，捣毁沪北戏院并殴伤该院职工郁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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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瑞庭(又名兰祥)男，五二岁，北京市人，住本市闸北华康路二六号。特务。历充蒋匪日伪军队连、营、团长，一贯袭击人民革命队伍。解放后，首谋组织反革命特务武装“青年反共救国军游击队”，自充大队长，发展匪徒三十余人，策谋进行武装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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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朝文男，六一岁，江苏江都人，住本市安远路六二弄一八二号。 恶霸。日寇侵华时期，勾结日寇，仗势欺压人民，日寇投降后继续作恶，曾协同其干儿李阿宝欧打陈小狗致受伤而死。解放后，破坏里弄组织，打击公职人员。
+
+　　张汉潮(又名淮波)男，四三岁，安徽当涂人，住本市斜土路姚屯湾一号。 恶霸。历充蒋匪军官，抗战期中，藉名组织“当涂县青年抗日义勇军”，自充参谋长，到处打家劫舍，肆扰地方。又组织封建帮派，敲诈勒索，殴打人民。曾将农民沈其仁等三人殴打重伤；又敲诈洁新牧场等，并迫使方林茶园关门他迁。解放后，勾结特务组织反革命团体，从事反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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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育之(又名毓之)男，四三岁，江苏盐城人，住本市康定路一一九○弄一九号。 恶霸。历充日伪蒋匪爪牙，“中统”外围组织组长。勾结歹徒恶棍，独霸余姚路一带，敲诈行凶，无恶不作。曾指使匪徒用挂尸涂粪等恶毒手段，向大中饼干厂进行敲诈，指使徒众殴伤范阿定，并勾结特务捕捉工人周锡根。解放后，继续造谣破坏，威吓群众，居民恨之入骨。
+
+　　尹文喜(又名文尧、伟民)男，二三岁，江苏镇江人，住本市曹家街十号。 特务。历充匪“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匪“国防部青年救国团政工队”副队长。蒋匪经国实行“限价政策”时，为虎作伥。积极搜刮民财。解放后，敲诈勒索，奸污妇女。又加入匪“青年救国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特务 组织充大队长。经两度捕获教育，解放后仍不悔改，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
+　　施金发男，二八岁，江苏崇明人，住本市西宝兴路六八七号。 恶霸。霸占严家阁路菜市场。常向菜贩敲诈勒索。曾连续威逼奸污妇女高某、姚某等五人。奸后并以木棍毒殴高女。致流血昏厥。又毒打姚女之父。解放后冒名刦收人民财产。且继续恐吓群众，破坏人民镇压反革命的运动。
+
+　　江筱云男，四一岁，江苏盐城人，住本市阜民路二四四号。 特务、恶霸。抗战前充帝国主义巡捕。收罗徒众，协助英帝国主义，奴役人民。日寇投降后，充匪蓬莱警局政治组侦缉员，勾结恶霸特务孙浩，专事侦捕爱国人民，受其迫害者不计其数。又深夜持枪于旷场上强奸有夫之妇陈惠英。其余受害者石盛海、茅饮余等多人。本市解放前夕，猶纠合匪徒，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潜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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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机云 男，五六岁，上海市人，住本市自忠路大华里十六号。 特务、恶霸。历充匪“国民党”区分部常委、伪“总工会”理事。一贯勾结反动势力，摧残工人爱国运动，迫害、逮捕爱国志士胡双江、禹金福、詹勇义等多人；恃势奸污妇女蒋姓及陆姓母女等。曾拒绝老工人复工，竟迫害童洪昌一家三口致死。解放后，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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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根生男，四五岁，上海市人，住本市胶州路一七五弄一二四号。 惯匪。曾参加匪“游击队”，在浦东周浦一带，抢劫居民，强奸妇女。曾用火烧灼郭姓母女，勒索钱财。洗劫传村时将解放后勾结惯匪继续抢劫，破坏革命秩序。
+
+　　徐玉书男，五七岁，江苏阜宁人，住本市新化路十一号。 恶霸。历充日伪及蒋匪爪牙，仗势行凶，欧打徐占敖重伤致死，棍打袁二奶奶流产，还向袁索取“手工钱”，又向王金生索取钱财不遂，当场将王毒打惨死；逼迫尹剑珍服毒身死，凶殴祁凤翠吐血而死，血债很多。
+
+　　王学汀 男，七四岁，上海人，住杨思区南街二○二号。 恶霸地主。绰号“赤炼蛇”。几十年，称霸乡里，后以其长子迭充匪“市参议员”、“警局”科长。更凭藉其反动势力，霸占土地，包揽诉讼，敲诈勒索，无所不为。先后霸占王桂新等土地，并横加殴打虐待，又诬陷陆阿兔使陆坐牢五年，敲诈商人周和尚，使其倾家荡产。四十年来，残酷搜刮人民血汗吸食毒品。解放后，散布谣言，威胁村干，破坏十改。
+
+　　徐桂泉男，五三岁，上海市人，住本市宝北乡沪青村张家宅三号。 恶霸地主。历充日汪、蒋匪“保长”，强占土地，勒征公粮，迫害人民，被害者有张伯林、朱贵秋等多人。该犯更灭绝人性与堂弟媳及长子媳通奸，生小孩七个，四个惨遭溺杀，三个遗弃。解放后，分散粮食，并妄图收买农会主任，破坏土地改革。
+
+　　唐照生男，三九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新市区黄长乡唐家滩十一号。著名恶霸。曾因敲诈未遂，以利斧乱砍范小江，致范受伤十七处。又无故持枪殴打倪杏根全家老少，并将傢具捣毁。该犯又与后母通奸，斧砍生父，并威逼妻妹为妾。解放后，复因细故以菜刀砍伤小贩。土地改革期间，威胁村干部，阻挠受害人诉苦。
+
+　　张钱小毛 女，五一岁，上海人，住本市杨思区塘桥路四八三号。 恶霸。一贯勾结反动势力，鱼肉人民，曾因敲诈不遂，唆使爪牙刘金根等用蔴绳勒毙吴其祥等五人。并拐骗民女，卖与农民计阿木为妻，得款后又转卖他人，致使计阿木忧忿而死。解放后仍威胁村干部，布置爪牙，破坏土地改革工作。
+
+　　陈志琴 男，六三岁，上海市人，住本市真如镇北大街十六号。 恶霸。以暴力迫收租金，垄断土地买卖，残害人民。曾迫害陈富荣使其流落在外，惊悸而死。又奸占有夫之寻张美英为妻。强奸妇女王林弟等两人，后又将其骗卖图利。
+
+　　童协舟 (又名和尚)男，五二岁，上海市人，住真如区陈渡乡西库村墙里宅八号。 恶霸。曾充伪“保长”二十余年，一贯欺压人民，强占农民顾沈泉等的田地，霸占马仲尧等开设的地货行，欧打顾富生使其重伤致死，强奸农妇甘××，敲诈农民严金法财物。解放后煽动群众不缴公粮，并破坏农民合作社。
+
+　　黄志涛 (又名仲贤)男，四十二岁，上海人，住本市高行南镇成仁弄二十三号。 惯匪。曾充匪“游击队”中队长，敲诈抢劫，无恶不作。枪杀贾三宝之夫徐徐昭民，并勒索银元四十元后始准收尸。又因敲诈不遂，逼死张阿连之夫，枪杀陈庆林、王银珍之嫂。绑架邹雪芝。强奸曹莲弟后霸占为妾，旋又遗弃。解放以后参加特务组织，担任情报组长。
+
+　　高古良男，四十二岁，平原东明人，住新市区新民响胜利村蒋头宅廿七号。 惯匪。日寇侵华时期，依仗敌伪势力，打死朱宝林之妻及朱荣荣二人。并于抢劫王宝珠等白米及面粉时，将孙小弟推入河中，并毒打孙秀贞等。解放后，又策谋煽动他人投匪。
+
+　　徐作明男，卅三岁，山东昌乐人，住本市吴淞大中华造纸厂。 特务。在大中华造纸厂监视进步工人，为匪收集情报。横行厂内，遭其欧伤者有张学成、严宝成、徐小莱等三十余人，又强奸女工金××、曹××、孙××等多人。本市解放前夕，与吕匪炳金等组成“护厂团”，策谋潜伏活动，又助匪军潜逃。解放后继续作恶，殴打工人。
+
+　　张德山 (又名张三)男，六八岁，山东郯城人，住吴淞锦泰路六二号。恶霸、把头。一九三一年，为争夺码头，打死工人朱文礼。此后勾结敌伪势力，独霸吴淞码头廿余年，严惩压迫剥削工人，使工人每日所得极少，长期陷于饥寒交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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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文卿男，四九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江湾闸殷路钱家浜四○号。 历充日寇“宪兵侦察班”班长，伪“禁烟总局”便衣，蒋匪甲长。曾仗势强奸妇女，并夺取洋布及金戒一只。尅扣工人孙祥林工资，又诬孙为盗，将孙送伪警局非刑拷打。曾殴伤马周宝，敲诈施小狗等。复勾结伪警没收施金祥等煤炭二千余斤。其他敲诈勒索，不胜枚举。解放后，造谣破坏，继续作恶。江湾居民恨之入骨。
+
+　　庄福生男，三三岁，上海市人，住本市北新泾大街四三弄六八号。 特务、恶霸。历充匪“游击队”分队长，日汪特务机关“七十六号”情报员，蒋匪“太仓保安队”连长。一贯依仗敌为势力.绑架杀人，设卡勒索。一九三九年枪杀居民蔡金州，又绑架商民蔡亚晋生。太仓面临解放时曾率残匪顽抗，后被俘教育释放。但知改悔，经常造谣破坏。
+
+　　刘仕连男，五五岁，上海市人，住真如区江桥乡刘家石。 恶霸。仗势强占民财，逼死人命，强奸并贩卖妇女。勾结土匪，向被害人家属勒索收尸费，迫害朱桂荣，致朱病死。强奸朱小妹，并将其嫂黄月弟贩卖给外人。敲诈刘兰生、刘阿大等十数人。
+
+　　孙林余男，四十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浦东周渡乡龙华新村后滩廿二号。 土匪、特务。历充匪“忠义救国军”排长、中队附，匪“义警”分队附等职。曾因敲诈不遂将钟培干、钟培坤兄弟及其邻居陆金银夫妇等四人杀害，又勾结匪徒丁珠根等在杨思港口抢刦民船，朋分化用。解放后毫无立功赎罪表现。
+
+　　梅基德男，廿六岁，上海人，住莘庄乡莘庄镇二九五号。 汉奸、恶霸。曾充日汪“铁路警察”。仗势欺压人民，将居民黄纪生捉 交日寇杀死，又将汪泉生双手及生殖器割掉而致惨死。敲诈陈耀祥、蔡根生、浦月珍等多人，强奸妇女。解放后，打击人民自卫队干部，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
+　　顾福全 男，五十岁，上海市人，住本市真如顾家巷廿三号。 恶霸、惯匪。曾参加土匪游击队，纵匪抢劫，坐地分赃。 又假借保卫地方名义强徵亩捐；其他借名勒索之事，不胜枚举；并曾霸占钱宝生之妻。民愤极大。
+
+　　卢孝敬男，五十三岁，平原鱼台人，住浦东周家渡西村四五号。 封建把头。凭藉反动势力，霸占码头前后达廿余年。一九三八年，为抢夺和兴码头包工头，曾指使其外甥，诱杀王全胜。又毒打居民赵玉亭之妻。解放后，强奸妇女，聚赌抽头，被捕入狱，仍继续造谣惑众。
+
+　　赵友梅(又名建忠)男，卅九岁，上海市人，住本市真如区杨家桥乡赵巷十二号。 恶霸。曾组织伪“保卫团”为日寇服务，日寇投降后，又充蒋匪“保长”及“义警”中队长，仗势欺压人民，挨户勒收壮丁费，殴打居民颜世林、黄惠庆等多人，并将木匠徐永仁毒打惨死。解放后，经常造谣破坏。
+
+　　孙永康男，三八岁，上海市人，住本市徐家汇裕德路潘家宅九九号。 特务、土匪、恶霸。历充匪“游击队”分队长，日汪特务机关“七十六号”分队长，专事敲诈、破坏、暗杀等反革命活动。曾因敲诈徐小毛不遂，将其杀害。又毒打工人胡绍鲸等。解放后，威胁群众，挑拨离间，继续作恶。
+
+　　刘金祥(又名癞金祥)男，卅四岁，上海江湾人，住本市大场区李侯村朱家宅二号。 土匪、恶霸。曾集伙抢劫刘江宝家，并火烧刘妻下身，致刘家破人亡。又强奸刘毛郎九岁幼女刘林娣及另一少女洪小妹。平时敲诈勒索，劫夺公物，勾结匪党，诬害人民。解放后不自改悔，私藏军刀，造谣惑众
+
+　　石维新男，廿六岁，上海市人，住本市培基路十三弄八号。 特务。曾充匪“三青团”分队长，及匪“中统局”情报员。先后逮捕爱国志士徐志明、陈玲弟等多人施以酷刑拷打。船商殷永年，因受刑伤重致死。解放后，石犯伪装自首，盗窃机件；经教育释放后，又勾结“中统”残匪，策谋投匪，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
+　　颜桂琴男，四○岁，上海市人，住本市真如江桥乡侯家桥十一号。 土匪、恶霸。曾参加匪“游击队”“一八三”股党，仗势作恶，危害人民。在苏州河上，私设关卡，强向来往船只勒索财物，在西浜路上，拦劫行人自由车，并将车主拖至匪部杀害灭口。又结夥抢掠居民王阿毛家，殴打居民郁青桃，奸污王姓少女。其他敲诈勒索行为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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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叙洲(绰号三麻子)男，五八岁，上海人，住本市真如区太平桥四四号。 恶霸。勾结封建帮会势力，称霸一方，经常强夺小贩财物，强占朱长根房屋，制造毒品。毒打朱阿炳、黄爱长，因而致死。又殴打赵阿六，酿成终身残疾。
+
+　　黄妙根男，卅四岁，上海市人，住高桥西王村王家码头廿五号。 日汪“青少年团”分队长，奸污童张氏之女，致童女羞郁身死。诬害针袜工人李管元、小喜子、小狗子等六人为窃，酷刑拷打，后再押送日寇水上司令部，致李管元、小喜子二人受刑过重惨死。解放后，威吓群众不许参加人民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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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金富(又名王大生)男，四三岁，南京人，住本市白莲泾街一八二号。汉奸、恶霸。日寇“宪佐”。专事敲诈勒索，殴打人民，抢劫小贩财物。曾因抢劫未成，打死孕妇崔章英。解放后妄图潜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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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志根男，四一岁，上海市人，住本市龙华区华村乡西牌楼三六号。 恶霸。曾参加日汪汉奸队伍“和平军”。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张福昌、范金元等均被其迫害。曾杀死居民张龙珍、项三弟及吴某等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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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毛狗(又名顾金生)男，四十八岁，上海市人，住本市真如区交通乡顾家宅十六号。恶霸。一贯横行不法，霸占一方，敲诈勒索，鱼肉人民；更私设公堂，施用老虎櫈酷刑，勒索财物，郁芳荣即因以致死；并曾奸污妇女顾秀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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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锦荣。男，四十九岁，上海人，住本市真如区江桥乡冯家弄廿一号。惯匪、恶霸。曾先后唆使匪徒抢劫居民徐照昌，并刀伤徐头，绑架徐妻。又在江桥乡一带敲诈民船、菜贩。贩运毒品，骗卖刘阿妹等妇女数人。日寇投降前夕，假借新四军名义，向居民冯宝棠等，勒索大量财物。 周志义(又名周林根)男，三一岁，上海市人，住浦东特务。曾受“中美合作所雄村训练班”等特务训练。历充匪“便衣”队员，“忠救军”行动组长，专事进行侦察爆破等特务活动。曾在南汇县杀害革命志士五名，及居民范某蒋某等。日寇投降后，充匪“工人福利会”一级干部，及“护工队”分队长，继续作恶，欺压工人。解放后，包庇反革命罪犯，并以武器资匪。
+
+　　马嘉兴男，四十七岁，上海市人，住本市高庙上川路二○八号。 恶霸。曾充日汪“高桥派出所”巡官，带领伪警，捆绑油贩朱龙庆等六人，诬称运油资助抗日军，勒索伪钞一万二千元(合米八十石)，并将朱殴打成伤，不治身死。又诬指梁家臣为窃盗，捕交日寇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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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奚元福男，四十一岁，江苏川沙人，住本市高行北镇奚家宅。汉奸、惯匪。曾加入张惠芳匪部充队长，抢劫勒索，杀人越货。因敲诈不遂，将居民陈金安等三人枪杀。遭该犯敲诈、抢劫、殴打而致倾家荡产者，有陈阿焕等廿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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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振中(又名甘金发)男，廿八岁，上海市人，住本市吴淞淞北乡秦兴桥老杨宅四号。 特务。匪“中统”通讯员、“三青团”分队长。曾逮捕革命志士爱国工人孙某等五人，严刑拷打。又开除进步工人，并监视、毒打顾某、盛某等。解放前烧毁反动文件，解放后造谣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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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良栻(又名杨祖葛)卅五岁，浙江奉化人，住本市吴淞永安二厂工房二二五号。 特务。匪“工人福利会”二级干部、“护工队”副官。专事搜集工人活动情报。开黑名单。并参与解雇进步工人一百二十名。破坏工人爱国运动。解放后进行挑拨离间，且连续策谋破坏机器，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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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志卿男，四五岁，上海市人，住本市吴淞外马路二四三号。 特务。匪“工人福利会”一级干部、“护工队”区队附。 吴淞区特务领导者之一。专事搜集工人活动情报，供给匪帮。曾开除爱国工人多人，破坏工人爱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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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毓麟(又名许顺铭)男，四八岁，上海市人，住本市虹桥镇路四一号。恶霸。勾结惯匪、恶霸，残害人民。一九三○年五月，将居民许琴书右眼打瞎。曾先后强奸许月林(该犯侄女)等，致使许月林悲愤致死。在充汉奸保长时，搜括人民财粮，供给敌军。又将邹杏珍槡子槡皮一船霸占。此外，敲诈勒索，无恶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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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仁礼男，四一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新泾区华漕乡沙更浪十一号。 惯匪、恶霸。一九三八年，率领匪徒，抢劫杨阿囡家，用火烧死其夫杨梦生，并强奸其女。同年，强将步枪五枝，卖给秦家桥村民，后又派遣爪牙，以私藏枪枝为由，全数缴去。又曾强奸妇女多人。解放后，抗缴公粮，造谣破坏。
+
+　　陆凤山(又名陆阿关)男，四十岁，上海市人，住新泾。土匪、恶霸。曾充匪“忠救军”连长，勾结匪众，专事抢劫敲诈，欺压人民。于抢劫陈雨全家 时，将其房屋焚烧，并砍伤陈及其妻。此外，仗势敲诈，“吃白食”，遭其害者，不知凡几。解放后，私藏枪支，并造谣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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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伯金男，廿八岁，上海市人，住本市龙华区龙华村乡田大里二号。 恶霸、惯匪。历充钱阿妹匪部游击队，日寇“特工队”密探。一贯进行抢劫、杀人、敲诈、强奸等暴行。曾打死米贩及东余家巷居民满生等三人。又敲诈沈家祥张明山等六人，并强奸妇女。解放后，造谣破坏。
+
+　　陈守荣男，五十四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新泾区诸翟乡高盛巷九号。 恶霸。曾充伪青浦县政府水警游巡队枪船船长，一贯抢劫勒诈、贩卖毒品、残害人民。曾殴打陈根祥致死，霸占沈姓妻子倪金弟为妾，又强奸寡妇陈小妹，并迫令不得再嫁。解放后造谣破坏，威胁我乡村公职人员，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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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锦林。男，四十六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浦东凌桥乡南项湾十四号。惯匪、恶霸。曾充匪“保卫队”队员、匪凌关根的爪牙。 一贯抢劫杀人，无恶不作，遭该犯亲手剌死或活埋者三人，并诬良为盗，逮捕农民朱龙根等十余人，非刑拷打，然后送往匪警局，使朱等先后病死狱中或成残废。解放后不知悔改，混入修路队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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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保章男，五十六岁，上海市人，住本市吴淞淞北乡黄泥塘桥村十九号。 惯匪、恶霸。日汪统治时期，投入土匪武装，勾结匪首金品章，横行乡里，一贯敲诈勒索，残害人民。曾将张锦春吊打致死，又将徐鑑清滥施酷刑，至成残废，并霸占他人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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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克海男，五十岁，江苏东台人，住本市浦东杨家渡路一五五号。 汉奸、恶霸。日寇侵华时期，代日寇招工三百余人，从中克扣工人工资，并唆使日寇逮捕工人王银荣，使王饿死狱中。日寇投降后，霸占杨家渡第五码头，船户潘小牛等与盛犯争夺，该犯唆使匪徒二百余名持凶器将潘砍死。一贯剥削工人血汗，并强迫工人参加反动党、团。解放后，唆使匪徒，把持工会，并包庇、窝藏特务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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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阿林(又名顾德明)男，四十六岁，上海市人，住本市真如江桥镇浜南街二○号。 恶霸，惯匪。贩卖毒品。曾敲诈居民顾亦堂财物，绑架章文奎之子，勒索巨款，抢劫陈钱德家，将陈活活烧死，并贩卖妇女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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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剑冲(又名潘维才)男，四十六岁，上海市人，住本市真如江桥乡江桥镇大街四○号。 恶霸。匪“保卫团”中队长、“上海市候补参议员”。抗日战争时专事包庇匪部抢劫人民，搜劫难民财物，并曾为首枪杀难民两人。又向居民吴金宝敲诈，将吴毒打、扣押，且将吴之六岁小孩踏伤致死。解放后以分散土地、假分家破坏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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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永祥男，四十二岁，上海市人，住本市龙华区华村乡北王家苍五号。惯匪、恶霸。曾充土匪陶雪生(已伏法)部“情报员”。一贯从事制造、贩卖红丸、吗啡、毒害人民。在许家塘、朱家库等地连续抢劫、并毒打被害人朱咸堂，又将陶宝奶及其家属用火烧得半死。并贩卖妇女。解放后，以蒋匪“军法处”名义，向农民金林根敲诈勒索。
+
+　　李关生男，四十二岁，上海市人，住本市龙华区梅陇乡梅陇镇一三四弄四号。 惯匪、恶霸。日汪“和平军”分队长、蒋匪“忠救军”中队长，私设关卡，敲诈勒索，并率匪徒在许家塘等地连续抢劫，将被害人许福桃吊打后烧成残废，将许福祥之母烧死，将周秋生之父从搁楼上推下跌死。解放后私藏枪械，图谋不轨。
+
+　　山智明男，四十九岁，上海市人，住本市龙华区上中乡山家宅十二 号。 惯匪、恶霸、特务。匪“十八股党”之一。在姚家弄、山家宅、赵家宅等地连续抢劫十五次，烧死被害人张振祥夫妇、山和尚之父、赵林根之父；烧伤赵香生夫妇；毒打赵香生之子，并轮奸山某的未婚妻，奸后在外传播，藉此向山某勒索。解放后组织匪“芦村队”，进行特务活动。
+
+　　杨国钧 男，四十岁，上海市人，住本市真如区电台乡厂头村七号。 匪“中央军校军官训练班”毕业，曾充福清县伪警局特务长，汪伪沪北区公署办事员。一九三九年勾结日寇，逮捕居民陈伯勤等十余人，拘押七天，其中妇女两人，因遭日寇强奸毒打，释出后即以伤重不治身死，其余十余人亦均受刑致伤。解放后又造谣破坏。
+
+　　王和尚(又名王子汀)男，四十一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新泾区宝北乡王家苍十六号。 惯匪。加入匪“忠勇军”霸占陆某之妻，后又将其赶出。抢劫杨国琴家及蒲汇塘石子船，并杀死船上客商三人。另又以肉刀砍死无辜男子二名、女子一名、活埋二岁小孩一名。
+
+## (二)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共二九名，其姓名、年籍及简单罪状为:
+
+　　俞传鼎 男，四五岁，浙江诸暨人，住本市威海卫路四九七弄十六号。依附帝国主义势力，专事包揽诉讼，敲诈勒索，日寇侵华时期，藉仗汉奸恶势力，从事奸商牟利，又混入教育界，宣传卖国奴化思想。抗战胜利后充任匪国民党十一区党部执行委员，宣传委员、伪参议员等职，在坤范女中任训委主任，积极进行反革命宣传，迫害进步教师、学生。解放后又挑拨离间，破坏团结，续续其阴谋活动。
+
+　　成亚林男，二十七岁，山东高清人，住本市杨树浦路一五○四号。 特务。历充匪“三青团同济大学支团部宣传部长”，匪“青年军训导员”。一贯破坏学生爱国运动。曾带领匪军，至西北大学破坏学生爱国运动。并在汉中迭次逮捕爱国革命志士。“一二、九”“五、二○”同济学生爱国运动，均为其一手破坏。又曾抄报黑名单，迫害康健林等进步同学十余人。解放后，继续挑拨离间。
+
+　　葛省俭(又名葛云)男，二四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江湾万安街一○八七号。 特务。匪“福利会”二级干部。解放前夕以“护厂”为名，阴谋诱捕爱国工人。破坏工人爱国运动。解放后连续破坏机器及制成品。
+
+　　严士珍 男，廿七岁，浙江宁波人，住苏州调丰巷九号。 特务。匪“国民党区分部”执行委员，“工福会”二级干部，“护工队”区队长，天丰造纸厂伪“工会”理事。曾剥削工人年奖，殴打工人张宜禄等人，破坏爱国学生的反美扶日示威游行，解放前夕，又加入匪“京沪杭反共救国军”，解放后，曾策谋潜逃舟山投匪不成，又造谣惑众，破坏生产，指使爪牙殴打工会干部。
+
+　　周生岳男，二八岁，江苏宜兴人，住本市卢家湾徐家汇路卢家弄A二号。 汉奸、特务。一九四四年充汉奸特务。积极搜集情报，从事反革命活动。曾密告并随同逮捕革命志士孙芸轩等十余人。致孙房屋被焚，孙弟被惨杀。其后，又随日寇下乡“扫荡”。进行敲诈勒索，残害人民。解放后，抗拒登记。
+
+　　许汉卿(又名定城)，男，三九岁，江苏盐城人，住本市小东门老太平弄一七四号。 特务。匪“国民党区分部”候补委员，“中统局”调查员，解放前，进行反革命宣传，并在工厂压制迫害工人运动，逼奸有夫女工陆某。解放后，围殴工会筹备主任，诋毁政府法令，破坏人民团结，并登记不诚。
+
+　　沈为苹 男，四六岁，江苏金山人，住本市浙江北路华安坊八一号。 汉奸、特务。历充日汪“江苏省社运会”视察，松江、崐山等地“封管所”副所长，无锡“禁烟局”课长，及蒋匪“中统局东南区南京办事处”调查专员。曾为日寇执行封镇、毒化政策，危害人民。后复投靠蒋匪，从事反革命活动:搜集情报，并逮捕革命志士郦文光。解放后，登记不诚。
+
+　　吴钰庭男，五十岁，上海市人，住本市望云路一○二号。 汉奸、特务、恶霸。日寇侵华时期，充汉奸副总联保长，“青少年团”大队长，“特别自卫警”大队长等职，与大汉奸姜子云、王德林等狼狈为奸，大肆搜括，谄媚日寇。日寇投降后，复勾结特务头子姚启洪等组织匪义务警察大队，自充大队附及督导员，欺压人民。
+
+　　方国泉(又名海清)男，三三岁，安徽合肥人，住本市长宁路西新街五六五号。 汉奸、特务。历充法帝“巡捕房”包探，日汪“警察大队”副官，蒋匪“忠救军”副官，伪保长，组织匪“劳工协进社沪西站”自充主任，加入匪“励仁社”充组长，一贯仗势作恶，为害人民，贩卖壮丁四名，奸淫妇女六名，解放后，潜港投匪，组织“上海旅港福利会”后又潜沪匿居，待机活动，散布谣言，抗拒登记。
+
+　　贾国良 男，三五岁，江苏阜宁人，住本市安远路锦绣里五号。 恶霸、汉奸、特务。日汪“七十六号”特务，匪“忠义救国军”分队长。一贯欺压人民，抢劫勒索；又威逼奸淫妇女多人，少女金妹(小白菜)因
+
+　　（而致死。）
+
+　　方正峰(又名方华盛)，男，三十岁，安徽合肥人，住本市西光复路宋家宅中纺第二工房卅七号。 特务。匪“工人福利会”二级干部，“护工队”区队长、“国民党”区分部委员。逮捕进步工人，破坏工人爱国运动，带领匪徒充当劝工大楼血案打手，并在民营中纺二厂大肆发展匪夥。解放后，煽动工潮，破坏生产。
+
+　　余寿成(化名刘少泉)男，五十岁，江苏淮安人，住本市平凉路二六一四号。 特务。匪“劳工协进社三十六支社”筹委，义警分队长、伪保长，一贯鱼肉人民。在伪保长任内，强抽壮丁，敲诈人民。本市解放时，组织武装特务，冒名接收，案破后，经教育释放，仍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
+　　陈荣根男，二十七岁，上海市人，住本市南京西路一八五六号。 特务。上海解放时，混入人民保安队，利用职务，侵占枪枝。一九四九年六月，加入匪“中国国民党党员通讯局江苏行动总队”充组长，拉拢匪徒二人人夥，并接受反动传单，企图散发。
+
+　　阮民声男，三十二岁，广州市人，住南京市半山园后宰门六号。 特务。历充匪军教官、翻译官、分队长、连长、警卫队长等职。参加特
+
+　　（务组织“兴协社”凭藉恶势力，欺压工人，逮捕爱国志士蒋九如等人，破坏）
+
+　　（革命组织。）
+
+　　薄福卿(又名薄家森)，男，二六岁，浙江宁波人，住本市吴淞镇南昌路二三弄十号。 特务。匪“会”级干部。曾加入匪“一贯道”。专事搜集工人活动情报。并以“护厂”为名，阴谋诱捕爱国工人，进行破坏。解放后造谣惑众。
+
+　　茅伯贤(又名茅巡林)男，四二岁，浙江镇海人，住本市吴淞淞兴路三五一号。 特务。匪“福利会”二级干部、“护工队”区分部书记。专事搜集工人活动情报。开黑名单。监视爱国工人行动。解放前夕以组织“护厂”为名，阴谋诱捕爱国工人，进行破坏。
+
+　　陆勇(又名陆保佳)，男，三一岁，浙江诸暨人，住本市吴淞南昌路廿三 弄十三号。 特务。匪“福利会”二级干部、“护工队”分队附。专事监视爱国工人行动。参与对爱国工人一百二十名的迫害。破坏工人爱国运动。解放后造谣惑众，煽惑他人投匪。
+
+　　金德寰(又名金澜宇)男，三五岁，南京人，住愚园路六六八弄三七支弄四号。 特务。匪“中统上海办事处政治组”组长、伪“静安寺区”区长，伪上海市“参议员”。一贯进行反人民活动，搜集共产党员及民主人士情报报告匪方，破坏复旦大学暨朝阳学院等学生爱国运动。于伪“区长”任内，强征壮丁，贪污勒索，解放前夕，强拉民夫。为匪建筑工事，烧毁区内档案，企图消灭罪迹。解放后伪造身份证，化名马长发，阴谋潜伏活动。
+
+　　汤寒白 (又名锡荣)男，四四岁，浙江镇海人，住本市小南门黄家路五三弄十七号。 特务。匪“工福会”二级干部，“国民党特六区”候补执委，“针织业反共戡乱建国协会”主任，贯压制迫害工人动，曾抄报进步工人许子英等十余人黑名单，参与制造“劝大楼血案”，派遣打手廿余人至匪“社会局”殴打请愿工人诬指工人丁伯泉为“中共党员”，将丁逮捕。又侵吞食米十余石。解放后，湮灭罪证，隐瞒罪行，登记不诚。
+
+　　周名赓化名周华，男，五十二岁，断江鄞县人，住本市延安东路一六九号四楼。 特务。历充匪“国民党两路特别党部”执委，“第一区党部”督导，匪“军统”小组长等职。为匪军统外围“正气社”主要负责人之一。曾发布反共宣言，为匪扩展组织，拉人入伙。又拟订“戡乱动员之部署防范破获之处理”等反人民计划，并极力要求匪帮破坏工人爱国运动。嗣又指使特务爪牙，监视麦宝洲等进步员工。解放后，挑拨离间，破坏人民团结，且登记不
+
+　　（诚。）
+
+　　何春山(又名何其瑞)男，四十四岁，安徽当涂人。 匪首。一贯绑架勒索；解放后，阻挠他犯交出武器，并窝藏政府所通缉之惯匪头子陶玉山、陈道生。
+
+　　卜金生(又名陈金生)男，三七岁，江苏扬州人，住本市周家牌路一四七弄二二七号。 特务。匪“护工队”队员、伪“中纺十厂工会”理事。一贯破坏工人爱国运动，监视进步工人，谎报工人王世明、张以山、李仁秀等为共产党员，企图加以谋害。解放后仍与特务联系，散播反动谣言，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
+　　孙均烈男、卅四岁，江苏盐城人，住本市斜徐路七五○弄二十四号。 特务。匪“护工队”分队长、匪“工人福利会”一级干部。凭藉反动势力，欺压工人，破坏工人爱国运动，曾率领大批“护工队”匪徒及伪警察搜捕进步工人，因此曾受匪首陆京士之“赞扬”。并参加制造“劝工大楼”暨“申九”血案，充当打手。
+
+　　黄维原(又名黄正华)男，二九岁，浙江宁波人，住本市北京西路一六○四弄五号。 特务。日汪汉奸“政治保卫局”松江站副站长、“七十六号”组训科长、蒋匪“戡建大队”经检组组员、“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大队附。专事搜集抗日武装情报。曾逮捕市民四人。并破坏中国联合糖果公司工人爱国运动。解放后阴谋通匪投敌。
+
+　　褚惠德(又名锅照)男，廿五岁，上海人，住汾州路天主堂巷六号。 解放前参加匪宪兵队、侦查新四军军情，曾密报逮捕新四军工作人员十一名，破坏抗战。解放后参加匪“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苏浙边区指挥部淞沪地区突击纵队”，经我公安机关捕获教育释放后，仍与匪帮联系并继续散布 谣言。
+
+　　符步青男，四十岁，广东文昌人，住本市武胜路八十五号。 “中统”特务。曾任匪“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积极搜集爱国人士暨中共党员名单，致庄志英、陈启瑞、周智钧等被捕。解放前夕，又烧毁反动文件，以图湮灭证据。
+
+　　周志星男，廿八岁，上海市人，住本市马宝山路赵家宅二十三号。特务。化名王长根，历充匪“护工队”区队副、匪“义务警察”副班长。曾受匪首陆京士特务训练。一贯迫害工人。解放后，仍秘密与特务联系，包庇许匪六弟，接受匪首陆京士“指示”，阴谋长期潜伏；又图参加另股特务，并造谣挑拨，破坏生产。
+
+　　沈关泉(又名沈关顺)男、五十六岁，上海市人，住本市诸翟乡楼里五号。恶霸地主。曾充匪保长，奸占有夫之妇郭妹妹，并将郭夫沈阿二害死。两次抢劫沈富根，并将沈殴致痼疾，又毒打沈咸生，致成残废。此外强抽民田，残酷剥削农民，受害者有张镜清、胡华生等多人。
+
+　　孙淦泉男、四六岁，江苏泰州人，住本市浦东新三井一五七号。恶霸、“军统”特务。匪“福利会”二级干部。组织匪“三十六股党”，专事凭藉恶霸势力，向复兴镇等处居民挨户敲诈金饰、银元、米稻等物。解放后造谣恐吓群众。
+
+## (三)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共五五名，其姓名、年籍为:
+
+　　崔坚吾 男 五八浙江宁波
+
+　　吴剑平 男 三八江苏扬州
+
+　　王双喜 男 四三江苏盐城
+
+　　王公亮 男 三四江苏镇江
+
+　　刘金镛 男 三十江苏江都
+
+　　王东海 男 三六江苏扬州
+
+　　戴 亮 (又名戴月亮)，男 ，四二岁，江苏阜宁人。
+
+　　姚毛兴 男 二六江苏南通
+
+　　张 云 (又名张玉连)，男 ，四十岁，山东济南人。
+
+　　刁凤生 (又名刁小元)，男 ，三一岁，江苏南通人。
+
+　　吴义耕 (别名吴垂莹、吴静 然)男，四二岁，上海市人。
+
+　　王宗武 男 四一浙江临海
+
+　　王昌南 男 三五江苏镇江
+
+　　蔡水荷 男 四六浙江嵊县
+
+　　周玉良 男 二九江西九江
+
+　　孙炳根 男 二七上海市人
+
+　　葛觉庵 (又名葛玉龙)男， 四五岁，北京市人。
+
+　　高瑞芝 男 三○江苏兴化
+
+　　陶亚宇 男 三五上海市人
+
+　　陈国志 男 三五江苏扬州
+
+　　陆根宝 男 三八江苏南通
+
+　　沈 洵 男 二六江苏阜宁
+
+　　郑兆英 男 三二浙江镇海
+
+　　单恩溥 男 四九江苏淮阴
+
+　　彭正林 男 三六江苏盐城
+
+　　莫炳荣 男 四二浙江绍兴
+
+　　倪双喜 男 三○江苏阜宁
+
+　　顾世昌 男 四三江苏江阴
+
+　　封光甲 男 四七浙江绍兴
+
+　　杨常运 男 三八安徽无为
+
+　　朱根宝 男 三七上海市
+
+　　吴铁民 男 三十江苏扬州
+
+　　刘绍昆 男 四三湖北黄陂
+
+　　陈万潮 男 二四江苏扬州
+
+　　贾志文 男 三七江苏阜宁
+
+　　季阿宝 男 三○江苏镇江
+
+　　魏荣寿 男 五○江西丰城
+
+　　刘铭新 男 三三江苏丹阳
+
+　　朱 烈 男 四七江苏宝山
+
+　　戴余海 男 三○江苏泰州
+
+　　吴寿福 男 四二江苏无锡
+
+　　储笠农 男 四九江苏常州
+
+　　徐人龙 男 卅二安徽盱眙
+
+　　毕剑萍 男 三九陕西长安
+
+　　张国祥 男 三八江苏如皋
+
+　　殷富官 男 三一上海市
+
+　　李全根 男 三六上海市
+
+　　周顺兴 男 三五上海市
+
+　　刘锦生 男 四○江苏淮安
+
+　　姜三毛 男 四八上海市
+
+　　陶燦清 男 五六江苏崇明
+
+　　徐友林 男 四七上海市
+
+　　俞文荣 男 四八上海市
+
+　　干广丰 男 廿六浙江余姚
+
+## (四)被判处有期徒刑者共二六四名，其姓名、籍贯为:
+
+　　卞微云 江都 崔德菴寿县
+
+　　沈文尧 南通 范品章镇海
+
+　　罗大宝 盐城 吴金龙 无锡
+
+　　蒋静英 无锡 俞亦安 吴县
+
+　　王楝增 滕县 章啸根 上虞
+
+　　潘士良 绍兴 吕金山 宝应
+
+　　朱 龙 萧山 韩建极 湘潭
+
+　　钱秋涛 南通 陈积同 慈俗
+
+　　孙家模 太和 董英豪盐海
+
+　　张明尚 无锡 朱法 上海
+
+　　陈元善 崇明 王公达 镇江
+
+　　张金  洪荣
+
+　　潘祝华 东阳 陆连生 上海
+
+　　沈炳华 吴兴 孔宪才 常州
+
+　　李荣根 扬州 李景泰滕县
+
+　　卢 鹏 中山 俞复明 婺源
+
+　　邹希瑶 即墨 穆善礼 太和
+
+　　储志山 扬州 乐一鸣 镇海
+
+　　周竹城 上海 胡修杰宁波
+
+　　方君华 无锡 朱振纲 常熟
+
+　　侯昆山 石松 张宝林 淮安
+
+　　何頣寿 泰兴 郑汇钦常州
+
+　　胡正清 江都 黄少文 歙县
+
+　　龚浩正 常州 袁尔熬 无锡
+
+　　田美珍 吴县 夏金荣 广济
+
+　　程 政 宜兴 张惠忠 江阴
+
+　　吴开元 阜宁 戴汝嘉上海
+
+　　俞志德 南通 许龙飞吴县
+
+　　张 云 徐州 李荣泉 宜兴
+
+　　陈松亭 绍兴 黄纯 上海
+
+　　荣扣成 盐城 吴石瑛 合肥
+
+　　俞志贤 瓜州 江洪全上海
+
+　　鲁根深 淮安 王阿毛绍兴
+
+　　王家林 余姚 朱光中如皋
+
+　　许 琪 醴陵 万毅 靖江
+
+　　张根福 上海 金啸东 镇江
+
+　　周行尔 镇海 翁洪年慈谿
+
+　　俞志刚 顺德 李万银 口岸
+
+　　赵梦花 川沙 严寿田 上海
+
+　　余浩仙 宁波 殷阿宝 江阴
+
+　　龚孟耿 常熟 寿大生 诸暨
+
+　　徐阳初 宁波 秦鸣时 上海
+
+　　吕阿根 扬州 樊铁华 丹阳
+
+　　葛道生 合肥 汤志义 广德
+
+　　程裕生 南汇 李克成淮阴
+
+　　卫坤泉 江阴 群景文曲阜
+
+　　余波涛 南京 钟光曾 镇海
+
+　　陈廷栋 吴县 王念兹 东莞
+
+　　陈元海 南通 毛维恭 上海
+
+　　莫在雄 绍兴 杭招群宜兴
+
+　　江金书 盐城 徐立魁盐城
+
+　　江鹏飞 螕青 赵天民 益都
+
+　　孙发海 掖县 丁浩然宁波
+
+　　华仲泰 镇江 戴德权 高邮
+
+　　王振强 景县 刘傅钰 泰安
+
+　　胡道生 六合 刘子忠 青岛
+
+　　黄来祥 慈谿 陈德贻 如皋
+
+　　秦邦楠 泰兴 赵桂森 镇江
+
+　　祁和竹 盐城 陈泰来 无锡
+
+　　王秉声 阜宁 唐天恩松江
+
+　　朱季
+
+　　黄桂信 南通 沈季衡天津
+
+　　施锡诚 崇明 周品贞 兰谿
+
+　　梁少谦 顺德 王志伟 昆山
+
+　　唐人福 丹阳 徐春宝 泰州
+
+　　尹德宽 盐城 郑士龙 嵊县
+
+　　陈玉瑞 阜宁 冯晓云 绍兴
+
+　　方国荣 靖江 缪良州 江阴
+
+　　余锦云 慈谿 邬锦云 奉化
+
+　　庞伯龙 青口 吴万孚 镇海
+
+　　谈琪焕 常州 潘富仁宁海
+
+　　陈超雄 上海 奚则森 常州
+
+　　邹駸萍 苏州 张之纯 宜昌
+
+　　封昌浩 绍兴 袁道余盐城
+
+　　杨 超 南京 徐寿颐 阜宁
+
+　　曾 锦 淮安 徐荣宝 江阴
+
+　　程寿明 绍兴 唐柏松豪州
+
+　　罗云长 宁波 邹维镛宁波
+
+　　姚元通 歙县 陈积根 奉花
+
+　　毛庆麟 吴县 王福宝 南京
+
+　　刘桂生 淮安 周符珊天津
+
+　　刘振怀 盐城 朱德明泰州
+
+　　马乔其 上海 严振邦 松江
+
+　　陈耀庭 江阴 顾林根 上海
+
+　　孙一峰 阜宁 林德清 莆田
+
+　　陈荣基 新会 李彩富镇海
+
+　　沈润民 松江 彭烛 安岳
+
+　　陈金山 阜宁 范练 杭州
+
+　　秦伯容 无锡 张天中 诸暨
+
+　　郭鸿根 如皋 沈志远 川沙
+
+　　盛阿福 江阴 王阿荣 海州
+
+　　李成祥 青口 高长杉 阜宁
+
+　　王鸿鸿 阜宁 杨宝发 泰州
+
+　　时长发 盐城 邵忠义 盐城
+
+　　陈玉麟 寿昌 白文善上海
+
+　　天 相 钟祥 宁攸愉 桐城
+
+　　朱举鸿 盐城 张慎卿 长青
+
+　　张新顺 崇明 张毛大 上海
+
+　　丁其也 奉化 孙广余 扬州
+
+　　刘语希 保定 边洪 任邱
+
+　　金祥鑫 上海 张德顺 上海
+
+　　赵金龙 上海 张桂生 吴县
+
+　　李浩泉 上海 叶鹏飞 镇海
+
+　　陈阿小 上海 吴彪 上海
+
+　　吴 刚 上海 周重慈上海
+
+　　周留福 上海 沈阿媛吴淞
+
+　　虞聪林 宁波 秦进昌 上海
+
+　　诸天民 上海 顾关富 上海
+
+　　黄布衣 上海 阮世余上海
+
+　　褚海根 上海 童宝源 上海
+
+　　赵建章 上海 金凤清 上海
+
+　　姜祖陶 海盐 徐阿木上海
+
+　　金林根 上海 金桂乔 上海
+
+　　刘元松 泰州 闻海根 上海
+
+　　邱四小 泰兴 朱文华 崇明
+
+　　陆金兴 上海 费庆余 扬州
+
+　　黄祖宪 临川 姚林森上海
+
+　　王月生 上海 朱文宽 东台
+
+　　金小富 上海 陈辇香 上海
+
+　　张 俨 上海 陆昌全 上海
+
+　　骆肇基 上海 陈嘉俊 松江
+
+　　高金福 上海 关永康 上海
+
+　　王少卿 上海 许士英 上海
+
+　　吴 勉 诸暨 朱士敏上海
+
+　　张锡根 上海 曹家宝 盐城
+
+　　蒋根发 上海 胡晓钟 如皋
+
+## (五)被判处管制者共一九○名，其姓名、籍贯为:
+
+　　杨筱龙 丹阳 陈德宝 上海
+
+　　沈锡荣 吴县 秦振华 慈谿
+
+　　陈寿康 上海 倪居畴 镇海
+
+　　华林根 上海 陈彭寿 宁波
+
+　　陈永清 嘉定 李竹庵吴县
+
+　　胡振华 定海 谈其松 上海
+
+　　徐家楣 德清 徐余云上海
+
+　　姚润如 昆山 李荣生 江阴
+
+　　周阿水 绍兴 李嘉福嘉定
+
+　　刘文舫 滕县 陈阿宝 无锡
+
+　　李希贤 杞县 蔡致道上海
+
+　　杨志源 上海 蒋旭初 镇江
+
+　　潘顺兴 南汇 梁成文安化
+
+　　孔祥麟 镇海 柳义亭 黄县
+
+　　杨济华 长沙 寿维哲 诸暨
+
+　　吴云山 上海 李汉俊 介休
+
+　　诸光达 海宁 张嘉荃 无锡
+
+　　姚剑虹 吴县 刘玉桐 青县
+
+　　黄伟英 江都 吴延珪 上海
+
+　　石 武 福州 顾金福 上海
+
+　　张良生 上海 汪士芝沛县
+
+　　李 隽 丹阳 潘廷俊新昌
+
+　　潘小毛 上海 朱光桢 沔阳
+
+　　毛 锐 长沙 江志万奉化
+
+　　杨汀鸥 常州 李英珠南京
+
+　　夏雲   朱伯
+
+　　吴元厚 奉化 赵玉堂 南通
+
+　　沈祥芝 盐城 陆舒农 松江
+
+　　杨仲瑛 南京 甘兰馨 上海
+
+　　王兰心 海盐 杜小王南通
+
+　　张银坤 上海 沈钦文 上海
+
+　　徐瑞兴 上海 何程 南宫
+
+　　朱锡堂 武进 高达轩 中山
+
+　　徐小弟 上海 沈玉清 镇江
+
+　　陶炳坤 上海 周斐杰吴县
+
+　　胡卓人 松江 吴梦痕 无为
+
+　　王三弟 上海 季川 篷莱
+
+　　唐鹞龄 上海 陶宁 绍兴
+
+　　苏九皋 太仓 朱建中建始
+
+　　徐东海 上海 陈人杰 宁波
+
+　　巢居龙 武进 叶荣生 慈谿
+
+　　陈扬文 松江 费铿 武进
+
+　　徐义兴 高邮 朱锦帆 无锡
+
+　　郑绍庭 泾县 周阿三上海
+
+　　谈锦才 上海 赵友亭 上海
+
+　　张仲翔 上海 杨季封 上海
+
+　　蔡阴新 上海 沈顺生 上海
+
+　　周永金 上海 陈培根 上海
+
+　　李顺成 南汇 胡进生 上海
+
+　　赵炳英 上海 陈枫 上海
+
+　　丁锡昌 上海 周继宗 东台
+
+　　戴子万 湘潭 汪国正 太湖
+
+　　余魁元 宁波 熊德富泰兴
+
+　　姜德荣 南通 潘阿五无锡
+
+　　严金发 中山 卢风来 清江
+
+　　姚荣堤 昆山 王登平富顺
+
+　　夏宗耀 上海 毛信享宁波
+
+　　杨桂生 镇江 牟永赓 黄岩
+
+　　僇宗惠 江阴 乔名伦 东台
+
+　　李清满 无为 吕质文 崇明
+
+　　周美珠 宁波 徐德成淮阴
+
+　　孙德本 桐城 吴坤泉 江阴
+
+　　王有才 滕县 丁焕祥 武进
+
+　　赵泰成 镇江 田慧珍扬州
+
+　　李金汉 中山 李延彬镇海
+
+　　孙心如 荣城 李福星濮阳
+
+　　朱承斌 南京 周益辉 长沙
+
+　　张蕙民 盐城 朱根法上海
+
+　　余鸿福 定海 凌浩然常熟
+
+　　归 豪 上海 甘阿根上海
+
+　　陈妙生 上海 郭子舜玉田
+
+　　王仰华 宝山 陈鸿志 嘉定
+
+　　严步宽 阜宁 孙园林 无锡
+
+　　孔祥高 合肥 林敏树 宁波
+
+　　李芝
+
+　　李锡根 上海 陈彬荣 武进
+
+　　姚季华 南京 胡极天 南京
+
+　　符锡祥 余姚 王玉才镇江
+
+　　舒志恩 宁波 蓝新宝 奉化
+
+　　王赞荩 安徽 蔡体昌温州
+
+　　刘达如 溧水 郑兰英 镇江
+
+　　沈文生 上海 陈宝贵 泰州
+
+　　唐启瑜 镇江 赵鑫标 上虞
+
+　　宋明望 宝应 彭乃璟安福
+
+　　仲继福 扬中 牟星松南京
+
+　　田常思 嘉祥 方桂生常熟
+
+　　赵月笙 上海 富君牧松江
+
+　　徐文彬 上海 周鼎华 上海
+
+　　陈文仲 上海 赵阿金 上海
+
+　　刘阿小 上海 沈善良上海
+
+　　钱阿荣 上海 潘世杰监海
+
+　　叶祖兴 镇海 胡起富汤溪
+
+## (六)准许悔过后交保释放者共四五名，其姓名、籍贯为:
+
+　　秦必邦 阜宁 张长茂 盐城
+
+　　邵长荣 临沂 钟子济 诸暨
+
+　　周柏年 无锡 林树清 宁波
+
+　　斯振根 奉化 卫虎生 常熟
+
+　　郑如珊 顺德 尹目新沛县
+
+　　李鸿珍 永清 宋若愚宿迁
+
+　　孙祥杜 上海 于子章宁波
+
+　　蒋志明 无锡 臧桂殿盐城
+
+　　顾阿文 上海 罗妙根 上海
+
+　　张润民 上海 徐光昭镇海
+
+　　张国英 泰县 顾根宝 昆山
+
+　　赵宝山 即墨 章金良宁波
+
+　　吕 品 苏州 张硕需 淮安
+
+　　唐治秋 桂林 唐云卿奉化
+
+　　谢乾元 开封 秦仁兴 无锡
+
+　　孙锦龙 盐城 徐福彬湖州
+
+　　杨明德 上海 蒋鹤立 宁波
+
+　　邱锡奎 无锡 张萼辉 上海
+
+　　薛克春 徐州 陈本立 上海
+
+　　周启安 奉化 殷文元镇江
+
+　　徐根宝 阜宁 张际青 南海
+
+　　陈志雄 宁波 徐群 上海
+
+　　朱 彬 慈谿
+
+　　来源：1951年7月29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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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3/7/2/000120.txt
@@ -0,0 +1,85 @@
+# 萧乾：在土地改革中学习
+
+　　<萧乾>
+
+　　1951年年初，我有机会参加湖南岳阳县筻口乡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我向上爬，爬了30几年，由北京东北城角一间地毯房一直爬到剑桥一座贵族学院，愈爬人愈空虚，庸俗，愈爬离现实愈远，愈爬包袱愈重。这是我第一次放下知识份子的臭架子，把铺盖搬到一个贫雇农家中，和农民一只锅吃饭，一个床睏觉。农村的冬夜本来就是漫长的，为了省柴省灯油，不开会时我们约摸7点便躺下了——同一个靠做零工吃饭的年青农民，一躺就是12个钟头；由他嘴里，我知道了刮民党匪徒是怎样抽丁，吮血鬼——地主阶级是怎样利上滚利地剥削。他的痛苦的过去，本身就是一本活历史。可惜我的行程只有42天，这样的生活又只占十来天，然而这是我一生最丰富，最生动，最难忘的十来天。在那十来天中，我不止一次感到过去的30几年是白活了。只有当我真心靠拢人民以后，我才认识到旧中国那个人吃人的社会的本质，我才看到人民无穷尽的智慧和壮大的力量。看到了那壮大力量，使我对祖国前途，对世界和平前途，都加强了莫大信心。
+
+　　以前，我也下过乡：13岁上，做为一个日本改良主义者贺川丰彥的崇拜者，我便去过京东香河，京南采育，教过“平民千字课”，提倡过吃熟水，杀苍蝇。在旧社会做记者时，我也曾“采访”过鲁西苏北的水灾，看10万人抢堵黄河，也踏访过建筑滇缅公路的劳苦大众。为了减少与农民的距离，我也曾穿过草鞋，脱过眼镜，然而感情上，我从来没有同农民如这次这样亲热过。如今想来，那个距离倒不是因为我是念书人，他们是农民，而主要是因为我的来路不明。我小时下乡，是为了“救济”他们；后来当了记者，表面上是为他们“伸冤求情”，骨子里，派我去的老板是为了增加报纸销路，我自己呢，是为了搜集素材，好在文坛上登龙！
+
+　　这一回下乡，事先我也收敛了一下我的知识份子的行套，但是到了农村不久，便发觉那完全是不必需的。做为土地改革工作队的一员，我很快就同农民亲热起来。
+
+　　1月25日那天早晨，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一个早晨，一个光荣的早晨，但也是使我深深惭愧的一个早晨。那天我们动身回长沙。一村的农民，由民兵领头，排了队把我们送出村外；敲锣打鼓，喊口号，放鞭炮，老老少少还坚持再送出20里。我曾为他们做了些什么，配享受那样隆重的欢送呢？然而农民的胸襟是异常宽阔的。他们区别敌我更多于计较得失。他们欢送我们，主要是因为我们是穿了干部制服下来的。在他们看来，那就行了，因为穿制服的都是毛主席派下来的。
+
+## 农民的气魄了不起
+
+　　善良、纯朴、炽热的农民在土地改革中的表现真了不起！他们的爱与恨，就像晴和雨那样截然分明。在琐碎事情上，他们显得似乎比知识份子迟钝！他们更不会虚伪的客套；但是在关键性的事情上，他们一丝也不苟。他们斗争时，坚决到底；修起堤来，太阳落山也不肯歇手。他们也有公私利益的矛盾——也即是眼前的与远大的利益的矛盾，然而他们处理起那些矛盾来，真是又明朗又干脆。
+
+　　筻口街上一个叫古海桃的贫农，他上半年帮人种田，下半年靠做挑夫吃饭。从筻口到岳阳县城，65里，每百斤赚2万元。靠那个，他得养活母亲、妻子，和一个正在办离婚手续的妹妹。土地改革期间，正是他应该靠挑货吃饭的时候，然而他被选上了农协第一组组长，又是镇上的民兵分队长。足足一个多月，白天晚上，开这会那会、查夜、斗争、眼看着家里没的吃，他却不能接生意，这期间，一家靠东借3升，西借半斗地过日子。干事情也抢在前头，分田他愿意放在后头分到一件农具时，他是又感激又好像有些意外。问他欠下的谷子怎么办，他爽快地回答说：“毛主席帮我们农民翻身，还有什么好愁的！”
+
+　　从思想上彻底发动起来的群众的确是政策最好的执行者。这是因为正派农民处处对事情公平而且认真。地主余子强在关家段被斗的时候，他的儿子（11岁）也站在人群里，胸前挎了一只箥箩，里面放了些香烟糖果。建军牌的烟在镇上是2400元20枝，他打包零卖，每枝200元。一个二流子为了买香烟和孩子吵起来，骂他：“你这个地主崽，你老子为了剥削，在这里被斗，你还敢在这里剥削！”孩子哭了。这时，一些农民出来仲裁说：“他是个细娃子，还不能划他做地主。他卖的贵，你可以不买。这是工商业哒！”
+
+　　另外一次斗争会上，斗争的对象是一个地主老婆——女地主。她的丈夫是个白痴。她自己在屋里另有一个情夫。他们住在楼上，把白痴摆在楼下，处处虐待他，斗争以前，农民决定只斗掌握财政大权的地主老婆，而不斗那个白痴。斗争时，一个知识份子出身的干部在旁一再想挖她“偷汉”的根，就问她“你们谁先找的谁?”一类的话。事后大部分农民提意见了，认为斗争应该集中政治反动和经济剥削，不应集中到私人感情上去。
+
+　　这是多么明快、细腻、冷静的政策思想！
+
+　　最动人是翻身大会前，工作队召集了农协委员们举行了个批评会。本来是请农民向干部提意见的，结果，农民在提完意见后，紧接着便一个个自我检讨起来。一个承认在土地改革初期，曾经吃过村中地主（他的族叔）一顿饭，所幸在实际工作中，他还没袒护过他。另外一个农民说：对不住毛主席，自己是农协委员，评产量时反而讨便宜，评低了5斗，一个个话说得诚恳而沉痛。
+
+## 人民的勤务员
+
+　　农民以外，一路上遇到的省、县、区、乡里的同志们也是我的老师。从他们，我认识到一个干部对于革命应该忠诚到怎样地步。从他们，我具体地学习了怎样做人民的勤务员。
+
+　　他们——是来自华北的老干部。许多15、6岁上，为了抵抗日本鬼子的侵略，就离乡背井，打起游击。在游击战争中锻炼、提高，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在抗日及自卫战争中，他们都曾出生入死地坚持过斗争，在敌人的炮火下，进行艰巨的土地改革工作。
+
+　　他们——是湖南本省的老干部，从1927年以来，一直在反动派的堡垒四周，组织着、活动着、赓续着大革命时代燃起的革命火焰，身上裹了百八十本“翻身书”，出入反动派统治下的长沙。
+
+　　他们——是无数的新干部，湖南的中小知识份子，其中许多是地主或富农阶级出身的。经过革命学校改造后，在木乡本土，用大义灭亲的精神，坚决站在农民方面，进行消灭封建势力的土地改革工作。他们受着强烈的考验，也焕放着强烈的光辉。
+
+　　他们一个个都是穿了一身蓝不蓝紫不紫的制服，背上背着背包和雨伞，胸袋上是一管钢笔，一把牙刷。腰带上挂着水罐，手电筒，和那用处无穷的羊肚手巾；白天可以用它来擦脸擦汗，晚上烤干了便是枕垫，大风雪天由下巴往上一兜，扣上帽子便是护耳的围巾。他们没有固定的办公时间，在土地改革中，他们甚而没有固定的床铺。他们专挑贫苦的农民家去住。在评产分田时，很多人整整四个昼夜没有闭眼。他们的两餐都是粗米饭和一盆没油水的萝卜辣椒。他们工作得紧张，生活得愉快，彼此之间很少用“我们”——用的都是“咱们”。
+
+　　他们——新老干部都很少到过北京，见过毛主席。他们热切地想念毛主席，向往北京。只要团着炭盆，听一个北京来人说说北京，他们就好像吃了一顿豪华的酒席——只是他们永远吃不饱。他们什么都有兴趣。天安门广场“到底”有多么宽，毛主席“会不会”太累了。晚上一不开会，他们就要“梦游”北京，因为连老干部也是在西南没完全解放就南下了的。
+
+　　这样概括地写，我脑子里其实是浮现着一系列的真人真事。那些人和事，一路上都使我感动，使我羞愧，使我迫切要求自己努力好好做一个人民的勤务员。
+
+## 总的现实
+
+　　土地改革有如一场捉妖：那妖便是压迫了中国人民几千年的封建势力。在土地改革中，我们首先看见妖精现露原形。农民在斗争会上的诉苦，有如一面面照妖镜，把封建地主阶级那些“风雅”“慈善”的外衣剥个光光净净，使它显出残酷、贪婪、卑污的原形；一个地主为了几块光洋的债务，竟逼得农民鬻妻卖子，把农民绑到祠堂里踩杠子，有的还勾结土匪或伪保长，动手屠杀。屋场——湖南农村的自然单位，多半是一姓或两姓人家聚居的，土地改革以前，是一座座根深蒂固的封建统治的堡垒。在那里，地主阶级通过上溯几十代的宗祠，通过五花八门的迷信会门，对贫苦农民施以残酷而严密的统治。
+
+　　接着是降妖了！有血债，群众特别痛恨的地主，在公审大会以后，当场枪毙了。剥削榨取的，要他尽其所能地吐了出来。横行霸道，嚣张了几千年，靠吃人肉，吮人血来生活的妖精——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使尽了方法来逃脱，最后还是被正义的农民镇压住了。当一个恶霸地主正法时，农民是怎样快乐得如同从心尖上拔下一道刺一般！
+
+　　在土地改革中，人民民主专政的道理是异常清楚地摆在眼前了，一点也不模糊。整个土地改革过程是生动有力地说明了：为什么要革命，为谁革命，革谁的命。昨天和今天是分得清清楚楚的。昨天欺负人的，今天被看管了；昨天被人在脖子上骑着的，今天当了家。多年的剥削和压迫在农民脸上划出了痛苦的皱纹，在土地改革中，那些皱纹硬是被快乐的心情丰润起来，因为昨天在农村中最不被人看得起的贫雇农，今天硬是腰板挺硬，组织最坚强，说话最有力量的领导阶级了。
+
+　　对于占全国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今天是“民主”，因为今天有了自己的政府；一向为非做歹，靠逼死活人吃饭的地主阶级，今天是“专政”的对象。这是毫不含糊的现实。
+
+　　掌握了这总的现实，平时对土地改革的一些琐碎疑问都迎刃而解了。新的地主阶级是绝不可能出现的。土地改革这场既广泛又深入的暴风骤雨过去后，农村中连三尺童子也都知道“封建剥削”与“不劳动”是不可恕的罪恶了。湖南多边形的稻田特别雄辩地说明为什么只有将来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农业生产才能大规模现代化起来。土地改革中间和土地改革以后种种互助组织的提倡，已经为更伟大的明天打下结实的基础了。
+
+## 分金炉
+
+　　参加土地改革是革命经验最集中的学习，因为土地改革是革命真理反对封建斗争中最全貌的体现。
+
+　　做为一个由点到面，波浪式推进的运动，它是最精确周密，由量变达到质变的组织工作。土地改革要求高度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这翻天覆地的伟大运动中，每个步骤都必须从实际出发。从始至终，贯彻着群众路线。掌握这样复杂、尖锐、重大的群众运动，一面得放手群众，一面又得随时防止可能的偏向；一面应适当地满足农民眼前的经济要求，一面又得照顾农民长远的政治利益。
+
+　　土地改革尤其是锻炼阶级立场的分金炉。
+
+　　参加完一场土地改革，我才明白是到了一趟反封建的前线，打了一场激烈的思想仗。真正身临战场，才明白“凌空观战”的不可能，才明白为什么不应该容许一个不辨敌我，枪口掉来掉去的兵混在队伍里；才明白为什么善与恶，正如爱与恨，不可能是超阶级的。
+
+　　一个贫雇农成份的女民兵听说村中有个地主逃跑了，她马上提起梭标，坚持当晚去搜捕。她约上了两个伙伴便出发了。大雪天，山路都盖住了。脚下一双草鞋走破了，她索性赤了脚追，终于在一家客栈里找到了，她一个人首先进去，地主最初认为她一个女流之辈，不大在意，等看到门外还站着两个，想跳后窗户，她一把勒住了他的脖领。地主情急咬住她的胳臂——而且血淋淋咬下一口肉来。但她一面喊外面巡风的快进来，一面还是死勒住不放，结果，3个人还是把地主绑起押回村去了。
+
+　　看见贫雇农对地主斗争的坚决，我就更坚信与农民阶级联盟的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当然的领导权了。
+
+## 拔反动派的老根
+
+　　出发以前，我对于目前国内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与抗美援朝的关系，思想上是非常狭窄而且模糊的，一心只想访问志愿军的家属，并认为只有像湖南农村妇女为志愿军绣的慰问袋，或是一个农民将沦陷期间日本鬼子丢下的一双望远镜捐献给朝鲜人民军一类的故事才算联系了抗美援朝。追起根来，这还是因为自己的政治水平太低，和残余的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在作祟。
+
+　　但是在翻身大会那天，看到农民拍手跳脚，千年铁树开了花那样地喜欢——尤其烧地契的时候，农民活像烧了几代以来的卖身契那样痛快；看到堤坝上民兵大会，参军大会上，农民对于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坚决，我明白整个土地改革运动与抗美援朝是血肉相连的。两者是同一场战争，打的都是反革命势力。
+
+　　几千年来，地主阶级残酷地统治、剥削、压迫了农民，以“仕绅代表会”为基础的伪保甲制度更是地主阶级与蒋介石匪帮20多年来狼狈为奸，联合统治的血腥机构；蒋匪保地主的镖，给他剥削和压迫的自由，地主替蒋匪抽丁抽税。沦陷期间，土地改革之前，有些地主曾偷偷把地契拿到照像馆去拍照留底，筻口乡有一个地主更想入非非，竟一面假造卖契，把田做为“卖”给佃户，一面又强迫那个佃户写一字据，言明“蒋介石回来后，田归原主。”解放以来，特别当美帝国主义者在仁川登陆时，地主阶级造了许多谣，说原子弹掉在东北了，一颗炸死了19万人；说蒋介石到了汉口；说第三次大战就要爆发。从地主在解放后的活动及言谈来看，它和龟缩在台湾的匪帮，坐镇东京的麦魔，以及白宫里的强盗头子，都是一个鼻孔出气。如果伸到朝鲜正被中朝人民武装歼灭中的美帝国主义是蛇头，那么，大陆上正被消灭着的地主阶级便是蛇尾。目前，我们是在掐头去尾，拔掉反动派的老根，使它永远没有了内应。还有比这个与抗美援朝关系更深切的事吗？
+
+　　同时，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对于广大中国的一草一木都熟悉的农民，觉悟起来了，组织起来了，武装起来了。千钧的重量已经从他们脊背上搬下来了。几辈子没有田耕，没有房子住的，如今，有了田地，有了房子和农具。他们粉碎了几千年封建的锁链，由奴隶而成为主人了。这事实，使我们的祖国大大改观了。
+
+　　几千年来，广大的中国农民与政权是对立的，今天，农民有了自己的政府。几千年来，农民与其所耕种的田地是分了家的。丰年，土地把他们的肚皮勉强填个半饱，歉年，由于地主逼租，土地反会成为他们的魔难。土地改革后，土地还了老家，谁种谁收了。农民和土地几千年来第一次打成了一片。
+
+　　当每个县、每乡、每村、每个屋场的农民都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时，我们的祖国变成铜墙铁壁了。组织起来的农民，在15天内，把堤修得比国民党10年修得还高，还宽，还扎实。为了阻遏反动势力的泛滥，在建筑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堤坝上，他们必将表现更惊人的奇迹。
+
+　　 1951年3月1日。
+
+　　来源：萧乾：《土地回老家》，上海：平明出版社， 1951年1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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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3/7/2/000121.txt
@@ -0,0 +1,13 @@
+# 刘季康：对康濯批评“千古奇丐”的答复
+
+　　<刘季康>
+
+　　编辑同志：
+
+　　六月二十五日贵报第一○六期《人民文艺》载有康濯的一篇批评文章。他说“千古奇丐”是“一本极端反动的小说”。其中所评各点，有几点我们在该文发表前已经检讨过。还有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几点，经康濯同志提出后，我们又做过进一步的检讨；深深地体会到我们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对于革命理论和方法，确是一知半解，甚至不知不解，所以不加深刻研究这本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只凭单纯营利观点，便粗枝大叶地出版了。我们承认这是绝对错误的。此书是一九五○年十月天津知识书店寄给我店，由我店购买版权出版的。在我店与知识书店及作者通信案卷中看到作者“柏水”是“杨汝泉”的笔名，他是知识书店的编辑（他来信中说：读到我店编辑科转来接受拙作“千古奇丐”的来信）。当时主编人为何公超。因为康濯同志在批评中提到，我们应当说明一下。关于此书，在上海《大公报》、《文汇报》早已提出批评，我店早已于五月二十六日起即停止发行该书。所有存书，亦已清点封存，并书面报告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备案。今特具函报告贵报，并请将此函登贵报读者来信栏内，让读者明了我店处理该书的实际情况。
+
+　　 通俗出版业联合书店经理刘季康
+
+　　來源：1951年7月28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
+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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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3/7/2/000122.txt
@@ -0,0 +1,9 @@
+# 华北局组织部关于王一新混入党的要害部门的犯罪事实的通报
+
+　　王一新历次伪造党委书记及负责同志的手章，欺骗组织，混入党的要害部门（王现已被捕判罪）。兹将犯罪事实及此事件的教训通报如下：
+
+　　王一新原名王源渭，年二十二岁，山西昔阳县武家坪人，一九四六年入党。一九四九年私刻太行区党委组织部长王谦同志的手章，伪造函件致太行行署副主席吴作民同志嘱其调该犯去河南工作，并盗取盖有太行区党委组织部公章的信纸信封，伪造给河南省青委及河南省委组织部介绍该犯可作青干工作，即混入河南省青委组织部任组织干事。一九五零年又私刻中南局组织部长李雪峰同志的手章，私印中南局信封，伪造华中局给河南省委组织部调该犯到中南局作机要工作的函件，并将华中青委及中南局团工委给河南青委组织部函件用洗墨水洗去字迹，篡改为中南青委及中南局团工委调该犯到中南局作机要工作的函件，同时冒充中南区土改委员会秘书长、中南局团工委书记、中南局组织部的名义给河南省青委组织部长、青年委副书记、河南省委组织部干部科打电话，促调该犯到中南局工作，经河南省青委发觉后即逃往北京。到北京后，又私刻河南省政府主席吴芝圃的图章致函北京市公安局，请公安局介绍刻字铺，刻河南省政府民政厅长手章和河南省政府长形戳记，冒充河南省政府秘书到中央财政部领取公费生证件，到北京市政府民政局要求介绍学校未成，又找到北京市妇联杨蕴玉，对杨欺骗说是去东北学习中途掉队请予设法，经杨蕴玉商得山西省委宣传部长陶鲁茄同志同意，介绍到山西省委分配到太原市总工会文教部工作，于是重新混入革命阵营。到太原市后盗用太原市十四小学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支部印章，冒充团员，即经太原市二区区团委、市团委转关系混入太原市总工会团支部；盗用洗墨水将山西省委组织部给太原市总工会的函件改为致北京市公安局，刻山西省委、太原市委戳记的证明信，即到北京刻了山西省委组织部及太原市委组织部的戳记，并私刻山西省委、太原市委信封信纸各八十张，并以之伪造信件到中央组织部以制造表格样子为名，要了干部登记表四张及档案袋两个，回山西后又骗取太原市委组织部干部鉴定表两份，又伪造市委组织部党员行政介绍信，到太原市三区委员会骗取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经区委分配到该区公安分局工作后，又将该区委工作介绍信洗去原文，改为去北京学习打字。以此逐级欺骗，经太原市委、山西省委转到华北局组织部，并用所骗取之干部登记表、干部鉴定表及档案袋，捏造填具曾任林县三区区委委员、正副书记、涉县县委副组织部长、太原市三区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等履历。该犯到华北局后，因各校招生时间已过，组织部正需要干部，遂留办公室任秘书干事，作收发工作。后山西省委发觉王一新骗取党的关系来信追查时，该犯未将信交组织，擅自扣留销毁，并盗用组织部的戳记私刻华北军区党委会图章，捏复山西省委一信，说明王一新到北京后分配到华北军区工作，后事发畏罪自杀，请勿再追查等语。山西省委接到信后在党内写了通报，该犯又首先接到，又将其销毁以图灭迹。后经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来函说明王为开小差干部，早已开除党籍，才被发觉。
+
+　　王一新混入华北局组织部要害部门的事实，华北局组织部干部处是存在着严重的经验主义和粗枝大叶的错误的，只从其捏造的干部履历表上认为他是干部子弟，从小在革命队伍里培养出来，从少先队队长、青年团主任到区委县委组织部长，政治上是可靠的，只从伪造之历次鉴定表上认为他工作积极热情，有一定工作能力与经验，更加在当时山西调来一批干部，遂主观的认为不致有其它问题，因之，未曾对该犯从谈话中详细了解其过去工作情况工作经历及研究核对其材料有无差错而分配了工作；另则，王一新重新混入革命阵营，是由于私人关系，以为是老学生又是老朋友的儿子，而非组织路线的介绍和分配工作，使之有机可乘。王一新自一九四九年从太原到河南开始，即连续私刻、盗用图章，篡改伪造信件，到党的组织部门、政府部门欺骗拐取，大部偿愿，竟未发觉，说明我之各级组织亦存在着某些不严密和粗枝大叶的作风，实应引起严重注意，提高警惕。特此通报。
+
+　　来源：《建设》1951年8月17日第1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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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金融工会自我检讨铺张浪费现象
+
+　　【本报讯】 本市财政金融工会于六月下旬召开代表大会后，工会宣告正式成立。通过会议结合当前任务推动会员响应与执行抗美援朝总会“六一”号召，普遍推展修订爱国公约及增产节约捐献飞机大炮，目前并进行优抚工作，同时推动工会改选和生产工作。会议的成绩与收获是可肯定的，但在会议进行中的宣传工作犯了形式主义，费用支出上发现铺张浪费的不好现象。事后上级工会与不少会员曾对此提出批评。现经该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筹备处作出检讨，并号召会员讨论，以提高认识与工作。检讨原文如下:
+
+　　自上级工会，不少会员对我们财政金融工会成立前后的铺张浪费现象提出批评之后，我们已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和检讨。我们在六月下旬举行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时，的确在宣传工作和一切费用上表现出了严重的形式主义和铺张浪费，在大会进行前后，军乐、锣鼓、鞭炮声整日不停，单鞭炮一项至少用去二百多万元。总计这次大会前后，共用去六千五百万元之多，而其中确有很多支出是完全不必要的:如印了一万份“工会成立喜洋洋”的歌谱，用去了一百卅六万元，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效用，各单位唱的很少；又如会场牌楼因将绿色换漆白色，又浪费了一百多万元；大会文件实在印六百份就够了，但一律印了一千份；另外有两顿晚餐也是可节省的，因为晚上并不开会，只是为了有“余兴”而开饭的；同时，就在余兴上也极浪费，一次去看新京剧就化了四百多万元；还有二次所备的点心也是不必要的，特别在闭幕典礼时，大会是下午六时开始，这时大家刚吃过晚饭，根本不需要点心，而我们却化了近五百万元的点心费，这些都是较大的，其他，可以节省的还有很多。
+
+　　这些错误的所以发生，首先我们思想上严重地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爱“面子”，爱“形式“套”，爱“哄头”，而不愿艰苦踏实，深入细致的进行工作，因此，也错误地认为越“闹猛”“成绩越大”，而不估量它的实际效果。
+
+　　其次，对于使用经费上，我们并没有考虑到使用一块钱就应该向会员负责的一点，因此，对于这样重要的经费问题，在领导上就没有注意，也无掌握，这是对全体会员极不负责的表现。
+
+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虽然每天在号召深入抗美援朝运动，增产、节约、捐献飞机大炮，而在具体行动上就忘了这一点，这充份说明我们对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尚是认识不足的。
+
+　　我们除作出上列检讨外，也发动全体干部作深入的讨论，让我们的思想认识上更提高一步，以彻底克服“形式主义”“浮而不实”的作风，使抗美援朝运动更深入的展开。
+
+　　 财政金融工会第一次会员 代表大会筹备处
+
+　　来源：《文汇报》1951年8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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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沫若：读《武训历史调查记》
+
+　　<郭沫若>
+
+　　《武训历史调查记》我返复读了几遍，这是“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注）的一篇实事求是的记载。武训其人及其“行乞兴学”的真相和本质、武训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时代动态，在这儿是表露无遗了。
+
+　　黑旗军领袖宋景诗遗事的重见天日，首先就是很重要的一项发掘。宋景诗的名字虽然也偶尔散见于官家史志或私人著述之类，但大都是被歪曲了的，或语焉不详的。经过这一次的调查，把他的籍贯、身世、性格和他起义的动机、经过、结局，从现存的劳动人民口中得到了一个究竟，使这位农民革命的领袖人物又活鲜鲜地呈现到了我们的眼前。
+
+　　卖豆腐出身的宋景诗，年岁或略长于武训，乡里则只隔七里。宋景诗领导着小刘贯庄的贫苦农民对柳林镇的地主集团抗战，对反动的满清王朝抗战。轰轰烈烈的战斗继续了四年之久，与太平天国相呼应，与捻军起义相犄角，致使满清王朝发动了僧格林沁的洋枪队前来对付。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它至今都还活存在堂邑、馆陶一带劳动人民的心里。武训在这时是怎样呢？他正在打起“行乞兴学”的幌子跪拜在柳林地主集团的脚下。宋景诗的死敌，最顽恶的永清团团长杨鸣谦和杨树坊两叔侄，却正是武训的主要靠山。还有什么论证，能比这一对照，更为鲜明的呢？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从地域上来说，诚然和武训还有点相隔，但这黑旗军的起义是在同一区域里面同一个时期的事，而这样敌友分明，水火不相济。假使武训还活在今天，我们要说他是反革命分子，他也会是哑口无言的。
+
+　　武训的母亲死在武训三十五岁的时候，也是重要的一个发现。他的行乞为他母亲和哥哥武谦所反对，而他一意孤行了。母亲死时，他的哥哥要他回家服丧，他竟要“哭钱”，没有“哭钱”不肯去。多年来被歌颂为道德家的武训，原来就是这样的不孝不悌之人。他选了许多年青寡妇“拜干娘”，也显然是一种流氓的恶行。好些人在前对于武训还有一种看法，以为他或许是一位精神病患者（“义学症”的症字也是这种看法的一证），因为他生理不健全，故能做出那种种怪行，如吃蝎子，吃砖瓦，吃粪便之类，而至于不结婚。经过了这一次的调查，这种病理学的说法，也不能为武训开脱了。武训的身体是壮健得惊人的，“腰有案板那样粗”。精神呢？他公然要“认一百个干娘”。因此，他的一切怪行，毫无疑问地都是装疯卖傻，都是欺骗。而所谓“兴义学”，当然也就是最大的欺骗了。
+
+　　一切事实证明，武训的确是一个大流氓，大骗子。他因为小时曾经有过行乞的经验，领略了不劳而食的滋味，又因为他本不是地主阶级，不允许他不劳而食，故决心背叛了劳动人民，而采取了行乞的道路。行乞也并不能充分满足这种不劳而食的要求，故又更进一步迎合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而打起“兴义学”的幌子。这家伙，倒似乎是一位欺骗的天才。他尽管说是不识字，而确实是有充分的心计的。他生平只干了一两年的轻松的活，除此之外便演出了一部欺骗讹诈的流氓列传，由小型的欺骗讹诈进展到大型的欺骗讹诈。由估卖田产而大利盘剥，以三分的高利专一剥削贫苦的劳动人民。更由高利的剥削进展到土地的剥削，三本“地亩账”，表明着武训的将近三百亩土地的来源包括许多一二亩左右零星土地的掠夺。这是铁案难移的证据，由血髓的抽吸进展到生命的榨取了。要干这些残酷的榨取勾当，是必须和既成的恶势力深相结托才能有保障的，故拜倒在大地主、大恶霸、大豪绅等的脚下而仰仗他们庇护；另外又吸收些小流氓在自己周围而形成一个帮口，使自己成为这个帮口的中心势力；这样他的羽翼就丰满了，而终至于交官达府，耸动了满清王朝，使满清王朝也认识到他是可以利用的势力，而加以利用了。从这一点来讲，武训倒的确是成功了的。一个装疯卖傻的叫花子而博得了所谓朝廷的青睐，赐匾旌表，宣付国史馆立传，恩准讹诈剥削，倒的确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但就单从这一迹相来看，不已经充分表明着武训的反动性的本质了吗？
+
+　　武训所兴办的所谓“义学”，完全是为反动的统治阶级服务的，在今天已经是明如观火了。但和武训的歌颂者所宣传的相反，武训所办的“义学”专门迎合封建社会的落后性，他不仅没有丝毫改进这落后性的意思，而且是死死地想保存着它，巩固着它的。不仅这所谓“义学”是这样，他所参加的善书会，所刊布的一些“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灶王经”、“劝世文”等等，也完全是地主阶级巩固反动统制的落后宣传品，而武训是这些宣传品努力推销者。武训倒真可以说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结晶。他以一人之身而兼备了大流氓、大骗子、大地主、大债主、大名人、大善士、大偶像……真可谓集封建反动落后势力之大成了。
+
+　　武训圣神仁义的装金，今天是完全剥掉了。读了这篇《武训历史调查记》，曾经歌颂武训、崇拜武训的人，假使不是存心反动，不是在人民民主政权之下还蓄意进行反革命的诡计，谁不会瞠然自失而深刻检讨呢？我自己也就要重新再检讨一次。我对于武训的歌颂也曾经附和过。我曾在一九四五年冬重庆武训纪念会上对武训的所谓“功绩”作过一次极其夸张的发言（这次发言竟被人记录发表，并且被选入一九四八年华东新华书店所出的《国语文选》中，直到最近我才知道和看到），去年我又替《武训画传》写了书名和题辞，实在是犯了两个很大的错误。陶行知先生生前，我认为也是犯了很大的错误。有好些武训的歌颂者和崇拜者，事实上是受了陶行知表扬武训的影响而盲目附和的。这一盲目附和的绝大部分，最具体、最集中、最夸大地表现了在孙瑜的电影《武训传》里。武训歌颂和崇拜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而且出现在人民革命胜利了的今天，实在不是一件小事。陶先生如果还生存在今天，以他那勇于求进步的精神，他一定会极深刻地作出一番自我检讨的。不仅武训不足为训，就是陶行知的表扬武训也同样不足为训，我们今天是决不能“为贤者讳”了。
+
+　　我在这里想对电影《武训传》的批评补充一点意见。电影《武训传》的表扬武训是超过了陶行知的界线的。陶先生的错误是在不曾从本质上去看武训，不曾把武训的行为和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等革命运动联系起来看，他的表扬可以说为盲目的表扬，也可以说是受了武训和历来反动派的欺骗。但电影《武训传》不同，作者孙瑜是明明知道武训的活动期间正是太平天国革命的高潮期。他假想了一个革命人物“周大”出来，和武训配成了所谓“一文一武”。“周大”在电影中参加了太平天国的革命，武训有意识地和“周大”对立，要走不同的路。结果是“周大”失败了，而武训却成了“至勇至仁”的“千古一人”。这样的表扬就超过了盲目歌颂，而进展到歪曲革命了。这是电影《武训传》的一个最大的毒瘤。这一歪曲革命的对比是全电影的一条主线，我们很希望作者对此能作一明确的检讨。其它的粉饰歪曲，大体上虽是沿袭了前人的粉饰歪曲，但也有意夸大化了。
+
+　　关于武训的批判，确实是进行了一次很好的思想教育工作，尤其经过《武训历史调查记》的发表，把武训其人及其事揭露得可谓一清二白，使大家（包含我自己在内）在具体事项中得以体会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更深一境的认识和运用，这在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的思想混乱上是有很大的贡献的。《武训历史调查记》之所以能有澄清思想混乱的力量，是因为方法正确，而且直接记录了劳动人民的意见。这是向来的历史述作里面所几乎没有的新的成分，这一次的批判工作和调查工作为中国的人民史学增加了光辉的一页，我们为这一思想工作上的成就表示庆贺。
+
+　　（注）《共同纲领》第四十四条。
+
+　　來源：1951年8月4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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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错误宣传党史的检讨
+
+　　<河北日报编辑部>
+
+　　本报（河北日报）六月十八日三版刊登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一篇宣传员讲话材料，对中国共产党光荣斗争历史的宣传，是有着严重的错误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
+　　首先，该文在概述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斗争历史中，把党在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的整个革命历史阶段的经过给抹煞了。该文概述党的历史说：“光说大的就有三次大革命，第一个是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创立了咱们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最有觉悟最有纪律的人民革命军队工农红军（就是现在的人民解放军的前身），建立了咱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革命政权，还领导了全国的爱国运动。抗战八年，又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三年解放战争，领导中国人民，歼灭了国民党匪军八百万，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咱人民自己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各民族人民大团结和全国大统一，实行了土地改革，发展了生产，改善了人民生活，使咱中国成了世界上第一流的大强国。”这里，对党在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一字未提。同一段中“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及“三年解放战争”的提法，也是不完满的；对这两个时期的革命战争，正确、完满的提法应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及“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
+　　还有，该文第三段说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给予中国人民的危害时，说：“中国共产党一建立，就立志要首先铲掉压在咱中国劳动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种说法是不全面、不正确的。因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大敌人，不仅是压在中国劳动人民头上的“大山”，而是压在全中国人民的头上的“大山”。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同样受着这两种反动势力的压迫。
+
+　　在说明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时，也是极不全面并有很大错误的。该文在第五段说到中国胜利的原因时说：“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最进步最革命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有了英明的领袖毛泽东主席以后，中国革命就稳步的走向了胜利。……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有成千成万久经锻炼的坚强干部，有数百万忠实于人民事业的优秀党员。”这里，对党领导下的以工人、农民为骨干的革命统一战线和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斗争，这些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却未曾提到。这其中的“……自从共产党有了英明的领袖毛泽东主席以后，中国革命就稳步的走向了胜利”一句话，也是不完全的。因为党的历史证明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地位”（胡乔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之后，中国革命才一直走向胜利的。
+
+　　以上三处是主要的错误，其他地方在词句上、内容上都还有许多错误。如该文最后一段说：“咱们还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接着走下去，从胜利走向胜利，走向社会主义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社会”。而对于今天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一字未提，抹煞了中国社会发展最重要的一个过渡阶段，这显然是原则上的错误。
+
+　　经过人民日报七月十八日，在《文化生活》栏对该文的批评和读者来信的提示，我们才对该文做了详细检查，发觉这篇宣传员讲话材料存在着严重的政治性的错误，给读者造成很多对党的历史的糊涂观念和错误认识。
+
+　　发生上述严重错误的原因，主要是本报编辑部没有把宣传党的历史当作一件极其严肃认真的工作，没有仔细的反复的研究，而草率从事。在处理该文作者洛苏同志的稿件时，是极其疏忽大意的。发稿仓促，缺乏精细推敲考虑。审查稿件和大样时，粗心大意，致发生了这一漏洞。
+
+　　今后我们决接受这一教训，加强对党的历史有关的重要文件的学习，提高我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并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肃谨慎的工作，杜绝报纸在宣传上的原则错误。
+
+　　来源：1951年8月9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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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母军”怎样欺骗威胁着我!
+
+　　<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学生、章燕娜>
+
+　　我是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一个学生，也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友，由于我们虔诚与热心，帝国主义分子就欺骗我，我参加了反动组织圣母军。
+
+　　当天津揭露“圣母军”这一反动组织后，我很痛心。我真没想到，我所参加的“圣母军”是帝国主义的反动组织，我觉得自己真对不起祖国，激起了我的无限愤恨。使我回忆起“圣母军”内许多事情，这些都足以证明帝国主义分子是怎样利用“圣母军”做他们的反人民的活动的。
+
+　　一九四九年四月我加入“圣母军”这一反动组织时，正是上海解放前夕，帝国主义分子公开散布污蔑共产党的谣言说:“在解放区共产党烧教堂，杀神父，教友们痛苦极了，有些地方有了圣母军，对教友帮助不少，圣母军是他们的唯一的安慰，所以我们现在要好好地组织起来。”
+
+　　当时我被帝国主义分子毒辣而巧妙的阴谋蒙蔽了，并做了他们的工具，将这些反动谣言一一传播出去。模糊了我们对祖国的认识。
+
+　　当去年轰轰烈烈的展开捐献时，我受了帝国主义分子的欺骗和指使，竟同小朋友们讲道理说:“你们不要捐献子弹，教友是不可以杀人的。”有的小朋友是少年队员，我就劝他们退出，有的在争取入队的就劝他们不要加入。报上登出帝国主义分子在婴儿院虐杀婴孩，天津天主教帝国主义分子进行间谍活动消息，孩子们看了告诉我们，我们就欺骗他们说“根本没这些
+
+　　（事，报上不一定是真的”。）
+
+　　去年我校教友同学要参加军干校，我受了帝国主义分子的欺骗和指使就去阻止别人爱国。
+
+　　我们“圣母军”支会的指导司铎是帝国主义分子莫克勤，每当开会报告工作时，他不许我们在记录簿上记。莫克勤每次训话时，总煽动我们说:“现在传教难了，全要靠‘圣母军’帮助，今后‘圣母军’将成为神父最有力的助手。”以鼓动我们为他忠心服务。
+
+　　有一次，“圣母军”支会有一个非教友参加，这一点是与我们的教义冲突的，违反了诸圣相通功的道理。莫克勤就鬼鬼祟祟对我们说:“不要让旁人知道!”我当时想:既然是纯粹宗教性质的，为什么有非教友参加?既然参加了，为什么要秘密的怕旁人知道呢?我又想到:虽然我是一个圣母军的团员，但是连上海有几个区会，属于那个总会，总指导司铎是谁也不知道，每次开区会都是支会会长、秘书、会计去参加，我们团员从来就没有参加过一次，既然是传教，应该大家彼此交流传教经验，可是她们去开了区会回来，为什么从来也没传达过一次呢?同时我很清楚的知道:那些和政治先生捣乱，企图掌握学生会，打击进步同学、阻止游行、破坏爱国公约、散布污蔑人民的反动谣言的，都是圣母军的团员。
+
+　　在黎培里事件后，在同学们帮助下，我认识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我表示了坚决反对黎培里的态度。但是那些帝国主义的走狗们却污蔑我“背教”， 我很愤慨，我不懂爱国怎样算“背教”?我就去找了一个外国神父谈话，他是平常我同他很熟悉，而且是我一向认为很开明的人。我问他我爱国为什么算有罪?我反对黎培里又为什么是“背教”?他一面伪善地说“你爱国是对的，她们讲你‘背教’是不应该的”，一面又说:“你怎样知道黎培里是阻碍你们爱国的呢?你不要上了报纸上宣传的当”，又说:“你见过黎培里，你想那样一个仁慈的面孔，怎么会是帝国主义?他很爱中国，他每天为了广大的灵魂忙碌。过去你不知道他代表教皇，他代表基督，今天我告诉你了你总该清楚了。黎培里既是耶稣的代表，你反对黎培里就是反对耶稣。”我说:“不，神父，我没错，我是爱国，你为什么说我爱国就是反对耶稣?”他竟伪装的哭了，他说:“我为你的灵魂难过，我看见一个纯洁的灵魂被魔鬼抓走是多么难过?你看耶稣这样爱你，……”我到底还很软弱，被感动了，动摇了，我也哭了。但我心里起了很大的矛盾。他抓紧这个机会同我说:“我看到你的灵魂很痛苦，耶稣是仁慈的，办了神工可以使我们平安。”我又坚决起来说:“不，神父，我没错，我没犯罪，我用不着办神工!”他见我很坚决，又婉转的说:“你不办神工也行，那么找几个教友同学来谈也可以。”(其实这个谈，就是要我表示错误)我说:“神父，我没错，我为什么要向教友同学去悔改呢?反对黎培里我已经肯定了，我也不能一会爱国，一会又不爱国，我不能去向他们谈，我也用不着去同他们谈!”但是他又用种种方法叫我认错，当时，我真不知如何办，我只觉得我爱国竟要受到这许多障碍，我被迫得哭了。但是我立刻想到，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是不会屈服的，尤其是我不应该向外国人低头。我又想:这个神父一直对我很好，我对他也很信任，我真没想到今天同我讲这许多话，使我多么失望。谈了三点三刻钟的话，我仍没有接受他的意见，他却非要我答应了认错，才放我走，我没有办法，只好说，等我回去想想再决定吧。在回校的路上，我心中一直在难过:一方面我还被过去神父对我关心所麻庳，另方面这许许多多的帝国主义欺骗我们的具体事实又摆在我的眼前，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能不控诉么?为什么我只敢怒而不敢言呢?爱国爱国，为什么又不肯说出帝国主义分子罪行呢?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我觉得我没错，我后悔昨天我那么懦弱，我立刻给那个神父写了一封信说:“神父!我没错，我没犯罪，用不着向任何人认错，同时以后我的一切爱国行动请你不必过问。”
+
+　　我清楚的记得在六月廿七日，我去帝王堂望六点钟的弥撒，弥撒后出来，一个外国神父凶狠的拦住了我，问我:“你叫章燕娜吗?你知道不知道你犯了好几个大罪?你不可以领圣体，你领一次圣体就是凌辱一次耶稣，你为什么反对黎培里?你为什么控诉神父嬷嬷……”我很奇怪他这么问我，因为我从来也不认识帝王堂的任何神父。我当时就问那个外国神父:“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你的朋友来告诉我的”。这些帝国主义的走狗还说是我的朋友，使我气愤极了。我说:“神父，这些事情用不着你管，我爱国是我自己的事，我应该要把我所认识的帝国主义分子揭露出来!”他看我说得很坚强，于是就对我说:“我很愿意帮助你，办一个妥当神工，找五个以上的教友谈谈，做一件事来弥补……”我说，“神父，这些话我已经听过了，你以为你会说服我，老实说我的爱国热情是不会被你动摇的!”他看我拒绝了，他板起凶狠的面孔对我说:“好!从此以后我停止你办神工领圣体!”我说:“不要紧!我可以不办神工，不领圣体!我也不要领帝国主义的圣体!”(8月12日2版更正为“‘不要紧!我可以神办神功，神领圣体，我也不要领帝国主义的圣体!’”)他威吓我说:“你将来要下狱!”我坚定的回答他说:“我不会下地狱，我不要上帝国主义的天堂，天堂不在帝国主义手里!”我头也不回的走出了帝王堂。
+
+　　第二天，六月廿八日，我们三个教友一同去帝王堂望六点半弥撒，那些帝国主义分子爪牙监视着我们，那天做弥撒的神父正是前一天骂我的，自然他又认识了我，但是其他两个同学他是不认识的，可是在做弥撒中，神父要举扬圣体，辅祭跑到里面去拿水的时候，帝国主义的爪牙就由堂外绕了进去，告诉辅祭，于是在举扬圣体时，那个辅祭一直在望我们。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后来神父要送圣体了，我们三个人一同上去领，我跪在她们二人的中间，可是神父并不认识她们二个人，但由于辅祭的暗示，于是将我们三个人跳了过去，不给我们送圣体。我跪在圣体栏干前，我愤怒极了。我明白了，为什么今天的爱国教友领不到圣体呢?就是因为教会内有帝国主义分子在控制着。他想以不送圣体的手段来威吓我们，要我们顺从他，老实告诉他，爱国的教友们站立起来了，不会屈服于帝国主义的面前了。
+
+　　同时，那天帝国主义分子又在堂外布置了他们的走狗们，想来说服我们，对我们说:“今天我看到神父没给你们送圣体，我很难过!”一会他又说:“你们总是没尽好教友本分，不然神父不会不给你们送圣体的。”当时我们就告诉他说:“因为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所以神父停止我们领圣体。”他说:“是的，我们站在教友‘立场’，是不应该反对黎培里，你们年青，到三四十年后的中国就不是这样了!”
+
+　　经过这次事情，更使我们清楚的看到，帝国主义的手段是多么阴险毒辣!
+
+　　现在我觉悟了，作为一个伟大的中国人民，作为一个爱国的天主教友，我有责任把我所认识的宗教内帝国主义分子情况讲出来，帮助一切被蒙蔽的教友觉醒起来。今天我在这里坚决的表示我退出圣母军这一反动组织，我要争取在上海第一个向人民政府登记。
+
+　　来源：《文汇报》1951年8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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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了恶霸父亲的“遗书”: 进一步认识了地主阶级的反动木质
+
+　　<朱红>
+
+　　家乡土改已胜利完成。我的父亲是一个恶霸地主，他当过伪乡长，曾强拉壮丁，任意敲榨人民，所以在土改斗争过程中，他必然受到人民的处分。但他不但不向人民低头，而且在土改中还收卖干部，散播谣言，分散物资，勾结土匪?以各种各样的手段来破坏土改。那时我正忙著阶段考，曾接二连三的向他提出警告，并写信向农会告发。他依然置若罔闻，最后他终於被当地人民政府拘押起来，并在今年的三月伏法了。
+
+　　父亲枪弊的消息我早已知道，但母亲几次的写信来说父亲是“病故”，叫我回家料理丧事。我早已猜透家里催我回家的用意，无非想叫我替家里做一个“帮手”，去“挽救”封建家庭没落的命运，我坚决地拒绝回家，并向他们表示我是站稳人民立场的，绝不干一切于人民不利的事!
+
+　　六月中旬，学期结束了，我怀着欢欣的心情回到土改后的家乡；一进门，我妈装着一副哭脸向我诉起“苦”来:“你爸死得好苦，你爸在世有什么不好?!……”他一边哭一边从怀里掏出一个包纸，一层一层的剥开，将最后的一张纸递给我。
+
+　　恶霸父亲至死不悟，还梦想蒋匪帮卷土重来，继续他们的罪恶统治。这封荒唐的“遗书”，使我气得要命，我耻於有这样一个反动父亲。这件事情给了我一个极大的教育，我深刻地认识到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立场正不正，是对于一个知识分子的最大考验。在革命工作中，我们任何时候都会碰到这个考验。
+
+　　我读完信立刻就撕碎了它，这封信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这极端反动、至死不悟、罪大恶极的恶霸底反动本质，他难逃不了人民的巨掌，受到了人民的正义裁判，可仍然是不愿向人民低头的!还口口声声喊着“枉也!”说是人民冤枉了他，他死到临头，仍然两眼盯牢台湾的残馀匪帮，盼望他们回来，盼望匪帮回来救他的命，让他重新骑到人民头上去。如果死了，他还“死不暝目”，还叫我替他“复仇”，去完成他的“遗志”!像这样极端反动的恶霸，人民又怎能放松他?
+
+　　同时，通过这封信，也使我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地主阶级的反动本质，增加了我对反革命分子的憎恨?更清楚了严历镇压反革命分子这一工作的重要。
+
+　　来源：《文汇报》1951年8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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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97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决书
+
+　　公诉人北京市人民检察署检察长罗瑞卿被告李安东(AntonioRiva)又名汤尼(Tony)，男，五十五岁，意大利人，住北京市第一区甘雨胡同乙十七号，现在押。
+
+　　山口隆一，英文化名(Frank)，法文化名(Francoisantoine)，中文化名刘逸，男，四十七岁，日本人，住北京市第一区甘雨胡同十六号，现在押。
+
+　　（马迪懦(TarcisioMartina)，男，六十四岁，意大利人，住北京市第一区逎兹府甲六号，现在押。）
+
+　　魏智(HenriVetch)，男，五十二岁，法国人，住北京市第一区船板胡同五十五号，现在押。
+
+　　哲立(QuirnoVictorLucyGerli)，男，五十六岁，意大利人，住北京市第五区南池子官豆腐房十五号，现在押。
+
+　　甘斯纳(WalterGenthner)，男，三十九岁，德国人，住北京市第一区甘雨胡同丙十七号，现在押。
+
+　　马新清，男，三十一岁，北京市人，住北京市第五区南池子普渡寺东巷九号，现在押。
+
+　　右列各被告因充当美国政府特务间谍、阴谋武装暴动、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等情一案，经北京市人民检察署检察长罗瑞卿以检一字第二十三号起诉书提起公诉，经本处审理终结，判决如左:
+
+## 主文
+
+　　被告李安东、山口隆一为美国政府搜集我国情报、策划武装暴动、谋杀我国家元首及中央人民政府其他首长。两被告均处死刑。
+
+　　被告马迪懦为国民党匪帮组织特务武装、破坏解放区，为美国政府搜集我国情报，并为阴谋暴动充当美国政府特务的李安东隐藏军火武器、处无期徒刑。
+
+　　被告魏智搜集我国情报，供给美国政府，窝藏阴谋暴动充当美国政府特务的山口隆一，处徒刑十年，被告哲立为美国政府搜集我国情报，处徒刑六年。
+
+　　被告甘斯纳为美国政府刺探我国情报，处徒刑五年。 被告马新清为充当美国政府间谍的哲立供给与传递情报、隐匿财产，处徒刑九年，剥夺政治权利十五年。
+
+## 事实和理由
+
+## 一、 被告李安东
+
+　　被告李安东自一九一九年来中国后，即一贯进行危害中国人民的活动。 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间，在天津开设意亚公司(TheAsiaticlmportAndExpcrtCo.)，曾多次兜售军火给北洋军阀曹锟、齐爕元等，供其残害中国人民的内战。一九二六年在北京组织法西斯党支部，自任支部长。一九三四年任意大利法西斯政府派来中国之“意国空军指导团”的秘书长，协助蒋介石匪帮先后自意大利购入大批飞机，并在南昌、洛阳两地，帮助修建飞机场，训练屠杀中国人民之空军。七七事变后，与日本“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报道部”高级特务日高富明，在华北各地区搜集情报，供给日本侵略军，以便其进攻我华北抗日根据地。
+
+　　该被告于一九四八年三月接受前美国驻华大使馆驻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包瑞德(ColonelDean Pairett)所给与的间谍任务，收罗日本特务山口隆一充当情报员，又指挥充当美国政府间谍的马迪懦、魏智、哲立、甘斯纳、马新清等，分头搜集有关我解放区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由该被告转报包瑞德。
+
+　　北京解放后，该被告继续在包瑞德指使下，以天津老世昌公司(Jame sWalterand Sons Co.)北京代理人身份为掩护，继续进行间谍活动；该被告又指使山口隆一刺探我中央人民政府首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以及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的履历、住址、电话和汽车号码，制成卡片，伺机进行破坏活动，并搜集有关我中央人民政府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情报，由该被告转达包瑞德和其他美国间谍机关。
+
+　　该被告于一九五零年与山口隆一同谋以其预先置备的迫击炮、手枪、手榴弹和弹药等，企图乘我国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纪念盛典时，实行暴动，炮击天安门检阅台，谋杀届时出席大会的我国家元首及中央人民政府其他首长。此项暴动计划，事前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破获，该被告所藏六○迫击炮一门，手枪一支，手枪及步枪子弹二百三十五发，国民党南昌防空演习总裁部聘函一件，日本“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报道部”所发“身份证明书”等两件，及李安东供给包瑞德的情报、李安东和包瑞德、山口隆一等有关间谍活动的往来函电等五百二十五件，一并在其住所搜获。
+
+　　被告李安东对上述犯罪事实已亲口供认，并有供其犯罪之军火武器及山口隆一的供词等为证。兹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六条第一款，第七条第一、四两款，第二十条各规定，判处死刑。
+
+## 二、被告山口隆一
+
+　　被告山口隆一于一九三八年来我国青岛，历任日伪“华北航业协会”及日伪“华北航业总工会”科长等职。一九四四年来北京，任日伪“华北航业总工会北京办事处处长”，专事搜集华北沿海船舶及中国人民抗日游击队活动的情报，供给日本海军省。一九四六年一月，该被告在北京参加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充当美国政府间谍，又于同年三月参加国民党国际情报机关，搜集关于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的情报，供给美国战略情报局。自一九四八年三月，该被告与李安东发生间谍关系后，除继续以情报直接供给美国间谍机关外，又以相同的情报，供给李安东。其情报的主要内容，是我国解放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情况。
+
+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美国政府间谍机关，命该被告于北京解放后即行潜伏，继续进行间谍活动，并发给活动经费。该被告即潜伏于东交民巷台基厂魏智所开设的法文图书馆(The FrenchBook Store)内，以“中文部图书目录编辑”的名义，作为掩护，与魏智共同搜集情报。
+
+　　北京解放后，该被告仍继续为李安东搜集情报。一九四九年秋，又直接与前美国驻华大使馆驻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包瑞德建立间谍关系。据该被告自供，包瑞德很重视他们情报，故于同年十二月下旬，将其简历及活动情况报告东京美国占领军总部，并将其月薪增至一百五十美元。从此，该被告活动更为猖狂，竭力搜集有关我东北、华北的战略情报，报告东京美国占领军总部。
+
+　　一九五零年，该被告开始与李安东共同阴谋准备武装暴动，企图于十月一日炮击天安门，并将阴谋暴动的意图报告东京美国占领军总部。同年五月至七月间，该被告秘密测量天安门形势，绘制射击图，在图上以带箭头的弧线，指向天安门检阅台主席位置，并于九月十六日，将该图附带说明寄往东京美国占领军总部。该被告并和李安东秘密商定如期实行这个计划。事前，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破获，该被告所藏射击天安门图稿一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派令等十二件，情报稿四十八件，中央人民政府首长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履历卡片二百一十件，及情报材料、间谍证件、和与李安东有关间谍活动的来往信件等一千零九十三件，一并在其住所搜获。
+
+　　被告山口隆一对上述犯罪事实均已供认，并有其所测绘的天安门射击图稿及李安东的供词等为证。兹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六条第一款，第七条第一、四两款，第二十条各规定，判处死刑。
+
+## 三、被告马迪懦
+
+　　被告马迪懦于一九二五年由“罗马教廷”派遣来中国，历任天主教河北易县教区主教、前“罗马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里(Riberi)的“北京代表”等职。历年藉传教为掩护，进行间谍活动。
+
+　　早在日本侵华时期，该被告即在河北易县一带，搜集我抗日军事情报，供给日本侵略军，并将八路军动向图一件，用红笔标志，送交日军。一九三九年，该被告又帮助易县汉奸组织“维持会”，协助日本侵略者奴役中国人民。一九四零年至一九四一年间，该被告又历次迎接日军，入驻其教堂，作日军攻击我抗日部队之基点。
+
+　　一九四七年四月，国民党匪军邱行湘师驻在易县，该被告曾协同其组织武装“便衣队”。由该被告命意籍神甫白克礼(Mayco Blasutig)在易县附近梁各庄一带，招罗匪徒，充当“便衣队员”，刺探易县附近解放区军事情况。一九四七年五月间，其“便衣队”曾在易县东北五六里处逮捕八路军人员五人，交与国民党军，以后迄无下落。该被告并经常派遣神甫藉传教为名，四出搜集解放区军事情报。
+
+　　一九四七年六月，易县解放前夕，该被告为国民党匪军护送至北京后，充前“罗马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里的“北京代表”；同年十一月，经李安东介绍结识前美国驻华大使馆驻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包瑞德后，即充当美国政府间谍，受李安东指挥，并为李安东隐藏军火武器及情报稿。
+
+　　该被告在北平解放前后，刺探我国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情报，如“关于长辛店地区及其周边地带的经济情况”，“拒马河水力发电工程补充情报”等交由李安东转报包瑞德。另外又供给黎培里以“四平街战役”，以及抚顺、察哈尔、宣化、佳木斯等地情况的书面情报。该被告从事间谍活动情况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侦悉，并经李安东证实后破获，当在其住所搜获情报稿六件，供李安东等阴谋暴动的迫击炮弹、步枪子弹、手枪子弹等二百五十九发，手榴弹八枚，及迫击炮弹弹头和底火、兵器零件等二百七十三件。
+
+　　被告马迪懦对上述犯罪事实已供认不讳，并有在其住所搜获的军火武器及情报稿等为证。兹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六条第一、三两款，第七条第一、四两款，第二十条各规定，判处无期徒刑。
+
+## 四、被告魏智
+
+　　被告魏智于一九二零年来中国，一九四一年继承其父在北京开设法文图书馆。北京解放后，该被告以其营业为掩护，搜集关于我国经济、文化等方面情报，供给李安东。自一九四八年起，窝藏阴谋暴动充当美国政府特务的山口隆一，且供给其情报。一九五零年四月前美国驻华大使馆驻北平武官处 上校武官包瑞德撤退后，该被告继续搜集情报，寄交香港美国领事馆转交包瑞德。
+
+　　被告魏智对上述犯罪事实已供认不讳，并有在其住所搜获的情报稿和山口隆一的口供为证。兹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六条第一款，第七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二十条各规定，判处徒刑十年。
+
+## 五、被告哲立
+
+　　被告哲立一九二一年来北京，一九三零年在天津海关任一等帮办，一九三八年任职青岛税务司，一九四三年起，为日本宪兵作谍报工作。
+
+　　该被告自一九四五年与美国政府间谍机关发生关系后，即藉经商或教书为掩护，搜集有关我国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供给前美国驻华大使馆驻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包瑞德等。
+
+　　被告哲立对上述犯罪事实已供认不讳，有其笔录附卷可稽。兹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六条第一款，第七条第一、四两款，第二十条各规定，判处徒刑六年。
+
+## 六、被告甘斯纳
+
+　　被告甘斯纳于一九三八年来北京，任德国宝世公司(Robert，Boschco.ltd)北京代理人。一九五零年六月间，该被告藉贸易为名，到长辛店铁路工厂及通县国营农场等地，为充当美国政府间谍的李安东搜集情报。
+
+　　被告甘斯纳对上述犯罪事实，已承认不讳。兹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六条第一款，第二十条各规定，判处徒刑五年。
+
+## 七、被告马新清
+
+　　被告马新清曾于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间，两度任美军翻译。一九四九年三月间，该被告为充当美国政府间谍的哲立供给与传送情报，隐匿汽车三辆、房产十六间。
+
+　　被告马新清对上述犯罪事实，已供认不讳。兹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七条前半段，第二十条各规定，判处徒刑九年，剥夺政治权利十五年。
+
+　　 处长  王裴然
+
+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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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9 @@
+# 夏衍: 从《武训传》的批判检讨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
+
+　　<夏衍>
+
+　　五月二十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以及接着展开了的关于对《武训传》电影的批判，对于新从欧洲回国的我，起了“大喝一声”的作用。这是响亮的警钟，使我从长期的自由主义倾向和事务主义的作风中警觉过来，发觉了自己不仅对“武训传”电影应负相当的责任，而且对两年多来上海整个文化艺术工作中的不少的错误和缺点也应当负重要的责任。我能够得到党的帮助，在这一场原则性的思想斗争中，对自己的错误和缺点，获得改正的机会，这是我应当庆幸的。
+
+　　《武训传》电影将武训这样一个封建社会中最丑恶最反动的奴才，作为一个革命战士来描写、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种对于我国封建社会中黑暗、卑鄙、丑恶的形象的歌颂，和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污蔑，无疑地是反人民、反爱国主义的。这部影片，竭力宣传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宣传用改良主义代替革命，宣传用“个人奋斗”代替群众斗争，宣传用卑鄙的投降主义来代替革命的英雄主义。正如“人民日报”社论所说：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这样一部反动的电影，是在上海摄制的，是在上海首先放映的，是在上海报章杂志上首先连篇累牍地加以歌颂和赞扬的。而且，就从“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以后，直至现在，上海文化艺术界对于它的批判还是不深刻的，我们对于这一批判还是缺乏明确坚定的方针的。——对于这些错误和缺点，我应当负责来进行认真的检讨。因为，首先，上海解放已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而上海文化艺术界缺乏正确的、严肃的思想领导，我们没有认真地展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文化艺术方针的学习，并用无产阶级思想来领导上海革命文艺工作者进行自我改造，使得上海广大的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能够从共产主义和群众的实际斗争中吸取无穷的力量，防止与克服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反动宣传的产生。其次，在“武训传”的摄制过程中，甚至当我们知道孙瑜准备拍摄这样一部影片时，我们也没有严肃地、坚决地用马列主义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研究、认识与处理这个问题，因此也就没有能坚持共产党人所应有的原则性，劝止他摄制这种宣传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作品。再次，当“武训传”摄制完成以后，我们依然没有能够充分认识与指出它思想上的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相反地，对于电影“武训传”及其歌颂者采取了自由主义的熟视无睹的态度，完全没有考虑到如何批判这种反动宣传的问题。这样，我们实际上就容忍了这种反动甚至承认了这种反动宣传的“正当”，助长了上海文化艺术界的思想混乱。而且，由于我们这种自由主义的态度，使得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逐渐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麻痹了我们的某些同志，使他们在这样一个具体问题前面，完全丧失了应有的批判能力。因此，《武训传》电影创作者和歌颂者所暴露出来的错误，不仅唤起了我们，使我们懂得有加强对于资产阶级反动宣传展开坚决严格的批判的必要，有加强对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展开严正的批判与教育的必要，而且唤起了我们，使我们懂得，必须对于两年多来上海整个文化艺术工作上的思想领导，作一次深入的检查，必须在上海革命文化艺术的领导工作中坚决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向。
+
+　　从《武训传》的教训中，暴露了上海革命文艺界和我自己工作中的哪一些问题呢？
+
+　　首先，暴露了我们的思想工作薄弱的严重程度，暴露了我们不能坚决地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不善于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对一切不利于人民事业、有害于革命的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思想斗争。上海是一个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宣传侵蚀的地方，也是一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在长期间发生重大影响的地方。同时，从长期反动统治下面刚刚获得了解放的上海进步文艺工作者，又还没有能很好地掌握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武器，在他们的认识上与实践上，和工农兵群众还有着很大的距离。这种情况正如高尔基在《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一文中所说：“人们被历史的两种力量（小市民的过去，和社会主义的将来）牵引着，而明显地正在动摇。”“在作家之间，还没有唤起读者对过去憎恨的强大的力量。”高尔基指出人民力量迅速发展过程在文学上反映得非常微弱，他说：“这种微弱的原因，在我看来，是文学的注意力还放在正在死亡的东西上，而没有放在正在生长的和活动的东西上。”一个死去了的时代的腐烂丑恶的人物——武训，在解放后的今天，还会得到文艺工作者的这样的注意和喜爱，《武训传》影片在放映的时候还会得到这么多的盲目歌颂，这样一部宣传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影片甚至会使“号称学得了马列主义”的文化艺术工作干部失却了批判的能力，这就说明了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对于已经死去和正在死亡的旧的东西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连系，旧的思想文化在我们中间还有很大的影响。高尔基说：“为了充分显示出并且理解到那种带着过去毒害的罪恶的污秽，就必须使我们从现在已经达到的高度来观察过去的能力发达起来。”如何才能使这种能力发达起来呢？从上海革命文艺界的领导方面，也就是我们的工作方面来说：就必须经常地、有计划地、系统地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器，来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思想，来批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来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纯洁性、严肃性、原则性，并把广大的革命小资产阶级文化艺术工作者团结、教育与引导到无产阶级方面。《武训传》的教训充分说明了：今天中国的文化艺术阵线固然是统一战线的（包括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各种不同思想和倾向），但是，必须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唯一的领导的力量，并且必须不允许任何反对人民民主的思想和倾向进行破坏人民民主的活动。如毛泽东同志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所说，当资产阶级的“反动倾向尚能影响群众时，我们应当向着接受他们影响的群众进行揭露工作，打击他们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使群众从他们影响之下解放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众坚决地、勇敢地、有力地迎接新的斗争。这就是说，我们思想领导的责任，不仅需要粉碎和肃清敌人的思想，而且需要用人民民主革命的思想来批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特别是要对于那些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要彻底地加以揭露。可是，两年来我们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就做得非常不够，我们对于坚持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认识是十分肤浅的。在上海文艺工作中，除出《武训传》之外，还产生了许多小资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的观点立场来描写工农兵的作品，应该说和我们的这种立场不明确，憎爱不分明，没有给上海文艺工作者以正确的思想上的帮助，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
+　　其次，这种思想工作薄弱的毛病，是和我们上海革命文艺界中多年存留着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作风和庸俗习气分不开的。在文艺工作中的这种自由主义作风和庸俗习气，在这次《武训传》的摄制放映过程中暴露得异常清楚。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所描写的，我们“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或者“明知不对，也不发生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与亲热，或轻描淡写的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存一团和气。”在我们的工作中，正确的原则的关系常常没有建立，严肃的思想斗争常常被庸俗化了。我们对《武训传》的摄制及其放映所采取的态度，就是这种自由主义的典型！事实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了，不作正当的思想斗争，而主张无原则的“和平”和“照顾”；不坚持文化艺术工作中的党性原则，而代之以“个人友谊”的宽容，是具有严重危害性的。这种自由主义不仅损人害己，而且必然在我们文艺工作和革命的文艺团体中间，造成一种腐朽庸俗的风气，破坏党和群众的联系。《武训传》的教训对我们是深刻的，也是值得我们永远引为殷鉴的。
+
+　　再次，我们工作中的这许多毛病，又是和我们的严重的事务主义作风分不开的。我们天天忙碌于琐碎的事务性工作，被动地处理和解决着许多枝节问题，用腿用口的时间太多，用脑的时间太少，日复一日，我们就深深地陷进了琐屑的事务中间而失却了共产党人所应有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敏感。我们的确很忙，但这是黑夜在丛林中乱摸乱碰的忙法，走了一夜，辛苦是辛苦了，可是睁开眼来一看，仍是没有前进。显然的，事务主义的作风，就是否定思想工作的作风。要克服这种倾向，我们就必须跳出琐屑的事务圈子，力求掌握思想原则，加强思想工作。
+
+　　我们在《武训传》问题上面所犯的错误表示了我们的党性不强。斯大林早在一九二四年就指出了电影乃是对群众宣传的最伟大的工具，所以“必须把它掌握在党的手里成为共产主义教育与鼓动的有力工具”。一九二八年全苏联电影会议的决议说得十分明确：人民的电影乃是“工人们加深阶级觉悟的最有力的武器，应该成为居民中各非无产者阶层的政治改善的最有力的武器。电影决不是用来适应非无产者社会阶层的思想意识的，它应该用它特有的动人形式，对居民里小资产阶级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与作用，以便在政治上改造一切非无产阶层。”对于这样一个对广大人民思想具有巨大影响的文化工作，我们没有足够的认识和有力的领导，不能不说是对于党和人民的利益缺乏高度的责任心。
+
+　　值得指出的，上面所指出的这许多错误和缺点，在上海近三个月的《武训传》批判过程中，也还没有得到彻底的完全的纠正和克服。甚至就是对于《武训传》的讨论批判工作本身，依然多少存在这种错误和缺点。我们对于这一场讨论批判的重要性，开始时是估计得很不够的，认识也是不深刻的，在这一工作中表现了不少的消极应付的情绪。我们对于《人民日报》为这个问题所写的社论和上海市委为这个问题所发的指示，缺乏钻研的精神；对于批判讨论中所发生的情况，缺乏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所以，我们对于这一批判讨论的方针就显得软弱无力、不明确。我们既缺乏严格认真的自我批评，又缺乏严肃有力的对于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批判。思想工作的薄弱、自由主义庸俗习气的浓厚、事务主义的纠缠……至今仍是上海革命文化教育工作前进的障碍。
+
+　　从上述的检讨，我们就可以发见上海文化艺术工作中的一个基本性质的缺点，这就是我们不能坚持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路线，不能把这个正确的路线在上海具体应用，制定出一个动员上海文化艺术工作者全力以赴的、为城市人民大众——首先为工人群众服务的明确的工作方向。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的工人及其家属几占这个城市总人口的半数，上海是有工人革命斗争光辉传统的地方，上海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在长期反动统治下也曾进行了不挠的迂回曲折的斗争。可是解放两年后的今天，在我们文化艺术工作中，面向工人阶级、依靠工人阶级、代表工人阶级的思想，依然是非常不明确的。我们也曾进行了组织作家下厂的工作，我们也在文联组织了工人创作委员会，我们也在工人区域建立了工人剧场，但是我们都把这些工作和其他次要的、事务性的工作等量齐观，而并没有成为我们工作中的总的基本性质的方向。在过去反动统治时期，上海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经过曲折的方法，从黑暗中透出一点火花，就可以得到人民大众的欢迎与拥护，可是在今天，不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不去描写那些轰轰烈烈的、可泣可歌的新的英雄形象，进步了的群众就会不满和厌弃了。由于我们没有明确地规定今天文艺工作的新的任务，由于我们没有坚持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由于我们没有将为工人阶级服务、发展工人文艺作为我们文化艺术工作的主要任务，我们就不知不觉地在工作中被“居民中的非无产者社会阶层”缠住手足，忙碌于一些可做可不做的、乃至完全可以不做的琐屑事务，而不能集中力量去做好“非做不可”的工作。上海文化艺术工作，由于缺乏思想领导，由于犯了自由主义的毛病，所以形式上虽然轰轰烈烈，实际上的成绩距离人民的要求却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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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使上海的宣传文化教育工作向前提高一步，使其真正能够为这个工业城市中的劳动人民——首先为工人群众服务、为生产服务，使其能够有效地粉碎与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反动思想，使其能够有力地批判与克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使得广大的上海革命文艺工作者能够获得更多的更好的思想武器，胜利地参加改造旧上海、建设新上海的斗争，最主要的方法，就是要根据《武训传》讨论批判中得到的经验教训，从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坚决克服文化艺术工作中严重的自由主义和脱离现实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我们应当站稳人民群众的立场，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各种影响，严肃地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及其他各种不利于人民的错误思想。另一方面，又必须使我们的文化艺术工作，紧紧掌握现实，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的一切作品真正成为反映现实表现群众以及指导将来的富有生命力的东西，这就必须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认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的文艺理论和政策，深入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兵的现实生活，深刻体会他们的思想情绪。没有这样的决心和努力，是不能真正创造出好的作品来的。
+
+　　我们相信：上海革命文艺界经过这场伟大的思想斗争，一定能够解决许多长期遗留下来没有能解决的问题，经过这种重要的教育，将使上海革命文化艺术界的思想领导大为加强，并将使我们更能以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的共产主义的乐观精神，更好地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工作，使我们的文化艺术工作更好地为伟大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并与一切阻碍我们前进的不正确的与错误的思想意识坚决地斗争，使得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获得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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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8月26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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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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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万美：我对拍摄电影“武训传”底初步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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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万美>
+
+　　对于电影“武训传”及与其有关文字的批判和讨论，近两月来，已开展成为遍及全国各地的一场剧烈的思想斗争。在昆明，读到有关这一重要论争的文字，为时较晚，数量也不多。但每读一篇，我底心境和思想，就愈来愈紧张沉重起来。我曾经多少支持过电影“武训传”底拍摄工作，今天必须严格检讨自己所应负的一部份责任，并分析其思想根源，藉以提高认识，改进今后工作。一九五零年初一个晚上，昆仑公司邀请我们几个朋友去座谈“武训传”底电影脚本。临行时，受托催约的一位同志告我:“这片子，解放前即已拍好三分之二，投下资本已近七亿，而昆仑公司现在的境况非常困难，今晚一定要去帮助解决:要不要继续拍摄的问题。”
+
+　　等编导孙瑜，演员赵丹两同志，报告了电影脚本和拍摄经过以后，大家曾展开了讨论。当时我曾错误地发表了三点意见，大意这样的:
+
+　　(一)我对武训不了解，很想找些材料研究一下。但他出身既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农民”，又提倡的是“读书识字，学习文化”，影片的主题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值得继续拍摄的。同时，在我印象里，“山东文化”上曾刊载过纪念他的文章，好几位同志曾亲自写了表扬的文章。因此提议他们去山东，一面体验生活，一面找多方面的人谈谈，而能获得更深入更正确的认识。
+
+　　(二)我感到影片所提出的问题和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已隔离得太远。老区农民翻身后自觉地学习文化非常热烈，民办公助的“庄户学”，新型的人民大众的学校已成千累万地建立。武训当时的悲剧和问题，实际早已解决。但武训“艰苦劝学”的精神，对于迎接明天的文化高潮，还可能有些鼓励作用。因此提议:在头尾加一小学校纪念的场面，找出一新的小学教师来说话，以结合现实，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
+
+　　(三)脚本中，当时一半以上是描述虚构的人物，小桃和武训底虚构的恋爱故事。我听后感到完全是迎合小市民观众的嘘头，生意经，实在没有必要。因此曾提议:前边一段的恋爱故事应该尽量缩短，后边关于传记本身及时代背景则还须增补材料，加以充实。
+
+　　按今天的理解，我体会到当时的错误在于:
+
+　　(一)对于历史题材和历史人物，未能慎重地应用马列主义的科学历史观点加以分析，未能严肃地从近代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给以正确的政治评价。武训既然是被封建帝王、官僚、士大夫、地主北洋军阀所表扬的(当时还不知道国民党反动匪帮也褒奖过)“杰出人物”，就必须十分警惕，研究其为什么受到表扬的社会政治原因。对于他底“办义学韧”“坚苦行”也不应停留在表面的了解，而应从本质找出其动机及结果对于当时的封建统治究竟是起着维护保守的作用或是变革破坏的作用?(其实这一点，根据平常的经验也易于发现:许多的地主富农原先也是穷苦农民，等他有了特殊条件，以各种手
+
+　　段盘剥别人，往上爬，变质成为地主之后，常常也认为自己最初的穷苦，主要是“吃了不识字底亏”，于是一心培养子孙读书识字，目的只在旧统治之下，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永远盘剥，永远叫旁人给他“八抬大轿”。)这样的结果，首先是没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革命的利益上，分清是非，明确敌我。跟着是:盲目地因袭了旧的史料和看法，轻率地赞同了对人民事业有害的反动的主题思想，而且竟至一同大出主意，滥加参谋，结果实际成了封建的思想道德底支持者和宣扬者。
+
+　　(二)随便地就提议增加小学校纪念和教师讲话的场面，完全是一种自由主义不负责的态度。不了解那一场面和那一讲话，是代表了千百万新的中国人民底意志和态度，也就是体现了人民政府和党底政策原则的。人民政府和党，究竟要不要表扬纪念武训，对他的批判具体的应该是怎样?这些当时都不够明确认真，事后也未仔细研究，具体帮助。而这样杜撰出来的代表形象和她底讲话，自然很容易迷惑一般观众，增强其隐蔽在革命面貌下的反动宣传的效果。
+
+　　(三)对于艺术倾向上反现实主义的以至商业性庸俗的、不够忠诚严肃的作风，也未进行认真地批评和帮助。
+
+　　以上这些，今天想起来，做为一个党的文艺工作者，真是惭愧可耻的事!
+
+　　一九五零年九月，我快离开上海前的一个晚上，昆仑公司又邀请我们去看刚冲洗出、未修整的“武训传”底毛片。并且就便解决:经理与编导之间发生了争执的问题:要不要分为上下两部?
