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ff --git a/CCRD/1/3/2/000383.txt b/CCRD/1/3/2/00038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188453fce379ce3dd1477c5f56043e0be628545 --- /dev/null +++ b/CCRD/1/3/2/000383.txt @@ -0,0 +1,27 @@ +# 科学院第三次座谈内部矛盾　着重讨论体制问题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关于正确处理内部矛盾的座谈会，昨日下午结束。会上的发言，主要针对着同科学院体制有关的问题。 + +## “实验科学是国家科学水平的标志” + +　　化学家柳大纲和袁翰青都指出科学院对实验科学的忽视是十分严重的。袁翰青说：“科学发展应以实验科学为重点，实验科学是国家科学水平的标志，不重视实验科学将会影响科学发展的方向”；我们目前的实验科学十分可怜，它同其他科学的比例应该重新考虑。 + +## 科学院有些机构可以合并 + +　　对于科学院的组织机构问题大家提出的意见最多。昆虫学家朱弘复说：在体制问题上科学院摇摆得太厉害，不少组织机构变了再变。有些机构成立了，但不知道该做什么，如有些学部委员，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该做什么。领导上总以为人多好办事，实际上层次多了反而碍事，许多担任行政领导的科学家将时间花费在处理内部事务上去了。柳大纲还说，机构的多变同机械搬用苏联办法的教条主义作风有关。动物学家寿振黄认为，科学院不应该希望全面发展，而应该有重点。科学院想集中全国科学界的人力物力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他认为院内部也应该考虑各单位的配合。不少人认为可以合并的机构应该加以合并，这样不但可以解决科学院同高等院校、产业部门之间的一些矛盾，内部的行政人员不足，图书、仪器、器材分配的矛盾也都可得以缓和。地球物理学家傅承义认为，科学研究应该先有点，然后自然地发展到线，不应该一开始就要求点线全备。自动学家陆元九也有同样看法。他说，我们要领导全国科学研究，先要自己站稳脚跟；去年新设立的自动学等四个研究所的筹备委员会，人力都很不足，而且他们相同的地方很多，不同的地方很少。他主张合并起来。朱弘复还提出了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即：科学成果的推广这样的大问题没有人管。如昆虫研究所制成的一种木材防腐剂，有很高的实用价值，但无人管它的推广问题。 + +## 单纯依靠外国仪器会使我国科学永远落后 + +　　目前，科学研究用的一切器材都通过对外贸易部去购买的办法，物理学家钱临昭认为不合适。一般的器材，可以由对外贸易部供应；但是许多特殊的、精密的器材，对外贸易部是无力量代买的，因为他们买得到的仅限于商品，如应用物理所要用的“氦”，就一直没有买到。他建议科学院器材局考虑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器材局局长汪德昭和放射化学家萧伦都同意钱临昭的意见。汪德昭并认为目前器材供应工作没做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领导上小看了这项工作，配备在器材工作方面的干部的文化水平太低。陆元九说，自从提倡精简节约以后，发现用外汇去买的许多仪器，国内是可以制造的。同时完全依靠去外国买仪器来用，只能使我们的科学永远落在人家的后头，应该考虑建立自己的为科学服务的仪器事业。 + +## “应该使学术空气活跃起来” + +　　物理学家张文裕说，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觉，就是我们的学术空气不浓厚，主要的是大家见面不谈学术，这种情形甚至不及抗战时我们在昆明时的情况。“谈学术问题应该成为科学家的生活的一部分”，谈论能引起争论，引起深刻的思索，对科学发展有很大好处。他说，很少谈论恐怕和保密也有关系，但我总认为应该使学术空气活跃起来。傅承义认为，我们现在有一种“官气”，好象研究员努力的目标是做所长，这使人很奇怪。科学院也成了大衙门，谁领导我们也摸不清。萧伦说，应该用对科学家的尊重来代替政治待遇。彭琪瑞等对于一些科学工作者的铺张、浮夸的作风也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和科学工作的精神不一致的”。 + +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罗常培、吴仲华、郭慕荪、黄文熙等科学家，另有张宗燧和秉志两位科学家书面提了意见。 + +　　郭沫若院长最后说，连续开的这三次座谈会很有收获，大家揭露了科学院工作中的许多矛盾，也提出了许多解决矛盾的办法。他表示：能解决的矛盾当尽快解决，不能立即解决的当努力创造条件。科学工作的体制是大问题，科学院已成立专门小组研究。他希望象这样亲切地给领导提意见的做法，今后用更多的方式使经常化、制度化。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84.txt b/CCRD/1/3/2/00038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c766b293e87a93a89acc6de68f64692a92a747d --- /dev/null +++ b/CCRD/1/3/2/000384.txt @@ -0,0 +1,31 @@ +# 陝西省汉中專区今春因粮食供应紧張連續發生鬧社事件 + +　　新华社西安3日訊 陝西省汉中專区，許多地方的农民，入春以来因为粮食供应問题不断發生轟鬧事件。小龙社社主任彭德茂被要口粮的几个农民拉着游了一条街，还吐了滿臉的吐沫，气得彭德茂哭了三天，一个多月藏在家中不敢露面。社主任陈克义因其母被衽員打罵，非常气憤，扯掉党费证，將社里的許多文件拋扔到乡政府，赌咒不当社主任。二里桥、王子嶺兩个社二十六名队長、主任中因此提出不干的就有一大半，他們說：“公家不給粮食，这样弄下去社员都要把咱連骨头吞嚥下去了！”焦山乡乡文書因群众曾多次轟鬧过乡政府，于是便把乡政府大門鎖上不敢归来。長林乡乡長因此事跑到县上一面哭一面硬要县長立即撥粮，否則就不回去。联彡区区委書記在下乡时被群众包圍要粮，后来經区多方婉言劝說才被放同。楊灣乡民一天听說县長要来开水利会議，刹时蜂拥了一百多人准备鬧事，后来沒有等着，才逐漸散去。县委副書記乔均到張家灣檢查水庫时也被群众包围，費了很多周折才被放回，回来后对人說：“农村真的不敢去，去了就难走脱。” + +　　城固、略陽、南郑、洋县都曾几次發生群众性的鬧事。城固县大槽壩村一百多农民拥到县人民委員会，他們提出“共产党不能眼巴巴看着叫我們餓肚子！”城固县南坎营乡每天平均有二十五、六人到乡上要粮吃’他們气憤地說：“入了社了，上至房下到地都交給社里了，你們公家不管誰管。”一些农民借此要求退社，仅据城固县三个区一个直屬乡的統計，要求退社的有二百二十多戶，已經有数十戶把自己入社的土地翻犁后自行种上洋竽等庄稼了。 + +　　一些富裕中农趁机煽动社員退社。他們說：“入社沒單干好，口粮要过秤，公粮購粮欠不下，咱反而吃不飽不自由！”二里桥社十戶退社的社員中就有八戶是富裕中农。褒城县青泉乡“起产”农業社因粮食問题有二十多戶社員要求退社。 + +　　造成以上問题的原因，据了解： + +　　第一，去年和前年汉中部分地区歉收，粮食总产社比1054年减少了。 + +　　第二，許多社員錯誤地認为既然入了社，一切都靠社来管，沒有注意节约粮食。西乡县树林坪农素社不少社員平时不注意节約粮食，喂猪不利用代食品而用粮食，一些社员大兴土木請工叫人因此多吃了粮。还有不少社員趁机販粮食，圖挣錢。洋县戚氏农業社七十八戶社員中就有七十三戶把的口粮以黑市卖掉了，反要国家供应自己口痕。汉中市、城固、褒城等地的一些农民趁粮食自由市場放松管理之际，把口粮拿出一部分汉黑市卖出，黑市粮价一般都比市价高三分之一左右。 + +　　第三，有相当一部分民(特别是富裕农民)假叫喊。城固县渔洞子乡一个業社中叫喊沒粮吃的有六十八戶，經过排队嫫底，發現真正沒粮吃的只有十六戶，其余都假叫喊。該县沙河营，乡因粮食問题到政府鬧过事的有四百三十二实际上真正不够吃的只有一百零五戶。褒城县和平农棠社社員張炳青，家中还有积存的粮食，只是因为去年分配时收入比平干时捎微减少了一点，因此便到社主任家中去轟鬧，并叫自己的女人和雨个兒子在社主任家中搶飯吃，还威胁社主任說：“你不信，就到我家中去搜！”社主任逼得走头無路便到他家中去搜，結果找出粮食一千多斤。 + +　　另外，有些富农也叫喊沒粮吃，并趁此机会煽动农民和政府鬧事。(張国宁) + +　　团结农業社干部强迫社員投資 + +　　新华社合肥8日訊安徽省桐城县团結农業社干部用粗暴的方法强迫社员投資。 + +　　团结农業社因去年减收，今年缺乏春耕生产资金，社务管理委翼会就錯誤地决定采用“开展政治斗爭”的粗暴办法来發动社員投資。他們首先召集社干部开会，發动干部带头投資。当几个社务委员投资以后就沒有人投了。这时监察委员王能雅提議干部互評。所謂互評实际是挤、逼的方式。他們用这种方式又挤出了一些干部投資。 + +　　搞完干部投資，便“趁火打鉄”，連夜把原先摸好底的二干八戶社员叫起来到社里开会。社主任簡單地說了一下投資的意义以后，就叫大家投資。当时只有社員湯永昌等五戶自报投資二百六十元，余下就沒有人再报了。在沒有办法的情况下，社委会又采取“打一儆百”的办法，当場問社員吳順德为什么家里藏着买大板車中的錢不投資。监察主任丁紹元还威吓吳說：“如果不投資就把你捆起来”，吳無奈何，只妤表示認賬。社員王擇厚脚剛跨进社屋門，社主任二話沒說，就叫会計把本子打开，看他应“摊”多少。会計說“一百五十元”，王擇厚誕：“那有这么多錢！”副社主任湯国稈接着說：‘卖掉大板車就行了！”王不顾卖，湯国祥就說：“不投这些錢，就用绳子捆起来。”王擇厚也只好答应了。在社干部的一再挤、压、威吓下，到会的人共报名投资八百零二元。 + +　　散会后，社員非常不淌，社員張以山說：“不投資就捆人，簡直是不講一点道理。”王擇厚兄弟二人在卖了板車以后，一提起板車就哭。 + +　　乡中共基層委員会發觉这件事后，就派人到这个社去帮助社干部提高思想觉悟，扭轉偏向。(石正章据安庆报編)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98期, 一九五七年五月八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85.txt b/CCRD/1/3/2/00038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a2de4cd9c2708edd856d619c89f91d0e87f07ca --- /dev/null +++ b/CCRD/1/3/2/000385.txt @@ -0,0 +1,23 @@ +# 上好第一课 + +　　<解放日报社论> + +　　最近时期，在我们上海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到处充满着生动活泼的气息。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一系列座谈会上，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预备会议上，在各个方面、各个单位最近举行的各种大小会议上，人们都可以亲身感受到这种热烈的气氛。没有参加这些会议的人，只要打开每天的报纸，也不难看到：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正在变成伟大的物质力量，把我们人民内部的各种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我们祖国的建设事业推向一个更加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 +　　这种生动活泼的民主生活，对于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对于我们每一个在各种领导岗位上工作的共产党员，有着特殊重要的教育意义。为什么说特殊重要?因为它实际上是祖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我们学习建设本领的第一课。 + +　　我们的同志都是经受过阶级斗争的锻炼的，有许多同志并且经过长时期的锻炼。我们在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恢复时期和有计划地经济建设开始以后，也学习过一些建设方面的知识。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间，我们的党，我们党的干部，主要的精力是放在搞阶级斗争方面。那时，我们还不可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学习建设本领方面。现在，国内的阶级斗争基本上解决了。伟大的革命暴风雨时期胜利地结束了。几万万被压迫、被剥削的饥寒交迫的奴隶，成了国家的真正的主人。祖国的一切有生力量，经过了革命暴风雨的锻炼，像雨后春笋般地成长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大规模建设的道路已经打开了，我们正在向着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的伟大国家的目标迈进。我们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建设本领方面，也就是要进行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这对于我们党的干部来说，是完全新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新问题，我们必须学习、再学习，在学习中、实践中改造我们自己。 + +　　我们要学习的东西是很多的。要学习科学技术，要学习文化，要学习改造社会和建设新社会所需要的一切本领。这里，最重要的，是要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要改造社会和建设新社会，就要把一切积极的力量更好地调动起来，把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起来，并且还要把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而如果我们采取的方法不对头，对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得不正确，我们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如果我们不能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我们也就难以达到改造社会和建设新社会的目标。 + +　　自然，要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全部本领，要学会建设新社会的全部本领，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但是，我们必须学会这套本领。今天，今后，在我们国内，除了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以外，我们朝夕相处的是什么人呢?是人民，是我们曾经为之出生入死、英勇奋斗的人民，是曾经养育了我们的劳动人民，是正在变为劳动者的人民。只要做工作，或者说，只要我们活着，就不能不同人民中间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发生关系，就不能不处理这些问题。而且，不能用我们很多人习惯了的、处理敌我矛盾的那套办法来处理，一定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那套办法来处理。不学会区别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不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将会寸步难行，这难道是夸大之词吗?为了学会这套本领，不管有多少困难，我们也要下定决心，逐个地加以克服，难道不是完全应该的吗? + +　　“万事开头难”。为了适合新形势和新任务而改造自己，对许多人来说是更加困难些。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像绳索一样捆着很多人的手足，闭塞着很多人的思想，不能前进一步。为了前进，就要进行斗争，放下包袱。这种斗争是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也就是教育的说服的方法。现在，各方面举行的党内外的会议，就是我们学习这一套本领的第一堂课。在这个课堂上，人民是我们的先生，他们举出了许许多多生动的、有时是惊心动魄的事实，作为我们的活的教材。这些教材，并不难懂，因为都是我们亲身干过的事。事实经过，张三、李四，我们都很熟习。从这些教材中，学习到有益的东西，并不是困难的事。应当说，最近的这些学习，已经给党的整风运动作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 +　　但是，绝不能说，我们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是勤奋的好学生。我们已经听到一些这样的议论，有些同志还不了解这就是整风的开始，有些同志还在等待上级的计划，还没有主动地去上课。在已经进入课堂的同志中，也有些同志在听到党外朋友或下级同志的批评的时候，就感觉到这是一种“压力”，有的同志情绪有些消极，表示“不通”、“委屈”，有少数人甚至思想抵触很大。当然，这里面也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我们大多数的同志是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当他们听到别的同志对他提出这么多批评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心里有些沉重，有些难过，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有些同志没有同党内外同志在一起开会的习惯，没有养成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习惯，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却不能掩饰一部分同志的消极态度。我们应当看到，我们有些同志缺乏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虚心，在他们的心目中，他自己永远是正确的，他是专门来管别人的，别人是受他管的；他可以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批评别人，别人花一个钟头的时间批评他一下就不行；他可以命令群众这样、那样，群众不能命令他一句；他叫群众办事，不办不行，群众要他办事，他可以不理采；他可以压群众，群众有点意见，他就说是“压力”；在平时，他可以说一大堆有错误的话，群众说一句片面性的话都听不进去。简单一句话，他们已经有了那么一个架子，一个站在群众之上的架子，无论如何舍不得放下来。我们应当劝告这些同志，我们共产党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脱离群众。我们永远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是我们的主人。谁如果把这个位置摆错了，以为自己比人民群众高一等、至少是高一头，谁就站在了一个脱离群众的地位，站在一个反人民的地位。如果有了这种错误，还摆架子，不肯改正，那就更加危险。现在，有这么一种“压力”，正是促使你放下架子、走下楼来、回到群众中来的动力。懂得这一点，就应当乘着朋友和同志推一把的助力，迅速地跳过障碍，走下楼来。现在，党和群众竖着梯子，等待你，你对那个架子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我们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一切，难道那么一个架子都不能“牺牲”吗?难道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同群众打成一片”等等，都只是骗人的谎话吗?如果连放下架子、甘心当小学生的决心都没有，那么，又怎么样学会新本领呢?如果不准备学会这套本领，今后的日子又准备怎么过呢? + +　　有的同志耽心放下架子以后，就会丧失威信。其实，真正的威信绝不是一支空架子。我们已经看到，那些采取积极态度的同志，他们并没有等待上级布置，就主动地找人谈话，虚心地倾听意见，有些“逆耳之言”，听起来很不舒服，也耐心地听了，对所有的意见，包括正确的、部分正确的和错误的意见，都采取分析的态度，既不肯定自己的一切，也不否定自己的一切，是自己错了，诚恳地承认错误；不完全对的意见也加以充分地考虑，对错误的意见也善意对待，许多复杂的问题，同群众商量，共同想办法解决，这样，原来横亘在他们中间的一堵高墙，迅速地消逝了，党和群众的关系迅速改善了，被批评的同志的思想水平提高了，原来丧失了或受到损害的威信迅速恢复或者提高了，那个单位里的整个面貌也为之一新。这样在第一课课堂上可以得五分的学生，现在虽然还不很多，难道不是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的吗?而只要下定决心，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就可以做到，不是很明显吗? + +　　为了把第一课学好，就要放下架子，两条腿老老实实地站在地上，站在群众之中，作一个勤奋的好学生，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逐步地改造自己，学会新的本领。 + +　　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党员在目前所遇到的一个重大考验。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86.txt b/CCRD/1/3/2/00038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ae9a3d0a3727eb1318b6de419bc4c826cac6d2d --- /dev/null +++ b/CCRD/1/3/2/000386.txt @@ -0,0 +1,59 @@ +# 首都中学教师发出声音 + +　　本报讯 八日下午，本报邀请十多位中学教师和行政干部座谈中学教育中的问题。 + +## 帽子多而大不敢鸣和放 + +　　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第四中学语文教师白杰。他说：“‘放’的问题，学校里谈过，党支部也提出来了。可是，似乎学校里的空气、土壤、环境都不适合‘放’。所以，直到现在老师们还不敢‘放’。譬如：刚提出一个意见，学校负责同志或者党员就赶紧批判，扣上什么资产阶级思想、形式主义等帽子。”五中语文教师李慕白谈到，他本来对五级分制有意见，但是怕被扣上“反对苏联先进经验”的帽子，所以不敢提。女一中物理教师王肃认为高中物理在高年级应该有些讲演课，但是教育局推广的是“谈话法”，因此一直不敢提，怕被戴上“保守”的帽子。这些清规戒律，阻碍着中、小学教师大胆地“鸣”，尽情地“放”。 + +## 学制的论争 + +　　目前，学生们普遍感到课业负担很重，多数老师认为，我国现行的学制不合理是一个重要原因。高中学生想要门门兼顾，实在力不从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老师们主张改变学制，把中学现行的三、三制改为四、二制，使学生在比较长的四年的初中时代，学得比较浅的但是完整的知识；到了高中(或者叫大学预科)，就密切结合高等学校的需要，按文法、理工、医农分科，根据各种的要求增加或削减些科目。 + +　　王肃说，我们现行的中、小学学制是学的美国的，应该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加以改变。现在，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中一年级的课程重复太多，可以删节。这样，需要学习的东西减少了，小学可以改为五年，中学四年，另设二年的大学预科。他认为，九年的普通教育中应当着重加强语文、数学课程，打好从事劳动生产的基础。大学预科可以专门学习外国语、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并按志愿学习大学有关专业的基础课程，精减大学的这些课程，这样也可以缩短大学的学习年限。 + +　　目前，普通教育中的主要问题是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这表现在教材、教学方法、五级分制等各方面。 + +## 物理教材好像竹竿文学课成了万金油 + +　　一提起教材，几乎到会的所有教师，都对自己熟悉的课程提出意见。 + +　　从一九五一年开始，王肃历年都参加物理教材编写工作的座谈会。中间经过了几次三番的编写，但是，至今仍然没有定型。他说，说编写，其实并不确切。因为物理课本基本上是照抄苏联的。由于东抄一段，西抄一段，拼凑在一起，就不免像竹竿一样，一节一节，衔接得不恰当，何况还有错误。可是，我们却把它奉若经文，不敢更动。文学、生物、地理课的设置，都有它的目的的。像文学课本，也曾经向各方面征求过意见；可是，用了不到一年，就有了各种论调，说什么“太深太难”，“古典文学对学生没用”等等。怎么办?领导上又想走回头路。但是，究竟学生们反映如何呢?领导上也缺乏深入的了解。李慕白、白杰和三十七中语文教员余冠五等都在会上反映，同学们还是喜欢古典文学的。可是，李慕白感叹地说：“现在文学课成了‘杂八凑’和‘万金油’了。比如要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就在文学课里加上有关这方面的教材；今天加劳动教育，明天加卫生运动，这样七凑八加，到底文学课起什么作用呢?”他觉得教育行政部门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缺乏有事同群众商量的工作作风，不倾听群众尤其是教师群众的意见，摇来摆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 +## 课程忽儿设立忽儿取消，教师无所适从 + +　　对其他科目的教材，教师们也感到有许多问题。女二中生物教师平桂兰说：“听说今年高二的学生要停达尔文主义基础课，改成生物课。可是，生物教材直到现在还没有编出来。要是一边停了，一边又接不上，将来这一班同学怎么考农、林方面的专业?”总之，大家认为，现在教材一改再改，东抄西抄，课程忽儿设立忽儿取消，使教师无所适从，对学生没有好处。他们希望教育部自己首先要拿定主意，同时对现行教材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大力精减和适当调整。 + +## 谈到教学方法令人啼笑皆非 + +　　谈到教学方法，不少教师啼笑皆非。三十一中数学教师尹去病过去不敢发表他对“堂堂综合课、课课谈话法”的意见，现在他终于提出：这样做的结果，其实是抹杀老师的教学经验。王肃也说，他的学生考上大学以后，回来给他提意见。学生说：“老师，您提问用去十几分钟，巩固又用了几分钟，只有二十多分钟讲解新课。可是隔了一个暑假，我们进了大学，就要连着听九十分钟的新课。从这样少而浅的内容一下子增到这么多而深的内容，学生怎么受得了呢?”王肃认为，不能死抱着五个“环节”不放，也不能形式主义地强调谈话法是最先进的，更不应该以提问人次的多少来衡量教学质量的好坏。高年级的学生已经有了相当的理解能力，因此，有些讲演课也是需要的，也一样能启发学生积极思维。 + +## 教育行政部门自相矛盾 + +　　说到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教师们就联想到五级分制。李慕白说，其实，五级分制并不是苏联先进经验，早在帝俄时代，就采用五级分制；美国也有相当于五级分制的记分办法。我们国家一贯用的是百分制。且不说哪个好哪个坏，首先问问教育行政部门，他们一再推广五级分制，为什么中学、大学的入学考试却采用百分制作为评分标准?可是，教育行政部门还要指指点点地批评教师们没有学好掌握五级分制。 + +## 教条主义的恶果之一：学生质量不高 + +　　学制、教材、教学法的问题，集中地反映在学生身上。这就是：不少学生的健康状况不好，政治进取心不强，只忙于看书、作作业，结果，“三好”只剩下了“一好”。一些学生的质量比以前差了，可是我们又不敢正视这个问题，仅仅以“今年比去年强”的空话来安慰自己。 + +## 一笔糊涂帐 + +　　话题从学生转到教师自己。李慕白说：“市教育局决定，语文教师改作业有作业费；可是，又规定每周教十六小时课的才算是专任教员。于是，高中班级少，一位一级教师教两个班，还达不到十六小时课的标准，这就要减掉差不多五、六十元工资，反而低于三、四级的初中教师。这种做法，当然行不通。于是，教育局又规定：该减的不减，该增加的还是增加。这样一来，其他各科教师又有意见了。大家都问，为什么语文教师有作业费?其他科没有?于是，教育局又慌了手脚，想减掉初中的作业费，可是，初中的教师不同意。他们说，我们没有请求增加作业费，是局里决定了加的；现在又要减掉这笔钱，却不考虑教师们的生活。这样吵来吵去，弄得一团糟，至今各校各人一套作法，各不相同。 + +　　可是，另一方面，却又有不少教师长期不工作，还照发工资。 + +## 距离越来越远宗派主义之害 + +　　许多教师们感到，学校的党组织和行政对他们关心太少了，对老教师尤其是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的教师怀疑太多，信任不够。白杰说：“我一提意见，就说我是旧四中的‘坐地虎’，好像国民党时期四中是个反动学校，我做教员的就也反动似的。可是，党和行政想过没有：我在四中教了二十多年书，就是上下班走的路，也不知多少遍了，当然会有些旧感情。二十年来，我天天都是早上六点一刻就到学校，锻炼锻炼身体，看看书；可是，肃反期间，却给我提意见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负责的教员。好像我是别有用心似的。当我问：负责不好吗?却没有人回答我了。” + +　　女六中化学老师贺健也说，他们学校有几个党员学生，功课老得两分，可见党对学生的学习是不够注意的。我就提出意见，要求党员首先学好功课，这样才能更好地给群众树立榜样。当时有一位教师马上就说，顾功课当然好，可是还应该注意政治觉悟。这位同志很怕因为我说了注意功课而使他们忽略了政治觉悟。我认为这样是把“功课”和“政治”分家。这是党内应该注意的。 + +　　平桂兰也说，学校负责团、队工作的人，往往是本校高中毕业的党、团员，但是他们担任了这些工作以后，表现不够虚心，不能很好地配合学校和教师工作。团日、队日，只会带着学生们在公园玩玩捉迷藏、打游击等游戏，听听英雄故事，很少教育学生怎样在学习上起模范作用。教师们平时见面只能谈一些工作和政治，谈谈生活就被看成是落后，谈谈天气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教师既无知心朋友，党和行政也不能深入群众。这样互相不了解，距离就愈来愈远了。 + +## 本报邀请部分教师举行座谈 + +　　教师们认为，造成党群关系和行政同教员之间隔膜的主要原因，是党内的宗派主义。各个学校在提拔领导干部的时候，只考虑政治水平一条，而政治水平也仅仅从工作是否积极这一点来衡量，对业务是不注意的。李慕白说：“有些学校把教不了书的人提拔做了行政领导干部，难道领导有这样简单的吗?再这样下去，领导将更落后于实际的要求。” + +　　因此，教师们要求领导干部应该兼课，具体了解教员的甘苦，平时同教员多谈谈心，才能团结一致，把工作搞好。 + +　　（来源：《北京日报》1957年5月14日。原题为：“首都中学教师发出声音 要求获得尽情鸣放的空气和土壤\强调除三害：官僚主义　教条主义　宗派主义”。）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87.txt b/CCRD/1/3/2/00038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d9b03667502eb66e413443f49d75fd714461ef7 --- /dev/null +++ b/CCRD/1/3/2/000387.txt @@ -0,0 +1,27 @@ +# 天津專区教会活动新情况 + +　　新华社保定8日訊河北省天津專区天主教和基督教教会活动，从去冬以来由秘密轉向公开，由分散轉向集中；天主教神甫和基督教牧师等，下乡前主动要与政府联系，爭取行动合法，并以宣傳爱国为借口，大肆發展务。具体表現 + +　　有以下几点： + +　　一、四出傳教，訪問教友。武清县小韓村有神甫四人，就有三人不但經常在教会附近村庄活动，并远到滄县和通县雨个專区的一些县去活动。別的專区有些县的神甫也常来該專区的永清、宝坻等县傳教。每逢节日就大肆活动。去年过瞻礼”时，任丘县神甫曾搭起長寬六百三十尺的大席棚，聚集当地和滄县專区河闆县的六百多个教徒过“瞻礼”。此外，有的地方的团員、学生，甚至个別党員，也进堂念經。 + +　　二、修整教堂，扩大教务影响。安次县廊房基督教会，今春要新修礼拜堂雨間。武清县小韓村天主教会要盖房五間，作为新成立“兒童要礼班”用。基督教楊村神台会与楊柳青衛理公会不久前都換上了新牌子。 + +　　三、組織‘要礼班”，扩展在兒童中的思想阵地。任丘县教会村庄以往秘密組織的“要礼班”，現已公开进行活动。武清县小韓村今春組織起了有二百多人参加的“要礼班”，选高小學業生講授“要理”；为扩大人数，还用糖果引誘兒童。其他地方，也有發展这种組織的現象。 + +　　四、力圓恢复已經停止活动的教会村庄的教务，开發展新救徒。中华基督教北京区会和天津基督教牧师曾維周、張然、吴永田等’都曾屡次与省、專联系，要求到各县訪問教友，恢复教务。 + +　　五、进行煽动，挑撥教徒与我的关系，坚定教徒对宗教的信仰。武清县小韓村神甫龐静芝等，趁教徒群众灾后生活困难、思想混乱的机会，就說农业社的坏话：“劳动一年。为什么分不到东西，工分那里去了。”并說：“政府現在困难，拿不出錢来，如果政府許可，我可向北京总堂要兩万元来分給各戶。”有的神牧人員到处宣傳：“宗教信仰自由宪法已有規定，誰也不能管。”“共产党的道理和教会的一拼，都是好道理。”等等。 + +　　六、积極清理教产。 + +　　出現这种新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贯徹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大大消除了教会中人对我的疑惧心理，且該專区处在京、津之間，而教会首腦机構正設在这雨地，教会中人經常往来，这里受了一定影响。同时，該專区因去年突群众生活因难，想在精神上找慰籍，也是原因之一。 + +　　这一新情况各县领导机关已經注意到了，但在贯徹执行政策上，还存在着“左”、右搖摆不定的現象。 + +　　“左”的方面表現在，对教会活动限制得过死过严，借口要证明信，限制神牧人蜀出村傳教。有的县区干部还监视神牧人員的行踪。有的地方挤掉教徒念經的时間和占用教堂来开会。有的租教会房产不按时交租。有的对救徒加以歧视，不發給救济款，不讓当社干部。因此，有的教徒不满說：“政府不叫明着念經偷着念，不叫偷着念心里念。” + +　　右的情绪也很严重。有的干部認为允許宗教信仰自由就無法再进行工作，不敢向教徒群众宣傳唯物主义思想，进行自然科学和爱国主义教育，甚至对教会人員进行影响生产和中心工作的活动汉及違法行为，也表现来手来脚，不敢开展正当的批評与斗爭。(邓子常根据1967年4月12日河北省天津專员公署“关于对当前教会活动的檢查报告”編)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98期, 一九五七年五月八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88.txt b/CCRD/1/3/2/00038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3086d926ebe7ab7e579cc1d157e9a9135f6d062 --- /dev/null +++ b/CCRD/1/3/2/000388.txt @@ -0,0 +1,7 @@ +# 浙江文艺工作者对文化局领导上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文艺界的“鸣”、“放”很愤慨 + +　　<黄客萍> + +　　新华社杭州16日讯　浙江省很多文艺工作者对文化局领导上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文艺界的“放”和“鸣”感到非常愤慨。4月30日，“东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郑秉谦，在省文联召开的座谈会上，批评了省的领导上对文艺工作不重视，要求派内行人去领导文联，省文化局副局长王子辉竟在5月3日向文化局系统的数百名干部传达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时，说郑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是“毒草”，到会的人听了很不满。省文联主席宋云彬说：王子辉说人家是“毒草”，影响了“放”和“鸣”。我看他这样做，倒是“毒草”，因为他歪曲了党的政策。5月1日在另一次会上，省文化局另一副局长王顾明说，“现在什么人都来争鸣，连反革命分子也鸣起来了”。到会的人听了王的话都很气愤，认为这是一种陷害。 + +　　来源：1957年5月16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89.txt b/CCRD/1/3/2/00038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de3be114d7f0667d4c943875d801d4b8880330d --- /dev/null +++ b/CCRD/1/3/2/000389.txt @@ -0,0 +1,31 @@ +# 吴金萃文章引起北京工商界很大兴趣 + +　　本报讯 昨天本报刊出了北京公私合营裕生祥电机厂副厂长吴金萃的“怎样看工人阶级?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一文以后，引起北京工商界很大兴趣，他们认为这个公开的讨论是工商界展开百家争鸣的开始。好些人准备参加讨论。 + +## 争鸣和接受改造矛盾吗? + +　　北京公私合营艺华乐器厂厂长张焕尧认为报纸刊登吴金萃的文章是一个很好的“放”，他很拥护。他说：“知识分子的百家争鸣已经热闹了好久，工商界的声音还是很小很微。这不是说工商界的思想里平静无事，没有什么可鸣的；而是大家觉得我们的争鸣有困难，思想上还混乱，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接受改造的问题。争鸣和接受改造是不是矛盾呢?要“放”，我们应该“放”到什么程度，什么范围呢？都很不清楚。但是，工商界人士的思想问题确实也不少，脑子里的问号一大堆，不鸣不放，憋在心里总是问题，譬如向工人阶级学习，就有人一直是口服心不服的。这一回，如果报纸能够掀起一场热烈讨论，帮助大家辨清是非，提高思想，这是直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他最近就要写文章，争鸣一番。 + +## 提出了工商界实际的问题 + +　　中国医药公司北京市公司业务科副科长阎少青说，报纸发表吴金萃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工商界中表面说是没有问题、实际上是有疑问的问题。他认为这样公开讨论，对工商业者的进一步改造有帮助。他说：“现在没有人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但是向工人阶级学什么，光抽象地说什么‘大公无私’不解决问题。我自己就还没闹清楚。可是，不把这问题提出来让大家讨论，人们就只能在背后谈谈，既不能深入分析，又不能搞通思想。老实说，像我这已经当了干部的人，心里明明有问号还真不敢公开地说出来，怕人家批评：‘亏你还是个干部，白学习啦，连这也怀疑。’结果心里疙瘩没解开，还得不懂装懂。现在报纸支持争鸣，我一定参加。”阎少青还说，他希望这次讨论要让大家好好地自由思考、多多辩论，要以理服人，别扣帽子，不然，是会影响大家放心大胆地争鸣的。 + +## 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意见 + +　　北京市五金工业公司副经理毛质宸也说要参加这次讨论。他表示不大同意吴金萃的某些看法。他说吴金萃是工商界中的技术人员，他的意见能代表一般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但不完全能代表像他自己这样的人。 + +## 工商界大都不敢敞开来谈 + +　　前门区工商联委员张文魁和杨承志认为吴金萃能够把自己的看法端出来谈，是很勇敢的。杨承志说：工商界的思想问题很多，大多数人有“落后感”、“委屈感”，但大家都不敢“冒险”敞开来谈。现在有人带头说，这不仅可以鼓励工商界和大家思想见面，而且有利于党对工商界的工作。 + +　　张文魁认为，工商界有人有思想问题不肯也不敢公开来谈，这种顾虑都是在实际工作中逐渐产生的。他说：大家对党的政策是完全拥护的，但有的干部在贯彻政策时常常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净看私方人员的缺点，不看私方人员的优点，而且常常偏听偏信，给私方人员钉子碰，使得私方人员有意见也不敢提了。目前，工商界有不少人不但对靠拢党、靠拢工会有顾虑，就是对工商联也掏不出他们的真心话来。他们说：“我说十句，也顶不上工人说一句!我有意见不反映倒好，一反映就许闹糟了!”张文魁说，让大家争鸣一下吧，这样可以鼓舞工商界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 + +## 暴露思想会不会起副作用? + +　　青年工商业者、北京市医疗器械公司财务科科长倪世富滔滔不绝地对记者说了许多话。他说吴金萃写这篇文章，他老早就知道，而且还参加过讨论。现在报纸把它发表出来，大家争鸣，他认为将会起很好的作用。倪世富说，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工商界思想的大体表现是：和有关部门谈思想，只能谈三成；业务负责人之间在一起谈，也不过七、八成；只有大家在一起发牢骚的时候，真实的思想情绪才百分之百地暴露出来。 + +　　“为什么是这样呢?”倪世富说：“这是因为有些人，特别是搞工商界工作的人，过去有思想顾虑，他们就怕工商界暴露了思想，泛滥成灾，带来副作用。工商界的一些骨干分子、积极分子，过去对敞开思想也有顾虑，他们怕自己谈了不同的意见，犯错误，在群众中影响不好；也怕别人说自己“行动上那么积极，思想却这么落后”。 + +　　“会不会起副作用呢?”倪世富说，“我认为，可能会对极少数人起副作用，但这是次要的；主要的作用，将使工商界的思想大大开朗，从而使问题真正得到彻底解决。” + +　　（来源：《大公报》1957年5月8日。原题为：“工商业者大胆争鸣的开始＼吴金萃文章引起北京工商界很大兴趣”。）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90.txt b/CCRD/1/3/2/00039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2f35aba7263cb979fa070098e47437e1dacf97 --- /dev/null +++ b/CCRD/1/3/2/000390.txt @@ -0,0 +1,13 @@ +# 西安各民主党派讨论毛主席讲话；对发挥民主党派作用提出很多意见 + +　　<《光明日报》记者> + +　　《光明日报》西安航讯 西安各民主党派组织成员，连日来广泛学习和讨论毛主席的讲话。对今后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两大方针下，如何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提出了很多意见。 + +　　在民盟陕西省委会和西安市委员会召开的扩大委员会的讨论中，民盟的省市委和一些文教部门的支部负责人，都认为毛主席的讲话，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思想上的解放，学会了怎样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来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西北大学副教授、民盟西北大学副主任委员王涯佛说：“放”，就是暴露矛盾，就是精神解放，思想解放。过去在三反运动中，有人几夜睡不着觉；肃反以后，更感到说话要小心了。心里有很多矛盾，不敢讲。这些旧账，要不要翻？有些人说，不要翻；但是，不翻，心里的顾虑不会消除，精神就不会解放。西北农学院教授、民盟西北农学院支部主任委员(此处一字打不出)志刚说：矛盾揭露了，是不是削弱了领导威信，不是的。解决矛盾，是从团结出发，要克服“左”的情绪。有人认为，只有拍桌子，话说得厉害，才算是批评，合理的说服，就不是批评。知识分子容易片面，不是肯定一切，就是否定一切。尤其是在团结方面。矛盾来了，往往发烧到三十八度，不是心平气和的谈问题。要注意使温度正常，才能达到两个团结。 + +　　九三学社西安分社目前已召开了两次会议。西北农学院副院长、九三学社西北农学院支社主任委员王振华说：学校的党群关系不好，教师最不满意的是党的干涉过多，行政领导的职权不够。党对教师的意见，倾听和重视不够；表面听了，实际没有听，对不同意见，更没有支持。有些党员领导干部还偏听偏信。有时一件事情事过境迁，还常常重新提起。因此有的教师就发生这样的疑问：我这人还能不能进步?我这毛病被你抓在手上，这一辈子有没有完？打消顾虑，光向群众讲大道理不行，群众要看行动。王振华对学校民主党派工作提了意见。他认为：民主党派，只站在党的立场，没有站在群众的立场上。因为只站在一面，就不能很好的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脱离了群众。民主党派和群众，也是貌合神离。他认为：民主党派在学校发挥作用，自己要独立思考，独立工作，同时要求党对民主党派正确领导，大胆放手，并对民主党派工作，多给具体支持。王振华说：民主党派工作最感到苦恼的，是群众反映的意见，得不到很好的解决，要求党今后对民主党派反映出的群众意见，特别重视，做到件件有交代。西北大学中文系主任、九三学社西北大学支社主任委员郝御风说：我们学校民主党派的工作很空虚，西北大学的党委没有和民主党派共同商量过学校的工作，好像把我们看成是一个单纯的学术团体。他指出，党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特点还没有抓住，如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知识分子可以把自己视为小学生，但领导上在组织高级知识分子学习时，不能当小学生来教。自己可以搞懂的东西，却要去听讲，但又不敢说。郝御风教授还对西安的党政领导提了意见。他说：西安党政领导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执行如何？应该检查。在十二年内，我国科学要争取达到国际水平，而西北地区将采取什么步骤，来提高学术水平，这些都没有具体安排。在教学工作中，也没有结合西北的特点，只跟着中央的命令跑，影响教学质量提高。西北大学教授、九三学社社员王成祖说：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限制了“百家争鸣”？从过去的情况看，我也有此感觉。一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就用不着讨论了。如果按政治上划分，只有两家，即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思想之下，有百家。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没有百家呢？他要求给高级知识分子以更多的时间，来从事研究争鸣。 +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陕西省委会，近日连续召开了社会成员、各基层组织负责人和所联系的社会人士座谈。民革党员、省人民代表李约祉，批评了省文化部门的领导人，对发展秦腔艺术采取的宗派主义和粗暴态度；民革党员、市政协委员吴云芳，对及时安置城市中不能升学就业的小学生提出了意见。民革党员李树政，对中共西安市委统战部个别干部的作风，提出了批评。在中国民主促进会陕西省委员会召开的讨论会上，许多中、小学教师中的民进会员，对学校中的一些党员，不关心群众，不联系群众，提出了很多批评。西安师范学院附属小学教师马启秀说：我们学校有三个党员，不关心群众，也不帮助群众。个别党员，遇到开大会的时候，就给平时爱提意见的人，扣上大帽子，加以批判。对民主党派也不重视。我们要求党组织提意见，给我们指出缺点，把工作搞好，但党组织一直没有找我们谈。好几个学校的教师反映：他们三番五次，想找党组织谈心，可是一学期过去了，一学年过去了，还是白等。迫切希望改变对教师不关心的现象。 + +　　 来源： 选自《批判光明日报参考资料》，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1957年9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91.txt b/CCRD/1/3/2/00039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5fb79127a2c28af4fe3048a93582c79da4d9e8d --- /dev/null +++ b/CCRD/1/3/2/000391.txt @@ -0,0 +1,15 @@ +# 湘西土家族知识分子和部分群众要求单独搞区域自治 + +　　<龙治安> + +　　新华社长沙8日讯　自从人民日报刊登了向达、潘光旦在政协会议上关于土家族问题的联合发言后，潘等又写信、打电报给土家族的一些知识分子，在湘西苗族自治州内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当中发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在土家族知识分子中引起一些波动，他们公开表示对省和自治州不满。一位中学教员对记者说，潘曾写信告诉他们，中央已经承认土家族，只有省和自治州不承认，希望大家坚持要求单独搞自治州。保靖中学的土家族教师把向达，潘光旦的发言油印了到处散发，还写联名信宣称一定要单独搞区域自治。记者访问他们时，看到他们桌子上还有一些信件、油印的宣传品。他们向记者说：土家族师生都要求中央派访问团来调查土家族的各方面情况，要求政府大力宣传民族政策，关于土家族区域自治的问题，应该充分协商，听取土家族人民的意见等。保中一个在土家族中威望很高的教员彭武一，过去一直主张土苗族联合自治，现也表示要分开单独自治。 + +　　在土家族的群众中，还有许多不愿承认自自己是土家的，认为“土蛮子”不光彩，都说自己是汉族。有一部分虽承认是土家族，但是对这事情不大关心，有的说：成立自治州我们也是生产，不成立我们还是生产。反正都是一个娘养的(指全在党领导下)。 + +　　（也有些群众，因为听了小学校土家教员的宣传，他们也要求单搞区城自治。记者在保靖县邀请几个土家族老人座谈时，有的说：苗寨修大水库，我们连个水井也打不成。帮我们单搞一个(自治地方)，以后也就能得照顾。有一个老汉临走时，还再三向记者说：“同志，把我们的意见告诉毛主席，我们也要搞一个。”） + +　　在苗族干部当中，一小部分人看了潘等发言后有些赌气，他们说：分开就分开，你们单独成立土家族自治地方好了。 + +　　一般汉族干部，对潘等发言表示不满。如保靖县委书记(汉族)对记者说，潘等夸大了土苗之间的矛盾，事实上，这两个民族的群众，多年和平共处，并没有发生什么纠纷(据记者在涂乍乡了解，苗家村寨和土家村的关系很好)。他们还认为潘等在发言中把中央和地方对立起来，引起土家族对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不满。此外，古丈县委书记(汉族)也向记者说，他在古丈县直属机关的座谈会中，曾经公开做报告，批判了潘等联合发言中的不妥之处。保靖县委书记还说，他们目前工作很困难，因为究竟不知道是分是合，无法向群众进行宣传和解释工作。　(龙治安) + +　　 来源： 1957年5月8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92.txt b/CCRD/1/3/2/00039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ff199d110586fb6f8f80db8fdbfcd6d20d29902 --- /dev/null +++ b/CCRD/1/3/2/000392.txt @@ -0,0 +1,19 @@ +# 邢台、昌濰、貴州西部和象山等地謠言和迷信活动流行 + +　　新华社保定8日訊入春以来，邢台地区农村的謠言很多，傳神貼、傳經、神藥、聖水等事件广为流行，具休表現如下： + +　　一、政治性的煽动謡言。最普遍的是：“閏七不閏八，閏八把人杀。”邢台县馮家庄流傳：“前半年早，后半年乱，共产党不久就完蛋。”还有的造謠說：黑道日快来了里暗四十天，到那时火柴划不着，手电打不着，是啥看不見，人在那里死在那里。 + +　　二、“啞叭經”在平乡、广宗、南扣、任县等六县四十五个村里流傳很广。“啞叭經”内容十分反动，宣称今年有“十劫”、“十愁”。“十劫”是風劫、水劫、雷劫、瘟劫、刀劫等；“十愁”是：一愁干戈劫；二愁烟火劫；三愁日月不安然；四愁夫妻不团园；五愁兒女遭失散；六愁人满地摊；七愁死尸沒人埋；八愁衣服沒人穿；九愁有饭無人；十愁难見太平年。反动内容还有：大道通街無人走，血流成河骨成山，尸聚田野無人埋、豺狼虎豹把人餐。还說什么有田無人种，有房無人占；五六月餓蛇遍地出，八九月惡人遍地死等等。宁晉王家庄發現过这样的反动标語：高級社，真可惡，花了錢，不讓說。現在少吃沒錢，到4月动手就干。 + +　　三、傳神象、神貼、提前过旧年等活动在有些县的村里鬧得很凶。内丘县金店乡張家屯張玉堂之妻4月5日从隆堯县东霍村李常知母亲那里得来用黃紙剪成的人象，上写：南海大士赦苦救难。到8日該乡的委家屯、王家电等四村80%的戶，門上都貼上了这种象。平乡县米夏庄村3月30日就过旧历年了，他們說：“赶紧过到58年，避免了今年的灾难。”这天全村家家戶户門上贴上南海老母象。4月2日，家家关鬥閉戶，整日不外出生产，吃莢綠豆、萁片湯，叫“避灾飯”，糊紙鞋、小旗等焚燒。沙河县李家庄在还乡道首刘順妮的煽动下，全村一百另八戶中有九十戶縫了老虎枕头。据初步計算用工六十五个，用布二十九丈，用糠三百九十斤。連这村妇联主任也縫了老虎枕头。他們說是老虎枕头避邪，能免灾难。 + +　　此外邢台市和邢台、沙河、宁晋等六县六十多个村發生了拜神求藥、取聖水等情况，参加这一活动的有乡部还有共产党員。 + +　　上述情况在人民思想、生活、生产上造成了混乱和错失，农村情势在某些方面出現了紧張。新河县有的正入学兒童退学了。沙河县仅拜神求藥一项，約惧工二千一百多个，每个工以八角计算，就浪费了一千六百多元。来往的路費、献供折款难以計算。 + +　　随着这種情況的發生，一些神婆、神汉、盲人、反动会道門首要分子，被管制分子等也乘机活动。 + +　　上述情况已引起该地区各級党政部鬥的注意，想过工作，情况已逐步好轉。(李朴)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98期, 一九五七年五月八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93.txt b/CCRD/1/3/2/00039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929d8c23bcf6b8a5431da30a9d844e9fc8e22b1 --- /dev/null +++ b/CCRD/1/3/2/000393.txt @@ -0,0 +1,1293 @@ +#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多次座谈会记录 [全部报导] + +　　<《人民日报》编者> + +##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一) + +## 1957.05.08 + +　　《人民日报》编者按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在报刊上，很多党外人士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以及对党和政府所视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各级党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改进工作，有很大好处。在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党组织更应该继续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不只可以邀请他们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中的错误缺点提出批评，而且还可以采用各别谈心的办法，更充分地听取党外人士的批评和意见。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昨天开始邀集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对统战工作提出意见，这是请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顿作风的好办法。 + +　　＊　　　　　　＊　　　　　　＊ + +　　本报讯　从党在去年提出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中到底还有那些问题？在我们全党即将展开整风运动的时候，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希望我们通过整风解决那些思想上和工作中的问题？这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在８日下午邀集各民主党派中央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的中心议题。 + +　　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副部长平杰三，先后就召集这次座谈会的目的、近年来检查党的统战工作的状况、当前党派关系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李维汉部长说，召集这个会的目的，就是请大家帮助我们进行整风，帮助我们改正缺点和错误。通过统一战线的方式来推动我们整风，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此，希望大家多发表一些批评意见。 + +　　平杰三副部长说，从去年３月到目前检查的结果来看，各地执行统战政策比以前有了进步。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比从前有了很大改进；各民主党派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关于宣传民主党派的活动方面也比过去作得多一些，但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很多方面都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要求加强联系和帮助的问题，基层组织的党派关系问题等，都须要加以研究。 + +　　在这次会上发言的，有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陈铭枢、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等。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在章伯钧副主席发言后，作了简短的补充发言。 + +## 统战部多次征求意见只是没有下文 + +　　章伯钧说，在这次座谈会召开以前，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会曾举行了扩大会议，就党与非党关系、民盟对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意见等等问题进行了座谈。这次会上，有人说：几年来，有些民主党派的成员在国家事务中确实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他们是有能力的，但是没有条件。例如某机关的一个计划科长，因为是非党员，不能参加国家计划委员会召开的他本应参加的有关会议，很感苦恼。过去选拔留学生、学校留助教，都是首先考察政治条件，有些有能力、有专长的人，常被认为历史复杂而不能入选，非党人士出国学习的机会不多。非党干部要得到提拔很困难，党员提升得快，好象只有党员才有能力、有办法。关于有职有权问题，章伯钧说：有人说：职、权、责三者不可分，要做到非党领导人员有职有权，必须同时要非党人士负责，但是现在，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实际上是党组决定一切，都要党组负责。既然要党组负责，就不能不要权，这是形成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根本原因。因此，有人提出国家机关中党组和行政领导的职权要弄清楚，各机关的工作应由法定实行集体领导的行政机构来决定。 + +　　在谈到对统战部意见的时候，章伯钧说：有人认为：统战部征求意见不止一次了，到今天还要人家提意见，有些人都不愿意提了，因为过去提的意见没有下文，没有交代。如去年统战部无准备地制定各民主党派干部制度，开了几次会征求意见，毫无结果。再如１９５０年统战部就曾强调有职有权问题，迄今七年，这个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章伯钧还说：民盟中有人认为：党中央对统战工作从理论、政策到贯彻执行和宣传教育都重视得不够。有人认为，民盟中央“带病延年”，对长期共存方针无独立见解，也无具体办法，这点也是统战部对我们的“病”帮助不够，即互相监督不够，统战部也应该检查。还有人认为：统战部单靠开会提意见不解决问题，希望能够多花一点时间深入访问一下，个别交谈。深入访问时，不要只找正副主席、正副秘书长，还要找找下面的人。 + +## “带病”能否“延年” + +　　许德珩在谈到长期共存问题时说：有人说，民主党派害了“带病延年”症，我们九三学社带病是带病了，是否能够延年，还是个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许德珩提出两个具体问题，他说：首先干部问题在九三学社总是很难解决，需要调来的人不能来，在职干部不安心工作。从去年到现在统战部只介绍来了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到现在还在动摇。三年前曾介绍来一个青年人，后来走了，他说他是学历史的，非走不可。再有一个问题是：去年以来，九三学社有二百多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是进步。但是，他们入党以后，就要退出九三学社。南京九三学社的主任委员和杭州九三学社的主任委员入党后，都退出去了。我们就想：长期共存究竟怎样共存法？既然是长期共存，无论如何要有人来搞工作，无论如何要有组织成员呀！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不敢检查统战工作。如何解决呢？许德珩说：现在我们呼吁统战部帮助，也就是带了病，请统战部给药吃。他还建议恢复双周座谈会，解决“一道墙，一道沟”的问题。 + +## 应该量才用人要树立交谈风气 + +　　陈铭枢在谈到高等学校中的各种组织的作用时说，当前学校的领导方面，多半是靠党、团、工会这“一条鞭”进行工作，这是值得研究的。他认为今后应该更多地依靠教师和学生。他还说，学校中的党委制，今后也应该从多方面进行考虑。但是，他认为机关中的党组同学校中的党委制有很大区别。党组今后仍然应该存在。只是党组在今后的工作中应该注意，对于一些有关方针、政策性的问题，要同党外的负责干部共同商量。他在谈到党的干部政策时说，党员有明确的工人阶级立场，但是如果“用非所长”终究不能成为“俊才”。因此，他希望党对学校中的领导人，能够做到“用其所长”。最后，他谈了如何密切党的领导干部与非党人士的关系问题。他说，他曾经参加某中学校的党员与非党人士的谈心会，感到很好。他希望今后能够树立起党员与非党人士交谈的风气，消除彼此关系冷冰冰的现象。同时，他希望全国政协能够恢复双周座谈会。 + +## 教条主义使人消极遇事要作具体分析 + +　　章乃器发言时说：共产党不干涉民主党派内政与互相监督如何结合？这个问题要研究。我认为民主党派可以检查统战部的工作，统战部也可以检查民主党派的工作，民建就欢迎统战部检查。接着，章乃器批评了共产党内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思想作风。他说：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这样就首先要明辨是非，把明辨是非放在第一位，把利害关系、感情关系放在第二位。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有人批评了党，明明提的意见是对的，党员也不承认。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因此，他认为党要明辨是非，否则，就不能达到统一战线中的团结。他说：只有大公无私才是党性，对那种对党性的不正确的认识要批判。谈到这里，章乃器声明说：不过，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里，党组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管思想政治领导，我管行政领导，党组和我有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现在，可以说，经过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章乃器还批评了民建内部的宗派主义活动，他说，这种宗派主义是有形无形存在着，有些人摆出党员的架子，好象代表共产党在执行领导。 + +　　在谈到对工商界的宣传教育工作问题时，章乃器认为这方面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很严重。４月２２日人民日报“工商业者要继续改造，积极工作”社论中的教条主义就不少。这篇社论对于工商界积极的一面讲了，对于消极的一面讲了三点：消极自卑，违法乱纪、盗窃资财，骄傲自满，这三条究竟那一条是主要的，很不鲜明。有人对我说：私方违法乱纪、盗窃资财的百分比绝不比合作社、国营工厂来得多。说工商界消极自卑，也不能完全怪私方，还要看公方是否创造了条件。其次，文章中片面强调要服从公方领导，这也有问题，如私方当正厂长，片面强调服从领导，就必然有职无权。还有，文章中说工商界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这不只是教条主义，而且是宗教上的信仰主义和神秘主义。照道教的说法，脱胎是脱凡胎，换骨是换仙骨。现在工商界已经过了五关（战争关、土地改革关、抗美援朝关、五反关、社会主义关），就是说，脱胎换骨的改造，也已经改造过了，如果还要脱胎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如何能不消极自卑？因此，他认为，应该进行具体分析，特别是对工商界消极的一面，要弄清哪些是主要的毛病？哪些是次要的毛病？这样才能对症下药。 + +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五十多人。座谈会将于９日继续举行。 + +　　 ---- 原载1957年5月9日《人民日报》 + +##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二) + +## 《人民日报》编者 + +## 1957.05.09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９日下午继续举行。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胡子昂、致公党主席陈其尤、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王昆仑、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中国民主建国会副秘书长谭志清、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闵刚侯等。 + +## 党与非党之间不应有“墙” + +　　胡子昂说：在目前形势下，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需要更加紧密，但实际上，不是紧密而是相对的疏远了。比如：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来以后，党没有与民主党派共同研究一套如何进行互相监督的具体措施，原来有些地方对民主党派的地方组织有不同程度的支持与帮助，现在反而一概不管了。胡子昂建议从组织联系的角度上，建立一套有关工作关系和工作方法上的办法和措施。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胡子昂说：工商界有人认为自己是被改造的分子，怀有阶级自卑感，怕“放”、“鸣”出来的东西不被重视；更有人怀疑“放”、“鸣”与“整”是三部曲，“放”、“鸣”以后有被整的危险；有的同志说：我们对有些政策不是没有意见的，工商界可“放”可“鸣”的东西是不少的，但有人说，政策不能争鸣，又有人说，政策可以争鸣，但不可以公开。 + +　　胡子昂还分析了民建内部的矛盾，更具体地说，就是民建内部对目前工商界的估价问题。他说：从各方面反映的资料看，目前对工商界有两种不同的想法和看法。一种认为工商界在企业合营后，经济基础已起了根本变化。因此，在合营企业里，只有合作共事关系，没有什么阶级关系，也谈不到有什么消极的一面。他们认为对工商界要采取多鼓励的方法，工商界的积极性才能发挥，如果强调有两面性，就会增加工商界的自卑感，越发束手束脚起来。另一方面的意见是：工商界同志几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教育和培养下，觉悟不断提高，其中许多人已具有了“闻过则喜”的精神。因此，对他们的成绩加以鼓励，对他们的缺点提出批评，不仅不会影响积极性，相反的，可以提高他们和加速他们的改造。胡子昂认为：应该把这两种不同意见，分开地让大家争鸣一番。 + +　　胡子昂直率地批评了共产党员的宗派主义思想，他说：许多地方党群关系尚有距离，表现为“敬而不亲，亲而不密”。有人说，党与非党的关系中间，好象有一堵墙，一道门槛，这堵墙，这道门槛虽然不一定很厚、很高，但是，不应该存在。胡子昂并举例：如几个党员在一起谈话，有一个非党人士进来，谈话便马上停止，非党群众对于党员也有这样情况。有些党员一副严肃的“政治面孔”，使人敬而远之。有人认为：目前有些企业的党组织在工作上和学习上均先行一步，并有一套文件，这是好的，可使党员事先心中有数，但是，私方负责人会在工作上受到影响。在谈到干部问题时，胡子昂说：民建干部存有“三不管”（政府不管、工会不管、统战部不管）四不象（不象民主人士、不象工商界、不象机关干部、不象工人阶级）思想。他希望统战部帮助民建解决这些问题。 + +## 让致公党成员多参加活动 + +　　陈其尤发言说：机关中民主党派的成员肃反时有被捕的，但是民主党派根本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不清楚到底因为什么而被捕。致公党有一成员，在科学院工作，被捕了，他被捕后几个月，致公党一直不知道，等到知道了，就决定开除他的党籍，但是，不久他又出来了，而且恢复了工作，至于到底为什么被捕？又为什么释放？致公党根本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不给民主党派知道呢？陈其尤认为：是不是因为不信任？还是因为把民主党派当作一个与它的组织成员不相关的机关？但是无论是什么理由，都是不恰当的，因为这并不是什么保密问题，而是是否守法的问题。陈其尤还提出：国家的民法、刑法应及早制定并切实遵行。 + +　　陈其尤还认为：致公党很少有机会参加北京市一级的活动，市人民代表大会没有致公党的代表，市政治协商会议没有致公党的委员，市一级的其他各种政治活动也没有致公党参加，据说因为致公党现在还没有北京市一级的机构。陈其尤认为没有市一级的机构，并不等于没有工作可做，更不等于不要参加政治活动。 + +　　为了接待华侨，陈其尤认为应该给致公党一所比较象样的房子，目前，致公党党部的房子，实在不够用。致公党的房子原是北京办事处时期九个人编制时用的房子，现在中央编制比过去增加了几倍，不够用的程度可想而知。在谈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时，陈其尤建议：民主党派对其有关的政策方针、资料应该有所了解。否则无所准绳而监督，也无所准绳而开展工作。但是，陈其尤同时认为：我们不是要求参加所有的会，获得国防机密资料，而是对我们的工作有关的会，应请民主党派参加。 + +## 希望在这次整风中民主党派能够大胆发言 + +　　王昆仑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政权机关中是否发挥了作用的问题，作了发言，他举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情况为例：指出这方面的三个缺点：在发言中，批评了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他说：民革同志反映：人大常委会了解情况少；具体讨论少；个别接触少。由于常务委员对国家情况不了解，常委会在讨论议案时，往往是临时讨论，这样讨论起来就有困难。 + +　　有人说：为什么重大议案拿出来讨论时，尽是民主党派发言，共产党员却不发言？是否是先讨论好了，再告诉我们的。还有人认为：国家重大的方针、政策，一次会上就通过了，这样发言流于形式，应该先开小会讨论，以后常委会讨论。关于有职有权的问题，王昆仑认为：民主党派在机关中有职、有责而无权。有人批评民主党派有作客思想，他认为应进行具体分析，看看是不是把我们放在主人位置。他希望在这次整风中，民主党派能够大胆发言，把所有意见拿出来，大胆地批评共产党。在谈到对统战部的意见的时候，王昆仑说：统战部统上不统下固然是事实，但是也有人说，“上”是不是都统够了，还成问题。中、下情绪不安，愿到机关去，不愿作党派工作，主要因为统战部不重视他们，因此，他希望统战部同志应该多和他们接触。王昆仑还提出房屋困难问题。 + +## 要把民主党派待如兄弟 + +　　接着发言的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他在发言中首先表示，对座谈会上已有的许多发言，都有同感。希望今后每两周召开一次这样的座谈会。但是，单是这样的座谈会还不够。还应该定期地召开党务工作座谈会。参加这个座谈会的人员可由各民主党派自行决定。统战部可以通过这样的座谈会，了解各民主党派在党务工作上，有什么困难，以便帮助大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 +　　然后他谈到，过去的统战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比如，在农工民主党建立组织，分清敌我，整顿党务工作中，统战部就给过不少帮助。他说，过去参加民主党派的一些共产党员，一般都起了团结和密切两党关系的作用，给过他们党一些帮助。因此，近来共产党要把参加了民主党派的共产党员都抽回去，只能使人感到失望。现在，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的政治目标越来越接近了，共产党应该切实地把民主党派当作兄弟党来对待。但是，统战工作也仍然有许多作的不够的地方。他希望统战部今后能够加强如下几方面的工作：一、帮助农工民主党解决思想领导问题；二、帮助各民主党派解决在发展组织的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特别是要帮助农工民主党解决发展组织的方向问题；三、帮助解决民主党派间的是非问题和民主党派领导层的团结问题；四、帮助各民主党派办好光明日报；五、帮助各民主党派解决房子和干部待遇问题。 + +## 统战部也要统中统下 + +　　谭志清发言说，民主建国会的工作人员，希望民建会的干部在工作、福利、政治待遇等方面能与其他机关的干部机会均等。有些现象，使得民建机关的一些工作人员，感到在民建作党务工作，不如在政府机关有前途、有熬头。这种现象，与统战部统上不统下，甚至也不统中的现象有关。比如，统战部对于民建机关中的处长级干部，就没有什么联系。他们在工作中有不少困难，比如，民建现在有一百二十个地方组织，其中有四十多个组织向中央提出了很多具体问题，他们都很难解决。因此，希望统战部加强同他们的联系，并且能够成为他们同中央各部，比如中宣部之间的桥梁，使他们能够知道一些在刊物和报纸上看不到的东西，给他们一些作好工作的本钱。 + +　　闵刚侯在发言中首先提出了干部问题，他说民盟干部在学习以前，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顾虑很大，有些同志说：民主党派是“万岁”干部是“万死”。还有人提出：民主党派处一级干部究竟相当于政府那一级？闵刚侯还对统战部统上不统下的问题作了批评，他希望统战部今后多联系一般干部。 + +## 各党派推出代表商讨举行双周座谈会问题 + +　　会上，因为很多人士都提出了举行双周座谈会的意见，根据李维汉部长的建议，各民主党派都推举出代表，拟于日内共同商讨有关实施方面的具体问题。这些代表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邵力子、中国民主同盟罗隆基、中国民主建国会谭志清、中国民主促进会许广平、中国农工民主党黄琪翔、中国致公党严希纯、九三学社茅以升等。召集人是罗隆基。 + +　　座谈会将于十日继续举行。 + +　　 ---- 原载1957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民主党派负责人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批评共产党员的宗派主义”。 + +##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三) + +## 《人民日报》编者 + +## 1957.05.10 + +　　本报讯１０日下午，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继续举行座谈。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邵力子，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史良，常务委员楚图南，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曾昭抡，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陈铭枢等。另外，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因病未能出席，作了书面发言。 + +## 县级以下以党代政的情况需要改变 + +　　邵力子在会上谈了三个问题。 + +　　第一个问题，邵力子谈到，半年来，中央统战部和各地统战部门对民革的社会联系工作做了许多帮助，联系对象多了，民革会员也发展了不少。民革联系的社会人士中，有许多人需要解决生活和就业问题，民革不加以联系，政府也应予以解决。怎样解决他们的生活和就业问题？他举一个例子说，可不可以考虑从扫盲工作中解决。民革联系的社会人士如能担任扫盲教员，每月取得一定报酬，生活、职业问题解决了，也对社会主义建设尽了一分责任。 + +　　第二个问题，邵力子谈的是党政关系。他说，党在政府部门的领导，最好是通过党组。一切重大问题，党组决定后，交由党员去运用，使能贯彻执行。如果直接由党发号施令，就会差一些。特别是县以下的领导机关，党政关系问题就较大，这主要是以党代政。县长，一般是不被看重的，而县委权力极大。县人民委员会各部门的工作同样不被看重。一切工作由县委决定。党中央、省委，因为工作繁重，下设许多工作部门，是有必要的，但县级是否有此必要？当然，县委的机构还是要存在的，但权力应该放在县人民委员会。县委主要是推动工作，而不是发布政令。 + +　　在过去，党中央有时同国务院联合发布指示，当然起作用很大。但今后可否考虑分别发布指示，国务院向各政府部门，党中央向党的系统。 + +　　改善党政关系，重要的是使政府部门真正负起责任来，这对党的领导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 +　　第三是关于互相监督的问题。他说，互相监督，过去也曾有的，这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监督，首先要有人。在政策、方针执行中，下面的问题多。可是民主党派在下面很少有组织。邵力子主张民主党派如果发现甚么地方有发展对象，就写信向当地政协联系。参加民主党派的新的成员的教育工作，由当地政协来负责。当然，并不是每一个民主党派都需要发展地方组织，而是有条件的才去发展。 + +## 要解决长期共存同后继乏人的矛盾 + +　　罗隆基发言说，昨天有人提到，民主党派不是眼睛、鼻子，而是眉毛。眉毛是可有可无的。 + +　　这种论调为什么至今还存在呢？这是因为，自从毛主席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理论宣传还没有跟上去。所以现在，只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对民主党派的作用有足够的估计，而国内的许多人士，以及许多外国朋友，还是估计不足的。他说，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如果没有民主建国会这个组织，就未必能进行得这样快。民革对和平解放台湾做了不少工作。对于这些事实，他认为要多作宣传。 + +　　他在谈到实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条件时说，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长期共存，首先要解决民主党派长期存在的问题。现在有些知识分子不愿意参加民主党派，怕别人说他“落后”，而愿意争取加入共产党。有人问：加入民主党派是否影响加入共产党，如果有影响，就不参加。党如果吸收了这样的人入党，不但影响党的威信，而且势必使民主党派发展的人都是挑剩下的。共产党在工农群众中发展，而民主党派就不能在工农群众中发展，主要在旧知识分子中发展，而他们多是三、四十岁以上的人。这个矛盾应该尽快解决，否则就很难共存下去。 + +　　他认为，实现互相监督，要给民主党派以工作便利的条件。他说现在各民主党派都参加了政权，但是，过去有很多重大的政策问题，往往都是在领导党内讨论以后才拿出来协商。因此，他希望今后这类问题要在党内讨论的同时，也交民主党派去讨论，并由有关方面事前提供情况和资料。他说，这是民主党派有名有实，要使协商名副其实的问题。例如，今天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科学规划时，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人参加会议，周总理说，各民主党派负责宣传工作的人也应该参加。另外他谈到，要想使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发挥作用，党政分工就要明确。现在，党决定的很多事情，都不通过行政而从党的系统向下布置，只能使担任行政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感到有职无权。 + +　　他认为，党同民主党派之间的平等、独立、自由，应该是相对的。过去统战部在帮助民主党派工作方面是有成绩的，可能也有些偏差。现在，李部长说“矫枉不怕过正”，会使各民主党派遇到不少困难。因此，这个问题还应再作讨论。另一方面，要讲平等、独立、自由，也应该创造一些条件。现在有些制度、规章，有碍于平等、独立、自由的实行和民主党派作用的发挥。希望对这些问题进行检查、修改。 + +## 长期共存的基础不在人数多少 + +　　史良在发言中，首先表示她要和罗隆基争鸣一番。她认为民主党派能不能与共产党长期共存，并不在于民主党派成员人数的多少，而在于民主党派是否能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她认为，民主党派所代表的阶级虽然消灭了，但那个阶级的思想意识仍然会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存在，这就需要民主党派存在，继续进行工作。如果民主党派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觉悟都提高了，都可以加入共产党，那么民主党派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大家思想都改造得很好了，将来共产党也可以消灭。不能说共产党发展快，民主党派就不能“长存”，也不能说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只能是民盟的盟员，不能加入共产党才叫“长存”，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 + +　　接着，她用她自己的体验来说明不参加共产党，党也是信任的，并不发生所谓对党外人士就不信任的问题，也没有感到在党的领导下不能发挥作用。她说，只有一点不大好，就是我常常由于相信党而产生依赖思想，认为党决定的都是对的，而不能独立思考问题。现在党提倡独立思考，大家就可以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个共同的目标下从不同的角度独立思考问题，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 +　　关于互相监督的问题，不能理解为只是民主党派对领导党的监督，这也是不平等。要平等，就得互相监督。讲权利义务是相对的，不能只有权利不尽义务，民主党派有监督的权利，也有被监督的义务。 + +　　史良认为各民主党派也应该参加这次整风，通过整风可以使民主党派更加团结。 + +　　李维汉就这个问题作了说明，他说，现在共产党内的整风运动刚开始，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要集中地批判共产党的缺点。因此，我们已经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商量好，在一个时期以内，不要号召民主人士整风，而着重地发动党外人士来给共产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 +## 发挥民主党派在高等学校中的作用 + +　　楚图南就民主党派在文教界特别是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发挥作用作了发言。他说，民主党派成员在文教界，特别是在高等学校，占相当大的比重，但是，并没有起到它应该起的作用。原因是一方面民主党派本身对成员的教育不够，另一方面是各学校党政领导上对民主党派能够发挥的作用估计不足。民主党派不能在高等学校充分地发挥作用，不但是民主党派的损失，而且是国家的损失。希望统战部研究解决。 + +　　过去民主党派成员在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中起过作用，今天，向科学进军也要发挥作用。但是因为和党委的宣传部门、政府的文教部门联系不够，有些方针、政策问题不能及时了解，就不能很好的发挥民主党派的组织作用。这种情况在北京还较好，在地方上就差了。希望今后能够和这些部门挂起钩来。 + +　　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专职干部，虽然统战部由中央到地方对他们都作了安排，如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等。但是对他们的培养、提高做得不够，不仅是待遇问题。希望能够给以适当的条件和机会，使他们能够提高，能够同各方面取得联系。不要使有些在民主党派组织中工作的同志觉得自己工作做了，没有人关心，没有人知道，是做的“黑市”工作，因而不安心工作。 + +## 党与非党之间的“墙”要两方面来拆 + +　　王绍鏊说，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墙，不是一方垒起来的。光共产党整风，墙拆不干净。 + +　　他随即分析这座墙起来的原因。这原因，是因为新社会来的人和旧社会来的人的语言不同。语言不同，就容易发生问题。如有人把汽车司机喊作汽车夫，就可能引起误会。因此他说，与党外人士合作，首先要懂得他们的语言和习惯。遇到象上面一类的误解，党员应该诚恳地告诉对方，以后就会改正的。但是有的党员不这样做，对方说错了话，不帮助纠正，反而记在本子上，日积月累，遇到机会，就都搬出来整人。虽然其中可能有的话有思想问题，但大部分都是由于旧社会的习惯带来的。他说，语言习惯不同，在共产党内也有，如从延安来的和长期做地下工作的，有时就不完全一样。上述情况，遇到性情急躁的人，就会更糟。性急的人，党内和党外都有。因此要针对这种情况教育两方面的人。这一点很重要。语言习惯看来事情小，但是影响大。 + +## 改变一些过时的制度才能实现互相监督 + +　　曾昭抡在发言中着重谈了互相监督的问题。他认为，民主党派所以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一方面是本身还没有作好工作，另一方面，是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后，某些制度还没有改变，不能适应新的情况。他谈到，过去讨论国家体制问题，民主党派都参加了；各个方面的体制，在各个方面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也都参加讨论过。但对这样大的问题，民主同盟中央却从来没有讨论过一次。他觉得，领导党对国家重大问题先讨论，是没人反对的；不过，民主党派是不是也可以比较早一些参加讨论，早了解些情况？ + +　　他还提出了另外两个意见。 + +　　第一个意见，他认为，三反和肃反斗争，成绩都是基本的和主要的，但是也由于有一些缺点，发生了不少副作用。“三反”斗争中的副作用，到现在五年了还没有完全消除掉。政府是不是想办法加以消除，这会有利于统战工作的。 + +　　第二个意见是：民主党派成员的意见，容易反映到上面来，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因为没有组织系统，反映上来就不容易。曾昭抡说，这算不算统战工作中的一个漏洞？他建议今后要给无党派民主人士发表意见的机会。 + +## 党员向非党求友求师非常有意义 + +　　陈铭枢最后发言。他谈到，文教界的党员负责干部，有的用非所长，这种情况特别在高等学校中为严重。他希望能够深入调查一下，给他们重新调整工作。他认为现在整风期间，党员向非党求友、求师的作法，从全国范围来看，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 +## 关于改善党与党外人士关系的四点建议 +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十日的书面发言如下： + +　　维汉部长：关于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问题，我在政协会议上已经发了言，其中我的建议四点，即（一）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二）从制度上求得保证；（三）从生活和交往上培养感情；（四）从加强学习，加强宣传教育和加强检查工作上贯彻政策；这四点建议，希望你加以考虑。其他没有什么意见。 + +　　 ---- 原载1957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民主党派负责人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提出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的作用”。 + +##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四) + +## 《人民日报》编者 + +## 1957.05.11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１１日继续举行座谈会。会上发言的有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王一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熊克武，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秘书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千家驹，中国致公党中央常务委员黄鼎臣，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杨逸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蔡廷锴，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冯宾符，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黄药眠。另外，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李纯青作了书面发言。 + +## 王一帆：征求意见保证改进工作　事过境迁抛到九霄云外 + +　　王一帆首先发言说，自从党中央和毛主席进一步明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我认为不仅是民主党派加重了责任，而且统战部同样加重了责任。但统战部的指导思想，过于强调了尊重民主党派的独立、自由、平等，以致应该管的未管，应该做的未做。 + +　　一年来，领导党和统战部都采取了不少措施来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但是还有不少问题。我以为这是由于统战部的工作方法不对头，没有很好根据各民主党派的特点进行工作，在实际工作上还有很多不符合需要，工作不深入。如长期共存方针，就未很好地和农工民主党负责人商量。当然我们自己也未主动。另外他还希望统战部帮助解决房屋和经费问题。 + +　　对于某些机关不重视统战工作的情况，王一帆也提出了批评。他说，有些单位的兼职统战委员，对统战工作不重视、不热心，严重的简直形同虚设，没有起作用。有些机关，当学习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的文件和中央负责同志关于统战工作的讲话的时候，对统战工作就比较重视，发动党外人士提意见，领导上也保证要改进工作，但事过境迁，又把那些意见和保证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些情况不知道统战部了解不了解？ + +　　最后他说，毛主席说党内有９０％的人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思想不通。以共产党员的思想水平，尚且如此，民主党派的成员和群众就会有更多的人思想不通。他认为应该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扩大群众的民主生活和加强民主党派的工作，来提高大家的认识，搞好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工作。他希望中共党员和民主党派党员有更多的交叉关系，共产党员不但不应该从民主党派中逐步撤退，而且更要在民主党派成员中多多培养发展党的对象，以改变大家的看法。 + +## 熊克武：让非党人士“在其位谋其政” + +　　熊克武谈到有职有权有责的问题的时候说，这是职责划分和有关制度建立的问题。应该确立合理地分工负责的制度。应该看到那种以人为转移而有权责和无权责的现象，会使宗派主义滋长和发展。他说，其实我们已经有最好的制度，这就是分工负责与集体领导相结合的制度。为什么没有严格执行制度呢？这需要检查。他谈到，职和权密切联系在一起，才能发挥作用。既然使他有职，有什么理由不使他有权、有责呢？如果是由于政治信任的关系，那末不但有权有责需要考虑，就是使其有职也应慎重。他还谈到，没有相当工作能力的人，就不应使他在其位，具有优越才能的，使其在其位，就不应使他“不谋其政”。这是关系人事制度是否健全、人事安排是否妥当的问题，尤其关系国家机构能否正常地发挥积极作用的问题。他说，搞好党与非党合作共事关系，解决上面这些问题是不容或缓的。 + +　　熊克武说，解决有职有权有责问题，也是“拆墙”、“填沟”的工作之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以后，近来又通过对统战工作的检查，党与非党之间的隔阂已经大大消除，但还不是融洽无间，仍然要作进一步努力。他还举出了重庆市党员与民主党派成员在工作中关系不协调的两个例子。他认为隔阂是来自双方。因为彼此间思想不对头，作风有问题，因此应端正思想，改进作风，加以纠正。他说，这次整风也会引导党外人士加强自己的学习。他还建议民主党派尽量鼓励成员在自愿原则下积极参加整风运动。 + +　　他还提出了关于健全法制的意见。他说这不仅有关肃反工作，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有重要意义。由于目前法制不完备，政策方针的宣传不够深入，不但人民群众对某些事务感到模糊，就是有些领导人有时也免不了表现出无所适从。他举例说，有一个人在三反时被捕了，至今还没有明确宣示处理情况。他说，这个案件使人民群众发生了模糊的认识。假如法制完备，有了法律依据，不但不会使人发生这样模糊的认识，并且能教育他们辨明是非，分清敌我。 + +## 千家驹：党委和党组代替了行政 + +　　千家驹谈了几个问题。 + +　　一是有职有权问题。他说，各机关存在程度不同的民主人士有职无权现象；有职有权的也有，但是少数。一般说，如果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员水平高，有民主作风，非党人士权就多一些；如果党员作风偏狭，宗派主义情绪严重，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现象就突出。高教部和教育部住在一个院子里，据说情况就不同。几年来，党中央和统战部一再强调民主人士有职有权有责，虽不能说没有改进，但为什么问题仍然存在？他认为，除去统一战线工作的政策思想没有贯彻以外，还有制度问题，就是没有好的制度来保证民主人士有职有权，来制约党员的大权独揽。共产党是领导党，党员要在工作中多负些责任，党组要保证机关工作任务的完成，这是应该肯定的，没有人反对。但事实上，现在党委或党组代替行政，党组的决定有时不通过行政而下达，有些决定，担任科员、秘书工作的党员都知道了，而非党的领导干部还不知道。党的系统应该是一条粗线，但是行政系统不应当是虚线。党委或党组应该通过行政而不是直接布置工作。他说他所在的机关情况比较好，因为他列席参加党组会。 + +　　另外，他谈到，在机关工作的许多非党人士，不能掌握全面情况，许多会不能参加，许多文件看不到，因而无从发挥力量。党内文件、党内会议，非党员自不应阅读、参加，也没有人提出这种要求。问题是有些行政系统的会议也常限制非党员参加，文件也是如此，总是“宁严毋宽”。其实有些会议并非党内会议，但党员有机会参加，而非党员就没有机会。这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这也是制度问题。 + +　　第二是关于提拔干部的问题。他说，现在存在的情况是，对非党知识分子进步性估计不足。非党员工作能力强，水平高，很少能发挥所长，更少提升（高级民主人士受到照顾者例外）。党员干部品质较高，政治可靠，这是肯定的，但过于着重这一条，不看工作能力，也不公平。甚至有个别党员文化水平低，业务能力低。靠政治好，不解决问题，会给工作造成损失。这样用人不是用人唯能，或用人唯贤。这种情况，机关里较严重，科学技术界较好。接着他说，对政治情况复杂的人，自不应重用，但一般的都是政治进步，只因为不是党员而不受重用。 + +　　第三个问题是，他希望能够深入地了解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而不要专听党员的片面汇报。他说，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有高度自尊心，服从真理而不慑于权威，“士可杀不可辱”，这是优良传统，不应该打击。解放后唯唯诺诺靠拢党，这是不好的。 + +　　第四，千家驹认为在“三反”“思想改造”或“肃反”中斗错了的人，应向他解释清楚，这不是算老帐。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是有自尊心的，伤了他的自尊心，积极性在长期内不能恢复。千家驹举出具体的事例，说明这种情况。 + +　　最后，千家驹批评了经济学界中个别党员同志的严重的宗派主义作风，认为这种作风应加改变，以团结广大的中国经济学者。 + +## 黄鼎臣：选派专家出国要把面放宽一些 + +　　黄鼎臣在发言中，首先要求统战部对致公党的工作作更多的帮助。他说，致公党的工作对象是海外华侨，工作上有特殊困难，因为涉及到外交、侨务、财务、文教等方面的方针政策问题很多，没有统战部的帮助，工作很难做好。他希望政府在派出国的贸易、文化代表团时，能考虑选派一些致公党中条件适合的人参加，以便他们在华侨中开展工作。他还说，致公党是小党，参加国家机关领导工作的人数很少，不能及时了解国家的方针政策。很多华侨回国后都提出这个问题，而且很多海外华侨都以参加国家机关领导工作的人数多少来衡量致公党在民主党派中的地位。有些参加了国家机关工作的致公党成员，现在也感到压力很大，没有时间参加致公党的活动和工作。 + +　　对于机关中的党和行政的关系问题，黄鼎臣也提出了意见。他说，党组或党委对保证机关任务的完成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谁也不会否认的。但是，过去党组常常直接代替行政布置工作，使非党领导人员感到有职无权。现在情况虽然有些改变，民主党派成员也可以参加某些党组会议，共同研究决定问题。但是，讨论以后仍由党组直接向下布置，这样仍然只有党员可以看到，下面的非党干部就不知道。我以为今后行政方面的工作，还是由行政上下达命令较好，而不要由党组出面。 + +　　最后，黄鼎臣提到专家参加国际活动的问题。他认为过去有关部门选派专家参加国际活动，老是限于少数几个人。这样做影响很不好。虽然有关领导上主观意图是从工作出发的，但客观上却形成了宗派主义，使许多不能参加国际活动的专家有意见。他主张把面放宽一些。 + +## 杨逸棠：一些机关党委负责人对民主党派认识不清 + +　　杨逸棠发言中谈到，对民主党派的作用，不仅一些一般党员认识不清，就是一些机关的党委负责人也认识不清。他举了一件事实。在湖南，有一个农工民主党党员，她的丈夫是共产党员。她参加农工民主党以后，她丈夫就提出要离婚，并且说：你为什么堕落到这种地步！民主党派是资产阶级政党，你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后来事情闹到机关的党委书记那里，谁知党委书记却说：你们都是二、三十岁的人了，问题还是由你们自己去处理吧！ + +　　由此他得出结论说，民主党派成员在工作中有职有权问题，主要还是对民主党派的认识问题。虽然共产党员和民主党派成员双方可能都有责任，但主要还是领导党的问题，“因为是领导党嘛！” + +　　杨逸棠还谈到，各民主党派发展组织，对象多是知识分子。这样就发生了互相争取对象的矛盾。上海、重庆、长沙……等地都出现过这种现象。他提出，统战部应该帮助考虑各民主党派发展对象的重点，以便解决这种矛盾。 + +## 蔡廷锴：愿意提供材料帮助共产党整风 + +　　蔡廷锴说，他愿意提供材料，帮助共产党整风。他说，在中央，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好。但是，他下乡视察时，看到在县里和乡里同中央不一样。有的乡干部没有文化，不知道统一战线政策，也不知道我国有多少民主党派。有的地方宗派主义非常浓厚，干部都是共产党员，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却被放在一边。他还说，在县里，权力集中在中共县委，而县人民委员会的权却很小。 + +　　蔡廷锴还谈到了民革联系社会人士工作中的困难，以及关于民主党派内部矛盾的问题。 + +## 冯宾符：上下探索知己遇到冷冷冰冰 + +　　冯宾符说，民主促进会是一个以中学教师为重点的党派，从大多数成员的情况来看，他们的地位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但他们在精神上和内心里似乎还要求有所寄托，“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观念在许多成员的思想中还很深。他们上下探索“知己”使自己的魂魄有所安。他说，据我看来，这些人有很多愿意引共产党为“知己”的，因此，对于某些党员生硬的作风，冷冰冰的态度是特别敏感的。他希望针对知识分子的这些特点来帮助他们会有更大的收获。他还希望统战部帮助民进做好基层组织工作。他说，近来有些会员感到加入民进组织以后，与入会前好象没有什么区别，没有得到更多的帮助；个别会员反映，长此下去要退会了。他希望统战部帮助民进解决这个问题。 + +## 黄药眠：党员不对也对非党员对也不对 + +　　黄药眠在谈到党与非党的关系时说，当前最重要的缺点是党与非党的关系搞得很不好。他认为，有些事党员不对也认为是对的，非党员对的也认为是不对的。党员可以一年提升三级，非党员尽管勤勤恳恳工作，三、五年也不能升一级。党员犯错误关起门来在党内检讨，只要不受组织处分，依然有权在手。非党员犯错误，党组织对他很少教育、帮助，一方面任其自流，另一方面就开始对这个人作组织处理。 + +　　他说，有些学校领导人怕和教师群众见面，专门坐在办公室听党、团员的汇报，造成部分群众怕和党、团员接触。还有部分党员恃功骄傲，有特权思想，不甚读书，靠党吃饭，口谈马列主义，而不肯刻苦钻研。他说这次整风实在是十分必要的。 + +　　黄药眠还对统战部的工作提出了批评。他说，统战部接触面不广，过去大家对统战部批评过，统战部自己也作了自我批评，但批评以后依然未改，颇有“诚恳接受，坚决不改”的神气。其次，统战政策到了省级就很难推动。有些党员对于统战政策根本不了解或者了解得很庸俗。第三、统战部对民主党派的专职干部缺少关心，缺乏教育、培养、提升的整套计划，没有给予他们一定的地位。黄药眠建议：（一）现在形势改变了，许多过去的做法都应该加以重新考虑；（二）共产党内要加强对统战政策的宣传和学习，同时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应订出一套制度和办法加以保证；（三）有些机关单位，如文化教育部门应把行政领导放在共产党的与非党的负责人组成的行政会议上；（四）各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在各机关单位应有一定的地位；（五）在党所指示的方针下，党与非党应站在平等的基础上，互相竞赛，有功则赏，有过则罚。有能力的应升迁，无能力的、不称职的应降级。 + +## 李纯青：希望统战部不要看不起台盟 + +　　李纯青在书面发言中提出了几点希望。他说，最近我们决定要发展组织。打算在天津、南京、武汉、福建四个地方建立新机构。希望得到有关地方统战部的帮助。他又说，几年来，从日本回国的华侨有几千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台湾同胞。他们的家庭、亲戚、朋友都在台湾，不回台湾而回大陆，这是热爱祖国的表现。台盟准备在台湾籍华侨中发展组织，进行工作。希望得到侨委会的帮助。从去年开始，有些台湾青年逃回大陆来，今后可能会越来越多。希望有关方面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特殊问题，安排他们的工作，给予温暖的照顾。 + +　　李纯青最后说，过去台盟提到统战部的问题，往往一拖再拖，排不上日程。我不敢说统战部有官僚主义，因为台盟的事太小了。不过，在统战部看是小事，在台盟可是大事。希望统战部同志思想上不要看不起台盟。 + +　　座谈会将继续举行。 + +　　 ---- 原载1957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继续发表意见批评共产党以党代政　要求民主人士有职有权” + +##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五) + +## 《人民日报》编者 + +## 1957.05.13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１３日下午继续举行。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严信民，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王之相，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李伯球，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袁翰青。另外，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吴研因作了书面发言。 + +## 严信民说：大多数党员歧视民主党派谈不到同共产党真正平等 + +　　严信民首先发言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就是解决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平等的问题。因为“共存”和“互相”就有平等的意思，只有居于平等地位，才有当家作主的感觉，才有责任感，才能发挥积极性，好面子的知识分子尤其如此。看起来，现在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只是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离事实上的真正的平等还遥远得很，因为事实上平等的条件还不存在，还没有物质基础。平等的权利是宣布了，民主党派却没有资格去享受这项权利。 + +　　尽管民主党派内部有进步也有落后，但在社会上，在机关、学校，甚至大多数共产党员（更不要说青年团员），都认为民主党派落后，都瞧不起，处处歧视。比如我吧，我是农工民主党的负责人之一，但几年来我从未介绍过一个党员，也从未在机关里提过农工民主党，苦楚可见。当然，民主党派本身有政治思想性不强、组织不健全、干部条件差等弱点，可是它代表性大，高级知识分子多，做这些人的工作很重要。 + +　　总的说来，共产党是强大进步的，民主党派是弱小落后的，在这种情况下谈平等是很困难的。当然，并不要求一切和共产党平等，也不应该这样要求。但现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来了，民主党派要担负一部分政治任务，总得象个样子。否则，不但任务完不成，而且共存也共存不下去。过去统战部对民主党派帮助不少，但在事务上的帮助多，对民主人士上层人物照顾多，对思想上政治上关心少。而且统战工作的面很窄，只听少数人的话，多数人的话很少听。如我自己思想就不够开展，有问题也有意见，但统战部从未单独和我谈过，只有一次李部长和我谈过一下民委的工作，其他个别交谈思想情况就没有了。我个人曾向徐冰、于刚、汪锋等同志要求过个别谈谈，当时他们都答应了，但以后就没有下文。 + +　　对于民主党派的工作，希望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战部门都多关心一些，及时帮助解决问题，不要怕“干涉内政”，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由、平等”，而要多帮助。我觉得今天多帮助，就可以为以后大放手、少帮助创造条件。当然接受帮助是自愿的，谁不愿意也无强制之理。 + +　　应该尽可能地多给民主党派一些本钱，有关理论、政策、时事的文件、党内学习参考资料，也给民主党派一些。还要多给些机会参加些报告会等，以帮助民主党派人士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过去有些活动民主党派也参加了，但人数总是限制得很少，如前不久共产党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农工民主党中央就没有一个人参加，而我们有的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倒参加了。 + +　　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和它工作对象的单位建立经常性联系（如农工民主党就可以和文教、卫生部门），多参加一些有关的会议，得到一些有关业务部门的政策、思想问题的有关资料，以便利各民主党派的工作。这个问题希望有关部门也能当做政治任务看。 + +## 王之相说：统战部要加强同各民主党派的联系 + +　　王之相在发言中，首先提出了加强联系问题，他认为过去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各民主党派相互之间的联系都很不够。譬如，拿最近比较大的问题——整风来说，自从党中央颁布了有关整风的指示以后，我们九三学社的干部问我：我们是否要整风？我说：这个问题要看领导上的指示。他认为象这样比较重大的问题，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事先应该有联系。如何联系呢？王之相认为：这次会上决定恢复双周座谈会，很好，今后类似这一类的问题可以通过双周座谈会联系。王之相还表示赞成建立经常性的党派工作座谈会等制度，他并且希望各省市如有条件也可以这样做。 + +　　王之相还说：现在很希望领导党要从政治思想上、组织上多加帮助。 + +　　王之相还提出了九三学社中央机关干部非常困难，编制不足，尤其是组织发展了两倍，干部还是照旧，希望统战部和国务院人事局联系，帮助我们解决。 + +## 李伯球说：党员有特权思想政协忽视党派工作 + +　　李伯球在谈到有职无权问题时，认为：非党干部在负责岗位上为什么会有职无权呢？往往是因为党的领导和行政领导有矛盾。为什么会发生党的领导和行政领导矛盾的问题呢？一般说来，是因为党员中存在宗派主义思想，如果说宗派主义产生在阶级感情上，不同的阶级出身带来不同的阶级感情，共产党员长期向敌人作斗争，因而有这种宗派主义情绪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情绪经过长期合作共事、互相了解增加了，是可以克服的。但是，李伯球认为：另一更重要的原因是：有些共产党员的特权思想。这种特权思想是过去反动统治阶级的思想。党中央教育党员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共产党员要解放全人类，没有特殊权利，只有更多的义务”，可是，许多党员忘记了党这种教育，机械的用阶级斗争的原则，来掩护他的特权思想；靠着党和党中央、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崇高的威信来行使自己的特权。这样问题就严重了。他还举了这样的例子：天津有一个医院副院长是共产党员，院长是非党员，副院长常常自己决定问题，非党院长批评他，未经大家讨论，他还说：有什么事，我负责任好了。非党院长说：“这样要我干什么”。李伯球认为：这主要因为这位党员不尊重集体领导，特权思想在作怪，这正是宗派主义的最具体的表现。因此，他说：要能做到非党人士有职有权，除建立一些制度保证具体领导以外，还必须在这次整风中整掉这些特权思想。 + +　　李伯球认为今后要进一步宣传统一战线政策，过去对这一政策宣传不够，许多人不了解民主党派的工作。如有一次已故农工民主党副主席彭泽民到广东乡下去看望一位烈属，事后，当地乡干部还问这位烈属，你为什么同农工民主党的人往来？我在１９５４年往四川劳军，有人介绍了我是民主党派，当地的人差一点不把我当慰问团的团员看待，后来，我只得请以后介绍我时，不要介绍我是民主党派，介绍我的政府职务好了。 + +　　李伯球还希望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地方的卫生机关加强和农工民主党的联系。他说：农工民主党很重要的一项任务是：帮助中西医的团结，帮助中西医提高水平。我们同卫生部、中华医学会合作得很好，但是，同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医药卫生组取不上联系。李伯球认为，政协最不重视党派活动，没有发挥统一战线的最高作用了。关于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李伯球认为：过去统战部的工作应该肯定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今天情况不同了，统战内部关系变了，应该改变过去的工作方法，代之以新的工作方法，对民主党派多从政治思想上和工作方法上多进行帮助。现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完全平等、独立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有人强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进行思想改造；有人说：过去的作法都错了，现在应该强调独立、自由、平等，不愿接受领导。李伯球认为：这两种意见虽然形成矛盾，但可以通过讨论加以解决。要在扩大民主生活中，来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体现自己的政治意见，继续进行思想改造，更好地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李伯球最后希望统战部关心和培养他们的一般干部。 + +## 张奚若说：居功自大、知识水平低、经验不足，任务又多又紧是三大毛病的根源 + +　　张奚若说，我要讲的是一个特殊问题，就是关于整风要整的三大毛病，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来源。首先谈谈主观主义。党员的理论学习比党外好，接触实际也多，为什么主观主义还这样多？我的分析是：（一）有不少党员知识水平太低，不够他现在所担负的工作所需要的水平，这当然不是指的一切都不够水平，而是跟自然界作斗争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水平。而不少共产党员在这方面的知识水平确是太低；（二）经验不够。经验是有的，不幸的是情况变化快，工作条件变了，旧的经验常常用不上；（三）情况太复杂，矛盾太多，根据他们那样低的水平，不够用的经验，要应付这样的环境，就增加了更多的困难，主观主义就更难免；（四）任务太多、太紧。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怎样办？有些干部就凭自己的经验、认识、天才去琢磨，这一琢磨就琢磨出个主观主义来了。 + +　　接着，张奚若谈到他对官僚主义的分析。他说，既有上边所说产生主观主义的背景，干部要完成任务，而且要超额、提前完成，怎么办？在实践中他发现行政命令是个“好”办法。官僚主义有好几种：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是事务主义，不抓方针政策。这种官僚主义当然不好，但我以为“其志可嘉”，比不辛辛苦苦的好。另一种是马马虎虎的官僚主义，这当中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没有办法，只好马马虎虎；一种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马马虎虎，更要不得。 + +　　宗派主义，一方面是对党外人士，一方面是对群众。对党外人士，八年以来有其历史背景，有些党员认为“天下是咱家打的”，于是老子天下第一，以革命功臣自居。他们认为：给你一碗饭吃，给你官做就够了，一切不过是为了团结，并不是你真正有什么本事。”因此，他有事情就照他的办法办，正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有些党员对群众，当非请教、合作不可时才请教、合作，不然，就拿出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哲学来用一下。这样久而久之就脱离群众。 + +　　张奚若说，除了上面那三个主义外，还有一个教条主义。有些人知识水平低，经验不足，为了解决问题，想不出办法，就搬教条，搬苏联经验，依靠教条解决问题。对某些党员来说，教条成了他办事的唯一蓝本。教育部许多工作没做好，教条主义之害实在是“大矣哉，大矣哉”。 + +　　对于这几个主义的来源，我总结起来是由于：许多党员居功而自大；知识水平低，经验不够，旧经验不能用；任务又多又紧，没有办法。结果，就只好靠三大主义办事了。先拿教条主义武装起来，再拿行政命令执行教条，拿宗派主义保护教条。 + +　　张奚若又说，党外的帮助也是很重要的，可以起些作用，但是，如果要帮助得好，共存得好，各民主党派还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不然，跟都跟不上，老掉队还能监督、帮助吗？古人说“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未之有也”。 + +## 袁翰青说：统战部不能根据不同特点具体帮助各民主党派 + +　　袁翰青说，刘少奇在共产党“八大”的报告中曾谈到民主党派对他的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应该起三方面的作用，即：代表、联系、帮助改造。九三学社在这三方面都做得不够，但联系和帮助改造还做了一些，如何代表成员的利益和要求就做得很少了。作为一个党派而不能代表它的成员的合理要求，所起的作用就大大不够。这点九三学社本身要负责，但统战部的提醒也不够。今天国家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和知识分子本身的要求基本上是一致的，知识分子主要是要求能够发挥自己的力量。在这方面有些要求是合理的，但民主党派不能代表和支持这些要求，最近医药卫生界有这样的反映：“做医生的一只脚在医院，一只脚在法院”“只有不是的医生，没有不是的病人”。民主党派在处理这类是非问题的时候，也常常把责任放在自己的成员身上。这就不能使民主党派成员感到组织没有给他撑腰。还有，一般人对“代表”的看法，仅仅理解为是要考虑民主党派成员的政治地位，实际上知识分子要求的是合理的工作条件和制度，而不是地位。 + +　　统战部对各民主党派的看法有些一般化，对各民主党派的特点了解不深，因此，不能根据不同的特点和要求进行深入具体的帮助。 + +　　近来，民主党派成员反映兼职过多的颇不少，九三学社中也有相当多的人兼职过多。民主党派是否可以有权帮助它的成员减少兼职工作？ + +　　除了以上问题以外，袁翰青对这几天大家反映民主党派的干部不安心工作的问题，和认为民主党派是“带病延年”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在民主党派机关中做工作，九三学社有些同志就认为很有意思，很有兴趣，并不是所有的干部都不安心工作。这个问题，一方面要靠各民主党派自己进行教育，一方面要造成社会舆论，人民日报能不能写点社论，说做民主党派工作、做人的工作很重要。也可以写写“民主党派应当代表他的成员反映合理要求”的问题。他又说，对于“带病延年”的问题，我的体味不是如此，各民主党派正是青壮有为的时期。比如九三学社社员去年就增加了五倍，怎么能说是“带病延年”？尤其到下面看看，各省的分支机构劲头大得很。因此，我说，这四个字不符合全面情况。 + +## 吴研因说：对知识分子统上也要统下发掘中小学教师中的状元 + +　　吴研因在书面发言中谈到有职、有权、有责的问题时提出：这里面也有称职和不称职的问题存在。如果称职，自然应该有权，如果不称职，那就只好无权无责了。不过，我认为不称职就不应该让他有职，如果不称职又让他有职，又不把权交给他，或者把权交给他，他也掌握不了，这都是不好的。另一种情况，有些本来还称职的人，如果无权无责成了习惯，一旦把权交给他，要他负责，怕也好象缠久了的小脚，一旦开放，也不能象天足一样大踏步前进。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吴研因认为最好把职调整一下，能做主角的，就让他做主角，否则就让他跑龙套或者干脆不要他在台上。如果说，有些民主人士，对国内和国际有些作用，不能不特别照顾，我认为这在解放初期是说得通的。但是，现在解放已久，有许多向来无名的人才，已经在台上显露头角，为国内或者国际所知名了，用不着再把那些小脚放在台上跳加官。总而言之，原则上民主人士和党员应该平等待遇，不论是谁，称职的就让他有权有责，不称职或者不能掌权负责的，就让他无职。否则民主人士被优待，总不免令人不安心，甚至有不平等的感觉。 + +　　关于统上和统下的问题，吴研因认为：统上，统代表性人物，当然是对的，五百万知识分子，怎么能个个去统呢？作战要“擒贼先擒王”，统战要“统下先统上”，这是一定的道理。但是，要注意行行有状元，把各行的状元统起来，不要把别行的状元当这行的状元来统。例如中小学教师和一般知识分子，他们也有状元，如果把大学教授和高级知识分子当他们的状元，就是张冠李戴，他们是会有意见的。因此，我主张对中小学教师和一般知识分子，要发掘他们的状元，把他们的状元统起来，过去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是统了一些的，但是，统得太少了。尤其是在农村的，不但没有去统，甚至由于区、乡干部没有文化，不了解知识分子的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还在走相反的路，歧视、打击他们。因此，今后必须对区、乡干部做宣传教育工作，把情况改变过来。 + +　　关于人事安排问题，吴研因批评了人事部门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他认为许多问题都是由于人事部门存在这些毛病而引起的。人事工作很难做，不能粗枝大叶，但是有些人事部门却做得很不好，例如把英文文学专家，分配去做普通图书馆员，把学航空工程的，分配去当汽车公司售票员……有人称它为“乱点鸳鸯”，真是十足的官僚主义，他们还强调服从分配，不顾风土人情，夫妻关系；强调干部要在岗位上培养，不知道有些太不成话的干部，培养了好多年也难成材，并且，还耽误了机关工作，这就是教条主义。因为人事部门存在这些主义，所以往往由于人事安排不当，严重妨碍了统战工作。今后要做好统战工作，首先要做好人事工作。要做好人事工作，对人事部门整一下风是必要的。 + +　　 ---- 原载1957年5月14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民主党派负责人继续提出意见 批评统战部对各民主党派帮助不够”。 + +##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六) + +## 《人民日报》编者 + +## 1957.05.15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１５日下午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继续座谈。 + +　　在座谈会上先后发言的有无党派民主人士马寅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陈铭枢，无党派民主人士沈雁冰，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兼妇委主任刘清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秘书长梅龚彬，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 + +## 马寅初说：民主党派也要拆“墙”学校党委制不能退出学校 + +　　马寅初在发言中说：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他认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能光讲坏处，好处一点不说，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心服的，也不好共事。伏罗希洛夫这次来参观就一直称赞北京大学，如果这些好处都不谈，就不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也不是和风细雨。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马寅初认为学校党委制有他的好处，他还以北京大学为例，他说：北大有八千个正规生，这八千个正规生的思想、家庭情况，党委都知道。如果党委退出去，我是无法了解的，叫我做校长，我也管不了，而且我管得多了，俄文也不能念了，研究工作也不能作了，山也不能爬了，身体也不能锻炼了。他还说：照我想，北京大学的教授是靠近共产党的，因为他们都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好处，只要共产党接近他们，他们一定愿与党合作。谈到这里，他说：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表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成的。马寅初还回顾了解放前北京大学的情况，他说：我在那里教了十六年书，那时先生讲课没有大纲，没有计划，一年的功课不讲完，也无人过问，考试出几个题目，也不来监考，学生考试等于是抄书。现在不同了，教学改革已基本完成，有了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这都是党委制的好处。有人说：从前“肃反”、“三反”时，共产党员骂非党人士，非党人士受了一肚子气，现在只讲坏处，不讲好处，可以出气了。马寅初认为：共产党员受了一肚子气，也要出气呀！这个气到什么时候出呢？而且一旦消极起来，又怎样办呢？叫我们积极吗？我就积极不起来，那样，问题更大了。现在有人说恢复校务委员会好，这个校务委员会过去也有，但是，弄得不好，院长和院长为争预算要闹意见，甚至不说话，也曾有人认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搞得好，可是曾经在清华大学而现在在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就说：“过去清华大学的校务委员会是把头委员会，我们吃过苦，怎么还说好呢？”比比过去，看看现在，马寅初得出结论说：学校中的党委制无论如何不能退出学校。但是，马寅初同时认为：现在的情况也要改变，只要党与行政合作，开诚布公，互通声气，他相信一定可以办得好。 + +　　马寅初还谈到：过去学校里的老教授上不了台，现在，一批评就翻过来了，说青年助教是教条主义，不相信他们，甚至连苏联专家也不相信；老教授事情又多得很，要进行科学研究、带研究生，有些人还要脱产编书，那里有功夫去上课，将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就大了。不但在北京大学如此，在上海更成问题，过去说向工人阶级学习，现在说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甚至还有人说：工商界定息要定二十年，这种倾向不好。谈到这里，马寅初再次说到：所以墙要从两方面拆，单拆一面是不行的。共产党整风就是拆“墙”，虽然现在新党员增加了，这些新党员整风恐怕不及经过斗争的老党员来得容易，但是，他们有英明的领导，还是可以整的。各民主党派，如民革、民盟、民建、九三学社整风，虽然没有共产党容易，但是，他们有组织机构，也还容易整，我们无党派民主人士连个机构也没有，象汪洋大海一样，谁去整呢？被整的是谁呢？谁说话最有威信，可以使被整的人信服呢？怎么整法呢？也就是怎么拆墙呢？都是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会后，记者在访问他的时候，他要记者加上这样一段：所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这个党派我在二年前就主张取消，但是，兄弟党不同意，现在我希望青年别加进去，这班老头儿死光，无党派这个党派也没有了，否则要“长期共存”，就更糟糕了。 + +## 陈铭枢说：民革没有“墙”可拆 + +　　陈铭枢在马寅初发言后补充说，我是同意实行校务委员会，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今后学校中的党委制如果取消的话，就要加强统战工作，就更有必要在有领导下的民主这个原则下组织校务委员会。至于互相拆墙的问题，他说民革方面是没有什么墙可拆的。他还说，机关中党组与学校中的党委会性质不同，因此，他不赞成取消机关中的党组。 + +## 沈雁冰说：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是互为因果互相关联的 + +　　沈雁冰就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做了发言，他认为：这三者实在是互相关联、互为因果的。因为你既包办一切，任何事都不跟他商量，或只教他画诺，那他就被造成为官僚主义。又如：由于宗派主义者，常常又是严重的教条主义者，结果就必然使他自己成为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者，而且要强迫别人不得不成为这样的官僚主义者。所有这一切，其根源又是由于缺乏民主，开展民主是消除这三个坏东西的对症药。沈雁冰还说：统战工作和宗派主义是不相容的，统战部做了不少工作，然而并没有减少各方面的宗派主义。其原因何在呢？就人事安排来说，事实证明：党外人士得到安排以后，宗派主义并不减少，甚至有了新的滋长，并且，从另一方面看，这又滋长了、培养了一批官僚主义者。例如：不少专家就因为安排给他们的兼职太多了，以至于忙于“三会”（冗长的会议、宴会、晚会），不务正业，不得不做个忙忙碌碌的官僚主义者。他举了他自己的例子，他说：我个人不是专家，不过从前也还有个专业；现在呢？又是人民团体的挂名负责人，又是官，有时人家又仍然把我看作一个自由职业者（作家），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算什么。在作家协会看来，我是挂名的，成天忙于别事，不务正业（写作）；在文化部看来，我也只挂挂名，成天忙于别事，不务正业。如果我是个壮丁，还可以力求“上进”，左手执笔，右手掌印，无奈我又不是，而且底子又差，三、四小时连续的会议，到后来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象我这样不务正业的人大概不少，统战部最好再安排一下。 + +　　沈雁冰还说：宗派主义的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比方说：一个非党专家，在业务上提了个建议，可是主管的领导党员却不置可否，于是非党专家觉得这位党员领导者有宗派主义。可是，在我看来，这是冤枉了那位党员了。事实上，这位党员不精于业务，对于那位非党专家的建议不辨好歹，而又不肯老实承认自己不懂（因为若自认不懂，便有伤威信），只好不置可否，这里确实并无宗派主义。可是，隔了一个时期，上级党员也提出同样的主张来了，这时候，曾经不置可否的党员，就双手高举，大力宣扬，称颂上级党员英明领导，但是，压根儿不提某非党专家曾经提过基本上相同的建议，是不是他忘记了呢？我看不是，仍然是因为若要保住威信，不提为妙。在这里，就有了宗派主义，如果那位非党专家不识相，自己来说明他也有过那样的建议，但未被重视，于是乎百分之九十很可能，那位党员会强词夺理，说那位专家的建议基本上和这次上级的指示不同，或甚至给他一个帽子：诽谤领导，诽谤党。这里，宗派主义就发展到极严重的地步。从这样的例子，是不是可以说：不懂装懂，念念不忘于什么威信，就是促成了象上面所说的宗派主义，但是，通常可以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官僚主义，可见两者有点亲戚关系。 + +　　接着，沈雁冰谈到官僚主义，他说：官僚主义的表现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据我所见，中央几个部的官僚主义是属于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特征是：（一）只抓小事，事必躬亲，而昧于全局形势；（二）只顾到眼前的，没有考虑到将来，这是昧于全局的必然结果；（三）忙于油、盐、酱、醋的安排，忽略了思想领导，这在文教部门尤为显著。这种官僚主义最可怕，这个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而滋长这种官僚主义的土壤却是对于业务的生疏乃至于外行。拿文学艺术来说，究竟是专门学问，没有这门学问的基础，专靠几本“干部必读”不能解决业务上的具体问题，不能解决，可又等着你作主张，怎么办呢？捷径是：教条主义、行政命令。有一个时期，没有学问而靠教条主义办事的领导者，用各种帽子来压服提意见的人，使得本来沾染教条主义比较少的人也加紧学习教条主义，而结果反被称为“进步”。沈雁冰认为：这个时期是不是一去不复返了，还不敢这样说。 + +　　沈雁冰最后说：总而言之，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主要是个思想问题，要从思想上解决，然而也同知识水平低、业务不通有关系。而官僚主义，如就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而言，则主要是或大部是业务不通之故。光了解情况还不够，你尽管了解某一业务的情况，知道专家们的意见分歧，但你没有这门学问，拿不出自己的主张，于是就会举棋不定，今天听甲的话，明天听乙的话，主观上要把事办好，客观上却是官僚主义。因此，沈雁冰期望在整风中，切实检查一下所有的各种方式的学习制度，包括政治思想的和业务的，彻底改变那些徒然耗费时间的形式主义的学习方法。沈雁冰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 +## 刘清扬说：不只是揭露，也要提出积极性的建议。希望统战工作不要只统男不统女 + +　　刘清扬在发言中说马寅初说不能光讲共产党的缺点，不讲优点，学校中的党委制不能取消。我觉得这个意见各民主党派应该很好考虑，应设法让在各方面担任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不光是揭露矛盾，也要提出解决矛盾的建设性意见。我觉得不能使党员消极，不能使党员受委屈，因为揭露矛盾是为了解决矛盾，是为了更加团结。 + +　　大家前几天提到的有职无权问题，在我所接触过的人中，都反映普遍地是存在着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并不存在。因为，我向来是有意见就提的，当然这也是从斗争中得来的。但是，我能不能认真行使自己的职权呢？这倒成了问题，因为兼职太多了。我自己身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委员、河北省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等职，每年光开会、视察就要花去好几个月时间，我本身所担负的红十字会工作就没法作，造成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我觉得兼职过多对个人是个消耗，对工作也不利。因此，我希望在人事的安排上，并不必要安排太多的职位，才能使人满足，主要的还是要叫他集中精力做好一两件工作，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发挥他的力量。 + +　　有些人并不自愿成为官僚主义者，但环境竟逼得他在各方面都造成了官僚主义。如我到红十字会工作两年半了，虽然我们会中的干部对红十字会的工作都想作好，但是由于工作上得不到党政的支持，如工作计划方案问题，已有三、四年之久不得解决，先提到卫生部，后提到国务院至今还未批下来，这就影响了大家的情绪。因此，我们会里党和非党干部对自己工作不被重视的情况都很有意见。我们认为领导不重视群众团体，因此使我们好象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有积极性也无从发挥，工作不能开展，这能算是官僚主义吗？ + +　　刘清扬接着说，我要站在妇女立场代表大家反映些意见。有些妇女干部向我说，各方面的问题都有人提意见，就是对妇女工作重视不够。对统战政策来说，有人说统上不统下，统少数人，不关心中下层，在妇女来说，是统男不统女，这就显得不够全面和周密。如我们妇女联谊会从解放前后，地下和地上都做了不少工作，全国妇联和市妇联的负责同志都是知道的。但在领导上，既未给以关怀和鼓励，至今我们极少数的脱产干部，始终是黑干部，并无正式的人员编制和福利待遇。干部们有时说，我们不也是为国家工作么？我们既无人关心工作的成绩，反而有时还被有组织领导的街道妇联看不起，说我们是资产阶级的妇女团体。 + +　　刘清扬还严肃地批评了在婚姻问题上一些不良的现象。她说，在河北省有的农业社设法培养了一些女拖拉机手，但是她们同驻在当地部队军官结婚后，就不当拖拉机手，脱离了生产，住到部队里去。她们穿上皮鞋和丝绸衣服，坐汽车回家。这在农村干部和农民中间起了很不好的影响。刘清扬说，这不是妇女解放的道路，这是一种思想倒退的现象。 + +　　河北有些民盟同志向我反映了些情况和意见。如有人说，统战部工作，统上不统下，只重视少数上层人物，不关心中下层。因此，基层党委负责人，不了解民主党派的作用。如唐山某一学校党员副校长说：“我懂了民主党派的情况，今后来竞赛吧，你们干好了，我们就让你们搞了。”他这样一讲，该校教员就不好再加入民盟了。又如唐山铁道学院本是统战工作的试验重点，但实际党和非党还是貌合神离。如七个党委同志，对教学改革、拟订教学大纲等，由于他们不懂，就不免常说外行话，他们又不向知识分子虚心学习，于是造成矛盾，党群关系就搞不好。比如有的党员同志搞满载超轴五百公里是内行，但叫他搞大学教育，他和高级知识分子无共同语言，当然很困难，知识分子也无法和他们谈心，于是就形成鸿沟，格格不入。民主党派要想帮助作出点事来，也需要一步步试验，不敢说出来和做出来。党的方面对民主党派也不敢多管，怕侵犯他们的独立，因此，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很微妙。在双方不能开诚相见时，也就不能避免隔阂和矛盾。 + +## 梅龚彬说：在人事安排上要使民主党派有名有实 + +　　梅龚彬在会上谈了民革中央领导人和民革各级干部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意见。 + +　　首先，关于合作共事关系问题，他说，现在民主人士还没有做到从“彩排”到“演出”、从“设计”到“施工”都能参加。他认为共产党中央同国务院发布联合指示、县以下“以党代政”，这些做法都是不尽妥当的。 + +　　关于就业安排问题，梅龚彬说，有人分析有三种情况：第一、有职无权；第二、有名无实；第三、无名无实。他说，在他看来，有职无权现象目前在机关学校中极为普遍；但是在民革方面严重的还是徒有其名而无其实以及“名”“实”都无的问题。 + +　　梅龚彬还提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委员不必兼任，应该分开，使安排的面较广一些。他认为今后各级人事安排应不限于资历老的人，应照顾资历虽浅而工作有成绩的人。 + +　　梅龚彬还批评了一些报纸对民主党派活动的宣传报道不够重视的缺点。如报道民革二中全会会议的稿件，人民日报只登在第四版上。 + +　　关于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与中共基层党委的关系问题，梅龚彬说，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任务是代表成员利益和发挥监督作用，但是由于对地方的许多工作不能与闻其事，这样就无法实现它的任务。梅龚彬认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与中共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接受领导是接受政治领导，如果在基层双方意见不一致时，可以分别报告上级，协商处理。 + +　　梅龚彬还谈到民革中级干部和下级干部对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意见。他说，民革的干部要求统战部今后更多地给他们以帮助。中央的中层人员还希望有参加各项会议和视察的机会。梅龚彬还要求改变过去民主党派中央副部长在政治待遇上“低人一等”的情况。 + +　　最后，梅龚彬提出了四点建议，其中关于改进党与非党关系方面，他希望通过这次整风，克服各级党员干部的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以正确解决基层组织的相互关系和机关、学校、企业单位中民主人士的有职有权问题。 + +## 张奚若讲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的四种偏差 + +　　张奚若说，他上次讲三大主义，今天讲四种偏差。这四种偏差是：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 + +　　他说，好大喜功分两方面。第一是大：一种是形体之大，另一种是组织之大。形体之大最突出，很多人认为，近代的东西必须是大的，大了才合乎近代的标准。拿北京的一些新的建筑物来说，北京饭店新楼礼堂，景山后街的军委宿舍大楼，西郊的“四部一会”办公大楼，王府井百货大楼，这些从外表看来，似乎是很堂皇，而实际上并不太合用。很多人对“伟大”的概念不大清楚。伟大是一个道德的概念，是一个质量的概念，不是一个数量的概念。体积上尺寸上的大，并不等于精神上的伟大。大是大，伟大是伟大，这两个东西并不相等。可是，他们把形体之大误会为质量之大，把尺寸之大误会为伟大。另一种是组织之大，就是庞大。很多人把庞大叫做伟大。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等于集体主义，集体主义等于集中，集中等于大，大等于不要小的。由于有这个基本思想，所以工商业组织要大，文化艺术组织要大，生活娱乐组织形式也要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本来这些工商业和社会组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但现在这个办法不管人民的实际需要，好象人民为他们服务。 + +　　为什么这些人喜大呢？除刚才说的把尺寸上的大和精神上的大未分开而外，还有一种是幼稚的表现，也是思想笼统、脑筋简单的表现。 + +　　第二，急功近利。这个态度与好大喜功似乎是不一致的，实际上一面是好大喜功，另一面又是急功近利。急功近利的一种表现就是强调速成。在某种情况下速成是需要的，但要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作，结果是不会好的，事情应该分长远与一时的，百年大计与十年小计自有不同。急功近利，不但对有形的东西如此，对无形的东西，尤其对高深的学问，也是如此。现在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办法，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以为大学毕业，作了副博士、博士就差不多了，其实除个别人以外，一般的还差得很远。旧学问如此，新学问也如此。 + +　　第三，鄙视既往。历史是有继承性的，人类智慧是长期积累起来的。但许多人却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他们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他们认为，新的来了，旧的不能不打倒。其实，我们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而他们对中国历史和新社会都很少了解。 + +　　第四，迷信将来。当然，将来要比现在好。但不能说将来任何事情都是发展的。将来有的发展，有的停滞，有的后退，有的消灭。而发展也有不平衡的，不是机械地等速度的发展。总之，将来的事情，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事无巨细都是发展的。因此，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都是不对的。 + +　　张奚若在讲了这四种偏差之后说，当然，不是说大的都不好，过去的都好，将来的都不好，问题在于要有区别，要有适当的比例，要有配合，生活才不单调，不要脑筋简单。他说，这是文化高的人很不幸的事情，也是脑力劳动者的很大的负担。但这也不是什么难办的事情。只要虚心一点，就能够办到。 + +　　座谈会将于１６日继续举行。 + +　　 ---- 原载195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统战部继续召开的座谈会上提出尖锐批评和改进工作的积极建议”。 + +##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七) + +## 《人民日报》编者 + +## 1957.05.16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１６日下午继续举行。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黄绍竑，无党派民主人士陈叔通，中国致公党中央副秘书长严希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秘书长叶笃义，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金芝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陈铭枢。在此以前，座谈会已举行了六次。七次座谈会上发言的共有三十六人。 + +## 黄绍竑希望在整风中检查党政关系，他认为党不应该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 + +　　黄绍竑首先就党政关系问题也就是领导的方法问题发言，他说：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需有中国共产党的英明的坚强的领导，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有人怀疑党的领导权问题，那就与宪法的规定违背了。但是，领导方法是可以研究的。 + +　　黄绍竑说：我所以提党政关系问题，绝不涉及党的领导权问题，而是领导方法问题。我觉得过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没有通过人民、通过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各地方或机关党委五人小组在肃反运动中直接处理案件，如党和政府共同发布决定而没有把党对各级党委的指示和政府对于人民的指示分开来，这样就可能导致人们或某些党员认为党的领导方法就是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这样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是有妨碍的，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他希望在整风中对党政的关系检查一下，并且明确地把它规定下来。 + +　　“整风好比洗澡、法制好比洗脸”“兼职本身就是官僚主义”“人大常委、政协常委可否专职专业？” + +　　第二个问题，黄绍竑谈整风与法律制度问题，他说：我把整风好比洗澡，法律制度好比洗脸，洗澡可以几天洗一次，或个把、几个月洗一次，但洗脸必须每天洗一次或者两次。整风固然需要，而建立法律制度同样是需要的，光是整风而不建立法律制度就无法永久保持整风的效果。 + +　　黄绍竑还谈到：在制度上要注意那些问题，他首先谈了兼职问题，他说：兼职本身就是官僚主义（除法律规定者外），希望把这个问题检查一下，比如人大常委、政协常委是否可以成为专业专职呢？是值得研究的。我以为如果成为专业专职，工作可能做得好些，有人说：党派的领导人不能不兼，如果这样说法的话，毛主席要兼多少职务呢？我以为在两个常委内，各党都有一定的员额就得了，何必限于那几个领导人呢？其次，他说：重视已有制度，就我经常参加的人大常委和法委会来说，到会人数往往仅到达法定人数的边缘，其中，我估计了一下，共产党员缺额的比较多，尽管是因为兼职多、工作忙，但是，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来看，是会令人引起不重视的感觉的，是不是有人觉得问题已经在党内决定了，常委会不过是形式的通过而已。 + +　　在立法上究竟要制定那些法律呢？黄绍竑认为：我们的立法是落后于客观形势的需要的，刑法、民法、违警法、公务员惩戒法都尚未制定公布，经济方面的法规更不完备，五年计划快完成了，但是，度量衡条例还没有制定，有人说：苏联某些法律也制定得很迟，我们何必着急？我以为苏联好多先进经验，我们一定要学，但是，这样也算做先进经验吗？也值得学吗？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为什么不快做呢？这样说法无非是为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做辩护。黄绍竑认为公务员惩戒法和各机关的组织条例办事规则是与整风最有密切关系的法规，必须早日制定，前几天，好多人提出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问题，如果这些法规完备了，不但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问题可以解决，党政的关系也可以分得清楚，搞得更好。此外，应该注意那些过去因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而致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重大损失的负责人，如果不及时处理，并向人民作交代，就无异给整风运动来一个极大的讽刺。 + +　　“‘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成公式，我认为这会意味着强调成绩掩盖错误”。 + +　　关于以往成绩的宣传问题，黄绍竑认为：“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经成为工作报告中的一种公式，任何工作报告都套上这个公式，我认为这样会意味着强调成绩掩盖错误，造成更多错误的危险，个别错误即仅仅是百分之二、三，也不能用百分之九十七、八的成绩来掩护它，忽视它，就司法方面来说，百分之二、三的错误案件，在全国范围内不知要造成多少人家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就国家经济建设来说，百分之二、三的错误不知要造成多少亿元国家的财政损失，而人民间接的损失也是可观的，我觉得宣扬成绩、夸耀成绩、掩护错误、忽视错误都是官僚主义的作风，也是铺张浪费的来源，成绩说得保守一些，错误、偏差放在成绩的前面，并不等于掩没了成绩，而是成绩更加可靠，更加巩固，是有后备力量的成绩，人民对于政府的成绩是心中有数的，不强调的说，他们也会知道，说得有一点漏洞，一点不确实，他们也会知道的，强调的说，并不增加他们的信仰，稍微有一、两点不确实，就会减少他们好几分的信仰。 + +　　最后，黄绍竑谈了两个具体问题。他认为（一）受劳动教养的据说有两万人，大多数是机关干部，知识分子，他们既够不上刑事犯罪，已经劳动教养了一年多，应该定出一个整个的解决办法，不宜拖下去。（二）解放时期，有些国民党人倾向革命为奔走和平或参加工作多少出了一些力，但因历史的关系被怀疑判了重罪，希望彻底检查无辜，平反，历史上有罪的也应酌情处理。 + +## 严希纯批评有些党员不懂装懂，把领导科学机关看成带军队一样 + +　　他说，不管党员称职不称职就把他放在什么“长”的位置上，并不等于实现了党的领导 + +　　严希纯主要就党与非党合作共事，民主党派人士有职有权问题作了发言。他说，合作共事关系搞得好不好，党与非党两方面都有责任，但是，今天本着“春秋责备贤者”的精神，党员应该负主要责任。为什么合作共事方面会发生许多问题呢？我以为：第一，许多党员包括一部分领导干部在内，不懂得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和作用，不了解统一战线是中国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如我们国家计量局有四个正副局长，我是一个副局长，每次人大、政协送来给局里的文件，负责办公室的高级党员干部总是批给我和另一非党局长看，而不批党员副局长看。由此可见，他们不懂得党在延安时的三三制以及政协、人大等都是党的很重要的工作，也可见他们不懂得统战工作是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是什么意义。第二，许多党员不了解解放前在白区工作的艰苦，不了解当时共产党和民主人士一同斗争的血肉关系，仅仅把今天对民主人士工作的安排当做照顾，当做点缀；至于工作，则于这些人无关。第三，许多党员把今天机关中的党组的作用与过去对敌斗争时的“党团”的作用看得差不多，不了解那时党还在地下，“党团”的作用主要是保证对敌斗争的胜利，而今天则党已是执政党，党组在国家机关中的作用是保证国家政策的执行。而国家政策的执行不能只依靠共产党员，还要依靠广大的党外人士。这些党外人士，都是一家人。党组的负责人不能什么问题都去干预。这种事事干预的情况，在科学部门尤严重。 + +　　接着严希纯谈到有职有权问题，他批评了有些机关只是在形式上尊重了党外人士的职权，让民主人士参加了党组会议，但实际上还是不尊重人家的职权。他说：如我在国家计量局工作两年多了，虽然也参加了党组会议，但我所提出的一些重要建议和争取科学技术人才的问题，始终未被重视。未经仔细讨论。又如我在科学出版社当副社长时，该社的工作主要是出版自然科学的书刊，但也有极少一点历史考古方面的社会科学出版工作。当时，自然科学部分非常缺人，但组织上却派了一个学自然科学的年青党员去负责这个社会科学部分。但这个年青党员不懂古典的东西，有时竟把书刊上应写古体字的改成了现在的字体。他还自作主张不买我批准要买的古书，又在我不批准一个青年团员的自然科学方面的译文时，在别人面前说我何必如此认真。这是把党员看成万能而对党外的负责人的职权却很轻视。有些党员自高自大，瞧不起民主人士，我还见过很多男女双方因为一个是党员一个不是党员而造成不能结婚，结婚了而离婚的悲惨事。 + +　　对在机关中如何体现党的领导问题，他也提出了意见。他说，党的领导并不等于不管党员称职不称职，就把他放在什么“长”的位置上，就体现了党的领导。一个图书馆内有一个图书馆专家，做了十几年工作，但领导上却派一个文化不高的党员作他的科长。这样作，是不能使非党人士心服的。他说，机关中的党组是应该继续存在的，现在的问题是运用得不好。 + +　　他批评有的在科学机关作领导工作的党员，自己不懂科学，又不虚心学习，尤其不好的是不懂还要装懂。有些党员还把领导科学技术机关看成带军队一样，把科学家、教授、工程师，一律当成自己的下级，不尊重他们的意见，也不给以应有的礼貌。他说，依照经验，工厂或工程工作上，除了领导人之外，应有一个总工程师室，总工程师的地位很高，在技术上可以有决定权。现在也应这样做。他还说，科学技术工作，在研究过程中是应该允许失败的，但现在则一遇失败，就要追查科学技术人员的责任，甚至怀疑他们有政治问题，加以逮捕。这样如何使专家们敢于负责呢？这对我们的建设事业是不利的。 + +　　严希纯还对随便推广先进经验的盲目性提出了批评。他说，推广竹筋混凝土代替钢筋，我很耽心，听说有些地方已用竹筋造三四层楼的房子，幸而最近国务院否定了这种所谓先进经验。又，北京市因为需要，筑了很多质量不好的马路，今年全都翻浆，据说原来认为以少数的钱造很多的路是先进经验，其实这是常识都通不过的事，根本不应认为是先进经验。 + +　　最后，他说人事部门管得太多，党外领导人对人事工作是无权过问的。人事部门往往只重政治不重学术，例如选派出国留学生，不管能否完成学习任务，只要政治条件好就选派出国，以前选派一个留学生，就挑了一个考试成绩最坏的学生，就因为他是党员。但是这种做法，直到现在还没有改变。最近选派八个人，还是政治第一。这是很大的浪费。他还谈了一件事，说明我们干部误会了主席提出的“一边倒”的精神。某机关有一党外干部出国路经苏联，回来后说红场没有天安门广场大，竟被领导上发现，竟叫他当众检讨。对于有些尚未制定的法律如民法、刑法、国家计量条例等，他也希望能够尽快制定公布，以便干部在处理问题时能有所遵循。 + +　　严希纯希望中共中央统战部要注意国家机关中的统一战线工作，尤其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并要多注意北京以外的机关学校中的统一战线工作。他还希望统战部注意请有关部门早日解决那些在国民党时期因为失掉革命的关系自己去创造条件进行革命工作，今天因肃反、审干中的偏差而抬不起头的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的问题。 + +## 叶笃义发言批评一种不合理的国家制度：只要当了人大常委会委员，立刻提到五级以上，并坐起吉姆牌汽车来，政治地位超过一切，造成知识分子既怕社会活动过多又怕少的不正常的想法 + +　　叶笃义就民主党派的机关干部问题、民主党派怎样发挥作用以及国家制度和民主生活问题等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 +　　叶笃义认为各民主党派机关干部不安心工作，是一个事实。为解决这个问题，虽则已经确定建立各党派事务座谈会的制度，但是，这个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各民主党派机关干部不安心问题，不是通过座谈会和晚会所能解决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才能使他们从工作上同共产党的工作挂上钩。民主党派机关干部希望能够使党了解他们的工作，能解决入党问题，这种愿望，是对党的向心力，不可厚非。可是，他们一直处在党的领导的外面。应该把民主党派机关工作纳入国家机关的系统，比如关于人事的调配和升迁、级别，就同国家人事部门挂钩，统一起来。否则，民主党派要自己拟一套干部制度，不仅很困难，并且不必要。 + +　　关于如何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问题，叶笃义认为，过去几年，民主党派起了一定的带头、号召作用。但是，在对于制定国家政策方针上，作用不大。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在三反五反、调整院系、肃清反革命等工作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运动一过的平常时候，就起不了什么作用。目前，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全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因之，对于民主党派的作用和组织形式，都需要作新的考虑。他认为今后各民主党派的中央和省一级组织，在制定国家的政策方针方面，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各党派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工作。至于基层组织，却可以减少活动，不宜强调党派关系，不宜强调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他认为在机关、学校、企业中，全体工作人员，都是同事关系，他们的任务就是共同贯彻执行国家政策和任务。这样，就会减少机关中的矛盾，党群关系之间的墙，不拆自拆。此外，在国际方面，民主党派今后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过去在这一方面，多是被动做的，今后应该主动地展开国际活动。比如以政协名义同兄弟国家的祖国阵线、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党派，建立友好往来的联系，介绍我国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合作共事的经验。 + +　　至于在组织形式上，叶笃义认为，适应“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民主党派的组织不是要学习共产党，把组织搞得更加严密。由于民主党派成员的成分不同，组织松懈一些，反而有利于党派的长存。而目前民盟、民建、农工民主党和九三学社，都是团结不同方面的知识分子的党派，工作对象互相交叉，因之，发生“争人”的现象。他认为，从团结五百万知识分子着眼，他建议把四个党派解散，另组一个知识分子的政党。 + +　　关于国家制度和民主生活问题，叶笃义认为今天知识分子有既怕参加社会活动过多，又怕少的想法。这种矛盾现象的产生，是从国家制度来的。目前国家的制度，造成政治地位超过一切，并且代替了社会地位。过去是行行出状元，现在是行行出代表（人民大会代表），行行出委员（政协委员）。最显著的例子，是一当选为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委员会委员，立刻可以从现在的级别提到五级以上，就可以坐吉姆牌汽车。因之，造成了人们都是从政治地位来衡量一个人在各行各业地位的高低。如果两个同等的名演员，一个当了人大代表，另一个没有当上，他就会闹情绪，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降低了。可是当了人民代表、政协代表，要参加许多活动，一年开一次会，视察两次，就要三个月时间，因之，对于许多专家来说是很大的负担，妨碍他们的研究工作。有的人虽则参加了政治活动，但是实际上对政治是没有兴趣的。甚至开会的时候，虽则戴上了耳机，却拔掉了插头，在埋头考虑自己所研究的问题。劳动模范王崇伦就说过，当了人大代表，经常脱离生产，技术逐渐落后，就不能继续在生产上保持模范作用了，并且很快脱离了群众。因之，叶笃义建议要改变目前不合理的制度，不能把政治地位作为筹码来衡量各行各业的状元。政治地位不应超过和代替本行本业的地位。他建议今后人大和政协代表要进一步专业专职，这样，这些代表，可以多开会，多视察，发挥监督作用，更加充实民主生活的内容。这些代表，最好选举各行各业的“退役”的代表人物，他们过去有成就，是有名望的，也同本行本业的群众有联系，但是，目前已不是站在本行本业工作的第一线上。可以使目前在各行各业第一线上的人物，专心于自己的工作，做到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分工合作。 + +## 金芝轩发言批评党在“分配”问题上的宗派主义由于有些大官僚喜欢听好话使得有些小官僚欺骗大官僚 + +　　金芝轩首先谈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说：许多人民内部矛盾都突出地表现在分配问题上。党与民主党派、党与群众、民主党派与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之间等等许多问题，也都是属于对不上口径，排不好位置，分不好前后等等分配问题。分配是合理的按比例统筹安排，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金芝轩谈了司、局长以下一些有专长的知识分子的意见。 + +　　第一，加强党的领导问题。他说：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没有组织能力，在政策方针上要依靠党员同志。有人说党不能领导科学，我和我所接触的有专长的知识分子都没有这样的主张和意见。关于党员领导一个组、科、处、司、局等等，也没有原则性的意见，问题是什么样的党员和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领导，以及怎样使得领导与被领导，党与非党各得其所，合作共事，因此这也是分配问题。在分配问题上，觉得有宗派主义。以企业为例：厂长是党员，谁也没意见，由于目前有以党代政的习惯和必要，非党人士谁也不愿当厂长，问题在于这个厂长能不能为搞好企业来作统战工作。现在许多地方有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的，为了在政策方针上帮助总工程师，可以加设一个副厂长，这个问题不大。但是有这样的情形，有党外人士任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的工厂，往往一定要提拔一个比他水平低的党员来任副厂长，也有一个党员不必兼总工程师的而一定要兼任，而让总工程师担任副总工程师，象这样做法，开明的厂长也不同意。问题多的是科长一级，许多科长都不如科员，如让党员处长任科长，问题就少些。这种情况，要不是党员提拔得太快，就是非党同志提拔得太慢。 + +　　第二，使用与信任问题。他说：适当安排职位是次要的问题，首先是要信任党外人士。因为党外人士都知道党员是代表党来领导的，要是以用人不疑的态度而且诚恳地帮助他们，知识分子就认为是知己者，问题就可以少一些。要是以“主人”自居的态度抱纯粹使用观点，来对待非党人士，那么，非党人士就自然会有雇佣观点。更严重的是：有些党员专谈他们的缺点，说他们落后，那问题就多了。象这样的党员往往喜欢听好话，有这样一批歌功颂德鼻子抹白粉的“积极分子”来灌迷魂汤。而自己社会经验又不足，他还以为有群众基础，渐渐地就投入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迷宫。上级当然应负主要责任，现在的确有小官僚欺骗大官僚的，因为大官僚也喜欢这一套。 + +　　第三，培养与提拔问题。他说：对党员来说，培养上有些要求多，布置多，具体帮助检查少的情况，在提拔上也没有充分研究。有些党员不该提拔的提拔了，就会脱离群众，没有研究他能否胜任。应该选择一些年青人长期培养。对党外人士的培养教育是不够的，并不是当作自己子弟来培养教育。有人说养牛吃牛奶，也要给他吃草。这草不光指的物质上的东西，对有专长的知识分子说来，重要的还是提高业务知识的草。有的知识分子反映，他工作得愉快，业务有提高，他对唯物辩证的课是学习的，而且还能常常联系实际。有人举一例子，据说广州有一民主党派与科联联合举行自然辩证法和长江大桥的讲演会，得到知识分子的普遍欢迎。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对这些行动是重视的。能在学术活动中进行一些思想改造的工作，收效很大。在敌我矛盾比较突出的时候，要提拔知识分子或者有困难，以前干部工作作得不能令人满意，希望以后对具体人物多作些具体分析、研究工作。以前不是不能作，而是没有作，所以这方面意见比较突出。在评级评薪上特别是去年工资调整中，好事作得没有好结果，有些人认为主管这个工作的部门不是有“三大主义”，就是在三大主义中钻不出来。 + +　　金芝轩还认为：青年干部的教育问题很多，他们随身带来的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供给制思想，到了机关闹情绪，谁也没管。党外人士也不敢管他们，这样就培养了他们的官僚主义。这个问题不解决，是贻误国家子弟的。 + +　　金芝轩特别提到：过去银行、外汇、外贸部门有许多有专长的知识分子，现在没有很好用起来，我们的银行有许多方法大家觉得不方便，是要人人为他们服务，而不是为人人服务。外汇、外贸都是对外工作，有特别知识，这些人是有有用的知识的。 + +　　第四、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问题。他说：这次整风，希望党外人士也要真正从团结愿望出发，要和风细雨，细水长流，随整随改。不要光打“春香”，也不要先查小姐，而应该从中央各部的老夫人——共产党员的正部长开始。因为这些同志资格老，水平高，有一套，是当家作主的同志，中央指示他们有时可以具体补充布置得更好，但是有时也能打些折扣，有的也想四平八稳，皆大欢喜，中央很少检查他们，下级也不敢提批评。正部长要是民主人士，也应该帮助党员副部长进行检查，也是从团结愿望出发。他说，部长同志是国家栋梁，国家的大柱子，关系重大。马寅初对北京大学的看法有他的道理，但是他要能彻底些，最好能帮助高教部部长也包括我们民进几位中央部的副部长同志在内。 + +　　司局长以下的党外人士有这样想法：不要在下面刮上八级风，到了部长就风平浪静，而是希望和风细雨渐渐往底下吹去，慢下结论，来一个春风吹得百花开。 + +　　第五，“统必须通”的问题。他说，通就是对上了口径。对上口径要安排，在安排之前先要统盘筹划一下，初步确定可能性与现实性。统筹安排，在我们这一行叫作出总平面图。要作出最粗糙的总平面图，首先要对统筹的各部口径有个大致的数。我所说的知识分子是实践多于理论的人，这些人要求思想改造，更重视的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学术性活动，所以如我上面所提广州事例，通过学术活动进行思想改造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知识分子的学术性团体，各专门学会，一向没有被重视，统战部要找这一类知识分子的口径，在这种团体就能找到，而且这些团体也能提出部分意见。 + +## 陈铭枢说：只提缺点不提优点才符合整风精神；他批评了某些高等学校的行政领导曾玩弄国务院关于评级的指示 + +　　陈铭枢在今天的发言中，首先申明说：昨天我说“民革没有‘墙’可拆”那句话不完整，我要求撤回它。因为我是就民革在学校中的成员 + +　　（很少，没有形成墙而说的，不是说民革本身没有墙可拆。） + +　　接着，他就昨天沈雁冰和刘清扬的发言，作了书面发言。他说，昨天听到沈雁冰同志发言中有：一些干部由于成了教条主义者，也就成为进步分子了。这句话使我想到了我们国家对于使用干部的标准——德才资。去年冬天我访问了北京若干高等学校的教授，他们说：今年某些高等学校的行政领导，在评级时玩弄国务院关于评级的指示，对老教授们说：“评级以德为主（进步），才次之，资是参考。”对青年教师说：“评级德不必论，才为主，资次之。”同一个指示，会有两种不同的说法，真是大笑话。 + +　　德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若单就抽象的政治进步而定为德，就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因为一个人的政治思想是否真正进步必须结合他的思想品质和生活作风来考查，也需看他是否真正完成了任务。抽象的进步是没有的。 + +　　为此，我认为德才资三者不仅应从联系来看，而且应从统一来看。 + +　　他又说，昨天又听到刘清扬同志发言中有：整风不应单提干部的缺点，而不提干部的优点。她并认为，这样做会使党员干部在群众中丧失威信。我认为这与党中央的整风精神不符，而且不符合事实。谁都知道，党对人民的贡献，是没有什么可比拟的。纵使党员干部犯了任何严重的错误，也不会抵消党的功绩，但是，党员干部中有了歪风，将会影响和危害党的事业的发展，故歪风必正是有绝对意义的。歪风有如人身的毒菌，不及早预防，必至蔓延，必须除去而后安，如果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有毒菌，你反而对他说：你的身体健康，毒菌莫碍你何。或说：你可以抵消他，这不是“虽曰爱之，其实害之”吗？ + +　　从延安整风以来，以至这次整风，党与非党人士所提出的批评，都谈缺点，没有谈到优点，这是符合党的整风精神的。我认为这是好现象。 + +　　至于说：单提缺点，怕影响干部的威信一点，恰巧与延安整风以来的事实相反，人愈能揭发缺点，并认真修正错误，愈能在群众中提高威信，反之，则降低威信。这已是共产党员久已行之有效的一个真理，一个公式，用不着怀疑。党之所以伟大，也就在此。 + +　　×　　　　　　　　　　　×　　　　　　　　　× + +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最后说，到今天为止，座谈会已经开了七次，有三十六人发了言，对全国整风运动起了推动作用。从明天起，这个座谈会将休会几天，成立一个小组，把大家所谈的问题加以排队，准备以后继续开会。 + +　　座谈会接受政协全国委员会秘书长邢西萍的建议，推定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把这个座谈会的情况在政协常委会上作报告。 + +　　 ---- 原载195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各民主党派七次座谈三十六人发言,对全国整风运动起了推动作用；座谈会将休会几天，把大家所谈问题排队以后继续开会”。 + +##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八) + +## 《人民日报》编者 + +## 1957.05.21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休会四天后，于２１日下午举行第八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有：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邵力子、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许广平、林汉达、无党派民主人士李德全、九三学社副秘书长李毅。刚从浙江来北京开会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范尧峰，在今天的座谈会上作了书面发言。 + +## 章伯钧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设计院　可是政治上没有设计院 + +　　“共产党的民主精神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效果。” + +　　民盟副主席章伯钧说，今天他谈个人的意见：第一点，近二十多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谈论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很正常的。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民主精神，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效果。这在中国政治史上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都是一件新的事情。兄弟国家很重视。帝国主义国家想找我们的毛病，但找不到。比如近两周来提出的学校中的党委治校的问题，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就我接触到的朋友来说，大家的看法基本接近，都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党是可以从政治上领导科学的。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也都感到这种制度有缺点，发生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缺点。因此，大家认为应该更多地听取教授和学生的意见。这证明，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 + +　　现在应该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最近我参加了北京的一些座谈会，感到仍有人没有把话说完。在一次高级技术人员座谈会上，有人发言后问我到底怎样，下边可能顾虑更多。因此，今后应该彻底地广开言路。现在光是中上层人物的意见，固然能够反映很多方面的意见，但是，还应该普及到下层才好。下层干部在几年来对国家贡献很大，其功不小；但是犯了不少错误。因此希望这次整风能听一听基层人民的意见。 + +　　“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的。” + +　　其次，谈几个问题：几年来，特别是从去年政协会议以后，国家领导方面很重视各方面的意见，民主生活日渐丰富。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的重大问题，可以多听一听各方面的意见。如这次整风，结合检查改进工作，当然是好的。过去，作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好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初，就多听听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见，就可以少走弯路。如扫盲运动、五年一贯制、推广双轮双铧犁等问题，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根据材料，多方面地进行讨论，或经过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专家的讨论，就会减少损失。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又如体制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分权问题，去年只交地方党委书记和少数党外高级干部进行讨论。主要是党内讨论。应该利用政协、人大的各种委员会、民主党派去讨论，这些人都有相当的认识和经验。再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这样，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我看包括党内的一些同志，大有问题，相当混乱。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有意见，我不能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 +　　陈梦家在文汇报上的意见，我部分地同意。 + +　　“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设计院。” + +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 +　　政协、人大不要等到期满，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所要作的大事的讨论，不能全靠视察制度，对国家准备作的事情要有经常的讨论。 + +　　近来，政协委员到下面视察工作，工作是增多了。但还不能停留于视察工作，要进一步让大家经常讨论国家的重大问题。 + +　　“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 + +　　大多数教授都反映说会多，这要看什么样的会。假使是千篇一律的报告会，形式主义的会，最好是少开一点。比如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样的形式主义的会，是可以少开的，但如果能够提出问题，拿出材料认真讨论，有丰富的内容，能够发挥各个人的见解，这种会大家不会感到多的。关于体制问题，如何搞，大家可以深刻讨论，文字改革问题也可以由大家讨论。 + +　　在政协、人大常委会里面，共产党中央要考虑放上一批能干的共产党员。共产党的许多领导同志，有知识，有精力，可否在统一安排的原则下，分配一部分参加到上述机构里面，经常同各方面的人士交换意见，而不要象现在的一些共产党的同志那样，只是看看你们怎么讲，今后人大常委会、政协讨论问题，各部应该有常务部长出席代表各部说明政策。这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政治。 + +　　近一两年来，政府对于老年的知识分子，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的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社会知识分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 +　　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问题，一再讨论，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作。 + +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革命中发生了极大的作用。这方面的经验还得总结一下。从马克思、列宁那里找理论根据教育共产党员，那固然必要；但是还不如从实际生活中，从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开始直到现在的统一战线工作，作一个总结，对党员的教育作用更大。在作某一部门的总结的时候，也可以请有关的民主党派参加，这也可以少发生一点主观主义的毛病。 + +## 邵力子、罗隆基、章伯钧一场争论 + +　　邵力子说：文字改革在全国政协讨论过两三次，也交给地方政协讨论过，不是少数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 + +　　邵力子说，我并不是想同章伯钧先生辩论。当然，在百家争鸣的时期，争辩也是可以的。不过，我的用意并不在这里。我只是想说明一个情况，使今后的讨论少浪费时间。我是参加了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的，伯钧先生说文字改革只是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这样说是太冤枉了。事实上，每个方案提出时，文字改革委员会都征求了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出版、印刷界的人士都曾举行过多次的座谈会。全国政协也讨论过两三次，并且也交地方政协讨论过。伯钧先生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提出这样的意见就相当严重了。说政协没有讨论，不好这样讲。在过去征求意见时，伯钧先生没有注意到，他是领导同志，工作很忙，政协开会讨论时，或者没有来，或者来了没有注意听，或者听了没有发表意见。文字改革工作有缺点，当然可以批评，但是，放箭要放准，要有的放矢，不要乱放。说文字改革问题没有征求群众意见，是乱箭。 + +　　罗隆基接着说，我也是民盟的，我不是闹宗派替伯钧先生辩护，但我要补充说明一些情况。文字改革问题，是讨论过的。当时讨论的是拼音文字方案，而不是讨论中国文字是不是要拼音。说到汉字简化，也没有讨论汉字简化的方向问题，拿出来讨论的是简化字。而且拿出来讨论时，说是党已经决定了，这样，如果展开讨论，就会说是反对党的政策。当时很多人是不敢讲话的。 + +　　章伯钧接着说，邵力子先生对我的批评是对的。以前有些人说我是共产党的尾巴，百依百顺。但是，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我是怀疑的，政协讨论时，陈毅叫我讲话，我不讲话。但是大家赞成通过，我也不反对。现在不是从法律程序上提出讨论，而是把它作为根本性的问题提出来讨论。 + +　　罗隆基说，毛主席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 + +　　邵力子反问说，既然你有意见，当时为什么不讲？现在把事情都推到共产党身上，太冤枉人。 + +　　章伯钧回答说，今天就讲了嘛。 + +## 许广平说：领导党和社会人士对民主促进会不重视 + +　　许广平在发言中，首先批评领导党和社会人士对民主促进会不重视。她说，民进是个小党派，又是分工做中小学教师的工作，两“小”加起来，就很自然的引不起领导党和社会上一般人士的重视。如有一次我们要开会，事先通知统战部，争取领导党的帮助，但得到的回答是：某大党要开会，没工夫照顾你们。这样，我们就只好延期。她要求共产党对大小党派一视同仁。 + +　　由于民进的成员是中小学教师，地方上很不重视，甚至对民进究竟是搞什么的也发生了疑问。光明日报登民进的消息也最少。因此，使我们在工作上遭受到不少困难。如房子问题，在民进就更为突出。民进总部和北京分会挤在一起，甚至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人员编制也赶不上形势的发展，干部忙不过来，不能很好的开展工作。经费也是一减再减，其实我们在造预算时已是窄打窄用，一再削减以后就使得我们连必需的经费也感到困难。 + +　　接着，她又说，有人认为民进是个小党，比较简单，大概没有什么问题。其实，民进是个知识分子的党派，不能说没有问题。民主党派如何发挥创造性独立性就是一个问题。当然，民主党派需要有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如果民主党派做的事情于人民有利，不违犯政策，就应该发挥民主党派的创造性独立性。如过去我们民进到基层去发动群众和平签名，常常碰到干部说：党还没有布置，慢点作。我们也就只好收起来不作了。我以为象这类不违犯政策的事情，可以让民主党派多作一些。 + +　　统上不统下的问题，许广平说，这种现象确实存在。基层单位对民主党派确实不了解，没有认识到它的作用。我们民进武汉分会成立时，很希望报馆派记者去参加。报馆工作人员说：你们开什么会？我们没有时间参加，再三联系无结果。最后经过我们的秘书长亲去报馆找负责人，才派了记者去参加。又如在北京某校开敬老会时，党、团、工会、行政、学生会、班代表都讲了话，最后才轮到民进。因此，民进成员有自卑感，也不舒服。会员并不是要争先后，但是也要适当安排。 + +　　许广平还说：几年来，党对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是做得不少，但是，对一般知识分子则很差。不仅有职无权，还感到职位不恰当。中小学校提拔干部偏重于党、团员，有些甚至是清一色的党员，有些教书教不了，才提升为干部。老教师不管经验多么丰富，也不能提拔。有些教师教学成绩不好，批准入党后马上可以被提拔。一般人士对中、小学教师尊重不够。北京某校不守纪律的学生多半是高级干部的子弟，等到学生发生问题了，这些干部就责备教师，有个学校的学生家长甚至到学校里抓住教师的衣领斥责，沈阳有一个教师甚至因此被带上手铐。很多青年不愿当中、小学教员，中、小学教员更重要的是要求多从政治上尊重他们、信任他们、培养他们。当然应该给予一定的物质鼓励和生活上的保障，但不是一分一毫的算，什么都给钱。有些地方改卷子有改卷子费，观摩教学有观摩教学费，这是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思想。许广平还谈到：高级知识分子要求保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研究工作，中学教师则无保证，也无具体方案。许多中小学教师任务过分繁重，女教师无暇管理家务，教育别人的人，无法教育自己的孩子。一般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忙乱不堪，这不但会影响健康，影响教学质量，而且对学生的品德教育也无暇顾及，以致有些学校发生偷窃现象。 + +## 林汉达说：整个教育部都是有职无权 + +　　教育部发通知下去，不灵，加上国务院，还不行，非得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联合指示才行。 + +　　林汉达说，我刚视察回来，把下面的情绪反映一下。现在北京、上海等地高级知识分子鸣、放得很热闹，但是中小学教师、扫盲教师却不敢鸣、放。主要是有顾虑。有人反映：我上有老下有小，虽然我相信不会遭到打击报复，但总会吃亏的。现在正当精简，谁知道会不会被精简出去。 + +　　教师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不被重视，这种情况很普遍。有人说小学教师好象低人一等，想不到比小学教师更低的还有业余教师，业余教师是低人二等。有个扫盲教师不敢让他的老婆知道他是扫盲教师，害怕她要离婚。这次我在上海跑了好几个厂，发现党团员也不重视业余教育，从他们的学习情况就可以看出来。有人反映：“群众是优秀生，团员是补课生，党员是留级生。”为什么会如此，是不是业余学习同生产有矛盾？不是，主要是安排问题，领导上不重视，学习时间就没有保证。 + +　　统战部门偏重大党，对小党不重视。共产党内至今有些人不知道民进是作什么的。如果考一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统战政策，我看民主党派会及格，共产党员未必能及格。 + +　　这次民主促进会在上海开了二省一市的座谈会，一共开了八天，而且开得很好。但是只有解放日报报道了，光明日报和其他报纸都没有登，人民日报我们根本不敢希望。民盟开了三天会，各报都去了。大党开会三天，大登特登，小党大鸣大放也不管。 + +　　关于有职有权问题，林汉达说，我不是讲我个人有职无权，而是说整个教育部都是有职无权。很多事情，教育部不知道。教育部发通知下去，不灵，加上国务院，还不行，非得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联合指示才行。政府部门有什么用？肯定你有成绩，就有成绩，说有偏差，就有偏差。比如１９５２年把祁建华一捧捧到天上，好象仓颉第二，孔夫子第二，第二年就打下去了，统统否定了。 + +　　扫盲工作，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做得比较好，１９５６年有冒进。冒进主要表现在规划上，把七年完成的任务说成三年五年，实际上是纸上谈兵。到春耕的时候扫盲工作本来已是在走下坡路了，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社论，纠正盲目冒进。人民日报社论那里来的？教育部的部长都不知道。谁能够指挥教育部呢？说１９５６年扫除文盲九百万人，其实这是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的成绩，１９５６年的要到１９５８年才能看到成绩。 + +　　林汉达谈到这里，马寅初插了一句说：人民日报没有根据是不会登的。 + +　　接着林汉达谈到业余教育的课本和教材问题。他说，工农业余学习，每周要保证六小时、八小时，采用正规学校的课本，显然是不可能的，有教育常识的人，都不会这么办。这个决定事先我并不知道，但是检讨还得我作，因为我是业余教育方面的负责人，就得检讨官僚主义。课本、参考书都成问题，为什么？因为命运掌握在新华书店手里。新华书店只供应中小学，而不供应业余学校，给那里多少就是多少，不给就是不给。如果不只有一个新华书店，而且有一个“华新书店”，那会好一些。 + +　　区里的文教助理，人家都说他们是文教不理，教育科是不务正业科，原因在于地方上的领导干部不重视文教工作。地方上还有歧视和侮辱业余教师的现象。有人说：“有饭给扫盲教师吃，宁可给狗吃。”上海市有人反映业余教师是三不管的工作人员。这是从中央、包括教育部到地方都不重视的结果。但是业余学校肩负的责任是很重的，单是上海就有八十九万业余学校的学生。我们不光替中小学教师呼吁，还要替业余教师呼吁。现在上海的报纸已经在替业余教师说话了，北京还没有。这种不重视业余教育的情况如果不转变，对社会主义事业会有很大的影响。 + +## 李德全说：卫生工作与每个人都有关系　希望各方面帮助解决现存问题 + +　　李德全发言说，卫生工作同六亿人民甚至在肚子里还没有出生的人都有关系，大家对这方面的缺点有意见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卫生部也有三个主义。在生活福利和使用干部方面，有宗派主义的缺点；公费医疗是主观主义的。它是在供给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时，我们没有量量人力、物力，也没有考虑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还有非社会主义思想意识，不爱惜国家财产，因此，过早实行这个制度，会给国家带来损失，产生浪费现象。同时，这也是个超过了社会主义的制度。据说，苏联的工作人员现在看病还要自己花钱买药。他说这个错误首先是卫生部门的错误。接着李德全批评了卫生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他说：卫生工作中的教条主义表现在，苏联有些好的东西，对我们并不一定实用的，但也硬搬、硬学。官僚主义表现在：我们同高级知识分子联系不够，在工作中，没有更多地请教他们，常是从主观出发地决定问题。如医院的组织、制度，应该同办医院的人商量；办医学教育，就应该同医学教育的专家商讨，但是我们过去作的都不够。从我们部来看，下面有干部反映：部长和他们联系不够，从这里看，我认为党提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适时的。大家都把问题提出来了，也有改进的愿望。但是能否都解决，还要看客观条件。 + +　　根据以上各点，她希望各方面帮助卫生部：一、解决公费医疗制度中的问题。二、医学院学习年限，可否改为六年制？也请大家考虑。三、在学习中医的问题上，怎样安排得适当？现在因为我们安排得不够合适。有的中医说，他们只是一朵好看的纸花。 + +　　最后她提出两个问题。她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受到教育而很少有参加政治活动的机会，我们情况完全不同，但是仍有问题。有人对于那些在革命中贡献过自己的力量，而没有时间去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的女干部，有那么一种想法：你们回家去吧。她希望给予这些女同志一个提高文化的机会，使她们好好工作。 + +　　关于学习苏联的问题。她说，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帮助过我们，这是我亲自看到的。解放以后，苏联的帮助就更多了。单从卫生工作方面来看，１９４７年，东北发生鼠疫，多少人患病！人们一提鼠疫，谈虎色变，六亲不认。解放初期，察、蒙地区发生鼠疫，怕传染开来，铁路交通断绝。当时苏联应我国政府之请，立刻派了专家工作队，在两个星期内就扑灭了鼠疫。这说明，苏联一直是帮助我们的，苏联也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学习苏联是正确的。苏联显然也有些前进中的缺点，但是方向是正确的。不能因为我们过去有些东西搬用不当，而一下子把他脱出去。说到这里，李德全更加明确地说：我们对于学习苏联应该有正确的认识，苏联是我们的好朋友，应该向他学习，但是在学习时，要合乎我们的客观情况，不要把一条腿当成一棵树。 + +## 范尧峰书面发言批评统战部：“统上不统下，统老不统少，统新不统旧，统男不统女” + +　　我从浙江来到北京开会，看到北京的政治空气，真是一片春光明媚，百花齐放的景象。我看到社会主义民主高潮出现了。在下面工作了两年，一到北京，觉得北京的太阳比下面温暖多了。因此我愿以一个民主党派中央委员的身分，不揣固陋，主动地以书面参加座谈，以尽我的责任。提出三点建议： + +　　一、中央统战部的眼睛要多多往下看。统战工作何等重要，尽人皆知。大家说过，统战部过去有“统上不统中”、“统上不统下”的缺点，我要补充三条，还有“统老不统少”、“统新不统旧”、“统男不统女”的毛病。这是社会上一般人的反映。建议今后上中下老少新旧男女全面地统起来。因为中下面最广，潜力最大，中年壮年正是有为之年，旧同志关系深，不统不会见怪，统统对工作大有好处，目前一般人确有这样的感觉：“相府门前七品官”、“侯门深似海”，要见领导同志真不容易，其原因我想有二：一是领导本身，一是下面的风气造成的围墙。如我到浙江二年，还没有正式见过省领导同志（仅是听报告开会的遥见），建议中央统战部领导同志多多到下面视察，召开这样的座谈会。 + +　　有个同志打比喻，说党员把非党员“当做一只鸟，捏在手里，捏紧了怕捏死，放松了怕飞了。 + +　　二、让民主党派人士在各项工作上尽量多负起责来。我的看法民主人士一般都有了“职”，问题便出在“职”、“权”两字上，情况很复杂，问题的根本在于“职、责、权”三者的统一。而其中的关键则是让他们在工作上象党员一样都负起责来，负了责，怎会无权？目前的问题是有些党组织和党员不大肯让非党人士多负责，好象只有党员才会负责做事，非党人士负不起责，有个同志打比喻，好象把我们当做一只鸟，捏在手里，捏紧了怕捏死，放松了怕飞了。没有责，是不会有权的。因此，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主张让能负多少责任的人做多少事情，能负多少责任的人便行使多少权力，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事制度。 + +　　三、民主党派的内部矛盾的处理要依靠发动群众。民主党派的内部矛盾很多，而且很复杂。民主党派内部矛盾的处理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作用很大。譬如章乃器同志提到民建会的内部矛盾，那就更复杂了。这次路过上海，听到几位中委同志说起，上海民建会整个工作可以用两个字“蹋班”代表：（意思是一切落后于客观形势与要求）。上海是民建工作的重点，为什么会一切“蹋班”呢？我认为是内部矛盾还未引起足够的认识。只有依靠群众才能正确处理内部矛盾，希望统战部帮助民建会处理内部矛盾，这对民建会协助党和政府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作用是很大的。 + +## 李毅对章乃器和黄绍竑的发言有意见，他说：墙是双方砌的，需要 + +## 双方主动，才能推倒　又说：强调成绩使人骄傲，但强调缺点也会 + +## 使人迷失方向李毅反映许多人对开展批评顾虑重重他认为应该制定 + +## 禁止打击报复的办法 + +　　李毅说：现在，非党人士帮助党整风，提了很多意见，鸣、放的高潮正在形成，有人有怀疑，我看很健康，不是糟得很，是好得很，不是放得太多，是放得还不够。有人说：目前还只有四、五级风。为什么呢？他说：报纸上虽然雷声震耳，可是，很多机关还是冷冷清清；北京、上海雷声震耳，很多城市还是冷冷清清。李毅认为：就是北京，也还有许多人顾虑重重，归根结底，都是怕打击报复，他们说：鸣、放三部曲，一放；二收；三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党的领导人不都是毛主席、周总理，和尚不是菩萨，菩萨是经过苦修苦炼的，炉火纯青，和尚修炼时间不长。何况打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许多是用马列主义的外衣掩盖起来的。所以我们社会主义学院现在就有好几个同志夜里睡不着觉，心里打鼓，放吧不敢，不放吧，闷在心里又难受。有人说：领导上应该从政治上、组织上作出进一步的保障，有人希望毛主席撑腰，公开讲讲不准打击报复。有人说：能不能制定禁止打击报复的办法。李毅认为：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鸣、放的空气很难形成。一定要反对打击报复，对于打击报复者要造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风气。 + +　　李毅还谈到：依靠谁办好高等学校。他说：九三学社的成员都是高等学校的教师，根据最近在清华大学的调查和最近各地高等学校非党人士提的意见，这个问题在许多学校里没有解决。他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是政策路线问题，是高等学校一切矛盾的根源。李毅说：有人说：某院长的领导思想是：老干部加苏联专家就可以办好高等学校。从最近的报纸上看，很多高等学校都存在着突出的青年路线，就是说：依靠青年党、团员、积极分子办好高等学校。这可以说是一种单纯的“政治观点”。在过去几年中，主要的任务是把资本主义性质的旧大学改造成为新大学，以阶级斗争为主，不是以生产斗争为主，这种作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现在主要是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即主要是生产斗争的问题，如果再强调依靠青年，就是错误的，而且是政治路线上的错误。李毅认为：在今天，有较高的科学水平和较多的办学经验的专家学者们在办学中没有发言权，只看见少数小伙子指手划脚、调兵遣将的局面是不正常的。究竟应该依靠谁办好高等学校呢？李毅明确地说：办好高等学校，必须依靠党、依靠专家学者，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没有党的领导，就不能保证高等学校中的社会主义方向，没有专家、学者参加领导，就不能提高学术水平，提高教学质量。目前，在高等学校中，尊重专家、学者的空气很稀薄。他建议：在依靠党、依靠专家、学者办好高等学校，并在此基础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指导思想下，来考虑修改目前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 + +　　李毅还说他和章乃器先生有一点争鸣，他说：章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墙”和“沟”的思想基础是什么？章先生认为：“墙”和“沟”的思想基础是斯大林说的，“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因此，“不少非党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也就不免以特殊自居了。”我认为章先生只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党的方面来说，这样说很具体，也相当深刻；但是，忽略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即非党方面。事实上，墙是双方砌的，沟是双方挖的，需要双方主动，才能推倒墙，填平沟。“墙”和“沟”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在阶级斗争消灭以前，墙更厚，沟更宽，可以说是铜墙铁壁，深沟高垒。几年来，从全国范围来看，党与非党的墙不是更高更厚了，而是薄了，低了，沟不是更宽更深了，而是窄了，浅了。从局部看，由于在几次运动中的偏差，和部分党员特殊思想的发展，使一部分非党人士和党的距离不是近了，而是远了。我认为还是应该从总的情况来看。党员的不健康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上的缺点，是造成墙和沟的重要因素。解放以来，我个人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解放初期，我和一位党员共事，这位同志有点特殊感，不到半年，关系就弄得有点紧张，有“墙”和“沟”。以后，我和另外二位党员共事，这两位同志很虚心，彼此关系搞得很好，工作也愉快，就不感到有“墙”、“沟”存在。以后又和另一位同志共事，这位同志的特殊感更重，“墙”、“沟”又有了。但是，李毅认为：这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非党人士学习、改造情况，和“墙”“沟”的存在与否也有很大关系，我自己回忆了一下，七、八年来，起初，我同党员共事，意见很多。以后，领导上派我下乡调查，自己思想进步了，有了改变。回来后，双方关系就有了改善。再如北京某公私合营企业，原来一位姓倪的经理和工人之间关系很坏，工人叫他“赤佬”。后来他经过学习，工人就叫他“资本家”。后来，他主动争取合营，当了经理，更有进步，工人叫他“倪经理”。高潮以后，他又经过学习，放下架子，联系群众，积极搞好企业，工人感到他和公方代表区别不大，叫他“老倪”。从这个例子，李毅得出结论说：可以肯定：企业的改造和个人思想的改造对于消除“墙”和“沟”很有关系。所以，我认为：目前“墙”和“沟”的思想基础是党员和非党员的资产阶级思想，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应该是：党和非党双方的思想改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必要的制度加以保障。 + +　　李毅还说：和黄绍竑先生也有一点争鸣。对于如何估计成绩和缺点的问题，黄绍竑先生认为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难免的，这已成为公式。我认为黄先生指出掩盖缺点、夸大成绩的偏向是对的；但是，因为要纠正这个偏向，就把缺点放在前面，也是不对的。我认为应该恰如其分，实事求是，既不夸大成绩，也不夸大缺点，有一分成绩，就说一分成绩，有一分缺点，就说一分缺点。强调成绩，会使人自满，强调缺点也会使人迷失方向，丧失信心，造成是非不分，影响干部的团结，可以回忆一下，去年波匈事件闹得很厉害，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有问题，所以还是实事求是为好。 + +　　黄绍竑声明说：我并没有夸大缺点的意思，我是主张把缺点放在显著的地位，目的是在于引起注意，不要忽视缺点。 + +　　 ---- 原载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大胆开展批评　热烈进行争论 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继续座谈”。 + +##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九) + +## 《人民日报》编者 + +　　 1957.05.22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到２２日为止，已经开了九次，前后共有五十二人作了发言和书面发言。这些发言，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和意见。对某些问题，会上还展开了争论。在这些意见里面，有不少一部分涉及到国家工作中带有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认真地研究、分析和讨论这些意见，加以正确地对待，以便改进我们的工作，提高我们的思想觉悟，这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和读者，都是十分重要的。 + +　　会议２３日休会。在２２日会议上发言的有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周建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陈劭先、王昆仑，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秘书长叶笃义，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严景耀，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蔡廷锴。 + +## 周建人同意“拆墙”须从两面来拆，他觉得民主人士努力学习 + +## 搞通思想就是“拆墙”妙法　应该实事求是地估计缺点　夸大 + +## 缺点易引起思想混乱 + +　　周建人今天第一个发言，首先他表示了对成绩和缺点的看法。他说，中国解放以来，短短的几年中，中国共产党做了很多事情，缺点当然也是有的，光有成绩毫无缺点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缺点需要把他暴露出来，才能设法纠正，但也不宜过分夸大。我很赞成昨天李毅同志的话，应该实事求是地估计缺点，夸大缺点容易引起思想混乱。 + +　　接着，他谈到机关党组织的工作方法问题。他说，共产党是领导党，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党作领导，今天全国人民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不过，有些机关里的党组织事情管得过多了。因为党管得太多，党外干部发挥积极性和智慧的机会就会减少一些，对于工作不利。如果管得少些，放手一些，有好处，可以使党外干部努力学习，负责把工作做好，于社会主义建设才有利。这并不是不需要党的领导，并不是必须管的也不管，党的领导肯定要，谁也不怀疑。 + +　　机关工作中主观主义当然会有的，考虑和决断一件事情，当然多少含有主观主义成份，毫无主观成份的纯客观是很少可能的。但如不细细思考，过于片面或不适合当前实际，就成为主观主义的看法，这在工作上的损害也是很大的，所以应该克服。 + +　　关于统战工作方面，周建人说：现在流行着“统左不统右”和“统上不统下”二句话。统左不统右，我却看不出来，因为无论中央或地方，分明把年纪比较老的、思想多少有点右的人也团结在一起，我不觉得有不统右的事。至于统上不统下，表面上是有一些的，例如统战部有事与民主党派商量时，一般总是找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来谈，从不找基层成员来谈，这好像有些统上不统下了。不过要把基层组织的成员都找来，事实上也不可能。我以为造成这种现象与民主党派内部工作做得不好也有关系。如民进内部负责人很少与基层通气，我自己就很少和基层组织成员联系，多少有些隔膜。因为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基层不大通气，有些隔膜，下面就会以为是统战部“统上不统下”了。如果民主党派内部很通气，这种情况就可以减少些。 + +## 把资产阶级分子的彻底改造说成“脱胎换骨”，他认为也无不可 + +　　讲到思想教育的问题，周建人说，我感到每个人除出生的阶级、家庭情况及生活过程中的遭遇不论外，工作的好坏总与头脑里的思想有关联。各种行动都可以追溯出一个思想根源来。任何行动，做或不做，或怎么做，都须经过思想，由思想来决定。因此，学习就十分必要了。学习范围很广，思想上的学习就是指思想教育。目的就是改造思想。改造思想可称为洗脑筋或称为换脑筋，说脱胎换骨也无不可。我们是从旧社会来的，不免带有旧的思想体系。带有旧的思想体系倒没有什么奇怪，如果一点不带来倒是很奇怪了。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必须经过艰苦的思想改造，才能成为具有无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但前一阶级的思想与后一阶级的思想有差异。小资产阶级的享受欲比资产阶级小些，剥削思想也较少或竟无有。因为资产阶级分子本来具有剥削思想的特点，享受的欲望又大，所以改造起来，工程比小资产阶级要大些，因此，把资产阶级分子的彻底改造比喻为“脱胎换骨”，我想原因就在此。 + +　　对于如何拆墙问题，周建人说，王绍鏊老先生认为，拆墙须从两面来拆，我同意他的看法，我觉得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的成员来说，努力学习、搞通思想就是拆墙的妙法。我相信不从思想上来搞好团结，团结总是表面的。他又说，学习改造不是唯一的、万能的。例如接近工农群众、参加体力劳动等等都能影响思想，使之发生变化。但学习也不得不说有极大的作用。不过，作用的大小又须看学习者自愿的程度如何而定。进一步说起来，就是在自愿的情况下，改造思想也还是一件艰苦的工作。不过，工作虽然艰苦，用处却是极大。比方说，一个管理总务或是财务工作的干部，如果他的思想已经改造成为工人阶级，已经懂得马列主义，已经相当地了解社会主义前途，与一个未经过改造，习惯于旧社会里给富家当帐房先生的人比较，其工作作风与工作效果，肯定是大不相同的。要把社会主义迅速顺利地建设起来，我觉得改造思想非常必要！ + +　　他说明文字改革问题由来已久，解放后又曾广泛征求群众意见 + +　　最后，周建人谈到前天会上争论得很热烈的文字改革问题。他说，听到大家谈到文字改革的问题，我对它很有兴趣，愿意说明一些情况。解放前许多人就提起过文字改革的问题；解放后，北京曾开过一个文学界的大会（会名已忘记）就提出过一个建议。后来又成立了一个研究文字改革的委员会，是由吴老（吴玉章）主持的，我也签了名。并且听说马老（马叙伦）、郭老（郭沫若）、沈雁冰部长，都曾同毛主席商量过这个问题。简化汉字方案出来时，我正在出版总署工作。听说１９５５年曾分发二十万份向全国各地征求意见。去年又交地方政协讨论过。其实，汉字简化问题在人民心目中早已存在。记得我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就有人提出过。 + +　　至于拼音方案，吴老曾作过报告，仅仅是注音，为推广普通话并便利扫盲之用，并未提出代替汉字。注音的要求也由来已久，在民国初年就有人提出过。拼音字母将来是否将成为通用文字，这是将来的事情。不过早先鲁迅先生是曾主张用拼音文字的，因为可以促进文化的发展。当时没有人反对他，因为鲁迅自己读了许多古书，别人不能抓住这一点批评（别人提过曾遭反对）。今日在人民群众里面，赞成用拼音文字的当然有，我便是其中一个。不过，并不是要废除汉字。汉字要学还是可以学，古书还是可以读，汉字不会废除。我以为将来是有此可能的，因为拼音文字实在大有便利。最后我再说明一句，可是吴老的报告中却并不曾提出过这话。 + +## 陈劭先希望共产党帮助民主党派改造思想 + +　　他说：既然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不能拿旧思想、落后思想去监督新的进步的思想，也不能拿资本主义去监督社会主义。 + +　　中央统战部与各民主党派过去的关系到底怎样？对民主党派的帮助够不够？陈劭先在发言时，首先回答了这样两个问题。他说，统战部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过去没有什么错误。民主党派的巩固和发展，民主党派成员的进步，都是同统战部的帮助分不开的。前几年，凡是有关民革的问题，统战部都邀请民革的负责人去研究、商量，对民革帮助很大。统战部的同志也常去民革和我们作个人接触，谈谈对工作、生活的意见。这些做法都很好。但是，近一年来，统战部为了怕干涉民主党派的内政，对我们的帮助也少了，关系也疏远了。我认为民主党派内部有了问题请统战部帮助、指示，并不等于干涉内政。因此，今天我要对统战部提出几点意见。首先希望统战部对民主党派的思想改造工作还是要指导、帮助。因为既然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不能拿旧思想、落后思想去监督新的进步的思想，也不能拿资本主义去监督社会主义。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在共产党方面也必须要克服三大主义。 + +　　对于民主党派确实不能解决的问题，如房子问题，人事问题等，陈劭先也希望统战部能帮助解决。 + +　　陈劭先对统战部的第三个希望是：希望统战部在可能范围内能在党政方面的重要政策、措施制定之前，事先征求民主党派的意见。他说，有些事情民主党派往往在登出报来后才晓得。事先不了解情况，如何进行监督？事先征求意见，民主党派才能起到监督作用。当然，属于机密方面的问题，又当别论。 + +　　最后，陈劭先希望统战部能够同民主党派保持密切联系（包括私人接触在内），和大家多来往，多联系，不能因为怕干涉内政而不来往，越来越疏远。 + +　　除了对统战部的四点希望以外，陈劭先还谈到三大主义的问题。他说，三大主义是互相关联的，但危害最大的是官僚主义。因为官僚主义牵涉的面最广，与全国人民有关。如果在工厂、农村官僚主义严重，就会引起工人农民的不满。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我们要做好工作，防止人民内部矛盾扩大，就要扩大民主生活，克服官僚主义。克服官僚主义就能使我们的政权不断巩固。 + +　　接着，他又谈到宗派主义。他说，宗派主义的危害也不小。虽然共产党一贯痛恨宗派主义，在延安就反过，今天还在反，但是干部中的宗派情绪仍然不少。有些人看不起民主人士，独断独行，就易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毛病。去年发生的许多问题，都是由官僚主义造成的，如果有关部门能够事先细心研究，和民主党派研究，就可避免许多损失。 + +　　近来报纸上所揭露出来的事，不仅有些事情我们不了解，我想中共中央也不一定都知道。现在揭露出来，有助于矛盾的解决，我们人人都应该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 +## 王昆仑提出三点希望：支持民主党派充分参加国家事务 + +## 共产党要继续帮助民革团结进步　在民革中的交叉党员要积极发挥作用 + +　　王昆仑在发言中，提出了三点希望，他说：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但也反映了民革若干成员的意见。 + +　　第一点希望是支持民主党派充分参加国家事务。过去民革和各民主党派一起，曾参加了国家事务，可是，还不够充分，希望今后凡是宪法范围以内的国家大计，不仅事前建议，事后批评，而且要做到参与他们自己职权内的决策、执行和检查。民革成员大多数是军政人员，现在大多数在国家机关做政治工作，在文艺方面也许放不出多少美丽的花朵，在学术方面也许不能一鸣惊人，可是应当在政治工作上多发挥力量，共同负责，当家作主，大家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 + +　　在这个问题上，王昆仑声明说：尽管我们提出许多意见，指出许多缺点，其目的是在于要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民革有一位老同志说：“如果过分发展了分庭抗礼的思想，甚至动摇了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认识，也决非国家之福”，这句话说明了我们尽管或多或少残存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可是坚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尽管我们要唱对台戏，可是并不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政治。我们是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多党联合政府，民主党派不是在野的反对派，国家工作有缺点，我们也有一部分责任。只有是这样的立场观点，才能够充分参加国家事务，才能够向领导党进行监督和批评。 + +　　谈到这里，王昆仑附带提出几个具体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职的能做到有职、有权、有责，发挥作用。第二个问题是：无职的军政人员和一般社会人士能分别情况得到适当安排和就业与救济。第三个问题是：民革自己机关的干部首先应当自己多加关怀、培养，使他们发挥力量，安心工作。但是，物质条件不足，今后仍望政府予以可能的帮助。第四个问题是：对肃反，一方面坚持有反必肃的原则，一方面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希望深入进行检查。凡是某些人在那里受到错误的处理的，在弄清楚以后，就在那里为他公开恢复名誉。但是在组织上、在思想上我们当然还要坚持划清敌我，如果的确是反革命分子，决不替他呼冤，决不替他要求平反。 + +　　第二个希望是：共产党要继续帮助民革团结进步，帮助民革在所联系的群众中起带头作用。民革同志不少的人在解放前由于或先或后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才能从长期的分散和失败中把力量集中起来走向胜利。解放后，民革、民联、民促和第四方面四个方面合成一个今日的民革，几年来组织日趋巩固而且发展，去年一年，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联系社会人士，人数达到两万五千多，在内部差不多都忘记了过去四个方面的历史痕迹，团结一致，基本上几乎找不到宗派和对立。他说，几年来民革的发展、巩固，和统战部一贯的帮助分不开的，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几年中统战部怎样为民革创造发展条件，怎样从旁协助我们的团结、进步。希望今后统战部在不干涉民革内部事务的原则下，尽可能加强对民革的政治领导。 + +　　但是，王昆仑说：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自己的努力。例如我们近年来在地方组织中也还有个别的不很团结的情况，就主要靠我们自己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主要靠民革中央来帮助他们调整关系，一味责备当地的统战部是无用的。今后，民革作为民主党派的组织来看，仍然应当在自己所联系的群众中，先行一步，经常起带头作用，代表自己所联系群众的利益，帮助他们改造思想，这样才能创造长期共存的条件，这样自然能延年益寿，前途乐观，不会乍暖还寒，花开又落，而是风和日永，芳草连天。 + +　　第三个希望是在民革组织中的交叉党员要积极发挥作用。他说：加入民革的共产党员和团员人数很少，但在中央不少地方都有，其中也有个别的人表现出某些不同的缺点，总的说来是兢兢业业，努力工作，在团结上起了积极作用。王昆仑认为：这些党、团员既加入民革的组织，在未退出民革以前，一方面固然要遵守党团的原则和纪律，不卷入人事纠纷，不要因为是党、团员就高人一等，但，另一方面也不应该过于战战兢兢，缩手缩脚，应当心胸坦荡，本着民革成员的身份，发挥积极作用。共产党员和团员要能善于和民革同志合作共事，民革成员更应当向党、团员学习，搞好合作共事关系。 + +## 王绍鏊认为，墙是两方面砌的，也应两方面来拆，帮助共产党整风是为了巩固国家的领导核心 + +　　王绍鏊发言说：我在上次发言中讲过，墙是两方面砌起来的，也应该由两方面动手拆。比如我自己就有这种毛病，我们从旧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往往自鸣清高，强调“士为知己者死”，这就是墙的来源之一。我在财政部工作的时候，就不大愿意找薄一波部长，新旧年节，也不去拜年，结果在我们之间就有了隔阂，这种隔阂越来越深。我们应该主动地把这种清高思想去掉。“士为知己者死”这是封建社会的思想。 + +　　他说，现在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提高了，工资增多了，但这并不等于就使高级知识分子积极起来了。如果不信任他们，他们的积极性还是提高不起来的。据我了解，各厂矿旧的工程师十分之九都有此情况：你不信任我，我何必卖力气呢？ + +　　他说，我们的墙是各式各样的，有主观主义的墙、有官僚主义的墙，尤其厉害的是宗派主义的墙，这些墙都各有各的拆法。宗派主义在各个地方也不是平衡的，有的地方重一些，有的地方就比较轻一些。 + +　　据天津民主促进会的同志反映，我们那里的成员对“鸣”和“放”顾虑很大。我对天津民主促进会的同志讲，你们放心鸣放心放好了，只要站稳社会主义立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是可以大鸣大放的。我们这是为了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是为了巩固我们的领导核心，使得中国共产党不犯错误，或者少犯错误。我上次讲话说民主党派也要整风，影响很大，有人说，这是不要我们“鸣”和“放”了。这说明我高高在上，不了解群众的心理。 + +　　有人说，苏联是一党专政，我说不是，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共产党一党专政。我要争鸣，我不能同意有些人提出的在学校中取消党委制的说法。但是党组织不应该代替行政。制度本身是不坏的，而是有人破坏了制度。 + +　　建设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各个民主党派在政治上也要受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天经地义的。 + +## 叶笃义希望不要称呼　民主人士为“朋友们” + +　　叶笃义说，他要从一件小事情来谈“拆墙”的问题。他说，毛主席、周总理讲话的时候，常说“同志们，朋友们”，不论是在政协作报告还是对机关干部讲话都是这样。很明显，同志们，是指在座的共产党员；朋友们，是指在座的党外人士。他认为可以把“朋友们”三个字取消，因为政协成员都是统一战线以内的人，机关干部又都是周总理的部下，称朋友，不确切。他说，“同志”二字，有两种解释。一是一个党之内的；没有相同的组织关系的，不是同志。另一种解释，同志是志同道合的人。他说，“美国把我们称为共产党的同路人”，我认为很对，因为在统一战线里的人，都是拥护共产党、社会主义的。他说，一年前，民主同盟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李维汉部长谈到，对民建会员称同志，民建会员很高兴；称同志，这是因为企业公私合营了，有了基础了。经过一年，社会有了更大的变化，党中央负责同志讲话的时候，如果取消“朋友们”三个字，对党外人士会是很大的鼓舞。 + +## 严景耀建议：合并四个党派　成立“社会主义同盟” + +　　严景耀发言中，提了三点意见，第一，希望加强对党员的统一战线教育。他说：好些基层同志反映：把统战部的“统战”二字拆开看是“上统下战”。他说，下面有些教授因为有顾虑，还是不敢鸣、放。有人反映：大学大鸣，中学中鸣，小学小鸣。还有人说：“在学术上敢争鸣，但是在思想上不敢争鸣。”有些中学教师反映：“大的”“小的”都有人管了，就是我们“中的”还没有人管。在上海有人说了三句话：“贯彻多，研究少；命令多，商量少；要求多，帮助少。”谈到这里，严景耀举例说：有一个学校，共产党员的副校长因事出差，学校出了这样的布告：“副校长因公出差，校内一切事务均由校长代理。”根据以上情况，严景耀建议必须对下面加强统一战线的教育。另外，严景耀也谈到：下面有些单位的统战工作搞得很好，因为共产党的支部能够和民主党派支部遇事商量，发挥了民主党派的作用。 + +　　严景耀说：我是民进的一分子，我很同意叶笃义的意见，把民盟、民进、九三学社、农工民主党合并起来。这四个党派都是做知识分子工作的，常常发生交叉，弄得群众很难应付，不知加入那个组织好。合起来，对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大有好处，还可以让许多人解放出来做别的事。如果能够合并，可以叫“社会主义同盟”。 + +　　第二个意见是：民主党派的专职干部，不属于政府机关和企业，也不属于党，对他们的待遇、提拔、培养，没有一定制度，许多人感到前途茫茫，不安心。值得注意。 + +　　第三个意见，他谈的是关于扩大民主制度的措施。他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工作，对政府的工作起了监督和推动作用，但还不够。因为他们视察的范围、时间、地区都有限。他建议在中央和各级地方人代会设立各种常设委员会，比如经济、卫生等委员会，吸收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专家等参加，对各部的工作进行监督。 + +## 罗隆基怀疑现有的党政机构能够防止和正确处理打击报复事件，他主张另外成立一个自成系统的委员会 + +　　罗隆基发言说，最近有两位外国记者到他家去，请他谈谈对于“鸣”和“放”的印象，特别是对于马寅初、张奚若发言的意见。他说，他认为这次的争鸣是很健康的。大家虽然提了不少意见，但并没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一。第二、“鸣”和“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根据党中央的整风指示，集中批判三个主义。同时他还对外国记者说，他认为马寅初老先生顾虑太多。他不同意马寅初的意见，他说，在解放初期，许多老教授不能上课，经过学习提高，现在可以上课了。马寅初说，整风运动以后，许多青年助教因为教条主义太多，上不了课。其实这又有什么可怕呢！青年教师经过整风，抛掉教条主义，提高自己，将来就对国家有更大的贡献。这正是辩证的发展，这正是整风的作用。也不完全同意张奚若的意见。 + +　　他说，前一天，陈叔通老先生对他说，现在的争鸣气候好象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他又续上两句“一片整风声，三害除多少。”他说，通过这次整风，“党加强了，民主党派也提高了”。 + +　　第二，他说，有人提出要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将来受到打击报复。他认为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但他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具体方案，这就是要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他以为这样作有三个好处：一、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各地知识分子就不会顾虑有话无处说，而是条条大路通北京了；二、过去的“五反”、“三反”、“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讲话。有人担心在这次的“放”和“鸣”以后，还有“收”和“整”。在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给他们“平反”，就可以使他们减少同党和政府的隔膜。他还主张，“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因为他认为这几个运动过去是共产党领导着搞的。“平反”时，除了领导党以外，还应该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说明运动有成绩，也为受了委屈的人解决问题。受委屈的人，不只各民主党派有，其实共产党内也有。三、现在谁都不能保证在下级机关里不发生打击报复事件，有这个机构，敢于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惧；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有路可走，他们可以提出控告。他以为，这样既检查了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又配合了整风。因此，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 + +　　他认为共产党组织是否发展太快了 + +　　第三，他认为共产党在发展组织方面，特别是在发展知识分子方面是否有些太快了，是值得领导党考虑的。在解放后这几年里，党员很快地发展到一千二百万。在他看来，在解放初期在知识分子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常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而这样的人，他说却被党看成是积极分子，也就是进步分子，吸收进党。这些人多半没有经过多年的革命锻炼，也缺乏同自然作斗争的知识，他们“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非党知识分子感到不服气，既影响了党的威信，又造成了党和非党的隔膜。 + +　　他认为上司太多，森工部“没法子有权” + +　　第四、关于有职无权的问题。他认为，党员固然有责任，机构也有问题。他说，他在森林工业部里面是有职有权的，但是部以上有国务院的八个办公室，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另外还有党中央的各部，你这个部没有法子有权。很多事情都是从上往下贯彻，往下交任务。经委和计委向部里要的数字任务，也只能是主观主义的。计划整个地建筑在关起门来的主观主义的基础上。他认为经委和计委和国务院各办公室的领导人员多是党员，这也正说明党对旧知识分子很不信任。他以为“党员的政治虽强，技术知识和对经济计划工作的经验不一定都丰富”，应该放心地让旧知识分子参加管理工作。 + +　　１９５６年是“全部的冒进” + +　　第五、关于当前工作中的主要偏向是“保守”还是“冒进”的问题。他认为从１９５６年以来主要是冒进，而不是保守。这不是那个人的问题，也不是那个部的问题，而是全部的冒进。张奚若先生说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都是说的它的表现。这是把毛主席所说的“稳步前进”忘了的结果。 + +## 蔡廷锴对简化字作书面发言 + +　　蔡廷锴书面发言说，今天报载，昨天座谈会有几位同志关于文字改革问题谈了很多，但所公布的简化文字９９％我赞同，还有些小意见。例如，“葉”、“箫”二字以字义分析来说，“葉”乃树木附属品，那“葉”改为“叶”；“箫”是乐器改为“肖”字。我接很多朋友来信均有意见，但文字改革委员会未将“叶”、“箫”二字解释清楚。我以为，群众有意见，希望文改会公开解释。 + +　　---- 原载1957年5月23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在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讨论逐步转向深刻化”。 + +##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十) + +## 《人民日报》编者 + +## 1957.05.30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在休会七天后，于昨日继续举行。上午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国民主促进会秘书长杨东莼，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宁武，无党派民主人士陈垣，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张云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龙云、常务委员朱蕴山。下午在会上发言的有：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刘文辉、刘斐，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务委员吴研因，民革中央副主席陈绍宽，民革中央常务委员许宝驹，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徐楚波，民革中央常务委员李俊龙，民盟中央副秘书长罗子为；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茅以升也在昨天的会上作了书面发言。 + +## 杨东莼认为：许多地方统战工作作得不好的原因之一是不懂得这个 + +## 政策，希望总结三十多年统战工作的历史，建议党内进行一次系统的统 + +## 战政策教育 + +　　杨东莼在发言中，对如何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了意见。他说：民主党派要得到社会重视和党内重视，毫无问题，应该自己从工作中争取，但是，另一方面，必须做好统战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从思想上解除障碍，使大家了解民主党派在国家事务中的作用，才能更好地贯彻这个方针。杨东莼认为：许多地方统战工作所以做得不好，原因虽多，但有一个原因就是不懂得统战政策，如农工民主党的对象是什么？好多人就说是医药卫生工作者，民主促进会的对象是什么？好多人也说是中、小学教员，有人甚至以为九三学社是公私合营的什么企业。再比如：民主党派在有些单位发展组织时，竟然遭到拒绝，说：“我们这里已有一个民主党派了”。因此，杨东莼认为：要贯彻这一方针，思想教育实属重要。如何进行统战教育呢？杨东莼提了四点意见： + +　　第一，他说：总结一下三十多年的统战工作经验，其中包括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和私营工商业改造的经验，这是根本之图。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中，说到了统战工作是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这本书发行到现在已经六年多了，六年中变化很大，应该进一步总结和分析。这个总结分析是科学研究，而且是马列主义的科学研究，其中有理论、有事实、有历史，还有艺术。要总结得好，必须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通力合作，从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上，来说明统战工作的必要性，民主党派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和作用以及今后的任务等等。有人说我们是吃团结饭的，吃团结饭不坏，难道要叫我们吃分裂饭？现在有人把历史割断了，孤立起来看现在，我看这三十多年来统战工作的历史还是不能割断的。有了这个总结，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思想上的阻力就会减少一些。 + +　　第二个问题，杨东莼说：中学我不谈，几年来大学的政治课，起了一定作用，但无庸讳言，也有很大缺点，这就是干巴巴的教条主义和现实的政治、经济生活毫不相干，而且写好讲稿，逐字逐句念，下面逐字逐句记，对现实生活很少谈到。如宪法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但是如果给大学生考考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有什么区别，我想，及格的人恐怕不会太多。对统一战线政策当然更不知道了。现在高教部正在 + +　　（重新草拟政治课程教学大纲，是否可以考虑一下，把政治课同现实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联系起来，并把统一战线政策放在一定的地位。我想这样做，对团结知识分子会有好处，对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也会有好处。） + +　　第三个问题，杨东莼谈到民主党派有无论坛的问题。他说：有，光明日报就是，另外人民日报、大公报、文汇报都登了许多有关民主党派的文章，现在什么都登也无人审查，这很好，但是还应该加强。如何加强呢？我觉得：光明日报在当前大放大鸣的时候，应该出六版，不应出四版，以便在整风期间，让大家在论坛上活跃些。杨东莼还建议各机关、学校可设民主党派讲坛，让民主党派有机会讲话，尤其在进行统战政策教育的时候更有必要。如某学校一个同志对统战政策统错了，事情不大，不需要拿到报纸上去，就可以在那个学校里公开说清楚，讲清楚了，也就是进行了统战政策教育。当然，我并不主张资产阶级的民主，今天群众水平提高了，可以明辨是非，有人要想哗众取宠，既不能哗众，也不能取宠。这个对台戏怎样唱呢？杨东莼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他说：这个对台戏是吴铁庵和谭鑫培那样的对台戏，吴就是学谭，同样是谭派，谭唱什么戏，吴也唱什么戏，我们今天虽然有个论坛，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这跟资产阶级的在野党同执政党的唱对戏是完全不同的。也许讲坛上讲错了，但是，不要紧，讲错了，可以辩论，经过辩论，是非就出来了，这样民主生活就可以更活跃起来。 + +　　第四个问题，杨东莼建议在党内首先进行一次有系统的统战政策教育，他认为这个工作如果做得好，对于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会大有好处。 + +　　最后，为了贯彻这个方针，杨东莼还提出三个具体意见：第一、他说：统战部要求我们反映所联系的社会人士的意见，但是，反映以后很少有下文，他希望反映上去的问题能解决的一定要解决，不能解决的，也该有个下文。第二、他建议从中央到地方直到各个单位，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要建立一系列的制度，如会议或座谈会、人事等等，都需要有个制度。第三、下面民主党派的干部对政治待遇很有意见，如参考消息，究竟什么人才能看呢？如某一地方规定十六级的才可以看，而十八级的秘书长反而不能看，这样做，是否合理，值得考虑。 + +## 宁武说：民主人士要作共产党的“诤友” + +　　宁武发言中认为，既然是帮助党整风，对于个别有错误的党员，就应该以“诤友”的态度进行批评，而不应该对他们维护。他说，只有这样，才符合党的期望。 + +　　他说，一切犯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错误的党员，都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有些党员的个性完全超过了它的党性。因此，他建议党中央要加强对党员的党性教育。 + +　　他说，据我的观察，凡是１９４９年以前入党的党员，党性就比较强。而１９４９年以后的党员，党性就比较差。他认为，现在全国党员有一千二百多万，其中党员的修养和锻炼大有差别。过去的党员参加革命，冒着生命的危险，而全国解放以后的党员则不是这样，他们是愉快而光荣的参加党，只是抱着荣誉感，他们经过的艰苦锻炼比较少，因此，必须对他们加强教育和改造。他还对王明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表示很大的诧异。他说，王明过去犯过十分严重的错误，但是，据他知道并未作过什么检讨，他认为这是个性超过党性的典型。 + +　　他还谈到在对待知识分子工作中的宗派主义问题。他说，目前歧视知识分子，特别是年岁较大的知识分子，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在大专学校中，就尤其严重。有些党员干部，对年老的知识分子，有一种一成不变的看法，认为他们来自旧社会，历史不干净，思想有问题，于是摆在那里，既不帮助提高，又不给适当的工作。据我知道，那些年纪从五十岁到七十岁的旧知识分子，只要党和国家了解和关怀他们，绝大多数人的情绪是很高的，知道自己是从旧社会来，带来了不少的旧思想、旧作风，愿意改造自己，愿意在晚年献出自己的所长。当他们不能如愿，而感到自己是在“尸位素餐”时，心情十分苦恼。这也是一种矛盾：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人材，感到人材缺乏；另一方面，又有些人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这种矛盾主要是由宗派主义造成的。因此，他希望通过这次整风运动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 +## 陈垣提出：今后使用干部必须放手放心，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 +　　陈垣首先谈到教育部的领导问题，他说：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是高等学校，又与普通教育有关，我们由教育部直接领导，又与高教部有关，但由于教育部和高教部工作上联系不够，很多事情是高教部布置给高等学校的，有时就没我们的份，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好象我们又是大学，又不是大学。有的教授说：我们是中学头，大学尾，在夹缝里讨生活。因此，教育部与高教部必须很好的配合，注意到师大的特殊性质。陈垣还说：关于课程的设置、比重，有的不很恰当。教育部有时过分相信教育理论的教条，从实际考虑得不够。 + +　　关于宗派主义问题，陈垣认为：党必须特别加以注意。他认为共产党所以有宗派主义，是因为过去对敌斗争情况随时提高警惕，已逐渐成为习惯，建国以后，对全国干部情况还心中无数，自然要多依靠政治上可靠的人，那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目前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如果再有宗派主义就会大大影响党外群众的积极性，等于逐渐放弃各种积极力量，群众会由积极而消极而袖手旁观了。陈垣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在使用干部上必须放手放心，才能使袖手旁观的人，卷起袖子来积极参加建设。 + +　　对于老教师的信任问题，陈垣说：由于过去使很多人感到有不信任的倾向，今后要多在这方面作工作。旧知识分子都有一些高傲的气质，自尊心很强，“士可杀，不可辱”，多年治学的老教授，在大庭广众之中，一次次检讨，或在火力很强的群众大会上被斗争，有时人家原是热爱国家的，但却指着脸骂人家是反革命，那当然会使人感到无限委曲，抑郁难平，感情的创伤一时不易弥补，这是十分可以理解的。这是说当事的人，而其他群众呢？由于当时有人抓住一两句话，甚至和朋友说的开玩笑的话，就往往被人抓住，说是思想如何，甚至追其动机。运动过后，大家都不敢随便说话了，和党、团员说话时尤有戒心，知心朋友也不来往了，大有“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掏一片心”的状态，形成貌合神离，同床异梦，党和知识分子中间的墙，有的地方就是这样筑起来的。 + +　　吸收过去的教训，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 +　　陈垣接着谈到肃反问题，他说：总的来说，肃反成绩还是很大的，某校的副院长，肃反时被误作为对象，前天他和我说：“我当时确是难过得很，身体健康也差了。但是，今天平心细想，经过这次运动，全国反革命基本肃清，可以安心的建设了，这就是最大的成绩，我当时虽然吃些苦头，但从结果来看，问题还是弄清楚了，也并没有冤枉我。”他的话使我很感动，我想运动当中，群众发动起来，很多人在大运动里受了伤，如果仅仅说是“在所难免”，未免也是说便宜话，不过能从全国着想，总可稍稍解开这些症结。今天吸取过去的教训，学会如何正确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不会再有误友为敌的错误作法了。 + +　　高教部边整边改的精神是得到广大群众欢迎的 + +　　关于整风运动，陈垣认为：目前运动虽然刚刚开始不久，各方面已提出了许多许多意见，揭露了不少矛盾。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一再表示让大家大鸣大放，对大家帮助党整风一再表示欢迎与支持，虚心倾听群众意见，昨天人民日报登载的高教部接受正确的批评和建议，选派留学生 + +　　（将采取自由报考方式，这种边整边改的精神，是得到广大群众欢迎的。这次运动的本身，就是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 + +　　谈到教学，陈垣认为：有些问题要注意，有些年青教师，毕业不过二、三年，上课去按本宣读，就很不好。这样的情况在我们国家文化事业迅速发展，实际的教师队伍人数还不能马上充实起来，还不能跟上形势的时候，这些青年教师，勇敢的担负起以他们的力量还不能担负的重担，担负起繁重的教学任务，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与这同时，也确实有些人，由于自己政治上进步，是党员或团员，课程也开出来了，如果再 + +　　（加上组织上有宗派主义情绪，他们就骄傲自满起来，老教师也看不在眼里了，觉得他们落后，认为老教师教的东西是唯心主义，只有自己才是最掌握马列主义的人，自然就不会很好的虚心的向老教师学习，所谓新老关系也逐渐不好起来。） + +　　党群之间虽有墙但不是万里长城 + +　　陈垣还谈到党群之间的“墙”的问题，他说：虽然有“墙”，但我看不是历史上的万里长城，第一因为城里城外不是敌对的双方，第二也并不是蜿蜒万里不断，而是断断续续，有高有低，有厚有薄，而且有些地方是没有“墙”的。我觉得既然各人处境不同，看法不同，接触的党员的作风也不同，是高就说高，是低就说低，有就说有，没有就说没有，不应人云亦云，强求一致。 + +　　历次运动，在有些人心里留下一些印象，以为越说得头头是道，越能表示自己积极，据说在肃反运动时，有的单位开会时不说话，就被认为不能站稳立场，不能划清界限，我想这是个别的情况。但是有人却误以为有一说三，有薄说厚，就足以表现自己的错误。这纵然是极少极少的人如此，但也确实不能说没有这种现象。 + +　　批评应该是：事实力求确凿，意见力求尖锐 + +　　陈垣认为：批评时实事求是，对于党的整风，纠正错误，加强团结，改进工作，是有利的。有时因为爱护党，维护党的事业，谈到工作上严重的错误和缺点时，自然不免声色俱厉，“疾恶如仇”，是很可理解的。但如果只是漫骂和讥讽，或者无中生有，不能以理服人，对于工作的改进，反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言之无物，持之无理，你让人改正什么呢？所以批评时应作到：事实力求确凿，意见力求尖锐，对工作的改进才能真正有帮助。