+
+　　看完试片，讨论的焦点集中在“长短分部”问题上，有的同志也曾在技术上提出了一些意见，我则没有说什么。在我心里，只模模糊糊对于武训底任人打骂、腌脏狼狈的丑像，感到又可怜，又讨厌。对这人没有发生敬仰，对影片也没什么好感。临讨论之前，我也曾和一位同志交换过意见，认为:这片子部队、机关的干部，恐怕不会感到兴趣的!但，他的意见则认为:武训过去在城市群众中影响是很大很深的。于是我也就模模糊糊下去了，以后竟从不曾再考虑过关于这影片其他方面的问题。
+
+　　今天想起来，虽然影片后来已增加份量发展为两部，许多穿插和对话可能也是最初所没有的，(西太后，李莲英……等人，先前根本就没有。)但片中主题思想和情节梗概是已完整了的。而我对侮辱劳动人民、侮辱农民革命运动这两点最显明的原则错误，却一直未能发现。这实在只表现了:我政治上底麻痹，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底不高，对人民和党底事业不够认真严肃，一句话，党性还很不纯。
+
+　　“武训传”正式在华东华北公演后，各地所发表的一些评价极高的颂扬文字，我不曾得看到。这次突然人民日报发表了极端重视的社论和大声疾呼展开讨论批判的号召，文艺报也连续刊载了很多篇材料丰富、剖解精辟的论文，我才大吃一惊，明白了许多从来所不曾知道的问题。“武训其人其事”提供了充分的论据和科学的分析，明确有力地揭露了武训，绝非“劳动农民”成份，实际已爬上去了，成为大地主、重利盘剥者、有官府撑腰的封建社会中“要得开”的活动人物。由此也了解到，武训底活动完全属于拥护旧的思想道德，维护封建统治的范畴，他对于人民民主革命运动无疑地是起着极其危险的破坏作用的。武训的吃苦的精神，奇突的行径，恰好成为西太后以至蒋匪介石这一批凶狠恶毒的反动统治者，麻醉人民巩固其血腥统治底最好的魔术道具、阴谋骗局的烟幕弹。(正像日本帝国主义底尊崇孔孟。)阶级立场不明确的人，战斗性不强，要走改良道路的人，强调教育万能而不问政治的人，很容易地就会吸入这个西游记里黄梅童子底如意乾坤袋里，麻痹了自己，也欺骗了旁人，不必冒险革命，安于奴隶地位，大喊拥护西太后，高呼蒋匪万岁!这确如人民日报社论所指出的: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从这一次的批判中，我，以及当时在场的一些朋友们，确实必须澈底清理自己思想里所受到旧的传统思想底毒害，从历史的大骗局里挣脱出来，清醒头脑，找出潜藏在自己本身中与错误政治路线思想结合底历史根源。同时，更应加强自己马列主义底学习，以便今后对待任何事物，特别是历史人物和看法，必须挖掘其本质，从阶级斗争的历史意义上给以正确的估价，确定严正的处理态度，而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次对“武训传”的批判，在我是近年来自由主义和粗枝大叶作风的一个重要的教训和思想上的提高。
+
+　　其次也体会到:全国解放以后的文艺运动，特别是文艺统一战线工作，比之五四以来任何时期，都发展得更为广泛丰富，也复杂得多了。广大的文艺工作者都一同团结在毛主席底文艺政策之下努力工作，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全国规模的长期的人民文艺建设。然而各种样的文艺工作者，同时也有着各种样不同的出身、不同的教养，因而也就保存着各色各样的思想政治上以及艺术上的旧影响。有的仍保留着浓厚的封建主义传统看事物的观点，未曾自觉地加以批判。有的则是长期受欧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底教育，应用那一类的观点、作风，已成为习惯。更大多数的，则本来出身小资产阶级，又未经过很好改造，于是个人主义立场，自由主义作风，就灌注在他底文艺生活底各方面了。总的说来，基本是团结的，积极开展工作的，但实际在政治、艺术、生活情况上，又是极为复杂的。因此，坚持原则的斗争，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就十分必要、十分重要了。否则，若是一味强调照顾当时的环境，尊重具体的对象，而至不坚持原则的斗争，不警惕对人民具有毒素的东西，结果，必然将使各色各样的旧思想观点仍然变象存在，甚至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仍然大事宣扬其反动的思想道德了。赞同拍摄“武训传”电影，一方面固然暴露了我(以至有的同志们)底政治嗅觉迟钝，马列主义的知识不足，对劳动人民英勇斗争底历史、精神和英雄形象，尚无深澈的认识，甚至由于出身小资产阶级，自己灵魂深处底两面性、奴隶性，也还未澈底清理干净。同时，当时过份照顾上海私营电影事业底困难情况，着重考虑其优点，让其生存而放弃了重要原则性的问题的考虑，这样的思想斗争上右倾的表现，结果就造成了今天严重损害人民利益的错误中，我也应负一部比较严重的责任，这确是一个极为沉痛的教训。
+
+　　以上是我对电影“武训传”拍摄工作发生联系的初步检讨。可能还有不够的地方，希望同志们指出。同时，更希望能看到上海文化界电影界朋友们底检讨，相信会给我更大的启发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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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文汇报》1951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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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对于监狱政策观点的检查
+
+　　一年来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在狱政上做了甚多工作；是有成绩的。但由于对各地多年来的狱政工作及其经验没有很好总结与批判，加以主管狱政工作同志中对狱政政策的思想观点，又还有不够明确处。因而，在批复、指示或视察各地监所工作时，不免发生偏差与错误。（主要表现在1949年11、12月份指示文件中）为了改进并加强全国狱政工作，切实发挥监狱在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作用，业经本部监狱主管部门予以检查。兹鉴于其曾给予各地以不良影响，或某些地区尚有此类偏向存在，特将此检查予以通报。
+
+　　本部同志开始虽然也笼统地知道监狱为人民民主专政工具之一，但对于监狱的性质与任务，实际上是认识不够明确，曾过分估计与强调人民政权下底监狱对于犯人的改造成绩与改造作用；并过早地片面地强调犯人“生产自给”，对监狱更重要的惩罚管制任务则认识与强调不够。因而，过多的着眼于对在监犯人本身的改造，致忽略监狱在维护国家法纪中更重要的惩戒作用。
+
+　　正由于上述对监狱的性质任务与作用认识不清，因而在监狱政策上，不是执行惩罚管制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政策，而是片面的强调教育改造和劳动改造。当犯人不遵守监狱纪律、不积极劳动、甚至脱逃暴乱发生时，没去着重指示必须首先强化管制办法，而是着重提倡要用“教育办法”来解决问题，提倡要“耐心教育”、要“打通思想”，这实际上是在有意无意地在司法工作中提倡“教育万能论”。如：
+
+　　1949年12月7日通报察哈尔、平原两省犯人逃跑事件就说，“为了防止犯人逃跑，刑具虽可以用，但并未唯一可恃的工具，更重要是犯人思想教育。”又说：“不论宣判死刑的或徒刑的犯人，或通过劳动生产，或通过学习组织，给他们打通思想，认识到新社会的前途，那么逃跑念头是一定可以消除的。……”这一通报的主导思想是防止犯人逃跑的有效办法，不是加强管制与戒备，而是强调要通过教育打通思想，甚至对于已判死刑的犯人，还企图用什么教育方法，来防止其脱逃。
+
+　　在这种不正确的政策观点影响之下，西北虽迭次发生犯人暴乱逃跑事件，而没有提起严重的注意与警惕。如郿县监狱暴乱，竟夺去机枪5挺，长短枪43支，子弹4000发，打死打伤我干部与看守各2名，逃走犯人38名，内有反革命犯11名。如此严重事件没有派员作及时地有效地给以检查与纠正。因而，群众责备我们监狱“监而不牢”（把犯人关不住）的偏向，未能及时纠正。
+
+　　同样，在这种不正确的政策观点影响之下，各地监所为了故意表示新监狱与旧监狱的不同，有的把看守所改为“教育所”，有的把监狱改为“改造院”，有的称呼犯人为“同学”、“难友”、“犯友”，甚至呼为“同志”。既是把监狱看为学校，犯人看作一般的人（如叫同学），于是便把领导群众的工作方法搬用在监内来。相当普遍地高唱什么“民主管理”、“犯人选举”、“犯人自治”……对于各地诸如此类的敌我不分、政策观点模糊的糊涂思想，由于领导干部中观点不明，所以没有（也不可能）及时予以批评与纠正。
+
+　　正因为指导思想中存在着片面的“教育万能论”的观点，于是把强制犯人劳动，不认为是一种惩罚与改造的结合，而只认为是为了“改造犯人”，甚至认为是犯人一种权利。1950年2月15日司通字第六号关于组织犯人参加春耕的通令说：“劳动生产并不是一种惩罚的办法，而是一种教育改造的办法，只有劳动人民或改悔有据的反动阶级次要的犯人，才能给以参加劳动大队的权利……。”犯人的劳动本是国家给予犯人的一种惩罚，它与一般人民的劳动根本不同。因为人民的劳动是自由的、自愿的、有报酬的、光荣的劳动；犯人的劳动则是不自由的而是被剥夺自由的、不是自愿的而是强制的、不是有报酬的而是无偿的（虽超额的可有奖金，但与按劳取酬的工资是根本不同）一种惩罚性劳动。当然，犯人经过强制劳动，是可以培养劳动习惯、生产技能、改变意识、是有教育作用。但决不能否定犯人的强制劳动的惩罚意义，应是国家给予的一种惩罚，更不能与一般人民的光荣劳动混为一谈。
+
+　　正因为把强制犯人劳动与一般人民劳动一样看待，于是也把监狱视为工厂，视为一般的生产机关。加以过去囚粮困难，于是又产生了犯人劳动就是为了“生产自给”的观点。1949年12月10日司通字第四号通报了平原省郓城县监所白手成家达到犯人自给的生产经验。同年12月15日司通字第五号通报了东北沈阳“狱政工作的新尝试”。当然，两地监狱艰苦努力，克服困难，组织了犯人的劳动做到了犯人生产自给，是有成绩与经验的。但本部却不看条件的、笼统的通报推行，则是不对的。尤其在通报中更片面地过早地强调“生产自给”，而没有强调强制犯人劳动的惩罚教育意义。甚至不正确地传播“打开监狱门，面向大自然”。应当指出：国家设立监狱，是为了惩罚罪犯，维护法纪，不是为了办学校、开工厂。当然，组织犯人劳动改造队到适当地区从事农业等重劳动，并藉以运用犯人劳力，以减少国家囚粮开支，那是应当的。可是，在矿山、农地从事劳动的犯人劳动改造队，亦是监狱之一种形式，虽在外形上可能不一定有何定型“围墙”，却仍必须有一定的警戒线和管制；也不是什么“开了监门”，放松管制。至于某些地区不择手段，只图赚钱，乱搞生产，更是不对！如武汉市人民法院监狱为了筹划生产基金，搞犯人“生产自给”，而不择手段地强迫犯人“乐捐假释”，致190余应该监禁的犯人获得逍遥法外。
+
+　　以上只举了显然发生错误的几个例证，尚有许多类似问题，不再列举。从这几个例证，我们可以看出来：
+
+　　一、是教育万能的观点，由片面强调教育改造，实际上是视监狱为学校。二、是由片面的劳动改造观点，发展成为监狱是生产机关。总之都是忽略了监狱是专政工具之一，是惩罚犯人机关，因而忽略了监狱更主要的管制任务，便形成很多地区“监而不牢”的主要偏差与错误。
+
+　　产生上述错误与偏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监狱是人民民主专政工具、“是阶级压迫工具”这一基本认识模糊。不是从整个阶级利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上着想，不是从如何有效维护国家法纪着想，而是局限在如何改造已入监的这部分犯人来着想，并主观地片面地以为改造好几个犯人这就等于维护人民利益的全部；其实放松了对于坏人尤其反革命分子的惩罚管制，对于维护人民利益那才更为不利。
+
+　　因此今后要正确执行惩罚管制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狱政方针，必须：
+
+　　一、在思想上明确作为国家机器之一的监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毛主席教导我们：“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因此不能也不应设想对任何人都可“以德服人”。为了保卫人民利益，维护国家法纪，必须对反革命分子与破坏人民利益的犯罪分子，实行必要镇压与制裁。监狱是国家的惩罚机关，如果离开惩罚管制来谈教育改造，那是根本错误的。监狱对于犯人主要是实施监管、剥夺其自由、强制其劳动。只有对犯罪者实行惩罚管制，才能维护人民利益，才能教育其他的人们，也才能教育犯罪者。一切片面的“教育万能”的思想，必须继续彻底批判。
+
+　　二、集中对反革命犯的监管，对反革命犯与惯匪等应与一般刑事犯加以区别，不应混押一起。目前各地监狱财力有限、房舍简陋、干部缺乏与武装不足，不可能普遍健全各地监所，更须把散押各地的反革命犯，集中在全省（甚至大行政区）一、二个监狱内，调配较强干部，调整看守人员，加强戒护，严格管制。如有条件并应组织劳动改造队到边远和适当地区，在严密戒护下从事长期劳动改造。
+
+　　三、加强一般监所的监管制度，以确保犯人不可能脱逃为原则。同时，应取消所谓“依靠犯人管理犯人”，“民主选举”，“犯人自治”等方法。这是在人民群众中工作的方法，不能错误的用之于犯人；更决不能放弃领导，松懈管制，把国家的惩罚权交给被惩罚者。如果在监内运用犯人，必须在监狱管制与掌握的前提之下为之。同时，各地对犯人的减刑假释，亦应有原则有尺度，决不能滥行开释人犯，以动摇与损失国家法纪的严肃性。
+
+　　四、当然，我们要加强监狱的惩罚管制，也决不是说可以对犯人实行虐待打骂。应该说明：我们所称的惩罚一般是指贯彻法庭裁判、剥夺犯人自由、强制劳动、实行有效监禁。所称管制是指强制犯人遵守监狱纪律，是以犯人不能逃脱和乱说乱动为度，决不是说任何打骂蹂躏犯人也叫惩罚。也更不是提倡单纯监禁，以为“把犯人关住不跑”就算完成任务。政务院“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告诉我们，“在惩罚认罪之后，忽视教育改造工作，也是必须纠正的”。
+
+　　以上是我们对狱政工作方面的初步检查及对今后的意见。希望各地法院、监狱工作同志，为了端正我们的政策观点，搞好狱政工作，把一年来的监狱工作，从实际工作中来对政策观点上，作一番详密检查并改进我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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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活教育”的初步检讨
+
+　　<陈鹤琴>
+
+## （一）为什么要进行自我检讨
+
+　　“人民教育”第二卷第六期和第三卷第四、五两期先后发表了张凌光诸先生关于“活教育”的批评文章。我是“活教育”理论的初创人，在今天更愿意深刻地检讨自己的错误教育思想，以便能更好地为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服务。我细心地读了张凌光等先生的文章，同时也曾向其他一些朋友征求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使我在思想上得到很大的启发。经过一番思想检讨之后，初步地认识到我的“活教育”的主张，原来并不是什么进步的东西，而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教育思想。由于我没有阶级立场，不问政治，幻想用教育来救国拯民，其结果，不但国没有救成，反而为反动派服了务，为反革命统治装饰了门面，因而损害了革命的事业。这正如钱俊瑞副部长在“从讨论武训问题我们学到些什么”一文中所指出的“一切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的教育思想的共同和基本的特点，就是所谓‘超政治’‘超阶级’的教育观，就是教育与政治分离的看法。他们认为阶级是不存在的，或者虽然存在也是不关重要的，政治则是‘肮脏’的。他们只愿意‘清高’和‘自在’地办他们的‘普及教育’，‘科学教育’，‘平民教育’，‘职业教育’，‘乡村建设’，‘民众教育’等等；并且愿意凭着这个‘教育’之‘万能’来救我们的国家。结果怎样呢？还和他们的宣言相反，一切改良派的这种‘超政治’‘超阶级’的观点和作法，在客观的社会实践上，只是为反动统治的粪堆插上了花朵，迷糊了劳动人民的认识，从而欺骗与麻醉了劳动人民，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的战斗意志，也就是这样，帮助了中外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活教育”也就是这样，在人民中散播了坏影响，帮助了国民党反动派反动统治。
+
+　　一个人的旧思想，不是一下子就能改造过来的，因此我愿意把自己的初步检讨发表出来，以便在大家的批评和帮助之下，达到彻底肃清自己错误思想的目的。这不仅对我个人而且对一些曾受过我的“活教育”影响的同志们，来清除改良主义的教育思想遗毒，也将是有利的。
+
+## （二）这不是“超政治”“超阶级”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吗？
+
+　　我生长在小资产阶级的家庭，长期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社会，看到的尽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国内军阀的混战，官僚的贪污腐化，老百姓贫穷如洗。当时我也曾为中国的这种衰亡现象悲愤，我也曾立志要想救国。当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反动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约的那年，我正在美国读书，那时，我非常的愤慨，为了要报仇，便每逢星期五绝食一顿以效法“卧薪尝胆”。这种天真幼稚的做法，一直继续了半年，自然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后来，我便想中国人为什么不如外国人，受人欺侮，是因为中国人本身“不行”；要是能把中国的“人”教好了，使他们具有健全的身体，创造的能力，合作的态度，世界的眼光，和服务的精神，那么别人也就不会来欺侮我们了。于是，我选定了教育救国的道路。从来未认识到中国社会之所以落后，老百姓之所以贫弱，都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动统治的结果，不打倒帝国主义，不推翻反动统治便不可能救国，以致数十年来，陶醉在教育万能的美梦中而不能自拔。
+
+　　很显然的，我过去对“人”的理解也是抽象的。我以为人只有好人与坏人之分，因为社会上有坏人，他们好侵略，好压迫人，他们自私，就使得好人吃亏。假使能把坏人感化，变成了好人，社会岂不是就太平了吗？我从这样一种超阶级的观点出发，提出“活教育”的目的论，叫“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日本投降后改为，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满以为人人都抱“假如我是你”的精神，用“照妖镜”（忍耐）“天平秤”（公平）“十字架”（自我牺牲）的办法来处世，“与世无争”，就可以使战争消灭，使流血革命用不着，剥削压迫也就不再发生了；却没有认识到人是有阶级的，剥削阶级为自身的利益必然要剥削人，压迫人。不推翻反动统治阶级，一切都是幻想。而且统治者剥削阶级是决不可以理喻的，不作流血革命，阶级斗争，武装推翻反动统治，则反动统治是不会自动让位的。因此我的“与世无争”、“假如我是你”等等提法，适足以“削弱人民的战斗意志。”
+
+　　由于我所了解的“人”是抽象的，没有阶级性与政治性，我所培养的“人”在主观愿望上是要他们为老百姓服务，要他们把社会改造好，但是，因为我没有灌输他们以先进的阶级意识，正确的政治目标，在实际上，只不过要他们在反动政权下来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好人”。虽然提出了做“人”！要“爱国家，爱真理，爱人类”，因为缺乏阶级立场和观点，就成为空洞、不明确的教条。骤看起来，好像是标榜爱国，讲求人道，但在反动统治下的旧社会中，国家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屠杀和剥削中国人民的工具。那时“爱国家”其实质是爱反动阶级的国家，其结果是巩固了反动阶级的统治。
+
+　　这样看来，我提出“活教育”的目的“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或者“做世界人”，表面好像是“超阶级”“超政治”的，实际上还是“有阶级”“有政治”。其阶级性则属于剥削阶级，其政治则属于反动政权，因此，今天如果不再从思想上来认清自己“超阶级”“超政治”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的本质，是不可能在教育的实际工作方面，很好地为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来服务的。
+
+## （三）主观唯心论和狭隘经验主义
+
+　　我过去过分夸大了教育的作用，以为单凭教育的力量就可以改造人，就可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数十年来醉心于这种“教育万能”的梦想，虽然在旧社会中也曾碰过壁，遭到困难，特别是在1948年前后，幼专学生在上海大场办农忙托儿所的时候，反动的上海教育局长李熙谋，曾不止一次地警告我，留难我，而我仍没有因此得到教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却依然继续着为教育而教育的做法。
+
+　　由于我没有认识到教育是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服务的，而错误地认为旧社会的教育之所以没有办好，是因为旧的传统教育不行，教材不好，教科书错误很多，方法不好，教学法太死板的缘故，认为用自己的“活教育”方法，就能培养出所谓“人”来，这就是所谓“活教育”的课程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和方法论“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实际上是承袭了杜威的“儿童本位”与“经验论”，接受了陶行知先生“教学做合一”的主张。
+
+　　杜威曾经说过，“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要发展儿童的个性，让儿童在“做中学”。杜威办实验学校，提倡打破系统的课程，要根据儿童的需要和兴趣来经常改变课程。他的实验学校中，教师在教学中是站在辅助的、被动的地位。杜威这种唯心的经验论给我以很大的影响，当我主张用“活教育”的课程论与方法论来反对中国旧社会的传统教材教法时，便有意无意地通过自己的主观幻想，给以片面的论证。
+
+　　我常常认为别人的经验是不可靠的，只有自己亲身经历到的东西，才是可靠的；因此，我否定了人类祖先的经验也否定了客观真理的存在，没有认识到科学在历史阶段中反映了客观事物发展规律，是有其绝对真理性质的。知识的来源，除了感性的直接知识以外，还有前人的或别人的经过实践考验的科学与文化的间接知识。片面强调感性知识，其结果使认识停留在低级的阶段，只能认识现象而不能认识本质。
+
+　　我的这种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多半也是由于我运用了形而上学的方法来研究儿童心理发展的结果。我孤立地观察儿童心理发展的个别的现象，以为儿童生来时一无所知，通过自己的感觉和活动，逐渐认识了世界；由于摸到火，烫了手指，知道火是热的，摸到木头，知道木头是硬的，片面强调感性，忽视了理性认识的重要作用。却没有通过这些现象，来深刻的理解到儿童心理发展的本质是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辩证的过程。
+
+　　“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所谓“活教育”的课程论，就这样的片面强调了自然界、社会生活中个别现象，对于教学的作用，否认系统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于是，在教育方法论上，自然也就陷入经验论的泥沼中去了。我曾经很热情的赞美过“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这个口号，也曾经欢迎过陶行知先生根据杜威的“从做中学”所得出来的“教学做合一”的口号。我也曾向往于陶先生创办晓庄师范时，指天空为天花板，指大地为地板，指自然界为课堂的作法。我在江西开始办幼稚师范的时候，也曾经醉心于“寓学于做”的办法，带着学生们开荒筑路，盖房子，种菜养猪，烧饭做菜，并且称心满意于这种鲁滨逊的“变荒山为乐园”。学生们工作了一天之后，同时就来上课，以一天生活为题，学习作文认识自然，教材好像非常丰富，看到学生有了些收获，兴趣很高，就认为这不但是“做中学，做中教”，而且也是“做中求进步”。并且根据这个别的现象，来作为一般原则的根据，提出所谓“活教育”的教学原则“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还以为这种直接经验，就是“使人进步的最大动力”。
+
+　　现在且不说这个“进步”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因为在检讨“目的论”中已经说过了）仅就强调“做”这一点，在教育实际工作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简单回答，有下面几条：
+
+　　（一）教学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社会意识。
+
+　　（二）不能给儿童以系统的科学知识。
+
+　　（三）使儿童不能得到学习科学知识的基本能力。
+
+　　（四）忽视教师的领导作用，使儿童流于盲目的摸索，尝试错误，浪费时间。
+
+　　（五）忽视教科书的作用，养成儿童狭隘经验主义的倾向。
+
+　　也许会有人以为我这样来否定“活教育”的教材教学法未免过分，或者认为“活教育”的某些教学法也还有其一定的价值，但是我却同意张凌光诸先生所提出的意见：首先用科学的世界观，科学的方法论来克服“活教育”的缺点，改造“活教育”的思想体系，只有当自己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端正了，才能在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建设上，有所贡献。
+
+## （四）“活教育”的坏影响究竟是什么？
+
+　　我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长期进行着“超政治”、“超阶级”的改良主义式的教育，其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呢？我想就现在所记起的举几个事实来说明。
+
+　　抗日战争前，我在上海公共租界为帝国主义办教育，主观上是想“收回教育权”，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服了务。抗日战争开始不久以后，我从上海到重庆经过江西，反动派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留我在江西办教育。当时我对国民党抗日所采取的两面政策及其反人民的法西斯统治没有认识，一心抱着为教育而教育的观点（这种观点仍保留在“‘活教育’产生的时代背景”一文中——见“活教育”5卷2期），以为这是自己实现教育理想的好机会，并没有理会到这个狡猾的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熊式辉，是盘算着利用我的教育工作，来为国民党反动统治装饰门面，迷惑人民，以掩盖其丑恶的反人民的面目。记得当时反动派原想请陶行知先生去讲学的，后来因看到陶先生的一首诗，认为靠不住，便改变了计划。这就是所谓“不问政治”“自鸣清高”的我，正为反动派所欢迎所满意。很显然的，在他们看来，我的教育主张是对他们的统治有利的。
+
+　　事实也是如此，由于我长期做教育工作，又研究儿童心理，在美国留过学，在欧洲各国考察过教育，所见所闻，对于教育方面个别事例也很“丰富”，因此，就有可能在我的反传统教育的主张中，补进了许多似乎足以耸人听闻的材料。于是，一些具有改良主义思想的青年与教师也都觉得我是进步的，愿意到我主持的幼师来工作、来学习，我们办学愈起劲，反动派就愈来喝彩捧场，说我是儿童教育专家，是中国的“福禄培尔”，中国的“裴斯泰洛齐”。在这件改良主义外表下，我们都陶醉在“活教育”乐园之中，革命的青年们虽不只一次劝告我，但都被我的“丰富”的理论挡回去了。于是我的改良主义教育，就这样的在旧社会中迷糊了许多人的战斗意志。直到后来回到上海，青年学生们都在革命运动中前进了。他们又自动地下乡办农村托儿所，而我从教育出发，也鼓励他们去为老百姓服务。这时反动派认为我的改良主义教育已超出了范围，终于二次把我逮捕起来，那时什么儿童教育家，中国的福禄培尔，中国的裴斯泰洛齐都不知哪里去了。为什么开始时要喝彩，来捧场，为什么看到我的学生与老百姓站在一起的时候，参加革命运动的时候，他们就要迫害我呢？回答是很简单的，问题不在别的，而在于我的工作是不是对反动统治有利，现在我认识到这一点了。
+
+　　我所培养的学生有很多也是为反动派直接服务的。在我所办的鼓楼幼稚园中，教养的很多是国民党反动政权中上层官僚的子女。数十年来，为他们服务，一直到解放后才有了改变。日本投降后，我还派我的学生到东北沈阳去为反动派办“美龄小学”的，所做的同样是粪堆插上了花朵的工作。
+
+　　在今天我不仅认识到“活教育”理论在旧社会中所起的坏影响，而且我还得要说明在新社会中，当全国人民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的时候，如果还不从思想上来清算这种改良主义的遗毒，那么，我们就不会很勇敢积极地参加现实的政治斗争，我们也不容易站稳人民的立场，来对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国民党反革命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不仅如此，如果纵容这种改良主义的教育思想，也同样在教育工作上阻碍我们正确地认识和贯彻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与任务。
+
+## （五）改良主义教育思想的根源在哪里？
+
+　　现在我打算来说一说我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产生的根源：
+
+　　首先我要指出的是我的出身是小资产阶级的家庭，一方面感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排斥而日趋没落，对旧社会表示不满；另一方面又限于自身的阶级利益而害怕严重的革命，特别是经过一番个人奋斗之后，我又在旧社会中取得了“事业”和地位，更限制了自己向革命靠近的勇气。这样，改良主义的“阶级调和论”，就在我的身上找到了阶级的基础。
+
+　　其次，我从小所受的是封建的家庭教育和教会的学校教育。我的母亲具有浓厚的封建旧道德，无论是家庭间相处或与邻居发生纠葛的时候，她总是劝我们要忍耐，并且常常说“吃亏就是便宜”、“求人不如求己”。我在教会学校中读书，所受的教育无非是“博爱”、“人道”、“从牺牲中得到快乐”这一套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宗教哲学。长期在这样的教育影响之下，在我的思想上就失去斗争性和革命性。
+
+　　第三、我在美国留学数年，在那里我又接受了资本主义的反动教育，受杜威的实用主义与儿童本位的思想薰染，回国后，又受到了陶行知先生的影响。
+
+　　最后，我想附带声明两件事：
+
+　　第一、我在“新儿童教育”第6卷第12期上用“活教育社”的名义，发表了一篇题名为“敬请读者对‘活教育’展开批评”的文章，这里所说的“活教育社”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社团，只不过是为了出版“活教育”月刊时所用的名称。
+
+　　第二、我所以发表那篇文章，原意想提供一些关于“活教育”的材料，在取得大家的批评之后，帮助我能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思想，以便更好地做个自我批评，并非为“活教育”的错误思想进行辩护。
+
+　　 1951.09.13于北京
+
+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宣传委员会编 《文教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下册），广州：人间书屋，1952年6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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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2/000133.txt
@@ -0,0 +1,49 @@
+# 萧乾：生活在怎样伟大的时代
+
+　　<萧乾>
+
+　　这几天骑车走过天安门，看见工人们正在把沥青马路翻成石头的。望着起重机的铁胳臂在工人们操纵下一起一落地把块块石头放入路槽，我觉得天安门真不愧是我们祖国最逼真最集中的象征：前年天安门伐树搬石头用的是人力，今年有机器了；前年天安门还是土路，去年翻成沥青路，今年10月1日游行的群众将踏在光滑而坚固的石头路上了，我们国家的生产也正由手工业迅速地过渡到机械化的阶段，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经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也由沙土而沥青，如今是岩石般屹立在世界上了。跟随在毛主席旗帜后面的队伍正如天安门前的游行群众，也一天比一天壮大起来。
+
+　　两年来，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整个国家有了震撼世界的辉煌成就。面对这辉煌成就，反过来看自己这两年在政治认识和理论水平上的进展，真是慢得小得可羞又可怕。羞的是配不上做一名革命干部，怕的是远远掉在革命队伍的后面！
+
+　　解放后的第一年，我有很长一个时期是像一个久居暗室的肺病患者，初次见到炽烈的阳光，呼吸到沁人肺腑的新鲜空气。一面感到阳光的温暖，一面眼眸又感到眩晕；一面为新鲜空气而感到饱满，一面结核的肺叶上又感到刺痛。感情上，我患着严重的水土不服。成天就像天上出着太阳，又下着雨；一面看到赤祼祼不容漠视的真理——由革命的正义性（抽象）到物价稳定（具体），一面感情上自己和那健康茁壮的周围硬像是隔了一层，怕参加群众的场面，怕接触已做了老干部的旧日友人。浮面上的原因很多，但归根结底来说，是因为中国新了，但是我却还是那个旧我。我把眼睛长在脑袋后头，我面向的是腐朽的昨天。
+
+　　阳光和空气毕竟是无可抗拒的。我的不服水土和眩晕并没有维持许久。革命的真理像正午的太阳一样，太逼真了。整个国家的环境太健康了。两年来，做为一个干部，我除了正规学习以外，组织上还给我机会去参加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我流着泪在天桥倾听过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们对于万恶的几“霸天”们的控诉，我不止一回听到由朝鲜战场归来的同志们的报告，也曾通过采访，窥见两年来全国进行的对人和对自然的种种伟大的改造工作。奇迹在这新生的国家里已成为家常了。在我的宿舍周围，我每天看见珍爱他们自己的首都的市民们，大清早就净水泼街，竞赛清洁。三轮车上迎风飘着“飞机大炮捐献车”的黄旗。警察扶着老太婆牵着小孩子过街。水果烟卷摊上也挂起“本摊爱国公约”了，哪件事不令人感动！哪块空间，哪段时间不是活的教育！
+
+　　在旧中国人们像生了锈断了发条的钟表，老友多年阔别，重遇时候彼此都很可能是依然故我，在新生的国家里，没有人是静止的，因为革命的氛围是无所不在的，历史的巨轮是无时或止的。每个人都接受着周围现实光辉的照耀，每个人又同时在焕发着光辉。
+
+　　革命的胜利等于把多年长在我们民族腑脏里的一只毒瘤割掉了，随着，我们国家的大动脉饱满地舒畅起来，它从一个骨瘦如柴的病人变成为一个红光满面的健康人了。在健康的气氛中，国家在富强，每个人通过学习也都在时刻吸纳着营养。每个夜晚，全国千千万万的工人、农民、城市的店员、学徒、做保姆的，蹬三轮的都就着电灯或油灯在学习着政治和文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份子们也都学习革命理论，改造着自己的脑袋。全国各个角落，每天都在开着大会小会，实事求是地检讨着现有的缺点，消灭着错误和浪费，研究着今后的改进。
+
+　　因为有了自己的政府，人民的爱国情绪空前地高涨起来了，“爱国心”就像马达，像飞机上的螺旋桨一样发挥着动力，使祖国突飞猛进着，它使得我们在朝鲜的战士们压倒了猖獗一时的敌人，它使得工人农民们时刻从工作中发明着增产的诀窍。它使得全国各阶层人民关心着国家的大小事情，同时每个人都发挥着大小力量。它使得我们整个国家脚踏实地，质量并重地强大着，前进着。
+
+　　不但帝国主义者被我们永远地赶出去了，不但地主阶级被我们基本消灭了，不但淮河第一期工程完成了，物价稳定了，经济和文化建设都开展了，这两年还有更伟大，更恒久，更难得的成就，尽管这成就是无形的：一种崭新的赋有集体主义美德的人开始出现了！一种崭新的以互助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普遍地建立起来了！一种崭新的人民与政府紧密合一的关系一天比一天地巩固起来。
+
+　　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们是生活在怎样伟大的时代！这是个敌我分明的时代。这是千万人一条心，为了一个远大崇高的理想而合力奋斗的时代。这是善与恶最后搏斗的时代，而且，善的力量（民主、和平、社会主义）是日益壮大，同时，恶的势力（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日益分裂与溃烂。这是善的力量大大压倒恶的力量的时代，因为这是人民的时代！这时代，这优势，是百年来革命先烈前仆后继的奋斗，是千万头颅换来的胜利果实。
+
+　　幸运地生活在这样伟大的时代，我要求自己坚定地往远处看，往广处看，往崇高处看！看有着海洋般深博宽广，有着岩石般坚毅的毛主席！看忠诚，智慧，克服万难的劳动模范！看英勇卫国，忘我牺牲的战斗英雄！
+
+　　在这善与恶的最后搏斗中，最中心的一课无疑是阶级立场。参加斗争之前，首先必须认清敌我，最起码得知道枪口朝哪个方向放，朝谁放！通过这三大运动，我充分认识到阶级立场的基本性。今后，是怎样在实践中去锻炼立场，直到有一天把立场变为本能，以至无论怎样巧妙地伪装起来的敌人都可以辨识出来，从武训传的学习，我深深体会到这种境地的不易到达，也只有用时刻警惕来弥补。
+
+　　今后怎样去加强我的阶级立场呢？
+
+　　第一、把人生建立在正确的方向上真理正如照像机里的形象，必须对准光圈才能找到焦点的。凝视着握在毛主席和共产党手里的火炬，把罗盘针对准，从盲动走向有目的有步骤地动，从个人行动走向集体行动。在前进的方向上，“共同纲领”是眼前第一个路标，要从自己的岗位上，向这个路标，这个“中途站”推进。但同时还要把目光随时注视到那辽远但是最后必然到达的目的站：共产主义。
+
+　　要辨认方向就得懂得政治，就得彻底清算掉旧社会混饭吃时期遗留下来的“技术至上主义”。懂得政治，才分得清敌我，才能知道把枪朝哪个方向放，朝谁放。懂得政治才分得清长远和眼前的利益，全体和局部的利益。技术是枪法，有了方向，辨明了目标，枪法对革命是贡献。
+
+　　技术是车，政治是马；把车套在马的前头是没法子推进的，而这正是过去最容易犯的错误。必须把马套在前面，必须从政治上看问题，办事情，必须消灭这个许多错误的根本原因，才有可能看到全面，看到现实！
+
+　　第二、从现象的表层扎到现实的本质上去。费宾社的改良主义所玩的把戏，所钻的空子，正是我们安于现象表层的坠性。我一直是幌动在现象表层的一个，而且，藉口创作灵感，我一直有意把自己局限在那现象表层上面。20年前我对一位苦口劝我读理论书的朋友说：“你是人间的地图绘制家，让我还是做人生的徐霞客吧”！于是，我背了没有地图的行囊就“漫游”起来。我辛辛苦苦走了20年，以为走了许多路程，回头一看，结果还没有出20年前我自己钻进去的那个窄小的牛犄角。
+
+　　我有决心从那个牛犄角里钻出来！
+
+　　第三、从个人走向集体，也即是从眼前走向长远。我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孤立地顾个人是没有前途的。有了集体，才有个人；一定要集体有了前途，个人才有前途。两三个月前，当我第一次领到“工会证”时，我自己想：我多幸运哪，我已经是世界千百万壮大工人队伍的一员了！但是我一摸脑瓢，不对了！我还没有工人的集体意识，我依然是一个苍攫贫血，善感多愁的知识份子。只有把我自己全部投入那伟大无匹的工人队伍中，我才真“有”了那份“工会证”。
+
+　　看看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看看把美国帝国主义从鸭绿江畔打回三八线以南的人民威力，看看几千年来为患无穷的淮河的驯然就范，再回头看看长征，看看以弱胜强的抗日游击战和解放战争，就深信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的力量是所向无敌的！
+
+　　有了地图（马列主义），有了火把和引路人（毛主席和共产党），再有了浩浩荡荡的集体力量，山可移，海可倒，有良知有感情的人更是可以改造的了。
+
+　　面临着今年的伟大的国庆，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建设都有着伟大成就的国庆，我心里涌满了对祖国，对自己的乐观情绪。我用乐观的情绪来迎接这第三个“十一”。我知道革命的路是冗长而且崎岖的，我个人政治底子特别薄，气质又是异常脆弱的；但是我相信在有着强炽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的革命环境中，在组织的坚强正确的领导下，个人一定会随着整个国家，由窄而宽，由小而大，由空而实，由孱弱而健强起来的。
+
+　　 1951.9.22	北京
+
+　　来源：萧乾：《土地回老家》，上海：平明出版社， 195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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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2/000134.txt
@@ -0,0 +1,135 @@
+# 孙握之的自传和“三反运动”中的自我交待与揭发材料
+
+　　<孙握之、原著；孙恪庶、整理>
+
+　　【整理者按：先君握之公（1914—1976），字祥瑜，虽一生未上过正式学堂，然凭书香世宦家学渊源和天赋勤奋，于1939年二月廿五岁时考入国民政府中央造币厂任会计师；并谙熟岐黄、韵律、金石篆刻、书法绘画、古籍版本等。《自传》正文系蓝色字体写在长36cm、宽27cm的棉纸朱丝栏20格通行稿笺上，应是原件复写存底；计8页，页首订有长28.5cm、宽18.5cm的棉纸竖行朱丝栏10格稿笺，竖写从右至左《自传要点》五项；每项后列小项若干，计14项；小项后又列若干小项，累计38项，几同审问人犯。显然是抄录“自传”要求。所写皆为繁体字，此改为简体，并规范了标点符号；书写格式为打印方便，亦改为从左至右横写；需要注释处用括号内仿宋体。——孙恪庶。整理者孙恪庶为成都市锦江区教师进修学校退休资料员。】
+
+## 自传要点
+
+## （仅供参考）
+
+## 一、家庭情况：
+
+　　1. 你家有些什么人？他（她）都是做什么的？
+
+　　2. 你家有多少动产与不动产？目前靠何种收入生活？
+
+## 二、个人历史：
+
+　　1. 你生于什么时候？
+
+　　2. 你何年何月考入什么学校？是否毕业？应按自己年龄详细述明。
+
+　　3. 你解放前做过什么事？当时是如何进去工作的？何人可以证明？
+
+　　4. 你解放后如何参加工作的？现任何职？
+
+　　5. 你参加过些什么党派、团体等组织？在何处参加？怎样参加的？当时动机为何？有何活动？现在关系如何？曾否向组织上交待？有何证件？何时交出？
+
+## 三、社会关系：
+
+　　1. 你有些什么亲近的朋友、同学、亲戚？他（她）们现在何处？做什么？现在往来如何？你们是如何认识的？他（她）对你思想上影响如何？
+
+　　2. 你认识的人中，他（她）他们的政治面目如何？有无证据？
+
+## 四、解放前后的思想转变：
+
+　　1. 过去你对共产党、国民党认识如何？你在何时何地发表过些什么文章？
+
+　　2. 通过哪些具体工作、生活、学习，使你思想上认识上有了转变？
+
+　　3. 你读过些什么书？最喜欢哪些著作？对你有何影响？
+
+　　4. 你个人有些什么要求？对目前工作你有无意见？今后你打算如何？
+
+## 五、结论：
+
+　　1. 个人的结论。
+
+　　2. 组织意见和结论。
+
+## 自　传
+
+　　我叫孙握之，现在家庭组织，连我共五口：有六十二岁的母亲，在家帮助带领两个小孩，一个四岁，一个两岁；爱人在一区六小教书。我家现有住房大小共三间，1951年买的；有水田十五亩。现在家庭生活来源，依靠我和爱人的全部工资维持生活。
+
+　　我生于1914年农历三月廿九日，现年三十八岁，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绍兴。我的父亲，系满清时代举人，业教读，1942年逝世，年七十四岁；我的母亲洪氏，系续弦，生我及妹二人。所以我的父亲，大我四十余岁，不免溺爱。我八九岁时身体即多病，所以我的父亲，就怜惜我，不要我去进学校，自己教读《弟子规》、“四书”等书。到了十三岁的时候，患吐血症，因误服热药，成了大吐血症，盗汗谵语，濒于危殆；后服凉药，渐有转机。在此求学的最可珍贵的时候，而因病废学。固不仅父母的爱惜，面色苍白，每年都要发，并且剧烈，辍学实出于不得已。疾病相磨，十年有余。所以我在1936年二十三岁的时候，为了家庭的情况和自己的前途计，选择练习中医，以为我的职业。这就是我八岁到二十三岁的历史经过。
+
+　　1936年我到张先识老医生处学医，只是听讲医书；后来改为汲古医学书塾，招考学生十余人，我亦投考被录取。所讲的《内经》、《难经》、《伤寒》、《金匮》等书，类皆古代医籍，所以命名为汲古。到了1938年，学生只剩数人，我感到学医三年，偏重学识而不重经验；另一方面，家庭经济困难，无法维持下去，所以才有了且顾目前，另谋生计的念头。张先识住支矾石街，现在大约八十多岁了，他就可以证明。
+
+　　1939年二月，经毛光裕介绍，到伪（按：斯时凡国民政府所有机关、部门、单位、学校、职衔称谓之前，皆冠以“伪”字，如“伪川大”、“伪军人”等，不一而论。下同）中央造币厂成都分厂当工人，派在会计室做缮写工作；同年九月，由工人改为临时雇员；1940年三月，改为雇员，做了五年，于1945年三月，升为课员；同年六月，因病离职。做课员仅三月之久。现在饶副厂长克谐，当时系机修股技左，他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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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八月，经孙祖武介绍，进西原公司，做记账员；同年十一月，因抗战胜利，公司关门，得了一个月的遣散费，离开公司了。1946年四月，经曾禾生介绍，到四川大学工学院附设水工试验室做雇员，系顶补缺额，用别人的图章领薪。嗣以办理会计，兼管事务，仅我一人，疲劳已极，担任不下；再以未装机件等，乱堆地下，夜窃甚多，责任不小；并且主管人张有龄性情乖张，屡遭詈骂。于1946年七月，经杨端甫的介绍，到伪四川省公路局做雇员而离开了水工试验室。在公路局也是顶他人的遗缺，用他人的图章领薪，因为适逢裁员，不能报请正式递补；同年十一月实行裁员，终被资遣，得了三个月的遣散费。至1947年二月，经西原公司同事刘仙源的介绍，第二次进了公司，仍做记账工作。至1947年十月，因邹秉鲁的介绍，进入伪中央造币厂四川厂会计科做办事员，而离开了西原公司；同年十二月欣逢解放而被留用，以迄于今，继续在本机关做会计工作，一年又九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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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习医三年和在机关做缮写及记账工作八年中，从未参加过任何党派团体会门等组织，更无任何活动；至于危害人民的事，直接没有，间接也没有。我的亲戚不多，舅家无人。大姊彭氏，有田四十多亩，是一个地主，住双流，不常见。二姊曾氏，住成都，有子四人：大子参加革命工作，在成都，解放后相见甚少；三子现任南京市党委，解放后未曾通信。四姊夫毛友诚原在邮局工作，现已年老家居，他有两个儿子：毛邦达、毛邦荣，都在四川大学教书。我在水工试验室工作的时候，他们二人在工学院读书，与我常见。妹夫杨端甫，原在伪公路局做过办事员，解放前被遣散，现在做一个小本经营。我的岳父，有田六亩，做过伪四川省卫生处科员，时间不久，改做纸烟小商，现住成都常见。至于朋友、同学方面，在汲古医塾的同学，仅有十余人，素无往还。机关公司的同事，当时就少追随，离开机关公司之后，信函往来，亦绝无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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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爱人王素芳，系一区六小留用教员。她十四岁在温江县中读初中一期的时候，童军校官叫他们童子军，集体加入三青团；记下一个名字，从未担任过职务，也没有任何活动；1951年□月，由一区六小，集体向公安局登记。她在反动政府的时候，教小学数年之久，系经他的姑父钟汝为介绍的。钟汝为现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之一（成都临委会），他就可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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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就说到解放前的思想如何。我在十三岁到二十三岁这段时间，是一个最苦恼的时间，因为疾病，耽误了一生前途。在此十年中，家庭生活的来源，一方面剥削农民，年收米四石有余；另一方面就靠父亲教书改文，来维持生活。父亲年老，就学者日少。当时我的思想：（1）决心学医，找一个正当职业，谋一条出路；（2）我身多病，学医兼能慎疾；（3）感觉到我无学历，又无经历，更无人事关系，行医可以自食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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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机关公司做会计工作八年，给我思想上有些影响，不像未做事以前，思想单纯些。（1）想到祖宗及父亲，假使多留些产业给我，也就可以解决我家简单的衣、食、住，我何至于以孱弱的身体，出来挣钱而受伪币贬值，生活压迫的痛苦；（2）我在机关工作，当一个小职员——雇员，六年有余，深深了解了莫有背景，决不可能往上爬；自己没有学历，更不可能爬上去，因此非常消极和悲观；又受家庭生活的打击及长期过着数字生活，就把我造成呆板沉默的人，也就是无用的人了；（3）经过社会上的磨练，认为无人可靠，本身又无能力，连自己都靠不住，思想上就抱着居卑居贫的感想，聊以永日的态度；所以对于政治问题，从来没有去过问他，没有产生任何动机去参加任何组织，也没有外界的引诱去参加，至于发表文章，有关政治社会者，经检查一下，决无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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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二十三岁以前，就病了十年。在家由父母教读，所读的“四书”、“五经”、《左传》、诗文。每年病都要发，所以或学或辍，未能深入而改学医。父亲所教的，大约可分为四类：（1）要孝顺父母，以敦伦纪；（2）要正心诚意，不生妄念；（3）要谨言慎行，免遭怨尤；（4）要慎交寡游，免流非类。所受的教育如此，给我思想上，养成孤僻成性，不易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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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八月，进了西原公司，始知经理三人：一孙静山，二林文韬，三赵律深。孙静山系伪浙蓉中学（按：为孙德操创办，后改为树德中学，1949年之后改名为成都市第九中学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初恢复原校名树德中学）校长、伪国大代表孙震（按：字德操，抗战时任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兼四十一军军长，率军出川抗战；在台儿庄大捷外围战略滕县保卫战中，为国捐躯的一代抗日名将王铭章将军即其麾下）的儿子，当时给我思想上有些影响。因为孙静山的祖人，也是从浙江绍兴迁入川的，可以算是同族；虽然从不认识，我今在公司工作，将来或者有一点照顾。他们经理等追求娱乐，奢靡豪华，我思想上虽然认识他们是不对的，但没有从本质上辨清他们囤积居奇，剥削人民换来的这些腐化生活，反之确有羡慕他们的生活方式。我没有经济出路，不可能和他们靠拢；又以孤僻消极的思想支持，也没有寻求途径，与他们相亲相近。同年十一月，公司停办，仅多得一个月的遣散费而离开公司后，屡次向孙静山说，给我谋一事，终于不顾。这是我第一次在西原公司工作四个月的情况。步元凯可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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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二次进西原，系在1947年二月。那时公司的人数，只有五人：林、赵两经理已离开公司，总经理仍是孙静山，经理为步元凯。孙不过负个名誉，经常不到公司。实是步元凯主持业务，吸收存款，转放高利；或囤积商品，高价出售，（获利）仅够职工伙食及工资；我每月所得，不过银元八九元之谱。到1949年十月，进了伪中央造币厂四川厂而离开了（西原）公司。这是我第二次进（西原）公司，做了记账工作二年又八个月。时间虽久，思想上没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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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十月。我因邹秉鲁的介绍，进伪四川厂工作。进厂以前，我打听韦宪章来厂，厂的待遇很高，我就写信给韦，说明我在成都分厂做过五年的雇员。隔几天，我来厂到门房上听信，得不到个着落就去了；去了又来，来了又去，不知凡几，终于无效。后来黎昭荣来厂，我又写信给他，他和我素不相识，一同置若罔闻。不因邹秉鲁来厂，我是不能进厂的。邹秉鲁在成都分厂当会计，我在会计室当雇员，介绍我的原因，就是在此。当时我的思想，感觉到没有人事关系，决定找不到事做。因此回忆到邹由成都分厂离蓉后的时光，约有七八年，我未曾给他写信，自己平常不注意人事方面，一至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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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之后，我看见约法八章，量才留用伪机关人员。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认为我的工作，不知几时失掉。经过数月，看见本机关的员工，或留用，或转业，才知道共产党对于人民，绝对不令其失业；也就知道政府所说的话，是要贯彻执行，而不是徒托空谈的。我对共产党，才初步有了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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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不久，蓉市物价陡涨，人民币剧烈贬值。虽经军事代表说“解放每一座城市都有这种现象，不久就可恢复，只有一次，不会再发生。”当时我的思想上，认为是一种诳言，以为反动政府，有孔、宋的财富，（都）把物价遏止不住，节节上涨；中国的财富，又被反动派带走，共产党更无法来平抑物价。但时间不久，物价即趋正常。因此回忆到反动统治时期，物价越平越涨，共产党来不久，即做到这件有关民生的事情，我感觉“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这句话，才有了信念。（看到）现在劳动人民，在解放不到两年的今天，逐步转入的美景，也就更进一步认识到这是共产党为人民革命，给予人民的胜利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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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减租退押初期，我很想不通。认为不是我买的田，而是祖宗留给我的，也是旧社会制度造成的；并且我对佃农，从来没有加过押；田仅15亩，剥削行为也不算大。这一连串不正确的思想，后来经过学习“划分阶级成分”、“减租退押”等文件，结合报载地主的如何残酷剥削，反映了农民所受的那样痛苦，才知道减租退押政策，是为了广大农民的正义要求，使农民真正得到翻身的果实，所以要消灭地主阶级，就要从他经济上基本打垮。有了文件的启发，认识到农民所受的残酷剥削，是由地主直接付与他的。很显然的，就是农民劳动产生价值，而为坐享其成的地主夺取：此即便是罪恶。因此更认识我的祖父剥削，父亲剥削，我又继续剥削，这样一来，就是罪上加罪。所有以前不正确的思想，不但是逃避罪恶的思想，而且是地主剥削的思想。经过这样的思想转变，我就下了决心，向农民认错，遵守政府法令，完成退押任务，并且愿在工作中，力行求改进，不消极怠工，不粗枝大叶，以来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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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解放前，我对共产党的认识，是没有的。就是对国民党，只知道他们的所谓“政策法令”，都是不利于人民的。例如货币贬值，生活高涨，米荒钞荒，剥尽财富。至于贪污腐化，狼狈为奸，蛀国害民的事，不胜屈指。这是反动政府给人民表现出来的。并非我在解放前，能够在本质上辨清反动派，就是代表在地主、大资产阶级来剥削压榨广大人民；而且我对官僚地主的生活方式，反有羡慕的感想。解放之后，我的思想，经过很多事实渐渐认识了共产党。我在1950年，缴纳公粮的时候，听了征粮工作组的同志对别人说：“国民党要钱，共产党也要钱。国民党拿来进了腰包，共产党拿来为人民办事。”当时我听了这句话，给我思想上一些启发。又联系到拨款修都江堰，导河掘沟，克服蓉市连年水灾，办理救济失业工人工作；使各就其业，稳定币制，交流物质，恢复摧残的工商业，使人民不受日常生活的压迫等措施。所以我在事实上，认识了共产党的本质，是全心全意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的，不能和站在反动立场的国民党，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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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解放后，工作将近两年，虽然没有犯过多大的错误，（但）在学识方面，甚感不够；经验方面，亦甚缺如。今后我的愿望，努力业务学习，增强工作效能，努力政治学习，加强思想改造，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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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我在旧社会里，是个好人，没有做过危害人民的事；在新社会里，也是个好人，也没有做过危害人民的事。这样一来，就是把新、旧社会，等夷而观，也就辨别不到一个真理，更不能分清敌友。所以必须分析一下。
+
+　　我在旧社会所受的教育，和所读的书籍，对我的影响，就是安分守己，不走邪路。这是对的。但是梏桎性灵，消灭了进取的心，孤陋寡闻，独善其身这些害处，同时受了影响。我在旧社会里，是个好人，是这样的条件造成的。
+
+　　我在旧社会工作的时间，自己体验到学识不够，经济缺乏，与资产阶级，不可能挨拢；卑鄙逢迎，又不屑为。于是畏难思返，不去靠拢资产阶级。这是受了客观条件的限制，使我爬不上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做出危害人民的事。
+
+　　我在新社会里，是个好人，这是经过一年多的文件学习，和组织上的启发，使我认识到服务是为人民的。而不是为自己的利益。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自由主义》二个文件，更认识到，要成个好人，必须自己拿出毅力去做，要理论与实际结合，才不会倒向伪善；自己成为好人，还要帮助别人，去做好人。这是党的教育，从我思想上去改造，所以我在思想上，经常地自我检讨，使我在工作中，没有时冷时热而受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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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新社会里，没有做过危害人民的事。这又怎样说呢？学习反帝、反封建、反官僚、清匪反霸、抗美援朝等文件，认识到为什么要去反对他，正因为他们是危害人民，压迫人民的。又听到农民控诉地主罪恶，烈属控诉美帝暴行；更联系到学习镇压反革命文件，使我建立了阶级的仇恨，对危害人民的人，深恶而痛绝。又认识到共产党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到了这个时候，人与人之间，都不会有剥削压迫的行为发生。这是从思想上的启发教育，使我明确地认识到危害人民的事，无论大小，是不可以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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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上述各节，大半是为自己打算，从自己出发，或者联系自己去分析问题，完全披露了“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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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行系黑色钢笔字）1951、9、29作10月4日小组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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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反运动”中的自我交待与揭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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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者按：斯时始于1950年初，围绕巩固新生革命政权而掀起的各种政治运动，正紧锣密鼓地开展：由西南军政委员会布置，同年8月25日成都市第二届各代会讨论开展的减租退押，清匪反霸的运动，于1951年5月基本结束；由1950年6月30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1年2月中旬成都开始试点，6月全面铺开的“土地改革运动”正是高潮中的尾声；由1950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公布“双十指示”，同年11月5日成都市军管会布告宣布几个反革命组织，开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正如火如荼；而由中共中央1951年12月1日颁布的《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厉行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1952年1月10日成都市四届二次各代会通过“开展三反的决议”而掀起的“三反运动”，从中央到地方已经酝酿成熟，亟待全面开展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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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先君的“自传”，实则是身为旧政留用人员，人人必须过关的、交待历史问题与思想坦白的“交心”；而差七天就七月后，写在与正文同样稿笺上装订其后，无题目的文字，则无疑是“三反运动”中的自我交待与揭发材料了。——孙恪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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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1949年10月1日（按：斯时凡旧政人员工作年限皆以此日计）进厂以来，我没有贪污黄金一分，银元一枚，伪纸币一张；并且没有受过任何人的贿赂。也没有人送过我（的）物品，也没有人请我吃过饭。这因为我是一个小职员，（入厂）时间而且不久。在旧社会里，都是做的伏案的事，过的数字生活，靠工资维持生计，所以谨守慎为，不敢乱来一点。但是在资产阶级的影响下，在旧社会里，不但没有认为资产阶级贪污腐化的危害人民国家的行为是不对的，反而羡慕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个思想，就是贪污的根源。这就说明当时我的不贪污，不是从思想上认识到贪污是危害人民国家的利益，而是自己体验到学识不够，经济缺乏，与资产阶级，不可能靠拢；卑鄙迎逢，又不屑为，于是畏难知返，不去靠拢资产阶级。这是受了客观条件的限制，使我在工作中，没有遇到有利的条件，良好的机会，去做出贪污的事实。
+
+　　在三反运动中，最初我对贪污分子，即认为贪污分子，应当对他们追查。后来经过小组学习和大会报告，了解贪污分子盗窃大量资产，而且自己拒不坦白，才深恶而痛绝之。这因为当时他们的集体贪污，我完全不知道，所以对于检举揭发，着手困难。另外就是1949年的金银收付账，当时未透过总账；又因为现在会计科普通财务工作，惟我及郜同志推动，时间无多，所以在大会上没有具体的材料，来检举揭发。因此就产生一种不好的思想，就是说领导上和工友同志，能够掌握具体材料，我能发现什么问题呢？假使想到一点，也不能解决整个问题。所以我在三反运动开始的时候，表现不负责任的态度。
+
+　　后来经过小组学习，工友同志们的耐心帮助，认识到贪污分子，就是我们的阶级敌人，他们一天贪污的数目，一个人一生都挣不回来。并且看见小组上帮助另一个同志，工友们说：今天具体材料，掌握在工人手中，贪污多少说多少，多报数字不行，少一分一厘更不可能。工友同志帮助我说：你没有贪污，可以检举贪污，要站在三反中来。我因此在思想上起了变化。我想自己经过深入检查，实在没有贪污事实，正好检举别人；又相信工友同志，能够掌握具体材料，不会使贪污分子漏网，也不会冤枉好人。因此我就在思想上，打破情面和怕冤枉好人的不正确的思想，关于检举揭发的材料，我已经把我所知道和怀疑的写出来，送交检查组。
+
+　　我现在把检举的事实，逐一写出：（1）关于1949年12月，解伪保安处黄金，11500市两；（2）温犯松津购料委员会的账，内有部分黄金及银元；（3）发遣散费提出黄金问题；（4）孙犯普潮借拨巨款赴渝购买器材问题；（5）伪高级职员借支港币，折合为伪本币后，还出剧烈贬值的纸币问题；（6）汇渝处汪枕时二千元是否收到问题。综合上述各节，都是有关贪污，我把他揭发出来，固然是领导的启发和工友同志们的彻底帮助，有了这些客观原因，使我思想得到转变；但是在主观方面，自己认识到贪污分子的罪恶。我们没有贪污的事实，不能获得群众的彻底相信，都是贪污分子带给我们的。我又想到我写的材料，比较工友们所掌握的，是不够具体，但我把想到的写出来，多少也有一些参考，起一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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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1952年1月23日，领到51年双薪后，王、温两犯下班时，问我来不来聚餐？我说在五千元以下我就来。事先并没有约过我，因此同到总府街喝酒吃饭，有金邦钧在场。吃饭的时间，没有说过什么话。有关贪污的话，更一句都没有提过。吃过饭后，我就回家了。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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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邦钧在1951年大约四月五月内，他第一次交0.500市两黄金给我代他保管，当时他说，他家里经常没有人，恐怕掉了。又隔了一段时间，他又交黄金1.000市两给我。后来他作两次取去：先取一条，系0.500市两；后取一条，系1.000市两。这时他就没有黄金放在我处了。取完过后，又隔一段时间，他又拿来三小条给我保管，每条都是0.213市两的，共计0.639市两。我有剩余的黄金一条，计0.506市两。我家中有人生病，思想上又不愿把剩余黄金作一次换用，就先后借用金邦钧0.213市两的小条2条，共重0.426市两，都是在分行换来用的。后来金邦钧又取去0.213市两。我就对他说：你换了现金后，补我八分金子的价款，我的0.506市两，就算你的了。金邦钧换了现金后，补我陆万多元钱。现在金邦钧交给我的黄金只有0.506市两一小条了。（按：此行距中有小字括号旁注：“1953年1月23日，将0.506市两金条交还金邦钧。”）至于他的黄金来源，我当时思想麻痹，没有问过他。这是应当深刻检讨的。在小组会上，金邦钧说出，骗了家中的人，把黄金弄出来，便于搞男女关系。我才晓得他当时对我说，他“家里没有人，恐怕掉了”这句话，是被金邦钧骗了。
+
+　　在解放后，我的思想，在50年上半年，尚没有把资产阶级的思想洗净，例如想吃好的，穿好的。这个思想，就是产生贪污的根源。经过领导的启发，和文件学习，认识到危害人民的事，是不可以去做的。尤其在三反运动中，认识了贪污分子，就是剥削压迫人民的罪人。因此我在三反运动中，增加我对资产阶级的仇恨，所以饶犯被送法院时，认为他钻了人民政府宽大的空子，坚决与人民为敌，拒不彻底坦白，应当受到人民制裁的。我自己感到经过三反斗争的教育，今后不但不会有贪污的事实发生，还可以保证把贪污的思想洗尽。
+
+　　（我在解放后两年半中，是不是算为纯洁？这是不然的。我曾经向总务科要过三张做手套的白翻皮屑，买炭渣用公家的炭笼未还来，半节铅笔两支留着自己用，带回家写自传的十行纸尚有二十多张也据为己有。这类情形，虽然是公私不分，但是扩充下去，不从思想上纠正过来，自然会做出贪污的事，而且可能做出大的贪污，走向资产阶级死亡的道路。这次三反运动，使我提高觉悟，防范未来，从思想上救了我。）
+
+　　我在解放后二年工作中，犯了两个毛病：就是把自己岗位上的工作搞好，与我无关的事，就不去追求上进了；另外就是在工作繁忙的时候，因为自己身体不好，做事比较迟缓，又怕把事情做坏了，不免有时发生烦躁。这两种毛病，都是对工作有妨害的。今后我的愿望，努力业务学习，增长工作效能，努力政治学习，加强思想改造，日积月累，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而服务。公元1952年4月22日　孙握之
+
+　　【整理者后记：34年前历时八年赴滇支边归来，整理先君遗书、遗物时，见到此“自传”及交待揭发材料复写底稿时，笔者简直不敢相信这竟是先君的手笔——这太有悖于从懵懂之初就铭刻于心的、先君刚直不阿，宁折不弯的形象了！但这确切无疑地就是先君所写，并且是在38、39岁，正当风华正茂的壮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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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早就知道在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经受了思想改造运动，笔者心底仍难以接受透过文字所隐现的，那个避重就轻，藏拙示弱，从家族背景、产业到社会关系，都竭力淡化；在人格尊严上极尽弱化、丑化自己，摹仿进步革命的言辞，甚至不惜检举揭发别人以自保的、战战兢兢的男人，竟会是自己心目中一直崇敬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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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写此交待、检举揭发材料后的三月又两天，笔者降临人世。然在笔者刚满两岁时，中央造币厂因为备战，从内地外迁至与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老大哥”紧邻的沈阳后不久，先君终究还是被迫“自动辞职”了。在举国大干社会主义，天罗地网般地消灭个体经济的政治氛围下，经过三年求职无门，或试图秉承祖业开馆授课，或悬壶济世无望，妻子落井下石，雪上添霜划清界线离异，靠贱卖名贵家具和人文收藏维持一家老小生计，终至陷入绝境后，先君面临稚子和病卧老母，接受辖区办事处分配，进入一家类似街道生产组作坊的小摊摊当会计；直至与母亲分离十八年后，作为三个知青儿子的父亲，于贫病交加中凄然离世。先君去时，举家没能为其找到一身无补丁的旧衣服送行。斯时正值伟大领袖治丧期间，千里边疆全线戒严，笔者没能拼死闯关尽孝送终，遂成终生不能化解之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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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先君生前没有对四个早已成人的儿子只言片语涉及族中先贤家事和个人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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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炎黄春秋》201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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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2/00013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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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继圣：我两年余来的思想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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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继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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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以前，我自鸣清高，自以为是一个没有政治色彩的工商业者。在仁立实业公司惨淡经营的二十八年中，虽一再和外商竞争，但我的观点仅仅是“为工业而工业，为商业而商业”的。我深信“工业可以救国”，所以努力制销地毯等工艺货品，以争取外汇。继又织造呢绒哔叽，以抵制外货，杜塞漏卮。但是我不能深刻了解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我在与外商斗争的同时，还主张借用美英资金来建立国内的工矿事业，这证明了我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是不够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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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在美国留学五年，我不知不觉地中了美帝国主义的毒。但是我是一个爱国分子，留学回国时，很想为祖国做一番事业。我还记得：我在回国途中，热望再见久别的祖国风光，但一到吴淞口及黄浦江时，所见的几乎都是外国旗子和外国轮舰，我很痛心；及到码头，检查行李的，却又是傲慢的外国关员，我更伤心愤怒。但是，那时我所仇恨的，仅仅是日本、英国和法国侵略者，对美国还存在着幻想，还不知道它是最阴险最毒辣的帝国主义者，这个崇美亲美的思想，一直存在到解放的时候。至今思之，自觉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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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军阀时代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政府的腐朽和社会的污浊，使我非常失望。但我有着超政治、超阶级的观点，毫无革命斗争的勇气。即在天津沦陷期间，也留在天津，不自奋斗，而坐待胜利的到来。日寇投降以后，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之下，政治恶劣，经济紊乱，但我对国事还抱着改良主义的态度，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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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谢谢我的朋友刘仁术（现任天津市企业公司经理）。他在天津解放前的几个月，从石家庄转给我一封十几页的长信，详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劝告我们工商业者千万不要迁移乱动，并指明了解放后私营企业的光明前途。信内所说的种种，虽多合乎我的愿望，但我还存在着好些顾虑和疑惑。
+
+　　天津解放了，胜利的歌声唤起了我。我亲眼看见了人民解放军严明的纪律与和蔼的态度，他们与孩子们彼此相爱，共同玩唱。十几个年青活泼的战士曾住在我的家中，我们相处甚好，日久更像一家人一样了。我到我的工厂，看见工人们也活泼起来。但在解放初期，由于运输困难，营业锐减。别的工厂，也有同样的情况，有的更发生了严重的劳资纠纷。我还记得，那时天津大工厂的经理们天天下午到工业会聚首闲谈，几乎个个都有一肚子的牢骚。我们应该感谢李之楠（现任中共天津市委会统战部副部长），那时，他每星期都来工业会一两次，了解我们的情况，帮助我们解决各种的困难。我们从他那里懂得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向他学习了好些新的知识，我们的情绪就慢慢地好转过来，我们的思想也逐渐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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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解放三个月后，刘少奇副主席不辞辛苦地亲来天津，与几个大企业的负责人举行了两次时间甚长的座谈，我很幸运地也参加了。他诚恳的态度，感动了我；他深刻的讲解，启发了我。我的情绪更加稳定而转向积极了。我曾对我厂职工们说过：“我年已五十六了。头二十八年是我教养的时期；后二十八年我几乎全在仁立实业公司工作；现在解放了，我们前途光明，我至少还要活二十八年，努力学习，和同志们在一起来扩大我们的工厂，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当时，为了拥护政府的政策和帮助国家外汇的供应，我商请了仁立实业公司的董事，自动把存在国外的一大笔美金向人民政府报告登记，并把其中的极大部分调回到中国银行。随后，我与同事们共同计划建立一个新式的干蛋工厂。在筹设该厂当中，我们得到了政府的种种鼓励和协助。我们在沈阳采购了好些钢铁器材，但因运输拥挤，一时无法运到天津，眼看着就要严重地延误蛋厂的建设。我向天津市财政经济委员会请求帮助，当晚李耕涛主任应允电沈阳有关部门，设法把我们的器材尽先运到天津，我就把吨数告诉了他。翌晨我发现我所报的吨数错了，马上打电话向天津市财政经济委员会更正，天津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回答说他们的电报已经在夜里拍出了。过了几天，货也到了。这可见人民自己的政府多么负责！他们办事多么迅速！我对我们政府的信心，从此更加坚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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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九年的秋天，我和工商界同仁们到大连去，参观了规模宏大的工业展览会和好些工厂。在大连，我曾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庆祝大会。大连人民的广场，好像一片红色的海，美丽的五星红旗飘扬在和暖的日光和清爽的海风当中，欢声雷震，万众一心，我也从未有地由心里发出了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路过沈阳时，我们考察了几个大的工厂。大连、沈阳两市解放较先，工业比较发达，工厂里民主管理制度的辉煌成就，以及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实际表现，都教育了我。我深深地认识了无产阶级的智慧和力量；我也体会了从事工商业者，必须依靠群众，才能好好地发展生产，改善经营。
+
+　　一九五○年的春天，我厂也建立了劳资协商会议的制度。从此，人事福利、安全卫生、生产计划以及节约等问题，都可以通过协商会议来求得解决。在会议上，工会代表们的言行，常常给我以很好的教育。两年来，我厂生产所以能够胜利地由服装用呢转向工业用呢，是由于政府贸易政策的保护，和各用户工厂的支持和指导，以及我厂职工们的积极合作、努力改进技术、提高品质的结果。最近，我厂展开了爱国主义劳动竞赛，更进一步地提高了职工的生产情绪，创造了一些新的纪录，出现了劳动模范。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之下，才能把工人潜在的能力发挥出来！
+
+　　抗美援朝运动发动的前夕，我还存着恐美思想，但汹涌澎湃的爱国高潮淹没了我一切的顾虑，我踊跃地参加了天津工商界和其他各界的爱国示威大游行。当我们得到毛主席赞许的时候，我感到何等光荣！何等兴奋！我又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耳闻目睹了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所犯的烧、杀、淫、掠等血腥罪行，使我对美帝国主义更加仇视、鄙视和蔑视。我一方面看见了美国强盗的残暴无耻和腐朽堕落；另一方面看见了朝鲜人民军和朝鲜老百姓的英勇坚强、不屈不挠的意志，以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坚苦卓绝、英勇奋斗和流血牺牲的精神，我对这个抗美正义战争必胜的信心大大地加强了。这次集体的生活，行军的生活，农村的生活和战地的生活，不论在思想上和精神上，都给了我以极大的锻炼和考验。在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内，大家团结与互助的精神和协商与批评的作风，深深地感动了我，同时我也体验到领导与纪律的重要。朝鲜是一个大课堂，我在那里学习了不少东西，收获很大。从朝鲜归来以后，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展开了，我为了积极响应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我和一起参加慰问团的仁立实业公司同事凌其峻在北京时即代表仁立实业公司自觉自愿地捐献了头一架飞机。我在北京、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处作赴朝慰问报告的时候，听众们生动的反应和爱国的热忱感动了我，鼓舞了我；我也体会到今日的祖国人民真是已经站起来了。
+
+　　新的社会造成新的家庭。解放后，我的爱人孙班录也参加了家庭妇女联谊会和民主建国会。对家庭妇女联谊会的托儿所，她曾帮助设立，也帮助经营。我去朝鲜前，她也鼓励了我。在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开始时，她就带头认捐。现在她正帮助进行华北区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的准备工作。刚在燕京大学毕业的女儿也自愿服从政府的统一分配；最幼的男孩在初中毕业时，虽年纪太小，不合规定，也想去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儿女回家时，常常愉快地在一起谈论，交流学习的经验和工作的体会，有时我与我的爱人班录也参加了。毛主席对于青年一代的教养，使父母们完全可以放心。不仅如此，我还可以向儿女们学习，他们也常不客气地批评我的错误。
+
+　　我自觉学习不够，虽在民主建国会里和实际工作当中努力来求进步，但总感觉非常空虚。我还有不少缺点，尚待克服。我还要虚心学习，努力工作，来争取进步，尽我余生的精力，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
+　　来源：1951年9月27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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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家庄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对王世杰同志暴露党与国家机密的处分决定
+
+## 华北局保密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注：
+
+　　兹将石家庄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对王世杰同志暴露党与国家机密的处分决定刊出。我们认为王世杰同志身为党的负责干部，而却严重丧失了政治上的警惕性，使党的机密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这种错误是不能容许的。望各级党委根据根据中央历次保密指示，结合此实例进行教育。
+
+　　 一九五一年九月
+
+　　王世杰同志，男，年二十七岁，一九三九年入党，现任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副校长兼党内支书。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
+　　（一）今年二月，该校通讯员卖字纸，将银行注有政治面目等重要项目之干部名册和一部分干部简历表卖掉，经派出所同志发现后，曾告王提高警惕，但王对此未认真检查，亦未追究责任。
+
+　　（二）今年四月，市委对保守国家机密问题传达报告以后，总支委员杨一凡同志到该校时，曾发现王仍将《华北建设》公开放在桌上，外出不锁门，当即将文件收回（现市委已停止王阅读《华北建设》）。
+
+　　（三）在镇压反革命中，总支发现该校教员有反革命嫌疑，叫王写专门材料，王整理后却叫非党员枚某抄写，他认为：“平时对×的反动思想曾作过斗争，我所整理的材料枚都知道，这不算什么”。
+
+　　（四）此后，公安局发现该校总务主任蔡某为中统特务，先让王与蔡谈话写材料，然后交公安局处理。王恐自己不能完成任务，但又不向公安局反映，竟将此机密情况暴露给脱党分子刘某，并请刘共同与蔡谈话，谈话后对蔡又不加监视，致使该反革命分子乘机潜逃，使党与人民的革命事业遭受到极严重的损失。
+
+　　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认为，王世杰同志一系列的错误思想行动，是由他政治思想上的麻痹，敌我不分，在敌人面前解除了武装，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政治警惕；再就是平时轻视学习满足于现状，他认为：“我校旧知识分子都已得到改造，能安心工作，好领导，没问题”。
+
+　　为了严肃党纪，及提起全党同志的警惕，给王世杰同志以警告处分，直至完全纠正其错误后，才能取消处分。
+
+　　此决定通报全党，以资警惕。
+
+　　来源：《建设》1951年9月28日第1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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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原省委关于平原日报出现荒谬言论所犯错误的检讨
+
+　　《宣传通讯》编者按：关于9月15日的平原日报上出现的荒谬言论，中央宣传部曾给平原省委信提出批评（刊本刊第21期）。现将平原省委所作检讨刊载于下，这个检讨是正确的。
+
+　　接到10月2日中央宣传部关于我们在党报上发表郝瑞琛反动文章所犯客观主义倾向错误的批评，给我们很大帮助。兹将我们开展郝瑞琛反动思想批判情况及所犯错误检讨报告如下：
+
+　　在武训问题批判运动深入开展中，我们遇到这么一小部分站在反动立场上的人，如郝瑞琛者流，继续散布荒谬言论，进行顽抗。并影响着一部分群众。为了彻底粉碎这些反动言论，揭露他们的立场本质，使群众认识到所谓武训支持者是一撮别有用心的人，就以郝瑞琛为典型展开公开批判。经批判后，一般都已认清这些人的反动本质。从批判中，进一步划清了革命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封建保守主义的界限，提高了干部政治思想水平，使武训问题思想批判运动更深入一步。
+
+　　虽然对郝瑞琛这类思想批判进行了这些工作，且有了不小的收获，但检讨起来，在党报上公布郝瑞琛的反动文章是错误的，起了一定的副作用。郝瑞琛的文章极端反动，向革命领袖、国营经济、工农干部等展开一连串的污蔑，带有很大挑动是非的性质。我们也察觉到这点，于公布同时，发表文章予以严格批判，指出反动本质，免得迷惑一些觉悟不高的人，引起思想混乱。但把这样极端反动荒谬的文章在党报上公布，使之有机会与群众见面是错误的。把“武训传”电影批判性的演出与郝瑞琛文章的批判发表同样看待，这也是很不妥当的。
+
+　　关于对革命领袖的污蔑，我们曾意识到发表时把它删去，但以读者来信形式发表觉得“不好修改其原信”，就以×××代替。没有注意到以×××代替毛主席是极不妥当的，而且这样并未能把污蔑革命领袖的言论删去（当然根本不应在党报上发表）。
+
+　　总之，在郝瑞琛反动思想批判中，虽然我们是要粉碎敌人的反动思想，但由于我们的思想水平不高，政治警惕性差，给予敌人以散布反动毒素的空隙，起了一些副作用。对敌斗争中，竟使反动言论在党报上占有位置与我们言论并存，这是一种客观主义倾向的错误。这种错误主要应由省委负责，并已责成报社编辑部展开检查与学习，从中取得经验教训，进一步加强思想阵线的工作。以上检查是否有当，请予指示。
+
+　　 中共平原省委　10月
+
+　　来源：中宣部《宣传通讯》1951年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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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35 @@
+# 梁漱溟：两年来我有了那些转变？
+
+　　<梁漱溟>
+
+　　三年来整个中国有了绝大转变，不但是面貌一新，气象不同，而且几乎每个角落的人，彼此互相影响着，从内心上亦都起了变化，就我个人来说，亦许旁人看着变化不大，其实在我自己正是“打破纪录”了。因我平素比较肯用心 ，对于什么问题恒自有见解主张，而我的行事又必本于自己之所知所言，不苟同于人，既好几十年于此；说思想转变这句话，谈何容易？更简捷地来说，我过去虽对于共产党的朋友有好感，乃至在政治上行动有配合；但在思想见解上却一直有很大距离，就直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前夕，我还是自信我的对。等待最近亲眼看到共产党在建国上种种成功，夙昔我的见解多已站不住，乃始生极大惭愧心，检讨自己错误所在，而后恍然于中共之所以对。现在那个距离确实大大缩短了，且尚在缩短中。
+
+　　我的思想转变起于一九五O年一月由川到京之后，为时还不够两年。其引发变化最有力的外缘约计有三：
+
+　　一、去年四月到九月我在华北、华北以及东北一些地方的参观考察；
+
+　　二、今年五月到八月在川东合川县云门乡的参加土地改革工作；
+
+　　三、今年七月在云门土地改革中，正逢中共建党三十周年，读到几篇重要论文。
+
+　　究竟我思想上有了那些转变呢？
+
+　　我从少年时代感受中国问题的刺激，即抱有解决中国问题的志愿。从清未参预辛亥革命以来，到现在四十年不断地实践，不断地思考，就筑起了对中国问题认识的一个体系。其间固自有我所认识的中国问题如何解决的途径，并亦有我所认识的中国问题所由形成的背景。所谓背景包涵内外两面：一面是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一面是西洋势力（特别是西洋文化）之所从来。所谓我的思想转变，主要指这些认识之得到修改。因为共产党的思想更自有它一贯的体系，而彼此又同在求着解决一个中国问题，所以一切所见不合亦就始终环绕着一个中心问题——中国社会的阶级问题。简捷地说：我过去一直不同意他们以阶级眼光观察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而现在所谓得到修改者亦即在此。不过点头的自是点头了；还点不下头来的，亦就不能放弃原有意见。本文分作几个问题以扼要的语句来说一说。对于某一点转变的由来当然要说出；对于未曾改变的意见，是不想申论的。但为了分清那个已变，那个未变，有时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一些。两年来奔走各处，既竭心力，竟未能有进于此；如何进一步求通，正所望于朋友们指教了！
+
+## （一）旧日中国是不是封建社会？
+
+　　中国问题形成于近百年来世界大交通以后，旧日中国指那以前的而说，似亦可通指秦汉以来两千年间的中国。中共认它为封建社会，我则意见不同。因我认它不再是社会发展史上五阶段的那个第三段——封建社会。假如是的，那么通过它就可以进到第四段——资本社会。然而它已经不可能了。依我所见，中国封建阶级当周秦之际由内部软化分解而解体；秦汉以后的社会便已陷于盘旋而不进——不再进向于第四段。盘旋不进与进步慢截然两事：若说它是封建社会便不得辨白，所以我总不愿这样说。它是否就已从封建解放出来了呢？那并亦没有。如我所说，它时不免“逆转于封建”的（具见旧著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以下均同。）
+
+　　在这问题上我的意见大致没有改变，却可说有所省觉。此即在鲁南莒县考察中，在西南合川县参加土地改革中，对中国社会的封建性特有省觉。
+
+## （二）中国社会发展可能不可能有特殊？
+
+　　从上所说，肯定了中国的社会发展有其特殊之路；这似乎不大合于唯物史观。在我的思想上，是很欣赏以阶级的“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来理解人类历史的；以为这样确能得到其要领。所以社会发展上一般要经过的五阶段，说中国亦会要经过，原是可以这样说的。但我却发觉中西社会似乎很早就有些两样，而中国封建解体之不同乎西洋尤其显著。在这以后便陷于盘旋往复，失去社会应有的发展前途。那么该当怎样解释这问题呢？我在旧著中说：要知生命创进不受任何限制，尽可有其势较顺之顺序（次第五个阶段），却并无一定不易之规律。现在我还是认为社会发展信有其自然顺序，然却非机械必然的。如我所见，失其顺序的或者不止中国，似乎印度亦是一例。
+
+　　这亦就是说，社会发展史有例外是可能的，这种讲法能在马列主义中得到许可吗？我却不知道了。
+
+## （三）中国社会缺乏阶级的问题
+
+　　从上所说亦就可以同时回答了此一问题。对中国社会的封建性有省觉，亦即对于其社会的阶级形势有所省觉。这是一回事。但仍有深刻地谈一谈之必要。
+
+　　我向以“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两句话，点出秦汉后中国社会结构之特殊。在此特殊结构中，阶级对立的形势被隐没、被缓和、被分散；因而我一向强调中国缺乏阶级。但我的话仍然从两面来说的，试检旧著便知。旧著中说：缺乏阶级自是中国社会的特性，而阶级之形成于社会间则是人类社会的一般性；凡不能指明其特殊性而第从其一般性以为说者，不为知中国。但中国其势亦不能尽失其一般性，故其形成阶级之趋势二千年间不绝于历史。特殊性与一般性迭为消长，表见为往复之象。这几句话现在看去仍然不失于正确。然则所谓“有所省觉”是否便是侧重了一些有阶级呢？更有进於此者：
+
+　　中国人缺乏阶级意识（阶级自觉），尤不习于阶级观点（本于阶级眼光分析事物），与其社会之缺乏阶级的事实是分不开的，亦是迭互为影响的。并且二千年的老社会亦就是籍着这样而过日子。但在从前是需要的，是只能如此的；在求着解决中国问题，改造中国的今天，便恰恰不适用了。中国共产党今天所以成功，恰在前面说过我所一直不同意于他的那一点；以阶级眼光观察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我现在觉悟到尽管中国社会有其缺乏阶级的事实，仍然要本着阶级观点来把握它，才有办法。看下文自详。
+
+## （四）中国问题是不是要从阶级斗争中求解决？
+
+　　在这一问题上，三年来的建国事实给我的教训最大，两年来的各处观察给我的启发最大，因而我的思想转变最大。过去答案是否定的，今天却是肯定的了。为了叙明旧见解是怎样得到纠正的，须先一叙旧见解的由来。
+
+　　旧见解具详旧著“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可综括为四句话：
+
+　　（一）在中国问题的解决上不须作若何暴力斗争。诚然中国问题的解决在于完成一大革命；革命要紧在社会秩序的根本变革，使得人们从一旧社会解放出来，进入一新社会；而照一般说不经过一番斗争便不能推翻旧秩序。但恰不能把中国作一般国家看待。一般国家莫非阶级统治，其社会秩序皆有一大强制力为后盾，所以非暴力革命流血斗争不可。中国如我旧著之所阐明；它乃是融国家于社会，以天下而兼国家，不属于一般国家类型的。它之所以如此者，又源于它很早便是以道德代宗教，以礼俗代法律，其社会秩序恒自尔维持，若无假乎强制之力。两千多年来它常常是一种消极相安之局，而非积极统治之局。积极统治是以阶级对阶级之所有事；“一人在主而万人在下”的局面，即只能求一个消极相安。历史上要推翻一个王朝总不费力；费力全在事后如何并群雄为一雄。这就是其两阶级对立的形势不足。而特苦于散漫之明证。清末我们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社会基础上而发动革命的。又加上当时国人主要是激迫于外患，而非发乎内部问题（阶级问题）；从救国意义上几乎人人（包括清廷官吏在内）都可同情革命。暴动流血自然还是要有的；坚决相持的斗争何必然？这亦就是后来事实上果然并不费力的道理。而随着清朝之倒，两千年相沿的旧秩序（当时说为专制制度）亦就推翻，特别是其有强制力的那部分被推翻了。在此后，暴力斗争更无必要。
+
+　　（二）解决中国问题的功夫有远在暴力斗争以外者。法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旧秩序推翻后，新秩序便豁然呈露，或一步一步自然展开，不必要费一番建造功夫。而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却在推翻旧秩序后还要大费一番功夫建造新秩序。如前所说，中国两千年来已陷于往复盘旋，失去社会应有的发展前途，本来这两种革命都不可能发生的；却由于近百年世界大交通，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汇合一流而形成了中国问题，势必要完成这两种革命，才算问题解决。正为不论从那种革命来说，新社会均未得孕育于历史，新秩序的建造工程乃重要而艰巨无可为比。但在这种，暴力斗争却全然用不上。
+
+　　（三）暴力斗争解决不了中国问题。中国自一九一一年后国内战争相寻无已，同时外患每与内争相缘而俱来，不特谈不到新社会的建造，抑且百业受其摧残，整个社会天天在向下沉沦。要扭转此向下之势而向上，必自建立统一稳定的政权结束内战始。能如此即是中国问题解决的开端；不能如此，则一开端亦不可得，只有等待灭亡。所谓斗争解决不了问题，即指从斗争建立不了此统一稳定的政权说，旧著曾再三点明。这个道理很简单，即在中国缺乏对立的两面，而形势特散。有两面才好斗，亦自然要斗；斗亦能斗出结果来。结果指一面压倒一面，而国权树立。形势特散的中国，缺乏对立的两面，在外患侵逼之下只有亟求调整关系而合作，不能斗。斗就要陷于乱斗，就要混战一场而没有结果。
+
+　　成其为两面或不成其为两面，如何鉴别？依何决定？假如在国内战争上可以看出其有阶级分野，那就是有两面。但显然看不出；我们能说吴佩孚代表什么阶级，张作霖代表什么阶级吗？反之，他们的分别不在此，却是以直系、奉系、皖系、桂系、浙系……来分的。这就见出阶级分野不够重要，没有力量。再则要明白：阶级问题要紧在剥削被剥削；而剥削（不论封建性的或资本主义的）却必在一种秩序下行之。有秩序便有两面；否则，不成两面。二三十年来中国已成了一种争夺之局，而够不上说剥削的局面。它不是有一不平等的秩序，而早没有秩序了。自一九一一年来旧秩序推翻，新秩序讫未建立，即陷于“秩序的饥荒”中；这正是最痛苦所在。我们应该怎样求着从争夺局面进为剥削局面，却谈不到反剥削。假若有一不平秩序，可以斗争推翻它；没有秩序而用暴力斗争，只是乱上加乱。
+
+　　（四）暴力斗争将更迟延了中国问题的解决。新秩序之讫难建立，实为新社会未得先有所孕育于历史中，以致旧秩序推翻后却缺乏建设新秩序所需条件（特别是其物质基础。）可后补救全在艰巨的建造新秩序工程中。此时愈给社会以培养进步的机会愈好，而有方针有计划地向前推进，以完成此一建造工程最为理想。那么，如何奠立一个统一稳定的新政权即为其必要前提。这一切都要从调整社会关系增进社会关系以求之，而切忌分化斗争，暴动破坏。那样作，将必延滞社会进步，妨碍统一稳定，使新秩序不得其建造，亦即更迟延了中国革命的完成、中国问题的解决。
+
+　　由于我心里的反对最坚决，盼望中共转变最殷切，所以一旦得闻其倡导抗日而放弃对内斗争，即跑去访问延安，那时距芦沟桥事件不过刚六个月。此后奔走团结（抗战中）争取和平（胜利后），逐逐八年，不敢惜力；而一旦料知和平无望，即拔脚走开，三年不出；要无非自行其所信，一贯而不移。
+
+　　今天看来，其果于自信如此者，一面虽亦是在某些点上不为无见；一面却正是主观有所蔽，逐于国际的国内的某些事实，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种自己蒙蔽自己，是直待去年和今年乃始发觉的。
+
+　　去年游历山东老解放区，清楚了从抗日伪到蒋美十多年的斗争经过，立即恍然于自己一向错误之所在。斗争的经过是这样的；日寇出来，国军撤退，各地成立抗敌组织，社会各阶层一般都参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及至日寇大事扫荡，抗战入于坚苦阶段，许多地区不能保持。在敌伪残杀威胁和利诱之下，城镇中地主富绅率先投降，凡是那些“有身家者”亦皆所不免。其始终团结在八路军共产党领导下坚持而不散者，末后却只剩贫苦农民了。阶级成分至此乃大见区别。胜利之前开始反攻，至胜利后而收复许多地方。在“反汉奸”运动下，农民清算斗争了许多地主富农，阶级对立于是尖锐。不久，蒋军又来进攻解放区而占领之；地富便有“反清算”斗争，而杀了农民。阶级相仇，又自加深。但蒋军还是站不住；解放军回到解放区之后，农民又起来杀地富；且从土改而最后消灭了地富阶级。
+
+　　这一事实经过，显示出来：这些北方农村中尽缺乏两面对立的阶级如欧洲中古者，但既有贫富不同，遇到机会亦可能裂开两边而相斗的。我过去只看其静态，而于这种可能发展却未注意估计到：此是第一错误。更大错误乃在我竟忽视了这种可能机会很自然地就要到来。因而整个世界正从阶级立场分成两大阵营而决斗的今天，其势必要把中国社会亦扯裂到两边去。我一向强调“中国处在世界大革命形势中不容自外”的话，何以还是孤立地来看中国问题！？其中自是有一主观偏向在，而不自觉。
+
+　　同一偏向，使我于国内社会事实亦只爱看其缺乏阶级的一面，而有意无意忽视其相反一面。漫然以我们在邹平、定县各处之所见为足，在山东数年而不去调查莒县、诸城、单县、曹县那些地方，在四川数年而于其地主剥削实况不加考察。直待去年到鲁南参观，今年参加西南土地改革，乃始有见有闻。像这样看社会问题，何能免于自欺欺人之识！
+
+　　所谓三年来的事实给我的教训最大者，即是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而奠立了。我估料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没有结果的，居然有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我何以估料错了呢？对于国际的国内的那种形势漫不加察，没算在内；我认为分不成两面的，归根到底还是分为两面了。其次，我又对于马列主义太欠研究，误以为斗争只是斗争，不料想毛主席却有“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那一套运用。于是就不但分开两面，始终斗而不乱；更且不断扩大了自己一面而终于制胜强敌。当全国解放之初，我还对于前途的统一稳定有些信不及。此次到西南参加土地改革，在下面看了看，才知道高高在上的北京政府竟是在四远角落的农民身上牢牢建筑起来；每一个农民便是一块基石。若问似这般鬼斧神工从何而致？还不是说破唇皮的四个大字：阶级斗争。
+
+　　结束一句：既然客观形势上中国不可免地要卷入世界旋祸，而终必出于阶级斗争之一途，那么，阶级斗争便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眼前的事实即其征验。
+
+## （五）接受不接受唯物观点？
+
+　　我从不相信我是唯心论者，亦如我从不相信我是改良主义一样。正如此，所以总不喜欢旁人向我宣传革命，向我宣传唯物。——我何尝不革命？我未尝不唯物！
+
+　　但我近来却于唯物观点有所尝了。例如前说“尽管中国社会有其缺乏阶级的事实，仍然要从阶级观点来把握它”；那个阶级观点即唯物观点。又如在前觉悟到自己有一主观偏向在作怪，才明白共产党说我们这些人是小资产阶级正是有道理的。这道理即是唯物观点。
+
+　　唯物观点似乎就是对一切事物都要从具有客观性的那一面来看它，来把握它。总要能把握它，才有办法。因为我们不徒在理解这世界，而在要改造这世界。改造世界要有办法才行；办法都从把握了客观情况生出来的。
+
+　　如我为主观偏向所蔽，不能把握国际的国内的客观情况，即落于被动而解决不了中国问题。一切失败无不从自己落于被动来；时时争取主动，才得有胜利。怎样争取主动呢？那就要唯物。必唯物而后能“制物而不制于物”。
+
+　　唯物乃所以争取主动，而不是取消了主动；这是必须记取的。我明明是一小资产阶级，却不从这个地方把握它以求改造；纵然不愿落于小资产阶级的毛病，其结果还是落入而不能出；因为不唯物。但假如我说“我是小资产阶级，天生来有小资产阶级的毛病改不了”，那便是取消了主动，那是机械论，亦不是这里所讲的唯物。为了改造自己的毛病，而冷眼地把握“一个小资产阶级”这一客观事实，以争取主动；那么，就合于辩证唯物主义了。
+
+　　我即从此义（为了争取主动）而接受唯物观点。
+
+## （六）中国革命要由什么人来领导？
+
+　　过去我既不同意共产党以阶级眼光观察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当然亦就不承认中国革命要由无产阶级领导之说。现在相信了阶级观点，唯物观点有道理，自亦承认了这一说法。但仍有把前后如何转变谈一谈的必要。
+
+　　当初我的意见是这样：中国自秦汉后循环于一治一乱，是没有革命的。近百年世界大交通以来，盘旋往复之局被打破，旧社会至此将必为一新社会所代替，乃信有所谓革命。但究非社会内部自发的阶级革命，而是从外引发的民族运动表见为革命。所谓从外引发具有三义。
+
+　　一、从外侮侵凌而激起来要自己整顿内部，以应付新环境；
+
+　　二、从领会外来的新理想而发动了对固有文化（政治经济一切在内）的革命；
+
+　　三、从外面世界引起中国社会逐渐变质，而内外联通一片，在当前世界革命大形势中不容自外。社会内部矛盾当然是有的，但民族的危难掩过它。它可以为发动革命之资，革命却不发于此。其政治改造趋向民主主义，而却非发乎反封建、争自由；其经济改造趋向社会主义，亦不是发乎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大抵其旨都在改造固有文化以救国（或实现理想）。中国革命先导孙中山先生称他的三民主义为救国主义。就是为此。因此像某种革命以某一定之阶级为其动力之公式，在这里便不尽合用。革命不革命，在这里初不以阶级来分，却看谁接触外面世界较早和谁关心国事或否为定。对于外面世界无见无闻的人，尽亦可不满现状，却看不清前途往那里走，就于革命隔膜。中国革命最早的形式表现为新旧之争；中国革命尝被虐称为“留洋学生的革命”；而革命策源地总在沿江沿海的广东等地方；一切都是为此之故。特别要知道，像阶级革命前夕，被压迫者非打破现状为社会求出路便没有自己的出路，那种形势在这里是没有的。相反地，这里是个人自求出路于现状之中，远较打破现状为社会求出路容易得多。如我们所亲见，革命的人都不顾身家，身家念重便不能革命；革命的心情正有如古人所说“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者。总结来说：中国革命天然就是先知先觉仁人志士在发动，在领导；而全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
+
+　　中国革命的发动与领导虽不在一般农工劳苦大众；但中国问题给他们的苦难最深，则在解决中国问题上正要靠他们的力量，固自无疑。工农比较，农民力量是大的，不须说。即更为在政治上经济上莫非都市压迫着农村，农村的痛苦表现中国问题的灼点；解决问题就要从农村入手，解决问题的力量亦就要在农民。
+
+　　所以我的理论，中国革命的动力是要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合起来构成的。好比一个巨人，农民等于是他的躯干，知识分子则作他的耳目，作他的喉舌，作他的头脑。两面彼此互不能缺少。虽则知识分子尽不必是在前所称“先知先觉、仁人志士”；然而一切知识分子正都应该认识并且负起这些任务。因为今日知识分子即旧日士、农、工、商四民中的士人，在旧社会结构中实有其特殊位置和职分。从其固有位置和职分，遭遇今天这时代，恰恰就应该是这样。
+
+　　今天看来这种说法虽于固有历史和文化不为无见，却亦蔽于其所见而不见其他。在前述五个问题上我所得那些省觉或转变，显然都于纠正这种说法有关，不必重叙。于外有几点应须一说的，约举如次——
+
+　　一、过去我不留心地把无产阶级立场仍当作某一阶级的狭隘立场，因而误认这于民族危难的中国正应该大家都从民族立场出发的时候是不合适的。现在明白在人类历史中各个革命阶级当其革命时皆有其合于正义与公道的一面；但除了此时此面却不免狭隘自私。唯独到了无产阶级，乃是历史全程中最末后一革命阶级，它负着彻底解放全人类的使命，就不像其前者之各有所限，而必须要廓然至公至明才行。它既不会因民族而废阶级——它不可能当本民族侵略压迫其他民族时，还站在本民族一边而失其阶级立场国际主义；它亦不会因阶级而废民族——它亦可能当本民族被其他民族侵略压迫时，还只顾本阶级而失其民族立场爱国主义。
+
+　　二、过去我强调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总要把它划出于一般革命之外，名为承认它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实际等于没有承认。现在事实告诉我中国革命要通过世界性的大阶级斗争而得完成，乃知我们只能在一般革命中讲中国的特殊性，而不应跳出革命范畴来讲。这样正不必问中国的无产阶级大小强弱如何，而承认中国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了。
+
+　　三、我一向认为两个不同的革命力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相联地都没有在中国历史培养出来，是过去我们一直没有革命的原因：亦是当前革命不能不特殊的基本理由。同时看见中国共产党明明是许多知识分子和农民，却自号为无产阶级，显然名不符实。又看见他们避开城市工人运动而专走农村斗争之路，直无以自圆其说；更觉得凡抄袭外国的都不行。而我的特殊论的信念于此乃益坚强。后来虽明白：当前客观形势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道路，而从什么性质的革命便决定要什么人来领导；尽管其人并非无产阶级，而看清了中国革命要如此，还是可以学着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作无产阶级之事的。但仍然不解：这个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大集团，究竟其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是怎样的？又且怀疑：这是不是客观（缺乎无产阶级的社会事实）不足以决定主观（学作无产阶级的自己想法），而主观力量强到足以代替了客观呢？直待中共建党三十周年纪念，读到彭真市长那篇论文（附注），把他们从一个知识分子或农民怎样在特殊环境中而无产阶级化的过程说出来，乃始恍然而得其解答。然而我亦藉以了解另外一个大问题：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为什么是武装斗争？
+
+　　如前所叙陈，在我认为是：中国问题的解决不大需要暴力，不相宜用暴力，乃至暴力亦用不上。但在斯大林和毛主席却偏都强调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或其主要形式。而且今天的事实亦完全证明是这样。很久我想不通这个窍，如今明白了：不这样，那完成中国革命的力量便无从培养出来。
+
+　　第一、我们要知道老中国所不同于西洋的，就在没有近代工商业。——这恰是近代两个不同革命力量的总来源。近百年世界大交通后，近代工商业虽传过来，却一直未得好的发展。其在一九一一革命前，既扼于不平等条约，以这样大国家说，贫弱得仅胜于无。其在一九一一年后，内战迭起而不休，更是内外夹攻，难得有机会发展。因此中国革命力量的来源，在这一方面说，几乎是被截断的。中国革命力量的取给，初不在此。第二、要知道老中国社会所由构成的士、农、工、商四民，士与农最关重要。后来有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其意义与作用，自非昔日的商与工所可比；而由于比重太小，在全国大局上关系微弱。如我所见，满清的推翻只是留津学生“新士大夫”所为，并不与资产阶级相干。后此分量是渐加重了。而为后比革命源泉的“五四运动”仍是新知识层的事，他们不过居响应地位。中国革命力量自始至终不能不寄于优秀的知识分子和广大的农民，这是一定的。第三、要知道知识分子的不切实际而善变，农民的落后与短视，加之以他们所同具的高度散漫性，如果不改造一番，是万万不胜革命之任的。还没新知识分子群趋于城市而不返，农民滞居乡村而不出，彼此如不相结合亦是不能形成力量的。根据以上三层，在我们心中就会产生中国革命力量如何养成的疑问。
+
+　　确实这是一个问题。在什么时间，在什么空间，采什么方式，都很难为它设想。假如事先来设计，敢断定谁亦设计不出的。
+
+　　从其方式来说，那必须是割断旧社会的联击，变更其原有生活条件和环境；不如是即不能达到改造知识分子改造农民的目的。但这是什么方式呢？这就是革命！只有投入革命中学习革命，在革命中培养革命力量，而不能是旁的方式。但这是不是强人所难呢？究竟有多少自愿接受这方式而不辞呢？人少无济于事；人多似不可想像。想是想不出的。时势演变，自然有许多人走上这条路。反动政府驱使人走上这条路之外，特别是日寇入侵，影响最大。既有大量知识青年远远投奔而来，更有广大地区一切不甘作奴隶的人们，包括大量农民在内，先后转入革命阵营。
+
+　　再说到时间问题。既说为培养，便不能时间太短。但何处社会容许这样反抗现秩序的力量从从容容存在且长大呢？在旧秩序尚作有力的统治时必不能容；在新秩序建造起时又已用不着。唯一于它适合的，是旧秩序已失其有力统治而新秩序尚有待建造那段时间。这唯独在中国有而且长。缺乏历史孕育而从外引发的中国革命，在旧秩序推翻后，新秩序建立不起者几近四十年。那么就仅有足够时间来培养成功这巨大的革命力量了。
+
+　　再又说到空间问题。这一革命力量的培养，在空间上又是不能太小的。但在一国之内这样划地自守，尖锐反抗国权，虽小且难见容，何况要大呢？不止要大，而且要愈长愈大。说明白一点，便是要在一国之内又新长出一个国来。试问除了近几十年在中国，更向何处去找这空间。毛主席曾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一文，就是给这空间一个说明。那还只是抗战前的事。在抗战中，国境大部沦陷。在广大的沦陷区域，乃是更适于这革命力量得到培养和发展的空间。于是这空间问题又从时势演变而天然解决了。
+
+　　于此有一对照：在一九一一年革命后，我对于国内无秩序状态，即怀抱一大苦闷，久久不得解决，迫切要求建造新秩序以完成革命。以完成革命的力量要在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结合而成，似我所设想者与这里的事实亦甚相近。然其根本不同处：我正以无秩序为苦，而共产党却就苦其有秩序。因此他们非武装斗争不可，而我则不然。有斗争即有发展。此发展是两面的：一面是对外扩大势力，一面是不断改造自己。末后在他们则一个个无产阶级化，而壮大了无产阶级党如今天这样，并且于新秩序的建造工程已有很好的开端。在我这里呢，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农民还是农民，虽亦曾要求组织成团体，却全然一场空话。
+
+　　关于我的荒唐失败今且不谈；亟须结束以上的话。
+
+　　以上的话无非解说：担负建造新秩序完成中国革命的一大力量——中国的无产政党——就是这样培养长大的。其中要点：一则在有“非此不可”的必然性，又一则在有“机会丰富”的可能性。历史就是“非此不可”遇着“机会丰富”，两下合成的，亦可说“天造地设”罢！必须说到这里而后于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之又可以无疑。
+
+## （七）群众运动中的领导问题
+
+　　说起来惭愧，我亦算是搞过群众运动罢！因我有志领导农民，亦会下乡，实行我的乡村建设运动。现在对于群众运动这件事在我思想上亦有些省觉和转变，可略说一说。
+
+　　记得一九三八年一月访问延安时，毛主席问我作乡村运动曾感到有什么问题和困难。我开口一句便说：最困难的就是农民好静不好动。毛主席没容我讲下去，就说：你错了！农民是要动的；他那里要静？我的话自有所为而发，例如：农民对新事物之不感兴趣，不大接受；许多事情办成之后，农民念道它的好处不置，而当其开始时总是怕麻烦，态度消极。对他的话，当然不甚了然，却亦引起注意。其后读到“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乃知其所谓；此次参加西南土地改革就更懂得了。在湖南和四川这种地方，农民茹苦郁塞于封建势力种种压迫之下，确乎是要动的。北方情形不尽相同，似不能以彼例此。但我颇有省觉于当初我们未能抓住农民真痛真痒所在；抓住他的痛痒而启发之，他还是要动的。说农民好静不好动，还是隔膜，彼此还不是一个心。群众运动的入门诀窍，似要在变自己为群众。在任何问题上，先不要有自己的意思，除非群众已经看你是他们的人之一。
+
+　　共产党可佩服之处甚多，而我最佩服的则是其群众运动。我尝叹息，自古以来有群众，但却没有领导与群众结合像这样好的。过去我亦有依靠群众之意，但比起他们来，那就太肤浅了。至于向群众学习，虽作风亦偶有类似，只是偶有而已，绝未把它作一信条。今后我如作群众运动，首先要改的就是“我来领导”那个观念。
+
+　　附注：彭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有如下的话：他们（共产党员）加入在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生活……而且过着严格的集体生活，具有至少是不亚于产业工人的组织性、纪律性和觉悟性。现在这种党员的实际社会成分，已经不是农民，而是革命职员或革命军人。所谓农民成分，对于他们不过只是一种历史成分。（他们早已脱离了小块土地和小生产对于他们的束缚和局限性）。
+
+　　来源：原载1951年10月5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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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75 @@
+# 关于胡华同志在私营书店乱出书籍的问题
+
+　　<《宣传通讯》编辑部>
+
+　　人民日报8月16日发表“评投机出版商的投机出版物”一文，批评北京的新潮书店的出版物。新潮书店和现在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胡华同志有密切的关系，该店出的书很多由胡华同志介绍去或经他“审阅”。胡华同志并把他已交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一本书改头换面而又交新潮书店印行，藉以取利。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后，胡华同志不但不立即负责的检讨和答复，反而设法阻挠这种检讨的进行。为了纠正这种十分恶劣的作风，中央宣传部函中国人民大学党的组织责成胡华同志作出关于此事的检讨，并订出全校教职员中党员在外出版书籍的审查办法。
+
+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会认真地组织了对胡华同志的批评。在组织的帮助下，胡华同志做了比较深刻的检讨。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会决定给胡华同志以当众警告的处分。在人民大学党委会“关于胡华同志任意在私营书店乱出书籍所犯错误处分的决定”中指出：“胡华同志自进城以来，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识迅速发展，藉着党的威信，个人有了一些社会活动，于是名誉、风头、稿费等等私心物欲，日形增长。”
+
+　　决定中又说：“党委认为，胡华同志在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因而表现为失掉立场，丧失警惕性，无组织、无纪律的严重错误。这是极端恶劣的作风与恶劣的品质。胡华同志犯此严重错误，是有长期历史根源的。十几年来，他受着党的培养，但仍屡犯错误，虽经多次教育，而只限于口头承认，实际并不改正。他始终不能用共产党员的正确态度来认识个人与党的关系，始终认为党是限制约束自己的。他可以拿党的招牌去出风头，但在受到党批评时，则认为是故意打击他的‘威信’。他不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看成是为了纠正错误改进工作提高党的威信的武器，而认为是对付他个人，打击他本人的‘威信’。正因为他经常把个人利益和所谓个人‘威信’放在党的利益之上，故此次又犯如此严重错误，是绝非偶然的。这种恶劣作风与品质，不但和一个党的理论工作者绝不相符，而且拿一个普通党员标准来衡量也是不够的。”
+
+　　胡华同志的这一事件，是值得注意的。在党的宣传工作中，必须坚决地抵制和消灭资本主义的思想和作风的侵袭。老实、谦虚、谨慎是党的理论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起码条件。胡华同志因为缺少这些条件，就完全被资本主义的思想和作风所支配。
+
+　　有一些党员，由于写了一些文章或做了一些什么工作，就自以为了不起。他们把资产阶级的捧场和阿谀看作是他们个人的社会地位的提高。他们以为，党的组织只应该帮助他们维持这种“社会地位”而不应该给他们以任何“损害”。对于这种恶劣的倾向，布尔什维克的党必须一步也不妥协地坚决与之斗争。
+
+　　中国人民大学有不少党员常常写文章和编书，但向来缺少必要的管理，这是不对的；现在已因发觉和批评了胡华同志的错误而定出初步的规章。其他类似的机关也应该建立这方面的管理制度。实行这种管理，并不是为了限制大家的写作的积极性。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的宣传，是十分重要的一项党的工作，应该鼓励许多能够担任此项工作的同志来认真地做。但如果不用党的严格的纪律性来保障，这种本来可以发挥极大作用的工作结果就会适得其反。
+
+　　兹将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会所定“关于全校党员在外出版书籍或投稿的审查办法”和胡华同志的检讨书附载于后，以供参考。
+
+##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会关于全校党员在外出版书籍或投稿的审查办法
+
+## 1951.09.28
+
+　　一、凡本校党员向校外投稿者，不论著作或翻译，一律按下列规定执行：
+
+　　1、凡有关我校对外之新闻报道，必须报人民大学周报转校长审查。
+
+　　2、凡报道我校教学工作经验等作品，必须首先经有关部门负责人之审查同意签字，然后送交校部审查小组审查。
+
+　　3、凡个人作品，应发挥集体主义精神和对人民严肃负责的态度，在所属单位（如教研室等）作报告，经大家讨论提出修改意见，认为可向校外投稿与出版时，应附注意见报校部审查小组审查。
+
+　　4、凡译员翻译外稿者，必须事先征得编译室同意，对译出稿件，亦必须经编译室审查。其他人员翻译的稿件，审查手续与个人作品同。
+
+　　5、凡作为读者来信而向人民日报投稿者，可不经审查。
+
+　　二、校部审查小组，由阎子元、尹达、张腾霄三同志组成，分工负责各种稿件之审阅。
+
+　　三、向校外投稿内容上所出错误，应由投稿人负责；其不按以上规定而投稿者，得根据情节轻重，给予适当之批评与处分。
+
+## 胡华同志的检讨书（摘要）
+
+## 1951.09.10
+
+　　自1949年10月间，我与新潮书店（当时为“天津联合出版公司”）认识后的约2年来，我曾为该店组织了十余种稿件，并受该店委托将这些稿件（另有该店送来的四五种）作些原稿的修正校看工作。出书后绝大部分送过我编辑费。去冬我为商务印书馆编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的同时，又与戴逸同志合作为新潮书店编了一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学习资料）”，该书与商务那一本，实是一书两印，由我署了一个编者“维灿”的假名字，基本目的是想藉以图利。就在与戴逸合编上述一书之后，又与戴鹿鸣同志为该店编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与教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与主要经验”两书，以使该店所计划的“新民主主义论学习资料”一套六部大体出全。后两书于6月份先后出版，“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与主要经验”一书我与戴鹿鸣各得编辑费100万，“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与教育”一书，我与戴各得200余万。又因该两书估计销路会很好，我曾与该店经理谈过，要其提高报酬，该店亦答应在销完一万册以后，以5％的版税致酬；惟因两书并未销完万册，故未成事实。7月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学习资料）”出书后，该店援上述两书例以千字五个折实单位致酬，我未敢拿取，主要原因是由于书出后不久出版总署金灿然同志以书前有我的代序言，曾打电话问我此书是谁所编，我自知不妥，已感不安。及8月16日人民日报登出有关该书的批评之后，我觉得问题严重，怕把自己牵涉出来，太丢面子，怕学校追究，要受严重处分，因此找各种藉口，竭力想使新潮的事情不牵涉到我的身上。对新潮，以“你们营业方针有错误，不应牵涉作者”、“书非我自己一人所编，款亦未取过，况是你们送来原稿，不应把责任单推到我身上”等理由，要其撤回向报社的检讨中涉及到我的部分。对报社，则以“与事实有出入”、“资本家想反击我们，有了损失也是党和人民政府的损失”的理由，想阻挠对自己的揭发，把错误掩盖起来。直到党委会上，虽检讨了些思想错误，但对此具体问题，仍企图减轻责任，敷衍过去，没有决心作彻底检讨。
+
+　　此外，我曾介绍两个亲戚在该店工作。今年2月我父母等人来时，且向该店借用了些桌椅板凳，这说明我与该店关系密切，俨然成了“好朋友”。我还曾给他们全体职工上过一次业余课，讲的是时事。
+
+　　从思想意识上说：我虽然很小参加了革命，参加了党，但自己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自私自利意识，迄未很好克服。进城以来，环境变化，党的威信极高，个人借着党的威信在社会上做些社会活动，于是，名誉、风头、稿费……这些私心物欲的思想滋长起来了；于是，就受了这家投机书店的恭维、拉拢、利用，为其拉稿子，帮助其投机牟利，自己亦从而取利，乃至发展到一书两印的恶劣作风。这实际上是思想上受了资本主义的影响，严重的思想上的腐蚀！发展下去真有堕落的危险。
+
+　　从组织上和作风上说：组织上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倾向。行动离开了组织，而与投机出版商为伍，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丧失了党的原则，是极端腐朽的自由主义倾向。从作风上说，除发展到一书两印的恶劣作风外，自己校看过原稿的书，也有许多是剪剪抄抄，十分粗率的（如所校“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与“人民大宪章学习资料”两书曾以“抄袭”与“乱剪乱编”受了报上的批评），表现了对读者完全缺乏责任心，完全失去了一个革命者应有的严肃认真的作风。
+
+　　在工作上说：由于热衷于对名誉、风头、稿费……的追求，表现在两年来，凡是有利于这种个人主义要求的，兴趣和积极性就高，反之，就低。于是不愿认真严肃的做无名、无利、不能表现自己的工作，比如对校内某些会议制度、工作纪律、编讲稿，兴趣就不大，而喜欢写文章，出去活动。因此，也就常常与领导上的要求、意图不一致，发生矛盾，与上级组织的关系不密切，不能全心全意的准确的根据领导上的要求和指示来做工作。同时，在做学问的作风上，也是抄抄袭袭，轻率从事，没有艰苦踏实的更多下苦功夫。在对学校和党的影响上说：这种错误思想和作风，竟诱发了一些和我同级与我相熟的同志，尤其是在我直接领导下的几位年青同志，使他们也轻率的拿一些粗糙的东西去出版，拿稿费，发展了名利思想和不认真做学问的错误作风，成为本校的一种严重错误倾向。对党对人民来说，扶植与助长了这样一个投机书店，来扰乱马列主义，这是对党对人民的不负责任，是严重的损害了党和学校的威信，是我犯下的罪恶。
+
+　　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上，亦只是喜欢听人说好听的话，不喜欢听到批评，骄傲自负，某种程度的狂妄，不谦虚、不谨慎。错误发生了，也做了检讨，但事后自己找理由安慰自己，以致没有认真的克服。自己的面子、架子放不下，以致发展到这次竭力企图掩盖错误的行动。
+
+　　这次教训，对于自己是深刻的、痛苦的。但是，现在及时回头，挽救自己还来得及。如果这次事件不爆发，继续发展下去，那倒是很危险的。现在决心这样做：
+
+　　一、彻底揭发自己在新潮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向组织坦白交代清楚，请求组织彻查，请求组织的严厉处分。
+
+　　二、痛下决心，避免重复过去错误，接受从前检讨了错误、没有认真克服的教训。今后一言一动，绝对严肃谨慎的检查：有没有离开组织、离开原则的倾向？绝对不再重复似是而非的替自己做些解释、苟且行事的错误。
+
+　　三、从思想意识、思想根源上，必须克服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恶劣倾向，警惕思想上的资本主义影响的腐蚀，克服“名誉、风头、稿费……”等私心物欲观念。时刻注意建立真正是埋头苦干，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为工作”的无产阶级思想。
+
+　　四、认真地确实地按照领导上的意图和要求来工作，克服非组织观念，一切通过组织。不得党的允许，不和外界应酬往来，尤其与这家投机出版商断绝往来。对一切大小问题加强责任心，采取细心、负责的态度。切实按照学校教学需要来做研究工作，决心长期埋头下苦工夫，决不再轻浮、肤浅的写些东西来追逐名利。
+
+　　五、竭力戒骄戒躁，勇于向真理低头，正视自己缺点，不断修正错误，今后决心从头学起，从头做修养功夫。
+
+　　六、对这次事情，帮助别的受我影响引导而犯了错误的同志共同来克服。
+
+　　七、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克服浮华浪费倾向。为商务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今后书酬已决定全部捐献。
+
+　　以上检讨，请求组织上和同志们批评、指示、处分。一切听候处置。
+
+　　 胡华　9月10日
+
+　　来源：中宣部《宣传通讯》1951年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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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坚决声明脱离“圣母军”!
+
+　　<震旦大学学生、褚洁修>
+
+　　我在一九四九年领洗信教，就马上被骗参加了“圣母军”。现在我要向大家控诉“圣母军”怎样欺骗我、威胁我的罪行:
+
+　　有一次，一个参加“圣母军”的同学请我去参加“圣母军”开会，我去了一次，他们就把我的名字记下，算我是“圣母军”“团员”了。每一次开会，都一定要我去参加，他们告诉我，这是“传教工作”，是每一个教友的“义务”，可是事实上，在开会的时候，却要“圣母军”“团员”去引诱要求进步的同学落后，青年团员退团，少年儿童队员退队，和传教工作毫无关系。
+
+　　一九四八年，我从北方来到上海，在震日女中读书。一天，我看了一本鲁迅著的书，被一个“圣母军”“团员”看见了，马上去告诉帝国主义分子刘思一嬷嬷(现已回国)，说我是共产党，监视我的行动。当时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捕杀共产党员的时候，国民党的红色警备车的惨厉声音每天飞驰过学校门前，我每天只有在四周恐怖威胁的情形下躲躲避避。后来嬷嬷把我叫了去，问我看了些什么书，我一时回答不出来，嬷嬷便指使她的爪牙到我的书桌里去检查，很幸运没有被他们找出什么书来。可是嬷嬷仍不甘心，又把我喊了去，问我家里有多少人?父亲做什么?哥哥做什么?你是共产党吗?我告诉她我不是，可是她不相信。
+
+　　上海解放后，我就去问嬷嬷:“谁说我是共产党?”嬷嬷态度很坏，说有三个同学告诉她的，后来我知道，这些同学就是“圣母军”的“会长”。后来我又接连去质问过三次，最后，她对我的态度改变了，她送给我圣牌、圣像等东西，并且欺骗我说:“我们虽然说你是共产党，但是我们决不会让你被国民党捉去，我们宁愿将学校关门，也不会让你被国民党打死。”她们用这种手段来欺骗我，并且来说服我，叫我回家，离开上海。我告诉她说:“我父母没有叫我回去，我不能回去。”于是她们又想出另外的花样，叫帝国主义分子的爪牙来告诉我说:“解放前嬷嬷说你是共产党，是不对的，她不应当告诉别的同学，可是她的本意还是好的，她怕你是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提去。”当我不相信这套话时，她们又要了一套花样，说:“一个教友是不能做共产党的，天主教和共产党是不能相容的。”她们无耻地污蔑共产党，歪曲人民政府的宗教政策，这套话给我的印象很深，我竟被它蒙蔽了，所以我一直不肯把这情形告诉任何一个人。
+
+　　今天，我明白了嬷嬷和“圣母军”“团员”为什么要管这些事，为什么看鲁迅的书帝国主义分子就认为是共产党，原来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办学校，就是要奴化中国青年。帝国主义看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看到中国人民不再受它们侵略了，它们起了恐慌，因此想利用宗教使我们不团结，要我们和自己的祖国对立起来，欺骗我们加入这法西斯的反动组织“圣母军”。它们的阴谋五花八门，可是我们醒悟过来的中国人民，不会再受它们欺骗了， 我们要回到祖国的怀抱，并且要求政府马上取缔这反动组织“圣母军”，我坚决声明脱离这反动组织“圣母军”，同时希望被蒙蔽的“圣母军”“团员”们，赶快觉悟，脱离这一反动组织，回到祖国的怀抱来。
+
+　　我相信，帝国主义分子一定会在人民强大的力量下完全粉碎的。
+
+　　来源：《文汇报》1951年10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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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人民怀抱里来
+
+　　<震旦大学学生、周纪怀>
+
+　　我是一个“圣母军”“辅助团员”，曾经被拉去开过几次会，在第一次参加“中华圣母”支会开会时，她们就警告我，要我严守会议上的一切秘密，现在我要将“圣母军”经常进行的破坏活动揭发出来，使大家认识“圣母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动组织。
+
+　　从解放到学校新生的一年半时期中，我校学生会是一直被“圣母军”的头子所控制的，每当改选时，就由她们事先商量好，拟了一个名单，暗暗地交给我们，然后要我们向平日了解清楚、比较“可靠”的同学去散播，要她们圈选这几个人，因为这几个人都是嬷嬷最信任的。当每次学生会代表出席外面的会议时，嬷嬷就给她们戴上一个耶稣圣心，说这样就可平安的度过“难关”，并要我们去圣堂多念几遍经，为她们“祈祷”。那时候的学校死气沉沉，学联的一切指示她们从不执行，也不传达给同学们晓得。就拿过去几次游行来说吧，根本没有动员过同学，学生会执委也没有人参加。有些事情委实遮盖不过去了，就写一个布告贴在布告栏上敷衍一番。
+
+　　那时候，震日女子文理学院与震日大学是互不相关的，可是两边的学生会却同样被“圣母军”的头子所掌握，她们经常联系，每逢学联发出号召，开展爱国运动时，她们就秘密商讨如何采取一致的方式来进行阻挠。
+
+　　学校新生以后，学生会改选时，同学们要求进步的心很迫切，政治认识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同学们不许学生会为“圣母军”分子所控制，“圣母军”就下令所有教友全部撤退，同时不许我们投青年团员和积极同学的票，但由于她们已不能左右同学，我们学校终于产生了理想的学生会。
+
+　　当潜伏在震日大学的反革命分子董松龄、刘俶、英木兰(他们都是“圣母军”“团员”)被逮捕时，“圣母军”头子们就要我们为这批家伙在伯禄堂做了一台弥撒。
+
+　　我的“代母”因为董匪等的被捕惊惶不安了一个时期；后来，她就阻止教友签订爱国公约，又把学生会以前的文件一起聚拢了，约我在一天清晨，趁同学们尚未起床时喊我开厨房门(当时我负责伙食团工作)，陪她把这些文件烧毁。当时我并没有觉得不对，今天回想起来，真觉得可耻，我一直为虎作伥，受她的利用，还以为是热心宗教。
+
+　　学校新生以后，我被同学推选为膳食团总务，我一向是爱工作的，也有相当的责任感，总想把工作搞好，使同学满意。可是没有想到，“圣母军”“团员”见我工作积极，就认为我很危险，于是我的“代母”叫我去谈了几次话，并警告我小心点，她说:“今天青年团员争取的对象，就是工作积极的人，所以他们很看重你，无时无刻不在设法拉拢你，他们在你面前夸奖你，表扬你，这都是他们的手段，希望你不要中他们的‘诡计’!”
+
+　　今年暑假，大三同学有了参加业务机关实习的机会，当时我校有三个“圣母军”“团员”没有被批准，我很担心，不知道有没有资格参加，因此便跑到办公室问董亚苹先生，她告诉我已批准到人民银行去实习了。我得到这个消息，又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可以将学到的东西应用到工作中去了，害怕的是名单一公布出来，一定会引起“圣母军”“团员”的怀疑，认为我与进步同学有什么联系，把我孤立起来。当时想不出一个主意，于是决定跑去问我的“代母”，请她给我解决。恰好她正要和毕业同学一同出发到学习班去集中学习，来不及考虑，她回答我:“明后天写信告诉你”。忍不住斗争的痛苦，我又去问神甫，他说:“你还是去实习吧，在我看来，人民银行不会讨论什么宗教问题，即使他们谈到，你可趁此机会表白你的立场，同时也可使那些同学认识到过去并没有人在后面指使你，使她们对你失望。”同时又用圣经上的一句话“耶稣说我派你们正如将绵羊派到狼群里，你应该谨慎如蛇，无罪如鸽子”来欺骗我说:“这是天主的意思，你好趁此机会立功。你到了实习的地方，应当少发言，发言多了会败事的。”
+
+　　经神甫这样一说，我于是决定去实习了。回到学校里，见到其他的“圣母军”“团员”，都问起我关于实习的事，我便将神甫所说的话叙述了一遍，并且希望她们多多为我祈祷，使我信德更坚固。
+
+　　隔了一天，“代母”的信来了，来信的大意是:“关于汝之事，我初步想了一下，因生活不安定，使我无法深思。我的意思，你最好向教务处说明你有很严重的心脏病，想借暑假休息一个时期。因为他们所以批准你去实习，用意是很坏的，我看你的处境相当可虑，下学期起，你除了读书之外，任何事情都要借口身体不好推辞。”在信的背面，她又写给另外一个没有被批准实习的“圣母军”“团员”同学(也是她的“神女”)，说:“你之事，在我看来是幸事也，教友的精神非名利所能动摇，你难道忘了我曾经说过教友在今日是没有前途的话吗，圣经上，耶稣说过‘你为主名而受辱的乃是有福的’，所以你不但不应该难过，反而要高兴。此不过初步耳，将来教友的困难谁能知道，一切听主安排，我等唯伏首听命。……”
+
+　　从这两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到“圣母军”分子利用宗教阻止同学进步以及诬蔑人民政府的丑恶面目了。
+
+　　我到人民银行实习了一个时期，被麻痹的思想逐渐醒悟了，这主要是:我脱离了“代母”的教管，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实际的工作教育了我，使我知道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不但受到了新民主主义教育，而且获得了实习的机会，使我们在将来可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人民银行工作同志们对我的教导，使我睁开了眼睛，看到了伟大的人民事业。
+
+　　回想过去，我感到又惭愧又痛苦，人民养育我二十年(我又是因家境清寒而申请减免费的学生)，我却把帝国主义分子——中国人民的死敌当作了亲人，而且还进行危害人民的活动，我还算是一个人吗?
+
+　　在驱逐黎培里座谈会上，我第一次坦白了自己，勇敢地发了言。我发现我是站起来了，虽然因此受到“圣母军”“团员”们在教堂内阻挡我领圣体，诱我去办“神功”，但是这更坚定了我，使我更认清了帝国主义分子的丑恶面目。我不怕，我分清了敌友，在进步同学和老师的关切和支持下，我体验到这个大家庭的温暖，帝国主义分子假借宗教的名义，想把我长期地从这温暖的家庭中撵出去，全中国人民把我救出来了!
+
+　　但是，我的“代母”还不甘心。她从别的“圣母军”“团员”口中得到了关于我近来的情况。有一次约我和她谈话，问我关于实习的感想，当时我十二万分高兴地回答她:“我太满意了!”她却仍旧要我装病，不要担任任何工作。感谢毛主席，感谢全国人民，给了我无比的力量，这回我算不再被她蒙蔽了。
+
+　　在国庆节宗教界游行队伍里，我发现我已经站到人民的队伍里来了，我真正体会到了广大人民支持我们反帝爱国斗争的力量，谁说这次游行是教友与非教友间不团结的表现呢?帝国主义分子的谎言被揭穿了，我们教友与非教友已经汇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了。
+
+　　我现在认清了“圣母军”的反动本质，所以希望人民政府接受我们广大爱国教友的要求，迅速取缔这一个法西斯组织，把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分子车根拔掉。在这里，我坚决表示退出这个反动组织，并且将尽一切力量帮助其他被蒙蔽的“圣母军”“团员”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来。
+
+　　来源：《文汇报》1951年10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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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德赓——从参观土改中我认识了地主阶级
+左协中： 土地改革教育了我
+刘启民同志对自己错误的检讨
+马寅初：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
+陈垣：祝教师学习成功
+张景钺：我对政治学习看法的改变
+金克木： 政治学习必须解决实际问题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开除唐韵超党籍的决议
+平原省委关于在党报上发表反动文章的检讨
+胡为柏：  我迫切需要学习和改造
+金岳霖：分析我解放以前的思想
+华北军区党委会关于王长江同志包庇反革命分子的错误的处分决定
+前冀东十四专署副专员袁子润凶杀女同志业经人民政府处以极刑
+吴景超： 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心得
+蒋荫恩： 我要澈底改造我的思想
+华罗庚： 我们只应当有一个传统——为人民服务的传统
+邓家栋： 我们要批判过去“协和”的一切
+马大猷： 从我的思想谈到北京大学的工作
+杨士达： 上海高等学校教师也需要思想改造
+喻宜萱： 我的检讨
+戴芳澜： 从头学起从新做起
+张维： 我所看到的清华大学的一些问题
+周金黄： 澈底铲除崇拜美帝国主义的思想
+南充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对郭福禄同志的处分决定
+张重一： 我在学习中的初步认识
+朱光潜: 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谢育才党籍的决定
+中共浙江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王镜明包庇反革命分子给以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
+周培源：从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谈前清崇美思想
+杨石先： 消除各种错误思想，提高自己，改造学校
+龚祥瑞： 澈底清算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教学思想
+秦牧： 关于抗拒批评的自我检讨
+游国恩：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样一条道路
+严仁赓：批判我的反动的改良主义思想
+林庚：伟大的土地改革
+欧阳予倩：拥护文艺界整风学习——在北京文艺界学习动员大会上的发言
+葛庭燧：批判我的崇美思想
+张庚：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
+梁漱溟：敬答赐教的几位先生
+王家楫： 批判我的旧思想
+梁思成：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
+中共浙江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冯萌东党籍的决定
+罗常培：我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为谁服务
+林传鼎： 我的反省
+民革上海市分部筹委会开除反革命份子朱亚伯涛二人会籍
+侯仁之： 学习文件使我进一步端正了自己的学习态度
+滕大春： 我对敌友认识的检讨
+朱光潜： 从参观西北土地改革认识新中国的伟大
+陈鹤琴： 我对“活教育”的再检讨
+贺麟： 参加土地改革改变了我的思想——启发了我对辩证唯物论的新理解和对唯心论的批判
+徐毓枬： 参观土地改革的一些体验
+马特：从参观土地改革中得到的教育
+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王建德自杀事件的通报
+郑林庄： 参观土地改革的两点体会
+我检举了爷爷
+叶苍岑： 土地改革中农民的语言和创作
+北川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组织部关于开除韩希尧、贾挨多党籍的通报
+孙毓棠： 江南的永佃权与封建剥削——参观苏南土地改革的一点认识
+川北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康程同志的处分决定
+人面兽心的一贯道“前人”阎子瀛——我不承认他是我父亲，我要控诉他
+控告特务父亲曾济宽
+人民教师王宋璘发表谈话: 反革命的父亲和弟弟应该枪毙!
+费漠： 我差点做地主阶级的防空洞
+苏竞存：苏南土地改革区农民的抗美援朝爱国运动
+特务柏学川不是我的丈夫是我的敌人
+我的三叔伏法了
+中共吉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李雷党籍的决定
+我检举了恶霸父亲
+我检举了姐夫
+我不爱反革命的爸爸，我要做人民的好儿子! -- 南模马志纯同学在“五四”纪念会上的报告
+反革命分子张锦荣的母亲愤恨儿子当了匪特
+吳景超： 从土地改革谈到抗美
+控诉我的恶霸伯父
+康民：土改学习给我的教育
+欧秀妹逮捕土匪丈夫
+我坚决拥护政府对我反革命丈夫的措施!
+我检举了恶霸地主的父亲
+我痛恨当特务的父亲
+龙光瀛及涪陵地委关于执行镇压反革命工作中的偏向与错误检讨报告
+《大众电影》编委会: 为电影《武训传》的检讨并向读者和观众的建议
+孙瑜： 我对《武训传》所犯错误的初步认识
+对张达破坏土改事件的处理文件
+李士钊：我初步认识了崇拜与宣扬武训的错误
+吴达元：政治学习改变了我的教学态度和方法
+参观土地改革的见闻和体验
+长沙农村土地改革访问记感
+雷海宗： 社会科学工作者与新的社会科学——参观土地改革中的一个体验
+李广田： 为什么不能“和平分田”？
+马特：土地改革工作是怎样进行的？
+潘光旦： 土地改革必须是一系列激烈的斗争——访问苏南农村的一点感想
+邢其毅： 向土地改革干部学习　向土地改革干部致敬
+郑林庄： 斗争地主是由干部挑拨起来的吗？
+朱光潜： 检讨靖生富：西北土改所见之一
+郭沫若：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讨
+我对地主家庭的态度
+李蕤： 从土地改革前线归来
+少年队员大义灭亲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钱端升： 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
+金宝善：我的思想变迁
+杨人楩： 跟农民学习以后
+黄金荣自白书
+林耀华： 土地改革是广泛而实际的教育——我对土地改革工作的体验
+资耀华：土地改革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田汉： “武训传”使我猛醒
+中共温江地委关于在镇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讨
+错误在于我的“教育”观点
+上海市人民法庭布告
+中共浙江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石新民破坏土改给以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
+川北军区党委会关于执行镇压反革命的检查报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绵阳地委关于未能及时镇压反革命份子的检讨
+金克木：学习学习再学习
+汤用彤：知识分子的体会
+中国共产党中南军政委员会直属机关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季万党籍的决定
+林孔湘： 我的思想转变
+杨嘉林： 我曾经为武训流了多次眼泪--关于武训与“武训传”问题学习的个人小结
+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柏水： 我写《千古奇丐》的错误
+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镇压反革命的布告
+萧乾：在土地改革中学习
+刘季康： 对康濯批评“千古奇丐”的答复
+华北局组织部关于王一新混入党的要害部门的犯罪事实的通报
+财政金融工会自我检讨铺张浪费现象
+郭沫若： 读《武训历史调查记》
+关于错误宣传党史的检讨
+“圣母军”怎样欺骗威胁着我!
+读了恶霸父亲的“遗书”: 进一步认识了地主阶级的反动木质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决书
+夏衍：从《武训传》的批判检讨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
+陆万美： 我对拍摄电影“武训传”底初步检讨
+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对于监狱政策观点的检查
+陈鹤琴： 我对“活教育”的初步检讨
+萧乾：生活在怎样伟大的时代
+孙握之的自传和“三反运动”中的自我交待与揭发材料
+朱继圣：我两年余来的思想转变
+石家庄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对王世杰同志暴露党与国家机密的处分决定
+平原省委关于平原日报出现荒谬言论所犯错误的检讨
+梁漱溟：两年来我有了那些转变？
+关于胡华同志在私营书店乱出书籍的问题
+我坚决声明脱离“圣母军”!
+回到人民怀抱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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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尚思：思想检查（摘要）
+
+　　<沪江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委　蔡尚思>
+
+## （一）著作上的错误
+
+　　从1925年到1931年，我由反动的封建思想变成另一种的反动思想。这时期的著作，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多属于整理封建社会思想方面的，如“孔子哲学之真面目”“老墨哲学”“中国三大思想之比观”“中国学术大纲”4本书，编写与校对都太随便，见解与材料都很贫乏，不论用新旧眼光来看，都是够不上著作的。另外一类就是过分空想方面的“伦理革命”一书，当时自以为是空前创作，而其实却是一种无比的瞎想。我在本时期的言论最荒谬的有：
+
+　　反对武力斗争——说：“人之所以争执，世之所以纷乱，在乎人的本身有界限，而不是由于面包问题。所以首先应该打破婚姻，统一血统，使种族都无从辨别，家国都不复存在。这样自然会同利，产不共而自共；自然会平权，政府不无而自无。”这就等于取消阶级斗争，反对武装革命。
+
+　　主张脱离实际——如说：“此理想如有实现之期，亦将近天地末日。如以今日而行此空谈，真破天荒之悖谬矣！行为无妨随时从俗，思想无妨趋新出奇，行为此时之行为也，思想后世之思想也。”
+
+　　适用三民主义——在北京读书时，曾写了“三民主义节要”一小稿，说当时是“国民革命时代”，实最适用三民主义。
+
+　　超然主义——我因“伦理革命”一书，被蔡元培认为：过左的主张，会被当局认为不便给青年看，而说：“我不论任何激烈党与顽固派皆未尝与之关系或接近，今为避免误会起见，愿将伦理革命一书声明作废。”又认唯物论与唯心论之争一类，“只是意见的合不合，而不能即认做价值上的好不好，最好就是我们能用旁观者或中立的眼光去观察或批评他，庶免像那般局中人的欲自知其过而不可得。”我在北京求学，尽管自以为是中间者超然派，对于政治不闻不问，而实际却是反动的。例如当时中国尤其北京的史学界思想界是有两派在对立着，我为什么单去拜王国维、梁启超、陈垣、陈大齐等为老师，而不去拜李大钊为老师呢？为什么单研究孔、老、墨和佛、耶、回等，而不去研究马克思、列宁呢？为什么只知往上爬，注重读书求名，而不知往下走，从事政治活动呢？为什么说三民主义最适合于“国民时代”，而不注意到共产党的革命呢？这明明是站在右边而不是站在中间，明明是属于守旧而不是属于超然。所谓中间超然，全是自欺欺人的。
+
+　　相对主义——我说：“古今中外，所有一切多是相对，如皇帝与乞丐各有得失。”但我当时既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为什么还要往上爬呢？可见所谓相对，连我自己也不相信了。这种说法，实无异于叫人们做乞丐被压迫，不要斗争，不要革命。
+
+　　1940年出版的“中国历史新研究法”，还有很多错误看法，最明显的如：第一，仍带了不少的考据学和疑古派的气味；第二，强调马克思为“古今中外罕无可比之埋头研究而与图书馆极有关系之一大学者”。这是书呆子的看法，未免太片面，容易给人误会；第三，把“国际主义世界革命”缩成“世界主义”，真是张冠李戴。认为意、德等为小资产阶级把持政权，认为他们一面反苏反共，一面又要打英、美、法，打倒资本主义，这些都是非常形式，犯了原则性的错误的。
+
+　　1940年写成的“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一书，仍带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色彩，不但观点欠正确和表扬的过分，而对于蔡元培在1927年一段参加蒋介石反动政权的不光荣的历史，也未加以很明确的批判。当1950年原稿付印时，未详细地检查和修改，即冒然出版，这是证明了我对著作态度，存在着粗枝大叶的作风，后来发觉，已经停止发售。
+
+　　1950年出版的“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书中各篇多发表于解放前。当时是以学术性的批判为名，以政治性的斗争为实的。即把古代学术与现在政治结合在一起的。在反蒋匪时代，虽起了相当作用；可是到了解放后就有问题了。例如：完全否定孔子，说他为“少数恶人师表，集片面谬说大成”。就是以现代的眼光去批判古代的孔子，而看得不够全面，不免是反历史观点了。直到第四版增订本补入的“导言”第一节，才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加以修订的。
+
+　　1951年编印而未正式发行的“美国迫害华人惨史”，有许多严重错误：第一，是内容几乎全说侵略与黑暗的一面，而绝少说到抵抗与光明的一面，结果难免失去民族的尊严，容易给一部分人当作小资产阶级的低级读物看待。第二，该书是就各报章杂志的原料编成的，是一种惨酷史料，而却用简名“惨史”，以致原料的内容和自著的书名不相符合。同时又把“中国人民”缩成“华人”，自以为“华人”二字已见于中国古史，今天仍旧可以采用；而不考虑到在近代史上所谓“华人”，都是帝国主义用来侮辱中国人民的名词。在当代普通读者看来，就会认为我是站在帝国主义立场，来侮辱中国人民了。小资产阶级的只注重字面求简，与主观片面而不联系实际，造成这种严重的错误，实在是不可原谅的。
+
+## （二）错误思想行为检查之一部分
+
+　　从1937年以后到1945年以前，这抗战8年我一直留在上海，现在把原因与当时思想情况归纳为下列各点，并且加以批判：
+
+　　第一，觉得沪江、圣约翰、震旦、光华、大同各大学的原来教授都全留在上海，复旦、大夏各大学也都留下一部分。我当然也可以跟着学校，不必离开上海。在今天来检查，这是向落后者看齐，而不向离开上海的进步者看齐。
+
+　　第二，我当时把抗日救国与教书分开来看，以为上海教员到内地去，也多仍旧专门教书，这样想法是非常错误的。尽可都是仍旧教书，但在自由区与沦陷区实有本质的不同，而在蒋管区与解放区又有基本上的不同。按理来讲，我应该上解放区的，结果却留在上海做亡国奴。沦陷区、蒋管区、解放区三者是不能等同来看的。如定要等同来看，那末祖国的兴衰存亡、爱国与不爱国、革命与反革命也不必分别了。做为一个有点进步、有点名气的高级知识分子，而仍在日伪统治下做顺民，这就民族立场和人民立场都太成问题了，因为它的影响更广，危害性更大。
+
+　　第三，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被占领之后，是最痛苦的时候，生怕所有私立大学都被迫立案，果真如此，我岂不成了汉奸。然而当时并不立即如此，所以我又留下照常教书了。我以为有敌伪与私立大学之分，所以留在上海不但不觉得可耻，而且自以为很有气节。当时日伪纷纷送来请帖，我除了被“沪江”行政当局指定和余日宣、涂羽卿等参加一次会外，到期怕被派人拉去参加，常离寓走避。他们发来许多聘函要我担任工作，我都多方设法摆脱掉。我当时心中以为经得起考验，在内地的大学教授假使也在上海，过了像我这样苦的生活，就有些人难保不被拖下水；反之，沦陷区的一些汉奸，如早就到内地去，也不见得个个会做汉奸。整个上海都被日伪占领，严格的说来，实在没有什么敌伪和私立可分，连沪江书院也是由郑章成院长秘密去向敌伪登记（我们到解放后才知道这件事）。我拒绝敌伪的一切，而到私立各大学去教书，我仍是有利于敌人，替敌人服务的。我强调所谓敌伪学校与私立大学的区别，也等于自欺欺人，原谅自己。在日伪统治下做顺民，连民族立场都丧失了，还有什么理由自以为清高呢？
+
+　　第四，我只顾到家累，只知家贫、妻弱、子幼，而不想到祖国，所以不管蒋管区的金陵女子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与解放区的江淮大学都来聘过我，而我都为了家而不爱国。这正说明了个人主义与爱国主义是不两立的。我只顾个人与家庭，而不顾祖国与人民，这就是亡国奴的思想。
+
+　　我于解放前在美帝办的两个教会学校教书有十年之久，原因有三：
+
+　　第一，我首先教的是复旦、大夏两个私立大学，觉得很像商场、官场，把教员当作应酬品。由于教会大学对教员比较不变动，所以到了武昌华中大学与上海沪江大学，我就想安定一下。
+
+　　第二，我在解放前怕参加反动党、团，而不敢到国立大学教书。抗战前怕被反动军阀陈济棠所利用，而不肯到广州学海书院去担任研究工作。因此我就只好留在教会大学教书了。我20年前还觉得燕京、金陵大学对于中国文化比较注重，曾有一次想去教书。
+
+　　第三，抗日胜利后，一直留在沪江，是因为沪江被反动政府所看重，我想反动政府不致来沪江抓我这位教授。我因此就想以沪江为防空洞，我因常被警告，就在校内不敢活动，避免学校注意，以便到校外去做些半秘密的工作，如发起“大教联”和写了用笔名与用真名发表的许多议论。我以前自以为坚持不做教徒，由于不和美帝国主义代表与奴才接近，就到处受压迫，以此来原谅自己，自认为与帝国主义无关。现在提高到原则上来检查，像凌宪扬时代的沪江大学，除了以买办奴化思想为中心以外，兼让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活动。我挑选来挑选去，结果还是为这些敌人和坏人服务，尤其是替帝国主义服务。既然长期做了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据点的点缀，起了帮助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作用，就谈不上反帝爱国了。
+
+　　我未正式参加革命，检查起来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
+　　第一，由于我的怕死。从1945年日本投降开始，“时代”杂志由叶洪同志来叫我写文章，我篇篇都用“郭生”这个笔名。最初发表于郑振铎、马叙伦二先生主编的“民主”周刊的，是梅益同志来拿的。这几位同志都希望我用真名，以便起较大的作用，然而由于我怕死，起先总是用笔名。后来因为广大读者来函鼓励我，我才有勇气不再用笔名。我初写文章的动力是由于组织的领导，我再不能不参加斗争了，但还因怕危险而不敢用真姓名。到了后来才进一步敢用真姓名，才把政治斗争与个人的名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我当时的思想情况。
+
+　　第二，是由于我的怕吃苦。所以当太平洋战争发生，未和韦■教授一同到江淮抗日根据地去办大学。在此以前1931年我到武昌去教书和进步同学秘密读点马列主义理论书籍，思想渐渐有一些转变。像在那以前钦佩的孔子，反对武力斗争，抱着超然主义，都开始觉得荒谬。同时也开始信仰马克思，开始站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一边。1936年以后地下工作同志常与我接触，我在感情上更反美反蒋了。平时男女同学到我家中，我总是极力鼓励他们去参加革命，而自己却仍在教书混饭吃。1936年何伟同志等来住我处，并把秘密文件交我代为保存，我一直很慎重地保存到今天，怕遗失，然而我却并不要求参加革命。1941年韦■教授要我同到江淮抗日根据地去办大学，后来如梅益、方行、李正文、唐守愚等同志都来与我联系，实际在领导我。然而我却仍在上海教书，只用口用笔去和反动派斗争，这说明了我的软弱性，没有勇气去参加实际革命。
+
+## （三）我的主导思想
+
+　　个人英雄主义是我的主导思想，一切都和这一思想分不开。例如我读书著书多在求名，而且文人相轻，要想鹤立鸡群，一鸣惊人。我曾从中国历代文集3000多种和其他著述靠近4万卷，选出几百万字宝贵的思想史料，要超过清代最博的学者，要“创天下之所无”，要成为“并时无两之巨著”。又中国史上最有势力的思想家是孔圣人，被尊为三代下第一个好皇帝的汉文帝之类，我都把古来有关他们的材料集中起来，把他们的罪恶一一指出，要把他们打倒。企图坐第一把交椅，这是何等的狂妄。我的个人英雄主义表现在求学成名这方面，就成为名位思想。我从小立志不做官、不经商，后来更想尽方法对付汉奸日寇的包围，自以为经得起考验，瞧不起比自己龌龊的人。我的个人英雄主义表现到自鸣清高，就成为清高思想。到了抗战胜利后，在组织领导下，参加了一些民主运动、政治斗争，就瞧不起一般比自己落后的人。我的个人英雄主义表现到这种进步方面，就成为进步包袱。我过去以为如不是自由发展，就不容易出人头地，我的个人英雄主义表现在这方面，就成为自由主义。我的个人英雄主义表现到行政工作与群众工作，就成为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我的个人英雄主义表现在革命斗争与教学工作，就成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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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要切实指出的是：我的好名个人英雄主义，是以旧时代文教界学术上为范围的，我对于“位”是不着重的，对于“利”更不重视了，差不多可以说是“好名成性，爱名如命”。我这种好名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本质，是小资产阶级的往上爬，是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而与无产阶级的思想，毫无共同之处。过去的我，就是这样一个好笑而又可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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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蔡尚思的思想检查的第二、三、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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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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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铨：批判我的法西斯的反动思想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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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济大学外语组主任　陈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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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反动政治思想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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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身于一个药材商人的家庭。初期的教育，完全是封建的教育，我父亲请老先生到家里来教我读古书。五四运动，我正在成都省立第一中学读书，那时的中学，本质上还是封建，最重要的功课，就是国文，而国文课的内容，还是古书。认为自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从小就种下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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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我考上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8年到美先后受了9年的奴化教育，我自己更觉得我属于统治阶级。所以在1930年到德国，我觉得德国的唯心论一套哲学思想，非常合我的口味，因为唯心论完全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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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留德期间，1930年到1934年，正是希特勒上台的前后，我亲眼看见他把战败的德国组织起来，在国际上耀武扬威，我更深信德国的哲学和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从此以后，我就一心一意要想把德国这一套搬回中国。记得当时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他是文人出身，我对他特别佩服，我就幻想，将来回国，有一天要做中国的戈培尔。
+
+　　1934年回国，一直到1940年，先后在武汉、清华、西南联大教书，虽然我脑子里充满了德国法西斯的思想，时时刻刻想把它表现出来，想把它运用到中国政治上去，但是我的地位不高，名誉不大，政治上没有提拔的力量，等了6年多没有机会。一直到1940年，因为“战国策”上介绍尼采的文章，引人注意，我就开始有政治企图，逐渐公开宣传我的反动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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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我的反动文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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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所有的文艺作品中间，影响我最大的两个德国哲学家，就是叔本华和尼采。从1927年到1940年前期的作品中间，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是我的主导思想。从1940年到1946年后期的作品中间，尼采的超人主义是我的主导思想。但是他们两人都崇拜天才，轻视女性，反对革命，一贯地支持统治阶级，为统治阶级服务。
+
+　　1927年春天，我开始写第一部长篇小说“革命的前一幕”。这本书虽然是在1927年底写成，却在1934年出版。那个时候，正是蒋匪帮4次“围剿”江西红军，青年人遭其屠杀，革命情绪高涨的时候，我发表这部小说，使青年人看了意志颓废，不肯参加革命，因而有利于反革命的统治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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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我写成第二部长篇小说“天问”，新月书店出版。我既然不同情革命，而同情统治阶级，所以我的小说自然要麻醉青年，使他们为女人而奋斗，不为革命而奋斗。而且我教他们为了女人可以不择手段，作一切凶残谋杀压迫人民的坏事情。“天问”当时销行很广，青年人中毒的也特别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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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三部中篇小说“冲突”，是1929年在美国写成，寄回中国出版的。我利用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来冲淡了青年人的革命情绪。我不但教他们鬼混，而且教他们做坏事情，因为我狂妄地说：“只要他有超人的聪明才力，他一定可以找理由来辩护自己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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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四部长篇小说“彷徨中的冷静”，1933年在德国脱稿，1935年在上海出版。真正的主题是在写一个两男三女的五角恋爱故事。1935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既侵占东北，又想侵占华北，反动头子蒋介石不肯抗日，专事反共的时候。我出版这样的东西，使青年人对人生世界，一切怀疑，还狂妄地自以为伟大，像哈孟雷特那样的伟大。而且他还那样幸福，在恋爱场中，有3位绝世美人倾心于他。这种小说，最足使青年人堕落腐化。
+
+　　我第五部中篇小说“再见，冷荇！”，是1934年在清华写的，1935年在天津大公报逐日发表，原名“死灰”，上海大东书局出版。主要的情节是萧华亭和他德国女朋友冷荇的色情关系，但书中危害性最大的还是尼采的思想，也就是法西斯思想。我还替希特勒宣传，德国民族一定会起来，同时我明白地反对共产主义。这是我第一次在我的文艺作品中公开传播德国法西斯思想。这一部小说，当时在销路甚广的天津大公报上发表，影响甚大，我宣传法西斯思想，危害革命，利用黄色毒素腐化青年，我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
+
+　　“狂飙”是1942年出版的。写作的动机，是想用一部曲折离奇的爱情小说，来宣传我的法西斯思想。在这中间，我已经把德国的法西斯思想，转变成为中国的法西斯思想了。“狂飙”中间反苏反共的态度是很明显的。
+
+　　“黄鹤楼”是1940年在昆明写成的，1942年在香港出版。内容一方面赞扬反动派的空军，最主要的还是在写男女关系。“金指环”是1941年在昆明写的，1942年在重庆出版。我想宣传当时汉奸曲线救国论，同时加上序幕和尾声，来公开捧蒋。“蓝蝴蝶”是1942年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写的。这3个剧本都一贯地包含黄色毒素，一贯地拥护不抗日的反动派国民党，把抗日功劳归于它，一贯地提倡恋爱至上，毒害青年，歪曲事实，破坏革命，对祖国对人民的危害，都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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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情女”写得很糟，1943年在青年书店出版，销路不好，上演机会也不多。内容替特务宣传，他们在北京如何对付汉奸日本人，赞扬他们抗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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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有的文艺作品中，以“野玫瑰”的毒素为最大，实际上发生的影响也最大，后来又经屠光启改编为电影“天字第一号”，传播毒素尤为广泛。
+
+　　“野玫瑰”是1941年在昆明写的，在重庆“文史杂志”上发表，顾颉刚先生把“野玫瑰”在商务印书馆出单行本。1946年6月到上海，“野玫瑰”已被中电导演屠光启改编成为“天字第一号”。后来中电答应给我300万元作为稿费。
+
+　　我为什么写“野玫瑰”呢？因为当时军事间谍剧本，如像“黑字二十八”“这不过是春天”“女间谍”，都非常受人欢迎。我下决心写一个军事间谍剧本。当时我已经在“战国策”上发表了一些关于尼采哲学的文章，我的法西斯思想逐渐系统化，所以我最后决定，利用“野玫瑰”来宣传我的法西斯思想，藉宣传我的法西斯思想来拉拢蒋介石。
+
+　　第一、它宣传了尼采的超人主义，鼓励英雄崇拜，捧反动头子蒋介石。剧中两个最主要的人物夏艳华和王立民，都是超群绝类的天才。使观众感觉抗日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战争，完全操纵在夏艳华一人手里，一切的胜利都要归功于她个人。夏艳华已经超过一个特务的身份，而成为一个领导抗日战争的英雄，是法西斯政治的领袖，就是反动头子蒋介石。
+
+　　第二、把汉奸写成英雄。这是最荒谬的思想，而且还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其毒害的严重是不能想像的。
+
+　　第三、赞扬特务。“野玫瑰”的正派英雄都是特务。刘云樵、王安、夏艳华三人，把王立民玩弄于股掌之上，打得他落花流水。我赞扬三人，还不仅赞扬三人，而且赞扬中国最大的特务头子蒋介石。使青年人看完这本戏，觉得当特务又英雄又舒服，又可以得美人，他们自然会崇拜特务，这是多么大的毒素！
+
+　　第四、轻视女性。我把夏艳华的身世，写成一个舞女。我在“野玫瑰”里宣传轻视女性的思想，就是轻视妇女的人格，反对妇女解放。
+
+　　第五、散播黄色毒素麻痹青年。我利用夏艳华的淫荡，散布舞台上黄色的气氛，还有一些爱情场面。青年人看了这些场面，自然会麻痹、堕落。
+
+　　第六、暗示蒋匪帮收买知识分子。目的是在劝告反动头子蒋介石，利用金钱和地位，来尽量收编知识分子，他的政权就可以稳固。
+
+　　站在今天的立场来批判我过去的文艺作品，真是篇篇反动，本本反动。它们一贯地用恋爱和色情来麻醉青年，破坏革命；它们一贯地轻视女性，反对妇女解放；它们一贯地反苏反共反人民，宣传反动的政治思想，一贯地支持统治阶级，为统治阶级服务。在最坏的时候，它们甚至赞扬汉奸特务，把他们写成英雄。它们对青年的毒害，对革命的阻阨，是无法估计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我一切错误的根源，就是由于我阶级的成见。我自己觉得属于统治阶级，不能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老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立场一错，所以一切都错。
+
+## 三、我参加反动政治活动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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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反动派国民党实际上发生政治关系，开始在1942年。我离开昆明西南联大，跑到重庆，主要动机是想去帮助反动头子蒋介石成为中国的希特勒。我自己成为中国的戈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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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第一个准备工作，就是写戏剧建设我的名誉。那时联大学生有一个联大剧团，我导演过他们一个抗战戏，是阳翰笙先生的“前夜”，到昆明后他们推我作名誉团长。我同他们先演出了一个戏剧叫“祖国”，是马彦祥先生由一个德国剧本改编的，在昆明上演，果然轰动一时。于是我自己开始写第一个剧本“黄鹤楼”，由我自己导演。“黄鹤楼”公开捧国民党匪帮的空军，我又利用剧中的黄色成份来吸引观众。这个戏演出后，我又写“野玫瑰”公开捧蒋，我的政治投机通过“野玫瑰”获得初步成功，因为该剧在重庆获得上演的机会，反动派政府甚为欣赏，反动教育部给我三等奖金。我开始戴上了戏剧专家的头衔，我的政治野心，更急于要想得到满足。
+
+　　第二个准备工作，就是介绍尼采的哲学，借尼采的哲学来宣传我法西斯的主张。我只痴心妄想，想做秦孝公的商鞅，想做希特勒的戈培尔。我以为尼采一套法西斯学说必然切合蒋介石独裁专制的企图，这是我当时公开介绍尼采哲学的主要动机。我还怕尼采的文章，不能引起反动政府的注意，我又写“论英雄崇拜”和“再论英雄崇拜”两篇文章公开捧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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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准备工作，就是接洽人事关系。我凭“野玫瑰”和“尼采”骗得了戏剧家和哲学家的头衔来作我的政治资本，我就想向重庆接洽人事关系，想来想去，只想出能够出死力帮我忙的两个人来，一个是蒋复聰，一个是向理润，他们同我已经有19年的交情。向理润在中央军校作政治教官，那时张治中是军校教育长，后在重庆做政治部长，向为第三厅副厅长，我打算通过向理润来认识张治中。蒋复聰是中央图书馆馆长，他是当时组织部长朱家骅的亲信，朱家骅常常通过他来拉拢留德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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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写信给向理润。他很想拉一个同伴靠近张治中，做他的帮手。他回信力劝我到重庆，答应先介绍我做中国电影制片厂的编导委员。中国电影制片厂直属于政治部第三厅，那时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史东山，向理润的计划是先让我进中国电影制片厂去作编导委员，先上演一个戏，来建设我在厂里的名誉地位，然后设法挤倒史东山。这样一来，前进的演员们就无法怠工罢工，电影制片厂就可以真正成为国民党的反动文化宣传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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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想在电影制片厂上演我的剧本来提高我的声价，我连夜写成“蓝蝴蝶”。内容是写一个法官的妻子，因为爱上了他的情人，殉情自杀，又加上一对实行买卖式婚姻的滑稽角色，来增加噱头。并且我还利用剧中一个特务秦有章来暗示观众，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作抗日工作，把抗日工作归功于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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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蓝蝴蝶”上演是很困难的，我把剧本交给厂长吴树勋，他答应考虑，留了一个多月，没有答应我。我想假如朱家骅能够帮助我，在张治中面前提一句，只要张治中答应，“蓝蝴蝶”上演是不成问题的。朱家骅在他家里接见我，我略谈一些电影制片厂的话，告诉他厂内前进工作人员怎样封锁我，我的剧本不能上演。他说：“没有关系，总有办法，你可以安心工作。”我见朱家骅后一个多月，忽然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吴树勋叫我去，告诉我，他决定上演“蓝蝴蝶”，我大为高兴，知道我的活动获得成功。那知厂长召集演员宣布上演“蓝蝴蝶”，演员一致反对。演员一定不演，我一定要演，完全是一种斗争的形式。我知道反动政治部支持我，演员不演，可以开除他们，他们熬不过我，但是他们用种种方法来抵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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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本来演得坏，再加上内容太不道德，连国民党反动派也不敢再支持我。第一个反对的就是法官协会。他们认为把法官老婆写得不贞节，侮辱了他们。第二个提出抗议的，就是反动头子潘公展的老婆，她强迫潘公展由审查委员会下令禁演。上演第3场时，审查委员会已经命令我，把女主角自杀改为出走。到14场，因为观众纷纷反对，反动派因为面子关系，不得不颁发禁演的命令。
+
+　　“蓝蝴蝶”上演失败后，使我同向理润对电影制片厂的阴谋，完全失败。我在电影制片厂先后约两年半，从1942年秋天到1945年春天。
+
+　　戏剧的路走不通，我再同向理润商量，他说最好到中央政治学校去教书。我去政校的动机，是因为该校是蒋匪帮训练干部的学校，我进去假如有表现，可能引起陈果夫的注意。我在政校3年，一直到抗战结束，除掉拉拢学生，拉拢同事，替学生公开演讲，教学生英文而外，最重要的我还向反动头子陈果夫上了最反动最毒辣的条陈。第一个条陈，就是把政校的毕业生，不让他们挤在重庆各部，挤在四川省政府。国民党要巩固政权，必须要有计划地掌握地方政权，那才是真正掌握民众。派遣毕业生到各县的方式，应当用“蚕食”的方式，就是一个县一个县地搞。每一个县派30人40人去，从县长到乡长，都布满政校的学生，一个县搞好了，再搞第二个县。第二个条陈，就是把政校“学术化”。用最高的薪水，把全国各大学最有名的教授，都请到政校教书，利用他们学术的名誉，使政校成为全国最高的学府。在我去政校前一年，陈果夫早请冯友兰、贺麟来政校讲学，我说单是讲学不够，必须专任，一二人不够，必须大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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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电影制片厂失败，在政校又没有机会靠近陈果夫。我仍留在政校，同时我又有机会，兼任青年书店的总编辑，一直到复员那一年。
+
+　　三青团书记长张治中想办青年书店。我从向理润那儿得着消息，我心里又活动起来。我托向理润从侧面在张治中那儿关说，结果经过我各方面活动之后，我作了青年书店的总编辑。我进青年书店的主要动机，仍然是想藉此靠近张治中；可以利用青年书店的书籍刊物，发表文章，传播法西斯思想，以引起反动头子蒋介石的注意。
+
+　　我替青年书店创办了3个刊物，一个是“民族文学”，一个是“青年科学”，一个是“新少年”。我还替反动派陶百川编的“中央周刊”写一批戏剧理论的文章，替反动头子张道藩办的“文化先锋”写了一些文艺论文，替陈铭德办的“新民报”写了几篇“星期论文”，在我自己编的“民族文学”上写得更多。虽然这些文章都在谈文学哲学，实际上是藉文学哲学来散布我的法西斯思想。还有一次在1943年，我到南岸贸易委员会去拜访一位朋友徐敦璋，贸易委员会有一位研究员章友江请我给该会同人做一次演讲，我演讲的题目是“德国民族的性格和思想”，我把德国文化捧得非常厉害，变相捧希特勒，后来新华日报上登载我的演讲笔记，并且有社论“申斥陈铨教授的谬论”。我当时只想，我的法西斯思想，和反动头子蒋介石的法西斯作风，精神上是一致的，他总有一天会赏识我。但是，我的政治投机始终没有成功。在青年书店，我同总经理俞树立的关系，也没有闹好。后来，青年团忽然下令，解散我的编辑部。
+
+　　1945年春天，我那时已经离开青年书店，外事局局长何浩若，要在重庆开办译员训练班，训练为美国在华服务的人员。他请向理润主办。向理润在各大学拉了30多位英文教员，里面有5个美国教员，以毕范宇为领导人，由他们编讲义。我教了半年，日本投降，该班立即结束。这种工作完全是替美帝训练奴才，替蒋匪训练帮凶。
+
+　　1946年6月，我决心离开中央政治学院，先到上海，我来上海，就住在大东书局，从事编中学英文教本的工作。后我打听出新闻报是上海销路最大的报，里面有陈布雷的势力，以程沧波、赵敏恒为代表。我对于陈布雷是有幻想的，我想：如果我通过程沧波靠近了他，我还有做大官的希望。我打定了主意，立刻去找赵敏恒，我写了一篇社评“国内停战不容易”，被程沧波采用，赵敏恒才介绍我做试用职员。一个月以后，我正式做了新闻报资料室主任。
+
+　　当时新闻报的政策，是反共反苏，拥护国民党，不过是以假商业报纸的姿态出现。我写了好些社评，有时被采用，我还翻译一些英美杂志上的文章，来污蔑苏联。我还利用资料，用我自己的名字，在其他反动刊物上，发表反苏反共的文章。从1946年起，在新闻报1年零8个月中间，我写政治文章的动机，主要是想改用直线的方式正面的方式来捧国民党，以图能够迅速地有效地获得反动派的赏识。
+
+　　1948年4月，我因为同总编辑赵敏恒发生冲突，赵敏恒命令我立刻辞职，在一小时以内，我检点行李，就离开了新闻报。我离开新闻报主要的原因，是我阴谋挤倒赵敏恒，被赵发觉，因此本来帮助我的人，一下变成了打击我的人。
+
+　　我在上海除开新闻报的工作而外，最主要的就是在同济大学做德文系主任教授。
+
+　　到今天来分析批判，我在重庆和上海从1942年起同反动派发生的政治关系，我应当确定下面3件事实和责任：
+
+　　第一、我参加这些反动文化机构，想通过这些文化机构来传播和实现我的法西斯思想，不是偶然的，乃是必然的。
+
+　　第二、我的文章反苏亲美反共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我既然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我就和人民的利益永远是冲突的。因为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反对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我就反对共产党。因为美国支持中国统治阶级，她自身的利益和中国统治阶级的利益一致，所以我就亲美。因为苏联反对美国的侵略，苏联同情中国人民的革命，所以我就反苏。
+
+　　第三、我决不是第三者，更不仅只是帮凶。我从前总以为我没有加入国民党的任何组织和派系，没有做过国民党的行政官吏，我不过是做他们的帮凶。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我生长在生活优裕的家庭，出洋有足够的官费，回国后在大学教书，没有失过业，生活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严重的问题。所以谋生决不是我参加反革命政治活动的主要动机。并且我去重庆前两年，早就作好准备工作，布置一切，写戏剧文章，公开捧蒋，接洽人事关系，订好计划，准备去帮助蒋介石成为中国的希特勒，自己成为中国的戈培尔，这已经不是第三者了。
+
+　　从上面的分析批判看来，我的反动罪行是严重的。
+
+　　（本文系根据陈铨的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删节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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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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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敬言：思想检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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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吴大学中文系系主任　凌敬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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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的旧知识分子。从小感受封建教育，16岁进东吴附中预备班起一直到研究院毕业，都在教会学校念书。所以我的思想病根都在剥削阶级的封建教育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下的奴化教育。而前者对我的影响更大。我在家塾中念的是四书五经，中了儒家的毒害，遵守中庸之道，使我保守怯懦。有人称我为“谦谦君子，好好先生”，当时我不以为耻，反而觉得自己是温文尔雅的好人。实在我这种“谦谦君子，好好先生”完全是虚伪的。我的谦，是以退为进；我的好，是怕得罪人，完全是从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出发的。除经书外，还读诸子和诗歌古文。因为阶级关系，旧文学中“人生如梦”“人生朝露”等一类极端颓废的句子最容易吸收；而道家的“清虚妄为”“任运自然”的思想也受了极大的影响，养成我不喜问事（非但怕体力劳动，也怕脑力劳动）听其自然，避免一切与己不利的麻烦。这种剥削阶级极端自私的思想，毒害了我30年，非但毒害了自己，并且把自己身上的病菌，在20年的教育工作中到处传播。出了家塾，进的是东吴附中预备班，受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奴化教育。记得入学后第一堂英文课，美帝国主义分子许安之就把他自己做的一篇“我们的国旗”写在黑板上，叫我们抄下来读，所谓“我们的国旗”便是美国的国旗。到中学二年级，又教我们一本书，叫“我的国家”，当然也是美国的国家。在这样的奴化教育下，便渐渐养成崇美亲美思想。解放前我曾千方百计地想到美国大学去讲中国文学，竭力鼓励中文系同学读好英文，将来也可以到美国去；并且说：东吴中文系的特点，就在中英并重，我又传播亲美崇美的病菌。
+
+　　因为我的封建意识和长期所受的奴化教育结合起来，我的反动思想便根深蒂固，以致解放前一贯地站在反人民立场，并染上了历史的污点。我在1926年由柳亚子介绍加入国民党，1928年国民党举行清党登记，因介绍人柳亚子的关系，我被清除了。当时想我又不像柳亚子一样赞成联共的，为什么被清除，并且大失面子，所以还非常气愤。在1946年春起，我任吴江县伪参议员，听说挂了名，但当时却想父亲的产业在本乡，参加了伪参议会，于己是有利的，这充分证明地主与反动派的勾结，骑在人民头上来危害人民。
+
+　　以我这样的一个封建知识分子，站在反人民立场，教书的内容便是封建、反动的文学。解放前我常在教室中胡说什么伟大的文学作品是超时间、超空间的，又说文学的条件是感情、思想、技巧，犹之人的血肉、灵魂、骨骼，缺一样就不成其为人。我所谓感情，是什么感情呢？是地主剥削阶级的感情；我所谓思想，是什么思想呢？是颓废灰色的思想；我所谓技巧，又是什么样的技巧呢？是“典雅丽则”。在我自己作的一本旧诗小册子里，什么“焚香闭户”什么“此心常向静中知”什么“绝代风笔”，就充满了这类情感，这种思想，这种技巧。我常以“遒丽”“超脱”“浑厚”“雄健”等字面来批评文学作品。我又常在班上讥讽新体诗的“浅陋’。为了夸耀自己，曾经多次把自己的充满封建剥削意识、极端颓废的作品写示同学。记得最荒谬的曾在黑板上写过这样的词：“说什么新愁旧恨，而今一笔勾销，闲睡饱食且逍遥，但求今日乐，何必计明朝。”还要自夸这首词放在宋人朱敦儒樵歌中，可乱纸墨。去年还在韵文选班教学生读“西厢记”，不去批判分析，不去发挥这书的反对封建主题的积极性，只在解释词句中的方言名物故实，使同学或多或少受到了书中色情部分的毒害。这样毒害学生，以致毕业同学中，好多解放后还是思想落后，像程耐冬、张松樵、顾沁秋等。程耐冬最近还有信来，还在迷恋我所教的一套。还有在“镇反”运动被捉进去的王启芳，还在背当时在我班上读的“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学生们受我的毒害真像海样的深。解放前我又常邀同学在我家里茶话，有一年每周举行一次。谈的是花鸟鱼虫、书画古玩。因为我的剥削阶级享乐思想，因此喜种花、养鸟、饮酒、唱曲、玩字画古书，便把这些高谈阔论。同学听得津津有味，便到图书馆借明代丛书，檀几丛书，因为这些书里有茶经、酒经、花谱、鸟谱、虫谱、鱼谱、食谱等等。甚至进步同学季左英常来参加（他是经济系学生），也觉得有味道，我又几乎腐蚀了革命青年。解放后，我曾经同韵文选班上全体同学去观昆戏，有几个同学目迷心醉，便在宿舍中谈昆戏身段怎样美，音调怎样调，功课都不问了。在我20年的教育工作中，便这样毒害青年，直接毒害者已不知有多少。而毕业同学，又大半去中学教书，再把我的病菌传播，间接不知更毒害了多少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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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人民教师最起码条件之一，是认真教课，但我从来没有认真把功课教好，没有尽我的力把教材充实。我教文学史，主要参考书用的还是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强调没有新书，而自己不去主动开动脑筋编集新材料。我也没有帮助同学自学，笔记从不检查，学生不记笔记，也不管他。没有明确教学目的，学生不知究竟为什么学习这门课，阻碍了学生学习情绪。更没有预定的教学计划，订了也不实行。20年中我教文学史的次数最多，但从来没有教完，至多讲完明代。更恶劣的是因为清代从没讲到过，有时便有意地拖，使讲完明代为止。解放前教大一国文，作文卷请黎里镇初级中学里的国文教师批改，一学期做4、5次，只送他一石米左右的钱（记得抗战前送十元），这又充分表现了我的剥削行为。别人批改了，有时甚至懒得复阅，不发还学生。解放前，不管有事无事，一学期总要请满两星期假，我便这样对待人民教育，根源还在由于我的阶级出身带来的剥削思想。
+
+　　在东吴复校后，担任系主任，有名无实，排课、请教师都有教务长作主。当时我想有了名义，乐得不去劳心。但有时专权太甚，也觉得气愤，只是怕触犯他，于己不利，就妥协保全地位，忍受下去。解放后管了些事，管的是排课、请教员，至于各课课程内容、教育方法，从不去顾问，更谈不到检查。教师教课不好，知道了也不立刻向教员提意见和研究怎样改进。学期开始时，请不到教员，乃手忙脚乱，乱拖教员。上学期教理论文习作和民间文艺的汪锡鹏先生，在班上讲“五四”运动是胡适领导的，“五四”运动的文章是清楚又美丽，说什么学好技术与实际生活一接触就产生伟大作品，说什么好文章的条件是纯客观的态度啊！事物之所以然！条理与范围啊！勿忘人时地啊！等等胡言乱语。又把资产阶级文艺的形式主义搬来教学生，举曾国藩分文章为雄、怪、丽、茹、洁、通；举陈望道把文章分为简约、繁丰、刚健等8类。本学期王达川先生教理论文习作，在班上说只要懂得方法，写作是极易的；说马克思有穷苦的实践，所以有崇高的理论；又说等人民大众提高，写作亦可提高，目前还不如写得粗糙一些。使同学不但浪费了时间，又受到了毒害。我身为系主任，对系的任务不明确，当然对系务只有采取自由主义态度。我的工作不负责任态度，由于自私自利，怕动脑筋，想别人搞好，我来坐享其成，剥削别人的劳动果实，自己不劳而获，这是我的阶级出身所致。解放以后因为我的剥削阶级意识仍旧存在，仍表现出了旧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作风。所以我的最大病根在剥削阶级的封建教育，若不把剥削思想连根拔除，就不能做为一个人民的教师。
+
+　　（此检讨载于东吴大学思想改造学习刊物“思想批判快报”）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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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江树：扫除旧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　　<南京大学教务长　张江树>
+
+　　我的检讨为便于叙述起见，分为4段来说：（一）贪污浪费方面；（二）官僚主义方面；（三）其他方面；（四）总结。
+
+　　（一）贪污浪费方面：金钱的贪污，我自己检查是没有的；但是，贪污的思想是存在的。可以拿下面的事例来说明：南大从重庆迁回到南京的时候，教职员可以向学校借用规定数目的家具。我看到仓库里有很多旧家具、旧木料，就多借了几件，并且用旧木料雇工做了两个橱，放在家中用。这种自私自利的思想，若不提高警惕，痛加改正，任其发展下去，是会跌入贪污陷坑的。至于浪费方面，我是犯得更多的。现在我也举出两个例子：第一个是，我在解放以前曾计划做化学研究工作，请化学系向国外买了20克重水，化去相当的经费。后来这个研究工作根本没有进行，重水价值却日趋下落。此种不切实际的购置，很显然是铺张浪费的现象。第二个例子是，我在教务处掌握经费，每到月终结账的时候，如有余款，往往只将零数退回教育部，整数买白报纸存库待用，我自以为如此做法，对教育部可表示我没有把钱用光，对我主管的部门也无损失，最近检查仓库，方发现库中积纸太多，已有一部分变质。我如此高高在上、主观地决定办法，不但积压了国家的资金，也浪费了国家的资金。
+
+　　（二）官僚主义方面：官僚主义我自己也觉得是犯得最重的。在学校中同学同人，也向我提过意见，说我自高自大，有事务主义的作风。如我在处理我的行政职务时，也往往犯自以为是，不大与群众商量，少说服多命令的作风。往往同学来同我谈转院系、休学、退学的时候，常三言两语就决定了，准与不准至多再拿国家政策、教育部指示说一说。再不通我就说：“我是如此办，你不同意就去找校长罢。”完全没有掌握到新民主主义教学的精神。职员方面对我的反映是不觉可亲，而觉可怕。有的职员甚至表示：“张教务长一来，我就害怕，觉得我们一定又出了什么乱子了。”最近我体会到此事的严重，我心里很难过。再说事务主义，我在学校里办公是很守时间的，不过所谓办公，只是坐在办公桌上盖章签字，或者请部门主管人来谈话，很少自己到下面去了解检查实际情况。文件政策也少详细研究，仅凭主观粗枝大叶去执行。如最近发现的图书馆讲义室有严重的贪污浪费现象，艺术系对于教师名额规定过紧表示不满，文、法、师三院反映照顾不够等等，均是此种事务主义的后果。
+
+　　（三）其他方面：这方面的检讨，我只想提出3个特殊例子。第一个是反动政府逃窜的时候，我是反对南大“迁校”的，在个人英雄主义的主使下，也是尽过一点力的。此事在表面上看是进步的，冠冕堂皇的。其实我反对“迁校”的动机，一方面是因为我是南大毕业的，不情愿南大垮台，另一方面是考虑个人的利害，决定留在南京，我既留在南京，当然就反对“迁校”，还是基本上从自私自利观点出发。所以，曾有“迁去一部，留下一部”的两面光的主张，根本谈不到人民的立场，也没有认识到共产党的政策。第二个是，我在接管的时候是被邀请了才参加工作的，但一接到特务的恐吓信时，就怕死辞职。后来出任理学院院长、教务长，遇到了很多困难，特别在薪金方面，不能得到同人的了解，又坚决辞职不干，造成了南大一度紧张局面，影响了教学工作。后来经过徐平羽处长的批判，说出了我任劳不任怨、自私自利的思想后，我才鼓起勇气来为人民服务。这也说明我的政治水平很低，立场不稳。第三个是：我曾因特殊原因，在我的住屋前面筑一道篱笆，将场地占为私用。此事在参加学习以前，我始终没有觉得不对，在此次学习中，才由南大的同志帮助我认识了我的错误。
+
+　　（四）总结：根据上面所检讨的事实，我觉得我的思想中，还存在着封建、小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三种思想，所以在不知不觉中就有不联系群众，站在群众头上或群众外面，自高自大、自以为是、个人英雄主义、自私自利等思想，我以后一定要扫除过去一切的老思想，抛弃一切老办法，从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和国家的利益上，改造思想，来处理新社会的工作。
+
+　　（我现在提出下列4点来作为我以后的努力方向：（一）到群众中去，依靠群众，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克服我自高自大的缺点；（二）绝对服从组织分配，安心工作；（三）更好地学习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发现我自己看不到的错误；（四）一定要通过工作，从实际中来考验我自己。）
+
+　　（原载1952年3月15日解放日报）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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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士骅：我的资产阶级思想阻碍了院系调整
+
+　　<北京大学土木系主任、陈士骅>
+
+　　解放三年以来，北京、天津的高等学校，虽然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直接领导之下，在行政和教学工作上，都有了相当的改进，但是在大多数学校中还不曾把工人阶级的领导思想完全树立起来，而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则未加清除，以致课程改革、院系调整等工作遇到了种种阻挠，使人民政府的正确政策不能很好地贯彻实施。
+
+　　由于我的思想中还充满着资产阶级的思想污毒，用旧的观点和方法，去处理新事物；因此，在教育工作中犯了很多不能容忍的错误。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以后，经过我系师生的揭发，使我认识到我过去所犯的错误的严重性。
+
+　　在院系调整工作中，我有严重的自私自利、个人主义和宗派思想，以致给人民教育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
+
+　　（在解放以前，各高等学校彼此竞争，摊子惟恐不大；学校行政领导人费尽心思地、不择手段地去争经费，抢物资，拉教授，充分的表现了资产阶级思想领导的特色。而各校之间因为个人利益的矛盾，就不能不闹宗派；只夸自己的瓜甜，还要违心地说别人的瓜苦。）
+
+　　解放以后，这样不合人民的需要的高等教育，当然不能立足了。为了经济地使用教育经费，为了合理地使用有限的师资，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建设人才，院系调整的方针是完全正确和必须加以贯彻的。但是当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提出这样的方针以后，因为我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思想，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认真执行这一方针，而是考虑自己或自己所领导的系，如被调整到其他的学校去，那简直是大丢面子、伤害个人尊严的事情。尤其担心的是：自己的地位和宗派，可能因为院系调整而受到损失。因此就产生了对院系调整的抗拒心理，并且造出了若干理由作为否定这一个正确政策的方略，企图达到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
+
+　　我当时曾经提出：国家迫切需要着经济建设人才。学校是造就人才的场所，多一个学校，就多一个造就人才的地方；并且强调各校各有其发展的历史和传统，如果硬性地把它们合并在一起，不但要影响原学校的发展，还可能引起干部之间的不团结。又因当时北京大学工学院有迁校的可能，我觉得我在此盘踞多年，根深蒂固，一但环境变迁，个人的地位就可能受到影响。同时其他地区的物质条件以及子女们就学的条件，都不如北京；并且人生地疏，在社会活动上也会很受限制。因此便提出：中国现有的高等学校在数量上是绝对不够的，还不能适应客观的需要，因此在分布上，不是沿海各地过密，而是内地各地过稀。设如我们的高等教育是还要发展的，就应当在内地多添新校而不应当把沿海各地的学校合并到内地去。这一系列的鬼话，没有一句不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清华大北、北京大学、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以后，因为教师间闹宗派。搞小圈子，不团结，我便利用这件事实作为藉口来证实院系合并的不当。这种自私自利的行为，是何等的卑鄙！
+
+　　在新民主主义教育制度之下，旧型的高等学校已不能「自由发展」；同时，几个新型的大学，建校舍，聘教师，添设备，蓬蓬勃勃的成长起来了，这更使我感觉到「英雄无用武之地」，非常苦闷。因此幻想自己所在的学校最好也能摇身一变而成为新型大学。而摇身一变的方法，只有合并调整是可能的。后来又听说几位航空系主任，因为反对调整，受到了系中教师们的严历指责，感觉到对于调整或合并，已经不能再抗拒下去了。但是合并是和自己的宗派的想法不相容的。不过宗派中是可以分出大宗派、小宗派的。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有牺牲小宗派而争取维护大宗派。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两个土木系，性质相同，师资的交流，非常频繁，而教师之间大多数不是同学便是朋友。所以两系合并起来，比较地合乎牺牲小宗派维护大宗派的理想。同时通过两系的合并，教师和设备，就可望压倒一切。因此在去年四月初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开会议，讨论院系调整以前，我便和当时的清华大学土木系主任夏震宝先生商定了两系单独合并的初步提议。这个提议在两系联席座谈会上取得教师们的同意以后，便向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提出。我私下还向夏先生说：「只有我们先提出合并的方案，才能制止教育部其他可能的打算。」这就是说，我怕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土木系不能合并，而是和另外的学校的土木系合并，以致妨害了我维护宗派的可耻的企图。
+
+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土木系单独合并的方案获得了领导方面的欢迎。但是这一方案没有付诸实施。这是因为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可能是限于预算，确有「合并是好的，但是不可能添盖校舍」的说法，既然不能添盖校舍，两个土木系的合并就不可能了。但是，事实上校舍的添盖与否，并不是阻碍合并的决定条件；据说，主要是因为两系的单独合并方案，颇引起宗派主义者的反对，以致中央教育部不能不以全面考虑为理由，保留了两个土木系单独合并的建议。通过这一幕丑剧，我们可能获得了些什么呢？我想第一是钱俊瑞副部长在北京大学马寅初校长就职时讲话中提出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不考虑合并的保证。当下，我想，设能如此，就不但可以维护大宗派而且可以维护小宗派。第二：即使合并，两系已有言在先，绝不会再和共他学校的土木系合并，那末，至少对于大宗派还是可以维护的。
+
+　　北京大学是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直接领导的大学，在全国高等学校中占着很高的地位，它的一举一动，都受着全国高等学校的注视。而我对于院系调整，竟以这样极不光明的抗拒态度去对待，无疑地是影响了全国的院系调整工作的。更严重的是我还企图阻挠另外一些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例如同济方面对院系调整的指示，是要稳步前进。借此企图影响夏校长，使他对院系调整工作也加强抗拒。我又在一次会议上举出有些同济大学的名教授已经因不愿迁校而想离开同济大学的事实，想借此打击领导方面的勇气。全国院系调整，迟迟未能贯彻，是和我们这些宗派主义者的阻挠分不开的。
+
+　　那末，院系调整的延缓，给祖国带来了多大的危害呢？就只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来说，假如两校的土木系提早在去年调整，按今年可能招生数来估计，在这一年中，至少可以多招四百土木方面的学生。这样的一个数字，就等于今年暑假全国土木系毕业生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又如每班按平均五十人计算，四百名新生，必需由八个土木系才能负担。这也就是说，因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个土木系的未能调整，已经在无形中使国家损失了六个土木系。
+
+　　我的严重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思想，就是这样地影响了人民教育事业的发展，我作为一个人民教师，在思想上还存在着这样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因而造成这样无可饶恕的罪过。感谢毛主席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拯救了我，使我彻底地清醒过来，认识了自己的丑恶。更联想到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是在怎样的艰苦条件之下，为祖国，为国际正义艰苦奋斗，而我却躲在象牙塔里，干着自私自利、危害祖国的勾当。我辱没了「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我觉得我的唯一出路，是下决心彻底清算我的严重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痛改前非，才能重回到人民队伍中来，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之下，努力前进。
+
+　　来源：原载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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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1 @@
+# 朱偰：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思想
+
+　　<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　朱偰>
+
+　　我出身在一个大学教授的家庭。可是翻开家谱一看，我的高高祖是一个大地主，我的高叔祖在满清嘉庆时代中过状元，作过翰林院修撰。后来虽然家道中落，到了我的祖父，穷得在乡下教私塾度日；可是从长辈谈话中，还憧憬于旧日的门第和富贵的生活。所以在我幼年的脑筋中，便种下了一些封建思想的毒素。我的父亲（朱希祖）赤手空拳起家，他于1905年考取浙江省官费，赴日本留学，从章太炎先生研究国学，后来成为国内有名的历史学者。我小时熟读四书五经，并也从他治史学。可是他所讲的史学，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史学，注重“正统”，所以我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完全是士大夫阶级的教育，自以为书香门第，诗礼传家。凡此种种，都造成我思想中封建思想的毒素，而是我资产阶级思想的第一根源。
+
+　　1923年我考入北京大学，正在“五四”运动之后，那时的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我接受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思想，我醉心于“自由”“平等”“博爱”的学说，崇拜科学，喜欢资产阶级的民主，喜欢易卜生戏剧中的人物。我自高自大，自以为“读书万卷、行万里路”（我旅行过17省），没有几个人可以比得上的。当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在当时是有一定的进步性的，但是我没有跟着革命的浪潮前进。到今天来检查，这些思想就成为我进步中的绊脚石。这是我资产阶级思想的第二个根源。
+
+　　1929年我到德国去留学，所学的是财政经济；所接触的学者，完全是改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一些人物。其中如桑巴特是反动的唯心派经济学者，赫克纳是改良主义的财政学者，他们共同的主张，是维持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作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革命。这其间我虽也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没有虚心去学习，只是粗枝大叶，认为资本主义的崩溃是必然的了；但又认为我国可用改良主义避免走它的覆辙。我害怕社会革命，不喜欢阶级斗争，因此改良主义，正中我的脾胃。我自以为比胡适一流的自由主义学者是进了一步。这是我资产阶级思想的第三根源。
+
+　　归国以后，我开始在那时的“中央大学”教书，一方面我自高自大，自以为超阶级、超政治；另一方面尽量贩卖一些改良主义的经济学说，散布了许多毒素，麻痹了许多青年，为国民党反动派服务。抗战发生，我随校迁到重庆。到了1939年10月，因通货膨胀，生活困难（那时我已经有5个孩子），同时又为了想做官，想往上爬，竟然投身于反动统治中最腐败的伪财政部中。伪财政部是一个什么机关呢？它是反动统治杀人不见血的一个魔窖；它是四大家族搜刮人民剥削人民的一个总机关；它是官僚资本集团的核心组织。它那时的首领，正是大贪污战犯孔匪祥熙。我以一个大学教授，竟然丧心病狂，到这样的一个臭名昭彰的机关去做“简任秘书”，不要说在今天人民的立场是一个罪人，便在那时一般士大夫阶级的立场也是认为不应该的。第一个劝我不要去的，是我已经故世的父亲，他那时在重庆南岸，写信劝导我说：孔祥熙是全国都知道的大贪污官僚，最近新华日报社论，还揭发他的贪污黑幕，就是英美方面舆论，对他也很多不满，现在我国得道多助，复国有望，你将来自有报国的机会，目前何必汲汲做官？他教我向马寅初先生学习。但是我那时利欲熏心，不听他的忠告。做了“简任秘书”3年，又做了伪专卖事业司司长2年，伪关务署副署长3年。在这个恶浊的环境中，混了8年，我又饱受官僚资产阶级的传染，到后来竟加入了这个官僚资本集团。这是我资产阶级思想的第四根源。
+
+　　总而言之：封建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的思想，构成我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源。到了加入反动统治伪财政部以后，更受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环境的影响，又增加了官僚资本主义的毒素。因此，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是根深蒂固，我的病根是很深很深的了。到了抗战胜利以后，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更发展的不可收拾，我一心一意想往上爬，生活上则贪图享受。在1948年2月，我利用伪法币恶性膨胀，向上海银行借款2亿元，向江苏银行借款9000万元，盖起洋房，购置家具，整天讲究舒适，弄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通货膨胀是国民党反动派搜刮人民最恶毒的一种工具，为了它，多少人受物价飞涨的压迫，投江、跳河、上吊、服毒自杀者，日有所闻。我是研究经济学的，不是不知道，可是我为了贪图个人享受，竟也推波助澜，从中取利。想起了当时我的罪恶，我真无地自容，痛恨自己。感谢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南京的时候，初次挽救了我。旧社会使人变鬼，新社会则使鬼变人，在解放后两年来的许多学习中，在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中，使我深深地认识我过去的罪恶，痛恨过去的旧我。在参加皖北土地改革中，我听了农民的诉苦，他们控诉恶霸地主，他们控诉伪保长乡长，他们过去逃荒、上吊、坐监牢，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听了以后，良心发现，每次都是痛哭。我认识过去的上层反动统治，就是建筑在这黑暗的下层血腥统治上面的。通过这一次“三反”运动学习，我更深入地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思想。解放以前的种种腐朽思想，上面已经谈过，就是在解放以后，我还有浓厚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我虽加入了工会，算是工人阶级，但是思想意识上和工人阶级还有很多矛盾。我必须要解决这些矛盾，我深切地要求思想改造。下面是我的检查和批判：
+
+　　第一、唯利是图。1951年10月，我的同事沈长泰先生和另一位朋友吴绪彬先生，办了一所工商会计学校，要请我做董事长，我谢绝了，后来改为常务董事，每月致送交通费60单位，我为了贪图私利，竟接受下来，此外还担任“财经讲座”每周2小时，按钟点费致酬。我自己并不学会计，本不应该担任会计学校的常务董事；况且南京的会计学校，大部分多带一点“学店”性质，我并不是不知道。尤其不应该的，是我在参加土地改革期间，仍旧在该校按月领取交通费及钟点费。经过“三反”运动学习，我决定自2月份起，放弃该校兼职，不再领受任何费用。
+
+　　第二、损公利己。在“三反”运动学习中，我检查了一下我的书籍，我还发现有1932年底借自那时“中央大学”图书馆德文书5册，1933年4月借来的德文书3册。这些书我一直放在我自己的书房里，从南京带到重庆，又从重庆带回南京。在重庆经过轰炸，损失了一册。图书馆从来不问我要，我也就把它当作自己的书一般。一直过了将近20个年头，最近经过“三反”运动，才检查出来，认清这是贪污的行为。我赶紧写了一封自己检讨的信，把书送还了图书馆。我又检查了我的家具，发现了一年前向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借用的4个书架，已经用了1年零3个月还没有归还。我当时自以为替该会做了很多事，出了很多力（筹备“伟大的祖国”展览会和太平天国展览会），不取分文报酬，仅借用4个书架，没有什么不应该，不仅如此，我当时还有久借不归的企图。我完全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态度，更不知爱护公共财产是新社会人民应有的道德。我仍旧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用自私自利的看法，来对待新社会新事物。经过了“三反”运动学习，我这才认识这是公私不分，或者更正确点说，是损公利己的行为。我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赶紧把书架送回文物保管委员会。
+
+　　第三、投机取巧。记得南京解放之后，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举行座谈会，讨论以后系务发展问题。我那时候以兼任教授资格出席，很想表现一下自己，以博得同学欢迎，所以在会上我报告抗战以前，我曾在“中大”开讲过资本论，并大谈其课程内容；又说自己是恩格斯弟子的学生。我自以为这样一来，可以表示自己前进，我的用心是何等卑鄙可耻！可是给同学的印象是什么呢？他们都觉得我所说的一套，和解放以前所做的一套，是太不相称了。人民的世纪不许投机取巧，我今后只有站稳工人阶级立场，老老实实，努力为人民服务。
+
+　　因为我还有相当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所以表现在人生态度、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工作关系方面，便有严重的缺点。在人生态度方面，我还有个人主义思想，追求名利，自高自大。我常喜欢发表文章，不管思想是否成熟，内容是否充实，也不管发表的是什么报章、杂志，但求能够刊登出来。把神圣的出版事业，看作个人求名牟利的工具，毫无一点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在解放以后，我还要维持我财政学“权威”的地位，单在解放后第一年第二年中，我便一连写了3本著作——“新财政学导论”“新支出论”“新收入论”——姑无论那时新民主主义的财政制度，尚在成长之中，材料搜集不易，一切法规条例章则，尚未齐全；而苏联方面财政资料，尤不容易搜罗（国内所翻译的一些小册子，是不够的），难以下笔；即以我马列主义的水平而论，也还不够写这样一部大的著作。而我竟大胆妄为，居然两年之中写成了3本著作。现在检讨起来，完全是我的名利思想在作祟，这种轻于下笔，不负责任的态度，是完全要不得，应该加以深刻地批判的。在另一方面，我还要自高自大，我看不起同事，我看不起工农干部（在参加土地改革以后，对于工农干部看法已有了转变），仍旧自命不凡，以为人家总要来请教我的。在解放以后，人民政府不但不追究我过去的历史，而且给我适当工作，使我在南大担任经济系主任，任命我作南京市财经委员、市政建设委员。中国共产党对于旧知识分子争取改造，真可谓仁至义尽。新社会并不是没有专门人才，所以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是教我好好学习为人民服务，并在工作中改造自己。而我完全不体会这种仁至义尽的争取和改造政策，还要自高自大，不但太不虚心，而且没有丝毫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
+　　因为我有了这种不正确的人生态度，所以也就不可能有正确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我担任南大经济系主任，完全抱着雇佣观点，消极地去谋应付，得过且过。在聘请教授方面，同学常常向我提出许多意见，由于我善于应付，同学当面以为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回去仔细一想，实在一个问题也没有解决。经济系有同学80多人，可是我叫得出名字来的不到一半。对于同学的姓名尚且叫不出来，更谈不到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和思想情况。我坐在办公室里等同学来找我辅导，我从不主动地去辅导同学学习。对于考试制度，我还是抱着从前的旧看法，我认为学校既定有期考学年考试，我只有奉行故事。对于同学试卷，我不肯细心去评定分数，我有一个大概的给分数的范围，最低的不低于70分，最高的不高于85分，普通打分数，总在80分左右，稍差一点的给77分、78分，稍好一点的给81分、82分。我以为这样打分数，不会出什么偏差。这种粗枝大叶的作风，完全是敷衍塞责。更没有认识考试的意义，决不在单纯的评定分数，而是更好地去做总结，总结本课程教学中的经验和教训，以便更好地展开教学工作，此外我对于系务本身，也不够关切；虽然坐在办公室内，但所写的是自己的文章。每次开系务会议，都没有充分准备，因此系务会议也不能开得很好。对于本系同事，我团结得不够，对他系同事，更是漠不关心。我很少帮助别人，也不肯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在初次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时候，我还不够虚心。
+
+　　以上种种缺点，它的危害性是很大的，我痛恨这些缺点，我痛恨我自己。现在检查起来，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祟。今后我要认真努力进行思想改造，彻底扫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要站稳工人阶级的革命立场，确立共产主义的人生态度，不断地提高政治水平与理论水平，为争取做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做好人民教育工作而努力。
+
+　　（编者按：朱偰著“租税论”，曾任国民党反动政府财政部司长，利用通货膨胀借款购买房屋，这是官僚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应有区别。但仍保持原文未改，特此注明。）
+
+　　（原载1952年3月17日解放日报）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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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平伯：三反运动教育了我
+
+　　<北京大学教授、俞平伯>
+
+　　我的思想主要属于旧的范畴，有封建统治的残余，亦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成分，跟无产阶级的思想有明显的分割。虽然过去曾参加一些民主社团，也经过教师政治学习，但对人民政治的认识依然有些胡涂，进步得非常慢。直到最近参加了正在积极地开展着的三反运动，在群众的教育下，认识了自己许多的错误。现在就这一点稍微谈一谈。
+
+　　目前火热的三反运动，最初我对它认识得非但不够，而且非常错误。因认识的错误，所以参加这运动非常不起劲。我当然不会赞成，我也不容忍这贪污浪费跟官僚主义，但我也不曾想积极地去反它。我最初的看法，是十分简单幼稚的。就我的岗位，北京大学中国语文学系而论，我相信同人中很少有贪污的行为；系里浪费的情形，不过多买了一些书籍，多费了一些纸张，情形也不会严重；就官僚主义来说，北大是个旧衙门，一般都存在着，但如现在的系主任，我认为已比从前的好了一些。那时候，我并不曾看清三反运动便是实际最有效的思想改造运动，以为在北大中文系里搞三反，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就对我个人说，我既不贪污，亦不曾浪费公物。但假如有机会让我来做行政工作，我会犯起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来，这个我倒有“自知之明”。可是在目前，我觉得你们反不着我什么。又向来我对社会上各阶层的具体情况，根本上缺乏了解，想不到贪污浪费等等现象会这般的严重；资产阶级的进攻会这样的猖狂，又这样的有计划，甚至于有了组织；也想不到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在最高学府里严重地存在着，表现在事实上的，会这样的荒谬反动，挖掘出来的根会这样的深；更不曾想到我自己的思想里也有很多很多的垃圾渣滓。
+
+　　综括一句，可以说明我在政治上的幼稚无知。这样就造成我置身事外，袖手旁观，漠不关心的态度，发生了种种的错误行为:对系里开会不热心，不每次到会，即到会亦往往不发言，即发言亦不很恰当——为发言而发言。这些一连串的错误引起系中同人同学的不满，在某次小组会上提出许多意见，我虽表示接受和感谢，但我对三反运动的认识依然非常模糊的。后来系主任杨晦先生让我来做一自我检讨，其时系内正在检查贪污现象，尚未普遍地“洗澡”，我写信给他，认为我既不曾贪污，在这时候作检讨是不适当的，又认为无论学习跟检讨都应该“自觉自愿”的，不该强迫地去做。表面上看，我也占了一些理由，实际上我已把“自觉自愿”这句话给歪曲了，也说明我对三反运动的精神实质根本不了解，这是到了后来我方才认识的。
+
+　　分析起来，我对三反运动的缺乏认识是三重的，所以会造成上述的现象，现在必须公开地承认这个错误，把这三重性给揭发出来:
+
+　　(一)上文说过，我自己认为没有什么可被反的。这因为我一向孤立地看这三反，便好像跟我无关。直到三反运动发展为批判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时，我联系到自己的地方依然不多。如崇拜资本主义文明的思想在五四前后我也有过，现在却似乎很淡薄了。
+
+　　又如说学校中闹宗派把头，我觉得也跟我无关。我既没有“喽罗”，我也不做人家的“喽罗”，老是这样孤孤零零的。我却并没有认识到:既然强调了个人的自由，这就是崇拜英美的文明，不必定有洋奴气，高等华人味才算。既然以自我为中心，一发展起来便为宗派，再发展一步便为把头。又如我在北大历史很久，难道真不沾染一点宗派的气味吗?决不能否认，北大内部是有严重的宗派主义的，我既毫无宗派，怎样会到北大来的呢?所以自己不在被反之列，这个想法，的确完全错误的。既从个人的立场出发，自私自利心又十分的重，当然应在三反里头，为什么没有可反的呢?但我在最初确没有这样想过呵。
+
+　　(二)我不曾积极去搞三反。我自己固不愿被旁人来反，尤其困难的是叫我去反旁人。这个心理也有两方面:不会和不热心。我总觉得了解旁人非凡不易。在小组会上我对同人提意见很少，即可证明。本来不够了解，瞎说一通，很觉无味。上文说过，我一般的对社会情形缺乏了解，办事说话的经验和才力都很差，这些合成我的不会。从深处看来，还是对政治没有热情。由于一切从个人的立场出发，不热爱人民，就也不痛恨敌人哩，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也。当然，跟所说“不会”也有些关连，不会做自然不热心做；反过来也可以说，不热心才更加的不会做。一言蔽之，还由于立场不正，所以斗争性不够，敌我不分。
+
+　　(三)尤其严重的，对于整个儿的三反运动，缺乏一种明确的了解，我不大懂得三反运动怎样才能够真正胜利完成。这本来很好懂的，为什么不懂呢?原来又包含着两种误解:(1)唯心的观点。照唯心的哲学看，贪心普遍存在着，而贪污即非法的贪。所谓“贪夫徇财”，为了要钱，连性命有时也顾不得了。历史上的严刑峻法并不能防止贪污，更谈不上根本铲除。现在咱们的人民政府，依北京以前的处分贪污分子的例子，及最近政务院公布的办法，处刑并不重。严厉尚且不成，宽大又何济于事。殊不知这种唯心的想法完全脱离了实际，而且无形中替资产阶级代言，是非常危险，极端谬误的。
+
+　　(2)脱离群众的看法。我一向孤立，脱离群众，不认识群众的智慧，不懂得怎样发动群众，靠群众的力量来办事；所以在我看来，三反运动不容易搞得彻底；尤其荒谬的，自己似乎忘了是群众的一分子，又似乎把自己跟群众对立起来，认为我的参加可有可无，不在话下。我参加是如此这般，不参加不还是这般如此吗?
+
+　　大家都可以明白这三重的谬误多么利害了!至于为什么要犯这些错误，现在我认识到:我一贯地站在个人的立场，不曾站在人民的立场阶级的立场来看问题，自然认识得一塌糊涂，譬如一个人迷了方向，于是认东为西，认南为北，好像犯了许多错误，其实这许多的错误归根到底还只是一个。再从上面所说三层分别看来，第一点先不成问题。我们要反这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谁有了这思想，谁都该在被反之列。所反对的是这种与人民利益违反的思想，而不是个人。第二点也不成问题，假如站在人民的立场，就能很自然地把他人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看，而且也无所谓他人的事，大家本是一伙儿。又如上边所说我不会批评人，究其实际也还由于怕得罪人，对自己不利，或者引起麻烦，根底上离不开个人自私自利的思想。第三点尤为显明。假如站在个人的立场，非但不能解决问题，甚至于连这问题都不大觉得。社会上即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种种恶劣的现象，我只要洁身自好，让他去好了。假如站在人民的立场来看，自然感到这问题若不解决，危害人民很严重，一定会非常愤慨，而且也能够信心坚定地去解决它。只要有群众，就有了办法。这在最初我非但不曾清楚地认识到，而且抱着一种相反的极错误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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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我还有过一种错误:对三反运动的思想性缺乏了解。直到这运动发展为反资产阶级腐朽的思想这个阶段，我的认识依然很差。我习惯于从形式上看问题，认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这三反是它的本身，而反资产阶级的思想只是它的扩大面。重点应该放在本身上。这个错误怎样才能校正过来的呢?第一，我是经过学习，得到同人的帮助才了解的。有一次在小组会上听到同人的发言，说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是贪污浪费种种现象的根，而官僚主义即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一方面。我为之恍然。既然是根，怎能当作扩大面看呢，重点应当放在“挖根”上，也毫无问题。若不挖掘这个根，那些现象像野草般即使暂时去掉，还会滋长出来的，古诗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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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这两次反浪费的展览会给了我最实际的教育，而且也有一点经过可说。第一次在北大图书馆举行本校浪费展览会，我看后的印象认为积压虽然严重，比损毁对于人民的害处要轻些，在小组会上如此发言，即得同人指正，我虽然接受了他的意见，但当时热情确不很够。第二次在北大北楼举行京市各高等学校浪费展览会，规模相当的大，把许多活生生的事实放在面前，我明确认识，这的确是个思想问题而且是一个严重的思想问题，我感觉到这些高等学校，北大自然在内，不仅被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给侵蚀了，而且他们的本身，大体上说来，即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原封不动在那边作怪，甚至于发展到了反动的，洋奴化的严重的程度，要解决这个，必需展开斗争，必须无情地斗争。若不把它斗争掉，那么北京市各高等学校的前途分办不成，合办也不成的，始终一塌糊涂。这样说起来，高等学校，应当是搞三反运动的一个重点，这几乎跟我原来的看法完全相反了。
+
+　　我们承认目下的三反运动搞得很“红火”，很猛烈，但必须这般猛烈，才能去掉这般利害的病，一点没过火的地方。我初步认识这个，在北大中文系师生大会上作自我检讨，就把这些思想经过加在里面，得到同人同学的欢迎，自己十分惭愧。我现在能够确认:发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即能使这些丑恶的现象敛迹于将来美好的社会；最后通过由斗争里求团结的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广大的人民教育，就把这些现象从根本上给铲除了。反过来说，这些现象若不消灭，自然会一天一天猖獗起来。就学校里来说，如果把这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毒素，用教学的方式或其他方式，或明或暗传给青年们，传给将来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中国的干部们，的确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教师都应该积极参加三反运动，努力争取领导的地位，人人都自觉自愿地“洗澡”，在这运动中再教育自己，成为一个名实相符的人民教师。
+
+　　 (一九五二、三、一八北京)
+
+## 来源：《文汇报》1952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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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相信一贯道到相信共产党
+
+　　<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2部1班3组　余河>
+
+　　我从前是相信迷信，在我们村里信一贯道的人宣传说：入了这个道门可以躲避灾难，我就去参加了。他们对我说了“五字真经”和“三宝”。解放后，他们还说：“共产党、五角星是五星不做主”还说：“称也是两斤半，不称也是两斤半，共产党的江山只有两年半。”“共产党是收恶人，想统一天下，来压迫穷人。”还说：“你不要乱说这些话，如你说出来就要雷劈身”。所以我在什么地方都不敢说这些话，对地主恶霸也不敢斗争。我也不相信共产党的话，只是相信一贯道。
+
+　　进革大学习后，才知道和平民主的力量是伟大的。相信了共产党的话，因为共产党真是为我们穷人做事。并且我说共产党的好处，也没有被雷打。我才知道这种迷信是叫我们永远受官僚、地主的压迫，不要反抗。
+
+　　我感谢革大把我从迷信重重包围中解救了出来，将来一定要好好工作，来报答共产党和毛主席！
+
+　　来源：《云南革大》第46期，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1952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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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大把我从封建迷信思想的重围解救出来
+
+　　<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4部3班8组　胡开选>
+
+　　我6岁丧母，父亲的脾气很怪，动辄打骂，因此我渐至长大，对家庭就愈觉苦闷。我有个族婶居孀，她受了封建迷信的诱惑，吃长斋，时常喊我去教她读经书。我听见她说佛堂里的好处，就跟她去玩。到佛堂里觉得亭园花卉，陈设雅致，感到快慰。她们的雷老师对我非常器重，每逢会期就请我去写表文，于是臭气相投，常来常往。在他们宣传“人间是苦海，出家多快乐”时，我因受家庭的苦恼，就有“出尘”之想。后来父亲知道，就大骂一顿，并说老雷把我儿子骗走掉，就要去告发他。如此才把此事骇歇了，不久我就到昆明升学。
+
+　　高中一学期，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迫使我结婚，结婚时和我的妻子是初次见面，二者的知识和性格均相差甚远，自然无情感可言。结婚后父母（继母）也觉得媳妇的性格乖张，不会做人，上了媒人的当，时常怨言怨语，唉声叹气。我每逢假期回家，觉得家庭的苦闷有加无已，以致愈使我的封建迷信意识成长起来。对佛老书籍的寻求和阅读，非常起劲。1939年日机袭昆，学校迁来昆明时，我曾在华亭寺钟楼上皈依过本如法师，但此时稍具科学常识的我，对阿弥陀佛的口头禅已不完全相信。所以名虽皈依，而思想上并未起信仰。高中毕业，意欲继续升学，但父亲惜钱如命，只知剥削，发家致富，不重视子女的教育，不肯再供我读书，只盼我早日升官发财，扬名显亲。当时我受了孝顺教条的麻醉和社会腐化风气的招引，于是舍升学之道而入秘书科长班。毕业后蓄意上爬，想拿个县长当，以迎合父亲的希望，然后辞官修道，以过我出世之心。但我与反动统治下的裙带系统，格格不入，以致8年辛酸，到处碰壁，于此我联想到家庭之苦闷，婚姻之不满，社会之恶劣，生民之荼炭，引证佛家所谓“红尘苦海”一语之不尽，更从而巩固了我出世的错误思想。
+
+　　47年12月，父亲去世，我回籍奔丧，当时家乡盛行孔孟道（一贯道的别名），我又被引诱入了一通，入了之后，我为追寻此道的根源和企图，曾向点传师提出36个问题，结果未得解答，因此我判断这是无稽之谈，骗人的东西。后来看了吕祖张三疯全书后，认为历代真仙，有迹可寻，惟最难得者真师，若得真师，深信此身之可成。故曾痴心妄想，与同学赵子骏相商，拟到传说中八仙修道处（终南山）去访师。正筹划间，我人民解放军自东北势如破竹的南下，才惊醒了我们这场迷梦。
+
+　　解放后，虽然在思想和行动上接受了一些新知识，但是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还千丝万缕的有着重温旧梦的心情。到革大学习3月以来，在各级领导启发和同学帮助下，政治水平一天一天的提高，思想也随着前进，认识了以往封建迷信意识是极端的错误，所谓“鬼神”，是封建社会的统治者用来迷惑人民的东西，正如一个农民把他所供财神像取下来打碎，同时愤怒的说：“我供奉你一辈子还是穷得要命，而共产党只来了两年就分得了田，还要你做什么。”事实胜于雄辩，我国儒、佛、道教在社会上已有很长很长的历史，口口声声“慈悲救世”，“普度众生”，可是，世愈救愈穷，人愈渡愈苦，只有共产党、毛主席才是真正的救国救民，我们也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进，才有光明的前途。
+
+　　回忆我在进革大之前，思想是消极悲观，精神是忧郁萎靡，身体是面黄肌瘦，现在呢？思想已变为积极乐观，精神已变为清爽愉快，面皮已长得肥胖光润，无论在思想上或行动上，显然的已先后判若两人了。今天我有这样大的一个收获，是革大教育我、改造我，把我从封建迷信思想的重围中解救出来，我感谢党、毛主席与革大，我要再接再厉的求进步，粉碎以往错误的封建迷信思想。建立正确的革命人生观，准备将来好好的为人民服务。
+
+　　来源：《云南革大》第46期，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1952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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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大把我由反革命的死路上拉了回来
+
+　　<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3部3班7组　王正尧>
+
+　　我生长在一个地主家庭里，过着优越的生活，因此地主的思想意识非常浓厚。对国民党反动派很信任。解放后，对于征粮、发行公债等不满，土地改革分了我的田地，打击我的统治利益，对共产党的不满痛恨在心；希望国民党早日回来，能够达到我重新统治人民的愿望，不再使财产受到损失。但是国民党不来；共产党对地主阶级是要彻底消灭的，为了躲避农民的斗争，我就到革大来藏身，以图另作打算。混进革大后，不相信共产党，不重视学习，抱着敷衍的态度。讨论时对本宣科，满口理论，没有结合自己的实际思想。因此，学是学，但在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为什么这样呢？主要原因是不信任上级，思想上有很多的顾虑，对自己的地主阶级思想不愿意放下，依依不舍地留恋着旧生活。在一、二单元的学习小结中，都没有谈出自己以前的罪恶行为，都是以过关的态度来搪塞的，虚报了自己家庭成分为贫农、中农、富农。以后教务长及战主任的报告，领导同志的启发和同学的帮助，相信了宿教务长的保证，把我的罪恶谈了出来：（一）我是曲溪的一个大恶霸地主，家内有300多亩田。作恶成性，家内养了几个狗腿子，他们都有大小枪。我每年到秋收时，骑着马，前后跟着十多个背着枪的狗腿到农民家中去收租。当农民因还没有收获完毕，不能交出我的租子时，我就乱骂，命令我的狗腿说：“如果农民不交租时，就可乱打，打死了有我负责任”。有一次，有十几家农民没有交租，狗腿用枪把农民的牙齿打掉和打破了头，农民找到我，我“理直气壮”地说：“你们挨打是应该的，因为你们不交租。”
+
+　　（二）在家的时候经常领着洋狗，抬着枪到野外打猎。有一次狗乱跑，跑到了农民的田里，因狗的样像狼，放牛的小孩子看见了，用刀把我的狗杀了一刀，我立即打了小孩子几个耳光，然后亲自到公安局，命令公安局给我迅速办理这案件，使农民买一口白木棺材装了，令农民披麻戴白，把我的狗由东门街抬到西门街掩埋。
+
+　　（三）我的父亲是个恶霸，有一次王、欧两个寨子，因为欧家收了王姓的谷子，对方动枪开火，我父亲便主动的领了人马带着武器和欧姓开火，双方都有死伤。
+
+　　（四）我的二哥是个大官僚，在龙云的独立旅，二十四师当了团长，在昭通以团长名义做大烟生意，并在昆明市三合营，盖了一幢1000两金子的洋房，在上海做买空卖空的投机生意，吸人膏血。
+
+　　（五）我自己随我的二哥在上海过着享乐腐化的生活，坐着小车子到舞厅，并到裸体跳舞的舞厅中，随自己意找舞女。并领着女子到沐浴室洗澡，洗完后，就在沐浴室里谈心谈笑，任意调戏妇女。
+
+　　在昆明养了十几个男女佣人，我每天早起晚睡都要他们给我穿、脱鞋袜衣服。坐在小吉普车里领了些女子游街作乐、兜风，认识了3个昆女师的女学生，任意的奸淫，并要她们和我结婚，无耻的玩弄女性，想尽一套残酷剥削、压迫、欺诈之能事。
+
+　　经过土地改革的学习，我才深刻的认识了我以上的罪恶。我是一个旧社会的寄生虫，凭藉封建势力，来剥削压迫农民，过着穷奢极侈龌龊腐化的生活。我今后要仇视和背叛地主阶级，在革命阵营中努力的改造自己，拥护土地改革，坚决站在农民一面，为新中国建设事业而奋斗到底，以赎我的滔天罪恶。
+
+　　来源：《云南革大》第46期，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1952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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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3/000010.txt
@@ -0,0 +1,29 @@
+# 革大抢救了我！
+
+　　<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4部4班6组　邵年英>
+
+　　从1940年到抗战胜利止，我做的是出卖国家民族的文化汉奸——汪精卫部队里的政训主任。胜利后被蒋介石接收，又做了军统特务。46年虽然脱离了特务组织，但思想行为和没有脱离一样，以结交特务朋友为荣。任私营报纸的编辑时，仍然写过谩骂学运的文章。北京接近解放时，我逃到南京；南京接近解放时我逃到贵阳；贵阳接近解放时，又逃到昆明，总之，拒绝解放，一心一意，反动到底。我想当土匪，又想逃往缅甸，但因没有办法未曾实现。思想上对共产党和人民是对抗的，觉得共产党在不长，人民翻身对自己有害无益。
+
+　　我参加革命，唯一的是解决吃饭问题，混混再说。对领导上一直是欺骗的，尽量玩些小聪明。在坦白历史时，因为有人知道，不敢不谈，但是尽量缩小事实，强调客观，说什么当特务是别人拖下水啦！无可奈何啦！只是当内勤啦！只做两三个月的实际工作啦！企图把自己的罪恶隐蔽起来。对人民政府认识模糊，一味认为号召坦白是领导上搜集材料的一个手段，非常讨厌，思想抵抗得最厉害，怕像国民党一样，谈出来拉去关起来。这样一来在作风上，形成假虚心，欺瞒领导和群众。可是我在工作上的假积极，却得到领导上的重视，若干带有机密性的重要工作也拿给我做，甚至还发枪给我。当时，我以为共产党也是好欺骗的，自以为得计。
+
+　　在下乡一段工作之后，领导上却不派我干新的工作，停留了近3个月，最后调我到革大来学习，我的思想不通，认为领导上为了调查自己的历史而派来的。唯一的寄托，认为自己有才干，历史再查还不是那点，对自己的罪恶行为，则认为“不严重”，别人查不出来，反革命思想装在自己的脑子里谁也检查不到。到革大学习，能拿薪水，有饭吃就是好的，反正假积极一番，还是可以“麻痹”领导和群众的。
+
+　　在开初学习时，对文件是夸夸其谈，企图以理论“高”，压制小组上同学，造成“优势”，使他们不敢追我的历史及罪恶。学校号召发挥自由思想，听到“坦白了学校负责，不坦白的自己负责”的话，无动于衷。认为自己反正“没有”直接杀过人放过火，“没有”血债，有什么可坦白的？还不是领导上“找材料”。第一个学习单元过去了思想上可以说原封未动；但在小组上却强调“大有收获”，说什么看问题也“知道”如何站稳立场，而能从全面、本质、历史、发展等辩证唯物底一套观点去看。实际上，对崇美思想不曾批判，依然认为美帝是“文明”国家，对美国的生活方式始终向往。结果，小组同学对我提出的意见是：“不老实，目空一切，要不是历史包袱，不知道骄傲到什么地步。”当时，我还是不悔悟，认为他们是在故意“整”我，因为我参加过特务组织而有意“打击”我抬高他们自己，又认为自己有“才干”，致使小组同学妒忌，所以表面接受但坚决不改，对小组同学变换一种应付的方式而已。在做汉奸的时候，当时丧心病狂出卖祖国的人毕竟是少数，自己却认为“出类拔萃”而骄傲起来，养成“天下老子第一”的思想，一直“珍贵”到现在，看不起小组同学，形成“你们批评你们的，我做我的”。
+
+　　在第一次竞选学代的民主运动中，领导上号召坦白暴露是竞选条件之一。我先就打好“底子”，反正小组上认为自己的历史复杂，不会投我一票的，何必竞选，又把竞选理解成“藉此找同学们的材料”。校方再三启发，但我总把自己当成是革命干部以外的人，处处想：“看你们杂个整”？后来教务长一再启发报告，说：“坦白完全出于自愿，不追不逼，交代多少，学校负责多少”。领导上那样耐心诚恳的启发，我开始体会到，共产党的确与国民党反动派到底不同。如果拿自己的罪行来说，镇压掉也不为过；事实上党和人民却如此在争取自己，于是顽固思想有些动摇。粗浅地自我批判了一下。觉得在过去反动派统治之下没得到什么好处，加上个人英雄主义在作祟，认为在今天还是有个人的前途，但对解放后的错误思想还是舍不得批判，不过又想到说我没有罪恶行为，同学也不会相信，学校既然提出保证，不妨谈出一些罪恶事实，万一打动小组同学，投我一票能当学代，也可以出一下风头，显示自己的“才干”，于是便“虚应故事”的谈出一点。
+
+　　结果，竞选学代失败了，自己又恢复以前的想法，觉得是别人“看不起”自己的历史所致。我对小组长是不佩服的，有意的闹成见，破坏小组的团结和学习。
+
+　　在第三学习单元中，领导反复交代政策，尤其说到“宽大是有条件的，其条件是根据坦白暴露的程度而定”，这样便击破了我原有的“共产党也好欺骗”的思想，觉得现在的自己并未盖棺论定，又加上同班一个同学，曾经在反动派北京的集中营里关过，而我在那里上过课，讲的是“中国之命运”，这样便又教育了自己，说明自己想要不谈，还是有人知道的，因此，又想到领导上的话，“宽大是为了抢救好人”，自己也是被抢救的对象，为什么不老实呢？强调客观及大事化小的“检讨”办法，是错误的，领导上苦口婆心的教育，自己却不相信政府，难道政府会相信自己吗？
+
+　　经过学校的不断教育，终于体会到了革命的温暖。自己欠了人民多少的血债，参加革命后，保留着一脑袋的反动思想，处处欺骗人民；共产党、人民政府拿出人民的血汗钱供自己学习，争取改造自己，真算是仁至义尽。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是一去不返了，人民的天下却有着辉煌的前途，坦白就是生路，顽抗即是死亡，只有向人民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
+
+　　我终于坦白了过去的罪恶行为和反动思想，做了初步的检查。得到了学校领导和全班同学诚恳的安慰和鼓励，事实粉碎了自己恶意的怀疑和不必要底顾虑，真正地认识了共产党的伟大，认识了自己的过去，我要向旧我开展无情的斗争，我要立功赎罪！
+
+　　在小组上提出了决心检查思想的保证。在检查中，认识了我自己所谓“才干”，不过是出卖国家的汉奸才干，迫害人民的“才干”，正是革命的对象，还有什么可自恃的呢？
+
+　　我感谢人民对我的宽大，我感谢党和政府给我的教育，把我从死路上抢救回来。
+
+　　我只有今后老老实实地工作，报答毛主席、党和人民。
+
+　　来源：《云南革大》第46期，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 1952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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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我的地主思想
+
+　　<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4部4班6组　王允嫦>
+
+　　我出身于地主家庭，从小就过着舒适安闲的生活。自己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做劳动，每天只认得向家里要钱去吃、玩、看电影。思想上也就从来没有去想过我花的钱究竟从哪里来，有时同学们问起，自己满不在乎的回答：“收房租”、“收租米”，语气中带有“骄傲”、“光荣”、“了不起”的意味。自己在功课方面，则抱定混的态度，不用功，不努力，这样一学期一学期的就算混过去了。当时在我的思想上有这么一个幻想：把高中读完了，将来到社会上去做事比较容易些。企图把自己的物质享受提高一步。云南解放后，我参加了革命工作。思想上虽已有了一些初步认识，知道自己应该从事劳动，放弃个人利益，建立新的人生观。可是，到了工作岗位上时，碰到实际工作，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有了抵触，思想又动摇起来了。表现在工作上的是不安心，看不起站柜台的“店员”工作，闹情绪、发牢骚。看不起店员出身的同志，自认为小聪明，觉得人家“笨”得很，自己十分骄傲，对于工作抱着个应付态度。
+
+　　在去年减租退押时，母亲被农民叫下乡去退押，我在当时表现得一点没有阶级立场，生怕母亲被斗争。于是亲自跑下乡去看母亲，当时看见了农民斗争别的地主，自己思想就很抵触，觉得很害怕。认为只要地主愿拿出钱来，农民就不必再斗争了。
+
+　　本期领导上调我到革大学习，使我在思想上进一步的明确了自己的出身阶级——地主阶级，几千年来自己不劳动，专门吮吸劳动人民的血养活他们。认清了“谁养活谁”，知道了养活我的并不是地主父母，而是终年劳动不得温饱的农民。自己过去的一切幸福、享乐，是完全建筑在农民的痛苦上的。今天，受了千年剥削的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起了轰烈的大翻身运动。可是自己在这运动中不但不能去撑农民兄弟的腰，相反的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把地主思想带到了革命阵营里来，以至在工作上随时有地主思想在作祟，对工作一点不安心。现在，我下定决心在革大的革命熔炉中肃清地主思想，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强锻炼，虚心诚恳的接受同学们给我的帮助，将我从旧社会中带来的一切旧意识、旧思想洗刷干净，坚决的站在人民立场，分清敌我界线，从思想上与地主阶级一刀两断，在革命工作中锻炼和改造自己。
+
+　　来源：《云南革大》第46期，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1952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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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了自己的真面目
+
+　　<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2班5组　杨世凯>
+
+　　我是一个夷彝族人。出生在农民的家里，全家十多个人都是主要的劳动者，无一人识字，只知安分守己的受人剥削压迫，终年劳动不得温饱。地主们不劳而获，享用备至。我羡慕地主的享乐生活，父母也希望我能出人头地，不再过牛马的生活。因此，束紧了腰带，受着苦，给予我读书的机会。从此我种下了读书就是升官发财，也只有升官发财才有幸福的生活的思想。读书时同学都不和我亲近，骂什么：“彝人不懂汉话”等来侮辱我，老师也同样看不起我，使我意识到穷人是可怜而痛苦的，少数民族也是“可鄙”而受“凌辱”的。我悔恨自己为什么生在农民之家，又为什么是彝族，而另一面又力图往上爬，因而否认了自己是彝族，而说是一个汉人，也骂：“苗彝不懂汉话”等自辱的话。同样也假装是豪绅之子，所以每当父母亲戚来看我时，总怕人看见，有碍“体面”，而说是家里的用/佣人、佃户、来“夸耀”自己。由于升官发财的思想所驱使，对功课很用功，因而接近了一些豪绅子弟，更进一步的迫切于升官发财，轻视劳动与劳动人民，鄙视自己的种族。进入社会后，这种思想更是有增无已，根深蒂固起来。
+
+　　解放后，入军大学习。虽知道了新中国是各民族的大家庭，穷人翻身作了主人。可是我思想还是很糊涂，以为穷人毕竟是穷人，彝族也还是彝族，人们不见得会看得起我，还是不暴露的好。离开了学校，在每天的报上，看见了少数民族的进步，勇敢与团结，得到人民政府的优待，不再受鄙视了，当国庆大典，北京参观团少数民族代表带来了毛主席的关怀与希望，各种会议中都有少数民族的代表，我才真正的认识到自己不再被人歧视了，少数民族根本不是落后，没有出息，我才纠正了自称是汉族的不正确观念。
+
+　　入了革大，我把真实的事实全盘拿出来，但对家庭的穷相，致被压迫剥削的事；不敢去认识。随时观察同学对我的态度，更不敢追溯以往，尤其是民族间的事。经过时事学习仍无改变。接着二阶段学习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后，就不得不把这些事实来一个分析批判，使我初步认识了少数民族在社会的发展中，也贡献了一定的力量，共同创造了历史。它并不鄙下也不落后，而是历代封建统治和国民党反动派大汉族统治的压迫所致。它一样有光荣的历史，是劳动人民中的一部份，对于我的忘本的奴隶思想，以及背叛自己阶级，轻视劳动与劳动人民的反动思想，也得到了初步的批判与认识，又经过论人民民主专政，及土地改革的学习，我才具体的明确了自己的穷根，民族歧视的本源，是封建主义三千年帝国主义百年官僚资产阶级三十年来在政治上、经济上、等方面残酷压迫剥削的结果，我认识到劳动的伟大劳动人民的光荣，地主及一切统治者的可耻。我的父母是劳动人民中的一部份，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女，还不是光荣的么？但我抛弃了光荣；从思想上、行动上，走上了反动落后的道路，把整一套的地主思想，吸收和巩固起来，叛变了出身的阶级，自己的民族，他们以血汗养活了自己，知恩不报，还要残踏他们的骨头，吸食他们的脂膏，作反动统治者的帮凶爪牙，来屠杀人民，这是多么可耻可痛的忘本和自欺行为呵。
+
+　　今天我认识了自己的过去，我虽是劳动人民所生所养；而我是他们的不孝子孙，罪恶万端的叛徒。揭开了我丑恶的真面目，揭穿了旧社会的面纱，我认识了旧社会的罪恶，痛恨旧社会与旧我，这都是党、毛主席、革大给我的教育，把我从火坑中救了出来，我要从头学起，重新做人，做一个忠实的劳动人民的儿女，以赎前罪。
+
+　　来源：《云南革大》第46期，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1952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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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馥英：检查我向上爬的思想
+
+　　<交通大学化学系教授　刘馥英>
+
+　　我在家庭中所受的教育是重男轻女的封建教育，以书香世家、升官发财、光门耀楣为男孩子们的人生目标。在幼年时期，常听邻居讲孟丽君、祝英台等等的民间故事，因此我自幼就想将来能和男子一样，出人头地，光耀门庭，这可以说是我向上爬思想的最早根源。
+
+　　13岁那年，父亲死了，投靠四哥，那时他在广东（革命根据地）。因此我也接受了一些男女平等、女子经济应该独立等等的革命新思想。在小学时，参加过抵制日货的大游行，到县府去打县长，也参加调查日货等工作。在北伐刚胜利的时候，我非常兴奋跟着当时奉化的一些进步分子，参加了妇女协会。当时国共尚未分裂，我以为这一些新的气象都是国民党带来的，所以在县党部要我填入党申请书时，我也填了，但因我在奉化仅留很短时间，所以这申请书并未有下文。后来“清党”以后，知道奉化县党部的领导是“共产党”，他们都被捕逃亡，我从此也没有再和任何党派及政治发生过任何关系。当时我参加这些运动，以至有入党企图，只单凭一时的热忱，对于共产党及国民党都没有再进一步去认识，看了那时大屠杀的情形，对政治及党派发生了恐惧，自此埋头读书，不管闲事，专门在为自己的向上爬作打算。
+
+　　中学毕业以后，就投考工学院，以为女子学工的少，向上爬比较容易。毕业以后，本想考出洋，因明知女的，又是学工，不易被录取，怕考不取，失了面子，所以不去考，乃贪图当时德国用登记马克的便宜，而去到德国。到了德国以后，先想去工厂实习，回来可以办工厂，做工厂工程师，以图名利双收。因当时实习机会不易得到，就进了“柏林工大”，进工大以后，并不想多学些东西，而是想赶快能考得博士学位，作向上爬的资本。刚巧连瑞琦先生介绍我认识谢树英先生，他代表反动政府与德国工厂去联系，我就借此得到一个实习的机会，实习期满，听说敏斯脱大学可直接入研究院，又继续读书。在实习期间，认识了伪资源委员会人员，去敏斯脱后，还常常去和他们联络，以作将来向上爬的基石。
+
+　　回国以后，在浙大教书，和院长们住在一起，企图向上爬得到方便。当时同住的有师范学院院长王琎、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工学院院长李熙谋等。譬如李熙谋，自到上海后，他的行动是很显然代表反动派的，但在浙大时，我为他的假面具所遮掩，而我和他相处时间很久，又因世交关系，在重庆时，交往颇密，在这一次思想检查中，我发现了危害的可能性，曾细细检查，在言语、行动中有否无意识的犯过危害人民的错误，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找到。我却曾经利用他为我个人谋方便的事，譬如两次进交大，都是他介绍的，胜利后优先来上海临大补习班也是他的关系，而且优先买到了飞机票，后来潘先生要解聘我，也是他给留下来的。过去我对他的认识，只是他的假面具，所以对他所犯的罪，如他送出去进步同学的名单，我还以为是别人冤枉他的，今天我完全认识了他，我看到了他的真面目的可怕、可恨，使我警惕，以后看人，必须要撕去假面具，看他的真面目，不再为人蒙蔽。
+
+　　我的向上爬思想是处心积虑的，我记得有一次，德文与工业化学同在一个教室里考试，考德文的同学不到半点钟就缴卷，而考工业化学的同学，对考试非常认真，到三小时方缴卷。当时文学院院长也在场监考，回到住所，他大骂德文教员，表扬我是负责的好教授，我那时觉得非常得意，因此我更骄傲，出题目很难，批分数也更紧，表示我对教育负责，可以提高自己的名位。我这种作风，在今天看起来，是完全对上不对下，只想要上面的人看见我的成绩，自己可以有路线爬上去，而从没有了解同学对于我所教的东西懂了多少。在今天如再用同样方法去做事，一定会一败涂地，我们应该以教好学生为目的，个人的名位也必须从工作中去争取，并不是笼络上级所能掠夺得到的。
+
+　　到浙大不久，我就自动的要求到重庆去参观工厂，以及后来的历次去参加工程师学会，在表面上看来，是去搜集教材，但我的动机并不这样单纯。我主要的目的，是想知道国内实际情况，有些什么厂，是些什么人在主持，回来以后，可以在同学面前吹吹牛，同时认识了人，可以介绍毕业生，这样可以提高自己教育上的地位。
+
+　　我也利用人事关系向上爬，到威远铁厂去任工程师，就是利用在德国时与资源委员会人员认识的关系，目的是想学会本领，以作向上爬的资本，所以离开威远铁厂时，将图样向经济部去请求专利，希望自己的名字在报纸上出现一下，以提高自己的名望。在请求专利时，也利用了人事关系，那时伪经济部管专利的是胡博渊，我是在兰州开工程师学会认识的，有一天在重庆路上碰见，他劝我去请专利，他可以帮忙，因为认识了人，在各方面都方便，我因此更觉得一切都须要有人做背景，这些都是造成我后来犯最大错误埋下了根源。
+
+　　从兰州开工程师学会回来，因发表了论文，出了一点名，就有许多人来捧场，譬如沈鼎三曾陪我去见俞大徽，我也就想利用这机会向兵工署爬，也曾有资源委员会同人带我去见钱昌照，不过都没有结果。
+
+　　这向上爬的思想，一直支配着我，最后终于演出了最丑恶的一幕，去竞选国大代表，一面想借此显示自己在工程界的地位，另一面想以此稳固自己在交大的地位，为了满足个人图虚名的欲望和达到利己的目的，竟丧心病狂，恬不知耻，利用欺骗、拉拢、请客、包办等种种卑鄙的手段，去做反动政府的帮凶，一面却还假装清高，说我的被选是完全被动的。为着表示我有特殊见地，选了战犯居正为伪总统，战犯李宗仁为伪副总统，其实其为害于人民，是完全一样的。在战犯李宗仁当选的时候，我也跟在人群后面去看热闹，也就是去捧场，自以为目光不错，给我选中了，而沾沾自喜，殊不知我自己已经做了罪人，鼓励一个杀人犯去杀人，就是给他合法的杀人的权利，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我自己做了帮凶，背叛了人民，还不自觉。
+
+　　在伪国大开会期间，有汉口铁路局伪局长夏光宇想拉拢关系，请学技术的伪国大代表，组织一个“戊子社”，因为开会那年是戊子年，这组织只开过一次成立的座谈会，此后并没有任何活动和联系。我还参加了伪“宪政督导会”，我根本连伪宪法是什么都没有看见过而算是这里面的委员。我当时还以为我不参加伪“线建委员会”，是对共产党有好感，而不知道这两种会本质上是一样的反动，国民党反动派用各色各样的方法来利用我们，他不必要我们去参加直接的危害，因为如果这样做了，他的真面目会被揭穿，他利用我们的名字去欺骗人民，我就等于闭了眼睛在为他做证人，今天我看清楚了，我是上了反动政府的当，而叫我去上这当的，还是我自己的盲目向上爬思想，所以我痛恨这向上爬思想，要连根挖去它。
+
+　　在伪国大开会之后，看见会场中形形色色卑鄙恶劣的丑态，自己忽然又清高起来，以为这伪国大的名字，简直损坏了我教授的“清高”，其实这种清高的观点是非常不正确的，将反动政府一切的丑恶面目，统称之为“政治”，而不知道这中间不是清高不清高的问题，而是一个立场的问题，自己站在粪缸里，硬说自己不臭，是不可能的，如果我过去不背这个清高的包袱，从阶级立场去认识政治，可能不会犯下这样大的错误，我不但应该痛恨向上爬，同时也应该痛恨无立场（？）的纯技术观点，以后我应该张大眼睛学习政治，分清敌我，不再重犯错误。
+
+　　（编者按：刘馥英的自我检讨在政治认识上很差，如认为参加伪国大是“无立场的纯技术观点”等等。这里保持原文没改，以见其思想批判之疏谬。）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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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3 @@
+# 我的反动思想和罪行
+
+　　<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高研班学员　胡绩>
+
+　　我生长在官僚兼地主的封建大家庭内。小时就有浓厚的统治剥削意识，功利思想。一心只想向上爬，博取高官厚禄，显亲扬名。后来考取了法官，忠实的为反动派服务，果然由学习、候补、正式推检，一步一步地由伪地方法院首长，爬到了一省的伪高等法院首长。由帮凶到反动统治阶级，一直支配着我过去半生卅多年丑恶的罪恶的历史和生活。伪法律本是统治阶级公开以武装强制执行的统治压迫人民的工具，伪六法全书就是保护地主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外衣。但伪六法全书也和资产阶级法律一样，以掩盖阶级本质的形式出现，给它披上美丽的伪装，以欺骗麻醉广大人民。表面上说“法律之下，人人平等，法律之内，人人自由。”而实际上在阶级与阶级之间，绝不可能有真正平等的法权。至于法律之内人人自由的鬼话，也无非以法律公开承认剥削阶级有剥削的自由而已。我在这样的伪六法全书下服务了卅多年，由于司法的黑暗，卖案收贿、推诿拖延、敲诈勒索，以及监所的腐败陋规等等，以及在伪六法全书反动本质以外所加给广大劳动人民的灾难，更是不可数计。检查起来，真是满身污臭，同刚爬出粪坑一样。
+
+　　列宁说过法院同军队警察都是统治阶级主要工具之一。这种论断，也可以我在伪司法界服务的事来说明。我于抗战前任伪山东高院首席时，曾根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对革命人士起过“诉”。在云南当伪特刑庭长时，对“七一五”学潮案内进步人士判过“徒刑”。用“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伪特刑庭，来直接摧残革命人士和破坏革命，而表面使它合“法”化，以欺骗人民。我就在这里面，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干着直接破坏革命、迫害革命人士的勾当，发挥着司法在反动统治内主要工具的作用。尤有甚者，当1946年我在伪山东高院院长任内，伪军警机关逮捕了许多政治犯，寄押在监狱里，没有处理。后伪中央为应付敷衍政治协商会议，有释放政治犯的命令。我为讨好伪地方当局的卑鄙的心理，竟向伪省主席何恩源接洽，由他提去，另作处理。虽然处理结果，我没有过问，但仍有杀的、关的、虐待的，也就等于是我杀的、关的、虐待的。这真是站稳反动统治的立场，忠实的为反动统治服务。
+
+　　我过去对共产党非常害怕和厌憎。凡是听到诬蔑共产党的谣言烂调，我都十分相信。但何以容易受反动宣传的欺骗，对革命、对共产党不容易认识？看到蒋政权的残暴腐化很自然的原谅它？听到关于共产党的谣言，很自然的相信它？这当然是受着阶级意识的支配。一个有统治剥削意识，又站在统治阶级的人，一定是想反动统治能长久的维持下去，自己的铁饭碗才保得住，才可能更高地向上爬。自然是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希望维持永恒不变的剥削制度——反动统治所谓的社会秩序，以巩固自己的剥削地位和剥削所得的利益的。所以过去这种反动思想，是不应自欺欺人，以“受骗”自解的。
+
+　　我过去的反动思想和罪行，在未经学习前，自己是不认识的。总觉得没有在行政界混过，就是不过问政治。有超阶级、超政治、纯技术的糊涂看法。其实在阶级未经消灭以前，每一个人都一定在某一个阶级的圈子里。何况一直站在代表地主官僚买办的反动统治阶级，还说什么超阶级。一直干着破坏革命，危害人民利益的事，还说什么超政治。经过学习，才认识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认识了共产党和它多年领导人民艰苦斗争的中国革命。也认识了自己的原来丑恶面目，同时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反人民罪行。回想我过去是怎样的对待人民和共产党，现在人民和共产党又是怎样的对待我，我过去对一个担任要职的共产党员，能像今天共产党对我一样的宽大，还给我学习改造的机会，希望我在新社会为人民服务吗？像我这样犯了严重罪行的人，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是也很应该吗？忏悔过去，能勿抚膺流涕？感谢共产党、毛主席教育了我，使我获得新生。我决心永远跟着共产党，作人民的一个忠实勤务员，立功赎罪。
+
+　　来源：《云南革大》，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1952年3月20日，第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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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3/000015.txt
@@ -0,0 +1,17 @@
+# 我的反动思想是怎样转变过来的
+
+　　<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高研班　李志正>
+
+　　我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幼年受封建教育，种下了承继父业的做官思想，同时我认为金刀大马出人头地，是人生最“光荣”的事，又承认了“英雄造时势”的鬼话，因此形成了我个人英雄主义的主导思想。
+
+　　阶级出身决定了我的思想，为了要走捷径，容易升官发财，向上爬，就在1938年考入了伪中央警官学校，接受蒋匪帮的教育，中毒甚深。所受的教育以三民主义为外衣，“一党专政”为本质，“领袖至上，服从蒋介石”为核心，学习了蒋记六法全书和反动警察学科等，这些理论都是唯心的、统治剥削阶级的理论。他们用填鸭式的方法，拼命的向学生填进去，同时又在组织上统治了学生，要我们先后集体的参加国民党与三青团。当时我的思想是随着蒋匪帮的反动政治发展而发展的。毕业后派回云南，担任伪昆明市警察五分局的巡官，八分局局员，畹町警察局长，我的政治态度与活动，自然都是反动的；站在蒋匪帮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统治人民、压迫人民、忠实地做蒋介石的帮凶，做了二分局长。在“七一五”反美运动中，我受特务局长王巍的指使，率领二分局的官警，会同其他分局，军队和特务，包围云大，镇压了学生运动。又参与特务王静满、周百先等办理过段英案，镇压了革命运动。还有阻止学生游行，派人撕毁壁报。贪污舞弊，投机倒把的丑恶罪行，我是一个杀人的刽子手、与人民和共产党是敌对的，在淮海战役大胜时，我听信谣言，说共产党乱杀人，对旧人员要杀，特别是对旧警察要斩尽杀绝，我的心里非常害怕，于是就在伪市府领了一个化名李幼之的身份证，作逃到缅甸的准备。
+
+　　云南起义前，为要掌握昆明市警察武装。撤换了特务局长王巍，由曾恕怀市长兼任昆明警察总局长，增设副局长1人，我经同学介绍给曾市长，经过一周时间的考察，在9月1日把我调为副局长，11月15日又升任局长，这时我的心理是看风转舵的。
+
+　　我在接事后，先后把特务所把持的重要位置换掉，同时调查特务的情报，开列特务的名单。作风也改变了一点，政治态度稍稍明朗了。有一个同事在10月间介绍我加入地下党所领导的外围组织警盟，这是我思想转变的转折点。云南起义时，我的工作是热情的，就是牺牲性命也愿意，如起义后的第二天，到飞机场逮捕大特务几乎送了命，昆明保卫战时，连吃饭睡觉都忘记了，由于党正确的领导，昆明工人、农民、学生都起来了，组织了义勇自卫队，支援前方，打击敌人，维持治安保卫着昆明，鼓舞了我的工作热情。但另一方面，是为我个人打算，我想云南是起义了，靠拢了共产党，我又是加入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我应该努力干，以取得共产党的信任，将来接收时，仍可保持我的地位，这说明了我的努力，动机是不纯的。
+
+　　1950年3月昆明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成立，把我调到公安部去参加学习，没有派职务，后来公安厅成立，派我为参事。这时“功臣”思想支配着我，很是闹情绪。我认为在起义后，我是立了功的，这样做对不起我，因此就消极沉闷。吃住都不到公安厅去了，学习也放弃了，50年整风也不参加，生活的腐化堕落是难以形容的，吹烟、赌钱、找舞女跳舞样样都来，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真是危险，如果有坏人来勾结我，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
+
+　　同年11月送我进革大，心上是很不满意的，过了几个月，生活稍觉习惯，心情稍觉安定，在全国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时，昆明镇压了几批反革命分子，我拿他们的罪行，与我的错误行为，对比一看，我的罪恶并不比他们小，随时提心吊胆的怕被镇压。在减退土改运动中，我们去宜良参加了减租退押，我体会了谁养活谁的问题，以前是农民养活着我，不是我的地主家庭养活农民。因此我从宜良回来就写信给我的父亲，告诉他：我们剥削了农民许多年，现在要把所有的财物缴还农民。日前听同乡人谈，我家的东西完全退光了，我觉得心安理得。我是一个公安工作者，经常很注意治安问题。在我做蒋匪帮的帮凶时，昆明市的治安秩序是混乱极了。不是抢、就是偷、吹烟、赌钱、随处皆是，交通卫生也是乱七八糟，而现在就不同了。抢案不见发生，偷案也是极少了，禁烟已基本上完成。其他各方面都有成绩，尤其户口办理得最好，我真佩服共产党的政策好，我也体会了共产党执行政策时，不是单靠一纸命令，是实事求是的，是发动群众、教育群众、依靠群众、大家一齐动手干，这个真是伟大。其他如物价稳定、工农业生产发达等等，都有很显著的成绩。铁的事实教育了我，并且在学校中理论的学习，及领导的启发，同学的帮助，经过这一年来，我的思想才真正的转变过来。使我认识共产党的伟大、中国革命的伟大，真心诚意的相信和热爱共产党，我能够由死亡的道路上跳了出来，重见光明，是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功劳，我要认清我的错误，彻底改造，建立起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理论上加紧学习，并在实践中锻炼和考验自己，做到不计个人利益，把人民的革命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功赎罪。
+
+　　来源：《云南革大》，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1952年3月20日，第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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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9 @@
+# 我是怎样忘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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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高研班学员　李广深>
+
+　　我出身贫农家庭，从小耕田，在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中熬日子。因为经济困难，我全家曾流过不少辛酸之泪。又因受村中恶霸李全堂的欺压，我弟兄曾忍气吞声，流转四方。15岁的时候，我有机会半耕半读，上了两年小学校，接着靠了师友之功，哥哥们的苦撑，读完初级中学校。此后，便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公费所收买，逐渐上爬，一直到了大学讲师地位。
+
+　　国民党以剥削来的人民血汗，收买青年，培养帮凶。千万个青年因此误入歧途，走向反革命的道路，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在高级师范学校，以及大学师范学院读书，都是靠公费维持的。我给骗人的小恩小惠冲昏了头脑，便努力接受反动教育，使我的脑袋里充满了反动意识。以致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便很自然地加入了反动的三青团。
+
+　　大学毕业后，我死心踏地地为反动派效劳。不论在中等学校还是大学中服务，我都干的很起劲。曾有一个时期，我跟学生一道吃饭，一道早操，起早睡晚，关心校务。至于上课，从不迟到早退。学生们多半恨我不死，而我却抱着“宁愿学生现在恨我，不愿学生将来骂我”的态度，并自以为是地以此自豪。
+
+　　当在反动统治下昆明学运蓬勃的时候，我以“教育清高”的姿态出现。我反对学生罢课、扭秧歌、跳舞等，因为这些东西扰乱了国民党的学校“秩序”。我曾入校与宣传罢课的人论理，并痛哭流涕地劝告学生“珍重”自己的学业。我把在学校中积极搞革命的同学看成“捣乱分子”，并断定他们将来没有出息。反之，那些整天死啃书本，全心全意做分数奴隶的学生，倒是我最看得起的。因为这些学生最“本分”，最“规矩”，他们将和我一样，做反动派的忠实奴才。过去我一直认为我办教育很卖力，是有功劳的。是的，对国民党反动派说来，我的确是有功劳的。可是站在人民的立场来看，我做了反动派忠实的帮凶了。
+
+　　我在中学服务的时期，主要的工作是教务、训导，并讲授公民课。这些工作是我最应该忏悔的。因为它给学生的反动毒素最为严重。公民教育是一种奴化的法西斯教育，是维护整个反动统治阶级利益的统治思想的工具。它教学生永远做反动统治阶级的奴才，并追随这个阶级去做反人民的勾当。我在中等学校所从事的教育，它的实质就是如此。
+
+　　在大学里的教学工作，也是对人民没有好处的。我讲授的教育学，内容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因为我的教育讲稿，主要的是美国的教育思想和中国封建教育思想结合而成的。这种思想很明显地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的。
+
+　　总之，我出身在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但是我却忘了本。无论在思想和行动上我都助长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威风，并巩固了它的统治地位，增加了人民的痛苦。我是一个十足的农民阶级叛徒。可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挽救了我，使我认识了自己过去的罪恶，明确了我的前途。我要革命，我要忠实地为人民服务，只有实事求是的学习，彻底地改造自己，立功赎罪，做一个毛泽东的好学生。
+
+　　来源：《云南革大》第46期，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 1952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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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3 @@
+# 我选择了光明的道路
+
+　　<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4部1班2组　张秉明>
+
+　　1950年1月，我在耀龙电力公司会计课长任内，课内7个职员与收费股两个职员商量后，推了3人来同我说：“我们这般旧职员到解放军来接管后职务是难保了。过去我们的生活很痛苦且多数负债；现有几笔已注销过又收到的旧欠电费，我们想拿大洋3000元大家分用，还还债，并作弥补多年来受币值贬值遭到的损失”。经我考虑一番我认为尚有“理由”，也合乎我的心意，就同意他们做。连我10人，平均各分得300元。当时说好不许任何人泄露和检举，但做后我就背了包袱。所谓做贼心虚，因这事虽是他们主动，但若我反对，是不可能实现的。
+
+　　这事做后没有几天，职工会派代表7、8人会同董监事要查账。接通知后，我恐惧万分，惊惶失措，以为是同犯告密。后查明不是，才镇静应付，安全渡过；但已成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在脑里不时作怪了。
+
+　　接管后，领导上并没有歧视我，反而在与昆湖电厂合并后，重用我主管财务会计处职务。对这贪污事我以为可以隐瞒下去不成问题了，思想上就安定了一段较长时间，直到开展民主运动，审查劳保及入工会等工作中，又起了一度苦恼，心里很后悔，但都被怕丢面子怕撤职追赃，不相信组织和领导的顽固的旧我打了胜仗。不过从此身心日渐苦闷，工作也受影响。在进革大前，曾经几天的苦思考虑，还是抱定永不暴露，只要以后不再犯，洁身自爱就行了。入校后经过教育和学习，思想有些进步，使我在初步思想小结时，大胆暴露了一些以前不想说的错误行为。而对这件贪污案仍有顾虑，以为“害人又害己”的事干不得，他们都不会说的，何必多事，自投法网。就这样的被旧思想压服了不愿说出。这次开展三反运动后，我思想的波动异常紧张，颇想了解方针政策，但又不敢当着同学们细读报纸，深恐被怀疑；有时小组上，有同学提议读三反消息，我就先说：“与土改的学习结合不起来，我们还是读与土改有关的”，以表示与我无关的态度，但我内心是痛苦极了。我常在同学们不注意时偷看，看了，我连睡觉都怕会说梦话，露出马脚。于是饭量也减少，睡觉学习均不安宁。有一天例假回家，我骑单车在途中，为了思想斗争在低头进行中，撞了一个身穿蓝制服迎面走来的人，我说了声对不起，他笑了笑没说什么，我想这样宽的马路会相撞，这位老兄一定像我一样的在作思想斗争吧！到了家，就找报纸细看，愈看愈焦愁。小孩子到身边亲近，也感厌烦，吃饭也感乏味，比往常回家吃的特少。坐卧不安。我爱人了解我为这事在思想斗争，说：“还是不说”。我们就报上的一些文件和检举与坦白出的事实反复考量利害关系，是否可能再隐瞒下去？讨论中旧我仍顽强坚持以往理由，主张不说。认为说出后，牵连这多人，会遭他们的怨恨，因大家的家累都很重，不忍心，新我则认为如再不坦白是自寻死路；自己不说，同犯中经过这运动教育后思想是会提高的，如他们坦白出来，那时自己的罪更要加重。自动坦白承认错误，痛改前非，还有生机；且自解放后，领导上对我很好，原薪送到学校来改造思想已有3月多，有何理由，再不相信政府的政策？这一运动，任何不坦白的贪污分子是不可能逃避的，姑息一些犯错误的分子，不惟毒害了他们，重要的是阻碍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沉默了一阵，又暗暗对比后，坚决认为要求生路，只有彻底坦白，这是最后机会了，今天自己是一个革命干部，应该拥护毛主席的号召，及早根除一切错误思想，自己可得救；同犯者同样得了救，对我对革命事业都有利，于是新我斗争胜利后，顿觉身心轻松舒畅。13日我提前返校，忙着先向小组长说明我有一个思想包袱，经长期斗争，已突破顾虑，我要向小组坦白，当晚学习时我即作了真实的暴露，同犯9人也全部检举出来。小组同学们不惟不鄙视我，反而高兴的拍手说：这是老张的进步，我们应向他学习，使我更感到愉快，睡觉和学习时也无顾虑了，批评同学也大胆了。
+
+　　我选择了革命的光明道路，我深深感谢毛主席、共产党救了我，领导干部和同学帮助和鼓励了我。今后我要坚决与旧我一刀两断，除请求处分外，保证不再犯，并再继续深入检查，和检举别人，洗干净手，努力学习立功赎罪。
+
+　　来源：《云南革大》第46期，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 1952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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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3/000018.txt
@@ -0,0 +1,15 @@
+# 我有着严重的超阶级观点和雇佣观点
+
+　　<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4部1班13组　杨石君>
+
+　　我的家庭成份是富裕中农，本人是机关职员。由于阶级本性的关系，养成了我自由散漫，随波逐流的思想。
+
+　　凡事都是由个人利益出发，稍不如意，心里面即动摇起来，不愿坚持下去。参加革命工作以后，把旧机关职员的旧气习完全搬到革命阵营里来，摇铃上公，打点下公，没有自觉自动的工作，抱着“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的应付态度。各种活动也没有兴趣参加，暮气沉沉，把自己孤立起来，脱离了群众。由于原机关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展开，虽然知道自己的雇佣观点，在新社会里是不允许存在的，但总没有勇气把它彻底肃清，在未入革大以前，经常表现出来。
+
+　　1950年我参加工作时，抱着“试试看”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思想。到革大以前，还存在着现在的工作太老火，终日小心翼翼，一点“没有自由”，随便有点小错误就被批评，横直是“受气”，勉强熬过土改就请求复员，购买一些书，做一个自由自在的文化享受者，又可以栽花种菜，观山玩水，悠哉游哉的过生活。我的家庭和我本身从没有在家乡压迫和剥削过农民，料想没有人和我为难，我家劳动力又好，轮不到我头上劳动。即使政府强迫劳动，我可以拿牵牛放马种菜等轻微劳动来敷衍。这种逃避现实的思想，是很危险的。
+
+　　来到革大以后，经过首长们的启发，同学们的帮助，并阅读文件，深深体会了过去的雇佣观点和超阶级思想是大大的错误。今天，时代不同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而是新民主主义时代了。旧社会里的工作是为谁服务？是为官僚资产阶级、封建地主等反动集团服务的。现在呢？是为人民服务，还抱着雇佣观点来对待工作，是完全错误的，只有老老实实，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才有出息。
+
+　　革大帮助我肃清了旧社会的恶意识坏习气，我要坚决的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永远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
+
+　　来源：《云南革大》第46期，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1952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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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3/000019.txt
@@ -0,0 +1,13 @@
+# 中共河南商丘地委关于开除商丘市委书记辛正一党籍的决定
+
+　　辛正一，原名段新亭，山东肥城县人，现年三四岁，中农成份，学生出身，于一九三八年参加我党。历任党内工作，由支书、区书、县书到市委书记，受党教育达十五年之久。在抗日战争与人民解放战争中也曾为我党作了不少工作，并曾一度立了功，一般说是好的。但由于入党以来个人发展上是一帆风顺，在思想上缺乏改造，在组织上没有经过严格锻炼，常处于敌后分散环境，自视特殊，在政治上不求上进，摆老资格，骄傲自大。因此，在一九四九年一进入城市任市委书记不久，即很快接受了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思想、功臣自居，争名位、求享受，计较个人得失。当淮海战役结束不久，大家都在埋头苦干，恢复战争创伤，准备大军南下，他却乘物价波动，财政紊乱机会，一方面在组织上拉拢宗派，排斥异己，一方面在经济上挪用公款，投机经商。他与王飞霄（市长）杨森（工商局长，后提为市委委员兼副市长）三人形成宗派集团，操纵了商邱市之党政大权，思想右倾，敌我不分，家长统治，压制民主，目无组织，轻视群众，使商邱市三年多，特务、匪徒、反动军官篡夺了党政财经机关的领导，使正气不能抬头，邪气继续上升，使党和人民政府在政治上、经济上遭到难以估计的损失。这表现以下几个事实上：
+
+　　一、在政治上表现着包庇大批反革命分子和伪军官，他们几个市委（包括王飞霄、杨森）直接间接包庇的共有110名，虽然他直接包庇的尚在少数，但对王、杨所包庇之大批反革命分子则采取纵容放任态度，他不仅对其放任而且多方与他几个（如王飞霄之哥王翔九伪二十四师师长，张连三信托公司经理伪军土匪、流氓，王中玉大众饭店经理伪军中校等）拉好关系，给以工作，贷以巨款，甚至蒙蔽组织吸收了王翔九、张连三等人入党入团，虽然这些人的入党入团并未完全经他的批准，但他一个也未加以反对，相反的是积极活动，生怕他们入不了党入不了团。在劳资关系上是走资产阶级的路线，维护资方，压制工人，在市委会上可以将资本家的意见变成党委决议，三年来不合理的共贷给资本家的粮款即值六亿余元，把公房二百九十间也无条件的归还私人，先后共让私商占公房百余间，偏听资本家要“开宽街道，繁荣市场”的意见，不顾群众的正义呼声，强迫扒毁民房三百五十间，使人民在拆建过程中损失达一亿五千万元左右，虽其中有些是由地委书记郑华负责，但他是一个积极倡导者，王飞霄捆绑工人维护资方利益，不在市委讨论，不予处理。民主改革时，工人斗了资本家，他强叫纠偏，搬运工人力资始终没有好好解决，刚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他又叫降低了百分之十三，不惟违犯政策，丧失了党的领导作用，而且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出卖了工人利益。
+
+　　二、在组织上是家长领导，拉拢小集团，把市委变成宗派活动场合，不实行党委制，由他们三人包办代替，开市委会事前不准备事后不检查，开会前一般是他们三人一商量，会上提出来，虽有争论也可形成决议。至于上级指示则是草率应付，一般的会上读一遍，下去就执行。工作上不深入，坐在屋里听汇报（尤其喜听宣传部长蒋光化的假汇报）反映啥是啥，照例报上去，很少对证研究。他们相互关系毫无原则性，除去宗派拉拢外别无其他，二年来没作过鉴定，他自己经常不参加小组会，自认是老党员不过没啥，别人开党的小组会，他说：“你们开啥会，胡闹！”党员所缴党费不作正用，自己带头乱借，把他自己当成“特殊党员”，别人有意见要求开个会，他则说有思想包袱（有思想包袱正该开会）。有发展组织上更是草率马虎，无原则，无立场，特务、伪军官、土匪均可入党，个人可以介绍，个人可以批准，甚至入党志愿书上没有介绍人名字也可以批准，因之三年来发展之一七八名党员中就有五分之一是特务、嫌疑或腐化堕落分子，而这五分之一中又有一半（十八个）是辛、王、杨等直接或间接发展的，造成党的极大不纯，他也没主动提出审查或处理过，相反还和王飞霄等对坏党员包庇到底（如支部反对崔兆菁入党，他也要批准）。在干部使用上对工农分子是排斥、压制；对知识分子、旧职员则非常器重，他认为工农干部不如新知识分子，而新知识分子又不如旧职员，他曾说：“三个新知识分子不如一个旧职员。”因此南邱市工农干部很不安心工作，稍有不合意者则调了出去，但对旧职员（包括特务、伪军官）却非常爱戴，可以让他们窃据要职，在党政财经部门掌握实权，如市委会即用了伪少校军需主任当会计股长，青年团支书，市财委可以用伪少将游击司令当秘书，信托公司可以让包庇反革命分子流氓成性作恶多端的张连三当经理，使国家财产损失难以数计，有很多党员同志因此不满，屡次提议均遭拒绝。
+
+　　三、在思想上由于个人英雄主义与享乐腐化思想已发展到顶点，表现出的恶霸作风和流氓习气也极严重；对工作不负责，对自己的生活却打算得无微不至，一九四九年即开始用训练干部粮做投机买卖，与张连三合买马车跑生意，接着又凑了些公私股份开板厂、窑厂、铁工厂，借公家之名达到个人享受之实，如市委会一年即超支招待费1,200万元，除此外他们又互相送礼。辛正一把公安局卡宾枪拿来与张连三换手表，张连三可以送他价值七百万元之猞猁皮大衣。由于贪图享受就忘记了同志，忘记了自己阶级兄弟，因此大衣丢了就随便扣押公务员达一年零两个月之久，并用捆、绑、吊、打、冻等残酷手段追逼口供，老百姓的狗咬死他的小白兔，他可以反转过来打死群众三只狗作报复；群众看好戏拥挤，他可以命令通讯员用枪威胁群众，十足的表现着他的恶霸作风，但对私商则是毕恭毕敬、亲如一家人，不仅相互宾客相待，而且在大街上也可以开玩笑、摸屁股；对反革命分子王翔九可以称兄称弟，卑鄙已极。毫无共产党员气味。
+
+　　总之，他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进攻，而被俘虏过去，当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镇反”不过问，“三反”不领导，当地委书记郑华死去，（是畏罪自杀。编者注）还不认为他是破坏三反，陷害别人，相反还要替他伸“冤”，替他表同情，放声大哭，不作深刻检讨执迷不悟，已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党员的条件。因之，为了严肃党纪，纯洁组织，巩固党内团结，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建议政府对其违法部分，予以应得的法律制裁。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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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3/000020.txt
@@ -0,0 +1,9 @@
+# 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开除代行伍党籍的决定
+
+　　代行伍，福建省南安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曾任陕甘宁边区绥德贸易公司副经理，西北贸易总公司科长等职。1950年4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商政处处长（现已撤职）。
+
+　　代行伍虽参加革命十余年，为党与人民的事业也作了一些工作，但由于不努力学习，资产阶级的剥削享受思想未得到彻底改造，故于入城后，在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下，便贪污受贿，违法乱纪，作了资产阶级的俘虏，计先后接受振兴商行经理杜子亮贿款1055万元，大通运输公司副经理张光甫贿款200万元，并接受杜、张及大新运输公司经理周子坦、群众运输公司经理莫绍明、牛皮商人冯树林、煤商张希达、上海商人等8家奸商贿赂衣料、照像机、派克笔、食品、药品、被面、蚊帐等40余宗，折合人民币575万7500元，总计受贿1830万7500元。代行伍无耻的接受了奸商的贿赂，便为奸商大开方便之门，当时（1949年下半年至1950年上半年）虽在国家贸易政策上允许私商购棉，但他特别帮助奸商杜子亮在渭南、永乐、固市镇等棉花集散地开设花行，并利用职权亲自为其作保、介绍雇主，致其和国营花纱布公司抢购棉花，又于1951年中，虽然在国家管制杂铜的政策上准许必要时给私商开出口证，但他有意的给奸商张光甫开了49张杂铜出口许可证，计3至12月份由张运出之铜达98万余斤，占私商总运铜量84％，对国营土产公司7至10月份的收购任务影响很大。而这些奸商更乘机撞骗：出卖许可证，从中攫取“开证活动费”“手续费”“劳务费”，仅张光甫剥削其他私商的“开证费”即达6000余万元，因而引起一些正当商人的不满，严重的破坏了人民政府的威信，对于这些严重的错误，代行伍在三反开始时，不但未积极交待，反而压制民主，与奸商订“攻守同盟”，企图混过。
+
+　　代行伍的这种贪污受贿、明目张胆的替奸商服务的行为，使党与国家受到极大损失，已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品质，成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为严肃党纪，特决定开除其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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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3/000021.txt
@@ -0,0 +1,57 @@
+# 在思想改造运动学习中清算我的资产阶级思想
+
+　　<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高一涵>
+
+## 一、清算我在做伪监察工作时的资产阶级思想
+
+　　国民党反动政府本身就是贪污大集团，为什么它又要设立伪监察院呢？我记得伪监察院在5个院中成立最迟——1931年。那时国内第二次革命战争正在发展，新的革命形势已逐渐地接近成熟。蒋匪帮围攻红军遭受三次重大失败，加以日本帝国主义又准备进攻东北，人心愤怒，伪政权根本动摇。蒋匪帮为挽救人心和麻醉群众计，才把伪监察院草草设立起来，这是它妆点门面的一种策略。
+
+　　至于要我去做伪监察委员，也不是偶然的，乃是由于我的思想意识具备了作为这样一个反动工具的条件。古人说，“物必自腐而后虫生”，正是这个道理。那时我在吴淞中国公学教书，于匪右任做该校董事长，他向我投一个“糖衣炮弹”，一下打中了。我在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后，由武汉逃到上海教书，意志薄弱，不能抵抗蒋匪帮压迫，便从思想上开倒车，迎合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因此才认为我是比较适当的点缀品。我在那时，一面接到伪监察院的任命状，一面接到武汉大学聘书，当时利令皆昏，选择做蒋匪帮工具的道路。这就是中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思想的毒害，因而在政治上变了节。
+
+　　我那时认识错误：以为贪污风气可以由少数人扭转过来，就不知道贪污是官僚资产阶级的本质，不想从根本推翻它的政权，只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真是如同走到虎穴中去“与虎谋皮”！
+
+　　我那时又一错误：以为伪监察院不能惩治贪污，只是由于制度不好——只有弹劾权没有惩戒权。直到今日才认识到“在那个反动政府下面，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只会发展而永远不可能消灭的”，这句话真是至理名言。
+
+　　今日回思：我那时种种藉口：说“扭转贪污风气”，说“制度不好”，皆是欺人之谈。为它粉饰门面，欺骗人民，巩固它的政权，和缓人民反抗，因而阻碍革命进展。这就不是作客帮凶，而是入伙同谋。
+
+　　总之，一个人只要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便不顾是非，只顾利害，有巧必取，有机必投，有利弊图，有乐必享。个人利益第一，人民和革命利益都丢到脑后。这就是我中了资产阶级思想毒害的具体表现。
+
+## 二、清算我在北京上海教书时的资产阶级思想
+
+　　我从前觉得做大学教授的人要赚钱做资本家是一件可耻的事。但是我呢？却想以知识做资本，认为大学教授是一个名利兼收的职业。有了教书的知识便是一个橡皮饭碗，有了教授头衔又可以“清高”自傲。因此便自命是“超阶级”“超政治”的，更因此自高自大，以为一生享受不尽。
+
+　　（其实，我学的那一套社会科学就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它们所以设立学校，所以要在学校中教授法律政治，就是想造成一般官僚买办来替它们服务。大学教授在那时是给奴才做奴才，那里还说得上“清高”“超阶级”“超政治”呢！）
+
+　　做大学教授唯一本领就是把那书本上的知识，把那从外国批发而来而与中国实际脱节的书本上的知识，当作唯一资本，凭它来换取优厚待遇。我贩卖的是英美德法的政治理论，却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我传播的是帝国主义的政治理论，却忘记了自己是生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做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的留声机，向人民广播它们的反动观点，做了它们侵略的政治思想的宣传人。凭这一点商品化的知识换取一个大学教授头衔，不但是为中国官僚买办阶级服务，并且是为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服务。
+
+　　我在“政治学纲要”中用奴隶社会“政治是技术”的谬论做根据，来主张纯技术的政治，说：“现代政治等于十分之九的技术，加上十分之一的权力。”因而大唱“专家立法”“专家行政”等怪论。不但在学校中主张“为教学而教学”的教育，并且在政治上主张“为技术而技术”的政治。这是夸大专家技能，渺视群众智慧，名为鼓吹民主，实则为帝国主义财政寡头们雇用“御用专家”把持政局开辟一条道路。这又是帝国主义政治思想的表现。
+
+## 三、清算我解放后在教育工作中表现的资产阶级思想
+
+　　我在解放后做教育工作也时常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来资产阶级的思想。我看问题总是从个人利益出发，万事都为自己，一切都为扬名。只想为己打算，不想为人民服务。我在1950年向同学讲“学习方法”，就把我平生起家法宝：读书、作文、讲演的老一套说了一大遍。读书为的是博学，积累赚钱资本；作文为的是扬名，抬高自己的地位；讲演为的是议论风生，卖弄自己的本领。独独不讲实践，只把书本上马列主义做教条生吞活剥地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希望同学实行。这样一来，便要培养起成同学们商品化的人生观，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青年，危害性是十分严重的。
+
+　　这种人生态度表现到工作态度上，便成为作客思想和雇佣观点。我初到南大时产生如下三种思想：（一）生怕把旧社会污点带进新社会来，因而对工作没有勇气；（二）认为工农干部一旦养成，理论与实际结合，我们就吃不开了；（三）因为年老心灰，不作长久打算。专从个人立场出发，便发生“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思想。
+
+　　这种工作态度表现到教学方法上就是主观主义的教学方法。为教学而教学，搬弄教条而不联系实际。在从前做传播资本主义毒素的留声机，到现在则做了传播马列主义教条的留声机。这是闭塞头脑的老一套教学方法。
+
+　　从这种工作态度表现出来的工作作风，就犯了严重官僚主义。我自担任南大法学院行政任务和政治系系务以来，不定计划，不建制度，事事敷衍，得过且过。例如教学小组虽皆设立，但未加以改进，关于教学大纲均未详加讨论，更说不到集体教课。关于辅导工作，除指定某某先生对某年级负责外，对同学学习情况与思想情况皆未能深入了解。这便是在群众面前脱离群众。
+
+　　（在工作关系上思想麻痹，事在眼前，盲目不见。这次从各位先生自我批评中体会到政治系症结所在——因为政治系是由社会系合并而成的。听到有的先生说，“逃避人事关系”；有的先生说，“他有作客思想”；有的先生说，“他采取两面光政策”。如果没有人事关系，他何必发生逃避人事的思想；如果没有主客征兆，他何必发生作客思想；如果没有派别，他何必“采取两面光政策”！我不能争取团结，反而妨碍团结，要不是各位先生认识提高，顾全大局，我就要成为争取团结的绊脚石。）
+
+　　三年以来，对于院系事务不加改进，任其自流，个人跼处在本系之中，对他系共同事务不闻不问，坐待院系调整，生怕别人说话，往往用上级决定、服从领导等方法来推诿责任。这种作风对于院系发展前途殊多妨碍，因此成为院系发展的障碍物。这皆是资产阶级思想毒素的表现。
+
+## 四、检查我资产阶级思想的历史根源
+
+　　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一个“名”字上（当然这只是资产阶级所说的名）。努力读书为名，出国求学为名，乱做文章为名，乱出书籍为名。以为通过一个“名”字，要官有官，要利有利，不求可以自得。所谓名正是牟利的商品。
+
+　　好名的根源何在？就是封建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混合而成。我自幼就牢牢记着“三代而上唯恐好名，三代而下唯恐不好名”两句话。又生在封建家庭，自高祖以来就以研究经史和理学为事，我在家庭读书就受了这个影响。进入学校以后，又捧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为“圣经”，无论在何处教书，都成为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宣传人。
+
+　　我的青年时代正是列强瓜分中国呼声最高时代，正是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市场最烈时代，于是把世界看作市场，把人生看作商品。所有资产阶级思想毒素，经过资产阶级国家教育做媒介，传染到我的脑中，久而久之，养成了“知识商品化”“职业商业化”的思想体系。这些思想便决定了我的人生态度、工作态度、工作作风。
+
+## 五、今后决心在思想改造战斗中改造自己
+
+　　经过这次学习，认清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我决心要做一个靠劳动（智力劳动）吃饭的工人阶级的人。我现在以工人阶级做标准来检查旧我，觉得旧我无一是处。使我认识到资产阶级思想的恶毒，不但蒙蔽了他人，并且蒙蔽了自己，使我对旧我认识不清，反而有些留恋。从今日起，痛恨旧我，否定旧我，另行培养新我。我愿意在人民面前虚心诚意地迎接思想改造运动。
+
+　　（编者按：本文原载于1952年3月22日南京新华日报。高一涵对于1927年脱离武汉政府，担任国民党反动政府监察委员的历史，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是不正确的。南京新华日报刊登时亦未批判，故在此加以注明。）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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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大学森林系主任吴清泉 检讨对待批评的错误态度保证努力改造思想
+
+　　<吴清泉>
+
+　　编辑同志：
+
+　　人民日报一月九日和二月十二日先后发表了两篇读者来信，对安徽大学某些教师提出了批评。因为这一批评涉及森林系的问题，所以我愿检讨这些错误。赵兴梁同学提出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我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缺乏正确的认识，对系内的教师只是采取“一团和气”的态度，而不是“有原则有斗争地去团结”他们，某些教师看到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批评信以后，就发牢骚，而我自己也没有采取正确的态度去处理这个问题，反而责备赵兴梁同学。这完全是一种丑恶的“家长制”作风，是错误地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
+
+　　解放以来，我只知争经费，添置教学设备，而忽略了思想改造和思想领导，因此教学改革的工作，在我系里一直都没有做好。我们的课程内容，还多半是资产阶级的一套；我们的教学方式，仍旧是“填鸭式”的旧教学方式，我们没有注意同学们的接受能力。对教师的思想改造，我们还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国家逐步实现民主改革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的政治意义，过去也认识不够。更错误的是，我以抗拒的态度来对待思想改造学习。今天，我认识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危害性。我已向安徽大学全体人员保证，从今天起，我要老老实实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肃清我的各种错误观点和不正确思想。我诚恳地接受安徽大学全体人员对我的批评和帮助。
+
+　　 安徽大学森林系系主任
+
+　　1952年3月25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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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47 @@
+# 刘咸：检查我的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专家名位思想
+
+　　<复旦大学社会系系主任　刘咸>
+
+## 一、家世和学历
+
+　　我出身于官僚家庭，我父亲在国民党政府江西高等审判厅做了二十几年的书记官，我大哥做过庐山森林局长。我用人民的膏血，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受了一连串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的教育。大学毕业后，考试成绩不差，留在母校东南大学做助教，有空闲的时候研究南京的藻类植物，自以为从此走上了专门科学的道路，认为一个青年人只要肯努力读书，总有出人头地的一日。
+
+## 二、追求名位
+
+　　在东南大学做了两年助教之后，感到要升到讲师还不知要几年，就开始有见异思迁之意。1928年暑假，由陈桢教授的介绍，到清华大学生物系当教员，名位报酬都升了一级，感到很满意，这是我向上爬的第一次。由于清华藏书多，我喜欢看人类学一类的书，开始对人类学发生了兴趣。
+
+　　1928年，江西教育厅招考留英公费生，本只有生物学名额，我于考取后，致学人类学，主要动机是要独树一帜，做中国人类学开路人。因为在生物学方面，无论动物学或植物学，都已经有了领导人，而且都是我的老师辈，无论如何，是再也轮不到我了。因此，改走人类学路线，要想在科学界争领导权，投机取巧。
+
+　　1932年，我由英回国，出卖牛津老牌子，应了山东大学之聘，担任生物系教授；路过南京时，中央大学也来聘请，答应一年后到母校服务。可是后来山大请我做生物系主任，我为山大待遇高，向上爬，就没有去中大教书。混到了系主任资格之后，觉得久做没有意思，且未必为人所欢迎，1935年就改应中国科学社之聘，担任编辑部长兼图书馆馆长。这个位置在国内科学界是很突出的，既可以藉此认识科学界朋友，又可以做社论批评别人，很合我的口味，动机当然也是在向上爬。
+
+## 三、唯利是图
+
+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进占当时所谓租界，上海沦为“孤岛”，物价急剧上涨，我为了乘机图谋暴利，在保持币值的藉口下，开始囤积居奇。首先托友人买进一批西药，内中有奎宁丸一箱。买进不久，奎宁涨得最快，我在赚了些钱的时候，就把它卖出了，换进别的东西。谁知奎宁因天热当令，需要特别多，市面缺货，加以外埠无新货来到，价钱涨得更快，后悔卖得太早。
+
+　　我服务所在的中国科学社为了保存民族立场，拒绝为敌伪工作，奉命结束，我因此失业。为了不做汉奸，乃改行做生意，以避免日寇注意。当时上海股票投机生意极其兴旺，证券票号，如雨后春笋。那些投机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注意看行情上落。我起初由于缺乏经验，大都因人成事，人家赚大钱，我就赚小钱，亏起本来，人家逃避责任，我就老实认账。几年中吃了许多亏，学了许多乖，所谓做生意要门槛精，就是人吃人。我当时发生两种感想：第一，以为这样如火如荼的股票投机买卖，将来一旦崩溃下来，将如何了得，这不只是少数人的家破人亡，直要毁灭一大群人，我也几乎被毁灭了。第二，做生意赚钱太容易，感到知识无用处，只有金钱万能，使人发生拜金思想。我当时也一心想赚钱，完全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所受的毒害几乎到了不可自拔的程度。
+
+　　在抗战期间，我一味企图发财，先后向长城铅笔厂、人和药厂、物华公司、绿杨邨酒家加入过少数股份，在人和药厂和绿杨邨担任过董事或监察人，支过些车马费，实际上是剥削了职工兄弟们的劳动成果。我又和王恒守（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编者）合开过煤球厂，以投机取巧、偷工减料的手段，企图暴利，结果以经营不善反受亏累而告倒闭，自食其果。
+
+　　由胜利以后到解放前的一段时间，我虽然在办学校，已不像在敌伪时期那样的做生意鬼混，可是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资产阶级丑恶根性并没有去掉，例如：向临大、暨大借用家具，久而久之据为己有；为北京友人代卖显微镜，从中渔利，损人利己；兼代闻再宥、艾思德功课，又兼复旦专任教授，具领专任兼薪和配给品，身兼三职，只顾自己利益，不顾同学损失。此外，接受学校贴补工友一名，支院长超钟点费，放拆息，拿回佣，克扣稿费，接受朋友和学生馈赠，滥用学校汽车、文具等，更重要的是我于1948年冬把租住房屋顶让于人，从而获取顶费，不劳而获，丑恶不堪。
+
+　　我的资产阶级思想行为在解放之后还发作过。那就是1950年夏，华东文化部筹办“从猿到人展览会”，我被聘为筹备主任。当时有朋友对我说，为了理论结合实际，你应该写一本从猿到人的书，以供大众参考，甚至可赚一笔大钱。我听了这话，觉得是生意眼，就一面筹备展览会，一面抽空写稿。“从猿到人发展史”写成后，请卢于道先生看了一遍，提了些意见，并做了一篇序，交中国科学公司赶印成书，出版后就在展览会场发售，另外科学公司大做广告说，这是人类学权威、本会筹备主任刘某新著，尽量出卖我的头衔，来达到多销目的。因此，第一天印就的500本，即被观众抢购一空。我当时这样想：为什么没有能赶在展览会开幕前出版，那不是更可以多销多赚钱吗？后来该书行销不畅，又认为是内容太深，不够通俗，又归咎科学公司没多登广告、发行网不够广。试看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唯利是图，是何等严重。
+
+## 四、教学检查和生活作风
+
+　　我于1932年贩卖了在英国所学的一套含有毒素的帝国主义的人类学理论和技术回返祖国。自以为人类学是冷门，物以稀为贵，不怕没人请教。多年以来，先后在山大、暨大、复旦等校，把帝国主义的荒谬人类学知识学说，当商品似的到处出售，而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在各大学先后教过人类学、民族学、先史学和进化论等课，都是就资产阶级立场讲授的；至于理论脱离实际，学非所用，一向就没有顾到。例如讲人类学，就把在牛津所学的一套，囫囵吞枣地向学生填鸭式地灌输一番，也不管有无毒素，是否适合国情。讲人类学的应用时，内中有一条这样荒谬地说：“人类学的知识可以用来统治落后民族”。这简直是帝国主义者的口吻，助长帝国主义的血腥统治。
+
+　　解放后，当我上人类学课时，讲到男女在体质上、心理上的差异，我仍犯了以男子为中心的错误说法，认为男子体质健强，富有创造力和冒险精神，而女子则体力较弱，善于模仿，保守柔慈，以为这是真理，毫不怀疑。这是资产阶级国家的说法，带有浓厚的腐朽的封建意识和重男轻女的思想。
+
+　　以前我研究民族学，从来没有以平等眼光来看国内少数民族，而只觉得他们的文化低，智力差，和经济生产卫生教育的落后。到他们中间去考察也只是为了自己搜集些材料，作研究、写论文、做报告之用；而这些论文、报告最好用西文写，在外国杂志上发表，以博取个人名誉，提高所谓学术地位。而对于如何改善少数民族的生活，提高他们的文化教育，发展他们的经济生产，改良他们的卫生风俗等等，从来没有好好地考虑过，或写个计划，作个建议。我完全没有站稳人民立场，真是愧对人民，尤其愧对兄弟民族。
+
+　　我所著的“从猿到人发展史”，内中有唯心之论，尤其第四章“劳动创造人”，虽然根据科学事实立论，但对于古时人类由似人猿进化到猿人时，不免有若干想像，没有物质基础。讲到人类22种特征，说是量变不是质变，这是错误的。又说伲人和智人有过一个混居的时期，因此文化也混淆起来了，这是抄袭资本主义的谬说。根据苏联学者的新说，伲人灭绝之后就是智人，并没有混居时期。这书有不正确的观点和叙述，我当时只知道赶快出书，希图多销，而没有对人民负责，其发生的危害何等严重。
+
+## 五、主导思想
+
+　　根据以上所举的许多事实和例子，我的思想发展显然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我离开农村走向都市，入学校读书，经过小学、中学、大学，最后到留学为止。这时期主导思想是一路向上爬的名位思想，先要博学成名，认为一个人有了名就不患无位，也就有了利；名在前，利在后；名是利之表，利是名之实；名是手段，利是目的；名利可分而又不可分。我有时自命清高，以博取虚名，力求造成专家，以猎取名位，有了虚名就不怕没有位置，有了位置自然就有实利。所以我到牛津读书，学人类学，都是矫情立异，出奇致胜，搞冷门做专家，都是这套思想在做主导，并且是一贯性的。第二个阶段是自我由英国回国之后，中间在文教界服务，敌伪时期在沪做生意，直到现在整整20个年头。这一阶段的前期还有求名之心，自抗战以后，由于长期住在上海，物质引诱，生活逼人，觉得名是空虚的，没有实用，饥不可以为食，寒不可以为衣，只有金钱万能，可以通神，可以做任何事情，加以在敌伪时期，我受过经济压迫，致亲者不以为亲，故者不以为故，深切感到人生不可一日无钱。因此我的思想转变到避名求实，弃名求利，在经济方面达到温饱生活。
+
+　　总结说来，我的主导思想前一段是名位思想，后一段是唯利是图思想，同时又以专家技术自高自大，所以合起来是“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专家名利思想”。
+
+　　（根据刘咸的思想检讨总结删节而成）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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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庭燧：“名誉”“地位”给我的毒害——控诉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
+　　<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	葛庭燧>
+
+　　我现在以沉痛的愤怒的心情，来控诉美帝国主义阴狠毒辣的文化侵略所给与我的毒害。我出身于一个农村的家庭，自己曾经参加过劳动。我对于广大农民的被压迫，被剥削，深深地感到愤恨。但是美帝国主义者以及它所御用的文化特务，文化买办，披着办教育办学校的外衣，暗地里却在毒害我们青年，偷天换日地，慢慢使我模糊了立场，做了美帝国主义科学和技术的俘虏，并且不知不觉地作了它的帮凶。我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虽然始终和革命势力接近，但是受了清华的“天才教育”的影响，我只知道“分数万能”，埋头啃书本，使我不能进一步和革命靠拢。我1938年进了燕京大学研究院，最初去的动机是躲避日本帝国主义特务对于我的迫害，但是谁知道仅仅两年的时间，美帝国主义者的文化特务却以巧妙的手段，使我脱胎换骨，变成了美帝国主义的文化奴才。他们用小恩小惠迷惑我，用伪装的一副“进步”面孔欺骗我，用“硕士”头衔来收买我，在燕大2年，我完全变成了美帝国主义的工具。我回溯他们所用的这些毒化的手段，使我不寒而栗！
+
+　　就这样，我的革命的热情，完全冷却了。换上的是一套所谓纯技术观点。这时候我在物理系潜心作“研究”，我完成了3篇论文，我受到了洋人的“称赞”和“重视”。燕京的奴化教育使我发现了一个向上爬的梯子，我开始想着要藉美国人的帮助到美国去留学、去“深造”。
+
+　　1940年我到了昆明，参加了西南联大。燕京所给与我的“硕士”头衔立刻发生了对我有利的效果，提高了我的“身价”。这使我对于燕京的美帝国主义分子更有了好感，认为这种收获是由于他们的“恩赐”，更引起了我向上爬的欲望。
+
+　　（在昆明这一年当中，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对于人民抗日力量进行残酷打击的时候。晥南事变激起了广大青年的愤怒，许多和我接近的进步青年学生都纷纷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我却由于在燕京所受的文化侵略的毒害，搞业务向上爬的心冲昏了我的头脑。我并未选择革命，而却选择了留美“深造”，彻头彻尾地去投靠了美帝国主义。）
+
+　　1941年到了美国以后，我便完完全全地变成了美帝国主义的文化奴才，美帝国主义的科学技术的俘虏。我拼命地啃书、搞分数，为的是博得洋大人、洋教授们的“称赞”和“重视”，为的是获得奖金，为的是获得“博士”学位。我完全忘记了祖国人民正在进行着的伟大的轰轰烈烈地抗日救亡的民族解放斗争。资产阶级奴化教育的骗局使我麻痹到了死心塌地的程度。为了顺利地完成我的“博士论文”，我竟认贼作父地替美帝国主义做起军事研究来了。就这样，我便更进一步地开始变成了美帝国主义的帮凶，成为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罪人。我获得了“博士”学位以后，为的是再“学习”一些科学与技术，我愈陷愈深，一连串地作了三年半的各种军事研究，甚至于还参加过关于原子弹的研究工作。对于这些可耻的活动，我不但不引以为耻，反而自觉光荣。认为这些工作可以“夸耀”于国人，这是多么的可鄙可耻。最可恨的是，我受了美帝国主义反动宣传的欺骗和蒙蔽，反而认为这些军事研究对于反法西斯战争起了进步的作用！其实反法西斯只是美帝国主义所打着的金字招牌，美帝国主义和法西斯集团只是两个强盗，狗咬狗，一嘴毛。从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侵略暴行和他威胁全世界的狂妄计划，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真面目是何等的狰狞凶恶！在今天，我们最可爱的人——志愿军同志，正在朝鲜前线一把炒面一把雪，不惜流血牺牲地抗击着美帝国主义，而我当时所参加的工作却直接间接地成为美帝国主义威胁世界和平的资本。我痛恨自己，我感到无地自容！
+
+　　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我开始在一个大学的研究机关里作美国式的所谓基本研究。在美国，学术和科学只不过是当商品被贩卖着。在美国那种资本主义社会里，念书的目的只是为了找一个好职业，为的是多赚钱。作研究写论文的目的只是为了增加薪水、提高地位。我在这种环境里作了4年基本研究，受了他们的薰染，我也便跟着混水摸鱼，拼命写论文，为的是向上爬。到1949年北京解放了，我认为自己有了足够的业务资本，回国可以大大地作一笔买卖。于是我便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为藉口，喊着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回到祖国来了。其实我骨子里是想回国后获得名誉地位上的暴利。
+
+　　（我把美帝国主义腐朽丑恶的资产阶级思想改头换面地带回人民祖国来了。我实际上是作了美帝国主义的文化贩子、文化买办，但是表面上却说这是为的科学在国土上生根。我身在中国，心在美国。我把自己的业务和研究当作自己攫取名誉地位的工具，和人民政府做买卖。我不但自己如此，而且还在这样毒害着毛泽东时代的青年，腐蚀着和我一块工作的同志。为的是要累积更多的业务资本，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我在研究工作中，坚持个人过去所搞的那一套，不顾人民的需要。1950年我还曾经把自己在国内发表的论文的单印本分寄给美帝国主义及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所谓教授、科学家，以取得他们的“估价”，博得他们的“称赞”，取得“美国标准”的名誉地位。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毒害使我丧失了民族气节，给人民事业带来难以估计的损失。我痛恨美帝国主义！我控诉美帝国主义给我的毒害！）
+
+　　美帝国主义文化对我的毒害还不止于此。他麻痹了我的意志，收买了我的心。在抗美援朝的初期，我的许多言论和表现完全是站在美帝国主义的立场上说话，而我自己却恬不知耻地说我并没有崇美的思想。美帝国主义者侵占了我们的台湾，而我还仅仅认为这是蒋匪的招引外侮，别人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而我却在认为“美国武器未可轻视”。我认不清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死敌。而且看不见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现在我为我们的伟大志愿军的英勇杀敌而感到骄傲，我体验到能在今天作一个中国人民是多么光荣，我深深地感到我以前的恐美思想的怯弱可耻。
+
+　　从前，革命时常在向我召唤，但是资产阶级的腐朽的教育制度却培植了我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引诱我离开了革命，使我走上了违反人民利益的道路，为着名利地位而向上爬。我回国以后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教育，我又感觉到革命在向我召唤了。但是因为我所受美帝国主义的毒害是这样地根深蒂固，我对于这样亲切的召唤并没有积极的响应。我回国后对于政治学习和各项大运动并没有积极的参加。因而我虽然渐渐地转向人民的队伍，深切痛恨了侵略朝鲜和占领我们台湾的美帝国主义者，但是对于我在美国那个时候的美帝国主义，却总觉得仇恨不起来。我虽然认为我过去远离了革命而搞科学技术向上爬的这条路并不是最光荣的一条路，但是我心中总是觉得，如果让我再走一次，我还是愿意走老路。从我的这种荒谬已极的想法更可以看出来美帝国主义文化使我所中的毒害是多么深！我虽然一方面在追求进步，但是一方面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影响却在像魔鬼一样地拖着我，使我不能够否定过去，使我不能够站稳立场，使我不能够得到彻底的改造。这种思想上的斗争是极其痛苦的，它使我患得患失，摇摆不定。感谢毛主席，通过了这次三反运动，通过了同志们的帮助，我才了解了这是两种立场在斗争，一种是人民的立场，一种是帝国主义的反动立场。通过这次的“洗澡”运动，我才彻底认清了我过去的丑恶的、肮脏的和反动的真面目。我过去所走的路不但不是光荣的，而是极端可耻的，可恶的，可恨的！我痛恨我过去的自己。我痛恨美帝国主义用各种方式的文化侵略来麻痹了我的思想，使我分不清敌我，丧失了斗志，忘了我们民族在一百年来与美帝国主义者的血海深仇。我决心站稳立场，划清敌我界限。我决心铲除我所受的一切反动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我决心斩断我与美帝国主义之间的一切感情上和思想上的关联，努力做一个真正中国人民的教师。
+
+　　来源：原载1952年3月27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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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叔陶：初步检讨我的崇拜英美的思想
+
+　　<西北工学院土木系教授、陈叔陶>
+
+　　我以沉痛的心情，来检讨我的崇拜英美的思想。这个检讨还是初步的。这里把我在英国发表论文这一件错误的事情作一个例子。
+
+　　解放前的中国科学界是受着英、美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影响的。中国科学家，有的在英美留过学，羡慕英、美的物质文明，盲目地不加批判地把英、美的一套搬到中国来。“月亮是外国的圆”，就是当时崇拜英、美的科学家的思想写照。有的虽然没有在英、美留过学，但看的是英、美的书；接触的是到过英、美，和称赞英、美的人。他们能够把金门大桥，纽约的摩天大楼，鲍特高坝等胡凑一阵，而对于中国劳动人民的科学成就却一无所知。这两类人，前者是少数，后者是多数，但英、美资产阶级思想对于他们侵蚀的严重程度，却是一样的。于是他们以能说英国话，看英文书，和搬弄英、美的科学技术为荣。旧中国的一套，就是原封不动的英、美的一套。而我就在这么一个环境下生长起来的，自然也感染了浓厚的英、美资产阶级的思想。
+
+　　我父亲是前清的一个秀才，他的考中秀才是突然的，这对我的工作态度有很大的影响。他没有得到我祖父的同意，偷偷地跑到离家一百多里地的府城去投考。当初他怕我祖父讥笑他考不中，所以瞒着祖父，后来居然考中了，我母亲常常把这件事情告诉给我听。所以在我的头脑里，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思想。换句话说，就是向上爬的思想。有的人喜欢金钱，有的人希望地位，而我所希望的，却是一篇篇的创作，虽然向上爬的方式不一样，向上爬的目的都是相同的。因为有这样向上爬的意识，结合解放前中国科学界的一般情况，使我更深地受了英、美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
+　　在旧社会里，那些崇拜英、美的科学家，愿意把自己的论文投向世界上“最有权威”的杂志发表，希望世界上“最大多数”的人欣赏。他所投寄论文的国家，到底是自己的友人呢，还是敌人呢？是在所不计的。所谓科学是国际性的，所谓科学没有国家的界限的，就是科学家否认他是不爱祖国的唯一藉口。他不知道科学必然也必须为政治服务，技术必须和政治结合，科学家必须有明确的阶级立场。科学创作的种子投向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开了花结了果，全世界人民都遭了殃。他以为英、美的科学机关是纯粹研究科学的机构，而不知道个个科学机构的幕后，都有英、美资本家在操纵。从科学上讲，过去的中国，是比较落后的，我因为要让我的论文能被“最大多数”的人欣赏，所以一篇篇地寄往英国去，而不知不觉地却中了英、美资产阶级的毒计。
+
+　　从一九四零年起到一九五一年九月止，我曾经继续地把论文寄到英国去。有的发表了，有的退回了，有的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从时间上讲，并不算太长，从次数上讲并不算太多，可是我所犯的错误，却可能比同样的人更严重。第一、我在国内科学刊物上不论解放前后，从来没有投过一篇稿，更不必说发表了。第二、解放以后，全国人民业已取得伟大的胜利。在全国人民政治觉悟空前提高的情况下，我还继续不断地做这种错误的勾当，又在英国发表了两篇以上的论文（据我现在所知道的）。这两点充分地说明了我的丧失民族自信心，和为英、美资产阶级服务的奴化思想。
+
+　　我曾经说过：旧中国科学界，是受着英、美资产阶级的严重影响的。中国科学家在英、美发表论文，周围的人，不以为大耻辱，反以为了不起；不以种种的方法阻止他，说服他，和扭转他，反在有意或无意地去替他宣传捧场。学生中以有这样一个老师为荣，学校中以有这么一个教授为荣。我把论文发表在英国，无论在“名誉”上，在“实惠”上都沾了不少的光。我过去常常这样地想，假使我没有这几篇论文，也许还爬不到这个地位。而不知道这个地位已经是牺牲了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丧失了多少人民祖国的尊严！
+
+　　是非最后终要确定的，错误最后终要发现的。解放后的新中国，一般人对英、美的看法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我在外界影响下也起了变化。有一次我看到教育领导机关批评中原大学盲目称赞外国某一个反动报纸的问题，我的心里就开始起了波动，但这个波动一下子就平复了。我还自己替自己掩饰，自己替自己辩护，我依旧把政治和科学孤立起来。
+
+　　“外国的反动报纸是政治性的，外国的科学刊物是科学性的，两者不能并论。”我错误地这样想着。第二次有一个送信的同志，递给我一封从英国寄来的信，当面还说了一句：“这是一封英帝国主义寄来的信。”他的简单的词句，沉重地撞击着我的心弦，我感到非常难受，我身为人民教师，大学教授，解放后受到祖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护，而我还在和英帝国主义勾勾搭搭。以后北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连续发表了几位教授的检讨，也常常提到这个问题，这些都深深地教育了我。最后在西北区高等学校教职员思想改造运动中，听了首长的动员报告，更感动了我，我的思想就不断在斗争中，每经过一次斗争，就批判了一部分错误，使我能在今天作出初步的检讨。
+
+　　科学作品是全体劳动人民的结晶，不是科学家一人的成就，科学家如果脱离了周围的事物，周围的群众，是决不能有所成就的。而我却把这全体劳动人民的财产，无条件地出卖给英国。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这一批敌人，正在朝鲜战场上做美国的帮凶，屠杀和平人民。而我却在信上称他们为“亲爱的先生”，自己具名为“忠实的朋友”，这是什么意思？花了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才把我培养成为一个大学教授，而我却忠心耿耿地为英国资产阶级服务，这又是什么意思？祖国劳动人民自己种了树，天天灌溉、锄草，今天长一分，明天长一寸，好容易有了枝叶，开了花，结了果。而我却把这辛苦得来的果实，送给英、美资产阶级，这难道是祖国人民对我的期望吗？
+
+　　一般地说，把论文寄到英国去，是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英国资产阶级，可以借此欺骗被他们所压迫的劳动人民：“中国大陆上虽然已经全部解放了，但中国科学家，却仍然是咱们忠实的朋友。”这很容易模糊英国劳动人民对于新中国的视听。不仅如此，这一种错误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直接阻碍祖国科学的进步，危害着祖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请问：如果我们的科学家都像我一样，不信任自己的科学刊物，祖国的科学会受到多大的损害？祖国经济建设会受到多少困难呢？旧中国科学刊物的内容与地位，和中国科学家向外国投寄论文的事情，休戚相关，互为因果。中国科学家不相信自己的刊物，把论文寄到外国去，万一能在外国发表，即受宠若惊，否则，才不得已而求其“次”，改投中国的刊物。这充分说明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对我们科学界发生的严重影响，英美资产阶级思想还不叫人痛恨切齿吗？由于英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使旧中国科学刊物成了附属品，没有内容也没有地位，有的时候，根本就收不到合适的稿件。因此带有浓厚资产阶级意识的中国科学家就更看不起自己的刊物。这样互相影响，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现在，我们要发展祖国的科学，担负起祖国经济建设的任务，首先就必须划清敌我界限，彻底批判英美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我身为人民教师，我受着周围学生和朋友的爱戴，却染上了英美资产阶级思想，崇拜英、美的“物质文明”，称道英、美的
+
+　　“科学技术”，这一种错误的思想行动，影响了我的朋友和学生，更由我的朋友和学生，传播给他们的朋友和学生。至于利用我们的作品，直接用之于战争，屠杀我们的人民，是更不堪设想了。
+
+　　新中国的科学家是和全国人民一样，热爱自己的祖国和真理的。当我们认识了所谓超阶级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就应该大胆地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坚决地以无产阶级思想来改造自己。我痛恨已往的过失，保证今后决不再犯，但光是痛恨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以行动来提出保证：第一、我今年还不到四十岁，离开就业的时间，还不过十多年，这十多年中在英美资产阶级思想的支配下错误地帮助了我们的敌人。我诚恳地保证，今后要以更大的努力，在自己祖国人民的爱护下创作更多的东西。第二、资产阶级的科学是理论和实际脱离的，我过去研究吊桥以及高屋架的风力等，而眼前祖国是否需要这些，是不闻不问的。我保证理论必须和实际结合，为祖国目前经济建设而服务。第三、科学必须和政治结合，科学家必须认识科学为政治服务，科学家必须有明确的阶级立场，这是我在这次检讨中所深深体会到的。因此我一定加强政治学习，肃清国内外资产阶级加于我思想上的毒素，克服我的纯技术观点和科学是没有国家界限的反动观点。
+
+　　1952年3月28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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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1 @@
+# 群众日报总编辑对错误刊登疫情消息的检讨
+
+　　<丁济沧>
+
+　　《宣传通讯》编者按：西北群众日报不遵守中央宣传部指示，错误地刊登疫情消息的情况是严重的。这是政治上极其麻痹和组织纪律松弛的表现。为杜绝今后在反细菌战宣传上这类现象的再次发生，特将群众日报总编辑对这一错误的检讨转载如下，望各地宣传部门引以为戒。
+
+　　3月8日本报二版刊出西安市郊和陕西长安等地发生天花、麻疹等时疫的消息，并配合“紧急动员起来，扑灭天花、麻疹等时疫”的短评，是违反3月5日中央宣传部“各地疫情一律不登报”的电示的。这是我严重的违反纪律的行为。
+
+　　3月4、5两日，我从来稿登记表上看到各地有疫情的来信后，立即嘱读者来信部迅速处理，以引起卫生机关注意。7日午看到中央宣传部指示后，我当时自认为天花、麻疹是年年有的时疫，而且美帝撒布的细菌并没有天花、麻疹的病菌（实际上美帝于1950年在朝鲜败退时，曾在平壤等地撒过天花病毒菌），午后即以此事请示胡社长，他告我中央宣传部指示恐主要是对东北、华北说的，但随即面告我查阅一下中央宣传部的原电再作处理。我当时只是听进了与我的认识相吻合的前一句话，对后一句话，竟认为“查不查都可以”。因此，疫情稿交我审阅时，只是引起我疑虑了一下，结果找不着管电报的同志，又自以为电报恐已送新华社西北总分社，找到了人也找不到报，就未再请示胡社长，既经卫生厅审阅，估计不会有问题，就擅自决定刊出这一消息和短评。
+
+　　这一严重的违犯纪律的行为，暴露了我思想意识中两个问题：
+
+　　（一）组织观念薄弱。首先以想当然的态度对待党中央的指示，以后又不遵守胡社长指示查对电报，最后竟不再请示擅自决定。从处理这一稿件的过程，可以看出这是一连串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我是有14年党龄的党员，受了无数次的纪律教育，也聆受过无数次违法犯纪事件的教训，而且在紧张的“三反”运动中，正是强调纪律的时候，我却犯了这一严重错误，正是说明我思想意识中存在着严重的自以为是和自高自大，一直没有建立起严谨的组织观念。
+
+　　（二）对美帝撒布细菌的消息和人民日报社论，开始时既没有重视，作了不恰当的处理，后经西北局宣传部指出后，也未进行思想检讨，随后对中央宣传部“各地不登疫情”的指示，仍然是想当然的臆断，擅自处理疫情稿件。从这一事件的处理过程，首先暴露我政治上麻痹，对美帝细菌战没有政治敏感，没有认清这一罪行的根本性质；以致处理疫情稿时，竟至忘记了处身于反对美帝残酷的细菌战的紧张斗争时期，对保守秘密，严遵军纪早已置之脑后，正是说明我毫无敌情观念。尤其作为党报的总编辑，应以高度的政治敏感去处理天天发生的全世界的政治事件，却显得如此政治上落后，以致麻木不仁，丧失对当前大敌的警惕。因此，这一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
+　　10日下午，在胡社长主持下，在总支和编委会同志的帮助下，我对这一错误进行了初步的思想检查，大家提出这一错误的性质是极为严重的，反映了我平日工作中缺乏纪律的观念，并认为编辑部工作同志中也相当严重的存在着无组织无纪律观念，特别是“三反”“五反”报道中，更是看得清楚。因此在全编辑部内以此事为例，进行一次纪律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为着接受这次教训，教育我今后建立组织观念，加强政治修养，我自请党给我严厉的党纪处分。
+
+　　 3月
+
+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宣传通讯》195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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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3 @@
+# 刘淑仪：我的检讨
+
+　　<天津大学冶金系教授、刘淑仪>
+
+## 历史上的污点
+
+　　我出身在一个破落官僚的家庭。小时候，父亲常常对我说:“作官靠不住，你长大了要学实科(技术)。”在中学时，我埋头读书。亲戚朋友中有国民党的二陈派；也有当时公开活动的共产党员和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他们都争取过我；可是，我都不感兴趣。因为我想参加任何一方面的活动都将使我的学业受影响，就会考不上大学，不能去学实科。在中学时，成绩很不错，毕业后果然考上了实科——武汉大学矿冶系。
+
+　　到了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亲眼看见大学毕业生找一个实习员工作也很困难。像这样非但满足不了我爬上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欲望，就是连吃饭问题也很难解决。于是，我感到大学毕业不能满足我名誉地位的要求，为了求得更大的向上爬的资本，我争取在大学毕业后去留学。当时，考公费留学我不够年资，在一九四三年考取了自费留学。这次共取留学生三百多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觉得应该抓住这批国家的“精粹”，于是把这批人集中到伪中央训练团去受“训”。在这个时候我加入了国民党。在伪中训团入国民党，要有两个伪中委介绍。我的介绍人是有一个同学的父亲代找的，其中一个是吴稚晖。我当时还觉得十分“体面”。在“中训团”的一段历史就这样成为我历史上的最大污点。
+
+　　过去，我对参加反动党团的事实一点也不重视，以为自己并未参加他们一次活动，所以我在政治上是清白的。可是，当我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以后，我亲自听到了农民的控诉；从这些控诉里，我知道了国民党和地主阶级是如何地勾结起来，残酷地压迫农民，屠杀农民，剥削农民。农民弟兄在国民党的统治下终年像牛马一样的劳动，但过的是牛马一样的生活。从农民弟兄吐出的苦水里，使我能从阶级观点来认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的罪恶血腥的本质。农民弟兄诉苦追根时，从地主阶级追到国民党，从国民党追到美帝国主义。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我，我认识了地主阶级、国民党、美帝国主义全是我们劳动人民的敌人而我，为了达到自私的向上爬的目的，曾经参加了反动的国民党。今天，我受着劳动人民优厚的待遇，而我在过去一年内不但不认识自己的罪恶，反而自高自大，在人民的大学里兴风作浪。现在想起来，真是无地自容。现在，我已认识到了我这一段龌龊的历史，今后我只有用忠诚老实，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来洗刷我的历史上的污点。
+
+## 我作了美帝国主义的忠实的帮凶
+
+　　到美国以后，起先我是念比兹堡大学冶金系，偏重于实际，受到美国其它大学的轻视。我觉得这样下去自己太不“神气”。于是一年半以后转学到另一偏重理论的大学——克士理工大学。这时钱快花光了，就到一个有钱的美国人家里去作工，后来就参加到克士冶金研究室去作研究工作。研究的内容是美国海军部研究计划的一部分——铝合金的力学性质。不到一年，写出了两篇论文，心里感到很得意，觉得自己有了“贡献”。离开这个研究室的时候，还留下了三篇论文，一九四九年得到“博土”学位以后，心想这二三年来生活很苦，应该在美国舒服一年后再回国，于是到美国海军造船局为它作了一年造船钢板的断裂研究。当我念完“硕士”学位时，身上的钱作回国旅费还有多的；可是，因为没有得到“博士”，死不甘心。这样，竟不惜奴颜婢膝地拜倒于美国资本家之前，为帝国主义者服务。既得“博士”之后，为了贪图享受，还甘心去为美帝国主义效劳，我研究的结果被帝国主义用作杀人的武器，侵朝美军就利用这些武器来杀害中朝人民，而我还不知罪恶地觉得自己有“贡献”，以自己有能力替美国人作研究而觉得非常“荣耀”，以自己的论文能在美国杂志上发表而感到身价百倍。我的“贡献”是什么?是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罪恶的贡献。因为对屠杀和平人民的罪恶有“贡献”而觉得身价百倍，这不就是一个罪恶的汉奸吗?现在，我猛醒了!我那些得意的“贡献”和“博士”文凭正是我出卖灵魂的文约，正是我背叛劳动人民的罪证!今天，我要对这些东西作重新的估价!
+
+## 我为美帝国主义文化细菌战服务
+
+　　现在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因美国侵略军使用细菌武器而切齿痛恨。可是，却有许多人对美帝国主义的文化细菌战熟视无睹!我中了美国文化细菌的毒，在回国后又把这些毒按照美帝国主义者的意思传给我的学生，我是这样地腐蚀着同学:
+
+　　在教学上，我整天在“美国”“美国”的，美国的材料，美国式的唯心学术观点等等上面兜圈子，譬如“机械冶金”是一门美国课，是和中国生产实际不结合的，而我，硬把它开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作我想国内能开这门课的人很少。我开了这门课，正是“奇货可居”，不久就可成为名教授，结果，这门课开出来只是苦了学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又如我在教机械、航空二系的“金属材料”时，为了卖弄我的“理论”，不应该强调的地方强调了，该强调的地方却马虎过去了。同学们学了这门课，出去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我的讲义对他们毫无帮助。现在，有的毕业同学已经写信来叫苦了。更荒唐的是我公然向某研究生宣传从美国得来的唯心观点。我说:“美国某冶金权威棒极了，他的文章都是第一流的，而他不作实验，整天关上门，用铅笔敲桌子，边敲边想，敲呀敲的会搞出一个公式来。”结果使这个研究生关上门去死啃书本，也想走敲铅笔的道路。去年，电工某厂托我校研究所作磁石金研究。这正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可是，我一点力量也没有出；在另一方面，去年夏天我却关门写了一个月的脱离实际的文章，还津津有味。就这样，我脱离了祖国的实际，腐蚀了祖国的青年，这正是美帝国主义所求之不得的，我却忠实地给他效命了!我要痛改!今后我的教学和研究一定要向着课程改革的方向走，向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向走。
+
+## 极端个人主义
+
+　　回国后，一下船就来到前北洋大学，原因是有几个好朋友在这儿。后来因为恋爱问题受到刺激，觉得北洋再也呆不下去工；于是不顾一切，离开北洋。当时我听说华北大学很有钱，正在大买仪器，而且聘人的容量很大，可以把熟朋友都搞到那儿去，于是迫不及待地到华大去了。我对疯狂的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暴行的痛恨并不那样猛烈，可是，为了个人私事，简直使我恨的咬牙切齿，而迫我把人民利益利治金群众作为我发泄私愤的对象。去年我在北洋是专任，可是住在北京，在华大兼课，两边应付。到华大后，仍然呆不下，对华大冶金系的人事不满意，觉得某些同仁在政治上过低的衡最我。这样，我想还是回北洋关起门来打开书本，写几篇文章，著几本书的好，而且爱人有了孩子在天津可以有人照顾，为了这些个人的目的，又不顾一切离开华大回到北洋来。
+
+　　一个“博士”头衔，几篇论文，这些背叛劳动人民的怒证冲昏了我，再加上去年上学期，看见华北的三个学校(北洋、华大、交大)和沈阳工学院都来拉我，于是不可一世，穷骄极傲，看不起领导，看不起群众。我曾经逼着华大工学院院长去重工业都接洽办一个研究所，接洽好了的第二天我又不干了。我曾经告诉唐山交大的同学说华大研究所如何如何好，把他们鼓动起来去上华大，过几天我又不干了。今天我答应唐山顾院长去当材料系主任，过几天我又不干了；口头上我答应去沈阳工学院，事到临头又不去了。我就这样猖狂放纵，玩弄组织，玩弄群众。回国来，国家这样厚待我，我反不安心工作，为了个人自私目的，任意搞乱，造成人民重大损失!对敌人，我是认贼作父；对人民，我却忘恩负义!现在想起来，使我越想越很自己，越想越觉得对不住共产党和毛主席。我痛心万分，愿向人民低头请罪!
+
+　　我要痛改前非
+
+　　我要痛改前非!今后我要在下列各方面作最大的努力:1、争取靠拢共产党，在共产党领导下为人民服务。2、克服自高自大的思想作风，放弃一切成见，一切小宗派，加强和同志们的团结。3、在教学上结合实际，在工作上走向集体。4、积极为课程改革及院系调整而努力。
+
+　　来源：《文汇报》1952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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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7 @@
+# 中国科学院支部大会对于乐天宇同志所犯错误及对其处分的决议
+
+## 中央宣传部按：
+
+　　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馆长乐天宇同志所犯的错误，其性质是属于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严重的脱离群众的学阀作风，以及学术工作上的严重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中国科学院支部对于他的错误的分析是正确的。这个决议已经中央人民政府直属机关中共党委会批准。兹将决议全文及中央人民政府直属机关中共党委会的批示转载如下。
+
+　　 4月
+
+## 中央人民政府直属机关中共党委会批示：
+
+　　文委直属机关党委会转中国科学院支部：批准中国科学院支部大会对于乐天宇同志所犯错误及对其处分的决议，给予乐天于同志以留党察看一年的纪律处分，并建议政府撤消其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馆长的行政职务。
+
+　　 4月
+
+　　中国科学院支部大会听取了乐天宇同志的检讨，对他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和分析，兹通过以下的决议：
+
+　　（一）乐天宇同志，小地主家庭出身。1922年在北京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党。1927年在安徽六安被捕，关入长沙监狱，失掉党的关系。1930年7月冲出监狱，加入第二方面军，任红军日报记者，同年9月在长沙附近行军掉队，从此即因朋友关系到河南教书。1937年曾经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申请恢复党籍。1940年在延安重新入党。1941年中央组织部作结论除1931年至1936年这六年不计外，恢复1924年至1940年的党龄。乐天宇同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推广甜菜的种植；在晋冀鲁豫边区设立兽医站；培养了一些农业技术干部；在学术上，初步提倡了米邱林生物科学；有过一些成绩。此外，他在艰苦环境中能够克服困难，有些创造精神。这一些是好的方面。
+
+　　（二）但是，乐天宇同志有着相当严重的错误和缺点。长时期以来，他不肯接受党的教育，纠正自己的错误，造成了党的事业上的损失。其错误主要有下面几点：
+
+　　甲、对党采取一贯的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段。
+
+　　1949年，乐天宇同志在农大工作，不遵守党的稳步改革高等教育的方针和政策，而以粗暴的方式进行课程改革。轻率的取消田间设计、生物统计等课程；又私自把农艺、园艺、畜牧及森林四系，和其他学系不正确地加以区分，亲自动员学生中的党团员从其他各系转系，引起普遍的不满。而对于党的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也采取消极怠工的态度，与党外人士的关系搞的极坏。当中央宣传部对他进行批评责成他要搞好团结工作，他当面承认错误，背后坚决不改，并且说甚么要“少批评，多拜访”，情绪上是表示对抗。1950年，农大选举工会委员，党内决定了候选人名单，乐天宇同志既未提议从新讨论，也不声明任何理由，又另外布置一个名单，破坏了原来的决议。这样就与农大党外人士的关系愈搞愈坏。1951年，中央解除乐天宇农大校委主委职务前，中央宣传部曾两次找乐天宇谈话，指出其错误，要求其立即检讨及改正；并提出中央对其工作及作风的批评。第二次谈话时，曾指出乐如坚持错误，是“目无组织，目无中央”的行为。虽经提出如此严厉的批评，乐却仍然当面敷衍，承认错误，而在回农大后，既未在党内检讨，反而抱怨上级不了解情况，感叹什么“江河日下”。当中央教育部派遣调查组赴农大调查时，乐天宇表示完全信任党的处理，另一方面却指使亲信召集秘密会议，企图布置舆论，对抗调查。当农大同志揭发其错误时，乐一方面向市委承认：“形成大错，抱恨终身，无颜见人，无颜见同志”；同时却又歪曲事实，呼吁“我党各级负责同志‘秉公’处理”。1951年，乐天宇调中国科学院工作，他对于中央撤销其农大职务的原因，一直没有正确的认识，甚至在群众中有意无意的散布一些影射党不支持米邱林方向的话。三反运动中，乐天宇对于反官僚主义的锋芒，心存畏惧，企图转移目标，认为群众运动有偏向，虽经科学院支部正式提出意见，但乐天宇拒不执行，且一意孤行，由消极抵抗群众意见，发展到在群众大会上斗争提意见的群众。另一方面乐天宇不主动向组织交代与自己有关的一些经济问题。这些错误经揭发后，在党内说自己“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表示要痛改前非；但向群众检讨时，却对错误事实，避重就轻，支吾搪塞，引起群众极大的不满，推派代表向科学院支委会请愿。
+
+　　乙、对群众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恶劣的学阀作风。
+
+　　乐天宇同志对学术观点和他不同的党外人士，经常武断的说人家政治上有问题，用“唯心”、“反动”、“为资产阶级服务”、“法西斯”等口头禅来批评旧生物学家和农学家；并用各种方式对这些人加以打击。1952年，北大、清华的生物学教授、讲师、助教二十余人要求加入米邱林学会，乐天宇却公开说：“这些人以前骂我们也骂够了，现在没有路可走了，又来找我们”，把米邱林学会当做自己的宗派小集团。他在平时不依靠多数人推动工作，反而拉拢落后群众。其他如私自涂改会议记录，挑拨群众间的相互关系等卑鄙手段，不一而足。特别严重的是乐天宇同志在科学上追求军阀主义的统治权威。他自己既不能很好的研究米邱林，也阻碍别人研究米邱林。如有人对遗传选种馆工作提意见，他可以说成是摩尔根分子破坏遗传选种馆；别人反对他的恶劣作风，他就指为反对米邱林，因而群众说他开了一座“乐家老铺”，是“真王麻子”。他不许别人学米邱林，因为那是“投机”，也不许别人不学米邱林，因为那是“反动”。
+
+　　丙、对科学工作采取武断、肤浅的非科学态度。
+
+　　首先表现于乐在学术工作上的狭隘的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否认实验室工作的作用，说什么“农民有生活问题，必须生产；科学家没有生活问题，可以在实验室研究。农民是唯物论，科学家是唯心论”。以能否亲眼看得见来判断科学上的假定有无根据，说“基因”（即摩尔根学说中所假设的遗传的基本因子）谁也没有见过，因此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牵强附会的搬用哲学术语，把唯物辩证法中的一般规律和一些名词在生物学的一些具体问题上，乱安乱套，使人感到“啼笑皆非，愈学愈糊涂”，群众讥笑乐天宇为“吾道一以贯之”。其次，乐的工作态度极不严肃。1951年夏天，田野里高粱穗被风吹断，长出分枝，乐天宇却认为这是“分枝高粱”，引起生物学界嘲笑。1951年8月，乐天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中国之春化”一文，把神农氏等神话传说当成科学，为读者所尖锐批评。1951年11月，乐往中南区“讲学”，将讲稿印成“遗传选种要义”一书，全书大部是抄袭苏联学者的著作，其中不少地方，颠倒了和曲解了原书的论点。乐天宇和国际间谍南斯拉夫人米乐斯（现已被我逮捕）合作，用口述笔录的方法译出“选种和植物的阶段发育”一文，其中把“总之”译成“种子”，“知识”误为“指示”，被翻译工作会议举为恶劣译文的典型。
+
+　　（三）乐天宇同志所有上述错误，性质相当恶劣，情节相当严重。它不但有历史根源，屡犯不改，而且在一定范围内与党的政策、方针、路线形成对立。他的这些错误在目前严重地影响了米邱林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和推广，也严重地影响了党的政治威信。追究乐天宇同志的思想根源，主要是十分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因此，他对党是居功自满、骄傲自大，认为对党有功，了不起；对群众是指挥别人、压制别人，只喜欢别人奉承，不喜欢别人批评，并表现有领袖欲望；对工作则计较个人地位，好出风头，想独树一帜，自成一套。这种个人英雄主义与党的集体主义是完全对立的，其实质就是个人利益第一，党的利益第二，或者只有个人的利益，根本没有党的利益。乐天于同志这种错误思想的来源，是和他的小地主家庭出身分不开的，是资产阶级乃至地主阶级剥削思想的一种反映。
+
+　　（四）应该指出：过去中国科学院支部对乐天宇同志的错误采取了一些迁就、姑息的自由主义态度，这是不对的。但是无论过去和现在，党对乐天宇同志都进行过必要的教育与帮助，他的许多错误思想和错误行为所以没有得到纠正，反而在不断向前发展，毫无疑问，必须由他自己负完全的责任。在这次检讨中，乐天宇同志对错误的认识虽比过去有了进步，但还很不深刻。根据这种情况，支部党员大会认为乐天宇同志已经不合于或者不完全合于党所规定的党员八项标准中的第四、五、六等项标准。但为了再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会议一致同意党给予乐天宇同志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只有这样，才有利于达到挽救乐天宇同志和严肃党的纪律的目的。
+
+　　这个决议经上级党委批准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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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7 @@
+#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关于批准开除左洪涛、杨奇党籍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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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洪涛（原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杨奇（原《南方日报》社副社长）是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被党内外群眔揭发出来的受资产阶级思想所腐蚀，已经蜕化了的坏份子。左洪涛的错误是敌我不分，丧失立场；严重的铺张浪费和军阀、官僚作风；一贯对女性的悔辱行为；暗使廖威做生意，违法乱纪，破坏政策，走私漏税。杨奇的错误是利用公款，勾结私商做生意，贪污国家财产三亿元以上；同时又向私商泄露了经济情报。左洪涛、杨奇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为了严肃党的纪律，巩固和纯洁党的组织，密切党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开除左洪涛、杨奇出党，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分局完全同意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上述决定，并将该决定全文在报纸上公布，以教育华南党员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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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南全体党员，必须牢牢记取左洪涛、杨奇两个人蜕化变质的沉重教训。应当深刻认识：腐朽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是如何严重的危害着党，人民和国家的利益。若不严加警惕，即我们受过多年革命锻炼的老干部也可以变成人民利益的叛徒，可以变成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正如《人民日报》3月15日发表的《彻底清除“老资格”的错误观点》一文中所说：“资产阶级的思想就可以完全腐蚀他，以至断送他的光荣的斗争历史，使他身败名裂，成为敌对阶级的一份子。”只有崇高的共产主义思想和全心全意为它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精神，才能鼓舞着我们永远前进；只有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给予我们以无穷的力量，引导我们走向幸福的光明。一切共产党员应当在各种斗争中加强自己思想意识的锻炼，彻底肃清非无产阶级思想，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的实现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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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1952年4月29日《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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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玉珊：批判我的“知识商品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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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学航空系教授、黄玉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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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小时比较穷苦，拼命读书向上爬，弄到官费去日本留学。回国做了几任事之后，就回家乡养老，买田地，盖房屋，租给别人；靠着剥削农民，使家庭经济一天天的上升。实际上在他的手上不知道要染了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而他还时常自认为“白手成家”。因此他便极端的看重金钱，吝啬到一毛不拔；而且自视很高，看不起那些爬得不顺利的人，同情心几乎没有。这些对我的思想都有很大的影响。就由於他剥削得来的比较良好的经济基础，使我比劳动人民有较好的读书环境，读书向上爬得更为顺利。后来我去英美留学了，在这两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又接受了不少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思想。二十三岁便回国当了教授，没有想到自己的一切都是剥削来的，反而养成了强烈的自满和自信的心理。整个说来，由於我的家庭和我所受教育的影响，资产阶级的丑恶腐朽的思想对我的腐蚀甚为严重。下面仅就我的“知识商品化”的思想，做初步的检查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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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学时从现象上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以劳动为商品的办法，人的劳动可以买卖，而人的本身还是比较自由的，便认为这是一种进步的制度，并很快地就接受了。在大学时又念过一门经济学，内容大部分都忘忘了，而留在脑子里印象最深的是由供求关系来决定价值的一套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运用来解释那时的经济现象，满能适用，於是也就牢固地成为自己的思想体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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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伏在我脑子中的这种“劳动商品”“供求价值”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现在我的许多行为上面。解放后最先的表现为想离开南京大学（以下简称南大）航空系。当时对人民航空事业的发展，估计得很不够。认为短期内将不会需要多少航空人才，“求”既减少，价值自会降低，因此有改行的意思。又基於商品观念，以为可以自由选择市场或买主。当东北和华北有几个学校有意来拉我去时，自己根本就没有从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来考虑问题，仅从价值来看，把自己看成商品，待价而沽，几次想离开南大。后来没有走成，主要地还是从个人打算的结果，直到爱人在南京有了工作，情绪才安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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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不想离开南大了，但从同一个思想出发，又发展成要求加薪的思想。当时认为同样的工作，同样的商品就应该有同样的价值，要求“同工同酬”，看到沪杭各大学教师的待遇远比南大为高，又看到本市有些科学研究机关的薪给也比我们好些，一种专门向高处比的思想便大大抬头了。后来，薪水虽然调整了几次，但总还不能达到自己所希望的标准，於是我的“商品”思想最后就表现到工作不积极。歪曲成地唱出“各取所能，各尽所值”的怪论。以为既然只“值”多少，那末就只“尽”多少吧！虽然比较空闲，但对自己认为是额外的工作任务，都极力推脱不干。因此同学要求加开一班飞机结构，也藉要思想改造，时间上忙不过来，不肯多开。其实自己想：我已经开了三门课，够学校的要求了。多出时间来宁可自己念念俄文。好替自己的“知识”多囤积一点资本，来换取更高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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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由於“知识商品”的思想，在教学上就常有抬高自己，排斥别人的论调。譬如在教飞机结构学时，常强调结构学所研究讨论的是飞机上主要结构。虽然所占的比重不大，但如果发生毁坏，就会影响整个飞机的安全。我就用这一类的话来促使同学重视我所教的课程。往往使同学耗费过多的学时在这几门课上，影响了整个教学计划。这种“商品”思想表现在教学上又成为一种专门炫耀自己不负责任的教学方法。我讲课时不注意如何使同学搞懂，使同学学了有用；而注意如何讲得巧妙，显示自己能耐，使同学听得欣赏钦佩。结果许多同学在听课时觉得津津有味，但等到下课以后，却感觉茫茫然了。这种贻害青年的教学方法，和那些江湖医生又有什么不同呢？
+
+　　我的“劳动商品”的资产阶级思想，不仅控制了自己的许多行动，像上面所表现的，而且还拿来向同志们进攻。有许多同志要辞职他去，来和我商量时，我就常以这一套谬论来帮助分析。在公开的和私人的场合上，我也时常发表对薪水的不平言论，影响了一些同志们的工作情绪。更进一步的进攻，就是鼓励系里同志到外面去兼课，间接影响了我系的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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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劳动商品”的看法，实际上就是自私自利的个人打算。严重的个人打算还表现在许多事实上面。像因为互助金数目太少，手续太麻烦，对自己毫无“利益”，就不肯参加经济互助。再如恐怕学习后，工作加多，责任加重，对自己会不“利”，因此就不肯好好地学习，影响了自己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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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以有“劳动商品”的错误看法，主要还是自己没有工人阶级的立场，让一些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腐蚀着自己。解放后在政治方面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没有好好地学习，没有正确地认识劳动的意义；没有认识到薪给仅仅是工作的条件，不是劳动的目的。由於这种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的理论就牢牢地束缚着我，这两三年直接和间接使人民的教育事业蒙受损失，使航空系的发展和进步遭受影响，自己很感到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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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思想改造学习没有开始以前，我初步将上面的一套丑恶思想检查出来，但不能进一步的分析批判。对这种资产阶级思想的危害性认识不够，尤其对自己的阶级出身基本上认识错误。因此检查出来，还不过是拿出给人家看看，自己对自己不能痛恨。虽然原先是想在检查以后不要再犯这种错误，但就由於痛恨不够，挖根不深，就没有能够站稳。在思想改造学习中，这种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老毛病，竟一发再发，很影响了我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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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学习和同志们的帮助，使我对我父亲的所谓“白手成家”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他的“成家”完全是靠的剥削。从前一种以为自己是完全靠自己能力的想法便根本发生动摇了。我的“商品”思想实际上就是把从人民身上剥削来的东西，再拿来向人民讨价还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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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旧社会里，一切以个人为前提；但从新的道德观点来看，一切应当以社会为前提。因此劳动和知识决不应该用来做追求个人名利的工具，而是应当用来改造整个社会，使整个人类都能过着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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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我受了自己阶级认识的限制，社会环境的影响，处处只看见自己，看不见人民大众，感谢共产党对我们知识分子不断地教育和改造，才认识到过去那样鼠目寸光，使人民的教育事业受到严重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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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才认识到一个人的才智，比起群众智慧来，简直渺小得可怜。也认识到一个人的荣誉，应该看他对祖国对人民的贡献，应该看他对推动社会进步所做的努力。从这两点来讲，我只有自感惭愧，虚心学习，首先要克服自高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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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参加了一次南京少年队的科学小组座谈会。听他们说为了祖国为了人民要把科学搞好。又说都由於大家合力搞，才能有些成就。还有一位去过苏联的队员介绍她在苏联的经验，丝毫没有一—点骄傲的样子。我在那里坐了一个钟头，简直好像上一堂大课。实在惭愧得很，他们还称我们是“前辈科学家”，但自己看看，我搞的科学，完全是为了自己，完全是一个人独自搞，对人民祖国毫无益处，在群众面前根本一文不值。我觉得应该向小朋友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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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才明白我过去的思想作风，完全是受剥削意识的主宰，使我看到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损失，而其危害性会影响到同学，影响到航空系的教育工作，影响到祖国的建设事业。自己很感痛心，深切地感到对不起祖国，对不起人民，不配做一个人民的教师。也感到愤恨，恨旧阶级旧社会把我造成为一个不顾祖国人民，极端个人主义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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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改造学习中，由於我受旧思想的毒害太深，进步得很有限。我要争取在党和同志的教育和帮助下，继续不断地好好地学习、批判。为建立起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工人阶级思想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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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原载一九五二年四月二日南京《新华日报》，本文在编入前，原文经作者修改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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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玉珊：批判我的“知识商品化”和自高自大的思想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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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学航空系教授　黄玉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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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小时很穷苦，是一个白手成家的人，因此，晚年极端的看重金钱和自视甚高，这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后来我去英美留学，在这两个老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更吸收了不少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思想。回国后因为23岁就当了教授，又养成了自满和自信的心理。因此资产阶级的思想对我的腐蚀最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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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学时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以劳动为商品的办法，人的劳动可以买卖，而人的本身还是比较自由的，便认为这是一种进步的制度，并很快地就接受了。在大学时又念过一门经济学，内容大部分都忘记了，而留在脑子里印象最深的是由供求关系来决定价值的一套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运用来解释那时的经济现象，满能适用，于是也就牢固地成为自己的思想体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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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伏在我脑子中的这种“劳动商品”“供求价值”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现在我的许多行为上面。解放后最先的表现为想离开南京大学航空系。当时对人民航空事业的发展，估计得很不够。认为短期内将不会需要多少航空人才。“求”既减少，价值自会降低，因此有改行的意思。又基于商品观念，以为可以自由选择市场或买主。当东北和华北有几个学校有意来拉我去时，自己根本就没有从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来考虑问题，仅从价值来看，把自己看成商品，待价而沽，几次想离开南大。后来没有走成，主要地还是从个人打算的结果。直到爱人在南京有了工作，情绪才安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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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不想离开南大了，但从同一个思想出发，又发展成要求加薪的思想。当时认为同样的工作，同样的商品就应该有同样的价值，要求“同工同酬”。看到沪杭各大学教师的待遇远比南大为高，又看到本市有些科学研究机关的薪给也比我们好些，一种专门向高处比的思想便大大抬头了。后来，薪水虽然调整了几次，但总还不能达到自己所希望的标准，于是我的“商品”思想最后就表现到工作不积极。把“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社会主义思想，歪曲成“各取所能，各尽所值”的怪论。以为既然只“值”多少，那末就只“尽”多少吧！虽然比较空闲，但对自己认为是额外的工作任务，都极力推脱不干。因此同学要求加开一班飞机结构，也藉口要思想改造，时间上忙不过来，不肯多开。其实自己想：我已经开了3门课，够学校的要求了。多出时间来宁可自己念念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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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劳动商品”的资产阶级思想，不仅控制了自己的许多行动，像上面所表现的，而且还拿来向同志们进攻。有许多同志要辞职他去，来和我商量时，我就常以这一套谬论来帮助分析。在公开的和私人的场合上，我也时常发表对薪水的不平言论，影响了一些同志们的工作情绪。更进一步的进攻，就是鼓励系里同志到外面去兼课，间接影响了我系的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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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劳动商品”的看法实际上就是自私自利的个人打算。严重的个人打算还表现在许多事实上面。像因为互助金数目太少，手续太麻烦，对自己毫无“利益”，就不肯参加经济互助。再如恐怕学习后，工作加多，责任加重，对自己不“利”就不肯好好地学习，影响了自己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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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由于自高自大，自以为是才智之士，因此总希望高人一等。我的自高自大最突出的表现为爱指挥别人，愿意由自己出主意，而让别人去卖力气。从我在系里的举动上，也最容易看到自己的自高自大了。我在系里常主张尊“王”，说大家应当尊重系主任谢安祐先生的领导。我不重视助教和工人同志的意见，没有好好地帮助谢先生，而常高高在上，自以为是，压迫群众去接受领导的意见。而实际上我是一面尊“王”一面称“霸”。系里面首先不尊重谢先生意见的常常就是我自己。甚至我还时常“拆台”，使系里发生许多困难。在教学方面我也表现着严重的自高自大。有一次小考，许多同学考得不好，我没有想到自己不够负责，反而不能令人心服地和同学辩说：“不是我教得不好，是你们的基础太差。”我常常摆大教授派头，对一些程度比较差的同学照顾得十分不够。往往一班学生在开始听我课时程度还相当平均，但是由于我照顾上的偏颇，使得好的更好，坏的愈坏，最后就变成高低悬殊了。
+
+　　由于我的自高自大，卖弄才智，在工作作风上就表现成虚伪欺诈。我不满意谢先生的老老实实的作风，说他尽向内挤，自己吃苦。主张应该多向外挤，使自己舒服一些。我在作风里又常喜欢用“塞相眼，蹩马脚”的手腕，迫使人家就范。在同学们有意见和请求时，我不耐烦去细心解释，而用些自以为巧妙的计策来应付和搪塞，往往仅把同学们辩倒，而没有真正使他们心服，并没有真正地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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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以有“劳动商品”的错误看法，主要还是自己没有工人阶级的立场，让一些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腐蚀着自己。解放后在政治方面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没有好好地学习，没有正确地认识劳动的意义；没有认识到薪给仅仅是工作的条件，不是劳动的目的；没有体会到群众的智慧和伟大；更没有认清自己所谓一套才智，在群众面前根本一文不值。由于自己的自私自利和自高自大，和这种资产阶级的理论就牢牢地结合起来，不肯摆脱掉。回想这两三年由于服务观念和工作作风上的不正确，直接和间接使人民的教育事业蒙受损失，使航空系的发展和进步遭受影响，自己很感到痛心，深切地感到对不起祖国、对不起人民，不配做一个人民的教师。
+
+　　感谢毛主席的英明号召，使我有获得思想改造的机会，我要争取在党和同志们的教育和帮助下，在这一次思想改造中，好好地学习，批判错误的丑恶的旧思想作风，为建立起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工人阶级思想而努力。
+
+　　（原载1952年4月2日南京新华日报）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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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靳自重：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我
+
+　　<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　靳自重>
+
+　　我本出身贫苦家庭，但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加上两次出国，因而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型的、腐朽的知识分子，言之痛心！
+
+　　（一）钻营出国。我自幼小读书，完全是为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为了将来能赚很多的钱。在中学读书，虽然是很艰苦，但看到大学毕业比中学毕业赚的钱多，所以一心一意地想进大学。大学毕业后，1933年被派到北京燕京大学作物改良试验场工作，从此我在生活方面开始追求美国的生活方式。我看到自己是土生土长的，不够神气，非镀金不能扬眉吐气，所以更进一步追逐留学的机会，好往上爬。1936年春伪山东省教育厅举行留学考试，我一方面报名办手续，钻门路，托人向伪教育厅介绍，一方面研究谁可能出题目，他的喜好如何，好在回答问题时，投其所好。我考取了，达到去欧洲留学的愿望。
+
+　　我从欧洲回来，就在成都金大教书。那时候，更是追求美国生活方式，生活很铺张，时时玩桥牌，开跳舞会，因而造成入不敷出。最后就想到进一步去美国，这样可以名利双收，所以正当国内抗日战争达到高潮的时候，便不顾一切的准备携带全家赴美，一去不返。我就拿我发表的不切合实际的论文作为资本，写信到美国找工作，当哈佛大学及加洲大学回信要我去的时候，我喜出望外，到处宣扬，以为我有了光辉的前途。我就托人进行办护照，我托一个以前留法的同学、反动分子赵俊欣帮忙，办到我自己和家眷的护照，美帝国主义驻蒋家小朝廷的大使馆也允许签证。我就带着反动分子章之汶致高秉坊和杭立武的介绍信，到重庆去活动飞机票和外汇。
+
+　　飞到印度以后，去孟买等船，当时乘船须先取得优先证，我又借同学张季高的关系托他的亲戚——当时反动派驻德里的领事薛某帮忙，也曾写信给曾在金大教书并参加调查白银的美帝国主义分子路易士帮助。这样我就得到了优先证，但同住在一个旅馆的很多妇孺，都等候半年以上，不能成行。当我们离开所住的旅馆的时候，我不以我这种丑恶的活动为耻，反以为荣。
+
+　　（此种丑恶的思想作风对于我的影响很大，毒害很深，我自从担任系行政开始，就靠在外面拉关系，为学生谋出路，搞研究费，并曾接受伪农林部的研究津贴来维持研究工作。解放以后，此种作风未改，当中央农业部、华东农林部首长过宁来校参观时，我时常想用请客来拉关系，并介绍与各系负责同志认识。我表面上说是为了农学院，事实上是为了自己。我这样作，一方面可以向同人同学夸耀和某某首长很熟，另一方面希望他们对我有个好印象，说我几句好话。）
+
+　　我先以为我所追求的是名利，事实上求名是求利的一种手段，我素来以为自己是清高的、超政治的，而且痛恨反动政府，特别是战犯孔祥熙，但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我还是去投靠他们，我跑到伪财政部去找高秉坊，也去过特务机关的伪政治部，当我得到我所希望的利益时，我不再痛恨他们了，占据了我的心头的不再是痛恨而是感激。这种丑恶行为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想到美国去。从美国所得到的又是什么呢？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美国的生活方式。我素来标榜爱国，检查一下，我是不是爱国呢？当中国生死存亡千钧一发之际，当贵阳吃紧，重庆人心恐慌之时，我天天所忧虑的是怕重庆失守走不掉。当我坐上了飞机，凌空而上，我心中想：“这个国快要亡了，我很荣幸，因为我离开了这个将亡的国家。特别荣幸的是，在重庆失守以前离开了。”这种自私自利思想的高度发展，竟使我丧失民族气节，甘愿到外国去准备作亡国奴、作“白华”，言念及此悲痛万分。
+
+　　我素来很自负，很骄傲，很自高自大；因为我读书大部分是靠自己刻苦奋斗，才有今日。我再详细检查，这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还有很丑恶的事实，在中学时代，有许多同学比我聪明，在大学也有很多同学比我成绩好，为什么我有特别的机会往上爬呢？主要的原因是：我会钻营，有很多丑恶的事情，别人不肯作，而我去作了，非常可耻！
+
+　　（二）享乐至上，唯利是图。我追求美国生活方式，是在北京作事的时候开始的。当我到了巴黎，看到了花花世界，曾经去过下流舞剧院和跳舞场。酒馆和咖啡店我也时常去。到了英国以后，虽没有去过下流地方，但由于参加教授们的鸡尾酒会和舞会，很羡慕那种生活方式。当我回国后，在成都时，也时时追求美国腐朽的生活方式，以会玩桥牌会跳舞为荣耀。我去美国，道经印度，在孟买等船，更是挥霍，时常大吃大喝，生活很腐化。
+
+　　在美国的时候，生活也很铺张浪费。我旅行坐火车都是坐卧车，而且坐卧车上的单房间，表示阔气。上街时要坐汽车，看到比较朴素的中国留学生，还说他们寒酸。
+
+　　我回国以后，住在平仓巷4号，单住一座花园洋房，得意洋洋。时常与美帝国主义分子来往，美国大使馆有一个女职员是和我同船来的，常开汽车来接我一同出去玩，有时候下了车找地方休息，很多同胞围起来看，我很得意。我的亲戚朋友有时候也坐汽车来看我，汽车停在门外，自己觉得很神气，这就表示我对那种腐朽生活是极端羡慕的。
+
+　　正是因为生活腐朽，铺张浪费，所以一切唯利是图。在我从美国返国之前，本不打算回来的，并且曾向各方活动找工作，但后来与国内朋友商量还是决定回来，理由是：（1）当时在美国找薪金高的工作不容易，因为参加战时工作的人员都已回到岗位，但薪金少了，又不能维持腐朽的生活。（2）当时手中还有点积蓄，可以在返国后贴补生活。（3）当时返国国内学校可供给旅费，怕机会错过了，拿不到旅费。（4）当时想早日回国，可以抢较好的位置，回国晚了，好的位置都让别人抢去了。
+
+　　我本答应去北京大学农学院的，后来因为北大只给我600美元作旅费，名义和薪金也都没有明确起来。那时反动分子章之汶正在美国，他答应给我1000元作旅费，教授名义当然没有问题，更考虑到从上海到南京比从上海到北京近，旅费用的少，这样一盘算，就决定回国，而且回到南京。所以，我回来并非为了母校，更不是为了祖国，完全是为了自私自利的目的。
+
+　　为了返国仍然可以享受腐朽的生活，我更进一步设法赚钱，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打算订购汽车带回来，但买不到，所以就买了电冰箱、缝衣机、打字机、衣服、衣料，准备回来卖。回国后就托人兜生意，卖东西，而且都讲要美钞。这都是剥削人的行为，我得到美钞以后，就一天到晚盼着美钞涨价，毫不考虑由于货币贬值，广大劳动人民所受到的痛苦。
+
+　　1948年夏我把冰箱卖掉了，得到美钞820元，1949年春会计处收购美钞，当时美钞价高，美汇价低，我便利用机会用美钞825元换了美汇1000元，这完全是暴利思想所驱使的。
+
+　　这种享乐至上、唯利是图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投机取巧、贪污腐化。一切只为个人利益打算，为了满足个人的利益，可以牺牲人民利益，以至于丧失民族立场。
+
+　　（三）一切商品化。由于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作祟，我把自己当作商品。我读书，由小学、中学而大学最后留学外国，完全是为了抬高身价，好待善价而沽。我作事的时候也很计较待遇，当我初从英国返国，到了成都的时候，听说新聘教员可以领几十元的旅费津贴，但是当我去要的时候，反动分子章之汶说：“很不巧，已经取消了。”我很感觉不愉快，很久我不和他讲话。
+
+　　为了计较待遇，在成都和南京，我几次要想离开金大。到了解放以后我还想脱离金大到北京去工作，后来因为北京方面供给的房子不好，由于自私的观点，所以没有去。
+
+　　我把知识也当作商品。我在高中临毕业之前，忧虑不能升学，便学了半年的英文打字，准备万一不能升学，可以到洋行里去替洋人服务。为了多赚钱，替帝国主义服务，丧失民族立场也在所不惜。
+
+　　我出国本应该学农业化学，但到了外国以后，朋友劝我学细胞学。他们说细胞学是冷门，国内学这门的人比较少，物以稀为贵。所以我学细胞学完全是为了投机取巧，并未考虑到人民的需要。回国以后，我照样把一套不切实际的洋教条，出卖给学生。我还对学生夸说细胞学的重要，对于背洋教条好的学生我就特别喜欢他们，鼓励他们，这样可以招徕更多“识货”的主顾；对于成绩较差的同学，反不去照顾。
+
+　　研究工作是为了写文章作为资本，对教学工作反而感觉是一种负担。研究的内容更是追求时髦，卖弄玄虚，脱离实际。1950年夏季有一位种籽公司的同志在镇江附近收购二九○五号小麦，由于环境的差异麦穗及种籽发育不同。因为有两种颜色的种籽，他不能分辨真伪，把标本寄给我，要我替他解决，当时我竟无法分辨。我自以为小麦专家，但自己系里改良的二九○五号小麦，都不能明确认识，真是惭愧万分。
+
+　　我的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使我轻视劳动人民，不能向劳动人民学习，所以有很多宝贵的劳动经验，我没有好好的学习研究，反而贩卖洋教条，对于人民毫无贡献。
+
+　　我特别重视技术，忽视政治领导业务的重要性。我时常对学生和助教强调技术对于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告诉他们：只要有技术不愁无人光顾。农业系同人受我的影响最深，所以农艺系的助教对于工会的工作积极性不够。
+
+　　我的本位主义也是很严重的，我担任系行政，有系本位主义，一切为了农艺系去争，争教授，争助教，争设备，在系里面我有个人本位主义。我主持的细胞研究室里的玻片及药品存的足够5年用的，但别人有急需时，我没有主动地让别人用。当我担任院行政的时候，我更有浓厚的院本位主义，如农艺试验场本属农艺系管，反动分子章之汶为了安置私人把它改归院长室直辖，我作农艺系主任的时候很表示不满意，但当我到了院长室以后，我不再表示反对了。这就表示我完全是从自私占有出发，把一切当作我的资本。1950年夏，为了农学院添聘教授，我曾经在校委会里争吵，严重地影响了团结。我希望多争教授，最好是有博士头衔的，好撑场面。更喜欢争设备，最好是“来路货”摆起好看，以广招徕，学生多了我又可以用学生作资本争教员、争设备，把学校完全当作学店。
+
+　　我们的研究工作和教学方针本应该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一切应该服从整个祖国的利益。但我凡事只从个人利益出发，把自己的知识，甚至于学校当作追求个人利益的资本，不积极为国家培养热爱祖国的干部，却为自己造就宗派。不团结群众一致为人民服务，却专门勾心斗角，排挤倾轧，使自己出头，对于革命事业的危害性是不堪设想的。
+
+　　我深深地痛恨以往丑恶的行为，我如果不把尾巴割掉，就不配站在革命队伍里，我迫切地要求思想改造，恳切地希望同志们帮助我、教育我，对我提意见。最后，我万分地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给我这个改造的机会。
+
+　　（此检讨载于1952年4月2日上海解放日报）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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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鹰: 我认识了自己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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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工系系主任、傅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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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受了美帝国主义的欺骗，我曾对美帝国主义有过幻想。这从我去美国和回国到北京大学工学院时的心情，就可以看出来。现在想来，我是一个多么可卑可恨的人。一九四四年底我逃出蒋匪帮的统治去美国了。离开重庆时，我想着这次脱离了黑暗，走向了“光明”。我看见当时美国也和日本作战，就拿它当作中国的朋友。到了米西干大学，我的老师巴特尔待我极其殷勤，我心里便非常感激。我不知道他正在用一些小恩小惠来拉拢我，来收买我的感情，好忠心为他服务。他介绍我到一个美国兄弟会中去住，我心里觉得很骄傲，认为我不是一个平凡的中国人。我不知道这正是巴特尔的深思远虑。我帮他指导过五个研究生，直到一年前我还把这件事当作一件很光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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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九年初，我曾经一度想借研究的成绩取得美国大学教授的地位。那时我不知道中国能否很快统一，回国后是否能继续作研究，以追求我一生唯一的愿望：凭自己的研究成绩在学术界占个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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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九年有几个朋友写信来劝我回国，我经过许多的思想斗争，才回到祖国来。在归程中，我一方面以怀疑不定的心情惦念祖国，一方面又以不舍的情绪留恋美国。当某先生约我在北京大学化学系工作时，我并不感到兴奋，我只想到自己的研究以及由研究而来的所谓学术界的地位和光荣。我想北京大学化学系的设备，不如米西干大学，研究生的程度未必能比得上米西干，这对于我的前途只会坏不会好的。我认为只有在学术上的贡献才是有价值的，只有学术界权威的地位才是光荣的。我不懂得学术上的贡献有无价值，完全决定于是否对于祖国有用处。当我到了北京大学工学院时，情绪远不如走进米西干大学化学馆时那么热烈。看见我们的实验室设备远不如我所念念不忘的米西干，在短期间不能进行研究，我因此而感觉到十分失望。我到校的第一天，就想如何才能离开北京大学工学院；而在米西干时却只恐怕离开。我这样的“作客思想”严重地影响了化工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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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被巴特尔的小恩小惠所笼络，又因为在五年中在美国发表了十篇论文，使我在学术界向上爬了一步，因此我就对美帝国主义发生了感情，念念不忘，而很少想到它是我们的死对头。如去年在迎新会上，我竟以系主任的资格错误地宣传米西干的化工系如何如何好，我们的化工系如何如何不好。因此打击了二年级同学的情绪，他们纷纷要求转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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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崇美思想不但使我变成了敌我不分的肉喇叭，不断地向同仁同学散布毒素，也使我在学校行政工作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例如我崇拜美帝国主义的“天才教育”理论，使某些同学产生了自卑感，学习情绪降低；又如我从美国带回来的拜金思想，使我想法多要经费，因而助长了浪费。中国有一种人叫“高等华人”，他们虽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骨子里却充满了欧美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对美帝国主义的感情，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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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控诉美帝国主义。巴特尔利用我求名的愿望，施一些小恩小惠，使我为美帝国主义忠心耿耿地服务了五年。他不仅买了我的劳力，还买了我的感情。我不分冬夏，整天工作，废寝忘食地为他制造论文。我为美帝国主义训练了五、六个高级人材，他们现正在做危害我们祖国的事。我被祖国人民养活了几十年，不但不能捍卫祖国，反而直接间接帮助了敌人。这是巴特尔以小恩小惠将我变成了美帝国主义的奴隶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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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年我回到祖国，受到祖国人民的优待，祖国对于我的感情是如何热烈，对我的希望是如何的殷切，而我却不但对于祖国毫无贡献，反而在学校中作了美帝国主义的义务宣传员，替美帝国主义散布毒素来害我们祖国最宝贵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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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末，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教育给我一些什么思想影响呢？我对于民主的见解完全是英美资产阶级的观点。我认为一个民主的政体必须有两个政党，互相反对，互相监视。回国后看见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反对党，就觉得这不是民主而是专制。在选举北京市的市长及市人民政府委员时，最后的候选人名单上的人数和委员数目一样，那时我就觉得既然是选举，候选人的人数就不应当和委员人数一样，否则就不能运用我的选举权了。因此我感到失望。而不知道这种先行详细讨论，然后决定候选人，正是表示对人民负责，这才是真正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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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我对于英美政党及国民党的认识，从前我总以为“党是为某一个集团谋利益的组织”。这种见解对于资产阶级政党是完全适用的。但是我的最严重错误是认为“共产党也是如此”。我不认识共产党所代表的是工人阶级的利益，也即是全国人民的利益。回国后见着祖国建设的许多伟大成绩，我当然承认共产党是好的政党，但不敢相信共产党就能够永远这们好，因此就发生了“历史看百年”的谬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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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国后我想：人民政府对于像我这样的人采取容忍的态度，是因为共产党的技术人材不够，等到共产党技术人材多了，我就要被淘汰了。因此必须将自己当作政府的雇员，若是别处有比北京大学更合乎我的兴趣的事情，我就到那里去。我总是以第三者自居，等着淘汰。有了这种心情，自然态度消极，对于人民政府总是冷眼旁观；同时遇到不合乎我的理想之事时，就发几句牢骚。现在，我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我完全不理解人民政府爱护和关心技术人员的心意。我所以工作消极，对人民政府冷眼旁观，是由于我缺乏主人翁的观念，是由于我缺乏人民教师应该具有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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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反”运动开始时，我想学校中搞“三反”，除了给我增加麻烦外，没有其他什么作用，因此我对“三反”运动一直不积极。一直到看见工学院的浪费展览时，才吓醒了，才知道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能够造成多么大的恶果。到了检讨自己的腐朽思想时，才进一步了解了这个运动的意义。经过同志们的帮助，我在准备第二次检讨时又发现在我心底深处藏了许多见不得人的思想，到现在我才彻底明了了这个运动的意义，才体会到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才能真正地展开和领导这个运动。在“三反”运动中，我照见了我自己的真面目。我体会了革命的友爱，同志们的真挚感情，使我深深体会到作一个人民教师是光荣的。我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在这个伟大的运动中，将我带出地狱，见到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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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1952年4月5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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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嘉锡：检查我的买办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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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大学副教务长　卢嘉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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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主导思想是个人英雄的名位思想和超政治、超阶级的买办思想——前者使我争取出人头地，争取更高名位；后者使我看不出科学工作、教育工作的阶级性，看不出超政治、超阶级的纯技术观点是资产阶级腐蚀科学工作者的最阴险的毒素，看不出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学术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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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位思想是爬在人民头上的思想，我在求学时拼命钻书本，以为书念得好，学术搞得好，便可以出人头地，因此我在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便开始做留学梦。1937年到英国伦敦大学念书，开始直接地接受资本主义教育。在英国留了两年学，便转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念构造化学。公费一共3年，论理我在1940年便应该回国，可是当时我的导师波林教授向我提出小恩小惠的诱惑，我认为这是回国后争取名位的本钱，就答应留下去，一留又多留了5年半，当中有一年（1944年2月到1945年3月）到华盛顿参加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玛丽兰州研究工作。1944年我在华盛顿看到了萨本栋校长，他约我回国后要回母校任教，后来他向伪教育部辞职，因此我回母校的约言也无履行的必要。当时我在美国最崇拜的两位校长，一位是萨本栋，另外一位是浙大校长竺可桢，所以当浙大向我接洽时，我受了名利思想所支配，答应就浙大系主任的聘。回国以后，到过浙大，认为那边的化学系规模虽然比厦大大一倍，不过有两个实力坚强的派系明争暗斗，我做系主任是耍不过那两个派系的，结果我的个人英雄的名利思想支配我回到厦大来。但是由于个人英雄意识而自高自大的我，认为脑袋里装满着自以为是相当崭新、相当深奥的构造化学理论，在这样自欺欺人的“构造化学专家”招牌领导下的化学系，我一心一意的要把他提高到业务水平可以向清华、北大和英美标准正规大学看齐的地步，提高到成为华南物理化学的中心。针对这个目标，我一向以“状元”老师自居，进行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的“天才教育”。一面以家长自居，培养落后保守阻碍进步的小圈子，另一方面进而再通过校友会树立和加强厦大宗派的观念，来进一步争取更高名利的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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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从封建家庭出身的，在厦大受了4年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教育，后来又受了差不多8年半的英美国的资本主义教育，直接间接地被资产阶级思想所腐蚀，把我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学术买办——思想上我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是超政治、超阶级的自鸣清高，行动上我挂了一个科学家的洋招牌，宣扬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文明，把在英美学到一套玄虚理论，无原则、无选择地来拍卖，做一个买办式的教书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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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教学上用的是英文课本、英文笔记、英文参考书，讲的是英文名词、英美两国的资源和建设，编的是英文讲义，出的是英文题目，有时候甚至狂妄的讲上接连几句英文，有一次还想编写一本英文的普通化学。解放后，转念头要用中文，改编中文笔记，倒用没有统一标准的译名做藉口，立刻强调客观上的困难，主观上也绝对没有想到如何努力去克服这个困难，这不是荒谬绝伦吗？再说仪器吧，每次看到同学打破新买来的国货烧杯，我总是长吁短叹的认为国货到底不如洋货，是的，我的脑海里的确是深印着比祖国的硬质玻璃又硬又经用的美国派勒斯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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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受到相当长期的资产阶级教育，我一直认为科学工作是超政治、超阶级的，我也一直没有认识到教育工作也是一个政治任务，我把我自己麻醉在超政治、超阶级的纯技术观点里，反把政治性任务当作装饰门面。我把同学培养成人民中国不需要的学术买办，培养从唯心观点出发的学术买办，甚至于把初级程度的买办，送到国外去训练成高级程度的买办，训练成帝国主义者的帮凶——程炳耀、朱治两先生便是在我的超政治、超阶级的买办思想领导下做帮凶的。我的这种思想，只能培养买办，只能培养出一批和新民主主义文教政策背道而驰的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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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提过的，我曾参加过美国的炸药方面国防研究室工作，当时我认为美国是我们的盟国，没有认识到它的反动侵略本质，而且参加国防工作可以逃避兵役，又可以多些收入，丝毫没有联系到可能影响我们国防的危害。回国以后，我认为有保密的责任，始终没有把这些研究工作的基本结果交给任何人。解放后，我因受资产阶级的毒素太深了，没有体会到人民政府是代表我们的政权，因此没有把这些结果交给科学院，这是完全丧失民族立场的，可能美国侵略者已经利用我的研究结果，在朝鲜战场上破坏朝鲜和平人民的财产，破坏我们志愿军的物资了。“三反”运动唤醒了我，使我认清了我的严重错误，我真痛恨自己被买办思想腐蚀到丧失民族立场的地步，我决心清除我的买办思想，重新建立我的民族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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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稿是卢嘉锡“‘三反’检查”中的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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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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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培源：批判我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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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教务长、周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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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三反运动，使我有勇气正视我过去所犯的严重错误。我一向利用「专家」、「学者」的地位往上爬，做了反动政府的点缀品，甚至发展到替反动政府做义务宣传。我的崇美、亲美思想，使我在抗日战争的时期，丧失了民族立场，投到美帝国主义的怀抱里去；在科学技术上，成为美帝国主义者侵略世界和平人民的帮凶工具。三反运动使我认识到，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给我的毒害，竟使我在解放后一段很长的时间内，还轻视党在文教政策上的领导，严重地妨碍了学校的改革和进步，替人民带来了莫大的损失。我愿意撕下我的假面具，暴露我的丑恶面貌，在群众面前承认我的错误，批判我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清洗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给我的遗毒，下决心重新做人。
+
+　　我生长在苏南农村中的一个地主家庭里，农民劳动所创造来的果实，供给我一直到清华学校毕业。我在一九一九年秋天进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那时候的清华学生绝大部份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军阀、地主和洋行买办的子弟。美帝国主义者通过满清政府成立学校的目的，是在整批地培养崇美、亲美、恐美分子和训练出一批为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在清华学校的五年准备，已经使我在思想上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俘虏，甘心前往美国接受美国的「文明」，并在「学成」返国之后愿为传播美帝国主义的思想毒素而努力。
+
+　　在留美之前，因为在清华学校里的数学、物理班上，能够解算几个需要比较长时间思考的习题，我替我自己找到了一条出路，决定到了美国之后选习理论物理，追求做一个「国际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冷门，我学了之后回国来不但可以向人吹嘘，还可以唬人；可以很容易爬到别人头上去。在美国，我又学会了圆滑的手腕，和只讲表面不求实际的作风。我的自高自大目中无人的态度也进一步的发展了。
+
+　　我第一次在美国的四年内，所见到的只是它表面上的高楼、汽车和剥削阶级荒淫无恥的挥霍生活，而没有看到劳动人民被垄断资本家压迫的悲惨的一面。我不能了解剥削阶级的所以能够挥霍，是由于他们榨取了和窃夺了美国广大人民的劳动果实。我也在报纸上见到过帝国主义分子虐待和屠杀黑人的事情，但是我看不到制造民族之间的仇恨是帝国主义分子一贯压迫人民的政策。我曲解：屠杀黑人是一小部分坏的白人所干的事，美国「好」的白人也是反对屠杀黑人的。因此我错误地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还是「好」的，人民有言论「自由」的。美国的报纸上不是可以登载批评总统的文字吗？我当时决没有看透；美国的总统和所谓政府官员，只不过是垄断资本家的奴才；报纸上的争吵，只不过是一个统治集团谩骂另一个统治集团的丑态的表演而已。总而言之，我在一九二九年返国回到清华教书的时候，我的全身充满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毒菌。我是一个丧失了民族自尊心的美帝国主义文化教育贩子，回国来准备毒害中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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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国以后就按照改良主义的观点，发明了一套唯心的公式来欺骗我自己和别人。我说：要中国富强，一定要把中国工业化；工业化必需有工程，而工程的基础是纯粹科学。所以我错误地认为发展纯粹科学，是富国强兵最基本的工作。由于我出身于剥削阶级，受的又是一套帝国主义国家的教育，使我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因此，我看不到人民大众的创造性，看不见社会前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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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开始武装侵略东北之后，中国共产党树起了抗日的大旗，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伟大号召获得了全国青年学生的响应，掀起了全国各地像风起云湧的救亡运动。我那时候看不到人民的力量，而只想到我国没有飞机大炮如何可以抵得住有近代配备的日本军队的进攻？我在那个时期，劝同学们去努力学习「科学」与「技术」，准备把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的国家，有了充分的现代化武器，然后再来抵抗日本的侵略。我那时不但看不见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环节之一，我反而认为共产党是用了抗日的口号来「夺取」政权。我当时错误地想：共产党没有飞机大炮如何可以抗日？我决没有认识到，共产党是人民的党，党代表了全中国人民说出要求抗日的意志，我的唯武器论是受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所发出的谬论。我附和「先工业化后抗日」的主张，是完全替反动派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作辩护，做了反动派的传声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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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暴露在抗日战争前夜我在清华所做的两件危害人民解放事业的事。）
+
+　　第一件事，是说明我如何用纯业务观点，来模糊青年学生的斗争意志。那时我看见在物理系我认为业务很好的同学参加救亡运动，我很不愿意。我向他们宣传「科学救国」的反动思想，并说：「罢课游行会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吗？还是安心读书，去学习制造飞机大炮的方法吧！」我这样极力阻止他们，是要他们走我的道路，要他们通过科学技术去为个人可恥的打算而向上爬。使同学脱离政治，脱离实际。当时的物理系同学，受到我的毒害的有很多。我这种行为，事实上已经堕落到完全为反动派服务了。
+