陈垣最后谈到统战工作，他说：党、团员、民主党派成员，都有组织关系，而统战工作对无党派的人应当如何作工作，今后也值得注意。有时某一问题，党内和民主党派分别传达，而无党派人士，感到知道得很少。目前还是无党派的人数较多，恐怕将来也仍然如此，既然要调动一切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则不但要注意发挥民主党派力量，对无党派的人注意加强连系，也应注意。 + +## 龙云说：希望参加座谈会的人拿出勇气抓住重点放胆批评 + +　　龙云发言中说：此次整风运动，主要反对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所谓“三害”，包括教条主义在内。他说，他对张奚若先生、章乃器先生、陈叔通先生、章伯钧先生及其他的先生在座谈会上的发言非常钦佩。他认为这些发言完全是对事不对人，真正所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如果每次座谈会能够贯彻这一精神的话，他相信共产党在这次整风中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帮助。他又说，不过还有一些人的发言仍有顾虑，甚至顾虑很大。为什么会有顾虑呢？他认为原因就在于过去的几次运动使他们害怕了。他说这种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认为这次运动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同以往的历次运动完全不同。首先要信任共产党，信任毛主席。有此信心，就用不着有什么顾虑，如有顾虑，就是不信任共产党了。因此，他希望参加座谈会的人拿出勇气、抓住重点、放胆批评，无关的话，用不着的话少说。他认为，缺点和错误揭露得越多，将来缺点和错误减少得也就会越多，相反，如果把缺点和错误掩饰起来的话，将来缺点和错误还会是很多的。 + +　　接着，龙云对共产党的错误和缺点产生的根源作了分析并提出他的看法。他认为这几次的座谈会，大家所指出的错误和缺点，多半是在下面，而其根源多半是在上面。他认为在国家的行政上没有作到分层负责，而是国务院指示一发，等于垂直领导，就一直贯彻到基层，党有党的指示，就成为双轨并行，没有注意业务部门的职权，业务部门也就无法帮助下面，置于可有可无之地，很多错误和混乱便由此产生，对问题不暇再加考虑和研究。希望国务院以后多注意监督与考核，凡属业务无论专门与普通，都要主管负其全责。他还认为，上面发布指示之前往往没有全面地深刻地考虑，把天下事看得太易。在国家来说是求治心切，企图百废俱举，殊不知下面办事的人员经验不足，业务不熟，事体复杂而繁重，以致不能因地制宜、应付裕如，只能按令而行，造成紊乱，这也就产生了官僚主义。他举例说，比如往年的教育事业一直在扩大，今年的教育事业突然要压缩，结果使得国家感到困难、主管部门感到困难、社会和家庭都感到困难。这是冒进，也是轻率。又比如去年提倡穿花衣服，今年又提倡穿补钉衣服，使得下面无所适从，莫明其妙，这种宣传同样说明是一种轻率。 + +　　他对这次整风运动中准备贯彻边检查边改进的精神十分赞成。他说，过去我们国家考取留学生的办法不公道，最近不少人提出批评，昨天报纸上登载了高等教育部接受大家的批评立即加以改进，这使人们的观感为之一新。他认为，今后整风运动如果能够贯彻这种精神，他相信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面貌一定会焕然一新。 + +　　他对干部子弟的培养问题也提出了批评。他说，听说北京师范大学有个附中，现在改为一○一中学，学生完全是高级干部的子弟，其他的学生就不收。这样是不公道的，以学生来说，象这种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一定会感到高人一等，一定会有特权思想，于学生也是不利的，资本主义的君主国家听说有贵胄学校、贵族学校，平民一概不收。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也要设这种类似的贵族学校呢？我想来这也是一时高兴，缺乏全面考虑的结果。 + +　　最后，他对民族干部问题提了意见。他说，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不尊重少数民族干部的职权，有包办代替的现象。少数民族实行自治之后，干部缺乏是事实，因此，成立之初，自治区的干部不能不用汉族。这是在所难免，但是现在少数民族的干部陆续培养起来了，应该使少数民族干部有充分锻炼和提高的机会，使汉族干部逐步减少，少数民族干部逐步增加，而且有职有权，真正自己当起家来，达到名副其实的自治。 + +## 许宝驹说：人事干部太严肃，人事机构很神秘，这是一道较厚的墙。 + +　　许宝驹发言说，一般群众，都觉得做人事工作的人太严肃，对于人事机构，感到很神秘，使人发生畏惧心理，产生一种隔膜。假定说这是墙，可以说是比较厚的墙。如何消除这种隔膜，是应该注意的。他还说，很多机关首长，为了了解情况，听取一部分人的汇报，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却常引起人们一些疑虑。比如，“汇报全面与否？正确与否？”使人疑神疑鬼。在这里，他举南昌市某被错关过的青年为例说，这些事情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当时是否有人向领导上汇报了不正确的材料，其中是否有打击报复问题。因此，首长以什么态度听取汇报，很值得研究。 + +## 张云川认为：墙和沟是党员的特权思想造成的；积极分子是挖沟打墙的“义勇队” + +　　张云川在发言中，首先谈到他很喜欢提意见，而且很爱批评，因为他经常说话一开头就提缺点，过去曾被人认为思想落后，反党，扣了很多帽子。有些关心他的朋友曾劝他最好不要说话了，说了不见得有好处；要说也不要忘了那个公式：先肯定成绩，然后再谈缺点。他说，是不是我只看到缺点而看不到优点呢？不是的。只是觉得优点早已存在，有目共睹，用不着我再来说。把缺点说出，改正过来，使成绩可以更加巩固，对党和国家都有好处。不过，有些民主党派的同志只谈成绩不谈缺点，甚至把缺点也当成绩来加以颂扬，这种做法好象看见一个人要陷进泥中也不提醒一样，是很不好的，这也不是爱护共产党。现在那些过去认为一切都好的人也提缺点了，证明他们过去是看到了缺点但没有说，是否考虑到个人的利害得失？是否从前言不由衷？我觉得说真话比说假话好，虽然真话难听一些，假话好听一些。 + +　　接着，张云川就他所看到和感到的一些缺点提出了意见和批评。 + +　　关于墙和沟的问题，他说，我也同意有些人的看法，党和非党之间是有墙和沟的。造成墙和沟的原因，有人分析是由于党员有优越感、特殊感。他说，这种优越感过去对敌斗争有好处，但革命胜利以后就在党员思想上变换了位置。过去在革命斗争中，党员是站在群众中领导革命，革命胜利后，有些党员就站在群众头上脱离群众了。甚至有的人觉得自己有革命的特权，觉得别人是不革命或不配革命，只有自己是真革命、最革命。在日常生活中常有这种表现。比如在机关里有党员也有非党员，可是不管吃饭、娱乐，总是党员坐在一起，非党员坐在一起。拆墙填沟如果党员不先伸出手来，非党群众就不好先伸手，怕对方不握没意思。可能党员也有这种顾虑，但党经常教育党员团结群众，因此，主要责任还要党员负。 + +　　张云川认为：在工作上、待遇上、工资上都表现了共产党员不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而是相反。 + +　　另外，在工作上、待遇上、工资上，都表现了党员不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而是相反，形成特权，形成了墙。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强调非党人员要建立主人翁感，但是仍会很自然地有作客思想雇佣思想。 + +　　他说，造成墙沟，除了这些党员要负主要责任外，还有一些挖沟打墙的“义勇队”也起了很大作用。谁是义勇队呢？他认为就是积极分子。他说，解放后，各方面人士风起云涌都集中在共产党的周围，党有责任了解大家，如能广征博采，互相引证，可能要好一些。可是不这样作，只相信少数的人，把他们当做积极分子，依靠他们信口雌黄，就把谁进步谁落后排了队，使党和群众隔离开来。而这些人就假借党的威信吓唬人，无形间就在党群之间打起了墙，挖起了沟。其实，应该瞧不起这些没有改造或正在改造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这种做作，但是党却信任他们、鼓励他们，说他们积极、进步、靠拢党。于是这般人就在群众中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不但群众怕他们三分，就是民主党派的头儿脑儿也怕他们说什么而迁就他们。看戏因为抹了脸，很易辨别，而有些人作风不正，颠倒是非，又未抹脸，不好辨别。这种情形现在已好一些了，但还是存在，建议统战部注意一下。 + +　　第二个问题，张云川谈到干部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他说，解放以来，一直强调为人民服务，但有些人好象并不觉得自己是为人民服务、当人民的勤务员，而在意识深处觉得自己是做官。“官”就是站在群众头上的人。我们有一千多万干部，如果都是官都站在群众头上，群众怎么受得了。我过去看过“夜未央”，印象很深，跟“真假巡按”差不多，官一层一层的，不管大官小官都站在群众头上。我有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我觉得我们的干部只能有职务之别，而不应该因职务不同有高低贵贱之分。现在以官自居，大官不愿和小官谈话的情况是普遍存在，如不进行思想教育后果很不好。为什么在看戏、吃饭等场合也要官阶森严、官气十足呢？很值得考虑。上行就很难叫下不效。因为官气十足、官阶森严、生活悬殊，就很自然地会使人闹地位。 + +　　张云川说：我觉得对旧社会的声名地位，在统战工作上应加以区别。 + +　　第三是统战问题。张云川说，我很喜欢看水浒，但对梁水泊有些做法搞不通。比如玉麒麟卢俊义，原来和梁山泊并没有多大关系，但不晓得宋江为什么这么重视他，一定要把他拉上山坐第二把交椅，不知是否统战工作？而黑旋风李逵甚至柴大官人柴进也不受重视。我觉得对旧社会的声名地位，在统战工作上也应加以区别。有些人确实是有真才实学；有些人则是登龙有术，这并不光彩；有些人的声名地位是靠吹牛拍马得来的，对这些人的政治地位是否要照顾？我觉得统战工作统对了一个人会起好作用，统错了还要起副作用。 + +　　张云川引用了对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的评价以后说：今天很多事情都是如此：某人做是对的，某人做就不对。 + +　　我思想上还有些未解决的问题。象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因为司马相如是名人、学者，别人就捧为才子风流，如果是没知识的人，就会说他是拐骗人口。张君瑞与崔莺莺的恋爱也是如此，因为张是才子，崔是佳人，就被认为是风流韵事；如果是贩夫走卒，就认为是和奸通奸 + +　　（。这是不是证明我们每个人思想上还有些不公道的想法？今天很多事情都是如此，某人做是对的，某人做就不对，很值得考虑。） + +　　张云川建议：应该评价各民主党派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作用，不要只讲共产党的历史。 + +　　除了以上几点批评意见以外，张云川还建议在中国革命史中，对民主党派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作用也给予应有的评价，不要只讲共产党的历史。因为虽然共产党是革命的主流，但民主党派也是支流、细流，也起了一定作用。 + +　　对于人事部门的工作，张云川也提出了二点建议：一是最好有些年纪较大、社会知识较丰富的干部做人事工作，因为青年对旧社会情况不了解，在审查别人历史时容易割断历史，不能全面判断。二是人事部门能否另开一条路。现在社会上还有些人直接向政府请求解决工作问题。这些人很难得有反映情况的机会，反映了也不重视，人事部门是否能考虑一下。 + +　　最后，张云川建议把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肃反工作的成绩和副作用，摸一摸，比较和总结一下。 + +## 朱蕴山说：拆墙平沟不是东风压倒西风，问题是要加强领导不是削弱领导。 + +　　我在南京视察，碰到省市党的方面，正在开展整风运动，要各民主党派帮助整风，现在机关学校企业各方面，均在纷纷鸣放，已经提出很多意见。我在南京民革座谈会上听到财政局科长陈家振说省市级机关党委对统战教育一般很差，例如建筑工程部庄部长在干部会上三次提到民主党派，把民革叫做中华革命党，曾给他提意见。他第二次会议还称民革为中华革命党。往下一般党团员总是把民主人士与老弱残疾并提。陈又说党委提拔干部尽是党团员，有一领导干部贪污被揭发，党委叫他在党小组会上检讨一下了事，群众有意见，他答复是怕失威信以后工作不好做。江苏邮电管理局副局长王良骏说，民革成员提意见有顾虑，他说江苏各县有七十多个邮电局长，８５％以上是青年党员不懂业务，连一个懂业务的非党的副局长都没有。 + +　　地方统战教育是不平衡的，有的不重视，有的也很重视，类如苏州是个古老城市，党与非党同志团结很好，因为统战部很热心帮助，很多老知识分子古典文艺较有修养的人士视政协为老人之家，他们靠拢党，学习亦很起劲。这说明任何地方任何单位能把党的统战教育能够贯彻下去，对于民主党派就不至于轻视，团结工作就可以做得好的。 + +　　为什么党中央发动整风运动呢，我想中国共产党过去也曾犯了好多次的错误，遵义会议由于毛主席领导，扭转过来，到了１９４２年整风统一了党内思想认识，纠正了歪风，朋友越来越多，得道多助，从此工人阶级壮大起来，因而领导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共和国，近八年来，党又进行社会主义一系列的改造，已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到社会主义新的阶段了，今天执政的党，成为六亿人口的大国最高领导核心，党的威信，达到最高峰，如果有部分党员，不能执行党的政策，或者思想硬化，仍停留在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和近八年来社会主义改造那些阶段，那就不能够适应新的政治任务。钢铁锈了，不重新锻炼是不好用的。因此必须来一次整风运动，这一次整风运动，是个伟大的及时的英明措施，其目的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神圣的武器拿出来向社会主义进军，透过这一次运动，预期结果一定是很健康的，他把六亿人民除开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一致的团结在党的周围，将由社会主义直达共产主义之路，这是毫无疑义的。 + +　　民主党派为什么要帮助整风呢？我觉得各民主党派过去与共产党患难相处，或先或后都有他历史因素，长期共存也不是偶然的，我们帮助党的整风亦即是帮助我们自己。我们经过了曲折迂回道路，然或先或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多已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现更进一步踏上社会主义新的历史阶段了，我们一方面帮助党的整风，同时结合我们自己思想改造工作，在这一次和风细雨伟大的运动中，我们学习马列主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神圣的武器，我们边帮边学思想是可以得到提高，我们各方面工作也可以推进一步得到改善。讲到党与非党之间墙和沟问题，我在南京曾经讲过，我总觉得墙与沟是双方建筑起来的，我想对党员要求应该高些，他们的责任应较重些。有些墙沟是人为的，有些墙沟可能因工作制度产生的，无论如何，需要大家一齐动手，多鸣、多放，大胆的鸣，大胆的放，将问题一齐摆出来，就是碰到坚固堡垒，边整边改那是不难拆除的。在拆墙平沟的时候，各人看法不同，提法不同，都不要紧，目的只有一个，为了改进工作，为了社会主义建设，有些机关学校企业部门发生墙沟很多，是不是把党委从机关学校一齐退出，把公方代表一齐从企业部门退出，那就是拆墙平沟呢？我认为拆墙平沟不是东风压倒西风，问题是要加强领导不是削弱领导，社会主义事业没有共产党领导核心那是搞不成功的，有人提出以党代政、或以党代校，工作制度上有些不合倒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不管在制度如何研究，亦只有从调整关系，改进领导方法上着眼，党是建设社会主义领导核心，这次整风运动正是为了加强这个领导核心，推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向前迈进。我对统战部还有几点意见提供出来请予考虑： + +　　（一）肃反运动是有成绩的，过去通过群众路线来肃反，也是正确的，要根据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那是更无可疑义的。问题是在执行工作方面部分的发生偏差，把肃反面扩大化了。我建议在本年人大代表会议后，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应即召开联席会议根据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指示，迅即组织一个临时检查机构，会同有关机关方面分往各地认真检查，所谓肃反遗留问题，依我看来不外四种情况，要根据四种情况分别处理：（１）根本搞错了的，应彻底平反，并赔礼道歉。曾经在什么样规模的群众会上宣布有罪，现在也应该在同样规模的会上宣布无罪，使被错斗了的人，在精神上得到安慰。（２）没有搞错，但处理不适当，应根据肃反政策纠正。（３）仅有嫌疑而无确凿证据、或仅因历史不清而发生怀疑者，均应早作结论不拖尾巴。（４）没有搞错而予以宽大处理的，应该向他说明白不能跟着嚷“平反”，不许翻案。在纠正错误过程中，肃反运动，包括共产党员在内，有人说是不是需要检查呢？我想，也不应对领导肃反的干部泼冷水。 + +　　（二）有些机关党委对于民主党派不够重视，建议党中央做出决定，明确指示中央机关及各地方各基层党委，认真负责定期召开党派座谈，加强领导，务须贯彻统一战线教育方针，并帮助各民主党派做好工作。 + +　　（三）民主党派机关干部工资标准比政府机关为低，福利也较差，升迁也较困难，拿民革中央机关来说，在体制上没有处一级的设置，直属部以下的组织，只相当于政府机关的科级，这在调级和提升受到较大的限制，一般的对于民主党派干部也有些轻视，因而很多干部容易产生不安心于党派机关工作，常闹情绪，这也无怪其然，建议由政协和统战部帮助各民主党派共同协商，比照国家机关的人事制度，拟定民主党派管理办法。 + +　　另外民革在各地联系的社会人士和失业成员，很多在就业和安排方面承统战部大力帮助，解决了不少问题，我们是很感谢的，最近个别地方反映，通过组织排队分别缓急急需解决，请有关方面解决的尚未解决，而有些通过私人路线却先解决，发生不平衡现象，使地方负责人陷于被动。他们希望以后多予联系。 + +## 刘斐说：党不应该代政，就象开机器的人不能代替机器一样。 + +　　刘斐发言说，现在在党政关系中，有些上分下不分，早分晚不分，此分彼不分，而且越到下级，特别是县以下，就只看见党，看不见政的现象。下面的人民代表大会也开得很不正常。这种情况的产生，主要是建国不久，法制尚不完备，某些高级干部和许多中下级干部法制观念薄弱，以及缺乏民主作风等原因所造成的。党中央对这方面的情况注意不够，也不无影响。要改变这些情况，除开进行思想整风之外，还必须在一般党员干部之间加强法制思想教育，迅速制定必要的法律，健全各种必要的制度，尤其是人事制度，以划清党政关系。而且党员应以身作则，尊重国家机关的职权。不然，整风虽然能收一时之效，但却缺乏经常的法制保证。 + +　　他说，党和政是两个性质不同的系统，党是领导国家事业的核心，但是，党的领导要通过国家机器去实现，党不应该代政，就象开机器的人，不能代替机器一样。但是，有些党员，不了解这种关系，而要把一切都抓在手里，连评级评薪也要高人一等。以为这样才是实现了党的领导，提高了党的威信。这是让国家机关生锈的作法，而且会滋长“三害”，加深人民内部矛盾。 + +　　刘斐在发言中，还曾谈到，在基层组织中发生的很多问题，是同我们的事业发展太快，任务太重有关系的。他说，领导机关时常把很多任务、很多政策，一起往基层堆，他们消化不了、接受不了，发生问题是必然的。 + +　　刘斐还曾谈到党在团结、改造和使用知识分子方面的一些问题和意见。 + +　　他说，过去有些地方没有很好地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使一些人受了委屈，以后团结工作也没有作好，他们有意见。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要有错必纠，为受了委屈的人恢复名誉，另方面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使他们改变对知识分子的强硬态度。这些人也就会消除成见，体谅过去产生错误之难免。 + +## 陈绍宽说：福建省党外人士踊跃揭露矛盾，帮助党进行整风。 + +　　陈绍宽说，我是奉调来京参加国家预算会议的，统战部也给我这机会来参加座谈会，我觉得很荣幸。 + +　　我是从福建来的，请让我谈一点福建的有关情况。福建同全国各地一样，也是正在学习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以备投入正在展开的整风运动，省统战部也曾召开过几次座谈会，讨论内部矛盾，帮助整风，省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前几天才开过，这次会议更加发扬了民主，人民代表和列席人员都踊跃揭露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帮助党推行整风运动，并提出意见促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福建党的同志与非党人士平时相处很好，中共省委和省人委领导同志态度谦和，对民主党派人士时多照顾，通过政协，统战工作做得很好，省政协的主席就是省委书记，政协常务副主席就是统战部长，政协秘书长是一位统战部副部长，民主党派负责人也都是省政协的副主席，每星期均到会办公，又参加集体办公会议，这说明党的同志与非党人士时相见面，协商事情，民主党派负责人能与统战部负责人常常见面，遇事商量，彼此就不隔阂。此外，党员对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等也很接近，因为省政协每星期六下午集体办公之后，就有组织教育、文化、卫生、工商业等各部门人士轮流交谈，谈后留餐且有文娱，中国人习惯三杯黄酒就感觉亲密起来，他们的心内困难的话就谈出来了，党和政府能立即解决的，就为解决，较难的亦设法研究解决，这样既可消除隔阂，又能够解决困难，使党、政府与群众上下通气。平时有事就讲，放和鸣都做惯了。党的同志对我更没有什么矛盾和隔阂，并且对我很重视，也很信任，许多重要事情先期都和我协商，对我密切关怀和照顾，不少会议不必党外人士参加的，有时我也被请参加，平时交往，更是亲密，如一家人一样，没有见外，我也没有自外，当我年初患了重病的时候，中共 + +　　（省委和省人委领导和负责同志们对我更是十分密切关怀，他们为我好几次召集名医会商诊治，特由上海延请名医专家到福建来，卫生厅长亲自指导和帮同救治，使我得以回苏，这更使我体会到共产党员的品质道德是这样高贵，我万分感激，这个事情所有在省民主党派人士都普遍知道的，非常感动了社会人士。党的同志们平时对其他民主党派人士也是很接近，很和蔼的，特别是省统战部对民主党派很多的帮助，解决困难，解决问题，在省人民代表大会和省政协也都发扬民主，遇事协商，省统战工作实在做得好。） + +## 徐楚波说：各方面对中小学教师指责多，鼓励少。 + +　　徐楚波发言说，各方面对中小学教师是指责多，鼓励少，以致使中小学教师情绪低落，信心不足。他说这是因为对中小学教师重要性估计不足、重视不够。他谈到北京有的学校要教师给孩子道歉，中国青年报发表的“好厉害的七十二条”，都曾使中小学教师情绪受到影响。“人民教育”、“教师报”也不了解教师的痛苦，对教师多所指责，因此许多教师不愿意看“教师报”。他还谈到对教师的使用多，照顾少。如有的地方体育教师平时工作任务很多，星期日都不能休息，但有球类等比赛的时候，买票困难，有关方面也不予照顾。他谈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其他各界代表都接见过，却没有接见过中小学教师。在福利待遇方面，教师也是较低的。他说四川有的地方的教师的宿舍很简陋，而附近工厂职工宿舍却是高楼，真有天渊之别。小学教师的工资也不如工人，因此教师愿去工厂工作而不愿留在学校。他说，工资待遇，政治待遇，再加上社会上一般人对中小学教师不够尊重的看法，使很多中小学生不愿意考师范。 + +　　他还谈到，各地学校的统战工作作得是不平衡的。有的学校里，党与非党人士处得好，有的学校里，党员有宗派主义。他说，有宗派主义的地方，党员校长和党支部书记多半都是青年人，不大懂业务，和老教师闹不团结。他们认为老教师落后，老教师认为他们不懂业务，彼此看不起。上级在提拔干部时，多是重德不重才，党员团员就行。提拔以后，就派到各个学校担任校长、教导主任等职务。这些年青人又不虚心和老教师相处，向老教师学习。而教育行政部门了解工作情况，又是只听他们的汇报。他说，他在四川视察的时候，当地教育局介绍他到一个学校去视察，这个学校是被认为党与非党关系不错的学校，校长是优秀校长。可是实际情况并不如此，教师提出的很多严重意见，甚至是一般学 + +　　（校少见的。他还谈到，北京有一个学校校长和党支部书记有宗派主义，引起老教师不满。教育局去调查，向学校党支部了解情况，没有解决问题；教师又向北京日报写信，北京日报去人调查，也是向党支部和人事部门了解，也没有解决问题。最后教师给他写了信，他把信转给教育局，到现在一年多了，也没有下落。） + +## 吴研因认为：本报的“周建人同意‘拆墙’须从两面来拆”的标题 + +## 是“暗示党外人士不必多嘴”。他认为这等于向党外人士说：“去你的 + +## 吧，你还是回去闭门思过。” + +　　吴研因发言中说：我们的座谈会在第九次（２２日）座谈时，我没有列席，可是我对座谈会的发言，仍很注意。我首先注意人民日报的记载。２３日人民日报对座谈会的记载，用特号大字标题，标出“讨论逐步转向深刻化”。于是，我就细心地找了一下大家的发言是怎样的深刻。后来看到用二号字排印的小标题，“周建人同意‘拆墙’要从两面来拆”，才恍然大悟人民日报所谓深刻化是对周建老发言的赏识，他的发言，是强调同意民主党派也要拆墙，就是要思想改造。我们没有谁否认过思想改造。帮助党整风，也是学习，也就是思想改造的过程。不过在现阶段，只能强调整党整风，拆墙，拆“三害之墙”。因为现阶段三害之墙只是在开始拆，而且远远没有拆到下层的墙。比如民进的中小学教师会员就在喁喁向望，希望在下层拆墙时，他们也有机会帮拆。身为民进领导，不代表中小学教师讲话，却强调要思想改造，这好象要在党拆墙时，我们来唱对台戏，就是要自行拆墙，不必帮党拆墙，大有消极怠工之意。毛主席在４月３０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对整风运动提出了指示，他说现在是党要整风，要民主党派帮助党整风，并不是要民主党派整风；还说理论学习也可以停下来，否则会冲淡整风运动。我认为周建老的话，至少是会冲淡整风运动的。因此，我不同意，民进有不少同志也不同意。 + +　　我对周建老的发言固然不满意，但并不想发言反驳，因为周建老有他自己的言论自由，我们虽然不同意，也用不着加以反驳。可是人民日报却竟赏识周建老的发言，认为深刻化，人民日报是甚么用意？是不是怕别人帮党拆墙，拆得太厉害了，暗示党外人士不必多嘴，还是自己去改造思想，拆思想之墙，换句话说，“去你的吧，你还是回去闭门思过，不必来插手了”。 + +　　因为人民日报的态度是如此，所以写了一篇短文，给光明日报记者转给人民日报。那文的意思虽然是针对周建老的发言而发的，但实际是“项庄舞剑，志在沛公”，实际是对人民日报有意见。这篇文章是２４日写的，２５日送去的，到今天没有见登出来。这或者是因为人民日报的稿件太多，或者因为不合于人民日报的意思。总之我不理解人民日报所谓的深刻化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所理解的那样？ + +　　最后声明：那篇短文送人民日报，不是一定要人民日报发表。当时认为统战部不再开会了，所以写了书面的意见。如果早知道统战部今天还要开会，那我就可能在会上讲，不必写那文了。 + +## 刘文辉提出保护公民权利的问题 + +　　刘文辉谈的是有关保护公民权利的问题。他说，在过去，各级干部一般都不能很好地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又据近来整风中揭露的事实来看，在全国范围内，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相当普遍。这些不能不侵犯到公民权利。因为基层干部需要的人太多，一般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不及上层和中层干部，很容易把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如果再加上有些人的骄傲自满，作风粗暴，以至于违法乱纪，那末，公民权利遭到严重的损害就更不待说。他说，关于这个问题，本来党和国家早就注意到了，因此在宪法第九十七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者口头控告的权利。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这条给公民权利提出了有效的保证，也可以说是赋予公民以一种保护权利的权利。但是普遍公民处在有些基层干部强迫命令的作风之下，是否都能有效地行使了宪法赋予的控告权呢？国家机关对公民权利因干部违法侵犯而受到的损失，是否都依照宪法给予了赔偿呢？他认为事实上还有问题。特别是对公民权利被侵犯的损害赔偿，好些机关都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 + +　　他说，历史上剥削阶级的政府，对人民的剥削压迫极为残酷，根本说不上保护公民权利的问题。但他们的政权毕竟是脆弱的，他们的力量毕竟是分散的，他们的命令不是经常都能贯彻的，好些时间都是政令不出都门，加以社会的组织不严密，因此好些人民在紧急关头可以想出种种办法去躲避。他说，今天，不仅是人民政权和旧政权的性质有着根本的区别，而且国家出现了空前的统一，人民的政权表现出无比的坚强，政府的法令随时都得到充分的贯彻，领导的决定每样都做到彻底的执行，也是历史上任何时代都不能相比的。只有这样，才能为实现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和美满的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保证，这是我们政治制度的最大优越性。他说，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看问题要看两面，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遇到国家执行政策的干部，不用说他是违法乱纪，不用说他把人民的内部矛盾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就是他体会政策的精神不够，发生了较大的偏差，老百姓也就吃不消；又因社会的组织十分严密，今天就没有躲避的可能。这时候老百姓应当怎样办呢？只有依法行使控告权了。说到行使控告权，恐怕有些老百姓到现在还不知道，纵然知道，也不是没有顾虑的。顾虑他控告不胜怎么办？顾虑他控告胜了，对方也不过检讨一番，将来借故报复，又怎么办？要控告都还有困难和顾虑，更说不上行使损害赔偿权了。他说，我国民间流传一句老话：“不怕官，就怕管。”基层干部经常和老百姓接触，他们直接左右老百姓全家的利害祸福。因此老百姓的顾虑重重，以致不能主动地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控告权和损害赔偿权，就不是什么难于理解的事情，这样，人民内部的矛盾可能由此越是加深了。 + +　　他认为党今后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方面。他并提出三点建议：（一）加强基层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把整风运动贯彻到基层去，从思想认识上来解决问题，这是根本办法。（二）厉行革命法制，首先是严格执行宪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保障公民都能充分地行使控告权和损害赔偿权。过去一个干部损害人民权利，往往是检讨一番就算了事，今后如果给他加上损害赔偿的责任，对干部的教育意义将会深刻得多。（三）加强人民代表和国家监察机关的监督作用。古语说：“徒法不能以自行”。宪法已经公布三年了，公民的控告权和损害赔偿权到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行使，缺乏有效的监督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人民代表有保护选民权利的义务，国家监察机关有贯彻革命法制的职责，党和政府应当加强他们的责任，使他们为保障人民权利而有效地发挥监督作用。他认为如果能够从多方面想办法来保护公民权利，将大大地有助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解决。 + +## 李俊龙根据在东北等地区的视察情况，提出高等院校和厂矿企业统战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 +　　李俊龙在发言中，根据他在东北等地区视察十六个院校、两个科学研究机构以及若干厂矿企业的情况，提出了高等院校和厂矿中统战工作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他分七个方面来谈： + +　　一、加强厂矿企业、院校中的统战工作。他说，富拉尔基的一位区长兼作统战部长，很多工程技术人员难得见他一面。富拉尔基是新兴工业地区，城市建设和供应任务很重，很显然，区长兼作统战工作，只能顾此失彼。他说，很多院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都作得不够好。但是，群众在这方面的要求很迫切。因此他希望今后向群众作一些时事政治报告，特别是学术报告，不要非限定党员去作，而应该设法多发挥民主党派成员作用。党委今后应该更好地运用民主党派组织的力量。 + +　　二、若干新兴工业城市的政治思想工作很差，对非党的技术人员注意不够。 + +　　三、工会工作不强，工作作得太不好。他说，东北友谊农场的工会只收会费，不作别的工作，文娱活动也没有人管。 + +　　四、评级评薪解决了许多不公平现象，但也带来许多新问题。他说，过去，有些地方在评级时重德多，对业务、资历重视不够。有的老教授，工资评得不如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多。原因之一是有些做人事工作的青年人，工作很努力，但对旧中国情况了解得少，对旧知识分子、旧人员的看法不适当。他认为人事工作是可以让党外人士参加的。 + +　　五、学校中的等级制度太森严。他说，东北师范大学有的教授见校长要两天以前登记。开晚会的时候，先长（包括科长）后教授，引起教授的不满。他认为这种情况应当改变。 + +　　六、对新党员、新团员要进行统战教育、旧中国知识的教育和革命传统的教育。他说，很多新党员对旧中国的知识不多，对革命艰苦也了解不多，以党和毛主席的威信，作为骄傲资本。他还认为，现在共产党有一千二百万党员，今后接受知识分子入党不必那样快。有的新党员入党以后，觉得自己是党员，对老教授的态度就变了。 + +　　七、他建议高等院校的党委，可考虑由省委领导，而不要由市委领导。同时，他希望今后省委书记、副书记、文教部长多管一管学校，多检查一些统战工作，那样党与非党关系可能会好一些。 + +　　（编者注：在座谈会上罗子为的发言和陈其尤、茅以升的书面发言明日续登） + +　　 ---- 原载195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中央统战部继续邀民主人士座谈 + +　　十六个人发言对各方面工作提出意见”。 + +##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十 续昨) + +## 《人民日报》编者 + +## 1957.05.30 + +## 罗子为提出改进党与非党关系的七点建议 + +　　罗子为最后发言。他谈的是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问题，又偏重谈党与行政的关系问题。他说，从党与非党的关系来说，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党。 + +　　如何搞好党与非党的关系？他分析现在有三种情况：一种是非党人士有职有权。他在手工业管理局工作，他举他自己的情况作为说明。第二种是有职有部分权。第三种是有职无权。涉及到职权问题的情况是：第一，国家机关是由党组负责，对方针、政策、重大决定，都由党组讨论。非党负责人是不是有职有权，在于能不能参加党组讨论。有的参加了，就觉得有职有权。有的没有参加，党组决定后告诉给非党负责人，这就使非党负责人感到有职无权。第二，机关行政工作是分工负责制。非党负责人分担的工作，如果下面的党员干部听他的，就会有职有权，否则就觉得有职无权。第三，看文件，参加会的问题。文件有两种，一种是党内的，一种是行政系统的。党内的文件，民主人士看不到，有的也看到了，这就有不同的感觉。他说问题就往往出在这上面。会议也是如此。 + +　　他说，这些方面，做法各有不同，这是因为中共中央没有明确规定，而往往交给党组去掌握。到了机关，又交给党员个人去掌握，这就变得作法不一致了。他举例说，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的传达作法就不一样，有的单位只在党员中传达；有的单位在某级以上干部中传达，不分党内外，有的党员没有听到也不满意；有的在全体工作人员中传达。他说这是制度界限不明确。 + +　　他说，党与非党关系，在具体到这个人和那个人的时候，就不一定是党员的责任。他说从前他在一个单位工作的时候，三个人在一起，其中只有一个党员，三人相处得还融洽。后来他离开那个单位，但那两个人却闹起意见来。这是谁的责任呢？他说是非不清。 + +　　谈到如何贯彻有职有权问题时，他提议： + +　　第一，中共中央要做明确的规定：机关党组开会讨论重大问题时，如是扩大会议，党和非党的负责人员都参加；讨论某项业务时，有关非党负责人也参加。至于保密问题，他说非党负责人是会懂得的。还应规定：各机关必须贯彻分工负责制。这样可以加重非党人士的责任感，也可以推动工作竞赛，推动钻研业务。还应规定：凡属于工作、业务范围的文件，应该让非党负责人看。作了这些规定，党组好掌握，党员容易明确。第二，党组代表中央负责掌握方针政策，推动行政贯彻。至于保证，可以由机关党总支负责。第三，应明确机关民主党派的作用和地位。给无党无派民主人士表达意见的机会。第四，机关对非党人士，有的不大注意，有的关心不够，有的老干部警惕性过高，使非党人士觉得不受重视。党对新党员教育不够，说话行动都有不好的地方，应加强对他们的教育。第五，民主党派几年来没有检查过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应该检查检查，会对成员有教育作用。第六，在广大党员中进行统战工作教育。第七，非党人士也应在改善党与非党关系问题上，作自觉的努力。 + +　　他还谈到党员与非党人士交朋友的问题。最后他希望象这次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的做法，能够订为制度，定期举行。另外还要定期进行检查。这样党与非党关系就会好起来。 + +## 陈其尤说：应当协助民主党派建立和充实组织机构，给予民主党派一定的政治地位和权利。 + +　　陈其尤在３０日上午的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在他的书面发言中，首先谈到关于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问题。他认为：要切实贯彻长期共存的方针，使民主党派真正能够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就应该给民主党派能够共存和监督的条件，而民主党派自己也必须创造能担负起这一任务的条件。 + +　　怎样才是给民主党派共存和监督的条件呢？他认为领导党要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协助民主党派建立和充实组织机构。民主党派需要代表、联系他们特定的阶层和人士，同时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这就要在某些城市建立组织机构，进而健全充实这些机构，才可能正常开展它们的工作。但不管是建立机构或者是充实机构，没有共产党的支持是办不到的。因此，他主张当民主党派需要在某些城市建立机构时，只要这一民主党派在这一城市中有足够的工作好做，领导党就应给予建立机构的有利条件。当民主党派需要调动其成员（他本人同意）回党工作时，只要他原机关不是非他不可时，就应该给他协助，借以充实民主党派的机构。这一点过去某些地方统战部如广东统战部是做得很不够的，我曾有一次为了要调动一位致公党的成员回党支援工作，就受过极难堪的遭遇。 + +　　第二，给予民主党派一定的政治地位和权利。他说，现在各民主党派在理论上说是平等的，而实际上在很多人（当然也包括统战部的某些同志）的眼中却不一样。我觉得过去领导党对我们致公党的工作是支持不够的。第一届政协会议时，作为民主党派之一的致公党居然没有在政协常委会中占一席位，因此，使我们为了开展一些工作，为了使我们的工作少出错误，急需知道某些政协常委会的决定时，也只能从私人朋友方面去打听。这对于致公党的工作不能说没有妨碍。今天这种情况虽然有一些改进，但仍存在着重大不重小的现象，有很多重大事情我们必须知道的，但我们仍没有机会能及时地知道，以致我们无法及时正确指导致公党的工作。 + +　　第三，应鼓励民主党派发挥当家作主的精神，和帮助进行思想改造，现在不少人反映民主党派有自卑感，但这并不是天生就自卑，这是由于环境造成的。由于他们不可能看到足够全面的材料，因此也就不可能有较全面的意见。不全面的意见提出来也并不是完会没有参考的价值，但却很容易遭到极冷淡的反应，甚至会有被扣帽子的危险，再加上他们碰到了不少共产党员的优越感的表现，久而久之，不能不养成自卑感。 + +　　我们希望领导党从组织、政治和思想三方面大力协助民主党派，使民主党派有条件承担起监督作用。 + +## 他要求恢复暨南大学 + +　　其次，陈其尤谈到要求恢复暨南大学的问题。他说，华侨热爱祖国文化，要求子女接受祖国教育，送子女回国升学，是值得我们欢迎的。但在目前文教建设还一时不能适应人民对于文化生活迅速提高的需要，出现了今年将有相当多的高中毕业生不能升进大学的现象。其中将会有一部分是在国内高中毕业的华侨学生和国外高中毕业回国报考大学的华侨学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致公党曾向政协建议将原来在上海的暨南大学复校，因为暨南大学和厦门大学在国外华侨的社会中具有同等的声誉，受到广大侨胞的爱护，许多侨胞都希望恢复暨南大学。希望国家能够考虑这个要求。对于归侨、侨眷的居住和迁徙问题，陈其尤也提出了意见。他说，宪法上有居住和迁徙自由的规定，但我们因为物资供应和保证农业生产力的关系，不能使一些大城市的人口自由膨胀。因此，对乡村居民移居城市加以若干限制和管理，这是有必要的。但以归侨侨眷而言，则他们很多是没有劳动力靠外汇维持生活的，他们若离开乡村到城市来，对农业生产力不会有多大的影响，至于物质供应，与其让他们在乡村受到一些特殊的照顾，而又容易引起农民不满，倒不如让他移居城市为好。除以上意见以外，陈其尤还对工资改革和物价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 + +## 茅以升从八个方面来分析形成“墙”和“沟”的原因，提出一些拆墙填沟的办法。 + +　　茅以升就“墙”和“沟”是怎样形成的问题做了书面发言。他说：现在各地都在谈党群之间的“墙”和“沟”的问题，但我看象这样的墙和沟，这几年来，不仅存在于党群之间，而且也存在于群众彼此之间，存在于各机关之间，存在于机关与群众之间，存在于业务上的外行与内行之间，存在于时间上的昨天与今天之间。这样多的墙和沟的普遍的存在，而且已经存在了几年之久，是不是一个令人惊异的严重问题呢？我看不是的。这都是些人工的产物，不是天生成的，仍用原来的人工，是可以把墙拆除，把沟填平的。 + +　　茅以升认为形成墙和沟的原因大家说了很多，还可补充以下几点； + +　　（１）工作上的积极性。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人们是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性的。然而就因积极性的程度有所不同，其间就逐渐地会有了墙和沟。积极性差的，看到自己的政治水平不如人高，一时又学不好，只得遇事退缩，不敢以主人自居，先退为陪客，再退为来宾，真实的思想语言，常年闷在脑中。工作总是要人作的，既有退缩的人，就必须有代庖的人，积极性的差别，也就愈来愈大了。这样，就发生了所谓有职无权，党政不分，有力无法使等等的问题。 + +　　（２）组织机构的有经无纬。我们的组织机构往往有个很大缺点，这就是很多组织机构只有垂直系统而无横的联系，身处其中，就不免时时碰壁。比如同一地方，就可有几个系统的同样工作在进行，而各搞一套，互不关怀，更谈不到有无相通。看到这样的浪费，自顾人微言轻，不知从何说起，只好袖手旁观。其实，这就是组织机构的有经无纬，这样的布，在绷紧时，光彩绚烂，是很好看的，但稍一松手，就破绽百出了。我认为，象这样的组织机构是应当研究改组的。 + +　　（３）业务计划的高度集中。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全盘计划化和全国统一化，同时也需要高度纪律性，以求方针政策的贯彻。但是，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各地情况非常复杂，经济和教育的基础都很薄弱，而科学又十分落后，因此，在制订一个计划时，由于因素太多，而且资料搜集不易，就很难作得尽善尽美。纵然制订的时候是对的，等到各地实行的时候，情况又变了。这是一个高度科学性的工作；在我国现有科学水平上是很难做得完美的。但是，上面订的计划和任务，在下面看起来，就必须要贯彻执行，因而就难免要犯命令主义的错误，在干部与群众之间就难免有墙和沟了。现在各地常说，上边管的太紧太死，但上边也有必须要这样管的理由。如果在计划中分别轻重，预留伸缩，哪些是必须由中央集中的，哪些是可以容许有“自由市场”的；哪些是必须要完成的，哪些是可以有伸缩的，尽量把事权下放，并且把集中和分散的比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逐步加以调节，我想下面干部就可经常开动脑筋，如何来统一这需要与可能的矛盾了。 + +　　（４）机关政令的灵活运用。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是新的经验，机关政令必须随着情况变化而不免于更改，这是势所必至的，那种认为政令变更就会影响到政府威信的说法是过虑的。一切政令都是为了人民利益，都是好意，但有时也有“己之所欲，强施于人”的片面性，因而，这里面就有是非问题，而且应当有所交代。如果以前是错了，承认错误是磊落光明的，最不应该的，是强词夺理地把不是的说成是，还说这是“辩证的统一”，这就阻塞言路，拒人于千里之外了。因此，政令是可以而且应该灵活运用的，但必须要有充分根据；不能心血来潮，一时冒进，一时保守，弄得下边兢兢业业，无所适从，这就在上下级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造成墙与沟了。古话说民无信不立，要维持这个信字，确不简单，过去这几年的经验是很值得深切回忆的。 + +　　（５）工作干部的组织分配。解放后，政府机构的人事制度有了根本性的变革，就是要“服从组织分配”。这在扫除旧制度的种种积弊上，获得了极大的成效，移风易俗，观感一新，确是新中国的新气象。然而，被分配者应当服从，自是一种义务，而执行分配的组织，就应当慎重从事，真正做到学用一致，人地相宜，那才算尽了责任，但实际又不尽然，这就影响了被分配的积极性。本来，调配干部是件极繁难的工作，而一般组织中主管人事的干部很少“内行’，于是“乱点鸳鸯谱”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所苦的是被点的人可能抱恨终身。这首先表示在工作效率上，成为很大浪费。我建议，在各机关编制中，可否保留四分之一的定员，编在“自由市场”中，这些人就是本机关各级领导认为不适当，或自认不相宜的，让各机关的自由市场，相互自由流通。 + +　　（６）业余时间的有余不足。高级知识分子都说六分之五的业务时间没有保证，甚至有的科学家说，象这样长期的“不务正业”，中国的科学就要面临危机。但是，同时在各机关中，都有很多的人，工作很少，每天甚至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无事做。象这样有余不足的情况，一方面是浪费，另一方面也影响了积极性，造成了墙与沟。在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着一句话，叫做“时间就是钱”，如果把钱字改成“工作”，这句话对我们也适用的。必须千方百计地减少时间上的浪费，比如开会，就可用种种方法精简：不论大会小会预先宣布开会散会的准确时间；凡有书画的报告，不用在会上宣读；发言的人，先自报讲几分钟；凡可利用广播传达的讲话，一律不开会报告。 + +　　（７）保密要求的无边无际。在任何国家，保密制度都是非常重要的，何况我们现在还在继续肃反之中。然而保密要有限制，如果把它当作挡箭牌，认为一切公事皆可保密，无边无际地发展下去，那末，保密所到之处，就必然是墙沟所到之处了。有人说这些年来，在办公室里， + +　　（很多文件看不得，很多事体问不得，回到家里，一切公事说不得，任何工作写不得。同行相遇，不谈正文，学术报告，不免空话。有时教授带学生实习，参观不了工厂，工程师做设计，找不到必需的材料。这样保密的结果，加上机构组织的有经无纬，就大大妨碍了对有关情况的了解和经验的交流，好的无从推广，坏的无法觉察，不但助长了本位主义甚或关门主义，而且彼此保密，各搞一套，形成极大的浪费。从教育文化来说，知识如水，不流生腐，大家保密，学术如何交流，水平如何提高？我建议，除因国防上的要求外，对于一切科学技术资料的保密制度应从速考虑取消，让它能在国内外自由流通，更好发挥它的作用。） + +　　（８）官僚主义的危害性。四十年前我在美国留学就听到有人谈起“共产主义在美国是无法成功的，因为它带来了官僚主义，而这是我们最厌恶的”。在解放初期，我就不由地回忆起这句话。但是，在１９５０年春，铁道部就在铁道系统中大规模地宣传“铲除铁路系统中的官僚主义作风”，证明了那些美国人制造的谣言是毫无根据的。然而，从“三反”到现在，我们还是一直在反对官僚主义，也可见这个坏作风在中国是相当地根深蒂固的了。它已经根深蒂固到这种程度，就是人无不以贪污为耻，但是谈到自己的官僚主义，就仿佛无动于中，其实是同样地有危害性的。我认为官僚主义就是高墙深沟，必须要穷其根源，逐步肃清。这不仅是教育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定出各种规章制度，打破吃干薪、少做事的依赖思想，养成自发奋斗的积极性，杜绝官僚主义产生的可能性。 + +　　自从各地争鸣以后，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现象，是各地各方面所揭露的矛盾有很大的共同性。也正因如此，处理这些矛盾倒很可简单化了。这就需要共产党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不但在党内整党员之风，还要团结全国人民，进行教育，分清是非，判明功过，来巩固我们人民民主制度，来加速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可以断言，通过这次发扬民主的高潮，全世界都可看到党的鸣放方针的正确，整风运动的伟大和中国人民前途的光明。 + +　　 ---- 原载1957年6月1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在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续昨）”。 + +##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十一) + +## 《人民日报》编者 + +## 1957.06.01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６月１日继续举行。这是第十一次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发言全部结束。在这十一次座谈会上前后共有八十多位民主人士发了言。 + +　　今天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陈其瑗，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于振瀛，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邓初民、杨明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邵力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贺贵严，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徐伯昕。 + +## 陈其瑗不同意在帮助共产党整风时只能提反面意见不允许提正面意见 + +　　陈其瑗在发言中，首先谈到共产党整风的目的和民主党派如何帮助整风的问题。他说，共产党整风是要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要全党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民主党派帮助中共整风的目的和共产党整风的目的是一致的，除此以外，没有也不应该有其他任何目的。只有目的一致，才能做到无所顾忌，畅所欲言，才能实事求是，和风细雨，进行揭发批评。当然提意见应该有啥说啥，好的坏的都可以提。但是，现在似乎有种空气，只许提反面不允许提正面的意见，说“整风吗就应该这样”。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整风应该“治病救人，惩前毖后”，不是要把共产党员整死。 + +　　说墙是双方筑起来的比较公道 + +　　接着他谈到有职有责有权的问题。他说，我这八年来就没觉得自己是有职无权，做报告、看文件、检查工作我都有权，也能够参加党组会。和谢老（谢觉哉）及其他部长相处都很好，也能互相开展批评。不但有这些权，甚至“三反”时我还担任了机关人民法庭审判长的工作，共产党员也可以审。 + +　　关于墙和沟的问题，现在有些人说不是党这一方筑起来的，而是双方筑起来的。这话比较公道。但是这几天就有人批评人民日报不应把周建人的讲话标题标得很大。我觉得这个意见不对，人民日报有它的自由，它应该就事论事，它可以报道反面的，也可以报道正面的，不能只允许它报道反面的意见，而不允许它报道正面的意见。我觉得这种看法就是自己筑墙挖沟了。 + +　　当然，党内的宗派主义还是存在的。有些人从前不是党员，今天入了党就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了，“一登龙门，声价十倍”。这种人只能说是害了幼稚病。年纪大的如果发现青年党员有这种毛病，可以诚恳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我在内务部就常和党员谈话。有些党员作风不刻苦，工作不认真，我们年纪大，又是领导，他们年青，不应该和他们有隔阂，应该帮助他们。当然，对于这样一些青年党员，党是应该加强教育的。对他们不能光讲党的光荣的一面，还应该讲党是如何艰苦奋斗过来的，要告诉他们学习、保持党的艰苦朴素、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 + +　　有些机关领导干部当了首长，他的爱人一定是人事科长，他认为这种现象应该注意。 + +　　造成墙沟，是不是某些制度也有缺点？比如人事制度。有些机关领导干部当了首长以后，他的爱人一定是人事科长。当然我们应该“举不避亲”，如果首长的爱人有德有才当然可以当人事科长，但如果光凭爱人两字就不好。从前官场中有“裙带风”，今天虽无裙无带，但也应该警惕。据政协社会福利组汇报，东北某厂的党、团、工会、行政干部都是亲戚。这次整风就应整掉这种坏作风。拆墙填沟，当然党应该主动进行，但是，如果民主党派人士只要自己见到党员有缺点，就提意见，帮助党员改，墙沟也就没有了。 + +　　他认为称民主人士为先生未为不可，朋友二字更不可废 + +　　关于“朋友、先生、同志”这几个称呼，陈其瑗认为民主人士不必去计较，党与非党之间不应有墙和沟，但界限还是有的。虽然在爱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前提下，党员和民主人士是同志，但严格的说在某些方面就不是同志。称民主人士为先生，未为不可。至于“朋友”二字更不可废，真正能做朋友的，在反动统治时候是不会多的。今天我们才有这样多的朋友，在旧社会要得一知己朋友非常困难。 + +　　陈其瑗还批评了有些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他说，现在“科员政治”太厉害，有些司长、局长、处长、科长不管事，靠科员工作，这很容易引起科员的不满。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某些领导人员不学习，靠老资格吃饭，只管“画诺”。这种作风要反对，领导同志应该学习，熟悉业务，了解自己主管的事情，做好工作。 + +　　他还认为学校中党委制不能取消，取消了党就不能通过党委贯彻党的方针政策，领导行政做好工作，当然管得太多太死应该改正。对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他希望能坚持下去，不要一阵风，民主党派人员也可参加。 + +## 储安平：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他说：“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 + +　　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的发言中说：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１９４９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象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 +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 +## 何香凝的书面发言：希望民主党派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能够帮助领 + +## 导党纠正错误和缺点，同时也希望民主党派在整风中提高自己， + +## 首先是希望极少数右派的人能彻底改造自己。 + +　　最近统战部邀请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我原来很想参加，但因我近数月来身体不好，医生又劝告我不要多开会，因而未能前来参加，请见谅。我虽未能参加这个会，但我却天天在报纸上看到关于这个座谈会的消息，也看到了许多各党派人士的议论，香凝对此，不能缄默无言，特写此信，作为我的书面发言。 + +　　我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整风。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我常常说：孙中山先生的理想是伟大的，但是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所实现的却已远远超过了孙先生的理想，把破残落后的旧中国变成繁荣富强先进的新中国，是八年来毛主席、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艰苦奋斗得来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也只有他是领导党。但是中国共产党自革命成功以来，发展得很快，就难免党员良莠不齐，虽然在基本方向做对了，但仍然不免犯很多缺点和错误。许多朋友们在指出这些错误和缺点的时候，我感觉到有很多说得很对，我也有同感。但也有一些话，我是不能苟同的。 + +　　她对侨委个别负责同志不重视她的意见和对她报喜不报忧表示非常不满。 + +　　比如我负责中央侨委的工作，但是我七年多来，强调侨眷生产，对归侨难侨应该组织他们生产自救，发动侨眷向国外亲人写信宣传等等问题，尽管我讲了几十次，但我的意见没有引起重视。前侨委办公厅主任张干承，我是非常不满意的。中央侨委浪费的事情很多。有时有些华侨要来和我见面，即使我声明是人家千里回来，我病也要见，但是还和我挡了驾。侨乡侨眷发生过许多问题，对我往往是报喜不报忧，比如有些侵吞、贪污侨汇的事实，起初不让我看报告；后来我看了，并再三催促之后，他们才上报。这些事实，说明了在侨委的党员负责干部中确实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地方。我相信报喜不报忧的现象，只能阻碍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是没有好处的。同样的现象，恐怕在其他的部门中也同样的存在。 + +　　因此，我赞成整风。既然我们的领导党发生了许多缺点和毛病，我们就有责任来诚诚恳恳地帮助领导党，使他们工作得更好，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团结全国人民，将自己更提高一步，也就能更好的教育我们民主党派，共同向着社会主义前进。 + +　　我希望：第一，我们的领导党的党员要在整风中下决心，接纳各方面正确的意见，来改进工作。 + +　　第二，我也希望各民主党派的朋友们，要诚诚恳恳的帮助领导党。如果或有人想入非非，那就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原意背道而驰了。既然我们要长期共存，我们就要心悦诚服地接受社会主义，不只是监督别人，同时更要警惕和改造自己，这样才能勉励来者，尽我们的一份责任，达到长期共存的美景。 + +　　在这里我就不得不回想到中国革命的长期历史。我觉得长期共存应是建立在共同奋斗的基础上。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但是他的事业时常中断，就是在当时的国民党内也有不少人和孙先生的革命事业口是心非的，不遵守孙先生的主张，和孙先生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在革命阵营里面扩展了很多矛盾，以致使革命遭受挫折。我们这一代人对这些历史的教训，是要牢记勿忘才好。 + +　　自同盟会以来，孙中山先生经常是注意联合革命派（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的。 + +　　同盟会以来，孙中山先生在革命中经常是联合革命派，对革命还有犹豫的人进行宣传，反对保皇派。当时华侨和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是爱国的，坚决反对清朝的，孙先生就引以为同志；三点会三合会尽管是非常复杂，但是他们对满清不满，孙先生就说服了他们，共同反清。保皇派不管他们说得天花乱坠，但是他们是要保存清朝皇室，孙先生就反对他。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上了台，孙先生就坚决地和反袁的同志们在一道，同时也不忘记尽量多联合对袁世凯不满的人们。汪精卫从前是革命派，这时候替袁世凯说情了，因此孙先生就疏远了他。后来孙先生看见军阀政客都靠不住，其时国民党在存亡断续之际，孙先生就下决心联合苏联和共产党，并且也不忘记收容反对北洋军阀的一些人们，但对北洋军阀接近的人，孙先生是警惕的，不轻易信任的。用廖仲恺的话来说：当时革命派，不革命派，假革命派，反革命派的变化，是很大的。冯自由在反对袁世凯的时候，是革命派；但在联合共产党、联合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上，冯自由就从不革命、变成反革命了。邹鲁、吴铁城也是一样，反对陆荣廷、陈炯明的时候，他是革命派；但是国共合作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了假革命，最后变成反革命了。记得孙先生死后，国民党里面的右派，就组成西山会议派，他们反对国共合作，口号也就只有两条：第一、说是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第二、就说共产党在 + +　　（国民党内制造左派，因此也就分裂了国民党了。其实，当时国民党内部确实有左派和右派，用不着别人来制造。我就一贯承认我就是国民党左派，因为我就是坚决拥护孙先生的三大政策的。国民党的右派就是反对联合苏联，联合共产党和执行工农政策的。甚至连民生主义，也有人反对。革命党一定是联合左派，争取中间派和孤立右派，这个真理并不是从今天开始，是古已有之的。在抗战开始的时候，毛主席的方针，根据我的记忆，也就是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和孤立顽固势力。自然，每个革命的新旧交替的时期中，昨天还是比较进步的人，今天也可能变成比较顽固的人；反过来，昨天是落后的人，今天也可能变为是进步的人。所以一个革命党和它的朋友联合的时候，我认为当然应该是联合进步的力量，争取中间的力量，孤立保守顽固的力量。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如果不这样做，它就不成其为革命党了。） + +　　在革命潮流里的人，究竟自己应当决心当一个左派呢？还是中间派，或者是甘心当一辈子右派呢？ + +　　因此，问题并不在革命党应不应该这样做。问题倒是在于在这个革命潮流里的人，究竟自己应当是决心参加革命的行列，当一个跟着潮流走的左派呢？还是中间派，或者是甘心自己当一辈子右派呢？ + +　　今天是新时代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有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大凡忠心耿耿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诚诚恳恳地帮助领导党，我想这就是左派。我们中国人口占世界第一位，应有决心和工人阶级在一起，为全世界被压迫人类及贫苦大众跳出水深火热的苦境，这才是革命的左派。我认为民主党派中，每一个愿意进步的人士，都要努力做一个左派，并且要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才好。其次，基本上有爱国良心的，但在思想上模糊不清，自己抓不定方向，这样中间的人们是很多的，我相信我们的领导党和各个民主党派的左派，应该努力地帮助这些人。但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显然是右派了。我希望有这类思想和抱着这种态度的人，应该不要甘心于长久做右派，而应不断改造自己，提高自己，那他们就有光明的前途了。 + +　　最近以来，我们各界人士，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经过这次整风，我相信领导党一定会把过去的缺点改善，我们亦已畅所欲言，从此以后，六亿人民大团结，共同拥护社会主义，建设繁荣富强的先进的新中国，留全世界的后人瞻仰。 + +　　我希望在整风中，我们能够帮助领导党纠正错误和缺点，同时也希望民主党派在整风中提高自己。首先是希望极少数右派的人能彻底改造自己。所以在现在如果领导党团结我们的左派，争取和帮助我们的中间分子，教育和批评右派的话，那只能对我们民主党派有好处，我们欢迎领导党这样做。 + +　　长期共存也得有基础才行。辛亥革命以前的共存是反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共存是反帝国主义。现在的共存是坚决走社会主义的路。现在的共存，还应该记住孙中山先生“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这句话，这也是代表左派的愿望。我们共存的基础是存在的，前途是光明的，问题就是我们能否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改造我们自己。 + +　　还有一点，就是生活待遇及房子问题。我记得当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存亡危机的时候，和越飞进行了谈判，民国十二年冬决定改组国民党，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许多中共党员成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如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谭平山等，当时他们加入国民党任中央委员后，月薪也不过三十元，开会也都是跑路，房屋则出七、八元租一间，也在这三十元内开支，他们工作非常刻苦，许多实际工作就是他们做的，很多牺牲了的共产党员艰苦奋斗，支援省港罢工，反抗帝国主义及商团之乱。现在情况不同了，在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我们各方面建设突飞猛进。可是我们的国家目前还是大而穷的，为着发展各种建设，财政方面尚有不少困难，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因此我们必须忍耐，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与群众同甘共苦，不应要求处处特殊，而应共同努力来建成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 + +## 于振瀛关于统战工作的五点意见 + +　　于振瀛对统战工作提了几点意见。第一点意见是在统一战线内部如何贯彻团结教育的问题。他说：现在有这样的情况，对民主党派上层，只重视团结，而不愿谈教育，这种情况一方面容易使得民主人士上层人物产生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另一方面，一般群众与这些上层人物之间无形中筑起了一道墙。统战部对民主党派的中、下层，几乎没有接触。在共产党内部至今统战政策的教育还未能普遍地贯彻到基层组织中去，他希望统战部再一次检查统战政策贯彻情况。 + +　　于振瀛谈到的第二点意见是：拆去堵塞民主党派的干部殷切盼望参加共产党的墙壁，以满足他们的进步要求，增加他们的工作信心。他说：自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方针提出以后，共产党为了尊重各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不仅逐步撤退交叉党员，同时在民主党派机关内部不发展党员（特别是领导者和组织工作者），纵使有个别够条件的成员，也不去吸收，未免使有些人大失所望。他希望领导党采取措施，把这道墙拆去。 + +　　于振瀛的第三点意见是：要求党要注意安排在民主党派从事统战工作的专业的领导干部，并协助培养民主党派的专职干部。他说：长期以来，民主党派的专职领导干部从部长到副部长，有的得不到国家应有的政治待遇，他们比照国家机关同等级的人员总会觉得是低人一等的，这样使得他们产生自卑感，因而不安心工作。他建议领导上注意解决这个问题。 + +　　于振瀛的第四点意见是：建议统战部要深入了解各民主党派的内部情况。他说，以往统战部对各民主党派的情况一般是有了解的，但是否摸到了真实的底呢？只联络极少数人，被动地听汇报，有时甚至以耳代目偏听偏信。他认为如果不改变这种作风，就会筑起新的墙来，旧墙没有拆完，而新墙又筑了起来。 + +　　于振瀛的第五个意见是：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下，把民主党派的人士纳入整个国家的人事制度内，借以合理解决现在人事上所存在的问题。他提出几点具体建议：第一，对没有具体职务，而有一定工作能力和道德品质的人，如部分没有实际职务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应给以具体工作，使他们能发挥积极性。第二，在了解了干部的品质和能力的前提下，有职的应加信任，使其有权有责；如一时还不善于行使权的，领导上也应切实予以帮助教导；如根本与职务不相适应的，则可予以调动。第三，对党外干部也应有奖有惩，使其能发扬优点改正缺点。第四，工作不适当的和级别与工作能力不相适应的，请予调动。 + +## 邓初民强调看问题要有分析；他说：“墙”和“沟” + +## 是由于个别党员、党组织的态度作风不好而造成的； + +## 如果认为墙和沟是共产党和六亿人民的墙和沟是不符事实的。 + +　　邓初民在发言中说：多年来，我感到统战教育太差，党内党外很多人不知道统战政策是什么东西，统战部固然要做统战工作。但是，每个党员也有责任。凡是党内同志在作风上叫人难堪的就不能团结人，就是不会做统战工作。这种情况现在好多了。过去几年当中，我亲身感受到的是：这种情况在下层比较严重；中层好些；中央也有这种情况。有些参加革命几十年的同志，态度很难叫人接近，说话锋利，不免近于粗暴，根本不把民主党派放在眼里。他说，前年开政协会议的时候，他就曾建议周总理要做统战报告，当时周总理就要李维汉部长准备，但是一直到今天也没有作。这并不是说有了报告一切就可以解决了，但这是重视不重视的问题。 + +　　邓初民认为，说统战部只统了几个人，不一定恰当。他说，中央、省、和大的市、县都有统战部，问题是人有，但是作统战工作的人态度、作风不一定好。统战就是团结，团结起码要思想、目标一致，这还不是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致，起码社会主义方向一致，但是作风态度对统战工作影响很大。有人一作了官，就有点官派。有些朋友，过去并没有做过好多官，那官派不知从那里学来的？这种官派，也就是老爷架子，党内外都有。有人说：解放前亲如兄弟、平起平坐的朋友，现在不能经常接近了，因为他做官了。他认为，在我们今天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在职务上有上下级之分，在人格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大家都是平等的人。我们要关心人，人是最基本的生产力。我们不关心人，不搞好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不相亲相爱，没有人情味，那为什么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 +　　邓初民说，作风、态度不是基本问题，但影响团结很大。“墙、沟”，都是由此而来的。为什么作风不好？他认为，从党员方面来说，就是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无产阶级是要解放全人类的。党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些党员脱离群众，实际上就是丧失了阶级立场。如果你能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只要不是敌人，就要爱他，帮助他，这样就不会脱离群众。他认为要推倒墙、填平沟，必须从这些地方加以注意。 + +　　当然，我们并不是要求象旧社会的酒肉朋友一样，见人就哈哈大笑，“口里喊哥哥，手里摸家伙”。我们要真实、自然地笑，笑是上帝赋予人的权利，只有人会笑。可是，他说，现在有些人见了我就不笑，板起面孔，为什么？看不起我们民主人士嘛。前几天我在太原时一位党员对我说：“你们可以骂人，又不挨人骂；我们不能骂人，还挨骂。”我说：“谁叫你们是光荣的共产党员，我们是不光荣的民主人士呢？”共产党领导国家。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受尽了艰苦，过雪山，吃皮带。岂止艰苦？为了革命，党牺牲了多少老年的、青年的同志，流了多少血！才保证了革命的胜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民主人士跟着走，虽然流血不多，也同共产党员的血流在了一块。因此前天杨东莼先生提出写中国革命史时应该带上一笔，我以为是公正的。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共产党还应带头吃苦，不带头就领导不起来。说今天共产党员没有带头吃苦，不是事实。就拿我来说吧，我没有什么用，但是我今天有很高的政治地位，生活待遇很好，住的房子、坐的汽车都是很好的。许多党员比我本领大，但是衣、食、住、行都不如我。为什么，就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如果是共产党员，就不能这样好。今天还是党员吃苦在前。 + +　　邓初民认为墙沟问题，根本上是作风态度问题造成的。他说，统战工作不光是党有责任，民主党派也有责任。民主党派人士相互来往，就比对党员的态度自然一点。他认为墙沟问题是个别党员、个别党组织的作风问题。如果说墙沟是六亿人民和共产党的墙沟，不符事实。这一点要明辨。把墙、沟说成是六亿人民和党之间有墙沟，那还了得，党如何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还领导什么社会主义建设？看问题要有分析，不加分析批判，笼统地说这说那，就会不自觉地为敌人利用，做了敌人的代言人。因为今天还有敌人。虽然我觉得今天还鸣、放得不够，但我们的鸣、放要有个范围。 + +　　他认为统战工作不但要统“生”还要统“死”，必须给陶行知以新的评价。 + +　　有人说，统战部统上不统下，我说统生不统死。统了死人，可以教育活人。如果不统死，纪念孙中山、鲁迅的大会就可不必开了。但是，有个死人没有统好，就是陶行知先生。把他一棍子打死了，我是心痛的。陶行知先生是留美的，他的“生活教育”是袭用的杜威的，但内容实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说杜威谈生活教育，陶行知也谈生活教育，陶行知就是杜威；岂不是等于说杜勒斯谈和平，我们也谈和平，我们就成了杜勒斯。陶行知为武训作过宣传，但是他告诉我：反动派不答应他兴学，办育才等学校，他没办法，只好把武训做挡箭牌。他先叫陶知行，后改叫陶行知，他从唯心主义走到唯物主义，从不革命走到革命。他在思想上不是完整的布尔什维克，行动上却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我得益于他的地方很多。他生活朴素，关心人、关心朋友无微不至。他死的时候，参加追悼会的人，都是哭哭啼啼。他有群众基础。他这种同群众打成一片的作风，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别人是向上爬，他是由“高等华人”向“低等华人”爬。就因为批评杜威的“生活教育”和武训传，就把陶行知一棍子打死，我不服。我正打算写一篇纪念陶行知的文章，请全国人民、请党重新给他评价。 + +　　（编者注：杨明轩、邵力子、贺贵严、徐伯昕的发言明日续登。） + +　　---- 原载1957年6月2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　昨天继续举行　发言全部结束 先后座谈十一次　八十多人发言”。 + +##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十一 续昨) + +## 《人民日报》编者 + +## 1957.06.01 + +## 杨明轩建议党加强对党员和对全体人民法制思想的教育 + +　　他说：某些地方党政不分，违背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 + +　　杨明轩在发言中首先谈到党、政不分的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在某些地方已经违背了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例如去年冬天他在广西、广东视察中，发现一些州、县、乡的重大工作，往往都没有经过人民代表大会或人民委员会的讨论和通过，有不少是由当地的中共组织或干部会议来决定实施的。其结果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不能按期召开，人民不能通过自己选举出来的代表和政府委员行使自己管理国家的权力，他认为党、政不分问题的存在，是和党的领导不够重视社会主义的法制分不开的。因此他建议党应当加强对党员对全体人民法制思想的教育，并且注意对这方面的工作领导，严格执行已有的法律、规章、制度，逐渐完备我国社会主义的法制。 + +　　他看到有些地区对党外人士既不放心，又不设法帮助 + +　　其次他谈到党外人士的有职有权问题，他说他在视察中发现有些地区党外人士的州长、副州长、县长、副县长甚至副省长往往具体分工管理的工作本来不多，但是就是这样，还常常有些事情已经办完了，还没有人向他们报告；有些地区甚至办公会议和人民委员会议也很少召开。这样，就妨碍了非党人士工作积极性的发挥，这个问题，我认为实质上反映了共产党内某些组织和党员的宗派主义情绪，他们既不放心非党人士能够把事情办好，又不设法帮助非党人士，结果影响了非党人士的积极性，自己也没有把事情办得成功。他认为只要非党人士能够从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利益出发，而且能够踏踏实实地埋头工作，把事情办好了，共产党和人民就必然会相信自己，尊重自己。相反，如果非党人士象现在批评的那些共产党员那样，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或者骄傲自大，计较得失，当然就不会把事情办好，自然也不会取得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信任。 + +　　他认为不能把个别党组织和党员的错误同整个党混同起来 + +　　在谈到拆墙填沟的问题时，他指出要把某些党员的错误，同党的伟大和正确加以区别，不能把个别党组织、个别党员的错误同整个的党混在一起来谈。他认为，所以在某些地方有墙和沟，首先是和某些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的骄傲自满分不开的，他建议共产党应当在适当时期，发动党内外一起来检查统战政策的执行情况，以便拆墙填沟。仅仅如此还不够，因为墙和沟是会不断地筑起来或者挖起来的，一定时期的集中检查，当然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但是经常的拆墙、填沟则更重要，所以还应该建立制度例如恢复双周座谈会那样，来保证筑墙、挖沟的事件尽量减少；中央如此，地方也应如此。 + +　　他还认为所以有墙和沟的另一方面，就是民主党派，党外人士的问题，他认为这一方面也很重要。因为在和共产党合作共事中我们非党人士是否都很诚恳相处呢？是否都相信党的正确领导而敢于向不良现象进行斗争呢？他认为还不完全是这样。有时候非党人士纵然有正确的意见但却顾虑重重，不实事求是地讲出来，象这次讲出的很多意见，恐怕很多都是很早积累起来的。这样久而久之，自然也就产生了对党的领导的怀疑，有所戒备。因此他同意拆墙填沟，是两方面的事，大家都要来动手才能做得好。 + +　　他认为共产党员要充分认识到民主党派的作用；民主党派要坚持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 + +　　最后他谈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问题。他认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中心问题是共同进步的问题。共产党内某些组织和党员只要虚心了，就会充分认识到民主党派在我国革命中的应有作用而给予足够的重视，他相信党经过这次整风，这个问题必然会进一步得到解决，民主党派方面首先应当继续加强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信念，应该信任党的领导的正确，应该信任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建成社会主义，他认为只要民主党派能够坚持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就必然能够虚心学习马列主义，进一步求得改造与进步，有了进步也就必然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和党一道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来。相反，如果不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不虚心学习，进步是很困难的；如果长期不进步，那将不被人民所爱戴，也将不能向党经常提出有益的意见而给予监督。 + +## 贺贵严说：“恕道”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备的道德品质 + +　　贺贵严在书面发言中说：统战工作在中国革命成功的因素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这在中国革命史上是已经做了总结的。谁都知道：统一战线是有团结也有斗争的，而且它还是以斗争来求团结的。这样，革命才得到迅速的成功。不过，提到斗争和团结，都是根据马列主义的原则，它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还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才能迅速成功的。我知道在抗日战争当中，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治上，实施了“三三制”的人事安排，使许多非党人士（包括国民党的和其他党派、无党派的民主人士）都感到：他们所希望的，共产党已经代做了，用不着再来要求。只是自己没有一些工作表现，就享有这些成果，感到惭愧。因而每一个人都争取从各方面努力来帮助共产党。这样，革命成功快到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个“三三制”的人事安排，我以为除了表现着发展了的马列主义的政治艺术而外，更深刻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恕道”。它是从“共产党要我有，也要人家有”的“恕道”出发的，是从推己及人的精神产生出来的。这种“恕道”直贯中国三千年的历史，形成了中国人的传统思想。我以为“恕道”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是极为需要的。因为有了“恕道”就可以和风细雨地对犯有错误的人进行教育，所以说“恕道”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具备的道德品质，因为它并不同于对抗性斗争的。所以只要有人民内部矛盾存在的时期，它是能够发生作用的。“恕道”原是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它是一种“人己”的关系，这在中国的旧书中不知出现过多少次，譬如说：“推己及人谓之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都可以成为“人己”的平衡标准。 + +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其中许多地方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的看法，其中许多地方也包含着“恕”字的道理。例如：说到信仰自由，毛主席说：“你不能强迫人家不信宗教，不信唯心主义。”又说：“资产阶级要改造”，同时又指出：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又如：讲到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时候，毛主席就说：“共产党有多长，民主党派就有多长。”这些话都含有推己及人的积极意义。至于中国革命的特点——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特点，不采取剥夺的方式，除给与资本家以定息之外，还给与饭吃，给与工作。这就包含着“恕道”。这都是推己及彼，将心比心的道理。使中国的革命工作，无一不深入人心，真是所谓：德之流行速于置邮传命。革命成功之快，岂是无源之水？！ + +　　反观现在要整的三害：工作中的官僚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特别是犯了后面两害的人，是这次意见提得最多的，我现在想对他们的思想根源举出来批判一下。他们的思想中是否还有些“恕道”——推己及人的影子呢？我想是没有的，他们是有己无人的。即使说他们没有看清楚共产党革命成功的历史因素，也不算太过分吧。 + +　　首先，讲犯宗派主义错误的人，他在提拔干部的时候，不在贤能上着眼，而怀着宗派情绪，他不仅眼睛里没有看到别人，也就是眼睛里没有看到革命事业。 + +　　其次，讲犯主观主义、强迫命令错误的人，他们不仅没有从客观实际出发来处理问题，而且也没有推己及人来考虑问题，所以党的许多政策到下面执行上就发生了问题。这固然是由于他们缺乏马列主义的修养，我以为还是缺乏“恕道”的这一平凡真理所致。我有这样一种设想：可以不可以在马列主义的理论讲座中，同时批判地谈谈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吸取其中有益于人民大众事业的因素，扬弃它带有封建性质的糟粕，这于革命会是有益无损的。 + +　　说到统战工作，更是要把许多不同阶层的人团结起来，这只应提高非党人士的思想认识来达到统一的目的，绝不应使党员迁就落后来求得统一。不过在提高非党人士的思想认识时，是应该有一个过程的。如果发现非党人士有了错误认识的时候，对于错误的动机，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给以正面的帮助，才能使人心服。在客观形势已经有了大的发展的今天，还采取不信任和粗暴的态度来对待非党人士的错误，显然是工作已经落后于现实的要求了。王绍鏊先生第一次发言，涉及到统战部对民主人士的态度问题，我是同意的。 + +## 徐伯昕批评文化出版部门没有认真处理民主党派提出的意见 + +　　一、民主党派反映的意见，有关部门应当认真处理 + +　　徐伯昕说：民主党派的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教育和学习工作；第二是扩大团结面和密切联系群众；第三是认真处理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所反映的意见。教育和学习工作，固然是首要工作，但是认真处理反映的意见更是一项重要工作。 + +　　民进去年８月间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会前的准备工作和会议期间的充分发扬民主，对中小教育、文化、出版等各方面反映了不少的问题和意见，有的还提供了具体建议，我们都分别送请有关部门研究处理。 + +　　根据教育部去年１２月２４日给民进的答复，对我们反映的意见和建议，经过教育部研究后归纳为九项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已通知各省、市教育部门列入工作计划，同时组织了调查组分赴六省、市作进一步调查研究。对其中可以马上解决的问题，已在分别解决，对目前还有困难而只能逐步解决的问题，要我们向大家解释清楚。 + +　　这样的答复，一部分还有待于在执行中作进一步的检查，但是这种答复就表现了尊重和认真处理了民主党派反映的意见，是可以鼓舞民主党派帮助党和国家机关广泛吸取各方面的意见，对推动和改进工作是有帮助的。作为党的助手的民主党派来说，也更愿意充分发挥互相监督的作用。 + +　　但是文化出版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对我们反映的意见处理得怎样呢，至今音信杳然，石沉大海，这种置之不理的态度是不对的，一般人民来信都应认真处理，为什么对民主党派反映的意见竟如此忽视呢，这就难免被怀疑民主党派的可有可无了。 + +　　我建议民主党派和有关部门应建立经常的联系，双方有重要会议可以通知派人参加。对民主党派反映的意见，必须做到有交代、有着落。 + +　　二、统战部对民主党派工作的联系、关心和帮助不够 + +　　从我切身的体会来说，我觉得统战部对民主党派工作的联系、关心、帮助不够。当然，我们不能抹杀事实，统战部对我们民主党派工作的帮助是很大的。去年８月民进开全国代表大会，那正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不久，许多新的问题摆在面前有待解决，统战部及时接受了我们的建议，由李维汉部长邀得我们中央领导同志长谈了一次，和我们共同研究了当前的重要方针任务，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特别是鼓励我们要在这次大会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使我们这次会议有了明确的方向。这样诚恳的帮助，对我们开好那次会的关系是很大的，由此可见，统战部的认真帮助，对于我们民主党派有多么大的好处。既然有好处，那末为什么不更多地给我们以帮助呢？正是这一点，就是我要向统战部提出批评的地方。 + +　　我说统战部平日对我们联系、关心、帮助不够，主要有两点： + +　　（一）从政治思想上、从工作上帮助我们提高不够，象我上面所说的在开代表大会时给我们的那样帮助究竟最多只有一年一次，平时和我们共同研究问题的机会很少，尤其在现在这大变动的新形势下，在我们民主党派的组织有了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我们民主党派内部的一个主要矛盾是成员要求加强思想领导，而我们的领导工作赶不上成员日益强烈的要求，民主党派如何加强思想领导工作，固然要民主党派自己研究改进，更重要的还在党从政治思想方面，工作方面多给帮助。例如这次党开始整风，统战部召开这样的座谈会，约我们来放、鸣，帮助党除三害，这很好，但是关于我们应如何领导我们各地方组织进行工作，以帮助党整风，统战部还没有和我们共同商量，现在我们各地组织和会员积极性都很高，都有愿望要帮助党在整风中发挥积极作用，我想象这样重大的工作，中央统战部应该和我们共同研究一下。 + +　　（二）统战部同志和我们民主党派各方面的同志平时接触联系太少了，我们有不少同志对统战工作是有自己的见解的，他们与群众较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很希望有机会和统战部的同志多接触，能促膝谈心，互通声气，也希望能把他们所接近的群众的意见直接向统战部反映，但是统战部同志却很少主动与他们接触，这不知是因为统战部的同志事务繁忙，抽不出时间来呢，还是有官僚主义，希望在这次整风中能检查一下。 + +　　三、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应当重视本单位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工作 + +　　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应当是发挥党派作用的基地。它的工作能否开展，固然在于组织本身是否健全，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是否重视民主党派的基层的作用。因为党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机关、学校企业的党组织就是该机关学校企业的领导核心。党的基层组织尊重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给以信任，在工作中真诚合作，充分运用和发挥它的作用，对于国家，对于人民是有好处的。但是现实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 + +　　以民进来说，我以为目前的基层组织和党的关系大体有下列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合作得好的，党的基层组织一贯重视我们的基层工作，通过我们密切联系群众，布置中心工作的时候能够主动和我们联系，约邀我们基层组织的代表参加共同研究。向我们说明党的政策方针，对我们提出要求，听取我们的意见，通过我们团结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比如去年有不少单位运用了党派的力量，工资改革工作就做得比较好。第二种情况是彼此相敬如宾，客客气气。表面受到尊重，实际上很少得到经常的帮助和支持。这种情况是比较普遍。第三种情况是不听取我们的意见，也不要求我们配合工作，甚至有所歧视，召开党、政、工、团联席会议布置工作时，不要民主党派参加，思想上根本没有民主党派地位。认为有民主党派是麻烦。有的学校党员认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党对民主党派的“恩赐”，有的怕民主党派提意见，甚至有“天下是我们打的，你怎么能监督我”的说法。这种宗派主义情形是严重的。这种情况虽然是少数，但是不能令人容忍的。 + +　　我建议党对在基层中如何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进行一次检查，把好的经验总结和交流，对那些犯有宗派主义的党员或者党的基层组织通过这次整风运动大力加以克服，并且在党的基层组织内经常进行统战政策的教育，以改变这种不健康的现象。 + +## 邵力子建议加强对孙中山先生的宣传 + +　　邵力子在发言中说，去年党对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很使人感动，对党内外的教育意义都很大。但是，党对孙中山先生的纪念活动，还是不多的，这方面的教育还不够。去年清华大学要我去讲演，我看到会客室里有世界伟人的照片，但是没有孙中山先生的照片；今年到一个工厂去，也看到同样情况。如果只挂毛主席像，我没有意见；但是如果挂上外国人的肖像（当然，不是指马、恩、列、斯），而不挂中山先生肖像，我有意见。 + +　　他说，去年我到广东视察，参观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介绍的人介绍得很详细，但是，没有一句提到孙中山先生，也没有孙中山先生的讲演陈列。当时我心里很难受。农民运动讲习所是由毛主席全力组织的，但是孙中山先生有篇文章讲农民运动讲习所，为什么不放进去呢？ + +　　邵力子说：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是对的。但这只是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列时可以这样提，平常不必这样提。本来，对辛亥革命的这种分析、估计，并没有看不起辛亥革命的意思；但是青年人在学习理论的时候，有教条主义现象，容易低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绩，以为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反动的，没有意义的。 + +　　邵力子举例说：去年我们正在隆重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时候，党报发表的文章当中，提到孙中山不是社会主义者，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社会主义有各种形式。孙中山先生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算孙中山先生不是社会主义者，为什么在纪念他的时候这样说呢？这句话，我们看起来没有什么，年轻人就容易误解，以为孙中山先生不值得学习，不值得纪念。 + +　　 ---- 原载1957年6月3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在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续昨）”。 + +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十三) + +## 《人民日报》编者 + +## 1957.06.03 + +　　他说：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在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总的说来，从各方面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很多是正确的，应该认真地加以接受和处理；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 + +　　＊　　　　　　　　　　＊　　　　　　　　　　　＊ + +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在６月３日下午结束。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在会上讲了话。 + +　　李维汉说：我们的座谈会从５月８日开始到现在，举行了十三次，有七十多位朋友讲了话。大家的讲话接触到国家政治生活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许多重要问题，提出了许多批评和意见。这些都在各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些批评和意见。 + +　　我们的座谈会已经协议成立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双周座谈会，成立有关民主党派工作问题的讨论会。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和意见，正在由九人小组进行整理，凡是可以交由双周座谈会和讨论会去研究处理的，都分别移交过去；应该交由其他有关方面研究处理的，也要分别转交过去。 + +　　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毛病，在中共统一战线工作部门的工作中无疑地是存在着的。因为整风刚开始，我们还不可能作出必要的分析、估计和结论。我们还要更多地征求朋友们的批评和意见，还要结合我们自己的检查来进行分析和研究。在整风过程中，我们将同时注意纠正缺点、错误，改进工作。到了适当的时候，我们还会再向朋友们请教。 + +　　许多朋友提出，今后要进一步加强互相间的监督和帮助。我们认为应该这样作。对于中共来说，这是一个既定的方针。中共诚恳地欢迎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的监督和帮助。最近几个月里，全国范围内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所提出的大量的批评和意见，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种监督和帮助是必不可少的。有很多的批评和意见大大有助于中共克服自己队伍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进一步加强和巩固自己在全国人民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核心领导作用。 + +　　中共和各民主党派之间是存在着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的，这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利益。各党派之间，尤其是中共和各民主党派之间，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准则，互相尊重平等、独立的地位，又能以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利益为依据，实行互相间的监督和帮助，就一定能够长期共存得好，长期合作得好。许多朋友批评我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帮助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不够，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团结和进步帮助不够，对民主党派工作中的某些具体需要帮助不够。我们的同志会重视这些批评的。我们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利益，在取得朋友们的帮助之下，来改进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工作。 + +　　总的说来，从各方面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我们认为有很多是正确的，应该认真地加以接受和处理；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 + +　　现在我们的座谈会宣告结束，我向朋友们致衷心的感谢。 + +　　在李维汉讲话以前，座谈会商讨了建立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双周座谈会和民主党派工作问题讨论会的问题。大家同意建立双周座谈会和民主党派工作问题讨论会。 + +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前几次举行的这个座谈会上，曾由张执一（中共）、邵力子（民革）、罗隆基（民盟）、谭志清（民建）、许广平（民进）、黄琪翔（农工）、严希纯（致公）、茅以升（九三）、李纯青（台盟）组成九人小组，对在去年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的座谈会上提出来的四十八条意见的处理情况进行检查。在３日下午的座谈会上，黄琪翔代表九人小组对检查情况作了说明。他指出，这四十八条意见，绝大部分已经得到处理；有几条因为情况发生变化，问题已经不存在；有几条是应当由民主党派处理的。 + +　　 ---- 原载1957年6月4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李维汉在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说社会主义是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94.txt b/CCRD/1/3/2/00039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dbf652637c7251e1cb3965356c7837d8a3d4244 --- /dev/null +++ b/CCRD/1/3/2/000394.txt @@ -0,0 +1,39 @@ +#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一) + +　　<《人民日报》编者> + +　　《人民日报》编者按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在报刊上，很多党外人士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以及对党和政府所视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各级党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改进工作，有很大好处。在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党组织更应该继续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不只可以邀请他们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中的错误缺点提出批评，而且还可以采用各别谈心的办法，更充分地听取党外人士的批评和意见。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昨天开始邀集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对统战工作提出意见，这是请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顿作风的好办法。 + +　　＊　　　　　　＊　　　　　　＊ + +　　本报讯　从党在去年提出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中到底还有那些问题？在我们全党即将展开整风运动的时候，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希望我们通过整风解决那些思想上和工作中的问题？这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在８日下午邀集各民主党派中央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的中心议题。 + +　　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副部长平杰三，先后就召集这次座谈会的目的、近年来检查党的统战工作的状况、当前党派关系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李维汉部长说，召集这个会的目的，就是请大家帮助我们进行整风，帮助我们改正缺点和错误。通过统一战线的方式来推动我们整风，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此，希望大家多发表一些批评意见。 + +　　平杰三副部长说，从去年３月到目前检查的结果来看，各地执行统战政策比以前有了进步。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比从前有了很大改进；各民主党派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关于宣传民主党派的活动方面也比过去作得多一些，但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很多方面都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要求加强联系和帮助的问题，基层组织的党派关系问题等，都须要加以研究。 + +　　在这次会上发言的，有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陈铭枢、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等。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在章伯钧副主席发言后，作了简短的补充发言。 + +## 统战部多次征求意见只是没有下文 + +　　章伯钧说，在这次座谈会召开以前，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会曾举行了扩大会议，就党与非党关系、民盟对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意见等等问题进行了座谈。这次会上，有人说：几年来，有些民主党派的成员在国家事务中确实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他们是有能力的，但是没有条件。例如某机关的一个计划科长，因为是非党员，不能参加国家计划委员会召开的他本应参加的有关会议，很感苦恼。过去选拔留学生、学校留助教，都是首先考察政治条件，有些有能力、有专长的人，常被认为历史复杂而不能入选，非党人士出国学习的机会不多。非党干部要得到提拔很困难，党员提升得快，好象只有党员才有能力、有办法。关于有职有权问题，章伯钧说：有人说：职、权、责三者不可分，要做到非党领导人员有职有权，必须同时要非党人士负责，但是现在，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实际上是党组决定一切，都要党组负责。既然要党组负责，就不能不要权，这是形成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根本原因。因此，有人提出国家机关中党组和行政领导的职权要弄清楚，各机关的工作应由法定实行集体领导的行政机构来决定。 + +　　在谈到对统战部意见的时候，章伯钧说：有人认为：统战部征求意见不止一次了，到今天还要人家提意见，有些人都不愿意提了，因为过去提的意见没有下文，没有交代。如去年统战部无准备地制定各民主党派干部制度，开了几次会征求意见，毫无结果。再如１９５０年统战部就曾强调有职有权问题，迄今七年，这个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章伯钧还说：民盟中有人认为：党中央对统战工作从理论、政策到贯彻执行和宣传教育都重视得不够。有人认为，民盟中央“带病延年”，对长期共存方针无独立见解，也无具体办法，这点也是统战部对我们的“病”帮助不够，即互相监督不够，统战部也应该检查。还有人认为：统战部单靠开会提意见不解决问题，希望能够多花一点时间深入访问一下，个别交谈。深入访问时，不要只找正副主席、正副秘书长，还要找找下面的人。 + +## “带病”能否“延年” + +　　许德珩在谈到长期共存问题时说：有人说，民主党派害了“带病延年”症，我们九三学社带病是带病了，是否能够延年，还是个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许德珩提出两个具体问题，他说：首先干部问题在九三学社总是很难解决，需要调来的人不能来，在职干部不安心工作。从去年到现在统战部只介绍来了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到现在还在动摇。三年前曾介绍来一个青年人，后来走了，他说他是学历史的，非走不可。再有一个问题是：去年以来，九三学社有二百多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是进步。但是，他们入党以后，就要退出九三学社。南京九三学社的主任委员和杭州九三学社的主任委员入党后，都退出去了。我们就想：长期共存究竟怎样共存法？既然是长期共存，无论如何要有人来搞工作，无论如何要有组织成员呀！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不敢检查统战工作。如何解决呢？许德珩说：现在我们呼吁统战部帮助，也就是带了病，请统战部给药吃。他还建议恢复双周座谈会，解决“一道墙，一道沟”的问题。 + +## 应该量才用人要树立交谈风气 + +　　陈铭枢在谈到高等学校中的各种组织的作用时说，当前学校的领导方面，多半是靠党、团、工会这“一条鞭”进行工作，这是值得研究的。他认为今后应该更多地依靠教师和学生。他还说，学校中的党委制，今后也应该从多方面进行考虑。但是，他认为机关中的党组同学校中的党委制有很大区别。党组今后仍然应该存在。只是党组在今后的工作中应该注意，对于一些有关方针、政策性的问题，要同党外的负责干部共同商量。他在谈到党的干部政策时说，党员有明确的工人阶级立场，但是如果“用非所长”终究不能成为“俊才”。因此，他希望党对学校中的领导人，能够做到“用其所长”。最后，他谈了如何密切党的领导干部与非党人士的关系问题。他说，他曾经参加某中学校的党员与非党人士的谈心会，感到很好。他希望今后能够树立起党员与非党人士交谈的风气，消除彼此关系冷冰冰的现象。同时，他希望全国政协能够恢复双周座谈会。 + +## 教条主义使人消极遇事要作具体分析 + +　　章乃器发言时说：共产党不干涉民主党派内政与互相监督如何结合？这个问题要研究。我认为民主党派可以检查统战部的工作，统战部也可以检查民主党派的工作，民建就欢迎统战部检查。接着，章乃器批评了共产党内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思想作风。他说：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这样就首先要明辨是非，把明辨是非放在第一位，把利害关系、感情关系放在第二位。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有人批评了党，明明提的意见是对的，党员也不承认。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因此，他认为党要明辨是非，否则，就不能达到统一战线中的团结。他说：只有大公无私才是党性，对那种对党性的不正确的认识要批判。谈到这里，章乃器声明说：不过，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里，党组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管思想政治领导，我管行政领导，党组和我有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现在，可以说，经过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章乃器还批评了民建内部的宗派主义活动，他说，这种宗派主义是有形无形存在着，有些人摆出党员的架子，好象代表共产党在执行领导。 + +　　在谈到对工商界的宣传教育工作问题时，章乃器认为这方面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很严重。４月２２日人民日报“工商业者要继续改造，积极工作”社论中的教条主义就不少。这篇社论对于工商界积极的一面讲了，对于消极的一面讲了三点：消极自卑，违法乱纪、盗窃资财，骄傲自满，这三条究竟那一条是主要的，很不鲜明。有人对我说：私方违法乱纪、盗窃资财的百分比绝不比合作社、国营工厂来得多。说工商界消极自卑，也不能完全怪私方，还要看公方是否创造了条件。其次，文章中片面强调要服从公方领导，这也有问题，如私方当正厂长，片面强调服从领导，就必然有职无权。还有，文章中说工商界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这不只是教条主义，而且是宗教上的信仰主义和神秘主义。照道教的说法，脱胎是脱凡胎，换骨是换仙骨。现在工商界已经过了五关（战争关、土地改革关、抗美援朝关、五反关、社会主义关），就是说，脱胎换骨的改造，也已经改造过了，如果还要脱胎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如何能不消极自卑？因此，他认为，应该进行具体分析，特别是对工商界消极的一面，要弄清哪些是主要的毛病？哪些是次要的毛病？这样才能对症下药。 + +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五十多人。座谈会将于９日继续举行。 + +　　 ---- 原载1957年5月9日《人民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95.txt b/CCRD/1/3/2/00039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b7df9fcbb5398dd08ded383ec428c3d27f9bd86 --- /dev/null +++ b/CCRD/1/3/2/000395.txt @@ -0,0 +1,53 @@ +# 中央统战部召开的研究清华大学中 党组织与民主党派关系的座谈会 + +　　<《人民日报》> + +　　根据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以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办好学校的总前提下，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在高等学校中的地位和任务应该怎样？根据尊重民主党派独立平等的方针，高等学校中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的关系应该怎样？为了研究这一系列的问题，从４月下旬开始，中共中央统战部联合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和市级组织、九三学社中央和市级组织以及其他方面人士共同组成十人调查组，在清华大学进行了为时约两周的调查。在这期间，调查组成员曾经广泛地和各方面人士特别是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教授们接触，听取和交换意见。调查结束后，本月６日和７日，由中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主持，召集各有关方面举行座谈。参加座谈会的有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蒋南翔，民主同盟中央组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闵刚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李毅，民主同盟清华支部负责人、清华大学副校长陈士骅，九三学社清华支社负责人张守仪，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高校党委会、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会、高等教育部负责人和代表等多人。 + +　　这次调查结果和座谈会发言证明，在清华大学，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共事关系，基本上是正常的。学校中的党派联席会议，在讨论研究学校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中，发挥过一定的作用。在调整院系、教学改革、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中，民主党派做了一些工作，在群众中逐渐树立威信，组织也有了发展。几年来，党与非党关系有了改进。“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后，民主党派成员受到很大鼓舞，“民主党派要取消”的思想得到解除。而且近来，党与各民主党派正进一步向亲密合作共事的关系方面发展。 + +　　但是，调查结果和座谈会发言同时证明，在清华大学，党与非党关系过去以至现在也还有着大大小小许多问题。 + +## 五条线有三条线摆得不正 + +　　有人把学校中的五种组织系统称作“五线谱”，比做五条线。这五条线是：共产党，行政，民主党派，工会和青年团。五条线，三条摆得不妥当。党委系统在各项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但是，管得多了些。有些党员也加粗了这根线。一位副系主任谈到：有些年青的党员，对别人尊重不够。系的决定不通过党的系统布置就行不通。许多事情，党内研究好，交下来就做，让着重体会“领导意图”，而不是和群众一起研究。如果许多工作能多同民主党派商量讨论，就能使他们感到是自己的东西，有一种政治责任感，更有利于工作。 + +　　行政系统，从校长以下，有人形容为虚线。过去，许多事情，是由党委将决定经由党总支下达到党支部，党支部再通过系秘书（多是年青的党员），向系主任布置，形成系秘书领导系主任。有人觉得，这种工作方法是不合适的。有些问题完全可以让系的负责人先知道一步，多知道一些。 + +　　民主党派系统的情况是：从个人来看，每个成员都起着作用，但从组织作用来看，是若有若无，时隐时现。有人谈到，在动力系几年，黑板报上和其他方面，连民主党派的影子也看不到。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作得不够。如建筑系有年长的教师，党希望民主同盟的组织对这些年长教师做些工作，但很少和盟员研究工作。在系里和教研室里，看不出民主党派要起甚么作用。九三学社有的社员说：普通社员，没有甚么任务，感到入社和不入社差不多。因此希望大家做好小组工作，和交给一些任务。 + +　　在清华大学，工会和青年团系统的工作，有人说他们是比较正常的。 + +## 不仅要参加“施工”也应当参加“设计” + +　　问题摆出来了：五条线的位置不正。怎样摆正呢？也就是说，怎样在工作中既能贯彻党的领导，又能使行政和民主党派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座谈会上，清华大学党的负责同志提出了一些初步意见。他们引用了一位民主党派成员的话，这就是：“门户开放，权利平等，力竞公择，是存非去”。也就是另一位民主党派成员所说的“放心”和“放手”。在过去，学校的一些重大问题，都是征求过民主党派成员的意见的，但是，民主党派成员只参加“施工”，没有参加“设计”，只参加“演出”，没有参加“排练”。这是因为还没有彻底认识民主党派工作的重要性。过去曾经有的党员认为，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已经没有问题了，民主党派的成员已都作了适当安排，却没有或很少考虑到，同民主党派在工作中应该采取甚么样的共事关系。今后采取一些甚么具体措施改变这种状况呢？这就是：一、加强党派联席会的作用。学校的重大问题，不是事先由党讨论，而是直接交由党派联席会讨论，让每个人都充分发表意见。各系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需要，考虑成立系的党派联席会。学校的领导体制，今后也可以以党委领导制为基础，吸收各个方面共同参加为好。二、加强行政系统作用。学校的重大问题由校务委员会、各系的重大问题由系务委员会讨论，决定，并且贯彻执行。三、要求系秘书和做其他行政工作的党员，克服工作中简单化的作风。四、在各种工作中，向民主党派请求支援。 + +## 民主党派如何发挥组织作用？ + +　　要想把党、行政、民主党派的关系调整好，还必须解决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在高等学校中的地位和任务的问题。党和非党的关系，是独立、平等的关系呢？还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不少人都认为，民主党派除接受共产党的思想领导以外，在其他方面都是与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平等的；它在学校的基本任务，同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是一致的，这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办好学校。但是，这里就涉及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民主党派的组织如何发挥它的组织作用？ + +　　有人认为必须首先加强民主党派成员的自我思想改造。思想改造得好，才能使自己的组织在理论上和思想水平上，同共产党处于平等的地位，发挥的作用才会更大。比如，有些人一直存在着一种自卑感，认为共产党员在政治上都比自己强，不相信自己会起什么作用；有些人怕监督错了受批评，不敢监督；有些人习惯于事事依赖共产党的帮助，缺乏独立思考和独立负责的精神，甚至在甚么地方挂一个锦旗的事情，都要向党委请示。显然，这些问题都是需要通过思想改造来求得解决。也有人认为，要加强组织作用，就必须加强领导的作用，希望民主党派的领导机构，能够根据学校中的中心问题，随时对自己的成员提出具体要求，还有人认为。要想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发挥作用，必须给党派的领导人以研究党务领导工作的时间。现在，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负责人，多半在教育行政、教学研究方面负着很大的责任，他们本来就很少有时间研究党务工作，而党务中的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又占去了他们仅有一点可能抽出来的时间。因此，希望学校方面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或是考虑减轻担任党务工作的同志的其他工作任务。也有人认为，民主党派的成员，今后应该更多地参加各种行政组织和群众组织，以便在更多的方面发挥作用，体现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权利和义务。 + +## 推心置腹交朋友 + +　　关于党员与非党同志之间的关系，有人提到，过去在清华大学，是不够正常的。党员不去或很少去非党同志家里，非党同志也不去或很少去党员家里。彼此都有顾虑。甚么顾虑呢？党员去非党同志家里，怕被怀疑是去检查他们的行动；而非党同志去党员家里，又怕被别人说是“拍马屁”。彼此之间，可以说只有政治联系没有感情联系。就是非党同志之间，也多是互不来往。过春节，从来不拜年。学校号召团拜，就有许多人不去，因为觉得平时少联系，过年来个大团拜，太形式了。有人谈到，有些党员作风太严肃，使人感到格格不入。“党员来谈话，是有事才来”。有的老教授，对曾经是他的学生的党员，无话不谈，而对一般党员，就不愿深谈。因此，不少人希望，党员与非党同志，要多接触；“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交情问题”是很重要的，朋友之间要推心置腹讲知心话，要有朋友的感情，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亲密的合作共事。近来，这种情况已有改进。 + +## 李维汉同志的一些意见 + +　　李维汉部长在座谈会上，曾针对调查材料和大家谈话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发言。他谈到，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关系，是一个很普遍的关系。民主党派成员应该在工作中有职有权有责的问题，党在很早以前就提了出来。去年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各民主党派都要求发挥更多的作用，清华大学这次调查中所提到的“从设计到施工、检查”的问题，就是这个愿望的表现。这是对的，应该肯定。 + +　　我们有些党员同志，对民主党派的作用还没有正确的估计。民主党派一般都同我们有过很长时间的合作关系，他们走的道路是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向前发展的，在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中起了带头作用。 + +　　民主党派，现在基本上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集团。高级知识分子在我们国家是很重要的，他们对于后代是老师，在现在的各项建设中，是一支强有力的力量。他们应当同工人结合，工人也必须同他们结合。因此，应该重视民主党派，应该在政治上信任他们。在思想、学术上允许争、放，解除某些压力，克服党内的宗派主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去掉党员与民主党派成员之间的鸿沟。 + +　　为了贯彻这个政治路线，组织工作就应该服从它的要求。机关学校中党组与行政的关系以及保密制度、人事制度等方面，都有许多值得考虑的问题的。 + +　　现在谈的清华的问题，只是同高级知识分子的关系一个方面的问题。校务委员会所作的决定，可以同党委的意见不一致。共产党可以在校务委员会上提出方案，民主党派也可以提出方案，个人也可以提出，总之要按多数人的意见办事，这样是不是会取消党的领导作用呢？我以为相反，更多地听取群众意见，领导作用就会更充实。 + +　　单是在校务委员会作工作还是不够的，共产党还要作统战工作，通过各种接触，沟通各方面的关系，解决合作共事中的障碍。 + +　　这些问题解决了，还要解决共产党员的态度问题。清华大学教职员中的共产党员有很多青年人，他们对老教授们，应该“拜老师，交朋友，开诚相见，虚心学习”。 + +　　李维汉同志最后谈到，他的意见是提出供大家参考的，不是定论。他还建议清华大学领导上和各个方面共同研究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订出些制度，逐步解决现存的问题。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8日,原题为：“高等学校中党与民主党派怎样合作共事——记中央统战部召开的研究清华大学中 党组织与民主党派关系的座谈会”。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96.txt b/CCRD/1/3/2/00039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8ae913f7a37f6f0e75b05ee1c875f86860fc68a --- /dev/null +++ b/CCRD/1/3/2/000396.txt @@ -0,0 +1,53 @@ +# 尊重新闻记者 + +　　<《文汇报》社论> + +　　读完新闻记者采访工作不受尊重的消息以后，新闻界以外的人会从而了解还有这么一行不被重视的行业，而历年来的革命教育一向告诉我们：人的职业没有尊贵与卑贱之分，有的只是革命分工。中国传统的说法是社会职业有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状元”的封建解释是向上爬、出人头地；新的解释也未尝不可以这样来体会：不同行业同样可以做出贡献，同样可以为人群服务。 + +　　新闻界以外的人会想：只要是识字的人，每人每天必不可少的精神粮食就是报纸。报人（包括报社里的职工）倒也不想居功，但是这起码也是一项光荣的社会分工下的职业，用新的术语说，新闻工作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是党和国家事业的宣传者和组织者。 + +　　因此这些苦经也许会使新闻界以外的人大吃一惊。 + +　　但是新闻界以内的人，特别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中年人，却不奇怪，因为卑视新闻记者在我们国家是有传统的，遗憾的只是这个衣钵竟传到如今。 + +　　在我们上代亲朋中不乏这样的例子：当儿女选择职业时，父亲首先告诫说：什么都可以干，就是别当律师和记者。因为这两行“自由”职业在旧社会是敲诈和包揽的别名，他们往往唯恐天下不乱，就喜欢在浑水里摸鱼。中国报业史中不乏为了民主为了爱国主义而奋斗的新闻先辈，但是确也存在过不少假借新闻事业而汲取名利的政客，次等的也以办个小报小通讯社作为敲诈的工具。新闻记者结交衙门以至三教九流，因此使得某些洁身自好的人见了害怕，以致告诫儿辈千万别从事这门行业。 + +　　不说远的，就说这一代中年记者，在旧社会中是饱尝过“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滋味的。因为记者可以替人扬名，例如写一篇“访问记”；记者可以替人争利，例如按照授意发一条新闻；记者可以替人涂改事情的黑白曲直，例如写一条什么“关系方面消息”；记者又可以替他掩盖一些坏行为，例如面对一些损害群众利益的事而装瞎作哑……有些记者可以任意胡为或听人支配而致富，人称“无冕皇帝”；有些记者却为了自己的伟大理想和硬骨头而受排挤，以致牺牲了性命。 + +　　我们可以下这样一条定律：当一个政权反人民的时候，它是排斥记者、怀疑记者的。国民党在重庆、南京的年代时常封锁新闻，设新闻检查机构，甚至殴打、逮捕、处死新闻记者。记得采访“国民参政会”新闻，记者们也曾受过搜身以及参政员走大门、新闻记者走旁门的伤害人权的污辱…… + +　　我们人民政权是尊重新闻记者的。但是把新闻记者看作讨厌人，防范而不是合作，卑视而不是尊重，种种旧作风还是存在的。这证明了人的思想意识的改变确是落后于经济制度的改变，即上层建筑的改变落后于基础的改变。 + +　　八年以来，新闻记者们所遇见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也是特别多的，因为这项行业是有特殊性：接触面广。这倒也是新闻工作者应该不平则鸣的时候了。 + +　　对于那位部长助理，根据本报记者所说，虽然着墨不多，但是多么淋漓。 + +　　“你重要还是我重要？你们给我滚出去！” + +　　为什么部长助理一下子就想到了“谁重要”的问题呢？这是一种什么思想意识的表露呢？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真谛来说：意识是存在的反映，那么—— + +　　存在——部长助理， + +　　意识——重要； + +　　反过来说—— + +　　存在——新闻记者， + +　　意识——不重要。 + +　　多么有趣的一位人物，应该用契呵夫写短篇小说的笔法好好描绘描绘他。 + +　　假若社会上只有部长助理以上的人才重要，那是多大的悲剧啊！难道目前正在向中小学毕业生宣传着的种田、养猪、当徒工不重要？难道服务性行业不重要？说出来不怕脏了部长助理的耳朵：群众多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教育下早已认清：辛勤的清洁夫和掏粪坑的同志也一样重要！ + +　　当那位摄影记者轻轻拉你一把的时候，你为什么火气那么大？他不是为了爱护你么？他不是为了从工作出发么？ + +　　想不到通过你的大脑立刻反映到口上来的却是谁重要和滚出去。这是什么样的条件反射？亲爱的部长助理，请你读一读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要整风？”，里面也曾说起：“人民的国家是保卫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 + +　　这还是从毛主席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引来的呢，你一定早已熟读过了。 + +　　我们在这里喊一声：“救救部长助理！”我们认为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向部长助理吹洒一些和风细雨。 + +　　读了消息，更使我们感谢整风及时，感谢党的光荣伟大和正确的指引。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5月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97.txt b/CCRD/1/3/2/00039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6569443552d0b5a7d50f2a9dfb567364ad34503 --- /dev/null +++ b/CCRD/1/3/2/000397.txt @@ -0,0 +1,27 @@ +# 北京师大领导不肯大胆的“放” + +　　<《光明日报》> + +　　《光明日报》报讯 北京师范大学昨天举行座谈会，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党员非党教授在会上，对学校领导不肯大胆“鸣”和“放”，提出批评，有人形容说：外边是雷声震耳，北京师大是无风无雨。 + +　　政治经济学教授陶大镛认为：北京师范大学领导上还未能大胆放手，发动群众，畅谈人民内部矛盾。他说：目前北京师大参加讨论内部矛盾问题，还只是极少数人参加，没有发动广大教师，特别是老教师参加讨论，事实上，正是广大教师都发动起来，才能深入谈出具体问题；才能真正揭露矛盾。西安离北京那么远，都出现了畅谈的高潮，到处是雷声震耳，而我们身在北京，却无风无雨。 + +　　陶大镛教授建议北京师大的领导干部迅速改变这种情况，集中精力放手发动广大教师，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说有必要集中几天开会，讨论反官僚主义问题。作为学校中共党内支部书记、副校长何锡麟同志应该从百忙中，抽出时间，领导好这一工作。 + +　　中文系女教授、共产党员彭慧教授说：从今天的会议就可以看出，我们学校是大大落后于现实了。报纸上所反映的全国各地，特别是上海的畅谈内部矛盾问题的情况，和北京师大的现状有很大的距离。我们还没有畅所欲言。参加今天会议的有五分之四是党内同志，只有五分之一是党外同志，我们没有更多地邀请教师的，特别是党外的老教师们，大家一起座谈内部矛盾问题。 + +　　俄文系教授胡明也认为：要把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讨论的好，首先学校领导，特别是学校党委的负责同志应该心胸更加开扩，让各方面的同志都把意见说出来，这不但不会妨碍团结，反而会有利于团结。 + +　　马特教授在发言中，批评了领导上过去在学校中不是依靠教师，而是依靠少数的行政人员作好工作的情况。他说：学校工作最重要的是教学工作，而完成这个工作的人是教授。但是，几年来，我们把学校中的行政人员的地位提到高于教授，于是产生一种风气，好像行政领导，要比教授荣耀得多。实际上，行政工作人员是应该帮助教授更好的完成教学工作的，而不应高于人上。 + +　　他还认为：学校领导对老教授重视很不够，随之，对老教授的知识也就重视不够。往往许多事情不去听取老教授的意见，而轻易地听取年青干部的意见。 + +　　共产党员、王焕勋教授也用许多事实说明学校领导中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是相当严重的。 + +　　政治教育系主任，中共师大党委会委员王文枢在发言中主要谈了自己对最近中央号召开展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讨论的体会，没有涉及到具体问题。有位参加座谈的人说，他的发言全是人民日报社论中谈过了的。 + +　　 ----原载《光明日报》1957年5月9日。 + +　　注：这条消息发表时，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会已经有准备、有步骤地组织教师座谈会，听取教师们的意见，因此，所谓“北京师大领导不敢大胆的‘放’”，是与事实有出入的。但是，这篇批评稿助长了该校右派分子穆木天、董渭川等人的气焰打乱了该校的整风步骤，造成党委会工作上的被动。 + +　　 来源： 《批判光明日报参考资料》，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1957年9月。原题为：“北京师大领导不肯大胆的“放”　教授们提出尖锐批评 有人形容：外面雷声震耳，师大无风无雨”。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98.txt b/CCRD/1/3/2/00039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1af89fbdca487cc078c53fc4f7019dc38f57b10 --- /dev/null +++ b/CCRD/1/3/2/000398.txt @@ -0,0 +1,41 @@ +# 部队中不能开展百家争鸣吗? 部队文艺工作者批评部队文化部门领导上的教条主义 + +　　<周泽民> + +　　本报讯新华社记者周泽民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最近召集在北京的近四十位部队作家、音乐、美术、文艺工作者和文化工作领导人员等，举行座谈会，讨论在部队中如何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问题。 + +## 全军还没有大“放”大“鸣” + +　　到会的许多人都认为，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有人虽有满园春色之感，但总的情况是有形无形地还存在着种种束缚和障碍，全军还没有大“放”、大“鸣”起来。 + +　　有人认为部队文化工作领导上对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态度，不够坚决，有些文化工作领导者的言行，甚至和中央的这一方针的精神相违背。解放军文艺社编辑组长张文苑说，在这个方针提出的初期，我感到是门户未开，戒心十足。在一次座谈会上，有人提出了些和领导上不一致的意见，某些文化部门领导者就马上起来讲话，要大家不要随便争鸣，说争鸣是为了消除唯心主义，共产党员总不能宣传唯心主义啦等等。后来，当各地已开始争鸣起来，某些文化部门领导者又特别注视那些偏向性的材料，并且在会议上动员大家说，现在外面右的东西很多，大家应该拿起笔来，投入战斗。这种以“左”反右的行动，实际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片面的看法。作家杜烽说，奇怪的是，在中央这一方针传达后，文化部门竟然有个别领导同志，在会议上公然宣称：“部队里不准百家争鸣！”也有人说，部队里“只准放香花、不准放毒草！”理由何在？没有下文。我认为，不但应该准，而且应该坚决、迅速、彻底地把这方针贯彻下去。只有经过“鸣”和“放”，才能鉴别香花和毒草。教条主义在过去被当作香花的，只是在争鸣之后，才被看破，原来是一棵毒草。作家魏巍认为，究竟谁在阻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呢？那就是党内一部分“左”倾思想情绪。 + +## 领导的教条主义和宗派情绪把创作限制在狭小圈子里 + +　　作家们从创作的指导思想和编审出版等方面，揭露了创作领导上的教条主义和宗派情绪。许多人认为，过去提出的关于文艺工作的一些方针、口号，尽管在一定时期，有过它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比较机械和绝对的缺点。它的表现之一，是在指导创作上，要求描写重大题材，结合当前任务，创造英雄形象。这些问题的提出，虽然在反对“落后到转变”等公式主义创作上，确曾起过一些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提法上的片面性和简单化，无形中把重大题材和题材的多样化、现代题材和历史题材，英雄人物和落后人物，摆在对立的地位，忽视了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和文艺的特征，把创作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这就束缚了作家的思想，使他们不敢面对生活的真实，不敢大胆揭露和抨击生活中的落后现象和落后人物，不敢写矛盾、冲突和缺点，甚至美化和粉饰生活，为公式化、概念化造成条件。魏巍说，题材广泛论与工农兵方向，重大题材与儿女情、家务事，并没有什么矛盾。事实上，历来的文艺作品，并不是光有重大题材，而不写儿女情、家务事的。作家周洁夫说，过去文化部门领导上提出，必须象指挥打仗帮助搞清主攻方向一样，帮助作家明确主题思想，然后再去收集材料写作的作法，是违反创作规律的。事实上，作品主题是在生活中孕育起来的。先明确主题再去生活的作法，恰恰和公式化、概念化有一定的关系。 + +　　作家虞棘对凡写军队的作品必须经部队审查后才能发表的作法，对编辑部门某些同志不跟作家商量便粗暴地大删大改，甚至一改就是几万 + +　　（字，提出了批评。也有人批评了某些审稿者往往不是以生活本身如何作依据，而是以生活应该如何作依据，责成作者不要那样写，应该这样写。作家韩希梁还建议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不要把住关口，说凡是有关军队的书由我出。应该竞争，打破垄断。） + +## 教条主义的文艺批评阻碍了创作的繁荣 + +　　教条主义的文艺批评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解放军文艺”编辑部陈斐琴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批评。他说，我们较为严重的是教条主义的批评，是脱离实际、简单地用书本上的理论来解释文艺问题的批评。如白刃的“目标正前方”，因为反映了胜利后的居功骄傲情绪，批评家就给加上反无产阶级领导的帽子。胡可在剧本中写了一个指挥员放弃家庭幸福去抗美援朝。批评家就说，这是一个普通战士都有的崇高道德品质，作品这样描写指挥员，降低了我军指战员的优秀品质。“解放军文艺”编辑鲁一认为，搞评论领导工作的同志，在写评论时，只是抽象地从政治工作角度出发，不从实际出发。他们认为部队什么都是对的，好的，正确的，说写落后的人是因为作者本身的阴暗面。有人说，如此说来，部队就只能是一个模型，只有排头排尾之分，而无先进落后区别了。鲁一说，批评工作中的主观臆断，教条主义，是最伤害作者而阻碍创作的繁荣的。 + +## 领导方法简单生硬压服式的命令干涉过多 + +　　会上，许多人的发言还认为，部队各级领导对文艺工作尽管是关怀的，但是，领导方法比较简单、生硬，我说你听压服式的命令干涉过多，不能按照文艺特点进行领导。作曲家晓河说，文艺工作是复杂的，如果不按其特性进行领导，那就会妨碍它“放”。比如关于文工团的乐队，强调民族风格很好。但也不应该不吸取外国的东西，过分强调民族风格，使一些拉了七、八年小提琴的人，放下小提琴，这就太简单化了。又如文工团年年整编，人少事繁。海军文工团去年演出了三百多场，希望休整一下，下去生活一下，领导也不同意。没有组织保证，也得不到学习提高，是放不出好花来的。他希望领导上能吸收文工团同志一起，研究整编问题。 + +## 要爱花种花不要拔花 + +　　美术工作的不被重视，是画家艾炎和刘仑共同的感觉。１９４９年以来，部队整编掉了四百多个美术工作者，目前部队里没有美工人员的编制，有人只好挂个军事法院助理员的名，从事美术工作。刘仑说，我是一个大学讲师，抱着改造自己的目的来到部队。我五、六年来多少摸索到点兵的感情，很不容易。领导上应该很好地珍惜我们，要爱花、种花，不要拔掉花。要解决画家的编制、组织画家作品的出版，保证军事美术创作的繁荣。 + +## 必须按文艺特点进行领导 + +　　陈沂认为在部队文艺工作上，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军队各级领导必须把文艺工作作为形象思维的工作对待；一是必须按文艺特点进行领导。 + +　　陈沂说，我认为，这些年来，部队创作是繁荣的。领导对创作是扶植、支持的。但在我们工作中是有缺点的，如在创作指导思想上，提倡写新英雄人物，忽略了文艺作品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在文工团建设上，有些顾此失彼，即顾了歌舞，失了话剧，特别是歌剧。 + +　　这个会议已经断续开了三天半，还将分组进行专题讨论。会上人们发言比较踊跃。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99.txt b/CCRD/1/3/2/00039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0ed0590e0ab1f0a598f8f661857e2a646f1064a --- /dev/null +++ b/CCRD/1/3/2/000399.txt @@ -0,0 +1,13 @@ +# 出席湖南省宣传工作会议的大学教授和非党人士对党政工作提出了很多意见 + +　　<胡坚> + +　　新华社长沙9日讯　在湖南省宣传工作会议上，大学教授和非党人士对党政工作提了很多意见。 + +　　(一)高等学校肃反工作的遗留问题，没有及时处理，很多人思想不安。有人认为在肃反中摘掉政治问题的帽子，又载上思想问题的帽子，不能令人心服。许多人认为目前高级知识分子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需要妥善处理那些在肃反运动中伤了心的同志的问题。中南矿冶学院胡为柏教授反映：他们学校有些教授被斗，连爱人也被斗了。搜查时，把许多教授的家具、仪器都破坏了。在肃反中被斗争的湖南农学院李凤荪(农工民主党员)教授在会上提出二十一条意见，他说：“有许多事实杀我的头也不承认，我要告到中央去。” + +　　(二)党群关系上，认为有些共产党员还存在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湖南医学院凌敏猷院长、王肇勋教授(民革成员)等人士都感到学校党员干部有种特殊味道，好像高人一等，不好接近。凌院长还说：“医院评功奖模，被评上的也大都是党团员，群众勤勤恳恳工作，做一个死，也没有人知道。”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邓一韪院长反映，最近调来的转业军人，大部分是党团员，技术低，安的职位高，薪金多，群众不满。中南矿冶学院陈新民(民盟盟员)院长等非党领导干部反映学院内党政职责不明，什么事都是党内决定，形成院长有职无权。许多非党人士在会上反映保密范围太宽、太严，很多没有什么机密性的事情也把它神秘化了。 + +　　(三)大家对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列举许多事实。湖南师范学院林兆倧副院长提出高教部编制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变动太大，二年制改四年制也变动太快。湖南医学院凌敏猷院长、杨明显副院长对中央分配毕业生的严重官僚主义和本位主义提出批评。要求中央卫生部把毕业生分配工作放到省里来。省政协委员韩浚章说：“我的弟弟韩宪章是八个空军起义的领导者(空军上尉)，至今未得到工作，大有‘迟归受荣、早归受辱’之慨。”宗教界人士李常树说：“虽然毛主席讲，宪法规定信仰自由，事实是宗教只自由在北京、上海，在县里农村没有了。”工商界人士蓝肇祺说：“建湘公司有个营业员在解放前是大学教授，长沙市委书记孔安民说必须调整，至今未调整。” + +　　 来源： 1957年5月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00.txt b/CCRD/1/3/2/0004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2050ec7dac512112a7ab93a4983e463692fce32 --- /dev/null +++ b/CCRD/1/3/2/000400.txt @@ -0,0 +1,7 @@ +# 出席江苏省宣传文教会议的党内外人士对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根源看法不一 + +　　<魏文华、编> + +　　新华社南京9日讯　出席最近江苏省举行的宣传文教工作会议的党内外人士对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根源看法不一，有的说是社会主义改造太快(举出农业社不应一下子搞这么多)的结果；有的说是因为农业减产；有的说是因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经验；有人认为是生产力落后不能满足人民需要。有人认为许多矛盾是人为的，举出去年学校招生太多今年又收缩，工资提高今年又要压缩，提拔干部又要下放等等。也有人问：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制度带来的，还是旧社会留下的？ + +　　来源：1957年5月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01.txt b/CCRD/1/3/2/0004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2186f0aa17ce08f97eecd8a903ca7cc3267af5b --- /dev/null +++ b/CCRD/1/3/2/000401.txt @@ -0,0 +1,43 @@ +# 大学教授们对本报记者谈“百家争鸣”问题 + +　　<南方日报记者> + +　　本报讯　本报记者访问广州的高等学校的教授们，请他们就在学术界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等问题发表意见。 + +## 压力不解除，怎能鸣得起来呢？ + +　　为什么学术界鸣不起来?华南师范学院教授杨荣春说：这首先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形成了一种压力。他举了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去年，杨教授发表了关于“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的论文，马上就遭到教条主义者的闷棍，说“因材施教”是唯心主义的教育方法，主张发展儿童的个人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等等。党委的一个负责人还在院务会议上批评：有人喜欢作科学研究，在报上发表文章，但对教学工作不重视，这是没意思的。杨教授说在这样的压力下，能“鸣”得起来吗? + +## 怕扣帽子　怕翻老案 + +　　杨荣春感喟地说，在知识分子中，希望“鸣”的人很多；同时，怕的人也很多，能鸣又不怕的人却很少。华南农学院副院长李沛文、中山医学院教授陈心陶、中山大学教授戴辛皆等都说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给“争鸣”的压力的确很大。李沛文说，目前学术界中好像是只有“蝙蝠之争”，是鸟是兽，许多人不敢拿出自己独有的见解、主张，不敢卫护自己的见解、主张，不敢鲜明地标榜自己是什么学派的，生怕被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扣上反动、唯心的帽子。戴辛皆说，以我们生物系来说，争鸣的方针提出之后，整天谈的还是米丘林学说，没有提摩尔根学说，就是怕戴资产阶级学说的帽子，还是“一边倒”省事。陈心陶说：不少人怕被记上一笔帐，他们老是担心“鸣”了出来，即使今天没什么，假如明年、后年再来个什么运动，翻一翻老帐，又扣上个什么帽子，那就难办了!这几位教授都说，不“争鸣”，科学是不能进步的，只有把各种学说都放出来，把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收回去，展开争辩，越辩真理就会越明，不要怕乱，鱼目是不能混珠的。 + +## 三个主义害死人 + +　　教授们还举出其他事实，揭露科学研究工作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它们的危害。中山医学院教授陈心陶说，卫生部的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很严重，好像“寄生虫学”，过去我们是编在三年级才教的，可是卫生部一定要放在一年级，我们提了许多意见，卫生部都没有考虑，说：这是学习苏联经验。我们只好照办。可是，因为一年级学生还没有基础知识，教学效果很差。后来，苏联专家来到我们学院，看到一年级就教寄生虫学，惊讶地问是不是学生的寄生虫学的基础特别好，我们说完全不是这样，学生们都吸收不了。我们还问他，苏联不是一年级就教“寄生虫学”吗?专家说，他们只是在一年级的生物学中才教一点寄生虫的基本理论，要到四年级时才同流行病学一起教授寄生虫学。可见卫生部根本就没有了解苏联医学教学的实质内容，只是把人家的课程抄了过来照搬。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件。官僚主义害苦了学生。 + +　　即将出席国际心理学会的华南师范学院教授陈汉标说：解放几年来，我们注意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以巴甫洛夫学说为代表的苏联心理学，这些都是必要的，它确实帮助我们解决了—些方向性的原则性的问题；但是，如果研究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不去掉，心理学的研究就不能再前进一步了。他举例说：心理学上的智力测验在苏联是被否定了的，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中国的心理学者也跟着把它一棍打死。但是，如果作为一种方法来说，这也未必不能用之于研究儿童心理。陈汉标教授说，科学要靠事实作检证，资产阶级学者的东西，只要有用，就应该拿过来；可疑的也应该细细研究，不要忙于否定。他主张对一直被视为资产阶级服务而遭到歧视的“工业心理学”也要重新拿出来探讨、研究。 + +## 有事不直接谈造成党与非党的隔阂 + +　　许多教授都认为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问题，是关系“齐放”、“争鸣”方针能否贯彻、科学研究能否前进的问题。他们从爱护党、爱护学校出发，揭露了党与党外人士的矛盾。华南师范学院教授黄明慧和中山大学教授古文捷都说，在他们的学校里，一些党的领导同志都喜欢用听汇报的方法来了解非党人士的思想情况，参与汇报的大多数是年青的党、团员，他们热情、敏感，但社会经历不足，对一些老教授的了解不深，看问题容易片面。党的领导同志根据这些片面的汇报是无法了解党外人士的真实情况的。党与党外人士的隔阂就是这样造成的。古文捷教授提起一件不愉快的事情。1954年，他在北京参加讨论物理学教学大纲的会议，不知怎的，竟有人说他向高等教育部反映中山大学存在官僚主义。他回来后，学校党委派人暗暗打听这件事情的真相，古文捷教授说：就算我真的向高教部反映了，党委部门也该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来改进工作；如果想弄清楚事实，分清是非，也可以直接向我了解呀! + +## 难堪的“小事情” + +　　黄明慧感慨地说：有些事情看起来好像是小事情，或者只是工作方法上的问题，可是给予党外人士的感受是很难堪的。好像有些年青的党员见了民主人士连头也不点一下；有些党、团员一起谈天，非党同志一来，便四散而去；历史系的党支部书记甚至写纸条给年高德劭的系主任指示任务；特别是搞人事工作的党员，作风生硬，未能发挥团结教师、推动教师进步的作用。 + +## 错误一揽子承担也不能使人满意 + +　　黄明慧教授尖锐地批评了华南师范学院把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割裂开来。他说，师院曾有过相当长的时期，团结工作搞得很糟，挨了上级批评之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片面强调了团结，把党群关系搞得不好的责任，一揽子推到党组织身上，恰恰又给人以不诚恳、不实事求是的感觉。黄明慧说：党外人士只是希望党组织能充分估计他们的积极性，大家开诚相见，从政治上关心他们，团结他们。 + +## 党能不能领导科学？ + +　　党能不能领导科学呢?中山医学院教授陈心陶对记者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党提出这个问题是太客气了。事实上，党不是领导了这么多年吗?今后当然也可以，而且有了这么多年的经验，只会领导得更好。只是需要更虚心。有些党员负责干部不懂业务，又不肯学，不肯听专家意见，以为自己是代表党，他说的话就是党的决定，这当然不能领导科学。 + +　　黄明慧教授指出师范学院的党组织对科学研究工作和提高教师的教学工作不够重视。师院有5个院长，其中4个是党员；但是，他们对教师的工作都没有给予必要的关心。如去年举行的科学讨论会，教师们提出了不少论文，这些都是教师心血的结晶，教师们曾希望把这些论文印出来(即使是油印也好)，分发到有关部门征询意见，开展争鸣，可是，那怕这样起码的要求也没答应。 + +## 党与非党的矛盾能不能解决？ + +　　黄明慧教授说，不知道别的学校对党与非党人士的矛盾怎样看法，在师范学院里有两种论调，一种是：矛盾并不严重，另一种是：矛盾是不能克服的。他批驳说，如果认为矛盾非常严重，是不切合实际的；如果认为并不严重也不切合实际，这是掩盖矛盾的论调。掩盖，就不能解决。持有后一种论调的人说：党与非党人士的矛盾是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所以矛盾永远存在。他说，高等学校中党与非党人士的矛盾主要是由于党组织的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这两种主义改掉了，矛盾就会逐步解决。 + +　　（来源: 《南方日报》1957年5月9日。原题为：“大学教授们对本报记者谈“百家争鸣”问题/要求去掉教条主义的压力/认为党与非党人士的矛盾需要正确处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02.txt b/CCRD/1/3/2/0004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e01c8439a1047743d611719b4a5fb1a18b53287 --- /dev/null +++ b/CCRD/1/3/2/000402.txt @@ -0,0 +1,33 @@ +# 各出版社负责人座谈出版工作中的问题 + +　　<新华社专稿> + +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文化部和出版事业管理局结合整风，邀请北京的几个出版社的负责人座谈目前出版工作中的问题，他们在会上对文化部领导出版工作的一些缺点提出了批评。 + +　　目前社会上都指责出版物又缺又滥，认为出版物的数量、质量都不能满足读者需要。这些出版社负责人指出，形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也就是印刷、出版、发行“大一统”的办法已经不适合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新形势的需要。这种“统一”，一方面对出版事务统的过多、管的过死，另一方面在关系协调上又不能真正“统”起来，因而不断滋生着官僚主义，造成许多混乱现象。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说，目前的出版领导工作，就是在这种典型环境中造成了典型的官僚主义。 + +## 冯雪峰说：出版社好象是衙门 + +　　冯雪峰认为，必须研究当前出版界问题的实质，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研究出版工作的方针任务，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出版工作的制度和机构。他说，按着正常的道理，印刷和发行都应当为出版服务。但目前印刷、出版、发行各成系统地统一起来，事实上形成了“发行领导出版，印刷控制出版”的局面，“出版社既不象出版社，又不象企业单位，好象似衙门”。 + +## 曾彦修说：文化部有的领导人“文化太少武化太多” + +　　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曾彦修在发言中，也主张积极、彻底地改变出版的体制和机构。他批评几年来文化部对出版工作缺少切实的方针性的领导。中宣部也很少对出版工作表示系统的意见，没看到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发表过关于出版方针的社论。他说：“出版事业管理局忙于分配纸张，围着数字、指标打圈圈，但对发展出版事业的基本方针和主要业务却很少管”。文化部有的领导人“文化”太少、“武化”太多，对下边领导不够，却总要下级检讨，用“武化”办法来领导出版工作。 + +　　曾彦修还批评人民日报不久以前发表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稿件时，只登了他提的一些次要意见，没有把他对中宣部及文化部的意见登出来。冯雪峰也指出，人民日报刊登的出版座谈会的稿件，并没有揭露出出版工作问题的实质。 + +## 王任叔说：出版社经常变动　合不久就分分不久又合 + +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王任叔、财经出版社副社长常紫钟都强调发展出版事业必须重视我国出版界传统的有益经验。王任叔指出，目前出版界“大一统”的体制实际上是在改造旧的出版社过程中忽视了过去的优秀传统。常紫钟指出，文化部在改组原中华书局时，方针不够明确，举棋不定。如先把中华书局改成财经出版社，后因中央指出应重视中华书局传统，又把中华书局单独分出。现在又同古籍出版社合并，结果一个单位挂了三个招牌，中华书局原有的优点被忽视了，许多有经验的老出版工作者没有能充分发挥作用，工作中呈现出不少混乱现象。常紫钟说：“古语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还有一个‘久’字。我们的出版社则是合不久就分，分不久又合。” + +## 蓝钰说：不在于变而不乱而在于乱而不变 + +　　通俗读物出版社副总编辑蓝钰认为现在的情况，一方面是文化部对出版工作统的太死；一方面又是“统而不统“。文化部只能统几个直属出版社，对于全国的出版社，实际上“统”不起来。由于统一印刷，出版社没有自己的印刷厂，以致通俗读物出版社在北京印一个封面要两三个月，而山东省没有被“统”的一个地方出版社印一本通俗小册子却只要二十多天。他还指出，目前出版社按专业分工的做法也值得研究，这样做，稿子踢来踢去，作家被拉来拉去，刊物的质量降低了。蓝钰还不同意有些领导人在讨论改进出版工作时提出应该“变而不乱”的说法。蓝钰说，目前出版界的实际情况就是混乱的，问题不在于“变而不乱”，而是“乱而不变”。当然，在改变中应掌握“大胆探讨，慎重从事”的精神。 + +　　蓝钰还提出了改进出版工作的建议。他建议彻底整顿和加强国营出版社，开放一些私营出版社，彻底改变现在的出版事业管理机构，使它更有效率，真能掌握出版工作的方针政策，调整出版社间的关系。应按文化工作的特点来确定出版社内部的体制。此外，还应建立一个由各出版社联合组成的协会之类的组织，管理出版工作中的具体事务。 + +　　到会的出版社负责人还批评了文化部对出版社的人事工作管的过严，重资历而轻德才，以致不能人尽其用。新华书店的负责人也批评了文化部在制定出书计划上的主观主义。由于盲目计划，去年新华书店积存的书刊共值一亿七千万元，估计积压的书刊的价值占其中的三分之一。文化部去年具体规定新华书店对宣传农业合作化的小册子等五种书籍印五千多万册。但是现在有半数左右积压在仓库里。 + +　　这次座谈会是９日到１１日在北京举行的，文化部还将分别邀请作家以及有经验的老出版工作者座谈出版界的问题，征求意见。 + +　　 来源：《人民日报》1957年5月13日，原题为：“对出版事务“统的过多”“管的过死” 各出版社负责人座谈出版工作中的问题”。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03.txt b/CCRD/1/3/2/0004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23d7f43d48b8cc9964de25ee527c7aa0f864a46 --- /dev/null +++ b/CCRD/1/3/2/000403.txt @@ -0,0 +1,13 @@ +# 哈尔滨的十多位教授、科学研究人员对党群关系和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 + +　　<新华社> + +　　新华社哈尔滨9日讯　哈尔滨市十多位教授、科学研究员在4月26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和哈尔滨市委召开的座谈人民内部矛盾会上，就党员和群众关系、科学研究工作条件、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等问题提出许多批评和意见。大家对党群关系提的意见最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东北农学院教授许振英说：解放以来，虽然和共产党员相处了那么多年，但是没有和共产党员交上一个真正的好朋友。我以为这是自己个性怪癖，但听说有些好交朋友的学者也没有交到共产党员的朋友，想来还不只是我一个人。有人老谈我的态度不好，私下里奔走相告，但是，就是不告诉我，他认为这种方式是没有必要的、不是同志式的态度，如果党员能开诚布公地把意见提出来，他认为自己是经得起和风细雨的。从美国回来一年多的哈尔滨医学院副教授赵士杰激动地批评了目前有些党员干部自高自大、脱离群众、把自己特殊化，不尊重党外领导干部职权的专横行为。哈尔滨医学院附属医院一个党员干部公然批评赵士杰是落后的，夸说自己是进步的。赵士杰还列举一些领导干部享受特权，把自己特殊化的事实，如去年“六一”儿童节、哈尔滨儿童铁路通车时，坐第一列火车的都是一些领导干部子女。(记者按：其中尚有一部分苏联专家子女)这不是特殊化吗？他认为领导干部这种脱离群众，是失却本性的表现。赵士杰说：他在哈尔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领导的外科，但是无权决定工作人员调动，而一般党员干部反而可以决定工作人员调动，这充分说明了非党领导干部在行政方面的地位。他说，这次党提出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阵风，自己在这方面的顾虑是很大的。他认为党如不立即处理这些事情，很难说党不是包庇党员。赵士杰最后说：应把人民的地位提高到党以上，因为党没有人民是不能存在的，如把党放在人民之上，是颠倒位置。有的党员把人民的事业口口声声只说是党的事业。他认为不能激发广大人民参加建设。 + +　　在谈到科学研究工作问题，教授们普遍不满意目前科学研究工作条件。许振英说：我对于东北农学院没有任何留恋，因为在这里我没有自己工作园地。往那里呢？我也没有想往。留在这里只是因为我的书多没地方搬。许振英说：我是养猪专家，但是养猪问题牵涉很多部门，现在养猪专家应该知道的问题也无从知道。哈尔滨师范学院化学系教授李敏齐也反映目前科学研究工作缺少资料、缺少设备，到实际生产部门搜集资料，就受到保密条例的限制。 + +　　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教授们固然感到高兴，但是谈起往事，又有点伤感。许振英说：在科学道路上，几年来自己有些混淆共产党，也耽误了自己。过去把自己的一切否定了去学习苏联，在学习过程中也学到一些先进的东西，但也有一些落后的，虽然明知道不对，但是不好说，因为这是苏联的先进经验。日子久了，也就无所谓，认为自己反正还可以多教几年，卖几年，就不求上进了、耽误了自己。赵士杰认为苏联医学研究很片面，如医学史上什么都说是苏联人发明创造的，有些东西他虽然明知道不是，但是不敢说，这样就不能使老知识分子相信苏联科学。科学的可靠性也值得怀疑。他认为用政治力量去推行科学或医学是不合适的。许振英也说：过去看到党在学习苏联科学经验时走了一些弯路感到很痛心。希望今后在决定学习某一门科学时，先征求一下老科学者意见。 + +　　哈尔滨外国语学院讲师任学良认为著名人物写的文章，不管问题大小，报刊都登载。小人物写的文章，往往随便写一个退稿理由就不用了。碰到重大性事件，报刊都是大量刊登北京、上海著名人士的意见或谈话，就很少见发表过边远地区的科学家、教授们的意见或谈话，他认为这是报刊崇拜权威，不重视边远地区科学家的作用的具体表现。 + +　　 来源： 1957年5月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04.txt b/CCRD/1/3/2/0004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52d97cb7e779848d686780eea25762e6a21eb67 --- /dev/null +++ b/CCRD/1/3/2/000404.txt @@ -0,0 +1,23 @@ +# 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 +　　<《解放日报》社论> + +　　近来，我们全党正在过着极其不平凡的日子。在上海市委召集的各种座谈会上，在报纸、刊物上，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大家议论纷纷。一些不明情理的同志，认为似乎是满城风雨了。其实，哪里是什么风雨，正是我们需要的阳光。 + +　　大家议论些什么呢？大家都在议论人民的内部矛盾；大家对于我党和人民政府的各项缺点和错误进行批评，提出意见。有的对党群关系中的不正常现象表示不满，有的对于各级领导干部的那些官僚主义作风大有意见，有的对于共产党员的宗派主义现象提出抨击，有的对于教条主义的错误予以公开的指责。人们的议论搅乱了我们许多同志的酣梦，感受到议论纷纷的压迫。 + +　　有些共产党员觉得这些议论好得很，但是也有些共产党员却说它糟得很。有些共产党员在这种形势之下，感到又怕、又屈、又难、又急。“怕”什么呢？怕大家议论纷纷，不好领导了。“屈”什么呢？自以为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革命，到头来还只落得一个官僚主义，大不服气。“难”什么呢？四面八方的意见压来，以后工作不好干了，没有安定的日子了。“急”什么呢？认为大事不好了，自己又无能耐，如何才能想个主意赶快把纷纷的意见收拾了才好。 + +　　看来，党外有议论，党内有情绪。我们认为党外的议论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好在哪里呢？好在这些议论，大多数是批评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党与非党之间的大团结，全市六百万人民的大团结，对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克服我们的错误和缺点极为有利。党内有情绪，我们认为这类情绪是不健康的。不健康在哪里呢？ + +　　我们且看“怕”的情绪有没有道理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通常的情况下，领导者与人民是一体的，领导者是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者与人民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因两方面所处的地位不同，一方面比较容易看全局，看长远，一方面比较容易看局部，看当前。作为领导者往往容易忽视群众局部和当前的问题。作为群众往往不容易看清全局和长远的情况，如果两者接近，很好的结合起来，矛盾就少；两者距离日远，不能结合，矛盾就多。如果我们身上的官僚主义少些，就能够使这方面结合得好些，如果我们身上的官僚主义气味重些，矛盾就要突出。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怕”是丝毫也不能解决问题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勇敢地正视矛盾，努力克服官僚主义，改进我们的工作作风。 + +　　有人觉得“委屈”。不错，我们的许多同志终日辛劳不已，忙忙碌碌，为人民做了不少事情。可是有些事情的效果并不能全如人意，所以人家东也指，西也责。在纷纷的议论之中，自然也有某些意见是不正确的，或不完全正确的，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闻者足戒的精神，只看见有成绩的一面，不看见有缺点的一面，斤斤计较是否受了委屈，这就缺乏共产党人应有的风度。究竟为什么听了人家的意见，就觉得委屈呢？如若追一下根，溯一下源，原因无它，这是因为在某些同志的头脑里，还隐藏着一种站在人民之上的观点。他们把群众，把他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学生、干部，把党外人士，看做是属于自己管的手下人。我是管你们的，你们是归我管的，你们应该听我的，而我可以不听你们的。我有权批评你，你没有权批评我。我是天下第一，老子革命有功。这些观点，当然是极端错误的。有些同志还往往缺乏说服的本领，乞求于简单的行政命令，结果事情办不好，而且脱离了群众。这种态度是什么态度呢？说得好听些是骄傲自满的态度，说得不好听些，就是不自觉的多多少少受到了一些反人民的国民党的影响。我们的同志只有当人民公仆的义务，没有当人民上司的权利，今天没有这个权利，一辈子也没有这个权利。功劳小没有这个权利，功劳天大也没有这个权利。不革除这种隐藏着的观点，就不能革除随着这种观点而来的严重的官僚习气。由此看来到底是我们某些同志委屈了人家，还是人家委屈了我们？这是值得我们共产党员深思的。 + +　　有人有“难”、有“急”的情绪。是的，现在的许多事情是比从前的复杂得多了。从前只要有阶级斗争的本领就行了，现在要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要有向自然界作斗争的本领，要有管理国家，建设国家的本领。我们缺乏这些本领是事实。但是共产党人不能在“难”字的面前低头，不应该知难而退，而应该虚心学习，知难而进。如果一反这种精神，把问题简单化，一旦发生问题就想压服一下，这自然是不行的。有些同志遇到问题，碰到了矛盾，不先反求诸己，急于去分清群众的是非，却不急于分清自己的是非。批评人家振振有词，要求人家服贴，被人批评就忸忸怩怩，不肯认错。或者气急败坏，不是恨不得想把批评者一棍子打死，就是惊慌失措，觉得大事不好了。中国是这样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上海是这样一个六百多万人口的大城市，我们能够说我们所有的事都能办得很好吗？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得妥善无缺吗？我们共产党人能把所有的问题看得一清二楚吗？不能。既然不能，那么党外的朋友，广大的群众，他们从另一个角度，另一个侧面看到许多情况，提出许多问题，他们把我们所不知道的，没有看到、没有想到的问题、错误和缺点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这岂不很好吗？我们对待党外朋友的批评，应该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党外的朋友勇于批评我们，监督我们，能够和我们真诚相见，推心置腹地说话，这是糟得很呢，还是好得很呢？古人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党外朋友爱我们才批评我们。我们说这好得很，这是中国从禹汤文武起，一直到民国历代所没有出现过的，也不可能出现的一种繁荣昌盛的景象。我们有些同志嘴里天天说要联系群众，团结群众，要走群众路线，要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这似乎是革命者的口头禅了。群众提意见了，又害怕得要死。我们常常以“叶公好龙”的故事讽刺一些口头上讲革命，实际上怕革命的人；我们的某些党员同志，对待党外人士的意见，采取“怕”、“屈”、“难”、“急”的态度，这和“叶公好龙”相比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 +　　须知，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的事业是不容易的，不是我们一党之力所能成功的。我们必须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来协力以赴。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正确地处理当前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大变化，一个大关。我们的同志要充分认识新情况的大变化，要有充分的准备来过这一关。三国志上的关羽，过五关的办法是斩了六名大将，我们过关的办法不是斩将，而是放下架子，老老实实改造自己。 + +　　什么是我们的架子？我们的架子就是站在人民之上的官派；就是党员优于非党员高人一等的贵族观点；就是老革命，老资格的臭气势、臭派头；就是自命不凡，特殊自居，脱离群众的生硬僵死的官僚主义。把架子放下，老老实实地向党外人士学习，向劳动群众学习，为了六亿人民的大利益，我们要下决心整掉我们自己的不良作风，填平我们与群众之间的鸿沟，消除与党外朋友的思想上的壁障。总之，党外的纷纷议论好得很，应当继续展开，这对于改正我们的缺点和错误是极为有益的。 + +　　 ---- 转载于《人民日报》1957年5月1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05.txt b/CCRD/1/3/2/0004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4cda10f1e56b10a65013e321750dd8a8c2b258d --- /dev/null +++ b/CCRD/1/3/2/000405.txt @@ -0,0 +1,169 @@ +# 加强编辑部同作家的团结: 北京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续） + +　　<《人民日报》> + +　　最近中国作家协会召开北京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一部分发言记录的摘要已经登载在昨天本报，其余部分分别登在今天的第七版、第八版和明天的第七版上。 + +　　＊　　　　　　　　　＊　　　　　　　　＊ + +## 希望编辑同志处理稿子时，多几分社会主义的同志态度，少几分商人气，江湖气。 + +　　王蒙“人民文学”编辑部对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修改，除了文字细节上的一些更动以外，我觉得主要是从这么一个考虑出发的：使作品的意思更明确些。譬如突出使编辑同志认为“不明确”的是林震与赵慧文的关系，我原来是想写作两个人交往过程中的感情的轻微的困惑与迅速的自制，经编者加上赵慧文的“同情和鼓励的眼睛”，“白白的好看的手指”，“映红了的脸儿”和结尾时的大段描写，就“明确”成为悲剧式的爱情了。再如林震受了批评咬住下嘴唇，这本来也不明确，编者加上“气愤和苦恼”几个字，当然也比原意明确了些。再如原稿说“一眼看去，区委会的干部是随意而松懈的”，编者去掉“一眼看去”四个字，加上“精神状态”四个字，就变成区委干部们的精神状态是随意而松懈的了…… + +　　原稿为什么有许多“不明确”呢？一方面，是由于艺术表现方面的缺少经验，有一些含混、罗嗦的文字。这些经编者删改以后，作品更精练、完整些。一方面，却是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一些模糊、矛盾的。这方面的修改，使作品的不健康情绪更加“明确”了，是有某些不恰当的地方的。 + +　　我为什么没有及时提出意见呢？除了因为自己思想也不明确外，还有下面的原因：一是“人民文学”对我的写作给了很大鼓励和帮助，小有不满，也就算了。再有前年“人民文学”发表我的“小豆儿”时，删掉了三分之一以上，我当时曾经提出过意见，后来编辑同志和我谈了谈，只是分析我的意见的错误，却没有进行什么自我批评，于是作为一个初学写作者，我也就不大敢和一些有成就的编辑同志争了。 + +　　几年来，我痛切地感到对作品的处理问题上，编辑部握有最大的主动，而作者特别是一些“名声”不响的作者的权益是得不到保障的。 + +　　例子之一，有几个报刊联系要选登某青年作者的一个长篇的若干章节，这时某报纸负责人表现了最大的积极性，并提出了若干优惠条件（真是优惠极了！），该青年作者轻信了编辑部的允诺，编辑部稿子一经到手，态度“焕然一新”，所有的条件一概推翻，先是捧、然后是推、拖、哄，实在叫作者寒心。 + +　　例子之二，某刊物收到了一个无名人氏写的文章，这文章是批评刊登在该刊物上的某篇作品的。刊物不愿意发，但又不愿说不发，怕作者把文章转寄他处，登出来对刊物本身有损，于是也采取了拖延战术，当作者催问时声称立即刊出，甚至活灵活现地告诉作者“正在排印”，“正在画插图”，“等到下一期和×××的文章一齐发”……。不说谎，是今天的公民道德，但是在我些许的和某些编辑打交道的经验中，就可以把编辑说的谎话辑成专集，以为青年作者处世立身之戒。 + +　　例子之三，有的刊物同时以一个题目约几个作者写文章，然后择优而用，这自然有利于提高质量，无可厚非；但他们在约稿时并不说明这种情况，对每个人都是同样地热情、专一，连捧带泡，使得一些人不好意思不写。结果浪费自己的劳动。稿子一到了编者的手，编辑同志说话的语气也就变了。 + +　　我深深感到，对于某些报刊说来稿子给编辑部以前，你是主动的，稿子给了他，你就只有任人摆布的份儿，但是，哪个作者能为了保持主动地位而只写稿不投稿呢，所以总的来说，作者就没有什么主动了。 + +　　希望编辑同志处理稿子时多几分社会主义的同志态度，少几分商人气，江湖气。希望编者对作者平等看待，尽力克服店大压客或客大压店的现象。 + +## “文责自负”并不等于编辑部就不负责任。现在的文学团体主办的 + +## 刊物只能是一个百花齐放花园，而不能是一朵花。 + +　　郭小川　我没有做文学编辑工作，只能提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 +　　一、编辑部和作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是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关键问题之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文学工作上就是作家的作品通过编辑部的工作在刊物（报纸、书籍）上“放”和“鸣”。现在编辑部和作家之间有一种不正常的关系，这主要就是编辑部还有一套过时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还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东西。自然，编辑同志是很辛苦的，编辑部的工作也有不少困难，编辑同志也有意见，有牢骚；这种困难也是应当让社会上、让作家们知道，以便谋求解决；意见也是应当提的；牢骚也是可以发的。但是错误还是错误，缺点还是缺点，必须努力克服。 + +　　二、这次会议讨论到编辑部和作家之间的关系中的一般问题，也讨论了一个特殊问题——“人民文学”编辑部修改王蒙同志小说的问题。对这篇小说的修改有三种情况：一，有些地方修改好了；二，大多数都是可改可不改的；三，有些地方是改坏了，即突出了原作的缺点。但，我认为，主要的方面，是改得使原来的缺点更突出了。更严重的问题是：一，未经作者的同意就做了一些重要的修改，其中，有些是重要的删节，更不应当的是作了一些重要的添加；二，在王蒙同志小说受到批评的时候，而且有些批评正好批评到被修改了的地方，“人民文学”编辑部没有能够出来说明这个修改的情况，承担它的错误。以上两点，特别后一点，是“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主要错误。当然，“人民文学”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比如，它确实登了不少在社会上有影响的，得到好评的作品，它也帮助过不少的青年作家，“人民文学”的文风也是比较好的；但是，“人民文学”编辑部也有错误。修改王蒙同志小说的错误，只是其中的一端，与这个相联系，“人民文学”编辑部对于团结作家作得非常不够。而这又是与作家协会的工作作风相联系的。 + +　　三，我还想谈到刊物的几个方针性的问题：第一，我觉得，作家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当然是“文责自负”，但这也不是说刊物本身就不负责任。不过，一篇文章只是刊物的一个局部，从刊登一篇文章的是否适当就断定刊物的方针如何如何，这是没有多少道理的。为了登载一篇文章就做检讨，这是不合适的。批评者可以批评一个刊物的方针、文风等等，但最好还是多看看，看到整个刊物的态度，否则只抓住一点就批评全面，不能算是持之有据的。而过去的这种批评，确曾使编辑部缩手缩脚，唯恐犯错误。我看，修改文章之风之所以盛行，与这不能说没有关系。第二，有的编辑部同志提出：今天我们的刊物是一朵花呢？还是一个花园？意思是说今天的刊物可不可以只登一个流派的作品、而拒绝别种的作品？我认为，现在文学团体主办的刊物只能是一个百花齐放花园，（也应当各有特色）而不能是一朵花；考虑到现有刊物的传统、编辑的成分和由文学团体主办的这些情况，如果过分地强调各个刊物的独特风格和特色（以致当成是“一朵花”），就会限制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第三，我觉得，茅盾同志说得对，刊物又要为读者负责、又要为作家负责。两者不可偏废，也不能对立起来，如果只说对读者负责，不去作团结作者的工作，那也会发生流弊的。 + +## 编辑工作人员是文化事业中的无名英雄。理处稿件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粗暴武断。 + +　　萧乾　编辑工作是一种后台工作，也就是说，是辛苦的，而又必不可少的。编辑人员是我们文化事业中的无名英雄。他不但得任劳，更值得人们同情的是，他还得任怨。关于编辑的甘苦，韦君宜同志谈得已经淋漓尽致了，如果我再谈下去，怕把这个变成为一个编辑的诉苦会。我想谈谈另外一方面。编辑客观上是在把着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那道关口，一部作品一旦送到编辑手里，他就掌握了那部作品的命运。这当儿，即使饱有经验的编辑，也都面临严重的考验。 + +　　首先就发生了语言问题。中国语法还没规范化，国家地方大，方言多，作者与编辑难得碰巧是小同乡。地区不同，语言习惯就有差别。 + +　　比语言更脆嫩的，是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形象。聊斋里的狐狸要苦修多少年才能成仙，一个人物在作家脑子里也得苦修多少日子才能成形。可是它在编辑的脑子里最多也不过几天——常常是几个小时（停留在抽屉里的时间不能计算在内）。 + +　　我知道北京的照像馆里有一种修相的技术。一张照片的背景不大好，或是画面太挤，他们可以把它“虚”掉。这大概就相当于编辑工作中间的删节。像片洗好了以后，照像馆还可以用一枝细毛笔描一描——一般是不大描五官的，怕走了相。就文学作品来说，“五官”首先就是人物的精神面貌。照相馆从来也不替顾客在相片上加点什么。原因是很难配得恰当。 + +　　“人民文学”编辑部在修改王蒙同志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时候做了一些“虚”和“描”的工作，这种工作不论做得恰当不恰当，都是编辑部分内的工作，而且谁也不能保险做得都恰当。从照相馆的行规来说，我觉得编辑部的修改也有超出一般范围的地方，编辑替作品人物描了五官，换了耳朵，或者说，添了个不算顶美的酒涡。 + +　　我不大同意克家同志说的，老作家的稿子不要改的意见，因为那样做对读者不利，对老作家也未必好。如果他所谓的老作家包括那些久不动笔的老作家的话，我的体会是：老作家固然不希望他的文章登出来面目全非，但是在发表以前，他比年青人更急于听到一些客观的意见，尤其是那些比他了解政策，接触现实，熟悉文艺界情况的人们的意见。他并不希望一动笔就犯错误，就遭遇挫折。因此，除非同时定下一条规矩，说老作家写错了可以免予批评（这当然不可能），否则，就等于增加老作家犯错误、受批评的机会。要是那样，许多人以后写稿一定得声明，千万别把我错列入老作家，否则就太吃亏了。 + +　　因此，今后“人民文学”要用强调“文责自责”来纠偏，我担心这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打个商业的比方，作家是制造者，刊物是百货公司，大家要求货品多样化，但是如果从百货商店买回一个热水瓶，到家就爆炸了，伤了孩子，制造热水瓶的要挨批评，百货公司大约也不能说，你们既然要求多样化，我就不再负责。以第一个读者——头脑清新、细心在行的读者身份，帮助作者提高作品质量是编辑的天职。 + +　　我想我们面对的问题绝对不是应不应该改，而是怎样去改：是硬改呢，还是跟作者商量着改。是编者动手改呢，还是启发作者去改。只有朝这个方向讨论，才能对今后的编辑工作起积极的作用。我认为“人民文学”有责任也有权利指出王蒙同志作品中的缺点，和他商量，帮助他修改。 + +　　为了认真地对作者负责，避免今后由于我们的疏忽而严重地影响有才能的青年作家的前途，我认为这里还包含着两个教训：一，我们的编辑工作并不是以发表完作品为终结，正如百货公司不能以卖完了事。刊物有责任重视它所登的文章在外间起的反应，尤其这个反应已经具有全国意义，甚至引起了党中央和国际上的注意。第二，如果经过我们大举修改的文章受到了不止一方的批评，编辑部有必要及时地查对一下原稿，如果确实负有一部分责任，最好就主动地挺身而出，或者分担应分担的责任，或者根据修改的理由，进行辩护。这样的“文责自负”会更科学、更切实一些。 + +　　关于修改，我想上策还是提出轮廓性的意见供作者参考，由本人去改。中策是由编辑部用铅笔改（铅笔表示有商量的余地），送作者去斟酌，同意的，就请他用钢笔描上；一个认真的作者很可能既不照描，也不固执于原作，而是吸收了修改人的意见，另起炉灶——事实上，那就是作者与编辑之间的思想交流。不征得作者同意就改，反正是个下策。 + +　　最近，我非常同意茅盾同志在“开场白”里说的：编辑既要对读者负责，又得对作者负责。这就注定了：他对稿件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粗暴武断。 + +## 只有广泛团结作家，才能改变刊物面貌，把刊物办好。 + +　　刘白羽　我们讨论编辑部与作家的关系，就是提出这个矛盾，检查我们的缺点，并加以恰当地解决，以达到改进刊物的目的。即然是矛盾，问题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但今天我们主要从刊物编辑部方面来谈。 + +　　编辑与作家，与读者，是各有不同的要求的。但编辑与作家，在为了读者这一点上是共同负责的，因此彼此关系应当是密切的。当然，编辑工作是艰辛的，是有功绩的。但现在有不少刊物与作家关系，不仅不正常，甚至发生隔阂，这就非常不好。 + +　　这次，以“人民文学”编辑部修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为例，来研究有关稿件修改的问题，是有益处的。但，我觉得这不能简单化、极端化地用一个“一定改”或“一定不改”来解决。问题是怎样改。既然编辑与作家对读者负有共同责任，那末，改，如果对读者有利，对作者也有利，为什么不能改呢？我认为不是不改，但必须取得本人同意，最好请作家自己改，万一发稿过急，编辑部最好也只润色文字，修正显然的错误，而不要对作品的内容、风格进行修改。对王蒙同志小说修改的严重毛病就在这里。为什么作了这样修改呢？忙，连夜工作，急于发稿，这些客观原因都是实情，但编辑者由于曾经受到被改稿人的感谢，因而主观上过分自信自满，滋长了主观主义，却不能说不是重要原因。要真正总结出经验教训，我以为从主观思想上追索一下是必要的。比方有人说：修改稿子是为了保证刊物高的水平，好的质量，当然，一定的修改确实是有这种好作用的，这种用意应该说是好的，不过，我怀疑，我们不从中国目前创作实际水平出发，经过发表、鼓励、批评、帮助，逐步提高，而用大量删改的人为方法，能够稳固地保持我们文学的什么质量。 + +　　由这问题，我还联想到刊物广泛团结作家，发表各种不同风格、作家作品的问题。关于这，也有人怕：广泛团结就要降低质量。认真思索一下，这恐也只能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请问：是使刊物的路子愈走愈窄，愈来愈多的人不愿供给稿件，就保持了刊物的质量呢？还是广泛团结作家，鼓舞各种试验，随着整个创作水平的逐步发展，而逐步提高，才能保持了刊物的质量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正是广阔地推动、发展文学竞赛前进，从竞赛前进中来把我们文学艺术水平质量推向高峰。有的刊物对待作家时，把老作家与新作家对立，重此轻彼，或重彼轻此，实质上，这都是不利于广泛团结，百花齐放的。我所以谈到这些，是为了从我们思想深处找一找我们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找着思想根源，加以纠正，才能真正改变我们工作。我不是说可以不注意刊物的质量，而是不赞成以保证质量这话，来忽视一些作家，来不尊重作家劳动。当然这些缺点不仅是刊物编辑部的缺点，也是作家协会工作中的问题。我听说“人民文学”编辑部从修改王蒙同志作品事件中吸取教训，正准备在７月间来一个大改变，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为了这个目的，就应当纠正过去处理不当的事，应当主动向已发生隔阂的作家说清我们的缺点，并一定约请他们为刊物写稿。我们必须认清只有广泛团结作家，才能改变刊物面貌，把刊物办好。 + +## 编辑部总希望刊物上马克思主义多一些，却又不执行党的“百花齐 + +## 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恐怕就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 +　　严文井　编辑部和作家是相依为命，但又互相矛盾的。要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当要求编辑部，很多人不是说过吗，编辑们掌握了文章的生杀大权。事实上，也是这样。 + +　　向编辑部要求一些什么呢？一句话，要求尊重作家的劳动。对作家劳动的不尊重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不恰当地退稿，粗暴地删改稿件，好文章没有被强调，生硬地命题作文，等等都是。 + +　　毛病产生的原因可能很多。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一些同志没有体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 +　　做编辑工作的人大概都有这样一种心理，总希望自己办的刊物上马克思主义多一些；如果办的是文艺刊物，还希望发表的作品艺术水平高一些。当然，希望做到刊物上马克思主义多一些，艺术水平高一些，这想法不能说是错的。但是希望马克思主义多，而又不执行党的方针，刊物上不“放”不“鸣”，把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对立起来，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恐怕实际就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想提高刊物的水平，而又不展开自由竞赛，自由讨论，这实际是做不到的。 + +　　我觉得很可以怀疑一下我们心目中的“高水平”，到底是高还是低，是对还是错。我们所说的“高水平”常常免不了主观。我们常常把个人的爱好，个人在艺术上流派性同艺术的客观标准混淆起来了，因此常常只提倡一两种花，而排斥、抹杀了其他许多花。来稿如果不合乎我们自己定的那个标准，不是我们心目中的花，于是就来动手术。 + +　　自己以为动机很好，效果却很糟。嫩芽固然经不起动锄头的手术，粗壮的大树也受不了斧锯的一再加工。任你如何加工，丁香还是不能放大成为牡丹，菊花还是不能变成睡莲。为了增加茶叶的香气，鲜花倒可以烘焙成为干花，但是花的生命已经没有了。 + +　　当然，我这不是说从此不能改稿了。但是这是一个应该非常慎重对待的工作。编辑同志们还应该仔细研究一下，看今后对各种各样的来稿哪些方面该改，哪些方面不该改。对错字别字和错标点符号的修改，我以为是应该的，对语法不通，逻辑成问题，我以为也可以改。但是这个问题就复杂多了。因为有些我们看来是语法或逻辑的问题实际是风格的问题。对于作者的风格和文体，我以为无论如何是不应该去改的。文章罗嗦重复，似乎是应该帮助整理一下，但这也要很慎重。有一次会上，吴组缃同志说，陀斯妥也夫斯基文章看起来也很罗嗦，如果你要把他的文章改成象托尔斯太的文章一样简洁，他就不成其为陀斯妥也夫斯基了。我是同意吴组缃同志的意见的。 + +　　对文章的思想内容，我以为不应该进行修改。刊物的编辑应当极力体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让更多的花放出来，但这决不是说编辑就不应该鉴别来稿，编辑部对来稿就没有取舍了。任何刊物都不能做到来稿一律照登的。编辑部对于某些稿子的思想内容实在不同意，我以为宁可退稿也比任意改变别人文章的思想内容好一些。改变别人文章的思想内容实际是代人作文。这种作法比任意退稿还粗暴，改稿人再辛苦一些也是不好的。文章被一个刊物退错了，还有可能在别的刊物上刊登出来，从全国范围看来，这一朵花最后还是“放”了。但是一篇文章被一个刊物改得面目全非，虽然在那刊物上登了出来，那一朵花实际上却被消灭了。 + +## 编辑部应对一定时期刊物的全貌负责，不一定对每篇作品都担负具体责任，应适当地提倡“文责自负”。 + +　　葛洛　“人民文学”同作家们的关系是不够好的。我们听到一些作家对“人民文学”的反映，其中比较带普遍性的意见，是感到刊物的作风“老大”，有些“高不可攀”；感到刊物编辑部对他们不热情、不亲切。经过深入的检查，我们已经认识到：今后要把团结作家的工作作好，主要关键在于克服我们思想上的主观性、狭隘性以及工作态度的简单生硬不够虚心等等，也就是改变我们的“老大”作风。 + +　　过去我们和作家们的接触很不够，组织稿件的工作很不活跃，特别是和老作家的接触不够多和不够普遍，没有经常地、积极地在老作家中间进行约稿的活动。当然，这也是有些客观原因的，比如：编辑部人手不多而工作繁重（每月都有千万字以上的来稿），经常感到人力不够支配；担任编辑工作的多是年轻同志，不习惯和老作家接触，但是，最基本的原因，仍在于我们没有把这方面的工作重视起来。 + +　　我们对有些作家的来稿处理不当，又是使我们和某些作家发生隔阂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由于我们思想上有着主观性和狭隘性，有不少本来是可用的稿件，都被我们认为不可用。有些作品在思想内容方面本来没有重大的毛病，却也被我们认为思想内容上有毛病。还有一些作品仅仅是因为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不适合我们的欣赏趣味，因而也被退掉了。……我们这样做时，常常是出于一种“好心”，自以为是对读者负责，同时也是对作者负责。在写给作家的退稿信中，我们有时就这样写：“为着对你的爱护，我们觉得这篇作品还是不发表为好……”。作家接到这样的信件，只能是啼笑皆非的。 + +　　对王蒙的小说作了错误的修改，这件事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也决不是秦兆阳同志一个人的错误，它反映出在我们的工作上存在着的一个严重问题。本来，我们编辑部对于修改稿件曾经规定有这样的方针，即：对于可以不修改的稿件尽可能不修改，必须修改时尽可能提意见请作者自己修改，除了文字上的修改以外，经我们修改的稿件尽可能在发表前给作者看过，或者在取得作者的同意后再修改。这些办法虽不能说完全没有执行，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执行得很不认真和很不彻底。特别当发稿急迫而稿件还很欠缺的情况下，往往就忘记了这个方针，因而就造成一些缺点和错误。经修改后发表的作品有时也会得到作者的一些好的反映，这就更加助长了我们的自满情绪。而在这种修改中所产生的缺点或错误，我们却不去正视，有时甚至已经受到作者的指责，却也没有引起我们的警惕。久而久之，这种对待稿件的不慎重、轻率、有时甚至是粗暴的态度，逐渐形成我们编辑工作上的一种极不好的作风。修改王蒙小说的事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严重的教训。 + +　　最后，对今后的工作，提出几点我个人的意见： + +　　一、文学刊物本来负有两重的任务，一方面是团结广大的专业作家，一方面是从来稿中发现有才能的新作者，给以必要的帮助，为文学队伍输送新生力量。“人民文学”过去往往顾此失彼，使工作受到损失。今后必须注意到两方面。 + +　　二、作家在刊物上发表了作品，作家和选用这篇作品的刊物对这篇作品当然都负有责任。但是，照过去的情况，刊物所分担的责任似乎太重，因而有些不合理（如一篇作品发现内容有错误时，作者作检讨，刊物也要作检讨）。我认为，编辑部应对一定时期的刊物面貌负责，不一定对每篇作品都担负具体责任。为着有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贯彻，应该适当地提倡和宣传“文责自负”。 + +　　三、因为文学作品的语言文字和思想内容、人物形象，以及艺术风格都是很难完全分开的，所以，我主张除了错别字和显然不通的句子以外，编辑对作品不要作所谓“文字上”的修改（如删节、压缩等等）。要改，必须和作者商量。 + +## “译文”今后应译载世界各国各种流派和风格的作品。 + +　　陈冰夷　“人民文学”编辑部修改王蒙小说原稿的问题，对于“译文”编辑部也有重大的教训意义，因为“译文”编辑部也帮助译作者修改稿子，在改稿工作中也存在着问题，也犯过错误。 + +　　为了尽量减少原稿中可能有的疏忽和差错，同时也为了防止编辑部把原稿改错或者改坏，我们建立了一套校订加工整理定稿的编辑工作制度，而且规定修改原稿必须采取向译作者提意见的方式，请译作者自己修改或者取得他们同意后由编辑部修改。在帮助译作者校改原稿的工作上，编辑部花的力量是相当大的，但是在校改过程中还常常出偏差犯错误，有些译文本来是正确的，编辑部却把它改错了；也有些译文，可以这样译，也可以那样译，本来不过是译者本人的翻译方法或者译文风格的问题，编辑部却一定要把它们修改成自己的译法和文体，这样即使没有把译文改错，但是强制译者接受编辑部自己的译法和文体，也是不正确的，更严重的是，有时候原来比较好的有风格的译文被改坏了。在修改译者写的前言后记的时候，编辑部有时候强求译者在看法上，甚至在写法上同编辑部一致，不恰当地把译者的看法修改成编辑部所要求的那样。 + +　　为了尊重作者和避免改错稿子，会上有的同志主张用实行“文责自负”的办法。我们编辑部也有同志提出这样的建议，从“译文”的工作来看，这样做恐怕也不是办法。一般说来，“文责”基本上是应该由作者“自负”的，译稿好坏，主要靠译者，编辑部帮助校改，照理只能起锦上添花的作用。但是也确实有些稿子，译得比较差，是由编辑部或者另外约请校订者作了较大的修改之后才发表的。这种做法原是不足为训的，可是为了应付版面的需要，编辑部常常不得不勉为其难。估计这种情况今后还是免不了会有。就是有修养的老翻译家的译作，所谓智者千虑，挂一漏万，也难免有疏忽不到之处，而且他们自己也大多希望编辑部对他们的原稿提意见。所以避免把稿子改错，还只是消极的一面，更重要的积极的一面是，在于编辑部如何同译作者亲密无间地友好合作，共同努力把稿子修改得更好。 + +　　近年来有一种千篇一律、枯燥乏味的翻译文体，仅仅在字面上追求“忠实”于原著和斤斤较量中文语法的“通顺”。这种翻译文体之所以流行，原因当然很多，但是恐怕同编辑部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今后编辑部应该大胆放手地容许、甚至有意识地支持各种各样富有创造性的文学翻译艺术的尝试，而且要更多地提倡真正能够传达原著精神的、有风格有个性的、优美的艺术翻译。 + +## 编辑工作有缺点，编辑人员也有苦恼，希望读者不要认为刊物上的 + +## 文章都代表编辑部的意见。 + +　　韦君宜　当编辑的人这几年经常受人责备，经常都在检讨，停一下我还要检讨的。但是我也想：为什么我们这些人会这样经常喜欢犯错误呢？我们的错处，知道的人尽有。我们的苦恼，似乎也可以要求旁人了解了解。我想先把这些苦诉一诉，然后再作检讨。 + +　　第一个，文责究竟是自负还是由编辑部代负的问题。应当是自负。但过去社会观感却不然，刊物上登出什么文章出了毛病，就怪编辑部。甚至在批评某篇有错误的文章时，根本不提作者名字，只提是在某某刊物上登出的。在对于不大知名的作者写的文章作批评时，尤其是如此。这样就不能不形成编辑在审稿时字斟句酌，遇到点不大对处就想改，好象对待自己的文章一样，因为要代他负责，出了岔子是编辑部的呀。 + +　　第二个，除去要正确，要水平高，还得符合读者要求。群众性越大的刊物这一点越不能不管。遇到回答在广大读者中有普遍性的问题时，这一点就更突出，编辑部就易对文章苛求，想把它弄得适合大家的需要。 + +　　第三个，不可能把一切来稿都发表。收到退稿的同志总不大满意。青年同志总批评编辑部是权威思想，老作家则批评为不团结老作家。在选稿上，确难说有绝对把握。编辑本人的文艺思想、艺术趣味、欣赏能力……对选稿都有影响，由于这许多原因我们确是犯错误不少。但批评的人则总是把问题提到编辑的政治品质上去，仿佛当编辑的人人都是毫无持操，崇拜权威，势利眼……，更使编辑觉得委屈。此外还有因刊物上发表了编辑自己的文章，也责骂编辑的。而事实上一些新作品的评论文章极难约到，编辑常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承乏。 + +　　第四个，改稿的困难。到底改不改，是个大问题，青年投稿者都要求修改刊用，这当然不可能办到。编辑部就总想从中选一些有修改基础的，改一改来用。退给本人改改不好，常常就代他改了。这样一改，易出毛病，要不改，这些投稿能刊用的机会就会减少。这也是为难的问题。 + +　　这些事情，是使我们常觉得苦恼的。当然，不能因为这就消除了我们的错误。我们错误不少，“文艺学习”在改稿上也犯过错误。为慎重起见，编辑部把某些文章送交好多同志去传阅，如果大家对其中一个论点不同意，执行的编辑为了“尊重集体领导”，就一定要求作者修改。这种做法，后来我们自己也知道是完全错误的。首先，编辑部的看法并不见得就正确，编辑部也不见得对读者情况有完全准确的估计。即使真是如此，登出一些口味不同意见不同的文章对读者也是只有好处的。我们的年轻读者读同一口味同一意图的文章实在太多了，致使许多人简直不大知道世上还有别种文章，使他们目光狭窄，思想停滞，丧失了判别力。在约稿上我们也有个流行的办法，即“命题而且命意”。觉得最近有什么该谈的问题了，就去找作者。方式好些的是供给材料，引导他往这面想，方式差的简直代他设计，要他达到编辑部的要求。往往你觉得某一倾向应当反对，而作者并未感到如此，或者并无很深感触，一定要他写，焉能写好？ + +　　要克服以上缺点是有困难的，当编辑的人还会有些思想不能完全搞通，我们也要克服。同时，我们也希望社会上一些看法能够改变。读者常认为刊物上的文章都代表编辑部的意见，有些作者也习惯于这样写作，这是要逐渐改变的。 + +## “包办代替”式的修改难免不把编者的主观意图强加于作者。 + +　　李岳南　“北京文艺”是地方性的刊物，广大读者要求它带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和北京味，要求多反映首都的生活。为此我们应当广泛地团结好北京的作家和作者们，但是做得相当不够。在开初阶段，由于我们比较硬性规定了：每期刊登一定分量的反映北京的和北京工人作品，作为首要的任务，当稿源不充足时，便往往采取了“改”稿的办法来弥补。有时，为了字数，也不得不改。对于那些有丰富的生活基础而艺术性较差的稿件，就不忍割爱了，但是原封不动，又用不出去，于是我们便亲自动手改用了。这样做，绝大多数是征求过作者同意的，对于培养和辅导群众作者，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我们在改稿方面，还存在着主观主义单纯任务观点和粗枝大叶的作风，我们也犯过错误和闹过笑话：比如我们收到过一篇小说，是以松花江做背景的，为了要加上北京地方色彩，于是没征求作者同意，一开始把场景由东北改到北京了：“在北京一个机械厂里，有个女检查员……”，可是改来改去，并没“坚持”到底，末尾一段，仍旧保留着：“秋天的风，刮的真紧，吹着松花江的水……”，一直到付排、付型，我们都没检查出这一自相矛盾处，刊物印出来以后，读者纷纷来信提出质问。 + +　　又比如对于青年们的来稿，编辑部给以慎审适当的修改，也未尝不可。但是有时，一篇稿子在初看时，就边看边改，甚至是信笔一挥。 + +　　有时，则采用了包办代替式的修改，给原作加上许多所没有的东西，弄得面目全非，虽然在事前征求过作者同意，作品刊出后，作者也来信申谢过（我们知道，有些“同意”和“申谢”都是出于勉强的心情），可是后来越想越觉得不对头。因为这种包办代替式的修改难免不把编者主观的东西，强加给作者，对于青年作者，是会有不良的副作用的：第一，是助长了青年作者的依赖心理；另一种情况是：某一篇作品，本来还只是个半成品，没达到在刊物发表的水平，只是经过编辑部人为的“加工”而发表了，等到别的刊物看到他发表了作品，也来向他拉稿，甚或把他当成作家看待。 + +　　除以上有待克服的缺点外，在处理某些有争论的稿件上，我们还存在着“缺乏独立思考”和缩手缩脚的毛病。比如“傻子”这篇小说，是在１９５５年“北京文艺”创刊号刊登的，当初编辑部是肯定它的。后来收到一篇署名星火的批评文章，我们认为批评有过火和不恰当的地方，久没发表，及至负责同志提出了对“傻子”的批评，指出了其中有自然主义的倾向，我们才慌手慌脚地把星火同志的文章发表出来，认为可以免得检讨了。后来，有些读者来信，对星火同志的文章，提出意见：认为这种批评是粗暴的，我们又赶忙组织了一篇文章批评星火同志。这当中，就难看到编辑的主见是什么，编辑部的“底”在哪里？所以使然，主要是编辑部怕挨批评，怕犯错误，实际上，这样缩手缩脚、摇摆不定的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是不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 +## 编辑部应该清除主观主义思想、宗派情绪和老爷作风。 + +　　戈阳　编辑部原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的桥梁。以我们编辑部说，这种桥梁作用已在逐渐消失。原因是这几年来，我们滋长了一种自满情绪，作家给不给刊物写稿，读者喜爱不喜爱这份刊物，已经满不在乎，这样，编辑部既不了解作家，也不了解读者，选择稿件以至组织稿件，常常出于个人爱好。 + +　　“新观察”编辑部和作家的关系是很不密切的。编辑部过去有片面的群众观点，强调登载一般业余写作者的来稿，这自然是需要的，但过分地强调了这一方面，无形中疏远了作家。结果刊物的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 +　　为什么这样做呢？ + +　　这是由于编辑部对作家有过不正确的看法，觉得他们（特别是大作家）不易接近，不好说话，对他们的稿件难于处理。业余写作者则相反，可以出题目写文章，可以随便退稿，可以任意删改他们的稿件。其实这是一种权威思想。 + +　　实际上我们编辑部对作家、其他方面的专家以及画家等有时也很傲慢。有的作家主动寄来的稿件和画，或是约请他们写的画的，不经过慎重的考虑退回了。有的三四千字的文章，不得作者同意删成一千字发表。有读者对某篇文章指出错误，不和原作者商量，刊登来信，等到原作者提出不同意见，却又不再刊登了。有时对作家的稿件提出不合适的要求请他修改，有的作家的稿件，长时间积压，最后失去时效……。 + +　　这种严重的不负责的现象，对业余作者也时有发生，甚至有遗失作者原稿和照片底片的。 + +　　诸如此类的严重问题，急需改正，只有编辑部清除了主观主义思想、宗派情绪和老爷作风，才能把刊物办好。 + +　　自然，在另一方面编辑部也有困难和苦衷，如水平低，知识不丰富，来稿多，读者要求高，编辑工作不受重视等等，但这些都不能算作主要问题。重要的是如何进一步和作家团结起来办好刊物，以利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06.txt b/CCRD/1/3/2/0004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f6efef68c2cf9ed4a5bc412e76863fcbf9f1ec9 --- /dev/null +++ b/CCRD/1/3/2/000406.txt @@ -0,0 +1,65 @@ +# 教育事业中的矛盾种种　—— 记一次教育工作者座谈会 + +　　<青海日报记者　刘醒华> + +　　“希望大家开门见山，畅所欲言，有啥意见就说啥意见。”五月九日上午，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同志，在他所召集的出席西宁市教育工会首届会员代表大会的人员座谈会上，首先作了这样的说明。 + +　　（到会的小学教职员同志，对于出席这样的会议感到由衷的兴奋。西宁市实验小学校长赵仰仑的话代表了这种普遍的心情。他说：“高书记在繁忙的工作中召开这样的座谈会，使我感到荣幸。在党的重视和领导下，我誓将终生献身于教育事业。估计教到七十岁，总共可以教五十多年书。”正是由于这种对教育事业的无尚热爱，教师们畅所欲言地揭发了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希望在党的领导下逐步解决。） + +## 老教师调动频繁，新教师还未稳定 + +　　教师调动过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赵仰仑说：“我只希望能够长期、安心地工作下去。过去调动过多。一九五四年以来，西宁市实验小学副校长调换了三个，教导主任调换了四个，教员90％都调动过。这势必不能使教师很好掌握学校和学生情况，引起工作忙乱，影响教学质量。”市文教局马颖说：局里干部调动也多，市局(过去是科)负责人过去换过三个。他还说：“去年外县部分乡划归西宁市，接管了九十多所小学，但是区的文卫科人事配备却赶不上，城东区没有科长，城中区有个副科长是医生，不懂教育工作业务，城西区有个副科长懂些业务，又常被派下乡去领导生产，而除他以外，科里便再无一人了。有的校长再三请他去学校看看，他却欲去不得。中央教育部有过指示，要变外行为内行，希望把各区文卫科的干部配备齐并固定下来。” + +## 教师们的发言说明：应当做好对外地新来教师的团结工作，多多关心和帮助他们，使能安下心来，长期工作。新从沈阳来的彭家寨小学教师刘正俭说：“沈阳求了一批教员，不久便跑回去几个人，他们说：到处受气，干不了，这说明关心不够。这批教员都是不过二十岁的青年，受的锻炼少，做事难免有不到之处，应当多关心，多帮助。现在走了的来信拉人，没走的也有人说干不长，这问题值得注意。”来自北京的大同街小学教师刘玉山说：“一九五五年底由北京来西宁当教员的共十五人，我们学校有三人，其中一人已经辞职回家。其余的就我所知，许多人已逐渐树立了专业思想，有些愿干一辈子。但是也有问题，需要解决。” + +## 扎什小学没有挂图，动物植物不好讲解 + +　　教师们说：由于人民生活逐渐改善，外来职工大量增加，各学校学生数字骤然上升，而设备却赶不上来。赵仰仑说：“实验小学解放前只有学生六百多人，现在一千六百三十多人，桌凳虽然加了一些，仍是不够，还有三、四个学生坐一张桌子的。”北小街小学苗生荣说：“由于学生人数增加，学校分设三处，教师在下课之后，需要跑着去分部赶下一节课。扎什小学彭生安说：“教动物没动物挂图，教植物没植物挂图，就没办法向学生更明白地讲解。”第一幼儿园朱秀峰(女)说：“我们的任务不同于小学，我们又教又养，但是，保育院有楼房，我们连平房都不够住，小孩子中午休息，只有爬在桌子上睡觉，这是妨碍身体发育的。”杨恺提出了市内修建以后的新问题，他说：“因为市内修建，城里许多居民搬到郊区，学生上学很不方便。”他建议在朵庄设立贾小庄小学分部，解决那里学生上学的问题。 + +　　由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学校建设和设备不可能一下臻于完善。从发言中看出，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学校曾想了许多办法。苗生荣说，北小街小学教室只有一面窗子，靠后墙的光线暗淡，为了不使学生眼睛受亏，采取了定期换位置的办法。彭生安说，扎什小学教室光线不好，就在墙上、房顶上重新开了窗子。许多学校采用了二部制教学方法，教师领导学生自制教具教材。但是，这也只能解决一部分困难，赵仰仑要求在服从国家工业建设需要的原则下，逐步解决这些困难。 + +## 任务繁重，工作忙乱，功课教不好，作业改不好 + +　　课程门类多，教材力量重，形成学生自习负担重，教师教课负担重。教师不能很好地进修业务，学习理论，水平不能提高，工作忙乱，更影响了教学质量。莫家路小学张学义说：“教师工作任务繁重，加上会议过多，如党、团、工会、教研组、业余进修等，未加很好安排，形成工作忙乱，功课教不好，作业改不好，学生思想过问少，弄得家长有意见，学生也有意见。”贾小庄小学校长王鸾(女)说：“会议太多，学校每周每天都有会，外边的会也多，有一天同时开兵役、卫生运动、除四害三个会，我一个人不行，只好请其他老师也出去开会。”当她说到这里时，高峰同志插进来说：会议可以减少，一些会议还可以合并，可以开得精练些，会多了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党在学校中的任务是做好学校教育工作，一切要为这个任务服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定一下。王鸾接着说：“学生在校时间短，放学又不回家，在街上胡玩，沾染一些坏习气，要求增加自习课，巩固学生成绩，加强思想工作。”市文教局副局长刘永解释说：中央教育部规定学生在校时间不得超过六小时，但六小时只够上课的。孙君一副省长说：“可以依据实际情况，提出具体意见，请示教育部。”高峰同志和孙君一副省长还说，有些不必要的功课可以适当减少，不要使学生太紧张了。刘玉山说：“由于工作分量重，工作做不好，也不能很好地休息，每天晚上都是十一、十二点才睡。假期活动也太多，不能愉快休息。在向文化科学进军中，原来说初中程度的，将来可以升高中，老师们信心很高，但是二、三年来，一直没见有升级的，这会影响大家情绪的。” + +## 学校很多同情女教师，但又不敢多要女教师 + +　　教师们对文体活动和职工福利问题提出了意见。彭生安说：“出外参观很重要，本地许多教师是‘小峡未出，湟源不上’，见的东西少，许多讲不来。划归西宁市后，电影队都没去过，老师眼界不能开阔，土里土气的。”杨恺两次提出：“女教师的孩子拖累是很大的问题，有的上课去时用绳子拴在床上。丢下自己的孩子，去教别人的孩子，难免有些心疼。她们很辛苦，又要教书，又要做饭、带孩子，学校很是同情，但是因为没经费办托儿所，问题不能解决，确实又不敢要女教师。”实验小学宋皓业(女)也在这问题上提了意见。 + +　　许多教师在政治学习、建党工作和职工福利方面提出了批评和要求。杨恺说：“教师政治学习赶不上，老落在机关干部后面，不能及时领会党的政策方针。”彭生安说：“同志们谈起入党，情绪很高，住伙房没意见，有病时，想到已经写了申请书，便坚持工作，但是问题不能解决。”杨恺说：“学习会上，教师们总说要争取入党，但是会后无人帮助，信心不大，我建议召集他们座谈，征求意见，打通可能存在的隔阂。”贾小庄小学吴培秋(女)说：“刚解放时，教师们的要求是有工作就行，以后逐渐靠近党，现在积极要求入党。这些同志不一定都够入党条件，但是应当进行帮助，指明方向，引导他们继续提高。” + +## 群众好说话干部难办事 + +　　教师们的发言证明，要教好学生，光靠学校是不行的。社会、家长都有责任，特别是干部家长更要注意。杨恺说：“学生容纳不下群众送学生，说明道理就回去了；干部却难办，劳改局一个同志带着学生去插班，学校不收，他好像觉得应该特别照顾似的。以后，他去找李副市长，李副市长又领着学生来了，没有办法，只好收下。一个团员学生转关系，他父亲派了个通讯员来办手续，学校要学生亲自来，通讯员说这是首长的孩子。”刘正俭说：“女学生订婚、恋爱的很多。二十岁左右的学生，带上手表，上课老看，总怕讲过了时间。自己编了歌子唱：‘大皮鞋，罗马表，挽着爱人满街跑。’这些学生的学习成绩普遍下降。干部本来应该更好地教育子女，事实却不然，教师访问学生家长，征询对于学生升学或就业的意见，农民说：升不上学劳动生产。干部说：升不上学还去学校补习。教师说恐怕容纳不下，干部说：不收也得收。学生怎么说呢？学生说：升不上学我愿意劳动，就怕我爸爸不赞成。保育小学钟世岱说：“提倡艰苦奋斗和保小学生现状是有矛盾的。学生物质要求高，有带罗马表的，但是学习对要求很差。他们把家长分成一等干部、二等干部，分成卧车干部、吉普干部、摩托干部、脚踏车干部，还有步行干部。有的学生骂保育员，觉得是化钱雇的，应当侍候他。高年级学生有的还问老师：‘你为什么要当教员呢？’家长的配合是不够的，成绩报告单上往往不见家长意见，有的到了学校只说吃的坏了，衣服做小了，等等，而对学习问的却少，等到得了二、三分，却又指责教师。而教师有时是难于说服学生的。 + +## 省教育厅有官僚主义 + +　　“教育厅的同志有官僚主义。”杨恺说：“一个干部来检查小学工作，了解教师思想状况。我们谈了以后，他说谈的很乱，叫准备，下午再谈，但是他却再没来过。又一次，他来检查作业批改情况。我们搜集起来，他翻了一会走了，说：这些作案不要动，我还要来检查三天。我们遵照他的意见放了几天，但他仍旧再没来过。普通话推广工作委员会平时不去学校进行工作，但是，学期终了时去了，硬要召开座谈会研究总结材料，而我们正忙于填发成绩报告单。”吴培秋说：“学校民主生活不够：同志们有话不敢说，怕‘整’，怕‘斗’，评工资时有人写了三封匿名信，就说明这个问题。但是，领导上没有从这种现象看出问题，发扬民主，改进工作，反而批评了这种行为。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应当引导同志们充分发表意见，开展批评。”朱秀峰说：“第一幼儿园女同志多。女同志妇科病多，有的同志连假都不敢请，说领导上态度不好。(高峰同志说：对女同志要多体贴，多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民主生活不够，不敢向领导上提意见，这样以来，教师之间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了。”东关大街小学魏生福(回族)说：“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经常深入学校，了解情况，过去虽然去过，工作一般化，不解决问题”刘正俭说：“彭家寨小学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得相当不好，青年人提意见喜欢直截了当，但是领导上接受不了，后来大家便一团和气，表面嘻嘻哈哈，背地就说谁谁盛饭多了，等等。这当然不能搞好工作”。彭生安说：“最近市文教局视导组到扎什小学去了一下，我说你们到初小去看看吧，那里问题多。他们说雨来了，再不去了。结果没有去。” + +## 认识矛盾解决矛盾 + +　　高峰同志在会议最后，比较集中地就几个主要问题扼要讲了话。 + +　　高峰同志说：目前学校教育的主要矛盾，从今天大家反映的一切情况看来，主要的是需要与可能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广大学龄儿童要上学，但实际情况又是学校少，设备不足，教师不够。党和政府应该使这种要求逐步得到满足，但是必须根据可能，就是说要根据国家的力量。国家在这方面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因国力有限，仍不能全部满足要求，这也是我们专业发展中的正常现象，这个矛盾还要在很长的时间内存在。要解决这个矛盾，国家固然还会逐年发展一些学校，但主要的也是带根本性的办法是，必须贯彻执行两个方针：一个是勤俭办学，就是要少化钱多办事，要有化钱也可以办事的精神，一个是民办公助，我们还不可能像苏联那样普及义务教育；要让更多的学龄儿童上学，就必须采取民办公助的办法，让机关办，工厂办，企业办，合作社办，要总结民办学校的经验，因地制宜地去大力推广，要向群众耐心说服解释，要教育群众，使他们懂得光靠国家是不行的，什么事情都依靠国家，要国家出钱，就得增加人民的负担，这对国家的经济建设是不利的。像幼儿园等问题也是这样。 + +　　除此之外，还有教师迫切要求进步，要求学习，但领导工作赶不上去，也是矛盾，等等，矛盾很多，究竟那些是主要矛盾?那些是普遍矛盾？那个是特殊矛盾?你们很好地研究一下，抓住主要矛盾，主要矛盾解决了，其他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 +## 几个具体问题 + +　　一、教育干部专业化的问题很重要。从大家谈的当中可以看出，“稳定提高”是很必要的。不稳就提不高，要提高必须专业化。我主张教育干部不要调，要调就是提升或有特殊情况。有些教师因周围舆论不好，有歧视现象，就不安心，这说明自己内部就有问题，自己对终身服务于教青工作的信心不坚定。别人歧视，对自己来说也有好处，可以促使自己虚心，不会骄傲。当一个“人民教师”是高尚的，光荣的，这一点要你们自己首先认识。 + +　　二、每个小学要成为进行工作的一个小单位，以学校为单位来安排工作。领导机关不仅要注意教育工作上的普遍问题，而且要注意各个学校不同的特殊问题，防止领导工作一般化。学校中的党、团等会议太多，可以减少50％，不但次数要求能减少，每次开会的时间也要适当减少。为此，每次会议要有规划，讨论问题不宜多。要把解决的问题事先充分准备好，会议才能开的好，我们要反对开长会，会开长了往往不能解决问题。 + +　　学校党支部的任务就是办好学校。现在西宁全市小学只有一个党支部，又没有专职干部，是不行的。一个学校里有三个党员就可以成立支部，有一个或两个党员就和附近学校合在一起，或者是和团员一起成立党团混合支部或小组，以便加强对学校工作的领导。 + +　　三、教师学习(政治学习、文化学习)要靠自己努力，要刻苦钻研。需要什么学习什么，文化不高就先提高文化。要有计划的学，但学习内容必须首先结合业务，这样学用才能一致。 + +　　四、教师的工作量问题要适当解决。忙就不会有好东西，乱更不会有好东西。要适当地支配时间，要创造经验和办法，教师要有休息和学习的时间。今年暑假可考虑不组织学习或者是采取自愿参加的办法。 + +　　五、职工的福利问题要解决，但是要根据条件有步骤地解决，要求一下子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是有困难的。在生活上要往下比，不要往上比。住楼的要与住平房的比，住平房的与住帐房的比。这样比就会永远愉快。领导上尽量设法解决问题，你们精神上准备能解决多少算多少。托儿所我主张先办一个到两个，规模不要太大，请西宁市委考虑经费问题。 + +　　六、小学教师每年能够参加一些体力劳动比较好。比如养些鸡，种些菜，或者是和群众一起参加些劳动。中央提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只有在劳动中才能改造自己。市文教局的同志每年要抽出一定时间去学校代课，体会一下教师的实际生活，以便了解教师们的工作。 + +　　七、对社会上看不起小学教师的一些舆论，对干部子女的教育和女学生过早结婚的问题，要进行教育，改变社会上一些不好的风气。 + +　　 来源：《青海日报》1957年5月1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07.txt b/CCRD/1/3/2/0004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5e77da71bfea8d78208df7d982c13de27a28c02 --- /dev/null +++ b/CCRD/1/3/2/000407.txt @@ -0,0 +1,23 @@ +# 内蒙古党委宣传工作会议上文艺小组大胆揭发矛盾 + +　　(本报消息)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乌兰夫同志、书记王铎同志，在昨天和前天，亲自参加了正在进行的宣传工作会议的文学艺术小组的讨论会。参加这次会议的党内外文艺界人士在会上畅所欲言，大胆地揭露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 +　　乌兰巴干第一个发言，他认为参加这次内蒙古党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不但感到光荣，而且党一再号召大家“放”和“鸣”，所以感到思想比以前开放得多；认为党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给正确地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繁荣我区文艺创作，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乌兰巴干从他的创作道路上深深感到，如果不是内蒙古党委的支持、鼓励，以及近年来内蒙古党委宣传部的具体关怀，和自己的坚强，早给官僚主义毁了。在小组会上他把憋在心里的话都倾吐了出来，请党分析研究。 + +　　他提到在他的长篇小说“草原烽火”创作过程中，曾受到官僚主义者的打击，大会小会斗争，领导上叫去谈话，并说再写就没收。他说：“我把良心当作铁帽子顶在头上，进行创作。” + +　　他谈到，原在内蒙古日报东部版工作的周达理对他采取的一些违法乱纪的错误行为，如曾叫公安局搜查过他的稿子，并将稿子随地乱扔。这使得他疯了一个多月，闹得满城风雨，内蒙古东部区一些同志都知道。他说：“我是有很多缺点的，也有不少自由主义，但不能用这办法来解决。把这些问题夸张到敌我矛盾，甚至罪及作品。” + +　　乌兰巴干同志提到内蒙古文艺界党与非党的文艺作者之间的关系好像有隔阂，比如他就很少得到内蒙古作协分会、内蒙古文联的关怀与支持，而对于党员作家就不一样。呼和搭拉同志说他跟文艺界人士接触不多，但对这点有感觉：第一，内蒙古作协分会理事会的候选人中就没有乌兰巴干，而他在内蒙古文艺队伍里是作品较多的一个。第二、常碰到文艺界同志提到乌兰巴干时，就说他的作品“粗糙呀，……”，而没有从主要的方面去看。他说：“要求严格是应该的，但过分就不见得有好处。” + +　　尹瘦石同志发言说，他是在“百家争鸣”提出之后，才逐渐开始解除思想顾虑的。他认为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在领导文艺工作上肯定存在着教条主义的倾向，具体表现在，把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理解成工农兵题材，弄成狭隘的只写工农兵的生活。而文艺工作者，则过多地强调文艺的特殊性，如漠南同志以片面性来反对片面性，以片面性来领导片面性，是很难解决问题的。他说，“我们的党委，从成立到今天，没有专门讨论过文艺工作问题。……缺乏民主作风，不是以很好的讨论、研究的态度来领导文艺，而是以生硬的官僚主义的态度来领导文艺。……我们不要求那个部长专门精通文艺，而是要求他经常深入下层，了解情况，找同志们谈谈心，但这样的情况是不多的，不这样作，又能怎样领导好文艺工作呢?” + +　　胡尔查同志在发言中，追述了原东部区党委对文艺工作领导上的官僚主义等问题之后，对内蒙古文联党组存在的宗派主义倾向，也提出了批评，认为文联党组对曾经犯过错误的党员作家关心不够。对非党干部不够尊重，有的有职无权，例如纳·赛音朝克图同志主编内蒙古文艺蒙文版时，连个办公室都没有。韩燕如同志是内蒙古作协分会副主席，不给工作做，整风时反而说人家不做工作。 + +　　在小组会上发言的，还有孟和、陈清璋、乌恩等同志多人。 + +　　小组讨论会开得很活跃，大家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虽然有些同志的意见，还有待于进一步弄清是非，分析原因。但是这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是很好的。 + +　　小组讨论会今天和明天还要继续进行。 + +　　 来源：《内蒙古日报》1957年5月1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08.txt b/CCRD/1/3/2/0004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2775200cd88218834f33db8c892b108f0c86fa8 --- /dev/null +++ b/CCRD/1/3/2/000408.txt @@ -0,0 +1,13 @@ +# 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宣传后上海报界有些记者、编辑热衷于“放火” + +　　<季音> + +　　（人民日报9日讯　上海各报纸在进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宣传中，最近出现了这样一种新的情况：有些记者和编辑热衷于“放火”，觉得目前的报道还不放手，不过瘾。上海新闻日报的一部分人说：“我们不是放花，我们要放火”。他们要求报纸领导彻底放手宣传，如人民闹事问题，不要只是宣传如何正确解决了闹事，而要用大字标题，纯客观地报道闹事的情形。来稿不要选择和删改，一律原文照登。新闻日报从昨天(5月6日)开始在编辑部内部召开民主大会，对领导提意见，现在大会仍在继续进行中，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问他们是否可采取开小会形式，他们回答现在大会正热烈进行，很难再回过头来开小会。该报总编辑魏光明同志对记者说：“我们领导上现在非常为难，编辑部一部分人要求无条件地放，如客观地报道闹事情形，我们感到这不能放，放会闹乱子，但不放又会受到编辑部内部的压力。） + +　　上海新民晚报有一部分人也跃跃欲动，有个编辑说：“现在的空气还不同，看样子是暴风雨的前夕”，意思说大风暴在后面。新民晚报在3日报纸上，用大字标题“人艺一片欢呼声”报道了上海“人艺”(即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召开民主大会的情形。这个报道传出后，上海科学电影制片厂印有六个人聚集商议后，写信给上海市委和文汇报，呼吁“我们这里的问题比人艺严重得多”，也要求召开会议。 + +　　新民报前些天有一位编辑问文汇报的一个编辑：“你们打算怎么弄?”文汇报的人说：“我们只管放火，不管灭火”。报纸上无选择的不问后果的客观报道，已引起一些不好的后果。如前些天报纸报道了这样一件事；上海市委召开的中小学教师座谈会上，一个中学教员批评该校党员校长的官僚主义，柯庆施插了一句：“像这样严重的官僚主义，真该撤职”。报纸登出了这段话，有人拿了报纸去问该校长，是否同意，那位校长苦笑着回答了一句“这个批评的基本精神我同意。”实际思想上很不通。 + +　　根据这些情况，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对报纸今后的报道工作提了三点意见：一、要继续贯彻“放”，但不要被动搞大民主。像“人艺”这种“新三反”式的做法不宣传。二、报纸主动地找些问题，有领导地“放”。报纸自己要有计划地发表些文章。三、报纸也要约些知识界中的中、左派人士写些文章，不要光约右派的人写(上海新民报，文汇报等报，现在有只约右派的人写文章的情形，据新民报的人说，左派或中间偏左的多数知识分子，约他们写都不肯写)，例如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问题，这个问题简直无人谈，就可以约人写。　(季音) + +　　 来源：1957年5月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09.txt b/CCRD/1/3/2/0004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64f9b5b8c4ec34197c730aad7edf7106ff6d097 --- /dev/null +++ b/CCRD/1/3/2/000409.txt @@ -0,0 +1,13 @@ +# 现阶段资产阶级有没有两面性 + +　　<《人民日报》> + +　　现阶段资产阶级有没有两面性？上海新闻日报就这问题组织了讨论。自去年１１月１４日到１２月２６日，一共发表了二十多篇讨论的文章。现在，讨论已经结束。参加讨论的大多数人，都认为现阶段的资产阶级仍有两面性。 + +　　主张没有两面性的人认为，在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后，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它已不是一个完整的阶级了。虽然由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权的存在而获得一定的定息收入，但是这种所有权，只是名义上的存在。实际上，资本家已和生产资料脱离了关系。他们已经失去了发挥消极作用的基础。同时，他们在国家的领导和监督下，长期以来受着社会主义的教育，在思想方面也大有转变。在企业里，他们也参加了社会主义竞赛，许多人还获得了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或奖励。虽然目前还有少数私方人员有贪污舞弊和私设地下工厂等行为发生，但这只能说是先进和落后之间矛盾的一部分。不能把这种旧意识的残余，说成是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表现。 + +　　主张有两面性的人则认为，两面性是中国历史条件和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所决定的，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也是这个阶级的阶级性。虽然它随着中国人民革命的各阶段的发展会有其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但是，在这个阶级消灭以前，它就必然继续存在。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后，由于原来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变化，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内容也就有了重大的变化，积极的一面，已成了主要的一面。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方面，由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没有最后消灭，所以，资产阶级的消极一面，也还是存在的。现阶段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消极一面，具体表现在：不关心国家和企业的积累，有些人白天搞社会主义、晚上搞资本主义，私设地下工厂、私销产品、偷税漏税、贪污公款、盗用原材料、买空卖空、钻自由市场的空子。不重视产品质量和降低成本，有的以次货冒充好货；在公私关系上不积极支持公方，有些人甚至利用落后工人，挑拨工人和公方的关系，等等。这些事实，在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的不劳而获、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等思想意识在新条件下的具体表现。从这些事实看来，现阶段资产阶级的消极性并不仅仅是思想意识问题，而是种种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行为和活动。所以，把目前民族资产阶级消极面的反映，说成是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是错误的。后者是资产阶级消灭以后的思想残余，而现阶段的民族资 + +　　（产阶级的两面性，则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1月1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10.txt b/CCRD/1/3/2/0004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69898a85c2548a14fbc25fb341feea557bba5e3 --- /dev/null +++ b/CCRD/1/3/2/000410.txt @@ -0,0 +1,11 @@ +# 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宣傳后上海报界有些記者、編輯热衷于“放火” + +　　人民日报9日訊 上海各报紙在进行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宣傳中,最近出現了这样一种新的情况: 有些記者和編輯热衷于“放火”,覚得目前的报道还不放手,不过癮。上海新聞日报的一部分人說:“我們不是放花,我們要放火”。他們要求报紙領导徹底放手宣傳,如人民關事問題,不要只是宣傳如何正确解决了關事,而要用大字标題,純客現地报道關事的情形。来稿不要选擇和删改,一律原文照登。新聞日报从昨天(5月6日)开始在編輯部內部召开民主大会,对领导提意見,現在大会仍在繼續进行中,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問他們是否可采取开小会形式,他們回答現在大会正热烈进行,很难再回过头来开小会。該报总編輯魏光明同志对記者說:“我們领导上現在非常为难,編輯部一部分人要求無条件地放,如客观地报道鬧事情形,我們感到这不能放,放会鬧乱子, 但不放又会受到編輯部內部的压力。” + +　　上海新民晚报有一部分人也躍躍欲动, 有个編輯說。現在的空气还不同, 看样子是“暴風雨的前夕”,意思說风暴在后面。新民晚报在3日报紙上,用大字标题“人艺一欢呼声”报道了上海“人艺”(即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召民主大会的情形。这个报道傳出后, 上海科学电影制片厂有六个人聚集商議后,写信給上海市委和文匯报,呼吁，“你們这里的問題比人艺严重得多”,也要求召开会議。 + +　　新民报前些天有一位編輯問文匯报的一个編輯:“你打算怎么弄?”文匯报的人說:“我們只管放火,不管灭火”。报紙上無选擇的不問后果的客現报道, 已引起一些不好的后果。如前些天报紙报道了这样一件事: 上海市委召开的中小学教师座談会上,一个中学教員批評該校党員校長的官僚主义,柯庆施插了一句:“像这样严重的官僚主义, 应該撒职”。报紙登出了这段話, 有人拿了报紙去問該校長,是否同意, 那位校長苦笑着同答了一句“这个批評的基本精神我同意。”实际思想上很不通。 + +　　根据这些情况, 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对报紙今后的报道工作提了三点意見: 一、要繼續貫徹“放”,但不要被动搞大民主。像“人艺”这种“新三反”式的做法不宣傳。二、报紙主动地找些間題,有領导地“放”。报紙自己要有計划地發表些文章。三、报紙也要约些知識界中的中、左派人士,写些文章,不要光約右派的人写(上海新民报,文匯报等报,现在有只約右派的人写文章的情形, 据新民报的人說, 左派或,中間偏左的多數知識分子, 約他們写都不肯写), 例如知識分子的自我改造問題, 这个問題簡直無人談, 就可以約人写。(季音)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99期, 一九五七年五月九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11.txt b/CCRD/1/3/2/0004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9be257cb41f1417d2319825be3d89fe6a8e3739 --- /dev/null +++ b/CCRD/1/3/2/000411.txt @@ -0,0 +1,49 @@ +# 小学教师尖锐批评教育行政部门三大主义 + +　　本报讯 九日下午，本报邀请十多位小学教师和行政干部座谈小学教育中的问题。 + +## 小学教材漏洞百出 + +　　参加座谈的教师都对现行的小学教材提出了意见。崇文区第一中心小学教师刘梦湘说，教材的编排很主观。人民教育出版社往往在编出书来付印以后，才向教师征求意见；其实这不过是走走形式，因为不管你意见如何，反正你得教。 + +　　他接着提出语文课本长课文多的问题。他说，小学六年级的语文课本中，长达五、六千字的文章很多，需要好几节课才能讲完，学生越听越不感兴趣，教师也越教越没有味道。等讲完课再翻回来检查一下学生的学习情况，学生往往连生字也记不住，更不用说运用学过的词汇。 + +　　北京第二师范学校第一附属小学教师张钟瑄也说：这些长课文有的还远远脱离孩子的生活实际，使孩子无法理解。像“一个青年矿工”这课书，里边谈到矿上来了新机器，矿工像迎接新媳妇一样高兴。十二、三岁的孩子，怎么懂得娶新媳妇是个什么滋味呢？ + +　　（刘梦湘也说：不仅这样，有的课文甚至还起副作用。像“鲁迅和他的少年朋友”这一课书里，就提到鲁迅小时候骂人、偷罗汉豆，孩子们就在这些具体问题上产生了怀疑。他们说：鲁迅为什么骂人？老师说拿别人的东西不好，为什么鲁迅要偷罗汉豆呢?这些问题，教师们感到很难回答。） + +　　张钟瑄认为：小学可以不教语法。她说：现在，三、四年级的小孩就学语法，这个词，那个词，弄得孩子们昏头昏脑，一片模糊。何况，中国语法方面目前争论很多。譬如：原来我们教给孩子“形容词是形容名词的，副词是形容动词的”；可是现在又改为“形容词是形容名词和动词的，副词是形容形容词的”。且不说这样改来改去给孩子们造成多大的麻烦，就是教员也不知道以后还有什么花样。她认为：教材不应该“这家这样鸣，就跟着这家走，那家那样鸣，又跟着那家跑。” + +　　另外，教师对小学算术、历史、地理和体育等教材也提出了意见。张钟瑄说：目前小学算术是遍地开花，什么都学一点，但是什么都只是开个头就完了；不必要的换算也太多，结果是孩子们学到的知识不多，受罪可不少。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教师戴玉贞指出：小学六年级的历史教材重点不突出，文字比语文还深。北京第二师范附属第一小学校长汤世雄也说：小学历史教育计划机械规定一节课讲一课书，教师很为难。例如：“抗日战争中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一课，规定四十五分钟讲完；教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讲完了，但是人民教育出版社来听课的编辑听完后却说：“问题的本质还没有充分揭露，描述得也不够”。地理和体育教材有不少是照抄苏联的。京西矿区圈门小学校长殷兆熊说：地理教材中外国地理部分跟苏联教材一样，着重欧洲各国，其实中国在亚洲，应该多介绍一些亚洲国家。西四区中心小学体育教师李英说：中国孩子体质跟苏联孩子体质不一样，可是硬要中国孩子跟苏联孩子一样投准、打击木，这不是成心叫孩子为难吗? + +## 越教越不会教了 + +　　教材的生搬硬套，已给教师们造成不少困难；可是，在教学方法上的清规戒律就更多了。刘梦湘说：教育行政领导部门检查教学质量死扣几个环节。教师只要有人听课，就得按环节走，形式主义成了“公开的秘密”。兵马司小学校长王恺庭也说：现在语文教学中有三大困难：讲多了是串讲要批判，讲少了学生不懂；提大问题学生回答不了，提小问题是变相串讲，问答游戏；分析人物的时候写出来是教条，不写学生记不住。教师们反映：教了多年语文，越教越不会教了。 + +　　老师们真的不会教吗?不是。戴玉贞说：其实，有很多老教师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像第一实验小学，就有不少有二、三十年教龄甚至四十多年教龄的老教师。孩子们在他们的教育下，调皮的变得懂规矩了，功课不好的慢慢好起来。如果能把他们的经验总结出来，是很宝贵的财产。老教师们也常说：我们老了，应该带些徒弟，好接我们的班。可是，老教师的这些要求，并没有受到领导的重视。 + +## 歪风是从哪里刮出来的 + +　　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歪风是从哪儿刮出来的呢?有的教师认为是人民教育出版社。汤世雄和北京第一师范第二实验小学校长刘昭谦都觉得，几年来学校在教学方面的领导是人民教育出版社，而不是教育行政部门。人民教育出版社说长课文好，大家就跟着跑。刘昭谦还说：其实，人民教育出版社是最不讲效果的。我们说长课文多了孩子不容易巩固字词，错别字会多；出版社的同志认为错别字好像没关系。可是这几年来教育行政部门对出版社的工作从来也没有怀疑过。 + +　　戴玉贞认为教材的原则性的指导和教材审查都应该由教育部负主要责任，不能完全责怪人民教育出版社。她说，据说领导上只听专家的意见。比如，编历史教材了，就请问历史学专家，这自然在史实上不会出错误；可是，细想一想，这些专家，他们教过小学吗?他们懂得小学教育的特点吗?要知道，编写小学教材可不是向杂志投稿，作者可以文责自负；这是要对全国六千万小学生负责的，是对全国儿童的未来负责的，而我们的教育部负责教材的领导同志们，又有谁仔细研究过小学教材呢!她希望教育部更多的听取专家和小学教师的意见，改进教材的编写工作。 + +## 忙乱现象并未克服教育者无暇教育子女 + +　　刘梦湘谈起小学教师负担重的问题，引起许多老师的共鸣。小学教师存在着严重的忙乱现象，早在三年前市教育局就着手解决过这个问题。会上，有的教师认为：看来，三年前的风早刮过去了，我们的忙乱现象根本没有克服。 + +　　怎么忙?怎么累?老师们在会上诉说不尽。刘梦湘说：学校也闹“五多”：社会工作多，无名会议多，统计表报多，事务工作多，还有一个是“婆婆”多。就拿统计表报说，什么学杂费统计表，学生升学就业统计表，少先队中队活动统计表，家庭自习小组报表，牛痘报表，申请免费报表……还有一种是学生在学校吃早点的人数表。表，表，表!还要参加各种会，老师忙在这些上面，教学自然会受影响。张钟瑄说，为了孩子，为了完成上级布置下来的填表报任务，教师们每天平均工作十至十五小时，星期天早成了星期七，明是休息，实际上是在家里上班，批改作业，挤掉了我们的学习时间。至于家族生活，更无暇顾及了。东四区第二中心小学一位老教师的孩子，已经连续降班两次了。难怪会上不少教师无限感叹地说：我们这些教育者连自己的子女也教不了啊! + +　　长时期的辛劳，使许多教师健康状况不好。京西矿区城子小学一位老教师因为过度疲劳，两次晕倒在厕所里。可是，不少领导干部对教师们的健康并不关心。有一位小学教师得了肺病，想借点钱养病，区文教科知道了连理也不理。这样的领导，怎么不使教师寒心。难怪有些教师说：一当上行政领导，就不通人情了。 + +　　 花钱手面大方提意见也白搭 + +　　圈门小学校长殷兆熊在会上举了实例，批评市教育局和区文教科的官僚主义。他说，就拿花钱说，要说他们抠门，舍不得花钱，倒是冤枉了。有时教育局花钱确是大方，不管这个学校要不要，照样给钱；也不管学校的钱花得是不是地方，根本不作检查。比如说，矿区小学经费很紧，可是一设立中学班，大批钱就发下来了。本来矿区有看不尽的山，可是有的学校还花钱垒假山。有的学校要篮球架子，本来，只要跟农业社商量，由农业社来做，既省事，又省钱；可是，教育局非要从城里把篮球架运到矿区。矿区多山，要使篮球架翻越这么多的山，实在是件难差事。谈起校舍的修建，殷兆熊感到心疼。他说：教育局不到雨季不发钱。结果，等钱发下来，刚抹好的屋顶和刚砌好的墙，一阵大雨都冲走了。他说：眼看着国家的钱，一次次地被雨水冲走，能不感到心疼吗?可是，意见提了也白搭，年年还是不到雨季不给钱。 + +## 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影响了党群关系 + +　　许多老教师普遍感到：教育行政领导部门存在着宗派主义情绪。他们说，按领导上考虑，好像只有党、团员才配做行政领导干部。领导上往往抽调一些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青年人去当学校领导，结果，因为他们工作经验少，不能胜任。有些有教学经验和工作能力的老教师却没有人理会。这样做，老教师自然不满意，有人怀疑地说：“老教师真不如年青人了吗？”看来，领导如果不消除宗派主义情绪，党群距离越来越远，工作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 +　　（在小学教师中发展党的工作也有缺点。殷兆熊说：从一九四九年到现在，京西矿区石门营、门头沟一带小学教师入党的只有两三个人，难道真的只有这两三个人够共产党员标准吗？） + +　　（《北京日报》1957年5月17日。原题为：“小学教育中的歪风是从哪儿刮出来的 小学教师尖锐批评教育行政部门三大主义”。）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12.txt b/CCRD/1/3/2/0004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fc148a0a12877149fb0f4df79ccd2ab763194f5 --- /dev/null +++ b/CCRD/1/3/2/000412.txt @@ -0,0 +1,47 @@ +#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二) + +　　<《人民日报》编者>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９日下午继续举行。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胡子昂、致公党主席陈其尤、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王昆仑、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中国民主建国会副秘书长谭志清、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闵刚侯等。 + +## 党与非党之间不应有“墙” + +　　胡子昂说：在目前形势下，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需要更加紧密，但实际上，不是紧密而是相对的疏远了。比如：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来以后，党没有与民主党派共同研究一套如何进行互相监督的具体措施，原来有些地方对民主党派的地方组织有不同程度的支持与帮助，现在反而一概不管了。胡子昂建议从组织联系的角度上，建立一套有关工作关系和工作方法上的办法和措施。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胡子昂说：工商界有人认为自己是被改造的分子，怀有阶级自卑感，怕“放”、“鸣”出来的东西不被重视；更有人怀疑“放”、“鸣”与“整”是三部曲，“放”、“鸣”以后有被整的危险；有的同志说：我们对有些政策不是没有意见的，工商界可“放”可“鸣”的东西是不少的，但有人说，政策不能争鸣，又有人说，政策可以争鸣，但不可以公开。 + +　　胡子昂还分析了民建内部的矛盾，更具体地说，就是民建内部对目前工商界的估价问题。他说：从各方面反映的资料看，目前对工商界有两种不同的想法和看法。一种认为工商界在企业合营后，经济基础已起了根本变化。因此，在合营企业里，只有合作共事关系，没有什么阶级关系，也谈不到有什么消极的一面。他们认为对工商界要采取多鼓励的方法，工商界的积极性才能发挥，如果强调有两面性，就会增加工商界的自卑感，越发束手束脚起来。另一方面的意见是：工商界同志几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教育和培养下，觉悟不断提高，其中许多人已具有了“闻过则喜”的精神。因此，对他们的成绩加以鼓励，对他们的缺点提出批评，不仅不会影响积极性，相反的，可以提高他们和加速他们的改造。胡子昂认为：应该把这两种不同意见，分开地让大家争鸣一番。 + +　　胡子昂直率地批评了共产党员的宗派主义思想，他说：许多地方党群关系尚有距离，表现为“敬而不亲，亲而不密”。有人说，党与非党的关系中间，好象有一堵墙，一道门槛，这堵墙，这道门槛虽然不一定很厚、很高，但是，不应该存在。胡子昂并举例：如几个党员在一起谈话，有一个非党人士进来，谈话便马上停止，非党群众对于党员也有这样情况。有些党员一副严肃的“政治面孔”，使人敬而远之。有人认为：目前有些企业的党组织在工作上和学习上均先行一步，并有一套文件，这是好的，可使党员事先心中有数，但是，私方负责人会在工作上受到影响。在谈到干部问题时，胡子昂说：民建干部存有“三不管”（政府不管、工会不管、统战部不管）四不象（不象民主人士、不象工商界、不象机关干部、不象工人阶级）思想。他希望统战部帮助民建解决这些问题。 + +## 让致公党成员多参加活动 + +　　陈其尤发言说：机关中民主党派的成员肃反时有被捕的，但是民主党派根本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不清楚到底因为什么而被捕。致公党有一成员，在科学院工作，被捕了，他被捕后几个月，致公党一直不知道，等到知道了，就决定开除他的党籍，但是，不久他又出来了，而且恢复了工作，至于到底为什么被捕？又为什么释放？致公党根本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不给民主党派知道呢？陈其尤认为：是不是因为不信任？还是因为把民主党派当作一个与它的组织成员不相关的机关？但是无论是什么理由，都是不恰当的，因为这并不是什么保密问题，而是是否守法的问题。陈其尤还提出：国家的民法、刑法应及早制定并切实遵行。 + +　　陈其尤还认为：致公党很少有机会参加北京市一级的活动，市人民代表大会没有致公党的代表，市政治协商会议没有致公党的委员，市一级的其他各种政治活动也没有致公党参加，据说因为致公党现在还没有北京市一级的机构。陈其尤认为没有市一级的机构，并不等于没有工作可做，更不等于不要参加政治活动。 + +　　为了接待华侨，陈其尤认为应该给致公党一所比较象样的房子，目前，致公党党部的房子，实在不够用。致公党的房子原是北京办事处时期九个人编制时用的房子，现在中央编制比过去增加了几倍，不够用的程度可想而知。在谈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时，陈其尤建议：民主党派对其有关的政策方针、资料应该有所了解。否则无所准绳而监督，也无所准绳而开展工作。但是，陈其尤同时认为：我们不是要求参加所有的会，获得国防机密资料，而是对我们的工作有关的会，应请民主党派参加。 + +## 希望在这次整风中民主党派能够大胆发言 + +　　王昆仑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政权机关中是否发挥了作用的问题，作了发言，他举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情况为例：指出这方面的三个缺点：在发言中，批评了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他说：民革同志反映：人大常委会了解情况少；具体讨论少；个别接触少。由于常务委员对国家情况不了解，常委会在讨论议案时，往往是临时讨论，这样讨论起来就有困难。 + +　　有人说：为什么重大议案拿出来讨论时，尽是民主党派发言，共产党员却不发言？是否是先讨论好了，再告诉我们的。还有人认为：国家重大的方针、政策，一次会上就通过了，这样发言流于形式，应该先开小会讨论，以后常委会讨论。关于有职有权的问题，王昆仑认为：民主党派在机关中有职、有责而无权。有人批评民主党派有作客思想，他认为应进行具体分析，看看是不是把我们放在主人位置。他希望在这次整风中，民主党派能够大胆发言，把所有意见拿出来，大胆地批评共产党。在谈到对统战部的意见的时候，王昆仑说：统战部统上不统下固然是事实，但是也有人说，“上”是不是都统够了，还成问题。中、下情绪不安，愿到机关去，不愿作党派工作，主要因为统战部不重视他们，因此，他希望统战部同志应该多和他们接触。王昆仑还提出房屋困难问题。 + +## 要把民主党派待如兄弟 + +　　接着发言的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他在发言中首先表示，对座谈会上已有的许多发言，都有同感。希望今后每两周召开一次这样的座谈会。但是，单是这样的座谈会还不够。还应该定期地召开党务工作座谈会。参加这个座谈会的人员可由各民主党派自行决定。统战部可以通过这样的座谈会，了解各民主党派在党务工作上，有什么困难，以便帮助大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 +　　然后他谈到，过去的统战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比如，在农工民主党建立组织，分清敌我，整顿党务工作中，统战部就给过不少帮助。他说，过去参加民主党派的一些共产党员，一般都起了团结和密切两党关系的作用，给过他们党一些帮助。因此，近来共产党要把参加了民主党派的共产党员都抽回去，只能使人感到失望。现在，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的政治目标越来越接近了，共产党应该切实地把民主党派当作兄弟党来对待。但是，统战工作也仍然有许多作的不够的地方。他希望统战部今后能够加强如下几方面的工作：一、帮助农工民主党解决思想领导问题；二、帮助各民主党派解决在发展组织的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特别是要帮助农工民主党解决发展组织的方向问题；三、帮助解决民主党派间的是非问题和民主党派领导层的团结问题；四、帮助各民主党派办好光明日报；五、帮助各民主党派解决房子和干部待遇问题。 + +## 统战部也要统中统下 + +　　谭志清发言说，民主建国会的工作人员，希望民建会的干部在工作、福利、政治待遇等方面能与其他机关的干部机会均等。有些现象，使得民建机关的一些工作人员，感到在民建作党务工作，不如在政府机关有前途、有熬头。这种现象，与统战部统上不统下，甚至也不统中的现象有关。比如，统战部对于民建机关中的处长级干部，就没有什么联系。他们在工作中有不少困难，比如，民建现在有一百二十个地方组织，其中有四十多个组织向中央提出了很多具体问题，他们都很难解决。因此，希望统战部加强同他们的联系，并且能够成为他们同中央各部，比如中宣部之间的桥梁，使他们能够知道一些在刊物和报纸上看不到的东西，给他们一些作好工作的本钱。 + +　　闵刚侯在发言中首先提出了干部问题，他说民盟干部在学习以前，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顾虑很大，有些同志说：民主党派是“万岁”干部是“万死”。还有人提出：民主党派处一级干部究竟相当于政府那一级？闵刚侯还对统战部统上不统下的问题作了批评，他希望统战部今后多联系一般干部。 + +## 各党派推出代表商讨举行双周座谈会问题 + +　　会上，因为很多人士都提出了举行双周座谈会的意见，根据李维汉部长的建议，各民主党派都推举出代表，拟于日内共同商讨有关实施方面的具体问题。这些代表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邵力子、中国民主同盟罗隆基、中国民主建国会谭志清、中国民主促进会许广平、中国农工民主党黄琪翔、中国致公党严希纯、九三学社茅以升等。召集人是罗隆基。 + +　　座谈会将于十日继续举行。 + +　　 ---- 原载1957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民主党派负责人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批评共产党员的宗派主义”。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13.txt b/CCRD/1/3/2/00041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5639dab71b45cdbf5d8fea3e08bfdbb5130adc1 --- /dev/null +++ b/CCRD/1/3/2/000413.txt @@ -0,0 +1,19 @@ +# “党内知识分子”的顾虑 + +　　<李跃> + +　　５月３日“文汇报”发表了一篇“北京书简”，读后颇有感触。 + +　　我想，争取民主，固不容易，享受民主也不简单。不少同志在不民主的旧时代有争取民主的勇气，即使“争”得头破血流，也没有什么顾虑；可是在争得了民主的今天，他们反而缺乏享受民主的勇气，“顾虑”这，“顾虑”那。自然，“享受”民主不等于在民主的软床上睡大觉，而是包括发展民主，求得更充分、更高级的民主在内。举例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今天民主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人民内部的斗争。这种斗争，跟对敌斗争比较起来，往往更复杂，更细致，有时甚至更艰难。有些敢于冒着敌人的炮火的同志，却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关口面前却步了。 + +　　“北京书简”说的是“党内知识分子”，而且是“相当负责的同志”，这就更值得注意了。这位同志明明看出了“他这个业务部门里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严重性”，在别人的办公室里“列举了许多事实”，“滔滔地讲了一个半钟头，仿佛还没有讲完似的”，可是他无论如何不愿公开发表他的意见。为什么呢？第一，因为他“每天和部里打交道”，怕搞坏了上下级“关系”；第二，“部里那些教条主义的做法，都是通过我的手贯彻下去的。……在群众眼中我何尝不是个教条主义者呢！”据我所知，在“党内知识分子”中，这确是有相当代表性的“顾虑”。 + +　　为什么有这种“顾虑”呢？为什么过去的“教条主义者”在认识教条主义的错误之后，不能公开批评教条主义呢？以今天的新我来批判昨天的旧我，“反戈一击”，不是更能制教条主义于死命吗？可是这么一来，批评就必然带有自我批评的性质，他有“顾虑”！ + +　　不少“党内知识分子”在接触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时候，往往首先想到自己的“面子”、“威信”之类，而忘记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们往往不肯老老实实地公开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同群众一起来商讨克服缺点、改正错误的办法，争取不加括弧的真面子、真威信，有的甚至躲在党的威信后边转弯抹角地掩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而到了掩饰不了的时候，便“守口如瓶”！ + +　　没有勇气批评自己的人，一定也没有勇气批评别人，生怕“搞坏了关系”。其实，象“北京书简”所反映的那种上下级“关系”，还是“搞坏”了好。你瞧，“部里”“完全撇开教条主义不谈，好象我们这儿压根儿没有教条主义似的”，而那个“每天和部里打交道”的“相当负责的同志”，却“列举了许多事实”，证明他这个业务部门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但为了“关系”，只能悄悄地谈。一个怕民主，一个怕不民主，而双方的“共性”便是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关系”不“搞坏”，怎能建立正常的上下级关系，怎能开展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怎能带头贯彻执行党的“齐放”、“争鸣”的方针？ + +　　“党内知识分子”的这样那样的顾虑，反映了有些部门、有些单位的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顾虑”越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勇气越少，而“党内知识分子”的顾虑，又很容易引起党外知识分子的顾虑。这是当前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 +　　 ---来源：1957年5月10日《人民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14.txt b/CCRD/1/3/2/00041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0f2e26592ef0a8297349683ef47ec486797396e --- /dev/null +++ b/CCRD/1/3/2/000414.txt @@ -0,0 +1,31 @@ +# 第一机械工业部等七个单位对整风运动的初步思想反映 + +　　<朱潮> + +　　本刊讯　国家机关党委朱潮报道：自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发出后，引起了中央国家机关广大干部的热烈欢迎与重视，认为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一次自我批判和自我改造的思想革命运动，表示要积极参加整风运动，改造个人思想作风，搞好工作。但从最近第一机械工业部、冶金部、煤炭部、外交部、监察部、新华社、文化部等七个单位搜集到的初步思想反映来看，其中仍有不少同志和部分领导干部对这次整风运动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思想顾虑和各种看法。 + +## 对提前整风感到突然 + +　　整风指示发出后，对于缺乏思想准备的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感到很突然，如第一机械部、冶金部有些干部看到指示后非常吃惊，有的说：“原来中央规定是在1958年整风，真没想到现在就搞起来了，是不是国内外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 + +## “‘和风细雨’不过瘾，不能解决问题” + +　　整风学习展开讨论后，在一般干部和处、科级领导干部中，有些同志对这次整风运动采取“和风细雨”的做法表示怀疑，认为“和风细雨”不过瘾，不能够解决问题，他们认为既是“运动”，就应该是“狂风暴雨”，必要时还需要用一定的压力；另外在一些领导干部间有的则强调要掌握分寸，对“和风细雨”不能打折扣。如新华社有的同志说：“(38)我怀疑‘和风细雨’这种做法是否能够解决问题，尤其是对付官僚主义采用这种做法更是行不通。”外交部有些青年同志认为“运动”就应该是“狂风暴雨”，否则“放”不起来。有的说：“‘和风细雨’如何能够引导大家无顾虑的提出意见，况且‘和风细雨’也不可能有‘火力点’，这样做会影响同志们大胆提出批评。”第一机械工业部有的同志说：“整风指示规定对别人提意见要‘和风细雨’，不能强迫被批评者接受他所不同意的意见，如果提了意见人家不接受，又怎么办？这样反而对自己不利。”监察部有的领导同志说：“指示中明确提出不得强迫被批评者接受他所不同意的意见，这很好，三反下楼时，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当时就是不让你讲话，一讲话就说是庇护下面干部，最后问题一大堆，都是兜起来。”“现在布置是‘和风细雨’，可是真要搞起来就细不了，这次一定要认真贯彻‘和风细雨’的做法，不能打折扣，”另外新华社有些非党干部对参加整风运动有顾虑，怕整到自己的头上，有的说：“整风说是‘和风细雨’，治病救人，到时候就难说了，肃反时还不是讲不冤枉一个好人，结果搞错了不少，以后虽然赔礼道歉，但已经悔之晚矣。” + +## “整风就是整领导” + +　　第一机械工业部有些同志认为整风就是整领导，与自己无关，有的同志说：“我们只要学习学习，把意见准备好，在会上争争鸣就可以了。”也有的同志说：“整风就是算总账，由于领导作风不民主，平时思想不见面，到时候领导就应该交代交代。”新华社、外交部有些同志认为整风就是人人过关，个个洗澡，今天你整领导，明天自己就有被整的危险，因此怕运动过后整到自己的头上。外交部有些同志由于对整风不摸底，倒底是要大整，还中小整，有顾虑。如该部机要处印刷厂党支部书记说：“我大小是一个领导干部，倒底这次整风要整到那一层，应该明确下来，不然棍子打来了，我无法预防，只好招架。”也有的领导同志担心说：“我怕运动搞起来后，只准群众‘鸣’，不准领导‘鸣’，不知这次整风是否允许领导对下面不正确的意见给予认真严肃的批判。当然整领导我没有意见，但是用什么态度整倒是一个问题，如果领导上一发言就给扣上帽子，一棍子打死，我是有这种顾虑的。” + +## 对整风缺乏信心 + +　　监察部在一般干部中有的对整风缺乏信心，认为过去提了很多意见没有得到解决，现在还不是一样，如有的说：“过去意见提了一大堆，真正解决的有多少。”冶金部有的团员说：“过去不知提了多少意见，结果还是没有接受，现在整风提出来还不是一样不起作用。”黑色冶金设计院办公室主任说：“整风主要是反官僚主义，可是领导整风小组都是党员负责干部所组成，这怎么能整好。” + +## 党外人士踊跃参加整风 + +　　党外人士对参加这次整风运动一般都是非常踊跃的，冶金部、外交部整风动员后，绝大多数非党人员都自愿报了名，但也有对自愿理解不足。如第一机械工业部有的党外高级知识分子说：“虽然整风说是自愿，但实际上不能不参加。”“不参加多不好意思，大家都参加了，我也只好参(39)加，况且参加又可以表现自己的进步，又能看看党员倒底怎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此外冶金部有的党外人士说：“整风是大家的事，为什么党员都要参加，而群众却是自由参加，这样很不公平，我们也是国家机关干部。”第一机械工业部有的党外人士反映：“整风运动虽然让我们党外人士参加，还不是把我们当做客人看待。” + +## 对参加劳动生产有顾虑 + +　　第一机械工业部有些处、科长对参加劳动反映很大，有的说：“像我们这样参加劳动怎么能行，又不能增加生产价值，如果方式方法再搞得不好，简直等于出洋相。”有的说：“即是参加劳动也不一定要到工厂、农村去，在机关劳动就可以了，我们只能求其自然，不要勉强行事。”有的说：“领导干部参加劳动还不如深入到下层去解决一些实际工作问题，效果会更大一些。”也有的说：“我们劳动仅仅是做样子，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只要老老实实在机关工作就对了。”文化部有些领导同志认为到下面去参加劳动，不仅不会帮助下面劳动，反而会给人家增加麻烦，只要在机关现实条件下做做就可以了。邮电部监察室主任说：“我们能搞什么体力劳动，不能太笨重，又不能搞机械化。”邮电部一个副局长说：“把干部拉到矿井里会影响生产，挖小煤窑又不能与工人农民在一起劳动，还不是脱离群众。”另外也有的认为体力劳动主要是指下面的干部和一般干部而言。如地质部有的领导提议说：“可以让一般干部到现场去劳动，都必须下井，并且订成制度。”有的建议高教部应该规定大学毕业生必须参加两年劳动生产，再授予文凭。 + +　　 来源：1957年5月1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15.txt b/CCRD/1/3/2/00041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8a2794f696a71a1f28e918cd1a2f4d1983bcffe --- /dev/null +++ b/CCRD/1/3/2/000415.txt @@ -0,0 +1,15 @@ +# 东北工学院机械系八十二名教师签名请求沈阳市委书记支持他们“鸣”“放” + +　　<赖德浓> + +　　新华社沈阳10日讯　东北工学院机械系八十二名教师签名请求中共沈阳市委第一书记支持他们“鸣”“放”。 + +　　今日上午，这个系的教师举行了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习会。在座谈中教师们深深感到他们还是自发的在“鸣”“放”，学校党委对如何放，特别是是否放手放还未表示态度，因此大家感到焦急，在会议中途，邀请党委书记和院长参加，党委书记副院长康敏庄在会上作了报告，但这个报告没有使大部分教师感到满足，他们一再要求康敏庄表明教师如何放、是否支持放的态度。教师们还要求考虑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解决提出来的内部矛盾问题，因为没有得到明确答复和解释，结果弄得很僵，教师们不让康敏庄离去。教师们的感情很激动，绝大部分教师(其中有九名党员)立即签名写信给市委第一书记，要求他和省委第一书记参加明天上午的会，支持他们的“鸣”“放”。并且临时打电话找各报记者请求发表消息支持他们。 + +　　这两天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教师们对学校的党群关系、官僚主义、家长式领导作风、对教师政治上不关心、思想改造有点过急以及对教师此次学习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重视、不领导等提出许多意见。有些教师对肃反的成绩很赞扬，但对运动中的缺点提出了批评。教师们对康敏庄在会上对放的问题只淡淡地提了两三句，没有放手支持；对意见只说可以提，不行再提，而没有表示决心负责研究解决，表示了很大不满。 + +　　会后，记者会见了几位教师，其中包括系主任和工会的人，他们都说人民内部矛盾应该愈解决愈少，而不应愈谈愈尖锐，认为今天的这个会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 +　　随后记者又到党委书记康敏庄家里，询问了学校党委如何领导学习和解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说：现在如何组织教师具体“鸣”“放”，还没有得到市委指示；同时现在全院学生正停课一周，学习这个问题，教师的学习还抓不过来，不是不支持教师的“鸣”“放”。 + +　　 来源： 1957年5月1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16.txt b/CCRD/1/3/2/00041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d04a9182cff8819a31cd3014fadf67c75ec0b31 --- /dev/null +++ b/CCRD/1/3/2/000416.txt @@ -0,0 +1,63 @@ +# 访陈寅恪教授 + +　　<本报特约记者　梁诚瑞> + +　　这几天的报纸，真个是大鸣大放，大概知名的学者，教授无不发表了议论，就是懒于发言的知识分子党员也被记者将了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已经深深地激起了全国知识界无限的关怀。怎么，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教授还未发表他的见解呢？ + +　　我问过一位记者，他告诉我，这几年陈先生在广东很少发表意见。他不喜欢应酬，也不常接待外人。谁若问他对百家争鸣有什么意见，他只淡然地让你去看看他的门联，不轻易发言。这使我很纳闷，为什么当代一家学者，独默默而不鸣？ + +　　许宝骙同志和我特地到中山大学去拜望这位可敬的老前辈。 + +　　初到中山大学，校园到处是茂郁的绿树竹林；几乎无处不是草地，无路不是林荫，尤其路旁几株古老的大榕树，盘藤结葛，壮亟美丽，高高地伸开四臂，浓密的树叶像托着一片片苍苍的碧云。在办公楼前，陈序经副校长指着对面一幢红色的洋楼，告诉我们：“那就是陈老先生的家。”望去那景致十分幽雅，几株南方特有的棕树，伫立在楼角，枝干高过屋顶，梢头棕叶有如一柄巨扇，兀自在摇曳，似乎怕那南国的热风闷坏了小楼的主人。门前的两株木兰花，在北方难得见到有长的那么高大的。一条小路就横在树下。 + +　　陈老先生自从来到广州，一向闭门深居简出，他那多年失明的双目，现在在阳光之下，只能模糊地辨别外界的一点影子。中山大学为他特地修了一条小路，路面上涂了几层白灰，为的是使陈先生隐约地知道那里是路。人们也只有在这小路上偶而看到这位人人尊敬的长者，闲适地漫步。 + +　　我们来在小楼下，果然门上贴着一副对联，写着： + +　　“万竹竞鸣除旧岁 + +　　百花齐放听新莺” + +　　(按；新莺指广州京剧团一位京剧演员新谷莺。) + +　　多年不见他的墨迹，如今看到陈老先生的笔迹如故，便觉十分亲切。走进他的客厅，我留心注意那雅致的布置。一幅马衡先生题字的中堂悬挂在壁上，含着多少故人深厚的友谊。一座玻璃书柜满都是唐宋诗词集子，有两瓶含笑怒放的鲜花，点缀着小小的书斋，呈一股勃勃的生气。我想这些东西一定是陈先生所最喜爱的。 + +　　陈老先生听说我们是北京来的客人，扶着手杖从书斋走出来。虽然他看不见我们，而我们却看见了这位离开北京七八年的老师，很高兴，心想，北京的老师们又是多么怀念着您老先生呀!他那黑色的短发已渐露斑白，而神色很好，丰采依旧，精神上是很开朗的，并不像已六十七岁的老者。 + +　　我们问候他：“您老近来可好呀!” + +　　他说：“我的肠胃不好，睡觉不好，一动就不消化。”又说：“好吃的东西就不能吃，勉强吃了一定不好，所以凡我觉得不相宜的东西，我就绝对不吃。” + +　　陈老的记忆力还是那么好。谈起二三十年前的往事，历历可数，那年那月都记得那么清晰。他连连问到北京许多故友的近况。他关心地问起：“俞平伯还好吗？”“他在苏州的房子还在吗？”“他还是住在那个老地方吗？”“现在他还写字不写字？”“那个房子是不是它一家子住？”，许宝骙同志把所知道的情况详细告诉了他，他听了很觉安慰，连说：“那就好了！”“那就好了！” + +　　他又问起：“向觉明(达)你们常碰见吗？”“他的家眷还住在那个地方吗？”，“他在城里办公，有地方住吗？”“王宪钧、沈有鼎还在北大吗？”，“钱钟书现在在那里？”“金龙荪(岳霖)的眼睛怎么样了？”想起沈有鼎，他说：“我和他一齐到英国去，那时我们还住在一个宿舍里呢!他是多么挂念着“老北大、清华的故友们。我们为了让他老人家多休息休息，不敢久扰。临别时，他一再握手，要我们问候今在北京的北大、清华的朋友们好！ + +　　陈寅恪先生的故友们一定也很愿意知道他老先生的近况吧! + +　　据我们所知，这几年，陈先生的学术研究没有停止。中山大学专门派有两位助手帮助他工作。他的论文常常发表在中山大学的学报上。我看见今年中山大学学报第一期上就有一篇“论唐代的番将和府兵”是他的新作。据说，他还有些未发表的文稿。最近研究弹词，再生缘，已写好一篇文章，因为还要再修改，不肯轻易示人。目前，他还要研究柳如是的事迹，关于中国历代女子梳装的样式，他也很感兴趣。 + +　　他还和历来一样，在家里开课。中大有一位副教授正在跟他专修隋唐史。 + +　　他在广州生活上受到学校党政特殊的照顾，同学们也都很尊重这位前辈的学者。每天有人为他读报。他最近极爱听京戏，可惜广东京剧团演出的比较少。今年春节，广州京剧团主要演员被邀到中文作过一次清唱演出，难得陈老亲自出门去听赏。当他高兴地听罢归来，立即赋诗三首，还兴致勃勃地拟对联一幅，赠给这个京剧团。而尤其赞赏剧团中新谷莺、华兰苹两位演员。 + +　　对联是这样的： + +　　“古董先生谁似我， + +　　新花齐放此逢君” + +　　(按：古董先生，古作“陈”解，指他自己，“董”指中大教授董每戡，因为看京剧时，有董君陪同。此句出自桃花扇曲词。新花齐放，“新”指新谷莺，“花”指华兰苹，“花”与“华”通，新华齐放取百花齐放意。) + +　　诗是这样的： + +　　陈寅恪教授新作 + +## 丁酉上巳前二日广州京剧团及票友来校清唱即赋三绝句 + +　　暮年萧瑟感江关。城市郊园倦往还。来谱云和琴上曲。凤声何意落人间。(张淑云孙艳琴两团员及任凤仪女士)沈郁轩昂各有情。(谓诸男团员及票友)好凭弦管唱升平。杜公披雾花仍隔。戴子听鹂酒待倾。(新谷莺华兰苹两团员未来)红豆春生翠欲流。闻歌心事转悠悠。贞元朝士曾陪座。(四十八年前在沪陪李瑞清文观谭鑫培君演连营 寨后数年在京又陪樊增祥文君演空城计)一梦华胥四十秋。 + +　　祝南、季思、每戡先生一笑 + +　　 寅恪 + +　　（来源：《光明日报》1957年5月1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17.txt b/CCRD/1/3/2/00041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1e2d435575693185577867dd18be7c8aa0fd827 --- /dev/null +++ b/CCRD/1/3/2/000417.txt @@ -0,0 +1,49 @@ +# 改进党群关系　办好师范大学 教授们积极提出意见帮助党组织整风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于１０、１３、１４、１５四日内，分别邀请中文、教育、俄语、历史等系的教授、副教授座谈。教授们对于学校党的领导工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 +　　胡明说，党员有特殊的优越感，个别党员采取粗暴方式维持“威信”。 + +　　北京师范大学的党和群众的关系怎样呢？许多教授对这个问题很关心。俄语系主任胡明教授说：现在我校的主要矛盾是党和群众的关系不好，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党员和党的组织。有的党员有特殊的优越感，看不起一般群众，因而脱离群众。有人总说群众自卑，其实群众并不自卑，是因为党员有特殊的优越感，夸大自己的作用、功劳，使群众相对的自卑了。更严重的是个别党员采取粗暴的方式维持“威信”，在群众中影响极坏。 + +　　中文系李长之教授说：“师大的党组织和群众之间的墙是很厚的，象钢骨水泥一样坚固，这个墙如果不拆，有愈来愈厚的危险。”“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本来群众很愿意和党员作知心朋友，可是党员没有这种表示。党员的作风确实影响党群关系，但群众往往通过个别党员与党建立感情，师大很多青年共产党员没有经过同群众共甘苦的锻炼，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后反而脱离群众，成了当权派，不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喜欢摆出教育人的姿态，容易使人产生反感。 + +　　政教专业何廷杰教授说：现在都说党群间有墙，这种提法有问题，不是党与群众间有墙，而是一些基层党组织、党员和群众间有墙。个别人留在墙外不要紧，墙外人多了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这墙是谁造成？有人说是双方面：一方面是自卑感，这个墙一碰就破，另一方面是优越感，这是三合土加上电网，还通上电流的墙，好在现在是没连成一片，否则就太危险了。 + +　　朱智贤教授说：党群关系问题主要是党和老教师的关系问题，行政负责人看起来比教学人员重要。在学校里，教学要依靠教学人员，特别是依靠老教师的思想是不明确的。解放后形成一种风气，太看重新教师，党对老教师支持不够，青年同志中有一股歪风，有些对领导、对党员很服从，这当然很好，但对老教师、对群众都不够尊敬重视。有些年青同志入党前很谦虚，入党后就不同了，“养不教，父之过”，党应给他们以教育。 + +　　邵鹤亭教授说：希望党组织慎重考虑各种联系群众的新方式。他建议党除掉通过民主党派联系群众外，应当充分通过工会组织，把一切问题向群众开门，把群众当作自己人看待，填平党与群众间的鸿沟，使每个人都有主人翁的态度。 + +　　邰爽秋说，教授是处在四层楼板下面和四道围墙外面。 + +　　学校如何广泛吸收教授的意见？怎样扩大教授同各方面的联系？邰爽秋教授说：教授在学校里，是处在四层楼板下面和四道围墙外面，这四层楼的最顶层是校长，其次是教务长、研究部主任等，再下一层是系主任，还有一层是教研组主任，四层楼下才是教授，而教授又分六级，实际上有十层之多；四道围墙：第一道是党委会，第二道是校委会，第三道是系务会议，第四道是教研组的核心会，这四道城墙层层保密，水泄不通。作为一个教授除非兼任行政职务，什么事情都不知道，这叫人怎么能提出意见，怎么能对学校热爱呢？采取这样保密制度和这样的工作方法，实际上却是影响了团结。必须拆掉这些墙，打通这些楼板。 + +　　张怀说，领导高高在上，中层干部忙于事务，我们有话无处说。 + +　　张怀教授说：我们教授的意见没有发表的机会，领导高高在上，中层干部忙于事务，我们有话无处说。去年学校在北校举行过茶话会，这很好，倒不是为了吃茶点，而是有机会谈出自己的意见。校长出布告规定接见教授时间，用心固然好，但仍然是形式，还没有了解到高级知识分子的心理，高级知识分子大多数都难免有些旧的书生脾气，找朋友谈天可以，找领导就不愿意。老实说我就不愿意排队等接见。希望领导通过各种方式接近群众。何副校长只在到师大来时找我谈过一次话。我对学校不是不关心，不是没有意见，是有意见无从上达。 + +　　俄语系胡明主任说：学校领导的官僚主义相当严重。学校、党委各部门职责分工不明确，自解放至今学校还是混乱状态。一个问题来了推前、推后、推左、推右无人真正负责，问题不能解决。许多问题校领导都是以耳代目，凭听汇报办事，办不通就命令主义。学校宗派主义相当严重，在使用、提拔干部、评级评薪等问题上都表现出来。中文系副教授俞敏说：师大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矛盾有二：一、不信任群众。二、领导对被领导管的太多。我研究古汉语二十年，我愿意教这门课，即使不能教我也愿意研究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但领导上硬说我擅长语音，要我在这方面进行研究。语音是研究古汉语的工具，正如数学是研究物理的工具一样，对一个学物理的人说他数学很好，他会感到受了侮辱。 + +　　廖泰初说，非党教授有四个难处：会见领导难，谈心难，对党员了解难，办事难。 + +　　教育系教授廖泰初谈到非党教授在处理日常工作中有四个难处：（一）会见领导难。向领导请示一件事往往要花费很多时间，有一次他想和丁浩川教务长商量一个问题，约了三次都没见到，直到第四次才见到，但见面谈话却不到十分钟。这件事使他很寒心。他说，直到现在，他连和何校长、黄教务长谈一次话的机会都没找到。他认为，需要和领导同志谈谈。领导上的所谓“忙”，值得打个大问号。（二）谈心难。过去自己有些甜酸苦辣的心事总喜欢找老朋友们扯扯。但是，现在大家都提高了，怕自己谈出的东西不好，人家会不会扣帽子，有了这种顾虑，就不敢找人谈。有时找到党员同志谈心，但在谈的过程中，自己倒是诚心谈自己的问题，而对方只是帮助你分析分析问题，从不谈他的问题。自己谈十句话，对方谈不了一句话。（三）对党员了解难。党员中春风满面的比较好接近的固然有，但冷若冰霜，不好接近的也不少，这样的同志摸不着他的脾气，和他谈话就有顾虑。例如，党员中有个别同志好下命令、坚持己见，不大愿意和人商量问题。看来这些党员认为他们就是教育人、改造人的；而非党人士则是被教育、被改造的。他觉得这是党员的一种宗派主义情绪，因为党并没有教育党员去脱离群众。（四）办事难。办个事情要花费很多时间用在请求、写报告上面，而且拖拖拉拉，长期之内得不到解决。 + +　　叶苍岑说，领导上在评级问题中对待党员和群众有两种态度 + +　　教授们在发言中，对评级评薪问题提出了很多意见。为什么把教授分成六个级？级别的高低到底根据什么？对这些问题，不少教授有意见，并且认为分成这么多的级没有好处，反而影响了教授之间的团结，甚至连好朋友也为了级别问题，伤了感情。由于教授中分成很多等级，意见很多。中文系教授叶苍岑认为在评级问题上，领导上对待党员和群众有两种态度，如一个派去匈牙利学习的党员教授每次评级都提升，甚至还提升两级；而对某些工作成绩很好的教授却评得很低，不注意提拔。他就曾经为一个姓高的教授的级别评得太低而提过几次意见，但都未被采纳。有些教授认为评级就应公开地评，不应对某些人保密。如有些一、二级的教授据说是教育部指定的，既然已经指定，何必再评。 + +　　殷祖英说，群众伸出手来党员不接 + +　　党员应该在思想、工作、生活各个方面和群众打成一片，许多教授都有这样意见。物理系主任方嗣蘰教授说，一般从表面上看还好，但确实有一堵无形的墙，有许多事情不是事先征求教师的意见，而是先在党内作决定，而后再拿出来。党员助教和老教师谈话很严肃。有的人说“我得沉默一个时期，才能转变过来。”有的人见面不是说“今天天气好”就是“这两篇社论如何如何”。数学系主任张禾瑞说：我感觉青年党员越来越严肃了，原来活泼的也变严肃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党员党龄的增长，会使他们越来越严肃。生物系陈昭熙副教授说：党员的态度过于谨慎，党员说话对一些问题不加可否，就会使群众怀疑其中有什么问题。本来无矛盾，也就形成了矛盾。董渭川教授说：党和领导只抓些具体事情，结果使党政不分，领导忙于事务，成了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在学校听到有“校首长”的称呼，还要盖什么“首长住宅区”、“高级干部宿舍”等，听了叫人多刺耳，住到那里群众会怎么看呢？毛礼锐教授说，搞好党群关系，可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地理系殷祖英教授说：搞好团结不容易，现在趋向团结了。党员主动伸出手来，群众不接是没有的，往往是群众伸出手来党员不接。 + +　　赵擎寰说，教育部办事令人啼笑皆非 + +　　有些教授在发言中对教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批评。制图专业教授赵擎寰说，学校今天有问题，教育部不能不负一定责任。教育部办的许多事，真令人啼笑皆非。例如对制图课，可说是灵机一动，调集了许多人，有的坐飞机赶到北京学了一个月，但大家刚回去，却又接到教育部的通知说不开制图课了。而司长曾在会上对大家说过“制图课目前是需要的，前途是大有可为的”，这样变化多端，可不令人啼笑皆非！教育系教授左学礼还揭发了另一件事情。过去教育部曾经要她翻译一本有关心理学的英文著作。当时教育部限定她三个月译完，本来需要半年时间才能译出，她加班加点如期完成了。但这本译著送到教育部之后，长期没有音讯。后来知道教育部将这本译著丢失了。她在发言中表示，教育部一定要将译稿找到退给她。 + +　　陈景盘说，官僚气浓，学术气薄 + +　　有的教授认为师范大学有官僚气压倒学术气的倾向，校内官僚气氛浓厚，而学术气氛淡薄。教育系陈景盘教授说：师大是个学术机关，应该有研究学术的空气，但相反，从教授发表的文章来看，使人感到学气少，官气大。负责行政领导的同志就是把行政放在第一位，替他们计算一下工作时间，就可看到他们在教学方面花费时间很少。拿科学研究来说，似乎科学研究是为行政服务，而不是行政为科学研究服务。教育部注重的是填表，教授进行科学研究也是为了赶任务、填表，我自己也是这种情况，对于科学研究方面的分歧意见却没有抓紧进行研究。中文系启功教授也认为师大的学术空气不浓，他建议加强对这方面的领导。他说图书馆的书应打开箱子，不要搁在那里不利用，否则影响科学进军。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18.txt b/CCRD/1/3/2/00041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1f7fd8fcad81211af619e843019efd004e7bb2a --- /dev/null +++ b/CCRD/1/3/2/000418.txt @@ -0,0 +1,35 @@ +# 交大西安部分的师生关于迁校问题的争论十分激烈 + +　　<新华社> + +　　新华社西安10日讯　5月初，交通大学西安部分的一部分学生自发地展开关于迁校问题的争论。学生宿舍区的布告栏内贴满了五光十色的大字报，言论十分激烈。大字报的标题有“交大在上海真的不能发展吗？”“迁西安降低了教学质量”“交大回家去”等等，有的大字报上还插画了一辆火车头，表示坚决回上海的意思。目前有十来个班级学生(占全部班级十分之一)不经班会和团组织同意，自动组织了迁校筹委会，集会讨论迁校问题。他们还发出了电报给上海交大校委会，表示反对学校西迁。少数同学已提出要求停课来讨论迁校问题。据说，他们还准备派代表到上海或北京请愿，大有发展到运用“大民主”的趋势。 + +　　中共交通大学西安部分委员会事先对这些情况发展的认识不足，所以有些措手不及。党内对迁校看法也很不一致，党员师生多数对迁校问题认识不清，只有少数认为迁来西安是正确的。当学生们自动地组织讨论后，5月5日学校召开了紧急会议，由副教务长张鸿向学生作迁校问题解释的报告，学生们当场递了很多责难的条子，并且发出口嘘声，表示不满意。6日，学校行政和党委连续召开一系列会议，训练干部，准备深入学生中作解释工作。据记者了解，学校领导还是愿意让大家“放”的，如职工方面也已展开了迁校问题的讨论，但是对目前情况还缺乏办法来正确领导，有观望中央和上海的倾向。党委宣传部一个同志反映，如果一旦说学校决定不迁西安来了，交大仍留在上海的话，那是党内党外“皆大欢喜”。 + +　　交大西安部分的教师目前表现得还较平静，不如学生激动。前些日子，他们已首先对迁校问题展开了争辩。工会教师现已派出四个代表，到上海参加正在召开的校委会，并且提出他们对于迁和不迁的两方面意见。据了解，上海来的教师中有80％以上的人，对迁校西安怀疑，有意见，甚至反对。师生们对于成立“两个交大”一般表示反对。 + +　　归纳全校师生们提出同意迁校的意见有如下几点：一、这里地下资源丰富，迁校符合工业布局的原则；二、西安原有文化基础差，迁校可以发展西北地区文化，配合工业发展；三、交大任务重，适合设置新专业的条件；四、当前国际形势决定迁，很多工厂也往内地迁；五、就地培养干部快而多；六、交大师资力量强，能接受大任务，等等。 + +　　主张不迁校的师生们理由是： + +　　一、国际形势需要这个论点目前已不成立，好些报告提到可以有一、二十年和平环境。 + +　　二、经济是基础，文化是上层建筑，不能先办学校后办工厂。最近中共西安市委副书记冯直向学生们作了一次报告，谈到西安工业发展主要方向是精密仪器和航空国防方面。因而同学们认为目前西安还没有很多很好的机械工厂，学校迁来是不必要的。材料力学教研室反映，迁交大办南洋(指在上海办南洋工学院)是错误的，古今中外是没有迁(42)校的。莫斯科大学没因有新的工业基地而迁校，包尔曼大学已有一百二十五年历史，但工业中心仍在乌拉尔。其他如英国剑桥、牛津大学也都没有迁校。 + +　　三、西安高等学校太多，文化科学中心会自然形成。学生们在大字报上提到西安已有西北工学院和西安动力学院等工业学校，根据交大和上海各方面的传统联系，应该搬回去。 + +　　四、迁校师资力量受影响，科学研究要推迟，教师没有地方进修，交大原有一百二十多名正、副教授，这次迁校后因有一部分教师并入造船学院等原因，现全校只有八十名左右正、副教授了。西安没有理工研究所，教师进修成总是。上海有许多专门为科学研究的工厂，而西安没有。好多科学资料图书都是先供应北京、上海，而西安买不到。有的教师还谈到，去上海参观各工厂、实习等都很方便，有熟人(许多工厂总工程师是交大毕业生)，这里却困难重重。 + +　　五、迁校各种损失太大。大家提到学校环境绿化就化了五万元。从上海到西安的各种搬运费也相当可观。同时，各种仪器因运送要受损失，有的坏了还无法修理。学生们贴出的大字报上写道，学校仪器设备目前只运来七分之一，所以搬回上海还不迟。 + +　　六、迁校学生质量受影响，招生来源有问题。 + +## 七、迁校对西安城市的压力大，增加供应困难，人员安插有问题。许多学生并以中共西安市委副书记冯直同志谈到的关于这些方面情况作不迁理由的根据。 + +　　八、生活水平高，职工生活困难很大。据说西安和上海的工资待遇是一样的，但西安的日常生活水平要高出上海10％到15％，很多职工反映生活受影响很大。每年回家的人很多，从西安到上海往返的路费极大。 + +　　主张不迁的师生还提出下面几点意见：一、回上海的车费尽可能自己负担，教、职、工中领到的安家费、棉衣费退还国家；二、今年先搬回二年级，明年搬一年级；三、校舍不够可以利用上海交大后面的空军疗养院等地进行扩建，临时搭上草棚。动员学生走读；四、这里的一些校舍建筑可交给西北工学院和西安动力学院使用。 + +　　坚持主张迁校的一部分师生也提出了迁西安的要求：一、所有专业都来，教师要有90％以上迁来。据了解全校师生员工对于因迁校而使师资力量的削减很为不满。大家都希望能保持交大学生质量高的传统。二、生活、教学和科学研究等问题必须专门处理解决，高教部和当地党委应该大力支持，要在经费、仪器、图书、基建材料等问题上迅速帮助解决。 + +　　 来源：1957年5月1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19.txt b/CCRD/1/3/2/00041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5f6b7b6ae9fe899af17ab0f52fc8fb612bb1e19 --- /dev/null +++ b/CCRD/1/3/2/000419.txt @@ -0,0 +1,23 @@ +#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在春节前后开展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工作的通知。各级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应该按照这个通知，切实加以执行。 + +　　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不仅在战争时期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和平时期也有重要的意义。过去在革命战争时期中，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曾经是我们能以劣势的革命武装战胜优势的反革命武装的决定因素。现在处于和平的时期，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仍然是我们的军、政、民团结一致、战胜一切困难、建设祖国的有力保证。各地驻军每年都帮助群众进行春耕和秋收。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有的部队把拖拉机和双轮双铧犁捐献给农业合作社。在洪水泛滥的地方，部队曾以全力抢救受灾人民的生命财产，运输供应物资；有的同志还因抢险救灾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救灾工作中各个部队都捐献了寒衣和其他物资，开展一两米运动。还有许多部队帮助地方上修路、修渠、修堤。这些都是只有人民的军队才能够做到的。 + +　　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于拥军优属的工作也是不遗余力的。近几年来，各地群众和地方机关用人力物力积极支持了国防建设。广大青年踊跃应征入伍。群众对烈属、军属、残废军人给予高度关怀。除了政府每年拨出大量的优抚费以外，对缺乏劳动力而生活困难的烈属、军属，群众还给予代耕。在农业合作化以后的优待劳动日，保证了他们的生活随一般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对复员军人也分别情况进行安置，使之各得其所。这些工作，对于现代化国防的建设，对于义务兵役制的推行，对于鼓舞军队的士气，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 +　　但是，近几年来的和平环境，使一部分人产生了一些和平麻痹思想。对于优抚工作和复员安置工作，有的地方却有意无意地放松了。有些地方没有把合作化运动中优待劳动日的制度贯彻下去；或者优待偏少，不能保障受优待者的生活达到一般社员的水平。有些地方对复员安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这些现象是必须纠正的。人人都应该懂得保障烈属、军属、残废军人的生活对巩固部队、鼓舞士气的重大意义。复员安置工作和征兵工作也是同等重要的。有些人对复员安置工作不如对征兵工作那样重视，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应该认识，只有做好复员安置工作才能为顺利地推行义务兵役制打下基础。 + +　　忽视优抚工作的现象，在义务兵役制实行以后更加值得注意。有些人主观地认为义务兵家属没有困难，所以不必要大力进行优抚工作了。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或者不完全是这样。义务兵的家属如果确有严重的生活困难，还必须由国家和群众予以照顾。有些人入伍的时候家庭并不缺乏劳动力，但是，后来因为主要劳动者患病或其他原因，家属的生活发生了困难，这当然是应该给予照顾的。至于对烈士家属和残废军人，给以优待、照顾和抚恤，则是国家和群众的一项长期的义务。 + +　　有人把优抚和复员安置工作仅仅看作是民政部门的事，这是不对的。民政部门是主管部门，应该全力去做。但是，要想真正做好这些工作，就必须全党动手。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注意领导和检查这一工作。各机关、企业、合作社对本单位优抚和复员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该认真负责地加以解决，不应推托责任。 + +　　由于国防建设的发展，军队要集中力量加强现代化的军事建设，提高军事科学技术水平。军队的驻防和训练也需要更加集中，同群众的直接接触减少一些，这是难免的。但有些部队因此就对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象过去那样关心，与地方党政机关的关系也较前疏远起来，很少做甚至不做群众工作，这种现象同样必须加以纠正。 + +　　有些部队在住房、施工、划定禁区等方面有时对群众的利益注意不够，在生活方面也有铺张浪费以及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发生。这些都应当及时地严肃地加以处理。各地驻军必须教育官兵继续发扬维护群众利益、关心群众生活、与群众共甘苦的光荣传统，模范地遵守国家的法律、法令和政策。应当使全体官兵都认识到，人民军队只有同群众紧密团结，依靠群众的全力支持，才能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 +　　在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中，还必须着重解决若干具体问题，不要只是进行一些联欢和慰问就算完事。各级党委应该组织党、政、军、民的力量，对拥军优属、安置复员军人和拥政爱民工作中的问题进行深入检查，能解决的立即解决，不能立即解决的分类排队，定出步骤，在今后的工作中逐步加以解决。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1月1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20.txt b/CCRD/1/3/2/00042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2c0dee3d8974004784c1b4f436a1e9c8ab14580 --- /dev/null +++ b/CCRD/1/3/2/000420.txt @@ -0,0 +1,17 @@ +# 教授治校好，还是党委制好？ 九三学社召开座谈会初步讨论改进高等学校制度问题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十日晚召集部分在高等院校等单位工作的社员举行座谈会，讨论有关改进高等学校的制度，在高等学校中进一步发扬民主等问题。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黄子卿、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潘菽、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楼邦彦、北京师范大学副教务长祁开智等人，就高等学校中实行教授治校和党委制两个问题发表了意见。 + +　　会上，对教授治校和党委制有这样几种看法： + +　　一种看法是认为在高等学校中实行教授治校，由教授会和评议会来主要领导教学等业务工作，可以防止人事倾轧等不良现象，充分发挥教授的积极性，有利于搞好学校的教学工作。党委制也可以同时存在，参与领导学校的工作，但重点应放在一般的行政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方面。 + +　　另一种看法是，由于今天的情况同解放前有了很大的不同，是否要实行教授治校的办法，还值得考虑。持有这种看法的人认为，今天高等学校的工作中所以存在着许多缺点，并不是由于党委制不好，而是许多党员的思想作风上有毛病，犯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许多在高等院校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动机是好的，一心一意想把学校办好；但是由于他们一般都比较年轻，经验不多，或者业务不够熟悉，因而往往对教学工作干涉过多，对老师的意见尊重不够，同非党的教职员工的接触也比较少，彼此间了解很不够。因此，今天高等学校中的主要问题，不是要恢复过去教授治校的办法，而是要进一步发扬民主，改进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学校的行政领导或党委会，在作出重大的决定或决议以前，应当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要听教授们的意见，也要听一般教职员工的意见。在经过充分的讨论以后，才作出决定，使学校的领导真正成为民主集中的群众路线的领导。为了作到这一点，可以适当地扩大校务委员会的权力，吸收更多的教授和其他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使它真正担负起领导校务工作的任务，而不是一种形式。同时还应该经常召开一些教授座谈会，彼此随便谈谈心，以增进党员与非党人士之间的了解，建立起亲密的同志式的关系。发言的人把这种做法称之为民主办校。 + +　　再一种意见是主张仿照中央人民政府的办法，把校务委员会变成象人民代表大会一样的权力机关，校长就是校务委员会的主席，有关学校工作中的大政方针问题由它讨论通过后执行。 + +　　发言的教授学者们一致认为，高等学校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需要改进，这是肯定的；但是究竟采取那一种办法更适合当前学校工作的情况，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挥教授和其他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从而把教学工作作得更好，则需要进一步地仔细研究。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希望到会的同志们，回到原单位后多征求意见，以便最近再作进一步的讨论。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21.txt b/CCRD/1/3/2/00042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850e39d7beb7421868cbfc6ca81584e5a1f2fa3 --- /dev/null +++ b/CCRD/1/3/2/000421.txt @@ -0,0 +1,19 @@ +# 民革武汉市委员会帮助共产党整风 + +　　<容德> + +　　【本报消息】民革武汉市委员会为了组织推动成员协助共产党搞好整风，从5月10日起接连召集了二十七个基层组织负责同志和科、局、工程师级的成员们分别举行了三次座谈，并组织力量分头下基层了解情况。对民革组织在机关与党合作共事的关系，以及成员在工作中是否存在有职无权的问题，初步摸了一个底。一般成员对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的重大意义有了认识，目前都已自愿参加整风学习。如武大教授唐炳亮说：“我们是体会到党的整风意义的，为了帮助党搞好整风，我们不考虑后果，不怕吃眼前亏，也不怕是否会有‘放’、‘收’、‘整’三部曲，有意见就提出来，好让党来解决矛盾。”但是还有些人对“鸣”和“放”存在顾虑，抱有“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思想，怕侧面报复，怕提出意见不解决问题会“得罪人”。另外，还有极少数人对整风的方式方法没有足够的认识。表现在有的人想把某个党员整下台，缺乏诚恳的态度。 + +　　在成员们的谈话中，举出了许多事例说明机关、学校和企业单位内的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是严重存在的。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杨世华工程师说：“去年我和李国齐工程师共同研究以有筋耐压水泥管代替铸铁自来水管，试制成功了，平均降低工程成本63％，节约钢材94％。外面很重视这项经验，但本公司的党政方面却不声不响。后来中央来文要召集一个专业座谈交流水电经验，领导上却决定派不是搞水暖专业的蔡荣贵副科长去北京，因为他是个预备党员。蔡荣贵提出用多孔水泥管穿电线，节约了材料，公司党政就到处表扬，并发了四百多元的奖金。群众提出别的城市早已用这个办法，不见得是先进，可是党委却硬扛到底。这种区别对待党员和非党的作法太宗派了。”有人批评市房地局在工资改革中，党团员一提就是两三级，有的群众则四、五年不提一级。像这类的例子是很多的。 + +　　市水利局副局长涂允成发言中批评了市计委和水利局党的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他说：“在江汉桥开始修第一墩时，我提出岸墩地位不合适也妨碍防水墙的修建。上面却说这是早已决定好了，不能变更计划，结果，现在发生两岸崩裂，桥岸墩脚也裂了大缝，可见领导上对中国工程师的意见的不尊重。”他又说：“我们为了节约水泥，在水泥中掺20％的黄泥水，节约了一千二百多吨水泥，我们用不了这些水泥，希望市计委调拨其他急需单位，可是市计委却非要我们用完不可，原因是保存有困难。结果只有为花掉这一千二百多吨水泥造个计划。” + +　　在谈到非党人士有职有权的问题时，洪山区副区长傅碧人认为他是有职有权的。他说：“区委和区长长支持我的工作的，我管文教工作，初去时，总支书就向我介绍干部的情况，我们有话随时都可谈，我认为必须要改进和扩建的小学，党委没有不同意的。”江岸区副区长李家友说：“领导上派我当副区长，我就要有职有权，否则宁可不干。我一到区人委，就为了做到有职有权，打了两个月的官司。例如我提出街道工作计划要通过区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不能由区长一个人就决定一切。最后，我的意见得到市委支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有职有权的问题解决了，集体领导也形成。现在我和区长、区委相处得很好。”市勘测公司夏维时工程师说：“在我们公司里非党工程师是有职、有责、无权。前年在黄石市超额完成了勘测任务，我发现工作质量不够好，实际上没有超额那么多，我提了意见，领导上就不要我参加修改定额会议，认为我有保守思想。党的领导同志对业务不熟悉不钻研，有事不和我们商量，‘疏而远之’，可是出了事就找我们。” + +　　谈到民革组织在机关和共产党合作共事的关系问题，许多成员结合市民政局、水利局、防疫总站等单位的合作共事情况来看，党委对民革组织的联系是不够的。在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有的成员说：“水利局党委对民革组织工作缺乏主动关怀，民革组织曾向党委建议在局内布置一个有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座谈会来提高干部的政治认识，一直拖到现在未开成会。在谢继思同志担任党支书时，他对民主党派成员态度生硬，往往使人不易接近。”有的成员说：“民政局党委过去对民革组织是不够重视的。如有个成员在干部卡片‘参加何种政治团体’一栏内填上了民革组织关系，有一个党员要他不填，他认为没有必要填这个党派关系。”有的成员说：“有些机关党委经常调换统战委员，我们连统战委员都不晓得是谁，统战委员也从不主动找我们谈谈机关统战工作。民主党派组织的作用在机关很难发挥。” + +　　在谈到整风学习的情况时，有的成员认为，“目前有的机关党政领导还对‘放’和‘鸣’存在顾虑。如有的机关在整风开始前就对干部来一次思想检查。有的党员对积极分子说：‘这次对肃反的意见尽可能地避免不说。’甚至还有的党员对群众说：‘整风嘛！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多你骂我一声王八旦，我检讨一下，还不是我当我的书记和经理。’这种说法给了群众不好影响，实际上妨碍了‘放’和‘鸣’。” + +　　晏勋甫主任委员在基层座谈会上发言，希望成员首先学好整风文件，消除思想顾虑，积极认真地揭露内部矛盾与帮助党解决矛盾。他说，整风为了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既要严肃认真又要和风细雨，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不能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同时也要反对一团和气有意见不提。 + +　　 来源：《长江日报》1957年5月1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22.txt b/CCRD/1/3/2/00042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5a96afd537561b38dd73628ecf2d77fac47bf05 --- /dev/null +++ b/CCRD/1/3/2/000422.txt @@ -0,0 +1,15 @@ +# 四川民主人士帮助党内整风　提出党和国家体制有矛盾 + +　　<《人民日报》> + +　　本报成都讯在１０日四川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四川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畅所欲言，对党提出许多批评和意见，以帮助四川整风运动开展。 + +　　民盟四川省委主任委员潘大逵首先指出，党与非党之间，仍有一道墙。这是某些共产党员优越感造成的。有些人入党以后，就和党外朋友生疏起来，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再和以前一样，就缺乏共产党员气魄。 + +　　民建四川省委副主任委员黄宪章说，共产党员宗派主义不消除，很影响团结和党外人士积极性。对公私共事问题，他说在合营企业中，一方面公私共事是平等关系，另方面是阶级关系，必须服从公方领导，这是矛盾。如何正确处理这两种关系的矛盾，使阶级关系不妨碍私方人员积极性的发挥，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 +　　农工民主党四川省委主任委员刘星垣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后，党与民主党派关系确实有了改进，但也存在距离。他认为这种距离不能完全归咎于共产党员的作风，国家的体制也有些值得研究的问题。他说，在行政部门共产党员因有党的具体指示，掌握政策准确一些，而党外人士那怕是负责人，也不能阅读。党内外负责人在一起开会研究工作的时候，就常因此出现分歧意见。这就不仅容易造成隔阂，而且造成党外人士有职无权，这是党和国家体制之间的矛盾。 + +　　民革四川省委副主任委员李紫翔、钟体乾等还就如何创造条件，消除党外人士顾虑，使他们大胆提意见，以利于整风运动的进行等问题，作了发言。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23.txt b/CCRD/1/3/2/00042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916eeb61c8345ee59cee87a145c4654db5e8461 --- /dev/null +++ b/CCRD/1/3/2/000423.txt @@ -0,0 +1,51 @@ +# 杨康华委员在发言中的检讨党在领导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缺点 + +　　<南方日报> + +　　本报讯　省政协常务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员会文教部部长杨康华10日在省政协全体会议上，就广东省知识分子工作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作了发言。杨康华在发言中着重指出：目前，广东省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还有隔阂，责任在于党，在于一部分党员中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没有贯彻好，主要是教条主义的“左”的情绪的障碍；在领导问题上存在着官僚主义。 + +## 党同知识分子关系虽较前密切但工作中仍然存在严重缺点 + +　　杨康华在发言中首先说，解放以来，党在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上，是有成效的。去年以来，广东省的知识分子学习了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陆定一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的报告以后，得到了很大鼓舞，政治热情大大提高，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也大大加强了；各级党组织和机关、学校、医院、厂矿的党的负责人和广大干部学习了这些文件后，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有所提高，对过去知识分子工作上的缺点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与生活待遇，使用与安排，信任与支持等等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因此，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比以前密切了。但是，工作中还有严重的缺点，工作发展也不平衡，城市比农村好些，大城市比小城镇好些，但大城市中各机关、学校也不平衡。杨康华说，这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对周总理的报告学习得不深不透，理解程度也有深浅不同；因此，在贯彻政策、改变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上，还不够自觉与主动。因此。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仍未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仍然有若干隔阂，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工作积极性还未能全面发挥出来。 + +## 未能水乳交融责任在于党在于部分党员的宗派主义 + +　　党同知识分子之间有若干隔阂，存有矛盾，杨康华说这个责任在于党，在于一部分党员中存有宗派主义情绪。他说，陶铸同志在“如何正确处理广东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指出了这一点，并且说知识分子方面的矛盾“主要是过去在改革时期搞运动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杨康华说，历次改革运动是极为必要的，否则，就不能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和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决定性的胜利。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中，也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得到了锻炼与提高，这对于知识界加强政治上的一致性与加强团结，有极重大的意义，但是，历次运动既然是大规模的群众性运动，难免粗糙，不能很细致。有些干部没很好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得以实事求是的结论；有些地方在掌握政策上出现了一些偏差，方式方法也比较简单生硬，因而面宽了一些，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甚至有些人被搞错了。我们应理解被伤害的人的心情是痛苦的，要抱着对党负责的态度，大公无私、实事求是地向他们承认错误、恢复名誉，纠正错误。只有这样才能消除隔阂，搞好团结，发挥这些被错伤了的人的工作积极性。同时也希望受过点委屈的人，从整个革命利益着想，愉快地面对工作和生活。 + +　　杨康华谈到一部分党员的宗派主义情绪影响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时说，这种宗派主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错误地认为别人社会历史复杂，无理地对他们加以歧视，对几年来知识分子的变化缺乏正确的认识，对知识界政治情况已经起了根本变化估计不足，仍然用旧眼光来看待新事物，在人事工作上，有些同志把德才对立起来，二是党员不能与非党群众很好联系，进行亲密合作，缺乏民主作风。这也是宗派主义情绪的表现。 + +## 从四方面解决这些矛盾 + +　　（杨康华在发言中指出，这些缺点和错误必须严加纠正。解决的办法，杨康华提出4点：） + +　　第一，要信任知识分子。他说，我们必须认识解放7年来知识分子的政治情况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他们绝大部分是爱国主义者，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正在变为脑力劳动的工人，在过去革命阶段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在今后建设社会主义中，还要起更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要进行文化革命与技术革命，知识分子是我国一份重要财富，如果没有工、农、知识分子的亲密联盟，要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想像的。杨康华说，现在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大都是来自旧社会的，经历比较复杂是难免的，这是客观的存在，主要应由旧社会负责；我们必须客观地看问题，经历复杂并不等于历史有问题，对具体问题要进行具体分析。我们还应该用发展观点看问题，周总理的报告中就说过：“同反革命组织有过关系，解放后确实已经改变了立场的人，在他们作了适当的交代之后，也应该像普通人一样看待。”因此，在历史问题上未曾作出结论的，应该及时地、负责地、实事求是地给他们作出结论，而且在政治上、工作上都必须信任他们。那些认为自己历史清白，而不正确地背上一种政治优越感的包袱的共产党员，骄傲自满歧视别人，是错误的。 + +## 有职有权；尽职尽责 + +　　第二，必须使知识分子在各个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尽职尽责。杨康华说，“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这是毛主席早就说过的。我们有些同志，不尊重人家的职权，不听取人家的意见，不支持人家的工作，这是错误的。此外，关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都是人民内部是非问题，绝不能和政治问题相混淆，应放手让党内外知识分子自由讨论。这方面，我们缺乏经验，必须认识别人的长处，考虑别人的意见，谦逊地向别人的长处学习，使知识分子能自由发表意见和发挥才能。关于思想问题，杨康华说，在思想领域方面，不论党内、外，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是有斗争的，并且将延续一个较长的时期，这也是人民内部是非问题，也绝不能和政治问题相混淆。不同思想应采取民主辩论的办法来解决，要虚心听取别人意见，具体分析，以理服人，不应采取压制与打击的办法。 + +## 要有民主作风 + +　　第三，要有民主作风。杨康华说，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不够正常和有些隔阂，还因为有些党员不尊重人家的意见，不虚心向人家学习，缺乏民主作风，听不得闲话，听不得批评，或动辄给人家扣大帽子，致使党外有些人“敬而远之”；但有些党员也由于缺乏文化知识，学术知识，因而有些自卑感，对知识分子也“敬而远之”，致彼此“相敬如宾”，彼此间有隔阂。杨康华指出，这个责任应该由党员来负，我们党员，应该认真学会善于同党外人士商量问题，改进工作。 + +## 关心知识分子政治要求 + +　　第四，要关心知识分子的政治要求，用适当方法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杨康华说，党和各机关领导在这方面是关心不够的，还存在官僚主义的缺点和错误，这表现在有些可以及时解决的问题，没有及时研究加以解决；暂时办不到的，也没有说清道理。 + +　　杨康华说，所有这些问题，都要求之于党，要克服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才能把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搞好。 + +## 过去“放”“鸣”得不够今后要大胆长期“放”“鸣” + +　　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的时候，杨康华说，这个方针是党的长期的方针，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的方针。他说，执行这个方针不到一年，广东确已出现了一些新气象：知识界、文艺、科学工作者受到极大鼓舞，文学艺术的创作与实践比过去繁荣了，题材比以前宽广了，体裁和风格也更多样化了，文艺批评也活跃了；科学工作上独立思考与自由讨论的风气也正在形成。但是，总的情况是：“放”得不宽，“鸣”得不够。今后应该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个方针，抛去各种清规戒律，要大胆“放”，大胆“鸣”，长期“放”，长期“鸣”。他说，在文学艺术上要“百花齐放”，在科学工作上要“百家争鸣”。在文学艺术方面，党只要求为工农兵服务，至于题材问题创作方法问题等，是没有任何自然科学的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过去在讨论上曾经出现过一些粗暴的现象，把自然科学扣上阶级标签是错误的，不同学派应该相互竞赛相互争鸣。当然，如果对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自然科学成就，加以忽视或否定是不对的，但是，过去有人把科学技术问题同政治上的“一边倒”混同起来也是错误的。至于学术上不同的思想体系，当然应该展开争论，可以进行批评和反批评。 + +　　杨康华谈到目前仍然有人怀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说，怕这个方针会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被削弱是毫无根据的，这方针不独使科学与文艺得到繁荣的发展，而且真理会愈辩愈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将得到更大的发得到丰富与新的发展。杨康华说，目前，还有些党内、外知识分子还有顾虑，怕给人家“扣帽子”、“翻老案”、“挨整”，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这个方针在批评问题上是主张批评与反批评的自由。批评与反批评都应该采取同志式的态度，说理的、分析的、平等的态度，都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坚持真理、改正错误，互相帮助、辨明是非，这样就会共同提高，加强团结。应该大胆地“放”大胆地“鸣”，为了我国文学艺术、科学事业的发展，为了发展真理，没有什么值得顾虑的。 + +　　在发言中，杨康华指出，教条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妨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但是，“左”的教条主义是当前贯彻方针当中的主要的思想障碍，必须严肃认真地坚决加以克服。此外，关于增辟园地，改进出版与发行工作，还要与有关方面研究，改正缺点，使“放”“鸣”获得更有利的条件。解决了这些问题，文学艺术和科学就能更快更好地繁荣发展。 + +## 希望党外知识分子帮助党进行整风和有步骤在计划地学习马克思主义 + +　　杨康华发言中，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等提出两点希望：首先，希望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帮助党进行整风，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对我们多提意见，特别是文化教育界这方面的问题很多，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都比较严重，不论什么意见提出来对我们都有好处，我们都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虚心听取与仔细分析，严肃认真地进行整风，以达到克服缺点、纠正错误、解决矛盾、改进工作、消除隔阂、加强团结。 + +　　其次是希望知识分子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采取适当的方法，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接近工农群众，在感情上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为繁荣祖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科学贡献出光辉的劳动。 + +　　 来源：《南方日报》1957年5月1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24.txt b/CCRD/1/3/2/00042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6314bfcec7117be56f30dec4568355077656dfd --- /dev/null +++ b/CCRD/1/3/2/000424.txt @@ -0,0 +1,19 @@ +# 在京少数民族干部在民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建议 在全国开展宣传民族政策的运动 + +　　<新华社> + +　　据新华社１０日讯从４月２７日以来，民族事务委员会连续邀请所属机关的少数民族干部、中央民族学院的各族教授和讲师举行座谈会，座谈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征求对民族工作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意见。 + +　　９日下午举行了第三次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共一百多人。会上对执行民族政策方面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民委翻译局朝鲜文翻译处处长金万善（朝鲜族）认为，民族事务委员会对来京工作的少数民族干部关心不够，北京的某些机关里还存在大汉族主义思想。金万善说，少数民族干部高兴来北京工作，可是有许多矛盾解决不了。有关部门对少数民族干部也象对汉族干部一样，不准他们从家乡带保姆，这对少数民族干部是不适合的，要知道，保姆是要教孩子说话的，要教育孩子的，孩子们怎么跟汉族保姆学习本民族的语言和习惯？有些少数民族干部的爱人在本民族中可以做很多事，到北京以后，因为她们不懂汉文汉语，做不了多少事，不会安心，而领导机关并未设法帮助她们学习汉文汉语。 + +　　翻译局彝族干部傅正朝说，翻译局对少数民族干部的风俗习惯尊重不够，关心不够。中央民族学院讲师钟棣华（锡伯族）说，中央民族学院对来学习的少数民族干部的学习抓得不紧，对少数民族教师的进步太不关心，他觉得自己来北京几年了，进步并不大。他认为中央民族学院在学习方面不应当过分迁就少数民族学生，过分迁就对他们没有好处。钟棣华说，中央民族学院还需要对各族学生进行友爱团结的教育，在中央民族学院的各族同学之间，也还存在不尊重少数民族学生风俗习惯的现象。 + +　　中央民族学院讲师阿旺登珠（藏族）说，有些汉族同志瞧不起少数民族，当然少数民族同志也就不大愿意接近他们。他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对民族工作的宣传太薄弱，各民族之间互不了解，汉族同志对少数民族的了解太少。阿旺登珠说，据他看，现在除了专作少数民族工作的汉族干部以外，其他汉族同志根本不了解少数民族，他们不知道少数民族有那些长处，以为少数民族处处都落后。他建议民族事务委员会加强民族政策的宣传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个宣传民族政策的运动。 + +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文物研究室胡先晋副教授说，到现在，大汉族主义还象汪洋大海一样包围着我们，许多人只看见少数民族落后的一面，看不见他们的长处，因此，有人说少数民族落后，只有跟着汉族走。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她希望能对少数民族各方面的情况进行更多的调查研究，向全国人民多多介绍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胡先晋对有关方面不重视少数民族文物的研究工作提出了批评。据说，中央民族学院现有少数民族文物达三万多件，但是，展览室只有三间房子，许多宝贵的文物长期未能与观众见面。会上有的教授说，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内部资料限制过严，影响研究工作。 + +　　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萨空了说，三次座谈会上大家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对我们改进工作有很大好处，希望大家更加敞开地谈下去。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杨静仁说，现在民族事务委员会内的各级中共组织整风开始了，整风依靠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也依靠党外同志的帮助。我们热诚欢迎党外各族同志的批评，只有内外夹攻，才能把风整好。最后，杨静仁宣布了民族事务委员会根据座谈会上的意见而采取的几项措施：（一）把定期召开这种座谈会，作为民族事务委员会的领导干部和民族事务委员会内中共党组织倾听各族干部和非党同志的意见的一种经常制度；（二）指定专人成立一个工作组，并吸收少数民族干部参加，立即着手研究解决少数民族干部的要求和困难；（三）指定专人负责研究供给民族学院教授们使用内部资料的办法，务使在短期内得到解决。 + +　　座谈会将在下星期继续举行。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25.txt b/CCRD/1/3/2/00042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48284b9e596c6803e229e03e061c2e7f6e8c126 --- /dev/null +++ b/CCRD/1/3/2/000425.txt @@ -0,0 +1,79 @@ +#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三) + +　　<《人民日报》编者> + +　　本报讯１０日下午，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继续举行座谈。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邵力子，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史良，常务委员楚图南，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曾昭抡，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陈铭枢等。另外，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因病未能出席，作了书面发言。 + +## 县级以下以党代政的情况需要改变 + +　　邵力子在会上谈了三个问题。 + +　　第一个问题，邵力子谈到，半年来，中央统战部和各地统战部门对民革的社会联系工作做了许多帮助，联系对象多了，民革会员也发展了不少。民革联系的社会人士中，有许多人需要解决生活和就业问题，民革不加以联系，政府也应予以解决。怎样解决他们的生活和就业问题？他举一个例子说，可不可以考虑从扫盲工作中解决。民革联系的社会人士如能担任扫盲教员，每月取得一定报酬，生活、职业问题解决了，也对社会主义建设尽了一分责任。 + +　　第二个问题，邵力子谈的是党政关系。他说，党在政府部门的领导，最好是通过党组。一切重大问题，党组决定后，交由党员去运用，使能贯彻执行。如果直接由党发号施令，就会差一些。特别是县以下的领导机关，党政关系问题就较大，这主要是以党代政。县长，一般是不被看重的，而县委权力极大。县人民委员会各部门的工作同样不被看重。一切工作由县委决定。党中央、省委，因为工作繁重，下设许多工作部门，是有必要的，但县级是否有此必要？当然，县委的机构还是要存在的，但权力应该放在县人民委员会。县委主要是推动工作，而不是发布政令。 + +　　在过去，党中央有时同国务院联合发布指示，当然起作用很大。但今后可否考虑分别发布指示，国务院向各政府部门，党中央向党的系统。 + +　　改善党政关系，重要的是使政府部门真正负起责任来，这对党的领导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 +　　第三是关于互相监督的问题。他说，互相监督，过去也曾有的，这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监督，首先要有人。在政策、方针执行中，下面的问题多。可是民主党派在下面很少有组织。邵力子主张民主党派如果发现甚么地方有发展对象，就写信向当地政协联系。参加民主党派的新的成员的教育工作，由当地政协来负责。当然，并不是每一个民主党派都需要发展地方组织，而是有条件的才去发展。 + +## 要解决长期共存同后继乏人的矛盾 + +　　罗隆基发言说，昨天有人提到，民主党派不是眼睛、鼻子，而是眉毛。眉毛是可有可无的。 + +　　这种论调为什么至今还存在呢？这是因为，自从毛主席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理论宣传还没有跟上去。所以现在，只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对民主党派的作用有足够的估计，而国内的许多人士，以及许多外国朋友，还是估计不足的。他说，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如果没有民主建国会这个组织，就未必能进行得这样快。民革对和平解放台湾做了不少工作。对于这些事实，他认为要多作宣传。 + +　　他在谈到实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条件时说，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长期共存，首先要解决民主党派长期存在的问题。现在有些知识分子不愿意参加民主党派，怕别人说他“落后”，而愿意争取加入共产党。有人问：加入民主党派是否影响加入共产党，如果有影响，就不参加。党如果吸收了这样的人入党，不但影响党的威信，而且势必使民主党派发展的人都是挑剩下的。共产党在工农群众中发展，而民主党派就不能在工农群众中发展，主要在旧知识分子中发展，而他们多是三、四十岁以上的人。这个矛盾应该尽快解决，否则就很难共存下去。 + +　　他认为，实现互相监督，要给民主党派以工作便利的条件。他说现在各民主党派都参加了政权，但是，过去有很多重大的政策问题，往往都是在领导党内讨论以后才拿出来协商。因此，他希望今后这类问题要在党内讨论的同时，也交民主党派去讨论，并由有关方面事前提供情况和资料。他说，这是民主党派有名有实，要使协商名副其实的问题。例如，今天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科学规划时，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人参加会议，周总理说，各民主党派负责宣传工作的人也应该参加。另外他谈到，要想使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发挥作用，党政分工就要明确。现在，党决定的很多事情，都不通过行政而从党的系统向下布置，只能使担任行政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感到有职无权。 + +　　他认为，党同民主党派之间的平等、独立、自由，应该是相对的。过去统战部在帮助民主党派工作方面是有成绩的，可能也有些偏差。现在，李部长说“矫枉不怕过正”，会使各民主党派遇到不少困难。因此，这个问题还应再作讨论。另一方面，要讲平等、独立、自由，也应该创造一些条件。现在有些制度、规章，有碍于平等、独立、自由的实行和民主党派作用的发挥。希望对这些问题进行检查、修改。 + +## 长期共存的基础不在人数多少 + +　　史良在发言中，首先表示她要和罗隆基争鸣一番。她认为民主党派能不能与共产党长期共存，并不在于民主党派成员人数的多少，而在于民主党派是否能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她认为，民主党派所代表的阶级虽然消灭了，但那个阶级的思想意识仍然会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存在，这就需要民主党派存在，继续进行工作。如果民主党派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觉悟都提高了，都可以加入共产党，那么民主党派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大家思想都改造得很好了，将来共产党也可以消灭。不能说共产党发展快，民主党派就不能“长存”，也不能说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只能是民盟的盟员，不能加入共产党才叫“长存”，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 + +　　接着，她用她自己的体验来说明不参加共产党，党也是信任的，并不发生所谓对党外人士就不信任的问题，也没有感到在党的领导下不能发挥作用。她说，只有一点不大好，就是我常常由于相信党而产生依赖思想，认为党决定的都是对的，而不能独立思考问题。现在党提倡独立思考，大家就可以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个共同的目标下从不同的角度独立思考问题，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 +　　关于互相监督的问题，不能理解为只是民主党派对领导党的监督，这也是不平等。要平等，就得互相监督。讲权利义务是相对的，不能只有权利不尽义务，民主党派有监督的权利，也有被监督的义务。 + +　　史良认为各民主党派也应该参加这次整风，通过整风可以使民主党派更加团结。 + +　　李维汉就这个问题作了说明，他说，现在共产党内的整风运动刚开始，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要集中地批判共产党的缺点。因此，我们已经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商量好，在一个时期以内，不要号召民主人士整风，而着重地发动党外人士来给共产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 +## 发挥民主党派在高等学校中的作用 + +　　楚图南就民主党派在文教界特别是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发挥作用作了发言。他说，民主党派成员在文教界，特别是在高等学校，占相当大的比重，但是，并没有起到它应该起的作用。原因是一方面民主党派本身对成员的教育不够，另一方面是各学校党政领导上对民主党派能够发挥的作用估计不足。民主党派不能在高等学校充分地发挥作用，不但是民主党派的损失，而且是国家的损失。希望统战部研究解决。 + +　　过去民主党派成员在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中起过作用，今天，向科学进军也要发挥作用。但是因为和党委的宣传部门、政府的文教部门联系不够，有些方针、政策问题不能及时了解，就不能很好的发挥民主党派的组织作用。这种情况在北京还较好，在地方上就差了。希望今后能够和这些部门挂起钩来。 + +　　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专职干部，虽然统战部由中央到地方对他们都作了安排，如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等。但是对他们的培养、提高做得不够，不仅是待遇问题。希望能够给以适当的条件和机会，使他们能够提高，能够同各方面取得联系。不要使有些在民主党派组织中工作的同志觉得自己工作做了，没有人关心，没有人知道，是做的“黑市”工作，因而不安心工作。 + +## 党与非党之间的“墙”要两方面来拆 + +　　王绍鏊说，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墙，不是一方垒起来的。光共产党整风，墙拆不干净。 + +　　他随即分析这座墙起来的原因。这原因，是因为新社会来的人和旧社会来的人的语言不同。语言不同，就容易发生问题。如有人把汽车司机喊作汽车夫，就可能引起误会。因此他说，与党外人士合作，首先要懂得他们的语言和习惯。遇到象上面一类的误解，党员应该诚恳地告诉对方，以后就会改正的。但是有的党员不这样做，对方说错了话，不帮助纠正，反而记在本子上，日积月累，遇到机会，就都搬出来整人。虽然其中可能有的话有思想问题，但大部分都是由于旧社会的习惯带来的。他说，语言习惯不同，在共产党内也有，如从延安来的和长期做地下工作的，有时就不完全一样。上述情况，遇到性情急躁的人，就会更糟。性急的人，党内和党外都有。因此要针对这种情况教育两方面的人。这一点很重要。语言习惯看来事情小，但是影响大。 + +## 改变一些过时的制度才能实现互相监督 + +　　曾昭抡在发言中着重谈了互相监督的问题。他认为，民主党派所以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一方面是本身还没有作好工作，另一方面，是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后，某些制度还没有改变，不能适应新的情况。他谈到，过去讨论国家体制问题，民主党派都参加了；各个方面的体制，在各个方面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也都参加讨论过。但对这样大的问题，民主同盟中央却从来没有讨论过一次。他觉得，领导党对国家重大问题先讨论，是没人反对的；不过，民主党派是不是也可以比较早一些参加讨论，早了解些情况？ + +　　他还提出了另外两个意见。 + +　　第一个意见，他认为，三反和肃反斗争，成绩都是基本的和主要的，但是也由于有一些缺点，发生了不少副作用。“三反”斗争中的副作用，到现在五年了还没有完全消除掉。政府是不是想办法加以消除，这会有利于统战工作的。 + +　　第二个意见是：民主党派成员的意见，容易反映到上面来，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因为没有组织系统，反映上来就不容易。曾昭抡说，这算不算统战工作中的一个漏洞？他建议今后要给无党派民主人士发表意见的机会。 + +## 党员向非党求友求师非常有意义 + +　　陈铭枢最后发言。他谈到，文教界的党员负责干部，有的用非所长，这种情况特别在高等学校中为严重。他希望能够深入调查一下，给他们重新调整工作。他认为现在整风期间，党员向非党求友、求师的作法，从全国范围来看，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 +## 关于改善党与党外人士关系的四点建议 +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十日的书面发言如下： + +　　维汉部长：关于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问题，我在政协会议上已经发了言，其中我的建议四点，即（一）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二）从制度上求得保证；（三）从生活和交往上培养感情；（四）从加强学习，加强宣传教育和加强检查工作上贯彻政策；这四点建议，希望你加以考虑。其他没有什么意见。 + +　　（---- 原载1957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民主党派负责人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提出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的作用”。）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26.txt b/CCRD/1/3/2/00042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0c5d89abdd8af1a74b50a41f00c821b0cab9429 --- /dev/null +++ b/CCRD/1/3/2/000426.txt @@ -0,0 +1,31 @@ +# 共产党人应该积极改造自己 + +　　<解放日报社论> + +　　“我们的国家已经从革命的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正处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社会的关系根本变化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在随着变化。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要能够进一步地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要能够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必需同时改造自己。……” + +　　 ——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 +　　有人说，现在众说纷纭，扰扰攘攘，社会似乎处在剧烈变化之中。有人时时涌起阵阵忧虑，担心天下多“变”。我们共产党人另有看法。我们认为变革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主义地把个什么事物随意地改来改去。我们认为变革就是改造，变革就是前进。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不怕变革，不怕改造，最欢迎前进，最欢迎改造。世界上，至今似乎还没有出现这样一个阶级，像工人阶级这样，不掩盖自己的观点，不怕变革，不怕改造自己。世界上似乎也还没有出现这样一种政党，像共产党人这样，勇于认错，勇于把改造世界的责任，改造自己的责任，自己担当起来。共产党人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力量，最坚强的革命力量，原因无它，就是因为共产党人善于在改造社会的同时，勇于自我改造。 + +　　农民欢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地主阶级的统治起变化。几千年来土地是属于皇帝、贵族、地主、豪门的，农民希望土地归农民所有。从前农民是站在地主之下的，农民希望有一天站在地主之上，这叫反常，这叫变化，这也叫作改造。可是农民仍然是小私有者，所以除去贫农和雇农而外，他们不大愿意小私有制起变化。 + +　　资产阶级在其新兴的时期，他们也还不怕变革，因为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不利于资本主义的相互竞争，不利于资本家追逐贪得无厌的利润。可是一旦到了资本主义的秩序稳定下来之后，他们就不想变革了，他们怕变革了，甚而至于坚决地反对变革了。这是欧美及其他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 + +　　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也是希望变革的。他们在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他们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他们不怕变革，而且鼓吹变革。可是，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今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之中，除去一部分已经树立起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知识分子而外，在另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对于变革，对于改造，好像既感到爱又感到疼。他们感到变化来得太急，太突然了。具有这种情绪的，也包括一部分党内的知识分子在内。 + +　　共产党人为什么不怕变革欢迎变革呢?因为共产主义者深刻地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懂得没有变化的世界和没有变革的社会，在地球上是没有的。变革和矛盾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推动新陈代谢的伟大力量。共产党人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应该懂得工人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共产党人欢迎变革，并不是提倡循环论，变来变去，仍旧是老样子。我们要新样子，不要老样子，新样子就是前进一步。共产党人主张的变革，不是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只变外形，不变本质。我们主张本质的变化，越变越好，不是越变越坏。 + +　　共产党人为什么不怕变革，欢迎变革呢?因为共产党人就是这么一批立志为人民服务，立志改变社会，改革我们落后国家的仁人志士。马克思说过：“从来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共产党人就是不怕变革，要求改造世界的人。 + +　　共产党人既要改造客观世界，不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武器，不首先来改造我们自己，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行不行呢?不行!如果我们的主观世界还或多或少地保存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能不能去改造资本主义的客观世界或是小资产阶级的王国呢?不能!不但不能改造它们，反而有被他们改造的危险。如果我们的主观世界里，还没有清除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倾向，能不能去改变我们经济、文化落后的客观状况呢?不能!不但不能改变这种状况，反而会使这种落后状况得到发展。 + +　　二十年前，我们党曾经犯过四次路线的错误，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我们一些同志的主观世界有毛病，没有经过认真的改造。他们打算以小资产阶级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去进行革命，以致革命遭到了挫折和失败。一九四二年以来的十五年中，我们党进行了整风运动，在全党干部中进行了一个伟大的自我改造运动，我们的主观世界起了极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变化，因而，我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获得了惊天动地的大胜利。由此可见，要改造客观社会，不首先改造共产党人自己，那末，所谓革命不过是空谈罢了。 + +　　为什么共产党人不怕变革、欢迎变革呢?因为共产党人懂得客观世界不是经过一次两次改造就能完成的，人们的主观世界也不是只须改造一两次就可以万事大吉的。随着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的本身要不断地加以改革，人们的主观世界也要不断地加以改造。否则就要发生我们的思想落后于客观实际的问题了。谁要以为客观世界的改造，可以毕其功于一役，或者打算人们的思想改造可以一次完成，那自然是绝顶的不聪明。 + +　　为什么共产党人不怕变革、欢迎变革呢?因为共产党人肩负着特别重大的任务。要能够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就需要变革，就需要改造自己。特别是今天，社会的客观情况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大变化，我们已经彻底完成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基本上完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革命都是对于客观世界的伟大改革，我们胜利了，这个改革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扫清了道路，去除了障碍。我们在两大革命阶段的长期历史斗争中学会了阶级斗争的本领。可是国内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我们已经不能用处理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了。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也才开始几年，要把落后了几百年的国家改变为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还很不熟悉，还很缺乏经验，缺少本领。在这个巨大的改革中，出现了许多我们所不懂得的问题，客观现实提出许多我们所不熟悉的任务，人民内部的矛盾纷至沓来，许多复杂的问题需要我们解决。而我们过去所熟悉的一套，所学会的本领，今天有许多已经无用了，有许多已经闲起来了。客观情况发生了激烈的大变化，这就需要共产党人迅速地把自己的主观世界加以改造，以便与客观的任务相适应。 + +　　共产党人为什么不怕变革、欢迎变革呢?因为共产党人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是没有任何私利的人。共产党人有错误、有包袱就勇于丢弃。共产党人对于社会的变化，社会的改造，思想意识的变化和改造，又何惧之有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无产者在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颈上的一条锁练，他们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是的，我们在改造世界、改造自己的斗争中，我们会失去什么呢?我们会失去的将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这类的错误和缺点而已，我们失去的不过是那些不正确的思想方法、不正确的工作作风而已。这些不良的作风和缺点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不过和套在我们颈上的锁练一样罢了。我们打碎它，丢掉它，我们换得的却是人民的大团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胜利。 + +　　我们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培养了许多德才兼备的优秀人物，但是这些年来，党处在执政的地位，我们的同志也很容易沾染上官僚主义的灰尘。在一部分共产党员中或者因为功劳而骄傲起来了，不是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力量，团结群众去进行工作，而是严重地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官僚主义作风不断地发展起来了。我们党内固然有不少同志在这样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变革中，思想认识有了大大的提高，深深感到自己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不变不行了，但是仍然也还有一部分共产党人，对目前形势的剧变，对我党中央提出的方针的严重意义认识不足，老一套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对他还具有传统的影响。特别是对于我们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严重情况认识不足，缺乏改进工作、改造自己的自觉性，缺乏自我改造的决心和勇气。这些情况要坚决地改变，坚决地改造过来。怕改造自己的共产党人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是小资产阶级弱不禁风的表现。自我改造总是有点难受的。难受一点好。改造一次，就脱一次胎，换一次骨。不断地脱胎换骨，我们就能改造成为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27.txt b/CCRD/1/3/2/00042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3705ee41af5d4e3c29ce8ea05444b46dc6c2c70 --- /dev/null +++ b/CCRD/1/3/2/000427.txt @@ -0,0 +1,13 @@ +# 河北省委请民主人士帮助整风　刘清扬批评省内鸣放都不够 + +　　<《人民日报》> + +　　本报保定１３日电中共河北省委于１１日上午举行了民主人士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政协河北省委员会、各民主党派河北省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二十人。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在会上要求党外人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帮助党整掉三种歪风。 + +　　有些民主人士主张民主党派应和共产党一起整风。对此，林铁同志说，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还是要集中地批判共产党的缺点和错误，因为只有共产党先整掉三个歪风，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沟才可以填平。 + +　　民主人士们对党的工作初步提出了一些批评。九三学社保定分社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岩说，三种歪风在中央和省的高级干部中较少，到县一级就较多、较严重，有些乡村干部简直象个“小皇帝”。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副主席委员杨乃俊就河北省的水利问题对中共河北省委提出了批评。他说，河北历年因水灾减产，虽有不少人提出了治水建议，但党委没把它当作关键问题加以研究解决，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方针，以致在治水工作上长期意见不一致，在治水方法上总是摇摆在防洪和开展小型水利之间。政协河北省委员会副主席齐璧亭要求中共河北省委立即把治水工作领导起来，迅速召开有关部门会议，进行切实的统筹安排。以保证今年的农业丰收和消除地区间的水利纠纷。民盟河北省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清扬批评河北省“鸣”和“放”的都不够。她说，这首先表现在河北日报上。 + +　　林铁代表中共河北省委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评。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28.txt b/CCRD/1/3/2/00042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8a67ddbf04e2871806f5a151370d9e17677a42c --- /dev/null +++ b/CCRD/1/3/2/000428.txt @@ -0,0 +1,63 @@ +# 京剧界有些什么矛盾？ 本报和文化部昨天邀请一些京剧演员座谈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京剧界现在有些什么矛盾？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在京剧界造成了哪些严重恶果？在本报和文化部昨天下午共同邀集的座谈会上，一部分京剧演员作了揭发。 + +## 梅兰芳院长有职无权 + +　　叶盛兰、叶盛章和杜近芳在座谈会上揭发了中国京剧院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 + +　　叶盛兰说：梅兰芳先生是院长，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可是他有职无权。我觉得梅先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没有拿出真正的本领来。举个小例子，“三岔口”的刘利华，梅先生反对改成小白脸，结果还是照样改。 + +　　叶盛兰说：院的艺委会等于虚设。艺委会上没有研究过艺术问题。就我所记得的，建院以来，只开过三次会。我是艺委会的成员，很愿意把自己的见解、看法谈出来，但是没有机会。清规戒律受到批判以后，马少波同志在一次艺委会上，说过去很多戏不唱，你们做团长的也有责任，你们有好戏为什么不提呢？意思是要我们检讨。 + +　　叶盛兰也谈了他自己作为一个“团长”的苦恼：有职、有责，就是没权，检讨倒有份。艺术上的问题应该让团长来知道，可是，院的领导艺术的负责同志，不跟我们通气。比如关于布景问题，到底用立体，还是用写意的，有争论。“木兰从军”的第一场戏，花木兰家里的布景象是大观园，织布机太大，太真实。按京剧传统表演方法，木兰织布用简单的道具，脸冲前台；现在是用了一个很大的“真实的”织布机，木兰脸朝上场面，一面唱，一面还要侧过身子向观众作表情。演员有困难。开会研究的时候，我提出了意见。结果收到了美术组长江里同志的一份“急件”，扣了好多帽子，还责问说：这个戏演出处已有总结，给予表扬，你为什么不同意？ + +## 外面剧目大开放京剧院里冷清清 + +　　叶盛章说：从剧目开放以来，外面搞得轰轰烈烈，我们呢？清规戒律很多。挖也挖了，但很少。因为有的干部说京剧院是国家剧院，要慎重。所以“四郎探母”、“黄天霸”这些戏在京剧院就坐监狱了。他曾经对于“三岔口”的处理提出不同的意见，写了文章，但院内没有反应；他说：“到底是新旧并存，还是怎么样呢？我不知道。”杜近芳主张在整风期间，领导上要解除艺人的顾虑，让大家多多发掘传统剧目，现在大家还有点保留。 + +## 把艺术创作交给艺人 + +　　叶盛兰说：中国京剧院领导上用行政命令代替艺术领导，使得京剧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它的恶果表现在：戏曲改革不依靠老艺人，粗暴的改戏，剧目贫乏。 + +　　叶盛兰说在艺术创造上，自然主义作风愈来愈严重。剧目会议以前，要求所谓“真实感”，喝茶，得有真茶；打，得真打。“艳阳楼”被取消了好多好看的艺术形象和画面，是领导艺术的干部领会错了的缘故。硬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句很简单的问话：“你从那里来？”也要等半天回答，（叶盛兰作了一个小生思考问题的眼神，又念道：）“刚从人民日报开会回来！”这叫念“潜台词”。音乐也改得令人不懂了。“小放牛”的调儿原来多好听，改得象“刘海砍樵”。有些舞蹈改得象芭蕾舞。他主张，把艺术创作的事儿，下放给艺人。 + +## 机构庞大，演员窝工 + +　　叶盛兰说：有了剧目，也无人演。因为机构庞大，机构不灵！三个团，共有四百五十二人。演员一百七十八人，窝工的很多。花脸一大堆，华东要，不给。团与团之间却不相往来，我曾说过，好象一盘下成僵局的棋，看了挺热闹，车马炮将士相一个子儿也不能动。“霸王别姬”让袁世海、杜近芳合演多好，不行，不在一个团；我从前常唱的“群英会”也不能唱了，我们团里有鲁肃，没有孔明。有时候，这个团向那个团借把胡琴都困难。民间职业剧团在合，我们却在分，我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如果三个团拼成二个团，大家可以取长补短，生旦净丑可以调配得齐全，也可以有号召力。不改变机构，更多更好的传统剧目是挖不出来的！叶盛章也说：我们京剧院的人有点多：演员多，但也少，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吃草的演员少，溜弯的多。他认为这种演员窝工的现状，应由文化部来统一解决。 + +## 演员为什么也要坐八小时的办公室？ + +　　叶盛兰、叶盛章和杜近芳对剧院同其他机关一样地实行八小时上班制提出意见。他们问：这是否合乎领导艺术的规律？每个演员，不管有戏排还是没有戏，每天都要顶在那里，没事就聊大天。人杂事繁，根本不可能为艺术创造进行独立思考。叶盛兰说：青年演员爱早晨上班，我们这些四十左右的人就起不来。从前，我们一唱四十天，马连良先生现在连唱个把月精神也很好，可是我们院里演员健康情况很不好，病号很多，应当考虑一下是不是同这种八小时的上班制有关。（杜近芳插言说：“我是最不听话的。前些年，我向王瑶卿先生学习时，老不能按时上班，想去学戏。在王先生临终前，我还赶去抄了三出戏。”夏衍说：“你抄对了！”刘芝明说：“我以为这个问题在１９５３年已经解决了，怎么到现在还是八小时上班制！”） + +## 国营民营之间待遇悬殊希望文化部门统筹兼顾 + +　　座谈会上也谈到了民间职业剧团和国营剧团之间的矛盾。奚啸伯和吴素秋都认为：民间职业剧团有很多演员不能够安心工作，心里总是羡慕国营剧团。因为国营剧团的工作人员有固定的收入，有固定的团址排戏、学习、研究业务；有好剧院、好戏箱演戏；演出的节目又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排练和专家的帮助，能够保证质量。民间职业剧团呢？这些条件都没有。可是观众花钱买票，总希望看好戏，他不会因为我们不是国营，经济条件差就原谅我们。因为没有固定的团址，民间职业剧团的政治、文化、业务学习都无法进行。特别是劳动保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急待解决的问题。奚啸伯说：“在北京市的民间职业剧团中，我们四团还是情况比较好的；一个演员病了，每天顶多才拿到一元的照顾费。请大家想想，一个人生了病要看病吃药，家里的父母妻子儿女照样要吃饭，怎么过下去呢？而国营剧团的演员生病照样拿薪，上医院公家出钱，我们同样是演员，为什么我们的待遇这样不同？”他认为北京市京剧、评剧、曲艺等一共四十几个民间职业剧团，有的比他们的情况还要坏得多。一个团几十个人，加上家属就是百多人，这个问题政府不能不管。梁益鸣也希望文化主管部门对于民间职业剧团人力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能够统一安排、统筹兼顾。 + +## 京剧演员后继无人　勤学苦练传统中断 + +　　谈到培养新演员的时候，演员们都担忧后继乏人，以痛惜的口吻谈到现在许多青年演员、学生不太尊重老艺人、老师，而又不太自爱。徐兰沅和安舒元都认为：从前老师傅教学生极严厉，所谓不打不成材，现在稍有名气的演员哪一个不是挨打才成长的。打当然不好，但严格是好的，学生都知道勤学苦练，成长后没有不感激师傅的。现在不兴打了，学生也不大听话了，不肯勤学苦练了。孙盛文说：有些青年演员眼里不大瞧得起师傅，各以梅派、马派、谭派等自居，学得三不象。愿学哪派戏是可以的，但不能单纯模仿学皮相，必须自己下苦功夫打好基础，然后用心体会才行。但他们总不体会老师们一片苦心地要把混身艺术传授下来。演出时又不大愿意演配角，其实好配角比次主角还重要。雷喜福沉痛而激昂地说：“现在做老师要满脸陪笑地去教学生，有时恨不得到家长那里去哭一场，请求帮助，这，我们六十多岁的人了，从前没经历过！”由于学生不尊重老师，有的老师也就不再认真地去教了。有些青年演员、学生一知半解，只抓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认为老艺人的玩意“可以放到故宫博物院去了”。 + +　　大家都希望赶快培养出一些优秀的演员来，但演员的成长是有过程的，学生一毕业出来就是好角色的情形是个别的，一般总要经过长期的舞台锻炼才行。现在青年演员特别是戏曲学校学生演戏的机会很少。学生之间还有“不准拔尖”的口号，你演几场我也要演几场，有人多演了几场，大家都瞪眼珠，使演者人人自危。叶盛兰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从前科班学生都在白天演出，因为戏场子白天大都有空容易租到。现在也可采用此法，使学生在学校时期就能多得些舞台实践经验，而且白天演出，也不妨害他们次日上课。 + +　　杜近芳还特别谈到青年女演员的结婚会影响舞台生涯。演员的身材要求苗条些，一结婚生了孩子，身材粗了，上得台去也就不灵活了。她认为现在提倡晚婚和节育很好，特别适合于女演员。她觉得女演员最好晚结婚甚至不结婚，把全身心投进艺术里去，但这要热爱艺术超过热爱生命的艺人才能办到。 + +　　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在会上也强调了演员应该热爱艺术。他说：“有艺术良心的人，为了艺术，就得付出代价，作很多个人的牺牲。可是现在青年人都很缺乏这种热爱。” + +## 实践少　课目多　教条主义影响戏曲教学 + +　　赵桐珊（芙蓉草）揭发了中国戏曲学校内部的教条主义。他说：大、小、高、矮四堵墙，阻碍了教学工作的开展。过去京剧演员总是经常演出，经常和观众见面的。这样不但使观众熟悉了演员，演员也增加了舞台经验。中国戏曲学校却强调一切为了教学，限制了学员的演出活动。他认为，一个学生如果学好了一出戏，长久不演，没有实践的机会，就不会得到巩固。 + +　　中国戏曲学校的课目的配合也常常脱节。譬如京剧科有自己的科长和学生，音乐科也有自己的科长和学生；但是各学各的，互不相干。等到演出的时候，音乐科的人为京剧科的演员打锣鼓时，两边配不拢来。 + +　　叶盛章也认为学校的课目太繁多了，有些和戏曲不太接近的课程如代数等可以减去一些，因为这些课目太多，就会使业务课减少。他说：“我的孩子上戏曲学校上了四、五年，最近我试试他的腿，发觉他还很不行。” + +　　叶盛章也主张学生应该有更多的演出的机会。他说，现在有些学生四处找老师学戏，可是学得虽多很快也就忘了。“千学不如一练”，光学不演还是不行的。 + +## 在“鸣”“放”方针鼓舞下筱翠花即将重登舞台 + +　　于连泉（筱翠花）因病没有出席座谈会。他的儿子于世文转述了他的意见。筱翠花是花旦，前几年，清规戒律风行一时，他的戏愈来愈少。他离开舞台生活已有五年。最近受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的鼓舞，渴望能重新登台献艺，同观众见面。日内他将要演出一部从前遭禁的戏“马思远”。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2日，原题为：“京剧界有些什么矛盾？ 本报和文化部昨天邀请一些京剧演员座谈 叶盛兰等揭发中国京剧院宗派主义严重”。）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29.txt b/CCRD/1/3/2/00042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2f37d4496be0f85abf4a1e2a19d7b1a9ba96565 --- /dev/null +++ b/CCRD/1/3/2/000429.txt @@ -0,0 +1,25 @@ +# 科联兰州分会筹委会讨论百家争鸣 + +　　<《甘肃日报》> + +　　本报讯 5月11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兰州分会筹备委员会，在兰州饭店召开委员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等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兰州科联委员和各个专门学会负责人共二十余人。中共甘肃省委文教部部长吴文遴同志也应邀参加。 + +　　会上，由兰州科联专职干部张杰群举报了全国科联召开的十一个省市科联工作座谈会的情况，并讨论通过了关于召开兰州科联会员学会、甘肃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会员第一届代表大会正式成立省科联、科普的计划，确定了兰州科联常务委员会部长、秘书长和秘书处长的人选 。另外，座谈会着重讨论了科联及各个专门学会如何根据省委文教会议精神贯彻百家争呜的方针等问题。在讨论最后一个问题时，大家发言都很踊跃。 + +　　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畜牧系主任杨诗兴首先发言。他在发言中强调百家争鸣要言之有物，不能空鸣。他说百家争鸣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除由于受到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影响外，准备工作做得不够也是主要原因之一。他希望有关党政领导部门和高等院校应尽量给百家争鸣创设条件。 + +　　兰州大学物理系主任徐躬耦说：国家要求我们在十二年内赶上国际科学水平，这不是简单的事，必须要全国的科学家们作进一步的努力才行。他说目前在开展科学研究方面有操之过急和要求片面的现象，办不到的事情一定要人，就容易流于形式。因为做科学研究工作和做其他工作毕竟不同，它要求做科学研究工作的人，首先要具有老老实实和诚诚恳恳的钻研态度，不容许有半点虚假。 + +　　兰州市城市建设局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杨德源认为，百家争鸣开展不起来是由于科学研究部门和业务部门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所以存在着“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现象。他说这样做不但影响百家争鸣的开展，对实际工作也影响很大。因此，他建议科学研究部门和业务部门密切地结合起来，同时还要求有关部门及早给土木建筑方面配备研究人员。 + +　　兰州市城市建设局副局长任震英，结合该局具体情况，说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对百家争鸣的开展确实有很大影响。他说，根据他们的检查，在城市建设部门中的确存在着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特别是宗派主义，表现得更加严重，因此有些工程师反映，党员们在谈话时，党外人士一进去，就形成“一鸟入林，百鸟哑声”的现象。他认为这种作法，势必会形成“话不投机半句多”的现象。因此，他建议共产党员要和党外知识分子交朋友，变“话不投机半句多”为“酒逢知己千杯少”。他认为只有这样，彼此才能够毫无顾虑地畅谈心事。 + +　　心理学学会兰州分会理事长郭士豪在发言中认为“百”家们在争鸣中拿不出具体东西是由于得不到时间上的保证，他说开展百家争鸣必须要保证研究时间。解决的方法是有关领导部门在布置工作时，应该首先和研究员协商一下，以克服“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现象。 + +　　省卫生厅副厅长、著名中医柯与参说：要想很好地鸣起来，就得进行刻苦钻研，不钻研，就不会有独立见解，也拿不出具体东西来。他以学习祖国医学遗产为例，批评有些人根本对中医学没有进行研究，就认为中医学没有科学道理的作法是极其错误的。 + +　　中共甘肃省委文教部部长吴文遴同志应邀讲话。他说目前党内已开始整风，党外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也有了显著变化，希望大家继续帮助党搞好这次整风运动。关于争鸣的园地及其他事务必性的问题，他说都可以逐步求得解决，工作条件也可以逐步改善，希望大家在这方面不要担心，关键问题在于如何鸣。 + +　　会议主持人——兰州科联主任委员、兰州大学副校长陈时伟在最后讲话中，向大家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条建议。三点要求是：一、希望各个专门学会尽量争取外地的科学家到甘肃省来讲学；二、争取全国性的专门学会到兰州来开会；三、希望各个学会积极开展学术研究活动。一条建议是：希望各个学会今后开学术讨论会时，最好联合起来举办。（牛华生） + +　　 ----原载1957年5月14日《甘肃日报》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30.txt b/CCRD/1/3/2/00043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2823085822b93755529317dbcd07f488373d272 --- /dev/null +++ b/CCRD/1/3/2/000430.txt @@ -0,0 +1,109 @@ +# 地質部正定幹部學校發生學生示威遊行事件 + +　　新華社保定19日訊 1月8、9兩日，地質部正定幹部學校學生“反對”地址部關於學生畢業後少數分配工作，大部留校補習文化，等1957年下半年投考中等財經學校的分配指示，在學校集群哄鬧；在學校裡，在縣委會門前，在鎮人民委員會門前，在幾條大街的墻壁上和柱子上，張貼了大批標語；並有一千三百多名學生舉行示威遊行，強上火車要去北京請願。 + +## 一、這一事件的經過情況 + +## 集群哄鬧 + +　　8日下午，該校計劃統計專科的學生，集合聽分配指示的傳達報告，他們不滿意，開始互相傳遞紙條，喊口號，會場秩序大亂。他們要求全部分配工作，要校方立即向部裡聯繫，並聲稱什麼時候解決問題，他們什麼時候才散會。這樣，一直鬧到晚上九點鐘，校方宣佈派專人赴京請示，明天上午十二點鐘以前答復，學生才散會。 + +　　9日上午，以財務會計專科為主的幾百名學生，再次集群哄鬧，包圍了學校的辦公大樓，要求學校立即答復分配問題老同事，其他很多學生開始用粉筆寫和張貼標語，現在校內，以後就擴展到大街上區，這時候，學校接到由地質部來的電話，說可以全部分配，就向學生代表口頭宣佈了，學生代表要求出佈告，學校除了佈告，學生們又要求給每人發證明書，學校答應給每人發證明書，學生們卻又要求蓋上地質部的公章才行。正當學生得寸進尺、故意取鬧的時候，地質部又來了電話，說部裡無法全部分配，這話被一些學生聽見，就向同學傳開了，學生更加騷亂，他們當場向學校提出了“九項決議”和“十二條要求”，並要求開介紹信，讓學生代表去北京，接著開始作遊行的準備。 + +## 示威遊行 + +　　在出發之前，財務會計專科第二班學生，曾做過“這次鬥爭不勝利把姓名也改了”的全班宣誓。該專科第三班學生吳麗燕，向本班寫了一封信，大意是：“學校欺騙我們，叫我們都囘家，然後把戶口寄囘去，不讓來了，我們要鬥爭到底。”該專科八班學生侯文琴提出“要幹就幹到底”、“要保護運動中的積極分子，不要暴露他們。”山地工作專科雖然沒有學生參加遊行，但該專科學生姚永成卻唆使別人說“到火車站先拔掉軌岔，讓火車翻車；到北京要是有機槍封鎖，也要衝過去，死一半還能剩一半，這次運動一定要搞得像‘五四’運動一樣。”還有人說：“上北京去請願，北京有國外大使，又有記者，一要求就有工作。”並有人主張要上天安門去貼標語。當時，學生普遍情緒激昂，躍躍欲動，而不願參加遊行的部分學生，則受到諷刺打擊，被謾罵為“我們的敵人”、“叛徒”、“軟蛋”、“麻木不仁”等。 + +　　9日午後七時左右，有一千三百多名學生整隊步行到離校七、八里的火車站區。為首的抬著點亮了的大氣燈和上面寫有“反官僚反欺騙”字樣的橫幅標語，還敲大鼓。他們沿途唱著“團結就是力量”等歌子，高呼“我們要工作不要學習”、“打倒法西斯”等口號。由於學生示威遊行，影響正定縣的百貨公司、紡織品公司、供銷社等企業單位，都提前停止營業時間；市民們也有些不安。 + +　　當日晚上十點多鐘，由鄭州到北京的八十二次直達客車，行經正定車站，這些學生當即蜂擁上車。一直等到第二天（10日）早晨七點多鐘，由於火車不開，他們沒法，才被勸說下車囘校。 + +## 學生的標語 + +　　學生們把學校門前的一付大對聯給改寫了，在上聯“培養地質建設人才”下面添了“報廢”兩字，在下聯“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下面添了“落空”兩字。 + +　　學生們張貼的標語（他們的口號與此類似）很多，根據事後學校搜集到的一部分，即有二百五十多份。標語內容一般是：“要工作不要學習”、“反對官僚主義”（指地質部）、“反對欺騙”（指政府不全部分配工作）等。但也有別具用心的標語，如：“反對畢業就是失業”、“賠償我們的青春”、“反對壓制自由”、“社會主義國家為何發生人才嫌多的現象”、“我們不允許匈牙利事件在我們國家裡重演”、“我們不希望‘為了和平’影片在我們學校演”、“奉公守法決不是沉默，袖手旁觀的最大的可恥，將受到良心上的責備”等。此外據說還有人看見過以下一些標語：“打到北京去”、“反對黨對我們的欺騙”、“打倒毛主席”、“打倒共產黨”、“打倒法西斯”、“反對和平”、“反對飢餓”、“要求和平沒飯吃，只有戰爭有出路”、“社會主義黯淡無光”等。（時候學校沒有搜集到這種標語。） + +　　此外，鬧事的骨幹分子，還以班的名義散發新建，以互相鼓動聯繫，石猴由學校搜集起來的，即有五十七份。 + +## 學生的“九項決議” + +　　一、校方解決問題的方法如何？為何昨天沒有工作而今天有了工作？ + +　　二、要求發給畢業證書； + +　　三、返家後囘校路費要立即解決； + +　　四、要求在最短時間內發給工作中（在一天以內），並且要求地質部蓋章； + +　　五、要求學什麼就做什麼，到工作崗位沒有工作怎麼辦？ + +　　六、要說明怎樣把我們分配在工作崗位上； + +　　七、要老師帶領至工作崗位工作； + +　　八、目前地址幹部這樣多，你們準備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 +　　九、必須保持我們工作的長久性。 + +　　學生的“十二條要求” + +　　一、分配工作必須有部裡的公章，其他章子無效，分配工作必須有老師親自帶到工作崗位； + +　　二、學習時間的待遇必須和野外隊一樣； + +　　三、不全部分配工作，全部同學都到北京； + +　　四、反對老師在學生中解釋； + +　　五、在運動中比較突出的學生在分配工作中不要懲辦； + +　　六、財會專科張、向主任欺騙我們，建議校長給予懲辦； + +　　七、分配工作時必須按照家庭及本人情況來進行分配； + +　　八、分配工作必須在地質部範圍內，其他地方不去； + +　　九、要求地質部答復計劃是怎樣改的； + +　　十、學校的黨組織為什麼不和我們在一起，為我們說話； + +　　十一、要求國務院迅速檢查地質部的工作； + +　　十二、放假中不囘家，我們要先到工作崗位。 + +　　參加遊行的人及黨團員所佔比重 + +　　這個學校設有六個專科。財務會計專科共有一千零二十一名學生，鬧事最積極，多數人參加了遊行；計劃統計專科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九名學生（當時已有好些學生放假離校了），有部分人參加了遊行；物質供應專科共有四百八十二名學生，有部分人參加了遊行。其他，山地工作、技術保安和機要三個專科共有學生五百七十七名，他們沒有參加遊行，但其中有人參與醞釀遊行的活動。據初步調查，當時財務會計、計劃統計和物質供應三個專科，在校學生有二千一百十六名，其中黨員二十九人，團員八百二十六人，參加遊行的有一千三百三十八人，其中黨員三人，團員五百九十二人。 + +## 事後學生的情況 + +　　這一事件發生以後，有關領導部門和學校當局，進行了善後工作，已使學生平靜下來。目前學生普遍後悔不該一時衝動犯了大錯誤，躭心受處分，要求學校放假，讓他們囘家；帶頭鬧事的積極分子，已被孤立起來，個別的有表示要自殺或裝瘋的。 + +## 部分群眾的反映 + +　　正定縣有些高小畢業後來未升學和未參加工作的青年，同情遊行請願的學生，有的說：“我也常在考慮工作問題，應該要求工作，政府不分配工作不對。” + +　　當學生沿街貼標語時，有些群眾制止他們和撕去標語，並提出抗議：“你們要貼貼到你們學校裡去，別貼污了我們的墻壁”正定縣搬運工會的工人、四合街農業社的社員、大眾街民校的學員等，聽說學生在遊行，都很氣憤，好些人要去迎頭擋住，要把學生打囘去（被領導上勸住了）。 + +## 二、事件發生的根源： + +## 近因： + +　　這個學校的學生，絕大多數應在今年1月底和2月上旬畢業分配工作，他們多數由於家境困難，急於參加工作，對家庭有些幫助。但是，有關方面對此重視不夠，動員學生繼續升學的工作搞得有些倉促而粗糙。地質部根據今年人物減少的情況，在去年12月上旬通知學校：畢業學生少數分配工作，大部分動員留校補習文化，等1957年下半年投考中等財經學校。學校認為今年1月中旬就開始放寒假了，原擬等放寒假後學生囘校時，再傳達這一指示和進行動員工作，但地質部在今年1月7日又只是學校要在放寒假前即向學生宣佈，時間很緊迫。學校沒有根據上級指示很好地研究動員的內容和方法，以及問題的提法等，也沒有步驟地（先黨團後群眾）進行傳達和動員，突然在1月8日上午，以專科為單位，開始向學生傳達。在傳達報告中，有的專科主任交代不清，詞義含混，如提出：“希望你們放假囘家後最好是囘來”、“如果寒假後同學們不囘來也可以”等，引起學生們懷疑學校放寒假是在遣散他們，哄鬧起來。同時，在學生鬧事中，地質部曾表示可以全部分配，接著又說無法全部分配，使學校很被動，學生更認為是在欺騙他們，增長了不滿情緒。還有，個別教師思想右傾，無原則地對學生表示同情。如政治課教師黃嘯夏對學生們說：“我和你們站在一起，我同情你們，團結起來就有力量，一次鬥爭不行，再來二次鬥爭，鬥爭終能勝利。”由於這些因素，學生越鬧越兇，最後發展成示威遊行。 + +## 遠因： + +　　這個學校的思想教育工作差，至今沒有配備負責政治工作的副校長，政治辦公室只有一個“光杆主任”，加之黨、團、工會組織的工作步調不一致，好些決定不能貫徹執行，影響學生思想覺悟的提高。 + +　　這個學校去年8月因整頓工作出了偏差，緊接著進行了糾偏，但在糾偏中卻把整頓中正確的一面全給否定了，特別是去年12月2日“中國青年報”第三版發表了“白司長到來以後”一文（是專門揭露那次整頓工作的缺點和錯誤的）。在學生中間引起了錯覺，認為不該整頓學校，他們“鬥爭勝利了”，從而在學校裡出現了極端民主、紀律鬆弛等不良現象。 + +　　另外這個學校有的學生隱瞞過社會關係、家庭成份和個人學歷，個別學生與海外有聯繫；教職員中也有有問題的人。以前發生過學生打群架、損壞公物、盜竊東西，廁所里出現過“反對共產黨”的反動標語等。從這次學生鬧事的情形看來，全部活動似乎是有計劃有策略的，人們懷疑這中間是否有壞分子乘機操縱，目前公安部門正在對此進行調查研究工作。 + +## 三、善後工作 + +　　事件發生後，地質部、河北省委會、石家莊地委會、正定縣委會，以及公安部門等，即有一批負責幹部趕赴學校，幫助進行善後工作。沒有逮捕和開除學生，對學生進行了教育說服，交代了國家暫時不能全部分配工作的原因，學生們已經平靜下來了。 + +　　當地黨政領導機關，發動所屬各機關、學校、農業社、市民等，給學生寫去了大批信，譴責他們遊行的反動行為，有力的打擊了學生的囂張氣焰，是他們感到自己做錯了，悔恨不該亂鬧事。（鄧子常）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09期，1957年1月1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31.txt b/CCRD/1/3/2/00043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0b905cc6b2ea3dacbb2eb06bc002fadb3bc4e0d --- /dev/null +++ b/CCRD/1/3/2/000431.txt @@ -0,0 +1,15 @@ +# 民革北京市委员会座谈党与非党的隔阂 + +　　<彭军> + +　　本报讯 机关和学校里的共产党组织和民主党派组织如何搞好合作共事关系?民革北京市委会在九日召开的座谈会上热烈讨论了这个问题。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有中央和北京市机关民革基层组织的负责人和一部分大学教授。 + +　　在会上，许多人都认为，宗派主义是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鸿沟。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江上峰说，领导方面在使用干部上，对党员就重视，对非党的工作人员就不重视，因此使非党的工作人员产生作客思想。在提拔干部的工作上，也存在着不公平的现象。他说，卫生部有一个科，正科长不是党员，副科长是党员，去年调级的时候，党员副科长一下就被提拔为处长，但是，那位非党的科长虽然能力比他强，却没有得到提拔。他说，就是由于这些宗派主义情绪，在党和非党人士之间竖起了一堵厚厚的高墙。 + +　　铁道部教育局副局长苏从周提到铁道部计划局把非党人士调走的做法，是排斥非党人士的宗派主义情绪。他说，这样做的结果，使得一些被调走的非党工程师变得消沉起来。 + +　　北京市城市服务局副局长陈铭德对搞好党和非党人士合作共事关系提出了五点要求：一、党员要和非党人士交朋友，做到彼此都能够谈心里话；二、党员要当医生，医生不应该害怕病人，而应该抱着救死扶伤的精神，帮助非党人士进步和改正缺点；三、党员在工作中要对事不对人；四、对机关中各种制度，党和非党人士都应该严格遵守；五、党应该了解非党人士的心情，肯定他们是愿意靠拢党，是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努力工作的。 + +　　财政部会计制度司副司长杨纪琬，就民主党派成员和共产党员如何合作问题，提出他们的一些经验。杨纪琬说，他们这个司三个司长，却代表着四个党派，因为其中有一位司长是共产党员，也是民主党派的成员。他们有话就谈、有意见就提的办法，增进了彼此的了解，消除了隔阂。在工作上，他们采取分工合作、大小事情都商量的办法，使得非党的司长感到自己有职有权。他们三位司长之间，还互相尊重优点，照顾特点，使大家都感到地位平等，相处很融洽。杨纪琬还说，非党的司长都积极争取党的帮助。 + +　　（来源：《北京日报》1957年5月11日。原题为：“宗派主义造成党与非党的隔阂，民革北京市委员会座谈合作共事问题”。）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32.txt b/CCRD/1/3/2/00043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f66491abafe37e756cd3372a019dcbf479556fb --- /dev/null +++ b/CCRD/1/3/2/000432.txt @@ -0,0 +1,19 @@ +# 内蒙古高等院校存在什么主要矛盾？ + +## 领导是非不明，粉饰太平，工作态度粗暴　党员傲慢无理，乱立清规，存在特权思想 + +　　(本报消息) 参加内蒙古自治区宣传工作会议的高等院校小组，在连续三天的小组讨论中，大胆、尖锐地揭露了各高等院校中当前存在的问题。很多人都做到畅所欲言，坦率地对工作及领导提出批评和意见。曾经在内蒙古师范学院教学多年的安吉人，满腔热情地指出师范学院长期存在、可是一直被领导熟视无睹的领导与被领导、党团与群众隔阂的问题。他指出内蒙古师范学院有些领导同志喜欢用漂亮的言辞来粉饰不良现象，却不肯认真着手解决问题。肃反中被“整”过的人，好多虽然作了结论，让他们仍留原作，但又“另眼看待”他们；同时因为没有公开向大家说明情况，使有些人弄不清楚，因此给新教师介绍时仍说：“某某是个反革命分子。”试问让这些教师如何发挥积极性?而教学质量又如何提高?在评薪、评讲师问题上，安吉人说：知识分子并不是要争讲名利，但在评定时领导上不走群众路线，却招致了很多人的不满。以前，很长时间没有评过讲师，有些助教有意见了，大概是为了纠偏，于是就很草率地评了四十多个讲师，这事事先虽也征求各科意见，但不过是形式主义，完全是凭领导的主观评定的。有些讲师的头衔甚至是偷偷送进宿舍，好像怕见不得人。科主任不管开课不开课，不管新的老的，也不管工作负担轻重，评给一样的级别。在新老教师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重新轻老”现象。新教师大都是党、团员，提拔得很快，老教师长期受到冷漠，职位、薪级一直停留原有水平。安吉人还说内蒙古党委宣传部也有官僚主义，老教师像孩子盼母亲似的盼望有人下来了解情况，但从来没有来过。 + +　　担任过内蒙古师范学院历史科副科主任的林雨，揭发了内蒙古师范学院有些领导人不懂装懂而又对教师教学工作粗暴干涉。有一次一位教师讲到史记的人民性问题。当时一位领导人问他：“史记是司马迁写的，还是司马光写的？像司马迁这样大的官，他的著作还能有人民性?”有一次这位领导人把一个老教师唤到他的办公室，开口第一句就声色俱厉的吆喝：“哼，你知道你是在吃谁的饭?”因此不少教师远远看见他就绕道回避，或者等他走过才敢出来。林雨还指出师范学院有些领导人不肯把党外人士看成可以团结和改造的对象，做事但凭个人好恶，谁多接近领导谁才得到信任。 + +　　李本汉教授在谈到自己从思想上得到改造和进步的迫切要求时，不无感慨地说：自己已经四十多岁了，可是这方面却极少有人关心和过问，缺少进步的推动力。他正在研究布氏杆菌，已得到初步成果。可是这一研究工作一直得不到有关部门的支持。畜牧厅说这是人的疫病问题，推给卫生厅；卫生厅却说这是牲畜疫病，不归他们所管。而大家都明白这种病在内蒙古是人畜共患，传播甚广的疫病。后来卫生厅答应拨款了。开过一次会，却如石沉大海，至今全无下落。 + +　　内蒙古畜牧兽医学院化学教研组主任刘增泽谈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同志式相处的问题，化验室曾经连续洒了几次酒精。这是谁洒的?应该追查责任，也应该提出防止办法。可是教研组的一个党员助教不分青红皂白，当着很多人的面，就把他所带化验室门的钥匙立刻没收，让别人保管。刘曾泽说，自这以后我再也不想掌管什么钥匙了，人是有自尊心的，值不得再这样丢脸。化学教研组有三位党团员助教，刘曾泽的讲稿必须经过这些助教审查批准才能去讲，原稿常常被这些助教退回，作一次又一次的修改，有一次的讲稿，曾经连续修改了四次才被通过。刘曾泽说：我不知道究竟是谁给这些助教这样大的权力?因而在一些老教师中流传说：“统战统战，上统下战”。上面是客客气气，下面就给你来这么一手。打报告上去吗?没有人理睬。如果不是毛主席作了这次讲话，我到现在还是噤若寒蝉的。 + +　　在会议上，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和解决方法上也发生了一些分歧和争论。安吉人反驳了把错误和问题分别摊派给领导与群众，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说法。认为出现问题领导上应负主要责任，过去内蒙古师范学院出了问题，就是通常用各打五十大板的办法解决。有些人认为他们学校的主要矛盾，是教学质量的提高不能满足学生要求的矛盾，另外一些人都不同意这一意见，认为提高教学质量的问题是一个长期性的普遍存在的问题，目前各院校的主要矛盾是在通向提高教学质量的道路上所碰到的主要障碍物，比如说：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党与群众的矛盾等等。 + +　　原内蒙古师范学院院长郭以青在发言中说：内蒙古师范学院在各个方面的矛盾集中起来是一个领导思想的问题。正因为在领导上存在问题，所以就表现为各个方面的不健全现象。只有把领导的思想搞通，具体的问题才能一一解决。他希望大家继续把问题摆出来，帮助领导纠正错误。 + +　　会议还将继续举行。 + +　　 来源：《内蒙古日报》1957年5月1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33.txt b/CCRD/1/3/2/00043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ef75fc3c79293d491a5de003fced242f6f92b71 --- /dev/null +++ b/CCRD/1/3/2/000433.txt @@ -0,0 +1,11 @@ +# 农工民主党成都市委扩大会议批评共产党基层组织的宗派主义 + +　　本报讯 昨日下午，在农工民主党成都市委员会为讨论如何帮助共产党进行整风而举行的扩大会议上，不少人批评了共产党的宗派主义现象，揭发了共产党的某些基层组织和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之间的一些矛盾，许多人还提出了改进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的建设性的意见。 + +　　不少人在发言中集中对共产党的某些基层组织不信任、不尊重党外人士的宗派主义情绪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省公路局副局长冯天爵指出公路局在房屋分配上，对党员照顾多，对党外人士照顾很少，党员负责人要房子，很快就解决，党外负责人要房子则解决得不及时。成都市传染病院院长周福田认为在某些机关中，党群关系表面上看来不坏，实际上有些貌合神离，只有工作关系，没有交情。成都市防疫站站长王季槐说，我在名义上虽然负全面领导的责任，但执行起来常常感到有职有责无权。他以人事上的调动为例：站里增加了干部或调出了干部，人事部门都没有征求他的意见，还有一些其他的行政事务，共产党组织也不和他研究就直接处理了。省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薛鉴铭也指出医院里的党组织对某些问题的处理有越权现象，他说，有些病人经医生诊断根本没有住院条件，但因这个病人和医院的党组织负责人有关系，党组织就决定这个病人住院。他认为病人是否需要住院，应由医生根据病情来决定，而不能由党组织来决定。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肖涤余也认为共产党基层组织这种“以党代政”的现象并不是个别的，在他们医院里的党组织也常常使人有“决定一切”之感，他说，医院中涉及技术上的问题多一些，而有些共产党员既不懂技术，又不善于听取群众的意见，如果轻率地决定一切，对工作不利。成都市工人医院皮花科主任刘伯庄也指出该院虽然形式上有院务委员会的组织，但不少有关院务的问题都是党内作了决定便付诸实行。由于共产党的某些基层组织不善于和党外人士合作，常常使工作受到一些损失，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部主治医师杨永杰指出该院前不久实行的中西医统一挂号的作法，就是党内决定后就付诸实行的，结果出现了很多漏洞，听取了医师们的意见后才纠正了。成都市产科医院副院长陶世英也指出该院的党团员对党员负责人和党外人士负责人不是一视同仁的，有时限于党的政策，又不得不敷衍一下，党外人士的意见，尽管是正确的，有时也不被重视。 + +　　造成党群之间的隔阂的原因，不少人认为是和有些共产党员的优越感分不开的。成都市卫生局副局长陈礼辉指出，共产党是英明的，正确的，这是公认的事实；有些党员也就认为我是党员，所作所为，也是英明的，正确的。他说，这些共产党员忘记了党的群众路线，忘记了有事和群众商量的优良作风。他特别指出这种情绪在一般党员的身上表现得多一些，他建议在整风中也要注意加强对一般党员的教育。成都市第一门诊部医务主任周时锷指出有些共产党员很强调特殊性，他们机关里曾经有这样一个共产党员：人家在会上给他提了意见，会开完后，马上质问人家为什么要给他提意见。周时锷还指出有些共产党员政治责任感不强，工作上拖拖沓沓，在群众中威信不高，建议共产党对这些质量低的党员在整风中注意教育。成都市卫生局医疗预防科科长刘金科说，有些党员在入党前和群众的关系很好，入党后就使人有“一登龙门，身价十倍”之感，用两种脸对人：黑脸对群众，笑脸对党员，造成党群之间的隔阂。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主治医师吴毓才也指出有些医院的党组织偏听党团员的汇报，就不加分析的提出批评；对人民来信也不经过调查研究，就要医生检讨。他认为这种不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是会影响团结的。有些人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也还有抵触，陈礼辉指出有人认为“知识越多，罪恶越大”；肖涤余说，有人说知识分子从旧社会来，不可能出污泥而不染，他说，莲花出自污泥，也还会散发一股清香，对知识分子的进步性不能一概抹煞。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教授龚绍熊说，如果共产党存在宗派主义情绪，就很难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更谈不到学习党外人士的一些长处。 + +　　对于如何更好的发挥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作用，改进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许多人提出了建议和希望。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中医赵源章、成都中医进修学校教务主任余仲权等，在发言中认为有些单位的共产党组织经常邀请所在单位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负责人参加党委扩大会议，实行定期的联系制度，加强对共产党员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等办法都很好，能够刺激民主党派成员的积极性。冯天爵认为有些共产党员把民主党派看成可有可无的眉毛，这是难免的，在民主党派成员中也还存在把自己看成眉毛的自卑感，这就需要两方面努力，使民主党派充分发挥积极作用，这种看法才能逐渐改变。刘伯庄说，现在还有些党员和群众对民主党派的性质和作用认识不足，他建议加强这方面的宣传教育。 + +　　 来源：《四川日报》1957年5月1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34.txt b/CCRD/1/3/2/00043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7e4ad7f9fa782c3dcf02a5dcc78aa82ae029cda --- /dev/null +++ b/CCRD/1/3/2/000434.txt @@ -0,0 +1,13 @@ +# 上海市各报编辑、记者对某些机关领导干部不重视新闻报道和不尊重记者职业特性提出了批评 + +　　人民日报上海11日讯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3日邀请各报社编辑和记者举行座谈会。会上，大家对某些机关领导干部不尊重记者的职业特性、某些业务部门不重视新闻报道的现象提出了批评。 + +　　座谈会上，编辑、记者们对过去记者工作条件提出很多意见。大家认为目前发文件、听报告和其他重要活动对新闻工作者限制级别是不恰当的，不能适应新闻工作的特性。解放日报记者方远说：“记者应该是社会活动家，但现在记者活动往往受到许多不必要的限制”。他举例说，文化俱乐部原是各界代表性人士聚会之所，记者应该在这里接触和熟悉很多人，但有关部门却把进文化俱乐部当作一种“政治待遇”，使记者无法活动。劳动报记者徐行说，劳动报记者在某些机关内采访，往往看不到文件资料，如在统计局、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公报上，就说明只给解放日报、新华社，不给劳动报，请示市委批准后，局方还要看“批示”。记者们还批评了在采访外宾活动中所遇到的种种不合理的限制。新民晚报的张之江说，苏联马戏团到上海演出时，他曾和新闻日报记者到后台去采访，但被文化局负责人丁正铎赶了出来。 + +　　记者去业务单位采访时，某些部门不凭记者证，只凭介绍信的现象更为普遍。劳动报记者说，有一次他去公用局采访月票销售和使用情况，虽有记者证却因未带报社介绍信而被拒绝接见，只好重回报社拿了介绍信再去采访，还要一次一次地经过该局秘书科批准同意才能分别和当事人交谈。 + +　　座谈会上，新闻日报胡星原还揭发了某些单位领导对报纸通讯员的无理限制，甚至打击报复的事实。他说：上钢三厂电工贺敏华向报纸写稿批评了该厂的工作，遭到该厂党委会部分领导干部的忌恨。党委宣传委员张杰在一个会议上，公开说贺敏华写批评稿是“无政府，无组织”，“有意破坏党的威信”，并用党委会的名义写信向报社建议不用贺敏华的稿子。他又说，有的通讯员因过去写过批评稿，在肃反斗争中，都被领导上痛整了一通，国棉九厂通讯员陆顺福竟被该厂保卫科关了四十多天。 + +　　座谈会上大家还特别谈到如何提高新闻工作者的政治和业务水平问题，要求市委宣传部统盘考虑，使大家能够轮流脱产集中学习。 + +　　来源：1957年5月1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35.txt b/CCRD/1/3/2/00043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52567f106b9f67d6bfa7b9fb7a827f60e5911aa --- /dev/null +++ b/CCRD/1/3/2/000435.txt @@ -0,0 +1,13 @@ +# 上海市各报編輯、記者对某些机关領导千部不重視新聞报道和不算重記者职業特性提出了批評 + +　　人民日报上海11日訊 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3日邀請各报社編辑和記者举行座談会。会上，大家对某些机关领导干部不尊重記者的职業特性、某些業务部門不重視新聞报道的现象提出了批評。 + +　　座談会上，縞輯、記者們对过去記者工作条件提出很多意見。大家認为目前發文件、听报告和其他重要活动对新聞；工作者限制级別是不恰当的，不能适应新聞工作的特性。解放日报記者方远说：“記者应該是社会活动家，但现在記者活动往往受到許多不必要的限制”。他举例说，文化俱乐部原是各界代表性人士聚会之所，記者应该在这里接触和熟悉很多人，但有关部門却把进文化俱乐部当作一种“政治待遇”，使記者無法活动。劳动报記者徐行說，劳动报記者在共些机关内采訪，往往看不到文件資料，如在統計局、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公报上，就說明只給解放日报、新华社，不給劳动报，請示市委批准后，局方还要看“批示”。記者們还批評了在采訪外宾活动中所遇到的种种不合理的限制。新民晚报的張之江說，苏联馬戏团到上海演出时，他曾和新聞日报記者到后台去采訪，但被文化局负责人丁正鐸赶了出来。 + +　　記者去業务單位采訪时，某些部門不憑記者證，只憑介紹信的现象更为普遍。劳动报記者說，有一次他去公用局采訪月票銷售和使用情况，虽有記者誑却因未帶报社介紹信而被拒絕接見，只好重回报社拿了介紹信再去采訪，还要一-次一次地經过該局秘書科批准同意才能分别和当事人交談。 + +　　座談会上，新聞日报胡星原还揭發了某些單位领导对报紙通訊員的無理限制，甚至打击报复的事实。他说：上鋼三厂电工贺敏华向报紙写稿批評了該厂的工作，遭到該厂党委会部分领导干部的忌恨。党委宣傳委員張杰在一个会議，上，公开说賀敏华写批評稿是“無政府，無組織”，“有意破环党的威信”，弁用党委会的名义写信向报社建議不用贺敏华的稿子。他又说，有的通訊員因过去写过批評稿，在肃反斗爭中，都被领导，上痛整了一通，国棉九厂通訊员陆順福竟被 该厂保衛科关了四十多天。 + +　　座談会，上大家还特別談到如何提高新開工作者的政治和業务水平問題，要求市委宣傳部統盤考虑，使大家能够輪流脱产集中学習。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201期,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36.txt b/CCRD/1/3/2/00043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2859bce93e368c0d5e4475f7cde88c4923b4457 --- /dev/null +++ b/CCRD/1/3/2/000436.txt @@ -0,0 +1,23 @@ +# 上饶地区和福建各地干部对毛主席讲话的反应 + +　　<马钟明、刘光辉> + +　　新华社上饶11日讯　江西省上饶地区部分干部对毛主席讲话的精神还领会得不够，顾虑重重。部分民主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怕讲错了被扣帽子，因此在讨论时，只讲好的，或者是一言不发。有些参加工作较早的干部在听了传达后，害怕整风。有些部门的负责干部顾虑公开讨论人民内部矛盾会搞乱。东乡县文教局长说：“在学校里公开讨论内部矛盾，工作就更不好作了。过去提出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的教育方针就有点乱。百家争鸣毒草也出来了。”有的人提出：“最好还是领导掌握，不要公开宣传。”不少领导同志反映：矛盾这样多，怎样解决得了。怕以后不好收摊子。 + +　　对一些具体问题也有不同的认识： + +　　(1)地委机关有的干部认为现在这样强调人民内部矛盾，是不是因为党中央去年工作犯了错误？是不是由于波匈事件影响，才强调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以清醒领导干部的头脑，避免波匈事件的重演？ + +　　有的说，人民内部矛盾的形成，主要是上级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造成的。如棉布供应，第二期布票打折使用，去年动员学生入学，今年动员学生参加生产。这样就造成了国家和群众之间的显著矛盾。 + +　　(2)肃反问题：曾在肃反中被斗过的人，认为过去是受了冤枉，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专署交电公司被斗过的人，在座谈中说：毛主席报告真过瘾，什么秘密都给我们讲了，我过去被斗是领导上的错误，要求恢复名誉。 + +　　(3)民主与集中问题：上饶市税务局薛天白说：“过去的民主是口头上的民主，毛主席这次讲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现在发牢骚不会挨整了。”市商业局有的干部认为民主在大城市比小城市讲得多，小城市比农村讲得多。 + +　　(4)“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许多人认为在我们小地方没有可“鸣”、可“放”的，这是高级知识分子和大城市的事情。有的人提出既然要“放”要“鸣”，就什么都应该“放”、应该“鸣”。上饶中学教师提出共产党内部的事和国家的各项政策，也都应该“放”出来，让大家“鸣”一“鸣”。 + +　　(5)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问题：一些人认为：长期共存的方针是一种策略，台湾解放后，不一定能够存在。 + +　　(6)解决矛盾的方式，有人认为：不应该单纯强调团结——批评——团结这一面，他们举出许多具体例子，如粮食统购统销，如果只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就不能完成任务，必须在说服教育的前题下，加以压力才行。相反，如果群众粮食不够吃，说服教育也行不通。　　(马钟明、刘光辉) + +　　 来源： 1957年5月1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37.txt b/CCRD/1/3/2/00043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1f21d701f08cfac4bb9a71b8ee36169483a8048 --- /dev/null +++ b/CCRD/1/3/2/000437.txt @@ -0,0 +1,31 @@ +# 它鼓励我们大胆去探索——参加省文艺工作座谈会后的杂惑 + +　　<赫伦> + +　　最近，听说某编辑部的某编辑同志因组织不到“毒草”稿件而苦恼。乍听来，颇觉奇怪。从前是怕毒草，而今竟苦于“毒草”无寻处！多想一回，就明白了：这仍然是对百花齐放方针的消极认识。不管怎样吧，这有好处，某些曾被甄别为“毒草”的作品有可能被“放”出来了；至于是毒非毒，读者比几个编辑的眼睛更亮的。 + +　　有些作品底确被误认为“毒草”的，因之教条主义群起而攻之。一九五四年汤凡的“一个女报务员的日记”、一九五六年刘昌朴的“姻缘”和一九五七年我的“猴子”都戴过各式各样的倒楣帽子。平心地说，原不过是这几篇小说有些地方不合乎教条主义的规格而已。而座谈会有人认为：对前两个作品的批评的起因是，发表这两个小说的两个编辑部过份肯定了它们；你“大捧它”，我才“大棒”打它。这话不足信。 + +　　在教条主义流行的时候，在文艺批评上就常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哪个作品的题材是不常见的，哪个作品的表现手法稍有些新的尝试，哪些作品在思想上稍有缺陷或只是达到了它所能达到的、而没有达到它不能达到的……就被打上问号。 + +　　回想起来，也不好意思。在讨论“一个女报务员的日记”的时候，我曾经是个“抡大棒的人”，不遗余力地挖苦这作品是宣扬不要思想改造的“不痛的手术”。而两年之后，真是现世报，自己的习作也遭到了维问等同志同样粗暴的扣帽子和挖苦。 + +　　从最近对“猴子”的批评讨论中，我才体会到当年汤凡和刘昌朴的心情。我保持长久地缄默，原因很简单也很复杂。我不能双手赞同维问、尚青、云展等同志的武断和机械分析；我更不能为了表示虚假的虚心而承认自己的东西是“毒草”。作为一个短篇的作者，当别人硬说他的作品里有主题或者是对它的主题作歪曲的解释的时候，自己出面另写一篇比作品还长的说明书来解释作品的主题，那并非是光彩的事！我不想作反批评，还因为我相信广大的读者比偏激的评论家更有雅量。 + +　　我想到的只是：我应当在创作的实践中克服自身的教条主义思想的束缚，并且再不听从那些胡乱引经据典规定别人该写这个、不该写那个的指挥棒。 + +　　再说，要写反批评之章我实在有不少顾虑。从经验中我知道，和辽宁日报编者意见相反的文章是不能发表的。二月间，我写过一篇题为“什么是重要的”的评论，那是就辽宁文艺发表的两篇散文写的读后感。我自信那篇文章还能自圆其说。如果说有“毛病”，那就是我没有按流行的评论八股体来写，通篇没有引用半句经典著作和名家之言；只是用自己的话来表现自己的思想(我希望也能写下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美学批评的一些小小的心得；同时也对教条主义束缚创作表示相当的厌烦)。大约就为这个缘故吧，据说这稿子的小样打出来后，被编辑向志删掉了我的基本论点，结果当然不便发表了。可是不久，那篇文章里有一句话登出来了——那是被于铁同志引用在他写的“警钟”文中。他引用的目的是为了给我扣一顶“唯心主义”的帽子，并且证明有人取消评论作品时必须有政治标准！如果帽子扣的合适我是没话可说，但，在“我衡量作品的标尺很朴素，那是：看它能否吸引我看下去，看的时候思想是否溜号，看完了能否使我联想一些什么”这句话中，于铁同志完全抹杀了所谓“使我联想一些什么”的涵义就是指对作品的思想内容的分析；那篇文章大部份篇幅是漫谈生活形象和作品的政治效果和艺术效果的，他也不加计较。读了“警钟”，我只好苦笑。 + +　　在前此一个时期，我省批评界中盛行着这样歪风的时候，稍具有点尝试探索念头的人，就不能不感到苦恼。你想在创作上标点新立点异么，当心！能不能发表，得闯运气；发表了，你等着吧，你的脑袋戴得了几顶“小资产阶级情绪的流露”“颓废的资产阶级文学”诸如此类的不祥的帽子！ + +　　省文艺工作座谈会开过了，不少同志都说：心里敞亮了。作为一个受到批评的作者，我当然有同感。上面的杂感，写出来也许还可以作为必须反对教条主义的论据吧；报刊怎样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看是不能再那样做了。 + +　　我也是个编辑从业人员，在自己的业务上也还有另一些感想。作为一个文艺刊物编辑，在拥护“大胆的放”的同时，的确也产生一些新的苦恼。形势改变了，工作作风也要改变。目前我感到不是编辑部愿不愿意放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下子不能找到有较高艺术质量的多种题材、多种表现手法的稿件编在刊物上。当然，这苦恼和那种找不到“毒草”来点缀刊物门面的苦恼是截然不同的。 + +　　刊物编辑部要创造“放”的条件，把编辑从他自己脑袋里的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只是一个环节；另外一环，则有赖于为刊物撰稿的作者群的支持——拿出各色各味的花来。 + +　　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呢，我感想更多。人们常说我们文学艺术工作赶不上形势需要。这表现在我们的百花园里花的品种不够多彩多姿，更其明显。题材还不够多样、表现手法大同小异；新的文体、新的诗体很少出现；作品中的浪漫主义色彩淡薄……等等，都是问题吧。不能说作者们没有新的尝试，有时。不少作者曾努力向古今中外的名著学习，并试图以学来的本领使自己培植的花朵鲜艳些。而不知能不能这样说，在这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学习中国古代小说的优良传统，有些作者只学到一些短句、四字落尾、白描的形式，这样未必能把现实主义的经验继承下来并发展今天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吧？为了增添诗的花朵的品种，不少青年从学平仄开始去学五言七言，这未必十分合适吧？有的作者看了苏联“鳄鱼”刊登的文代会的漫画才知道对正面人物也可以开个不伤大雅的玩笑，于是乎，就仿制一幅“百花齐放图”，这未必是太新的尝试吧？先有人家奥维奇金写问题特写，我们才敢写干预生活的特写，这未必是什么重大的创造性吧?我不是说这种借鉴不必要，也不是说这种学习没有成绩。而是说，走已有的路，不应该是唯一的发展我们的文学艺术的途径。作为一个读者，我衷心希望作家艺术家们在党中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鼓舞之下，更大胆地去走出一条自己的艺术创作的道路来。 + +　　我们最敬爱的人说过，在艺术创作上要“标人民之新，立人民之异”。要做到这，的确需要有大胆探索的精神，我是这样想的。 + +　　 来源：《辽宁日报》1957年5月1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38.txt b/CCRD/1/3/2/00043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75b60245dde3a1a34798cbcab477cfe9af4a5ee --- /dev/null +++ b/CCRD/1/3/2/000438.txt @@ -0,0 +1,23 @@ +# 温州市委干部讨论当地统战工作问题 + +　　<新华社特约记者郑加顺> + +　　新华社杭州11日讯　中共浙江省温州市委在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以后，专门讨论了统一战线工作。 + +　　大家一致认为自去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来，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在讨论到当前统一战线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缺点和错误的时候，市委委员中意见分歧很大。不少委员认为当前党内对统战工作的主要偏向还是宗派主义：1、对资产阶级分子虽然安排了，但是公方人员对他们的作用认识不足，对安排和定息想不通，只是上级政策已有明确规定不得不执行。有的反映“南征北战小股长，五毒俱全当经理”，表示不满。在公私共事关系上，多数还是“相敬如宾，相安无事”，不是积极地团结，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这实际上是宗派主义作怪。2、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认识还有问题，对监督想不通，特别是对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政治自由想不通。有的党员公开说：这不过是一个策略，难道真敢监督，当人家提出意见，特别是有些错误的意见时，就说人家是猖狂进攻，马上想整人一顿。3、对知识分子的安排虽然思想上通了，但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有顾虑，怕引出毒草来。 + +　　有的委员认为党内宗派主义的错误已经基本上解决了，目前主要毛病是右倾情绪有新发展。理由是：1、重安排、轻改造。对资本家的作用强调过火，抬高了他们的身份，有些人安排得太高、使用不当，如市百货公司副经理是私方人员，分给他管改造。安排以后，对他们只强调团结，不批评教育，公方代表对他们缩手缩脚怕违反政策。对资本家违法事件处理不及时，各部门互相推诿，有些资本家翘起了尾巴，说自己“比工人阶级革命性还强，没有两面性”。私方人员担任正职的在商业的基层商店中占60％。在分工时强调副职服从正职，结果私方权力太大，公方代表是从属的地位。对于知识分子方面，也是重安排轻改造，特别是忽视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组织他们学习马列主义，许多人认为自己有知识有技术就可以不要马列主义了。2、公私合营以后，在企业里滋长了忽视发动职工的工作，职工对资产阶级分子的监督放松了，而且职工对党的领导已经滋长了不满情绪，反映说：“还是资本家好，有地位，工资待遇高现在已经合营了，工会也就可以不要了”。3、对于资本家福利和生活照顾太多，定息二千元以上的资本家生病时还要领病假工资，工商联还给很多补助费。对安排私方家属参加工作很重视，安排工人家属却很少。 + +　　也有的委员认为必须对各个具体单位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根据不同情况提出不同问题。 + +　　讨论中因各委员之间思想距离较大，会议中没有作出结论，准备在下一次会议中来解决。 + +　　讨论中大家感到有两个难题。 + +　　一、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合营以后，如何继续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改造，特别是对许多具体政策问题如何处理，感到心中无数。 + +　　二、对今后党领导统战工作问题。 + +　　（大家认为过去的统战工作大都是由统战部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以后，全部资产阶级分子都由我们包下来了。学校里各民主党派的组织去年也有了发展，如何以我党为领导来发挥行政、民主党派以及团的作用，还未解决。因此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必须要迅速改变过去由统战部“唱独脚戏”的做法，把统战工作提到党委各个部门的工作日程上来，变为全党的任务。　(特约记者郑加顺)） + +　　 来源：1957年5月1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39.txt b/CCRD/1/3/2/00043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fd4862ab203490a71e7ee06bd1621b97d711ee --- /dev/null +++ b/CCRD/1/3/2/000439.txt @@ -0,0 +1,173 @@ +# 西安师院墙高沟深　教授提出尖锐批评 + +　　5月11日，本报编辑部邀请西安师范学院一部分教授座谈整风问题。出席座谈会的有地理系教授兼主任黄国璋、语言文学系教授傅子东、王捷三、历史系教授朱本源、教育系教授马师儒、数学系教授兼主任夏以农、物理系教授兼主任赵恒元、函授部主任梁益堂。他们由于学习了毛主席的报告，思想上得到鼓舞，对学校党委和行政领导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党群关系、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老教师的使用和安排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尖锐批评，对省委、市委和陕西日报、西安日报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也提出批评意见。这些意见对推动党的整风运动将起良好的作用。 + +## 有人用两句古诗形容师院整风现状“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 +## 朱本源　“和声”吃得开“异议”倒了霉。敢于提意见的人不得不三缄其口。歌功颂德成为风气。 + +　　毛主席的两个讲话，在西安师院早已传达了，教职员的学习热情已达到沸点；但是和上海、北京等地的高等学校中的那种慷慨淋漓、畅所欲言的气魄比较起来，师院的运动显然还在含苞待“放”。虽然学校党委召集了一次院系领导和老教师座谈会，但发言纪录在院刊上公布时，群众对那些空洞的一般性的发言，深表不满，有人说，像那样的座谈会只是对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者投其所好，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八股文，是等因奉此。这成什么局面?天下皆春色，师院充满着金秋之气。 + +　　在传达和动员的大会上，在院领导指示怎样结合师院实际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听众所得的印象似乎是：领导与群众的矛盾，教员与职员的矛盾，学生与教员的矛盾等等都是等量齐观的。于是有人就去在学生的数量和质量间、在学生思想中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间，在教学工作与科学研究工作间，在浪费和节约间去找矛盾。谁也不能说，这些不是矛盾，但是至今尚未见人公开指出，通过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而集中地表现出来的矛盾。有人用了两句旧诗来形容师院运动的现状。“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5月8日的院刊就是琵琶之一。 + +　　师院的运动所以迟迟不“放”，也许有正当的理由；我本着“言者无罪”的原则，指出两个历史的原因。 + +　　第一，我们的领导在过去给人们的印象是：表彰同调，罢黜异调。在许多次的扩大校务会议上，当领导提出一个新方针、计划或工作时，大家的发言都是用自己的“和声”来烘托领导的“旋律”。如果有人表示异议了，那就要被大帽子压下去。例如，三年前，在全院教研组主任座谈新法考试制度的会议上，大家异口同声地赞扬新法考试，我却不识时务地说：“新法考试避免了旧法考试的一切缺点，但没有吸收旧法考试的一切优点”。于是领导就马上替我戴上一顶大帽子：反抗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接着民主党派也随声附和地来向我提意见，在肃反运动中系秘书也把这一点提出来。至于那些歌功颂德和善于体会领导意图的人，却往往成为学校所倚重的人。敢于暴露的人渐渐变得世故起来，效金人之三缄其口。歌颂成为风气，到今天是积重难返了。 + +　　第二，我们老教师们总结了历次大运动的经验：在运动中要发言时，最好是从党、团员或青年积极分子的带头作用中去窥探方向，否则发言错误了，不仅要受到群起而攻之的批判，可能更要由检查思想而检查历史，在肃反运动中，我系不少老教师私下的意见总认为我们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与领导的看法相反，可是有人稍有流露，就被人事处的一位党员的猛烈批判一棍子打死了，于是我们只好昧着良心，挖空心思找出一些适合于领导意图的话来说。我们已经养成了“跑龙套”的自卑感了，这次运动来了，还是等党、团员起带头作用。可是这次的空气有些不同了，群众在毛主席讲话的鼓舞下蠢蠢欲动，而带头作用却姗姗来迟。 + +　　最后，谈一点老教师的一个顾虑。老教师们切切私语时，总结出一个经验：大运动平均约两年一次。下一次运动是什么呢?自作聪明的人说，将是反修正主义。而这一次运动中的发言，最易流入修正主义。有人也说：这次运动中领导不是已保证坚决实行“言者无罪”的原则吗?但是有些自作聪明的人又说，一切是辩证的，今天的保证在今天的条件下是必需的，将来的取消保证，在将来的条件下又是必需的。至于最可靠的保证呢?那是沉默。当然，这些顾虑完全是从个人主义思想出发的，不过，这顾虑的形成多少也有一点历史的原因。 + +## 拆墙填沟主要应由党来作 + +## 黄国璋　学校党政不懂也不学。了解情况以耳代目。用人标准重“德”轻才。 + +　　解放几年来，我们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在我们的各项工作中也是有不少缺点的。这是因为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虽都是正确的，但到了基层就往往变了样。最近有很多人谈到要拆墙填沟，这是个很具体的问题。我认为拆墙填沟主要应由党的方面负责，因为群众都是希望党把他当作党员一样看待的。 + +　　在西安师范学院党和非党群众之间有墙有沟没有呢?我说是有的，不但有，而且很高、很深。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观察一下这个问题。 + +　　一、学校党政缺乏虚心和老教师一起讨论问题的作风，这也就是说缺乏民主。例如陕西师院和西安师院分科系问题。陕西师范学院原来是个专科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在西安办分校的计划停止了以后，陕西师范专科学校就改为陕西师范学院了。陕西师院和西安师院相隔只一里之遥，这两个学院的科系怎样分才好呢？这是个大问题。但是像这样的问题，学校当局事先没有和老教师们商量过，就和陕西省教育厅作了决定。现在文科方面语文系两边都有，理科方面数学系两边都有。为了迁就陕西师院已建成三个化学楼，于是就将西安师院的化学系和生物系拨到陕西师院去了。这样理科方面，陕西师院有生物系和化学系，西安师院有物理系和地理系。这样作就破坏了数、理科五系的完整性和关联性，使人力、物力遭到很大浪费，教学方面受到很大损失。比如现在地理系开土壤地理和生物地理的课就因为西安师院没有化学系和生物系而发生很大困难。如添置设备吧!地理系就庞大成了个四不像了，不添吧!开课就成了问题。这样分科系的办法，据我所知，真是世界上所没有的。这就是西安师院、陕西省教育厅和高教部主管师范教育的部门的一些领导人，自己不仅又不愿向人学的结果。在西安师院大事如此，小事可想而知。 + +　　二、以耳代目，造成了官僚主义。领导上看的少，听的多，以耳代目的情况严重存在。比如我们在地理系就没见到过教务处的领导上到系里来了解过什么。要让这些教务处的领导人到教师那里去谈谈当然更是困难了。他们只是派干部到下边了解情况了，靠汇报和指示研究和布置工作。这种情况党委方面也是如此。记得有一次在城里的一个会议上，一位负责同志讲过一句话，大意是：假如一个领导人不亲自去直接了解情况，单凭秘书给汇报情况来进行领导，那末秘书就会成这个领导人的掘墓人。这话我认为很有道理。因为党政方面单靠党、团员和秘书汇报来了解情况的话，这是不会全面的。而同时一般的人由于怕他们汇报而不愿和他们多所接近。这样他们就会脱离群众，领导上以耳代目的结果，就会变成官僚主义。假若，有些党、团员或干部品质不好，那靠汇报来了解情况研究和决定问题的坏处就更大了。 + +　　三、重“德”轻才。一般的讲用人要德才兼备，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德才不能兼备时我认为应该根据工作性质来作决定。如果是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话，才还要更重要一些。西安师院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德才不可兼备时就重德不重才。比如选送留苏学习的人的时候，领导上就认为采用党员第一、团员第二的办法，最稳当，对留助教也是如此。这是对德的一种看法。还有一种看法是以平时意见多少，来评定德的好与不好。唯唯听命的人“德”就好，意见多的人德就差。我认为这些看法对国家培养真正的建设人才，对党群关系的害处都是很大的。因为现在国内的敌我斗争已经基本结束，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只要不是反革命，我们就应该在政治上信任他，发挥他的特长，在德的方面，就可不必顾虑太多了。 + +　　最后我想谈一下，推倒墙的问题。知识分子是信任党、信任毛主席的，只要把墙推倒，大家就会团结无间把工作作的更好。我来西安师院已经快五年了，我常想和学校党政领导同志多来往以便提高自己，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他们那里，我就有谦虚拒人不便久留之感，于是就谈一下工作赶快离开了。要推倒墙，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是个基本的办法。另一方面，党内应当检查宗派主义倾向和对待非党员、民主人士的态度，这样就可以更能提高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 +## 省委对“鸣”“放”方针有抵触情绪 + +## 梁益堂　解放后党员思想作风变坏了。党员院长门前老教师望而却步。犯“思想罪”被判刑值得研究。 + +　　（毛主席指出了当前中国人民内部的矛盾，并号召我们揭露矛盾，讨论矛盾，解决矛盾。） + +　　现在，我想谈谈党在领导学校教育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 +　　(1)知识分子大都拥护和热爱共产党，但对共产党员则是可敬而不可爱：解放前后的共产党，党的性质并没变，但党员的思想作风变了。是变坏了，而不是变好了。坏在什么地方呢?最主要的也是最危险的是：宗派情绪浓厚了，群众观点薄弱了。由于这种带有危险性的思想没有得到及时地克服、纠正，把许多好事办成了坏事。 + +　　西安师院教育系，去年曾有过这样的事：系里有几个学生党员，表现积极，经常向党组织“打小报告”汇报系里的情况。但了解和汇报情况不是从积极方面去帮助被认为落后的学生求得进步，而是冷言冷语地去批评他们打击他们。在肃反后即去年4、5月里闹翻了。九个人联名控告到北京、到“人民日报”，一直闹了将近一年。费了不知多少唇舌，花了不知多少时间，问题表面平息了，但党的威信受到损害。 + +　　西安师院的党群关系，只有一般化的、冷冰冰的工作关系或者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缺乏应该具有情谊的同志关系。对他们的工作、学习、生活、疾苦特别对他们的政治要求漠不关心。无公不见面，见面得谈公。正副院长们甚至明文规定接待干部的时间，这表示拒绝见面或少见面。因此，老教师们抱着“明哲保身”、“谨小慎微”的态度，谈问题“四平八稳”，道感想有三化：“一般化”、“概念化”、“教条化”。一般青年干部，精神无所寄托，于是牢骚满腹，自由主义泛滥。不管老教师或一般青年干部，当他们闷不过气的时候，总想倾吐倾吐自己的心情，谈谈自己的衷肠，他们去找院领导。于是副院长李瘦枝同志(民主人士)应接不暇，有求必应。另一副院长李绵同志(共产党员)的办公室却很少有人去，虽不是“门可罗雀”，但“过门不入”倒是常事。在日常生活中，党群关系不和谐的现象，已不是什么奇怪的事，而成为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生活样式。没有党员参加的场合下，人们真是畅所欲谈，敞开胸襟，谈古今，论中外，扯到东，拉到西，有酸的，有甜的，发牢骚，评是非，总之无所不谈，无所不包，而且谈得有声有色，如歌如画。但此情此景，没有党员的分儿。我敢说，西安师院内部的实际情况特别是群众的舆情，党委同志是难以听到的。 + +　　在陕西省教育厅及其领导的中等学校里的共产党员，其宗派情绪和脱离群众的思想作风也是普通严重的，省委文教党委有责任。 + +　　一个规模较大的完全中学的党员校长，冷若冰霜，画地自封。不接近教师，不深入学生，只听积极分子汇报，偏听偏信。在某个学期初，两个老教师对他提出的学校工作计划提了不同的意见，他可能认为是“别有用心”应予以“教育”。便安排了一个会议，并向团员和积极分子作了布置。在开会时，这些“奉命发言”的人，便乱箭齐发，两位老教师成为众矢之的，一个工作会议变成了斗争会。与会的教师面面相觑，会后则纷纷议论。这样的作法，给学校工作带来的是什么?不难理解！ + +　　教育厅直接负责中学领导工作的某党员科长，他的思想作风不仅对他自身是一种威胁，而且威胁到绝大多数的校长和教师。每当这位科长擢升调职时，不少校长和教师都有一种难以描述的敏感和心情。那末，这位科长究竟怎样领导中学工作和怎样看待人民教师呢?且举一例：1955年吧，在渭南专区的一次教育行政会议上，某科长在会议上讲话，由于他不满意教师们携带家眷，用诠释“说文”但是歪曲的说法来解释“家”字以讽刺辱骂。他把家字分为上下两段，他说：上段宝盖象征“小房房”，下段“豕”字是“小猪娃”，合拢来看，是：“小猪娃住在小房房底下”。何等尖酸！何等刻薄！我认为：某科长利用职权地位滥用党的威信，讽刺辱骂人民教师，是绝对不应该的。 + +　　(2)陕西党包括省委、市委和西安师院党委，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的贯彻执行，显得不坚决，有抵触情绪。党中央提出这个方针后，在全国范围内的文学艺术、科学乃至人们的政治生活中开展了一个新的局面：积极性提高了，思想活跃了。但这种使人振奋的情况发展得不能令人满意，首先表现得迟缓、无力。比如：关于党中央总结出的中国当前的“十大矛盾”(亦即十大政策)是去年上半年的事。据说在北京、天津等地的党组织及时作了传达报告，并展开了讨论。但在陕西，至少拖延了一两个月于7月20日才由省委书记张德生同志作了传达报告。又据说，张书记的传达报告还是经西安民主党派的催请才作的。听了传达报告后，省委、市委曾组织了有限人数和有限次数的座谈，而西安师院就根本没动静。 + +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陕西省委没有大胆放手，且不敢放手。1956年9月5日，教育部高师司纪司长召集的座谈会，纪司长大概根据陕西的情况，指出在这方针下产生了一些“偏向”，说有些人极端民主，无原则地批评领导，夸大领导缺点，甚至骂共产党，等等。1956年10月20日，西安师院副院长(兼民盟负责人)在包括各方面人士的座谈会上小心翼翼地而且是委曲婉转地说，暗示大家批评要有分寸，不可孟浪等。这些都说明放是放了，但不大胆，甚至偏向收缩趋势。 + +　　关于毛主席的讲话，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同样来得慢腾腾的，劲头不大。最高国务会议是2月27日开的，3月1日闭会。3月8日由赵代省长伯平同志向大约一千五百人而且是被指定的党内外干部作了传达报告。在西安师院，4月26日才由新到差的副院长郭琪同志向全体干部任职传达报告(相隔时间四十八天)。在赵代省长传达报告的“前言”里他叮咛听众说：“可记可不记，如果记了，个人负责。”这意思是说要“保密”。再看看我们的党报——陕西日报和西安日报，从3月8日起到4月中旬这一个多月来，关于毛主席讲话宣传是不多的，而且是低调。西安师院的情况当不能例外，直到现在，虽然已经开展起来，但嫌不深入。 + +　　我觉得，党的方针政策从来是正确的，有力的，从来是爱人民欢迎的，从来是指导着人民的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无论那一级的党组织和它的领导人，明确方针政策思想，及时地、坚决地贯彻执行，让方针政策和群众见面；如果把它“神秘化”显然是不应该。因此，我认为：陕西省委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政策，存在有一定程度的抵触情绪，不敢“放”，不让“鸣”。 + +　　(3)在贯彻教育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上，有些党员干部由于方针政策的思想不明确，时“左”时右，摇摆不定。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列举以下几件事实来说明： + +　　西安师院的党委和行政，在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上是带有片面性的，即：突出地强调了高级知识分子，忽视了广大的一般知识分子；走上了单纯福利路线，放松了政治思想教育工作。1956年上半年，为了贯彻对高级知识分子即教授、副教授和部分具有条件老年讲师的政策，曾经多次研究、想尽一切办法来为他们创造工作和生活条件，规定了优待办法和优待范围，并人手一张地发了优待证(我也有一份)，以示保证。但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政治要求，即福利路线和政治任务相结合，却没提出任何意见。而对于青年教师和行政干部的工作、生活应有的关切和照顾，既没有任何表示，当然更不会有什么具体措施。似乎认为，这批新生力量居于无足轻重的地位。由于这个原故，不仅广大青年教师和行政干部对领导是离心离德、不即不离，而且使老教师也脱离了群众。不少青年教师和行政干部，认为西安师院是一座“冰山”、“没啥干头”，因而不安心工作。 + +　　对于专门学术的老教师，没有大力支持，没有从组织上予以保证。换一句话说，不重视学术研究，特别是对于不同见解、不同理论体系的学术。比如对傅子东先生的语法理论，就是这样。据我所知，西安师院的党政领导对傅先生是尊重的，但对于傅先生的学术思想(即语法理论思想体系)持有偏见，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因而重视不够，支持不力；使得傅先生大闹情绪。 + +　　在贯彻高等师范教育方针政策上，西安师院也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客观上是发展太快，主观上是领导业务生疏和对方针政策体会领悟不深。比如“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的方针，也曾经研究讨论，但未获得一致的认识，在工作中束手束脚。去年上半年，曾经推行“优秀生”制度，评选出一百八十名优秀生。这是不符合教育方针的一种偏向：把体力劳动的竞赛搬来进行脑力劳动竞赛，显然是违反思想劳动发展规律的。 + +　　1954年9月10日，咸阳公安机关逮捕了咸阳中学一位教师舒龙元，据说被判处了十五年有期徒刑。舒是怎样个人呢?什么罪名被捕的且判了刑？舒是个大学毕业生，曾在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作过翻译。舒是冯友兰的得意门生，唯心论者，反对唯物论，反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党不满，反动思想顽固，态度相当死硬。被捕的罪名是反革命。被捕后，仍坚持他的思想、观点，并向其他犯人宣传，因此判了刑。判刑后，仍无悔改表现，并再三声称他是被冤枉了，坐的是“冤狱”。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 +　　很显然，舒的被捕和判刑，是犯“思想罪”，因为他的思想反动；但思想反动不一定就是反革命，因为他并没有现行反革命罪行。假如舒的犯罪有确凿证据证明他确系现行反革命，那是罪有应得，另当别论。 + +　　舒龙元被捕后，不少教师表示不同意，认为政府作得不慎重，不妥当。学生的反应更强烈，认为是“陷害”。自舒被捕后的一两年来，除开口头上对党和政府不满外，反对党同情舒的标语接二连三地出现。但有关方面，初则保守秘密，暗中侦查，疑神疑鬼地去追究“作案”的人(有必要)；继则无法掩盖了，便向群众公开了；但标语并不因此而绝迹。有关方面并没有从舒案的本身去研究，也没有从方针政策和法令的贯彻执行去检查，偏去做了些徒劳无益的事，结果一无所得。 + +　　在我们底国家里，不许有“冤狱”，不许有“含冤莫鸣”。根据材料，根据舆情，我建议政府，本着“有反必肃、有偏必纠”的方针，对舒案重新研究处理。 + +　　最后，我想回忆一下十年前的历史，是党的斗争史。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无论大学或中学，都有国民党、三青团的组织，这是为了控制思想，实行所谓“党化”教育(实质是法西斯教育)。有不少负有特务任务的“党棍”和“职业学生”在学校里横行霸道，迫害共产党员、进步教师和学生，弄得乌烟瘴气，天怒人怨。我们的党，在当时明智地提出了“党团退出学校”的口号，来号召群众向敌进行斗争。在各学校的我们的地下党，以党的政治主张和政策向敌党伪团进行艰苦无比的斗争，争取青年、争取教师、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进步力量，孤立敌人，壮大我们。这段历史的回忆，对今天我们的党团员说来，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具有启发性的教育意义。 + +　　回忆过去，看看现在吧。共产党，青年团同样在学校里有他的组织活动。用人的原则是：“不问能不能，先看党不党”，所以，学校的“要害”都是共产党“镇守”着。当然，这不能同过去同日语，因有本质的不同。但由于党员的不良思想作风，党群之间竖起一堵墙，掘了一条沟，把党和群众隔开。不少教师都有“不堪回首”、“寄人篱下”之感，为了生活，为了儿孙，不得不干。不少学生感到乏味、感到没温暖，不是有不少学生不安心学习吗?不是有学生在毕业后不愿掉头看一眼，背着铺盖卷回家吗?所有这类典型事例，都生动地说明了党在学校里的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造成的事实。但我不赞成取消主义的主张要“党团退出学校”(清华大学叶笃义教授有此意见)，因为我们的党不是国民党，我们的青年团不是三青团。我只要求共产党员纠正不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风，改进领导，不主张也不赞成取消党的领导。我再要求非党人士，帮助党跟党在一起，积极地、主动地把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反对掉。 + +## 三大主义　样样都有 + +## 马师儒　领导不了解下情。选派留苏教师非党员不可。凭主观想像确定肃反对象。 + +　　在这次座谈会上，我愿将自己过去没有谈过的话谈出来。我在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以后，初步体会到我们师范学院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和培养师资等方面存在着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现在我只就几件事情来说明一下。 + +　　西安师范学院的官僚主义具体表现在培养师资方面。师范学院的唯一任务是提高教学质量、培养人民教师。解放几年以来，学校培养出来了许多教师，这些教师中有一部分是留在西安师院各个教研组充当助教的。但是他们的作用没有被发挥出来。这些教师们对领导上意见很多。就以我们教研组来说：个别助教常常没有工作作，他们说，学校既然不用我们，为什么又把我们放在这里呢?这件事情在学校各个教研组都存在着，可是我们的院长不知道，教务长也不知道。教研组主任虽然知道但也没有正确的处理。国家需要各方面的人才，而西安师范学院培养出来的人才又没事情作，学校领导对这一问题又毫无所知，这难道不是实实在在的官僚主义吗? + +　　其次是宗派主义。一年以前西安师范学院曾经抽调学习成绩好的教师送苏联去进修。许多年轻的教师都盼望着去苏联学习。学校选派的两位进修教师，第一名是共产党员，第二名也是共产党员。因此有些青年教师们都说：还是共产党员吃的开。 + +　　主观主义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各个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我们教育系在肃反运动中，总是首先选择好几个有历史问题的，或不同党派的，或无组织关系的对象，然后群起而攻之。选择对象时是没有充分根据的。会上弄得当对象的人痛哭流涕。这样的斗争就连斗争人的人也说不出足够的证据来?这岂不是用莫须有的主观主义来进行工作么? + +　　党号召我们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我觉得党这一号召——整风，这是有划时代意义的。毛主席是研究中国历史最透彻的历史家。这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提出是大大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大的推进了一步。我个人的粗浅的看法，认为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是有极重大的历史的现实意义的。我个人是年老人看新事物很不全面的。所以对这一问题体会也不深。但对报告中的这句话：“即使对抗性的矛盾没有了，非对抗性的矛盾还是有的”印象很深。因此，我认为必须把矛盾很好的展开，好好地处理矛盾，才能对国家建设起很大的作用。 + +　　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故意歪曲这次整风运动，他们认为我们的党领导不了国家建设，所以才来整风。这种思想是必须要清除的。毛主席说要正确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所以就必须先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中间的矛盾揭发出来，不揭发就没办法处理。现在号召整风就是让非党人士给党员提意见，要被领导者给领导者提意见。在这个问题上目前人们有三种顾虑。一种人说，不要再上当了，老虎(指领导者)尾巴不敢摸，另一种人说，这是放长线钩大鱼呢!还有一种怕给自己穿小鞋。除以上顾虑外当然领导上也还有顾虑，他们怕思想和群众见面，西安师范学院领导有了错误时宁愿意人到房子里去谈，不喜欢在大会上发表。这显然是顾虑重重。 + +　　我们很高兴能遇到这次整风，我认为这是中国前途远大的象征，我愿党和毛主席青春常在。 + +## 学术领导不同于行政领导 + +## 王捷三　学校在政治上翻身是必要的，科学造诣不容易马上翻身。 + +　　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是吸收了中国治国平天下的哲理，又一次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接触现实不深不广，但这一政策鼓励了我，我要本着知无不言的精神就一般的教育问题，西安师范学院的教学工作和党群关系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 +　　各级学校的行政领导由党员担任，在政治上来个大翻身，这是十分必要的，几年来已显示出一定的成绩。至于学术领导究竟和行政领导性质不同。科学造诣不容易马上翻身。我觉得由于各科学部门领导上让资历造诣浅的领导资历造诣深的，无疑是各级学校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原因。学校领导之所以借重这些人，因为他们靠拢组织紧，能听指挥，其实他们的品质是否好，思想是否进步，还成问题。一般说来，学术水平高的老教授老教员不受尊重，就使他们的积极性受到限制，也就影响了课业传授和学术研究。而且，刚起来的青年人迎合领导，为了自己上进往往打击别人制造纠纷。这样的结果，当然在提高教育质量上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 +　　这里附带谈一下关于党吸收新党员的问题。有些人说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与民主党派的长期共存有矛盾。我不赞成这种看法。我认为要扩大党的队伍应该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但吸收时要注意质量。1949年以前党与敌人作血肉斗争时所吸收的党员，我认识的，我都佩服。但现在却有些人品质和思想并不怎样好，他们申请入党的动机就不纯，他们往往立意在运动中表现为积极分子。因为善于歌功颂德，希风承旨，便成了校院长的心腹，常常假借领导威信，自便私图，因而为学校制造出不应该有的矛盾，而领导者尚懵然不知。这种现象在中小学校更厉害。本来，领导者就易于把他自己的威信等同于党的威信，盛气凌人，每每造成党与非党人士的隔阂。再加上一些人的蒙蔽，对人处事自然难得平允，没矛盾会生出矛盾，小矛盾会变成大矛盾，原因在此。所以，我希望党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应当格外慎重。 + +　　西安师范学院的教学工作，受到主观主义的害处不少。尤其是教条主义。清规戒律到处是，生搬硬套更甚。例如口试制，五分制，工作量制，全面教育的体会等等，人们把大部精力用在摹仿形式上，前几年，讲授只是照本宣科，很少独立思考气氛。我有一次在授课时因为作了古今对比和评价秦政权性质问题，我所采取的其实是很普通的方法和极流行的见解，仅仅两句话不合教条主义的胃口，便戴过唯心主义和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帽子!事关学术不容辩论。亏的有“放”“鸣”的方针，不然，学术气氛是不会有的。北京有人提出要改革学校管理制度，甚至取消教研组等等，我不赞同。但是西安师范学院中国文学教研组从来很少讨论过真正有关学术的问题。像这样的教研组取消了也没甚损失，至少应该改变作风。语文系和历史系的学生很用功，但直至毕业苦于阅读中国古籍的程度提不高，至于学外国文学和外国史，一门外文工具都不掌握。像这样严重的大问题却从未引起办学者的注意。长此以往，那确实是一种教育的危机。 + +　　官僚主义在西安师范学院也不是空白的。要克服它，我以为应认真体现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大学院校学科繁多，行政领导不可能门门都懂，最好，信任专家的意见，发挥大众的智慧，把党与非党人士间的墙推倒，沟填平，矛盾随发随解决，领导也将更有效，更顺利了。 + +　　最近党提出要与群众同甘共苦，真伟大极了！定出制度，认真贯彻，由党推及非党的知识分子，这便是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切实可行的方法。 + +## 刘泽如院长不支持我这个学派 + +## 傅子东　我认为共产党员，特别是文教部门的党员领导干部，除了应读读“资治通鉴”而外，而应对儒家律己对人的道理和法家循名责实的方法好好的研究一下。 + +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共中央最近决定全党展开整风运动，这些英明的措施，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儒家最理想的领导者是尧舜，尧置敢谏之鼓、舜设诽谤之木，是这样的领导的唯一最重要的证明，毛主席和共产党这一英明的措施，其意义是远超过于“鼓”“木”的。 + +　　许多共产党员(不是共产党)犯的错误，如整风所指示，综合拢来就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有其客观的原因，如执政九年实际上缺乏群众有力的监督，若干非党人士阿谀逢迎(我曾函北京，非党人士参加整风应整掉阿谀逢迎的作风，但这些党员同志个人自身的缺点，是犯错误的最根本的原因，所谓“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即是这个道理。通过这次整风运动，党员和群众关系必然大大改善，两方面的团结自然坚强起来，这，无庸置疑会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各方面建设。我们可以自豪地告诉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者，我们的脸本来比你们干净的多，但是我们还要继续洗得更干净。这就是说：我们的政治本来比帝国主义进步，我们还要不断地努力达到更进步的境地。 + +　　整风运动这样重要，可是就目前西安师院的情况说来，党委虽然开会研究，而如何把整风运动好好地开展，如何积极地发动群众来作好这项工作，学校领导上是作的不够的。以致到现在还有些领导和党员干部还错误的认为“以前的几次运动是我们整你们(指群众)，这次是你们整我们。”因此，对整风运动抱着消极态度。我们学校在“八大”学习时，曾发动大家给领导提意见；刘泽如院长是个老党员，工作中犯的错误也不是很少的，却没有人给他具体地提出，现在我来重点地谈一下。 + +　　1954年春，我来西安师院的第二个学期，语文系领导人要一个过去学音乐的人来教语法，我知道不可，可是又不敢开口。后来在讲课中出了毛病，因为我负责语法这个学科，学生向我提出。我认为把一位不能教课的教师硬派去教，实在是对人民教育事业不负责任的作法，但系的领导人反说那位教师教得好。一个原由我培养的助教(关于我培养助教及我语法体系等问题，参看西安日报5月12日我的“百家争鸣感想”一文)，因为和系领导人有共同利害关系结合甚紧，虽把教好摆在第一位，学好摆在第二位，他却“步步高升”，除在我院教现代汉语语法外，还在系领导人的提拔下在西北大学、俄专、教师进修学院和我院函授部担任语法课；同时我已不能正式在我院讲现代汉语语法。但是我知道他在讲课中还有不少问题的。1955年春，我要求语文系二年级甲、乙两班合并起来，以便我去听讲，讲错处才可以纠正；系的领导人采用种种办法阻止，还说我意在打击新开课的助教。1953年秋，我为了对教学负责，要这个助教把他的讲义——从我的讲义挖下来的——在付印前给我看，但他在付印以后才给我看；指出他的错误，他也拒不更正。这一切我院领导都是支持的；因为我作教学总结时，说这个助教不做练习，领导丝毫不注意，指出他讲义上的错误，领导也丝毫不注意，还不在事前让我知道，就把他提升为讲师。升讲师时，刚在陕西省政协开会之后，我的书面发言明明说出助教只能逐步的代替我讲课，既升讲师我也就不能干预他的讲课了。以“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这个道理来说，系领导人的错误，院长刘泽如同志是有责任的，何况他自身对我函告和面陈这一切事，他决没有表示过同意我的见解，而且他坚决否定我的主张——教研组的领导是与技术的领导一样，不能以普通技术员领导总工程师。 + +　　1956年秋，派给我一个新助教，要我把他培养来教古代汉语语法，我认为这是妨害我对人民教育事业的贡献，坚决地提出我的意见：要新助教学现代汉语语法，1957年在我的指导下与“旧助教新讲师”竞赛。为这事向刘泽如院长面陈五次，又给他写过信三次；最后几乎是向他哀求，却仍然被拒绝。他对我的答覆，斩钉截铁，“你考虑得不全面”。有一次，他竟对我说：“你向中央反映，我也不怕。”我很惊异，这样的话，竟出自一位革命多年的老党员口。这个问题，我迫不得已，后来反映到省党委和国务院，其先后情况，西安日报5月12日我的“百家争鸣的感想”中说到的不赘述。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虽支持我，新助教可不和我见面，据说是系上一个党员秘书不让她来。院长刘泽如同志对这个党员如不纵容——不必说指使——他反抗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她敢于出此，那是不可想像的。这个秘书平日的行为还有特别值得提出的：一、他实际上可以决定同学中申请入党的是否应予批准，可以决定毕业生中哪些可留为助教或考研究生；二、现在的语文系四年级原来的三年级学生在1956年选定了班上的优秀生，被他取消，由他裁定优秀生名单；三、侮辱女生，破坏女生的家庭。“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伤”。如果入党后，不问成绩如何，可以留作助教，考研究生，派为留苏生，那末，要被吸收的党员是为可以留助教，考研究生，派为留苏生而表现积极，正如饿伤的细腰一样，这对党和教育事业的危害是难以估计的。去年语文系考取的研究生中有事先得到考试题目的，有在未公布考取的名单前就到北京叫同学代运行李到北京的。这两个人都是党员。留的助教当中，有把鲁肃读成鲁萧，说西藏是共和国的。刘泽如同志身兼党委书记，对这些事是应负最重大的责任的。 + +　　去年4月，我教的现代汉语语法讲义就交出一部分去付印，但到秋季开学三周后只印了八页，古代汉语语法讲义，在开学七周时，讲义还没印一页。本年情况更为严重，有一次我找一位助教去向丁副院长请求，当晚印出四页；可是第二天，印刷厂的人却把那位助教叫去，给他一个条子，写道：“今早面令，傅先生的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今日停止排印。今后你若未带介绍信或证明，或未经我厂允许时，不准进入印刷所厂房。嗣后查出有大力者唆使，这件事却到现在没有处理。去年10月为印讲义事，我曾向中共陕西省委反映，院长刘泽如同志我也函陈和面告过，就他的职权说，印讲义是件小事，竟没有解决的办法。这不能说他是关心我院教学的。 + +　　总务处给刘泽如同志造好一座特别宏大壮丽的房子(比起教授住的)，造成后，他不敢住进去；可是对它的负责人没有公开批评过，似乎信任有加。我院每次加薪，都起了副作用，群众(包括教师和职员)反映，领导以私人的爱憎裁定教职员工的成绩。这等事和这座房子联系起来看，根源当然是一个，也就是说：刘泽如同志对它们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 +　　党员领导干部一般是学过马列主义的，可是“毛泽东思想”告诉我们“马列主义应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以我认为除罗隆基说的共产党员应该读读“资治通鉴”而外，共产党员特别是文教部门的党员领导干部还应对儒家律己对人的道理和法家循名责实的方法好好地研究一下。 + +## 我们感觉不到温暖 + +## 夏以农　民主党派不被重视。年轻党员干部目空一切盛气凌人。 + +　　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正因为逆耳和苦口，才能帮助人正视缺点，治愈疾病。在我们学校，不管党与民主党派或者行政领导与群众等的关系上都存在一些隔阂。我就这些问题上谈谈个人的意见。 + +　　我感觉学校党委对校内的民主党派重视不够。我自己是民盟盟员，就有这样一点体会。在我们西安师范学院里有民革、民盟和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的组织，平时这些民主党派却并不被重视，只有在大的运动来到时，才召集各党各派谈一谈。我们学校有没有专职搞统一战线工作的干部呢，我不太清楚。总之，学校民主党派是没有被重视起来，这怎能够谈得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呢!在报纸上我看过一些文章，说民主党派是党的左右手，可是，在我们学校就体现不出这个意义来。就拿民盟组织来说，过去曾为办公室向学校党委要过好几年，直到现在才给了一间办公室。 + +　　学校领导对群众关系也不够密切。有的群众不太满意的干部，领导反而重用。比如一个干部，群众很不满意他，领导上为了缓和群众的情绪，曾经给予降职处分，但不久又恢复原职了。这样，自然影响领导与群众的关系。 + +　　党和群众之间像有一条鸿沟，把他们隔离开来。我们学校的领导同志多数是党员，教师和领导上除谈工作之外，私人可以说没有往来，冷冰冰的，沉默得感觉不到什么温暖。 + +　　说到学校党委对有些年轻的党员干部的教育是不够的。他们表现的目空一切，盛气凌人。有什么事情就不经商量独断独行，似乎它们都是代表党组织在处理问题的，这种认识是不是狭隘一些。随便举个例来说吧，如去年，我在北京养病，回来后准备给高年级开选课，这项工作本来系主任有权决定，而且我和教研组也商量过了，因此在寒假期间将讲义送教材科刻印，但教材科没有给刻，而把讲义送给教务处。后来我去追查原因，才知道是系秘书的意见。从这件事情上看来使我感觉党对某些青年党员还应加强教育。 + +　　还有一点也应该提一提，就是我们学校在发展党员工作上似乎做得不够公开。我个人认为，在吸收新党员入党时，可以在群众中(至少是和他接近的群众)了解一下，而我们学校有许多同志光荣的被批准为党员，大家就很少知道。 + +## 必须把这道墙推倒 + +## 赵恒元　某些党员对老教师有偏见，党委应负责任。 + +　　毛主席的报告，说明人民内部有矛盾，所以第一应该认识有矛盾；第二是正确处理矛盾。 + +　　西安师范学院人民内部的矛盾也不例外地集中表现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上，而且还很严重。这些矛盾的发生很大程度上领导应该负责；解决这些矛盾领导上也应该负责。 + +　　党与群众之间有道墙，我们必须把这道墙推倒。在我们学校里，记得1952年不管是教师或者是一般干部的谈话，如果里面没有党员同志，他们谈话很爽朗，万一中间来了个党员，他们就幽默地说“人民”进来了。意思说，你们是人民，我们不是。某些党员同志，特别是某些年轻的党员，对老教师主观上有偏见，认为老教师一定落后，这样必然造成党员与非党员之间隔了一条鸿沟。这条鸿沟是人民内部矛盾，产生这些矛盾，是与党委工作上的缺点分不开的。近几年来，党发展了很多党员，他们是经过“三反”“思想改造”“肃反”等运动中锻炼而成长起来的，因此对艰苦朴素，联系群众上没有经过锻炼，他们只学会解决敌我矛盾，不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于是一接触就牵涉到很多问题，对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缺乏经验的；党委在这方面，教育是很不够的。 + +　　学校党内是存在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由于在新的客观形势下，思想意识赶不上发展，仍旧采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这样实际上就产生了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倾向。 + +　　现在各个学校内的矛盾和有关单位是相互关联的，三大主义下级有，上级也有。黄国璋教授在座谈会上提出为什么把西安师院的化学系分到陕西师院呢，据说原因之一是因为陕西师院盖了一幢化学大楼，要利用这大楼就决定搬过去。这件事从表面看是节省基建费用，实际上仍旧是浪费。 + +　　毛主席提出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得好，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能很快向前发展。 + +　　（来源：《陕西日报》1957年5月15日。原题为：“教授和工程师不平则鸣：西安师院墙高沟深　教授提出尖锐批评） + +　　（”。）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40.txt b/CCRD/1/3/2/00044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0582e07a43c21bf70f4bb73f8e2bd6a60439bd2 --- /dev/null +++ b/CCRD/1/3/2/000440.txt @@ -0,0 +1,21 @@ +# 廣東省開放塘魚自由市場的教訓 + +　　新華社廣州21日訊 廣東省在開放塘魚自由市場時，由於沒有認真調查研究，造成經濟生活的混亂。 + +　　廣東省塘魚自由市場的開放是自下而上的。在去年10月份，產地一部分農民和小商販以為國家開放自由市場就是一切商品買賣自由了，於是不經國營公司而直接交易塘魚。許多市場管理工作的幹部也誤以為既開放自由市場，就可以放鬆管理，塘魚也不例外。部分縣的領導同志則認為開放自由市場後，可以自由議價，可以遠銷，增加農民收入，使今後農村工作好做。 + +　　廣東省和廣州市的財經領導部門，看到9月和10月份上半月塘魚上市量少，最大的銷區廣州市每日供應量比1955年同期減少了25%，為了刺激塘魚上市量和減少國營公司這一中間環節，加速商品的流轉，也就在強調要成立交易市場和規定議價幅度、加強領導的同時，同意開放塘魚自由市場了。 + +　　開放塘魚市場後，廣州市塘魚上市量雖然是增加了55%到100%，但是在這種現象的後面，卻潛伏著今後塘魚生產和供應方面的更大的隱患。 + +　　塘魚自由市場開放前上市量減少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今年的塘魚遭到天旱、飼料缺乏，加上農業社對互利政策執行不當，以致減產了20%；同時天旱影響魚苗遲放，上市期也推遲了。因此，開放自由市場後塘魚大量上市的現象，只不過是由於價格暴漲刺激成的。農民為了多賺一些錢，甚至把小魚也運到市場上出手了，在每日上市總量中，小魚就佔15%至20%。而塘魚的生產是有季節性的，一般是春夏淡產，秋冬旺產，因此開放自由市場並沒有刺激眼前生產的發展，反而影響了明年淡產期間的供應。按照開放自由市場後每日上市量的推算，從春節到秋季魚的旺產期到來前，各產地將基本無魚可起了。 + +　　開放自由市場塘魚價格暴漲。在廣州市大部分品種的交易市場成交價上漲了20%以上，零售的大魚從一角三兩多上漲到一角只能買到二兩半或二兩。這並不是由於原來價格偏低的緣故。價格的暴漲只是由於小商小販和農民利用豬肉、牛肉供應的緊張和塘魚對群眾當前生活的特別重要但又生產不足這一情況，實行貴買貴賣所引起的。 + +　　在市場出現了混亂的情況以後，國營商業部門雖然採取了行政管理措施，但因牌價比市價低，收購不到貨，無法扭轉這種混亂情況。 + +　　在價格暴漲中，小商販和農民的收入畸形上升了。農民養魚每擔成本一般不過二十元，但賣價卻高達四十多元至五十多元，許多農民專心於城鄉之間的交易，荒廢了農業生產。有的農民覺得合作社是個約束，要求退社。許多小商販的一個月收入也增加到一百多元，比開放自由市場前增加了一倍。專事轉手買賣的收入比這更高。為了更無約束地進行抬價和投機競爭，一些業務能力較強和資金較多的合作組組員也要求退組了，單廣州市中區就有4.5%塘魚組員退組或要求退組。 + +　　面對這些情況，省的財經領導部門才決定塘魚重新由國家掌握收購。這樣以後，雖然塘魚上市量比開放自由市場時減少了，但是由於當前是旺產期，國營公司又遠到非主要產地採購和有計劃地進行調節，廣州市每日的供應量仍比開放自由市場前多了幾萬斤，維持在去年11月份以前的供應水平。目前有關部門正訂定今後逐月和節日的供應計劃，來指導今後的上市量，並向農民加強交友。此外，還採取措施擴大塘魚產量，包括遠到浙江、安徽省採購魚苗、增加蔬菜、水果出口量以換囘更多飼料，增強消毒的設備等等，以從根本上改善塘魚供應的緊張狀況。（梁福擎）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10期，1957年1月2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41.txt b/CCRD/1/3/2/00044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27aacb4e69602cde255daf9c5fe3675e6d51503 --- /dev/null +++ b/CCRD/1/3/2/000441.txt @@ -0,0 +1,19 @@ +# 小商販們要求不要把他們和資本家一样看待：張德山等四人致毛主席的信 + +　　本刊訊 北京市崇文門外续子胡同小商販張德山等四人致毛主席一信，要求不要把他們和資本家一样看待。原信全文如下： + +　　敬爱的毛主席： + +　　我们大声疾呼的和诚恳的向您提出請求，这也可以说是千千万万劳动攤販的請求。就是去年我們將数年來血汗劳动所积累的一点資金，投入了合营商業，定股定息；我們被吸收当了售貨員。但是，时时刻刻被旧店員当做敌人看待，他們說我們是“小業主”，不能加入工会，把我們同资本家一样看待。我們这不是用本錢买来了一个小职位嗎?他們旧店員多年来，大衣皮鞋，油头粉面，干淨利落，吃饭有厨师，丰衣足食；在屋内冬天不冷，夏天不热；过去都享过福，现在倒成了店員工人；既不用拿錢买职位，又有资格加入工会，处处受到优待。而我們每月只得政府小小的股息；还说我們存在“剝削”。我們摆摊时，天天早出晚归，冬“天冻死，夏天晒死，風吹雨淋，省吃儉用，破衣粗食；蓬头垢面；旧社会里，天天受特务和警察的压迫和勒索，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人問地獄的生活。从各方面看来，旧店員不但比我們享福，而且工資也比我們多得多。我們的主任还说：“我們的待遇不能向国营职工看齐”。天呀！我們辛苦了多少年，將血汗金錢加入了股，反倒不能向他們看齐，难道他們的技术比我們高，他們的工作我們不能作嗎?中农、貧农是一家，中农不受人剝削，也不剥削人。我們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們剁削过什么人呢?我們向来抱着“一分利吃飽饭，十分利餓死人”的精神，沾利就卖，座商一盒烟卖一角七分，我們就不敢卖一角八分，因为多卖了，买主下次就不来了。 + +　　我們既無錢囤积居奇，更沒法抬高物价。我們总認为如拿我們与资本家同祥看待，太宽枉！目前我們的工资大多是三十多元，还都是携家帶眷，生活困难。旧店員和資本家比我們挣的多，却都浪费了。 + +　　解放以来，我們一向拥护政府，并响应政府的各种号召，就是把小攤販和資本家一樣看待这个問題我們有意見。因此，請求您，將我們攤販的資金如数退还，或一次还清，用半数購买公債；或分三年还清。 + +　　祝您 + +　　健康! + +　　 張德山、陈文祥、李江、任国安1957年3月24日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201期,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42.txt b/CCRD/1/3/2/00044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d1666bb22ab1e318402c42463562d6efce359b0 --- /dev/null +++ b/CCRD/1/3/2/000442.txt @@ -0,0 +1,11 @@ +# 浙江省政协代表对党和政府的意見 + +　　新华社杭州11日訊 浙江省在5 月2日举行政协的全体会議上，代表們对党和政府提了許多意見。 + +　　民革代表吳惟平就“百花齐放、百家爭鸣”的問題發表意見說：感到無花可“放”的人，主要是因为没有养成独立思考的習惯。这样的人有兩类：一类是由于对党中央十二万分的信任，認为党总不会錯，所以腦子里不大去想。这种人就党内说，是積極分子，在党外是进步分子，这种情形使人觉得很可惜。另一种人是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吳惟平说：放不起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兩种性質不同的资料，亦即正面的和反面的資料。他说，他过去喜欢研究国际問題，觉得还有点把握，判断事情：“虽不中，亦不远”。現在却觉得没有把握，原因是只知道正面的材料，对反面的材料知道得太少了。 + +　　鎮海县的代表提出：县的人民委員会会議沒有实际权只是一个形式。有些問題，刚刚交給人民委員会会議討論, 下面就已經貫徹了。張伯銳說：县長是县人代会选举产生的，而县長被調走往往人民代表不知道，这是不对的，应该經过法定的手續。 + +　　不少代表对干部的違法乱紀作風提出批評。凌独見说：农村干部打人罵人吊人是家常便飯，这是什么原因呢?一句话，就是忘掉了自己的责任是为人民服务。整風是好的，但是我担心日子一長便忘了。我主張，由于干部不員責任給人民造成的損失，要干部賠偿，我建議对这一条特別制定法律。 (張济生)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201期,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43.txt b/CCRD/1/3/2/00044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e4ba67a38cfa0412b80c6103f5a0a3e49c6d6d8 --- /dev/null +++ b/CCRD/1/3/2/000443.txt @@ -0,0 +1,11 @@ +# 整风和工作要两不误 + +　　<《人民日报》社论> + +　　这次整风的主要对象是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党的主要干部，这些干部的工作都很忙，党和国家工作中有很多问题经常要他们解决。如果因为解决这些问题而不进行整风，那这些问题本身也就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如果因为整风而影响了工作，那就可能使原有的矛盾扩大。所以，中央在关于整风的指示当中，提出了工作、整风两不误的原则。 + +　　现在，有些机关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并不恰当，只顾整风，不顾工作的情形是存在的。国家机关党委规定每周两三个下午，但是有的机关规定每周学习三天，或者学习五个下午。用这么多的时间来整风，事实上是要影响工作的。有的机关每到学习时间，工作完全停顿下来，电话也不接，整个机关没有一个主要干部值班。结果，上级有什么事询问，同级有什么事商量，下级有什么事请示，一律要等待来日。什么叫做因为整风影响了工作呢？这就是其中的一种情形。 + +　　这种现象应当防止。既然要工作、整风两不误，就不能要求在很短很短的时间当中结束整风运动，就必须把整风运动的时间放长一些，这对工作、对整风都有好处。同时，在进行整风学习的时间内，各部门一定要有负责干部值班，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不致使工作中断。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44.txt b/CCRD/1/3/2/00044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a2ddde0aa5c71d31836b9d8015235b63467475d --- /dev/null +++ b/CCRD/1/3/2/000444.txt @@ -0,0 +1,83 @@ +#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四) + +　　<《人民日报》编者>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１１日继续举行座谈会。会上发言的有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王一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熊克武，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秘书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千家驹，中国致公党中央常务委员黄鼎臣，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杨逸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蔡廷锴，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冯宾符，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黄药眠。另外，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李纯青作了书面发言。 + +## 王一帆：征求意见保证改进工作　事过境迁抛到九霄云外 + +　　王一帆首先发言说，自从党中央和毛主席进一步明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我认为不仅是民主党派加重了责任，而且统战部同样加重了责任。但统战部的指导思想，过于强调了尊重民主党派的独立、自由、平等，以致应该管的未管，应该做的未做。 + +　　一年来，领导党和统战部都采取了不少措施来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但是还有不少问题。我以为这是由于统战部的工作方法不对头，没有很好根据各民主党派的特点进行工作，在实际工作上还有很多不符合需要，工作不深入。如长期共存方针，就未很好地和农工民主党负责人商量。当然我们自己也未主动。另外他还希望统战部帮助解决房屋和经费问题。 + +　　对于某些机关不重视统战工作的情况，王一帆也提出了批评。他说，有些单位的兼职统战委员，对统战工作不重视、不热心，严重的简直形同虚设，没有起作用。有些机关，当学习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的文件和中央负责同志关于统战工作的讲话的时候，对统战工作就比较重视，发动党外人士提意见，领导上也保证要改进工作，但事过境迁，又把那些意见和保证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些情况不知道统战部了解不了解？ + +　　最后他说，毛主席说党内有９０％的人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思想不通。以共产党员的思想水平，尚且如此，民主党派的成员和群众就会有更多的人思想不通。他认为应该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扩大群众的民主生活和加强民主党派的工作，来提高大家的认识，搞好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工作。他希望中共党员和民主党派党员有更多的交叉关系，共产党员不但不应该从民主党派中逐步撤退，而且更要在民主党派成员中多多培养发展党的对象，以改变大家的看法。 + +## 熊克武：让非党人士“在其位谋其政” + +　　熊克武谈到有职有权有责的问题的时候说，这是职责划分和有关制度建立的问题。应该确立合理地分工负责的制度。应该看到那种以人为转移而有权责和无权责的现象，会使宗派主义滋长和发展。他说，其实我们已经有最好的制度，这就是分工负责与集体领导相结合的制度。为什么没有严格执行制度呢？这需要检查。他谈到，职和权密切联系在一起，才能发挥作用。既然使他有职，有什么理由不使他有权、有责呢？如果是由于政治信任的关系，那末不但有权有责需要考虑，就是使其有职也应慎重。他还谈到，没有相当工作能力的人，就不应使他在其位，具有优越才能的，使其在其位，就不应使他“不谋其政”。这是关系人事制度是否健全、人事安排是否妥当的问题，尤其关系国家机构能否正常地发挥积极作用的问题。他说，搞好党与非党合作共事关系，解决上面这些问题是不容或缓的。 + +　　熊克武说，解决有职有权有责问题，也是“拆墙”、“填沟”的工作之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以后，近来又通过对统战工作的检查，党与非党之间的隔阂已经大大消除，但还不是融洽无间，仍然要作进一步努力。他还举出了重庆市党员与民主党派成员在工作中关系不协调的两个例子。他认为隔阂是来自双方。因为彼此间思想不对头，作风有问题，因此应端正思想，改进作风，加以纠正。他说，这次整风也会引导党外人士加强自己的学习。他还建议民主党派尽量鼓励成员在自愿原则下积极参加整风运动。 + +　　他还提出了关于健全法制的意见。他说这不仅有关肃反工作，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有重要意义。由于目前法制不完备，政策方针的宣传不够深入，不但人民群众对某些事务感到模糊，就是有些领导人有时也免不了表现出无所适从。他举例说，有一个人在三反时被捕了，至今还没有明确宣示处理情况。他说，这个案件使人民群众发生了模糊的认识。假如法制完备，有了法律依据，不但不会使人发生这样模糊的认识，并且能教育他们辨明是非，分清敌我。 + +## 千家驹：党委和党组代替了行政 + +　　千家驹谈了几个问题。 + +　　一是有职有权问题。他说，各机关存在程度不同的民主人士有职无权现象；有职有权的也有，但是少数。一般说，如果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员水平高，有民主作风，非党人士权就多一些；如果党员作风偏狭，宗派主义情绪严重，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现象就突出。高教部和教育部住在一个院子里，据说情况就不同。几年来，党中央和统战部一再强调民主人士有职有权有责，虽不能说没有改进，但为什么问题仍然存在？他认为，除去统一战线工作的政策思想没有贯彻以外，还有制度问题，就是没有好的制度来保证民主人士有职有权，来制约党员的大权独揽。共产党是领导党，党员要在工作中多负些责任，党组要保证机关工作任务的完成，这是应该肯定的，没有人反对。但事实上，现在党委或党组代替行政，党组的决定有时不通过行政而下达，有些决定，担任科员、秘书工作的党员都知道了，而非党的领导干部还不知道。党的系统应该是一条粗线，但是行政系统不应当是虚线。党委或党组应该通过行政而不是直接布置工作。他说他所在的机关情况比较好，因为他列席参加党组会。 + +　　另外，他谈到，在机关工作的许多非党人士，不能掌握全面情况，许多会不能参加，许多文件看不到，因而无从发挥力量。党内文件、党内会议，非党员自不应阅读、参加，也没有人提出这种要求。问题是有些行政系统的会议也常限制非党员参加，文件也是如此，总是“宁严毋宽”。其实有些会议并非党内会议，但党员有机会参加，而非党员就没有机会。这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这也是制度问题。 + +　　第二是关于提拔干部的问题。他说，现在存在的情况是，对非党知识分子进步性估计不足。非党员工作能力强，水平高，很少能发挥所长，更少提升（高级民主人士受到照顾者例外）。党员干部品质较高，政治可靠，这是肯定的，但过于着重这一条，不看工作能力，也不公平。甚至有个别党员文化水平低，业务能力低。靠政治好，不解决问题，会给工作造成损失。这样用人不是用人唯能，或用人唯贤。这种情况，机关里较严重，科学技术界较好。接着他说，对政治情况复杂的人，自不应重用，但一般的都是政治进步，只因为不是党员而不受重用。 + +　　第三个问题是，他希望能够深入地了解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而不要专听党员的片面汇报。他说，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有高度自尊心，服从真理而不慑于权威，“士可杀不可辱”，这是优良传统，不应该打击。解放后唯唯诺诺靠拢党，这是不好的。 + +　　第四，千家驹认为在“三反”“思想改造”或“肃反”中斗错了的人，应向他解释清楚，这不是算老帐。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是有自尊心的，伤了他的自尊心，积极性在长期内不能恢复。千家驹举出具体的事例，说明这种情况。 + +　　最后，千家驹批评了经济学界中个别党员同志的严重的宗派主义作风，认为这种作风应加改变，以团结广大的中国经济学者。 + +## 黄鼎臣：选派专家出国要把面放宽一些 + +　　黄鼎臣在发言中，首先要求统战部对致公党的工作作更多的帮助。他说，致公党的工作对象是海外华侨，工作上有特殊困难，因为涉及到外交、侨务、财务、文教等方面的方针政策问题很多，没有统战部的帮助，工作很难做好。他希望政府在派出国的贸易、文化代表团时，能考虑选派一些致公党中条件适合的人参加，以便他们在华侨中开展工作。他还说，致公党是小党，参加国家机关领导工作的人数很少，不能及时了解国家的方针政策。很多华侨回国后都提出这个问题，而且很多海外华侨都以参加国家机关领导工作的人数多少来衡量致公党在民主党派中的地位。有些参加了国家机关工作的致公党成员，现在也感到压力很大，没有时间参加致公党的活动和工作。 + +　　对于机关中的党和行政的关系问题，黄鼎臣也提出了意见。他说，党组或党委对保证机关任务的完成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谁也不会否认的。但是，过去党组常常直接代替行政布置工作，使非党领导人员感到有职无权。现在情况虽然有些改变，民主党派成员也可以参加某些党组会议，共同研究决定问题。但是，讨论以后仍由党组直接向下布置，这样仍然只有党员可以看到，下面的非党干部就不知道。我以为今后行政方面的工作，还是由行政上下达命令较好，而不要由党组出面。 + +　　最后，黄鼎臣提到专家参加国际活动的问题。他认为过去有关部门选派专家参加国际活动，老是限于少数几个人。这样做影响很不好。虽然有关领导上主观意图是从工作出发的，但客观上却形成了宗派主义，使许多不能参加国际活动的专家有意见。他主张把面放宽一些。 + +## 杨逸棠：一些机关党委负责人对民主党派认识不清 + +　　杨逸棠发言中谈到，对民主党派的作用，不仅一些一般党员认识不清，就是一些机关的党委负责人也认识不清。他举了一件事实。在湖南，有一个农工民主党党员，她的丈夫是共产党员。她参加农工民主党以后，她丈夫就提出要离婚，并且说：你为什么堕落到这种地步！民主党派是资产阶级政党，你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后来事情闹到机关的党委书记那里，谁知党委书记却说：你们都是二、三十岁的人了，问题还是由你们自己去处理吧！ + +　　由此他得出结论说，民主党派成员在工作中有职有权问题，主要还是对民主党派的认识问题。虽然共产党员和民主党派成员双方可能都有责任，但主要还是领导党的问题，“因为是领导党嘛！” + +　　杨逸棠还谈到，各民主党派发展组织，对象多是知识分子。这样就发生了互相争取对象的矛盾。上海、重庆、长沙……等地都出现过这种现象。他提出，统战部应该帮助考虑各民主党派发展对象的重点，以便解决这种矛盾。 + +## 蔡廷锴：愿意提供材料帮助共产党整风 + +　　蔡廷锴说，他愿意提供材料，帮助共产党整风。他说，在中央，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好。但是，他下乡视察时，看到在县里和乡里同中央不一样。有的乡干部没有文化，不知道统一战线政策，也不知道我国有多少民主党派。有的地方宗派主义非常浓厚，干部都是共产党员，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却被放在一边。他还说，在县里，权力集中在中共县委，而县人民委员会的权却很小。 + +　　蔡廷锴还谈到了民革联系社会人士工作中的困难，以及关于民主党派内部矛盾的问题。 + +## 冯宾符：上下探索知己遇到冷冷冰冰 + +　　冯宾符说，民主促进会是一个以中学教师为重点的党派，从大多数成员的情况来看，他们的地位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但他们在精神上和内心里似乎还要求有所寄托，“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观念在许多成员的思想中还很深。他们上下探索“知己”使自己的魂魄有所安。他说，据我看来，这些人有很多愿意引共产党为“知己”的，因此，对于某些党员生硬的作风，冷冰冰的态度是特别敏感的。他希望针对知识分子的这些特点来帮助他们会有更大的收获。他还希望统战部帮助民进做好基层组织工作。他说，近来有些会员感到加入民进组织以后，与入会前好象没有什么区别，没有得到更多的帮助；个别会员反映，长此下去要退会了。他希望统战部帮助民进解决这个问题。 + +## 黄药眠：党员不对也对非党员对也不对 + +　　黄药眠在谈到党与非党的关系时说，当前最重要的缺点是党与非党的关系搞得很不好。他认为，有些事党员不对也认为是对的，非党员对的也认为是不对的。党员可以一年提升三级，非党员尽管勤勤恳恳工作，三、五年也不能升一级。党员犯错误关起门来在党内检讨，只要不受组织处分，依然有权在手。非党员犯错误，党组织对他很少教育、帮助，一方面任其自流，另一方面就开始对这个人作组织处理。 + +　　他说，有些学校领导人怕和教师群众见面，专门坐在办公室听党、团员的汇报，造成部分群众怕和党、团员接触。还有部分党员恃功骄傲，有特权思想，不甚读书，靠党吃饭，口谈马列主义，而不肯刻苦钻研。他说这次整风实在是十分必要的。 + +　　黄药眠还对统战部的工作提出了批评。他说，统战部接触面不广，过去大家对统战部批评过，统战部自己也作了自我批评，但批评以后依然未改，颇有“诚恳接受，坚决不改”的神气。其次，统战政策到了省级就很难推动。有些党员对于统战政策根本不了解或者了解得很庸俗。第三、统战部对民主党派的专职干部缺少关心，缺乏教育、培养、提升的整套计划，没有给予他们一定的地位。黄药眠建议：（一）现在形势改变了，许多过去的做法都应该加以重新考虑；（二）共产党内要加强对统战政策的宣传和学习，同时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应订出一套制度和办法加以保证；（三）有些机关单位，如文化教育部门应把行政领导放在共产党的与非党的负责人组成的行政会议上；（四）各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在各机关单位应有一定的地位；（五）在党所指示的方针下，党与非党应站在平等的基础上，互相竞赛，有功则赏，有过则罚。有能力的应升迁，无能力的、不称职的应降级。 + +## 李纯青：希望统战部不要看不起台盟 + +　　李纯青在书面发言中提出了几点希望。他说，最近我们决定要发展组织。打算在天津、南京、武汉、福建四个地方建立新机构。希望得到有关地方统战部的帮助。他又说，几年来，从日本回国的华侨有几千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台湾同胞。他们的家庭、亲戚、朋友都在台湾，不回台湾而回大陆，这是热爱祖国的表现。台盟准备在台湾籍华侨中发展组织，进行工作。希望得到侨委会的帮助。从去年开始，有些台湾青年逃回大陆来，今后可能会越来越多。希望有关方面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特殊问题，安排他们的工作，给予温暖的照顾。 + +　　李纯青最后说，过去台盟提到统战部的问题，往往一拖再拖，排不上日程。我不敢说统战部有官僚主义，因为台盟的事太小了。不过，在统战部看是小事，在台盟可是大事。希望统战部同志思想上不要看不起台盟。 + +　　座谈会将继续举行。 + +　　---- 原载1957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继续发表意见批评共产党以党代政　要求民主人士有职有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45.txt b/CCRD/1/3/2/00044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705dc476c3cc27a23a3a31206c1969deb7a4ff9 --- /dev/null +++ b/CCRD/1/3/2/000445.txt @@ -0,0 +1,17 @@ +# 祝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开幕 + +　　党内外热烈竚望的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今天开幕了。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是在新形势下面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大讲坛，它将使人民民主生活批上一个新的高峰，将为党内整风提供昀有利的条件。 + +　　五月，总是个不平凡的月份。八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垮了反动派，上海人民获得了解放；八年后的今天，国家经济基础彻底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生根立足，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下，我们又打了一次思想战线上的胜仗，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束缚下开始解放出来。一个是解决了敌我的矛盾，一个是教育了人们怎样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知识分子，身历巨变，感触万端，谨抒所见，聊献于宣传工作会议之前。 + +　　昀近市委同党内外十多个方面的同志举行了座谈会，由于中央指示的正确，由于市委的决心，会上提出了很多的批评和建议，揭露了工作中的各种缺点。在座谈会上，我们听到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声音，有的直截了当，慷慨陈词，有的千回百转，轻声低诉。不必讳言也不必否认，在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得势的地方，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已给搞坏了，在中间筑了一道墙、或者划了一条沟、或者架起一排铁丝网。使党的事业、党的威望，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上海市委登高一呼，广开言路，民主空气之高涨，有如浩荡江流，一泻千里，开我们民主生活未有的先河。这完全证明了毛主席在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伟大意义。也完全证明了在党内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的必要。 + +　　当然，在今天，毛主席讲话的真谛，是不是都为党内外所了解，所接受，是不是所有党的干部都用具体行动切实贯彻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是不是党外人士都能消除了顾虑，当仁不让，大胆发言?我们认为，目前还是存在着不少问题的，首先是党的某些干部，他们还看不清形势的转变，他们看不惯民主的高潮，他们在高潮的面前彷徨却顾，他们的心情，又害怕，又委屈，又着急；因此，党外人士又不免要踌躇，耍胆怯，要观望。这是有碍于矛盾的揭露、问题的解决。我们希望这次宣传工作会议，能够使党内外人士都受到一次广泛的教育。 + +　　党的正确伟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正因为能够经常自己批判自己，不断地从过去的错误缺点中取得教训，为将来的胜利准备条件。今天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党，这确实是一个危机，古今中外多少统治阶级，掌握政权之日，也即是开始走下坡路之时，昀后总不免为新朝所代替。原因就是，他们不懂得也不可能自己批判自己，结果必然为别人“批判”，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我们工人阶级的党，代表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千百万人民呼吸相关，痛痒与共；我们身上有毛病，立即发现，立即治疗，旧的细胞在死灭，新的细胞在成长。共产主义事业所以能够万古长青的道理就在于此；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其重要意义也在于此。 + +　　党外人士特别是党外知识分子，在党的号召下，要鼓起勇气，为了社会主义，为了党的事业，为了真理，不必患得患失，要把自己发现的问题，向党提供，向党倾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帮助党进行整风，这是爱护党的具体表现，也使自己从中得到了锻炼。 + +　　谨祝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成功!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5月1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46.txt b/CCRD/1/3/2/00044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46438e8a82865b5ceae55a5aaa474fb7c4dd308 --- /dev/null +++ b/CCRD/1/3/2/000446.txt @@ -0,0 +1,41 @@ +# 党与自然科学 + +　　<叶冈> + +　　××同志: + +　　这几年，生物科学是特别多事的。从摩尔根批判到小麦多倍体事件，事情是一个接着一个。生物学家鲍文奎的遭遇，恐怕要算是其中最突出的了。前几年，他在四川农业科学研究所怀着满腔热诚做小麦多倍体的实验，因为实验的方法与摩尔根的染色体理论有关系，终于为研究所的领导所不容，他的工作便在1954年被判为“反科学”，实验被命令停止，而且还株连小麦，所内命令研究者亲手将试验作物拔除，鲍文奎力争无效，眼看多年的工作被摧毁，不禁伤心得落下了眼泪。 + +　　这件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但是生物学家谈起来，至今犹有余惧。去年，百家争鸣声中，和风所及，摘去了摩尔根遗传学的反动帽子，这个学派的生物学家乃得与米丘林学派的生物学家以平等的地位在青岛争鸣。有一位生物学家深有所感，当时说了一句心腹话:“我死了七年，现在复活了。”一个学派死而复活，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情。 + +## 关键是在具体领导问题 + +## 今年春天，在宣传工作会议上，有人提出了党能不能领导自然科学的问题。能与不能的问题虽然早已解决，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党对自然科学的领导，能的例子也多于不能的例子。今天有人重提这个问题，可见在大放大鸣以前，这个疑问并未完全消除。 + +　　问题的解答也非常明确:又能又不能。党既然能够领导阶级斗争取得胜利，当然也能够逐步学会领导向自然界作斗争。凡事都是从不能到能，天下并无绝对能与绝对不能的事情。 + +　　（从最近科学界的一些集会和谈论中听到的意见，问题也不在能与不能，关键是在具体的领导问题。为了这个问题，我曾经特地去找生物学家武兆发教授，请他谈一谈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 +　　他说:“党领导自然科学，应当体现在政策和支持方面，而不是在科学的具体问题上。正确的政策可以促进科学发展，错误的政策是会使科学萎缩的。百家争鸣就是极好的科学政策，科学如果只许一家独鸣，那是断无前途的。科学需要支持，大的事情要支持，小的事情也要支持；几万块钱的设备要关心，几块钱的零件也要关心。至于自然科学理论领城中的具体问题，那应当让科学家自己从实验室去得出结论，党不要去干预他们。科学上的是非，他们是能够判断的。” + +　　武兆发说:“现在好像许多人已经忘记了自然科学是一门探索自然界客观规律的科学，它的最终目的是为人类的福利服务的。绝大多数科学家进入科学领域也是出于这样一个正直的动机。我觉得这个动机与党的改造世界的目的，并无矛盾。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放心让科学家去决定一些研究方面的问题，不论他是属于何种学派，采取的是什么样的研究途径。自然科学既是一门客观的学问，那么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完全可能发生这样一种情况:有些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许知道得少一些，但是埋头做出来的工作，却可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有些人也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道得多一些，如果有了主观主义，做出来的工作，就不见得一定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甚至可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 +## 主观主义妨碍了科学研究 + +　　“举科学教育为例，”武兆发说:“主观主义使我们做了许多事倍功半的事情。现在的大学生不能不算用功，可就是知识质量不高；现在的教师不能算不忙，可是弄得精疲力尽，收效不大。大学的课堂讨论，本来是一个解放思想的论坛，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助长思想僵化的背书竞赛场。这几年，生物系的许多青年学生是被两个问题缠住了:活质究竟怎样演化为细胞?维尔和的细胞学说中究竟有多少唯心主义?为什么要这样过早的把我们的青年送进牛角尖呢?那还不是因为有些人已经主观主义地确定了勒柏辛斯卡娅的活质学说是唯一的真理，维尔和的细胞学是反科学的学说。这样领导科学，我觉得对科学对青年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学派上的问题还是让实验室去作答复，除此，并无其他的捷径可走。” + +　　武兆发教授从1953年开始就进行水螅“活质”的研究，以后又进行鸡蛋卵黄球的研究，这些研究结果，都不能证实勒柏辛斯卡娅的实验工作，而与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学家们的研究结果符合。这些事实说明活质学说的理论基础与事实基础是不够坚强的。以前把活质学说看成不可置疑的定论，独鸣讲坛，其后果就正如武先生所说，使我们许多青年在这种鼓励下陷进了牛角实，阻塞了科学上的思路。 + +　　谈起前几年科学工作中的一些错误，武先生是很有意见的。他说:“真科学、老老实实的科学是对社会主义事业有用的；假科学、似是而非的科学、不透彻的科学，对社会主义事业是没有好处的。主观主义就是最不可靠的科学，凭此办事只会坏事。比如农业上的密植本来是一个有道理的增产办法，如果不问气候条件到处密植，有些地区的作物就会用不开花不结果来抗议你的主观主义。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某些论点确是有害的，但因此而闭眼不看我国的人口问题，现在大家就都感到人口压力的紧张了。可是前几年朱洗先生提了一个‘少生一些，教好一些’的建议，竟弄到禁书于市的地步。”说到这里，他不无感慨的说:“这几年，似乎许多人已经完全忘记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个著名的真理，常常只凭几条空洞的原则发号施令，结果在生物学方面就使得遗传学的研究工作整整中断了七年。应该承认这是我国生物科学的一个不小的损失。” + +　　一个没有进过实验室的人急于要去干预实验上的是非，动机虽好，坏事的可能性是很多的，何况再加上一个主观主义。这几年，生物学上的一些问题处理错了，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 +　　对自己专家的意见不尊重，这是近几年许多方面工作的一个通病。即使像自然科学这样一个十分专门的工作，也不可免。和许多科学家接触，参加了许多科学家的集会，这个问题都是一提再提。中国的科学落后是事实，但是也不是毫无所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以前，许多人对于这一点是估计不足的，因此也就谈不到尊重。冶金学家叶渚沛最近在一个座谈会上提到这一点的时候，曾笑着说:化工冶金是近代冶金科学的一个生长点，应当设所研究，可是这个建议如果不是苏联巴尔金院士的支持，科学院恐怕不见得会支持的。他说了这番幽默的批评，会场为之活跃，可见是人同此感的。 + +　　对党外的专家信任不够固然不好，对党内的专家信任过分可能也是不好的。科学既然是一个整体，那么发展祖国的科学当然是党内党外科学家共同的事情。中国药学会理事长薛愚教授有一次说:党是能够领导自然科学的。但是党能够领导自然科学不等于党员就能够领导自然科学。党外的科学家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需要改造思想，学好了，改好了，做好了科学工作，不是也应当理解为党领导了自然科学吗?因此，他认为不应该狭窄地去理解这个问题。 + +　　党的政策、党的支持和党的影响渗透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党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当然也是这样。在这一点上，科学界的看法是并无分歧的。有些科学家提出党不要去干预自然科学理论领域中的具体问题，原因是因为这些问题大复杂。过去干预了一些问题，但是效果是不好的。 + +　　在改造自然的斗争中，在向科学进军的大路上，党和自然科学家是联盟的关系。百家争鸣为巩固这个联盟提供了充分的保证，那么让过去的错误不再重复，让一个为近代科学武装的工业化中国在这个联盟手中实现吧! + +　　 来源：《文汇报》1957年5月1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47.txt b/CCRD/1/3/2/00044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9be7669a5219829bca4f486d83f549b781be3c2 --- /dev/null +++ b/CCRD/1/3/2/000447.txt @@ -0,0 +1,35 @@ +# 工商业者要大放大鸣：北京、天津、上海工商联负责人举行座谈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于昨天邀请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工商联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等，座谈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陈叔通说明座谈会的议题和要求以后，在会上发言的有阎少青、陈祖瀛、刘瑞九、李景阳、宋鑫泉、荣毅仁、胡子昂、郭棣活、章乃器、孙孚凌等人。他们一致认为，工商联应当努力消除工商业者的顾虑，鼓励他们大胆地放，大胆地鸣。 + +## 陈祖瀛说：私方人员好比新媳妇，摸不透婆婆和丈夫的脾气，不敢放，不敢鸣。 + +　　发言的人认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在各地传达以后，工商业者都非常兴奋，许多人都想放一放，鸣一鸣；但是也还有许多顾虑。北京市工商联委员阎少青说：过去工商界处在冰天雪地之下，有花也放不出来。现在的情况虽然有所改变，但许多人还是战战兢兢的，抱着观望的态度，因为他们怕受到企业领导人的打击。天津市工商界的陈祖瀛，把全行业合营后的私方人员比作刚嫁过门的新媳妇，因为摸不清、也摸不透婆婆和丈夫（指公方代表）的脾气，所以不敢放，不敢鸣。北京市工商联委员刘瑞九认为，由于许多私方人员觉得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公方手中，害怕搞坏了关系对自己不利，甚至遭到打击报复，虽然明明对许多事情有意见也不敢提。天津市工商联李景阳和北京市工商联委员宋鑫泉等都说：工商界中的矛盾是很多的，而且早就有人在那里放，在那里鸣。例如，对工商业小户的工资待遇问题、病假工资问题等，很多人都有意见，曾经三番五次地反映到工商联和行政领导机关；可是不但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给提意见的人扣上思想落后、顽固等大帽子。因此，为要使工商界真正鸣起来、放起来，一方面是民建会和工商联要大力解除工商业者的顾虑，不要象过去常常把敢于提意见和反映问题的人列入“有思想问题”的一栏，并且不要急于对错误的思想进行批判。在这方面，民建会和工商联最好能够作出组织上的保证，使工商业者去掉怕被围剿、怕被打击报复的感觉。另一方面，还应使工商业者感觉到，不是要他们为放而放，为鸣而鸣，只要揭发反映的问题是合理的、能够解决的，例如有关工资待遇和生活福利上的一些问题，就应该及时地加以解决；否则，如果仍然是空口说白话，只讲大原则大道理， + +## 工商界也是鸣不起来、放不起来的。 + +　　胡子昂说：应该提倡尽量放，不要急于批判；否则就会打击积极性。 + +　　会上还有人提到，目前还有许多工商业者，对“放”和“鸣”的方针认识不清。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荣毅仁说：放应放到什么程度，放和收的关系怎样，还不是每个工商业者都很明确的，有人害怕放了将来挨整。他认为，只有放，才有收；而收的目的，也是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提高思想，统一认识，不是为了整谁。所以应当大放特放，尤其是工商联应当首先放。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胡子昂和北京市工商联委员刘瑞九都提到，有些工商业者有置身于齐放和争鸣之外的思想，以为这只是文教科学界的事，没有工商界的份。他们认为，这种想法是不对的。胡子昂主张，当前应该提倡尽量放，不要急于批判；否则，就会打击了积极性。 + +　　荣毅仁和全国工商联常委郭棣活，都谈到资方代理人的酬劳金问题，认为这个问题政府不管，由私方人员自己协商解决，有许多困难。荣毅仁说：凡是有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政府都有责任协助解决。 + +## 阎少青说：工商联没有很好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变成政府的“派出所”。 + +　　到会的许多工商界人士，批评了工商联（包括全国工商联）过去的领导工作。北京市工商联常委阎少青认为：工商联没有能够成为名实相符的工商界自己的组织，没有很好地代表他们的合法利益，充分地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而是变成了政府的“派出所”。许多工商界领导人的讲话，常常是四平八稳的，从首长的报告抄来的；而且是讲大道理的时候多，从正面进行教育的时候多。北京市工商联的宋鑫泉说：有个工商联的领导人，有次向工商业者讲病假工资问题，谈了许多大道理，台下有人给他递了一个条子。这个条子是一个每月只拿七十元工资的私方人员写的，他和他的妻子都患有严重的疾病，需要休息和治疗。按规定，他只能拿到３０％的病假工资，生活上的困难很大；因为经济困难和为了侍候老人，他的在大学读书的女儿不得不中途退学。这个私方人员问报告人说：你的病假工资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报告人无法回答，因为他和职工享受一样的待遇，根本不发生这样的问题。 + +　　刘瑞九说：工商月刊里没有工商界的声音，多是公式化的说教。 + +　　刘瑞九说：工商月刊虽然是工商界自己的刊物，但是许多工商业者都不爱看，因为里面没有工商界的声音，多是公式化的说教。许多人在发言中都提到，由于这些缺点的存在，已经使工商联和它的许多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它们的工作大大地落后于客观形势的发展。因此，为要使工商界敢于起来争鸣，工商界的领导人应当首先打破顾虑，代表工商界说出他们心里的话。 + +## 章乃器说：工商业者应积极参加争鸣，决不要谎报“军情”和隐瞒“病情”。 + +　　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章乃器，在会上谈到工商界的思想改造。他认为，工商业者为要把自己的思想改造好，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必须忠诚老实、实事求是，相信共产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积极地参加争鸣，把心里的话都讲出来，决不要谎报“军情”和隐瞒“病情”；否则就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会延误时机，妨害改造。他说：据我了解，过去工商界有不少人谎报“军情”，把“军情”报得轻的人固然有，但多数是报重了。这是没有认识到忠诚老实是工人阶级的重要本质之一。他鼓励工商业者说：鸣就要大胆地鸣，放就要彻底地放；这样作，不但不会加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而且能够缓和这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因此，提意见不要转弯抹角，不要客客气气；不要怕戴“帽子”；不要怕打击报复。今后，民建会和工商联，要把工商界的情况不折不扣地反映上来，并且要给予敢放敢鸣的人不会受到打击报复的完全保证。他还说：要求一时就把是非弄清是过分的。但是，我们有信心，在我们人民的国家里，是非一定会明的，而且愈往后会愈明。 + +## 许多人说：公私双方之间有一道高墙，主要原因是公方人员不信任他们。 + +　　在会上发言的许多人，还一一地分析了工商界中间的各类矛盾，其中有公私之间矛盾，也有私私之间的矛盾，还有工商联内部的矛盾。所有这些矛盾，都应当通过齐放和争鸣暴露出来，并且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尽可能求得合理的解决。在谈到公私矛盾时，他们认为公私双方人员之间所以有一道高墙，主要原因之一是许多公方代表和职工仍然用旧眼光来看私方人员，在政治上不信任他们，甚至在生活上也不敢和他们接近，还是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北京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孙孚凌说：稻香春食品店是个老合营商店，该店经理许晋卿多年从事食品土产工作；而且该店又有党支部和工会的组织，可是上级还是对他不够相信，派了一个对土产食品外行的同志去作公方代表，结果反而增加了许多麻烦。他认为，类似这样的合营企业，就应该相信私方人员，大胆地使用他们。天津市工商联的李景阳说：许多公方代表对私方人员的职权不够尊重，应该看的文件看不到，应该征求意见的不征求意见。私方人员提出的合理化建议，也很少得到支持和采纳。这些，都影响了私方人员的积极性，他们怕多提了意见和多管了工作，给扣上个篡夺领导权的帽子，因而对公方人员也是敬而远之。他还提到：目前许多合营企业的职工对购买政策的认识还不深刻，以为有定息存在，私方人员就是还在剥削他们；过去是你们压在我们头上，今天还是你们吃得开，心里很不服气。因此，一个决定，往往公方人员容易往下贯彻，私方人员出面就给碰了回来。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2日，原题为：“不要怕被围剿　不要怕被打击　工商业者要大放大鸣 北京、天津、上海工商联负责人举行座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48.txt b/CCRD/1/3/2/00044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d9e8c1c8e46b5844d7955a544ba7aa15600e9aa --- /dev/null +++ b/CCRD/1/3/2/000448.txt @@ -0,0 +1,21 @@ +# 向学生家长讲清道理 + +　　<《人民日报》社论> + +　　今年有许多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将要参加劳动生产，首先是农业生产。对于这个问题，本报４月８日“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中，已经作了详细的讨论。目前，中小学应届毕业生在学校行政方面和党、团组织的关怀和教育下，大多数已经能够正确地认识读书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生产，纷纷表示在不能升学的时候，就决心去参加各种生产劳动。许多学生家长也热烈支持学生对待升学和就业的正确态度，为学生参加生产作了必要的安排。 + +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不少家长对学生升学和就业的问题认识不清，思想上只是片面地希望子女升学。他们仍然抱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错误思想。有些学生的家长，从旧社会的苦难生活的道路上走过来，没有读书的机会，现在就把读书的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有些学生的家长认为子女考不上学校，去参加生产劳动，是有失面子的事情。特别是有些干部，甚至负责的干部，也有这种不正确的思想。他们向子女提出不恰当的要求，抱着不实际的希望，甚至对子女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生在家庭中常受刺激，自己虽然认识到参加生产劳动是光荣的，但是又害怕考不上学校会受到父母的严重责备。有的学生这样说：“现在我们的思想问题解决了，要解决的就是大人们的思想问题了”。这是表达了应届中小学毕业生思想的一句真心话。 + +　　那么，到底应该怎样解决“大人们的思想问题”呢？大家知道，家长是非常爱护自己的子女的，对子女有很多的希望。主要的是希望子女求得更多的知识，以便将来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家长这个愿望是好的，是应当受到支持的，子女也应该满足家长殷勤的热望。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怎样才能使子女求得更多的知识呢？是不是只有在学校中才能求得呢？还是在劳动生产中也能求得呢？我们认为，在学校中固然能求得知识，而在劳动生产中，同样也可以求得知识，而且是活的知识。这种知识，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对于知识青年来说，要求做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就更显得重要了。即使子女升了学，求得书本上的知识，也是为了明天更好地参加生产劳动。所以，子女能升学，固然很好；子女不能升学，参加生产劳动，那也很好。家长应该了解这个道理，正确对待子女的升学和就业问题。 + +　　深入农村和街道，分片召开家长座谈会，是学校同学生的家长取得密切联系，共同教育学生的有效办法。农村学校和学生居住分散，路途遥远，请家长到学校开座谈会，很不方便，而且耽误生产。城市学校的学生居住比较集中，可以邀请家长到学校座谈，也可以分片座谈。座谈会应当生动活泼，使家长畅所欲言，说出心里的话，并且使家长们互相得到教育和启发。河南省洛宁县第二中学，分别在十五个村镇，分片召开家长座谈会，在会上具体了解了学生和学生家长的真实思想情况，深入地进行了一次升学和就业问题的宣传教育。家长们明确地认识到他们自己同学校对于孩子的教育都要负责。学生段逢婵的家长说：“学校教育了三尺门里，教育不了三尺门外。学生毕业回来，就成为我们的事了。” + +　　教师往往也是学生的家长，他们对待子女的态度，时时刻刻为周围学生所注意。因此，教师更应当正确地处理自己子女的升学和就业问题，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影响应届的毕业生。江苏省宜兴县四百五十多名教师，学习了本报“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以后，批判了过去认为升学是唯一道路，轻视农业生产的错误思想，教育自己的子女正确地对待升学和就业问题，并且开展了这项工作的宣传活动。各地教师也需要向他们学习，以他们为榜样。 + +　　在我们的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高级工作人员，对自己的子女升学和就业问题，更应该抱正确的态度。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强调了体力劳动的重要性，指出党的领导工作人员应该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齐参加体力劳动。这个指示不仅给党的领导工作人员以深刻的启示，同时对于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全体干部也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在这个指示的启发下，我们的干部对于自己的子女参加劳动生产的认识应该有进一步的提高。那种认为自己是个干部，子女就一定要升学，不能参加生产劳动的想法，是一种脱离群众的特权思想的表现，必须坚决加以纠正。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干部，应该在人民群众中起模范作用，毫无例外地为子女作出正确的安排。这样做，也可以进一步密切党和国家机关同广大人民的联系。 + +　　目前，距离暑假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了，应届毕业生都在迎接考试。家长们在对待子女升学和就业的问题上有了正确的认识以后，还要做些什么工作呢？我们希望，家长在这个时候，要同教师一道，一方面指导子女准备升学考试（但是学习不可过分紧张，不可损害健康），另一方面，家长们要加强对子女的教育，帮助他们克服轻视劳动、轻视工农的错误思想。暑期以后，如果子女能够升学，当然很好；如果不能升学，而参加生产，那同样很好。家长绝对不要去歧视和责备不能升学的子女，而要加以体贴安慰，不使他们脆弱的心情感觉为难。家庭在农村的，家长应该积极设法使他们参加农业生产，鼓励他们为建设新农村而努力。家庭在城市的，家长也应当根据当地和自己家庭的条件，尽可能设法使他们从事农业劳动、或者其他各种劳动。对于一时没有参加劳动和工作的条件的，家长要给子女安排自学的条件，使他们安心自学，并且帮助家庭做些适当的家务劳动，为将来从事生产或升学准备更好的条件。 + +　　为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子女的美好的将来，家长们应该认真地同学校工作人员同心协力，共同担负起教育子女的重要责任。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49.txt b/CCRD/1/3/2/00044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3e3beb6f868f877cf67b30273ec8e8ff5feddba --- /dev/null +++ b/CCRD/1/3/2/000449.txt @@ -0,0 +1,7 @@ +# “春风未渡剑门关”　四川党外人士批评省内尚未大开言路 + +　　<《人民日报》> + +　　本报成都１３日电“春风未渡剑门关”，这是人们对四川当前未充分开放言路的批评。毛主席报告在民主党派、机关、学校、企业普遍传达后，虽然组织了学习，省、市委也开了些座谈会，开始征求各方面意见，但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重重顾虑，障碍着放和鸣的开展。民革四川省委副主任委员李紫翔说：现在没有放起来，存在着知有所不言、言有所不尽的状态。讨论中由于没有认真划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因此不敢谈，轻描淡写地谈，怕谈错了，说是立场、历史有问题。他说，省委统战部１０日开过一次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三、四十人，但时间只有半天，除几个人外很多人想讲话也没有时间。跟北京比较相差很远。对于放不够的原因，民盟四川省委主任委员潘大逵说：从某些单位的领导方面看，因对知识分子几年来的进步估计不足，怕放出牛鬼蛇神，臭花毒草，不可收拾。有个盟员在学校里刚写了要求消除清规戒律的文章，党委就不加区别加以指责。他希望放的时候领导人员不要随便给群众泼冷水。农工民主党四川省工委主任委员刘星垣说：大家现在讲话仍有顾虑，要使大家能畅所欲言，帮助党整风，搞好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就应加强对这些单位中的党员进行统战政策教育，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成都市体育学院教授卢君雄说：清规戒律使大家不能畅所欲言。这个学院在未放之前，领导上就宣布只准提正确的适当的意见，防止坏分子钻空子，同时还拟定了教职员工奖惩条例，引起师生普遍不满。她说，有位教授希望四川不要只放几朵喇叭花，吹个喜临门，也要开个万紫千红。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50.txt b/CCRD/1/3/2/00045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c9a299edac7f4caf8c529039007ff25431ce23f --- /dev/null +++ b/CCRD/1/3/2/000450.txt @@ -0,0 +1,15 @@ +# 北京农业大学揭发党的工作的缺点 党员很少自我批评又脱离群众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北京农业大学六十七位教授、副教授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昨晚中共北京农业大学委员会召开的座谈会上，就该校党群关系和行政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提出许多尖锐的批评意见。座谈会开始，党委书记副校长施平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帮助该校党组织作好整风工作。他说：整风工作的关键在于对缺点和错误的揭发，揭露越深刻，风就能整得更好。接着由大家发言。土化系教授吴亭说：“批评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等经典口号，在这个学校变成了教条。她说：我很少看到农业大学党员在群众中作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员很少和我谈过话，就是谈话每次也很少超过二十个字。而谈过话后对我的回答却常常是四个字，如“对党不满”、“个人出发”……等等，这种扣帽子的做法很难说服人。扣帽子之后就是向党组织汇报，我怀疑党员向组织汇报可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且是知少言多。我们党威信很高，有些党员也因此而骄傲了，他们瞧不起群众，如何能做到密切联系群众？她说：我们农业大学隔离党群关系之间的墙有复兴门那么厚，党员要能在群众中公开作批评自我批评，这堵墙就能拆掉。吴亭教授谈到主人翁思想时说，我在解放前不可能有主人翁思想，解放后因为有职无权，我的主人翁思想也很少。我指示助教教学工作的意见，助教执行我的意见时，必须经过党员同意，我有反感。 + +　　谈到有职无权，俞大绂教授也感慨系之的说，我走了很多地方，看见很多人都是不用脑筋办事。别人要他怎么办他就怎么办，根本不动脑筋。有职无权的现象使人产生了作客思想，这对工作是很大的损失。我们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如果大家都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就能克服掉。植病系副教授王焕如说：我们农大不仅有党群之间的墙，也有群众和群众之间的墙，党群关系要搞好，群众应向党靠拢，党员也向群众伸出手来。我在农大七年，只有一个党员同我谈过话，党的群众工作不普遍不深入于此可见。 + +　　教授们对农业大学领导方面骄傲自满、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作风意见也很大。畜牧系吴仲贤教授指出：农大领导方面脱离群众的倾向相当严重。他说，办好学校必须依靠群众，特别是一部分老教授，他们对怎样办好学校有很多的意见，他们也有力量来完成任务，可是学校领导方面从来没有开一次座谈会来征求他们的意见。土化系薛培元老教授说，我因为上了年纪，领导上就把我看作废物，长期不给我教学任务；我提出科学研究的题目也没人支持。发展农田水利是华北地区增加农业生产的关键，我建议农大建立农田水利系也没有着落。 + +　　会上，民主同盟负责人张进仁校长助理，批评了农大党组织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不够。曹锡光教授列举了许多事实来说明农业经济系主任（农工民主党负责人）应廉耕在处理问题上有宗派主义情绪。吴仲贤教授批评了农大衙门作风多学术风气少。教授们对个别领导人好大作风也提出了尖锐批评。 + +　　昨天在会上发言的有九人，会议将在今日继续进行。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51.txt b/CCRD/1/3/2/00045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9de8a04b4d0f74b0d7013b3888d0eb6030d1cf4 --- /dev/null +++ b/CCRD/1/3/2/000451.txt @@ -0,0 +1,9 @@ +# 廣東省不少革命老根據地人民對政府不滿 + +　　新華社廣州4日訊 廣東省不少革命老根據地的人民，對黨和政府不滿。有些老根據地的群眾甚至埋怨“共產黨忘恩負義”。 + +　　這些情況的產生是由於有些幹部對老根據地人民特別是對革命有過貢獻的人們在生產、生活中的困難置之不顧，或照顧得很少。例如一向支持革命、掩護過我傷病員的寶安縣大望鄉張玉嬌，曾被國民黨抓去嚴刑酷打，始終沒有供出我方情況。解放後他因身受重傷而多病，生活困難，屢次請求區鄉政府補助都沒有解決，結果在去年3月間他因貧病交迫而自殺，幸遇救。 他的政府極為不滿，現在已到香港去了。許多地區對烈士追悼撫卹工作也做得很不好。有些烈士的墳墓年久失修、未遷回鄉，政府也沒有派人去找尋烈士骸骨。有些生活困難的烈屬也未得到應有的照顧。遂溪縣朝留鄉烈屬蕭秀方因生活困難沒有解決，每年都拆下光榮牌對著哭：“光榮！光榮！光榮在那裡！困難痛苦無人知！”化縣有七百多個烈士，已簽發給證件的只有一百零二個，其餘的都迫切要求政府發給烈屬證。現在全省老根據地評審烈士的工作已基本結束，據統計，在解放戰爭前犧牲而至今尚未得到撫卹的烈士有近三萬名。 + +　　不少老根據地人民對政府不滿的另一個原因，是目前有些地區還沒有糾正過去工作中的偏差。在部分地區的鎮反、土改等各項運動中，曾斗錯過不少對革命有貢獻的幹部和群眾，有些還被斗傷、斗死或被錯扣、坐牢、勞改和管制等。據廉江縣最近的調查材料，全縣被錯扣、錯斗、勞改及管制的便有十一人（扣錯勞改的現已釋放），有些還被管制或沒有被批准為農業社的正式社員。廉江縣田界鄉的大塘田嫂1945年便在家設交通站替我們做聯絡工作，46年入黨，後來在生活最困難時海邊買竹園家產並且從娘家帶米囘來支持及掩護革命同志。她在土改時因在會上說了一句：“高庭余等勞動，不應劃為地主”的話（土改複查時改為中農），竟被土改隊綁起來斗了三日三夜，以致殘病至今未復原。後來，她因病報告區委不能參加整黨訓練班學習又被開除黨籍。最近訪問團找她談話時，她哭訴說“共產黨無良心，我挖心肝對革命，反被當為狗肺……”等語。曾在解放前參加當地戰鬥、李國功勞的廉江縣雞龍村魏德章，1953年囘鄉生產後因跑到鄉政府粗暴地質問鄉長和黨支書：為什麼別村減免公糧而本村不減免……竟被扣上“破壞交公糧”的罪名而判徒刑送往內蒙勞改，至今未囘。他的妻兒因餓病致死，母親亦患黃腫病。這種錯捕、錯斗、錯判刑和隨意開除老根據地黨員黨籍的事件，在各地都有。這主要是有些幹部對老區村在錯誤的認識，對老區人民漠不關心。這些幹部認為老根據地人民“難領導”、“不聽話”，工作“難搞”，到老區工作就是“倒霉”。有些領導幹部在生產或工作重點、示範區時就不願選老根據地。有些幹部甚至對老區的人民蹊落、排斥或打擊。這些都引起老區部分人民的正當不滿，他們說過去打游擊時認親認娘，現在親娘入城找同志卻不認賬，甚至見到面問也不答理了。（陳日晶）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095期，1957年1月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52.txt b/CCRD/1/3/2/00045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34d5e76f203eb4227c74463eaafa43763ddc404 --- /dev/null +++ b/CCRD/1/3/2/000452.txt @@ -0,0 +1,25 @@ +# 评民主党派发展组织的工作 + +　　<《光明日报》社论> + +　　最近一个时期，各民主党派的组织都有较大的发展。1956年所吸收新成员的人数，相当于1955年底总数的80％以上，并新建了八十六个地方组织机构。发展的比例数字和绝对数字，都超出以往任何一年。根据一部分民主党派地方机构发展组织的工作计划来看，可以预计，在今年度将会有更大的发展。 + +　　这是可喜的现象，是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扩大的具体表现之一。这也说明了民主党派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日益发生更大的作用。 + +　　由于吸收了较多数量的新成员，新建了许多地方机构和基层组织，不但充实了本身的组织力量，而且扩大了与群众的联系面，使民主党派工作出现了新气象。但是在工作迅速向前发展并取得成绩的时候，随着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及时予以解决。 + +　　前一个时期，各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工作，各地区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状态。有些地区发展很迅速，短短的时间内发展了百分之百，甚至百分之二百，但也有些地区，很少发展。 + +　　这些很少发展的地区，是不是因为没有需要呢?由各民主党派中央所收到的反映来看，有不少人希望参加民主党派，而这些地方机构在工作上和本身的力量上，又有需要和可能去做发展工作，只是由于忽视群众的政治要求和工作的需要，或者是不适当地强调要求新成员的质量，瞻前顾后，才没有或很少发展。在这样的地区里，群众反映说：“民主党派是共产党的助手。但是，我们这里的民主党派却没有起助手作用和桥梁作用，门关得很紧，只是一座独木桥而已。” + +　　应该发展，可能发展，而不去发展，是会脱离群众的，而且不能适应当前政治形势的要求，工作的开展也就会受到阻碍。这种情况，当然是需要及时予以纠正的。 + +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有一部分地区，发展的进度太猛，因而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应该肯定，在这些地区，因为可以发展的对象多，工作的需要也较大，有可能、也应该进行较大的发展工作。但是，进度太猛，就必然产生较多的问题。从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来分析，问题主要表现在：组织机构急速扩大，其他各方面的工作跟不上，特别是领导工作跟不上。过去，由于机构不大，一部分领导同志用一部分时间和精力，即可应付裕如。现在，成员的人数和基层组织的数目增加了，工作上提出的问题也就多了，过去的领导方法，显然已不能适应新的情况。同时，各民主党派的现有专职干部人数少，增加干部，又非一时所能办到，加之现有专职干部缺乏适应新情况的工作经验。这些因素加起来，就形成了领导机构解决问题不及时，不能适应基层要求的情况。在基层组织本身，由于新成员的人数大量增加，原有基层组织的骨干力量不敷支配，新的骨干力量有待培养；一部分基层组织工作，也不能适应新成员迫切要求帮助的愿望。因此有所谓新成员的不满和基层骨干的苦恼。 + +　　我们认为对这些新问题，特别是在发展的进度上，以及发展的方法上，应该予以很好的安排。 + +　　如何才能使发展工作不致发生上述的缺点呢？吸取过去民主党派发展组织的一些好经验，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有不少民主党派的地方组织，过去发展组织时，首先是根据工作上的需要，根据本身能力的可能性，以及根据群众的要求和自愿，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工作，也即是所谓根据“需要、可能和自愿”来做发展工作。根据过去的经验，最好的发展方法，是在工作中进行发展。这样做，在组织工作本身来说，在发展工作过程当中，不但培养了被发展的对象，而且也培养了一批新的骨干。发展起来的基层组织，因为事先经过工作的煅炼，就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不但易于巩固，而且也能使日常的工作逐步开展。这即是所谓“在工作中发展，发展为了工作”的经验。这样的做法，也体现了发展与巩固密切相结合的方针。这些经验，都是各民主党派工作同志所熟知的经验。我们重新提出，是因为吸取这些经验，会使今年度的发展工作进行得更加顺利。 + +　　至于有些地区，因为发展工作的进度过猛，已经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就应该考虑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要以巩固组织和改进领导工作为重点。这样做是有必要的，不但可以集中力量解决已经产生而又急需解决的新问题，并且在巩固组织的工作过程中，煅炼和培养了专职干部和骨干分子，可以给今后的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若是不及时采取这些有效的措施，问题就会愈来愈多，问题成了堆再解决，就会增加双倍的困难，给工作上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 +　　为了做好今年度的发展组织的工作，一方面要纠正某些地区应该发展而不去发展的保守观点，同时也要重温过去工作的经验，恰当地掌握发展进度，把今年度的工作，放在积极而又稳步前进的基础上。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53.txt b/CCRD/1/3/2/00045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b1e151b66b87974f1c8e366d0b4780995c521c8 --- /dev/null +++ b/CCRD/1/3/2/000453.txt @@ -0,0 +1,9 @@ +# 成都某些高校领导缩手缩脚 教授们想放未放 + +　　<《文汇报》> + +　　（本报成都13日专电）据熟悉此间高教界情况人士谈，目前成都高教界仍然是高墙未拆，沟壑未平，教师在看领导党团员和报刊的态度，有些教师还希望高级党委负责同志也能像京沪一样的和教师们畅谈。最近在成都某些高校中发生的一些令人不能满意的事情，使得教师怀疑学校领导好像这一次没有过去搞运动那样劲头大，甚至有点缩手缩脚。四川大学党员副校长谢文炳，向全校教职员传达省宣传工作会议的精神时，强调学校成绩是基本的，官僚主义在改进。5月6日谢文炳又在四川日报发表文章说“党外知识分子在对待党的问题上，是不是也存在着一定的宗派主义情绪，也是值得他们很好检查一下的。”成都工学院许副院长（党员），5月8日在全院教职员会上传达时，不适当地加了一些解释，同时他在提到有关高级知识分子问题上，语气中带有嘲讽意味。四川大学一些教师说，并不是成都教师胆子小，而是顾虑没有保证，仅是空洞地谈理论，不能解除教师怕“零存整付”、将来算总账的顾虑。还有教师说，四川大学党委，最好拍胸膛，或是在校刊上写文章表示态度。四川大学、成都工学院某些教师反映；能否解决问题，关键在于领导的态度是否坚决热诚。四川大学、成都工学院的领导虽又作了补充报告，但群众还有疑虑。成都工学院的负责同志补充报告提到中级干部要作好思想准备，但大家却理解为各级领导都要进行检查。有一教师说，这个办法我赞成，但学校高级领导要先走一步，不能“一锅煮”，一锅煮是煮不熟的。 + +　　（本报成都11日专讯）屋檐水能滴穿石头，希望畅所欲言，帮助领导认识错误，推倒人为的“墙”。中共成都市委第一书记廖井丹在接见部分中学教师时表示，党一定给大家撑腰。座谈时教师倾吐了内心话。第六中学刘恕说，这里（指市委）本来我们应经常来，但从没来过，这就是矛盾，感谢毛主席一阵春风把我们吹来了。教师们拥护党，但与党员谈不拢，学校领导不喜听人提意见，对看得惯的人锦上添花，看不惯的一棍子打死。第十一中学林柏渊说，校长处处特殊化，不和教师共甘苦，群众不满，总务主任就辩护说，校长革命功劳大，不能和一般教师相等。如有人提意见，就被扣上平均主义的帽子。第七中学熊万丰说，学校在讨论安排教学问题时，有教师发言不合校长口味，他就批评这是落后与先进思想的斗争，是革命与不革命问题，吓得教师不敢再讲。学校在选人民代表时，校长说名单是区委指定的，后来教师才把这外事告到区选委会去。目前成都各中学还是冰冻初解，大家要求迅速改变这情况。 + +　　（----原载1957年5月14日《文汇报》；原题为：“成都某些高校领导缩手缩脚 教授们想放未放 中学教师开始倾诉衷肠”。）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54.txt b/CCRD/1/3/2/00045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92524a2c7b6341c38ad00c7cc2c3aa41468ee6d --- /dev/null +++ b/CCRD/1/3/2/000454.txt @@ -0,0 +1,53 @@ +# 工商业者对有关资产阶级政策的几个问题发表意见 + +　　<《光明日报》记者、易安> + +　　本报报道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北京市委员会，昨天下午邀集北京的二十几位工商业者(民建会员)，讨论赎买政策问题。讨论这个问题的起因是：上海一位民建会员李康年，提出定息应延长到二十年，而不是七年。昨天的讨论，虽然是围绕着赎买政策问题，但是，实际上是接触到有关资产阶级政策的一些重大问题，共有三个方面：(1)对资本家要给什么样的经济待遇；(2)对资本家的政治待遇问题；(3)对资本家应有的估价。 + +　　讨论会共有十六个人发言，其中有三个人发言两次。除了个别的意见之外，多数的问题，都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现将一些意见，简要地报道如下。 + +## 认为给二十年定息才是赎买到底 + +　　会上有不少人赞成李康年的意见，认为定息期限应为二十年。艺华乐器厂厂长张焕尧首先发言。他认为：定息是赎买政策，既是赎买，就应该全部赎买。每年定息五厘，若发七年，只是给了35％；因此，发二十年，是100％，这是合理的。他并说，应该由1956年算起，理由是：(1)1949年开国之时，没有向资本家说清楚，不能算倒帐；(2)1949年到1956年，资本家有的赚钱，有的并不赚钱，情况复杂，很难计算；(3)1956年前，资本家虽得到“四马分肥”的利益，但也出了力，对国家有好处，因而不能算一面的账。他说：这样做好处很多，首先是资本家心平气和，利于接受改造和发挥积极性。对国际上的影响好，因为是百分之百的赎买，而不是35％的赎买了。张焕尧在开始发言和第二次发言中，并直率地说：“我认为讨论这个问题，对国家有好处，希望不要扣帽子。资本家的感情和理智是有距离的。感情上想多拿几年定息是自然的事。我也是如此。坦白的说，这是‘思想上的黑市’。” + +　　北京市医药公司的顾问宋学仁说，对这一问题我有两方面的看法。首先认为提出二十年定息的建议，是多此一举。另一方面，谈出来有好处，说明我们思想上有矛盾，我也是如此。固然对政府的照顾是感激，但是照“字”面的含义说，赎买就要赎买到底；不然，就要说是‘剥夺’政策而给35％代价的照顾了。 + +　　有好几个人的发言是同意这种说法的，并认为给二十年定息，最好是一次发给证券或是公债票。 + +## 经济和政治上的得失 + +　　有几位的发言，不赞成二十年定息，但不赞成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其中的理由之一是：给二十年固然好，但是，经济上有所得，政治就有所失，得失相较，不要为好。 + +　　裕生祥电机厂副厂长吴金萃有这样一段话：“给二十年定息，不好。因为：(1)这样做增加了矛盾。资本家拿的钱多了，对别人是刺激。会被别人认为‘贪得无厌’。这样做，经济上资本家增加了收入，但顶不住政治上的损失。(2)资本家的生活，不一定需要。(3)七年定息，职工就很难搞得通，二十年更通不过。” + +　　崇文区粮食供应站副主任迟学五在发言结尾时，也提到这个问题，他说：定息二十年，这个提法对头。但是这样做，会增加我们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出恰当的办法。 + +## 一个尖锐的反对意见 + +　　认为不要二十年定息的意见，除了上述的理由外，还有几种说法。例如，义利食品公司副经理倪家玺认为，定息只是赎买政策的一部分，赎买政策中还包含了对人的安排等等。化工公司讲习班秘书陆麟勋认为这样做，会增加大、中、小户之间的内部矛盾。同时他也有和倪家玺同样的意见。 + +　　在反对意见中，副食品东单区管理处副主任韩子铮说得很尖锐。他说：“今天提出资本家要二十年定息，这是自己给自己画了一幅漫画，内容是：资本家背了一个大算盘，随时算自己的帐。给二十年的定息，需要不需要呢?敲锣打鼓全行业公私合营时，大家都没考虑要多少年定息，而是考虑政治地位。政治地位提高了，比给二十年、五十年定息都强。拿我们资本家的工作能力说，是有本领自食其力的。为什提出要二十年的定息呢? + +　　今天提出这个问题，对工商界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别人说我们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四个朋友之一，我们听了很高兴。其他的三个朋友都在为社会主义设想，而我们是打自己的算盘，斤斤计较，这岂不是自己把自己关在社会主义大门之外。” + +## 政治上和精神上的问题 + +　　吴金萃认为，今天的主要问题，不是给多少年的定息，而是“工作、职位、工资等问题的安排和处理，是不是真正平等。”他又说：“真给二十年定息，由今年算起，还有十八年半才能摘掉资本家的帽子。这就太难受了。大家都知道，精神的压力和物资的多少，那一个更影响人的寿命，我就不细说了。” + +　　北京市医药公司副科长阎少青的发言中也谈到精神上的问题。他说：“政府对资产阶级的看法，应由几十年辛辛苦苦为国家积累了一点工业这一方面多看些。政府的照顾是不够的。尤其是对资本家精神上的问题，照顾不够。别人是愉快地在建设社会主义，而资本家是思想上带着锁链在建设社会主义。”阎少青在第二次的发言中，又说到这个问题，他说：“今天的实际要求，一是经济要求，一是精神上的要求。定息发放后，左扣右扣，结果是徒有剥削之名，而无剥削之实。……精神上的问题，是戴了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能改名称，称大家是干部呢?我认为不能以给定息或放弃定息作为摘帽子的交换条件。” + +　　晨光农药厂副厂长张国强说：我认为今天的主要矛盾，是对资本家估价不足所引起的。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般性的资产阶级，估计得多，而对它的特殊性，考虑不足。……对资产阶级分子几年来的进步，也估计不足。由个人看，我今天所要的，不是想拿多少钱的问题，只是想拿不多的钱维持生活就可以了。在工作上说，我所接触到的人，都想把企业搞好。 + +　　张国强又说：由国家的角度来说，没有人怕资本家造反，而在企业内部，却有怕资本家造反的情况，不能放手叫大家做工作。 + +　　女工商业者，前门区服装鞋帽店副经理杨承志认为，要请领导考虑一些实际问题，有些人的生活是有困难，不设法，就要影响生活和接受改造。她又认为，如何使资本家感到温暖和改变社会对资本家的观感，这也是重要问题。 + +　　关于既拿定息，同时摘帽子的问题，会上有不同的意见。国光制药厂厂长武步元说：“既要钱，又要摘帽子，是不好的提法。” + +　　宫灯壁画广副厂长樊勤农说：“我个人的看法，摘帽子是思想问题。资本家总说，这样不好看，那样不好看，如何才算好看呢？叫别人也很难办。 + +　　我建议把中、小户的帽子摘一部分。这是由生活上考虑问题的。有些小户拿不了几元定息，而影响了劳保福利待遇，生活就发生困难。生活上没有困难的人和大户，什么时候摘帽子，要看你改造得如何了。” + +　　会议由民建北京市委会副秘书长史耀先和民建中央宣教处副处长许汉三主持。到会的有：倪家玺、张焕尧、陆麟勋、王宏亮、樊勤农、迟学五、刘玉梁、宋学仁、孟昭生、常梦渠、阎少青、张国强、武步元、顾扶青、姜宏林、卢炳光、曲耀庭、杨承志、韩子铮、雷绍瑜、吴金萃、程仲鸣、张立宏，张(此处一字打不出)石二十四人。 + +　　（来源：《光明日报》1957年5月14日。原题为：“在昨天民建中央和民建北京市委召开的会议上工商业者对有关资产阶级政策的几个问题发表意见”。）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55.txt b/CCRD/1/3/2/00045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0593509887aa43ef8cb726971608af529727ffa --- /dev/null +++ b/CCRD/1/3/2/000455.txt @@ -0,0 +1,13 @@ +# 期待着天津的作家们“鸣”和“放” + +　　<笑予> + +　　自从学习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中央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全国各地都和风细雨地掀起了一个认识矛盾、分析矛盾、解决问题的浪潮。据报载，北京、上海等地的作家，畅谈了矛盾，鸣得很响。 + +　　到现在为止，天津的作家们还是比较沉默，不见活跃。在天津日报召开的天津文艺界座谈会上，有几位作家虽然发表了一些意见。但意见也觉得似乎抽象一点，没有涉及到实际问题。可以说“似鸣非鸣、似放不放”。我并不是让天津的作家们去制造矛盾，但我怀疑天津的作家的创作和他们周围的生活就那么平静?我想，是不会的。这，不禁使人发问：在天津作家们的创作生活中有没有矛盾?有哪些矛盾？哪些是主要矛盾?这个问题应该由谁来回答呢?纵然参加天津日报召开的文艺界座谈会的几位作家发表了一些意见，做为一个读者的我，仍然希望他们能再“鸣”得响一些，而有些作家现在似乎还在沉默着!是有顾虑，还是兴趣不高呢？我和几位朋友闲谈的时候，他们也有这种疑问。 + +　　退一步说，天津的作家如果在创作和生活上真的没什么矛盾(?)，那么，作家在体验生活中，是不是也有些感受和心得呢？作家是最敏感的，估计可能积累了一些素材。那么是不是可以在这些素材中抽出一些问题来，写成杂文、散文之类的东西，给读者看看。有人说，天津的作家都在埋头写大作品，写长篇。对，大作品，长篇，我们是欢迎的，也寄予莫大的期望。但在写大的长的之余，不是也可以抽暇写一点短的小的，来谈谈当前的问题吗。这里又发生一个疑问：作家在写大作品、长篇的时候是不是有“矛盾”问题，像时间、出版、题材等等都那么一帆风顺？我想，即使就是这些问题，也是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再退一步说，就是从报载天津多数作家拥护陈其通等同志的意见的情况来看，天津的作家们这一次怕也不是那么风平浪静的。 + +　　作为天津作家领导机关的天津作家协会，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下，打算怎么做，做些什么？如何领导作家们来放来鸣？这也是天津读者所关心的问题。因为人们在报纸上一直还没看到这方面的动态。有人说，天津的作家正在做准备工作，要鸣，必一鸣惊人；要放，必朵朵争艳。但愿这话是真的。可我是个急性人，急了不免有所感：天津的作家同志们，在历次的运动中，都曾是生气勃勃的，也做出过不少的成绩，我相信这一次他们也一定会有积极表现的。天津的作家同志们，是时候了！不要再沉默下去了！我期待着你们“鸣”和“放”。 + +　　 来源：《天津日报》1957年5月1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56.txt b/CCRD/1/3/2/00045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1761005a1323db5019632a03d58bf96d0a38925 --- /dev/null +++ b/CCRD/1/3/2/000456.txt @@ -0,0 +1,41 @@ +# 赎买要延长到二十年吗？ 北京市公私合营工商业私方实职人员争论定息问题 + +　　<新华社> + +　　新华社１３日讯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北京市委员会今天联合召集北京市部分民建会员座谈赎买政策问题。 + +　　这个座谈会是由上海市公私合营萃众织造厂总经理李康年向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建议定息时间延至二十年这一问题引起的。到会的有倪家玺、张焕尧、陆麟勋、王宏亮、樊勤农、迟学五、刘玉梁、宋学仁、孟昭生、常梦渠、阎少青、张国强、武步元、顾扶青、姜宏林、卢炳光、曲耀庭、杨承志、韩子铮、雷绍瑜、吴金萃、程仲鸣、张立宏、张柞石二十四人。他们都是北京市公私合营工厂和商店的私方实职人员，发言极为踊跃。 + +## 对赎买政策的含义有三种看法 + +　　会上大家首先分析了赎买政策的含义，有的说赎买是国家对资产阶级的照顾；有的说应把它作为资产阶级应得的合法利益或合理利润来解释；有的说应把赎买看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笔措施费，他们认为国家花了钱使资产阶级的企业很完整交给国家，这是值得的。 + +　　对于李康年提出赎买二十年的建议，到会的人都认为他大胆地提出自己意见的精神是很好的。但是对这个建议本身，会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 +## 有的人主张既然赎买就该赎买到底 + +　　有的人认为既然政府实行赎买政策，就应该赎买到底，按每年定息五厘计算，那就要二十年才能赎完。否则，把赎买百分之几十也叫做赎买，不能使人心平气和。如果规定定息二十年，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拿二十年，在思想改造的基础上，许多人会自动放弃定息。因此采纳这个建议可以更好地鼓励私方人员的积极性，在国际上也会有更好的影响。还有人主张假使不能实现全部赎买，倒不如宣布资产阶级的财产是“剥夺者应被剥夺”，那么定息不论多少都是政府对资产阶级的照顾，这样大家也不会有意见。 + +## 很多人说定息二十年有三大不利 + +　　但是很多人发言中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把赎买政策单纯看做五厘定息就太狭窄了，政府对私方实职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安排了工作，这也是赎买政策的一部分。同时资本家的接受改造即和平改造政策有经济意义也有政治意义，只从经济上来考虑是片面的。许多人认为根本不需要定息二十年。他们说在国家确定定息七年，到时有困难再拖个尾巴，工商界的生活基本上是可以过得去了。七年后，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社会福利事业可能增多，绝大多数资本家可以自食其力，子女又能独立生活，到那时根本不需要定息。他们还认为现在提出定息二十年有几大不利：一，增加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在国家确定定息七年的政策时，还对工人群众进行了许多说服教育工作，再要提出定息二十年必然引起工人阶级的反感，而且全国人民对资产阶级也会产生不良的印象，认为资产阶级贪多无厌，从爱国主义的立场上看也是不妥当的。二，那些只有几千元股金的小工商业者，定息收入很少，迫切希望摘掉帽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如果一直拖到二十年，他们是绝对不会愿意的。三，对资产阶级的改造不利。有人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是愿意接受工人阶级领导，愿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必须认真改造自己争取早日放弃剥削，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样延长定息年限，对资产阶级的改造是不利的。 + +## 赎买从那一年算起也有两种意见 + +　　会上对于赎买应从那一年算起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应从１９４９年算起。这样，加上定息七年，再拖个尾巴，加起来大体上也就是二十年左右。这也符合了赎买到底的原则。但是更多的人认为赎买应从１９５６年算起，因为１９４９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并没有宣布赎买政策，而是保护生产资料私有制，鼓励私营工商业的发展，有些工商业者还投资来扩大生产。这段时期私营企业的情况也很复杂，有赚钱的也有赔钱的，很难计算。所以那时不能认为是实行了赎买政策。 + +## 建议指定专业银行发放定息 + +　　对领取定息的方法，会上也作了讨论。大多数人认为现在定息发放的手续过于麻烦，建议不由本企业，而由政府指定交通银行或其他银行为发放定息的机构。他们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有二：一、可使资本家完全脱离与企业的财产关系。二、可大大简化领取股息时的麻烦手续。据会上反映，目前各地合营企业发放定息都是资本家凭股票向企业领取。但在甲地股东，往往执有乙地、丙地以及多处地区股票，海外华侨往往执有国内多种股票。如果本地股东，要领取异地定息，必须在异地托人具正式委证书，报明居住户籍，寄带原股票印章，才能在异地领取，手续非常麻烦。如果改为当地银行凭股票发放，就方便多了。 + +## 当前工商界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 +　　在讨论赎买政策的这些问题时，会上也有人认为当前工商界主要矛盾不是在定息问题上，讨论这个问题意义不大，应该更多地讨论一些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公私关系，大、中、小工商业者的矛盾等等。 + +## 建议改公私合营牌子为地方国营 + +　　会上不少人建议政府把公私合营牌子改为地方国营。他们提出了几条理由：（１）自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与企业的生产资料已没有关系，所以“私”已不存在，称为公私合营，是名不符实。如果说，因有资本家在企业工作才称为公私合营，那么，不少机关、国营企业吸收了资本家工作，也并没有称为公私合营企业。（２）改为国营企业后，可缓和劳资矛盾。（３）取消合营牌子，并不妨碍资本家的改造。（４）资本家可以完全成为公家人，情绪愉快，工作起来更方便，也可以更好地发挥积极性。现在私方一面是资本家，一面又是国家工作人员，地位很困难。（５）目前合营企业内部矛盾很多，关系复杂，特别是公私矛盾，如改为国营，矛盾可基本得到解决。 + +　　会上大家对资本家什么时候摘帽子、劳保福利待遇、工龄计算、生活问题等问题都发表了很多意见。 + +　　 来源：《人民日报》1957年5月1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57.txt b/CCRD/1/3/2/00045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f9b24ca7ff3ba48f2a4c42ff166d30ec34a0c81 --- /dev/null +++ b/CCRD/1/3/2/000457.txt @@ -0,0 +1,55 @@ +# 太原工学院教职员尖锐批评党的宗派主义 + +　　本报太原讯 本报记者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邓初民，于13、14日在太原工学院视察，召集了百余名教师和职员进行座谈。到太原工学院视察的还有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张磐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赵树理。 + +　　在座谈中，大家说，我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拥护的，但在工学院，现在大家不是敢不敢“鸣”和“放”的问题，而是不愿意“鸣”和“放”。因为学校长时期以来，对群众多次提出的意见不答不理，这使得大家不愿“鸣”和“放”了。 + +## 批评“肃反”运动中有偏差 + +　　在“肃反”问题上，张俊仁先生说：工学院“肃反”偏差是比较严重的。但领导上在善后工作中，态度不诚恳，不是实事求是，只是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不可避免的。他说，在“肃反”中，我是由行政宣布开除团籍的，就当时说也明明是错误的，可领导上不愿意承认错误，给我说“当时开除团籍是对的，现在恢复团籍也是对的”，这是什么逻辑？我为什么老要提“肃反”问题呢？这不是知识分子心胸狭窄，而是领导上检查不诚恳。 + +　　刘培德先生批评“肃反”运动中有违法行为。他说，我不是反革命分子，象“肃反”中那样对待我是违法的。在“肃反”中被“整”的人，领导上要以物质赔偿来赔偿他们精神上受了的损失。 + +　　田树兰先生说：工学院没有“鸣”开，同“肃反”问题是有连系的。有很多人是在“肃反”中被伤了感情。“肃反”中的问题不解决，顾虑就不能解除，顾虑没有解除，感情上总是冷冰冰的，这就“鸣”不起来。 + +　　董季兰先生说：“运动难免有偏差”这句话给偏差合法化了，“思想改造”运动中有偏差，“三反、五反”有偏差，“肃反”偏差也不小。宪法和法律在平常还有人谈，运动中谁也不提了。中国知识分子有好的传统，他有自尊心，他要“为人师表”，但运动中，非要扯破他的脸不可。在每次运动中，都想整出一些“集团”来，吓得人们除了工作，就不敢互相来往了。 + +　　史连江先生说：“肃反”后，教师们就顾虑很多，不愿多说话，在课堂上只教书不谈思想，这也就在教师和学生中间造成了一堵墙，要提高教学质量，必须先把这堵墙推倒。 + +## 揭发和批评党的宗派主义 + +　　教师们在宗派主义问题上，畅所欲言，各自提出了意见和批评。 + +　　党员身上有运动味道。范维垣先生说：党员在各次运动中有“运动味道”，但在运动之后，在他们身上仍有“运动味道”。他们仍保持着坐在“肃反”办公室的那种态度和群众见面，这使得人们不敢接近他们。 + +　　可惜我不是党员。吉三成先生说：工学院宗派主义相当严重。在抗美援朝期间，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投放细菌弹，同学们沸腾起来集会表示抗议，我当时也非常激动，在会上发了言，会后，有人对我说，你的发言好是很好，可惜你不是党员。另外，我写了一篇对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放细菌弹的抗议书送给院刊要求发表，结果不让登，后来一位团员送去就登了，我去找院长，院长说，这类文章就得考虑历史。 + +　　群众中有“红”、“黑”之分。吕文载先生说：我们这里有墙有沟，党群之间有之，群众之间也有之。有些领导对高级知识分子特点没有摸清，因此有些人就混水摸鱼，而成了“红人”，领导上就片面听取这些“红人”的汇报，而另一部分人就成为“黑人”了。有些“红人”就说，我历次运动中就是干这行的，就是说我是当领导来“整”人的，这些话真使人听了毛骨悚然。这些人对群众就有“原则面孔”，我认为这些人不是领导的靠山，而是冰山，太阳一出来，就会化成一滩污水。在我们这里“红人”年年高升，“黑人”年年掉分量。 + +　　民主党派没有发挥力量。李梅先生说：民主党派在学校里是点缀品，党没有把民主党派作为开展工作的力量。党对民主党派应该是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有职有权。 + +　　什么是真正的群众。董季兰、张俊仁等先生说：学校有一批人，肚里空空，吹牛拍马，高喊共产党万岁，他们在学校非常吃得开，领导把他们当作基本群众。什么是群众呢?不是空喊口号的人，而是在那里辛辛苦苦，埋头苦干，积极想办法提高教学质量的人，领导上不要看他们老找领导“麻烦”，他们找领导“麻烦”是为的什么? + +　　因为他们是党员。张俊仁先生在会上揭发了在培养、提拔干部中的宗派主义情绪。他说：工学院有一个学生几门课程不及格，学校早应开除了，但后来退了学，不知道怎样却当上了学生科科长，让他来领导学生工作，他还在院刊上发表什么如何学习、怎样学习这一类的文章。这简直是笑话！自己学习不好，还要教别人怎样学习。我有一个学生，人是好人，但功课糟糕，补考也及不了格，结果没毕业，倒又成了教材研究科的科长，他反而来领导我了，这还能搞教材研究吗?笑话！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奇怪的事呢?因为他们是党员。陈维同先生说：去年化工系留助教，我们详细选了十个成绩比较好的送上去了，但留下的五个当中却有一个不在这十个里面，这一个额外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学习成绩好吗，有培养前途吗?不是的。因为他是党员。刘培德先生说：我们那位党员科长，对业务一点不懂，但还处处抓我的“小辫子”，给我“小鞋”穿。弄得我哭笑不得。 + +　　党怎样来领导科学。胡惠民先生说：党能否领导科学，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党也必须领导科学。但应该考虑怎样来领导科学。我认为，党领导科学，并不是每一领导岗位上，都放上一个党员干部，这才表现出党的领导。这是宗派主义。 + +　　李梅、刘培德先生在会上都提出：在“肃反”中，有一位比较负责的党员，破口大骂群众，说：“我革命的时候，你们都是反革命”。大家认为这里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 + +## 工学院的“小脚女人” + +　　张启昌先生说：毛主席把保守主义者形容为“小脚女人”，我很同意，但工学院领导比“小脚女人”还严重。领导上终日在那里喊叫提高教学质量，但当我们提出要开一门新的实验，领导上就阻碍重重，说什么学校没有条件，设备不够，人力更是问题；当我们自己开出来后，领导上大吃一惊，我们学校还有这条件啊！ + +　　这更使教师生气。会上，有不少教师提出，领导上对同学们的意见特别重视，其中有许多是使教师非常生气的。张启昌先生说：同学说教师讲课不系统，逻辑性不强，我请问，假如说我教物理课吧，同学们懂得什么是物理的系统吗?他们说逻辑性不强，学过逻辑吗?他们又怎么知道物理和逻辑是什么关系呢?但领导上却很欣赏同学对教师提出的这些意见。甚至把这些意见原封原样转给教师，这使得教师尤其是新开课的教师心痛！ + +　　领导水平落后于现实。胡惠民先生说：学校领导水平落后于客观现实，领导水平既低又不钻研业务，不去熟悉业务。不熟悉业务怎样来领导业务呢?领导整天忙得很，这也只能说他们是忙忙碌碌的官僚主义。刘培德先生说：今年，学校的设备经费少，但领导上又批准买一架录音机，我打电话向郑副院长提出意见，郑副院长把耳机摔下不理我了，我去找他，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说，别人有资格说话，你没有资格说什么。刘培德在会上提出质问，为什么我没有资格向领导提意见?陈维同先生说：学校考核教师的教学质量，不是实事求是的，光看学生“优良”成绩的多少，假如有那位教师对学生要求严格些学生有不及格的，就说这位教师质量不高，这是不公平的。对发挥现有的教师积极性，陈维同先生认为学校作得很不够。他说领导上只指望高教部调有名的教授或学者来改变学校的面貌，但如何充分发挥现有教师的积极性就考虑得很少。董若允先生说：对高级知识分子关心的只是理发、吃饭不要排队。丁克元先生说：教师没有发挥积极性，领导上不能怪他们落后，而是领导没有正确地使用他们。 + +## 中央和省里也不关心 + +　　在会上大家对中央教育领导部门也提出了意见。董若允先生说：期刊图书费不应该受别的措施的影响而减少。学校里的资料等于工厂里的电源，工厂没有电不能开工，学校里没有资料也就不能进行工作。张志僖、董季兰、范维垣等几位先生说：中央对太原工学院另眼相待，有好些专业会议，可以让太原工学院参加的而不让参加，认为太原工学院落后，没有先进经验，我们没有先进经验带去，但是也可以从会上把先进经验带回。太原工学院被人们称为三小工学院之一，要求领导重视这个小工学院。有人在会上提出：中央调派回国留学生和出国留学生，太原工学院没有份儿，要求今后要照顾些。全国解放已经七年多了，要求中央不要重点学校总是重点学校，现在也应该齐头并进了。 + +　　注意加强对高等学校的领导。对省的领导，大家认为关心高等学校实在太不够了。董若允先生说：省委同志来学校就是搞运动。张志僖先生要求省领导同志能常来学校，他说：多同我们接触，多了解我们，这对工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对科学研究工作方面，大家要求省领导多给具体帮助，不要只限于订计划，要给教师创造些条件。张启昌先生说：山西省的工业、农业在全国是有名望的，中央有什么新精神下来，反应特别灵敏，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应就特别慢，注意加强高等教育的领导是必要的。 + +　　对报纸的意见。郭钰先生在会上对山西日报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鸣”的不响，“放”的不够也提出了批评。 + +　　 来源：《山西日报》1957年5月1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58.txt b/CCRD/1/3/2/00045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9df4a97fed04f47e00c6bf50534cb0e7cdead4b --- /dev/null +++ b/CCRD/1/3/2/000458.txt @@ -0,0 +1,37 @@ +# 谈职工闹事 + +　　<《人民日报》社论> + +　　最近一个时期，在某些企业里，发生了一些职工群众请愿以至罢工之类的事件。这些事件虽然发生得极少，范围也很小，但是我们却应该加以重视，应该从中学习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法。 + +　　在我们的国家里，职工是国家的主人翁，企业的领导人员则是代表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国家来管理企业的，因而领导者同职工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们之间没有对抗性的矛盾。当然，在他们之间，有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矛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但是这些都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应该用、也完全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有罢工请愿之类的事情发生呢？ + +　　分析这类闹事的起因，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凡是闹事的地方，大都是官僚主义比较严重的地方；职工群众不能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正常方法去解决问题的时候，才被迫走闹事这条路。 + +　　职工闹事，大都是为了一些切身利益的问题，例如工资问题、工作安排问题、生活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本来是不难解决的。对于职工的要求，合理的、办得到的，就办；不合理的、办不到的，就说清楚。这样，就不至于闹事。可是，由于有些同志沾染了官僚主义的习气，就把问题搞复杂了。合理的、办得到的要求，由于官僚主义，对群众的疾苦没有如同身受的感情，不去办；不合理的、办不到的要求，也由于官僚主义，不同群众推心置腹地说清楚，甚至对群众打官腔，说假话；在与群众有重大利害关系的问题上，领导者言行不一，处理不公；所有这类情形，都会引起群众的严重不满。 + +　　这样那样的官僚主义错误，都是直接同群众的利益相冲突的。但是群众不满意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并不是一下子就闹起来，通常也还是先提意见，出墙报，写信上告，总之也还是希望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解决的。这时候，领导者要是头脑清醒一点，真正把群众的意见听了进去，对自己的工作认真检查一番，错了的就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不错的就对群众恳切地加以解释，那么问题也还是可以云消雾散的。但是遇到了官僚主义者，事情就不好办了。他们一听到反对自己的意见，就有一种“条件反射”，总觉得提这种反对意见的人“思想落后”，甚至存心不良，而从不愿意反躬自省。他们对于提意见的人不但不尊重，不感谢，而且采取种种方法加以打击。这样，就把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问题的大门堵死了，群众就只好起来闹事了。 + +　　群众闹了事，应该怎样解决呢？是不是要加以禁止呢？ + +　　很明显，禁止的办法是不正确的，因为禁止闹事并不能解决所以闹事的矛盾，反而会加剧这种矛盾。我们不主张闹事，因为在人民自己的国家里闹事，对于人民总是有损害的；但是既然闹了事，就应该利用闹事来解决矛盾，来克服官僚主义，来教育领导者，来教育群众。 + +　　对于群众在闹事的时候提出来的要求，应该同没有闹事的时候采取一样的原则，就是：凡是合理的、办得到的，就办；不合理的，或者虽然合理而现在办不到的，就说清楚。既不要因为闹了事而拒绝不该拒绝的要求，也不要因为闹了事而答应不该答应的要求。 + +　　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向群众分清领导者的是非。如上所说，既然群众闹了事，首先领导者总有错误。领导者除非故意要错误到底，否则必须勇敢地坦白地向群众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提出认真改正错误、认真克服官僚主义的具体办法，这是解决问题的主要关键。 + +　　当然，群众有错误，也应该指出来。事实证明，群众是讲道理的，对群众的错误，只要说得对，群众是愿意承认的。如果群众中有个别的坏分子故意要兴风作浪，群众也是会认出他们的本来面目的。 + +　　闹事可以解决矛盾，可以克服官僚主义，可以教育领导者和群众。由此可见，闹事虽然是坏事，也有它的好的一面。但是话说回来，在人民自己的国家里，在人民自己的企业里，在正常的情况下，问题本来是可以不经过闹事来解决，而且不应该经过闹事来解决的。一切企业的领导者，都应该从一些罢工请愿的事件中取得教训，改善自己的工作，避免同类事件的发生。 + +　　为了避免同类事件的发生，首先是要克服官僚主义。克服官僚主义需要扩大企业中的民主管理，加强群众的监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打算在另外的机会讨论。有了好的制度，也还需要好的工作作风。在企业领导者的工作作风方面，我们在这里贡献几点初步的意见： + +　　第一，要放下架子，到群众中去，同群众共甘苦。走上领导岗位，做了领导工作，同群众处在不同的地位，最忌的就是脱离群众，不了解群众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况。只要领导人员时时刻刻地注意联系群众，不是在群众之上去领导群众，而是到群众之中去领导群众，不但关心群众疾苦，而且同群众共甘苦，那么，群众对于这样的领导者就会感觉满意，群众的意见也就会随时告诉领导者，而不至发生许多隔阂。 + +　　第二，要把工人群众看作自己人。有许多领导同志是有“苦衷”的。看！明明事情很困难，办不到，可是不敢说。明明办不到的事情，偏偏去许愿；明明有困难，偏偏说一切都很好。结果，事情反而搞坏了，群众会说你骗了他们。事实上也是你骗了他们。为什么不敢把困难告诉群众呢？有困难，尽可以讲；办不到的事情，就说办不到。职工群众都是自己人，你把他们当自己人看待，有什么事都一五一十地端出来，群众是讲理的，是可以想通的。不是有许多职工原来申请要房子，后来听说国家有困难，就撤消了自己的申请吗？不是有许多技工因为工作减少，而去干粗工的活吗？ + +　　第三，要谦虚谨慎，乐于听取反面意见。旧社会有句话，叫做“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现在有些同志在群众面前的表现，似乎是“天下无不是的领导者”。但是事实是相反的：天下无不犯任何错误的领导者。聪明的领导者可以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错误，这就需要常常听取反面的意见，发现自己做出的决定中的错误，及时纠正。反面的意见，不管是在会议上公开提出来的，还是在背后发牢骚透露出来的，都是宝贵的。反面的意见是对的，正好帮助领导修正了错误；反面的意见错了，也反映了群众一些真实的思想情况，正好去对症下药，有什么不好的呢？ + +　　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消灭了阶级，把生产力从旧的生产关系底下解放出来，赋于我们的企业最蓬勃的生命力。几年来，我们国家的生产和建设能够有很快的发展，正表明了我们国家的社会制度是优越的，也表现了在我们的企业里，领导人员同工人群众的关系一般也是正常的。我们相信，只要发扬民主，加强领导者与群众的联系，就可以克服官僚主义，有效地解决社会主义企业内部的矛盾。这样，职工群众的意见就能够随时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得到正确的解决，而不至由积压而爆发为闹事，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就能够充分发挥，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一定能够更迅速地发展。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59.txt b/CCRD/1/3/2/00045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b6b09e3184f83e8599e70cce09db50702d57c6d --- /dev/null +++ b/CCRD/1/3/2/000459.txt @@ -0,0 +1,21 @@ +# 筱翠花说：“我要唱戏！”　北京市文化局竟置之不理 + +　　<《人民日报》记者> + +　　本报讯筱翠花（于连泉）昨天对本报记者说：“我要唱戏!” + +　　昨天晚上，筱翠花打电话到本报编辑部，约记者到他家里去。他对我说：“这几天，家里人给我念报，我心里全明白了。党号召‘百家争鸣’，就是要我们艺人把心里话全说出来，帮助党整好风。请你把我的心里话也在报上登一登吧：我要唱戏！我知道这几年观众很想念我；我更想念他们，渴望在舞台上同观众见面；我更想的是，要把自己的艺术传授给第二代！” + +　　筱翠花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与四大名旦齐名，在艺术上独树一帜。他是花旦。解放不久，废止跷工，他的一部分戏随之不能演出；以后，文化部的禁戏和戏曲改革工作中的清规戒律，逼得他离开了舞台。他说：“一个演员，不让他演戏，比死还痛苦。从九岁登台起，在舞台上生活了四十多年；这五年闭门在家，心情实在是苦痛之至。” + +　　筱翠花说：“我早就想唱戏了。去年１２月，一个大冷天，我自个儿跑到文化局去求见局长。没见着局长，连科长也没有见着。一位袁同志接见我，说科长在开会，她一定把我的请求转达给领导上。等了几天，没信息，就叫世文（他的儿子）再去。到文化局办事，跟‘十五贯’里‘见都’一样的难啊！世文去了二次，跑白趟。第三次，见了一位刘同志，回说：‘造册子来！’这不明明是堵我的嘴么？现在人都入了组织，我那去造册子。再说，我正为这困难，才要请求文化局帮助。” + +　　“我可没死心。我相信，毛主席号召‘百花齐放’，一定会办到。我把希望放在袁同志身上。她要真往上反映了，局长会掌握党的政策，会帮助我。前不久，遇见了张梦庚副局长。他见了我，说，他早就要来看我，一直没空。我想，他要往下说了。可是，说完客气话就没词儿了，压根儿没提那事。 + +　　“快半年了，文化局对我的请求置之不理。” + +　　筱翠花认为，如果文化局能帮助他组班，或帮他搭入一个艺术水平相当的剧团合作演出，他立即可以演出的戏，有“马思远”“坐楼杀惜”“活捉三郎”“雁门关”“战宛城”“红梅阁”“翠屏山”“挑帘裁衣”“梅玉配”“花田错”“得意缘”“穆桂英”“胭脂判”“一匹布”“打钢刀”“打樱桃”等大小有五六十出。 + +　　他认为“蝴蝶梦”也可以演出。他说这出戏，是敌伪统治时期，被几个旦角演员和“纺棉花”一起唱，加入了色情成分，唱毁了的。那时人称“劈纺”。他说：“我愿意将这出戏，在台上与首长、观众见面。请大家评评，是卖弄色情呢，还是艺术。”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60.txt b/CCRD/1/3/2/00046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3c32ad7b2eca4a92645e96f66c5fc4fb58b5d17 --- /dev/null +++ b/CCRD/1/3/2/000460.txt @@ -0,0 +1,29 @@ +# 医学教育和医学科学研究工作中的问题——医学界六十多位教授、专家发表意见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５月１３日和１５日的上午，卫生部邀请了北京医学院、中国协和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科学委员会等单位的六十几位教授、专家们座谈医学教育和医学科学研究工作。教授和专家们说：卫生部召开这样的会，次数已经不少了，希望这次不再象过去一样，开会时开会，开完了会是开完了会。北京医学院张昌颖教授说：但愿这次风能刮得长一点，虽不能象大旋风一样把树连根都拔起来，至少也应当把树吹弯过来。 + +## 医学教育中存在严重的质和量的矛盾的原因，在于卫生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 + +　　教授们认为医学教育当前的严重问题是质和量的矛盾。根本原因：第一、入学学生基础差、质量低。这是卫生部重量不重质的思想造成的。医学院每年的招生数字卫生部订得很大，而几年来学生来源不足，为了凑数，把不合标准的也收进来。人民卫生出版社社长白备伍说：１９５４年医学院录取的新生，有的平均只有二十分。第二、学生增多了，师资、设备、教学基地等等又都跟不上来，卫生部又很少考虑解决这些问题。北京医学院刘思职教授说：按北京医学院现有的人力、物力，学生要减去一半。第三、学制短，而课程多，以致许多课程无法讲很深，讲得透。第四、学生接触实际的机会少，实验和临床实习也少，学生课堂所学缺乏实践的印证。协和医学院张钧教授说：过去学生学解剖必须要解剖半个身体，而现在学生只能解剖一点点，生理实习也都是由助教做好了，让学生看一看，至于临床实习，学生也少有机会接触病人。教授们认为学生对“琐碎”的实验操作、临床化验不感兴趣，只想搞理论、跑图书馆，这也是影响质量的原因。第五、领导不重视科学研究工作，不注意提高教师质量，北京医学院教授王志钧说，我过去搞一点科学研究工作好象“办私货”。他说大学不搞科学研究就只能算是个中学。第六、专业设置过细、专业化过早，也影响质量。 + +　　教授认为这些都是由于卫生部过去很少听中国专家的意见，工作中存在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造成的。徐诵明说卫生部没有很好地抓业务，又不走群众路线。许多人有同感。 + +## 教授呼吁延长学制、精简课程，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让医学教育后继有人。 + +　　教授们认为提高质量除了提高入学学生录取标准，充实设备，增加教学基地，减少专业设置，加强科学研究以外，首先应当考虑延长学制。张、刘思职和教授们在会上呼吁，要求医学教育赶快恢复六年制，他们说：我国过去医学院的学制就是六年、七年，苏联也是六年，而现在，我们为什么只规定医疗系五年，口腔系四年呢？北京医学院教授王志钧说：学制短、课程多，各科讲义精简得象浓缩的鱼肝油精一样，只有几点几条，以致学生认识问题很局限，思考能力低。协和医学院林巧稚教授说：培养人才首先要打基础，毕业后的专科进修那只是盖楼房而不是打基础，基础不好，楼就盖不成。许多教授认为中医课开得太早，未经整理的中医经验，学生难分精华糟粕，费了时间，效果并不好。张钧教授认为把祖国医学作为历史知识教给学生是必需的，但中医内经等著作不一定要学生去学。至于总结出来的有效经验可以摆在不同科目里讲。教授们认为延长学制，如果目前不能全国一起改，可以先在少数学校先改，先培养一批研究人才和师资，否则会如澳大利亚医学代表团团员说的，将来中国医学教育会后继无人。教授们说延长学制主要是增加基础科学，基础医学，实习、实验的时间。最好先学一两年预科，再入本科。预科最好设在理学院。 + +## 把优秀的毕业生分配去当助教，给教师以进修的机会。 + +　　其次应当大力进行提高师资质量的工作。北京医学院刘思职教授说，近几年来教学法有了改进，但教学内容没有提高，这是因为年轻的教师没有足够的本钱。应当选一些优秀的、有培养前途的毕业生在学校工作，现在是把好的学生分到各地，中等水平的或者是为了照顾身体或爱人关系的留了下来，同时留校的也只重政治不重业务，这样做，教师质量怎能好呢。张钧教授也认为应当重视培养助教的工作。这是新的师资的来源。北京医学院方亮教授说，过去卫生部很少考虑讲师以上干部的进修问题，这些人没有时间进修，教学质量也成问题。 + +## 卫生部筹建和调并学校很不慎重 + +　　教授们批评过去筹建和调并学校不慎重。徐诵明说：去年办了四个中医学院，别的三个我不清楚，北京的校舍设备都是借用的，教师又是东拼西凑，一个大学为什么这样匆忙地办起来呢？试问办中医学院的目的是什么？假若说为了传授中医经验，由中医带徒就可以了，假若说为了总结、研究、整理中医经验，高中学生未必能行。他的发言得到许多人的同意。他又说：过去整顿归并了一些院校，这显然是考虑不周的，如浙江医学院牙科，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牙科，师资设备较齐全，历史悠久，不知为什么把这些师资分在东北、四川各地，上海第一医学院的牙科，历史比浙医短，条件远不如浙医却不去动它。又如山西医学院公共卫生系只有一个教师，江苏医学院有几个，不知为什么把江苏的并入山西。北京医学院朱希涛说，卫生部不要过早地到处下蛋，四处下蛋不一定会孵出鸡来，还是让现在的鸡长得更健康一些。 + +## 只管杂务是无法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的 + +　　教授们认为卫生部非常不重视科学研究工作。北京医学院的教授们说，北京医学院全年的科学研究经费只有七万元，据说还为第二位。医学科学委员会副秘书长张查理说：卫生部安排科学研究经费既患寡又患不均。拿１９５６年来说，全国三十多个院校全年研究四十多个中心问题，先给一百万元，几经争取才有了一点增加，而生物制品所只研究一项中心问题，却拨给七十万元（据说后来有了减少），张查理还说，卫生部业务司开专业会从来就很少通知科学研究委员会。劳动卫生研究所汪德晋说：卫生部在建立劳动卫生研究所时说如何如何重要，可是又常常调研究人员去突击别的工作。中国医学科学院刘培楠说：卫生部和医学科学院党组织应当了解科学研究工作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只管杂务是领导不好科学研究工作的。中国医学科学院杨恩孚说：过去卫生部是怎样重视科学研究工作的呢？要研究什么就先挂招牌，接着盖房子，可是常常是一切就绪了，却没有研究人员。应当是有了人再考虑盖房子等问题。他还说：卫生部对高级人员的信任是不够的，对具体工作干涉过多。杨恩孚认为应当让科学家把所有时间用于工作。领导不爱惜研究人员的时间，不重视研究工作的连续性，工作是无法进行的。他说，我一个小时没有人找，或是不接一个电话那是罕有的事。关于科学研究人员，教授们说，要把好的送到研究单位，现在却是一些成绩中等，有病的分配来了，一来就请假。杨恩孚说：在研究单位应有新陈代谢，医疗和教学做得好的人不一定适宜做研究工作。统一分配固然不好，自己要来的，也得经过一、二年的考验是否合适。教授们都认为应当重视高等医学院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因为许多有研究工作经验的专家都在学校而不在研究机构，高等医学院校的研究工作做得不好，不会教出好的学生，研究机关也不可能补充好的研究工作人员，研究工作自然做不好。吴朝仁说：现在是加强医学院校的研究工作，而不是忙于建立许多研究所，母鸡不健康，不会下蛋，下的蛋孵的鸡也养不大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刘培楠说：卫生部应当重新认识一下什么叫科学研究工作，在什么条件下工作，这工作有什么意义，认识不清，还是领导不好科学研究工作的。许多教授、专家认为资料保密妨碍了科学研究工作，劳动卫生研究所汪德晋说：在总工会等单位去找材料，别人双手欢迎，要什么给什么，可是来卫生部找资料，东也保密，西也保密。为抄资料一次抄几个钟头。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61.txt b/CCRD/1/3/2/00046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38d9755f2024000aa0c482d4ee31490da01d7bf --- /dev/null +++ b/CCRD/1/3/2/000461.txt @@ -0,0 +1,25 @@ +# 邮电部干部揭发党内宗派主义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为吸取党外意见，顺利地开展整风运动，中共邮电部党组根据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指示，从上月下旬开始，采取小型座谈、个别谈心等方式，检查揭发了邮电部合作共事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在检查中，许多非党干部情绪十分高涨，有些人从他们的切身体验出发，提出：“自己还是有职有权的”，“有些地方党群关系基本上是正常的”。同时，更多的人坦率地、尖锐地批评了邮电部门党组织及某些党员的宗派主义思想作风。 + +## 部长领导处长？还是处长领导部长？ + +　　非党干部在负责岗位上不能积极、认真负责地发挥应有的作用，关键问题是有职有责而无权。有人认为：邮电部非党部长权不够的具体表现是许多部务会议流于形式，党政不分，党组代替行政的工作，有些不需要在党组会议上讨论的问题，也在党组会议上讨论。有许多可以事先让党外部长知道的事情，非党部长不知道，而党员司、局长都知道了。因此，有些部务会议，党员司、局长都没有兴趣参加，只派秘书参加。有人说：党员负责干部对朱学范部长尊重不够，有些问题，非党部长说了不算，党员处长说了算，如关于成立教育科的问题，朱部长已经批准了，但是，劳动工资处共产党员的副处长不同意，结果就没有成立；再如“三反”时，邮电部决定开除一个干部，朱部长不同意，而监察室共产党员副主任坚持要开除，结果还是开除了。究竟是谁的职权大呢？谁领导谁呢？有人说：有些问题是先经过党员副部长签字，然后再交给朱部长；有人说：有一次，朱部长在局长会议上作总结报告，是念的稿子，念完以后，又补充了他个人的意见，为什么大会总结报告没有包括他的意见呢？有人说：非党局长不敢大胆处理问题，要看党员局长的态度，党员局长点头了才敢去作。有人说：邮政总局有一位非党第一副局长批了公文，甚至已经打印了，党员第二副局长要抽回来，有些又不和他讨论，就重新审批。还有人说：党员一般干部对非党领导干部也不够尊重，认为他们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很少向他们请示报告。更多的人概括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党员与非党员的意见有不同时，不管谁的对，要以党员的为主，有些意见虽然是一致的，但是，说出来以后，效果却不一样。还有一位主任工程师认为：非党干部的作客思想是党员招来的 + +　　（，他批评党员领导干部对他的使用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举例说：要我随同出去开会，事先都不知道往那里去，去了干什么，也不知道。有时去了不让我们发言，这叫我们怎么树立主人翁思想呢？） + +　　非党领导干部这种有职有责而无权的情况，已使工作受到了损失。有人举了这样的例子：杭州电信局合理化建议试制小交换机，当时长途电信总局二位非党副局长和一位非党副处长决定要把杭州的合理化建议提高、改进以后，在北京电信局试用，但是有一位党员处长不同意，并粗暴地说这是“标新立异”。后来这一位党员处长自己带了工作组出去搞了一套，回部后又花了三十多万元设置了十个交换机发到各局使用，结果有的不能用，有的即使能用，效果也不好。 + +## 和党的政策接触是温暖的　和党员接触是冷淡的 + +　　有人认为：邮电部党与非党合作共事中，普遍的情况是：客客气气的关系，不是诚诚恳恳的关系，和平共处，相敬如宾，不是面对面，心对心。使许多党外人士感到：“和党的政策接触是温暖的，和党员接触是冷淡的。”有人举出这样的例子：在工作中非党员与非党员有不同意见，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但是，和党员研究工作时，即使有不同意见，也没有争论；党与非党干部只有工作上的关系，一走出办公室，党员与党员一道，非党员与非党员一道；非党干部与党员干部同住在一个院子里五、六年，不相往来；有些非党同志在路上碰到党员同志，拐弯就走了。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状况呢？有人做了分析，他们说：非党员和党员交朋友有顾虑，他们怕说错了，提到政治上来，将来被收拾。还有人举了肃反中的例子：有一个非党同志平日爱说怪话，并没有其他问题，但在肃反中被斗争，说他说怪话就是对党不满，对党不满就是站在反革命方面，站在反革命方面，就是希望蒋介石回来，就是反革命，这样还有谁敢和党员来往呢？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许多人还批评了有些党员“骄气十足”“盛气迫人”的思想作风，因此他们认为这也是非党干部不敢接近党员的原因。有人说：党员的脸上虽然没有写上“共产党员”的字样，但是，有的党员你一看就知道他是党员，因为他既不是处长，也不是科长，他可以随便训斥人；有人说：谁不理人了，谁就成了党员了。有一个工友盛气凌人，脾气很大，人家都说他是党员。 + +　　另外，还有人批评了有些党员的老资格思想，他们认为这些人一不懂技术，二不懂业务，三文化不高，四不钻研，五政治学习差，将来他们只好靠历史、资格来领导。 + +## 待遇不公，党员特殊 + +　　在评级评薪、安排使用、生活福利等等问题上，非党员与党员不能享受同等待遇，党员处处特殊。这也是大家揭发的中心问题之一。有人说：调整工资党员调整得多，非党干部五、六年也不调整一次；党员与非党员作同样的工作，党员的工资就高些；有人说：党员提拔起来快，非党员就不然，几次整编，党员处、科长调到下面去就是副局长，而非党处、科长调下去就是副科长，一般干部调下去，是党员就当副科长，不是党员就仍然是个一般干部。还有人说：甚至住房问题也有区别，非党员的房子不管如何挤，如何小，总是不得解决，党员的房子很容易解决；再有人说：一个党员的爱人要求调动工作，不到一个星期就调来了，可是一个民革成员要求解决他爱人的工作问题，不知提过多少次意见，也不得解决。事实上，并不是不能解决，主要因为他不是共产党员。群众认为：这些虽然是小问题，但也表现了某些党的领导上的宗派主义情绪。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3日，原题为：“邮电部干部揭发党内宗派主义　非党干部有职无权 党员干部自视特殊 批评有些党员不懂技术业务，不学习，只凭老资格进行领导工作”。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62.txt b/CCRD/1/3/2/00046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27aa9fce9a6b4bf7532e11bf116fde472ebd946 --- /dev/null +++ b/CCRD/1/3/2/000462.txt @@ -0,0 +1,7 @@ +# 山東省不少地區農村人口外流現象嚴重 + +　　新華社濟南21日訊 秋收以後，山東不少地區農村人口外流。郯城縣泉源區自秋季以來，有八百二十九戶、二千四百七十四人順隴海路西去開封、鄭州、西安、寶雞等地。其中全家走的有二百五十六戶、一千多人。走的人中，有七百七十八戶是農業社社員，其中有二百二十六人是社幹部、黨員和團員。據寶雞市民政局反映：流往寶雞市的山東農民，專門找工礦企業去討乞，遇到蘇聯專家，就抱住專家的腿大哭，影響極壞。鄆城縣從去年秋後到現在，有不少青壯年到新疆去。王沃鄉流往新疆的青壯年有四百多名。玉皇廟村農業社一百九十五名男勞力中，已走了一百一十七人，還有二、三十人準備在春節後去新疆。崔新莊農業社一共三十二戶，現在在家的男勞力只剩下了社長和會計。幹莊二十八戶農民，青壯年已全部走光。招遠縣在去年秋季，也有三百多名青年到新疆去。 + +　　這種外流現象已經嚴重影響到了農業生產和農業社的鞏固。據了解，農村人口外流的主要原因有這樣幾個：（一）部分農民是由於當地受災，農業社減產，分的口糧不夠吃。（二）部分地區，特別在山東南部地區，農民原來就有外出“混冬”習慣，以便省下口糧到明春吃。（三）受到工人生活的影響。如鄆城王沃鄉原有一些到新疆去做工的人，現在每月收入平均在一百二十元左右。玉皇廟村每逢郵遞員來時，總有五、六百元匯款，多的時候曾到二千元。這對農民特別是青年農民影響很大。（四）有些農村青年嫌參加農業生產太累，願意到外面過好日子。（陳雨明）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10期，1957年1月2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63.txt b/CCRD/1/3/2/00046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550ccc1927e304f243940987f3931804c8f8e73 --- /dev/null +++ b/CCRD/1/3/2/000463.txt @@ -0,0 +1,69 @@ +#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五) + +　　<《人民日报》编者>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１３日下午继续举行。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严信民，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王之相，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李伯球，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袁翰青。另外，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吴研因作了书面发言。 + +## 严信民说：大多数党员歧视民主党派谈不到同共产党真正平等 + +　　严信民首先发言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就是解决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平等的问题。因为“共存”和“互相”就有平等的意思，只有居于平等地位，才有当家作主的感觉，才有责任感，才能发挥积极性，好面子的知识分子尤其如此。看起来，现在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只是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离事实上的真正的平等还遥远得很，因为事实上平等的条件还不存在，还没有物质基础。平等的权利是宣布了，民主党派却没有资格去享受这项权利。 + +　　尽管民主党派内部有进步也有落后，但在社会上，在机关、学校，甚至大多数共产党员（更不要说青年团员），都认为民主党派落后，都瞧不起，处处歧视。比如我吧，我是农工民主党的负责人之一，但几年来我从未介绍过一个党员，也从未在机关里提过农工民主党，苦楚可见。当然，民主党派本身有政治思想性不强、组织不健全、干部条件差等弱点，可是它代表性大，高级知识分子多，做这些人的工作很重要。 + +　　总的说来，共产党是强大进步的，民主党派是弱小落后的，在这种情况下谈平等是很困难的。当然，并不要求一切和共产党平等，也不应该这样要求。但现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来了，民主党派要担负一部分政治任务，总得象个样子。否则，不但任务完不成，而且共存也共存不下去。过去统战部对民主党派帮助不少，但在事务上的帮助多，对民主人士上层人物照顾多，对思想上政治上关心少。而且统战工作的面很窄，只听少数人的话，多数人的话很少听。如我自己思想就不够开展，有问题也有意见，但统战部从未单独和我谈过，只有一次李部长和我谈过一下民委的工作，其他个别交谈思想情况就没有了。我个人曾向徐冰、于刚、汪锋等同志要求过个别谈谈，当时他们都答应了，但以后就没有下文。 + +　　对于民主党派的工作，希望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战部门都多关心一些，及时帮助解决问题，不要怕“干涉内政”，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由、平等”，而要多帮助。我觉得今天多帮助，就可以为以后大放手、少帮助创造条件。当然接受帮助是自愿的，谁不愿意也无强制之理。 + +　　应该尽可能地多给民主党派一些本钱，有关理论、政策、时事的文件、党内学习参考资料，也给民主党派一些。还要多给些机会参加些报告会等，以帮助民主党派人士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过去有些活动民主党派也参加了，但人数总是限制得很少，如前不久共产党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农工民主党中央就没有一个人参加，而我们有的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倒参加了。 + +　　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和它工作对象的单位建立经常性联系（如农工民主党就可以和文教、卫生部门），多参加一些有关的会议，得到一些有关业务部门的政策、思想问题的有关资料，以便利各民主党派的工作。这个问题希望有关部门也能当做政治任务看。 + +## 王之相说：统战部要加强同各民主党派的联系 + +　　王之相在发言中，首先提出了加强联系问题，他认为过去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各民主党派相互之间的联系都很不够。譬如，拿最近比较大的问题——整风来说，自从党中央颁布了有关整风的指示以后，我们九三学社的干部问我：我们是否要整风？我说：这个问题要看领导上的指示。他认为象这样比较重大的问题，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事先应该有联系。如何联系呢？王之相认为：这次会上决定恢复双周座谈会，很好，今后类似这一类的问题可以通过双周座谈会联系。王之相还表示赞成建立经常性的党派工作座谈会等制度，他并且希望各省市如有条件也可以这样做。 + +　　王之相还说：现在很希望领导党要从政治思想上、组织上多加帮助。 + +　　王之相还提出了九三学社中央机关干部非常困难，编制不足，尤其是组织发展了两倍，干部还是照旧，希望统战部和国务院人事局联系，帮助我们解决。 + +## 李伯球说：党员有特权思想政协忽视党派工作 + +　　李伯球在谈到有职无权问题时，认为：非党干部在负责岗位上为什么会有职无权呢？往往是因为党的领导和行政领导有矛盾。为什么会发生党的领导和行政领导矛盾的问题呢？一般说来，是因为党员中存在宗派主义思想，如果说宗派主义产生在阶级感情上，不同的阶级出身带来不同的阶级感情，共产党员长期向敌人作斗争，因而有这种宗派主义情绪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情绪经过长期合作共事、互相了解增加了，是可以克服的。但是，李伯球认为：另一更重要的原因是：有些共产党员的特权思想。这种特权思想是过去反动统治阶级的思想。党中央教育党员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共产党员要解放全人类，没有特殊权利，只有更多的义务”，可是，许多党员忘记了党这种教育，机械的用阶级斗争的原则，来掩护他的特权思想；靠着党和党中央、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崇高的威信来行使自己的特权。这样问题就严重了。他还举了这样的例子：天津有一个医院副院长是共产党员，院长是非党员，副院长常常自己决定问题，非党院长批评他，未经大家讨论，他还说：有什么事，我负责任好了。非党院长说：“这样要我干什么”。李伯球认为：这主要因为这位党员不尊重集体领导，特权思想在作怪，这正是宗派主义的最具体的表现。因此，他说：要能做到非党人士有职有权，除建立一些制度保证具体领导以外，还必须在这次整风中整掉这些特权思想。 + +　　李伯球认为今后要进一步宣传统一战线政策，过去对这一政策宣传不够，许多人不了解民主党派的工作。如有一次已故农工民主党副主席彭泽民到广东乡下去看望一位烈属，事后，当地乡干部还问这位烈属，你为什么同农工民主党的人往来？我在１９５４年往四川劳军，有人介绍了我是民主党派，当地的人差一点不把我当慰问团的团员看待，后来，我只得请以后介绍我时，不要介绍我是民主党派，介绍我的政府职务好了。 + +　　李伯球还希望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地方的卫生机关加强和农工民主党的联系。他说：农工民主党很重要的一项任务是：帮助中西医的团结，帮助中西医提高水平。我们同卫生部、中华医学会合作得很好，但是，同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医药卫生组取不上联系。李伯球认为，政协最不重视党派活动，没有发挥统一战线的最高作用了。关于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李伯球认为：过去统战部的工作应该肯定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今天情况不同了，统战内部关系变了，应该改变过去的工作方法，代之以新的工作方法，对民主党派多从政治思想上和工作方法上多进行帮助。现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完全平等、独立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有人强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进行思想改造；有人说：过去的作法都错了，现在应该强调独立、自由、平等，不愿接受领导。李伯球认为：这两种意见虽然形成矛盾，但可以通过讨论加以解决。要在扩大民主生活中，来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体现自己的政治意见，继续进行思想改造，更好地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李伯球最后希望统战部关心和培养他们的一般干部。 + +## 张奚若说：居功自大、知识水平低、经验不足，任务又多又紧是三大毛病的根源 + +　　张奚若说，我要讲的是一个特殊问题，就是关于整风要整的三大毛病，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来源。首先谈谈主观主义。党员的理论学习比党外好，接触实际也多，为什么主观主义还这样多？我的分析是：（一）有不少党员知识水平太低，不够他现在所担负的工作所需要的水平，这当然不是指的一切都不够水平，而是跟自然界作斗争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水平。而不少共产党员在这方面的知识水平确是太低；（二）经验不够。经验是有的，不幸的是情况变化快，工作条件变了，旧的经验常常用不上；（三）情况太复杂，矛盾太多，根据他们那样低的水平，不够用的经验，要应付这样的环境，就增加了更多的困难，主观主义就更难免；（四）任务太多、太紧。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怎样办？有些干部就凭自己的经验、认识、天才去琢磨，这一琢磨就琢磨出个主观主义来了。 + +　　接着，张奚若谈到他对官僚主义的分析。他说，既有上边所说产生主观主义的背景，干部要完成任务，而且要超额、提前完成，怎么办？在实践中他发现行政命令是个“好”办法。官僚主义有好几种：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是事务主义，不抓方针政策。这种官僚主义当然不好，但我以为“其志可嘉”，比不辛辛苦苦的好。另一种是马马虎虎的官僚主义，这当中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没有办法，只好马马虎虎；一种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马马虎虎，更要不得。 + +　　宗派主义，一方面是对党外人士，一方面是对群众。对党外人士，八年以来有其历史背景，有些党员认为“天下是咱家打的”，于是老子天下第一，以革命功臣自居。他们认为：给你一碗饭吃，给你官做就够了，一切不过是为了团结，并不是你真正有什么本事。”因此，他有事情就照他的办法办，正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有些党员对群众，当非请教、合作不可时才请教、合作，不然，就拿出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哲学来用一下。这样久而久之就脱离群众。 + +　　张奚若说，除了上面那三个主义外，还有一个教条主义。有些人知识水平低，经验不足，为了解决问题，想不出办法，就搬教条，搬苏联经验，依靠教条解决问题。对某些党员来说，教条成了他办事的唯一蓝本。教育部许多工作没做好，教条主义之害实在是“大矣哉，大矣哉”。 + +　　对于这几个主义的来源，我总结起来是由于：许多党员居功而自大；知识水平低，经验不够，旧经验不能用；任务又多又紧，没有办法。结果，就只好靠三大主义办事了。先拿教条主义武装起来，再拿行政命令执行教条，拿宗派主义保护教条。 + +　　张奚若又说，党外的帮助也是很重要的，可以起些作用，但是，如果要帮助得好，共存得好，各民主党派还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不然，跟都跟不上，老掉队还能监督、帮助吗？古人说“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未之有也”。 + +## 袁翰青说：统战部不能根据不同特点具体帮助各民主党派 + +　　袁翰青说，刘少奇在共产党“八大”的报告中曾谈到民主党派对他的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应该起三方面的作用，即：代表、联系、帮助改造。九三学社在这三方面都做得不够，但联系和帮助改造还做了一些，如何代表成员的利益和要求就做得很少了。作为一个党派而不能代表它的成员的合理要求，所起的作用就大大不够。这点九三学社本身要负责，但统战部的提醒也不够。今天国家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和知识分子本身的要求基本上是一致的，知识分子主要是要求能够发挥自己的力量。在这方面有些要求是合理的，但民主党派不能代表和支持这些要求，最近医药卫生界有这样的反映：“做医生的一只脚在医院，一只脚在法院”“只有不是的医生，没有不是的病人”。民主党派在处理这类是非问题的时候，也常常把责任放在自己的成员身上。这就不能使民主党派成员感到组织没有给他撑腰。还有，一般人对“代表”的看法，仅仅理解为是要考虑民主党派成员的政治地位，实际上知识分子要求的是合理的工作条件和制度，而不是地位。 + +　　统战部对各民主党派的看法有些一般化，对各民主党派的特点了解不深，因此，不能根据不同的特点和要求进行深入具体的帮助。 + +　　近来，民主党派成员反映兼职过多的颇不少，九三学社中也有相当多的人兼职过多。民主党派是否可以有权帮助它的成员减少兼职工作？ + +　　除了以上问题以外，袁翰青对这几天大家反映民主党派的干部不安心工作的问题，和认为民主党派是“带病延年”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在民主党派机关中做工作，九三学社有些同志就认为很有意思，很有兴趣，并不是所有的干部都不安心工作。这个问题，一方面要靠各民主党派自己进行教育，一方面要造成社会舆论，人民日报能不能写点社论，说做民主党派工作、做人的工作很重要。也可以写写“民主党派应当代表他的成员反映合理要求”的问题。他又说，对于“带病延年”的问题，我的体味不是如此，各民主党派正是青壮有为的时期。比如九三学社社员去年就增加了五倍，怎么能说是“带病延年”？尤其到下面看看，各省的分支机构劲头大得很。因此，我说，这四个字不符合全面情况。 + +## 吴研因说：对知识分子统上也要统下发掘中小学教师中的状元 + +　　吴研因在书面发言中谈到有职、有权、有责的问题时提出：这里面也有称职和不称职的问题存在。如果称职，自然应该有权，如果不称职，那就只好无权无责了。不过，我认为不称职就不应该让他有职，如果不称职又让他有职，又不把权交给他，或者把权交给他，他也掌握不了，这都是不好的。另一种情况，有些本来还称职的人，如果无权无责成了习惯，一旦把权交给他，要他负责，怕也好象缠久了的小脚，一旦开放，也不能象天足一样大踏步前进。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吴研因认为最好把职调整一下，能做主角的，就让他做主角，否则就让他跑龙套或者干脆不要他在台上。如果说，有些民主人士，对国内和国际有些作用，不能不特别照顾，我认为这在解放初期是说得通的。但是，现在解放已久，有许多向来无名的人才，已经在台上显露头角，为国内或者国际所知名了，用不着再把那些小脚放在台上跳加官。总而言之，原则上民主人士和党员应该平等待遇，不论是谁，称职的就让他有权有责，不称职或者不能掌权负责的，就让他无职。否则民主人士被优待，总不免令人不安心，甚至有不平等的感觉。 + +　　关于统上和统下的问题，吴研因认为：统上，统代表性人物，当然是对的，五百万知识分子，怎么能个个去统呢？作战要“擒贼先擒王”，统战要“统下先统上”，这是一定的道理。但是，要注意行行有状元，把各行的状元统起来，不要把别行的状元当这行的状元来统。例如中小学教师和一般知识分子，他们也有状元，如果把大学教授和高级知识分子当他们的状元，就是张冠李戴，他们是会有意见的。因此，我主张对中小学教师和一般知识分子，要发掘他们的状元，把他们的状元统起来，过去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是统了一些的，但是，统得太少了。尤其是在农村的，不但没有去统，甚至由于区、乡干部没有文化，不了解知识分子的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还在走相反的路，歧视、打击他们。因此，今后必须对区、乡干部做宣传教育工作，把情况改变过来。 + +　　关于人事安排问题，吴研因批评了人事部门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他认为许多问题都是由于人事部门存在这些毛病而引起的。人事工作很难做，不能粗枝大叶，但是有些人事部门却做得很不好，例如把英文文学专家，分配去做普通图书馆员，把学航空工程的，分配去当汽车公司售票员……有人称它为“乱点鸳鸯”，真是十足的官僚主义，他们还强调服从分配，不顾风土人情，夫妻关系；强调干部要在岗位上培养，不知道有些太不成话的干部，培养了好多年也难成材，并且，还耽误了机关工作，这就是教条主义。因为人事部门存在这些主义，所以往往由于人事安排不当，严重妨碍了统战工作。今后要做好统战工作，首先要做好人事工作。要做好人事工作，对人事部门整一下风是必要的。 + +　　 ---- 原载1957年5月14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民主党派负责人继续提出意见 批评统战部对各民主党派帮助不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64.txt b/CCRD/1/3/2/00046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062628e5498bf79b7e78e1bf5f4c992cb2894bc --- /dev/null +++ b/CCRD/1/3/2/000464.txt @@ -0,0 +1,17 @@ +# 北京农业大学教授继续揭发宗派主义官僚主义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１４日夜，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副教授们在该校中共党委会召集的座谈会上，继续揭发该校党组织和行政领导方面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数学教研组女教授齐植朵面对着施平副校长说：“我们之间的墙是双方搭起来的。我已经想了又想，我要先动手来拆。但是我又想，如果我已经拆了一段而对方还没有拆，我要把拆下的砖再堆上去。”她说，我到北京农业大学已经好几年，施平副校长也已经来了好几年，可是施副校长同教授见面竟如路人，连“点头关系”都没有。农业经济系教授王毓瑚说，吴亭教授曾形容农大党群之间的这堵墙象复兴门的城墙那样厚，我还要再补充一句，在这堵城墙的后面还有着“护城河”。要拆掉这堵墙党员应该先动手。 + +　　兽医系副教授罗仲愚说，年轻同年老教师间的团结问题，实质上也是党群关系问题。他说，如果年轻和年老教师都是党员或都是群众，就没有问题。如果助教是党员，老教授是群众，那就要出问题。助教就会看不起教授，这样谈领导是不可能的；年轻同年老教师之间不存在团结、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而是“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罗仲愚说，要解决这个矛盾，首先就得使老教师受到尊敬，给老教师一点“权”，如选择助教之权，分配毕业生时提意见之权，等等。 + +　　刘海蓬副教授列举事实，批评了北京农业大学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他说，去年评工资时，领导方面是“捧着一部分人，压制着一部分人”。我自己就是被压制的一个。这当中就有宗派主义问题。李静涵教授认为，北京农业大学的宗派主义主要是“爱恶不分”，他同意评工资中有人受到压制的看法。他还举出学校学报刊登文章的宗派主义的事实。他说，学报对某些人的文章是拒绝刊登的，什么原因，很难理解。 + +　　“北京农业大学的官僚主义是同高等教育部分不开的。”这是畜牧系副教授张仲葛的看法。他说，北京农业大学因为工作复杂，给配备了三位校长，但是有的校长“不务正业”，而忙于去参加一些外交性的活动。他说：“高等教育部为什么不考虑精简一下他们的活动，而规定一些他们必需做的实际工作”。 + +　　给领导提了一大堆意见到底会不会得到结果？这是到会的人们关心的问题。翻译室主任傅子祯说，过去给领导提意见一次又一次，得到的反应是“大家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以后就完事了。 + +　　座谈会结束时，主持会议的党委书记施平副校长说：“这次整风绝不关起门来整，两天的会议，就是我们整风的一部分。以后也还要请大家帮助整。我们要一直整到北京农业大学今后的工作有了明确方向为止，整到大家满意为止。”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65.txt b/CCRD/1/3/2/00046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7544ee3ee01d41741c1759fadc88b0bfb0278f4 --- /dev/null +++ b/CCRD/1/3/2/000465.txt @@ -0,0 +1,9 @@ +# 北京师范学院邀请民主党派教职员座谈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中共北京师范学院工作委员会于１４日下午邀请本校民主党派教职人员，座谈学校内部的矛盾。到会者对于学校党同群众之间的关系以及学校领导工作，提出不少意见。许多人在发言中说，北京师范学院党同群众之间的关系不够正常，存在隔阂。林传鼎教务长说：校务委员会除他而外，都是共产党员。党同行政工作的配合或多或少也有问题。学校里对于非党干部在某些问题上还不能同党员一样相待，例如学校要求对于学生要全面负责，但是，系科主任如果是非党干部，就不能看学生的档案材料，不可能知道学生思想等各方面的情况。这种情况不是北京师范学院一个学校的问题，其他学校也都存在这个问题。林传鼎在会上也谈到教育部个别党员领导干部有特权思想，他说，教育部高等师范教育司司长李宾的爱人到北京师范大学任学前教研组组长，根本没通过任何手续，也未征得校长的同意，是走私进去的。他说：那时他还在北京师大任副教务长，为这件事他曾经提出过意见，并且给教育部柳湜副部长去过信，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反而引起些不愉快。有些教师说：党员同群众之间平时很少接触，谈心。中文系讲师向锦江说：党员和群众之间不是亲密无间的，而是有隔阂的。党员和群众之间没话可说，没有共同语言。 + +　　会上，有些人还谈到学校领导对于教师的培养、用人等方面的意见。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该校民盟、民建、九三学社和民革的盟员、会员等十余人。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66.txt b/CCRD/1/3/2/00046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fbcdc2c2b0d83cbcc304aa38341504b07f63f1f --- /dev/null +++ b/CCRD/1/3/2/000466.txt @@ -0,0 +1,21 @@ +# 成都大专学校教师对“放”的顾虑 + +　　<周祖佑> + +　　新华社成都14日讯　成都市各高等学校已开始传达和组织学习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据了解，教师们要求“放”的呼声很高。他们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揭露学校中过去存在的矛盾以及解决这些矛盾。川大教授张默生认为，我们这里不是“放”得够不够的问题，而是没有“放”。党提出这一方针后，学校连一般号召也作得不多。 + +　　教师们对“放”有着不同的顾虑。 + +　　一、怕教条主义出来阻碍。川大有的教授说，教条主义像无情的风雨会妨碍百花齐放。教授陈思岭说，怕“围剿”是不敢放的根本原因。教条主义批评太厉害，打不死也会五痨七伤。这些顾虑与前一时期四川文艺界对“草木篇”的批判是有关的。有的怕“放”了，被当典型。有的教师在对学校工作提出意见后，还特别声明，不愿公开发表。 + +　　二、观望。看学校领导是否准“放”。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教师们对学院领导人作风不民主等问题，意见很多，但是，现在都不大愿提，想看看火色，等待领导上表明态度后再说。 + +　　三、有的教师认为自己不是知名人物，不敢随便“放”。“放”出来也不会受到人重视。 + +　　各高等学校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也不一致。有些学校领导人承认学校存在内部矛盾，准备虚心听取意见；但也有学校的领导人持不同的态度。四川医学院党委负责人认为群众对党委意见不多，事实并非如此，如该院教授黄克维对党委就有意见，他曾写过一篇关于中医问题的文章，受到党委的批评。他说：这样做，怎能“放”呢？四川日报记者最近去访问他时，他只是一般地表示态度，拥护毛主席讲话。而文汇报驻成都记者访问他时，他就把这些意见都谈出来了。 + +　　有的学校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理解不深，不知道该怎样办。四川医学院和西南音乐专科学校负责人曾向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提出“如何放”的问题。 + +　　有的领导人对“放”有顾虑。怕自己吃不消。四川师范学院院长吉哲在5月3日传达毛主席讲话时就打了折扣。他原来宣布要讲十二个问题，后来与校党委办公室研究一下，怕把罢工、罢课等后四个问题谈了，影响太大，结果就只谈八个问题，学生们很不满意，纷纷要求再谈，吉哲无奈，只得在当天夜晚草率地把后四个问题谈了一下。他在传达中，对“思想改造”强调得多，批判得多，而对“放”的问题却谈得不够。在谈到“百家争鸣”问题时，他也是偏重于批判方面。 + +　　 来源： 1957年5月14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67.txt b/CCRD/1/3/2/00046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233f3eb9ab72a98bcd332635f6e5a2e5a396c7d --- /dev/null +++ b/CCRD/1/3/2/000467.txt @@ -0,0 +1,9 @@ +# 成都某些高校领导缩手缩脚： 教授们想放未放，中学教师开始倾诉衷肠 + +　　<《文汇报》编辑部> + +　　（本报成都13日专电）据熟悉此间高教界情况人士谈，目前成都高教界仍然是高墙未拆，沟壑未平，教师在看领导党团员和报刊的态度，有些教师还希望高级党委负责同志也能像京沪一样的和教师们畅谈。最近在成都某些高校中发生的一些令人不能满意的事情，使得教师怀疑学校领导好像这一次没有过去搞运动那样劲头大，甚至有点缩手缩脚。四川大学党员副校长谢文炳，向全校教职员传达省宣传工作会议的精神时，强调学校成绩是基本的，官僚主义在改进。5月6日谢文炳又在四川日报发表文章说“党外知识分子在对待党的问题上，是不是也存在着一定的宗派主义情绪，也是值得他们很好检查一下的。”成都工学院许副院长（党员），5月8日在全院教职员会上传达时，不适当地加了一些解释，同时他在提到有关高级知识分子问题上，语气中带有嘲讽意味。四川大学一些教师说，并不是成都教师胆子小，而是顾虑没有保证，仅是空洞地谈理论，不能解除教师怕“零存整付”、将来算总账的顾虑。还有教师说，四川大学党委，最好拍胸膛，或是在校刊上写文章表示态度。四川大学、成都工学院某些教师反映；能否解决问题，关键在于领导的态度是否坚决热诚。四川大学、成都工学院的领导虽又作了补充报告，但群众还有疑虑。成都工学院的负责同志补充报告提到中级干部要作好思想准备，但大家却理解为各级领导都要进行检查。有一教师说，这个办法我赞成，但学校高级领导要先走一步，不能“一锅煮”，一锅煮是煮不熟的。 + +　　（本报成都11日专讯）屋檐水能滴穿石头，希望畅所欲言，帮助领导认识错误，推倒人为的“墙”。中共成都市委第一书记廖井丹在接见部分中学教师时表示，党一定给大家撑腰。座谈时教师倾吐了内心话。第六中学刘恕说，这里（指市委）本来我们应经常来，但从没来过，这就是矛盾，感谢毛主席一阵春风把我们吹来了。教师们拥护党，但与党员谈不拢，学校领导不喜听人提意见，对看得惯的人锦上添花，看不惯的一棍子打死。第十一中学林柏渊说，校长处处特殊化，不和教师共甘苦，群众不满，总务主任就辩护说，校长革命功劳大，不能和一般教师相等。如有人提意见，就被扣上平均主义的帽子。第七中学熊万丰说，学校在讨论安排教学问题时，有教师发言不合校长口味，他就批评这是落后与先进思想的斗争，是革命与不革命问题，吓得教师不敢再讲。学校在选人民代表时，校长说名单是区委指定的，后来教师才把这外事告到区选委会去。目前成都各中学还是冰冻初解，大家要求迅速改变这情况。 + +　　 ---- 原载1957年5月14日《文汇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68.txt b/CCRD/1/3/2/00046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fa4556bf1be17a0506839e9b2af3c1424751347 --- /dev/null +++ b/CCRD/1/3/2/000468.txt @@ -0,0 +1,31 @@ +# 出版界老前辈们座谈出版工作 + +　　<新华社> + +　　本报新华社特约稿文化部１４、１５两日邀请出版、印刷、发行方面的老前辈们座谈，他们对文化部和各出版社的领导工作提出许多批评和建议。 + +## 丁晓先：编辑在出版工作地位没有得到重视 + +　　出版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是发言中接触较多的问题。中华书局古籍编辑室的丁晓先说，编辑在出版工作的地位，没有得到行政领导上应有的重视。比如，现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的章锡琛，曾用五个月时间完成了六百多万字的资治通鉴的校对工作，他每天工作很长时间，对资治通鉴的出版工作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他竟没有被选入文化部先进工作者的行列。丁晓先说：是不是领导上因为照顾他高龄，而不必同年轻的党团员凑在一起呢。 + +　　丁晓先说，许多年纪大些的编辑人员如果稍稍讲些有意见的话，就会被党团员和行政管理人员们奚落或训斥一番，直到整风开始以后情况仍然没有改变。如最近古籍编辑室的编辑人员为了工作方便，不同意管理科把从编辑室到资料室　的必由之路遮断。但是１３日书局里的黑板报上竟刊出了一千六、七百字的长文批评这些提意见的人。长文中写道：“老先生们不要倚老卖老，抱着特殊思想。请看共产党人为争取人类解放而英勇牺牲，他们的功劳比老先生们大得多呢……”。 + +　　章锡琛说：现在教员批评高教部领导上的三大主义（即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在中央机关部门中不数第一也算第二。我看文化部领导上的三大主义不是第二也数第一。他在谈到宗派主义时说，他的老朋友孙伏园担任出版总署图书馆长时，受到一位党员副馆长的歧视。孙伏园的身体不好，但经常被要求作检讨，而且检讨愈多，受到的批评也愈多。章锡琛为了孙伏园的事情向领导上提过意见，但却因此被扣上“落后分子”的帽子，从此不仅党员不接近他，连民主同盟盟员也不接近他。 + +## 戴孝候：为什么谈到商务印书馆的优良传统、就要被扣上“反对社会主义”的帽子。 + +　　商务印书馆的戴孝候说，在商务合营的时候，原商务印书馆的职员曾谈到这个印书馆的优良传统。但是表示这种意见的人在思想改造时竟被扣上“反对社会主义”的大帽子。他说，这是以对敌人的办法来对待同事。去年以来情况虽有好转，但领导上对原商务印书馆的良好经验（如综合经营等）仍然不予重视。戴孝候指出，目前在商务印书馆中，有经验的编辑人员所余无几。印刷人才也逐日减少，后继无人。他建议招收初中、高小毕业生成立印刷技术传习班。他还指出，应该重视民族形式的印刷装帧方法。章锡琛也认为，不应轻视木版书的印刷工作。 + +　　许多人还对出版局规定的选题计划制度提出批评。章锡琛批评制定选题计划时只是主观地规定书名，制定计划时凭主观规定每年出版数增加百分之多少。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卢文迪认为，应由出版社在了解作家创作情况的基础上来定选题计划。未列入选题计划但确有学术水平的著作也应准予出版。 + +## 金擎宇：不适当地强调保密、使很多地图不能出版。 + +　　地图出版社的金擎宇批评了因机械地强调保密而限制地图出版的情况。他指出，由于有些部门不合理地强调保密，目前各界迫切需要的省、市地图不能出版。地图出版社想要出版北京市地图，但国家测绘总局却要求把门头沟从这个地图上删掉，理由是：门头沟是工业区应当保密。金擎宇说：门头沟是北京市人所共知的公共汽车的一个起点，连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的北京游览图中都画得清清楚楚，不知道为什么非让我们删去不可。 + +　　关于出版事业的体制，也引起了讨论。中华书局的张静庐主张，出版、印刷、发行三个环节应紧紧结合而不应各自脱节，其中出版是主要的。他说，中国从唐、宋到解放前一千多年以来，一直是出版、印刷、发行一体。张静庐还说，当然这三者也可以分开，但必须具有分的条件，现在的问题是客观条件不够就冒然强调分工分业，因而造成不少混乱。青年出版社的贾祖璋认为，由于现在把发行工作全部统到新华书店，新华书店又不可能全面地掌握供需情况，工作中势必产生盲目性，因而又缺又滥已经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形成为一个“法则”了。卢文迪等认为目前出版社按专业分工是有好处的，但问题在于分得太细、太死。应该有的没有，不应有的又太多。 + +## 卢文迪：现在领导出版的人不懂业务，只好教条主义地发号施令 + +　　许多人在发言中，要求加强对出版业务的领导，提高出版质量，加强科学研究。他们批评文化部和出版社的行政领导人没有能够把出版业务切实地领导起来。地图出版社副总编辑曾世英说，出版工作是个既需科学又需文化的工作。但是目前的情况是“科学工作没有科学，文化工作没有文化”。卢文迪建议文化部研究出版社的性质。他认为出版社作为一个文化企业部门，不能同衙门或一般的企业单位以及科学研究机关相混同，出版社应当由谁来办值得研究。他说，现在领导出版的人不懂业务，只好教条主义地发号施令。他主张出版社内的出版业务应由编辑领导。青年出版社的顾均正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党员完全可以领导出版工作。问题在于是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来领导。党员党性强不应表现在摆老资格和居功自傲，而应表现在他有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钻研业务的精神。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69.txt b/CCRD/1/3/2/00046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2d10e0026288ee3d57a351e7e83483e73b298a5 --- /dev/null +++ b/CCRD/1/3/2/000469.txt @@ -0,0 +1,21 @@ +# 发动全国教师帮助教育部整风 中共教育部党组订出五项具体办法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１４日，中共教育部党组负责人招待记者，谈关于发动全国教师、地方教育行政干部、学生家长及有关各方面社会人士帮助教育部党组织整风的问题。 + +　　党组负责人说，我们要整好风，除去自己下最大的决心以外，还必须得到各地中小学校、师范学校、高等师范院校、幼儿园及职工业余学校教师，教育行政干部，学生家长及其他方面人士的帮助。由于我们的领导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与全国教育界广大群众之间，存在着一堵墙和一条沟。如不拆掉墙，填平沟，就不能充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不利于教育工作的发展。现在就要拆墙填沟，我们热诚地欢迎他们对教育部的领导进行批评。希望大家能本着“放”和“鸣”的精神，充分揭发我们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帮助我们很好地认识问题。 + +　　关于如何发动教师、学生家长和其他各界人士对教育部的领导方面提出批评，党组负责人提出五点措施： + +　　第一，教育部继续采取有效的办法，征求教师、教育行政干部以及专家对学制、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的批评和意见，以便进行修改它们。 + +　　第二，教育部已责成教师报，组织教师和教育行政干部对教育部工作进行批评和提出建议。同时也欢迎其他报纸，能帮助我们进行这项组织工作。 + +　　第三，教育部准备有计划地组织一些座谈会，邀请教师和教育行政干部座谈各方面的问题。此外，还准备组织一定的人力到地方去征求意见。 + +　　第四，教师、教育行政干部、学生家长以及其他各界人士对教育部工作有意见，也希望直接写信来。 + +　　第五，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在发动教师、干部提意见时，同时也请发动他们对教育部的领导提出批评和意见。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70.txt b/CCRD/1/3/2/00047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54aef598646acfaadf3ffd5396899172cfd4feb --- /dev/null +++ b/CCRD/1/3/2/000470.txt @@ -0,0 +1,5 @@ +# 江苏省信敎人数剧增 + +　　新华社南京14日訊 江苏省一般农村集鎮，过去对三教九流大都由公安部門或民兵管理，采用的方法一般用行政命令約束，很少宣傳宗教政策。“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后，“压”的方法不行了，但干部們又不会講道理，只好退出思想陣地，神父們却在到处宣傳宗教信仰自由。邳县一个神父写信給沛县的長老，請他帮助發展組織。几天之内，發展了二百人。松江、奉賢县过去信仰宗教的有七百人，現在發展到七千人。东海县信仰宗教的原有九百人，現在增加到五千人。东海县有三个村庄还有中共党員和青年团員、干部家屬参加天主教。有一个村干部还帮助入教的人写介绍信。一个中共党員1947年入党以来，沒有繳过党费，参加天主教半年，倒繳了三元錢会费。（徐文）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203期,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四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71.txt b/CCRD/1/3/2/00047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148c11c0d556c2f4da0791754024004ecd47da8 --- /dev/null +++ b/CCRD/1/3/2/000471.txt @@ -0,0 +1,57 @@ +# 清华园里百余教授开怀畅谈　不该用搞运动的方法办教育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昨天晚上，邀请全校一百多位教授、副教授举行了座谈。许多教授、副教授提供宝贵意见，帮助学校党组织进行整风。 + +## 欢迎党的整风 + +　　清华大学整风已经开始了。全校教授都表示欢迎，并愿意积极帮助党组织进行整风。何成钧副教授说，作为一个非党的知识分子，对于党的整风，一方面感到兴奋，一方面又怀着感激之情。我们知道，没有党的领导，什么也不会有，这是很清楚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工作中也有缺点，如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就是。党的整风，就是为了克服这些缺点，将使党更加坚强有力。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是整风的重要课题。我希望党委对整风要求放高些，不要满足于已有的成就。 + +## 用青年运动的方法搞教育 + +　　习惯势力，有时使人思想僵化，一时扭转不过来。建筑系张守仪副教授说，学校领导方面，只会用搞运动和行政命令的方法解决问题。陈梁生副教授说，学校教育工作方法应该是和风细雨，不是狂风暴雨。例如修改教学计划，不是一个运动能解决了的，对某一个问题需要仔细的具体工作。 + +　　李欧副教授这样说，什么习惯势力是清华的特点呢？用搞青年运动的方法来搞学校教育，这就成了清华的特点。这个特点有三多三少。三多三少是：搞运动多，细致工作少；任务贯彻多，商量少；关心青年多，关心中年以上的人少。学校搞运动，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然，有中心是要得的，但是不能把经常工作冲破了。所谓贯彻多，也就是指搞运动的手法，上面布置，下面贯彻，没有什么商量。学校考虑学生的问题是对的，而对教师的问题考虑得就太少了。 + +　　电机系教授章名涛也说，清华目前学术空气还不够，这是否和党的领导作风有关系呢？过去党习惯于搞运动的作风，习惯于用这一套办法，现在值得考虑。 + +## 连吃饭都不愿坐在一桌上 + +　　党同群众之间是有一道墙的，应该拆墙。有的党员负责同志，脱离群众，走在路上，见到其他同志却不大理。这是为什么呢？万嘉璜副教授说，有的年青的党员，还为这个事情作解释。他说，“因为负责同志很忙，在走路时也思考问题，所以没有看到你！”这样，就只能造成隔阂。还有，在吃饭的时候，党员和非党员在一起，正是党员接近群众的好机会。可是，却不是这样。党员吃饭在一个桌子，非党员在一个桌子，好象连吃饭都有阶级性似的，影响很不好。自然，也有些党员同志很好，碰见面能好好谈谈。张坚教授说，党对非党群众关心少，商量少，只要求工作。 + +　　李鹤云教授说，有的党员同志眼睛望空中看，有时甚至在楼梯上碰面也不打招呼。过去是师生关系，但今天也冷淡了。是否入了党就比别人高了一级？有的本来是我的学生，现在也不理我了，真是六亲不认了。有些后起的党员比老的架子还大。机械制造系教授金希武说：我觉得学校新老教师之间的关系还不够亲密，不够诚恳，不够尊重。有些年轻教师对老教师还存在着敬而远之的情况。同时因为学校对教师们照顾的情况不一样，也影响了教师之间的团结。有些教师一入党后，路上碰见也不再点头了。 + +　　水利系陈梁生教授说，没有看见过党员在公开场合大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些党员只谈原则，但不愿做具体工作，我们系里就有这样的党员。建筑系莫宗江副教授说，有人对党员或对某草案提出意见时，党员不是听别人说，而是向别人解释一番，后来大家就不提意见了。党员和非党群众日常生活中不在一起谈心，只有在讨论问题才在一起，都是很严肃。我们系的党员，不是在群众之上，也不是在群众之中，而是在群众一边。建筑系辜传诲教授说，学校对非党的领导干部关心和照顾不够，有些处于三不管的状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过去还注意了一下，也象墨花一现过去了。马约翰老教授和陶葆楷教授都认为党和非党同志都要主动接蚀，对团结才更有帮助。许多教授都提出了改进党群关系的意见。 + +## 党外干部有职无权 + +　　水利系黄万里教授说，有职无权，是个普遍现象，象不成文法一样，大家习惯了，也不感觉什么，更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张任教授说，有职无权可以这样来比喻，参加施工的多，参加设计的少。例如送到国外去深造的名单，不是由教研室主任签名推荐的，而是由上面提出来的，不能说上面没有调查研究，但总不如教研室主任知道的详细具体。这些名单提出来以后，也没有很好讨论，教研室成员提级问题也是如此。充分发挥各教研室成员的积极性，需要使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有职有权，不仅让他们参加施工，而且也要他们多多参加设计。 + +　　李辑祥教授说：我觉得清华党群关系虽然不象铜墙铁壁，但问题还是有。例如在有职有权这点上就还做得不够，党有的事管得太多了。如教研组是个教学工作单位，但是工作权限就不够。 + +　　董树屏说，我认为清华的党和行政之间的工作关系还没配合得好，还有一定的距离，有些事情只通过党委，没有通过行政，缺乏研究，缺乏讨论。 + +## 多商量、多信任、多帮助 + +　　动力机械系副教授方崇智说：我认为党对高级知识分子主要应多和他们商量并信任他们。目前清华党群关系一般还融洽，但党对教授们多少还有点看成外人。我举几个小例子来说，例如有外宾来清华参观时，学校限制教授们不许用外文直接和外宾交谈。又如教授们给苏联专家送些礼物时，也一定要经过系秘书，这实际上使教授和苏联专家不能够更亲密一些。例如高等教育部曾再三声明，限制教授们不能直接和外国直接联系，这也值得考虑。 + +　　机械制造系教授王遵明说：在百家争鸣的今天我觉得清华大学领导上虽然辛辛苦苦，但对某些方面开展还很不够。如在提高教学质量方面，首先学校领导上对青年教师和老教师业务水平的提高就都重视得很不够。清华在院系调整的时候，有６０％的教师被抽调出去了，现在教师们的教学任务很重，领导上应该替教师们很好地打算，使他们再提高一步。 + +## 教条主义还很严重 + +　　清华大学的教条主义是很严重的。何成钧副教授说，在第一次口试的时候，有的同学反映，班上许多同学要争五分，几个晚上睡不着觉。我就同团的干部谈这个问题，应当很好解决。团的干部却说，“苏联也是的”！这就搁下来了。有的事是很令人伤心的事。有一次，我同系里的秘书谈教学工作中的问题。我讲了应该怎么办，可是系秘书说，不能照你的办，不行！后来，我发现他又按照我的意见布置工作。我问，为什么这样？他说，已经问过专家了。有的党员甚至说，你们不要听党外人话，听我们党员的。 + +　　形式主义的思想工作 + +　　许多教授都说，学校的思想教育工作，有些形式主义。大家在政治学习讨论时，先找结论，然后向结论迈进。但是，这样不能解决问题，人不说真心话，问题讨论得也就会不彻底。还有，政治学习也分甲组、乙组，也分了个等级，不知道分开学的目的是什么。党培养了一些积极分子，可是，有的积极分子在群众中的影响却不太好。这种积极分子是怎样产生的？值得研究。水利系黄万里教授说，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显得枯燥无味，不能把思想教育工作融化在学生日常生活中去。我们既反对公式化的电影，也反对枯燥无味的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希望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能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富有诗意，富有诗境才好。 + +## 不该有“全国第一”的看法 + +　　清华大学中，有些人有全国第一的看法。何增录教授说，其实，清华大学有些也不一定第一。我们应该好好去学学别的学校，要学的还很多。比如图书馆工作，现在就没有分类目，书借出去也不晓得。提出了改进图书馆工作的建议，有的领导同志也听不进去，认为清华什么都好，图书馆还能不好吗！王遵华说，清华开展“百家争鸣”慢了，搞得比别的学校又差，希望领导方面检查一下。现在，领导方面好象没有什么，有些自满。有的教授说，清华大学推行先进集体，有什么好处呢？别的且不说，先进集体评选的经过，就是最大的官僚主义，因为领导方面只靠汇报，而没有深入实际了解情况。 + +　　教授们对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学校行政领导工作，以及学校党委制和教授治校问题，等等，也都提了很宝贵的意见。 + +　　清华大学昨天的座谈会，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教授们还有许多宝贵的意见，将在以后继续提供出来，帮助清华大学党组织的整风更深入一步，提高一步。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72.txt b/CCRD/1/3/2/00047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18bdcd4534508edad728eaabcf36774415d7142 --- /dev/null +++ b/CCRD/1/3/2/000472.txt @@ -0,0 +1,17 @@ +# 上海卫生部门墙沟纵横， 医务界人士严予指责要求改善 + +　　<《文汇报》> + +　　（本报讯）参加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的医务界代表，14、15两日举行座谈，对上海市卫生局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 +　　上海市儿童医院院长富文寿说，卫生局内部的党与非党关系不好，我们被领导的医院的工作也不可能做好。现在卫生局许多非党员的局、处长都是有职无权，说话不算数的。有一次我问妇幼处处长看了我院急症室的拥挤情况后，有何感想，她很为难地说，这个情况反映给上级知道才好，我听了觉得很奇怪，难道处长不能解决吗？原来她没有权力，苦闷得很。 + +　　大家对卫生局的主观主义、不懂装懂、自作主张的做法很有意见，第一公费医院外科主任夏其昌批评卫生局推行划区医疗后，主观地要第一公费医院与市立第六医院对换院址，硬要第一公费医院从400多张床减为200多张床，负担的医疗任务却没有减少，而市立第六医院床位又要不了那么多。对换结果是损失了不少床位。请问根据什么这样做的呢？化验界前辈李元白很激动地说，解放后，因为身体不好，无法继续担任教学工作，曾向卫生局申请开业执照，可是几年也没发下来。直到去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全市化验所改公立时，他的化验所还是无照开业。李元白说，卫生局不发执照，反而把我喊去训一顿。我想一个科学家落到这般地步，怎么能不灰心呢？ + +　　谈起卫生局人事处的官僚主义作风，代表们都很愤慨。第二公费医院内科主任余霖说，黄浦区这样大一个区，连仁济医院在内都不设小儿科，第一公费医院小儿科医生几乎比科里的病人还多。儿童医院院长富文寿要求卫生局人事处深入检查，纠正那种一家笑、万家哭的片面做法。去年卫生局要在第六医院设立小儿科，四处调人，不经第四医院儿科主任（人在无锡）同意，就抽走了两个医生，又向南洋、儿童、红十字会等医院调儿科医生。这样做的结果是建立一个科，拆掉了三个科。儿童医院曾经费了很大力气找到了一位儿童外科主任，要求卫生局给两个主治医生，申请了二年，没派下来；因而至今还不能对外开放病床。 + +　　卫生局对各医院的非党院长很不尊重，因此无法发挥他们的积极性。院长的权限越来越小，根本无法全面安排医院工作。南洋医院院长顾恺时说，有些事做好了才来征求我的意见，有些事情估计我会有意见的，他们就干脆不问我。相反的，人事科却权力很大。 + +　　富文寿、粟宗华说，卫生局该管的不管，如科学研究委员会、中医学术研究委员会都形同虚设，只开了一、两次会就没下文了。不该抓的反而抓得既多又死。不久以前卫生局发过一个治疗梅毒的指示，规定治疗方法：第一期打多少针，第二期又怎样治疗，这种做法完全是把专家看得一钱不值。卫生局这样大事不抓，小事滥抓，怎么叫下级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呢？ + +　　 ---- 原载1957年5月17日《文汇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73.txt b/CCRD/1/3/2/00047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96f3c9b7db2ae4b4af69b19f064f5238f85306e --- /dev/null +++ b/CCRD/1/3/2/000473.txt @@ -0,0 +1,7 @@ +# 四川成都、江津等地曾發生大、中学生自杀和神經失常事件 + +　　新华社重庆２３日訊 去年下学期以来。四川成都、江津、合川、內江、自貢、南充、篷溪、西昌和瀘州等地都先后發生大、中学生自杀和神經失常事件。江津專区自杀的学生最多，共有十二人，其中已死一人，有四人現住医院，其他都因發覚早而自杀未遂。十二人中又以江津县第一中学最多，共有七个。自貢巿也有三个。 + +　　这些学生自杀的原因据説有三：一是因为失恋，一是因为学習赶不上，再就是家庭生活困难，特別是在遇到以上的問題而又受到批評的时候，学生就更容易严生自杀的念头。資中第一中学有一个团員，因恋爱問題受到团支書的批評后就去上吊，結果因繩索断了未死。四川医学院一女生和四川师范学院一个男生都因为功課赶不上，感到輿論压力大而自杀（均未死）。江津第一中学学生刁佩芬，原来是优秀团員，又是成績好而保送入校的。因本期有一門学科只得三分，感到荣誉沒有繼續保持，精神压力很大而自杀（沒死）。內江第一中学一个团支書也因为受到教师的报复而弄得神經失常。（黎素芬据青年团四川省各地干部座談彙报材料編写）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12期，1957年1月2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74.txt b/CCRD/1/3/2/00047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143b6d4ba59924940ff0473579346682ad3205e --- /dev/null +++ b/CCRD/1/3/2/000474.txt @@ -0,0 +1,13 @@ +# 收起“帽子”，放下“棍子” : 福建民盟盟员批评党员领导干部不敢放手开展批评 + +　　<肖璜/林嘉煌> + +　　新华社福州１４日电新华社记者肖璜、林嘉煌报道：中国民主同盟福建省委员会和福州市委员会１２日联合举行了一个座谈会，对福建省目前一些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还不能放手发动批评的状况提出批评，形容这种状况是“迎风户半开”。他们认为，要把门户大开，就要共产党员领导干部放下“官架子”，虚心诚恳地听取批评。 + +　　许多在高等学校工作的盟员在座谈会上说，高等学校中的某些党员领导干部，甚至系的政治辅导员，竟当面指责年老教授为“落后分子”。某些领导者喜欢当面恭维的人，而不喜欢敢于当面提意见的人。甚至认为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批评就是“对党不满”，因而使不少人不敢和不愿再提出意见。 + +　　座谈会上大家认为，共产党中央和毛主席在目前提出开展整风运动是非常英明的、适时的。但是，他们说，目前对整风运动两方面都有顾虑。共产党员领导干部怕挨“整”，因此有的在传达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时，草草了事，或者强调“提高认识再联系实际”，迟迟不敢“放”；民主人士怕提了意见后党员仍旧不改，甚至将来遭到报复。同时他们也怕有些意见提得不一定正确，会反过来被抓“辫子”，甚至挨“棍子”。他们最怕“北京话”传到地方就变成了“本地话”（意即中央指示贯彻到地方基层执行时就有偏差）。他们说，现在应该收起“帽子”，放下“棍子”，实事求是，真正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 +　　盟员们在座谈中说，只有开诚布公，互相尊重，隔阂才能消除，团结才会加强。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75.txt b/CCRD/1/3/2/00047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117d29beb8cc8cb4e57e338c878806320572faa --- /dev/null +++ b/CCRD/1/3/2/000475.txt @@ -0,0 +1,11 @@ +# 听取各民主党派的意见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１４日下午，中共城市服务部机关党委邀请本机关各民主党派人员座谈，出席的有民革、民建、民盟等组织的代表十二人。发言内容集中在各民主党派成员与中共党委的关系以及各民主党派成员在机关工作中的作用问题上。 + +　　贺益耕说：各民主党派的成员在机关里人数很少，要想发挥作用，一定要解决民主党派的发展问题。有些政治活动象听报告等，应给各民主党派成员以照顾。刘甲樱（女）说：民革在城市服务部的成员只有七人，因为太分散，至今还未成立组织。我希望机关党委能帮助我们的组织进行活动。马克说：民盟只有两个盟员，同各方面工作配合不上。吴玉忱说：机关里不少干部对民主党派的作用认识不够，有“敬而远之”的现象。我认为机关党委对我们重视也不够。王毅说：我感到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是互相客气。开会时彼此检查检查，会后就没事了。沈平说：民主党派成员少，怎样才能发挥作用？我是不明确的。今后我应当主动和机关党委连系，但党委也要找我们交换意见，互相通气。 + +　　座谈会结束的时候，城市服务部部长杨一辰代表机关党委发了言，他说：过去城市服务部的党委对如何发挥民主党派组织作用等问题注意是不够的。结合这次整风，请大家从各方面多提意见。至于民主党派组织在机关工作中的问题，大家应该互相研究，只要是可能解决的，都要设法逐步解决。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76.txt b/CCRD/1/3/2/00047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699d50f436f8ea903fef78bff77cf2f3fb1be44 --- /dev/null +++ b/CCRD/1/3/2/000476.txt @@ -0,0 +1,11 @@ +# 重庆部分民主人士对章乃器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发言的反应 + +　　<新华社> + +　　新华社重庆14日讯　参加重庆市政协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一部分民主人士和工商界人士，对章乃器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议论纷纷，一般认为北京是彻底的放开了。 + +　　工商界人士吴兴邦、杜冰认为“章乃器真勇敢，又尖锐，又令人佩服”。有的人说：“过五关、还要脱胎换骨，真说得妙啊！”王德宣说：“我首先赞成章乃器说的，工商界的自卑感是与客观原因分不开的，对工商界的批评愈多，自卑感愈重。”但也有人认为章乃器的作法很幼稚，值不得效法。白建勋认为，章乃器的话有些对，有些不对，不对的地方是他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思想太薄弱了，把他自己的水平来看工商界，把工商界说得太进步了。但他所说民建会的宗派主义倒很值得会内好好的检查。 + +　　民建重庆市委负责人徐崇林引用章乃器的发言，鼓励大家在会上放，但是没有人开腔。徐崇林后来要准备大会发言的人举手，结果举手的只有十个人。不少人想学章乃器，但顾虑仍大。工商界人士李汉湖说：“重庆工商界现在是放不开的，对“五反”会外的反映多得很，但在会上又不敢说。”杨受百认为章乃器太冒失，说“工商界要放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过去工商界的问题动不动就是用爱国守法等大帽子来扣起，大家不敢随便说话。” + +　　 来源：1957年5月1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77.txt b/CCRD/1/3/2/00047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17235133336272f02b797c70c1b63f469696014 --- /dev/null +++ b/CCRD/1/3/2/000477.txt @@ -0,0 +1,25 @@ +# “赎买二十年”的办法好不好？ 上海工商界热烈讨论李康年的建议 + +　　<新华社> + +　　据新华社上海１５日电上海市公私合营萃众织造厂总经理、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李康年提出“实行赎买二十年”的建议，在上海市工商界人士中引起了热烈的争论。民建会上海市委委员和上海市工商联常务委员都先后举行了座谈会。现在这个建议正在民建会上海市基层组织中展开广泛的讨论。 + +　　李康年的建议是在今年１月８日向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提出的。建议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取消定息办法，发行一种“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存单象公债券一样，采取无记名方式。发行金额按全国私营企业清产核资总值计算，共二十二亿元。赎买存单一次发给资本家、资方代理人和需要照顾的资产阶级分子，并从１９５８年起开始逐季兑现，到１９７５年为止，分二十年兑讫。 + +　　李康年在建议书中例举十九条理由。他认为目前国家采取的定息办法，每年按股金５％发付定息，资本家的股金“应该是二十年可以得到全部代价”，如果仅仅算到１９６２年为止，“似觉赎买还未完成”。 + +　　他还认为定息有许多害处。定息存在，就会被认为私方人员在合营企业中还占有股份，“尚留着剥削的残余”，由此造成公私之间、工人与私方之间、私方与私方之间的种种矛盾。因此他主张把全部资本归还资本家以“赎买到底”。这样做，他认为“剥削的尾巴”就完全断了，各种矛盾也不存在了。 + +　　他还表示如果采用他的建议，将二十二亿赎买存单在１９５８年全部发给资本家，那末，实际上改造已经完成。公私合营企业就可以改为国营；而“此时，资产阶级手中只多了一些赎买存单，其性质与国家公债大同小异”，因而资产阶级的改造也“基本完成”了。 + +　　到目前为止的讨论中，工商界人士对“赎买存单”兴趣颇大。私方人员林炳辉举出“赎买存单”有十一条优点。他说：定息七年，赎买已有３５％，如果拖个巴尾，又要加百分之几，再把定息以前的利润分配加上，与二十二亿元相差无几，不如发行存单，一次赎清。他同意采用赎买存单，所有制就可以立刻转变，因此有利于工人和私方人员的团结，有利于公私共事关系，许多中小合营企业私方因对合营企业性质变化认识不清而发生挪用公款的事也可不再发生。有的人认为赎买存单作为简化目前定息领取的手续方法，确有一定可取之处。 + +　　在讨论中，大多数人不同意李康年的看法。他们认为，李的建议是对赎买政策认识不清，把赎买当做“买卖”和“还本”。有人说，如果照这种资本主义的买卖关系来理解“赎买到底”，那么资本家把工厂卖掉就得卷铺盖跑路，可是现在资本家的职位并未卖掉，仍旧当经理。因此他们认为国家把私方人员包下来，安排工作，照顾生活，使其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才是对“赎买到底”的正确理解。 + +　　有人认为，“赎买存单发行完成后，改造已经完成了”这种说法是形式主义的，只能对思想改造起麻痹作用。因为改造应使资产阶级分子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有人认为，还本的“本”，是剥削得来的“本”，因此实行“还本”，也并没有改变剥削的实质。如果把赎买延长到二十年，那就是等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后私方人员还在享受劳动人民的血汗。因而对各阶层人民的团结是不利的。 + +　　也有人认为，用赎买存单一次赎清的办法，并不能解决大、中、小户间的矛盾，甚至要加深这种矛盾。 + +　　在讨论中，大家认为李康年的意见，在工商界人士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这个建议值得进一步展开讨论。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78.txt b/CCRD/1/3/2/00047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805155ca2d63247a6ccee7a4a33b16532888a76 --- /dev/null +++ b/CCRD/1/3/2/000478.txt @@ -0,0 +1,45 @@ +# 把憋在心里的话讲出来——人民银行党委听取非党干部的批评 + +　　<林洪> + +　　最近时期，中共人民银行委员会（以下简称银行党委），以检查机关中党员与非党员的合作共事关系为主要议题，召开了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会议邀请了机关中部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同志参加，同时在这期间和这以前，还通过党派联席会议和小组座谈等方式，听取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同志的意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同志，除了对银行党委吸收他们参加党的会议，听取他们的意见感到兴奋以外，对银行党委在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 + +## 朱绍文说：知识分子受到压抑，心情深处象一潭积水 + +　　在大会发言和小组座谈中，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同志，都谈到这几年来非党知识分子的心情和感受。民建会人民银行支部副主任委员朱绍文认为，这几年来知识分子受到了损伤和压抑，他们的心情深处已经象是一潭积水，欲鸣无力，欲放无胆了。他说：现在群众中也有不怕报复的人，他们不平和愤怒的心情已经抑制不住，愿意鸣和放；但又总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怕说了不解决问题。他又说：过去的经验，已经使群众产生了一种敢怒而不敢言的心理，觉得自己的一生也不过如此，能有一碗饭吃就好了，还谈什么其他的侈望呢？他认为，这种思想倾向不是个别的，而是相当多数的，是在感情上和内心深处离开了党的表现。他说：这不应该责怪群众落后，应该由机关党组织和党员负责。我以为主要毛病在于宗派主义，轻视非党干部，以统治者，以功臣，甚至有少数党员以征服者自居，把非党干部当做单纯的呼来唤去的仆役。民革成员、设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维城也认为，党员与非党员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吾为主尔为奴的关系。他说：三反运动把知识分子打得头昏眼花，再不敢讲话；肃反以后，我们的心情是欲哭不哀，虽笑不乐。 + +　　朱绍文在发言中谈到，非党干部所以敢怒而不敢言，一方面是因为党员抱着“笑骂由你，好官我自为之”的态度，说了也不起什么作用。另一方面更有甚者，是群众害怕钓鱼报复。他说：在过去的运动中，领导上总是交代绝对禁止报复；但是以后就是有人对提意见的人进行报复，给他们扣上“动机不纯”、“个人主义”、“打击领导”甚至“反党反革命”的帽子，反而惹了一身麻烦。他举出国外业务局的一位党员处长就是这样，凡是有群众给他提意见，他就认为是“邪气上升”、“不健康”等等，对提意见的人进行报复。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郑伯彬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对银行党委这次检查统战工作，应当“听其言而观其行”。 + +## 郑伯彬说：不要整天把我们当贼来防 + +　　好些非党的干部都认为，人民银行党内的宗派主义作风很严重，只要是党员，似乎就一切都好，事事都要党员负责；只要是非党干部，似乎就一切都不好，对他们很不信任。有人批评党员说：过去把机关中的女职员当花瓶，今天你们把旧人员当花盆。郑伯彬说：过去在白色恐怖的时期，党员经常同我们往来，给我讲解时事问题；现在党和非党的关系反不如从前，个人和党的关系疏远了。这是不是我们反而比过去落后了呢？我希望党能开诚布公，把我们当自己人看待，不要一天到晚把我们当贼来防；否则即使没有问题，也会发生许多问题。 + +　　对革命有过贡献的党员，群众是从内心里尊敬的；但是有许多党员却居功自傲，看不起非党人士，甚至一些职位并不高的党员的架子也很大。朱绍文说：有些作机密工作的一般党员，说是文件上写得不清楚，常常把非党的科级干部叫去自己改，而他们却坐在一旁看报抽烟，有时甚至粗暴地加以斥责。 + +## 希望真正发挥作用不愿坐着吃饭 + +　　在多年的学习和工作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也愿意把它们贡献给国家和人民，但是有力量无处使，这是非党的高级知识分子最感苦恼的事。这中间有些人是因为工作安排不当，没有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所长。据朱绍文反映，国外业务局叫一些不熟悉贸易业务的人去搞贸易方面的工作，熟悉贸易业务的人去搞非贸易方面的工作。李大璋原在地方上担任的工作很重要；但自１９５３年调到总行后，一直作些“擦屁股”的工作。公私合营银行业务处处长陈鸣一认为，１９５２年公私合营银行大合并时，人员的安排是“乔太守乱点鸳鸯谱”，许多人安排的不恰当，有多年银行工作经验的人叫去点钞票和整理传票。有个专门研究经济问题的博士，也被分配作这类工作，以后又叫他改行教英文。外汇训练班教员宋乐岩说：我的工作安排一直不适当，我熟悉外汇和银行业务，但是不让我搞这方面的工作。 + +　　还有许多人的工作虽然基本上安排适当，但是因为组织上不敢大胆地使用，没有给予他们作好工作的必要条件，也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郑伯彬说：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愿意同党员共患难，但是你们只叫我们吃饭、看书，我们很感苦闷。郑伯彬原是银行干部学校副校长，他说：我们在教学上努力联系实际，但是看不到文件和材料，不知道总行在作什么工作。我们还不如人民大学的教员，因为他们是党员，就可以列席分行行长会议，可以到各司、局收集材料，而我们反而不可以。有人批评我们教书是教条主义，可是我们怎样能够不教条主义？林凤苞是有三十多年经验的外汇专家，熟悉国外市场的情况，可是，这些年来没有让他作他最熟悉的工作。他很感慨地说：小孩子不摔几回跤，就学不会走路；我不是小孩子，可是你们却深怕我出事。时不我待，第一个五年计划都快要结束，我再经不起几个五年计划了！著名的翻译家、银行专家工作室主任吴青友等同志，也发出了同样的感叹。 + +## 非党干部批评干部政策　有些党员无德才却居要职 + +　　银行的干部政策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这也是许多党外人士尖锐批评的问题之一。他们认为，衡量干部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德，一个是才。但是有些党员既无德，又无才，却身居要职，做不好工作。有个党员的作风恶劣，文化程度很低，工作能力差，但仍然叫他作科长。据一些非党的同志反映，国外业务局党员领导干部不称职的情况相当严重。群众对某党员处长的意见很多，认为他入城七、八年，业务上还只是能应付门市。这个处有些有关业务方面的规章制度，至今还没有订出来，完全应当由党员领导人负责。 + +　　有人说，党员领导干部在业务上是外行，但是如果他们信任专门家，或者能够深入下层听取意见，事情也好办得多。可是许多党员高傲自大，不懂装懂，工作作风极不深入。他们做计划作总结，常常是根据党员的汇报；对于下面送给他们的东西，也多是拖延不作处理。宋乐岩反映，他在外汇训练班教书，可是教学总结，却由校长和学员一起作，不让他参加。 + +　　宗派主义还表现在干部的培养提拔上。有些非党同志认为，过去提拔干部，党员提拔得快。例如，去年工业信贷局提拔的都是党员，而有个当了好久科长、又是先进工作者的非党人士，却没有得到提拔。 + +## 党要知人善任，党员要虚怀若谷 + +　　许多非党同志在发言中，都希望党要了解知识分子的特点，既要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也要充分发挥他们的长处。同时也希望党员能够克服骄傲情绪，虚心地学习非党同志的长处，大家互通有无，才能共同提高。郑伯彬和胡雄定都说，高级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他们在学术上有所成就，都经过一定的甘苦。因此党要大胆地信任和使用他们，不要使他们站在国家建设旁观者的立场。胡雄定认为知识分子是活的财富，如果长期不使用，他们是会退化和死亡的。林凤苞也说：现在有些研究经济问题的人，专门到清宫里查清末民初以至北洋军阀时代的市场、物价和货币的材料，而我们都是活的材料，为什么不来找我们呢？在我的业务知识和工作经验中，可能有９０％的东西都过时了，但剩下来的１０％的东西，也值得学习吧？你们不学习，是你们自己吃亏。不要把我们看得太低了。我愿意赶快把我的知识和经验贡献出来！ + +## 党员大吃一惊　感到问题严重 + +　　对于非党同志的这些批评，许多党员都感到大吃一惊。他们原来认为，银行的统战工作虽有问题，但还不至于这样严重。因此，有些党小组最初对合作共事关系检查得不深不透，甚至觉得没有什么可检查的。等到非党同志在大会小会上提出批评以后，许多党员才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感到人民内部矛盾在机关里也很尖锐。所以对于非党同志的批评和建议，他们一般都抱着热烈欢迎和虚心听取的态度，认为非党同志的发言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给党员代表大会增添了新的气氛，对推动党内的整风很有帮助。有人说，这是给我们党敲起了警钟；有人说，参加这次党员代表大会，是等于上了一次短期训练班。有人还联系思想进行了检查。朱平说，他过去考虑组的领导时，从来也没有想到让非党同志担任。赵荣轩说：我们党内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骄傲情绪，这次非党同志对我们的批评，提醒党员必须努力提高自己，才能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 + +　　但是从党内外的反映来看，还有一些党员、特别是一些司局长以上的党员，还没有完全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他们的发言还没有跳出公式化、概念化的圈子，问题揭发得不多，思想挖得不深。甚至个别党员司局长的发言，给人的印象是在那里表功。对于这种情况，党内和党外的许多同志都不满意。有些党外同志，批评这些党员是身在庐山不知庐山真面目。有些党外同志则认为，这是由于党员和非党员所处的地位不同，感受也不同，在党员看来不是大问题的，在非党同志看来就可能是大问题。 + +　　党内和党外的这些意见，都及时地反映到银行党组和党委那里。它们认为，这次检查只是一个开始，党内检查得不深不透，党外也还有许多意见没有说出来。因此它们决定在整风运动中，将要继续检查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一方面通过说服教育的方法，批判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情绪，同时还要继续广泛地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79.txt b/CCRD/1/3/2/00047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38a9270b8befffefdc5af91c1f334e19059d2c9 --- /dev/null +++ b/CCRD/1/3/2/000479.txt @@ -0,0 +1,29 @@ +# 本市中、小学教育工作者揭露矛盾: 学校里党群间的鸿沟应该填平 + +　　本报讯 中共广州市委员会和广州市人民委员会于昨(14)日邀请本市中、小学教育工作者30多人座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座谈会由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广州市市长朱光主持，副市长郭翘然、张瑞权和市委文教部、市教育局的负责人也都到会倾听中、小学教育工作者们的意见。中、小学教育工作者们在会上揭露目前本市教育部门存在的矛盾，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提出了批评。 + +## 党和群众关系不大正常领导与被领导间有矛盾 + +　　广州第十一中学张其康首先在会上发言说：在学校中党群关系不正常，党与非党之间存在矛盾。有些党员把党的领导看作党员个人的领导，宗派主义较严重，处事主观、武断，对知识分子很不礼貌。党员整天坐在办公室听汇报，只接近少数积极分子，不去接近广大群众，静止地看待群众，只看到群众的缺点，看不到群众的进步。有些年青教师入党后就看不起老教师。有些学校中的党组织对民主党派、工会的基层组织提出的改进工作的意见，考虑再考虑，永远是考虑，没有下文。他说，学校行政与教师之间、教师和职工之间也存在矛盾，行政对教师的工作不了解，只知使用，没有帮助提高。广州第十九中学梁春生说：学校领导与群众隔阂，未能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党员存在宗派主义，致党群间的鸿沟长期存在，应该填平。他接着举市十九中学解放以来发展党员的情况为例说：七年多来，只发展三个青年工友和四个高中毕业后留校工作的青年团员入党，去年才吸收了一个30多岁的教导主任。吸收青年入党我赞成，但为什么老年、中年的教工就只有一个能入党呢?这是领导上不了解群众的政治要求，存在宗派主义情绪。其次，学校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不正常，几个月前市委文教部和中等教育党委派人来调查，现在事态如何，党外人士也不知道。他又说，我们学校的校长是党支部书记，又是民主促进会市委委员，自己个人左右一切，是妨碍了工作的正常开展，加深了领导与被领导、党和民主党派之间关系的不正常的。 + +## 粗暴对待党外人士闹得大家人心惶惶 + +　　广州第八中学梁钧棠还在会上揭发该校党组织和行政领导之间存在矛盾，党员在执行干部政策时存在严重宗派主义和对待非党人士极端粗暴的行为。他说：一些党员干部直线布置任务，不经过非党员副校长和教导主任。总务主任是党员，第二副校长是非党员，虽然名义上负责管理财务却有职无权，凡是财务上的事都要经由总务主任决定。学校选先进工作者，行政和大部分教师认为不应选上的，党组织却一定要选，未能大公无私，偏爱了青年教师。更严重的是有些党员不抓教学，不务正业，要团员学生监视教师，教师监视教导主任和副校长，粗暴对待党外人士，闹得人心惶惶。学校的具体领导权落在这些不熟业务的人手里，教师就不服，新老教师也不团结，这对教学没有一点好处。广州第二中学李显儒反映，学校里有些教师在肃反中被错伤，损害了自尊心，长期不满，遗留的问题不少。领导上对过去做得对不对，应找适当时机讲清楚，使群众了解，也使他们解开心头的“结”。郊区棠下乡东陂小学宁积昌也反映该校领导上存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缺点，如评选先进工作者没有经过评选，只由行政领导确定，结果影响很不好；贯彻任务没有同群众商量，只是硬性规定执行，小学中有些青年团员以先进自居，瞧不起人，影响团结。南区同福中一小魏达均说：有些私校转为公校，原私校负责人有职无权无事可做，受到歧视。 + +## 教材太多、太重 变得太多、太快　学习苏联生搬硬套 + +　　中、小学教育工作者们还认为发展教育事业和提高质量之间存在矛盾；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严重妨碍教学质量的提高。广州第四小学吴沂文说：本市贯彻全面发展教育方针摇摆不定，学生纪律松弛、劳动教育未做好；教材份量过重，教师叫苦，赶进度，学生也吃不消。他说，班级簿大家不发现它有什么好处，用它是形式主义。市教育局最近发下一系列的调查表，许多都是不合实际，又是要求过急的。他建议市教育局多接近群众，多听群众意见。广州第二十四中学廖奉灵说：学校课程太多，份量太重，变得太多、太快。例如，过去不尊重文学遗产，但一尊重又太过尊重；文学教材中古典文学太多了。学习苏联也有生搬硬套的毛病，譬如小学初小课时每节45分钟是否合理，就很值得研究。她说，变要慢慢变，要仔细研究再变。上面布置太快，下面只想如何贯彻，不能发挥积极性。广州第十九中学梁春生说，有人以为教师不是“家”又不是“花”，没有什么可“鸣”可“放”，其实仅就学习苏联、教学改革等就有不少问题可争。他说，现在教学分几个环节，过分强调教师在课堂的主导作用，学生没有机会发言。在求“学问”时，“学”是要“问”的，学生少问，是否对?可以研究。实行新的成绩考查办法——五级记分法，也没有让下面好好的考虑，生吞下去。 + +## 教师负担过重　学生也吃不消 妨碍学质量提高 + +　　梁春生还反映学校师资、设备与教育事业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他说：广州第十一中学由原四、五百人发展到1，600多人，活动场地少，学生纪律差，教育行政部门不了解实际情况，只是要发展。东区东华东第一小学李子丰说：小学教师工作负担太重，—般要担任25节课，仅是语文一科，教师要钻研课本，又要指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口述课和语法课又无教材，自己要做一番工夫，还要指导作文、批改作业……，有子女的女教工，还有家务负担，无时间钻研业务和学习政治理论，这严重影响教师身体健康和教育质量的提高，也影响青年教工不安心工作，妨碍他们建立专业思想。广州第二中学李显儒也反映中学教师工作负担过重，没有时间钻研业务，难以提高教学质量，同时也影响教师的健康。该校数学科14个教师中，就有10个患上神经衰弱症，有的还有各种慢性病。教师们要求领导上考虑适当减轻教师的工作量。广州第二十三中学毛文汉也提出学校场地、设备不足，过于简陋，以致教学中增加不少困难。 + +## 教育学生　人人有责　社会上应尊重教师 + +　　有些人还谈到社会风气与学校教育有矛盾。广州第二十四中学廖奉灵说：社会上有些军官、干部急于找爱人，发舞票给学生，与学生谈恋爱，影响学生学习。有些学生天天去逛街、跳舞、不上课。学校要教育学生养成有礼貌、讲卫生的文明行为，但干部、职工和学生家长讲粗口、随地吐痰的就不少。有些家长在学生面前讲教师的不是，影响学生不尊敬教师。有些学生有特权思想，缺乏劳动观点，就因为自己的家长是什么“长”。这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一个矛盾。她说，教育学生，人人有责。教师们还批评社会上不尊重教师的风气，说把有些在机关犯了错误的工作人员调来学校，使教师们产生自卑感，认为小学教师是最下层的工作。又说，有些学校的校工不肯扫地、做饭，认为是服侍教师，不肯干。 + +　　中、小学教育工作者们还提到领导上对教师的生活福利不关心，要求对工资改革中因宗派主义影响而确实不合理的应注意进行调整，并希望能保证教师们在暑假期间得到休息。直至将近下午7时，大家还争着发言。 + +　　最后，朱光市长发言说，今天大家谈得很好，对工作帮助很大。大家提的意见有些还要研究，有些是可以肯定办得到的。有些教师思想负担重，要使他们精神愉快，放下包袱。好像广州第八中学那种现象要纠正。过去在学校中发展党员，路线有点不对头，应该在业务上有经验、有学问、政治上进步的教师中吸收一批。对党团员、学生家长，我们可请他们来谈，教育他们尊敬老师。学校工人不扫地、不煲饭，有机会我就同你们扫地，市长也扫，工人就不能扫？这是过去遗留的问题，尊敬老师是可以做到的。另外，朱光市长对加强学校工作领导力量等问题也提出建议，请大家研究。他说，今天谈得很好，有些人还没有谈完，他邀请大家在本月16日再来谈一次。 + +　　 来源：《广州日报》1957年5月1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80.txt b/CCRD/1/3/2/00048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7f42239c10f4a6ffb6b5e8c2e59d85d77cde135 --- /dev/null +++ b/CCRD/1/3/2/000480.txt @@ -0,0 +1,11 @@ +# 不间断地“放”和“鸣”，推动整风运动前进 + +　　<新华日报社论> + +　　省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昨日胜利闭幕了。这次会议是继省政协会议和省宣传、文教会议和一系列座谈会以后的又一次重大会议。这些会议都同样贯彻了“放”和“鸣”的精神，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更以人民代表的身份，行使职权，对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这些会议上“放”和“鸣”的声音，将会在全省范围内各个方面产生共鸣，推动大家大胆地“放”和“鸣”。在这些会议上许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朋友们，揭发了共产党地方组织和政府各部门工作上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对我党整风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 +　　根据各方面的材料来看，本省的“放”和“鸣”已经开始，发展是正常的、健康的，大大活跃了思想生活，扩大了民主，各方面开始呈现了新的气象，“放”和“鸣”已经涉及到的范围是比较广泛的：从省到乡甚至中央的某些部门，省人民委员会和党委的各个部门的工作，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也都论及。“放”和“鸣”的深浅各有不同。对文化教育、科学研究、新闻出版方面的问题，较深一点，其他方面浅一点；针对省一级领导上的问题深一点，对下面的问题浅一点。党内和党外都在研究各个方面的主要矛盾和揭发工作的缺点和错误，但问题还仅仅是开始，同时由于对毛主席报告的精神的领会有深有浅，所以有些代表“放”得多一点，有些代表还没有怎么“放”；一般的说比较尖锐的问题还没有放出来。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现在的“放”和“鸣”，就部门、地区和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上来看，还是不平衡的。这是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事物的发展本来就是由不平衡到平衡，由浅及深，由粗到细。从问题的性质上来看：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某些同志的老爷架子等等错误事实都初步被揭发出来了。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使某些工作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在党和知识分子、党和民主党派、党员负责人员和非党负责人员之间的关系上也揭发了不少严重的宗派主义。由于这种错误，使这些党外人士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某种程度的压抑；老爷架子、高人一等的特权思想，使某些同志和人民群众之间砌了一座墙，他们象旧时代做官的一样，做起官来了，忘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老爷。对这些错误的揭发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这是共产党出丑，脸面不光采；一种认为好得很，摸到了病根子，可以着手来医疗这些疾病，使我们更加健康。显然，前一种看法是不对的，唯有富于伟大生命力的中国共产党才敢于公开揭发自己的错误，并在群众的监督下改正这些错误；正相反，讳疾忌医、隐瞒自己的错误才是最不光采的事情。所以党外人士向我党提出批评，是替我们医病，是对我们的帮助，我们应该向他们致以谢意，并且希望他们继续大胆的“放”和大胆的“鸣”。 + +　　虽然“放”和“鸣”的时间还不长，发展还不够深广，但是，它的效果确实是很大的，对我党整风是一个有力的帮助。党的整风方针是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严肃认真是对客观存在的矛盾要揭露而不是回避，对工作上的成绩和缺点、错误要辨明是非；和风细雨是不采取大会斗争的办法，但是整风毕竟还是要有风有雨，当然不是刮台风。“放”和“鸣”正是来这么一阵和风细雨。整风是自己批判自己。怎样才能有这种自觉性呢？深刻的学习文件，自己找寻自己身上的缺点和错误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别人必要的启发、社会舆论的压力也是十分需要的。强迫和自愿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强迫可以转化为自愿。当你自己在思想斗争的时候，旁人帮你一把劲，就会促使思想斗争的胜利。“放”和“鸣”的事实可以证明：受了批评的单位，立即就引起警惕，注意改进工作和转变作风。没有直接受到批评但犯了类似错误的单位也就被触动了，这些单位也在考虑改正这些错误。对于个人来说，也有三种情况：一种人过去过分迷信自己，认为自己一切都是正确的，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洁白无瑕，今天，这么一放一鸣，使他自己惊醒了，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开始怀疑自己，开始从反面去考察自己。本来自己就不应该把自己看得那么高明，上有中央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指导，下有广大的干部和群众的努力，你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何况你这个环节有时作用大，有时只起了一个传声筒的作用，应该承认自己可以做的事，别人也可以做，并没有什么特别高明的地方。第二种人是有老爷架子的，过去可以招摇过市，现在是众目睽睽，还是及早放下的好。第三种人沾有国民党的作风，他们则受到了严格的批判。这一次“放”和“鸣”是和风细雨的，不恰当的过分的批评是有的，但直到现在还是为数极少的。“放”和“鸣”是改造我们党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的好办法，好处是多方面的，主要的，对我党整风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应该采取欢迎的态度。 + +　　为了更好的揭露矛盾，改进我们的工作，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更好地勤俭建国，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等重大的方针、政策，并且帮助我党整风，必须不间断地、不停顿地“放”和“鸣”，充分创造“放”和“鸣”的条件，让大家都能各抒己见，发挥大家的智慧和力量。事实证明：我们有些同志怕放乱了，怕下不了台的顾虑是多余的，群众的觉悟程度是在逐步提高的，要相信群众。事实同样证明；有些党外同志怕共产党不是真心要放，放出来以后自己找麻烦等等顾虑也是多余的。在扩大民主生活中，负责干部以身作则有很大的作用，要虚怀若谷，认真倾听批评，努力改正缺点和错误。我们希望各地党委引导党内外同志在一个正确的原则下前进，这一原则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就会使民主生活正常化，使某些关系紧张的情况和缓下来，使党的伟大的整风运动正确地发展下去。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81.txt b/CCRD/1/3/2/00048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f5e9109346be79a0924da9ed8402eb4bf7ed56 --- /dev/null +++ b/CCRD/1/3/2/000481.txt @@ -0,0 +1,17 @@ +# 更高的要求 更大的希望——祝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 +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了，我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 +　　（从团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现在，时间将近四年，在这段时间内，我国的历史有了巨大的发展。我们国家从195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除了极少数项目外，都已超额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也在这个时期内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的胜利。因此，现有的青年团的名称，已经远远落后于祖国历史的发展，也远远落后于青年人怀抱着的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强国的愿望。在这次团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将要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们相信:团的改名将会对青年团员和广大青年，起着巨大的鼓舞作用。我们祝贺青年团员们努力提高自己，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 我们也祝贺我国青年一代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今后也将有巨大的提高。） + +　　团的改名，意味着党对青年团有着更重的委托，党对我国青年一代有着更高的要求和更大的希望。大家知道，培养青年一代是全社会的事业，因此，团的改名不仅是加重了青年团的责任，而且也对社会各方面加重了责任。至于社会各方面，首先是教师，他们担负的责任特别重大。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必须掌握知识，而我们教师，正是对青年传授知识的人。今后我国的青年，愈来愈多的要在学校里面受教育，然后再去参加劳动。我们可以这样说，教师是天生的青年工作者。我们希望教师们，以勤奋的工作态度做好教学工作。我们希望教师和一切有知识的上一辈人，都能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青年。我们的社会是向前发展的，我们上一代人，要为下一代人创造劳动和幸福的条件，为他们奠定今后发展的基础。“一代比一代强”，这是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最大的快乐。同时，我们也希望，我国的青年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知识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必须虚心学习，虚心向老一辈请教。要懂得人类的知识是积累起来的，平地是不能起高峰的。没有继承，也就不会有创造。青年人一定要珍视前辈人长期所积累起来的知识和经验，要真正掌握它，而不要学到一点皮毛和稍有所得就自满起来。要用刻苦的精神、虚心的态度，使上一辈人感到“孺子可教”，把自己的一切知识和经验无保留的传授给青年。 + +　　在我国青年一代中，培养出大批的合格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不仅要有知识，而且要有好的思想品质，所以社会各方面都应当更多关怀青年思想道德品质的成长。从学校来说，教师除了教好功课之外，还必须关心学生们思想道德品质的成长。我们常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么，灵魂的工程师怎么能不做思想工作呢!当前我们的国家，是在一个巨大的变动中，我们已基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所有制的问题也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解决了，但思想意识往往落后于物质基础的改革，因此，在新形势下，思想工作显得特别重要。最近毛主席号召党内外都要做思想工作，毛主席作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基本精神就是要增强人民内部的团结，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把我国尽快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先进的工业强国。根据这个精神，毫无疑问，共青团应当好好地调节团内外青年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爱国青年的大团结。因为共青团是先进青年的组织，所以团员和青年之间的团结的责任主要就在共青团这方面了，我们希望共青团要教育自己的成员不能对团外青年有丝毫自居先进，瞧不起团外青年的思想。这种现象今天在一部分团员中是存在的。但是有些团干部和团员并不自觉到这一点。有些青年团员只喜欢和团内同志或团外积极分子接近，面对于更多的青年，特别是那些被认为“落后”的青年不愿和他们谈心、交朋友。有些青年一入团，不是更好地联系自己周围的青年，反而和他们疏远了，这样，在团与青年之间就易产生一些隔阂和误解。由于这个原因，有时团员的好心肠也会得到坏效果。大家知道，今天绝大多数青年在爱国，拥护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这些基本问题和团员是一致的，因此，是有着团结的基础，是可以有共同的语言，是可以像同志似的谈心的。至于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可能有些不同，那是可以在同志式讨论中明辨是非。今后的青年人因为缺少像过去那样有革命专政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锻炼，要青年继承革命的传统，更需要我们做好思想教育的工作。应当指出，过去在学生思想教育工作方面，青年团和教师之间的合作还存在不少问题。有些教师说，青年团在学校里的思想工作，有些脱离实际，有些教条主义的味道；如果能结合教学业务，那就会取得更大的成就。而有些青年团组织觉得不少教师，只教书，不教人，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学生思想品质的成长，对学生思想工作不积极支持。应当说，双方的意见都是有道理的。我们希望，今后青年困和教师之间都采取更主动和积极的态度，增强了解，增强合作，增强信任，进一步互相支持，那么今后的学生的思想工作，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 +　　我们还希望，今后共青团在团结整个青年一代的工作中，比过去作得更好，取得更大的成绩。青年团在联系青年群众方面，一般说来是好的。但是团组织和青年群众的联系还不够“紧密”，如果说青年团脱离青年群众，那是不确切的，但青年团与某些青年之间却存在着距离。照说，团内外青年是可以而且应当互相帮助的，这就可以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青年人是特别重视友谊的，青年人是有进取心和自尊心的。所以我们希望今后共青团在团结团外青年的时候，要让青年人感到友谊的温暖，在思想工作中要特别注意防止粗暴，以免伤害了青年的自尊心。共青团能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我国青年的大团结，这对于我们国家的未来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 +　　在团的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到这次代表大会的期间，青年团按照毛主席照顾青年特点，开展独立活动的指示，和毛主席对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号召，在广大青年中进行了生动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在广大青年中，青年团工作的成绩是巨大的。青年团在引导青年积极参加各项建设方面的作用也是很显著的。人们都已经看到，我国青年是各个战线上一支很活跃的力量。我们希望今后的共青团的工作，在劳动、学习、团结的口号下，有着进一步的开展，使得我国青年一代，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斗争中更多的贡献自己的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 + +　　最后，我们预祝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祝各位代表身体健康。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5月1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82.txt b/CCRD/1/3/2/00048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3f9a0303ae4c3cf804ddacc7650fe5ffffab137 --- /dev/null +++ b/CCRD/1/3/2/000482.txt @@ -0,0 +1,59 @@ +# 工商界代表揭发合营企业内部公私矛盾: 工商界座谈会 （第一次座谈）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昨天上午，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工商界座谈会。出席的有正在北京参加全国工商联秘书长会议的各省市代表，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的主要负责人陈叔通、章乃器、胡子昂、吴雪之、乐松生、毕鸣岐等。以及北京、天津两个市工商联的主要负责人。 + +　　会议由李维汉部长主持。在会上先后有韩志明、马春霖、李贻赞、谢惟安、彭六安、李仲平等六人对党和政府的工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 +## 韩志明说：对私方人员也应该有奖励有批评 + +　　上海工商联副秘书长韩志明说：第一，全面合营以后，对私方人员的安排工作做得很不好。上海原来是打算一个月安排完毕的，后来到年底也没安排完，原因是摆不平。有人说过去工商界图利，合营后利得不到了，对名很有兴趣。那些出头露面的人都安排上了，下边就问：各专业公司的负责人为什么都是工商联的委员？“名”他们是争到了，但不能作实际工作，只挂了个空名，而原来许愿要安排的，至今还没有安排，因此下边有些人就说：我们抬轿子把他们抬上去了，就不管我们了。安排人不按工作需要，而是论功行赏。这样作对工商业者本身的改造也没有好处。现在政府提出工商业者改造以企业为基地，这是正确的。但那些骨干分子则不然，他们整天在外面活动，有很多人甚至身兼十几职，开会开个头就走了，这就使他们脱离群众。 + +　　第二，有人主张在合营企业里不派公方代表，就可以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了。我认为这样作不但对私方人员的改造没有好处，对工作也没有好处。拿我个人来说，我就没有把握在没有公方代表帮助下把工作做好。在企业里，不论他是公方人员，还是私方人员，只要是他担负了职务，那些经过民主集中以后的决议，就可以交给他执行。执行的好就表扬，执行的不好就教育。而现在有些企业领导人员是私方，犯了错误可以谅解，这是不对的。也有些人一见私方人员工作上犯了错误，就狠狠的批评，一棍子打死。这也是不对的。 + +　　在公私合营企业里，现在是五厘定息，我认为工作人员之间只有工作关系，不应有阶级关系。提阶级关系，不容易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他认为对私方人员也应有奖励有批评，有升级有降级，才能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 + +　　第三，董事也应给予安排，资方代理人的酬劳问题也应解决。近年来他们中很多人都希望向劳动人民过渡，应该使他们看到前途。 + +　　他说，有些省市到上海动员迁厂的时候讲的天花乱坠，吃的好，住的好，但迁到目的地以后，实际却不是那么回事。例如有个从上海迁到北京的西服店，在上海时他们父子两人每月拿二百多元薪水，就不愿去，北京有关部门说生活有问题可以暂借款，但给他评了个每月七十八元工资，也不准借支了。他们就感到很困难。他认为原来怎么讲的就该怎么做，政府对这个问题应加以处理，否则影响政府威信。 + +## 马春霖说：合营企业滋长了好排场作风 + +　　沈阳市工商联副秘书长马春霖说：我们私方人员对有职有权的政策是人人感激的，对党和政府是满意的，但对具体执行的人员有意见。过去，三、四十人的小工厂，私方人员在管理上有余力，现在合并成三、四百人的大工厂，私方人员大有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感觉。公方又不能大胆使用我们，再加上公方来点主观，党和行政来点教条，工会和团来点宗派，于是有话欲说无地，有言欲发无处的境况就出现了。工作上唯唯诺诺的现象在私方人员中不是个别的。 + +　　在提合理化建议方面也有有劲使不出的现象。沈阳被帝国主义统治时间较长，受的压迫较深，私方人员一向有精打细算的习惯和经验，在试制新产品、提高生产率和技术措施计划上，一般都能做到少花钱多办事。现在企业扩大了，好排场作风在企业中逐渐滋长。一般工厂都设有八大科，每个车间又在科的系统下设有八大员，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的现象非常严重。私方人员提过意见，但得到的不是尊重，而是讽刺，说小家子气，作坊作风，不懂社会主义建设。 + +　　在公私共事方面，他认为应在党的领导下，从工作出发，开小型的，甚至两个人的、或者公私双方在一起的会议，会议要有争论，有些问题要有结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学习。计划会议和党支部召开的有关生产会议等，也应该找私方人员参加。在具体执行工作任务时，要做到具体领导，分工负责，职责分明。 + +## 李贻赞说：目前工商界上层闹名誉地位，中下层愁生活困难 + +　　北京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李贻赞说：第一，在北京，公私共事关系问题主要是公方对私方信任不够，所以私方人员很难发挥积极性。公私双方每天在一起，他们除了工作以外互不往来，正如俗话所说：“麻杆儿打狼两头怕”，公私互存戒心，这样，他们就不能通过互相谈心，来解决工作中的问题。第二，公方业务水平低，使用干部只重政治不重业务。第三，企业内部产、供、销人员扯皮，局与局之间也扯皮，弄得私方人员很难工作。因为他们有自卑感，看到这些情况就更不敢表示态度了。 + +　　目前，北京工商界的情况是上层闹名誉地位，中小工商业者愁生活困难。过去工商界有句俗话：“有买卖饿不死掌柜的”，现在不同了，生产资料入股了，亲友借贷停止了，去年还可以借支，今年借支紧了，有的部门甚至根本不借。他认为对中小工商业者来说，帮助他们解决生活问题是发挥他们积极的关键。 + +## 谢惟安说：江苏工商界怕“鸣”以后，被说是阶级异己分子 + +　　江苏省工商联副秘书长谢惟安说：目前私方人员在“百花齐放”声中还不敢大胆“放”。他们顾虑：“放”有没有条件？哪些可以“放”？哪些不可以“放”？放到哪一级？是否只在上层代表人物中“放”，中、下层不“放”？在什么地方“放”？放到什么时候？是一阵风，还是经常的？私方人员有不少话要讲，有些话不是上层代表人物所能理解的。他们有些话所以不敢公开讲，是怕给戴落后分子的帽子，怕“鸣”了以后在工作中遭到歧视，怕一旦有运动来时会把他们说成阶级异己分子。这种种顾虑主要是由于党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同党员的个人作风也有关系。有些工商界的人反映，公方人员对私方人员尊重有余，信任不足，和党员接触感到冷冰冰的。 + +　　好多年来，各方面对工商联的支持是不够的，从中央一直到直属上级都是如此。例如江苏省工商联的电话费，就不是按人民团体的收费办法收费，而是按私营企业的收费办法收，据说这是邮电部的规定。我认为这件事就反映了对工商联的看法。有些地方的领导部门的干部可以到工商联去发号施令，对工商联的干部可以随便使用，有些是可以按他们的意见决定。这种情况需要加以改变。 + +　　工商联的干部，本来是与国家机关干部一样，但实际待遇却不同。例如无锡市工商联有四十多个脱产干部，至今没人领导他们的学习，有些福利问题也没有人管，这对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很有影响。 + +## 彭六安说：私方人员有两顶帽子、两个包袱、一个苦闷 + +　　湖南工商联秘书长彭六安说：湖南省的公私关系，表面上客客气气，就是不能以诚相见。现在私方人员感到有两顶帽子、两个包袱、一个苦闷。两顶帽子就是怕人家说不服从领导的帽子、怕别人说不接受改造的帽子。两个包袱，一个是怕犯错误。原因有三，一，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界限不清，搞不好就犯错误；二，现在企业大了，自己没有本领，怕工作做不好；三，我们是被改造的，错了没有人支持，没有人同情，工作中出了错担当不起。第二个包袱是怕挨整。在解放以后五反以前，凡是敢于提意见的都挨了整，现在凡是在公方面前表现唯唯诺诺的人安排的都好；凡是爱提意见就是不服从领导，安排的时候也两样。一个苦闷是：工商业者目前的情况是上班在企业，下班就回家，过去旧的生活习惯取消了，但新生活习惯没养成，党团员接近不了，工会也不能接近。甚至有人到工人家去看看亲友，公方代表不让去。有人说公私合营以后亲友间的关系都冷淡了。 + +　　他说，造成上述情况，是有客观原因的。第一，对私方人员尊重不够，有些会议都是党员参加，私方人员有的担任科长副科长，但有很多会都不能参加。有的人担任学习小组长，但从来没有听过报告，如何去领导学习呢？这就影响了私方人员积极性。第二，私方人员得不到企业 + +　　（和党以及社会舆论的支持。例如有个私方人员有了一件发明创造，但报纸发表时却说是工人的。有个民建会员提了一件合理化建议，已经试验成功，并达到国际水平，但轻工业部对这件事评价很低。第三，待遇不平等，例如福利方面，私方家属生病就不能同公方人员、工人家属一样到医院去治疗。春节时，公方、工人加班都有加班费，但私方人员加班却拿不到。公方人员以改造者自居。相处时总强调阶级关系。第四，在人事的安排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都安排了，一般私方人员有的也有技术，但未得到安排。一提安排就是政治条件，出身，这说明有关领导上是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的。现在公私合营企业里有几个关系。一个是公私关系，一个是阶级关系，一个是党群关系。阶级关系，搞学习时可以提，在生产，合理化建议等方面就不应讲阶级关系。在公私合营企业里，公方人员应该听取私方人员的意见，当然，过去有些会议上公方人员也听了，但听了以后完全采取否定的态度。有的甚至听都不愿听。有些私方人员说：不是我们不积极，我们作不了主。我们是小媳妇，“小媳妇难为有米炊”。） + +　　他又说，对私方人员不要乱扣帽子，要明辨是非，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有些报纸提到，工商界就是五年睡觉，二年改造，定息后工商界对这种说法很有意见。前年我们来北京开会听了毛主席一次报告，从思想上给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使我们感激得流泪，听了后我们有什么话都愿意说出来，这证明讲道理比扣帽子好，扣帽子就不解决问题。他希望公方人员伸出手来团结私方，在生活上也打成一片，要谈心，要什么都谈，才能使人感到温暖，对工作才有好处。 + +## 李仲平说：统一安排、统筹兼顾的工作没有做好 + +　　四川工商联秘书长李仲平说：现在私方人员认为：合营不如合作，合作不如单干；这山望着那山高。为什么这样呢？除了思想没解决外，主要是统一安排、统筹兼顾的工作没有做好。在一个地区同一类型企业中，有些人工资高，有些人工资低。四川省工资改革前私方人员知道加１３％，有的就预支了钱，但后来没达到此数，负债的人很不满意。虽然经过思想教育，有的人知道生活福利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增加，但仍有很多人想不通，认为政府开了空头支票。当然，工资是根据国家政策制定的，但是生活有困难的应该帮助解决，维持他们的最低生活。成都市一个机电厂厂长（私方人员），有技术，每月收入四十元左右，家里九口人，平均每人七元，去年有长支，困难不太大；今年没长支了，生活很困难。他找工商联解决，工商联推给专业公司解决，互相推，才借给二十元。以后又发生困难，找专业公司，专业公司要他自己想办法。他说：“我的资本都交了出来，我人在工厂，叫我到哪去想办法呢？” + +　　这个座谈会还将继续进行。 + +　　 ---- 原载195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83.txt b/CCRD/1/3/2/00048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34f000878a31e1ce2b7cc41e2da2114a84f59a8 --- /dev/null +++ b/CCRD/1/3/2/000483.txt @@ -0,0 +1,9 @@ +# 最近兩个多月来合肥有六个單位發生工人集体請願事件 + +　　新华社合肥２４日訊 合肥市动力机电厂、鉄工厂、金笔厂等六个單位，最近兩个多月先后發生了工人集体請願、停工等事件。这些工人中絶大部分是上海迁来的。 + +　　發生这些事件的主要原因：（一）上海、合肥兩地工人工資悬殊太大，如合肥鉄工厂三級工人在合肥工資是四十二元，在上海是六十三元。（二）从上海迁来的工人有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合肥新建的工厂条件差，工人要求的住房、家屬就業、交通、子女就学等問題，暫时不能解决，有些工厂对工人关心和説服不够。（三）工厂党組織領导薄弱，对工人进行正面的思想教育少。 + +　　現在，市委已經对从上海調来的工人的工資进行了适当調整。（秦聿震）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13期，1957年1月2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84.txt b/CCRD/1/3/2/00048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a4f7b032563bec286b67378ee7702ee45f1c620 --- /dev/null +++ b/CCRD/1/3/2/000484.txt @@ -0,0 +1,19 @@ +# 河北省和保定市一些机关干部在整风学习中暴露出来的思想问题 + +　　<《河北日报》> + +## 有人想乘机整领导干部 + +　　河北省供销社和保定市的一些干部对这次整风时间提前感到很突然。省供销社庞桂苓同志说：“是否波匈事件促使我们提前整风呢？也有的说中央决定提前整风时间是因为近来工人、学生等闹事多的缘故。保定市有的干部说：别看整风运动来的这么突然，来得快，走得也快，不会解决什么问题。省纺织品公司有的青年干部认为自己参加工作时间还不长，又不是领导干部，觉得没有什么可检查的，整不整和自己无关，因而不积极参加学习，在讨论时不发言或很少发言。 + +　　还有的干部认为这次整风是光整领导干部。如省商业干部学校有的干部说：这次整风是整领导，一般干部只要参加一下给领导干部提提意见就行了。保定市有些局长以上的干部过去作风生硬，存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因此感到这次整风对他们的压力很大。这些人的顾虑是怕算旧账、怕下台。有的说：“过去自己有错误，这次整风准跑不了，墙倒众人推，一捋到底。”在肃反中被确定为肃反对象、最后弄清楚没有什么问题的人，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想趁机整一下领导干部的劲头很足。省五金公司笑小波(群众)说：“过去你们(指领导上)整了我，这次我该整你们了。”交通厅郑湘(群众)也说：“五月到九月一共五个月的整风时间不算短，我要把我在肃反当中的问题好好说说。”在整风的领导问题上，省五金公司有的干部错误的提出：这次整风是专门整领导，可是对整风运动的领导还是领导干部掌握，应该叫一般干部掌握才好。 + +## 认为和风细雨办法行不通 + +　　有人认为和风细雨的整风方法不会解决什么问题。省供销社党员科长李静波说：“如果用和风细雨的整风方法，遇到批评者有意见硬不接受，那就没办法了。”一般干部王礼庆(党员)说：“和风细雨是水过地皮湿，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也有的干部认为这次整风是小闹，大胆放手发动群众的劲头不足。省商业干部学校弓建昌说：“这次整风提出用和风细雨的方法，为什么过去不提呢？我认为这次只是因为整领导干部，领导上才用这个办法。”费浩明说：“这次整风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是不是说过去几次大的政治运动都是粗风暴雨搞‘左’了呢？如果那样，是不是错误？”有的干部还怀疑这种方法在整风运动中不会贯彻始终。省木材公司的高风(群众)说：“别看是和风细雨，到时候就翻脸不认人了。”交通厅韩保生、李涵(群众)也担心检查开始后会形成斗争，因此，他们说：“我们先参加学习，到检查时看看再说。” + +## 对参加体力劳动的猜测 + +　　有人对参加体力劳动，还有各种不同的猜疑和看法。交通厅基建处有的知识分子说：“我们参加劳动，不一定去农业社，在机关里抬抬土垫垫院子，少用几个小工，既节省机关的开支，又参加了劳动，不更好吗？”医药公司程志祥说：“劳动是个形式，一个省长去弄几棵菜，那解决什么问题。”也有的说：“让咱们去劳动是创造条件，劳动好了，就让你回家生产了。”(转载自河北日报第二九八期“参考资料”) + +　　 来源： 1957年5月1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85.txt b/CCRD/1/3/2/00048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0f9c99785be218f717eadd3895f7a2205f3e7fc --- /dev/null +++ b/CCRD/1/3/2/000485.txt @@ -0,0 +1,37 @@ +# 江苏省党内外干部整风思想动向 + +　　<新华社《内部参考》> + +　　本刊讯　自中共发出整风运动指示后，江苏各地都作了整风学习的动员，党内外各级干部震动很大，他们对这次整风都各有不同的认识。 + +## 感到突然，有顾虑 + +　　不少党员干部对这次整风感到很突然。南京市有人说，原说是明年开始整风的，为什么现在就开始了，是不是党内发生了重大问题？有的说，这次整风是不宣而战，只是报纸上一发表，中央、各地就都相继搞开了，是否太急了。无锡市有人说，以前搞什么运动，总是雷声大雨点小，这次是雷声没有响雨点就来了！ + +　　有人对整风还有思想顾虑，他们说，中央指示虽说是和风细雨，就怕先是和风细雨，后是狂风暴雨；党的政策是和风细雨，群众行动是狂风暴雨。有人不同意这次整风采取党内外同时发动的办法，主张内部问题应内部谈，内外不分是大民主，要接受波、匈事件的教训。政法干部怕整风翻案，肃反干部怕报复。无锡市有个砖瓦厂厂长要求市委重点去该厂帮助整风，不然可能闹乱子。 + +## 认识不足，思想不通 + +　　有些党员领导干部对整风还认识不足，思想不通。常州市委委员、统战部长孙维峰说：“从道理上讲，谁也不敢出来反对党中央的整风指示，但具体来说，我个人的情绪就象一个有病的人要进医院，可是医生要把针打在自己的屁股上，又怕痛得很。”当市委书记王余积提出要市委委员表明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的态度时，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金德培说：“我们要不要表明什么态度？党中央关于整风指示上已说得很清楚，各人去体会好了。”市委委员、副市长祈文雅说：“立即开展整风，我的思想还跟不上来。”当市委委员、农村工作部长鲁福昌提出要立即开展整风，认识自己官僚主义的面目，不要再以客观原因来做挡箭牌时，市委常委、工业部长汤永安就说：“不能说研究这些问题，就是不贯彻中央指示。”市委副书记张如也说：“不能扣帽子，是要对这些问题作研究。” + +## 无动于衷，漠然处之 + +　　有部分党员干部对整风运动还是无动于衷，漠然处之，有些人甚至连整风指示还没有看过。无锡水产公司经理李光玉不但整风指示没有看，连整风学习的动员大会也无故缺席，打电话把他找来参加小组会时，他还抱无所谓态度。有个小厂的领导人说，整风是大厂的事，与小厂无关。一中学支部书记在校长(党外人士)向他请假出席市委召开的座谈会时，说：“这种会可参加可不参加！”常州市也有些干部认为再学毛主席指示是老一套；三个主义主要在领导身上，与我们一般干部关系不大；要反到我们一般干部身上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有些同志甚至对抽出一定业余时间进行整风学习还有意见。 + +## 一般党员，忙想整风 + +　　一般党员干部有急躁情绪。南京就有人反映，外面已搞得热火朝天了，怎么我们还未开始整呢？常州也有人反映，常州为什么冷清清不带劲。较普遍的要求“放”“鸣”，特别是某些领导与群众关系问题较大或知识分子较多的单位更为突出。常州市广播站不少同志提出：我们这里领导和群众距离很大，因此，要把整风运动搞好，让大家彻底“放”“鸣”；宣传部要派个部长来主持学习，不然保证搞不好；并说，“八大”学习时，我们提了意见，事后却遭到回击。市工人报的一些编辑、记者表示：要整掉三个主义，扩大民主必需有三个条件：1．领导者应先教育自己，不要光教训别人；局、处长以上干部集中学习不要泛泛而谈，应揭开矛盾，开展批评，起示范作用，否则什么整风都是空话；2．市委对“放”“鸣”要坚持支持，要改变过去掩饰自下而上的批评，生怕扩大矛盾而不了了之的态度；3．本单位领导要表明决心和态度。统战部有些同志说，不光要在党外大“放”大“鸣”，党内整风也要采取这个方针。 + +## 领导参加劳动能否坚持？ + +　　对中央号召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一点，不少同志认为是英明的，不这样做，领导人员只能是口头上体谅群众疾苦，不能从实际上关心群众痛痒。常州市一同志说，过去有些工厂工人对设备差、危险大多次向领导提出时，领导总说：“没有钱，办不到”，现在，让他们自己也去劳动劳动，以后好少打官腔了。法院有的干部还建议，以后机关干部工资只发70％—80％，其余让他们自己劳动收入。也有干部对此有怀疑。南京市有人认为领导干部无技术，又无劳动力，怎样参加劳动；有人就，这些干部过去进出坐汽车，以后是否也坐了汽车去劳动？也有人怀疑这种制度是否能坚持下去？ + +## 参加劳动是“浪费时间” + +　　有些领导干部对领导人直接参加体力劳动思想不通。无锡有人说，这是“大材小用”、“浪费时间”，他们认为各人有各人的岗位，领导干部有时间多做些全面领导工作，于国于民更有利益。常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金德培说：“劳动要有个目的，不能孤立的去搞，到街上扫扫地能解决什么问题，参加劳动是要我们去做工作的。”汤永安说：“劳动要有价值，要有条件，我们不懂技术，搞得不好真要闹笑话。”市委副书记韩本得说：“这问题要研究，如果大家都到码头上帮助搬运工人，那劳动力要过剩，这就牵涉到管饭问题了。” + +## 党外人士兴奋又害怕 + +　　党外人士看到中央整风运动指示后，既兴奋又害怕，兴奋的是，让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且允许中途退出；害怕的是，怕参加了下不了台、吃不消。民建吴志廉说：“整风到底怎样整法摸不到底，还要看看苗头。”有些党外局、处长反映：“参加整风运动有好处，可以改造自己，但整风运动虽说是和风细雨、小小民主，总归还有那么一股劲头，老干部受过考验，我们这些人没有受过锻炼。”有些党外人士还反映：“整风运动来得快猛，非常突然，这恐怕是中央根据形势发展趁热打铁”；“过去某些党员干部主观多，民主少，和党外关系墙高、沟深，这下好拆矮、填高些了。”也有些民主党派机关干部认为：“整风是共产党和高级干部的事情，我们民主党派和一般干部有什么三个主义？”教育系统有些过去肃反被斗的人员说：“劲头来了，今天要看看他们自己斗争了。”(转载自新华日报第五期“内部参考资料”) + +　　 来源： 1957年5月1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86.txt b/CCRD/1/3/2/00048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b29a08f07b7dfce816405ae7402ca4b35da12fb --- /dev/null +++ b/CCRD/1/3/2/000486.txt @@ -0,0 +1,185 @@ +# 解决校内矛盾提高教学质量——五月十五日乌鲁木齐市中等教育界座谈会记录摘要(续) + +## 邵建华：学生为啥闹事？教师何以消极 + +　　矿业学校去年暑期派我去内地招生，招生简章上清楚地写着：助学金甲等每人每月52元，乙等48元，丙等38元，凡合调干条件者还可申请调干助学金。可是学生招到学校以后，校方变了卦，说印错了，没交代清楚。学生不满，说学校骗了他们，校方也不解释，就不了了之。 + +　　那时适逢寒潮侵袭，新生衣单被薄难以御寒，学校库房里存有棉大衣和线毯子，却推因是新的，任学生挨冻生病，也不肯借用。学校开课了，学生没有纸、笔，找校长去借钱，校长却说：“你们借钱能还得起吗？”学生当然还不起，只有不满而已。学校里有个维文教员，讲汉语学生听不懂，他们曾要求学校调换，一次再次也没有效果。 + +　　这些事情凑在一起，学生们很不满，纷纷议论。校方对此不进行说服教育，反来了个压制措施。如校长和办公室主任都认为：那个再闹就开除那个。还说：“把学生的历史查一下。”团委书记，还跑到学生宿舍说：“那个团员闹事就开除团籍。” + +　　学生的善意要求得不到解决，反遭到恐吓、压制，当然就激起义愤，因此，学维文的学生，也因要求调换老师得不到解决，给校方来了个“最后通牒”。青年学生当然不知道这个字眼在什么场合对什么人用，但校方没考虑这些，却大为震惊，以为学生要“造反”了。于是大会小会，说服、“压服”双管齐下。 + +　　在一次教务会议上，校方总结上学期工作，提到助学金与调换教员等问题，把责任全归咎于学生。当场我提出不同看法，却惹得团委书记大发雷霆。他说：“学生闹助学金邵先生要负相当责任！学生这样闹是由于他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所致”。并说：“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天哪!不要说我还是参加组织的，就说不是，难道学生(包括党、团员)与一个教师相处不到一月时间，就受了他的影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吗？这恐怕不可能吧！ + +　　我们学校有位教员爱好文艺，业余搞了些文艺创作，这好像也犯了什么错似的。学校广播站某次播了篇讽刺小品。讽刺这位教师说：他想当作家，为50—60元的稿费而飘飘然。说他在教工文艺会演时，为自己年青漂亮的脸庞而狂喜，为千百双姑娘的眼睛而醉心。并说他曾骂国务院人事部分配他来新疆是绝子断孙。这些莫须有的事情播出以后，教职员和部分学生都嘲笑这位教师，甚至有些学生在作文里骂这位先生说：“在漂亮的词句下掩盖着卑鄙、丑恶、无耻的灵魂。”这位教师听了只有偷偷的哭泣而已。 + +　　中央民族学院分配给矿校六位教员，在矿校教民族学生的汉语课。其中有两位教师为了学生学习方便，日以继夜地辛勤劳动，编出了一本12，000字的维汉字典。校方对这一有意义有价值的创举，事先不予任何帮助，事后又不给以足够的重视。这部字典的活叶放在办公室里已有半年，直到现在仍未装订起来。 + +## 领导安于现状 + +　　阎恩德我们矿业学校的领导人在学习业务方面很差。就拿张付校长来说吧！他原先就是个知识分子，但办学4年来提高很慢，至今还是这方面的外行。我校有苏联专家讲学，学习条件很好，但我们过去并没有注意总结专家的经验，这就使得我校的教学工作提高不快。 + +　　我校领导人对作大报告看来兴趣很大。一开会，张领导、李领导都想上去讲几句话，使听众厌倦。群众反映校长很少深入科室，更很少去教员家里。 + +　　去年我校绝大多数毕业生都服从了组织分配，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但是有一个毕业生却与众不同，她一定要留在乌鲁木齐，对这样的学生，本应进行教育，使她服从祖国的需要，但是，由于她是公司付经理的侄女，所以领导上便迁就了她，我们本来不需要教员，却让她留校作教学工作。 + +## 陈声远: 四点感想 + +　　我想谈以下几点： + +　　一、正确的对待并领导知识分子的学习问题。1950年我在一女中教书，平时爱读大本书，这是我的老习惯。1950年教师暑期学习时，有天我看列宁主义问题，队指导员于英见了，不问我是否能懂，就说我好高鹜远。报告的质量不高，还不许提意见。有次某科长作报告，说宗教是阶级的产物，我说这是错误，于英就说我不虚心。我觉得知识分子有读书的能力，应该读经典著作，否则科学遗产将无法继承；理论问题应该容许争辩，否则真理就会被埋没了。有自学能力的，应该准予自学，领导适当的组织与辅导。 + +　　二、学术问题不能用行政权力强求统一。我们高级中学校校长有次给学生作报告，说自然科学有阶级性，另一个教员在讲课时说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学生反映给领导，于是领导同志就找了几个所谓对这个问题有研究的人与这个教师谈话，硬要他将自然科学无阶级性的出处和根据指出来。当这个教师指出根据，并拿出在大学读书时的笔记给他看时，他仍然要问这是谁讲的，并表示怀疑。又某次一位教授去作联共党史报告时说，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时，俄国贵族和地主反对。在理论教员讨论会上，我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异议，这位教授也硬要我指出出处根据来(我可以指出，但当时未带材料)，并非常武断而又机械的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作了个错误的结论：“地主阶级一般地是主张保存农奴制的，所以俄国贵族也不赞成废除农奴制”。实际上当时俄国的贵族是赞成的，黑土地带的贵族主张保存土地，解放农奴；非黑土地带的贵族主张连土地带农奴一起解放，因为这是符合于他们对西欧进行粮食贸易的利益的。像这样的问题不争论，怎样会弄明确呢？又怎样不遗害学者呢？学术问题要用行政权力来强求统一，只会阻碍科学的发展。 + +　　三、由上两点引起我对有种说法还有些意见，那就是必须先站稳工人阶级立场，而后才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我认为工人阶级的立场不是先验的，而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知识分子不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哪来的工人阶级立场，要是先站稳了立场然后再学，那知识分子就都不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了。我以为不一定先有工人阶级的立场，才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要有明确的目的，正确的方法，同样可以真正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总结了各种科学的最高成果而产生的，通过各种科学工作，通过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的实践，最后还是可以认识真理并达到马克思主义的。 + +　　四、要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应多给教师以学习参观的机会。过去教育厅曾经组织了一些参观，但都是行政干部，他们一般地对各种教学业务不熟，对别人的经验无法吸收，回来传达得肤浅，教师在实践中无法应用，感到苦恼，因此应多给教师这种机会。 + +## 施方舟: 我校的矛盾 + +　　我们银行干部学校学员绝大部分是来自工作岗位，都有实际业务知识，但在教学人员方面是教学经历短、实际经验缺，加上学校方面经常研究工作少，具体帮助不够，所以就发生了教学质量与学生要求的矛盾。 + +　　学员与学校领导之间也有矛盾。一方面是因为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对学员生活不关心，对学员的合理要求不能及时解决。例如：去年冬天烧炭问题，事先用炭无计划，领导上不了解检查，因此到严寒时无炭可烧，影响了教学，也引起学员的不满。另一方面是由于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薄弱，平时对学员缺乏了解，也缺乏教育，等到问题发生了才来研究解决，如去年广东来的学员对助学金有意见，但领导上不闻不问，直到集体赴上级党委请愿走了很远，学校才知道。从这里就明显看出平时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如何做的。 + +　　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主要是过去领导干部不深入了解情况，单凭听取汇报来判断是非。对有缺点的同志，不能以理服人，而是用简单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因而被领导者不敢大胆提意见，影响了工作的积极性。 + +## 岳峣: 使人寒心的歪风 + +　　我们速中本来是受组织部和教育厅双重领导的，但是却看不见具体领导。办学4年来，教育厅只视察过一次，视察之后也没见解决什么问题。前教育厅有个付厅长是学校的兼校长，但却很少到学校去，是个挂名的校长。组织部虽然也管我们学校，但也只是派人参加一下开学典礼，很少插手具体领导。 + +　　我校的一位化学教员本来离不开，但教育厅却硬要调了去，使教学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我自己本来学的是教育专业，到了速中后曾经三次改行。这就使得我学用不一致；同时，也专不下去。 + +　　我们速中的学员中有一股使教员寒心的歪风。有些学员以“三八”式等自居，在既非老干部又非党员的教员面前摆老资格，在课堂上也不听从教员的指导，甚至扬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前一个时期，为了加强师生的团结，曾组织了一个“主题班会”。但，结果事与愿违，“主题班会”变成对教员的斗争会。闹得我们教员走也不是、坐也不是，不得已只好硬着头皮被“斗争”。 + +　　我校的党群关系上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一位党员领导同志对人是两付面孔，见了党员嘻皮笑脸，见了党外人士面孔一板，好像谁欠了他二百钱。有一次，工会主席去找这位领导人，他正在和颜悦色地跟另一位党员同志交谈，但当他看见工会主席以后，就黑了脸，现出厌烦的神色。 + +## 洪星虎: 把教师也冻结了 + +　　在我们工农速中，还表现了一些本位主义，这也和上级领导有关。我校从去年夏天以来，闲了一些教师(我本人当时也已经快要“失业”了)。当时有人提议把闲置起来的教师分配到需要人的地方去，可是，校长却说：现在速中教师已经冻结了，上级党委指示，一个也不许往外放。其实不必为了将来用人，就乘早把人积压下。不放的结果使得这些同志思想混乱了，国家的教育事业也遭受了一定的损失；同时，还闹了些笑话。比如我吧，一周只有6节课(还有每周两节课的教师呢)，而且是物理兼体育。 + +　　教学质量不高是我校普遍存在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是学员水平太低，而且参差不齐，施教很困难，其次，课程分量太重，课程的配备不科学，没有照顾成年人的特点。 + +## 蒋永发: 教学工作不重视　群众意见不采纳 + +　　有人说：春风已渡玉门关。现在我们林业学校里，却还丝毫感觉不到春意。 + +　　我校一间18平方米的房间里，要容纳3个人办公住宿，3人中还有两个人兼有班主任工作。工会要一间房子作办公室兼俱乐部之用，领导上却一直没有给解决。同志们要求党支部从政治上关心每个人，但党组织对大家在政治上的关怀却等于零。学校领导上对教师很不尊重，动辄就在全校大会上随意批评甚至训斥教师，以致损伤了教师的自尊心和教师在学生中间的威信。 + +　　教学本应是学校的中心工作，但在我校却得不到重视和支持。学校领导上召集过两次班主任联席会议，一次的议题是发鞋问题，另一次议题是发衣服问题，而教学工作却从来不曾提出来研究过。校长不知整天忙些什么，却从来不曾听过一次课，教务主任也只听过一两次课。学校的一些活动也不为教学着想，曾经不只一次地为了参加义务劳动，为了看电影，就停了课。有一次，教学上需要使用仪器，这仪器得从新疆学院去借，还得让学校的吉普去拉。但是学校没有派车子去，说是没有汽油，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借口。 + +　　校领导对于来自群众中的意见不认真考虑。对付群众意见的挡箭牌很多，诸如，“学校是新办的。”“新疆地区困难多。”“过去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候的苦才叫苦。”就用这一类挡箭牌，把学工人员合理的要求，宝贵的意见，一概拒之于千里之外，结果闹得教职员工作劲头不大，不愿再去过问学校的事务。至于学生方面，小问题没有及时解决，日久形成了大矛盾，以致发生了去年秋季的罢课事件。 + +　　我校人浮于事的现象很严重，举例说吧，会计科竟然有人每月只发一次薪，再没有别的工作。并校之后，机构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变得更加臃肿了。“官”也就相应地增多了。又是这主任，又是那处长，领一支蜡也得经过几道手续，还得由处长批。 + +　　校长的爱人本来没有什么工作能力，但是，却在人员编制里占了一个位子。她的具体工作是什么呢?——管理校印。林业厅某科长的“公子”本来不够入学条件，结果不知怎么搞的也收了进去。农业厅办公室也曾经介绍过插班生，据了解，这个插班生是不合格的。 + +　　学校领导上对党外人士不信任，什么工作都由党员包了，甚至让一个不在家的党员干部担任了工会的领导工作。总务部门的浪费现象很严重，增产节约运动中大家要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检讨。但因为这人是党员，他坚决不检讨，党支部也就迁就了他。 + +## 王春林: 宗派主义妨碍了教师的积极性 + +　　我们石油学校的一些领导人，对人并不是一视同仁的。对某些党员抱的是姑息的态度。如对个别大闹待遇问题的党员，很少给予严厉批评。又如在我校反浪费展览中，有个别党员干部因一幅漫画批评到他，就说要撕毁展出的画报。某些党员在生活上对领导是一种态度，对教师和下级(“小老百姓”)又是一种态度。同志们有意见时，他们不是冷静考虑，反而是盛气凌人的反击。党组织对这些人，也不认真批评和处理，反而以“团员要维护党总支的威信”这一挡箭牌来对待群众的意见。至于对待刚出学校的非党青年教师，却常常小题大作，连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要提到原则的高度去分析，给人以尖刻的感觉。 + +　　我校领导人多是从部队上转业下来的。对他们来说，一离开部队走进学校，环境改变了。随着环境的改变，工作性质的改变，他们应当很快地改变自己的工作方法。但是，一些领导同志却没有这样作，至今还惯于使用部队上的一套。比如，大楼门口的警卫制度定得过严，就连教师提个水壶也得开条子，没有条子便不能通行。教师时事测验的成绩也拿出在同学面前公布。同志们对这些作法意见很多，但党总支负责同志却说：纪律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列宁在理发馆里如何如何……。一些教员在工作时间看了场电影，被总支书记发现后，就硬让一位同志写出稿来在黑板报上公开批评。当有人提出，黑板报学生也看，为这鸡毛蒜皮的事在学生面前批评教师，可能损害教师的威信，对教学无益。但总支书记说：我党正是由于在历史上公开地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才能取得今天的革命胜利。那篇稿子，原来校长也不同意登，但是在党总支两位同志坚持下才登出来。从这看来我校还有以党代政的趋势。 + +　　学校里，一些领导干部对坐班制与教师负责制的理解是不够正确的。好像教师每天不“坐”八个小时而自己支配时间是占了便宜似的。所以在一些教师不能很好支配时间的时候，就抬出坐班制和负责制论述一番。使教师感到负责制不象是根据教师工作特点，发挥教师积极性的工作制度。看来学校某些领导，过多地用了不合适的批评，妨碍了教师积极性的发挥。 + +## 徐守先: 为何教学质量低 + +　　我们水利学校去年在关内盲目招生，量多质低(有小学四年级的)给教学工作带来很多困难。招生前准备工作没有做好，教师来源不足，只得从没有毕业的同学中抽出来任课，甚至临时请打字员上课。专业设置和仪器、图书供应，学校拿不出钱，有些东西这儿买不到。这样教学质量怎么能提高。 + +　　教育部门一再提出要提高教学质量，但不给具体解决存在的问题，如教师质量低，有的教师任课多(有每周任课26小时还兼班主任)，没有进修时间。教学提纲不适合新疆具体情况，内容偏高偏多，因上课要通过翻译时间不够，只得压缩课程内容，或减少课程门数，批改作业和自习辅导都成问题。另外上级规定学维文，虽对工作有利，但对进修不利。我们住地离城30多里，用电、交通等方面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 +## 王传勉: 矛盾在哪里 + +　　在石油学校存在的内部矛盾，我认为主要有三个： + +　　一、教与学的矛盾。学校工作的重点应该是教学，但我们学校的教师大多是刚毕业的学生，教学经验不够，又找不到教材，就只好搬别的大学的教材，结果讲的不深不透，解决不了问题。而同学们总想多学些东西，就看参考书，结果越钻越负担重，又消化不了。教学行政方面也有很多缺点，如有一个班上了11周课，就换了四个老师；老师的口音，教学方法都不一样，当然就要影响教学质量。教学领导同志因忙于事务，不能深入教学，教师在教学方面发生的问题就无法解决，也就不能提高教学质量。我认为这是学校存在的最主要的矛盾。 + +　　二、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校长和教学领导同志困在事务的圈子里，什么都管，什么也没管彻底。各科室之间联系不够，各自为政，步调不一致，有问题就直接找校长，连那个干部住宿问题都找校长，结果校长整日忙于事务，无法解决学校中的主要问题。 + +　　党和群众的关系也不够正常，党员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有些党员还盛气凌人。对有缺点的党员，组织上还包庇，认为这个同志对工作不熟悉，慢慢就可改正了。但对一个刚毕业的教师工作有了问题或思想有了问题，就提到原则上来批判。这不能不说是宗派主义。 + +　　对群众的疾苦也关怀不够，有的同志不够安心，生活有困难也不及时解决，病倒了也没人管。有的同志要求参加理论学习，但从来没有人通知他何时听课，何时讨论。使同志们感到冷冰冰的。 + +　　三、在民族关系上也存在问题。如医生对民族同学看病不热心；民族同学伙食不好也不能及时改善，都引起民族同学的很大不满。开干部会时只重视汉族干部的讨论，对民族同志的发言，却认为只要翻译综合的翻一下就行了。我们学校本来是培养民族技术干部的。可是对民族同志的意见却不广泛征求。希望能通过这次整风，把我校这些存在的矛盾彻底解决。 + +　　另外石油学校和矿业学校关系很不好，也应当解决。 + +## 易继桂: 盲目办学 + +　　成立畜牧学校以前，有关部门没有很好地作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连校舍还没有修好，就一下子招来大批学生，住所不够，只好一个宿舍里住十几个人到二十多个人。师资也没有配齐，有些课没人上，有些课又只好由外行去开。仪器图片资料不齐全，缺这少那的。 + +　　我校教师都是从高等学校毕业不久的学生，水平本来就很低，但是领导上却并不重视对教师的培养提高，教师开的课不固定，经常变动，以致教师专不下去。同时，教师除担任教学工作外，还有行政工作。这也使得教师不能全身心投入教学工作。 + +　　汉族干部认为自己的文化水平高，技术好，产生骄傲情绪，瞧不起民族干部，民族干部又觉得自己还不错，瞧不起汉族的风俗习惯。 + +## 景世荣:“三大主义”阻碍我校发展 + +　　由于我们军区子女学校与一般学校有着比较好的物质条件，因此也培养起一些人的优越感，同时，也使我们学校与一般学校的关系不够融洽。 + +　　关于学生的升降级问题，国家是有规定的，我校却不照着作。如有的学生害病半年耽误了功课，病好了领导仍然让他回原来的班内上课，让学生硬挺。学生费很大力气跟不上班，领导却要老师个别对待。 + +　　又如学生纪律越来越乱，去年有一次劳卫制锻炼时，体育老师要一个同学经常锻炼，不能时断时续，可是该学生当着面说：“你长眼睛了没有?”像这样的事不止一次的出现。但反映到领导上，就说：“你是人民教师吗?”不了了之。领导上缺乏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反而在学生全体大会上，强调老师应正面教育，反对粗暴……。我这个人领导是信任的，也给重要的工作做，但我爱提意见。所以，对这件事我也提了意见。可是，领导听了以后，没有很好考虑反而说：“我听别人反映你光收集对领导的意见”。 + +　　国家的教育方针明确提出学生毕业要参加生产，对学生要进行劳动教育。我校有一个班主任领导学生排好了一个讽刺剧“口是心非”，但领导却不让演。 + +　　在对知识分子使用方面，由于领导上存在“三大主义”，造成很大浪费。如有一位皮革专家，在我校当教导主任，但无法发挥其专长。后来他虽然被调到兵团，但工作仍不合适，所以他借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向中央提出要求，才被留到中央军委工作。另外，还有教授，他们的专业水平很高，但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有一位老师，文化水平很高，会几种外文，竟因语言不通，无法教课，作刻蜡板工作。 + +　　可是，另一方面，领导同志却片面地只重视培养青年教师。过去几年中，我校送去进修的教师，100％的都是党团员，年老的教师却得不到一点进修机会。我认为这是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 + +　　在党群关系方面也因宗派主义作风受到影响。如我们体音美教研组原有一位女教师是团员，她过去是专门学体育的，但不愿作体育教学工作。以致我在那一学期里一个人代十一个班的体育课，可是党组织却吸收她入党了。在她入党时，党组织征求我的意见，我不同意吸收她入党。结果还是入党了。当我们和有些党员同志交谈时他们也不同意她入党。我校党组织就从来没有找过我。我校党组织是等人去找它的。 + +　　我校领导的主观主义也很严重。他们只从表面上看到中学部的老师之间是缺乏斗争批评，生活不活跃，小学部老师斗争性强，但却不知道中学部成年人较多，小学部青年人较多，一味的强求一律，是极其不恰当的。对教学工作和学生的班级活动，领导上不向老师深入了解，也不常听课，却主观地认为人家不好，轻下结论。有一次，五个班联合组织了一次音乐欣赏会，领导只听了一个学生的反映，就主观地指责这次音乐会学生不感兴趣。 + +　　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是分不开的，因为领导上主观主义地对教师劳动估计不足，所以，在待遇上处理的不公平。如我组教师教的课分量并不比别组教师的少，工作并不比别组轻，但在待遇上却是全校最低的。 + +## 周国盛: 阳光看得见，但是照不到 + +　　可能受了整风运动的影响，一女中领导同志开始重视一般同志的意见，最近我也向学校领导提了意见，领导上还作了公开回答，意思是说精神很好，只是内容不全面、不完全符合事实，而且还不够“真诚”。近来有人主张取消小品文，是不是用讽刺性的作品对待同志不真诚呢?我校领导上可能是不欢迎这种作品的。“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正如近几天的天气一样，确有“难将息”之感。 + +　　工作必须讲求效率，这是原则，我校领导上对此理解最深，因此为了追求效率，不论思想问题或者是教学工作，过多的采用行政命令方式，有时一面征求同志的意见，一面对不符合他们主观意图的意见立即加以驳斥。现在我们正在学习哲学，这是不是辩证法中的矛盾统一律? + +　　新疆人见惯了风雪自然不觉为奇，我是南方人，对风雪存有戒心，记得有一次为了讨论一个课文中的问题，因与互助组长的意见不一致，发生了争吵。结果领导上除叫我在小组会上检讨外，还要我写书面检讨。后来还在期终总结中提出批评，搞得我的手足经常是冷冰冰的(真的我的手足是冷冰冰的)。 + +　　为什么这样呢?最近才知道，原来学校领导当我刚进学校时(1953年)就嘱咐下面的负责同志说：“这个人来历不明。”我1949年就参加革命工作，怎么到新疆以后反成了来历不明了呢?从此我的身体犹如坐在一口深井中，四面袭来的是阵阵寒气，阳光可以看得见，但是照不到。有同感的不止我一人。因为以前的乌鲁木齐第一女中的领导同志为了把同志们划成几个圈子。进步的人不是深入群众帮助落后的进步，而是远远离开群众怕受传染，造成同志互存戒心。进步与落后中间、领导与被领导间存在一道高墙。最近学校领导上有意拆毁这道墙，但勇气似乎还不够。 + +　　我校过去把党员与党、团员与团的界限划不清，认为给党团员提意见，就是破坏党团的威信。有一位团员工作拖拉，领导上说是被和她一起工作的非团员影响坏的。 + +　　北京大学的教授们认为教研室是行政组织，那末在中学当然不例外。我校的教研组既不教也不研，以前组长开会主要是汇报组内同志情况，今天已有改变，但作为行政单位的性质仍未改变。 + +　　以上均说明一女中领导上和一般同志之间存在着矛盾。过去对这一矛盾解决的方式方法是风雪交加的，所以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有的同志被迫离校了，有的同志坐观变化；教师未形成集体，工作当然难有朝气。 + +　　最后希望文教当局对于我们的业务进修多给予具体协助，因为我们急需要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的。 + +## 安勇新: “厚此薄彼” + +　　解放几年来，社会上对教师工作估计太低，多看见他们的消极因素，健康的东西却视而不见。我不知道我们中学教师，究竟算哪一级的知识分子。比如一个大学生分配在医院工作，先大夫后主治医师，社会统称为高级知识分子，中学教师大部分也是大专学生，但社会上没有那么称呼他们。 + +　　不光是称呼问题，实际待遇也不平等。教师们起五更睡半夜，星期天还要备课、改作业和访问家长。每年虽有寒、暑假，但都被集训学习占去了，实际上得不到休息。像这些教师中的积极因素，好像别人都视而不见。再如听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传达，我们学校只校长一人去听，其余都没有听。而其他机关的收发会计都去听了。听一般报告也把我们跟机关干部放在一起，人家听了回去可以休息，我们听了回去还得补课。 + +　　我们学校的房子历史算是悠久了，破破烂烂也没人管。有时正上课墙上忽然掉下一块砖，吓的老师、学生都往外跑。我们的学生十几人住一间房子，住宿太挤，学生都长了虱子。而其他不要说机关，就是学校都比我们强。人家是高楼大厦，暖气自来水，学生只几个人住一间房子。 + +　　我要问教育部门的领导为什么要厚此薄彼呢?一样的学校为什么是两样待遇呢?希望有关部门能改变这种看法，对我们也给予适当的照顾。 + +## 袁俊明: 粗暴不能解决问题 + +　　我们农业干部训练班学生和领导的矛盾是尖锐的，去年一直闹到罢课，其原因是在内地招生时，答应的太多，来后兑不了现，来新时正是冬天，这儿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差，领导上对他们不关心，农业厅对存在的问题不处理，也不向大家解释，更不敢承认自己工作中的缺点，这样就闹到罢课请愿。但事件发生后，仍未适当处理，农业厅郝付厅长只是态度粗暴的把大家骂了一顿，绑走几个人算完事，这种作法当然不符合党的原则。 + +　　学校将来的前途怎样，连教职员都不得而知。在编班上原来开了一个行政管理班，现在又要撤销，这样就影响教学，有的同志就说班主任是“编班专家”和“搬家专家”。 + +　　我们学校教与学的矛盾主要表现是人多，设备等于零，图书馆里只有杂志和小说，严重的影响了教学效果，有些课还没办法开，要求两年达到中等专业水平是有困难的。政治课的比重太大(3比7)也影响到教学进度。从组织机构上来说，行政干部多，光总务部门就有30多人，而教职员还不到30人，坆务处才一个人。不能适应教学的要求。 + +　　近千人的训练班，不编制几个站岗的人，规定教师也要轮流站岗，有时从晚9时站到第二天天亮。不考虑教师工作的特殊情况，要教师和学生住在一起，说是师生打成一片，实际上影响了教师和备课。训练班还编制一个协理员也是少见。 + +　　（另外我过去原在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搞财务方面的工作，我们付队长陈溪鹤自己跑到南京北京逛，把我们丢下不管，同时他的很多违反原则的做法我不同意向他提意见，他还不满意，耍手腕把我调出来，假借党委的意见，实际上是他自己搞的鬼。） + +## 齐维亮: 机构大 效率低 + +　　（我们粮食学校以前的机构小，上下还通气，现在机构扩大了，上下反而不通气了。自学校设立了许多科以后，处理问题往往拖拖拉拉不及时。比如，去年有一位学生向校长写了个报告，要求离开新疆回家去。校长本来可以及时予以处理，但他却在报告上批示，要班主任先作说服教育工作，旁边批上组织科、教务科办。实际上班主任早就作了说服教育工作。） + +　　学校的领导工作本来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当同志们提出意见时，领导上却把一些责任推到下边干部的身上去。学校里大喊大叫要节约用电，但是个别党员领导干部却自视特殊，一面在动员大家节约用电，一面又在浪费电。因而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 +　　我们学校的教职员不但学习时间少，就是休息时间也很少。干部每天工作8小时，而教员必须加班(坐班制长，平时强调制度，教职员没有寒暑假。)再是有些人兼职过多。我是一个教员、班主任，又是团总支委员、团支部书记。每天忙于备课、开会，而组织科有三个同志却无事可作。这种现象如不改变，会严重地影响教学质量。 + +　　 来源：《新疆日报》1957年5月2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87.txt b/CCRD/1/3/2/00048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7641d8637408ee0e04c1fbc619978592ed59a68 --- /dev/null +++ b/CCRD/1/3/2/000487.txt @@ -0,0 +1,173 @@ +# 解决校内矛盾提高教学质量——五月十五日乌鲁木齐中等教育界座谈会记录(摘要) + +## 马林:党员干部缺乏民主作风使人感到盛气凌人 + +　　乌鲁木齐第一师范学校的党员领导干部处理问题主观急躁，民主作风不够，使人感到盛气凌人。有的党员教师不认真写教案；对学生试卷，只走马观花的一看就评给分数。课代表给她反映学生对教学上的意见，她不但不检查自己，反而把学生训斥一通。学校从1954年到现在只发展了4名党员，其中有一名是留校工作的新毕业的学生。他的工作并不好，并且闹情绪不安心工作。但是党支部为了完成发展任务，既不吸收群众意见也不吸收团组织的意见，就草草了事地接收他入党了。据说连填表带通过还不到一星期。1955年学校评选优秀工作者的时候，学校还硬要把这个留校工作不到两个月的同学评选为优秀工作者，后来遭到群众反对，领导上还硬要团员贯彻“组织决定”，结果实在通不过才作罢。另外教育工会召开优秀教师代表会时，教师们提出的优秀教师有阎老师、杨老师和郭主任。阎老师的票数最多，可是领导上却不让他出席优秀教师会议，而叫杨老师去。 + +　　党的四中全会以后，学校领导组织教师们学习了四中全会的文件，批判了教师们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作风。但是领导上并没有深入检查自己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结果，学校内部的团结虽然有所加强，但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仍有距离。教师们在会上意见不多，会后意见不少。教师顾虑重重，尽量少说话为妙。 + +　　学校的矛盾是表现在多方面的。学生与学校、学生与教师、新老教师、教师的工作与学习之间都存在着矛盾，需要领导干部深入下层帮助解决。 + +## 田逢秀: 主观办学朝令夕改 + +　　从我们农业学校领导上以至上级领导，主观主义都很严重。盲目地设了很多专业，不考虑条件是否具备，却一味地提要求，强调要保证教学质量。训练班的教学计划也不固定，几个月就更动了三次，真是朝令夕改，闹得教学很难上轨道。学校里的好多工作都没有让有经验的教师参加意见，只是几个领导人在一起一凑合就决定了。结果这些决定往往是很难行得通的，因此有人提出要求派内行来领导学校。当然，我们并不是一概反对外行领导，而是要求不懂业务的领导同志虚心学习。 + +　　学校的民主空气很稀薄。领导人不能虚心地听取群众的意见，往往以大帽子来压制批评。对教职员工的思想教育也不是和风细雨，而是采取一些粗暴的斗争方式。现在，有些人谈起自己身体不好的原因时，说这是领导上“整”的结果。 + +## 雷立炎: 要发挥大家积极性就要一视同仁 + +　　我们军区子女学校里宗派主义作风很严重。党员能联系群众的很少。群众觉得许多党员是高不可攀，盛气凌人，言必马列主义。另外，在我们学校里，还有黄衣、蓝衣之分，因穿黄衣服的是部队调来的，穿蓝衣服的多是旧知识分子。领导上似乎因为穿黄衣服的是直系血统，而厚穿黄衣服的，薄穿蓝衣服的，如14个班主任，旧知识分子仅三人而已，是不是这些人的工作能力不行呢，则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又如1955年，我校中学部选积极分子时，领导提出让大家选一位从小学部刚调到中学部的“党员”，但教师们选了另一位非党非团员的老师。虽然这样，领导最后仍是让那位“党员”去参加了军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像这样的例子很多，总之，搞什么都是政治条件第一，甚至是唯一的。即便是大家不拥护的人，只要是领导确定的重点培养分子，就在一切方面受到厚待。像这样要让人家发挥积极性怎么可能呢！我认为领导要让大家都发挥全力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就要一视同仁，要当铁面无私的“包公”，那一个人的能力能担任什么工作、就让他担任什么工作；没能力担任的就不要让他们勉强担任。不要因为是党员就培养，认为党员一切都是好的，都是对的，这简直是偶像崇拜了。 + +　　另外，我认为地方的教育领导部门也有宗派主义，未能一视同仁。如区教育厅和乌鲁木齐市文教局就从来没有到我们学校检查过体育教学工作。有一次我请教育厅的严志增同志到我校去看看，检查检查工作，他回答说：“这次检查工作已安排好，不到你校去了，以后有时间再说吧！”但以后就没有下文了。我校领导上曾跟我们讲过，在业务上受地方领导。对这一点，我们做的问心无愧，但地方却没有领导我们。 + +　　军区文化部对待党员和非党员，则更不一视同仁了，1955年二月领导调我离体育队。我不愿离开，就对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长说：“李奎同志(党员)调军事体育学院学习，他不去则不去，我要求留下为啥不行！若说领导决定不能更改，那李硅同志也应服从领导。”他则对我说：“你不能与人家相比，人家是人家，你是你，人比人还气死人呢”。在文化部直接领导下的体育队，更不必说那简直成了宗派主义的天下了，有位李忠鸾同志(团员)，对指导员是没有啥意见的，就是有，也是不多说话的，因此李指导员就把他当心腹之人。又如体育队的领导李承钢同志，本是绝大多数同志不拥护和不信任的人，就因为他是党员，所以文化部领导就一定指定要他当领导。虽有工作能力和精力水平比他强的人，也不能当领导。因为他不是党员。 + +## 方志超:去掉三大主义　改善党群关系 + +　　看到新疆日报召集高等教育界的座谈会，使人感到无比兴奋，这是我来新疆后从未见过的新气象，今天我谈一下我在新疆的几点感触： + +　　看不到统一战线工作 + +　　解放后，我在上海大学里教书，那时上海陈毅市长和统战部的同志常和大学教授开座谈会、报告会或一起跳舞联欢，关系非常亲密。在中小学界，市教育局也常召集类似的会议。但是，我到新疆军区子女学校5年，从未“躬逢其盛”，听说也有统一战线，但从未见过。上海党组织的统一战线部，凡在展开一个运动之前，如“土改”、“抗美援朝”、“三反”等，常邀请民主党派及我等发过“反蒋宣言”的人一起座谈，不但可以了解政策，还可以提供意见。新疆各种运动原也不少，但从没有统一战线部的同志或高级领导人找我交换过什么意见。去年我遵照党中央的规定，申请调整工作。今年初，学校领导通知我“可以调”，校内工作就不再安排，但事后毫无消息。后来从报纸发表的消息中知道新疆高等学校教师早已超过定额；有的学校竟有三十多个讲师未开课。新疆的人事部门却从未找我谈过话。我做中学之事，领大学之薪，心极不安，我曾一再要求：在新疆高等学校如难安插，应照顾我的身体(有高血压)和语言(我讲的是上海话)，与高教部联系一下，把我派到其他地方去，但就是没有人管，这就是官僚主义在作祟。 + +　　知识到此贬值 + +　　知识分子到这里就不值钱了。新疆地广人稀，将来必有远大发展。但新疆很多部门，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很多知识分子到此都贬了值。如：有位倪宝华同志来新疆后，初中都不让他教，但回到上海，不但让他教高中，还让他作了班主任；曾作过大学教授的胡道静同志来新疆后，领导上竟派他到石河子当小学教师，以后，他回到上海，就作了书店编辑与大学教授；还有位曾作过大学教授的林涤非同志来新疆后，被派去当营业员，他赌气地跑到北京，不但当了大学教授，还作了中央政协委员；我原来在华东是大学教授，来新疆后也作了中学教员。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我真不懂，为什么在同一政权领导下，就颠倒到此种地步?我校有相当多的专业老师，现在都作一般教育工作。小学部有许多大专学生，也都没安排到应有的岗位上。对知识分子这样使用，是个极大的浪费。在新疆，有无限光明的远景，原应该鼓励知识分子多来边疆，但现在这种做法，是使关内知识分子望而却步的，我主张必须正确使用，不要让他们“等闲白了头”。 + +　　不应留恋宗派主义 + +　　在新疆，文化科学界宗派主义非常严重。有些事业性的工作，很可以让有一定工作经验的适当的党外知识分子担任，让他们能贡献出自己的知识，发挥积极作用。可是，我感到一些领导者很少这样做，前几天，新疆日报刊登魏登晋同志的发言中，指出新疆学院领导有“先提拔后培养”的严重宗派主义作风，我觉得这种作风在很多文教部门都存在着，我校自然不例外。这些人，轻轻年纪，滔滔教条，紧紧把持，高高指挥，一知半解的乱发命令，是大不利于科学文化事业的。要知道有多少知识分子，是何等忠心耿耿想为社会主义效忠，想借此以赎前愆；但由于党与非党的隔阂，使他们徒有尽瘁之心，终无用武之地，终究还是不能发挥他们的潜力。知识分子是敏感的，试想其苦闷为何如？我恳求文教部门各级领导，忠实执行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不再留恋宗派主义，真正来一次“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 +　　建立正常关系 + +　　党与非党同志之间，要建立正常关系，各级领导对于知识分子，应遵照周总理报告，常找他们谈谈思想、业务等问题，并给以具体帮助，使其不断提高，不要过于低估知识分子，不要光从生活上照顾，必须注意其政治待遇、社会地位，尤其重要的，要使知识分子有做好工作与研究学问的足够时间和工具。如果随时随地把知识分子当一家人看待，那旧知识分子就会感到心满意足，急欲夙夜从公，感奋图报了。 + +## 李云生:我们的苦恼 + +　　对中学教师的政治地位、思想教育和业务的提高，重视不够。 + +　　1、解放几年来党虽不断采取措施提高教师在社会上的地位，但仍未把教师的地位提高到应有的高度。解放以后中央召开了各种各样的代表会议，但全国性的教师代表会议还没有召开过(闻今年将召开)。地方上也未开过这样的会议。因而目前社会上对教师的看法还存在着很多问题，特别是对小学教师。有些党的领导人员和政府领导把教师只看作一般干部，甚至造表时放到工友一起。某县领导干部甚至在一次会上这样提出：“你们(教师)好好干，将来提拔你们当干部。” + +　　2、解放几年来中学教师在党的教育与培养下思想觉悟大大的提高了，绝大部分教师都安心于自己的岗位，积极热情的工作。同时有许多人积极靠拢组织，要求入党。但一些领导干部对教师的估计不够，仍然停留在解放初期的看法上，片面的强调了教师的消极的一面，而忽略了积极的部分，没有看到解放已经7年多了，在教师队伍中涌现了大批的先进工作者。对教学改革作出了很多的贡献。但是有一些却一提到教师，就想到小资产阶级出身、资产阶级思想、历史复杂等等，这些大大地影响了教师的积极性。 + +　　3、在学校教师中发展党组织的问题。解放7年来我校只发展了五、六名党员，而且还是近一年多的事。为什么发展得这样少呢?主要是由于党组织的“关门主义”。认为教师思想落后、历史复杂，甚而只抓住教师历史上、思想上某些个别问题，不能全面的用发展的观点衡量一个人。从印象出发、盖棺论定，因而把一些够条件的人关在门外。这样就影响了教师的积极性，使某些教师产生了消极情绪。 + +　　4、提高业务，人人都愿意学习，特别是教师的学习就更为重要，因为教师教给学生的知识必须是先进的，但是教师苦于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学习。很多部门的干部都有到口里深造提高的机会。有的甚至年年去学习。但学校教师学习机会就很少，每年只有几名领导干部到教育行政学院深造，但教师们根本没有机会学习，内地都办了教师学院，函授学院，但边疆的教师只有卖老本，教师老本都快卖完了，以后怎么办呢？ + +## 刘学诗: 能担百斤重，何必让挑五十斤\学校外语课应让学生选修 + +　　领导关于知识分子使用问题，是我们学校的矛盾。像我们学校，有些同志就是所学非所用，没有发挥潜力，像有的同志对历史或自然科学有专门研究，可是在我们学校用不上。后来，他们要求调动工作，本校领导上也答应了，可是到现在却没下文。据说这是因为增产节约运动开展后，他要去的那个单位怕增加开销不肯要。我认为自治区党委应认真帮助解决这样问题，不要让能担一百斤的人，只担五十斤。 + +　　据我了解，现在各中等学校都有维吾尔语课。同时，我还听说从今年下半年起中学要增加外文课。这样，在教学时间和效果上都会发生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我建议让学生自己选修一种。学维吾尔语文或外文自己选择。目前高中硬性规定专学一种外国语——俄文。可是，许多学生反映要学英文。因此，我以为外国语应让学生选修一种。 + +　　另外，根据一般经验学外语都应当在专修一种外语之外，再学会一、两种外语。例如俄语系，以俄语为主，同时应再学第二外国语。世界各先进国家，都是这样作的。我们不能只学一门。因此，我建议领导要有远见，在新疆语文学院不应只学一种外语。 + +## 刘鸣凤: 特权思想　使人哭笑不得 + +　　比起普通中学来，我们工农速成中学和干部文化学校，还存在着一些特殊的矛盾。 + +　　速中是培养具有高小文化程度的在职干部使之能升入大学为主的，学员入学要进行考试，考试合格者才算具备了入学的条件。但在执行过程中，我们曾遇到了很多料想不到的困难。如，某个首长的爱人本来不具备入学条件，但是她却持着上级的介绍信，硬要在我们的初中班学习。有时课程已经进行了一学期或一年了，上级却介绍来一个连入学水平也不够的学员，让其插班学习。有一次，上级介绍来一个家庭妇女，是老干部的爱人，我们要测验，发现她连自己名字还写不出来，让文盲来上中学的课，这自然是一个笑话；但是；一位上级首长却指示我们，要我们“照顾照顾”，结果也只好“照顾”进来。 + +　　类似的现象屡次发生，我们的教务部门深感头疼。你说收吧，这就违犯了制度，而且教师学生们也都反对；你说不收吧，这是上级介绍来的，有某首长亲笔写的介绍信。遇到这号事，我们的教务部门就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我们受了气还不要紧，教学上却受到了难以弥补的损失。有人在背后说：学校变成私人问题的退水渠了。 + +　　党员学生宗派主义思想严重 + +　　我校的学员大部分是参加革命时间较久的党员干部。在他们中间，有些人在教员面前也摆老资格，放不下官架子，不能虚心地当个小学生。这些人根本不懂得尊师，跟教员在课堂顶咀的现象屡次发生，动不动就指责教员。有一次一个班的党支书公开说上了课我承认他是教师，下了课谁承认他是教师呢?有的在会上说教师架子大我的架子比他还大。在他们认为，教员多是吃革命饭不几天的知识分子，生活上应当享受和他们绝对平等的待遇。因而反对教员在打了熄灯钟以后开灯工作或学习，反对教员吃饭时坐凳子。 + +　　付校长不务正业，威风十足 + +　　付校长(共产党员)感到工作难进行，情绪就低落了下来，扬言不愿意当校长，要求调动工作。于是也就不大过问学校的工作，当有些教师和学员找上门来和他谈问题时，他有时一生气就大发雷霆赶了出去。同时，他心情不好时就酗酒甚至打老婆，在学校里影响很不好。校领导上对学员生活上存在的问题也不及时处理，结果把小事也给闹大了，看见事情闹大了就检讨，但是，检对过后问题却还照旧摆着。有的学员在背后说：学校光诚恳检讨，坚决不改。也有的教师说：我们的付校长是靠党员的牌子吃饭呢。 + +## 梁燕: 我的思想情况一年不如一年 + +　　解放那年，我才从学校毕业。参军来新疆后，不久就转业至一女中工作。虽然我是学西方语言与文学的，教语文还隔着一层，但因个人一向喜欢中国文学，所以还能胜任。几年来，无论在教学与班主任工作上，我自觉还付出了一定的劳动力。但我的思想情况却一年不如一年，这与本校所存在的问题不无关系。 + +　　民主在哪里? + +　　首先我觉得原校长于英同志不讲民主。比如有一次，一位教师的母校——河南师范学院校刊来信要他写一篇通讯，谈谈他到边疆后工作的感受。这位教师约我一块帮助他写提纲。当时被隔壁住的另一位教师知道后，把这件事给校长汇报了，校长就批评我们无组织无纪律，写稿子不通过学校，我不明白：难道给母校校刊写通讯也要经过校长批审吗?这算什么通讯自由? + +　　其次是校长对教师人格尊敬不够。 + +　　1951年，校长指定我给全校做“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报告”，报告稿子是经过校长审查的，关于原天弹的威力问题也是从杂志上找到的材料，是有科学根据的。但是报告完了之后，校长竟说我的报告太强调了原子弹的威力，思想反动。 + +　　我们校长虽参加革命多年，但在教育方面还是个门外汉。她对业务不积极钻研，对高中部教学尤其不多过问。她的工作重点是掌握语文组。平时既不参加备课，也不参加教研组活动。要搞公开教学了，她事先也不看教材。讨论课时计划时，别人在发言，她却在那儿看起教材来。她在听课时有时打瞌睡。对于上级关于“校长面向教学”指示，很少重视。 + +　　组内发生了问题，她不从解决问题入手，往往把学术问题与思想问题混为一谈。粗暴地扣以“无组织无纪律”的帽子了事。如1955年，在总结高中一年级新生入学考试问题上，我和教导主任发了“运用古典词汇”问题的银座，又有一次发生了“总结每课教学材料”的争论。校长不深入了解情况，不管问题的实质，不让组内同志争论，就在教研组长联席会上公开批评我“无组织无纪律”，这怎么能教人心服呢? + +　　这里没有德才标准 + +　　至今本校在培养和提拔干部政策方面也与党的干部政策有违背。对毛主席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校长在理解上也有错误。古语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我认为：“在一女中教书无才便是德”。因为有个别同志教学非常之差，却被提拔为教研组长了。还有些领导上认为是积极分子，可是群众关系既不好，业务水平又差；而那些所谓的落后分子呢?有的倒反而在学生中威信很高，教学质量也好。到底“德才”的标准是什么?很难理解。 + +　　给党团员提意见就是反党行为 + +　　在本校还有这样一条奇怪的逻辑：谁要是给个别党团员提意见太多，谁就是打击了党团员；打击了党团员就是打击了党，打击了党就是打击了革命，打击了革命当然就是反革命了。 + +　　现在我就是在这条逻辑下一撅而不振的一件牺牲品。我常常怀疑：党的方针和政策都是正确的，我看到了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以后，痛哭了一夜。但是我们学校为什么总是对政策打折扣呢? + +　　于英离校已有两年了，但她的官僚主义所造成的恶果，至今犹存，未见减色。今天，是动手拆掉这座“高墙”的时候了。愿领导与群众双方一起动手才好。 + +## 管月秋:党团员以领导者自居，领导上偏听偏信 + +　　昨天晚上学校交给我任务，让我代表一女中教师讲点意见，我感到责任重大，应该鸣，但我不能歌功颂德。因为时间紧，临时凑的意见，难免零碎些。 + +　　一、我们学校的作业计划是教条主义、形式主义。计划是学习关内的经验，在东北，人家教师、学生水平高，在教学上质量好些，可以得得通。但我们条件差就行不通。比如数学作业规定只能占一个课时的二分之一(25分钟)，教员根据学生水平布置有时加多一倍(50分钟)，而学生要两三个钟头才能完成。教师给学校提意见要实行这种计划，要解决主要矛盾，学校说我们对好制度不拥护，不采纳大家的意见，仍然宣布照办。因而造成各教师与数理组的矛盾，学生与教师的矛盾。 + +　　二、我们学校的党组织是偷偷摸摸的。只在去年7月1日党组织公开座谈了一下，至今将近一年，组织与群众未见过面。教师都爱护党，但学校党组织吸收的尽是唯唯诺诺的人，群众把他们称作温室的花朵。而非党教师工作再好也不被吸收。我们建议党组织设专职人员了解教师们的政治要求。 + +　　三、我们学校的党团员以领导者自居，认为自己是改造人来的。领导者有偏听偏信的毛病，群众提意见领导不听，心腹之人对自己则报喜不报忧，对别人则报忧不报喜，于校长偏偏相信。这次团内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大多数教师都不知道。群众认为我们学校的党员作风不够谦虚，甚至有的同志认为有些来我校开支部会的党员，那种傲慢样子，不下于国民党的党棍。 + +　　四、教师兼职多，难以提高教学质量。我过去不被重视，现在重视了，重视的结果什么都交给我作(其实我并不高兴这样)。我们学校像我这样兼职多的教员大有人在，如有的教员每礼拜要写11个教案。领导要求提高教学质量，但不管新老教师，以及他们的水平高低，都一律看待。另外，还有没学文学的教文学，没学数理的教数理，这样谈提高教学质量，那就更成问题。文教局派人去学校听课，听了就走了，从不发表意见，对及时提高质量成问题。我们的意见还是随听随讲的好。 + +　　下面我再谈些个人的感受。 + +　　目前一女中校长于英和语文教研组长胡宝霞调走以后，大家都说是搬走了两块大石。说这话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的校长于英对别人是马列主义，对自己却是自由主义。如我兼搞托儿所工作时，因我不懂会计，账目有些问题，她诬我贪污了一袋面粉，后来查清没有此事，她又说我有剥削思想，理由一我是地主家庭出身；二因为我曾托人从外县带过鸡蛋等。1955年，我班学生在班的墙报上表扬了历史教员郑志老师，教学总结时，于校长不同意，说我领导的班是资产阶级的温床。这是对群众蛮横，对人毫无帮助，只有增加负担，给工作带来莫大损失。她们对团员又如何呢？比如许九如原来是团员，当时有意见也不提，但等他超龄退团后，郭耀邦就说有些团员变坏了，是受了许的影响和沾染。 + +　　再看看于校长本人。她和她爱人都是地方干部，但孩子却送去军区子女学校读书，这是党员同志的特殊享受，其他人如负担重的就享受不到。试问于校长有什么资格享受这种待遇呢?于英校长是1955年调去学习一年的，但到1956年10月份，她的薪金还由学校开支。同志们都纷纷议论，表示不满。于校长在校期间，对教学的中心工作根本不领导，自己也不学习，但对厕所、草料、水缸、房子，倒管得很好，对同志有微小不如她意的事，就不顾在什么场所，大声大气的斥责。 + +　　最后，我建议把于英的材料寄给她现在的工作单位，在整风中作为参考。 + +## 孔令刚: 我的感受 + +　　我在女中已有八年，一直是在“熔炉”里生活。直到今天还没有出炉。熔炉的火力，是渐渐加大的。先是检讨，而后是批评批判，再在大会批判。可是我不知道我们领导到底想把我锻炼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 +　　这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对我的情况好了一些，像最近给我一间大一点的房子，非叫我搬来不可。口口声声说是对我的照顾。这样，我当然非常感激。不过是，现在给我安上钢丝床，铺上鸭绒褥子，叫我躺上，可是我浑身的创疤痛，躺在上面也感觉不出来它的舒服。 + +　　（下面是我在女中生活和工作中的一些感受：） + +　　分类是科学上的名词，把相同属性的东西归在一起。我们学校也把教师根据进步和落后的属性，分成两类。进步的包括党团员、基层干部和逢迎进谗、歌功颂德的；落后的包括历史上有问题和爱提意见的。我是属于落后一类的。因为我历史上虽然没有问题，可是爱提意见；尤其我丈夫“劳改”过，“劳改”犯的女人当然要列入落后之类。 + +　　领导上对待这两类同志的态度和方式不同：对所谓进步的是既信任又尊敬；对所谓落后的是既歧视又打击。 + +　　不能随便提意见 + +　　教师们在我们学校过去是不能随便提意见的。在1954年秋季，陈景甫来我校工作。在他上课的第二天早上对我说：“我今天是第二天上课组长就来听我的课，我很害怕，腿都打颤。”我说：“既然这样，就请组长过几天听课也可以。”这句话被一位团员同志听见了，马上反映给于英校长(现已调走)。校长就叫了了我去，用茶壶的姿势，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我说：“你为什么破坏团结。”我要解释，她说：“不必解释，你要立刻改变作风，以后不许这样。”使我感到作教师难，连话都不能说。 + +　　提意见就扣帽子 + +　　过去，在我们学校里，有的团员同志在工作上有了缺点和错误，领导上也不让别人提，更不用说批评了。如有一次，于英叫两位同志去了解一位班主任的工作，她们回来反映了学生的意见，于校长当时就不高兴地说：“她是团员，你们故意打击团员。”就在那年夏天，团支部集中学习，有些团员在团会上痛哭流涕的给那位班主任提了意见。但于校长却说，那是落后团员提的意见，不足为凭。有一位教师又去和校长谈，校长仍是说：“你这是打击团员。”语文教研究组的同志指出那位团员教师在教学上的错误，于校长说：“那是水平问题，你们看不见她勤勤恳恳地在努力工作吗？你们为什么打击团员?” + +　　这不是帮助同志进步在我们学校里，过去的校长对教师的人格也根本不尊重。1954年，和我住对面屋的一个团员同志，向校长反映：半夜里有个男人进了我的屋子。于校长对这件事也不调查了解，就轻信了这位团员的谗言，找我谈了两次话，并逼着追问我这个男人到底是谁。但遗憾的是我在女中几年，连个女朋友都没有，所以我无法回答，只能说：不知道。可是于校长在事后也未认真调查，却仍是背地里到处为我宣扬，故意破坏我的名誉。谁能说这是为了帮助同志进步? + +　　给领导上写信也没有自由 + +　　我丈夫卢亚夫是在“三反”中被“劳改”的。我认为政府对他的处理是不恰当的。在1955年4月，我给自治区党委领导写了一封信，要求领导合理地安排他的工作。我给王书记的信稿夹在一本杂志里。后来，这个信稿被一位同志发现了，她告诉给胡宝霞同志，胡就从我这把信稿要了去，交给钱教导主任，他又交给了于校长。这封信就一直没还给我。(后来钱主任给我道了歉，说是遗失了。)但这件事给我精神上的刺激和压力太大了，我感觉到在女中还有什么自由？ + +　　为什么会有消极情绪 + +　　在过去，有些教师，如李国元、马桂珍、王舒林等不愿受窝囊气，请求上级领导调换了职务走了。他们在新的工作岗位上都表现的很积极，都有了很好的成绩。现在，我们学校也还有很多同志不安心工作，都想请假。原因就是我们学校的领导在用着你的时候，称赞你进步；用完了之后，这朵进步昙花一现之后，还是“落后”。在工作上任你如何努力争取，也是枉然。 + +　　目前，在我校教师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就是消极情绪，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我认为就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 + +　　三大主义代替了集体领导 + +　　我校领导从主观上把同志们分成进步或落后，都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我们的校长从来不和教师接近，从来不听课。从解放到现在共十六个学期，我校前后两任校长，除了观摩教学，没有听过我一节课。这岂不是新闻吗?校长在教学上和工作上从不亲自掌握，只依靠那些她认为的进步分子汇报，把他们当自己的得力助手，这就形成了官僚主义。再由依靠他们而纵容他们；他们也依赖领导上庇护和支持，而大胆妄为，而形成了宗派主义。几年来，就因为这“三大主义”代替了集体领导，结果使得教师们离心离德，酿成了不团结的分裂现象。 + +　　新教师也有苦闷 + +　　本学期，我们学校从小学和内地调来了几位新教师。他们刚一到学校时，热情非常高。特别是从小学提拔来的老师，他们认为到中学工作是很大的光荣，他们甚至连眼睛都在笑。他们希望把工作搞好，但是在新的工作面前，由于没有经验，困难是很多的，他们希望领导上的帮助，但相反的他们得到了领导上的批评。在上学期中的时候，教导主任作了一次教学总结，内容大都是对老教师的表扬、对新教师的批评。从那以后，几位新老师的积极态度，就冷下来了。直到今天还沉默寡言。学校领导虽然表扬了老教师，可是老教师现在也不活泼。我们每人都是自己想自己的事。就是领导本身的热情也不高。校长是每天垂头丧气，从不与人交谈。教导主任常发脾气；总务主任公开发牢骚；甚至工友同志有的也有情绪。 + +　　教工同志情绪不好，可以说是三大主义所造成的。那么几位领导同志是高高在上的，为什么也表现的这样?这就必须要求上级领导自己检查一下了。 + +　　根据各校同志的发言，说明了三大主义的领导作风是相当严重的。它妨碍着我们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希望在这次整风运动中细致认真的整一整。我认为一般的老党员，是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为革命事业有了功劳，他们有个什么主义吧，还情有可原。可是在整风运动中，也要认真的整一下。可是有些新党员才入党三天半，对革命有了多大的功劳和贡献?有什么本钱而这样作威作福?骄傲自满?而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我建议对这样新党员，更应当认真的整，好好进行教育，把旧社会争权夺利的坏作风整掉，使他们能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给同志们树立榜样。 + +　　 来源：《新疆日报》1957年5月1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88.txt b/CCRD/1/3/2/00048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d314a1cc8fcc1df0a4f5ca03ba7764c14ee527d --- /dev/null +++ b/CCRD/1/3/2/000488.txt @@ -0,0 +1,23 @@ +# 昆明师范学院的反动标语和反动公开信事件 + +　　<新华社> + +　　新华社昆明25日电　昆明师范学院从5月15日开始停课三天学习和讨论毛主席的讲话。二千多名师生员工在头二天中对学校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教师太少、教学质量低；伙食不好和学校党、团组织存在宗派主义以及本学期开除三个学生等事提出了上千条意见。5月15日早上，忽然在东、西两学生食堂、员工食堂和学校后门四处，出现了十六张用“民众团体”署名写的标语。十六张标语的内容涉及了党的性质、任务和社会制度方面的问题，例如“共产党万岁”“废除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打倒专制独裁！”“废除不民主政策！”“不要在学校建立党团制度！”“我们青年应该坚决起来反抗不合理制度！”和“共产党应赶快回头了！”等。 + +　　标语出现后，群众情绪激昂，对贴标语纷纷表示愤慨。学校党组织和行政领导经过学习领导小组开会研究后，决定学习仍按照原来计划进行。在当天下午如开了全院师生员工大会，肯定这两天大家在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很好，欢迎继续提意见批评。学校并让这些标语原样保存在那里，供大家参观，又翻印出来发给各学习组讨论。 + +　　群众对贴标语有两种意见。大多数人反对这种行为，于是在十六张标语的周围贴出了许多以个人签名或全班名义写的针锋相对的大字报和标语。分别用事实驳斥了十六条标语。有的写着：“民众团体阁下，为什么不在光天化日之下提意见？要当见不得人的夜游神！”但是，也有少数人认为这是思想问题，标语中有些意见还是对的，只是这种提意见的方法不好。 + +　　三天停课期满后，学校照常上课。有些学生贴出公告，邀请写秘密标语的人出来公开报告和讨论他们的意见。但是，没有人出来。 + +　　5月18日，民盟云南省委收到一封用“师院学生”名义“致民盟、民革、民建、致公党、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及光明日报的公开信”，信中除诬指那十六张标语是共产党派人贴出的外，还提出六项主张：一、废除一党专政，打倒卖国政府。二、废除丧权辱国的中苏友好条约、驱逐苏联专家“间谍”出境。三、要求民主党派执政，改善人民生活，维护人权，反对卖国贼。四、立即宣布师院开除的学生无效，解散党团特务组织，向被迫害者的人复仇。五、开放言论、信仰自由，打倒法西斯。六、要求民主党派支持师院罢课、示威、请愿。 + +　　民盟云南省组织收到这封信后，即转来师院。师院领导根据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的指示将原信公布出来，并且还印发各学习小组，让大家继续讨论。 + +　　这一封“公开信”贴出以后，学生们在周围贴满了五颜六色的漫画、讽刺诗和标语，斥责这封“公开信”。学生们在标语上写道，“师院学生是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决不允许盗用和沾污‘师院学生’的荣誉，我们坚决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原来对写秘密标语的人多少有些同情的人，现在也明白了这些“黑夜工作者”的真正用意，他们也写出了标语：“答民众团体：感谢你们擦亮了我们的眼睛！” + +　　云南大学、昆明工学院、昆明医学院和昆明市部分中等学校的学生也先后前来参观标语和公开信。昆明工学院采矿系一年级及云南大学数学系一些学生参观回去后，马上写了大字报，针对十六张标语和信中内容，逐条驳斥。云南大学的学生纷纷向党委会、校刊室写信、写诗，说：“在师院上了一课，提高了觉悟，更加热爱共产党。” + +　　到现在为止，写秘密标语和匿名信的人，还没有公开出来承认。 + +　　 来源： 1957年5月27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89.txt b/CCRD/1/3/2/00048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c525d50599bddf1615cbe68e48429f8b0078486 --- /dev/null +++ b/CCRD/1/3/2/000489.txt @@ -0,0 +1,25 @@ +# 劳动　学习　团结　祝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 +　　<《人民日报》社论> + +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开幕了。通过这次大会，青年团将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形势，根据广大团员的愿望，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而走上新的发展阶段。我们愿就青年团在新的发展阶段的三项基本任务——劳动、学习和团结，说一点我们的意见，作为对这次大会的献礼。 + +　　劳动创造了人类，创造了人类的历史和文化。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只有经过劳动，首先是体力劳动，才能逐渐富裕。我国的广大的劳动青年，正在同成年人在一起，在工农业战线上为创造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光荣地努力。广大的青年学生，也正在为准备参加生产劳动而学习。但是也还有一部分青年还不完全认识体力劳动的意义，甚至轻视体力劳动。因此，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同这种轻视体力劳动的剥削阶级思想的残余作斗争。对那些正在从事工农业劳动的青年，应该教育和鼓励他们安心地长期地从事体力劳动；对那些还没有参加劳动的青年，应该教育和鼓励他们积极地准备参加体力劳动；对那些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青年，也应该教育他们不要轻视体力劳动，而且鼓励他们只要有可能，也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所有青年团员，都应该成为参加体力劳动的模范；从一个团员是否热爱劳动，可以判断他是否真正具有共产主义的觉悟。 + +　　为了作到这一点，青年团的干部需要以身作则。一切脱离生产、脱离体力劳动的青年团的干部，每年都应该有一定的时间参加体力劳动。而且，我们还认为，今后青年团的所有干部，最好都从直接参加体力劳动而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的青年工人、青年农民中提拔。 + +　　青年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在劳动战线上的青年，同样要在劳动中学习。不但要学习业务，而且要学习政治。 + +　　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每一个团员都必须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都必须学习和宣传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重要的不是仅仅会背诵它的字句，而是要真正领会它的精神，并且在实践中加以运用。要认真注意在劳动、工作、学习、生活中发现问题，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并且学会用生动的说理的方法，说服那些不同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青年。 + +　　青年团员的学习任务之一，是要继承革命前辈的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热爱人民，艰苦奋斗，不计较个人利益，不害怕困难和挫折。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最后完成，资产阶级思想在青年中间还有不容忽视的影响。那些自私自利、贪图享受、不要原则和理想的倾向，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显明的例证。青年团的任务就是通过政治的学习，在青年中间有效地清扫这些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精神上的垃圾。 + +　　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任务是崇高而又艰巨的。很明显，它的任务只有在它真正成为全国青年团结的核心的时候，才有可能完成。 + +　　青年团在团结我国青年一代的工作中得到了重大的成绩，但是也还有宗派主义的缺点。特别在目前的形势下，我国国内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我国全体青年的大团结已经得到了更广阔的天地，克服青年团工作中的宗派主义缺点的要求，也就更加迫切了。 + +　　青年团对青年群众只有关心和帮助的义务，决没有骄傲和瞧不起的权利。青年团员要把团外青年当作自己的兄弟和朋友，要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青年团员应该承认团外青年有很多优点，值得自己学习，也应该承认自己有不少缺点，需要团外青年的监督和帮助。同时，青年团必须注意了解和反映青年群众的意见，并代表他们的合理的要求和正当的利益。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国内主要的矛盾，这种变化当然也反映在青年问题上。作为党的助手的青年团，应该在调节青年和国家的矛盾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 +　　劳动，学习，团结，这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战斗口号，这也是全国青年的战斗口号。我们相信，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这些战斗任务的讨论，必将推动全国青年劳动积极性的高涨和共产主义觉悟的高涨，并且将大大加强全国青年的爱国团结。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90.txt b/CCRD/1/3/2/00049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87e2a1df6fd848eeab75b544f94acfc171a1704 --- /dev/null +++ b/CCRD/1/3/2/000490.txt @@ -0,0 +1,25 @@ +# 南京的鸣放在下层阻碍不少，轰开局面还看领导 + +　　<《光明日报》记者> + +　　《光明日报》南京14日专电 各民主党派江苏省和南京市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和部分民主党派成员，13日在本报举行的座谈会上，本着帮助共产党开展整风的精神揭露了党群关系中存在的不少问题。发言人情绪热烈。在讲到某些具体情节和警句时，一再关照记录把它们全部记下。 + +## 春天何姗姗来迟 + +　　大家认为目前南京还是早春气候。有人认为：在基层则还被严寒封锁，有春天何姗姗来迟的感觉。有人说，各民主党派在省市的地方组织已动起来，但走到前头，其他方面配合不上。群众一方面急于要放，一方面怀有顾虑。有人说，在大学里，平时敢提意见的“炮手”，在肃反中，大都“解除武装”。有人认为，南京鸣放没有轰开，是由于领导上支持不力，下面的阻碍不少。南京师范学院最近公布关于毛主席讲话的学习计划，最后一项列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对鸣放阻碍极大。正在召开的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有些领导同志谈起工作成绩，振振有词，说到缺点，则轻描淡写。不久前省政协会议上，有人批评执行宗教政策中的缺点，马上就有人针对发言加以批判。有人指责中共党报新华日报仍摆着一付“卫道者”的面孔，喜欢刊登批判性的东西。工商界更是顾虑重重，战战兢兢。毛主席的讲话至今还没有在南京市工商界传达。名翻译家高植(民盟盟员)打比喻说，风筝放的高低，要看线的长短。线愈长放的愈高，线愈短放的愈低。收音机声音高低，决定于音量控制。增大音量则声音高，减小音量则声音低。总之，轰开局面还看领导。 + +## 对知识分子尊重信任不够 + +　　民进江苏省委及南京市委主委吴贻芳，分析党和知识分子关系不正常，主要是有些党员对知识分子不够信任，不够尊重。举例说，有个中学校长收到一封写给学校负责同志的信，正要拆开，在一旁的党员副校长马上斥责收发人员，说这封信应交给他。吴贻芳说，在学校工作的有些党员，对业务不够了解，不求钻研，而又不肯接受懂业务人的意见，对知识分子脑力劳动的成果不重视。九三学社南京分社主委高觉敷说，非党同志在高等院校做行政工作很苦闷，有些问题何时决定，怎样决定，都无权过问。有些问题，党内已经决定了，交党外院校长来贯彻，有意见也不好提。南京师范学院讨论科学研究方向问题时，学校党委会说，这是个方针问题，要由党委会来研究。问：要院长何用?说：我们决定了，由你们去贯彻。高觉敷说，这样如何能发挥党外力量。南京体育学校校长陈陵(民进会员)说，我这个校长是个泥菩萨。学校里好多事情我不知道，党支书是办公室主任，他决定了就算了，只是出布告用我的名字。责任要负，权却不多。管理学校福利费的人事干事，是党员。福利费只补助党团员，非党非团的教职员得不到补助。校长批准了也无效。他可以批个“福利费无多，不予补助”。而他自己申请补助，自己批准。群众意见很多，却说校长是官僚主义。南京农学院顾问邹树文(民革党员)，谈到对知识分子不信任，还表现在过分保密上。内部刊物可供科学研究的，门外人根本看不到。有些地方“夫子之墙千仞”，“侯门深似海”你进不去，进去了也要不到材料。 + +## 脱离群众的作风严重 + +　　南京师范学院教授吴奔星(九三社员)严格批评了在高等学校工作的某些党员脱离群众的作风。他说，他们不论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似乎都在代表党。一举一动，甚至一个表情，都好像具有原则性、思想性。群众深恐接近了他，一言不慎，就得罪了他。得罪了他，就得罪了党。他们对教师的教学成绩和学术水平，缺少实事求是的，直接的、深入的了解，只依靠极少数人的会报。他们从群众中来，再不到群众中去。有时，还打击和损害群众。忘本的情况，非常严重。他们经常被少数积极分子所包围，经常处在被蒙蔽的状态中。因此，在许多工作中，都不能实事求是的做得使群众口服心服。他们总是觉得高级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来的，带有不少污秽，忽视党和政府七八年来对这些知识分子的教育与改造的客观事实，忽视这些知识分子追求进步争取自我改造的主观努力。南京工学院教授刘复光(民进会员)补充说，我们现在已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不少党员仍把我们看成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这是最使知识分子沉痛的事。在谈到改善党员知识分子关系时，刘复光说，是让刘备去找诸葛亮，还是叫诸葛亮去找刘备?高级知识分子现在不要三请，只要一请就到了。 + +## 应该从制度上求得解决 + +　　许多人的发言，从党群关系谈到体制问题。民盟江苏省委正副主委陈敏之、高一涵认为，在大学党与非党关系不协调，甚至紧张。症结之一，是体制问题。党委会领导和学校行政领导关系在打架。在大中学都是矛盾焦点。此外，人事制度神秘化。党外人士无权过问，保密范围太大，一般方针政策，也是神而秘之。都对非党行政人员精神上威胁很大。农工民主党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主委邓昊明认为，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路线和方针政策上。不一定要派个党员到高等学校去当校院长。民盟江苏省委副主委樊光认为，干部提拔、安排、使用，存在不少问题。毕业生分配，乱点鸳鸯谱。希望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对人事工作进行一次检查。民建江苏省委正副主委陈邃衡和康永仁，对公私共事中的问题，也发表了意见。社会人士金鸣盛(民革党员)认为，在学校机关和企业中，党的领导和行政领导的关系，民主党派在学校机关和企业中的作用，以及党员与非党人士合作共事等问题，主要应该从制度上求得根本解决。 + +　　在座谈会上，还有人建议，本报尽量组织争鸣，揭露缺点，坚持原则，充分发挥监督作用，以便帮助共产党开展整风。 + +　　（来源：　《批判光明日报参考资料》，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1957年9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91.txt b/CCRD/1/3/2/00049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14ef5f67f14b0a107363a9e5f252b65cac1cb99 --- /dev/null +++ b/CCRD/1/3/2/000491.txt @@ -0,0 +1,41 @@ +# 思想解放了　山西省和太原市各民主党派组织讨论会旁听记 + +　　<《人民日报》记者何星环> + +　　在全国各地普遍学习、讨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的热潮中，山西省和太原市的民革、民盟、民建和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组织，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举国人民关心的重大问题，也进行了传达和讨论。在讨论中，许多人怀着又兴奋、又感激的心情说：“毛主席的这次讲话，真是说到我们心里去了！”“这次讲话是既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讲话内容的深刻，态度的诚恳，给人以莫大鼓舞！”许多人说出了憋在心里多年来不敢说的话。有人说：“七年多以前我的身体解放了，今天，我的思想才真正解放！”因此，讨论时气氛很热烈，发言的也很踊跃，而且相互之间有不同意见也敢于交锋，一扫过去开会时那种客客气气的风气。 + +## 人民内部矛盾究竟和官僚主义有关无关 + +　　在今天的社会制度下，我国人民的利益和目标是一致的，人民之间的关系也是和睦团结的，为什么还会有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从那里来的？有人说，人民内部矛盾是官僚主义造成的，如果没有官僚主义，就不会有矛盾。比如去年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虽然是要改变资本家和农民的私人所有制，但是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没有官僚主义，就不会引起农民和资本家的不满，就不会发生矛盾。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反映，根本与官僚主义无关。 + +　　人民内部矛盾的发生究竟与官僚主义有没有关系呢？经过争论以后，大多数人认为：不能说人民内部矛盾是官僚主义造成的，因为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没有官僚主义，也会存在矛盾。但是，也不能说与官僚主义根本无关，官僚主义可以助长矛盾的发展。仍以去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例，虽然个体经济改变成集体经济、私有制改变成公有制，是我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采取的措施，在这种大变动中，也必然会发生矛盾。但是，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细致一些、深入一些，在提高了群众觉悟程度的基础上来改变所有制，矛盾就会少一些，改造也会顺利一些；如果我们采取官僚主义行政命令的作法，就会引起人民的不满，增加改造者和被改造者之间的矛盾。所以，克服官僚主义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 +## 怎样认识民主和自由 + +　　民主和自由，是大家特别是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问题，因此，在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地就谈到了它。有人首先提出问题说：现在吃饭、穿衣要按计划供应，升学、就业要统一安排，有人就认为国家管得太多太死，不民主不自由，没有旧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民主自由。旧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自由是不是真正多些？多些是不是一定就好？ + +　　对于这个问题，有人在发言中谈到了自己对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认识：资产阶级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是无限自由的、有特权的民主。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少数人的这种民主和自由，就剥夺了大多数人的民主和自由。社会主义民主则是属于大多数人民的、有领导的、不破坏集体利益的民主。极端民主化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因此它不是社会主义民主。 + +　　有一位教授更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作了说明。他说，在旧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可能“民主”和“自由”是要多些，但那是对少数统治阶级而言。这一部分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甚至想杀人就可以杀人，他们享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民来说，则享受不到这种民主和自由。他们只有被压迫被剥削、吃不饱穿不暖的自由，很多人因为肤色、金钱、出身、宗教信仰等被剥夺了选举这个起码的民主权利。拿我们教书的人来说吧，在旧社会找职业确定是自由，但是，每到学期终了就发愁，不知下学期又身在何处。象这样的“自由”，我以为还是少一些的好。嘴上说民主和自由，但是大多数人享受不到，这叫什么民主和自由？我十分拥护毛主席说民主是手段，也是目的的话，改善人民生活，使每个人都生活得很好，才是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 + +　　这位教授的肺腑之言，在许多人的心里引起了共鸣。 + +## 怎样监督 + +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一次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使山西省各民主党派组织普遍感到“责任重了”，但是应该怎样来贯彻互相监督的方针呢？有人说，监督只能通过组织来进行，民主党派的成员个人是无法对领导党实行监督的。因为自己政治水平低，没有本钱。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水平低可以通过学习提高自己，只要自己站稳人民的立场，密切联系群众，关心国家大事和本单位的问题，就有本钱向领导党提出批评和建议。大多数人的意见是：监督可以通过组织，也可以通过个人。民主党派不但应该监督领导党，而且应该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争取党对自己的监督。 + +　　怎样才能够较好地发挥监督作用呢？大家认为：首先应该改造自己的旧思想旧意识，使自己的思想意识和今天的社会地位相称起来，不要对党一片歌功颂德，要拿出对社会主义事业负责的精神来，及时地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积极地向党提出批评和建议，协助党做好工作，处理好问题。对于某些不愿意接受别人意见的共产党员，也不要采取对立的态度，因为既然是朋友，就应该以诚相见、耐心帮助。 + +## 不能拿“难免论”做挡箭牌 + +　　毛主席说看问题应该“两点论”，不要“一点论”，既要看到优点，也要看到缺点，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都是不对的。这个问题，在讨论中引起了相当激烈的争论。 + +　　有人说，如果一件工作说它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或错误是难免的，那不是是非不分了吗？对“两点论”有怀疑。 + +　　有人说，成绩和缺点是对立的，但又是统一的，肯定成绩是为了吸取经验，看到缺点是为了接受教训，都是为了改进工作。对成绩和缺点作正确的估计才合乎客观实际，并不是是非不分；说缺点、错误是难免的，并不是说就可以不消灭错误、克服缺点。 + +　　有人说，在全国范围内说“成绩是基本的，错误是难免的”我同意，但是在有些具体问题上特别是对某些人不能这样说。因为有些缺点、错误并不是难免的，而是官僚主义造成的。现在有些人已经把“错误是难免的”这句话作为挡箭牌了，不积极设法克服自己工作中的缺点。比如买东西排队这件事，有些确实是难免的，但是为什么在煤矿近在咫尺的太原市，有的地方买煤也要排着长长的队呢？这难道也是难免的吗？ + +　　经过争论，意见逐渐趋于一致，大家认为：实事求是地肯定我们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是必要的，“两点论”是完全正确的，不这样，就不能继续前进。但是对于那些企图把“错误是难免的”这句话拿来做挡箭牌的“难免论”者，我们要提出警告，进行监督，促使他们消灭错误，克服缺点，改进工作。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92.txt b/CCRD/1/3/2/00049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b79c7a06462b2515f603452c0eb92fffad527f2 --- /dev/null +++ b/CCRD/1/3/2/000492.txt @@ -0,0 +1,49 @@ +# 天津市部分作家开始打破文学界的沉寂局面 + +　　自从天津市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以后，时过一个半月，但是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的同志们仍然处在令人焦虑的僵局中。 + +　　十五、十六两日，记者访问了天津市部分作家，他们对当前天津文学界“鸣”“放”空气沉寂的状况，提了许多引人深思的问题。 + +　　作家们着重提出了天津作协分会部分作家有着严重教条主义的倾向。蓝澄说，当讨论陈其通等人的文章的时候，从作协领导到大多数的作家都是拥护的，他们对提反对意见的人的态度，不够和风细雨，等到知道陈其通等人的文章错了的时候，有些人好像没有这回事似的，躲躲闪闪。鲍昌说，天津的文艺界并不像笑予同志说的(指天津日报上“期待着天津的作家们‘鸣’和‘放’”一文)那么风平浪静。远的不提，从今年一月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发表后，我们就围绕着这篇文章展开了讨论。当时，在座谈会上，大多数的人(包括他自己)都拥护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发言表示反对的只有两位同志。这个问题在今年三月底召开的天津市宣传工作会议上，曾经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险些发展到争吵的地步。到现在，这个问题并没有继续谈完。宣传工作会议之后，天津作协也召开过五、六次座谈会，四月二十七日又召开过扩大理事会，讨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许多作家的创作工作，都因之而“搁浅”了，所以不能说大家“兴趣不高”，只有在作协的人才洞悉详情。 + +　　接着鲍昌又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天津的报刊上，毕竟还很少看到作家们“争鸣”的反映。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他说，从宣传工作会议以后，绝大多数在过去拥护陈其通文章的同志，现在都转变了看法。他们开始认识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的某些错误和缺点，有的且在座谈会上作了检查。有人虽然承认自己过去的看法有问题，但声言“不作检讨”，甚至还讽刺别人说：“我没有你们聪明，不急于现在做检讨。”还有个别领导同志仍坚持自己并无错误。这很使人没法提意见，使得天津市的文艺界处在障碍横生的面前，因而“鸣”得不响，“放”得不多。 + +　　张学新认为阻碍天津文艺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主要阻力是教条主义，他检查了自己产生教条主义的一些思想根源，因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出现了一些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就大惊小怪起来。由于对文艺界情况估计不实际，批评起来态度就难免简单、粗暴。批驳巴人的“论人情”的态度是：抓住小辫子、一棍子打死的态度，缺乏实事求是、虚心探讨、细致分析、与人为善的态度。这样的批评不仅不能开展批评，而且闭塞了自由讨论的道路。 + +　　值得人们重视的另一问题是，天津作协的作家与作家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自从讨论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引起争论之后，出现了不团结的现象。 + +　　张学新认为天津作协固然不是衙门，但彼此之间的关系却十分冷淡。蓝澄说，天津作协缺乏创作所不可或缺的自由空气。作家之间有隔阂，不能畅所欲言，文学观点的距离，不能通过探讨来解决。创作是独立劳动的东西，但作家如果是独立王国，闭关自守，对创作就不利，作家之间需要接触，才能刺激创作。 + +　　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带着难于理解的口吻说：“天津作家一致拥护陈其通的文章当然有它相通之处，但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本报内部消息’、‘桥梁工地’；以及对何迟的一些作品，为什么都有不同意的态度，原因何在？这个问题是值得深思的。” + +　　令作家焦虑不安的另一问题是，如何改变作协机关化的作风和行政领导的方法，把创作活动重视起来。作家们的指责是：“作协没有创作，那是应该被否定的。”张学新希望作协能真正变成社会团体，加强自由讨论的空气，使人有研究的机会，创作的机会。 + +　　张学新对创作是有热情的，但做的却是作协秘书长的行政事务工作，他感触很多，他着重提出目前天津作协同“新港”编辑部存在的几个基本矛盾： + +　　一是行政工作与写作的矛盾，作家希望写东西，行政工作谁也不愿意做，几个主席不管事。做行政工作的不安心，写东西又写不成。做编辑工作的，他考虑的是刊物的方针等等，与写作有矛盾。 + +　　二是编辑与作者之间的矛盾，编辑部退稿常常引起作者的不满，有的指责编辑部压制“鸣”，压制“放”，编辑毕竟怎么办？来稿照登是不可能的，编辑看稿必须有自己的见解。这问题现在弄得很紧张，如天津师范学院有个学生在“新港”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听课杂记”的小品文，讽刺了古典文学教学中的一些问题，文章发表后，引起天津师范学院一部分教员的不满，竟发动学生向“新港”编辑部写抗议书，写小品文的学生还受到学校方面的非难。我认为社会上这股逆流，是“鸣”“放”的阻力。 + +　　（三是作协的工作与会员的要求有矛盾，作协组织作家活动，如开座谈会、联欢会等等，会员到的很少，有的作家认为不是讨论自己的作品，就不参加。作家与住会作家有客主之分。现在作协与住会作家的关系是发薪金，与会外作家的关系是发通知。） + +　　四是社会的需要同作家创作实践之间的矛盾，按理说，天津作家应该反映天津人民的生活，可是作家必须写他自己熟悉的生活，有的熟悉农村题材，有的熟悉历史题材，这问题怎么统一？此外，作家之间的待遇也不平等，有的人拿薪金，拿出差费，作品发表了还拿稿费；有的人什么待遇也没有。 + +　　总之，作协的工作到底怎么做，大家心中无数。 + +　　特别引作家兴奋的是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内部矛盾的提出，给作家选择题材开拓了无限广阔的天地，张学新说，过去有许多写农村题材的作品，一接触矛盾，总是敌我矛盾，对人民之间的矛盾不敢正视，毛主席的讲话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王汶说，当我第一次学习毛主席的讲话的时候，首先觉得毛主席是个大公无私的人。反之，有些有宗派主义情绪的人，给我的印象是胸襟窄小，自私自利。而许多自以为是，自信心过强的人比较容易犯主观主义。主观主义再发展下去，就成为官僚主义。一个死心眼的人比较容易犯教条主义。如果不把性情改一改，一件事检讨完了，过些日子，在另一件事上还容易犯。 + +　　关于毒草与香花的问题，王汶说，野草也可以肥田，还可以改良土壤的结构，为作物的耕种创造好条件。而一般人所谓毒草的植物里面，有许多是药草。罂粟花种在公园里很好看，抽大烟是死路一条，可是少量的鸦片是药。麻雀被当做四害之一，可是最近有几位中国科学家说麻雀不一定绝对是害鸟，要看地区而定，大连的一位苏联专家也说：在城里或果木园区，可以靠麻雀来消灭害虫。另一方面，有几种香花，人闻多了会中毒。因此，我看对香花与毒草，不可匆忙地、主观片面地去区分。我很同情编辑同志们，现在编辑同志的确很难办，不叫“百花齐放”，一方面自己心里不安，一方面会受人指责，可是登了特别一些的稿子，又要提防读者的非难。我想好在少数读者并不能代表群众。 + +　　作家们对整风都抱着莫大的希望。韩文佑说，这次整风是个了不起的大运动，既能发动一切的积极力量，又能将过去几次运动中所产生的消极因素铲除掉。但，一般人都有这样的毛病，运动来了，全力投入，运动过后，就逐渐疲沓下来，旧“病”又复发了。整风，打个比喻，好比炖肉，忽然一阵猛火，把它煮得半熟，过后还应该用微火把它焖熟。所以经常勇于自我批评很重要，因为在大运动中，全部“洗清”是不可能的。运动势必要接触到文学部门的编辑工作，希望编辑部切实检查编辑工作中的具体事件。例如某个稿子之登之退之删，有没有犯过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我们学校有个学生在“新港”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小品文，题目是“听课杂记”，内容是写古典文学教学上的缺点，断章取义，夸大事实，对先生采取了绝不应有的轻浮口吻。本科三年级的同学读到这篇东西，很气愤，给“新港”编辑部写信，申述事实，中间也指责了编辑不学无术。“新港”编辑部对这件事的复信一直拖了很长时间，说不能发表的原因是，刊物上没书信一栏，实际是编辑骨子里火了。后来方纪在一次会上说这件事是编辑的疏忽，这并不能消除这篇文章的不良影响。当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鸣放并不是无条件的，因为刊物有它自己的方针、目的，编辑有选择稿子的权利同义务，但是值得一放一鸣的东西，绝不能埋没。此外，编辑选稿必须拿得稳，古今中外没有样样精通的编辑，编辑处理稿子必须吸收集体的智慧，遇到拿不稳的稿子，可以拿去同有关方面研究，这样，不至于出偏差。文艺报刊的编辑同作者之间，最好能建立些彼此通气的小型座谈会或联欢会等等。人总是重感情的，有公的关系，也应该有私的关系。彼此能融成一片，遇到什么事，多谈谈，好处不少，如文学上某个问题发生争论了，同时读者又有共同的兴趣，就可以发起笔谈，这是联系读者的方式之一。但像“天津日报”的“学术”专刊上发起的孔子思想问题的讨论，它的现实意义就值得考虑了，感兴趣的读者恐怕也不多。 + +　　王汶说，我有一件担心的事：一、过去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运动，多是一阵风就刮过去了。有些人等到刮下次风的时候，早把上一次的“风”忘得干干净净了。但整风运动的意义太重大了，关系着我国的前途。希望整风绝不是“一阵风”。二、过去，有些事情我觉得不对头，但是，不会头头是道地按照马列主义提出问题，更不会有适当的解决方法，东一句西一句地说出来，或单凭自己的主观愿望拼命干一通，往往别人根本还搞不明白我的本意，我想这就是因为我的政治理论水平太低的原故。所以我认为，知识分子如果诚心诚意要与共产党合作，把祖国搞好，必须要研究马列主义。就是学会共产党的语言。 + +　　我是专业翻译工作者，所以认为自己应该订出研究课题和三五年的长期翻译工作计划。但是现在往往自己想译的书译不成，又不愿意有什么译什么。在选题方面非常被动和无计划。渴望将来翻译界能有个领导，能有个真正起作用的组织。 + +　　鲍昌希望天津的文艺工作者，团结在党的正确的方针下，大胆地参加到这个运动中去。蓝澄希望通过整风能解决天津作家的创作环境，他认为这样的风雨是有助于创作的繁荣、鲜花的开放的。 + +　　现在，作家们认为根本的问题是，市里的领导同志对作家重视不够，支持不够。张学新说：宣传工作会议后，时间已过一个多月了，领导上对我们作协存在的问题，一直没有加以过问。市里的有些领导有时间同中学生一起联欢、座谈，对我们却强调没有时间。领导上没有同一般作家谈心，那是因为这些作家成绩小，不关心还可以，但是对天津著名作家如孙犁、王林的创作，关心的也不够。王林这几年有些苦恼的表现，到底是什么问题，市里的领导同志也很少找他谈谈。作家写不出东西是自己的事，如果是长期的，那就跟领导有关了。事实证明，东北和中南的作家所以出现得多，是和当地领导的具体帮助有关的。我们这里不仅很少帮助，连我们写的东西也很少看。 + +　　鲍昌说，现在文艺界的关键问题是：领导上不闻不间。首先，我感到作协的领导上对作家的“鸣”和“放”支持不够。天津作协共有五位主席，从宣传工作会议之后，除了方纪、李何林两位同志，在四月二十七日的作协扩大理事会上和大家见见面而外，其他的几次作协召开的座谈会，都没有参加。许多事情推给秘书长们去搞，但秘书长的权力有限，终究是不能推动整个作协工作的。这些情况也曾向市里的领导上反映过，而且反映过不止一次。但是，我们感到领导上是不够重视的。从宣传工作会议后，连一位宣传部长也没有和大家见见面，更谈不到给大家支持，给大家鼓励，因此，使某些作家产生了一定的顾虑，我亲自听到一个作家说：“我摸不清天津市的领导究竟是怎么回事?”自然，在讨论中就不怎么活跃了。总之，目前的情况是：天津市的广大读者对于作家们的创作和工作，是有不少意见和期待的；而天津市的党内外作家，对于作协领导上和市里领导上，也有一定的意见，彼此间的意见和矛盾，如何能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得到正确的解决，这需要从多方面着手，既需要作家们主观努力，也需要领导上的支持。 + +　　 来源：《天津日报》1957年5月2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93.txt b/CCRD/1/3/2/00049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2c3eb1186f0d30c058d11ee68f28f6bd702b455 --- /dev/null +++ b/CCRD/1/3/2/000493.txt @@ -0,0 +1,69 @@ +# 填沟拆墙揭开幕布帮助党员整风 电力部工程技术人员畅谈党群关系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在电力工业部召开的有一百多个知识分子参加的座谈会上，这个部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人士，认为电力工业部的党群之间，有鸿沟，有围墙，也有幕布。他们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把意见讲出来，帮助党来填沟、拆墙、揭幕，帮助党员把这次整风学习搞好。 + +　　这次的座谈会，从５月７日开始，已经开过四次，在会上发言的已经有二十八人。 + +　　张昌龄说：抓小辫子，戴大帽子，使党外人士手足无措。 + +　　水电建设总局副总工程师张昌龄说：领导上有时对工作的要求太多、太高，随之而来的是“帽子”也太多了，稍不合适，就是保守主义或冒进，使做工作的人进退两难，使胆小的人手足无措。由于大家怕事，因而表现在工作上往往是互相推和拖。谁也不敢大胆地把责任承担下来。对工作应该有一定的要求，这是对的，但要求要根据情况，要求应该合适，不能抓个小辫子，就戴个大帽子。 + +　　罗孝胥说：根本问题是党员对非党员不信任不放心 + +　　财务司会计师罗孝胥说：有人说党群之间有道墙，也有人说有道鸿沟，我认为还是说有道幕比较恰当。幕是从上边落下来的，开与闭都由台上人控制（当然我说的不是帝国主义所说的铁幕、竹幕的幕）。党群间隔膜表现很多，根本问题，是党员对非党员不够信任，不放心。其实，事情应该分成两类：一类是该知道的，一类是不该知道的。要知道知识分子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他自己能够判断，不该知道的东西他也不会要求知道。那种什么都不想叫人知道的作法，知识分子是很有反感的。知识分子喜欢开开眼界，就象一个能干的主妇，喜欢自己上百货公司挑东西，而不喜欢人家把东西挑好了给她送来。知识分子有自尊心，不愿受人支配、受人限制。我在东北的时候，收音机的短波被卡断了，虽然正值抗美援朝，但还是不聪明的做法。对这件事直到现在我还有意见。当然，现在情况不同了，参考消息扩大了发行面，能看到的有一百万人。周总理报告中说全国有五百万知识分子，就是说２０％的知识分子能看到了，还有８０％没看到。看到的人当然心满意足，但没有看到的人一定不满足。其实应该看的是那８０％，因为这２０％即使不给他看，他也能知道一些，那８０％不看就无法知道。为什么不给这８０％看呢？是怕他们不能分析批判吗？其实这也是过分害怕，对群众估计不足。对群众估计不足的表现是很多的，例如，肃反开始，说估计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百分之几，这就是起码１％，多可多至９％。但这次听到高部长助理报告我们部才千分之几，当然别的部情况也可能有些不同。总之是说明了对群众估计不足，认为下面问题多。当然，我的意见不是说阿飞电影也让青年去看，我的意见不是绝对化的。 + +　　非党员对党员也不信任，确实有些党员也不足以信任。许多非党员是敢疑不敢言。我听一位从外国回来的同志说，他回来以后到东北，高岗接见他，他看见高岗抽三炮台香烟，当时就怀疑，为什么不抽中国烟，但是没敢说。在东北有很多干部说：“高岗说了才算”。我当时就弄不懂，这究竟说明高岗的威信高呢还是独裁？直到现在我还理解不透彻。当然高岗现在是完了，不过这种现象很普遍。例如我们部里发文，下边不看是什么事，只看是“刘”字还是“王”字。我们大家也这样，传达报告，如果说是周总理讲的，印象就深一些。 + +　　接着罗孝胥又说：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方面也有矛盾。财务司有这样一件事，发电厂煤灰可以做水泥的原料，可以卖钱，这些钱过去规定充作成本，今年开财务处长会议，各管理局要求由他们自己来处理煤灰，部长同意给一半作为厂长基金，可用作奖励。我们财务司的干部不赞成，因为不符合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的原则。他们向司长反映这个意见，一位司长说：“这也是财权下放，同时部长说了话不大好改变。”虽然管了几年财务，但当时我们财务司还不清楚全国到底有多少煤灰，值多少钱。以后到石景山摸了一下，才知道数字不小，因此又再度向另一位司长提出意见。可是这位司长也说：“部长已经答应了，不好改变。”两位司长真是“英雄所见，不谋而合”。以后经过我们司力争的结果才改为一半上缴，一半由厂长支配，但不作为奖金而作为计划外的基建开支。 + +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一、不调查不研究，不知道煤灰有多少就作出决定；二、“部长答应了不好改变”。这句话如果在十年前说不奇怪。我也是旧社会来的，过去虽然没有做大官，但听见别人这样说过，自己也这样说过，正因为我受旧社会熏染，所以对此特别敏感。我认为部长的决定错了也应当改，一般干部的意见正确也应该做。对这个问题的处理，财政部来的一位同志也不大同意，我们向司长反映了，司长说：“他的意见能代表谁？财政部也管不了！”这可以与“高岗说了才算”联系一下。是不是因为这个同志不是财政部的权威人士呢？ + +　　王文谔说：上级错了，说这是辩证法；下级错了，无话可说，只有挨批评。 + +　　北京电力设计分院工程师王文谔说：我认为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是机关中最突出的矛盾。所以这样说，是由于下级做错了，要受批评，要检讨，上级有错误，即使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可以说成这是辩证法，情况变了等等；也由于上级了解全面情况，说话容易说得准确，而下级了解情况不全面，说话也就容易片面，容易说错。但是上级还有上级，因此有些人认为越是上级说话越算话，什么事都要上级来出头。例如一个设计人员对工作有意见，他的直接领导者——组长说话往往不解决问题，非要室主任、院长、部长说话才行。有些问题有的同志还主张要国务院出来说话。 + +　　领导上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例如在竞赛中提出“百张图纸不出差错”的口号，现在事实已经证明是不可能的，其实只要想一想就可以知道，在一百张图纸中怎么能保证连一条线也不画错！ + +　　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因此出现了三种情况，也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即：“转、望、抢”。第一是“转”：上边的指示都照转，反正一切都由上边负责。第二是“望”：观望“指挥台上”的动向。第三是“抢”：有“名”快争，有“利”快抢，大家都为本单位的好处抢。否则要吃“空心丸”。例如工资级别，凡是抢的单位都提上去了，有的单位相信了领导上的空头支票：“不要抢，下去给你们适当调整。”没有参加抢，谦虚了一些，结果就一直得不到解决。 + +　　王文谔又说：党员与非党员间有隔膜。非党员觉得党员与众不同：政治待遇高，易被提拔，领导上信任，在群众中也有威信。非党员对党员表面上接近，但不是同志式的接近，说话时都很留神，还有保留。有许多同志把党的领导与党员的领导混为一谈。有些党员认为“我就是党，唯有我正确。”因此批评不得。下边许多同志也认为只有党员的领导才是党的领导，没有党员领导同志就是没有党的领导。这就使非党员的领导人两面受攻。这就是造成非党领导干部有职无权或有权不敢使的原因。 + +　　萧季和说：不是说服，而是压服，动不动就用有政治问题的帽子压人。 + +　　水电总局技术处长萧季和说，党内领导同志对知识分子的进步认识不足。刚解放时，因为感到这些人历史复杂，又多念了几年书，多学了些东西，不愿与之接近，还有些道理，有必要提高警惕。现在已经七、八年了，但在有的同志思想中，还是以旧眼光来估计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今天在座的同志中好多人去过外国，都亲身体会到在旧社会作一个中国人所受的压迫，所以绝大多数都是非常爱国的。而党内好多同志，特别是下边企业单位的领导同志，还认为旧知识分子思想很落后，没有考虑到几年来国家进步对他们的影响。要是哪个人亲眼看到这几年来的事实，而还对共产党不拥护，还不爱国，那这个人太没有良心了。党员领导同志和这些同志思想见面很少，只谈工作，不谈思想，对这些同志提的意见，往往没有好好考虑，就拒不接受，这就使他们的积极性受到影响。 + +　　过去有的同志是在那里压服人，而不是说服人。例如说政治有问题，甚至戴上反动帽子。但是究竟问题有多大？严重到什么程度？对目前工作、工资、待遇的影响如何？有的同志的工作、工资、待遇确实不适当，这些同志的积极性发挥出来了没有？他们感到方向不明确，想向上级请愿。既然别的同志有这样意见，我听到了，就应该向党反映，所以今天在这里说一说，部里同志如果下去工作时可以进行细致了解，这样对提高党的威信，对发挥他们的积极性都有好处。 + +　　李运墀说：父母教训孩子是为了爱孩子，党为什么不象这样的爱护干部呢？ + +　　电力设计分院李运墀说：党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除一般的政治学习外，其他政治思想工作很少。党委和其他领导干部没找我谈过。党委一打电话给我，我就知道要我写证明材料。当然写证明材料是需要的，但除此以外还应该有些别的。另外，解决思想问题的方法比较简单，实际容易形成用大帽子压人，不如经常从具体事情上关心爱护同志好。我常常想，为什么父母打孩子不会使父母在孩子中“丧失威信”，这就是因为父母平时关心他爱护他，偶尔打一次也不致影响相互间的感情。政治思想工作为什么不能象这样作呢？ + +　　邓才寿说：不要压我们，也不要捧我们。 + +　　北京水电设计院邓才寿说：领导同志对干部的批评帮助要恰当。过去鼓励青年积极性时助长了青年的骄傲情绪。批评老工程师的缺点时不要把这些同志原来已经很微弱的一点积极性也损伤掉。我们现在才四十多岁，我希望不要叫我们“老工程师”，我们还不老。三国时黄忠还不服老，叫我们老工程师就会使人过早地产生老的感觉。在外国，“老工程师”是光荣的称号，说明他有经验，得到大家的尊敬；而在中国则不然，在某些场合实际上是保守落后的代名词或者同义词。当然现在不同了，对老工程师都加以鼓励，但这些鼓励好象把人抛在空中一样。过去一压，现在一捧，弄得人糊里糊涂，一捧一压实在叫人受不了。老工程师不希望压，也不希望捧，只希望得到恰如其分的待遇。 + +　　张金堂说：为什么工程师作的鉴定，没有党员签字就不算数。 + +　　技术改进局工程师张金堂发言中提到三点：一、党员有义务向党反映情况，问题是有的情况反映错了，领导不加调查研究就轻信，使党外群众吃尽苦头。例如“三反”时，我曾提出要求领导上纠正右倾行动，结果党员反映成纠正“左”倾思想。当时正是反右倾的时候，因而使我吃了不少苦头。 + +　　二、对党外群众不信任。例如云南烧坏了发电机，请了十个工程师去作鉴定，结论是技术操作上的错误，十个工程师都签了字，但十个人中没有一个是党员，因而领导上不相信这个鉴定，结果还是把运行人员逮捕了。 + +　　三、有的同志说党外群众有职无权，我认为是无职无权。下边单位的领导人往往认为只有各级领导全都配备党员干部，才算加强党的领导。例如云南电业局的通讯科长是个党员，他才搞了二、三年通讯工作，他的师傅刚好也在他科里，双方感到很别扭，我们也觉得很别扭。找他谈问题得不到解决，因为他不懂。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党员有宝贵的品质——很服从，上边说什么就干什么，非党同志却往往会提出意见。我认为应该“量材而用”。 + +　　郑肇基说：我请党员在家里喝一杯咖啡，也被批评是“太资产阶级化了” + +　　技术改进局工程师郑肇基说：有一次一位党员到我家去玩，我泡了一杯咖啡给他喝，我当时倒是很真诚的。可是一个星期以后，在一次小组会上，就因为这件事批评我太资产阶级化了。这真使人啼笑皆非。这样，非党员对党员就心存戒备，有一次一位领导同志到我的朋友家去玩，本来朋友的爱人在后门口杀鸡，可是吃饭时却没有吃到鸡，原因是怕人家批评有资产阶级思想。 + +　　这两件事虽是笑话，但类似这样的事还很多。 + +　　刚解放时，我们从未认为党员可怕，但是为什么相处这几年，还感到有墙呢？以上就是原因。如何把这墙推倒，很大一部分要靠党，特别是要靠党员领导同志；当然非党同志也要积极地毫无顾虑地反映情况，要有信心。总之要靠双方努力，光空叫不行。 + +　　张景泰说：不要把知识分子当成呆滞器材 + +　　生产司工程师张景泰说，旧知识分子不要求都做党员，但要求有适当的待遇。希望领导上不要把我们当作“呆滞器材”，到可以处理时才加以处理。去年成立技术改革局处理了一批，成立动力学院又处理一批。而且处理这些“呆滞器材”，还不看规范大小，往往把二百二十伏的用在二万伏上，二万五千伏的用在六千伏上。领导上对这些干部要深入了解一下看看规范，人虽没有名牌，但下了工夫是可以了解的。不要让十二英寸的工字钢当了二英寸角铁用，同时也不要让三英寸角铁当十二英寸工字钢用。 + +　　这个会议还将继续举行。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94.txt b/CCRD/1/3/2/00049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a0d46b77106053b2259e6245f7471f519305f21 --- /dev/null +++ b/CCRD/1/3/2/000494.txt @@ -0,0 +1,27 @@ +# 县、区領導干部在农業社里的“經济特权” + +　　本刊訊 过去，人們总認为只有乡、社干部貪污揩农民的油。现在，根据新沂县的檢查来看，不少县、区领导干部也在揩农民的油。 + +　　最近， 新沂县檢查了阿湖区的阿湖、鳴九、墩新、嶺东、三里及棋盤区的南澗、北澗等七个农業社，其中有一百九十五名干部，共欠社里七千七百四十七元，分别职位列表如下: + +　　县正副科長、局長、区長十户，欠七百三干六元，平均每户七十三元。 + +　　部队軍官家屬四户，欠二百二十六元，平均每户五十六小学 + +　　教师八户，欠四百四十二元，平均每户五十五元。 + +　　社正副社長、会計三十八户，欠一千七百九千一元，平均每户四十七元。 + +　　政府办事員、企業营業員等二十五户，欠一千零三十八元，平均每户四十一元。 + +　　股長級干部十二户， 欠四百二十七元， 平均每户三十四 + +　　社的大队干部七十二户，欠二千零九十五元，平均每户三十九元。 + +　　从上表可以看出，干部愈大，欠的錢就愈多。直到现在为止，这仍旧是农業社里一笔难以公开的糊塗賬。許多农业社賬目不能公开結算，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 +　　这些领导干部，每月工資都在五十元到一百元左右，为什么还要去揩农民的油呢?。主要原因是这些同志的工資收入首先滿足个人揮霍，不顧家庭开支，也不教育家屬好好参加劳动生产，結果社里决分时大量透支；其次，是家庭应向社里的投資不投，社干部对他們無可奈何；此外也有一部分是临时支用现金不还的。我們的乡、社干部对这些負责同志(老上級)总是比較照顧的，对他們不合理的要求也不敢輕易頂回去， 也是个重要原因。 + +　　看来，結合整理財务眼目，取消县、区等領导干部在农：業社里的“經济特权”，已成为当前緩和干群关系的必要措施之一。(轉載自新华日报第六十八期《情况眾报》)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204期,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95.txt b/CCRD/1/3/2/00049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7ff33b33de79c0592bf4771ca178562aab57168 --- /dev/null +++ b/CCRD/1/3/2/000495.txt @@ -0,0 +1,21 @@ +# 張家口市部分厂矿負責干部不承認人民内部矛盾是当前的主要矛盾 + +　　本刊訊。4月24日到27日，張家口市委召开了工業会議。中心議题是： (一)正确認識和处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题。(二)增产节約。会議中，用一半或近四分之三的时間討論了前一个問題。在这个問题上，一些干部暴露了一些錯誤思想，这就是： + +## 誤認为“矛盾”是中央造出来的 + +　　某些干部听到“矛盾”二字表示惊詫，認为“矛盾”只有在資本主义社会里才有，社会主义社会怎还有矛盾?有的同志認为，在报紙上大大宣傳“矛盾”，这不是給社会主义“兜底兒”嗎?全国只是万二八千的人鬧，何必如此大惊小怪，真是小题大作；这么一来，本来不是什么大事，也把人們激起来了。看！一嚷“矛盾”問題，“矛盾”果然都出来了。有人为了证实这一論点，說：过去我們实行一長制，官僚主义比现在要严重得多， 但那时沒鬧事，現在一嚷，报纸，一登，給嚷出“矛盾”来了。 + +## 把责任都推到領导身上 + +　　有不少同志， 特別是行政負责同志認为：光批評我們有官僚主义是不能令人服气的， 關事是誰引起来的呢? 是“大领导”造成的。布票折半問題，合营企業工資改革問題都是由于“大领导”的官僚主义造成的。二二一队韓書記說，“去年来了个社会主义改造大發展造成矛盾，今年又来个大縮减，有事沒人千(主要是不滿意他們任务增加，人数反而减少的情况)，又来制造矛盾了。 + +## 行政干部对扩大民主的“四怕” + +　　和上述問題有联系的是觉到現在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加重了，今后工作实在艰难。尤其对扩大民主問題，党政工团的表现不一样，作党的工作的多是講大道理，行政負责干都部到处喊艰难，工团干部比較活躍。总的情况是：党沉着气，厂长悶着气，工团挺順气。如有的工会干部对职工代表会議都不感 兴趣，認为非来个职工代表大会才过瘾。而行政干部却心里不好受。探矿机械厂厂長楊义来把这种情况说成是：“工会發动，斗爭厂長，書記劝架”。“行政工作不好作了，还是动动为好”，这句話得到一些行政干部的共鳴。他們提出有几怕： (一)怕领导干部不好当了！ ；怕工作推不动；(二)怕工人極端民主化，一些“死顽固”的工人說不服；(三)怕給扣官僚主义帽子；(四)鬧扩大民主后事多，怕麻烦。关于扩大民主与紀律問題，一些同志担心说，坚持说服固然重要，但真有的不管如何说，如何感化他，总是不轉变怎么办?二二一队韓書記說：“一个工人不开会跑到山溝放火去了(真有此事)，你也不管他?”他們認为该整的还是得整，扩大民主应与整頓紀律相結合。 + +## 領导者的消極对抗情緒 + +　　搬运工人要鬧事了，一位書記說：“毛主席指示了就叫他們鬧个够吧”，一合作社的社員要退社，主任說：“退吧，沒关系，这是内部矛盾。”宣化搬运站党的支部書記对工人說：“你們一請願就解决了，不过你們写了材料拿来咱們看看。”結果工人真的写了請願書，星期六找他看，他沒在，团書記看了看，第二天工人上北京了。 (轉載自河北日报第二九七期“参考资料”)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204期,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96.txt b/CCRD/1/3/2/00049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fe6778aba59625ea021a14e90d3118159485d73 --- /dev/null +++ b/CCRD/1/3/2/000496.txt @@ -0,0 +1,1671 @@ +# 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十八次工商界座谈会（全部报导） + +　　<《人民日报》> + +## 工商界代表揭发合营企业内部公私矛盾: 工商界座谈会 （第一次座谈） + +## 《人民日报》 + +## 1957.05.15 + +　　本报讯昨天上午，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工商界座谈会。出席的有正在北京参加全国工商联秘书长会议的各省市代表，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的主要负责人陈叔通、章乃器、胡子昂、吴雪之、乐松生、毕鸣岐等。以及北京、天津两个市工商联的主要负责人。 + +　　会议由李维汉部长主持。在会上先后有韩志明、马春霖、李贻赞、谢惟安、彭六安、李仲平等六人对党和政府的工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 +## 韩志明说：对私方人员也应该有奖励有批评 + +　　上海工商联副秘书长韩志明说：第一，全面合营以后，对私方人员的安排工作做得很不好。上海原来是打算一个月安排完毕的，后来到年底也没安排完，原因是摆不平。有人说过去工商界图利，合营后利得不到了，对名很有兴趣。那些出头露面的人都安排上了，下边就问：各专业公司的负责人为什么都是工商联的委员？“名”他们是争到了，但不能作实际工作，只挂了个空名，而原来许愿要安排的，至今还没有安排，因此下边有些人就说：我们抬轿子把他们抬上去了，就不管我们了。安排人不按工作需要，而是论功行赏。这样作对工商业者本身的改造也没有好处。现在政府提出工商业者改造以企业为基地，这是正确的。但那些骨干分子则不然，他们整天在外面活动，有很多人甚至身兼十几职，开会开个头就走了，这就使他们脱离群众。 + +　　第二，有人主张在合营企业里不派公方代表，就可以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了。我认为这样作不但对私方人员的改造没有好处，对工作也没有好处。拿我个人来说，我就没有把握在没有公方代表帮助下把工作做好。在企业里，不论他是公方人员，还是私方人员，只要是他担负了职务，那些经过民主集中以后的决议，就可以交给他执行。执行的好就表扬，执行的不好就教育。而现在有些企业领导人员是私方，犯了错误可以谅解，这是不对的。也有些人一见私方人员工作上犯了错误，就狠狠的批评，一棍子打死。这也是不对的。 + +　　在公私合营企业里，现在是五厘定息，我认为工作人员之间只有工作关系，不应有阶级关系。提阶级关系，不容易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他认为对私方人员也应有奖励有批评，有升级有降级，才能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 + +　　第三，董事也应给予安排，资方代理人的酬劳问题也应解决。近年来他们中很多人都希望向劳动人民过渡，应该使他们看到前途。 + +　　他说，有些省市到上海动员迁厂的时候讲的天花乱坠，吃的好，住的好，但迁到目的地以后，实际却不是那么回事。例如有个从上海迁到北京的西服店，在上海时他们父子两人每月拿二百多元薪水，就不愿去，北京有关部门说生活有问题可以暂借款，但给他评了个每月七十八元工资，也不准借支了。他们就感到很困难。他认为原来怎么讲的就该怎么做，政府对这个问题应加以处理，否则影响政府威信。 + +## 马春霖说：合营企业滋长了好排场作风 + +　　沈阳市工商联副秘书长马春霖说：我们私方人员对有职有权的政策是人人感激的，对党和政府是满意的，但对具体执行的人员有意见。过去，三、四十人的小工厂，私方人员在管理上有余力，现在合并成三、四百人的大工厂，私方人员大有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感觉。公方又不能大胆使用我们，再加上公方来点主观，党和行政来点教条，工会和团来点宗派，于是有话欲说无地，有言欲发无处的境况就出现了。工作上唯唯诺诺的现象在私方人员中不是个别的。 + +　　在提合理化建议方面也有有劲使不出的现象。沈阳被帝国主义统治时间较长，受的压迫较深，私方人员一向有精打细算的习惯和经验，在试制新产品、提高生产率和技术措施计划上，一般都能做到少花钱多办事。现在企业扩大了，好排场作风在企业中逐渐滋长。一般工厂都设有八大科，每个车间又在科的系统下设有八大员，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的现象非常严重。私方人员提过意见，但得到的不是尊重，而是讽刺，说小家子气，作坊作风，不懂社会主义建设。 + +　　在公私共事方面，他认为应在党的领导下，从工作出发，开小型的，甚至两个人的、或者公私双方在一起的会议，会议要有争论，有些问题要有结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学习。计划会议和党支部召开的有关生产会议等，也应该找私方人员参加。在具体执行工作任务时，要做到具体领导，分工负责，职责分明。 + +## 李贻赞说：目前工商界上层闹名誉地位，中下层愁生活困难 + +　　北京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李贻赞说：第一，在北京，公私共事关系问题主要是公方对私方信任不够，所以私方人员很难发挥积极性。公私双方每天在一起，他们除了工作以外互不往来，正如俗话所说：“麻杆儿打狼两头怕”，公私互存戒心，这样，他们就不能通过互相谈心，来解决工作中的问题。第二，公方业务水平低，使用干部只重政治不重业务。第三，企业内部产、供、销人员扯皮，局与局之间也扯皮，弄得私方人员很难工作。因为他们有自卑感，看到这些情况就更不敢表示态度了。 + +　　目前，北京工商界的情况是上层闹名誉地位，中小工商业者愁生活困难。过去工商界有句俗话：“有买卖饿不死掌柜的”，现在不同了，生产资料入股了，亲友借贷停止了，去年还可以借支，今年借支紧了，有的部门甚至根本不借。他认为对中小工商业者来说，帮助他们解决生活问题是发挥他们积极的关键。 + +## 谢惟安说：江苏工商界怕“鸣”以后，被说是阶级异己分子 + +　　江苏省工商联副秘书长谢惟安说：目前私方人员在“百花齐放”声中还不敢大胆“放”。他们顾虑：“放”有没有条件？哪些可以“放”？哪些不可以“放”？放到哪一级？是否只在上层代表人物中“放”，中、下层不“放”？在什么地方“放”？放到什么时候？是一阵风，还是经常的？私方人员有不少话要讲，有些话不是上层代表人物所能理解的。他们有些话所以不敢公开讲，是怕给戴落后分子的帽子，怕“鸣”了以后在工作中遭到歧视，怕一旦有运动来时会把他们说成阶级异己分子。这种种顾虑主要是由于党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同党员的个人作风也有关系。有些工商界的人反映，公方人员对私方人员尊重有余，信任不足，和党员接触感到冷冰冰的。 + +　　好多年来，各方面对工商联的支持是不够的，从中央一直到直属上级都是如此。例如江苏省工商联的电话费，就不是按人民团体的收费办法收费，而是按私营企业的收费办法收，据说这是邮电部的规定。我认为这件事就反映了对工商联的看法。有些地方的领导部门的干部可以到工商联去发号施令，对工商联的干部可以随便使用，有些是可以按他们的意见决定。这种情况需要加以改变。 + +　　工商联的干部，本来是与国家机关干部一样，但实际待遇却不同。例如无锡市工商联有四十多个脱产干部，至今没人领导他们的学习，有些福利问题也没有人管，这对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很有影响。 + +## 彭六安说：私方人员有两顶帽子、两个包袱、一个苦闷 + +　　湖南工商联秘书长彭六安说：湖南省的公私关系，表面上客客气气，就是不能以诚相见。现在私方人员感到有两顶帽子、两个包袱、一个苦闷。两顶帽子就是怕人家说不服从领导的帽子、怕别人说不接受改造的帽子。两个包袱，一个是怕犯错误。原因有三，一，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界限不清，搞不好就犯错误；二，现在企业大了，自己没有本领，怕工作做不好；三，我们是被改造的，错了没有人支持，没有人同情，工作中出了错担当不起。第二个包袱是怕挨整。在解放以后五反以前，凡是敢于提意见的都挨了整，现在凡是在公方面前表现唯唯诺诺的人安排的都好；凡是爱提意见就是不服从领导，安排的时候也两样。一个苦闷是：工商业者目前的情况是上班在企业，下班就回家，过去旧的生活习惯取消了，但新生活习惯没养成，党团员接近不了，工会也不能接近。甚至有人到工人家去看看亲友，公方代表不让去。有人说公私合营以后亲友间的关系都冷淡了。 + +　　他说，造成上述情况，是有客观原因的。第一，对私方人员尊重不够，有些会议都是党员参加，私方人员有的担任科长副科长，但有很多会都不能参加。有的人担任学习小组长，但从来没有听过报告，如何去领导学习呢？这就影响了私方人员积极性。第二，私方人员得不到企业和党以及社会舆论的支持。例如有个私方人员有了一件发明创造，但报纸发表时却说是工人的。有个民建会员提了一件合理化建议，已经试验成功，并达到国际水平，但轻工业部对这件事评价很低。第三，待遇不平等，例如福利方面，私方家属生病就不能同公方人员、工人家属一样到医院去治疗。春节时，公方、工人加班都有加班费，但私方人员加班却拿不到。公方人员以改造者自居。相处时总强调阶级关系。第四，在人事的安排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都安排了，一般私方人员有的也有技术，但未得到安排。一提安排就是政治条件，出身，这说明有关领导上是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的。现在公私合营企业里有几个关系。一个是公私关系，一个是阶级关系，一个是党群关系。阶级关系，搞学习时可以提，在生产，合理化建议等方面就不应讲阶级关系。在公私合营企业里，公方人员应该听取私方人员的意见，当然，过去有些会议上公方人员也听了，但听了以后完全采取否定的态度。有的甚至听都不愿听。有些私方人员说：不是我们不积极，我们作不了主。我们是小媳妇，“小媳妇难为有米炊”。 + +　　他又说，对私方人员不要乱扣帽子，要明辨是非，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有些报纸提到，工商界就是五年睡觉，二年改造，定息后工商界对这种说法很有意见。前年我们来北京开会听了毛主席一次报告，从思想上给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使我们感激得流泪，听了后我们有什么话都愿意说出来，这证明讲道理比扣帽子好，扣帽子就不解决问题。他希望公方人员伸出手来团结私方，在生活上也打成一片，要谈心，要什么都谈，才能使人感到温暖，对工作才有好处。 + +## 李仲平说：统一安排、统筹兼顾的工作没有做好 + +　　四川工商联秘书长李仲平说：现在私方人员认为：合营不如合作，合作不如单干；这山望着那山高。为什么这样呢？除了思想没解决外，主要是统一安排、统筹兼顾的工作没有做好。在一个地区同一类型企业中，有些人工资高，有些人工资低。四川省工资改革前私方人员知道加１３％，有的就预支了钱，但后来没达到此数，负债的人很不满意。虽然经过思想教育，有的人知道生活福利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增加，但仍有很多人想不通，认为政府开了空头支票。当然，工资是根据国家政策制定的，但是生活有困难的应该帮助解决，维持他们的最低生活。成都市一个机电厂厂长（私方人员），有技术，每月收入四十元左右，家里九口人，平均每人七元，去年有长支，困难不太大；今年没长支了，生活很困难。他找工商联解决，工商联推给专业公司解决，互相推，才借给二十元。以后又发生困难，找专业公司，专业公司要他自己想办法。他说：“我的资本都交了出来，我人在工厂，叫我到哪去想办法呢？” + +　　这个座谈会还将继续进行。 + +　　 ---- 原载195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 +## 工商界代表继续批评党的缺点 （第二次座谈） + +## 《人民日报》 + +## 1957.05.16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联合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于昨日（１６日）继续举行，会上发言的共有十三人。 + +## 李伯平批评某些工商界上层人物 有意见不敢反映，报喜不报忧 + +　　四川省工商联秘书长李伯平继续前天的发言。他说，四川工商界反映：有些上层代表人物有意见不敢大胆反映，报喜不报忧。其原因，有的人是从个人利害出发，有的人是不深入下层。所以不能深入下层，主要是兼职太多，三分之二的时间都花在开会上。他希望有些人不要兼职太多。有的人当了副市长、副县长就脱离了群众，这些人应该多搞些工商联工作。他说，有些兼职虽然多，但是真去掉他一些职务他也有意见。他认为对于这些人，可以保存他的兼职，但要确定他的主要任务。最后，他说，统战部的工作的缺点是统上不统下，应有一定的时间比较深入些。 + +## 毕鸣岐不赞成李康年的意见　不愿意再吃二十年剥削饭 + +## 有些干部还强调阶级仇恨，党应该教育他们 + +　　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毕鸣岐说：关于工商业者的阶级关系，去年大公报曾经鸣过，参加争鸣的文章中多数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当时我认为是非对抗性的，写了一篇文章送给大公报，大公报给我退了回来。既然是争鸣，为什么不让人鸣？大公报说，他们也不敢说是非对抗性的，于是我就只好戴上了“对抗性”的帽子。工商界人士就怕扣住帽子。扣住帽子，有意见就不敢提了，就不能发挥积极性。 + +　　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私方实职人员的思想情况，总的是进步的。但不能说公私、私私之间就没有问题了。去年提出定息七年以后，工商业的中小户对这个问题并不感觉重要。大户的定息虽多，但也有许多人认为拿这么多定息有些难为情。有人提出：政府为什么不采取自愿的办法？人的思想不是一齐改变的，难道到了某一天，可以一起摘帽子吗？毛主席说：“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我们的瓜不仅熟了，而且快要烂了，为什么还要等？上海李康年提出定息要拿二十年，我认为这与我们的思想发展情况不相符，这是争鸣的问题。从我们的思想和子女来讲，我们再也不愿再吃二十年的剥削饭。 + +　　有的公方干部作风生硬；有的问题，党、团、工会已经讨论过了，再拿来和私方商量，这是形式。改变对资本家的观感，不是一件容易事，不是单靠私方可以做到的。要求党大力宣传私方已经改变的情况，向职工说明对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对立反抗，不要以为反抗就是进步。目前，有些干部强调阶级仇恨还存在。天津南开区有一个干部在听赎买政策报告时说：“不要看资本家合营时表面积极，他们的内心是男盗女娼”。还有个民建会的会员去开会向公方代表请假，公方很不耐烦的说“你去吧，反正是信教自由”。 + +　　有的干部不尊重私方的职权，公方代表不在的时候，把文件给秘书批办，而不交给私方人员。有的厂保密过严，人事调配不同私方商量。 + +　　目前工商界中生活困难的人虽然不多，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资本家一般的资金不多，尤其是经营商业的资金更少。在福利问题上，在二千元上下划一道线是必要的。但有了这条线，一切待遇都不同了。如天津规定，二千元以上的资方，所得的定息要拿出５０％买公债、拿出１０％交互助金，七折八扣，剩下的还能解决什么问题？ + +　　私私之间不团结的现象，在企业中仍然相当严重的存在着。这个问题，一方面是由于私私之间互有成见，同时公方和党支部也应该负一部分责任。有的公方对私方之间的问题，不闻不问。我们要求公方对私方人员要多进行思想教育。 + +　　过去工商联、民建会这两个组织，从中央到地方都存在着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使得工商界不满。 + +　　中共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党员同志虽然参加了我们的学习，但他们采取了旁听的态度，冷若冰霜。我们要求党员同志提出自己的看法，对我们也有帮助。 + +　　中央提出要尊重民主党派的独立性后，统战部对民建会就不过问或过问不多。民建开二中全会时，听说统战部要撤回党员干部。我当时坚决要求党员干部留下来工作。我们要求统战部帮助我们，问题不在撤回党员干部。 + +　　他认为目前有少数党员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发展了严重的骄傲自满、宗派主义情绪。有的目空一切，眼里没有群众，站在人民头上压制民主；有的喜欢别人吹捧，好听阿谀之词；有的感情用事，看问题不实事求是；有的好象他一个人就是党，他的话就是党的指示，加上领导干部存在官僚主义，只听下面党员的汇报，这些党员可以对别人打击报复，他们最有威力。在这种人下面生活的人，也学会了善于体会这样的干部的意图，顺着他跑。 + +## 乐松生说：有些私方人员“愿为知己者死”，可是公方不信任 + +　　乐松生说，为什么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个别公方还不能放手使用私方人员呢？这是因为有些公方存在宗派主义，只相信党员、团员、工人，不相信私方人员。小徒弟是团员，说句话就能听。当然徒弟的话也有对的，但很好考虑私方人员的话也是必要的。我相信，如果能大胆使用私方人员，每一个私方都会高高兴兴地把工作做得更好。私方交出企业后，剩下的就是工作，如果大胆使用，对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呢？我亲身体会到，资本家交出企业不是容易的事，这是脱胎换骨。有些私方人员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想法，可以为党牺牲性命，跟着党走。目前的问题就在于是否信任。共产党员上下不一样，上面还好，下面差。有的公方很小的事情都使私方不愉快。我希望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填平这个鸿沟。希望多采用个别谈心的方式，不要怕被资产阶级玷污了。我想，如果公方伸出温暖的手，私方不会不去拉的。 + +## 提意见是“骄傲自满”　不提意见是“唯唯诺诺” + +## 王贤镇说工商界左右为难 + +　　福建省工商联副秘书长王贤镇说，现在有些人拿定息不安心。原因是：一、工商界学习时说：“拿定息就是剥削，剥削是可耻的”。民建开会也说拿定息是剥削。所以，有人对拿定息有顾虑。二、有人认为就是因为私方人员拿定息，企业里才有阶级关系。他们感到这是一种压力。而且在企业拿定息，要通过公方领取，职工也看到，拿定息好象做了亏心事一样，理不直，气不壮。三、大、中、小户定息多少不同。大户拿一年定息，够维持几年生活。有些小户定息少，不愿拿，但非拿不可，认为是被大户拖住了。中等户也有不愿拿的。四、工商联说：“定息和工资不同，拿了定息就应该买公债。”这也是一种压力。 + +　　他说，工商界代表人物，如正副主委、正副秘书长，严重地存在着脱离群众的作风，有宁“左”毋右的思想。原因是各级工商联都是块块领导，即由当地党政领导，而没有很好地进行垂直领导。工商联要受同级人民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有人就认为工商联应受当地政府的具体领导，因而有人说工商联成了政府的“派出所”。组织不独立，工作就不能主动。 + +　　他说，对工商界，应该有鼓励、有批评，以鼓励为主。但现在是以批评为主，而且批评得太尖锐。如工商界拿了定息，就批评说满足于“三定”，安于现状。有些人提意见，就批评他骄傲自满；没有意见，又批评他自卑，唯唯诺诺；使工商业者觉得左也不对，右也不对，以致形成工商界对工商联也不说真心话，工商联也“衙门化”了。福州市工商联党员秘书长，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有包办代替的现象。市工商联什么问题都由党组织决定。我们不敢在工商联面前说话，说对了他们（指党员）说不对，说不对的他们又说对了，于是，我们只好宁“左”毋右吧。 + +　　他说，工商界来参加省人代会、省政协工作，大家认为不起作用，我也有这个感觉，因为第一，会期不定，一再延期，很长时间才开一次。原因是准备不够，被更重要的会议挤掉了。我认为被挤掉是主要原因。去年１２月２７日开省人代会，为什么这时才开呢？因为年终要交帐，不得不匆匆忙忙的开。市人代会也有问题，县人代会更有问题，说增产节约，开会要花钱，就少开会。我认为不能为节约就少开会。每次会议都是讨论过去工作和总结今后的任务，其实事件已过去了一两个月，已经具体化了，还讨论什么？再加上准备不足，所以讨论不出什么。福州市人代会问题更多。一个学生代表在会上发言说：“灯不亮，米不够吃，课程繁重”。发言以后就受到了批评。我们工商界发言，更容易受批评，因此大家说话都有顾虑。我参加福州市人民委员会工作，每年开两三次会议，讨论工作报告（包括兵役报告、财务报告）和中心任务、人事任免等等。人事任免在三个月前就发表了，还讨论什么？有一次讨论分配公债问题，有一位民主党派代表刚说机关人员少些，农民多些，接着列席的有关局长就进行解释和批评。我们委员有权发表意见，反被列席的局长批评了一顿。他说，这是个法制问题。 + +## 胡庆照说：一放一收谁敢再提意见 + +## 党对上层民主人士照顾太多，办公室里不能摆古董 + +　　安徽省工商联秘书长胡庆照说：一、工商界为什么不敢放，不敢鸣？一个原因是几年来舆论的压力。资产阶级是被改造的阶级，“是非只因多开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另一个原因是工商界对方针政策不明确，得不到各方面的支持。他讲到这里，举了两个例子：安徽省安庆市国药总店在公私合营时，公方让私方提意见，私方提了意见，公方代表说：“我是政府派来的，我们对你们客气，你们却把它当成福气（意思是神气起来了）。”这种一放一收的做法，害得私方人员不敢再提意见。后来，这件事反映上去，市工商局召集国药总店全体职工开大会对证，私方人员在这种场合下哪敢再说话。这说明，要“放”应该给放的条件。再如合肥市一个搪瓷厂的私方人员（民建会员），为了研究一件产品，不慎把仪器弄坏了，有个团员，不分青红皂白，说他是破坏分子，并把这事登在黑板报上，他气得跑到民建会去哭了一场。 + +　　另外，我们工商联的某些领导人也学了些教条主义。不管什么问题，动不动给下边戴帽子。这也增加了下边的顾虑。 + +　　二、国家法制问题。共产党是一个政党，它的政策方针是通过国家来实现的，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党给我们作了很多工作，波匈事件后，我们都觉得党正确，引以为骄傲。但是，政府的法制，任何人也要遵守。我几年来接触到的和看到的，有些共产党员是不注意遵守法制的。有些会不一定非要党员才能出席，有些会，不问党与非党，需要参加就参加。我是秘书长，在我领导下的党员科长就比我知道的多。他回来是汇报好还是不汇报？我是问好还是不问好呢？ + +　　三、党对上层民主人士照顾太多，有时工作安排得不适当，也容易使他们产生骄傲情绪。有些人是有代表性，但他不作实际工作，我说把这些人安在政府部门，这是古董。办公厅里是不能摆古董的，古董应当摆在古董店里。如果是旗帜，要有旗杆，挂在外面，让人看见，不要挂在室内。 + +## 郑允命批评某些党员公方代表居功自傲　态度粗暴　方法简单　令人生畏 + +　　内蒙古工商联秘书长郑允命说，两面性是资产阶级的本质，但是，积极面是主要的，消极面是次要的，不能一概而论，混为一个统称。有些党员一提工商界就是两面性。这种片面看法，对工商界不是帮助，而是打击。他说，合营企业内部缺乏民主管理。民主管理委员会没有建立起来，工商业者有职无权。公私共事关系在内蒙古自治区基本是好的，原因是有些公方代表的水平高。但也有不好的，主要表现在分工不明，职责不清，造成私方人员遇事推、拖、拉。企业党支部包办代替，集体领导不够，个别党员独断独行，有些会议应该找私方人员参加研究的，也不找他们参加，使他们产生顾虑。个别党员态度粗暴，遇事不耐心教育，加重私方人员的顾虑，对工作不利，也不符合毛主席说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做法。 + +　　郑允命说，党员干部有斗争经验，为国家出过汗，是人民功臣，得到人民的尊敬。但是有的党员过分炫耀自己，工作方法简单。对非党群众，从个人主观主义出发，不敢大胆使用，使私方人员遇事唯唯诺诺。他说，私方人员拥护社会主义，跟共产党走，私方人员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党员干部只有团结他们的义务，没有排除他们的权利，不信任他们是没有根据的，应该让他们有职有责。工商业者有话也应该大胆的放，大放而特放。只有大胆放，才能得到更好的果实。 + +　　郑允命说，工商界大小之间有矛盾。合营后，又是公私关系，又是阶级关系，当两面人不好当。内蒙古自治区大工商业者少，中、小户多，特别是工业，五百元以下占８０％。大户定息七年不变，他们不愿放弃，个别人认为定息二十年也不算多。中等户认为拿定息不符合爱国精神，要，怕摘不了帽子；不要，又怕得不到劳动保护。小户急于要求摘帽子，愿意要“工人阶级”，不愿意要“小资产阶级”。这些中小工商业者觉悟比较高，５０％以上要求放弃定息，但是没有被采纳。因此，他们说政府把他们的真心当成了假意。他认为这样拖下去是不好的。他说，我们中国国家大，各地气候不同，瓜熟蒂落有早晚，应该熟一个摘一个，熟一批收一批。这样，既满足工商业者的希望，又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 + +## 田玉璞说：我们那里人委会是形式主义 + +　　天津工商联副秘书长田玉璞说：从１９５３年普选起我就担任副区长，感觉有些苦闷，感觉是在作客，感觉得不到信任。我担任政府工作之后，有人告诉我，今后工作应该知道的知道，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就别问。政府是不是有这个规定，我不知道，但是，这在机关里是普遍的。因此，我工作上就听之任之了。我认为，需要有个规定，谁应该知道什么事，应该按职位来确定。但现在不是按职位，而是按人。 + +　　在工作接触中，有些党员对党外人士的看法，使人难堪。例如今年３月份，区里布置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委员视察的事情，有个秘书给下边起草了个通知，里边有一条“接见代表时要客气一番，茶烟招待、面带笑容”，第二条是“讲究策略”。这种对党外人士的看法，不是个别的。 + +　　从我们那里的实际情况看来，我认为开人民委员会，是形式主义，只是为了完成法律程序，很少对政策方针进行细致研究，要讨论的事情党内都先讨论了，党员再参加会的兴趣不大，使委员们感到只是政治照顾，其他问题很少考虑。会议成了形式。一般说来，党外人士对党员是很尊重的，党员也应尊重党外人士的意见，应认识我们是六万万人之一，而不是六百万人之一，有些人总以为自己是六百万人之一。应当克服这种优越感。 + +　　定息七年的问题，大户满意，中户随意，小户不同意。投资不多的都希望摘帽子。小户说：为什么我们要陪大户过七年呢？陈云副总理说：“小户投资不多，少数放弃定息，我们不反对，工会也可以吸收”，但至今一个也没有这样作的。同时，公私合营了，资方代理人的基础消失了，为什么资方代理人这个帽子还非戴不可呢？戴这个帽子工作上有困难，在企业里工作只是强调阶级关系，压力很大。人事部门一找，就有些怕，不知又犯了什么错误，原因就是强调阶级关系。 + +　　此外，部分工商界的人士对参加手工业合作社意见很多，苦闷很大。从经济上看，合作社是劳动者的组织，但收入比过去减少了。有人说：“什么是工作？参加手工业合作社是对我们进行劳动改造。” + +## 郑砚耕说：有的公方代表竟说工商联没有资格同他谈话 + +　　吉林省工商联秘书长郑砚耕说，吉林省合营企业中的公私关系，表面上看来相安无事，实际上是貌合神离。原因是公方人员有阶级优越感，例如：有一个大车店，私方人员对工作提意见，公方人员就说他不服从领导；私方要想找公方人员当面谈谈，公方人员就说他没有资格。工商联发现这一问题，想找公方人员交换意见，帮助解决，那位公方人员也说工商联没有资格跟他讲话。类似这种现象很多，这反映某些公方人员对工商联的看法，也影响私方人员的改造。他认为在合营企业里应多强调共事关系，过分强调阶级关系，就会造成隔阂。 + +　　他说，吉林省合营企业的工资改革最近要公布了。过去私方人员对这件事很关心，抱着很大希望，后来听说调整幅度不大，就不大高兴。高潮以后，国务院曾指示，工资高者不降，低者不提，这原则上说是对的，但不能以理服人。在合作商店里，一般工资都降低了，不调整，大家有意见，这个问题应该及早解决。 + +　　我在县里工作的时候，经常得到党员的帮助，工作很顺利。但是，到省以后二年多，连统战部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统战部长从未找我们谈过话。有一次，省八办有个处长到工商联联系工作，临走时告诉我有事常常联系，也可以到他们那里去，也可在电话上联系，可是他们的电话号码印在专门的小本上，我们根本没法知道。 + +## 童泉如揭发某些干部歧视工商联： 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态度要不得 + +　　浙江省工商联副秘书长童泉如说：现在在公私共事当中过分强调阶级关系，把私方人员的职权否定了。去年下半年开公私座谈会时，有人反映：一个私方副厂长，因为厂里的事给办事处写了一封信，信的后边挂了几句说：“某某同志（工人），要结婚，请从上海带些礼物。”这封信被公方代表秘书看见了，就批评他不该把私人的事情写在公事信里，还说：这是腐蚀工人阶级，一定要他检讨。他检讨了，但是想不通。有许多工商业者，过去要好的朋友，现在也很少来往，原因是怕戴三顶帽子：小的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不大不小的是“搞小集团”；大的是“阴谋诡计”。这三顶帽子，不得不使大家明哲保身。现在一般工商业者的生活，只有上班办公，下班抱孩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淡薄。对工商联工作人员的态度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某县搞文娱活动时，要工商联帮助搭戏台，戏台搭好了，工商联的干部也帮助装了扩音器，这时主持会议的人宣布“工商联的人退出会场”。这种歧视工商联工作的事情并不是少数。在绍兴县，有人说工商联合会的会费是中间剥削，提出要废除。这样下去，工商联的工作如何开展？ + +## 劳元熙提出对某些工商业者安排不合理：经营药材的老手却去卖咸鱼 + +　　广州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劳元熙说：党发挥我们的主动性是对的，高潮后，把党员秘书长调走了。可是，在调走以前，统战部没有考虑一下我们非党的秘书长会有什么困难。其实我们工作上有很多困难。过去许多工作多是市委布置，文件都是党内发出，原来的党员秘书长能看到，他走了以后，方针政策我们就没办法知道了。我们提出可否用政府名义把文件发给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解决，做工作只好完全靠自己摸。 + +　　广州市安排了一千多人，在试用期间工资是一百三十分，以后长期没增加，我们提过许多次意见，过了相当一个时期以后才给增加了五分。安排的时候并没有按照各人的特长合理安排。过去的经验无从发挥。一位大学毕业经营药材很有经验的人，安排去卖咸鱼、开发票；一个经营蔬菜的老行家，安排去卖油。我们提出以后，才把卖油的调回来，可是两三个月都没给安排工作。最近又碰到精简机构、冻结干部，看来问题更不好办。有人说：早合营不如晚合营，早改造不如晚改造。这虽是牢骚，但是党政部门也应该考虑，应该先解决早接受改造的人的工作问题。 + +## 张国英说：私方人员并非天生自卑 + +　　广西工商联秘书长张国英说，有些公方代表对私方人员信任不够。比如有关改进业务和改进产品质量方面的文件，私方负责人很少看到。我去年到南宁开会，了解到有一种柴煤两用的玻璃炉，我将建炉的图形画好寄回厂，但公方厂长一直没有给负责生产的私方副厂长看。到我回厂时，问私方副厂长对这个炉的构造有什么意见，他说：“只看到你寄回来的信，没有看过这个炉的图形。”你说怎不叫私方人员产生自卑感？连文件都不给看，还谈什么有职有权呢？ + +　　有些公方代表摆出架子。是不是摆架子就使人对你尊敬？我认为这只有使私方人员不敢接近。南宁和行腊味店的公方，是个转业军人，用军队的方法来管理企业，七点钟上班，私方人员迟到一些马上批评；私方人员第二天六点半到店，他叫职工不要开门。职工问为什么不准私方人员提早进店，他说，他们是资产阶级，没有改造好，他们还会偷钱的。他整天站在柜台看着。私方人员为了避免嫌疑，就高声报告每笔营业收入。在工场里，私方人员听见公方代表的皮鞋声，工作已做完的还得东摸西摸，表示还有工作做。这样，哪里谈得上与公方谈谈生活和学习情况？如果私方人员不敢接近公方，公方怎样对私方人员教育和帮助？这不是一个政治上的损失吗？ + +　　有些公方代表，对于企业生产的事情，每每只找党支书、党团员和工会负责同志商量，不同私方负责人一起研究，把私方负责人当成企业外的客人。这就难怪私方人员有作客的思想。梧州市兴华电池厂，私方人员是技术副厂长，厂里改变电池配方时，私方人员同意改变，但提出在没有试验成功时不要大量生产。公方代表当时对他说：“你是保守思想，是不是想破坏生产？不准你发言。”结果，因质量不好，损失四十多万元。这样怎叫私方人员发挥积极作用？ + +　　因此，他认为私方人员的自卑感并不是一生出来就有的。他说，资产阶级既承认工人阶级的领导，工人阶级又以资产阶级为朋友，那么，对工商业者就要采取帮助的态度，而不应该采取歧视的态度。为什么有些公方用岐视的态度来对待朋友？希望在这次整风中加以检查。 + +## 柯尧放说：合营企业里的党团员自以为高人一等 + +　　重庆市工商联秘书长柯尧放说，大部分专业公司只管经济、不管政治，大部分手工业管理机关和合作社，只抓生产不抓教育。合营企业的党团员和工会工作人员，在职工群众中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某陶瓷厂公方厂长和私方副厂长一道工作回来，公方厂长买一包花生米和面包，自己吃，对私方副厂长连理都不理。有一个机器厂的工会主席说：工人就是不相信私方人员是国家的工作人员。某单位公方代表召集职工开会，工会组长竟不让私方人员参加。这些情况，使私方人员产生消极情绪。 + +　　 ---- 原载195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 + +## 工商界继续批评统战工作中的缺点：成立两个小组分别研究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工商联工作问题 （第三次座谈） + +## 《人民日报》 + +## 1957.05.17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昨天（１７日）举行第三次座谈。在会上发言的有六人。座谈会由李维汉部长主持。 + +　　为了今后进一步研究与解决这次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今天的会上决定成立两个小组，一个小组专门研究有关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的问题，一个小组研究工商联工作中的问题。这两个小组分别由许涤新、千家驹、孙孚凌、黄玠然、经叔平、华煜卿、谭志清、冯和法、韩志明、田玉璞、柯尧放、谢惟安、胡庆照、李贻赞、彭六安、白瑞西、万景光等十七人组成。他们将在这次座谈会结束后开始工作。 + +## 崔捷元批评统战工作　不该光听一面之词 + +　　哈尔滨市工商联秘书长崔捷元说：许多专业公司的经理很少到合营厂、店去走走，了解了解。有些干部下去，也只是找公方代表、工会主席，很少找私方人员，这样就难免听来的情况是不全面的了。私方人员说：“统战工作是两方面的，为什么光听一面呢？” + +　　哈尔滨市工商业者对保留工资有意见，不服气，影响一些人的积极性。 + +　　工商联的公方委员、主任委员常不关心工商联工作，开会通知也不到会。大家颇有意见，统战部也很少过问工商联的工作，有些事情可能早已通知党员秘书长，我却心中无数，摸不着底，工作中非常苦恼。 + +　　他谈到工商界有些人有消极情绪和自卑感的原因时，举了一个例子：哈尔滨一个漂染厂的私方厂长，患高血压病，但因为是两千元以上户，不能享受劳保待遇，而厂方又认为他有钱，工资也不发给他，为了一家人口生活，他只好带病上班。这样当然会影响他的积极性。 + +## 毕鸣岐谈应该怎样看民族资产阶级 + +　　毕鸣岐说：我今天只谈一个问题，就是工人阶级应该怎样来看民族资产阶级，怎样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区别来看。 + +　　帝国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跟共产党是敌对的，他们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是敌对的。今天，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欢天喜地、敲锣打鼓把自己的企业交给了国家。他们的家属为了要求进步，锻炼自己成为自食其力的人，凡能走出家庭的都走了出来，参加社会工作和社会活动，在工作中任劳任怨。思想改造有了这样的变化，若干人还给我们扣帽子，说我们还在留恋资本主义，想走回头路等等。我认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是教条主义的片面性。即使有些小商小贩由于政治觉悟不高，发生一些不法行为，但是他们不能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这是把少数人作为一般，把一点作为全面。当然，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改造过程中的污点，但是作为工商界的代表人，也一再呼吁政府对他们加强改造，同时也去协助政府纠正这些不法行为。 + +　　社会人士分不清民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的区别，把手工业者的行为算在民族资产阶级身上，在报上不分青红皂白乱骂一气，这对民族资产阶级是个打击，这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宗派情绪。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过去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上过历史舞台，也受三重压迫，共产党解放全国人民，我也是被解放出来的一个。我们不否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有共同性：还有剥削。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很大的特性：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它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它是一个爱国的阶级。他们看见中国共产党具有远大的理想，所以才诚诚恳恳地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积极改造自己的思想，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同时也甘心情愿地把企业交出归全民所有，跟着共产党走。他们一方面是为了改造自己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一方面也是为了共同实现共产党的崇高目的。我认为这是在阶级斗争中和对人的改造中突出的一点，从这里看到人是可以改变的，不象一些党员干部说的我们本质有劣根性，不可改造。 + +　　民族资产阶级把自己的企业交出来不是简单的事，他们的思想斗争过程是党员同志体会不到的，是教条主义者更体会不到的。今天，对民族资产阶级改造说是基本胜利，我说是完全胜利。这个完全胜利，首先是由于共产党毛主席教导有方，但另一方面也是民族资产阶级自己积极努力，经过日夜痛苦的斗争取得的。我认为，这表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伟大的（当然共产党是最伟大的）。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把这段改造的历史丰富地精采地写出来，作为历史资料。 + +　　至于资产阶级在结束了私人所有制，参加政权和企业管理以后，为什么还有自卑感呢？这种自卑感应由谁来负责呢？当然民族资产阶级不主动，但我认为政府和企业党员干部负有更大的责任。他们应该消灭宗派主义情绪和作风，应该正确认识新形势的具体内容，要求基层党员干部给民族资产阶级以应有的评价。在参加政权和共事关系中，不要再以求同存异的想法来对待我们。从心里说，我们不愿再当来宾，我们也是主人，我们是在自己的祖国，是主人中的共同的主人。我记得黄炎培主任在１９５３年民建代表会上说过这样两句话：“谁是主人谁是客，同在天高地厚中。”那时候，我对这两句话就觉得不太实事求是。今天，我愿把这两句话改为：“同是主人没有客，同在社会主义领域中”。几年来，由于党的培养教育，我们之中也生长了一些马列主义的芽（虽然不多）。如果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敲锣打鼓接受改造。因此，我们要求党员同志们欢迎我们参加工作就象欢迎新战士一样，和我们握起手来，紧紧地握起手来。我们既然有共同的目标，也应该有共同的感情。我们从心里渴望温暖，希望党员把温暖的手伸出来，面向我们，把工人阶级的思想带进来，增加我们的毅力和勇气，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 + +　　我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之一，本身也是民族资本家，我愿意在党的教育下，号召下，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意见和真实要求。我相信我是党的忠实朋友，我也同样相信工商业者也同是党的忠实朋友。 + +## 周同善说：给统战部提意见如石沉大海 + +　　民建中常委工商改造辅导处副处长周同善对统战部处理下边意见拖拖拉拉提出批评。他说：今年３月１２日民建会曾向统战部和八办反映地方组织询问工商界加入工会的问题，后来又反映有关定息问题，这些都是当时下边急待解决的问题，可惜反映上去以后，却石沉大海，至今也没答复。 + +　　他说另一种情况是有些问题反映上去以后，答复是得到了，但是不能执行。如今年３月２３日国务院第四、五、八办公室联合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有关私方人员病假工资问题，上级已有明确指示，但很久也不执行。 + +## 聂叙伦批评安排工作的缺点　“大户当经理，小户饿肚皮” + +　　云南省工商联副秘书长聂叙伦说：有些行业，在人事安排上没有结合私方人员的技术专长，造成用非所长的情况。个旧锡矿对原来私方人员——一个日本留学生，安排去赶马，要他树立劳动观念。后来闹到了省里，才另作安排。还有些行业不照顾私方人员的体力条件，把老的安排去做较重的活。如昆明糕点业把原来有技术的私方人员，安排去抬几十斤重的铁锅。 + +　　他说，现在私方人员普遍反映工资低，生活安排不好，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有的私方人员看到别人的收入比自己多，政治待遇比自己高，生活比自己好，产生一种不满情绪。有人说：“大户当经理，小户饿肚皮”。这个说法也反映了大中小户之间的矛盾。象这样生活上有困难的工商业者虽然不多，但问题确实需要解决。 + +　　关于定息时间问题，他认为要看具体对象而定。他说有些定息确实太少，昆明市饮食业有一户半年只有七厘的定息，有的行业，一户每季只有四分的定息。因此有些人要求摘掉定息户的帽子，我认为这个要求是对的。 + +## 谭志清说：统战部宁左毋右成风　大的论功行赏　小的喝粥捞汤 + +　　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谭志清首先对目前工商界的情况作了概括的估计。他说，我走了几个省，大家认为今年的情况比去年好，但问题不少，私方人员总感到有些委屈。有的说是做媳妇，有的说是小媳妇，有的说是新媳妇，有的说是孙媳妇。原因是公方作风不民主。公方代表是党员，常常以党代公。在整风中应当在这些方面做检查。例如协商精神不够，对制度不好好贯彻。有些事情事先在党内已经作了决定，才拿到会上来讨论，使人有“真主义，假商量”之感。同时对私方人员信任不够，人事科、计划科、统计科就没有私方人员。对制度的检查也不够。譬如，有职有权问题，李部长已经讲了七年，到今天，成绩是有，但很不够。 + +　　关于中小工商业的问题，他认为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最后他对统战部提了一些意见。他说，毛主席把民族资产阶级划为内部矛盾的范畴，需要根据这个精神，检查过去的工作。七年来在统战工作中，宁左勿右几乎成为普遍风气，对统左不统右，统大不统小，统少不统老，大的论功行赏，小的喝粥捞汤，工商业者是有意见的。这一点统战部应该负责。他说，统战部在处理一些重大问题的时候，跟党外人员协商也不够。协商不够，就难免偏听偏信。有些党员的面孔冷若冰霜，总以改造人自居，使大家感到很难接近。各级统战部应对这些干部加强教育。 + +## 高振声分析工商界不敢鸣放的顾虑 + +　　河北省工商联秘书长高振声劈头就提出工商界为什么不敢鸣不敢放的问题。他说，在全国各民主党派、各团体振振有词、生动活泼、理直气壮大放大鸣的时候，工商界为什么小手小脚，似鸣似放呢？原因有四：第一、当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河北省的宣传部门，宣传贯彻这个方针不够，工商界领会不深，不知如何“鸣”和“放”。其次，几年来，党和政府对工商界的照顾是周到的；合营前，企业有困难，国家给予大力支持。合营后，私方人员有工作，有定息，有政治地位，一些小意见，提出来就不够朋友，就没良心，别人看来是不是得寸进尺。第三、怕提了意见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又怕招来麻烦。他说，过去有个私方人员提出有职无权的问题，这个意见一提出，公方人员就把文件都给他批，结果弄得这位私方人员吃不消，血压也高起来了。第四、共产党到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工作，如过去的“三反”“五反”，这回又来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什么名堂，是不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呢？ + +　　接着他谈到公私共事的问题。他说，现在公私双方同时都是为建设社会主义工作，为什么一定要划分阶级界线？工商界有人认为只有工作关系，没有阶级关系，还有的说阶级关系和工作关系是不能分开的。他说，千家驹虽然给他们作过报告，也没有解决这个思想问题。他说，过去有些党员认为和资本家说几句话打一些交道就是丧失立场。党员接近资本家就沾上臭味，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 +　　对工商联是否要长期存在，是否能成为第二工会的问题，他认为大有研究的必要。将来多数工商业者要参加工会，成为自食其力的人，工商联如果成为第二工会，也是人数寥寥。他说，这是用不着唱对台戏的。喊长期共存，喊万岁，倒不如说工商联在一定的时期有存在的必要。如果这个提法单纯是为了稳定工商联工作者的情绪的话，是不必要的。 + +　　他在谈到中小户的苦闷后，对河北省的工业厅、商业厅及工会提出了批评。他说，有了中心工作，有关部门不和工商联配合联系，不重视工商联的作用。工会随便吸收工商业者参加工会，不和工商联取得联系。定兴县吸收了６８．７％的工商业者参加了工会，使那里的工商联会也开不起来。 + +　　最后，他对全国工商联的工作提出了批评。他说北京城市生活太高，农村有意见；中小户工商业者到北京有意见；到东安市场门口一瞧，什么牌子的汽车也有，谁能坐？不全是公家的汽油么！某些人有功劳也不能摆老资格，应当做人民的表率。最后，他说全国工商联、八办、统战部对省工商联具体领导少，要材料，临时抱沸脚，要省里忙。全国工商联对下面的工作检查少，有检查，也是坐上软席火车、坐上飞机到上海、杭州去。省里睡的是木板铺，吃的是棒子面，这些地方就很少去。今后要深入下去，不要高高在上。 + +## 张修锡说：鹰潭镇叫工商联干部扫厕所 + +　　江西省工商联秘书长张修锡说，几年来，我们在工作上并不是不动脑筋，然而，为什么工作仍然没做好呢？原因是没有好的工作条件，有顾虑。拿我个人来说，我作工商联的秘书长，就有四怕：一怕辜负党的领导，二怕和主任委员搞不好关系，三怕脱离群众，四怕干部调不动。有些干部看不起工商联的工作，更增加工作上的困难。一些县里的基层组织，更不被人们重视。例如某县油脂公司的负责人就曾说过，我们为什么要同工商联在一起开会呢？言下之意，就是不屑与工商联为伍，这问题我们曾在省里反映过，但得不到解决。有些县竟派工商联干部抬桌子，有的县派工商联干部送信发通知，鹰潭镇甚至叫工商联干部打扫厕所。对这些不合理的现象，建议有关部门在这次整风学习中求得解决。 + +　　 （编者注：这篇是前天会上的发言） + +　　---- 原载1957年5月18日《人民日报》 + +## 工商界座谈会上展开争论: 资产阶级有没有消极性？　公方代表要不要撤除？(第四次座谈) + +## 《人民日报》 + +## 1957.05.18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于昨日（１８日）举行了第四次座谈。会上有六个人发了言。 + +　　第一个发言的是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李国伟。他对计划生产提供了两点建议后，又对工业生产计划和手工业生产计划的平衡问题发表了个人的看法。他说：我国人口众多，发展手工业生产是十分必要的；发展手工业生产，不仅可以解决部分人的劳动就业问题，而且也可以使国家充分利用现代化的设备，来发展重工业。 + +## 马春霖不同意毕鸣岐的意见:资产阶级离开党的领导是无能为力的 + +　　接着发言的是沈阳市工商联副秘书长马春霖，这是他参加座谈会的第二次发言。他不同意毕鸣岐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估价的提法。他说：毕鸣歧认为当前有不法行为的，是那些觉悟不高、政府管理不严的自负盈亏户，不是真正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代人受过”未免有些委屈。我认为这是“五十步笑百步”，过分强调资本家交出企业的积极一面，忘掉了资产阶级思想本质，忘掉了大户也是从小到大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我认为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积极一面，所以才能接受改造；又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消极一面，所以就必须改造。这是一个接受改造和必须改造的问题。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能有今天，能有本事作为一个公职人员，能光荣的参加政权，要感谢的是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很难想象，如果不是共产党掌握政权，我们民族资产阶级会变成什么样子。也许我们之中绝大多数会走到“日出”里潘经理的下场。我认为这是发展规律问题，我不承认是自卑感。敲锣打鼓公私合营以后，我感到的不是掉泪，而是工资开得出去了，生产正常了，劳资关系改善了，工作顺利了，坐轿子的还坐轿子，甚至赔了钱还可以拿定息，我倒是觉着能力不够，毫无苦水可吐。 + +　　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是个比较有文化有技术的阶级，是中国的财富；但这是就整个阶级来说的，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限于阶级本质，吊桶老是七上八下，患得患失。就经营能力来说，我们是由盲目经营走向计划生产，是由直线管理走向区域管理，是由家长式独裁走向民主集中；是由大胜大败宿命式的经营走向经济核算制。这一套计划生产、区域管理、经济核算制、民主集中制，以及什么流水作业、技术财务措施计划等等，对我们都是新的。我在资本主义国家留过学，还专攻过工厂管理这一门课程。公私合营二年来，我感到真是追随一年，胜读十年书。我认为我们民族资产阶级离开党的领导是无能为力的！ + +　　现在我们听到积极一面，总觉着舒服，甚至就自高自大起来；而听到消极一面，老觉着刺耳，甚至要“分庭抗礼”“取而代之”。说句良心话，公方也够苦的，一方面要完成国家计划，一方面要团结我们做好改造工作。从团结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这个公式执行起来并不简单，有的情况不同，有的接受的程度也有所不同。我认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下自我批评”。 + +　　他说：我百分之百赞成开这样一个会，大家有鸣有争，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双方苦闷隔阂是可以解除的。 + +　　最后他说，公方代表是彻不得的，党的领导更是不可缺的。因为我们离开党的领导是无能为力的。 + +## 许汉三批评某些党员看不到党外人士的向心力 + +　　民主建国会许汉三首先批评了统战部工作中的缺点。他说，几年来，民主党派中是培养了一些骨干分子，这些骨干分子多数人是好的，但也有不少的人逐渐地脱离了群众，还有些人不能真正代表群众的利益。这个帐应该算在统战部的身上。他认为：不少参加民主党派的共产党员，修养差，有优越感，批评不得，竟有人说，批评了党员就是反党的行为，反党就是反革命，在共产党员之间，也很少开展批评。这些不好的情况，统战部检查处理得不及时，也说明了有宗派主义。他认为：党与非党之间，有墙，而且也不大平等。他举例说：在某一件事情上，罗隆基曾表示态度说这件事即使周总理答应，我也不肯答应；后来竟有人批评他太骄傲了。党有威信，有吸引力，党外人士有向心力，可惜一些党员对党外人士的向心力却看不到。他在谈到资产阶级有没有两面性的问题时说，有两面性是肯定的；不过，许涤新在分析资产阶级消极一面的时候，忽略了对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工商界长期间形成的思想，企图用速成的办法来解决，这是行不通的；如果分析不具体，说服力不大，解决不了别人的问题。最后他说：今后对工商业者的教育，除了组织他们进行理论学习外，还应该多组织他们做一些实际生活的考察工作，多接触实际，对提高认识是有好处的。 + +## 宋莲甫说：消极性不仅资产阶级有，工人阶级也有 + +　　湖北工商联副秘书长宋莲甫举了五个小商小贩因生活困难而自杀的例子，建议政府要积极安排小商小贩的生活。湖北省一些中小企业职工工作时间过长，他建议政府规定轮流休息制度。 + +　　关于工商业者的两面性问题，他认为：作为阶级的消极性，不是工商业者独有的，工人阶级也有。因为中国工商业者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出身，他们在大鱼吃小鱼的社会里也是为了生活。因此，两面性不是工商业者独有的，要有大家都有。他说：有人说统战部统上不统下，统大不统小，是有道理的。被安排较好的都是上层人物。我们那里有的县把有的工商业者安排去搞文教卫生，是不是因为财经工作重要，不愿分给工商业者呢？这也是宗派主义的表现。最后，他建议对于工商联的性质要扩大宣传，中央有关部门的首长要经常下去，最好组织视察组，到省、镇以及偏僻的地方去看一看，多了解了解。他还建议多在一些县设立统战部，多配备一些统战干部。 + +## 经叔平不同意撤出公方代表 + +　　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经叔平说：有人提出，为了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是否在合营企业中只提工作关系，不提阶级关系。还有人提出，是否在合营企业中加重私方人员的责任，不要公方代表。我不同意这种提法。阶级关系是客观存在，目前合营企业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私方人员拿定息，拿高薪，没有阶级关系，我们就得不到这些。当前不是承认阶级关系存在不存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的问题。现在有公方代表，他们多负了一些责任，私方就感到有职无权。可是，公方代表当真退出去，私方人员是否就能把全部工作担负起来，是值得考虑的。大家都知道，公方来了，工人敲锣打鼓欢迎，工人感到自己当了主人，生产起了变化。没有公方代表下厂，私方人员是起不了这种作用的。而且公方代表国家，处理问题考虑几方面的利益，使私方人员和各方面的关系也缓和了。这也是私方人员不能代替的。另外，社会主义企业的民主管理，走群众路线等等，对我们这些人来说，都是陌生的，公方代表要比我们强，我们向他们学到了不少东西。以上这些，都说明公方代表制度的作用是不能抹杀的。至于部分公方代表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和私方人员关系搞得不好，那是由于他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个人思想作风上的问题，应该提出批评，如不接受，可以要求政府撤换他，但不能取消公方代表的制度。不过，也可以在少数有条件的企业，如工会组织、党组织、民主管理委员会较健全、私方人员政治上较进步、业务较熟练的企业里试点，摸摸经验。 + +　　他说，共产党是个很好的党，但是也做了很多蠢事，那就是全部包下来的做法。比如湖南代表反映高潮后，有少数小商小贩因生活所迫自杀了。小商小贩生活困难不是在今天，他们所以早不自杀，高潮以后才自杀，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没能把他们全部包下来（事实上，我们国家这么穷，也不可能把他们全部包下来），又没有给他们自由经营的出路，因此才使他们感到无法生活下去。他说，要解决小商小贩生活困难的问题，不是光依靠伸手向政府要钱，而是要发挥社会力量，要给他们适当自由经营的出路，不要把自发工厂叫“地下工厂”；叫“地下工厂”就意味着不合法，而他们做的事是人民需要的，为什么不让他们做呢？政府要管，但不要管得太死。不要怕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要采取各种办法，是可以引导他们走正确道路的。关于工商业者的福利待遇问题，他也提出了一些意见。 + +　　最后，他说，有人批评统战部统上不统下。我认为不是统战面大小的问题，因为李维汉部长不能和所有的工商业者都一一握手。而是统战政策如何贯彻的问题。有些公方代表开会不参加是不对的。各地政协会议是统战性质的，但也没有很好发挥作用。这些都影响统战政策的贯彻。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问题，他建议在常委外再成立一些专门性质的委员会，解决各类专门问题。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多负一些人民代表的责任，少兼一些其他职务，不要只是开会发言，举手通过，每年出去视察一次就完了。 + +## 苏先勤说：私方人员存在消极因素　撤出公方代表对生产不利 + +　　武汉市工商联秘书长苏先勒在发言中首先对党表示感谢，他说：在党的教育下，几年来，我的几个企业先后合营了，现在我还担任一个专业公司的经理，感到光荣兴奋。接着他对公私关系中有无阶级关系以及公方代表要不要撤出合营企业的问题，发表了个人的见解。他说：近来有不少人提到过这样的问题，有很多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的看法是我们私方人员还没有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如果把私营企业说成是娘家，合营企业是婆家的话，现在娘家的关系是渐远了，和婆家的关系是亲近了。但这并不是说公私双方就没有距离。目前阶级关系是存在的，这种阶级关系不是人为的，而是客观存在。私方人员，要随时随地了解自己的阶级局限性，这样才能更好地接近公方。否认阶级关系，就是无视客观存在，这是盲人骑瞎马，是危险的。他在估计武汉市的公私共事关系时说：武汉市的几个大厂子，私方人员是有职有权的。当然也不是没有问题；有些问题的存在，是由于私方人员是否敢大胆负责，对政策领会是否深刻，工作是否深入，对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方法是否了解等条件决定的。不这样，即使有权也不行。他又说：私方人员在合营以后，积极因素增加了，但消极因素还是存在的。公私双方有矛盾，这也是必然的，否认矛盾的存在，不现实，对解决问题不利。最后他申明，不同意从合营企业中撤出公方代表。他说：私方人员受阶级性的限制，经验也不足，撤出公方代表，对生产是不利的。有许多工作，私方人员是不可能代替的。 + +　　座谈会在１９日（星期日）休息一天，２０日继续举行。 + +　　 ---- 原载1957年5月19日《人民日报》 + +## 工商界继续讨论阶级关系 (第五次座谈) + +## 《人民日报》 + +## 1957.05.20 + +　　本报讯昨天上午，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举行第五次座谈。会上继续就资产阶级两面性和工商联内部有没有阶级关系问题展开了讨论。 + +## 苏克勤认为马春霖的批评不全面 + +　　武汉市工商联秘书长苏克勤继续上次发言，他感到工商界的力量还没有全部发挥出来。他说，目前，在武汉有部分工商界上层分子有骄傲自满情绪，使工商界群众不愿接近；工商界家属互相之间有不少意见；资方和资方代理人之间也有隔阂，资方认为资方代理人不能代表自己的利益，资方代理人对资方也有意见；不同性质的企业组织在一起，人员安排不平摆，互相瞧不起；有些老年工商业者认为新社会与自己无关，遇事也不积极；少数工商业者中有技术的人员，也还未发动起来。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了资产阶级本身仍存在两面性，也说明了工商联的工作没有作好，应该进行检查。同时，这种现象和统战工作中的统大不统小、统左不统右、工作不够深入、接触面太窄、没有掌握资产阶级的复杂性、下情没有上达等有关。他举例说：有些工商业者善于察颜观色，看风驶船；有些工商业者就比较埋头苦干，不善于表面迎合；如果不深入，就辨别不了真伪。他说：玻璃本来就有折光，如果再涂上黑颜色，把光线遮掩起来，就会使人享受不到阳光和温暖。他建议把这种黑影玻璃先刷干净，使广大工商界的群众都能看到阳光。 + +　　接着，他认为沈阳工商联副秘书长马春霖在上星期六对毕鸣岐的批评不够全面，他说，毕鸣岐并没有要公方退出企业，更没有提出脱离党的领导。５月１９日人民日报上刊载马春霖的发言时用“马春霖不同意毕鸣岐的意见，资产阶级离开了党的领导是无能为力的”的标题，是不妥当的，这帽子太大了，会使大家不敢鸣。他认为帮助党整风，发言都是真诚的，是由于对党的爱护，如果断章取义，就会非左即右。 + +## 寿墨卿说：人事部门应该成为整风的重点　工商联内部仍有阶级关系存在 + +　　接着发言的是全国工商联办公室副主任寿墨卿，他认为党群之间的高墙深沟同国家人事制度以及干部作风有极重要的关系，要拆墙填沟，就要改变国家的人事制度和人事干部的工作作风。他说：现在做人事工作的都是党团员，而且多数是青年干部，他们年纪轻轻的，面孔冷冷的，同群众离得远远的，他们学会一套老成持重的样子，却不懂人情世故，我认为这些年青人做人事工作是不适宜的。人事工作应该公开的放在群众监督之下，而现在的人事部门却成为机关企业的保密部门，成为一种“特殊”的部门，群众无从监督。人事部门应该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而现在的人事部门只管追查历史，却不关心群众生活，有的人“权大无边，违法乱纪”，使人望而生畏。这样，人事部门就成为群众的“怨府”，成为党和群众之间的墙和沟。全国工商联的人事部门也不能例外。 + +　　因此，他认为人事部门应从组织上、任务上以及工作方法上进行必要的改革。第一、一般肃反工作已经结束的机关企业人事制度完全公开，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不管党员、团员或群众都要平等看待。第二、人事任免调动要有请示批核制度。第三、人事工作应该让非党干部参加，而且应该让群众有可能进行监督，否则，必然要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次整风，人事部门应该是每个机关的重点。全国工商联的人事工作也是有问题的，不要以为“太平无事”。 + +　　这时，李维汉部长问全国工商联合会副秘书长黄玠然：“你们那里人事部门是不是也都是党团员哪”？黄副秘书长说：“差不多吧！我不太了解。”李维汉部长说：“回去了解了解。向大家作个交代，”接着又说：“为什么非要党团员来做人事工作呢？我看没有必要。” + +　　谈到工人阶级怎样看待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寿墨卿表示对毕鸣岐提到解铃还是系铃人的看法有一点意见。他说：过去阶级之间有仇恨，是事实，这个仇恨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造成的，并不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捏造出来的。既然过去系铃人是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是资本家自己，那么现在要改变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观感，主要还在于资本家自己。他认为高潮以来各方面对资本家鼓励多了，而对资本家的批评少了。 + +　　最后，他谈到阶级关系问题，他肯定地认为在工商联内部仍有阶级关系存在。他说：从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以后，我国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立”的关系已经变为“非对立”的关系，今后阶级之间的距离将逐渐缩短，阶级之间的差别将逐渐减少，资产阶级将逐步消灭，但是，在阶级没有消灭以前，阶级关系仍将继续存在，即使在阶级消灭以后，人们在立场、观点以及思想意识上的差别，也还会长期保留着。 + +　　他不同意某些人认为工商联内部没有阶级关系的说法。他说：第一、工商联不是单一阶级人民团体，而是各类工商业者联合组成的人民团体。这里，既有工人阶级，也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就是说，这里不仅有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关系，还有工人同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关系，所谓公私关系，所谓大、中小关系，就是这种阶级关系的具体表现。第二、在工商联的领导机构中包含着各种阶级成分的成员。第三、工商联的一项基本任务是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实质上代表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这种利益，在社会主义一致的原则下可以同工人阶级利益统一起来，但在有些问题上不仅涉及到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涉及到资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的关系。目前，职工对赎买政策不够了解，中小工商业者对于大户的“名利双收”也有意见，而某些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认为定息应该延长到二十年，这些都是阶级关系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具体表现。可见，工商联内部阶级关系是客观存在，调节阶级关系是工商联的特殊任务，否则，它的性质和任务就要发生根本的变化。 + +## 邓季惺建议由国库支付“赎买金”　她认为这样可以解决合营企业内部矛盾 + +　　第三个发言的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邓季惺。她认为现在合营企业的公私、职私、私私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公私之间、职私之间存在着深沟高垒的情况，主要是由于作为赎买金的“定息”制度造成的。因为现在合营企业的私方还持有本企业的股票，每三个月还要凭股票在本企业里领取“定息”，这样，纵使不再强调阶级关系，阶级关系也是显然存在的。她说：“定息”既然是作为国家赎买私营企业和为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支出的一笔费用，而且这笔费用又不管企业是否有盈余都要支付，那么，为什么不可以由国库支出，一次赎买呢？这样，可以使工商业者单纯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工作，企业内部重重矛盾也就可以得到解决。根据以上理由，她参考了捷克斯洛伐克１９４５年颁布的工矿企业国有化条例，建议政府发行“公私合营企业国有化公债”，用这种公债把所有已经定股的合营企业股票收回，然后将合营企业改为国营企业或地方国营企业。公债发行的总额可根据国家的财力，订为六亿至八亿元，不给利息，不上所得税。公债可每半年兑换一次，分为五年或七年还清。她不同意李康年提的定息二十年的建议，她说，赎买给价是照顾性质的，国家财力有限，付给二十二亿是不合理的。而且定息再拖二十年，对各方面都没有好处，中小户也不愿意。但是，她认为李康年的建议精神是可以吸取的。她认为采用国有化公债有以下四个好处。一、“私方”一词不存在了，工商业者在国营企业中工作完全以公家人身份出现，积极性、创造性可以充分发挥，企业内部矛盾简化，有利于团结；二、免除现在三个月支付一次“定息”的手续，可以大大节省人力，持票人也便利；三、可以简化企业经济核算方法。现在合营企业的经济核算办法因有定息的支出，和国营企业不一样，福利金、奖励金的提成也不一样，改为国营后，私方不再由企业领取定息，企业经济核算办法和国营一样，便于统一领导；四、更利于工商业者的改造。如中、小户不愿意要的可不要，或送给旁人，或交给工商联作互助基金，从而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大户可以割掉尾巴，对定息不再存有延长的希望。最后，她说：当然，经济上的改造完毕并不等于思想也改造好了，那是另一回事。 + +## 黄英民认为：毕鸣岐对资产阶级进步性估价太高 + +　　贵州省工商联秘书长黄英民着重对毕鸣岐在５月１７日的发言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毕鸣岐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性估计过高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落后性估计过低了，积极方面看得多了一些，消极方面没有看到或者看少了一些。 + +　　他认为当前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里是活生生地存在着的。在座的很多人都是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民族资产阶级既然存在，在合营企业里阶级关系也就存在，民族资产阶级存在，它的两面性也就存在。 + +　　他认为现在提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的态度，和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表现说的。许涤新在全国工商联合会发言中就曾指出那些积极和消极面的表现。那些都是事实，并不是把消极的东西硬套在民族资产阶级身上。那些事实行为无论是积极的消极的都是通过人们的思想来支配的。他说当前积极方面是主流，而且正在上长。这是多年来党的教育培养，和资产阶级分子的自我努力，在思想上接受了社会主义的东西，排除了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才取得的。他举例说，当前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中有些人闹不团结，争名夺利，骄傲自满，互不服气，这些不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又是什么呢？这些反映在工作中起积极作用还是起消极作用呢？是推动了工作呢，还是阻碍了工作呢？又如合营企业中，有些公私双方关系不好，难道私方一点责任都没有吗？他认为把公私共事关系搞得不好的责任，完全推到公方身上是不公平的。公私共事关系存在问题，正反映了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有人说在工人中也有争名争利甚至贪污腐化等消极的东西，但不是工人阶级的本质，这也是受了资产阶级影响的反映。这是两回事，不应等同看待。 + +　　有人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是民族资产阶级进步性的表现，这是事实。他特地举出贵阳地区的例子说，所以有这种表现，正是党对民族资产阶级贯彻了团结改造政策的结果。 + +　　在贵州省工商联秘书长黄英民发言以后，统战部李维汉部长对大家在统战工作方面提出的批评表示欢迎，他表示，工商界的中共党员，应把大门敞开，有些问题要进行检查，应该改的立即改进。 + +　　最后，李维汉部长提出：有些人在发言中提到目前工商界仍存在着进步的、中间的、落后的，左的、中的、右的。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应该怎样看，怎样分析？这都需要进一步讨论。工商联内部有无阶级关系，对这个问题争论也很有意义，希望大家自由发表意见。 + +　　这个座谈会，今天将继续进行。 + +　　 ---- 原载1957年5月21日《人民日报》 + +## 资产阶级分子要不要继续改造？　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 (第六次座谈) + +## 《人民日报》 + +## 1957.05.21 + +　　本报讯全国工商界座谈会于昨日（２１日）举行第六次座谈，民建中央召开的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的全部人员也参加了这个座谈会。 + +　　（会议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主持。中午，统战部举行了招待会。） + +　　会议将在今天继续进行。 + +## 吴咸吉说：革命已深入到革资本家脑子的命，工商联就更需要党的关怀和帮助 + +　　他还说：有些人对资本主义感情特别浓厚。不能设想，生产资料交出以后，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 +　　南京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吴咸吉在会上发言，他对统战部、八办等部门没有根据高潮后新的情况给工商联以新的帮助提出了批评。他说，高潮以前的革命是革生产资料的命，当时统战部在政策思想上曾给工商联很大的帮助。高潮以后，革命已深入到每个资本家的脑子里去了，已是革资本家脑子的命了。这时，工商联就更需要党的关怀和帮助。 + +　　从去年下半年起，工商界的工作都安排了，级别也评了。照理说应该更加安心工作了。但事实却并不如此，有些人总在闹情绪，在一起的时候，总爱谈过去自己得意的事情；拉起对公方的意见，就津津有味；拉起对私方人员的思想改造，就客观原因一大堆；背后说怪话，有的人甚至在办公室里吵架。他特别声明说：在高潮以前我们工商联是没有吵架的，而今天要自己发挥独立作用的时候，反而吵架了。这说明有些人对资本主义感情特别浓厚。不能设想，生产资料交出以后，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 +　　吴咸吉说：河北省工商联秘书长高振声说“有共同的目的就不必再提什么阶级立场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毕鸣岐认为今天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的说法，我也不能同意。这次会上很多人提到阶级关系，意见就很多。为什么这样注意这个问题呢？为什么又这样怕听资产阶级这几个字呢？高秘书长看到党员们去开会就认为“鸿沟”是领导上建起来的，为什么这样想呢？这反映了对党的信任问题。毕鸣岐说：交出企业不是简单的，是经过思想斗争的，这话是对的，说到我们心里去了，但还应加上一句，这就是：“今天要挖出资产阶级思想本质，也是痛苦的。”否则，为什么有些人动不动就说“你们共产党，我们工商界”，在“你们”“我们”之间要划一条沟呢？这沟又是谁划的呢？ + +　　接着他说，资产阶级分子个人主义的东西很多，旧的思想没有挖出来，高潮后有些工作，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但没有做到，很多力量对消了。这也说明思想改造是不容易的。也说明更需要党的关怀和帮助。 + +　　谈到这里，他深深感到南京工商联党员秘书长离开以后，工商联内部出现了不团结的现象。他说，这件事，使我体会到党员秘书长的作用，在工商界的团结没有进一步加强和思想没有进一步提高以前，不应该把党员秘书长调离工商联。 + +## 李樾卿说：公私关系没搞好，公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 +　　接着发言的是上海市印染工业公司副理李樾卿，他认为工商业者的积极性所以不能充分发挥，基本原因是在公私关系上。有些人仍以老眼光看待新关系，以老办法处理新问题。他说，有些党员对工商业者的看法是定了型的，认为工商业者就是唯利是图，满脑子的资本主义思想，随时都会散布毒素腐蚀干部，对社会主义是冷淡的，对企业是不负责任的。由于这种狭隘的阶级成见，反映在实际工作中，就是对私方人员不信任。他举了很多例子，如有的私方人员工作很积极，每天都很晚才回家，但是得到的不是鼓励，而是被怀疑为别有用意；有的公方厂长在安排科室负责人员时，已经将名单送给上级审查，才同私方厂长协商，实际上等于假协商。上海有个旅馆区，办公室的钥匙每个干部都有一把，就是私方人员没有。有些公方人员不但对私方人员不信任，而且还歧视。 + +　　他说：由于有些人对私方人员的看法是定了型的，因此对私方人员该表扬的不表扬，该批评的也不批评。上海有个厂有个私方人员每天赌博到深夜，早晨很晚才上班，不到下班时间就走，有时还拉着工人一块去赌博，但是公方厂长也不批评他。 + +　　他还提到，有些党员干部思想作风上存在很多缺点，如用人唯亲，说话无原则，脱离群众，带头不遵守劳动纪律等等，都影响工作的进行，影响公私关系。 + +　　最后他说：当然，公私关系没搞好，私方人员也有缺点，但是公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应该特别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党员干部应加强理论学习，不要总用老眼光来看待新关系，用老办法来处理新问题。 + +## 吴秉钧说：合营企业中有阶级关系和工作关系　目前应以搞好工作关系为主 + +　　北京市工商联合会副秘书长吴秉钧说：现在公私双方在合营企业中有两重关系，即阶级关系和工作关系，这是没有人否认的。但是，目前哪个关系是主要的，应明确。我认为目前应以搞好合作共事关系为主，即以工作关系为主；通过工作关系，贯彻党的团结教育方针，解决阶级关系。 + +　　他说：目前合营企业中公私双方的关系所以搞不好，私方人员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就是由于没有搞清楚这双重关系的缘故。他并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 +## 李汉湖说：私方人员参加增产节约有四种顾虑 + +　　民建重庆市委工商改造辅导处副处长李汉湖介绍了重庆市私方人员参加增产节约运动和提合理化建议的情况。他说，由于公方人员对私方人员的积极性支持不够，相当地影响了私方人员的积极性。目前重庆私方人员存在着四种顾虑。一、怕领导不信任，不支持。二、怕职工们误会，把节约说成是偷工减料。三、怕搞不成丢面子。四、怕搞成了自己负不起责任。但最主要的是怕领导不信任不支持。 + +　　其次，他还谈了增产节约所得的分配问题。 + +## 闵子说：有些工商业者学习理论的目的是为了弄些名词对付公方吓唬工人 + +　　他还认为：在相当长时间内，对工商业者是一片赞扬声，必要的批评少了，于是有些人就飘飘然起来了。 + +　　杭州工商联副秘书长闵子说，有些工商业者学习理论的目的不是为了改造自己的思想，而是为了弄一些理论名词，搞一套政治资本，去对付公方、吓唬工人。因此，他们在学习方法上是教条主义的。他们看问题的特点是：抓住现象、否认本质，抓住个别、否认全部。有些人强调中国的特殊情况，对于普遍的经验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 +　　他感到目前工商界有相当一部分人有“学习到顶”的思想。他说，杭州有个工商业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现在工商业者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正在互相转化、互相渗透中，资产阶级分子有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和工人阶级的思想一样，在工人阶级当中也有资本主义思想，并且和资本家的思想一样，这就是说你的思想中有我，我的思想中也有你。有人要求定息七年一次发放，这样可以摘掉帽子，也就是说不要再改造了。还有一些人认为资产阶级有技术，是社会主义的财富，在理论上也有一套，似乎各方面都比公方强，比工人强，不要改造了；公私合营企业可以挂上国营的牌子了，公方代表可以撤走了，今后不要再提什么阶级关系和两面性了。这里，反映了资本家有一种实质的东西没有拿出来。因此，工商业者的理论学习如何提高仍是当前的问题。可惜，杭州市委宣传部对工商业者学习却管得很少，而专业公司领导方面对工商业者经常性的学习也不够重视。 + +　　目前，工商界有些领导人员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在领导方面仿佛是“春眠不觉晓”，在群众方面却是“处处闻啼鸟”。这种情况，工商界要负责任，而党与政府放松了思想领导也有关系。高潮以来，对人事安排抓多了，对思想教育抓少了，鼓励多了一些，而必要的批评却少了一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听到的是一片赞扬声，于是有些工商业者就飘飘然起来了。长此下去，对公对私都无好处。 + +　　 ---- 原载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 + +## 王伯雄、于熙钟在工商界座谈会上说: 公方代表不能撤出(第七次座谈) + +## 《人民日报》 + +## 1957.05.22 + +　　本报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主持的全国工商界座谈会于昨日（２２日）继续举行第七次座谈。今日休会，明日将继续进行。 + +## 王伯雄说：如果不设公方代表，职工与私方、私方与私方的矛盾谁来解决？党员副秘书长在工商联有重要作用，不能不要 + +　　中国民主建国会广东代表、广东工商改造辅导处处长王伯雄在座谈会上讲两个问题：一是公私合营企业要不要有公方代表；二是工商联要不要有党员副秘书长。他说：有些人认为公私合营企业里有了公方代表就会有公私关系，并且影响企业的发展，我认为这个看法是不全面的，我要求这些人正视这样一些事实：从企业的发展来看，广州的合营企业有了公方的领导，生产提高３０％以上；从公私关系来看，关系愈来愈好，不好的只是少数；从私方积极性来看，在社会主义竞赛中很多人受到了表扬。这个情况说明了公方代表制度的必要性。 + +　　假如不设公方代表会有什么困难呢？我看，有很大的困难，第一，职工与私方的矛盾无人解决，私方在今天还是资产阶级，他们跟工人阶级的思想不是没有距离的。第二，合并的企业私私之间纠纷很多，谁都不服谁，他们互相勾心斗角，排挤打击。有一个厂为了厂的名字，争执了一个月，相持不下，后来经过公方代表的帮助才得到解决。所以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制的存在对于贯彻国家生产计划和政策，领导职工搞好私私关系有很大的好处。取消公方代表，害多利少。 + +　　为什么某些私方人员对公方代表会有不满情绪呢？他认为某些公方人员对私方进步性估计不足，忽视私方的意见，而私方人员也有缺点。过去，私营企业长期以我为主，独断专行；合营后对集体领导不习惯，甚至不满意；其次，过惯了自由散漫生活，对建立制度觉得不方便；其三、看不起公方代表，认为他们不懂技术，他认为公私双方虽然都有缺点，而解决这个矛盾公方应负主要责任。 + +　　谈到正确对待公私关系问题的时候，他说，总的情况是好的，不能因为某些公方代表有缺点就不要公方代表制；这正如不能因为某些私方人员有缺点就叫私方离开企业一样。当然，如果某些中小企业条件成熟，也可以考虑不设公方代表，但，不属于改变这个制度问题。 + +　　他认为目前企业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公方代表问题，而是企业内部的党政分工问题，党支部不要干涉和代替行政方面的工作。他提议要明确职责，如果公方是副职，副职要服从正职。 + +　　关于工商联要不要党员副秘书长，他认为党员副秘书长在工商联有着重要的作用，广东有个党员副秘书长被领导上调走时，工商联就不愿意他走。我们的秘书长在场，可以证明。他说，有些人对党员副秘书长不满，要加以分析，可能党员副秘书长作风上有错误，也可能非党秘书长有宗派情绪。他说：我同意昨天吴咸吉的发言，工商联有了党员副秘书长可以团结干部、贯彻政策，可以互相监督、共同进步，因此，我的意见：凡是有的要保留，没有的可以考虑增设，有缺点的不好的要给以教育。 + +## 李贻赞说：资本家一方面感到剥削可耻，一方面觉得定息可爱，留恋剥削生活。有的人甚至认为定息七年还不够，斤斤较量，这正表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本质。他认为：否认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本质上是否定资产阶级进一步改造的必要性。 + +　　北京市工商联秘书长李贻赞首先就阶级关系和两面性问题发言。他说：阶级关系是个客观存在，不是可有可无的。合营企业内部既有阶级关系又有共事关系，如何正确处理这个双重关系，需要双方共同努力。 + +　　两面性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性，高潮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随着企业生产关系的改变也起了很大的变化，积极的一面是主流，消极一面大大减退，这种进步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决定的。但由于阶级关系的存在，民族资产阶级的消极性仍然存在，不承认是不合实际的，现阶段的两面性内容主要是：在彻底消灭剥削制度的过程中，一方面感到剥削可耻，愿意创造条件为放弃剥削而努力，另一方面觉得定息可爱，留恋剥削生活，有的人甚至认为定息七年还不够，时间还要延长，斤斤较量，这正表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本质。 + +　　但是，应该看到：整个阶级正在分化。有一部分中小工商业者自己本来从事劳动，定息收入不多，毛主席说他们是小资产阶级。他们愿意早日放弃剥削摘掉帽子。望政府考虑逐步满足他们的愿望。所以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不应该包括这些人在内。 + +　　另外还有一部分工商业者在合营后产生骄傲自满情绪，对企业有作客思想，私私之间存在不团结现象。这种思想虽然不是资产阶级所独有，但是，资产阶级分子表现特别严重。 + +　　有些人居功自傲，认为自己已经改造完成，不需要再努力学习了。有些人认为自己交出了企业，在国际上是史无前例的。我认为这种光荣应该属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决不可以引为骄傲。有人说：“工人阶级进入社会主义是赤手空拳，资产阶级是带着礼物进来的”，这种说法，好象资产阶级比工人阶级还光荣，这是万万不可的。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为革命和建设所付出的巨大的代价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国家的贡献来衡量是无可比拟的。 + +　　一年来合营企业中公私共事关系是有进步的，但还不正常，有些人还有顾虑，他们怕挨整、怕报复。我认为在合营企业内部过分强调阶级关系，对公私共事关系是有妨碍的。有一部分公方代表，是由企业职工中提拔的，他们的政治水平不高，习惯于过去阶级斗争的一套，对私方人员时存戒心，惟恐染上资产阶级的污点，把共事关系当成阶级关系。私方人员也有自卑感，对工作缩手缩脚，象“大观园的林黛玉，终是外人”的样子，我认为对有成绩的私方应该表扬，有错误应予批评，有关文件应给他们看，有关会议应让他们参加。 + +　　接着，他谈了一些关于合营企业中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他说：过去人事安排大体是合理的，但是有些学非所用的应该予以调整。应当赏罚分明，有升有降。对于生活福利要逐步做到一视同仁，在劳动竞赛中，对于私方人员和职工应按成绩大小，统一评比。 + +　　最后，他谈到的工人阶级学习问题：他说：自从大公报发表了吴金萃“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的文章以后，各地工商业者正在热烈的讨论。我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在向劳动人民过渡中，对工人阶级不要用阶级成见去看问题，应该从几年来伟大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工人阶级的作用来认识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如果不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就不能有这样的成就。个别工人有落后情绪是事实，现在他们同样在改造过程中，不能笼统地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归到先进与落后的范畴，资产阶级两面性与个别工人的落后表现是有区别的。有人说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即使承认有两面性也只是与工人阶级一样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这种思想，本质上是否定了民族资产阶级进一步接受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改变阶级本质的重要性。我们要学习工人阶级先进思想和他们具有大公无私、反对剥削、集体主义、善于协作的优良品质。这样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 +## 孟羽卿说：要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 +　　天津市印染公司副理孟羽卿就进一步发挥民建会和工商联组织的监督作用发表意见。他说：在贯彻对私改造的一些具体措施中，党依靠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组织讨论研究不够。如私方人员的生老病死补助办法和工资支付办法，下边执行得不一致，致使有些私方人员生老病死得不到合理照顾，影响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而民建会和工商联由于不了解情况，又无法进行解释教育。 + +　　在会上，他又提出，有些公方代表不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合营后并店时，竟采取多数表决的办法，把回民食品店和汉民食品店并在一起，或派回民到汉民饭馆去工作，回民意见很大，影响民族团结。（他说到这里，统战部李维汉部长插话：“应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搞很不好。”并请他写个材料转给有关部门处理。） + +## 宁思宏说：工商部门的人事、保卫、劳动工资等工作都是共产党员领导，只听职工一面之辞。他主张：各级人事科室都应该开放，让非党人士进去。 + +　　上海制革工业公司副经理宁思宏发言中着重对上海某些公私合营企业的人事、保卫、劳动工资等工作提了意见。 + +　　他说，工商部门的人事、保卫、劳动工资等工作都是共产党员领导的，领导关系条条垂直，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严重，处理问题简单化，只听职工一面之辞。很多人有话不敢讲。对人事科敬而畏之。这些部门应该是这次整风的重点。 + +　　他说，本来人事部门是职能科室之一，应为生产服务；但现在这些部门的人都整天忙忙碌碌不知所事何事。有人讲人事科已成了公安部门的派出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虽然党号召关心人，但这些作人事工作的在企业中却不关心人，使人们感觉不到温暖。他又说，有人甚至把人事科的干部看成“打手”。 + +　　他认为这些部门存在的另一严重问题是宗派主义倾向。例如合营银行上海分行在合营时，室主任都升了科长，党员都升了处长，而有的私方人员已有二十多年的银行业务经验，却仍只担任科长。成了“用人唯党”。他还说：上海中华造船厂的党员干部把爱人也调到工厂里，简直成了“一尊罗汉，一尊观音”。 + +　　他希望中央劳动和人事部门，对劳动和人事部门的干部下功夫进行教育；各级人事劳动科室，都应开放，让非党人士进去。 + +## 于熙钟反映中小户青年工商业者的意见：看到延长定息二十年的意见很生气;公方代表千万不要撤走，否则职工与私方，私方与私方之间非乱不可。 + +　　第五个发言的是北京市第二五金工业公司副理于熙钟。他是一位年青的工商业者，他在会上着重反映了中小户青年工商业者的意见和要求。他说：现在一般中小户青年工商业者都迫切要求放弃定息，摘掉“资本家”的帽子，但是，提意见没有人管。因此，有的人拿了定息也不愿承认是剥削，他们说：“我们自己不愿拿定息，不愿当资本家，偏让我们拿、偏让我们当！”于熙钟说：中小户青年工商业者看了李康年提出的延长定息二十年的意见都很生气，有的甚至说再提就咬他的耳朵，我们不愿意老当资本家，我们愿意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祖国。 + +　　接着，他又对工商业者的病假工资问题和合营企业中私方人员职权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认为病假工资的处理原则以两千元上下来划分看不出有什么好处，真正有病的人不多，但是这样一划分，惹得多数人惶惶不安。 + +　　他不同意有人提出的私方人员有职无权是由于有公方代表存在造成的，他说：公方代表千万不要撤走，否则工人之间、职工和私方之间、私私之间非乱不可，打起架来都没人劝。 + +　　最后，他代表北京市工商业者对市工商联和市民建会领导人员提出意见。他说：现在市工商联和市民建会的领导人员实际上成了职业活动家，他们得到了“名、利、享”，体会不到中小工商业者的困难和要求（连我自己也在内，没有积极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检查起来觉得很可耻）。他们在党的面前点头哈腰，唯唯诺诺，想尽办法保持自己的地位。有人说他们是“代而不表，表而不代”。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放出鸣声；即使有，也是应付差事。有的上层代表批评我们说：“大的闹地位，小的闹生活”，大家对这种说法很有意见，认为他们的地位已经很高了，没什么可闹的，生活也没有问题，所以才说这样的话。对党只听他们的话，也有意见。希望党要注意观察他们之中哪些人是真正为国家、为群众，哪些人是为了自己。 + +## 朱松龄说：对待私方技术人员要一视同仁 + +　　上海三英电业厂厂长朱松龄说：在高潮以后，很多有技术的私方人员，都热望着把自己的技术力量贡献出来，为增产节约多做些事情。可惜有些领导部门对私方技术人员的技术成就采取了官僚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态度，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例如：上海大威电机厂有个私方技术人员张忠康曾创造了一种电动中文打字机，打字效率比老式打字机高一倍，但他们厂属于重工业，而这种产品属于轻工业范围，领导上就不许生产。 + +　　还有一些单位歧视私方技术人员。他说，有一次他们为了解决一个技术问题，到国营厂里交流经验，带工业局的介绍信，不许进，要有市人民委员会的介绍信，有了市人民委员会的介绍信以后，又提出带人事材料才可以。总之遇到“私”字就要倒霉。他要求有关部门重视解决这一问题，对待私方技术人员，要一视同仁。 + +　　 ---- 原载1957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 +## 工商界座谈会上很多人说　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客观存在 (第八次座谈) + +## 《人民日报》 + +## 1957.05.24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于昨日（２４日）举行第八次座谈。会上有十三个人发言（其中一个是书面发言），对资产阶级两面性、定息年限和撤不撤公方代表等问题展开讨论。座谈会今天继续进行。 + +## 李师道认为：有公方代表能帮助私方人员发挥积极性 + +　　第一个发言的是长沙市工商改造辅导处副处长李师道。他说：我认为合营企业有公方代表，不但不会阻碍私方人员发挥积极性，而且还能帮助私方人员发挥积极性，原因是一个人的积极性要以思想觉悟为基础，公方代表政治思想水平比私方人员高，看问题比私方人员全面，可以帮助私方人员提高思想觉悟，和正确地处理工作中生活中的问题。另外，企业中不只是公私关系、公私矛盾，私私之间、职工与私方之间也存在矛盾，而后者常常不是私方人员可以解决的。 + +　　他说，当然，有的公方代表是有缺点的，如对私方人员不信任，不让私方人员提意见，对私方人员提的合理化建议不支持等等。但不是所有公方代表全都这样，而且有些问题也要具体分析。如有的私方人员不管自己提的意见正确不正确，只要公方代表不采纳，就认为是不信任，这就不对了。因此，他认为不能因为个别公方代表不好，就要求取消公方代表制度。 + +　　对于如何搞好公私共事关系，他认为首先要加强双方思想教育，其次是建立一些必要的制度，使双方分工明确，使私方人员有职有权。他还建议有关方面结合这次整风，对合营企业公私关系进行一次普遍检查。 + +## 高振声主张取消“公方”“私方”的称呼 + +　　河北省工商联副秘书长高振声表示不同意撤出公方代表；李康年提出的“定息二十年”的建议，不但青年工商业者反对，中年和老年工商业者也反对；资产阶级两面性是客观存在，说工人阶级也有两面性是错误的。 + +　　他认为合营企业有阶级关系，但是，公私双方都是政府任命的，都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对生产负责，是厂长的就称厂长，是副厂长的就称副厂长。不要分“公方”“私方”了。因为代表工商界利益的，有工商联，还有董事会。他认为改变这种称呼，可以减少或者缩小公私之间的距离，可以加强私方人员对企业的责任心，也能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 +## 严谔声批评有些党员干部不了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 + +　　上海民建中央委员严谔声首先提出：虽然党早已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但目前尚有不少民主党派的人士对这个政策有怀疑，他们不相信能够长期共存，更不相信能够互相监督。原因是一方面有些民主党派人士本身有自卑感。另一方面是下边宣传不够。上海至今还有专业公司经理一级的党员干部不知道我国目前有哪些民主党派。他建议党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放在党课中对党员进行教育。 + +　　他说，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中不是要不要共产党员的问题，而是党员的地位如何摆法的问题。他认为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不同于企业，在企业中党员是代表党去领导企业。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中，共产党员应该在党与民主党派之间起桥梁作用。过去有些部门对这种关系认识不够，处理不妥当，如有的在发一般行政文件指示时，只发给共产党员个人，而不发给那个党员所在的单位，这样做法是不恰当的。 + +　　他还对公方代表不重视业务学习的现象提出了批评。 + +## 千家驹的发言　我对资产阶级两面性和赎买政策的看法 + +　　首先声明，我今天不是代表工商行政管理局，而是以私人资格在这里发言的。 + +　　对批发商的改造、税收政策、盈余的分配等工作都有缺点。党员干部有严重的“宁左毋右”思想。 + +　　过去几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是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也存在着缺点。由于对资本主义的和平改造是我国新的创造，既无经典著作可以依据，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也无先进经验可供参考，错误难免，但成绩是主要的。这种成绩已为全世界所公认，也为我国工商界所承认。 + +　　今天，我不谈成绩，只想谈谈缺点。举例来说，如对批发商的改造，在今天看来，在工作上是有缺点的，如果做得好一些，对我们更有好处。其次，税务机关的税收政策，在利用限制改造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所得税是不够实事求是的。所得税按规定说，有所得才能收税，而且最高税率不能超过３４％；事实上，由于剔除不合理开支，往往没有所得也征了税，而且税局盈余与帐面盈余相差很大，选典型、选胖子、不选瘦子，虚盈实税，杀鸡求卵的情况，决不是个别的现象。又例如，在执行盈余分配上，许多企业未按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二十五条，以及四马分肥的原则执行。许多工作干部往往把政策措施当成客观事物的规律，以主观代替客观。对小工商业者与对待大工商业者，一律看待，有些明明是劳动人民，强加以资产阶级的帽子。对职工、资产阶级出身的干部、职员及青年学生的献股，不问其是否出于自愿，是否本人确实进步，生活来源确不依靠股金，除共产党员外，一律均不接受（最近才稍稍开了一点门，个别的可以接受），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办法。干部在执行政策时，有“宁左毋右”的思想，他们认为左了不过发生偏差，右了丧失立场，甚至工商行政干部明知偏左，也不敢说。这是相当严重的思想问题。诸如此类等，今天不是检查政策，可以不多谈。 + +　　我今天想谈的，是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无两面性，公私共事关系是否同时又是阶级关系，赎买政策应如何理解等几个问题。 + +　　资产阶级正处在消灭过程中，资产阶级思想绝不可能先阶级消灭而消灭 + +　　其一，关于资产阶级两面性是否存在以及两面性应作怎样解释的问题。首先应问资产阶级今天是否已经完全消灭。我认为八大文件中说，资产阶级“处在消灭过程之中”不等于说已经消灭，如认为已经消灭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是，国家每年还要付出一亿多元的定息，国家对资产阶级分子有生活上和政治上的各种安排和照顾，公私、工私之间还有矛盾，还存在着问题。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非任何人主观的产物。现在民族资产阶级客观存在，则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否可能先阶级消灭而消灭呢？这是不可能的，有物质基础就有上层建筑，有阶级存在就有阶级意识。而且即使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后，也不等于说资产阶级的残余思想不再存在了，因为思想落后于实际，这是一般的规律。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强调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和必要性。两面性是与工商业者的两重身份相适应的，（在未有两重身份前，也已有两面性，但两面性的内容不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积极一面并不包含社会主义的因素。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就包括社会主义因素了。当全行业合营后，社会主义因素大大增加了。）全行业合营后，一方面资本家把生产资料交给国家，基本上他已成为国家工作人员，是国家干部，就这一意义说，他已经是一个劳动人民了；但另一方面，他与一般的劳动人民还有所不同，他拿定息，还有生活上的种种照顾（如高薪不减，病假期工资发５０％—７０％等等，因而还保留资产阶级的身份，这是过渡时期的特殊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一方面是劳动者，同时又是资本家，这是他们的社会地位。有工人阶级思想，又有资产阶级思想，这两种思想不断斗争，工人阶级思想不断克服资产阶级思想，这是他们的思想状态。这种两重性是两面性的根源。应该承认：工人阶级的一面正在发展扩大，资产阶级的一面不断缩小以至消灭，最后成为一面性，这是它的发展趋势。但不等于说：现在已没有两面性了。毛主席说，如不承认两面性，是形而上学观点，这种形而上学观点如果胜利，则学习任务没有了……这是不符合绝大多数工商界的愿望的。所谓形而上学观点即唯心主义观点。两面性是什么？归根结底，仍为社会主义一面与资本主义一面。 + +　　资本家说不留恋资本主义，是不符实际的。 + +　　所谓资本主义一面，即指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等等。我们指他们还留恋资本主义是指思想情况，不是指他们还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根本不可能的了，这一点他们是明白的。现在民族资产阶级是否一点也不留恋资本主义呢？我不是工商业者，不能代表他们来答复。我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解放前即学习马列主义，但现在有时看到排队买东西，产品质量降低，或其他种种现实生活中的缺点，也不免想到只要有钱，在资本主义社会想要什么有什么。这种想法虽一瞬即逝，虽明知其为错误，但不时要冒出来，可见留恋资本主义，犹如“见猎心喜”，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工商业者从资本主义社会出身，习惯于老的一套，说全行业合营后，即脱胎换骨，不留恋资本主义，似乎是不符实际的。有朋友说：“脱胎换骨”这句话要不得，易使人想到下句就是“抽筋剥皮”；孙晓村同志说：为什么下句话不是“超凡入圣”呢？这不是很好一句话吗？我认为，对这句话的理解如果是指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来说，并没有错，应该如此。这样提法有什么不好呢？ + +　　毕鸣岐同志说：“民族资产阶级把自己的企业交出来，不是简单的问题，这种思想斗争，思想变化的情况，是很多党员同志体会不到的。”的确，民族资产阶级交出企业是经过艰苦的思想斗争，这是他们接受改造的明证，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设想放弃之后，特别是当遇到一些工作上的困难时，不再存有不堪回首话当年的留恋之感，所谓“合营前小国之君，合营后大国之臣，合并后亡国之民”，不是这种心情的表现吗？同时，我们更不能同意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放弃生产资料而毫无留恋，比那赤手空拳的工人更加光荣。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 +　　李康年主张定息二十年，就是消极性的表现。 + +　　所谓消极一面，即指资本主义一面，它的表现形式是各种各样的，而且各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但作为一个阶级来说，肯定是存在的。仅就李康年主张定息二十年这一点来说，不就是消极性的一种表现吗？自然，同意李康年的主张的，在工商界中占很少数，这也证明消极性一面今天已不占主要的地位，但不能说这种思想仅是李康年一个人的主张。定息二十年，除了想吃剥削饭吃一辈子的思想以外，同时还包括一个对赎买政策认识错误的问题，这我在后面谈赎买政策时还要谈到。除此以外，例如对于工人阶级领导不服气等等。消极性表现形式有各种各样的不同，而且工商界各人存在的程度也不同，但总的观察，从大量观察，从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观察，总还是存在的，（虽然它正在逐步缩小之中，这还需要继续教育），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问题在于既有此客观事实存在，是承认好，还是不承认好。承认有利于改造，还是不承认有利于改造？我认为还是承认好，这不仅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且有利于改造。不承认等于讳疾忌医，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这是不符合绝大多数工商界的愿望的。 + +　　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某些工人的保守落后有本质的不同；保守落后的工人决不留恋资本主义。 + +　　有人说，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工人阶级中不也有进步、先进与落后保守的两面性吗，是否一回事呢？不是一回事。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来自资产阶级所特有的阶级本质和这个阶级的思想意识，即对社会主义许多新鲜事物还不习惯，还有抵触情绪，还留恋旧时对企业可以专断专行，过着富裕的剥削生活……等等，总之，来自资本主义的一套。工人阶级有没有落后一面呢？肯定是有的，特别是近几年来工人阶级的队伍日益庞大，不少农民流入城市变成产业工人，农民所具有的保守性，自私自利，爱占小便宜，不遵守劳动纪律等等也带入工人阶级中；同时他们还受资产阶级的思想腐蚀的影响。但无论如何，工人阶级的保守一面决不会是留恋资本主义，决不会是再想替老板做工。所以工人阶级的落后保守一面和资产阶级的消极性性质是有不同的，工人阶级也需教育，也需改造，但决不是“破资本主义”的问题。 + +　　觉得不需要向工人阶级学习的人，骨子里是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不服气。 + +　　有人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好象说工人阶级缺点多得很，如不爱惜公物，不遵守劳动纪律，自私自利……难道我们还要向它学习吗？又有人说，要说美国资产阶级向苏联工人阶级学习完全同意；可是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向中国工人阶级学习，我却想不通。这里面其实就意味着一个对工人阶级领导不服气的问题。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我认为应该学习工人阶级大公无私、集体主义，纪律性，革命性的优良品质，应该学习他们自食其力的劳动习惯，应该学习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总之一句话，学习社会主义。学习工人阶级就是学习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这些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东西。有人举出某些企业工人某些缺点，认为中国工人是不值得学习的。显然这是以局部代替全部的片面性观点。为什么不举出一些中国工人阶级的优良高贵品质做例证来学习呢（这种例证也是很多的）？对于某些工人所表现的缺点，我们应该进行教育，站在工商业者立场，就应该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相互教育，而不是说：“你看，工人群众也有这些缺点，你要我们向工人阶级学习，难道这些缺点也要向他们学习吗？”这样提出问题，如深入一层去分析，不正是对工人阶级领导不服气的一种表现吗！ + +　　劳资之间有墙，资方应负很大责任。资方把解放以前所作所为想一想，就会心平气和了。 + +　　二、公私关系是否同时又是阶级关系问题？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问题，事实存在，不能否定它不存在，主观否定存在也不等于客观不存在 + +　　（。如不存在阶级关系，那就根本不存在公私、工私关系问题了。这次座谈会所反映的一些公私问题也变成无的放矢了。既有此事实存在，承认好还是不承认好？我认为承认好，承认矛盾存在才能解决矛盾；否认矛盾存在，更不能解决矛盾。目前有些工人对赎买政策认识不足，对私方人员采取不正确态度，这是一个教育问题，不是否认阶级关系即可解决。应该承认：劳资双方过去有墙，全行业合营后，这道墙已缩小，正在拆除过程中，但还没有完全拆掉。工商业者应该认识，这道墙所以筑成，资方应负很大责任。今天资方想拆墙，而工人还没有拆，或没有完全拆，这也是很自然的，私方应有耐性。不能设想，百年冤仇一旦可以解开的。我们能否认资本家过去没有剥削过、压迫过工人吗？没有打骂过工人吗？且不说解放后是否对抗性问题，至少不能硬说解放前也不是对抗性的吧！劳资双方长期以来是死对头，今天要变成好同志，这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我们工商业者必须有最大的耐性，不怕碰钉子，从工作和生活上去改变职工群众对民族资本家的观感，这难道不是应该的吗？工人同志对私方确有些不大公平的地方，这一方面要加强对职工的教育，但工商业者如把解放前所作所为设身处地想一想，也就会心平气和一些了。） + +　　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本应没收；采取赎买政策是为了使资本家安心改造，安心工作，不是国家还资本家的债。 + +　　第三、是关于赎买政策问题。李康年提议赎买应有二十年才够本，这根本不了解赎买政策的意义。赎买政策体现党和国家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这是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不是修正马列主义。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这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苏联采取没收政策，我国历史条件不同，采取赎买政策，方式不同，目标则一。在马列主义者看来，资本家生产资料是剥削所得，为过去剩余价值的积累（指整个资产阶级说，非指个别人说，个别分子可能是劳动积累来的，但经过若干年后，亦早已收回原投资了）。我们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本应没收，照理亦可没收，但由于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历史条件，我们不采取没收而采取赎买。应该认识，这些生产资料不是天生属于资本家的，而是工人阶级所创造被资产阶级所掠夺去的，现在是物归原主。宪法上保障资本家所有制，但又规定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变为全民所有制，这证明在人民中国，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并非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付给定息，其目的在使资本家可以安心改造，安心工作，就这一点说，定息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现在有些工商界朋友却曲解了赎买的意义，在他们看来，赎买是国家欠了资本家一笔债，由国家分期还清，既然赎买就要赎买到底，否则不如干脆说是没收。李康年提议二十年，还有的说“我们拿定息是共产党要给我们的，是维持政府的面子，为了国际影响。”这些思想都是完全错误的。其错误在于把赎买视为国家欠了资本家一笔债，非还不可；拿定息是理所当然，是光荣的事。这种想法是不利于改造的。因为他们把剥削可耻的根本道理都忘记了，把自己过去学习过的东西也否定掉了。 + +　　其次，赎买从什么时候算起，我认为应从１９４９年算起，私营企业条例是赎买（虽然有些企业未贯彻），四马分肥也是赎买，定息也是赎买。从私营企业条例到定息七年（１９４９—１９６２年）共十四年，这十四年中，企业收回的赎金，有的超过，有的刚好，有的不到，不外这三种情况。如果一个个企业来算，是很困难的。赎买还应把高薪、董事领的干薪等等计算在内。总的来说，经过了十四年，生产资料赎买大体上差不多。政府说七年之后还可以拖个尾巴，这也是从政治上说（不是算细帐，算细帐不合理，也不可能），即指某些资本家如生活还有困难，可以拖个尾巴，其目的也在于使他安心改造，不必忧虑生活。工商业者应该认识赎买是国家对他们进行改造的一种安排，而不是欠了他们一笔债，非还不可。自然，这种安排也不仅为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时也为着工人阶级和整个国家的利益。如认为国家欠了他们，定息七年是国家揩了６５％的油，占了便宜，这不仅不符合事实（赎买应自１９４９年算起），而且对工商业者来说，也等于白白学习，这不是破资本主义而是立资本主义了。 + +　　工商联领导上官僚主义严重，希望好好整顿。 + +　　最后，我想对工商联工作提一点意见。工商联过去几年做了不少工作，如反映工商业者的意见，代表他们的合法利益，团结教育资本家，接受改造，组织学习及参加各种爱国运动等等，对改造工作起了一定推动作用，这是好的。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认他们在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上，特别在代表中小工商业者的利益上是非常不够的。上层领导人物脱离群众，有话不敢说，不敢争，这当然也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不能全责备工商联，但工商联没有能真正代表工商业的合法利益讲话，领导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现象是相当严重的。同时在全国工商联机关内还有个别党员干部有严重欺压群众，违法乱纪的行为，从未认真处理，违法乱纪的干部还提了级，对党与非党干部赏罚不明，是非不分。这些都证明工商联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是相当严重的，希望通过这次整风，严肃处理。 + +　　希望工商界打破顾虑，尽量批评过去改造工作中的缺点。 + +　　过去工商界顾虑重重，不敢公开表示意见，通过这次争鸣，大家把心里话说出来了，这是好现象，希望工商界朋友打破顾虑，继续鸣放，尽量对过去改造工作中的缺点提出意见。要真正做到争鸣，就要展开争论，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清是非。有些意见，貌似为资产阶级争合法利益，如否认两面性和主张定息二十年，实质是对改造不利，必须加以批评，这样才对改造有利，对工商界有利。 + +## 王金标说：天津青年工商业者90％不同意延长定息。他还说：公方代表撤不得，撤了矛盾更多 + +　　第五个发言的是天津市第四机械工业公司生产计划科副科长王金标。他着重反映了天津青年工商业者的意见和要求。他说：天津青年工商业者有９０％（包括我自己）不同意李康年提出的延长定息二十年的意见。他们非常愤怒，不愿意多扣十三年的帽子。 + +　　他说：天津中小户青年工商业者对放弃定息的要求很迫切，原因是解放几年来，他们在党的教育下，认识到剥削的可耻；全行业合营后，他们中绝大部分都得到了很好的安排，生活有了保证；他们知道自己要在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时间是很长的，不愿当资本家被人歧视。但是，他们这种诚恳的要求不但没有人支持，还有人说他们是假积极，想钻空子，享受劳保。有人因此对政府不满，产生悲观失望情绪。他希望政府认真考虑一下他们的要求，制定一个标准，什么样的才可以摘掉帽子，以便使他们有努力的方向。 + +　　他说：公方代表撤不得，撤出去是可怕的，不撤虽然有矛盾，但撤出以后矛盾会更多，私方人员会更没有办法，更加苦闷。他认为公私关系不正常，只要双方都采取积极态度是可以解决的。 + +　　最后，他对目前合营企业公方代表出去开会时间过多，无暇掌握生产等问题提了批评。 + +　　北京市工商研究处副处长萧心一的发言，主要是反映工商联与民建会的工作关系问题。他认为目前工商联与民建会的分工不明确，工作内容有重复，造成互相抢人、抢工作、抢时间，双方力量相互抵消；而民建会的骨干分子由于常常被工商联拉走，工作处于无人负责状态，以致使干部不安心民建会的工作。他要求统战部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 + +## 金斌统说：民主党派干部处于四不管三不象状态 + +　　武汉市民建副秘书长金斌统谈了自己对于赎买政策的认识。他说：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是从工人身上剥削来的，因此，工人要把生产资料从资本家手中取回是理所当然的。有人把赎买当作等价或不等价的买卖来理解，显然是不适当的。 + +　　他还批评了统战部不关心不重视民主党派的干部，使民主党派干部处于四不管三不象状态。他还反映某些同业公会的主任委员或副主任委员工作没有得到适当安排。 + +## 谭志清说：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存在的，但积极性是主要的 + +　　民主建国会副秘书长谭志清说：目前资产阶级两面性还是存在的，积极一面是主要的，消极一面是次要的。消极的具体表现：动摇、软弱、怕批评，看风使舵，患得患失，个人主义浓厚，留恋豪华生活，希望定息二十年，等等。但是，几年来我们的进步还是很大的，例如学习出勤率到达９０％以上，先进分子先进人物日益增加，有些人同工人一起参加劳动竞赛，更加热爱祖国等等都是积极的表现。在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形势下，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而不是阶级斗争，可是，人们的思想常常被旧的理论观点所束缚，习惯于用过去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今天的问题，这是对社会主义不利的。 + +　　谈到进一步加强对私改造问题，他认为除了以企业为基点外，应加强对工商联在这方面的工作。 + +## 王贤镇说：瓜没熟先摘有危险 + +　　福建省工商联副秘书长王贤镇说：资产阶级过去那段历史很长，想要在几年的时间内改造得和工人一样，没有那么简单。 + +　　很多人都说现在已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了，为什么还不摘？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可以先摘，百分之十到二十的人可以慢一些。他认为这样看问题不全面。瓜熟不熟不能只看颜色，还要看味道是香是甜，好了人家才会要。有人说“熟了不摘就要烂了”。我认为，如果没熟先摘有危险。他认为公方代表不应撤出，这对生产不利，但是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解决。是否每一个小企业都派一个公方代表也值得考虑。 + +## 姚铭鼎说：资产阶级不要把自己的进步估计过高 + +　　杭州市工商改造辅导处处长姚铭鼎着重对目前资产阶级进步性的估价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目前资产阶级正在向劳动者过渡，但还没有完全摆脱剥削者的地位，还保持着相当完整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向往社会主义，但又留恋资本主义；二、承认资产阶级必须消灭，但联系到切身问题时，又有惋惜情绪；希望摘帽子，又怕思想改造；三、表示愿意接受工人阶级领导，也有取得工人阶级光荣称号的愿望，但又看不起工人阶级和公方代表；四、有技术，要求别人尊重自己，但又不愿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他说：高潮以后，资产阶级有一定的进步，但不能估计过高，过高了会麻痹自己，会使自己迷失方向，对工作对改造没有好处。 + +　　第十一个发言的是民建会江苏省工商研究处处长惠无疆。他认为现在撤出公方代表未免太早了，条件还不成熟。 + +## 戴德嵩批评长沙市委统战部歧视工商联 + +## 他认为不能因为公方代表有缺点就否定公方代表制度 + +　　长沙市工商联副秘书长戴德嵩说：工商联是工商业者的联合组织，七年来工商联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起了一定作用，但是许多单位认为工商联没什么作用，是个可有可无的组织，对工商联任意发号施令。长沙市委统战部在一定时期有一个教育计划，从来不发给工商联。我们看不到改造措施的文件，只好照报纸办事，报纸没登，我们就没有办法。向统战部提出意见，统战部说：今后一定让你们和私方人员一样看到文件，这就是说把工商联和私方人员一样看待。统战部对工商联都有不正确的看法，别的机关更不用说了。有的高等学校认为工商联是资本家组织，不准工商联干部投考。他认为：这次整风应该好好检查统战方针执行情况。 + +　　接着他说：公方代表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公方代表在企业里的作用很大，不少私方代表进步很快，这是和公方代表的领导分不开的。今天有人主张撤出公方代表，只是仅仅从他们本身具体条件出发，认为有公方代表在，公私关系就搞不好。他认为这不能作为取消公方代表的依据。有些公方代表是有缺点的，如不明确本身的任务，一来就乱抓、又抓得死，好象什么事非他不行。较多的公方代表没有帮助私方进行改造，私方人员有问题总是交私方代表去处理。现在许多企业形成公方代表管职工，私方代表管私方人员。但是这都不能否定公方代表制度。 + +## 丘庆铭不同意工商联内部有阶级关系 + +　　全国工商联丘庆铭作了书面发言。他认为，公私双方在合营企业内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同志共事关系，但其中仍包含着一定的阶级关系。 + +　　但是这与私营企业内的阶级关系不同，同高潮前采取“四马分肥”办法的合营企业内的阶级关系也不同。不承认合营企业内部仍有阶级关系是不符合实际的；但不去进一步观察目前企业内部的阶级关系变化，也不利于工作。 + +　　他反对定息二十年的主张。他还说，目前有一部分人不考虑人的改造，只是设法从速摘掉帽子，这是不对的。他认为关键在人的改造。因为即使阶级消灭，如果人还没改造过来，阶级矛盾还会存在。 + +　　因此他建议有关部门帮助公方代表进一步加强统战工作；而工商业者也要进一步靠拢党，主动搞好公私共事关系。 + +　　他又说：我不同意工商联内部有阶级关系存在的说法，更不同意认为工商联既有工人阶级，也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把社会经济成份 + +　　（与社会阶级混淆起来，把问题复杂化的看法。工商联是各类工商业者联合组成的人民团体，它没有谁剥削谁的关系，也没有劳资之间的关系，只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但是它内部还是有矛盾的。它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同时，它也反对违法行为。如果认为工商联内部阶级关系是客观存在，调解阶级关系是工商联的特殊任务，就会使工商联的性质任务发生根本变化。） + +　　 ---- 原载1957年5月25日《人民日报》 + +## 怎样认识公私关系和赎买政策？工商界人士发表各种不同意见 (第九次座谈) + +## 《人民日报》 + +## 1957.05.25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于昨日（２５日）举行第九次座谈。麻新泉、黄祖康、黄炎培、温少鹤、徐崇林、向德、吴家荪、孙孚凌等八人在会上发了言。另外还有王达夫、李忠义、陈炳煌三人提出了书面意见。 + +## 黄炎培发言：　帮助共产党种牛痘 + +　　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说：我们才从上海、无锡、南京视察归来，正在“百家争鸣”的时候，我也应该“鸣”一下，可是我的“鸣”，主要是“鸣人之所鸣”。 + +　　“鸣”是和党内整风运动结合起来的。我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提出意见以前，先说一下我对整风运动的看法。 + +　　我在１９４５年从重庆到延安，见了毛泽东主席，临走的时候，他曾经向我征求对延安所见所闻的意见。我答：现在很好，我想，“很好”之上又加个“现在”，对方应该有所刺激的。因为我所亲眼看到的，任何事业，初办时吃尽艰难困苦，从万死中求得一生，后来环境好转了，骄傲了，懒惰了，不团结了，最后是失败了消灭了。我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性的支配。毛主席答：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才不致于象你所说的演变。这次党内整风运动，这样做法，我到几处地方接触一下，感觉真是必要。我们小组从南京回来，恰好在车上碰到盛丕华同志。闲谈中间，他说：“党的整风，等于种牛痘”。这句话妙极了，越想越有道理。我们年轻的都种过牛痘，年老的也许种过土痘。我的手为什么曲而不伸呢，就因为土痘的毒没有很好发泄。我尝过不种牛痘的苦！一个人生下来应该及时种牛痘。帮助党整风，等于帮助亲爱的人种牛痘，有痘毒在内而不种，结果一定是浑身满面“天花乱坠”。这几年来，我对党的政策、方针是完全拥护的。但在执行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偏差，我是常常毫不客气地以“诤友”自居，来对党提意见。这次我到上海、无锡、南京三个地方视察，深切体会到党和政府在工作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无论如何要承认。但是，同时也发现了不少缺点和毛病。现在且就我们工商界同志所最关心的两个问题，拿出来说一说。 + +　　公私关系搞得好，生产一定搞得好，公私关系搞不好，很难希望生产搞好。 + +　　第一、我们工商界同志目前最关心的，就是怎样搞好“公私共事关系”的问题。 + +　　就目前的“公私共事关系”来说，一般还是正常的。我们这次视察，采用开矿下钻的办法，在上海看了四个厂，在南京看了一个厂。其中有些工厂搞得特别好。例如我们在上海曾经参观过有代表性的震旦铁工厂、上海机床标准零件厂、美光织造厂和华成电气厂。这四个厂的公私关系都比较好。因此，在生产上也都有较好的成绩。在南京，我们也曾经去参观过一个大同被单厂。这个厂在南京的公私合营企业中，就“公私共事关系”来说，可以认为比较突出地良好。由于“公”“私”关系好，生产水平因此也很迅速地提高。１９５６年总产值比１９５５年增长了４４．９％。质量也有显著的进步。就我们所知，大同被单厂搞好“公私共事关系”的方法，有这么几点：一、公、私双方的职责划分得很清楚，私方有了一定的职责，就可以主动地发挥积极性；二、重视对私方人员的教育工作，同时也重视对党员对职工干部进行统战政策与赎买政策的教育；三、能充分发挥民建支部和民建会员的作用，组织私方人员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真正做到以企业为基地来对私方人员进行改造。 + +　　这三种办法，别的工厂当然也是可以做到的。有些工厂搞得不好，因为所采取的办法和上述方法相反。例如一、分工不明确，私方人员没有一定的职责权限，对私方人员采取歧视的态度；二、只片面地对私方人员进行教育，而对党内干部或职员群众很少进行教育，管了一面，丢了另一面，双方的关系因此就搞不好；三、不重视发挥民建的组织作用，不懂得在私方人员中培养骨干分子带头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性。而在这三种缺点中，最严重的乃是第一点，即对私方采取歧视的办法。 + +　　我在这上边看出一条似乎可以认为规律的，就是在企业中间，凡公私关系搞得好的，如没有特种因素，生产一定搞得好；而相反地，如公私关系搞不好，很难希望生产搞好。 + +　　必须纠正公方对私方的歧视；人事问题民主党派要共同负责。 + +　　我在这次视察中，发现不少合营企业是对私方人员存在着歧视的。其中有些歧视的办法甚至到了荒谬的程度。例如在南京就有一个厂，今年清明去祭扫烈士墓的时候，到了祭扫完毕，工会的负责人要报告烈士的生平事迹的时候，就要求私方人员走开，因此引起了私方人员很大的反感。无锡有一个协新毛织厂，今年春节，私方正厂长值班，到车间去巡查，厂内保卫科长竟然要求厂长拿出工作证才许进车间，而对公方副厂长就没有提这种要求。可见这个厂保卫科的工作人员对于私方的歧视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这样的事情，我也碰到过。我在轻工业部工作五年，关系搞得很好。当部长总想做些部长的事，我管八九十个厂，我想把局长、厂长的名单抄一份在办公室挂出来。秘书说，党总支不同意。后来，有两位青年党员同志说不能挂，要保密。我说政务院还要公布名单呢，这有什么保密。不久，我在一位党员司长办公室看见一个名单清清楚楚挂出来了。经过说明工作需要，我的办公室里才挂上了局、厂长的名单。当然，他们都很年轻，他们都尽忠于党，很难责怪他们，因为教育不够，所以思想偏到一方面去了。另外，对于人事制度也是如此。目前有好多公私合营厂的私方人员，不论是正厂长也好，副厂长也好，差不多对于厂内的人事任用，都完全不能过问。这就大大地使合营厂的人事任用、干部考核带着片面性，这是很不好的。一般私方人员不 + +　　（敢说话，怕打击报复，原因就为人事大权由党方单独掌握，如果得罪了党，隔了一时，掌握人事的只须轻轻地把你一调，调到你所万不愿意的职位上，使你一点没得办法。去年，我接到一封人民来信，要求调动工作。信写得文理通顺，我把他的信转到江苏省教育厅，该厅不加思索层层下转，结果，他所在的单位竟因此把他调去扫地。（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他已经到农村当教员去了。）——以上这些对私方人员所采取的歧视办法，党和政府必须迅速有效地加以纠正。我建议这些人事机构可以由党、行政、工会、民主党派合组委员会来共同负责。我从报纸上看到李维汉部长主张对工商联内部人事问题不应由党包办。这是非常好的主张，可以推广开去。） + +　　提前考虑给中下层“摘帽子”。 + +　　第二、眼前我们值得大大关心的又一问题，是工商界中下层的生活福利问题。我们必须承认：目前有些工商界同志们的生活的确是很困难的。他们顶了一个“资本家”的帽子，可是生活却相当艰苦。有些人的定息少到只有几元钱、几角钱，可是他们却因此就不能享受“劳保”。他们虽然也愿意积极参加劳动竞赛，可是由于有顾虑，还怕一旦病倒的时候，反而要减扣工资，所以总不能充分发挥积极性。我认为，对于这些已经在实质上是依靠工资劳动维持生活，而同时在工作上又有积极表现，在思想上已有显著转变的“私方人员”，政府应当提前考虑他们的“摘帽子”问题。这点愿向政府郑重建议。 + +　　早就决定的病假工资办法迟迟不公布，充分表现了“八办”的官僚主义作风。 + +　　至于私方人员的病假工资问题，就我所知，贾拓夫同志老早在今年３月间对工商界同志作了决定。可是我这次在上海、无锡、南京，特别是在南京视察时，已是５月中旬的末了，工商界同志们却普遍地还在为这个早已解决了的问题苦恼。我们查问的结果，才知道贾拓夫同志虽然早作了决定，可是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却并没有趁早把这个决定用公文下达，也没有把这个决定在报纸上公布，以致引起了工商界的普遍混乱。希望以后各部门的所有和人民生活有关的命令、通知，最好全文在报上公布。最近人民日报上登载的卫生部提倡避孕的通知，仅仅作了摘要发表，我们就没有机会看到全文，如果能全文刊登就好了。在这一问题上，我认为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实在是充分地表现出不关心工商界人士的疾苦，高高在上，十足官僚主义的作风。我认为今后党和政府实在有改变这种作风，切实注意关心工商界中下层生活的必要。 + +　　根据以上种种，我们可以看出，在目前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还充满着问题。由于这些问题还没有能够完全得到解决，所以在如何使工商界进一步发挥积极性、贡献自己的才能这一点上，就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阻碍。就我所知，眼前绝大部分工商界人士要求进步都是很迫切的。如果党和政府能够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切实地改进了所有工作上的缺点，克服了它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那么，我相信工商界同志们的积极性一定还能够得到更大的发挥！ + +　　但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所以要这样做，正是象我们在开头所说的那样，是为了给共产党种“牛痘”。种牛痘这一个譬方，是很正确的。如果它身体中间没有毒素，种下去的牛痘不会出的。这还不是毛主席说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么！我们的目的是积极的，是为了要能够更好地让党领导我们大家早日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 +　　我个人相信：眼前虽然有很多党员在作风上有官僚主义、组织上有宗派主义、思想上有主观主义的毛病，但从整个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就看这一次整风运动吧！这样广泛地让大家“鸣”“放”，同志们！不问古今中外，还能找出那个空间，那个时间，象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在今天的中国，不但允许大家“鸣”“放”，而且要求大家“鸣”啊！“放”啊！就这一点来说，不能不认为伟大吧！我很反对某些人看法：说人家好，简直有百是而无一非；到翻过来的时候，又是有百非而无一是。 + +　　中国的私营工商业能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点，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的发展。我们工商界同志们在这次伟大的党的整风运动中，完全没有理由在帮助党进行整风的同时，放松对于自己的改造。 + +　　我还要谈种牛痘。牛痘是人人要种的，没有例外的。而且隔了一年二年还要种，直要种到没有反应，就是“无则加勉”为止。我想从婴儿长大起来的人，没有不懂的吧！怎么党员被整风，我们不要自我改造呢！相反地正因为我们要帮助党整风，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我们就更应该虚心地向党的整风运动的精神学习，认识我们自己的阶级本质所带来的局限性，进一步地在“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方向上努力。 + +　　我们民建会过去在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上，以及帮助党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问题上，都没有把工作做得十分足够，这些我们要坦白的。今后，我们必须好好地努力，在这一点上，也希望中央统战部不要放松领导。我们民建会如果在思想上、在组织上有错误，党还是应该“当仁不让”地纠正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如果实行“互相监督”，我们在批评党了，我监督你，为什么你不监督我呢？我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叫做真正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 +　　同志们！牛痘人人要种的。共产党在种牛痘了。千万莫忘记自己种牛痘。 + +## 麻新泉认为：　资产阶级交出企业，外因起主导作用 + +　　黑龙江省工商联秘书长麻新泉就民族资产阶级到底有没有两面性的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有人认为不要再提两面性和阶级关系了，也不要再划什么阶级界限了，他们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工人阶级只有共同之处，没有差异之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求同存异的问题了，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同是国家主人，可以和工人阶级共分天下，平分秋色，并驾齐驱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这种说法，实质上就是不需要工人阶级领导，这对工商界的进步是危险的。还有的人以交出了企业作为资本，来向党讨价还价，夸耀于人。当然资产阶级能交出企业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但不能因此就骄傲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并非天生就是社会主义者，而是由于国内国际的影响和政府一系列的安排改造措施，在社会上造成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才把企业交出来的。我认为是外因起了主导作用。有人说“甘心情愿”把企业交出来，倒不如说“不太勉强”更为确切。 + +　　他认为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只不过在全行业合营之后，资产阶级的进步一面成为主要方面，而消极方面也与以前有所不同罢了。不承认这一点是不行的。现在有些人不是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而是三心二意，甚至对社会主义还有抵触情绪。有人认为企业不是自己的了，就产生了松劲情绪。有的说：“厂长厂长，床上一躺，半月借薪，月末开饷”。有些人认为合营后有三不自由：一，花钱不自由；二，按时上下班，人身不自由；三，经营不自由。还有些人盗卖物资，造假帐、开假发票，私收帐款等等。尽管这些人是少数，但毕竟是出在我们工商界，又和我们的阶级本质相联系，因此，认为和工人阶级没有差异之分也是错误的。 + +　　李部长提出工商联党员副秘书长要不要的问题，我的意见是要，不能撤走，若撤走对工作不利。在不少市县中，党员秘书长或秘书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如对主委的职权尊重不够，有些包办代替的现象。有的市工商联党员秘书长单独作主行事，象要在市联会员代表大会上聘请几位工商界兼职的副秘书长，这样有关人事的重要问题，事前不和主委协商，直到他在大会主席团的准备会上提出名单时，主副委们才知道。也有的县工商联党员秘书长，开工商业者会议，事前不通过主委，到开会时写个报告材料，临时叫主委念一下，结果主委不愿意当传话筒，就没给念。这种包办代替的作风，在少数市县工商联中还存在着。我认为党员秘书长应当很好地按照工商业联合会的章程规定，在正副主任委员的领导下处理会务，尊重主副委的职权，并且认真地发挥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作用。应该承认，非党秘书长有他不可代替的作用，党员秘书长也有非党秘书长所不可代替的作用。所以党员秘书长撤不得。 + +## 黄祖康说：　并厂并店，要考虑华侨投资的特点 + +　　上海前先施公司副经理、民建委员黄祖康说，我是一个归国华侨。华侨历来就是热爱祖国的，由于过去在国外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把在艰苦工作中所挣来的钱，汇回来办实业或买房子，希望能够早一天回到祖国安居乐业。因此，每年的侨汇一直是很可观的，最近上海成立一个华侨投资公司，虽然时间不久，但汇回来的侨汇数已经不少，对祖国的建设有一定贡献。 + +　　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一方面争取华侨投资，另一方面在合营后，又把解放前华侨投资的企业并掉了，这对争取华侨投资是不利的。我举两个例子说明：一个例子：上海南京路有一家中国内衣公司，是二十多年前华侨投资的，合营后，有关领导公司把这家公司并到北站区，连牌号也去掉了。这个公司有两个经理，一个在檀香山，一个在上海。如果在上海的经理将这件事情告诉国外的经理，那末就可能引起华侨对于向国内投资的顾虑。 + +　　另一个例子：有三十多年历史的先施牙膏厂，共有三个厂，一个在香港，一个在广州，一个在上海，产品远销南洋、新加坡等地。但在合营以后，把先施牙膏厂并掉了，厂名也取消了，先施牙膏也不生产了。 + +　　他说，我并不反对并厂并店，只是希望在合并的时候，要考虑到华侨的观感，不要引起他们对投资的顾虑。我建议政府很好地考虑这个问题，照顾华侨投资的特点。 + +## 徐崇林说：　非党人士有职无权是普遍现象 + +　　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徐崇林说：在机关、企业、学校中，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现象相当普遍。我是重庆市人民委员会委员，由于不了解全面情况，开会时很难发言。每次开会半天，讨论问题很多，这些会实际上是走过场。