+　　第二件事，是我利用清华教授会来打击「一二·九」的学生运动。在「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这学期，我正是被选作教授会的书记。我当时在思想上是反对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我认为「游行罢课徒然耗费学生的学业，妨碍国家的工业化」。在一次教授会集会时，我阻止了要进入会场来向教授先生们请愿的学生代表，而引起了会场外同学的愤怒。我这种行为不仅破坏了师生之间的团结，也助长了学校内部反动派特务分子的气焰，使他们有机可乘地来破坏学生运动，危害革命工作。还是我不可饶恕的罪行。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使我一心要想通过「国际学者」的道路往上爬，使我埋头在数字公式里找出路。我不仅劝告青年学生不要去革命，更盲目地打击学生运动，给人民解放事业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现在回想起来，我对不起当时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学们，我也对不起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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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起，我的崇美、亲美思想达到了行动的阶段。抗战一开始，我就存了依赖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的心理，抱了希望国际上起变化的这样一个卑鄙的主观愿望，来替中国人民的神圣抗战找出路。我在一九四三年的前往美国，充分暴露出我的自私自利的丑恶思想。为了一心妄想做「国际学者」，我宁愿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丧失了民族的立场，投到帝国主义的怀抱里，去参加美帝国主义所主持的企图屠杀全世界和平人民的军事科学研究工作。我用了投効所谓民主国家反抗法西斯的科学研究的大幌子，无恥地向美国物理界的学阀密立根请求工作机会。我达到出洋目的的手段是非常圆滑而可恥的，我依附美帝国主义分子的势力来迫令反动政府给我本人和全家的出国护照；通过了清华的宗派——伪外交部官员中的老同学的职权，来促成护照的发给；又利用了与昆明美国领事——美帝国主义国务院的特务私人来往，很顺利地获得美国入境的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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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一九四三年底的去美国，是我一生历史上最可恥的一页。我虽然拿着协助所谓民主国家的科学工作者反抗法西斯主义的藉口前往，而实际上在一九四五年初——我参加工作的时候——苏联红军在欧洲东战场上所获得的辉煌胜利，已使法西斯德国的溃亡指日可待。所以那时的所谓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不仅已经失去它的进步性，相反地，美国帝国主义者的狰狞面目，已逐渐暴露。当时的军事科学研究实际上是美帝国主义在步希特勒的后尘准备新的战争工具。如果加入这样的研究机构，要回答两个带有侮辱性的问题。一个是：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另一个是：你愿否为美国政府扛枪杆？我当时就很愿意地给了美国帝国主义者所需要的答案，也就是我背叛了我的民族，出卖了自己，换来了一年半的从飞机上掷鱼雷入水问题的研究，并参加了美国海军部的科学会议。我做了美帝国主义的工具，还自以为有「名誉」，有「地位」，恬不知恥地洋洋得意，认为我的专门知识，到底有了「出路」。美帝国主义在朝鲜、东北和青岛等地所投的细菌弹，还不是这样一些「科学专家」在实验室内代它事前研究完成的吗？我要控诉我自己，控诉我这个丧失人民立场，甘心为美国刽子手作帮凶的所谓「科学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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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怀念北平和清华园，并且为了女儿们的中学教育，我在一九四七年的春天回到了祖国。这一次回国，比一九二九年回国时所中的崇美、亲美思想毒素又加深了一层。我习惯于美国的生活方式，响往美国式的「民主」。我厌恶蒋介石的独裁，因为我不满意他不允许在报纸上刊载美国式的谩骂。我喜欢旧民主主义中「个人利益」的说法，因为我在解放以前二十年的研究和教育工作，完全是从个人利益的自私自利观点出发，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名誉和地位。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和解放前的清华大学，曾培养了大批崇美、亲美、恐美的民主个人主义分子，我就是一个典型。美帝国主义在它所发表的白皮书中，不是很露骨地说明了它要想利用这批「民主个人主义」分子作工具，再来侵略中国人民吗？过去我在教学上已经毒害了许多中国青年，我如果不觉悟过来，不坚定地站到人民的这一边来，我就很可能被美帝国主义分子再度利用，而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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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八年的秋天正是济南和锦州相继解放，那时我在伦敦参加国际力学会议，我预料到华北和全中国的解放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我当时身在英国，心在北平，思想上起了极大的波动。由于我一贯的反苏、亲美思想，我怀疑共产党，不晓得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有没有科学研究的自由。但是我不愿意流落在国外做白华，给白种人鄙视，而我又怀念北平，因此我赶回北平，等待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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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园和北平的先后解放，使我接触到纪律严明的人民解放军和谦虚诚恳的共产党员，消除了部分的顾虑。但是这样的认识是极其肤浅的。我还是用旧的眼光来看新的伟大的时代。我看不起劳动人民，认为他们没有「文化」。在解放初期，我心目中的党，是由一批好的、能干的知识分子的领导同志组织成的革命专家。我荒谬地认为：「共产党除了军事、经济方面以外，文艺上可以有很大的成就，而科学技术则非我们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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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于学校内党的组织的认识，也是不正确的。我用资产阶级的「业务标准」来衡量党员同志，只感觉到他们年轻，业务不够我的「标准」，因此我就主观地下了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他们在教学上和行政上不能起作用。在过去的三年中，我忽视党的思想领导的重要性，凡是遇到学校行政上重要的问题，我从来不找组织商量，因此我在工作中脱离了党，也就脱离了群众。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是像长江中的洪流自西向东地前进，而我的工作，因为自己缺乏工人阶级的主导思想，好像在长江中飘着一条无舵的船，在这前进的洪流中左右摇摆不能直线前进，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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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有着极深的资产阶级超政治超阶级的思想污毒，我荒谬地认为知识分子只需要技术而可以脱离政治。因此，我对于学习也有极端荒谬的看法。我把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比作反动派的强迫人去「受训」。我说：「学习是为了搞通思想，那末知识分子可以分作四类：一、学习而搞通思想；二、不学习而搞通思想；三、学习而搞不通思想、四、既不学习也搞不通思想。」我无恥地把自己划入第二类。我身居领导学校教务的地位，居然对于思想改造取这样抗拒的态度，我如何能领导学校走上新型的道路上去？我痛恨我自己，资产阶级的思想毒素蒙蔽了我的眼睛，使我看不见照着我们前进的光芒万丈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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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以来中国人民在党领导下在各个战线上所取得的辉煌胜利，使我逐渐地认识到我所过去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毛主席领导的三反运动，使我从恶梦中清醒过来。我现在认识到：党是我们一切工作的领导者，是我们最忠实、最亲密的朋友。我已经下了极大的决心，来加强我的政治学习。我今后要坚决服从党的领导，紧密地依靠党来进行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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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后，我没有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我只知道依照我资产阶级「国际学者」的思想去做科学研究是高于一切的工作。所以我看不起行政，鄙视行政；认为不会做研究工作的人员，才去做行政工作。我理想中的高等学校，是包括文、法、理、工、农、医各学院英美式的，为剥削阶级服务即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大事。在这一种学校的围墙之内，各学科的师生们可以在茶余饭后幽闲地互相影响，提高彼此的「文化」，而与围墙之外的广大群众隔绝起来。我不但不懂得甚至拒绝认真学习新民主主义的文教政策；我不能体会到高等学校为工农开门的重要性和理论与实际结合教学方法的优越性及必要性。在一九四九年的秋天，就有好几位革命干部来校学习，我机械地把他们当作一般同学看待。要他们选习一样多的课程，以致他们在业务上跟不上，在健康上受到了损害，并因不能继续学习而离开了学校。我这种对人民不负责的行为，使祖国将来的建设事业缺少了几位重要的骨干，给人民带来了多末大的损失！学生的暑期实习工作，是新中国教学计划中重要的一环。除了形式地执行教育部的指示外，我从来没有主动地去研究同学在实习中所遇到的问题，而把次年的工作加以改进，使同学们在学业之后可以更好地完成他们的任务。资产阶级的腐朽教育思想使我抗拒吸收苏联的先进经验，实际上要把帝国主义的买办奴化教育保持下来继续毒害青年。一九五一年夏季清华的院系调整方案，也充分表示我在思想上抵抗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计划。那个方案披上了一件莫斯科大学组织形式的外衣。而里面盖着极丑恶的实质。名义上说是去配合祖国建设的需要，它的内容则保持着帝国主义的多系的大学组织形式。这个「方案」不是调整清华大学的院系，而是要把地盘再加扩充。如果这样一个不合理的方案要执行起来，它的危害性是不堪设想的。它可以迷惑全中国高等教育改造的视线，使人民的教育事业要遭受极大的损害。幸而教育部掌握方针，没有批准这样一个错误的院系调整方案，我感谢教育部的领导，使我没有危害其他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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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但本身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而且在解放之后同样地毒害着下一代的青年，要他们走自已的老路，成为脱离政治、脱离人民的「学者」。我对同学的政治学习不关心，对同学的政治活动不帮助、对同学在政治上的要求进步，不是欢迎，而是用搞业务去拉他们的后腿。祖国是需要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工作人员的，我这样不可容忍的行为，严重地危害了祖国将来的建设事业，当我的第二个女儿要响应政府号召，参加南下工作团时，我就千方百计地阻止她成为一个革命干部，想把她拉回来，要她中学毕业进大学，走我的纯业务观点，脱离政治的道路。为了阻止她参军，我采取了极卑鄙的手段，我一方面，用当教务长作条件，要当时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劝她回家。当这个计划失败了以后，我又藉她生了病的机会钻空子，把她送进北大医院去检查身体。表面上我冠冕堂皇地说：「如果没有病，她要南下，我不加阻止。」其实，我送她进医院就是一个手段。我知道南下工作团很快就要走了，希望她在医院住几天，等南下工作团离开北京后，她就可以不去了。可是我的计策未能实现。在她病癒出院离家的那一天晚上，为了怕我再度拦阻，她连校车都不坐，而冒着雨沿着火车道走进城，回到她的革命的队伍里。她的热爱革命和我的抗拒革命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她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我却充满了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我这种阻止她参军的恶劣行为，是违反人民利益的。我对不起我的女儿，更对不起毛主席和人民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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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尚未发动之前，我也会犯了抗拒政府政策的错误。由于没有站稳人民的立场，我害怕我的「绅士」地主父亲被斗争。他虽然在抗日战争初期离开了家乡，一直住在苏州，但我认为家乡的农民在土地改革的时候，一定要向他清算的。于是我就在一九四九年的秋天，在同情地主——人民的敌人这各极端反动的思想支配下，把父母接来清华园居住，为的是好使他逃避农民的斗争。我是校行政负责人之一，在我父亲的阶级没有被划清楚之前（虽然后来在土地改革中被划成民族资产阶级，因此未被斗争），我不应该接他们来北京，躲避在一个人民的大学里。我这样一个抗拒土地改革政策的行为，在同事和同学之间引起了何等恶劣的影响。如果校内，地主家庭出身的师生员工，都向我的落后行动看齐，不仅在政府土地改革政策的执行上会产生极大的障碍，而且直接危害人民的革命事业。我很痛心，我会犯这样严重的错误。
+
+　　自去年九月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运动开始后，我仍停留在表面上而不去深入检查思想，不联系自已的实际。三反运动的初期，我犯了右倾思想的错误，认为在学校之内浪费是有的，而在贪污方面，可能只有个别的人有问题。待运动一步深入一步，学校的贪污情况被发现的也越来越严重，学校的反浪费展览会使我认清了我所犯的官僚主义错误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我对于去年九月新成立的附设工农速成中学抱有极大希望，想通过这个新型机构创造典型，来提高校内其他部份的行政工作。但是在这个新机构内也发现了存在着极恶劣的贪污情况，使我非常痛心。我痛恨我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官僚主义的作风；我也痛恨贪污分子的盗窃人民财产的可恥行为。在向大小贪污分子一系列的斗争中，我认清了资产阶级的丑恶面貌，能有勇气正视我过去所犯的严重错误，并找出了错误的根源——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三年来新社会的巨大进步，使我看到了新中国的工业化需要大批技术人员，而这次的思想改造使我进一步地认识到：只有打垮了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树起了工人阶级的思想旗帜，才能彻底解放旧型大学，才能使它改造成为培养才德兼备、体魄健全的新型知识分子的高等学校；也只有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才能忠实地执行政府的文教政策，才能完成训练干部的任务。
+
+　　我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党教育了我，使我认识光明。我已下了决心，把我思想中存在的资产阶级留下的一切污毒清洗干净，坚决丢掉我的「研究第一」的兴趣包袱，切实地负起人民交给我的教学工作，坚决服从组织分配，为人民服务。我衷心地期望同志们继续不断地帮助我，使我能永远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我要时刻警惕着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以人民教师的标准来改造我自己。
+
+　　来源：原载一九五二年四月八日《光明日报》，此文在编入丛刊前，原文经作者删节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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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西北军政委员会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艾绳业党籍的决定
+
+　　艾绳业，陕西米脂县人，现年35岁，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曾任文书、经理、秘书等职，现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出版局秘书处长。
+
+　　艾绳业于1949年10月由陇东调西安时，即勾结其堂弟艾琴轩伙同贩毒，前后达240多两，并直接帮助其父进行违法走私的活动，他自己且有吸毒的恶习，来西安后更加严重，常去裕民、吉庆商行等6处吸食，甚至还将毒品带回机关办公室及宿舍来吸。更严重的是利用职权，勾结奸商及其家族亲戚，大量盗骗国家财产，买公家东西时压低价格，少报货量，迟付价款；向公家卖东西时则抬高价钱，以坏顶好，拖延交货时间。仅勾结奸商赵福民向出版局售纸一项，即使国家财产损失3000余万元。而艾从中贪污受贿，据其初步承认已达1300余万元。艾在工作中一贯表现消极，阳奉阴违，作风不正，品质恶劣，在群众中影响极坏。对他这些严重的错误，组织上虽多方进行过教育，但仍执迷不悟，在三反运动中并与奸商订立“攻守同盟”，狡辩抵赖，拒不坦白。
+
+　　艾绳业如此严重的违法乱纪，贪污腐化，屡教不改，已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品质，为纯洁党的组织，经西北局批准，特决定开除其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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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5 @@
+# 李良庆：从教学脱离实际来检查思想
+
+　　<山东大学植物系主任　李良庆>
+
+　　我的超政治的纯技术观点是严重的。自己关在研究室里做研究，将研究的心得，用英文写成文章，甚至将这些文章寄到国外刊物上去发表，而对祖国的需要毫不关心。我用的教材，一直是从外国故纸堆中搬来的。我用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将它灌输到青年脑子里去。从下列事实可以证明这种错误的危害性：
+
+　　（一）我教藻类形态学时，未将它的目的性向同学介绍清楚。我并不考虑这门课程的教材，是否联系实际，更很少想到同学接受的能力，把主观上认为比较重要的和自己研究得意的部分，尽量讲下去。我是研究淡水藻的，我认为凡是跟我学藻类形态学的人，至少应当知道它，于是用抄笔记的方法叫同学生吞活咽的死记一些特征和生活史，而不注意到去培养学生的思考力。（二）我对新生物学的观点，尚属模糊；我讲授植物生态学中，植物社会演替过程里的竞争问题时，对旧的唯心学说未加批判，就全盘托出，说植物种内有竞争，幸而由同学指出这项错误，我才将它改正。（三）在鼓励同学做切片时，我曾说若将此课学好，将来可以致富，而未指明为人民学习的立场。（四）我常以中国科学家研究成就，被引入外国刊物中为荣，例如我曾指出戴立生教授的双鞭毛藻的研究，被载入史密士教授所著的“隐花植物学”书中，殊不知这样的表示，就是十足的买办思想。（五）对于本系4年级同学的论文研究的目的性，是否和国家的需要有联系，是否能解决实际问题，我也很少考虑。只从上面几个例子来看，足可证明我脑子里存在的欧美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还是很深的，今后一定要努力将它肃清。
+
+　　在系的行政领导方面，我犯的错误更是不少，现在提出来，加以检讨：（一）我一直没有把植物系的方针任务搞明确，因此，更谈不到把方针任务和系中各组的课程的目的意识性密切结合起来，以端正同学学习各课程的态度。（二）在去年6月本系课改大会里，华岗校长曾明白指出植物系和米邱林思想彼此间的重要性，而我竟对植物系接受米邱林思想的工作，没有主动的来领导。（三）我对本系的两个教学小组，始终采取旁观态度，我认为这两组已有不少先生负责，我可以不管，再则我想如我去参加听课，也许会引起他们的误会。我对系里几位先生，放弃了原则性的批评，听之任之，一团和气，这正是自己患得患失，不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所形成的。
+
+　　现在让我分析我所以有这些错误思想和行为的根源：
+
+　　（一）立场问题。我出身于城市小资产阶级，从中学大学到留美的各个阶段里，养成我的个人主义，崇美思想，敌友不分。到了抗战时期，因为自己服务的机关——静生生物调查所，实际是一个为美帝文化侵略而工作的研究机关——未曾迁入内地，我就因循地留在北京，继续做一些脱离实际的研究，直到这静生生物调查所终于被日寇封闭。那时我是这样想，我抱有纯技术和超政治的清高思想，我教的是中国学生，我教的是自然科学，我若不教，日本人就要来教他们，于是我就坦然进入伪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以后竟逐渐担任生物系主任和理学院代理院长，完全失去民族立场，直到学习党史时，我才对这问题初步有了认识并加检讨。在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中我愿彻底批判这项错误，提高我的思想觉悟。
+
+　　（二）作客思想。一年半前我担任了植物系副主任；那时正主任是曾呈奎先生。从那时起，我就未树立起主人翁的态度，我觉得这系是曾呈奎的，显然有时他的决定和我的看法不一致，但我仍然依他的主张解决问题。1951年秋，我正式负责植物系，系里有几位先生，纷纷要求转入他系或离校他去，我心中认为他们都是曾先生找来的，现在曾先生转入中国科学院，所以他们不肯在植物系工作，于是就将他们要离系的问题，推诿说由曾先生决定，这样处理是大错的，我既然已负责植物系，系中有了问题，我为何不去找系里各位先生商讨，只凭个人猜想，疑云疑雨的感到不安，到后来只想一走了事，这还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今后我一定要相信群众，坚决的树立起主人翁思想。
+
+　　（三）政治学习不够努力。我未能把政治和业务结合起来，不能运用马列主义到自己工作中去，使我对于旧的观点，不忍抛弃；更不易接受新的观点。例如在我讲授海藻的用途时，曾提到海藻可供制造冥币之用，这就是对旧的恋恋不舍。又如讲植物生态学里人和植物的关系，居然没有把米邱林控制自然，创造300多新的果树的例子举出来。由此可证明我的学习不深入，并且有着保守性。
+
+　　（四）个人主义。我常把一件事情的成败和我个人的得失混在一起，例如在这半年里，植物系用积压的材料做了几个标本橱，给花房更换草帘，无形中节省了几百万元，有人夸好，我就沾沾自喜；又如对重点费的使用，和对挽留刘德仪先生事，有人说我做得不好，我心中就怀着隐痛，于是灰心，想摆脱行政职务。这是一种清高的思想，是个人主义的思想，要不得的。因为系里一件事的成功，并不是我个人的成功，而正是牠为大众所需的；某些事情的失败，乃是我没有用心去检查我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是否适当，是否符合群众的需要。
+
+　　这次检讨，只能算是我认识自己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开始。我决定从今以后要肃清我的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批判自己的作风，确立革命人生观，站稳立场，使植物系的工作，能根据国家建设和人民的需要来进行改革。
+
+　　（根据1952年4月11日青岛日报稿摘录）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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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1 @@
+# 丁绪淮:检讨我过去的教学态度
+
+　　<南开大学化工系教授、丁绪淮>
+
+　　我在清华学校（以前留美预备学校，是清华大学的前身）读了七年书，跟着又在美国读了六年。这十三年中我所受到的教育是完全美国式的教育。这种长期的美国式的资产阶级教育，在我思想上所发生的影响，是既深且巨的。它带给我一些对教育对科学技术的错误看法，其中主要的有政治与科学技术脱节的“单纯技术观点”和“通才教育观点”。
+
+　　经过这次的教师思想改造学习运动，我检查出我的主导思想是个人主义的极端自私的名利（尤其是名）思想。从这种主导思想出发，结合着上面所说的对教育及科学技术的错误观点，我过去在教学方面所抱的态度和所表现的行为，自然而然地都是极其不正确的，严重地违反人民利益的，是值得我深刻检讨的。
+
+## “单纯技术观点”的教学态度
+
+　　我教书将近二十年，一向自以为是很“认真负责”想把学生教“好”的，也因此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学生们的敬爱，自己颇引以为慰。现在检查起来，我之所谓想把学生教“好”，这“好”的标准是什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我要把学生教好，口头说是为了“尽我的责任”，是为了“造就人才”，心里却是想建立及维持自己的名望，想侧身于名教授学者之列。目的依然是为了我个人的名。再看“好”的标准究竟是怎样呢？无疑地，我心目中的“好”，是“单纯技术观点”的“好”，是只注重学生们的业务而忽略他们的政治、道德修养的。这里所谓“单纯技术观点”，表面看来，好像是“超阶级超政治”的，实际上呢？则等于不让同学们过问政治，起了削弱革命力量的作用。这是什么立场呢？同时由于我本身有着浓厚的崇美思想，因此也就必然会给同学们以崇拜美国的影响。用这种标准去教书，其结果必然是采用搬弄洋教条和“填鸭”式的教授法，教学内容必然是不切合实际的，而是宣扬了美国的文化，灌输了崇美的思想。在这种所谓“单纯技术观点”的教学态度下，所造就出的人才会是些什么样子呢？经过这次的思想检查，我深深地认识到我所教出来的学生，上焉者也不过是和我一样，极端自私，追求名利，完全为个人打算，崇拜美帝国主义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敌我不分，丝毫没有为群众谋幸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下焉者就可能加入了反动集团，投靠帝国主义，勾结官僚资产阶级，做了反革命反人民的滔天罪行；有的当了奸商或奸商的坐探（在这次“三反”运动中就有具体的事例）。想到这里，我真是不寒而栗，悔恨万分！我一向自以为教了这许多年的书，造就出不少的人才，多少也有些功劳。殊不知我所帮助造就出的人才，很多人不过是只具有技术而很欠缺政治认识和道德观念。这样的人才，敌我不分，没有人民立场，对国家和人民会有什么贡献呢？我应该否定我自己所谓的功劳了。我必须认识到由于我过去的“单纯技术观点”的教学态度，人民所遭受到的莫大损失和危害，认识到我这一项严重的罪过，下定决心，从今起端正我的教学态度，以赎前愆。
+
+　　即使退一步，只就我用“单纯技术观点”要把学生教好这一点而言，我果真是认真负责尽了最大的努力吗？不是的。我所谓的认真负责，只是设法把书讲解得清楚些，考试多些严些，成绩标准高些，对于不及格的学生概不通融，等等。当然，这些并不是坏事，问题是在于我的这些教学上的表现，归根到底依然是从个人主义出发的，是想要维持以及提高我个人的声誉的。因此，只要我的声誉维持了、提高了，目的便已达到，愿望便已满足，其他就都可以不去过问了。我不去过问学生们的学习情况，讲授的材料是否懂得，能否消化，业务以外的活动怎样，健康如何。对于成绩不好的学生，我不去了解他们的困难，不想法去多帮助他们。我就是这样地抱着雇佣观点，教完书就算万事大吉，最后拿不及格来淘汰掉我主观上认为是“不可造就”的学生，还以为多给不及格正足以表示我的“认真”和“严格”。我未曾自省过，学生的成绩不及格，其责任应该谁负。我未曾想到，百年树人，造就一个人才要耗费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钱，我应当尽力多培植一个是一个，纵使他的业务水平不高，他仍然是可以发挥一定程度的好作用的。
+
+　　由于长期地受了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教育思想的影响，我一向认为研究科学技术是无国界的，我觉得“为科学而科学”才是对的。
+
+　　解放后经过学习，才起始在理论上认识到研究科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最近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罪行，引起了我无比的愤怒，也活生生地给予我一个极其深刻的教训，打碎了我研究科学的超国家的迷梦。还能比这个例子更明显吗？同样的科学技术，若是掌握在新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的手中，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中，就可以用来保卫世界和平，用来为人民谋幸福。若是掌握在美帝国主义的手中，就反而可以用来屠杀人民。
+
+## 对课程改革敷衍了事——“通才教育思想”在作祟
+
+　　我过去是赞成“通才教育”的。解放以后的最初一段时期，在讨论课程专业化的问题时，我仍旧主张在正规大学里不应该实行专才训练，应该实行通才训练；倘若有专才训练的必要，不妨在大学里附设专修科或另外设立专科学校。由于我的“通才教育思想”在作祟，我对课程改革的精神就不重视，对课程精简就敷衍了事，有名无实，对学时制度也就不严格地遵守。
+
+　　我过去何以赞成“通才教育”而不赞成专才教育呢？这是和我的个人主义的主导思想分不开的。因为我从美国学来的那一套技术就是通才训练。若要专业化，我专不起来，至少也需费很多工夫才专得起来。专业化会妨碍我个人的利益，所以我不赞成。
+
+　　经过这次的思想检查，我才从社会经济的本质上解决了通才训练和专才训练的问题。我认识到美帝国主义的社会经济体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体系，根本不需要专才教育。资本家为了能够剥削脑力劳动，是欢迎而且鼓励通才训练的。这样，他可以在广大的受了通才训练的人群中，以比较低廉的薪资，选择虽不甘心但不得不被他剥削、由他驱使的人才。反过来，众多的知识分子，在残酷的竞争之下，为了能迎合资本家的胃口以便谋得工作，也就不得不选择“通才教育”。这样，谋工作的机会可以比较多些。若是受了专才教育，对工作的适应性反而很小，更会造成毕业即失业的痛苦。由此看来，“通才教育”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里的必然现象。至于在我们新中国的社会里，其经济体系是计划经济，处处必须配合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个人的工作计划和岗位必须安排在集体的全盘的经济建设计划之中，万万不能脱节，所以需要的是专才教育，专业训练。我过去主张“通才教育”，仍然是从个人主义出发，未从国家的经济建设需要着眼，因而对课程改革采取敷衍态度，是极端错误的。若不及时纠正，必然不能负起为祖国培养大量人才以便迎接行将到来的经济建设高潮的重大任务。其危害性之严重，是很明显的。
+
+　　这次教师的思想改造运动对于我不啻是一声醒世警钟，当头棒喝，使我认识到我过去由资产阶级的腐朽和反动思想所支配的教学态度的严重错误以及它所带给人民的莫大损失和危害，使我能下定决心要端正我今后的教学态度，在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之下，作一个名符其实的人民教师，为祖国培养大批德才兼备体魄健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经济建设人才。
+
+　　来源：1952年4月13日《人民日报》,原载四月七日《天津日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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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1 @@
+# 陈洪：检讨我的错误思想
+
+　　<南京大学音乐系主任　陈洪>
+
+　　我从小学到留学，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青年时爱读外国小说，特别喜爱斯各脱、哥德等，养成了严重的脱离现实，“想入非非”的思想情况。学音乐的阶级，脑子里常常记得“钢琴大王”李斯德的一句话：“要弹好钢琴，有三秘诀，第一是技术，第二是技术，第三还是技术。”同时我又相信黑格儿所说：“音乐是7种艺术中最高级的，因为它需要物质材料最少，最抽象，最脱离现实。”我钻过多少年的牛角尖，对于解决一个和声问题，往往忘餐废寝，但对于国家大事，民间疾苦，往往熟视无睹，漠不关心。我在法国音乐院念书时，我的老师是著名音乐家。他和我谈到中国问题，问我中国皇帝是否还是孙逸仙。我觉得他糊涂得可爱，必须像他那样忘记了世界一切，才会专心把音乐搞好。而且历史上也有很多例子，像贝多芬、舒别德等，都是一辈子糊里糊涂的，而他们才是音乐的圣人。对于作品是否为大众所了解和需要，我不考虑这种问题，认为“曲高和寡”，是当然的事。我便是这样地糊里糊涂往“高”处爬，越爬便越远离了现实，远离了群众。现在想来，真是白天做梦，呓语连篇！我吃了几十年人民的饭，花了人民的钱，我为人民国家做过一点什么事情呢？惭愧得很，不但没有做过一点好事，反而做过不少反人民反革命的事。
+
+　　当1931、32年间，我受欧阳予倩先生的领导，在广东戏剧研究所工作时，因为工作环境较好，我的思想是比较清楚的。我初步认识到当时国民党政治的黑暗，和改革的必要，而且愿意把音乐作为改造社会的武器来用。我写过“武器艺术论”一类的文章，“九一八”以后也写过一些救亡歌曲，参加过广州的救亡歌咏运动。但这在我的一生中，仅如昙花之一现！资产阶级的思想把我腐蚀得太厉害了，使我一遇困难，便往后退。歌咏运动被取缔后，我销声匿迹，重新缩进牛角尖里，并唯利是图地开起一爿“学店”来贩卖了几年知识。
+
+　　1937年伪上海国立音专聘我去做教务主任。这家学校是国内有名的“学院派”的顽固堡垒。早在“九一八”之前，该校校长萧友梅开除过冼星海同志的学籍，并有其他压制学生的反动行为。这些事情我是知道的，但我目眩于该校的“技术高强”，“最高音乐学府”，“有很多外国教授”等外表，而这些东西，也正和我的臭味相投，我便毫不犹豫地接了聘，一直做到1941年。这5年中，该校处在上海“孤岛”里，拜领着英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不管租界外到处烽火连天，生民涂炭，我仍在做我的和声美梦，著书立说，为纯技术辩护。例如抗战初期我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在抗战时期，固然应把战时音乐放在第一名，但其他的音乐还是不可忽视的。”所谓其他的音乐，是指纯技术的西洋音乐而言。我写这文章的动机，是叫学生们不可天天出去演唱爱国救亡歌曲，而应该重视功课。我的本意原是要说：“抗战时还是应该把功课放在第一位，有空时才去救国吧。”不过不好意思这样说罢了。
+
+　　我一向走着“学院派”的道路，脱离现实，脱离政治。在抗日战争中，我和萧友梅一道，维护所谓“正统音乐”，不顾祖国和同胞的生死存亡，不愿用音乐来为抗战效力。还写过文章说，“功利主义的眼光是永远不能用来看音乐的”。这种谬论不但在当时的上海起了很坏的作用，而且传到内地，对当时在桂林一带正在展开的新音乐运动，也给予了打击。当时在我的思想深处，可能还有这种想法：“国亡了也不要紧，只要把音乐学好。”所以当1941年冬天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攻占上海租界，1942年汪伪政权接收上海音专，我连逃走的勇气也没有，仅辞去了教务主任，而仍任“教授”。因为自私自利，把个人和家庭的安全放在第一位，便强调困难，贪图苟安，不惜为汉奸利用，做奴化教育的工具，敌伪时期我拿音乐去为麻醉民众的黄色电影配音，这个严重的错误，是永远不可饶恕的！
+
+　　我的错误的艺术观到底为什么人服务，越到后来越明显。当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国立礼乐馆征求国歌，把一首满纸三民五权的歌词寄给我时，我也如期交了卷。伪农业教育电影制片厂（该厂是战犯陈果夫所主持）要出一套“红花岗”幻灯片，通过熟人请我做一首主题歌，我作了歌，拿了钱。解放前又拿音乐去为蒋匪作“国歌”。做了这许多对不起人民的事，自己还以为超政治超阶级，自封为“清高”。现在才知道没有什么叫做超政治的东西。毛主席说得清楚：“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
+
+　　我自小学习西洋音乐，一直在宣扬西洋音乐，贩卖西洋音乐。有一时期认为把西洋音乐全盘搬到中国来，便是中国的“新音乐”。我一向轻视中国固有的音乐，这和个人主义是分不开的。因为自己熟悉西洋音乐，酷爱西洋音乐，便坚持这一套。明知欣赏这一套的只有资产阶级中的一小撮人，广大的群众是不喜欢这一套的，我仍然不肯让步。毛主席说：“我们决不可拒绝借鉴古人与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东西也必须借鉴。但这仅仅是借鉴，而不是替代，这是决不能替代的。”而我既然以为可以“替代”，碰到群众不能了解时便强调“提高”，认为西洋音乐比中国音乐高一等，自己熟悉西洋音乐，便是高高在上，强调群众应该提高来迁就我，没有想到“我”仅是一小撮，而群众数以亿计。现在想来，说西洋音乐比中国音乐高已经错误，要群众向西洋音乐“提高”更是荒唐！
+
+　　我对于鼓舞革命情绪的“新音乐”一向未加注意，而且一向瞧不起为广大人民热爱着的聂耳和冼星海，觉得他们不属于音乐的“正统”。现在知道这是一个阶级问题。新音乐运动代表着广大人民的呼声，而我从“学院派”的技术和个人兴趣出发，为剥削阶级服务。我既然和新音乐运动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所以就瞧不起他们，甚至于反对他们。
+
+　　直到解放为止，我不知道在内地有配合着政治任务的新音乐运动。我反对用简谱，以为简谱使音乐失去尊严，使音乐家降低身价。我自以为清高绝俗，喜欢郊游，在田野上看农人种田，口里哼着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自以为超政治。
+
+　　1949年夏天，我在北京全国文代大会上受到了一阵极严厉的批评，这个晴天霹雳使我从九霄云外一直摔到地上面来，我这才如梦初醒，开始认识时代，环境，和自己的错误。觉悟到我做了一世寄生虫，对人民国家毫无贡献，还给反动派做了工具，又给学生灌输超政治观点，使多少学生跟我走上了歪路。在文代会上我才听说我在上海所写的谬论，曾传到内地，妨害了新音乐运动的进展。
+
+　　但我对于文代会的批评还认为过火，又因为个人自由主义在脑子里作祟，3年来并没有尽力去做事。不论在学校或在南京文联，我都不愿意多负责任。除教课外，别的事都认为是“负担”，可推则推，推不掉勉强担起来，遇到困难便想摆脱。虽然加入过工会，但阶级界限始终没有分清。处理问题仅看表面，不问本质。对同人一团和气，温情主义几乎发展到不分敌我的程度。超政治观点仍然很浓厚，南大音乐系举行过几次课程改革，都是换汤不换药。偶然听说别的音乐机构有恢复注重技术的倾向，便暗暗高兴，以为“吾道不孤”。在文联负责音乐工作委员会，把会务完全交给几位干事，我自己变成客人，今年初由我指挥演出“飞虎山”，完全没有能够表现出志愿军的崇高感情。这件事我自己知道最清楚，因为我根本没有这种英勇牺牲的精神，如何表现得出来？更恶劣的是，总结时我先摆出一副倚老卖老的臭架子，自己先带一阵帽子，使别人不敢对我提任何意见！
+
+　　通过这次的思想改造，我认识了由于过去的剥削阶级立场和反动的政治立场，我的文艺思想也一定是错误的，荒谬的。我一定要彻底加以批判。因为非如此，新的正确的文艺思想便不可能建立起来。
+
+　　今天我既已认识到过去的不是，有勇气批判过去的错误，便应该坚定地建立起新的、有利于国家人民的文艺观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便是我们的文艺方向的指南针。我认识到：（一）必须坚决为工农兵服务，因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二）先要“雪里送炭”；先普及后提高，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三）要做好上述两项，必须注意群众歌唱，向群众学习，学习民歌和革命歌曲；接近群众，培养自己的群众感情，并与在群众中做普及工作的同志们发生密切的联系。（四）必须创造适合于中国旋律的和声。（五）必须承认音乐属于一定的阶级，一定的党，有一定的政治路线；在中国目前，音乐应属于无产阶级，受共产党的领导，为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各种斗争服务。
+
+　　（本文系根据1952年4月14日、5月24日南京新华日报登载的两篇稿件辑成）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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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宝震：我的反动思想危害了人民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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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津沽大学副校长、李宝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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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生于天津城内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里，商业和房租的剥削收大，供养着我家里一群不劳而食的人，因此我从小就在思想上种下了轻视劳动、剥削群众的根。我母亲又常给我讲些当地以买办起来的暴发户们的「成功史」，使我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之下所产生的残酷剥削，认为是发家致富的捷径，成为我追求名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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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新学书院读的中学，这是一个专门训练给英国帝国主义者做奴才的学校。这里的一些丧尽民族立场的教师门，甚至讲本国的地理和讲国文课时，都用英文来教。使我幼年的脑筋里，充满了对欧美资产阶级的幻想，忘掉了可爱的祖国。一九三二年我考入法国天主教会所办的工商学院，在这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机构里，披着宗教外衣的凶狠的国际间谍门，和雇佣来的一批洋行的经理来充「教授」，灌输殖民地的买办教育，来毒害中国青年。当时，我虽然生在轰轰烈烈的革命大时代里，却没有能够接近进步的思想和运动，以致后来堕落为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派的帮凶。想起来实在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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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校读书的时候，教师中有名叫斐士的，是一个美国会计师，他经常夸耀他的交游，和做会计师职业的优越。我受到斐士的影响，感觉做会计师是名利双收的「自由职业」。这种思想使我在毕业后教书的期间，不安心于教学工作，组织了会计师事务所，用教授的虚名，招来业务。在解放之后，为了追逐个人的利益，还给资本家做「会计顾问」，分润他们压榨劳动人民的血汗，成为资本家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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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抗战胜利之后，我为了追求个人的名利，又藉着国民当反动派的关系，做了伪河北省农垦局的会计主任。过去我还以为凭会计的「技术」谋生，不是参加政治，实际上我是在官僚资本家用地租残酷剥削农民的反动机构里，给他们做了帮凶。我的所谓会计技术，成为反动派压榨人民的工具。后来我还在反动分子施奎龄所办的经济调查所里，审阅每周经济报告和物价统计，一方面给反动统治的金融管理做宣传，做为个人向上爬的资本，一方面将国民党黑暗统治所造成物价暴涨威胁人民生活的罪恶，用一些歪曲事实的原因，给反动派做辩护。甚至还在这些文章中，提到「戡乱」，诬蔑人民的解放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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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过天津伪十区区公所的顾问，并曾参加过天津伪市府统计处所筹办的伪统计学社天津分社。当时我个人的利益已经依附于反革命的统治集团，虽然我不是国民党员，但是我的思想反动本质，已经与官僚主义阶级的利益一致，做了反动派的附庸。想到我给革命事业所造成的损失，不寒而慄。我痛恨自己的罪行，愿意向人民低头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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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攀附了四大家族利益的阶级，也就得到当时统治着津沽大学的帝国主义走狗刘逎仁的青睐。当时我为了巩固在学校里做会计财政系主任的地位，卑鄙地向他逢迎。仿效南开大学张伯苓的「公能学会」，参加筹备了一个「求是学会」。打算利用这个团体，给刘逎仁竞选伪参选员，制造他的统治地位，我再藉他的势力向上爬。同时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卜相贤、房如晦等，我也是奉命唯谨。解放前房如晦开除学校的进步同学，我也不加反对。甚至在解放以后，在津沽大学的校政改革运动中，我还是站在敌人的立场。我当时一方面参加校政改革工作，而我另一方面向帝国主义分子讨好，想随风转舵，怕失掉我个人的利益。这样，使校政改革运动，受到了一定的损失。帝国主义分子利用津沽大学做为文化侵略和间谍活动的据点，我却为了个人利益，维持了帝国主义的统治，我是严重地危害了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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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买办思想，给教学工作上，也带来极大的危害。我在十几年来讲授会计课程的过程中，一直散布着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荒谬理论。推崇着华尔街代言人裴登、斐南之流，说苏联在经济建设中也是采用了美国劳伦斯的成本会计制度；认为杨众先所作的「无形资产论」被美国会计师手册中所引证是中国人的「光荣」。我主张会计是技术，不受经济学的影响。并且说会计记的是事实，是真理，是自然随着社会进化的，会计的借贷原理，就符合辩证法的精神。对于旧的一套欧美制度，总是留恋不舍，不肯在教学上放手改革。解放后的一年，还采用英文讲义和课本，要同学作英文论文，说这样可以便于「深造」。直到同学提出换中文本的要求时，我才加以更换。但是我自己还丧心病狂地醉心于美国出版的新书和杂志，毫不考虑祖国的实际需要，无视于社会主义的前途。对苏联的先进学术不重视，无恥地在课堂上还介绍美国的「审计标准」。从前在教学时常夸耀美国会计师职业「发达」，并说「在美国会计师一天就能赚五十美金！」这样不但灌输给青年们崇美的毒素，并且还造成他们单纯技术观点和唯利是图的人生观。一九四七年暑期的毕业生，有很多就到美孚油行，为了美国而工作。由于我的反动腐朽思想的影响，使得中国的青年，甘心去做洋奴，这是多么沉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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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我在担任会计财政系系主任工作的时候，为了抬高个人的名位，总想把津沽大学的会计系，办成为「华北第一」。首先在学生录取标准方面，要「出人头地」，不切实际的将录取新生的分数标准，定的高于财经学院的其他各系。并且说：「会计系学生的水准，比企管系高的多，功课不好的学生，跟不上班最好转旁的系。」这样抬高自己，打击别人，因此造成财经学院师生间的不团结现象。因为录取困难，又使许多青年，失掉了入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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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课程方面，我故意加重同学负担。旁校的普通会计学修两年，我却要学生修三年。主观地擬定课程纲要，增加不必要的教材，浪费同学的精力。在选课方面，不管实际的需要，把旁系较好的课程，都列为本系的选修课；因此许多学生累得生了肺病。去年我在教育部召开的课改小组会上，我认为会计系的课程在财经学院最繁重，不考虑祖国的需要，不体会精简的精神，坚持会计系必须「四年制」。直到去年京津教师学习运动开展以后，我才批判了我的「正规化」思想，是严重地障碍了学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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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学设备方面，为了表示图书「充实」，买了许多重复本，有的超过实际需要而造成浪费。为了和南开大学的会计系「比赛」，他们有三架计算机，我校就买了四架来装门面，买到了摆在办公室里，一学期也没有给同学们很好的组织练习。拿国家的资财，人民的血汗来比阔气，这是多么痛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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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了夸张教师的阵容强，把本系的先生，每位都形容成为「专家」。使得学生为了崇拜「专家」而学习，为了自己做「会计专家」而学习，造成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思想。我主张「业务第一、政治第二」，所以那些读死书，不重视政治学习的学生，我都看成是「好学生」。他们的分数，常比思想进步的同学高，因此就鼓动了同学们忽视政治的倾向，阻碍了青年的进步，在我所认为是「好学生」里面的一个，竟在毕业的时候，曾经因为保定的财政米价比天津的低了五十元，而不服从政府的统一分配工作。有一位青年团员，为了工作上的需要，服从组织纪律，等不到毕业就走上工作岗位，而我却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来腐蚀他，我说：「你为什么不等到毕业呢？那时有了学问和资格，不是可能待遇好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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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了追逐名利，在教学期间，一贯给自己鼓吹宣传，兼职兼课，摆出「名教授」的派头。不认真虚心的备课，将改课卷和预备习题的工作，都推到助教先生们的身上。我对苏联的新教材，不很好的钻研，强调行政工作忙，上课照原本念一遍，书上有一个公式看不清楚是加号还是乘号，我对同学说：「你们自己想吧。」我这样极端的不负责任，使得同学们，没有学到为人民服务的必要知识，以致没有充分的能力，来担任祖国的建设事业。我却恬不知恥，自高自大，还自命为「专家」。回想起若干年来，我毒害了多少青年，误人误国，自己现在却享受着劳动人民血汗换来的胜利果实，实对人民有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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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反」运动，使我开始认识到自己的罪恶，觉悟到我是在危险中被挽救了出来。我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三反」运动，给我以改造自己重要做人的机会。我感到群众和组织对人民革命严肃负责的精神和对我的爱护。今后我决心继续检查批判我的反动思想，争取组织上的领导和教育，诚心接受群众批评。在工作中不断锻炼自己，坚持人民的立场，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相，树立工人阶级的思想，更好地为人民教育事业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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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原载一九五二年四月十六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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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岳霖：批判我的唯心论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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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教授、金岳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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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生活是相当优裕的。我从十九岁起，在外国住了十一年，吸收了欧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享乐思想，我的享乐是多方面的，但是主要的是搞资产阶级腐朽哲学。就是搞概念的游戏，三十年如一日。我之所以把它作为我的主要享乐，是因为我只有在概念的游戏中，才能逍遥游，才能逃出现实社会的限制。这就养成了我的逃避实际、轻视实际、和脱离实际的生活方式。可是我究竟是活在实际社会中的，为了维持这种脱离实际的生活方式，我需要某种特权，这又养成了我的特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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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剖我的蜗牛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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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生活方式在学校里面就形成了我的蜗牛壳，这蜗牛壳的内容有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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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的资产阶级腐朽哲学。我在学校一直传播繁琐的形而上的唯心论，更着重于传授繁琐的形而上的哲学方法。在清华哲学系就慢慢地取得了领导的地位，这样就产生了下面四方面危害人民事业的结果：1、阻碍了辩证唯物论在清华哲学系的发展。有一时期辩证唯物论在清华哲学系是有萌芽的。我当时虽然没有阻止教授与同学去搞辩证唯物论，然而我却用一种繁琐哲学的辩论方式去打击辩证唯物论。因此，扼杀了辩证唯物论在清华哲学系的发展。2、培养了只作概念游戏，不关心政治，甚至于反动的人，例如殷福生就是我所供给所培养的一个反动分子，他现在在台湾为蒋匪帮服务。我也有资产阶级天才教育观点，例如沈有鼎先生在概念游戏方面有特别的能力，我就只看见他的这一方面。他受了我的毒素，一直到现在还严重的脱离实际。3、宣传逻辑上的纯技术观点，我教逻辑二十多年，班上人数很多。当时我只从形式主义观点去讲授逻辑，例如我只着重推论的对错，不注意前提的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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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才教育观点，在这一方面使我特别的捧王浩，他现在仍然留在美国大学里，为美帝国主义服务。4、滋长了清华哲学系的宗派主义，我着重繁琐的概念分析方法，与繁琐哲学系统的创造，并认为这就是哲学最重要的方面。当时认为在这方面，清华哲学系最好，这种宗派主义是阻碍院系调整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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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我的「超政治」、「超阶级」、「超世俗」、「超人间」的腐朽人生观。解放前我不了解劳动创造人类的世界这一个真理，误以为人类是渺小的，人类的历史只是大化流行中的一个小片段。因之，我自以为看不起世俗，自以为轻视人间世，自以为是超政治、超阶级。有了这种腐朽的人生观，我就轻视事务。所以，我要求我个人的事务越少越好，对一般事情都采取无可无不可的态度。解放后，我担任了行政工作，以这种态度去处理行政，就产生昏头昏脑的官僚主义。我是一个校务委员，可是在校务委员会议上，除一次外，我从来没有表示过意见，也确实没有意见。我是文学院长，可是院长办公室我只去过一次，文学院院长事务很少，即是这很少的事务，我都没有作到。例如清华学报的复刊，院系间的联系，有时我甚至于忘记我是文学院长。当我担任哲学系系主任时，对于系内事务，完全听其自流。例如对于系内人事处理，总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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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特权思想。要维持我的生活方式，我需要特权，我也意识到这种需要，事实上我也享受了这种清华的特权，因而也形成了我的特权思想，使我成为清华特权分子之一。我虽然享受特权，却不愿意负起特权的责任。解放前在哲学系内我享受了领导的特权，而不愿作系主任。在清华，我也享受了特权，而我却没有负任何行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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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三点就是我的蜗牛壳的内容。我的壳可大可小，我个人是一个壳，哲学系是一个壳，清华大学也是一个壳；其中我个人的壳是核心，一般的事体大都与我个人的壳是不相干的，对于这些事体我是无可无不可的。但当有些事体与我的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就要钻出来斗争了。例如：清华营建系主任梁思成先生的儿子转系问题。他想从历史系转到营建系，我主观上认为他是适宜于学建筑的，当时，教务处对转系有严格的规定，因我对他有私心，便利用我的特权，为他活动，产生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这就是与我个人的壳冲突的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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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哲学系课改问题上，我以后还要提到，我现在只提到我对课改有抗拒。我所以有抗拒，就是由于我要维护清华哲学系那个壳。在院系调整上，一九五O年，当院系调整问题提出后，我就反对。
+
+　　我的最大的壳就是清华大学。宗派主义、本位主义，与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支配了我的行动，产生了极严重的后果。如果院系调整在一九五O年能够实行，就清华说，现在就已经多培养了五六千干部，就全国说，数目更大。对人民建设事宜，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现在想来，我万分痛恨我自己。
+
+## 我的政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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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蜗牛壳存在的经济社会基础，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了保护我的壳，我在政治上就拥护旧民主制度。我一直是一个个人自由主义者，我的一切政治态度都根据于这个观点。直到最近我才了解所谓旧民主就是资产阶级的专政，所谓个人自由，就是资产阶级剥削劳动人民压迫劳苦人民的「自由」。但是，过去由于我接受了个人自由主义，使我在行动上发生了许多罪过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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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美帝国主义的态度：由于我在美国留学多年，受了资产阶级教育很深的毒害，认识了很多美国人，常同他们来往，我有极深的亲美思想，使我不能认识美帝国主义一百年来对中国的侵略，使和我自己做了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而不自知。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二十一条，我曾大哭一场，但是对于中美商约，我却漠然置之。在日本帝国主义进兵济南，阻碍北伐时，我万分愤慨；在「九、一八」与以后卢沟桥事变时，我曾坚决主张抗战，然而当美军在中国各地横行时，我却熟视无睹。一九四三年美国国务院请中国一些教授去美国，我也是其中之一。我曾在美国国务院，要求美国政府压迫蒋匪，实行民主，我的亲美思想竟使我丧失了民族立场。
+
+　　对苏联的态度：我以旧民主主义的观点去看苏联，我一直歪曲了侮蔑了苏联，直到解放时为止，我还认为苏联根本不容许个人「自由」。我认为十月革命与以后的清党都「过火」。还认为苏联通过各国共产党来干涉各国内政。这些思想都是极端错误的，而且反动的。主要的错误，还是由于我认为苏联没有个人「自由」。当时我不了解十月革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最伟大的事件，我只根据个人自由主义亲美思想，去敌视苏联。解放后，我才慢慢地认识了真正的自由，是掌握社会发展规律去变革现实的积极的自由。认识了真正的自由之后，我才改变了我对苏联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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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学运的态度：在我的教学生活中，有很多次的学生运动。我对学运的态度十之八九是消极的；两面性的。一方面我「讨厌」蒋匪的国民党，另一方面我又反对中国共产党。我说「讨厌」蒋匪的国民党，因为我说不上积极的反对。在一九四三年我动身到美国之前，为了领取护照，我还到了重庆的训练团，受了五天的「训」，并且还写了一篇200字的文章表示地方官能到中央来参观也有好处。这是一种可恥的行为。但是我的确讨厌蒋匪和他的国民党，这是不重要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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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的方面是我反对中国共产党。这种两面性在「一二、一」运动中表示得最明显。当运动开始时，我曾追随当时的进步人士赞助运动，后来消极起来，最后我又赞成复课。其所以为此者，实在是因为我反对中国共产党。在运动结束不久之后，我同张奚苦先生吵架，我曾声色俱厉地指着他说：「中国都是你这样的人搞坏的，中国丧失了『自由』之后，不知道多少年才能恢复。」说时还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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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三方面看来，我的政治态度是不能容忍的。我年青的时候，曾经因怕瓜分中国而要求救国，何以后来变成这样一个人哩？在这里我要控诉美帝国主义，它通过教会学校，即清华学校，和留美时所受的教育，使我成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使我丧失民族立场，使我敌友不分，使我做出危害人民的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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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思想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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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解放军与共产党初步的认识：解放军的奇迹，使我衷心佩服，它的军纪之好是空前的，它爱护人民，更是我所意想不到的。在解放初期，使我最感动的是我们的家庭服务员刘妈的儿子的故事。她的儿子在城内工厂作事，有犯规的行为，当时借住该厂的解放军对他进行教育，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于是两个解放军同志就到刘妈家，请她进城去，教导她的儿子，后来请刘妈吃饭，并护送她回来。这样的军队，我认为是历史上以前所没有的。在一九四九年的春天，我很幸运的听了城内很多报告，报告人都是党的高级干部。他们的态度都是老实诚恳的，他们说得出就作得到。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以党的高级干部的地位，竟能在群众面前公开承认他们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这样的党，我认为也是中国从前没有的。但是这种认识只是初步的感性的认识而已，这是任何中国人都能认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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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哲学思想的转变，大致说来，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我没有把革命的实际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系起来。我虽然对党与解放军有初步的认识，然而，我并不因此就接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当艾思奇同志到清华讲演时，我还同他辩论。从一九四九年三、四月起，我在城内参加了许多次哲学交流会。在那个时候，我有两个错误的看法，一个是把辩证唯物论与旧哲学等量齐观，以为党的同志，不熟悉旧哲学，我还想在会上把旧哲学介绍给他们。另一个错误是我认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不够系统化，我想用一套繁琐的分析方法，加以整理。我之所以如此狂妄，是因为我还是在停留在旧哲学的基础上去看辩证唯物论。在第一次课改，我是以这种错误思想去参加的。结果对学校的课程等于没有改革。这就阻止了哲学系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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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时期，是一九五O年第二次课改时起到了一九五一年春天。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承认了辩证唯物论的领导地位，上面所说的那两个错误，这时已经克服。我认为辩证唯物论，是一条贯串各种学问的红绳子似的，我抽象地承认它的重要性，但是我的兴趣，只在它所贯串的各种学问中的哲学那一部门而已。这还是以旧哲学去抗拒新哲学。根据这种错误的看法，结合清华哲学系当时具体的情形，我就主张将清华哲学系分为三组，即哲学史组、逻辑组、艺术史组。这还是换汤不换药的办法。有课改之名，无课改之实。这又一次阻止了清华哲学系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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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九五一年春天，我在城内学习《实践论》。这时，我思想上有个近乎突变的转变。在这以前，每星期天我都进城参加中国哲学会的学习，近乎两年。两年中点点滴滴的心得，结合到《实践论》的学习，使我认识到辩证唯物论与旧哲学本质上是不同的。旧哲学是形而上的，根本是反科学的，而辩证唯物论是科学的哲学，它硬是真理。在一九五一年课改中，我认识到哲学系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训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员。这次课改是比较彻底的。但是我对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还是概念式的认识，这种认识在清华哲学系内产生了下面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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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心论与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在哲学系的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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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心论与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在清华哲学系占统治的地位，我就是这种腐朽思想的突出的代表。解放后直到现在为止，这种情形仍无多大变动。这就产生了严重的损失。主要的缺点是我们政治水平不够，理论与实际脱节。具体的表现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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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概念分析的方式去讲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实在就是以唯心的形而上学的方式去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例如在讲授辩证唯物论时或在课堂讨论时，我们就在概念上分析「必然与偶然」、「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在这样的分析中，我们只是在概念上兜圈子，兜来兜去，使同学越来越弄不清楚。以这种方式去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其结果是歪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本来是具体的、战斗的、行动的指南，而在我们手里却变成了没有生气的、抽象的、概念的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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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在这种唯心论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影响下，一部分同学就掉进唯心论的泥坑里去了。一位姓李的同学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是一九五一年考进来的同学，不到半年，他已经啃王阳明、熊十力的佛学和回回教的哲学了。看别人所没有看过的书，借别人没有借过的书。有些同学则感到学不到有用的东西，就要转系。一九四九年的十三个同学中，调走转走的有九位，现在只余下四位。一九五零年的七位同学转出四位，一九五一年的八位同学，还有两位要转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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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学上的另一表现，是教条地理论灌输，不解决同学的思想问题。辩证唯物论本来在全校的政治课里也有，所以在这门课里我就以补充的方式来讲课，以为政治是解决思想问题的，而系里的辩证唯物论则是解决理论问题的。我就是这样唯心地把思想问题和理论问题割裂开来，使同学摸不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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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列宁主义本来是解决实际问题的，但是在我们手里，它根本不解决同学的思想问题。一九五零年毕业的同学有三个，一位姓唐的同学考进了哲学系的研究所。可是他身在哲学系，心在算学系。一位姓周的同学毕业之后，又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从前的学习等于白费。一位姓水的同学毕业之后，本来考入清华哲学研究所，但他又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这种情形是多么严重。这三位同学都有思想问题，而我和本系教师都没有及时解决。今年一年级八个同学中有两位要转系。转系问题在本系如此严重，而我们不能及时发现，更谈不到及时解决。原因就是我们自身带着满身细菌，无法发现，更无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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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的教学方式，使师生根本上没有联系。我只是上课时去讲书而已。讲完之后，同学听懂了没有我根本不管。有没有问题，我也无从知道。课堂讨论，我有时就没有参加。同学的生活、思想、健康我都不开心。对于同学的学习我和本系的教师或多或少都持自由主义的态度。一切都凭同学自己去努力。例如有一位同学一个星期竟唸七十点钟的书，而我们却不知道，知道了也不关怀，不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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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系的任务，基本上是培养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可是在系内资产阶级的唯心哲学和教学作风仍然占着统治的地位，这就使任务不能完成，造成了上面所说的严重的损失。哲学系的教师是要负责的。他们之所以脱离政治，脱离实际，也是因为他们都受了我的影响，我的责任特别重大。）
+
+## 教师学习与三反运动时期
+
+　　上面曾说过，我在一九五一年春天，曾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是真理。但是我这个认识是抽象的、概念式的。在京津教师学习和三反运动之前，我不但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系到一般的实际，连我个人这一个实际我都没有联系到。我虽然参加了许多校内校外工作，但是，这些工作对我没有起很深刻的影响，直到习开始，我才初步的联系我自己这一个实际，批判了我的旧民主个人自由主义的思想，初步端正了我对苏联、对美帝国主义的看法。但是，我并没有认识到我自己过去思想的面貌。直到三反运动，我才开始认识了我自己过去的面貌和我身上所背的自私自利的蜗牛壳。
+
+　　我在思想上是有病的人，从一九五一年春夏之交起，我是要求作人民教师的。但是我一直没有作好。我不但没有作好人民教师，而且我还犯了严重的错误。我的主要毛病是什么呢？经过大家的帮助和我自己初步的分析，我认为：形成我这种自私自利蜗牛壳的主导思想，就是追求个人自由的没落的资产阶级极端腐朽的享乐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在我哲学方面的表现，就是搞极端抽象的、毫无实践意义的概念游戏。在我的人生观方面的表现，就是「超政治」、「超阶级」、「超世俗」、「超人间」腐朽的看法。在学校的实际生活中，就表现了我的维持享乐的生活方式和自私自利的蜗牛壳的特权思想。我这种思想是剥削阶级的思想，是剥削阶级中「股东式」和「后台老板式」的剥削思想。这种思想，在过去使我脱离现实社会，使我就在解放后还看不见人民；这就是我的毛病。我现在要打碎我的蜗牛壳，肃清多年来支配我生活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
+
+## 决心
+
+　　一个热爱新中国的人，一定认识到新中国是人民翻了身的中国，是人民站起来了的中国。新中国有四万万七千万人民，我是四万万七千万人民中的一个。新中国是为四万万七千万中国人民谋福利的，也是为全世界人民谋福利的。我不愿意只参观革命，也不愿意只参观人民的建设事业。我要参加这个光荣的伟大的事业，不但一二十岁的人要参加，三四十岁的人要参加，五六十岁和七八十岁的人也要参加。我快六十了，我从前是对不住人民的人，是有罪过的人，从现在起，我要作一个新人，要作一个名符其实的人民教师。我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一年不成，两年；两年不成，三年；甚至于五年十年。只要我不断的努力，我一定会成功的。
+
+　　来源：原载四月十七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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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思成：我认识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对祖国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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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营建系主任、梁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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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反运动开始后，我认识到像我这样从旧社会中过来的人，我的脑子里还留着很多资产阶级思想。我现在是人民的大学里一个教师，假使我一脑子都是顽固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又不彻底去改造它，我自己本身就可能成为教育工作中的「糖衣砲弹」，对于培养祖国建设干部工作的危害性是很大的。因此我迫切地感到必须认真又认真地检查自己，决心改造。
+
+　　我有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思想在指挥着我的行动，在我一切工作中，以官僚主义、自高自大的个人英雄主义，本位主义和家长作风等等形式具体地表现出来。在人民的财产上，在建设干部的培养上，三年来已造成很大的浪费和损失，使我痛恨自己。这一切都因我没有站稳工人阶级立场，乃至于还没有站在人民立场，而经常是站在时时刻刻忘不了自己的个人立场或资产阶级立场。因而我的观点方法，必然跟着立场而决定。虽然我对于新中国有无比的热爱，对于共产党衷心地拥护，但我平时对政治要求不高，不努力学习，还没有把我的屁股移过来，所以那一切有毒的思想就经常的表现在我的行为上。在事实上做了许多反抗共产党的领导和损害新中国的建设的事，使我非常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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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制问题上，我是一向主张清华应成为一个综合性大学的。对于营建系，坚决主张五年制。我心目中所要培养出来的建筑师是学问渊博的、博古通今的，既匠又儒的所谓「通才」。他不但能深切体会本国古典传统，并且熟悉各民族各国家各时代的艺术特征；能鉴别优劣作风，追溯源流，欣赏它们的风格，同时又懂得工程结构，知道最近代的革命性的材料用法而加以应用等等。我把这些理想标准，硬加在每个学生身上。至于是否适合目前祖国迫切需要？那就不管。因此，我就不惜引用苏联建筑研究院对于艺术史等课之如何重视，来支持我的主张。这样的「通才」是不是好的呢？一般说，是好的。但是不是我们当前所急需的呢？那就不是的。而我却依据主观愿望，以资产阶级的脱离群众的标准来作为中国人民的大学营建系的标准。很显然，我所定的课程当然不是「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与实践一致」的课程。我有什么理由把国家所需要的干部拿来造就成为我主观上希望造就的那种「人材」？这就是个人主义违反大众利益的最具体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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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解放后参加革命工作已三年，还始终不认识这点，直到最近才初步认识了。这真是可怕的罪过。这样的课程既然是不科学，就是脱离群众的，非大众的。以这样的思想来教育我们祖国的青年，我不是教育他们，而是毒害他们，要把他们造成资产阶级社会里纯技术观点的「艺术家」。我这种思想的反动，它说明我的立场距离人民立场还有十万八千里！当时我完全看不到这点，昏头昏脑，只看见自己的主张，固执地自以为是。感谢这半年来的学习，这一点我今天已初步看见了。我完全承认我这种不可饶恕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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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院系调整的问题上，早在差不多一年以前，在京津唐四个大学的建筑系课程改革的会议上，就曾经通过了一个议案，向教育部要求四校的建筑系合并为一个营建学院。但是我以召集人的地位，却没有将它正式向教育部报告。因为我当时完全只由个人利害看问题，只觉得这些系合并之后，我不愿成为主要负责人。我又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猜想那几校的系主任，都在外面执行业务，必定是金蝉脱壳之计，要把一切都推给我。而我自高自大的思想，又使我害怕合并之后，会冲淡或降低了清华营建系的水平。又怕各校教师合在一起有人事纠纷。再加上我身体不好，只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完全不看各位系主任诚恳迫切的要求，看不见祖国培养建设人才的需要，完全从个人利害出发，竟然把一个议决案搁置起来，置之不理。我这种完全为个人打算，欺上瞒下的行为，实在是不可饶恕，不能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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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北京大学工学院马大猷院长在检讨中所提到的朱兆雪先生，马院长对他固然已有了成见，当马院长同我谈起时，因为我自己对朱先生也有成见，也认为他是一个土木工程师而不是建筑师（当时我对于这个界线就看得过分严重），他的结构技术虽然很高，我却没有任何根据地就断定他在建筑设计方面的技术是不行的，所以就不负责任地发表了一些意见。我记得当时我所强调地的是建筑师与土木工程之间的区别，我只片面地说土木工程师如何如何在设计方面之不胜任，而没有同样地说明分工合作之必要，因此，我竟就做了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丑恶事实。马院长曾经建议把建筑系调整到清华来，我又为了维持所谓「清华水平」的自高自大思想，加上避免人事纠纷的宗派思想，断然拒绝。等到当时的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决定北京大学建筑系停止招生时，我心中一方面暗叫「活该」，但另一方面又觉得真的关了门也很可惜，更怕合并到清华来，所以又向当时高教会的一位同志说了一大通道理，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从旁请高教会收回成命。说来说去，我就是自高自大，抗拒调整。我这是服从共产党、人民政府的领导呢？还是抗拒共产党、人民政府的领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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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教学方面，在课程的内容上，我更是经常地、也不自觉地传播资产阶级思想。从一九三O年前后，我就完全做了资产阶级建筑理论的俘虏。因为我有严重的纯技术观点，而没落腐朽的资产阶级艺术理论正是机械唯物论同唯心的艺术论的具体结合，是最投合我的纯技术口味的。机械唯物论同唯心论在表面上看来仿佛是矛盾的，而事实上它们是统一的，它最具体的表现就在所谓「现代式」或所谓「国际式」的建筑上。他否定了一切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或做成方块玻璃匣子的样子，或采取抽象派、立体派绘画和雕刻中畸形怪状的曲线和体积，或是片面地强调夸大结构功能之表现。其实「国际式」就是「世界主义式」，是资本主义要统一、要垄断全世界的经济文化的法西斯思想在体形上最具体最老实的供状。我虽然研究中国建筑二十年，但我完全把它当历史陈蹟或古董去研究。对于祖国文化只有恋旧的爱好，而看不见它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中生气勃勃的一部分，我在创造方面对它没有信心。我虽然常常著文宣扬中国建筑的优点，但在实际工程上，在教学内容上，我的理论与实际是完全脱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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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七年我从美国回来，我这种资产阶级艺术理论的思想更发展到不可容忍的程序。我以清华「首创全国第一」的自满自大心情，在清华开始讲授所谓「抽象图案」，使学生做了许多形式主义的模型，做出那一套完全脱离实际的唯心的把戏。当然，这些立体派、功用主义、摩登派、最现代等等毒素，早已毒害了全中国的建筑师，使他们愈难于同本国传统接近，感情上对本国的东西更加冷淡，而我也火上添油，还自以为是以「前进」的建筑师之一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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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如在都市计划概论课程中，我口口声声地讲「社会主义」，自以为是历史唯物论者，是进步的。其实我所讲的「社会主义」正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是想用斯大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中威尔斯所说的那种「技术知识分子」们理想来改良都市，从而改革资产阶级所谓「人民生活」，建立「社会秩序」为目的的，是以抵制他们所最怕的革命和阶级斗争为目的的。那就是我所崇拜的孟福德和沙理能的理论。是完全本末倒置，违反发展规律的理论，完全是反动的，反革命的。就因为我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都跟他们一样，所以我就热心地接受了。幸而对这一点我认识得早一些，所以总算是批判地接受了他们的技术上经验。但我如果不能掌握唯物辩证的观点方法，我仍不能认识正确的政策方向，仍然会以片面的纯技术观点来处理一切，无论在教学上或首都建筑的计划上，都会造成极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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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建筑设计方面，我记得有一年清华校庆展览，在意见书中有人批评我们的设计是「集空想之大成」，我看了很不服气，我还对几位先生同学说：「将来学生毕业之后，一切设计都要受到各种条件的严重限制，所以现在应该让他们尽量发挥他们的理想，就是他们要设计一座黄金盖的房子，也应该让他们做。」今天提出这个例子就证明我当时思想的错误。又如我们每位同学的第一道设计题「我的房间」，虽然目的在使同学们初步认识一个人生活上所需用的空间尺度，但我从中却给同学们灌输了一套私人专业至上的思想，再加上铺张浪费的美国生活方式。只举这两桩小事，就可以表明我教学的内容的主导思想还是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思想。我配做一个人民教师吗？我配做人民的建设干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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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华的建校工作和营建系服务部的工作中，我也犯了各式各样的错误，去年清华大学建筑许多新校舍，营建系和我却采取了旁观态度。当时我尚在休养期间，学校领导上为了照顾我的身体，没有让我参加工程委员会，由此我就采取了「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态度。虽然系中有几位教师参加了工程委员会的工作，但我不仅在思想上不给予应有的领导，在技术上也没有给予协助，反而在那期间，在建筑设计理论上同许多位教师形成了对立的局势，在一些具体工作中，更用极其恶劣、极其粗暴的态度提供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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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捐献工作中，我系师生发生了盲目追求数字的自我表现的偏向。我忘了照顾个别同志的情绪，竟在这方面予以鼓励。最后就引致了系中教师间空前的不团结现象，有土崩瓦解之势。在系主任的岗位上，我是要负大部分责任的。其所以演变成那样一个局面，主要的是我的政治水平太低，未能全面看问题，未能从人民立场看问题，又未能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其所以造成当时那种危急的局面，就是因为我满脑袋都装满了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伟大而忠诚的互助精神与团结精神」。一直到这次「三反」运动中，我才看见了我的错误，使我沉痛地看到因为我这样的领导，使系中对建校工作采取了旁观的态度，放纵了学校工程委员会中一些贪污分子去勾结奸商，大量盗窃国家资财。此外，在服务部所设计的北海托儿所的工作中，又因为我的官僚主义，不领导，不检查，致使地基和屋顶设计错误，又加上建筑公司在把头把持下，偷工减料，工程完竣刚刚一年，已呈现了极大的破裂现象，屋顶部分且有危险。我前几天去检查工程，看见那些天真活沷可爱的小孩，他们都是我们祖国将来的主人翁，又是我们最优秀的革命干部的儿女，而我所负责的房子，却正在威胁着他们的安全乃至生命。更不用说我所造成人民财产方面巨大的损失。我看了说不出的心痛，眼泪夺眶而出。我深刻地认识到，我的官僚主义已使我成了人民的罪人了。不仅如此，使我更深刻的体会到：脱离政治的纯技术观点，对人民的危害是不可估计的。这是一次极其深刻的教育。它使我痛恨自己脑子里的资产阶级思想余毒，它使我联想到刘元敬那样的奸商，增加了我的阶级仇恨，使我更千万倍地仇恨那些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尤其是像刘元敬那样在国防工程中盗窃国家资财的奸商，和暗害我们的志愿军的奸商。这使我在与资产阶级划清界限，站稳人民立场上，得到深刻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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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进一步思考检查，使我又把自己认识得更清楚了一点。我认识到我思想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思想是极其严重的，它指导我一切行为。我以往，只是纯技术地积极工作。我虽然参加了许多政治性的会议。参加了政府的工作，并有机会与许多领导同志们接触，但我听了他们的报告或谈话，就不求甚解地接受下来，常常断章取义地引用作为我许多资产阶级行为的护身符，而我还自以为很进步。就这样在主观的、自以为是的自满情绪中，尽量发挥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做了许多损害人民利益的事。让我们单只在院系调整一个问题上算一个账看看，假使清华大学大多数的教师，像我这样的人，能早一年认清人民的需要，祖国建设的需要，从去年就调整院系，单是营建系一系已为祖国培养了三百个建设人才；北大、清华、燕京三校合计，培养了文法理工六、七千建设人才。这个巨大数目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想到这里，真使我说不出的痛心。我痛恨资产阶级思想通过像我这样的人，严重地障碍了祖国的建设，而我就是具有这种腐朽思想的一个分子。我的罪过是不可饶恕的。我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英明正确的领导，在去年九月开始了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以来，又及时号召全国人民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以及一切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坚决的斗争，使我逐渐清醒过来。我也感谢同志们对我的关切和帮助。我一定要加倍努力学习，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民教师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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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原载一九五二年四月十八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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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伟长：我跳出了帝国主义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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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副教务长兼机械工程系教授、钱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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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月内（按：1952年3月份）我曾做过两次检讨，但是都不深刻，只觉得一身都是错，开始时找不到问题的核心，以后我才发现我这多年来是因为追求「教授与专家」的名位，不仅资产阶级的教育驱使我为帝国主义服务，使我丧失了人民的立场，丧失了民族的立场，而且又通过我继续毒害着青年，助长他们的个人主义的发展，阻碍了他们为人民服务的决心的培养，为人民教育中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我恨美帝国主义，我恨美帝国主义者给我安排下这样一条恶毒的道路。我恨旧清华，而我更恨的是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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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一回到学校，参加「三反」运动的时候，我的认识是极端不够的。自以为我过去也还进步，也还积极，资产阶级的思想对我影响不大；在工作上虽然表现着自高自大和本位主义的作风，我自己已经认识到，也想到要改掉的。但我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丑恶与工作上所犯的严重错误，也没有体会到自己所负责任的重大，尤其没有认识到由于自己的错误，曾给人民招致了多大的损害。因此，当我初步向同志们作自我检讨时，不是口气轻松，满不在乎，就是罗列一些事实，缺乏思想的内容和分析，找些藉口，给自己戴上几顶帽子，想敷衍过去。我这种态度当然使同志们非常失望。当同志们向我提出了许多意见之后，我一方面感觉得无地自容，再也提不起勇气来面对这许多意见，加以分析，来认识我的错误的思想根源。另一方面，觉得有一两个提得与事实「不符」，使我懊恼，我这种错误地对待批评的看法，等于病人拒绝了医生的良药，使我长时期停留在「承认我一切都错了」的阶段上，而不能加以深入分析，挖出错误的思想根源。一直到开过两次动员大会，在会上听到很多同志指出了资产阶级的各种腐朽思想的危害性，我才深深地感觉到我的资产阶级意识是如何的浓厚。当有些年老的先生诚恳地表示要求检讨，决心改造时，是深深地感动着我。我想这些先生的年龄这么大还有这种勇气，我这样一个年轻的人还有什么不能改的？我体会到工人阶级的友爱团结的伟大力量，我有了信心。
+
+　　我以前一直以为自己是进步的。在抗战前曾积极地参加了「一二、九」时代的学生运动，在解放前参加了反蒋反美运动，在解放以后工作自以为也很积极。但是，在仔细检查思想之后，便发现在进步的外衣之下，掩盖着一批见不得人的卑鄙的追求名位的丑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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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十五岁起便没有了父亲，进学校一直是凭奖学金和叔父的帮助。自已一心要想找条出路。在旧清华，这座美帝国主义传播文化毒素的「学府」，耳闻目及的都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老师们大部份都是留美返国的。在那里，我对那些在资本主义国际间有地位的科学家，很是羡慕，羡慕他们受到当时旧社会的推崇，我对于这种清华园的「世外桃源」式的生活更羡慕不止。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在清华的吴正之先生，讲近代物理到康普顿交应一段时，对他自己在美国的工作如何受到「国际间」的重视，讲得天花乱坠的情形，是怎样地使我响往。有一位助教先生有一天拿着一本美国新出的X光学，四处宣传着，说里面引用了很多吴先生的论点。又如当时物理系有两位先生，一位是赵忠尧，一位是沙玉彦，是东南大学同班毕业。赵留美，是教授；沙没有出过洋，是助教。赵先生是志高气扬，沙先生则是垂头丧气。我虽为沙先生不服气，但是也崇拜赵先生。这些点点滴滴的事情，使我深刻地了解到在这样一个半殖民地社会里，要受到人们的「推崇」，便非得弄到一些所谓「国际地位」不可。所以我便肯定地决定了出洋，在科学工作上取得一些国际地位后，再回清华做教授，以便走一条有「名誉」有「地位」的道路。今天我明白了，这个道路显然不仅是自私自利，和人民的利益毫无关系，并且是反人民的，是一种骑在人民头上甘愿为资产阶级服务，甘愿为帝国主义传播奴役中国人民思想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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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贫苦家庭的子弟，自知不可能自费出洋，我只好在毕业后进研究院，好好准备，作考公费出洋的打算。在先生们的不断鼓励下，坚定了我那时的信心。「12.9」运动时代，我为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所激动，参加了群众运动。但是，在我的思想上是有着矛盾的。一方面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和青年的革命热情，一方面是自私的出洋做教授的名位欲望，因此，每次运动开始时我都热烈地参加，但是，每到运动告一段落，我便静悄悄的钻进实验室里赶起功课，又羡慕起周培源先生的科学成就和叶企荪先生的学问渊博来了。当一批批的老朋友勇敢地离开学校走向革命工作岗位的时候，每次总有人希望我也去，我自己也这样想，但是到真要走时又怕革命工作太艰苦，踌躇起来而借故不走，甚至安慰着自己，说工作要「分工」的，一批人去搞革命，一批人去搞「科学」，革命成功后科学也是很需要的。其实这是自己骗自己的。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科学永远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总而言之，不论怎样说法想法，都离不了想出洋做教授，这充分暴露了我的落后动摇，我这种卑劣的自私自利心怀，实在是太见不得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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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考取了公费留学，在加拿大便一心一意地下起苦功来，为着自己的前途努力。在一两年里就有了几篇论文，得到资本主义国家力学界一般人士的注意，因此沾沾自喜，自认为一登龙门，身价十倍，我这工作一定提高了我在国内的地位。我就是这样追求名位，愈陷愈深，搞着各种研究工作，根本没有想到祖国的需要。
+
+　　正因为我的这些研究工作，受到冯卡门的垂青，当美帝国主义的火箭砲和喷射推进的研究工作，正在草创建立的时代，便被邀请参加。当时我心里是颇为得意的，一方面以为这种工作一定能引起国内的重视，而我在国内的学术界地位便会高起来。一方面自以为对消灭德日法西斯战争，也间接地贡献力量。当时我还想：国内在热烈抗战，很多老朋友们都在民族解放抗日战争的阵线上工作着的时候，我由于追求名位而躲在美国，将来见面实在不好交代，如果能做一些这样的军事科学研究工作，至少也可以搪塞一下。我完全看不到美帝国主义正在利用对德日的战争扩张军事装备，准备侵略战争。我这四年的研究，实在是替刽子手做了磨刀利器的工作。我这带满血腥的工作，帮助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制造了杀人的武器。给和平的朝鲜人民带来了灾难；使英勇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增加了困难、多流了鲜血；每次报纸上提到美帝国主义的火箭砲时，都使我内心增加了沉痛的犯罪感觉。
+
+　　我这样苦心的工作，很快地得到了效果。一九四四年清华聘我做航空系的副教授，当时一肚子不高兴，心想研究了三年多，还只是当副教授？我以「学成归国，尚需年数」为辞拒绝了。但在同年三个月后，清华机械系请我做教授，我便立刻接受了。但是怕人家说我对名位太重视，显得对教授的名义太关切，所以又借口「研究工作一时不能结束」，拖了一年，在一九四五年才返国到了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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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洋留学，回国在清华当教授的迷梦都达到了。只是那时清华园战后初复，疮痍满目，国内在反动派统治下，乌烟瘴气，伪法幣不断贬值，生活非常困难。这些情形，和我在抗战前所响往的新南院式（按：清华大学教授住宅）的教授生活，相差太远。那时我的向上爬的目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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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命不凡地要想在中国发展工程科学，发展力学研究。但是这些问题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都毫无希望。在这样苦闷的情绪下，由于进步朋友的影响，便积极地参加了反蒋反美运动。目的是一心只希望革命成功，共产党早日到来，把我个人自私的愿望，建筑在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的胜利上。
+
+　　但是这种建立在个人利益上的积极性，是经不起考验的。当北京解放前一年的夏季，钱学森到清华来玩，看见我一日两餐，借贷为生的困难情况，同时谈起发展工程科学所受到的漠视和困难。他便劝我再去美国。他告诉我，冯卡门也很关心我在国内的工作，曾告诉他假如我在中国有困难可以回加省理工大学去教书。他告诉我，在这样混乱情况下耗费精力和时间是没有意思的。我最后便完全丧失了民族立场，可恥地同意他的观点，自慰地说：「一等革命胜利情况安定后，我们再一起回来。甚至于把冯卡门老头子也带回来。来发展新中国的工程科学研究。」我这样完全只为自己打算，看不见美国的教育与科学研究是为谁服务的本质。完全看不见冯卡门所领导的航空科学研究，正是美帝国主义轰炸朝鲜和我国和平人民的基础。冯卡门正是要我为美帝国主义服务，要我叛变祖国、叛变人民。
+
+　　我没有去美国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站稳了人民的立场，只是因为到美国领事馆签证时，要我宣誓在战时愿意服兵役，我怕死，我更不愿意为美国死才决定不走，幸免于再度沦入帝国主义为我所安排的罪恶深渊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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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面的事实里，已经充分暴露了我在解放前进步外衣下，只为自己名位打算的思想。一个真正的进步青年，应该像清华不少老同学一样，他们在「12.9」运动里锻炼了自己，改造了自己，参加了革命。但是我却为了想在这个罪恶的场所当个教授，当一个传布资产阶级思想的工具，而退出了革命的队伍。退一步说，我也应该像很多进步的教授们似的，与罪恶的国民党统治者作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我在抗战最困难的阶段里，逃在加拿大、美国，为帝国主义服务，在解放前斗争的紧要关头，却仍想临阵脱逃，我的这些行动真是万分可恥。
+
+　　我既然是美国式的资产阶级教育里培养出来的人，我便一定有浓厚的崇美恐美思想。当抗美援朝运动还没有开展以前，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正逐步接近鸭绿江时，有几位助教和我在家里谈起我们是否应该参战，我立刻就想到在美国时，美国的报章杂志像《生活画报》等所有宣传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武装力量，我怕轰炸；我更想到我自己的家在真要打时怎么办？是不是又要逃雄？我当时的一切希望，是寄托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生产建设和发展上，要打起来，一定会影响我们的新生力量。我怀疑我们在一开始时会不会退下来，弄成一个鸡犬不留的长期的持久战。我恐惧在中国领土上发生战争，我希望美国不打中国，我于是想到美国的侵略路线重心一直在欧洲，不在亚洲，希望这次朝鲜战争是麦克阿瑟一个人的主张，希望不致发展成大规模的战争。这不仅说明我没有无产阶级的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而且没有认识朝鲜战争的本质，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我长期受着美国宣传的蒙蔽，崇拜他的大生产，因为崇拜他所以恐惧他。在全国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以后，伟大的志愿军不断的胜利和全国风起云湧的抗美援朝运动震醒了我，尤其是在一九五O年底到东北去慰问伤员，我才从无数的接触里认识了最英勇的最可爱的人。他们那种坚定的胜利的信念，对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砲那种藐视的毫不在乎的神情，对美帝国主义少爷兵的嘲笑和蔑视，使我想起了在美国战时所见的喝醉了的美国兵在大街上东倒西歪的情形，使我更深切地体会到中国志愿军的英勇。这时才真正地克服了我的恐美崇美的心理。使我认识到自己的愚昧无知和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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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反运动开始的时候，有人指出我在科学学术技术上也崇美，我起初不承认，认为在这一方面我并不崇美。但是在仔细检查了思想以后，我是盲目崇拜美国的科学技术的。因为我在谈到科学技术问题时，从来不从中国人民今日的迫切需要来看问题，而总是有一套所谓国际标准。我现在愿意举三个例子来说明这思想。这当然并不是说只有这三个例，其它一定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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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去年暑期里有人告诉我——浙江大学土木系的桥梁结构教授因故要离开浙江，据说这位教授前年在美国土木工程学会会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桥梁结构的文章，美国桥梁工程学会认为是重要的贡献，要给他奖金。当时我便觉得美国桥梁工程学会都认为是好，那当然一定是好，其实我从来也没有看见过这篇文章，立刻便觉得清华应该去请他来。这里指出我完全是盲目的跟着美国的「标准」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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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一次在振动学班上，我指出工程力学的发展，应该逐步地取得更强的物理基础和算学分析的基础，应该逐步地扬弃纯经验的无系统的部份。这并不一定是不对的，但是我却说美国的力学发展现在就是这样，我当时心里上觉得美国都是这样做的，那还成问题？这又一次证明我是怎样盲目地崇拜美国的科学的。
+
+　　又例如对于工程学报的论文的文字问题，曾经有过争论，在那次争论里，我表示随便什么文字都可以。其实我心里却在想，我要追逐所谓国际的水平，我要用英文发表。当美国写信来要单行本时，或是我的论文已被美国书上引用时，我便认为我的工作已经获得美国力学界的重视，觉得非常得意。这表示我在长期的资产阶级教育影响下，看不见同志们用中文发表论文，是为了脱离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以取得学术上的独立，而我却在科学上盲目地重视美国人的意见，强烈地表现可恥的文化买办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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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长期的受到了美国式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使我不会从人民的需要上来看问题，而只盲目地崇拜资产阶级的国际标准。使我只看到过去美国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看不见美国的科学技术是掌握在统治阶级手里的，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他正和帝国主义的命运一样，已经急速地走向衰亡毁灭的道路。而我们新中国的科学技术，正在蓬蓬勃勃地成长着，由于他是为人民服务的，成千成万的工农青年正在掌握和运用科学和技术，由于工人阶级的智慧和创造，我们的科学和技术便一定有无限的前途。在半殖民地的社会里，科学技术一定是跟着帝国主义，走向衰落。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科学技术一定跟着生产建设的发展而发扬光大。
+
+　　长期的美国式资产阶级教育，不仅使我有严重的崇美思想，并且也接受了一套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这一套思想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是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的，并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和人民的利益是违背的。我带了这一套思想参加了学校行政，在工作里对人民教育事业带来了很大的损害。这一套教育思想在院系调整的问题上暴露得最彻底，损害也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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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九五O年高等教育会议前，教育部公布了高等教育组织法草案，要求我们表示意见时，我一看学校只分成文、法、理的综合大学和单科性的专门学院，便立刻联系到清华自身问题，想到北大和清华的调整问题。事实很明显，清华必然只有工学院是最合适，北大自然是混合大学。那时我不服气，觉得北大那一点比清华好，称得上一个混合大学，它的文、法、理在那一方面比清华高明？在那时我的清华本位主义发生了剧烈的作用，以致在高教会议前后各种场合中， 表了反对这样规定的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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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几天里我一直想着在解放前北洋工学院、北京师范学院的改大风潮，想着美国普林斯敦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在一般人眼目中的分别，都表现着混合大学比单科大学高贵。其实这正指出了我的思想里如何深深地受了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毒害。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混合大学一般地是统治者的子弟所进的学校，培养着他们轻视劳动的习惯，培养着他们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培养着他们统治人的一套理论和办法。所以都是校舍华丽，学费昂贵，是资产阶级社会一般青年的进身之阶，经过这种学校便可能一步步地走进统治阶级的队伍。而专科学院一般地是技术性的，技术人员是资产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的工具，一般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专科学院一般是校舍简陋，学费不高，学生也大部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学校内纯技术观点非常浓厚，对于政治文化一般不重视，在这样情形之下，培养出来的学生自然是统治阶级最好的工具。在我们今天人民的祖国里，我们的高等学校，不论是混合大学和专科大学，都是培养建设祖国的人民干部的场所。在伟大的工业建设快要展开的前夕，工业建设干部的培养是多么重要，我们清华大学能改成理工大学，专门培养大批的工业建设干部，正是应该认为光荣的任务。但是在那时候，我却在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蒙蔽之下，毫无立场地看不到祖国的伟大前途，死抱着一个因反动派的消灭而应该死亡的旧清华，甚至发展反对言论，助长了当时的落后思想，使高等教育改革工作增加了阻力，为人民教育事业上来了很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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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的另一个主导思想是清华本位思想。觉得清华在过去历史上也曾培养了很多国际知名的学者和科学糘，觉得现在全国各大学内中年以上的主要教授，很多是当年清华所培养出来的。所以始终觉得清华过去办得很有成绩，值得留恋。其实这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的。清华大学过去的所谓光荣，只是出洋回国做教授，贩卖美帝国主义文化的买办式的「光荣」，是甘愿为美帝主义传播文化侵略影响的「光荣」，是甘愿为帝国主义服务、奴役中国人民思想的「光荣」，清华所最得意的所培养的一些「英才」，究竟为谁服务了？大部份在解放前是为反动政府传播统治思想服务，是为美帝国主义传播文化侵略影响服务，甚至有像林家翘、陈省身等，到今天还在美国为美帝国主义服务。像吴国桢、蒋延黻、叶公超等，在台湾为人民的公敌蒋匪服务。在解放前，学校当局一直是站在反动派一方面，压迫学生运动，革命的先烈像黄诚同志、彭国衍同志等都是被梅贻琦所领导的清华大学所开除出去的，连校友会里都没有他们的名字。像闻一多先生被反动派杀害以后，清华大学表示了些什么，连闻先生的骨灰都没有地方安容。清华大学的全体教授因为学生罢课，可以拿总辞职来威胁同学复课，相反地为了向蒋匪祝寿，梅贻琦可以带领特务学生王世成等到南京去献剑。为了向蒋匪效忠，教授们可以踊跃到重庆去受训入国民党。解放前的清华的领导思想是为反动派服务，与人民为敌的思想。清华的崇美教育，纯技术观点的奴才教育，和所谓英才教育，不知道在精神上屠杀了多少革命有为的青年。这样一个可恥的反动的旧清华，早应该在思想上死亡消灭，我却为他留恋。我在那时不从人民迫切需要大量建设干部上来看问题，来支持教育部的草案，而使人民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损失。从这里可以看到所受到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毒害之深，以至完全看不见中国人民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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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毒害，也表示在追求资产阶级的所谓国际标准上。我对清华发展的方向是强调研究，注意提高。在工学院院系调整时，我们提出了自己的院系调整方案。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本位主义，用校内调整对付全国工学院的调整；另一方面意图用调整院系的方式，使清华走向「提高」的道路。什么是我的国际标准呢？我的国际标准实在就是加省理工大学的标准。我这种思想是没有人民立场的，没有根据中国人民的利益来考虑我们学校的发展方向。我们这种想法是资产教育思想所领导的，是崇美思想所领导的，是与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无丝毫共同之点的。而我却由于在长期的美国式资产阶级教育里，接受了一套资产阶级技术教育的标准，硬要往中国搬，以至影响了人民高等教育的改革。我还不知自责，在调整方案通不过时，还埋怨领导，埋怨同志们。我这种完全没有人民立场的思想和举动，影响了工作，要不是教育部领导上和党及时加以纠正和教育，其后果真将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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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美国式资产阶级教育，也给我脑袋里装满了一套纯技术观点。轻视了政治思想学习，把政治思想学习当作业务学习来学，从来没有联系自己的思想，改造自己，以致解放后那末长久，资产阶级思想还盘据着我，通过我发布毒素，毒害青年，在工作上造成了很多的错误，使人民事业蒙受损失。当工学院机械系的讲师助教因为个人主义的要求，感觉在校内工作没有出路，彷徨不定时，我却不懂得怎样从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上动员他们，增加他们的教学工作热忱。我却教给他们怎样进修，怎样研究，用「教授和专家」这样极端个人主义的名位来引诱他们，使他们脱离教学，忽视了政治学习。使他们也蒙上了强烈的纯技术观点而不自觉，使培养人民教师的工作受到了损失。我的纯技术观点也在课堂上散播了毒素，影响了同学的政治学习。我在教学中只注意同学的业务，从来不注意同学的政治思想；我鼓励同学好好学业务，于是使同学搞起功课，忽视了团的工作，忽视了自己的改造。把同学也引上了「教授专家」的思想上去，去重复我自己走的老路。我对于同学参加政治运动而要求停课，是很被动的，这种态度助长了落后同学的威风，使党团改造知识分子的工作受到阻碍。我的纯业务观点，使我有业务与政治工作在学校内分家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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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纯业务观点呢？他是美国式资产阶级技术教育的特点，他们要培养一批只懂技术不问政治的奴才为他们的统治死心塌地服务。什么是人民的教育呢？人民的教育首先应该要建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和立场，所以首先要注重学习政治。我在「12.9」学生运动时，是怎样地痛恨清华的纯业务观点教育的，我痛恨当时学校当局，对于学生参加爱国运动时，用「莘莘学子，在兹青年求学时代，仍以读书为重」的布告来训诫学生。我记得在一九三六年「3.31」游行之后，李伟同志在游行时破捕，监狱里住了两月释放回校时，先生们对他并没有安慰和祝贺的表示，相反地那时的工程力学教授却要求他在一个星期内补上三次月考。我们那时对这种教育，叫他做「吃人的教育」。但是在今天我在长期的资产阶级教育下，却已完全变了质，已经同样地一身都是纯技术业务观点的毒素，来毒害青年。我恨美帝国主义给我的毒害，我也恨我自己接受了这种毒害，通过我再去毒害祖国可爱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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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长期的资产阶级教育，也使我带着一些资产阶级的工作作风。无产阶级是大公无私的，他没有什么不能说，或是说不出的道理，所以事事以原则为根据。只要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原则，便经得起考验，不怕公开。但是资产阶级是以自私自利为出发点的，他的原则见不得人。于是事事需要疏通。我却于长期的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为了完成任务，只是习惯于到处疏通，从来不从政治原则上出发来打通大家的思想。我利用着大家的清华本位主义，系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弱点，来疏通大家，希望大家能点个头，于是事情办通，任务完了。例如在院系调整方案里，主要地利用了文学院院长金岳霖先生怕文学院被并出去，愿意接受一个紧缩了的文法学院的弱点。再利用陈岱孙先生的财经学院计划，因而取得了这些负责同志的同意。清华所谓院系调整方案所以得到大家的同意，这完全是资产阶级作风的关系。我这样不仅不能肃清本校同志间从旧社会带来的旧思想，反而助长了这种落后思想的发展，使同志们的思想改造工作增加了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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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工作里表现了自高自大，自认为进步，自认为有些学问，自认为做事有办法。但是在同志们的无情的批判和对美帝国主义控诉的启发下，我初次正视了我过去的丑态和危害性。我非但不进步，并且一直是为了追求个人名位，被美帝国主义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知识分子所铺下的道路所俘虏腐化的人。我的学问并没有为人民服务，相反地正是为帝国主义服了务，作了帮凶。做事有办法，却正是最见不得人的资产阶级一套疏通办法。我是彻头彻尾满身都是资产阶级毒素的人。我这种毒素给人民带来了不少的损失。三反运动给我洗了个澡，使我认识了谁是恩人谁是敌人。我感激毛主席，感谢党的不断的指导，使我从四十年来深深陷在美帝国主义的陷阱里跳了出来。我要认真学习，继续改造自已。我从今天起认清人民的立场，决心站稳人民的立场。我要把美国帝国主义给我的文化侵略影响清除干净，把资产阶级的腐朽的教育思想完全肃清，努力做一个名符其实的人民教师。使我要在人民政府领导下，与全体师生员工在一起，共同使清华大学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人民的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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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原载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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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元怀：检查我的反动思想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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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欧元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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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一三”全面抗战之后，我把大夏大学先迁庐山，再迁贵阳，三迁赤水，至1946年才重返上海。在这十年间，我的反动本质严重地发展，表现为封建官僚主义及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行为，现在就重点地检查抗战后解放前我的反动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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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1939年在贵阳，有“大夏”学生2人，遭省会警察殴打，引起全校学生愤怒，集会决定整队向国民党反动贵州省府请愿惩办警察。我劝阻无效，当学生队伍出校门时，我想出急计，横躺在校门口，阻止其前进。以致几百名学生被我这一举动拦住。我并且出布告说要辞去副校长职务，使学校呈紧张状态。结果迫使出去游行的学生都签具了悔过书。我当时认为前方抗战，后方要维持秩序，“大夏”初到内地与地方政府闹冲突，对学校名誉有损害，对我向上爬的野心有妨碍。我还想替地方政府撑腰，如我能把风潮压平，自可使省当局提高对我的估价。记得当学生集会时，警察局长忽然进来，学生喊打。我把警察局长抱住，叫学生打我，不要打局长。我不察是非曲直，坚欲为地方维持秩序，是站在统治阶级粉饰太平，巩固统治阶级的权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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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因为我这样不顾正义地压迫学生搞运动，为反动政府维持秩序，是会引起反动统治阶级的赏识的。果然在1940年年初，周诒春介绍我给吴匪鼎昌（当时反动政府贵州省主席），保我做贵州省教育厅长。我于1940年5月就职，1945年2月卸任。这4年多我一面做官，一面仍兼“大夏”副校长名义，进可攻，退可以守。就任伪厅长不久，即被调往反动中央训练团第十期受训，并被派做训育干事，每天要批阅小组各人的日记。中训团提倡中国的四维八德，又灌输外国的法西斯主义。蒋匪本人及吴稚晖、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谷正纲、张厉生等都来训过话。顾毓琇是第十期的班主任，王东原是教育长。整整5个星期的法西斯训练，更使我的思想毒化了。在我的履历上添上了新头衔——中训团党训班第十期结业，我的反动思想又武装上了法西斯主义。因此在反动教厅长任内，对反动教育部有关统治教师和青年思想行为的“防共”“反赤”的法令公文，我照例很迅速地传令各县执行。毕业会考制度，本来是反动教育部为束缚青年使他们埋头读书，无暇过问政治参加学运的手段，我也很认真地推行。一次贵阳高中学生意图反对会考，我把该校校长记过，将训育主任撤职，并开除学生一名。这说明我如何利用职权，对教师、青年施行法西斯的统治。反动教育部在重庆，渝筑密连，所以反动政府的政令总先在贵州推行。我也就利禄薰心为博得嘉奖，替反动政府尽心卖力，这是我向上爬和奴才思想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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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反动教厅长任内，除推行反动中央的教育法令外，并制定许多本省单行教育法规。为便利实施起见，我把国民党反动中央和地方的教育法规于1942年印成八巨册，分发给全省各县政府和中等学校。这些法规突出地表现了法西斯统治的性质。要学生服从“总裁”言行，服从国民党的指导，实行精神总动员纲领。这个办法规定，危害青年学生是很严重的。他们的思想言行、读书看报、集会活动等等都要受束缚压迫。我定这办法，推行于各级学校，不仅是帮凶，也是法西斯统治的主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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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取得“贵州人”的欢心，还派教育厅的职员编撰“贵州名贤传”一册。自西汉到满清，一共选了34位所谓名贤，编为传记，做本省中学生读物和小学教师补充教材。选择的人物大多是为封建政府戡平贵州少数民族革命有功的刽子手。如清朝的丁宝桢就是为满清皇朝在岳州打退石达开太平军的。我把这些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列为名贤，是因为我站在反动统治立场对待历史。我把这本书作为中学生的补充读物和小学教师的补充教材，更严重的危害了青年儿童，使他们中了反动的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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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反动中央政府通令各省施行新县制度，贵州省各县所调地方自治干部非常缺乏。我在1943年曾经订立贵州省中等学校毕业生参加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办法，使不升学的青年必须参加受训，受训期满必须充当地方行政干部。这一办法施行后，省训练团与区训练所的学员来源大半解决。不升学的青年，大都是因为家庭负担，不能不休学做事，现在强迫去受训，使他们的经济感到困难。至于在训练机关内，所受的反动统治与法西斯的毒素这个危害性更大。学员出去，都是做反动统治的爪牙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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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在贵州各县普遍设立民众教育馆，一方面增加了地方预算和人民的负担，同时更藉此进行反动的宣传，毒化人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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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曾在反动教厅长任内，担任过一年的贵州省县政干部人员训练团教育长。团主任是吴匪鼎昌自己兼，我常常对学员们做精神讲话。无非都是拥护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府法西斯的一套。我又兼任过贵州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的主任委员及贵州省三青团监察一年。新生活运动是蒋匪欺骗人民的手段，而我却通令各县推行这一运动，虚张声势。我担任三青团的监察，并没有开过一次监察会，我完全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挂上这个帮凶的名义。1943年秋，我还代表反动省府往黔东铜仁、镇远两专区征粮。两区专员、县长及粮政人员，在铜仁开了3天会，雷厉风行催人民迅速纳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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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反动省教厅长任内，对人民最大的罪行，莫过于参加特种会报。这是反动党、团、政、军对付革命人士交换情报的机构，也是国民党反人民的中心权力机关；中统、军统的狰狞面貌，都可在这机构里看出。中统的主要代表是省党部，军统的主要代表是保安司令部，省政府派我和民政厅长参加。我主观上以为出席这一会报，可与党团军三方面要人联系，所以就接受这一差事。这一会报是不定期开的，开会地点在滇黔绥靖公署后院。参加这会报的有反动省党部主委黄宇人（主席）保安司令韩文焕（副主席），有军统特务黄加持，有三青团书记长季天行，有绥靖公署参谋长王天鸣，有民政厅长谭克敏等；后来反动省党部改组又加上傅启学、黄国桢。会报席上对中共人士呼为“异党”或“纤维”（奸伪之意）。黄宇人等都主张对共产党宁枉勿纵。有一次黄宇人报告镇远有一“异党”被枪决，另一次报告逮捕省城“异党”蓝某等数人，随后孔福民县长被捕、生活书店被查封书籍被焚毁等等黄宇人也提出报告。在云南会馆内拘留几十位进步分子，我曾对他们演讲一次，劝他们信仰三民主义，不要执迷不悟。后因“大夏”毕业生好多人被捕，我曾要求吴鼎昌免除我这一职务。他笑答我：“你鬼混鬼混好咧。”因为做官心热，接受伪命参加会报，现在想来捕人、杀人之权虽然不属于我，但既出席会报，当然要负应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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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应该附带交代我与吴匪鼎昌的关系。吴鼎昌是政学系的头子。1943年蒋贼在贵阳住了一个时期，吴匪请他吃饭，我被邀做陪客。还有他先后宴过蒋匪帮要人陈仪、陈立夫、谷正纲、何应钦、孙立人、汤恩伯等人都曾请我做陪。他几次出外“巡视”，也邀我一同去。我在贵阳过50岁生日时，他一家三人合送我一幅画，当时我感到受宠若惊深深感激，因此我对他也是奴颜婢膝阿谀奉承。我打算钻进政学系这一反动组织，曾向他谈起此事。他当时竟对我否认有政学系的存在。可能是因为我为了向上爬，曾多方拉拢关系，致使各方面都怀疑我，没让我参加他们的组织。后来我竞选伪立法委员时，还曾求他写信给白匪崇禧、吴匪铁城推荐我当立法委员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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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946年1月，“大夏”在赤水县。反动县党部县政府接到反动中央命令要“各界”举行反苏大游行，宣传东北问题。“大夏”在赤水是最大的团体，游行也就以“大夏”为主体。在会场散发的宣言是“大夏”教授吴澄华起草的。我是主席团之一。我并作了一番煽动性的宣传，根据反动的中央日报登载的张莘夫被害事件，以为是“天人共愤”，我又强调苏联不依约撤兵是障碍东北接收，我认为东北应该由“国民政府”接收，不应该交给共产党。我这样歪曲事实大放厥词，毒害青年，欺骗人民，毁谤友邦是应该深刻检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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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在上海我曾镇压学生运动，开除学生，解聘进步教员。1947年南京“五二〇”事件发生后，我曾参加吴匪国桢召集各大学校长研究镇压学运的会议。1947年11月11日，我因于子三案亲自到群策斋前面撕去同学张贴的剪报宣传品，引起学生愤怒反对。13日上午学生大贴标语，下午开会，会场很乱，并有学生3人被殴伤。是夜即召集校务会议，决定开除进步学生9名。该日下午我又参加了吴匪召集的大学校长会议，吴匪指示要各校严厉约束学生。15日早上，学生又张贴标语，我在这天下午又布告开除学生7名。1948年6月19日“大夏”学生闹“改国立”运动，包围教务长鲁继曾迫他签字答应延期三天大考。后来“改国立”问题未解决，继续罢考。学校乃于29日布告放假，并限学生于7月5日离校。7月3日我和王毓祥一同去看吴匪国桢，告诉他“改国立”运动演变情况，并要求他于7月5日早晨派飞行堡垒到校示威。我们又去反动警察局，看俞匪叔平，要求他在校门口长期设警察派出所，以资镇压。7月4日晚我召集校务会议，报告风潮原委，并提出开除学生原则，凡参加学潮的积极分子一律开除。次日我即布告开除学生56名。我为什么犯这样大的罪行呢？因为我做过反动政府的官，已和反动统治阶级沆瀣一气，我是站在反动立场对待问题；我深恐学生闹得过火，学校会被反动当局取缔，危及“大夏”地盘及本身利益。我的反动本质已发展到法西斯地步，宁可牺牲进步学生来粉饰太平顾全自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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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友伟先生是当时文学院的助教，在学校做地下工作的。图书馆负责人韩钟琦向教务长报告说陈助教开列有关马列主义书单要他购买，特务训导员唐寒江向训导长和我报告学生常在陈助教的房间开会，当行政会报开会时，鲁继曾教务长提出对吴泽、陈友伟不满。当时我支持吴泽，觉得陈友伟可以解聘，结果行政会报会议通过解聘陈友伟。因为在学潮澎湃时，我最怕有人在“幕后操纵”鼓励火上加油。我站在反动立场，怕学潮，当然也厌恶推动学潮的人。我所以留吴泽，是因为他学问好，学校必须借重他。还有进步教授李正文、邱汉生、翦伯赞等在“大夏”兼课，也因为学校特务横行无忌愤而出走或停聘离校。我职居校长应该由我负完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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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胜利复员之后我很想当伪国民参政员或立法委员。因为我的封建官僚思想又在作祟，反动教厅长卸任数年，久静思动；我又看到同事王毓祥任副校长十多年兼立委，职务轻松，待遇优厚，非常羡慕。我于是奔走权贵之门，曾向战犯张君勋、曾琦、吴明昌、张厉生、陈立夫表示过我的意思。蒋匪决定选举国大代表与立法委员时，我认为这是极好的钻营机会。我决定竞选立委，既可长期支简任一级公费，不要脱离“大夏”，亦官亦学，名利双收，一举数得。于是我四处活动，为了参加区域竞选，当福建省反动省主席刘建绪、反动省党部主委陈联芬、三青团书记吴春晴道经上海时，我曾向这3个未见过面的人，卑躬屈节地请求他们把我圈定为福建莆田的立委候选人。没结果，我又拜访伪中央选举指导委员会的匪首吴铁城、白崇禧、朱家骅、洪兰友、谷正纲等人，结果我被圈定为大学教授候选人。我接着进行三方面的竞选活动，向潘匪公展、吴匪开先乞怜，请他们在上海方面支持我；我普遍拜访上海专科以上学校校长，请他们疏通教授，投我一票；我去函请托国内各大学熟人，请他们替我拉票。当时有朱家骅系的伪高教司长周鸿经也到处拉票。上海C.C.系统因上海各大学中没有人参加这一项选举，所以潘公展、吴开先奉陈匪立夫之命助我抗周。因此我在上海得选票800余张，而吴匪开先又以社会局长资格，主持选举事务，替我增加400多票，我就私刻图章，冒领选票投入票柜，在上海一处我“获得”1231票。这是一件极卑鄙龌龊的事。我做了立委，在政治上是极大的罪行。蒋匪既要假伪国大替他劝进做伪总统，又要假立法院巩固政权。我贪图虚荣享乐，又挤进了反动统治高位，成为匪帮中的一员，想起非常痛悔。在伪立院一年，我虽然没有提什么案，但我既任立委，所有危害人民的决议案，我都参与，也都应该负责。我利用学校人事设备，做我竟选立委的机构，我模糊了许多人的政治意识，为我投票，使他们为我沾染了污渍。今天想来，也是应该向他们低头谢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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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在临解放前，我还参加了潘匪公展召集的中国实业银行座谈会，组织上海市自救救国联合会，我为发起人之一。我又先后参加去看过美帝国主义大使司徒雷登、美帝国主义经合总署署长霍夫曼、美国会议员波立特，都是要求美国加强援助蒋匪反共，我们又曾以同样要求写信给杜鲁门和美国国会。我这样跟着反动派奔走呼吁，恬不知耻，这是为虎作伥引狼入室出卖祖国的汉奸罪行。解放前夕，孙科、何应钦两战犯先后组阁，都征求我做伪教育部长，我都没有答应。他们之所以找我做伪教育部长，必定以我的反动本质，有当奴才的条件。我不就伪教育部长职，是看到匪帮政府已到垂死挣扎时期，我如就伪职，必定毁灭自己，并且会危害学校。这主要是看风转舵从个人利益出发，而不是因为反动性不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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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以上所列举的反动罪行外，我在1936年还参加过由王伯群、王正廷、张发奎、许世英等组织的“丙子聚餐会”（道社），想藉以接近官僚，便于追求名利向上爬。1947年9月“联合国远东区基本教育会议”在南京召开，我被反动教育部聘为中国代表团顾问。1948年我还被邀为上海伪参议会申请免役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委员。正因为我对匪帮政府服务是有力有功的，所以反动国民政府曾颁发给我“胜利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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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检查我会见蒋匪头时的奴才思想。我会见蒋匪头的次数相当多，1937年在庐山蒋匪头家里。他分批“召宴”，在吃饭的时候他逐一向我们打招呼。当时我觉得他待人很周到有礼。以后参政会在汉口、长沙、重庆开会，每次他都在家里分批“招宴”参政员，我每次都有受宠若惊之感。在伪中训团受训，蒋匪头单独召见我一次，那时王匪世杰、段匪锡朋都在旁，他们坐着，我用立正的姿势诚惶诚恐地站着。蒋匪问我贵州教育情况，我答到任不过4月，一切从头做起，学风还好。这意思就是说学生肯埋头读书不会闹什么运动。匪头问我“大夏”情况，我说我任厅长后，“大夏”由王伯群多负责，但经费比较困难。他问我受训心得，我答对总裁的每篇训示我都要遵从。我并替贵州省政府面递追加预算，说明需要的迫切，匪头叫我把预算交给王匪世杰。这次召见有15分钟，我当时非但不以奴颜婢膝的应对为耻，反引为平生无上光荣，这是十足奴才思想的表现。1943年蒋匪头在贵阳住一个多月，分别召见各厅厅长，由吴匪鼎昌在旁。我把主要教育统计数字背熟后去看他，以利应对。任伪立委后也曾被分批召见过一次。蒋匪头背叛革命，是人民的公敌，我竟以为他是“民族英雄”、“革命领袖”，心里非常敬仰他，更因为会见他的次数多而津津乐道引以为荣，这是十足的奴才思想。我披着教育工作者的外衣，挤进了匪帮，爬上反动统治高位，与匪头往来，模糊了许多人对反动政权的看法，我也鼓励了许多朋友和同学积极地钻营投入反动政治的泥坑，现在想来，害人害己悔愧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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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系根据欧元怀的检讨第二部分压缩而成，该部分原文长达25000余字，本文在许多地方做了整段、整句的删减，但对原文的组织、字句没进行修改，基本上保持了原文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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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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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于廑：我认识了自己的虚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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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吴于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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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三反”运动，我检查了自己的为人处世，深切认识到资产阶级的虚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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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前，我一向满足於自己的为人。在内心，我讲究情感稳称，意志不刚不柔。在外表，我讲究礼、文、节、制，风度言谈。待人总保持一定的距离，说话只说七八分，余下来的二三分要听的人去体会。肯承认别人的长处，但不肯当面说别人的短处，即使说了，也总涂上一层粉泽。因此过去很有些人对我的观感还不错，我自己也以为很能“以独则足，以群则和”。
+
+　　但是这种做人方式一点也经不起检查。检查起来，它是十十足足的掩饰个人私利的外套。我和许多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一样，基本上是自私自利的。但因一向讲究“情感稳称……”等等，所以自私自利显得不露骨，久而久之，连自己也受了骗，认为并不十分自私了。我对待别人有距离，谈话注意分寸，从表面看，好像也无伤大雅，很有礼貌。但是这些“大雅”“礼貌”，也揭不得盖子。一揭开，它又是处身於卑鄙自私、勾心斗角的旧社会里的一套。我在人与我之间所设下的“距离”和“分寸”，其实就是给双方留下回旋的余地。彼此自私，彼此又都不肯明白承认，一碰到快要抓破情面的紧要关头，就好让彼此能转圈。彼此都好“再见面”。譬如在土地改革中我批评一个学生不服从领导，不肯直说，转了一个弯，说他“对於领导是有选择的”。像这一类话，我平生不知说了多少次。听的人舒服，我自己也舒服。我这样待别人，也希望别人这样待我。但这些话所要表现的是非善恶之辨，却大为模糊。过去我认为这样待人最得体，现在揭开盖子一检查，才觉得一切是虚假，一切是为了掩盖自私的本相，说不出的又惭又恨。
+
+　　这个“距离”原则，我曾经应用到各个方面。我在学校中所担任的工作，是在党和校委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我也参加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但对党、校委会以及我自己所属的组织，总不主动靠拢，而是保持距离。我这样做，不完全是习惯成性，自然而然。事实上我虽不主动靠拢领导和组织，但领导和组织上给我重视，我内心是喜欢的。我的态度好像很“超然”，但这个“超然”中藏着虚伪。同时，我的名位观念也是这样。表面上，我并不热中名位，但当名位落到我的头上，我又十分高兴。这种作风，不但是假清高，而且是把自己一点微不足道的能力当作“商品”。大有不怕没有顾主的派头。小商小贩是把商品到处兜售，而我却是十足资产阶级的作风，要顾主到门上来找我！现在仔细检查，这样态度不但虚伪，而且极端谬误。如果我有为人民服务的诚心，对於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党、校委会以及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为什么不主动靠拢？为什么要一个“清高”的虚名？从我对於名位落到头上就感到喜欢，也可看出我怎样爱虚荣，怎样不了解通过一定的工作岗位踏踏实实地去为人民服务。
+
+　　因为我自私，而又表面上喜欢冠冕堂皇，所以常常凭藉大理由，来粉饰自己的私图。这里只举一个例：我曾经搬过一次住宅，主要的理由是我喜欢那所住宅是平房，有大客厅，外面又有空地，花木很好。但我却凭藉当时住室管理委员会不好把那所房屋分作两家住的困难，又凭藉它认为我原住的房屋便於分给两家住的理由，就顺水推舟，请求搬到那所住宅里去。我向住室管理委员会接洽时，一面说为它解决困难，一面也说个人的理由，表面上是入情入理，很好听；事实上却完全从个人的私利出发。后来虽又搬回原处，但也非为了全体利益，而是怕别人批评，又嫌房子潮湿。在土地改革中年关想回家的问题上，我的态度也是如此，我自己想及早回家，却凭藉许多大理由来掩饰自己。每逢这种场合，我总一面说公的，一面说私的，使人听起来无懈可击，实际上都是为了私利。在这一点上，我虚伪的毛病超出一般之上。因为我工於文饰，让别人看不清楚，还当我很能通达事理。
+
+　　在土地改革之中，我在中共汉川县委会表明来意的谈话里，也是言不由衷。我曾经说：“我们大学教员进步了，能够排班站队，希望地方领导上不要客气，应该把我们当作干部看。”但在我心里，却是这样想：“我说得这样客气，地方领导上也就应该客气；我说要做干部，却不能真的把我们当干部。”地方的领导是实事求是的，自然希望我通过实际工作，求得改造。但我在下乡以后，却因地方领导未以“殊礼”待我而失望。我没有作干部的诚意，不搞工作，还暗自埋怨地方领导不重视我。这种心口不一的作风，不是虚伪是什么？
+
+　　我在土地改革和其他方面犯的错误是很多的，思想上的毒素也很多，但现在只讲关於虚伪的一面。在文学院检讨以后，有些朋友告诉我：“你的毛病不大好提。”所以不好提，正因为我工於维持距离。但徐懋庸先生却一言中的，说我犯的是资产阶级的虚伪性。我当时的感触难於言说。我有点难受，觉得他的话刺痛着“旧我”。但同时又喜欢他的话，因为我的“新我”已能抬头，能够鄙视我的“旧我”，把姑息的心情打退，让“旧我”仆倒在地，不许他再起来。
+
+　　通过这次检讨，不但认识自己生活作风上的虚伪性，同时也认清整个资产阶级思想，例如个性尊严，“自由”等等的全部虚伪性。以前我还想用新理论来批判那套陈腐的理论。现在觉得全无必要。因为那套理论只是逻辑的游戏，骗骗人，全无实践的意义。一结合到实际行为，它只是个人私利的掩饰品，所有大名词都是假话。我过去许多年，就是受了骗中了毒，还不能自拔。自从汉川土改干部小组会上我受到批评，一直到回校后自己检讨，接受群众的意见，才深切认识我参加土地改革和通过“三反”斗争，是三十几年来受到的最大最好的教育。我恍如隔世，看到“新我”慢慢能够站起来，从头踏实地做起。我也相信自己一定能够跟着大家好好改造，在党、校委会和我自己参加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组织的领导之下，做一个老实、坦白、认真工作的人民教师。
+
+　　（原载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日汉口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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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褚圣麟:我们一定要做好院系调整工作
+
+　　<燕京大学副教务长、褚圣麟>
+
+　　我国正在向着工业化的方向迈进，各方面都需要大量的建设干部，因此工业人材的培养是急不可待了。但是我国高等学校在已往反动统治时期是没有统一发展计划的，因此院系重复，人力物力分散，加以旧思想和旧作风的恶劣影响，造成凌乱和浪费的现象；这些现象若不加以彻底的改革，原有的高等学校决不足以适应新中国建设的需要。所以全国大学的院系需要调整，是无可置疑的。现在工业人材的培养很迫切，人民政府今年调整各大学院系以工学院为重点，这是十分必要的。
+
+　　这次院系的调整，包括在北京的北京、清华、燕京三大学的全面调整：就是将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方面各系并入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改为多科性的工业高等学校，校名不变。将清华大学的文、理、法三学院及燕京大学的文、理、法方面的各系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成为综合性的大学。燕京大学校名撤销。我知道我们燕京大学的同人都愿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为祖国多做一点事；对于这个调整方案，是以兴奋热烈的心情来拥护的。
+
+　　在开始谈到调整计划的时候，燕京大学同人都已表示拥护，但思想上是否完全没有顾虑呢？可能有人会有的。那时也许有人会想，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作已获得相当成绩，调整后在新机构中是否还能继续做这些工作；现在的发展计划是自己愿意进行的、是适合自己的能力的，调整后是否仍能实现。也许还有人会想到：在新环境中人事关系又怎样，有否充分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但这些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想法在“三反”运动中都已受到批判。大家都认识到，部分的利益应当服从全体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才是个人的最大利益和长远的利益；大家都树立了为人民为祖国服务的思想。从前可能存在的一些思想顾虑都是会逐渐消除的。
+
+　　北京、清华、燕京三大学同在首都，相处那么近，而大多数的学系是重复的。有些学系因为人力物力有限又未能发挥国家需要的高度效率。例如燕京大学的工程三系——化工、机械、土木——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工学院中都有的。虽然燕京这三系的工作是有一定的成绩的，如化工系在猪皮制革、绝缘磁、耐火材料和化学实验磁器等实际制造研究方面已有成就；机械系在工具机制造方面亦有相当成绩；土木系计划着向公路工程发展。但三系因教员人数不足，校中房舍有限，近年来仍不能多招学生，而且有些工作是和别校重复的。调整后，三校工程各系的人员、设备都集中在清华大学里，在统一的管理下，把机构和人事重新部署，不但学生名额可以大量增加，以应国家的急需，而且教学效率也一定可以提高。这个多科性的工业高等学校将为祖国培养出大量的建设人材。再，三校文、理、法方面各系都归并在北京大学里，教员更集中了，图书、仪器更丰富了，它将成为首都规模宏大的综合性大学；它对我国学术上的贡献是可以预期的。现在教师都已经过一定的思想改造，在新组成的两大学里，一定能把课程作一番革命性的改革，把资产阶级的教学思想、理论和教学制度剔除出去，建立起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新课程和新研究计划，为我们祖国的文化建设和工业建设服务。
+
+　　现在三校调整工作已在进行了。许多具体问题正在逐步解决。在大家思想普遍提高后，一定会发挥高度爱国主义的积极性，同心协力来做好这个重要的工作。我想，包括在调整方案中的各地有关学校也都在积极进行他们的改组工作。让我们教育界同人大家都瞻望着祖国建设的光明前途，欢欣鼓舞地一致为人民的教育事业而努力吧。
+
+　　来源：1952年4月21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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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翘：和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
+
+　　<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　蔡翘>
+
+　　在这次思想改造学习中，我初步认识了和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是思想改造的重要关键。解放以前，我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和做事的。解放后经过理论学习和实际锻炼，使我政治觉悟逐渐提高；但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仍占据了我的大部分脑子，现在决心来清算，以解除我进步的绊脚石。
+
+　　我出身地主兼商人的家庭，少时父母对我的期望是好学成名，光宗耀祖。中学毕业后在上海及北京读书，前后共两年。当时我的头脑仍充满着封建的剥削意识，认为“五四”运动是学生喜欢闹风潮，有碍求学上进，因此离开北京，赴美留学。留美六年的教育，奠定了我三十年来以个人为中心的人生观。我也曾留学英、德，很羡慕英国的个人自由和生活方式，对它们大学里放任自流的风气极为欣赏，认为是“培养天才”的最优良方法。由於长期的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教育，因此使我“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它不但麻痹我自己，还间接地危害我的学生，使他们一味崇拜英、美，敌我不分。举一个例来说，前中大医学院毕业生，现在尚有二十八人在美国为资本家服务；即由我直接训练出来的生理学专家尚有四人在美，二人在台湾。这些背弃祖国的青年，难道不是受我过去散布英、美毒素的彰响吗？
+
+　　我曾接受美国洛氏基金的津贴至英、德留学。曾在上海雷氏德医学研究院任研究员四五年，这个机关是英帝国主义剥削上海劳动人民血汗所设立的，我在那里充当买办科学家，表面虽是研究科学，实际却帮助了英帝国主义巩固在华的殖民地统治。抗战前，来前中大医学院任教，当时满以为激於爱国热情，毅然回到祖国怀抱，但实际上还是为个人打算，想多训练几个专家，以享“桃李满天下”的荣誉。不但如此，待遇也不放松，除学校正规薪金外，还接受由美帝国主义分子所把持的中华文化基金的津贴，造成在大学里医学院的特殊地位。以后英美帝国主义还用种种方式以物资和金钱来腐蚀我的实验室，使我更死心蹋地为它们宣传。
+
+　　最可耻的是一九四三年接受美国国务院交换教授之聘。在美期间，有两次公开谈话，确实做了反动派的帮凶。一次是在纽约商会座谈会，没有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真实面目，反而说国民党军队的败退，主要是由於武器不如日寇，至於八路军的英勇抗日则一字不提。另外一次是在“医药援华会”座谈“中国的医学教育”，大谈伪教育部医教会所拟的五年计划。这两次谈话充分说明了我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影响是如何深刻、可怕。
+
+　　一九四八年暑期，美国“医药援华会”派了两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到我的实验室开一个短期的生理技术训练班，全国各医学院均派人来参加。所训练的东西原来很简单，没有多大意义，但因我为崇美思想所蒙蔽，又贪图赠送物资，致对他们的真正用意一无所知。其中有一位教授听说南京解放了就向我的留美朋友（已返国）说：“假设美军预先占领南京，那就不致这样白白地送给共军吧！”这样反动的言论，我当时还半信半疑，现在分析起来，当时我还是站在敌人的立场来看问题。
+
+　　国民党反动派的贪污腐化，我自来就很痛恨，但是我的痛恨是建筑在自身的利害上，所以很不牢固，一旦碰到对自己有利时，痛恨就立刻消逝。记得我出国担任交换教授前，曾因领护照的关系入伪中央训练团受训，并填写入“党”申请书，参加反动的国民党组织。这说明我为了自己名利，牺牲“气节”也在所不惜。此外如接受所谓“部聘教授”和“院士”头衔，当时还认为很光荣。
+
+　　上述一连串的事实说明了我这打着“超政治”幌子的科学工作者，实际上是做过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和帮凶的。解放后事实已不许可与它们发生关系，但是在思想感情上始终没有与它们完全决绝。此次检查起来，令人“不寒而栗”。假若不大胆地坚决地把这些尚含有病菌和毒素的疮疤割开来彻底消毒，将来还是有重新脓肿的危险。
+
+　　由於我受的资产阶级的教育和与英美帝国主义的关系，我一贯的教学和写作是逃不了贩卖英美的货色，推销它们的毒品。在生理学范围，英美思想体系在中国之所以根深蒂固，不易改革，我应负一部分责任。我自己和同学的研究论文几全部用英文发表。曾在国内出版的英文“中国生理学杂志”，我是一个大力支持者。抗战期间我所主编的“中国生理学简报”，也是用英文的。
+
+　　我写课本的动机主要还是为了名利，所以内容和材料很多不切实际。教书的方法主要是学院式，不顾学生的程度、时间和需要，以致学非所用；另一方面又造成学生健康的普遍衰落，其危害之大真不堪设想。现在学院的大门是打开了，甚至围墙也都拆掉了，可是对於课程内容的精简还是有些不忍割“爱”。例如最近学生说我所编的讲义材料太多，我总觉得再精简下去，标准将降得太低了。其实学生的意见是对的，我的意见是主观的，是受了资产阶级不切实际、高高在上的个人主义所影响的。
+
+　　由於我以个人为中心的人生观，担任行政工作总觉得不能发挥自己本领，所以做事不起劲，不是推卸责任，就是独断孤行。去年一大批的教学设备费，完全交给教务处去处理自己不加监督，致造成不可饶恕的浪费。这次“三反”运动中表现全院贪污案件达二百多件，由我直接领导的生理科也有几个贪污案件，这说明我的官僚主义作风已达到很严重的地步，使人民财产遭受莫大的损失。寻其根源，还是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作祟；强调努力搞技术，对事不细心分析和研究，对人又不去了解和联系，一切事务推给别人去做，始终不加以检查，自己则关起门来搞学术，结果不但行政办不好，学术也是脱离群众，不符合人民的需要。
+
+　　由於我的权威思想，自高自大，轻视别人，致与一部分老同事闹不团结，下级同人见我则“敬而远之”。各事都是为本单位打算，整体观念很差。未改建制前，在大学里总是为医学院争人争物，改制后则极力找经费、作计划的扩充。在医学院内部，则生理科第一，争地皮，争物资，争经费，闹本位主义。在解放前表现最为严重。例如接收日本陆军医院的物资，凡生理用得到的仪器大部分留用。在代理院长期间，不顾员工生活的困苦，利用薪津积余盖生理科的犬房。在生理科里则以封建式的家长自居，不虚心接受同人意见，结果建立不起认真负责的分工制度。事情做错了，常不肯改过来。三四年前有一位临床教授因住院医师的反对，我允於聘约完后不续聘，后来发现同学对这位教授很崇敬，有好评，但为要保护自己威信，仍固执诺言，不重新考虑。自己犯这一类的错误，在解放前是很多的。
+
+　　总之，经过这次的思想改造学习，我认清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丑恶面目，我决心站稳人民立场，时时警惕它在我脑子里的复辟。
+
+　　（原载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南京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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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7 @@
+# 中共陕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白步华党籍的决定
+
+　　白步华，男，陕西清润县人，现年40岁，1936年参加红军游击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调任陕西省公安厅第一处处长。
+
+　　白步华参加革命后，曾因开小差，做私生意、吸食大烟等，受过组织责备，在党的帮助下，三查中也曾做过检讨，但是，所有组织上的这些努力，不仅未使白步华猛醒过来，痛改前非，反而进入城市以后，在资产阶级的进攻下，更其变本加厉。为了追求个人享受的欲望，他曾经接受奸商各种馈送达63万元之多；他也曾经不顾工作损失，利用其爱人朱明芳管理工作费的便利条件，私自动用公款800万元，经过奸商以放账、做生意等方式从中获利140万元，为了同一目的，他竟丝毫不顾组织纪律，经常和一些奸商睡在一起吸食毒品，甚至可以不分敌我的与一批敌伪人员、反革命分子、奸商如石厚成、安庆昇、折维德等之流勾结起来，先后至重庆贩卖毒品达5次之多，个人从中牟利580万元，尤其严重的，奸商石厚成，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解放后又一贯贩卖毒品，1950年后季，政府拟于逮捕之际，白步华却为了自己贩毒罪行不被暴露，给予通风报讯，令其潜逃（现已捕押）。对于这些严重错误，白步华在三反运动初期，又毫无悔改决心，既向奸商雷鸿仁处转移赃款800余万元；又与奸商分别订立攻守同盟，拉拢处内一些落后分子与贪污分子，企图阻碍运动，抗拒坦白。以后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虽被迫承认，并作了检讨，但是，在剥削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浸蚀下，白步华的思想已经腐烂透顶，享乐腐化的毒菌已经腐蚀了白步华的每一个细胞。使其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而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蜕化分子。因此为了巩固党的组织，决定开除其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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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3/000049.txt
@@ -0,0 +1,17 @@
+# 温公颐：检讨我过去的宗派主义思想
+
+　　<河北师范学院中国语文系主任　温公颐>
+
+　　我担任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职务是在一九四八年的夏季，到现在已有四年了。因为受我的资产阶级的宗派主义思想的影响，解放以后三年多来，系内闹得同人不团结，深刻影响到教学工作。在这次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中，我检讨出这种宗派主义的思想作风，主要是由於我的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权位思想所造成的。有了这种自私自利的权位思想作主导，再加上我和同人之间有着封建的私情关系，於是就造成了宗派。
+
+　　我从一九二九年混迹於京津高等教育界到现在，已二十余年。在这二十余年的教学过程中，我深刻感到过去高等教师地位的维持，如果没有同学、同乡或师生、亲友等的封建私情关系，是很困难的。而过去要当系主任，如果没有几个“亲信”来捧场，也是做不成的。这种旧社会的生活经历，加上我本身的自私自利的权位思想，使我在教学工作上一贯采取了资产阶级宗派主义的作风，并延续到解放后三年来仍没有自觉地加以改正。解放前一年，我接任中文系主任时，就曾邀了一些老朋友来撑门面。解放后，这些老朋友大多离开了；在我继续主持系务后，我又邀了一些老同学和老同事来支持我。当时我还对同学们说：某某是北京大学的教师；某某是山西大学的教师，又在华大学习过革命理论；某某又在老解放区参加革命四五年。彷佛这些教学资历很深、又有革命理论基础的教授们，靠了我的私人关系才到这里来，值得我在群众面前夸耀自己的功劳。实则我邀请他们，完全是为了自己。我想我这“班底”不错，自然自己的地位也就巩固了。
+
+　　在我所邀来的许多教师中，又依交情的厚薄、过从的疏密，而有亲疏远近之分。和我交情厚、过从密的，我就把他们当作亲信的可靠分子；交情薄而又不向我靠拢的，就当作外人看。我当时错误地把他们来教学当做是替我撑门面，是为我地位的巩固而来的，没有认识到他们是在为人民的教育事业服务。系内有两位和我过从密、交情厚的教授，我对他们就无话不谈，把他们当作“亲信”，系内的一切只和他们两位商量，不考虑别的教授的意见，因此我和他们两位在系内就形成了一个小集团，而和其他的同人疏远了。这说明我在主持系务上，完全是从自己的权位观念出发，没有站在人民的立场。我这样做，使全系教学工作受到的损失是很大的。
+
+　　三年来，我为巩固自己系内的势力，就完全依靠了这一小集团来规划系内一切。系内的主修课程，自然都分配给了自己的亲信。如一年级的文艺学，我分配给一位“亲信”的教授（和我同在北大毕业的老同学）。这位教授满脑子是陈腐的思想，对於这门功课实际上是不能胜任的。在分配他担任这门课程之后，由於他不称职，加之工作不负责任，同学们曾不断向我提出意见，要求撤换他。但我从不考虑同学们的意见和要求，为了我的宗派集团的利益，我藉口“这门课难教，需要长期钻研，才能逐渐改善，”来敷衍同学们。到去年秋天，我虽然不得不停止了这位教授教文艺学的职务，但却又将他所不能胜任的另一课程——现代中国文学名著选读和习作，分配给他。他教了不久，又发生了问题。我为了“照顾”他，就特地在教研组组务会上提出来，请大家帮助他，还不肯及时停止他教这一门功课。一直到后来在同学们坚决要求之下，才宣告停止他教课了。因为这位教授不称职，工作不负责任，而我却以私情袒护他，以致引起了别的教授的不满，造成了系内教师之间的纠纷。同学方面也因为这位教授没有教好文艺学，而影响了对文艺的学习。“五一级”与“五二级”（即一九五一年与一九五二年毕业的班级）两班的同学，更因为没有学好文艺理论，而影响到他们在毕业后担任中等学校的语文教学工作。这些严重的后果，检查起来，主要的都是由於我的资产阶级宗派主义思想作风所造成。我为了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结果损害了人民大众的利益。这真是对不起祖国，对不起人民！
+
+　　另一方面，我的宗派主义思想，造成了我对自己的宗派集团内的教授采取“偏信偏听”的错误态度。我的小集团中有一位我认为“最可靠”而又“最有力量”支持我的教授。他平时表现自高自大，由於我对他的偏信偏听，就更加助长了他的自高自大的思想，甚至造成了他在系内骄横跋扈，漠视群众，引起了系内师生的极大不满。三年来，系内大多数同人，因怕遭到我的小集团内的教师之忌，而不能发挥他们工作的积极性。我因为相信这一小集团，不相信群众，以致严重地脱离了群众。整个中文系组织因而产生了严重的自由散漫的风气；使教学工作陷於自流。同学们的学习，许多教师都不关心，影响了同学们的学习情绪。同学说：“我们在中文系学习，但好像不是中文系的学生；先生们在中文系教课，也好像不是中文系的先生。”这话何等沉痛！我因为受了自私自利的权位思想所支配，造成了宗派主义的坏作风，结果把个人利益放在同学们的利益之上，使同学们的学习遭受到严重的损害。同时，由於宗派集团的倾轧，造成系内的分裂，教师们貌合神离，把同学们抛在一边，使同学们在精神上遭到难以补偿的创伤！我真无以对同学，深觉惭愧万分！
+
+　　这次思想改进学习运动开始时，因为旧知识分子的“面子”问题作祟，我还不肯承认我的宗派主义思想。在三月三日师生动员大会上，我曾口口声声说要“脱光衣服”，但实际上总想留一件“里衣”，不肯脱干净。我当时顾虑到我的“威信”。我想，如果把我这种肮脏的思想暴露出来，群众是不是要瞧不起我？但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特别在三月六日师生大会的前夕，各班同学们纷纷写信给我，并派代表来鼓励我。我受了深刻的感动。那天晚上，一夜没睡好觉，作了一场思想恶斗。最后，我终於突破了知识分子的“面子”，决心攻破我个人自私自利的权位思想，摧毁数年来宗派主义的堡垒。在六日师生大会上，我大胆暴露了我肮脏的思想。现在我深刻地认识到旧社会已经死亡，新社会已在飞跃的进步，新社会中，人和人的关系，决不是靠过去的封建感情所能维持的，而要靠自己在工作上努力，靠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只要自己能够抛掉个人自私自利之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底，那末，人民自然会欢迎你，支持你的。否则，只靠封建的感情关系来搞宗派，把工作搞得一团槽，人民是决不能容许的。现在我决心摧毁我的宗派小集团，吸收广大同学和同人的意见，充分发挥民主，树立工人阶级思想，肃清宗派主义思想，坚持原则，搞好今后的系务工作，为祖国培养中等学校语文教师而努力。
+
+　　（原载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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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开儒： 批判我的崇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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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大学地理系教授　夏开儒>
+
+　　我生在地主家庭，自小过着剥削生活，喜欢安闲，喜欢享受。在求学时代，受了教员们宣传欧美文化的毒害，又使我产生了崇外思想。抗战期间，我在重庆教书，因为生活困难，精神上感到空虚，对於美国人美国货非常羡慕和崇拜，一心想到美国留学，以为能到美国，就进了天堂，中国一团糟的情形也可以不闻不问了。一九四六年，美国的一个大学教授，给我奖学金，约我去研究地形学，到了美国，觉得处处“都合胃口”，心里非常“感激”那个美国教授，以为美国人真够“朋友”。那时候我只为个人利益打算，一点也不了解美帝国主义多年来侵略中国，是祖国人民的死敌！相反地，因为整天和美国资产阶级生活在一起，不知不觉中了他们的毒，做了他们的俘虏。我不了解美国的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黑人被资本家剥削压榨而挣扎在饥饿线上的情形，见了黑人，我竟然和帝国主义分子一样的嫌他们“肮脏迟笨！”
+
+　　在美国住了几年，对於所谓“美国生活方式”，开始有些厌倦了，也正在这个时候，由於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美帝国主义分子对待中国人的态度一天一天变坏，使我忏悔到归根到底还是祖国好。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一方面焦虑，怕自己被祖国遗弃，将永远地飘泊在美国做一个“白华”；另一方面又抱着观望的态度，看共产党是不是能把中国搞好，看政府是不是还用留学生。后来，从华侨日报及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通讯中，知道新中国逐步走上了轨道，共产党有决心要把中国搞好。但究竟好在什么地方，以及为什么好，我是不知道的。一九五○年暑期，我原没有回国的计划和准备，但凑巧有货船直开天津，以为机会难得，便决定回国了。分析当时回国的动机，完全是从个人出发。由科学工作者协会的通讯中，知道政府号召留学生回国，在北京设立招待所，并分派工作，这消息鼓舞了许多留学英、美的中国同学。我当时想：政府居然很重视留学生，和谣言完全不同，我是中国人应该为祖国服务，迟回国不如早回国。又因为美帝国主义者希望中国留学生不要回国，准备在侵略中国时为他们作军事工作，我想：假使这一次不回国，将来免不了要当美帝国主义的帮凶，我能够伤天害理地这样做吗？路只有两条，究竟应该走那一条呢？经过思想斗争，我选择了回国的道路。
+
+　　（回国以前，我的政治水平低得可怕，我想共产党就是要共产吧？但又想：回国后我照旧可以在大学当教授，照旧可以“自由自在”地个人享受，看我的美国书籍，按我个人的兴趣来“孤芳自赏”，有什么不好呢？当我初抵达祖国的广州，见到市面有些冷落，感到失望，认为共产党在“开倒车”。我不知道国民党反动派曾经怎样搜括人民财产，把祖国弄得残破不全，而当时的广州，又是解放不久，工商业还没有正常恢复。可是我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以为没有资本主义式的繁荣，就是所谓“开倒车”了。我更没有体会到，人民大众是不需要那些灯红酒绿只为少数人享受的畸形繁荣的。）
+
+　　初来西北大学，生活上很不习惯，整天闹情绪，报纸读不进，宁愿闷在房里睡觉，也不愿参加集体活动。又因为家庭出身和长期经受资产阶级教育的毒害，不曾和劳动人民建立过亲密的感情，所以听不进人民大众的音乐，看不惯扭秧歌和打腰鼓，觉得美国音乐十分“柔和”、“甜蜜”，美国舞蹈十分“妩媚”、“动人”。坐在房间里，仍旧幻想着在美国的研究室、阅书馆、教室里、足球场里、电影院里……。总之，身体是在中国，而心仍在美国，精神上极端痛苦！那时候，我对於政治学习和听大报告都不感兴趣，我错误地以为应该是“技术第一”、“研究第一”。因此，我更无条件的崇拜英文书，常常怀念美国的“地形学”和“地质学”杂志，大有“几月不见英文杂志，如丧考妣”之感，以为有几篇论文没有见到，我的“技术”和“业务”一天天地落伍了。我不仅轻视祖国的科学，又因为不懂俄文，也怀疑苏联的科学是否有美国的那样高明。记得曾和一位同学谈起电影时，我说：苏联电影教育意义虽大，但就“纯艺术”而言，还是美国电影比较好。这种“超政治”的看法，今天检讨起来，是根本错了。美国的电影艺术是为大资本家战争贩子们宣传服务的，制片商们用尽心机编造出许多离奇、怪诞、荒淫的故事，藉以麻痹和毒害广大的人民群众。像这样卑鄙可耻的“艺术”，还说得上好吗？还值得崇拜吗？
+
+　　不久，志愿军赴朝鲜作战，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国开展，我又产生了恐美的思想。我看见过美帝国主义“强大”的海空军和大批的炮火、坦克，可是我不了解人民的军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基本原因。於是，我心里感到不安：新中国成立不久，为什么不从事建设而要打仗呢？志愿军是不是真有把握能够取得胜利呢？为什么共产党不走“中间路线”呢？我虽然也参加游行举手呼口号，但是，抗美，内心里抗不起来；仇美，内心里仇不起来；蔑美，内心里蔑不起来。精神上痛苦达於极点！最初，有些同志忠告我说：“你的思想问题严重”，我还觉得太刺耳，一个人的思想上成了问题，岂不是笑话！后来，我看见同志们对於抗美援朝的信心很高，都在积极地参加着各项活助，感觉长久痛苦下去不是办法。这时候又有同志和我谈起，“咱们都是从旧社会来的人，你又在美国住了几年，能说你的思想都是正确的么？”我听了觉得有些道理，就开始问自己：是不是爱祖国？既然爱祖国是不是希望祖国好呢？既然希望祖国好，那么现在共产党决心要把中国搞好，而且新中国也正在飞跃地进步着，这样的领袖，这样的党，这样的政府，我还不应该热诚地跟着前进吗？
+
+　　反之，如果中国走美国的路线，中国将永远不能富强，依靠美国就必然要沦为殖民地！这样，坚决地倒向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为了保卫祖国保卫和平进行抗美援朝，不都是完全正确的么？我想通了，卸去沉重的思想包袱，心情也逐渐愉快起来。接着，志愿军在朝鲜前线连战连捷，更击破了我的恐美思想。从志愿军归国代表和志愿军伤员历次的动人报告里，激起了我对志愿军的敬爱和对美帝国主义的愤恨。最近，美帝国主义灭绝人性地用狼犬残杀中朝被俘人员，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大量撒布毒菌，更增加了我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我想起当我离开美国的时候，美国教授竟一变昔日“友好”的态度，露出帝国主义分子的本来面目，检查了我研究室里所有的航空地图，把我看成他们的敌人；后来我在太平洋上漂流了一个多月，被软禁在船上，到处不准登岸；到九龙又被和美帝国主义一鼻孔出气的英帝国主义，用军警押解我们出境，旧仇新恨，一幕一幕地使我明白了：美帝国主义本来就是我们的死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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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一年暑期，我参加中国科学院黄泛区考察队，获得了深刻的教育和启示。抗战期间蒋匪不积极抗日，反将黄河大堤炸开，淹没了几百万人民的田园，死伤损失不可以数计；解放后，逃亡在外的农民都回到了家乡，重整家园，经过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社会秩序非常安定，农村逐渐繁荣了起来，许多农民都给我诉说了蒋匪带给他们的灾难，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给他们带来了幸福。我又亲眼看见了根治淮河的伟大工程。在反动政权时代，淮河是一条害河，但是到了人民政权手中，很快地就兴建了许多水闸水库，要使淮河变成一条有利的河流。象这样大的工程，在从前是非请美国专家一手包办不可的，美国的所谓“专家”们一来就骑在中国工程师的头上，骑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事情还没做，先做一笔生意，让中国购买美国的器材。治淮治了许多年，结果一无成就。今天的治淮工程，是由我们自己的工程师集体计划，用我们自己的器材，由劳动人民双手建造起来的。过去认为决不可能的事，今天都办到了，使我更进一步体会到共产党的伟大。我又知道了帮助我们工作的苏联专家布可夫以谦虚、坦白、诚恳的态度和中国的工程师合作，他建议怎样用中国自己的器材、人力来建设中国自己的工程，他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和美国的那些“专家”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考察期间，我接触到许许多多的各级干部，他们的态度总是那样谦虚那样诚恳，沉着的细致的分析问题，帮助我解决了不少困难。他们的待遇，出於我意料的菲薄，生活虽很清苦，但并无任何怨言，只是愉快积极地进行工作。这些情形，怎不使我感动泪下！有些乡级干部问我“参加革命多久”，教我惭愧得无地自容。我简直不敢告诉他们我是刚由美国回来的，不敢告诉他们我一个月要拿几多斤小米。
+
+　　考察归来，我便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希望通过组织生活，更好地改造思想。经过整党学习、“三反”运动，我在政治理论方面有了一些提高，我深切地感到共产党和毛主席真是伟大，也只有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旧社会的污毒才能彻底洗净；我知道了过去的崇美思想，不仅极不应该，而且是十分丑恶和错误的。
+
+　　再说美国的“民主”、“自由”吧，那更是欺世之谈。劳动人民处在剥削制度底下，长久抬不起头来，谈得上什么“自由”什么“民主”？选举什么总统什么市长都用贿赂，就是大学学生会选举代表时，也是如此（在学生会的一次投票时，我就曾受了贿）。相反地，去年我参加西北大学选举出席西安市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时，每个师生都认识到自己的光荣任务，选举了最能代表大家的人。这样，谁是真民主，谁是假民主，难道还不明显吗？所谓“美国生活方式”，是把少数人的享乐建筑在多数人的受苦上。美国政府时常夸耀说：他们全国所有的汽车可以装载全国所有的人口奔驰在公路之上，实际上美国广大的劳动人民都没有汽车可坐。谁的汽车愿意让劳动人民免费乘坐呢？谁的汽车愿意载着黑人去游览风景呢？就是付钱也不可能。这样极端卑鄙无耻的“生活方式”，还值得我去崇拜留恋么？我更想起了“赏赐”我奖学金的那位美国教授，不过表面上伪装慈善的样子，骨子里是在利用我帮助解决一些中国地理上的问题，并让我回国以后，替他扬名，帮他散布那套含有毒素的学说，这也是文化侵略的另一方式啊！我在留美期间，一直是半工半读，所谓奖学金就是这“半工”的薪资，以我的劳力换取些许的报酬，这又算得是什么小“惠”呢？又怎么值得我去感“恩”呢？可恨我以为他是世界知名的地形学和地质学的“学者”，被他迷惑得五体投地，还把他学说中腐朽的资产阶级的空洞理论保留下来，毒害新中国人民大学的青年学生！所有这些，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我更深一步地认识到它是错了！我现在要痛下决心，划清敌我，誓与美帝国主义割断任何思想上的联系，为做一个光荣的人民教师而努力。
+
+　　（原载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九日西安群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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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工：我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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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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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藏女教师”是我捏造的一篇通讯，我同意读者同志和编辑同志给我的严正批评。
+
+　　我在康藏下飞机时，已经头昏，并没有和那女教师作过什么谈话，但在康藏回来的路上，自己想:“和同志们一起集体创作剧本，并不能表现自己，自己一定要另外写一些东西。”可是写什么哪?就想:一个内地的女学生，到康藏来作女教师，这事很新鲜，一定能受读者欢迎。但对那女教师的思想、经历又毫不了解，于是就只好瞎编，瞎编又感到内容太空洞了，于是就挖空心思写了一堆所谓“美丽的词藻”。
+
+　　瞎编完了，回来交给领导上和同志们看。给他们看，也不是想虚心听取意见，来修改这篇东西，而是想:“不给看也不行，发表以后，一定要被领导和同志们批评。”领导和同志们看完以后，对我提出意见说:“这篇东西很虚假。”“词藻堆砌太多。”自己因为怕不让发表，就强辩着说:“这是新浪漫主义。”“这是合理想像。”“这是艺术夸张。”说这些话，主要就是为“出卖”我这“假货”“劣货”，以达到表现自己的目的。
+
+　　从以上的一些思想来看，我的个人名利思想是很严重的，为取得个人的名利，我就不管是不是会损害党报的威信，是不是会欺骗广大的读者；为了个人的利益，我就不顾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忘记了自己是个文艺干部，是个共产党员，这是多么可耻，这是多么痛心!
+
+　　起初，我看了读者同志和编辑同志对我的批评，我思想很抵触，觉得太丢面子，很后悔，我想:“我要寄给人民文学就没事了(?)”“写多了就是容易出毛病，以后少写吧!”这些想法，说明了我还是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来认识个人主义，还不能站在党的立场，来认识个人主义。其实我这错误，决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这和我一贯发展的名利思想是分不开的。我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生长在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统治下的旧都市里，从小羡慕电影明星和文艺作家，认为他们受人崇拜(?)，待遇很高，因此我参加革命，就是想让革命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名演员，或是大作家。以后在战争中，自己演了些戏，写了些剧，名利思想就更加滋长，尤其进入城市以后，在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下，我的名利思想就更加严重、更加活跃了。
+
+　　因为我一贯地只是想表现自己，想个人成名，虽然也喊:“为兵服务。”实际上只是想从兵的身上吸取材料，来为自己服务，因此对兵就没有热情、没有了解。比如在过去豫东战役的时候，自己就不愿意照顾伤员，向领导上提出来:“不要给伤员端饭碗，端尿盆吧!我们应该使用文艺的武器。”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当时曾受到严厉的批判。但在这点上，自己并没有丝毫进步，这次去康藏，在英雄部队的面前，反而以作家自居，在回来的时候，没有马就不愿意走路。
+
+　　因为自己不能吃苦，不能深入生活，因此就只能投机取巧，编造些不真实的故事，再加上些“美丽的词藻”，这就是我一贯的创作作风。
+
+　　以上的一些检查，说明我虽然在党的教育下，在革命的部队中已有多年，但“屁股还坐在小资产阶级方面”。在历次伟大的政治运动中，组织上和同志们都曾经对我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个人主义、名利思想作过很多尖锐的批判(在上次文艺整风时，就是这样)，但由于自己的不虚心，政治上的麻痹，对许多宝贵的意见都没有能够很好的接受，引起足够的警惕，因此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正胜利的展开中，就发生了如此严重的错误。我是多么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愿意接受党和人民的任何指责和处分。
+
+　　我这个严重的错误，引起我很痛苦的思想斗争，给我的教育是很深刻的。我决心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和指战员们一起战斗、一起劳动，加强自己的政治认识，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从本质上来改造自己。我保证这样的错误永不再犯。(重庆“新华日报”编者按:我们删去本文中一些不必要的叙述和举例。)
+
+## 附:刘重苏、吴光固的信
+
+　　（编辑同志:）
+
+　　我们对贵报三月二十二日发表的“康藏女教师”一文有意见。
+
+　　事情是这样的:顾工同志的确是偕同志愿军归国英雄乘飞机到了康藏某地，的确是与一位姓何的老师碰了头，而且这位何老师因与我们有同学关系，与其中一位同志谈了话。但是，并没有与顾工同志谈话，因此占全文三分之二的对话，都属于作者的“创造”了。
+
+　　“何老师”在华西大学读过书，但只读了一学期，就在一九五零年一月参加了“西干校”。当时华西大学住了青年团一个工作组，除了地下组织的人正在不公开的准备着转团而外，还没有准备吸收任何人，也没有青年团支部书记与“何老师”谈话这回事。当时也没有演过“桃李满天下”的电影，也就不能使“何老师”怀着“乡村女教师”的心情，去到那祖国的“西伯利亚”，也就构不成“何老师”与顾工同志这段“美丽”的谈话。
+
+　　据与顾工同志同去康藏的同志说，这篇稿子没有发出之前就给他提了意见，但他还是将稿子发了。这就不是采访粗枝大叶而与事实有出入的问题，而是明知不是事实，硬要编造，硬要发表!