有些事情，做完了才在会上追认。有时党员委员不来开会，因为会上要讨论的问题党组早决定了，不来也没关系。我当公用局局长，要人事科汇报肃反情况，他们不汇报。我召开过一次关于缆车安全问题的会议，决定了一些安全措施，至今也未办。要是我是党员，可能就办了。我认为，从“设计”到“施工”，从“编导”到“彩排”，民主党派都应参加，这样非党人士才能搞好工作。周总理在重庆作报告，资本家的人民委员就听不到。重庆公用局党员干部有宗派主义，有特权思想，提拔升级都是党员占先，非党干部很难得到提拔。公用局非党干部冯克熙，水平高，有能力，干了好几年还是个计划科长。我是市城市建设委员会的委员，正副主任是党员。这个委员会从未开过会，我提了几次意见也不开，可见对非党干部的意见不重视。 + +　　他说：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现象，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及很多党员思想落后于形势的发展，看不到党外人士的进步是分不开的。党政不分，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我怀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指示是否恰当。重庆市有些工作也是党政联合发指示。这种以党代政的做法，会给人以错觉，好象行政单独发的指示，就不是重要的工作。 + +　　他批评重庆市统战部对民建会干部的配备、支持、协助不够。他还认为统战部统上不统下，统男不统女，接触面狭，了解情况不全面，对人的安排有时就不够妥当，有时反映问题犹如石沉大海，没有下文。 + +　　他说，重庆市合营企业中私方人员有职无权的现象也很严重。公方代表对私方人员是“信任不足，支持不力，使用不当，关怀不够，分工不明；私方人员关不倒火（即做不了主），公方人员点头作数。”他说绝大部分私方人员是愿意继续接受改造和参加增产节约运动的，但有的人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得不到支持，有的人不能参加上级召开的会议，看不到与自己业务有关的文件。有的公方代表和支部书记管的事太多，使私方人员无事可做，在群众中毫无威信。有的公方代表、党员干部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严重；民主作风差，协商时，真主意，假商量，摆出一副改造者的面孔，使人望而生畏；作风粗暴，过分强调阶级关系，偏听偏信；对私方人员缺点错误过分挑剔，但自己有错误不检讨。公方代表对私方人员家属参加生产，没有一视同仁。如民建会会员于坤裕的爱人在明亚机器厂超额完成任务，没受到表扬，有人提意见，公方代表说：“要站稳立场，还是不表扬好。” + +　　他认为党与非党人员之间确实有墙有沟，现在是拆墙填沟的时候了。他建议：一、今后用人要根据德才的标准，不分党派、阶级成分，大胆使用，对党与非党干部提出同样要求，不称职的都要撤换。二、不要党政不分，不要以党代政。三、在合营企业中，订出公私共事制度，信任和支持私方人员。四、对中、小户放弃定息、加入工会问题，以及工资福利待遇问题、工龄问题、病假工资问题、资方代理人问题等，都要有明确的办法，才能各得其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五、要加强党内外的统战政策教育，宣传民主党派的作用，党员与非党员要交朋友。六、有些制度，如保密制度、会议制度等，要根据新形势作相应改变。他很同意安徽省委在整风计划中规定的机关、团体、企业讨论政策方针的时候，请民主党派有关人员参加的意见。 + +　　 ---- 原载195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 +## 怎样认识公私关系和赎买政策？　工商界人士发表各种不同意见 向德认为：定息存在，阶级关系就存在，用任何方法也掩盖不了 + +## 《人民日报》 + +## 1957.05.25 + +　　湖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向德在发言中首先介绍了湖南工商业者最近讨论什么事情什么原因阻碍了工商界的积极性的发挥的问题。 + +　　阻碍工商业者发挥积极性的主要原因是党的宗派主义。 + +　　他说，阻碍工商业者发挥积极性的主要原因是党的宗派主义。它表现在提拔干部上，党员不懂业务也提拔得很快，而非党干部却得不到提升；党员有特权思想，不遵守制度，评奖不公，不愿接受批评，党员犯了错误，不公开处分；党员对别人不信任，遇事不同非党员商量，不重视非党员进步；党员与非党员互不往来，看人说话，分别对待，等等。他说：这些缺点所以发生，往往跟上级党政领导机关的缺点是分不开的。比如今年１月湘潭市人民委员会召集副职以上财经干部会议，布置一季度工作的时候，手工联社公方在通知上批明要私方副主任去参加，可是私方副主任到会场以后，有人就要他退出会场。在公私共事关系上，强调阶级关系，不信任和支持私方，以致私方有职无权。又如有些小企业主生活困难，特别是在合营企业中的私方死后，家属生活无着，也没有得到解决。病假工资没有规定。有人要求摘掉帽子也没有被重视。 + +　　讲到工商界中的矛盾问题的时候，他说：我认为工商界中的矛盾跟一般人民内部的矛盾一样，但又有它独特的矛盾，即阶级矛盾。这一矛盾主要表现在公私共事关系上和定息问题上。 + +　　（第一， 公私关系的矛盾，已集中表现在要不要公方代表的问题上。定息存在，私方就存在；私方存在，企业就是合营性质的。） + +　　有人说：现在的公私合营企业，实际上已经不是公私合营企业了。因为人权、财权、经营权已不属私方，盈亏与私方无关，只有一点定息，再把它叫做公私合营，就是教条主义。 + +　　我的看法不同。我认为虽然私方的三权没有了，企业利润的大小同私方的关系也少了，但这只是私的量的变化，还不是质的变化，只要有一点“私”的量存在，就仍有“私”的质存在，就不能说不是公私合营了。这一点“私”是什么呢？就是私方所得的定息。定息是根据私方在企业生产资料的定股来的。如果说有定息而没有私方，那末定息又是谁拿去了呢？既有私方又说不是公私合营，那末是谁同谁合营呢？ + +　　定息存在，阶级就存在；谁拿定息，谁就是资产阶级分子。 + +　　有人说，私方交出了企业，没有剥削工具了，因而也就没有阶级关系存在，也不需要改造了。 + +　　我认为不能这样说。首先，要弄清阶级的存在是有条件的。条件是什么？就是资产阶级还拿定息，定息是剥削性质的收入，因此，有定息存在就有阶级存在。从具体的人来说，谁有剥削收入，谁就是资产阶级分子，那怕他的工作岗位不在原企业，甚至不在合营企业，而在国营企业，在行政性质的局，在政权性质的人民委员会。一句话，阶级存不存在，谁是不是资产阶级分子，不能以是不是公私合营，是不是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工作来划分，而是以剥削收入的有无和多少来划分，不承认这一点就不能说服人。 + +　　放弃了定息，合营企业变成了国营企业，思想还需要改造。 + +　　其次，关于改造问题，特别是思想改造问题。资产阶级分子的思想改造，就是改掉资本主义思想，树立社会主义思想。思想问题，不能以阶级结构、基础及工作的变化来衡量。即使放弃了定息，没有了剥削，合营企业变成了国营企业，思想改造还是需要的。因此，我认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是脱胎换骨的、长期的工作。民主党派、工商联“万岁”，就是因为有这一个改造任务。提“万岁”，不是奉承你，使你开心，也不是笼络你的假心肠，而是向你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更大任务。就是说，前面的路还长着啦，不要急于下马，还要加油干。就是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事业是共同的事业，要求大家共同负责，长期负责干下去。 + +　　既是合营性质，就要有公方代表；要解决企业里所有的矛盾，还要 + +　　成立民主管理委员会。 + +　　有人说，要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把企业搞得更好，就要撤出公方代表。 + +　　我也不同意这个意见。企业既然是公私合营性质，就要有公方代表（但必须注意要发挥私方的积极性，使企业搞得好）。合营企业不仅有公方，有私方，还有工人，撤出了公方代表，即使解决了公私矛盾，但是还不能解决领导和工人的矛盾。所以，从合营企业要求来看，我认为要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它的成员有政府派来的代表，即现在的公方，有工人，有干部和私方。主任或主席由公方代表当，因为他是代表公有制的，即代表全民利益的。委员会有一套制度，照制度办事。有人说这样会不会削弱党和公方代表的领导呢？会不会放松对私方的改造呢？我看都不会的，相反的会加强。 + +　　领导，不是“我说了算”；真正的领导是发动群众的积极性，贯彻 + +　　国家和党的政策。 + +　　对领导问题，有三种看法：一说，所谓领导就是事事都管，而且非我点头就不算；一说，谁对某一件事提出一个意见和看法，即是包办，即是领导示意，即是真主意假商量（当然也确有如此的）；一说，有事和群众商量，接受了别人的意见，改变了自己的意见，就是放弃领导。这是从事务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观点来看领导问题。 + +　　我以为，真正的领导，就是发扬民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和完成计划。所以，领导不仅不怕群众，相反的要找群众。民主管理委员会正是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最好的组织。私方人员的思想，只有通过民主管理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分工负责，通过有职有权有责的具体工作，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和若干经验教训的反复锻炼，才能改造好。 + +　　有人不好意思在被剥削者面前拿定息，就想出了金蝉脱壳之计，建 + +　　议把定息变成存单或公债。 + +　　第二，李康年提出定息二十年，还有人提出发赎买存单或公债券，由银行发款。长沙工商界讨论了这个问题，有的同意二十年，多数不同意，但绝大多数认为用存单方式由银行发款为好。 + +　　我的看法恰好相反，李康年提出要定息二十年，他有自由，但不能用存单方式或公债方式，也不能由银行付款。为什么？我认为：大家都承认赎买政策是对的，但每每在口头上承诺了，转一个弯又想不承认了。 + +　　赎买就是承认生产资料、资本，实际是工人阶级的，工人阶级不愿强行拿回去，而愿意出钱给我们，所以叫赎买。 + +　　工人阶级的东西为什么到了我们手里呢？是我们剥削来的。剥削是不光荣的，可耻的。这点大家同意，但是有些人可能说定息不是剥削，湖南就有人这样说。这种说法当然站不住。人家只要问一句话：“定息既不是劳动收入，那么，不是剥削又是什么呢？”回答不出。有些人不好意思在被剥削者面前去拿定息，于是就想变一变，穿上另一件外衣，如存单、公债等等，象其他存款的人一样到银行去拿。 + +　　私方人员的病假工资比工人的还高；工商界是否想到这个规定也是赎买政策呢？ + +　　李康年提出定息二十年，他有这个自由。国家现在还没有法律说定息几年，那就可长可短，各人可有发表意见、提出要求的自由。我看这是各人对赎买政策的看法和觉悟不同的问题。何以说对赎买问题看法还各有不同呢？可以举例说明：私方人员的病假工资，国务院规定按困难情况、病假长短，定为５０％到７０％，不管非会员，不管工龄。这件事在长沙就伤了脑筋。叫私方病假工资少，是我们；现在说伤脑筋也是我们。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长沙工人实行劳保条例的有四万多人。病假工资，是会员的六月以内领６０％到１００％，六月以上领４０％到６０％，都要算工龄，非会员对折。只实行劳保合同的有五万多人是会员的，病假工资为４０％到８０％，不算工龄，非会员对折。此外还有无劳保合同的约二万人。以实行劳保合同的工人中的非会员来讲，病假工资只有２０％到４０％。就是说，最高只有４０％，抵不上私方的最低数５０％。实行劳保条例的非会员，只有３０％到５０％，最高数等于私方最低数。难道非会员的工人还抵不上资本家么？同在一个厂工作，彼此相处，待遇不同，请问如何处得下去？市人委和统战部、工会和我们商量，国务院这个规定不执行是不行的；要执行，又要看到这样做会使阶级关系更不好，工人对私方人员的观感更不好，从资产阶级着想，政治上是很不利的。我们商量好久，结果只有一条赎买政策大道理来向工人说服。难道除了这一条，还可以说出其他理由么？在私方人员是不是想到病假工资这个规定也是赎买政策呢？打不打收条呢？假如这个座谈会里还有工人，就不能只由我们讲话。难道他们就不怕病了无人理么？当然也可以说：“他们的病假工资也加上好了”，问题在于企业支持不了。现在还有不少企业连劳保合同都不能执行，如长沙建中织布厂，会员连３０％病假工资也没有。所以说，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不然矛盾会更加尖锐。 + +　　又要拿定息，又说“阶级关系不存在，你莫喊我做私方”，这不能服人。 + +　　末了，对定息问题，我不反对别人要二十年；但要求别人不反对其他的人不要；要求政府大公无私，一视同仁，要的就发，要放弃的就接受。这样，大中户就各得其所了。如果要了，又说“阶级关系不存在，你莫喊我做私方，不能以阶级成份看人”，那是不足以服人的。这里我还要说明两点：一、定息是剥削性质的，因此它是阶级关系和鉴别谁是资产阶级分子的标志；二、定息是根据企业资金定股来的，因此，要列作企业经济核算的支出，要在企业里发，不能作存单，不是公债，不能由银行付款，那样做会模糊事实和是非。 + +　　以上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一个根子。就是说，定息是根据私营工商业者在企业的资本来核算息金的，因此，它既是剥削，又不能和金蝉脱壳一样脱离开企业。也因此，还是有私方的存在，有公方的必要；有阶级存在，有改造的必要。但全行业公私合营实行定息制度后，与过去的公私合营不同了。在新情况下要有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才能把企业搞得更好。 + +　　 （其他发言将陆续发表） + +　　 ---- 原载195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 +## 合营企业里要不要公方代表？工商联里要不要党员秘书长？ 工商界在统战部召开的第九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 +## 《人民日报》 + +## 1957.05.25 + +## 温少鹤建议在公方领导下，实行行政集体领导 + +　　重庆市工商联代理主任委员温少鹤在会上反映了重庆工商界对公私共事关系、思想改造、定息及加入工会等问题的意见。他并提出了下列几点建议： + +　　（一）在公方领导下，建立企业行政的集体领导，实行行政负责制。企业的政策方针由公方领导，公私双方的行政负责人按行政职务各负其责，做到有职、有权、有责。 + +　　（二）中小户工商业者要求放弃定息的问题，只要条件成熟，应当个别的加以解决，并应责成合营企业的公方负责办理。资方代理人只要条件具备，也应该让他加入工会。 + +　　最后，他要求工商联继续帮助工商业者进行思想改造，继续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关心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帮助解决工作中生活中的困难。 + +## 吴家荪认为：公方代表制度现在不能取消将来可以取消 + +　　苏州市民建工商改造辅导处长吴家荪对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是否需要公方代表制度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 +　　他认为，当前私方人员对社会主义改造，有很大的积极性，本身还有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才能，一般都想搞好企业。但是还不能说他们已经完全没有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思想方法。有不少私方人员由于薪水已定，明哲保身，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有些人对社会主义事业，偶然还会出现怀疑和动摇态度。在这个思想状况下，他们是不能担负双重改造的领导责任的。 + +　　合营企业要以社会主义原则作为改造企业、领导群众的根本方针，私方人员更缺乏这种能力。 + +　　从当前客观条件来看，公方代表制度已受到全体工人阶级的拥护。合营后，工人热烈欢迎公方代表下厂，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今天要取消公方代表制度，必须考虑这一方面情况。 + +　　同时当前阶级之间的矛盾，虽然已经基本解决，但不等于说完全解决，工人对资产阶级长期以来所进行的残酷剥削的印象还很深。虽然工人阶级大公无私，从社会主义长远利益着眼，不念旧恶，但是阶级感情，不是马上就可以迅速转变的。在这一方面，还需要私方人员主动努力，通过工作积极缩短双方距离。我们不能忘记在合营前，企业中的主要矛盾就是劳资纠纷，今天所以劳资关系较好，相安无事，一方面固然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改变了，另一方面，也由于企业中有了公方代表，使公私关系掩盖了劳资关系。我们能否设想，取消了公方代表制度，就能保证劳私之间不会发生矛盾？发生矛盾的时候，再请政府仲裁，再请公方代表回厂，不是更麻烦？ + +　　从以上情况来看，目前取消公方代表制度，对生产、对企业改造、对私方人员的改造都是不利的。公方代表制度是有利于双重改造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一方面提高公方代表的思想水平和能力，一方面在于发挥企业的集体领导，既发挥公方代表在企业中的领导作用，又能发挥私方人员社会主义积极性。因此，研究企业中集体领导制度倒是一个非常具体而切合实际的问题，也就是研究如何健全民主管理委员会，加强监督。 + +　　现在不能撤出公方代表，那末将来是否可以呢？也就是将来是否可以让私方人员全部担当企业的领导责任呢？我认为是可以的，否则，就等于说和平改造不可能。如果将来不可能撤公方代表，那是执行政策有问题，即没有把私方人员思想改造好。私方人员改造到什么样程度才算好呢？我认为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对社会主义有无限的坚定信心，在社会主义事业遇到困难的时候，不仅不动摇，而且协助党克服困难，这也就是在思想意识方面，对社会主义只有积极的一面，而没有消极的一面。二、与工人阶级有共同的思想、共同的语言，就是在企业里只有一种同志关系，没有阶级关系。三、具备按社会主义原则领导职工群众的能力。 + +## 他说：提出取消公方代表制度，不单纯是消极性的表现 + +　　吴家荪说：有些工商业者，甚至是积极分子，为什么提出现在取消公方代表制度呢？我认为这正是目前合营企业中公私关系不正常的反映。（如对私方信任不足，关心不够等）具体表现如下： + +　　这些人提出取消公方代表制度，本身就带有积极因素，即表示他们敢于担当企业中的生产经营责任。看不到这一点，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犯错误。有些关起门来研究问题的经济学家，是不能体会私方人员的苦衷的，因而认为是消极性的滋长，或者是私方人员的轻狂、夸大和不要社会主义等等。因此，在肯定当前不能取消公方代表制度的前提下，必须满足私方人员要求有职有权的合理要求，这样才有利于双重改造。 + +　　最后，他建议：一、所有公方人员必须信任私方，让私方有职有权，消除一切人为障碍，充分给以工作上的条件，通过工作实践改造私方。今天指出公私合营企业中存在两重关系，为的不是要永远保存两重关系，而是更快消除两重关系。为了推动和督促公私双方贯彻以企业为基地进行双重改造的方针，建议市、县成立公私关系检查委员会，或者公私合营企业业务改进委员会，以党为领导，吸收公私双方代表以及民建会一起，负责协调公私关系，检查企业统战方针执行的情况，调动私方人员的一切积极因素，推动改造工作。二、在生活、福利等方面，对私方人员进行适当照顾。希望在疾病医疗、病假工资等方面适当由二千元的界限提高到五千元。 + +　　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孙孚凌建议，在不违背政策的原则下，公私双方意见有分歧时，不管正厂长是公方还是私方，都应听从正厂长的意见。 + +　　他认为李康年提出定息二十年的建议是不可能实行，也不应该实行的。 + +## 王达夫认为“思想改造到顶”的说法不符实际 + +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王达夫在书面发言中说，全行业公私合营以来，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不断增长，消极性不断减少，但消极一面仍然存在。消极的一面，已经不是利用生产资料在经济方面的不法活动，而主要是表现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不服气，患得患失，只看到自己是“财富”，看不到自己的缺点，骄傲自满，放松改造；有些人对定息七年还不满足，想要延长到二十年；对社会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的优越性认识不足，而习惯于资本主义的一套；争名夺利，私私不团结。所有这些消极性，虽然在党和政府的不断教育之下，逐步减少，但仍然是从民族资产阶级的本性所产生的，因此，否认消极性，认为“改造到顶”的思想，是不符合事实的。即使将来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思想残余还会长期存在，还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思想改造。 + +## 李忠义发表书面意见：反对“工商联不要党员秘书长”的主张 + +　　四川省工商联组织部长李忠义在书面发言中说：工商联的党员秘书长或副秘书长，是由执行委员会选举或聘任的，党员是他个人的政治身份，他的职务是工商联给他的，不是共产党给他的，他在工商联的主张、建议，只能代表他个人的意见，不是代表共产党的意见，他应当接受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的领导，遵守工商联的制度。因此，我认为党员秘书长或副秘书长在工商联应当是居于工作人员的地位，同其他工作人员是一样的。 + +　　不可否认，有的党员秘书长严重地存在着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共产党派到工商联来的钦差大臣，骄傲自满，独断专行，在工商联至高无上。但应当指出这是缺点，工商联应同对其他工作人员一样，采取批评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不要”的办法。 + +　　现在反映的党员秘书长的缺点：一种是没有把同主副委、非党员秘书长关系搞好，即是没有做好团结工作；一种是在工作中包办代替。我认为，凡是关系问题，两方面都有责任。一般来说，关系没有搞好，党员秘书长负的责任应当多些，但是，不能因此就主张“不要党员秘书长”了。否则，假定有人问，“工商联的工作人员或非党员秘书长中，也有把关系没有搞好的，未见主张‘不要’，党员秘书长没有把关系搞好，为什么就主张‘不要’呢？”至于包办代替，当然是缺点，但这是在做工作中的缺点。社会主义改造是新的工作，没有成熟的经验，在工作中难免不发生缺点。何况存在这些缺点的只是少数人，而且有的已改正了呢。 + +　　因此，我不同意有人所主张的“工商联不要党员秘书长”。 + +　　他还举了几个事例，说明党员秘书长在下面是受欢迎的。 + +　　四川绵阳专区十五个县，工商联的秘书都是党员、团员，大多数同主副委的关系都搞得好，不大好的只有一个县。重庆市、宜宾市工商联的党员秘书长同主副委、非党员秘书长关系也搞得很好，重庆市工商联的党员秘书长调走时，主副委、非党员秘书长都曾一致挽留。四川省工商联也有党员任副秘书长的，四年来，他同主副委、非党员秘书长之间关系很好，尊重主副委的意见，尊重非党员秘书长的职权，一切事情协商办理，统战部找工商联研究、布置工作，也是找主副委同秘书长，并不直接找党员秘书长而迈过主副委这一层领导，因而，关系既搞得好，工作也很顺利。 + +　　上海提篮桥区舟山路有兴面馆的私方陈炳煌在书面意见中，反映有些小户生活困难，原因是合营前，为了克服企业困难自动减了薪，合营后工薪没有恢复，定息又少。他要求政府帮助解决。 + +　　 ---- 原载1957年5月28日《人民日报》 + +## 工商界第十次座谈会着重讨论　如何正确处理公私关系 + +## 《人民日报》 + +## 1957.05.28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工商界座谈会于昨日举行第十次座谈。在会上发言的，有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盛丕华、河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吴韫山、上海永新雨衣染织厂副经理潘仰尧、民建天津市委员会主任委员朱继圣、安徽省工商联秘书长胡庆照。他们继续对于公私共事关系、赎买政策、两面性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 +　　盛丕华首先发言。（全文另发） + +　　关于公私共事关系问题，吴韫山认为目前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主要反映在公私共事关系上，分方代表在企业中处于领导地位，公私关系好不好，公方应负主要责任。为了搞好公私共事关系，他建议，首先应加强对公方代表的教育，在私方人员方面，应该诚恳地接受领导，既不要自大，也不要自卑。他说，如私方人员是副职，应按照职务分工进行工作；如果私方是正职，就应有全面处理和主持业务的权力，公方副职除自己的分工范围外，对全面业务最好处在监督地位，不要代替私方，要放手让私方去做，并给予大力支持。他认为公私共事关系中的矛盾，今后仍会不断发生，私方人员要树立主人翁的态度，不要象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多愁善病总把自己看成“外人”，要学习李逵的正直无私，对各种歪风要拿起板斧来“劈”，如果自己有错就负荆请罪，这样才合乎互相监督的精神。 + +　　潘仰尧认为公私共事关系不好的原因，是公方代表抓的太多，抓的太紧，抓的太死，抓的太细。他认为，有人主张索性不要公方代表是不对的，那是因噎废食的想法。 + +　　朱继圣认为某些公方人员对工商界有成见，对工商界的进步估计不足，提起工商界总是唯利是图，总是自私自利，以致造成了公私之间的深沟和高墙。他认为：改善公私关系，应该双方努力。 + +　　座谈中大家集中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正确地理解赎买政策问题。胡庆照反对定息二十年的做法。他说我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具有工商业者兼地主的成分。我所经营的企业曾经经历过简单协作、手工业工场生产阶段，然后积累成为半机器工业的食品工厂，现在是合营厂，到了客观条件许可时，就可以转为国有。他回忆自己企业的发展过程，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世界一般的资产阶级具有共同性，都是剥削工人阶级养肥了自己，尽管少数企业的原始积累容或不同，但其最后的成长还是取诸之剥削。这是一个本质问题。他说，从根本上分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剥削而积累起来的生产资料，本来应该无偿的归还给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过三大敌人的压迫，具有两面性，可以不用剥夺的办法，而采用和平改造的方法过渡到社会主义，赎买政策正是根据和平改造的原则确定的。他认为赎买不能等价交换，也不能要求等价交换。因为人是不能以经济价值来比价的。至于“赎买到底”的问题，是人的改造问题，就是说要把一个剥削者，改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能以民族资产阶级有了进步的一面，就要求国家在根本性的问题上有所迁就。当前有部分工商业者提出“定息改变为二十年”和采用“赎买存单”以及用“公私合营企业国有化公债”等代替定息的办法，这无异说：资本家剥削工人是天经地义的事了。有人认为工商界中已经没有两面性了。他说：这是带有浓厚的阶级思想感情的。这种看法，正可以作为“没有两面性”的有力回答。 + +　　潘仰尧、朱继圣等都表示不同意定息二十年的主张。潘仰尧认为问题并不在于发了存单工商业者就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应当认识它是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改造过程。但他最后说：“李康年想出的一些办法，修得参考，不可一笔抹煞。” + +　　座谈会今天将继续进行。 + +　　 ---- 原载1957年5月29日《人民日报》 + +## 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讨论公私关系和批评统战工作的缺点 （第十一次座谈） + +## 《人民日报》 + +## 1957.05.29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昨天举行第十一次座谈。在会上发言的有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王艮仲、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胡厥文、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毕鸣岐、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黄长水、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巩天民、云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李琢庵、福建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刘永业。民建中央委员兼宣教处长资耀华发表书面意见。 + +　　王艮仲从自己改造过程中的一些体会谈到关于党与非党人士的关系问题。他首先申明自己是资产阶级兼地主阶级分子，当过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同时也参加过民主运动，营救过革命干部，遭到蒋介石的通缉，解放后参加过土地改革。在这段过程中，曾经产生过骄傲情绪，也出现过自卑感，在土改以后，有宁左勿右的思想。这些表现，在党和非党的关系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当思想上远离资产阶级故旧朋友或党员朋友的时候，原来没有墙的也有了墙，当自己的思想上丢掉了这些成见时，墙也就拆掉了。他认为拆墙就是拆阶级，就是要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如果说资产阶级交出了企业就可以不要改造了，这就是等于把资本主义带到社会主义社会去，这是不可以的。 + +　　他认为障碍着党与非党关系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有些党员对新形势认识不足，对工商界歧视，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但工商界有些人抱着原来的东西不放，不愿意继续改造。因此，拆墙要从两方面拆，一方面要教育党员克服宗派主义，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要承认两面性，掌握自己的命运，努力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 +　　他提出对宗派主义和宗派活动需要加以区分，宗派主义是团结群众问题，是属于思想作风问题；而宗派活动，则属于组织上闹小圈子的问题，是纪律不容许的。其次反对宗派主义不能同党的核心领导对立起来，核心不是宗派，没有以共产党为核心的领导，要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 +　　胡厥文认为公私合营企业的公私共事是一个最好的制度，只要公私双方互相学习，一两年后，公方就可以成为企业中内行的组织者，私方也可以学会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方法，改变自己的作风。他说，我们人民内部的合作共事，不等于对待敌人，尔诈我虞是不适于共事关系的。他认为目前公私共事是有阶级关系的，但这种共事关系应该对事，不应当对人，更不应当对阶级。他说凡是做对社会主义事业有利的事，不管他是什么阶级都是对的。把企业办好，是公私双方的共同愿望，为什么不能相处得更好呢？目前，公私双方关系搞不好，不外乎是相互间信任不够，自高自大，鄙视对方，侵犯职责。这种情况，公方要多负些责任。他主张公私双方要互相尊重，开始相敬如宾，进一步发展到开诚相见。夫妻之间吵架原是平常的事，有的越吵越好，如果一吵架就马上“离婚”，公方代表就不要了，这也不好。最后他认为工商界这次帮助党整风，在大放大鸣中间，也要看看自己有没有三个主义？程度怎样？每个工商业者都要在运动中抓紧机会，锻炼自己，使自己成为国家名副其实的财富。 + +　　黄长水首先对今天上午毕鸣岐的发言提了一些相同的意见和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千家驹在发言中引用一首打油诗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类型来批判是不适当的。他说：“合营前小国之君，合营后大国之臣，合并后亡国之民”这些话，在我接触的人当中还没有这种思想。他说，工商业者自己要求合营，是受到党几年来的培养教育，和本身觉悟提高的结果。合营以后，政治上得到很好的安排，经济上也得到比工人农民更多的照顾，又如何会产生“亡国之民”的感慨呢？ + +　　他不同意毕鸣岐提出“公私双方应该平等协商”的说法，他说：企业中共事关系，不是平等协商的问题，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问题。根据宪法精神，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反映在企业中就是公方领导私方。因此目前在企业中存在的问题，是对私方的信任支持和有职有权问题。 + +　　巩天民说：党的团结教育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政策，是通过统战部贯彻的。过去中央和地方各级统战部门，在这项工作中是贯彻了党的统战政策，对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起了很大作用，获得了一定成就，就是大家公认的。但另一方面是存在着缺点的。主要表现在对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上层人物照顾的多，而对他们的工作作风、思想改造方面具体帮助少。没有通过具体事物，适当的给予批评和帮助。老实说目前中央和地方工商界的代表人物普遍存在着领导落后于群众的现象。在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上，在上层人物中，只能讲团结，不能批评，有时运用了批评，又不能达到新的团结。而统战工作对合营企业中的民主党派成员和工商业者往往使用多、关心少，例如私方人员的医疗费用、病假工资，国务院早有指示，但下边到现在多未贯彻实行。因此有人反映：统战部是“统上”、“战下”。为了正确贯彻统战政策，加强统战工作，他建议统战部应认真检查总结一下统战工作。 + +　　李琢庵发言中反映地方上对于统战工作有一些意见，认为统战工作不深入，统上不统下，统大不统小，征求意见只限于上层；而上层由于经济比重大，顾虑多，对于中下层的情况不了解，反映的问题也就不会全面，很多问题反映上去也没有下文。统战部对工商联、民建会的工作，有时管得太紧，民主不够；有时又管得太松，形成不管。他反映目前在工商界还“鸣”“放”得不够，主要顾虑是认为有放必有收，有收必有整，另外看到工商界的领导人物只讲好的，或只谈过去的老问题，还没有把真实思想情况反映出来，因此下面也就马首是瞻，不敢大胆“鸣”“放”。他们认为要大鸣大放，还得工商界的领导人物真正起带头作用。 + +　　刘永业也反映工商界对整风还有顾虑，怕报复。他认为对工商界的改造，应该本着治病救人的办法，对症下药，但这方面做的不好。他说，我们是来帮助共产党整风的，但现在感到好象是反过来帮助工商界整风了，例如对“定息二十年”、“撤出公方代表”等等的批判。 + +　　资耀华在书面发言中，首先肯定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公私共事关系中的阶级关系，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二十年定息也没有必要；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在政治上需要有公方的领导，在经济上也需要是公方的领导。如果公方代表作风不正派，态度恶劣，不能搞好企业和公私共事关系，甚至妨碍开展生产时，可以请主管部门调换。 + +　　接着，他就最近在各地视察及原来所见所闻，谈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统战政策、关于党与非党的关系和关于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如何破如何立的问题。 + +　　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统战政策，他说党中央重视，中小基层不重视，企业机关等部门更不重视。甚至有些地方根本不知道统战政策是什么意义。因而在有些公私合营企业中，发生了好些相当严重的偏差。例如有些公方代表因为不懂统战政策，不但公私关系搞不好，甚至有意造成私私之间的矛盾，在全行业合营后在私方很多的企业中，公方抬举那些表面唯唯诺诺，遇事逢迎一方，压制那些认真老实，爱提意见的一方。他希望中央统战部要将政策贯彻到基层和各企业中去，并随时进行检查。 + +　　关于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他说，有些党员以个人的意志代表党，不但以党代政，且以个人代政，要党的招牌，假党的威信，曲解党的政策，来压制非党人士。这怎能谈得上互相监督呢？他希望党在这方面多做些宣传教育工作，使党员正确地贯彻党的政策。 + +　　关于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说资本主义要破，要破得彻底，社会主义要立，要立得巩固。但破什么？如何破？这是各地工商业者希望有所适从的一个问题。因为有时一谈到破资本主义，差不多总是全盘否定，认为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过去一切的一切，都是要不得的东西。否定得太多了，就会看不起资方，因而使工商业者自己也感觉到一无是处，低人一等，失去了自信心，这就妨碍了改造和进步，不能发挥积极性和潜在力。他认为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思想和作风，都应当彻底铲除。但有一些很好的经营管理方法和经验技术，过去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现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将来还可以为共产主义服务。党中央和政府早已说过，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包袱，而是国家的财富。这个财富是指什么呢？当然不是指那小得可怜的二十几亿的生产资料，而是指的经营、几十万工商业者过去对企业、工厂管理、技术、经验等等知识。这些知识，是他们几十年来在资本主义经济生存竞争中得来的，是在抵抗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中获得的，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斗争中所积累下来的。过去一个工厂，一个企业，其所以能在惊涛骇浪中，由小到大，生存发展，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简单的。因为私人资本过去对于经营管理，稍一疏忽，就要倾家破产；对于技术知识，不求改进，就要被淘汰；对于服务方式，不日新月异地便利居民，就要门可罗雀。这些积极因素，若一概抹杀，而不加以批判地来肯定，则几十万大小工商业者就不是国家的财富，而真是国家的包袱了。所以希望负团结教育改造资本家职责的各方面，对于“破资本主义”，要破其所当破，不要破其所不必破，更不要破其所不当破，既不要全盘否定，更不要玉石俱焚，才可以动员一切可能动员的力量，才可以发挥一切可能发挥的积极因素。 + +　　 ---- 原载1957年5月30日《人民日报》 + +## 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 （第十二次座谈） + +## 《人民日报》 + +## 1957.05.30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昨天举行第十二次座谈。会上发言的有福建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刘永叶、天津市工商联常委（天津造纸公司经理）董少臣、中国民主建国会天津市委员会秘书长（天津油漆颜料公司副经理）车重远、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委章元善、上海棉纺工业公司业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述曾、全国工商联常委（广西工商联副主委）卢燕南、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姚维钧。 + +　　刘永叶在发言中，建议政府让小商小贩大大开放，来进行自由竞争。他认为中国人口多，需要的商品花色品种也多，小商小贩有它存在的条件。如果能让小商小贩大大开放，一方面可以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满足人民需要，一方面又增加一个劳动就业的场所。他说：现在自由市场很混乱，不是由于管得太死，而是没有管；只要把他们很好地管起来，他们是会起很大作用的。 + +## 董少臣说：我不主张完全撤出公方代表。他又说：我主张选择几个 + +## 点以一年为期进行试验，成熟后再全面推行。 + +　　董少臣在发言中对于撤出公方代表问题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他说，自从人民日报以“天津工商联常委董少臣建议撤出合营企业公方代表”为题登出我对公方代表的主张以后，有人说我想纂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说我要造反，说胆子太大了。后来有人帮我做了解释，说明这个标题和我的原意有些出入，有人又责怪我说了话不承认。因此，思想上有些沉重，本想申明一下，也有人劝我不要申明，为了“鸣、放”起个带头作用。 + +　　他说，本来大公报记者访问的时候，我并没有系统的准备，就随便说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资本家接受党的教育已经七年了。合营后，虽然安排了工作，但作为国家公职人员，总觉得无事可做；衡量自己的能力，又不是干不了。这反映了私方人员有职无权的苦闷心情。我想，要使私方人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能只靠空洞的语言教训一番，必须让私方人员在企业管理的实践中去锻炼才有可能。因此，我建议在企业党支部领导和支持下，把国家计划、具体业务交给具有才能的私方人员负责，让公方代表放到更重要的工作岗位（后来新华社播出来是撤出公方代表），这对私方人员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不主张不加区别地把公方代表完全撤出，那样做是有害的，我只是说选择几个点以一年为期进行试验，成熟后，再全面推行。我认为这样做有几个好处：第一、私方人员可以有条件学会社会主义管理技术，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人民；第二、可以精简机构，公方代表可专做党的工作；第三、党的领导可以掌握全面情况，可以密切私方与党组织的关系，把生产搞得更好。 + +　　董少臣发言后，车重远又补充了一点意见。他说：关于“公方代表要不要撤出”的问题，天津市的工商业者有的同意，有的反对。我个人认为在个别合营阶段，公方代表是非派不可的，但是全行业合营以后，情况不同了，一般都成立了专业公司，小的企业变成了车间，层层都派公方代表是否必要，值得考虑。不过全部撤出，是不堪设想的，因为阶级关系还存在，工人对私方人员的观感还不能一下子改变过来。 + +## 章元善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个别的”，这句话容易成为官僚主义的护身符。 + +　　章元善说：党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我们感到义不容辞。我曾在国务院参事室工作了五年，参事室搬了几次家，愈搬愈远，我也感到愈想靠近党愈困难。现在三大主义已经发展到危险的程度，很多意见反映上去得不到及时处理，问题愈积愈多，党与群众之间的墙也就愈厚、沟也就愈深。有些问题，上面已经作出决定，到了下面又被保密起来，没能贯彻。他说：现在保密的事情太多，甚至有的疗养所的作息时间都保密。他建议政府把保密范围缩小，让更多的人知道国家更多的事情。 + +　　他说：解放后，在公文里常常会看到这样的话：“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个别的”。这句话容易麻痹大家对缺点的认识，做了官僚主义的护身符。大家要对小的缺点提高警惕，因为小的会发展成大的，个别的也会发展成普遍的。他最后希望党对党员加强教育，希望公方和私方一齐学习，同时受同样教育，以便思想认识一致。 + +## 陈述曾提出了资方代理人对酬劳金的意见。 + +　　陈述曾发言中反映了上海棉纺业资方代理人对酬劳金的意见，他认为这个问题是棉纺业内部矛盾之一。他说，在公私合营企业暂行条例中资方代理人的酬劳金有着明确的规定，这说明酬劳金是资方代理人应得的合法利益（当然不一定是合理的利益）。资方代理人提出酬劳金问题已经一年多了，而上海工商联的领导人物一拖再拖，似乎准备拖过三年七年，把这个合法利益变为不合法。他认为政府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有缺点的；去年说，酬劳金不必谈了，今年又说，可以由私方自己协商，真是一个哑谜。这个情况，反映了资方代理人同棉纺业同业公会的领导层之间是缺少共同语言的。 + +　　接着，他对千家驹的发言提出了批评。他说，从资方代理人的角度来看，千家驹的发言跟我们资方代理人的思想感情有着很大的距离。他不同意千家驹所说排队买东西会在思想上滋生一些留恋资本主义的情绪；相反，如果对排队有所不满，只是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是积极性的表现。他认为千家驹把脱胎换骨说成超凡入圣也不对，他说，我们绝大部分工商业者对于抽筋剥皮固然害怕，而对于超凡入圣也不感觉舒服，如果说工人阶级是圣人阶级，资产阶级是凡人阶级，那恐怕有许多资产阶级要放弃改造，工人阶级也有许多要背叛自己的阶级。 + +　　接着，他反映上海一些代理人的不满情绪：说我们代理人代理得太多了。我们代理经营管理，代理剥削工人，代理五毒，代理受教育，代理大老板过关，代理……而那些在工商界团体领导层里的人物（即代理资方的代理人）却是代而不表，表而不代。最后他要求在工商联、民建等组织中有自己的代表席位。 + +## 卢燕南希望改变对“资本家”的称呼。 + +　　卢燕南在发言中，主要谈的是公私关系。他谈到：现在有些党团员仍以旧眼光看待私方人员，对他们不信任。有个厂，上级有事通知开会，厂长不在，让秘书去；秘书不在，让党支书去；党支书不在，让工会主席去；都不在，宁可缺席，也不让私方人员去。有的厂，党与非党人士犯了错误，教育方式也不同，一是内部教育，一是开会批评，甚至发通报。他说：我们是资本家，但是有人叫我们“资本家”、“先生”或“老板”，心里总有些不舒服，听到有人称“同志”，心里就很兴奋，他希望社会上能改变对他们的称呼，希望报馆也能笔下留情，不要左一个资本家，右一个资本家。 + +　　他说：拆墙、填沟，要公私双方一齐来搞。从私方人员来说要除三害，即消极性、自满情绪和自卑感。我们即是国家的公职人员，就要拿出当家作主的样子，正视自己的缺点，虚心学习，不怕碰钉子，主动争取公方领导，积极发挥“财富”作用。从党这方面来说，要加强对党团员的统战政策教育，让他们和党外人士交朋友，说知心话，公方要大胆信任私方人员，要与私方人员真诚相见；在企业里，要把民主管理委员会很快建立起来，草拟章程时，要有八办和工商联参加，以便反映多方面的意见。 + +　　最后，他提出：他们省工商联没有党员秘书长，工作中遇到很多困难，要求统战部给他们派个党员秘书长或党员办公室主任。 + +　　姚维钧发言中，主要反映工商界家属和女工商业者的情况，她认为工商界家属和女工商业者在社会主义改造中起了很大作用，他们之中不少人得到了学习机会，思想有了提高，其中有些人也逐渐得到了安排。但是还存在很多问题。如有的因为家务事多、或男工商业者不支持，不能参加学习和社会活动；有些骨干分子因社会活动太多，家务劳动没时间搞，爱人也发脾气。她建议有关方面要对男工商业者进行教育。她还反映了一些中小户工商业者家属生活困难情况，建议政府对他们给予适当照顾。她又反映了妇女在节育宣传中所遇到的困难和歧视，要求政府要多方面宣传，并按宪法规定保护妇女儿童的健康。 + +　　 ---- 原载195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 + +## 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 （第十三次座谈） + +## 《人民日报》 + +## 1957.05.31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昨天举行第十三次座谈。会上发言的有全国工商联常委、黑龙江省工商联主委刘佩芝、北京市公私合营裕生祥铁工厂副厂长吴金萃、全国工商联办公室副主任兼宣传处处长冯和法。 + +　　刘佩芝说：黑龙江省合营企业内公私关系大部分是好的，也有一部分不正常，如私方人员有职无权，分工不明确，公方代表不信任私方，包办代替，偏听偏信等。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所以会发生这种不正常现象，是下边公方代表存在严重的宗派主义思想。他说：合营才一年，日子还少，缺乏经验，发生一些小问题是难免的。一年来，公方代表对推动生产起了很大作用，没有公方代表，让私方人员全面领导企业还有问题，因此公方代表不能撤。他认为工商联党员秘书长联系各方面，对贯彻国家政策，推动工商联工作作用很大，也不能撤。他认为大多数工商业者是要求进步的，但是消极一面还有，表现思想动摇，留恋定息、患得患失。他还反映了工资福利方面的一些问题，并对统战部统上不统下提了一些意见。 + +## 吴金萃主张：七年定息一次付清，资本家的帽子随着摘掉 + +　　“不同意千家驹的意见” + +　　５月７日大公报把我写的关于向工人阶级学习的一篇文章发表了。在这二十多天里，我从报上看到、在不少的座谈会上听到，有些人同意我的看法，也有些人不同意，所以我还要谈谈这个问题。我主张“向工人阶级学习，如果具体到向工人店员去学，应当是有目的、有分寸、有选择的去学，而不是盲目的、笼统的去学。应当紧紧的抓住人家的优点主动的去学，而不是啃住了缺点拒绝学习。”我的想法错了么？到今天我仍不以为然。因为我还没看到有人主张要盲目的笼统的向每个工人、店员去学，也没有人主张抓住人家的缺点去学。我说有落后思想和行为的工人店员“不是个别的”，也还没有人能讲出“是个别的”。我说中国工人店员不能不具有很大分量的资产阶级思想或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也为许多人的发言加以进一步肯定。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至今还没有人提出足够的理由来推翻我的几个主要论点。 + +　　千家驹先生的发言吓了我一跳，他虽声明他是以私人资格发言的，但几年来他是经常教育、领导我们的，谁都知道他是理论专家，他一发言很能影响或引导我们工商界的思想。他一扣帽子，很多人不敢鸣了。他说“又有人说要说美国资产阶级向苏联工人阶级学习完全同意，要中国资产阶级向中国工人阶级学习我想不通，这里面其实就意味着一个对工人阶级领导不服气的问题”。我曾一再强调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不过分析了若干工人店员还不完全具备这种品质，并没有想把若干工人店员的落后思想推广到整个阶级上，为什么千家驹先生却硬说我们把它扯到一起了呢？更何况“不服气”的人根本不会想到向工人阶级学习的问题，只有对工人阶级领导服了气的人们，才会深入研究如何向工人阶级学习和学什么的问题。 + +　　千家驹先生又说“有人举出某些企业工人某些缺点，认为中国工人是不值得学习的……”请问难道不许举出这些缺点么？举出来某些工人的缺点就是不服气，那么今天我们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许多党员的缺点岂不成了更大的“不服气”？何况谁又说过“中国工人是不值得学习的”这样一句笼统的话？ + +　　另外在千家驹先生的发言里还有几点我不同意，这里只提毕鸣岐副主委没提到的。 + +　　比如千家驹先生在谈到“公私关系”问题时，说“工人同志对私方确有些不大公平的地方，这一方面要加强职工教育，但工商业者如把解放前所作所为设身处地想一想，也就会心平气和一些了”。这就是说我们遇到“工人同志对私方不大公平的时候”，不要提意见了，只要想以前，不要想公平，而要安心于不公平。事实上这样谈解决得了问题么？ + +　　“拿定息是拿照顾，我主张用公债票一次付给，不留什么“定息款”的痕迹 + +　　关于定息问题，我认为拿定息是拿赎买金，是拿照顾；是合营以前的剥削，而绝对不是现在的剥削行为；政府只是现在付款，而无所谓欠债，也没有人这么说。我主张：不要这样为付款延长时间而拖着我们当资产阶级分子了。我主张：按七年计算定息，除去已付的，一律用普通的公债票一次付给，不留什么“定息款”的痕迹，将来我们也便于处理，手续也简单（自愿的可以放弃）。 + +　　“公私合营改成国营，这是合情合理、切合实际、减去无穷矛盾的办法” + +　　公私合营的牌子可以摘掉，改国营。现在是“合资”不是“合营”，因为人既不一定在本企业，即使在企业的，也是大的问题由上级决定，小问题由公方领导，私方只是作“公职工作”，谈不上经营，更没有为私人利润而经营的剥削实质，这叫什么公“私”合营呢？至于那些国家未投资，也未派人去的小户更是空挂合营的牌子，可以考虑根据自愿改为国营或仍维持私营，维持私营而又雇用劳动力的叫作资本家，政府按私营管理。其余是小业主。这是合情合理、切合实际、减去无穷矛盾的办法。 + +　　“资本家的帽子一律摘掉” + +　　随着，资本家的帽子可以一律摘掉。因为１９４９到１９５５是七年，我们已经取得四分之三社会主义，１９５６到１９５７这二年进步更快（因为已经改变了生产关系，失去了物质基础），完全可以取得另外的四分之一，落得个四分之四（至于资本主义思想残余还是要改造的）。以前有不少人把企业搞垮了，今天已入工会，并且有的当了公方代表；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家还可以根据自愿或破产而改变阶级，我们怎么不能呢？ + +　　如果不是这样，退一步，撤出公方代表也是可以分别不同情况考虑的。因为撤了公方代表还有党在领导，事实上公方代表当中有很多是一般干部、工人、转业军人，……有的并没有什么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经验和办法，有的政治水平也并不高，起的作用确实不大。但我不主张不加分析地全部撤出，同时，也不要把公方代表就看成是党，把撤出公方代表和服从党的领导混淆起来。 + +　　如果不是这样（不改国营、不摘帽子），比照劳保条例的办法也请再加考虑，不要草率从事。我们不是得寸进尺，而是二千元以上的照顾办法实在太笼统了。执行起来会发生很多问题。二千元以上的适当照顾，四千元的照顾不照顾呢？象我是个四千元股本的资本家，每年定息二百元，除去买公债４０％，交互助金１０％，余５０％为一百元，每月合八元多。为了这八元多，资本家的帽子戴着不提（因为还有八角的……），病假工资、医药费、家属医药费就没有人管了。 + +　　那么我们又想不通了，对这样的资本家放弃定息不行，享受劳保不行，中国人的健康条件又是如此，究竟这定息是照顾呢？还是惩罚呢？是使我们安心呢？还是心慌呢？所以我想还是都允许摘子帽子吧！ + +　　“工商界上层脱离群众” + +　　这些日子以来我感到工商界上层确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想法和作法。中下层鸣放起来意见很大，这自然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但我们一方面帮助共产党整风，一方面也要多听群众意见，反映出来的问题，才能既代表自己也代表群众，否则一方面给党提意见，一方面不断地给群众扣帽子，并不等于自己完全没问题。我十分赞同巩天民副主委前天谈的“目前工商界上层人物的工作、学习、思想都没有一般工商业者进步快”这句话。确实，因为中下层劳动是比上层多一点的，这就是进步快的根本原因。中下层都拥护上层，没有上层不成；上层是中下层选举出来的。但希望上层深入下层，否则反映情况不代表群众，被理论家们搞了去当资料，解决不了问题，那些新的理论、办法又不切合实际，矛盾反而增加。 + +　　另外，也要求研究工商界问题的理论家，和作工商界业务的同志们，深入中下层，因为自然科学家必须把实验品拿到实验室里来作研究工作，不能光靠书本。社会科学家们若是不深入实际，必然脱离实际。小说家、画家坐在屋里写作，不体验生活，弄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伦不类的，我们真怕研究工商界工作的人们把我们搞得不伦不类。 + +　　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理论家们的教条主义，因为教条主义是从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来的，并且在制造新的更厉害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 + +## 冯和法说：不能把别人不同的意见说是打击“鸣”“放” + +　　冯和法说：工商联的宣教工作存在很大的缺点，其原因首先是党对宣教工作注意和领导不够，有些地区工商联和党委宣传部门挂不上钩，有些专业公司根本不重视工商业者的教育学习工作。其次是形势发展过快，我们自己主动的努力不足，常常以旧眼光来看新问题。再次是我们作宣教工作的干部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水平不高，没有及时提高自己。 + +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存在缺点，就全盘否定几年来工商联宣教工作和工作上的成就，更不应该把教条主义的帽子到处乱扣。教条主义是必须反对的，因为它不结合实际。但是，什么是教条主义？这必须弄清楚，不能把不合自己意见的理论，或者别人对自己意见的批评，都扣上教条主义的帽子；也不能以修正主义来批评教条主义，或者在批评教条主义的口号下抹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真理。 + +　　这次工商业者揭露矛盾，是为了帮助党整风，而不是对工商业者整风，这是谁都不会有不同意见的。但是，大家的意见不可能是一致的，免不了会有争论，而且争论是有好处的，决不能对别人不同的意见扣上教条主义帽子，或者就认为是在打击工商业者的鸣放。例如５月２８日北京日报所载，北京工商界座谈中，吴金萃把别人批评他的意见认为是在对他加压力。阎少青认为千家驹的发言是给工商业者扣上五顶帽子，他所指的帽子是否真的是帽子还是讨论中的不同意见，姑且不谈，而阎少青给千家驹带上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三大帽子。这样的帽子乱飞，似乎也不是争鸣的应有态度。 + +　　现在工商业者中似乎没有人斩钉截铁地说自己不要改造了，但是，有一些人的说法给人的印象似乎现在工商业者不要再改造了，认为说工商业者还要改造，就是不了解实际情况，就是教条主义。吴金萃在大公报上所发表的文章，谈到向工人阶级学习和私方与公方的问题，就是认为工人阶级和公方并不比工商业者进步。这种说法是值得考虑的。前几天毕鸣岐同志在这里的发言，我和别的同志有同样的印象，仿佛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现在都是很进步的，现在还有不法行为的只是那些小业主、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姑且不论小业主们是否会喊“冤枉”，我认为不加分析，说资本主义工商业者都是很进步，这样的说法是不全面的。毕同志在第三次发言中对于自己的说法作了补充，认为那天没有提到工商业者的消极一面，是不全面的。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 +　　工商业者目前的两面性不仅是由现在的两重身分所决定，而且主要的是由过去长期是一个剥削阶级所决定 + +　　有的人认为，现在还说有两面性，是对客观事实不加分析，是教条主义。这是一种臆测之词。目前工商业者的两面性表现在一方面要求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方面还存在定息等物质因素；一方面日益增长着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的愿望，一方面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思想感情。千家驹同志认为工商业者目前的两重身分决定两面性，改造的方向就是两重身分变成为一种身分，即改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两面性变成为一面，即建立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认为这话还可以加以补充。工商业者的两重身分是由于定息等物质条件尚还存在所致，然而即使定息等物质条件取消，摘去了资产阶级的帽子，思想方面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还是会存在阶级矛盾的。所以，我认为，工商业者目前的两面性不仅是由于现在的两重身分所决定，而且主要的是由于过去长时期是一个剥削阶级，思想感情如不经过较长时期的自我改造，是不可能一下子改变过来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工商业者思想感情的改造比物质关系的改变，还要艰巨些、长期些。 + +　　有些人忘了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是消灭剥削，消灭阶级，他们把赎买政策理解为买卖关系 + +　　“赎买”“定息”这些字句，是不应该从字面去理解的，赎买政策是区别于“剥夺”政策的一个用语，意思是国家采用和平改造方法来改变资本家所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由于工商业者接受和拥护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和工人阶级结成了同盟，所以国家在物质方面给予工商业者照顾，使工商业者逐步的改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思想方面同样进行一系列的帮助，如政治理论学习、参加社会主义竞赛，以企业为基地进行自我教育，以及适当的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以改变工商业者的思想感情。所以，根本不存在“赎买到底”等各种把赎买政策理解为“讨价还价”“等价交换”等问题。 + +　　但是，工商界中有一些人，以李康年为代表，认为赎买就应该赎买到底，定息期间应该延长到二十年，还有一些发行赎买存单、赎买公债的主张。这种意见反映一种什么思想呢？我认为，工商界中有一些人似乎忘记了我们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目的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把国家对工商业者进行和平改造的赎买政策理解为一种买卖关系，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解为英国工党的改良主义，也就是一种变相的资本主义。所以，我认为应该研究的是如何在国家的物质帮助下使工商业者更好地改造自己为工人阶级的问题，而根本不存在定息的年限长短和赎买从那年算起等问题。千家驹同志一方面很正确地说，赎买如何计算是根本不必谈的，而且越谈越糊涂，而另方面他又认为赎买应从１９４９年算起，这也是一种矛盾。我认为定息七年是从宽计算，在这样长时期中，工商业者的大部分一定能够改造成为根据按劳取酬原则，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薄一波副总理说过，只要自愿，也可自动放弃定息，七年后还有困难的，可以拖一个尾巴。这是帮助工商业者改造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工商业者的重视和帮助。如果忘记或者抛弃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大前提，一切问题就很难讨论下去。 + +　　资本家爱国不等于爱社会主义 + +　　工商业者由这个阶级变到另个阶级，把这种质变用通俗的话来形容，就是“脱胎换骨”。这四个字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有些工商业者认为“这太可怕”，认为“我们交出了企业，还要对我们抽筋剥皮”。这可能是一种误解，实质上也就是认为不再需要进一步改造。使我不解的是，章乃器同志把“脱抬换骨”说成信仰主义、神秘主义，认为工商业者已经过了五关，现在还说要脱胎换骨，会增加工商业者无穷忧虑。这不只是对这四个字的误解，实质上也反映了一些工商业者的感情。并不是所有工商业者都同意章乃器同志的说法的，乐松生同志就认为工商业者的自我改造是一种“脱胎换骨”。 + +　　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爱国的阶级，这是不会有争论的。但是，如果说，除了个别的资本家背叛自己的阶级，能够走向社会主义外，一般的资本家爱国不等于爱社会主义，甚至不可能爱社会主义。这样说法是客观的真理还是教条主义呢？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受到了压迫而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吗？在解放初期，资产阶级难道没有强烈的发展资本主义愿望，因而使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成为我国过渡时期的国内主要矛盾？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我国资本家能够敲锣打鼓接受全行业公私合营，把企业交给国家，这肯定的是一件光荣的事，对国家作出了贡献，但是，如果不是解放以来，国家通过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把私人资本主义逐步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没有这种长时期的量变过程，那会有１９５６年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样的质变呢？工商业者能够不太勉强地接受社会主义，难道不是由于国家长时期的说服教育工作和逐步改变私营企业的生产关系的缘故，而是资本家自觉地热爱社会主义因而走向社会主义吗？说资本家爱国不等于爱社会主义，这是教条主义还是客观的现实，过去的事实是不能抹杀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物质关系改变，思想关系也在改变中，资本家一般由不太勉强地接受社会主义而慢慢地对社会主义发生感情是可能的，但在目前除了个别的人外，说一般的人都已爱社会主义，那似乎为时过早了一些。今后，工商业者随着物质和思想两方面进一步改造完成，是可以爱社会主义的，但是这个时候工商业者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就是已经脱胎换骨了。 + +　　此外，他还对向工人阶级学习，工商业者的职权问题等发表了意见。 + +　　 ---- 原载1957年6月1日《人民日报》 + +## 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 (第十四次座谈) + +## 《人民日报》 + +## 1957.06.01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昨天举行第十四次座谈。会上发言的有民建会上海市委员会常委姚惠泉、新疆工商联主委买买堤尼牙孜哈热、河南省工商联主委鲁定华、全国工商联常委（吉林省工商联常委）成盛三、浙江省工商联副秘书长童泉如、天津市工商联副秘书长田玉璞、武汉市工商联秘书长苏先勤、北京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吴秉钧（田玉璞、苏先勤、吴秉钧三人是联合发言）、云南省工商联副秘书长聂叙伦、上海石油机械制造公司副经理章志鸿。 + +## 姚惠泉批评工厂内迁工作的缺点 + +　　姚惠泉不同意延长定息二十年，不同意撤出公方代表，同时，对工作中若干缺点提出批评。 + +　　他认为工厂内迁的缺点也不少。有的在动员的时候，说得天花乱坠，结果大部落空，弄得私方人员和职工不安心工作。有的事前没有和职工很好协商，临时强迫命令，结果迁厂后供产销和职工生活都发生了问题。他说：在国家的许多成就面前，大家对共产党是信任的，但是若干工作中的缺点如不及时纠正，就会影响党的威信，甚至使某些人怀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 +## 买买堤尼牙孜哈热说：有的汉族领导干部歧视少数民族职工 + +　　买买堤尼牙孜哈热说：新疆自治区与全国各地一样，在１９５６年上半年取得了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我们自治区的大部分工商业者对于党的和平改造的方针是欢迎的，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 + +　　第一、公私共事关系，在我们自治区基本上是好的。但是某些公方代表只知道理论，不懂业务，看不起私方人员，不信任他们，以致某些私方人员怀疑将来是否会把自己排挤出去。在部分企业中，公方代表对工人和私方人员不同等看待，只照顾工人，压制私方人员的意见。安排私方人员的工作，也有一些不恰当的地方。例如长期在柜台售货的被分到理发店去了。家庭人口多的，工资不能维持生活的，也没有得到照顾。 + +　　第二、由于新疆是个民族地区，企业中的民族非常复杂，需要特别注意。但企业中有的汉族领导干部有大汉族主义思想，歧视少数民族职工。阿不力孜木沙巴也夫说：公方的经理和私方的经理在名义上一样，而实际上，公方经理独揽大权，包办一切；民族经理的指示，科长和一般干部不一定接受。公方代表对于提高汉族工人的技术很注意，对于少数民族工人的培养就不重视。汉族职工家属可以安排工作，而有相当学识的少数民族家属却不给安排。牧场王场长（汉族）甚至叫牧工给他小孩倒屎倒尿，他的会计（汉族）打骂过牧工。他希望统战部派人深入下层，全面了解情况，正确解决存在的矛盾。 + +## 鲁定华说：公私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 +　　鲁定华说，私方应认清公私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他说，合营后，资本家仍有消极的一面，有的人有一种自卑感，认为阶级不好，理论不高，工作缩手缩脚，我自己也受到过歧视，例如门警对工人出门不加检查，而经理出门却要检查，使我思想上背了包袱。有的人资产阶级思想相当严重，如洛阳有一个工商业者原来有六万多元股金，他听说两千元以下股金的户倘有生老病死，可按企业职工福利待遇处理，于是他化了若干名字，把他的股金改成了两千元以下。这就是两面性的表现。 + +　　他认为有职有权是搞好公私关系的重要环节。他说，合营后，工作安排照顾是无微不至，但多数是有名无实，如“齐天大圣”一样。 + +　　另外，他还谈到迁厂中的一些问题。他说，有些人到上海广州动员内迁时把愿许得很大，说什么建厂、原料、工资、福利、住宿、路费、人事安排、子弟上学等都不成问题，结果都不能实现。私方情绪不安，现在情况相当严重，建议政府处理。 + +　　他还表示不同意撤出公方代表和工商联的党员秘书长，也不同意定息二十年。他还对县级干部不重视民主党派提出了批评。 + +## 成盛三说：改善公私关系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 + +　　成盛三说，吉林省的公私共事关系基本是好的，但也有一些问题。多数公方对私方遇事迁就，政治上帮助少，少数有宗派主义情绪、独断独行。私方人员有严重的阶级自卑感，以为自己是被改造的阶级，处处小心，在工作中一不敢领导职工，二不敢负责，三不敢批评公方。他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对职工加强统战政策和赎买政策的教育，对私方加强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的教育以外，还需要在企业中建立一定的制度，做到集体领导、明确分工、取长补短、互相帮助。 + +　　他认为公方代表在合营企业里有着重要的作用，不能撤去。 + +## 童泉如建议通过整风，培养党员、干部宽宏大量的政治风度 + +　　童泉如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经济上看，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阶级，因为对企业的使用权已完全交给了国家，所有权也成了象征性的，根本不能自行处理，合营企业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因此，他主张在合营企业内只提公私合作共事关系，不要去强调阶级关系（当然还有阶级关系）。这样可以消除私方人员的顾虑，进一步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他建议有条件的合营企业可逐步改为国营或地方国营；在这些已改名的企业中，可以试行撤出公方代表。 + +　　最后，他建议党通过这次整风运动，注意培养党员和广大干部宽宏大量的政治风度。他说：不可设想，一个胸怀狭窄的人能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不同意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有人提出的成立一个委员会以防止打击报复的建议，他认为那是消极的办法。 + +## 田玉璞等说：提两面性，损伤工商界的自尊心 + +　　田玉璞、苏先勤、吴秉钧三人联合发言认为千家驹、冯和法的发言没有解决群众所要知道的问题。 + +　　工商界听到毛主席以亲身体会说明需要继续改造时，很受感动，可是，他们对某些理论家关于两面性的说法还是有意见。首先，两面性这个名词看来很坏，好象两面性的人就是“好坏人”，好象消极的一面就是“五毒”行为；其次，某些工商业者不服气的是为什么工商业者犯个错误，就说是两面性，而知识界、工人犯了错误就不说两面性呢？第三，工商联、民建会的宣教工作，总是先摆理论，很少结合具体人具体事实事求是地分析。民建会的人讲话的时候总是以改造人自居，不是站在群众之中，而是站在群众之上。因此，群众说：你们自己还没通，就拿“通”的姿态讲话，群众怎么能接受呢。 + +　　解放七、八年了，工商业者随着经济地位的改变，要求周围的人对他们给以恰如其分的估计。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说过二重性，没说两面性，二重性和两面性是否一样，如果用二重性也可以说明问题，可否把两面性这个名词改为二重性，以示阶段不同。免得一些人一听到提两面性，就想到“五毒”。 + +　　他们希望宣传教育不要损伤工商界的自尊心。他们说很多报纸、刊物和会议，有些人习惯用老一套的方法分析资产阶级两面性如何如何，而对知识分子的“胸襟狭窄”，农民的“自私自利”，就不作为两面性。这就有意无意损伤了工商界的自尊心。 + +　　他们不同意延长定息二十年的办法。 + +## 聂叙伦建议不要互相指责“扣帽子” + +　　聂叙伦谈三个问题。第一、关于“扣帽子”的问题。他说，这次帮助党整风，必须本着毛主席所指导的，要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揭露问题，反映情况，提出意见中，不可能要求大家的看法都完全一致，虽然是“和风细雨”，但究竟还是“有风有雨”，所以，带来一些批评也是很自然的。近来在座谈会上，有的同志互相指责对方扣自己的帽子，认为这对鸣放有害，会使发言人增加顾虑。我以为这种指责是不必要的，如果帽子的尺码不合，一定戴不上，不是大就是小，勉强戴上了，别人看着也不象，根本没有什么关系！要是合尺码的话，戴上也是舒服的，比光着头伤风感冒要好得多。我建议今后座谈时，发言的人应尽可能避免对别人“扣帽子”，即使有些措词上的缺点，听的人也不应该把对自己的批评看成是“扣帽子”。这样，对鸣放和帮助党整风才有好处。 + +　　第二、关于两面性的问题。他不同意有人把积极性和消极性截然划分开。他说，任何一个人不可能只有积极的一面，或者是只有消极的一面，只能是各人程度不同，有多有少而已。常常是对甲事积极了，对乙事消极；今天积极了，明天消极；在同一事物中的某一部分积极，另一部分消极。这是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经常出现的情况。因此在工商界中的先进、中间和落后的分子，不是绝对的先进和落后，只是程度上的区别而已，即如鸦片是毒品，但也有它好的一面，在医疗上是不可缺少的东西，所以对任何事物都不要看得绝对化。 + +　　第三、关于工商业者的估价问题。冯和法同志在昨天的发言中提到：“一般的资本家爱国，不等于爱社会主义，甚至不可能爱社会主义”。我认为资本家不仅可能爱社会主义，事实上已经涌现了不少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工商业者，而且越来越多。我们对工商业者消极的一面不应该忽视，但对积极的一面也应该有正确的估计。 + +## 章志鸿认为千家驹发言总的精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有一些东西与自己的感情格格不入 + +　　章志鸿同意冯和法关于阶级关系的意见：思想矛盾是主要的，经济矛盾是次要的。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民建会有一个姓倪的同志（工商业者），解放前，工人称他“赤佬”（上海骂人的话）；解放后，称他老板；合营后，称他倪经理；现在叫他老倪了。这反映阶级关系的变化。 + +　　他认为千家驹发言总的精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还有一些东西与自己的感情格格不入。他认为千家驹对于工商业者的有些看法还停留在“老板”阶段。他说：座谈会上反映的很多矛盾，不能说都是阶级关系，有的是党群关系，有的是由于官僚主义。他说：“合营前小国之君，合营后大国之臣，合并后亡国之民”这些话，实际上是小户的自我讽刺，不能说大部分工商业者都如此。大部分资本家并到大企业后是爱护企业的。引证个别的例子不能解决问题。他认为中央的一些理论专家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还停留在前两年的阶段，看不到姓倪的那种变化。一味强调阶级关系，这就会把三大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掩护起来。 + +　　 ---- 原载1957年6月2日《人民日报》 + +## 汤蒂因和胡子婴在工商界座谈会上　谈迁往内地工厂商店的问题 (第十五次座谈) + +## 《人民日报》 + +## 1957.06.04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昨天举行第十五次座谈。会上，中国民建会上海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汤蒂因和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胡子婴分别汇报了她们最近到西北地区视察沿海工厂、商店内迁工作的问题和她们的意见。 + +　　汤蒂因说：她们这次到西北共视察了洛阳、西安、兰州三个地区，这三个地区内迁的工厂、商店都不少，内迁人员也很多。他们内迁后，对于壮大内地技术力量、解决技术上的关键问题，以及试制新产品、增加新品种，以及对当地人民和内迁人员解决生活方面的困难，都起了很大作用。如西安市有个油漆厂的颜料车间，因某项技术问题不能解决而停工，从上海调去了一个技术人员后，不但恢复了颜料车间的生产，还创制了不少新品种，降低了成本。再如洛阳市１９５５年上半年只有两万多种商品，沿海地区商店迁去以后，现在已经增加到五万多种。当地党、政对于内迁人员工作上的安排，生活上的照顾一般也是重视的。在工作上，做到职位不降低，有的还得到了提拔；有的私方人员还当选为市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等。在经营上当地也给予极大的照顾，把最好的地段让出来给内迁厂店，或者为内迁厂店单独造大楼，如洛阳的上海市场、广州市场，西安服务大楼等都是新建的。在生活方面，把大米尽量让给南方人吃，办南方灶，洗澡用水也尽量照顾南方人的卫生习惯。但是，内迁人员总的情绪是想家，不安心，要求回上海，个别的还有为此闹事的。 + +　　存在的问题不少：一、工资问题是最多最尖锐的问题，中央规定的工资地区类别同地区物价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二、在洛阳、西安、兰州三个地区的安家费各不一致，有的地区已经取消，有的地区没有取消，工人们对此也有意见。三、回家省亲问题也需要解决。四、家属就业问题：在动员内迁时合同中写明家属可以就业；今年受国务院人事冻结的限制，家属安排就发生了困难，有的安排下来做试验工，满期了也不能转正。五、对在乡家属的劳保待遇，没有按照劳保条例四十八条规定办理。六、家属宿舍远远不够，在分配上也有些不合理。七、医生、护士的数量少、质量差，事故多。有人反映“生命没有保障”。八、关于企业的性质也有问题，如悦宾楼有四十七个职工，早就合营了，现在却以小商小贩看待，要自负盈亏。九、有些行业不能保持原有经营特点，如一个绒线店现在寄卖西服。十、在人事安排上，西安的私方人员安排为主任副主任，大都是临时性的没有正式任命。十一、不重视劳动保护，洛阳翻砂厂露天作业影响健康。十二、年老体弱慢性病的人在当地没有休养条件，要求调回上海，也没有解决。十三、内迁人员中缺乏生根落户的思想，他们希望制订合同，定期支援，期满以后，自由抉择。十四、企业亏本情况相当普遍，他们去得早、开支大，加上迁移费、装修费、停工损失，都要企业负担，因此，职工与私方的经营情绪都低落，其他生活不习惯，本地与外来的关系问题也很多。 + +　　接着，胡子婴发言，她分析内迁人员为什么会有不安情绪。她认为客观原因有九：一，生活不习惯，沿海生活条件和内地生活条件不同，例如南方人喜欢洗澡，而当地人就看不惯。其他如交通、清洁卫生以及饮食等也都没有沿海城市方便。二，自然条件不同，风沙多、气候冷、干燥，气压也较高。三，语言不同，当地人听广东、上海等地人说话很困难，也容易产生隔阂。四，宣传工作有严重的片面性。五，洛阳、西安、兰州原来基础太差，建设发展的太快，许多福利设施都没有跟上去。六，基建计划推迟，或者有些基建计划紧缩，和原来既定的迁厂迁店计划不衔接。这样迁去的商店和服务性行业就多出来了。七，中央直属厂和地方厂任务有矛盾，有些任务，中央直属厂担负了，地方厂吃不饱。八，中央直属厂和地方厂的工资待遇有差别。九，中央的工资地区分类不尽切合当地实际情况。这些都是造成内迁人员不安心的客观原因。 + +　　除了客观原因以外，她认为也有很多主观原因。她说：首先是迁厂迁店的盲目性，没有很好地研究当地的情况，在提出迁厂迁店要求时，好象皇帝选妃子一般，点着那一家就是那一家。例如迁到洛阳去的都是上海南京路上第一流的名牌店，这样并不是太合适的。迁到兰州去的丽华墨水厂实际上除了水是当地的以外，什么原料仍都从上海运过去，结果成本反比从上海运去的墨水价钱高。第二，动员时乱许愿，有严重的片面性，说什么住洋房、牛奶当开水喝等，而实际情况不是那样。第三，干部不能和工人同甘共苦，吃饭住房子样样都分等级，以致造成很深的鸿沟。第四，作风生硬，民主风度不够，凡是给领导提意见就认为是落后。甚至提合理化建议，也看成是捣蛋。兰州丽华墨水厂一位会计因为提合理化建议竟调到别的单位去。从上海迁到兰州去的王荣康西服店的私方人员王嘉明的兄弟因为提意见，被调到百货商店当办事员。兰州财贸部田广仁部长对信大祥的职工报告时说：“你（指私方人员）要民主、我要专政。你要自由、我要纪律”。甚至在大会上骂王荣康的牌子不值二角钱。这位田广仁部长去买皮包竟打掉一个私方人员的牙齿，结果告到派出所给了六块钱的药费糊糊涂涂了事。第五，是非不明，政策界限不清，例如洛阳有的机关人员买布不给布票，问题闹到专业公司，专业公司经理根本不支持，反把责任推到私方人员身上。第六，法纪不严，兰州大中华菜馆勤杂工打私方人员，信大祥职工打私方人员，向专业公司、民建、工商联反映，但一直得不到解决。第七，市场管理不严，随便哄抬物价，甚至一条街，同样的东西价钱却有几种。第八，社会治安工作搞的不好，在兰州、西安、洛阳都常常发生偷、抢、诈骗等现象。第九，思想教育差。在上述三个地区都存在着闹不团结的现象。有些转业军人以功臣自居，转业几年仍不学习业务，认为过去有功，现在应该享福了。她建议有关部门加强对他们的教育。第十，很多单位党、政、工会三位一体，什么事都由一个人作主，不能发挥组织作用，当地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工商联、妇联、民建等都没起到应有的作用。 + +　　她向中央提了有关工资等问题的几点建议。 + +　　最后，她希望大家能实事求是的提意见。她说，最近几天她感觉凡是讲理论都变成了教条，凡是批评都变成了帽子。最好不要夸张，这样对自己没好处。 + +　　上海永新雨衣染织厂副经理潘仰尧作了书面发言。他认为李康年关于定息二十年的建议，是个极大胆、极虚心、极有价值的建议，他同意这个建议。但在具体实施方面有些不同意见，他说，赎买到“底”的“底”字应该是指党和政府帮助我们改造到底的“底”；赎买时间应该从１９４９年算起；私方接受了赎买存单，并不是就摘下帽子，而应该继续加强学习，认真改造自己。 + +　　 ---- 原载1957年6月5日《人民日报》 + +## 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 (第十六次座谈) + +## 《人民日报》 + +## 1957.06.05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于昨日继续举行。会上发言的有民建中央委员、人民大学教授吴大琨、上海公私合营萃众织造厂经理李康年、民建天津市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工商联秘书长王光英。还有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刘靖基、广东省工商联主任委员、中国民建会广东省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邓文钊作了书面发言。 + +## 吴大琨说：有些人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下反对马列主义 + +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大琨说： + +　　我以一个在大学里从事理论教育同时也在中国民主建国会担任一部分宣教工作者的身份来谈谈有关教条主义的问题。我们反对教条主义，但是并不是说一切的理论都是教条，所有的理论家都是教条主义者。我们只是反对那些脱离实际的理论与理论家。解放几年来，在我们国家的理论教学工作中确实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的倾向（在工商界的学习中也存在着教条主义的倾向）。 + +　　理论教育工作中教条主义严重 + +　　这种教条主义倾向表现在一系列的教学环节上，即教学的内容、教学的方式，以及审查教学成绩的方法上。这就大大地削弱了马列主义的教育作用，减低了学习的效果。现在我把这三个环节都简单地来说一下。 + +　　一、在教学内容上：主要表现在教学课程不结合实际，甚至不符合实际。例如现在教的政治经济学，用的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其中所说的都是外国情况，例子也是外国的，而对中国经济情况和中国社会的经济特点就根本没有谈到，因此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这种从外国搬来的教科书，实际上是不适用的。再如，我们现在谈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如只根据“资本论”中所说的情况来解释，就不符合实际，因为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到垄断阶段。列宁是赶上了垄断时代，但从列宁死后到现在，资本主义又已有了很大变化，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情况就有许多变化，今天我们讲课如不结合现代情况来谈，而只是以“资本论”上的例子来解释，就是不符合实际，是教条主义的。讲哲学、联共党史也有同样的教条主义情况存在。所以我建议中宣部要对中国的理论教学内容加以革新。 + +　　二、在教学方式上：目前学校内讲课多数都是采取死背讲稿的方式，限制和妨碍了教师的发挥。我认为理论教育的目的是应该如何帮助大家以马列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去看问题，而不是要大家去背书。现在无论在大学内或是工商界的业余学校内，教学方式都是背书。讲过来讲过去老是那几句话，听的人也感到乏味。同时许多讲稿都是经过教研室研究通过的，有的课，本人也感到内容不好，但仍不肯发挥；有些教研室片面强调组织性、纪律性，认为教员能将讲稿背得一字不差就是组织性强、纪律性强。我则认为应给教课的人有发挥的余地才好。大家对这种背书式叫“低头照本宣科”，要是有人多举例发挥就叫“抬头信口开河”。低头也错，抬头也错，许多人宁可做“照本宣科”的人，不愿作“信口开河”的人。因为课程经教研室研究过，至少不会犯原则性的错误。可是信口开河就会闯大祸。 + +　　还有人对教学的严肃性理解不正确，认为一定要板起面孔说教或正襟危坐听讲才算是严肃性，否则就是没有严肃性。我认为严肃性是指原则性强、理论性强。我看，毛主席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在讲话时，也是谈笑风生的，但不能说不严肃。 + +　　三、考核教学成绩、平时辅导等方法方面，由于在教学内容上是背书，在考试、辅导时也是背书。在小组讨论时虽然也强调要学生独立思考，结果也只是“笔记搬家”。现在考试是采用抽签口试办法，要考一百多个学生，教师们感到疲于奔命，有的还要先做好标准答案，回答时第一点与第二点顺序先后也不能错。 + +　　采取这样的考核教学方法，显然是不可能不有教条主义的。对这些理论教育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我希望中宣部能彻底地检查一下。在这次大“放”大“鸣”中，中宣部还没有邀请有关人士来检查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其次，党过去对民主党派宣教工作的帮助也很不够。例如党中央召开宣教会议时，就没有和各民主党派联系，邀请民主党派的宣教工作者去参加（至少中国民主建国会没有被邀请去参加）。这也是一个缺点。 + +　　在宣教工作中，确实存在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应该反对，但是现在也有些人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下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如章乃器同志最近所发表的一些言论与文章就是这样。我分析了一下，认为章乃器同志文章中有六个问题都是涉及原则性的问题： + +　　章乃器曲解了斯大林的话 + +　　一、“在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这篇文章——章乃器同志讲党员所以有“特权思想”，是以斯大林说了：“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一句话为思想基础的。这是一个曲解。因为斯大林说这句话的目的，根本就不是要党员有“特殊”思想。我们对死的人也要公平。乃器同志所看到的在联共党史中引用的只是斯大林演说的一部分，是不完全的，据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二十五页，“追悼列宁”这篇演说中，斯大林是以非常沉痛的心情说道：“同志们！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伟大无产阶级战略家底军队，列宁同志底军队，就是由我们这些人组成的。在这个军队里做一员战士，是再光荣不过的了。以列宁同志为创始人和领导者的这个党底党员称号，是再高尚不过的了（下面的话，就是党史上所没有的）。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这个党底党员的。并不是任何人都经得住身为本党党员所必经的种种患难与风波的。工人阶级的子弟，在贫困与斗争中养成的子弟，受过千辛万苦和作过英勇努力的人，就是首先应当成为本党党员的人。正因为如此，所以列宁主义者底党，共产主义者底党，同时也就称呼为工人阶级底党。”“列宁同志与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说：要珍重党员这个伟大称号，并保持这个伟大称号底纯洁性。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你的这一个遗嘱，我们一定会光荣地实现！……”试问在这样一个伟大的誓言中有没有叫党员脱离群众的意思呢？是没有的。说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只是表明党员要经得起考验，经得起风波，坚决奋斗，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员和普通工人是有区别的，反对这一点实质上就是反对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 +　　二、他反对在企业中分“公方”与“私方”、党与非党的提法。他反对４月２２日“人民日报”上的社论“工商业者要继续改造，积极工作”。认为社论里所说必须服从公方领导的提法是片面的，他实际上就是反对党的领导。我们虽然主张私方应当“有职、有权”，但这与服从“公方领导”是不冲突的。他认为目前阻碍私方发挥积极性的只是“三害”，我认为也是片面的。 + +　　章乃器总是把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混淆起来 + +　　三、他反对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有区别。章乃器同志总是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混淆起来。他虽然承认两个阶级有本质的区别，承认资产阶级是剥削阶级。但他把工人阶级却看成只是不剥削的阶级，反剥削的阶级，根本不提工人阶级是“被剥削的阶级”，这样就使剥削阶级的剥削对象不知那里去了。他虽然说阶级间有本质区别，但又认为工人阶级分子与资产阶级分子间没有本质区别。这就是说工人和资本家都一样。去年民建二中全会时章乃器同志一开头提出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引起大家的反对，经过讨论，他后来虽然也承认资产阶级有两面性了，但又认为工人阶级也有两面性。当然，在宣传工作上应对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作具体的分析和说明，不应把一切坏事情都说成是“两面性”。而且我们今天说资产阶级有两面性也是说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并不是坏的意思。所以并非承认了有两面性就要低人一等。我们也没有说“两面性”就是“五毒”。胡子昂同志是工商业者，但他在访问苏联时却能与赫鲁晓夫并坐，受到很大的光荣。这就说明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有了两面性，所以才有条件能与赫鲁晓夫同志坐在一起。这个“两面性”是光荣的。至于工人阶级虽然也有缺点，但不是“两面性”的问题，因为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的制度内是被剥削的阶级；他们是不会留恋资本主义的。一定要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一样具有两面性是错误的，在理论上是决说不通的。 + +　　说“定息不是剥削”是不通的 + +　　四、“定息不是剥削”的问题。章乃器同志认为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不是“剥削”。这也是不通的。因为有了不劳而获的人，就一定有“劳而不获”的人，这是相对的。至少有人是要多劳少获的。这两种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剥削又是什么？章乃器同志说剥削一定要有痛苦，好象必须象奴隶制社会拿皮鞭打才算剥削。可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方法是很巧妙的、隐蔽的。譬如美国的资本家就收买很多的工人贵族，美国工人也的确有人有汽车，难道我们可以说美国没有剥削吗？当然目前也有定息只有十几元钱的人，与定息多的有区别。但不能因此就把定息的剥削实质掩盖起来。有的人说“抚恤金、养老金也是不劳而获”，我看是不同的。抚恤金、养老金是从工人过去工作的基础上得来的，不是来自剥削。没有听说过有一个人死了，因为他过去剥削有功，所以才对他抚恤一番。 + +　　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才有条件反官僚主义 + +　　五、章乃器同志还将资本主义与官僚主义对立起来看，认为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可怕。这就无形中承认了好象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没有“官僚主义”的。其实，官僚主义的来源是过去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所以才有条件反官僚主义，工人阶级本质上并没有官僚主义。章乃器同志只看到资本主义好的一面，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坏的一面。资本主义是官僚主义的老巢，如英国、美国政府都有官僚主义，他们就不可能象我们这样地彻底反对官僚主义。今天由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所以我们才把反对官僚主义提到了首要地位。这也就是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所遗留下来的恶习。所以我们还不能把官僚主义与资本主义来相提并论。 + +　　六、章乃器同志反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是“脱胎换骨”的改造。章乃器同志一系列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告诉工商界要放松自我改造，因为他反对“脱胎换骨”的改造，也就是反对本质的改造，只要形式上的改变。这对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的改造来说，就会让他们停留于形式上，不会认识到改造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章乃器同志说在“过五关”之后还要有“脱胎换骨”“抽筋剥皮”的最后一关，这是一种对工商界朋友们的故意恫吓。事实上没有人说还有什么“抽筋剥皮”的一关。 + +　　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阶级面貌来改造党，要求党倒退 + +　　以上六条都涉及原则问题，是用反教条主义的旗帜来反马列主义原则。反教条主义这个口号是对的，但不能反错内容。我们帮助党整风，要看看站在什么立场上，怎样帮助党整风。我认为我们应该按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标准来帮助党整风，决不能按照我们自己阶级出身的面貌来改造党，要求党倒退。 + +## 王光英说：我们是能辨善恶的,没有注意工商界原有的宝贵经验 + +　　王光英首先对工作中接触到的问题提出意见，他感到全行业合营后，各专业系统对企业改造抓得多，对人的改造抓得不够。统战部和八办对公私关系、生活照顾考虑多，而对生产考虑不够，对工商界原有的宝贵的经验也没有注意吸收。 + +　　他认为，发挥私方的作用是个很大问题。天津国药业八百从业人员中，有很多人具有极其丰富经验，他们能辨别药的好坏，了解市场情况，掌握货源，泡制技术也熟练，在增产节约中他们可以提出很多主意，但是，有些企业对私方提出的意见，有时不加可否，有时又很轻率的否定。俗话说：“不用人，不知人”，不知道这个人，也就用不好这个人。他建议合营企业应该建立必要的制度，人员要有明确分工，要把人员安排在最妥善的地方。 + +　　不赞成在名词上兜圈子，企图否定阶级本质的改造 + +　　接着他对这次座谈会上讨论的几个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民族资产阶级正在向劳动者分化中，不能说“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除了定息以外，就没有区别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公私合营以后，思想是起了变化的，但立场、观点、方法的改变还是长期的、艰巨的。我们能够随时不忘掉要有阶级本质的变化，就是说“脱胎换骨”也没有什么坏处。我不赞成逃避现实，也不赞成在名词上兜圈子，企图否定阶级本质的改造。解放后，党和政府采取恰当处理内部矛盾的办法和工商界的努力，民族资产阶级积极一面大大提高，消极一面不断缩小，这反映了阶级特性在变化。但有人就因此强调民族资产阶级可以自发地长入社会主义，有人强调内因，看不到外因，这是不切合实际的。我们在解放前反对三大敌人，同时也有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解放后经过党的长期教育，要求走社会主义积极性才逐渐增长起来，不能否认工人阶级对我们的教育才促成我们的变化，我们应该“饮水思源”，把好事都说到自己头上来是不公平的。 + +　　不能打着反教条主义的招牌，挂羊头卖狗肉 + +　　定息明明是剥削收入：有人硬说是不劳而获。这句话不管说得怎样好听，里边是夹了东西，就是卖官盐里头夹私盐。不能打着反教条主义的招牌，挂羊头卖狗肉。我们工商界不愿意自欺欺人。有个青年工商业者说拿到定息或高薪手心都出汗，内心有很多斗争。何必逃避这些对自己有好处的斗争呢？有人说定息不是剥削，这个提法，代表不了我们工商界。 + +　　他说对工商界估计要实事求是，高估了，对我们接受改造不利。容易助长工商界自满情绪，容易翘起尾巴来要和公方平起平坐，这不但不能改变职工对我们的观感，还可能印象更坏，对工作，对生产都不利。估计低了，会丧失改造信心。 + +　　对笑里藏刀的话，要加以分析，不要上当 + +　　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我也不同意这种说法，资本主义就是官僚主义的大本营，没法和社会主义比，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效率高毋宁说是剥削艺术高。全行业合营的时候，有个口号是“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怎么到现在还有歌颂资本主义的呢？我们要辨明是非，农民说土改好得很，地主说糟得很；刘自然的死，美国拍手称快，人民咬牙切齿。我们看得很清楚，有鲜明的是非界线。假扮一种超组织的姿态实际上站在资本主义立场原封不动地兜揽市场，我们是能辨善恶的，我们要求进步，要求尽早的变成工人阶级，这是全国人民欢迎的，但是，要冷静地思考问题，对于笑里藏刀的话要加以分析，不要上当。现在天津有一种说法，“马克思主义是在德国资本主义发展情况下想出来的。在中国‘对不上号’，不如用孙中山先生的大贫小贫的办法来说比较合适。”这分明是两条路线的争论。在反教条主义的同时，一定要反掉修正主义、机会主义。 + +## 刘靖基说：公方代表制度应继续存在 + +　　刘靖基对公私共事关系和公方代表制问题发表书面意见，他认为合营企业中当前主要矛盾是公方代表对私方人员不够责任、对他们存有阶级成见，存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情绪，因此，在工作中就有“真主意、假商量”（事已决定，形式上商量一下），“真主意、不商量”（人事调动一般是不商量的），“真主意，硬商量”（事已照做，不同意也不行）等情况。他建议在整风中对这些现象加以检查，并且对于公私关系的经验，加以总结。 + +　　他根本不同意撤销公方代表。他说，公方代表在合营企业中领导企业改造和私方人员改造，有很大的作用和成绩，在社会主义改造没有最后完成以前，公方代表制度应当继续存在，否则，就会引起各方面的不良影响。他主张在具备一定条件的企业内，如：私方人员经过了培养和锻炼，有党委组织的领导，同时又成立了民主管理委员会，因为公方代表需要调到别一个岗位上去，而国家一时又派不出公方代表，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由具备条件的私方人员担当起国家分配给他们的任务，直接对国家负责，这样，将更有利于摆脱依赖思想，发挥主动负责的精神，为祖国建设服务。 + +## 邓文钊说：在职衔之上不应冠以“私方”“公方” + +　　邓文钊书面发言，认为在当前合营企业里，共事关系是主要的，阶级关系是次要的，应该强调共事关系，正经理就是正经理，副经理就是副经理；正厂长就是正厂长，副厂长就是副厂长，不应当冠上“公方”“私方”名义，筑起墙来。他认为只有搞好共事关系，给资本家以安心工作和贡献才能的环境，才能共同搞好企业，才能使资产阶级分子在安心生产实践中改造自己，缩短与工人阶级的距离，逐步消灭阶级矛盾。 + +　　 ---- 原载1957年6月6日《人民日报》 + +## 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第十七次座谈） + +## 《人民日报》 + +## 1957.06.06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昨天举行第十七次座谈。会上发言的有中国民建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胡子昂、中国民建会中央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陈经畬、山东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山东省副省长）苗海南、上海申新一厂工程师金德霖、上海恒丰棉纺织厂副厂长聂光琦（金德霖和聂光琦二人联合发言）、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陕西省工商联主任委员）韩望尘、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江苏省工商联主任委员）钱孙卿。 + +## 陈经畬说：购买政策不是买卖关系;要搞好公私关系，就要以诚相见 + +　　陈经畬首先谈公私关系问题。他说在会内会外反映公私关系不正常的人很多，但是若认为现在是非常严重，或者是认为比合营初期更有问题，那是不现实的。目前的基本情况是公私关系在进一步转好的过程中，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从武汉市来说，老合营比新合营好，大企业比小企业好，以前劳资关系正常的又比不正常的好。在全省来说，市里比县里好，县里又比集镇里好。公私关系的好坏，与统战政策贯彻的深浅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也与私方人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密切地联系着。我认为搞得好的归结到一个字即“诚”字，相处以诚，一切为了社会主义。搞得不好的是两个字“歧视”。彼此歧视，只看见彼此的缺点，彼此的优点、应该值得学习的地方，则一笔抹杀。这样，就是兄弟也要互阋于墙，何况是两个在历史上对立的阶级。 + +　　在湖北省座谈会上有人说：公私关系是婆媳关系，不是母女关系。我认为，已过了门几年的媳妇，还是不给予应有信任，使他们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责备他们说：你为什么要消极，没有主人翁思想。这是有些工商业者思想上不易想得通的。 + +　　全行业合营了，工商业者都想诚诚恳恳，高高兴兴地把工作做得更好。因为私方人员把企业交出来以后，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在公方领导下把企业搞好，才是唯一的出路。这种工商业者的主要心情，希望公方代表和社会一般人士能够理解。工商界中，消极躺倒或违法乱纪的分子是有的。但毕竟是少数，以这些个别事例代替一般加以渲染，只有引起思想混乱，没有说服力的。 + +　　他说，有许多中小户的生活存在困难。政府过去确有很多照顾，但有许多办法在下面没有很好贯彻。另外，有些问题在中央过去所制定的办法中没有包括进去。他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希望中央考虑解决。 + +　　希望加强市、县的统战工作 + +　　他说，湖北省所属市、县有的负责统战工作的同志深居简出，不深入下层。有的事情，民建和市县的工商联及工商界向当地统战部反映很多，得到解决和答复的太少；得到了答复或是提出了处理办法的，到了下面也很难执行。现在还有应当安排尚未安排的人，和安排得不适当的人，还没有得到解决。湖北省有七十一个县，有统战部的约有三十几个县，希望把统战面扩大些，多设些县统战部。 + +　　如果以买卖关系来看购买政策，那就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收归国有，分期付款的办法 + +　　他说，所谓购买问题，首先要明确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原来即是剥削工人的劳动成果，资本家把生产资料交与工人，只是物归原主，根本就说不到代价问题。 + +　　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转为工人阶级所有，也就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买卖行为，乃是一个革命。在我国，工人从资本家手里取回生产资料，不是用剥夺，而是用和平改造的方法。工人阶级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曾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因此说他们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购买。如果以等价或不等价的买卖关系来看购买政策，那就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收归国有，分期付款的办法。 + +　　至于定息二十年的问题，就我们湖北省和武汉方面的情况来说，绝大多数人都不同意。而且中小户对陪着大户领定息七年，不能把帽子早日摘掉意见很多。因此我个人在这里提个建议，凡是自觉自愿放弃定息的，不拘大、中、小户或数目多寡，是否可以请政府考虑予以接受，但是不登报不搞高潮。 + +　　至于李康年同志建议中，为免除领息人的种种困难，将领息方法简化一些手续，我是同意的，请政府考虑。但是，简化手续不是变更定息的性质。 + +　　公方代表制度是好的 + +　　他谈到公私合营企业中公方代表问题的时候说，公私合营企业国家派公方代表的制度，这是好的，就生产来说是有利的，而且是应该的。至于有的公方代表不信任私方，或是能力薄弱，作风不好，甚至造成企业的损失，国家可以随时撤换（武汉已有先例）。因此我认为公方代表作风不好和对私方不信任，只是公方代表的个人问题，不能因个人问题而对国家的制度加以变更，这是不恰当的。 + +　　只有向工人阶级学习才能改造得好 + +　　最后他说，现在有若干人提出来要不要向工人阶级学习。这些同志是把部分工人中的不健康作风或者个别落后工人的行为，认为是整个工人阶级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也是不公平的。向工人阶级学习，是学习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劳动热情、组织性、纪律性、大公无私的精神。并不是要我们去向部分工人的不健康作风，个别落后工人的不良行为学习。部分工人或个别工人的不良行为不能说成是整个工人阶级的问题。今天我们中国人民能够在世界上站立起来，我们的国家空前的强盛，建设事业突飞猛进，难道不是工人阶级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得来的吗？我们不向工人阶级学习，又向谁学习呢？我已经七十八岁了，经历了满清皇朝，袁世凯北洋政府，蒋介石的统治，深切体会到今天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学习是完完全全正确的。而且在思想上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思想要更加坚定的树立起来。这样，我们工商业者才能够改造的更好，早日将自己也改造成为工人阶级中的一个。 + +## 苗海南说：活到老，改造到老 + +　　苗海南在发言中谈到了工商联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问题。他认为，在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工商联、民建组织在党的领导下，贯彻了党的和平改造政策，使工商业者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这是代表了工商业者最大的合法利益。工商联组织今后还要代表工商业者的另一个最大的合法利益，就是把合营企业转变成社会主义企业，把工商业者改造成工人阶级。但是，他也认为，在改造高潮以后，工商联对于工商业者的某些具体利益是代表不够的，今后必须加以改变。 + +　　接着，他谈到工商联如何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问题。他认为代表合法利益最困难的是是非问题。哪些合法，哪些非法，弄不清。资产阶级有自卑感，工人阶级有自尊感，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阶级的感情掩盖了是非问题。 + +　　他说：说资本家不留恋过去，是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个人就有过留恋过去的思想，例如，我认为共产党好，企业合营的时候，也是我自己愿意的，但是一碰到一些小刺激，就会想到过去的事情。有一个时候我很苦恼，一想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自己究竟算什么，就觉得前途没有路了。我曾经攒了三十片安眠药，准备将来没有路的时候吃上就完了。为此，我患了好几年的糖尿病，中西医都没有治好，是毛主席掌握自己命运那一句话给治好了。解放以来，我有三大兴奋，第一兴奋是毛主席在１９５５年的讲话，第二个兴奋是合营高潮；第三个兴奋是今天党的整风，让我们有什么就说什么。 + +　　最后，他对座谈会反映的几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个别公方代表不好的可以个别撤换，不能否定这个制度。为了搞好公私关系，他建议在企业中创造条件成立管理委员会，公私双方在管委会领导下按职务办事，在工作中不强调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也不强调公私关系。 + +　　他不同意李康年定息二十年的说法。他肯定说定息还是剥削。果真定息二十年，势必造成大中小工商户的不团结，同时，放松了对自己的思想改造，家庭子女也不会和睦。 + +　　关于两面性问题，他说，现在很少人不承认两面性，如果有人不承认消极一面，实质上就是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他认为资产阶级的消极性究竟占到百分之几，在宣传工作上要特别注意。他说，有人听到“脱胎换骨”，就联想到“抽筋剥皮”，也有人比喻为“超凡入圣”，我认为这几种说法都对。请问：“脱”资本主义之“胎”，“换”社会主义之“骨”有什么不好呢？“抽”资本主义之“筋”、“剥”资本主义之“皮”有什么不好呢？“超”资本主义之“凡”，入社会主义之“圣”又有什么不好呢？有人问我思想改造到什么时候完结，我用了唐诗上两句回答：“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认为活到老、改造到老。 + +## 聂光琦说：工商联和同业公会为大资本家所独占 + +　　聂光琦说：上海市工商联以同业公会为会员单位，同业公会以企业为单位，而资本家是以企业代表身份参加同业公会，因此两个机构为大资本家所独占。即使有少数资方代理人，但有的人为了要靠拢资本家，往往不能真正代表资方代理人的意见。如上海市工商联副秘书长韩志明在大会上说：“资方代理金酬劳问题，中央要我们私私之间协商是行不通的，要求政府不要开空头支票。这种说法，我们要不能同意的，既未与大家商量，怎能知道行不通呢？事实证明，在棉纺织业的鸣与放的动员大会上，荣丰棉纺厂（也就是韩志明有关的企业）的大股东荣章初就大声疾呼地说：“我从来就未曾听见过政府要我们私私之间协商的话，现在既然知道了，我就向大会保证，我愿意付给代理人酬劳金，因为我认为酬劳金是合理的，而且必要的”。工商联负责同志在传达会议精神的时候对这个问题只字未题。是不是想一手掩尽天下人的耳目。 + +　　由资方付给代理人以酬金是完全合理的 + +　　他认为付给代理人酬劳金是一个传统的制度。棉纺业资方过去将企业的经营管理完全委托给代理人，解放初期当劳资双方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的时候，和“五反”运动的时候，都是资方代理人替他们挡头阵的，现在资方代理人却因为他们的企业既已合营，代理人就不起作用了，因而置之不理，这样抹煞代理人的功绩是不公平的。他认为由资方付给代理人以酬劳金是完全合理的，而且和定息结合起来，绝不愿意让这笔钱由国家负担。 + +　　企业经营管理缺点很多 + +　　（他认为企业经营管理方面某些制度和管理方法成了形式主义。上海棉纺织公司有三位经理，六位副经理，他们不下厂，有事用电话联系。变成了“电话经理”。办公室主任也不下厂，技术人员就是下厂也不到车间，他们只要“经验”要数目字。棉纺公司也是专靠开专业会议来领导生产。指标象气球一样提得越高越好。纺管局盲目将织布用纱改细，结果不耐用，大家很有意见。开展增产节约，好多数字都是重复、虚报的，对具体工作的领导也是踢皮球，公文旅行，人事机构臃肿。这样下去，会使企业受损失。） + +　　（韩望尘说：既要延长定息，又要提早摘资产阶级帽子，的确难以自解） + +　　韩望尘首先对“赎买二十年”和合营企业要不要公方代表两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赎买政策”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也符合全国人民（包括愿意接受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长远利益。赎买政策的具体表现为定息，它是国家使资产阶级分子由剥削者过渡到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桥梁。因此，绝不能把它当作资本家与国家“进行交易”的“条件”。工商业者如果对待这个问题抱着“讨价还价”的态度，是不恰当的。 + +　　至于定息七年只能赎买３５％，只有定为二十年，才算“赎买到底”的说法，我也不同意。应该怎样理解“赎买到底”呢？我认为企业公私合营后，资本家把生产资料交给国家，而国家把资方人员全部包下来，安排工作，甚至保留高薪；二千元以下的小业主，还按照劳保条例享受福利待遇和病假工资等，都应当当作“赎买政策”的扩大或延伸。定息和安排照顾的形式与内容虽不一样，但作用与目的都是为剥削者转变为劳动者创造条件。直到私方人员作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条件已经具备了，我以为就是“赎买到底”了。 + +　　倘若说，把定息延长到二十年、把“定息”改成“赎买存单”就算把资产阶级的改造基本完成了。我看这是“揠苗助长”，结果会“欲速不达”。既要延长领取定息的时间，又要提早摘掉资产阶级帽子，的确是难以自解的。而且这样做，不仅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广大工商业者的前进愿望；不是积极破资本主义，而是立资本主义；不是鼓励前进，而是拉后腿；不是争取缩短与工人阶级的距离，而是加深与工人阶级的距离。这对我们工商业者的自我改造，是没有好处的。我们陕西的工商业者，不论大、中、小户，都不同意这种说法。 + +　　不能因为公方代表有缺点，就否认公方代表制度 + +　　他说：把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撤出去，发挥私方人员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十分必要，私方的潜力还挖掘得不够。但是不是说只有不要公方代表，私方人员才能发挥积极性呢？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 +　　诚然，在合营企业里，有的公方代表，只注意生产任务，营业指标（当然这是对的），对私方人员的改造不够重视；有的公方代表不熟悉业务，对生产经营是外行；有的民主作风不够，对私方的意见不重视，建议不采纳，甚至有时把人民内部的矛盾错误地当成敌我矛盾去处理，造成很不好的后果。这些缺点，都是不容讳言的，但是，公私共事关系很好的，或者由不好变好的也为数不少。公方对私方的关心帮助，特别是在政治思想上的帮助，使私方大受感动的，也不是个别的。可见，说一切都好，则不近实际。同样，说一切都不好，也不是事实。 + +　　有人说，公方代表光有政治资本，没有技术经验，搞不好生产。我看不能机械的对待问题。比方说，不懂技术，可以学，学就会成内行。再说“政治资本”在企业里并不是没有用处，相反地它是大有用处的，因为私方人员的思想改造缺少了政治教育是不可想象的。公方代表本身有缺点，这是人的问题，不能因此否定这个制度。 + +　　有人说，把生产管理权交给私方人员执行一年，试试看行不行！我认为“比一比”，“试试看”的提法，可能会被有些私方人员误解为可以不要政治领导，而搞资本主义竞争的那一套。 + +　　根据以上情况，他不同意撤出公方代表。但是，他认为政府应该注意合营企业公方代表的质量——政治修养、社会经验和工作能力，因为公方代表肩负着企业改造与人的改造的双重任务，必须慎重选择。合营企业里的党组织的书记，最好不要兼任厂长或经理。否则会失去或削弱党的监督作用，而且会使私方人员感到“党政大权，一人独揽”，群众有意见没地方去讲。另外，管人事工作的人，特别是人事工作的负责人，一定要政治性强和懂得人情，有社会经验的人。 + +　　中小户生产经营上有问题，需要解决 + +　　接着他又谈到目前一般中小工商业户生产经营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他说：有些专业公司、供销合作社对归口的工商业户，在货源分配上照顾不够，常常把畅销货留给自己的零售门市部销售；对一些冷背残次货，则又硬性搭配给合营企业、手工业合作社和小商贩，造成他们在经营上的困难，影响了他们的收入。一般中小户对这个分配方式很有意见。还有，他们想到外地采购国营企业和合作社缺乏的货物时，不但得不到支持，有时还遭到多方留难或打击。他说：一般中小户，资金较少，他们的经营一方面要采取“勤进快销”的办法，一方面还要依靠向银行贷款周转。但是银行贷款手续繁琐，甚至对归口公司核定的贷款金额任意核减，特别对某些较困难的业户，怕收回困难，不敢贷给。这对他们经营也有一定的影响。此外，全行业合营后，对合营商店上交利润的提取，从每季提取一次，改为每月提取一次，也给流动资金较少的企业造成了经营周转上的困难。 + +　　钱孙卿说：江苏省的“鸣放”情况基本上是先天不足，群众还有顾虑。据工商界反映：有不少的人对许家屯同志报告中所提到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说法，有一些意见，认为这种强调消极性的说法，挫伤了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他认为两面性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必须先把情况弄清楚，否则，光谈理论是不解决问题的。 + +　　他说，现在大的资本家都得到了工作安排和照顾，今后的问题是深入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中等户的要求是：合理安排、才职相称。小户的要求是生活问题。他认为思想改造工作一定要建立在生活安定的基础上。目前，各级工商联最急要的工作是要跟专业公司和供销合作社挂上钩。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小工商业者的有关业务方面的一些问题也就很难解决。 + +## 胡子昂说：不向工人阶级学习，就会迷失改造的方向 + +　　统战部的工作落后于客观形势 + +　　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统战部和国务院四、五、八办跟民建会、工商联应该很好地配合，帮助和支持工商联、民建会大胆做好代表工商界合法利益的工作，及时地揭发矛盾，以求进一步合理地解决矛盾。但是，统战部的这项工作是落在客观形势的后面了。自从党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党强调民主党派的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是必要的，但同时也要加强对民主党派的领导，给他们更多的帮助。我总觉得随着工商业改造工作的深入，统战部与民建会、工商联的关系不是愈走愈近，而是逐渐疏远。是不是统战部怕别人批评包办代替而把工作量压缩了，这样是会给工作带来损失的。 + +　　应该正确对待工商业者的才能 + +　　搞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量的人才，特别是技术人员。在党和政府来讲，确实是“求贤若渴”，一再肯定工商业者是国家的财富。并在全业合营后，将他们分别安排在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以发挥他们的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但是这中间还存在许多问题。这里我仅就工商界中的技术人员问题，提出一些意见。据我所知，单单上海一个地方，工商界里就有七、八千个高等技术人员。但是，在某些公方代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层层压迫下，他们有力无处使，“英雄无用武之地”。 + +　　根据最近民主建国会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所反映的资料，工商界的技术人员所以不能发挥财富作用的原因，主要的是： + +　　一、有职无权。有的公方代表认为，安排私方人员担任厂长、经理已经是天高地厚之恩，何必得陇望蜀，有职又要有权呢？ + +　　二、用非所学。有些合营厂里的党支部代替了行政，人事部门更是大权在握，他要调你向东，你当然不能向西。 + +　　三、缺乏信任。一般反映，技术人员无论你有天大本领，只要头上顶了一个“私”字，那就永远抬不起来，在厂内固然看不到书刊，进不了试验室，看不到文件，连设计图都见不了面；有时拿了人民委员会的介绍信去参观别的工厂，对方因为来的是私方人员，竟要求补送人事资料，使他裹足不前，啼笑皆非。 + +　　四、支持不够。私方人员的合理化建议，得不到公方和职工的支持，制新产品，不给原材料，稍微多用点钱，就说破坏财务制度；有时甚至给合理化建议扣上一个“偷工减料”的帽子，更使人噤若寒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 +　　五、鼓励不够。对于私方人员的创造发明，应该论功行赏，否则，不能鼓励积极性的发挥。广州有一位私方技术人员发明万能缝纫机，只得到一件卫生衫，因此，私方反映：“大小事迹，都是一只鸡蛋”。 + +　　六、压制民主。部分公方代表对私方人员盛气凌人，私方稍有意见，就被扣上“抗拒领导，抗拒改造”的帽子。于是私方有意见也不敢说，或者是说的不是想的。难怪有些私方人员觉得在企业里是“孤掌难鸣”了。 + +　　为了调动工商界的财富发挥积极因素，我认为，这些问题必须得到适当的解决。 + +　　说没有两面性，对改造没有好处 + +　　两面性的存在，不决定于任何人主观的好恶，而决定于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决定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全业合营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正处在消灭的过程中，或者说已经基本上消灭了。但是，这不等于说，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消灭了，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两面性已经没有了。如果这样说，是不符合事实的，对工商界的改造没有好处。 + +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既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那末随着历史条件的演进，它也是在不断地变化着，关于这点，刘少奇委员长在“八大”政治报告中说得很清楚。大家可以看到，全业合营后，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的一面一天一天的扩大，逐渐具备了社会主义成分，而消极的一面则在一天一天的缩小，它的内容主要是指思想意识和作风上的问题，这同过去时期所说的消极一面的内容，有很大的不同。这样来看两面性，我觉得同今天工商界的实际情况是符合的，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说两面性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说不必再提消极的一面了。 + +　　既然把变成工人阶级分子当做努力目标，那么，不向工人阶级学习，又向谁学习呢？ + +　　本来资本家就是资本家，资本家就只有一面性，这就是剥削工人、唯利是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消极的一面性。但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国的资本家，除了它的本质与外国的资本家有共通性外，还有它的积极的、独特的一面——这就是毛主席所指出的积极的一面。因此，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有积极的一面，还是中国的特产，在我看来，不是耻辱而是光荣。当然，我们还必须努力学习，继续改造，最后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就是说，要以工人阶级为标准来衡量自己改造自己。近来，有人看见个别工人同志有缺点，就漠视了整个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认为工人阶级不值得学习。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们既然以作为一个工人阶级分子为自己努力的目标，不向工人阶级学习，又向谁学习呢？同时，我们所说向工人阶级学习，是指学习工人阶级最本质的东西，如工人阶级的大公无私、组织性、纪律性、集体主义、热爱劳动等等。工人阶级中个别分子有缺点，这是很能理解的，但我们绝不能以个别工人来看整个工人阶级。因此，向工人阶级学习，不应有所疑惑，否则，就会迷失我们改造的方向。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要变成一个工人阶级分子，这中间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改造过程，才能够起到质的变化，所以，我们把这个改造说成是脱胎换骨，就是这个道理。 + +　　只要改造再改造，向社会主义前进，“帽子”很快就会掉下来 + +　　有人反映，某些公方人员简直把两面性当作歧视工商界的口头禅，动辄就在私方人员的头上扣一顶两面性的帽子，这是不对的。 + +　　近来工商界人士有股怨气，一听到“资产阶级”“两面性”和“改造”这些字眼，就感头痛，思想上有抵触。我觉得，今天一般工商业者并不否认两面性的存在，问题是要讲清道理，要分析事物，要明辨是非，一是一，二是二，一点也不能含糊。可是生硬的批评与机械的搬用，是不能说服人的。记得在１９５４年政协的一次小组会上，有位同志首先提倡有技术的资本家归队，我坚决反对。我的看法是这顶帽子不妨多戴几天，戴到瓜熟蒂落再摘下来。照我乐观的看法，只要我们为了自己为了工商界也为了全中国的人民，改造再改造，向社会主义前进，这顶帽子说不定很快就会掉下来，也就是毛主席所指示的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 + +　　阶级关系是客观存在；公方对私方要采取欢迎的态度 + +　　阶级既然还没有消灭，阶级关系就自然是客观的存在，并不是那一个人承认不承认的问题。人们为什么要反复纠缠在这个问题上呢？这话 + +　　（要分两头讲。很多人反映：部分公方代表过于强调阶级关系，把私方的一言一动，甚至一个合理化建议都描写成为资产阶级的产物，属于资产阶级类型，使他们感到抬不起头来，也跳不出这个圈子；另一方面，私方人员也把阶级关系当作牢笼枷锁，好象这一辈子也挣脱不了这付手镣脚铐，不晓得那一天阶级才能消灭，才能得到真正的独立自主。） + +　　我们要有明确的看法，千万不要悲观，我们应该庆幸自己已经在党和毛主席的和平改造政策之下得到挽救，正在向社会主义的前途过渡。我们当中的若干人正在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成绩。尽管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还不平衡，还有困难，但这些都是前进中的困难，我们的工作生活是一天天向好的方向发展的。但是，我们不讳言，私方是有一些苦闷的，这些苦闷可以说一部分是公方代表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在私方人员头上的（如对私方人员的轻视、鄙视，或是有职无权），这需要对公方和职工进行教育，要逐步做到公私双方同呼吸，共命运，一块儿工作，一块儿生活。这是一件巨大的统战工作，需要党善于帮助教育，改变过去那种不健康不正常的现象，让广大的工商界都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活跃起来，更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 +　　我衷诚地向公方同志们建议：（向私方讲的话这里从略）我们必须从思想情感上转个一百八十度的弯，要把过去所不欢迎的改变为欢迎的。当然这不是欢迎资产阶级，而是欢迎正在消灭资产阶级和已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也就是赫鲁晓夫同志所称呼我们的“中国式的资本家”。我们要在认识他们是资产阶级分子的同时，重视他们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看到他们正在向社会主义前进、发展。帮助他们消灭资产阶级，同时也希望他们对资产阶级不要有所留恋，这样公私合作共事关系是可以搞得好的。 + +　　最近有人提到公私合营企业考虑撤回公方代表的问题，我的看法：公私合营企业不是普通的合股企业，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直接领导下的，由国家派干部同资本家合营的企业，公方居于领导地位，私方必须接受公方的领导，这是确定不移的。个别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如果领导无能，阻碍了生产、业务的发展，私方完全有理由反映意见要求撤退。但是我们因为有的合营企业公方领导不好，就主张全部撤除公方代表，那是不正确的。 + +　　另外再谈几个问题 + +　　（一）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工商界骨干分子参加社会活动和企业工作的矛盾，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工商联、民建会两面都来叫，几面开会，忙得不能分身。这个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都很普遍。希望这次在统战部召开的小组会上很好讨论，合理安排。 + +　　工商联党员秘书长不能撤；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团员不应特殊 + +　　（二）各地工商联大都是接收旧时的商会和工业会改组而成的，情况比较复杂。几年以来，由于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到工商联参加秘书长一级的工作，对于推动工商联的工作，是起到很大的作用。当然有些地方是有缺点。现在，要不要撤退这部分党员干部，我看应该从工作出发，我是不同意一律撤退的。如果必须撤退，也要作好安排，还要加强联系，以免脱节。关于这点我有一个建议，无论任何党派团体对于党团员参加工作，应同一般工作人员一样看待，不要让他特殊。这就是说，放在组织之中，不是放在组织之上，地位只管有高低，职权要按照规定制度办事。这就可以避免很多误会，因此在党派也好、团体也好，可以大批进去帮助搞好工作，也可以随时撤调工作。只要通过组织，协商办事，根本谈不上派与撤的问题。 + +　　（三）关于工商联和民建会的干部培养、教育、福利等问题，从中央到地方两会注意不够，统战部也注意得不够。有的地方统战部已经向民主党派的干部上党课，并允许他们参加党的组织活动，对于干部起了积极的鼓励作用，我看中央统战部可以在这方面通盘筹划一下。 + +　　不同意李康年的建议 + +　　（四）关于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以及通过这项工作贯彻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问题，这个问题跟民建会和工商联的关系太大了，在这一方面，我们过去作了一些工作，但是做得不够。现在第一步应该赶快放手，帮助各地民建会和工商联推动它们的成员大“鸣”大“放”。 + +　　举例来说，最近有人主张把定息延期到二十年，这显然是与国家定息七年的决定有矛盾的。我们认为定息是赎买政策的具体措施，目的在调动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定息不是买卖，二十年的说法，并不是代表了工商界的合法利益。五日原建议人李康年同志在座谈会上有所说明，我看全国工商界放弃剥削的声音，越来越见高涨，这个建议，是不会得到支持的。我是不同意的。 + +　　中央对下面的检查督促做得不够 + +　　中央的工商界座谈会，由李部长同很多负责同志亲自主持，会开得很好。希望中央统战部把这个精神和办法层层传达下去，各级统战部都应该这样做，这样才能使工商界的朋友有大“放”大“鸣”的勇气。要一个工商业者当着公方代表的面大鸣大放，而不“怕”是不简单的，是需要做一番深入仔细的工作，加以推动和鼓励的。谈到这里，我殷切希望中央要加强检查督促工作，有许多事情，中央有关部门作了通盘研究，及时采取了适当措施，这是很好的，但是传达下去后的执行情况，往往缺乏认真检查，好象政令出了都门，就百事大吉了。就以私方人员病假期间工资支付办法来说，国务院在今年４月１７日就发下通知，到现在，很多地方还没有实行。这只是一例。有人曾说，来中央谈得头头是道，回地方就泄了气。这说明过去中央对下面的检查、督促工作做得不够。这个情况应该改变，要责成各地将执行情况随时上报，各级组织也要随时检查。 + +　　 ---- 原载1957年6月7日《人民日报》 + +## 孙晓村、千家驹、孙起孟在全国工商界座谈会上批评种种抵抗改造的论调（第十八次座谈） + +## 《人民日报》 + +## 1957.06.07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昨日举行第十八次座谈。孙晓村、千家驹、孙起孟三人作了长篇的发言，驳斥了种种抵抗改造的错误论调。孙晓村在发言中，分析公私共事关系问题，并对工商界中的骨干分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工商界中的左、中、右三派是客观的存在，这与宗派活动毫无相同之处。千家驹驳斥了某些人否定资产阶级两面性、混淆阶级本质的企图。他指出：在争鸣的时候，不等于说我们可以用资本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更不是说有人提出了反对社会主义的论调，也不让我们加以反驳。孙起孟认为党和政府对于工商业者的改造，在方针政策上是正确的，成绩也是巨大的。目前，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仍然存在。那些把资产阶级两面性说成同工人阶级一样的意见，实质上是否认他们的两面性。 + +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上海市公私合营萃众织厂副经理林炳炜，他根据解放前后的惯例和解放后政府的先行有关法令，提出资方代理人应该参加目前定息的分配，希望解决资方代理人的酬劳金和摘掉帽子的问题，并在民建会、工商联等组织中有一定的代表席位。 + +　　湖南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兼副秘书长彭六安认为酬劳金问题是资方与资方代理人之间的问题，应该由双方根据具体情况协商解决，不应由政府负担。 + +　　全国工商联常委刘国钧，以亲身经历说明政府赎买政策的英明伟大，他深深体会到思想改造的艰难，他说资产阶级光改头换面不行，必须“洗心涤肺、脱胎换骨”，他又说：我在改造中碰到痛苦的时候，就反躬自问：刘国钧呀，你为什么不洗心涤肺、脱胎换骨？另外，他在会上还谈了国内外贸易问题。 + +　　昨天会上发言的还有民建会常委周士观，他首先建议“工商界月刊”最近准备发表的章乃器一篇文章，不要加上民建副主任的头衔。接着他认为工商界上层人士要注意脱离群众和骄傲自满的倾向。 + +　　昨天的会议上毕鸣岐还作了书面发言。 + +## 孙晓村说：坚决反对任何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 + +　　我是民建的一个成员，民建成员中有８０％的工商业者，有２０％的非工商业者，我是属于２０％中间的。近来，工商业者的同志们每听到我们这些非工商业者同志发言或报告时，总批评我们以改造者自居。对于这种批评我们衷心地欢迎，把它看作改进我们工作的一种鞭策。但是，我也要说明，我们并没有以改造者自居，因为我有这样的认识，就是工商业者同志们几年来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进步得很快，这种实践是我们这些非工商业者没有经历过的，我们应该向这许多进步的工商业者同志们学习；我们也在这样做。至于对于工商业改造的一些看法，我们既是同志就不能不讲，这是另一回事。 + +　　我对于合营企业中公私合作共事关系以及工商界中骨干分子作用的看法。 + +　　公私关系不正常，主要原因是公私双方的思想落后于客观形势。 + +　　我想就我最近所接触到的情况，谈一谈当前合营企业中的公私合作共事关系问题。 + +　　我认为当前合营企业中公私合作共事关系上存在的问题是不少的，这些问题严重地影响着私方人员的积极性的发挥，从企业的生产经营讲来，是十分不利的。 + +　　原因在那里？说起来很多，但我认为最主要的是：自从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以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起着深刻的变化，而为数不少的公私双方人员的思想、认识显然落后于这种客观形势，他们用旧眼光来对待新事物，结果是那些合营企业的公私合作共事关系出现了不正常的情况。 + +　　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起了什么变化呢？那就是：这个阶级正在消灭的过程中，它的分子正在由剥削者向劳动者转变的过程中。这是最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在高潮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把高潮以后的各种变化具体地分析一下： + +　　当前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状态：正在消灭同时又还存在。 + +　　那些变化说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正在消灭的过程中呢？第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交出了企业，交出了三权，离开了生产资料，作为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对立的物质基础正在开始消灭。第二，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已不再存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讲，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已经很小。第三，这个阶级正在剧烈地分化，不少人愿意放弃定息，希望自己早日成为一个劳动者。 + +　　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说阶级还存在呢？我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象过去那样的一个阶级不再存在了，但是他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还表现在他们所持有的股票上，并且以定息的形式获得一部分社会生产物，这样一部分人既不可能是工人，也不可能是农民，也不同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只能是作为正在消灭过程中的资产阶级而存在，所以，阶级还是存在。这句话不仅指思想意识，还包括这种正在消灭中的物质基础。正在消灭而同时又还存在，这就是当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状态。 + +　　两面性是阶级特性，不是臭不可当的帽子。从没有人说过消极面就是不革命和反革命，就是搞五毒。这种话是不承认两面性的人为了争取群众故意栽在对方身上的。 + +　　那些变化说明工商业者正在由剥削者向劳动者转变的过程中呢？第一，他们被安排在合营企业、合作社企业以至国营企业中担任职务，他们成为这些企业中的公职人员，同时又是私方人员，他们与公方代表和职工群众有了一种新的关系——合作共事关系，同时又是阶级关系。第二，在这些企业里，他们为社会主义做了工作，而且大多数人想贡献才能，把工作做好，例如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竞赛等；他们也看清楚自己今后唯一的光明前途就是把企业工作做好。上海食品业周凌同志说得好：“工商界要做好事的还是绝对多数”。第三，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积极学习政治理论，有些人迫切要求学习业务，目的是想改造自己的思想，提高自己的觉悟水平，并且学会本领。第四，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定息是他们的主要收入，但多数人的生活费用的来源主要是依靠工资收入。第五，由于阶级还存在，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特性的两面性也还存在。说到两面性，有几种误解必须讲清楚：一、两面性是阶级特性，不是臭不可当的一顶帽子，不应当拿“两面派”、“两面三刀”这些话来理解两面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光荣地走上和平改造的道路，就是因为有两面性。所以，提两面性不应当发生伤害自尊心的问题。二、说两面性还存在，也就是说两面性正在消灭同时又还存在。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高潮以后，两面性的内容有了很大变化：首先，积极的一面愈来愈扩大，愈来愈成为主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愈来愈缩小；其次，消极的一面主要是思想、意识，但既有思想意识，自然会通过作风行为表现出来，这些思想意识的特点就是强烈地反映出阶级矛盾的性质。三、说高潮以后两面性还存在，从民建去年二中全会起到现 + +　　（在止，就我所知，从来没有人说其中消极的一面在政治上是不革命与反革命，在经济上是搞五毒。这种话是不承认还有两面性的人在论战中为了争取群众故意说对方是这样说的。） + +　　有些公方人员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深刻变化认识不足，过分强调阶级关系，不认识企业之中主要的关系是合作共事关系。 + +　　由此可见，这种变化是极为深刻的。如果对于这种变化没有足够的认识，工作不可能不犯错误。我认为不少合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和职工对于这种变化是认识不足的，他们以高潮以前、总路线以前甚至五反以前的资本家来看高潮以后的工商业者。就我个人来讲，我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一个成员，并且是中央常委会的一个工作人员，我对于这种变化也是认识不足的，因而在工作上也犯了不少的缺点和错误。 + +　　这种认识落后于形势，集中地表现在对合营企业中的双重关系的看法上。有些公方人员在双重关系上过份强调阶级关系，不认识合营企业中主要的关系是合作共事关系，不认识国家把公私双方人员放在一个企业里，目的不是为了开展阶级斗争，而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一切力量来搞好企业，所以合作共事关系是主要的，只有搞好合作共事关系，充分尊重私方人员的职权，私方人员才会积极工作，贡献才能，发挥财富的作用。关于阶级关系，是客观的存在，不是任何人所能否定得了的。但今天的合营企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任何人在企业中工作不能不服从于企业的任务。因此，应该认识，指出这种阶级关系，对公方人员说来，是提醒他们有贯彻执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私方人员的政策的责任；对私方人员说来，是提醒他们应当靠拢公方，虚心向工人群众学习，警惕自己还存在的消极的一面，努力进一步自我改造，使自己的思想、作风与所处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环境日趋一致。双重关系在合营企业中是不会长期存在的，在一定时期之后，阶级关系必然会消灭，那时候，双重关系就变成一种社会主义的合作共事关系。即使在今天，如果处理的好，阶级关系虽未消灭，但也会显著地下降。当然，这是需要公私双方共同努力的。 + +　　只有让私方人员有职有权，才能通过实践，帮助他们进一步自我改造。 + +　　有些公方人员对这种变化，认识不足，在对待私方人员时，以为让他们有职有权，就无异让资产阶级多得了一些东西，工人阶级失掉了一些东西，于是对他们冷淡，把他们放在一边，其结果，私方人员感到受歧视，感到有职无权，感到虽有才能而无处贡献，虽有积极性而无从发挥。这些公方人员自以为这样做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党性很强，立场很稳，其实是违反了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做了对党、对国家不利的事，因为只有让私方人员有职有权，才能通过工作实践，帮助他们进一步自我改造；而私方人员如能充分发挥积极性，一定能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我建议合营企业中的公方人员，应当好好地总结一下一年多来公私合作共事关系的经验和教训。就我们所知道的，凡是搞得好的企业，既有利于建设，又有利于改造；而搞得不好的，则给党带来了政治上的损失：一是企业的生产经营受影响；二是私方人员的积极性受挫折；三是使私方人员怀疑党的政策是一回事，执行起来又是一回事。这种政治上的损失是很大的。 + +　　不错，公私关系的不正常，除了有些是由于企业中的制度存在着问题外，从公方人员讲来，有时还由于公方人员经验不足（这一点相当普遍），以及有些人作风不良，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对工商业者的巨大变化这一事实认识不足。我认为党和政府、工会应当大力帮助公方人员和职工群众提高这方面的认识，使他们理解如对工商业者的进步没有足够的认识，那就无异否认了党的教育的伟大成绩。南京有一位民建会员说：“只有阶级教育，没有阶级正在转变的教育”。这句话值得我们思考的。 + +　　也有许多公方代表在这方面工作得很好的，我在最近视察时就看到好几个例子，这里不谈。 + +　　有些私方人员一听到“改造”“剥削”“两面性”等字句就起反感，他们忘记了自己还在由剥削者转变为劳动者的路上，距离目的地还相当远。 + +　　以上说的是公方。对于高潮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变化以及它的分子的变化，私方人员的认识是不是也有不足呢？肯定的说，也是认识不足。这种认识不足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于企业不再象私营时期那样无微不至地关心，在企业里不敢当家作主，工作不够主动，有自卑感，有作客思想，政治责任感不强，对于有职无权不敢据理力争，对于党和政府的政策将信将疑，抱定“干门前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的宗旨。这种情况的出现虽与公方代表的态度、作风，以至企业中有些制度有关，与民建会的教育、帮助不够，代表合法利益不够有关，但从私方人员讲来，不能不说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也就是说，由于没有清楚地认识自己已经离开进行剥削的物质基础，国家已经把自己当做公职人员，要求发挥财富作用，自己只要积极工作，努力改造，就无愧于做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者。 + +　　另一方面：认为企业既然交出，自己的改造已经差不多了，没有什么两面性了，如说有，也只是先进与落后，那是工人阶级也有的，所以不需要向工人阶级学习了，不应该再提阶级关系了。最近有这样一种情绪，就是一听到“进一步自我改造”、“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剥削”、“两面性”等字句就起反感。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值得研究的，其中有由于自己的进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及宣教工作的缺点所引起的成分，但主要是骄傲自满的表现。有的工商界同志忘记了高潮的到来除了党的教育与工商业者的爱国思想和政治觉悟这两个因素外，还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当时所处的政治和经济的环境以及党和政府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所起的作用，没有这些，仅仅依靠教育的力量与爱国思想还是不可能有高潮的；忘记了资产阶级还存在，自己还在由剥削者转变为劳动者的路上，距离目的地还相当远，自我改造还有一段艰苦的过程。所以这显然也是严重的思想认识问题。 + +　　不承认两面性，不愿意进一步改造，把自己说得已经和工人阶级一样，正是对原来阶级的留恋，正是消极的表现。 + +　　公方人员之所以思想认识落后于形势，是和他们的宗派主义情绪和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分不开的。私方人员之所以对自己的阶级和分子的变化认识不足或认识不当，是受到阶级性的局限，这种自卑与自大实质上就是两面性中消极一面的表现。不承认还有两面性，不愿意进一步自我改造，怕听人批评资产阶级思想，把自己说得现在已经和工人阶级一样，正是对于自己原来的阶级的留恋，以及两面性还存在的反映。 + +　　工商界同志必须善于区别各种论点，有些论点虽合乎自己的感情，却是危险的毒草。 + +　　如果上面的分析还与事实相符的话，那末为了搞好公私合作共事关系，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除了公方人员必须迅速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改进工作作风和方法外，私方人员也必须认真地进行自我改造，克服目前正在滋长的放松自我改造的情况。工商界的同志要认识思想改造是长期的、艰苦的过程，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是一场反复的、痛苦的自我斗争，因此，必须善于区别那些论点是思想改造的花园中的香花，那些论点虽然很迎合自己的情感，却是危险的毒草。民建过去代表工商界合法利益的工作做得不够，教育工作也做得不够，今后应该代表的必须积极代表，不要只限于反映一番，而对于思想教育工作，则必须认真地检查过去的缺点，用与工商界同命运共呼吸的精神，帮助工商界在思想改造的道路上迅速前进。至于改进公私关系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大家谈得很多，我不想再谈了。 + +　　骨干分了如果不能团结中间以至落后层，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他们向中、向左转变，这样的骨干分子，就不成其为骨干分子。 + +　　中国民主建国会是以培养工商业者会员成为工商界中的骨干分子为自己的工作方针的，几年来的经验证明，这一工作方针是正确的。但当前的情况怎样呢？骨干分子相当苦闷，对自己的作用认识不足，群众对骨干分子有意见，有的人把骨干分子与宗派活动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因此，我想为工商界中的骨干分子讲几名话。 + +　　为什么非要培养骨干分子不可呢？骨干分子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呢？在一个社会里，一个阶级里，一个集团里，甚至在一个有共同信仰的政党里，对于客观真理的认识以及对待客观真理的态度不是每个成员都一样的。古人说：“闻道有先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既然不一样，就自然会分出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三类人。这是客观规律，工商界也不例外。这样讲，丝毫没有轻视中间落后层的意思，要知道，左、中、右不是固定不变的，今天的中明天可以变成左，今天的右，明天可以变成中，所以，骨干分子的责任就是要团结中间以至落后层，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他们向左、向中转变。骨干分子如果骄傲自满、脱离群众，不能起这样的作用，那正如李维汉部长所说的（大意如此）这样的骨干分子是无血无肉的，只是一堆枯骨而已，那也就不成其为骨干分子了。骨干分子也不可能什么都是先进的，所以他们还要善于向人学习，要认真地克服自己落后的一面，如果不谦虚，不努力，今天是骨干分子，明天可能变成中间以至落后分子。总之，骨干分子不是什么荣誉的称号，作为骨干分子，只有多作工作的义务，而没有自高自大的权利。 + +　　从工商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段历史来看，骨干分子起的作用是相当巨大的，远在“三反”“五反”以前，工商界中就有一些先进分子对于社会主义感到兴趣，相信党的方针、政策，这些同志在“五反”运动中以及后来在总路线宣布时，都起了破除顾虑、带头先行的良好作用。１９５５年冬，听了毛主席关于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伟大指示以后，先在全国工商联的会议上，后在各地的人代会上，也是许多骨干分子带头进行了自我检讨。那时，工商界中先进的人数愈来愈多，这种形势对于高潮的到来，不能说不是一种推动力量，由此可见，工商界中有左、中、右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由于党领导民建和工商联掌握了这个客观规律，培养骨干分子来带动中间，影响落后，不断地扩大左派与中间的队伍，终于顺利地推动全体工商界掀起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 + +　　在肯定骨干分子的作用的同时，也必须指出骨干分子的缺点。根据不少工商界同志的反映，就这一年多的情况来说，许多骨干分子有脱离群众的倾向，不关心群众的工作、学习与生活，不敢积极地代表群众的合法利益与合理要求，他们与群众的共同语言渐渐缺少了，这是很不好的事。更严重的是有的骨干分子把自己放在群众之上，以改造者自居，造成与群众对立的局面。在这些问题，我认为统战部、民建会是有一定责任的，这就是对骨干分子的关心、帮助不够，对他们的缺点和错误批评不够，对他们的社会活动与岗位工作的矛盾没有及时予以解决。 + +　　工商界中有左、中、右是客观存在，它与宗派活动毫无相同之处。有些人同党的看法比较一致，当然就同党员多一些接触。在这一点上，不能同意章乃器对统战部的批评。 + +　　左、中、右的客观存在，以及民建会培养骨干分子的工作与宗派活动是毫无相同之处的。工商界中，民建内部有没有人搞宗派活动，那应该严肃地检查。但工商界中既有左、中、右，那么民建在进行工作时，为了了解情况，作好工作，有时分别与这些人或那些人开会商量，是不是宗派活动呢？当然不是。就以民建内部来讲，在某一些问题上，也是有左、中、右的分别的，有时这几位同志研究某一个问题，或者为了帮助另外几位同志而进行一些商讨，这也是不可少的。那么，这种活动是不是也是宗派活动呢？当然不是。鉴别宗派活动要看是否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宗派活动是为了少数人的私利，是无原则地排斥他人。做法上是不择手段的。作为骨干分子，宗派主义情绪也是不应该有的，有了这种情绪，就会脱离群众，更何况宗派活动。我们反对宗派主义情绪，更反对宗派活动。任何组织内，不容许有宗派活动，宗派活动是破坏组织的。所以，看一个问题应该从实质、内容上来看，而不能只看形式、表面，否则几个同志平常接触多一点就被认为是宗派活动，那就是自己带着宗派眼光看人，不信任同志，对工作是很不利的。 + +　　工商界中间，民建成员中间既然有左、中、右，那末在某一个问题上，有一些人的看法与党的方针、政策比较一致，与参加在民建、工商联工作的党员的看法比较一致，那也是很可能发生的。既然意见比较一致，当然要多一点接触，而接触的内容无疑地就是想把他们认为对的主张、看法扩展开去，影响他人。这能说是宗派活动吗？这能说是统战部在参加宗派活动吗？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说到这儿，我要说明，在这一问题上，我是不同意章乃器同志在“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那篇文章中对统战部的批评的。我认为民主党派与统战部的关系既可以有组织对组织的来往，也可以有成员对成员的来往，何况组织来往也是不免要通过个人的。对于上一点我想没有人认为不应该的。问题在于民主党派中的成员和工作人员是不是也可以请求统战部的同志就工作问题以及对方针、政策的认识问题交换意见？我认为完全可以。民主党派的成员请求与统战部谈话，我想统战部没有理由不答允的。反过来说，统战部也完全可以约请民主党派内的一些同志交换工作上的意见。这样作，对于民主党派的工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过去做得太少，不是太多。统战部既然没有限制那一些人可以来交换意见，那一些人不能来；而对民主党派的成员来说，这种接触又只是对他个人的帮助，没有任何对他个人以至对组织的约束力。我想不出这种来往与宗派活动有什么相同之处？民主党派中可能有个别成员作风不良，假借统战部的名义来压人，有的人甚至搞宗派活动，那是应该反对的。但这是另一件事，如果因为个别现象，就把所有这种来往说成宗派活动，甚至说统战部在参加宗派活动，那就是把民主党派与统战部的关系限制在组织对组织的接触上，其他来往都变成有宗派活动的嫌疑，这不但与事实不符，而且阻塞了民主党派与统战部的正常来往。 + +　　总之，作为骨干分子，应该严格地要求自己，克服一切自高自大，以改造者自居，脱离群众的作风，应该无微不至地团结帮助中间，带动落后。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对于骨干分子的作用也应有足够的估计，对他们的困难有足够的同情，尤其不应该以自己的宗派主义情绪来看他们，这样做，对于团结大家共同前进是没有好处的，这种重大的是非问题是不容许混淆的。 + +　　对任何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不论表达的方式怎样，都应该坚决反对。最后，我还想说几句话。我们帮助党整风，有一个立场问题。这个立场就是“一切为了社会主义”。正是为了更好地团结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党所以要整风，要除三害，我们所以要揭露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党整风。因此，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巩固和加强党在全国人民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核心领导作用，不论多么尖锐的批评都应该受到欢迎，但对任何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不论表达的方式怎样，都应该坚决反对。最近这一大放大鸣期间，我们工商界和民建同志对党提出了不少的批评和意见，我个人认为这些批评和意见，绝大部分是从“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的。但是也有一部分批评和意见是错误的，对于工商业者的进一步自我改造不利的，其中有些意见甚至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对党、对工人阶级、对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这些根本问题上的极端错误的态度的。对这些言论，我们一定要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伟大公式，发挥争鸣的精神，讲清道理，明辨是非。同志们，这是一个严肃的任务。 + +## 千家驹说：不能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贩运资本主义的私货 + +　　自从我在上次工商界座谈会发言之后，许多工商界朋友对我的发言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这是好的。因为经过争论，可以把问题弄得更清楚，真理愈辩而愈明，我们不用害怕别人的批评，应该欢迎别人的反对意见，这可以帮助我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只许我说，不许你鸣，甚至认为有人提了不同意见，就是压制人，这种态度是不好的。我们现在帮助党整风，就等于给党治病，对于党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工作上的缺点，工商界可以开药方，非工商界也可以开药方，通过辩论，就可以找出真正的病源，从而对症下药，倘有不同意见，就给提不同意见的人戴一顶教条主义的帽子，这种办法我看是不妥当的。 + +　　公私关系，和工商业者是否有两面性，是两类性质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 +　　我想讲的是两个问题： + +　　第一、我认为必须区别两类性质不同的问题。今天在有些合营企业中，公私关系不够正常，某些私方代表有职无权，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要解决这一类的问题，需要制订一系列的制度，要在合营企业中进行赎买政策和统战政策的教育。至于工商业者是不是还有两面性，是否需要继续进行改造，这是属于另一类性质的问题。这两类问题是有关联的，但不能混为一谈。 + +　　在合营企业中改善公私关系的方法，我基本上同意盛丕老的意见，应把合营企业里的决策工作和执行工作在职权上划分开来，凡是重大问题，原则性问题的决策工作应由企业的党、政（包括私方行政人员）、工、团建立适当的会议制度，在党和公方代表统一领导下，集体作出决定。至于决策的贯彻执行以及日常事务工作，则由企业的行政部门按照行政的职别办事。这种办法，一方面保证了公方对企业的领导权，一方面可以消除目前公私共事关系中存在的权责不清的现象，使私方人员可以有职有权有责。 + +　　在合营企业中，不仅有公私关系，还存在着私方人员与职工群众的关系。我上次发言：“劳资双方过去有墙，……这道墙所以筑成，资方应负很大责任，今天资方想拆墙，而工人还没有拆，或没有完全拆，这也是很自然的，私方应有耐性。”这几句话引起了许多工商业者的反感，我想这是出于一种误会。难道说劳资之间没有历史的阶级仇恨吗？难道说这种阶级仇恨应归咎于劳方吗？要把这道墙彻底拆掉，资方应有最大的耐心，从工作上和生活上去改变职工群众的观感，这几句话怎么能被理解为要工商界“安心于不公平”呢？应该知道，不少职工群众对国家的赎买政策是有抵触情绪的，他们认为政府今天太照顾资本家了。陈云副总理去年１２月１５日在工商联大会上曾经说过：“职工和私方的关系是可以改善的，但是也要估计到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对立情绪，并不是很快可以转变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从各方面来进行工作，缩小这个距离。”又指出：“政府和工会应该对职工广泛进行赎买政策的教育……私方人员在改进公私关系中采取积极、正确的态度，所谓积极，就是不要但求无过，而是要不怕困难，不怕碰钉子，积极工作。”陈云副总理这几句话，在今天看来，还是正确的。 + +　　否认两面性不等于两面性就不存在。有的人既要拿定息，又要摘帽子，这不是两面性的表现又是什么？ + +　　要改进公私共事关系和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我认为应该从加强对职工群众和公方人员的赎买政策的教育、建立公私共事关系的一套制度、私方人员以积极正确的态度对待工作这三方面齐头并进，而不是否定两面性，否定定息是剥削，这样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否定两面性不等于两面性不存在，否定阶级关系不等于阶级关系已经消灭。 + +　　对于两面性，我们应该根据历史情况作具体分析。大家知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两面性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两面性的表现是不同的，在全行业合营以后与合营以前两面性的内容也是不相同的。谁也没有说过今天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还是指经济上的“五毒”或政治上的不革命或反革命，然而有人却一口这样咬定，并据此而否认两面性的存在。 + +　　同时，我们也一再指出：两面性中积极一面是主要的一面，而且正在不断地扩大和发展，消极一面是次要一面，它正在缩小以至逐步消灭，所谓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主要是指对社会主义的态度而言，而且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上，但是竟有人认为说有两面性就是强调消极一面，就会打击私方人员的积极性，这不是无的放矢是什么呢？ + +　　我们还认为：阶级正处在剧烈的分化之中，工商业者是在逐步向着劳动者转化的过程之中，同时两面性在工商界分子中，存在的程度也是极不平衡的，有多有少，表现形式也不相同，但从大量观察，即作为一个阶级来观察，两面性总还是存在的。我上次说，有人反映“合营前是小国之君，合营后是大国之臣”等等，这不过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从没有说过所有的工商业者都是如此，然而有人竟认为这是以个别例子来概括全部。 + +　　我这里还要补充的是，工商业者的消极一面，从这次的大放大鸣中证明比我们过去所想象的似乎还要严重一些。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以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而完全解决了；但资本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的斗争看来还没有完全解决，不是现在还有人公开主张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还要可怕吗？这说明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教育是一个艰巨的长期性的工作。过去我们总以为否定两面性，否认定息是剥削仅仅是某一二个人的主张，在这次争鸣中不是证明他们还有相当大的市场吗？在争鸣中还暴露出有的工商业者定息是要拿的，资产阶级的帽子不要再戴了，这不是两面性的一种表现是什么呢？ + +　　由批评缺点而否定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些基本原理，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大量贩运资本主义的私货；是完全错误的。 + +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的是关于帮助党整风和工商业者进一步改造问题。工商业者帮助党来整风，其目的是要求工商业者揭发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中的缺点，暴露矛盾，以改进工作。这是一件事情。为了进一步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工商业者需要继续学习，进一步接受改造，这是又一件事情。不要混为一谈。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中是有缺点的，我在上次发言中也曾提出过，特别是关于中小工商业者摘帽子的问题，政府没有及时定出适当的措施来贯彻执行，从我来说，作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人之一，也没有积极地提出意见，这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如果由批评缺点而否定了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些基本原理，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也加以否定，概称之为教条主义，而加以反对，甚至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大量贩运资本主义的私货，那更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要反对教条主义，但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以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来反对教条主义，是我们所绝对不能同意的。例如关于定息问题，有人认为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这就令人奇怪了。基于生产资料所有权而来的不劳而获的收入，不是剥削是什么呢？这种说法的目的不外是要根本否定我国目前仍有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残余的剥削阶级而存在。这种理论如果成立，那我们一切的改造工作，即要进一步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任务也变成无的放矢了。这与马克思主义是毫无相同之处的。 + +　　又如有人说，资产阶级有两面性，那么工人阶级也有两面性。又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但资产阶级分子与工人阶级分子没有本质区别，（能转化不等于说没有本质区别，正如地主可以转化为农民，但能够说农民同地主没有本质区别吗！）这那里算得上理论呢？这是诡辩或故弄玄虚吧了。 + +　　我上次说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必须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本应没收，照理亦要没收，这是说按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来说，是应该这样做的，但由于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我们不采取没收而采取赎买的形式。赎买是消灭生产资料资本家所有制的一种手段，它同和平改造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家所有制决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和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理论有本质的区别。现在有人提议要赎买到底，即付定息二十年（甚至有提出三十五年的），这种思想不应加以批评吗？ + +　　不错，在争鸣的时候，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讨论，但不等于说我们可以用资本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更不是说，即使有人提出了反对社会主义的论调（自然今天公开提出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是不会有的，它总是改头换面以各种不同面目出现），也不许我们加以反驳。认为一加反驳，就是压制争鸣，就是教条主义，这是什么逻辑呢？应该认识争鸣就是要允许有不同的意见，互相辩论，有理说倒人，教条主义的帽子是吓不倒人的。 + +　　李康年的建议是牢牢的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从他的建议中可以看出资产阶级思想是怎样顽强地在表现自己。 + +　　最后我想就李康年先生的发言说几句话。关于李康年先生主张定息二十年，我上次发言曾提出批评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消极性的一种表现。最近李康年先生在发言中说我没有看过他的建议原文，的确这是事实。在李康年发言后，我曾仔细读了他在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关于定息的建议书”、“关于定息建议书的补充理由”以及“从我学习哲学以后来看政府用和平方针改造工商企业采取赎买政策实施定息办法问题”等文，又听了他这次的发言。我认为上次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虽然还不够全面。李康年先生的建议虽也包含有少许合理的东西（例如简化手续），但总的精神是牢牢的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给资产阶级的打算真可说是无微不至。他不仅坚持赎买“必须付足二十二亿元”，而且这二十二亿元的赎买存单是从１９５８年１月１日起发行的，１９５６、１９５７两年已经付出的二亿二千万元还不算在内，国家多出的二亿二千万元作为对资方代理人（包括董事监察人等等在内）进行赎买，名叫资方代理人的“酬奖”和“对需要照顾的资产阶级分子给予一次的慰籍金”，以慰籍他们“确由阶级斗争之故遭遇的损失”。他不但断章取义的曲解了毛主席在全国工商联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曲解了人民日报１９５５年１１月２２日的社论，还歪曲了马克思所说，赎买对于无产阶级将会是最便宜不过的一句话（按马克思此语出自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一文，原文是：“我们并不认为，赎买办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方法完全摆脱这个匪帮，那对于我们就会是最便宜不过的了”。）在李康年先生看来，赎买既然对无产阶级“最便宜不过”，对资产阶级当然是“吃亏”不过了，“可是（无产阶级）心中还有些不服气，他们以为资本家究竟太便宜了”。这在他看来，真可说是“是非倒置”了。李康年先生在座谈会中建议把他的建议全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交全国基层讨论，我个人倒是同意李康年先生这个建议的（只要纸张不太紧张的话）。把李康年先生的建议书印发全国讨论，老实说，这个建议是决不可能被接受的，因为这对工商业者改造不利，对社会主义不利。但从他的建议中可以看出资产阶级思想是怎样顽强地在表现自己，使工商界认识到思想改造是怎么一种艰苦的工作，这对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是会大有帮助的。 + +　　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不能动摇的。一切不利于工商界自我改造、自我教育的言论，应该加以批判。 + +　　现在党提出了“工作整风两不误”，我也愿意对工商界提出“改造整风两不误”的意见。为了帮助党整风，我们应该把各种不同意见都尽量说出来，但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不能动摇的，一切不利于工商界自我改造、自我教育的言论是应该加以批判的。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哗众取宠。工商界今日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有的人有一肚子委屈，要以一吐为快，但不要以感情代替了理智，诉苦不能代替分析。有人说，我们是给党整风，而不是给工商业者整风，但给党整风的目的是为了改进党的工作，以有利于工商业者进一步的改造，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绝不是用资本主义思想来代替社会主义思想。离开了这一基本方针的看法和做法，我认为是错误的，为了工商业者本身的利益，应该加以避免。 + +## 孙起孟说：离开社会主义的准则，团结的愿望就没有内容 + +　　改造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工作成就是根本的、主要的。 + +　　党这一次整风，主要是要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我们帮助党整风，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同样地也就是要反对这三个主义。从揭发出来的现象看，毛病是很多的。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的党，竟有这么多的毛病，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是工作中的错误？还是路线、方针的错误？还是兼而有之？我以为应当有一个基本估计。对此，我同意有些同志在发言中的看法：党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是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的；工作中基本上实现了方针、任务，工作成就是根本的一面，主要的一面。同时又有不少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此所以在社会主义改造伟大胜利的形势下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有了毛病，就需要揭发出来，以利于辨明是非，改正错误，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不断地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事业。 + +　　有些党员和干部对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变革中的变化的估计，有“左”的毛病。 + +　　高潮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了，而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清清楚楚的，民族资产阶级还存在，那么，怎样去认识这个阶级在社会大变革中的变化？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很自然的。在估计上如果有偏差，势必影响到在处理阶级关系上出偏差，因此这个问题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我同意有些同志在发言中所提出的，党员和干部中间，在估计上存在着“左”的毛病，“左”的表现和恶果，同志们已经讲得很多，我只想补充说一说“左”的毛病主要出在那几个问题上。 + +　　第一是出在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在高潮以后社会地位的重大变化认识不够甚至无所认识。高潮以后，利用生产资料的占有进行剥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我国社会生活中间已经消灭了，资本家在合营企业里，不管他们自觉与否，是为社会主义而工作，因此把他们还当作象高潮以前那样的资本家来看待，是脱离实际的。 + +　　第二、毛病出在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大变革以后的积极作用还有估计不足的地方。民族资产阶级是“财富”，这样的话对于把他们看作“包袱”的思想起了澄清的作用，同时也鼓舞了他们的积极性。但是，一般的也还是主要地看到了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作用和在社会上的影响，而对于他们的掌握了现代文化和现代企业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则估计不足甚至无所认识。不少人没有看到，由于生产关系的根本变化，资本家原来用以进行资本主义剥削或者还不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化、技术、知识，现在已经不能不依附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上而为它服务了，因此，资方人员的本领也就不能不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财富。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懂得充分使用资方人员，发挥他们的所长，帮助他们学习和改造，帮助他们做好工作，既是适应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又是符合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懂得，安排了资方人员而不是很好地使用他们，让他们作出贡献，不仅是资方人员会有意见，对于工人阶级也是不利的。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懂得为什么要向资本家学习和向他们学习什么。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对社会主义建设这样的积极作用，有不少人是估计偏低，认识不足的。 + +　　第三、毛病出在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情况，特别是高潮以后他们的变化，缺乏具体的分析，没有把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实事求是地区别开来，恰如其分地给以肯定或者否定。笼统地肯定固然不好，笼统地否定，也会伤害许多人的心。没有看到，工商界中有不少人的心是向着社会主义的，向着共产党的，而且这样的人只会日益增多，而不会日益减少。有一部分人，从表面上看，平平淡淡，在某些问题上，甚且保持着比较保守的观点，但是他们的爱国的心是不落人后的，对于企业里的工作是有着深厚的感情的，愿意拿出本领来贡献给国家的心也是坚定的。估计“左”了，笼统的否定工商界的积极方面，就会伤害这些人的积极性。 + +　　形成“左”的毛病有多方面的原因，原因之一在于民族资产阶级不是简单地只有好的或者坏的一面，而是同时具有两面，这就是在我国条件下为他们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两面性。两面性是比较不好掌握的，一分析不好，一笼统，不是偏于这一面，就是偏于那一面，也就是，容易偏“左”或者偏右。 + +　　目前工商业者又是资本家，又是劳动者。这种两重身份反映在政治立场和思想作风上，就是有社会主义一面，又有资本主义一面。 + +　　关于两面性问题，已经经过一个相当长时间的讨论，这次座谈会上，也有很多位同志对此发表了意见。可以不可以说，经过讨论以后，同意民族资产阶级在高潮以后还有两面性的人在增多起来，也就是，对这个问题认识的一致面在扩大起来。当然，两面性到底有没有，还可以研究，现在更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可能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高潮以后的变化问题。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变化，怎样变化？关于这一点，我讲一点不成熟的意见，请同志们指正。 + +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如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所指出的，是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的矛盾态度。这种矛盾态度是为他们的阶级地位和中国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因此，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经济、社会地位的变化，他们的两面性也就必然要发生变化，不变化是不可能的。刘少奇同志在“八大”政治报告中，对他们的两面性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变化，作了概括的叙述，明确地指出他们的两面性是有变化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现在的特点是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的领域，但是还保持着资本主义的东西。对他们的两面性的变化起作用的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另一个是他们的个人改造。从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观察，他们已经不再是企业私营时期那样的资本家了，他们的身分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他们还有剥削收入等等情况来看，不能不说他们还是资本家（有部分个体劳动者参加了公私合营成为定息户，这样的人当然并不因为拿定息而变成资本家。）；从他们在企业、机关中的工作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情况来看，不能不说他们开始成为劳动者。因此，不能简单地、抽象地把他们叫做资本家或者劳动者，而只能辩证地，也就是科学地把他们叫做既是资本家又是劳动者。听来好象是矛盾的，但这样的说法可能反映着客观的事实。他们这样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不具有两面性，反映在政治立场和思想作风上，就是有劳动者的一面，也即社会主义的一面，又有资本家的一面，也即资本主义的一面。 + +　　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两面性，到达了现在的境地，是否停滞不变了呢？不是的，他们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都不容许不变，而且正在变化之中。作为一个阶级特征的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就现在的情况看，大体上说，可能有三种情况：一种是，社会主义的一面（主要指他们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立场）增长得很多、很快，第二种是，基本上还是资本主义的一面，社会主义的一面增长得很少、很慢，甚至没有增长，第三种是中间状态。这里所讲的政治立场，主要是指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如何，当然同他们的经济生活有莫大的关系，但是自我改造也起着极大的作用。上述的三种情况又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可以不可以这样的估计，总的趋势是向第一种情况逐步发展，但是也应当看到，在向劳动者转化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主要是资产阶级政治立场、思想作风或者变化极少的人不会没有。 + +　　是什么因素使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员中间发生了上述三种不同的情况呢？又是什么因素使上述的三种情况向着第一种情况发展变化呢？关键在于教育改造，在于继续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两面性问题讨论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能够使我们明确工商界今后教育改造的方针（把这一项工作放在适当的地位上）和任务（要解决什么问题，同劳动人民的改造在内容上有什么不同等等）。 + +　　总起来说，我的看法有这样的五点： + +　　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把这种两面性说成同工人阶级有先进和落后的两面性一样的人，实际上是否认他们有两面性。 + +　　第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高潮以后有没有两面性，我以为，有两面性而不是没有两面性。 + +　　第二、两面性有无变化？怎样变化？两面性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高潮以后，变化更加显著而重大。他们的两面性已经变为：社会地位、政治立场、思想作风上一方面还是资本家，另一方面又已经开始向劳动者方面逐步转化。这样的两面性还会变下去，直到它的消灭。因此，不能把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说成是同工人阶级一样的先进和落后的两面性。说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先进和落后的两面性的人，在实质上是否认他们有两面性。至于说两面性中的消极一面，在高潮以后还是指“五毒”，那显然是出于误解。如果工商界中确实有人有这样的误解，我们大家有责任向他们解释清楚。 + +　　第三、两面性今后变化的特点怎样？总的趋势是，资本家的一面也即资本主义的一面继续逐步缩小，劳动者的一面，也即社会主义的一面继续逐步增长。而在民族资产阶级成员中间，客观地存在着三种情况：进步很多、很快的，进步很少、很慢的和中间状态。不承认民族资产阶级内部这样的变化，也就很难理解两面性发展变化的整个趋势。 + +　　第四、对两面性变化起作用的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社会地位，一是他们的个人改造。在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后，个人改造对于两面性的变化就有突出的作用。 + +　　两面性不是用来压服人的帽子。两面性是使民族资产阶级同官僚资产阶级区别开来的特点。正因为有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才成为工人阶级团结、争取的对象。 + +　　第五、两面性好不好？这要看同什么比较。拿来同工人阶级比，自然不好，因为两面性里面还有资本家的一面，也即资本主义的一面。但是如果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相比，有两面性正是它的好处，就以它自身的历史和现实的情况相比较，也应当看到它的有很大变化、很大进步的这一面。由于有不好的一面，所以还有改造的任务，奋斗的目标；由于有好的一面，因此毋庸自卑，而是要以很大的信心和努力来进行自我改造。 + +　　附带在这里说一说两面性是不是一顶帽子的问题。用语恰当不恰当是次要的问题，重要的在于这里头所代表的一种看法和所反映的一种情况。人们听了这样的话会想到：既然是人家给我扣上的帽子，那还有什么研究的必要呢？其实，工商界中很多人都知道，两面性正是使民族资产阶级同官僚资产阶级区别开来的特点。官僚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因此只能当作革命对象而打倒。正因为有了两面性这个特点，民族资产阶级才成为工人阶级团结、争取的对象，才成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军；正因为有了这个特点，他们才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正因为有了这个特点，工人阶级同他们的矛盾，才有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可能。必须指出，所以要把两面性的问题弄清楚，决不是为了把民族资产阶级的脸搽黑，用意只能是为了弄清楚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在以变成劳动者为目标的自我改造过程中达到了怎样的境地和还需要作些什么努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同工人阶级还有本质上的区别，指出这样的本质区别是符合实际的、必要的。但指明这个区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方法，目的无非是使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教育改造工作做得更好，同时也是为了使劳动人民的改造工作做得更好。无非是贯彻毛主席所指示的精神，从团结的主观愿望出发，分清是非，以利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 +## 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矛盾，但仍然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 +　　从上述的对于整个资产阶级在高潮后的变化，以及这个阶级的内部情况等等来分析，我体会到毛主席将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矛盾放在人民内部矛盾之中来处理的指示是完全有事实根据的。因此，毛主席指示的方针，就将是一个长期适用的（不是一时的，到阶级完全消灭以后，就成为劳动人民的内部矛盾）、全面适用的（不是局部的）根本方针。有人认为既然肯定为人民内部矛盾，就可以撇开阶级矛盾；或者，既然肯定阶级矛盾还存在，那就无法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对此，我感到有两点需要说一说。第一点，我以为怀疑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否或者能否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是没有根据的。党对于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是按照放在人民内部矛盾之内的方针来处理的。我们只要把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同对待官僚资产阶级的方针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原则区别。过去几年中阶级矛盾的处理（包括“五反”在内），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总的说来不都是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进行，并且解决了问题的吗？正因为领导全国人民的党坚持了这一方针，这就使得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逐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高潮以后，在清产核资、人事安排、定息等等问题上是存在着阶级矛盾的，可是都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作出适当的处理。 + +　　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不仅有思想的矛盾，还有阶级利益的矛盾。这种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但又不同于一般的是非矛盾。 + +　　第二点，把阶级矛盾放在人民内部矛盾里面了，对于阶级矛盾，又应当怎样来正确对待呢？当然，突出阶级矛盾是不对的，因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结束以后，阶级矛盾已经退居次要地位，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如果对阶级矛盾避而不谈，甚至抹煞阶级矛盾，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今天，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一致性大大增加了，然而，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差异和矛盾。这些差异和矛盾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中民族资产阶级作为矛盾一方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是客观的存在，抛开它就不能正确地、适当地处理这一部分的人民内部矛盾。例如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安排政策，叫做量才录用，适当照顾。为什么在量才录用之外还要加个适当照顾呢？这就是因为还有阶级差异；这就表明在一视同仁之外还需要有所区别。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尽管大大缓和了，而且终究要完全消灭，在我们一定时期的政治、社会生活中间还是很明显的。他们之间不仅有着思想矛盾，而且还有着阶级利益的矛盾。例如定息问题，职工中间对于定息五厘都是有意见的，七年不变，意见也不少，但在资产阶级这一方面却有人认为七年五厘还是吃了亏，主张定息还要延长多少年。这首先应当肯定是是非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但是这同一般的是非矛盾有没有不同？显然是不同的，不同之点在于这个是非矛盾反映出阶级矛盾。处理起来，还是正视阶级矛盾好，还是抹煞阶级矛盾好？很明显，抹煞的办法是不好的。当然，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下，提出阶级矛盾，决不是为了扩大和巩固它，而是为了进一步解决这个矛盾，以致最后地消灭这个矛盾。在教育改造的工作中，在处理阶级关系中，正视阶级矛盾，按照具体情况对它进行具体的分析，而不是笼统对待，这只会使得我们的工作做得更能符合具体情况，更有利于解决问题，增进团结。 + +　　把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 +　　总起来说：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放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处理，这是党已经肯定了的根本方针。实现这个方针，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民族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个前提实现了，那么，尽管阶级矛盾存在，有的时候还相当尖锐，这个方针还是能够实现的，高潮以前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高潮以后，阶级矛盾虽然存在，但是已经转为非对抗性了，这就更有利于贯彻这个方针。前提是什么？前提是民族资产阶级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社会主义的准则。问题不在于是否阶级矛盾，更不在于是否承认有阶级矛盾，问题在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的准则。一离开这个准则，团结的主观愿望就没有必要的内容，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没有划明是非的标准，这样，就不可能达到新的团结基础。因此，必须在肯定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处理阶级矛盾的同时，肯定社会主义的准则。 + +## 毕鸣岐认为：私方人员的自卑感主要是从阶级关系来的 + +　　毕鸣岐在他的书面发言中，谈了“谁是教条主义者”和“从阶级看自卑感”两个问题。 + +　　他认为：各地私方人员存在着自卑感，最主要的是从阶级关系来的。他说：“我们社会主义的一切发展是一日千里，在时刻变化着，人的思想变化也是日新月异。在这种伟大变革中，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戴着资产阶级的帽子，那就不可能相安无事、心安理得的戴下去。思想觉悟越高，不安情绪越大，这是客观事实，也是目前思想上最大的矛盾，所谓在工作中的自卑感就由此而生。” + +　　毕鸣岐认为：李康年说定息照５％计算，以二十年可以得到全部代价，为了减去矛盾从５８年起发行无记名式的定期存单，这种看法脱离了民族资产阶级现时的实际思想变化，与这次座谈会所反映的多数工商业者要消灭阶级、消灭阶级关系、消灭剥削和消灭自卑感背道而驰（当然也会有少数人希望以二十年赎买完毕）。他说：提出定息延长二十年，工人阶级反对是理所当然；民族资产阶级中多数的人也不会接受，而我们民族资产阶级的子女也不会答应。 + +　　毕鸣岐说：章乃器同志说“不应该把定息说成剥削，而应说成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这样，工商业者才能心平气和”。的确，这个说法，我个人就感到舒服，我相信其他工商业者也同样感到舒服。毕鸣岐又说：“定息额是根据‘定产估值’，它是不劳而获的收入。的确，它也与资本主义经营时期任所欲为的剥削不一样。它终究是属于剥削性质的。在走入社会主义社会后，也是不应当存在的。因此，我的结论是：它是属于剥削性质的。” + +　　毕鸣岐说：“有许多工商业者已不存在剥削，只有工资收入，即其中有相当多的人有一点定息，但是占工资收入的比重很小。”他认为，“对于以上在工商界占有相当多数的人，应当给他们摘掉资产阶级的帽子，使他们从资产阶级中分化出去。” + +　　 ---- 原载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 + +## 李维汉在全国工商界座谈会上作总结发言：希望工商界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 +## 《人民日报》 + +## 1957.06.08 + +　　他说：有些人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行以修正主义攻击马列主义、以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工人阶级思想的斗争，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 +　　＊　　　　　　　　　　　＊　　　　　　　　　　　　＊ + +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召开的全国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昨日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在会上作了总结性的发言。他说，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善意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他指出：那些反对思想改造的论调和攻击，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行以修正主义攻击马列主义、以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工人阶级思想的斗争，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最后，他希望工商界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且表示愿意帮助工商界平平稳稳地走过过渡时期，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荣的劳动者。 + +　　会上，李烛尘（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胡厥文（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陈叔通（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先后发言。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开门整风，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的伟大精神，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英明方针，予以极高的估价。对于某些人企图离开社会主义，否定工人阶级领导的错误思想，给予严厉的驳斥。李烛尘很坦率地说，“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只有一条心，走一条路才能长期共存，如果人各一心，各走各路，是不可能长期共存的”。胡厥文认为，章乃器最近期的一些论调是错误的，对工商界是没有好处的。陈叔通在发言中指出，章乃器的一些怪论是资产阶级思想突出的典型。（李烛尘、胡厥文、陈叔通三人的发言见第四版） + +　　会上，汤蒂因、黄长水、李康年三人作了书面发言。汤蒂因反映工商界中小户的困难。黄长水对改进公私关系、党群关系提出了一些建议。李康年补充他上一次的发言说，他的意见并不是要大家必须领足二十年的“赎金”，愿意放弃的人可以放弃。 + +## 李维汉的总结发言 + +　　（朋友们、同志们：） + +　　现在，我们的座谈会要结束了，我谨向积极参加座谈会的朋友们致谢，向民建会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者致谢。 + +　　大多数批评和意见是正确的，善意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 + +　　这个座谈会有它的特点：第一，从５月１５日起到今天举行了二十五次座谈，讲了话的有一百零八位，可以说：会开得相当热烈，话讲得相当充分。第二，参加座谈会的包含了各方面的朋友，有大、中、小各个类型和妇女、青年、资方代理人等等工商业者，有工商联、民建会地方组织的负责干部，有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会中央的常务委员，这就使得这个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批评和意见比较广泛，比较能够反映各方面的情况。第三，座谈会在某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上展开了热烈的辩论，对明辨是非起了重要作用。 + +　　这个座谈会应当说是开得好的，对于我们党的整风有很大帮助，对于继续贯彻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有很大帮助。 + +　　座谈会上提出和接触到的批评和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是善意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 + +　　对于正确的批评和意见，我们愿意认真接受，努力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毛病，改进工作。 + +　　有关中小工商业者和资方代理人的问题等，已交专门小组研究 + +　　座谈会上谈到了有关中小工商业者和资方代理人的问题。这两类问题都很重要，应当寻求适当的处理办法。由于它们关涉到的方面很多，中小工商业者问题的情况尤为复杂，处理起来会遇到许多的实际困难，需要很好地加以研究。在这次座谈会上，还不可能求得一致的意见和具体的答案。我们已请专门小组仔细加以研究，希望他们能够提出合理的、行得通的建议，提请政府有关部门考虑处理。在政府作出决定以前，会象过去一样，同民建会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员交换意见。 + +　　座谈会上提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工商联的工作问题、工商联和民建会间的分工合作问题以及工商联同中共统战部的工作关系问题。这些问题，也交请专门小组加以研究，希望能够总结经验，提出适当的建议。根据座谈会上许多朋友的希望，我在这里作个声明：现在在工商联担任正副秘书长或者其他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凡属他们所在的工商联组织要求他们留在里面工作的，除特殊情况外，都要继续留在里面工作下去，个别不适当的可以调换；统战部应当同时和非党的正副秘书长和其他非党的领导干部密切联系，并对他们采取积极帮助的态度。至于中共同民建会的关系问题，我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一般地已经谈过，这里不加重复了。 + +　　公方代表制度是一项根本的制度，它的任务是保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国家的领导 + +　　座谈会上的发言差不多都讲到了合营企业的公私共事关系问题。的确，这是合营企业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这种关系，大多数是在高潮以后才建立起来的，是一种历时不久的新的关系，加以其中有工作关系，又有阶级关系，因此不仅是新，而且比较复杂，要处理得好，确实是不容易的。这种关系有它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从私营企业的劳资对立的关系，经过这种两重性关系，逐步过渡到完全的合作互助关系。这个变化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公私双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现在，合营企业的公私共事关系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同时也如同许多朋友讲过的，多数是在逐渐进步。我们认为今后还会继续进步，这一方面是因为私方人员一般是爱国的，不少人是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另一方面，一部分公方人员在认识上和作风上的缺点，错误，经过整风，一定会有所改进，而党和政府的有关领导部门当然要更多地努力来改进这方面的工作。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制度是一项根本的制度，它的任务是保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国家的领导。而要实现这个任务，公方人员就必须负责搞好公私共事关系。公方人员对于高潮以来私方人员的变化和进步，应当有足够的认识和估计。对于一切爱国的、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私方人员，应当充分给以信任，使他们有职有权有责，支持和帮助他们做好工作。有技术专长的，应当尽可能使他们在技术岗位上发挥所长，并且继续提高。对他们的合理化建议，必须充分给以支持。对他们要有鼓励有批评：他们有成绩和进步，应当适当鼓励；他们有缺点和错误，应当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适当批评，启发他们自觉地加以改正。要认真地学习他们的长处，认真地帮助他们解决一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 +　　私方人员要通过劳动实践，完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自我改造的双重任务 + +　　座谈会上就这方面所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已交请专门小组进行研究。希望他们能够总结经验，拟出一些关于搞好公私共事关系的办法来。自然，关于公私共事关系的问题，我们还必须邀请公方人员和职工代表交换意见，这是需要向大家声明的。 + +　　对于私方人员，我们希望他们下定决心在企业工作中扎下根来。有了这个决心，就会从自己这一方面去努力改进公私共事关系和努力搞好企业里的工作。在他们面前，摆着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自我改造的双重任务，而要完成这双重任务，他们必须以企业为基地，在劳动实践中，在同职工一道工作中，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同时改造自己的思想和作风。 + +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矛盾还存在，阶级斗争也还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会表现得相当激烈。但这是人民内部矛盾 + +　　高潮以后，我国的城乡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资本家同企业里的生产资料开始分离，从而为资产阶级分子的进一步改造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是资本家所有制还没有完全改变，剥削还存在，资产阶级还存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矛盾还存在，阶级斗争也还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会表现得相当激烈。由于资产阶级还存在，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改变为劳动者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分子的两面性也就还存在；当然两面性的面貌已经有所改变，已经和过去有所不同。为了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正确地处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远的不说，建国以来，大家应当很熟悉我们一直是把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间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为了促进资产阶级分子向劳动人民的转化，我认为朋友们主张加强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当然，在思想改造工作中，必须肯定资产阶级分子的积极一面，鼓励他们继续前进；而对他们的消极一面，必须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积极帮助他们改正，但是不要采取粗暴的态度。 + +　　有人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行攻击马列主义、反对工人阶级的斗争 + +　　有人反对思想改造，断言：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没有剥削，他们拿定息也不是剥削；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之间已经没有本质的区别，就是说已经没有了阶级区别；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阶级两面性，如同工人阶级一样，只有先进和落后的两面性；资产阶级分子不经过改造也能爱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分子决不需要“脱胎换骨”的本质的改造。等等。这些人把同自己的论调相反的观点和思想，都当作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唯成分论，加以攻击。这种论调是在给工商界“帮倒忙”，是对工商界很不利的。在我们的座谈会上，这种论调受到不少朋友的批驳，不是偶然的。这种论调和攻击，是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行以修正主义攻击马列主义、以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工人阶级思想的斗争，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 +　　我们愿意帮助工商界平平稳稳地走过过渡时期，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荣的劳动者 + +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经过几年来的教育改造，工商界有很大的进步，他们中的进步分子逐渐增多起来，处于中间和落后状态的人们，大多数也在逐渐向进步的方向变化。进步分子必须继续求进步，经得起考验；同时，很好地团结中间分子一道前进，并且同他们一道去向落后分子进行工作。工商界的进步分子要能够这样地发挥带头、骨干作用，就需要努力克服脱离多数的宗派主义的毛病。在帮助工商界团结和进步的工作上，我们曾经贡献过一点力量，今后仍然要同工商联、民建会一道，进一步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希望并且愿意帮助工商界平平稳稳地走过过渡时期，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荣的劳动者。 + +　　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吧，朋友们！ + +　　 ---- 原载1957年6月9日《人民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97.txt b/CCRD/1/3/2/00049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437b90ad6a0b2f3cf8c212f8f12da2e2c617909 --- /dev/null +++ b/CCRD/1/3/2/000497.txt @@ -0,0 +1,79 @@ +#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六) + +　　<《人民日报》编者>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１５日下午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继续座谈。 + +　　在座谈会上先后发言的有无党派民主人士马寅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陈铭枢，无党派民主人士沈雁冰，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兼妇委主任刘清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秘书长梅龚彬，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 + +## 马寅初说：民主党派也要拆“墙”学校党委制不能退出学校 + +　　马寅初在发言中说：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他认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能光讲坏处，好处一点不说，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心服的，也不好共事。伏罗希洛夫这次来参观就一直称赞北京大学，如果这些好处都不谈，就不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也不是和风细雨。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马寅初认为学校党委制有他的好处，他还以北京大学为例，他说：北大有八千个正规生，这八千个正规生的思想、家庭情况，党委都知道。如果党委退出去，我是无法了解的，叫我做校长，我也管不了，而且我管得多了，俄文也不能念了，研究工作也不能作了，山也不能爬了，身体也不能锻炼了。他还说：照我想，北京大学的教授是靠近共产党的，因为他们都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好处，只要共产党接近他们，他们一定愿与党合作。谈到这里，他说：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表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成的。马寅初还回顾了解放前北京大学的情况，他说：我在那里教了十六年书，那时先生讲课没有大纲，没有计划，一年的功课不讲完，也无人过问，考试出几个题目，也不来监考，学生考试等于是抄书。现在不同了，教学改革已基本完成，有了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这都是党委制的好处。有人说：从前“肃反”、“三反”时，共产党员骂非党人士，非党人士受了一肚子气，现在只讲坏处，不讲好处，可以出气了。马寅初认为：共产党员受了一肚子气，也要出气呀！这个气到什么时候出呢？而且一旦消极起来，又怎样办呢？叫我们积极吗？我就积极不起来，那样，问题更大了。现在有人说恢复校务委员会好，这个校务委员会过去也有，但是，弄得不好，院长和院长为争预算要闹意见，甚至不说话，也曾有人认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搞得好，可是曾经在清华大学而现在在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就说：“过去清华大学的校务委员会是把头委员会，我们吃过苦，怎么还说好呢？”比比过去，看看现在，马寅初得出结论说：学校中的党委制无论如何不能退出学校。但是，马寅初同时认为：现在的情况也要改变，只要党与行政合作，开诚布公，互通声气，他相信一定可以办得好。 + +　　马寅初还谈到：过去学校里的老教授上不了台，现在，一批评就翻过来了，说青年助教是教条主义，不相信他们，甚至连苏联专家也不相信；老教授事情又多得很，要进行科学研究、带研究生，有些人还要脱产编书，那里有功夫去上课，将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就大了。不但在北京大学如此，在上海更成问题，过去说向工人阶级学习，现在说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甚至还有人说：工商界定息要定二十年，这种倾向不好。谈到这里，马寅初再次说到：所以墙要从两方面拆，单拆一面是不行的。共产党整风就是拆“墙”，虽然现在新党员增加了，这些新党员整风恐怕不及经过斗争的老党员来得容易，但是，他们有英明的领导，还是可以整的。各民主党派，如民革、民盟、民建、九三学社整风，虽然没有共产党容易，但是，他们有组织机构，也还容易整，我们无党派民主人士连个机构也没有，象汪洋大海一样，谁去整呢？被整的是谁呢？谁说话最有威信，可以使被整的人信服呢？怎么整法呢？也就是怎么拆墙呢？都是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会后，记者在访问他的时候，他要记者加上这样一段：所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这个党派我在二年前就主张取消，但是，兄弟党不同意，现在我希望青年别加进去，这班老头儿死光，无党派这个党派也没有了，否则要“长期共存”，就更糟糕了。 + +## 陈铭枢说：民革没有“墙”可拆 + +　　陈铭枢在马寅初发言后补充说，我是同意实行校务委员会，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今后学校中的党委制如果取消的话，就要加强统战工作，就更有必要在有领导下的民主这个原则下组织校务委员会。至于互相拆墙的问题，他说民革方面是没有什么墙可拆的。他还说，机关中党组与学校中的党委会性质不同，因此，他不赞成取消机关中的党组。 + +## 沈雁冰说：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是互为因果互相关联的 + +　　沈雁冰就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做了发言，他认为：这三者实在是互相关联、互为因果的。因为你既包办一切，任何事都不跟他商量，或只教他画诺，那他就被造成为官僚主义。又如：由于宗派主义者，常常又是严重的教条主义者，结果就必然使他自己成为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者，而且要强迫别人不得不成为这样的官僚主义者。所有这一切，其根源又是由于缺乏民主，开展民主是消除这三个坏东西的对症药。沈雁冰还说：统战工作和宗派主义是不相容的，统战部做了不少工作，然而并没有减少各方面的宗派主义。其原因何在呢？就人事安排来说，事实证明：党外人士得到安排以后，宗派主义并不减少，甚至有了新的滋长，并且，从另一方面看，这又滋长了、培养了一批官僚主义者。例如：不少专家就因为安排给他们的兼职太多了，以至于忙于“三会”（冗长的会议、宴会、晚会），不务正业，不得不做个忙忙碌碌的官僚主义者。他举了他自己的例子，他说：我个人不是专家，不过从前也还有个专业；现在呢？又是人民团体的挂名负责人，又是官，有时人家又仍然把我看作一个自由职业者（作家），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算什么。在作家协会看来，我是挂名的，成天忙于别事，不务正业（写作）；在文化部看来，我也只挂挂名，成天忙于别事，不务正业。如果我是个壮丁，还可以力求“上进”，左手执笔，右手掌印，无奈我又不是，而且底子又差，三、四小时连续的会议，到后来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象我这样不务正业的人大概不少，统战部最好再安排一下。 + +　　沈雁冰还说：宗派主义的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比方说：一个非党专家，在业务上提了个建议，可是主管的领导党员却不置可否，于是非党专家觉得这位党员领导者有宗派主义。可是，在我看来，这是冤枉了那位党员了。事实上，这位党员不精于业务，对于那位非党专家的建议不辨好歹，而又不肯老实承认自己不懂（因为若自认不懂，便有伤威信），只好不置可否，这里确实并无宗派主义。可是，隔了一个时期，上级党员也提出同样的主张来了，这时候，曾经不置可否的党员，就双手高举，大力宣扬，称颂上级党员英明领导，但是，压根儿不提某非党专家曾经提过基本上相同的建议，是不是他忘记了呢？我看不是，仍然是因为若要保住威信，不提为妙。在这里，就有了宗派主义，如果那位非党专家不识相，自己来说明他也有过那样的建议，但未被重视，于是乎百分之九十很可能，那位党员会强词夺理，说那位专家的建议基本上和这次上级的指示不同，或甚至给他一个帽子：诽谤领导，诽谤党。这里，宗派主义就发展到极严重的地步。从这样的例子，是不是可以说：不懂装懂，念念不忘于什么威信，就是促成了象上面所说的宗派主义，但是，通常可以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官僚主义，可见两者有点亲戚关系。 + +　　接着，沈雁冰谈到官僚主义，他说：官僚主义的表现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据我所见，中央几个部的官僚主义是属于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特征是：（一）只抓小事，事必躬亲，而昧于全局形势；（二）只顾到眼前的，没有考虑到将来，这是昧于全局的必然结果；（三）忙于油、盐、酱、醋的安排，忽略了思想领导，这在文教部门尤为显著。这种官僚主义最可怕，这个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而滋长这种官僚主义的土壤却是对于业务的生疏乃至于外行。拿文学艺术来说，究竟是专门学问，没有这门学问的基础，专靠几本“干部必读”不能解决业务上的具体问题，不能解决，可又等着你作主张，怎么办呢？捷径是：教条主义、行政命令。有一个时期，没有学问而靠教条主义办事的领导者，用各种帽子来压服提意见的人，使得本来沾染教条主义比较少的人也加紧学习教条主义，而结果反被称为“进步”。沈雁冰认为：这个时期是不是一去不复返了，还不敢这样说。 + +　　沈雁冰最后说：总而言之，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主要是个思想问题，要从思想上解决，然而也同知识水平低、业务不通有关系。而官僚主义，如就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而言，则主要是或大部是业务不通之故。光了解情况还不够，你尽管了解某一业务的情况，知道专家们的意见分歧，但你没有这门学问，拿不出自己的主张，于是就会举棋不定，今天听甲的话，明天听乙的话，主观上要把事办好，客观上却是官僚主义。因此，沈雁冰期望在整风中，切实检查一下所有的各种方式的学习制度，包括政治思想的和业务的，彻底改变那些徒然耗费时间的形式主义的学习方法。沈雁冰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 +## 刘清扬说：不只是揭露，也要提出积极性的建议。希望统战工作不要只统男不统女 + +　　刘清扬在发言中说马寅初说不能光讲共产党的缺点，不讲优点，学校中的党委制不能取消。我觉得这个意见各民主党派应该很好考虑，应设法让在各方面担任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不光是揭露矛盾，也要提出解决矛盾的建设性意见。我觉得不能使党员消极，不能使党员受委屈，因为揭露矛盾是为了解决矛盾，是为了更加团结。 + +　　大家前几天提到的有职无权问题，在我所接触过的人中，都反映普遍地是存在着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并不存在。因为，我向来是有意见就提的，当然这也是从斗争中得来的。但是，我能不能认真行使自己的职权呢？这倒成了问题，因为兼职太多了。我自己身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委员、河北省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等职，每年光开会、视察就要花去好几个月时间，我本身所担负的红十字会工作就没法作，造成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我觉得兼职过多对个人是个消耗，对工作也不利。因此，我希望在人事的安排上，并不必要安排太多的职位，才能使人满足，主要的还是要叫他集中精力做好一两件工作，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发挥他的力量。 + +　　有些人并不自愿成为官僚主义者，但环境竟逼得他在各方面都造成了官僚主义。如我到红十字会工作两年半了，虽然我们会中的干部对红十字会的工作都想作好，但是由于工作上得不到党政的支持，如工作计划方案问题，已有三、四年之久不得解决，先提到卫生部，后提到国务院至今还未批下来，这就影响了大家的情绪。因此，我们会里党和非党干部对自己工作不被重视的情况都很有意见。我们认为领导不重视群众团体，因此使我们好象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有积极性也无从发挥，工作不能开展，这能算是官僚主义吗？ + +　　刘清扬接着说，我要站在妇女立场代表大家反映些意见。有些妇女干部向我说，各方面的问题都有人提意见，就是对妇女工作重视不够。对统战政策来说，有人说统上不统下，统少数人，不关心中下层，在妇女来说，是统男不统女，这就显得不够全面和周密。如我们妇女联谊会从解放前后，地下和地上都做了不少工作，全国妇联和市妇联的负责同志都是知道的。但在领导上，既未给以关怀和鼓励，至今我们极少数的脱产干部，始终是黑干部，并无正式的人员编制和福利待遇。干部们有时说，我们不也是为国家工作么？我们既无人关心工作的成绩，反而有时还被有组织领导的街道妇联看不起，说我们是资产阶级的妇女团体。 + +　　刘清扬还严肃地批评了在婚姻问题上一些不良的现象。她说，在河北省有的农业社设法培养了一些女拖拉机手，但是她们同驻在当地部队军官结婚后，就不当拖拉机手，脱离了生产，住到部队里去。她们穿上皮鞋和丝绸衣服，坐汽车回家。这在农村干部和农民中间起了很不好的影响。刘清扬说，这不是妇女解放的道路，这是一种思想倒退的现象。 + +　　河北有些民盟同志向我反映了些情况和意见。如有人说，统战部工作，统上不统下，只重视少数上层人物，不关心中下层。因此，基层党委负责人，不了解民主党派的作用。如唐山某一学校党员副校长说：“我懂了民主党派的情况，今后来竞赛吧，你们干好了，我们就让你们搞了。”他这样一讲，该校教员就不好再加入民盟了。又如唐山铁道学院本是统战工作的试验重点，但实际党和非党还是貌合神离。如七个党委同志，对教学改革、拟订教学大纲等，由于他们不懂，就不免常说外行话，他们又不向知识分子虚心学习，于是造成矛盾，党群关系就搞不好。比如有的党员同志搞满载超轴五百公里是内行，但叫他搞大学教育，他和高级知识分子无共同语言，当然很困难，知识分子也无法和他们谈心，于是就形成鸿沟，格格不入。民主党派要想帮助作出点事来，也需要一步步试验，不敢说出来和做出来。党的方面对民主党派也不敢多管，怕侵犯他们的独立，因此，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很微妙。在双方不能开诚相见时，也就不能避免隔阂和矛盾。 + +## 梅龚彬说：在人事安排上要使民主党派有名有实 + +　　梅龚彬在会上谈了民革中央领导人和民革各级干部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意见。 + +　　首先，关于合作共事关系问题，他说，现在民主人士还没有做到从“彩排”到“演出”、从“设计”到“施工”都能参加。他认为共产党中央同国务院发布联合指示、县以下“以党代政”，这些做法都是不尽妥当的。 + +　　关于就业安排问题，梅龚彬说，有人分析有三种情况：第一、有职无权；第二、有名无实；第三、无名无实。他说，在他看来，有职无权现象目前在机关学校中极为普遍；但是在民革方面严重的还是徒有其名而无其实以及“名”“实”都无的问题。 + +　　梅龚彬还提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委员不必兼任，应该分开，使安排的面较广一些。他认为今后各级人事安排应不限于资历老的人，应照顾资历虽浅而工作有成绩的人。 + +　　梅龚彬还批评了一些报纸对民主党派活动的宣传报道不够重视的缺点。如报道民革二中全会会议的稿件，人民日报只登在第四版上。 + +　　关于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与中共基层党委的关系问题，梅龚彬说，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任务是代表成员利益和发挥监督作用，但是由于对地方的许多工作不能与闻其事，这样就无法实现它的任务。梅龚彬认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与中共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接受领导是接受政治领导，如果在基层双方意见不一致时，可以分别报告上级，协商处理。 + +　　梅龚彬还谈到民革中级干部和下级干部对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意见。他说，民革的干部要求统战部今后更多地给他们以帮助。中央的中层人员还希望有参加各项会议和视察的机会。梅龚彬还要求改变过去民主党派中央副部长在政治待遇上“低人一等”的情况。 + +　　最后，梅龚彬提出了四点建议，其中关于改进党与非党关系方面，他希望通过这次整风，克服各级党员干部的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以正确解决基层组织的相互关系和机关、学校、企业单位中民主人士的有职有权问题。 + +## 张奚若讲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的四种偏差 + +　　张奚若说，他上次讲三大主义，今天讲四种偏差。这四种偏差是：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 + +　　他说，好大喜功分两方面。第一是大：一种是形体之大，另一种是组织之大。形体之大最突出，很多人认为，近代的东西必须是大的，大了才合乎近代的标准。拿北京的一些新的建筑物来说，北京饭店新楼礼堂，景山后街的军委宿舍大楼，西郊的“四部一会”办公大楼，王府井百货大楼，这些从外表看来，似乎是很堂皇，而实际上并不太合用。很多人对“伟大”的概念不大清楚。伟大是一个道德的概念，是一个质量的概念，不是一个数量的概念。体积上尺寸上的大，并不等于精神上的伟大。大是大，伟大是伟大，这两个东西并不相等。可是，他们把形体之大误会为质量之大，把尺寸之大误会为伟大。另一种是组织之大，就是庞大。很多人把庞大叫做伟大。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等于集体主义，集体主义等于集中，集中等于大，大等于不要小的。由于有这个基本思想，所以工商业组织要大，文化艺术组织要大，生活娱乐组织形式也要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本来这些工商业和社会组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但现在这个办法不管人民的实际需要，好象人民为他们服务。 + +　　为什么这些人喜大呢？除刚才说的把尺寸上的大和精神上的大未分开而外，还有一种是幼稚的表现，也是思想笼统、脑筋简单的表现。 + +　　第二，急功近利。这个态度与好大喜功似乎是不一致的，实际上一面是好大喜功，另一面又是急功近利。急功近利的一种表现就是强调速成。在某种情况下速成是需要的，但要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作，结果是不会好的，事情应该分长远与一时的，百年大计与十年小计自有不同。急功近利，不但对有形的东西如此，对无形的东西，尤其对高深的学问，也是如此。现在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办法，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以为大学毕业，作了副博士、博士就差不多了，其实除个别人以外，一般的还差得很远。旧学问如此，新学问也如此。 + +　　第三，鄙视既往。历史是有继承性的，人类智慧是长期积累起来的。但许多人却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他们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他们认为，新的来了，旧的不能不打倒。其实，我们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而他们对中国历史和新社会都很少了解。 + +　　第四，迷信将来。当然，将来要比现在好。但不能说将来任何事情都是发展的。将来有的发展，有的停滞，有的后退，有的消灭。而发展也有不平衡的，不是机械地等速度的发展。总之，将来的事情，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事无巨细都是发展的。因此，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都是不对的。 + +　　张奚若在讲了这四种偏差之后说，当然，不是说大的都不好，过去的都好，将来的都不好，问题在于要有区别，要有适当的比例，要有配合，生活才不单调，不要脑筋简单。他说，这是文化高的人很不幸的事情，也是脑力劳动者的很大的负担。但这也不是什么难办的事情。只要虚心一点，就能够办到。 + +　　座谈会将于１６日继续举行。 + +　　 ---- 原载195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统战部继续召开的座谈会上提出尖锐批评和改进工作的积极建议”。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98.txt b/CCRD/1/3/2/00049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7768f1134d1ebfc01f88cfb766359d88230d778 --- /dev/null +++ b/CCRD/1/3/2/000498.txt @@ -0,0 +1,9 @@ +# 《电影技术》编辑投书本报，揭发电影局制止争鸣 + +　　<《文汇报》北京办事处> + +　　（本报北京16日专电）在全国响应党中央号召开展争鸣的时候，居然还有人横加制止。昨天，本报北京办事处收到“电影技术”杂志编辑的投书，揭发了文化部电影局领导制止争鸣的行为。 + +　　“电影技术”原定16日邀请在京各制片厂技术人员，座谈“电影技术界中存在哪一些矛盾”的问题，并邀各报记者参加。15日忽又通知因故延期。其中原因何在？这封来信说：“举行座谈会的事情事先已经征得电影局领导同志的同意。可是当电影局技术处的几位领导知道邀请报馆记者参加后，马上转变面目，命令立刻停止座谈”。理由是“咱们内部座谈，为什么要请记者”。14日，电影局技术处处长马守清打电话给“电影技术”编辑部说：“现在是学习阶段，如果座谈，同志们的态度可能不会中肯。”当天晚上，“几位领导又召开了紧急会议，命令这位组长停止座谈会的进行。他们拿出已经替编辑部起草好了的停止召开座谈会的通知书，要编辑部的这位组长立即执行。”这位投书的编辑说：“今天党一再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人们有了机会有了园地需要鸣放的时候，为什么电影局的领导要采取各种变相的‘命令’来加以制止呢？我想这几个领导是不是因为自己是官僚主义害怕了呢？还是因为有了报馆记者参加害怕了呢？”他在信末又说：“请不要用我的名字，我怕报复。” + +　　 ---- 原载1957年5月17日《文汇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499.txt b/CCRD/1/3/2/00049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3eb2c1ebb9acc65de61700bcdce477c315f3b4 --- /dev/null +++ b/CCRD/1/3/2/000499.txt @@ -0,0 +1,7 @@ +# 帮助共产党除“三害” 对外贸易部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座谈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中共对外贸易部党组和党委会于昨天下午邀请部内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座谈，要求他们对党员的工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会上，民革中央委员、海关总署副署长丁贵堂，民建外贸部支部副主任委员毛宗尧，民革外贸部支部主任委员姚日澄都发了言（本版发表的就是他们三人发言的记录）。在他们发言以后，中共对外贸易部党委第一书记、外贸部副部长解学恭宣布：外贸部整风现在开始了；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联系的群众很多，希望他们能够帮助共产党来发动群众提意见，以便更好、更快地除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三害”。在这次座谈会上，为时间所限，其他一些民主党派人士未能发言，座谈会到下星期四还要继续举行。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00.txt b/CCRD/1/3/2/0005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6a6436568294dee7664aad751c2889acbe91d1 --- /dev/null +++ b/CCRD/1/3/2/000500.txt @@ -0,0 +1,35 @@ +# 北京航空学院教授在座谈中批评学校官僚化 + +　　<《人民日报》记者> + +　　本报讯１６日下午，中共北京航空学院委员会召开全院教授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教授、副教授五十五人。大家为了帮助院党委整风，改进领导，办好航空学院，对院党委在过去领导上所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认真地展开批评。 + +　　许多教授在发言中认为，几年来由于院党委不发扬民主，大家不敢畅所欲言。教授崔济亚说：近来言路虽开，我发言的顾虑未完全消除。这次什么话都说了，是否永远无罪呢？如果再把我算作自发的反革命分子怎么办呢？三系党总支书记说能作保证，不会这样。可是院长却说，你假如有顾虑实在不谈，就留以后再谈。我觉得好象仍有问题。是否可以保证一个公民在没有证明他有罪以前，就不能进行任何群众性审判和群众性斗争呢？上次肃反有个‘自发的反革命分子’罪名，这个定义应弄清楚。如果凡是与美蒋没有联系的打击领导，反对领导，多属这个罪名，我们对领导上的批评是不是会被安上这个罪名？就打不到底了。过去党组织曾对我说信任我，可是肃反一来就问我为什么不到台湾去？与国民党有没有组织关系？我的顾虑是没消除的。但我也找到一些保证，如党的政治威信就是顶大的保证，现在谈‘放’，将来不会再‘收’，肃反虽然没有反出我什么问题，但是肃反以后，落后的帽子象鬼一样的钉住你，你积极也没用，越是积极，领导上就说你是为了个人，落后。在这情况下，我们就不敢说话，噤若寒蝉。我现在‘放’虽有顾虑，但问题不提不行，已压得难受，已顾不到那么许多，先放了将来再说。 + +　　宁榥教授说：大家有一个共同的顾虑，就是怕抓小辫子，怕扣大帽子。人是有感性知识的，过去谈话怕墙角有人听，会上说话有记录，时间长了自己讲过的忘记了，而人家听在心里，怕算总帐。我们旧知识分子，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明哲保身。这次因为是整风整党，估计没有办法照顾到这头了。 + +　　有些教授在发言中揭发院党委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要表现在院领导同志不懂也不积极钻研教学业务，不尊重和依靠高级知识分子办好学校，只热衷于扩大行政机构，学校官僚化，高高在上，等级森严，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 +　　林士谔教授说：对老干部领导我们的学院，我们拥护。但是老干部不能仅是领导思想，应该学业务。院长曾写信给我们替他们上业务课，我们按时到了，他们却迟到早退。在这里我严肃地对院长提出批评，不学习业务是不能办好航空学院的。毛主席要求老干部在十年至十五年内学会掌握科学技术，不学是不对的。 + +　　常荣福副教授说：我感到院长不务正业。我们院长不懂业务，办一个规模宏大的大学不懂教学业务，是没有办法办好的。既不懂业务，又不下来了解情况，只是忙于搭架子，只是向下面要东西，而不能帮助下面解决问题。 + +　　宋懿昌教授说，我们学院的机构臃肿，职责不明，人员调动频繁，错误百出。如成立科学研究小组，调动组员要经过很多层次才能批准。 + +　　（因为工作调动多，使干部不安心工作，不熟悉业务。我们想请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回国的苏联专家，就是因文牍在院内周转而耽误了。院内填造的表册多，但内容填错的地方也很多。） + +　　常荣福副教授说，院长很忙，忙于搭架子。四系和三系的架子又搭起来了，但没有肉。现在院内的政治空气也很稀薄，做起报告来没有几个人记笔记的，因为讲来讲去没有什么新内容。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但是因为院里官多，把人分等，偏听偏信，大家把意见都咽到肚子里去了。 + +　　崔济亚教授说，“学校重视的就是处长、科长，对教员和科员一样待遇，四、五个人挤在一室。什么时候要上课，才用得着教授。学校是学术机关，学术水平是以教授的讲学与科学研究的水平来衡量的，而学校对教授却不尊重，不发挥我们的作用。” + +　　史超礼副教授说，我是一个普通教师。我感到我们的教研室主任有职无权，不能解决什么问题。有些事都只让党员青年讲师、助教们知道，我觉得不能很好发挥主任的作用是一种损失。 + +　　曹金涛教授说，对高级知识分子如何使用，在我们院里是很有问题的。裴烈君副教授留学德国八年，会六国语言。在周总理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以后，还把他调到图书馆工作，开始没有名义，以后才叫他做组长。而我们图书馆的组长一般都是中学生做的。我曾几次提议要他担任副馆长，都未得到解决。 + +　　历声林副教授说，几年来，学院对老教授很不尊重，大家都想离开。武院长来后有改进，但是也没有很好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院里认为有两位先生不好，把他们调去长春工作。他们到了那里以后，一个人却能做两个人的事。对知识分子帮助有许多方面，主要的还是政治上的照顾与信任，这是知识分子的特性和规律，院方对这些研究就不够。要办好学校，主要靠教师。我希望院党委注意做好这工作。” + +　　对于学校领导方面的宗派主义，教授们也提了很多意见。如看资料、下工厂实习、毕业生的分配，只照顾到党员或是高级干部的子弟，而对一般学生则不够注意。教授崔济亚在揭发某些党员的老爷作风的时候，还念了几句打油诗。 + +　　对于在学习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偏向，教授们在发言中也进行了批评。有些教授批评在院系调整中有盲目扩大的缺点。教授宁榥说，对于院系调整，我认为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毛病，希望当时负责这方面工作的钱俊瑞同志能作检查。 + +　　 来源：195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第6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01.txt b/CCRD/1/3/2/0005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6edc2a6606d6146649ba01fe55807db4bf6e3c6 --- /dev/null +++ b/CCRD/1/3/2/000501.txt @@ -0,0 +1,69 @@ +# 北京新闻界“鸣”起来了:新闻工作座谈会 （一）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北京新闻界昨天开始就新闻工作中的迫切问题“争鸣”。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北京大学新闻学专业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联合召开的新闻工作座谈会，１６日上午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和上海、辽宁、山西等地新闻工作者二百多人。 + +## 张黎群说：现在报纸实际上担任了布告牌、留声机、翻版书和“惹事生非”的责任。 + +　　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谈到了报纸对谁负责，报纸工作者如何实现它的责任的问题。他认为现在的报纸实际上担任了布告牌、留声机、翻版书和“惹事生非”的责任，使得新闻工作者的从属性很大，没法独立思考。他接着谈到报纸的批评问题。他说，中国青年报登了不少批评稿件，许多人很不以为然。他们说，青年报只要把青年教育好了就行了，不要多管闲事。这就弄得报馆的同志们缩手缩脚。 + +　　张黎群主张报纸的新闻应该抢先。比如，对一些时事政策的解释和国家建设的消息，青年报过去发的早了些。别人责难我们说，这是资产阶级作风。其实新闻质量高低，首先表现在时间上。 + +　　他说，青年报的记者在采访中遇到很大的困难。青年读者的要求是多方面的，记者就应该进行多方面的采访。可是，记者出去到处碰钉子，好多地方进不了门。 + +　　张黎群谈到报纸的宣传艺术。他说，青年报有时注意版面的色彩，有时又不讲究艺术，不吸引人。有人劝他们不要把报纸搞成绣花枕头，外面好看，里面是一包草。可是，他们认为，讲究生动活泼总是很重要的。 + +## 王中说：我们现在还象抗战时期一样，把报纸当作阶级斗争的武器。 + +　　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在会上介绍了上海新闻界开座谈会“鸣”“放”的情形。接着发表个人对新闻工作的意见。他说，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同学曾经讨论党性和真实性、群众性，趣味性和思想性的矛盾问题。王中说：“我看趣味性和思想性中间没矛盾，趣味性只和教条主义有矛盾。” + +　　王中认为，现在有些党委把报纸看成下达自己的命令和意见的工具，忘记了报纸还是人民获得知识和消息的东西。他说，有一个报纸要办个文艺副刊，党委不同意，说这没有思想性；实际上怎么样呢？党委在办公室这样说，回到家去还是要看。因为他是个人。王中认为，随着社会的变化，报纸的性质和作用也要变化。可是，我们现在还是象抗战时候一样，把报纸当成阶级斗争的武器。他说：“报纸是为了叫人看的，如果人家觉得没意思，没兴趣，看不进去，那还有什么阶级性呢？” + +　　他说，总的讲来，解放后，记者的采访条件比解放以前好多了，但记者的采访能力却低了。记者应想尽方法采访人家搞不到的东西。 + +## 莫如俭说：报纸一方面应有政治性、思想性，一方面还应有商品性、舒服性。 + +　　第三个发言的是人民大学新闻系教员莫如俭。他说，报纸的性质和作用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党委认为报纸是代表党和政府的，所以讲党性，过分强调报纸是教科书，总是自上而下地传达命令。他说，列宁说过“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还是集体的组织者”。但那是在１９０１年时候说的，那时候阶级斗争很尖锐，提这个口号是对的。现在再这样机械地执行那就压制了大家的积极性。 + +　　莫如俭说，资产阶级的报纸已经解决了他们报纸的矛盾问题。他们的报纸是商品，叫人看起来舒服，还告诉读者一些奇怪的东西，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增加了知识。 + +　　他认为报纸一方面应有政治性、思想性，一方面还应有商品性、舒服性。 + +　　中国新闻社记者郑白涛说，消息要为社会普遍服务。他说，消息是客观发生的，不是每一件事都与阶级有关。可以放手叫记者发表自己的意见。 + +## 顾执中说：有人反映，人民日报记者自高自大，从不向老记者请教。 + +　　老报人顾执中尖锐地批评新闻工作中的宗派主义。他说：上海申报、新闻报许多老记者，同蒋介石反动政府和帝国主义并无关系，可是在解放以后全被辞掉了。新设立了一个新闻图书馆，成为这些人的养老院，他们当然很有意见。现在人们都不尊重老记者。有人反映，人民日报记者自高自大，从不向老记者请教。 + +　　顾执中认为现在各科都有了理论，可是新闻学还没有。许多人都说新闻有阶级性，可是没有东西可以参考。他说：“新闻内容有阶级性，新闻编排没有阶级性”。想想看，“为什么资产阶级的报纸能够办的生动活泼，社会主义的报纸却作不到呢？” + +　　顾执中主张记者要抢消息。“抢消息绝对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任何消息，只要不是军事秘密和外交秘密，都可以抢。现在许多重要事情要隔几天才发表，弄得读者的思想也麻痹了。 + +## 杨重野说：记者如果总是挨整，怎么能够积极工作呢？解放后许多 + +## 记者不写新闻，是因为新华社统一发稿。 + +　　文汇报记者杨重野主要针对新闻记者不写新闻 的现象发表意见。他说：现在报纸上新闻很少，又很枯燥。有人于是就说，我国的新闻记者已经失去新闻敏感性了。 + +　　“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当然没有新闻自由。可是记者钻的很起劲儿。现在许多人对记者的任务不了解，对记者的工作不支持。”“记者如果总是怕挨整，怎么能够积极工作呢？”杨重野说，解放后许多记者不写新闻，是因为新华社统一发稿。新华社这么一统，各报记者就没事作了；文风也变了，新闻的写法都是老一套。 + +　　杨重野认为新闻工作中的宗派主义是严重的。党把党报看成亲生儿子，非党报纸顶多是螟蛉义子。 + +　　杨重野批评新闻记者协会，说那是新闻记者首长协会，在负责人中间没有一个普通的编辑、记者。 + +## 邹震说：新闻自由被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剥夺了。 + +　　新华社记者邹震发言的时候，开头就说：“新闻自由被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剥夺了。”“现在新闻方面还没有鸣，中宣部应该开放绿灯。” + +　　邹震认为：新华社发的新闻，公式化的现象很严重。“各个报纸先是拒绝，后是不用，这应该看作是一种好现象。” + +　　现在许多新闻单位衙门化，层次很多，机构重叠。能写能编的编辑、记者都做了“官”，在这里看不到工作效率。 + +　　老报人张恨水在１６日的座谈会上最后发言。他强调新闻要新、要快。现在许多新闻开头就是“几月以来”，这不是新闻，是历史。 + +　　“我们经常看到，一个记者一个月不写一条新闻。可是他又很忙，到底忙些什么呢？” + +　　座谈会将在今天继续举行。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原题为：“北京新闻界“鸣”起来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02.txt b/CCRD/1/3/2/0005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59893e6daa40cd60216168a715a8fe6905b7a30 --- /dev/null +++ b/CCRD/1/3/2/000502.txt @@ -0,0 +1,147 @@ +# 改善党群关系，办好高等教育：广州一些教授和专家在本报座谈会上的发言 + +　　<光明日报编辑部> + +　　本报编辑部于5月16日在广州邀请部分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和教授座谈“鸣”、“放”问题。会上，大家对于党与非党的关系、党在领导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中的缺点等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现将发言纪录发表于下。出席座谈会的有(按第一次发言顺序排列)： + +　　林孔湘　华南农学院教授、华南农业科学研究所植物保护系主任 + +　　冯秉铨 华南工学院教务长 + +　　吴印禅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副所长、中山大学教授 + +　　罗雄才　华南工学院副院长 + +　　陈序经 中山大学副校长 + +　　陈子明 华南师范学院教务长 + +　　钟一均 中山大学教授兼历史系副主任 + +　　叶鹿鸣　中山医学院教授兼人体解剖教研组主任(书面发言) + +## 林孔湘 + +　　对待争鸣有“三偏”，偏爱苏联，偏爱党员，偏爱青年人。对某些问题不分是非，造成宗派主义。 + +　　科学院获得种种远非高等学校所可想望的优越条件，要什么有什么，气魄非常之大，而高等学校拥有大量的科学研究人材，却得不到高教部的重视，国务院也是要负责的。 + +　　在高等学校和科学机关担负领导重任的党员大多数不懂业务，其中有些人比较虚心，能向群众学习，而有些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处处摆出一付“我是党的领导者!”的架子，不懂装懂，还要独断专行，往往因此把事情搞坏了。去年，华南农业科学研究所成立，一位党员副所长到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策划盖一所办公大楼，他好像认为，只要有大楼，有几百干部，研究所就建设成功，什么也不缺了！经过大家提意见，就把办公大楼改叫实验大楼。但是这位领导又主张把大楼盖在远离农学院的一座小山上，他的理由是：盖在山上壮观，离市区近，外宾参观也方便。但他却未想到由于研究人材、特别是高级研究人材非常缺乏(现在全所只有一个研究员、几个副研究员)，在这里新设立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必需依靠农学院的力量。而这位领导同志不了解办研究所和办机关有所不同，只醉心于发号施令，做“最后决定”。像这样情况，无疑地是很难把科学研究工作领导得好的。 + +　　我不反对由党员来担任高等学校和科学机关的领导工作，如果他们是党员，又懂业务，那当然很好，即使不懂业务，只要能帮助而不是妨碍非党的同志搞好教学和科学工作，也是很好的。现在的问题是，有些领导同志，对教学和科学工作的帮助不大，却反而有妨碍。应该说，这些领导同志是不符合规格的，为什么硬要把他们摆在这样的不适合的位置上呢?按说某些非党同志也可以来做领导工作，这不是取消党的领导，因为他们也是能够把党的方针执行得很好的。当然，现在也有非党的同志做领导工作，可是大多有职无权，形同虚设。这不是个别党员专横的问题，是一个制度问题。因此，要使党外领导人员有职有权，必需从制度上加以保证。比如学校的人事工作，如不从制度上来改变，许多事党外人士还是无权的。现在一切有关人事工作都由人事处包办，事实上也很难办好。像教授的升级，人事处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教授的学术水平，又凭什么来决定呢?我认为，人事处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人事处应该大大缩小职权，只管行政人员的人事问题，对于教师和技术人员的人事问题，应设立人事委员会来决定，这个委员会，由校院长、教务长和少数德高望重的教授组成。 + +　　以上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由宗派主义产生的。在争鸣问题上也有宗派主义。对待争鸣，党有“三偏”：偏爱苏联，偏爱党员，偏爱青年人。只举我亲自经历的一件事做例子。中南许多地区果树落果的问题，我做过相当长时期的调查研究，肯定这是一种病害，提出了防治的方法。1951年在中南农业科学技术会议上，我对这个问题做过一个调查研究的报告，在报告中，引证了一些美国的文献材料。于是，主持会议的秘书长张翼不安起来了，未等我讲完，就飞来一张条子，不要我再讲下去了。我的研究既得不到重视，苏联专家的意见——尽管这位专家不是研究病害的，只做过五分钟的调查研究——却受到了奉为至室的狂热的宣扬。事实证明，虽然我引用了美国的材料，我的研究结论却是不可驳倒的。以后在一次科学会议上，我又做过一次关于这个研究的报告，还有一位年轻的党员也做了一个同样研究的报告，和我的看法针锋相对，套上“矛盾论”的观点，又符合李森科学派学说。但是，我不同意他的看法，加以批评。不想这一批评，无异引火上身，院长(华南农学院)竟指责我打击青年，破坏生产。加上了种种罪名。试问：像这种情况，不是“偏”，不是宗派主义是什么? + +　　从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来说，科学研究的体制也是一个大问题。这几年，设立了许多研究机构，科学研究以科学院为主。因此，科学院获得了种种远非高等学校所可想望的优越条件，要什么有什么，经费充足，人口旺盛，气魄非常之大，连招牌也很大。我在北京农业大学看到，校门这边的校牌很小，那边植物病理研究室的牌子却很大。科学院的信封也是大的，官印也相当的大。重视科学院是对的，可是太不重视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却不对了。一方面，科学院设备好，仪器多，形成积压浪费。如亚热带植物研究所，许多仪器空着没有用，使用率只有百分之十。就说植病研究室的单孢子分离机，这种分离机，美国最好的学校不过有一架，我校一架也没有，而他们却有两架，其实，一架也用不了的。另一方面，高等学校的研究经费少得可怜，缺乏必要的设备。助手呢，去年配备了一些初中毕业生，不能做什么事，却需要处处帮助他们，弄得人啼笑皆非，不知道到底谁是谁的助手。然而，高等学校却集中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科学研究人材，使这些人材的力量得不到很好的发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依我看来，国务院是要负责的，但高教部不重视也不对。科学研究体制，要适合我国具体的情况，不能搬美国的，也不能搬苏联的。我国现在很多个部都有自己的科学院，事实上，科学不能分得这样细。比如对甘蔗的研究，不放在农业科学方面，却划到食品工业方面去研究，就是一个问题。我国科学人材很少，这样一来，又把力量分散，几乎一个研究院或一个研究所，往往只有一两个高级研究人员，而实习研究员倒是不少，只好每人分配一个题目，让他们自己去啃。无论就发展科学或培养青年科学工作者来说，这都不是一个好办法。据我的看法，全国只要有四个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工业科学院，农业科学院，医学科学院。这四个科学院有同等地位，分别领导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经费也由他们拨给，这样，就把高等学校和科学院结合起来了。 + +## 冯秉铨 + +　　现在高等学校有三种领导干部：一种是“不懂就不懂”；一种是“不懂装懂”：一种是“懂装不懂”。前一种很好，后两种办事很糟糕! + +　　高教部官僚主义，是把高等学校当做百货商店来领导。 + +　　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是干部的水平问题。干部对于方针政策的认识是否正确，体会是否深刻，决定着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的好坏。现在各高等学校中党的领导干部的水平，有高有低，很不一样。因此，同样的方针政策，有的学校贯彻执行得好，有的学校就差得远。 + +　　依我看，现在高等学校的领导干部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不懂就不懂”的干部，这种干部很好，他们很快就会学懂他们需要懂得的东西；第二种是不懂装懂的干部，这种干部当然不算好，但还不算太坏；最坏的是“懂装不懂”的第三种干部。什么叫做“懂装不懂”的干部？这些干部实际上懂业务，他们知道怎样办高等教育，但是他们不拿出真正的知识来，不讲本心话，只是整天揣测领导意图，逢迎领导。这些人，自己明明知道这是白的东西，可是因为领导说是黑的，他们也就随声附和说是黑的。这种人的害处很大。因为，他们善于逢迎，常常取得党的领导的信任，使得那些水平不高、不懂业务的领导人昏头转向，因而把事情办得很糟。举个例子来说吧：1956年暑期高教部召开了一次校院长和教务长的座谈会，研究减轻学生学习负担和加强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的问题。高教部和有些人在会上提出，认为学生负担所以过重和独立工作能力所以不强，完全是教师的过错，说教师有这样的缺点，那样的错误，总之一切都是教师不对，完全抹杀了教师几年的功绩。当时有许多人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问题的产生不仅是教师的教学有缺点，主要是由于教学计划过重，要解决问题必须同时修改教学计划。但是，高教部不接受大家的意见。最后拿出一个方案：把每周上课的时数由最高的36减为34，要求教师改进教学法，特别强调要在课堂上解决问题。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当时我认为高教部这个方案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不是有意欺骗我们，就是极端的无知。我心里马上冒起无名之火，当时就放了一炮。高教部没有接受我们的意见不足为怪，使人感到惊讶的是那些懂得这一行的内行人，也居然说这个方案能够解决问题，说我的意见不对，向我围攻过来，并且给我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他们真实的思想是这样的吗，他们真正无知到这种程度吗?不是的，他们没有说出“本心话”，他们是在逢迎领导意图。所以，他们说我“唯心”，我说他们“亏心”。党依靠这些“懂装不懂”的人来办高等教育，一定办得很糟糕。 + +　　实践证明，高教部那个方案是无济于事的，不然的话，为什么现在又要修改教学计划，削减上课时数呢？好幸，毛主席看到了，他说“至少要砍去三分之一”，这是英明的指示。但是，应该想想：为什么这样的事情都要劳驾这位大医师呢？天呀，如果各行各业的无论大小事情都要毛主席来管，那叫毛主席怎样办呢?我希望党的领导能够依靠讲“本心话”的专家，同时也希望那些“懂装不懂”的专家拿出“本心”来。 + +　　其次，我要谈谈对高教部的意见。最近我参加高教部召开的修改教学计划的会议，大家对教学改革成绩的估计争吵不休：是“巨大”呢？“显著”呢?还是“一定”呢?我认为教学改革是有显著的成绩的，这个必须肯定。但是，由于高等教育部不懂高等教育专业的特点，不懂高级知识分子的特点，一开始就以搞运动的方式来办高等教育，几年来，一阵风接着一阵风，始终没有过过宁静的日子，这是严重的缺点。应该搞清楚，领导高等学校与领导机关、团体有什么区别，与领导百货商店又有什么不同，我们决不能用办百货商店的办法来办高等教育。现在有些学校党的领导由于不懂业务，我们说要办高等学校，他们却说要办百货商店，这是完全两样的东西。 + +　　我觉得，高教部还有态度不够老实和代人受过的毛病。例如谈到去年招生过多因而造成的“大肚皮”问题，如果他们老老实实说，就是：因为我高教部惹不起工业部门，自己又有官僚主义，不了解学校的实际情况，所以去年招生招的太多了。这样说既符合事实，又能使人感到满意。但是，高教部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却半遮半掩地说，去年招生虽然多招了一些，但是几年来的招生总数还是符合第一个五年计划预定的数字的。言外之意，是并不承认去年冒进的错误的。这是连骗三岁小孩子都骗不到的。错了就错了，何必掩饰呢。 + +## 吴印禅 + +　　党能不能领导科学，能不能领导高等学校，问题不是这么提的，而是某些党员能不能领导科学和教学的问题。如果摆出这样一顶大帽子——党能不能领导科学，能不能领导高等学校、那就很难讲话，使问题得不到解决。 + +　　我谈谈党能不能领导科学，以及能不能领导高等学校的问题。其实，真正说来，问题不是这么提的，而是某些具体的党员能不能够领导科学和教学的问题。 + +　　我认为，现在在科学机构和高等学校的许多党员领导人，对科学研究机构是干什么的？高等学校是干什么的?这些机构中的党委会又是干什么的？像这样一些原则性的问题，是没有认识清楚的。要是真正对这些问题认识清楚了，用党的工作来为教学、为科学研究服务，那末，即使他不是教授，不是科学家，也能够领导。但是现在有些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的党员领导同志不是这样的，他们似乎很少想到怎样为科学工作服务，为教学服务，不为这些工作创造条件，不加以支持，不和科学工作者，教师们交朋友，不关心他们、了解他们，那末，这样的党员领导者就是不能领导教学和科学研究。试想，要他们来领导干什么呢(冯秉铨教务长从旁说：可是就是有这样一些领导人，你要办的是研究所，他要办的却是机关，你要办高等学校，他却要开百货公司。这样，是万万不能把工作搞好的。)所以，不要摆出这样一顶大帽子——党能不能领导科学，能不能领导高等学校。这样，人家就很难讲话了，只能把问题模糊起来，使问题得不到解决，知识分子的力量也得不到最充分的发挥。去年党提出某些科学部门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号召。倏忽间，一年已经过去了，从领导方面来检查，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的科学工作，问题都还很多，我真很担心，这句话怎样来兑现啊！ + +　　我再谈谈关系到十二年科学规划能否很好实现的科学研究体制的问题。对于所谓体制，我们是掌握得过于机械了，不是实事求是的对待。我们把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和科学院的科学研究机械地分割开来，对科学院很看重，而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却不加重视。这样，一方面经费多、设备好、人手足，另一方面，样样都缺乏最基本的条件，又有繁重的教学任务，再加上科学院在那里殷勤招手，你说，怎能够不“人心思院”呢？在这种情况下，成立“三八线”，不许双方互相拉人是好的，但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高等学校有相当大的一批科学力量，使这些力量多半白白浪费，很是可惜，我始终不懂：为什么高等学校就不能设立研究所呢?为什么有研究力量的高等学校就不能有较好的研究条件呢？应该是那些高等学校，在某个方面有条件有力量，就让它在这方面办研究所，多做些研究工作。不应把所谓体制，执行得过分机械。要知道，这个所谓体制，我们是从苏联抄来的，然而苏联却不像我们这样机械，他们高等学校的人也到科学院工作，而科学院的人也到高等学校去教书。很可惜，这一点我们没有学到，学到的只是皮毛，以致现在弄成这样一种情况：大家都愿到科学院去，而科学院的人却不愿到高等学校来。这是一个矛盾，为了科学的发展，要把这个矛盾赶快解决。 + +## 罗雄才 + +　　对高级知识分子不理解，不信任，在教师中间制造出鸿沟。 + +　　学校的运动之风有增无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得大家长期处于动荡不安之中。 + +　　几年来高等学校有这样一种情况：教师们被划分为进步的、落后的，后来又改了一下，改为进步的、中间的和后进的，每个人身上都被贴上了无形的标签。虽然没有明文规定那一位是属于那一类，但是你知我知，谁都知道谁的身上贴的是什么标签。有的教师问道：为什么被划入落后这一类的教师这样多呢?为什么落后教师的面这样广呢?所谓落后，是以什么做标准的呢?有的老教师对于自己身上被贴上落后的标签感到百思不解：你说工作积极性吗，自己诚诚恳恳地工作，经常备课到深夜，有时甚至搞到天亮，指导的毕业设计很多、很认真；你说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吗，自己对于高等教育事业始终忠心耿耿；你说历史吗，自己知道得很清楚，既没有杀过人，也没有做过贼；那末，到底为什么呢？啊！是不是开小组会的时候发言少一些，是不是接触党团员少一些，因而被认为政治觉悟不高呢？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 + +　　这种人——被贴上落后标签但自己莫名其妙的人，为数不很少，而且，他们的业务水平都是比较高的，真正能教书的。他们背着这个落后的包袱感到很沉重，压力很大。这给学校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 + +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存在呢?这是由于对于高级知识分子不理解、不信任，加上党团员的宗派主义所造成的。这个问题应该在这次整风中解决一下。党天天说团结高级知识分子，但是在教师们中间却制造出这样鸿沟，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 +　　以下我想谈谈用运动方式来办高等教育的问题。几年来教学改革的成绩，确实很大，如果没有教学改革，不把原来一团糟的高等学校加以整顿革新，就不可能出现像今天这样新的高等教育的面貌，就不可能输送给鞍钢、包钢那么多干部。但是，过去几年无论搞什么都采用运动的方式，而且直到今天，运动之风仍然未减，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例如开展科学研究、推行工作量制度、制订全面规划等等，本来都不适宜于用运动方式来搞的，但实际上是，不知开了多少大会小会，人人都要参加会议，都要学习，都要订计划，弄得满城风雨。莫说精神和时间上的浪费，就是开会喝茶所花的茶叶钱，全国统计起来也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呀！因为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大家长期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总没有时间让你静静地坐下来做做学问，考虑考虑问题。这样，自然很难有什么较大的进步，很难创造什么好的经验。现在大家叫嚷的这个好经验、那个好经验，经验满天飞，其实有许多都是假的。解放快八年啦，可是这种动荡不安的局面仍然存在，不知要到哪年哪月才能终止。去年才说过，以后不搞运动了，但是现在又卷起了风浪。如果你不参加到风浪中去，又要被列入落后分子的队伍。我们这些教书的，迫切地希望有一个宁静的能够安定下来的环境，希望党和高教部能够给教师们创造这种环境。 + +　　我也觉得现在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开展得不好，很糟糕。可是，高教部不去切实想办法，不去为教师解决研究条件缺乏的问题，仅提出“教学与科学研究并重”的口号，这个空洞口号会有什么实际意义呢，一点意义都没有。这等于乡间过新年门口贴上“一本万利”“水陆平安”的挥春，是同样不发生实效的。 + +## 陈序经 + +　　过去、文、理、工、农、医合在一校并没有错，因为工、农、医最要紧的基础是理，把理分开，基础就落空了，上面大、下面小，想把学生培养得很好，实无异南辕而北辙。 + +　　依我看来，高等教育学科分得太细，有些专门学校专得太厉害，是一个大问题。过去，文、理、农、工、医合在一校，这个办法，我现在仍然觉得它并没有错，因为农、工、医最要紧的基础是“理”，把“理”分开，基础就落了空了!(冯秉铨插语道：现在这样一分，学五年只等于学三年，吃亏大了!)基础一落空，一下专门起来，上面大，下面小，这样，想把学生培养得很好，实无异南辕而北辙。其实，如果基础打得牢，即便少学一两门专业课程，没有什么关系的。广州有一位很优秀的X光专家。海军方面派医生向他学习，他第一句话便问：“物理学得怎样？”他要这位医生学两年物理再来向他学习。照他的话做了，结果这位医生很快地学得很好。从这一例可以看到，基础是多么重要!我们现在常说学生缺乏独立思考能力，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基础没有打好。因此，我对于冯秉铨教务长过去在光明日报提出的意见(即主张理工合校的意见)，觉得很好。 + +　　高等学校在培养青年教师方面也很有问题。现在培养的方法是教研组抱着青年教师走，是用帮助他们写讲稿、找资料等种种方法保证他们上堂开课的。大家都认为，不这样做就不是培养。其实，这样只能学到一点皮毛，不是培养青年的捷径。不仅如此，现在助教也搞科学研究，而且要搞大问题：搞半导体，搞原子能．不愿意多做教学工作。(吴印禅说：还有更甚于此的呢!有的助教开课了，也提出要一个助教——这是助教之助教。有的资料员也要求给他一个助理资料员，说他应该做科学研究工作。)所谓新老关系问题，有许多就是从这里发生的。根据我自己亲身的经验，觉得助教应该做三件事：第一、应在实验室搞三、五年，把仪器和实验室一套操作彻底弄好；其次、要帮助老教师改卷子。改卷子对自己将来开课很有益处，可以了解学生，又可以更彻底地学好这门课；第三、要不间断地跟老教师上几年课。我认为，只有这样的方法，才是培养青年教师的真正的好方法，经过这样训练出来的助教，上堂开课就有把握，必定不会出什么大错误。 + +## 陈子明 + +　　有位党员副院长遇事专横无理，不容分说，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 + +　　教育部作事一意孤行，根本不理睬我们的意见。 + +　　从报上看到，许多人都认为目前高等学校的主要矛盾是党与非党的矛盾，我同意这种看法。最近报上的材料告诉我们，各地高等学校的党群之间都有一道墙，尽管墙的高低不同，厚薄不同。华南师范学院的党群关系，多年以来都搞得不好，到1955年达到高峰。去年教育部柳湜副部长来检查工作，就公开说师院的民主空气很差。后来学校的两个党委书记都撤差了。现在的情况已经有了好转。但是，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不是的，党群之间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中间还有一条线留在那里。最近我们学习毛主席的讲话，在小组讨论中反映出来许多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 + +　　在小组讨论中，有一个教师说，他在肃反中所以被斗，仅是由于他过去在茶余饭后爱说闲话，结果虽然没有问题，但是这次教训记忆犹新，所以现在要他提意见，他还有顾虑，不敢提。有一个职员(大学毕业生)在小组会上反映，他在肃反以后一看见党员就害怕，在路上碰见他们，很快地就跑过去，连看都不敢看他们，为的是怕他们说他又在偷听他们谈话的秘密，他在肃反中就是被这样斥责过的。还有一个职员说：经过学习知道，向党提意见可能不会挨整了，但是谁知道会不会成为“评薪当中的一条”呢?这些情况都是值得深思的。 + +　　华南师范学院的党员同志，那种政治上的优越感，常常使人感到很难堪。我就尝过这样的滋味。去年，有一个党员副院长和我谈到有关实习的一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应该征求一下领导实习工作的“最高负责人”，这时这位党员副院长马上涨红着脸，以训斥人的口气叫：什么最高负责人！最高负责人是我，是院长!我说的“最高负责人”这几个字可能不恰当，但也不应该因此就受到斥骂呀！当时，我曾向他一再说明我的意思，可是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等于白费气力。(这时冯秉铨教务长说：你说的这个人我认识，他是最不得人心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叫这样的人当副院长。) + +　　总之，党与非党之间的墙是存在的。必须把它拆掉。否则，把教师们长期摒弃在“墙”外，要想他们树立真正的当家作主的思想，最充分地发挥积极性，都讲真心话，那是有困难的。说老实话，现在每个老先生都确确实实想为国家多做点事情。但是，这道“墙”的存在，却妨碍了他们积极性的发挥。党员应该真正信任他们，尊重他们；党员应该和他们交知心朋友，谈知心话。中国本来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如果你不当他们是知心朋友，而要他们讲知心话，那是办不到的。有人说，现在有些党的领导同志对待高级知识分子，只满足于每个月多给他们吃一两斤肉，只满足于给他们装装纱窗、修修屋子；这些领导同志自己不向高级知识分子讲知心话，但要求高级知识分子向自己讲知心话，否则就责备他们不忠实于国家。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 +　　谈到高等学校助教的培养问题，我同意陈序经副校长的意见。过去培养的有些助教，其质量之低，简直是不堪设想。现在的助教们把自己应做的工作，与进修提高的工作对立起来看，总想脱职进修，派他们到北京去学习，“一心向京”；有些助教动辄说要研究什么大问题，写什么论文，简直有些不知天高地厚，这些都是不对的，应该像陈副校长所说的那样严格地训练他们。 + +　　我们对教育部也有意见，觉得教育部的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与高教部基本上是相同的。举例来说：早在开始学习苏联经验制订教学计划的时候，我们许多人就提出意见，说上课时数太多，学生受不了，但是，教育部根本不理睬我们的意见，一意孤行，因为他们认为苏联经验如此，中国也就非如此不可。这不是教条主义是什么。 + +## 钟一均 + +　　学校新老关系和师生关系问题，都是领导上制造出来的。许多今天的青年教师，就是过去各项运动中的学生积极分子；过去他们把老教师批判得一文不值，现在要他们反过来尊敬老教师就成了问题。 + +　　我谈两个问题：社会主义法制问题和学生路线问题。 + +　　我过去是学政治的，解放后改了行了，因此谈到法制问题，看法不一定对头。 + +　　刘少奇同志在“八大”的报告中提到制定社会主义法律的问题，他说，要使人民确信，只要未违反法律，人身权利不受侵犯。这个问题很重要。用老话来说，这就是法制。保护大多数人的社会主义法制是要从具体事例中表现出来的，决不是一句空话。但是，自从宪法颁布之后，人民代表大会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太慢，立法活动很少。 + +　　肃反，是宪法颁布以后的事。肃反的成绩是巨大的，无可怀疑。但是，有好些做法不仅对高级知识分子很不相宜，和社会主义法制精神也不相符合。当然，肃反是对付反革命的措施，和处理人民内部的问题有所不同。问题是肃反中也曾搞错了许多好人。宪法规定，侵犯人民权利，必须赔偿。而对这些人，除了一般的道歉之外，却未听说有什么赔偿，就只是道歉，有些单位还没有认真的去做，说是“上面的办法改变了”，敷衍过去完事。 + +　　现在许多问题是靠政策办事的，不是靠法律。政策由少数人掌握，违法与否，群众无从知道，不像法律确定那样明白，人人可以自觉地遵守它，同时得到它的保障。不仅如此，执行政策，人的因素很大，而群众的保障也就令人感觉得很少(肃反中就有这种现象)，因此，同是肃反，有的地方搞得很好，而有的地方却搞得很不好。 + +　　党办事是讲究群众路线的，这是对的。但是，群众路线也要有一定的制度来保证，否则，官僚主义以及一些其他更坏的东西，便无所顾忌。在这种情况下，哪能不出问题？反之，比如说，如果行政法法制完备，那末，工作中的许多问题(例如有的地方因为征用民房、征用地皮发生过的一些事件)，也就不会发生了。 + +　　宪法本身是一套民主制度，只是民主制度也要通过具体的事情才能表现。拿人民代表大会来说，这当然是一种很好的民主。但是有的地方却硬是不去召开，而民主也便无从实现。据说，不召开本身就是违法的，要受到处分。必须做到这样，民主才有了保证。常常从报上看到，许多违法乱纪的事情，非等党去干预处理，便得不到揭露和公正的解决，而法院呢，却不曾去管，或是不敢去管。应该说，这种现象是很不正常的。 + +　　再谈谈学生路线问题。学生路线，这几年贯彻在整个教学工作和各项社会运动中。思想改造，三反运动、肃反运动，以至教学改革，都是以学生做为基本群众。各项运动的成绩是肯定的，但也遗留下来一些问题。问题之一，是所谓新老关系和师生关系的问题。许多今天的青年教师，就是过去各项运动中的学生积极分子。过去，他们把一些老教师批判得一钱不值，现在要反过来尊敬老教师，这个思想弯子一时如何扭转!纵使表面上客客气气，心底里却是不以为然的。在老教师方面，既明知不受尊敬，越发难以释然于怀了。 + +　　如果说，搞运动走学生路线还可以，那末，搞教学改革，此路却是走不通的。这一点，现在已经注意到并且在开始扭转，不过并不曾有根本的改变。比如，只注意到了学生的负担过重，而对教师的负担过重却从来没有人提一提。又如要求教师对学生全面负责，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就没有要求过学生对教师全面尊重。甚至相反，党团方面还有意无意地教导学生在政治上轻视老教师。西北大学有一位教师说的很中肯：“新老关系问题都是领导上制造出来的。”由于这个路线的影响所及，“包教包学”、“下寝室辅导”等口号都提出来了，而学生的质量也就因此而下降。不过，学生的分数成绩，还是年年提高的，因为如果不设法把它提高，教师便难免不受到教学效果不好的批评。那末，好了，你要“消灭三分”，就都给划上个四分五分也很容易。有人说，现在的学生，就像过河卒子，保准有进无退，个个毕业。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搞法很是不好，应该严格地要求学生，而不要姑息。 + +## 叶鹿鸣 + +　　向党提意见，只准说好的，不能批评坏的，否则，就是仇视党、仇视人民！ + +　　党员搬青面孔，以改造者自居，群众避免见面，只好绕道而行。 + +　　我今天参加这个座谈会，感到万分兴奋，真是万分兴奋! + +　　我心里早就有话要说，有苦要诉，但是，过去不相信还有机会让我说这些话，诉这些苦。我以为这些话要带到棺材里去了，再也没有机会说了。真没有想到，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还给了我这个机会，我真是万分兴奋！今天我能够把苦诉出来，增强了我今后工作和生活的勇气。我今年五十七岁，希望能再活五十三年，能为国家贡献所有的力量。 + +　　事实是这样，大概是1953年吧，在杜老(国庠)主持的一个座谈会上，要求大家向党提意见。我当时反映了光华医学院(即现在中山医学院)党的领导缺点和错误。谁知道，这次所提的意见竟成罪状，成了在肃反运动中被斗争的条款之一。在肃反中，我是一个遭受过大会、小会斗争的人，精神上受到的创伤是难于用言语表达的！当时，他们质问我说：许多人向党提意见都是说好的，为什么你却反映坏的呢？由此可见你是一向仇视党员、仇视党、仇视人民的！这是多大的罪恶啊! + +　　我不明白，为什么向党提意见，只准说好的，不能批评坏的。过去没有条文规定，我也没有学过这样的文件。是因为有过那次参加座谈会的深刻教训，所以以后许多座谈会邀请我参加，我都不敢参加。我相信这次座谈会是不致发生意外的吧。 + +　　中山医学院肃反的斗争面很广，偏差不小，问题不轻，现在应该是正视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学校的党应该把对每个人做的结论和定案的真相向群众交代清楚，做到解铃也是系铃人。 + +　　其次，我要谈谈中山医学院党员的特权思想问题。学校党代表大会的总结上说，他们还有特权思想(我是听民盟的负责人传达的)。我觉得说的很对，他们确实还有特权思想。表现在那里？党员干部有优越感；评级评薪要看“后台”；教研组之中有权威的和普通的两种，权威的教研组样样齐全，其他教研组则遇事无人过问；派遣留学生，不是德才兼选，全凭他们指定；有些党员总是以为别人才是落后的，需要改造的，而自己则是改造别人的，以改造者自居；他们对于那些所谓“落后”、“有问题”的人，见面搬青面孔，谈问题“公事化”；他们既然如此，那些“落后”的人自然也不愿去找他们，避免和他们见面，路上相遇绕道而过；有人说，有的非党人士一入了党，就与过去迥然不同，架子很大，冷若冰霜，要见他们犹如入阁拜相；有的教师说，有些学生，虽然没有毕业，可是因为是党员，做了“领导者”，见着教师就转头不睬——这是我们天天提倡的“尊敬师长”的最大讽刺。 + +　　党群之间有深沟，有高墙。党和群众都要负责填沟、拆墙。古语说，“时乎时乎不再来”，现在是：时乎时乎到来了，我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时机。 + +　　 来源：《光明日报》1957年6月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03.txt b/CCRD/1/3/2/0005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3f8d2aa2104284c00feb5d196d94091ad9447c7 --- /dev/null +++ b/CCRD/1/3/2/000503.txt @@ -0,0 +1,17 @@ +# 高级研究人员张达钧等人提出批评 “科学院不象个学术研究机关”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在１６日下午三时，邀请社会科学各研究所高级研究人员，座谈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会上发言的有研究员张达钧、陈梦家、余元āｎ＠①、张遵骝、徐炳昶、黄文弼等人。他们分别就科学院和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等问题提出批评。 + +　　不少发言者认为，科学院不象一个学术研究机关，而象一个衙门。科学院行政机构臃肿，行政人员超过研究人员一倍，这是领导工作中官僚主义的根源。余元āｎ＠①先生说，科学院有六个局，汽车很多。但领导工作的重点不在学术领导，而在安排干部。科学院作工作总结时，不是总结每年研究的成果，而是说今年又添了多少人，设了多少所。实际上好多所还是空架子，研究人员不多。由于行政人员过多，就减少了科学研究经费的开支，使宿舍分配、图书购置等都受到影响。因此他建议大力削减行政机构。 + +　　发言者对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工作提出批评。张达钧先生说，学部成立两年来，很少派人深入各研究所了解情况。黄文弼先生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只有六十多人，这和全国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情况不相适应。而且这六十多人中好多人是兼职，专心作研究的不多。学部委员的名额的分配，也没有照顾全国各个地区，有的地区如西北、东北人数太少。这一切使学部不能很好的担负领导工作。张遵骝先生说，科学院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重视不够，在人力配备上也不如其他大学。例如历史一、二所补充研究人员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因此有些国外的学术活动，科学院参加不了，反而要组织大学的力量去参加。 + +　　在提到党群关系时，陈梦家先生说科学院的党群关系比较隔膜，有些党员负责干部只强调非党研究人员的团结，而不注意党群间的团结，目前党群关系间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他还批评了考古所领导对老的研究人员信任不够的现象。黄文弼先生也认为应该多尊重老研究人员，只有彼此信赖，才会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 +　　此外，余元盦先生还提到他认为目前历史研究所分为一、二、三所的作法不太合适。这样对调配研究人员，分配图书经费都有困难，同时这三个所研究的都是中国历史，有共同的性质，需要相互联系。他建议，将三个所统一调度。他又批评目前科学院有重理轻文的现象，这表现在图书经费的分配上文科方面的经费太少，这几年来只依靠旧有的藏书，新买的书不多。他希望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设立社会科学图书馆。张遵骝先生提到清华大学改为工科大学以后，该校所有旧清华所藏文科书籍，不肯交给其他研究机关，反而还大量采购文科书籍，他认为这是本位主义的现象。 + +　　有些同志还批评了科学院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行动迟缓的现象。会议在六时结束，以后还将继续举行。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04.txt b/CCRD/1/3/2/0005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5da399198587be0d46552185a88bebb38bdc406 --- /dev/null +++ b/CCRD/1/3/2/000504.txt @@ -0,0 +1,37 @@ +# 关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反映（三） + +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办公室编印：《思想情况》（三）> + +　　（……） + +　　三、还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同情南斯拉夫，并对这篇文章的某些论点表示不同意。 + +　　（一）虹口区有人说（非党）：“南斯拉夫过去被压抑了，现在发发牢骚也无所谓。”区委宣传部的理论教员（非党）：“铁托在过去两方面夹攻下还坚持社会主义是了不起的。是英雄，很服贴。”“铁托和卡德尔很有骨气。” + +　　（二）虹口区委机关及税务局有人说：“铁托、卡德尔所说要改变制度。不是指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一长制’‘官僚主义制度’。我们国家今天也在反对这两种制定。”说：“说他们是修正主义者，戴上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有些牵且附会，不能服人。” + +　　（三）江宁区有人说：“联合国派观察员到匈牙利去为什么不可以？让他们去看，可以消除怀疑。看问题不能站在苏联的立场上、要站在旁边看。” + +　　（四）江宁区华毛巾厂干部：“中国在对南斯拉夫问题上是否盲从苏联？过去开除南斯拉夫我们同意，现在苏联和他们复交，我们也复交。” + +　　（五）市人委个别干部：要谈立场就没有话说；假如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来看是有话可说的。“要谈立场就不能独立思考，过去斯大林提出阶级斗争日趋尖锐，思想上不通，但认为这是立场问题，也就不敢讲了。” + +　　（六）市税局干部：“如果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苏联，而是南斯拉夫，那么我们就不是学苏联的五条基本经验，而是学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员会等等经验了。” + +　　（七）市人委干部：“文件中说个人崇拜、官僚主义不是制度的产物，但是实际上斯大林的错误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产物。”／（八）公安局某团员：“苏联第一次出兵是不必要的，因为，第一，当时人民要求纳吉下台，纳吉后来也已证明不是好人；第二，效果不好，引起后来暴乱扩大。”另一干部（群众）说：“援助和干涉仅是字面问题，总之派军队到别国领土去是不正常的事。”“文章中没有提到干涉问题，恐怕中央也认为是干涉，只是怕提出来与苏联伤感情。”…… + +　　（九）公安局某党支委说：“二六轰炸时苏联派空军师来上海也是干涉，只是不同于帝国主义的干涉。”另一党员说：“苏联援助匈牙利根据华沙条约，美国援助台湾不也是根据蒋美双边条约吗？” + +　　（长宁区某干部：“苏联出兵根据华沙条约，而华沙条给根据大西洋公约，说明两个条约类似，苏联是干涉内政。”） + +　　公安局某团员说：“听说苏联交还旅大不是主动的，而是在国外与论压力下被迫交还的。”有的说：“苏联对中国经济援助为什么拿利息？这和美国经济侵略有什么区别？” + +　　（十）新成分局某民警：“铁托、卡德尔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讲话的，只是观点不同而已。铁托作得对，敢于向苏联提出批评，并不骄傲，而是苏联骄傲。”（这个民警自己曾上书8千字给中央）。 + +　　（十一）公安局政保七处某干部说：“铁托讲话比较民主一些，这些看法是适合自己胃口的。” + +　　（十二）长宁区团委大部干部对文章所说匈牙利事件是由内部和外部几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而其中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的说法思想不通。他们认为“匈牙利党和政府在前一阶段犯的错误是决定性的原因。如果说帝国主义起了决定性作用，那末帝国主义在波兰为什么没有搞成大规模暴乱？我国这样复杂的国家为什么帝国主义也不能钻空子？” + +　　（十三）长宁区某些干部：“拉科西威信不高，如在我国，有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撤换他，匈牙利制度不好，或者不完备，才造成他严重的错误。”／（十四）长宁区某干部：“文章讲斯大林的主观愿望是好的，这样讲法有些原谅态度。我们犯了错误也可以讲主观愿望好，就是方式方法不好吗？”“过去处理黄逸峰，功过不能抵，而斯大林功大于过应该原谅，到底怎么看”。 + +　　来源：上海市档案馆，A22-2-555，第31-34张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05.txt b/CCRD/1/3/2/0005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d40f11057872780b378c231be7686abfc7271d3 --- /dev/null +++ b/CCRD/1/3/2/000505.txt @@ -0,0 +1,111 @@ +# 工商界代表继续批评党的缺点 （第二次座谈）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联合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于昨日（１６日）继续举行，会上发言的共有十三人。 + +## 李伯平批评某些工商界上层人物 有意见不敢反映，报喜不报忧 + +　　四川省工商联秘书长李伯平继续前天的发言。他说，四川工商界反映：有些上层代表人物有意见不敢大胆反映，报喜不报忧。其原因，有的人是从个人利害出发，有的人是不深入下层。所以不能深入下层，主要是兼职太多，三分之二的时间都花在开会上。他希望有些人不要兼职太多。有的人当了副市长、副县长就脱离了群众，这些人应该多搞些工商联工作。他说，有些兼职虽然多，但是真去掉他一些职务他也有意见。他认为对于这些人，可以保存他的兼职，但要确定他的主要任务。最后，他说，统战部的工作的缺点是统上不统下，应有一定的时间比较深入些。 + +## 毕鸣岐不赞成李康年的意见　不愿意再吃二十年剥削饭；有些干部还强调阶级仇恨，党应该教育他们 + +　　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毕鸣岐说：关于工商业者的阶级关系，去年大公报曾经鸣过，参加争鸣的文章中多数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当时我认为是非对抗性的，写了一篇文章送给大公报，大公报给我退了回来。既然是争鸣，为什么不让人鸣？大公报说，他们也不敢说是非对抗性的，于是我就只好戴上了“对抗性”的帽子。工商界人士就怕扣住帽子。扣住帽子，有意见就不敢提了，就不能发挥积极性。 + +　　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私方实职人员的思想情况，总的是进步的。但不能说公私、私私之间就没有问题了。去年提出定息七年以后，工商业的中小户对这个问题并不感觉重要。大户的定息虽多，但也有许多人认为拿这么多定息有些难为情。有人提出：政府为什么不采取自愿的办法？人的思想不是一齐改变的，难道到了某一天，可以一起摘帽子吗？毛主席说：“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我们的瓜不仅熟了，而且快要烂了，为什么还要等？上海李康年提出定息要拿二十年，我认为这与我们的思想发展情况不相符，这是争鸣的问题。从我们的思想和子女来讲，我们再也不愿再吃二十年的剥削饭。 + +　　有的公方干部作风生硬；有的问题，党、团、工会已经讨论过了，再拿来和私方商量，这是形式。改变对资本家的观感，不是一件容易事，不是单靠私方可以做到的。要求党大力宣传私方已经改变的情况，向职工说明对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对立反抗，不要以为反抗就是进步。目前，有些干部强调阶级仇恨还存在。天津南开区有一个干部在听赎买政策报告时说：“不要看资本家合营时表面积极，他们的内心是男盗女娼”。还有个民建会的会员去开会向公方代表请假，公方很不耐烦的说“你去吧，反正是信教自由”。 + +　　有的干部不尊重私方的职权，公方代表不在的时候，把文件给秘书批办，而不交给私方人员。有的厂保密过严，人事调配不同私方商量。 + +　　目前工商界中生活困难的人虽然不多，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资本家一般的资金不多，尤其是经营商业的资金更少。在福利问题上，在二千元上下划一道线是必要的。但有了这条线，一切待遇都不同了。如天津规定，二千元以上的资方，所得的定息要拿出５０％买公债、拿出１０％交互助金，七折八扣，剩下的还能解决什么问题？ + +　　私私之间不团结的现象，在企业中仍然相当严重的存在着。这个问题，一方面是由于私私之间互有成见，同时公方和党支部也应该负一部分责任。有的公方对私方之间的问题，不闻不问。我们要求公方对私方人员要多进行思想教育。 + +　　过去工商联、民建会这两个组织，从中央到地方都存在着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使得工商界不满。 + +　　中共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党员同志虽然参加了我们的学习，但他们采取了旁听的态度，冷若冰霜。我们要求党员同志提出自己的看法，对我们也有帮助。 + +　　中央提出要尊重民主党派的独立性后，统战部对民建会就不过问或过问不多。民建开二中全会时，听说统战部要撤回党员干部。我当时坚决要求党员干部留下来工作。我们要求统战部帮助我们，问题不在撤回党员干部。 + +　　他认为目前有少数党员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发展了严重的骄傲自满、宗派主义情绪。有的目空一切，眼里没有群众，站在人民头上压制民主；有的喜欢别人吹捧，好听阿谀之词；有的感情用事，看问题不实事求是；有的好象他一个人就是党，他的话就是党的指示，加上领导干部存在官僚主义，只听下面党员的汇报，这些党员可以对别人打击报复，他们最有威力。在这种人下面生活的人，也学会了善于体会这样的干部的意图，顺着他跑。 + +## 乐松生说：有些私方人员“愿为知己者死”，可是公方不信任 + +　　乐松生说，为什么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个别公方还不能放手使用私方人员呢？这是因为有些公方存在宗派主义，只相信党员、团员、工人，不相信私方人员。小徒弟是团员，说句话就能听。当然徒弟的话也有对的，但很好考虑私方人员的话也是必要的。我相信，如果能大胆使用私方人员，每一个私方都会高高兴兴地把工作做得更好。私方交出企业后，剩下的就是工作，如果大胆使用，对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呢？我亲身体会到，资本家交出企业不是容易的事，这是脱胎换骨。有些私方人员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想法，可以为党牺牲性命，跟着党走。目前的问题就在于是否信任。共产党员上下不一样，上面还好，下面差。有的公方很小的事情都使私方不愉快。我希望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填平这个鸿沟。希望多采用个别谈心的方式，不要怕被资产阶级玷污了。我想，如果公方伸出温暖的手，私方不会不去拉的。 + +## 提意见是“骄傲自满”　不提意见是“唯唯诺诺” + +　　王贤镇说工商界左右为难 + +　　福建省工商联副秘书长王贤镇说，现在有些人拿定息不安心。原因是：一、工商界学习时说：“拿定息就是剥削，剥削是可耻的”。民建开会也说拿定息是剥削。所以，有人对拿定息有顾虑。二、有人认为就是因为私方人员拿定息，企业里才有阶级关系。他们感到这是一种压力。而且在企业拿定息，要通过公方领取，职工也看到，拿定息好象做了亏心事一样，理不直，气不壮。三、大、中、小户定息多少不同。大户拿一年定息，够维持几年生活。有些小户定息少，不愿拿，但非拿不可，认为是被大户拖住了。中等户也有不愿拿的。四、工商联说：“定息和工资不同，拿了定息就应该买公债。”这也是一种压力。 + +　　他说，工商界代表人物，如正副主委、正副秘书长，严重地存在着脱离群众的作风，有宁“左”毋右的思想。原因是各级工商联都是块块领导，即由当地党政领导，而没有很好地进行垂直领导。工商联要受同级人民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有人就认为工商联应受当地政府的具体领导，因而有人说工商联成了政府的“派出所”。组织不独立，工作就不能主动。 + +　　他说，对工商界，应该有鼓励、有批评，以鼓励为主。但现在是以批评为主，而且批评得太尖锐。如工商界拿了定息，就批评说满足于“三定”，安于现状。有些人提意见，就批评他骄傲自满；没有意见，又批评他自卑，唯唯诺诺；使工商业者觉得左也不对，右也不对，以致形成工商界对工商联也不说真心话，工商联也“衙门化”了。福州市工商联党员秘书长，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有包办代替的现象。市工商联什么问题都由党组织决定。我们不敢在工商联面前说话，说对了他们（指党员）说不对，说不对的他们又说对了，于是，我们只好宁“左”毋右吧。 + +　　他说，工商界来参加省人代会、省政协工作，大家认为不起作用，我也有这个感觉，因为第一，会期不定，一再延期，很长时间才开一次。原因是准备不够，被更重要的会议挤掉了。我认为被挤掉是主要原因。去年１２月２７日开省人代会，为什么这时才开呢？因为年终要交帐，不得不匆匆忙忙的开。市人代会也有问题，县人代会更有问题，说增产节约，开会要花钱，就少开会。我认为不能为节约就少开会。每次会议都是讨论过去工作和总结今后的任务，其实事件已过去了一两个月，已经具体化了，还讨论什么？再加上准备不足，所以讨论不出什么。福州市人代会问题更多。一个学生代表在会上发言说：“灯不亮，米不够吃，课程繁重”。发言以后就受到了批评。我们工商界发言，更容易受批评，因此大家说话都有顾虑。我参加福州市人民委员会工作，每年开两三次会议，讨论工作报告（包括兵役报告、财务报告）和中心任务、人事任免等等。人事任免在三个月前就发表了，还讨论什么？有一次讨论分配公债问题，有一位民主党派代表刚说机关人员少些，农民多些，接着列席的有关局长就进行解释和批评。我们委员有权发表意见，反被列席的局长批评了一顿。他说，这是个法制问题。 + +## 胡庆照说：一放一收谁敢再提意见；党对上层民主人士照顾太多，办公室里不能摆古董 + +　　安徽省工商联秘书长胡庆照说：一、工商界为什么不敢放，不敢鸣？一个原因是几年来舆论的压力。资产阶级是被改造的阶级，“是非只因多开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另一个原因是工商界对方针政策不明确，得不到各方面的支持。他讲到这里，举了两个例子：安徽省安庆市国药总店在公私合营时，公方让私方提意见，私方提了意见，公方代表说：“我是政府派来的，我们对你们客气，你们却把它当成福气（意思是神气起来了）。”这种一放一收的做法，害得私方人员不敢再提意见。后来，这件事反映上去，市工商局召集国药总店全体职工开大会对证，私方人员在这种场合下哪敢再说话。这说明，要“放”应该给放的条件。再如合肥市一个搪瓷厂的私方人员（民建会员），为了研究一件产品，不慎把仪器弄坏了，有个团员，不分青红皂白，说他是破坏分子，并把这事登在黑板报上，他气得跑到民建会去哭了一场。 + +　　另外，我们工商联的某些领导人也学了些教条主义。不管什么问题，动不动给下边戴帽子。这也增加了下边的顾虑。 + +　　二、国家法制问题。共产党是一个政党，它的政策方针是通过国家来实现的，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党给我们作了很多工作，波匈事件后，我们都觉得党正确，引以为骄傲。但是，政府的法制，任何人也要遵守。我几年来接触到的和看到的，有些共产党员是不注意遵守法制的。有些会不一定非要党员才能出席，有些会，不问党与非党，需要参加就参加。我是秘书长，在我领导下的党员科长就比我知道的多。他回来是汇报好还是不汇报？我是问好还是不问好呢？ + +　　三、党对上层民主人士照顾太多，有时工作安排得不适当，也容易使他们产生骄傲情绪。有些人是有代表性，但他不作实际工作，我说把这些人安在政府部门，这是古董。办公厅里是不能摆古董的，古董应当摆在古董店里。如果是旗帜，要有旗杆，挂在外面，让人看见，不要挂在室内。 + +## 郑允命批评某些党员公方代表居功自傲　态度粗暴　方法简单　令人生畏 + +　　内蒙古工商联秘书长郑允命说，两面性是资产阶级的本质，但是，积极面是主要的，消极面是次要的，不能一概而论，混为一个统称。有些党员一提工商界就是两面性。这种片面看法，对工商界不是帮助，而是打击。他说，合营企业内部缺乏民主管理。民主管理委员会没有建立起来，工商业者有职无权。公私共事关系在内蒙古自治区基本是好的，原因是有些公方代表的水平高。但也有不好的，主要表现在分工不明，职责不清，造成私方人员遇事推、拖、拉。企业党支部包办代替，集体领导不够，个别党员独断独行，有些会议应该找私方人员参加研究的，也不找他们参加，使他们产生顾虑。个别党员态度粗暴，遇事不耐心教育，加重私方人员的顾虑，对工作不利，也不符合毛主席说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做法。 + +　　郑允命说，党员干部有斗争经验，为国家出过汗，是人民功臣，得到人民的尊敬。但是有的党员过分炫耀自己，工作方法简单。对非党群众，从个人主观主义出发，不敢大胆使用，使私方人员遇事唯唯诺诺。他说，私方人员拥护社会主义，跟共产党走，私方人员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党员干部只有团结他们的义务，没有排除他们的权利，不信任他们是没有根据的，应该让他们有职有责。工商业者有话也应该大胆的放，大放而特放。只有大胆放，才能得到更好的果实。 + +　　郑允命说，工商界大小之间有矛盾。合营后，又是公私关系，又是阶级关系，当两面人不好当。内蒙古自治区大工商业者少，中、小户多，特别是工业，五百元以下占８０％。大户定息七年不变，他们不愿放弃，个别人认为定息二十年也不算多。中等户认为拿定息不符合爱国精神，要，怕摘不了帽子；不要，又怕得不到劳动保护。小户急于要求摘帽子，愿意要“工人阶级”，不愿意要“小资产阶级”。这些中小工商业者觉悟比较高，５０％以上要求放弃定息，但是没有被采纳。因此，他们说政府把他们的真心当成了假意。他认为这样拖下去是不好的。他说，我们中国国家大，各地气候不同，瓜熟蒂落有早晚，应该熟一个摘一个，熟一批收一批。这样，既满足工商业者的希望，又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 + +## 田玉璞说：我们那里人委会是形式主义 + +　　天津工商联副秘书长田玉璞说：从１９５３年普选起我就担任副区长，感觉有些苦闷，感觉是在作客，感觉得不到信任。我担任政府工作之后，有人告诉我，今后工作应该知道的知道，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就别问。政府是不是有这个规定，我不知道，但是，这在机关里是普遍的。因此，我工作上就听之任之了。我认为，需要有个规定，谁应该知道什么事，应该按职位来确定。但现在不是按职位，而是按人。 + +　　在工作接触中，有些党员对党外人士的看法，使人难堪。例如今年３月份，区里布置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委员视察的事情，有个秘书给下边起草了个通知，里边有一条“接见代表时要客气一番，茶烟招待、面带笑容”，第二条是“讲究策略”。这种对党外人士的看法，不是个别的。 + +　　从我们那里的实际情况看来，我认为开人民委员会，是形式主义，只是为了完成法律程序，很少对政策方针进行细致研究，要讨论的事情党内都先讨论了，党员再参加会的兴趣不大，使委员们感到只是政治照顾，其他问题很少考虑。会议成了形式。一般说来，党外人士对党员是很尊重的，党员也应尊重党外人士的意见，应认识我们是六万万人之一，而不是六百万人之一，有些人总以为自己是六百万人之一。应当克服这种优越感。 + +　　定息七年的问题，大户满意，中户随意，小户不同意。投资不多的都希望摘帽子。小户说：为什么我们要陪大户过七年呢？陈云副总理说：“小户投资不多，少数放弃定息，我们不反对，工会也可以吸收”，但至今一个也没有这样作的。同时，公私合营了，资方代理人的基础消失了，为什么资方代理人这个帽子还非戴不可呢？戴这个帽子工作上有困难，在企业里工作只是强调阶级关系，压力很大。人事部门一找，就有些怕，不知又犯了什么错误，原因就是强调阶级关系。 + +　　此外，部分工商界的人士对参加手工业合作社意见很多，苦闷很大。从经济上看，合作社是劳动者的组织，但收入比过去减少了。有人说：“什么是工作？参加手工业合作社是对我们进行劳动改造。” + +## 郑砚耕说：有的公方代表竟说工商联没有资格同他谈话 + +　　吉林省工商联秘书长郑砚耕说，吉林省合营企业中的公私关系，表面上看来相安无事，实际上是貌合神离。原因是公方人员有阶级优越感，例如：有一个大车店，私方人员对工作提意见，公方人员就说他不服从领导；私方要想找公方人员当面谈谈，公方人员就说他没有资格。工商联发现这一问题，想找公方人员交换意见，帮助解决，那位公方人员也说工商联没有资格跟他讲话。类似这种现象很多，这反映某些公方人员对工商联的看法，也影响私方人员的改造。他认为在合营企业里应多强调共事关系，过分强调阶级关系，就会造成隔阂。 + +　　他说，吉林省合营企业的工资改革最近要公布了。过去私方人员对这件事很关心，抱着很大希望，后来听说调整幅度不大，就不大高兴。高潮以后，国务院曾指示，工资高者不降，低者不提，这原则上说是对的，但不能以理服人。在合作商店里，一般工资都降低了，不调整，大家有意见，这个问题应该及早解决。 + +　　我在县里工作的时候，经常得到党员的帮助，工作很顺利。但是，到省以后二年多，连统战部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统战部长从未找我们谈过话。有一次，省八办有个处长到工商联联系工作，临走时告诉我有事常常联系，也可以到他们那里去，也可在电话上联系，可是他们的电话号码印在专门的小本上，我们根本没法知道。 + +## 童泉如揭发某些干部歧视工商联： 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态度要不得 + +　　浙江省工商联副秘书长童泉如说：现在在公私共事当中过分强调阶级关系，把私方人员的职权否定了。去年下半年开公私座谈会时，有人反映：一个私方副厂长，因为厂里的事给办事处写了一封信，信的后边挂了几句说：“某某同志（工人），要结婚，请从上海带些礼物。”这封信被公方代表秘书看见了，就批评他不该把私人的事情写在公事信里，还说：这是腐蚀工人阶级，一定要他检讨。他检讨了，但是想不通。有许多工商业者，过去要好的朋友，现在也很少来往，原因是怕戴三顶帽子：小的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不大不小的是“搞小集团”；大的是“阴谋诡计”。这三顶帽子，不得不使大家明哲保身。现在一般工商业者的生活，只有上班办公，下班抱孩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淡薄。对工商联工作人员的态度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某县搞文娱活动时，要工商联帮助搭戏台，戏台搭好了，工商联的干部也帮助装了扩音器，这时主持会议的人宣布“工商联的人退出会场”。这种歧视工商联工作的事情并不是少数。在绍兴县，有人说工商联合会的会费是中间剥削，提出要废除。这样下去，工商联的工作如何开展？ + +## 劳元熙提出对某些工商业者安排不合理：经营药材的老手却去卖咸鱼 + +　　广州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劳元熙说：党发挥我们的主动性是对的，高潮后，把党员秘书长调走了。可是，在调走以前，统战部没有考虑一下我们非党的秘书长会有什么困难。其实我们工作上有很多困难。过去许多工作多是市委布置，文件都是党内发出，原来的党员秘书长能看到，他走了以后，方针政策我们就没办法知道了。我们提出可否用政府名义把文件发给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解决，做工作只好完全靠自己摸。 + +　　广州市安排了一千多人，在试用期间工资是一百三十分，以后长期没增加，我们提过许多次意见，过了相当一个时期以后才给增加了五分。安排的时候并没有按照各人的特长合理安排。过去的经验无从发挥。一位大学毕业经营药材很有经验的人，安排去卖咸鱼、开发票；一个经营蔬菜的老行家，安排去卖油。我们提出以后，才把卖油的调回来，可是两三个月都没给安排工作。最近又碰到精简机构、冻结干部，看来问题更不好办。有人说：早合营不如晚合营，早改造不如晚改造。这虽是牢骚，但是党政部门也应该考虑，应该先解决早接受改造的人的工作问题。 + +## 张国英说：私方人员并非天生自卑 + +　　广西工商联秘书长张国英说，有些公方代表对私方人员信任不够。比如有关改进业务和改进产品质量方面的文件，私方负责人很少看到。我去年到南宁开会，了解到有一种柴煤两用的玻璃炉，我将建炉的图形画好寄回厂，但公方厂长一直没有给负责生产的私方副厂长看。到我回厂时，问私方副厂长对这个炉的构造有什么意见，他说：“只看到你寄回来的信，没有看过这个炉的图形。”你说怎不叫私方人员产生自卑感？连文件都不给看，还谈什么有职有权呢？ + +　　有些公方代表摆出架子。是不是摆架子就使人对你尊敬？我认为这只有使私方人员不敢接近。南宁和行腊味店的公方，是个转业军人，用军队的方法来管理企业，七点钟上班，私方人员迟到一些马上批评；私方人员第二天六点半到店，他叫职工不要开门。职工问为什么不准私方人员提早进店，他说，他们是资产阶级，没有改造好，他们还会偷钱的。他整天站在柜台看着。私方人员为了避免嫌疑，就高声报告每笔营业收入。在工场里，私方人员听见公方代表的皮鞋声，工作已做完的还得东摸西摸，表示还有工作做。这样，哪里谈得上与公方谈谈生活和学习情况？如果私方人员不敢接近公方，公方怎样对私方人员教育和帮助？这不是一个政治上的损失吗？ + +　　有些公方代表，对于企业生产的事情，每每只找党支书、党团员和工会负责同志商量，不同私方负责人一起研究，把私方负责人当成企业外的客人。这就难怪私方人员有作客的思想。梧州市兴华电池厂，私方人员是技术副厂长，厂里改变电池配方时，私方人员同意改变，但提出在没有试验成功时不要大量生产。公方代表当时对他说：“你是保守思想，是不是想破坏生产？不准你发言。”结果，因质量不好，损失四十多万元。这样怎叫私方人员发挥积极作用？ + +　　因此，他认为私方人员的自卑感并不是一生出来就有的。他说，资产阶级既承认工人阶级的领导，工人阶级又以资产阶级为朋友，那么，对工商业者就要采取帮助的态度，而不应该采取歧视的态度。为什么有些公方用岐视的态度来对待朋友？希望在这次整风中加以检查。 + +## 柯尧放说：合营企业里的党团员自以为高人一等 + +　　重庆市工商联秘书长柯尧放说，大部分专业公司只管经济、不管政治，大部分手工业管理机关和合作社，只抓生产不抓教育。合营企业的党团员和工会工作人员，在职工群众中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某陶瓷厂公方厂长和私方副厂长一道工作回来，公方厂长买一包花生米和面包，自己吃，对私方副厂长连理都不理。有一个机器厂的工会主席说：工人就是不相信私方人员是国家的工作人员。某单位公方代表召集职工开会，工会组长竟不让私方人员参加。这些情况，使私方人员产生消极情绪。 + +　　 ---- 原载195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06.txt b/CCRD/1/3/2/0005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251b64ab12512c52615313582e4c24dfd35ad8e --- /dev/null +++ b/CCRD/1/3/2/000506.txt @@ -0,0 +1,25 @@ +# 经济学界开始争鸣 许多教授学者认为政策应公开讨论 + +　　<朱继功> + +　　（本报北京17日专电）首都经济学家在16、17两天连续座谈关于经济学界和经济学研究工作中的内部矛盾问题。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狄超白是座谈会的召集人。 + +## 对旧经济学和学者采取全部否定态度 + +　　会上经济学家揭露了经济学界的宗派主义，它主要表现在对旧经济学和经济学者采取全部的否定的态度。北京大学教授严仁庚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和目的性，是应被否定的，但是它的某些研究方法、材料和成果中，也有许多有用的东西。比如，各种收入水平不同的居民，收入增加后，购买和储蓄的方向就会发生变化，这就是凯恩斯所谓消费倾向的问题，是我们应该研究的。过去一提心理因素，在市场上的影响，就会被扣上唯心主义帽子，实际上，市场变化对人们思想意识是有影响的。严仁庚还指出当前经济学工作的主要矛盾是落后与国家的实际需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林庄说：解放后曾经有过一个新经济学会的组织，但从1953年以后，这个学会无形中就解散了。他问到，是不是领导部门因为学会的成员落后呢？范若一认为，宗派主义它表现在对一些国家大事，业务资料保密得太严了，有的材料主任能看的，处长不能看，处长能看的，科长就不能看，这样使经济研究机构变成了“计算工厂”。经济学家孙毓棠分析经济学界这种消沉的原因。是：一、对旧经济学者知识的积累，估计过低；二、对老经济学家的进步估计不足。有些人嘴里讲辩证法，对人的看法却不辩证。 + +　　由于宗派主义情绪严重的存在，一切老经济学家要发牢骚也就可以理解的了。他还举出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以及“经济研究”编委中几乎一个老科学家也没有的事实，来证明有宗派主义的不良风气。因此，许多人曾经做“和尚”，虽工作努力，但情绪消沉。 + +## 盲目崇拜权威思想近年来有严重发展 + +　　有些经济学家说，近几年来经济学界盲目崇拜权威的思想是极其严重的，对经济著作，即令有一点怀疑，也不敢讲。例如，货币与黄金，到底有什么联系？马克思已经讲过了，就不再深追。有些财经上的重要政策问题，如果首长已经做过报告，学者也就只能作些宣传政策解释工作。 + +　　刚从日本回国的经济学家吴半农说：在国际经济研究上，有两个矛盾，值得研究。一个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某些经济现状与已有的经济著作，理论配合不上。像经济危机已经20多年没有发生了，这个问题如何看待，值得研究。马克思的经济规律要不断地发展，但发展得不好，就成为修正主义，这中间道路很窄。另一个矛盾是：我们对某一国家进行研究这一些成果与该国共产党的看法不尽一致，就使人举棋不定，难下论断。 + +　　金融研究所杨培新也提出理论脱离实际，是严重的教条主义。他列举许多事实说明，无论凯恩斯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马克思等无产阶级经济学家，他们研究工作是与当时实际相联系的，而我们独独不然。范若一认为，现在国内对抗性的矛盾是不存在了，但是矛盾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人民的工作，甚至吃、穿等许多复杂的问题，都担在政府身上，所以经济学家的任务也就更加重要。 + +## 业务部门对于争鸣如何进行还不明确 + +　　对政府政策能否进行百家争鸣的问题，也是经济学家所关心的。北京大学教授徐毓枬举出轻重工业投资比例一比八时，所有文章都说是“合理的，必要的”，以后，改成一比七时又说：“合理的，必要的”。这些重大政策问题，经济学家该不该讨论呢？可以研究。财经研究所沈经农说：我们业务部门的百家争鸣，怎么进行还不够明确。因为一些重大政策，已定下来了，如果提出相反的意见，就不好，而高等学校所处的地位，不一样，争鸣就无甚关系。曾凌说：物价问题，胡同里的老太大们，天天在讨论，而我们经济学家却很少过问。杨波认为政策问题应该公开讨论，像物价问题，经济学家讨论后，对群众也有益处。（原载1957年5月18日文汇报） + +　　（来源：《批判文汇报的参考资料（二）上》（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解放军报社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07.txt b/CCRD/1/3/2/0005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678c4d1bc4c0a556cb5040fcdd03d9ffec57a4 --- /dev/null +++ b/CCRD/1/3/2/000507.txt @@ -0,0 +1,17 @@ +# 刘光华、李光维等教授说财经学院存在双料的宗派主义 + +　　<蒲> + +　　【本报消息】在昨天中南财经学院座谈会上，教授们尖锐地揭发了学院中存在的宗派主义现象。 + +　　教务长刘光华教授说：听人家说，武汉高等学校党群关系最好的是财经学院，我感到奇怪——财经学院竟成了这方面好的典型。其实我们学院党群关系是坏的。有人说财经学院是双料的宗派主义，我看是有道理的。不仅党与非党之间有宗派主义，而且原中原大学的人与非中原大学的人也有宗派主义(按：中南财经学院前身系中原大学财经学院)，甚至连党团员也分什么中原大学与非中原大学的。刘光华教授指出青老教师不团结的原因之一是宗派主义。青年教师看不起老教师(老教师多是从湖南大学、中山大学调来的)，不尊重老教师，许多事不通过系主任，青年教师就自己办了。这应由党委会负责，他们对老教师不信任，什么事都叫青年教师办，偏信他们的汇报。然而，要想把办革命大学的一套经验拿来办正规大学，是行不通的。 + +　　经济地理教研室主任李光维教授也批评了这一点。他说：学院学术气氛不浓，主要原因之一是许多教师不安心在这里工作，他们之所以不安心，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学校中的宗派主义。这里老教师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合理的安排，相反地却受到一些糟踏。例如一位郑教授曾两次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第二次回来才开课，但过不久又不给他教课了。有人批评说，这里教学依靠青年教师，这种提法还不够准确，应该说依靠的是中原大学出来的青年教师。刘教务长刚刚谈过，党团员也分中原大学和非中原大学的，我看连到“人大”去学习，也分中原大学去的和非中原大学去的。如果说，什么是财经学院的主要矛盾，我看这就是。 + +　　会计系主任王牧罕教授对于在留助教、选留学生的工作中存在的宗派主义进行了批评。 + +　　马哲民院长说：现在有人感到本院有以党代政现象，事实如何，我还难说。有人曾问我当院长是不是有职无权?也有人反映系内秘书权力比系主任还大。这样说来，党内外是有不平等情形的。不过，就我说，如果我有职无权，我也不会争。因为我外面事务忙，对学院内事务照顾不过来。在学生中确有宗派主义情绪，如不是党团员的就要低人三分。特别是人事处，有人说它像个阎王殿，这具体表现了党群关系的矛盾。 + +　　刘光华教授也对马哲民院长提出意见说：马院长搞了三年多院长，怎么能不了解院里工作呢?是有职无权，还是有权而不行使权呢?据我看，好些事，人家不找教务长，也不找马院长，认为找也没有用，而直接去找党委，这也是明摆着的。李光维教授说：学院一共三个院长，马院长社会工作多，朱剑农院长也离开了，在校时也不是党委，只剩下兼党委书记的朱明远院长，他平常同大家谈问题，谈政治领导，一谈到业务问题就谈不下去，从这看来财经有无以党代政的现象是值得研究的。 + +　　 来源：《湖北日报》1957年5月1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08.txt b/CCRD/1/3/2/0005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375554b5126623ef0e57c435dd5a25ed7b654e6 --- /dev/null +++ b/CCRD/1/3/2/000508.txt @@ -0,0 +1,103 @@ +# 南京市十位学者对撤销南京大学法学院提出批评 + +　　<《人民日报》> + +　　本报南京讯南京市十位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学的教授，对院系调整时撤销南京大学法学院的主观主义错误痛切陈词，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要求国家重视和充分使用政治学、法律学和社会学的人才。这次会议是５月１６日下午由民主同盟南京市委员会召开的。 + +　　高一涵说：南京有一大批搞法学工作的人，现在很多人都改行了，还有许多人没有工作岗位。高一涵：（江苏省司法厅长，前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 +　　有人说南京大学重理轻文，其实，社会学、法律学更被轻视。马列主义哲学是一切科学的指导原则，但不能代替社会学、法律学；政府的政策方针也不可以代替法律。南京有一大批搞法学工作的人，现在很多人都改行了，还有许多人没有工作岗位。这是否说搞旧法的就不能搞新法？但是，北京有些司法工作的领导同志也是学的旧法，难道南京有旧法观的人是不能改造的吗？ + +　　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就要加强法制，但谁来订法，现在审理案件时，法律条文上没有，有时判错了，有时就无法判案。 + +　　记得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时把南大法学院取消了，领导上说：取消是国家政策要这样。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还要我作检讨，但我的思想还是不通。 + +　　孙煦存说：马列主义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但不能代替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孙煦存：（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前南京大学国际法教授） + +　　政治、社会、法律究竟是科学还是万金油？是否有了马列主义就可代表一切？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有人说这些是科学，但我们要社会主义的科学，你们是资本主义的一套，要从根拔掉。其实，马列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社会主义科学和资本主义科学是有联系的。 + +　　一个政策的好坏要看实践效果。几年来，这个转业的政策效果很明显，法学研究工作退步了。如果把我们放在原来的岗位上，我想要比现在东一榔头西一棒好一些。 + +　　原因在哪里呢？ + +　　第一，领导同志对专业思想和科学观点弄不清，好象马列主义就可以代表一切。马列主义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但不能代替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 + +　　第二，有宗派主义、自满情绪。领导上有些同志认为自己虽不懂自然科学，但社会科学是懂的，因为社会科学是阶级斗争，搞了多少年革命，难道还不懂社会科学么？这样就简单化了。对人是自满情绪，不是虚心帮助人。我们是有缺点的，但可以改造；可是领导上见了我们这批人就好象一个医生遇到重病人就讨厌，往太平间里送。 + +　　朱约庵说：搞社会学的人还是可以改造过来，为国家贡献力量的。朱约庵：（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前南大社会学教授） + +　　今天开会是第一阵春风。 + +　　高教部、南京大学把法学院一脚踢开。不久前，南京大学的党员负责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说：撤销法学院错了。他只说了一句话。事实上撤销法学院给国家人民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 +　　我认为，即使说社会系是反动的，搞社会学的人还是可以改造过来，为国家贡献力量的。 + +　　是不是学社会学的人都没有学问呢？我倒不以为然。例如资产阶级的人口论，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如果，我们今天加以很好的利用就可以为工人阶级改善生活服务了。其他如家庭问题、宗教问题、民族问题等等都是属于社会学的。有些人搬教条说苏联没有社会学，因此我们中国也不要社会学；其实苏联也是有的，是放在民族学里的。 + +　　以十二年为期，向科学大进军，我们这些老弱残兵还有作用。至少在和帝国主义反动学说作斗争中，我们还可以起舌战作用，因为我们的老师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他们的“八卦阵”我们心里明白。我们还会各国文字。只要领导上用马列主义武装我们，我们愿意在对敌斗争中冲锋陷阵。 + +　　王辉明说：我们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年龄不许可我们等待下去。王辉明：（南京师范学院美术教授，前南大政治系教授） + +　　政府对法学院的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的待遇是不同的。第一，解放后，高等学校的变动很大，但没有学语文的去教化学，而我们搞社会学、法律学、政治学的人却你到图书馆，他到参事室，你在教美术，他在教俄文。第二，知识分子改造的道路，是要通过自己的专业。但为什么学政法的人就没有这条道路来改造自己。不相信我们呢，还是不相信自己？第三，今天，国内教育处于极不平衡的状态中，历史学开了五朵花，而法律学只有法学一花独放。事实上，拿教书来说，没有新旧法的对比，道理就说不清。 + +　　我们的问题，已经拖了五年了，我希望在下一个学年能够解决。我们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年龄不许可我们等待下去。 + +　　陈毅夫说：南京大学和有关文教部门的党委负责人犯了三个错误。陈毅夫：（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前金陵大学教授） + +　　社会科学是应该发展的。可是我们南京的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却遭到无理的轻视和沉重的打击。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南京大学的和有关文教部门的党委负责人犯了三个大错误： + +　　第一，领导人文化水平低。解放后，我在南京大学住了两年，有一位领导同志给我们讲哲学，我问这位领导同志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是什么，领导人不懂装懂，说是“狗屁”。 + +　　第二，文教领导部门对中央政策理解不够，甚至故意违背。 + +　　第三，道德修养差，特权思想与优越感到达疯狂程度。南京大学的个别党员领导人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自居。当时法学院有一个青年助教，因为他是团员，领导上就要大家都以他马首是瞻。知识贫乏的人就会压制批评，害怕批评。南京大学的领导上对有不同意见的人处处都在考虑报复打击。 + +　　把知识分子当地主恶霸看待，这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作风。 + +　　我们这些人是有缺点，也有些好的方面，并不象南京的文教领导人想象的那样坏；如果单单是只有南京的这批领导人，今天在场的人，至少我自己早已被杀掉了。 + +　　建议中央考虑加强对文教方面的领导。 + +　　吴学义说：我是搞法律的，我迫切要求归队。吴学义：（华东药学院图书馆，前南大法学院教授） + +　　我是搞法律的，而现在在图书馆里工作。这是使用不当，安排不妥。既不能从事教学，更不能从事法律研究，我迫切要求归队。因此我具体建议恢复南京大学的法学院，或在南京成立一个法学研究所，把旧的法学教授集中起来。 + +　　客观上是不是需要呢？我觉得很需要。建国八年了，但现在法制还不健全，大家只是按政策方针办事。其实，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没有法律呢？没有法律，对工作影响很大。其实，几年来不能立法是有困难的，可是领导上又不肯使用我们这批懂一点法律的人。 + +　　我现在承政府安排工作，实质上是给一碗饭吃。吃了不做什么工作，连我的孩子也说我是饭桶，但绝不是我自己要这样做的。 + +　　赵之远说：现在各地纷纷揭发了许多人民内部矛盾，如不把政法工作搞起来，矛盾就不可能解决。赵之远：（南京师范学院图书馆，前南大法律系主任） + +　　取消法学院之后，五年来苦闷之极，专长不能发挥，白白浪费时间，这种做法真令人不能理解。 + +　　现在各地纷纷揭发了许多人民内部矛盾。政治是一个工具，如不把政法工作搞起来，矛盾就不可能解决。尤其是法律方面，法律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经济服务；法律是明辨是非，解决曲折，有重要的作用。光在婚姻法方面，家庭、婚姻、子女抚养等等问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何使人心服呢？要解决问题并不是简单的。马列主义、政策、法令是指导原理，但必须要用法律来解决具体实际问题。要法治，就要使大家懂得法；可是现在法治不完备，法学总则、分则都没有公布，判决案件没有标准。因此，一个案件在这里可以这样判，在另一个地方又是那样判。没有法律就没有法治。我们是六亿人口的大国，有许多法院和审判员，但他们不懂法律如何执行任务。 + +　　现在我们对法律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有些领导同志的看法：法律很简单，三四句话可解决问题；另一种是我们的看法：法律是科学，不简单。当然，政府过去重视政治经济是必然的。现在是内部问题的矛盾，法律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 +　　中国本来研究法律的人不多，而现在不能发挥作用，那是太可惜了。我教了二十多年书，现在停下来了，想到这些情况真是十分愤慨。南京大学是综合性大学，而没有社会科学，这是算什么综合大学！我们要大声呼吁，南大应恢复社会科学。 + +　　祝修爵说：院系调整时政府对法学院的处理是最粗暴的。祝修爵：（南京工学院图书馆，前南大法律系教授） + +　　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时政府对法学院的处理是最粗暴的。当时，南大的领导上告诉我们说是把我们并到上海华东法学院去的。有人在南京住了二十多年，不愿离开南京，领导上还特地来说服动员，于是大家表示服从分配。可是过了很久不见动静，我们就派代表去问，领导上说：“你们还在等呀！”当时，刚刚思想改造结束，大家不敢讲话。领导上不是用说服的办法讲道理的，而是用力量压制。这真是我一生以来精神上最大的打击，最耻辱最痛苦的事！我看共产党处理问题太主观，太武断，不讲理，前后反复无常。 + +　　领导上这样做太缺乏远见了。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但也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忽视法学研究是不对的。如今是旧的人被打倒了，新的人又培养不出来。如果再过五年我们就都快要六十岁以上的人了，恐怕不可得了。我现在是勉强在教俄文，那是为生存而被照顾。学非所用，工作有什么意义？ + +　　柯象峰说：旧法学不是一点都没有可取之处的。柯象峰：（南京大学英语教授，最近才开课，前金陵大学社会系主任） + +　　应该承认，旧法学和马列主义是有对立的，是有毒素的；但是，现在把旧法学一棍子打死，法学院取消，又来照顾我们的生活，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其实，旧法学不是一点都没有可取之处的。我有一个例子说明： + +　　李景汉先生写了北京郊区的调查，真是轰动一时。李先生是我们的同行，过去他在那里调查过，现在还是用社会调查学的方法又去调查一次。尽管过去沾了毒，而现在思想、观点、立场改变了，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 + +　　可是，不知领导上为什么却这样不重视我们这门科学呢？ + +　　史国纲说：有人说社会科学是春寒，我看现在的国际关系这一门是严冬史国纲：（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前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 + +　　我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可是这里有一个笑话。有一次，我在我现在工作的参事室谈国际关系，很多人却不知道这门科学。 + +　　有人说社会科学是春寒，我看现在的国际关系是严冬，一点没有春意。 + +　　还有一件小事：去年９月艾森豪威尔讲了挑战的问题，我想驳他一下，就到处找人弄他讲话的原文，遍寻无着，最后请政协去搞仍没有弄到。我想弄点材料绝对不是替帝国主义宣传，可是这里的领导好象在替帝国主义保密。因此在南京的情况看，国际关系象这一门整个已经绝种了。 + +　　几年来我是转业在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可是我并没有改行，在可能范围内我还要钻研。但因为资料不公开，东西要不到，所以落后多了。国际关系问题是要和当前工作密切结合的，所以保密材料可以公开，研究之门可以开大一点。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09.txt b/CCRD/1/3/2/0005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ade97cdeb11de1f2f43c59535066e5066259d99 --- /dev/null +++ b/CCRD/1/3/2/000509.txt @@ -0,0 +1,31 @@ +# 钱伟长批评学校里的宗派主义认为这是清华大学的主要问题 + +　　<《北京日报》记者、业祖兴、姚世光> + +## “三年以后再看” + +　　听说清华大学副校长钱伟长教授最近曾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要三年不鸣。我们知道他向来是一个不吝於说话的人，为什么忽然要三年不鸣了呢?所以我们在昨天下午去访问他的时候，第一句就问他是不是想“一鸣惊人”?他说；“我没有说三年不鸣呀!”他想了一会又说：“我是说三年以后再看。” + +　　看什么呢?他说这是指关於高等学校培养目标问题的最近一次讨论而言。他说通过那次讨论，再讨论也没有什么意思，只好等三年以后再看情况了。为什么没有意思?他说；那次讨论已经离开了讨论的中心问题，别人说他否定教学改革，反对学习苏联，讨论变成了扣帽子，这还有什么可讨论的?他认为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是学校领导怕在群众中造成混乱，怕教学脱离实际，於是采取了把反对意见一下子压下去的办法。他说他的意见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也不是百分之百的错误，假若当时深入地讨论下去，有许多问题是值得讨论的。 + +　　他说，在学术上可以“争鸣”一生，而行政工作就不能长期地争论，因为事情总是要办下去，不能停顿。记者问他，在行政工作上有了不同意见，应当怎么办呢?钱伟长说，在学校里不妨求同存异。记者问他；要是存异，是不是在一个学校里，不同的系可以有不同的培养目标呢?他说：“那也未尝不可以，因为教育永远是一个赏试。条条道路通罗马，几年以后就可以看出那条路远，那条路近了。” + +## “不要当保姆” + +　　钱伟长在谈话中举了一个例子说，导师培养学生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一切都为学生准备好了，甚至替他作了论文；第二种是不闻不问；第三种是把研究方法告诉他，让他自己提出学习计划，教授从一旁指导。例如青年人提出的题目往往是很大的，那就告诉他这个题目可以研究一辈子，不如先研究其中一个比较有把握的小题目。他说，在研究过程中，总会犯错误的，只要不让他跌大跤，犯小错误教授也不过分责难他。这样，这个学生就会充满了信心，感激导师；导师也会从学生那里得到新的意见，彼此变成很好的朋友。他举例以后说，党和知识分子正如导师和学生一样，他们的关系不能是第二种的不闻不问，也不能是第一种的保姆式的帮助。但是现在，党把知识分子的进步缩小了，缺点夸大了，唯恐他犯错误，这也不能动，那也不能动，这是一番好心，但结果却造成知识分子只好站在那里不动了。他说，对知识分子不信任，就不能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换句话说，这就是宗派主义，也是当前学校中最主要的问题。 + +## “全面为片面服务” + +　　在谈起学校里还存在别的什么问题的时候，钱伟长说：“有时候全面为片面服务，有时候是片面推动了全面。”我很惊奇地问他：“片面可以推动全面，这还可以理解；可是全面又怎样为片面服务呢?”他反问我说：“在党与民主党派关系问题的座谈会上，报上登的蒋南翔校长的发言里有一句话你们注意了没有？”他接着说：“有一句话我可注意了。蒋校长说，要注意发挥老教授的作用，同时也要注意培养青年教师。”钱伟长认为蒋南翔的这句话表面上看很全面，而实质上这个全面是为片面服务的。他说，能否全面发挥老教授的力量，这是办好高等学校的中心问题，也是我们学校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当前突出注意发挥老教授的作用，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可是蒋校长却在这句话的后面加了一条小尾巴，把老教授和青年教师等量齐观，这样就冲淡了当前不尊重老教授问题的严重性，模糊了人们的看法。实际上，这也反映蒋校长没有正视这个问题。 + +　　钱伟长认为要发挥老教授的作用，首先就要给教授以权力。他举了例子说，助教是教授的学术的继承者，可是教授对选择助教却无权过问，教学业务本应是教授有最后决定权，可是现在却是教研组内一律平等，甚至是教授服从党员助教的领导。他说，在苏联，教授是受到学校和人们的莫大的尊敬的，而在我国高等学校里还没有形成尊敬教授的风气。他认为，在高等学校里，党的工作要继续加强是不容怀疑的，党委负责制也不要取消，但是一定要发挥老教授的作用，使教授有职有权。保证他们有权领导教学工作，有权决定助教的去留，有权决定助教、讲师的升级等等。党主要是加强对教授的思想领导，而不应干涉和代替老教授的教学工作。 + +## 大开大放小开小放 + +　　钱伟长对清华大学的教授们现在还“鸣”“放”得不够带劲的事也发表了意见。他说，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大开大放，小开小放，不开不放”。清华的教授“鸣”“放”得不够带劲可能与此有关。过去清华党委抓得太紧，教授们大概一时还放不开。 + +　　他又问记者，在前晚的座谈会上，党员教授是否都“鸣”起来了。我们说党员教授“鸣”者不多。他感概地说，党员教授没有先“鸣”也是个问题。群众的杠杆是很灵敏的，党员不说话，非党员不知什么意思，因此就不敢畅“鸣”。他认为，整风主要是党内来进行的，党吸取外部力量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整风，如果党员不敢先“鸣”就不对了。 + +　　在我们同钱伟长辞别的时候，他笑着说：“我说的这些话不一定对，无非是一家之鸣罢了。” + +　　（来源： 原载1957年5月16日《北京日报》，选自《捍卫高等教育和科学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委员会编，1957年12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10.txt b/CCRD/1/3/2/0005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9e3df10d82f074b34ded1845a7a9618e490ca65 --- /dev/null +++ b/CCRD/1/3/2/000510.txt @@ -0,0 +1,127 @@ +# 山东大学党委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 + +　　<《新山大》> + +　　【本刊讯】5月16日下午，中共山大委员会，邀请了我校民盟、九三学社负责同志举行座谈，听取他们对党委和党员的意见。座谈进行了5小时，许多同志本着对党关切的心情，提出了尖锐的、中肯的批评，这些意见对帮助党进行整风，无疑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党委在会上再次表示了决心，欢迎对党委和党员提出批评。在会上先后发言的有：九三副主任委员刘鸿宾，委员高亨、张维华，民盟委员刘泮溪、民盟付主任委员黄嘉德，九三主任委员陈机、委员傅宝瑞，民盟主任委员曲漱蕙、付主任委员阎长泰，九三青岛分社委员王祖农，民盟委员谢联棻、尹左芬、黄冕堂。这里发表的是这次座谈会的记录摘要，未经发言者校阅，如与发言有不符原意之处，由本刊记者负责。 + +## 动员报告说服力不大　说明党委对“放”没决心 + +　　刘鸿宾：听了昨天杨希文同志的动员报告，我觉得党委对“放”还没有决心。一、报告中说，我们提意见对事不对人，主要是对党委提意见。我觉得，“事”离不开“人”，对某人提意见，也并不是打击某人。二、就山大情况说不是放得过分，而是放得不够。不能光强调从团结愿望出发，这样会影响到群众提意见的积极性，不同意见就不能大胆发表。三、报告中对团结——批评——团结这公式分析太详细，而对群众的顾虑没很好分析。只提出保证“不会反击”，群众不相信。四、报告中说，主要对党委提意见，我觉得得范围太窄。群众对党委接触不多，主要对党支部和党员接触，对总务处负责同志意见也很多。限制给党委提意见，有些人就没意见可提了。因此，我觉得党委对“放”没决心。 + +## 领导高高在上脱离群众　征求工资意见形式主义 + +　　高亨：我觉得党与非党还(此处一字辨认不出)道墙和沟，但总觉得距离很远，彼此不能谈谈心，好多同人都有此感觉。怎样造成的?党委领导同志脱离群众的情况比较严重。表现在：党委书记我不知道。我在治牙时才知道叶锦田同志，我从爱人那里才知道房金堂同志。杨希文同志比较熟悉。我是个旧知识分子，你不接近我，我也不接近你。这当然是我的缺点。而领导方面，这样的作风要不脱离群众，不可能。这是山大自上而下普遍的作风。这样，领导要了解情况，也很困难。我总觉得领导上重于坐办公室，开会，听汇报，而没很好做团结和深入群众的工作。有人说：“山大不能耽了，走吧。”这不能不引起注意。两位教务长也应该改吧？ + +　　我校的工资改革有很大的付作用。首先要向高教部提意见，对学校这一工作也有很多不满的。当然，这一工作是困难有，任何人做总不会完全满意。但尽可能妥当还是可以做到的。学校发下工资改革草案，要大家讨论，大家提出很多意见，但没有修改。既然不考虑大家意见，何必要大家讨论？难道没有值得考虑的意见吗？这不符合民主精神。 + +## 山大使我不感温暖　党群不能以诚相见 + +　　张维华：党的整风很及时，这决不是幸灾乐祸。我来山大五年了，觉得山大对我不温暖。走吧，没“路条”走不了。不走吧，觉得冷冰冰的。上课我没耽误过一分钟，但积极性就是提不起来。克服这种情绪要努力，党委也要对我负责。五年来，我不曾见过校长、教务长、党委，连一句话也没有说过。这是什么原因?(最近杨付校长找我谈过，我很高兴)。我教了30年书了，教学、研究、行政我没有经验?为什么力量不能发挥?我个人当然要负责。但是，一个人受到监视，积极性如何发挥？ + +## 来山大第二年，我讲郑和下西洋，据说，我立场不稳。前党委书记要我们讨论。是老教师，就立场不稳，是青年教师，就立场稳。难道我研究了这许多年，连郑和还不懂吗？有的人不了解郑和，硬要说了解。 + +## 山大的党群关系不正常。所造成的损失和带来的消极因素，首先要党委负责。如不改善，要办好山大是困难的。昨天党委报告表示决心，希重新检查一下决心够不够。 + +　　我们要以诚相见，搞错了为什么不公开承认?为什么不大家谈谈呢?一位党委委员从此和我没说过半句话。如果党委认为知识分子无罪，如何以诚相见?有的一句话已记起了七年账，肃反时拿出来了。如果我说的不对，为什么当时不和我谈谈呢?政治思想教育应该是经常的，为什么要这些年才“总结”一次呢?记账，抓小辫子，这是同志式的态度吗?汇报情况是可以的，也必须实事求是。 + +## 没有掌握大学特点　要求领导学习业务 + +　　刘泮溪：昨天的动员报告，提出尽量“放”，这是好的，但群众顾虑很多，担心将来“变”。首先要求给党委提意见是正确的，但报告中没提能否批评党支部和党员，而许多群众和他们接触是比较多的，因而有顾虑，怕算账。 + +　　党委脱离群众，是事实。好像校部和系两回事，前面领导，后面上课。有些事只用公文接触，而不能直接解决迫切问题，前后脱节。 + +　　山大和华大合并，力量加强了，有好处。但也有付作用：合进来的领导干部生活于革命大学，而对旧型大学的特点了解不够。因此，有不少同志反映：以办革命大学的姿态来办旧型大学。对老教授的心情理解不深，因而某些方面有“左”的偏向。老教师的自我教育是必要的，但帮助他们的提高没掌握特点，抹煞其微小的进步。成绩是有的，但被消极作用破坏了。好些教师内心负了伤，党委应负主要责任。过去只认为某人落后，而看不到他的成绩，这样积极性如何发挥? + +　　最近中央号召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我觉得，学校中应结合特点，每一党委和行政领导应每周要有一定时间下去，这样上下才能沟通。 + +　　党对政策方针、政治思想领导没有问题，业务领导，不是要去做业务工作，但也必须懂得，只就要努力学习。否则光知道政策，不懂业务，便不能很好结合实际，问题解决便不会好，不透澈。拿过去的“长生殿”讨论来说，到现在付作用还存在，这说明党委学习业务的重要。党委能说内行话，群众一定受欢迎。否则，对心理状态、业务不了解，便谈不下去。这是国家的要求，也是群众的要求。党能领导业务，不用怀疑，但懂得业务，能领导得更好。 + +　　系里的党政关系。系行政有名无实，事实上，党总支、小组决定，立即执行。党和行政的关系必须明确，职权必须明确，党群关系必须改善。 + +　　肃反的成绩是肯定的，付作用也不少，没能得到及时解决。总结报告迟迟没做，拖到现在，付作用滋长了。群众不满，受伤者不满，积极分子也不满。 + +## “党员找人谈话　一定不是好事” + +　　黄嘉德：有些单位部分党员脱离群众，党群关系不正常。党委和党员对群众的进步估计不足，不实事求是，不少党员只认为群众落后，光说别人有历史包袱，不正确估计群众。知识分子很想靠拢党，没有机会，也很难。我来山大五年多，很少和党接触，直到肃反，才知道党支部是中外文系合起来的。党委、支部、党团很神秘，好些都秘密进行，在解放前，必须这样，解放后，并不要什么都保密，有些也没有必要保密。 + +　　党和非党交朋友，现在还很困难。有的同志一入党，变了，脱离了群众，这不是党性。党员对非党同志看法不全面，因而党群关系很难改善。好多人都有这样经验，凡是党委会、支部找人谈话，一定不是好事情，不是历史问题，便是要写检讨之类。党委会、支部听汇报，很好，但这还不够，个别汇报可能不实事求是，听汇报要全面，不要偏听偏信。党群、领导与被领导之间除工作接触外。没有了。双方都应主动些。 + +## 校外校内气温不同　工作混乱是非不明 + +## 陈机：我近几年出发，遇到不少党员，很好，也一块逛茶馆。回到学校，得小心点。见了党员，不是说“天气很好”之类，便是点点头。总觉得不如外面温暖，也许我神经过敏。 + +　　山大和华大合并后．要把学校办成个怎么样！很难形容，我觉得一个“乱”字，也许尖锐些。听到反映，山大的思想情况，好像没经过改造，也说明一个“乱”字。新来的同志一下火车，来到学校，找到房子，但电灯不亮，据说灯泡要自备，但火车上那来灯泡呢?这是“传统”。也说明我们可改的还没改。 + +　　动、植物系合并，要我当系主任，我不愿，想到华南。得到的“结论”是：政治条件不够。到华南去条件不够，为什么当系主任条件就够了呢?肃反时，却要我检讨“要做系主任”，这是怎么回事? + +　　我现在什么事都推，能官僚主义就官僚主义，老实了。我现在是：办公室——宿舍——戏院，三点三线。 + +　　九三很多社员被斗，工作很难做。有顾虑，怕做坏了。 + +　　工资改革提出草案，九三提出意见，碰了钉子，没有考虑。现在有人讲，工资改革是第二次打击。 + +　　鸣放以后，党委应考虑工作提高。 + +## 对老教授要有正确估计　党员有特权思想难接近 + +　　傅宝瑞：党群关系不正常，学校脱离老教授。虽然老教授接受新事物慢，但有经验，脱离了，工作会遭受损失。老教授还能培养新生力量，如果你不重视老教授、青年教师也会瞧不起。党对团教育帮助不够，少部分团员对老教授尊重很差。 + +　　学校不支持系主任，便一定要犯官僚主义。党支部是起保证作用，但不是包办代替，否则系主任便形同虚设。有职无权，如何领导？系主任绝大部分是非党同志，要办好学校，不请教他们，很困难。 + +　　我们不敢和党靠近，党员的态度使人很难接近。我们教研组一同志，过去是团员，现在是预备党员，态度就不同。党员有特权思想，与众不同，希多进行思想教育。 + +## 重视发挥民主党派作用　党员不谦虚光教训别人 + +　　曲漱蕙：谈谈意见来帮助党整风，意见还是从团结愿望出发，在我讲话的时候也可能不那么和风细雨。 + +　　(1)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山大党委对民主党派重视不够，某些支部党员对民主党派不大熟悉，认为起不了什么作用，轻视民主党派。民主党派本身所起的作用是不够的也是事实。自从党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对我们民主党派要求也提高了。党应对党员适当的谈谈重视民主党派的作用，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 + +　　我从很小时候就认识不少共产党员，解放后，就普遍感到有距离像一道墙，畏惧可怕，自己认为党在解放前习惯于对敌斗争，在有些运动中也使用对敌斗争办法，很值得注意。 + +　　(2)党委贯彻中央政策是否完全符合精神，值得研究。过去党委作决定，大家就贯彻，没考虑让大家讨论研究。 + +　　怎样办好学校？不光有原则，也要有具体办法，并结合具体情况。这特别要慎重研究。否则会产生不良效果。过去党委工作有有些地方草率，没和老教授谈谈。草率结果，受到损失。今后，我校对方针改革贯彻时应慎重考虑来吸取大家意见。 + +　　(3)党员是否了解具体情况，不一定。如党的汇报制度，对党外思想汇报了，但对党员本身思想情况是否了解就值得研究。对党员教育不够，因而也犯了不少错误。历次运动中，党员以教育者自居，光教训别人，谦虚很差。有时民主党派提出意见，党委个别委员还不大能够心平气和的听取别人意见，有的反映党委不愿听反面意见。 + +　　最后，我还有个疑问的意见，山大与华大合校，有人讨论华大党员与山大党员有宗派情绪，党委可以考虑检查。个别党员在群众中犯了错误，没当众宣布处理结果，没是非。这位党员曾说要报复。 + +## 校委会中可设常委会　更好发挥老教授作用 + +　　闰长泰：党委没能很好考虑山大如何办?我感到党委在工作上很被动。今后党委应很好考虑学校特点，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如何办好综合大学。 + +　　刘老教授团结工作做得很不够，因而对远景规划不能拿出。科学研究处成立了，加强科学研究工作，发挥老教授作用，只是一面。还要加强其他方面，因为老教师其他经验也很多。校委会是否应该成立常委会，吸取一部分老教授参加设计、研究。这样使党委负责和老教授相结合。 + +　　党委对民主党派不是不做工作，而没有进一步帮助民主党派，现在有些过分客气。自从提出组织独立，党委就什么也不管了，也有缺点，以朋友的态度共同研究一下，对民主党派工作帮助更大一些。 + +## 应该发挥工会组织作用　教工之家为何迟未建立 + +　　王祖农：工会是党和群众的纽带，党应很好运用这股力量，但不够灵活，因而使它不能很好发挥作用。其次，党委应加强对新生力量的运用。 + +　　谢联棻：过去我担任三年工会工作，党委和行政支持很不够。过去说要加强工会，但现在还没加强。过去老教师参加工会京剧组工作很积极，曾向行政要求活动房子，我们到总务处交涉，跑了三四趟也不解决。体育活动场地，我向领导提出许多次意见，也向校刊“新山大”也登了我提的意见，但一直得不到解决。又如教师之家，党委、行政、工会也开过会，决定要房子成立，可是一遇到总务处的党员一个人就否定了!基层工会宣传委员负责人不参加学委会，那么怎样做好宣传工作？可是做学习总结时又叫宣传委员会去做，真是难做！工会已不成为党与群众的纽带作用了。 + +## 校刊报道失实夸大　工资改革不尽合理 + +　　尹左芬：校刊“新山大”内容质量要提高，报道失实。如外文系停办一个专业，是件大事情，虽然更正了，但影响很不好。又如表扬节约用煤、筛出的煤核算节约？实际上是浪费，为什么不烧尽呢?校刊室有官僚主义。科学讨论会报道单纯从题目上的着眼好坏。有些讨论前就先表扬的论文，事实上讨论后并不好。 + +　　工资改革，去年成立工作组成员就有问题，评级标准也存有不少问题。有人反映了不叫评级叫加薪。如评级不看真才实学。有的担任5年讲师工作与50年毕业生评为同等级。那么情绪怎样会高呢?工资改革有些是不合理。 + +## 不能以反历史观点看历史　党委对群众意见处理拖拉 + +　　刘鸿宾：思想改造时，知道小资产阶级像汪洋大海，危险性很大，自己也属于这范畴，也感到很危险。怎样避免呢？要学习马列主义，取消小资产阶级意识，但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入了党，便起了变化，不和群众接近了。过去是无话不谈，现在有话不谈了。一位朋友的孩子是党员，每礼拜回家见到他父亲就上政治课。我的孩子在小学上学，有一天对我说：“你和妈妈死了也没关系，共产党管我们”。这说明教育的重要。领导干部讲话做事要有艺术，毛主席讲的话大家都爱听，而有的党委和党员说话就不爱听。假使说，吸收了一个知识分子入党，这是壮大了队伍，但脱离了群众。值得严重注意。 + +　　数次运动中对知识分子问题，中心问题是知识分子的历史问题，知识分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写了材料交代了历史，而掌握材料的人以非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历史，这也是严重的问题。 + +　　党群一道墙，隔开的原因从何而来？主要是某些党委负责同志没有能用历史唯物主义对待历史问题。 + +　　我喜欢干脆，但党委就不干脆，明明有问题，转来转去还转了回来。如肃反总结，在物理系总结出问题来了，九三小组提出三点意见：(一)肃反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我们建议：肃反开始将历史问题搞成反革命，由于领导界限不清，党委领导应该有责任，应承认错误。(二)对被错斗的，不要对抗到底，要消除消极因素。我系说有人打击报复，我们认为打击报复不可能，但个人情绪是有。(三)群众是相信党，但党不相信群众，而采取泼冷水驳回来。我们完全是从团结愿望出发，希望能在物理系召开党派联席会，彼此交谈谈。意见提了三个多礼拜了，没结果。党委意见如何？没下文。这样不但影响民主党派工作，群众认为党委转圈子。 + +## 为什么入党后就高人一头　为什么校刊不敢登批评稿 + +　　黄冕堂：三年以来，党对我教育很差，自己也很消极。自己在系里与老教师关系不够好，自己感到失掉了群众，失掉了领导。我所接触的30几位党员，普遍存在骄傲自满情绪。首先是政治上自满，成了党员好像就高人一头。入党前，群众关系好，一入党，就变了。政治自满也影响到业务自满，认为政治上好，业务不怕。有的工农干部学生，文化水平低，大家对他耐心的帮助，但根本不听。理论自满，马列室的教师特别突出。 + +　　学校宣传工具校刊“新山大”很重要，应很好体现“百家争鸣”，但过去偏重报喜不报忧，只登表扬稿子，缺点就不登，我写的小组学习报道稿子，提到肃反，提出五个问题，校刊室把这部分全部勾掉了。 + +　　…… + +　　 来源：1957年5月18日《新山大》。原题为：“大胆发表意见　帮助党员整风: 党委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　许多同志对党员提出尖锐批评”。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11.txt b/CCRD/1/3/2/0005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0a92b4f48a97c4f601b6df836398e1bb2325d9b --- /dev/null +++ b/CCRD/1/3/2/000511.txt @@ -0,0 +1,41 @@ +# 我们要什么样的学风　记北京大学周辅成教授的谈话 + +　　<李怀霜> + +　　在上个星期六的薄暮时分，落日的霞光正开始从淡靛色的西山后面收敛进去的时候，我走在沉静下来的北大的西门林间小路，去访周辅成先生。 + +　　在略一寒暄之后，我们便攀谈起来，他说： + +　　“党提出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后，又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作了整风的决定，给我们的鼓励很大。这对我们说来是思想的大解放。‘百家争鸣’提出后，解除了我们怕犯错误的顾虑。马列主义是正确的，我是拥护的，但为什么又会害怕犯错误呢？”他自己回答道：“这是因为我们旧知识分子很害怕自己的学术上的错误被人误认为政治上的错误，象处理胡风分子一样地来处理。所以长期在学术上不想钻研。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比如对于唯心主义的人物就不敢研究，如对王阳明，虽然明知人家对他的批评是不公正的，可是不敢为他说一句话，深怕说了会被人扣上帽子。觉得还是宁‘左’勿右好。这样，做学问当然就不能深入，不敢有创见了。” + +## “过虑修正主义，只是限制了思想解放” + +　　“可是，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提出后，跟着又来了反对修正主义。我们就又产生了一种害怕心理，有些问题还是不敢谈。比如，马列主义明明承认绝对真理的存在，自由和必然是统一的；但我们宁肯多谈相对真理，不敢多讲绝对真理，宁肯多讲必然，不敢多说自由。在个性和阶级性问题上也一样，宁肯多讲阶级性不敢多讲个性。想这样可以避免误会。修正主义和创造性的见解，二者之间的区别好象又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同意你看法的人说，这是创造性的见解，但反对你的人又可说这是修正主义。”话声还没有落下，周先生就大笑起来。接着周先生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说：“其实，当时并没有出现什么修正主义，中国没有这种传统，过虑修正主义只是限制了思想解放。有了修正主义之后，再提反对修正主义也还不迟。” + +## “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不被社会承认” + +　　谈话转入了整风的题目。周先生说： + +　　“目前阻碍学术发展的主要问题是没有树立老老实实的学风。现在很多旧知识分子觉得，一些浮浮泛泛的不认真做学术研究的人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得到了党的重视，而一些经年老老实实埋头做学问的人反而不被社会承认，不被党所重视。社会上有许多人把学术和政治相混淆了。我认为学者搞政治活动也是应该的，受到承认和重视也是应该的，但决不能因为他们在政治活动上起了作用，就以为他们在学术上也是有了成绩。许多年青人因此不安于‘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境遇，不愿老老实实去搞学问了，其原因之一，未尝不是由于此。此外，一些持中间态度的还是愿意老老实实搞学问的学者也动摇起来，因为他的劳动得不到社会承认和重视，也想去走那条路。而那些从一般运动中升起来的学者，也并不更积极起来，去老老实实做学问。真正踏实的学问没有人搞了，这是学术界的危机。” + +　　说到这里，周先生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说：“在吸收旧知识分子入党的时候，应该说明，谁人是因为政治活动上有成绩才入党的，谁人是因为学术研究上有成绩才入党的。而今后学术界应该特别重视学术上有成就的人入党，这样才能转变学风。学术和政治是不能混同的，学术上的地位，必须以真正的学术研究成就来建立。如果老老实实的学风不能建立，不要说十二年赶不上世界先进科学的水平，就是一百二十年恐怕也赶不上的。党要想树立老老实实的学风，首先应该重视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给他们以信任，给他们以政治上的帮助。” + +## “北京有一种很坏的京派作风” + +　　接着他谈到了学术界存在的北京和地方之间的矛盾。他说，北京是得天独厚的，有好的人才，好的条件，好的照顾。但中国是个大国，应该让学术在地区上平衡发展起。“现在北京有一种很坏的所谓京派作风，实在简直是学阀作风，看不起地方上的学者，对他们寄来的稿件往往不持同情态度，而是百般挑剔毛病，好象不这样不足以显出北京的高明似的；完全忘记了人家是在怎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如给他们以同样的条件，我想他们的成绩不一定比北京差。这种情况的形成，党和国家是有责任的，就是偏爱了北京。我要为此呼吁：给地方上学术工作者以特别的照顾，至少要给以同等的条件，要给他们送寒衣。这样才能团结他们，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他说，特别是有些地区如华东，这是过去人材辈出的地方，这样的历史基础，文化传统我们不应该毁掉。 + +　　谈到这里他很感慨地说，“和在外地艰苦工作的同志们相比，我们在这里得到的做学问的条件有这样好，我也有点过意不去啊！” + +## “领导者被宗派主义者包围了” + +　　周先生认为学术界的宗派主义和学校党的领导作风也有关。他说，“学校的领导者应该善于发现自己范围内人才而且应该向社会推荐人才，而现在是社会向学校推荐了之后，学校才来重视。” + +　　“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插问了一句。 + +　　“这就是有些领导者接近的只是一个小圈子中的人物，自然偏听偏信。领导者被宗派主义者包围了，同时又反过来助长了宗派主义。党不自觉地被宗派所利用之后，其结果，被打击者很可能变为消极，甚至影响工作和学术研究，得势的人又自持被宠信，也没有觉得需要老老实实地搞学问。要想发展学术，党应该防止听一面而不听多面，党应该善于识别人而防止被人利用来搞宗派。” + +　　随后，周先生提出了一个具体建议，他说：“这几年来党决定马列主义哲学原则上由党员搞，有个毛病，就是接不起头来。有基础的老党员人数有限，新党员多半年青，一般哲学知识的基础差，没有足够的外语能力，这样就很难做研究，很难深入。而旧知识分子在这些方面都有老底子，几年来他们的认识也提高了，如果能使党与非党的旧知识分子混合起来搞马列主义哲学，我想对双方都有好处，对马列主义哲学的研究工作开展也有好处。” + +　　周先生白天已开了一天会，我怕他过度劳累，趁着语声落下去的间隙就起身向他告辞。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12.txt b/CCRD/1/3/2/0005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7039eddbbab084d0ba6eda8a98090c8b0831c2 --- /dev/null +++ b/CCRD/1/3/2/000512.txt @@ -0,0 +1,51 @@ +# 西北艺专教师座谈对学校领导的意见 + +　　本报编辑部5月16日，邀请西北艺术专科学校的部分教授、讲师和助教举行座谈，大家就艺专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提出了许多意见，下面是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 + +## 邱石冥说：学校领导用压服办法解决思想问题。 + +　　我感到党所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及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真是对症下药，好像是专为我校而提出的，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但是校长和系主任们对此并不积极、不主动，好像学校没啥大问题，这是错误的。过去一切工作都是从领导通过党、团骨干分子起带头作用，为什么对这次运动偏不这样呢? + +　　我认为钟纪明校长领导以来的严重错误，是以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来办马克思主义的事业，主观主义思想发展到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以至于专断。他是以教条主义代替党向非党和群众专政(包括学生)，把人民内部矛盾一概当作敌对矛盾来整。其结果是全校日趋消沉，毫无生气；部分同志阴风惨惨，另一部分同志则是威风凛凛。这就是他高喊的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 +　　党内也不民主。对有错误的教师和学生采取“围剿”的办法来“斗”。有一个时期弄得学生不敢钻研业务，如五四级毕业生张仲秋就感到苦恼，课外作速写，就批评纯技术观点；学生临毕业时赶业务，就批评为“抓一把”的思想，分配毕业生工作严守秘密，不和教师商量，不向学生事前讲清道理，通过党、团采取压制手段使他(她)们服从分配，以致对母校不怀好感，甚至抱怨。教师对领导有意见，就给扣上“反对领导、就是反对党”“思想落后”等大帽子。所偏信的就是顺从的“积极分子”的密报。在这种压制下，教师们有的情绪消沉，有的离开学校，音乐系两个教员被迫离开了学校，就是很明显的例子。过去戏剧系鱼讯主任(现在陕西省文化局长)的高压手段也不亚于钟校长，这样就形成了只能用奴才，不能用人才的领导作风。 + +　　对学术问题，也是粗暴的。且举一例：我是旧知识分子，过去办学校受尽了折磨。解放后人民大学习，1951年冬来校工作，是抱着极大热情的。1952年春参加土改几个月，回来两个月搞运动，作总结，而且“一揽子”会又多。1953年春，教中国古代和现代美术史，这两门课当时全国各校都有开，当然我不可能教的很好，美术系党员主任汪占非就批评说：“来了两年，如何对得起工次”。但实际只搞了几个月，边学边教。有一次钟纪明校长把我找去，大发雷霆说：你这提纲连近代史分期都没弄清楚。把我当坏的典型要我在扩大教学会议上作检讨。有一次我讲南北朝士大夫对于文化艺术起了较大作用，他就说：“士大夫是地主”。又说要考虑我的工作。领导认为胡蛮美术史“基本上是正确的”可作教材，我觉得不适于专业教学，且书中有问题，汪主任说：人家革命多年，你不可能更高明些。领导要求教材要简而浅，不必求深求广。但困难的是要博才能约，要深才能浅，否则只是简陋，肤浅，因此我抓紧马列主义及文艺基本理论学习，但汪主任又提出批评说，这是偏差，教学第一。我也曾作过检讨，但事实证明，要提高教学，非自己学好不可。1954年夏我写了一篇批评胡蛮美术史的文章，系内不知可否，“美术”杂志编辑认为“有研究价值”(可是压了两年才发表)，汪主任却说我的一些文章提出问题是好的，错误却不免。这些事实说明领导不是鼓舞前进，而是泼冷水。 + +## 王子云说：领导对科学研究工作不予支持。 + +　　说到我校前任钟纪明校长的作风，我可以用八个大字来概括，就是“孤家寡人，误尽苍生”。这就是说，他领导学校，完全以家长的作风，在唯我独尊的特权思想支配下，高高在上地坐在办公大楼，专听少数人的汇报，发展到脱离群众，甚至引起“众怒”的严重程度。为什么说他误尽苍生呢?由于他官僚主义的家长作风，和善于受阿谀奉承，因而把学校所有的全部人员趋向两个极端，即一种是终日歌功颂德、唯命是从；而另一种则被拒于沟墙之外，不得不独善其身，甚至悲观消极，或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 + +　　再说到我们学校现在的领导，也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即：“庸庸碌碌，是非不明”，我想以这样的作风来领导学校，虽然表面上看来是“勤勤恳恳”一心想将学校办好，而实际是适得其反，将学校弄得很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和浪费，这包括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有两位教师去新疆体验生活往返几万里，交通费和生活工资补贴要两千多元，而且此去漫无目的，打算漫游整个新疆，像这样的体验生活，可以说是别开生面。据说美术系领导所以这样慷慨，只是为了满足这两位教师的要求，免得他们常提意见。但这明明是违犯了中央所再三号召的勤俭办校方针政策的。可是，我原计划结合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在本年暑假前出外调查石窟雕刻，并收集教学资料，这是系里已经批准的计划，可是据说，最近由于经费已经用完，我的计划，行将落空。这是系里最近在“支持”我的科学研究工作方面给我的回答。 + +　　我建议今后我们的学校，必须加强集体领导，采用民主办校，依靠群众力量，恢复并加强校务委员会的权力制度，这样，学校才能有起死回生之望。同时，更要认识到“互相监督”的重要，对民主党派应加以扶植，使起桥梁作用，真正能为职工谋福利，而不要仅仅变成学校党委会的一个走卒。 + +　　还有，我对陕西省和西安市党政领导方面也想提出些意见：自从去年陆定一先生的讲话和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我感到陕西始终是处于冷静、沉默状态中，好像人们很满足于现状，对于西北文化落后，必须急起直追，赶上现实需要，似乎感不到迫切，或者还认为西北并不落后，因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西北来说，似乎不大重要，只是当作一个政策任务宣传一下就行了。因而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也得不到应有的支持。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如我为了发扬西北的优秀美术遗产而编了一本古代石刻画，想在书中增加一张出土的唐代石棺拓片，但向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要了一年，软硬钉子碰了很多，结果还是没有要到。像这样把持资料，对于科学研究的危害是很大的。我希望领导部门能重视我们正当要求，为我解决这一问题。 + +　　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问题，从西北艺专过去的情况看，很可以使人们意识到，地方党委对此是不予支持的，甚至如某些人所说，对互相监督还可能有抵触情绪，但这样做已经造成西北艺专领导上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滋长的恶果，为学校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我认为值得引起上级领导的注意。 + +　　最后，我还想对这次全国性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及党的整风运动，来谈谈个人的感想和看法，人人都说这次运动，北京、上海做的特别好，我个人也在前几天的报纸上看到上海市委在最近举行的一次扩大会议上，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说的一句话，即“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这句话很值得人们深思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上海市委会曾连续举行十几次以上的各界知识分子座谈会，并由第一书记亲自主持，鼓励大家揭露各个机关、学校所存在的矛盾。我觉得，这样做对于党的整风，确实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 +　　总之，对于知识分子，特别是旧知识分子，希望做领导工作的人，能了解他们的特点，并且适应这种特点，来发挥他们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使他们无保留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这是完全必要并且完全可能的。 + +## 刘国瑞说：学校里宗派主义很严重。 + +　　宗派主义在我们学校里严重地存在着，前领导人竟公然拒绝民主党派在这里发展组织，这位领导人认为，这是党领导的学校，民主党派不能过问。据说，赵望云先生想来这里工作，这里的领导人一方面假意表示欢迎，另一方面，却极力想法拒绝，因为他们怕赵先生一来，会使这些不学无术的领导者们受到在他们来说似乎很无必要的“监督”。某些领导人，在自己的周围拉拢了一批亲信，他们互相吹捧，而又极力排挤别人。音乐系系主任陶坚辛，“饱食终日，是非不分”，放弃系内的领导，很少参加教学活动，对于教师的教学情况不去了解，而一直偏听偏信那些奉迎拍马，给自己抱娃娃的人的汇报。教师们对于他的不学无术和恶劣的作风很有意见。在宗派主义的领导下，教师的教学和科学研究活动很少得到关怀，教师的生活福利也一向未曾受到应有的重视。许多教师的家属与肺病患者为邻，教师们提过多次意见，但未曾调整住房，而主任、科长的家属，却可以住到极宽敞而漂亮的房子，这种作法，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 + +　　我还想谈谈领导上的教条主义。在我们这里，曾经推广过许多先进经验，有的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有很多“先进”经验，是教条主义的搬用，这也是很自然的，领导者们不懂得艺术教育，只满足于行政领导，而又好大喜功。因此，他们就主观主义的发号施令，不加考虑的用行政手段强迫人们推行一些完全不符合本校具体情况的经验，等到行不通时，又一道命令将其收回，从未总结失败的教训，有时反而把一切责任推在教师身上。 + +## 许涛天说：前任校长钟纪明蛮横对待老教师 + +　　我们一些老教师，说好听些是学校的“开国元老”，说不好听的就是“老奴才”，因为，钟纪明校长在某些地方把我们不当教员对待，甚至连一个公民的正当权利都会给剥夺的。随便给老教授扣反党反领导的帽子，过去很多教师要求入党，这二年一些老教师都情绪消沉，对于入党问题也不提了。在钟纪明心目中教师是雇来的，可以让学生来改造教员的思想，可以在大会上、广播中公开批评教师，最可笑的是，在1952年他亲自拟了一个教师公约，其中有一条是：不准请事假，如因病请假时，就要找人代替，报酬由教员自己负责，如果教师不找人代替，就由学校代找，报酬扣教员的薪金。这种公约旧社会也没有见过，它怎能发挥教员的积极性呢！学校开办时教员少，学生多，教员的任务很紧重，每天要政治学习两小时还要与学生一起听大报告，每周教课都在三十个小时以上，没有星期日，经常要挤睡眠时间备课，如许芝兰那时怀有小孩，每两周要进城检查一次，系主任陶坚辛就让学生提意见，说她有雇佣观点，是来背面粉的，要她检讨，甚至让教师们都来检讨雇佣观点，那样重的工作我们都担负了，如何检讨雇佣观点呢。在干部政策上是(一)谁能奉承、拍马，谁就可以脱产进修，升级，甚至入党，同是1951年毕业的两个学生，其中一个领导喜爱在1952年就提升为讲师；一个在去年工资改革前还是助教。(二)尽力提拔党员干部，一个1953年毕业的学生(党员)他可以年年升级，现在他的薪金和教他的老讲师只差几元钱，而这位讲师又是教研组长，从来没有升过级。在物质待遇上，等级观念特别强，有十足的旧衙门习气。1952年毕业的学生(党员)，1954年提升为科长，因而他就住二十五平方公尺的新房子，用大办公桌安上台灯，三个窗户都挂上绸窗帘。可是教授呢，住的是十平方公尺的小房间，一个小桌子，更谈不上台灯窗帘了。 + +## 李扬说：学校机关化党团包办一切 + +　　我在艺专生活了将近七年，一直有这样一个印象：学校机关化，党团包办一切。有一次，前学校领导人就当着学生面说：“我们出了许多钱，为你们雇来了许多老师。”可见，在这些党员领导者的心目中，教师只不过是雇来的佣人而已。学校里的主任、科长以及教学系统的各级负责人，甚至附中的班主任，都似乎是非党团员而不能为。有非党人士参加的校务会议，丝毫不能起作用。历届工会委员会的候选人，都要经过党支部的“圈定”，那些在群众中没有威信的党、团员，被党内提出来作为“当然”候选人。至于那些不得不选入工会领导机构的非党人士，也是有职无权，有名无实。许涛天先生，就作过这样几任挂名的工会副主席。 + +　　在我们学校只是一家独存，不是大家共存。党团员领导干部，党团积极分子，在这里享有特殊的权利。他们可以有很方便的出外进修机会，但往往回来时却两手空空；他们可以每年提升一级，但往往很长时期不工作或不把工作作好。这些人以为有了党籍和团籍，就好像有了一切。他们的宗派主义也实在严重，校长堂上一呼，下面便唯唯应诺。上面一声号令，底下全部出马，但只可惜这种有“组织性”的活动，只限于“党同伐异”，对待所谓“落后分子”的时候才有。这些大大小小的领导人，很少参加实际的教学活动。他们不懂艺术，就以行政命令的手段来领导教学和科学研究，有人如果在这方面有意见，那就会被扣上反对党对艺术事业的领导。我认为，这里宗派主义非常严重，真是墙内有墙，沟外有沟。在我们这里，党员与非党员犯了同样的错误，非党员受到了纪律处分，而党员则可以逍遥法外。 + +　　对于这样一个落后的、问题复杂的学校，中央文化部、省文化局、省委文教部，似乎很少过问。我们地方的党报在这次运动中也没有及时地了解这里“放”不开的情况，没有及时地在报纸上提出批评，而远在北京的“光明日报”却早在半月多以前，就开始连续发稿，批评了这个学校。因此，我在这里向党省委、政府的文化部门和“陕西日报”提出批评。 + +　　 (陈天、赖思源等同志发言以后刊登) + +　　（来源：《陕西日报》1957年5月21日。原题为：“宗派主义严重　蛮横对待教师——西北艺专教师座谈对学校领导的意见”。）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13.txt b/CCRD/1/3/2/00051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b5299e745777a613f3c548df08772dcb1e58c8c --- /dev/null +++ b/CCRD/1/3/2/000513.txt @@ -0,0 +1,13 @@ +# 永嘉、黄岩兩县有五名乡、社干部和民兵被群众打死 + +　　新华社溫州16日訊 浙江省永嘉、黃岩兩县自4月份以来有五个乡、社干部和民兵被群众打死和暗杀，情节較为严重。 + +　　永嘉县里溪乡上泛村农民因粮食問題思想混乱，單干农民周德荣乘乱的机会，要把二亩在去年調給社里的好田调回去，而社里已把这二亩田做了苗田，社干部动員周德荣不要調回去，周仍要把田調回，4月10日乡支部書記郑炳权把周德荣叫到社办公室打通思想，但沒談上几句郑炳权就粗暴地把周德荣綁了起来，这事被群众知道后，就有十多个农民手拿鋤头、棒等圍起来把郑炳权当場打死。經檢察院調查参与此事的都是农民，并非反革命分子操縱。 + +　　罗浮区黃田供銷社副主任林錫姆(中共党員)在4月19 日晚 上10时左右从开洋头到中村途中被人謀杀， 尸体投在汽車路边的河溝里，过了三天才被人發觉，檢驗后發現臉上被砍五刀(現在还在偵察中)。 + +　　岩头区孤山乡孤山村农業社長潘教球 (中共党員) 过去读生活作風不好，和农民潘寿东妻子發生关系(現潘寿东的妻子已离婚)，因此潘寿东怀恨在心，后来他口粮有困难，潘教球沒有帮助解决，反而說他是懒汉，潘寿东就在5月3 日一早拿了柴刀闖进潘教球家里，把潘教球砍死在床上，还曾砍伤了潘教球的妻子和叔叔。凶手已逮捕，据調查潘寿东是个雇农出身。 + +　　黄岩县山东乡4 月17日民兵去查私鹽，民兵队長看到誶多鹽民在洒鹽，去干涉，鹽民就轟起来打民兵，民兵看情况不对就逃跑， 民兵开槍打伤一个群众，鹽民一直把民兵追得跳下河里， 鹽民就拿着扁担在河里打死二个民兵， 民兵队長。和还有几个民兵已逃出来，有一个受了重伤(此案正在檢察院处理中)。(程敏据永嘉、黃岩二县檢察院材料)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205期,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14.txt b/CCRD/1/3/2/00051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ca9e11f849e9b69f7076cc8d718f67e1ecc1f31 --- /dev/null +++ b/CCRD/1/3/2/000514.txt @@ -0,0 +1,35 @@ +# 关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反映（二） + +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办公室编印：《思想情况》（二）> + +　　据市人委、公安、海运等党委。江宁、长宁等区委的汇报。目前干部中还有如下反映： + +## 一、 从铁托·卡德尔的文章联系到我国的某些政策。表示不满 + +　　（一）江宁区有些干部对取消保留工资及工资改革不满，说：“南斯拉夫发表演说处处提到要关心人，很有道理。他所说的就是我心里想的。我服贴。”区税务局某些干部说：“取消保留工资如果在工厂里就要出问题。”区毛纺厂干部说：“工改搞得不好也要出匈牙利一样的事件。” + +　　（二）华东纺管局有些非党干部认为中国死搬苏联的经验也不少。如小孩子上学一定要七足岁。苏联是寒带，儿童发育较晚。中国是温带，儿童发育较早，但是也一定要七足岁少一天也不行。有人问党员：“为什么要采取五分制？”党员同志回答说：“百分制也不是中国的国货。” + +## 二、 对苏联某些政策不满的反映 + +　　（一）有些干部对苏联出兵援助匈牙利，认识很模糊。江宁区大明造纸厂有些干部说：“苏联出兵一定是错了，不然铁托演说后为什么赫鲁晓夫不反驳呢。”“我们文章里对出兵问题没分析”。江宁区法院的干部说：“从法律上讲苏联出兵是干涉匈牙利的。” + +　　（二）长宁区有人说：“铁托发言提出的苏联要以格罗代替拉科西。撤换拉科西是否真的要苏联同意。如果这样，匈牙利是否算独立了，波匈问题苏联有责任的。”…… + +## 四、问题 + +　　（一）斯大林干涉别国内政具体内容如何？（长宁区）…… + +　　（四）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五条经验普遍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华但南斯拉夫没有照这样做。为什么他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呢？ + +　　（五）为什么说。铁托说斯大林的错误是由官僚主义制度造成的说法是错误的？（长宁） + +　　（六）南斯拉夫发言属于社会主义内部的争论。有人问：这种争论会不会引起内部涣散。矛盾转化为对抗性？（长宁） + +　　（七）敌我与内部矛盾。在特定的情况下。内部矛盾转化。从这一原理看匈牙利问题。群众示威游行是否矛盾已转化了？（长宁区科长小组）…… + +　　（十）我们有个别工厂罢工、怠工、请愿是否算发展到了对抗性的矛盾？（长宁） + +　　（十一）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还存在矛盾要加以调整，表现在那里？中国大合营后生产关系是否根本性质的改变？现在制度是否基本适合？（长宁） + +　　来源：上海市档案馆，A22-2-555，第23-26张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15.txt b/CCRD/1/3/2/00051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dc23ada69895b31812f54ea115ad1a1ee026565 --- /dev/null +++ b/CCRD/1/3/2/000515.txt @@ -0,0 +1,99 @@ +#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七) + +　　<《人民日报》编者>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１６日下午继续举行。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黄绍竑，无党派民主人士陈叔通，中国致公党中央副秘书长严希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秘书长叶笃义，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金芝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陈铭枢。在此以前，座谈会已举行了六次。七次座谈会上发言的共有三十六人。 + +## 黄绍竑希望在整风中检查党政关系，他认为党不应该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 + +　　黄绍竑首先就党政关系问题也就是领导的方法问题发言，他说：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需有中国共产党的英明的坚强的领导，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有人怀疑党的领导权问题，那就与宪法的规定违背了。但是，领导方法是可以研究的。 + +　　黄绍竑说：我所以提党政关系问题，绝不涉及党的领导权问题，而是领导方法问题。我觉得过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没有通过人民、通过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各地方或机关党委五人小组在肃反运动中直接处理案件，如党和政府共同发布决定而没有把党对各级党委的指示和政府对于人民的指示分开来，这样就可能导致人们或某些党员认为党的领导方法就是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这样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是有妨碍的，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他希望在整风中对党政的关系检查一下，并且明确地把它规定下来。 + +　　“整风好比洗澡、法制好比洗脸”“兼职本身就是官僚主义”“人大常委、政协常委可否专职专业？” + +　　第二个问题，黄绍竑谈整风与法律制度问题，他说：我把整风好比洗澡，法律制度好比洗脸，洗澡可以几天洗一次，或个把、几个月洗一次，但洗脸必须每天洗一次或者两次。整风固然需要，而建立法律制度同样是需要的，光是整风而不建立法律制度就无法永久保持整风的效果。 + +　　黄绍竑还谈到：在制度上要注意那些问题，他首先谈了兼职问题，他说：兼职本身就是官僚主义（除法律规定者外），希望把这个问题检查一下，比如人大常委、政协常委是否可以成为专业专职呢？是值得研究的。我以为如果成为专业专职，工作可能做得好些，有人说：党派的领导人不能不兼，如果这样说法的话，毛主席要兼多少职务呢？我以为在两个常委内，各党都有一定的员额就得了，何必限于那几个领导人呢？其次，他说：重视已有制度，就我经常参加的人大常委和法委会来说，到会人数往往仅到达法定人数的边缘，其中，我估计了一下，共产党员缺额的比较多，尽管是因为兼职多、工作忙，但是，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来看，是会令人引起不重视的感觉的，是不是有人觉得问题已经在党内决定了，常委会不过是形式的通过而已。 + +　　在立法上究竟要制定那些法律呢？黄绍竑认为：我们的立法是落后于客观形势的需要的，刑法、民法、违警法、公务员惩戒法都尚未制定公布，经济方面的法规更不完备，五年计划快完成了，但是，度量衡条例还没有制定，有人说：苏联某些法律也制定得很迟，我们何必着急？我以为苏联好多先进经验，我们一定要学，但是，这样也算做先进经验吗？也值得学吗？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为什么不快做呢？这样说法无非是为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做辩护。黄绍竑认为公务员惩戒法和各机关的组织条例办事规则是与整风最有密切关系的法规，必须早日制定，前几天，好多人提出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问题，如果这些法规完备了，不但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问题可以解决，党政的关系也可以分得清楚，搞得更好。此外，应该注意那些过去因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而致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重大损失的负责人，如果不及时处理，并向人民作交代，就无异给整风运动来一个极大的讽刺。 + +　　“‘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成公式，我认为这会意味着强调成绩掩盖错误”。 + +　　关于以往成绩的宣传问题，黄绍竑认为：“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经成为工作报告中的一种公式，任何工作报告都套上这个公式，我认为这样会意味着强调成绩掩盖错误，造成更多错误的危险，个别错误即仅仅是百分之二、三，也不能用百分之九十七、八的成绩来掩护它，忽视它，就司法方面来说，百分之二、三的错误案件，在全国范围内不知要造成多少人家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就国家经济建设来说，百分之二、三的错误不知要造成多少亿元国家的财政损失，而人民间接的损失也是可观的，我觉得宣扬成绩、夸耀成绩、掩护错误、忽视错误都是官僚主义的作风，也是铺张浪费的来源，成绩说得保守一些，错误、偏差放在成绩的前面，并不等于掩没了成绩，而是成绩更加可靠，更加巩固，是有后备力量的成绩，人民对于政府的成绩是心中有数的，不强调的说，他们也会知道，说得有一点漏洞，一点不确实，他们也会知道的，强调的说，并不增加他们的信仰，稍微有一、两点不确实，就会减少他们好几分的信仰。 + +　　最后，黄绍竑谈了两个具体问题。他认为（一）受劳动教养的据说有两万人，大多数是机关干部，知识分子，他们既够不上刑事犯罪，已经劳动教养了一年多，应该定出一个整个的解决办法，不宜拖下去。（二）解放时期，有些国民党人倾向革命为奔走和平或参加工作多少出了一些力，但因历史的关系被怀疑判了重罪，希望彻底检查无辜，平反，历史上有罪的也应酌情处理。 + +## 严希纯批评有些党员不懂装懂，把领导科学机关看成带军队一样 + +　　他说，不管党员称职不称职就把他放在什么“长”的位置上，并不等于实现了党的领导 + +　　严希纯主要就党与非党合作共事，民主党派人士有职有权问题作了发言。他说，合作共事关系搞得好不好，党与非党两方面都有责任，但是，今天本着“春秋责备贤者”的精神，党员应该负主要责任。为什么合作共事方面会发生许多问题呢？我以为：第一，许多党员包括一部分领导干部在内，不懂得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和作用，不了解统一战线是中国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如我们国家计量局有四个正副局长，我是一个副局长，每次人大、政协送来给局里的文件，负责办公室的高级党员干部总是批给我和另一非党局长看，而不批党员副局长看。由此可见，他们不懂得党在延安时的三三制以及政协、人大等都是党的很重要的工作，也可见他们不懂得统战工作是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是什么意义。第二，许多党员不了解解放前在白区工作的艰苦，不了解当时共产党和民主人士一同斗争的血肉关系，仅仅把今天对民主人士工作的安排当做照顾，当做点缀；至于工作，则于这些人无关。第三，许多党员把今天机关中的党组的作用与过去对敌斗争时的“党团”的作用看得差不多，不了解那时党还在地下，“党团”的作用主要是保证对敌斗争的胜利，而今天则党已是执政党，党组在国家机关中的作用是保证国家政策的执行。而国家政策的执行不能只依靠共产党员，还要依靠广大的党外人士。这些党外人士，都是一家人。党组的负责人不能什么问题都去干预。这种事事干预的情况，在科学部门尤严重。 + +　　接着严希纯谈到有职有权问题，他批评了有些机关只是在形式上尊重了党外人士的职权，让民主人士参加了党组会议，但实际上还是不尊重人家的职权。他说：如我在国家计量局工作两年多了，虽然也参加了党组会议，但我所提出的一些重要建议和争取科学技术人才的问题，始终未被重视。未经仔细讨论。又如我在科学出版社当副社长时，该社的工作主要是出版自然科学的书刊，但也有极少一点历史考古方面的社会科学出版工作。当时，自然科学部分非常缺人，但组织上却派了一个学自然科学的年青党员去负责这个社会科学部分。但这个年青党员不懂古典的东西，有时竟把书刊上应写古体字的改成了现在的字体。他还自作主张不买我批准要买的古书，又在我不批准一个青年团员的自然科学方面的译文时，在别人面前说我何必如此认真。这是把党员看成万能而对党外的负责人的职权却很轻视。有些党员自高自大，瞧不起民主人士，我还见过很多男女双方因为一个是党员一个不是党员而造成不能结婚，结婚了而离婚的悲惨事。 + +　　对在机关中如何体现党的领导问题，他也提出了意见。他说，党的领导并不等于不管党员称职不称职，就把他放在什么“长”的位置上，就体现了党的领导。一个图书馆内有一个图书馆专家，做了十几年工作，但领导上却派一个文化不高的党员作他的科长。这样作，是不能使非党人士心服的。他说，机关中的党组是应该继续存在的，现在的问题是运用得不好。 + +　　他批评有的在科学机关作领导工作的党员，自己不懂科学，又不虚心学习，尤其不好的是不懂还要装懂。有些党员还把领导科学技术机关看成带军队一样，把科学家、教授、工程师，一律当成自己的下级，不尊重他们的意见，也不给以应有的礼貌。他说，依照经验，工厂或工程工作上，除了领导人之外，应有一个总工程师室，总工程师的地位很高，在技术上可以有决定权。现在也应这样做。他还说，科学技术工作，在研究过程中是应该允许失败的，但现在则一遇失败，就要追查科学技术人员的责任，甚至怀疑他们有政治问题，加以逮捕。这样如何使专家们敢于负责呢？这对我们的建设事业是不利的。 + +　　严希纯还对随便推广先进经验的盲目性提出了批评。他说，推广竹筋混凝土代替钢筋，我很耽心，听说有些地方已用竹筋造三四层楼的房子，幸而最近国务院否定了这种所谓先进经验。又，北京市因为需要，筑了很多质量不好的马路，今年全都翻浆，据说原来认为以少数的钱造很多的路是先进经验，其实这是常识都通不过的事，根本不应认为是先进经验。 + +　　最后，他说人事部门管得太多，党外领导人对人事工作是无权过问的。人事部门往往只重政治不重学术，例如选派出国留学生，不管能否完成学习任务，只要政治条件好就选派出国，以前选派一个留学生，就挑了一个考试成绩最坏的学生，就因为他是党员。但是这种做法，直到现在还没有改变。最近选派八个人，还是政治第一。这是很大的浪费。他还谈了一件事，说明我们干部误会了主席提出的“一边倒”的精神。某机关有一党外干部出国路经苏联，回来后说红场没有天安门广场大，竟被领导上发现，竟叫他当众检讨。对于有些尚未制定的法律如民法、刑法、国家计量条例等，他也希望能够尽快制定公布，以便干部在处理问题时能有所遵循。 + +　　严希纯希望中共中央统战部要注意国家机关中的统一战线工作，尤其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并要多注意北京以外的机关学校中的统一战线工作。他还希望统战部注意请有关部门早日解决那些在国民党时期因为失掉革命的关系自己去创造条件进行革命工作，今天因肃反、审干中的偏差而抬不起头的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的问题。 + +## 叶笃义发言批评一种不合理的国家制度：只要当了人大常委会委员，立刻提到五级以上，并坐起吉姆牌汽车来，政治地位超过一切，造成知识分子既怕社会活动过多又怕少的不正常的想法 + +　　叶笃义就民主党派的机关干部问题、民主党派怎样发挥作用以及国家制度和民主生活问题等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 +　　叶笃义认为各民主党派机关干部不安心工作，是一个事实。为解决这个问题，虽则已经确定建立各党派事务座谈会的制度，但是，这个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各民主党派机关干部不安心问题，不是通过座谈会和晚会所能解决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才能使他们从工作上同共产党的工作挂上钩。民主党派机关干部希望能够使党了解他们的工作，能解决入党问题，这种愿望，是对党的向心力，不可厚非。可是，他们一直处在党的领导的外面。应该把民主党派机关工作纳入国家机关的系统，比如关于人事的调配和升迁、级别，就同国家人事部门挂钩，统一起来。否则，民主党派要自己拟一套干部制度，不仅很困难，并且不必要。 + +　　关于如何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问题，叶笃义认为，过去几年，民主党派起了一定的带头、号召作用。但是，在对于制定国家政策方针上，作用不大。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在三反五反、调整院系、肃清反革命等工作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运动一过的平常时候，就起不了什么作用。目前，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全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因之，对于民主党派的作用和组织形式，都需要作新的考虑。他认为今后各民主党派的中央和省一级组织，在制定国家的政策方针方面，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各党派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工作。至于基层组织，却可以减少活动，不宜强调党派关系，不宜强调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他认为在机关、学校、企业中，全体工作人员，都是同事关系，他们的任务就是共同贯彻执行国家政策和任务。这样，就会减少机关中的矛盾，党群关系之间的墙，不拆自拆。此外，在国际方面，民主党派今后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过去在这一方面，多是被动做的，今后应该主动地展开国际活动。比如以政协名义同兄弟国家的祖国阵线、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党派，建立友好往来的联系，介绍我国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合作共事的经验。 + +　　至于在组织形式上，叶笃义认为，适应“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民主党派的组织不是要学习共产党，把组织搞得更加严密。由于民主党派成员的成分不同，组织松懈一些，反而有利于党派的长存。而目前民盟、民建、农工民主党和九三学社，都是团结不同方面的知识分子的党派，工作对象互相交叉，因之，发生“争人”的现象。他认为，从团结五百万知识分子着眼，他建议把四个党派解散，另组一个知识分子的政党。 + +　　关于国家制度和民主生活问题，叶笃义认为今天知识分子有既怕参加社会活动过多，又怕少的想法。这种矛盾现象的产生，是从国家制度来的。目前国家的制度，造成政治地位超过一切，并且代替了社会地位。过去是行行出状元，现在是行行出代表（人民大会代表），行行出委员（政协委员）。最显著的例子，是一当选为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委员会委员，立刻可以从现在的级别提到五级以上，就可以坐吉姆牌汽车。因之，造成了人们都是从政治地位来衡量一个人在各行各业地位的高低。如果两个同等的名演员，一个当了人大代表，另一个没有当上，他就会闹情绪，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降低了。可是当了人民代表、政协代表，要参加许多活动，一年开一次会，视察两次，就要三个月时间，因之，对于许多专家来说是很大的负担，妨碍他们的研究工作。有的人虽则参加了政治活动，但是实际上对政治是没有兴趣的。甚至开会的时候，虽则戴上了耳机，却拔掉了插头，在埋头考虑自己所研究的问题。劳动模范王崇伦就说过，当了人大代表，经常脱离生产，技术逐渐落后，就不能继续在生产上保持模范作用了，并且很快脱离了群众。因之，叶笃义建议要改变目前不合理的制度，不能把政治地位作为筹码来衡量各行各业的状元。政治地位不应超过和代替本行本业的地位。他建议今后人大和政协代表要进一步专业专职，这样，这些代表，可以多开会，多视察，发挥监督作用，更加充实民主生活的内容。这些代表，最好选举各行各业的“退役”的代表人物，他们过去有成就，是有名望的，也同本行本业的群众有联系，但是，目前已不是站在本行本业工作的第一线上。可以使目前在各行各业第一线上的人物，专心于自己的工作，做到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分工合作。 + +## 金芝轩发言批评党在“分配”问题上的宗派主义；由于有些大官僚喜欢听好话使得有些小官僚欺骗大官僚 + +　　金芝轩首先谈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说：许多人民内部矛盾都突出地表现在分配问题上。党与民主党派、党与群众、民主党派与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之间等等许多问题，也都是属于对不上口径，排不好位置，分不好前后等等分配问题。分配是合理的按比例统筹安排，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金芝轩谈了司、局长以下一些有专长的知识分子的意见。 + +　　第一，加强党的领导问题。他说：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没有组织能力，在政策方针上要依靠党员同志。有人说党不能领导科学，我和我所接触的有专长的知识分子都没有这样的主张和意见。关于党员领导一个组、科、处、司、局等等，也没有原则性的意见，问题是什么样的党员和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领导，以及怎样使得领导与被领导，党与非党各得其所，合作共事，因此这也是分配问题。在分配问题上，觉得有宗派主义。以企业为例：厂长是党员，谁也没意见，由于目前有以党代政的习惯和必要，非党人士谁也不愿当厂长，问题在于这个厂长能不能为搞好企业来作统战工作。现在许多地方有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的，为了在政策方针上帮助总工程师，可以加设一个副厂长，这个问题不大。但是有这样的情形，有党外人士任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的工厂，往往一定要提拔一个比他水平低的党员来任副厂长，也有一个党员不必兼总工程师的而一定要兼任，而让总工程师担任副总工程师，象这样做法，开明的厂长也不同意。问题多的是科长一级，许多科长都不如科员，如让党员处长任科长，问题就少些。这种情况，要不是党员提拔得太快，就是非党同志提拔得太慢。 + +　　第二，使用与信任问题。他说：适当安排职位是次要的问题，首先是要信任党外人士。因为党外人士都知道党员是代表党来领导的，要是以用人不疑的态度而且诚恳地帮助他们，知识分子就认为是知己者，问题就可以少一些。要是以“主人”自居的态度抱纯粹使用观点，来对待非党人士，那么，非党人士就自然会有雇佣观点。更严重的是：有些党员专谈他们的缺点，说他们落后，那问题就多了。象这样的党员往往喜欢听好话，有这样一批歌功颂德鼻子抹白粉的“积极分子”来灌迷魂汤。而自己社会经验又不足，他还以为有群众基础，渐渐地就投入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迷宫。上级当然应负主要责任，现在的确有小官僚欺骗大官僚的，因为大官僚也喜欢这一套。 + +　　第三，培养与提拔问题。他说：对党员来说，培养上有些要求多，布置多，具体帮助检查少的情况，在提拔上也没有充分研究。有些党员不该提拔的提拔了，就会脱离群众，没有研究他能否胜任。应该选择一些年青人长期培养。对党外人士的培养教育是不够的，并不是当作自己子弟来培养教育。有人说养牛吃牛奶，也要给他吃草。这草不光指的物质上的东西，对有专长的知识分子说来，重要的还是提高业务知识的草。有的知识分子反映，他工作得愉快，业务有提高，他对唯物辩证的课是学习的，而且还能常常联系实际。有人举一例子，据说广州有一民主党派与科联联合举行自然辩证法和长江大桥的讲演会，得到知识分子的普遍欢迎。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对这些行动是重视的。能在学术活动中进行一些思想改造的工作，收效很大。在敌我矛盾比较突出的时候，要提拔知识分子或者有困难，以前干部工作作得不能令人满意，希望以后对具体人物多作些具体分析、研究工作。以前不是不能作，而是没有作，所以这方面意见比较突出。在评级评薪上特别是去年工资调整中，好事作得没有好结果，有些人认为主管这个工作的部门不是有“三大主义”，就是在三大主义中钻不出来。 + +　　金芝轩还认为：青年干部的教育问题很多，他们随身带来的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供给制思想，到了机关闹情绪，谁也没管。党外人士也不敢管他们，这样就培养了他们的官僚主义。这个问题不解决，是贻误国家子弟的。 + +　　金芝轩特别提到：过去银行、外汇、外贸部门有许多有专长的知识分子，现在没有很好用起来，我们的银行有许多方法大家觉得不方便，是要人人为他们服务，而不是为人人服务。外汇、外贸都是对外工作，有特别知识，这些人是有有用的知识的。 + +　　第四、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问题。他说：这次整风，希望党外人士也要真正从团结愿望出发，要和风细雨，细水长流，随整随改。不要光打“春香”，也不要先查小姐，而应该从中央各部的老夫人——共产党员的正部长开始。因为这些同志资格老，水平高，有一套，是当家作主的同志，中央指示他们有时可以具体补充布置得更好，但是有时也能打些折扣，有的也想四平八稳，皆大欢喜，中央很少检查他们，下级也不敢提批评。正部长要是民主人士，也应该帮助党员副部长进行检查，也是从团结愿望出发。他说，部长同志是国家栋梁，国家的大柱子，关系重大。马寅初对北京大学的看法有他的道理，但是他要能彻底些，最好能帮助高教部部长也包括我们民进几位中央部的副部长同志在内。 + +　　司局长以下的党外人士有这样想法：不要在下面刮上八级风，到了部长就风平浪静，而是希望和风细雨渐渐往底下吹去，慢下结论，来一个春风吹得百花开。 + +　　第五，“统必须通”的问题。他说，通就是对上了口径。对上口径要安排，在安排之前先要统盘筹划一下，初步确定可能性与现实性。统筹安排，在我们这一行叫作出总平面图。要作出最粗糙的总平面图，首先要对统筹的各部口径有个大致的数。我所说的知识分子是实践多于理论的人，这些人要求思想改造，更重视的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学术性活动，所以如我上面所提广州事例，通过学术活动进行思想改造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知识分子的学术性团体，各专门学会，一向没有被重视，统战部要找这一类知识分子的口径，在这种团体就能找到，而且这些团体也能提出部分意见。 + +## 陈铭枢说：只提缺点不提优点才符合整风精神；他批评了某些高等学校的行政领导曾玩弄国务院关于评级的指示 + +　　陈铭枢在今天的发言中，首先申明说：昨天我说“民革没有‘墙’可拆”那句话不完整，我要求撤回它。因为我是就民革在学校中的成员很少，没有形成墙而说的，不是说民革本身没有墙可拆。 + +　　接着，他就昨天沈雁冰和刘清扬的发言，作了书面发言。他说，昨天听到沈雁冰同志发言中有：一些干部由于成了教条主义者，也就成为进步分子了。这句话使我想到了我们国家对于使用干部的标准——德才资。去年冬天我访问了北京若干高等学校的教授，他们说：今年某些高等学校的行政领导，在评级时玩弄国务院关于评级的指示，对老教授们说：“评级以德为主（进步），才次之，资是参考。”对青年教师说：“评级德不必论，才为主，资次之。”同一个指示，会有两种不同的说法，真是大笑话。 + +　　德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若单就抽象的政治进步而定为德，就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因为一个人的政治思想是否真正进步必须结合他的思想品质和生活作风来考查，也需看他是否真正完成了任务。抽象的进步是没有的。 + +　　为此，我认为德才资三者不仅应从联系来看，而且应从统一来看。 + +　　他又说，昨天又听到刘清扬同志发言中有：整风不应单提干部的缺点，而不提干部的优点。她并认为，这样做会使党员干部在群众中丧失威信。我认为这与党中央的整风精神不符，而且不符合事实。谁都知道，党对人民的贡献，是没有什么可比拟的。纵使党员干部犯了任何严重的错误，也不会抵消党的功绩，但是，党员干部中有了歪风，将会影响和危害党的事业的发展，故歪风必正是有绝对意义的。歪风有如人身的毒菌，不及早预防，必至蔓延，必须除去而后安，如果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有毒菌，你反而对他说：你的身体健康，毒菌莫碍你何。或说：你可以抵消他，这不是“虽曰爱之，其实害之”吗？ + +　　从延安整风以来，以至这次整风，党与非党人士所提出的批评，都谈缺点，没有谈到优点，这是符合党的整风精神的。我认为这是好现象。 + +　　至于说：单提缺点，怕影响干部的威信一点，恰巧与延安整风以来的事实相反，人愈能揭发缺点，并认真修正错误，愈能在群众中提高威信，反之，则降低威信。这已是共产党员久已行之有效的一个真理，一个公式，用不着怀疑。党之所以伟大，也就在此。 + +　　×　　　　　　　　　　　×　　　　　　　　　× + +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最后说，到今天为止，座谈会已经开了七次，有三十六人发了言，对全国整风运动起了推动作用。从明天起，这个座谈会将休会几天，成立一个小组，把大家所谈的问题加以排队，准备以后继续开会。 + +　　座谈会接受政协全国委员会秘书长邢西萍的建议，推定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把这个座谈会的情况在政协常委会上作报告。 + +　　 ---- 原载195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各民主党派七次座谈三十六人发言,对全国整风运动起了推动作用；座谈会将休会几天，把大家所谈问题排队以后继续开会”。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16.txt b/CCRD/1/3/2/00051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e235947358d3c7c9ae750dd870ff864d6b1c12 --- /dev/null +++ b/CCRD/1/3/2/000516.txt @@ -0,0 +1,65 @@ +# 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对学校领导提出批评建议 好大喜功和教条主义的毛病要赶快治好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昨天下午，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邀请了全校一百多位教授、副教授、讲师等举行座谈。教师们对学校党的组织和行政领导上提出了许多批评和意见，帮助党组织开展整风运动。 + +　　座谈会上，聂真副校长首先代表学校党组织要求教师们开怀畅谈，毫无顾虑地给党组织和领导上提出尖锐的批评和意见，揭露学校中存在的各种矛盾。 + +## 侯大乾讲师说，党员和群众见面只能谈“今天天气不错啊！” + +　　侯大乾讲师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民主同盟支部委员向学校党组织提了许多批评和意见。他说：我们拥护党这次的整风。目前人民大学内部存在的矛盾是不少的。首先在党群关系上，还存在着一道墙、一条沟和一个关起来的门。群众和党的关系是若即若离、不即不离。大家见面好象就只能谈“今天天气不错啊！”等话，很难再深谈下去了。有些党员领导同志不尊重老教师，甚至有的党员在下面公开地对老教师讲：我们革命打游击时，你们还不过是个资产阶级的学者罢了。言下颇有轻视之意。同时学校的领导上在处理一些问题时，一般多是强调政治条件，忽视才学，什么选拔培养干部啊！都是先党员后群众。甚至为了照顾党员，硬把一些只有高中水平的党员塞进教研室去做教员，给教学工作造成很多困难。 + +　　侯大乾还说，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外的中国教授、专家经常得不到党的支持和信任。而一旦中国专家讲错了话，就大受批评。有个别党员在入党前和群众相处很好，一入了党，就有了优越感而脱离了群众。还有些党员经常随便给人乱扣帽子，就连群众把“爱人”叫做“太太”也要扣你一顶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学校党的组织在解决教师入党问题上更是关起门来，党员多是站在群众头上看群众，宗派主义情绪很大，居功自傲。 + +　　在谈到民主党派在人民大学的作用时，他认为党没事是不会找民主党派来的，党的统战工作最多也只是统统上层的一些老教师，中下层根本就不统了。 + +## 王衍臻说，不如把人民大学叫做“北京四大政治理论课大学” + +　　王衍臻教授说：我在这要说心里话，我对人民大学没有亲切之感。我来人民大学工作四年了，但从１９５３年院系调整时我从山西大学财经系被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时，就有意见，因当时我听说人民大学只要山西大学的学生不要山西大学的教师。这使我觉得很不亲切。其次在教学业务上，我在山西大学教课很受重视，但到人民大学来了以后，二、三年也不让我开课。我感到领导上很不接近群众，校长很少下来。譬如我们对历史教研室真是深恶痛绝，他们的宗派主义严重，使我们的工作也受到影响，但领导上却很少过问。 + +　　另外，我觉得人民大学只把四大政治理论课看得很重，别的课都得不到重视。四大政治理论课以外的教师，也不被重视。我说，干脆还不如把人民大学叫做“北京四大政治理论课大学”好了。 + +　　今天要检查人民大学的领导作风，我说是宗派主义第一，官僚主义第二，教条主义第三，全有。 + +## 许孟雄说，人民大学象个失业收容所，又象个教条主义的大蜂窝。 + +　　许孟雄教授说：一、我觉得人民大学这样的学校只要有几十个人就可以了，目前却发展到几千人，真有点象失业收容所。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人民大学有些人整天辛辛苦苦，忙得很，但也有不少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整天没事干。忙的人拿工资，吃那些饭，闲的人也照样拿工资，吃那些饭，这不是象个救济性质的收容所吗？ + +　　二、人民大学不象个学府倒象个教条主义的大蜂窝。培养出来的蜂不是去采蜜，却是去散布毒的，并且散布得很广。我虽不懂得马列主义，但是在教外文时还懂得注意联系实际。但是，我看目前一些学生在学习马列主义，却不懂得联系实际，这种学习真是教条主义。我认为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派到各处去，不但没好处，反而有坏处。 + +　　三、教研室有游击作风。系办公室研究问题不是通过电话商量，而是传命令，这种游击作风带到教研室不合适。学校办事难，层层领导太多，影响了工作效率。打个比方，我们的办公室是好比父亲，系主任是祖父，校部领导同志是曾祖父，而高教部则象太上皇。学校到高教部请示什么问题，真是三跪九叩，唯命是从。其实，我认为高教部对我们学校的问题不一定全部了解，处理问题时有时可能是教条主义的，我建议学校领导在处理有些问题时态度应硬一点。 + +　　四、学校的四门政治课好似学校的长子，受到特别的宠爱，学校的兴败似乎都在这四门课上。由于是长子，拿的是双俸，我觉得这种思想是封建主义的。其实在人民大学，长子固然好，次子、三子、四子也很好，不应有偏心，对别的系科也应同样重视。 + +　　郑昌淦说，人民大学有上下苟且因循的校风。 + +　　郑昌淦讲师说，过去党曾经审查过我，以后证明我没有问题，但是并没有在一定的群众场合说明，一直到现在，还有些人对我的情况不了解。为什么这样做？为的是维护领导威信。我觉得这样做是不恰当的。 + +　　人民大学有上下苟且因循的校风。拿填表一事来说，我到人民大学工作了几年，不知填了多少张表，有些表填了就归档，也没人很好看。这种作风，浪费国家物资不说，而且浪费很多人的时间，填一张表有时要花费半天时间。 + +　　多年以来教师养成不谈校事的习惯，连党员、系主任也都是如此，据说是怕违反劳动纪律，我觉得这样下去是个危机。 + +　　学校对学系相互关系的问题没很好研究。例如，我们设立了档案系，这个系和中国通史是有关系的，但却没有设立历史、通史专业。又如，我们设立了新闻系，这个系原是和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等系有关联的，而我们也没有这些系。据说我们成立新闻系是和北大分工，我觉得这不合理。 + +　　我们自以为人民大学是第一流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其实究竟新型在什么地方，比之资产阶级的大学究竟有什么优越性，大家的思想还是比较模糊的。 + +　　余肇池说：人民大学的病源在哪里？ + +　　余肇池教授说，人民大学有病，要治好病，先得找病源。人民大学的病源在哪里。一、好高鹜远，学校当局只想到大，把人民大学办得怎么大怎么大，结果是大的没有搞成，连小的也丢掉了。人民大学校址的悬而未决就是这个道理。二、方针不定，前途不明，发展畸形。人民大学究竟往什么方向发展？大家都不清楚。学校办有本科，又有夜大学，又有函授，函授四处伸展，甚至连上海那个有几百个可以教财经学科人才的地方，人民大学的财经函授也伸了去，为什么要这样伸展呢？这样做，必然影响了学校的教学业务。三、教学人员待遇差别悬殊。为什么住房也要分等，有的能住大红楼，有的只能住灰房呢？吃饭也分什么大、中、小灶，还有什么特灶，为什么要这样呢？据说连发字纸篓也还分等级哩！四、党员对人的态度很不诚恳。五、领导不信任老教师，认为老教师老迈龙钟，无武可用。六、学校摆着一副衙门派头。办一点事层层节制，事事行政命令。一些条规只是到群众中去，而不是从群众中来。再加上作风生硬，因此许多不尽人情的事情也就发生了。 + +　　教学质量的好坏，教师、学生都有责任。没有好的原料就不会有好的成品，没有好的技师或者技师对这一工作不感兴趣也不会有好的成品。要教师提高而又把大家圈在一个框子里，这是弄不出名堂来的，多少要照顾到教师的兴趣。教学质量不是变戏法而来的，它要一步一步慢慢地来，急躁不得。 + +　　另外，学校应以教学为主体，行政事务等等应当为教学服务，但人民大学却没有做到这一步，常常由于行政方面计划不周而影响教学。 + +## 赵承信说：人民大学发展方针摇摆不定。 + +　　赵承信教授说：人民大学发展方针摇摆不定造成许多损失。为什么摇摆不定，造成了多大损失，学校当局应当研究、计算一下。一位同志说：由于方针不定，校舍不能集中，每年每人在汽车上就要浪费许多时间。 + +　　从周总理报告后，人民大学才开始注意老教授，但是李景汉老先生并不是人民大学发现的，而是人民日报发现的。他们打听到三十年前李老先生在一个帝国主义办的燕京大学曾带了一批学生作过社会调查，于是请李老先生作一次北京近郊农村调查，并且将调查报告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了。可是谁知道李老先生在养病的时候，觉得前途毫无希望，曾把精神寄托在文艺小说上呢。现在，李老先生为人们重视了。但是我要提出，对于老教授们，党要不断地鼓励他们，但不要过分，过分会使他们累垮的。对老教授的工作要做得特别细致。 + +　　人民大学不能说没有民主，但发扬民主是不够的。 + +　　这个座谈会将在１８日继续举行。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17.txt b/CCRD/1/3/2/00051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5688685911297eeb77e1667370c3d3638e95896 --- /dev/null +++ b/CCRD/1/3/2/000517.txt @@ -0,0 +1,49 @@ +# 帮助共产党除“三害”　对外贸易部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座谈 + +　　<《人民日报》> + +## 很不行的党员也被提拔　在人事部门的提得更快 + +　　很多公司提拔的处长，绝大部分是党员。在我们公司去年提升的几个处长中，没有一个非党员。 + +　　去学习的，也都是党团员。有一个党员，１９５５年由办事员提成科员，１９５６年又提升为主任科员。由于不称职，群众有意见，就把他送去学习。 + +　　提拔、培养的对象，也要看他是否具备了条件。我们这里是：明明很不行的，却非要提。 + +　　出国干部中，除技术人员外，几乎没有一个非党员。甚至派司机出国也要是党员。 + +　　去年准备到苏联检查我们在那里的工作，原来决定由一个非党员随处长去，可是人事局不同意。在人事部门工作的，提升得快。人事局的都是一等科员，没有普通科员。所以大家说他们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 +　　在使用干部上也有问题。会外文的，被分配去搞行政工作。外贸学院要举办外文班；我们这里原有有外文基础的人为什么却不用？为救当前之急，为什么不适当调整他们的工作？ + +　　行政处一个懂外文的学工的人，却被分配去管服务员（公务员）。在干部登记表上要填自己的专长，他们也都填上了；但是，就不调他们的工作。是不是党不信任他们呢？ + +## 领导干部生活特殊　处长吃饭设有“专席” + +　　在部里，上下级间、领导与群众间有矛盾。领导干部生活特殊，脱离群众。司局长干部住的是高级宿舍，吃饭上小灶食堂，回家小汽车一坐，上班接触的是处长、科长，根本没有同群众接近的机会。 + +　　公司里基本上也是如此。进口大楼的北屋，竟规定留给处长以上的干部住。有些北屋明明空着，非处长一级的干部要结婚没有房，想暂借几天也不行。粮油出口公司的食堂，单有一间小屋给处长吃饭。后来小屋被移作他用，又在群众吃饭的地方辟出一桌为“处长专席”。群众对此很不满，要求取消这个“专席”，还被批评是“平均主义”。 + +　　使用家具上，也规定什么级的干部用什么。处长不要衣橱也得给。一等科员以下的人，虽然有书也不给书架，另一些人却拿书架摆碗。 + +　　在生活福利上，想花样照顾领导。据说是领导干部过去苦，家底薄。我认为现在并不是这样。真正困难的同志，去年过年的时候，要求补助六元，结果只答应给五元，使这位同志得了补助还不高兴。据说现在一些小学生在学校里也说“我爸爸是处长，你爸爸是科长”，以此互相炫耀。 + +　　有人说，共产党员是“吃苦在先，得利在后”。因为过去吃了苦，现在该得利了。 + +　　在工资问题上，部里与公司之间的待遇也不公平。部里十七、八级的科员很普遍。公司里，十九级的科员都很少。 + +　　很多公司的一般干部，从１９５２年定级后，四年来没提过级。但是，当时是科长的，到去年最少提了两级。是不是科长就进步快，非科长就进步慢呢？科长升级是轮班，今年是这几位，明年是那几位，后年又是这几位；因此，一个科长四年最少提两级。 + +　　意见老提，可就老不改，这是软性的抗拒批评。有时候领导不让人畅所欲言就作结论或扣帽子。 + +　　外贸部交际处的人说，他们的工资待遇是高的，其他待遇却很低。他们要求政治上多帮助是合理的，一律给他们扣上“平均主义”的帽子就不合适。我们常说，给经理提意见还可以，因为人多，是谁提的意见他记不清。但是，给处长提意见就不行，处长知道是你提的，以后讨论提薪提级问题的时候，他说你调皮，你就不能提级。 + +## 党员当处长什么都不会　办事员倒是“无职有权” + +　　提拔的党员，是不称职的（不但业务不懂，甚至“原则领导”也不行），只是经理怎么说，他就怎么说。反正大事找局长，小事找科长、科员。所以有人说：处长最好作。但是有些党员处长并不因为自己不行而感到苦恼，反而觉得无所谓。他们对钻研业务也不感觉兴趣。有些处长即使参加学习，考试成绩也不好，因为他们吊儿郎当。 + +　　在我们这里，非党干部是有职有权的，这是由于处长什么都不会。有一个办事员说：我是“无职有权”，有些问题我决定了交给处长，处长说：“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我就签字。”只要我说声没有问题就行。这不是“无职有权”吗？ + +　　最后，我希望以后公司里召开党政工团联席会的时候，也让民主党派的人参加。因为这些会，一般都是要动员群众作什么，吸收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去开会，对发动群众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原题为：“帮助共产党除“三害”　对外贸易部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座谈 姚日成发言：被提拔的党员不称职升级后就更脱离群众”。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18.txt b/CCRD/1/3/2/00051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c21dde3c064931c6d8d72b4d10ab6c7f5575c2f --- /dev/null +++ b/CCRD/1/3/2/000518.txt @@ -0,0 +1,29 @@ +# 报刊不重视　清规戒律多　漫画家下笔难 + +　　<新华社> + +　　据新华社１７日讯北京的漫画家们在中国美术家协会１６、１７日举行的座谈会上，要求文化工作领导部门和各报刊重视漫画创作，去掉清规戒律，使“漫画”这朵花更好地开放起来。 + +　　出席座谈会的老漫画家和青年漫画家们在会上首先谈到目前画画难，以及自己作品的“沉痛遭遇”。 + +　　沈同衡说，文化部对于漫画工作没有什么领导，中国美术家协会也管得不够，也许他们认为漫画界“太平无事”，其实漫画界问题很多。 + +　　（米谷说，许多人口头上说要漫画，实际上不要漫画。群众是要漫画的。但是现在登一幅漫画往往要受到报刊编辑的种种阻难。米谷把这些阻难归纳成六个字：冷、抠、改、塞（不用时默默地把画退回作者）、压、缩（缩小篇幅）。） + +　　李滨声说，有些部门和有些人轻视漫画，轻视作者，已经“粗暴到野蛮的程度”。北京出版社去年曾出版了他的漫画选集。这本画集不仅印得错误很多，而且不许在封面上印“李滨声”的名字。据说印上作者的名字就会培养个人英雄主义。 + +　　沈同衡、方成以及许多在报社工作的兼职漫画作者谈到了他们同报刊编辑部的矛盾。沈同衡说，编辑部往往只根据少数领导人及一些不懂漫画的编辑人员的意见决定漫画的“生杀大权”。编辑部常常只是为了配合政治事件和宣传中心让画家作画，而不鼓励自由创作。漫画家只好从概念出发，用图解来解释“社论”，很难谈到不同的表现方法和风格。方成说：自己想画的往往不合编辑的口味，而所画的一些往往是硬着头皮被编辑逼着画出来的，自己也不满意。画一幅画，要经过层层“审阅”，“旧社会一个小媳妇顶多有两三个婆婆，现在我这个‘小媳妇’却有不止六七个婆婆”，他还说：“如果一个漫画家画画时竟皱着眉头，他画出的画要让人笑是很困难的。” + +　　在工人日报社工作的何韦、文兵，在中国青年报工作的丁午等指出，这些报社在发表漫画上有许多限制。何韦说，从去年领导上批评漫画“五世同堂”以后，工人日报社内批评人民内部矛盾的漫画很难被采用。画了歌颂国家建设成就的“吉庆有余图”竟因怕“粉饰太平”也不让登。何韦说，似乎有些人认为，漫画应当象社论那样，既要画出“优点”，又要画出“缺点”。 + +　　在郑州日报工作的张国器说，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的一个部长曾对他说，没有美术组，报纸一样办。他曾画了讽刺不守交通规则的人的漫画，竟被扣上“内容反动”的帽子。有些领导人和编辑还常常说漫画作者“不看主流、不全面”，如果画反官僚主义的漫画，他们就说：“领导上正在克服，不要画了”，种种阻难，使作者走投无路。 + +　　大家还讨论了讽刺人民内部矛盾的漫画如何画，幽默画是否需要的问题。叶华说，现在报纸的编辑认为一定要把所讽刺的人的形象画得既可爱又可笑。按照这个想法，往往把许多漫画画成了连环画。钟灵说，在画讽刺人民内部矛盾的漫画时能否掌握住批评的分寸，在于画家能否认识到矛盾的本质，而不决定于画家的主观愿望。如果一定要把讽刺画画到连环画那样程度，就等于取消了漫画；如果认为漫画中必要的夸张和变形就是“丑化”，也等于宣布漫画的死刑。吴耘说，毛主席讲话中还曾把党八股譬作瘪三、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为什么画内部讽刺漫画不能进行艺术上的夸张和集中？陈永镇、缪印堂等认为，幽默画是需要的，幽默画的主要任务是使读者看了后能健康地一笑，要求幽默画必须有政治内容的看法值得研究。 + +　　漫画的稿费制度不合理，引起热烈讨论。大家指出，目前漫画的稿酬标准很不一致，算法也各式各样。有的出版社甚至按漫画笔划繁简来确定给多少稿费。很多报刊登一幅漫画只给七八元的稿费。温州报刊登一幅漫画，只给两元。许多刊物转载漫画不给稿酬。方成在会上曾提出漫画家应争取职业化的建议，但有人指出，除去极少数著名画家以外，多数漫画家目前如果完全职业化，仅依靠稿酬是无法维持生活的。大家认为，目前漫画界人材本来就少，但仍有些人想改行，有些漫画家以画连环画来弥补收入的不足，这与稿酬制度不合理有关系。 + +　　很多漫画家们要求作到画责自负，希望给报社的美术组以处理漫画的真正权限。钟灵说，只要画的内容不是反革命的，编辑对于风格、样式不应当过多地干涉。 + +　　漫画家们还建议多出些漫画刊物，扩大漫画的园地，奖励自由创作，创造不同的风格和样式。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19.txt b/CCRD/1/3/2/00051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73e1cb9e7c20c9a14a17a0d0324178ed62d76b7 --- /dev/null +++ b/CCRD/1/3/2/000519.txt @@ -0,0 +1,17 @@ +# 陈叔通希望党在整风中检查一下 + +　　<陈叔通> + +　　在党群关系之间，为什么会有墙有沟？陈叔通认为，从党员方面来说，由于对非党员有气不过、看不起和惹不得的情绪。陈叔通说：尽管党对党员一再进行了教育，说明党员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不能以功臣自居，但是有些党员总以为天下是自己打下来的，非党人士在革命胜利以后，吃现成饭，享现成福，而且高高在上，当然气不过。党员还认为非党人士不懂政治，即使有其他长处，不懂政治，也没有用处，并且在这些长处之中，都含有毒素。因之，看不起非党人士。怎么叫惹不得呢？有些党员认为工人阶级同工商界、小资产阶级是阶级问题，搞在一起，就会受侵蚀，他们怕受传染，因此惹不得，还是同他们生疏些好。这样，不知不觉地就在党群之间有了墙和沟。因之，为了推翻墙，填平沟，要请党员先伸出手来，那样，非党员就比较容易伸出手来。 + +　　陈叔通提出希望党在整风中能检查两个问题。一个是检查一下，八年以来的工作中，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损失和由于冒进所造成的损失，究竟那一方面大。另一个是检查一下全面和个别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不是有忽视个别问题的情况。他认为，一般说，非党员多是比较保守，党员多是比较激进；非党员往往扩大个别问题，抹煞全面，而党员却容易忽视个别问题，强调全面看问题。他认为，对于个别问题，如果还有类似的个别问题，就不是个别的了；并且有的个别问题，可能发展成全面的问题。就是以个别问题而论，要是性质严重的，也不应忽视。何况这些个别的问题，落在一个人、一个村、一个乡上，就受不了。诚然，非党员不应该扩大个别问题抹煞全面，另一方面，党员也不应该忽视个别问题。 + +　　陈叔通认为非党员要多了解些新东西，党员也要多了解些旧东西，就可以晓得旧的历史时期的事物和社会情况。现在的党员对旧社会太生疏了，不能理解那时确实存在的一些事实。 + +　　陈叔通又说，解放几年来有些格言，成了金科玉律。有些东西我看值得怀疑。比如“矫枉必须过正”，在解放初期这样提是正确的，因为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大运动不如此是搞不起来的。但是是不是永远都是金科玉律，有没有毛病？领导上能不能加以考虑。 + +　　还有“克服困难”，当然，应该克服困难。如果不克服困难，我们的国家不会有今天，今后也仍然要克服困难。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个拥有六亿人口的落后的大国，无论从人民需要或国际情况来看，都还有很多困难，不克服如何办？但是不能任何问题都抬出这四个字，都叫人克服困难。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这个困难可以克服；如果三个人的饭要十个人吃这个困难就很难克服了。讲大道理不能当饭吃，吃了饭讲大道理可以，但饿着肚子讲大道理就不行。不能把“克服困难”当成口头禅，什么问题都叫人：你去克服困难吧！ + +　　陈叔通最后提到党和行政的关系问题。他说，我开始看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指示，我不懂为什么要这样作。当然，国家是由党领导的，党可以抉择方针政策问题。但国务院是最高行政机关，我以为，有关行政方面的问题应由国务院发指示。因为联合发指示容易在人民中造成一种印象：党和政府一道发的指示就是重要的，国务院单独发就不重要，这样，就无异削弱了国务院的权力。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原题为：“陈叔通希望党在整风中检查一下 保守和冒进造成损失那方面大 他认为‘矫枉必须过正’不能永远是金科玉律”。）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20.txt b/CCRD/1/3/2/00052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b3d161de7e79bebbbd875403df71bdaa22cb5c5 --- /dev/null +++ b/CCRD/1/3/2/000520.txt @@ -0,0 +1,35 @@ +# 改进高等学校领导工作的关键何在——记九三学社讨论教授治校和党委制的两次座谈会 + +　　<《人民日报》> + +　　近来，随着高等学校中各类矛盾的被揭露，怎样改进高等学校的领导工作，已经成为各方面关心的问题。为了求得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邀请在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等机关工作的部分社员，在５月１０日和１５日举行了两次座谈会。到会的许多学者专家，围绕着是在高等学校中实行党委制好，还是实行教授治校好这个问题，发表了许多积极的有益的意见。 + +## 对教授治校的不同看法 + +　　据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黄子卿和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楼邦彦等同志谈，解放以前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都实行教授治校。当时的清华大学，是由副教授以上的人组成教授会，再由教授会推选九人组成评议会。凡是有关学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例如聘请或辞退教授、选派出国留学生、增添或减少系科以及经费的支配等，都由评议会讨论并作出决定；只有它不能解决的问题，才提交教授会讨论和决定。黄子卿教授认为，这种作法有许多好处，其中最重要的是能够对教授在学术上的成就有个公平的估价，保证教授有一个安定的工作，减少人事上的互相倾轧和排挤。因此，他建议在继续保持党委制的情况下，在高等学校中采取教授治校的办法。今后凡是有关教学和学术上的重大问题，都应当由教授会来管，党委则主要负责政治思想工作。 + +　　前南京大学校长、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潘菽，基本上同意黄子卿教授的意见。他认为，有关教学和学术上的重大问题，都应当让教授知道并且听取他们的意见。但是过去有许多事情，教授们都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今后如能实行教授治校，就可以改变这种情况，并且有助于克服学校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进一步在高等学校中发扬民主，对党委的工作起一种监督作用。 + +　　楼邦彦副局长和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主任孟昭英等，认为对教授治校应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不应机械地搬用过去的作法。楼邦彦认为：清华的教授治校实质上是元老治校和寡头政治；所谓安定也只是安定了这一部分人。他说：当时清华在教授治校下的宗派主义是完全可以肯定的，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一个人如果不是留美学生，要想进清华是很困难的。１９３９年他从国外留学归来，当时他的老师张奚若任清华政治系主任，要他到清华任教；而他的另一位老师钱端升在北大当政治系主任，要他到北大任教。虽然当时北大给他的月薪是三百二十元，而清华只有二百八十元；但是他还是选择了清华而没有到北大，就是因为受了“清华精神”的影响。他认为，这种宗派主义决不应当在今天的高等学校中复活。同时他也不主张搬用北大的教授治校，因为当时（指１９４６年以后）北大的教授治校，主要是为了同胡适作斗争，为了进行教授的民主运动；而在今天的高等学校中，共产党并不是大家的斗争对象。因此他认为，教授治校虽然有好的地方，但也不应否认它有不好的地方；今天是否要提教授治校以及它的内容如何，都需要慎重地加以考虑。 + +　　对于楼邦彦的上述意见，好几位教授在发言中都表示赞同。孟昭英说：清华的教授治校和美国的国会差不多，形式很民主，实际是少数人把持校政。北大教授周炳琳（民革中央委员，特邀参加会议）反映说：一提起教授治校，年青人的反感很大，认为是封建把头的统治。清华机械制造系教授金希武，除同意过去的教授治校是资产阶级民主外，还认为它是脱离实际的学院教育的必然产物。 + +## 是制度不好还是思想作风问题 + +　　在对高等学校领导工作中的缺点进行分析批判上，几乎可以说，座谈会上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就是当前高等学校领导工作中所以存在着许多缺点，主要不是党委制这个制度不好，而是党员的思想作风有许多问题，它们的集中表现就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 +　　许多位教授在会上分析了党员的情况。他们认为，在高等学校工作的党员一般是品质优良的，工作是积极努力的；但是也存在着许多比较严重的缺点。这主要是：第一，他们一般都还比较年轻，缺乏丰富的社会工作经验和办学经验，因而对人对事的方法比较简单，考虑问题不够周密和全面，难免不发生缺点和错误。第二，也正是由于他们一般都还比较年轻，因而在学术上的造就就比较浅薄，甚至在教学和学术方面完全是门外汉。这样，他们就不可能把党的政策方针和教学学术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在这方面拿出比较好的主意和办法。第三，几乎可以说，过去几年对老教师采取了一概否定的态度，认为他们学的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已经过时了。其实，老教师在学术上是有造就的。在办学上许多人是有丰富经验的。 + +　　许多教授认为，过去几年，高等学校中重政治轻业务的现象很严重；重政治当然是应该的，但是轻业务就不对了。因为高等学校是教学和学术研究机关，轻业务就不可能培养出合格的人材，就不可能提高我国的学术水平。而且所谓重政治，又认为只有党团员和青年人才可靠，老教师似乎都是思想落后、历史复杂的人，不能在政治上加以信任。这样久而久之，就不仅在党员与高级知识分子之间筑起了一道高墙，而且老教师在学校中的威望降低了。这不能不影响老教师的积极性。 + +　　好几位教授都提到，过去学校党委管的事情多了一些，有党政不分的现象。他们认为，把企业党委制的一套搬到高等学校中来，由党委来领导和监督学校工作是不适当的，在有关教学和学术问题上，应当多听听老教师的意见。 + +## 怎样改进领导工作 + +　　既然今天高等学校中许多缺点的发生，主要不是因为党委制不好，而是党组织和党员的思想作风有问题，其中又主要是民主作风不够，因此多数人不主张教授治校。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理由：第一，北大中文系教授魏建功等认为，今天高等学校的情况同过去有很大不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单纯依靠教授治校，不可能把学校办好。第二，北大副校长周培源认为，今天高等学校的任务是为国家培养人材，必须服从国家的需要。因此有关学校工作的方针任务问题，固然应当征求教授的意见，但最后还是要由国家来决定。回到过去的教授治校有很大困难。第三，北大教授周炳琳等认为，在高等学校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上，教授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从教学工作的数量方面看，年青的讲师助教占的比重更大。因此，不论从搞好当前的教学工作，或者培养干部的角度出发，都不应当忽视他们的意见。第四，在今天的情况下，六分之五的问题已经没有保证，如果再实行教授治校，就更没有保证；而且有许多老教师只喜欢教书，不喜欢过问行政工作。 + +　　基于上述几方面的理由，多数人认为提民主办校比较好，而在具体的作法上又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主张把现在的校务委员会加以扩大，主要成员是教授、副教授，同时也吸收讲师、助教和职工参加。凡是有关校务的重大问题，都由它讨论并作出决定，再建议学校行政当局采纳执行。另一种意见基本同意上述的作法，但是主张校务委员会应成为最高决策机关，它通过的决定，校长必须执行。在校务委员的产生上，有人认为，由于学校不是政权机关，只应由校长聘请有威望有群众基础的人担任。有人则认为，不仅校务委员，就是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都可用选举办法产生。 + +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长之认为，也可以同时建立教授会。因为扩大校务委员会，固然是发扬民主的方法之一；但是由于参加校务委员会的教授只是少数，教授的意见就不会得到充分的反映。同时学校既可以有学生会，当然也可以有教授会。有了教授会，不但可以充分反映教授对办学的意见，而且教授的地位提高了，教授被尊重的问题也解决了。他说：他建议这样作的目的，不是用教授治校来代替党委制，而是为了帮助党委更好地贯彻执行政策，发扬民主，克服官僚主义。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21.txt b/CCRD/1/3/2/00052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fdae3efdfd9e4524beb2b329fe567840488b43e --- /dev/null +++ b/CCRD/1/3/2/000521.txt @@ -0,0 +1,71 @@ +# 工商界继续批评统战工作中的缺点：成立两个小组分别研究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工商联工作问题 （第三次座谈）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昨天（１７日）举行第三次座谈。在会上发言的有六人。座谈会由李维汉部长主持。 + +　　为了今后进一步研究与解决这次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今天的会上决定成立两个小组，一个小组专门研究有关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的问题，一个小组研究工商联工作中的问题。这两个小组分别由许涤新、千家驹、孙孚凌、黄玠然、经叔平、华煜卿、谭志清、冯和法、韩志明、田玉璞、柯尧放、谢惟安、胡庆照、李贻赞、彭六安、白瑞西、万景光等十七人组成。他们将在这次座谈会结束后开始工作。 + +## 崔捷元批评统战工作　不该光听一面之词 + +　　哈尔滨市工商联秘书长崔捷元说：许多专业公司的经理很少到合营厂、店去走走，了解了解。有些干部下去，也只是找公方代表、工会主席，很少找私方人员，这样就难免听来的情况是不全面的了。私方人员说：“统战工作是两方面的，为什么光听一面呢？” + +　　哈尔滨市工商业者对保留工资有意见，不服气，影响一些人的积极性。 + +　　工商联的公方委员、主任委员常不关心工商联工作，开会通知也不到会。大家颇有意见，统战部也很少过问工商联的工作，有些事情可能早已通知党员秘书长，我却心中无数，摸不着底，工作中非常苦恼。 + +　　他谈到工商界有些人有消极情绪和自卑感的原因时，举了一个例子：哈尔滨一个漂染厂的私方厂长，患高血压病，但因为是两千元以上户，不能享受劳保待遇，而厂方又认为他有钱，工资也不发给他，为了一家人口生活，他只好带病上班。这样当然会影响他的积极性。 + +## 毕鸣岐谈应该怎样看民族资产阶级 + +　　毕鸣岐说：我今天只谈一个问题，就是工人阶级应该怎样来看民族资产阶级，怎样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区别来看。 + +　　帝国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跟共产党是敌对的，他们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是敌对的。今天，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欢天喜地、敲锣打鼓把自己的企业交给了国家。他们的家属为了要求进步，锻炼自己成为自食其力的人，凡能走出家庭的都走了出来，参加社会工作和社会活动，在工作中任劳任怨。思想改造有了这样的变化，若干人还给我们扣帽子，说我们还在留恋资本主义，想走回头路等等。我认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是教条主义的片面性。即使有些小商小贩由于政治觉悟不高，发生一些不法行为，但是他们不能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这是把少数人作为一般，把一点作为全面。当然，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改造过程中的污点，但是作为工商界的代表人，也一再呼吁政府对他们加强改造，同时也去协助政府纠正这些不法行为。 + +　　社会人士分不清民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的区别，把手工业者的行为算在民族资产阶级身上，在报上不分青红皂白乱骂一气，这对民族资产阶级是个打击，这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宗派情绪。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过去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上过历史舞台，也受三重压迫，共产党解放全国人民，我也是被解放出来的一个。我们不否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有共同性：还有剥削。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很大的特性：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它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它是一个爱国的阶级。他们看见中国共产党具有远大的理想，所以才诚诚恳恳地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积极改造自己的思想，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同时也甘心情愿地把企业交出归全民所有，跟着共产党走。他们一方面是为了改造自己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一方面也是为了共同实现共产党的崇高目的。我认为这是在阶级斗争中和对人的改造中突出的一点，从这里看到人是可以改变的，不象一些党员干部说的我们本质有劣根性，不可改造。 + +　　民族资产阶级把自己的企业交出来不是简单的事，他们的思想斗争过程是党员同志体会不到的，是教条主义者更体会不到的。今天，对民族资产阶级改造说是基本胜利，我说是完全胜利。这个完全胜利，首先是由于共产党毛主席教导有方，但另一方面也是民族资产阶级自己积极努力，经过日夜痛苦的斗争取得的。我认为，这表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伟大的（当然共产党是最伟大的）。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把这段改造的历史丰富地精采地写出来，作为历史资料。 + +　　至于资产阶级在结束了私人所有制，参加政权和企业管理以后，为什么还有自卑感呢？这种自卑感应由谁来负责呢？当然民族资产阶级不主动，但我认为政府和企业党员干部负有更大的责任。他们应该消灭宗派主义情绪和作风，应该正确认识新形势的具体内容，要求基层党员干部给民族资产阶级以应有的评价。在参加政权和共事关系中，不要再以求同存异的想法来对待我们。从心里说，我们不愿再当来宾，我们也是主人，我们是在自己的祖国，是主人中的共同的主人。我记得黄炎培主任在１９５３年民建代表会上说过这样两句话：“谁是主人谁是客，同在天高地厚中。”那时候，我对这两句话就觉得不太实事求是。今天，我愿把这两句话改为：“同是主人没有客，同在社会主义领域中”。几年来，由于党的培养教育，我们之中也生长了一些马列主义的芽（虽然不多）。如果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敲锣打鼓接受改造。因此，我们要求党员同志们欢迎我们参加工作就象欢迎新战士一样，和我们握起手来，紧紧地握起手来。我们既然有共同的目标，也应该有共同的感情。我们从心里渴望温暖，希望党员把温暖的手伸出来，面向我们，把工人阶级的思想带进来，增加我们的毅力和勇气，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 + +　　我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之一，本身也是民族资本家，我愿意在党的教育下，号召下，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意见和真实要求。我相信我是党的忠实朋友，我也同样相信工商业者也同是党的忠实朋友。 + +## 周同善说：给统战部提意见如石沉大海 + +　　民建中常委工商改造辅导处副处长周同善对统战部处理下边意见拖拖拉拉提出批评。他说：今年３月１２日民建会曾向统战部和八办反映地方组织询问工商界加入工会的问题，后来又反映有关定息问题，这些都是当时下边急待解决的问题，可惜反映上去以后，却石沉大海，至今也没答复。 + +　　他说另一种情况是有些问题反映上去以后，答复是得到了，但是不能执行。如今年３月２３日国务院第四、五、八办公室联合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有关私方人员病假工资问题，上级已有明确指示，但很久也不执行。 + +## 聂叙伦批评安排工作的缺点　“大户当经理，小户饿肚皮” + +　　云南省工商联副秘书长聂叙伦说：有些行业，在人事安排上没有结合私方人员的技术专长，造成用非所长的情况。个旧锡矿对原来私方人员——一个日本留学生，安排去赶马，要他树立劳动观念。后来闹到了省里，才另作安排。还有些行业不照顾私方人员的体力条件，把老的安排去做较重的活。如昆明糕点业把原来有技术的私方人员，安排去抬几十斤重的铁锅。 + +　　他说，现在私方人员普遍反映工资低，生活安排不好，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有的私方人员看到别人的收入比自己多，政治待遇比自己高，生活比自己好，产生一种不满情绪。有人说：“大户当经理，小户饿肚皮”。这个说法也反映了大中小户之间的矛盾。象这样生活上有困难的工商业者虽然不多，但问题确实需要解决。 + +　　关于定息时间问题，他认为要看具体对象而定。他说有些定息确实太少，昆明市饮食业有一户半年只有七厘的定息，有的行业，一户每季只有四分的定息。因此有些人要求摘掉定息户的帽子，我认为这个要求是对的。 + +## 谭志清说：统战部宁左毋右成风　大的论功行赏　小的喝粥捞汤 + +　　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谭志清首先对目前工商界的情况作了概括的估计。他说，我走了几个省，大家认为今年的情况比去年好，但问题不少，私方人员总感到有些委屈。有的说是做媳妇，有的说是小媳妇，有的说是新媳妇，有的说是孙媳妇。原因是公方作风不民主。公方代表是党员，常常以党代公。在整风中应当在这些方面做检查。例如协商精神不够，对制度不好好贯彻。有些事情事先在党内已经作了决定，才拿到会上来讨论，使人有“真主义，假商量”之感。同时对私方人员信任不够，人事科、计划科、统计科就没有私方人员。对制度的检查也不够。譬如，有职有权问题，李部长已经讲了七年，到今天，成绩是有，但很不够。 + +　　关于中小工商业的问题，他认为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最后他对统战部提了一些意见。他说，毛主席把民族资产阶级划为内部矛盾的范畴，需要根据这个精神，检查过去的工作。七年来在统战工作中，宁左勿右几乎成为普遍风气，对统左不统右，统大不统小，统少不统老，大的论功行赏，小的喝粥捞汤，工商业者是有意见的。这一点统战部应该负责。他说，统战部在处理一些重大问题的时候，跟党外人员协商也不够。协商不够，就难免偏听偏信。有些党员的面孔冷若冰霜，总以改造人自居，使大家感到很难接近。各级统战部应对这些干部加强教育。 + +## 高振声分析工商界不敢鸣放的顾虑 + +　　河北省工商联秘书长高振声劈头就提出工商界为什么不敢鸣不敢放的问题。他说，在全国各民主党派、各团体振振有词、生动活泼、理直气壮大放大鸣的时候，工商界为什么小手小脚，似鸣似放呢？原因有四：第一、当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河北省的宣传部门，宣传贯彻这个方针不够，工商界领会不深，不知如何“鸣”和“放”。其次，几年来，党和政府对工商界的照顾是周到的；合营前，企业有困难，国家给予大力支持。合营后，私方人员有工作，有定息，有政治地位，一些小意见，提出来就不够朋友，就没良心，别人看来是不是得寸进尺。第三、怕提了意见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又怕招来麻烦。他说，过去有个私方人员提出有职无权的问题，这个意见一提出，公方人员就把文件都给他批，结果弄得这位私方人员吃不消，血压也高起来了。第四、共产党到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工作，如过去的“三反”“五反”，这回又来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什么名堂，是不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呢？ + +　　接着他谈到公私共事的问题。他说，现在公私双方同时都是为建设社会主义工作，为什么一定要划分阶级界线？工商界有人认为只有工作关系，没有阶级关系，还有的说阶级关系和工作关系是不能分开的。他说，千家驹虽然给他们作过报告，也没有解决这个思想问题。他说，过去有些党员认为和资本家说几句话打一些交道就是丧失立场。党员接近资本家就沾上臭味，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 +　　对工商联是否要长期存在，是否能成为第二工会的问题，他认为大有研究的必要。将来多数工商业者要参加工会，成为自食其力的人，工商联如果成为第二工会，也是人数寥寥。他说，这是用不着唱对台戏的。喊长期共存，喊万岁，倒不如说工商联在一定的时期有存在的必要。如果这个提法单纯是为了稳定工商联工作者的情绪的话，是不必要的。 + +　　他在谈到中小户的苦闷后，对河北省的工业厅、商业厅及工会提出了批评。他说，有了中心工作，有关部门不和工商联配合联系，不重视工商联的作用。工会随便吸收工商业者参加工会，不和工商联取得联系。定兴县吸收了６８．７％的工商业者参加了工会，使那里的工商联会也开不起来。 + +　　最后，他对全国工商联的工作提出了批评。他说北京城市生活太高，农村有意见；中小户工商业者到北京有意见；到东安市场门口一瞧，什么牌子的汽车也有，谁能坐？不全是公家的汽油么！某些人有功劳也不能摆老资格，应当做人民的表率。最后，他说全国工商联、八办、统战部对省工商联具体领导少，要材料，临时抱沸脚，要省里忙。全国工商联对下面的工作检查少，有检查，也是坐上软席火车、坐上飞机到上海、杭州去。省里睡的是木板铺，吃的是棒子面，这些地方就很少去。今后要深入下去，不要高高在上。 + +## 张修锡说：鹰潭镇叫工商联干部扫厕所 + +　　江西省工商联秘书长张修锡说，几年来，我们在工作上并不是不动脑筋，然而，为什么工作仍然没做好呢？原因是没有好的工作条件，有顾虑。拿我个人来说，我作工商联的秘书长，就有四怕：一怕辜负党的领导，二怕和主任委员搞不好关系，三怕脱离群众，四怕干部调不动。有些干部看不起工商联的工作，更增加工作上的困难。一些县里的基层组织，更不被人们重视。例如某县油脂公司的负责人就曾说过，我们为什么要同工商联在一起开会呢？言下之意，就是不屑与工商联为伍，这问题我们曾在省里反映过，但得不到解决。有些县竟派工商联干部抬桌子，有的县派工商联干部送信发通知，鹰潭镇甚至叫工商联干部打扫厕所。对这些不合理的现象，建议有关部门在这次整风学习中求得解决。 + +　　（编者注：这篇是前天会上的发言） + +　　 ---- 原载1957年5月18日《人民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22.txt b/CCRD/1/3/2/00052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5358728524377940f727b7aaf6c675a223805ad --- /dev/null +++ b/CCRD/1/3/2/000522.txt @@ -0,0 +1,19 @@ +# 共同努力填平党与知识分子间鸿沟 + +　　本报讯 “这几年来共产党和知识分子之间是有一道鸿沟的。去年周总理提出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以后，共产党和政府作了一系列的努力，这道鸿沟，逐渐缩小了，但还未填平。为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起见，这个问题，在今天是值得重视的。”九三学社广州分社筹委会主任委员、中山大学副教务长徐贤恭在11日的政协会议上这样说。 + +## 鸿沟形成　双方有责 + +　　关于鸿沟形成的原因，他作了以下的分析：在共产党的方面来说，第一，是由于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生活比较严肃，与非党人士相见或相处时，多是一本正经地不多言笑，难于使人接近。第二，由于他们工作忙，与人少交往，难产生友谊关系，因此，彼此之间不能了解，不能谈心。第三，一部分作风较差的共产党员干部，处处表现一种领导人的面孔，而知识分子最不爱看这副面孔，所以形成隔阂。第四，有些领导干部，由于不了解知识分子，所以不信任他们，因此与他们疏远。第五，在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中，有些被斗错的和被斗得过火的知识分子，余痛未消，感情大伤。而幸免的知识分子，也因“兔死狐悲”而有同感。在知识分子方面来说：第一，知识分子有自尊心，发展而为有自高自大的性格，认为共产党员干部只知道斗争、运动，而不懂业务，说不出所以，认为同他们交往没有意思。第二，知识分子有点孤傲的脾气，对领导总是不肯主动地去亲近，怕遭人谈论。有的共产党员干部是领导干部，所以他们认为不好来往。第三，知识分子有敏感性，认为领导干部有权有势，多接近，弱点暴露，一有运动，就要挨整，不如敬而远之为佳。共产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两方面既有这些内在因素，所以彼此之间，形成一道鸿沟，不能很好地团结起来。团结不好，就必然产生以下的结果：第一，知识分子遇事抱着冷眼旁观、隔岸观火的态度，共产党搞得对，不道好；搞得不对，全要共产党负责，与他们无关。第二，作客思想，雇佣观点，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不主动充分发挥力量，看领导安排得当与否而定。第三，更坏的是消极逃避态度，“士为知己者用，士为知己者死”，彼此既不是知己，何必为你卖气力。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极其不利而有害的。我国知识分子已经不多，如果尚不能充分发挥其力量，那对国家建设，是一件很大的损失。 + +## 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要了解、信任、交朋友 + +　　他说，调整共产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他认为要靠3方面的努力才有办法：第一方面，是要靠共产党的努力。知识分子有自尊孤傲和敏感诸特性。共产党要掌握知识分子这些特性，进行工作，达到团结目的。知识分子这些特性，有其好的一面，也有其坏的一面：因为他们有自尊心，所以他们肯钻研业务，修身持己，以取得人的尊敬，这是自尊心好的一面；若发展而为自高自大，则是它的不好的一面。由于他们有孤傲性，所以他们才不肯随波逐流，同流合污，这是孤傲性好的一面；若发展而为孤僻绝伦，高傲脱群，则是它的不好的一面。由于他们有敏感性，所以观察事物，鉴别事理，特别锐利，这是它的好的一面；若发展而为多猜多疑，则是它的不好的一面。领导干部对知识分子这些特性好的一面应当予以肯定，对于他们坏的一面要予以同情地帮助和耐心地教育，使他们自觉地向共产党靠拢。此外，还要尽可能主动地与知识分子交朋友，接近知识分子，了解知识分子，信任知识分子，久而久之，自然就可以化鸿沟为平地了。 + +## 知识分子爱国不后人要主动靠拢党民主党派要做党的诤友 + +　　第二方面，是要靠知识分子本身的努力。知识分子应该了解共产党是为人民群众谋福利的，是为我国富强繁荣而努力的，知识分子爱国之心既不后人，就要热爱共产党、主动地靠拢共产党。在某些事情上，领导干部发生偏差，斗错了人，这是共产党员干部的偏差，不是共产党的政策的偏差，不是共产党伤害了你的感情，而是个别干部伤害了你的感情。即使如此，我们也要扩大胸襟，不咎既往，与共产党靠拢，积极发挥一己的作用。 + +　　第三方面，是要靠民主党派的努力。知识分子有不少的一部分是民主党派的成员，搞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民主党派应当多做工作，教育他们的成员，并通过他们向非党的和非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做工作，把这些知识分子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此外，还要随时向共产党反映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帮助共产党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满足他们的要求。遇有个别共产党员同志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时发生偏差，就要及时提出意见，发挥监督的作用，做党的诤友。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团结，若从这三方面共同努力，一定可以改进。 + +　　（来源：《南方日报》1957年5月17日。原题为：“填平党与知识分子间鸿沟/徐贤恭主张共产党、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三方面共同努力”。）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23.txt b/CCRD/1/3/2/00052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c105a928fc4f123093deeb7f755d32c35f17cd4 --- /dev/null +++ b/CCRD/1/3/2/000523.txt @@ -0,0 +1,61 @@ +# 广东省化县发生公安局副局长指挥民警向反对建立麻疯村的农民开枪的严重事件 + +　　<新华社记者、王曼> + +　　编者按：本刊第二一六六期曾简要地反映了化县事件，现再刊出一篇关于这一事件的详细情况的资料，供参考。 + +　　新华社广州17日讯　新华社记者王曼报道：广东省化县公安局副局长陈立达违法指挥民警，向前来麻疯村工地企图毁坏建筑器材的农民开枪，造成死、伤群众十四人的严重事件。犯罪分子陈立达当时即被政府逮捕，对这一事件负有严重责任的中共化县县委书记郑祯也已经被逮捕。目前陈立达、郑祯和对这一事件负有责任的其他有关党员干部正由党和政府严肃处理中。 + +　　去年11月间，化县人民委员会决定在化县与廉江县太平乡交界的兰山乡贼佬地建一座麻疯村，收容全县的麻疯病人。12月5日，化县人民委员会派卫生科副科长邹英率领四名工作人员到兰山乡进行建村的筹备工作。当时在那里建筑麻疯村的事取得了当地区、乡干部的同意。但附近大垪、塘寮和廉江县太平乡的洞滨、杨陂角、屋场等村的农民对这件事思想抵触很大，尤以距离工地最近的大垪村反对最烈。 + +　　麻疯病是一种恶性传染病，当地农民从来又把麻疯病看作“不治之症”，加上建村要占用农民的土地，因此群众都一致反对在当地建立麻疯村。农民的反对本来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直接领导建村的化县县委书记郑祯和参与此事的化县公安局副局长陈立达，却对农民反对建筑麻疯村的原因没有切实地进行调查、分析，主观地认为是坏分子在中间煽动破坏，因而不顾农民的反对，坚持在原定地址建村。 + +　　这段时间内，郑祯等人曾数次到大垪村说服农民，但是没有结果。这时，他们更错误地肯定是“坏分子”在存心捣乱。3月26日，当廉江县和化县的洞滨、杨陂角、大垪等村的六百多农民相继涌到工地上，毁坏建筑麻疯村的器材来表示反对建村时，率领民警在那里警卫的陈立达竟命令民警对准农民开枪。当场打死男女农民五人(其中有孕妇一名)，(重伤两人，轻伤七人)；又逮捕了九个人。 + +　　中共广东省有关组织和省人民委员会详细调查了这一事件以后，认为农民反对建村完全是一种保护切身利益的合法行动，并不是什么“坏分子”煽动起来的。只是因为郑祯、陈立达等个别犯法分子存在着严重的特权思想，严重地漠视群众利益；加上其他官僚主义者的作祟，才把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错误地当作敌我问题来处理。 + +　　麻疯村动工前，化县大垪村农民曾数次联名写申诉书和派代表到湛江专署和化县人民委员会，提出反对建村的申诉。中共化县县委代理第一书记陆锦伦，县长李富没有重视人民的这些申诉，他们既不开会讨论，又不采取适当措施来处理，却听任郑祯等人以错误的方法来处理这一问题。因此，农民第一次的正确申诉没有结果。后来，大垪村的农民又向化县人民委员会提出了迁村或把麻疯村移到别处兴建的建议；并且表示他们愿意帮助政府另外选择建村地点。但郑祯等再次拒绝，坚持原定建村计划。 + +　　农民再一次的建议被拒绝后，才被迫采取行动来反对建村。今年1月间，大垪村农民包围了筹划建村工作组的住地，声称要把他们赶跑，并把个别接近工作组的社员开除出社。以后，他们又在工地上植了菠萝麻，并在田头上建了一间小屋，抢先占用土地来反对建村；同时张贴标语，标语上写着：“我们是反对建麻疯村，但不是反对共产党。”这个时候，事情的发展已很严重，但郑祯等不但不考虑农民的意见，反而认为反对建村就是反对政府，主观断定有人存心捣乱，他认为此次农民反对建村，是大垪农业社副主任、中共分支部书记赖乃耀，团支部书记赖培英等为首煽动起来的，便在2月17日亲自带领四名民警到大垪村，分别将他们两人叫来加以训斥。当时，赖培英还口，骂他是“麻疯头”，郑祯便非法把他扣押。 + +　　郑祯逮捕村干部的事，激起全村农民的愤怒。农民吹起螺角集结了百余人，当场把被捕的赖培英抢走。但郑祯没有接受这一次的教训，却老羞成怒，一面硬是决定在3月21日在原定地址动工兴建麻疯村；一面叫县检察长武振保到专署片面反映情况，说农民对建村没有意见，只是少数坏分子从中煽动闹事，要求准予捕人。麻疯村正式开工前两天，郑祯为了先发制人，曾得到中共化县代理第一书记陆锦伦的同意，又在县城雇了四个拳师，准备农民来包围工地时，好和他们打架。同时，派了四个民警到大垪村监视群众的行动。他又亲自和武振保在22日到大垪村，假用召开干部会议方式，秘密逮捕了农业社付主任赖乃耀、会计、团员赖乃兰(在此之前已捕了前往县里请愿的社务委员、复员军人、预备党员赖乃梅)，并自己决定当众宣布开除他们的党籍、团籍，借此来镇压群众。 + +　　在郑祯等非法大肆捕人后，大垪村表面上沉静下来了，暗地里却派人到廉江县的洞滨村、杨陂角村去联合那里的农民一起来反对建村，3月26日，郑祯知道洞滨村和杨陂角等村六百多农民到工地要毁坏建筑器材，他便要陈立达到工地去阻挡群众，并打电话对陈立达说：“你到工地去掌握民警，阻挡群众，保卫工地，如果他们敢来打你们的话就开枪。” + +　　郑祯虽然不是指示陈立达对准农民开枪，但是陈立达接受了任务到工地后，便布置民警说：“大家不要怕，我们化县建麻疯村与他们(指廉江县洞滨等村的农民)没有关系，他们来这里破坏政府的建设是犯法的，我们要保卫国家财产，他们来追赶可开枪，打完子弹还有手榴弹，打死人我负责。” + +　　农民群众到工地之前，中共太平乡基层党委书记戚培芳曾先骑脚踏车到工地，劝告民警和工人撤退，以免发生冲突，并说明农民此次来只是打烂砖瓦，并无别的目的。但陈立达不听，把民警分成两路，划出分界线，分兵把守。后来，数百农民来到工地，有一个农民表示要用镰刀砍打工人，少数群众跟上来追赶陈立达和民警时，陈立达便两次命令民警对准农民开枪，这样终于造成血案。 + +　　中共广东省委认为事件的发生，与上级机关的官僚主义有很大的关系。大垪村农民曾六次写信向湛江专署申诉，但专署负责干部不闻不问。负责领导建村工作的副专员陈中坚，对化县农民的六次申诉书只看了一次。农民代表二次来专署请愿，他也不接见。在建村过程中，郑祯和武振保都曾先后向他汇报过建村中遇到的困难，但他不积极帮助解决，反而批评化县建村工作缓慢，认为“群众那能个个说服，非扣押几个人不可”。中共湛江地委副书记谢永宽，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偏听了化县检察长武振保的片面报告，草率批准捕人，同时还说党员反对可开除党籍。这些事情都直接助长了郑祯和陈立达等的犯罪行为。 + +　　事件发生后，中共湛江地委会副书记黄明德，政法部长冯志仁，法院院长罗明，会同化县、廉江两县负责人，一起到出事地点进行善后工作。中共广东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对这一事件十分重视，立即派省高级法院院长周楠，人民检察院副处长徐益三，公安厅副厅长李治华到当地协助处理，接着中共广东省委和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又特地派出由十多人组成的检查组，到出事地点协助当地党和政府严肃认真地办理善后工作。大家在那里召开了两县有关各村联合的群众代表会议，由地委和化县、廉江两县的负责干部进行公开检讨，承认错误，并接受农民要求，不再在贼佬地建村。马上释放被捕的党员、团员和社员，并恢复他们的党籍、团籍和职务。同时妥善地安葬了死难者，伤者在出事后就已送医院进行治疗。这些负责干部还慰问了死、伤者家属，并给予抚恤。农民对负责干部公开承认错误和对他们亲切的关怀表示满意，都说：“这事发生后，政府接二连三派人来慰问，解决死者和伤者的家庭困难，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真心爱护人民的，杀人的只是陈立达。”有的农民还在会上检讨说：“我们也不该不听干部的话，任意闹事，今后有什么事情应该好好跟干部商量解决。” + +## 中共广东省委对化县事件中犯有错误的共产党员给予党纪处分 + +　　新华社广州17日讯　中共广东省委员会13日晚上批准开除化县案件中枪杀农民的主犯共产党员陈立达、郑祯的党籍。省委并建议司法机关依法严肃惩处。 + +　　中共广东省委对同案其他犯错误的干部也分别按情节轻重给予处分。湛江专署副专员、共产党员陈中坚，在事件中表现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不接见来专署申诉的农民代表，偏听中共化县县委的片面汇报，竭力支持化县县委书记郑祯非法捕人的错误行为，除党内给予撤销专署党组委员职务的处分外，建议行政上撤销其副专员的职务。中共湛江地委副书记谢永宽，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偏信化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武振保的片面报告，错误地同意捕人，给予党内警告处分。中共化县代理第一书记陆锦伦对农民的多次申诉置之不理，对建立麻疯村工作中的困难采取官僚主义态度，不积极设法解决并同意郑祯非法捕人，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化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共产党员武振保，工作不负责任，错误地提出捕人名单上报捕人，草率从事，知法违法，侵犯人权，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 +　　中共广东省委对这些犯错误的干部，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处理的。处分前，省委和地委派往化县处理这一案件的负责干部，曾分别和犯错误的干部谈话，耐心地帮助他们分析错误的性质和根源。有些干部开始认为农民反对建筑麻疯村是违法的，应该镇压，因此，对自己的处分感到有些委屈。经过负责干部再三教育，他们认识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作了深刻的检讨，认为党这样严肃地处理是正确的；并表示一定要好好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努力做好工作，来回答党对自己的教育。(王曼) + +##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化县事件的主犯提起公诉 + +　　新华社广州17日讯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湛江分院对化县公安局副局长陈立达指挥民警枪杀农民的案件，进行了为时二十多天的侦查，现在侦查已经结束，决定向广东省人民法院湛江中级法院提起公诉。 + +　　这一事件发生在3月26日，事情发生后，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湛江分院依法逮捕了主犯陈立达和郑祯，并随即派出侦查人员协同化县检察院到出事地点进行侦查。经过向主犯审讯，并且向筑建麻疯村工作组、中共化县委员会和县人民委员会有关人员以及当地乡、村干部进行调查，同时还到廉江县洞滨村、杨角陂村调查被打死打伤的十四位农民的具体情况，现在案情已经全部调查清楚，检察分院已经根据侦查材料和证据，依法向广东省人民法院湛江中级法院起诉。　(王曼) + +## 中共广东省委开会讨论化县事件的教训 + +　　新华社广州17日讯　中共广东省委最近连续举行三次会议，讨论化县事件的教训。 + +　　会议一致认为，化县事件暴露了广东省工作中的严重缺点，证明广东省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确实是比较严重的，有的地区、有些干部是很严重的。譬如中共湛江地委、湛江专署和中共化县委员会，在事件发生以前，群众要求专署改变建立麻疯村的决定的上书有过六次，但是主管这一工作的湛江专署副专员陈中坚却只看过一次。群众派代表两次来专署请愿，陈中坚既没有亲自接见，更没有亲自下去检查。中共湛江地委副书记谢永宽也是在片面地听了化县检察长与陈中坚的反映后，便草率同意捕人并宣布说党员如果带头反对，就要开除党籍。中共化县委员会则从决定建立麻疯村到发生事件时止，只开会讨论过一次，往后群众虽然多次请愿，但他们仍只是委托个别人员去进行处理。会上有人说，如果当时地委、县委的有关领导人员能有较好的群众观点，略为细心地去研究一下这个问题，这个惨痛的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 +　　中共广东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在这个事件中不仅暴露了对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薄弱，和对于建立麻疯村的工作缺乏具体检查、研究的缺点，特别严重的是大垪村群众为了反对建立麻疯村曾在今年2月先后两次写信给省人民委员会要求解决，但是这些信件却只由省人民委员会群众服务科照转给卫生厅，领导干部既没有看到这些来信，更没有认真地研究处理，这说明省的领导机关是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的。 + +　　会议指出，对这一事件负有直接责任的陈立达、郑祯等人，则更存在着极严重的特权思想和国民党作风。会上有人指出，如果他们当时能够按照中央规定的方针去办事，把麻疯村修到离村较远的地方，或者在群众再三提出意见之后接受群众意见宣布停建或另择地址建筑，这个事件就可以避免。即使到了后来，群众因为连一点点“小民主”都没有而迫着以“大民主”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时候，如果他们能够及时地、勇敢地承认错误，宣布停建并坚持不开枪，也决不会发生这一严重的不幸事件。可是他们不是这样做。他们捕人，开枪；随便地宣布开除党、团员，他们是以对付敌人的办法去对待人民群众的。 + +　　会议认为，广东省干部中，像陈立达这样的人是个别的，但是，对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认识不深，或者存有不正确认识的则不是少数；至于类似湛江地委、湛江专署那种漠视群众意见，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则是比较普遍的。但是，不少干部尤其是部分领导干部直到现在还没有认识到它的严重性，对于党中央的整风指示采取了消极的态度。 + +　　省委认为化县事件的政治影响极坏，特别发生在党中央再三教导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就更不应该。为了挽救党的影响，密切联系群众，做好工作，除决心十分严肃地正确处理化县事件外；更重要的是利用这一事件，教育全体干部，切实学好中央指定的整风文件，并从化县事件及其它典型事件的总结中，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经验。 + +　　 来源：1957年5月17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24.txt b/CCRD/1/3/2/00052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6009151b2be8cc4a1d15b94efcf6ace0e43afc --- /dev/null +++ b/CCRD/1/3/2/000524.txt @@ -0,0 +1,97 @@ +# 航空学院大字报事件的情况 + +　　<新华社记者　孙世恺、安仲皇、顾德华、张新辰> + +　　18日北京航空学院的八楼附近，热闹非凡，墙上，告示牌上贴了几百张红红绿绿的大字报，张张大字报都以具体事实揭露了学校里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现象。 + +　　当我们出现在大字报前面时，立刻许多人热情地围上来，告诉我们那张大字报最重要，贴大字报的原因是什么。 + +## 为什么要贴大字报 + +　　第一张大字报是17日上午贴出的，这张大字报揭露了这个学校的选举全国青年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的真实情况：当时学校指定在1955年应届毕业生中选出一名全国青年社会主义积极分子，而当年只有两个班毕业，这个任务就落在三五○一班身上，这个班有十四个学生，谁当全国青年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呢？