+
+　　据我们知道，顾工同志是一个文艺干部，而且是刚经过文艺思想整风的，竟然会写出这样自欺欺人的文章。难道在康藏前线真的找不出一件生动的材料能够教育我们吗?康藏前线生活真的是这样贫乏，而逼着作者去捏造吗?难道成千成万的人民解放军，在解放祖国边疆的英雄行为，不能够感动作者吗?作者捏造这样一件事实，很明显的，他的错误是观点问题，立场问题，文艺路线问题。这种捏造是极端错误的，希望作者作公开的检讨。
+
+　　 读者  刘重苏、吴光固
+
+　　 三月二十五日
+
+　　来源：《文汇报》1952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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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3 @@
+# 中共中央西南局直属机关党委关于开除李蔚然党籍的决定
+
+## （一九五二年五月西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
+
+　　李蔚然，男，现年四十二岁，山西赵城人，家庭系富农，本人自由职业者，一九三四年参加国民党，一九三五年依靠国民党在西安办报纸，企图以此升官发财，登上政治舞台。“双十二”后，又投机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抗战开始，到山西省动员委员会工作，被派往静乐县战地动员会任主任。一九三八年冒充是一九三七年共产党员混入党的组织，企图窃居要职，后即调八路军一二〇师，先后担任司令部秘书，政治部组织科长、干部科长等职。一九四三年整风审干中，始暴露其是混入党的分子。经学习改造，至一九四五年调晋绥日报任编辑。一九四七年晋绥分局组织部对他的历史审查做出结论，并经中央组织部批准，李的党籍从一九四三年整风坦白历史错误之日算起。一九四九年冬南下至重庆，任新华日报编辑主任。在过去虽然作了一些工作，但一贯表现嫉妒、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等恶劣行为。
+
+　　在新华日报两年多的工作中，又表现了：
+
+　　狂妄自大，反领导思想。对领导不是善意帮助，而是采取嫉妒的态度，对总编辑初来时存心嫉妒，后则借故打击，如说某总编辑工作粗糙，某总编辑才能的方面并不强于他。有次他写了一篇按语，其中有一段文字难于理解，读者来信批评，社长即加批按语在“内部通讯”上发表，他当即把编辑该刊的同志找去，加以申斥。又如去年“八一”建军节资料组写了篇稿子，他却声色俱厉的说：“是不是某编委布置的，不通过我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
+
+　　另外表现了极严重的个人主义、特权思想，如曾想总揽新华日报大权，坐镇编辑部，指挥经理部，与二总编辑并列，鼎足而三，出入门外，有权有势，成为有名的人物。
+
+　　在干部之间，采取极不老实的两面三刃的手段，对编辑李半黎同志的态度是“抬高自己，过则归人”。以后感情愈图愈坏，就企图以提拔（当编辑室秘书）拉拢缓和空气不成，又采取打击态度，进而伺机排斥。并诬蔑编辑室副主任等同志是闹小圈子。
+
+　　对新干部实行家长统治，奉迎他的就处处夸大其优点，有意识地加以表扬，对那些作风正派对他的恶劣作风不满的同志，则加压制，如有一次在总结工作会议上，有个同志批评了他不执行编委决议，他便恼羞成怒，公然大骂，并威胁说：“将来要检查他的工作”，由于他这种排挤拉拢压制的结果，在干部之间造成不团结，某些新干部变成了他个人的俘虏，开口闭口说是在蔚然同志指示下，或根据蔚然同志指示工作。
+
+　　堕落腐化。李蔚然在旧社会染满了腐化堕落的恶习，并患有梅毒。过去整风时，曾受到党的严厉批评，但来新华日报不久，恶习复发，竟利用工作单位，无耻的调戏青年女同志与干部的爱人，进一步发展到与资料室女工作员（有夫之妇）通奸。而将其女友（反革命分子家属）介绍到钢管局工作。为了掩饰他荒淫无耻的行为，在同志中间经常强调不要注意生活小节，甚至造谣以至侮辱领袖。
+
+　　在三反运动中，则抱抗拒态度。虽然领导个别谈话，几次大会的帮助教育，但李仍是避重就轻，企图混过关。在撤销他的党内外职务，责令反省时，竟拒绝出席大会，晚上并向领导握手永别，以自杀威胁。最后又经过连续三次大会的帮助教育，仍是采取不老实的态度。
+
+　　李蔚然品质作风极端恶劣，虽经党的多年教育不能改正，完全不够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为了严肃党纪，纯洁党的组织，我们同意报社总支对李的处分意见，决定开除李蔚然的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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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3/000053.txt
@@ -0,0 +1,37 @@
+# 刘雪庵：检查我所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
+　　<苏南文化教育学院艺术教育系主任　刘雪庵>
+
+## （一）艺术思想检讨
+
+　　我出身于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家庭，幼时生活较差，常受到一般有钱有势的亲戚朋友的歧视；但是我家庭经济来源，一方面靠我大哥当小学教师的薪水，另方面也还要靠小部分田租同房租的剥削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我虽然对有钱有势的人带有一些仇恨心，但并没有向劳动人民靠拢，反而从个人利益出发，想爬出这个阶级来，去接近那反动的统治阶级。记得1930年我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学习时，朋友介绍我加入了自由运动大同盟，当时听报告，开小组会，游行，我都参加过；但在中华艺大被帝国主义巡捕房以宣传“激烈”思想为名封闭，而我的朋友也不断被捕的情况下，我就开始彷徨、动摇、恐慌了，于是就找到国立上海音专那一个“象牙之塔”“艺术之宫”，来作逃避革命风暴的藏身窟，披上了资产阶级那一套自欺欺人的超政治、超阶级的艺术外衣，想达到我既认为“安全”而且还可以有名有利的艺术家的意图。这种卑鄙无耻的打算，支配了我几十年的行为。在抗战前，我从音专出来，为了50元至100元的作曲报酬，150元一张唱片的预支版税，我化名“晏如”写了不少电影歌曲，其中一首对于中国人民流毒最广最深的是“何日君再来”。我在抗日胜利后，1947年夏，为了2000万元的伪法币，替伪空军总司令部写了“永生的八一四”空军纪念节歌曲，虽然最后拒绝了周匪至柔继续请我作“戡乱剿共”歌曲的诱骗，但当时的颂扬匪空军与“戡乱剿共”的内容，又相去几何！1950年2月，在上海及无锡戚墅堰电厂被台湾美蒋空军来轰炸我们人民的生命和财富的时候，我内心感到万分沉痛。还有在解放前，为了600元美金的酬报及想获得出国的机会，我接受了“联合国”文教组织的邀请，编写“中国古典音乐唱片目录与说明”。一直到1950年，在美帝国主义直接操纵下，一再拒绝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安理会后，经过同志的帮助，我才意识到我以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同美帝国主义直接操纵下的“联合国”机构私相授受，这不仅敌我不分，而是到了认贼作父的地步了。虽然我最后表示了“联合国”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我不把稿子寄给他的文教组织的正确态度，但我在当初是犯了极端严重的错误。
+
+　　从过去这一系列的事情中，说明这个为了贪名图利，不惜违犯人民利益的我，受着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思想影响何等深刻严重，虽然经过解放后两年多党同人民政府不断的教育指导，或多或少有一些不同程度的改变，但终以病源太深，一遇机会就萌芽滋长，在人民政府刚好有余力来照顾到文化教育恢复同发展的需要的时候，我在教学设备的款项下，就表现出了这种铺张浪费、欺诈虚伪、假公济私……等等危害学校、危害人民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恶劣作风，这是多么值得警惕！
+
+## （二）我所犯的错误
+
+　　我所犯的假公济私、浪费、官僚主义的错误及其危害性：
+
+　　（一）假公济私。我在1949年冬任社会教育学院院委会副主任兼教导主任的时候，曾经把图书馆的打字机借出来用。时间过了很久，把打字机带子弄坏了，送还时并未赔偿。另如上学期艺术教育系乐剧组一个姓张的同学托我替他在苏州提琴厂修理一架小提琴，修理费8万元，这个同学无钱付，我因为鼓励他拿自己的琴参加组内小弦乐队的练习，就以教学费付给琴厂，把这笔账报在人民头上。这就是我假公济私的事实。
+
+　　（二）浪费。由于演出制度不善所造成的，有演出“大义灭亲”时的大量浪费；由于计划不周所造成的，有五线谱、“爱国增产歌曲集”“艺用解剖学”等浪费；由于系、科相互隔绝所造成的，有买照相机等浪费；由于使用不当心造成不必要的损坏，有聚光灯泡、二胡弦弓等浪费。经全系师生一致认为是属于浪费的，有928万元之巨。此外，还有追求形式铺张、购买今天可用可不用的东西，搞坏从外面借来的道具、服装的赔偿费等等浪费，最近又查出的几箱适合我们演出需要的东西，放着霉烂未用，数字也不少。
+
+　　另外，在上学期开学不久，自己铺张浪费思想在滋长着，经过学校行政，经由苏南文教处向华东文化部申请1952年度教学设备补助费两亿多元，在这个预算中，大部分都不是迫切需要的东西。至于我在担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院委会副主任兼教导主任期内，关于汽车引擎和电教系教学器材的被盗，以及我系目前在教学内容及方式方法上没有合理解决，因而引起的浪费现象，数字还要庞大。
+
+　　（三）官僚主义。从上面这些贪污浪费的事实中，也就同时说明了我官僚主义的严重。我整天辛辛苦苦，高高在上，对群众不接近，对实际情况不够深入了解，加之在外面兼的职务有7、8个之多，因此我在校内校外，就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官僚主义者。
+
+　　这些错误的危害，首先使我自己不能进步，脱离了毛主席的文艺方向，没有做好人民的艺术教育工作。同时，在华东文化部第一次拨给5000万设备补助费的分配中，先与电教专科先生引起纠纷，继而在乐剧组与美术组间也几乎形成不团结的现象。另外，这些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还直接使人民财富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就以928万的浪费数字来看，就等于浪费了苏南农民20家百多亩田的公粮，也等于浪费了苏南4个乡村小学教师全年的薪资，以这些薪资则可为人民来教育200至240个学龄儿童。而我感觉到最痛心的还是：我是一个人民教师，今天党同人民需要我，要我把学生培养成具有毛泽东思想的文化艺术建设人材，以建设我们的祖国，而我的这些错误行为却有形无形中给了同学以很坏的影响。
+
+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错误呢？
+
+　　主要的关键，是由于我主观上存在着向旧型“正规化”大学艺术教育系方向追逐的思想作怪。当然，这种“正规化”就是资产阶级的“正规化”。有时也考虑到这不是新中国艺术教育的方向，但有时又觉得，社会主义的苏联艺术教育的设备不是也很完善吗？我所努力的方向，不正是追求社会主义的明天吗？自己不能根据实际，以革命的办法、革命精神来办学，反拿这种形式上的假相来原谅自己，给资产阶级思想穿上马列主义的外衣，来自欺欺人。
+
+　　其次，由于我长期在反动统治的学校内担任工作，受了官僚资产阶级那种欺诈行为的严重影响，因而在我编制教学预算时，竟至以少报多，讨价还价，对待人民的工作采取了不老实的态度。
+
+　　第三、从我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出发，为了搞好我这一个系，因而就把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都抛在一边，形成了狭隘的本位主义。
+
+　　第四、至于购置某些设备，有时也感到在目前可以不买，以免浪费国家财富，但因自身思想有问题，无法劝人，只能迁就，放弃原则。这仍然说明自己缺乏爱护国家财产的思想，没有确立主人翁的态度。
+
+　　（据1952年5月2日解放日报稿摘要）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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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西人民检察署转发关于长沙市公安局局长王丕敏一案的通报
+
+　　主送机关：各专、县人民检察署。
+
+　　抄送机关：川西行署、成都市人民政府、川西人民法院、成都市人民法院、川西公安厅、成都市公安局、川西人民监察委员会、成都市人民监察委员会、各专署专员。
+
+　　（（附原文））
+
+## 通报　检通字第三十二号
+
+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局长王丕敏，滥用职权。违法乱纪，敲诈勒索，侵犯人权，非法经商，破坏政策，已在三反运动中，被群众揭发，并经湖南省人民检察署起诉。为引起各级检察署对违法事件提高警惕起见，现将该署起诉书内容摘要通报。
+
+　　 最高人民检察署1952年5月3日
+
+## 湖南省人民检察署起诉书摘要：
+
+　　王丕敏现年33岁，地主成份，学生出身，1937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晋冀鲁豫边区公安总局秘书科长及天津市公安局分局局长等职。被捕前任长沙市人民政府委员兼市公安局局长，他在长沙市公安局局长任期内，滥用职权、违法乱纪、非法经商、破坏政策、敲诈勒索、堕落蜕化；在三反运动中仍拒不悔改。其主要犯罪事实如下：
+
+　　一、滥用职权、敲诈勒索。1951年3月，王曾假冒以非法罚款作劳动改造基金。后经侦缉队查实，在1948年5月至1949年7月间有■贷业、古玩业、山货业买了伪汽车修配厂和伪江南造船厂的汽车、器材、废铁等一案，于1951年5月经王犯批准罚款，计22户共非法罚款3亿7千万元。其中有5户系一贯投机倒把的奸商，本应依法处理，竟以罚款了之，其余不应处罚的反罚款达2亿余元。又如1951年3月周炳荣被暗杀丢到河里一案，王犯不追究谋杀嫌疑犯刘裕周，反因刘指出周家存有烟土、黄金、颜料、汽车等物，即批准将周家黄金39两，颜料数箱，大烟1两多以及钢笔手表等物没收，并将周妻扣押，释放时仅将颜料发还，对谋杀案则不加侦察处理。
+
+　　二、违法乱纪、要钱不要法。在镇压反革命期间，王犯为了捞一把（计划搞10亿元）竟在市政府与公安局的联合没收小组之外，暗中组织“特别小组”，责成该局总务科长阚玉昌负责，专门从事非法的搜查没收。以反革命分子何侯，■尹匪立言部下的军械处长，解放后尹匪曾匿名居何家，按何的罪状应立即判处死刑。王犯竟指示，“何侯如能交2亿元，可从轻处理。”后经调查，因何匪拿不出钱，才枪决了。
+
+　　三、侵犯人权、损害人命。公安局成立长安砖厂，为获得无偿劳动力，王犯纵容下属大量逮捕更夫，扒手，不经审讯就送往长安砖厂劳动改造，致发生乱捕乱押现象。该厂有2名劳动改造犯人挖墙逃跑，即被捉回枪毙了。事故发生后，王犯不但不追究，反说：“死了就算了”。对外则说：“是在逃跑时被击毙的”，严重的侵犯人权，企图隐瞒不报。
+
+　　四、假借名义，非法经商。王犯以敲诈勒索和克扣、挪用公款，共达13亿8900万元非法经商，并以公安局的消防车及没收的汽车作运输工具。1950年利用敌特对外揽生意，由该局总务科长阚玉昌负责，并派干部李化南，王奎元化名加入私营洗车社，勾结私商进行非法营业，并以■■■察为名，向工商局领取行商证，在长沙、广州、汉口、贵阳、郑州、西安等地经营。为了投机倒把，将资金16亿元存入■■■，上海两私人银行，逃避国家现金管理，破坏金融政策。此外又以拉拢干部，偷盖印章，涂改税票等手段，大量偷税漏税，假公安局二科领导的复明米厂等■偷税达1亿余元。
+
+　　五、抗拒三反运动，三反运动开始后，经群众揭发和上级帮劝，王犯不但不深刻检讨，反而抵赖拖延，欺上瞒下，抗拒运动。开始时以“分赃不均”，“地位观念”，“平均主义”，来压倒民主，继则以“捕风捉影”“挑拨领导关系”来诬蔑群众，同时又通过阚玉昌涂改账目，对上级作假报告，造假账目，想隐瞒到底，“混过‘关’去”。
+
+　　综合上述，王犯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下，已经蜕化堕落到完全变为国家人民的叛徒，其行为与反革命分子毫无两样。为了巩固人民政府与群众的联系，严肃国家法纪，湖南省人民检察署已向该省人民法院临时法庭提起公诉，要求判处王犯以极刑。
+
+　　 川西人民检察署5月30日缮写　王涵校对　龙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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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蛰存：检讨我文艺思想上的错误
+
+　　<沪江大学中文系教授　施蛰存>
+
+　　由于意志薄弱，思想庸俗，我在1927年来到上海以后，资产阶级思想猖狂发展。因为当时开始从事文学生活，所以这些资产阶级思想首先表现在我的文艺思想和行动上。
+
+　　“第三种人”思想就是当时倾向最坏、危害性最严重的一种错误。1932年，在我所主编的“现代”杂志上，我赞同并鼓励苏汶（即杜衡）发表了所谓“要求文艺创作自由”的论文，公开对无产阶级文艺理论表示反对。我以为文艺是超阶级的，牠不应该以表现阶级斗争为任务；又以为文艺是超政治的，牠不应该为政治服务；又以为一个创作家应该有绝对的创作自由，不受倾向性、思想性的约束。并且，这些错误的文艺观念的提出，当时还以为仅仅是创作家对批评家的抗议，完全从纯文艺的观念出发，目的只在求得文艺的独立，而不是一种政治态度。这些观念，完全是非常错误的。
+
+　　在每一个文艺作品里，必然反映着那作家的思想与观念，因此也必然反映了那作家的阶级立场，不赞成文艺作品中表现阶级斗争，正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的话，实在没有超阶级。既然不能超阶级，当然也不可能超政治。说文艺不该为政治服务，在消极方面，是不敢面对无产阶级政治，不敢面对革命；在积极方面，也正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同时我也没有认识到，所谓“绝对的创作自由”，只是资产阶级的自欺欺人的谎话，因为在资产阶级的社会里，并没有一个作家能从资本家和统治阶级手里取得真正的创作自由。而且，当时，真正在妨碍进步作家的创作自由的，正是反动的统治阶级。对于这个事实，我却一声不响。这样，我对进步的文艺家的攻击，就等于帮助了反动的统治阶级在妨碍作家的自由。这可以说明：我当时这个行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文艺家对无产阶级文艺家的进攻，我观念里的文艺并不“纯”，牠正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我的目的也不是求得文艺的独立，而正是求得文艺为统治阶级服务。我当时的态度，只是以超政治、超阶级的自由主义为幌子，欺骗了一部分青年，使他们向往于“纯文学”，而忘却了斗争与革命，这就是已经做了有利于反动统治的工作。这样发展下去，可能完全站到反动的立场上，苏汶之终于卖身给反动派，就是一个事实的证明。
+
+　　我还曾经在别的一些文章里暴露了这种错误的文艺思想。我在1934年写过一篇“书籍禁止与思想左倾”，这篇文章，正面是指斥国民党反动派查禁文艺书籍不对，而侧面却同情于他们的反革命行为。我虽然不赞成反动派以禁止书籍作为消弭左倾思想的办法，却希望他们另外从国计民生上做一种“疏濬河流的根本工作”。我又把进步的文艺作品，说成“往往是粗劣的制作”，牠们只是一些不满意于现实生活的人的“聊且快意”的发泄。这里暴露了我两个思想上的错误：（一）我同情于反动政府的消弭“赤化”，就是否定了无产阶级革命。（二）我轻视进步的文艺作品，不认识他们对阶级斗争所起的积极作用，更不认识牠们所反映的人民大众的革命要求。这两个错误，使我事实上又迎合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意念，敌对了人民，敌对了革命。
+
+　　1933年，我曾在大晚报上向文学青年推荐“庄子”与“文选”两书为文学修养必读书，鲁迅先生首先指出了我的错误。他认为这是复古倾向，是新青年的落后表现。他又给我指出，劝文学青年从古书中去求活字汇，尤其是错误的。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批评。正在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反法西斯的时代，我不积极鼓励青年去参加斗争，反而劝他们去读“庄子”之类的古书，使他们沾受到虚无消极的道家思想，冲淡他们的斗志，麻木他们的知觉，要他们在反动统治下作“逍遥游”，这也就是帮助了反动统治阶级做“愚民”工作。从古书中找活字汇，完全是不了解语文的发展，我这个思想已经倒退到五四运动以前，连“八不主义”都否定了。但是我当时非但不承认我的错误，反而肆意诬蔑鲁迅先生，我一点没有闻过则喜的精神，反而以怨报德。又我曾在1935年为出版商人编刊“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印行了许多所谓“明人小品文”，这也是一件危害人民的文化工作。我散布这些完全脱离时代、脱离现实的文字来麻醉人民，标点又不负责，有许多错误的句读，使读者蒙受双重的危害，而我做这件事情的动机却是图个人的利益。鲁迅先生曾指出这些明人小品一点没有“激昂慷慨令人奋起的作品”，不是此时此地所需要的，他又指出标点错误之贻害于读者，我都置若罔闻，不求补过。当鲁迅先生的“集外集”出版的时候，我却说这些杂文杂得太不成体例了，不值得印出来。把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可以看出我当时思想上错误到如何程度。我认为鲁迅先生的那些以正确的方向指导青年的文章不值得出版，而以麻痹青年的明人小品文为值得出版的，这就明白地表示了我敌视斗争性的进步著作，而乐于宣扬颓废性的著作，更为了个人利益，不惜使许多人跟我一起逃避现实，这效果又是有利于反动的统治阶级。
+
+　　我对于苏联的文艺情况，一点没有正确的认识，妄信英美帝国主义者所捏造出来的歪曲报导，把苏联对莎士比亚的态度恶意地讽刺了一阵。我一点不了解，苏联从十月革命以后，对古典文学遗产，从头就是以极正确的批判的态度来接受的。当梅兰芳先生到苏联去的时候，我说梅兰芳先生要到苏联去演“贵妃醉酒”，“这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沾染资产阶级的余毒了”。梅兰芳先生并没有宣称要到苏联去演这个戏，而我竟这样替他宣传了，这是我对民族人艺的诬蔑。苏联人民接受梅兰芳先生的戏，也正如接受莎士比亚的戏一样，是有原则的，有批判的，而我都不了解。
+
+　　以上这些事情，都经鲁迅先生指出了我的错误。但是，从“庄子”与“文选”一事发生之后，我虽然自己感到错误，对鲁迅先生却一直怀着怨恨情绪，以为他打击得我太凶了。对于一个在文艺与思想上热心指导我、帮助我的导师，我竟不能接受批评，以怨报德，这说明了我的品质之恶劣。当我的思想愈来愈错、我的倾向也愈来愈坏的时候，鲁迅先生还不断地给我纠正，他还在希望救我回头，而我给他的效果是失望，我对他的态度是怨恨。我对鲁迅先生的攻击，完全有利于国民党反动派。我一方面以友为敌，一方面又做了敌人的帮凶，这种思想行动所造成的对革命的危害，是无法估计的。
+
+　　在我从前所写的文艺作品里，也表现了许多错误的思想。最严重的是占据了我的作品中大部分主题的茀洛伊特心理分析方法。我把性的意识作为人类一切思想与行动底契机，又从而强调地描写这个性意识底发展过程。我的作品中的人物，有很多都是以变态心理者的姿态出现的。例如在“石秀”一篇里，我把石秀描写成为一个变态心理者，我解释石秀劝杨雄杀掉潘巧云，是为了自己取得变态性欲上的满足。又在“四喜子底生意”一篇里，我把一个拉洋车的劳动人民也描写成为一个变态心理者，这些都是极其荒谬的。水浒传里的石秀，是一个反专制、反封建、反迫害的革命农民，而我竟把他写成一个荒淫腐化的资产阶级。对于那个拉洋车的劳动人民，我也把绝不可能有的思想意识放在他身上。茀洛伊特的性心理分析学说完全是欧洲资本主义没落时期所产生出来的一种唯心理论。牠强调性的潜在意识，以为人的一切思想行动都被决定于这一种心理现象。这是一种极有危害性的谬论，牠否定了一切物质条件对于人的思想行动所起的决定作用。从这个说数推论下去，就否定了阶级性，接着也就否定了阶级斗争。因此，这也正是反动的统治阶级所中意的理论，我用这种理论来写文艺作品，也就是有利于反动派了。况且，这种变态的性心理，也只有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里那些腐化到极度的资产阶级才会有，我非但不在文艺创作中反映祖国人民的优秀的思想与行动，反而生吞活剥地摹仿欧洲资产阶级作家的创作方法，去宣扬这种颓废心理，麻木了青年的革命性，使他们也腐化起来，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了。然而，在1940年，我还把这种颓废观念去解释鲁迅先生的小说“明天”。这篇小说的主题，分明是描写一个对封建思想所控制着的现实社会感到绝望，因而寄希望于明天的寡妇。这是很有积极意义的艺术形象。但是我把那篇小说的女主人公分析为一个性爱与母爱互相错综的庸俗的女人。这效果就是把鲁迅先生的富于社会意义的进步作品解释成为资产阶级男女意淫的作品。这也就是故意歪曲了鲁迅先生的思想与工作的意义，使读者对鲁迅先生的作品有了颓废的印象。
+
+　　（此外，在别的一些作品里，也还表现了不少不正确的观念。我把劳动人民描写成与资产阶级一样的狡猾奸刁，我把妇女都描写成以博得男子爱悦为人生目的的人物。这一切都可以说明在我当年的观念中，人民的形象与品质，都是被歪曲了的。我从资产阶级的观念出发，用幻想去创造人民的形象。我从来不与人民生活在一起，我不了解人民，所以我的文艺创作都没有现实生活的基础。牠们绝大部分都在宣传资产阶级的糜烂生活，颓废思想，使青年人深受麻醉，间接地也助成了反动统治阶级压制人民的效果。）
+
+　　以上所检查的我过去的文艺思想，处处都表现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已经发展得很坏，很危险。我完全为了个人的名利，不辨是非，不分敌我，不择手段，不计效果，犯了许多无可追改的过失。我首先是脱离了革命队伍，脱离人民，脱离现实，因此就深中了资产阶级颓废文学的毒素。以后，我的思想发展到否定革命，轻视并且侮辱人民，歪曲现实，耽于幻想，我大部分的作品里，都存在着这样的错误。由于否定革命，更发展到敌对革命，连带地也敌对了革命文学的领导者。我的“第三种人”思想及对于鲁迅先生的攻击与诬蔑，都是从这个倾向上产生出来的错误。正当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的武力发动全面性围攻的时候，正当无产阶级革命受到严重的迫害的时候，我却在上海攻击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连带地诬蔑了党与苏联。我对人民、对党，都犯了严重的罪行，那就是，我迎合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意志，做了他们的反人民、反革命的工具，我今天诚心向人民、向党认罪。我当时披着“第三种人”的外衣，装做并不站在反动派的立场，以迷惑视听，这更是无耻的取巧行为。这样发展下去，我就很可能完全出卖给反动派，犯更严重的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1949年的解放，把我从这条堕落的路上救了回来，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指导我认识了过去种种文艺观念上的错误，肃清了我的一切资产阶级思想，这些都得感谢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今后我首先要克服自私自利的思想，取得工人阶级大公无私的高尚品质，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站稳立场，端正态度，分清敌我，明辨是非，切切实实做一个新民主主义文化机器上的螺丝钉。
+
+　　（原文系施蛰存根据他的思想检查的一部分写成的稿件，并未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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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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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苏南区委员会关于将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潘遂初开除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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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南合作总社副主任潘遂初，男，原名潘瑞初，又名潘镇，现年44岁，江苏宜兴鲸塘区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分店员。1940年参加革命，1943年2月入党。
+
+　　潘遂初于1930年在上海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冬被捕自首，出卖组织，并且做职业特务，先后充任溧水、靖江、东台、如泉等县特工室主任，南通特务总队政治主任。抗战初期，在如皋、南通等地曾掩护过我党地下工作。1940年我军进入苏北后入伍，1943年重新入党时隐瞒了过去出卖组织的重要情节，以及任职特务室主任期间的严重破坏活动而混入了党的组织。历任县府秘书、军分区供给部副部长等职。潘入党以后，与资产阶级保持亲密联系，帮助私商揽生意，接受私商贿赂，并纵容其妻李玉霜（党员）从事投机买卖；且敌我不分，立场不稳，仍与特务分子张德云等往还甚密；明知范惕生（已枪决）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潘不向组织检举，反而与其吃喝往来。三反之初企图蒙混过关，与私商订立攻守同盟；撤职检查以后，仍采取消极抗拒态度，数次检讨均极不深刻，足见潘遂初在过去长期反动的政治生活中所养成的恶劣品质实难改造。为了纯洁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经中共中央华东局批准，决定开除其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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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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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华：批判我著作中的资产阶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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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农学院园艺系主任、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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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身於地主成份的家庭（土地改革后定为小土地出租者），并长期受过国民党反动派的买办教育及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因而思想上严重地沾染了名利思想和盲目崇拜欧美的奴化思想，这由我的著作上可充分表现出来。
+
+　　我过去很喜欢著作，抗战前曾著有：“果树园艺通论”、“果树繁殖法”以及“园艺丛书”等六、七种；抗战期间继续出版有“苹果学”、“实用园艺学”、“华北果树”等书，当时我还以自己的著作多为“荣”。其实这些所谓“著作”，完全是粗制滥造的，书中的材料，十之七八又都是翻译的洋教条，因为我著作的目的就是为了个人的“成名”和“版税”，而不是为祖国劳动人民解决实际问题。因此，这些书，对於读者不但未起教育作用，有些地方反而害了读者，对於祖国的建设，不但未起推动作用，某些方面反而起了阻碍作用，这是我应该深深检讨的！
+
+　　解放初期，我的名利思想依然存在，因而在一九五一年我又出版了“果树学总论”及“果树学各论”（都是大学教本）两书，在这两本书中，材料都是解放前的，解放后仅粗枝大叶的整理了一下，就拿去出版，因此，又发生了很多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主要表现在：
+
+　　（一）充满了资产阶级的个人营利观点。这两本书中，关於经营方面，都是从个人营利观点出发。例如该书在讲到开办果园的地址时，我仍然主张：必须选在大都市附近，这样，则销路广，赚钱多。讲到果实采收时期，我又以追求个人利润的观点出发写着：要看市场上的出品多少以定采收，如市上货少，就可早采，则可得高价。讲到果实包装，仍然是：必须注意外表的美观，以图增进商品价值，收益更大，赚钱更多。其他在贮藏、加工、蔬果等方面，也都是表现了从个人营利观点出发。这些错误造成的原因，必须由过去反动教育的方针说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旧教育，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我们的“园艺学”自然也不能例外。过去一般的园艺工作者，都有下面两种错误思想：第一是盲目的崇拜，提倡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高级园艺”、“温室园艺”，而不惜用尽方法，使生产优良的果实，肥嫩的蔬菜，美艳的花卉，单供少数官僚、买办资本家、地主来享受，至於广大劳动人民能否享受得到、是否需要享受，却根本不加考虑（其实所有的园艺产品，都是由劳动人民的血汗栽培成的）。其次是当时我们提倡栽培果树、蔬菜、花卉，其主要目的则在於个人营利。为了个人追求更多的利润，园艺工作者都主张在大都市附近经营“温室园艺”、“早熟栽培”。因为这样一来，生产出来的肥大的果实，鲜艳的花卉，不管售价如何高贵，也有人买。这就可以充分说明：在反动统治下的所谓“高级园艺”，完全是供少数有闲阶级享受，并不是为广大的劳动人民设想；当时我们提倡的所谓“新式果园”，其经营目的，也完全在追求个人利润（当时我们不论是开办果园、检验研究或编写教材，都是注重营利栽培与从个人营利上出发）。这就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本质，也就是反动教育下园艺的真面目。我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毒害很深的一个人，因而不知不觉在解放后所出版的这两本书中，还浓厚地充满了资产阶级的营利观点。这与我们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是不相符合的。因而就有可能影响读者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是何等严重的错误！当然，我们并不是无区别的反对“新式果园”、反对经营者的应得合法利润，而是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投机取巧的个人营利观点。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确：新民主主义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因此，今后我们研究果树学的方向，无疑的是要使果树栽培大众化，要从人民大众的利益出发，在全国果产中心地区，有计划、有步骤的大量增产，使广大人民都可吃到鲜美的果实，增进健康。其次，要从国营经济的利益出发，发展全国各地的特产果树，使其大量生产，繁荣经济。这才是我们园艺工作者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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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浓厚的殖民地奴化思想。这两本书的第二个错误是充满了浓厚的殖民地奴化思想。例如讲到果品的好坏区别时，我把品质优良的称为“西洋苹果”，把品质松软、味淡、无水分的称做“中国苹果”。在各论上，把美国的品种，介绍得很多，甚至把美国种苗目录上的品种全部照抄上去。其他如果实分级标准，包装用的木箱大小，都要参照美国和日本。在栽培历史方面，对祖国劳动人民的栽培情况，讲得很少，相反的，把美国和日本的栽培历史却介绍得很多。这种盲目的崇美和崇日，说明了我奴化思想的严重。我当时既没有认识到我国园艺事业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同时还盲目的认为要改进我国园艺，必须仿效美国和日本的方法，因而连包装用的木箱大小，都要参照美国和日本。我这种思想产生的根源，主要是长期受了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影响，因而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因此，我这种含有毒素的“教本”，使学生和广大读者读后，不但不能引起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的园艺事业，相反的，却在引诱学生和读者去作帝国主义的忠实奴仆。这是不可容忍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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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我这两本书中的材料，十之七八是翻译外国的，（有些是翻译美国的，有些是翻译日本的。）当时我并没有认识到：这些洋教条是否适合於祖国需要，是否能给农民解决实际问题，是否符合於我们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是否符合於祖国的农业政策？而是随随便便地搬了进去，因而使读者读后，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例如在该书中，我把外国的整枝方法，原封不动的全部抄进去，忽视了这种整枝方法，是否适用於祖国；在肥料方面，把外国的肥料施用量，同样照抄下来，仅仅加以换算，忽视了外国的施肥分量，在我国的风土之下，是否相宜；在品种方面，尽量搜集，以示材料的丰富，而忽视了这些品种，是否适合於祖国人民大众所需要、是否有栽培推广的价值。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是我思想上残存着反动教育的毒害在书中不自觉地表现出来。因为反动教育的基本特点，不是依据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是与实际脱节的，是贩卖死教条的，它与我们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完全相反。因此，今后关於果树学的教材编写，必须以本国资料为主体，必须与国家需要相结合，必须配合政府的农业政策，必须配合各地区的自然环境，必须根据各地区现有的重要果树，特产果树，有重点有计划的编写。此外，对於苏联的先进资料亦应重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材料，要批判吸收，这样才可使学生在学习以后，对园艺能有正确的认识，才可能应用於实际。同时，关於今后教材的搜集，我们必须在实地调查以及试验研究中搜集、研究。因为，只有实地调查，才能明了实际情况，只有在试验研究中，才能取得经验，才能把实际经验提升为理论。
+
+　　（四）缺乏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这两本书中，对於祖国的资料及苏联先进的资料，米邱林学说等都采用得很少。例如对於祖国的特产果树和祖国的特产品种，以及各地农民的特殊栽培技术，都未加详细叙述，有些地方，还错误的批评了农民栽培技术的弱点。例如讲到农民栽培概况一项中，写着：“我国农民对於果树栽培，技术甚粗放而幼稚，实引为憾事，可见数千年来，不知改革，遂致果实生产一落千丈……。”产生这种错误的主要原因有二：首先不了解农民对於栽培技术，并不是不知改进，不要改进，而是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地主阶级将农民压榨剥削得喘不过气来，无法改进。我当时所谓农民栽培技术的“粗放”、“幼稚”与“不知改进”等错误看法，完全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来看问题的。其次，是与我当时浓厚的买办思想分不开的。由於这两个主要原因，使该书发生了很多严重的错误观点，毫无爱国主义思想之可言。因此，今后关於果树学教材的编写，必须贯彻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特别是要以几千年来祖国劳动人民栽培的经验作为基础，用科学的原理与方法，加以提高。要把祖国各地区的特产果树和特优品种加以改进。祖国有许多地区适於栽种特种果树，例如杏、枣、栗、核桃（胡桃）、山核桃、柿，在西北、华北都分布很广。而这种果树，树性强健，栽培容易，有些是在沙漠地区，有些是在山坡地带，都为广大农民所爱护。因此，在教材上应当特别重视。在品种方面，亦应尽量发扬祖国的优良品种。其他如祖国各地的特产加工品，如新疆的葡萄干、杏干，山东的柿饼、牙枣，安徽、浙江的蜜枣，广东、福建的橘饼等等，都应尽量提倡，使读者读后，从而认识到祖国的伟大、可爱。此外，在栽培理论方面，必须以米邱林学说为根据，以米邱林的方向为方向。
+
+　　以上几个错误，是在我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影响下产生的。它，不但直接有背於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而且对於广大读者也起了严重的危害作用。我痛恨旧我，也痛恨我这两本“著作”。由此可见，资产阶级思想如不加以彻底肃清，我们就不能担负起培养祖国高级建设人才的的重任；由此可见，旧教材内容是如何的急需改革；由此可见，我思想的改造是如何的迫切与需要。
+
+　　在这次伟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教育了每个高等学校的的教师，也教育了我。今后必须加强学习，彻底改造自己，站稳工人阶级立场，加强学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已，进而彻底检查与修改自己的著作，以便使它真正成为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教本。
+
+　　（原载一九五二年五月九日西安群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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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5 @@
+# 批判我的恶劣的资产阶级体育作风
+
+　　<西北农学院体育讲师、崔炳恒>
+
+　　我在旧社会的小学、中学和大学里短跑中和篮球场上都得过锦标、出过风头。所以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由资产阶级体育教育培养出来的运动员，所有资产阶级恶劣的体育作风，我都沾染上了。在篮球场上，对於比自己技术强一点的，便想尽方法给对方使坏招：踏足尖，膝盖顶人，一面扑球一面打人，两人夹一人……使他无法施展其技术；而对於比自己技术差一点的，便玩花样，故意玩弄对方，使其窘迫，不知所措。自己不以为耻！反而觉得技术高明，引以为荣！更严重的是：我又把这种恶劣的体育作风，原封未动的带到新社会里来继续毒害我们的青年。
+
+　　解放后，虽然我读过冯文彬同志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会议上的报告，也知道新体育运动的道德作风，是反对自私的个人锦标主义和风头主义，但我只把它当作空洞的口号，并未联系我的思想实际。所以资产阶级恶劣的体育作风，依然在我思想中存在着，遇有机会便故态复萌。如去年三月间兰州市选拔出席西北区篮排球比赛大会的篮球代表队，大会决定冠军队选五人，我听了这个消息之后，认为这个机会不能放过去。如果我参加的话，就应该有把握，不然自己是个体育工作者，那是多么丢人的一件事情呢！於是组成了阵容坚强的师光篮球队，我被选为队长，参加选拔。最后与兰大决赛冠军时，前半时因为我队轻敌，玩花招，结果输了一分。中间休息时，我们不但未检讨缺点，反而研究怎样让兰大三号（该队队长，已犯规三次）犯规四次被罚出场，竟让我队某队员故意与兰大三号造成双方犯规。当时我身为队长，不但未加劝阻，反而在下半场开始后，一有机会我就故意传给被三号看守的队员一个容易造成双方犯规的高球。离结束还有六、七分钟的时候，兰大三号与我队某队员为了争抢我所传的高球，双方摔倒，三号臂上受伤而出场。最后我们获得了冠军，我又被选为兰州市代表队队长。
+
+　　到了西安后，我带着队员，偷偷的练习，唯恐被对方看破我们的打法。结果正式比赛我们输给西安。为了在最后一天与西安队表演赛中获得胜利，争回名誉，在家养精蓄锐，竟连西北大学招待的晚会都未参加。后因故未赛，失望之余，对大会就非常不满。
+
+　　当我代表西北区篮球队参加解放后首次全国篮排球比赛大会时，在大会上，我亲眼看到华东篮球队（冠军队）东北排球队，在比赛前的座谈会上将他们的打法和心得毫无保留地告诉给我们，真使我感到万分惭愧！比赛开始时，两队互喊学习、致敬，又亲热的握手拥抱。在比赛中，始终没有看到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和投机取巧的恶劣作风。偶而无意将对方队员撞倒时，除举手表示愿意接受裁判员的处罚外，并且很快地将被撞倒的队员扶起来，握手道歉。表现了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每场都在紧张、热烈、团结、友爱的气氛中结束。比赛后举行检讨会，深刻的检讨个人与全队的优缺点。这些优良的新体育道德作风，对我的教育真是太大了。但是我在兰州为了出风头、当代表，竟然使用那种伤害别人的恶劣作风，以达到自己可耻的目的。这完全是资产阶级损人利己的体育作风。这与我们新民主主义体育：团结、友爱、互相学习，胜不骄、败不馁，发挥高度集体主义精神，为祖国的国防与生产而服务，绝没有任何相同之处。这些为争名誉、夺锦标、损人利己的卑鄙行为，是我们新体育的敌人。我们绝不能与这种资产阶级的恶劣作风和平共居，应该有高度的仇恨，我一定要把这些不利於人民体育事业的资产阶级的丑恶思想，彻底清除掉。否则对人民的体育事业会有损害，而自己也是无发展前途的。
+
+　　在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中，使我深深地认识了资产阶级体育的丑恶面貌。他们把运动员当作茶余酒后的消遣品，用各种卑鄙的方法来诱惑拉拢供他们少数人来玩赏。他们提倡运动员们争锦标，出风头，明争暗斗，彼此陷害，以达到他们麻痹、分裂青年的目的。而我就是这类运动员当中的一个。现在自己回想起来真是痛心极了！我憎恨资产阶级体育对我的毒害，它不但毒害了我，而且毒害了千千万万的青年，使青年们从我身上模糊了对新体育的认识，阻碍了新体育的发展。如果不是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教育，我将来真说不定会走到反人民的体育道路上去。我今后要坚决与这些腐朽的资产阶级体育一刀两断。努力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学习，重新为人民的体育事业而奋斗，作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民体育教师。
+
+　　（原载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一日西安群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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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9 @@
+# 黄念田：批判我的“人生如梦”的错误观点
+
+　　<四川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黄念田>
+
+　　前年，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八个月来我的思想斗争”的文章，那是因为我加入了工会，觉得我的思想意识必须经过改造，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因此，对於自己过去的思想才作了初步的检查。但那一次的检查是很不深刻的。首先，把自己的思想肯定地限於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畴内，并且言辞之间，有点为自己辩解，以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并不算坏。在另一方面又给自己披上一件“清高”的外衣，自封为“隐士”、“超阶级”、“超政治”，把自己形容得很“体面”。今日才逐步地发现了自己在旧社会时实在是百无一是，自污泥中来，决不会“一尘不染”，相反的，满身都是肮脏龌龊的东西。
+
+　　我出身於一个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家庭，从读高中一直到大学，都是教会学校，而最后在金陵大学——一所贵族化的大学，完全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记得吴世瑞教我经济学时，便讲要“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我听进去了。谁的利益呢？自然是自己的利益，谁受损失呢？管他的！用什么手段获取呢？不择手段。於是我学了银行学，醉心於存款生息、积累资金的迷梦里。我视利息为正当的收益，根本不管它是分享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的一部。我最初读了两年工业化学系，便想在学成之后开工厂当资本家（剥削工人）赚钱，我当时所向往的便是资产阶级不劳而食的生活。我的确曾用功学习各式各样的学问，为什么？为的是要积累资本。我将我的头脑当银行，吸取书本上的知识，以零存整取的存款方式来学习，我要靠脑子中存款获取利息。我一直是抱这样的态度来学习的。我学的很杂，我认为：这一套不能用，还另有一套；正如一家银行垮了，我在另一家银行还存的有款子一样。自一九三七年七月以后，我就和我爱人离开家庭到了重庆，开始凭我无形的存款过活了。我利用父亲黄侃的余名来教国文，走上了教书的道路。父亲的名望是我的本钱，父亲的遗著是我的本钱，自己的一知半解的知识，也是我的本钱，由此而成为大学副教授，获得了生活资料。我赤手空拳地度过了抗战时期，因此我很自负。“但能通孝经论语者尚尊为大师”，我认为颜之推的话硬是对。其实我对於封建文化的钻研，还够不上通孝经论语的程度。我在川大任教十年，学校排什么课，我教什么课，规定讲那些文章，便讲那些文章。我的业务，并不等於是我的信仰，理论与实际在我是完全脱节的。例如我第一节课讲杨朱，第二节课可以讲墨子，两种对立的学说，我都能讲；讲杨朱为杨朱说话，讲墨子为墨子说话，就如话剧中的演员，演那一角像那一角，扮演的角色，并不是他自己。并且我除了在川大任教外，当时还在许多中学兼课，平均每周上课达四十小时，课既教的多，当然不会都尽到责任。这样教学，一方面使学生不能得益，一方面占的岗位太多，使新进的教员没有出路。这简直是近於资本家独占市场的行为了。
+
+　　我的眼光，只看得到个人的利益，家庭的幸福。我“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解放前，我只想“苟全性命於乱世”，“全躯保妻子”，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人民的疾苦。对中国革命问题，更是熟视无睹，置诸脑后。我同我爱人感情很好，结婚二十年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儿女七、八个，越多越爱。解放前，我常对我爱人说：“活着，就是为孩子。”我单求温饱，并无大志，表面刚强而内心软弱，一遇困难立刻低头。一生都是个人主义支配了我。我完全是靠一张聘书生活，有它，就有钱，就有饭吃，没有它，便一切都完了。“家”对於我，便是颈项上的“枷”。这个“枷”上站着七、八个孩子，使我只好向环境低头。因此我脑筋里终日所盘旋的是“聘书”、“饭碗”、“钟点费”、“稿费”，说来说去，归根到底是一个“钱”字。也便是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
+
+　　我的人生观是消极颓废的，表面上似乎是达观，实际上是极度的悲观。於是产生一种“人生如梦”的看法。我认为：既然是梦，就不必认真，不必奔竞，活一天就该图快活一天，这样就产生了一种享乐思想。我的享乐由於经济条件的限制或与别人不同，只是“闭门却扫，焚香读书”；“左顾孺人，右弄稚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多看电影，少交朋友”而已。我把世界当作客栈，常抱着游戏人间的态度。我又认为人生不过是一场戏，要演成喜剧，又何必演成悲剧呢？因此，时时刻刻都爱开玩笑，整个人生，就是一个大玩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我就反过来同天地开玩笑。这种思想，便造成了我生活态度的极端不严肃，狂放不羁的“名士派”作风。而本质上便是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
+
+　　我曾连续十二年为反动派传播反动文化，毒害青年，因而对社会发展所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计的。我曾错误地认为从事教育事业很清高，其实我在反动统治下的大学当教授，就是变相的做反动政府的学官。
+
+　　解放后，共产党和毛主席把我从泥淖里拯救出来，认为我还有改造的可能，争取我、教育我；但我在解放之初，却还不满意，还要争工资的高低，还要计较名位、发脾气、自高自大、自由散漫，这些岂不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在作祟吗？
+
+　　反贪污斗争教育了我，结合自己的思想来作检查，使我更加深深地体会到资产阶级思想对我的害处之大。现在仅初步的将我这些丑恶的资产阶级思想暴露出来。我将在党的教育下、同志们的帮助下，彻底的改造我的思想。
+
+　　（原载一九五二年五月十四日重庆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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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3/000060.txt
@@ -0,0 +1,79 @@
+# 金怀鹏档案之一：三反学习思想总结
+
+　　<金怀鹏>
+
+## 干部简历表
+
+　　姓名		金怀鹏
+
+　　现任职务	花沙布公司成品员
+
+## 说明
+
+　　1．此表一律用钢笔或毛笔填写，内容要真实、字迹要端正。
+
+　　2．本人年终总结（或鉴定）可用与本表同样大小的纸张填写，附于表后。
+
+　　3．本表内之年、月、日一律用公历。
+
+　　4．本人成份与家庭出身，系指参加革命工作前的情况而言，一律按照政务院颁布之“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确定本人的出身和成份。但参加革命工作前如系青年学生，本人成份一栏仍可填写“学生”二字。
+
+　　 1952年5月15日填
+
+　　（）
+
+　　     姓 名 现用姓名 金怀鹏 性别 男 籍 贯 皖巢 文化程度 原有 初中   曾用姓名 同上 年龄 19 家庭出身 商（兼土地出租） 现有   原用姓名 同上 民族 汉 本人成份 学生 身体健康状况 正常   家 庭 状 况 参加革命时及现在 的经济状况？ 参加革命时有田7、8亩房子5间和营业资金约200万元。 现在营业停止（是经政府批准的）田、房、与前相同。   主要成员姓名、职 业、政治态度？ 大哥在当地民小当教员，二哥二嫂在上海工厂做工，大嫂和母亲在乡下耕田思想一般化。   结婚否？对方姓名、政 治态度、现在何地、任 何职务？ 无   有何重要社会关系？姓 名、职业、政治态度及 现在的关系？ 1．表兄：杨诚愚曾任伪商会主席（落后）。   何时、何地参加何种进 步党派、群众团体，担 任何种工作，现在有无 关系？ -   何时、何地参加何种反 动党团、军队、封建道 会门，担任过什么工作， 何人证明？ 无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 励？ 无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处 分？有何意见？已否取 消？ 无   何时在何部门经过审查 ，有何主要问题，结论 如何？ 无   解放后参加过何种训练 ？参加过何种运动（如 土改、整风、审干等？） 参加皖北干校学习。   
+
+## “三反”检查
+
+## （一）家庭情况：
+
+　　我的家庭是一个中等商人兼小土地出租成份，家中现在有9口人。父亲在我3岁的时候便病逝了，母亲便依靠着父亲的遗产做了个小生意,将我们弟兄三人一手抚养长大，当我稍知人事时，母亲便把我送入学校读书，大哥便在家中经商，二哥便由亲友介绍到商店里学徒，后因该店停业便回家和大哥一同经商。这时家中营业较有发展，生活也比较富裕，但终在国民党的捐税重重之下而使营业而逐渐萧条，解放后营业亦无发展，同时家中生活也因之而日趋窘困，我本人亦因而受到了不幸的失学，而参加皖北干校学习。当土改时政府将家中的7、8亩地予以保留自耕，但营业终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最近经政府批准停业。二哥二嫂在上海工厂做，大哥在当地民小当教员，母亲和大嫂带着几个侄儿，在乡下种田。
+
+## （二）个人简历：
+
+　　本人自1943年即入校读书直到参加革命止，中间并无间断，未在社会参加过任何工作（详见干部简历表）。
+
+## （三）社会关系及对个人的影响：
+
+　　1、表兄杨诚愚在国民党时曾任伪商会主席，在他任职时我很少和他接近，甚至终年也不同他说话，当时我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商人头子而已。经过了这次“三反”学习，我认清了他是一个资本家的走狗，他帮助大商人压倒小商贩，他自己则利用权威诈取当地人民的血汗来扩大他自己的营业进行投机倒把，独占市场。虽然我一向和他没有任何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同时对我也无影响。但现在我要与他这种资产阶级帮凶和道地的国民党压诈商人的帮凶者坚决斩断关系，与他在思想上划清严格的界限。
+
+　　2、舅父阎文光日伪时曾任伪杨树浦区某保保长及其他伪职，当他任职时因我年纪小，因此对他的详细情况不够详细了解，因此对我个人并无多大影响，又因他时常不和我接近，因而我不过只把他当作是我一个亲戚而已。通过镇反学习使我认清他原来凶恶的面目，他是祖国的无耻叛徒，是日寇屠杀中国人民的帮凶，是出卖国家民族的汉奸，他本人已早在解放前病死在宁波，但他的罪恶还是永远被人民仇恨着的。
+
+　　3、胞兄金怀禹在日伪时虽因逃避国民党壮丁之难而经人介绍至本县参议会工作，后又调到巢县县政府任秘书科，而后又调到本机关电台工作（做何工作不详知）。日本投降后即返家经商，在这时我仅是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对人事知道很少，当时我只知大哥是为了躲壮丁而参加工作的，其他方面对我个人没有什么影响。
+
+　　4、受帝国主义教育对我个人的影响：
+
+　　当我小学毕业后便考入了本县的皖光中学读书（该校是天主教办的）。在这里面学生完全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大多数学生的思想都被浸在宗教迷信和崇拜帝国主义的圈子内。神父们常向学生说：“你们要好好的读书信教，等你们毕业后我可以包送你们进高中入大学，进了大学后还可能有到外国教会工作的机会”，因此当时我思想上即时常幻想着自己将来如果能到外国教堂里工作，那真是太幸福了。这种思想在当时几乎把我弄成了一个崇拜帝国主义的洋迷，认为外国的一切都比中国好，这种洋奴思想一直统治着我直到解放后受了革命的教育，方使我逐步地认识了从前完全是受了帝国主义的毒化，因而才使我产生了以上的种种奴化思想，我更痛恨这些帝国主义份子披着宗教的外衣打着所谓“帮助”中国普及教育的招牌来奴化中国的青年一代，他们更无耻地装作所谓什么“慈善”，把那些牛奶和破衣服拿来“救济”中国人民，企图达到其蒙蔽中国人民的耳目，而好使他更进一步的来吞灭中国，但它们这种毒辣的手段终在中国人民的面前赤裸裸地暴露了法西斯强盗的面孔，这些凶恶的强盗已被中国人民赶出国境。
+
+## （四）对贪污浪费及官僚主义现象的检讨与批判。
+
+　　（甲）贪污事实：1.51年在门市部工作贪污开发票多的款子5000元（已还）
+
+　　（乙）浪费现象：1.在使用纸张文具方面不从精打细算出发随意乱画，做表格不细心发生错误亦不加涂改，即行撕去，因此形成浪费现象等等。2.有时出差为着个人享受即多报出差火食补贴费，（是经领导批准，其实不报也可以）
+
+　　（丙）官僚主义（工作态度及思想情况）：1.对工作上的问题不能冷静考虑有时单纯强调动机而不论方法，因此，往往会引起相反的效果。2.工作粗枝大叶不求甚解，对非技术的工作即不愿做。
+
+## （五）产生错误的思想根源及批判：
+
+　　1.自私自利；由于我一惯生长在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家庭里，自小就养成了我自由散漫的恶劣作风，凡事从个人利益出发，只要与我个人有益的事我都赞成，因而，也就谈不上什么革命利益和集体主义精神。根据我以上的贪污、浪费及官僚主义的工作态度，事实上看来虽然危害性不大，但从其发展方面看来实属可怕。如果不是这次“三反”给了我一个严重的警告与教育，今后我如一遇有贪污的机会我也会同样的贪污腐化，做资产阶级的俘虏，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叛徒，现在回想起来是多么的可怕啊。
+
+　　2、个性强：由于我的自由散漫的思想严重，家庭中又算我年纪最小，因此家中对我也比较纵容，因而养成了我个性傲强对人态度生硬的恶劣，这种恶劣的品行如不加以彻底根除，将来如一碰钉子就一定会灰心甚至有脱离群众的危险。
+
+　　3、好高骛远：因为我个人一惯是在学校读书，根本就不知道社会上的一切情形，不知天高地厚认为自己都大都粗，幻想得失，因此在工作中大事做不来，小事亦不愿做。这种思想一直在我脑子里作祟，妨碍我个人的进步，使我在工作中消极，这种不良思想如不彻底加以根除将会影响我的革命前途。
+
+　　我以上的一连串不良思想是时时刻刻都在导引我走上资产阶级的思想道路，使我做出了危害国家人民利益的事。我现在以诚恳与严肃的态度来接受这次“三反”对我的教育，同时更要在今后加倍的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坚决肃清我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与资产阶级严格的划清界限，今后并在领导的帮助下继续不断的进行自我改造。
+
+　　小组同意该同志自我鉴定
+
+　　 孙文诚　吴媛　郑明　程伦　杨世昌　王光华　王浩忠　杨保江
+
+　　（）
+
+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在何地区、何部门 任 何 职 证 明 人   1943年3月起 在拓皋小学读书 学生 -   1948年7月止 在拓皋小学毕业 学生 -   1948年8月起 在巢县皖光中学读书 学生 -   1949年7月止 在巢县皖光中学毕业 学生 -   1949年8月起 在拓皋中学读书 学生 -   1950年9月止 在拓皋中学毕业 学生 -   1950年9月起 在皖北干校学习（蚌） 学员 -   1951年1月止 在皖北干校结业 学员 -   - - - -   自我鉴定： 缺点：1、自私自利。2、个性强。3、好高骛远。 例：1、在日常生活中凡事从个人利益出发，贪污5000元（已还） 2、对人态度生硬。 3、在工作中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愿做。 优点：1、斗争性较强。2学习时发言较积极。 例：1、对人提意见尖锐不讲情面。 小组同意该同志自我鉴定。   直属领导机关鉴定： 除同意该同志的自我鉴定外，尚希政治学习，以克服个人打算。   熟习何种业务和技术？志愿做何工作 -   备 考 -          
+
+　　（中共安徽省滁县地委组织部翻印）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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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1 @@
+# 喻德渊：批判我的“名流学者”思想
+
+　　<东北地质专科学校副校长　喻德渊>
+
+　　解放前，我曾在伪中央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当时我不但有这样一个错误的想法，而且我还有一个这样愚蠢的做法，就是我以为绝对不闻不问政治，单做点科学研究工作，可以保持我的所谓“清高”。我便一直在伪中央研究院工作了十多年，在这十多年期间，天天只是钻书本子，或者跑到自己所喜欢的地域去作野外调查，一心在想解决某些技术上或地质上的问题，写几篇好文章，成为一个名流学者，却并没有想到为什么要解决某些问题，也没有想到所得的结果是如何应用，为谁服务。
+
+　　解放后，我还是安居在学术研究机关里，迷恋於那些学院式的研究工作，但革命空气一天天透进我的心坎，到底感到有些不大安定起来，遂走上了资源勘察岗位。从那时候起，我又想：我现在做了些实际工作，总算为人民服务了，超政治的技术观点对於我是没有什感了。事实上，经过两年来的学习，临到此次思想检查，我发觉这种错误观点，实在还深深地隐藏在我内心的一角，而且直到现在还阻碍着我的前进。如在地质专科学校，这个观点还阻碍了我深入群众，常表现出一种“学者”态度，成为一个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者，并使学校产生一种偏重业务学习的倾向，我被这个观点一误再误，侵蚀了自己，危害了人民，今天确是到了再不能容忍的地步，应该刻不容缓地加以廓清了。
+
+　　由於超政治的技术观点，我也曾产生了崇拜英美思想。我曾迷信美国采矿事业发达，矿藏很多。英国伦敦、剑桥两大学是有名的学校，所以在一九四五年特别跑到英国去研究，在一九四七年又跑到美国去实习。后来我才知道上了当。英国那些古老的大学，教材是十年前陈腐的东西，没有什么新的教学方法，也没有什么新的设备，我真不知道浪费了二年多时间，究竟得到些什么。所谓研究心得，完全是骗人的话。到了美国，才知道洛矶山上几个大的金属矿都采得空虚无有了，对美国矿藏丰富的观点才开始打破，并知道他们对於许多矿床研究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回国以后，我还隐瞒自己的空虚，向人民进行无情的欺骗，为的抬高自己，不惜传播殖民地思想，如说起岩浆分异及花岗岩化的时候大谈梯勒的观点怎样，雷德和贺模斯的观点又怎么样。这说明我过去所自认为清高者，是怎样地隐藏着这些崇英美的自卑思想。
+
+　　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代，美帝国主义是经常派了些流氓和特务来进行文化侵略的。就巴尔博这个人来说。他和在燕京大学教书，妄自称为“中国地文专家”，其实他是想尽方法来摧残中国文化，好让美帝国主义任意宰割中国。当李四光先生在中国发现第四纪冰川的时候，震惊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科学家，也惹起了中国有些甘为帝国主义奴才的人的嫉妒。巴尔博当时已回到美国，知道此事，一方面觉得丢了自己地文学家的脸，另方面决不放松替美帝国主义来破坏这个发现，他於是便组织了一个第四纪冰川考察团，我当时为了指出这些冰川事实，也参加了这个团。到了庐山，事实证明更无可否认的时候，巴尔博当时气得发抖，还是昧良心昧真理来反对。像这样的人，不但是中国敌人，而且是科学敌人，我们应如何痛恨！的确我以前也痛恨他，可是当我到了美国，竟经不起他的引诱，跑到他家里住了几天。那时我还发现他是一个特务，偷了中国各省各县的县志及图表很多，但回国之后，仍说巴尔博与中国人“有些感情”。不经此次检讨，我真不知被帝国主义的小恩小惠所迷惑，失掉了立场，分不清敌我到何时为止。
+
+　　通过“三反”运动，我才知道我和一部分同仁之所以不调协，并不是他们落后我进步的问题，就是说，不是我有工人阶级思想，和他们资产阶级思想冲突的问题，而是我和他们一样，都存在着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彼此间就由於这些资产阶级利欲思想在那里冲突，所以才不能调协。我最引人不满的，主要是利欲思想和个人英雄主义思想。由於我保留着这种思想，所以时当在利害上面打算，因此对每一事业，都环绕着个人利害上去做。我从事东北完达山脉及小兴安岭一带调查地质矿产的时候，就因为当时没有参加分配工作地区的商讨，对此不服气，所以才发动这个区域的调查，结果在地质界内部，增加了不少的摩擦，影响了团结。当工业部要把地质专科学校的行政事务交给教育处办理时，我内心也有些不高兴，主要是斤斤於个人利害。
+
+　　今天我们的教育方针，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科学文化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适应国家建设的迫切需要，在最短期间内，造就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干部。政府是这样明确规定了，开学的时候，我们也这样的宣布了。但是我只是口头上说说，却并没有贯彻到具体的工作中去。我并没有建立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严肃政治生活，却发展了庸俗的互相恭维的一团和气作风，以为批评了教师，就会影响到教师情绪，对於教学上的错误观点和教师中间的错误思想，我也若无其事，不加批评。像地球起源学说，有些空洞的唯心理论，在我们的讲义里还有，课堂上还要讲到。教学未能结合爱国主义教育，但反爱国主义的崇美思想却结合到了，像举例时不举中国而举美国的，对美国文化侵略者葛利普在课堂上公开称扬；教学方法方面，有的因袭旧有陈腐的方法，有的抄取英美刻板的方法，新的教学方法不能实现；教学研究组有名无实，很少进行研究讨论，任其自流，各自为政。这些，都与我未能在自己的领导工作中贯彻新教育方针有关，也与我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有关。
+
+　　新中国正处在建设初期，百废待兴，办学应当发扬那种艰苦缔造，力求有用的作法，而不应当有那种资产阶级的虚荣浮夸。我没有做到这一点。相反，铺张、形式主义的思想却很重。觉得办好学校，必得请名教授，设备品要选最好的，开支不怕庞大，因此花四亿元买汽车，花一亿三千多万元买乐器，晒图机买来不能使用，浪费了国家大量财富。这里也反映了自己办学不是从国家人民利益出发，而是带着浓厚的个人欲望。有这种思想也使我一遇困难，便立即兴趣索然，甚至想离开这个学校，产生作客思想，以这种思想来领导学校，无怪乎是要弊端百出的。
+
+　　资产阶级思想在教育阵地上所表现的超阶级、超政治观点，以及标榜“为学术而学术”的口号，正像列宁所说：这是透顶的虚伪。我过去就在“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底下，替资产阶级服务。两年以来，思想深处仍然没有把它摆脱干净。处理一切事情缺乏政治观点，看不清事物的发展规律，这是使学校不能很好地贯彻工人阶级思想领导的主要原因。今天我认识到这种思想的危害性和它给人民教育事业造成的重大损失，检讨起来，感到十分沉痛。今后我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从思想上求得根本改造，站稳工人阶级立场，好好为人民服务。
+
+　　（原载一九五二年五月十八日东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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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德馨：澈底清算我的资产阶级思想
+
+　　<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张德馨>
+
+　　我曾长期的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又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界工作了十一年。我的思想和思想体系完全是资产阶级的。经过几年来的学习，再加上最近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给我的教育，使我对於自己从前的错误思想言论、行动，有了初步的认识。现在我把我所检讨到的一些问题写出来，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
+## 超阶级超政治的观念
+
+　　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底第一个表现是：我有超阶级超政治的反动观念。
+
+　　我曾上过北京盐务专门学校，这是为帝国主义培养奴才的学校。我又曾上过北京师范大学，这在解放前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学校。我还曾在德国柏林大学上过六年学，这是资本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大学。我曾在旧大学里教过书，这可以说是作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工具；我也在旧大学里作过行政工作，这可以说是作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奴才。最后我还作过伪长春大学的代理校长，这简直是作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帮凶。
+
+　　我为什么在旧大学里呆了那么久，而不感觉厌烦，也不以为耻呢？这正是因为我有超阶级超政治的思想。我现在认为反动统治阶级网罗知识分子的方法有二：一是把一些知识分子公开地拉到反动的党团里去，培养成反动统治的鹰犬爪牙。二是用不问政治、反对阶级斗争、“纯科学”“纯学术”等反动观念，来麻痹一些知识分子，使他们变成反动统治的牛马工具。我正是中了这后者的计。
+
+　　我过去认为，国民党的政治是污秽的、是肮脏的，所以看到有些教育界的人竞选为国大代表，我曾为他们作呕，认为那是终身的污点，永久洗不掉的耻辱。但我却认为那时的教育界还是清高的、纯洁的。因此自以为自己从事於教育工作是“清高”、“纯洁”、“与世无争，高人一等”、“出淤泥而不染”、“凭着本事吃饭，并未损害任何人”、“无党无派，为国为民”。
+
+　　现在经过了几年的学习，我认识到：在阶级社会里头，人们划分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主席：“实践论”）至於教育呢？这“是一种武器，其效果是决定於谁把它掌握在手中，用这个武器去打击谁。”（斯大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因此任何一个教育工作者，也和其他的人们一样，不是属於这个阶级，就是属於那个阶级，不是为这个阶级服务，就是为那个阶级服务，绝没有超阶级和超政治的可能。资产阶级宣传超阶级超政治的主张，实际上正像列宁所判定“这是透顶的虚伪”（列宁：“论青年团的任务”）。资产阶级希望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相信他们的这种鬼话，都抱着“为教育而教育”、“为学术而学术”的观念来给他们服务。因为有这样思想的人可以驯顺地供反动统治阶级驱使，而不会有任何反抗。我过去就是这样的一种人，自以为自己是超阶级超政治的，其实是踏踏实实地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而不自知。自己以为自己很客观，与任何反动组织没发生过关系，其实是作了反动统治的奴隶和工具而不自知。
+
+　　记得我在一九四八年六月三日从国民党统治区长春逃到解放区的时候，走了三天到了公主岭，这个时候公主岭早已解放。我与公主岭公安局取得联系后，他们叫我写一自传。在这个自传里我还曾经写道：在反动统治下工作期间，曾经几次被迫叫我加入国民党，都被我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我是学自然科学的，对於政治外行，没有兴趣。这话固然有些借词推脱的成份在内，但我在解放前确实把自然科学工作者看成与政治无关的一些人。我曾认为在自然科学工作者当中不会有多大的反动思想和反动行为。这说明了我的超阶级超政治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
+
+　　这种资产阶级的超阶级超政治的观念是我已往多年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基础。这种思想是反科学的、反人民的。它不仅使我过去长期作了反动统治的工具而不自知，而且还在解放以后继续阻碍我努力学习政治、力求进步。几年来我对教师或学生的许多讲话，现在检讨起来，不是鼓励他们努力学习政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是向他们提倡超阶级超政治的学术研究和技术与政治对立的观点。例如在下边谈到我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时候所列举的一些例证，都是与这种超阶级超政治的观念密切地联系着的。
+
+## 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
+
+　　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底第二个表现是：我有浓厚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
+
+　　我过去之所以以超阶级超政治的面貌出现，而实际上是给反动统治集团服务底思想根源，仔细检讨起来，正是这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因认这样的想法和作法正合乎我个人的利益。
+
+　　因为我的思想意识上浸透了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所以多年以来，我在团结干部和教育学生方面，也经常用满足他们个人利益的言论和行动，来取得他们的安心和欢心。在解放以前我的想法和作法不用说是这样，就是在解放以后我的这个想法和作法也继续存在。这有下列的重要事实为证。例如：在一九四九年的春天，有一次在自然科学院的全体教员大会上，谈到当时的大学教员待遇问题。有的教员说：“听说沈阳工学院教员的待遇比我们这里高。我们都是学自然科学的，他们那里有数理化，我们这里也有数理化，为什么在他们那里就高，在我们这里就低？”我听到之后也很不平，并曾愤慨地说：“现在最吃得开的是工农医等实业部门，我们教育界是不被人重视的。在教育界当中也是工农医等性质的学校最受优待，至於我们师范性质的学校一向被人看不起的。就是在我们师范性质的学校里，也是社会科学方面的教员受到尊重，我们这些学自然科学的是被人轻视的。”现在我回顾起来，这一段讲话在政治思想上是带有原则性的错误。第一，我讲话的精神和当时人民政府对知识分子团结改造的政策不符合。我没从端正大家的革命的人生观来着眼，而片面地强调了物质待遇，发展了雇佣观点，严重地助长了一部分人的不满的情绪。第二，我的讲话没有认识到，师范教育在新中国国家建设上的重要性。没用师范教育等於工业中的母机和人民教师等於人类灵魂工程师等观念来端正大家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的观念。第三，我的讲话影响了自然科学院教员和社会科学院教员的团结。我没认识到，思想改造对一切旧知识分子都是必要的。至於薪金待遇的标准，按着东北人民政府的规定，也是各种学校各科教员都是统一的。由於以上的三点，使我认识到，我当时的讲话，失掉了人民的立场，曲解了人民政府的政策。我的出发点不是为工作、为人民、为国家，完全是为个人利益，为个人的荣誉，犯了个人主义的错误，还带有本位主义的因素在内。
+
+　　又例如一九四九年秋天曾经召开过一次自然科学院五个系的全体师生大会。会上先由当时的自然科学院教务主任李冀同志作了报告，主要的内容是，号召大家认识人民师资的重要和光荣。接着由我讲了话。我在这次讲话里，没把作人民师资的伟大的政治意义向大家说明，使大家认识作一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何等光荣。我也没用“只要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无论什么样的工作都是同样的光荣”这个大道理来说服学生。我知道有许多学生当时想学工、学医。所以我曾经说：“作工程师，工作的对象是砖瓦、土木、钢铁等物。当医生每天所接触的是病人和细菌。唯有当教员每天所接触的是一些活活泼泼的青年，这多么快乐！”我还曾经说：“当我逃到解放区走到公主岭的时候，到怀德县办事处一联系，第一个谈话的人是长春大学的学生。到了公安局一接头，首先接谈的人又是长春大学的学生。走到双阳县在一个小学里打听点事，碰到了一个教员，一谈话又是长春大学的学生。在那个小学里一共有四个教员是长春大学的学生。他们留我住在他们学校里，留我和他们一同吃饭。此后到了吉林和哈尔滨也过见了一些长春大学的学生，并且还遇见过在西北联大的时候直接跟我上过课的学生。我遇见他们很高兴，他们看见我也很高兴。他们给了我很多照顾和安慰。”我以上所讲完全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好像是当教员为的是从学生身上得到报酬。用这样的言论向同学们讲是有害的，是庸俗的。这说明了我对人民师资的光荣，认识很不够。
+
+　　因为我对人民师资的光荣，认识很不够，所以对新型师范大学的方针任务也体会的很差。当我们学校在一九五○年春天由东北大学改名为东北师范大学的时候，我曾抱有两个成见来表示不很同意。第一是请教员不好请，第二是招学生不好招。自己内心里也感到，学校这么一改名，学校的地位似乎是降低了，因此也联想到自己的荣誉也好像降低了似的。自己好像感到作一个师范大学的副校长不如一个普通大学的副校长光荣。现在回想起来，这完全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我脑子里的反映。
+
+　　我曾和若干商人在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保持过私人朋友的来往，我对商人的唯利是图、投机取巧的本质，没认为是剥削、是损人利己，所以和他们来往不以为耻，这说明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性。在这次“三反”运动中，我看到了，国家机关里的贪污案件是与奸商分不开的。这才使我觉悟到，商人的唯利是图的剥削思想是要不得的。因之也使我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大公无私的思想作风，是何等伟大，是如何的可钦。
+
+## 严重的铺张浪费作风
+
+　　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底第三个表现是：我有追求表面，偏重於形式，有严重的铺张浪费作风。资产阶级过的是不劳而食的剥削生活。所以把铺张浪费视为“阔绰大方”，看不起节约朴素。因为我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所以有严重的铺张浪费作风。这表现在下边的一些事例上面。
+
+　　一九四九年学校刚从吉林搬来长春不久，在修建方面，我曾主张把自然科学院的一些房子的外部加以粉刷。后来我还主张在自然科学院那个地区修一个大门，挂上自然科学院的牌子，感觉到这样才“像个样子”，一作预算七八千万元东北币。我的意思是，一个大学修一个大门，花上七八千万元算不了什么。但后来总务处不同意，所以没修。现在想来，若是修了，这完全是铺张浪费。
+
+　　一九五○年冬我曾叫体育系设计一个大的风雨操场，估计预算大概得东北币八百多个亿。我的意见是把它呈到东北人民政府去，请求批一下试试看，不全批，批一半也行，批一半就按一半的范围修。后来因学校主要负责同志的劝阻，才终止了。风雨操场固然没修成，但我的铺张浪费的劲头却十足地表现出来了。
+
+　　其次，我从吉林搬来长春的时候，我住的房子还没修好。由於国民党的破坏，门窗壁柜抽匣等被毁坏拿走的很多，大概是充当劈柴烧了。我曾叫全部按原样修复。该房原来的质量很好，用的木料都是极上等的硬木。我看到补修的木材都是质量很松的松木，心中颇不以为然，后来在油漆粉刷上也很注意漂亮美观。在家具设备上也很注意质量颜色的配合。茶碗好、茶壶不好，我感到不配合。其他家具都好，若是痰盂的样式和质量太差，我也认为不相称。总而言之，要“像个样子”。现在检讨起来，什么叫“像个样子”？这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学校为修理我住的房子花了不少钱，给学校造成严重的浪费。这就是我的铺张浪费的思想的恶果。
+
+　　一个学校的好坏在於这个学校的教育思想、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效果，以至於培养出来的学生服务的成绩如何，并不在於建筑的好坏。比方在中国原有的一些教会学校，都有很讲究的外表，但那是最反动的学校。我现在认识到，我过去那些注意外表、爱体面的想法，完全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脑子里的反映。在政府号召增产节约，提出了关於修建的“可修可不修就不修”这个原则以后，我感到我以前的主张错了，是铺张浪费。
+
+## 官僚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
+
+　　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底第四个表现是：我有严重的官僚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等错误思想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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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官僚主义作风表现在：我办事不认真，敷衍了事。工作不深入、得过且过。遇事多不敢作主，能推就推。政治责任心淡薄，主人翁感觉不强。工作劲头不大，情绪忽冷忽热。多从表面上看问题，看不出问题的本质。处理事情多从主观愿望出发，不钻研了解客观的实际。
+
+　　我从前兼任自然科学院院长的时候，我就没起什么领导作用。对於上级布置下来的工作，照样传达下去，贯彻的怎么样，并不检查。对於下边的情况没深入了解，遇到问题，不是擅自作出不切合实际的决定，就是跟着各部分负责人的意见走。能以应付过去就算完事。常是等着问题来到，再马马虎虎去处理，并没能预先看到问题必然会来，防止其不发生或使其及早得到解决。
+
+　　我的民主作风很差，这也是官僚主义作风的一部分。记得一九四八年秋天有一次开全校教员大会，讨论超额钟点费的问题。我没等着听取大家的意见，就把我的见解完全说出，大意是不同意有超额钟点费。这使得大家再没法发表不同的意见了。我忘记了我是领导干部之一。我只以为我也是大众的一员，有话就说，谁不赞成，反驳好啦。其实我那么一说，堵塞了大家再发言，这大大的阻碍了发扬民主。以后虽然有些觉悟，但在听取群众的意见上还是作的很差。
+
+　　其次我还有自由主义的作风，这表现在我对干部的团结上。我对於多数的同仁是没有接触的。我对於少数能以谈得来的人，也就是对我客气恭维的人，就多谈几句，愿意来往，但保持着一团和气，很少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我对於个别对我抱成见，甚或当面侮辱我攻击我的人，多半是最初采取不理的态度，避免接触，不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以增强团结。到了忍耐不下去的时候，常是愤怒地反击一下。
+
+　　和我的自由主义作风有联带关系的是：我的集体观念薄弱，我的“单干”思想很浓厚。在行政工作上是这样、在教学工作上也是这样。比方我上学期在数学系有课，是复变数函数论，每周四小时，自己写讲义。对於学生的意见，有时还打听打听。向同仁们征求意见，根本没作。我也没主动地去听同仁的课，看同仁的讲义，向同仁们提意见。同仁们也没有给我提意见的。这就是孤立单干的表现，缺少集体创作的精神，没能发挥群众的智慧。
+
+　　另外，我还有本位主义的思想。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九四九年初北京天津解放了，流亡关内的东北地区的各大学在京津一带获得了解放。先生学生被遣送回来了，书籍仪器被运回来了。政府打电报召我去沈阳，参加处理这个问题。在东北局宣传部与东北教育部领导下由三个人组成了处理委员会，指定我负总责。在处理分配教职员学生的时候，我处理的还公正，没犯本位主义。但在处理图书仪器上我存有私心，把原属各校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的全部图书仪器，分归我校了，虽然有些文史方面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图书，像沈阳东北图书馆、以及某些学校也可以用，而有关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各方面的书籍仪器等，当然工农医等性质的学校也可以用。分完了以后，领导上发觉不对头，全部推翻了，重新由东北各大学专科学校调去了大批干部，打开书箱和仪器箱，逐本逐件地点分，费了将近两个月的工夫，各方面都照顾到了，当然公正的多。这一件事，我犯了严重的本位主义的错误，使我每一想起感到很惭愧。这完全是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思想在作祟。
+
+## 自高自大，自以为是
+
+　　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底第五个表现是：我有旧知识分子的自高自大的思想。我的自高自大建筑在以下的各种包袱上：
+
+　　我是生长在文化落后经济贫穷的乡村里。按着家乡在三十年前开化的程度，我不应该上中学，按着那时的家庭经济情况我不应该上大学。我上大学和出国留学的经费，一半是从亲戚朋友各方面借的钱，一半是向省县教育机关请求的补助费。我曾经想，像我这样一个人，能以上大学，又能到外国留学，还能考取什么博士学位，这个奋斗真不容易啊！这样该如何的自傲！这是我的第一个包袱。
+
+　　归国后当教授，自觉教课很成功。后来办行政也自觉大公无私。我本来是一个无知无识的乡下孩子，竟能发展到大学教授，这是如何的不容易！我应该自豪吧！这是我的第二个包袱。
+
+　　我自觉教书有经验，办行政也有经验。大有以学者自居、以教育家自居的姿态。这是我的第三个包袱。
+
+　　我曾经自以为在德国留学时代就参加了进步组织，进行了反蓝衣社反法西斯的活动，反对过蒋介石国民党，也反对过希特勒法西斯。归国以后在抗战时期以及在抗日胜利以后，时时刻刻想往解放区跑，终於在一九四八年六月三日跑到解放区了。我自以为像我这样一个学自然科学的，能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行动，这就够了。我今后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就是了。这是我的第四个包袱。
+
+　　到了解放区以后，受到人民政府的热烈欢迎，发表我为人民的大学副校长，又能当上政协候补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讨论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事，这是多么不容易，多么光荣的事啊！这是我的第五个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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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这五个包袱就是我自高自大的根源。我现在检讨一下是这样：我受的教育是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地主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教育。这又有什么光荣？至於在旧大学里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那更应该引以为耻！我所有的一点教学经验和办行政的经验，那是旧的一套，在新社会里只能批判的使用。我没能於归国后马上参加革命，又没能於抗战期间早日奔往延安，也没能於抗日胜利后立即参加解放运动。这正是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动摇不定的表现，也是我经常考虑个人利益的表现。这有什么值得自傲。至於到了解放区以后，接受了政府和人民给的荣誉，但没能很好的为人民服务，来报答政府和人民，这更是应该惭愧万分的。所以我应该赶快丢下各种包袱，放下臭架子，虚心学习，踏踏实实地工作。这样才不至於辜负政府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期待。
+
+　　总结以上所谈，我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这表现在：第一。我有超阶级超政治等反动观念。第二，我有浓厚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第三，我有追求表面，偏重於形式，严重的铺张浪费作风。第四，我有严重的官僚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等错误思想作风。第五，我有旧知识分子的自高自大的思想以及各种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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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当然不限於这些。例如我还有旧型正规化思想及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等。这里因篇幅的限制不来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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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学习、力求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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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有这样多的错误，严格说来，作一个人民师资是不够格的。那么我今后应该如何改进呢？我认为针对着这些问题，我今后努力的方向应该从下列这五点着手：
+
+　　第一，我要加强政治理论的学习。我已经认识到，我之所以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观察问题处理问题没有正确的立场、方法，就是因为我没有建立起工人阶级的思想。
+
+　　最近东北各大学专科学校已展开了思想改造运动，我已下定决心，积极参加这个学习运动，继续清算我的旧思想旧作风，建立起工人阶级的阶级观点与群众观点。这是我首先要努力的。
+
+　　第二，我要彻底克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建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是我多年来犯错误的思想根源。这一根源如不铲除掉，就不可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也不可能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学好毛泽东思想。因此必须加强思想意识的锻炼，学习工人阶级的大公无私、忠实朴素的美德，分析问题处理问题要从人民利益出发。我应该朝着这一方向努力学习，并以此来团结同仁教育学生。
+
+　　第三，我要学习艰苦朴素的作风，克服不务实际，只注意表面的缺点，停止铺张浪费的想法和作法。我以往曾经想，革命已经发展到城市里来了，一些土里土气的作风应该停止，应该有个城市化的样子，要近代化，讲究些才好。其实什么叫城市化、近代化？我所想的都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在国内革命战争刚结束，新中国的建设刚开始的今天，也就是万里长征刚走完第一步的时候，我的那些想法，根本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此我要去掉它，要学习艰苦朴素的作风，学习用革命的精神革命的方法来办学校。
+
+　　第四，我要学习新的工作作风与工作方法，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增强整体观念，来克服我的官僚主义、自由主义与本位主义。
+
+　　第五，我已下定决心，丢掉各种包袱。我要谦逊谨慎、戒骄戒躁、虚心向群众学习，欢迎群众批评和监督。
+
+　　以上这五点改进办法，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去掉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建立起工人阶级的思想作风。怎么样来建立呢？这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并且要经常学习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随时随地地改正我的缺点和错误。
+
+　　以上是几年来的学习和这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给我的教育，使我对於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有了初步的认识和批判。因为我的政治理论修养很差，政治水平很低，所以我的检讨一定不够深刻。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
+　　（原载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九日东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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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3/000063.txt
@@ -0,0 +1,47 @@
+# 李立三：关于我在全国总工会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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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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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全国总工会三年多来的工作中，没有能把工作做好，在几个有关工会建设的根本问题上，都犯了错误，而且这些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对于我来说，更是特别严重的。去年十二月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议上对于这些错误作了深刻的揭发，详尽的批评。李富春同志在他的报告和结论中把它归纳为三大错误，犯了把生活与生产树立的狭隘的经济主义错误，在工会与党的关系问题上不瞭解党是工人阶级最高组织形式的意义，犯了使工会脱离党的领导的工关主义错误；在工作方法上不瞭解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领导方法，犯了主观主义的、公式主义的错误。不管这些批评是如何的尖锐，所揭发的错误的性质是如何严重，但是在仔细思考由于我的错误思想所已经产生的不好影响及其发展的危害性之后，我不能不承认，富春同志的批评是正确的，是非常深刻中肯的。为了纠正由于我的错误思想给予工会工作的不好影响，纠正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发生的偏差和不健全的现象，特别是为了帮助我开除错误的思想根源，这种深刻的揭发，尖锐的批评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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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错误的根源，正如同志们所指出的，是由于思想方法不对头，是一种与马列主义相远反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在分析问题、认识问题、处理问题的时候都表现出严重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对于问题不去作深入的、细致的、全面的分析，常常不适当地、过分地夸大一点，强调一面，因而引出错误的甚至荒谬好笑的结论。我在各种问题上的错误，几乎全是这样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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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工会应以发展生产为中心任务的问题，我也常常说过，“工会应当面向生产”，“工人阶级要改善生活，惟一的根本道路是努力发展生产”，同时在另一些地方又说，“必须切实改善工人生活，才能发扬工人的劳动热情，提高劳动生产率。”一般说来，似乎都是有道理的。但是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理解“发展生产”与“改善生活”的任务平列起来，从来没有像少奇同志在华北兵工会议的结论中所作的那样提法：“职工会的任务，是团结教育职工，提高职工阶级觉悟，为增加生产，提高质量，减低成本，完成并超过生产任务而斗争；并在这种任务下适当的照顾职工经济的与文化的生活”。相反的，在我的说话中常常过分夸大“改善生活”方面的任务，说什么“工会工作者的地位决定了要多代表工人群众的日常利益”。这种说法，顾然是把工人阶级的日常利益和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对立起来，也就是把“改善生活”的利益与“发展生产”的利益对立起来。这显然是反映工人群众中的落后思想，代表这种落后思想，而不是像共产主义的工会工作者所应有的态度一样，努力去把这种落后思想提高起来，逐渐地、不断地提高到先进分子的水平。这种把“改善生活”与“发展生产”对立起来的观点，自然就取消了工会应以“生产为中心”的任务。所以我虽然讲了不少“以生产为中心”和“面向生产”的话，但由于我并没有瞭解这句话的真正意义，在实际工作中便完全迷失了、丧失了这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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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错误是与我对于国营企业中的工会与行政的关系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有密切连弊的。在这个问题上由于主观主义的片面性，就得出更加荒谬的结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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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讲到这个问题时，我也说过“在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中，公营企业是全体人民的企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企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这里没有阶级对抗，没有剥削的存在，增加生产就是增加国家财富，增加社会财富，也就是增加改善全体人民和工人本身生活的物质基础。……在公营企业中所有党政工团的组织都应当强调这种公私利益的一致性，这不只是为了达到搞好生产的共同目的必要的，而且这就是对工人群众进行阶级教育，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见在公营企业中贯彻公私兼顾政策的几点意见）。这是说明了公营企业的行政与工会的一致性。同时我又说，工会与行政之间，“还是存在有一定矛盾……但这种矛盾是一个阶级内部的矛盾，所以没有对抗性，是可以调协的”（同上）。这对不对呢？我想也还是有多有少的道理的。既然行政与工会“有工作方面的不同，分工的不同”，就是两者之间具有差别性。“差别就是矛盾”（矛盾论）。但是行政与工会的同一性和差别性这个矛盾的两方面，那是主要的方面，起主导作用的方面呢？究竟同一性是起主导作用的方面呢？还是差别性是起主义作用的方面呢？这个问题对于我，是没有能正确解决的。因而不过当地、错误地强调了行政与工会的差别性，强调了两者之间的矛盾，说工会与行政有“具体立场”的不同（这个说法虽然是其他同志提出来的，我却把它引伸发挥成了严重的理论上的错误）；说“行政要多代表公的利益”，“工会要多代表私的利益”；说“公私利益之间还存在有一定的矛盾，这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中还需要有代表工人群众的工会组织以及工会还需要执行保证工人群众利益的客观基础”。这种既错误地把公私关系与行政和工会的关系混同起来，又错误地夸大了公私之间的矛盾，这样就把工会看成好像是与行政完全对立的东西，而忘记了连结它们的最主要的东西——同一性，自然要得出荒谬错误的结论：什么“行政与工会有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发生争论，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有时是必要的”（如果认识了同一性是主导的方面，是有决定意义的方面，认识了工会行政的共同任务就是搞好生产，那就会瞭解工会与行政的争论决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争论成了“必要”，只是由于某一方面犯了错误的情况下才会发生的）。这是与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一个工厂内，行政工作、党支部工作与工会工作必须统一于共同目标之下”完全相远反的，而且正是把毛泽东同志认为完全错误的“各顾各的，把三方面分裂起来的作法”发展到了极端。这种极端错误的观点无疑地给了工会工作、工厂企业中的工作以非常有害的影响。因此，对于当时某些工会干部中与行政团不团结的现象，不仅未能纠正，而且事实上帮助了、鼓励了这些错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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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生产与分配问题也是一样，只是过分地、不适当地强调了分配问题的一面，既没有特别说明，在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中，由于占有关系的改变，工人阶级是企业的主人，分配问题已根本解决了，又没有说明，只有生产的不断发展才能造成工人阶级福利不断增长的基础，这无疑会要把工会工作引向经济主义的极端错误的道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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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述这些问题上所表现的主观主义的片面性，把生活与生产树立起来，把公私利益对立起来，把工会任务与行政任务对立起来，自然是在实际上取消了生产中心的观点，结果是会助长工人群众中经济主义的落后思想，而“把工人阶级对于社会主义企业的关系和工人阶级对于国民当时代资本主义企业的关系混同起来”。这种错误观点，对于社会主义性的国营经济是会起破坏性的危害作用的。正如富春同志所说，“这是分裂工人阶级，分裂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并从而造成削弱社会主义企业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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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工会与党的关系问题，我也常常讲，“常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工会应当完全服从党的领导”，“工人与党的关系，没有别的，就是工会应当服从党的领导”，并在各种会议上都会再三说明这个问题的重大意义。可是由于自己思想方法上严重的片面性；而竟在这个工人运动的最根本的原则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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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工会工作会议上，我在批评当时工会工作中表现的把工会与党的组织混同起来（不接受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一贯道、及其他帮派会门的工人为工会会员，所谓“七不要”、“十不要”等等）的团门主义领向时，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说“工会是新民主主义的学校……，不是新民主主义的团体，在工会章程上写上任何政治性的宗旨……，都是不妥的。”这简直与主张工会不问政治，不应接受政党领导，所谓“工会中立”的社会民主党的反动思想没有丝毫差别了。我在去年党组会议时，检查自己过去的讲演记录，发现了这段话时，真是大吃一惊，连自己都不相信思想上的片面性竟会引到这样荒谬绝偷的地步。虽然我再也没有在什么地方重复过这样的说法，但是这种错误思想的确发生了恶劣的影响，以至后来起草各个产业工会的章程时，是否要写明“在共产党领导下”和“把工人群众团结到共产党周围”成了争论问题，结果只有两个章程上写了，其余八个章程都没有写，有的原来写上了，在讨论时竟把它勾掉了，在一九四九年，研究工厂管理委员会的条例时，对于是否要规定写的“支部书记为当然委员”，也发生了动摇，结果因恐怕其他民主党派提出问题，竟把原来职工代表会讲通过的条例草案中写了的这句话勾掉了。这无异是否认了共产党对工人阶级的统一领导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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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在党与工会的关系问题上发生严重的错误的另一原因，就是片面地不适当地强调工会的独立组织系统和对工人群众的统一领导，并误解“工会是党与群众之间的纽带”的意义，从而得出极端错误的，所谓“一切群众工作必须通过工会去进行”的主张。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造成了一系列的错误：关于生产竞赛，坚持要由工会统一领导，反对天津、唐山在党委领导下组织有行政和工会负责同志参加的统一的竞赛委员会的办法。关于建立党的宣传员网问题上，主张党的宣传员“一定要以工会的面貌出现”，反对宣传员不通过工会直接向群众进行宣传鼓励工作，甚至反对厂矿中党支部直接召集群众会议。虽然在这些问题上都说“工会要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党对群众的领导，通过工会来实现”，事实上是引到了把工会与党对立，使工会抗拒党的领导的严重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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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过分强调工会的独立组织系统和统一领导的片面观点，产生了一个更严重的错误，就是许多有开工会工作的重大问题，不和各地党委商量，不尊重地方党委的意见，甚至不和各地工会组织负责同志讨论就直接决定，发号施令起来，因而使全国总工会的决定常常与地方党委的决定发生冲突，使地方工会难于处理。只是由于各地工会负责同志有坚强的党性，坚决服从当地党委的决定去进行工作，才未发生地方工会与党对立的严重现象。但在个别地方是发生了很不好的影响的，如浙江邮电工会关于解决邮电工人的工资问题，反抗浙江省委决定的事件，不仅邮电工会全国委员会要负责任，我是同样要负责任的。因为我虽然事前不知道这个问题，事后批判了这个错误，但无疑义，发生这个事情的根本原因是与我的片面地强调集中，统一的错误思想有密切连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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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这一切，不管我当时的想法怎样，不管我现在感觉到怎样的难过，无可否认地这是一种引导工会脱离党的领导的工开主义倾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这种错误，是一种不可容许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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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劳资关系问题，对于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也犯了严重的片面性的错误。虽然我也会说过，“劳资雨利的实现是工人阶级长期门争的结果，在现在也还是要有门争，才能实现真正的雨利”。但在事实上过分地强调了团结的一面，忽视了门争的一面。特别在一九五一年经减情况好转以后，各地资本家仍然借口生产营业困难，继续向工人进攻，继续用装穷叫苦的办法，要求降低工资、解雇工人，甚至暗抽资金，消极怠工的要挟工人，当时不仅没有及时发觉这种情况，号召工人给资本家的进攻以反击，而且继续执行一九五O年三月借经济困难时期的政策，只是强调团结的一面。尤其严重的是，资本家在解放胜利以后，就已经开始采用收买腐化工会干部的方法来转化和破坏工人的门争，用“派进来、拉过去”的阴险手段来破坏工会组织。直到三反五反以前，我对于资产阶级这种恶毒的、猖狂的的进攻是完全没有认识的。这一切显然表明，我在劳资关系问题上缺乏应有的阶级警惕性，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这种错误表现在劳资部的工作中，就是在解释用调解仲裁方式处理劳资争议时，没有强调要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而说劳资局应“站在劳资之间进行调解，站在劳资之上进行仲裁”，这显然是一种非阶级和超阶级的观点，因而影响到有些劳资局的个别工作人员，在处理劳资争议时，把劳资变方，等量裔观，丧失阶级立场的严重错误。归根到底，我是应当负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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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作方法问题上，我也常常背诵着毛泽东同志的话：“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但是，由于思想方法不对头，主观主义的毒害，弄到常常看不见实际的事物，好像变成了聋子、瞎子一样。有时看见了，也不去调查研究一番，仔细想一想，找出其中的道理来，又好像变成了天下第一号懒汉一样。譬如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是到处表现得很明显的。在北京城里也就有汽车、电车和大量的脚踏车、三轮车，以及人力车、大车、手推车同时存在。有时对这些事物好像茫然无观，有时虽然看见了，说一句中国的情况是如何复杂呵！可是并没有去仔细研究一番，得出应有的结论来：这些车子虽然同是运轮工具，但是各有不同的性质和条件，各自需要不同的动力，决不能叫人去推起汽车、电车走，更无法用汽油和电去发动三轮车、大车、手车。这就是我在工作方法上犯了公式主义和形式主义错误的根源。是不是我否认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个特点，因而强调集中统一呢？的确不是，因为我过去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跌过大交子，犯过立三路线的大错误，也知道了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特点。可是我在犯了立三路线后，没有经过延安的整风运动——这是我的党的生活中一大缺陷，一大恨事——，因此就没有深刻挖掘立三路线的思想根源。否认这样随时随地都可以看见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特点的思想根源何在，主观主义的病根就照实安安稳稳地坐在脑子里，不仅没有产除它，甚至没有触动它。回国以后，许多同志和我谈话时都会深刻地指出这一基本点，详细地解释过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我出说过一些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知道毛泽东同志是如何深刻地揭发、尖锐地批判了主观主义的毒害；同时也知道毛泽东同志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这个基本特点出发，创造了并规定了我们党的一整套政治上、军事上的特殊的战略战衡，创造了并规定了一整套实事求是的一般与个别结合，领导与群众结合，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可是由于我既缺乏亲身体验的感性知识，又没有真正认真的学习，所以对于这些就不能领会了。所以到了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虽然也常想照着这样的指示去作，可是稍不注意，老毛病又立刻复发了，我在全体工作中有许多错误都是这样发生的。譬如在工会组织问题上，开始也想到了中国各地情况巨大的差别性，地方工会有其特别重大的意义，要以地方工会为主，自上而下的去建立工会组织。可是到了要进一步建立全国产业工会组织，以便把全国工人按产业割分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时候，便又忘记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情况，没有仔细研究各产业部门和各地区的不同情况，找出如何实现按产业割分把全国工人组织起来的这个正确原则的具体办法和步骤，结果便犯了一般化和急性病的错误。只注意自上而下的搭架子，而且搭得太多太快，没有按照产业不同情况，采取有重点地分别先后缓急去建立的办法。并且过早地、过分地强调了产业组织的集中统一，因而造成了产业工会与地方工会关系不正常的现象。又如在解决工会问题的时候，研究了各产业各地区工资制度的混乱情况，分析了各地工会高低悬殊，主要是受各地物价不同，生活程度不同的影响，因而提出了采用能照顾各种不同情况的工资分的办法，作为统一工资制度的初步基础。可是在建议推行八级工资制及实行产业顺序的工资制度时，又显然忽视了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形，特别是忽视了改革工资制度必须与企业的民主改革相结合的原则，而企图孤立地立即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整工资，实与工资制度的改革，而不瞭解，要建立全国统一的新的工资制度，必须经过从地区到全国的逐步调整，必须与各地区改造应企业的工作相辅而行。显然这种建立统一工资制度是“计划”是一种完全脱离实际的幻想。又如劳动保险问题，在起草条例的时候，仔细研究了中国工厂企业的各种情况，总结了原来已经实行劳动保险的地区和企业的经验，找出了既能适当解决工人的困难，又于生产有利并适合于企业财政负担的可能程度的办法，因而推出了基本正确可行的条件，采取了先后雇用一百人以上的工厂试行，然后逐渐推广的有步骤的实行办法。但是到了解决劳动保险卡片登记问题时，又忘记了这种各地工厂企业的条件不同、任务不同的复难情况，而机械地规定要在一个多月的短期内完成几千个工厂企业，两百多万工人职员的复难的、繁重的登记工作，显然又是一种与实事求是的精神完全相违反的主观主义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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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几乎在处理所有各种问题上都或多或少地犯了从主观愿望出发，不同时间、地点和条件，订出一套生硬的计划，并用生硬机械的方法去推行的公式主义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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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反映到工作作风上就是急躁而不冷静，轻率而不谨慎，粗糙而不细致，实践而不深入，夸张而不谦虚，好高骛远而不切实，独断独行而不民主。我深自反省，在三年多来的工作中，所有各种毛病都是犯了不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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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套公式主义的工作方法加上这样一套工作作风，自然要弄到到处碰壁，与各方面都不合拍，上下脱节、左右磨擦、内外不满的现象。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那些主观地、片面地、表现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如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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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套主观主义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自然不能正确地执行中央的指示，不能正确地把中央决定的原则方针实现到工作中去，相反的，对于中央方针的正确执行是起了障碍和破坏作用的，这是我非常痛心难过的事情。我回国以后经常想：我一定要抓紧一条原则，就是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以免再犯错误；可是完全没有瞭解，怎样才能真正“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呢？如果不仔细研究中央的指示，不深刻瞭解中央的指示，不对各种具体情况作切实的调查研究工作，找出如何执行这个指示的方法，不检查执行的情形和经验，不倾听群众的意见，不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发现和纠正自己在执行中所犯的错误，那末，虽有“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的良好愿望，结果还是会事与显远，适得其反，不仅不能“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而且恰恰会歪曲这个指示，阻碍和破坏这个正确指示的正确执行。在思想方法上犯了严重的主观主义毛病的人是决不能真正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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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括说来，我在全国总工会工作中所犯的三大错误，都是来自一个根源，就是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我过去犯的立三路线的严重错误，也是从这个病根中爆发出来的，已经是很严重的，对于我说来，就更加特别严重了。我在犯过立三路线错误之后，虽然当时也受到了不少批评，但是没有经过延安整风；没有深刻挖到错误的根源，所以我对立三路线错误的认识，也是很表面的，肤浅的，没有找到真正病根的。虽然我从当时起就决心拒绝立三路线的一切错误观点，并且常常在自己的讲话中批判这些错误观点，可是一接触到实际工作的时候，又重犯了貌似的错误。这种言行不符，虽然不是有意作为，而是由于认识不深刻，觉悟不彻底所造成，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的确是一种不可容许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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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犯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之后，脱离了中国革命实际生活十五年之久，而这十五年恰恰是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历史中极伟大的十五年。在这个时期中，我们党和中国人民从过去遭受几次机会主义的毒害，遭受多次挫折、失败的惨痛教训中，终于认识了、找到了自己的真正领袖——毛泽东同志。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思想，成了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成了中国人民为自己解放而门争的指导思想。在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下，我们党和党内的各种各样“左”的、右的机会主义思想，主观主义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思想及党外的各种反动思想进行了不调和的门争，而取得了光辉的胜利；因而也就能领导全国人民发挥无比的英勇精神和极大的机智，克服各种难以想像的困难，把革命从失败逐渐引向胜利，经过长期残酷门争之后，终于战胜了一切内外敌人，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政策，奠定了中国人民建设自己幸福生活，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巩固基础。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思想也就在这样长期的、复杂的、艰苦的、胜利的门争中更加发扬光大起来了。我们党和中国人民的这个长期的伟大门争我都没有能够参加，最后两年的门争，虽然参加了，但又由于自己主义主义思想方法的毒害，没有能好好学习，所有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用风，对于我是完全生疏的，我们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门争经验、对于我是完全膈膜的。加上自己认识不清，觉悟不高，在全国总工会这样相当复杂的工作中，不谨慎小心从事，不采取应有的谦虚态度，倾听群众意见，接受同志们的批评，而单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热情，单冯一些主观幻想，便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自然不能不犯严重的错误。这种小资产阶级的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严重毛病，是使我在回国以后六七年来的长期工作中没有获得应有的进步，因而重犯错误的基本原因。如果这些错误，还没有造成严重的恶果，严重地损害工人运动和中国工人阶级的事业的话，正如富春同志所说，“只是因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布雨什维克化的成熟的党，有了党的坚强的干部在各级工会中工作，拒绝和抵抗了立三同志的领导”和中央及时纠正的结果。但这些错误，毫无疑义是阻碍了全国总工会工作和全国工人运动获得更大的成绩的。这种阻碍作用便是对全国工人运动事业的很大损害。请求中央给予我予应得的处分，以严重党纪，并给以应有的深刻的教育。我向党保证，今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向群众学习，向每个同志学习，特别是向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久经锻炼，富有经验的坚强领导干部学习，以便今后在党所给予的任何工作中，努力地、彻底地改正自己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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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自己错误的认识，可能还是很肤浅而不深刻的，诸给以指示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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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建设》1953年第2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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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旭旦：我在思想改造学习中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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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　李旭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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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是农村中的中医，是个自由职业者，家无田地，收入很少，省吃俭用，一心供我上学，目的希望我能发扬家声，光宗耀祖；大学毕业后，考取英庚款留英，又受了多年英美资本主义教育的腐蚀，学会了各种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庚款留英费用优厚），并盲目的醉心于英美的“个人民主自由”，益发自私自利，追求个人享受与名位；完全丧失了原有的勤俭朴实的农村生活意识，感染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的思想与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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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去一向憧憬着什么“学术自由”，实际上我学的和教的地理，全是资产阶级那一套。我把几本英美教科书，东拼西凑，就算教材，人云亦云，把资产阶级的各种地理谬说“兼收并蓄”，像开了一家舶来品的百货商店，美其名曰“学术自由”，实际上是做了英、美、德、法资本主义“学者”在中国的代言人。
+
+　　我在解放前，曾教过人生地理和政治地理，也写过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我讲人生地理，是抄袭了法国白吕纳的那一套，说什么“天定胜人，人定也能胜天”，“人定胜天又必须适可而止”，“心理因素是人地关系的媒介”等完全唯心的说法。在讲政治地理时，我把德国雷次儿的国家有机说，潘士霍佛的生存空间说，英国麦金德的大陆腹地说和美国范根堡的国命轮回说等荒谬理论，不加批判的拼凑在一起，大吹法螺，来显示我的“兼收并蓄”。如说20世纪的世界已到了空权时代；苏联地处北极圈附近，为世界空中交通的枢纽，又居大陆腹地，所以是“时代英雄”；美国资源丰富，自然条件优越，所以是“天之骄子”，这些都是毫无立场，不合事实的谬说。英美资产阶级地理学者鼓吹其侵略性的“国际分工”论，说中国地大而物不博，大规模工业化的自然条件不够，又说中国人口过剩，所以经济贫困，我也曾随声附和。自己对祖国前途失去信心，陷于消极悲观，并因此毒害了许多青年，削弱了他们的爱国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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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我虽也认识到学校并不是什么顶“清白”的地方，但总觉得一定比旧社会官场中“清白”得多，我因为一直没有离开学校环境，因此也就一直错误的认为要比官场中人清白一些，现在才认识这是完全不对的，国民党许多反动官僚那一个不是从学校出身，甚至有些还俨然挂着“学者”的牌子哩！而他们的反动思想，基本上在学校内就打下了基础，在社会上、官场中的作为，只是学校教育的思想表现而已。以我自己来说，我过去的工作也从没有越出学校范围，还不是一样的做了反动派的帮闲或帮凶，甚至做了美帝国主义的帮凶。我拿了帝国主义掠夺的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庚子赔款去英国留学，以达到我自私自利向上爬的目的，还一直认为自己本领强。回国以后，又贩卖了资产阶级的反动学说，流毒青年，做了多少年人民的敌人还不自觉，无知到吃惊的程度了。这次看了惊心怵目的思想展览会，更增加了我对旧我和旧社会的仇恨，才彻底粉碎了所谓“学术自由”“学府清高”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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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解放以前的一段时期，我一直以为是我的“中立”时期，强调我曾骂过反动派，也骂过美帝，并热心的做过护校工作，就认为我对人民有些微功劳，现在才知道这是自欺欺人之谈。我的所谓“中立”，非但是虚伪的、表面的，本质上还是反动的、反人民的。“中立”和“改良”是取消革命、瓦解革命的另一套办法。又因为它是伪善面目，说得好听，就更容易模糊立场，混淆是非，危害性也更大。譬如我在解放前不赞成用高压手段对待学运，主张采用缓和的办法，反对惩罚，主张劝告，结果怎样呢，有一次前中大地理系的学生竟因为“劝告”，而没有罢课，可见高压手段所不能做的事，用缓和办法做到了，以效果来说，用缓和手段破坏学运更为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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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去贩卖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地理决定论。凡是外国人的学说，印在书上的，不管它怎样荒谬，还以“新颖有趣”的口气介绍给青年，一向以为这不过是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没有从它腐蚀青年的后果上去深深挖掘。解放以后，知道了这些东西再也拿不出来了，必须换一套，就生硬的搬用马列主义词句，自己思想上没有马列主义，学术上又如何会有马列主义？结果自然是使同学们弄得昏头昏脑，搞不清楚。在地理系的教学方面，始终存在着严重问题，而无法解决，还错怪同学不认真学习，反说同学有思想问题。现在看来，我是不是仍抱有过去的买办意识，来对待马列主义呢？同志们对我提这样一个意见，是非常中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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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主持南大地理系9年，同事们大都是我的同学和学生。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同事间猜忌很多，相互间存在着成见，是不团结的。我虽感觉一些，但从不深究，更没有从我的作风上去检查，万万想不到这些成见，很多是由于我的主观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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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虽人生态度消极，却也很爱名位，又不太愿意奋发的切实的做工作，因此就投机取巧，想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工作轻松顺利时，也还相当积极，一遇困难，则心灰意懒。这样，就常发冷热病。如我在解放后，几次以“专家”身份，去北京开会，颇得意洋洋，回校后起劲工作一时，慢慢的又松懈下来了。又如去年10月和南京中苏友协合作举行苏联挂图展览，想趁机会表现一下，筹备时搞得很起劲，等到正式展览开幕，就懒得去向观众讲解，结果使得展览的效果很差。工作开始时还把预算夸大，最后报账时，又虚开发票，一心想敲中苏友协南京分会的竹杠，来替地理系添置一批挂图设备，说起来“为人民服务”，主要的却为自己服务。这一件工作中，我的损人利己的本位主义思想和投机取巧作风已经发展到十分恶劣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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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三反”运动以来，我思想上一直在痛苦的斗争中，又经过同志们尤其是同学们的热烈帮助，才初步的批判了过去自以为“是”而实际上是极端错误的几种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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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说来，我过去确是百无一是，所谓有些“是”处，完全是受了主观的蒙蔽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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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问题又来了，在我认识了自己百无一是以后，接着就产生了另一个错误的意识：“啊！我完了，我一无所有。”而感到极度的空虚，想到摆在前面的艰巨任务，使我万分惶恐，我拿什么来为人民服务呢？我感到极度空虚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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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等我听了柯市长的报告，才使我一语惊醒，原来这仍是我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在作祟，我根本上仍没有清楚的看到群众的力量和党的正确伟大的领导作用。个人是渺小的，但群众和正确领导群众的党是伟大的，只要我能努力的老老实实虚心勇敢的从头学起，还是不迟的。何况解放以后3年来，自己在工作锻炼中也有些收获，不是完全没有进步的方面（虽然很不够）。是共产党救了我们，让我也获得了一些“是”处。在这个基础上，只要在共产党教育下，依靠群众，努力不懈的改造自己，一定能做到像柯市长所说的从“百无一是”变为“混身皆是”。同志们，让我们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吧！
+
+　　（根据1952年5月20日南京新华日报所载原稿剪辑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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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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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元复：检查我的自私自利、投机取巧的资产阶级思想
+
+　　<交通大学化学系系主任　苏元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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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历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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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大学毕业后，我到南开大学做研究助理，我就自以为表现得很好，看不起指导的教授，我跟他合编一本书时，就说他也不过是东抄西袭，文章还做得不如我好。2年以后，我考取中英庚款，心想我已出人头地，比别人强，已经初步达到了向上爬的目的，以后再不会给指导教授压迫了。那时心想到外国去学一套技术，将来可以做工程师，可以出名，生活更不成问题。那时到了英国，学不到实际技术，只好做钻牛角尖的研究工作，就不满意；2年以后，设法到瑞典工厂实习，我想机会来了，可以捞一把，就在厂里搜集技术资料，预备将来作为个人求名求利的本钱。回国后我在廿三厂的时候，我管氧气厂，为自己着想，培养自己的经验和技术，不欢迎别部分的员工到氧气厂随便学习，图样和说明不肯轻易示人；空的时候，做油脂裂解的实验，一直做到实验工厂的规模，在厂里我可以表现自己是努力工作，取得大家的赞许，培养自己的名气，为将来着想。对于厂里地位比我高的人员，认为他们是混混日子，不争气，轻视他们；而对自己这种自私自利的作法，认为非常得意；对于人民和大众的利益，完全漠视无睹。
+
+　　在廿三厂还认为不能一举成名，所以请同学介绍于翁文灏，送一个做地雷蜜的计划给他，要向上爬做厂长；后来资源委员会请别人做厂长，我因为做不到厂长，心里不服，又轻视那厂长，觉得计划是我做的，他根本不懂。那时就想只要厂长能照原来计划做，技术上他不懂不要干涉我，让我掌握技术，倘使厂办成了，一定要扩充，仍旧非我不可，我还可以达到向上爬的目的。这种极端自私和要篡夺领导权的行为，是任何厂长所不能容忍的。所以最后造成了冲突，我的企图达不到，我就和我介绍的技术员辞职不干，迫使该厂停办。这次向上爬失败之后，自己还不痛恨这些腐朽思想所造成的错误，而只以为是受人牵制而失败，所以要看机会自己办厂，把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手段，进而去剥削人民，要想向上爬做资本家。
+
+## 二、我做资本家的经过和思想
+
+　　我做资本家的开始，是在廿三厂的时候，我把月薪剩余放在银行，由于币制贬值，愈存愈少，所以把积蓄投在一个小肥皂厂里。虽然我做股东，得不到利润，但是那个经理为了办厂而出国，他胜利后又到上海办厂。我看到他的情形和在资委会的经过，心想一定要自己掌握工厂，方才对自己有利。所以胜利以后，我到上海江苏药水厂做工程师，一面是为了追求高薪，不惜给英帝国主义的资本家做剥削我国人民的工具；而主要的一面，是要在上海做事，可以看机会做资本家。在上海一年，就有好几个资本家来请教我，要我做顾问。我想依人作嫁总是不好，还是自己办厂顶好。为了获得暴利，一定要办别人没有办过的厂。不过办厂有利时，别人就来挖人去办同样的厂，往往赚钱的厂，半年里可以开出几十个，所以我要保守技术秘密，要独占市场。我办厂不到一年，完全失败以后，我觉得心灰意懒，数年积蓄，也都损失。我认为没有做资本家的本领，我觉得资产阶级间的倾轧，是十分可怕的，赚钱的时候，大家会捧，大家把钱送上来，但是我没有逢到；失败的时候，我是亲身受到，大家处处骂我，厂里要钱用，没有一个股东会拿出来，让我一个人被煎被迫，毫无办法，大伤脑筋。后来把厂卖掉，反觉轻松。所以我认为再没有本领去办厂，但是我对我所染的资产阶级思想还不痛恨，剥削人民的罪恶还不认识。虽然不想再办厂，但是要保持技术作为个人求名求利的本钱，始终没有改变。所以朋友们要办合成化工事务所，我也加入股份。去年有人要办硝化棉工厂，托我介绍技术人员，他说预备供给房子，薪水600单位。我听了心里就一动，心想若我肯去的话，一定还要优待。虽然我心上只是一时的波动，可见我的求利思想，仍是极端的严重。那时我想资本家在需要我时，一定给我高的薪水，但是我还是依人作嫁，一旦他不需要我时，我就要被欺侮。所以那时我想不如仍在交大。这种还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想法。
+
+## 三、进交大的动机和错误的检讨
+
+　　我在1948年自办工厂的时候，同时就进了交大，来交大的目的是有下列3点：第一，那时因为没有住的地方，我想再做个教授，可住学校宿舍，可减轻负担。那时教书是轻松的，仍旧可以办厂。但是交大邀我来，希望我做系主任，所以对我说，不做系主任，是配不到房子的。我只为了要住房子，才答应下来。第二，我想办厂可以追求利润，但我是个知识分子，求利还不够，同时厂的基础还不稳固，倘使能做教授，一面可以求名，另一面如果厂失败了，我还不落空，仍有教授可做。第三，我想在学校里做事，多少可以利用学校设备，对自己办厂在技术上是有帮助的，后来办厂时需要样品，就要助教和工友在实验室中做了很久的时候。所以起初进交大的时候，还是要做资本家，求利的思想占上风。后来办厂不久，资本用完了，前途无望，主要的思想就变为在学校里追求名位。其次就想以技术的本钱在外面找点兼职，补贴薪水不足。这种转变，本质上没有区别，求名和求利的出发点是相同的，都是从个人利益出发，不是想搞好教学。自己要是出了名，就不怕没有人请教，就有机会向上爬。所以来交大不久，在办厂差不多失望的时候，就有下面两点想法和造成的事实：
+
+　　第一，要出名，系里人事上要能敷衍得过去，只要大家跟我没有冲突，这是基本的条件。否则我做系主任，要是闹得旧人不安，新人不来，岂不是表示我没有办法，不能容人，当然没有面子，系主任也一定做不下去。所以我认为大家肯管事，是帮我的忙，为我服务求名，当然最好。否则只要让我照自己意思去做，让我发展我有兴趣的部分，我也不想多化脑筋去对付别人。
+
+　　（在系里对于支配工作上，在排课问题上和处理其他事务上，我喜欢独断独行，上下其手。以前我只能挖掘到我是由于怕麻烦，所以不跟大家商量，而由我单独考虑别人的情况行事，猜测别人的可能性再定处理的办法，所以严重地脱离群众。其实真正的问题，还是由于我的自私自利出发点。例如我对几位先生的照顾，我不通过大家，这样可以变为我个人去照顾他们，使他们觉得我无须等待他们的说明困难再办，使别人知道我能体会人意，这样就把不得不然的事实，移作我个人对私人的讨好。对于升等问题，在系里我总要尽可能地提出，提出的时候，我可以不必需要满足十分的条件，校里不能通过，责任不是我的。这样在系里可以讨好同人，而把责任往上推。在全校升等会议上，我又说系里是为了某一条件而提出的，倘使因为其他条件不足，我也不坚持，这样可以两面讨好。而在助教已有力开课时，我就顺水推舟，独断独行，无须通过大家协商，让出课程请他教，这样又把已成的事实，作为个人对别人的帮助。以上的一些事实，都是为个人打算，处处设法为自己讨好别人，都是自私自利的思想作祟。）
+
+　　第二，要藉交大出名，我一定要有表现，我认为经费还困难的时候，全面性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所以要选择突出性的表现。那末在最短时期，我可以得到最大的收获。在我到校时，各化学实验室已粗具规模，只想敷衍过去就算了。我只选定了化工实验室。我想从废墟中建立起来，比锦上添花更能表现。我认为别人觉得没有办法，而我有把握。第一步先把原有设备装起来，可以承得同学的信仰，可以承得学校的信任。这样在校内可以跟别系争高低。后来认为已经有足够的本钱，可以跟业务机构合作，向校外发展，争取更多的经费，博得更大的名气。在这上面我运用了投机取巧、损人利己的手段。我在校里争经费，争到经费有时就多用在化工实验室，影响其他实验室。有一次甚至使同学的实验受到影响，妨碍他们的学习。在分配经费时，我不顾他系的需要，不顾本系各室的需要，以致造成系与系之间的不团结，造成化学、化工两系之间，以及各室间的不团结，而影响了人民教学事业。由于我动机的不纯正，只想发展化工室，总觉经费太少，所以看到机会，就不管什么都要捞一把，例如去买镁条和钨铁，自己不用，跟科学院去交换获利，使科学院受到不应当的损失，这完全是资产阶级投机取巧、损人利己的手段。教育部要办冶金组，我就不管人力物力的条件，只是为了冶金组是重点，可以得到教育部的重点照顾，所以就拉上了冶金组。还用投机取巧和欺骗的方式，发动同学选读，教员其实不一定请得到，我就说有办法；设备并不足够，我就说已比别处好。此外，还利用转系的同学，跟他们讲条件，他们要转系就得迁就我去读冶金组。这样使用要挟的手段，不过为了对上有交代，完全是从自私自利出发，不惜损害同学的学习，危害了教学。
+
+　　以上种种，都是我把人民的教学事业当做自己求名的工具，以致把系的发展当做个人的发展，而且因为沾染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所以必然导向十分的错误，引起了对教学事业的巨大危害。在目前就要降临的巨大任务中，处理的事情愈加重要和艰巨，这种错误思想，绝对不能让其存在，否则要引起的危害性更不堪设想。
+
+　　（本文只是主要部分摘要，其他部分从略。）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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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克东：批判我的错误教学观点和个人主义思想
+
+　　<东北工学院建筑系副教授、赵克东>
+
+　　我过去上的大学是一个反动的教会学校（天津工商学校），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据点之一。在披着传教士外衣的间谍们的面前，我受了四年殖民地教育。崇拜英美鄙视祖国的思想毒素，随着每一个英文字灌入脑中，四年后我已经被训练成为一个旧民主主义的个人自由主义的“特等华人”。
+
+　　我学的是建筑，满脑袋装的是希腊罗马的那一套西洋建筑，对於中国建筑非但一无所知，反而觉得不是“正宗”。因此我在过去两年来的制图教学中，肆无忌惮地贩卖洋教条，并用半年的时间让同学画希腊罗马的“五大柱式”。但是究竟“五大柱式”对於中国建筑的发展方向有何用处呢？我从未加以考虑。很显然地，我认为中国建筑发展的主要根基是希腊、罗马，而不是中国建筑数千年的优良传统。因此我向同学讲：“五大柱式”已达最高峰，不能稍加一点。这是瞧不起自己祖国的民族自卑心理。
+
+　　我接受了“建筑是最崇高的艺术”这个资产阶级观点，对於中世纪一些建筑家的非凡的创造天才十分崇拜，并在一个期间内产生了很浓厚的“名留千古”的杰作思想。其后虽然发现自己天才不高，达不到最高水平，便放弃了在这方面的努力，但是我对建筑是非凡天才的伟大创造的看法是一成不变的。因此错误地以为新中国的基本建设的建筑物，也应该是建筑师幻想的杰作。我们系里的教学计划也应当按照资产阶级的一套：训练个人奇异幻想的天才计划。因而对於某些同学，认为他们天才不高，学不好是当然的。
+
+　　新中国的工业建设急需修建大批厂房与工人宿舍。怎样能把这些房屋用最经济的材料，以最经济的科学方法，迅速地盖起来，是关系人民大众利益最密切的问题。这样便要求房屋的规格化，反对标新立异的对人民经济建设不负责任的“杰作思想”；这样便要求新中国未来的工业建设干部能切实地掌握实地调查研究的材料，有作出周密可行的最经济的设计方案的能力。我们的教学若不能达到这个要求，便是严重地违反了人民利益，难道这还不够明显吗？在这个意义上，我应该对我至今尚未消灭干净的“杰作思想”，唯心的建筑观点，以及对人民教育不负责任的天才教育思想着重加以批判，并决心铲除。
+
+　　由於我旧民主主义、个人自由主义思想的作祟，再加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更主要的是自己反动地主家庭的影响，使我不但在解放前，即便在解放后，还存在着对苏联的错误看法，无论如何不相信苏联的科学技术水平比美国强。因此在我三年来的教学当中，生吞活剥地把英美教材硬塞给同学，甚至在阴影透视上采用英文教本，使同学在学习上受到很严重的损失。
+
+　　我对同学在学习上所造成的损失，不仅限於在唯心的资产阶级主观主义的教学观点，崇拜英美科学技术、搬弄洋教条，怀疑与抗拒接受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先进的苏联技术经验所造成的损失上；还表现在我的自私自利、自高自大与对教学不负责任上。我教建筑设备，并不是在於我对这门课有什么了不得的技能与兴趣，而是我看到这是门“冷课”，钻下去有出路，想利用它来“独树一帜”，达到个人名利的欲望。前年去长春后，虽然暂时放下这门课，但还是眷恋难舍，因此去年暑假系里通知我三年级暂不学建筑设备，让我暂教二年级的阴影透视时，我非常不高兴，虽然勉强答应下来，总是抱着“混”的态度。这样便造成对这门课程的极端不负责任，无论在教材准备上，课堂讲授与辅导上，全是敷敷衍衍，从未认真地计划进度与准备课程，有时上课前大致随手翻一下就算了，因此在课堂上常讲错。并因自己自高自大，有错误也不马上改正，硬是错讲下去。又有时因为多说了一句话，觉得有可能对，便硬要加以证明，因此浪费了很多时间。同学向我提意见，我非但不承认自己教学上有什么严重的问题，还大言不惭地向他们讲：“我们现在作的题目高年级也未必能作。”以此为得意。甚至觉得我能作到这样已经很难得了，反觉得同学的要求过火，别有用心，因而有时对待同学上课提问题表现出对抗的态度。
+
+　　我为了可耻的个人打算，不顾同学们学习上的迫切要求，不接受同学意见改进教学，反而坚持错误到底，给同学在学习上造成极严重的损失。为了同学们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这个错误必须马上纠正。我坚决表示一定改正以前不负责的教学态度，认真地改进教学。
+
+　　在担任系秘书工作中，也表现了我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上学期末自己作工作总结时，觉得系秘书工作一团糟，自己专门业务课也未能进修，俄文也未能按计划学好，两手空空，对自己前途有不胜空虚恐惧之感，因此就不想干系秘书工作。但又由於有个人英雄主义，想到要是别人干了，不是证明自己无能了吗？因此又不愿放下。
+
+　　因为我搞系秘书工作完全由个人出发，所以也表现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订教学计划时，不去了解过去系里教学上的问题，教研组的工作经验与现存的困难，以此供系主任的参考，反而帮着系主任把外系的教学工作计划照套了一份，便拿到系务会议上去通过。同学在学习上提出对老师的意见，或助教提出关於自己进修的要求，或我自己有一些意见，我首先考虑的并不是同学的学习利益，而是如何不伤人家颜面，保持“一团和气”。因此有许多事不是流於形式，便是拖延了很多时间，有的甚至给国家经济建设造成直接的损失。如苏联的混凝土教材，我们本来很早就拿到，但是未能拿到教研组来共同研究，一直放在某教授手里。因此，“三反”运动中大家热情地提出依苏联新法改算南湖的混凝土工程时，因为开工期近，大家现来学习已来不及，只好照原设计，等於给国家基本建设造成十亿左右资金的损失。
+
+　　伟大的“三反”“五反”斗争教育了我，使我进一步认识了资产阶级及其丑恶的自私自利的思想本质及其对人民事业的严重危害性。在毛主席号召的伟大的思想改造运动里我获得了挽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芒下，我思想上的丑陋面貌完全暴露出来了。我要表示决心，一定努力学习政治，以工人阶级思想来改造自己，坚决克服一切个人的自私打算，肃清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老老实实地从头学起，从头做起，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教师！
+
+　　（原载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东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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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禺: 永远向前——一个在改造中的文艺工作者的话
+
+　　<曹禺>
+
+　　十年前的五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此以后，中国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获得了正确的指针。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时期，毛主席这篇“讲话”坚决有力地指挥着我们。在今天，中国已经站起来了，经济建设的高潮眼望着就要到来，全国的劳动人民更迫切地需要丰富的文化食粮。因此，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应加倍努力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
+
+　　十年以来，凡是老老实实、诚诚恳恳地学习和遵循了毛主席的文艺方针而工作的文艺工作者，都得到了一定的收获，做出了劳动人民所赞许的作品，有的并获得了国际上的赞扬。凡是以不老实的态度学习这篇“讲话”、不去认真改造自己的人，也就在文艺创作上遭遇到挫折和失败。
+
+　　我是一个从黑暗的旧社会里走出来的文艺工作者，虽然一直向往着光明，但自己的思想意识却受了相当深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新社会到来了，我居然成为千千万万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一员，成为毛主席文艺队伍中的一员，我是多么感激和骄傲！然而我又多么胆怯，仿佛刚刚睁开眼的盲人，初次接触了耀目的阳光，在不可抑止的兴奋里，又不知道如何迈第一步。多少年来，我脱离革命的群众，脱离群众的实际生活，我猛地见了一直在渴望着的光明事物，反而觉得不能像亲人一般地立刻拥抱它。
+
+　　我开始用心学习毛主席的“讲话”。我知道如果用高谈阔论、用宣言或者粗制滥造的作品来证明自己是人民的作家，那是枉费心机。工农兵希望读到忠实地反映他们的真实生活、反映他们的思想情绪的作品，他们毫不需要冒充工农兵的人物上场，不需要一些代用品在他们面前推销。一个人可以表示主观愿望如何为了工农兵，可是群众只会老老实实地看他的货色、他的行为、他所写的作品。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实践是检验主观愿望的标准，效果是检验动机的标准。”这是千真万确的。
+
+　　我逐渐发觉自己的空虚，我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我缺乏新的社会现实的体验，甚至连人民大众的语言也不大熟悉。古人有一句话，“贫无立锥之地”。我今天才明白一个人在精神领域中到了“贫无立锥之地”的当口是多么痛苦。
+
+　　在这个当口，我从毛主席的“讲话”里听见了伟大的指路的声音：“了解他们，熟悉他们，”要使“自己的思想情绪应与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我又听见：“要与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
+
+　　这一些指示深深刻印在我的脑里。是的，不熟悉的，我们应该去熟悉，没有了解的，就要去了解。除非对人民的事业毫无热情，除非对人民和他的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永远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我们见到了祖国的光明，见到了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就得热情地去歌颂，一切困难都应该克服，也必能克服。一切纠缠在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根盘上的腐烂的东西，都应该斫断。新的生命不能从这样旧的腐朽的根上发芽，新中国的人民文艺不能在这上面生长。必须从一个阶级移到另一个阶级，必须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改造一下。纵然是长期的痛苦的磨练，也须要像许多开路的新中国文艺工作者一样，一步一步地经历过来。
+
+　　要变化，要改造，我该沉下心来，好好地检查一下自己的思想意识，究竟有多少是人民大众的，多少是非人民的。一套套的超阶级的善恶是非的观念，若隐若现地深深扎在我以往的作品里，有的甚至还很猖狂地叫嚣起来。我好说我痛恨黑暗的旧社会，不满意人压榨人的血腥事实，也说必须推翻封建势力、官僚买办的万恶统治，可是我却是一个超阶级的人性论者，我相信在那样的阶级社会里，人性也是普遍的善良的。我从未明确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阶级性。我没有明了客观决定主观，存在决定意识，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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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我的精神领域里原来并不止于贫乏，那是一个好听的名辞，一个旧知识分子在躲闪无路时找到的一个遮丑的遁辞。实际上，在我的思想意识里，并非是如以往自命的那样进步，那样一心追求着真理和光明。我的仓库里有一大堆不见阳光的破铜烂铁，一堆发了霉味的朽木。如果不老老实实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把自己的思想根据毛泽东思想来加以彻底的清算，这些腐朽的东西还是放在那里。
+
+　　一个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没有经过彻底改造的知识分子，很难忘怀于自己多少年来眷恋的人物、思想和情感，像蚂蚁绕树，转来转去，总离不开那样一块黑乌乌的地方。我记得在反动统治时期，在特务如麻的重庆，第一次读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仿佛立刻就明白了文艺当然是为工农兵。这还有问题吗？但是读到什么是人民大众，文艺为什么人的时候，我发现也可以为小资产阶级写，便又窃自心喜，觉得我所熟悉的那一类生活和人物还可以用得上去。只要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就成了。当时我虽然读了一两本社会科学书籍，却实在不能体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怎么回事。现在才觉察了，这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在钻空子。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不是容易的事情。“我们夫妇之间”的作者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写革命的干部，结果歪曲了革命干部的形象。这是一个教训。
+
+　　十年以前，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亡头的危险。”
+
+　　我们伟大的领袖是这样有力地指示过的。
+
+　　记起童年时代在私塾里作文写一些“大禹惜寸阴”之类的东西，小学生写了一些类似平时如何不用心读书的缺点，末了总要写上两句“往者已矣，来者可追”的话，但从此也就忘了这两句话。现在想起来，“往者已矣”如果只指时间，那确是已经消逝了的。但“往者”应该是指自己的缺点，对于像我这样出身小资产阶级的人说来，这缺点主要应该是指小资产阶级的坏思想，那就不能凭两句宣言就能够“已矣”的。如果不随时检查，不随时靠着党和群众的指导，不彻底解决个人与群众的关系的问题，那还是会死灰复燃，即便到了群众中去，也不能从群众中学习什么东西。
+
+　　我到过淮河，参加过土地改革，在那短促的期间，我曾犯了些错误，靠了群众的帮助，得到了及时的纠正。我还不曾写出一个字来。这使我每次想起毛主席要我们“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指示，我就深深感到愧痛。
+
+　　但我是毛主席的文艺队伍中的一员，新中国劳动人民伟大的建设业绩鼓励着我们，全中国光明的前途召唤着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我一定要学习得比现在更好。我自身的毛病会使我遭遇到很多困难，但我一定要逐渐把自己的思想情绪和工农兵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
+
+　　这是不可移的决心。
+
+　　1952年5月24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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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芜：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　　<舒芜>
+
+　　[《人民日报》转载本文时，文前曾加按语如下：
+
+　　《人民日报》编者按：本文原载五月二十五日“长江日报”。作者在这里所提到的他的论文“论主观”，於一九四五年发表在重庆的一个文艺刊物“希望”上。这个刊物是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办的。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这是一种实质上属於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舒芜的“论主观”就是鼓吹这种文艺思想的论文之一。下面发表的这篇文章表现舒芜对於他过去的错误观点已提出了批评，这是值得欢迎的。]
+
+　　据说今天还有人在高等学校讲授“文艺学”的时候，在讲义的最后一章，才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作文艺学中一件极其偶然极其例外的现象，轻描淡写的讲它几句。受了这种错误影响的某些学生，也是至今还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作一篇仅供写作时随便翻翻的“参考文件”。这篇伟大的文件的发表已经十年，十年来中国人民文艺胜利的道路，充分证明了它在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上伟大的指导意义。可是，上述的现象居然还会发生，实在是令人感到惊异的。
+
+　　然而，这也不是不可理解的。从我自己的经验，深知这篇伟大文件，和毛主席的其他一切著作一样，是人民群众实际斗争的指南针，而不是书斋里面徒供玩好的教条。因此，它对於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革命者，每一行，每一字，都显示出无限深刻的指导意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对於严重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则是完全不可能被理解的。他们从文件当中所能看到的，仅仅是字面，其中当然没有任何奇辞奥句，於是他们觉得：“这还不容易懂吗？一望而知，有什么可学习的？”即使要他们深入反覆钻研，也只是再从字面上多看几遍而已，还是什么也看不出来。
+
+　　温习一下毛主席对於教条主义的批判，是很必要的。“‘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八二一页）“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八四二页）
+
+　　这些话，完全适用於我们学习毛主席的一切著作，当然包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内。那些严重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正是纯粹的古董鉴赏家们。他们学文艺学，不是为了解决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文艺战线上实际问题，而是为了搬弄一套好看的、神秘的把戏，来炫耀自己；一看这个文件，也没有什么好看，也没有什么神秘，当然就觉得索然寡味了。
+
+　　凡是根本不打算参加人民革命的实际斗争，根本不了解斗争中有些什么需待用文艺来解决的问题，更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直接经验的人们，对於这个文件的伟大的理论和实际的意义，当然是体会不到的。从来不想去“射”什么东西，根本没有见过“的”是什么样子，更没有关於射箭的任何经验的人们，对於无论怎样好的箭，也是看不出什么好处的。
+
+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面，比什么都强调的，是文艺工作者必须在群众的火热斗争当中，进行艰苦的思想改造，真正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然后才能真正用文艺来为工农兵服务。十年前，“讲话”发表的时候，国民党统治区内某些文艺工作者，认为这些原则“对是对，但也不过是马列主义ABC而已”，认为这是很容易解决、也早就解决了的问题。实在他们根本不懂立场是什么东西，自己就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立场，只是空谈这个立场，而自以为这个问题已经真的解决。我就曾经是他们中的一个。
+
+　　在实际斗争中，我才初步体会到，究竟什么是立场；站稳工人阶级立场，对於一切革命工作，包括革命的文艺工作，具有多么深刻的决定意义；而这个立场之能够站得稳，又需要多么长期的艰苦的努力过程。我体会到，立场并不是标榜在高谈阔论之中，而是贯彻在对於一切具体问题的具体的观察方法和处理方针之内。一个具体问题摆到面前来了，从哪一个角度去看它，照顾着谁的利益去处理它，这时就最尖锐的考验着立场。考验出来的结果，对於未经改造的知识分子来说，通常是和他在高谈阔论中所标榜的大不相同，甚至正好相反的。
+
+　　一切文艺作品，都是作家在艺术的加工之中，对於现实生活进行具体的观察和处理的结果。如果他的“工人阶级立场”仅仅存在於高谈阔论之中，那是带不进作品里面来的。当他进行具体的观察和处理的时候，就会忘记那一切高谈阔论；即使记得，他的真正的非工人阶级立场，就会把它挤到一旁，用不上；即使还有意拿来应用，也不知怎样用法，用不来；即使勉强用上来，也不过把他那些出发於非工人阶级立场的观察方法和处理方针，披上一件“工人阶级立场”的外衣，增加一些欺骗作用，同时歪曲了工人阶级立场，增加一些毒害作用而已。
+
+　　我自己就曾经这样做过。我之所以写出“论主观”那样一些谬误的文章，实在是因为，当时好些年来，厌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觉得自己所要求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个性解放”，碰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论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简直被压得抬不起头来。怎么办呢？找来找去，找到一句“主观对於客观的反作用”。这一下好了，有“理论根据”了。於是把这个“主观”，当作我的“个性解放”的代号。大做其文章，并且尽量抚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词术语，装饰到我的资产阶级的唯心论思想上去。那些文章，就曾经欺骗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内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投合并助长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帮助他们找到用“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掩饰自己的非工人阶级立场的方法。
+
+　　写了这些文章以后，我一直是坚持错误，抗拒批评，硬要说自己那些“理论”，真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
+　　解放以后参加了一些实际工作，无数次的从别人和自己看到，所谓“个性解放”，或如我把它改装以后的所谓“主观作用的发扬”，在实际工作当中，无非就是自由散漫，对抗组织，脱离群众，自高自大，孤芳自赏，这一类恶劣的作风。任何个人，要在革命事业中起一分作用，决不是靠什么“充分发扬自己的主观作用”，而是要靠充分发挥群众的、集体的、组织的伟大力量，是要把自己无保留的融入这个伟大的力量里面去。
+
+　　特别是从目前正在参加的“五反”工作当中，更其明确的认识到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思想界限。回顾自己过去那些思想，无论如何，是属於资产阶级思想那一边的。所谓“主观作用的充分发扬”，归根到底，正好反映了资产阶级所要求的“自由发展”。而发动工人的过程，我所体会到的，乃是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日益提高的过程；也就是阶级整体利益的观念日益明确，和党的政策、即工人阶级先锋队所高度集中起来的阶级的自觉性日益坚持下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个别工人所染有的个人英雄主义作风，决不是被发扬起来，而是在本人自觉的基础之上，加以群众的帮助，逐步的坚决的被克服下去。我常常想，如果按照我过去那一套“理论”，这种个人英雄主义作风，恰好是应该发扬的。领导上曾经指出，这种作风在反对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斗争当中，特别应该坚决克服，因为它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容许它存在於工人队伍之中。当时听了，特别引起了我的警惕。
+
+　　我看到，凡是密切联系群众的骨干分子和领袖人物，久经革命锻炼的老干部，各级负责同志，都有一种共同的作风：那就是朴实，谦虚，谨慎，把稳，虑而后动，谋而后行，不突出个人，不张扬自己，崇高的热情纳入清明的理智，伟大的理想凝为钢铁的决心，总之就是所谓“平凡的伟大”。而自己和其他一些新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则是虚矫，浮夸，疯狂，偏激，时而剑拔弩张，时而萎靡不振，时而包办一切，时而超然事外，需要高度策略性的时候往往来一场歇斯底里亚的破坏，需要坚决斗争性的时候偏又来一套歇斯底里亚的温情，结果造成工作上的巨大损失。
+
+　　但是，后一种作风，我们过去居然把它说成工人阶级的“精神状态”，还要“充分发扬”它。所以说“我们”，是因为还有几个人，曾经具有相同的思想。路翎就是一个。“人民日报”五月十二日的“文化简讯”中说：“在路翎笔下的‘工人阶级’的‘品质特证’是：浓厚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流氓和无赖的作风；工人阶级的‘精神状态’竟是歇斯底里，精神病患者。”这是完全确实的。我和他，曾经在一起鼓吹这种“精神状态”有好多年。十年来，他写了不少的“工人”和“农民”，实际上都是这么一类的歇斯底里亚的典型；至於他的笔下的那些“革命知识分子”，更是恰如上面所说的那种虚矫、浮夸、疯狂、偏激的形象。他一向自以为很能“认识人民”；我在解放以前好多年中，也一直对他这种“才能”非常崇拜，并为他进行“理论”上的注释和呼应。只是在实际工作当中，受到教训，才逐渐看清我们先前那样的鼓吹，实在是从多么可耻的个人主义立场出发。
+
+　　由於有了这些实际的经验和教训，再来体会毛主席的指示，这才开始摸到一点门。许多本来看得很熟的字句，仅仅是字句而已；现在和实际经验刚一结合起来，立刻有了生命，成为活的东西。当然不是说，它们本来没有生命，现在才有；而是说，它们的生命本来在我是看不见的，仅仅当我开始有一些战斗的生命的时候，才能够与它们的生命相通。
+
+　　例如，下面这两句话，可以说是大家最熟悉的了：“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八七三页）我曾经多次引用过它；向别人宣传，解释，好像也头头是道。可是，在它发表之后已经十年的今天，回想自己十年以来，究竟为人民革命事业做了一些什么，细细一算，真是一无所有，一事无成。於是第一次想到，这短短的两句话，恰好替我预先做好了十年发展过程的结论，把我这十年中一切自以为大有意义、而其实是渺小可怜的活动，统统概括在里面，照出了原形。进而再读全篇，更发现每一字，每一句，都好像针对着我而发。拿这个文件来衡量自己的过去，结果只有一无是处而已。
+
+　　但是，我想，从今天起，从头开始，再来学习，还是来得及的。并且，我希望路翎和其他几个人，也要赶快投身於群众的实际斗争中，第一步为自己创造理解这个文件的起码条件，进一步掌握这个武器。
+
+　　来源：《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 二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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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07 @@
+# 郑君里：我必须痛切地改造自己
+
+　　<郑君里>
+
+## （一）
+
+　　1950年秋天，我根据了萧也牧同志的一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改编为电影。这篇小说存在着严重的错误，而在我所编导的影片中，这些错误表现得更为明显而集中。这不单是因为我在影片里承受了原作的缺点，同时也由于我对原作引起了“共鸣”，我曾主动地施以加工渲染的缘故。这些错误在我身上是有根源的，即使不在这里也必然会在别的什么地方暴露出来，另外也一定在我过去的作品中存在过。
+
+　　经过了初步的学习，我认识到我的文艺思想一贯是城市小资产阶级思想，这种思想是我的主导思想——在我身上长期盘据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我要从头来检查我的全部思想，从而揭发出我的错误的文艺思想的根源，并结合这部错误电影对我的文艺思想作一次比较有系统的检查。
+
+## （二）
+
+　　我得从我的阶级根源检查起。
+
+　　我是城市小商人家庭出身，我父母起先开一间小水果店，不久就为大的水果行庄挤垮了，我家庭只好靠借债度日。从小我就看到父母受高利贷压得喘不过气来，受亲戚债主们的辱骂。我看不过眼，曾屡次跟逼债的叔祖父和叔叔们冲突，他们怒斥我“犯上”，要我叩头认罪，我忍着眼泪做了。从此我就仇恨有钱人，心底里深深地埋藏着个人报复的观念。这里就种下了我的主导思想的胚胎——个人反抗，要争气，要出人头地的个人英雄思想。
+
+　　在1930年，上海的革命气氛很浓重，我所参加的“南国社”被封了，我在我的师友的影响下从唯美的文艺圈子脱出来，倾向革命。我贪婪地读了一些革命书籍，肤浅地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却没有真正的阶级觉悟。相反的，不过是想依附着革命去迅速地推翻了统治的恶势力，从而达到我个人出头的目的。我参加革命的动机是不纯的。
+
+　　在1932年，有两条路放在我面前：一条是深入地献身于革命演剧事业，一条是离开艰苦的岗位去当“电影明星”。由于我有了上述的不纯的动机，加上看到当时城市的革命力量受到暂时的阻挫，白色恐怖日甚一日，许多同志先后被捕了，我就害怕，我选择了后一条容易走的路——一条安全的，有名有利的路。如果把我当时的思想情况揭发开来，那就是：在我受到了革命演剧运动的培养之后，我找到了舒服的职业，我个人奋斗的“目的”达到了！我迅速沉醉在“明星梦”中，过去所受到的一点革命的教育完全抛在脑后，马上接受了美国“电影明星”那一套庸俗油滑的作风，搬到中国电影里，去奉承落后的小市民观众，企图赢得他们的欢心，来支援我走上名利之路！
+
+　　从此我开始了电影生涯。在22年中间，我除了在初期当过演员之外，还先后做过翻译、影剧教师和编剧导演。我检查了我20年来的工作和思想，找出了一条规律：在革命浪潮高涨时，我会积极，想冒头；在革命遭遇困难时，我就彷徨，害怕，避开正面的斗争，躲藏于技术的钻研，在我的作品中也曾透露过一些不满现实的情绪。但，这种不满是以不危害到自己的安全为限。在这个限度内，我依然以“进步分子”自命。就在这块“进步”招牌底下，我一贯地隐藏着我的个人功利思想。我在文艺方面所表现的所谓进步倾向是和我生活中的个人功利思想息息相通的，基本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思想范畴。这也就是我的所谓“革命小资产阶级”文艺工作者的思想上的真面目。我之所以在文艺活动中屡屡犯错误，就是由这种思想的阶级根源所决定。
+
+## （三）
+
+　　上海解放了，人民电影事业有了蓬勃发展的基础。我的思想情况是怎么样呢？由于我有前述的一段历史，我是“有恃无恐”的。我自以为有两件“法宝”：一，我过去多少读过一点马列主义，有过一点“底子”。我也读过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的道理也懂得（？）一点。我觉得只要用功，我能行！二，我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心得和技术，这是当时老区的电影工作同志们所没有的，我比他们多了一样！有这两件“法宝”在身，要我说，要我干，我都可以。
+
+　　现在就回过头来看看我这两样“法宝”是怎么样的？
+
+　　先谈第一个——我所懂得的所谓“马列主义”。
+
+　　不错，我从书本上学到一些皮毛，懂得用牠来凑合一些个别的现象，有时还拿牠来批评别人，就是偏偏不联系自己，不联系实际。我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是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口胃，抽除了“思想改造”这个革命内容，用咬文嚼字、断章取义的方式来体会的。这样的结果，根本就是腐朽的教条主义，是反马列主义和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这种教条主义的理论不仅不能帮助自己进步，即使光放在嘴巴上夸夸其谈，也要害人害己。我对电影“武训传”提过一些意见，有一部分就是这样。
+
+　　例如“武训传”的编导孙瑜同志把“武训传”的初稿给我看的时候，我发现他并没有把武训的时代写出来。我打开书一查，知道武训跟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是同时的，当时山东一带还爆发了由捻党领导的农民暴动，我建议这一点一定要加进去。我以为这就叫“历史观点”。我既没有在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况中研究过武训其人，更没有进一步去研究武训与当时农民运动之间有过什么关系，我只求把武训装上了一个历史的镜框，以为这样就行了。这是标准的反历史的教条主义的创作方法。这种教条主义就为孙瑜同志以后的一些历史上的伪造（例如武训与周大的所谓“一文一武”的说法）打开了大门。
+
+　　又如，在“武训传”剧本的某次讨论会中，我曾提及武训兴学是改良主义的搞法，他办的义学向学生教的必然是“三纲五常”、“学而优则仕”等封建统治阶级的恶毒思想，因此，一定要展开对武训的批判。我们以为在歌颂武训之余加以若干批判，是比单纯歌颂的写法胜一筹的。于是我们同意孙瑜同志用这种似是而非的所谓“历史唯物观点”把这个僵尸披上了革命的外衣来蒙蔽群众。这种所谓“唯物观点”实际上也是教条主义的产物，是掩盖在“似是而非”的“马列主义”外衣下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
+　　联系我个人的经历来看，这种教条主义的繁殖是十分自然的。我长期在白区工作，为着要满足我个人的功利目的，我惯于保持着“合法的”革命的（？）外貌，而实质上一直是远离革命，长期安于理论与实践脱节，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我把理论蜕化为思想的游戏、“进步”的点缀。这样既可以占有“前进”之名，而不必冒革命的危险，这种错误的思想方法在我身上已经是根深蒂固。直至“武训传”的批评展开之后，我才开始体会到这种教条主义的严重的危害性。	其次，谈谈我的第二件法宝——我的工作经验和技术。
+
+　　要分辨出这批东西是好是坏，那就得看看这批东西是怎么样得来的？换言之，我是在什么样的具体情况中锻炼了我的技术，积累了经验？
+
+　　这里有三个关键。
+
+　　在过去，我们的影片一定要通过反动派严密的检查制度才能跟观众见面，所以我们在剧本写作上（包括主题的提法，人物的塑造，情节的布局等等），在导演处理上（包括思想，人物和剧情的份量上的掌握，以及场面的处理和“蒙太奇”的构成等等）处处都设法做到拐弯抹角，迂回曲折，吞吞吐吐，声东击西，尽量放烟幕弹，摆迷魂阵，来扰乱敌人的视线，不让他们察觉；或者，即使他们可能察觉，我们也能拿出一套推托之辞。我们习惯地使用一些掩饰、假借、暗示、象征的手法——指桑骂槐，有时也“谈言微中”，让观众心里明白。我们的立场——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本来就不正确，而我们还得用尽方法加以模糊掩盖。这种编导战术在当时曾发生一定的作用，但，与目前人民电影的基本要求——坚定地站在鲜明的工人阶级的立场，分清是非，划清敌我——绝不相容。因此，我的技术和经验以至于创作思想是带着“华而不实”的，架空的，虚假的性质的。这是一。
+
+　　在过去，我们的作品曾经长期跟美英帝国主义的影片作思想上和营业上的斗争。为着要战胜这强大的敌人，争取它的观众，使我们的出品在营业上站得住脚，我们有意无意地学了他们那一套“卖钱的”诀窍来武装自己，结果连没落的资本主义的创作思想也感染过来了。我学会了制造“戏剧性”，铺排情节，操纵场面，同时也沾染上庸俗的趣味，无谓的噱头，色情的渲染等等。这些在我所导演的“乌鸦与麻雀”和“一江春水向东流”（与蔡楚生同志合作）中都可以枚举出来。我们一方面跟美英电影战斗，同时也为它们所俘虏。因此，我的技术和经验以至于创作思想有一部分是带着堕落的资本主义的性质的。这是二。
+
+　　在过去，我们的作品曾经长期跟中国封建的电影作斗争，为着争取牠的观众，我们又有意无意地学了牠们的一套“卖钱的”诀窍来武装自己，同时也多少感染了牠的落后的创作思想。我们编制过一些伦理的“苦戏”，搬演一些骨肉之间的恩仇，夸张一些悲欢离合的遭遇，来榨取小市民层观众的眼泪。这些也可以在我的作品中枚举出来。我们一方面跟封建电影战斗，同时也为牠所俘虏。因此，我的技术和经验以至于创作思想有一部分是带着落后的封建主义的性质的。这是三。
+
+　　这三种东西就是形成我的技术和经验，严重地影响了我的创作思想的重要因素，也是我过去的“法宝”之一部。这些都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集中地使用出来。关于这部影片，我除了完全同意我的合作者蔡楚生同志所写的自我批评之外，应该特别指出：片中许多场面中的“强烈戏剧性”的制造和色情的渲染，我应负主要责任，因为我是执行导演，并且应该承认这些东西给观众的毒害是严重的。
+
+　　通过了这些具体的事例，我认识到我所掌握的技术和方法只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大包袱，是一堆经验主义的烂东西——是模糊政治面貌的魔术，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的混合物。
+
+　　我左手抓着教条主义，右手抱着经验主义——粗粗看来，这两件“法宝”似乎是矛盾的。但，如果从我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片面性、分裂性这些特点上来看，从我一方面脱离实际、一方面死抱着纯技术观点这些特点来看，则出现在我身上的这些现象不仅不是矛盾，而且是有机地统一的，必然的。
+
+　　从这里就揭发我的创作思想和方法的阶级本质——小资产阶级的本质，同时也证实了：在文艺领域中，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毒素主要是通过小资产阶级分子来起发酵作用。
+
+　　为什么我一直负载着这些思想的毒菌毫不自觉呢？根本的问题在于：我首先对电影为什么人的问题一向没有正确地加以解决。
+
+　　在解放之前，我们的作品的观众对象主要的是城市的小市民层。我们的作品中的不满现实的——所谓进步的一面曾经鼓舞过他们，但是我们作品中落后的也是主要的一面（包括了上述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成分），也由于得到他们的欣赏称道，而日益根深蒂固。在解放初期，我从理论上认识了文艺要为工农兵，但我认为电影可能不同一点。因为电影需要繁杂的机件设备，而在当时（我指是1950年），全国六七百家电影院大多数都集中在大城市，移动放映队还很少，因此，我认为城市小市民仍是我们工作的主要对象。电影要为工农兵，还得等一个时候。于是，我满足于这个分析，口头上是接受了工农兵的方向，而在实际上是抗拒着牠，依旧坚持电影为小市民的道路。因此，我当时在行动上是恋栈于私营电影公司的岗位，在思想上是拖延思想改造。我就牢牢地站在自己的错误观点上绝不动摇！
+
+　　在以上一系列的看法没有明确之前，我只记得我是跟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迫害战斗过来的，是跟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迫害战斗过来的，是帮助过小市民层进步的。我们经过了艰苦奋斗，赢得了胜利。而我却把胜利之所以获得，不正确地看作是依靠了我的所谓“进步立场”和两件法宝，它们也将为我今后的创作——工农兵电影的创作——开辟道路。这两件法宝是我的武器，也是我的盔甲，就比把我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保护得原封不动，必要时只要加以点点滴滴的“改良”，就可以打扮为无产阶级的模样，跟观众见面。
+
+　　在这一系列的看法没有明确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像过我的思想系统基本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我的文艺思想早已为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所腐蚀，与城市小市民的落后思想同流合污。我从来没有想像到我是在电影领域中抗拒了毛泽东的文艺方向。我没有严肃地认真地想过：如果这种种污毒思想不加以彻底的清算，不经过思想改造，必然会发生错误，作出对人民不利的作品来。
+
+　　只待这些看法逐渐明确之后，我才开始明了，我在影片“我们夫妇之间”所犯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或外来的。前述的一系列的错误看法早已经替“我们夫妇之间”的错误准备好了温床。
+
+## （四）
+
+　　影片“我们夫妇之间”映出之后，受到舆论上一致的严厉的批评。这些批评撼了我整个思想系统，推动我从头去检查我的生活上和创作上的思想。现在我根据了上面对自己的一系列的错误的文艺思想的分析，结合这部影片来进行一次检讨。
+
+　　概括地说，这部影片包含着3点原则性的错误，这些错误共通地说明了我在实际的工作中如何违反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示，也标示出我的创作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的本质。
+
+　　第一点是属于主题方面的，这部影片把严肃的政治主题庸俗化。
+
+　　影片的主题是承袭小说的，写“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主题。刘少奇同志在“论党”里曾指出：“这两部分干部（指工农干部与革命知识分子干部——里注）在一切场合中很好地团结合作，就决定了我们事业的前进与胜利。”但，这部电影用以表现这个严肃的主题的，却是一些夫妇之间的猥琐的私生活。这是主题和题材之间的不可弥补的分裂，也是用猥琐的题材来歪曲了庄严的主题。小说和电影都同样企图在与政治生活和群众关系根本隔绝的一对夫妇的狭窄关系中，通过他们身边琐事的一些无原则的争吵及和解，来说明“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这就是把政治庸俗化。因为，在现实生活里，革命干部之间的正常关系，明明是政治的和思想的关系，组织上的关系，工作上的关系。影片应该写的是：我们的干部同志们是怎么样地站在这些关系上，在为党为人民事业的献身奋斗当中，团结得像钢铁一样。可是，我的影片没有一处接触到这些问题，相反的，却写一对干部夫妇常常为着买拖鞋、抽香烟、吃排骨面这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吵吵闹闹。影片又怎么样地写这两位干部“结合”起来呢？我写的是——在深夜里，妻在纺纱，丈夫学着拐线，于是我就借剧中人的嘴笑吟吟地说：“你看，这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最后在大团圆，丈夫默默含情地吻着有点害臊的妻的手，我又说：“这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现在当我想到这种庸俗恶劣的形象和语言是由我捏造时，我感到痛苦！……那么，在当初，我为什么竟这样地津津乐道呢？那是因为小说所提出的主题的严肃意义引起我的教条主义的嗜好，而牠取材的庸俗和猥琐正投合了我的腐朽的创作思想的原故。严肃的主题加上猥琐的私生活，是小资产阶级作家的“鱼与熊掌”，我要有“政治性”（？）又要有“人情味”。这种主题与题材分裂的搞法恰好是小资产阶级作家的片面性和分裂性的具体说明。这种分裂性恰好在我的表面上是热中于政治而实际上是脱离政治这一特点中找到了根据地！
+
+　　第二点是，这部影片以小资产阶级的观点严重地歪曲了党的事业及其干部的面貌。我对我所写的人物是不了解或不够了解的，于是根据了自己发生兴趣的一些片面的现象，和自己熟悉的一些过去小市民生活的经验，外加上对自己身上所存在着的一些知识分子的“通病”的体会（这一点主要的是表现在李克身上），便进行捏造。这样就把剧中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降低到庸俗的小市民的水平；把他们的有领导有组织有纪律的生活，降低到旧知识分子的散漫无聊的生活；之后又反过来，板起面孔，带着小资产阶级的自高自大的狂妄的优越感，对他们进行所谓“批评”，随时出他们的洋相。我把张英写成一个无文化无教养的“土包子”，讽刺她狭隘，保守，固执，急躁；把李克写成油滑浮躁，自私自利；把秦丰写成拉拉蹋蹋，婆婆妈妈的。我向他投射出嘲笑和蔑视！
+
+　　我不了解老区的情况，还可以藉口我没有到过，但我对于发生在眼前的上海的大变革——城市的接管工作——我依旧是全部歪曲。我把这一件经过长期准备、高度统一，处处体现政策的工作，写成了无组织，无领导的工作。我没有调查研究，更谈不到深入生活。解放后，作者深入生活的障碍早已清除了，我还是照着“老规矩”做事——表现了自满，保守和懒惰。
+
+　　我就这样在影片里对党的事业及其干部进行了污蔑和诽谤！
+
+　　影片在污蔑了这些干部之后，又提出一个问题：这些人需要“改造”！
+
+　　怎么样“改造”呢？是用工人阶级的思想去进行“改造”吗？不是的！影片里吞吞吐吐地说，要用小资产阶级从旧社会带过来的坏思想坏作风来“改造”这些干部和他们的组织生活！
+
+　　影片后半部有两场“重头戏”是写这对干部夫妇通过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相互间重新获得进一步的认识。在这两场戏中，我所掌握的不是我们干部的庄严而真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而是久别重逢的一对小夫妇的眉目传情、心心相印的庸俗的小资产阶级的情趣。李克“变”了，从乡下的落魄公子“改造”为和城市小市民一样的“气派”：张英也“变”了，穿得端端整整的，有了“风姿”，也略解“风情”。这两个人嘴上挂满了政治术语，眉宇间却又透露出无限缠绵的心事。这种“改造”的结果正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小市民所向往的“人情味”和“淡淡的爱情”。这种“改造”是要求革命干部和共产党员的思想感情和生活形态按照旧式文人的落后标准来“改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
+
+　　第三点是，在创作方法上我用陈套的技术的玩弄来代替投入斗争，深入现实生活。
+
+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到群众中去，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可是我没有去！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当时私营公司的条件不充分，可是更主要的是因为自满、保守、懒惰、认为掌握了比较熟练的技术就有办法了。
+
+　　在编剧和导演的技术上，我融会工作上和书本上的心得，用大力去掌握这一对夫妇如何从“初恋”结婚、不和、争吵到决绝；又如何从决绝到思念、反省、和解以至到“团圆”等戏剧性的情节。我曾设计过一张非常明细的表，来掌握这些有层次的、有节度的变化。这种纯戏剧性的追逐，严重地脱离了思想，歪曲了现实，也歪曲了人物。写这对夫妇争吵时，为着要强调戏剧效果，我把他们写成恶少与泼妇，而在其余的时间则写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可怜虫。正如贾霁同志所指出：“按照影片那些私生活所构成的全部离合悲欢的戏剧性来看，它几乎就是过去时代小市民爱情片的一种新的翻版。”这是实在的话。
+
+　　这三点错误都说明了我在电影创作工作中如何违背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的指示，我的基本错误就在于脱离现实、脱离政治，而又玩世不恭地歪曲现实、歪曲政治。
+
+　　这种错误思想之所以形成，追根到底，是由于我虽然表面上一向是倾向革命，实质上是一向害怕革命，逃避革命，脱离革命。
+
+　　因此，要解决我的创作思想上的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我对革命的态度问题，我必需首先痛切地改造自己，紧密地和劳动群众结合，从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才能够争取做一个及格的人民电影工作者。
+
+　　为此，我必须要从头开始，老老实实地、恭恭敬敬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消灭我身上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以及其他非工人阶级的思想。
+
+　　为此，我必须全心全意地开始真正地投入火热的实际斗争中，向劳动人民——首先是工人阶级学习，从实践中改造自己！
+
+　　初步认识错误只是可能改正错误的第一步。在实践中改正错误的路程是很长，很艰苦的。但，我有决心走。希望同志们多多帮助我！
+
+　　来源：原载1952年5月26日上海《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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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9 @@
+# 中共贸易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陶宇明党籍的决定
+
+　　陶宇明，男，37岁，河北省玉田县鸦洪桥人，家庭出身中农兼小商人，个人成份店员，1938年参加工作，同年入党。曾任司药、区长、科长、县委组织部长、区公司副理，前任中央贸易部经济计划司基本建设处副处长。
+
+　　陶宇明利用职权，与奸商合资经营，贪污受贿，分肥1411万元，国家损失3000余万元，并曾泄露商情，供给奸商谋利，其错误事实如下：
+
+　　一、1947年，私商曹振永有应补税之麻丝12疋，陶宇明利用职权，假称为国家财产由税局盖章免税，向该私商伪称代为纳税，从中贪污4疋计值120万元，并将该赃款投资私人华昌染坊，获利80万元。
+
+　　二、陶宇明于离开冀东药业公司时，利用职权，将北京同义席店欠薪1500余片、白大布11疋，呈报损失，转入呆账，给国家造成损失约值3400万元。1950年到北京后接受同义席店贿赂手提包、皮领、蚊帐、现款等共合78万元。
+
+　　三、1948年至1949年在唐山供给总店任经理时，以公款借给梁××经营私人买卖得利30万元，以国家布疋借给私商周国华作买卖，分利24万元。给私商华兴同介绍粮食加工，接受贿赂皮襖桶1个、大布5疋，汗衫1件，折款183万元，另将洋纱两块投资曹振永染坊，获利20万元。
+
+　　四、在唐山帮助奸商吴佐舟开设新生碾米厂，陶在该厂内投资大布16疋，并利用职权介绍粮食公司、花纱布公司与该厂建立加工关系，经常指挥其业务经营，并供给经济情报，使该号囤积居奇，获取暴利，陶从中分取利润600万元，另接受贿赂手表2个，合50万元，柳条包一个，合5万元，现款16万元，共计671万元。1951年秋才将投放在该厂股本抽回。
+
+　　五、1950年以240万元投资于张贺、邱士兴在北京所开设之同义席店，分肥120万元。又贪污前冀东席业公司收回之呆账款85万元。以上总共贪污受贿分红1411万元。
+
+　　陶宇明虽早年参加革命工作，但其自私自利的商人剥削意识还很严重，从1947年起长期利用职权，与奸商合伙经营，图谋私利，泄露商情，贪污自肥，并使国家财产遭受损失，其错误实属严重，已完全失掉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行政上已判刑机关管制一年处分。为了严肃党纪，经党委常委会讨论决定将陶宇明开除出党。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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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方训：批判我的政治思想
+
+　　<金陵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李方训>
+
+　　我生长在江苏仪征县，先祖父和先父都是读书人，以课读为业，长兄也是一个从事教育的人。我自幼读四书五经，受儒家中庸之道的封建教育，中学最后两年，数理化史地等课全部改用英文教本，崇美思想从此开始。中学毕业后，我因为想出国留学向上爬的关系，选择了美国所办的旧金大。自从1919年起我进金大读书，出洋，回到金大做教员，直到解放前计30年，再加解放后3年，共计33年。让我先检查这一段时期中，尤其解放前，主导的政治思想。
+
+## （一）对美国的看法
+
+　　由于我自小就有向上爬想留学的主观愿望，加上环境的影响，我很亲美、崇美。
+
+　　回忆我初进金大时，认为房子漂亮，比国立大学好；将来拿外国文凭，标准高，留学方便。我很爱慕西装，一到毕业后经济能力许可时立刻穿起西装来。当时美国生产过剩，经济恐慌，美帝分子散布谬论反驳我国经济学者马寅初先生的言论，硬说入超不是危机，我不识这是侵略的阴谋，反信以为真地全盘接受下来。又相信美国是我们的“好朋友”，“在中国无领土的野心”，教会学校和医院都是“慈善的机关”。更因为我个人存在追求留学的动机，所以处处仰承美帝分子的意旨。
+
+　　1927年大革命时，清早革命军进城，我方举手高呼欢迎，忽闻人说：“不好了，文怀恩（美帝分子、旧金大副校长）被打死了。”我立刻就转变对革命的态度，我想这真“糟糕”。不久又有人来说唐美森（美帝分子、前化学系主任）家被搜查了，我不加思索地立刻跑到他家，帮助唐抗拒革命军搜查，硬说他是“好人”；当革命军坚持要检查把枪口对着帝国主义分子的时候，我用身子保卫他；我用自己的心口挡着革命军的枪口，掩护背后的帝国主义分子，这是何等丧失立场！后来还把他的家属带到学校校舍里，满心想是“为他们的安全”。当天午后听到炮声大作，我知道是英舰从下关向南京城里打炮，我想这是因为革命军不好，革命军打了外国人，造成国际问题，不得了。英帝国主义的炮舰在我祖国领土内炮轰我祖国人民，阻挠革命，我不恨英帝国主义，反而怪革命军正义的举动。第三天唐美森及其他帝国主义分子离南京时我还依依不舍。后来唐美森常讲“那一次，我们全家都感激你”，我恬不知耻地以为“对他有功”，还说：“这是我应该的，不足挂齿。”那时对革命军“打倒列强”的伟大歌声，我认为它是自不量力。在轰轰烈烈的反帝革命中，我丧失了中国人的立场。
+
+　　再回想我这30余年中，对美国的小恩小惠表示赞扬。例如我在成都时将美国赠送的“罗斯福蓝布”，争先恐后的做了一件长袍子自以为得意，接受校方所发的美军剩余物资心存感激。比之于我的中学同学朱自清先生拒受美援真是愧死。抗战后美货在华倾销，我不想到它扼杀中国工业的危机，反而说：“抗战期中物资太缺乏了，让我们透一口气罢！”美国学校赠送我的学位我心中暗自欢喜，口里却说：“没有什么，这是给我的鼓励。”而今思之是谁给我的鼓励，鼓励我什么？它是鼓励我脱离祖国人民，脱离实际，鼓励我自高自大地不肯为祖国人民服务，钻牛角尖拿知识当商品。
+
+　　“九一八”和“七七”事变，我看不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人民坚决反帝斗争的力量，却一贯幻想美国帮助，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我想这一来好了，美国动手了，东京指日可下了。1945年美国投下原子弹，我一则想“美国能干”，再则想“科学万能”。在我回忆抗战杂感中还找到这样的四句诗：“宁知天意属同盟，原子功当百万兵，惊得倭奴齐解甲，九洲万国庆升平。”吹嘘原子弹，迷信美国，迷信唯武器论。抹杀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力量，抹杀苏联消灭日本关东主力军所起的决定胜负的作用，而错误地归功于美国的原子弹。
+
+　　美军在华暴行我认为是偶然的事件，例如汉口景明大楼的事件，我不痛恨美军暴厉，反而怪中国女同胞不该去赴会，丧失民族意识已极。
+
+　　在校内我一贯做美帝分子的工具，进行美国文化侵略的工作。思想上“美国第一”，教会教育的方针和内容全盘地接受并且执行。工作上还仰承美帝分子的意旨，唯命是听。例如在宗教座谈会上，帝国主义分子贝德士在解放前收集反苏材料找我作报告，毁谤苏联科学，我做了。史迈士要我作无聊的“结婚后的职业问题”报告，我为了奉承他，也做了。传播毒素，毒害青年。
+
+　　（回忆我过去这些亲美崇美的思想竟落在美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的圈子里，美国“不在亚洲取任何东西，达到任何目的”，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曾经“援助”过中国——这一些无耻的谎言竟成为我思想的体系。整个地丧失了中国人的立场，站到帝国主义一边。）
+
+　　1949年的春天，南京已解放，但是我的思想还未解放。我还看不到美国的文化侵略，我想“文化是文的，侵略是武的”，联不起来。我又想金大的经费是宗教团体“善意的捐助”有什么不好呢？这完全是符合美帝国主义分子奥斯汀的无耻谰言。我不认识金大的本质，把旧金大与自己分不开，一提到金大不好就反感，想维持旧金大。我抗拒金大本质的变化，而且劝前校长陈裕光请进步的人演讲，表示拥护人民政府。这是什么目的呢？不是想金大真正进步，不是从拥护政府出发，而是想这样做金大就没有问题了。文教局召集文教界座谈会时我还替金大吹嘘，说金大是学术有自由的地方。轰轰烈烈的反侮辱反诽谤运动开展以前，有些同志对我谈芮陶庵侮辱苏联，诬蔑人民政府的话，我不但不痛恨，还说他是学校的先生，让行政上来通知警告他。我怕运动起来，运动起来了，就认为金大出了事。把这样“好得很”的运动，看成“糟得很”。抗美援朝以后，思想上未与美帝国主义割断关系，我写信到“托事部”（美国控制中国教会大学的机构）要钱，站在帝国主义一边，看不到人民政府。1950年冬天，美国冻结美汇，故意使教会机关工作人员发生困难。政务院公布处理接受外资津贴的文化机关的办法后，我到北京开会，当时我还想金大担子很重，不知道政府会给多少钱。一到北京，政府首长宣布金大全部经费由政府负担，如数发给，并由政府接办改为公立，而且只许办好不许办坏，要把学校办得十倍、百倍的好。经政府首长再三的教育，我认识到过去我是站在美国文化租界上，执行其文化侵略的任务，毒害祖国青年。直到那时我才在思想上回到祖国的怀抱。在人民政府和党的领导下，通过扫毒展览、抗美援朝运动以及许多学习机会，使我得到了很大的教育。
+
+## （二）对苏联、国民党、共产党的看法
+
+　　我因为亲美崇美恐美，接受美国的谬论，也就仇视苏联。加以对苏联与帝俄分不清，认为“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我迷信美国宣传，不相信苏联能应用原子能，因此苏联有关控制原子弹维护和平的建议，我都予以曲解。我轻信“苏联虽有经济平等，但是没有政治自由”。我从美制的电影“铁幕”中，我从美帝宣传品“我找到了自由”的文章中，来了解苏联。然而3年来中国人民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生产建设突飞猛进，人民民主自由的真正的情况教育了我，我才慢慢认识到我过去是敌友不分的。
+
+　　由于我出身封建家庭，受帝国主义教育，我是拥护蒋匪和国民党反动派并且反对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的。1927年蒋匪背叛革命，正因为他不反帝，符合我的口味，所以我赞成他。“九一八”时，反动派不抗日，我相信国民党的话“攘外必先安内”。将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认作“流寇”，应早消灭。西安事变时，蒋匪被释放出来，我认为民族复兴有望。我又相信反动派的宣传说共产党“游而不击”，最好将军队交给蒋介石。反动派虽日趋腐败，我常发牢骚，但仍希望他改好，从来不认识这是它的阶级的本质，永远改不好的。孔匪宋匪贪污腐化，傅匪斯年骂他们，我以为勇敢，敢于骂，其实是唱双簧。我也曾寄希望于翁文灏这一班人，我认为他们是专家是“好人”。总之我死心塌地拥护反动统治，从来未曾相信过革命和伟大的劳动人民的力量。
+
+　　正因为我思想上是站在反动派一边的，所以我在行动上也就做了危害人民的事。1932年曾在伪军政部兵工专门学校兼课，那班学生，毕业后在反动派的兵工厂内做武器，必然危害了革命。在成都时我鼓励学生参加反动的青年军和远征军，还发动理学院的家属义卖，以所得购买礼物欢送青年投入反动派的军队，断送青年，危害革命。“五二〇”我在校门口，劝阻学生参加游行，劝说学生上课，表面上怕学生受伤，实际上是同情反动派，维护反动统治。我在物理系师生座谈会上谈所谓“科学救国”，希望学生不要参加学运，事后本校教员发宣言劝学生上课，我是起草人之一。又南京各大学教授也有宣言，有人来邀我签名，我也签了名。但是我不愿意把名字放在头一个登在报上，那是因为不愿在表面上拥护反动政府。后来报上未将我名字登出来，我就很高兴，我貌似学者，青年相信我，因此危害更深。
+
+　　在解放前夕，淮海战役时，我心中很着急，国民党军队为什么不能会师？我希望迁校，曾写信问岭南大学有无地方。解放时无可奈何的等待共产党来。直等到解放后很久我还有些问题搞不通。
+
+　　我思想上最搞不通的一个问题要算民主集中制。解放初期，我对选举制度老是搞不通。为什么选举多少人，就提那么多的人，提名至少也应当加一倍呀。学生会邀我讲民主集中制，我搞不通不肯讲，也未积极研究，更未在实践中学习。解放初期人民代表会议不经过选举我也不懂，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后，我才悟出道理来。
+
+## 总结
+
+　　总之由于我严重的重视个人利益，所以亲美崇美，更由于我出身封建家庭，受帝国主义教育，因此反苏、反共、反人民。从小就想留学，向上爬，甘心投向帝国主义，丧失民族的立场。解放后，我仍站在我过去的立场，还死命地维护与美帝一脉相通的旧金大，造成教育上的损失，人民的损失。至于个人方面，一贯的是只顾自己，没有一点儿大公无私的精神。
+
+　　一年多以来，个人主义对于工作的危害性就很大。我在行政上怕得罪人，不能坚持原则抱敷衍态度，工作上常犯急躁、退缩、依赖等毛病，遇事不积极开动脑筋。参干运动中，我没有发挥作用，第一次讲话无力气，轻轻讲，因为自己的儿子未曾报名所以有顾虑；第二次儿子报了名是受团的教育，也不是我动员的。这都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思想，一定要将它根除，否则工作是不会搞得好的。我更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之下，群众的帮助下努力改造。拿工人阶级立场来衡量自己，努力工作，以赎前尤。
+
+　　（此检讨载于1952年5月28日南京新华日报）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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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垣：思想改造在辅仁大学
+
+　　<北京辅仁大学校长　陈垣>
+
+　　“三反”运动是工人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一场激烈的战斗，这一场斗争在高等学校里是完全必要的。
+
+　　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生长起来的所谓高级知识分子，接受的是殖民地和封建的教育，思想是相当复杂的，有洋奴买办思想，封建地主思想，最普遍的就是有着体系完整的资产阶级腐朽堕落思想。这样的思想在我们高等学校里，就是在解放以后，仍然是继续存在着，并且直接教导给青年学生们，严重的影响了他们的思想。教师们的思想不加以端正，不加以改造，而准备在高等学校里培养出全心全意建设祖国的人材，简直是很难想像的事情。
+
+　　我们的国家，经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三年准备即将过去，十年建设就要到来，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上需要大批才德兼备的建设人材，这些人材的培养，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因此负责培养青年干部的高等学校，直接负教育责任的高等学校的教师们，当前首要的任务就必需是思想改造，一定要以工人阶级思想来要求自己，然后才能教育青年，否则就很难担当起人民教师的光荣任务。在“三反”运动里，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
+
+　　我们辅仁大学过去是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解放前23年中，一直是为买办思想与封建思想所统治。解放以后，教师们参加了学习，参加各种爱国运动，敌人思想已经开始在教师思想中动摇起来。自从1950年10月人民政府接办，我们自己收回了教育主权，学校已插上了工人阶级的旗帜，但是经过“三反”运动，揭露了辅仁的黑暗的丑陋的面貌，不但使我们认清教师的思想上很多人仍是插着资产阶级的旗帜，甚至于是反动的旗帜，而更严重的就是在我们人民的大学里，还潜藏着特务分子，这是很严重而且是很痛心的事情，也是不经过“三反”运动所一时看不清、一时不容易解决的问题。
+
+　　在“三反”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很多教师对于“三反”运动的认识是模糊的，有人认为学校“清高学府”“清水衙门”，教师的工作是教学，既不会有贪污浪费，又不负行政责任，当然更没有什么官僚主义，因此对“三反”运动是采取旁观的漠不关心的态度。
+
+　　自从1月中旬，把去年10月初开始的教师思想改造学习转入“三反”运动以后，又进一步的发动群众，贯彻领导精神，经过学习文件，漫谈讨论，各级首长带头，大家对“三反”运动的意义，才逐渐有了正确的认识。
+
+　　在运动不断进展、认识不断提高中，我们教师首先是在从思想上划清敌我界限方面取得很大的胜利。在我们教师中间，不但过去有人有反动思想、反动言论，而且目前还有反动分子混在里面。化学系有一个副教授，他一贯披着宗教外衣，在系里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打击进步力量，挑拨离间，破坏团结，破坏爱国运动。又有生物系的一个教授，是个反动分子，他解放前参加特务组织，解放后拒不交代，装疯卖傻，诬蔑政府，仇视党国，进行破坏活动。由于我们全校师生政治觉悟普遍提高，找出种种线索，揭穿了他们的反动阴谋，我们曾一次再一次给他们反省的机会，希望他们坦白认罪，向人民低头，但是他们仍旧百般狡猾，顽强抵赖，我们全体师生都非常愤恨，坚决不能容许他们再留在我们人民的大学，一致要求给他们以应得的处分。
+
+　　在我们与敌人思想、敌人言论作斗争，取得第一步胜利之后，我们又进一步的清除了一个隐藏在学校里一年半的学生宋广仪，他是一个大汉奸大特务，抗日战争时期为日寇帮凶，奴役青年，残害老百姓。抗战胜利，他又摇身一变作了蒋匪的爪牙，一贯反共反人民，破坏革命，出卖祖国，血债累累，罪大恶极。解放以后，混进辅仁，平日伪装进步，蒙蔽同学，企图在辅仁进行他的特务活动。经过群众的揭发，我们终于认清他的政治面貌，在全校的斗争大会上，群众以无比愤怒的心情，揭穿了他的特务面目，控诉了他的反革命罪行。他的阴谋诡计，在群众猛烈炮火面前彻底粉碎了。全校教职学工纷纷表示意见，一致要求把这怙恶不悛的大特务当场逮捕，依法严办。市公安局接受了这正义要求，当场将他逮捕。当这个人民叛徒俯首就擒，被带出会场的时候，群众情绪高涨，共同为我们获得这辉煌的胜利而热烈欢呼。
+
+　　这次斗争的胜利，使我们全校的教职学工每一个人都受到了非常深刻的教育，进一步划清了敌我界限，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一致认为这次斗争是很好的现实的阶级教育。过去因为我们政治嗅觉迟钝，敌我不分，警惕性不够，有时甚至认敌为友，以友为敌，听到反动言论，认为没有什么，引不起仇恨，采取麻痺的自由主义态度。就是因为我们不关心政治，给敌人造成活动的机会，让这样罪恶滔天的反革命分子混进我们学校，潜伏在我们革命阵营内部。经过这次沉痛的教训，教育了大家，认清楚什么是反动言论和反动思想，划清了革命与反革命的思想界限。大家纷纷保证今后要加强政治学习，提高警惕，以胜利之师，继续向一切反动思想、言论、和反动行为坚决斗争到底！
+
+　　同时通过这样的斗争，也启发教育了其他一般存在着反动思想、或在个别问题上受到反动思想影响的人，进行自我检讨、反省、扔掉思想包袱、改造自己。对于自动坦白、检讨深刻、表示愿意进步的人，我们不究既往，欢迎他们的进步。
+
+　　这就是“三反”运动里思想战线上，我们获得的重要战果。关于肃清资产阶级腐朽堕落思想方面，我们也同样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春节前后，教师中就展开了清算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号召教师们普遍下水洗澡，改造思想。同学们也积极的对教师提出严正的尖锐的意见，教师也逐渐减除了思想上种种顾虑，虚心的检查自己思想，在师生大会和系会上作了比较深刻的检讨，批评逐渐展开，运动迅速的推进。
+
+　　经过群众的揭发，教师们自己的检讨，看出我们教师中间，思想问题是很多的。有些教师的教学内容充满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甚至是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讲民族史的歪曲民族政策；讲经济的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由于工资过高；讲商业心理的内容是研究商人如何售货时设法迎合顾客心理；有的人把所教的德国完形心理学戴上辩证法的帽子，只在某些地方加上进步词句，而内容则原封不动；讲教育学的只讲美帝和蒋匪的教育方针，而不讲人民政府的教育方针；说到教师修养，则告诉同学作一个教师应以仪容、声音、情绪、品格、学识为标准；讲儿童心理则认为有钱人的孩子智力高，并且声称无产阶级过去受压迫是因为没有文化。这些教学内容，使得同学们的思想离革命事业越来越远，与社会发展背道而驰。
+
+　　另有一部分教师则在“纯技术”“超政治”的牌子下面，贩卖资产阶级的货色：讲企业管理，就毫无批判的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私营企业管理方法教给同学；讲中国文学则以颓废感伤的作品给同学介绍；讲到社会调查，有一位教授竟说“作调查研究工作不要带有色眼镜，美国说苏联是铁幕，而苏联又说美国歪曲事实，这样就使人看不清事实的真相。”这些教师们以所谓“纯学术观点”教育同学，使同学们脱离政治，不重视政治学习。
+
+　　教师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是极端严重的，主要表现为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自高自大、脱离群众、对教育事业不负责任的混世态度。在这次教师检讨中就有人说：“我一切为了饭碗，个人利益第一”，因此在接管前，为了个人保持饭碗，宁肯牺牲同学们合理的利益而不肯得罪帝国主义分子。有的专任教授每周只来两个上午，自称“我是小孩子第一”，对同学的课业、实验都不很注意。讲经济课程的教师告诉同学毕业后可作经理，鼓励同学用功时，就告诉他们说八十分以上毕业后可挣几百斤小米。同学们于是在先生的“教导”下，有人就去多考虑个人的问题，而有了毕业后不愿放弃个人利益，不服从统一分配的情况。
+
+　　这些事实的揭露，使大家进一步看清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腐朽和丑恶，这种思想是在教师中间相当严重而且是相当普遍存在着的。教师们在认清自己的责任重大后，仔细检查自己思想，认识到以这些错误思想来领导同学学习，是对青年们的腐蚀，是对祖国的危害，直接影响了国家建设，并且阻碍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前途。因此绝大多数的教师都对这样的思想建立起仇恨，与同学们一道向着这些丑恶肮脏思想进行猛攻，反复检讨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学术观点、和工作态度，获得了思想战线上的显著成绩，给今后经常学习和不断改造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也有极少数教师，对自己认识不足，或是对过去的一套依依不舍，不敢向错误思想进攻，因而受到群众的严厉批评。
+
+　　“三反”运动是这样一场激烈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使每一个人都受到很大教育。尤其是我，平日思想迟钝，对新鲜事物缺乏敏感，进步很慢，“三反”运动对于我就像吃一付提神剂，使得我头脑较前清醒，看到我以前一直没有看到的事情。
+
+　　（我因自幼受的封建教育很深，又长期为帝国主义服务，思想模糊，敌我不分，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工人阶级，更谈不到什么工人阶级思想。解放以后，人民器重我，把这样一个光荣的人民大学校长的职务交给我，而我虽然主观上也在努力学习，但是旧思想旧影响很深，思想远落后于现实的发展。虽然解放已经三年，辅仁接管亦已一年多，而我对于一个人民大学的校长的任务，认识不够明确，解放后仍是分不清敌我界限，更是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对学校里一切旧传统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就很少看出来，甚至根本看不出来。因为没有站稳人民立场，自然分析事物就是非不明，轻重倒置。在思想上不能领导，在行政事务上仍是因循旧制，很少兴革。对师生思想不够了解，对教学情况未能掌握，又不能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行政领导与群众脱节，上级精神不能贯彻，使得各系各部门负责人失去领导方向，造成严重的自流状态。）
+
+　　“三反”运动以前，我看不见我自己的错误，当然更看不清学校里存在的种种问题。在这次运动里，由于党的正确领导，由于群众的觉悟提高，给行政上、给我自己提出很多宝贵的意见，大家帮助我分析研究，才使我进一步认清我自己，也才使我认清由于我过去的不负责任，给人民、给国家造成的严重损失。
+
+　　解放以后，人民政府确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而学校里仍是资产阶级思想居领导地位。学校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建设祖国的干部。祖国把教育青年的责任交给我们，要求青年们立志作一个劳动者，我们却教导他们剥削享乐；人民要求青年们将来能够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我们却灌输给他们自私自利的思想；人民要求青年们具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水平，我们却拿资产阶级思想来培养他们；青年们要求前进、要求更快的走向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却拖住他们的腿，恨不得教他们走资本主义社会的道路。青年是祖国的明天，是祖国的将来，而负责培养青年的高等学校，作为一个高等学校校长的我，却看不到我的责任是如此的重大，浪费了青年们学习的宝贵时间，直接影响了祖国的前进。
+
+　　在这运动里，我才认清资产阶级思想在本质上是如何的反动、腐朽和丑恶，它并没有什么进步性、积极性，它决不能成为推动人民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力量，实际上是对于革命势力起着严重的消蚀和瓦解的作用，它与工人阶级思想是根本不能相容的，一定要认真的加以批判、加以肃清，不能容许它在我们高等学校的任何一个教师的思想里继续存在。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今天的收获只是我们进步的基础，今后我们要在毛主席、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在觉悟了的群众督促之下，进一步批判一切非工人阶级思想，改造自己，才能完成祖国交给我们的重大的、光荣的任务。
+
+　　 （选自新建设（总）第43号）
+
+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宣传委员会编 《文教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上册），广州：人间书屋，195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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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南京鼓楼幼稚工作中检讨我自己
+
+　　<周淑钟>
+
+　　鼓楼幼稚园是中国首先实验杜威学说的幼稚园，已有27年历史，它的教学历来都是围绕着“活教育”的三大目标进行的。我在鼓楼幼稚园担任主任工作已经6年，足足有4年是以“活教育”的原则和方法来进行教学的。解放两年来，虽经过了不断的学习改造，但由于我的小资产阶级的出身和学习的不够深入，使我对“活教育”的错误，还不知批判。最近先后看到批评“活教育”的文章及陈鹤琴先生的对“活教育”的初步检讨，又经过了一个月的对“活教育”批判的学习，我才深深地认识到“活教育”的本质是直接渊源于反动的美国杜威教育学说的，它是反科学、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害于人民教育事业的。今天我愿意诚恳地来检讨自己，并对鼓楼幼稚园的教育工作作一个初步的检查，但由于我的政治水平太低，检讨不可能全面和深入，希望大家多加批评和指正！
+
+　　鼓楼幼稚园所采取的教学方法就是“活教育”的方法论“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强调让儿童自己想，自己做。一切让儿童自由发展，教师仅处于辅助地位。在儿童工作时间内，以儿童兴趣为中心，儿童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做，有的做泥工，有的剪纸，有的画画，……不喜欢的就可以不做。教师从不有目的、有计划地想法培养儿童对某种作业发生兴趣。对儿童的学习，教师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如图画是按儿童的兴趣画自由画，教师从不教全班儿童绘画的基本方法，因此儿童的图画进步很慢，甚至没有进步。（编者按：幼儿是需要画自由画，但教师不应该完全不加以指导）这种既无计划，又无目的教学就是我们接受并实验了杜威的“教育即生长”的结果。
+
+　　鼓楼幼稚园过去也采用单元教学（1951年4月才废除）。每周周末，预订下周单元。各项活动，都围绕一个中心，如“蝌蚪变青蛙”“苍蝇”“蚊虫”“交通工具”……每个单元都是孤立的，儿童只能得到零碎的、片断的知识和经验。实行单元制教学时，全校没有一个整个的、有系统的计划，因此往往小班的教材反比大班的深。同时每年的单元中心，往往大同小异，使有些儿童在四五个学期中，都是学习重复的单元，不但使儿童的学习兴趣大为减低，而且不能有系统地培养和发展儿童的体力、智力和优良的道德品质。
+
+　　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培养儿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我们的教育是为了满足儿童个人的兴趣和需要。如在开恳亲会前，训练个别儿童天天学讲开会词或欢迎词，目的是为了将他训练成小演说家。教师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个别儿童身上，根本忽视了其他儿童的说话能力的培养。又常选些所谓“具有音乐天才”的儿童用全副精神帮他练习，使他们能在恳亲会上独唱、独奏，以博来宾的好评。由于教师只顾到少数儿童，忽略了大多数儿童，结果造成能力较强的儿童骄傲自满、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而能力较弱的儿童，因没有机会很好的在教师指导下进行学习，成绩愈来愈差，逐渐产生自卑心理，因此毫无自信力，阻止了他们的创造能力的发展。
+
+　　此外，鼓楼幼稚园的教材是没有一定的，因为“大自然，大社会，是我们的活教材。”其教学过程是“实验观察、阅读参考、发表创作、研讨批评”等四个步骤。我们也带儿童到室外去找“活教材”，每星期有一次校外教学，就是带领儿童在学校附近，跑来跑去，向自然界吸取零星知识，碰到什么昆虫或植物就进行观察，然后把虫类捉回来，把植物拔出带回来共同研究。但我们教师对于昆虫、植物并没有深刻的研究尤其缺少系统的理论知识。而活教材是带着孩子到校外采集，碰到什么教什么，事先没有计划没有准备，于是不能解答的地方更多，更陷于忙乱。到处找参考书，找不到就只好东问西问，讨教专家。又一次，我们研讨蝌蚪、苍蝇、蚊虫时，为了不知道它们由卵变化到成虫要多少日子，费去了很多时间，最后向一位生物学专家讨教，才解决了问题。但这种问题对于幼稚园的儿童顶多也只能得到一些片面的、零碎的、没有系统的、狭隘的知识而已。
+
+　　我们的音乐及故事等教材，内容大多是采取或仿效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我们也鼓励会说英语的儿童，教他用英文讲演，如在1947年元旦，参加伪中央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儿童广播音乐，就有中英文的元旦祝词。这种鼓励儿童忘记祖国语言，培养浓厚的崇美思想，不正是由于我们自己先有浓厚的崇美思想的缘故吗？解放后，有的儿童竟不愿意学解放歌曲；有的儿童常以自己的全副美式服装为光荣；有的儿童又常以自己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而骄傲，会说英语的儿童常以英语来谈话。这些有害的教学效果，我们是应该负全部责任的。
+
+　　每学期本园一定要举行一次恳亲会，招待儿童家长、亲属、朋友。每年圣诞节也要热烈的庆祝。恳亲会是需花许多时间筹备的（包括训练儿童，致欢迎词，表演节目等）有时甚至学期一开始，就在准备叫儿童练习恳亲会的节目。这种浪费时间、人力、物力，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得到家长们——特别是过去反动官僚资产阶级的家长们的赞美，以便靠他们代鼓楼幼稚园作义务宣传，下期招生时，可招收更多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子弟，装饰鼓楼幼稚园的所谓“场面”。
+
+　　鼓楼幼稚园所聘请的教师，除几位从教会学校毕业的以外，大多数是陈鹤琴先生的“活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教师间，以会弹一手好钢琴为最吃香。刚由农村来的教师，就有家长提意见，要他们改变服装，“都市化”起来。当时我也接受这个意见，在很短的时间内教师的服装便由朴素而“都市化”了。
+
+　　鼓楼幼稚园到底为谁服务了呢？很明显的是为反动的统治阶级服务的。每年招收的新生，大部分是反动派的上层官僚资产阶级的子弟，他们出入有汽车接送，教师都以有这批学生为荣。虽亦规定有免费生名额，但在浓厚的官僚资产阶级子弟的习气的学校中，有谁敢上门申请呢？
+
+　　由于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作风，因此我们常常夸大宣传，注重形式，喜欢参加出风头的集体活动，如在1947年秋参加反动派基本教育会的展览，展览儿童的生活照片及教具、玩具，以博得“好评”为光荣。平日非常欢迎各界人士来园参观，希望幼教工作者亦能采用我们的“活教育”。过去，来园参观的个人和团体为数不少，我们所传播给他们的坏影响自然也很严重。希望曾受到“活教育”影响的幼教工作者及其他各界人士能帮助我作更深刻的自我批评和检讨。
+
+　　最后我要提一下我的出身和过去所受的教育。我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在教会学校的环境中长大的。求学时已有了严重的崇美思想，从小也接受了“博爱”“要爱我们的仇敌”等统治阶级麻痹人民战斗意志的道德观。曾在帝国主义和蒋匪帮长期统治的上海工作了十余年，沾染了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在解放前这样长的时期里，虽然希望自己“不参加政治”做一个“安分守己”的教师，其实是十足的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以上种种的思想，促使我死捧了“活教育”整整4年，并用“活教育”来教育学生，将“活教育”宣传给其他的幼教工作者。今天，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加强学习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彻底肃清我的反动教育思想，虚心接受苏联先进的教学经验，以改进我的教学工作，全心全意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服务。
+
+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宣传委员会编 《文教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下册），广州：人间书屋，195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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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教育思想的自我检讨
+
+　　<一荣>
+
+　　我从事教育工作已有8年了，但我对教育的目的和任务，比较认识清楚，只是最近两年的事。
+
+　　我生长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几代以来都依赖着统治者生活。后来虽然破落了，但对统治者仍存有很大的幻想。过去，我恨国民党和蒋介石，但由于自己的动摇和怯弱，并没有彻底倾覆买办阶级统治的决心。我赞同革命，但又怀疑它究竟能否成功。我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表示不满，但却在无形中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思想。伴随着中国人民爱国运动的发展，和我们教师当时所受到的惨酷的压迫，使我渐渐靠近了人民，但是，由于我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因此，我在思想上仍保留了浓厚的阶级调和和改良主义的思想。
+
+　　基于以上的思想，表现在我的教育观方面也是非常混乱和错误的。由于我不懂得中国革命是为了什么，所以，我也不懂教育是为谁服务的。因为在政治思想上，我是一个自以为超阶级而实际上是站在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立场上来看问题的改良主义者；所以，在教育思想上，我就主张“教育不过是传授知识”和“教育与政治无关”。
+
+　　记得1945年的春天，我在黔北一个县份里教书。我所教的学校是一个县立中学，校长是中央大学公训系的毕业生，而总务主任则是当地一个大地主的儿子。校产除了部分的校田之外，主要是由运盐专利所得利润来维持的。至于学生呢？绝大多数都是地主、富农的子弟，出身贫农和雇农的可一个都没有。我当时担任的是一个专任教师的工作，每天上课下课，不管闲事，自视得十分清高。在表面上，我很同情当地农民全年都没有白米吃，和愤懑土地剥削制度，我也曾标榜自己下乡教书是为了“农村教育”。其实，这是什么“农村教育”呢？我曾为半个农民服过务吗？我天天教的是地主阶级的儿子。我对着一班地主的儿子们，传授着我自己的思想，和旧教本中有毒的思想，我并没有教育他们去批判他们父兄那种不劳而获的，剥削农民的思想和生活，我并没有帮助他们建立劳动的观点。虽然，我那时也有宣传抗战，反对日帝，但我并没有使他们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只是盲目地启发他们去爱国，引导他们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思想道路上。在历史知识的教授方面，我也宣传了英雄创造历史这种唯心论的错误思想，夸大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我并没有认真批判旧教本中为统治者辩护的错误传说，而去阐明劳动人民创造历史这一个伟大的事实。
+
+　　从以上的教育观点看来，我从事的是什么教育呢？我能负得起历史所赋予我们的教育的任务吗？我的工作算得上清高吗？不，我不能有系统地向我的学生说明地主阶级的剥削本质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这就说明我不能负起中国人民应有的反封建反帝的任务，我也就违背了教育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我不但不能算得做“清高”，而且应该说是反动。因为在客观事实上，我是为地主阶级而教书，教好了他们的子弟，使他们更有知识去剥削农民。这样，我的教学工作，就是违背了工农人民大众的利益。
+
+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回到南方来，在广州也教了几个学期的书，我的教学态度仍是一样的。所不同者，只是这回的对象，主要不是地主子弟，而是官僚买办阶级和城市中的商人子弟而已。
+
+　　新中国成立以后，革命未必成功的思想给轰走了。只有工人阶级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才能得到胜利，这一巨大事实教育了我。更经过一年多的学习，使我渐渐认识自己的过去。一年来，抗美援朝运动、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宣传，使我逐步认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中国人民危害的真相，几千年来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对农民的残忍，和反动统治者卖国与剥夺人民利益的全部内容。再经过近百年史的学习，我初步认识了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错误。改良主义在中国历史上注定了失败的道路；而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可能使中国人民翻身起来。
+
+　　我初步接触了这些理论，但还不能完全应用到自己的教学工作中去。比方，在我的班主任工作上，现在还未能完全贯彻为工农服务的思想。一般商人地主的子弟，他们还有很浓厚的不爱劳动的剥削与享乐的思想，表现在学习上，他们懒惰、自由散漫、不实事求是去学得知识，原因是他们好些人中在经济上仍有恃无恐。他们不打算学好本领将来去为人民服务，优越感和享乐思想仍很厉害。遇着这样的学生，我会耐心去教育他们吗？我会以最大的忍耐去使他们认识自己这种剥削思想的错误吗？我怎样去批判他们这种人生观和帮助他们建立为工农服务的思想？遇到家庭贫苦的孩子时，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子弟时，我有没有认真教育他们，以正确的思想武装他们，并鼓励他们去认识自己的责任，纠正“我穷”、“我不幸”的错误思想？我们要为工农服务，就要具体，不能只从理论出发，教育学生建立劳动观念，建立为工农大众服务的人生观，也是从工农人民利益出发的。新中国的政治制度，我们使学生认识它、信仰它，也是为工农利益服务。比方，在教学内容方面，我有没有贯彻这种思想呢？在教学方法上，我还残存有资产阶级的“学生本位”思想吗？这些问题，我是未彻底解决的。最近，我学习了许多对美国杜威教育思想批判的文章，才有了较深的觉悟。
+
+　　最后，我还要指出一点错误，就是我对教育工作的雇佣观点和没有专业思想。我一向就不愿意将教育作为我终身的事业。我的专业思想是在最近一年才确立的。记得我从师范学院毕业出来的第一年，为了要实习，在广西一所中学教书，但只教了半年就立刻转去当新闻记者了。但当了不久，又回到学校来教书。那时，我的心情是无可奈何的。我一心梦想着自己将来要做一个作家，因为作家更容易出人头地，更容易满足我自己的名誉地位思想。因为我有自己的理想，对眼前的教育工作就漠不关心，机械地把它看成为一种可以找饭吃的职业，只要校长请我，饭碗就无问题了。我对学生的学业前途是不负责任的，在我的职业思想上显出极大的雇佣观点。除了对学生不负责敷衍、鬼混之外，我还十分不甘心当一个教师，常常想跳出去。自视很高，以为教育工作太平凡，自己的才能该可以干一番更大的事业，自己来当教师，大有“大材小用”之感。我终日不安于位，我把教育工作看成为是暂时的、过渡的。由于有这样的过渡思想，使我教不好书，也不能全心全意做好人民的教育工作。
+
+　　过去，我不懂得教育工作也是社会建设之一，我更不懂得担当了社会建设是一种光荣。可是新中国成立了，毛主席伟大的人格思想教育了我，使我认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任务，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去教育青年一代，使他们能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自觉的、积极的建设者和保卫者，并教育他们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迈进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开辟道路，准备条件。这种任务，是何等有意义的工作！教师的工作是光荣的。
+
+　　作为一个光荣的教师，我们的责任是重大的，我们如果没有一定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就不能担当这一工作。过去，我政治水平低，今天，更要好好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建立自己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不断提高政治水平，使自己能够肩负起为祖国教育建设的工作。
+
+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宣传委员会编 《文教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下册），广州：人间书屋，195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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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消灭头脑里的肮脏思想
+
+　　<汕头市第九小学　李盛材>
+
+　　我常常自作聪明的下个这样的结论：“不承认自己错误的人，是一个怪可怜的人。”可是我自己就是一个这样的可怜人。
+
+　　我总是自以为了不起，目空一切，好逞能干、好表现自己，有时侥幸弄出一点小成绩，便沾沾自喜，心里想：“还是老子本事强！”解放前，写了一篇童话，题目是《聚会》，内容是写马牛等聚会在一起，讨论怎样反抗人类剥削，准备流血斗争。这篇童话在报纸上发表后，更是扬扬得意，逢人便说，宣传介绍，不遗余力，自以为“寓意甚深”，是一篇具有思想性的进步作品。解放后，人家学习紧张，我却若无其事，连看报也松了，强调“工作忙”、“身体坏”，其实骨子里是这样想：“人家落后呀！当然要学习，‘老子搞通久矣’！如果有人说我思想出毛病，那是完全与事实不符”！
+
+　　汕头未解放前，一个朋友鼓励我到解放区去，我暗自弹算一下，这条路倒不错，因为局势越来越分明，如果参加了几个月的革命工作，便可回来接管接管，倒是“光荣”事。于是我不再犹豫，打起衣包，准备“革命去”！但给老婆一哭，我心便软了，结果连想“混”到革命队伍去的念头也打消了。我，就是这样一个懦弱而且卑鄙的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
+
+　　解放那一年，我开始在汕头一间私立小学教书，他们分配我教二年级的国语，我气极了，想道：“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好吧，就拿点颜色给你们看看。”于是思想上才静下来。教了一学期，居然要我负责“教导主任”的工作，我表面上再三推辞，并说：“这是一件危险的事，叫一个不识路的人带路。”可是，回到家里，我却得意忘形地倒在床上，望着天花板，自言自语说：“毕竟还有识货人！”
+
+　　干了一学期的教导主任，因为工作全无计划，情绪忽高忽低，偶有一得，便盛气凌人，好为人师，假使碰着钉子，便怨东怨西，垂头丧气，乱发牢骚。过了这学期，我到第九小学工作，这回可不敢骄傲自大，有事多请教同事，于是人家说：“老李联系群众不错呀”！但如果细心检查一下，我的联系群众是完全筑在“一团和气”上，“只道人之长，莫说人短”的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大家碰着客客气气，求其“平安过日”。因此，人家又说我是“温情专家”，我听后好不高兴。
+
+　　这学期，大家迫切求进步，开了批评会，我也对同事提了一些意见，人家说：“老李眼光准，提的中肯。”我不觉踌躇满意说：“这证明我并不是温情，主要是大家有没有接受批评的态度。”
+
+　　谈到教学，我在上学期以前，脑子里从来没有“课前准备”的影子，上课前最多是翻翻字典，查查生字，上课时便信口开河，东拉西扯。记得前年暑期在少年学园时，我负责六年级的国语，每逢上课，谈今论古，不顾离题万里，滔滔不绝，有时用几句好似“幽默”的术语，惹得哄堂大笑，一个学生这样说：“李先生有办法，他一来我们就提神醒脑！”我也引以自慰，沾沾自喜，觉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
+　　我检查起我的思想根源，是和我的阶级出身分不开的。我出身于地主阶级，父亲是个官僚，我在他的影响下，总想“向上爬”，梦想飞黄腾达，存着浓厚的剥削阶级思想和个人主义。读小学时，因为总是考第一，父亲又教我读一些古书，所以几句文句写来不算差，老师和亲友们也称赞了我，这便使我“一向自负甚高”。17岁，喜欢写一些似通不通无病呻吟的“文章”在报章上发表，更觉得了不起，我的个人英雄主义于是便发展到了最高峰。我又检查我对旧社会的看法，虽然我痛恨旧社会，痛恨国民党，解放前也曾大骂国民党祸国害民，非打倒不可（注：还不敢公开骂），但是对于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我是完全不清楚的。我恨国民党，一语道破：因为我从前有一个时候找不到职业，当衣卖书，才勉强过日子，如果是有机会可以“向上爬”，可以骑在人民头上，或许对国民党不会不满意吧！
+
+　　我是这样一个不虚心认识错误的人，在团内（我是一个不配称团员的团员），同志们批评了我，起初我真难过，想了几夜，才觉得同志们所提的并不冤了我，可是我改过改得很慢，而且好多地方根本没改变，从来也没深入的把旧思想挖一挖。最近，我们敬爱的毛主席为我们敲了警钟，给我们指了出路，展开思想改造。于是我看了人民日报登载了许多关于自我批评的文章，他们都大胆暴露，无情批判；又看了去年12月号的《教师月报》他们是那样认真地分析自己错误的思想，那样顽强地向旧思想、旧意识作尖锐的斗争。真叫我大为感动，我的思想起了变化，我整整想了一个多星期，觉得人家实在不错呀，处处比我强得多，但是检查起来，还说“百孔千疮”。我呢？该用什么文句来形容才相称。我检查我在工作和教学上是这样偷工减料，欺人自欺，我开始觉得“因为怕痛、怕羞而拒绝医生诊查病状和隐瞒病状的人，脓疮必然会继续溃烂下去”（“教师月报”12月号短论）的危险，于是我感觉到非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不可。
+
+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早就指示我们：“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是的，我现在愈来愈感觉到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温暖和幸福，也愈来愈感觉到作一个人民教师责任的重大和光荣，我深爱自己的祖国，我对自己的工作有了信心，觉得愈干愈有前途；我一定有决心地在青年团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好好进行思想改造。我发誓：我买到“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后，一定联系实际，认真学习，决不再保持过去那样走马看花不求甚解的学习态度。逐步提高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争取作一个不打折扣名符其实的人民教师，教育天真纯洁的儿童们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
+
+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宣传委员会编 《文教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下册），广州：人间书屋，195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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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3/000076.txt
@@ -0,0 +1,71 @@
+# 钱基博的自我检讨书
+
+　　<钱基博>
+
+　　[资料写作者：钱基博，钱钟书先生的父亲，华中大学国文系教授。此检讨书为钱基博1952年6—8月在华中大学思想改造运动开始所写。 资料提供者：周洪宇，教授，现居武汉。]
+
+## 开场白
+
+　　思想改造，当得自动，不能被动；不过人类通病，自屎不觉臭，旁观者清；所以发动群众，帮助自己改造；最好自己不要掩藏自己的思想，欺骗群众，得到通过；宁可通不过，将我心里症结所在，赤裸裸地给群众看；通过，固好；不通过，正好鞭策我自己的反省!我现在检讨我自己的思想，不过有些思想，根源知识；有些思想，涉及环境；所以检讨不能不涉及多方面。
+
+## (一)我的思想，多方面接受；不过不放弃我中国人的立场。
+
+　　人家说我思想顽固；其实我的思想，多方面接受，从不抗拒任何方面的思想；不过不容许我放弃自己是一中国人的立场，这是无可讳言的，而且我自认为当然的。
+
+　　我祖父教书，我伯父和父亲教书，我同堂哥哥和自己的亲哥哥都教书。我从小跟着我伯父和父亲、哥哥读书；因为我祖上累代教书，所以家庭环境，适合于“求知”；而且，“求知”的欲望很热烈!我十一岁，读完四书五经不算，加上《周礼》、《尔雅》、及《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纲鉴易知录》，自己当小说看过一遍；下年十二岁，碰到戊戌政变；我父亲要我知道一些时务，定（订）《申报》一份，每日晚上，督我自己用朱笔点报上论说一篇，作余课；偶尔我哥哥借到人家看的《格致新报》，乃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发行，月出一期，中间登着严复译的赫胥黎《天演论》；我读了，觉得耳目一新；从此对于生物学，自然科学发生兴趣。有人告我“研究自然科学，必懂算学”。然而闭门家里坐，无师传授!我和我的弟弟商量自己学；向母亲要钱，到书铺买到《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几何备旨》及《八线备旨》四种；所有习题，通通演过；如有题演不出，则和弟弟两人相互咨讨；从此舍弃经史，认为不切时务；而一心想研究科学，然而苦于无钱买科学书看!有时即瞒着父兄，取家中藏的经史，到书铺去换取上海制造局出版各种物理化学书看。从此求知之范围，推而益广。戊戌亡命客及国内留学生在日本出版各种杂志，亦时向书铺借着看；梁启超《新民丛报》，尤合口味!那年壬寅，我年十六，读了梁启超作的《中国地理大势论》，殊未满意；因为梁氏译日本人著的一篇论文，而自己附一些意见进去。我就拿自己的意见，做了一篇《中国舆地大势论》寄去，约四万多字，在癸卯年《新民丛报》登出，连续了四期。梁启超且给了我一封信，鼓励我。因为我看到西北地方文化，自唐以后，停滞衰落，讲到东南文化，受之西北，当还以灌溉西北；不免说得过火，惹起于右任的怒，和我打笔墨官司。那时，上海交通大学，先叫作南洋公学，早已开办。苏州成立高等学堂。我父辈裘葆良先生，劝我父亲送我兄弟去投考。我父亲因为负担我兄弟两人学费，不免太累；踌躇。我兄弟亦知道家庭的经济，不敢要求。我们那时做青年，不比现在青年，能够得到社会的重视，政府的照顾；所以我始终未受到学校教育。一切知识，只靠我自己力量去追求。我当时应《国粹学报》的征文，得到银币二十元的奖金。因为我读了同乡丁福保著的《东文问答》一书，略懂一些日本文；就拿这笔奖金，寄到上海日本书店，买到许多日本文自然科学书，约二十多册；其中最大者，为饭盛挺造《物理学》，三厚册；三好大《植物学》，两巨册。我自己看，日本文尚无大困难；而内容不够了解；尤苦于物理学，得不到仪器实验!我姊丈曹仁化约我组织理科研究会，纠合同志四十人，每人出会费四十元，买仪器，请讲师。华实孚先生讲物理和化学；顾绍衣先生(中国最早研究飞机制造之一人，民国元年《东方》杂志登载先生飞机论文许多篇)讲动植矿物和地质学；皆吾乡老理化会员。教本用日文本，由会员与讲师协定；物理学即用饭盛挺造本；会员不懂日文者多，指定我译成中文，用誊写版印发。会员年龄最高者，四十多岁；我年最轻，每日听讲六小时；晚上译日文，有时亦替会中同学，补习代数几何；原定两年毕业，无寒暑假，后以教材多，延长半年；第一年会费四十元，以买仪器不够，加缴十元，共五十元；我母亲允许替我出。第二年，因为里中大姓薛氏请我教儿子算学，每日下午去三小时，有月薪二十元；我可以自己出了!那时，我年十九岁，从此打开职业的门，直到现在六十六岁，总算社会照顾我，没有一天许我闲过。我没有一天失业，我也没有一天不配合着我的职业，开拓我的知识；有的伴着当前的环境；有的跟着时代的演变；我把握住时间空间，从不抗拒任何方面的思想；不过我先天是中国人，我有我深根固柢的民族文化素养；一切新事物，我有我中国人的看法。譬如“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罢!我们古人说“专欲难成”，又说“谓人莫己若者亡”，就是教我们走群众路线，不要“自私自利，自高自大”!又如当前三反运动，我给朋友的信说：“二三十年前，我和人家讲：‘不贪为宝’，‘俭以养廉’，‘集众思，广众益’，这一切话，无不看作老生常谈；而今乃给吾们以人生之现实体验!”我们子孙不肖，我们祖宗何尝容许子孙做!新社会何必不与旧道德一致!我们不要拿外来沾染之民族污点，就看作先天之“民族文化”；充分认识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民族乃有前途!我们现在贪吃懒做，生活腐化；如果我祖宗早就如此，必然绝子绝孙，早经人种淘汰，必不能有四千年之悠久历史，牢守着一万多方哩之广大地产；所以我从不看轻自己一个中国人的立场!
+
+　　我的思想，和胡适思想不相容；而毛泽东思想中，未必不容许存在！胡适主张全盘接受欧化；他的考古学，也是自己打自己嘴巴，一味替西洋人吹；西洋人的文化侵掠，只有降服之一途；绝不承认民族文化！然而民族文化，在毛泽东思想中，有其相当立场；《毛泽东选集》人人读，不必我多谈！
+
+　　我认为社会主义，须看作民族文化之复活；而后社会主义，乃在中国深根不拔；国际主义乃与爱国主义结合!此中存在许多矛盾，当然有；然而矛盾之中，要理会到统一；毛泽东《矛盾论》，也曾明白指示我们。
+
+## (二)我的社会意识很浓厚，而革命性则缺乏。
+
+　　也有人说我不近人情，因为我不容易和私人妥协；尤其不受人抬举，人家不容易亲近我!其实我的社会意识很浓厚；我不甚沾恋自己利益以出卖自身，出卖社会；不过我缺乏革命性，当然也有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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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前二年，我年二十三岁。江西按察使陶大均读了我的文章，认为我青年可以有为，就托我同乡廉南湖先生介绍，邀我到江西去筹办司法改良。我一到江西，看到司法黑暗重重，省城发审局刑讯酷滥；按察使署刑幕把持。首席刑名老夫子陈绳之，徒子法孙，播满全省各府各县；府县人民上控案件，几乎无一准理!陈绳之因为我是陶臬台特约的人；我一到，就来看我，和我商量，案件不必过问，各府县一年四季节敬(端阳中秋，冬至和年)分我一股。我当然坚决谢绝，恐怕他心里不安，告诉他说：“陶臬台约我来，商量司法制度如何改良；并不要我问案件。老夫子办案辛苦；府县节敬，我如何敢分润!”因就和他商量司法改良，当前从两事下手：一停止刑讯。一改良监狱。他一口赞成。我草一说帖，上陶臬台。陶臬台人极长厚，认为积习难挽，然而不妨做；商量先从省城发审局做起。发审局提调，系南昌府知府；我的说帖交去；发审委员一致说：“刑讯停止，供无从问!”此事就告搁浅!我退一步，想专致力于监狱改良；我去看新建县知县梁某，请求参观监狱。梁知县陪我巡视一周；当然讲不到“人道”两字；然而我觉得走马看花，不够了解；因为典史管监狱，典史衙门就在监狱旁面（边）；自己请示在典史衙门住半月；吊（调）监犯名册，每日提一两个犯人，随便闲话。梁知县大不安，早晚来陪我谈天。我劝他回去治事，不要陪我。他不肯。住了三天，我也只得回去，见陶臬台，告以所见。陶臬台恻然，筹了一笔经费，并且自己捐了二百两银子，交梁知县，吩咐他：“监房一律离地五尺，铺木板。监沟淤塞，一律开浚。”梁知县亦捐了俸银一百两。又指名一老犯人，所谓龙头者，以其虐待同犯，无恶不作；由梁知县自己吊案重办，详申改徒为流，充军到边远地方去；讲不到如何改良，暂时减少一些残酷!到了明年，陶臬台死在任上，我也就回家乡；然而问刑衙门之刑讯不人道，深深埋在我的心头!适江苏谘议局成立，同县当选议员七人；我就致书请他们提案停止问刑衙门刑讯以重人道。谘议局方在准备提案；而我有个表兄孙鹤卿，年龄大我十五六岁；他乡下仓厅，吊打佃户两人，致伤。我写信告诉他，认为不对，劝他约束管事，抚恤佃户，养伤退租。他置之不理。我发怒，叫受伤佃户到县验伤，告他的管事孙渭波。当时无锡县知县赵某，不知道孙渭波是孙鹤卿的管事，验准伤，就出票拘提。孙鹤卿是浙江候补道，在乡，任信成银行经理，无锡县商会会长。我舅舅及表兄表弟，京官、外任官都有。赵知县当然不得罪于巨室，知道谓波是鹤卿管事，出票是拘错了人；然而佃户伤已验准，案无法销；就一面将案搁，一面托人向我疏通。我说：“我非和鹤卿一个人下不去；我要使一般豪绅，明白佃户亦有人权，私刑拷打之非法!”我就联合常州府八县同志，呈请江苏巡抚程德全，申明法律，严禁各大姓仓厅私刑拷打，通饬各县，勒石永禁。程巡抚批准行县。我就据了到县催审。辛亥革命起了，我的朋友秦效鲁起而组织无锡军政分府，招兵一团，军饷须有人筹，邀鹤卿出主军政分府财政部，代他疏通，居间仲裁，退佃养伤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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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政分府，最初我亦参与，然而革命虽然成功，人民并未抬头!一般国民党员，暴横不可以理喻，视旧式绅士尤利害!所有地方恶霸，争求入党，作护身符；一隶党籍，言出为宪；良懦惕息，恶霸抬头；军政分府的人，欲得党为后盾，又多藉手假公济私，勾结一起。我一开口，就说我不革命，乃至杀人不问供；以农民抗租，派兵下乡，强奸女人；乡民抬妇女入城喊冤；兵士拦阻不许。我入告秦效鲁，虽派军法官出验妇女的伤；而以革命军人，含胡了事!秦效鲁疑我别有作用，私交因此大伤!我就自动退出，觉得革命并没有像理想一般美妙；革命仍是以大众的痛苦，造就少数人的地位与煊赫；革命情绪，从此萎缩。我回家，闭了门，研究法国革命史，要看看外国人的革命，比我们怎样。乃知道一样糟；法兰西文明古国，并不高明许多。我的弟弟得到两大册张东荪译的《美国平民政治》，送给我看，其中说到美国选举费消耗之庞大；民主共和两党争取选举之花样百出，大资本家之把持选举，非法图利；以及地方小政客之贩卖选民，弋取一官半职；举国若狂，真非我一个中国人所能想象；然而中国命则革了，民主前途，实不能想；当日只想自己少造孽!到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陆军总长黄兴，以张勋蟠踞浦口，任我同乡顾忠琛做援淮军总司令，派人到无锡邀我去代理副官长；后来南北议和成功，援淮军改编陆军第十六师；我仍原职，随司令部移驻镇江。苏州周怡春持国民党党员证，来司令部，征求入党。我意稍踌躇，欲考虑党纲一二日。周怡春肝火甚旺，骤然发怒，说：“你不依我签党证，以后没有你的地方吃饭!”我也怒，应道：“革命仅为自己混饭吃吗!”怡春愤然带着党证走!我当日看到革命军人嫖赌腐化，不问军政!陈其美是个革命领袖，做沪军都督，而有杨梅都督之称，恬不知羞!即就我自己在十六师说罢!副官处禀承参谋处，而参谋处常常无人；一到晚上，司令部只有卫兵，守着几十间空屋!明知军佐非我本行；不过既然做了，也得做一行，像一行!我向师长献议，参谋官值日；然值日参谋官，也往往跑掉，无法接洽!我心中实在气闷；我就拿着日本参谋部颁发一本“参谋须知”小册，乃一日本留学陆军朋友寄给我的；我就译成中文，送给参谋长李竟成看，搁在他桌上半个月，未揭一页!我就自动取回，添入一些中国兵家理论，改题做“参谋论”，寄上海民立日报，登载了半个月，颇有些反应；然而来通信者，都是些非军人；足见革命军人在当日，并不认为打仗要什么学问!后来宋教仁被刺，江南革命空气极浓。有一天晚上，顾师长在公馆来电话招我去，问我意见 我对：“第二次革命不免；不过胜利无把握!”师长问：“何故 ”我说：“别省不知道!现在江南营连长以上军官，有些非军队出身，作战能力本差；有些军队出身，而是从前第九镇新军目兵，因为参加革命提升；从前执枪，能够发枪；发一粒子弹，杀一个敌人；而今握着指挥刀，并不能指挥，而发一粒子弹之用也失了。”师长默然。既而江苏都督程德全改编江苏陆军，成立三师。第十六师司令部取销了；我调都督府差遣，其实回家闲住；不过每月须到南京应一次卯，领薪；我觉得这不是事；我索性呈请都督府，开去差遣职务；另做打算。回家不两个月，第二次革命发动，立即失败；袁世凯成了一世之雄，唯我独尊；南方政客，纷纷到北京去活动；直隶都督赵秉钧，不知听了什么人话，忽而来一函，聘我去做秘书。当然我非国民党；黄兴之以我江南发动第二次革命，卤莽灭裂，自己一走了事，地方受累无穷；在我江南人心里，当然恨；然也未必就愿向袁世凯服输；除非混饭吃。我想饭吃，我不愿混了吃，就回信谢绝了!然而我当时，年未三十——二十七岁，上有老父，下有一妻两子，手头无一些积蓄，目前一家吃饭，亟须打主意!我当日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在本地当个绅士，地方上亦尚有人信用。一条路，靠我笔下尚来得，外间也有人知道，投到北京去活动，做一小政客。不过我觉得我自己有些危险性!我身体不健康，胆气也不够；不过我有些小聪明，能用吾脑，碰到一些事，能够正反面看，不同普通人的只看表面；万一被人利用着我打歹主意，我将误用我的聪明害人!所以我决定选择一环境，限制我的用脑，没有机会打歹主意；还是教书!恰巧我的朋友沈西园，是我理科研究会同学，在无锡县立第一小学教国文兼理科；中途有人邀他到江苏高等审判厅去当书记官；学校的聘书须到暑假期满，要觅一人代课，每周授课二十四小时，兼一级任，月薪二十元；来和我商量。我欣然答应；从此做教书匠，回复我祖父三代老本行；其时为民国二年十二月，直到今天，历小学，中学，师范以到大学，总算教课没有什么讲不下去；有些学生觉得我顽固，然也感到我认真勤恳，和我亲近；我对学生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宁可我犯着错误，决弗口不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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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极爱护所在之学校，然而决不顾恋自身在学校之地位和利益。苟其和我中国人的立场有抵触，我没有不决然舍去。其一，为我之去上海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大学，系教会大学；我进圣约翰，因为孟宪承先生邀我。我和孟宪承本不相识；孟宪承在中学生时代，读过我写的辛亥革命军人“吴禄贞传”；又听得人说我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教国文认真；就到无锡来看我，说：“江苏省教育会黄任之先生，参观南京上海各教会大学，认为学生认真读英文，而国文课绝不当一回事，几乎忘掉自己是哪一国的人!国文教员，也有若无；向各教会大学校长提议整顿国文课。现在圣约翰校长卜舫济，邀我去当国文主任。我想非得一位于国文有坚强自信心，不怕和学生麻烦者同去，恐风气不易挽转，幸勿见辞!”我当日听了，认此一问题严重，一口答应去。及到圣约翰，一上课，方才知道学生上国文课，只自管自手里拿一本英文书读；国文老师，则在教台上，摊一本国文，低着头，有声无气的自管自咬文嚼字，而绝不过问学生手里拿的书，是国文，还是英文 乃至点起名来，则正襟危坐着，叫：“密斯脱某”！“密斯脱某”！一六十多岁之老孝廉公，也不能例外。不但学生忘记掉自己是中国人，即国文老师，也自己忘其所以。我第一堂点名，不喊“密斯脱”，学生便觉听不惯。有些学生，一听自己名点过，便出课堂，自管自去!我想我不和学生先申明约束，我不决心和学生以去就争，我如何教得下去。明天第二堂，我不点名；我开口第一句问：“诸位!请问是哪一国的国籍 ”学生目瞪口呆，无一人对。接下去，我就说：“诸位!毫无问题是中国人；然而诸位一心读英文，不读国文；各位的心，已不是中国人的心!我听说诸位到圣约翰读书，每年花费须五百多元；我想诸位家里，花了五百元一年，卖掉你们做外国人!我想诸位祖宗有知，在地下要哭!我今天已不是圣约翰雇聘的一个国文教员；而是一中国父老的身份，看你们作子弟，挽你们的心，回向中国!我想你们不愿，也得愿；因为你们身里有中国人的血!”我意气愤昂，声音愈说愈响；而学生仰面朝着我，寂然无哗!我知学生心里已感动，就提两点：“一，以后上国文课，不得带英文书；如带，我必没收，送教务处。二，本系系务会议，议决我开文学史一课，提起诸位兴趣；我不想讲古代文学，惹诸位的厌；我想讲近三十年文学演变以到胡适，其人皆现在；而姓名，皆诸位在报上看到，必能发生兴趣；然而旧演变，形形色色；中国四千年文学之演变，亦可缩影到此二三十人身上，作一反映!诸位如赞同，举手!”四十多学生，一齐举手。上课不到一个月，学生兴趣大增，常常带着讲义到我房间来，觉得闻所未闻!我写现代中国文学史，就是在圣约翰时起手。那时，上海有四个大学，代表“嫖”“赌”“吃”“着”四字；圣约翰大学，沾“着”字；学生无不西装笔挺。冬天，有一学生穿新大衣，华贵异常；许多学生围了他问价；他得意地说：“伍拾元!”我见了，就笑说：“一个人伍拾元；如果同学每个人看了样，做一件；现在圣约翰大中学同学，合八百多人，积少成多，西服店很是一笔生意；然而一切材料，来自外国；圣约翰学生，就变成外国货的推销员；一天一天下去，我们中国就不行了!我们在外国人办的学校读书，要学他的科学，不要学他的生活；学他的生活，我们自身就成本国漏卮!”也有学生穿了西装，和着我说以为不错!我很高兴，觉得一个人的国民性，终是不可汩没，只愁没有机会启发。我在圣约翰，第一年聘书，一年期满；到了暑假期近，送来聘书，续聘三年。然而开了年，是民国十四年，五卅惨案起，英国工部局开枪打死许多手无寸铁的中国人；那时，我对于政治，实在不感兴趣；不过那天我恰路过工部局，看见中国人的血汩汩沾衢；三道头带领着印度阿三，三三两两，骑着马，背了枪梭巡，耀武扬威；心中有些气不过；然而回到校，中国同事相看着不发一言!明天是六月初一，我早起第一堂有课；上堂，我第一句开口，就说：“我提议我们今天静默十分钟，自己想一想!我们中国人讲孔孟之道，不过‘仁’‘义’二字!现在我们眼看着许多自家人无缘无故被打死了；我们自管自读书，心里没有一些同情；不得算做‘仁’!我们眼看着外国人打死我们自家人，不开一句口，不伸一伸手；‘义’气何在!”午后，学生会通知教授会，响应本埠各大学，一致罢课。孟宪承召集国文系同仁会议。孟宪承说：“就教师立场说，断无赞成学生罢课的道理；然而就国家立场说，岂有坐视我们自己人，被外国人杀死的道理!”我应着说：“礼，大功辍业；辍业，就是读书者不读书，办事者停办事；大功，是从伯叔，从兄弟死了，服九个月的丧。现在我们同胞被外国人杀死许多，至少比得从兄弟，从伯叔的丧；我们罢课表示哀悼，也是理所当然!”到了晚上，卜舫济校长召开教授会；国籍教职员，无一开口；只听得英美同事操着外国语，意气扬扬，咭咭呱呱。我起立说：“工部局这件惨案，关涉到我们中国人许多性命；我一个中国人，有权利要求知道究竟什么罪名!外国先生的话，我不懂；我请求校长指定一人翻译给我听!”有一美国人激昂着说：“圣约翰在英国工部局管辖之下；如果容许校内学生宣传反英，这是叛逆行为!况且中国人一碰到匪祸兵灾，就逃到我们外国人租界里来；也当得共同维持租界的治安!”我听了，实在受不住，就起立说：“我今天要操我们的国语，说我们中国人心里所要说的话!我们中国人，手里没有一根枪；在英国工部局门前，杀死许多，尸横血流；假使这件事发生在你们美国；你们美国人，恐怕早已和英国人打起来；决不像我们中国人没出息，现在还在这儿请求您卜校长答应罢课!卜校长和在座诸位外国先生，都自认是中国的好朋友；然而我们中国人被英国人杀死许多，连我们喊一声冤枉都不许!我们不敢自己忘记是卜校长聘任的一个圣约翰教员；然而尤其不愿忘记自己是一中国人!我请求孟先生翻译给外国先生听!”孟宪承一面翻译，一面挥涕。国籍同事，亦渐激昂，纷纷发言。然卜校长坚持不许学生罢课!其后投票表决，三十一票对十九票通过罢课。然而卜校长又声明：“校长有自由处分校事之权，绝不受教授会的议决案束缚!”中间几经波折，终究学生散学，成立光华大学，都见报纸，不涉我个人思想反映，而表示我所以脱离圣约翰的理由。其次，我之脱离清华大学。清华，是美国退回庚子赔款办的；原系留美预备学校，那年，筹改新制大学，就招孟宪承和我一同去了。清华的洋化生活，和圣约翰一样；而同事的拜金主义，尤其严重!同事谈话，公开的计较薪水多少，却是我到清华第一次听到!有一次，曹云翔校长，因为校中酝酿风潮，召开教授会。同事纷纷发言，有一位声诉薪水的不平。我当即说：“我们不要谈薪水!我们的薪水，是美国庚子赔款；庚子赔款，是全国四万万人，吃了许多苦的血债!我们拿来受用，心里本觉得难受；少拿些，少担些罪孽，也心安理得!”薪水问题，会场上就算一句话抹过!散了会，我就拿这一层意思，写信告诉我弟弟，并且附加几句话，说：“现在读书人，眼睛只看见钱；不问钱的来源，干净不干净!这样惟利是图，从前人讲的‘见利思义’，没有人肯去思；只要有人给他钱，一切可以做；照此下去，中国前途，不堪设想!”不知道怎样，上海申报附张自由谈，将我信里这一段话登载了!有一天，在校内工字厅，碰到余日章的弟弟余日宣，就指着这一段自由谈问我 我知道此君心地极厚，并无恶意；我就向他说明我的意思。余日宣也以为然。那(哪)知后来有人告我，曹校长因此很不痛快我，且嘱向我致意，不要发不利本校的意见。我就答：“很容易!曹校长认我不利本校；我到暑假跑就好了!我也知道现在全国大学的待遇，没有一个比得上清华!这一只金饭碗，没有人舍得抛；我有决心抛给曹校长看。”到了暑假将近，校长室送了续聘三年的约书，我就退回了!校长室送了三次，我勉强接了；然而我一回到南边，我七十八岁的父亲死了；我心里悲哀，我决心不去了!后来我知道曹校长很后悔。这是我脱离清华的所以。最后一次，是民国十六年暑期，从前南京的东南大学，改组第四中山大学，校长张乃燕招我去当国文系主任；我住了半个月就走；外间尤莫名所以!我和张乃燕一面不识，到今未见一面；突而一次两次的信来，招我去；最后托孟宪承君(当时任第四中山大学秘书)致意；我同乡胡刚复任理学院长，也来电催。及我去，而张校长不在南京；晤文学院长梅光迪，乃知国文系须从新改组；而各方面推荐教授、副教授的信，已成堆!梅院长告我从中挑选，提名呈校长聘任。我说：“我不能以意去取!教授，副教授，有相当之资格；聘任有聘任之规则；不能随便听人推荐!我们须得东大从前教授，副教授及讲师助教聘任条例一看，斟酌起草国文系聘任条件，呈校长提教授会通过；然后拆推荐信，按照条例提名呈校长聘任，乃无流弊。”梅院长就嘱我起草；然而谒客纷纷，有认识，有不认识；有一天，梅院长领一先生到我房间，说：“你和钱先生谈罢!”又向我说：“这是支伟成先生；蒋总司令介绍给张校长!”支先生拿着蒋中正的信，给我看。我说：“总司令给校长的信，我不敢看!不过我觉得总司令可以委任一军长，师长，而没有资格聘用一小学教员；因为不在他职权以内；并且小学教员，需要那(哪)一种人和那(哪)一种知识，做总司令的人，他不会了解!”支先生疑我系一老顽固，手里挟着一包信，中间检出段祺瑞、孙传芳的两封信，因为他寄赠所著清代朴学大师传，复他的信，恭维他。我说：“大著读过，极佩宏通；不过因着段祺瑞、孙传芳的话，价值却减低了!从前孔子作春秋，没有听到送给季孙、陈恒看，得到恭维!”支先生怫然，问：“国文系能不能聘我做教授 ”我答：“一定奉屈!不过我现在正和梅先生商订本系教授副教授讲师聘任条例，提出教授会通过；如果先生资历相符，即无总司令的信，亦不敢不奉屈！”支先生大怒，不辞而出。我起身送他，亦不理；我心中正不好过，而胡刚复来，交我一条子，用红墨水写着：“某某某某某某三人可国文系教授。”下署“蔡元培”三大字。我笑说：“这是朱批上谕。”我觉得职权无从行使；我就留一信给梅院长告辞，并托致意张校长，挈着我的手提箱，赶火车跑回无锡了。后来张校长又来一信一电；我觉得不能为地位以迁就一切，不如不去!直到阳历十月，张校长聘汪东做国文系主任，而我如释重负。支先生如愿以偿，而后来因为学生不上他的课，一气呕血，而同事都冷眼看他，遂病不起；我闻之，甚为惋惜；拿学问论，支先生实苦心下过一番功夫；不过躁进欲速，吃了亏；这是我出于衷心的一句公道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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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兴趣在教学，而不喜揽事权，然事涉全校利害，未尝以事不干己，置身事外；而恫心怵目，尤用吾全力斡旋的，是大学的党狱!当国民党得意时候，大学的学生，往往有些受政府或党的金钱津贴；做特务工作，监视同学，按月报告；有的因邀功，有的为挟嫌，常常无事生风，兴起党狱，被捕累累，其中真正有政治嫌疑的，据我旁观的眼光，不知十成中有几成!一次最多的，是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上海各大学，被捕二百多人；那时，我在光华大学，一天，是冬至的隔夜，夜间十二时，电灯熄，我已上床，听得足声历落；旋有人叩吾房门；开视，乃吾儿子钟书，披衣赤足，低声说：“张杰被捕!”张杰，是附中国文教员；钟书，是大学英文讲师；两人同住吾隔壁房间，对面床；据称：“正将入眠，听得房门锁响；疑为窃贼，叱问。乃门开；见一人持手枪，一人持手电筒，揭帐问‘你是什么人 ’一听是‘钱钟书’；就转身喝张杰起，背绑而出。”我叫钟书相陪去看附中主任廖世承，去到楼底头，有一人持手枪喝禁，不许动。到天明，乃知上海各大学一夜捉人不少；光华则张杰以外，有民众夜校主任薛炽涛，和男女学生十四人；尤可笑者，中有一女生陆姓，在我班上有课，耳微聋，见人羞缩，而也当政治犯捉!有同学来告我：“同学何某，为潘公展所派之暗探，平日手枪不离身!”何某也上我课；我就以私人名义，相招一问；何某不承认。我见他西装腰耸起，就接着问：“何以身上带着手枪 ”他乃似承认，非承认，说：“某某两同学政治确有问题!”我问：“此外同学怎样 ”他说：“不要误会我有什么关系!”张寿镛校长来通知开紧急校务会议。我到，校长室人已坐满。我报告何某谈话情形，说：“事从根上起；校长何不招何生一问所以 ”校长招何生来，没有椅坐。校长起立招呼，喊工友添椅。我说：“现在谈话要紧!校长坐着和学生谈话，也不算不礼貌!”不料何某态度骤然强硬，说：“同学自己有政治问题，校长也没有办法；我更不消说得!”转身就走!大家面面相觑；校长干笑着!校长也就出去合着各大学校长，一同看上海市长吴铁城，教育局长潘公展，请求释放。到下午四时回校，乃知各大学被捕的人，已从上海市公安局移解警备司令部。各大学校长和吴铁城、潘公展谈话没有结果，就请求一看被捕的人，总算没有拒绝；因为一切人，都是半夜从热被窝中拖出，绒衫短袄，衣服不及穿齐；有些还赤着脚，冻得面无人色!校长回来，赶紧送被捕各人的衣被去；从此关了，一直过冬!各大学校长南京上海奔跑着请求，只是不放!陆姓女生的母亲，是一寡妇，只此一女，不时到校长室吵着哭。有一天，张校长招我说：“吴稚晖，是同乡吗 ”我说：“是!不过多年不见面!”张校长说：“这一案件，正式向党政机关请求，已僵；最好有人从旁讲一句话。”我说：“不管有效无效，我可以写一信给吴稚晖!”晚上，我就写信，尤其强调女生陆姓的情况，说明此女乃是中等人家一个平凡女儿，断不会有政治问题；依此而推，其中有政治问题者决不多而无辜系累；最后说：“从来政治领袖，只知道抓紧政权，不懂得牢系人心；政权抓得愈紧，人心离得愈远!现在大学学生，一见到哪个同学是国民党员，就暗暗跑开；做一个党员的人，已经闹到众叛亲离；国民政府失掉国民的拥护，不言而喻!一切下级党员做的事，将来须得整个国民党负责!”明天，送给校长看。张校长说：“好!”就拿去发了。吴稚晖因为前一年汉口行营密电拿我，而他知道得晚，对我有些抱歉，就复我信，说：“转呈委员长了!”我就给张校长看。张校长听得蒋中正回奉化扫墓；就跑到奉化去，见了面解释，总算取得手谕，由各大学取保释放。这件事方才结案。讲到汉口行营何以密电拿我 我至今莫明其妙；这是前一年一二八上海战争的那年。上海战争发生，我寒假回无锡，当然我参加地方国难会的组织；当然我也有些意见，向政府表示；然而战争熄了；我依旧到光华，回到我教书匠的岗位。有一天，一个朋友看我，说：“你当心!你兄弟两人名字，已在黑名单上，听说在六七名之间!”我想我安分守己的教书，何至惹祸；我不相信!不料有一天，星期六，有一个省督学金某来看我的同居徐景铨。徐景铨和金某是东大同学；然而早先却在师范跟我学；停一会，就来看我，告诉我：“金某是奉省教厅周佛海厅长命令，查办先生；教厅奉到汉口行营据探报来电，说：‘先生是国家主义派，和曾琦很要好；在上海，天天晚上，带着学生李怀清，到小西门开会。’”那时，我实在惘然!我和曾琦，不但没有见面，而且只字没有来往!我在光华，和现在在华中一样，除了回无锡，雇一辆人力车，通过马路，到车站；平时简直杜门不出。不错，我有个学生，叫理怀清，并不姓李；然而国专毕业，早已不知去向!不知这位探子先生，从何处捕风捉影，和我开玩笑!后来我才知道汉口行营，最初电南京卫戌司令部拿办。有一位参谋迟疑，说：“我在小学，读过钱某编的教科书，算来相当老年，不应该再有政治活动!”其实电教厅查办，而无拿办字样，事已松动了!然而吓得我老妻一夜睡不着!我就写信吴稚晖，问其所以。后来稚晖复我信，声明“误会”了事!这也可以见得特务之无事生风，徒然害人，而于政府威信，有损无益。又有一起党案，和我无干，而我参预解决的，是民国三十二年十一月，我在湖南蓝田师范学院；那时，我身体病，解除国文系主任职，专任教课；不过院长廖世承，和我在光华十年共事，所以有事，都就我商。一天早起，院长相看，示我薛岳一件密电抄文，内称：“据报安化蓝田镇奸伪活动，以国立师范学院为大本营。该党湘省委办公处亦在该院。该党刻正向新化锡矿山工人方面发展。查锡矿山有工人数万，一旦奸伪参入，隐忧实大!查该镇目下仅以当地警察分所长及三民主义青年团蓝田分团部半公开的担任消极监视工作，显少成效!合行令仰该县长及附近军警，协力侦查，严密防范，具报为要!”我看了，就说：“倘不赶早消弭，可能如上海从前各大学来一围捕。鼓不敲不响，话不说不明；第一须得给薛岳一电，诘问他据什么人报；并抄稿寄湖南省党部备案。次则也须呈报重庆教育部，派员会同湖南省政府查以明究竟。吾们不能坐着，等军警来围捕。”院长以我的意见为然；就招秘书诸君达起草，送给我看。我说：“不对!讨饶无用，须得抗议!我们理直气壮，告密人一虚百虚!现在锑业不振，锡矿山矿歇工散，是否工人数万，最是事实不诤；倘就此点勘究，其他不辩自明。诬告反坐，入后尤须扼重!”院长就嘱我重起草。我因提一意见，说：“同事周邦式教授，是国民党党员，和省党部也有联系。我看院长最好一征取他意见!此公心地明白；我草起好了，也得和他商量!”院长就先去看周教授。周教授听了骇然，说：“我得先去省党部一信!”我起完草，送周教授看，修改了一些，发出。后来薛岳复电，说：“屡得报告，不敢操切!”教育部也来一电，说：“听候中央党部查办!”这件事也就搁过了!哪知到了十二月初一日，是师范学院五周纪念日；院中正在举行祝典。周教授忽告院长说：“远东饭店来一客，似特派员；院长何妨迳去看他，请来院察勘，解释一切!”哪知院长到远东饭店，谒此怪客；已有学生两人先在，见院长，大窘!院长请客赴院。客说：“不必!一切已经明白，惟两生不得处分，并宣布姓名!”客又好语安慰两生，好好读书!这件案乃算真正消了!不过我觉得国民政府，枉派了许多特务，报告的真实性，实在折扣得太多，而徒然诬陷一些不相干的人；人心一天一天的离，政权也一天一天的抓不住；而他却自以为得计；真是至愚极笨!更有一天，晚上，一个客人推我房门进，说：“先生!认得我吗 ”我想不出。客说：“我是夏赓英。”我才想起是十年前的学生；他胖了，我认不得。他问了我的生活和身体；他才低声告诉我，说：“有人报本院训导主任陈定谟，有奸伪嫌疑，奉派来查。”我答：“陈定谟，相识不久；不过我有一句话：‘现在你们国民党当家，要看得全国的人，个个人同家人骨肉一样；才有办法。如果今天疑这个，明天疑那个，看得全国无一人靠得住；弄得人人自危；党离了国民，党亦不存!”夏赓英笑说：“先生意气，还是早年一样!”后来陈定谟也就一查了事，不过认他讲经济，有些左倾!这些党狱经过，我还留些文件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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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财产观念极薄；钱到手就空。然而“吃”“喝”“嫖”“赌”四字，我不犯一字；连纸烟都不吸。我一生不喜肉吃，到现在，往往买了半斤猪肉，我和老妻两人，两天吃不完，就给女佣吃了；至于鸡，非过年祭祖不杀，一年难得有一回两回杀!蔬菜，则我老妻自己种了吃，很少卖。衣服，鞋子，到现在，还是我老妻亲手裁，亲手缝给我穿；不必劳缝工。我老妻一生，手没有摸过牌，嘴没有衔过纸烟；讲到娱乐，生在上海附近，从没有进过影戏院的门；其他不讲了!我教书上海，前后几十年；然而我不知道影戏院的门，如何进；我生平只看过一回戏，就是在清华那年；孟宪承说：“如何到北京，不看梅兰芳的戏!”双十节那天，就约我去了；哪儿知道梅兰芳挂了牌，没有出演；始终没有瞻仰到。我有三个儿子，和媳妇，没有一人懂得赌；三个媳妇和大儿子，也不吸纸烟；所以我家庭用度很省。然而我十九岁就馆，月薪就银币二十元；到了二十三岁，游幕江西，每月送我银百两，合银币一百四十元左右；直到民国二年，我二十七岁，月入最多时，一百六十元；少则百元。后来做小学教员，第一年，月薪二十二元；第二年，就加十元。我初进中学，月薪五十元；到民国十二年，已加到每月九十五元。下半年，我到圣约翰大学，月薪一百五十元；到二十六年，抗日战争发生的那年，我在浙江大学，已加到每月三百六十元。在抗战最后一年，教部按级支薪，我底薪伍百四十元，比之最初每月二十元的收入，是二十七倍；然而我一家生活，不过加十倍；我三个儿子，一出学校，也没有一人一天闲住过；然而我未买一亩田；银行储蓄，从未开过户；我无锡许多大工厂，大商店，没有一家有我一股两股的股金。我不愿积了钱，供一家享用奢侈；我宁可送给人家用!我不愿送人家的礼物；而人家缓急，没有不量力应付!自我早年已如此；我深知社会罪恶，一切在占有；我不愿占有；做事四十八年，不失我的寒酸；总算幸免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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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我不能劳动，而人家劳动的果实，则不敢糟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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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平顶恨自己不劳动，而糟蹋人家劳动的果实。我则因为自己怕劳动，劳动不得；而知人家劳动之不易；所以劳动的果实，格外爱惜；这是由于我家庭的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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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最爱惜谷粒。我小时同他吃饭，有一两粒饭米落在地下，他老人家必叱喝着，叫喊检(捡)在口中吃下去；常常说：“碗中一粒米；农民一身汗!”我还记得，有一天，他到厨房下，看到泔脚缸里有饭，发气说：“你们吃了现成饭，哪儿知道乡下人种田的辛苦!”女佣应着说：“饭馊了，所以倒掉!”他更发气，说：“你看我吃下!”就取一个淘箩，将饭沥出，取开水一泡，就吃下了；大家吓得不敢做声。后来我到江苏省立第三师范教书，饭厅上挂着“盘中粒粒皆辛苦”七个字的横匾；学生也还珍重米粒!及到上海，看见许多大学生，往往一碗饭吃了半碗，倒在地下了；粒米狼戾，劝说一两句；大家觉得我有些土气。知识分子，这样缺乏劳动观念，不爱惜劳动果实；我看到我们上一代，还不至这样!乃至日本战争发生，我随着战争的蔓延，逃到江西，逃到湖南，到处听到，看到难胞没有饭吃，跑不动，就僵仆路上；然而一到学校，一般青年学生，吃了国家公费的饭，依旧不知道物力艰难。有一次，我和学生吃饭，一女生吃馒头，撕了皮吃，狼藉满桌。饭毕，余招问所以 她说：“因为脏，不卫生!”我厉声说：“国难严重到这般地步，全国同胞，饿肚皮，吃不到这般脏，这般不卫生的馒头皮者，不知多少!你不要看见外国人吃面包，不吃皮，定要学样!”我想现在知识分子，经过下乡土改，看到今天工农当家之老农家，辛苦种了田，没有好饭吃，这种观念，当得正确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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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惜一块古玉，一只古鼎，像爱惜一粒谷一样，因为同一是劳动的果实；不过一是古代的，一是现代的。然而一粒谷，可以吃饱我们的肚皮；一年古器，可以充实我们的文化。我们看了一件古器，可以想见我们祖宗艺术的优美，民族文化开发的老早。我常常认为这是民族历史的物证，社会文化的遗产!“社会是劳动的产物”，这个口号唤出了；然而社会劳动的果实——产物，并没有得到我们真正的发心爱护!人民政府虽然三令五申，不论物质的，文化的，到处看到浪费，甚至糟蹋和毁坏；这是我们当得知道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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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以来，四十年过程中，社会财产——劳动的果实，无条件整批毁灭，我看到实在可怕。其实共产，先决条件，须得有产可共。我自己没有一些财产；然而我常常想法保护一些社会财产，尽可能免得无目的、无意识的破坏。一九四九年四月初，武汉将近解放，第一纱厂经理程子菊，卷了资本，向香港一跑，工友索薪无着，引起各厂恐慌。我因为儿子钟纬在汉口申新四厂，当副厂长；那时，有朋友寄给我一本“转变中之北平”小册子；我就带了过江去看儿子，知道经理副经理以及高级职员，大多吓跑了；厂长病倒在上海医院!我到，恰恰有一技师，从前是我儿子的学生，苦苦请求准假回江南。我说：“资本家有钱望(往)香港跑；你们抛掉机器，就没有生活!”我就检（拣）小册子中于工厂部分，指点给儿子看，说：“从前你是副厂长，现在须得站起来当家!召集工厂大会，声明你自己的立场和不跑。调度厂中所有的物质，保证工友的生活，决不像第一纱厂不发工资。安了工友的心，然后如实提示三点：一、保护民族工业，并鼓励工人竭力保护，乃共产党新经济政策纲要之一。本厂是民族工业，工友们当得全力保护。二、工友们，苟不断生产；无论时局怎样，必代表厂方以保障工友的生活。三、工友保护本厂机器不毁坏，生产不间断，即保障自己的生活前途。厂主的身家性命，或者别有依存；而工友们身家性命，则必系于厂的保全。”儿子总算依我的话。我并替儿子拟一白话韵文布告，说：“本厂民族工业，不同资本官僚!民族工业能保，经济乃有新路。工业就是生命，大家认识清楚。如有煽动毁坏，罪同坑杀工友。大家努力生产，切勿自毁前途!鄙人追随工友，誓守岗位勿走!务望工友齐心，岗位共此牢守。”我劝儿子和其他私营工厂取联系，交换办法，安工友的心!我又写信给我在上海一个弟弟，向上海各工厂，提供一些意见；其实我的弟弟早已有默契，讲不到怎样效果；然而暗中减少一些无为的纠纷。等到武汉解放，我想起我到武昌，李范一先生曾来看我一次；我就写信给儿子，叫他去看李范一先生，报告一些武汉民营工厂的情形，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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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我不愿自己腐化以腐化社会；尤其不愿接受社会之腐化以腐蚀我民族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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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古人的书；我们的祖宗，总是教我们勤生节用；而现在贪污浪费，这是我们子孙的不肖，不要把责任卸给祖宗!辛亥革命，蔡孑民，吴稚晖，发起进德会，认为革命必得革心；人有不为，而后可以有为，相约以不为自律；最高的八不：是不纳妾；不狎邪；不赌博；不饮酒；不吸鸦片；不吸纸烟；不做官；不做议员。会员各自认定几不；最少三不为末级。那时我在南京，有人送了一个会章来，是白银铸的一个心脏，当胸悬着；说：“心，要叫我摸摸良心；银，象征良心的纯洁。”征求我入会；如果认了几不而不遵守的；同会的人，见到他，就鞠躬，促他自觉!我那时，看到党人，军人，狂嫖，滥赌，生活腐化得可怕；我想着我年纪正轻；如果混着，一同下水，以后不得了!我想官和议员，也看他怎样做!我眼前至要至紧的，是约束我的生活，不跟着人一同堕落；就认定“不纳妾”；“不狎邪”；“不赌博”；“不饮酒”；“不吸纸烟”五项；出了一元银币，领一个进德会徽章，背镌“五不”二字，贴心挂起。有朋友来引我逢场作戏；我就翻进德会章，指给他看，说：“我不愿同会的人，见了我鞠躬!”最初人家不高兴；然而一次，两次，连三次拒绝了；人家也不再来惹我。总算到现在六十六岁，“五不”，没有一项犯过；不过有时参加宴会，人家敬我酒，不能不举杯示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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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平不大欢喜受人家的请，参与宴会；我觉得宴会是一种浪费，杯盘狼藉，吃不了，剩许多!我宁可出十块，二十块钱，应穷亲戚的急；我不愿拿十块钱，上馆子，请一个朋友吃饭；我从前就是如此。到了抗日战争，我逃难，没有饿过肚皮；然而看见人家饿肚皮，更何心吃好饭。发心不受人家的请吃饭，也不请人家；然而人家往往不原谅。我在蓝田，有一个冬天，同事约我吃夜饭，我苦辞。到了晚上，主人引了一个轿子来，说：“院长已到了!”我不得已，只有去，看到这朋友一个十多岁的儿子，新近跟着母亲从沦陷地方出来，身穿破棉袄索索抖。我说：“某人!你有钱请大家吃饭；何如替孩子身上，添一件新棉袄。”这朋友很窘；其实这朋友何曾愿。社会的奢侈浪费，逼得穷朋友不得不做“不愿做”的事。后来日本人跑了，我回到无锡，汤恩伯总司令部驻在那儿；有一天，得到他的请帖，请地方士绅；我就在知单上，我的名下写了几句，说：“抗战一起，誓不参加任何宴会。现在敌人虽退，民不聊生；誓言犹在，心领，请谅。”隔了几天，得到地方士绅知单，公请汤恩伯，每人派出份子三万。我拿三万交来人，就在知单上注：“总司令饥溺斯民，敬献三万元以助振恤!”从此以后，我在家乡过夏，无人再来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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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
+
+　　我不愿泛泛认错，我要抉发我思想的根源，供大家改造。现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至要至紧，改造“个人主义”的我，成为“社会主义”的我。我们祖宗，原来教我们“天下为公”，并没有教我们自私自利，自高自大。“个人主义”，是跟着西洋资本主义，一同侵袭到中国，我本不赞成，我并没有放纵我的私生活；不过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行为，虽然尽力避免；而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观念，并未根除净尽；这是由于我生物本能的冲动，没有理由藉口诬蔑民族文化。我觉得我中国，好比一条四千年的神蛇，现在正在蜕壳，当然周身不适；他身上组成细胞，哪是老废细胞，跟着壳蜕去以至死亡；哪是新生细胞，扩展神蛇的生命，将来发扬威力；这须看我们各个人的努力!苟其一个人，为社会，为历史，向后瞻望，而不仅仅为自己打算；决有前途；所以我不顾虑自己改造的前途；而时时考虑我这个人，对社会有没有用；如果没有用，我决不以老废细胞，妨碍神蛇的发展，做绊脚石。我愿为社会服务，我不愿社会姑息我。倘社会认我不合时代需要，应得予以清除!苟我自信所学，社会必有需要之一日；我归而杜门，也当悉心研究，搜集材料；一旦社会需要，我就出而贡献!倘我自念老至耄及，就当传诸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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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后语
+
+　　以上是交代我的历史；不过在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中，我读了校刊人民华大，和思想改造，及直接问听接听了同仁、同学的启示，方才觉察到旧华大，在美帝控制之下，除掉生活腐化了我们——贪污，浪费和贪小利；宗教麻醉了我们——不认识祖国；此外并没有给我们一些知识，学问。不觉深深懊悔我教书，教了四十年，到华大来结束我教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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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年讨厌学校生活的洋化，中途脱离了上海圣约翰，脱离了北京的清华；而且脱离清华的时候，我的老友俞丹石曾诚恳的介绍我进燕京；那时，我觉得燕京也是教会大学；如果燕京可以进，当初何必脱离圣约翰；坚决的不就。这是二十五年以前的事。那末，我为什么老不长进，来就华大的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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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年失血，以致心脏硬化，肋间神经常常作痛，往往彻夜不得贴席眠；及到日本抗战发生，家破流亡，眼看到各地的沦陷，人民的惨痛，恐怕焦虑，加增了我的心悸，舌麻，头痛。在湖南一住八年，到了最后，行动须人照呼，全仗同学们对我爱护，石声淮就是其中的一人；好容易盼到日本投降，江南收复，急急回到家乡，想要休养一下。然而我回到家乡，怎样呢 家乡的人，却希望我在千疮百孔的战后，出去替地方服务。然而地方的情形怎样呢 那时，地方上稍有声誉的人，都被伪政府指名做临时参议员；我也不在例外!看似尊重民意；然而我觉得不能代表民意，就将聘函退回，去一信说：“我不是人民选出，民意不能由我代表!如因为我了解一些地方情形，要我贡献意见。我一眼看到社会普遍的荒淫佚乐，没有因为受了战争的痛苦，知道儆惕；而又一眼看到社会更普遍的民不聊生，绝没有得到战胜的利益。现在一切法令措施，不能解决社会一切；我不能附和着欺骗民众!”议长蒋某带了聘函，来看我说：“你不能唱高调，摇动人心，使临参会搁浅!”我说：“你看现在政府，能不能挽回风气，转移人心!”蒋说：“你不要太书生气!”我坚持着说：“临参会，不能代表民意，至少代表战后人民疾苦!”蒋留下聘函，说：“你身体不好，我替你请病假。”从此我得了默契不出席。不过地方上一般人，因为我平日做人尚规矩，又素不问地方事，无党派，而从前我在中学师范教的学生，都在地方各方面做事，望着我出去主持一些计画，缓和一些地方相互间矛盾。然而我担心者，不在地方事业，而在地方风气!间或到街上散步，看到酒馆茶肆以及冷饮店，茶食店，望衡对宇；无一家酒馆不座满，无一家茶食店不柜台上挤满买客；而回过头来，看看我的亲戚朋友，有一些人，请一次客花几十万，做一件衣花几十万；然而一些人，却因了战争破产失业，每天吃饭，须得设法，通融到十万八万，便向人感激不尽；尤其访问当地公私立中学，看到一般相熟的教育朋友，在教员休息室中，不谈功课教学，而谈怎样做生意，买空卖空，乃至高利贷；这种情形，却是战前没有的。我看到那时，个个人惟利是图，只顾自己；忍心害理，教育同人心一齐破产，至于不可收拾。有一次，江苏省立无锡师范，招我演讲，我提出一个讲题，是“怎样树立师范，来安定民生 ”有一次，在县立女中，演讲“教育的新女祸”。又有一次，在商会演讲“战后的生活当得怎样 ”演词在地方报纸披露；大家见面，都说我按时立论，作一当头棒喝；然而事实怎样呢 一方面赞成我的议论，而一方面约我吃饭的请帖，如雪片的来；不到，则主人上门来邀；非说得我舌敝唇焦，不放松我。弄得我周身神经性痛大发，睡上床了。我尤恨的，恨我的力量小，不能转移社会风气；而社会风气，却来转移我了。我那时常常睡在床上，考虑我余生怎样自处 我和邻近各县朋友通信，又发觉一件事：战前所称各地方的好人，都站起来了。一方面反动政府，想利用他们联系各地方的人心；而一方面也因从前各地方的当权派，自知失掉地方上的信用，而想拥戴一个地方上大家心里认为好人的人出来，做他们的挡箭牌；往往他们做坏了事，而他们拥戴的好人，出来替他们解释；不知不觉成了同流合污!我没有力量纠正地方的风气!我只有同流合污!我做不到；我就想避地，避地来到我没有什么深厚关系的地方——华大，来作客，做我的教书匠；希望我紧张的神经，衰病的身体，休息一下；不料一脚跳出了粪坑，而一脚踏入了魔窟。
+
+　　连日听了各种各式的控诉，我愤恨!我不愤恨别人，我只愤恨我在此六年，我上我的课，没有觉察一些帝国主义的阴谋，没有向韦校长提出一些建白；已经丧失了我素来中国人的立场!虽然因为我厌恶洋人的生活，也因为我不懂英语，没有参与帝国主义分子的社交，也就没有参与他们的阴谋，减轻了我的罪恶；然而这是我的麻木，我不能以此自恕。我受了美帝的豢养六年，我就不能洗清我的一身的脏!我虽没有同流；我却已经合污!我写到这儿，我追想到我来到华大的第二年，有一天，到校上课，中途在转角一家矮墙里，看到一个老头子伛偻提了一桶水浇菜，一老婆婆随同着；我眼看他俩生活清苦，然而园地整理得很清洁。我就立下，问他俩高寿多少 方才知道这位老先生姓李，已七十九岁，老太太小一岁，没有儿女，也不请雇工，老夫妇两人，劳动自给。停了一天，我就去访问；乃知这位李老先生，是五十年前一个老留美学生；他的老太太，从前也在湖南女子中学教过书；这一幢住屋和园地，便是他俩唯一的财产，房屋门窗多破坏；家具也不全；然而打扫得很干净，门外阶沿上，摆满了自己栽的盆花；老夫妇生活很苦，然而他俩过得很甜蜜愉快。这位老先生问我怎样来，却对我说：“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从前文华屡次招我教一些课，我却不愿!”我听了面红，我也不好意思接下去问他所以。我回到寓里，对石声淮说：“这位老先生一尘不染，真正叫我愧对着他。”从此我每到校上课，经过他的门口，心里常常觉到不好过。然而我还没有知道帝国主义分子，在华大种种阴谋!现在听了连日的控诉，益使我回味李老先生的话。假使李老先生夫妇过着优裕的生活，也还可说；然而我有一次到他家里，看到这位老先生为了缴不出地价税在那儿发愁。看到他抖颤着手拿一枝秃笔，写申请书，请求延期缴。有一次，我去访问他，要想对他表示一些敬意；然而一听到他的话斩钉截铁，我不敢开口!从此我敬他而不敢亲近他!到了今天，觉得我来华大，已经丧失我中国人的立场；我只有对着这位中国老人，十二分抱疚!我的话就此住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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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尚有一件事：自问亲美崇美思想，尚非十分严重；然而对于苏联友好情绪，亦不浓厚；中苏协会证书，未签署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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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哈京学会研究论文，和接受学校军毯及黄金一两的赠与之愿退出；以及陶美和薛洋人的请看古画；已经以书面提供讨论小组，不多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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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方音，诸位先生和同学不大懂；前经小组长李中行先生停止发言，嘱以书面提供；现在仍前尊重小组长的意思，提出书面检讨，请求免予口头宣读，免得耗费宝贵的时间，妨碍诸位的发言。
+
+　　来源：《天涯》2003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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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下决心补偿以前的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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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中大附中　丘述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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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年30多岁，出生前几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出生以后，爆发了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这中国人民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一连串的斗争里，有没有我的脚迹呢？我很惭愧地说：“没有。”这和武训生长在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革命的时代而没有过问革命，不是一样地落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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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生长在江西老苏区的，我的故乡雩都，北伐时期已经有了农会的组织。土地革命时期，我的亲族长辈，都参加在这火热的斗争里。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匪帮背叛革命，屠杀工人革命分子之后，我姓上的祖坟都被国民党反动派铲平了。爸爸也因为和革命有关，险些被反动派枪决，以后我便跟着爸妈过了十多年的逃亡生活。在这样火热的斗争里，是否把我锻炼得更加坚强呢？我很惭愧的说：“不只没有锻炼得更加坚强，而且震慑得益为驯服。”
+
+　　武训的投降路线是兴义学，我逃亡的时期也有过教育万能的思想。我认为社会之所以不良，完全是因为人心不好，要改革社会，就要变换人类的脑筋，而变换人类脑筋的唯一手段，就是教育。恰好当时有一间供给膳宿的师范学校开办，逃亡得没法生活而又怀着这样思想的我，就抱着满腔热情去投考了，我记得第一堂国文考试的题目是：“普及教育以乡村为起点，改造社会用学校作中心。”我本来是语体文言都写的，因为听说这位校长高兴文言，我便投其所好的写了一篇文言。第一段我还记得是：
+
+　　“法所以治人者也，然遇冥顽而不畏者，则不能徒自行矣；武所以戡乱者也，然遇跋扈而拥兵者，又不足以为恃矣；能陶冶人之性情，变换人之气质，化矫顽而感跋扈者，唯教育乎？！夫教育之入人也深，而移人也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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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把教育的功能夸大下去，入学试居然考了个第一。从此我念了3年教育。这虽然只是一种思想，但对教育的错误看法，是和电影《武训传》一样的。
+
+　　我服务大、中、小学的前8年，一切教育制度、教材、教法，都是依照刮民党的规定进行的。那时我不知道用新观点去另择教材，纵使是歌颂封建反动统治、蒋匪、帝国主义的课文，我也照样讲授，在主观愿望上也许只是糊里糊涂为了博得一个好教师的名誉，巩固饭碗，但事实上却不知散布了多少反动毒素。我一向自命“教得很好”，因为我服务教育界以来，都很受学生欢迎，现在检讨起来，觉得教得愈好，散布的毒素愈多，罪过愈大，心里越发难过，倒不如教得坏，对学生的影响少些。
+
+　　抗战开始和结束的那段时间，为爱国热忱所激荡，我进行过不少救亡的教育。有时率领学生拿着地图到街上口头宣传，有时伴着大家，抬着道具往乡村化装表演，我一顿演说，曾经使学生慷慨激昂，一阵煽动，学生也曾因而参加当时蒋介石所号召的青年军，那时我很安慰，认为替国家作了一些事。直到解放后,读读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一些解放区的斗争小说，我不禁捏了一把大汗，原来我旧日在教育上做的，所谓救亡工作，是和夸耀蒋匪的伟大，夹杂着进行的，那时我不了解刮民党反动统治的本质，不知道他是消极抗战暗中投降。关于人民的胜利，我除掉宣传过平型关大捷，说过共产党打游击很有办法外，根本不知道敌后解放区坚持的情况，当然更抹煞它伟大的战绩。现在拿新爱国主义的观点来衡量过去，就更使我汗流浃背了。武训兴学是为封建统治服务，我们过去的教育工作，又哪能不是为反动统治服务？
+
+　　大学和研究院是我思想上的唯学术时代。那时抗日和解放战争，正热烈地进行着，同学们都纷纷参加革命工作，而我却连参加反内战的群众运动都着意担心，怕被特务分子打伤，偷看些进步的书籍，也怕被捉将官里去。天天往旧书堆里钻，认为有了学问就可以解决自己的一切，可以向上爬，不能立德立功，“立言”也是人生乐事。我是用牛角尖式的朴学方法，去治乐府诗歌的。当泰山吟非輓歌，蒿里即下里，陶渊明輓歌非作于临终之夕，輓歌非起于田横门人，……这一大串的论点，自己认为得到证实时，曾经大喜若狂，一篇洋洋长文，想把古今学者一起压倒。解放后，读了许多新书，我才慢慢地觉悟：当这人民的时代，一切学问艺术，都应该是整个人民事业的一部分，要为人民服务，而不能是个人的私业。立言也不一定好，要看所立的是什么言；科学、知识都是劳苦大众经验的积累，自己下点力气把它整理了一下，便盖上图章，挂起招牌，说“这是我的发明”，请求专利，这种贪“天”之功的作法，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托辣斯的行为。
+
+　　总之，30年来，我是生长在火热的斗争里，震慑于火热的斗争，逃避了火热的斗争，深藏在个人主义的小天地里，向反动统治屈服的。除了没有叩头下跪，什么也和武训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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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后，我在中大教了一年文学概论，在附中教了一年语文，这两年教育工作，才算是在为人民服务的新教育观点立场上进行的。工作到今天，学生的反映虽然不算坏，但只能说有少许的进步，没有很大的效果。并且能有这少许的进步，与其说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也不如说是群众推助的作用。因为在新的环境下，学生都进步了，老师还能原封不动地搬弄着已经没有听众的旧的一套吗？解放前，教课读书之外，我是什么活动都不参加的。解放后，课堂教学虽然自命尽了一番力，但对各种社会活动，仍然怕麻烦，觉得是一种负担，参加也是观照式的。这种忽视实践的工作态度，往后才慢慢儿自动自发的改过来。
+
+　　最后，为了做好人民教师，为了补偿以前的过失，我立意在毛泽东旗帜下加紧学习，稳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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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宣传委员会编 《文教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下册），广州：人间书屋，195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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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活教育”的再认识和自我批评
+
+　　<余之介>
+
+## 一　我赞成柳湜同志的提法
+
+　　读了张凌光同志等对“活教育”批评的文章以后，接着又读了陈鹤琴先生“我对‘活教育’的初步检讨”一文，对于我有很大的启发，帮助我在思想上解决了一些问题。我是在陈先生领导下工作过，曾一度助编过“活教育”月刊，并且也写过三篇宣扬“活教育”的文章，散播了坏影响，麻痹了人们对“活教育”的正确认识，这种错误，是相当严重的，应该严格进行自我批评。
+
+　　我很同意柳湜同志提出的意见：“对‘活教育’思想批评，不应限于它的言论，而是把重点放在它的实践上；并且要全面地具体地结合着陈先生数十年的教育活动，才不使这批评工作陷于片面性。同时为了把这一个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正确地展开，最好是学习‘武训调查团’所创造的方法，以严格的科学态度，来进行对‘活教育’具体地调查研究。很希望陈先生和‘活教育社’同仁自动地用自我检讨的精神，取得各地教育当局的协助，来进行检查过去那几个学校的工作……”这一种提法，我想陈先生以及参加过“活教育”工作的同仁都会表示同意的。我们也应当这样自动地进行检查，认真地检讨自己，才可对自己的工作和思想作出正确的结论，才可对“活教育”作出正确的理论的批判，正如柳湜同志所说的“这是对陈先生、‘活教育社’同仁以及整个人民教育事业都是有很大益处的。”
+
+　　现在这个批评工作正在开始，陈先生首先以严肃的态度，在他的“初步检讨”中提出一些概括性的问题。我想就我参加过“活教育”工作所体会的，提出一些补充意见，以供大家继续讨论的参考。
+
+## 二　从“活教育”的实践来认识“活教育”思想
+
+　　资产阶级的杜威反动教育思想，在旧中国教育界影响之大，是跟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总的路线分不开的。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已在中国教育界攫得思想支配权；五四运动前后，从美国学教育回来的留学生，就开始传播杜威的教育思想；当时南京高等师范（以后改为东南大学），正是杜威教育思想最集中的大本营。南京高等师范附小和苏州第一师范附小，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已开始实验杜威的设计教学法；1919年杜威来华后，不久就住在南京高等师范，有系统地讲学了好几个月；接着孟禄、麦柯尔来华，都在南高师讲学；以后杜威学生克伯屈来华考察，曾在上海举行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讨论会，这都对于在中国宣传杜威主义教学有很大的作用。从南高师附小实验杜威设计教学法出发，逐渐扩展到江苏全省省立师范附小，然后蔓延到沿海都市的小学教育，以致杜威教育思想在旧中国教育界起了很大的影响。
+
+　　在南京高等师范的一些“教育家”中，陈鹤琴先生是杜威主义崇拜者之一，把杜威学说实验到数十年，提出一种“活教育”学说。这种学说的理论体系，正如陈先生自己承认过：“活教育和杜威学说，其出发点相同，其所走的路子相同，其所用的方法也相同”，纯粹是杜威学说在中国的翻版。陈先生推行了30年的“活教育”，就是在旧中国教育界起了传播杜威教育思想的作用。
+
+　　“活教育”在长期实践过程中，所产生政治影响是什么呢？是不是改良主义的思想呢？我可以就自己所体会的从头说来。
+
+　　陈先生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杜威的学生，也是克伯屈的学生，受杜威思想影响很深。他相信“教育万能论”，他所矢志“教育救国”的，是要用美国杜威的“进步”教育，来救中国的贫弱。他认为美国的“富强”、政治的“民主”、科学的“进步”、生活的“自由”，完全是由于教育办得“好”的缘故。他认为杜威学说，是美国“进步”的教育思想，只要把杜威主义教育，拿来在中国推行，就可以使中国“富强”、“民主”、“进步”、“自由”起来。当他1919年回国在南京高等师范任教，就开始有了这一个宏愿。
+
+　　首先他认为要从改造儿童教育做起，根据杜威的“教育即生活说”和“儿童本位说”，于1923年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来实验杜威的“设计教学法”，“鼓楼幼稚园”，在从前算是全国著名的幼稚园，其主要特色，就是全力实验杜威实用主义的设计单元教学法，而教学内容都是从美国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出发；其次设备用具、儿童玩具、点心，都是采用西化。入园儿童，最早是南高师教授的子女，后来大都是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子女；这在陈先生“初步检讨”中也承认过。以前曾有人指摘过“鼓楼幼稚园太贵族化”。所谓“贵族化”，其实就是“美国化”的意思。到了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在南京成立伪政府后，好多官僚资产阶级，都把子女送入鼓楼幼稚园，欢迎陈先生所办的“幼稚教育”；这说明了鼓楼幼稚园的“美国化”的教育，是适应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要求，而为他们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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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陈先生在任伪南京市政府教育科长时，曾计划南京市分区实验教育，全市分设东、西、南、北、中区实验学校，进行实验教材、教法，各区实验学校设研究员制，直接受市教育科领导。但在幼稚园和低年级方面，都是实验设计单元教学法，教学思想内容和儿童生活方式，自然也仿效鼓楼幼稚园；这是一种较有计划的推行杜威主义教育的工作。虽然不久陈先生个人受排挤离开南京，但是这个计划，依然被别人接下来推行着。可见这一种资产阶级的杜威式教育，正是为国民党反动政权所需要而为他们服务的很好工具。那么这算不算是改良主义的思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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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19年到1928年，陈先生所努力的可以说是“活教育”的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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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陈先生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教育处长，就把他的南京市分区实验计划，放在上海公共租界来推行。先设工部局立东、北、西三区小学，后来逐渐扩充到8个小学、1个女中。在小学低年级和幼稚园，都是从美国“杜威实验学校”五大原则出发，实验设计单元教学法。特别是教学思想内容和儿童生活方式，较鼓楼幼稚园有过之无不及，所采用陈先生自编的课本和读物，正是散播着英美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训练教师，也都本着杜威学说的精神。这样具有实验规模的杜威式教育，就在上海和华东一带的初等教育中起了主导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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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工部局的“华人教育”中，来实验美国资产阶级杜威的反动教育思想，正是合乎英美帝国主义——中国租界的统治者的要求；同时也合乎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要求。因为工部局8个小学和1个女中的学生，大多是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出身的。帝国主义要统治中国，就需要大量培养具有充分买办思想的顺民，好来巩固他们在中国的统治。他们从“租界”的中国人民榨取去的纳税，抽出千万分之一来办他们所直接控制的“华人教育”，通过华人之手来教育华人成为他们所需要的顺民，这能算是收回“教育权”吗？这是不是改良主义的思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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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先生在上海工部局办了10年“华人教育”，后来因为参加了抗日活动，被敌伪威胁才离开上海，但自1928年到1939年，陈先生所努力的，可以说是“活教育”的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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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陈先生在内地接受国民党反动派熊式辉的邀请，去江西办教育；在他创办“实验幼稚师范”的开始，就提出“活教育”的主张，他向往于陶行知先生的“晓庄”时代，但其出发点和做法并不相同。陶先生当时是要把教育改造乡村，用教育来为农民服务，但没有看到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向，就走着改良主义的路线；而陈先生却要把“学校变成乐园”，以“鲁滨逊”的姿态出现，来培养“人才”为国民党反动派服务。基本出发不同，自然做法也不会相同，陈先生所谓受陶先生的影响，其实依然是在贯彻杜威学说的实验。后来竟把杜威学说从附设婴儿园、幼儿园、小学阶段扩展到幼师和幼师专科阶段实验，这是杜威实用主义和设计教学法在中国实验最特别的地方。因为教学思想内容陈先生还不肯割爱“美国思想”的一套，所以在幼师、幼专部分实验是失败的。
+
+　　学校中一部分流亡青年，对这样的“活教育”感到失望，其他大部分不够初中水平的学生，也感到失望；因为他们要求科学系统知识非常迫切，如果单就大自然、大社会中的日常生活经验，从做中去学习，他们便顾虑学不到什么东西，怕以后毕业程度太低，不为社会所欢迎；设计课程教材既无组织、又无系统，要教师随手拾来创造教材，使得教师有无从下手之苦，学生学习情绪逐渐低落，教师采取旁观态度失去主导作用，学校生活自由散漫，师生之间，怨言很多。陈先生惯用“温情主义”来阻遏离心运动，但无法克服松懈现象。后来逐渐恢复课堂教学，维持基本学科完整，选用系统教材，规定课外活动，稍为上了轨道。所谓“三个目标”、“五指活动”、（课程）“四段步骤”（教学），也只是形式主义罢了。不到一年，日寇进攻江西，学校便疏散，幼稚师范也变成颠沛流离不可终日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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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幼稚师范的学生成分，大多是地主阶级出身，毕业之后，都是为反动派服务。江西一般学校教育比较落后，幼稚教育更是落后，陈先生在江西办了四五年幼稚师范，对于江西的幼稚教育是起了一些作用的。但是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反动派熊式辉和蒋经国的支持。熊匪式辉特别想用陈先生这套美国资产阶级的杜威式教育，来掩饰他在江西的反动统治，蒋匪经国也在赣南开展反动的幼稚教育，正需要幼稚师资，所以幼师毕业生派到赣南各县很多，到了1944年幼师迁到赣州，蒋匪经国是特别支持的。
+
+　　这说明陈先生在江西办教育，没有反动派支持，是办不起来的。那么陈先生所提倡的“活教育”，不正是为巩固江西反动派的统治而服务吗？这样看来，“活教育”的思想是不是改良主义思想呢？
+
+　　日寇投降后，美帝国主义支持国民党反动派夺取人民的胜利果实，当重庆政府伪教育部派员劫收上海，曾任命陈先生为上海市教育局国民教育处长；那时他很想把过去工部局小学的“进步”教育，来建设上海“新教育”，但不久又受反动党团排挤下来。
+
+　　重庆伪教育部又任命陈先生为大连市教育局长，他对当时中国革命形势认识不清楚，以为不久就可到大连发挥他的“理想”。但到了熊匪式辉电邀他到东北去计划开办师范学院和“美龄小学”，才知道大连市教育局没有希望，回到上海继任上海市立女师校长，并决心把江西幼稚师范专科迁到上海，继续实验他的“活教育”；主观上很想像在江西一样把“活教育”从幼稚园、小学阶段实验到幼师专科阶段。但实际上只限于附小低年级幼稚园和幼专的一部分。特别把幼专部分比拟为美国的哥伦比亚师范学院。
+
+　　陈先生在上海女师、幼专实验“活教育”这一段时期，正是上海人民民主运动高涨时期，女师、幼专大多部分师生是参加这个巨大运动的，因此引起伪市教育局对陈先生的不满。伪市教育局向陈先生提出解聘幼专民主教授杨晦、夏康农等，被陈先生拒绝了。在女师、幼专所聘用的教职员，他是主张进步分子与反动分子兼容并蓄，接近上海解放以前的一个时期，他就表现出中间路线的政治立场。
+
+　　自1940年提出“活教育”学说到1950年，陈先生所努力的可以说是“活教育”的第三阶段。
+
+　　陈先生30年来推行“活教育”，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除了在他所主持的教育行政及学校系统中贯彻实验外，而且连续不断创编教育期刊，传播杜威教育学说。“活教育”的第一阶段，是从主编“幼稚教育”到“儿童教育”月刊；“活教育”的第二阶段，是从“儿童教育”到“小学教师”月刊；“活教育”的第三阶段，是从“活教育”到“新儿童教育”月刊。30年来这些教育期刊的主要思想内容，都是以杜威的“实用主义”、“儿童本位”和“设计单元”为中心来提供具体教材和教法，集中交流各地试行杜威教育的经验，普遍推广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同时，陈先生自己编写和出版不少关于小学、幼稚园课本和读物，这些课本读物的思想内容，对中国儿童也是有害的，因此它在旧中国的学校教育中是起了不少的坏影响。
+
+　　陈先生又在20年前，发起组织“中华儿童教育社”，集大部分留学美国的教育家，各省市实验小学的校长、教师于该社，每隔一两年举行一次年会，各地设有分社，保持互相联系、研究、报道以推广杜威主义教育的实验。虽然后来“中华儿童教育社”总社领导权被国民党CC系所篡夺，但是陈先生还保留着上海分社的领导权；到了抗日战争发生，该社逐渐减失作用，陈先生又在江西成立分社；日寇投降后，该社给人印象并不好，陈先生又在上海成立“中国幼稚教育社”，目的在继续推行“活教育”学说，可是社员成分依然未变，也就起不了什么作用。这两个社团，就是有组织地传播杜威教育思想的，而且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一直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
+　　从“活教育”的实践过程及其所产生的政治作用来看，“活教育”是不是“超政治”“超阶级”的呢？正如陈先生承认过：“是有阶级的、有政治的”。因为“活教育”，是在直接依靠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在中国反动统治支持下而产生发展起来的。而且正是直接为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服务的。但是陈先生说：“其阶级性属于剥削阶级，其政治则属于反动政权”，这是非常不明确的。据我所体会的，“活教育”思想体系，既然来自资产阶级的杜威反动思想体系，并在中国推行了30年，这正是为美帝国主义长期侵略中国文化而服务的。同样，“活教育”能够获得中外反动派的直接支持，这正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经济的一种反映，反过来它又帮助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动统治的巩固。
+
+　　那么，“活教育”思想，打上了什么阶级的烙印呢？是不是像王泰然同志所说的：“‘活教育’思想体系是旧中国教育中一小支改良主义的思想”呢？如果我们认识了反动杜威学说，就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副嘴脸；那么“活教育”学说，是不是买办文化的一面旗帜呢？再从“活教育”为谁服务的实践过程看来，它是不是带着买办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色彩呢？这一点，是要和陈先生商榷，并希望大家深入讨论。
+
+## 三　对参加“活教育”工作的自我检讨
+
+　　前面说过，我曾在陈先生领导下工作过，和“活教育”有过相当关系，应该严格进行自我检讨。
+
+　　我是在1937年春，被聘为工部局华德路小学教员，这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抗日救亡，已在全国普遍展开，而且已到了革命的高潮时期。我在上海干文教工作，参加了“生活教育社”，受了陶先生国难教育运动的影响，思想上有了进步要求；但是对于教育思想却是非常混乱，所以对上海租界工部局的“华人教育”，没有很好认识，对于陈先生在工部局小学的“实验教育”也没有很好认识。当时一面心想在陈先生这样教育家领导下工作，可以学到一些关于“教育”的东西；另一面则单纯抱着藉用学校教育来传播抗日救国的思想。所以在工部局小学原有的课程教学制度下，尽量渗进抗日爱国的思想内容：例如我所教的社会课注重中国近代史话（工部局中学历史课是不容许教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史的）和时事教学，国语课充分选用进步的儿童文艺作品和现实的抗日救国故事，作为中心教材。在当时虽然很受学生欢迎，但是就没有想到我是在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服务，为中国买办资产阶级教育作了“插花”的工作。这一种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幻想，支配了我在工部局小学一个短时期。
+
+　　不到5个月，全国抗日战争爆发，我看到工部局小学的“高等华人”化的教育，（上海人称“高等华人”就是指十足买办化的意思。）学生的成分大多是地主买办阶级出身，学生的生活思想，尽是洋少爷洋小姐的派头，而教学内容，也正是从英美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出发。我和少数受陶先生的进步教育思想影响的同事，就商定利用工部局小学的空白点，来开展抗日救亡的活动。认为上海“租界”可以利用作抗日救亡的据点，那么，工部局小学为什么不可以利用来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呢？接着我们就把校外活动努力结合到校内来。我们的做法，是先把教职员思想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但这种努力虽有些影响，但并不很大。其根本原因，在英美帝国主义直接控制下的“华人教育”，不容许公开在校中进行抗日活动，唯恐得罪日本帝国主义者，影响他们在上海租界的统治。其次，教职员的自觉性、积极性不高，所以我们虽然有意识地要在这里面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但是由于我们努力的不够，进展得很慢；一直到1939年才成立了“工部局小学教职员进修会”的组织，抗日救亡活动才逐渐开展起来。
+
+　　陈先生当时是具有抗日爱国热情的，但只限于在校外参加抗日活动，主办难民教育和赞助私立中小学教职员组织的抗日活动，到了1939年冬，陈先生才被敌伪威胁离开上海，到江西去办“实验幼稚师范”。1941年我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也受到了敌伪威胁离开上海，就被陈先生邀到江西去担任《活教育》月刊编辑，继任幼稚师范教务主任。虽然我在他那边工作一年半就离开了，但是在这一段时间，我的教育思想极端混乱，是相当支持了“活教育”为国民党反动派服务的。
+
+　　江西国民党政权已进入法西斯的反动统治，到处禁止抗日救亡活动，逮捕进步青年，关入“马家洲”集中营。江西“生活教育社”也被禁止不能出面。我和社友杨寅初、张文郁、邢舜田（江西生活教育社小组）等，就把陶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和政治立场，来充实“活教育”，麻痹了青年学生的认识，削弱了进步青年的斗志，使“活教育”更有力地为反动派统治服务。
+
+　　陈先生的政治立场，是和我们有差别的。我们常常与他争论，也常常说服不了他；这在陈先生的《初步检讨》中，也提到“革命的青年们虽不只一次劝告我，但都被我‘丰富’的理论挡回去了。”我们由于政治理论水平低，教育思想混乱，没有看出“杜威教育思想”的反动性，只是天真地不赞成他那“样样美国好”的“美国化”思想。同时更不赞成他和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我们只看到他是“超阶级”“超政治”的中间路线。因此我们就陷于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泥淖而不能自拔。
+
+　　我在当时反对过他对“活教育”的“目的论”，“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的提法。我体会到陈先生所提的“做中国人”，是培养为国民党反动派服务的“人才”；我也体会到陈先生所提的“做现代中国人”就是培养像“英美资产阶级化的中国人”。他一向崇拜美国的“富强”、“民主”、“进步”和“自由”，希望着未来新中国走向英美资本主义的道路。我只是看到他受美国生活方式的影响，就没有认识到他是受杜威教育思想所支配着。因此，我只反对“活教育”的“目的论”，主张改为“做人、做民主人、做民主中国人”。我单纯憧憬着人民中国的出现，提出这样幼稚的想法，不为陈先生所采纳，其实纵使这样改了，能不能根除他的“美国化”思想呢？能不能使“活教育”不为国民党服务呢？这是非常可笑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幻想。
+
+　　当时我的教育思想，也是受着杜威教育思想的支配，所以就似是而非地赞成了“活教育”的“课程论”与“方法论”。一面是抗拒陈先生把“活教育”实验从幼稚园、小学扩充到幼师部分，而主张实行维持基本学科完整，自行选用系统教材和尽量采用课堂教学；另一方面建议小学部分要试验“活教育”，必须准备好有组织有系统的各科教材。因为我当时是从反对采用国民党法西斯的“国定本”出发，但又不赞成陈先生完全否定教科书的作用。这种种，我也是从杜威教育思想出发，仅在“活教育”中兜圈子，并没有跳出它的窠臼，这样我就是“活教育”的有力的支持者，也就是杜威主义实验的支持者。
+
+　　我助编过《活教育》月刊第二卷到第三卷，常常脱期，大都是把两期作一期出版。除了大部分载出陈先生所作“活教育”的论文和同事对教材教法研究等文章外，还有少部分是陈先生所邀约的反动派教育家表扬“活教育”的文章。我自己曾在第二卷发表过《被开垦着的活教育》的一篇短评，想把“活教育”的目的性弄明确些并与政治关联起来，就很笼统地反对法西斯统治的死教育，空洞地强调“活教育”是“民主”、“自由”的“新”教育；而且一知半解地错用唯物辩证原则来分析“活教育”，是一种从实践到创造的“新”教育，把“活教育”化装起来，披上“进步”的外衣，来迷惑青年和麻痹教育工作者。在《活教育》第三卷中我写了一篇活教材研究的文章，叫做“怎样领导孩子们向大自然学习”。这就是上面所说的我对教材处理的看法，想解决“活教育”的“课程教材无组织无系统”的问题，但所列举的教材组织原则，依然脱不出“设计课程组织”体系的窠臼。日寇投降后，我回到上海，又受陈先生特约写了一篇《活教育的开拓》，以文艺体裁，把“活教育”形象化，描绘得有声有色、夸大、歪曲地说它是“进步”的教育，“生产劳动”的教育和“集体主义”的教育，蒙蔽了人们看不见“活教育”的阶级本质，扩大了“活教育”的坏影响。当人民民主运动在上海蓬勃地开展的时候，而且我也参加了这个巨大的运动，还写出这样的文章，证明我过去教育思想的混乱。根本原因在于我的政治理论水平太低，没有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
+　　我过去是存在着严重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就拿我以前和陈先生的关系来说，很可以进一步影响他，就因为政治理论水平低，教育思想混乱，对“活教育”没有正确认识，就成为“活教育”的支持者；同时和陈先生论争有时带着迁就主义和调和主义，没有严格地展开原则的斗争，积极地团结和影响陈先生，这是我当时政治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错误。现在我的自我检讨还是不深刻的，希望大家加以批评；关于我对“活教育”思想和实践的认识，如有错误或遗漏的地方，还请陈先生和参加过“活教育”工作的同仁加以指正和补充。
+
+　　近几个月来，学习关于武训问题批判和批评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文章，对我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启发，也有进一步的提高；但还是非常不够，从今应该努力把自己政治理论水平提高，加紧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加紧学习毛主席的教育思想，使自己在思想上、工作上，能很好地为新民主主义教育建设服务。
+
+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宣传委员会编 《文教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下册），广州：人间书屋，195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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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7 @@
+# 在“三反”运动中初步检查我的教学
+
+　　<广州中大附中　黎黑>
+
+　　当我最先接触到“三反”运动的时候，我觉得“三反”运动与我无关——官僚无份、贪污无门、浪费无缘，以为心安理得，大可以置身事外似的。
+
+　　经过寒假进修班的学习——上大课、阅读文件、小组讨论和思想反省之后，我才从糊涂的泥沟中跳了出来。当初因为没有把“三反”运动研究清楚，自然无从联系实际，所以糊涂透顶，漠不关心。认识提高了之后，自己检查的结果，才发现了“三反”运动不但和我的思想、行为有关，其中和我的教学也有关。
+
+　　不在本文范围内的不在这里写了，现在就单单来谈谈我的教学问题吧。
+
+　　以“三反”运动的尺度来衡量我的教学，表现得较为突出的是官僚主义和浪费现象。
+
+　　过去，我完全陶醉在自己的教学中，满足于自己教育学院的出身，得意于自己的学文学而教语文，满足于自己的一年加上一年的经验，以为自己的教学无暇可指，无懈可击。因为我从来就不去而且没有想到检查我的教学。这表现了什么呢？不是别的，正是表现了我在教学上的官僚主义最鲜明的一面。
+
+　　上学期结束时，我所担任语文课的班里，在同学们所做的教学总结中，就指出了我在教学上的缺点——态度严肃、不了解同学和不能个别帮助同学。这些不是官僚主义是什么？解放以来，经过不断的学习和同事、同学们的影响和帮助，我在教学上已经有若干地方的改善；但依然保留着许多毛病。
+
+　　以前的情形怎样呢？以前的官僚主义作风就更为严重了。我一向把教学视为局限于课室内的事，我自以为的“努力教学”，便不过是在课室内讲好功课而已。其实是否真正讲得好还是大有问题的。于是我把自己和同学对立了起来，把教和学对立了起来。讲课时，同学留心或不留心听讲，这与我无关；同学学习得好或者学习得不好，这是他们自己的事。离开课堂，留下来的工作就只有批改写作和检查笔记、课外阅读报告等作业；此外便高高挂起，诸事不理。因为不接近同学，所以无从了解同学，既然不了解同学，便只能有主观主义的教学。什么是同学懂得的，什么是同学不懂得的；用什么方法讲课同学能够接受，用什么方法讲课同学不易接受；应该讲些什么，不应该讲些什么……我一股脑儿不加考虑——如果有所考虑，也不是以同学的学习为出发的考虑，而是以自己的知识和兴趣为出发的考虑。讲课既然如此，指导同学做好功课（包括温习、写作和各种作业）就更加不够了。我在这一方面的表现是更为不好的，只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没有适当的帮助，没有严厉的督促，不加精细的检查。对一般的同学既然如此，对个别特殊同学的帮助就更说不上了。
+
+　　在我的教学上有没有浪费的现象呢？检查的结果，不但是有，而且相当严重。
+
+　　解放之前，我的备课工作就只限于字句之间，读音没有错，注释清楚，以为这样便是“有备无患”，尽可以说是够了。走进课堂，开始“依书算命”，及至“触动灵机”，便信口开河，上天下地，无所不谈，滔滔不绝，不能自休。自己还以为这是“博学多能”，沾沾自喜，得意洋洋。教一课书，要达到什么目的，同学听讲后获得了什么，这只有天晓得。我是不肯承认没有备课的。不错，这倒不是空枪上阵，而是连珠炮响，毫无目的地乱轰一通，正是一等浪费。
+
+　　写教案么？我认为这是呆板，这是公式，是为像我这样“聪明人”所不取的。
+
+　　解放以后，我被牵着鼻子进步起来了，教学上比以前认真的多。我写起教学笔记来了，而且搬参考书，钻图书馆不足，便跑书局，把教学笔记写得琳琅满目，讲一课时的功课，常常花上五六倍的时间去备课。教材总是越充实越好，就这样，我给高兴冲昏了头脑。哪些教材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我没有而且不会去考虑。上课时，像摆杂货摊，东一套，西一套，搬来搬去也搬不完。同学的感觉怎样呢？有些简直听不懂，有些懂得多少，但不知为什么要学这么多，学了又有什么用。我没有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怪同学是学习不积极或者低能。这些表现了什么呢？不是别的，正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也就是“盲目施工”地大大浪费了自己和同学的时间和精力。严格地说，这是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的。
+
+　　高中二的语文课每周有5课时，我讲授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药》，介绍作者用了两周的时间，到课文讲授完毕，一个月的时间早已过去了。这一学期，课本有四分之一以上的课文来不及讲授便已经结束。无疑地是种种式式的浪费使教学进度不能完成。
+
+　　这还能说我的教学不是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和有着严重的浪费么？不能的，我应该在这些事实的面前低下头来认错。
+
+　　这样的教学会发生什么后果呢？从前我强调着教得好不好是我的事，学得好不好是同学的事，这是大错特错的。假如我的教学不是犯了这么多严重的错误，同学便不会学习得不好；在这样的教学下同学学习得不好，绝大部分的责任是应该落在我的身上的。
+
+　　我的教学有问题，这决不是纯粹教学技术的问题，而是根源于我的思想。我的思想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由旧社会、旧教育的影响所形成的。我出身于地主阶级的家庭，又“圆满”地接受了旧教育，但是我的生活一向并不“美满”，因此对旧社会有一定限度的憎恨。我爱好文学，特别是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的作品。这些便形成了我的自由主义的思想。我开始从事教育工作是在殖民地的香港，那些私立学校简直就是商店式的，待遇很差，而且把教师当作店员看待。我本来就把教书视为职业，在这样情况底下，雇佣观点便因此茁壮地生长起来。于是我把教学视为随意所之的事，夸张灵感自由；我把教学视为贩卖知识的事，货色要多，讲完了事。
+
+　　这就是我的教学犯了官僚主义因此发生浪费的基本原因。这只是初步的检查，不很深入。在“三反”运动中我要继续深入反省、改造思想，使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民教师。
+
+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宣传委员会编 《文教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下册），广州：人间书屋，195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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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3/000080.txt
@@ -0,0 +1,11 @@
+# 中央宣传部关于解放日报未遵守中央规定擅撰时评给华东局宣传部的复示
+
+　　今后对中央有关宣传工作的指示或通知，应及时传达到有关工作部门，首先是新闻、广播、出版、文化等部门。解放日报此次所犯错误，可不予处分。
+
+　　（附：）
+
+　　华东局宣传部关于解放日报未遵守中央规定擅撰时评的检讨
+
+　　关于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备会议的宣传问题，中央指示到达后，我们未及时告诉解放日报社，解放日报社未经请示于6月4日发表了关于此次会议的时评，内容一般虽无问题，但这是违反中央指示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除已由有关同志进行检讨外，并严格今后阅报及请示制度，特此报告，请求处分。
+
+　　 华东局宣传部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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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3/000081.txt
@@ -0,0 +1,21 @@
+# 钟兴正：检讨我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
+
+　　<山东大学农艺系教授　钟兴正>
+
+　　我是一个出身于城市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一所教会大学毕业而到美国留学，一直受着旧型腐朽的资产阶级教育。因此这十多年来，我在教学工作上处处表现了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下面是对我自己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检查：
+
+　　（一）各种各类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严重的存在着我的思想领域中，表现在我的教学工作中是脱离实际的教学，和祖国目前建设上的需要发生矛盾。农学是实用科学的一个部门，是不可和实际脱节的，可是我在教学工作中却不是这样做，例如在小麦的教学上，我引用了一个英国农事试验场根据气象估计小麦产量的公式，并且对同学们说：“这个公式很准确，在中国也可以仿效这个方法运用气象记录数字，做成一个公式来运用，这样便可以预先推断小麦的产量。”其实小麦的产量决不是一个雨量因素来决定的，这种孤立的不全面的来看问题，乃是不切合实际的典型例证。又如我在讲小麦中耕的时候，没有说明中耕对我国小麦增产的效果，却介绍国外对于小麦中耕的两种学说：一种主张中耕，另外一种不主张中耕。但我没有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说明人民政府号召小麦中耕增产的重要意义。解放后广大农民运用密植方法而获得丰产效果，证明苏联密植的方法确是作物增产的重要因素，可是我却引用在城阳农场仅做了一次小麦密植试验的结果，就随便介绍给同学们说：小麦密植增产不显著。我在整个小麦密植试验过程中，既未到城阳做田间观察，也没有参加产量的记载和分析，更没有研究试验结果不显著的原因，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亦是不从实际出发的。我在栽培学班上，当我讲到耕作制度的时候，却不知道华北许多地方采用二年三熟制，又不顾及我国当前农业生产的实际问题，也不了解实际栽培情况，只生硬地搬用外国教条，这是严重的脱离实际的毛病。
+
+　　（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特点是贩卖知识，只管教书而不是教人，这亦显著地表现在我身上。我已往在教学过程中，从未深入了解同学们的学习情况，也没有做辅导工作，甚至于上完一学期课以后，连同学的姓名还分辨不清。过去大学倡导自学为主，其实便是放弃对同学的学习领导，乃是不负责任的一种藉口，我不仅对它不加批判，竟原封不动地以这样的态度对待同学，并且把它看成理所当然，可见我的思想混乱到了什么地步，我平素和同学们联系既少，而且也从不参加实验，认为带领同学实验是旁人的事，这又是资产阶级的一套教学方法。当同学们对我反映意见时，我还在教室中强做不必要的解释。我在担任小麦课的班上，自己没有实际经验，只是在书本中找材料，贩卖仅有的知识，从没有请教其他有经验的同事，充实教学材料，只满足于自己的教条。在讲小麦的班上，不了解同学们的业务水平，不从实际上提高同学的学习情绪，我竟不厌其烦地讲解普通小麦栽培常识：小麦在雨前收割比较雨后收割含水量少以及一般群众收割小麦方法等等。由于我没有了解同学们的业务水平和要求，只单纯从贩卖知识出发，而使同学们在上完小麦课以后感到失望。我在担任小麦课程教学期中，虽也曾搜集了一些苏联、英国和我国的材料，但是我却没有认识到脱离实际的教学的材料是空虚的，只是教条式的，而只能使同学们感到枯燥乏味。因为当前同学们所希望的不是空虚和枯燥的教条的贩卖，而是要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我在担任小麦课的班上，采用单元教学法，形成了为单元而单元教学的情况，有的单元内材料多一些，由于时间的限制，便尽量的压缩；有的单元内教材少一些，便拉长了讲，过于机械地以固定时间来讲单元，而不是按照单元的内容来计划时间，这样的教学效果自然不会好的。我在讲栽培学的班上，没有深入讲解苏联分区轮栽法，在对同学介绍国内劳动模范丰产实例时，也没有加以分析和总结，我在教室中尽管搬用农业劳动模范丰产实例，但是我没有从实际中学习，结果形成了口号，使活生生的劳动群众所创造的实际经验变成了教条。我对于小麦学期考试以劳模丰产实例命题，既没有让同学们充分了解当地环境，而且也没有预计考试的时间，使考试流于形式。我对教学的改进，停留在办公室中，没有根据实际需要来改善教学工作。以上一串事实的产生，都是由于我只管教书而不管教人所致。
+
+　　（三）教学工作必须具备一定的立场和观点，但因我没有稳固的工人阶级立场，所以在已往教学中犯了不少原则性的错误：例如我在讲食用作物的时候，对于食用作物的重要性，我曾说历史上许多改朝换代以及暴动是由于粮食缺乏。解放以后，我竟没有认识世界上有敌对的阶级存在。我在讲小麦的时候，非常不恰当的用日本吃面食儿童考试成绩较高的事例来证明小麦营养的价值。这一方面由于我没有把参考资料进一步地分析批判，只生硬地贩卖资产阶级的观点；更主要的是我还没有很好地站在人民的立场。
+
+　　（四）资产阶级思想表现在教学工作上突出的地方便是着重个人的利益和对教学不尽责任。我在编写书稿时，从来没有和担任课程的同事们研究，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忽视集体力量的作用。尤其是事先没有征得潘、李两位先生的同意，把一部分实验讲义的材料充当书中实验指导的内容。农学院每次暑期农村调查或实习时，我便藉口慢性鼻炎以图逃避下乡。1950年6月到黄台参加实习时，我从未去农家访问，了解当地小麦栽培情况，发掘问题并吸取群众经验来充实教材。我在住满两星期后，认为任务已了，便按原定计划回青岛来，没有接受同学们的意见，多住一两天，等待另一位先生来到以后再离开黄台，充分表现了个人主义。又如成立教研组和教学小组时，为了我个人的自由，不愿增加工作负担，而谢绝了担任教研组的工作。
+
+　　（五）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使我在教学工作上表现了买办的和纯技术超政治等等的作风。两年多来我在农艺系系务会议讨论课程改革的时候，一再强调过去旧的一套，例如强调必须在第二学年下学期读完气象学、植物学、化学、土壤学和一部分的植物生理学以后，再让同学们学习栽培学，经过两年的事实证明，这种主张是不合课程改革的要求。我屡次强调仪器设备的重要性，常以国外大学农艺系设备来衡量一切，否则便不足以表现“排场”和“大方”，这岂不是买办思想在作祟。我已往没有重视政治学习，虽然在寒假中订了一个学习制度，还是不够的，今后须要再从思想上认识政治学习和搞好业务是分不开的，技术脱离不了政治，技术是为政治服务的，我必须从自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习，然后才能使业务逐步改进。
+
+　　我在校中充当一名教师，我的一言一行，直接间接影响着同学们的思想和学习，这种丑恶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不但腐蚀了我自己，而且也危害了青年同学们。经过学习和同人们的帮助，使我认识到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可恼可恨，我决心要清除一切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的污毒，今后必须加强政治学习，虚心接受批评，及时纠正错误，只有这样才能在新中国伟大建设事业中，尽我一份应尽的责任。
+
+　　（原载1952年6月6日大众日报）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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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3/000082.txt
@@ -0,0 +1,47 @@
+# 高尚荫：批判我所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
+　　<武汉大学理学院院长、高尚荫>
+
+## 一  出身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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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身于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家庭，生长在浙江嘉善的一个小镇上。13岁（1921年）小学毕业后，进了东吴中学，后又升入东吴大学，1930年毕业于该校理学院生物系。我在这所美国教会学校一共读了9年书。1930年得了美国一个大学的奖学金去美国留学，1935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同年返国在武大任教。1945年又到美国洛氏医科研究所去研究病毒，1947年重返武大任教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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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年在教会学校及5年在美国留学受到的教育，养成了我许多资产阶级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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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政治认识是怎样转变和提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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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看法：我一生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和任何政治活动，因为我一向就是厌恶政治的，唯恐一沾染政治就丧失了我的清白；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看法，只觉得他们太糟，也没有把他们当作敌人，只是觉得他们与我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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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对美国的看法：我受了14年的美国教育，早在中学时代，耳濡目染，就有了亲美崇美的思想；大学时代，看到美国留学生回来可以当教授，没有出过国的则是助教和讲师，所以我下定决心要到美国去留学，以便回来当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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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美国住了5年，这5年中，我对美国的印象都是很好的。美国的生活方式，科学与技术的发达，实验室设备的齐全，尤其是美国的“民主自由”，都叫我非常羡慕；但其中却也有矛盾，美国的种族歧视，黑人在美国受压迫被残害，丧失人权，这些又使我这个中国人觉得难过。然而当时我对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还不认识，因为我遇到的美国人对我都还好，并有几个特别好的美国朋友，所以美国给我的印象还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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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怎样由崇拜美国转变到仇视美国的呢？这个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抗战胜利：美帝国主义把蒋介石的军队空运到东北及沿海一带，我那时认识到美国是在干涉中国的内政。这使我颇生反感。（二）解放后：美帝国主义又帮助国民党反动派阻止我们解放台湾，不承认全中国人民的唯一的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并拒绝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联合国，种种事实，都使我对美帝国主义发生恶感。（三）抗美援朝：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帜在朝鲜发动了侵略战争，我当时认识到朝鲜的事应该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美帝国主义的这种行为完全暴露了它的侵略的、反人民的本质：同时美国飞机不断地轰炸我国东北和平居民，更使我认识到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也就是我的敌人，我们的抗美援朝是完全正义的。（四）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及我国东北发动了细菌战，这件事就更加深了我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我是一个细菌学者，我们学细菌的目的是如何使细菌减少，消灭疾病，而相反地，美帝国主义竟发动细菌战争，屠杀无辜的人民。这种野蛮残忍的行为使我深深地认识到美帝国主义的丑恶面貌，我认识到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类的公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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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亲美崇美的思想我不能不谈到我的疑苏远苏的思想，因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过去我对苏联是很不了解的，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歪曲宣传和恶意诬蔑，使我对苏联是怀疑的，对苏联的科学是有成见的，由于这些成见的影响甚至使我直到现在对米邱林学说波什扬理论还不能全部接受，阻碍了我对这些理论的学习。由于我的学习情绪不高，又影响了生物系先生们与同学们的学习情绪，这一点我是深感不安的。但是我不能装假说谎，我只有把我真实的情况告诉我的同人，希望我的同事和同学们继续不断地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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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仔细检查了我的疑苏远苏的思想根源：苏联是无产阶级的旗帜，而我过去的学术观点及对其他问题的看法都受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影响，那么疑苏远苏就是必然的。我想这不仅是我的政治认识不够的问题，而且归根结底还是一个阶级立场的问题。现在我看透了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建立了仇美的思想，这样就同时觉得苏联是我们真正的朋友，感到可爱和可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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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看法：过去我对共产党的认识很不够，由于国民党的歪曲事实的宣传和恶意诬蔑，使我对共产党是信的成分少，疑的成分多。解放前夕，因为心里害怕，还打算去美国，后来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终于留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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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后不到一月，我就被邀去北京参加全国科学会议筹备会。我抱了很大的好奇心到北京，住了一个月左右，开始觉得过去反动政府所宣传的那一套不对头。我深深体会到共产党对科学的重视和对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的看重。在北京开会时，政府对我们的招待无微不至，使我们觉得很不好意思。解放前，我也参加过许多次的科学会，但国民党反动当局对我们并不重视；可是这次开会，共产党的负责人如吴玉章、徐特立等同志都常与我们在一起很亲切地谈话，这样使我对共产党害怕的观念完全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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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后，我随着40多人到东北去参观。在东北住了40多天，走了很多的地方，如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本溪及旅顺等，参观了各地的工厂、学校、医院。东北解放较早，我看到很多的事实，使我觉得惊喜，如工业的发达，物价的稳定，交通的便利，街道的整洁。特别使我惊奇的，就是本溪等工业区有很大的工人医院，工人子弟学校，工人俱乐部，工人托儿所；大连海边有工人休养所，工人宿舍与食堂。工人愉快生活的情形，我一生也没有看见过。我开始感觉到共产党是处处为劳动人民的利益着想的。总之，我在东北见到的一切事实，使我对于共产党的认识，有了基本上的转变。我对共产党开始有些信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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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校后，我参加武汉市劳模大会及模范教工大会，在这些会中，我体会了政府的许多政策，如对人民教育的重视，对劳模教师的尊敬和鼓励，使我更进一步地信任共产党。使我最不能忘的一件事，就是模范教工大会中有一位模范教工，是中原大学管厕所的工友，因为他工作作得好，得到了政府表扬与大家的尊敬。这样的事，在反动政府统治下及资本主义国家中，是决不可能的。由于这一件事，我认识了两点：第一，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里，不论什么工作，也不论事情的大小，位置的高低，只要对人民有利，把工作做好的，都会受到人民的尊敬与爱戴。第二，我认识到，只要与人民有利的事，我都应该好好地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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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学术观点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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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我也像其他资产阶级的科学工作者一样，研究只凭个人兴趣出发。从1933年起到解放前，我断断续续地研究草履虫。草履虫是一种生长在水中用显微镜才能看见的单细胞动物，对于人类毫无用处；而我所研究的又是草履虫的空胞的生理功用。现在大家听了觉得可笑吧！的确，摆在我们面前的不知道有多少的科学问题，迫切地需要我们去解决，而我却化了几年的宝贵光阴去研究这个对人类毫无益处的问题！我受了资产阶级科学的毒害，以为研究科学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好奇心而已。解放后，通过政治学习及米邱林科学的学习，我体会到科学并不是我以前所想象的那么回事，科学研究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所以我在1949年冬就毫无留恋地把培养了好几年的草履虫统统抛弃了，开始研究新城鸡瘟病毒疫苗的改良。像研究疫苗一类的工作，过去我是不会感到兴趣的；但现在认识到人民的需要比个人的兴趣更重要，而且只要能真正地从人民利益出发，彻底了解了国家目前的需要，兴趣就会慢慢地产生，研究方向也就慢慢地扭转过来了。现在的中国是人民的中国，一切属于人民，只有为人民服务的科学，才是新中国所需要的科学。为科学而科学的结果，必然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像草履虫一类的研究工作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实践。抗日战争时期，在乐山我曾做过固氮细菌的研究，主观上以为能帮助农民解决氮肥的问题，但事实上实验室中得来的结果却经不起在大自然的实践的考验，终于完全失败了。我这种狭隘实验主义得来的理论，与实践脱了节。理论不能面对实际就是空洞无用的。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告诉我们“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明真理和发展真理。”凡经不起实际考验的科学理论都是假的，我现在体会到这一点，所以我一年多来根据理论制造出来的新城鸡瘟疫苗预备要在实际中考验后再作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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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中学读书时就很喜欢研究科学，在大学与留学时期一直就从事科学的研究，但十余年来由于我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极深，以致使我在科学研究上不能掌握正确的观点。首先，我认为科学只是发现自然界现象的规律的学问，而没有认识到科学除了要发现自然界现象的规律外，而且还应该进一步地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使之为人民服务。这样就使我产生了为科学而科学，理论脱离实际与守旧的观点，在研究方法上则表现了极端狭隘的实验主义。这种不良的影响并使我在接受苏联的新科学——米邱林学说与波什扬理论方面受到了很大的阻碍。苏联科学是进步的，它的方法是唯物辩证的。这些理论在表面上看来好像很抽象，其实它是很多人的经验总结出来的东西，建筑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的，通过实践的证实而发展，不是从狭隘的实验中得来的，因此就是正确的、进步的和面对现实的，这也就是无产阶级科学的本质和优越性。我很老实地说，我之所以不能完全接受米邱林与波什扬的理论，倒不是因为我怀疑他们的理论的正确性，而是因为我对这些理论学习得不够，还不能体会他们的精神，资产阶级科学的意识还残存在我的脑子里，我应该努力学习理论，逐渐地肃清这些有害的思想。现在我体会到：第一，资产阶级的科学理论是从狭隘的实验室里得来的；第二，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是从广大的生产实践中得来的。能体会到这一点，我们就一定能接受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照我个人的经验，这点体会还是不容易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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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我想谈一谈政治与业务二者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记得解放初期业务和政治对于我是一个矛盾，我想不出政治与业务究竟有什么关系。一位医生朋友曾对我说过：“我不懂政治还是照样看病。”我自己也有同样的感想，以为政治与我在实验室做研究不可能发生关系；但是对于实验做出来对谁有好处，会引起些什么后果？这些问题我却没有考虑到。不先端正立场，这矛盾是不能解决的。通过政治学习与具体事实的教育，我体会到政治与业务并不矛盾，二者原是统一的。白求恩大夫就是一个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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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超政治”思想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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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很多从来没有参加过政治活动的人一样，我过去也自以为是超政治的，记得1950年在寒假讲习会时，听到说我们教师过去作了反动派的帮凶，当时心里很不以为然，觉得我从来未与政治发生关系，如何能为反动派帮凶呢！现在想来，实际上真正超于政治之外的人是没有的，不论我主观如何想我是超政治的，但客观效果上脱不了政治。我过去不喜欢政治，时时教我的学生不要从事政治，作一个洁身自好的超政治的学者。当我1945年第二次去美国后，我设法把几个得意学生陆续送到美国去读书，其中有一位现在在台湾替蒋匪帮服务，还有三位还留在美国。其中一位是学细菌的，可能正在研究如何以细菌来屠杀中朝人民，这使我认识到真正的超政治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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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共产党的领导、群众的帮助之下，我暴露了、认识了、也批判了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所给予我的思想上的影响，在这种错误思想支配之下，我的精力，并没有用在人民的事业上，而是白白浪费了。于此我深深地感到：知识分子必须加紧自己的思想改造，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接受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才能把自己的一切学问、知识、技能真正用在人民的事业上。也只有这样，才能以工人阶级思想来教育、培养国家建设的后备军，而不致误人子弟。我们必须在批判旧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做一个真正的人民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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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摘自1952年6月9日“新武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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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谷：检查我在上海美术工作中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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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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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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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以来，上海的美术工作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是有一定的成绩的，但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错误与缺点。造成这些错误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作为上海美协负责人之一的我，本身还根深蒂固的存在着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未得到彻底的改造，对于毛主席的文艺方向还没有深刻的领悟，以致在美协的领导工作上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使资产阶级的思想侵蚀进来，严重的危害了我们人民美术事业。
+
+　　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美术界的具体表现，就是商业化思想。这种商业化思想今天已经发展到极为普遍与极端严重的程度了。不少同志对于自己的创作已经没有任何热情了，他们已不再像一个艺术家那样对于自己的创作事业抱着应有的忠诚，更不是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来进行创作，而是在“为人民”的掩饰下制造着适合于资产阶级以营利为目的的“商品”。资产阶级的分子已经猖狂到这样的程度；在连环图画的领域中他们可以用金钱来收买一部分作者，要这些作者按照他们的意图创作作品，他们可以拒绝收买对人民真正有益的作品。而不少的作者就在他们的利诱下变成俘虏，为稿费而偷偷地绘制着所谓“跑马书”；资产阶级可以在我们的年画领域中以“点将”的方式对作者进行“各个击破”，在数以千计的单位引诱下我们的作者在秘密的绘制着黄色的、封建迷信的作品。自然，这些现象同样也严重地存在于其它形式的美术创作中，很多同志在稿费的迷惑下已不再考虑自己的作品将在群众中起什么作用，却考虑着“什么价钱什么货”，钱多一点，画得便认真一些，钱少一点，便画得潦草一些。有些同志拿到报社或出版社的征稿信件就把它看作一张“支票”。在某一次与私商谈判稿件出版中，甚至有同志主张“要买好的作品就得把较坏的作品一齐带买去”。在为稿费的驱使下，使我们日以继夜的赶制着大量粗制滥造的劣等货，不再以思想性与艺术性来衡量我们的作品，而以“创作”的惊人速度来沾沾自喜。更严重的是互相抄袭，把自己不负责任的作品用化名发表和提倡“出门不认货”的现象也发生了。
+
+　　这是一个不能容忍的恶劣的现象，它使我们的人民美术变质。教育群众，鼓舞群众的艺术作品已沦为生意买卖式的商品，我们革命艺术家已变成粗制滥造的商人。我们就在这种商业化思想支配下制造着大量歪曲党与人民政府的政策，歪曲劳动人民的形象与斗争情绪的反现实主义的作品。不容讳言，这些作品的产生对广大人民来说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恶。许多同志，今天已不敢再正视自己的作品，也就是这个道理。
+
+　　这样严重的问题，其存在是长期的并且又是十分明显的，作为一个党的艺术干部，作为上海美协负责人之一的我，在这一问题上应该负主要责任。照理，我应该严肃的起来与这种资产阶级商业化思想作无情的斗争，使同志们从自己错误中及时觉醒起来，改正自己。但是我却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因为我本身还存在着浓厚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因此，就无法与资产阶级的思想划清界限。我看不见这严重现象，即或看到，也竟认为“无所谓”，把它看成一个“实际生活”问题，而没有站稳立场把它看成是资产阶级思想向革命文艺阵地侵蚀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助长了这一恶劣的作风。
+
+　　我也曾将我的作品变成商品。1949年我的第一本漫画选集给私营出版社时，是以米来计算稿酬的。并且，我也曾向出版社长期的预支稿费。在为美协的集体创作“工会法图解”的稿费商谈中，在“维护作者权益”的藉口下，我曾带头与公营出版社“讨价还价”。1950年下半年和1951年中，上海的各报社与私营出版社会曾普遍采用庸俗的宴会请客的拉稿方式，这一恶劣作风是由我开端的。我以“文汇报”的美术编辑身份召开茶点座谈连环画“白毛女”开始，继而以党报艺术组组长与“漫画”月刊主编身份不断设宴座谈或设宴组织稿件。我的这种作风，曾迅速的影响了其他报社，并为资产阶级出版商向上海美术界进攻打开了方便之门，使大批美术工作者终日忙碌于酒宴应酬，而忘记了自己，更忘记了工农兵。
+
+　　凡此种种，说明了在资产阶级的思想“内外夹攻”下，我陷入了泥坑，失去了革命文艺工作者的立场，以致助长了美术界的思想混乱，使资产阶级商业化思想严重的侵蚀进来，造成了工作上的巨大损失。
+
+## 二
+
+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美术界自然就不能够认真的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划清工人阶级与非工人阶级的思想界限，为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服务。三年来，在我领导下的美协工作中所暴露出来的错误和缺点是很多的，这里就几个重要方面做一个概括的检查：
+
+　　第一，首先是表现在创作上的脱离群众，脱离现实生活斗争的严重倾向。
+
+　　3年来，在党与文联的领导下，我们也完成了不少结合政治任务的工作，这些成绩是肯定的。但是，正因为这缘故，我们产生严重的自满情绪，满足于赶任务，满足于“闭门造车”式的创作方法。我自己就是一个脱离群众，脱离现实斗争的典型。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代表党报所组织的画稿，确曾助长了这一倾向。由于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足，使美协整个领导上都没有及时纠正这一错误。我们的连环画作者，没有得到下厂、下乡的充分机会，使我们只能从报纸中吸取题材，或者只是从编写者手里把文稿拿过来作一种“国画翻译”，对于所描写的人物与环境是完全隔膜的。我们没有给国画工作者投身到生活中去改造的机会，使他们只能闭门瞎摸，因此造成思想上的苦闷。我们的雕刻工作者，不是单凭着一点“技术”关闭在工作室里创造着“伟大的英雄形象”吗？我们的漫画工作者们，不是还在怀疑着画漫画究竟要不要生活的问题吗？许多画家凭着报纸社论与一些政治人物的照片不是已经创作了几年吗？凡此种种，显然的说明了我们对毛主席号召我们“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指示是冷淡的，我们在忙于完成政治任务的藉口下从事闭门造车的粗制滥造。事实上，问题已经很明显，今天不是政治任务妨害了深入生活，而是脱离生活妨害了我们完成政治任务。这使我们的作品大大降低了思想性与艺术性，不断产生歪曲现实、歪曲劳动人民形象的反现实主义的作品。这种长期存在的公式化与概念化倾向是必须克服的。
+
+　　3年来，我们既没有动员小资产阶级作家深入生活改造自己，也没有真正重视提拔和培养工人作家。许多工厂对我们要求美术教员，我们都没有很好满足他们的要求，我们以自己的公式主义作品教育着他们，在我所负责的“漫画”月刊上很少刊载工人同志的作品，我们将他们的不成熟的作品不加正确指导就退回去，而常常刊出我们自己公式主义的作品。作为一个党员，对自己阶级弟兄的作品采取了如此不正确态度，是不能容忍的事。
+
+　　第二，表现在我们对普及工作的忽视上面。改进与发展连环画与年画，是今天美术界普及工作的中心环节。上海是创作、出版大量连环画与年画的地方。以连环画来讲，按1951年的统计，全年出版（初版和再版）共计1600余万册，全市每天平均有20余万人直接受到连环画的影响，这是何等巨大的数目！只要稍稍具有一点群众观点的人，就不能不重视这一工作。不做好连环画、年画工作，也就谈不上什么普及工作的成绩。面对着这一重大任务，就需要把重大的力量放在对连环画与年画创作的领导上，集中新的力量来改造旧的力量。但是我们却没有这样做，我们所做的与客观要求距离得很远很远。
+
+　　我认识连环画与年画的重要性仅仅止于理性，在我内心深处却还或多或少存在着轻视的态度。由于轻视，我不但对连环画与年画采取了不闻不问的官僚主义态度，并且使美协对这一工作也不够热情。我们的创作研究部，对连环画作品没有做过有系统有组织的讨论与批评；辅导部对连环画与年画作者没有进行有计划有重点的技术帮助；我们的福利部只是到了发觉某些作者生活极度困难的时候才紧张起来。在某种程度上讲，资产阶级已经篡夺了我们在连环画领域中的领导权，而年画工作者的组织，已被资产阶级分子所控制，使普及工作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
+
+　　第三，对于一切严重的错误与缺点，我们从没有利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及时纠正。上海美术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不能展开，与我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不正确态度是有着直接关系的。1950年底，上海漫画界中曾进行过有组织的批评工作，结果使1951年成为上海漫画界作品在数量上成为“丰收年”，使上海的漫画作品有了一定的提高。但这样的批评精神并没有得到我的重视，在群众性的批评逐渐展开下，大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漫画工作者一时感到失措和创作上的苦闷，因此使作品相对的暂时减少，这种情势应该说是正常的，但是由于我阶级立场模糊，对这种批评抱着厌倦的态度。我对当时批评中所存在的某些缺点，不是设法纠正它，使批评走上正轨，相反地却带有几分恐惧心理。我没有把这些批评提高到阶级思想斗争的高度来认识它，因此我就出来缓和这个斗争。我过分的强调了批评应有“建设性”，强调批评应该是促使创作更为旺盛而不是使创作空气消沉。批评应有建设性是正确的，批评的目的是要达到创作的更为繁荣也是正确的，但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反映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那些作品的繁荣，而是在工人阶级思想领导下的真正对人民有教育性的那类作品的繁荣，没有经过群众性的批评，这类作品是不可能繁荣的。当斗争刚刚揭幕的时候，过分强调了“建设性”，那就等于对广大群众说：“你既说不出改进的办法，那就‘免开尊口’。”我，就是在这样的错误思想支配下，被创作上的暂时沉默所吓倒，因此，我不但主动取消了党报上的“每月漫画小评”，并且也劝导别人不要批评“过火”。毫无问题，这是在漫画领域中削弱了以工人阶级思想为领导的错误思想与行动。正因为我不重视这样的严肃批评工作，也就没有把这种批评精神延续与推广到全美术界中，致使许多原则问题未能得到正确的解决。今天，在国画工作者中，如何根据毛主席的方针将旧的国画改造成为新国画的问题未得到思想上、理论上的统一；工商美术工作者在解放后的商业广告画逐渐减少的情况下思想上产生了极度混乱；木刻工作者显得消沉；油画工作者纯技术观点未肃清，许多作者只喜搞大幅作品，对普及工作还抱着轻视态度；美术教育工作者正在以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一套旧方法，教育着年青的一代，而中小学的美术教员把生硬的、政治口号式的图画过早地灌输给儿童等问题，由于缺乏群众性的批评工作，都未得到很好的解决。
+
+　　此外，在美协的领导工作上，我以个人感情代替了党的路线。对大部分会员我是不接近的，只是和领导干部或者在创作上有经验的同志在一起。而对于这些创作上有经验的同志，我又是只有团结没有斗争，表现了严重的右倾倾向。对于个别犯错误的人，我更没有及时纠正错误，以致使美协在工作上和经济上造成巨大损失。
+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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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美协3年来所存在的许多错误与缺点，都与我本身的错误与缺点分不开的。
+
+　　我是一个小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学校里所受的是资产阶级的腐朽的艺术教育。参加革命以后，虽然党曾给我不少的教育与培养，广大群众给我不少鼓励和帮助，但由于我缺乏彻底改造自己的决心，一直没有真正建立起工人阶级的立场和观点。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虽不止一次的读过，自以为是懂得了，但今天检查我3年来对上海美协的领导工作，是脱离了毛主席的文艺方针的。
+
+　　我是从亭子间里“个人苦练”过来的人，虽然也做了些革命工作，却没有真正接触过群众，没有真正认识到群众力量的伟大。脱离群众的生活，使我无法迅速的建立工人阶级的思想与感情，相反的只看见自己的“聪明”与“才能”。解放以后，在群众的鼓励下，我更加冲昏了头脑，过度夸大了自己的“成就”，发展了我的“名利观点”，滋长了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
+
+　　3年来，我背上了一个“名作家”包袱，我认为我的作品比谁都强三分。我不但对自己的作品自负，并且对于由我主持的画刊也感到骄傲。我用近乎“独裁”的方式，以电话“调兵遣将”地组织稿件，从没有顾到作家们的客观困难。当华东文化部在出版“惩治反革命条例图解”之前征求我的意见，要求部分作品加以修改的时候，我曾表示过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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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为我自以为已经成“名”，因此我自满于现状，一直浮在上面，再不要求自己去深入群众生活了。虽然我曾不断劝别人“深入生活”，可是我自己一直是关着门在创作。上海是一个工厂集中的地区，但是我只在一家纱厂里以“市人民代表”的身份“参观”了3个钟头。作为一个漫画工作者，对于群众生活的重要性我也是知道的，但往往推在客观困难上，以“行政工作太忙”这些冠冕堂皇的藉口，来逃避到火热斗争中去改造自己。因此使自己长期保持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与感情，不但使我的作品在思想感情上与工人阶级存在极大的距离，甚至在构图与造形上也暴露了我对工厂生产的无知，我为“劳动报”所画的稿子上，因画错了车床，在工人同志中引起过对我严厉的批评，作为一个党的艺术干部，这样无视群众生活，长期保持着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斗争的创作方法，实在是一件可耻的事！
+
+　　正因为我一方面脱离了群众生活，一方面又不满于千篇一律的公式主义，于是错误的企图以标新立异做为出路，来“开启创作上的另一门户”。这就是纯然以小资产阶级的狂妄态度，抓住我们自己阵营中的某些缺点，要求大家进行“暴露”，美其名曰“以漫画作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是的，漫画不但可能并且应该作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但批评与自我批评却是有立场的，有原则的。可是我却以小资产阶级高视阔步目空一切的姿态出现，创作了并发表了我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是带着小资产阶级哗众取宠的心情把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变成了庸俗趣味的追求，以致产生“亲者所痛，仇人所快”的效果。3年来我正在逐渐走上不问政治的道路，我对祖国欣欣向荣的成就缺乏热情，对劳动人民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与智慧熟视无睹，我以小资产阶级的感情，来嘲笑庄严的革命事业，事实上说明了我正是企图以“革命”的面貌出现，按照小资产阶级的理想来改造世界，来改造党。这一严重错误，幸亏党与人民及时对我严正的指出来，把我从危险的路上挽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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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时时刻刻对我的作品提出批评，但由于我的个人英雄主义，使我常常对待自己的错误与缺点不是采取保护态度就是采取原谅态度，这说明了我是缺乏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自己错误作不调和的斗争的精神的。我对某些人对我的鼓励感到十分高兴，反之，对于那些严肃的批评却很少拿来警惕自己，纠正错误。
+
+　　今天，以毛主席的文艺思想，以一个党的艺术干部的标准来检查我自己，显然我犯了不少的原则错误，特别是我的个人英雄主义已发展到了极端严重的程度了。我夸大了自己的“成就”，错误的把这些“成就”看作是个人努力的产物，忘记了纵使我的某些作品得到过群众的喜欢，这也完全是和党的教育与培养，和群众的鼓励与帮助分不开的。但是我恰恰看不清这一基本事实，忽视了党给我的教育与培养，忽视了群众给我的鼓励与帮助，在强调个人“成就”基础上产生了个人英雄主义的狂妄。因此，这样的问题已经不是什么别的问题了，正是说明了我的党性薄弱。
+
+　　经过了“三反”“五反”的伟大斗争，使我初步认清了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本质，初步认清了这种思想对党、对人民和对我自己的危害性，初步认清了两年半来我在上海美协领导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与缺点，由于这些错误与缺点，使人民美术事业受到了莫大的损失，这是有负于党、人民和全体美术界同志对我的期待的。作为一个党员，不但应该有批判自己错误的勇气，并且也应该有改正错误的决心，今天在华东暨上海文艺界展开文艺整风学习的时候，希望同志们给我严格的批评与教育，使我在这伟大运动中得到改造，肃清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立场、观点与作风，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追随同志们前进！
+
+　　来源：原载1952年6月10日上海《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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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祝封：清算我的名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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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农学院兽医系主任、黄祝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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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参加革命工作三年以来，虽然受到党与人民的不断教育，但一直进步很慢。在这次“三反”运动中，我才逐渐认识到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也才感觉到自己的思想与立场有严重问题。在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中，我进行了初步的思想检查，认识到三年来我虽然身为人民教师，参加了工人阶级的队伍，但是在思想上依旧是资产阶级思想在统治着我。一直在支配着我的行动的主导思想，就是资产阶级的腐朽的名利思想。
+
+　　一九五○年二月我来到哈尔滨农学院，行政上令我代理兽医系主任的职务，我内心是很高兴的，工作也很努力，因为这正符合了我想藉此成名，抬高身价的愿望。同年十月底，沈阳与哈尔滨两农学院合并，兽医系的人数突然增加一倍，工作也繁重了，我担心系主任作不稳，常在心里盘算如何巩固我的名誉地位。第一次学校号召精简机构的时候，我认为机会到了，便把原来哈尔滨农学院的助教“团结”起来，作为我的“基本群众”，形成一个宗派，我自任这个宗派的领导者。而对於外来的助教，我认为那些工作较久的老助教会看不起我这年轻的系主任，将来不好领导，就乐於听到他们的缺点，以此作为我向组织上提出调动他们工作的把柄。将近寒假时，组织上将准备精简的人员的初步名单提出来征求我的意见，我一看多是原哈尔滨农学院的助教，大吃一惊，心想：这样一来，我的小集团不是垮台了吗？我不但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要挟行政，说我们兽医系实验多而且繁，这样精简，将来实验会搞不开，行政上要负责任。我并且把这个初步名单宣布出来，有意激起原哈尔滨农学院的助教们的不满，使他们仇视组织，谩骂组织，造成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混乱局面，以图挽回我的“名誉”、“地位”所遭到的“危局”。现在想起来，这是多么丑恶的行为！除此之外，我对於系内同志，感到某位先生个性倔强，不好领导，便随时随地抓住机会打击他，因而我们之间的关系愈弄愈坏。我这样无原则地对人处事，使我们系里空气紧张，大家都感到惶惶不安，要各奔前途，有的想回关内，有的要去长春，虽然组织上没有同意他们走，但是他们在工作上是不安心的。全系每人一条心，当然就谈不到团结，上级指示我们的教学方针和教学任务也当然不可能很好地贯彻完成。例如我们的教学研究组，仅是徒具形式，例行公事，从未审查过教材内容，怕彼此提了意见会节外生枝，影响“感情”。这给同学们造成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这就是由於我有严重的个人名利思想，一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工作上造成的严重恶果！
+
+　　在上面说到的那些无原则的人事纠纷之后，我还没有深刻反省，相反的，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地位”不再遭“挫折”，以后就放弃领导，听其自流。我认为给谁提了意见，谁就会对我不满，於我不利，因此一直保持一团和气两面光滑，以无原则的团结维持系务。例如兽医系有的工作人员不团结，争工薪，闹情绪，我不及时去纠正这些错误，完全听之任之，放弃了领导，使兽医系两年来工作中有许多缺点。又如在实验室方面，为了不“得罪”人，对於他们提出的预算，我从不考虑是否合乎实际需要，数字是否庞大，而是原封不动地往上送。我这样做的结果，在全校内兽医系表现了最严重的本位主义，系内各实验室也都发展了本位主义。例如病理室已有一台幻灯机，可供全系使用，但组织室为了自己方便，又花四百五十万元买了一台；系内已有电动离心机四台（如统一使用，两台就够），但寄生虫室为了不“受气”，又买了一台……诸如此类的现象，据“三反”时检查的结果，我们兽医系浪费国家财产即达八千余万元之钜。这样惊人的浪费，一方面是由於缺乏爱护国家财产的品德，但从领导责任上检查，则是我的名利思想造成的恶果。
+
+　　我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还表现在教学方面。关於高等学校的教育方针，中央明确规定要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等建设人才，学校领导上也再三强调此点。但是由於我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这个方针到了我们系里就变了质。例如在每次迎接新生的大会上和日常谈话中，我都强调学兽医的出路广阔，灌输个人主义的名利思想。由於系的领导放弃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又存在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这就影响一部分学生专搞业务，不问政治，想将来当专家当教授，却极少愿意到农村去为农民解决兽医问题的。这显然与国家规定的教育方针没有任何相同之处。
+
+　　为什么我有这样严重的名利思想呢？这与我的家庭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有极大关系。我祖父是前清武进士，我的哥哥大学毕业后生活很好，家中常以此来鼓励我努力读书，出人头地，我也就抱定决心，要好好读书，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我从学校毕业后，从兰州、重庆、昆明而至上海，都一直以追求名誉地位为目标。我进到大学后，看到学校中有金大、中大的派系斗争，又了解到个人利益必须寄托在派系利益之中才能存在和发展，因而又产生了严重的宗派观念。我在兰州某学校时就曾搞宗派斗争，到了东北农学院，又闹出沈哈两校派系的纠纷，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
+　　我十余年在旧社会工作，名利思想是日益发展的。尤其是抗战后期在昆明时达到了高峰。在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统治下的昆明，由於奸商投机倒把，呈现了一片虚假的繁荣，我当时为了追求私利，完全忘记了日寇的侵略火焰，国民党的反动黑暗统治，也看不见处於水深火热中的劳动人民，自己兼营买卖，亦官亦商，生活腐化，享乐至上。可见我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根子是很深的。
+
+　　总结我十余年来所作所为，全是以追求个人名利为目的；而在农学院工作期间，又以从旧社会带来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领导人民大学的兽医系，给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我怎能对得起党和人民，更怎能对得起为保卫祖国安全与世界和平而牺牲自己生命的志愿军将士们！今天检查起来，我感到十分痛心！现在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帮助，才找到了病根，我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把陷在资产阶级思想泥坑中的我救了出来，我已经痛下决心，洗清混身的肮脏思想，从头学起。我还年轻，我有勇气在新中国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和祖国人民一道前进。我今后一定要建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以工人阶级的思想作为自己行动的准绳，依靠组织，依靠群众，建立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政治生活，忠实执行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完成为祖国培养全意全心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兽医人才的任务！
+
+　　（原载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一日东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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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9 @@
+# 天津市委关于陈荣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陈荣，男，现年四十岁，河北省城安县人，地主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三六年入党后曾任地委书记、邯郸市委书记，调天津后任市人民政府劳动局局长。在“三反”运动中被撤职。其所犯错误如下：
+
+　　一、一九五一年一月，陈荣为满足个人生活欲望，曾邀邯郸商人李寰瀛及其三叔等来津合伙作买卖。陈则妥为安置住处，并大力帮助他们，以公家名义贩卖牛羊。一九五一年秋，陈令其三叔买下十头乳牛，后转买时，陈让其同乡某部队之管理员出面伪称系部队之牛，而获得免税，豁免之税陈又隐瞒买卖变方，将此税款六百万元贪污买奶牛一头。
+
+　　陈荣平时曾向公私商店赊货、索要，托资本家代买东西，向公营企业和干部借钱，只借款和赊货先后欠帐共达一千三百六十余万元（内有私营仁立公司的呢子，徐家食堂吃饭折款六十余万元），“三反”后到处还帐，尚欠六百七十六万元未还清。并托资本家谭志清买手表一双（付款四十二万）、收音机一架（价不详），至今未付款。又托“华孚”“五洋”（公营贸易行）从香港捎表两块（内有欧米加一块），只给三分之一的钱。还要了部队干部赵小舟手表一双，要了公营振华公司呢子三码，而拿去买掉。
+
+　　陈荣并把曾在邯郸搞机关生产的张登臣等调津，由张任劳动局生产股东，除机关生产外，陈荣并令其帮助自己买皮袄、绒衣、毛线、大布。陈甚至多次亲自到早市买卖破烂，更严重的是于西药涨价之时，陈以自用为名向人民药房购连微素一百六十支，盘尼西林一百支，比市价便宜一百七十万元，尚有不知买于何处之油质盘尼西林二十五支，乘涨价之时出卖了。
+
+　　二、陈荣无原则丧失立场，经常以个人名义给其未婚妻之父张维藩（恶霸地主商人，贩卖黄金及放高利贷）写信介绍去市政建设机关、公私营企业等单位做买卖或跑合，开具介绍信冒充“同意”“军属”，张则冒充我机关干部，到处招摇。陈荣为使私商朱兑由代养牛羊，亲自帮助朱兑由建立保康牧场，伪称朱为长期跟随革命的老同志，向地政处骗租公地七亩，并多次帮助其买奶羊、奶牛。陈更让朱以邯郸农场负责人名义去东北采买奶牛甚至占用公款，在买卖过程中，陈荣亲自办理卸车、上税手续和补税，并代为确定给代买牛羊者的劳金数目。
+
+　　三、政治麻痹，不负责任的介绍人。陈荣因吃冰淇凌认识了冷食商之李连珍（该人曾在沈阳和陈纳德跳过舞，家中有三个反革命分子），来往甚密，后介绍他去革命大学学习。介绍被管制分子的家属、舞女出身的张丽君工作（因公安局发觉被清洗）。
+
+　　四、生活堕落，思想蜕化。耗费很多时间养牛、羊、鸡、鸭，养花种菜。
+
+　　陈荣在“三反”运动中不老实，并私改帐目，以后才作了较系统的检讨，开始认识到自己堕落蜕化严重，愿痛改前非。
+
+　　为了给陈荣同志以改过机会，市委决定，经中央批准，给以留党察看二年处分，并建议政府撤消其行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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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1 @@
+# 王国秀：检查我的教学工作及崇美思想
+
+　　<震旦大学副校长　王国秀>
+
+　　我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家庭，从小过着温暖的生活，养成养尊处优的习惯。家庭及学校都笼罩在浓厚的崇拜西洋文化的气氛中。后来我留学美国更加重了崇美亲美的意识。我羡慕一切西洋资产阶级的物质文明。在美国读书，我学会了一套资产阶级的学识，过了几年象牙塔的生活。我回国后就一贯的拥护及支持美帝国主义化的教育制度。过去我完全不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制度是为少数资产阶级服务，而教会大学更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大本营，而一直奉之为金科玉律！
+
+　　我在国内各大学执教，把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套教学方法生吞活剥的全盘搬到中国来。过去我致力于讲授西洋史，自以为教书认真负责颇有心得，现在认识提高了，我真是万分惭愧。我是完全以西洋尤其是美国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研究历史，搞来搞去逃不出资产阶级的实验主义及罗素的改良主义。我研究历史，原认为史学是文科中比较切实的学问。因为历史是研究人类活动的过程、文物制度的沿革；读史是为着了解过去认识现在。历史是一种基本知识，所以大中小学都列为必修课程。我以为教历史应持公正态度，不偏不倚，根据史实分析人类活动的发展，不做空洞推测，着重历史考证。我这种史观是以20世纪初期西洋所谓“新史学”为依归。这种论调我现在明了是唯心实验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史观。它同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是背道而驰的。我过去根本不了解社会的发展规律、人的阶级性及阶级斗争；更没想到我所谓的史实是什么人的史实，所谓公正态度是对什么人的公正态度。我看事物只看现象，不了解它的本质。我教西洋史没有研究人民方面的活动，如历代农民起义运动及19世纪无产阶级的斗争等，我只注意统治剥削阶级的发展及个人英雄人物的事业。过去我浏览一些有关历史的进步书籍，亦只是一般性的阅读，没有深刻的研究。讲解19世纪社会主义兴起，我亦只把它作为西洋史发展中之一种现象而已，更没有研究它的本质及重要性。解放前我完全没有认识马列主义的真理，我只是认为它是近代新智识运动中之一种而已。过去我讲授的历史不是人民的而是反人民的，这就可见当时我的思想为帝国主义及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所蒙蔽是多么模糊与闭塞！在圣约翰大学教学时，我顺从了美帝国主义分子的要求，用英文课本、参考书，及用英语教西洋史。讲到近代帝国主义侵略史时，我还有一定的民族观念，批判指责英、德、法、意、俄等帝国主义，但是对美帝国主义就不相提并论。我那时的看法是：以为美国对中国只要得些通商的经济利益，没有别的野心。它的势力范围是在南北美洲。认为“孟禄主义”已明白地指出：世界第一次大战后，美国代英操世界的牛耳而做霸主，但对中国是有传统友谊的。对苏联伟大的十月革命及其重要意义也没有深刻的了解，只认为这是帝俄腐朽透顶所遭遇到必然的变化。这种看法充分地说明过去我受美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影响是多么深！20年来我教学不但丧失了民族立场，还尽量贩卖美帝国主义的毒素，做了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我使青年们养成盲目崇拜西洋资本主义的文化及崇美亲美思想，使他们陶醉于资产阶级的腐化生活方式，现在回忆实在无地自容，对不住祖国，对不住人民。
+
+　　由于我参加了女青年会的工作，我更进一步地同美帝国主义结成了血缘。中国女青年协会数十年来人事及经济都由美国青年会控制。过去我参加女青年会工作，以为这个协会是以基督博爱及平等的精神为社会服务的。经过学习觉悟提高，我才认识美国女青年会是一贯由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控制的。近数年，美国女青年会的国外部主席就是著名的美帝国主义分子时报老闆的妹妹。中国女青年会完全是模仿美国青年会的一套制度。美帝国主义分子披着宗教外衣进行文化侵略，而我们就做了它们的工具。如1946年中国女青年会设立干事训练班，我参与筹备及领导，训练内容及方法完全仿照美国女青年会的训练方法。我同主任干事高君哲还以为是训练人才为社会服务，实际上我们是为美帝国主义服务。我长期协助培养女青年会会员们的严重的崇美亲美思想，使她们丧失民族立场，不爱祖国而爱美国，多么可耻可恨。
+
+　　通过美国女青年会及中国女青年会，我又同世界女青年会有了密切的关系。世界女青年会的经济来源大部分是由美国女青年会供给的。在美国女青年会的控制下，世界女青年会也以假仁假义的糖衣炮弹进行文化侵略。它用基督徒世界主义的号召麻醉我，使我做了侵略工具，还自以为是促进世界民主和平。在1936年及1938年的会议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疯狂的侵略。但会议在美藉总干事及执行委员的操纵下，躲避讨论日本帝国主义的问题。提到“侵略者”这个名词及意义时，他们总是含糊混过。会议讨论的都是一些空空洞洞不着边际的仁爱和平。那时我敢怒而不敢言，一方面受帝国主义的威胁，一方面又憧憬着世界主义、一团和气的幻想。这些似是而非的幻想，使我不分敌我，丧失民族立场，又一次地做了它们的俘虏。1947年世界女青年会在杭州举行代表大会，我协助筹备招待工作，还以为中国女青年会尽地主之谊，使各国妇女代表了解中国情况，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现在我认识到这是自欺欺人的思想。其时世界女青年会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加强侵略计划，而反动派亦利用世界女青年会在杭州开会，企图粉饰太平，以巩固反动政权在国际国内的地位。因此伪市长周象贤招待备至，宋匪美龄亲自到会致欢迎词并设茶会招待各国代表。而我又做了他们的工具，助纣为虐，传播毒素。会上我还作了一个报告“女青年会的社会责任”。说：“在内战期中，政治不统一，中国女青年会处在极困难的地位，我们只能采取超然的态度”，来无原则的反对战争。这是多么有危害性的话。最痛心的是当世界女青年会在杭州闭会时，正值于子三烈士惨遭迫害。杭州进步学生要求女青年会主持正义，但世界女青年会负责人不肯接见学生代表，我知道了这件事也保持缄默。热血的青年正在为祖国革命而牺牲，而我“明哲保身”只为自己打算，站在反人民方面，现在感觉愧恨万分。
+
+　　由于我念念不忘世界主义的假和平，对革命认识不清，对蒋匪反动政权存着幻想。1947年7月，我同几个基督徒去南京见蒋介石、宋美龄，建议实行和平民主。当时司徒雷登亦鼓励我们以基督徒第三者的姿态出而调停内战。我还以为司徒雷登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很想帮中国实现和平民主。我现在认识到那时美帝国主义正同蒋匪帮勾结，利用基督徒渴望和平的心理，实行他们反共计划中的缓兵计。我那时认识模糊，仍为旧民主主义所迷惑。所以我见蒋匪时说：“我们希望实现和平民主法治制度。”这种思想恰恰是反动派与美帝国主义要利用做幌子欺骗人民的。我的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使我希望实现旧民主制度，来维持资产阶级的权利。当革命斗争已热烈的展开，解放时期已迩，我尚如此麻痹，做了反动派及美帝国主义的工具，阻碍革命进展，愧恨之至。
+
+　　1948年我去美国应美国惠斯科大学的聘约，觉得可以藉此在优美的环境休养身体，还以为到美国讲学是荣誉的工作。现在回忆当时赴美还是崇美亲美自私自利的享受思想在作祟！祖国解放前夕，我还没认识到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仍留恋它的物质文明。在惠斯科大学我讲远东史，谈到鸦片战争以来各国侵略中国的史实，对美帝国主义的参加则是轻描淡写，这说明我对美国还有好感；到了1949年5、6月间纽约的华侨日报报导了祖国解放的胜利及许多新中国的辉煌成就，才惊醒了我，开始注意国内革命胜利的情况。惠校聘约期满。我急于回家，亦急于要知道革命胜利的迅速及新中国的实际情况。1949年8月我即乘美国邮船返国。由于蒋匪勾结美帝国主义不许该轮载乘客去上海，我们在船上的中国教授及学生80余人就被迫在香港登岸。上海的进步学生、教授以为我们乘该轮回上海。船到之日，他们结队在码头上欢迎我们，没有接着。这个消息使我又兴奋又惭愧。我在国外对人民没有表示关切，现在回国坐享革命果实，而人民对我还这样的热情，这是第一次使我感觉祖国的温暖。
+
+　　数十年来我的生活、教学及其他工作一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教育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享受思想所支配，处处表现我追求舒适，怕吃苦。受了帝国主义思想的蒙蔽，一贯的做着世界主义、改良主义的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些错误思想骚扰着我。一直到解放后，我回到祖国，目睹伟大革命胜利换来的辉煌成绩，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英明正确的领导下，祖国飞跃的进步，使我对新中国开始有了新的认识。抗美援朝运动及志愿军的英勇忘我精神，使我认识了美帝国主义的恶毒面目，认识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抗美援朝的胜利打破了我的崇美亲美迷梦，逐渐恢复了我的民族自尊心。“三反”与思想改造学习使我对自己有初步的认识，我的大半生已是大错特错。但亡羊补牢尚未为晚，我要赶快努力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改造自己，以分清敌我，划清思想界线，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做一个名符其实的人民教师。
+
+　　（此文是王国秀根据其思想检查写成的稿件，并经震旦大学学习委员会办公室审阅）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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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51 @@
+# 陈撷英：控诉资产阶级思想对我的腐蚀和毒害！
+
+　　<交大京院学生　陈撷英>
+
+　　腐朽、堕落的资产阶级思想，像恶毒的细菌一样，腐蚀和毒害祖国年青的一代。我就是深受它毒害的一个。我要愤怒地控诉！
+
+　　由于家庭和学校的影响，我从小就盲目崇拜美国的科学技术和追求美国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这种错误思想的侵蚀，严重地阻碍了我的进步，使我的工作和学习遭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失。
+
+　　我生长在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里。父亲是机械工程师，他不但是美国留学生，并且还在美国做过一个时期的工作。他的极端崇美思想，给了我很深刻的影响。在很小的时候，当我想起了在美国的父亲，便幻想自己将来也能到美国去一趟。
+
+　　抗战胜利后，我家从四川搬到上海。这个纸醉金迷的“冒险家的乐园”，诱惑我对于物质享受的向往和追求。首先，我嚷着要新衣服，四川带来的旧衣服太“土气”，不愿穿了。我开始注意装饰，并按照美国电影女明星的模样来打扮自己，竭力使自己成为“高贵大方”的小姐。我最关心的，是美国杂志介绍的最流行的衣服式样和美国电影明星的动态。后来，我和弟弟看见别的同学都是住的花园洋房，便向父亲闹着要搬房子，结果花了很多的钱才“如愿以偿”。我在资产阶级思想长期熏陶下，不但满脑子存在着追求物质享受的思想，并且开始向腐朽、堕落的道路上走去。
+
+　　就在这个时候，我进了中西女中。学校中的“家政”课，完全是散播美国资产阶级反动陈腐的东西。它“教导”我们怎样交男朋友、怎样注意自己的“风度”……。在大部分同学之间，终日谈论的也就是男朋友、衣服式样、化妆品牌子、……不外吃喝穿着玩乐之类。我打开报纸，就是找“趣味”，看电影广告。我看见别人穿戴得比我时髦，心中就很不痛快。同学之间互相争妍斗艳，以奇装异服来炫耀自己。我以挥霍铺张为“阔气”，以艰苦朴素为“寒酸”。我经常写信到美国去，花很多的钱去买美国最流行的衣服。
+
+　　资产阶级又教我一套虚伪的下流的交际手腕，教我在男人面前怎样摆“架子”，怎样装“狐样”。在我十五六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和我说：“要广交男朋友，然后在他们中间选择一个。”同时，我又在美国电影中学会了一套恋爱“技巧”。我有好几个男朋友，我对他们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当他们来找我玩时，明明有空并且很愿意出去，但装腔作势，故意不答应，要他们打五六次电话来，才“勉强地”答应。有时不高兴出去，却虚伪地说：“我很愿意和你出去玩儿，不过……”。我觉得男朋友越多越“光荣”，希望每个周末都有约会。
+
+　　盲目崇美思想，在这时也进一步发展起来。教师和同学谈论的，不是美国怎样好，就是我家里的什么人在美国。父亲还不时带我去参加他这些美国朋友的宴会。很多美国人对我说：“你年纪这样小，英语却说得这样好，可以到美国去。”我父亲的朋友也“鼓励”我说：“撷英，我的女儿在美国，你也应该到美国去留学才好。”而我的父亲，更“现身说法”地“教育”我。他说他怎样刻苦用功，考取“官费”留美，才取得今日的地位。
+
+　　这种丑恶的资产阶级思想，反映在我的求学态度上，就是好高骛远，投机取巧。我尽量想法跳级，好早一点毕业到美国去留学。我努力学习英文，以为“出风头”和“留学”的资本。
+
+　　1949年，当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排山倒海之势向江南进军时，我的家庭就预备搬到香港去。有些进步的同学劝我说：“天快亮了，为什么还要走？”我思想上起了一阵波动。但我留恋舒适的堕落的生活，特别在父亲说“你想不想出头（应读为：骑在人民头上）？想不想到美国去留学？”时，我就没有主见了。到了香港，耳闻目睹，全和画报中的美国生活一样，这个丑恶都市的奢侈荒淫生活，使我进一步做了资产阶级的俘虏。我追求着更高的物质享受，买着更多的香粉、胭脂、唇膏……。我记得有一次连续三天开家庭舞会，狂欢了三个通宵。但当客人散去，欢乐的气氛冷寂下来的时候，我又感得人生太空虚，就记起“人生如梦，及时行乐”那句话来。我就成日这样厮混。
+
+　　后来我到广州进岭南大学预习班。那儿的教师，也是美帝国主义文化的义务宣传员，向我们大吹大擂，说美国如此这般。当我感到广州生活“太单调”时，便和弟弟商量，想回上海去“找寻刺激”。但这个消息被我父亲得悉后，立即拍了一个电报把我们骗回香港。在1949年冬季的一天，父亲向我们宣布：“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你们可以到美国去。”我们兴奋极了，很多香港的朋友也很羡慕我。就那样，我和弟弟走进了飞机的舱座，飞向我久已向往的“天堂”。
+
+　　到了美国，我很容易地进了依列诺州立大学。当那些教师说我的洋文和美国人一样好时，我便沾沾自喜，引为“光荣”。我已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没有想到自己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洋奴。我初去是念的“家政系”，和我在中学时一样，它“教导”我们怎样做点心，如何布置卧室……总的说来，就是怎样做一个“高贵”的主妇。我父亲给我选择这一系的目的，是希望我在美国留学生中找一个爱人，做“博士太太”，过舒服的生活。但我要转“新闻系”。我想：做一个女记者多神气！背着一个照相机，可以出席“政界权威”的会议，参加“上流社会”的宴会，甚至爬上去做一个“政界人物”。后来，当我知道这一套在中国吃不开了，才转入建筑系，希望自己和父亲一样，做一个工程师，能赚大钱，过舒适的生活。
+
+　　就在这个“天堂”里，一连串“不如意”的事情发生了。这许多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我，使我从崇美的迷梦中初步惊醒过来。
+
+　　美国教师在课堂上说他们怎样“爱护”中国学生，如何“尊重”中国人，讲得天花乱坠。但这些美丽的谎言立刻被铁的事实所揭穿。有一次我替一个朋友去找房子，当房东知道是一个中国人要租他的房子时，便很气愤地把电话挂断了。我又找了一家，女房东看见我时，便声色俱厉地说了一声“你是中国人”后，“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这件事大大地损伤了我的自尊心。因为我在“中国学生基督教会”担任一些工作，便被美国移民局再三地传去询问，问的是“你对苏联共产主义的看法怎样？”“南北朝鲜为什么要打仗？是谁发动的？”等等。当时我觉得自己不是搞政治的，因此对这种事情非常厌恶。有一次，两个黑人同学问我新中国的情况时，我竟答不出来。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却说不出自己祖国的情况，我当时羞惭极了。当时，一些进步的同学经常把一些进步的书报给我看，使我知道不少新中国的新气象。不久，我接到在北京读书的同学的来信，告诉我他们愉快幸福的学习生活和祖国光辉瑰丽的远景，都鼓励我回国。这时，哥伦比亚州来了一个中西女中的老同学，她劝我说：“撷英，我很悔恨不该到美国来！你年纪轻轻的，为什么不回到解放后的祖国去？”我想：周围的人都在进步，我难道就这样下去吗？于是我写信给父亲嚷着要回国，但他不答应。他回信说：“我花了这么多的钱让你到美国读书，就是为了你将来做大事，过舒服的生活。”当时我的思想很矛盾：一方面要求回到解放后的祖国来呼吸新鲜空气，另一方面又恋恋不舍那腐烂的美国。
+
+　　经过严重的思想斗争，在进步同学的帮助和鼓励下，我终于鼓起勇气，和一些留美同学一起回国了。
+
+　　我回到上海，很多进步同学都对我表示欢迎，并加以鼓励。这时，我思想上有了一些变化，要求进步，不愿停在上海，便计划到北京来读书。当我到燕京大学时，某些同学“埋怨”我不该从美国回来。我到清华大学去接洽续学的问题时，某教师竟向我说：“你为什么不在美国读完回来？”于是，在这些资产阶级思想进攻的面前，我动摇了，我后悔自己不该回来。但在领导和组织的帮助下，我纠正了这种错误的看法。
+
+　　我到了我父亲的母校——北方交大唐山工学院继续学习（上学期调整到京院来）。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是最幸福的，我就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参加了各种爱国运动。在火热的群众斗争中，我受到了锻炼，获得了新生。
+
+　　当我们下乡去进行宣传工作时，很多老大娘热情地招待我们，给我们烧稀饭，蒸馒头，我们争着要自己动手时，他们就说：“你们为了抗美援朝，为了保卫大家和平幸福的生活而这样辛苦，难道我们这一点力量都不应该尽吗？”她们的话像沉重的铁锤击打在我的心上，我惭愧地追问自己：“我下乡宣传的动机是这样纯正的吗？”这件事给我的教育是极其深刻的。我们在演戏时，群众看见志愿军英勇作战的场面，就拍手称快；看见美国侵略者的暴行时，就非常愤恨。他们的爱憎是这样分明，我当时有说不出的激动。随着抗美援朝运动的广泛深入开展，在志愿军归国代表的报告中，在朝鲜通讯中，使我认识到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于是自己也积极地投入了这个运动，在运动中也逐步提高了自己。在去年暑假实习期中，列车驶过原野，在那辽阔无垠的土地上，夏风翻腾着一片碧绿的农作物，使我体会到祖国的伟大和可爱。到了上海，我看见许多曾经被帝国主义盘踞过的巍峨建筑，都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很多工人的住宅，在设计、在施工。这说不完的新气象，都不断地影响着我，鼓励着我前进。
+
+　　当我正积极要求进步的时候，却有些东西绊住我，使我不能大踏步地向前迈进。
+
+　　首先，应该说教师们给了我很大影响。他们有意无意地在同学中间散布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建筑系，在教学上充满了这种陈腐的气息。其次，某些亲戚和朋友，在通信和谈话中，也把腐朽的东西继续传染给我。因此，虽然回国之后主观上也要求进步，但因我与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我的思想也不可能得到彻底的改造。
+
+　　譬如说：我吃惯了牛奶面包，而学校的早餐却是高粱米稀饭，就时常想到外面去吃喝一顿。有时看见别人穿得漂亮些，自己也就跃跃欲试。在学校举行舞会时，便觉得中国曲子总不及美国爵士音乐“够味儿”。在实习时，我脱口而出的便是英文歌。我与几个留美的教师讲话总爱讲英语，以此向同学夸耀。有时因为英文找不到适当的中文翻译时，我便问同学：“你们中文是怎样称呼的？”忽然又忘了自己是那一国人。有时，我还有意无意的散布崇美思想，譬如说美国的建筑比这个要大多少倍，美国的跳舞花样多极了，等等。
+
+　　由于我对自己所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认真地、深刻地批判，所以使我对将来生活的看法，也就有以美国资产阶级生活为标准的一套。我幻想着：我将来是一个建筑工程师，我爱人也将是一个工程师，我们的生活一定很幸福，很舒服。
+
+　　伟大的“三反”运动，把我从资产阶级的迷梦中惊醒过来。通过参加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的“打虎”工作，使我清楚地认识到资产阶级反动丑恶的本质。过去我总以为女孩子应该找一个漂亮、有地位的丈夫，可以过舒适的生活，今天，我完全认识到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可耻的。新中国已给妇女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当女航空员、女火车司机、女拖拉机手……这些女青年以英雄的气概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还能以“博士太太”来要求自己吗？我是学习建筑的，但首先想到的，不是怎样为祖国建设事业服务，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服务，而是站在剥削者的立场，追求享乐，专门想给自己弄幢小洋房，这种思想是多么危险！多么卑鄙！
+
+　　感谢党和毛主席对我敲了警钟，使我从资产阶级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我认识到自己过去所崇拜和追求的美国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丑恶面貌。今天，我体会到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危害性，今后一定要在党团的领导和教育下，在同学的帮助和批评下，改造自己的思想，为培养自己成为一个祖国的积极建设者和英勇的保卫者而努力！
+
+　　来源：原载1952年6月13日上海“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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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绿汀：检查我在工作上和创作上的错误
+
+　　<贺绿汀>
+
+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已经学习过多少次了，但至今我在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分院的领导工作上，在我自己的创作上，仍旧不断犯了严重的错误；这证明我对毛主席文艺方针的了解还是很不够的。因此在这次文艺思想整风学习会上，就我在学校领导工作与创作两方面进行思想检查，使我能更深刻地认识我的错误根源，以达到改造思想，改进领导工作与创作工作。
+
+　　检查我在学校领导上的错误，首先应该分析一下上海音乐界的情况，因为学校与上海的音乐环境是分不开的，我们应该承认，上海过去曾经长时期是中国新音乐的文化中心，聂耳和冼星海同志曾在这里长期工作过，对全国起重大政治作用的歌咏运动就是从上海开始的。但另一方面，由于上海这个城市的殖民地性质，西洋音乐老早就在上海占有阵地。有20多年历史的上海音专，是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成长起来的学校，自然会带有严重资产阶级的甚至买办阶级的性质。我曾长期在这个学校学习，长期地被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所侵蚀，虽然在解放区生活了这么久，也没有把这些潜在的思想清除，因此当我自己来领导这个学校时，对学校严重存在的问题就认识不清。
+
+　　过去上海音专资产阶级的音乐教育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全盘西化。当时教授大部分都是外国人，专门教授外国音乐，有一整套现成的外国音乐教材，学习的人也看不起自己民族音乐，不喜爱，也不愿意去学习。即或喜爱一两首民歌也是为了猎奇，并不一定对自己民族音乐语言有真正的感情。学习音乐从来就是为了个人成名成家，并不是为了为人民服务。他们认为劳动人民是没有知识的，不懂音乐，为工农兵创作就是降低音乐水平。
+
+　　由于盲目崇拜西洋，必然地带来单纯技术观点的倾向。所谓全盘西化，实际上也只是单纯在技术上形式上去模仿西洋。唱歌的能唱各种语言的外国歌曲，但对歌词的内容可以不知道。演奏西洋音乐也可以对作家生平和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作品内容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一无所知。这不单是过去音专的情形，也是学西洋音乐的人的一般倾向，包括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内，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是如此。
+
+　　他们认为，音乐是为音乐而音乐，音乐可以不要思想内容，只要技术，技术就是音乐，因此音乐家可以不懂政治甚至可以不懂文化，单只懂他那一门技巧就够了，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除了他们的爵士音乐之外，也有他们的音乐会。那些脑满肠肥的资产阶级，在音乐会场里，打一阵瞌睡，拍一阵掌，然后走出了会场，表示他们有文化。音乐家就是为这些人服务的。那些形式主义者如斯屈那文斯基、许思堡、亨得米次之流所以在美国有他们的市场，也就是这个原故。因之他们也就可以公开反对音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上层建筑”的音乐艺术已堕落得成为听了使人发狂的一团骚音与杂乱的节奏。音乐工作者变成了单纯的技术匠人，脑子里除了音符之外别的甚么都可以不知道了。
+
+　　我们中国的音乐工作者过去虽然尚未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但是向着这个方向发展的，所以当工农兵大众当权的新社会一旦在中国出现的时候，我们这些音乐工作者就显得格格不入了。我自己就是在上海这样的音乐环境出来的，沾染了满身洋气。盲目崇拜西洋，单纯技术观点的思想是很深的。我记得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我进入抗日根据地的时候，满以为我能替革命服务，而不知道当时的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区域是两个完全不相同的时代。更不知道我是背了满脑子非无产阶级的文艺观点与严重的个人意识的沉重包袱进入当时的根据地的。这么长的时间，由于小资产阶级的顽固性，我的包袱并没有丢掉多少，思想并没有彻底改造好，因此我的工作不仅犯了错误，在对革命的贡献上，也实在是太少了，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回到上海来的，我就是在这样情况下背上了原来的包袱来继承这个老音专的资产阶级的传统。因此，学校接管3年以来，虽然有些进步，但由于我的错误使得资产阶级的思想依旧占统治地位，在教学内容上保持过去旧的传统，严重地脱离政治，脱离实际，在教学态度上也存在着严重的雇佣观点，不是全心全意为国家培养人材，大家团结一致，共同研究，联系实际，改进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甚至有籍学校的地位在外面兼课，教私人学生。而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学校的领导人，自己在思想上原来就没有彻底改造好，划不清界线，没有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因而放弃了党与人民给予我改造学校的重大责任，把上级“稳步前进”的正确号召变成了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和平共居，在工作中有团结无斗争，处处照顾面子问题，生怕影响了工作情绪。不但不去积极动员教员们加强政治思想学习，使他们去与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积极改造自己；反而采用了庸俗的方式去照顾生活，照顾团结。譬如在唱片厂，就用薪水来团结他们，请他们辞去别的学校兼职与私人学生，专门在学校与唱片厂工作，唱片厂也拿一份薪水，因为这个原故，反而加强了教员中的雇用观点。最痛心的是我自己除了学校供给以外也在唱片厂拿一份薪水。我就在这种资产阶级商业化思想浸蚀下，严重地丧失了革命文艺工作者的立场。在学校里我不但让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窃居领导地位，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我自己也在强调原有资产阶级的传统。平日总是过分鼓励同学们学习技术，甚至说我们学校是个技术学校，不是一个政治训练班。忽视了他们的政治学习，无原则地表扬与鼓励技术较好的先生与同学；甚至当同学参加土改时还怕他们荒废业务学习。
+
+　　在业务学习上也是学与用脱节，理论与实际脱节。本来，要根据中国具体实际和人民的需要，参考西洋音乐的技术理论，摸索出一套技术理论与教学方法，来具体解决创作演奏演唱各方面问题，在短期间是不容易的。但是解放3年来我们并没有在这方面积极努力。譬如在声乐方面，洋嗓子与土嗓子的问题是闹了几年了，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问题是很严重了，而我，作为学校的领导者，对问题的严重性与问题的症结所在认识不清，没有积极的推动先生同学来加紧研究。而我们作为音乐学院教授的声乐家们，也并没有被校外的呼声所惊醒，一同来想办法，还是各人在搞自己的一套。声乐问题中是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的：发声问题，语言问题，民族风格问题，体验人民生活问题等等，但是其中最基本的问题还是思想感情问题与立场问题。技术与感情是绝对不可分离的。感情不对头，声音再好，技术再好也没有用处。所以声乐问题绝对不是单纯的发声问题。即令在发声问题上，中国发声法也有可取的地方，我们应该吸取过来丰富自己。中国的地方戏曲与民歌是中国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无尽的音乐宝藏，也是为人民所最喜爱的、感到亲切的音乐语言。这里面所牵涉的有关声乐上的问题是很广的。为中国人民大众服务，而首先不去掌握中国人民自己的音乐语言及其表现方法，这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就是讲提高也必须在中国音乐语言的基础上提高，而不是在外国音乐语言的基础上提高。要掌握中国人民自己的音乐语言，关键也在于首先决心改变自己的观点、立场，观点、立场改变了才有可能热爱新中国的劳动人民，热爱自己祖国的音乐语言，通过深入体验劳动人民的生活感情，学习人民自己的音乐语言，进一步掌握它，然后可以谈到新的中国声乐艺术的创造。我们并不是不需要科学的发声方法，发声方法是重要的，但是发声法必须联系中国具体实际，解决中国声乐上具体实际存在的问题。人民宁愿去听一个能表达中国人民思想感情的民间艺人的歌唱，那怕他的声音不一定很好；而不愿意去听那些一点感情都没有的歌曲，那怕他的发声法再科学些。所以我们的声乐家假如死死地抱住自己的所谓科学的发声法不放手，不去联系实际解决问题，反而去讥笑人家的不科学，那就永远不会得到人民原谅的。歌声是直接表现一个人的思想感情的工具，它是一点都不能隐瞒的。如果你的感情没有彻底改变，那么你的歌声也就只能做到唱的是工农兵，感情是小资产阶级。
+
+　　我们应该肯定声乐系3年来的成绩，但问题仍旧严重地存在的，由于我自己本身存在的单纯技术观点，对声乐上的问题就不可能掌握毛主席文艺方针，站在原则的高度来分析问题，找出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没有积极的动员全系师生在这方面加紧努力，因之问题仍旧存在，大家仍旧单纯地在技术的圈子里钻，而不重视接受民族遗产、学习政治、联系实际、体验生活、体验工农兵的感情，改变原来的观点。
+
+　　由于我自己在创作思想上有错误，使得作曲系由于错误的领导3年来也是进步不大。问题也与声乐系相同，脱离中国具体实际，脱离政治，专门教和声学、对位法、乐器法、赋格等等外国技术理论，不重视中国民间音乐的学习，不重视音乐创作。技术学习不是为了解决创作问题，而是为技术而技术。就是在创作上，我们也没有明确的目标，认识到为什么人服务，只是为创作而创作。这是可以确定的：我们并没有为工农兵，工农兵大众所迫切需要的群众歌曲我们从来就没有计划去创作过。抗美援朝以来同学们自发组织抗美援朝歌曲创作，但我们并没有在正课中加以重视，学校领导与教员都没有积极参加。虽然出了3本抗美援朝歌集，但为群众广泛所喜爱的歌曲不多；甚至有些歌曲内容上有错误。很明显的，这一切责任都应该由我来负，由于我自己在创作思想上有错误，因此就不可能正确掌握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来具体领导作曲系。问题也不是在要不要教和声对位等技术理论课，而是要如何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摸索，使外国的作曲技巧能适合中国目前作曲上具体的需要，使这些技巧不是硬搬而是中国化。
+
+　　但更重要的还是我们的创作要有明确的为什么人服务的目标。我们的创作也一定要建立在自己民族音乐语言的基础上。离开了工农兵的方向，离开了中国人民自己的音乐语言，我们的创作就会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我们在创作上没有明确的把为工农兵的方向提出来，没有把学习自己民族的音乐语言作为作曲系全体师生重要学习任务之一。不重视生活体验，不重视创作实习，专门去硬搬外国技巧，这是作曲系在业务学习上最大的错误。
+
+　　我们的创作和演出既然要为工农兵，那么我们就要首先向工农兵学习，在这一方面也是做得不够的。1949年同学们曾组织过工农兵音乐会，到工厂农村部队中演出过，得到一定的收获。但这个作法我们没有坚持下来作为我们学校的经常任务。
+
+　　上海是工人集中的城市，学校虽然在上海工厂中零星演出过，虽然也参加过失业工人训练班工作，但广大的工人阶级与我们没有甚么关系。我们并没有计划有步骤到工厂中去，向工人同志学习，体验生活，积极为工人创作歌曲，帮助工人文化娱乐工作，在实际的工作中锻炼自己。因此为工人服务，向工人同志们学习都落了空。
+
+　　1950年起，我们也计划过参加上海戏改工作，好让先生同学通过具体戏改工作向地方戏曲艺人学习。由于我没有积极进行，至今仍是一句空话。
+
+　　3年来，我们学校基本上没有得到改造，原因正像胡乔木同志所说：“由于学校领导者对文学艺术采取了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放弃了阶级斗争，不把文学艺术事业了解为阶级斗争的郑重事业而使它从积极保卫自己基础的立场走到对自己基础漠不关心的立场，走到对各个阶级的同等看待的立场。”由于我自己对领导学校应该以工人阶级思想为唯一的领导思想这一点没有深刻的认识，不能掌握毛主席的文艺思想作为武器来正确批判与澄清我们学校所存在的这些混乱现象，因而使学校3年来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使党的艺术教育事业遭受重大的损失。
+
+　　在我们的创作方面，由于我出身小资产阶级，曾经被上海学校教育的资产阶级思想所侵蚀，以致在解放这么多年还没有彻底改造自己，因而在创作上也违反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在这伟大的革命斗争时代，我一直是以小资产阶级的热情跟随着时代向前进的，在革命的队伍中并没有把自己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所以小资产阶级个人意识的包袱并没有扔掉；因而处身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领会不到这个伟大时代的气魄与感情。表现在我的创作里是用小资产阶级的感情喊出了革命的口号来，所以声音也就是苍白的、无力的。
+
+　　我的歌曲虽然在过去对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起过一些积极作用，但没有明确为工农兵的方向，在我的作品中大都是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感情，很少无产阶级的伟大气魄与乐观情绪。从此也可以看出，小资产阶级思想不经过彻底改造，那么技术也好民族形式也好都不过仅仅作为传播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的工具而已。创作如此，自然演奏演唱也不能例外。
+
+　　下面拟从两件具体作品来检讨我创作思想上的错误。1941年末，我在苏北新四军鲁艺工作团工作，当该团音乐组学习干部结业时，为了使他们通晓各种合唱曲的形式及组织法，就写了“1942年前奏曲”这样一首合唱曲，这是一首完全从形式出发的歌曲，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与技巧的渲染，这是为一部分知识分子喜欢的原因。这合唱曲的风格是外国的，内容是空洞的，虽然歌词写的是全世界人民起来消灭法西斯，但歌曲的感情与当时苏北的情况是不调和的。我是中国人，是写给中国人民唱的，但我在风格上却抄袭了18世纪西欧古典音乐的风格与语汇。毛主席说：“文学艺术中对于死人与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模仿与代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与艺术教条主义。”虽然这个前奏曲是写在毛主席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前，但在当时敌后紧张情况下，我不去教育当时学习干部如何去深切体验战士与农民的生活，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为他们创作歌曲，反映当时伟大的革命斗争，鼓舞他们的斗争情绪，反而写出一首与当时情况毫不相关的专门以眩耀外国技巧为能事的歌曲则是错误的。证明了我虽然处身在如此伟大斗争的环境中，仍旧是脱离实际，脱离生活。特别是经过延安鲁术批评以后，自己反而不服气，再拿出来改头换面，再唱出再出版，这不但是有意与组织对抗，而且是有意把这样一首歪曲革命意识的歌曲到处出演，散布有害影响。
+
+　　另一首歌曲“慰问信飞满天”，在风格上讲是中国的，我在创作的时候是企图用一种亲切诚恳的感情在写的，想用一种近于说唱或朗诵的形式把歌词的内容充分在音乐中表现出来，但歌词的感情是小资产阶级的，由于我自己也是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因此很自然地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发表之后又为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所喜欢。这种感情和在前线与敌人英勇战斗的志愿军的伟大气魄是完全不相称的。经过大家揭发之后，我就更感到这首歌的浅薄与庸俗。毛主席在十年前就说过：“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的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这段话我也不知读过多少遍了，可是恰恰没有经常的以为警惕，反省自己，这说明了隐藏在灵魂深处的这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实在不容易被击破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感情趣味是特别爱好的，是不愿意放弃的，一遇机会就企图表现出来，但是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对群众斗争紧张与乐观的情绪特别像志愿军那种伟大崇高的气魄，小资产阶级是不容易体会得到的。因此也就不可能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自己的思想感情没有真正从小资产阶级变到无产阶级，因此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劳动人民的伟大力量与崇高的品质，因而就不可能激发起对劳动人民真诚的热爱，来体会劳动人民的感情。因之在我的创作中就用小资产阶级的感情来歪曲劳动人民的感情，使这首歌起了不良的作用。
+
+　　在接受民族遗产方面，过去我是相当注意的。但由于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本质，在接受民族遗产方面也就接受了许多士大夫与小市民的东西。因此表现在我的创作中的民族风格，许多都是软弱无力，带消极情绪，这种作品流行出去，在群众中起不良影响。因此，在创作中接受遗产问题上，我也是首先要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掉士大夫消极情绪因素，吸收劳动人民有力的新生的音乐语言。深入群众斗争生活。
+
+　　我在创作中单纯技术观点的倾向是很严重的，过分强调技术，强调乐曲的形式结构，正如周扬同志所说：“把提高艺术性，错误地了解为就是单纯地提高技术。”抹煞了比技术更重要的研究生活的工作和抹煞了革命的政治内容。因此往往就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人民的生活感情，有的只是一些技术的堆砌，假如有感情的话，也仅仅是一些没有生活内容的小资产阶级的感情，没有真正的艺术生命。因此，这样的艺术作品不但破坏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真正目的，也破坏了艺术作品本身的艺术性。
+
+　　我在这里检讨我对技术问题认识上的错误，并不是企图否认技术在音乐创作上的重要性，毛主席明白指出：“我们的要求是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尽可能与高度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在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内容有害的艺术品 ，也反对只讲内容不讲形式的所谓‘标语口号’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
+　　事实上我们今天仍旧必须坚持毛主席在10年前指出的文艺上的两条战线的斗争，盲目崇拜西洋单纯技术观点的思想固然严重地存在，另一方面只讲内容不讲形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也依然存在。而这种倾向的共同特点都是脱离生活脱离群众。
+
+　　从以上检讨我在学校的领导上与自己创作上所犯的错误中，我认清了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革命的音乐工作者，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还没有站稳坚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过去虽然也经过几次思想改造学习，自己没有深入检查，又不努力学习政治，不深入下层与群众结合，在群众中锻炼自己，因而自己思想上所存在的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没有得到彻底清除。由于立场不坚定，政治修养差，不可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分析一切问题。因而在学校的领导上不能掌握以工人阶级的思想为唯一领导思想的基本原则。在创作上违反毛主席的文艺方针。
+
+　　在“三反”运动中，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由于上级的领导，党与群众给我不断的帮助和教育，使我初步认识我的错误的根源。但这实在仅仅是初步的认识，今后我决心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努力改造自己，决心作到：
+
+　　一、加强政治学习，认清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本质，彻底改造自己。
+
+　　二、更深入学习毛主席文艺思想，树立明确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把毛主席的方针贯彻到学校的领导与自己的创作中去。
+
+　　三、克服单纯技术观点盲目崇拜西洋的倾向，克服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深入群众体验生活，熟悉群众的思想感情与爱好。
+
+　　认真研究音乐方面的民族形式，熟悉民族音乐语言使自己的创作能真正向正确的道路发展。
+
+　　四、加强对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分院的思想领导，团结全院师生，展开深刻的文艺思想检查以达到改进领导，改造学习，改造我们的学校，使我们的学校能真正成为人民自己的音乐学院。
+
+　　来源：原载1952年6月15日上海《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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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召：批判我的纯技术观点
+
+　　<重庆大学数学系教授、柯召>
+
+　　我生长在一过封建的家庭，小时父亲教我认字，动辄责骂，要我走读死书和往上爬的道路，这就种下了我好静恶动，抱着书本子只关心个人的名利而对其他漠不关心的根子。进小学后一直到现在，我几乎全部都是过的学校生活。学生时代，有时间就啃书，同别人很少往来，因此考试成绩较好，老师们称我为“好学生”，慢慢形成了一个“吹牛的书呆子”，一心想当“专家”，在数学上成名，同时亦是要在数学里面逃避一切。在英国三年，除了学教授们如何写文章解决数学上的问题以外，其他一切，我都是漠不关心的。回国后，我的教授愿望达到了，於是乎我就把我学的一套东西来教学生，要他们学我的样子，读死书做“专家”，合乎这个标准的才是“好学生”。说的是“清高”，其实是把我所接受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毒素往他们脑子中灌输。当物价上涨，生活下降，使我的生活感觉到有点不愉快时，厌恶反动政府。但我的可笑的荒谬想法，是把它归咎於“学政治的人没有念好书，专家太少”的缘故，对於阶级社会里人吃人的本质毫无认识，自己则在多方兼课，努力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平。
+
+　　解放后，我对於学习在形式上是努力的，就是说，仍然用读书本子的方法去学习，在理论上知道一些新的东西，但是当教条接受。我读过好几本关於辩证唯物论的书，也会说“矛盾统一”等道理，但是在一个大运动中间，总觉得同我自己的业务有矛盾，而没有想到统一的一面，还是纯技术观点在脑子中作怪。我学习过在新中国对於工作应有主人翁的态度，但是对於行政工作仍不愿做，作系主任起初是勉强接受下来的。可见从个人出发的思想作风，依旧在支配着我。经同志们的帮助，揭露了我的自高自大、明哲保身等错误的思想意识后，我才大吃一惊，发觉到我的疮疤很多，接触到自己的思想实际，初步认识到自己的一些错误，体会到要对“旧我”作不调和的斗争，才能改正错误，做一个新社会的人民教师。
+
+　　我对於工作，总是强调困难而不去想如何克服困难，能推脱最好，否则就想如何去“完成任务”，而不是想如何把工作搞好。在一九四八年夏至一九五零年夏，我担任过数学研究所主任，开始时我以图书馆的数学书籍太少，数学杂志没有，学生的程度差，研究能力不够等等理由来推辞。意思是推掉最好，万一推不掉，搞不好的话，我是不负责任的。两年中我只是开设了一些专门课程，拿些题目给学生做，敷衍门面，一个研究生也没有培养出来。解放后各校需要助教，我就劝他们做事，结束了这个研究所，其实是我自己在想脱手。这说明我的工作态度是不对头的。在今年年初担任系务时，“能不做最好不做”的思想仍然是有的。“三反”运动教育了我，使我认识到这种工作态度的危害性，我决心要好好工作，和同志们一起把数学系搞好，负起它对祖国应负的任务。
+
+　　一个未经改造的旧知识分子，不但不可能担当起教授的光荣任务，而且对人民教育事业是有严重的害处的。在解放前及解放初期，我以用英文本讲课为荣，还用德文本教过学生，喜欢说外国数学家如何渊博，在外国研究数学如何方便等等，不但浪费了学生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对他们灌输了奴化思想。当时还以为自己了不起，从没有想到这是错误，经过爱国时事学习后，才认识到这种教学态度的危害性。我一向教书好表现个人，书上引到自己的文章，就特别提出来夸耀，表示自己的学问好；对於教学内容毫无选择，愈多愈好，脱离学生的实际要求。学生不能消化时，反诿过於学生的不努力；指定大量习题，使学生反覆练习，强调“熟能生巧”，而不顾学生的接受能力、精力和时间。这样，有一学期听我的数论的学生仅剩一个人。其实“熟能生巧”，远不如“懂能生巧”，当学生透彻理解以后，自能灵活运用。在教学方法上，我也受雇佣观点的支配，敷衍塞责。上课时填鸭式的我讲我的，往往讲得很快，以为一说他们就能懂；下课后就我搞我的，没有去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形。对於如何结合学生的程度来讲授，如何精简教材、组织教材，使其能切合实际，掌握重点，使学生能够懂得，并能灵活运用，更是没有想到。这样当然谈不上要主动的设法去解决这些问题了。这种资产阶级商品式的教学方式，不但不能培养出新中国所迫切需要的大量的建设人才，而且严重的毒害了青年学生。
+
+　　去年参加课程改革会议后，对於我的错误教学方式有了初步的认识，慢慢的有些改进，但是非常之不够，有时还会犯明显的错误。例如今年在讲授高等代数时，有一次因为要完成我的教学计划勉强赶进度，讲得较快，以致又重讲一次，浪费了学生的时间。从这里我体会到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必要。只有树立起无产阶级思想，以集体主义来彻底摧毁个人主义的“王国”，才能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去搞好教学工作，在教学中才能不断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学生们的意见，来改进能在祖国自己的教学，才能主动的正确的解决教学上的一切问题，才能培养出切合祖国需要的建设人才，才走向社会主义的途程中有所贡献。
+
+　　（原载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六日重庆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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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刃: 决心改正错误、从头做起
+
+　　<白刃>
+
+　　最近报刊对我的作品的批评，是起了“大喝一声”的作用，使我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灵魂的深处，仍然是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自己创作思想中，存在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
+
+　　这种错误，在我的“战斗到明天”里，表现得最为突出，它可以作为我的创作思想的一面镜子，因此我想从这部小说的错误，来检讨我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
+
+　　对“战斗到明天”，已有了详细的批评，这些批评对我的帮助很大，我诚恳接受。这里，仅据我初步的认识，提出几个主要的错误作检讨。
+
+　　1948年冬天，开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确曾想根据自己在敌后的生活，来说明知识分子只有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才有前途。但因为没有站在党的立场，用无产阶级的观点，自然不能正确写出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而只能像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与满腔的同情，连小资产阶级的缺点也加以同情甚至鼓吹”。毛主席这些话，正说到我的骨子里。书中的一群知识分子干部，正是自己和周围的一群，他们的缺点，正是自己的缺点。对这些缺点，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加以分析批判，而是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不是挖苦讽刺，就是掩饰同情，甚至鼓吹。
+
+　　正确表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主题，应该通过党的培养教育，通过工农群众中的锻炼，向他们学习，从而改造了自己原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树立了工农化知识分子的榜样，才能给新知识分子指出自我改造的途径。
+
+　　小说中表现的知识分子，不是这样的改造，而是按照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讽刺理论学习为“教条”，无视党的培养教育，没有真正向群众学习，而是强调自己碰钉子接受所谓的“教训”。既没有写出优秀的工农干部作为他们的学习榜样，也不可能从盲目性的“碰钉子”中改造好思想。让他们到群众中去，不是真正的去自我改造，而是使这群小资产阶级的“英雄”，找到“用武之地”。于是大大地宣扬歌颂这一群没有改造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
+
+　　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一切爱憎好恶从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把一群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写成小说的主人翁。不是真正写出他们从小资产阶级转变到无产阶级的过程，而是以小资产阶级代替无产阶级的领导，把他们写成历史的主人翁，战争的实际指挥者。一切工农干部和战士，根据地的农民群众都围着他们转，需要的时候拉出来凑热闹，不需要的时候一脚踢开，再也不见影子。一切战斗情节事件，都是为他们安排的。这样，自然就使得小说产生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
+
+　　小说里面不但看不到党对这群知识分子的改造，就是连他们作为连队的党代表（指导员）时，也看不到进行多少党的活动。唯一出现的医院里一次支委会，也写得一团糟。
+
+　　写到工农干部和群众，也正如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这些话也正说到我的骨子里。小说中所描写的工农干部和广大群众，不正是这样吗？写工农干部王川工作认真负责，有原则性，又用知识分子的嘴，说他处处不如他们。在全书中，他始终是这群知识分子的上级，也是代表党的领导者，但看不见他对他们的改造教育，起了什么作用。一面写工农干部郑大荣和张德胜英勇善战，一面说他们无组织纪律。一面说章国平打仗勇敢，一面说他们是个人勇敢，在一些战斗中，写战士们和民兵打仗勇敢，又在另一些战斗中，把勤杂人员和民兵写得很狼狈。把根据地的庄长和妇救会长写得很可爱，又把新区的民工写得很自私。……相反的，写到知识分子干部的时候，虽然口头上承认不如他们，而实际上是处处比他们优越，甚至用歪曲工农干部和群众，制造所谓“教训”，来教育——实际上是为歌颂作资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干部。
+
+　　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资产阶级的思想不但接近，有时候还交错不清，小说中不但有严重的思想错误，并且有严重的政治错误。
+
+　　小说中的“血战天门顶”，是根据我1944年的短篇小说“辛排长之死”写成的。原作中并没有甚么“假投降”，但为了和后面辛为群被捕后，敌人劝他在悔过书上签字“假投降”，辛坚决不上当作对比，说明他“机智”歼敌，硬在敌人劝降时，加进一段所谓“将计就计”的“假投降”。当时也曾意识到不大妥当，但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不但不能分辨是非，警惕到严重的政治错误，反而替自己找到辩护的理由：“既不是把部队拉到敌人那里，而是把敌人骗来歼灭，效果不错嘛！”殊不知道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而更荒谬的是为着使理由更充足，狂妄地断章取义，引用了“论持久战”中的“兵不厌诈”作解释，因而严重地歪曲了我军的英雄品质，歪曲了毛主席英明的军事思想。
+
+　　小说第12章中，更充分地暴露了自己不但脱离了工人阶级的立场，连民族立场也没有站稳。一面把代表日本侵略者的日寇中队长写成杀人放火的野兽，一面却写他有厌战情绪；说他受过高等教育，在烧杀之后有内心苦闷，在奸淫之时“似乎良心在责备”。这不是公开替日寇的兽行作辩护吗？这不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吗？
+
+　　错误的创作思想，不可能有正确的创作方法，两者也是有血肉难分的关系的。
+
+　　小说内容的另一错误是迎合了小资产阶级的落后趣味，用离奇惊险的故事，用无聊恋爱的情节，用低级庸俗趣味，来吸引读者。
+
+　　思想内容贫乏和错误的小说，就是这样依靠趣味加上故事堆砌起来的。
+
+　　一面是大胆的编造故事，一面却脱离不了自然主义的手法。书中写的许多东西，大部分是自己小圈子里和周围的生活琐事和片面经验，加上自己所见所闻的。因为没有站在党的立场上，便不能正确地批判和取舍，就堆在一起，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和趣味出发，把合乎生活规律的本质的东西，一概认为平淡无奇；却一味去追求曲折的故事和庸俗的趣味，追求一套小市民心爱的东西。
+
+　　标榜着知识分子的改造，实际上却在贩卖小资产阶级的货色，人物既不是典型人物，时代背景又非典型环境，许多事件又违反了生活真实，把许多表面现象当成本质。这样作法，想从小说中看到我军在敌后英勇抗战的缩影，看到毛主席英明的军事思想，看到我们英雄部队的真实面貌，那是不可能的。
+
+　　追寻错误的根源，乃是自己原有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长期没有根本的切实的改造的缘故。入城以后，又接受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艺术思想的影响，以致划不清界限，分不清是非，产生了创作思想的严重错误。
+
+　　首先是立场观点有错误，才会产生这样一部严重错误的作品。由于脱离了党的、工人阶级的立场，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看问题，所以看不见党和上级领导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作用，所以会歪曲工农干部和部队，歪曲了历史的真实。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自己所以能走上革命，能在革命队伍里做点工作，甚至能写点东西，无一不是党和上级日夜苦心培养的结果。但当自己用党培养出来的一点本事，写知识分子（也是自己）自我改造的时候，却把党和上级的功劳，忘得干干净净，而说是自我奋斗的结果，这是何等严重的忘本思想。
+
+　　创作动机不纯，是产生错误的另一个原因。参加革命前后，我曾不断学习写点诗歌、通讯和小说。1948年，专门作记者工作的时候，抽空写几个短篇小说。开头不过当作练习写作，后来想到既要专事文学工作，应该搞出点“大名堂”，替自己创个牌子。成了名有了地位，领导上再不会叫我作行政工作。就是在这种腐朽的个人主义的、想替自己制造资本和组织上讲价钱的意图下，开始了“战斗到明天”的写作。起先是想写一个连队在敌后英勇作战。入关以后，看到大批知识分子涌入部队；又想到全国快解放了，长篇小说的读者主要还是知识分子。就是在为自己迎合小资产阶级读者的坏思想的支使下，把“第一是为着工农兵”扔在脑后，把“第二才是为着小资产阶级”摆在前面，改变了主题。这分明是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偏爱，却偏替自己找到辩护的理由：“第一次写长篇，应该为自己最熟悉的东西”（所谓“自己最熟悉的东西”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一套思想感情）。这个理由又正好替“把创作当成自我表现”作辩护。一开始就退到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考虑自己的名利地位，怎么能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来写知识分子的改造呢？于是只好把自己所谓“经验教训”，自己的一些经历，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充塞到作品中，那能不错呢？
+
+　　今天想起来，当时写这样复杂的长篇小说，无论是思想水平或艺术水平，都不够条件。但是急于求成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却在支持着自己。于是凭一知半解的理论，凭着片面的经验及没有经过分析批判的材料，鼓起勇气，日夜开工，大写特写。结果和一个打莽撞仗的指挥员一样，必然碰得头破血流！
+
+　　个人英雄主义不仅表现在作品中，也表现在写作态度上，表现在不懂装懂上，表现在学习上。自己理论水平不高，而政治上自满情绪却很严重，认为自己长期做编辑工作和行政工作，没有出过大岔子，做一个文艺工作者大概“够了”。把思想工作看得太简单，因而没有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待生活态度也是如此，认为自己长期在连队工作过，有“资本”可以大写特写，因而不肯进一步深入地去生活，刻苦地去改造思想，以致发生了这严重的错误。
+
+　　既然认为缺乏的不是政治，于是拼命地钻技巧。现代作品看了不过瘾，醉心于古典名著。由于立场不稳，就无批判地接受了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加上从小受到中国旧小说根深蒂固的影响，满足于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趣味。再加上入关以后，听见一种论调——说解放区的作品干巴巴，有骨无肉，人物不明朗，故事单线条。自己对这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向无产阶级思想进攻的谬论，没有加以警惕，于是尽量在形式上下功夫，至于内容，就考虑的不多。这也是产生错误的原因之一。感谢党和上级的培养教育，感谢同志们的批评，使我能继续前进。犯了错误，痛悔无及，唯有决心丢掉一切障碍前进的烂包袱，虚心地从头学起，认真的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全心全意无条件地长期参加火热斗争，把纠正错误改造思想，当成光荣任务来完成。
+
+　　来源：原载1952年6月19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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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望：我的诗创作是为谁歌唱的
+
+　　<金陵大学中文系主任　孙望>
+
+　　我喜爱新诗，但究竟是为谁歌唱的新诗？
+
+　　我写新诗开始于1930年。那时我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所在地南京读书。初则耽好王独清那种带有沉重的怀旧感伤气息的作风，写了不少灰色的东西。继则与代表资产阶级文艺系统的新月派作者来往，追求他们那种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没落的唯美的形式主义底风格。写一首诗，成天只在字数行数上打算，划着方格把想说的话填进去，有时为了形式的整齐，以至不顾句法语法的通不通，硬要挖去几个字，或平白增添些不必要的字句。等到写完，看看确像一方一方豆腐干的样子了，便沾沾自喜。风花雪月便是它的内容。这样，我自命清高，自以为超政治。我躲身在反动政府的心脏里吟风弄月，一方面来奉迎官僚资产阶级的心理，以博得他们的垂怜；一方面又擎着宗派的旗徽为他们呼号助威。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向着左翼作家联盟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侵袭扑击。我的所谓“超政治”的真相便是如此。
+
+　　1932年，我进了作为美帝国主义文化租界的旧金陵大学。我又和一批象征主义的诗作者结为密友。我开始转向神秘、晦涩、朦胧、暧昧的作风，想效法李金发、戴望舒等“表现神经艺术”“追求观感享乐”底写作方法，企图在诗底领域里爬一点名誉出来。我们组织了一个“土星笔会”，出版“诗帆”杂志，经常举行“沙龙”，斜躺在沙发里，冥想着黄金世界。我们反对革命，害怕革命，不希望暴力的革命来惊扰我们甘芳的瞑想。我相信反动政治和资本主义社会是我们安静闲雅的生活的唯一保护者。当那些官僚资产阶级的丑物装着风雅，偶然也向我们的所谓诗看一眼时，我便如遇知音，快慰忘形。就这样，我的思想情感完全溺进反动腐朽的深渊里，和官僚资产阶级思想已臭味相投、体已密迩到不可分割了。检点我在这一时期所写的东西，我歌咏了少女的眉毛、眼睛、口唇、头发；我赞美了手帕、腕环、衫袖、发结；我歌唱了青春、爱情、荒淫的华尔兹舞、鸠人的威士其酒瓶；我也吟味了神秘的黄昏、懒惰的“吉他”、迷人的笑，和“微风扬起的一串串芬芳的幻梦”；资产阶级的淫秽庸俗的色、香、味，在我的笔端络绎地倾泻出来。这些腐朽思想的上升，加强了我对于资产阶级生活的追求；当这些荒唐的愿望不能满足时，于是我的歌唱里就带来了叹息、失望、消极和伤感的音响。“九一八”和“八一三”对于我都没有起过波动，帝国主义的侵略如同一阵过耳的轻风，我却在那里刻划着舞会的情况，如：“烟样的感情，乱入烟样的筦弦。”“足的回旋，击出清越之节拍。”“眯起海伦迷人的眸子。”等等，这样，我走上了颓废没落的创作道路。我为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们歌唱，我为反动官僚的子弟及其姨太太少奶奶们歌唱。工农无产阶级的思想、情感与生活，是与我敌对的东西。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可以漠不关心，甚至讨厌那种具有斗争性的作品，说它们有火药气，认为那样的诗是“叫吼派”，我歌颂了资产阶级的思想与生活，我拥护了反动派的统治，然而我还自以为“超政治”，这是何等荒谬的自欺欺人的谎言啊！
+
+　　“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火焰已遍处燃烧，这时我恰巧大学毕业到长沙去工作。我在工作之余，跟力扬、常任侠3个人为田汉、廖沫沙所办的抗战日报编“诗歌战线”副刊。因为战争使我尝到辗转流浪的痛苦，我在创作上也起了一些变化。我开始写抗战的题材。可是无论从内容或技巧上说，则显然仍停滞在象征主义的圈子里。我的感情是病态的。灰色、伤感、怀旧的情绪充盈在字里行间：什么“秋来祖茔上不看见秋祭”，“村上少年流落在远方”，“流水是多思的，橹声是多感的”，“寥落的客店本也无酒可沽”，“浣衣妇底杵声至今杳然”等等，这些，在抗战的初期，起了沮丧战斗意志的作用。当时长沙和武汉的诗歌工作者有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就因为我和我们一群不肯放弃颓废的象征主义的老调，不肯面对现实；以至这个统一战线组织只出了一本“五月”就分裂了。分裂后进步作者组织了一个“诗时代社”，而我则纠合许多颓废的现代派诗作者，成立“中国诗艺社”以事对抗。那时力扬已去武昌，抗战日报的诗刊便由我一人主编，这个具有战斗意志的诗副刊，也便从我手里转换了方向，走上了病态的、颓废的、现代派的道路，使在抗战的宣传上蒙受了损失。
+
+　　在这以后一个时期里的作品，我是以纯粹客观的态度和冷淡的情绪来对待抗战的。例如我写农村中战时情况，不从农民实地参战与激昂鼓舞的爱国热情着手，却只冷冷的写农民聚在村边，眺望“开向前线去的队伍”的情形。这说明了我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以致在我的作品里缺乏战斗性，缺乏火热的感情。由于我对反动政权的忠心依附，也由于我死心塌地生活在反动政权的保护下，我于是歌唱着去迎合他们，事实上也只有他们才会垂青我，听我的歌唱。从此，我的所谓诗，不仅讴歌资产阶级的腐化生活，而且更进而明目张胆地讴歌反动政权了。1941年，正当蒋匪发动“皖南事变”时，我却在重庆写了一首怀念南京的长诗“城”，发疯似地歌颂起蒋匪王朝来了。我把反动政府比作“神经中枢”，用谎言把它歌颂得那么光明灿烂。这种荒谬的认识决不是偶然的，这正是日积月累地潜存在我意识里的反动思想底集中表现，同时也是我一向以蒋匪反动思想为我思想归宿的最好说明。
+
+　　在抗战期间，我还选印了一本“战前中国新诗选”。这诗集，现在看来简直可说是颓废诗派的一所公墓。这里我选录了不少反映资产阶级丑恶生活的诗，例如：“到郊原去吧，贵妇人，携起您蔷薇色的手袋吧，我则带着美丽的烟草。”（汪铭竹诗）而我还在后记里竭力夸扬他“每一字句都是从艰苦搥练中得来”的。在后记里，我也说到这诗选“感伤气息太浓重，怀古情调太馥郁”，但我却把它归罪于“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环境给予培养出来的结果”。我漠视了鲁迅先生所领导的文艺方向，漠视了当时如火如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运动，这正好说明我站在资产阶级和维护反动统治的立场，想为我的诗选找遁辞罢了。
+
+　　我的不肯放弃资产阶级的生活内容及其文艺创作方法，如前所说，是我忠心投靠并热忱拥护反动政权的表现。因此，在1948年淮海战役前两个月，我又给作为蒋匪喉舌的伪“和平日报”编了一个“诗星火”副刊。那时蒋匪正忙着所谓“行宪”那套丑剧。物价飞涨，经济面临总崩溃，反动匪帮看看人心已失，为挽救颓势计，还想用各种卑劣手段，高唱假民主来欺骗人民。在反动政权面临全面崩溃的前夕，我却出来为他效力，这不仅为反动派装潢了门面，助长了反动文艺阵营的声势，而且那些歪曲了的“人民”呀，“革命诗人”呀的名词与标题，更模糊了不少爱好文艺的青年的认识。事实上，就有一些文艺青年曾迷恋于这个刊物的所谓“民主”与编印上的形式美而投过稿或有作品刊载过。这说明我为反动派服务得很成功。而我自己的诗作，则一贯地仍然以“婉丽倒影”“会心底浅笑”等一套滥调来麻痹青年、腐蚀青年。
+
+　　经过这一次的思想检查，我才初步认识了我自己。无可置辩地，20年来，我的所谓诗创作，肯定地是为官僚绅士们歌唱了，为反动政权歌唱了，为腐朽的资产阶级歌唱了！在我的眼睛里，满布着官僚绅士们的鬼影；在我的脑子里，充溢着维护反动统治的思想；在我的血管里，旋流着资产阶级的毒血。现在我可以肯定的说，20年来我一点也没有“超政治”，20年来我创作的总成绩便是：“颓废”加“反动”！
+
+　　南京解放后，我经历了比较长期的学习，逐渐的认识了反动政治的本质是根本危害人民，与人民为敌的。我也初步地了解了共产主义的内容与人民政府的政策，我开始解除对共产党的疑惧，我开始转移敌视共产党、敌视劳动人民的荒谬成见。在蒋匪王朝倒塌之后，在封建剥削制度被粉碎之后，在反革命分子基本上被肃清之后，我感到新的社会里到处都是光明，而我的老一套已完全不适合于歌唱新事物。我深深觉得我所熟悉的生活与题材已再也找不到了，我所惯用的写作方法已全然失掉依据而无所施其技；这样，我才把我的歌唱转向人民，转向新政治新社会。在抗美援朝运动掀起了高潮之后，我第一次用诗武器指斥了美国政治贩子奥斯汀，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我也以愤怒的情绪写下了斗争反革命特务分子的诗歌。我参加了“红旗诗丛”和“人民诗歌”的编辑工作，我小心翼翼地向群众学习。然而正因为我是才从反动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所以我的立场观点，一时还不能彻底地扭转过来，因此在写作中到处都可以找到歪曲政治的毛病。在编辑工作及其他具体活动中也一样地犯了很严重的错误。由于自己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观点与立场的影响，在编辑工作中就把一些思想不正确的稿件随便推荐，滥予发表。在第一届诗歌展览会中以反动思想的作品与革命进步的作品杂然并陈，不加批判，以致引导解放后还有的文艺青年留恋于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及其创作方法；还有诗联年会的大事铺张，追求场面，以致浪费了人民的财产等等。这些，都是极端错误的。通过“三反”运动的学习，我初步地认识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性；但，显然是不够的，那种认识还只停留在资产阶级的生活现象上，还没有能广泛地联系到其他方面。至于我的政治思想与文艺思想，我还以为没有什么问题。在这次思想改造学习中，由于共产党的教育，由于同志们的帮助，也由于我自觉的搜索资料、反复思考，我才真正地认识了“旧我”，我才清晰地照见了我过去的面貌。我的依附反动政府、拥护反动政权的政治思想，正像一根又脏又臭的黑线，贯串在我过去的历史和思想里。而我20年来自以为风雅高贵的诗，便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与思想情况中培养出来，便是吸取了这种反动的腐朽不堪的养料而写作出来的。这样，我过去的自命清高，自夸风雅，自以为超政治，现在想来，那真是骗鬼的玩意。通过了这次的思想检查，我已认识到立场、观点的不正确，缺乏工农群众的生活的实际体验，是不可能很好地用我的歌唱为人民服务的。我惟有诚心诚意地放下旧包袱，涤除腐朽落后的反动思想，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群众的帮助下，不断学习，争取彻底改造，才能真正地为劳动人民歌唱，为新政治、新社会歌唱，为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歌唱！
+
+　　（此检讨载于1952年6月21日南京新华日报）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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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路翎的公开信
+
+　　<舒芜>
+
+　　（[《文艺报》发表本文时，文前曾加按语如下：）
+
+　　《文艺报》编者按：《人民日报》曾於六月八日刊载了《长江日报》上舒芜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舒芜检讨了他於一九四五年发表在“希望”上的“论主观”一文的错误观点。这种观点表现在文艺创作上，是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必要。“希望”这个刊物是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所办的；舒芜自己所指出的错误，其实是这个小集团所共同的。舒芜曾在检讨中说：当时还有几个人，都曾经有同样错误的思想，并指出路翎就是其中的一个。
+
+　　对於路翎的一些作品和对於这个小集团的错误思想，在报纸刊物上曾先后进行过一些批评。这里发表的舒芜的“致路翎的公开信”，进一步分析了他自己和路翎及其所属的小集团一些根本性质的错误思想。这种错误表现在：以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斗争”当作革命道路，而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片面地、过分地强调“主观作用”，实际上这“主观”却是小资产阶级的主观，其实就是强调小资产阶级的作用，企图以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这种错误思想，使他们在文艺活动上形成一个小集团，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
+
+　　我们发表这封公开信，目的是帮助路翎等人检查自己的文艺思想，改正自己文艺思想上的错误倾向。]
+
+　　（路翎:）
+
+　　作为一个曾在错误的道路上同行了好久的老朋友，我写这封信给你。
+
+　　对於我们过去在文艺上所走的道路，解放三年来，在党的教育之下，从实际工作中反覆思索，今天，我已经能够毫不犹豫地断言：那是根本错误的，是与毛泽东文艺路线背道而驰的。我们曾经长期地宣传它，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当中，有过相当的影响。其结果，主要的就是脱离群众，脱离实践，拒绝思想改造，反而要通过文艺，按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因此，今天我们不可逃避的责任是：一定要把它摆到群众面前来，彻底地清算它。
+
+　　从去年年底开始，从几种报刊上面，连续看到一些对你的批评。看来你在解放以后，还在发展着过去的错误，到了严重的程度。所批评的你那几本最近出版的书，我都没有看过。但是，我相信是批评得对的。因为，你的那一套思想，曾经是我们共同的东西。我早就期待你公开地表示态度，坦白地承认错误，诚恳地接受真理。直到现在，你还是缄默。我愿意相信你是在深刻的检讨过程当中，希望这封信可以帮助你在党的教育之下早日得到应有的结论。
+
+　　我们过去在错误的道路上，曾经是最亲密的朋友。让我们在真理的道路上重逢，重新携手前进吧！
+
+　　第一，我们过去一切错误的出发点，是硬要把自己倾向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追求过程，当作“正确”的革命道路。
+
+　　解放以前，我们都曾经过一番奋斗，而倾向於革命。这是事实。但是，在旧中国那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其参加革命的物质动机，就是为了保存将失去的、或挽回已失去的私有财产。因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倾向革命，思想上反映着他们的阶级本质，基本上就是由於不能忍受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的窒息，想藉革命来发展其个人主义。他们在理论上，就是说，在口头上，很容易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在实际上，他们是自然而然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适合於个人主义的东西。所以，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营垒多年，满口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实际上还是一个个人主义者，这在中国是很常见的。这也是思想改造问题为什么具有那样迫切性的缘故。
+
+　　这个改造，必然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就是说，那种个人主义的追求，一定坚持不肯让位给工人阶级集体主义思想。我们的错误，就是硬要把自己那种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追求肯定为正确的革命道路。我们首先肯定自己的思想，认为和工人阶级思想并没有什么本质之别，只有程度之差；认为我们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问题只在如何坚定地一直走下去。我们也没有否认自己思想中的个人主义，但认为不过是零星不成体系的残余，而那已经形成了的“正确的主流”，就尽够把它们战胜。所谓“正确的主流”，其实还是那曾经推动我们倾向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进步要求。我们正是一贯抱着这个东西当作宝贝，鼓吹它的方向，以为这就是走上工人阶级立场的方向。
+
+　　其实，小资产阶级的进步要求，不管它“进步”到如何程度，“要求”得如何强烈，终归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个人主义的东西，是属於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其所以是进步的，当然主要的是因为它使得那些进步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有接受工人阶级领导并进而被改造的可能。可是，这并不是它本来的目的，不是它本身就含有工人阶级思想因素。它不过是把那些进步的小资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之下，推到那么一个客观地位，就是客观上非密切地跟着工人阶级走就没有别的出路，因而思想上也就不可避免地受着很多工人阶级思想的影响那样的地位。到了这个地位以后，他们之得到改造，就主要地靠着工人阶级思想的教育，靠着所受到的工人阶级思想影响在外力帮助之下的壮大抬头，而决不是靠着原来那种小资产阶级进步要求的推动。那原来的进步要求，到了这个关头，倒是立刻显露出个人主义的本质，与工人阶级思想相抗争，成为思想改造的障碍，通常所谓“进步包袱”，便是指此而言。
+
+　　但当时，我们竭力鼓吹这个“进步要求”，说它按其本身的性质和规律一直发展下去，就可以推动大家走上工人阶级立场。我在“论主观”和其他论文里面，那样用尽力量来鼓吹，抚拾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来掩盖着的所谓“主观作用”，主要内容就是这个东西，带有极大的疯狂性、偏激性。我们竭力要发扬它，这就是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解放自己，只须使自己更加成为疯狂偏激的小资产阶级，就能成功，无须乎什么工人阶级领导。
+
+　　当时就有不少批评，说我们是抗拒思想改造。我们大为不服。我们说：明明是这么“沉痛地”批判着个人主义，还要说是抗拒思想改造，真不知从何说起！的确，你的“财主底儿女们”，就充满着这种“批判”。但是，今天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那里面没有一点工人阶级思想的影子；至於“批判个人主义”，“沉痛”到是真的，因为其实是同情、悼念和辩护罢了。
+
+　　你写了你的——也是当时我们大家的英雄蒋纯祖，对於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实际上只有一个意义：看吧！尽管他是那样一个个人主义者，那样疯狂、混乱、骄傲、专横，那样至死都缠着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不放；然而，仍然是多么可爱，多么英勇呀！真正如你自己明白说出了的：
+
+　　我不想隐瞒，我所设想为我底对象的，是那些蒋纯祖们。对於他们，这个蒋纯祖是举起了他底整个生命在呼唤着。我希望人们在批评他底缺点，憎恶他底罪恶的时候记着：他是因忠实和勇敢而致悲惨，并且是高贵的。（“财主底儿女们”题记）
+
+　　这几句话，当时成了我们共同的骄傲的宣言。我就曾经不止一次翻看它：而每一看到，都经验着“苍凉悲壮”的——其实是甜蜜蜜的感动，因为自己也就可以因此而“忠实”“勇敢”和“高贵”起来了。其实，毛主席早已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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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於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八七八—八七九页）
+
+　　看看吧！这一段话，特别是最后一句话，恰恰指的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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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以为我已经忘记了我们当时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原则”。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是这样说的：这一切缺点甚至罪恶，都是在忠实、勇敢和高贵的追求过程当中产生的。走向革命，正是必须通过这样的追求，没有摇身一变的捷径。因此，不管他如何有缺点，甚至有罪恶，他的整个道路始终是忠实、勇敢和高贵的。我们说什么在批评和憎恶的时候，还应该记着他是那样了不起等等，真正的意思无非是：应该记着他是那样了不起，而对於他的缺点和罪恶，就不必照着“俗流之见”来作什么批评，自然更不应该有什么憎恶。——今天看一看吧！这不是抗拒思想改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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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动机和效果是一致的。蒋纯祖那样的盲目疯狂地横冲直撞，正是他的动机是个人主义的证明。其所以有那样多的恶劣表现，正是个人主义动机的必然结果。这里没有任何“忠实”、“勇敢”、“高贵”之处。真正的忠实、勇敢和高贵，应该是迅速地正视自己的错误，检查自己的错误动机，否定自己的错误道路，下决心一刀斩断，走向工人阶级集体主义的道路。然而，我们当时却反覆宣称：谁不经过蒋纯祖那样的盲目疯狂的横冲直撞的“追求过程”，其倾向革命就是“市侩投机”；谁不在革命当中继续那样地横冲直撞下去，便是“前进了几步就期待着一劳永逸”。还是再听听你自己的——也是我们当时共同的声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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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亟待毁灭、也亟待新生、创造的时代。一切东西，一切生命和艺术，都是达到未来的桥梁。人们底生命是一个斗争底过程。……但假如这些年青的生命们前进了几步就期待着一劳永逸，艳羡起那些纸糊的宫殿和阴暗的监牢来了，那么，不管他们脸上是挂着怎样的笑容或眼泪，他们都必得被继起的人们，以那个伟大的东西的名子，重重地击倒。（“财主底儿女们”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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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记得所谓“纸糊的宫殿和阴暗的监牢”何所指而言的；那主要的就是指的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内的进步文艺工作者的队伍。当时我们对之非常嫉恨，不是为了它里面还有许多小资产阶级的错误，而是为了他们没有我们那个坚持错误的“忠实”和“勇敢”，为了他们总还在逐渐克服错误之中。记得我和你曾经共同欣赏过纪德所说的一句话：“假如我要死，最大的遗憾是，从此再没有犯错误的可能了。”（大意如此，不知见於何书，记得还是你向我口述介绍的）由此可见，当时我们正以能犯错误为自己的“生命是一个斗争过程”的证明，还有丝毫改造思想的意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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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们总是说：我们尽了力量，做了能够做的一切，结果只有这样，说缺点也好，说错误也好，实际上只能是这样；那么这就是脚踏实地的唯一可能的道路了，此外还能怎样呢？难道不许我们这样地走过来革命，或者是要求我们腾云驾雾不成？这完全是诡辩。没有谁要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其倾向革命的过程的开始，就能够没有一点个人主义；但必须要求他们尽量迅速认清和肃清自己的个人主义。没有谁说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他们的个人的进步要求出发就不能倾向革命；但必须反覆指出，他们只有愈益克服其个人主义，才愈能真正走近革命。没有谁要求腾云驾雾；但必须要求尽量少走不必要的弯路。总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倾向革命的过程中，犯错误，走弯路，都是很难免的；正因为如此，对於这些错误和弯路就更要实行严肃尖锐的批评，为的是尽可能把它们减少；决不能像我们当时所做的，反而歌颂它们，甚至还补充得更多一些，画出一条九转三弯、千回百折的路线图，指为唯一必由的脚踏实地之路，倒是指责正确的道路为“腾云驾雾”，为“市侩投机”。这样，实际上只有使自己离革命愈来愈远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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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我们为了辩护自己，不仅把群众自发的革命要求，夸张为革命的基本动力，否定了党的领导，而且照自己的面貌去涂改群众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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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们既是十分欣赏自己那种“追求过程”，把其中一切错误和弯路都当作宝贝，并决心沿着个人主义的道路继续那样“追求”下去，我们就进一步鼓吹群众的自发的革命要求，千方百计证明它就决定了革命的道路，就是革命的基本动力。用意很显然：看吧，大家都是这样，不单是我们！大家都是自己要革命，就革命；要怎么革，就怎么革；道路就在这里，此外还有什么天外飞来的道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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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方面的工作，你做得最多。在你十年来的作品中，绝大部分写的是“工人”和“农民”。你的一贯的主题是，他们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所以革命的基础就在这里，革命的主要动力就在这里，最重要的是，革命的道路也就决定在这里。而这些所谓“强烈的革命要求”，你特别强调，都是“从实生活的深处产生的”，都是没有或极少有政治自觉，都是与任何明确的政治认识不发生关系的。不但如此，你还一再告诉读者，那些政治自觉和政治认识之类，常常只是虚伪的教条；只有这种“盲目自发”的“革命要求”，才比什么都重要。
+
+　　我也从“理论”上与你呼应。我把这种“盲目自发”的“革命要求”，也拿来作为我的“主观作用”的内容。我竭力证明，“主观作用”不但是我们知识分子的，而且是广大群众的。我明确地把“主观作用”和“思想体系”对立起来。甚至於还构成了一套“宇宙观”，在其中，古往今来，东西南北，总是这个“主观作用”在“燃烧”，推动着一切的进行。我反覆鼓吹，最重要的是要大家都去向群众“汲取”这个“主观作用”；至於政治觉悟之类，我说，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不是急需提高，而是提得太高了。这种主张之显然为资产阶级夺取领导权开辟道路，是无须证明的。
+
+　　我们当时故意混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一个是，群众是否要求革命：另一个是，群众是否能够自发地知道要有什么样的革命和应该怎样革命。我们从第一个问题之当然肯定的答案，就扯到第二个问题，说也应该是当然肯定的答案。每当在这一点上受到批评的时候，我们就反过来咬定批评者是轻视群众，是把群众看作机械傀儡，连革命要求都没有，是“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心肠。
+
+　　其实，人民群众由於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有不同程度的革命要求。这一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们自以为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据，其实就是这一点。然而，让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吧：
+
+　　首先是农民。他们有着强烈的反封建要求，多少世代以来，就梦想着土地、民主与和平。封建社会中农民的劳动和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最基本的力量。但是，农民从来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来开辟一条正确的胜利的革命道路。仅仅到了今天，工人阶级的领导，才破天荒地为他们指出一条胜利的道路，而把他们从封建剥削之下解放出来。每一个做过土地改革工作的干部都知道，在整个农村反封建斗争过程中，以工人阶级政策思想向农民进行教育，是多么艰苦的过程！土地改革完成了，如果让他们自流的发展下去，他们就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领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又是农村工作中的迫切任务。还不说将来实行集体化和机械化的严重的改造过程。
+
+　　其次是小资产阶级。他们也迫切地要民主，要自由，要平等，但是，他们所能提出的“最好”的革命纲领，也不过是一些无法实行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而在实际上，如果他们不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来革命，便只有跟着资产阶级走。那结果就会发现：所要的是极端民主，得到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所要的是他们的个人自由，得到的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群众也对他们进行无限剥削的自由；所要的是无政府主义的平等，得到的是在资产阶级面前俯首帖耳的屈辱的命运。
+
+　　至於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尽管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矛盾，却从来独立担当不起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更不用说。
+
+　　不但如此，决定工人阶级革命道路的，也不是工人群众的原始的自发的革命要求。列宁曾经异常尖锐地指出：
+
+　　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呢，还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呢。这专没有什么中间的道路（因为人类没有创造出什么“第三种”思想体系，并且在充满阶级矛盾的社会里，绝对不会有非阶级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
+
+　　因此，对於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与任何离弃，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人们谈论什么自发性。但工人运动自发的发展过程，正是趋向於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支配，正是照着《Credo》纲领进行，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也就是工联主义的运动，也就是纯粹职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表明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二一○—二一一页，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
+
+　　看看吧！连工人群众的自发的发展过程，如果离开了工人阶级的思想体系，也要有这样严重的后果！
+
+　　今天，或许你会反问：“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怎么讲呢？是的，我们曾经长久纠缠着的一点，今天正可以利用这两句话，而自以为掌握了雄辩的理由。这个我完全记得。正因为记得，所以三年来在实际工作当中，时时处处发现它是那样的诡辩，那样的似是而非。就按照前面的分析来说，请问：当集中起来的时候，对於农民群众那些复仇性的要求，平均主义的要求，分散性与狭隘性的要求，单纯发家致富的要求，乃至“吃大锅饭”的要求，把它们怎样处理呢？对於小资产阶级群众那些极端民主化的要求，个人自由主义的要求，乃至那种疯狂性与破坏性的要求，把它们怎样处理呢？还有工人群众那些经济主义的要求，工联主义的要求，又把它们怎样处理呢？是不是把它们也一概“集中起来”呢？（这里还没有说到资产阶级那些“自由发展”的要求之类）可见一定要有一个工人阶级的思想体系，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体系，工人阶级政党的政策思想体系，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高度自觉性的体系。
+
+　　实际上，三十年来，党的伟大光荣正确的领导，使得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高度自觉性，已经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存在，而且是在克服群众自发性的过程中日益壮大起来的现实中的领导力量，根本地决定了生活的面貌和进程。当时我们如果真正要实行我们所标榜的口号：“发掘人民的力量”，那么首先应该认识的，正是这个先进的积极的自觉的力量，应该阐明和表现它怎样领导生活前进，怎样集中群众的革命要求，怎样开辟胜利的道路，怎样由於它的领导——完全由於它的领导而把群众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发挥出来。
+
+　　我们所做的，正好相反。我们专一去“发掘”那些“自发的力量”，标准是离开自觉性越远越好。至於那早已非常壮大的自觉力量，我们是看不见的。偶一看见，避之唯恐不速。避不开的时候，就加以嘲弄，把它涂抹成虚伪可笑的模样。你在短篇小说“女工赵梅英”里面，让一个据你说是“积极分子”的女工，对於工人阶级的爱国主义的崇高自觉，施以那样的辱骂：
+
+　　“又是这一套，阿弥陀佛，又是这一套。我背几句给你听听怎么样？——我们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她於是摇头晃脑说了起来：“老百姓翻了身，现在不是国民党反动派，前方战士替我们打仗，我们要支援前线！”她一口气大声说着，然后她说，“我背的怎么样？不差吧？”得意地笑起来了。（转引自陆希治的“歪曲现实的‘现实主义’”，载“文艺报”六十二期）
+
+　　这完全不是偶然的。在你的作品中，这样的例子是一贯都有的。
+
+　　记得我们在重庆的时候，所有的谈话，除掉闲谈而外，只谈一件事，就是对於所谓“教条主义”，施以深恶痛绝的攻击。究竟当时我们所指为“教条主义”的是什么呢？最主要的就是指的一切实际生活当中比较明确的政治自觉性的表现而言。苏联“文学报”专论“文学语言中的几个问题”里面，完全正确地指出：
+
+　　我们的文学大大地扩充了描写的范围。它不仅掌握了私人的情感世界，而且掌握了丰富他内心世界的社会实践。我们的现代人不思索政治问题，不谈论政治问题，是不可设想的。曾经是少数人的财产的政论式的语言，无限地扩大了自己的范围了。不仅在报告中，而且在日常的谈话中，苏联人都涉及了重大的现代性的问题：从自己工厂或者集体农庄所关心的事谈到世界大事。这一切都使他深深地激动，被他热烈地感受着，并且获得生动的表现形式。（引自“新华月报”第三十号）
+
+　　但是，在我曾经看过的你的解放以前的全部作品当中（解放以后的都没有看过），这样的政治语言是从未出现过的。偶或有之，那是作为嘲弄的资料，故意给以拙劣强硬的表现形式，力图证明其为虚伪，要使读者看了只有厌恶之减。只有“云雀”里面那些知识分子的梦呓式的语言，才是我们当时认为真实可爱的东西。
+
+　　当时我所写的那些论文，说来说去，也都是为了攻击所谓“教条主义”。因为本身究竟也是“理论”之故，所以还不能干脆地宣布什么思想体系都不要，像你在谈话中常常明确主张过的那么样。有时也提出过，例如“论主观”里面就有一点。但究竟感到太不能自圆其说，所以没有多发挥。我只是竭力鼓吹所谓“生活根源”，就是任何正确的理论，都有它的“生活根源”，因此人们必须从“生活根源”来掌握理论和发展理论，否则就是“教条主义”。这完全不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意思。我的真正的用意，不过是说，理论里面所有的，群众的“盲目自发”的生活当中都有。理论无论怎样好，其实并不能给生活增加什么东西。群众并不需要什么理论，在其自发的行动中本来就走着正确的道路。而我们所要做的，最主要的也就是向这种“盲目自发”的生活“深入”下去，丢开理论；然后，假如要锦上添花的话，再搞搞理论也是俯拾即是，容易得很的。十分显然，这是和你那种对於政治自觉性的嘲弄态度正相呼应的。
+
+　　实际上，正如刚才说过，不但当时，而且三十年以来，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高度自觉性，早已成为现实中日益壮大的领导力量。尽管我们竭力避而不见，毕竟避不了。尽管我们多方嘲弄，毕竟也不能总是嘲弄下去。因此，必然地就要进一步，索性干脆把自己那些盲目性疯狂性硬往群众身上装，把小资产阶级的色彩硬往社会生活的面貌上涂去。在你的笔下，十年来出现过不少“工人”和“农民”，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化身。陈家康同志曾经批评“财主底儿女们”，说其中好像没有一个神经正常的人，整个的像一个疯子世界（记忆中大意如此）。当时我们谈起，还颇不以为然。今天看来，确是一针见血的话。
+
+　　毛主席早就指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写起工农兵来，“衣服是工农兵，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的结果并非偶然，而是代表着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狂妄的企图。毛主席也尖锐地分析了这一点：
+
+　　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八九七页）
+
+　　我们恰恰就是毛主席所指斥的那样的人们。而你十年发展下来，竟至於写出“祖国在前进”那样的公开为资本家捧场的剧本，这也证明毛主席的警告：“‘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多么具有英明远见。——路翎，错误再不能坚持下去，实在已经太危险了。
+
+　　第三，我们为了援引同调，辩护自己，不但歪曲了群众的面貌，而且涂改了历史的真实。
+
+　　我们为自己的小资产阶级道路制造出“群众基础”之后，以为未足，於是又进一步替它制造出“历史根据”。
+
+　　我们特别努力证明一个荒谬的命题，所谓“进步与进步总是相通的”；具体内容，就是对於历史上的伟大的进步人物，特别是文化方面的，竭力模糊他们的阶级性，把所谓“进步”抽象化，简直变成类乎道学家所谓“道统”那么样的东西。这样，就把他们变成都是那一脉相承的“进步”的代表，先后之间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无本质上的不同。正如孟子所说：“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对於他们的阶级性实在抹煞不了的时候，就特别强调“阶级的烙印”这句话，把它歪曲地理解为真的只像用外力在什么东西上烙了一个印一样，仍然只是外形上的变化，内容本质还是没有什么不同。
+
+　　我们特别努力在鲁迅身上做这个工夫。其实，鲁迅的思想发展，是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进到共产主义者，从掌握进化论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原是十分清楚的，他自己也多次分析过的。承认这个，无损於他的伟大，而且正是构成他的伟大的主要内容之一。固然，其所以能够实现这个发展，仍有其内在的原因，即在其还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时候，思想当中已经潜伏有一种逐渐加强的、势必要否定当时的思想体系的因素。但在这个否定还没有实现之前，这个因素的存在，无论如何总没有改变其思想体系的性质。如果承认了这个前提，进而分析那因素如何存在，如何发展，如何由於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人民革命实践的教育而找到出路，就使得整个思想进入新的阶段，那是完全必要的。那样做，可以帮助大家更深刻地了解，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怎样主动地追求真理，以及为群众所掌握了的真理怎样指引思想家解决了他要解决而总不能自力解决的问题。我们所做的不是这样。我们一知半解地知道一点有那样因素存在，於是就拿它作成根据，来把那整个思想体系的性质都否定了，硬说鲁迅当时虽不自觉，却已经站在工人阶级立场。我们不惜多方穿凿，牵强附会，把鲁迅早期作品中某些明明表现了民主主义的局限性的地方，都硬解释成“客观上”符合於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他就彷佛成了所谓“天纵之圣”。即此一点，便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
+　　在这方面，我发表的意见比你多。至於你的看法，从当时的谈话中可以知道，也是一样的。你认为，人们“斤斤较量”那些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的阶级性，只是把他们的意义弄得“非常狭隘”。这样的意思，你曾经多次谈起。后来，我还把它写在“论主观”的附注里面。除此以外，最实际地表现了你的认识的，是在接受文学遗产的问题上的态度。你对於托尔斯泰，除了他那些显然反动的宗教思想之外，可以说是无任何批判地接受。“财主底儿女们”，实际上就是企图把抗日战争前后的中国的现实，硬装到“战争与和平”的框子里去。抗日战争中的英雄的中国人民，就因为你硬要把他们写成反拿破仑战争中的俄罗斯人民的缘故，结果不知成了什么样子。你自命阐明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人民的力量所支持的这个问题。实际上，读者很难看到这一点：看到的倒只是人民在无组织、无领导、几乎是被遗弃的状态之下，各自分散，进行着悲惨无望的挣扎。而你还要一再指给读者看，说就是这个力量支持着抗日战争。托尔斯泰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他不管怎样热爱人民，怎样力图表现人民的力量推动历史，终於不能站在人民群众当中的先进党醒部分的水平上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而你对於他的无批判的接受，就使得中国人民的英雄面貌，在你的笔下被歪曲到极其严重的程度。
+
+　　十分显然，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只是为了得到一个结论：既然历史上的进步道路，就是那么一直线地通下来，那么，我们也就可以从已有的“进步”，一直线地进到工人阶级立场上去。而实际上，既是相通的，既是一直线的，则进不进到工人阶级立场上去，也是无所谓了。
+
+　　为了使这个结论更为圆满，我更进而建设了一套唯心论的“历史观”。我的“论主观”，就是叙述这个“历史观”的：所谓“主观作用”，自古至今，一脉相承，成为历史上一切“进步力量”的一贯的内容，也贯串了它们之间的直线式的关系。任何时代的进步力量，都是这个“主观作用”的滔滔不绝的长流中的一段，看起来似有先后之别，实则，“抽刀断水水更流”，连先后也无法真正区分。这样，则分析什么阶级性之类，殊无所用其纷纷；还是赶快多去“汲取”一些；并为了“饮水思源”，索性逆流而上吧！
+
+　　所谓“主观作用”，在这里，恰好相当於资产阶级历史观里面那些“永恒正义”、“绝对理性”之类的东西。以它为中心的“历史观”，在方法上也一定会是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而不会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回想当时阅读和谈话的情形，理论方面，我们对於伏尔泰、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较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方面，对於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较之高尔基、法捷耶夫，实在都热心得多。这样，我们自己已经充分证明，把小资产阶级“进步要求”当作宝贝，结果并不是走向工人阶级立场，只是一直“进”到资产阶级麾下去。
+
+　　第四，我们在文艺思想上，根据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指导，形成了按照小资产阶级面貌来改造世界的完整的一套。
+
+　　像以上所说，我们已经用资产阶级思想从各方面把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道路，肯定为“正确”的革命道路。这样，我们就不但不接受改造，而且妄想按照自己的面貌，把全世界都改造过来。我们主要的武器是文艺。因此，我们就形戊一套相当完整的、在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指导之下、按照小资产阶级面貌来改造世界的文艺思想。
+
+　　我们的主要论点如下：
+
+　　首先，客观世界对於我们简直是不存在的，至少是毫无意义的，如果它不曾“融入”我们的“主观精神”里面。这是贯串一切的基本论点，也正是一切主观唯心论的基本论点。这所谓“主观精神”，从你的作品当中，可以十分显然地看出，就是最典型的疯狂盲目的个人主义精神。对於我们，文艺的作用，不是改造主观世界使之符合於客观世界，倒是“汲取”客观世界来做我们那种小资产阶级的疯狂盲目性的“养料”；不是引导人们的思想感情走向现实，倒是把现实消失於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当中。我们也说什么“主观精神”要“楔入”世界，要“拥抱”世界，那只是要把自己的色彩硬往世界上涂。我们也说什么“主观精神”在“拥抱”世界中会“受伤流血”，那只是表示我们要蛮干到底，悍然不接受客观事实的教训。我们经常从许多伟大作家那里引证一些话，例如“对於所写的对象必须有热烈的爱憎”之类，来证实自己的主张。其实，那是说的作家的创作实践与社会实践必须一致，在作品中所拥护的和所反对的，必须真正是他在实践中热烈的爱着和恨着的，或者说，必须真正是他以革命实践来表明了爱和恨的。那所谓热烈的爱憎，正是要引导作家真正深入客观世界的规律性，不是要把世界拉进作家的“主观精神”。明确地说，就是一个阶级立场的问题。至於我们，既离开了作家的社会实践，又从不明确地把阶级立场问题摆在第一位，而只是抽象地孤立地来谈这个爱憎，那是与原意毫无一致之处，只有把它严重地歪曲了而已。
+
+　　其次，群众的力量，集体的力量，对於我们也是不存在的；我们只是鼓吹所谓“人格力量”，在这个名词下面公然贩运极端个人主义的一套货色。对於这个“人格力量”，我们好几个人用了千言万语来说明，结果都不如你在“‘求爱’后记”里面一句话说得清清楚楚：“人们应该以自己的精神来说明客观世界，而不该沾沾自喜或随波逐流。”那时，在我们看来，真理的道路永远是须要一个人一个人地各自去开辟，真理本身也永远要一个人一个人地各自去创造。“我”，才是真理的标准和根源；任何真理，不管它怎样早已为千百万群众所掌握，总还要成为“我”的东西，对於我才有意义。不是“我”应该去到那已经掌握了真理的群众当中，向他们学习，成为他们的一分子；而是真理应该来到“我”这里，听候“我”赋予以“人格力量”。不是在真理的指导之下，才可以变“旧我”为“新我”；而是要在至高无上的“我”的点化之下，才可以变“死真理”为“活真理”。看吧，还不仅是上段所说的主观唯心论，简直已经发展到这样恶劣的唯我论了。
+
+　　再其次，对於文艺工作者的实践的问题，我们根本把它取消。我们甚至於连“实践”两个字都极少提起，只说要“深入生活”。怎样深入生活呢？深入什么样的生活呢？我们又说：哪里都有生活，一切生活都是相通，随处深入下去都有所得。更进一步，我们又特别强调日常平凡生活，才是“最实际的生活”；其具体内容，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些极其狭隘的私生活。这样一来，所谓“深入生活”者，恰恰成了脱离群众，逃避实践，缩在小资产阶级的蜗牛壳里，缩得越深越好了。当时我们就自命是在“深入生活”，今天回想起来，实际上只是神经质和夸大狂：把一些知识分子私生活中的繁琐问题，夸大成无以复加的了不起的意义，疯狂地在其中“追求”一番，又来歇斯底里亚地“痛苦”或“欢乐”一番，总之眼光只在自己鼻子尖上打转，浸透了自大和自私；然而还要粉饰起来，居然好像是在“决定着人类命运”的模样。如此而已。当时为我们所欢呼的你的剧本“云雀”，的确就是我们自己那些“深入生活”的情况的反映。今天再看看吧，拿来和英雄的人民的壮丽的生活比照一下吧，真是所谓“成个什么样子”！
+
+　　最后，以上一切必然归结到一点，那就是把文艺和政治分开，把艺术性和政治性分开。我们的文艺思想，既是在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指导之下，处处以按照小资产阶级面貌改造世界为目的，必然就和工人阶级政党处处以按照工人阶级面貌改造世界为目的的政策领导，格格不入，背道而驰。当时我们诡辩道：不是文艺不为政治服务，问题是在怎样服务；不是不接受党的领导，问题是怎样接受。其实，接受领导还有什么“怎样接受”？如果领导而只能解决“做什么”的问题，不能解决“怎样做”的问题，那又能算是什么领导？所以，当时我们提问题的方式，就暴露出，我们是这样狂妄地看的：党没有能力领导文艺，还是我们才懂；我们愿意合作帮忙，接受领导可不成。前年我们在北京会面，我说我们进入新社会后迫切需要从政策的观点认识生活，你大为反对，主张还是要从“直接认识生活”开始。今春鲁煤同志来参加土地改革，据他说，他离京前不久，也和你辩论过这个问题，你坚持政策对於文艺工作者认识生活并不重要，因为它对於生活是“外部的东西”。还不必从理论上去分析，单单上面所说的这些事实，就足够证明过去我们那一套文艺思想，确凿无疑地是在文艺上拥护资产阶级领导而拒绝工人阶级领导、拒绝党的领导的思想，是“文艺与政治合作”、即“武训传”中的“一文一武”思想，总之是直接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思想。
+
+　　至於我们过去文艺思想中其他的错误表现，例如始终轻视普及工作，轻视群众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完全抹煞了形式的作用等等，还有很多，都是由上述四个基本错误论点产生的。
+
+　　第五，我们的错误思想，使我们在文艺活动上形成一个排斥一切的小集团，发展着恶劣的宗派主义。
+
+　　解放以来，我从实际工作中反覆体会到一个真理：所谓与群众结合，完全不是什么抽象的道理，也不是凭自己主观的宣布要结合就成，而是有着一个客观上最基本的标准，就是要看对於党的具体领导采取什么态度。人民群众的团结，必然只能团结在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周围。党的领导在哪里，群众就在哪里。因此，凡能在具体的工作上，经常地、密切地、真诚地、毫无保留地拥护党的领导，就一定能和群众密切结合；否则，任何脱离党的领导，都必然是与群众脱离；任何与党的领导背道而驰，都必然是与群众背道而驰。这是完全肯定的，毫无例外的，不会有任何改变的。
+
+　　过去我们既如上文的分析，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使我们对於党的文艺政策领导，完全采取对抗的态度。这样，我们必然的要形成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与广大群众完全脱离，与进步文艺队伍完全脱离，打击一切，排斥一切，互相标榜，自吹自擂，“文章总是咱们的好”，“你们算得什么东西”。这样地发展着极其恶劣的宗派主义。当时，以胡风为核心，常在“希望”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我们这几个人，确实形成了这么样的一个文艺小集团。然而，当时我们每一听到“宗派主义”、“小集团”这些字样，就比什么都更引起我们的勃然大怒，忿然力争，证明了恰好是刺着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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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当时的小集团活动，首先是竭力抗拒党在文艺上的具体领导。我们不从正面，也不敢公开来进行。我们的方式，和一切“干部偏差”论者一样，是把党的文艺政策，与代表着党来执行政策领导的具体的人分开，说前者是好的，只因为后者不好，所以实行起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一贯在谈论中，竭力把几位文艺上的领导同志，描写成度量偏狭、城府深隐、成天盘算个人势力的模样，这其实恰好是我们自己的面貌。我们更以小资产阶级的腐臭庸俗的眼光，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念念不忘并津津有味於文艺运动历史上的某些“掌故”，用了鲁迅所说的“后街老虔婆”式的方法，把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解放区的整个的伟大的人民文艺运动，都解释成某几位领导同志用以打击某一个人的花样，这样，在文艺工作上，就好像无所谓原则，无所谓党的领导，只有混乱一团的私人恩怨纠缠；而党的文艺工作里面，也好像无所谓原则，无所谓组织，无所谓组织领导，可以任由一两个人随便胡来，假公谊以报私仇，居然风动全国，而竟没有人过问。只有我们那个小集团，才是“为坚持原则而斗争”，才是唯一的光明，中流的砥柱。尤其严重的是，我们还以这一套竭力去影响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内的青年，使他们当中确曾有一部分人跟着我们在文艺工作上远离党的领导，力图“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当时有些小刊物的纷纷出版，其实质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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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当时我们抗拒党在文艺上的领导，还是暗中进行的，还只限於私下口头谈论；那么，我们对於当时文艺上的进步力量的一概排斥，就是公然地进行，无所顾忌。在我们谈论中，当时文艺界里面，除了我们自己一夥之外，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要不得的。在发表的文字中，我们藉口批评，用了所谓“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两顶帽子，抹煞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内除我们自己之外的所有较好的作品；不管那作品如何确曾起过相当的作用。当然也有一些确是应该批评的坏作品，但我们并非用的工人阶级思想，而是用资产阶级思想来批评，倒是更加扩大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至於解放区的作品，文字上我们报以沉默，私下谈论中则认为都不值一提。搞来摘去，中国之大，彷佛除“希望”杂志之外就没有文艺一样。而且，我们对於许多进步文艺工作者的批评，那种嘲笑辱骂的态度，有时简直近於对待敌人。当时已经有很多意见，指出我们的态度太坏。我们全不在意，反说不应该计较态度问题。今天我们应该懂得了，态度问题实在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立场，所谓敌友分明，正是要从态度上看出来。
+
+　　我们互相标榜，自吹自擂，到了肉麻的程度。我们几个人，差不多都写过互相吹捧的文章。今天我回想起来都要脸红，可是当时大家都安然受之，没有一个人觉到不对。我们也正是这样地害了自己，弄得目空一切，飘飘入云，完全不知道天高地厚。当时我们因为有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读者，就得意忘形起来，时常说这些就是“新生的力量”，彷佛“未来”已经在我们的手里。可是，十年过去了，睁开眼睛看一看吧！当时，胡风说：“时间将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底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话，而是代表着当时我们共同的信念的。但今天，时间所证明的是什么呢？除了我们自己和当时读过的人之外，恐怕已没有人听过它的名字。
+
+　　我们当时的宗派主义，使我们对於进步文艺工作者的队伍，采取不合作的态度，避之唯恐不及。当时，在我们的谈论中，用了无限轻蔑的口气，称之为“文坛”，亦即你所指出“纸糊的宫殿”。当时在所谓“文坛”上，缺点诚然是不少的；但从总的方面来说，毕竟是以一个进步文艺队伍的资格，在进行着反抗国民党统治的各种文艺活动与政治活动，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内民工运动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即使说是“文坛”吧，它的扩充壮大显然是对革命有利的。应该首先肯定这一点，积极参加进去，和大家一起来求缺点的消除。然而，当时我们却是昂头天外，生怕“玷污”了自己一样。老实说，我们那个小集团，也何尝不是一个小“文坛”？我们真正的意思，虽然大家在谈论中都不曾说过，但那一套做法，客观上证明了不过是要另占山头，自辟门户罢了。那时我们常常以“不上文坛”作为自己并非宗派主义的证明，其实这正是宗派主义的最典型的表现。
+
+　　当时我们自己明明是像以上所说的那样进行小集团活动，发展着那样恶劣的宗派主义，我们却反过来咬定，除了我们之外，别人都是宗派主义。解放以来，我在实际工作中多次看到，简直可以说是一个规律：自己愈是宗派主义，愈要大喊大叫地指别人为宗派主义，特别是指组织领导上为宗派主义。这样的呼喊，目的当然很多，而最突出的一个，就是为抗拒批评找到一个方便的武器。你批评我么？你过去和我有怎样怎样的私怨，现在无非藉端报复；至於批评本身，为是为非，这就无考虑之必要了。我们过去，一贯地正是这样的做法。试回想一下，这样多年中，我们接受过谁的批评？对谁的批评稍稍认真考虑过一次？只有我们自己一夥人，彼此之间往往有些争论，因为只是大同中的小异，所以还可以谈一谈。但是，一到涉及根本问题，立刻又无讨论之余地了。
+
+　　我从解放以来，在党的教育之下，一直努力在认识自己过去的错误，也许今天能够算是完成了第一步：就是能够承认过去确是完全错误的。至於进一步予以分析批判，当然还不够得很。这封信里面，就会有认识得不对的地方，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因为已经写得太长，而且是专对你写的，不可能详细地说到对於过去几个朋友的每一个人的意见。但是，可以说，这里所说到的，都与他们每一个人有关。我诚恳地希望他们都能早日向过去的错误道路“诀绝的告别”。
+
+　　最后，还要引用毛主席的一段话：
+
+　　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帐。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八七三页）
+
+　　（过去我们就是这样，眼里不但没有工农兵群众，甚至进步知识青年读者群里面的大多数，我们也毫不关心。我们把我们的少数读者，视为“上帝的选民”，只要听到他们的赞美，就心满意足。其实，当时他们之所以会受到我们的影响，其中一部分固然因为我们能出售各种“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小资产阶级穿起来很合身，可以藉此免於改造；但是，也有一部分本来确有改造的要求，听我们说得天花乱坠，认识不足，遂为我们所欺，真的以为在当时国民党统冶区内来说，改造就只有这样。到今天，后一种人一定早已觉察到这个欺骗，找到正确的道路；就是前一种人，我相信也大抵能由实际的教训，知改造之不容逃避，而翻然改图。至於广大工农群众，随着政治经济上的翻身，正在进行着同样胜利辉煌的文化翻身。他们对於一切问题，当然包括文艺思想问题，都是有力的裁判者；而党的领导是他们的意见的高度集中。我们过去的错误，在群众的雪亮的眼中，已经清清楚楚。我们向群众学习，努力认识自己过去的错误还来不及；怎能继续坚持自己的错误，还要向群众逞“英雄”？长期深入群众中去，用斗争的火焰猛烈地烧毁过去的一切，然后得到新生吧，一切群众以外的道路，都是走不通的。）
+
+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写成於南京九月十一日改订於北京
+
+　　来源：《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 二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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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山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高峰党籍的决定
+
+　　高峰，山西省河津县城内人，现年32岁，家庭成份中农，出身学生，1938年3月参加工作，同年5月入党。历任牺盟会工作员、县青委会委员、副县长、县公安局长、县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副书记等职，现任汾西县委书记。
+
+　　错误事实如下：
+
+　　一、严重的违法贩毒行为。高峰于1950年春，由乡宁县调回地委未分配工作期间，在临汾与料贩张琦（蜕化回家干部）相遇，高和张琦曾是老同事，关系较密切，因此，张琦当面向高提出，他有料子两片半，要求让吕子明（曾任高的通讯员），武装护运，送至河津县。而高峰明知违法，竟完全失去立场，无条件接受了张琦的贩毒要求。此后不久，其通讯员吕子明又二次受贿，给张琦、张有福（高之岳父）护送料子两片半，此次，内有高峰投资的60万元，出售后，高分得了非法利润60万元。以上两次贩运料子共5片（吕子明获取包运费一百万元，已判处10年徒刑）。
+
+　　二、生活腐化堕落，染有吸食毒品的嗜好。据高反省承认，1950年春在家病时，与柴茂轩、周惠生等14人，伙吸食过十余次料子。病好后，还吃过数次，1951年2月因病又吃过料子一次。
+
+　　三、1948年，高任公安局长时，利用职权，曾与赵子明等3人，私将土制连枪一支顶替好枪（系投敌叛变分子袁银河赔偿的枪），因而从中获取了180万元农币，后浪费挥霍一空。
+
+　　根据上述错误事实，高峰，身为县委主要负责人，竟目无国法党纪，明目张胆地包庇袒护料贩，指使武装护运毒品及贩卖毒品，生活上腐化堕落，吸食毒品，品质恶劣，已丧失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高所犯上述错误，曾长期向党隐瞒。这次“三反”运动中，更表现了顽强抵赖，不作交代。后宣布停职，调回地委反省。在反省中仍避重就轻，欺骗隐瞒，反复无常。又经多次动员与揭发，直至运动结束阶段，被迫之下才作了交代，以上充分说明其悔过之心甚差。为纯洁党的组织，严肃党纪，故决定开除其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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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佛西：纠正错误，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方针
+
+　　<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校长　熊佛西>
+
+　　我是一个从旧社会里过来的戏剧工作者，过去我主要的精力和时间是放在从事“戏剧教育”工作上。在解放前我是一个改良主义者，解放后我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只有一些浮面的教条的认识。在全国文代会上我虽曾举手表示拥护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3年来我始终没有明确地了解学校培养人材究竟是“为什么人”而服务。因为对于这个基本立场观点问题缺乏明确的认识，所以到了具体工作“怎么做法”上就呈现了一种混乱的状态。解放后我校从实验学校改为专科，要发展，要扩大，可是站在什么观点上去发展，去扩大，我却没有仔细考虑。于是造成了学校盲目的、不切实际的、追求形式上的发展与扩大，仅从形式上增加班次，调整课程，而在教学思想与教学方法上，我却忽视了它的严重性，形成各行其是，各有一套，甚至把陈腐的东西也原封不动的保存下来，让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是我在上海剧专领导工作上的主要错误。这错误具体地表现在如下的几方面：
+
+　　在教学工作的领导上，我只是因袭了我从事戏剧教育20多年的老一套理论，始终跳不出资产阶级戏剧教育的传统，以为既是“专科学校”，那么就应该学院式的各种课程应有尽有，像城隍庙里的偶像似的样样俱全，这就是我盲目崇拜西洋的具体表现。解放后我校增加了政治、文艺思想等课，我认为这样就是政治与业务相结合的教学体系，实际上这正是政治与艺术割裂开来的错误做法。我没有强调在所有课程中都应贯彻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在剧专首先应该是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思想这一正确方针，这也就是我单纯技术观点的具体表现。我们的同学与校友在参加工厂与农村的实际工作中，都普遍地反映他们在学校所学习的东西与实际工作结合不起来，这充分证明了我校过去所设的课程不够密切结合实际的要求，因而助长了大部分同学“眼高手低”“好高骛远”的倾向。又如在课程的安排上，我以为有了“中国戏曲史”一课就足以表示尊重民族遗产的学习，而是否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学习民族艺术遗产，我却没有过问。这都充分说明了我在教学工作的领导上不是掌握了理论与实践一致的方针，而是严重地脱离了实际。
+
+　　在演出工作的领导上，我也犯着同样的错误。我校每学期终了，各班学生大都要举行一次实习公演，以求得课室学习与舞台学习的统一，我以为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结合。我也注意到“向生活学习”的重要性，但没有把它提高到这是创造一切艺术的源泉。我更没有明确地提出“向生活学习”的具体步骤与方法。因而，我们每次的实习演出，我们的学生在舞台上都是“衣服是工农兵，面孔是小资产阶级”。像这样缺少“向群众生活学习”，而仅仅从课室到舞台，是不能算是真正的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又如：3年来，剧专的任何大小演出事先都必须经我看过，但我的重点往往放在单纯的技术方面，片面地强调同学们的发音、身段，一切舞台形象等等，而很少从政治思想上去指出他们的错误或提出批评。例如上学期我校实习演出“龙须湾”，扮演王大妈的那位同学因为缺乏创造这一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在性格的创造上歪曲了劳动人民的形象，我当时看了化妆排练，不但没有指出她的错误，反而片面地夸张她的台词说得很清楚，以上这些例子都充分地表明了我对戏剧的演出，也是片面地重视技术而忽视了它的更重要的思想性，并忽视了“向生活学习”的重要性（经我批准的创作研究室的工作计划，也同样犯了这种错误）。
+
+　　由于我的领导思想是这样混乱，因而产生了我的家长式的、灵感式的、事务主义的领导作风。例如：在开校务会议当我没有一定意见时，我就常说：“你们怎么办，怎么好吧！”我以为这就是“民主”作风，当我有一定意见时，我便夸夸其谈，不能耐心地听取其他同志的意见，往往是把自己的意见代替了他们的意见。这就是我的家长式的领导的一种表现。
+
+　　（又如：我往往只凭一时的感情处理事情，缺乏深思熟虑的精神去全面考虑问题，歌舞剧科的成立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我在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时，观摩了老解放区的各种形式的歌舞剧，认为这是今天中国人民最喜闻乐见的剧种。回到上海之后，就凭着一时兴奋的热情，毫不考虑我校是否具备此种条件，便贸然成立了歌舞剧科，这就是我的灵感式的领导的一种表现。）
+
+　　又如：为了应该多了解同学们的思想与生活的情况，我在周会上曾宣布我规定每星期六上午在校长办公室接见任何同学，当时我认为这种方法就是接近了群众，但事后同学们反映说：“校长，你说每星期六上午接见我们，这时候都在上课呢！”这虽然是件小事，但充分地表现我不善于运用组织的事务主义的领导作风。
+
+　　此外，我依靠领导不够，不重视请示汇报；依靠群众不够，忽视群众意见。我犯着严重的官僚主义，经常不在学校，因而不能深入了解学校的情况。我放松学习，即使学习也不求甚解，不用脑筋。我还或多或少的有些本位主义、宗派主义，喜欢和别人“比人”“比机构”，好大喜功，浮而不实等等的思想作风。有时我还在口头上毫无原则地说：“我们剧专有优良的传统”，这样便把剧专当作一个小家庭、小集团。这造成了同学们自满自骄的情绪，也阻碍了他们在革命思想上的进步，这和我或多或少的把剧专当作个人事业，没有明确认清这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分不开的。
+
+　　我为什么会犯以上这些严重错误呢？我想主要的原因是我多年来始终没有明确地认识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比如：当年在北京艺专时，我的文艺思想是为人生而艺术；我在定县做农民戏剧工作时，我是把戏剧当作教育农民的工具。但是由于我当时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而用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观点创作了一些剧本，这不但没有教育农民，反而欺骗了农民，阻碍了革命的进步。以往多年来，始终是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艺术思想在支配着我的戏剧工作；我只知道盲目热情地要终身献于戏剧工作，而我的戏剧工作究竟应该为什么人服务——这个根本问题我却始终没有认清楚，我不能更进一步地明确为工人阶级服务的这一正确立场观点。这就是反映着我今天在上海剧专的领导工作上犯错误的基本原因。
+
+　　其次，我认为我今天所犯的这些错误与我过去的教养也是分不开的。我出身于江西的一个农村。在13岁以前我是一个在乡下拾粪放牛做庄稼的小孩子，当时我受尽了地主阶级的压迫，这是由于我的父亲在生下我以后便只身外出谋生，一去杳无音信，家中除了两间破屋，一贫如洗。可是就在13岁的那年忽然我的父亲有了音信了，便托人把我从乡下带到汉口，因为他在那里开了一个小小的茶叶店，勉强可以养家。记得当时父亲曾向我说：“要出人头地，非读书不可，并且要读洋书。”于是他便将我送进了一个教会学校去念书，理由是那里的英文好。此后便不顾一切地死用功，乱跳班级。目的是想出人头地，我居然鬼混到中学毕业，考取了燕京大学。不到几年，又转到美国去“镀金”。拿着留美的镀金招牌，一回国就担任了当时北京艺专的主任教授，从此“一帆风顺”，以“戏剧专家”（？）的牌子到处横冲直撞，以高等知识分子自命，目空一切，以至今日。
+
+　　我的小史主要说明了我在14岁以后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侵蚀，使我叛变了我原来的阶级。我当年到定县去做农民戏剧工作，也不过是觉得农民“可怜”（？），而给与“教育”（？），决不是站在革命者的立场来启发他们阶级斗争的觉悟，加强革命的力量。这小史也表现着我一贯向上爬的“出人头地的奋斗”的个人主义，使我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同时又表现着我深受了美帝国主义的教育和所谓“西洋文明”的毒害。这种没有把戏剧工作当作革命事业的一部分的错误看法——改良主义的看法，这种没能把戏剧专业当作集体事业的错误看法——个人主义的看法，使我过去20多年的戏剧活动走了很多弯路。解放以后，在剧专的领导工作上仍然不能彻底摆脱这两种坏思想，使我犯了一连串的错误，使剧专的工作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
+　　今天我深深地痛恨我过去的错误！我要坚决地改造——改掉我一贯的改良主义者的本质，我要锻炼我自己的阶级立场，从这一个阶级转移到无产阶级，改掉我的个人主义的打算，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　　（原载1952年6月28日上海大公报）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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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河南商丘地委关于开除商丘市长王飞霄党籍的决定
+
+　　王飞霄，河南拓城人，现年三十九岁，家庭成份是大地主，在初中毕业后，投入伪军任司书，后当小学教员，一九三八年借抗战机会参加我陕北扩大学习，同年十一月又混入我党以达其为个人找前途在共产党内“做个官”之目的，一九四零年在抗大毕业后，原分配他到豫东工作，因中途被捕送西安劳动营自称管押半年后逃出，有回豫东与我地方党拉上关系，解决了党籍，放在伪张岚峰部作伪军地下工作，直至一九四六年年底，离开该部队为止。在这六年中完全养成了一套国民党作风和军阀恶习。当其反动本质没有得到丝毫改变的时候，又于一九四七年一月担任了人民政府县长、县支队长等重要职务。自其任职后虽也曾作了一些工作，迷惑了上级党与群众，但终于无法长期蒙蔽，一经胜利进城，担任商邱市长以来，即胡作乱为，原形毕露。他内靠地委书记郑华支持，外靠封建军阀残余和反动资本家作基础，就在党内进行起宗派活动，请客送礼，同时借口党的“包下来”的政策向外发展，便先后拉来四个伪少将军官（王俊伯、王翔九、张立中、张养心）分布在政府财经部门，进一步腐蚀我党，致使三年来商邱市人民的生命财产、及党与政府政治上受到无可衡量的损失。具体表现在：
+
+　　一、政治上：一方面包庇了五十六个反动军官与反革命分子（其中少将级六个、上校四、中校四、少校一、尉级十四、特务十四、地霸老海犯十三。仅市政府即先后用有少将二、中校二、尉级八、特务三、其他帮会国民党员六），并提任他们以科长、经理等要职，对其既不教育又不管理，任其谩骂我党，盗窃国家资财，始终不加追究，应该清洗法办的也不办，已经清洗的坏分子（如张养心）他又叫回来给以工作，对辱骂我党领袖、为群众深恶痛绝的特务宋洪泽他还是呈请提升，专署不准，他还不满；本来死有余辜的王翔九（他的家兄，伪二十四师师长）他竟与地委书记郑华瞒着上级让其重新入党，镇反时为了怕这些人被惩办则私自大批释放（先后共有三十五个以上），因之特务匪徒在南邱之活动愈加猖狂，三年来不断抢劫、暗杀、放火，破坏铁路，使商邱人民常年遭受意外损失。另方面在资产阶级关系上，尽力维护资方利益。为了制止工人与资本家斗争，胆敢将工人捆绑十个，为了照顾他的“统一战线”可以叫公安局长向违法资本家道歉，为了商联会修房屋，不惜借出救济粮三万斤，为了商联会出入方便竟扒毁民房五十间（特务商人提意，郑华允许，他批准），为了提高商联会政治地位，曾叫陈国华（特务）参加案件审查委员会（目的在放反革命分子）曾叫陈国华作公审反革命分子大会之陪审，完完全全站在资产阶级（特务）立场上，为资方效劳，出卖阶级利益，把人民政府变成资产阶级办事机关。
+
+　　二、组织上：除宗派拉拢外，又表现在目无组织崇拜个人，对地委只相信郑华，对专署一贯反对，甚至对省人民政府各厅命令也不愿执行，他竟敢违背专署指示，组织私商联营与公营企业对抗，曾不按组织手续单独介绍叛徒坏分子入党；曾为了安置些反动军官就叫大众建筑公司滥用人员，他对市政府违法乱纪的现象始终包庇放纵，致使贪污分子大肆盗窃国家资财，如市政府三十七人中仅“老虎”即有十六个。司法科私放案犯即有十四个，其混乱程度可想而知。
+
+　　三、思想上：由于其封建剥削及军阀本质未除，所以贪污盗窃行为也就非常惊人。最违法的是盗贩毒物，他们集体盗窃公家的老海、鸦片约值十二亿元，曾不只一次的制造老海，并又经常到西安去卖，司法科成了他的贩毒机关。但还不以为足，又勾结私商，利用公安机关名义，讹诈西安毒品贩二千万元。因为他执法犯法致使下级也陷入混坑，据初步了解市政府吸食老海的即有五人，破坏了人民政府的威信。
+
+　　由于其绝大部分力量用来包庇反革命分子替资本家谋利益，用来走私贩毒搞私人买卖。因之对工作毫不在意，工作态度是非常恶劣，不断骂干部破坏政府威信，听奸商喊税重即骂工商科，曾为了欠公家130斤麦子押死一个贫农弟兄李青山。但对自己生活却很讲究，仅其贵重用品约值五千万元，其生活更是特殊，牛奶咖啡每天都有，海参鱿鱼经常不断，买汽车修花园，极尽腐化之能，因此群众反映“王市长所过的生活与在伪军张岚峰时代一样”；其腐化奢侈已达极点，但始终执迷不悟，镇反时使反革命分子马虎过关，三反时又敷敷衍衍应付差事，一直站在反革命立场上与党与人民对抗到底，直至不可救药的地步。因之，为严肃党纪，纯洁党的组织，挽回党在人民群众中不良影响与损失，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建议政府予以法律上严厉处分。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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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3/000096.txt
@@ -0,0 +1,17 @@
+# 我要以实际行动赎罪
+
+　　<左林丞>
+
+　　我是个大贪污犯，在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公路总局设计处任帮工程师。我连续在三个地方贪污、受贿一亿四千二百一十万元，使国家财产直接损失十一亿元。在伟大的“三反”运动中，我坦白了我的罪行，向人民低头认罪。我决心痛改前非，戴罪立功。
+
+　　“三反”运动开始时，我在东北工作。我表面上装得很镇静，但内心非常恐惧。我不知道政府对于象我这样的贪污分子会如何处理。又想到自己贪污受贿的方式很妙，别人不易发觉，因而不想坦白。为了“保险”，我更和奸商订了“攻守同盟”。运动开始后，机关首长作了动员报告，交代了党和政府的政策，指明坦白者宽大处理。但我认为这只是为了“骗”贪污分子的“口供”，我更不了解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治病救人的，因此不敢坦白。我又去奸商那里，叫他不要说。奸商看我害怕，就越发吓唬我：“你说了就得枪毙，不如不说混过去。”我也是这种想法。这时运动展开了，白天、黑夜开会，火力很强。有些小贪污分子坦白了，我也震动了一下。但我觉得自己的问题大，说了要枪毙，往好里想，也要坐十年监。再说，以前同志们看得起我，如果坦白了，怎样做人呢？总之顾虑很多。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吃饭睡觉都不安心，弄得表面上都不能镇静了。这时“三反”运动已进入高潮，我却还硬拖着，一直不坦白。
+
+　　一月二十日以后，我在北京的贪污行为被人检举了，我开始有点恐慌。但因数字不大，只七百多万元，而且为了掩盖在东北的大问题，我便把在北京的贪污行为说了出来。起先说一百三十万元，后来添到三百九十万元，欺骗政府和群众。这时，领导同志再三交代政策，我开始认识到政府是真正为了挽救我们这些罪人的。但我还是顾虑很大，不敢说，不想说。这时，我的爱人从北京来信，要我交代问题。我一方面敷衍她，一方面向领导同志摸底，探听“三反”运动还要搞多久。两方面我都失败了：我的爱人差不多每天给我一封信，讲道理，督促我坦白；领导同志表示了决心——不彻底肃清贪污分子，决不收兵。我怕起来，于是跑到奸商那里，试试口气。奸商说：“你看，我老婆孩子一大堆，怎么能说！”我一听，安心了些，认为“攻守同盟”有把握。于是我给我爱人写回信，大耍流氓手段。我说：“如果你说了，我们就分手！”她的回信却使我惊异，她不但没被吓倒，反而严厉地要我赶快坦白。一月三十日，我爱人又来信，说我若再不坦白，她就检举我。我一看撑不住了，只好说一点她知道的小问题。当天找到奸商，商量好坦白三千万元的贪污受贿行为。大的和入股的问题，一概不谈。当晚，我坦白了一下。组织上表示相信我，二月三日便宣布我免予刑事处分。当时我感到高兴，觉得这样可以混过去了。但同时又背上另一个包袱：我欺骗了组织，我心里更感不安。我更想到如果我的其他问题被发现了，组织上将对我怎么办？我思想混乱极了，行动更不安。我在东北看到二月一日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的消息，还没有清醒过来（我认为那是挑起幌子作“戏”）。但是，组织上很快地便掌握了我的贪污受贿的材料，在二月六日让我停职反省。我知道事情是严重了。二月七日，交通部又派来两位同志督促我反省。他们又再三向我指明贪污分子的两条道路，希望我能争取走自动坦白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我知道抗拒运动是不行的，便打消一切顾虑，彻底坦白了我的罪行。
+
+　　从东北刚调回北京时，我还放心不下。我知道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好，但对我这样的贪污分子怎样处理呢？我怕受到严厉的处分。
+
+　　在三月十日交通部召开的检举坦白大会上，我又交代了我的全部贪污、受贿罪行，并检举了其他贪污分子和奸商。当场章伯钧部长根据中央的政策，宣布建议政府在判处我徒刑以后，缓期执行，准许我戴罪立功。我听了以后，真是又感动，又惭愧。我这种罪大恶极的人能得到政府和人民如此宽大的处理，真是以前梦想不到的。当我回到自己队伍的时候，我真正感到革命家庭的温暖。我体会到新社会的光明和幸福，深恨自己以前行为的卑鄙可耻。
+
+　　我知道，平常借了人家的钱也要归还，我盗窃了国家人民的财产更应当偿还。所以我决心尽早想法倒出贼款。我在交通部大会坦白时，当场把奸商向我行贿的八个金元宝及人民币二百三十万元退了出来。我贪污受贿存在商人手里的钱，已让那个商人向国家写了欠条。现在，除已退还的贼款外，还欠三千三百二十万元没有还清。我决定在两年之内用业余时间编译书籍、设计等办法，完全偿清欠款。同时，我保证今后在所经手的工程中，一定精打细算，决不使它发生一点贪污、浪费现象。在我看到的工程中，如发现有贪污、浪费或偷工减料等违法现象，我一定检举，和违法分子做坚决斗争。伟大的“三反”运动教育了我，使我下定了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今后我将以努力工作的实际行动，来报答人民对我的宽大，报答共产党对我的挽救。
+
+　　来源：《人民日报》1952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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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乃安同志关于《歌曲》第一期所犯错误的检讨
+
+　　<郭乃安>
+
+　　《宣传通讯》编辑部编者按：“歌曲”第一期所犯的错误，应引起各地曲词作者、歌曲编选者的注意。各地报刊在刊载歌曲时，亦应慎重审查，重要的歌曲（如歌颂领袖或宣传重大政策的歌曲），还应经过当地党委宣传部门审查，以免发生错误，在群众中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
+
+　　“歌曲”第一期登载了一首犯有原则性错误的歌曲“狠狠地打”（鲁黎词、孟波曲），并把它与另一首歌“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一起放在显著的地位（第二、三首）。此外又在“唱法说明”栏内未经请示即擅自加以“供作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歌唱材料”的说明。这些违反政策及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经中央宣传部指出之后，随即在艺术事业管理局的党员干部会上作了检讨，并在编辑部工作人员中进行讨论。兹将检讨结果汇报于后，请予指示。
+
+　　（一）歌曲“狠狠地打”的歌词把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的“五毒”思想进行斗争，要他们遵守共同纲领的原则，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合理合法地经营业务，错误地写为给资产阶级以打击，并要“打得他向人民投降”。这是违反党的路线和政策的。但由于我们没有认真地研究歌词的内容，以致选载了这样的歌曲，并把它放在显著的地位，造成了不良的政治影响。
+
+　　（二）“唱法说明”栏的开始处我们写着：“本期选载了十一首歌曲，供作‘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歌唱材料。其中有两首少年儿童歌曲并可供‘六一’国际儿童节歌唱之用。”这很容易使群众认为这些歌曲是中央文化部规定在‘五一’和‘六一’用的，也无异于向群众表明它们的内容相当于这两个节日的宣传内容。这样具有重大影响的举措，我们未向文化部和党中央请示就擅自发表。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给党的宣传工作带来了混乱和损失，也严重地影响了人民政府的威信。
+
+　　（三）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是我们平时缺乏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及党的政策的认真的学习，没有很好地体会党对于“五反”运动的政策的精神，在运动中发展了小资产阶级的“左”的情绪，因此对“狠狠地打”所犯的错误就不能发现，而只认为它有一些缺点而已。更重要的就是自己对组织性与纪律性的锻炼太差，存在着严重的自由主义作风。“唱法说明”中所犯的错误就是因为自以为准备在“五一”节规定全国歌唱的歌曲已商得吕骥同志同意，送请中央批准大致无问题，于是就自作主张地写上去。这种目无组织自以为是的自由主义作风，不但造成这一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同时也使得前一错误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
+　　除此之外，编辑部的组织不健全，没有建立完善的工作制度等也是造成此次错误的原因，但不是主要的。
+
+　　（四）这次错误应由我负主要的责任，因为我是实际负责领导编辑部工作的。本期的稿件都是首先由我决定，“唱法说明”栏开始的一段话又是我为表示本期内容与当前任务配合而加上的。全部稿件虽曾先后经张光年和吕骥两同志看过，但都是在十分匆忙与紧迫的情况下零碎地交给他们看的，因而不能让他们有充裕的时间考虑问题。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受党之命来负责这关系着广大群众文化生活的刊物的编辑工作，但我却未以严肃的对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来进行工作，发展了无组织无纪律的恶劣作风，在编辑部内部没有建立起合理的机构和工作制度（本期发表的稿件都未经过正式的讨论），也没有注意编辑部工作人员的学习和思想领导，因此产生此次错误。
+
+　　（五）为了作好编辑工作，完成党和人民交托的使命，我们决定在今后加强编辑部工作人员的学习，提高思想水平及掌握政策的能力，建立健全的编辑机构和工作调度，加强组织性与纪律性的锻炼，并决定今后发表的稿件，先在编辑部正式讨论决定后再交编委会讨论，经过艺术事业管理局及全国音协负责同志认真的审阅之后始行发排。
+
+　　这次错误使我和编辑部同志们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我们愿紧密地依靠领导，努力把刊物办好。
+
+　　 5月9日
+
+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宣传通讯》1952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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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9 @@
+# 王达时：关于宗派主义思想的批判
+
+　　<交通大学土木系教授　王达时>
+
+　　抗战时期的交大土木系，于1942年秋季在重庆九龙坡成立，由薛次莘先生任系主任。那时我在复旦大学教书，薛次莘先生派人约我到交大任教，我考虑到交大是我的母校，交大工程各系的名声比较好，到交大可以抬高我的身价，同时和工程界人物接触的机会比较多，对于我个人的前途有利，不等到聘期约满，寒假就脱离了复旦。1943年2月到了交大以后，回到了母校，我自以为是交大主人的一分子，这种思想情况，在我以后的言行中，常常暴露出来。薛次莘先生不常来校，我是唯一的专任教授，并兼代办理系务。为了个人前途，在主观上对教书和办事很热心，先后聘请徐人寿、杨钦、陈本端、谭议、金恒敦、刘光文等教授来校任教，康时清教授也从上海赶到重庆；我并举办工程讲座，邀请当时土木工程界著名人士茅以升、凌鸿勋、汪菊潜等来校演讲。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来扩大我的社会关系，并表示我有办法，争取同学和领导对我的信仰，借以巩固我的地位；我又发动出版“交大土木”期刊，写文章，报道系务，表扬功绩，提高我的声誉，当时还口口声声说是为国家服务，实际上无一不是为着我个人打算。那时的校长是吴保丰，教务长是李熙谋，他们两人间有些意见。学校范围小，教授人数亦不多，我同班毕业的同学在交大教书的，有我、曹鹤荪、季文美、徐人寿、张钟俊、张思侯、宋家治等7人。交大有一个教授会的组织，主席是吴保丰，我是秘书，那时的同人，以后大部成为交大“少壮派”的基础。
+
+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交大复员来上海，我和大部分教授第二批搭船到上海，也是教授人数最多的一批。到沪后因总务长张锡荣对于来沪同人的住宿等问题，漠不关心，一无准备，同时也发现他隐藏了大批由同文书院接收来的家具，引起全体教授的愤怒，教授会方面，一面督促张锡荣赶办复员同人的住宿问题，一面函吴保丰报告详细情形，并要求撤换张总务长。吴保丰到沪后，找我洽谈此事，他因教授会的意志非常坚决，所以同意了教授会的意见，并由我通知张锡荣辞职，我想讨好教授先生们，所以我就不怕得罪他，第二天就当面通知了他。张锡荣辞职后，吴保丰请陈大爕约我继任总务长，当时我感到土木系系务很忙，而系主任的地位并不坏，又感到对事务性的工作没有兴趣，总务长又不是一个很体面的职位，最好由别人去干，我就建议由季文美先生担任，他和我是交大的同班同学，平时也很接近，而且感到他很能干，他也比较空，他也有意思做，得到教授会理事会和吴保丰同意后，第二天提到教授会时也得到了顺利通过。季文美做了总务长后，他首先主张教务长、训导长和总务长住新头进洋房，教授宿舍则抽签决定，一部分教授对于季文美这种自私的表现非常不满，发动签名攻击季文美，并要他下台，我和曹鹤荪两人同季同班，过去私交很好，曾善意把这件事告诉季文美，请他考虑教授们的意见，季不肯辞职，一直到吴保丰被迫辞职，程孝刚来做校长时，他方解除总务长职务。那时因为一部分老教授复员回校，吴保丰很希望重庆的同人替他撑腰，重庆同人亦因个人利害关系，很愿意与吴保丰合作，我因为是教授会的秘书，同时也负责一部分行政职务关系，常有机会和吴保丰商量一些人事问题，我并主动地建议延聘周翰澜先生做校长室的秘书，及周同庆先生做物理系主任。交大的“少壮派”是在这个时期渐渐形成的。因此我也就在这个宗派中占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帮助着反动政府统治着交通大学。
+
+　　学校搬到上海以后，留在上海而没有参加汪精卫汉奸政府所办交大的老教授首先回到交大，教授会也就不得不改组。回来的老教授，理学院方面以裘维裕为中心，管理学院以钟伟成为中心。工学院方面以陈石英为中心，主要是机械系的教授。裘维裕和陈石英派原来有意见，不容易合作，钟伟成则摇摆于陈、裘之间，见风转舵，而与裘比较接近。最后，裘、钟二人与吴保丰、季文美以及电机系一部分教授组成了一派，所谓“元老派”，他们的政治后台是反动派二陈。重庆来沪的教授以土木、航空两系为中心，人数较多，一般讲来年资较轻，缺乏领导人物，而陈石英派人员较少，由于这些关系，重庆来沪教授和陈石英派相结合，成为“少壮派”，当时没有明显的政治后台，自己以为在学术上可以胜过“元老派”，在政治上也比较清高。“少壮派”对教授会的选举是可以控制的，选了陈石英做主席。
+
+　　1946年春，交大教授会在陈石英先生领导下发动要求加薪运动，上海各大学的罢教风潮牵及南京、杭州一带，吴保丰校长从重庆来信鼓励，我和其他几位理事积极进行，扩大罢教范围。事后分析这一事实，显然是吴保丰受了反动派二陈的指示，想利用这一运动来倒另一反动派朱匪家骅的台。后来事态扩大，恐怕影响整个反动政府，吴保丰校长又叫校友赵曾珏等出来调解，发了一些津贴，我就主张妥洽。我根本没有能够认识到这一运动的政治意义，因此这一运动中，我和“少壮派”是为反动派利用了。同时我们自己也恐怕长久罢教下去，会影响吴保丰的位置，结果会影响我自己的利益，这也说明我的个人利益是与反动派的利益是一致的，那还谈什么人民的立场呢？从这一事实，我深深体会到资产阶级教育把超政治欺骗了我，而我又欺骗了自己，结果是危害了人民。
+
+　　1946年夏天，临大的土木系并入交大时，我曾辞职过土木系主任，并建议由潘承梁先生来担任。原因是这样：那时有一位教授刘光文先生，是“少壮派”的一员，在罢教运动时曾骂过吴保丰校长、李熙谋教务长，平时对季文美总务长的自私行为也极力攻击。在季文美的主张下，领导上要不发刘的聘书，两次叫周翰澜秘书来了解我的意见和态度。我看到来势很凶，这对于我的威信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而刘光文是一位很好的教授，我必须挽留，并且挽留可以得到同人和同学的支援，对我自己也有利，所以我就在周秘书前表示我要坚决辞职，我预计他们会软下去的，所以我的辞职是一种要挟，结果挽回了刘先生的聘书。在同一时期，我为了要拒绝临大土木系教授并入交大，我预先聘请了5位比较有名的教授，王龙甫、徐芝纶、俞训梅、张有龄和谢光华，表面上好像在充实土木系教授阵容，实质上和巩固我的地位和建立宗派是分不开的。
+
+　　1946年夏，交大成立工学院，大家请陈石英先生出来做院长，我和“少壮派”也拥护他的，吴保丰校长曾经请过他3、4次，当初他还表示有意思做，后来又坚决表示不肯做，什么原因我始终不了解。我对于陈先生这种态度是不满意的，因为他不做后，院长一职很可能落到陈大爕或裘维裕的身上去，我和“少壮派”对于这两位先生做院长是不能同意的。刚刚王之卓先生写信给我，表示要来教书，我早就想请这位测量界的权威来抬高交大土木系的地位，我就建议他从教育部方面活动交大工学院院长，我知道他和伪教育部长朱匪家骅是比较接近的。那时我的思想上有两种考虑，一是想为“少壮派”把握工学院院长一职，一是想经王之卓向反动官僚靠拢，以后好往上爬，动机是非常可耻的。在王之卓从教育部活动院长时期，我对他的帮助主要是不同意校内产生院长，当教育部介绍王之卓的信到学校后，我就在吴保丰前表示拥护，但是吴校长最后虽然接受了王之卓来做院长，他心里是不愿意的。特别对一般老年教授中，起了剧烈的反感，学校中的宗派从此越来越明显了，但表面上尚能和平相处。吴保丰校长那时也很顾忌“少壮派”的力量越来越大，对他是一种威胁，他就渐渐和“少壮派”疏远，而向裘、钟“元老派”靠拢。
+
+　　1947年春，校内发生护校运动，当初我站在“大交大主义”的立场，是赞成为交大争经费、争名额和争学系的，我跟着同学去北站，在护校运动结束前，又和吴保丰、王之卓、钟伟成等去南京伪教育部讲条件，办结束，表面上好像在为护校运动服务，实际上是向反动政府妥洽，帮助反动政府安定学运，我和“少壮派”又一次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且为他们服务。护校运动结束后，吴保丰被迫辞职，临行前扣发工业管理系主任祝百英的聘书，学校由茅以升为首的整理委员会接管，全权操在“元老派”手里，我又和“少壮派”为了争取祝百英的聘书，不断向整理委员会茅以升等要求，并攻击“元老派”中主要人物钟伟成、季文美等，在整个暑假中，不是好好准备下学期的功课，而是为少数人争权夺利，不顾交大的团结，不顾同学的学业，我和“少壮派”间接受着反动派朱匪家骅的利用。以后我也就到美国去进修了。
+
+　　1947年，美国援华总会通过伪教育部，选送中国大学教授赴美进修及考察，我看到这一个名利双收的好机会，检查我的资历，也合于规定，就积极进行，以研究土壤力学及电焊结构为题，标新立异，拟定进修计划书，那时宗派间的争执还没有表面化，本校有十余人申请，由吴保丰、李熙谋、王之卓、裘维裕、钟伟成、周铭6人票选，我和钟兆琳、周同庆3人当选，我为了争取这一机会，又托王之卓和童大墳向教育部活动，结果是成功了。
+
+　　1948年7月，我正在美国西雅图考察浮桥及脱卡马索桥的试验工作，并作回国的准备，那时王之卓新任交大校长，函促回国。当时我计划回国后能有时间整理整理我所搜集的材料，主要是考虑“少壮派”的力量还不够支持这个局面，也是考虑到我个人的利害问题，所以当时就回信表示不愿担任任何行政职务。回到上海后，王之卓要我担任工学院院长，我怕麻烦，怕应付不了，表示不愿做，但又考虑到和王之卓的私交，以及宗派的道义关系，不便坚决拒绝。那时陈本端已做了总务长，在我回国以后，对于土木系主任一职如何处理（我赴美时，把土木系主任移交给他），一无表示，显然意在继续做下去。土木系同人告诉我，在王之卓做校长后，我还没有回来前，陈本端在土木系教授面前攻击我，我又了解他因为对于祝慕高及龚雨雷的加薪和升等等问题，处理得不公平，在同事间产生不良印象，又因对于毕业同学的职业问题，未能及早办妥，在同学间造成不满印象。那时我犯了错误，不是去帮助他解决这些困难，争取团结，而很自私地感觉到他太不够朋友，他若继续做系主任，不论我做不做院长，对于我总是一个威胁，所以我就利用对他不利的群众形势决定不让他兼做系主任。从这里看得很清楚，逢到个人的利害关系，就不顾宗派了，所以这种小圈子有什么价值呢？第二次王之卓约我谈工学院院长问题时，教务长曹鹤荪、总务长兼土木系主任陈本端二人均在座。我就表示：假定一定要我管行政，那么还是让我做土木系主任好了。当时我确也想拿这个任务来做拒绝做院长的挡箭牌，但是工学院院长一职，从宗派的关系来看，人选是比较困难的，我同意暂做。交大的工学院院长是批批公文，越做越无兴趣，又辞职，曾建议请朱物华做，并且接洽过几次，没有得到结果。为土木系主任事，陈本端和我的隔阂一天深一天，他在背后继续不断攻击，在处理公事上意见亦常不能一致，有一次为工学院分隔房间事，他迟迟不办，我以为他故意和我为难，非常气愤，我找他到院长室发脾气，两人吵了一顿，我感觉到使他太难堪了，主要是还想替王之卓撑撑场面，不要让“少壮派”以外的人笑话，我当晚即请陈本端吃饭，表示道歉。后来据徐芝纶传来消息，知道这并没有解除我和陈先生的隔阂，这种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对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的作风，说明我的自由主义作风是十分恶劣和严重的，对于团结是很有害的。
+
+　　解放后“少壮派”的活动虽然已停止，但宗派思想的余毒，仍然存在着，严重地危害着人民的教育事业，间接也危害祖国的工业建设。我和一部分“少壮派”同人，解放后被解除行政职务，于是对教育工作抱了消极的态度，特别是对于一切集体活动，几乎完全不出席，即使参加必要的会议，亦不过抱了敷衍的态度。在1950年春，我甚至企图离开交大，当时我完全没有考虑这一举动对于系的排课上所能发生的困难，虽然结果没有走成，而实际上我的工作重心已转移到校外的设计顾问工作，耽误了我学习俄文的进度，对苏联先进经验的介绍工作没有及时做好，讲义也未能及时编好，我显然未能担负我在教育上应负的责任，使同学在学业上造成了损失。
+
+　　由于我过去搞宗派，我怀疑别人也在搞宗派。在解放的初期，我常常这样怀疑着，以为工会主席汪旭庄等在搞一个小集团，以非交大校友为主，把持工会，影响行政。所以我对于工会的选举和集会，就不积极去参加，对于工会工作漠不关心，这又是宗派思想在作祟。这种形而上学的看法，显然也是过去资产阶级教育对我的毒害。当时工会的几位负责人，如：汪旭庄、纪增爵、张鸿、杨彭基等，确非交大毕业，而我只从表面上去看问题，不从本质上去看问题，后来我从他们的实际工作中明白了，我过去搞的“少壮派”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是为反动政权服务的，现在的工会是教师、职员和工人自己的组织，是为全体同人服务的，也是为人民服务的，他并不打击任何人，并且不断帮助同人进步，协助办好学校，也没有任何人因为搞工会工作而自己得到利益，认识到这里，我更感到我过去所搞宗派的可耻。我决心清算我的宗派主义思想，以后积极参加集体工作，并从这种实际工作中来锻炼我自己，提高我自己，改造我自己。
+
+　　（本文系从学习总结中摘要，其余从略。）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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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华癸：我的思想检讨
+
+　　<武汉大学农业化学系主任、陈华癸>
+
+## 一　我的家庭出身和经历的简单介绍以及它对我思想和个性的影响
+
+　　我家在江苏吴县和昆山之间一个小镇上，是一个乡绅地主，据我所知，五、六代都是这样。我父亲念旧书考取了秀才，因离上海很近，受洋学影响，留学日本学工程，宣统初年回国，到北京考洋举人（举人有两种，一种是考八古策论，一种是留学回来考的叫洋举人），在北京做官，辛亥革命对我父亲并无影响，因为对大多数京官辛亥革命只是改头换面，清朝时父亲是在邮传部，革命后改名为交通部。父亲在交通部当技正、科长，加上家里是地主有田租，故经济充裕。我1914年出生于北京，一直在北京住，小学、中学都在北京，北伐后，政府由北京搬到南京，父亲图舒服，搬到青岛去住，在铁路上做一个比较小的事，但收入还好，我一人留在北京念书，考进辅仁大学，在辅仁大学结识了一般游荡子弟，终日游荡，不务正业。半年后考进北京大学读预科，仍旧不读书，鬼混。第三年升入本科，因为在预科时鬼混，数学不好，物理也不好，只好念生物系。我入生物系那年，张景钺先生也来生物系教书。张先生学术热情很高，除了上课，整天都在实验室做研究工作，当时一般的先生都上完了课就回家的，像张先生这样的很少。我看见张先生的研究兴趣很浓，渐渐的受了影响，觉得张先生玩的这一套比我玩的一套更有趣些，于是就跟着他搞，渐渐的培养了对科学的兴趣，想做一个科学家。这样从大学二年级下学期起，我就用功读书，进步较快。毕业后，做了一年研究助教，研究助教的待遇较低，我不在乎，主要是准备留学。1936年，我自费留学英国，在英国读了3年书。1940年从英国回来，先在西南联合大学农业研究所工作半年，以后转到伪中央农业实验所土壤肥料系工作，直到抗战胜利。胜利后，北京大学要回北京办农学院，要我回去筹备土壤系，我觉得在农业研究所做研究工作，总比在大学拘束些，在大学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工作又轻松，就辞去伪中农所职务，到北大教书。在北大工作1年，就到武大来工作，一直到现在。
+
+　　我家在抗战以前生活一直都很好，到“七七”事变后，虽然家境衰落，对我的影响并不大，在蒋管区工作，我的薪水总算是高的，生活不发愁。在反动派统治时期，科学是点缀，有我不多，无我不少，我一直有衣食无虞的感觉。这种衣食无虞的感觉，在1940年以前，是建筑在封建的剥削制度上的，因为家庭是地主家庭，1940年以后，是悬空的，由于客观环境，空头意识，没有戳穿。以上是我的家庭出身、教育和经历的简单介绍，这样的环境决定了我思想和个性的几个特点：
+
+　　（一）一向环境顺利，不愁吃穿，对科学有兴趣和热情，这样，物质上能满足，精神上有寄托，不要求改革社会，也不想向上爬，或大大发财。
+
+　　（二）我进北大读书正是蒋梦麟、胡适等一批人在北大教书的时候，在胡适领导之下，宣传全盘西化，什么都是西洋好，中国要不得，中国又贫、又愚、又弱。丁文臣等又替胡适作注解，中国人地比率太大，耕地面积太小，矿产又不丰富，不但中国是又贫、又愚、又弱，简直不能不贫、不愚、不弱。说来说去是，“中国不亡，无天理。”当时，在政治形势上，又是日本侵略中国最危急的时候，我极端的轻视祖国，仇视日本（因为日本侵略中国），崇拜英美。认为西方民族，英美的资本主义社会是进步的，东方民族是落后的，包括中国在内，日本强是因为欧化所以强。在业务上，这种思想更为发展，认为中国没有科学，科学属于欧美。
+
+　　（三）虽然我唾弃封建制度，小的时候家庭给我的封建意识却很深，除了父母，谁也管我不了，仆人婢女自然要听我指使，就是乡邻亲戚，家境比我家差些，也都得让我三分，这样就养成了我的放纵和任性、欺压人的性格。17、8岁结交的一班朋友都是从封建家庭出来的，和他们结帮游荡，更养成了我的恶少习气。三句话不对就瞪眼，蛮横粗暴，盛气凌人，养成欺人压世、骑在人头上的作风。
+
+　　（四）受英美教育加上封建思想影响，我崇拜个人，崇拜智慧，把人分成智、愚、贤、不肖几等，见人三天就分类。我26岁得博士，自以为是聪明人，造成我的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思想。
+
+　　（五）我做科学工作从开始就从主观兴趣出发，根本谈不到服务对象。我受的教育，是百分之百的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的教育，标榜着为了求知而求知。
+
+　　（六）封建意识、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工作从主观兴趣出发结合起来，造成我在许多事情中只顾自己不考虑别人。
+
+## 二　崇拜英美、恐惧英美、轻视祖国的思想及这种思想的转变
+
+　　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正是胡适等人宣扬西洋文化的时候，一切都是英美的好，中国要不得，西洋人“又聪明，又强壮”，中国人“又愚蛮，又病弱”，不但人不行土地也不行，人地比率大，耕地少，矿产少。自己学习的自然科学，更不用说，科学属于欧美，中国没有科学。这样，使我十分的崇拜英美，轻视祖国。留学英国几年，这种思想发展得更严重。
+
+　　受了庸俗的达尔文主义的影响，我认为帝国主义侵略是物竞天择，大鱼吃小鱼，中国是小鱼，只有被吃掉，因此我对帝国主义没有恨，只有恐惧。我回国时，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我到蒋管区工作，不是救亡图存，而是不愿在日本占领区工作。抗战胜利，我认为是国际形势使然，并没有认识到这是人民奋力斗争的结果。胜利了可以不亡国，自然是好的，我国已成为国际殖民地，虽则比亡给日本好些，但仍觉得祖国没有前途。轻视祖国的思想，使我不对祖国富强抱任何希望，这种思想，一直到解放后。解放后一桩桩政治上和经济建设上的胜利打破了我轻视祖国的想法，使我认识到中国不是天生该穷，相反的，中国是渐渐走向富强。这样，我也渐渐的从轻视祖国、不对祖国抱希望，变为希望祖国富强。轻视祖国的思想愈减少，崇拜英美、恐惧英美的思想自然也渐渐消除。等到抗美援朝得到伟大的胜利，我就不再轻视祖国、崇拜英美、恐惧英美了。在业务上，我对英美科学的看法也有转变，从崇拜至批判，我的崇拜英美科学是崇拜英美的主要原因，这样一来，我便把崇拜英美的根割断了。“三反”“五反”揭露了资本主义的道德观与法律观（英美所标榜的个人的自由），使我对英美从崇拜变为鄙视。通过这一阶段的思想检查，我更明确地分清了美帝国主义与美国人民，我把十九世纪比较兴盛的资本主义的英美与现在的帝国主义的英美分清了，更增加了我对美帝国主义的鄙视、蔑视与仇视。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暴露了帝国主义的无耻和无能。
+
+　　我以前轻视祖国，在业务上甘心投靠英美，主动地替英美反动“科学”进行宣传，为美英科学服务；读大学时我就认为科学是属于欧美的，科学的文字是英文与德文。毕业后，留学英国，这种思想更加发展到认为英美是我的科学祖国，例如在1943——44年，我在伪中农所研究紫云英的根瘤细菌，写了一篇英文报告寄到美国去发表，根本没有想到把它发表在中国，我吃中国饭却对英美科学负责，没有想到在祖国建立与发展科学。我不仅自己这样做，而且我还劝别人也这样做。例如在1947——48年间和赵学慧先生研究泡菜中的乳酸细菌，有点结果，我就劝他写篇英文报告到美国去发表，我说：“多在外国发表些报告，可以作为将来留学的基础。”解放后这种行动是停止了，但起先颇感觉到美国杂志不能继续寄来而恐慌，埋怨人民政府，以为国与国之间的斗争不应涉及国际科学。我认为研究科学是丰富科学知识，一向的办法是看英美杂志上人家在研究些什么，人家还没有研究的我就去研究，得了些结果就可以发表出来，认为这样就扩大了知识的领域。英美杂志不来我就不知研究什么好，我研究了半天如果别人已经做了，那不是很冤枉吗？
+
+　　直到1950年去北京开土壤肥料会议，在会议上提出了为生产服务的具体科学工作。接着这两年来与各机关合作，研究生产问题，把我的科学工作和生产实际联系起来了。科学与实际联系起来后，工作更丰富，钻研得更深入，外国杂志来不来并不会使我无法研究科学。这样我认识了我过去投靠英美的科学工作是毫无目的的游戏，纠正了我十几年来认为科学是单纯求知的错误观点。又因为这两年来的工作对象是解决生产问题，发觉英美科学研究方法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因而我开始批判英美的科学。我认为进一步地批判有待于我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
+
+## 三　对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认识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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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的反饥饿罢课运动，我知识这是国共斗争的一部份，但希望这斗争不要牵扯到我、或我的工作地点，因此，曾和别人联名，发表告同学书，希望同学复课，并且说：“要搞革命，应该到外面去搞。”1948年的罢教运动，我也觉得是国共斗争的一部份，自然也反对，当时我是在会场上唯一反对罢教的人。这些事，现在回想起来，实际上我是在支持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支持的是国民党反动派，反对的是革命力量。直到解放，我认为是改朝换代，初解放不到一月的时候，同学们很高兴，我曾对同学说：“有什么高兴，难道共产党就好吗？还不是一个武装势力！”这种思想一直维持了三、四个月。学习社会发展史，我认为是粗浅的进化论，“猴子变人也很好玩。”学新民主主义论我就学不懂了，完全没有与革命实际联系起来。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我那时竟认为更证明了我的了解“共产党是军阀”的看法，认为是一个军阀打倒了另一个军阀后，联合起不左不右的人大家做官，解放以后金融的稳定是一个新政府暂时的现象，根本没有认识共产党。
+
+　　这种思想是通过土地改革才转变的。我一向厌恶封建，因此对土地改革没有反感，我劝父亲好好地遵守政策；从报上及耳闻目见，使我认识到土地改革彻底实行，不是一个军阀所肯做、能做的，基本上扭转了我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看法。以后，一桩桩的事业的成就使我逐步建立了对党与人民政府的爱戴与拥护，从1951年五一节起我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就不再怀疑，而完全拥护了。
+
+　　我爱戴和拥护共产党与人民政府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呢？这可以从一些事实中看出，是很不够的。1951年夏天忠诚老实运动时，我有一个大学时的同学，他在解放前一直在国民党军队工作，解放后在长江水利委员会工作，我知道他写的简历是干教员的，这只一半真话，因为他也曾教过书。我去找他，问他交代清楚了没有，他说他是要交代的，只是觉得难堪。我就劝说了他一番，要他立即交代。但我回校后一直没有暴露这件事，也没有写材料给长江水利委员会，由此可见我去劝他交代是从为他耽心的立场出发，而不是拥护政策；假若我是从人民利益出发，我一定会写材料去，假如他坦白了，那末更好，假如他没有坦白，那末就是人民利益与他个人利益相矛盾的问题。其次如在“三反”运动初，我对刘云山（贪污分子）事看法错误，首先我把他划为好人之列，而且受英美道德观、法律观的毒素，对刘是否会贪污表示怀疑，耽心检查组是否粗枝大叶，我在行动上起了为他辩护的作用。虽然我的本心是觉得要实事求是，而事实上却是主观的想法，是有阻碍运动的。在这以后我就十分小心，怕在“三反”中再犯错误。这样，我原则上是支持“三反”，而事实上我是并没有积极参加。这一系列的事实，说明我对共产党和人民政策的爱戴与拥护是很不够的。
+
+## 四　对苏联和中苏关系看法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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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认为国际间没有信义，只是大鱼吃小鱼的关系。受英美的欺骗宣传，我错误地认为苏联对内是专制，对外是侵略扩张。但她是向东欧小国扩张，所以我不关心。解放后我却担心了，我担心苏联是“红色帝国主义”会扩张到中国来。因此，谈到中苏友好，我十分厌烦，我认为国际间根本没有友好。1950年苏联女青年代表来武大，全校师生热烈欢迎，我很不高兴，没有参加欢迎。抗美援朝初期我感觉志愿军到朝鲜去是鸡蛋碰石头；由于抗美援朝的胜利，使我认识到祖国的力量，认为我们能够把美帝国主义打垮。在另一方面，受志愿军在朝鲜一连串行动的影响，使我认识到一种新的国际关系，认识到人民的国家之间是友好的。由中朝的关系推广到中苏及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关系，于是我逐渐建立了国际主义的观念，对苏联的认识就由怀疑变为友好，1951年民主建国会提我为中苏友好协会的干部，我很愉快的接受了。
+
+　　由于我以前对苏联看法的错误，也影响我对苏联科学的看法，我错误地认为苏联的科学只是十九世纪德国科学的分支，二十世纪的科学旗帜是英美，我学习威廉士（苏联）著的农业原理，见到里面几个例子，是德国科学家的工作，更增强了我的错觉，于是我开始以英美的科学知识为威廉士的学说作小注，我对同学说过威廉士是一个很聪明的学者，他综合了欧美的学说，那时根本没有认识威廉士学说与欧美资产阶级的学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继续钻研，与实际联系的研究工作，使我对威廉士学说，有了新的体会。1951年秋我认识到要真正了解威廉士学说，不能以欧美科学的观点来看，它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是新的科学，我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太低，农业生产实际了解也太差，因此我学习威廉士科学进步很慢。这是我由不重视苏联科学到学习苏联科学的转变过程。
+
+## 五　对教学观点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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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认为科学是少数人的事，少数聪明、努力的人的事。同时我认为科学是要“求知”，至于“致用”则是求知的必然结果，我认为大学教育就是培养我所认为的少数科学工作者。因此把教育认为师傅传徒弟，以研究为主教学为辅，系务更是次要。对学习的看法也影响我的教学观点，自己的学习主要是靠自学，先生对我是有影响的，但不是教给什么具体内容而是指点门路。我现在教土壤与肥料学，可是自己并未受过课，而是坐在沙发上从书本杂志上自学的。我的实验知识是边做边学的。我在农化系教书，可是我没学过定量分析。因此我强调自学，以为自己的经验就是正确的学习方法，而没有考虑教学效果。我认为师傅只要指点门路，培养兴趣。同时我认为只有少数聪明的努力学习的学生才学得好，认为某些学生进大学是错误，因此就决定了我的教学观点和态度：（1）不重视课堂教学也不要求教好，认为学习应以自学为主。（2）对课堂教学也不要求有具体内容，而是在一定范围内指指重点，所以有人说我讲课只有绪言总结而没有内容。（3）分别看待学生，我从没想把一班学生都教好，而是分别看待，同学愿意学，来找我，我是高兴的，其它是漠不关心的。只有来学没有往教。对同学、课代表我都是这样的态度，他们来问我功课，我此较耐烦，如果他们来提意见要我教好，我就不耐烦。一方面是因为我自高自大，不愿接受别人意见，另一方面，是我不对同学负责，不把教好同学作为我的责任。我觉得同学自己不好好学习，而来对我作各种要求，却没有从积极意义要求提高同学学习效率的角度看问题。
+
+　　（以上是我一贯的教学观点，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
+　　我的教学观点的错误的一方面是由于我把教学服务于我的科学工作，而我的科学工作却是从主观兴趣出发的。我要求同事照我的主观兴趣教，同学按我的主观兴趣学。为使得我的意见能实行，我就替我的主观兴趣披上一件人民的需要的外衣。事实上，这样做是行不通的，从主观兴趣出发，不符合于人民需要是必然的，而符合于人民需要的，则是偶然的。不符合人民需要的教学方向，自然得不到同事们和同学们的支持，别人不同意，我却坚持，这样就造成了两年来农化系教学意见上的不一致，和严重的不团结现象。除土壤组方向比较明确外（但教学内容还是混乱），农制组现在停滞不前，不知往那里走。这是我凭主观兴趣来领导教学的错误，每次想到就使我很难过。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踢开个人兴趣。这次院系调整，一定要从人民需要出发，确立教学方向。
+
+## 六　对几个突出问题的检讨
+
+　　（一）对于农化系的领导作风：主要是两种思想在作祟。第一是封建意识，只有自己，没有别人。第二是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由于这两点，造成我在系内家长式的领导作风。我的意见是满足自己主观兴趣，而不是从人民需要和客观条件出发，因此，许多主观的意见是行不通的，也是得不到群众的支持的。我不相信群众，不接受群众意见，造成系内的不团结。我不把大家的意见统—在人民需要和客观条件的共同基础上，却强要执行自己的意见，结果是在会上争吵，或者是采取各种方法，先取得部份群众对我主观意见的支持，再在会议上取得形式的通过，这样就造成了系内三人专权的现象。我的意见容易得到赵新娜、赵学慧先生的同意，因为赵新娜先生容易被我说服，赵学慧先生有些地方与我意见相同，而对于有些与他有关的地方，我就作很小的让步，使他满足，以免妨碍我的计划，我的计划取得了三人同意就易于在系会上通过。表面上通过了系会，其实是我个人的意见。于是造成了我错误意见的执行，也无形中发展了两先生的弱点。也由于这样，造成了系内其他同事的不满与消极，妨碍了其他先生的积极性，造成了不团结。家长式的作风还表现在各方面，使系务停滞不前，这种事在今后是不容许存在的，这种错误的作风在“三反”中被揭发了，得到同事同学的帮助，两月来已有初步的改变，这是“三反”运动对我的挽救。
+
+　　（二）对于财经工作不负责任的检讨：我对财务更不关心，没有认识到财经工作是保证教学的一个主要环节，去年某先生去北京实习造成的账项错误，会计室向我提出批评，我对蔡万云同学说：“批评我是接受的，而以后是否会仔细的审查账目呢，恐怕还是不会。”这说明我并没有从这件事取得教训。正由于我对财经工作的不重视，造成了系内严重的浪费现象，这也说明了我做事一切都从主观出发，不考虑客观需要，因而影响了教学。
+
+　　（三）我一向为争经费、争仪器、争设备而吵闹，造成人与人、系与系间的不团结。在武大如此，在别处也是如此。在北大就曾为一间房子搬出搬进的早晚而和畜牧兽医系大吵大闹。这种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作风，是团结上的大障碍。一般而论，使得人人见我头痛，不愿共事，因而影响到教学工作做不好。
+
+## 七　今后努力的方向
+
+　　针对着我检查出来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我提出下面几点作为今后努力方向：
+
+　　（一）由于科学观点错误而产生一系列教学上的错误，因此今后要端正科学观点，建立无产阶级的科学观点，就是发现自然规律，并掌握自然规律，改造自然，使科学为人民服务。学习苏联先进科学，参加农业生产建设。
+
+　　（二）一切问题先从人民需要出发，克服主观。一、用心学习政策，体会政策。二、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三、争取党的领导，过去我自以为是，不争取党的领导，造成严重损失。
+
+　　（三）纠正过去知与不知、会与不会、正确不正确、重要不重要，凭片面经验、各人爱好的想法。自以为知的，要从新衡量，仔细批评。自己不知的，要从人民的需要出发，努力学习。正确与不正确，重要与不重要，要以人民的需要为准，要尊重群众的意见和判断。
+
+　　（四）明确现在的工作岗位是教学，一切围绕教学，忠诚执行教学任务，对学生的学习负责。
+
+　　（五）加强团结，主动靠拢群众。建立正确的群众观点，尊重并学习群众的智慧，纠正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缺点，在人民利益的大前提下，关切群众的利益。
+
+　　（六）在检讨我的思想时，觉得促进我的思想改变的主要原因是形势的发展，是被动的，我感到没有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学到什么。因此，我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逐步肃清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工人阶级思想。
+
+　　来源：1952年6月30日“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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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培寿：检查我的个人主义思想及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
+
+　　<山东农学院水利系副主任　朱培寿>
+
+　　我出身于一个城市小资产阶级家庭，从小学到大学受了十几年的资产阶级教育。解放前15年来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水利机关担任过指导工程师、视察工程师、技正、工程处长等技术职务。由于家庭的环境，长期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和十多年在旧社会中工作的熏染，使我存在着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思想和面面讨好、虚伪自尊的处世态度。
+
+　　由于我严重的自私自利，处处为自己的好处打算，因而产生了“做客”思想，感觉教学不是我的终身事业，还是出去做水利工程熟悉，利用经验，能表现自己。领导上叫我作系副主任的时候自己不愿意干，认为系务行政工作杂乱繁忙，有碍教课，不受同学欢迎，影响同学对自己的信仰。同时，也怕因当系主任工作多，耽误自己学技术。由于这些思想支配，造成了以后种种严重错误。这些错误严重的危害性可以从下列事实得到证明。
+
+　　1950年，我系决定兴建水工实验室。当时系主任宋文田同志提出叫我负责这一工作，并提议叫我去北洋工学院看一看他们的水工实验室。由于我自私自利，认为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怕出错、怕担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而存心推给别人，于是藉口“宋祖诏副教授是北洋毕业的，人事熟悉”，把事情推给了他。宋教授参观回来后，我把房屋设计及建筑推给吴健同志，把内部装备推给宋祖诏同志和邵自谦同志。有事和我商量时，我说“原则同意”，还是让他们去作。我身为本系副主任（按：正系主任宋文田已因公外出，副系主任实际上要掌握全系的工作），又是水工室修建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对水利系兴建水工实验室这一桩大事，不管不问不负责任，因而造成了设计错误、大梁弯曲，拖拉2年仍没能进行实验。在水工实验室修建中的铺张浪费，使水工室寿命减短，是与我不负责任分不开的。
+
+　　在课程改革上，我也表现了不负责任。我虽教条地接受了新教育方针，但对农田水利工程系的性质，根本没下苦心研究，思想上认为课程改革弄不好要负失败的责任，于是强调“多目标开展水利”“为最高原则培养全面人材”，把我所知道的水利系功课全开上，也就不研究什么课程改革了。由于我不负责任，我们系里的先生没有进行必要的课程改革。造成了同学学习时间和精力上的浪费，造成了教学上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拿我自己来说：在教“水文学”时，因为自己怕找材料费事，怕编讲义费事，于是就不负责任地任意找了一份旧材料教条的讲了一遍。教材中不但许多欧美“经验公式”都不适用，而且有资产阶级腐朽反动的论点。譬如讲义上说：“一种科学开始发展必由几个好学的人研究而来……。”科学的发展谁都知道是劳动人民历史实践斗争的经验总结。把科学创造归之于几个人，分明是资产阶级反动腐朽的胡说八道，而我未加任何批判，向同学们撒布了这种有毒害的资产阶级论点。有同样毒害的东西还出现在我所讲的“灌溉工程”上，这份讲义中介绍渠系“一首制”与“多首制”的优缺点时，我说：“多首制”争端甚多，往往下游堰民偷毁上游之堰，以致彼此斗殴，死伤人命，“一首制”亦有同样之弊，即下游之人欲浚深上游干渠而上游不肯，上游之人宁溢水入河不肯以多利济下游之人。我没从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代表地主阶级压迫农民霸占水量的罪恶事实加以批判，错误地把水利纠纷归咎于农民争水，这是多么严重的丧失了人民立场。在新中国，已经实行土地改革，彻底推翻了封建统治。我们已经建立了一套新的水利管理制度，但是，我没有把这些主要的知识告诉同学，这不仅是我向同学们散布了封建反动的毒素，也十足地说明了我的政治认识和阶级立场已模糊到什么程度。
+
+　　由于我的虚伪自尊，好夸耀表现自己，有时我不惜以打击别人来抬高自己。前已说过，我在系务工作上是严重存在着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明知自己办事不认真有缺点，又怕别人批评，于是对上级只谈优点；对同志一团和气，想靠私人感情解决问题；对同学处处表示我“已尽到最大努力”。所有这些无非是想推脱自己的责任，巩固个人地位，大家都说我“好”。在同志之间的团结上，我力求一团和气，但有人要触犯了我的虚伪自尊，我就和他不团结、闹成见、闹意气。例如“三反”运动中，我担任本系教师学习小组组长，因为我对运动重视不够，掌握又不好，小组会发生了疲沓、冷场现象。对于这种现象，自己没积极设法解决，反听之任之，希望大家那怕苦坐2小时，也得挨到时候散会，帮助完成“任务”。当有的同志针对这种情况，提出批评后，这本来是对我的帮助，可是我反而认为他是反对我，于是便对他抱了成见。并且把自己对他不满的意思表示给大家，以防大家“附合”了他，使小组“垮台”，影响了自己的“责任”。这样实质上就形成了对他的打击。检查起来，在这个问题上，强调别人错误，毫不检查自己，妨碍了小组学习，影响了互助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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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伪自尊还表现在另一个问题上。1950年我带着学生去测量杏花沟，在工作将完成时专署水利科吴科长写信给我，指出了我在领导工作中为实习而实习的缺点，我当时很不高兴，认为这是对我的“打击”，这样将使我在同学中失去了“威信”，这是“不能容忍的”，于是对他来了一个极其刻薄讽刺的反击，后来他也没再来信，我骄傲地认为他是向我默认了错误。现在检查起来，当时我的领导是脱离了群众，不顾生产需要，只是为实习而实习，吴科长本着与人为善、为人民负责的态度向我提出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我由于维持虚伪的尊严，也使同学对人民政府不满，发生了不良的影响。经过了两年来的学习，认识到当时是我错了，我认识到这一错误的严重性。
+
+　　更严重的是由于我的虚伪自尊，好夸耀自己，竟至替国民党反动派做了义务宣传员，丧失了人民的立场。我在伪水利部工作时，曾参观了反动的黄河花园庄堵口工程。解放后，不但对国民党反动派所作的反动的花园庄堵口工程不加批判，反而对同学夸耀我曾看到过如此大的堵口工程，借以显示自己经多见广，学识渊博。检查我在介绍这个工程的时候，只就工程论工程，对蒋介石兴建堵口工程企图达成阻止革命势力，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目的毫未批判，致使同学也单纯注意到工程的所谓“伟大”，模糊了“技术为政治服务”这个根本的立场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自己虚伪自尊、单纯技术观点已使我的立场多么模糊。现在我痛恨过去我对于这个丑恶阴毒工程的崇拜，我痛恨自己在伪政府服务做了反动派的帮凶，我更痛恨自己毫不知耻地向同学夸耀自己，我忘记了自己是革命教育干部，丧失了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实质上替反动派做了宣传员，危害了同学，危害了自己。通过这一惨痛的教训，使我深刻地认识到必须进一步彻底改造思想，站稳人民立场，划清敌我界线，使技术和政治结合，使技术为政治服务。
+
+　　这次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对我来讲是生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同学同志们认真帮助下，我认清了自己。我一定积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旗帜下发挥积极性进行工作，并不断锻炼、逐步改造自己成为真正的人民教师。
+
+　　（原载于1952年7月18日山东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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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 @@
+# 西昌地委关于盐源饿死人事件对几个干部的处分的请示（节录）
+
+　　盐源第三区从今年1月至7月饿死XX个贫雇农，有的已吃了两个多月野菜才饿死；有的饿了十几天才死；有的发现很快死了。群众反映给土改工作组长李万泽，而李借口土改是中心工作，量之不理。 区长阎福俊认为群众已分到果实， 新洋芋已上市， 夏荒贷粮不需要了，而暂行缴回县上。因之积压粮款至8月份仍有3万斤贷粮存在仓库未动。别人反映饿死人，他说别人虚报，并说谁虚报谁负责。 民政助理员吕学仁将救济款挪用150万元于区公所事物上用了。 霍容是该区土改工作队负责人，单纯搞土改观点，不问别人的事，对人命问题采取不负责任态度。 别人反映灾情后他不向县上反映并批评了别人，县上拨下救济梁款积压不发。现发现饿死人后不设法挽救，任其自流。土改期间对如此严重的饿死贫雇农问题，该区区长民政助理员及土改工作的霍容，李万泽同志竟采取漠不关心，置之不理的态度；甚至挪用救济款于事物上，这种视人命如草芥，恶劣的官僚主义作风是决不能容忍的。 因之特决定给这些同志以下纪律处分： 霍容和李万泽予以记过处分；区长阎福俊撤职，民政助理吕学仁判徒刑半年。(pp.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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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永龄：坚决丢掉我的名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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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岭南大学理工学院院长、陈永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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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和批判我的反动政治思想和行为
+
+　　1928年北京为国民党占领时，我正在清华大学读书，当时十分兴奋，以为中国从此得了救。我把蒋介石这个卖国贼看作是“革命的领袖”，“民族的英雄”。我一点也不知道蒋匪早已背叛了革命，更不知道以他为首的伪国民政府是中国有史以来最穷凶极恶的反动政权。我衷诚地拥护它。
+
+　　1927年夏至1931年夏的4年，我在北京清华和上海交通大学读书，1931年夏至1934年夏的3年，我在清华做助教。这两个学校，特别是清华，都是传播美帝文化毒素的大本营，因此在这期间我已深受美帝文化侵略的影响，不但种下崇美亲美思想的根源，并且也为自己向上爬规划了一条道路——就是大学毕业后设法留学，回来作“教授”，作“专家”。因此这期间我完全不问政治，埋头读书。
+
+　　“九一八”事变使我一度震惊，痛恨日寇侵略。蒋匪一再妥协的政策也一度使我有反感，同情当时全国学生向他请愿抗日的举动。但随后就被他“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之类的谰言所迷惑，以为他确是深谋远虑，于是从此不再想这事，仍旧专心准备留洋。
+
+　　1934年夏到1939年春，我在国外留学。这几年日寇向中国的侵略一步步加紧，由侵占冀东而进到卢沟桥事变，终于引起我国人民轰轰烈烈的抗战。那时我很怕外国报纸上登载日寇更进一步的侵犯消息，更怕外国人问起国内的情况。我怨祖国不强，不能抵抗日寇的侵略；但我看不见祖国劳动人民潜在的伟大力量，反而同情蒋匪口头上说“长期准备”实际上卖国反人民的政策。尤其在德国受了法西斯思想的影响，以为希特勒能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的德国人民重新振作起来，终于进兵莱茵河撕毁凡尔赛条约，这是对于德国人民了不起的功绩。我根本没有看到德国人民在希特勒统治下的痛苦，也未理解到希特勒进兵莱茵河是他为了扩张德国帝国主义势力，发动侵略战争的开端；我反而梦想中国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下，也需要这样一个坚强的“领袖”，领导中国人民外御其侮，并且把这希望寄托在当时我认为“实力最强”的蒋匪身上。
+
+　　回国后我对国民党的看法起了些变化。1939年至1940年我在昆明，1940年至1946年我在四川，这些年月中，我目睹蒋匪统治的后方官僚贪污腐化，军队横行霸道，物价不断飞涨，一般人民都在饥饿线上挣扎。我自己就有一年多的时间要靠变卖些旧东西才能维持生活，因此对于国民党的贪官污吏起了痛恨。
+
+　　然而，这只是从表面上看到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我的反动思想并未动摇。起初还认为蒋匪是好的，不过未用好人，所以搞得那样糟；到后来才逐渐看到他本人就是个自私自利的统治者，但仍未从本质上认识他就是卖国贼，是历史上空前的屠杀人民的罪魁。因此自己虽然时时在伪装“清高”，其实就在追求个人“学术地位”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始终还是紧紧地依靠着反动派，替反动派作帮凶，来达到向上爬的目的。下面几件突出事实可以说明：
+
+　　首先我依靠了反动头子朱家骅。我出国是考取了伪中英庚款公费生，这个机构是反动头子朱家骅所把持的，因此在回国一年后被他拉拢去参加了他为培植自己在学术界中的势力而举办的中国地理研究所，担任大地测量研究工作。本来我在西南联合大学教书，已经做到“教授”，应当满意了，但我觉得学测量在土木系教书没有什么出息，所以愿意去参加研究工作，好达到更高的“学术地位”。追究根源，这还是为的向上爬。后来人民血汗的中英庚款被反动派挥霍得快光了，弄得大地测量组无法展开实际工作，朱家骅又想利用我在另外部门发展他的势力，介绍我去任伪交通部铁路测量处处长兼总工程师。最初我曾顾虑我同铁路界的关系太浅，而且铁路测量也不是我的专长，不知能否应付，但我想假如能乘机显一显我的航空测量的本领，我的“学术地位”一定可以提得更高，所以最后只提出一个条件——要是能办航测，我就干。我一向以为能办成航测是对人民一件贡献，实际上我的思想根本不是为人民，而是为的个人名位；我未尝不知朱匪家骅拿我当一颗棋子，这样摆布是有他的目的，我接受他的摆布就是让他达成他政治上的目的。但我还常自欺欺人的说，我跟他只有学术上的关系，而没有政治上的关系。其实他不同我谈政治，正是看透了我这种知识分子的虚伪“清高”面子，口里不谈政治，实际上是俯首贴耳听他驱使！我为自私自利的个人名位，不惜依靠反动分子，听他摆布，这还有什么配得上说“清高”！
+
+　　其次在伪交通部任职的后两年（1947年至1948）我同反动分子俞大维也有过来往。那时我被他的“无党无派”招牌所迷惑，觉得他有学问有才干，又被美帝国主义所赏识。我崇拜过他。我现在才认识我之所以崇拜他，正是想走与他同一的反动道路，伪装“无党无派”，凭着所谓“本事”，在反动统治下向上爬。
+
+　　1943年秋在地理研究所工作时，我想去印度大地测量局会见一个大地测量学者。当时反动政府强迫每个要出国的人先去伪中训团受训，才发护照。我不但受了训，还为了贪图在受训时可以自由点，竟不惜通过朱匪家骅的介绍，做个挂名的“训育干事”，并且集体参加了国民党。
+
+　　既然我一贯存在着反动思想，对于共产党，人民革命势必是敌视的。抗战期间八路军同新四军在敌后起了决定性的抗敌作用，但我总认为那是夺取政权的准备。我幻想着国共“妥协”后我依旧可以维持自己的地位，进可做官，退可教书。因此当蒋匪破坏政协决议时，我开始恨他。我的恨当然不是从人民立场出发，而是站在反动立场，保持个人地位出发，所以对伟大的共产党、人民革命依旧没有好感。
+
+　　到了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大军包围了平津，并在淮海战役中歼灭了蒋匪军近60万人时，在我思想上引起了很大的矛盾。我认识到蒋匪必然会垮台，但由于我思想上还是站在反动派一边，我还抱着幻想，希望最后能用和平谈判方式解决问题，使反动派苟延残喘。同时由于轻信反动派种种宣传，对于共产党、人民革命始终存在着“怕”。
+
+　　检查和批判我的崇美、亲美思想
+
+　　清华、交大都是采用全盘美国化的教育制度，因此四年大学教育给我带来了浓厚的崇美、亲美思想，不但崇拜美国科学，并且亲美到了丧失民族立场的地步。
+
+　　首先是美国式的资产阶级教育使我对政治完全失掉了嗅觉，只是自私自利为个人名位打算，投靠了反动派作了帮凶而不自觉。追究我那向上爬思想的根源，大部份是受了资产阶级“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这一类反动学说的毒素，以为不向上爬就不能立足于社会。
+
+　　我一向误认美国地大物博，无需侵略，再加上反动政府甘心卖国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政策，宣传中美“友谊”，更使我相信美国是中国最好的“朋友”。因此当马歇尔来华时，我认为美国肯派大员来调解中国内部的争执，真够朋友。直至解放后看到美国白皮书，这才恍然大悟美国的对华政策原来就是抵死支持反动的蒋匪帮，使他替美帝国主义作侵略和屠杀中国人民的工具！
+
+　　长期亲美的结果使我迷信唯武器论，认为结束日本侵略战争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的两颗原子弹。我也相信过诬蔑苏联的反动宣传。因此直到解放初期，我对苏联还有点怀疑。毛主席叫我们一面倒，我总倒不过去。一方面当时我不了解一面倒的本质是阶级立场问题，另一方面我对于美帝国主义用千方百计暗害中国还认识不清，也就恨之不深。所以我尽管口头承认一面倒的必要性，而思想上却倒不过去。及至中苏两国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成为新中国最强大的盟邦和最忠实的国际友人，派许多专家来帮助新中国的各项建设，这才扭转了我对苏联的看法，开始对苏联崇敬友爱，但对美帝国主义仇恨的问题，则解决得比较慢。
+
+　　1950年我对美帝国主义在岭大进行文化侵略这一事实还完全不认识，所以当时竟心安理得地参加了欢送美帝国主义分子包令留的会，事后很久都还觉得欢送一个“美国教员”有什么关系。亲美的结果使我到这时候还分不清敌我，向敌人献媚，使他们回国后还可以宣传中国知识分子是喜欢美帝国主义分子的。
+
+　　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我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才慢慢有了认识。才开始怀疑可能也有美帝国主义特务在内。到了全校控诉美帝分子罪行大会，初步揭发美帝国主义分子的特务行为后，才使我愤恨起来。可是对于当时没有被揭发有特务行为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就恨不起来。这完全由于我没有人民的立场，所以看不出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办学校是狠毒的侵略阴谋，根本划不清敌我界线。
+
+　　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还给我带了追求“国际学者”地位的买办思想。我曾经强调过我所学的“大地测量”是国际学术，需要国际合作。因此当我在地理研究所时，曾经根据中国以往三角测量成果，计算地球形状和大小，写成一篇论文，寄到美国地球物理学报，在1946年发表。当时我还得意地以为对“国际学术”有了贡献。本来这篇论文是根据中国自己测量结果所计算的，应当在国内发表，但我为了追求“国际学者”的地位，竟寄到美国发表，而且此后离开了地理研究所，也未再用中文发表，可见我做研究工作的态度不是为了祖国人民而是面向国外。这又说明我多么不关怀祖国和人民的利益。
+
+　　这种学术上的买办思想又表现在解放后我所参加的教员评薪工作中，对于教员的学术成就不根据他对中国劳动人民的贡献，而根据帝国主义国家给他的“学位”和所发表的论文来估价。在外国发表的论文又看作比在中国发表的高一等。这种洋奴思想不仅使那次评薪工作未能做好，更坏的是继续毒害青年讲师助教作留学梦，加深他们的崇美思想，鼓励他们也做洋奴，驱使他们做脱离实际的研究工作，打击他们为人民服务的热诚。
+
+　　在教学上我也表现了单纯技术观点。就在广州解放后，我还长久未能充分认识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对于学习态度较差的同学，不积极设法帮助，一味用增加考试等来对待。这种教学态度鼓励了同学的单纯技术观点和不问政治的倾向。
+
+　　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又给我带来了追求享受的思想。解放前从中大转来岭大教书，主要是因为羡慕岭大的优美环境和舒适的生活。这种腐朽的享乐思想，使我在解放后还只注意到自己的生活享受。
+
+　　思想转变的经过和我的决心
+
+　　剥削阶级出身和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使我长期看不起广大劳动人民，从未真正关怀过他们；因此对于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懵然无知，到了反动派快要垮台时，我仍然轻信反动派的谣言，以为共产党不重视知识分子；共产党来了，我可能受劳动改造，即使不会真的那么严重，至少在人民政府下面是没有民主自由的，能不能让我做教授都有问题，所以从南京逃来广州；但是，来广州后不过半年，平、津、宁、沪、汉5个大城市都先后相继解放，解放大军的节节胜利逐步打破了我对蒋匪帮的一切幻想，再随蒋匪逃到台湾去罢，我也认识那必定是死路一条，避到香港去罢，我又没有做白华的本钱，这时真是彷徨歧途。幸亏后来有几位中山大学的进步同学常来同我谈，希望我留在广州，并说明人民政府是欢迎知识分子的，这时我才由彷徨逐渐转到决心留在广州等待解放。
+
+　　初解放时，我的心境还是非常不安定的。我参加过反动党团，不知共产党是否要给我处分，后来看到政府对于旧人员一律留用，这才开始安心。我觉得共产党真是宽大，我也由此看到蒋匪帮的宣传够多么无耻，而我以前竟盲目相信，足见我这个“学者”够多么无知了！
+
+　　1950年11月我被邀为广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这次开会使我从实际体验中开始认识了民主的真义。以往我极端欣赏英国的议会民主制度，以为共产党所说的民主是假民主，找一帮人来开会，只是一种形式；但在这次会中，我体会到人民政府提出的议案真正是为了人民。我又亲自看见人民政府首长虚心听取各阶层代表的意见，当获得一个结论后，又必谆谆向代表们解释，使每个代表负责传达给群众，拿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民主制度与我以往所崇拜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相比，使我真正看出了两种制度本质上的不同。
+
+　　在共产党领导下不过两三年的时间，我就看到了许多奇迹。通货膨胀是我认为很难解决的问题，但人民政府在短时间内就使物价稳定下来了。抗美援朝我虽知道是必要，但总以为跟美帝作战不是很简单的事，全国人民得要准备吃些苦头；可是后来人民志愿军出兵不过数月，就连打了几场大胜仗。在建设方面，如全国铁路迅速修复通车，海珠桥的重建，治淮工程的伟大场面等等都是我以前所不能想象的事，这些都使我不能不承认新民主主义政治的优越性。我这才真正看出来共产党的伟大，新中国前途的光明，我决心追随共产党前进！
+
+　　在这次思想改造中，我发现资产阶级向上爬的名位思想是我的主导思想。我先有了向上爬的思想，才会被反动派所“利用”，自己的“学问”“本事”“清高”等等都是烟幕弹，用来遮蔽着内心最深处的向上爬思想。
+
+　　我不但找出了这个主导思想，而且也认识了这个思想对于人民和自己的危害性。向上爬的思想蒙蔽着我，使我过去长远看不见真理，跟着反动派走，与人民为敌；如不彻底肃清它，将来还会继续危害人民。因为有了向上爬思想，必定专为个人利益打算，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遇到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冲突的时候，甚至可能做出背叛祖国的事来。
+
+　　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使我认识了旧我的丑恶自私的面貌，和我腐朽的追求名位、向上爬思想的严重危害性。我要改造自己，决心向思想上的敌人不断作无情的斗争。今后我要坚决丢掉我追求名位的思想，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切实负起一个人民教师的责任来。我衷心希望同志们、同学们不断地给我批评和帮助，使我能全心全意把自己贡献给祖国！
+
+　　来源： 摘自1952年9月6日“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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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牧：关于我抗拒批评的再检讨
+
+　　<秦牧>
+
+　　关于我抗拒「人民教育」批评的严重自由主义的思想根源，好些同志给我很多帮助，督促我再作检讨，我决定接纳这些意见，再作反省如下：
+
+　　首先谈到我的阶级出身，我生长于一个华侨商人的家庭，在新加坡长大。父亲是一个放浪不羁的人物，晚年因开锡矿一败涂地，他对我们的教育采取放任态度，这对我的习性颇有相当影响。我一共有三个母亲，生母出身丫头，一生被辗转贩卖了两次，到夫家时曾好几次被大妇欧打，由于一生太过忧劳的缘故，一直患着肺病，后来死在新加坡。她生前曾因不堪疾苦自杀过，给我们兄弟姊妹很惨痛的印象。唯其如此，我从少就有极端民主化的思想，渴望改变人骑人，人欺人的社会。这种身世使我从小同情劳苦者和长大后易于接受好些革命道理，另一方面，却也使我跌入很深的自由主义的泥坑。
+
+　　学童时代我是著名顽皮的学生，在学校和家庭常被打得遍体流血，这种次数不胜枚举的酷刑反使我获得顽强的性格，常常觉得在权力面前低头是极大的恥辱，这种性格溶入逐渐长成起来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更助长了自由主义的倾向。
+
+　　其次要谈一谈我的写作生活，我回国就学后，过的学校生活本来已经够自由散漫了！而以后的写作生活又使这种倾向更加严重。我踏入社会十三四年，前后算起来，完全靠稿费生活的倒有五、六年，就是做事，也大半干的是编辑、教书之类的所谓自由职业。
+
+　　起初从事写作，是因为不愿入国民党，失业、潦倒，没辨法；硬着头皮写几笔解决生活，一方面也说些自己认为正义的话。这种生活起初过得极坏，有时简直要饿肚子，但后来，却也逐渐成为一种稳定的职业了。尤其是一九四六年「劳协」在上海被迫害，我们随着这机构迁到香港以后，我连续过了三年相当安定的职业作者生活，在这期间，除了使自己养成一种书本兴趣外，坏影响可真多：一来因为写了些东西，多少有点小影响，就滋长了一些盲目的自满情绪，并且自私地想以这种有名誉、生活过得去，自由自在，也不能说没意识的工作方式终其生了。二来加重了自由主义的倾向，因为远离集体经营独立精神劳动的生活是最自由的，可以一天做到晚，也可以整整几天不动笔，因而对于受管束、有纪律的生活愈不习惯了。三来是长期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从不知寂寞为何物，爱静恶烦，因而滋长了严重的脱离群众的倾向。认识人虽然不少，有时也参加一些集会社团的活动，但那种关系只像是蜻蜓点水罢了。四来是这种生活方式又养成了更多的主观主义，易于孤立和静止地看问题，而且还常常固执地自以为是。五来是斗室而居的生活也养成了自己小生产者的狭隘性和保守性。我渐渐也知道自己有好些小资产阶级毛病。但却采取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我竭力使自己不沾染任何物质嗜好，以为这样何来「玩物丧志」？不回避任何倒粪，劈柴，洗碗之类的工作，以为这样何来「轻视劳动」？又竭力使自己平素对人永无疾言厉色，以为这样何来骄傲？但这种不从立场彻底解决问题而从「自我完成」上着想的改革方法，实际上很少改变自己的本质，甚至还因而进一步滋长了十分可恥的清高情绪。
+
+　　这些以个人主义为根源，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滋长的自由主义毛病到解放后第一次露骨表现就是两年前负气离开文艺处。（离开的原因，经过和报上讲的虽不很相符，但请辞不准就离开确是事实。离开后曾到香港辨理家事十余日后即行回来。这儿想解释的一点是：在情理上，公私上我都不会住香港，况且华南解放前当地警探驱逐某些同志出境时已开始向他们盘查了我。）接着，极端民主化思想，个人主义继续使我发生许多苦恼；听到有人作威作福，情绪很坏；看到报上某些同志摆官僚架子下级忍气吞声的事迹，更加气恼。老是想：「我碰到这些人就拚一拚。」这种想法当然是带着逞情任性不以工作为重的个人主义性质的。还有对严格的纪律生活，也常常感到束缚，尤其是开长会，情绪更是波动（年来经过学习后已克服了一些）。开会时我虽尽量准时到达，但却经常怀着一种准备四个钟头持久战的病态心理，如果集会一个钟头结束，反而觉得意外了。又因为念念不忘那种沉缅书本，自由自在的生活，对工作有时便有一种不得已「顶下去」的心理。虽然在抗美援朝运动展开以后，那种恢复原来生活方式的个人打算已经基本上打消了。
+
+　　这就正是我的无组织无纪律行动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由于小资产阶级思想作崇，自高自大，自以为是，任情逞性……就产生了抗拒批评的错误行动。（当时心理状态，上次检讨已讲过。）
+
+　　就因为我出身于一个华侨商人破落户，从小生长在帝国主义殖民地，一方面有强烈的反帝情绪，一方面也受到浓厚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教养，长大后又在工作环境和经济地位上加深了这些思想倾向。解放前，这些缺点还不怎样暴露，但今天，当新社会的组织性、计划性一步步提高的时候，要使大批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但在经济地位上而且从思想感情上转移到工人阶级地位上去的时候，自己的个人主义（「面子」、自由、兴趣、利益等等）被碰痛了！因此，就不愉快，就抗拒。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自私，想发财、想享乐固然是自私，想出名、想无拘无束、想「多做学问功夫」又何曾不是自私？归根究底，这是一个立场问题，一个为个人还是为集体的问题。假如我每逢一事当前，立刻想起群众，想起人民利益，那么对于批评，就是不抗拒，而是倾听并吸取其有益部分了。即有解释，也决不会采取一种报复和抗拒的态度了。对于若干自己不满的人物和事象，就不是徒然讨厌而是热情关切和诚恳纠正了。所以剥开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画皮，里面不外是一个「私」字。这样试行分析的结果使我自己相当吃惊，但无论如何，脑子里有这么一团龌龊东西是无可否认的。
+
+　　虽然，一向内心也有阶级斗争，集体主义也取得了一些滩头阵地，常工作吃力时，想到「这是人民交代的工作」，也颇能生长一些责任感和勇气，但在克服旧思想旧习惯时，总是进步很慢，因为小生产者的狭隘性和保守性，常常使自己有意无意地曲谅自己。「猿进化到人的阶段还有尻骨，免不了有些残余啦！」「一部急驶的车当然不容易一一下子就转大弯啦！」每每就在这些可笑的遁词之下使自己故步自封；又常常不以那些最完美的，而以那些有缺点的同志来和自己比擬，觉得自己「还不太差」这就更大大地妨碍了真正的改造。
+
+　　当这次对我的批评展开时，我虽然衷心承认抗拒批评是错误的，但心里面仍有疙瘩：「承认了错识还要怎样呢？」往后经过思想斗争，反复寻思，觉察到只承认错误，如果不挖根，不彻底用工人阶级思想改造自己，仍只是一种过批评关的态度。结合批评文章检查自己的历史，觉得自己过去虽参加过反对旧社会旧制度的活动，在重庆、上海「劳协」工作时，也有一些不大怕死的激情，但自己除了向往共产主义社会的远景外，并无明确的阶级立场（客观上就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参加革命）。就因为不能彻底抛弃这种小资产阶级立场，所以学习理论时每有教条主义的偏向（如学习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文件而不能联系实际）。滋长了许多狂妄的无纪律行为（如这次的抗拒批评事件）。产生许多错误的见解，陷自己于无知和偏见（如年前竟仍把辞职转移岗位当做合理的事）。当小资产阶级必须不断转化的今天，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落后性和反动性更显著了！它已经是阻碍历史进步的东西，对集体事业起着对抗、腐蚀的作用。而极端民主化思想，本质上正是导向自由放任，它是属于旧民主义范畴的东西，腐蚀着革命的高度组织性，是集体主义的大敌。自己如果不痛切认识这些思想对革命的危害性，洗心革面改除老毛病，还在那里「独往独来」，就势必有蜕化掉队的危险。通过这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我受了很大的教育，决心努力改造自己，时时警惕到「凡事当前，首先为人民利益着想」今后要尽量做到虚心倾听批评，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集体生活的锻炼，来彻底完成自己思想上和感情上的阶级转化，使自己无愧于在集体事业中做一枚螺丝钉。同志们！同志们！感谢你们的帮助和督责。
+
+　　来源：《思想改造文集》（第三集），北京：光明日报社，195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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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1 @@
+# 蓝公武:我的思想改造的一些体验
+
+　　<蓝公武>
+
+　　在旧的政治舞台上进行过活动的人，要改造思想，是困难的。因为他们过去代表利害各殊的阶级，有各种不同的见解，经历一久，就有很深的成见，要进行深入的检讨，就有极大的苦痛。
+
+　　我是知道这里头的甘苦的。例如我在民国初年，虽曾在办“国民公报”时，对报纸的形式和内容上有了一些改革；但自己也曾领取过高额干薪及其他不义之财，并且生活苦闷，有各种矛盾心理，以致发生神经错乱。一直到后来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自己对过去的行为进行了详尽的检讨，并在行动上加以彻底的改变，心里才豁然开朗，感到无限的舒适。
+
+　　因此，希望有像我那样经历的人，也能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当中密切地联系自己，彻底暴露和批判自己的旧思想。只有这样，才能清除自己旧日的错误，洗清自己的积污，真正改造自己的思想。
+
+　　由旧民主到新民主
+
+　　我在英国留学时代极倾心英国的哲学和政治、经济的学说，尤其是崇拜英国的议会政治。当时立志要做三件事：创办报社、组织政党、当选议员。回国以后，遇着辛亥革命，这三件事一一实现。可是实际的经验和以前的期望完全相反。在袁世凯解散国会后，我就推求袁世凯能够解散国会的原因，觉悟到当时国会议员的选举，并未由绝大多数人民登记投票，仅由一小撮土豪劣绅，用种种不正当的方法包办推选。例如江苏省官僚豪绅盗用粮串上的人名，雇人投票，一人一次，投数十票或数百票，制造出众议员初选当选人（民国初年国会是复选制，众院议员由初选当选人选举）。参院则由省议会议员选举，但可以用联合方法，一人有十余票即可当选。而省议员之选举又是和众议员相同的。因此，所有国会议员都不是人民所选举的，当然不是人民的代表，其存在或解散，都和人民无关。国民党是以南方几省都督为护符的。都督被袁世凯打倒，国民党议员就完蛋。进步党是以袁世凯为靠山的。在袁世凯不需要时，进步党议员也就完蛋。当时国会中有一些人，深知这种危机，很想制定宪法，来巩固国会地位。但这些没有得到人民拥护的议员，要制定一个为人民拥护的宪法，是不可能的。况且当时所制定的宪法草案，也没有一条是和人民直接利益有关的，所以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我想通这个道理以后，便认为欧美民主制度虽“好”，恐怕不能在中国适用。过了一个时期，我进一步去了解日、法、美三国议会的情形，才知道这些国家的一切政党和国会，都受财阀操纵，其腐败黑暗，远过中国之国会。因而我深深感到欧美这种民主制度本身是包含着绝大缺点的。后来我读英国戴雪的英宪精义，知道英国国会议员自当选以后，就和选民无关，自由行动，丝毫不受选民限制，故非选民代表。于是我断定以议会为中心的欧美民主制度并不是真民主。不久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我的思想也有了许多转变。在旧民主主义政治理论方面，我认为卢梭民约论的总意说，虽很精辟，但是他以为人民总意无法把握，又分为团体意志、党派意志等等；要通过这些意志，才能达到近似的总意，所以他主张多党政治。法国近代是多党政治，似乎实现了卢梭的理论；但法国政治依然是操在少数人手中，违反大多数人民意志的。我当时对于旧民主制度虽然知道是少数人的民主，但我对于工农大众却缺乏了解，总以为群众是没有政治理想，是不能实行民主的。后来到了老解放区，一切所见所闻，使我的思想全然改变。我参观了村选举，参加了各种会议，在农村中又居住很久，观察了农民的各种运动，如土地改革、支援前线、参加军队等等运动，认识了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是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其后我在学习中，在实际工作中，更进一步认识到工农大众是能当家作主、自己管理自己的事的。一切政治任务、生产事业如得不到工农大众的拥护，是一点也不能搞好的。这样一来，我就开始认识了新民主主义的真实内容，并了解到更高度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的内容。
+
+　　新人生观的追寻
+
+　　我生平在追寻人生的意义。几十年来，不知从这里头打了多少筋斗，到后来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才真正懂得人生。
+
+　　早年，我曾从桂伯华学佛。中年，因有政治烦闷，又再度学佛。我看过了不少经论，最后发现一个中心问题，即任何经论，不问其推论如何微妙，归根结底，只是一个轮回问题。所谓解脱，只是要解脱轮回；而解脱轮回，又千难万难，必须像唯识论中所说的，要经过无数“劫数”。但后来我发现：如果没有轮回，这种种苦恼岂不自然消灭？因此，我否定了轮回，不再参经论、谈修持了。
+
+　　我曾涉猎过柏拉图、康德、黑格尔、斯宾诺莎等人的重要著作。但经过多少年后，我觉悟到这些哲学理论，不问其逻辑如何精妙，最后必然像康德对于一切玄学所说的话：都是想证明上帝存在，意志自由，灵魂不灭等。因之这些哲学著作解决不了我的人生问题。
+
+　　我也曾在理学上费过心思。谈理学便想到梁任公先生。梁任公先生晚年要以王阳明学说治世。王阳明的中心思想是致良知。致良知必须先有一个唯一不变的良知。但现实的良知，却是极其不同的。地主有地主的良知，农民有农民的良知，工人有工人的良知，资本家有资本家的良知，各不相同，互相对立，致良知便成了一句无意义的空话。因之阳明学说解决不了人生问题。
+
+　　我所以常有人生问题，是因为在民国十二年后，虽然断绝一切政治关系，却找不到一件真正有益的事做。教书做文章，都要受到当时政治的压迫，毫无自由发挥的余地，自己感到很苦闷，于是对人生发生怀疑。经过长年的辛苦探索，仍然找不到出路。只是到了后来，自己读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才开始对社会人生有了正确的了解。在抗日时期中，我做了一些抗日工作，被日寇捕去，坐了将近一年的牢狱，我进一步有了革命的人生观。以后到了老解放区，我才真正了解为人民服务是最正确的人生观，多为人民服务，便可以扩大人生的价值。我在以前也曾想要消灭人类的一切罪恶、一切苦痛，但在当时不过是一个空洞的意愿，自到老解放区跟着中国共产党学习，逐渐了解实现这种意愿的具体条件和进行步骤，我的革命人生观，就更加确定了。
+
+　　以上的情形，虽然只能说明我在思想改造的道路上刚刚摸到了门径；但是这个门径对于我是非常重要的。我决心由此门径继续深入，力求进步。
+
+　　1952年2月1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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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绝不同情因抗拒坦白而被捕的丈夫
+
+　　<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3部4班9组　陈筠卿>
+
+　　我的丈夫许国佖有重大贪污，在三反运动中不肯坦白暴露，采取对抗态度，终于被捕送人民法院究办了。
+
+　　在三反运动开始时，我以我现有的一点认识写信给他，要他深入检查，如有贪污受贿行为，要大胆坦白暴露。我过去虽知道他有挪用公款挪用公物的行为，但因他贪污了的钱，自己挥霍，并没有给我知道，所以我没有具体材料检举他，这是我平日对丈夫的帮助不够，以致使国家受到巨大的损失，我是应负一份责任的。
+
+　　当我没有正确认识贪污的性质和危害性时，我觉得丈夫挪用公款公物，公私不分，低价购买公物等这些事，是没有多大问题的。经过了革大5月的学习，尤其是这次三反运动的教育，我才认识了腐化堕落、贪污受贿是十分严重的错误，是损害了国家人民的利益。
+
+　　这次三反运动救了我的丈夫，也救了我，如果没有毛主席这一伟大号召，那么，我的丈夫继续为非作歹下去，必然会走上灭亡的道路。就我自己来讲，也提高了我的警惕，将来到工作岗位上，一定要公私分明，不贪污公家的财物。
+
+　　经过这次的教育，我明白了国家的政策，体会了共产党毛主席的伟大，开始站稳了人民的立场。因此我丝毫不为丈夫的被捕而背上包袱。我更要在三反运动中发挥自己的力量，做一个勇敢的战士。
+
+　　来源：《云南革大》第44期，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1952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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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松恩: 我对米丘林生物科学采取了错误的态度
+
+　　<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戴松恩>
+
+　　我记得过去我曾说过这么一句话：“米丘林生物科学是正确的，但是还没有成为完整的一套。”今天检讨起来，仅仅这一句话已足够说明我还是留恋着莫尔根的老一套，认为老一套虽有问题，但已成为完整的一套。这明显地表示我起初对米丘林生物科学基本上是抵抗的。在党和群众的帮助下，我认识了这种严重的思想错误，曾进行过几次反省。
+
+　　1949年我开始接触米丘林生物科学时，抱着怀疑和懊丧的情绪。怀疑的是：外界环境条件果能影响生物的遗传性吗？懊丧的是：我是被迫去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的，因为我深深地感觉到我的老一套技术是不可能玩弄的了，我的技术领导资本就成了大问题。当时我被迫着去寻找参考资料，希望很快就能充实我的新的“技术资本”。过了好几个月我才借到一本两个英国人的小册子“苏联的新遗传学”，看完以后，使我将信将疑，相信的是那么许多新的结果摆在我的面前，怀疑的是该作者们把新遗传学批评成为一种没有经过精密研究不很可靠的理论。当时我没有作进一步的钻研，却匆忙地选择重要的结果和其他一些材料编写成为“米丘林学说的理论和成就”一文。在参考文献中我还不敢把这本英国人写的书列入，以免别人批评。当时我编写这一稿件的目的主要是想要别人知道我正在钻研米丘林生物科学，并已获得了相当认识，以提高我的学术地位。今天我认识这是一种卑陋的投机行为。后来我又发表了一些类似的文章，目的还是投机。虽然当时我对于各地盲目进行各种嫁接试验有所感触，应当提出一些意见，可是这仅是一种附带的动机。我从同一错误观点出发，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把旧的“纯系育种法”修正成为“系统育种法”。我根本不懂得如何控制环境条件，就进行了土壤肥力改变小麦遗传性的试验。后来知道李森科院士也曾经提出种子受土壤肥力的影响远不如无性繁殖部分为大，因此中途又改为土壤肥力影响甘藷遗传性的研究。因为当时我依然没有认识，所以抱着怀疑态度进行试验。我进行一些秋小麦和春小麦互变的研究时，也没有掌握住它们的发育规律，没有获得结果而放弃了。所谓“系统育种法”是在什么基础上拟订的呢？当时我想，旧的“纯系育种法”已不允许存在，新的方法又没有，遂拟出了一套所谓“系统育种法”，想表示我已懂得米丘林生物科学，藉以增加我的技术领导资本。小麦品种内杂交（即“复壮”工作）在苏联早已成为普遍实行的育种方法，但是我没有把它应用到“复壮”国内的小麦品种上去，却重复地进行效果测定试验。这种作法表示我基本上没有接受新的学说，而是用资产阶级的方法来重复试验。此外，我也进行了主要作物的春化处理研究，我仅从提早成熟期和提高产量方面着眼，而没有认识到春化处理是控制植物发育的基础，应当从研究许多品种的春化期入手。这是严重的错误。
+
+　　从1949年下半年起，我的懊丧情绪就开始消失，因为从那时起我已开始写关于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文章，并进行各种试验。有些人因此就认为我思想“开展”，能接受新的科学，很有可能变成一个新的“专家”。殊不知我当时完全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至于怀疑的情绪也从1950年起开始消失。1950年秋季我获得了经过肥育的春植甘藷底蔓进行夏植后确能增产的结果后，我就相信外界环境条件确能影响遗传性。1951年秋季，我看到了祖德明同志所主持的茄子嫁接杂交试验结果后，我就相信嫁接杂种的可靠性。同年夏季，我获得了小麦品种内杂交的结果，证明千粒重的显著增加，我就相信作物品种内杂交确能产生“复壮”作用。但今天我认识到这种学习方法是表面的，没有根基的。它充分说明了我是采用了选择的方式来接受一部分新的理论，而拒绝其他的一部分：如果提高到原则上来认识它，我是抵抗新学说的。我应当从基本上来认识米丘林生物科学，如遇不懂的理论时，我应当继续钻研，直到搞清楚为止，不应把不懂的理论就认为是不能接受的。过去我学习莫尔根遗传学时，很多复杂的东西一时也不能彻底搞通，但并没有怀疑它，根本原因是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来钻研它；今天我认识到我为什么不能从基本上来接受全部米丘林生物科学，就是因为我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去对待无产阶级的新科学。今后我必须叛变我原来的资产阶级立场，才能从基本上接受新科学。如果我真正能够接受外界环境确能影响生物的遗传性的原理，那末对于品种内杂交，肥料和嫁接的影响等，无须经过亲自试验，就应当全部接受过来。换言之，如果我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我自然会肯定“基因”学说的偏面性，虚伪性，自然会否定“品种万能”，而注意植物的外界环境，如何控制外界环境来控制它们的发育。这样我自然会注意栽培条件来达到丰产目的。
+
+　　今天我认识到我确是披着米丘林的外衣而进行着莫尔根本质的研究工作，其为害之深，影响之大，是不可想像的。例如：我一面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一面支持了育种试验，而没有把栽培试验重视起来，没有去总结劳动模范的经验，把它提高到理论水平上来进行研究；因此，丧失了技术领导作用。关于育种试验，我还是采用了不正确的杂交育种和系统育种的方法，既没有掌握住原始材料，又没有控制它们的发育，也没有注意它们的培育条件，使育种工作完全建立在机会主义的基础上。我在技术领导方面毫无预见性，也没有结合当前的实际。例如斯字美棉在华北区早已退化，我没有及时地提出选种、品种内杂交并结合栽培条件来使它“复壮”。又如掌握育种原始材料问题，过去我完全不注意，没有认识到为了开展长期性育种工作，必须掌握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材料，测定它们的春化期和光照期，以便产生优势变异，利于选育优良品种。
+
+　　我所修订的“系统育种法”不但严重地影响了作物育种工作，而且使华北五省，甚至全国的农业试验机构跟着我们走错了路，使解放后三年多的作物育种工作完全白做。这对于人民事业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因此，我必须特别把它提出来予以批判，使大家明白我的资产阶级伪科学思想的危害性，并使大家不再跟着我们走错路。当我把旧的“纯系育种法”修改成为所谓“系统育种法”时，我仅认识到绝对纯系是不存在的，必须进行连续选种，必要时进行品种内杂交，以避免退化并提高生产力；我也仅认识到取材必须慎重，不应凭机会，要缩短试验年限，并注意培育环境。我把这许多“要点”都放到所谓“系统育种法”里面。在当新旧学说开始冲突的时候，我提出这种改良主义的方法，欺骗了一些技术工作者，难怪人们批判我“披了米丘林外衣”。我既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又没有亲自实践过，仅以教条主义的方式来捏造一套改良主义的方法。这种做法的危害性比干脆采用莫尔根的方法要大得多。因为莫尔根方法大家都讨厌，不会而且也不敢公开地采用它。一直到了“三反”运动开始时，我听了作物系和应用植物学系许多同志的意见；特别是了解了苏联先进的作物育种方法后，我才开始认识到正确的育种方法应当是：必须慎重地、广泛地取材，不但要搜集国内所有的地方品种，而且要征集全世界所有的品种，必须明了所有原始材料的发育特性，特别是春化期和光照期等；必须注意所得良种的可靠性，而不应片面地光注意缩短试验年限；必须注意有计划 的“复壮”工作，而并不是只在必要时进行“复壮”工作；必须整体地看育种的各个步骤，不应把它们孤立起来。育种方法必须包括原始材料苗圃、育种苗圃、鉴定苗圃、预试苗圃、比较试验、区域试验、“复壮”工作及良种繁殖等。以上的对比，充分说明了“系统育种法”的虚伪性。
+
+　　来源：原载1952年6月30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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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西彦：批判我错误的政治认识和创作思想
+
+　　<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　王西彦>
+
+## （一）政治认识和工作态度
+
+　　1947年暑假中，广西桂林师院的朋友，即原塘田讲学院的同事谭丕朴打电报来找我去，我欣然的去了。到了广西，重新和过去的几个朋友相处，并接触到从香港寄来的“群众周刊”之类的书刊，使我对人民革命形势有了较正确的认识。我就在那时参加了“民盟”的地下组织。当时我很为自己过去一段时期思想的黯淡状态感到自卑，急急参加革命组织和革命工作，仿佛可以替自己“赎罪”。同时，看到朋友们进行的艰苦斗争，觉得自己如再不参加革命斗争，简直要掉队落伍了。抱着这种为个人的动机，我参加了“民盟”；并在不久后，参加了对C.C.分子黄华表的斗争。1949年4月间，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加紧，我便和“民盟”广西省的一部分领导同志离开广西到湖南长沙，并参加了长沙的和平解放运动。但自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后，我立刻便有了可笑的“功臣思想”，觉得自己也是一个“打天下”有“功”的人。
+
+　　我既有了很浓厚的“功臣思想”和沉重的“进步包袱”，便贪婪地要求着种种“政治待遇”。各种人民团体我都想插一脚，很重视什么“委员”“理事”之类的头衔。认为此种头衔愈多，表示自己对人民革命的贡献愈大，这是人民给我的荣誉和报酬。那时刚解放，各种人民团体纷纷成立，每一团体成立，总照例在报纸上发表一批“理事”“委员”之类的名单，我便以自己的名字时常见报而沾沾自喜。加之当时武汉大学和湖南大学争着聘我，更助长了我的自命不凡，觉得自己是一个“红教授”，是新社会的“红人”了。
+
+　　因为我自封为“红人”，所以我的兴趣只在头衔本身，不在头衔所代表的工作。例如我参加湖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半个月的会议，我只开了不满一星期的会。在大会上的发言，我是去的，有什么文娱晚会，我是去的，但有很多严肃的会议，我的座位上便空着。我参加湖南和中南的文联工作，当两个文联的委员，最感兴趣的便是看戏。一个什么剧团来了，首先便是要戏票，而且是要前座的。
+
+　　我这种动机不纯的对“政治待遇”的要求，并不能得到完全的满足。文联成立时，我原以为“主委”非我莫属，结果却是得到一个“副主委”。湖南省人民政府成立时，传说委员中有我，结果并没有。省人民代表会议闭幕后，协商委员中也没有我的名字。于是，我大闹情绪，对中共省、市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大怀不满。并批评宣传部长不懂文艺，不知道尊重文艺工作者。特别严重的是，我在这时不安心工作了，决心离开湖南，甚至省委宣传部的两位副部长和省人民政府文教厅的副厅长也来我家里挽留我，但我当时却怪部长和厅长为什么不亲自来，这就更增加了我离开湖南的决心。不久，我藉口去武汉接武大的聘书，跑到武汉去了。我的离开湖南，是完全不顾工作需要的。当时还有这样的心理，觉得自己的离开会给工作以更大的损害，便更可以证明自己的“重要性”。
+
+　　到武汉后，长沙方面催促我回去的信总在50封以上。但我却跑到中南教育部去，强调先接武大聘书，要求留在武大。又托人向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疏通，得到了赵毅敏部长的同意。这时，认为自己是胜利了，仿佛是向湖南方面“示威”。但我到武汉后能不能安心工作呢？依然不能。我在武汉虽然又得到一些“理事”“委员”之类的头衔，但我依然不能满足。武汉的朋友很多，他们大都是抗战初期的老朋友，在抗战初期便都到延安去了，参加了党和人民革命事业，有了一定的贡献，现在都在党和军队里担负着重要的责任。我很羡慕他们，开会的时候他们作首长，我当群众，心里总是不舒服。我想，教书是没有出息的，教一辈子也还是一个教授，应该从事创作去，只要写出一部好的作品，便可以一举闻名天下知，甚至可以得到国际地位。因此，我就想急急离开教育工作的岗位，到军队去或者去参加土改，可以在体验生活后专门从事创作。
+
+　　1950年10月，我参加了湘东老苏区的土改工作，主要的也是由于创作观点。但我仍存在着一种不正确的思想情况，认为我是一个文艺作家，又是一个大学教授，总是有别于一般县区干部的。因此，口头上虽不说，内心却是要求着工作上和生活上的特权，得到特权时便高兴，得不到时便不高兴。在土改中，湖南省的一个民政厅长是土改所在地的平江人，是大革命时代的老干部，他到我所工作的乡里来指导土改。他到乡政府后，有时派警卫员到附近镇上买猪肉包饺子吃。我当时是和一般干部一起吃红薯丝饭的。我因此很不满意他，怪他为什么不尊重我，不请我和他同样吃饺子，因此也有些闹情绪。每逢他召集干部指示工作时，我总故意不参加，或是故意大模大样的在会场里走来走去，表示我不屑听他的讲话。土改未结束，他先回长沙，向湖南省委宣传部反映我的傲慢态度。我回到长沙后知道了这件事，便在湖南省文联开会时公开攻击他的官僚主义。
+
+　　由于这件事情，使我非常不痛快，便决定离开湖南，而且离开中南区。所以，当浙大郑泉海先生约我到浙大的信一来到，我便立刻到武汉大学辞职，理由是我15年没回浙江了。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离开中南区，主要便是由于要求“政治待遇”未能完全满足，觉得不够受人尊重。至于工作责任等等，我很少去考虑。其次，我觉得在湖南和武汉我都没有弄得好，都不大痛快，“反正不能完整了，还不如离开的好”。当时我的确是抱着这种可笑的“完整观念”的。……实际上是名位观念在作祟。
+
+## （二）文艺思想和创作表现
+
+　　首先，我应该检查我最初从事创作的动机。在我进大学时，因家中原不允许我继续求学，且家境也已败落，没有钱供给我。由于穷困，到北京后，便开始了个人的奋斗。我便以写作投稿来谋取生活之资。我记得到北京后最早的一篇稿子，是发表在王芸生所主编的“国闻周报”（天津）上的，完全是为了稿费。我又给反动的“华北日报”投稿，目的更是为了稿费。即便稍后向上海诸进步刊物如“文学”“光明”等处投稿，除了为名，也有稿费的目的。所以，我从事创作的动机是很不纯正的——主要是为了利，其次是为了名。我在大学时代的习作，大都收集在两个短篇小说集，即“夜宿集”和“报复”内。我的题材主要是来自农村，描写农民的痛苦。其次是困难期中北京城被日寇侵略的情形，曾有“古城景”4、5篇，其他有知识分子和工人。描写工人生活的一篇叫“曙”，写上海工人对资本家的反抗斗争。一般地说，这些作品都带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倾向。在我笔下出现的人物，特别农村妇女，都有着愁苦忧郁的面貌。技巧修养的差不必说了。我的创作态度也是不好的。例如“曙”，我曾在上海南市住过一个多星期，对工人生活并不熟悉，但我却写起工人生活来了。这就表示我对创作和生活的关系有着很不正确、不严肃的看法和态度的。
+
+　　大学毕业时，我靠稿费收入，解决了自己最初的生活困难。“利”的目的达到了，转而以全力求“名”。“七七”后我之所以只身南下，准备长住上海，是和我求“名”的写作动机分不开的。我因求“名”心切，很想当一个“红作家”。要当作家，自然就该留在当时的文化中心上海。特别是，因为茅盾先生曾给我过鼓励，所以想到上海来与茅盾先生接近，可以得到他的提拔。我很羡慕萧军、萧红和鲁迅先生的关系。谁知到上海后，已是“八一三”的前夕，上海人心惶惶，连茅盾先生也没有见到，便匆匆地离开了上海。我在离开上海后，不肯安心在温州师范教书，主要的也由于想当作家。上海沦陷，文化中心转移到武汉，文艺界朋友也集中在武汉，我怎肯留在温师那样一个偏僻的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呢？我到武汉后去跑战地，虽然是激于对抗战的热情，但主要的也是为了体验生活，以便写作品。在抗战初期，我写战地报告和关于抗战的小说，采取较新的题材，目的也就是赶时髦，求名声，很少考虑到教育作用。
+
+　　由于为了个人的动机，由于对作品的教育作用的忽略，更由于对人民革命形势的认识不清，到了抗战后期，面对着国统区的黑暗丑恶而感到苦闷，于是我也就选择一些悲观彷徨的知识分子作我的主人公，作品中充满着伤感灰暗的调子。我那时的小说的题目，总爱用些“静水里的鱼”“折翅鸟”之类字眼，便是此种灰暗伤感的情调的表现。在这时期，我的比较好的一个长篇小说“古屋”是暴露大地主的大家庭的丑恶和罪恶的，但调子依然是伤感的。有一友人说我对地主大家庭的描写是“打一把、摸一把”的态度。即使是对个人主义的奋斗作批判的作品吧，也总是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同情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痛苦，却鞭策得不着边际。这种情形主要的表现在我的“追寻”三部曲里。
+
+　　我要特别提出，在这时候我已经读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了。但我并没有很好的认真的学习它，只认为它对解放区自然是适用的，在国统区的情形便比较不同些。而我是生活在国统区，描写着国统区的。所以，即使我所写的作品，一丝不爽地正如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也刚好证明了毛主席所说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但我竟熟视无睹，自以为进步。我也写农民的生活，但所写的农民，也如毛主席说的“衣服是工农兵，面孔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例如我的长篇小说“微贱的人”便是如此。尤其可怕的是，我到广西后，因和“论主观”的作家舒芜在一起工作，一面我和他争论，对他的主观论的唯心论表示不满；但另一面也受到他的影响，一定程度地同意他所说的“到处有生活，到处有斗争”的错误说法，使自己的文艺思想陷于了混乱。这样，虽然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却在创作表现上违背着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甚至在理论上也抗拒起来了。
+
+　　解放后的最初一个时期，我曾很狂妄地到处公开讲新民主主义的文艺，讲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其实我对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根本没有学懂。特别严重的是，我口头虽然这样胡说，内心还对老解放区的新的人民文艺抱着轻视的态度。对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欧阳山的“高乾大”尤其如此。因为他们都是我的熟人，我不相信他们在语言学习上的成绩。这充分表现了我对老解放区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的作家改造没有了解，对实际生活斗争和创作的关系没有了解。那时我对新的人民文艺的错误认识，最突出的言语形式上，我认为民族形式的源泉不应单指人民自己的东西，因而为欧化作错误的辩护。在解放后我出版的论文集“輓歌与赞歌”里，还有着表现出那些错误观点的论文。
+
+　　就是由于对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没有学好，对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没有正确认识，对自己小资产阶级的缺点没有正视，到了解放后，我还把我的“追寻”三部曲交书店出版和重印。三部中的最后一部“人的道路”还是在解放后修改好的。我糊涂地自以为既然是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的批判，便是“进步”的，便可以和解放后的读者见面。这部书出版后，曾受到工人和其他读者的来信表示不满。我只简单的通知书店停止发行，未能及时作出检讨。1952年5月，是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纪念日，曾在浙江日报上新发表的检讨文章中谈到了，但谈得非常简易，不深刻，而且态度很被动。这说明我没有正视自己作品的严重缺点的勇气。
+
+　　我曾在1950年夏天在武汉下过工厂，又在1950年冬和1951年冬两次参加湘东和皖北的土改。我在参加这几次实际斗争中，都存在着浓厚的“写作观点”，目的只是搜集一些创作材料。以致工作不深入，转过来便是体验生活过浅，反而妨害了写作任务的完成。回到城市后，一度以为稍有收获，便订下了一个很大的写作计划，便是发表在人民文学4卷1期上的那个。包括写一个长篇、几个短篇和一本报告篇。但直到现在，还只出版了一本“湘东老苏区杂记”，写好一个长篇小说的提纲和一个中篇小说的初稿，这是多么可怕的怠工现象。
+
+　　关于我的文艺思想和创作表现，简略地检查如上。总之，我回顾自己过去的创作历史，觉得自己在过去20余年里，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化在写作上，出版了一大堆书，在个人的名利的追求上得到了一些满足，但工作本身却是失败的，原因在于：
+
+　　（一）文艺思想混乱，政治认识水平低，自己一直未投身到实际革命斗争中去，对创作和生活的关系认识不正确。
+
+　　（二）写作动机不纯正，且一直没有得到纠正。
+
+　　（三）劳动态度不好，对自己的作品欠责任心，也就是对读者欠责任心。
+
+　　（四）不能很好地进行自我批评，也不能很好地接受别人的批评。
+
+　　这种情形是和我的政治认识和政治态度有密切关系的，一个政治认识和政治态度不好的人，要想文艺创作有好的成绩和贡献是不可能的。在我过去的工作中，我认为所发生的影响最不好的，便是我的写作。因为我写了一大堆书，使不在少数的读者从我的作品蒙受了不良的影响。面对着这样可怕的危害性，我感到很难过。我必须在以后的工作中来向读者赎罪。
+
+　　（王西彦的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分为“家庭成份、求学和工作简历”“政治认识和政治态度”“文艺思想和创作表现”“教学观点、态度与方法”“工作态度和生活作风”“思想根源、分析和批判”“今后的努力方向”等7部分。本文是根据原总结的“政治认识和政治态度”“工作态度和生活作风”“文艺思想和创作表现”三部分删节而成。）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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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顺有事件”的处理情况及今后继续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意见（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1952年7月向朱德同志的报告）
+
+　　兹将我们召开处理“张顺有事件”会议的情况与所解决的问题以及对今后继续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意见，分别报告如下：
+
+　　一、为了总结“张顺有事件”的教训，坚决反对官僚主义作风，我们根据华北局的指示，于六月十四日召开了与此案有关人员的处理会议。各省、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检查处处长及华北级党、政、军、人民团体和中央人民监察委员会等机关干部列席参加会议的共二百余人。会上由刘澜涛、王从吾同志作了报告，并有在此事件中犯官僚主义错误的山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卫逢棋等七人，作了自我检讨。会后与“张顺有事件”有关人员一致反映：来北京前思想包袱很沉重，都等着挨整，会后对华北局“严肃处理与热情教育”十分感动，表示决心改正错误，改进自己的工作，彻底肃清官僚主义，并向一切官僚主义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大家认识到：自己所以在“张顺有事件”中犯错误，除纪律废驰、制度混乱以外，漠视人民的小事情，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对人民负责和对上级负责的一致性，则是发生此种错误的根本原因。与会同志并认为会议提高了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责任心，对自己的教育意义很大。
+
+　　二、会议主要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
+　　（一）我们对“张顺有事件”的处理，得到党与非党干部和群众的完全拥护，有人说：“共产党真伟大，真是实事求是。”“华北局对张顺有的处理是英明的，正确的。”更主要的是普遍地引起了干部对官僚主义错误的高度警惕，有的在召开会议，作出决定，改订制度，清理积案；有的自动揭发、批判自己机关中类似“张顺有事件”的官僚主义错误，都感到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在许多组织和机关中是普遍存在的。有的说：“我们那里三反实际只做了两反或一反”。都认为在“三反”运动后期的建设阶段，从全区范围内掀起一个反官僚主义运动是必要的。同时，更深刻体会到华北局以“张顺有事件”的典型事例大张旗鼓地反官僚主义的做法是完全正确和适合时宜的。
+
+　　（二）大家一致认为类似“张顺有事件”的错误所以带有普遍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与非党干部中普遍存在着漠视人民小事情的错误思想。会议严格批判了这种思想，明确了今后应如何来对待人民的“小事情”。经过这次会议，大家在思想上认识了：人民最细小的事情就是人民最大的事情的根源，国家大事就是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小事情集中起来的。因此，共产党员今后不但要注意像抗美援朝、经济建设等明显的大问题，而且要经常注意人民的“小事情”。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和指导者。
+
+　　（三）张顺有在检举反革命的过程中所表现的坚忍顽强、坚持正义、追求真理的精神，鼓舞和教育了全体与会干部，一致认为：张顺有所以不怕任何报复坚持真理到底，是由于他相信我们党，相信毛主席，相信国家是属于人民的，相信真理最后一定要胜利。这种精神同样也教育了党内外广大人民群众。会后各省报纸的读者来信和直接给华北局的来信日益增多，其中有的表示要“学习张顺有斗争到底的精神，向一切违法乱纪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有的检讨了自己在反官僚主义中“向困难低头，怕报复，没把真理坚持到底”的错误。这个会议提高了群众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信心，树立了坚持正义的活榜样。
+
+　　（四）会议还解决了对人民的检举、控告、批评建议等所应采取的态度问题。对待人民的任何批评，特别是劳动人民的批评，那怕是不完全正确的，我们也应该欢迎。必须执行毛主席“言者无罪，闻者足诫”的指示。自纵中央颁发“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后，由于各级党委及其纪律检查委员会给予检举控告者以有力的支持和鼓励，给压制批评、打击报复检举的分子以严格的批评直至处分，因而提高了党与非党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许多人响应了党的号召，特别在“三反”运动中群众性的检举揭发案件，直接推动了运动的开展，但另一方面，压制民主、打击报复批评者的事件仍不断发生。因此，各省、市同志完全同意：对任何侵犯人民民主权利的错误思想与行为，不管他的职位有多高，功劳有多大，均必须根据其所犯错误的具体情况，予以严肃处理：轻重批评、重者处分，情节严重恶劣者撤职法办、开除党籍。并要像对待“张顺有事件”中的官僚主义一样，公开揭发他们的错误，不能有任何姑息。
+
+　　三、为了巩固和扩大“三反”运动的成果，彻底根除各级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密切党和人民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我们向各地提出了以下意见：
+
+　　（甲）各级领导机关，应通过“张顺有事件”的教训，认真地发扬民主，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彻底检查本部门本单位对人民群众的控诉、检举、批评、建议与要求等问题的态度和处理情况，并联系检查个人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态度，最后作出结论，提出改进办法，以求改进工作，教育干部。
+
+　　（乙）：实行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加强自上而下的领导检查，严格按照民主原则，定期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向人民群众报告工作，接受批评。建立与健全联系群众的组织，充分发挥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人民政府的监察委员会的协同作用。各级各部门领导机关均应把检查与克服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作为经常的重工作进行。党、团组织更应发动与组织党、团员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
+　　（丙）各级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干部与一切工作人员，均应采用各种方法密切与广大群众的联系，十分注意倾听群众的呼声与反映，并向领导上作确切的报告。为此，各机关、各团体均应规定严格的工作制度，明确每个人的职责权限，坚决克服工作中一切无组织无纪律的混乱现象。对人民群众的一切建议、要求、控诉、检举等问题，凡自己能够解决的，必须认真负责的予以解决，凡自己难以解决的，均应迅速及时地向上级请示办法。总之，对广大群众向领导机关提出的一切问题，必须作到有问必答，案案有结果。主要负责同志并应定期的亲自负责，组织全体工作人员检查总结，向人民群众作负责的交代，向领导机关作切实的报告。
+
+　　（丁）严明党和政府的纪律，及时批评与惩处那些渎职、失职的干部，鼓励与表扬那些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干部。并充分利用报纸、党刊、揭发官僚主义的错误事实，树立密切联系群众的榜样，发动党员群众向官僚主义作风进行斗争。
+
+　　（戊）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必须及时针对干部的思想情况，抓住生动的典型事例，经常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以不断地提高干部的觉悟水平与加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
+　　来源：《建设》1952年第16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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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3/000109.txt
@@ -0,0 +1,5 @@
+# 中央关于各级党委应认真抓紧对类似“张顺有事件”的处理以深入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
+
+　　兹将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张顺有事件”及今后继续展开反官僚主义的意见报告一份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的意见是正确的。华北局及其纪律检查委员会抓紧处理“张顺有事件”这样典型的案件是有重大收获的。自公开对“张顺有事件”的处理之后，群众写信或亲自到华北局检举、控告、申诉者有五、六起之多，证明这样做党的威信更加提高，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给今后进一步揭发与深入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以更加有利的条件。三反运动展开以后，虽然已先后揭发与处理了像“纪凯夫事件”、“张顺有事件”以及最近在人民日报公布的山西煤建公司工作人员廖中一因检举贪污而被陷害的事件，但性质相同而程度大小不一的案件，各地都较普遍地存在着而未被揭发出来。各级党委及其纪律检查委员会，应认真抓紧对类似“张顺有事件”的处理工作，以教育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并通过典型事件的处理，来深入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
+　　（编者注：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张顺有事件”及今后继续展开反官僚主义的意见的报告，已载《建设》一六六期第二页至第四页，请读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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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3/000110.txt
@@ -0,0 +1,31 @@
+# 贵州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惠水县二区邢广厚、潘向斗因干涉他人婚姻自由，造成人命事件的处理通报
+
+## 西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批语：
+
+　　贵州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惠水县二区副区书邢广厚、副区长潘向斗干涉该区女工作同志龙汝慧婚姻自由，造成龙投河自杀事件的处理是正确的。从这个事件中看出我们有些党的干部，特别是区乡两级某些干部，由於存在着残余的封建思想，严重地违犯了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类事情西南各地均有发生。为了彻底贯彻执行婚姻法，保障妇女权利，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必须不断的向一般党员和党的干部进行教育，以免重复类似事件的发生。凡遇有忽视妇女权利，干涉婚姻自由事件，必须加以制止，决不允许袖手旁观。像惠水县二区这样干涉他人婚姻自由，造成人命的严重事件，应以严肃态度及时给予党的纪律与法律的制裁。以教育党与群众。（九月十二日）
+
+　　惠水县第二区区委副书记邢广厚、副区长潘向斗，身为该区党、人民政府的领导干部，在工作中不但不很好地宣传实现党的政策，贯彻执行人民政府的婚姻法令，反而对该区女干部龙汝慧的恋爱加以阻挠干涉。更严重的是邢广厚用以往的错误行为，作为有效的经验，企图从龙汝慧的口供里，得到左文兴（龙的恋爱对象）的政治情况，竟不惜采用斗争、捆绑吊打、关押的办法来对待龙汝慧，致造成龙汝慧投河自尽。
+
+　　（邢、潘这种行为，不仅违犯了党的纪律，更违犯了人民政府保障人权、婚姻自由的政策法令，其错误是严重的。特决定党内开除邢、潘二人党籍。邢又是该事件的主要负责人，故建议行政上予以依法处理。）
+
+　　（附：）
+
+## 惠水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
+
+## （编者按：此件原文过长经本刊改写过）
+
+　　我县二区文教干事左文兴与女工作员龙汝慧因恋爱受到区领导上的干涉，致使龙投河自杀，其经过与处理情况报告如下：
+
+　　文教干事左文兴，二十六岁，河北丰润县人，国民党黄埔学校毕业，伪十八军见习参谋，旧军官成份；龙汝慧二十二岁，学生成份，家庭系破落地主，本县二区人。
+
+　　五一年十二月我县兴修水利时，左、龙两人被调到水利上任民工的领导人，因工作常在一起，就有了爱情。回区後仍在一起工作，今年五月左曾想与龙发生肉体关系，被龙拒绝，同时龙向左订了八项条件，内容为保持恋爱到底，达到结婚的目的，并在恋爱期间双方不得另找对象等。
+
+　　区委发现二人谈恋爱後大为不满，加上平时对左文兴有些怀疑，认为左有政治问题，这时区领导上即召开工作干部会议叫左文兴作检讨，并说他们二人恋爱不经领导批准是不合法，会後将左调到离区较远的白日乡去工作。同时区领导上还作了决定，继续追问龙汝慧，六月二日副区长潘向斗与区委副书记邢广厚轮流与龙谈话至夜十二时，因她没谈出什么，邢即叫通信员把她捆起来，当时她谈出订了八项条件，准备将来结婚。当夜谈至此处即结束，邢向县委写了报告请示，只谈左龙二人恋爱腐化，未说斗争捆绑。魏政委接到後，电话指示他们按婚姻法办事，左文兴的政治问题应当成另外问题处理，不能混为一谈，但他们不按指示办事，仍继续开会对龙进行斗争，追问龙发生肉体关系，龙不承认，潘即将她捆起来拴在柱子上，以後又押到区监狱里去。晚上邢、潘拿着绳子再去追问，龙不承认，就又把她捆起来（捆的很紧）。第二天又开会对龙进行斗争，龙仍不承认发生肉体关系。并说：“大家不相信的话，可叫我到卫生院去检查一下”。会後，邢又叫妇女干部宋金峰和组织干事彭春立二人去动员龙承认，龙藉口解手，跑到厕所後面投河自杀。死後邢还说：“她死了吧！不是那个人逼她死的，不许给她买棺材”。
+
+　　龙死後，邢派青年干事汤以高到县汇报，隐瞒捆斗情况，推脱责任。邢还召开了党团员小组会、全体干部会，名之谓统一认识，县委对他们的汇报有些怀疑，派魏以文杨联贞二同志前去调查，邢、潘二人强调客观原因，假造情况，并压制宋金峰（党员）不许她汇报真实情况。
+
+　　邢广厚从前在三区工作时即因同类问题捆过女同志，他把“女的开始不承认，後来一捆都说了”当成了成功的经验，并以此经验来对付龙，企图强迫其承认发生肉体关系後，再追问左文兴的政治问题。
+
+　　根据以上情况，经县委研究後，认为邢、潘的错误是严重的，建议上级党委应予以开除党籍，行政上撤职。并建议给邢以法律制裁。
+
+　　来源：《西南工作》 第117期， 1952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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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3/000111.txt
@@ -0,0 +1,17 @@
+# 马寅初：我一年来工作和学习的体验及今后努力的方向
+
+　　<马寅初>
+
+　　一年以来，世界两大阵营的形势明显的摆在我们面前，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战争阵营力量天天在削弱，各国统治集团的地位越来越动摇，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力量则天天在发展壮大。就我所参加的历次世界和平大会、世界和平理事会议和最近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备会议情况来说，各国代表们争取和平信心的坚定、情绪的热烈，和情感的融洽，逐次在提高；代表们所代表的群众基础也逐次在扩大。只要我们在现有的胜利基础上，进行更广泛和深入的宣传，加强团结，孤立敌人，战争是可以制止，和平一定胜利的。
+
+　　我全国人民一年以来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个伟大运动以后，政治觉悟普遍提高，工业、农业、水利、交通及各项生产建设事业突飞猛进，涌现出成千成万的劳动模范，出现了数以千计的创造发明，足证工人阶级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建设的成绩是非常光辉伟大的。可是由于不法资本家的暗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也带来了不小的损失。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开幕词中，以续加强抗美援朝、提倡爱国增产节约、广泛展开思想改造三项工作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接着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三反”和“五反”运动，为实施十年建设计划创造有利条件。北京大学为国内造就高级建设干部大学之一，并有它光荣的传统。我自去年六月一日接任校长。不久即有不少教师发起学习运动，我深有
+
+　　同感，力促其成；并得到领导上的同意和鼓励。稍后，继即展开京津高等学校教师的学习运动。至去年十月，北大全校教师均已投入这个运动中。不过当时学习的情形偏重在理论方面，如讨论“知识分子要不要思想改造”，“思想要怎样改造”，“批评与自我批评怎样运用和开展”，“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怎样划清”等问题。这次学习最大的收获，是全体教师认识到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和要求思想改造自觉性的激发。联系各人自己思想实际，进行批判，还是很不够的。庸俗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欧美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化思想或多或少有意无意的残留在脑筋里、表现在言行中。自全国规模的“三反”“五反”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后，全校师生员工的学习运动乃大踏步的前进，极大多数的人都能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检查了自己落后和反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三反”运动已有的基础上，又展开忠诚老实的学习运动，大家交代了自己的反动社会关系，进一步划清了敌我界限。已经丢掉包袱的人都轻松愉快的回到自己工作岗位上，抱着坚定的信心搞好自己业务。因此，大家都感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和深刻，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深厚恩情，给自己带来了新生。大家一致决心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初步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这样，为全国高等学校彻底调整院系、改革课程、改善教学，以培养大批建设高级干部，适合祖国建设需要，奠下良好的基础。
+
+　　毛主席在“矛盾论”上教导我们: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有两种意义，一是“矛盾的双方互为存在的条件；”一是“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矛盾的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的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这是矛盾统一律的精髓，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今天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在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自觉的基础上、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自己，教育大家，将残存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
+
+　　加以肃清，并彻底批判小资产阶级思想，以便逐步转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艰钜的斗争过程。这是唯物辩证法的运用和实践。所以，这次“三反”、“五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广泛的展开，并获得伟大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再一次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再一次的胜利。我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和“毛泽东选集”，认识到中国革命之有今天的胜利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正确预见事物的演变，深刻精微的分析问题是分不开的；与共产党的联系广大群众，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不断改造和提高党员的品质和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是分不开的。尤其在对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政治路线方面，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克服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自遵义会议以后，党就彻底走上布尔什维克的道路，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中国革命就胜利接着胜利地前进。今天“三反”和“五反”运动的胜利，再一次使我认识到毛主席和共产党的伟大、正确和光荣。
+
+　　我为加强学习毛泽东思想，除坚决接受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努力粛清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建立和巩固革命的人生观而努力奋斗外，一年多来，在工作余暇，还学习俄文，希望以二三年的时间，读好俄文，能直接阅读俄文书报，可以及时的吸取苏联的先进经验，更快的做好人民所交给我的任务谨以此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卅一周年。
+
+　　来源：转载于《文汇报》1952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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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7/3/000112.txt
@@ -0,0 +1,39 @@
+# 顾学裘：检查我的敌我不分思想和名位观念
+
+　　<浙江医学院药剂学教授兼浙江医药公司第一厂厂长　顾学裘>
+
+## （一）批判我的以敌为友、以友为敌的错误立场与观点
+
+　　我出身在地主的家庭里，十二、三岁的时候，因军阀内战（江浙之战）随着父母避难在上海的“租界”里。当时我就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我的思想被引入到崇拜帝国主义，卑视自己国家的歧途。竟认为幸亏有了“租界”，尚可使我们“安居乐业”，“洋人办的事情，确实比我们好得多了”！从而我也觉得自己国家没有希望，产生了严重的民族自卑感。接着，父亲把我送进了美国教会办的教会中学读书。在这个中学内，自校长以至教职员工，大多是受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影响很深的人。教师们在课堂上都吹嘘美国的“物质文明”，“民主自由”，吹嘘美国人是如何“帮助”我们，不断地向学生灌输出卖祖国的奴才思想。当时我在这样一个环境影响下，产生了“崇美”的思想，错误地认为美国的确比别的国家“好”，“没有”侵略中国的野心。尤其错误的是，我把帝国主义分子借传教之名来进行侵略中国的阴谋活动，当作是美国传教士跋涉远途，“利人济世”的“善举”，以为他们为了中国“牺牲”了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我不但“崇美”，而且也“亲美”。这种思想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极点。
+
+　　我对苏联，在中学时代没有什么印象，但我当时是极端错误地把苏联与帝俄毫无区别地等量齐观的。在历史课本上读到帝俄对中国的侵略史时，我都把它写在苏联的账上。我甚至常以自己小人之心来推度伟大的苏联，不相信苏联没有侵略的野心。因此，我产生了“畏苏”的思想。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国内外形势紧张，我又听信蒋匪帮对苏联的恶意宣传，在我内心更加深了对苏联的错误认识。
+
+　　解放以后，因为我依旧以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来分析问题，以致在立场上、观点上一误再误。在抗美援朝运动以前，有时还听听“美国之音”，自以为可以客观的分析一下“国际局势”。抗美援朝运动初期，我由“崇美”“畏苏”思想，渐渐转为“恐美”“疑苏”的思想。检查这个思想根源，主要的还是我没有认识到美帝国主义的本质，更没有看到以苏联为首的保卫世界和平阵营的坚强壮大。我片面地、幼稚地认为美国“科学发达”，“工业发达”，以为它是世界“一等强国”。认为解放后的中国，虽然生气勃勃，但仍是疮痍满身，大病未复，不应在国际上“多找是非”，应该“埋头建设，奋发图强”。我根本不了解美帝侵略朝鲜，目的就在侵略中国侵略亚洲，同时我对苏联的科学成就表示怀疑，以为苏联在科学上没有什么贡献。我在英国时，也听过一位生理教授讲过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作用”，但三言二语就带过去了。至于用“条件反射作用”来研究高级神经活动，而获得“精神活动”的规律的这种伟大的贡献，我根本不知道。我只知道马可尼发明无线电，从未听到过保保夫这个名字。我只知道有“花旗蜜桔”“金山苹果”，而不知道米邱林改良果实品种的成就。问题的关键，还不在这里，主要的是我根本不明了苏联的科学与美国的科学在立场、观点上的本质上的区别。同一科学掌握在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手里，它的作用即大不相同；前者是造福于人民，用科学来发展建设事业，巩固和平。后者则仅是为了少数人的享乐，甚至会被作为挑拨战争、毁灭人类的工具。
+
+　　经过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等运动对我的教育，使我的政治认识逐步的提高了。我痛恨过去资产阶级教育对我的毒害，将我引进了“迷魂阵”，使我颠倒是非，认敌为友，以友为敌。我衷心感谢共产党与毛主席给我的挽救，使我认识了错误；树立了正确的认识。这一个转变，主要是因为我在学习中真正认识到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丑恶面貌。如美帝国主义侵占台湾，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的挑衅行为，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所表现的“国际流氓”行为；同时，在另一方面，3年来由于苏联友人的援助，使我看到了新中国的光辉灿烂的前途。由于我亲身的体会，我也开始认识了苏联在科学上的伟大贡献了。如米邱林学说在中国农业科学上应用后，在植物品种改良上获得了惊人的成绩。巴甫洛夫的对神经系统研究的学说，已应用到无痛分娩法上。菲拉托夫的组织疗法在中国推行后，就拿眼科中角膜移植法的应用来说，在东北一地区，就有不少盲人重见光明。我现在深深地相信：苏联的科学是大众的，为人民服务的，是为人类谋取和平幸福的重要工具。而美帝国主义的“科学”，不但是为了少数资本家的享乐，作为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更无耻的像只垂死的疯狗，把数千年来科学家为谋人类幸福而研究的结晶，作为其进行侵略战争的工具。
+
+　　现在分析我的思想转变，也是一个立场观点的问题，以前我以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看问题，产生了错误的“崇美”“畏苏”与“恐美”“疑苏”的思想。但在共产党的教育下，在群众的帮助下，我的认识逐步提高了，我渐渐向工人阶级靠拢，转变了立场与观点。虽然这还只是一个开始，但由于有了过去的这一个沉痛的教训，也更使我坚定了投入思想改造学习的决心。
+
+## （二）批判我的名位观念
+
+　　我的名位观念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思想，解放前曾经做过十年的“留学梦”。特别进了大学以后，所接触的一批老师，有各式各样的典型人物，但大都是盲目崇拜帝国主义，自私自利、鼠目寸光的学者。我当时思想上认为“土货”吃不开，将来前途没有希望，所以下了决心就是“镀金”不成，也必须“镀银”。毕业后任国立药专助教工作，处心积虑还是为了实现留学的目的。抗战爆发，随校迁往重庆，参加过两次“英庚款”留学考试，均遭失败。到1944年的秋天，再参加了伪教育部的“英美奖学金留学考试”，被录取为备取第二名。当时我精神上的“痛苦”如伤考妣！过了3个月的时候，忽然“英国文化协会”传来一个消息，另有两个药厂送了两名药科的奖学金，所以给我也补上了。初到英国时在一本杂志上看到关于七家药厂捐赠中国学生奖学金的消息，意思说为了英国药品在中国市场上取得地位，这个措施是必要的。我看了以后非常愤怒，决心将来返国后不做帝国主义的工具。当时这个思想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反映。
+
+　　解放以后，我以“药学专家”的姿态从浙大药学系被请到浙医担任专任教授兼附厂主任。当时浙医的领导上为了要使我应聘，特别替我找了房屋，破例地给我“特权享受”。而我却心安理得，觉得浙医药科有了我，可以“阵容坚强”，前途很有希望。我脱离浙大，表面上说得很漂亮，是“服从需要”，而实际上是一种自私的“名位观念”在支持着我。浙大给我的名义是副教授，待遇又低，同时自己认为浙大药学系系主任又是“外行”，学生又少，在这里教书可能会埋没我一辈子。
+
+　　1950年7月，浙医附属药厂扩充为浙江医药公司药厂。组织上任我兼一厂的厂长。当时我思想上并不以此为荣，因为以一个教授的“身份”办这样一个小厂，破旧的机器，技术人员的经验又“不足”，民房一幢，只能与上海的“弄堂药厂”相媲美，十年前抗日战争时我在重庆替华侨办的一个药厂，也要比现在大上七、八倍，觉得自己“大材小用”。后来的趋势非要我干下去不可的时候，我就这样的夸耀着自己：“像华东医药公司的一厂，全副外国装备，没有什么大不了。有了好的机器，当然能办好厂。办我们这样的厂，‘白手起家’才能显得有本领。”后来苏联专家来杭视察后，在一次大会上表扬了几句，我就夸夸其谈、得意忘形，不但不接受苏联专家友谊的建议，而且更夸大了自己的能力有“办法”。我的骄傲自满情绪发展到了极点。
+
+　　名位观念在另一方面就是我对编著药学参考书籍的态度。我可以称为一个粗制滥造的“多产作者”。我的编著工作，有十六、七年的历史，写的书有20余册。总括讲来，编著工作为了扬名，为了一些稿费，写作动机就是为了“衣食富足名满天下”这8个字。1947年回国后到现在，主要的写了一本“药物鉴定”正续编3册。我当时自以为在英国3年内化了不少时间收集这部书的材料，虽然其中有四分之一的材料原封的采自一本美国的教科书，但四分之三的材料还是参考了许多杂志，经过选择后写成的。为了自己的名誉地位，不愿意很虚心的称为“编著”，而夸大的称为“著”，这是不妥当的。问题的中心还不在这里，我编著的书籍最大的毛病，对读者是不负责任的。不管实用不实用，一揽子包下来。买办思想非常严重，只说外国的，不说中国的，把外国的标准作为自己的标准。对读者看了我的书是否彻底了解问题，从不考虑，更没考虑医药书籍是医药卫生工作中的指针，有关人民健康的书籍，是不应该仅为了个人的名利而粗制滥造，毒害读者。解放以后，也有读者向我提出意见，要我加以修订，或对某种材料加以批评。但我对这种意见的分析批判是不够严肃的，常强词夺理。出版总署、中央卫生部常有信来要我修订旧的著作物，我常强调工作忙、学习忙，没有空的时间。但深刻检查我的思想，还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因为一本十年前的书籍，就是有些小问题，读者还能原谅我，所以我抱着不闻不问，顺其自流的态度。
+
+## （三）批判我资产阶级的教学观点
+
+　　由于我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影响，我的脑子里充满了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教学观点与立场。解放以前更不必说，解放以后也是老一套。表面上对“课改”也提了许多意见，但实质上对教材的内容还是“标新立异”，增加学生的负担。上课时虽然少用英语讲课，但并非出于自愿，而是怕受批评。究竟为谁教学？准备把学生造成怎样一等人物？我这一套东西是不是完全适合人民的需要？总之这些问题，没有深刻的去考虑，拿我准备教材的方法，就可看出我脱离实际的严重了。清茶一杯，香烟几支，洋装原版书一大堆，翻来复去“搞出精粹”，第二天像唱弹词的“脚本”一样，在课堂上唱一遍。关于学生是否能吸收，还是食而不化，学了这一套将来有没有用处？对他们的思想上、业务上有没有帮助？可以不闻不问，照例一套“教学计划”保证“如期完成”。
+
+　　在教材中不切实际，对药品制造必须重视以维护人民健康的观念不够重视。因此使学生思想中，往往把药品看做一般商品，在制造时随随便便。有一个毕业同学，就在制造内服药品时，竟用锅炉回汽水充做蒸馏水。同时我的大部教材采自英美书籍，譬如对药用的度量制度，还是要讲英帝国主义的所谓“帝国量衡制”。把这种制度教给学生，毒害学生，就是说要把祖国的药品标准跟着英帝国主义走。
+
+　　由上面的错误事实检查起来，我教学观点不正确，教学态度也不负责任，带有浓厚的资产阶级的买办的教学观点与态度。由于我买办的教育思想灌输给学生，使学生思想中深刻着外国药品可靠的错误观念，甚至不相信国货，这种思想再由学生传播出去，足使国家受到莫大影响的。
+
+　　检查以上错误思想的主要根源，是因为脑子里存在着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封建的买办的帝国主义思想，严重的自私自利个人主义思想。我披着光荣人民教师的外衣，而干着自私自利的勾当，毒害学生，危害祖国，深觉痛耻！感谢共产党与毛主席，不因此而抛弃我，反而给我布置了自新的道路，使我在思想改造中，经过同志们的帮助，暴露了缺点，认识了错误，以便以后重新做人。我有决心改造自己，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人民教师。
+
+　　（本文根据顾学裘的个人检讨及1952年7月3日浙江日报刊载的本人检讨文章删节而成。）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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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河北省民政厅副厅长王建德等九个党员干部违法乱纪的事实及其所受的处分
+
+　　河北、山西、平原、察哈尔省委，为了纯洁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在“三反”运动结束期间，陆续宣布了对党内一些负有相当责任但犯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及其他严重错误的党员干部的处分。为了通过对这些党员的处理，使所有党员都受到必要的教育，使同类性质的错误不致重犯，这里特公布原河北省人民政府民政厅副厅长王建德、原察哈尔省人民政府优抚局副局长许温如、原平原省委研究室研究员杨培要、原秦皇岛市公安局治安科科长苏展（女）、原运城地委宣传部文艺科长兼山西省剧协副主任墨遗萍（以上五人均已开除出党）、原宣化市市委宣传部长李春甫、原察北专区副专员杨廷智、原中国建筑公司山西省公司经理尚发生（以上三人受留党察看处分）、原刑台地委书记程玉琳（受党众警告处分）等九人所犯的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
+　　（一）王建德，原任河北省人民政府民政厅副厅长。富农出身，学生成份，1932年入党。在入党后，虽然长期受党的教育，并担负过各项负责工作，但剥削阶级自私自利思想的本质并未得到改造，在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中，一贯站在自己富农家庭的立场上，公然敌视党的政策，反对农民运动。土改中曾利用职权向农民夺房夺地，打击土改积极分子，亲自布置并主持强迫群众参加的斗争积极分子王洛芹的大会。由于王建德带头向农民反攻，报复打击土改积极分子，又以其父王老保为首勾结所有被斗户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农民实行反攻倒算，因而该村地主、旧富农的反动气焰至今未被打倒，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尚未得到翻身，王建德是应负直接责任的。为了严肃党纪，挽回党的影响，河北省委决定并经华北局批准开除王建德党籍，并建议政府撤销其省府民政厅副厅长职务，令其向群众低头认罪，如此可从宽处理，免予刑事处分，但对其家庭违法问题须作认真严肃的处理。
+
+　　（二）许温如，原任察哈尔省人民政府优抚局副局长。中农出身，学生成份，1933年入党，1937年参加工作。许于1946年与任金兰结婚，婚后二人感情尚好，后因女方产生得病，身体衰弱，有时神经错乱，生活失常，迄未见好，许蓄意舍弃，私下闹过几次离婚，但未采取正当法律手续解决。今年四月六日晨，许乘任熟睡之际，突用手枪由脑后将任击毙（任尚怀有六个月的胎儿）。事后许还伪装镇静，以任自杀相搪塞，经检验证实确为其杀害后，始供认不讳。察哈尔省委决定并经华北局批准开除其党籍，并建议政府依法严惩。
+
+　　（三）杨培要，地主家庭出身，学生成份，1938年入党，曾任平原省荷泽、复程县委书记，省委研究室研究员等职。杨入党以来，曾为人民做了一些工作，但小资产阶级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劣根性迄未得到应有的改造，存在着严重的名誉、地位观念和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一贯向党闹地位，公开在党内散布“党埋没了我这个人才，英雄无用武之地”“我是个民主人士，也得给我个专员”等十分荒谬可耻的谣言。党为了教育改造他，曾三次送他到党校学习，但杨并没有接受党对他的教育，始终顽固地坚持着自己的错误，公开在党内和群众中扬言：“地位观念与革命利益是一致的。”“向党要地位是群众观点强，是为了更多地为群众服务。”“地位观念必须以地位来消灭”。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下，便确定了他的所谓“一切为地位而斗争”的方针。1949年全国胜利后，杨的错误已由对党不满发展到公开向党对抗，认为党根本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因为“你们根本不能给我地位。”在复程县工作时，由于会门暴动，地委派人检查他的工作，让他做检讨时，他说：“这是地委故意打岔子，打击我”。当党分配他的工作不能满足其他地位欲望时，即消极怠工。“三反”运动中，杨培要仍不认识自己的错误，不认真检查思想，经省委、组织部、直属党委会负责同志多次耐心谈话帮助及支部大会批评斗争，仍坚持错误，自绝于党。业经平原省委决定并经华北局批准开除其党籍，并号召全省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对杨培要的错误思想进行公开批判。
+
+　　（四）苏展（女），原任秦皇岛市公安局治安科科长。小经营地主出身，1939年参加工作，1942年入党。苏入城前就有入股取利行为，入城后把公家胶轮车窃归己有，并贪污公款、公物近千万元，铺张浪费亦极严重。动辄以封建恶霸手段打骂保姆，曾打破保姆赵玉辉的脸和头，揪掉保姆杨淑洁的头发。目无上级，瞧不起副局长，工作中采取对抗态度，并不时辱骂同级和下级。苏身为总支书记，却限制其保姆赵玉辉过党的生活。当这些错误被揭发后，苏拒不深刻反省，态度极不老实，顽固地坚持其错误立场，已丧失做为一个共产党的条件。经秦皇岛市委决定，河北省委批准，开除其党籍，并建议撤销其行政职务。
+
+　　（五）墨遗萍，原任山西运城地委宣传部文艺科长兼山西省剧协副主任，1935年入党。由于墨在政治上、组织上严重的自由主义，发展到目无组织，对抗领导，向党闹独立性。墨曾因自己所编剧本“是谁之罪”未被评为头奖，擅自退席评奖会议，并将该剧本送上海出版。在蒲剧实验团秘密组织封建性的“新生命连索”小组，墨遗萍自称墨老师，是该集团的首领，并规定团体内的问题均要通过连索小组执行，想通过这一组织统治剧团，扩大个人势力。两三年来墨在实验、民声、人民、晋南四个蒲剧剧团中，吃饭、穿衣、零花、路费等项开支即达一千余万元。墨身为山西省剧协副主任，完全不为全省剧团工作着想，竟以个人偏见专心致力于蒲剧一行，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到处吹嘘蒲剧为百剧之鼻祖，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文艺统一战线政策。党对墨历史上一再发生的错误曾进行了及时的耐心的教育，但墨终未有所改变，而且发展得更为严重。经山西省委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建议撤销其行政职务。
+
+　　（六）杨廷智，原任察北专区副专员，1937年参加工作，1938年入党。杨在张北县任县长期间，曾贪污罚款和没收物资、匿报长支旅费、非法占用公物等共计折款一千五百余万元，并违法经营商业，贩卖猪、羊、粮食。1950年过中秋节时，同私商合伙制卖月饼，通过村干向村派售，在群众中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三反”运动开始后，杨对以上错误并未彻底交代，后经地委多次批评教育，最后才坦白出来。察哈尔省委决定给予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以观后效。
+
+　　（七）李春甫，原任宣化市市委宣传部长。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入党。1949年张家口重获解放时，李被派到军管会文化接管组工作，在接管伪青年蒙古军和伪西北剧校戏箱时，从中贪污戏装、戏具、台颤、幕布等物变款四百余万元。在张家口市委任副宣传部长和宣化市委任宣传部长时，又擅自动用宣传事业费一千七百余万元，交给了他的岳父做投机商业。李在张市领导剧运工作时，旧艺人不断向他送礼、行贿、摆筵席请客，李对于这些向他行贿和“逢迎拍马”的人，大捧其场，言听计从。“三反”运动开始，李未主动交代自己的错误，并假造单据企图蒙混过去，当领导上根据检举材料令其反省时，检讨仍不深刻，直到撤职调省反省后，才将错误事实交代出来。察哈尔省委决定并经华北局批准，给予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
+
+　　（八）尚发生，原任中国建筑公司山西省公司经理，1937年入党。尚在工作中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他所领导的山西省建筑公司，机构大部腐烂变质，公司领导权整个为资产阶级所篡夺。在他任职期间，由于失职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即达四十八亿九千余万元。山西省委决定给予处分。
+
+　　（九）程玉琳，原任邢台地委书记。一九三四年入党，一九三五年参加工作。程为扶植个人家庭向富农发展，曾凭籍职权将公家新式步犁、喷雾器、种棉独角耧各一件据为己有，并向机关生产投资二百余万元、麦子一千余斤，以发展个人资本。程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在“三反”中检讨较深刻，并一再表示决心改过，经河北省委决定并经华北局批准给予当众警告处分。
+
+　　来源：《建设》1952年第16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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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9 @@
+# 贵州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对龙里县张光函同志及县委违犯婚姻法处分决定的通报
+
+　　龙里县委组织部长张光函，在处理个人的婚姻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为了达到个人离婚的目的，而采取打骂虐待自己的爱人，离婚结婚都未经批准就与对方同居。这种错误行为，不单是个人生活细节问题，是违犯了党的原则，无阻织无纪律的具体表现，是一种不道德的作风和违法行为。丧失了共产党员的优良品质，使党的威信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在群众中留下了恶劣影响，其情节是恶劣的严重的。因此，决定党内予张光函以当众警告处分。
+
+　　龙里县委领导上，对张光函同志的这种违法乱纪行为，以自由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之，丧失了党委领导的严肃性。更严重的是郭淑文同志（张光函之爱人，党员干部）曾多次向县委反映张对她打骂虐待，并与罗成芳有不正当关系时，县委不但不听其反映，不采纳其意见，又在郭同志生产後婴儿未满周岁，批准了张予之离婚。省委要县委调查处理时，县委以保证张、罗决无私通关系，对郭错误指责过多的不真实情况向省委报告，从而包庇了张光函同志的错误。决定予龙里县委组织上以指责处分。此通报：
+
+　　（附：）
+
+## 龙里县委的检查报告
+
+　　张光函闹离婚是在一九五零年郭淑文同志来到不久。我们曾与张、郭劝解过多次，也正式开会解决过，我也亲自与郭淑文同志谈话调解四、五次，但均无效。於一九五一年十一、二月份张光函同志正式向法院控诉两次，第一次因上级党委未批准，因法院调解无效，第二次才正式判决（注：郭同志生产後婴儿未满周岁），没有想到也没有发觉张光函同志与罗承芳通奸发生肉体关系，所以向地委、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告时，县委作保证“张与罗决无私通关系”。今罗已生了小孩，铁的证据证实了我们的主观片面性，对问题不深入了解，粗枝大叶的就作了结论。我们应作深刻的检查：
+
+　　（一）张光函同志和县委领导上，严重的破坏了婚姻法，大大的影响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领导干部落後於下级干部、落後於群众，危害之大难以估计。
+
+　　（二）发现问题未及时处理，以致助长其错误继续发展。张光函与罗之通奸行为，郭淑文同志於去年即向县委领导上反映过，我们主观上的不相信，老是认为你们夫妇关系不好，是嫉妒女同志。这说明了县委官僚主义的严重性。
+
+　　（三）党内思想斗争不开展，把党的严肃性庸俗化。对党对人民负责不够，对干部违犯婚姻法的严重情形熟视无睹；对邪气歪风斗争不硬，犯了严重的自由主义，县委领导上有责任，除作此检查报告外，并请求与诚恳接受上级党委对我们以应有的党纪处分。
+
+　　来源：《西南工作》第一二零期，1952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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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觉敷：批判我的反动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
+
+　　<金陵大学文学院教育系主任　高觉敷>
+
+　　我出身于商人兼地主的家庭。6岁时死了父亲。两个哥哥都是旧社会的浪败子，享乐腐化，无所事事。到了我进中学的时候，商店早已歇业，田地也已经卖光了。我自幼即想恢复我家从前所享有的剥削阶级的地位，因此，产生了向上爬的思想。同时我的社会关系也较为复杂。大汉奸梅思平是我的少年同学，张强、叶溯中等C.C.分子也是我的同学，大特务陈雪屏则是我心理学的朋友。这一些对我的反动思想及反动行动都有着影响。
+
+　　1916年考进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入英文系。1918年暑假被选送到香港大学。1919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我远在香港，被封锁在殖民地大学之内，不受影响。我过的是资产阶级的学生生活，读的是英国文学和英国的教育理论，对于国内学生爱国运动，表示怀疑，以为求学时束书不读，将来凭什么本领救国呢？英国的教授们，跟我们谈话时，常批评或诬蔑北京的学生运动。我养成了死读书的习惯和保守主义的政治思想。
+
+　　我就带着这样的一个头脑，于1923年到了上海。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时，我在暨南学校教书，虽曾受爱国浪潮的影响，随学生在闸北宣传，但时过境迁也就不复在意了；我还是教我的书，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一些介绍资产阶级心理学的文章。大革命时，我已经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了编辑。我只是安分守己地译书写文章，编辑教育大辞书，希望编译所所长赏识我的工作，增加我的薪水。数年之间，我的地位和待遇果然被提升到哲学教育部的主任编辑。依靠资本家和王云五吃饭，我却以为“自食其力，无求于人”。
+
+　　“一二八”的战事，日寇烧毁了商务印书馆的印刷所和编译所，也打破了我的铁饭碗。我只好到成都四川大学当教授。资产阶级心理学就是我的本钱。我的保守主义的政治思想和这种心理学相结合，使我从1932年起就已经站在反共反人民的立场了。这一年，我为中华书局写了一本“群众心理”，我用资产阶级心理学的观点讨论群众心理，以为“群众是冲动的，没有理性的，群众的智力是低下的”。这正符合统治阶级的思想。在统治阶级看来，群众是愚笨的，盲动的，是应该被剥削、被压迫的。我荒谬地主张：“此后的社会事业应该绝对以专家的见解为标准。因为人类文化进步，技术的知识日臻复杂，非一般人所能尽解。……”我压低劳动人民，而抬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地位，因而，归根结蒂，还是承认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我在这书第3章末段说，“现在防止赤化，根本问题尤在于改善工农苦力的生活”，使“过激派的宣传找不到散播种子的土壤”。这就是为反动派献计画策，企图阻挠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
+
+　　1940年我应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之聘。这个学院是陈匪立夫创办的一个训练中等学校师资的教育机构，封建复古的气息异常浓厚。我的反动的学术思想遂进一步为反动的政治服务了。皖南事变之后，反动政府加强统制学生思想，厉行导师制。1942年伪教育部训育委员会编辑一套训育丛书，要我写一本“青年心理与训育”。他们为什么请我写这本书呢？原来我曾在“教育通讯”内发表过文章，讨论导师制，我关于心理卫生的理论和方法，正符合伪训育委员会麻醉青年的要求。
+
+　　我在论情绪的一章中，对于青年学生因闹学运而被开除的，深致感慨，以为他们的情绪未成熟致有此种严重的后果。我劝他们对学校当局提出要求，可以用曲线的方法，迂回的方法，也就是委曲求全的方法，也就是威尔斯所说：“应该诉诸法律”，而不用“骚动方法”。所谓情绪“成熟”就是逆来顺受。这种理论正可以消弭青年学生对于反动政治的反抗心理。无怪伪教育部将我这一章转载于“中等教育季刊”。当时我还很高兴，引以自傲。现在回想起来，我是以反动的资产阶级心理学作伪教育部推行法西斯教育制度的工具了。
+
+　　我作这个工具是主动的，自觉的。我为伪训育委员会写这本书，还迎合这个委员会的愿望，颂赞伪教育部所编订的统制学生思想和行动的训育纲要。我说：“这个训育纲要有德目之系统的规定，有课堂的讲解，有论理观念的启发，有课外的种种活动，似欲兼取道德的直接教学和间接教学，而收融会贯通的功效。”究竟是哪些德目和论理观念呢？都是些封建法西斯的道德毒素。我不是反动国民党的党员，又不是伪教育部的官吏，我被假定为超然的教授，我这样地赞美这个纲要，便更足以麻痹读者的思想意识了。
+
+　　1944年日寇发动对湘桂各省区的进攻，长沙衡阳相继沦陷。我应伪国立编译馆副馆长C.C.分子叶溯中的邀约，担任编译馆编纂。伪编译馆是蒋匪帮统制文化的机构，其重要的工作是编辑中小学教科书。我在这个机构之内担任过教育组主任和人文组主任，为反动的文化工作作了帮凶。这个编译馆当时为朱匪家骅与陈匪立夫勾心斗角的地方，朱陈两匪虽势成水火，但他们的反共反人民的立场是一致的。我在馆内所与来往的都是朱陈的部属，我的反动的政治思想自然因此而更巩固了。同时北碚非蓝田可比，在北碚可以听到多种多样的政治主张。民主的呼声也时有所闻。所以我从1945年至1947年在“客观”周刊和“观察”周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常以“民主”的要求模糊读者的认识。中间路线只是我的表面，骨子里我是站在反动派的立场，反共反人民的。
+
+　　我用心理学讲政治，是从唯心论出发的。我在“观察”周刊内用“中华民族的心理缺陷”解释当时中国的悲惨命运，为反动政府开脱罪行。抗战以后人民生活一天比一天闲苦。官僚资产阶级握有全国一切资源，人民被剥夺了满足自己最起码的需要的可能性。抗战胜利后，反动政府的劫收大员和汉奸特务侵占公物，欺压人民，敲骨吸髓，无恶不作，1946年7月蒋匪帮又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弄得伪币一天几次贬值，人民更无法生活。所以蒋匪帮的反动统治就是那时陷中国人民于悲惨境地的原因。我若正视这个原因便非走向革命不可，但是我要维持旧秩序，维持旧社会的经济基础，所以会写出“从心理学观点解释中国悲惨的现状”（载“观察”周刊）之类的荒谬文章。
+
+　　由于这一错误的前提出发自然要达到反对革命，反对武装斗争的结论。德国心理学家研究猩猩，发现一般猩猩不能将目的物沿相反的一八十度角的方向推出去，然后取而得之。我依据这种研究的结果，在“客观”周刊内劝国共两党互让，劝国民党“实行民主”“开放政权”，劝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对于政权，抱一种“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的态度，人民自会将政权双手奉上。然而政权操在蒋匪帮手里，决非人民所能自由取予的。蒋匪帮正用武力维护他们的政权，用特务残害革命志士，用阴险的手段企图消灭人民军队。在这样的敌人面前还能采取和平的方法而不采取武装斗争的方法吗？而我却反对武装革命，拥护反动派的国民党还政于民，共产党还军于国的欺骗人民的“和平”方案。甚至于在“观察”周刊内对于共产党的坚持真理不肯让步，致以污蔑，可证明我的立场不站在人民方面，而站在蒋匪帮方面。
+
+　　由此可见我的政治思想是倒向反动派的一面的。发为文章，对于国共两党虽同致谴责，但对于国民党的批评是不切中要害的，目的还是希望他们改善以免于崩溃。无怪我在实际行动上会有一系列的政治错误。
+
+　　1945年，通过潘菽和黄国璋的关系，我加入了九三学社，但我对政治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因此在1946年暑期我曾受黄建中的邀请，在重庆复兴关国民党干部学校教育组讲青年心理。1947年这个伪校和伪政校合并，我又在那里讲授了3个月的心理测验问题和教育心理问题。同一年，伪干校为蒋匪祝寿，我也被邀去参加。今天来检查批判，这是罪无可恕的。教出来的那些学生出去做危害人民的罪恶勾当也就有我一份责任了。
+
+　　复员之后蒋政权更腐化了。1946年冬蒋匪召集伪国大会议，选举伪总统和伪副总统。我想蒋匪及其嫡系是没有可能把政治搞好的，因此，对于李匪宗仁寄以幻想。所以李匪在竞选前邀请大学教授吃饭，我是乐意应约前往参加的。我以为李匪当伪副总统，或可使蒋匪较民主些，这样就可以使反动统治不至于彻底崩溃。所以我虽没有签名拥护李匪竞选伪副总统，但是我的错误性质是一样的。我不认识李匪在本质上和蒋匪是一丘之貉。反动统治苟延残喘到多少天，解放区以外的中国的殖民地状态就得要持续多少天。
+
+　　1948年春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兵黄河南岸了。伪国防部通过前中大心理系主任萧孝嵘的关系，邀集宁沪杭心理工作者举行一个会议，将军事的失败归罪于心理作战技巧的缺乏。因此，要我们共同编写一套军事心理丛书，由萧孝嵘总其成。我为这个丛书写了一本宣传心理。所谓宣传心理就是资产阶级心理学造谣欺骗的一套技术。资产阶级的统治本来是危害人民利益而满足少数人的要求的，所以资产阶级不能以真相告诉大家，只好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才能达到宣传的目的。我用这种技术供给他们，就是为虎作伥了。
+
+　　1948年冬蒋匪帮的势力已经面临总崩溃的前夕了。我对于旧的社会基础是一贯维护的。旧社会和反动政治虽腐败透顶，但是我害怕战争，害怕共产党来是否会损害我个人的地位和利益。所以金大倪青源等所发动的假和平宣言，我会签上了我的名字。那时蒋家王朝的寿命危在旦夕，美帝国主义者司徒雷登只好利用金大教授出面呼吁和平，以期得有一段休战时间，使蒋匪得以重整旗鼓，起死回生。我在这样的一个宣言上签名，说明我为反动派服务是尽忠到底的。
+
+　　1949年的解放拯救了我，使我的反共反人民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不再发展下去。通过理论的学习，认识到资产阶级心理学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加以衡量简直是一无是处，但只是到了这次思想改造的学习，联系实际，才明白自己已往的心理学著作都是反共反人民的，不仅没有成绩，而且还是罪恶，我过去积极地企图推广资产阶级的心理学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危害性的。前星期参观南大思想展览，看见心理系的反动罪行，也替自己照了一下镜子。
+
+　　此次思想改造学习，由于同志同学们的帮助，才经过真正的思想斗争，切实认识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反动性。我愿从此后加强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自己，期望具备为人民服务的条件。
+
+　　（此检讨载于1952年7月5日南京新华日报。文中一部分材料是编者根据其本人于1952年1月18日在大公报发表的文章——关于思想改造的点滴经验——补入的。）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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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73 @@
+# 罗常培：从三反运动中认识了我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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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　罗常培>
+
+　　三反运动初起时，由于认识不够，我曾犯了严重的错误。在北大师生员工全体大会上对于同事批评，毛举细故，含有攻击、挑拨的恶劣存心！在反贪污阶段，对于我主持的语言研究所干部存着温情，以致在领导上有了右倾麻痹倾向。后来，经过相当时期的自我斗争和同志们的帮助，又参观了北大沙滩区和工学院的反浪费展览，我才对于整个运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发掘出自己还残余着很多资产阶级和其他非工人阶级的腐朽思想。
+
+　　我出身于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个满族家庭，加上资产阶级的教育和社会关系，形成了我自私自利向上爬的个人英雄主义和强梁跋扈的统治欲。这种主导思想表现在政治态度和工作作风两方面。
+
+## 批判我的政治态度
+
+　　（1）解放前，不择手段地向上爬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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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前后，我靠着速记的技术谋衣食，替反动统治阶级服务。我参加了1916年的旧国会，1919年的安福国会，甚至于1923年的“猪仔国会”。“五四”时代我在北大中国文学系属于极落后的国故派，心里的偶像只是刘师培和黄侃，并没受到新思潮的洗礼。1925年“三一八”首都革命的时候，我正在给段祺瑞统辖下的五个会议机关作速记，唯利是图地兼职兼薪，并没认识到受反动军阀支使的可耻。1926年到厦门大学去教书，开始有了借着学术向上爬的野心，对于当时进步势力和黑暗势力的斗争情况依然是熟视无睹的。1927年从厦门大学出来后，在反动派张静江主持的浙江省政府作了3个月的科员，在杭州民国日报副刊写过“朱熹与闽南”一类代表封建思想的文章。后来因为作小官满足不了我向上爬的欲望，就写信给傅匪斯年想到中山大学教书，从此就加入了傅斯年的集团，从1927年加入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后，更俯首帖耳受傅斯年的“部勒”，钻在自己所幻想的“象牙之塔”里，埋首故纸堆中，只要自己的衣食无缺，一切可以不闻不问。因为傅斯年的关系，受名利思想的驱使，后来又走上了胡匪适的道路。1934年被傅斯年派进北大，更跟胡适发生了直接关系。记得在“一二九”爱国运动时，我竟自抱着旁观的态度，卧床养病。七七事变后，我还留在北京3个多月。当时我并没能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激起革命的热情，依然忙着写我的临川音系，并且赶抄汉魏六朝韵谱副稿和经典释文反切卡片，还梦想带到后方去作我的“学术工作”。这种麻木不仁，为了自己忘记祖国和民族的思想、行为，现在想起来，实在非常痛心！检查我解放以前20多年的历史，无论在教育界在学术界都是作了傅斯年、胡适的偏禆部将，替反动统治阶级麻痹青年。到昆明后，我这种思想还没改变。尤其不可饶恕的是：我在西南联合大学曾经给国民党办过两届24次文史讲演会，借着这个拉拢教授，吸引学生。这种行为，在事实上起了一种麻痹人们的革命意识和腐蚀人们的革命斗志的反动作用，是直接给国民党帮凶的。我过去曾经说：“我在学术上受了胡适的影响，在政治上并没受胡适的影响”。这是没认清学术不能脱离政治的错误观点，应该严格地批判，彻底地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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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解放曙光已经看得见的时候，我还死气沉沉地守着我刚从南京用航空运回的一堆稿子，并且忙着完成那本充满资产阶级意识的“语言与文化”。人民解放军入城后，我曾对一位中共党员说：“我过去是专门研究学问的，现在和将来还希望如此。过去我不愿意受国民党的训，现在，我希望共产党也不要强迫我学习。”1949年2月28日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组接管北大的时候，我还发表了“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政治应与学术分开，党团最好在校外发展”等等反动透顶的言论。当时我因为这段言论博得一些老教授的赞扬，惟其如此，更足以证明我对人民的北大曾经起过多大的危害作用！我从前还认为这是“对”的，其实我正在走着胡适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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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我过去和反动分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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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蒋梦麟这一反动分子在七七事变以前，即有公事上的来往。后来我进一步成了他的入幕之宾。1942年我从大理调查语言回到昆明联大，匪首陈立夫主持的伪教育部拉我作前东方语文专科学校的筹备委员。匪首朱家骅在昆明的党徒姚从吾、陈雪屏等怕我被CC拉了去，于是传达朱的意思，拉我进国民党，并拿伪中央党部边疆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职位来引诱我。当时被我拒绝了，并且对姚、陈加以呵斥。过了不久，朱家骅又接二连三地给我写信，抓住我喜欢恭维的弱点实行软性侵略，而我这没有骨气的人就被反动派征服，在朱本人介绍之下，加入国民党。我在中山大学时，跟朱家骅是有过矛盾的；到前中央研究院后，他相当敷衍我，我也就渐渐“不念旧恶了”。分析我对朱家骅关系的演变过程实在还离不开自私自利的思想。主要是由于他的权势和对我的态度作转移。对于国民党也没从它祸国殃民的罪行来深恶痛绝，但想利用朱、陈的矛盾，采取若即若离、半推半就的态度来抬高自己的声价。假使他们给我的官更大一点，地位再高一点，我一定会做出更大的反人民的事情来。我今后若不把这种为了个人名位而不择手段向上爬的思想彻底批判掉，对于革命事业是很有妨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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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陈雪屏也熟识，在昆明和蒙自因为自己觉得跟他同在“患难”中而过从很密。后来虽然因为私人感情而破裂，但我始终没能从立场上看清他是人民的敌人，是青年的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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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我也存在崇美思想和殖民地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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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20岁起，我梦想着出洋留学。做事后，因为留学和没留学的区别遭受等级上的歧视，格外增加了自卑感和崇拜外国人的思想。在昆明时，曾经欺世盗名的托钱学熙、袁家骅两位先生替我翻译论文，寄给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上去发表。到了47岁的时候，突然接到美国扑茂纳大学请我作访问教授的电报，当时还觉得这是意外的“国际荣誉”。在美国时，我依然自欺欺人地抱着“只研究学术、不问政治”的错误态度，但是1945年我在跟美国学生一同练习演说的班上曾经为旅顺、大连问题有过反苏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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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到美国以前，我对于高本汉就很崇拜。几乎拿斯托哥尔摩作中国音韵学研究的重心。在美国碰到他，跟他合影留念。这跟后来我同美国语言学家卜隆斐尔德合影有同样卑鄙的心理，无非想借洋学者的招牌来抬高自己，哗众取宠罢了。还有一次美国语言学者聚餐，每人的座签是用跟自己姓名起首字母相同的三个字来代表的，我的C·P·L·三个字母被主事人写作“Chinese Philology’s Leader”（中国语言学的领袖），当时我心里说不出来的高兴，事后还把座签带回国来在我的像片前摆了许久！这充分代表我当时的洋奴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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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思想的流毒一直在我的脑子里腐蚀很久。北京围城时，我所写的“语言与文化”，引用了很多充满着资产阶级思想的美国人学说。解放后我给这部书所作的总结，又“强不知以为知”地，根据日本文的转译，引用了马尔的雅茀学说，因为我当时思想糊涂，对政治认识不清楚，在围城中我还有一次萌动了认敌作友的念头，想跟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要一个名义，作为掩护。又在解放前，我参加了旅京外国人韩立德等所组织的文史学会，解放后我还到过几次会，作过一次关于汉语借字的讲演，并且通过一个要回国的会员带去几本“语言与文化”送给我在美国熟识的人。在抗美援朝运动还没有正式宣布以前，有两位同志问我的意见，我只是糊里糊涂地引用了毛主席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所说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两句话，骨子里却代表了我的“太平”思想和恐美情绪。我在自己所作的“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补”一文中毫无批判地引用天主教徒的材料来替汤若望“辩诬”，在中国语法班上介绍天主教士穆利所作的“汉语结构原理”，并且在讲解中夹杂英语，欢迎外国人旁听；这都有它们的思想根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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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解放后要求进步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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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去的政治态度是一贯落后并且曾经给反动派服务的。在围城中我仍旧墨守着胡适道路下的所谓学术，发生过“殉校”、“殉学”等极端错误的思想，甚至在解放后接管北大的座谈会上我还发表过反动的言论。一直到1949年4月底我依然埋首故纸堆中，毫无改变地作所谓“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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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短短半年里，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胜利，跟蒋匪帮篡夺政权的22年比较起来，已经从事实的反映开始转变了我的意识。那年5月，我听了周总理的两次讲话。艾思奇同志关于辩证唯物论（7日）和范文澜同志关于“谁是历史的主人？”（15日）两次讲演，我才初步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学术的态度原来是这样，绝对不像我过去糊里糊涂所幻想的。尤其是6月11日听到彭真同志说：凡是以月薪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不论脑力劳动者或体力劳动者一律属于工人阶级。我听了这句话，当时感觉异常兴奋。我觉得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已经不是革命对象，而可以算是革命动力了。从此我就对于中国共产党起了信仰，愿意跟着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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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的动机是含有很浓厚的个人出头的自私思想，希望借此恢复旧有的地位。那年的五四文艺晚会我已经不是主持人和讲员而变成了场内听讲的群众；五五所发表的北大校务委员会名单我也不在内，这在一个只有自己、没有别人的个人英雄主义者是感觉非常沮丧的。五七听艾思奇同志讲演时又受到一位同志的讥讽，尤其使我感到自己已经是一个被遗弃的落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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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争取团结、改造旧知识分子的宽大政策，以及群众的鼓励，使我参加了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和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这都是我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时代求之不得的。但是那时我仍然只想到我，并没想到人民，只想站在人民的上头来抬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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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1月，我曾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我觉得解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确给人民作了许多好事，既然还看得起我，我就应该有“国士遇我则国士报之”的“知遇”之感；而且如果能够加入领导的党更可以抬高自己的地位。像这种从旧社会带来的封建思想和自私自利的动机根本上是违反工人阶级的立场的，哪里能够合乎共产党员的标准呢？因为组织上一时没有批准，我口头上说不闹情绪，心里却非常难过；并且嫉妒另一位同事被批准，因而不服从他领导学习。因为我自己还没化除宗派的成见，以致怀疑党员也闹小圈子，虽经过同志解释，仍不觉悟。这个例子还是因为我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病根在那儿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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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括来看，我过去因为自私自利向上爬的个人英雄主义受了反动派的利用，一贯地为反动派服务；解放以后，人民不咎既往地给了我学习改造的机会，但是我还不能挖去病根，彻底改造，甚至在申请入党那样严肃的事情里还夹杂着自私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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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我的工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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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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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方面的突出表现就是自私自利，自高自大。例如，北大中国语文系评薪的时候，我要争取年资、著作、服务成绩各项都列第一；又为没参加北京大学前校务委员会而不满意当时校委会的负责人，两年来一直跟他闹意见、闹宗派。中国科学院筹备时期，陶孟和副院长约集前中央研究院的旧人开会而遗漏了我，因而使我对于陶先生和前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人很不满意。后来我参加科学院后还时常存着“你们不理我，我也进来了”的情绪，一直不买陶先生的账。到了副院长实行分工以后，陶先生亲自到语言研究所来跟我谈工作，我们才复为师生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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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计较利害，患得患失。例如，我的工作岗位从北大转移到科学院时，我当时并没考虑对于人民利益的大小，只考虑个人地位高低。在语言研究所所长没发表以前，我还向领导方面催询，这充分表现了迫不及待地患得患失的思想。又如，北大工会成立时，我被举作福利部部长，我曾推脱有病事忙一再坚辞，但是，我因为办工会的资格被选作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我却欣然乐就，毫不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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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更大的毛病是武断，刚愎自用，不信任群众，不依靠群众。对于干部往往凭印象定好恶，不深入了解地去发展改造。这样不依靠群众的“集中领导”实际上等于没有领导，负行政责任的一定会因为个人能力所限，处处照顾不周到，以致造成严重的贪污、浪费现象。经过这次三反运动我才发现北大文科研究所是贪污、浪费的温床，是罪犯的防空洞，是特务的逋逃薮！平时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可怕的封建家长，其实像我这样“察察为明，因小失大”的“家长”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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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位主义和宗派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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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主持北大和西南联大的中文系时，不能从全面培植人材着想，只打算吸收所有的好学生学语言文字。解放后在语法班上还鼓吹“片面专家”思想，替语言研究所吸收干部。最近对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实习员谈话，还强调“专家”思想，而没提出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性。又如：北大文科研究所一位助教本来是研究元史的，我因为他调查过内蒙语言，就想调他到语言研究所而不同意他到社会研究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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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自我作中心，拉拢着一小圈子顺着自己的人，偏听他们的话，巩固自己的地位，只要他们能跟我合得来，就不深入考察他们的品质和能力。因为偏听而受蒙混，为私利结成封建集团，跟别人或别的宗派竞争、对立。我过去在北大中文系，后来在文科研究所都犯了同样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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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把头思想和长官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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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派主义跟把头思想、长官作风是分不开的，处处想唯我独尊，一遇到“地丑德齐”势均力敌的对手，受竞争性的驱使，再受别人的挑拨，小圈子的包围，就会发生矛盾，引起冲突。我过去在北大中文系跟好几位先生所以发生矛盾，学术的意见不同还在其次，主要是争中文系的领导权；在文科研究所又跟几位先生的不合作，也由于我集中领导的统治思想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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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官作风的另一表现，就是专横垄断，打击别人。1950年国庆节为争着给少数民族灌音，曾经在电话上斥骂同事。此外又为争扫盲计划的领导，还跟中央教育部前社教司的同志发生矛盾；为帮助中央民族学院汉族干部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事，存着语言学“只此一家并无分号”的思想。1951年3月我所写的“少数民族语言系属及文字情况”一文标榜了许多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专家，细分析起来，除了我的朋友，就是我的学生，对别人一字没提，这不单是把头作风，简直是马尔派的军阀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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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占山头，兼差太多，也是把头思想的另一表现。我兼着许多职务，这种情况完全跟我身体和时间矛盾的。但是在我的思想中却想藉此抬高自己，对别人炫耀。因此时常把上级领导者的名字挂在嘴边，把自己作的书请有名位的人题字并且遍送政府首长；这完全是从旧社会带来的很卑鄙可耻的思想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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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恨自己决心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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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后政府和人民，宽恕了我过去的错误，尽量地争取我、团结我、教育我、甚至照顾我的身体，使我在文化教育界仍然负着很大的责任。但是我只记诵了一些教条，夸夸其谈，没能从实际行动上改造自己；口里说的和笔下写的并没能战胜实际统治我的资产阶级和其他非工人阶级的腐朽思想。我实在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政府，对不起同事和同学，对不起三年来中国共产党和群众对我的教育！经过这次三反运动，我感谢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群众的帮助，使我认识了自己许多龌龊丑恶的思想。我愿意接受群众的批评，言行一致地坚决以革命的精神改造自己。我一定以三反运动启发教育的新我无情地斗争腐朽污浊的旧我；一定站稳人民立场为人民和同学的利益服务，变成一个好的人民教师和革命干部。我从前因为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病根未拔，一向是不信任群众的。现在我用大力镇压骄傲狂妄的恶魔，把过去一切的脏东西，尽量暴露在群众面前，诚恳地希望群众帮助我，督促我痛改前非，重新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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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原载1952年7月8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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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嘉德：批判我办“西风”杂志替美帝国主义作宣传工具的反动买办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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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大学外语系教授、黄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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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编者按：“西风”杂志是解放前宣传美帝国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颓废的人生观、反动的唯武器论最力的一个刊物。前后出版十三年，刊行一百十八期，直至上海解放前夕才停刊。它对沿海一带大中城市里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崇美、恐美思想是有相当影响的。因此，我们发表了“西风”杂志编行者之一黄嘉德的检讨，在他的检讨中，充分暴露了“西风”杂志编辑思想的反动性。]
+
+　　我生长在一个宗教气息十分浓厚的家庭，父亲在美帝国主义的基督教会做过三十多年的牧师，祖母做过女传道，母亲也是虔诚的基督徒。我在美帝国主义教会所办的福建寻源中学毕业，在福州协和大学肄业，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因此所受的教育完全是美帝国主义教会学校的奴化教育。过去二十多年，我在帝国主义的经济文化侵略据点的上海居住，又在美帝国主义教会所办的圣约翰大学服务。这就使我有着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和亲美、崇美的严重的买办思想。这两种思想支配着我的言论行动，使我在过去二十多年中走上迷途，危害了祖国和人民，现在检讨起来，真是感到万分惭疚，万分痛心！
+
+　　我受买办意识和亲美崇美思想的毒害最为严重。我从小就接触到好几个美帝国主义分子，耳濡目染，以为西洋人，尤其是英美人，是“高贵”的“优等民族”，中国人是“下贱”的“劣等民族”、“弱小民族”、“东亚病夫”，样样不如“富强”的英美。因此我产生了严重的“自卑感”，觉得什么都是外国的好；在失掉了民族自尊心的情况之下，买办的思想意识也就逐渐形成。在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堡垒的圣约翰大学工作期间，我受美帝国主义分子的言论和欧美资产阶级的书刊的影响，结果买办思想意识更为根深蒂固。我盲目地崇拜欧美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尤其向往於美帝国主义的“科学”和“文化”。我认为美国货比中国货好，因此我喜欢买美国货，用美国货。我认为交结美国朋友是非常体面的事情，常引以为荣。我为“美国生活方式”所迷惑，认为能够享受那种生活乃是人生莫大的“幸福”，因此我追求“美国生活方式”，而且提倡“美国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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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买办思想最严重最突出的表现是在一九三六年创办和编辑“西风”杂志。由我和五弟黄嘉音任主编兼发行人，林语堂任顾问编辑。“西风”在选材和编辑方面，是受着林语堂的买办思想和反动唯心论的一定程度的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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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参加创办和编辑“西风”的工作，动机有三：一是做编辑写文章不但是我的兴趣所在，而且可以名利双收。二是认为：我国杂志取材单调，文体刻板，范围拘束，必须加以“革新”；西洋杂志取材丰富，文体活泼，范围广大，足为我国杂志“模范”，“值得介绍”。三是认为：欧美，尤其是美国，“文化科学发达”，应该使西风东渐，以提高我国的文化科学水平。第一种动机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表现。第二种和第三种动机完全是亲美崇美买办思想的严重表现。第一种追求名利的动机占着最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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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风”创刊於一九三六年九月，停刊於一九四九年四月上海解放前夕，前后出版了十三年，当中在敌伪时期暂停两年半，在重庆出版了十五期（由黄嘉音编辑），一共发行了一百十八期。在解放前，我常常把“西风”的出版当做一桩光荣的事，现在看来，乃是一种危害中国人民的可耻行为。“西风”事实上是一个宣传欧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腐朽堕落文化的刊物，一个充满着浓厚的殖民地买办思想意识的刊物。它的十足的买办性格，使它成为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宣传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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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风”有着甚么样的内容呢？它曾介绍过许多宣传唯武器论，散布战争恐怖心理的文章。创刊号上一篇“人类好战论”就提出了“人类在道理上是反对战争的，然而在心理方面，在他本性方面，却是喜欢战争”的谬论。在“军备·战争”一栏中，不断地以耸人听闻的言词，夸大燃烧弹、飞机、死光、细菌、毒气、原子弹等武器的威力，散布恐美思想。发表了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宣传资产阶级唯心的反动思想。登载了徐訏“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之类的所谓“海外情调”的颓废糜烂的作品。它刊登了罗素的改良主义的反动的“乱世哲学”。在人物方面，它介绍了法西斯分子戈培尔和林白，将华尔街垄断资本家御用的宣传人普利哲、赫斯特、霍华德之流描写成“报纸大王”，把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当做“国际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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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风”更登载了许多亲美崇美的文章，宣扬“美国生活方式”和美帝国主义的“物质文明”，把纽约、华盛顿、好莱坞等城市描写得如同人间乐园，说什么“世间没有一个地方像纽约那样光荣华贵。纽约使人感动，使人迷醉。住在纽约的人会变得年青，会觉到伟大，觉得自己永远不会死。”（四十三期“五光十色的纽约”。）并且荒谬绝伦地认为“美国的民主真是做到我们的理想境界。幸福的美国人呵！你们真是天的骄子！幸福的理想的国民呵！”（一○二期“幸运的美国”）不但如此，还在“出版事业国际化”（九十四期）一文中替美帝国主义的法西斯书报吹嘘，在“谈纽约时报”（一○八期）一文中，说这个美国大资本家的传声筒“不受任何党派的影响”，这类颠倒黑白，荒谬绝伦的言论在读者思想上所造成坏影响是十分严重的。
+
+　　在这种崇美的思想基础上，就必然对苏联怀有敌意。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后，英美帝国主义敌视苏联，日益露骨，书刊中充满着反苏和鼓吹战争的言论。“西风”在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就曾介绍过美帝国主义反动报刊的三篇文章：“美苏实力的分析”（九十九期），“三次大战阵线预测”（一百期），和“美苏军力的对比”（一○六期），为华尔街的战争贩子张目。这种鼓吹战争的文字对读者的毒害是至深且钜的。
+
+　　“西风”为了迎合一些思想落后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读者，更成为欧美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生活、色情文化的传播者。它介绍过什么“脂粉趣话”、“爱情测验”、“亲吻史话”、“租妻奇俗”、“战地娼妓”、“美国男子的性行为”等色情文章，内容力求趣味新奇，而事实上乃是一些无聊万分，庸俗透顶的低级趣味的东西。每期刊登的西洋漫画，也是选自英美一些最庸俗的杂志如“笨拙”，“纽约客”之类，以所谓轻松幽默约题材，来麻痹和毒害大量的读者。
+
+　　所以“西风”所译述的乃是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杂志精华”，所介绍的乃是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人生社会”。每一本“西风”就像一只美帝国主义所撒布的毒虫，带着细菌去侵袭毒害我国青年的思想，使他们消沉起来，使他们走上资产阶级的绝路。“西风”对中国人民利益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是亲美崇美的买办思想所造成的。在这方面，受着买办思想支配的我是应该负相当大的责任的。
+
+　　我从事译书工作，纯粹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名利欲望。我想出风头，做“翻译家”，也想多赚些稿费和版税，以便获得更多的物质享受。我所翻译的十几本书，都是传播资产阶级腐朽反动思想的东西。“公民教育”、“英国公民教育”和“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三书完全是宣扬狭隘民族主义的作品。“翻译论集”把胡适、林语堂这些反动分子的文章都选了进去。“新女型”发表了一些有关妇女问题的资产阶级庸俗理论。最要不得的是“生活的艺术”的翻译。林语堂在这本书里提倡个性至上主义，强调生活享受，逃避现实，留恋着士大夫闲居情趣的牛角尖般的小天地。这种所谓“抒情哲学”其实乃是背叛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唯心论。我当时受他这种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所迷惑，绞尽脑汁译出这本书去替他散布毒素，麻醉青年，这种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是不可宽恕的。
+
+　　留学美国是我的亲美崇美买办思想最典型的表现。我做了十几年的留美梦。一九四七年因宣传美帝国主义的“生活方式”等“有功”，得“在华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即美帝国主义教会在中国创办的十三所大学的联合组织）的“进修奖学金”感到莫大荣幸。而事实上，我得到这份“奖学金”正是一种耻辱，因为我在美帝国主义分子的心目中乃是一个“可造之材”，可以训练起来做他们在中国进行文化侵略更有用的工具。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读西洋文学，念了英美资产阶级一些反动的文学理论，便沾沾自喜，一心一意想把这些腐朽透顶的东西贩回祖国，来毒害青年学生。反动的买办思想支配着我，使我觉得必须弄个头衔学位回来，才可以“显祖荣宗”，才可以提高我在文教界的“声望”、“地位”和“权威”。於是，当我於一九四八年九月获得了“文学硕士”的学位时，我竟踌躇满志地认为可以回国来进一步发展我的买办事业了。这是一种多么卑鄙可耻的念头啊！
+
+　　在留美期间，我为“报答”美帝国主义教会的“恩情”，曾作了十多次的演讲，介绍我国高等学校和圣约翰大学的情形，为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文化侵略做宣传。我也曾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於一九四八年七月间，在美帝国主义臭名远扬的“美国之音”电台上，以“美国的定期刊物”为题，用国语向祖国广播一次。我当时自以为是站在杂志编辑的“第三者”立场上，有褒有贬地评论美国出版界，而事实上却完全是为美帝国主义堕落文化张目。我又曾写了十六篇“西游寄语”通讯给“西风”，宣扬美帝国主义的“物质文明”。在一九四九年春回国之后，我为了赚些稿费，还曾替反动的美国新闻处译了一本介绍美国情况的小册子。我的亲美崇美的反动的买办思想意识使我甘心成为美帝国主义最忠顺的奴才，为它“鞠躬尽瘁”地服务着。我丧失了民族立场，做出了许多危害中国人民的行为。这是我今日感到最痛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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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解放后，一切新气象使我兴奋。客观形势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我，使我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的光明前途有了初步的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全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建设事业的辉煌成就，以及报刊、书籍和文件的学习，对我都是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我逐渐恢复了民族自尊心，发见过去对祖国的观念是何等谬误，何等可耻。但是买办思想意识还支配着我，使我看不见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在情感上，我对美帝国主义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直到抗美援朝运动展开之后，我才由长期的迷梦中慢慢清醒过来。通过抗议奥斯汀无耻谰言的运动和反美爱国收回教育主权的运动，我开始认识美帝国主义的腐朽本质和文化侵略的狰狞面目。可是我这种认识还是很肤浅、很表面的。我还没有看见旧我的丑恶面目，因此也就没有能够把这些对於客观事物的认识联系到我的思想上去。
+
+　　感谢华东教育部使我有机会到华东革大政治研究院去学习。在四个多月的学习中，我开始明确了理论学习的目的是在改造思想。同时，在初步的思想检查中，我发见我有着反动的买办思想及其他反人民和不利於人民的思想。我认识到像我这样的旧知识分子，必须经过思想改造，才有可能为人民服务。当我於今年一月间在革大政治研究院结业，无条件服从政府分配，到山东大学外文系工作的时候，正值三反运动开展得热火朝天。通过这伟大的群众运动，我开始认识到资产阶级腐朽堕落思想的严重危害性。在这期间，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及我东北地区使用灭绝人性的细菌武器，这滔天的罪行更证明万恶的美帝国主义者是中国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死敌。当我的认识提高一步时，我对自己的买办思想和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痛恨更深。我这个检查只是一个重点的初步检查。我决心投身到思想改造运动中去彻底改造自己，肃清我头脑中一切反人民及不利於人民的思想，虚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工人阶级的思想来武装自己。
+
+　　（原载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一日光明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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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75 @@
+# 冯契：批判我的妥协动摇的思想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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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授　冯契>
+
+## 一、家庭和学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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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身中农兼手工业者家庭，父亲年轻时受地主与教会迫害，离乡背井，到处流亡。他跑过单帮，当过兵，当过警察，参加过辛亥革命。他的流浪汉性格，个人英雄主义，醉酒，都在我身上留下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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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借债送我上学，是要我向上爬，“争口气”，我向上爬了，但并不替劳动人民“争气”，反而越来越和劳动人民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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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我初中毕业，得唐世芳先生帮助，继续升高中（唐当时是杭州初中校长），唐先生帮助我的动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替国家培养人才”。这我始终是感谢他的。但是（一）因此使我更相信，靠自己的才能，便可以向上爬，（二）他是国民党员，虽是比较开明的，但总不赞成共产主义，这也影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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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八事变发生，参加游行淋了雨，生了一场大病。第二年父亲去世，我病体尚未恢复，受了这感情上的严重打击，弄得神经衰弱，痛苦非常。而当我恢复过来时，我公开宣称“我是个人主义者”，我自己惊异赞叹自己，甚至说“骄傲是美德”。我跟资产阶级子弟结交，我想望爱情，而爱情也不久满足了我——这个变化，我当时感觉到是个非常剧烈、深刻的变化，我原来把它叫作“在我内心里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其实，这算是什么革命呢？不过是一个农民子弟做了资产阶级的俘虏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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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考取清华大学，杭州高中校长C.C.分子叶溯中，曾通过唐先生送给我两次钱，我都接受了。唐先生叫我写信谢谢叶溯中，我也写了信。“一二九”第二年，唐先生来信说到他和叶溯中很关心我，怕我思想左倾，我还写回信去叫他们放心——由此可见，我在思想上既做了资产阶级的俘虏，在政治上便也和反动派妥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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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于1935年进清华大学哲学系，在党的领导下的“一二九”运动给了我极大教育，后来我参加南下扩大宣传团，为“民先”基本队员之一。不久又加入“左联”，我已经在党的周围，经常受党的培养和教育，但是我为什么总不长进，不能同当时的好友于光远、李昌他们一般，坚决地投身革命，锻炼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战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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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一方面是“一二九”，另一方面却是公子哥儿的生活，一方面是“民先”“左联”，另一方面却是“醉酒美人诗歌”。我自命“革命的浪漫主义者”。浪漫是真的，革命是假的，如果革命与浪漫不可兼得，我便舍革命而取浪漫——这便足以说明一切。我曾把清华园的两年称为“我生命史中的希腊”，我以为那种公子哥儿的生活，富有“诗情画意”，而我那时候是非常纯洁、清高。其实，这都是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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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革命的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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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6月，我和一个朋友从山西到延安进入鲁艺，11月我请求入党，先是在山西，在延安的几个同志征求过我的意见，我总是说“怕进了组织，分派工作不合我兴趣”。至此鲁艺支部负责人问我“是否还有这顾虑”，我说：“我相信组织分派工作时会考虑我的兴趣和特长的。”“如果工作需要你却和你兴趣不合呢？”“我服从组织分配。”口头上这样说，实际上我是否思想搞通，把自己整个儿交给党了呢？并没有，我还想保留我的“兴趣”“特长”，我把个人利益摆在革命利益前面。
+
+　　我当时有许多糊涂观念：（一）我参加抗战，固然是爱国热情，但是还有我个人打算，那就是解决恋爱纠纷，丰富生活经验，搜集写作材料。我常说：“我是来生活的，我到前线到延安来‘生活一番’，然后用笔把它描写出来。”如在山西参加游击队、牺盟会，后来在一二〇师做宣传工作等，我只把它们看作“生活”。我热情地生活被人称为工作积极，但当我“生活”够了，便立刻如波西米亚人一般收起帐篷就跑。（二）我对党缺乏认识。入党之后，我把党看作我的“爱人”，鼓励自己用恋爱的热情去爱党。并不为我的理想，并不为什么理想呢？我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我感觉组织约束我，我为自己从此不自由了而暗暗痛苦——总之我是拖了一条小资产阶级尾巴入党的，而且我一直不愿把这条尾巴割去。
+
+　　入党后不久，组织分派鲁艺师生二十来人，我也在内，随贺龙将军至晋西北。我和几个同志留在一二〇师政治部宣传部工作。鲁艺学习计划原定是：3个月读书，3个月实习，又3个月读书，我们这次上前线就是实习。大家都是这样打算，在前线体验生活，搜集一些写作材料，3个月后回延安写作。3个月过去了，鲁艺同学便联名向政治部写报告，要求回延安完毕学业，由我和宣传部的其他几个同学负责交涉。当时我的理由是：（一）鲁艺学习计划如此，（二）要写大作品，可以在前线长期生活，但现在也急需反映抗战现实的小型作品，如报告文学、短篇小说、剧本等。在前线差不多每半月有一次“扫荡”与“反扫荡”的反复，晚上行军，白天睡觉也不安稳，当然无法写作，但到延安可以写出来的。
+
+　　自己觉得理由很充分，但一二〇师却不肯放。先在宣传部小组中讨论，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亲自出席。因鲁艺同志多，得结论应该回延安。甘主任便召开政治部支部大会，战斗员同志说：“我们在前线上也学习识字，你们为什么不能写文章。”这是很有理由的。但我当时以为写文章和识字怎能相比？我的候补期3个月早已满了。支部书记当众宣布，如果我留在一二〇师，即为正式党员，如硬要回延安，停止组织生活。这是对我的严重考验。我态度倔强说：“同志们没有用理由说服我，能不能作正式党员，不能拿留不留一二〇师作标准。”于是我便被处分停止组织生活，让我进行反省。
+
+　　虽然我早就承认自己错了：（一）不能与工农兵结合，（二）组织观念薄弱。但是受委屈之感仍然存在。大约1950年10月间，我才有机会读到刘少奇同志的“关于党员在组织及纪律方面的修养”。完全出乎我意料，他说到考虑党性的标准，第一条就是当领导上有错误时，你是否服从领导。我再没想到这是应该列在第一条的。我的老想法是领导和我都有错误，至此我才明白，主要的错误是在于我了。
+
+　　但一直等到“三反”及思想改造，我揭露了自己一贯的丑恶本质，才认识到脱了党，便是有百非而无一是，离开了党还说自己有任何进步，都是欺人之谈。我开始认识过去强调领导上有错误，正在于掩饰自己的错误。
+
+　　1939年6、7月间回到延安，当时有同志劝我，如果我觉得委屈可以写报告给八路军政治部。我不这样做，相反的跟鲁艺政治主任吵了一架。我怪鲁艺领导上不照顾同学，派同学到各地实习，从来不给一点联系。我向组织要求回南方，组织当然不允许，许多同志挽留我。我却不肯听，我一意孤行，思想完全入了邪路。
+
+　　我当时的思想情况是：（一）总是不服气。应该是组织向我承认错误，而不是我向组织承认错误，个人第一，组织第二，我顽强地要求用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二）还是那种“生活第一，工作第二”的想法。我觉得在前方，在延安“生活”过了，要全面地反映抗战现实，还得到大后方去看看。（三）著作第一，政治第二，我想望在著作方面成大名，我说：我要深造，我要读古典的文学与哲学，而延安没有。（四）爱情第一，革命第二，那时我的爱人在昆明，她无法赴延安，寄路费给我叫我回昆明——个人先于组织，生活先于工作，著作先于政治，爱情先于革命……。总之，是本末倒置的唯心观点，是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与个人英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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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这种反马列主义的思想支配之下，我没有得到组织允许，于1939年9月初离开延安。就是这样，我脱离党，从革命的圣地逃跑，成了人间最可耻、最可鄙的东西——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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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兵，就是革命的叛徒，破坏党的组织的罪人。如果每个党员都同我一样，随意离开延安，随便脱党，党还能存在吗？革命还能进行吗？十多年来，都不认识这道理，我的觉悟程度是多么低啊！我对于我的“逃兵思想”与“逃兵作风”不但不痛恨不羞耻，而且美其名曰“浪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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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进一步的动摇、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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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11月我到昆明西南联大复学，我马上找组织，但这是说：在我有爱人、可以读古典文学的地方，我又愿意参加革命参加组织了，这仍是要革命和党服从我个人的利益。支部转告我：组织得等待延安的材料。虽联大同志都不把我当党外人看待，但延安的材料尽管我也数次写信到鲁艺去催，却始终没有来，因此问题便一直未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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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从前我总认为我在昆明7年，不但不曾动摇而且是对革命“有功可居”的。现在经过仔细检查，我才认识：（一）我一贯动摇；（二）我的作风极严重地危害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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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动摇性最显著的表现就是：1944年我曾参加公费留学考试。为了应付考试，我曾硬起头皮读“中国之命运”。考试题目几乎全部等于“党义”。心理虽痛苦，嘴上也发牢骚，但为了想镀金，我情愿忍受这一切，还打算如果考取了，我将到英国如何如何。当时同志们在乡下办学校的工作已有开展，我这留学计划，曾引起若干同志情绪波动。我简直想把患难朋友丢下不管了。结果没有考上，这才打消了留学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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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同志们到陆良办中学办训练班都是通过我和陆良县长熊从周老先生的关系介绍去的。熊老是个正直热情的人，他一提起蒋介石，便出口大骂，老百姓很信仰他。但是由于我这种“才子气”的工作作风，我们在陆良的工作却做得很不踏实。1946年环境越来越恶化，特务猖獗，美军横行，熊老站不住了，向伪省府提辞呈，同志们便决定撤退。我当时毫无警惕心，反而忙于作个人打算如何结婚，如何复员回上海。陆良的同志们听说我要结婚，便全体来昆明为我筹备婚事，结婚那天，熊老还特地派人送信送礼来。而我呢，躲开闻李案的风暴，在昆明西郊大观楼渡蜜月，完全把陆良忘记了，我竟丝毫没有想到闻李案会在陆良再版。就在我谈情说爱饮酒赋诗时，熊老在陆良被特务毒死了。
+
+　　每次我想起这事，便觉得心头沉重，忍不住要掉眼泪，但只有到今天我才认识熊老的死我要负极大责任。假使陆良的工作做得踏实些，假使我有警惕心，假使我不结婚，假使我坚持同志们必须和熊老同时撤退，特务便可能找不到下毒手的机会。而且我是多么自私啊！许多同志得到这消息后，便改变复员计划，说：“我们留在云南，替熊老报仇。”而我还是搭了难民车离开昆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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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8月复员回上海，我当时的打算是：（一）建立小家庭；（二）开始我的写作事业。我说，“愿天保佑我给我比较顺利的环境”。最初我找不到职业，没有金条顶一个亭子间，没有钞票买寒衣，我在上海这个大“海”里感觉无能为力。我很悲哀，虽然自己也知道“我的悲哀又小又肮脏”。我写诗，“生活如阵阵牙痛无可奈何！——却必须忍受”，就是这样，我忍受着又小又肮脏的悲哀，递名片，陪笑脸，送礼物，努力解决自己的衣食和住处问题。我说，“如果我不能生活下去我也就无法创造事业”，目光越来越短浅。第二年学生运动又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而我呢，日记中这样写着：“内心生活的泉源枯涸了，一片沙漠，自己掘着泥土，找不到潜伏在地下的细流。”我在同济谋了一个讲师位置，但不给宿舍，交涉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让搬进查礼大楼。于是便和老婆着手布置“我们的窝”。我心绪忽然好起来，我说：“成了家，便可以立‘业’了。”花瓶里插花，打开收音机听听音乐，喝茶吸烟，饮酒，写小说。我赞美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把小小的蜗牛壳看做天堂。朋友写信警告我说，“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我仍不觉悟。我全神贯注的写我的第一个长篇，我只想望在著作上一举成名，但是我的长篇并未完成，我也并未因此成名。但这个未完成的长篇，却使我在政治上堕落失节，甚至达到麻木不仁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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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11月，伪国大选举，同济反动校长丁文渊参加竞选，同济教务长叶雪安请我到学校里投丁文渊一票。我心里迟疑，拖延了一天，第三天跑到学校里，便只好在自己的名字下面盖章，换选举票，投了一票。我当时的逻辑是，“我要写小说，便必须保持同济的饭碗”，因此我不敢得罪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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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在淮海战役时，我竟在一张反动宣言上签了名。后来报上公布了，我才大吃一惊。我对老婆说：“算了，反正冯宝尘这个名字不值钱。”我竟没有想到应该去否认。对敌人我妥协投降；而对自己呢？我却自私自利。
+
+　　解放以来，我背个进步包袱，“自以为革命有功”，“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但是揭开这进步的包袱来看看，满包袱是我的名利观念，而且比解放前更发展了。几乎每一椿都是从个人名利出发来考虑。人竟堕落到这个地步，名利观念产生雇佣观点，兼任便少负责，工会工作不支薪水便越发不负责。如此劳动态度，工作怎么能有积极性呢。解放以来我自觉没有提高，工作没有成绩，也总结不出一点经验。我失去了对新鲜事物的感觉，以此很感痛苦，但我没有想到病根就在于自己的名利观念。
+
+　　我的思想批判达到什么深度了呢？通过此次个人总结，关于这点，我已比较明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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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的主导思想是自由主义与个人英雄主义。我原先对此毫无羞耻之感。此次从“三反”入手，我暴露了许多自私自利的事实与思想，我才触到了自由主义与个人英雄主义的本质，开始有了羞耻之感，悔恨之心。因此我觉得我已经扭转了方向，以后能逐步克服自由主义与个人英雄主义了。
+
+　　（二）我有严重的进步包袱，此次我交代了我在政治上的动摇、妥协的事实，批判我的思想、作风对革命的危害性。这个“进步包袱”是基本上摧毁了。
+
+　　（三）我现在尖锐地感觉到：要是没有这个“三反”运动，我真不知要堕落到什么地步。党挽救了我，我有种说不出的感激的心情。因此，我在思想、感情上比前更靠近组织了，这加强了我重新争取入党的决心。
+
+　　希望党教育我，我将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进一步划清思想界限，在实际行动中锻炼自己，为完全达到党员标准而奋斗。我希望，我相信我也能够，在不久的将来，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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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根据本人思想总结删节而成。为求文意顺序清楚，将原总结第二部分移做第一部分。小标题是编者加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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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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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贻芳：思想改造学习总结（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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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陵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吴贻芳>
+
+　　我出身于一个旧社会的所谓“学而优则仕”的家庭。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些保守的中庸之道和落后的正统思想。我11岁跟着大姊进了杭州一所维新士绅创办的女子小学，读了两年半，得到的深刻印象是：女子要读书救国，中国危急，列强要来瓜分了；中国必须维新，学欧美的立宪，才能富强。接着又跟着大姊进了一所教会学校读英文，未满3年，因父亲去世而休学回家。两年后，辛亥革命发生，在上海避难时，哥哥、母亲、大姊相继去世，我变得极端悲观，毫无生趣，教了两年书，感到自己的能力实在不够，就进了初创办的金陵女子大学再读书，但我仍消极悲观，认为人生没有意义。金女大的美国“宣教士”教员们，对学生特别“关切照顾”。我遂以为有了金女大，女子才能在国内读大学。便开始存有感谢她们的心，因此在情感上更容易受她们的影响了。当时青年会的余日章和美帝国主义分子艾迪到各处演讲，说中国的问题是道德堕落，需要宗教，需要“人格救国”。我就拿空洞的不说明阶级立场的“服务人”作我的人生目的，而信奉了基督教。在课程一方面，从美帝国主义分子教授的功课中，使我崇拜他们的文化和科学，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的历史。使我盲目羡慕他们的所谓“民主”。所以金女大的奴化教育，就在我的思想意识里，种下了亲美崇美的毒根。
+
+　　后来，我到美国中西区的一个4万人口的“大学城”里的一所州立大学读生物学，在5年多的长时期中，我的崇美亲美观念更发展了。我认为美帝国主义是中国的“朋友”，并且相信几个美国人的意见，以为美国人只要安定地过自己的生活，厌恶过问别国的事而牵入战争。我不明了那时正是共和党上台，执行所谓“孤立政策”，实际是对外发展经济与文化侵略，比军队占领土地更为阴险毒辣。
+
+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教会学校要换中国人作校长。我的思想情况既然如此，就很自然地被金女大的美帝国主义分子挑中了。我在1928年夏天从美国回到学校就职，承袭了美帝国主义分子所创办的教育和传统。我没有领会大革命时喊出的“收回教育主权”的伟大意义，来改进金女大，反而迎合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意旨。在学校立案时，竟把办学宗旨明定为“符合创办人的原旨”。我没有民族气节，不知研究中国社会实际所需要的女子教育，只一味崇拜美国教育，模仿美国女子大学；听从美帝国主义分子的主张，继续了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老一套，传播亲美崇美毒素，毒害了青年，使她们忘了祖国，使人民受了不可计算的损失。我就这样地做了民族罪人和美帝国主义的奴才。而在美帝国主义分子控制的全国基督教机构内和国际性的教会团体里，我得到“名誉”和“地位”，就是美帝国主义分子对我“赏识”的结果了。
+
+　　蒋匪帮是和美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的，我在教会里有了地位，也就得到蒋匪的“垂青”。抗战时自第一届国民参政会起，就遴选我做参政员，1941年改为主席团制后，又推选我为主席之一。1943年又派我和5个教授到美国为抗战作“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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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的出身和教育，使我一贯错误地认为蒋匪是中国的“领袖”。七七抗战后，又错误地认为他“领导”抗战。为了维持我的“事业”——金女院，自认为与反动政府有联系是有好处的，就忠实地为它服务；甚至到蒋匪一边消极抗战，一边加强他的专横独裁，而民主运动已经风起云涌反对它的反动统治的时候，我还执迷不悟地支持它。在假民意机构国民参政会里，挂了“超然派”的牌子，实际是维持反动政权，缓和人民的反抗。我错误地相信了反动宣传，以为共产党的军队是“游而不击”，对抗战“没有”影响。在美国为抗战作“宣传”时，我拿了教会学校校长“超然”的名义，为蒋匪宣传，而对实际领导抗战，给敌人英勇打击的中国共产党，则一字不提。
+
+　　我对共产党在解放前丝毫不明了，反而有着许多错误的看法。我第一次听到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消息，是在美国读书的时候，那就是美国反动报纸登载的关于北伐军进入南京的歪曲事实、诬蔑共产党的记载。美国牧师们又对我作了苏联十月革命后，宗教受“逼迫”的反动宣传，这就在我的思想里种下了惧怕共产党的毒根。在十年内战时期，我不但不恨蒋匪的不抗日，倒反相信他的“先安内而后攘外”的荒谬反动宣传。在皖南事变发生时，我又相信反动宣传，以为是新四军“抗拒军令”，而不知蒋匪的阴谋诡计。
+
+　　抗战胜利后，我希望国共合作来复兴中国，其实是站在反动统治一边，想要共产党让步，来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合作。这时蒋匪帮的统治，变得更腐化专横，竟狂妄地发动内战，枉想消灭解放军。但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壮大起来了，全国的民主运动发展起来了。我由于一贯对共产党存在着疑惧，仍至死不悟地希望蒋政权能维持下去，所以在学校内一心想保持安静的秩序，不愿意学生参加爱国民主运动。1947年创设的“辅导制度”，就是模仿美帝国主义学校的制度，从自私的个人主义出发，来帮助学生解决个人的兴趣、经济、健康等问题的，后来则更制定了种种规章，限制学生的课外活动，阻碍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1948年暑假，为了更根本地制止学生的正义性活动，拟定了学生课外活动必得在学校规章范围之内的基本原则，寄给家长，要他和学生本人签字后，秋季才能返校注册。我利用家长溺爱自己女儿的心理，来压制青年，摧残青年爱国热忱，妨碍学生运动，这是我感到最愧对人民的。
+
+　　另一方面，我对美帝国主义主子，是忠心耿耿地为它的文化侵略作打算的。在淮海战役发动后，我考虑南京一解放，我怎样办金女院的问题。当时认为共产党已宣布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并且在东北许可私立学校办下去，于是我就想在教会学校的名义下，也可以继续办它的老一套的。南京解放前夕，联合托事部驻沪干事、美帝国主义分子方维廉，召集华东教会大学的校长和美帝教授代表开会，讨论解放后的方针，拟定了3条原则来保持它的文化侵略堡垒。这些荒谬原则是：一、坚持宗教信仰自由，其实则是利用基督教作反共反人民的宣传。二、维持学术自由，其实是传播美帝文化毒素的自由。三、保持学校行政权的完整，其实是维持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控制，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些反动透顶的原则，当时我竟完全赞同，并且认为必须切实执行，才能维持学校的“基督教性质”。在全国人民兴奋地期待解放的时候，我丝毫没有革命认识，仍然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认贼作父，继续维持美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现在我认识清楚了，我真痛恨万分，无地自容。这证明我受奴化思想的支持，已到极危险的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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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后，在这种反动思想的支持下，我继续犯了许多错误。我钻了宗教信仰自由的空子，加强学校内的宗教活动，让帝国主义分子继续主持团契，作反动宣传，想抓住基督徒青年，美仍为帝国主义控制的教会服务，因而阻碍了她们的进步，这就违反了国家的文教政策。1950年秋天，中共南京市委会为了照顾金女院师生的学习，介绍一位党员来做政治助教，我仍对党疑惧，竟藉词拒绝，因而影响了师生的政治学习。1950年11月，全国展开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金女院的同学也发动了反侮辱反诽谤运动，控诉美帝国主义分子费睿思，得到全体师生员工及南京人民的支持。但是，由于我站在美帝国主义的立场上，没有认清金女院的本质，认识不到这是群众对一百年来帝国主义侵略和30多年来金女院奴化教育的愤怒，我倒以为是小题大做，闹得太过火了。我写信给校董会表示惋惜，竟诬蔑这个正义的群众运动，“是为抗美援朝供给宣传鼓励的材料”。后来，奥斯汀在联合国发表谰言，我才被打醒，看见美帝国主义原来是想利用基督教会办的“事业”来离间中国人民对政府的信任。1950年4月到北京开会，听了陆定一副主任的报告和教会的一些负责人的控诉，我才进一步认识到基督教会非但被帝国主义分子所利用，并且自己去服务于它的反苏反共的阴谋，妨碍人民解放运动。在南京教会开控诉会时，我控诉了国际性的基督教机构，也控诉了自己为他们服务，也检讨了自己在所谓“教会事业”的金女院中，做了美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有效工具。但是，这不过是空洞笼统的结论，并没有深切结合自己的思想感情。一直到这次思想改造学习的时候，在同人们的互助中，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我才扭转了立场，认清旧我的丑恶面貌。我没有民族气节，不知爱国，而做了美帝国主义腐朽文化的俘虏。我受买办思想的支配太久了，所以我心甘情愿地替美帝国主义推行奴化教育23年。现在我认清了，美帝国主义通过我，毒害了青年，危害了祖国。我痛恨自己，痛恨美帝国主义，我要在思想感情上彻底肃清与美帝国主义的联系和影响，坚决地否定旧我，重新做人。
+
+　　为了巩固这次思想改造的收获，我今后的努力方向有两点：第一要认真地有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第二要切实地参加具体工作，从实际工作中不断地锻炼和改造自己，希望在祖国的文化建设工作中，尽我的一切力量。
+
+　　（本文从本人思想检讨中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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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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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毅斋：思想改造学习中的自我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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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大学秘书长、王毅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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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错误事实及其分析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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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英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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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英雄主义在我的思想意识中是占着主导地位的。它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但主要的突出的我觉得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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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我“自高自大”：在思想上，过去我是抱着“虽大人则藐之”的思想的。我常诵：“彼丈夫，我丈夫，吾何畏彼哉？”“将相宁有种乎”等句。到了新社会，我这种思想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或纠正。去年随同吴芝圃主席访问老根据地，在杞县讲话时，有些同志就觉得我讲的什么“吴主席拿枪杆革命，我拿笔杆革命”，有自高自大的气味，这种批评是对的。
+
+　　自高自大的人必定“自以为是，好为人师”。1949年有几位先生初来开封，我常到他们那里夸夸其谈，甚至自己带着小册子给他们朗诵，俨然有教人的样子。内中一位先生说：“很好，明天请王先生再来讲道吧。”这句话使我感到刺激与惭愧。我常听到有人说我：在任何场合讲起话来，总是使人有在说教或训人之感。最近我的孩子在开封第一中学因旷课过多，学校勒令休学，我到该校和班主任讲话，说苏联教师对学生怎样负责，意在言外：你这个班主任对学生不够负责。使他认为我是训教他的，引起他的反感。我之所以屡屡表现这样狂妄幼稚的丑态，就是由于自己“自以为是，好为人师”，满足于一知半解的自满情绪使然。
+
+　　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人，又必然不能虚心接受批评。每遇到同志们给我提意见，我总是多方解释、或加重客观的原因，甚至于拒绝批评，恶意报复。例如：1949年春，我在中原大学研究小组时，有一位同志批评我，说我“甚于个人英雄主义”，当时我认为他是侮辱我、藐视我，自此敬而远之。在参观土改复查时，有一位同志批评我生活特殊化，我认为他有意与我为难，并伤害了我的“威信”，于是我就盛气凌人地给以反击，犯了错误。其实我的生活不够艰苦，在群众中特殊化，都是事实。只因认为有损自己的面子，就怒不可遏地蛮横报复。我全没有考虑到这一行动能有破坏团结、影响工作，对人民是很不利的后果。再者，假使有人损害了人民的利益，我是不是也怒不可遏地和他作斗争呢？我想是不能的。可见自己在群众利害面前，可以麻木不仁，对于自己的利害或生活琐事却又敏感得很。这错误，不但说明了自己拒绝批评不能进步，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的偏急狭隘，不能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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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急狭隘”在我身上是很突出的，而且是一贯的。责人严，待己宽；能原谅自己，不能原谅别人；只觉得人家对不起自己，不觉得自己对不起人家；好指责别人小节，而自己则又不拘小节；好说别人短处，好夸自己长处，不能谦逊地和气地待人，感情容易冲动，动辄盛气凌人。说话尖酸刻薄，讽刺挖苦，使人难堪，失掉同情。对人对己，都无好处，且会影响团结。凡是和我接触过的人，也都知我有这种毛病。我此刻才体会到：一个真正革命者，把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完全一致，个人与革命溶化在一起，除了革命外别无他务，惟有这种人才能有伟大的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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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讲虚荣，爱面子”：我自幼已经种下好名的孽根。“名”在我的一生中，如同附骨之疽。过去珍视：“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士可杀，不可辱”这几句话，我在下意识中觉得：我是“为名而生，为名而死”。有一位同志说我是“名重于利”。我也觉得：“我什么都可以牺牲，而名不能牺牲，什么都可以不求，而名不能不求。甚至于贪。”正因为我有自私的好名思想，所以我的行动差不多都以有利或有害我的“名”为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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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好名心切，就必然要有名位计较，大事固然要计较，就是小事，也从不放松。例如：河大重建时，发表嵇文甫先生为副校长，我为秘书长，我心中就起了一种波动。当时我的思想情况是：“从今以后，我居他之下了，他成婆婆，我成媳妇了。”后来选他为本省副主席时，在候选人名单上我迟疑了好久，才在他的名字上头圈了一个“○”。对于以上这两件事，我都立持镇静，无所表示。然而在三反运动中，嵇先生为了帮助我，曾亲自对我说：“那时我已窥见你内心的秘密了。”现在检讨起来，自己不但惭愧，而且痛心。我一向不从工作上和人民利益上考虑问题，不检讨自己尽到职责没有？而专门在那里计较自己的名位，这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上爬的卑污的心理和行为。如果能满足自己的名位欲望，尚可以表示积极，否则，就一定闹情绪，消极怠工。像我这几年进步不大，不正是中了名位观念之毒了吗？试问人民要我这一号的人干什么？给我这样优厚的政治待遇又是为什么？想到这里，真是万分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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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括起来看：个人英雄主义在我身上几乎无空不钻，而且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阶段了。它使我只知有自己，不知有群众；只看见个人利益，看不见群众利益。这样就必然脱离群众，无法工作。现在我了解到个人英雄主义本质上就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它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就是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的对立物。因此，为了真正建立无产阶级思想，发扬集体英雄主义，就必须首先彻底肃清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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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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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49年夏，我初担任河大秘书长时，主观上要求把工作作好，作的漂亮。于是天天召集秘书室系统几位科长秘书开会，甚至一天开两次，更成为笑柄的是：我盲目的乱下条子，而且条子上照例像煞有介事的批着：“火速”“万急”字样，其实都是些平常的事，有的同志这样反映：“王秘书长不接近群众，不了解下边情况，终日关在屋内。闭起眼睛，瞎下条子。”又听总务科同志接到我的条子时说：“圣旨下”，当时我认为这是我的“奇耻大辱”，然而在当时我还不懂得这就是官僚主义作风，因而也没有改变。
+
+　　我在民盟支部方面一开始就犯了同样的错误，乱发命令，且偏于事务方面的小事，例如办公室会议室如何布置，各种家具、用具如何购买。甚至指示工人同志如何擦地板、如何倒痰盂、如何打扫院落……见地板没擦、痰盂没倒、或干部置买的家具不好，就乱指责申斥。这样一来就使得群众束手束脚、情绪不安。
+
+　　现在我认识到，我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事务性质的命令主义作风。但是我的工作岗位——无论是在河大或是民盟——都要求我多考虑全面的重大问题。然而我却大处不看小处看，结果使人民的教育文化事业和人民的民主革命事业都无形地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
+　　但是我为什么不考虑全面的重大的问题，而专注意细小末节？以前我只认为是由于自己的工作经验不够，没有学会一套新的工作方法，是由于自己的理论水平政治水平都差，不会运用唯物的观点和辩证的方法，于是只得应用从旧社会带来的东西——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热情及大半辈子养成的无休止的追求生活细节的坏习惯。现在检讨起来知道主要的原因并不在此。假使我没有特权思想和个人英雄主义，我就能够重视群众，走群众路线，对人民负责，从而也就可以克服或弥补以上所说的：“工作经验不够，政治理论水平都差……”种种缺点。“作风不是从形式上学得来的，必须在思想意识上彻底的改造”。
+
+　　总之：我一贯是妄自尊大，把自己看成特殊人物，遇事总觉得自己应该享有特权，我可以不尊重别人，但别人不能不尊重我。总觉得自己站在群众之上，而不屑于站在群众之中，不愿当人民的勤务员，而愿当群众的“老爷”，总是追逐自己私利，而不关心人民痛痒。总觉得自己可以为所欲为，遇事不喜欢和别人商量，专喜欢极端独行。不喜欢别人命令我指挥我，专喜欢命令别人，指挥别人。像我这样有特权思想的人，若听其无止境地发展下去，遇着适当的机会和条件，就可能对群众由藐视而压制，以至于残民以逞。这种惨重的教训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中不乏先例，而最近戴季英、李文甫的事件，更是我的一面镜子。这一次在我的自我检讨中，在许多同志的大力而耐心的帮助之下，又经过自己长时期艰苦的思想斗争，终于把我的特权思想恶霸作风捕获。我一定要把它看为我的致命伤，看成我自己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所以我一定毫不犹疑地坚决予以扑灭。
+
+## 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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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河大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之一，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主义。主要的表现在我不尊重领导不服从领导这一错误事实上。
+
+　　张柏园同志是本校副校长和党委书记，学校是党在领导，事实上也就是通过张柏园同志来领导的。而我偏无视上下级的领导关系，长期地抱着抵触情绪。影响了团结，影响了工作，所以我承认：我的错误是严重的。兹举几个例子于下：
+
+　　1949年冬我想藉秘书长职权，绿化河大，我认为这是我职权以内的事，尤其是想藉此表现我在工作上的伟大成绩。后来听说张副校长不同意，使我的计划化为泡影。这件事引起我的极大不满与灰心，因而就常发牢骚，说：“我当秘书长连一个种树权都没有。”张副校长虽一再给我解释，而我始终不能释然。
+
+　　张副校长为了团结我帮助我进步，不时来我室讲些工作方法领导艺术等问题，每次我都有所感受。但一接触实际，我的无组织无纪律的原形，照样出现。有一次在秘书室会议上对张副校长大发牢骚。像我这样目无组织，毁谤领导，确实是一种极严重的错误。
+
+　　我在张副校长领导下，从事教育工作，已有四年之久，我所犯的错误绝不止此。
+
+　　由于我平日对于领导同志有那样的抵触情绪，所以背地我也常发“有职无权”一类的牢骚话，并且对于他也抱了一定的成见，凡是他的报告、讲话、他所主持的会议、乃至对于学校的任何事情都不大重视，以至后来索性放手不管。时间久了，就引起同志和同学的惊讶与关怀。纷纷提出意见，如：“我认识王毅斋先生，不认识王秘书长”，“王秘书长究竟在学校作些啥事？”等等……这都是给我的教育与启发。说句实话，我也明知抵触领导、放弃责任、一日三餐、无所事事，是不对的，心中经常感觉万分的无聊、苦闷和焦虑。
+
+　　现在我把我的错误事实作检讨于下：
+
+　　1949年夏我初接受河大秘书长任务以后，在主观上我是积极负责的，但是我不会新的一套工作方法，又缺乏组织观念，而只运用旧社会旧大学的那一套：认为我既有职有权有责，就可以独断独行，这是所谓“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那种腐朽思想和作风，而这种情形在新社会的人民大学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我们河大在党的领导之下，有组织，有领导，有民主，有集中，因此，秘书长虽有一定的职权，但绝不能把这职权孤立起来看，而我把它孤立起来了，对上不请示报告，对下不走群众路线，实行民主，所以有时我觉得是辛辛苦苦积极负责，而群众觉得我是高高在上，独断独行。这样，就渐渐在脱离群众，在团结上发生问题。
+
+　　自己对于秘书长的领导工作，既不内行，而遇事又不虚心，不能采取商量态度，动辄坚持自己的意见。自己做错了，不但不能接受批评，连校长的解释也表示不满（如上边所举的例子），认为不能贯彻自己的意见，就是“有职无权”，就表示消极、抵触、闹情绪、发牢骚。使得领导和干部很为难。张副校长始终没有说过不让我负责，相反地，他一再让我负起责任来，并且常嘱咐冯秘书主任说：“一切公文，必须先请秘书长批阅，否则我不看”，又说：“秘书室的重要会议，必须请秘书长主持”。由此可见抗拒领导，放弃职权，造成同志间不团结现象并给学校带来不应有的损失，都应归我负责。以上还只是从经过的事实来分析的，现在再进一步检讨我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我觉得校长和秘书长职位都差不多，我在任何地方，党政军高级首长对我都是客客气气的，我不是一个普通的秘书长，你当校长的对我也必须表示客气、尊重、迁就，否则，你若以领导者自居，把我看成被领导者，一定让我循规蹈矩地服从、就范，那我就觉得有些勉强、委曲，在这种情形之下稍有不如我意，便发生抵触情绪，形成一定成见，久之，就产生消极、牢骚，以至负气、完全放弃职责的后果。回想起来，当初我有“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作风，后来发展到“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想法，这都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思想行为。经我长时期的反省，深深体会到这是无耻的、可恶的作客思想、名位思想、自封功臣思想、分庭抗礼思想的综合表现，也就是自高自大的个人英雄主义的一种表现形态。
+
+　　毛主席在他的“反对自由主义”著作中所指出的11种自由主义的表现，我可以说没一条不犯。几年以来，我不能认真学习，求进步，不能踏踏实实地做些具体工作，“心目中没有集体的生活原则，只有自由放任主义”与个人名位计较，以致使人民教育事业遭受损失，这回检讨起来，很沉痛地感到：对不起党对于我的帮助和教育，对不起祖国和人民所付/赋予我的工作任务，对不起同志和同学。
+
+## 教条主义
+
+　　但在我的思想中成为最突出最严重的问题的，是教条主义。因此，我这里特别把它提出来，加以检讨。
+
+　　我的教学态度和学习态度是分不开的，学什么，就教什么；怎样学，就怎样教。有时是现发现卖。我的学习态度是教条主义式的，就是对于阅读一本马克思主义名著，是循章摘句，粗枝大叶，浅尝辄止，向来不能联系实际，深入钻研，以求融会贯通。至多是把书本上的一般的抽象的原理原则大致弄明白了，就算完事。我的教课态度，是事前先搜集一些有关书刊和资料，采取其中自己认为可用的论点或结论，东拼西凑、生吞活剥，很粗糙地硬往一块堆砌罗列。同时还好引用马恩列斯的原文。马克思列宁主义本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只是讲一些抽象的空洞的概念，不能拿活生生的具体事实，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这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了空洞的死教条。而死教条是要害死人的，因为它使学生不能正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能很好地作实际工作，因而也就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然而我反以为“教条不坏，教条主义才是坏的”，因而就大讲特讲教条，以为唯有这样才能表示我讲的东西有根据有力量，有丰富精彩的内容。我讲的课是否能结合学生的思想情况，是否合乎中国革命的需要，究竟解决什么问题？达成什么目的？我都不管，只是机械地盲目地乱讲。所以群众给我提的意见：“空洞无物”，“无系统，无重点”，“政治思想贫乏”，“典型的教条主义者”等等，都是十分正确的。像我这样的人，名义上也是挂着光荣称号的“人民教师”，实际我不钻研业务，不认真负责，严重的犯着教条主义的错误，不能培养青年一代成为新中国的建设人才，想到这里，内心实在万分不安。我认为我所犯的错误，不仅是思想方法的问题，而且是严重的思想意识问题。
+
+　　我所以犯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原因甚多：（一）在思想上存着主观主义思想方法；（二）深入实际与革命实践不够；（三）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不够；（四）深入群众了解群众不够，等等。除此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我的思想——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一有个人主义，就专在自己的利害上考虑问题，限制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热情。我经常强调身体不好，脑力衰弱，丧失了教书的自信心，因而松懈疲塌，没有克服教条主义完成教学任务的决心。一有个人英雄主义，就不免有一鸣惊人思想，就要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这样就不会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良好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因而也就不能不犯教条主义。
+
+　　还不止此，若再进一步追究，便可以发现我的另一严重的错误。如上边所说：由于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表现在教学上使我只去计较个人问题（如个人健康，一鸣惊人）而不关心如何满足学生要求，如何完成教学任务，正因为如此，所以一遇困难（如开会忙）或挫折（如同学提意见），叫苦连天，病呀！忙呀！以掩饰自己不愿意认真负责，不虚心接受批评的可卑心理。一年多以来，遇到困难，而不设法克服，遇到批评而不虚心接受，反而置学校制度学生课业于不顾，索性自行停止开课，这不是又犯了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主义和超阶级超政治的错误思想了吗？！
+
+## 第二部分  错误思想形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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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于1895年生于住在城市内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十岁丧母，常以“人皆有母我独无”为终身憾事。想藉读书成名，报答亲恩。在任何学校都拼命争取名列前茅，为社会人士所称赞，因而自己更加努力与矜持。从此以后，一切作为，一切打算，几乎都是为了名誉，种下了好名的孽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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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年刚从学校走进社会，就被当时封建军阀镇嵩军统领刘镇华聘作家庭教师。这是我与万恶军阀发生社会关系的开端。一年以后辞去，在中学教几年书，但认为教书没有多大出息，又依山西省长刘镇华当职员，以便谋得一官职。谁知我在一群老腐败官僚政客当中，更吃不开。悲观失望，达于极点。终日往故纸堆中钻，想求得些精神安慰，这就更强化了自己的封建思想意识。适逢1923年马克跌价，乃请准刘镇华带薪赴德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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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这一段历史可以看出，我的统治思想，名位观念，都已经有了萌芽。而顽强抵抗的性格和矜持好名的习气，也都在这一历史阶段初步养成。
+
+　　（二）我出国留学的动机，是因为那时爬不上去，幻想着到外国镀镀金就可飞黄腾达。同时，选定学习社会科学，是为了将来做官，发号施令，支配别人，还梦想藉此实现自己的“理想”“改造”社会。从现在看来，无疑，这是盲目崇拜欧美文化的洋奴思想，也是“劳心者治人”一类的封建意识和特权思想。在德奥多年，没有学到一点实学，倒沾染了不少旧民主主义思想毒素，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铺张浪费，享乐腐化等等。1929年回国，旧河大给我以讲师名义，不就，一心想当教授，这就是我的自高自大计较名位心理的表现。但不久，刘镇华派我作济源县长，而我倒马上上任。当时自己在口头上也标榜着什么“三民主义”，“人民公仆”一类的话，事实上充当了军阀的工具和帮凶，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了。幸而不到3个月，即被另一军阀韩复渠撤职。不然的话，如果官运亨通，以后我的反动罪恶行为，不知要严重到什么地步？！1930年充河大教授，“九一八”事变发生，在狭隘的爱国主义鼓舞之下，参加了反日救国热潮。我受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自此始。
+
+　　从我这一段历史中不难看出：我的风头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封建家长作风、封建统治思想都开始打下基础。
+
+　　（三）卢沟桥事变发生，我从事于抗日运动，想凭个人的努力，造成自己的政治地位，所以基本上仍是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的表现。1940年，充经济系主任，见当时该系的（当然不仅该系）进步学生蓬勃活跃，非常可爱，又认为自己之功居多，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1944年我在旧河大动员青年从军，在客观上帮助了反动派，而当时反以为替校方完成任务。“六二”学潮，我被伪教育部解聘。到解放区后还夸耀：“我是光荣的解聘”……从以上这一系列的事实中，可以看到：在这一历史阶段我的个人英雄主义与盲目的狂妄的自高自大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同时自己也背上了“进步包袱”。
+
+　　总之，我的一生，在解放前，没有得到党的领导与教育，没有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与本质，也没有正确的革命人生观，只凭个人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狂热，盲人瞎马，横冲直撞。所以除了在自己思想深处潜伏着封建统治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以外，还加在自己身上一个沉重的“进步包袱”。其实过去自己参加了抗日工作，作了一些民主运动，这都是一个国民应尽的天职，即令有其一定的进步性，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和热情的出发点，仍在达到自私的目的，同时在新社会而背“进步”包袱恰是一种固步自封，死不进步的表现。
+
+　　（四）从解放到今天已经整整4年了。在客观条件上，我本有充分学习和彻底改造的机会，然而由于自己背着害死人的“进步”包袱加之人民给了我一定的政治地位，助长了我的自满情绪，因而就安于现状，停滞不前，没有觉悟到自己有主动争取自我改造的必要。直到这次三反运动中，才检查出来自己的思想上作风上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继续不断地犯着严重的错误。现在恍然如大梦初醒，真正认识到：我已达到错误的悬崖的边缘了，今天就是我猛回头的日子了！
+
+## 第三部分  改正错误的办法
+
+　　经过这次我的自我检讨，我认识了我的种种严重的错误事实，认识了这些错误事实的思想根源，又认识了这些错误思想和作风对于人民和自己的危害性，最后也认识了自己已经走到错误悬崖的边缘，所以我现在下了最大的决心改正我的错误思想与作风。兹提出改正办法如下：
+
+　　一  我首先正视我的错误，忏悔我的错误并坚决保证改正我的错误。我要把我的错误思想看成残害我自己残害祖国和人民的大敌人，我一定经常地和它作激烈艰苦的斗争，不彻底把它消灭决不停止斗争。另一方面，我绝不存一点和平过关的思想，更不企图混过关去的自欺欺人的可耻心理。这是我的一个决心。
+
+　　二  我尽最大的努力，放下我的“进步”包袱，甘作小学生，一切从头学起，建立和巩固革命人生观，作为人民的一个忠实勤务员，划清思想界限，踏踏实实地做革命的具体工作。处理一切问题，都从人民的最大利益出发，绝不再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的又一个决心。
+
+　　三  我所考虑的和应用的思想改造方法，仍不外以下三种主要的方法：（一）掌握理论的武器。（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三）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当然还要看自己的具体条件，再进一步作具体计划。
+
+## 四  关于我所犯过的错误事实和存在的问题，现提出改正的保证如下：
+
+　　（一）对于我的上级领导同志，我今后一定诚心诚意地尊重、服从、辅助。在工作上，我遇事和他们商量，决不再犯抵触、消极、不团结等错误。
+
+　　（二）对工人同志们，我一定尊重他们的人格，都看成是革命大家庭中的同志。亲切地和帮助他们，把我过去的一切坏作风完全改掉。
+
+　　（三）对干部同志一定多加关怀、帮助、团结，不再犯滥用、压迫、讽刺打击等类的家长作风。
+
+　　（四）对于自己的工作，在河大帮助校长多考虑全面的重大问题，在民盟方面，加强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
+
+　　（五）在教书问题上，今后争取担任一门课程，一定分出大部份精力，投入教学业务中，并贯彻集体教学精神，接近同学，联系实际，力避教条主义与客观主义，努力尽到一个人民教师所应尽的责任。
+
+　　（六）关于自己的私生活，也一定本诸增产节约与“三反”精神，严格的约束自己。
+
+　　我的自我检讨，暂到这里为止。——我觉得我的检讨还不够全面，不够深刻。希望同志们仍本诸一向帮助我的那种耐心、热情，继续给我提意见，再进一步的来帮助我！
+
+　　来源： 摘自1952年7月14日“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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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芝纶：批判我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
+
+　　<交通大学水利系主任　徐芝纶>
+
+　　20年来，我的行动始终被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指导着。为了追求舒适和安闲的生活，我以人民血汗培养出来的知识作为向上爬的资本，以神圣的教学工作作为向上爬的阶梯。我一向认为享乐就是人生的目的，至少也是重要目的之一。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看到教授们生活舒适，逍遥自在，就觉得做了教授，就可以享受一生，还落得清高美名，我就决心将来做个教授。我从不参加什么团体工作，也很少参加学生运动，因为我要钻研书本，不愿“浪费”时间。毕业时，恰巧伪教育部招考公费生留美，虽然招考的是水利工程而不是结构工程，不合我的兴趣；但我向上爬的思想使我只得放弃个人兴趣报了名；录取后就心满意足的出洋镀金了。
+
+　　回国时是在“七七”抗战爆发之后。四川龙溪河水电工程处约我去工作，我因为怕到内地吃苦，就拒绝了。清华大学又约我去教书，我因为不能得到教授的名义，又是母校，有老师们压在头上，不容易突出，也没有去。厦门大学聘我为土木系主任，先已应聘，后来又觉得学校薪水标准低，又须担任我所不感兴趣的行政工作，就背约了。我选择了浙江大学。那时我的“事业计划”是由教授而为名教授，专家教授，权威教授，稳步地向上爬。那时的生活计划是3年买洋房，再3年买汽车，学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后来浙大内迁，我辗转又到了前中央大学，也是为了在重庆生活比较舒适。抗战胜利后到了上海，为了羡慕上海的繁华生活就应了交大的聘，并先后在大夏大学、之江大学、大同大学兼课。这时我觉得地点理想、学校理想、生活优裕，就作长久之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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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想靠着教学向上爬，就不得不在同学中争取好评，建立威信。因此，我很注意钻研讲台技术。上课之前也不得不作充分的准备，在这方面，我个人的利益是与同学的利益相结合的。但是我不重视课外辅导工作，因为这要花费我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过去我经常在校外兼很多的课，也不能照顾到同学的课外辅导。我曾说：“教授的成功七分靠口才，三分靠教材。”我竟认为课外辅导不是必要的。选择教材时，也是为了表现自己，自己拿手的多讲，生疏的少讲；理论方面多讲，实用方面少讲；总之，要使同学听后对我信服。解放后，我的认识稍有提高，曾加以纠正，但根深蒂固的错误思想始终在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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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表现自己教学上突出，在讲师、助教和同学面前我曾标榜自己，对于非同行，我就备加推崇，表示我气量很大；对于和我教同一课程或相似课程的人，我就挑剔人家缺点，来抬高自己。我选择课本总是采用较深的，并在同学面前强调别的教授采用的课本太浅，将来不够用，习题和试题也存心选择难题，藉此抬高自己。我和教同样课程的教授们谈到教授法和教材的时候，总不愿意将自己认为心得的拿出来，即使拿出来也要保留一手，唯恐他们学到而增高他们威望，影响了我的地位。对于讲师、助教，我却可以毫无保留地全部告诉他们，因为他们尚不至于威胁我的地位，并且可以藉此表现我的高明。别人编讲义、写文章或者作书的时候，来和我讨论，我也不愿意多表示意见，更不肯将自己认为珍贵的材料告诉他们，为的是留待自己写书的时候再拿出来。
+
+　　我在担任系主任工作中表现了一连串严重的官僚主义，这也是由于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所造成的。我从未打算过由系主任、院长、校长这一路径向上爬，因为我觉得这样爬起来毫无把握，反而影响了我的名望；我觉得：由教授、名教授、专家教授、权威教授这条路向上爬，是很可以成功的。而且又不影响我的自由散漫的生活，还可以保留清高的招牌，如果将来写几本书收些版税，或出国讲学更可以名利双收。由于这样的思想，我就把系主任工作认为是一个额外负担，自然也不会积极负责。我常常声明，我是“教授兼系主任”而不是“系主任兼教授”。我只做些排课、选课、签字盖章等例行工作，其他一切事情不管，照旧在别的学校大量兼课。
+
+　　解放以后，同学的学习情绪提高了，同人们的认识提高了，大家渐渐关心系务的开展，常催我办理各项工作。而我的思想并没有多少转变，因此觉得系主任工作是个累赘，又感到公事繁杂，影响了教学影响了身体健康，于是就提出了辞职；以后事情越多越是与个人利益冲突，辞意就越坚决，甚至想脱离交大，除去这个累赘。
+
+　　我根本不注意系的发展，我从未作过周详的计划。我怕班次多、怕学生多、怕经费多、怕东西多，因为越多越要影响我的自由生活。我懒得召集系务会议，遇有重大的事情，只找不爱讲话的教授问一问意见就草率了事；因此事情的决定往往不是群众的意见，实行起来也难有好的效果。我不关心经费的处理，不关心试验室的设备，不关心图书仪器的购置，造成了设备和图书方面的浪费现象，和试验室的贪污行为。
+
+　　在半年以前，我不承认我是需要改造的。我觉得我一向是靠技术吃饭的，从来没有加入过任何反动党团，没有作过危害人民的事情。我也不承认我不经改造不能为人民服务。我常说：“我是一部机器，只要加了煤和水，自然会工作，自然会为人民服务。”有的同志驳我说：“机器也会为反动派服务的。”我又回驳他们说：“现在机器都掌握在人民的手里，只可能为人民服务。”我就坚持着这个谬论，还自以为得意。在饶主席的报告中，听他说到：“人不是畜牲，是有主观的”，我才如梦初醒，才晓得人与机器的差别。机器没有主观，加了煤和水自然会按照一定的方式工作，而且有一定的效果。我有自己的主观，如果思想有毛病，就会消耗人民的血汗而不为人民工作，甚至还可能忘恩负义的做出危害人民的事情。我才初步地感到我需要改造。
+
+　　（在“三反”交代时，我很轻松地交代了解放以前改名字兼课领双薪和假造单据报旅费的事。同学们听了以后大吃一惊，觉得一向被自己敬爱着的老师，怎么竟然作过这样可耻的事。我也就跟着大吃一惊，我一向自命清高，这次才觉得非改造不行了。）
+
+　　由于我过去一向生活安定，读书和工作都很顺利，不曾受过折磨，也不曾经过艰苦的奋斗，因而对旧社会没有仇恨，纵有也是轻微的，偶然的。因此，我对解放事业的伟大，没有足够认识，更不愿去做革命工作。由于我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不知我的知识和技术是由劳动人民的血汗培养的，应该无条件地为人民服务，所以我把知识当作私人的资本，向人民讨价还价。
+
+　　经过同人和同学的帮助以及领导上的启发，我初步地认识了我所应该走的路。我必须清算自私自利的思想，使自己的利益服从人民的利益。我必须以自己的知识为人民服务。在教学上，我将放弃个人的兴趣，完全看同学将来工作的需要决定教材的取舍。我将克制我个人突出的毛病，团结系内同事，发挥群众的力量，集体研究教学方法和编讲义。这就是我初步改造的决心。
+
+　　（原载1952年7月14日解放日报）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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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9 @@
+# 中共川东区党委关于开除丁剑萍党籍的决定
+
+　　丁剑萍，山东黄县人，中农成份，学生出身。1938年入伍，同年10月入党，历任团部保卫干事、军分区保卫科长、专区公安处处长等职。
+
+　　丁剑萍在进入城市后，受到资产阶级的侵蚀，肆无忌惮的发展个人主义的腐化堕落思想，生活作风已资产阶级化。在涪陵公安处处长任内，曾以经营非法生意，重报单据等方法，贪污1600万元，又以请客送礼等挥霍国家财富7800万元，并由此造成公安处3亿以上的贪污盗窃巨案。丁身为公安干部，为达到个人享受目的，竟丧失阶级立场，交结与包庇反革命分子，以及利用个人职权和机关名义，掩蔽奸商违法走私、偷税漏税。如汤启智、王鉴民，均为涪陵著名恶霸，而且是重要匪首。在镇反与减退运动时，群众数次要求政府严办，丁则不顾民愤，横加包庇，将其吸收到公安处工作，并拨发公款20万元照顾汤启智家庭；与此同时又吸收不可靠分子4人到公安处工作，直至蒋公三同志（团员）对此提出严重抗议后，丁剑萍不仅不加改正，反以“不服从领导”为借口，进行报复（召开机关干部大会斗争了蒋公三）；李达夫本系被管制的政治犯，丁则与其建立深厚友谊关系，待如上宾；又包庇奸商丁立生（丁剑萍之弟）贩运铜、铁（中央贸易部早已公布，严禁私商收购）投机牟利，为了畅行无阻，竟不惜以机关名义，发给护照，让其冒充公安处的“社情调查人员”，掩护其非法活动，并擅自挪用公款2800万元，令其往返天津、重庆等地贩卖照像器材，并勾结照像馆老板伪造发票，从中偷税1400万元。
+
+　　“三反”运动开始后，丁剑萍不思悔改，多方压制民主，抗拒运动，拒不坦白，这就说明他在政治上已蜕化到不可救药的境地。为纯洁党的队伍，区党委决定并经西南局批准开除其党籍，建议行政撤职。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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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3 @@
+# 中共川东区委员会关于开除方音党籍的决定
+
+　　方音系河南省遂平县人，现年28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1939年入伍、入党，曾任军区组织科长、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县委书记等职，现在万县市市委书记。
+
+　　方音在十多年的革命斗争中曾为党为人民作了一些工作，有一定的贡献，但由于他严重地居功自傲，拒绝党的教育，不认真进行自我改造，以致其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本质仍严重存在，尤其在进入城市后经不起资产阶级享乐腐化思想的侵蚀，因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堕落腐化行为，发展到蜕化变质。
+
+　　方音以玩弄妇女为乐事，严重的违犯了党纪和国法，损害了党的政治影响，他经常借谈工作为名，乘机以卑劣的手段污辱妇女干部，一年多来遭他强奸、调戏的妇女干部有10多人，其中有同志的已婚爱人，有素不相识的妇女干部，并鸡奸通讯员1人，这种流氓行为结婚后更加放肆，受污辱的妇女稍有反抗，方音即依仗自己的职权加以威胁，扬言要在工作上给予报复，说是“二天非整你不行”。
+
+　　由于方音醉心于享乐腐化，在万县8个月中挥霍国家财富420万元，造成机关铺张浪费的恶劣风气，并由此产生敌我不分的行为，包庇违法分了（其爱人的母亲是吗啡犯，方音经常留她在市委住宿，并派通讯员为她买吗啡）与接受资本家贿赂（以所谓亲戚关系接受资本家狐皮5张），对工作不负责任，得过且过，竟至认为像万县市这样复杂的城市“无工作可作”。对党的工作抱“只要天垮不下来即算完事”的敷衍态度，并且目无组织，抗拒批评教育。上述种种丑恶行为，方音在几次整风中均未向组织坦白，在“三反”运动中，仍企图隐瞒过关，直到被群众揭发出来，尚以种种可耻的借口加以掩饰，不作深刻检讨。
+
+　　我们认为方音已完全蜕化变质，做了资产阶级享乐腐化思想的俘虏，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品质，且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使党的威信受到极大的损害。为了纯洁党的组织，挽回政治影响，经西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决定开除方音党籍，并建议撤销其一切行政职务。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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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7 @@
+# 苏步青：积极地进行自我改造，随着伟大的祖国前进！
+
+　　<浙江大学教务长　苏步青>
+
+　　我从旧制中学毕业之后，留日十几年，回国后就来浙大教书。由于受了长期的资本主义教育的影响，因此，在教学研究上表现了自高自大，自私自利，在经济上贪图私利，损害公家利益，并表现了其它种种坏的作风。
+
+## （一）在教学研究上所表现的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的思想与作风。
+
+　　我口头上说：我做研究工作是“为中国争取国际上的学术地位”，是为了“造就人材”，但心里却想藉此建立自己的声望，做一个“国际知名的学者”。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下，我认为只有“超政治”才可以安心搞学术，提高自己的声望，大一点可以弄到像翁文灏、胡适之类的“学者”头衔，可以“学而优则仕”，小一点亦可“独善其身”。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1948年秋，济南已解放，我还参加了伪中央研究院召开的院士会议，当时还觉得很“光荣”。我一向以国外的“学术标准”来抬高自己的身份，时常用种种办法来夸耀自己。例如，我不愿听人家说我是“东洋货”，我总说日本大学是完全模仿德国的，言外有“身体留日，学问留德”之意。回国后，我崇拜过意大利，在抗日战争末期，更倾慕美国，以为它的科学技术是“世界第一”。抗日战争开始后一两年，我只怕自己的论文没有地方出版，忘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是我民族的死敌，法西斯意大利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帮凶，竟把论文寄往这些国家去发表，用“打仗是打仗，学术无国境”的话来原谅和欺骗自己，丧失了民族的立场。在大学里，我利用系主任的职权，把所有购书费全部用到与研究有关的方面，对同学需用的参考书籍买得很少；其他院系需要的数学书籍更谈不到了。这样，20年来，数学系的毕业生，除了从事研究工作的少数人外，大都感到标准太高，自叹“攀登不上”，只好收拾起从前在高中所学的一套去教高中，而大学毕业则只是替他们添了“资格”而已！
+
+　　我由于脑子里只觉得“研究”高于一切，就发生了鄙视或轻视其他工作的偏见。就数学方面来说：我在看见别人撰写中学教科书或大学微积分时，就认为他不会做研究工作，是靠着书赚钱，对他们从来没有好感。就留校的毕业生来说：我把做研究工作的留在系里，尽量照顾，而把其他派到外系去任课，表示歧视。我盲目地以为自己的工作“天下第一”，抹煞了人家的一切，藉以表示自己的“权威”。如在系与系之间分配经费的问题上，我总用研究工作要多添设备的口实来争夺经费。我认为经费争得多，不但系主任有“面子”，并且可以向别人夸耀研究工作的重要。
+
+　　我的教育观点是“天才教育”，把少数的几个拉上来而丢去其他我所认为“不可造就”的一批。以往，为研究生开功课时，全凭自己研究的需要决定，今年开这门，明年开那门，年年调换，从来不管听讲人的程度如何；我认为课程的内容愈难懂，就愈可表现我的学问“高深”。我教学时不研究材料，光是按照国外书籍或论文翻译成篇，一字不改，顺序照样，很少把基本概念介绍出来，而是机械式地传给听讲者。这是脱离实际的、教条式的教学方法；而且，本来是并不深奥的内容，经过我这样的传授，反而弄得深奥难懂了。在这种教学思想指导下教育出来的学生，在研究方面，大都互守秘密，死钻牛角尖，和提高学术水平的目的完全背道而驰。每年，数学系4年级的同学照例要分组研究，我喜欢有许多同学特别是成绩好的同学跟我在一起研究。以往，同学毕业后留校或者外出就业，要靠系主任决定或介绍。依靠这点权力，我就多拉同学和拉得越多越高兴。当自己的门生多于别人的时候，就觉得心情愉快；在少于别人的时候，就觉得“悲观”。这样，把指导学生进行研究的工作看作“做买卖”，在年青人的身上，就很严重地培养了个人主义思想，影响了他们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的树立。
+
+## （二）在经济上贪图物质享受，损害公家利益。
+
+　　“学术至上”主义之所以能支配着我的脑子，主要是由于在这招牌的后面可以实行对己有利的事情。例如，解放之初，我曾屡次向领导上反映：共产党应该“优待学者”。我除应领的薪金外，并且还领过“特别津贴费”。但我并不以此为满足，我以家庭人口众多为理由，专为个人利益打算，不去想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还和上海地区教授的待遇相计较，发过不平的论调；在这次“三反”运动中，我才发现了自己脑子里有着这些不干净的东西，并且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
+## （三）在自高自大、自私自利思想指导下，我和群众的关系问题。
+
+　　我的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思想，随着时间而发展，结果产生了特权意识及压制民主的家长式领导作风。例如，我主持数学系多年，系务从来不公开，行政及教学都独断独行，谁也不敢对我有异议；每学期偶然开一两次会议，也都一手把持，不让别人提意见。这情况直到解放后一段时间还存在着，例如课程改革、教学内容、教材编制等重要问题的讨论，都因此未能展开。此外，我又为了要保持与自己有关单位的“优越性”，时常不择手段，攻击别人，以增加自己的威风。例如，理学院在去年分配重点设备费时，我记起往年在贵州为分配经费、房屋曾有过不服气的情形，认为这是报复的良机，就在数学系系务会议上大事抨击别人，造成了系与系之间的隔阂和不团结的现象。我的这种思想作风，又表现在平常开会讨论及向同学谈话的场合；话多而浮夸，大有哗众取宠之心；话中夹杂表扬自己的语句，更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而闹不团结。
+
+　　解放前，我受了反动派的宣传，因此，正统观念很浓厚。解放后，英大并入浙大，我就以为浙大是全国5个有名的大学之一，浙大和英大“良莠不齐”，不能混在一起。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调整院系时，在省文教厅召开的会议席上，我提出了之大并入浙大的学生要“甄别编级”的意见。这就明显地表现了自高自大思想，自己教书的学校要“高人一等”，瞧不起别校学生。当时，如果不经领导上及时纠正，将会妨碍团结，影响很坏。以往学校在聘请教数学系的教授时，我一方面用很高的“学术标准”来衡量他，藉以表示系主任的“权威”，正如入学考试故意出难题以表示浙大数学系难考一样；另一方面，新教授到系之后，又怕他批评我的学问“过时”了，有碍自己的声望，就有意识地疏远他，不给他方便的条件，甚至于在看到他的教学法不如我的时候，不但不帮他改善，反而因此暗喜。由于我自高自大，在研究方面，我不能吸收新知识，以致只能停留在老一套上面；因此，我在教学方面，把重要的部门如代数学及拓扑学都空缺起来，使研究及教学都呈现了“半身不遂”的状态。
+
+　　宗派主义在浙大也是严重地存在着的。平常没有事体的时候，彼此一团和气。一旦发生利害冲突时，大家就大争大斗。复员前，理学院闹了这样一次，我是这次大争大斗的参加者。在我这方面，有不少的浙大“元老”搞在一起，也不许对方轻视我们。这样，双方都不肯让步，把学校当“战场”，相持不下达两月之久。闹了之后，双方一直不能团结，影响之大及教学上所受损失之重是无法估计的。
+
+　　解放前，教授会推我当主席，大家希望我能为同人谋福利，而我却处处为自己打算。在1947年年底国民党特务杀害于子三以后，我起初虽曾振臂高呼，主持正义，但在受到特务恐吓之后就害怕起来，表示消极，还劝告大家不要太积极，免得招来“无谓的牺牲”。1948年，陈仪当伪浙江省主席，我因为与他相识，就接受了浙大训导长的职务。在学生面前，我同情他们的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并且利用机会向国民党反动政府奔走营救被捕的同学，企图藉此博得同学们的好感；但在校务委员会上，为了照顾自己的职务，我又举手赞成开除积极分子。解放后，我当了人民代表，参加了各种政治及社会活动，但是我却没有考虑这是人民在教育和培养我，使我能为人民服务，而认为这是由于自己“进步”；这样，就不肯多联系实际，努力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政治水平自然难以很快地提高。
+
+　　此外，我的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的思想也反映在教育行政工作上。前年，我接受教务长任务时，心里虽多少存在着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想法，但接受的主要原因还是以为自己能因此提高地位。由于对教育任务缺乏深刻的认识，我以为用老的一套办法就够了。因此，自接受任务之后，我没有去与各院系很好地联系过，光是做一些传递公事、代发表格的工作；也没有和工会业务部门做过研究工作；这样，所执行的一切任务都是机械的，没有思想内容的，而且是不够民主的。由于没有去督促各系做好教研工作，就不能做出较为完善的教学计划；同时，由于没有去听取教师的教学经验，致使个别教研组徒有其名，工作的政治性、思想性及计划性很缺乏。照理，发现了工作中的缺点后，我应当积极设法改进，但我反而因此消极起来，埋怨领导浪费了我的“有用的研究时间”，从而产生了“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错误思想，想辞职不干。去年，我参加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听到要把浙大文学院并出去时，我很拥护，但在听到理学院的主要任务是为工学院服务时，就认为浙大理学院一向以研究著名，要它去为工学院服务，放弃了原来的“目标”，未免太“可惜”了，当时即约好清华大学教务长，一起向中央教育部提出要求：可否在任务下添上培养理科师资一句。因为我心里这样想：“浙大文学院不妨调整；理学院是我所在的院，特别是数学系，太好了，不应该和别校合并，以免失去‘光荣的传统’。”这也是自高自大、两眼只看到自己所在的小圈子的思想反映。
+
+　　这次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开始以后，我在联系实际进行检查时，才发现自己脑子里不适合人民要求的东西太多了。回顾在数学系工作，在教学、研究方面消耗了劳动人民的血汗代价不知多少，但报答给人民的却有限得很。而且因为我太看重研究工作，忽视中等教育，从来不去看看人民需要什么，更没有考虑到如何为国家建设努力的问题，因此，所授的教材大都好高骛远、脱离实际，使学生学不能用，单就浙江目前中等学校师资的缺乏情况来看，即可以看出我们以往在教学上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情形。不但如此，我还一向认为要安心读书就不能过问政治，在年青一代的身上灌注“超政治”的错误思想。就说研究工作吧：我也盲目崇拜外国的“学术标准”，工作很少计划，没有把人民财产化在人民最需要的设备上去；而且自己不愿意为更多人授课，只想培养一两个研究生；还要计较个人的利益、地位和威望。这样，在过去，我就把自己造成了为反动政府装饰门面的工具。
+
+　　我为甚么会存在着以上的坏思想、坏作风呢？这是和我的家庭出身，特别是受了长时期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教育及旧社会的影响分不开的，也是我在解放后主观上未积极改造自己的结果。由于这样，我处处以个人利益为前提，以自高自大做武装，以学术研究做掩护，一切以个人为中心。表现在教学、研究方面，就是把学术当做追求名利的阶梯，把教育少数人材做重点工作，企图创立“学派”，为自己巩固地位和声望；表现在经济方面的，就是贪图物质享受，损公利己，不顾整体利益；表现在对待群众方面的是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思想和变本加厉的特权意识、“正统”观念、宗派主义及家长式领导作风。解放3年多来，祖国在各方面的建设都有了空前的成就，特别是目前正处于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前夕，迫切地需要科学、技术、教育工作者参加工作；如果科学、技术、教育工作者不赶快改造自己，彻底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树立工人阶级思想，又怎能在今后工作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呢！今天，我决全心全意地投入思想改造运动，学习毛泽东思想，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和丑恶的“旧我”作激烈的斗争。我要以自我改造来迎接行将到来的新中国的大规模经济建设。
+
+　　（原载1952年7月17日浙江日报）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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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75 @@
+# 卢于道：扫除我过去反动的科学思想
+
+　　<复旦大学理学院院长	卢于道>
+
+　　我自从1930年踏进社会，到1946年从事于科学运动，前后16年。从1930到1937年为一期，这一期的主要思想为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从1937年到1946年为一期，这一期的主要思想为官僚资产阶级的科学建国思想。这两种思想，使我造成许多错误，危害了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利益。我在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中，经过全面检查之后，决将这两种反动思想，予以扫除，坚决要建立以毛泽东思想为领导的科学思想。
+
+## 一、出身与教育
+
+　　我从小跟父亲在一起。他是邮务员，总是带着小家庭在汉口、樊城、老河口等处邮局调动，月薪收入很优裕；所以我的生活是小资产阶级生活。
+
+　　我父亲之进邮局，是考进去的；他之所以考邮局，是因为在辛亥革命前和徐秋瑾是一道革命失败之故。因此我在父亲的小家庭里，他时常以康梁维新的文章教我。他灌输我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思想是仇恨满清的民族思想。他自己这种民族思想，一直支配到他死的时候。他死的时候，就穿着明朝衣冠入木，做到了“生降死不降”。这是一种汉族主义。
+
+　　同时，他在邮局作事，如在汉口的时候，时常受外国（英国）人的气，和外国人吵，就恨英美帝国主义。他一面恨英美帝国主义，一面却以康梁维新谈英美民主的文章介绍给我，又要以英美资产阶级的民主救国。
+
+　　在1920年以前，我所受的家庭教育，使我在思想上存着汉族主义，仇恨英美帝国主义，同时又崇拜英美的旧民主思想。
+
+　　1920年以后，我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我所受到的不是马克思主义，乃是“民主与科学”口号，如丁文江所介绍唯心的披尔逊（马哈主义者）科学思想，及胡适之所介绍唯心的杜威实验主义等。从1921年起，我在前南京东南大学读书，那个学校连学制（如选课制）都是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搬来的。我在那里学心理学与生物学，亦是美国的一套，如华真行为派（机械论的）、皮奈西孟智力测验（莫尔干思想的支派），以及其他的资产阶级的生物学。这时候，我学的是科学，又是美国科学，我的崇美思想达到极点，所以大学毕业后就去美国留学。
+
+　　我到美国之后，受到了美国社会排华的刺激很深。我学的是解剖学，解剖学是接近体质人类学，亦就是接近人类学的。我专门研究的是神经学，在神经学里又遇到鄙视中国人的论调，如古尔兹薛尔的一些中国人脑论文，文章里面说中国人脑更近猿类。这些文章引起我的反感，我就以同样神经学研究去反对他们，而我所用的思想武器，仍旧是资产阶级科学里的民族主义，想以这种反动的科学思想，来解决汉族优越感与留美时民族自卑感的矛盾。
+
+　　我就这样在1930年回国来了。
+
+## 二、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
+
+　　资产阶级反动的民族主义，是以民族优劣论为出发的。我回国的时候，却认这种反动的民族主义为科学，就从这样反动思想出发，来研究中国人脑子，去否认中国人脑是劣等的；我就站在反动的民族主义立场去反对歧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
+
+　　我在1930至37年搜集中国人脑子，研究中国人脑子，结果否认了中国人脑更近猿类而次于白人脑子的谬说；但是我并没有从反动的民族主义中解放出来，于是编了“科学的民族复兴”一书。
+
+　　那个时候我受了这种反动的民族主义毒害很深，以至于看不见帝国主义对我们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压迫剥削，只在反动的生物学里兜圈子。这种反动的生物科学，给我毒害这么深，甚至于我怀疑了中国的地大物博人众的伟大民族力量。有一次（1935年？）我在杭州浙江图书馆出版的“图书展望”上，写了文章，还说中国地并不大、物并不博、人并不众的荒谬言论。民族信心被反动的科学伤害到了极点，这就是说反动科学使我在思想上已甘心作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奴隶。
+
+　　那个时候我仅留下来一点祖国悠久历史的观念，使我还有一息民族信心。
+
+　　我从这样一息尚存的民族信心出发，编了“科学的民族复兴”一书。在这本书里，邀请许多专家写文章。我写了第一章关于中华民族的历史，虽然是错误的大汉族主义，还表现尚存一息的民族信心。这种民族信心，是跟着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走的，并不是从劳动人民伟大力量那里反映过来的；而真正无产阶级或劳动人民的革命力量，如中国共产党所代表者，才是真正坚定不移的民族信心。
+
+　　我在第六章，谈中国人脑及智力的时候，斤斤较量大脑皮质的厚薄，大脑皮质的细胞组型与纤维组型，其结论说：
+
+　　据作者个人意见，以中国古代文化之灿烂衡之，其脑决不至于较西人低至若何程度；惟发育不全、营养不足，或为事实，凡此皆足以影响脑之工作。故欲吾民族复兴，文化建设，营养之道不可忽也。（该书203面）
+
+　　从上面这段话看来，事实上我承认了中国人脑发育不全，营养不足；我已作了反动的民族主义的俘虏，承认了民族有优劣，这也就是说我民族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不是帝国主义的罪恶，而是我民族脑子不良。照这样说起来，我们只怪自己不行，不要怪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就这样穿上科学外衣，发出反民族革命的议论，助长了帝国主义的威风。
+
+　　接着谈中国人脑子，在同一章内论及中国人智力，我又凭依智力测验的结果，去作反动的结论。智力测验的出发点，特别是民族智力测验，如许多美国资产阶级反动心理学家所作的，其出发点就是民族有智愚这一反动思想，这是帝国主义压迫殖民地的思想，是用以作为压迫殖民的藉口的。而我竟认以这些反动思想为基础的心理学为科学，并从这些反动的心理学结果，得出结论说：
+
+　　鉴于智力测验的结果，则中国人殊不弱于白人；而鉴于沈氏之品性测验，则中国人之精神极不健全。暂时此二者可视为定论（同上，208面）。我将这种“中国人之精神极不健全”作为定论，损害我们伟大的民族革命信心，同上面一段论中国人脑同样助长帝国主义的威风，这是多么反革命的言论！
+
+　　其次再如我所写的第十章，论中国人种之改良问题，我从孟兑儿莫尔干反动遗传学讲起，一直谈到节制生育、限制生育，这完全是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引伸。我说：
+
+　　凡不宜生育者，由政府以法律手续施以割治手术，使结婚而无后，凡患有可遗传之体质精神病者皆当限制之……凡不宜留传给我民族后代者，皆当限制其生育。世界上文明各国如德如美，已实行于前，吾国当步法于后，一方面由政府立绝嗣之法，他方面将不良生育之害广为宣传，使普通以及宜绝嗣之公民，皆明了此旨。（见原书279面）
+
+　　照我那样讲起来，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完全是人种遗传决定了的，不是帝国主义压迫的结果，我们取消民族革命，只要自己限制生育以减少人口，每年灾荒饿死许多人，反而有益于中国，这岂不是作了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取消民族革命的反革命论调么？这种反动科学思想真是不能容忍！这样谈民族复兴完全是反动的自杀的民族主义。
+
+## 三、官僚资产阶级的科学建国思想
+
+　　抗日战争起来之后，在我思想上曾感到愉快，觉得在这一次抗战胜利之后，我们可以扬眉吐气了。那个时候在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之下，勇气百倍，我的民族苦闷，在抗战起后，就转移到积极抗战方面，因此我决心要投身科学抗战。这种思想，还是由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而不是由民族革命立场出发的。直至我在1939（40？）年到反动派的军委会贺耀组那里，毛遂自荐要到前线视察，看前方需要一些什么科学，他告诉我前线非常落后，不需要什么科学，这种消极抗日，将我科学服务于抗战的思想冷淡下来了。
+
+　　碰了这一次钉子之后，我仍看不到蒋介石国民党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蒋介石曾伪装号召一面抗战一面建国，我就想科学服务于建国。我在这样思想之下，曾醉心于美国的TVA建设，因而由美国派来中国的萨凡奇博士所倡导的扬域安YAV建设计划，以至于蒋匪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所提的建设计划，我都热诚拥护。我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来看科学建国事业。我不晓得如果“中国之命运”书内建设计划实现了，不过是四大家族的产业，对我们劳动人民剥削得更多；如果扬域安计划实现了，不过是替美帝国主义工业产品在战后找到了很大的销路，将我国殖民地化得更深。
+
+　　正在这种“科学建国”高调唱得很响的时候，抗战胜利了，中共号召组织联合政府。就在这个时候，我和一些科学界朋友发起组织中国科工协会，同时亦参加一些民主问题座谈会。我参加了民主与科学座谈会，亦就是九三学社的前身。而我的民主思想，仍然是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民主思想，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思想，因此接着我又犯了严重错误，要民主而危害了民主。
+
+　　在旧政协里正协商组织联合政府的时候，进步民主方面的文件我签名赞成了；可是第二天国民党要我否认，我亦否认了。我的所谓“民主”，是反映着马歇尔的要求，是国民党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的民主，我是受了幼年时康梁所介绍的英美民主思想的毒害，以及青年时所受帝国主义教育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结果反动派在反动的重庆中央日报上大事宣传，说某些人（包括我在内）并没有签字那文件，共产党假借名义强奸民意，我就这样严重地破坏了旧政协里的民主斗争。这件丑事真是我政治生命上莫大的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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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名否认的丑事，对我教育还不够彻底，还在想科学建国，依据“中国之命运”的许多计划来建国，因此接着1946年初，我在科学杂志上写了“一个任务，一个领袖”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所谓一个任务就是科学建国，所谓一个领袖就是蒋介石。在这篇文章，提倡扬域安计划，还说“需要美国全国工业界来配合”，还提到美国对外经济处替我们所拟的工业化方案，需要5年时间，18亿7千万美元。这就糟透了，完全把中国出卖了。如果照这样作起来，中国完全是美帝的殖民地，殖民地的傀儡是四大家族的头子蒋介石，那末抗战胜利的结果，就是中国变为美帝独占的殖民地。事实上这就是马歇尔来华的企图，我就替马歇尔宣传了。一直到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美帝在中国横行，才给我一个最后的教育，我醒过来了，原来我跟着科工协会及进步民主人士讲民主，而我自己走的是反动资产阶级骗人的民主路线；我所讲的是科学与政治结合，走的是与反动政治结合；我所讲的科学建国，是帮助美帝及四大家族剥削中国人民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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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思想上已经完全走上反动的路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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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建立新的科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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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面严重反动的思想看起来，所谓民族主义，完全是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不是民族解放而是出卖民族；所谓科学建国，完全是官僚资产阶级的“科学建国”，不是工业化而是殖民地化。我的科学思想里，完全反映了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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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后我们将美帝国主义及其他一切帝国主义都赶出大陆了。通过和平民主国际阵营的斗争，帝国主义侵略战争阵营已经削弱了。同时通过我们英勇的抗美援朝，非但美帝国主义已狼狈不堪，而且中朝国际的友爱团结，已给我很大的国际主义教育。最近在北京筹备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以及北京、上海各界人民声援法国人民保卫和平运动并抗议法国政府非法逮捕杜克洛等和平战友，都加强了我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底认识。1948年苏联李森科发扬米丘林生物科学痛斥莫尔干反动生物学的胜利，更使我从反动的民族主义自然科学中解放出来。我从中国米丘林学会的胜利及农民生产力（包括技术）的解放中，建立了民族形式生物科学的决心，同时亦建立了民族形式的全面自然科学的决心。自然科学过去固然是由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我们要能批判地吸收这些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是今天由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领导着以辩证唯物论武装而发展起来的先进自然科学成就，如米丘林生物科学、施米德天文科学、波特列洛夫化学、巴甫洛夫生理学等，都将在我国科学研究教育及工业化建设中起有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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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我看穿了过去“中国之命运”书内四大家族剥削劳动人民的计划 ，以及扬域安那种美帝国主义奴化中国的计划；解放三年来我已看到毛主席所领导的治淮、荆江分洪、导沭整沂、苏北灌溉总渠、引黄济卫、官厅水库以及西北、东北、华北、苏北、山东等地造林，这些伟大的由人民力量为人民利益的改造自然成就，使我完全觉悟过来，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不但领导了祖国的社会革命，并且领导了祖国伟大的自然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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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感谢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胜利，解放三年来和今天的思想改造运动，把我的思想从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下解放出来。我完全认清了过去我科学思想的丑恶与反动性，同时亦认清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我坚决要扫除旧的科学思想，建立新的科学思想，为祖国的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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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原载1952年7月19日上海《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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