当然是被领导称为优秀的共产党员蔡明思，但是也没有真正选举，而只在一次团支部会议上，以顺便通知的方式通过了。在大字报里并且揭露了学校当局说蔡所以当选为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的原因，比如学校当局说：蔡在毕业设计时有“独特创造”，但据大字报说这种创造实际是改装。 + +　　写这大字报的是1955年毕业生陈光等九人，本来将这材料交给院刊航校生活发表，但航校生活不同意发出。他们便将这材料写成大字报贴在八楼的墙上。 + +　　这张大字报立刻震动全院师生，立即在这张大字报旁边出现了几张新的大字报，有的质问航校生活为什么不刊登，更多的大字报说：这件事情说明了航空学院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严重。 + +　　接着，象雨后春笋似的出现的大字报，都集中火力揭露了学校里这三个主义的表现。 + +## 宗派主义 + +　　有一张大字报这样写：党员的特权分述如下： + +　　一、迎接外宾，参加游园，理所当然是党员； + +　　二、下厂实习，“一等厂”谁能去？ + +　　三、毕业设计的分配“喷气式”谁能设计？ + +　　四、党员有特权，来信也沾光，近水楼台先得月(例是裙带风)； + +　　五、党员错误是认识，群众错误是立场，党员错误党内批评，群众错误公开批评； + +　　六、我的都是对的，反对我就是反对党； + +　　七、赴苏留学谁选上，调学俄文搞“××”谁被调？ + +　　八、你必须相信我，我可以不相信你等等，…… + +　　小结：难怪有些同志带着“个人主义”、“特权思想”申请入党，难怪模范作用不知去向。铜墙铁壁就此筑成，党员特权谁赐与？原来是领导“恩赐”“党性”的表现。 + +## 参考资料：党章上是否有些规定？！ + +　　许多大字报并且举出了具体事实如上届毕业生周安石等在大字报上写道，共产党员平惠民是党支书、党总支委员，他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儿子。因为他学习很糟，品德也不好。在党支委改选时群众和党员群起反对，党支委眼看要选不上了，就被系党总支副书记、现党委宣传部长张有瑛“提拔”为党总支委员。在平惠民当选为总支委员后，就又发展了他的好友张启南入党(这人由于个人主义打算曾由工作岗位上逃回，而丢掉了团的关系)，平惠民还大肆宣传张启南入团不到二年就入党，进步得很“踏实”，号召每个团员向他学习。 + +　　张启南入党后，在毕业时还是没有服从工作分配，整天与领导泡蘑菇，结果领了一个多月的工资还是到了他愿意去的教研室工作。而平惠民自己在毕业时，凭了他的关系，到高教部活动，就找到了他自己愿意的工作，还向人吹嘘自己有办法。 + +　　另外一个高级首长的儿子吴逢光，是1956年毕业生中唯一派到工厂去的人，当群众对这事有意见时，院领导就说这是第二机械工业部批准的，“我们管不得”，事实上是吴逢光的父亲通过赵部长特调的。 + +　　另一张大字报写道：院里为入学的十八级科长干部(都是党员)成立了一个特别班，上班时间都和一般同学不一样，又要选择优秀的教师教课，有时两三个学生也得由一位优秀教师去教，可是一般学生不得参加这个班。在这个学院里，科长的爱人在学习上也有特殊待遇。二部文化学习班的女学生中有83．3％是科长的爱人，一般学生要求入此班，认为没有培养前途。 + +　　有个大字报写道：去年暑期为了使聂宣端同学不致留级，我们有些同学为他跑了几次院长办公室，要求再有一次补考的机会，因当时与她同样不及格的张修言(党员)已得到允许再考一次，这为什么呢？院长办公室的回答是：因为他是党的干部，过去为党工作，化了一部分时间影响了学习，所以这次能给他多一次的补考机会。 + +　　（大字报还揭发了选举留学生的宗派主义情况。一个大字报写道：1954年从我们一年级选择的留学生，绝大部分是党员，有些人学习成绩很糟，有的是留级的，而大部分还是“高级干部”的子弟。这些人去后有的学习跟不上，有的留级，有的则又送回来了。另外一张写道：1953年有一个人没有考取，经过“走私”活动批准了。1955年有位××长的侄女，学习不好，也选去了，另外一位部长儿子，作风之坏闻名全校也选去了。） + +　　许多大字报里还指出了实习时也有宗派主义，如党员去一等厂，普通人去二三等厂。 + +　　有个学生把学院领导上的宗派主义，十分巧妙地列举出一个等级公式，他得出的一条公式如下：党支部→党员→团支部→团员积极分子→全体团员→行动保票。解题如下：甲、航空学院学生＝最先进的＋中等先进的＋较先进的＋落后＋较落后＋最落后＋落后又落后。乙、最先进＝党员；中等先进＝党积极分子；较先进＝团员积极分子；落后又落后＝……丙、迎贵宾＋游园……＝(党员＋积极分子)会议；抄黑板报＋准备茶话会买糖＋……＝(落后＋落后又落后)有意的活动。从这个公式整理得出：甲＋乙＋丙＝钢筋混凝土堆成的一道墙。 + +## 领导人员的作风 + +　　一张大字报里写道：院的领导上官气十足，他们不做具体工作，光在上面发号司令。武院长享乐在前，讲排场、光围着自己一小家庭，不关心群众疾苦。我在航空学院三四年了，从未见院长下楼处理具体事情，真是见院长如进衙门见官。 + +　　一张题为“一件难以令人相信的事”的大字报里写道：马文副院长家里雇一个保姆是他从家乡广东带出来的，“卖身契”上规定要在他家工作三年整，侍候老少等七、八口人，每月劳动代价是六元，额外每月赏赐单衣三套(编者按(指大字报编者)：经了解系每季一套衣服，此外从广东来往路费由马负责)这不是剥削是什么？我们要求党委会立即调查公开答复，赔偿保姆损失。 + +　　另外一张题为福利金是怎样瓜分的？大字报里写着：根据中央指示，工会有权决定福利金的使用，而我院干部处一直把着福利金不肯放手，虽然干部处在各部门也布置了一套福利干部但这一套福利干部是不走群众路线的，各单位的福利补助是很少经过民主评定的，被补助的对象是否合乎补助条件就很成问题了。 + +　　55年底，福利金结余很多，除给幼儿园拨四千元外，科长以上干部几乎每人分得一份，其中只有一个科长及一个处长没有补助，分的方法是干部处造册，确定补助数目。经武院长批准，干部处负责分发。 + +　　56年，1月—8月福利金收入三万七千八百四十四元补助科长讲师以上七十一人一万二千六百元，一般干部二百七十人一万二千○八十四元，工人服务员七十七人三千二百四十元，现在我们来对比一下：七十一人补助一万二千六百元，每个平均是一百八十元，而七十七人补助三千二百四十元，每人平均只有四十二元。 + +　　一系二专业五年级一群学生，揭露了两年前的一件事：当时这个班有的人的助学金被人冒领了，当时团委石组织部长，立刻召开全班学生宣布：一、全体同学缴出现款，登记银行存款，互相搜身，并签字画押。二、搜查每个同学的箱子。 + +　　在一张题为反官僚主义声中的“官”腔里写道：有些领导同志似乎将座谈会看成了时髦的玩意儿，在会上摆开了一付虚心诚恳的架势，但对待群众的意见却依然是旧日的官僚腔儿，按我们的看法：文传源系主任在我们班上座谈会上就有这么一股劲儿。 + +　　座谈会上同学对领导上严重的脱离群众等方面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文主任说：系里过去与同学接触少，有些事没有和同学说是因为向科学进军以来系里怕这样会耽误同学时间，又说什么要通气，要靠双方，同学也应主动等等。 + +　　五一○二班五个学生揭露了学习过重的情况，他们写道：难道我们是哑吧吗？不，我们决不是不闻不问的人，但是没有时间“鸣”。他们写道：每周以七天每天以八小时半计算共六十小时，上课及社会活动三十一小时半，自习时间二十九小时，我们在五一游行后晚上还要补功课，中午也无法休息，但是学习质量却不高，上学期考试有不少人因四门功课不及格而退学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班同学政治热情消失，到处死气沉沉，我们虽才是二年级，但都已失去青年人的热情。另外健康情况也很坏，神经衰弱的占大多数。 + +## 关于肃反问题 + +　　关于这个问题许多大字报提出十分尖锐的意见。有个学生写道：提到肃反运动就令人毛骨悚然。他列举出学校在肃反时产生的一些偏向。如有个学生说“毛主义象老太”，就扣上有意骂领袖的罪名，一定要追出他的政治目的。有人少喊几句共产党万岁，多说几句怪话就成了半个反革命分子。在运动中，打人耳光，逼人低头和跪下。他说，这比司法机关还要严厉。 + +　　有张大字报揭露了一个华侨学生在肃反时的遭遇，在肃反中利用这学生的平时表现，硬说他挑拨中苏关系，进行反革命宣传，逼追他写肃反检查，并且将他调出学校(后又准许他转回来)。 + +## 对党领导不满意 + +　　一张由三位教师写的大字报上写道：几天来的情况已表明，我院党委会还是抱着僵尸不放，已不配领导这次伟大的整风运动。我们大声疾呼：有正义感的党员同志们，勇敢的站出来，组织一个能真正领导群众的核心。 + +　　一张有画有文的大字报里写道：共产党员为什么远远落在群众之后呢？简短的结论是：(1)在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熏染之下，思想麻木了；(2)还未体会毛主席讲话的重要意义，还沉静在胜利的欢呼声中；有很大的顾虑，内心在隐隐作痛，却不敢放，又不敢鸣。 + +　　还有人讽刺积极分子，他们写道：我们代积极分子发一言：“我们一些积极分子一向善于领会领导意图，领导怎么说，我们就怎样作，这次整风领导上还未指示，我们怎能无组织无纪律的发言呢？我们大多数正在申请入党，最近党支部还说我进步很快，我现在如果“放”一下，岂不是不想入党吗？以后我还有什么政治前途呢？——升级、工资、出国留学、进修、申请补助金全部完蛋了。这又何必呢？ + +## 事情还在发展 + +　　我们六时离开航空学院时，大字报还发展中，一般地方没处贴，有的人扛来了梯子将大字报贴在高处。为了使大家晚上能看清大字报，正在安装电灯。学校党的组织也开始跟上去，在大字报里看到了共产党员的意见。校刊“航校生活”也由铅印改出大字报。但大家自动贴大字报的仍很多。学生们都很激动、兴奋，他们希望我们将他们这一行动报道出去，有人说：能在人民日报公开多好呀！有人希望我们去参加他们的座谈会。也有人说：现在还只是我们同学讲话，老师们还没有动呢？ + +　　 来源：1957年5月18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25.txt b/CCRD/1/3/2/00052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205c1318b5df4b1eda92661c60d8cd72f07da63 --- /dev/null +++ b/CCRD/1/3/2/000525.txt @@ -0,0 +1,11 @@ +# 安徽有些地区不断發生反革命分子准备組織暴乱、散發反动标語等事件 + +　　新华社合肥２８日訊 入冬以来，安徽省有些地区不断發生反革命分子組織反动組織准备进行暴乱，散發反动标語和制造謠言等事件。 + +　　去年１０至１２月份，合肥巿連續破获有組織的反革命活动三起。其中最大的一起是反革命分子朱引鸞等人，利用蜕化变質的干部和落后群众組成五十八人的反革命組織，企圖进行暴动和搶劫等活动。 + +　　去年１２月份，敌机侵入六安、安庆等專区十六个县上空，散發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暴發、蔣介石要反攻大陆和反苏反共的反动傳單十几种。社会上不断發現反动标語。合肥巿在公共汽車上和娱乐場所，發現十几次反动标語。在歙县一次發現油印反动标語六十余張。定远县委会、公安局門口也有反动标語出現。 + +　　各地的謠言甚多。蚌埠巿謡傳“北京被炸掉了，白崇禧打过来了”。蕪湖專区有不少地方謠傳説：“共产党从南京撤退，国民党已占領上海，武汉失守＂。反革命分子甚至編歌謠煽动群众对政府不滿。如“毛主席坐飞机，干部穿卡其，群从穿破衣＂。“冬吃菜，夏吃瓜，剩点粮食不够卖給他（指政府）、“毛主席万岁，买点粮要排队”等。（秦聿震）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16期，1957年1月2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26.txt b/CCRD/1/3/2/00052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4ff29e5e466b4e180795c3f191011c9ed2a36f9 --- /dev/null +++ b/CCRD/1/3/2/000526.txt @@ -0,0 +1,29 @@ +# 华中工学院教师座谈会 + +　　<《内部参考》> + +　　校党委在17日晚上和18日下午，召开了第一次教师座谈会，请他们对院内存在的“三大主义”提出批评，帮助党整风。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教师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共五十余人。在这次会上，非党副教务长刘颖，校内民盟负责人陈泰楷，农工民主党负责人谭丕林，以及教授、副教授发贯、李灏、周泰康、路亚衡、黎献勇等，例举了许多具体事实，来尖锐地批评党员负责干部的“三大主义”和其他不良作风；其中刘颖对党员副教务长洪德铭玩弄手腕、盛气凌人和独断专行的发言，论据最充分。这些发言在院刊上登出来后，影响很大，对以后的大“鸣”大“放”实际起着“催化”的作用。 + +　　刘颖例举的事实中，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 + +　　(1)他认为洪德铭对高教知识分子是采取卑视态度的。据他谈，有一次许宗岳教授从北京参加观礼回来时，洪问许说：“在天安门你是不是站在最外一层？”洪还对许说：“你知道美国博士不值钱吗！”(洪知道许是留美的，得过博士学位)许当时很生气。刘还说，洪甚至横蛮地申斥教授，如王显荣副教授就曾被洪当李灏副教授的面申斥过。洪平时对教授不尊重的情况是常见的，教授们到他家去时，他也不理不睬。魏开泛教授离开这个学校时就曾说过：“洪盛气凌人，自以为是，使人感到难于忍受。” + +　　(2)刘认为洪对党外领导人是轻视的，根本不尊重他们的职权。刘说，两年来每次确定留苏人选他都不知道，全是洪一手包办；碰头会上总是洪发号施令，别人无说话的余地。刘说，前年评工资时，洪对他说，教师由洪抓，要刘负责搞教务处的职工。据刘谈，起初他不想搞，但洪一定要他搞。结果，他搞起来了，把各科负责人找来开会布置，要大家酝酿后再提名。可是，当他召集会来准备正式提名时，会上有人说：洪副教务长早已把决定的名单送走了，还讨论有什么意思。后来，刘到人事处去查，果然名单已经送走了。他谈到这事时很气愤，说：“我真不知道，既然洪这样不相信我，为什么又一定要我搞呢？这种玩弄人的手段着实令人可怕。” + +　　(3)刘说，洪玩弄手腕，越权行事也是很突出的。本来，教务长是有权过问系的事务的，但洪在自己兼任系主任后就宣布教务长不能领导系，以致使我们这些党外教务长竟无权和系主任研究工作，想召集系秘书开会也被认为是越权。后来，刘去问院长，院长说他不知道有此事。第二天，洪才又对刘说，教务长可以找系主任谈工作。有一次，院里决定调动于毅、余汝生、谭丕林等教师的工作，这事是教务长碰头会上通过了，并且是洪亲口要刘宣布的。可是后来洪又反过来责问刘，为什么没有和机一系商量，以致系里有意见。因为系里有意见，刘又问洪是否可以另外调人，洪说不行；于是，刘只好答复系说不行。可是后来系里去找洪，洪又说可以，使刘感到很难堪。 + +　　刘说，洪的这些手腕使他痛苦，他不想再在这个院登下去，说在这里会使他的主人翁感觉一天一天的减退。 + +　　在教师座谈会上，其他教师发言中也提到了许多“三大主义”的事实，批评也十分尖锐，他们的发言中涉及的党员负责人有党委第一书记兼副院长彭天琦，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朱九思和党委副书记熊小村等人，但他们意见最多的还是党员副教务长洪德铭同志。 + +　　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登出后，立即在学生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到处议论纷纷，紧接着，在5月20日，学校里开始出现题为“老虎的怒吼”、“虎穴追踪”、“鸣不平”、“瑜家山成了集中营”等几张大字报。这几张大字报像几个火把，立即把许多人的情绪点燃起来，几天内，院食堂四周的墙上出来了许多大字报，三、四年级学生还出了几份油印小报，“民主墙”也搞了起来，越来越多的学生行动起来了。 + +　　上述几张大字报是电机系和动力系三、四年级的几个学生写的，他们都是在肃反运动中被斗争过的人。大字报的内容是写他们在肃反运动中如何被怀疑和斗争的情形，用他们自身的经历揭发了运动中的许多缺点和错误，诸如“施用肉刑”、“私设公堂”、“无根据的逮捕”和“不明不白的释放”等，有人并且在大字报中说自己的身体遭受了严重的摧残。大字报的内容是具体而细致的(我们去时，这几张大字报已经看不到了，它们已经被后来的许多大字报盖起来，有关的内容，是从党委宣传部长那里听来的)，在学生中影响极大。 + +　　我们看到的大字报和油印小报中，有许多是直接和上述大字报相呼应的。这一类报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彻查大字报中提到的事，对它们的作者表示同情和支援，建议查清肃反运动的错误，批评学校党委对肃反成绩估计过高等。还有不少大字报和油印报是另外一些被斗过的学生和自称是“不平者”的人写的，内容和那几张大字报反映的大致相同，其中包括华侨学生谭国祥写的“被摧残的花朵”，学生吴承正的“血和泪的抗议”，一何姓学生写的“受害者的血泪”，以及署名“剑客”者写的“肃反花絮”和署名“不平者”写的：“哪里学来的肉刑？”等。如像“血和泪的抗议”中写有这样一些段“为了争取领导上对我了解，洗清不白之冤，表明我的心愿，在痛苦心情下，我只好咬破自己的右手指头，用自己的血写出自己的冤情。我在血书中表明，我如有参加过任何反革命组织或订过什么攻守同盟，愿受枪决处分，决不后悔。可是，人的鲜血并不能引起领导一点考虑，所换来的是当面的侮辱。朱启述(注：是搞肃反的干部)对我说：你写的血书比用大便写的还不如。团支书车祈香说：“就你的花样多……”谭国祥在“被摧残的花朵”中说：“在肃反运动中，我们大班(机械系四年级)百分之百的港澳同学都被斗争了；全院港澳同学有80％以上是斗争对象，这现象不能不使人诧异，难道我们华侨就这样不值得信任吗？……可是，肃反证明我们都不是反革命分子。想到过去遭到的各种摧残和迫害，使我们很痛心，我们对祖国曾一度产生动摇情绪。”在“哪里学来的肉刑？”中，作者说“肃反中的核心小组是黑心的人组成的”。他并且举出了如下几种施用肉刑的办法：“1、面墙罚站，还不许稍息；2、划地为牢，不许稍动；3、罚跪，不许把屁股靠在脚后跟上，有时，还要跪在碎石上；4、秘密考打，轻则掌咀，重则拳脚交加，还不许呻吟。”作者在本文中间：“是不是彭天琦指使他们私设刑堂的？他们从哪里学来的这些逼供方法？” + +　　这些大字报和油印报出来后影响极大，有好几天，学校里很紧张，学生情绪非常激动。大字报、油印报是三、四年级学生先贴的，但紧接着，一、二年级也行动起来了，他们表示要声援自己的大哥大姐(指三、四年级学生)。有的说：既然三、四年级的同学们最了解学校情况，而且又深受了“三大主义”的害，党委竟要他们现在不“鸣”不“放”。是不是有意逃避？有的说：党委在玩花样，想混过关去。有的提出要停课来“鸣”和“放”，说不这样就没有足够的时间：这样一来，势态发展到非常紧张的程度。学生组织了所谓“民主台”，由被斗过的人当众控诉他们被斗的情形，并且提出了“反迫害”的口号。不少学生听了控诉后，说肃反中的行刑情况比法西斯的手段还凶，骂党委是“以彭天琦为首的法西斯集团”和“官僚主义集团”。机械系三、四年级学生并且打电报给中央监察院和纪委要求“立即派来检查组检查我院肃反中”的“无法无天的罪行”，“并作出公正的处理”。省委书记张平化曾来校召开学生座谈会时，学生逼着学校把座谈会作实况录音，并在学校广播。 + +　　这期间，学生在大字报、油印报和座谈会中，也提出了其他一些问题。但是，唯有肃反问题是最集中的，对学生影响也最大。…… + +　　 1957年6月7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27.txt b/CCRD/1/3/2/00052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d53699c6ce68769efa8411465931e060dc3dcc6 --- /dev/null +++ b/CCRD/1/3/2/000527.txt @@ -0,0 +1,9 @@ +# 欢迎非党同志帮助我们整风 + +　　<《人民日报》社论> + +　　整风运动开始以后，有些单位采取了一些不大恰当的办法去动员非党同志参加整风运动。比如，有些单位让非党员逐个签名表示是否参加整风；有些单位的领导干部再三去当面征求非党同志的意见，问他们是否愿意参加整风，甚至动员他们参加；有些党员干部在非党同志面前，谈论什么要求进步的一定会参加整风，不参加整就是落后等等。虽然，这些单位并没有硬性规定要非党同志一律参加整风，但是，用这种方式，说这样的话，就会使非党同志感受到一种压力，虽然自己还有不少顾虑，或者根本不愿意参加整风，也不得不勉强报名参加。这，当然是不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的。对于这些同志，在整风运动中，我们所要求于非党同志的是什么，看来还不十分明确。 + +　　整风运动是要整顿党的思想作风。在整风运动期间，我们所要求于非党同志的，是大胆尖锐毫无保留地揭发我们各方面的缺点和错误，帮助党员进行整风。非党同志参加整风运动，可以帮助我们整风；不参加整风运动，也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整风。目前，许多中央机关以及一部分地方党组织，都正在邀请各方面的非党同志举行各种座谈会，倾听他们对党的批评。实际上，这就是吸收非党同志参加整风运动的一种很好的形式。党组织可以更广泛地运用这种形式。部可以召开座谈会，局、司、处、科也可以召开座谈会；可以邀请民主党派的负责人、高级知识分子、担任领导工作的非党同志进行座谈，也可以邀请机关中一般的非党干部进行座谈；座谈会的规模可大可小，不用会议形式而用个别的访问谈心也可以听到很多对党的意见……。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强迫或变相强迫非党同志参加整风。对于自愿参加整风运动的非党同志，我们也是首先要求他帮助党员进行整风，而不是首先去整他们。弄清楚了这一点，就既不会去强迫非党同志参加整风运动，又可以及时地解除某些非党同志对是否参加整风的顾虑，动员他们帮助我们整风。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28.txt b/CCRD/1/3/2/00052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5abced590b10d7297f3368e566d5a4d844a9f19 --- /dev/null +++ b/CCRD/1/3/2/000528.txt @@ -0,0 +1,27 @@ +# 教育界人士向本报记者揭发一系列问题 + +　　<《文汇报》> + +　　（本报南宁17日专电）广西省教育厅长石兆棠今天答本报记者所提问题时说：教育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建筑在多少家长、学生、社会人士的痛苦上，其教条主义、官僚主义表现在政策不明确，制度乱变化，学校乱拆散，学生乱调拨，计划乱分配，教科书乱编译等。如全面发展，教育部从未指示如何做，下面只好拿四个大字猜此方针。教育部董纯才副部长同意，柳湜副部长不同意，各司长也看法各异，后来发动全国教师讨论，中小学教师本领再大也弄不懂这个政策，结果大乱。政策不明确，只会产生主观主义；制度乱变化，如取消坐班制，但未明令取消，仅教师报发一小文，结果把教研组织也改掉。这原是好经验。建制需要明令，取消也应该明令。又如语文分科，书已印好发下，才叫我们去北京讨论，各方无准备，结果，教师忙死，学生累死，请问既决定执行，何必讨论？学生乱调也造成大损失，如去年高师会议，要各省自力更生，解决师资，但广西大学早被拆散，全省只有三个高校如何解决？在计划乱分配上，去年大叫小学下放，到处开会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因此只好照办，但无条件，贯徹不下，教育部不应为胜利冲昏头脑。中小学教科书量重惊人，初中课本中岳飞枪挑小梁王，计100页922行，如何教，开初坚持小学语文读70万字，专家说只能20万，现仍保持30万，造成小学生不会读也不会写。教育部说苏联的数量还要多，但忘了文字各不同。 + +　　石兆棠最后说，由此看来，贯彻社会主义教育，应有计划，马列主义指出要从实际出发，这就是要调查研究。教育部政策、方针、制度，多发自冲动、片面、主观。几年来弄得天下大乱。但过去从不检查、认错。学生、家长、社会都有很大意见，教育部没有政策研究机构，上面乱盖章，下面忙奉行。我们尊重上级，望教育部也尊重下级，应起真正指导作用，不要乱说话。他表示欢迎教育部开门整风。 + +## 用行政命令不行 + +　　（本报福州17日专电）福建中小学教师们尖锐地批评教育部门以命令主义推行教条主义。 + +　　龙溪师范学校校长张方说，教材繁杂，学生负担重，教育部门听取意见说要精简，但今秋师范各科教学法也要取消，指示说在各科教学中附带提一提，这个附带怎样去执行呢？厦门护士学校校长黄英高认为教育部门片面强调保证高等学校学生来源质量，把较差的往中等专业学校送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同时专业学校教材内容大纲也有问题，她举例说，她的学校学生解剖没学好，又规定学生理、病理、药埋，结果学生提出“三理不理”以对抗。徐月明代表说，群众办学，各地有传统，且有成效。但过去没有妥善的规章办法支持，下面产生过分的限制也不及时纠偏，结果许多民办学校关了门。对教育部取消小学坐班制，教师代表也有意见。厦门实验小学校长柯咏仙认为小学教师整天上课外，还要批作业备课学习，事情多迫得干，不办公也得办公。根本问题不在废除不废除坐班制这道命令。问候荆溪小学校长陈超说，上面规定加强劳动教育，鼓励学生参加农业生产，但现在教材中多是工人伟大、拖拉机手一套，脱离当前实际，因此学生一听赤脚下田拿镰刀劳动就怕。会上教育界人士吴从征说，中央规定幼儿在园中时间每天八小时，但有些地区条件办不到，上面又扣得太紧太死。他说，用行政命令“坚决执行”的教条主义是不行的！ + +## 不关心教师疾苦 + +　　（本报成都17日专电）成都13中学校长吴先忧、王心淦两先生要求记者对教育部不关心教师的疾苦而呼吁。他们说，教育部许多规定都不合理，如教育部对教师病假工资规定按参加革命年限长短计算。而多数教师是解放时才参加的。慢性病者生活无保障，被迫带病工作。又如教师工作到深夜12时还不能休息，但教育部却不顾中国实际情况，还在喊苏联教师教30多钟头，要我们挖掘潜力，而不知道苏联学校每班30来人，我们每班至少55人。社会条件学生情况也不同，教师负担重，生病的很多。去年13中学曾作过调查，生病的教师占五分之一强，其中肺病八人，最近肺病又加两人，而我们从来没听见教育部对负担过重作专题研究。吴先忧和王心淦两先生又说，教育部成天空喊加强学生思想教育，但却不重视思想教育中最重要的班主任工作。目前教育部规定班主任工作量只算四小时到六小时；而班主任工作又不作为评选比秀教师条件，也不作为评工资的根据，甚至不算作教龄，这说明高高在上的教育部，根本不知道班主任的辛酸苦辣，风里雪里处处奔波。因此，教师都不愿干班主任的工作。吴先忧、王心淦两先生建议以后规定班主任应以班工作为主体，教学为副，以便更好地做好加强学生思想教育工作。他们还提出成都很多教师有丰富的经验，是国家宝贵的财富，这些老教师有的老了退休了，教育部应赶快抢救，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 + +## 补习学校受歧视 + +　　（本报讯）上海市教育局昨天继续召开教师座谈会，听取教师们对教育行政部门的批评和意见。到会的有20多位补习学校、补习班的负责人和教师。 + +　　立威补习班林立威说，我们补习班、校是“私生子”，长期被关在教育部门的大门之外。补习班、校的教职人员，担负的任务不下于普通学校教师，但他们却不算在职人员，也不能参加工会组织。建新补习班安涛说，补习班的教师存在严重的自卑感，因为他们被称为“地下教师”，“临时工”。补习班教师到处遭到歧视，连工人俱乐部也不准进去走一走。建群补习班黄庆荣批评教育局对教师“用而不信”。补习班和补习学校的负责人不称班主任或校长，教育局创造了一个古今中外教育史上没有过的新名词，叫做“负责教师”。普信补习班周云岗认为教育局的官僚主义作风是：“虚心接受，并不改进”。他说，教育局的负责同志作报告，说得很漂亮，要补习班、校教师好好地工作，但又不承认他们是在职人员。使补习学校教师成为“在业”的“失业”人员。这叫做群众信任我们，教育局不信任我们。 + +　　教师们对教育局不承认补习班、校学生的学籍提出批评。我们关心的是补习班、校学生的出路问题。教育部门应该承认他们的学籍，允许他们以同等学力报考高一级学校。邑庙区东华补习学校吕国峥说，补习学校的学生也有自卑感。他们看电影，假期乘火车都不能和普通学校学生享受同样的优待，因此，纷纷打算报考普通中学。黄庆荣批评报纸反映补习班、校的情况不全面。“报忧不报喜”，造成不好影响。他认为统战工作做得不好。在政协委员、人民代表中就没有补习班、校的教师，连列席的机会也没有。 + +　　 ---- 原载1957年5月18日《文汇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29.txt b/CCRD/1/3/2/00052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cd127360a0545c554c9555efe5482bff2aebb4f --- /dev/null +++ b/CCRD/1/3/2/000529.txt @@ -0,0 +1,25 @@ +# 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重大意义 + +　　<《人民日报》社论> + +　　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要求县区乡的干部，县级以上各级党委的主要领导人员，在政府和人民团体中工作的党的主要干部，包括党的中央委员在内，凡是能够参加体力劳动的，都应该每年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并且要求在基层组织中尽可能地减少脱离生产的人员。这是发扬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传统和整顿党的思想作风的一个重要的办法。能否彻底执行党中央的这个指示，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能否为党的总任务而奋斗的一种重大的考验。 + +　　谁都知道，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走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我们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事情是人类历史上翻天复地的大事。我们已经推翻了剥削阶级的统治。我们不能容许任何剥削阶级的复辟，也不能容许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侵蚀我们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队伍和它的成员。 + +　　从来的一切剥削阶级，都是把劳动看成下贱的事情，把劳动者看成下等人。我们共产党人同一切剥削者根本相反，我们把劳动看成最高尚最光荣的事情，把劳动者看成人类社会中功劳最大和最值得尊敬的人。恩格斯曾经写道：“劳动确实跟自然界一起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提供劳动以材料，而劳动把材料变成财富：但是劳动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并且是重要到如此地步，以至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就是共产党人对劳动的根本估价。广大的人民现在都确切地了解，只有劳动才创造了人类，才创造了人类的历史和文化。整个人类的历史主要是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的历史。 + +　　我国人民在革命胜利以后的几年来，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发挥了高度的劳动热情和积极性，很快地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并且在各种建设事业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剥削阶级还没有完全消灭，剥削阶级的意识还残留在许多人的头脑里，所以旧社会轻视体力劳动的恶劣风气，也还没有扫除干净。有不少人总以为体力劳动不如脑力劳动，并且把这两种劳动对立起来看待，以为学了文化就不应该再做体力劳动，做体力劳动的就不必学文化。有些青年男女多少学了一点文化，就觉得自己比一般劳动者高出一头，应当享受比劳动者高出很多的待遇。许多青年学生还很少受到劳动的教育、劳动的锻炼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的熏陶。有一些学生一听说毕了业要参加体力劳动，就非常不高兴，甚至认为参加劳动就没有了“前途”。他们的家长，也有许多对待体力劳动抱着同样的态度和看法。 + +　　在我们革命的队伍中，也有一部分同志，如中央的指示所指出的，受了旧社会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忘记了过去密切联系群众和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滋长了一种贪图名利地位的坏思想。他们过去在革命战争时期经常生活在劳动人民中间，并且帮助群众耕地、锄苗、收割、挑水和砍柴，现在却很少这样作了。他们经常生活在大堆文牍之中，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有些同志不在工作上力求进步，力求接近群众，却对于工资评级斤斤计较，并且在吃、穿、住、用等方面极力讲究“高级”，和工人、农民的生活水平越离越远。有的同志甚至也不愿意自己的子女参加生产劳动。 + +　　中央的指示指出，一切共产党员，不论职位高低，资格新老，从原则上说，都应当把自己放在同普通劳动者一样的、同等的地位。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同旧社会剥削阶级鄙视体力劳动的腐朽观点没有任何可以调和之处。一切共产党员，都必须同那种腐朽的剥削阶级思想完全决裂。否则，我们就不能算作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真正的共产党人。而从前面的许多现象看来，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剥削阶级的思想观点还在侵蚀着、毒害着我们。这种情形必须坚决改变。 + +　　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将有助于从根本上扭转人们对体力劳动的错误态度和错误看法，有助于发展劳动人民的阶级自觉和“劳动光荣”感、自豪感，将有助于社会风尚的改变。我们的下一代人将由新的社会风尚陶冶成完全新型的人。而只要凡是能够从事体力劳动的领导人员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体力劳动，形成一种新的社会风气，那末，目前大批人员不必要地脱离生产的现象，也将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在全国的基层生产单位、建设单位和党委、政府、人民团体的基层组织中，完全有可能减少脱离生产的人员，有许多单位和组织也有可能做到没有脱离生产的人员。在这些单位中的一切不必要脱离生产而已经脱离生产的人员应当争取回到生产中去。这样不但可以减轻人民负担，更可以增强生产战线上的力量，对我们的整个事业是大有好处的。 + +　　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以后，经常同劳动人民保持接触，他们自然容易同劳动人民息息相通。劳动人民中所存在的问题，因此就能够比较容易经常地反映到领导机关中来，求得及时的解决。这就可以使我们大大减少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效地改善领导。广大群众对领导人员将更加信任，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将有可能得到较迅速的和正确的处理。“土改干部又来了”的欢呼，就是群众的这种心情的集中表现。 + +　　最近许多地方党、政、军的领导人员开始参加体力劳动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样做的好处。河北省委的几位书记和其他党、政领导人员在保定市郊参加农业社的种菜劳动，社员们很快就把菜价偏低、种菜亏本的苦闷告诉了他们。山西省的党、政领导人员在太原市的工地上参加劳动，马上就听到了建筑公司职工对工资改革的意见。河南省的领导干部在郑州市郊参加农业社劳动，马上也就听到了社员们对于社内经济不公开和干部作风不民主的“知心话”。其他各省、市的党、政领导人员和部队的高级军官参加体力劳动都收到了类似的效果。 + +　　所有这些，都说明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并不象某些同志所想的那样是可有可无、可做可不做的小事，而是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将发生积极作用的大事，是具有极其重大的政治意义的。当然，这种活动必须有实事求是和持久的安排和计划。必须随时总结经验，使劳动的组织逐步合理化。一切形式主义和“只是一阵风”的做法，都是不对的，都是必须避免的。我们相信全党同志一定能够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的忠诚。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30.txt b/CCRD/1/3/2/00053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9b0151bcfba34d69a1022a44be8f10c2aa1a57e --- /dev/null +++ b/CCRD/1/3/2/000530.txt @@ -0,0 +1,15 @@ +# 旅大部分知识分子对党有不信任的情绪 + +　　<曹志贤> + +　　新华社旅大17日讯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声中，旅大市知识界有人表示对共产党不信任，他们对肃反不满，并要求对胡风问题作公开交代。 + +　　（旅大市若干高级知识分子大“鸣”、“放”声中还是抱观望态度。有一种人认为过去“鸣”了不少、“放”了不少，党没有表示动静，“鸣”、“放”的劲头没有了。另一种人认为，自己“鸣”了“放”了，谁知以后要不要挨整？因此，在最近的各种座谈会上，许多人是讲一半，留一半。） + +　　高等学校教师对肃反运动非常反感。大连医学院教授吴襄说，周总理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有三条途径，但是学校却是用了第四条途径，发动学生斗先生，对我们采取了粗暴打击、责备和辱骂的方式。大连工学院讲师谭家岱、王必信认为学校在肃反运动中具体做法上是违反宪法的，他们认为被冤枉的好人，曾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受到了人身侮辱，被限制了言论自由、行动自由和书信自由，家里并被无理搜查。他们在座谈会上表示对党的不信任，他们说，如果要相信宪法，就不能相信党在肃反中的若干做法是对的。他们说，宪法是最高法律，党应该带头守法，如果党任意破坏法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根本就没有保证。 + +　　王必信等的言论博得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同情。这些人对党“稍稍地”平反表示不满，他们要求党不要背后向个人认错，而要在公开场所认错，他们说，这样做党的威信不会因此而降低。 + +　　有些人希望胡风案件最好公开审判。他们说，他们对胡风够不够得上反革命表示怀疑。他们认为胡风事件已经过了两年，没有下文，是不是搞错了就想偷偷地下台呢？他们说，胡风既能向党上万言书这一点还是对的。他们希望把胡风事件搞个水落石出，他们现在怀疑反革命以谁为界限呢？以胡风吗？他们提出，深信无疑的东西能否大胆怀疑呢？ + +　　 来源： 1957年5月2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31.txt b/CCRD/1/3/2/00053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12b3ec92a1169d7205900d6aaf256d931f22246 --- /dev/null +++ b/CCRD/1/3/2/000531.txt @@ -0,0 +1,43 @@ +# 南开大学教授们道出急待鸣放心情 + +　　【本报讯】在中国民主同盟南开大学支部十七日召开的盟员座谈会上，经济系何启拔副教授说：“前些天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天津市和我们学校都是春天早到，而严冬未逝，外面还刮着风，大家还穿着大衣戴着围巾口罩；今天看到天津日报登了我们学校党委召开座谈会的一段消息，感到高空黑云已慢慢移动，露出微小阳光；在这次会上，基本上太阳是出来了，过了长年冬天，感到心情愉快。”他这些话道出了南开大学很多教授急待鸣放的心情。 + +　　在这次会上，很多教授都敞开思想，谈出自己的心里话，给党组织提意见。他们表示：作为民主党派的成员，要尽力帮助党整风。 + +## 党员系助理大包大揽　非党系主任有职无权 + +　　党与非党之间存在着墙和沟的问题，成为这次会上座谈的中心，大家对这个问题感触也最多。历史系辜燮高副教授说：我认为党与非党之间所以形成墙和沟，双方面都要负一定的责任。他结合系里的情况谈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系里的党员系助理对非党系主任的职权尊重不够，有些事情系主任不敢作主，都得由系助理决定，而非党系主任也自甘有职无权，并且无原则地来捧党员系助理。我们系助理是刚刚毕业几年的学生，就推他担任一个历史刊物的编委，连书都没看多少，怎么来改人家的稿子呢？把个年轻的党员捧得飘飘然。以前这个系助理还挺谦虚，后来变得相当自高自大了。他说：既是两方面筑成的墙，就应由两方面共同来拆。 + +　　经济系何启拔副教授说：我认为，学校里的主要矛盾就是党与非党关系的矛盾，党员系助理领导系的工作，并不只一个系是如此。党的威信是一天一天在提高，但这并不等于党员的威信也一天一天在提高。有些党员只把“党性”摆在脸上，好像月亮借着太阳的光发亮一样。他说，具体到经济系来说，也是党员系助理领导系的工作，而不是非党系主任来领导系的工作。表现在科学研究工作上，党与非党的关系也不够正常。经济系有一个教授搞了几十年的经济史，翻了多少线装书，花了多年的心血，才搞了一点东西，但是由于过去否定了他，结果就不信任人家，在他搞科学研究的时候，就由党员系助理来帮忙，而这位系助理搬线装书肯定是有困难的，可是发表文章时用两个人的名字，这问题简直是不可想像的。这是如何对待科学研究？如何对待人家的劳动成果？如何对待老教师的知识？我看这不但不能推动科学研究，反而给科学研究带来一定的损失。以前经济系是蓬蓬勃勃，现在是沉沉闷闷，原因就在于此。他又谈到一个老教师要批判胡适，系助理也要去帮助他，这位系助理连胡适写的一些东西都没看过，就要去帮助人家批判，这就很成问题了。他说：是否只要有马列主义的观点就可以搞出科学研究呢？不是的。 + +## 党群之间有沟有墙　党员嘴上好像贴了封条 + +　　老职员郭平凡说：“我觉得党群之间是有一道墙，这墙还是砖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拆掉它。这墙并不很厚，只是情感上的问题。现在学校党与非党互不关心互不了解。有些年青的党员，过去跟我很熟，入党以后现在见面就低头，每次见面我就想，是我先低头呢，还是等他先低头，我常常想，这个墙像牛皮糖，硬也不硬，拱也很难拱。” + +　　化学系李观华副教授谈到，有的党员态度粗暴也影响了和群众的关系。他说：我们教研窒有个党员在使用仪器时乱拿，我和他说，你如果不懂，找个时间我和你谈谈。他的态度却很凶，并且骂了起来。我认为这是很不好的。 + +　　生物系崔澂教授认为，有些高级知识分子入了党以后也跑到墙的那边去了，他们参加学校的一些会议的时候，有不同意见也不肯发表，只唯唯是听，心里是不是赞成呢？值得打个问号。他说，有些人入党以后嘴上好像贴了封条，我这个积极分子也好像贴了一半。今天我希望在墙那边的“内行”同志嘴上别再贴封条了，该说的话要说，要对党负责，把我们“内行”的力量发挥出来，过到墙的这边来。经济系钱荣堃教授接着他的话说：“不要过到墙的这边来，应当把墙拆掉。” + +　　被邀请参加会的民进会员、数学系教授刘晋年提到，要改进党群关系，必须先发扬党内民主。他认为，目前党内民主发扬的还不够，有的“小党员”挨了批评以后感到委屈。他还说，在这次学习中，党员不应该只在那儿变颜变色地听，有说得不对的地方也可以提出来讨论。这样才能使党群关系得到改善，党和群众才能交朋友。 + +## 不能用搞运动方法搞学术　要由“内行”领导“外行” + +　　钱荣堃教授就党与民盟的关系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在高等学校里党组织起什么作用？民主党派起什么作用？很值得怀疑。党的领导应该肯定，但怎样领导，却值得研究。今天高等学校里的党员，大部分都很年轻，缺乏知识，缺乏经验；盟员大部分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有经验、有学问，因此就有了谁领导谁的问题，是“内行”领导“外行”，还是“外行”领导“内行”？党能不能领导科学呢？毛主席说过，党能领导，又不能领导。他还说：现在的一些科学家就是先生。是先生领导学生还是学生领导先生？当然是先生领导学生。钱荣堃教授说，现在我们的情况是“外行”假充“内行”，“内行”也是思想懒汉变成了“外行”，民主党派过去听“外行”的话，并且相信他的话，把有些事情搞坏了。现在盟在学校里是眉毛，只是拥护，放弃了自己的责任，该发表的意见也没发表。党对于科学研究是不太了解的，办好学校、搞好科学研究是有它的内在规律的，很多老教师掌握着这个规律，而党没有掌握这个规律，是用搞运动的方式来搞学术的。如高教部就提出要南大三年生一个“蛋”(培养出另一个大学的全部教学人员来)，老教授们谈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都说：“要是南大三年生一个蛋，南大也就得完蛋。”但是这个意见并没有反映到高教部去。他还谈到，南大经济系有很多专家，但是党对他们不了解，这些情况民主党派都知道，然而不敢说，结果这些人就变成无用。于是有的就让他去搞图书馆，结果这就是两个“外行”，一个是对专家的不了解，一个是对图书馆的工作不了解。党应该向民主党派多请教，多商量，向专家请教，别自充专家。民盟组织里有各方面的专家，但是他们在学校里发挥作用不够，过去盟对党提意见不够，提的也都是鸡毛蒜皮的意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盟没讨论过，党也没讨论过，实际上也没有贯彻实现。这样就使得民盟失去了独立的地位。他说，党和盟怎样起作用呢？我觉得党应该多从方针、政策上考虑，而需要和民主党派在一起来安排研究，给盟担当一定的任务。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是一句空话。 + +## 很多“内行”由“电灯”变成“菜油灯”，过去对老教授否定太多 + +　　何启拔副教授在谈到“内行”、“外行”的时候，也提到南开大学经济系的很多“内行”不能发挥作用的问题。他说：为什么很多“内行”由电灯变成煤油灯，由煤油灯又变成了菜油灯，发的光亮越来越小呢？主要是解放后对这班人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使得大家感到很空虚，使得这些老教师们在“由之”(“民可使由之”)的情况下进行工作，他们的能力得不到发挥。 + +　　经济系丁洪范教授对解放后把老教授们否定的太多，也提出了意见，他说，吴景超先生最近写的“人口问题新论”，曾得到好评，其实他用的不也是资产阶级的治学方法吗? + +## 上下不通气，怎样“思想见面”? + +　　对于党员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大家也提出了不少批评。担任图书馆副馆长的钱荣堃教授说：党委书记、党员校长从来没找我谈过一次图书馆的工作，前任党委书记王金鼎同志在过去二年多当中，也没和我谈过一次工作，只是有一次为了处分一个犯了错误的团员，才找我谈了一次话。 + +　　郭平凡先生对学校领导干部不接近群众很有意见，他说：现在是上下不通气，谈“思想见面”那不是空话吗！ + +　　会上，有些人在发言中对评级定薪工作中的一些不合理现象也提出了批评，认为有的党员评得偏高，群众提出意见，领导上也没加考虑。辜燮高副教授在发言中还提到，南大党组织在建党工作中有点关门主义倾向，他说：发展党只停留在系主任、教研组主任以上，一般教师业务再好、觉悟再高，好像也看不见。 + +　　主持这次座谈会的民盟南大支部主委曾鼎和教授在会上一再鼓励大家：不要有任何顾虑地把对党的意见提出来，提供给党，帮助党整风，以便改进学校工作。 + +　　（来源：《天津日报》1957年5月19日。原题为：“南大教授们道出急待鸣放心情\积极提出批评意见　要尽力帮助党整风”。）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32.txt b/CCRD/1/3/2/00053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987444e4491d16e95d0ae2104018e4d65fafb8e --- /dev/null +++ b/CCRD/1/3/2/000532.txt @@ -0,0 +1,41 @@ +# 农业部党组邀请非党人士座谈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中共农业部党组在１７日下午约请部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二十余人举行座谈会。先后在会上发言的有农工民主党农业部总支主任委员曾宪朴，无党派民主人士莫定森，九三学社支委陈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支委及其成员刘国芳、陈家祥、软墨林、徐季吾等。他们着重批评了农业部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情绪。党组副书记刘瑞龙在会上表示诚恳接受批评并立即改正缺点。 + +## 莫定森说：领导上不接受我的意见　多年忽视发展粮食生产 + +　　莫定森对农业部领导人几年来未能正确安排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忽视发展粮食生产提出批评。他说，在１９５１年，农业部的领导人就说粮食多了，要发展棉花。我和粮食生产局王绶局长认为，这是全国土地改革刚结束时期的暂时现象，并不是我国粮食真正已经够了。我们不同意这样做。我们的意见曾在部务会议上提出来，我们特别反对在西南地区大量发展棉花。主管的司和办公厅负责人都不同意我们的意见。于是，１９５２年棉花便大量种植起来，１９５３年就出现了粮食紧张的局面。后来，在总路线学习中，我们又提出这个问题，也没有引起领导上的注意。据说，一向缺粮的浙江省去年已能自给了。但他们每人平均四百五十多斤，达到五百斤的很少；而１９４７年，浙江省平均每人是五百零七斤，显然现在仍然比过去少。向称鱼米之乡的安徽芜湖，去年每人平均才四百八十斤粮。足见发展粮食生产是很重要的。 + +　　我国的棉花，１９４７年是三千多万亩，到了去年，则已经发展到九千三百多万亩，产量约增加了两倍。据我了解，在波兰，比大战前增加４９％。其他象法国、意大利、西德等，也不过增加１１％—４３％。因此，我们是不是需要那么多棉花还是问题。 + +　　今年，中央提出优先发展粮食生产同时发展多种经营。我非常拥护这个方针。但是，据我了解，广东今年粮食面积减少二百万亩，广西减少了约二百万亩，浙江减少了一百五十万亩，湖南减少了八十万亩。可见，这个方针还停留在口头上。因为农业社是按照他们自己的需要生产。 + +　　莫定森还批评了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中的生搬硬套的作法。他说，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化学肥料原料磷和氮的生产是一比一，这就是搬的苏联经验。殊不知苏联是黑钙土，有机质丰富，氮素多。但是，根据每亩实产五百斤的水稻从土壤中吸取的情况看，则是氮三磷一。所以，要是按照氮一磷一的标准，是不符合中国具体情况的。 + +　　莫定森在谈到部内部门与部门之间的联系的时候说：去年推广“青森五号”、粳稻和银坊稻，在种子处调了多少种子，我们管粮食生产的都不知道。到出了问题，我们却派人出去检查省的工作。这样，省里很有意见：“到底官僚主义在农业部还是在我们农业厅？”要是种子处和我们稻作处联系一下就好了。 + +　　他还提出“三反”时，他在浙江被列为斗争对象，后来宣布他的问题是悬案。这个案迄今未解决，希望农业部设法解决，作出结论。 + +## 曾宪朴说：农业部到底是干什么的？　不给创造条件怎样争鸣？ + +　　曾宪朴在发言中认为：农业部的工作任务到底是什么，始终是不明确的。过去一个时期好象主要是搞生产运动；后来又抓技术措施；后来又要搞经济工作中的价格、收购等问题；去年又在搞交流经验、组织参观之类。今后到底搞什么？这问题不清楚，对于使用干部问题也是难解决的。 + +　　谈到农业部培养干部工作上的缺点的时候，他说，农业部老年干部和青年干部之间的矛盾最突出。党对青年干部鼓励多，谈得多，接触得多，而对老年干部则相反。因此，老年和青年干部有隔阂。今后需要注意怎样使用年纪大的干部，发挥他们的长处。 + +　　党内文件许多都是关于业务工作的，例如党员局长曾经把党内蚕桑方面的材料给我看；但这种与工作有关的材料很少看到。这种做法使我们不能很好地工作。 + +　　曾宪朴说，除了同个别部长曾经有过几次谈话以外，其他几位部长很少接触。他们很少同我谈家常。 + +　　曾宪朴在谈到百家争鸣的时候，批评领导上没有给部内的专家创造争鸣的条件。他说，部里有一位国内知名的园艺专家，但并没有把他摆在园艺工作岗位上，他当然无法争鸣。 + +　　他在最后批评了一些党员对整风的不正确看法。有些党员认为：只要大家肯谈，肯提意见，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要反掉三大主义并不那么容易。党员干部应当要有三顾草庐的精神，倾听非党同志的意见。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让人随便谈。今天这样长桌子一摆，弄得有些严重。他还说：现在并不是所有人都已消除顾虑，还有人怕鸣了是不是悦耳，会不会起副作用，这都应当注意。 + +　　其他几位发言人从农业部精简工作、对生产领导等方面提出批评和建议。陈仁说，农业部过去在技术改革中，给各地规定过死，没有强调因时因地制宜；现在，强调了因地制宜，但对于应具体领导的方向又放弃了领导。徐季吾原是作粮食分级检验工作的工程师，他很想搞出一个切合实际的粮食分级标准，但是，农业部人事部门在安排他的工作时，没有考虑他的所长，使他的愿望一直无法实现。 + +## 刘瑞龙说：莫定森的冤屈马上就解决并向他表示歉意 + +　　最后，农业部党组副书记刘瑞龙表示：大家所提意见对整风对改进工作都有好处，象这样的会今后还要开上若干次。他说：至于“鸣”是不是悦耳可以不管，这次不要求顺耳，忠言逆耳利于行，不好听的话也要听。他说大家所提意见一定能起作用，不会起副作用。对莫定森所说的冤屈，他表示马上就解决，并向莫定森同志表示歉意。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8日，原题为：“农业部党组邀请非党人士座谈　领导工作切忌主观主义 党组副书记刘瑞龙说：忠言逆耳利于行，大家所提的意见一定起作用”。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33.txt b/CCRD/1/3/2/00053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2bdefedb2a373acbf9db7a054f232f137cd05db --- /dev/null +++ b/CCRD/1/3/2/000533.txt @@ -0,0 +1,11 @@ +# 墙高沟深还隔山：上海业余中学教师批评教育局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 +　　<《文汇报》> + +　　（本报讯）“我担任学校行政工作六年，今天第一次和教育局局长、处长坐在一起开会。一般教师想见到局长、处长就更难了。”上海市第十三职工业余中学应义律在教育局昨天召开的业余中学教师座谈会上，批评了教育局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作风。他说：广大教师同教育局科长之间隔道沟、同处长隔垛墙，同局长隔座山。在教育局领导干部的眼睛里，只见大型学校，不见小型学校；只见日校，不见夜校；只见市区的学校，不见郊区的学校。第十八职工业余中学谢颖达认为目前教师的社会地位还不高，影响到目前青年不愿读师范。他说，虽说教师是“灵魂工程师”，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就不如真正的工程师。他说，我自己是个党员，但对教育局不信任党外有经验教师的情况很不满。目前大部分学校行政人员都是党团员，只凭党团员的头衔，不重教学经验，造成了有些年青又无知的党团员充当领导的歪风。他说，学校不能办成公安部队，应该大量提升党外有经验的教师来领导学校，依靠教师办好学校。市人委机关干部学校夏云川举实例说明：教育局不信任党外教师。他们学校教导主任不够，由两个有经验的教师“协助”教导主任工作，“协助”了一年多，后来学校来了个党员教师，马上就担任了教导主任。第五职工业余中学卢梦生说，不要光从形式上来考虑加强党的领导，派一些党员当校长，外行充内行，以党代政。 + +　　工厂职工业余学校的教师在会上反映了他们的苦闷。437厂职工学校夏守嫦说，厂校是“四等”学校，领导多头，大家管，结果是大家不管；领导上把厂校教师看得不伦不类，厂校教师参加教育工会还是产业工会，到现在还没有明确。厂校教师的业务学习没有人领导，政治学习时讨论工伤事故，弄得教师啼笑皆非。上海矿山机器厂职工学校刘继俊说，厂校学生学习时间得不到保证，动辄被迫停课，连开展拣废铜烂铁活动也要学校停课。布告拦里最 + +　　（多的是学校停课和改动上课时间的通知。（原载1957年5月17日《文汇报》）） + +　　（来源：《批判文汇报的参考资料（二）上》（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解放军报社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34.txt b/CCRD/1/3/2/00053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75206e9eb91845140f0684cd973946ed5b490c7 --- /dev/null +++ b/CCRD/1/3/2/000534.txt @@ -0,0 +1,31 @@ +# 陕西民主人士在座谈会上向省委提出意见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西安１８日电１７日，中共陕西省委会邀请陕西省级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在会议上发言的共有九人，他们对统战工作、党与非党的关系以及省委领导上的问题等，提了很多意见。对于这些意见中能够答复的，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都随时作了答复，有些一时弄不清楚的问题，也提出一定在这次整风中进行处理。张德生并请大家大胆对党的工作提出批评，帮助党进行整风。 + +　　民盟省委员会主任委员韩兆鹗说：我感到陕西省的统战工作是上紧下松，省上重视，县上就差一些；省委重视，而行政部门就差一些。如省人民委员会，只能看到行政关系，看不到统战关系。 + +　　党和非党的关系也有很多问题，有人说：党员是“鹤立鸡群！”是“举动冷冰冰，说话哼哼哼。”个别党员甚至还挑拨是非，弄的互相有意见。如有一个厅长年纪大，提出坐吉普车不方便，要换卧车；我说年纪老的人很多，要解决应该通盘考虑。结果就有人把我说的话告诉了这个厅长，他还说：“大家都同意了，就是韩不同意”，弄得我和这个厅长之间很不愉快。 + +　　另外，机关党有宗派主义。有些党员干部年年升级，还有一年连升两级的，几年间，有的连升三级，甚或连升五级。至于是否称职就不管了。如果“才不足以理事，德不足以服众”，那就会越升得高越坏。有些党员在机关里不钻研业务，但是“指挥欲”很强。 + +　　民革省委员会主任委员孙蔚如说：统战工作是上紧下松，下边有些人员连民主党派的性质都不知道。希望以后加强统战工作的教育。 + +　　九三学社西安分社主任委员候宗濂说：我认为学校里有宗派主义倾向。比如我们西安医学院派教师到苏联留学，我强调派思想进步、业务能力强、身体健康的教师去。但是学校并没有这样办，而只是派了党员去。我查问这件事情的时候，副院长说这是西安市委批准的。但是，西北大学和西安建筑工程学院都派有民盟盟员教师去留苏，可见我们学校是有宗派主义倾向的。 + +　　民盟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子健就民主党派在学校的作用发表了意见。他说：民盟这几年在学校，特别是在高等学校，确是作了很多工作，发生了不小的作用。比如在西北农学院就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其原因，主要是那里的党组织很重视，也要求民盟组织做出成绩来。但有些学校便不尽如此。 + +　　民建西安市分会主任委员韩望尘说：在工商联合会的工作中，党和非党关系问题也很多。陕西省工商联合会中党和非党人士没有建立起感情，非党人士说了话不算数。在公私合营企业中，也存在着歧视私方人员的现象。如西安大华印刷厂有个公方代表在会上对私方人员宣布，现在要整风了，你们每人先写一份自传交上来。长安县某公私合营商店李增华在讲习班学习回来，要在会上讲一下学习心得，但是公方代表却宣布说，现在让李经理向大家检讨他过去的错误。弄得李本人和职工们都莫名其妙。 + +　　民进省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祥生说：在发展组织方面，民主党派遇到不少困难。有些党组织对民主党派的关怀和信任还很不够。如民进有些基层组织一般都能主动争取党的领导，但是常常都得不到具体帮助。因此一些基层组织的成员感到不满意。 + +　　民盟省副主任委员成柏仁当面对省委第一书记提出批评，他说：张德生书记鼓励我提意见，我就对张书记提几点意见。我认为张书记为人和蔼、谦虚，善于接近人，几年来领导陕西省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绩。但是，这不等于没有缺点。我感到张书记的第一个缺点是思想不够锐敏，行动有些迟缓。第二，张书记在领导方法上，缺少大胆的、创造性的和多式多样的精神，有一般化的缺点。第三，我希望张书记要下决心跳出事务圈子，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大问题。 + +　　民盟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袁若愚在发言中谈到党群之间形成墙的原因。他认为，在过去一系列的运动中，党员和部分团员作领导和改造思想的工作，有些人就自命为改造者，而把另一些人却看成是被改造者。因此，有些非党同志在运动中受了委屈，也有些人产生了“明哲保身”的思想，因而党和群众之间产生了墙和沟。这个墙应该由领导同志去拆。 + +　　九三学社西安分社副主任委员张伯声说：在我们高等学校里也有很多内部矛盾。在推广先进经验时，有死搬硬套的情况。比如大学里曾推广一种经验，一星期三十六个钟头的课全挪在上午的时间。这本来是苏联在战争时期的一个临时措施，但是高教部未弄清楚，就当作先进经验来推广。 + +　　其次在民主党派的问题上，建议能设民主党派的专职干部，如果民主党派少，各民主党派可以合起来配备一个干部，这样可以加强和党的联系，也可以加强民主党派之间的联系。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20日，原题为：“陕西民主人士在座谈会上向省委提出意见 要求加强统战工作　密切党群关系”。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35.txt b/CCRD/1/3/2/00053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79f4a05dbfdc3b239af5a729601f92f9333be86 --- /dev/null +++ b/CCRD/1/3/2/000535.txt @@ -0,0 +1,9 @@ +# 黃岩县很多超支户要求退社 + +　　新华社杭州２８日訊 浙江省黃岩县几个月来經常有社員到县里要求退社。在本月上旬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县長那天，有二十多个附近乡村的社員鬧到会場門口，要求新任县長解决合作社問題，影响很坏。 + +　　据了解，黃岩县已有一千多戸社員退社，目前坚决要求退社的还有四百多户。 + +　　黃岩县去年除了桔区普遍减产外，粮食增产７％左右，全县７５％以上社員增加收入。但是由于上半年强調多分少扣，国家扶持又多，社員分得多些；下半年社内收入少，国家拿去多，社員就分得少，因此，很多社員在秋收分配中成了超支户，特別是减产或保产的社超支户更多。据統計，全县超支的社員約占总社員户数４０％，多的社达到９０％。在秋收分配中，超支户都不願找出，因找出后生活就困难，因此，要求退社的除富裕中农外，超支户最多。（伊心恬）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16期，1957年1月2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36.txt b/CCRD/1/3/2/00053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4b48688efef1c1a84c2bb5c330ced57171e3083 --- /dev/null +++ b/CCRD/1/3/2/000536.txt @@ -0,0 +1,13 @@ +# 上海有人要民建会出面请求政府重新处理傅家邦反革命案件 + +　　<张家炽> + +　　新华社上海25日讯　5月17日，民建上海市委和上海市工商联执委联席会议上，市工商联执委、轻工业机械公司私方副经理傅守璞要求以民建会组织名义，向政府查询他儿子的反革命案件。 + +　　傅的儿子叫傅家邦。1955年7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曾简要介绍其案情如下：“1954年5月，太原重型机器厂唯一的五吨大型汽锤，刚刚安装起来不久，就被反革命分子傅家邦故意借试锤名义加以破坏。这个汽锤可以锻造一吨以上的锻件，每天可创造一万元的财富。” + +　　傅守璞在发言中说：解放前，我的儿子在交大读书，曾驾驶火车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表示他儿子原是进步学生)。解放后，他在太原重型机器厂作工程师，有一次发生机器损坏事故，被当作反革命分子处理。1955年罗瑞卿部长在全国人代会报告中曾作为典型反革命案件举出，我才知道，大吃一惊。但当时正在大力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我为为站稳立场，划清敌我界线，曾写了三封信对政府表示拥护、信任，并建议查明确有反革命背景，应处以极刑。但就此三年没有音讯。去年有人对我说，所谓站稳立场应该是积极地帮助政府搞清这个案件，因此我才写信向太原重型机器厂一位工程师探问。回信说，我的儿子原判是死刑。去年9月，最高法院开庭时，曾由该厂三十多位工程师组成辩护团到北京辩护，结果发现理由不足，当庭宣布原判无效。但至今又近一年，仍然没有下文。我弄不懂：原判既已撤销，就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了。既是内部矛盾，为什么又迟迟不处理呢？是否因为过去曾作为典型反革命案件公布，今天已失去典型？(意思是现在政府进退两难，只好拖了)我正式请求民建会，以组织名义要求政府从速处理。 + +　　这一案件在5月18日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交通大学电工器材系主任钟兆麟教授又公开提出，要民建会出面请求政府处理。他说，过去非党人士动辄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因此使许多人不敢讲话，不讲真心话。傅家邦的案件在工程技术界震动很大，不处理对争鸣不利。 + +　　 来源：1957年5月3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37.txt b/CCRD/1/3/2/00053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193d448da61f034c821b33ec75b26ecacfdf0d --- /dev/null +++ b/CCRD/1/3/2/000537.txt @@ -0,0 +1,199 @@ +# 武汉知识界谈党群关系问题 + +　　<《光明日报》> + +　　本报编辑部邀请武汉地区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部分教授、专家，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组织了两次座谈会——5月4日在东湖招待所举行一次，5月7日在武汉大学举行一次。出席这两次座谈会的有： + +　　王家楫 九三学社武汉分社主任委员 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 + +　　伍献文 九三学社社员 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 + +　　程千帆 九三学社社员 武汉大学教授 + +　　唐长孺 九三学社社员 武汉大学教授 + +　　桂质延 九三学社社员 武汉大学教授 + +　　袁昌英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武汉大学教授 + +　　韩德培 无党派人士 武汉大学副教务长兼法律系主任 + +　　燕树棠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 武汉大学教授 + +　　刘乾才 无党派人士 华中工学院副院长 + +　　刘 颖 民盟湖北省委员会委员 华中工学院副教务长 + +　　徐人极 九三学社社员 华中农学院教授 + +　　傅光培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华中农学院教授 + +　　周裕德 九三学社社员 武汉医学院副院长 + +　　刘南山 九三学社社员 武汉医学院教授 + +　　张人价 九三学社社员 中南财经学院教授 + +　　卞 彭 九三学社社员 华中师范学院教务长 + +　　严士佳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华中师范学院教授 + +　　夏坚白 九三学社社员 武汉测绘制图学院副院长 + +　　金通尹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 武汉测绘制图学院副院长 + +　　胡儒珍 九三学社社员 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教授 + +　　薛 愚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 + +　　黄培正 九三学社武汉分社秘书长 + +　　在座谈会上，大家结合具体事实，集中地而且尖锐地谈到了两个问题：党群关系问题和高等教育问题。许多教授认为，自解放起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前，在知识分子的感受中，那才是乍暖乍寒的初春天气。知识分子一方面私心感到无限欢喜，一方面又时时有怯寒之感。自从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以后，这才感到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了，真正信任自己的力量的存在，从做好工作、建设社会主义出发，对不满意的现象敢于指摘、敢于批评，敢于说话了。这里，我们将一些先生所谈的关于党群关系问题的意见汇集如次。至于对高等教育问题的意见，准备另行整理发表。 + +## 希望总结冯乃超和徐懋庸的经验 + +　　关于思想改造，听说冯乃超在中山大学，作得很好，有口皆碑，这个好经验值得总结一下。而徐懋庸在武汉大学的坏经验，也是有口皆碑，也可以总结一下。 + +　　武汉大学教授程千帆先生说： + +　　目前高等教育中的问题，首先是党怎样领导知识分子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这个工作，过去是有成绩的，但是问题也不少。最值得注意的是党群关系问题。 + +　　首先，在党员和群众之间，政治待遇很不公平，党员享有许多特权，表现为他们不同于一般人，常常以领导者、教育者、改造者自居，这样，就在党群之间人为地划了许多令人颇不愉快的格格。比如传达一个平常的报告，本来向大伙儿做一次传达就可以的了，可是，却总要先在党内传达，再到团内，再及于一般群众。如果这个报告的内容有其机密的部分，对一般群众不能说的，这样传达倒也应该，但往往并非如此。就算这样做是必要的吧，可是在党内传达时，却又吸收一些积极分子参加，这样，在党群之间划一条鸿沟还好像不够，还要在群众之间界限分明地划成为先进部分和落后部分，使人受不了，造成许多隔阂。 + +　　又如留助教，留研究生，选拔留苏预备生等等，也莫不有问题，据我所知，这类名额，不是凭学业成绩，而是党团员有优先权，特别是留苏预备生，几乎全数由党团员包下来了，群众没有一点点儿的分。人的成长是渐进的，在政治上也是如此。那么，对于非党的学生群众，对于这些尚在成长中的青年，为什么竟用这种固执的眼光来看待，不给他们以同等深造的机会。再如，选积极分子，选先进工作者，并不是从群众中来，而是由领导上“钦定”的，确定了某人为积极分子，为先进工作者，再发动群众去捧他，去选他。不久，这个人也就入党了。有人说这是为他人为地在群众中提高威信，人为地给他创造入党条件，是党的“培养”。其实，这种作法，群众是早就看穿了的，口里不说，心里是极为不满。这种作法，在群众中间是半点好作用也没有的，有的善良的人被选上这样的积极分子，私心也未赏不惭愧的。请问，为什么要这样作，除了在党群之间造成隔阂以外有什么好处。 + +　　有些说法，听来是很刺耳的。比如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是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要看他的共产主义觉悟和品质究竟如何，以及他起了什么作用而定。入党与否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要知道，党外也有像鲁迅这样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而党内也出过叛徒，有品质极端恶劣的人。这本是一句鼓励的话，结果变成了刺耳的话，使不少党员自高自大，自视为“特殊材料”，瞧不起非特殊材料制成的群众。又如常说“红色专家”。所谓“红色”，大家知道，这不是一个美学上的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所谓“红色专家”，就是指的入了党的专家。我们没有入党，难道我们就是粉红色的、白色的、黑色的、或者是黄色的、无色透明体的专家？问题是我们不愿做这些专家。我所以提这些似乎是不相干的事，是因为从这类事里，也可以看出宗派主义的蛛丝马迹。 + +　　在高等学校正确地处理党群关系，首先要总结一下从思想改造以来的经验。思想改造工作，有些地方做得很好，和风细雨；有的地方搞得很是粗暴，带来很多问题。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什么“成绩是基本的，缺点也是难免的”，这是一套敷衍话，一点也不能解决问题。应当根据具体事实，老老实实来总结一下，有多少成绩，便肯定多少成绩，有多少错误，便承认多少错误。听说冯乃超先生在中山大学作得很好，有口皆碑，他的经验就可以总结一下。而徐懋庸在武汉大学的胡作非为，也是有口皆碑的，这个坏经验也可以总结一下。这可以作为在高等学校正确处理党群关系的经验与教训。 + +## 学校人事处事实上是一个独立王国 + +　　学校人事处是一个特殊组织，充满着宗派主义情绪。只要这个学生是党团员，虽然教研组提意见不能毕业，人事处连理也不理，偏偏准他毕业，甚至把他留作助教。令人愤慨。 + +　　武汉医学院副院长周裕德先生说 + +　　有些党员负责干部，与党外人员共事，往往因工作上意见不合，便用大帽子压在人的头上。我亲自经历过一件这样的事，因为和一位党员领导同志在工作上发生过争执，其中各有是非，但是在三反中，这位同志说我是和党争夺领导权。这个问题太严重了。以后在工作中，我每行一步，都不能不考虑一番，这是不是与党争夺领导权？想到不负责，做一日得一日吧，自己在业务上又负着领导任务，于心不安，负责吧，又不知负到什么程度，才算不是争夺领导权。虽然自己觉得还是应该负责，却不敢大胆放手，心里总有个疙瘩。这种情况，说明了有些党员，总以为自己一切都是对的，自己就是党的化身，与他意见不合，便是反党。这样，在党群之间，当然会有一道鸿沟。这类情况，影响了不少知识分子靠近党、争取入党的心情。 + +　　在武汉医学院，在党群关系上，还有两个问题。 + +　　一个是，学校党组织没有很好地来领导业务，把百分之百的时间放在搞政治运动上。好像搞业务是党外人员的事，而搞政治运动才是党组织的事，互不通气。当我们在业务上主动地请求支持帮助，希望靠近党组织，盼望党组织来领导，从来得不到答复，他们总是说他们是外行，不懂。这也影响了党群关系。还有一个是，学校里的党组织宗派主义气味相当浓厚，这特别表现在人事处的工作上。在学校里的人事处，是一个特殊组织，是一个独立王国，好像不在行政系统之内，只听党员负责干部的意见，对于党外人员是根本不理不睬的。往往教研组认为某一个学生成绩很差，提出意见不能毕业，而人事处只要这个学生是党团员，连理也不理，就让他毕业了。（座中几位武汉大学的教授插入说，这种情况，武大也是一样，人事处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机构。唐长孺先生说，有一个学生，没有参加大考，平时成绩也很差，我们不准他毕业，可是人事处不但准他毕业，还留他当助教。）有些业务不好调皮捣蛋的学生，我们提出意见不要留作助教，可是我们的话刚完，人事处好像在故意给我们为难，便决定把他们留作助教，分配到教研组来了。使非党人员说话不起，实在令人愤慨。还有，我虽然负有行政责任，可是学校里今天添了几十个干部，明天又添来几十个干部，我是长期根本无法知道。当然也不便去打听。因为在人事处看来，对党外干部，这些事是不必让你知道的。学校里的人事处这种宗派主义情绪，这种独立王国故意与非党人员为难的作风，如不改变，党群关系是改善不了的。 + +## 要改变骄傲自大盛气凌人的作风 + +　　教师讲课观点被指为不正确，便停止开课，要作检讨·上课迟到五分钟也要作检讨，还发通报，故意给人难堪。这种骄傲自大、盛气凌人的作风，是伤知识分子的心的。 + +　　华中农学院教授徐人极先生说： + +　　能不能鸣起来，与领导放不放大有关系。从我们学校情况看（我说的是四个月以前的事情），领导作风是很不民主的，在这种情况下，就谈不上什么鸣放。我院过去那位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我们把它归结为八个字：“骄傲自大，盛气凌人”。他把知识分子看作唯一的改造对象，而以改造者、教育者、统治者自居。同时，他把知识分子的觉悟看得太低了，因此发生了许多不应发生的事情。比如有的先生上课迟到了五分钟，就要他检讨，还把这件事发通报，故意给人难堪。像这种事发生过不止一次，弄得很不好。有的先生教课在观点上有一点小问题，也被勒令停课检讨，如果检讨得较好，才准许上课，检讨得不好，就不许上课。然而，却一点也没有帮助过人家。其他如讲话过分刺激，更是寻常事了。他开口闭口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说“你们教书，只会抄，能抄得出什么名堂来？”做报告时，总要责骂一顿知识分子，说什么“知识分子总是把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放在口袋里死也不拿出来，看得很宝贝”，如此等等。像这类事，都是很伤知识分子的心的。 + +　　党员领导人员的骄傲自大，与群众觉悟不高也有关系，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群众造成的。有些群众专爱捧党员的场，只说好话，不说坏话，久而久之，自然就促成了共产党员和领导的骄傲，并自认为是高人一等的了。 + +　　有些领导人作风不民主，不但对党外是如此，对党内，据我的观察也是如此。比如年青的党员对学校工作就很少提意见，甚至根本不提意见。这种情况，影响了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心情。我也在申请入党，但一想到入了党更不好讲话，有意见更不好提，只能跟着领导的屁股后面跑，倒不如不入党好些。 + +　　民主党派在学校应很好地起监督作用，帮助党进行工作。有些人说民主党派的成员理论水平低，认识问题的能力不强，在学校里起不了什么作用，我不同意。民主党派的成员和共产党员所追求的目的一致，这是无疑的。但这不等于一鼻孔出气，对什么事情的看法都一样。不，这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就应当对学校的各种重大问题，根据我们的看法，提出我们的意见。并且，还要很好地联系群众，从煅炼中不断地提高自己。 + +## 武汉大学的党员有特权阶级作风 + +　　武汉大学的党群之间有一座铜墙铁壁，这是有些党员的特权阶级作风筑成的。这座铜墙铁壁把人分成了三个方面，党员是甲方人员，党外知识分子是乙方人员，而一些积极分子是丙方人员。 + +　　武汉大学教授袁昌英先生说： + +　　别的学校的先生说，在他们那里，党群之间有一垛墙，在武汉大学，就不是一垛普通的墙，而是铜墙铁壁。有人说，这座铜墙铁壁是以前徐懋庸在这里筑起的，可是徐懋庸离开武大已经四年，而这座铜墙铁壁依然屹立不动，原因何在。 + +　　我感觉到，武大党群之间的铜墙铁壁，徐懋庸，有“功劳”，但总的说来，是有些党员的特权阶级的作风筑成的。比如平日在我们非党的先生之间，见了面总是点头招呼，话话家常，谈谈工作，人情味很重。可是党员见了我们，便正襟危坐，两眼朝天，显出一付党员样子。见了面有时还略一点头，有时连头也不点。根本不同我们接近，大约是怕与我们这些“落后”的人接近，失掉“党性”吧。他们既然以冷脸对人，知识分子也有知识分子的性格，也难热脸相向。这样，在党群之间怎能不有一座铜墙铁壁。 + +　　有人说，武大这座铜墙铁壁，把人分作三个方面了：党员是甲方人员，党外的知识分子是乙方人员，还有一些积极分子是丙方人员。这些积极分子是铸墙的积极分子，因为党员从来不与党外的知识分子接近，只是依靠这些积极分子来了解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而这些积极分子汇报的，又不是真实情况，而是为着表示自己积极的情况，这样一来，这垛墙壁自然是愈来愈是加深加厚了。 + +　　在武大，党员的特权阶级作风，随处可以看到，随便举一个小例子，有一次，家属委员会检查各住宅的防火工作，检查到人事处一位党员家里，这位党员却大声叫骂，把那位负检查责任的女同志骂得哭着出来了。大家只好摇头叹息，有什么办法。又如各家有客人留宿，必须到保卫委员会去报告一下。可是有的党员家里来了客人，要他去报告，便说他不必报告，说他们党员家里来的客人，没有什么靠不住的人。这当然难怪人家把党员看作特权阶级了。 + +　　我觉得，在武大，民主空气非常不够，谁提意见，便会被扣上一顶大帽子。有一次，我们住宅区的合作社要撤销，大家感到买菜等等要上坡下坡，非常不便，请求不要撤销，没有允许，于是大家便签名上书再一次要求考虑不要撤销，可是结果不但事情没有办到，还扣上了一顶大帽子，说这是请愿，是“反党、反领导”。这真是把大学教授当作小孩子来吓虎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来以后，学校党的领导叫大家提意见，我当时心里有顾虑，但觉得不提又不好，就提了些小意见，不敢提大意见。后来又怎样呢？有些党员不高兴了，“袁昌英意见可多哪！” + +　　我认为，解放起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来以前，那才是初春天气，乍暖乍寒，正合着“四月八，冻煞鸭”的一句俗话，知识分子一方面心里非常欢喜，一方面又有些畏寒，自从听了毛主席的讲话。这才感到是春暖花开的时季了。要把武大搞好，必须打破这垛铜墙铁壁，党员有责任，群众也有责任。党团领导不能自视为特殊人物，应当把群众，把党外知识分子看作一家。不过，现在离这个要求还远得很，还是希望而已。 + +## 应当把老干部和新干部的界线撤销 + +　　解放已七八年，为什么还把我们看作新干部。有些党员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一面贯彻，一面骂知识分子。现在贯是贯完了，骂还没有骂完。这样是贯彻不好的。 + +　　华中工学院副教务长刘颖先生说： + +　　在党群关系问题中间，还有一个老干部和新干部的问题。在老干部和新干部之间，也划有一条界线。这条界线，是一条妨碍团结的界线。最近有一位在大连工作的党员校长对我说：“我到解放区只呆过两年，全国解放，大家都把我算作老干部。现在解放七八年了，你们参加工作七八年了，干么还老说你们是旧知识分子呢，怎样你们不能称为老干部呢。”是的，这个新老的界线是应当撤消了，我们工作了七八年，也应当算得上是老干部了。如果参加工作七八年，还是新干部，还是旧知识分子，那么，什么时候，才算是老干部，才不是旧知识分子，是不是要把这个头衔一直戴着到坟墓里去。 + +　　事实上，有些党员不以发展的眼光来看我们，认为我们是停滞不前的，直到现在，还是停止在1949年那个地方。所以贯彻知识分子政策，有些地方仅仅是表面贯彻一番，并没有真正贯彻。在武汉地区，也只注意形式，如给教授优先排队坐汽车、买东西等等，没有真正做到对他们信任和尊重。因为党员拿1949年的眼光看知识分子，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思想上没有搞通，而且愈是下面的同志愈是思想不通，不过由于这是中央的政策，不能不贯彻，可是背地里却是在骂知识分子的。有一位教授说，这些党员同志是一面贯一面骂，现在贯是贯完了，但是骂还没有骂完。像这样贯彻党对知识分子政策，又怎能改进党群关系，怎样能使党群一家呢。 + +　　我认为，要改进党群关系，在党来说，首先要对党员加强思想教育，对知识分子有正确的认识，不要带着成见来看知识分子，才能谈得上贯彻这个政策。现在的高级知识分子要求的，首先是真正的而不貌是之而心非之的信任和尊重。全国解放已经八年了，不应当再把我们当新干部看待，不应当老把我们看作旧知识分子。 + +## 有职无权是最使知识分子难堪的 + +　　以副教务长的身份，连一个党员工友也指挥不动，以一个系主任，有事必须请示系秘书；属于行政范围内的事，根本不让预闻。这是助长党员的宗派主义情绪，把党外人士不看在眼里。 + +　　武汉大学副教务长兼法律系主任韩德培先生说： + +　　武汉大学的党群关系长期极不正常，近两年来更加恶化了。党员缺乏和党外人士共同工作、尊重他们的职权的平等精神和习惯。有职无权，是最使知识分子难堪的。比如说，前年更换俄文系系主任的事，我事先就一点也不知道。按道理，我是副教务长，又负责处理俄文系等系的行政事务，对这事应当预闻。又如去年全国第三次司法会议，不仅系里究竟谁去参加我毫无所知，就连召开这次会议的通知，我也没有看到，而第一、二次全国司法会议都是我出席的，作为高等学校的法律系主任，难道我竟没有资格出席这个会议，并且连预闻这事的资格也被取消了？（华中工学院副院长刘乾才先生说：这类事我们学校也有，机械系副系主任外出各个有关学校参观很久，我竟一点也不知道？）像这样的事例很多。比如留助教，系主任和教授都无置喙的余地，决定权操在人事处，而留的助教又往往业务水平不高，只是因为是党团员就留下来了。法律系评薪工作是怎样做的，我也一点不知道。更有这样的例子：有一门基础课，一位老教师本来教得很好，但因为从人民大学来了一位年青的教师，这位老教师就被拉下来了，改由年青人去教。但这位年青人又教不好，以致学生意见很多，不得不中途换人，弄得很不好。 + +　　我是副教务长，但是我指挥不动工友，因为他是党员。这种事说来似乎令人不敢相信。有一次，一位苏联专家第二天要到武大演讲，要求在当天下午把一些材料翻成俄文交给他，事情很急。我赶忙翻好之后，便亲自交给传达室一位党员工友，请他派人送去，可是他理也不理，又去请行政组的另一位党员干部来处理这事，同样的，也只说一声“不行”，就不再理睬。这不是特殊的例子，党员干部是不容易指挥的，他要怎样便怎样。 + +　　这些事，反映了武汉大学的党员对非党员是极不信任，极不尊重的，不把党外的人士当做一家人，不看在眼里。分析原因，一般党员思想水平低是事实，可是党的领导同志要负责，党对一般党员的教育太不够了，甚至在种种方面，助长了他们的宗派主义情绪，煽炽了他们的粗暴的作风。比如我有一件事去找党委书记张希光同志商量，他竟对我说：“这事你去和系秘书商量吧！”这实在不像话，难道我不是副教务长，不是系主任，我不敢决定的事情，却要请求系秘书来解决？所以我觉得就武汉大学来说，党群关系的主要矛盾方面在党。 + +　　要改善党群关系，第一，党员要以平等态度对待非党人士。现在有些党员是以统治者甚至是征服者的姿态出现的，好像把我们当作专政的对象。假如是这样，党群关系一定搞不好。党的领导是作为一个组织来体现的，而不是只要是党员，他就能在任何场合，领导一切人，领导任何事。把党和党员划一个等号，这是一个绝大的错误。 + +　　其次，党员应该更虚心些，不要骄傲自大，以为自己的话都是金口玉言，对不同的意见，要有雅量容纳。而现在，我们往往是只要多提了一点意见，就会被扣上和党对抗的大帽子，这谁也受不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些党员领导干部也喜欢人家盲目地服从他，即使他明知自己也是不对的时候。有人说：“和党员在一起，自己最好不带脑袋。”果真如此，那太危险了！ + +　　第三，在生活各方面，党员和非党群众要打成一片，不要像现在这样，好像和非党群众谈谈话就是党性不强的表现，就降低了身分。大家可以在一起谈谈生活，不要一开口，就是政治、思想，要有一点人情味，老是板起脸孔，是叫人受不了的。 + +## 希望真正做到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 +　　在提拔上，如果是一个党员，一个是群众，应当首先提拔群众，才能表现党员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可是现在并不是如此。 + +　　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先生说： + +　　在所里，党不很尊重党外人士的意见，所里有些事情党也不征求我的同意就做了。水生生物所曾派一个人到苏联去留学，可是这人去苏联是谁决定的，谁批准的，他和伍献文所长都不知道。 + +　　过去党是走群众路线的，因为那时党是在游击战争环境中，不走群众路线，就要吃眼前亏。现在胜利了，有些党员的老爷架子也就摆出来了。 + +　　关于对党员和一般群众的待遇问题，我认为，在提拔上，如果一个是党员，一个是群众，应当首先提拔群众，这才表现党员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但我看，现在并不是如此。 + +　　（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伍献文先生说） + +　　说到百家争鸣，可鸣之处很多，但怕的是扣帽子。特别是一人独鸣，不但不易受到重视，更容易被扣上一顶帽子。去年华东水产会议，我曾提出捕鱼要有适当的节制，否则，将来的产量就可能发生问题。可是会后有的干部就说我这话“有问题”。现在我们看到，水产上的危机已开始出现了，不过有很多人还不晓得，而你呢，不管对不对，却已被扣上了一顶帽子：“这家伙有问题”！ + +　　中南财经学院教授张人价先生说： + +　　有些党员以领导者、改造者自居，愈是年青的党员，这种姿态也愈加严重，使得一些知识分子，感觉得受不了。 + +　　党对高级知识分子事实上是不重视的。我们学校有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申请入党，但接受入党的只有一个。高等学校是以教授副教授为主的，那么，为什么只吸收学生、助教入党，却不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呢？这是不是保守思想？像这样，党和学校高级知识分子的关系很难搞好。 + +　　武汉大学教授唐长孺先生说： + +　　说知识分子害怕批评，不敢争鸣，这不是事实。不仅现在，即是过去，在学术上大家也是互相批评，并且往往批评得很激烈的。现在大家害怕的批评，是一种特殊的批评，即有领导的、有组织的批评，亦即所谓围剿。这种批评大有问题。另外，有些人一看到党报上发表文章批评了谁，就认为这一定是党的决定，也闻风而起，奋力围攻，这种情况，更是要不得的。这也是党群关系中的问题。 + +　　华中师范学院教务长卞彭先生说： + +　　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虽然说基本上是生产力赶不上需要的矛盾，但阻碍着更快的、更合理的调动积极因素的，却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就以学校来说，有一部分教师和党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所谓拆墙的工作，民主党派有责任尽力协助去做。我以为这个墙就是拆了也还有砌起的可能。而要保证拆了不再砌起，需要靠党和民主党派共同努力，相互监署。 + +　　有位教授说，他不怕同党支部书记谈，两人对坐，可以说的一清二楚。可是却怕干部会报。干部会报中更怕断章取义。断章取义的会报，往往是墙被高筑起来的原因。一个非党同志的话断章取义一下，可真有被认为思想反动的危险。我不是说不要干部会报，同时党也要依靠民主党派充分反映情况，多条线才是真正的群众路线，也是全面了解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官僚主义。 + +　　劳动的组织性纪律性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发扬民主的极端也可能大大产生自由主义。这个分野我想仍是必要的。如果党在“放”的情况下提出组织纪律问题，就马上有未放先收的嫌疑，墙也不可能拆掉。在这个工作上，我以为民主党派在成员中既要带头的“鸣”，而在具体工作中也要带头的注意组织纪律性。搞好党群关系，民主党派负有很大责任。 + +　　武汉测绘制图学院副院长金通尹先生说： + +　　大家在争鸣中，不要怕片面性，讲话的人怕片面，要求所讲的话一定要全面，就很难有话讲；听话的人，也不要以为别人的话有片面性就不接受。要解决党群关系问题，党员负责干部对非党人员更不要强调那些话是“片面性”。要有雅量。从片面中去求全面。 + +　　武汉大学教授燕树棠先生说： + +　　有人说，党群之间隔了一道墙，但我认为在武汉大学是隔了一条鸿沟，墙尚可逾越，跳过鸿沟就有淹死的危险。 + +　　这条鸿沟我认为，主要是党的宗派主义，不信任老知识分子造成的。武汉大学的党对一些老知识分子，安排得非常不得当。 + +　　举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一个例子。 + +　　去年春节以后，即在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发表之后的几个月，武汉大学法律系新设了一个编译室（经济系也设了一个），有人说，所谓编译室，实质上就是思想改造室。在这里工作的是八个教授，其中除一个人年纪较轻之外，其余的都在五十以上了。我被指定担任编译室的主任，我们的工作，是翻译和编辑一些教学资料，没有教学任务——被取消了教学的资格了。 + +　　我们八个人全为此感觉得非常难过，我们难过的是，我们不能像别人一样对社会主义建设使尽一切力量。 + +　　在讨论知识分子政策的时候，我们兴奋极了，便打算大胆地提出要求：要参加教学工作和进行一些科学研究。大家一讨论，觉得这样的要求可能和领导的意图不合，便改变了提法说，我们有参加科学和进行科学研究的希望，如果不可能，也不坚持。但是，未想到就是这样，也遭到了一位党员副系主任的斥责！他说，我有些话，比如“只要编译室存在，有些老先生也就是候补编译员”的说法，就说得很不好，结果我只得做了检讨。 + +　　这还不算数，这位副系主任以后又曾在编译室召开的一次会上，质问每一个老先生：是不是有参加教学的要求，是不是因为未参加教学情绪就有波动？于是有的先生说，他既无这个要求，情绪也不波动。有些先生说：我们是有这个愿望，也有这个要求，而且很强烈。但是现在知道这是错了，我们决心打消这个愿望，收回这个要求，情绪也不再波动。而当临到一位才三十七岁的年青的教授回答时，他一句话也说不出，哽住了，接着失声痛哭。我想：“我老了，埋没了也不算什么，可是，这样一位年轻有为的先生，却不能发挥他的有用的才能和旺盛的精力，甚至要他连参加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愿望也不应有，这是多么可惜！”于是我也伤心起来。 + +　　但是，是不是我们没有参加教学和科学研究的能力呢？不是的，我们都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教学经验，都掌握好几国外国语的工具，而且即在解放以后，有些人开课的教学效果也很好。是不是我们非常落后呢？也不见得。我们都热情地参加了各种学习和各种社会运动，我六十多岁了，这几年也刻苦用功学会了俄文，我们赞成走社会主义的路，拥护共产党，可是，我们就是受不到重视。以后虽然这几位教师有的调走了，有的回到教研组了，但问题也还没有很好的解决。现在，党提出了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口号，要我们大胆鸣放，我把这些心中话都说出来，希望造成这些问题的宗派主义早日打破，希望党对一些老知识分子做较好的安排。 + +　　 ---- 原载《光明日报》1957年5月17日第3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38.txt b/CCRD/1/3/2/00053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59b3653dbfa9109ad441f2fea2afc59b3c3c9c3 --- /dev/null +++ b/CCRD/1/3/2/000538.txt @@ -0,0 +1,87 @@ +# 在对外贸易部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 +　　<海关总署副署长、海关管理局局长、丁贵堂> + +## 帮助共产党除“三害”　对外贸易部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座谈 + +## 丁贵堂发言：共产党是伟大英明正确的可是并非每个党员都如此 + +　　以毛主席为首的党是伟大的，方针、政策都英明。凡有爱国心的中国人，可断定都全心全意、心悦诚服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 +　　当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是英明正确的。也不是每个党员都能代表共产党那样英明正确。 + +　　我本人对伟大英明的共产党和毛主席和人民政府完全相信；党和政府对我的照顾我也很感激。我一直是相信党的。党和党员工作中不可能没有偏差错误；但我也相信这些偏差错误早晚一定会纠正的。现在要整风，就是明显的事实。过去有些共产党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这是不对的，但是我早就相信，这些错误早晚会纠正的。今天果然如此。 + +　　我今天发表的意见，很可能是片面的。近几年来，我虽然是副署长之一，但是对总署的业务不是全面掌握，不可能全面了解党的政策和方针，所以意见可能是不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精神，为了爱护党和党员起见，我大胆地提出个人的意见。这些意见并不代表我的组织。如果有偏差错误，仅供党委参考、指教。 + +　　海关总署有党和非党的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我现在要说的主要是党员领导干部和一般党员。 + +　　解放后，人民海关事业一切都是草创。一切行政业务都有了规章制度，这应归功于党员干部，当然也有非党干部的贡献。 + +## 提拔、培养、使用干部为何先考虑是否党团员 + +　　海关总署共产党员的宗派主义相当严重。表现在几个方面： + +　　第一，在提拔干部上，有党员与非党员之分。海关总署成立七年多，原来由旧海关转过来的人员，绝对没有一次升两三级的。而党团员，却有连升三级的。去年提拔七八个副处长，都是党员，没一个是非党员。各关关长、副关长，除了刚解放的时候任命过一两位非党员以外，没有提升过一个非党员。现在海关总署的非党员占５０％。除老弱残兵外，是不是没有一个非党员可提升的呢？一个干部升级，先考虑他是不是党团员。如果是，即使才学缺一点，也可以。过去统计、税政、查私处有四位副处长，都是相当有本事的非党干部。两年前，不知道为什么把他们调为专员。专员的职权是没有一定的规定的，所以一般认为专员低于副处长。大家也认为他们是由副处长降成了专员。 + +　　第二，在培养干部上，无论是在职干部训练班或外文训练班的学员，多半是党员，非党员为数极少。数目之小，一看就知。现在干部训练班四十六人中，只有八个非党团员。当然，党团员前途远大，国家信任他们是应该的。但是，海关总署内的一千多非党干部中，就只有这几个有前途的？为什么不培养他们？ + +　　第三，在使用干部上，海关总署召开各种专门、专业会议时，参加的人都是党团员。中央各机关开会时，我们没有机会参加，也是派党员去。非党处长，甚至连我这个副署长，从１９５３年以后连一次中央召开的业务会都没参加过。旧海关的同事们，多懂外文，尤其是英文，他们的这些学识和能力没有被好好利用。近年来署里派人到各地视察情况，大多数由党员领导干部领着下去。我除１９５１年年初去过外，就没再去过。我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每次以代表资格出去视察的时候，领导上也从来没有要我去视察海关。我倒是在去大连的时候，主动地了解了一些大连关的情况；把这些向领导汇报，也置之不理。大连关事多人少，这问题直到党员干部去视察后才解决。 + +## 我是有职少权而要负责　党员处长对我声色俱厉 + +　　第四，非党领导干部是有职无权。四位署长和副署长中，只有我不是共产党员。在解放初期（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３年），我是有职有权的，很多事情由我管，甚至不该我管的也管了。从海关总署成为外贸部的一部分以后，我的权与职就不相称，甚至削弱了。１９５３年开全国联合查私会议，是由我领导的。可是这个会议的总结，事先并没有同我商量，草稿也不给我看。直到半年以后，全文都打印好了才给我一份。１９５３年，开海关关务会，我是主席团之一，天天领导开会。会议的总结报告，是由雷副部长领导作的，根本不准我参加总结工作。总结报告都打好后，才叫我表示意见。我表示了意见，也不知道采纳了没有。我是有职了，但是“权”很成问题，责任还是有我的。别人作的事，好了没问题；错了却由我负责。比如孔部长到印度尼西亚谈判关税互惠问题向家里征求意见的电报，我根本没有看见。海关总署回的电报，我也不知道。孔部长回来后，周总理认为这件事没作对，孔部长就把责任扣在我头上，我辩驳也没用。好在没给我处分。这就是有职无权而有责。谁叫我不知道呢！我领导三个处，也常批改一些公文。可是，我改的公文，处长马福元（共产党员）常常跑来责问我为什么要这么改。处里有问题也从不向我请示。我给马福元说过多少次“有问题大家商量商量，可是他也不来，我的意见交下去，他们不是说我不懂政策，就是说我不懂业务。我在海关呆了四十一年，多少也懂一些业务。可是，总署副处长陈铁保（共产党员）甚至有时对我说话声色俱厉。党员处长常常不请示报告，甚至有时候他们出差去了我也不知道。 + +## 党员和非党干部之间墙高而厚，沟深而宽 + +　　第五，领导者之间、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党群关系，基本上是彼此没有来往，仅仅是公事公办。没有谈过心，沟通过思想。总署的墙高而厚；沟深而宽。虽然公事上没有磨擦，暗中心里却不相通。在私人往来上，不但谈不到密切，根本没有交往。只有个别党员同志在春节时同我们彼此拜拜年，说声“恭喜恭喜，发财”而已。 + +　　海关总署的行政方面和共产党组织对民主党派都不重视，只是觉得它可有可无。民主党派争取一下就领导一下，不争取就完。黑板报上给民革登一个通知，也遭到共产党员反对。 + +　　七年来，我是前三年半有权，后三年半是有职半有权而有责。我自己年岁大了（虚岁六十八岁，实岁六十五岁半），进步慢，落后，脑筋都是老一套，把旧东西马上挖出去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主观上也有问题。 + +## 不调查研究就主观臆断对旧事旧人一概不相信 + +　　主观主义在海关总署中的表现是： + +　　第一，不调查，不研究，主观臆断。旧海关的本质是恶劣的（它是为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它所起的作用也相当坏。但是，不应该否定它所有的一切办法。现在有些人一听说是旧的，就“呃”的一声摆手说不行。毛主席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我们也应该学，甚至他们的好的文学也要学嘛。难道他们在海关中的办法，就不能批判地接受？ + +　　第二，对旧海关转过来的干部不相信。尤其是对过去担任过高级职务的。说我们既不是国民党员，而能爬上这样高的职位，如果不勾结外国人，是不可能的。其实，旧海关的情况是除在海关总署的机要部门工作的以外，其他的人并不了解海关内的情况。现在退休条例规定，凡是作过海关税务司的人员，都是旧官吏，虽然当时作了一百年，也不能算劳动年限，这完全是主观主义。其实，当时外国人对我们不过是“使由之，不使知之”的利用我们。外国人根本用不着与中国人勾结，因为他可以为所欲为。即使个别中国人去亲近他们，也不过是拍马屁而已。当时总税务司的美国人用红铅笔签署公文，而我就被禁止用红铅笔签公文。因为在他们看来红铅笔是主官用的。我连用红铅笔都办不到，有何职权可言？但是去年肃反，仍然怀疑我们同外国人有勾结。我参加人民海关工作后，曾经写了一份自传，其中写了我过去同外人斗争和抗战期间我捐款给十九路军、东北义勇军、新四军的情况，有人就说我夸大其词。其实，这些都是真实的。 + +　　旧海关，按例，各关各口，每年每季每月，都送书面报告给海关总署。报告中都是关于地方风土人情、军事、旱灾、水灾等情况。总署就把这些情况编印成册公开发行，也发行到外国。解放后，就被认为这个工作是给外国人送情报。平常我们给外国人写英文信，一般都称呼Ｄｅａｒｍｒ·，下款署名是Ｙｏｕｒ　ｆａｉｔｈｆｕｌｌｙ这几个字译成中文是“亲爱的先生”，和“你的忠实的”。因此，就以此为证说我们同外国人的关系很亲昵，有勾结。其实，这是一般的国际交际用语，周总理在外交往来上不是也常称外国人“亲爱的”吗？ + +　　主观主义还表现在机械地搬用别国的经验，比如新近草拟的海关法草案就是如此。 + +　　海关总署的党员领导干部在官僚主义上的表现：领导上对非党群众很不接近。仅在署务会议上，对少数人作一些报告。对民革工作根本不过问。李副部长曾对我说：“丁老！老丁！你看了很多书啊！”当时我没好意思说：为什么不给我工作做呢！ + +## 党员自认为是特别材料　把非党干部看得太低了 + +　　有些党员，正如斯大林所说，觉得自己是用“特别材料”作成的。我觉得他们与别人是不一样。但也应该研究研究是什么“特别材料”。他们总觉得“老子天下第一”，“天下是老子打的”。他们骄傲自满，这就是他们与别人不同的地方。 + +　　党员对非党人士，不从发展看问题。常常背后骂我们“落后分子”，把我们估计得太低了。当然，决不能说我们比党员高。但是，我可以自傲地说，我的觉悟是有所提高的。不然，我今天就不敢说这些话，就会害怕说了这些话明天挨斗。这也是我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半年的结果吧。 + +　　我希望党员要把我们看成是同他们一样地爱国的中国人。如果我们不爱党、爱国，我就不讲这些话了。我们完全是志同道合的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我们的“志”都在于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应该都是同志。严格地说，党员和党员是同志；广义地说，大家都是同志。 + +　　我的第二点希望，就是不要把非党人士估计太低。他们是有进步的，有用处的。 + +　　以上两点，我相信党一定能作到。只要作到这两点，深沟也能填平，下雨也不会渗进去，墙再高也会拆掉。 + +## 不声不响，偷梁换柱把总署降成了局一级 + +　　我不是来争权夺利；可是，我对外贸部的领导关于海关总署的机构人事问题是有意见的。过去海关总署直属政务院，对我也是副部长待遇。海关总署归并到外贸部时，周总理曾说，海关总署的政治待遇不动。后来叶老来署，在署务会议上也亲自说，海关总署人员待遇不变。可是，合并以后，部里的人事处无形中把署降为局一级的了。工资虽然没变，政治待遇却低了。这简直是不声不响、偷梁换柱的作法。其实，变也可以，应该交代一下，叫我作科长也可以。 + +　　到底海关总署人事归谁管？各关干部待遇和升级由谁管？各关关长，甚至随便被地方调走了我也不知道。有时一个关的领导干部都调走了，我也不晓得。 + +　　部里对民革等民主党派的工作也不重视。很少征求民主人士意见。 + +## 署长太多，人浮于事　三反、肃反应早结案 + +　　我觉得海关总署的署长太多，人浮于事。原来说只要两个署长，现在是四个。是不是因为部内人多了无法安插？如果是这样，可以把我调走。我是农家出身，愿意到乡下去。 + +　　我很少参加部务会议，希望今后能参加。有些业务电报我也看不到。我也是重要领导人，如不了解方针政策，就不称职。 + +　　我感到部、局的领导同志对免税问题很感兴趣，常常随便批准免税。事关国税，无论对私人免税和公家免税，都不应太宽。 + +　　此外，三反、肃反的时候被斗的对象，还有个别未结案的，这些人心绪很不安。三反时有一个人被认为贪污送到法院，法院判无罪。但海关总署既不上诉，也不执行判决。肃反时有些人被怀疑而实际上没问题的，也有些未作交代。这些人也对党不满。为了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努力，对这些问题应作交代。 + +　　 ----来源：195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第4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39.txt b/CCRD/1/3/2/00053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f7e0cb2e8f4c1f8d52bed1b7a74b37a35552b16 --- /dev/null +++ b/CCRD/1/3/2/000539.txt @@ -0,0 +1,13 @@ +# 做错了的就承认错误 能解决的就积极解决　北京大学整风开始深入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１７日下午，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会邀请校内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工会委员会主席、团委书记、学生会主席座谈，讨论进一步发动群众，检查学校党委过去领导工作的缺点和错误，帮助党组织整风。 + +　　座谈开始，学校党委会负责人江隆基说，从上一次召开全校教职员工及学生代表座谈会，揭发学校工作中的问题时，就已开始整风。前一阶段共开了三、四次小会，六次大会。他对于前次座谈会上大家所提的批评和意见，作了初步分析。凡已弄清楚那些是校党委领导上做错了的，就以自我批评精神，承认错误。如在“肃反”运动中，由于调查研究不够，曾经在全校大会上错斗了中文系顾牧丁和东语系刘振颖两位先生。问题弄清楚以后，也没有在全校大会上恢复他们的名誉。他说，凡是过去在运动中被错斗了的同志，均应在同样的会议上替他们恢复名誉。领导上也应该当众承认错误，并向被错斗的同志道歉。又如有些人提意见说，由于过去学校领导上对图书馆学系、国际关系史、心理专业等重视不够，使在这方面有专长的人不能发挥作用。他说，这问题是存在的，今后要研究解决。又如有些人提意见，对有些教授的工作安排不当，如东语系教授金克木，他擅长印度哲学和印度文学，而让他去教印度巫尔都文；中文系教授周祖谟，他擅长不一定全在于现代汉语，而只让他教现代汉语……。江隆基说，这些意见是正确的，对个人工作安排不当的情况，在其他教授或其他教学人员中也存在，应该积极设法解决。其他如大家对于工作和生活条件、学校校风、民主生活、学校制度等各方面所提的批评和意见，他都表示要贯彻边检查边改进的精神，积极设法改进，并鼓励大家继续对校党委领导上所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进行揭发和批评。 + +　　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更多的揭发校党委领导方面的缺点和错误，会议在讨论安排当前整风步骤时，确定从目前直到暑假以前，运动仍集中对校一级党员领导干部提意见。以后，才开始一般党员的整风。在暑假以前这一期间，校党委决定分头召开教职员工及学生代表座谈会，同时，也责成各系党总支分头召开同样对象的座谈会，充分发扬民主，使大家畅所欲言，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帮助党领导克服缺点，办好学校。 + +　　会上，参加座谈的人都踊跃发言，对于进一步研究学校整风到底应以什么为重点问题和整风与工作两不误问题，发表了很多意见。学生会主席赵震江说：学生座谈会希望能提前进行，因学生考期逼近，既要帮助党整风，又不能耽误学习，时间要安排恰当。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40.txt b/CCRD/1/3/2/00054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9c541d9f876df4ebd6fc7f208d6d41e6511d383 --- /dev/null +++ b/CCRD/1/3/2/000540.txt @@ -0,0 +1,15 @@ +# 鞍山市干部对大胆“鸣”、“放”顾虑重重 + +　　<新华社> + +　　新华社鞍山21日讯　新华社记者徐放报道：目前鞍山市的工程技术人员、文化艺术界和厂矿干部中，对大胆“鸣”、“放”还存在着重重顾虑。18日在一次演员座谈会上，鞍山市评剧团老艺人纪乃庚，在发言前要求会议主持人在他的本子上签个名，他说，我发了言将来遭到打击报复时好找人撑腰，以免丢掉饭碗。他叙述了过去曾因提了意见，遭到剧团的领导人的打击报复，甚至要把他撵出国营剧团的情况。他说：我家里人口多，生活困难，很害怕丢掉饭碗。这次座谈会召开前，这个剧团的团长不愿意通知演员去参加会议。团长说：这几个人能代表剧团吗？反映的情况一定有片面性！ + +　　鞍山市的一万多名工程技术人员也显得非常沉寂。在一次工程技术人员的座谈会上，工程师夏侯刚说：在我们这里根本没有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过去领导上也曾征求过意见，我们谈后，有的解决了，有的记了一笔账，以后把这笔账翻出来扣上一顶帽子。这样谁敢言，言了又怎能尽呢？黑色金属矿山设计院的工程技术人员怕提了意见后挨整，在座谈会上发言很少，回到宿舍后才开怀畅谈。他们要求党委先进行一次检查，看清党委的态度后再提意见。 + +　　在鞍山工商界座谈会上，代表们提意见时更加躲躲闪闪，东兴铁工厂副厂长王秀峰说：工商业者还处在改造中，大胆提意见怕被扣上不虚心接受改造、搞坏公私关系的帽子。当他提到党员的缺点时，他不愿意指名，别人让他大胆说，他只肯讲一个姓。 + +　　鞍山市不少党员和党委机关还存在着保守思想，不敢放手让群众提意见，不久前在鞍山市的一次政协会议上，鞍钢的一位工程师批评了中共鞍山市委、市人民委员会和鞍钢领导工作中的一些缺点。这位工程师本来是代表小组发言的，因为他的发言稍微尖锐了些，有些党员就沉不住气，向主席团递了几次条子，说他不能代表小组发言，只能代表他个人。在休会期间，有些党员干部对市政协主席说无论如何要反驳这个工程师一下。 + +　　鞍山市新闻界也在14日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记者们在会上提出了在采访中遇到的各种刁难事件。会后，鞍山日报记者写了一条消息准备发表，但中共鞍山市委因为消息内提了几个党员干部的名字，认为这与和风细雨的整风方针不符合，这条消息到现在还未被批准在报上发表。 + +　　 来源：1957年5月23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41.txt b/CCRD/1/3/2/00054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4f840242a3f7b10a058bb46bd93368c0ef0d254 --- /dev/null +++ b/CCRD/1/3/2/000541.txt @@ -0,0 +1,23 @@ +# 广州市中学教师应邀参加座谈批评行政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 + +　　本报讯 5月18日下午，市政协召开了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座谈会。座谈会由市政协常务委员廖奉灵主持，分两个小组进行。出席这次座谈会的教师们作了热烈的发言。 + +## 措施经常变动　教师无所适从 + +　　许多教师在发言中说，教学方针、计划经常变动，变动后又不经过大家充分研究，就要教师们去贯彻，因而影响了教学质量。市第二师范学校劳镕泉说：师范学校大大小小的变动我已经记不清了，总之是超过了三次。比如师范学校的发展方针问题摇摆不定，1952年打算办速师，当时教育局邹平同志用电话通知我们马上办，后来一收缩，结果毕业生派不出工作，有的留校再读，有的做了其他工作。广州教师进修学院王祥珩说：教育方针的改变没有通过大家研究讨论，就主观地确定了，如中学考试制度的改变、班级簿的建立，尤其是期终对学生的评语来回变动好几次，弄得教师思想很不明确，无所适从。 + +　　广州教师进修学院王祥珩接着指出教育局很少有入深入下层，今年到我们学校来了个视察小组，只向教师们征求对学校的意见，很少了解教师的工作情况、困难，最后做了个四平八稳的总结报告，一点也没有接触实际，因此，引起教师们很大的反感。“教育通讯”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对女一中的政治思想教育恭维备至，但是我们学校许多老师认为不切合实际。广州第一师范学校李树说：教育局把师范学校当做普通中学看待，让我们和普通中学教师一起听政治、业务报告，要知道中等师范学校的任务，与普通中学是不尽相同的，教育局只做到一般地领导，没有做到具体地领导。广州二师劳镕泉补充说：教育局对师范学校不重视，业务方面的指示、统计等工作和普通中学一样。比如最近送来的一份表报，要填写应届毕业生升学、就业、自学的人数。这个问题，在本校是不存在的，弄得我们啼笑皆非。 + +## 教育局只求使用　对教师尊重不够 + +　　第一石油工业学校林瑞铭说：教育局对教师是不够尊重的。1954年调我到石油学校，教育局人事科首先就对我说，学校设备如何好，教工们有新房子住。我说，抗战时期三家人住一间房子的生活我都过过。他见我不以为然，又说：去石油学校是当教研组长、我说，十几年校长我都当过了；好像我教学只是为了名利，因此增加了我的抵触思想，使我不愿去石油学校了。他见名利对我都不起作用，就加压力，说我的调动已经确定了。我认为这是对知识分子的使用问题。女一中陈永汉对教师的政治学习问题提出了小少的意见，他说：政治学习对教学有直接帮助，但是系统地政治理论学习，经常地被中止了。对于学习方法、制度也提出了意见，他说：政治学习强调集体学习；报告很多，但一般讲课的水平都不高，还不如自己看文件。建议以后改用函授的办法进行理论学习，不强调集中学习。大家还提出了教育局对业务学习不重视。四中曹北槐首先提出教研会成立以后，活动时间没有保证，音乐课的公开教学一直没有搞起来。教师的生活，教育局也是不关心的。第二十一中学蒋克新说：教育局从来不关心教师的健康，我校患肺病的老师逐年增加。 + +## 教师对党员提意见　被看作反党反人民 + +　　八中余任夫说：八中有些负责领导工作的党员，只亲近团员教师、青年教师，疏远老教师，只亲近惯说好话的教师，疏远不随便说好话的教师，形成了党与多数教师的隔阂，多数教师有作客思想，常常疑虑，不安。我校过去曾有过党员派人监视部分教师的事实，使得大家不敢往来，要拆去这堵党群间的墙，党员应先动手，因为墙是他们筑起来的。八中陈培泽补充说：八中的党、团之间互相包庇。前任八中校长想当模范，又一预备党员也要当模范，他们互相把缺点一笔勾销了。在会议上，向党员提意见的人，被扣上反党反人民的帽子。广州教师进修学院张兆驷接着说：有的党员把个人与党相等来看，向他们提出不同意见，就说你反党反人民。我也曾受过这种气。在文教干部训练班时，我是有收获的，这点要感谢党。在学习中，领导说小组长是代表党与政府做事的，你们反对小组长就是反党反人民，但训练班结束时，又提出要我们向小组长开炮，弄得我们不知如何是好。这是党员自己破坏了党的威信。 + +## 教师想鸣也想放　苦无机会与园地 + +　　八中余任夫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中学教育界方面一直是一片沉寂。是不是没有可“放”可“鸣”的东西呢Y我看不是。主要原因是：教师们想鸣，苦于挤不出时间；没有“鸣”和“放”的环境气氛。春风不到，放不得，“绕树三匝、无枝可依”鸣不得。第一女子中学陈永汉说：教育工作者鸣得太少，是因为给鸣的方便太少，我参加两次座谈会，大家都抢着鸣，我一直没有机会鸣，到今天才鸣一鸣。我们鸣是应该有一点鸣一点，要为我们辟一块园地，我们是有很多东西鸣的，比如二部制怎样搞得好的问题，就需要鸣。 + +　　 来源：《广州日报》1957年5月2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42.txt b/CCRD/1/3/2/00054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487cf77b678835383f3c407c21c48883a216fe7 --- /dev/null +++ b/CCRD/1/3/2/000542.txt @@ -0,0 +1,75 @@ +# 拆掉党和高级知识分子之间的高墙 + +　　本报讯 中共广东省委员会书记陶铸同志于5月18、19两天，分别在华南师范学院和中山大学与教授们举行了座谈会。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员会的决定，省委书记冯白驹、区梦觉、赵紫阳等都要分别到广州市的高等学校去同教授们谈心。 + +## “墙”的形成 + +　　在座谈会上，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董每戡说，在党群关系上，许多党员有两付面孔，造成党群中间有一堵墙。平时，党员们是封建时代的寡妇面孔，不苟言笑，就是笑也是脸笑心不笑，皮笑肉不笑；搞运动时，是屠夫面孔，令人害怕。其次，有两种作法，要大家提意见的时候，就想尽各种办法，动员大家把心里话说出来；运动一来就当作材料来“整”。第三，有两种法律，党员犯错误，检讨了事，多次检讨以后还是坐“直升飞机”，提拔很快；非党人士如果被抓到了小辫子，就要挨整。很多非党人士的顾虑，就是由此产生的。 + +　　华南师范学院教育系心理学教授余文伟说，“墙”的形成，党和群众都有责任。从党的方面来看，首先是由于党的领导同志没有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只凭少数人反映，很多人连党委书记是谁也不知道，这样怎教人向党委提意见?这说明党委是脱离群众的。其次，有些党员，特别是新党员，自高自大，有特权思想，不善于和群众做朋友。党委领导上还分配了不少年青的党员、团员到各系去了解情况，但他们的马列主义水平能比我们高多少?他们能否了解专业的情况、老教师的情况?这种做法只有伤害老教师的感情，使大家不敢说话。“墙”就是这样慢慢竖起来了。 + +　　中山大学西语系教授蔡文显也倾诉了学校中党群关系不正常是普遍的现象。他说，一些人一入了党就不同，很少和群众谈心。俗语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又说，“礼尚往来”，党、团员只是向你了解情况，但是，他们的心事却莫测高深。在这次学习中，党、团员一言不发，党组织领导上和群众都愿意把中间的墙拆掉，党员也应该把心事和群众谈谈，一起动手拆墙。 + +## 要学会关心人 + +　　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吴剑青对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提出意见。他说，在团结知识分子的方法上，党中央提出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但有些领导同志第一个团结还没作好，便批评人家，动机虽好，但效果却不好。过去领导上虽然主观上要和知识分子搞好团结，可是，对他们没有感情，没有和他们交朋友，这样就难收到效果。领导上和群众交往只是要群众反映情况，却不谈自己的事，这是不是怕失掉党性，怕立场不稳?要办好师范学院，今后领导同志要多和群众谈话，互相得到了解。 + +　　中山大学钟期伟教授说，听说陶铸同志要来和大家开会，许多人前一天晚上都兴奋得睡不着，觉得有千言万语要说出来。他说，共产党的优良作风，稍有良心的人都会看出来的。党所缺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特别是党与非党人士之间的感情。人非木石，只有调动起人的感情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他要求党关心高级知识分子不应当只限于发票看戏，更重要的是有效的、及时的帮助解决教学与科学研究上的问题。 + +　　华南师范学院教授黄明慧认为自从去年上级到学院检查工作，纠正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偏差以后，学院领导的作风还是改变得很少。这表现在领导干部了解下情不够，目前群众还有思想顾虑。黄明慧认为领导主观上是想办好学校的，但是由于对办好学校必须依靠老教师的观点不明确，教师和学院关系不密切，领导上对了解人、帮助人、关心人的工作作得太少，无法调动积极因素。 + +## 怎样拆“墻” + +　　许多教授都批评学校党委光看知识分子落后的一面，对知识分子7年来的进步则估计不足。中山大学中文系代主任商承祚说：在学校中每个教师都有个“资料袋”档案，有什么任务要交给他们时，就要翻翻资料袋，旧账一翻，就不敢信任他们了。我想“资料袋”可以分为两份，把过去的一份包起来，考虑知识分子的问题时不要再翻旧的，首先应该考虑他们进步的方面。这样，党与知识分子中间的墙才不会越筑越高。他又说：墙是从两方面筑起来的，但是我认为共产党堵的是砖墙，非党人士堵的是泥墙。谁先动手拆墙?共产党应该先拆，因为泥墙一扳就倒，知识分子是信任党，愿意跟着党走的。 + +　　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蒋相泽是解放后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他也批评前党委书记龙潜粗暴地抹煞知识分子进步的一面，他说：有一位教师看完苏联展览会回来，说了两句闲话，就被龙潜大训一顿，说现在有些人在这里工作，心里还在想他的美国、英国。蒋相泽说，龙潜同志忘记了、抹煞了我们想中国、爱中国这一点，没有这点，我们就不回来了；他还把我们回来以后的进步表现也抹煞了。 + +　　华南师范学院体育系副教授黄启宇说，我是留美学生，我在1950年响应周总理号召回国，但是师院中的党委毫无根据地推测，认为：留美必然崇美，崇美必然听美国之音，必然有黄色思想。因此，在思想改造中，我成了“思想老虎”。 + +## 神龙首尾不见 + +　　中山大学蔡文显教授提出了非党人士有职无权问题，他说：我参加校务委员会和系务委员会多年了，但是，我只是听会，因为许多事情党组织都先谈好了。至于事情究竟是怎样决定的，以后怎样做，我们都不清楚。俗语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话，而我们则首尾都不见。非党人士做了系主任，权却在党员秘书手上。最后，他还认为在政治待遇、物质待遇上，党员与非党人士都未能做到一视同仁。他说，从1953年到现在，增加工薪、提升级别最快的都是党员，其他人膛乎其后，知识分子对钱是不大计较的，但被评为第五、第六级教授，深夜扪心，十分难受。蔡文显教授建议在高等学校中要把党委会的领导与教授治校结合起来，党委会决定方针政策等问题，让校务委员会和系务委员会负责教学和科学研究问题，充分发挥教授们的积极性。 + +## 两只耳朵都要开放 + +　　中山大学地理系教授王正宪说：广开言路是整风的必要条件之一，可是中大的党组织过去没有很好发扬民主。他指出前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龙潜压制批评的事实，他说，龙潜刚到校时，每次作报告，我都提出积极的意见，批评他言辞不雅，希望他改进。可是，龙潜没有引以为诫，反而以不文雅而自豪。在肃反运动中竟诬蔑我组织小集团打击领导。王正宪说人长两个耳朵是为了要听两面的意见，但是，党委只开了左耳，只听党、团员的意见，封了右耳。今后两只耳都要开放。党委的负责人要具备最低限度的常识，要有一定的修养，气量要大些，要虚心些。 + +　　中山大学西语系雷沛汉教授叙述了他所受到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折磨，他说，如果不是周总理，我现在还得蹲在农村，不能在中大发挥自己的所长。他说，即使我受过这些折磨，但我始终是信仰马列主义，信仰共产党的。我相信党一定能倾听群众的意见，克服这些缺点。 + +## “特殊材料”成了特权思想的“理论根据” + +　　中山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林楚君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造成的”这句话，是说别人做不了的事情共产党员能做到，可是宗派主义者却把这句话理解为党员高人一等。他还指出，现在党组织的领导干部不接近群众，只根据一些“积极分子”的反映。一些党员接近群众也是为了搜集情况向领导上反映。一些人就是因为这样不愿接近党员。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 + +## 领导怕“放”群众怕“整” + +　　许多教授指出，学校领导上对发动群众大放大鸣和对整风是顾虑重重的，中山大学物理系教授古文捷说：中山大学领导上对整风是有顾虑的，向教职员工传达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打了折扣，对关于罢工罢课的问题不敢谈。在学习过程中，大家提了许多意见，却没有向全体教工宣布如何处理，也不在校刊上报道。党委是不是还对知识分子不放心呢?群众现在还有顾虑，主要是怕戴帽子，怕报复，怕先“放”、后“收”、再“整”。 + +　　中山大学中文系詹安泰教授说，有些党员对整风有顾虑，那也是容易理解的。解放后，只有党员整别人，没有别人整党员，一下子来一个“大放”，思想不是那么容易通的。他提议党内整风时，有那些东西可以公开的就公开，就算是丑恶的东西也可以摆出来，因为过去思想改造时高级知识分子也曾摆过自己最丑恶的东西，那对知识分子大有好处，丢掉不少包袱。 + +　　华南师范学院教授袁浚批评师院对“整风”缩手缩脚，他说陈唯实院长在作学习动员报告时提出三点，结果只说了两点，最后一点，学习的目的却没有说出来，弄得大家不明不白，不知道应该怎样搞。 + +　　华南师范学院徐光仁教授说：这次运动一开始，就有人强调要“和风细雨”，激动一点就加上不从“团结——批评——团结”公式出发的帽子，这就难以使人把一直藏在心里的话直爽地恰如其分地倾吐出来，对广开言路是会起阻塞作用的。 + +## 领导不能安于“外行” + +　　华南师范学院许多教授批评师院领导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 +　　张为纲副教授指出：陈唯实院长来师院已经5年，在领导教学工作方面不能再安于外行了，应该变成内行的领导才对。他还批评陈唯实不习惯接近群众，他说：陈院长是知道这个缺点的，但他却一再强调自己没有接近群众的习惯。我们曾多次要他多接近群众，可是他却“虚心接受，坚决不改”。张教授指出，师院领导没有抓好教学工作，陈院长要负很大责任。 + +　　华南师范学院黄如文教授还批评院长们不务正业，怕接触教学。一接触到专业问题，虽然表示谦虚，但不解决问题。他说，我们希望得到帮助，但不是讲讲客套话就算。他指出，领导不下系、组研究工作，光靠会报，而会报的又只是年青的党、团员，这就造成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 +## 老教授的呼吁 + +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吴重翰为老教授呼吁，他说，解放7年多来，我们老教师都是郁郁于心的。老教师在旧社会的旧关系多，尾巴长，大多被加上思想落后等等罪名。因此，老教师连头都不敢露出来，我们很像旧家庭中的老奴一样，上有老爷太太，下有少爷、小姐，讲了话不管正确与否，都要挨整。老教师最怕的就是那些“积极分子”，他们动不动就向党反映老教师怎样怎样。依靠积极分子是对的，但是积极分子也很复杂，有两重性：党的助手和党的打手。党需要的是助手，不是打手。他最后希望党对一些失业的老教师给予温暖，使他们得到工作的机会。 + +　　华南师范学院教授方万邦也倾诉说，过去领导上依靠行政干部重于教师，教师中党员的青年教师最吃香，其次是非党员的青年教师，再其次是中年教师，最倒霉的就是老教师。领导上对老教师只是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强调要又快又好地培养青年教师，但不给老教师提高和进修的机会，教育者不先受教育，怎能发挥力量呢! + +　　华南师范学院教授萧锡三、廖华扬发言指出，在肃反运动中不少知识分子心上受了创伤，这决不是说句“对不起”就可以冰释的。这是由于华南师范学院领导上三大主义特别是宗派主义在作祟。所以克服三大主义是非常必要的。 + +## 党员应先动手拆墙 + +　　陶铸同志在这两个会议上发言，恳挚地希望教授们帮助党整风。他说，病人有病，自己是知道的，但知道得不够清楚，要医生诊断。共产党和知识分子起码是7年的朋友了，共产党有什么成绩，有什么毛病，朋友是清楚的，所以要请朋友帮助整风。陶铸同志诚挚地希望教授们大胆地尖锐地揭露矛盾，他说：有些同志顾虑报复，但是，从整个党组织来说，报复是不会有的。他还说：过去知识分子在各项运动中受了委屈，伤了感情。但是，“疾风知劲草”，经过这些运动之后，所谓“旧知识分子”的问题已不存在了。高级知识分子是全心全意跟共产党走的，今后，我们一定能和知识分子搞好关系，做知心朋友。他还批评了一些党员的骄傲自满情绪，不向专家学习，不懂装懂，对待知识分子方式简单粗暴，造成党与非党人士的隔膜。陶铸同志号召高等学校中的党员要首先动手拆“墙”，他说“墙”是党员先筑起来的，所以党员要先拆。但是，不是一声口令就能拆掉的，拆“墙”也是思想改造过程，风整好了，墙就没有了。陶铸同志希望各校继续讨论，让大家把积了7年的话都放出来，把矛盾揭发出来，大家同心合力把矛盾解决好。 + +　　在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叶佩华、杨荣春、林伦彦、方辰、汪德亮、唐陶华、叶桂燧、谢健宏、张迪懋、邬学毅、罗克汀、高铭元、周郁文等30多位教授。 + +　　（来源：《南方日报》1957年5月22日。原题为：“拆掉党和高级知识分子之间的高墙：省委负责同志分别到高等学校倾听教授意见　中大、师院两校教授连日开座谈会大放大鸣”。）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43.txt b/CCRD/1/3/2/00054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b49e5a1561e3795b72402251f0d20296d90c1ab --- /dev/null +++ b/CCRD/1/3/2/000543.txt @@ -0,0 +1,33 @@ +# 第一条船平安无事：本市工商界鸣放起来 + +　　<高错> + +　　本报讯 五月十八日晚上，市工商联的礼堂里挤满了三百多位工商业者。这是北京市工商界学委会召开的第七次理论研究员(扩大)会议，座谈当前工商界中“鸣”“放”的主要障碍是什么？当前工商界存在着哪些主要矛盾。 + +## 怕围剿是多余的顾虑 + +　　公私合营裕生祥电机厂副厂长吴金萃第一个站起来说：“我们不要怕围剿，因为这样作法是违反党的方针的。打击、讽刺是可能有的，但我们可以冷静地讲清道理，讲了还要讲，一直到将问题正确解决为止。如果有人不让我‘鸣’，我就更要大鸣，因为党是鼓励我们‘鸣’‘放’的。有人讲，吴金萃的文章(指“大公报”五月七日发表的“怎样看工人阶级?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的文章)是第一条船，如果开出去安然无事，我才敢跟着出航。”他说：“现在我不是平安无事吗?怕围剿是多余的顾虑，大家可以大胆的‘鸣’‘放’。他的话激动了大家鸣放的热情，于是，一个接着一个，争先恐后的发言。 + +　　市管件厂供销科副科长姜宏林说：“市工商联的领导人还没有‘鸣’出来，这是北京市工商界鸣放的最大障碍。”他说：“工商联应该是我们的娘家，但现在是我们的后娘，对中下层的困难不关心，对下面提出的问题不是扣帽子，就是只说说风凉话。他们对党和政府报喜不报忧，所以使工商界的一些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更扩大了。” + +　　宝源涌油盐店经理陈东海说：“工商联是代表全体工商业者的利益的，但现在只代表了较大的户，没有代表我们中小户的利益。工商联脱离了我们大多数群众。”在印刷工业公司工作的楼有璘建议工商联正副主任委员多到小户去看看，了解小户的困难，替小户说话。 + +## 要正确估计资产阶级的积极性 + +　　艺华乐器厂厂长张焕尧说：“我承认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但现在的问题是对我们的积极一面估计得太不足了。有些教条主义者硬说我们公私合营后，因为企业交给了国家，所以才唯唯诺诺，不负责任；但是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他们有没有具体分析过私方人员在工作中遭遇到的无数困难呢？现在不管开什么会，做起报告来，总是对我们的积极表现说得很少，对消极表现四点、五点说得很多，而且是找了少数小户工商业者违法的事实套在我们全体民族资产阶级的头上，这是教条主义扣帽子的办法!老实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有很大进步的。只要想想，作为一个资本家，自愿将企业交给国家，这里是经过了许许多多剧烈的思想斗争的。但有的人说：‘你本来是剥削来的，交出去是应当的。’这样的认识太简单化了。积极性是跟生活的提高分不开的，现在的工人虽然比我们的生活还苦，但是在一年比一年改善；我们工商业者的生活则是在下降的，但我们还能咬着牙积极工作。对我们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真该有一个正确的估计了!” + +## 公方切忌好吃“糖衣” + +　　市木材工业公司门市部主任袁义之说：“有些公方代表是偏听偏信。现在企业里有一种善于奉承的人，他们围绕着公方代表乱汇报，我们精神上好像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但公方代表却认为这些人才是真正靠拢党的。有个私方人员参加了‘工商界短期讲习班’，有次他谈出了老实话，他不是想来学习，而是‘逃生’来的，因为他在企业里实在呆不下去了，在讲习班学习可以‘逃难’三个月。”袁义之说：“我听说过一句话，叫做‘国家干部不要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打中’，我认为现在的公方干部正要首先除掉爱吃‘糖衣’的习惯；他们不再爱听奉承的好话，才能不被糖衣炮弹打中。” + +　　他还批评有些公方干部打“一两官司”，他说：“公私合营寿材厂的公方代表家庭生活并不困难，但长支了很多钱。这个厂的私方人员原来很多是小户，一般是真正有生活困难才来借支，但公方代表的秘书却投稿在‘北京日报’上说：寿材厂私方人员挥霍浪费。我要问：到底是这个公方代表挥霍？还是这个厂的私方人员挥霍？” + +## 不是“三个主义”是“五个主义” + +　　会议开得越来越热烈了，沉默着的李箴石站起来了，他是公私合营纸品加工厂的副厂长。他说，根据他亲身的经历，不仅有“三个主义”，而且存在着“五个主义”。他说：“我们厂的公方代表，大权独揽，一意孤行，把企业搞得一团糟。从去年九月起，我就几次向市委和地方工业局反映，但市委一而再、再而三的只将案件转达给专业公司(文化用品工业公司)处理，从没有派人下来直接了解一次情况，结果问题越来越严重；这是不是官僚主义呢?文化用品工业公司先是主观主义地认为这个公方代表是好党员，以后调查清楚了，又宗派主义的偏袒这个犯错误的党员。他们对工厂严重存在着的生产问题一直不过问，却只是来调解我和这个共产党员的关系。这是不是‘调解主义’呢？我也曾将工厂的问题反映给‘北京日报’和行业公会，但他们都是照抄照转，至今没有片言只字答复我，这是不是‘传达主义’呢?厂里的问题我一共反映有三十多次了，写的材料共达十万字，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混乱了。今年二月，一个高温车间失火；三月间，另一个重点车间发生严重质量事故，一共损失达七、八万元。现在工厂生产已陷于瘫痪，隔日无粮，穷苦万状，这是谁造成的呢?” + +　　最后，他念了五首诗，其中两首是这样的：“抗拒改造金箍咒，泪水惟向腹中流，欲往西天明心愿，墙高沟深何路由。” + +　　“上衙惟信党人心，群众莫非落后人，十万御状传五路，石沉大海了无音。” + +　　 来源：《北京日报》1957年5月2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44.txt b/CCRD/1/3/2/00054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b68037fad9048682dcfe5d045e469502f666858 --- /dev/null +++ b/CCRD/1/3/2/000544.txt @@ -0,0 +1,45 @@ +# 工商界座谈会上展开争论: 资产阶级有没有消极性？　公方代表要不要撤除？(第四次座谈)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于昨日（１８日）举行了第四次座谈。会上有六个人发了言。 + +　　第一个发言的是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李国伟。他对计划生产提供了两点建议后，又对工业生产计划和手工业生产计划的平衡问题发表了个人的看法。他说：我国人口众多，发展手工业生产是十分必要的；发展手工业生产，不仅可以解决部分人的劳动就业问题，而且也可以使国家充分利用现代化的设备，来发展重工业。 + +## 马春霖不同意毕鸣岐的意见:资产阶级离开党的领导是无能为力的 + +　　接着发言的是沈阳市工商联副秘书长马春霖，这是他参加座谈会的第二次发言。他不同意毕鸣岐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估价的提法。他说：毕鸣歧认为当前有不法行为的，是那些觉悟不高、政府管理不严的自负盈亏户，不是真正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代人受过”未免有些委屈。我认为这是“五十步笑百步”，过分强调资本家交出企业的积极一面，忘掉了资产阶级思想本质，忘掉了大户也是从小到大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我认为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积极一面，所以才能接受改造；又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消极一面，所以就必须改造。这是一个接受改造和必须改造的问题。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能有今天，能有本事作为一个公职人员，能光荣的参加政权，要感谢的是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很难想象，如果不是共产党掌握政权，我们民族资产阶级会变成什么样子。也许我们之中绝大多数会走到“日出”里潘经理的下场。我认为这是发展规律问题，我不承认是自卑感。敲锣打鼓公私合营以后，我感到的不是掉泪，而是工资开得出去了，生产正常了，劳资关系改善了，工作顺利了，坐轿子的还坐轿子，甚至赔了钱还可以拿定息，我倒是觉着能力不够，毫无苦水可吐。 + +　　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是个比较有文化有技术的阶级，是中国的财富；但这是就整个阶级来说的，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限于阶级本质，吊桶老是七上八下，患得患失。就经营能力来说，我们是由盲目经营走向计划生产，是由直线管理走向区域管理，是由家长式独裁走向民主集中；是由大胜大败宿命式的经营走向经济核算制。这一套计划生产、区域管理、经济核算制、民主集中制，以及什么流水作业、技术财务措施计划等等，对我们都是新的。我在资本主义国家留过学，还专攻过工厂管理这一门课程。公私合营二年来，我感到真是追随一年，胜读十年书。我认为我们民族资产阶级离开党的领导是无能为力的！ + +　　现在我们听到积极一面，总觉着舒服，甚至就自高自大起来；而听到消极一面，老觉着刺耳，甚至要“分庭抗礼”“取而代之”。说句良心话，公方也够苦的，一方面要完成国家计划，一方面要团结我们做好改造工作。从团结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这个公式执行起来并不简单，有的情况不同，有的接受的程度也有所不同。我认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下自我批评”。 + +　　他说：我百分之百赞成开这样一个会，大家有鸣有争，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双方苦闷隔阂是可以解除的。 + +　　最后他说，公方代表是彻不得的，党的领导更是不可缺的。因为我们离开党的领导是无能为力的。 + +## 许汉三批评某些党员看不到党外人士的向心力 + +　　民主建国会许汉三首先批评了统战部工作中的缺点。他说，几年来，民主党派中是培养了一些骨干分子，这些骨干分子多数人是好的，但也有不少的人逐渐地脱离了群众，还有些人不能真正代表群众的利益。这个帐应该算在统战部的身上。他认为：不少参加民主党派的共产党员，修养差，有优越感，批评不得，竟有人说，批评了党员就是反党的行为，反党就是反革命，在共产党员之间，也很少开展批评。这些不好的情况，统战部检查处理得不及时，也说明了有宗派主义。他认为：党与非党之间，有墙，而且也不大平等。他举例说：在某一件事情上，罗隆基曾表示态度说这件事即使周总理答应，我也不肯答应；后来竟有人批评他太骄傲了。党有威信，有吸引力，党外人士有向心力，可惜一些党员对党外人士的向心力却看不到。他在谈到资产阶级有没有两面性的问题时说，有两面性是肯定的；不过，许涤新在分析资产阶级消极一面的时候，忽略了对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工商界长期间形成的思想，企图用速成的办法来解决，这是行不通的；如果分析不具体，说服力不大，解决不了别人的问题。最后他说：今后对工商业者的教育，除了组织他们进行理论学习外，还应该多组织他们做一些实际生活的考察工作，多接触实际，对提高认识是有好处的。 + +## 宋莲甫说：消极性不仅资产阶级有，工人阶级也有 + +　　湖北工商联副秘书长宋莲甫举了五个小商小贩因生活困难而自杀的例子，建议政府要积极安排小商小贩的生活。湖北省一些中小企业职工工作时间过长，他建议政府规定轮流休息制度。 + +　　关于工商业者的两面性问题，他认为：作为阶级的消极性，不是工商业者独有的，工人阶级也有。因为中国工商业者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出身，他们在大鱼吃小鱼的社会里也是为了生活。因此，两面性不是工商业者独有的，要有大家都有。他说：有人说统战部统上不统下，统大不统小，是有道理的。被安排较好的都是上层人物。我们那里有的县把有的工商业者安排去搞文教卫生，是不是因为财经工作重要，不愿分给工商业者呢？这也是宗派主义的表现。最后，他建议对于工商联的性质要扩大宣传，中央有关部门的首长要经常下去，最好组织视察组，到省、镇以及偏僻的地方去看一看，多了解了解。他还建议多在一些县设立统战部，多配备一些统战干部。 + +## 经叔平不同意撤出公方代表 + +　　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经叔平说：有人提出，为了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是否在合营企业中只提工作关系，不提阶级关系。还有人提出，是否在合营企业中加重私方人员的责任，不要公方代表。我不同意这种提法。阶级关系是客观存在，目前合营企业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私方人员拿定息，拿高薪，没有阶级关系，我们就得不到这些。当前不是承认阶级关系存在不存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的问题。现在有公方代表，他们多负了一些责任，私方就感到有职无权。可是，公方代表当真退出去，私方人员是否就能把全部工作担负起来，是值得考虑的。大家都知道，公方来了，工人敲锣打鼓欢迎，工人感到自己当了主人，生产起了变化。没有公方代表下厂，私方人员是起不了这种作用的。而且公方代表国家，处理问题考虑几方面的利益，使私方人员和各方面的关系也缓和了。这也是私方人员不能代替的。另外，社会主义企业的民主管理，走群众路线等等，对我们这些人来说，都是陌生的，公方代表要比我们强，我们向他们学到了不少东西。以上这些，都说明公方代表制度的作用是不能抹杀的。至于部分公方代表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和私方人员关系搞得不好，那是由于他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个人思想作风上的问题，应该提出批评，如不接受，可以要求政府撤换他，但不能取消公方代表的制度。不过，也可以在少数有条件的企业，如工会组织、党组织、民主管理委员会较健全、私方人员政治上较进步、业务较熟练的企业里试点，摸摸经验。 + +　　他说，共产党是个很好的党，但是也做了很多蠢事，那就是全部包下来的做法。比如湖南代表反映高潮后，有少数小商小贩因生活所迫自杀了。小商小贩生活困难不是在今天，他们所以早不自杀，高潮以后才自杀，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没能把他们全部包下来（事实上，我们国家这么穷，也不可能把他们全部包下来），又没有给他们自由经营的出路，因此才使他们感到无法生活下去。他说，要解决小商小贩生活困难的问题，不是光依靠伸手向政府要钱，而是要发挥社会力量，要给他们适当自由经营的出路，不要把自发工厂叫“地下工厂”；叫“地下工厂”就意味着不合法，而他们做的事是人民需要的，为什么不让他们做呢？政府要管，但不要管得太死。不要怕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要采取各种办法，是可以引导他们走正确道路的。关于工商业者的福利待遇问题，他也提出了一些意见。 + +　　最后，他说，有人批评统战部统上不统下。我认为不是统战面大小的问题，因为李维汉部长不能和所有的工商业者都一一握手。而是统战政策如何贯彻的问题。有些公方代表开会不参加是不对的。各地政协会议是统战性质的，但也没有很好发挥作用。这些都影响统战政策的贯彻。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问题，他建议在常委外再成立一些专门性质的委员会，解决各类专门问题。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多负一些人民代表的责任，少兼一些其他职务，不要只是开会发言，举手通过，每年出去视察一次就完了。 + +## 苏先勤说：私方人员存在消极因素　撤出公方代表对生产不利 + +　　武汉市工商联秘书长苏先勒在发言中首先对党表示感谢，他说：在党的教育下，几年来，我的几个企业先后合营了，现在我还担任一个专业公司的经理，感到光荣兴奋。接着他对公私关系中有无阶级关系以及公方代表要不要撤出合营企业的问题，发表了个人的见解。他说：近来有不少人提到过这样的问题，有很多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的看法是我们私方人员还没有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如果把私营企业说成是娘家，合营企业是婆家的话，现在娘家的关系是渐远了，和婆家的关系是亲近了。但这并不是说公私双方就没有距离。目前阶级关系是存在的，这种阶级关系不是人为的，而是客观存在。私方人员，要随时随地了解自己的阶级局限性，这样才能更好地接近公方。否认阶级关系，就是无视客观存在，这是盲人骑瞎马，是危险的。他在估计武汉市的公私共事关系时说：武汉市的几个大厂子，私方人员是有职有权的。当然也不是没有问题；有些问题的存在，是由于私方人员是否敢大胆负责，对政策领会是否深刻，工作是否深入，对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方法是否了解等条件决定的。不这样，即使有权也不行。他又说：私方人员在合营以后，积极因素增加了，但消极因素还是存在的。公私双方有矛盾，这也是必然的，否认矛盾的存在，不现实，对解决问题不利。最后他申明，不同意从合营企业中撤出公方代表。他说：私方人员受阶级性的限制，经验也不足，撤出公方代表，对生产是不利的。有许多工作，私方人员是不可能代替的。 + +　　座谈会在１９日（星期日）休息一天，２０日继续举行。 + +　　 ---- 原载1957年5月19日《人民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45.txt b/CCRD/1/3/2/00054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b1429d9556e5a61c0dd840befa17153d9aa3601 --- /dev/null +++ b/CCRD/1/3/2/000545.txt @@ -0,0 +1,23 @@ +# 鼓励鸣放、支持鸣放： 张仲良同志和工程师亲切谈心 + +　　<《甘肃日报》记者梁军、静存> + +　　《甘肃日报》记者梁军、静存报道：１８日上午和１９日晚上，在兰州饭店六楼会议室里，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同志和来自各地的十五位工程师们，一起畅谈了七个小时。这是不寻常的，十分愉快的七个小时！ + +　　“我们认认人，谈谈心，随便谈吧！”仲良同志顺手移动了一下椅子，富有风趣地说：“座谈座谈，坐下来谈吧！”说着就坐下了。 + +　　他们谈论的话题是：人民内部矛盾。 + +　　仲良同志和工程师们欢叙的是那样亲切，是那样动人！使人感到党确确实实在鼓励鸣放，支持鸣放。 + +## 党派之间有隔阂主要是宗派主义在作怪 + +　　铁道部第一工程局林文莹副总工程师说：“这次在整风运动中是不是可以对宗派主义多注意一下？现在，党群之间还是有隔阂的。”仲良同志插言说：“确有隔阂！”林副总工程师接着说：“党员领导干部偏听偏信，和大家谈心少。非党领导干部感到工作难做，群众也另眼看待。有隔阂，积极性发挥不出来，最后倒霉的还是国家。”他说，“知识分子的传统观念很深，常说：‘士为知已者死’，稍得一点温暖，转变很大”。西方大队张凯主任工程师说：“有些党员负责干部对党外同志表面客气，实际上信任不足，尊重不够；党组织很少发展工程技术人员入党，好像掌握技术，在政治上很难进步。”他举例说：“评奖，没有技术干部，这不恰当。”（仲良同志说：“那当然”）他还说，技术干部升级问题，“很少和技术负责人商量，有些人升的很不合适。重德是对的，也应重才，因为他要做工作嘛！”玉门油矿熊启钊工程师对派人出国学习，提出了意见。他说：“有人说，派人出国学习是主观主义，这是不好意思的说法，诚恳地说，我看应该说是宗派主义。有一个实习员被派到苏联学习采油地质，他的基础知识很差，为什么派他呢？因为他是党员。不恰当的人去了，就会浪费外汇。应该是才德兼备。”兰州炼油厂邵益主任工程师说：“关于原子能的报告，都叫党员干部去听了，我们想听，听不上。” + +　　很多人在座谈中认为党员负责干部应该消除偏见，和党外同志经常谈心。兰州铁路管理局冯俊达总工程师说：“党群关系上是有门坎的，我们应该提倡不拘形式的谈心。现在是太客气了，有意见不直接谈，要请个中间人转告。”省工业厅轻工业局马云庆工程师（回族）说：“我是在宁夏省制撤消后到甘肃工业厅来的，到现在没人找我谈过话，我在去年就申请入党，至今也没人问过。局里评先进生产者，评的是局长，但整理不出事迹来，奖给他一件背心，他没要（全场都笑了）。熊启钊工程师说：“玉门油矿有些同志害怕和共产党员接近，一怕说自己的坏话，二怕原则性太强，语必及义，三怕积累‘材料’，党群关系是紧张的，甘肃矿务局副局长事务缠身，也影响了进军。开始，一周一个下午向科学进军。后来又吹掉了。”仲良同志说：“应该研究一下，根据企业不同的情况，科学研究怎么搞，方法要大体定案。”冯俊达同志说：“定了还要坚持。”他又说：“甘肃省图书馆的资料应该加强，做到充实内容， 便利阅览。”仲良同志说：“他们有的书就是少一些。懂外文的人少，现有的目录也编不出来。”熊启钊同志对资料供应不足和限制过多也提出了意见。他说：“向科学进军，就需要资料，但这个问题不能解决。我们两次建议领导上修个资料室，都没下文。有些资料不应保密的也保密了。”仲良同志说：“是啊！什么东西保密要排个队，有些报上都发表了，他还保密。”马云庆同志说：“省工业厅向科学进军的工作做的很少。问题是缺乏组织领导，方向不明。科学进军应该为本企业生产服务。”仲良同志说：“是的，科学进军要为生产服务，和实际结合。” + +## 对国家建设要克服大少爷作风； 扯皮事件是一种无形的浪费 + +　　对如何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也是大家有兴趣的话题。林文莹同志说：“基本建设用地问题很多。我到兰新路去过。譬如戈壁滩就那么一小块好地，线路就打那儿穿过了。包兰路也有这个情况，为了节约，就近取土，地价又不贵，就把好水地占用了，水地在干旱区是很宝贵的。”仲良同志说：“这是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矛盾。”接着，林文莹同志说：“建设标准难捉摸。一阵风来了高，一阵风来了又低。铁路在兰州的两座办公大楼，是大屋顶，有人批评是浪费，我看，在个别地方表现一下民族形式，未尝不可。”冯俊达同志说：“第一工程局有个基地医院，兰州管理局的门诊部有病床，我看这两个可以合并在一块。”仲良同志说：“你搞一下、我搞一个，资本家不会干，只有我们干。这是大少爷作风，因为反正是花国家的钱。”熊启钊同志对这种分散主义也提出了批评。他说：“玉门有三个单位研究油田开发，以致力量分散。三家各有所长，设计院有专家，采油厂有实际资料，研究所的条件就差了。合到一块多好啊”！仲良同志说：“这是没有统一计划，没组织、各干各。”张凯同志也提出：在甘肃的地质队很多，分属中央各部和科学院，彼此不联系，就容易使工作重复和走弯路。李启贤同志说：“煤矿也是四家，也有矛盾。”仲良同志说：“是四马分肥，国家肥嘛！”马云庆同志说：“省油脂办公室设有四个专职干部，三个整天没有事，逛大街。”仲良同志说：“没有多少事情要办，这个机构可以撤了。”马云庆同志还说：“扯皮事情很多。扯皮，有大皮球和小皮球。大皮球是局科长们踢，小皮球是办具体业务的同志踢”。他认为：缺乏协作配合，扯皮事件不断发生，是一种“无形的浪费”。邵益同志希望“省市委注意这个问题，扭转风气”。 + +　　 ---- 原载1957年5月21日《甘肃日报》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46.txt b/CCRD/1/3/2/00054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2652f9d11ef194b31d6d60c675275fbece36409 --- /dev/null +++ b/CCRD/1/3/2/000546.txt @@ -0,0 +1,11 @@ +# 安徽灾区部分灾民情緒不稳灾民集体起哄事件时起 + +　　新华社合肥２９日訊 目前，安徽省灾区农民的思想情緒一般説是比較正常的。但是部分灾区农民的情緒不够安定。 + +　　１月４日，鳳陽县衛东农業社有烈、軍、工屬等几十人到大社的干部食堂去要飯吃，他們唱着歌謡諷刺干部：“吃的大米象羊油，肚子吃了象皮球”。一个姓吳的干部出来劝阻，他們就捣毁了干部食堂的鍋、碗、水缸。并把姓吳的干部拉到县人民委員会去“説理＂。無为县在去年１２月２８日到３１日的四天中，有二百多人（其中有轉業軍人四十多人，余为老年人和小孩）到县委和县人民委員会去集体要飯吃、要錢、要粮票。蕪湖县大闡乡周聖农業社从1月份起，每天約有十五户左右的社員到社里去哭鬧，磕头要粮吃。無为县永丰农業社每天都有二、三十人到社里去啼飢号寒，要吃要穿。赵壩乡干部怕群众要飯吃，不敢在乡里办公。 + +　　灵璧县近来發現有四个农業社十三个生产队五百四十五个社員公开扒分社里一万一千八百五十斤粮食，有七个农業社的社員公开扒分社里的燒草一千一百斤、牛草一万六千斤、米糠一千八百斤。这个县的九頂区学伊农業社的社員，因对駐社干部不滿（駐社干部平时态度生硬，打駡群众，又有一部分粮食迟迟未分），好几个生产队的社員就拿着棍子、杈子去找駐社干部，駐社干部不在家，他們就把社里的粮食都扒走了。蕪湖县天民乡天成农業社四号生产队干部和社員在１月７日把队里的三千多斤稻子分光，当晚并放火把存粮食的房子燒光，有一条牛被燒死。 + +　　此外，还有一些人揚言要集体搶劫。蕪湖县周胜农業社社員李先英、張偉英、水从林等，揚言要搶大社、信用社、銀行营業所和生产队儲存的粮食。宣城县永洲农業社第七生产队的社員揚言要集体搶粮食，人心不安。（龔浩采訪并据省委有关材料写成）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17期，1957年1月2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47.txt b/CCRD/1/3/2/00054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064e5f7de2c6b5a98167651021188529a568f9a --- /dev/null +++ b/CCRD/1/3/2/000547.txt @@ -0,0 +1,23 @@ +# 河北农学院非常知识分子积极帮助党员干部整风 + +　　【本报消息】最近几天，河北农学院许多非党教授、助教和讲师，都积极帮助共产党整风。他们说，家里事，全家人来解决，就会更团结。在十三、十四两日，中共农学院委员会召开党外教授、助教、讲师座谈会，大家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情对该院党组织和行政领导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 +## 人为的一堵墙 + +　　座谈会上，多数人都感到农学院的党群之间有一堵墙，妨碍着党与群众的团结合作。王健副教授说，党群之间的墙主要是某些党员的作风不好造成的。有的党员干部认为学校是党领导的，我是党员，我就代表党领导你们。有些党员参加系的会议时，事前并不和党组织商量，而在会上则以领导者自居，大发议论，生硬地否定别人的意见，使某些老教师感到很不自在。他还说，我也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两个党员在一起谈话，并不一定是多么机密的事情，但是当你一接近，就像拧上电扭一样马上停止，这种场面实在令人难堪。这虽然是小事，但在党员与非党群众之间自然就垒起了一堵墙。郭西则老教授说，农学院党群之间的鸿沟在去年提级增薪时更加深了。提级提薪过多地照顾了党员团员，过多地考虑政治条件，而对业务能力则考虑的过少。因此，使一些党外人士不满意。他还说，农学院的党员对非党人士客气多，帮助少，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使非党人士很难受。李鉴古老教授建议共产党要提倡群众向党多说话，减少群众背后乱说话。于溪山副教授说，农学院的党组织总是要非党同志靠拢党，而自己却是高高在上，不和群众接近。张海泉副教授说，在我们农学院有两个地方大家不够熟悉，一个是人事处，一个是党委会。我认为人事处和党委会的同志不能总坐在办公室里翻阅档案袋，因为人是活的，是在变化着的，应当到群众中去，了解他们的动向，帮助他们进步，使党和非党群众之间真正做到亲密无间。 + +## 不愿听逆耳之言 + +　　许多教授批评农学院的领导上喜欢歌颂，不愿听取逆耳之言。孙珍田教授说，长久以来，领导上就把敢于提意见的人特别是敢于提批评意见的人看成是最难领导的干部，这就不能不使大家在提意见时有很多顾虑，甚至有的人有意见干脆不提。石大伟副教授认为，农学院的某些领导人单纯从感情出发，对好说话，好提意见的人给扣上个“落后”“唯心主义”的大帽子，而对一些善于喝采，善于歌功颂德的人，则认为是好干部，树立他作旗帜。这样作的结果，使许多满腔热忱想把工作做好的人都消极起来。他说，领导上应该考虑，到底有意见提出来好呢还是不提好?希望党组织通过整风，克服这种不愿听逆耳之言的作风。 + +## 依靠谁办好学校 + +　　在依靠谁办好学校这个问题上，大家认为农学院是存有问题的。孙珍田教授说，过去学校一直是依靠一些所谓积极分子办学，一些有学问的老教授不被重视，因而使这些老教授情绪低落。院务委员会是决定全校大事的，但是参加院务会的只是少数人，有些老教授却不能参加，而且院务委员会并不是把一些未做决定的事情提出让大家研究，而往往是把已经决定了的事情拿到会上去通过。刘富林讲师提出，学校党委制不能办好学校，只能助长党员的骄傲自大脱离群众的坏作风。他认为应该以教职人员代表会为管理学校的机构。王健副教授说，学校领导上强调集体领导，忽视发挥教师们的积极性，给教师们的权力太窄太小，使教师们感到反正上边有主意，自己另搞一套也不顶用。他说，旧社会的教育工作中有很多缺点，但是对教师很信任，教师们都是千方百计地教好学生。现在，是放手的时候了，应该把办好学校的事情大胆的交给教师们。 + +## 上边官僚　下边盲目 + +　　教授们对高教部的官僚主义和农学院的教条主义进行了严厉批评。石大伟副教授认为当前农学院的情况是教学质量不高，向科学进军迟迟不前。他说，我认为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的质量比“七七事变”前低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高教部在制订方针政策时有官僚主义，而农学院在执行中又是机械盲目，向上级报喜不报忧。不管是在改变学制方面还是学习苏联方面，只要高教部一号召，农学院也不分析具体情况，立即不折不扣的执行。他举例子说，高教部发出了减轻学生负担的通知以后，河北农学院立即召开大会小会大嚷大叫要减轻学生的负担，但是实际上河北农学院学生的负担并不重，高教部布置了实行口试及四级记分标准，农学院也立即执行，当教授向领导上请示如何记的时候，领导上也没有闹清。硬说这是先进经验。推行结果，师生意见很大。 + +　　参加座谈会的共有三十七名党外人士，十九位在座谈会上发了言。为了达到每个人都畅所欲言，农学院党委会决定再分别召开小型座谈会，征求大家的意见。 + +　　（来源：《河北日报》1957年5月18日。原题为：“尖锐的批评　热情的帮助：河北农学院非常知识分子积极帮助党员干部整风”。）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48.txt b/CCRD/1/3/2/00054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587c22c46b955b18c1f75969dcc916b27d149b3 --- /dev/null +++ b/CCRD/1/3/2/000548.txt @@ -0,0 +1,17 @@ +# 江苏省民主人士对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的反应 + +　　<新华社、石煤> + +　　新华社南京18日讯　江苏省民主人士很关心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 + +　　南京的各民主党派的成员从上到下都说这些座谈会上的发言对自己启发很大。各民主党派成员特别欣赏的是座谈会上一些人提出的“以党代政”的批评，和千家驹提的希望建立一些制度改变“以党代政”情况的建议；另外，对张奚若分析的三大主义的来源、四种偏向的意见，和沈雁冰讲的三大主义是互相关联、互为因果的意见也很赞同。他们说，这些人水平高，分析能力强，意见提得中肯尖锐。 + +　　同时，也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江苏各民主党派的一些左派负责人，大多对章伯钧、章乃器、陈铭枢、王昆仑、马寅初等发言的内容表示不满。民革成员计雨亭说，这些高级人士，政治水平也很高，想不到他们也放出这些“分廷抗理”的意见。有的还列举了事实，证明章伯钧、黄药眠提的非党干部得不到提拔、工资拿得少的意见是不对的。民建刘国钧说，章乃器发言的思想根源有两个：一是“分廷抗理”，二是倒苦水。刘国钧一方面认为张奚若发言分析得很好，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张奚若把共产党干部都说成好象是土包子。这些话有些太过分、太尖刻。农工民主党刘树勋说：“我们修正主义很严重，我看我们中央不能以修正主义来反对教条主义。”农工有些人认为在这次中央座谈会上有的发言人只配斯大林来领导。(意思是指对这些人一“放”就不上正轨，只有“压”才行)。民进有的人对座谈会上提的取消学校党委的说法，认为与铁托的主张差不多。九三学社有的成员不同意章伯钧讲的“带病延年”的说法。民革有的人对陈铭枢提出的取消学校党委会的说法感到出乎意外。九三也有的成员反对“教授治校”，说：“教授是书呆子，不能办好学校，党委虽不懂科学，但领导还是重要的。” + +　　江苏各民主党派中，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央能搞这样的座谈，在地方上就很难搞，特别到市县更不行，怕自己“放”、“鸣”以后，被党的干部“记账”，日后遭受“折磨”。他们说，今后如受打击报复决不是明显的以牙还牙，也决不会有像黄逸峰那样明目张胆的作法，而多是暗箭。 + +　　对李维汉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内容普遍不满。民革有些成员认为李维汉的讲话很生硬。还有人提出最好由陈毅当中共中央统战部长。他们说陈毅是在“红”“白”之间工作过，经过复杂的斗争锻炼；他讲起话来很有修养，听起来很轻松入耳，人家也容易接受。 + +　　另外，还有民革的成员说，民主党派对党的贡献也是不可估量的，毛主席所以英明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也是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很早就一再向毛主席建议的。　(石煤) + +　　 来源： 1957年5月24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49.txt b/CCRD/1/3/2/00054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191f1fe218684821d09b8e8d2ec96ad2f32311a --- /dev/null +++ b/CCRD/1/3/2/000549.txt @@ -0,0 +1,267 @@ +# 教师们在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揭露学校存在的严重问题 + +　　<《新山大》> + +　　【本刊讯】我校党委在5月18日下午继续邀请讲师以上教师进行座谈，征求党外同志意见，以帮助党的整风。参加这天下午座谈会有中文系、数学系、物理系、水产系教师，座谈会分成三组同时进行。 + +　　在这次座谈会上，教师们揭露了我校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并继续对党委和某些党员的思想作风提出批评。许多教师认为目前党委决心不大，要求进一步放手，下决心，彻底纠正错误，消除由错误而造成的付作用，清除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弄清是非。 + +## 21日尟地，座谈会继续举行，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历史系、生物系、化学系教师。座谈会还将继续进行。 + +## 在中文系教师座谈会上 + +## 不提宗派主义并非偶然　为何只重斗争不重团结 + +　　潘颖舒：通知中只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而没有“宗派主义”，这是什么原因？据说，领导愿意戴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帽子，而不愿戴宗派主义帽子。通知可能反映了这种情绪。 + +　　我们党的负责同志，一般都是忠心耿耿的，但是否没有宗派主义情况呢？不能说没有。有些党员就自己“特殊材料”自居。一个班的同学中，对学习不好的党员，则加以特别的培养，而对学习好的团员，却不这样，一般群众更不用说了。一个群众犯了错误有通报，而一个党员犯了错误、受了处分，为什么不通报呢？(这是党员小广播出来的)。这说明宗派情绪是存在的。这也说明领导上对“放”是有顾虑的，表面上要大家鸣，而内心里有顾虑。害怕大家揭宗派主义的底。 + +　　山大的领导与被领导、党与非党、同志之间都存在着矛盾，三者不是孤立的，要具体分析。这些与党委领导都有关系。许多人看不见党委，当然很难提出意见。如不将三个矛盾联系起来，便不能很好揭露矛盾。 + +　　工作方法的简单化造成了不良后果。党委做了工作是肯定的，也取得了成绩。但也不能忽视缺点和错误。为了了解情况，采取积极分子回报的办法是可以的：1．依靠积极分子，不仅过去，将来也是需要的；2．党委不可能和群众整天在一起。但问题在于：得到的材料很少，也很少历史地、联系地来分析。只是：第一，一年一年，一条一条记在笔记本上；第二，甲乙丙丁分类，贴上标签；第三，运动一来，展开歼灭性的斗争。批评斗争都要时是可以的，但领导上为什么不在平时发现问题后，找对方谈话呢？为什么一定要集中起来斗呢？党委应该负责。在斗争的情况下，被斗者毫无发言权，而斗者不了解其历史情况。偏差就出在这里！这种情况传开去，被斗者情绪愈来愈低。许多人反映：我们看见领导时都是“长脸”，看不到“圆脸”，这说明不搞运动就看不见领导。领导对积极分子只依靠、信任，而不教育，好像他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领导者忘掉积极分子头脑中还有旧的东西，这就难免偏听偏信，也难免武断。积极分子经常以战士姿态出现，天天找斗争的对象，恰恰没有做团结工作。他们天天打听人的缺点，说一句话，马上反映上去。我在饭厅里说了一句宪法上的男女平等，便成了反党反人民。由于长期的主观武断，群众害怕了，墙筑起来了。高兰的“哭亡女苏菲”是一首好诗，被扣上了资产阶级思想、反动思想的帽子。这真可笑而幼稚。但这种风气一直在过去中文系占着统治地位。党委的简单粗暴作风，影响到某些同志的简单化，而某些同志又影响到党委，互相影响，互相因果，真是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但这和实践论等无共同之处。 + +　　肃反中对我们追查是可以的。但我有一个问题不解，政治问题既然弄清了，我请求工作还不行，还要叫我检查文艺思想，党委的思想方法可能是这样，没有政治问题，下不了(此处一字辨认不出)，还是检查一下文艺思想吧！ + +## 要求和非党同志谈谈　不要把群众当作外人 + +　　马松亭：党委存在着官僚主义。我来山大三年，听说中文系有不团结问题，但党委和支部并没予以足够重视，并设法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反而突出了。我觉得，中文系教师大家都有把工作做好的愿望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是可以放到桌上来谈开的。但是党委只说有不团结，而迟迟不去解决这问题。 + +## 党委和支部对群众意见是重视不够的。既然党员少，为什么不能和非党同志直接谈谈呢？是否积极分子都能正确反映情况呢？不一定。 + +　　刘(此处一字辨认不出)炎同志因身体不好，今天不能来，他请我转达他的意见，他并准备写书面意见。他给党委会的信中说：“我在前次的肃反总结中，对某党员排挤压制人的事实已鸣过一次。希望我校党委会同志别把群众当外人，别认为能说会道者就是进步者，忠心苦干的就是落后者”。 + +## 没有民主花不能放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 +　　高兰：在这次鸣放中，为什么党员同志不够积极？积极分子也不够积极？好像他们知道“底”似的。 + +　　我觉得每周两小时学习时间太少，行动也迟缓，党委落后于现实要求。党委当前这种态度，已反映了学校存在的“三害”。一定要花要在一定的民主环境、土壤上开放，目前这种气氛还不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过去的不能不谈。 + +　　我做系主任时，感到能力不够，想选(此处一字辨认不出)干能，辞去这职务。学校当时不同意。但没想到，肃反时将我这主任免去了，造成我精神上的很大负担。而且是把我说得一无是处的情况下免去的！肃反是肃清反革命，反革命当然不能做主任，但还为什么要我做教授呢？教授难道可以是反革命吗？ + +　　既然发现错了，就该纠正。但当时的支部书记还要我写检讨！心里不通，就没写。又要检查文艺思想，说我抗战时写的书是“瓦解战斗意志”。肃反在中文系有错，(此处一字辨认不出)结在那里？不能一下包下去，要求分清是非，赏罚公平。可以敞开谈谈，解开疙瘩。当教师的到这地步，真是穷途末路! + +　　党委高不可攀，党员冷冰冰，觉得你是外人。有一次，我到财务科去借工资，受到一位党委当面斥责：“差一星期就发钱了，还借钱！”被他训了一顿。他不知道，我正是在这一星期生活困难，才借钱。没有办法，向教务长借了五元才度过这一周难关。(发言详见高兰教授文：领导要“放”群众要“鸣”，刊于本期第四版)。 + +## 东边藏藏西边打打　就算是积极分子 + +　　殷焕先：毛主席的指示和党的整风，对我们鼓舞很大。我们现在在搞拆墙工作，墙是什么墙？可比喻为张君瑞和崔莺莺约会时跳的墙，这墙是一个障碍。比喻不一定恰当。 + +　　积极分子是否等于墙？还待研究，不能一概而论。但积极分子是客观存在。我过去自认为是积极分子，工作积极负责，整天离不开研究室。我现在怀疑是否是积极分子，恐怕是落后分子，甚至是破坏分子。概而言之，知识分子都是毛泽东的好儿女，不应把它分成所谓积极和落后。 + +　　今天党委的心目中是否还会认为某某是积极分子？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在鸣放的时候，决不能许可，在心目中还有所谓积极分子。否则，我们的会不用开了，墙可以不用拆了。 + +　　有人把政治和业务分开，好像业务努力并不是积极，只有政治表现才算积极一样。因此，形成这种情况：嘴巴响是积极，大响大积极，拍桌子摔板凳更积极；兼而打人积极，公开打人更积极。总之，东边敲敲，西边打打，就算是积极。这种(此处一字辨认不出)势是不好的。为什么会这样？暂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事实是如此。 + +　　看一个同志，要全面，那方面积极？那方面不积极？不能只看一面。阳光应该普照，不应只照一面，而不照另一面。你积极，我也积极，普天之下，皆儿女也。党是信任知识分子的，但由于执行的偏差，便成了“积极分子”的阶级。墙也于是这样造成了。要阳光普照，决不可以以积极分子来打击谁。 + +## 忽冷忽热莫名其妙 + +　　黄孝纾：我已快60岁了。过去，我知道，不该问的不问，因此我也不问。对行政工作知道得很少，甚至可以说完全不知。五年来换了多少党委，不知道。我不认识房付书记，房也不知道我。如果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的确不能发言。但这里邀请，民盟督促，我总得发言。 + +　　年虽近60，但接受革命理论，才6岁，发言不一定对头，请“童言无忌”吧。前党委书记偏听偏信，把人分成两等，一谓积极分子，一谓落后分子，弄得全校不团结。说漂亮话的，晋级加薪，而别部分人，则被视为落后分子。 + +　　冷了受不了，发高烧也受不了。这两年来，我不能说没有提高。但是，我觉得不仅热起来了，而且有40度的高烧。课程多了，活动也多了，民主党派也争取我。更奇怪的，高教部请人叫我编写我没教过的明清文学史！我自己摸不清，我倒底有几两重？最近领导上还要叫我到济南去开会真是热起来了。 + +　　但党是否对某人有深入的了解呢？不一定。至少对我是如此，还可能是偏听偏信。七年来，党委没和我谈过话。党内外隔着一垛墙，墙外人认为墙里有很多东西，不妨让党外同志进来多了解一些。 + +　　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对知识分子的照顾，我没意见，并表示感激。但有一事情不清楚。去年，听说图书馆要人，并说可照顾家属，我推荐了一位亲戚来工作，干了三月，被辞退了。到底他的缺点在那里？我没知道，请人事科调查。 + +## 在数学物理两系座谈会上 + +## 党委的工作偏重於管人　忽略了管事和治校 + +　　王普：我回国不久，接触的事少，但我觉得学校从上到下，都愿意把工作搞好，但奇怪的是没有办好，原因在那里呢？如物理系成员的力量都很强，但什么事情都不好推动，好像有些力量发挥不出来，我想知道原因在那里。我觉得党委的工作太注意管理人的事，尤其是对教学人员。忽略了管事、治校。我离开山大十多年，回来后觉得：旧、破、脏，报纸上对山大太脏提出批评，我感觉很不痛快，不知学校负责人对此有何解释。 + +## 做事不澈底，有始无终 + +　　陈鹏万：我觉得学校做事有始无终，不澈底。如党委提出的“对于改进本校当前工作的一些意见”，校委会讨论了一个下午的文件，但文件发下手就没有下文了。 + +## 工人工资调整不合理　影响工作积极性 + +　　李仲益：学校是很脏，我来山大后就有这个感觉。如物理系在科学馆时，起初三个工友打扫清洁，后来系扩大了，仍是三个工友负责，工资调整时，他们的工资增加的也很少，影响工作的积极性。 + +　　束星北：(原文另发) + +## 党委是否有决心　表示半信半疑 + +　　陈继述：今天我愿意讲话，也不愿意讲话。愿意讲的原因，是感到党今天能听取大家的意见很高兴；不愿讲话的原因，是我过去提了很多意见没有下文。如一年前我感到学校的宗派主义情绪很严重，我向党支书、党委书记都提了意见，但到底提的对不对，不知道，至今没有下文。不仅如此，提了意见还遭到一些讽刺是。如对肃反总结提了意见，就有人说是“泼冷水”。第二方面不愿意讲话的原因，是过去有些人认为：对领导有意见就认为这个人有问题。如有的人对系里提了意见，就说是反对领导，反对组织，所以我不愿提意见。第三个原因，是我感到这次党委是否有决心，我半信半疑。 + +　　（肃反总结的报告是全校的大事，但通知说可以自由参加。这是不对的。肃反总结的讨论他放在举行校委会的同时，使得讨论时只有一小部分人参加，结果这个讨论草草完事。） + +　　这次学习动员中，也表示出党委的决心不够，不是热诚的号召大家提意见，只是强调对事不对人，不要对个别党员等等。这次座谈会的通知上，只提到：党委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就没有写。不能不使人觉得党委决心不够。说是抄时漏了，党委可以解释，如果是群众讲的话，党员回报上去，群众就没有解释的机会。 + +　　下面谈谈对肃反的意见。 + +　　××政治面目不清，历史上有嫌疑，是应当做做肃反对象，最后把问题搞清楚了，这是成绩，就是斗争中有偏差也可原谅。但有的并非有嫌疑，而是因为对领导上有意见，有错误言论就打，我认为这是根本错误的。而总结中说：由于有错误言论被斗，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说法是不能消除被斗者的委屈的。肃反的对象是肃反委员会决定的，不包含个人情绪，领导上可以这样说，但下面是否没个人报复则不保险。总结这样说是不对的。 + +## 肃反总结为何不让大家充分讨论 + +　　胡昭全：报纸上最近登载了许多对共产党的意见，我觉得这些意见很对，希望党能正视这些问题。其次对肃反问题，总结我没有听，一个字也不知道。原因是临开会时，忽然来了个电话，只说开会，不提内容。我当时不知道什么内容因有事没有来参加，如果知道是这个会一定参加。第二天来校听到要座谈，但另一个会议又必须参加，以后想看“新山大”，“新山大”偏偏又没有登载这个报告的内容。是否有人故意这样做，我很怀疑。如果有意这样做是不正确的，应赶快改正。 + +## 不经系里同意任意调人　干部使用不当忙闲不均 + +　　谢联棻：“改进学校工作的意见”发下后，我觉得改进意见提得很好，但很多措施都没有进行。如校长、教务长分工深入各系，就一直没有下来。我问到郭付教务长，你是否负责数学系，他说：还没分好工。一个学期快过去了，还没有分好工，就很难深入下去了。另外，我认为：学校领导工作很乱，如最近把政治辅导员调到招生委员会去了，没经过系里同意就调走了。我打电话到人事处，又与杨付校长谈，答应考虑。我觉得领导考虑问题很粗糙。其次，学校里分配工作使用干部简单化，做起来方便就那样做，没考虑对工作如何，因此有些人工作多，有些工作少。再其次，肃反总结提到：“可斗可不斗的斗了”，我在座谈时就提出：这很不明确，以后不知怎么提的。如我们系周先生被斗了，总结时公开道歉，说明是思想问题，这样很好。我对“可斗可不斗”的说法，认为不妥当，应进一步考虑。我们系里党总支是相当脱离群众的，有些事情本想找总支书记谈谈，但他常常表示不耐烦，这就使人不敢和他接近。系里的党员还不是说那么自高自大，但在某些方面，认为自己正确，就坚持自己的意见，对别人的意见就不能考虑。 + +## 深入了解教员的个性　做到人尽其材物尽其用 + +　　莫叶：我的意见是小的，是小鸣。过去在每次发下的作息时间表上，都有一项规定：校长在星期几何时接见教师，而且要先登记。这种做法就是拒绝教师去见校长，因为要见校长还要预约，实际上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两位新校长来后，这一条没有了，但不知对原来的规定怎样看法。 + +　　其次是人尽其材，物尽其用的问题。人民日报上登载了李景汉教授过去被调出搞了些杂事，最近才发现他是社会调查专家。我想：我们数学系好像还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是“得天独厚”，不平的地方没大有，所以无所谓“不平则鸣”。但是现在的校长能否对每个教授的个性了解的多些呢?如果能多了解些，就可以人尽其材。根据我碰到的教师，可分为两种类型：①专心一意搞业务，这有无好处呢?有好处。但这样就会给他戴上不问政治的帽子。我自己认为：我是全心全意拥护共产党的，但我不愿参加政治活动，这样也许免不了戴帽子。我希望大家评论。如果不是的话，就应少开些会，让他多搞一些业务。反过来，也有些教授社会活动搞得很好的，这样也很好。当然两方面搞得很好也有，但极少。而我呢？只能搞一样，一样的几分之几都搞不好。 + +　　另外，我听到有人提意见，说教员整天在家里不到学校办公，又拿大薪水，在家干什么。好像教员没什么贡献。但事实上教员的工作是可以检查的，教师有工作量。教员倒是对职员的工作很不了解。我们学校的职员很多，苏联3000人的学校只有70余个职员，而我们学校的职员多好几倍，每天八小时办些什么公，我们就不了解了。这需要校长加以检查，订出办法，要人尽其材。 + +　　教学工作的环境脏，不合适，但得不到解决。三国演义上说：打起仗来要“上顾其身，下顾其马”。我上课时必须“上顾其身，下顾其腿”。非常紧张。去年提出保证教师5／6的时间，这个标准我的体会是最低限度，而学校体会可能是最高限度。这样1／6的时间就不能搞业务，也就是12年只有10年了。我想：如果社会活动少的人能否保证9／10呢?当然9／10的时间是要他搞科学研究，而不能是睡大觉。 + +　　一些好的政治报告是有帮助的，最浪费时间的是小组讨论，以后最好少开。 + +## 为什么把我当反革命来斗 + +　　周北屏：我是1949年到山大来的，已经8年了。结果被作为反革命分子斗争。“新山大”、青岛日报都登载过我是罪行重大的反革命分子，结果是一无所有。今天我要提出：为什么“新山大”、青岛日报欢喜登这样的文章。我是既无历史问题，也无政治问题。我被认为是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组织者。这个集团的团长是束星北教授，团员有医学院潘作新教授、马贤成教授、化学系刘遵宪教授、历史系许思园教授、水产系邹源琳教授。说我们是有纲领、有计划地进行反革命活动。我现在对记者善意劝告，这种文章少登些。我身任16年大学教授，去过外国，我深知国民无国是不幸。因为我爱国才爱共产党，有话就要讲，但讲的结果是罪行重大的反革命分子。我是有爱国思想的。我今天吃了三杯酒，说的可能有些激动，但没有受过苦的，对我的心情是不能理解的。我心里有牢骚，束星北先生(我们的团长)了解。今天，我本来不想来参加会，来了就会骂人。(束星北：我看座谈会可以不必开，可以开个诉苦会，让党委听听。)我过去曾向系里提意见：“这样搞不对的”，“这种教学方法不对的，这对教师和学生都是不适宜的”。我是仗着我既没有历史问题，又没有政治问题，才敢这样提的。但结果把我当反革命分子打，害的我一年没有工作。 + +## 学校有严重的宗派主义 + +　　刘鸿宾：整风是谈党的缺点，但有一个问题，牢骚是否发呢?我看牢骚是目的不是手段，仅发牢骚不能解决问题，应把问题摆出来。我认为学校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上次党委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座谈会上，我已经谈到了，但青岛日报的报导不够详细。山大、华大合校后是有严重的宗派主义存在着的，目前还有，这些问题应在报纸上揭露答覆。 + +## 总务处的欺骗作风实在可恶 + +　　陈鹏万：总务处的欺骗作风，应该深入检查。我要房子，说没有房子，但后来给我的房子，据了解已空了好几个月(在我申请房子之先)，搬家时又不给车子，叫我自己负责，后来与叶主任讲了才给了车。但总务处的一个科长对我说：“不要对人说是学校里的车”。自己骗人，还要叫人家骗人。另外，我们实验室里要装个水管，从工作台请了个铁工，铁工不行，又请木工、瓦工。一切材料都叫我们自己自备，如一块木板只要半米，到那里去买呢?这种作风应该检查。 + +## 有意见——敌对情绪　孕七月——东调西迁 + +　　王应素：整风对党对国家都有好处，但不能不使有些人有痛苦，这是必要的。党委应该欢迎大家的批评。我觉得山大党委过去害怕谈缺点和错误，说是为了威信。因此叫党委和党员承认错误很困难，对批评不愿接受，长期的不愿接受。至于组织上的错误承认就更难。这次整风表示决心不大。 + +　　我是1949年申请入党，开始与党的关系还密切，后来越来距离越远，自己觉得党对我没有什么温暖。去年冯传海(党员)代表党支部找我谈话，说我与党有敌对情绪，叫我检查，我问有何具体事实，又提不出来，只说有感觉。我自己检查我没有这个思想，只是向党提的意见多了些。另外，我爱人是速中教员，怀孕快七个月了，忽然要调她去胶县。后来调到市里，市里没工作又分配到十二中。但速中还另要教员。这样对一个孕妇是不妥当的。我爱人找速中校长邵平(党委委员)提意见，他的答覆是，“调胶县支援兄弟学校是应该的，学校为了照顾你而留在市内”。意思说你应知足了。后来不幸我爱人早产了。为此我提了很多意见，但至今没有下文。我找党支部书记王承瑞反映意见，王说：不好提的。我就向党委书记崔戎提，崔说，可能有本位主义，一笑置之。 + +## 党委盛气凌人　使人难以接近 + +　　周北屏：“三反”来了，有人说，叫我带头。思想改造对我毫无作用，不能叫我心服口服。 + +　　肃反运动时，突破不了束星北先生，对我就围剿，后来就打闷棍，想把我赶走。我觉得党委一些事情做的太笨了，以后要漂亮些。今后党委对群众应客气些，不要盛气凌人，使人难以接近。我是有爱国思想的，不是你们所想的那个样子。今后希望党委多征求大家的意见，要待人以诚，只要诚恳待人，士就为知己者用。 + +## 政治与业务矛盾　参加活动遭讽刺 + +　　刘智白：我对党支部书记张学铭同志有些意见，他说起话来总是“你们怎样”，“我们怎样”，我对这些子眼，就听不惯。我对他提意见都是当面，但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我想提了意见有个下文才好，但对张学铭同志提意见谈不开。 + +　　我的工作安排不当，社会活动太多。过去我去北京开会，心里很高兴；可是这次去北京就不一样，这与张学铭同志对我的印象分不开的。有一次叫我去开会，正在考试，当时我接到通知就说，考试没完怎么办？张学铭在一旁就说：“考不完不能去”。我很想参加，但与业务有矛盾，思想苦闷，而党员同志不给以帮助，还给以讽刺。我的业务没有搞好，社会活动又多，这样给我思想上的负担很重，我想是否我的能力弱，随便给我排课。可是，我就是去开会心里也不痛快。 + +## 这仅仅是个开头 + +　　晁哲甫：今天是个开头，党委有无决心的问题，我想：党委就是没决心，中央也是不允许的；其次还要看大家，大家发表意见，就帮助党委下决心，因为群众有监督作用，促使党委下决心。不要看苗头对就提，不对就不提了。 + +## 在水产系教师座谈会上 + +## 调查兼职过多形式主义　错斗好人主观主义 + +　　闵菊初：关于教师兼职过多问题，去年党委曾发过一个通知，调整关于兼职问题，校长办公室也调查过，每个人都填过表，对兼职过多的同志可以调整。适值此时，工会各部门改选，提候选人时大家提意见打电话问校长办公室，而答覆不太了解，就把添的表念念。填表本来要主动解决问题，而调查后没有处理，这还不是官僚主义吗?其次，肃反时我是工会水产系部门主席，参加了系中心小组，当时党支部负责人是王方，提出对邹源琳先生要进行斗争。我们说材料不充足，但王方说我们麻痹大意。在这样情况下就进行斗争，我认为党的领导是主观的。结果弄错了。 + +## 校刊报道夸大刺激很大　肃反总结不符事实尚要更正 + +　　沈汉祥：党委对水产系的关心是不够的，首先发现在校刊“新山大”的一篇社论上，社论中提出：某些专业条件不够，不能办。当时系里同志听到很波动，既没有条件就不办，但水产系不承认条件不够好。水产专业本来就是比较后进，别个国家有水产大学，也是不多。但其他条件是否都够了？假使要条件够了再办专业就很难了。从当时的社论看来，党与学校领导对高等水产专业了解得不够，我们要怎样培养水产专业的发展提高，还要党委很好的注意。校刊过去某些方面有夸大，好坏都有些夸大，这样收到的效果就成问题。过去也曾同校刊提过意见，片面听学生意见发表在校刊上，刺激很大，也有付作用，影响系的团结。 + +## 去年商业部张付部长陪同苏联专家参观水产系，要教师们提些意见，我们提出开设渔涝、水产加工两专业的意见。当时我和党员王方送张付部长时，王方送一封信给张付部长，其内容是代表系里几个党员不同意开设两个专业。王方为什么不在系里谈呢？假如这是做为学校领导意见，更不应该这样。水产系不能办有关专业，党委也应跟我们谈谈也好，可是也不谈，我认为很不好。 + +　　其次，过去有些教师兼课，不要薪金就给系里购买图书，或做一些集体活动的机动费。而学校后来指示要把这些钱集中交学校，这样做是不合适的。系里没有机动费，如外校来我系，需要招待，只好我们自己拿出钱来。 + +　　肃反每个人都写了总结，有的总结与事实不符合，我那总结现在看起来显然是不附合事实地方。是否应拿出来看看，不一定改，要加以注解说明。如当时指邹源琳先生不是反革命集团分子，我是不同意而为辩护，而党委书记崔戎同志来系指明，邹先生是反革命，我在总结中只能写自己思想麻痹大意，这个实际是不符合，有必要更正。 + +## 正气不足邪气上升　助长官僚主义 + +## 党员应吃苦在先享乐在后 + +　　张国经：我在学校里很少参加会，今日党委召集座谈，我觉得很兴奋。看到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全国都正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我今天也能参加很高兴，几个月我有病了未能出来，今日也愿出来听听。 + +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以毛主席为首的党，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大家非常拥护。我是从旧社会来的人，从水火中而出来，非常感激中国共产党的伟大。 + +　　从报纸上看到各高等学校反映的情况很热烈，对内部矛盾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谈，整风主要整掉三大主义，而我们却在通知中不提宗派主义。我觉得宗派主义危害性相当大，党与非党的联系不够，党有优越感，非党也有自卑感，认为党是高不可攀。我们老知识分子对党高一级的不给打招呼。我们也不愿意高攀，如向我们打招呼了，我们就觉得党的眼里还有我们。对我们积极性是很大鼓励。希望党伸出手来团结群众，这是很重要的。党委坐在办公室只听汇报，必然正气不足，邪气上升，助长官僚主义。 + +　　我建议党的同志要谦虚，过去部分有优越感，骄傲自满，这样不容易接近，拒之千里之外，高高在上，这不大好，很危险。毛主席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党有错误不仅要坦白承认，而应拿出实际行动来。群众了解得很清楚，只有是非分明，群众才能拥护党拥护学校。譬如一个儿女爱父母，因为父母关心儿女，党要同父母关心儿女一样的关心群众。党员应帮助解决群众的苦恼，应该吃苦在先享乐在后，这样群众必然爱护，不走群众路线，光谈道理是空洞的。 + +　　看到报上登刊清华大学有教授提出以教授办学校，好像让党退出学校，我不同意。我认为学校必须要党的领导，这样不会走错路线。我提个意见，学校校委应多吸收其他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学校工作，听取他们意见。如各系、各方面负责人参加，让大家用用脑子，独立思考想出办法。我主张民主办校，党退出学校会走上危险的路。 + +## 偏听偏信为害不浅　齐心齐力亲如家人 + +　　康迪安：我今日说的话可能不够好，想到什么谈什么，也可能很激动。过去说军民是一家，所以革命成功，今天学校是否“党民一家”把学校办得更好，有许多说法，有墙，有沟，总之党与群众有隔阂。学校如果党与非党有墙有沟，应双方面来拆墙来填沟。党要靠近群众，群众要靠近党，所以党首先要伸出手来，群众自然就向党靠拢。过去几次运动，党找我们不是交代问题，就是整我们。我个人也是这样，一听党找我，就得紧张起来，很严肃，我就怕党抓我小辫子。从未见过和风细雨的态度。去年有段时间就不一样了，党指出这太紧张了，不自然，开始尊重我们老教师，给我高帽子一戴，心里—开朗，也就有真情谈出来。所以拆墙要从感情开始。像今天这样的会，变变花样谈谈心，这样大家更接近，更好接受党的领导。学校就是我们的大家庭，党与非党就仅仅是一个参加党，一个没有参加党。我认为学校是我的终身事业，所以我们家庭里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都要关心，互相应开门见山，无事不谈，打成一片，真正成为一家人。 + +　　再谈一下宗派主义。党委只听党团员的反映，只听汇报，可靠性有多少?我想领导上是忙，顾不得分析。我想也有偏差，领导忙于没时间听取教师的意见，只信诚一方面汇报，使党外不能直接谈话，只信任党团员，这也是宗派主义。 + +　　我的意见与张先生相同，不是党退出学校，而是加强学校党的领导，高等学校不能离开党。 + +　　官僚主义表现调查资料上，汇报资料后就归了档。领导上未能具体研究分析调查，这样也助长官僚主义。 + +　　学生班有班代表，系有系会，其中有党团员。党团员在学生中应起些什么作用?我意见是否应在学习方面起带头作用，模范作用，骨干作用。但有班系的党团员就没能起到这几方面作用。 + +　　教室设备差，我不提意见就不办，提意见也不管。如有的教室的教师讲桌太矮，教室光线为了省电线可按大灯泡。教室一到阴天非常黑，光线问题也不需要光学家，这工作应该改进。 + +## 党员不接受群众批评　党政不分包办代替 + +　　李爱杰：杨付校长动员报告说：恨铁不成钢，我是废铁不成钢。不管有墙没墙，几年来总有些意见，提出来供参考吧! + +　　党委对水产系支持不够，如对留助教就是不大顺利，除去年养殖组比较顺利，留了两个，四五年一直没有留，后来的助教都不是教研组提出留下的，而是别处分配来，或分配不适当而来的。水产系党员王方向商叶部张付部长提出不同意水产系增设的两个专业，据说这点是党委指示做的，因为商业部不是一个系统，不好提，来叫系党支部党员来提。这次到北京开会，校长指示多听取意见，这里是否领导上对这专业认为条件不够不能设。招生多少，校长指示好像很客观，但客观之中有主观因素。 + +　　有的党员犯了错误，总不肯向群众承认错误。我碰到的党员多数是这样。他们只能接受党的批评，承认错工，而不能向群众承认错误。他们以马列主义作当箭牌，强词夺理来进行辩护，使群众不敢发言。有的就反映某某同志就不像党员。再者在肃反办公室来了解材料，我校的党员来调查材料，都好像是“一朝权在手，我是老爷，都得听我的”的态度。去年我到上海水产学院，反映我校出去调查材料的同志与他们吵起来。有些党员过分严肃，故意摆架子，如工会的一些活动，党员就不参加。 + +## 党代替了行政，在肃反后，崔戎代理一切，什么都由他决定。系里有的问题解决不了，最后提出王牌，找崔戎解决，实际学校里还有童付校长和陆付校长哪!因为他们不是党员。 + +　　党对党外人士信任不够，在肃反中很明显，我是小组长，在一次水产系积极分子会上，布置斗争邹源琳先生，有些提出应拿出真凭材料来，但党员并没有接受群众意见。各个运动中党来领导，但形成只批评党外，故党外也不敢批评党内，有的大胆怀疑了，不是反革命分子，也像斗反革命分子一样。 + +　　学校对高级知识分子生活照顾较多，而高级知识分子最喜欢要的是工作上的帮助。在这方面做的就很差了。 + +## 党和非党不能很好共事 + +　　洪文友：党员与非党员在一起工作要很好的注意，因为非党员往往在小的地方敏感，这是小毛病要克服。过去学委分会有党员、工会和非党人士，是选举产生的，也是领导提名的。过去有些会，布置会，都是事前开会研究，我是以非党人士参加学委分会，但有一阶段或许是比较重要的学习，事前我一点也不知道，后来在黑板上布置，我这个委员才知道。我是群众选出的，为什么把我漏掉呢？所以，那怕是小事也要商量，假如不说闷在心里那就更不好了。我当时就向那位党员提出，他也做了检讨。 + +## 人事审查宽严不一　工资改革主观武断 + +　　马绍先：对进修教师的人事审查制度，有的本校已审查合格了，而到兄弟学校审查不合格，就不能进修。(当然保密机关另作别论)，这种制度不够恰当，建议以后一个单位派出进修，应有派出单位完全负责即可。 + +　　关于设置专业的问题，我们系可能与校领导不一致。学校只从招生数量来决定专业是否办。我考虑不仅是学生数量，更重要的是质量，宁少些要好些，但确因干部需要少，就是少也应办。高教部曾传达苏联经验中谈，有的专业中只有12人办得很好。过去学习苏联大班制，片面学习不一定合适。 + +　　评级问题，是由工作组、系秘书提出方案，再由委员会讨论，而实际只是工作组的意见。有的先生说：“他凭什么来评我的学术水平，他能听懂我的课吗？”有的先生被评低了，系主任也提出意见，但也没有下文。 + +　　校领导能到系里实验室走走深入下层是很必要，看看实验室设得怎样，教室的灯光怎样，做领导也应知道，这比只找一两个人听汇报更强一些。 + +　　党员对学校号召并不能以身作则，如学校号召动员不要盲目流入城市，动员回乡生产，而有的党员把不是自己的媬姆也由乡下迁移城市，党员不起模范行为，对群众的影响很不好。 + +## 非党可自愿参加整风 + +　　李爱杰：党员要整风，是否非党同志也可参加整风，这样好像有了好处，只能看看而取不得，希望党委考虑是否可以参加。 + +　　杨希文：中央最近号召已与民主党派协商，主要对党提意见，参加整风还是欢迎。 + +## 一个家庭四个成分 + +　　尹左芬：有一阶段我系沈主任到哈尔滨，我是代理系主任，那时可能是我的运气不好，也可能是系的运气不好，商业部指示有批仪器给我们，当时我考虑请何先生去看仪器，我想派个教授去比较经验多一些，有问题可及时解决，当时有党员提出再派个青年去。我考虑党在系里要推动工作，但不能包办代替。有时教务处有什么通知，我不知道，可是党员先知道了。 + +　　关于我的家族成分，三反时被评为地主，我很不通，后来与弟弟妹妹一对照，一家评的成分是四样，这次工会添表我又有感触，这工作党的领导应该有个标准。 + +## “三反肃反都把我反　一错再错究竟谁错” + +　　邹源琳：今天开会通知才接到，要讲话还没有很好准备，这通知就是官僚主义。 + +　　今天揭发批判党委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解放后有三件大事都是党委在领导，都存在三个主义。 + +　　(1)先谈肃反，我是个主角，这问题直到现在党委还存在着官僚主义。当时我想我有什么罪，而崔戎说我希望蒋介石复辟，教研组工作不负责任，破坏教学，是束星北集团的成员。这真是个晴天霹雳，当第一天党员王方要我赶快交代，不然就抓起来，并说我骂党团员是特务。到去年5月28日，崔戎与王方约我谈话，我就提出这话的来源，答覆说来自中水所，我去信向中水所党委请调查，已答覆学校党委，没有这样言语。肃反后对我的结论，征求意见我是同意的，我提出崔戎和王方的两句话，要求帮助解决搞清楚，要求和崔戎对证，党委不肯。我认为无论什么应实事求是，有错误就应承认。我平时在小组不大说话，并没有说什么反动言论，有一次王方让我讲话，我说这样说话我不怕，怕的是我平时没说的话，要强迫叫我承认。肃反部结我写了五次检讨书，一次不行再次，就成为你叫我写什么我就写什么，这全是废纸，这就是肃反运动的成绩! + +　　(二)三反也是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出了偏差，冤枉了好人。图书费只有四千万(旧币)，说人家贪污三千万。三反中山大陈慎昭自杀，所谓大老虎结果是什么也没有，假若叫崔戎领导三反，可能自杀的更多。我们有三反的经验，为什么肃反还再犯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可原谅的。 + +　　(3)评薪：王方在系里说要德才兼备，而尤其重才。我提出这个问题也要慎重考虑。否则会影响教学。但王方工作主观粗暴，合理地方很少。如尹先生任劳任怨，又因工作病了，论工作论业务，不应评为六级。我曾提出，我也向陆付校长提出，但都不听，据最近高教部谈，评薪不是评人是加薪。我想党每件大事都应很慎重。 + +　　(4)党员在系里要起模范作用，我对王方有些意见，但在系里对人很阴险，对党调皮，他的作风是极不令人满意，他这样作风并影响到系里的团结。王方对人很会应付，但不老实，希望王方检讨这种作风。过去水产系的问题与王方是分不开的。 + +## 专业设置应从国家需要出发 + +　　袁其祥：才来山大不久，对山大情况不很了解，想着重提出一个问题，希望党委重视，即系的专业设置问题，希望注意研究解决。我觉得这是系与校领导的主要矛盾。根据国家情况，关于专业设置与否，我们应该很好的把意见提供出来。有些作法党委是有些主观，我认为应从国家对专业的需要出发，不应从合算不合算出发，希党委集中力量解决，需要人少就办小的也可。 + +## 非党系主任应有职有权　党委应下乡深入群众 + +　　刘永彬：我们在系里教书，与党接触很少，谈不出什么具体的事例，从表面来看是有官僚主义。学校是党委领导制，应给系主任以信任和支持，不管是党员或非党员，方针政策应由系主任结合系的实际情况具体贯彻。各单位有具体情况，党委也要听听下面情况，党委要善于分析这些情况。有的先生反映对农业司的决议有意见，通过行政反映，但并没解决，希望党委与校行政能参加讨论教学计划的会，可以听取意见，广泛了解情况。党委应下来深入下乡(即下系)，与群众见面，群众也主动，关系就自然，谈话也就随便了，应该形成风气。现在很冷淡，不习惯，情况是严重，作为党支部更应该注意。 + +## 当几天积极分子真难受　不要再记账和算总账 + +　　薛廷耀：我过去参加会感觉很紧张，今天开会内容不知道，受大家启发，这次会好像很成功。 + +　　党在系里确实存在问题，很严重，我也曾经当过三四天的积极分子，后来就不知当什么分子。当上很难受，挤得很痛，有的党员非常坏，我是刚解放回国的留学生，当时把旅行支票都换成人民币，有一部分寄回南洋，因没有我的签字又寄回来。在肃反前半年我把旅行支票交给银行。还有些小角的外国钱，肃反时曾告诉王方，他根本没听清楚，态度很不好说：有美金、金钞、金条都得换。真是我那里来的金条呀!这一打击我四五天没睡好觉。这种事是很多很多，不定那一天就来一下子，而且很厉害。 + +　　我觉得刚才有人提出党外人也应该整整，我觉得积极分子也要整整，我真怕这里谈后，积极分子回去抓小辫子，我认为整风是和风细雨，有意见应摆出来，这里有老少关系，老老关系，大家有意见要平时就提出来，不要平时不谈，记下来到运动就拿出(此处一字辨认不出)本子记上的账。 + +　　 来源：1957年5月23日《新山大》。原题为：“教师们在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揭露学校存在的严重问题/许多教师要求党委下决心：彻底纠正错误，改进思想作风，清除三害，辩明是非”。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50.txt b/CCRD/1/3/2/00055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9708ada3442244fba925e6a7fb4bb9189dc1634 --- /dev/null +++ b/CCRD/1/3/2/000550.txt @@ -0,0 +1,65 @@ +# 商业部民主党派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　批评商业部工作的缺点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本报于１８日邀请商业部各民主党派的代表和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举行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李贵凤（民革北京市候补委员、商业部民革支部委员）、耿明允（民革小组长）、马正平（民革支部主任委员）、姜安祥（民革支委）、熊惠三（民盟支委）、刘瑞尧（民建支委）和工程师朱云鹏、陶定诚、李进、方才政、王绶昌、贾遵庚、方治朴等十三人。 + +## 李贵凤说：民主党派在机关内部不被重视，如何贯彻“长期共存、 + +## 互相监督”的方针？ + +　　李贵凤在座谈会上说：中共商业部党委对民主党派的工作不重视，商业部的个别领导人也有轻视民主党派的。机关开会只是党、政、工、团，很少提到民主党派。 + +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不是统战部开几个座谈会就算，而应贯彻到各个角落。学习由中共党领导，工作由行政领导，民主党派如何发挥作用还缺乏具体方法。 + +　　商业部对下面领导，不是凭真本事，而是以帽子压人。几次修改会计制度，改前不了解实际情况，下面提的意见也不听，只由主管人决定。只以一句话“部里决定”、“制度规定”来挡人。下级叫制度为“圣经”，拟制度的人为“圣人”。 + +　　肃反运动是正确的，但有些人对自己结论不同意。现在应该结合整党，把问题搞清楚。 + +## 朱云鹏说：商业部不信任工程技术人员 + +　　朱云鹏说：商业部对我们工程技术人员只有使用，缺乏信任和支持。王兴让副部长在一次会议上曾说过，我们把计划方针确定以后，你们就照作。当时有人提出：“我们工程师是要对国家建设负责的，不是被雇佣来作数字游戏的”。王兴让副部长才马上说他说错了话。由此可见领导上对我们是什么态度。 + +## 刘瑞尧说：商业部政策方针摇摆不定 + +　　刘瑞尧说：商业部政策方针摇摆不定，变化多而快，鸣得少。例如组织机构一会下伸，一会收缩。又如１９５６年赊销问题，扩大商品经营品种问题，都是部的领导决定的，没经过大家争鸣。决定问题太草率，带来问题很多。商业部业务局一年变三次。现在看起来，好象是业务局，又不象业务局。所以他们说“这机构是特殊的组织形式！”哪个局干什么，没有明确规定。事情一来，大家踢皮球，往往一个公文，一两个月都转不出去。 + +　　七年来商业部作了很多工作，但是不作带基本性建设的工作，习惯于修修补补，零买零卖。 + +## 王绶昌说：不能用搞运动的方法搞业务 + +　　王绶昌说：用搞运动的方法搞业务是不行的。我们常常是商品稍一多，就喊；商品稍一不够，又喊。这种运动，几乎一年一个周期。其实什么叫积压，什么叫脱销，领导上的认识也不一致。１９５４和１９５５年，光染料一项，化工公司就积压了价值一亿六千多万元。但是最近部里研究又说那不算积压。如果根据今天情况说当然不积压。但是那是三年前的事，而且近两年来都没有进口染料。 + +## 方治朴说：领导干部不钻研业务，一味叫困难 + +　　方治朴说：五金机械公司过去主要经营生产资料，１９５４年冬，领导上提出要转向民用五金器材的经营。中国民用五金数量少，种类也少，如全部转民用，就没什么可经营的了。为什么要转？只是根据“生产资料退出商品流通领域”这一条理论。下面干部对这个决定思想模糊，直接影响到业务的进行。 + +　　经营科学仪器复杂、技术性高，公司领导上因此害怕；同时因卖钱额较小，工作琐碎，公司领导上在１９５４年决定不经营。同年，周总理提出向科学进军后，市场上买不到仪器，引起社会人士很大不满。此后，领导上感觉到不经营不行，但如何经营才好？却没解决。过去我们曾提出成立专门的仪器公司，商业部不同意。片面强调复杂、技术性太强，就可以作为不钻研业务的借口吗？ + +## 陶定诚说：设计安装公司应该和石油勘查设计院合并 + +　　陶定诚说：商业部对石油公司是临时观点，对设计安装公司更是临时观点。从成立到现在，任务扩大了十倍，设计人员未增加。 + +　　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没有作规划，只凭几个领导人主观想象决定任务。因此我们的设计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返工。 + +　　石油工业部勘查设计院有充分人力，但无工作，只好向我们兜揽生意。双方群众都愿意合并，商业部门坚持设计安装公司必须同石油公司一起接过去才行，否则不放我们走。商业部把我们当成交易的资本了。 + +　　贾遵庚工程师说：我们一提合并的意见，领导上就说我们是轻商思想。但是，轻商思想是从领导上来的。国务院分配建设器材，因为我们在商业部，就把我们排到后面，不管我们工程是否重要。 + +## 方才政说：“油料使用科学”这朵花一定要放出来 + +　　方才政说：我是搞油料使用技术的。可是这个工作，就我一个人，上无专家，下无助手，职、权、责全没有，就把我摆在业务处的一个角落上，好比询问处一样，有事就来问问。七年来，一直是这样对待我。党提出了向科学进军，我们主动地把向科学进军的方案送到部里，不见下闻。有人说，方案可能成了“放”案。现在百花齐放，油料使用科学这朵花，也一定要把它放出来。 + +## 耿明允说：商业部等级观念特别深 + +　　耿明允说：去年提拔的干部都是党团员。非中共党员群众从１９５２年评级以后很少提拔。财会局把“德”片面理解为只要党团员就是有德，其他的人就没有德。 + +　　商业部旧官僚习气很浓厚，等级观念特别深，连那级干部坐什么椅子都有规定。党员的特权思想，也是非常明显的。例如处长霍维胜拿结婚、离婚开玩笑，群众一说，就是有意破坏领导威信，向党进攻，对党不满。结果人事处还要群众检讨。 + +## 熊惠三说：党政合一不好 + +　　熊惠三说：商业部为什么会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为什么方针政策忽左忽右？主要由于党政合一不好。一件事情，总是由党组织研究决定，交业务单位执行。对提拔干部，也是党内研究决定。在机关内部，应从制度上改变。党过问思想教育问题，行政上管业务工作。研究业务方针政策时，应吸收民主党派参加。重大政策措施，应由部内所有的干部讨论。 + +　　马正平和姜安祥在发言中希望商业部党委进一步邀请群众座谈，批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2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51.txt b/CCRD/1/3/2/00055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047de5490291a1a3fed4a8fe5954cf8c6e3561a --- /dev/null +++ b/CCRD/1/3/2/000551.txt @@ -0,0 +1,33 @@ +# 提出许多新闻理论和实际工作中的问题: 新闻工作座谈会 （三）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首都新闻工作者座谈会已经在昨天闭幕。这三天的会议，一天比一天更热烈，到会的人一天比一天多。 + +　　在最后一天的座谈会上，邓季惺主张多办同仁报纸。她说，应该把同仁报纸变成报纸的民主党派，这样可以和党报竞赛，可以减少报道中的主观片面性。 + +　　邓季惺对党报和非党报的待遇不同很有意见。她说，有人说党报是亲儿子，非党报是义子，这话是有根据的。不但记者采访时候受到不同的待遇，就是纸张的分配也有区别。听说分配给人民日报的纸张就超过了实际的需要。非党报的纸张不够用，纸的质量也不好。机器也是这样，党报有高速轮转机，非党报一直用着旧机器。她说，最可笑的是，各报给邮局的发行费一样，都是２５％，而邮局只给人民日报捆报，不给大公报捆报。 + +　　老报人毛健吾认为，大公报的记者到处碰钉子，到处受到宗派主义的打击。对这种事情，记者协会一直没有表示过态度。 + +　　毛健吾提出建议说：有些精通编辑业务的老报人，解放以后都改了行，现在是不是可以考虑叫他们归队呢？ + +　　毛健吾主张新闻部门的领导干部要脱鞋下田，要自己写消息发文章，不要整天开会，忙于领导。 + +　　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助教陈诗经对学校新闻系的教学工作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认为现在存在着“新闻教学的危机。”“新闻理论贫乏，教条主义严重。”“新闻教学的危机，实际是新闻理论的危机。”“在教学中，有‘五性一统’，把党性、群众性、思想性、战斗性和指导性统到党性底下，这样一来，把什么生动、活泼的东西都统光了。”因此，学生认为，“与其听教条主义，不如听唯心主义。” + +　　光明日报记者巴波在会上谈到他对报纸的看法。他说，“报纸是教科书”，这在过去是正确的。现在再这样提，就不一定正确了。虽然这样，可是，现在报纸怎么说，下面还是怎么作。 + +　　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认为这个座谈会表示了新闻界“争鸣”的开始。他说，从两三天的发言情况来看，大家的讨论集中在两类问题上。一类是新闻理论问题。比如，新闻的阶级性、商品性、指导性、趣味性和新闻自由、新闻价值等等，各有各的看法，应该深入研究、继续争鸣。还有一类是实际工作问题，应该分析情况，对症下药，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加以解决。 + +　　邓拓说，我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社会关系发生根本的变化，怎样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新的课题，我们没有经验，跟不上客观形势的发展。这是许多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 + +　　邓拓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人员对于自己编辑的报纸并不满意，我们觉得其他各报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点，我们要向别的报纸虚心学习，改进我们的工作。邓拓认为，报馆机关化、官僚化的现象应该改变；许多业务干部应该亲自动手，参加编写工作。邓拓还说，全国记者协会将筹办“新闻学研究”的刊物，作为新闻界争鸣的园地。 + +　　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希望大家多给新华社提意见，帮助新华社的同志们整风。他说，现在新闻界有个很突出的矛盾，就是通讯社和报馆、广播电台的矛盾。“每个报纸都应该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可是，通讯社、报馆和广播电台还应该分工合作，以免对消和浪费力量。” + +　　吴冷西说，通讯社本来是应报纸、广播电台的需要而产生的。新华社和报馆、广播电台是合作关系，不是商业关系。过去统一发布某些新闻，是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可是，由于统得过紧、过严、过死，对报纸的不同需要考虑不够，就产生了一些毛病。现在，新华社愿意更好地为报馆和广播电台服务，除了继续发播各个报纸、广播电台有共同兴趣的新闻以外，还打算供给部分专稿，满足它们的特殊需要。 + +　　昨天在会上发言的还有：解放军报胡疵、人民公路报王舜华、新华社北京分社雷鹏、少年报裴毓荪、北京大学张步洲、工人日报黄是云等。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9日，原题为：“首都新闻工作者座谈会结束 提出许多新闻理论和实际工作中的问题”。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52.txt b/CCRD/1/3/2/00055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04c1fcf6d68e0b8473c44bf474ac30752b098b5 --- /dev/null +++ b/CCRD/1/3/2/000552.txt @@ -0,0 +1,43 @@ +# 西北师院教师踊跃揭露内部矛盾 + +　　<赵吉惠> + +　　兰市讯　中共西北师范学院委员会与院长办公室于5月18日、21日连续两次召开了教师分组座谈会，认真揭露学校内部的各种矛盾，并对学校工作中存在的缺点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 +## 王明昭说：领导上有四怕，应让风刮到，雨下透 + +　　教育系王明昭教授发言说：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领导上还有顾虑。目前具体表现为四怕：第一，怕搞过火了。徐院长在一次教职员大会上讲话时强调要“和风细雨”，不要搞过火，但是却把“严肃认真”给丢掉了。第二，怕没有真理。这显然是低估了群众的觉悟水平。第三，怕开大会。领导上强调开小会，不教开大会，其实我们从报纸上看到北京大学主要要开大会。第四，怕失掉威信，将来不好做工作。我看领导上这些顾虑都是不必要的，我认为目前的关键在于如何“放”，应让“风刮到，雨下透”。许多教师在发言中认为目前的主要顾虑是，担心把矛盾“放”出来“鸣”出来之后，能不能解决问题。大家希望领导上“不要怕”，应通过这次揭露矛盾，达到适当的处理与解决矛盾，改进学校的工作，把师范学院办得更好。 + +## 龚泽铣说：师院普遍存在三个主义。 + +　　历史系龚泽铣副教授说：过去开会发言多是歌功颂德，今天开会就要吹毛求疵。三个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师院普遍存在，满院飞。一个人入党后就另眼看待，所谓“一登龙门，身价十倍”。留助教过多地考虑政治条件，结果把真正的优秀学生分配到外面，如历史系曾有一个学习最好的毕业生分到内蒙去教语文(旁边有位先生补充道：还教体育)。地理系派出的留苏学生学习成绩不好，这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 +## 萨师炯说：师院办的脱离了方向，既不西北，又不师范，也非学院。 + +　　历史系主任萨师炯教授发言中说师院存在着三个主要问题：第一是党的宗派主义。他认为这是产生主要矛盾的根源。由于宗派主义的存在，许多问题都被封锁起来了。留助教、派留学生多是党员，教师出外学习、进修也是党员，政治课派研究生也准备让某位党员科长的爱人去(后来因生产没去)，工资改革中，有的党员连升好几级，非党员长期不动。第二是学校领导作风有问题。领导上待人不诚恳，不接受群众意见，喜欢听好的，怕承认错误。第三是学校的方向不明确。师院是处在西北地区的一所高等师范学校，可是事实上我们办得脱离了这个方向，形成“既不西北，又不师范，也非学院”的局面。我们学校往往是用一些生活问题的处理代替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用行政命令代替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学术研究空气很不浓厚。他说这三个问题是师院矛盾的主要根源，其中最主要的是宗派主义。学校的缺点为什么不能改呢?因为学校不愿吸取经验教训，有一位先生说的好，就是领导上背上了包袱，认为这几年来学校办的还不错，只看到了成绩，没有看到缺点，把大家的辛勤劳动揽到了自己身上，缺乏群众观点。 + +## 南国农说：有圣人风，各种报告中经常采用的公式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缺点是次要的、个别的。” + +　　教育系南国农教授说：几年来师院一直存在着三股歪风，这是形成主要矛盾的因素。第一股歪风是特权风。这是某些党员形成的风，在某些方面表现的特别突出，如使用公共器材(电影机、照像机、摩托车)某些党员有特权，可以私人借用，而一般人是没分的。有一次，实习指导委员会要借用一下照像机，主管部门就说是“制度问题”，而党员可以拿到青海去旅行，结果摔坏了，损失了二千多元。其次表现在提拔干部上，党员提拔的快，非党员干了十多年也不提拔，有的虽然被提拔了，也是一些经常围着领导上转的人，所以群众很不满意，形成“领导所爱，群众所憎”。第二股歪风是粗暴风。一位党员负责干部来校后，把学校变成了兵营，对教师随便张口教训，常常用“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态度对待教师，使很多人感到害怕和不安。其次，学校领导对一些教学上有点问题的人，也不耐心帮助，而是加以粗暴的打击，不是降职降薪，就是停止工作，打入冷宫，或是来个“调转”，使人感到“世态冷凉”，缺乏新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第三股歪风是圣人风。某些党员把自己看成是圣人，认为自己工作中没有一点缺点或错误，各种报告中经常采用的公式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缺点是次要的、个别的。”经过反复的解释，似乎感觉不到有什么缺点了。 + +## 王硕如说：师院的党与非党之间横着一堵又高又厚的墙，统战工作是“统上而不统下”。 + +　　历史系王硕如教授在谈到师院的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时指出：过去不好，现在好一些了，但是民主党派在学校究竟发生了那些作用呢?我看除传达、保证外没发挥什么作用。师院的民主党派还没有独立地位，像小孩一样。师院的党的统战工作是“统上不统下”，对民主党派的下层人士看不上，不找他们商量问题，讨论工作。王硕如教授在揭露了学校的许多矛盾之后，又着重地分析了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他认为这些矛盾主要是宗派主义造成的。由于有了宗派主义，因而在党群之间便筑起了一堵墙，这堵墙又高又厚，所以领导上对被领导者有成见，不能一视同仁。领导上认为某某先生“行”就一步登上天，认为某某先生“不行”便被打入冷宫，使人精神痛苦。领导上不了解知识分子的特点，即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而不可辱”。 + +## 张文熊说：学校对老年知识分子是“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 + +　　中语系讲师张文熊说：师院党的领导同志对群众批评过严，而自我批评很不够，对党员不公开批评，这不是宗派主义是什么呢?他在谈到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时指出，解放后有些学校对老教师不重视，而在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报告后，又对青年知识分子不够重视了，现在对老年知识分子批评少了，其实是有意见而不提，采取所谓“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许多先生在发言中提到，非党教师和党员特别是负责党员交不上朋友，互不了解，因而党与非党的关系越来越有距离。 + +## 郭士豪分析矛盾根源，提出四点建议。 + +　　教育系郭士豪副教授在揭露了党与非党之间的矛盾后，指出了党与非党关系不好、党员脱离群众，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1)工作方法不好，党的工作过于神密化，如党委会成立时，可以广泛吸收群众参加，而我们学校只请了一少部分党外人士，又如处理党员的问题也不公开。有的领导偏听偏信，片面听汇报，因而使党与群众之间有距离。(2)思想认识上没把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区别开，因而对一些问题处理的很不当。(3)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不够全面，对知识分子估计的过低。最后，郭士豪还提出了几点改进党与非党关系的意见。他认为：(1)省委应派人对学校的整风运动进行领导，搞好这次整风，解决各种矛盾。(2)有些问题应向群众公开，特别是对党员的批评处理问题更应使群众知道。(3)加强党对党员与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4)希望党委会多有几名专职的党委委员。 + +## 傅恒书说：非党干部有职有责无权，党团代替了行政。 + +　　中语系主任傅恒书教授在发言中谈到了三个问题。第一是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他说党与非党知识分子接触中存在着两怕。党员怕知识分子复杂，说话不方便。党外知识分子怕一句话说不对头，来个运动再整一下。因此就形成了一堵墙，这堵墙越筑越高、越垒越厚。第二是非党干部的有职有责有权问题。非党干部有了职，也尽了责(出了问题还要负责)，就是无权。我是担任系领导工作的，但对有些事情没权过问，使我很苦恼，一年前关于毕业生分配、留助教、学生休学、退学等事情的处理，有些是我不知道的，也不和我联系。第三是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领导上强调系里要全面负责，但是工作有困难，党团代替了行政，使行政被动，工作不安。党团员犯错误由组织个别处理，不通过行政，好像有“治外法权”。学生工作除了学生科之外，又插入了个团委会，我校团委会变成了独立王国，团干涉行政的情况，差不多每天都可以碰到。 + +## 杨少松说：肃反工作中存在着三个坏主义。 + +　　许多教师谈到了师院的肃反问题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有错误、有问题。教育系杨少松教授说：师院的肃反工作中存在着三个坏主义，在确定肃反重点上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在善后工作的处理上有宗派主义。某位负责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在肃反中犯了错误，不但没给处分，反而提了级。这不是宗派主义是什么?王明昭教授补充道：师院肃反工作中，领导上错误的运用了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公式，犯了主观主义。许多先生都指出某位负责肃反工作的党员在肃反中态度非常粗暴，在未定案之前，先给人扣上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有的甚至在报告中说出一些威胁人的话，使好些人都害起怕来，日夜不安。 + +　　 来源：《甘肃日报》1957年5月2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53.txt b/CCRD/1/3/2/00055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595fadba8e796476d0dd2782997bf4b3aec53af --- /dev/null +++ b/CCRD/1/3/2/000553.txt @@ -0,0 +1,57 @@ +# 象在家里谈心一样　财政部党组邀请民主党派人士座谈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中共财政部党委会于１８日邀请该部和所属单位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二十九人开座谈会，协助共产党整风。财政部副部长胡立教代表党委在会上说：整风的目的是为了改进工作，因此希望大家对中共党组织的缺点提出批评，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个会就象开家庭会议一样。 + +## 陈盛兰说：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之感 + +　　民革财政部主任委员、财政部参事室参事陈盛阑说，财政部的党员领导干部是有宗派主义的。在参事室工作的人多系民主党派的成员，１９５５年秋天，行政上通知参事室的人员回家休养，大家当时以为这是变相地解散。１９５３年的评薪，参事室十四级以上的人一律不晋级；１９５６年工资改革时又说十四级是“顶头”了，使这些人感到没有“奔头”。１９５３年以前，参事室曾参加各种专业会议，１９５４年起各单位不通知参加了，公文也不送来，因此我们一天到晚无事可做。真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之感。１９５４年又把民主党派的司、局长陆续调走了，这是否有宗派主义？ + +## 他又说：财政部三反、肃反事先规定百分比，证明确有主观主义 + +　　有些党员态度十分生硬，对旧知识分子总认为“落后”。如“肃反”运动中要求我们写材料。我们写了，领导上却不太相信，写得不详细，就说我们不依靠组织；我们为了把材料写得认真些，只得向有关的人打听，组织上又说是“通风报信”。真弄得进退两难。 + +　　保险公司的宗派主义特别严重。每当人事部门打电话找，被找的人总是心惊胆跳，可见隔阂之深。在办公室，党员之间互相递条子，弄得很神秘。 + +　　财政部的“三反”和“肃反”有些扩大化。如“三反”时预定“老虎”为２５％，肃反则定为５％。事先订百分比的做法是否科学？事实证明确有主观主义。 + +　　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参事室是研究财政法制的，在１９５３年就提出了整理现行法规的报告，领导上从未批下来，以致部里长期以来没有一个组织条例，主要的预算和决算全靠一些零星的命令办事，下面的局可以改部的法规，部可以改国务院的法规，批审权限上十分混乱。税务方面也不健全。 + +## 崔敬伯说：财政政策左右摇摆，今年会不会又“下马”过多 + +　　民建中央委员、税务总局副局长崔敬伯说：财政部是国家的总“管家”，又关系到各个方面、各个部门的工作，它的官僚主义绝不比其他部门少。过去几年国家在财政收入上都有盈余，而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情况下，财政收支却出现了紧张的局面，这说明我们的家没有管好。 + +　　下级干部感到上面办事“此一时，彼一时”。如在税收上，有时抓紧了，就大力防左，左了就赶紧防右，使下级工作人员感到左右摇摆不定。这虽然也是辩证，但不是唯物辩证法，而是形式上的辩证法。 + +　　１９５６年反对财政上的保守主义，因此大大放手；今年的预算又出现了纷纷“下马”的趋势，是否会出现“下马”过多的情况，很值得重视。 + +## 他认为宗派主义的形成，在于许多不必要的制度 + +　　我认为宗派主义的形成很大的原因在于一些不必要的制度。如人事制度、会议制度、阅读文件制度。这些制度在开国之初毫无疑义地应该由共产党统一掌握，但国家建立起来了，时间长了，这些制度就成了“墙”、成了“沟”。 + +　　岳炉说：在有些地方把党的领导庸俗化了 + +　　民盟财政部支部代主任委员岳炉说：党的领导是通过党员实现的；但是，由于党和个人没有分清，以致很多地方形成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现象。如在集体参加体力劳动的时候，也按着党的支部来分队，好象只有党员在劳动；在学习理论课的时候，学习组长也必须是党员。难道必须以党员作组长或是以党组织出面才算是党的领导？这样使人感到党是无事不管，把党的领导庸俗化了。 + +　　在提拔干部时，往往是只重德，不重才。有很多党员就凭着党员名义吃饭。我认为党的荣誉与党员个人的荣誉要分开。党组织对党员和非党员要一视同仁。 + +　　建设银行工程师、民盟盟员丰恒清说：建设银行几年来很多技术部门都是由不懂技术的干部领导业务，而对一些技术人员的工作安排得不妥当。 + +## 俞彪文说：保险公司处在危险状态 + +　　民进财政部支部副主任委员俞彪文说：保险公司现在处在危险状态。解放以来，保险公司的领导上只满足于一些方针政策性的问题和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对当前的实际业务工作不够重视。１９５３年以前，保险公司的业务工作方法都是旧社会的一套。“三反”以后，这一套全盘被否定了，对苏联的一些先进经验的学习又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农业合作化以后，公司里许多人对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否还需要保险的问题发生了动摇。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所以使公司的业务工作上在执行中也产生了各种意见和矛盾，对工作的影响很大。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否还需要保险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绝不能因此影响当前的实际业务工作。 + +　　在保险公司里，党群关系长时期以来是不太协调的。党员对一些“老保险”有讽刺和不尊重的现象。 + +　　崔书香说：财政干部学校是一座“冷宫”，有些经济学家进了“修道院” + +　　财政干部学校统计教研室主任崔书香说：财政干校担负着为国家训练财经干部的神圣责任，但我们的学校却是一座冷宫。不是我们被打入冷宫，而是冷风吹来使人感到冷。有人说，调到干校的干部是“四等干部”，这风是从财政部吹来的。当然，也还有从外面吹来的冷风，例如有些高等学校就看不起财政干校。许多人都不愿到我们学校来，在校的教职员的工作积极性也大受影响。 + +　　财政部直接领导干校，但我却感到不很温暖。听报告、看文件，都是限于什么长一级的，很少提教学人员。我们感到很苦闷。 + +　　她最后说，希望财政部加强和经济学家们的联系，多和他们研究讨论一些问题，这对国家对他们本人都有好处。据我所知，现在的经济学家有一部分进了“修道院”，另一部分也无事可做。 + +　　座谈会将在２２日继续举行。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54.txt b/CCRD/1/3/2/00055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098eb7f2b5d112ee0f1c7637a99ef66a3097829 --- /dev/null +++ b/CCRD/1/3/2/000554.txt @@ -0,0 +1,27 @@ +# 在开封地委召开的座谈会上 中小学教师大胆揭露矛盾 + +　　<河南日报驻开封专区记者站> + +　　开封消息 5月18日，开封专署直属的七个中小学的四十一位教师，应中共开封地委会的邀请，开了座谈会，对党在领导教育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批评。 + +　　党员师生行动特殊，办好教育究竟依靠谁?开封第一师范教员石显曾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学校中的党员师生以改造人者自居，瞧不起非党的师生。在肃反前他被人称作老师；在肃反中，自己不是反革命分子，但老师的称号却变成了“老石”；有的人在作为党员的培养对象之日起，就是脱离群众的开始，被批准入党时，人们可以从这些人的与众不同的神色上看出来——他脱离群众了，就是“神附了体了”，也就是被批准入党了。开封第二中学体育教员张健鸣说，有些党员学生的体育成绩不好，但硬要教员多划几分；奇怪的是，一般学生也这样说——“应该多给人家几分，人家是党员嘛”。在开封第二师范里，许多工作由党包办，不依靠非党教师。例如研究学生的伙食问题，党支部召开会议，让不了解情况的支委下去了解情况，而不问本来就了解情况的班主任。开封地委会文教部杨海滨科长在给师生们讲话时，常是南腔北调，装腔作势；师生们评论他是“少年得志，盛气凌人”。开封二中俄语教员郭为城在荥阳中学教书时，曾经揭发党员校长吴化人的道德败坏行为后，却因之被调职，被无故开除团籍(现已无条件恢复)。他说，这是该校党组织宗派主义的报复行为，把他的政治生命中断了十八个月，他坚决要求整掉这种宗派主义。 + +　　民盟盟员、开封第一师范教师刘冷瑜在发言中，认为张申书记在开场白中说共产党是人民的长工，而其他人则是主人的说法不全面。她说：其他党派也是人民的长工。接着她叙述了学校政治工作中的粗暴现象，指明教师与学生之间有矛盾，但应通过“尊师爱生”的方法来解决，而不应让党员学生们用打“小报告”、由学生们来改造教师的办法解决。 + +　　开封二中教员张鸣远在发言中，赞扬校务委员会的领导制。他说，学校在杞县时，教师中党员少，由校务委员会领导，老教师、新教师都能参加领导，反映意见也全面。现在学校里由党支部、团支部和工会来领导就有毛病，意见层层上报、层层下达，上下不通，意见容易变质，也容易被歪曲。他说他们学校的基层工会选举，教师评优都是领导提名，包办选举的。 + +　　王光华说，开封第二师范附小的学校领导人员中，有五个是党员，他们互相掩饰缺点，学校里教师们暗地里称这些人为“五霸”。这个学校中，搞政治的是一帮人，搞业务的是另一帮人。速成师范教员宋培仁说，非党非团的教师在工作中不大胆，学校里布置工作，让党员、团员、党员对象先知道，而不通知非党的班主任。他说，党应该抱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态度，而不应“既用又疑”。宋培仁说，“有一个小学教员，因为他是党员，在五年多中连续升级，现在当了高中教导主任了，这种“喷气式”的提升是不对的，被提拔的人只会不懂业务和脱离群众。”行政干部学校教员王鸿印认为党对待高级知识分子偏厚，开封师范学院的讲师们可以比中学校教员多吃半斤小磨油；教授、讲师们的家属也可以比中学教员在一个月内多用一斤十一两煤油。 + +　　许多教师发言时提出在中等学校里，教员住宿要拿房租，一致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因为学校不同于机关，教员住宿是为了改作业、具体辅导学生，不住宿无法履行班主任职责。现在住宿的教员得拿双份房租，因为家属住房也要付房租。 + +　　同在开封市办学，但市领导的学校与专署领导的在待遇上不一样。开封市学校里的教员们可以透视检查身体，开封专署领导的却不能透视检查。有些教员害了肺病，也不能治疗。 + +　　开封第二师范教员关冶民认为教育部有重中学轻师范的偏向。表现为修订教材方面，几年来中学教科书修订了好几次，而师范的课本却没修订过，只是在精简课程时才作了粗枝大叶的精简。开封一师附小教师王瑶琴说：“关于小学生的每课四十五分钟的制度，是主观主义的，因为一般小学生的注意力集中时间一般为二十五分钟到三十分钟，不能硬订得像大中学生的一样。” + +　　会上有许多人提出了改进领导工作的建议。有的主张领导上对学校要有个视导制度，先视导校长、教导主任的教课，然后视导一般教员的。开封二中物理教师提的十多项建议中，有一条是要党的工作人员学习逻辑学和辩证法。 + +　　在座谈会告一段落时，开封地委书记张申同志表示诚恳的接受大家的批评。对于立即可以改进的问题，如开大会作报告没有照顾学校特点，个别干部的粗暴作风等，可以即时改正。对于其他问题，要作到件件有着落。 + +　　应到会人的提议，会议将继续进行。 + +　　 来源：《河南日报》1957年5月2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55.txt b/CCRD/1/3/2/00055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789f5034bb26375b2070bd115061b5f7902cc97 --- /dev/null +++ b/CCRD/1/3/2/000555.txt @@ -0,0 +1,79 @@ +# 在省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教授畅谈学校内部矛盾 + +　　5月18日下午，中共陕西省委员会邀请陕西地区部分高等学校的教授和行政负责人，征求他们对党的意见，帮助开展整风运动。会议由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同志主持。他在会上说：昨天是第一次，今天是第二次举行座谈会了，今后还要召开很多次各方面的座谈会，请各方面的人都来批评和提意见，帮助纠正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 +　　在会上发言的有：西北工学院教授袁耀庭、西北农学院教授周尧、西北工学院教授王焕初、西安军医大学教授兼附属医院副院长姜泗长、西安体育学院院长曾震五、西安动力学院副院长毕仲翰。(以发言先后为序) + +　　下面是他们的发言摘要： + +## 袁耀庭对西工现状感到沉痛 + +　　袁耀庭说：西北工学院的统战工作不够好。一方面党委对民主党派过于客气，表现不好意思；另方面包办代替，是统得太多。如民盟的发展组织问题，和党委研究，党委说将来各方面开个会，一块商量商量再说，但一直不见研究。有人申请入民盟，二年多了没有解决，种种情况使民主党派流于瘫痪状态，缺乏应有的自主能力。西北工学院民盟没有专职干部，开会还要负责人去打扫会场，水也没人给提，冬天也没有人给生火，工作上有困难。昨天有个同志提出，学校内的民主党派可伙用一个干部。这问题应考虑解决。 + +　　谈到西北工学院的情况，袁耀庭说：我是西工的学生，而且长期留在西工工作，二十多年来，对西工的成长很清楚，自然也很有感情。但看到今天的情况，谁都感到很沉痛。因为同志之间没有感情，新同志间的感情没有建立，老同志之间的感情也淡下来了。教授同住“五一”新村，彼此不相往来。回忆西工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全国来讲，西工不算坏学校，直到1953、1954年前后，西工在西北还很有声誉，但今天不然，不管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及其他方面，比西大、西农都落后了。这是学校领导上有很大责任。另一方面，不论调出去和现在留在学校的很多同志，对学校都没有好感，离心离德。有一个校友说，就在他临走时，领导上也没有派个人去送送行李。感情上留点好印象都办不到。产生以上情况的原因是：一、思想工作作的差，学校领导在过去的运动中，只是强加压力，过后也不做思想建设工作。在这次“鸣”“放”过程中，有人提出，最好请省委张书记亲自来西工，最低限度刘院长需要坐在这里咱们再“鸣”，这就足以充分说明这一点。今天培养青年教师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在过去的运动中，学校的领导往往是号召青年同志整老年同志，党内整党外，结果部分青年教师骄傲自满，不尊重老教师，形成青年教师和老教师之间的不团结。有些老教授说：虽然领导上也提出尊敬老年教师，但只是口头上的尊重，也不过在过年时请吃一顿饭罢了，这大可不必。另一方面领导上往往把教师分为两类，积极的与落后的，认为谁落后就一切都落后了，积极的一切都是好的；结果“好”的骄傲起来，“落后”的抬不起头来，造成不团结现象。这些现象的发生，与党委的领导有很大关系。二、领导偏听偏信很严重，这样不仅不好，而且影响了民主党派的工作。盟里一位教授，由于党委的偏听偏信，产生了许多思想上的毛病，盟里进行批评，他并不接受，可能认为：党委还相信我，你批评什么?这也是造成不团结的主要因素。三、党群关系上有问题。党、团员特权太大，待遇不公平，有一位西安地区党的负责同志，他的爱人在学生时期可以坐汽车，专修科毕业后可以当助教。一个年纪很轻的讲师同志，是个团员，在评薪时，级别比一位很有成绩的老教授高。评薪时，只注意到一部分党、团员的优点，对于非党团员是注意缺点多，有位同志就提出要求学校把补助费情况公布一下，看看是否合理。对党外人士很不信任，至今我还为一位盟的同志抱冤屈，他在学校当系主任，但学生调走了，他还不知道。领导上了解问题，往往不多找负责同志来谈，而只注意找党团员了解，偏听偏信，好像只有党团员才能相信，其他人都有问题。 + +　　根据以上情况，袁耀庭说，目前整风是很必要的和适时的。同时目前西工应该尽量地“鸣”，尽量地“放”，把问题讲出来才能解决，才能把风整好。当然有些同志可能夸大一点，但是几年来内心情绪的积压，是可以理解的，等大家打消思想顾虑，“鸣”起来，问题摆出来，思想上再没有顾虑，然后坐下来，好好地谈。 + +## 周尧要求合理安排科学研究工作者 + +## 批评教学改革中的生搬硬套现象和科学院的本位主义 + +　　周尧说：我自己是很想搞科学研究工作的，但在今天还不能够很好进行研究工作。因为，我除了教学以外，还担任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社会活动又很多，没有时间。我这样想搞科学研究的人，到底放到什么样的工作岗位适合，做研究工作好，还是作行政工作好，这是对科学研究者的使用问题，应当提出来研究解决。现在，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有一些困难，主要是条件和时间得不到保证和满足。党提出的要让我们有六分之五的时间进行研究，也还是得不到保证。因为凡是具有研究能力的人，在学校都担任行政领导工作。像我是系主任、教研室主任，还要教课，还想进行科学研究。真是忙的顾不来，“四面作战”。而且四面有意见，系工作作不好，各教研组和领导上会有意见，教研室工作作不好，教师们有意见，教课方面，同学有意见，不能很好搞科学研究，自己有意见。此外爱人也有意见，星期天不能陪她看电影、散散步；孩子有意见，一天很少见到爸爸；炊事员也有意见，不能按时间吃饭，常常要给我另热饭炒菜。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利用星期天搞搞研究工作。条件还是困难，主要是缺少书籍和参考资料。过去我自己买一些书，但也很少，学校图书馆昆虫学方面的书却比我私人有的还少。而能供我参考的只有一二本，教研组别的教师比我更困难，常常要借我的书，我的书在教研室传来传去，我像开小图书馆。这一点书，怎么能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呢? + +　　我对中国科学院也有许多意见，我到北京去见了科学院领导或一般同志常常叫喊，但现在还没得到什么反应。科学院的条件好的多，北京国际书店进口书籍，首先供应科学院。科学院要的书，三个月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书，三年也不一定能得到。在外地工作的科学工作者，都不很安心工作，眼看北京。科学院只注意加强他们内部，没有考虑到如何领导院外科学工作者，协助外埠的科学工作者。像北京、上海的昆虫研究所都是几个单位合并的，现在又合并在一起了，有些书有几套重复，应该考虑分配一部分到外地。作为全国领导机构的科学院应该想到如何组织和发挥各地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力量，相互配合，展开全国的科学研究。应该知道有70％的科学研究工作者在高等学校，不组织这批力量是极大的损失。 + +　　我们学校教学改革也存在一些问题。高教部学习苏联，许多只是生搬硬套。例如，中国地区广大，农业生产的情况复杂，病虫害严重。病和虫的研究是在不同的基础上进行的，我国的传统也是病虫分为二个专业学习的。但高教部却生硬的学习苏联的统一教学计划，要求培养病虫兼顾的全材，结果培养出来的学生不适合我国的需要。 + +　　学校对干部的信任和培养，有没有宗派主义，看来还是有的。表现在对党、团员考虑的多，对业务情况考虑的少，进修、出国也是如此。党员程度很差，一次两次考不取，想办法也要送出去，有些程度很好的非党、团员没有选出去。出席国际间学术会议的永远是北京那些专家，甚至不是学那一行的“专家”，但其他地区的科学工作者，却没有出去学习的机会。这是不是宗派主义，我只提出来供大家研究。 + +## 王焕初说：对人民有好处的事，为什么不准办? + +　　王焕初说：现在，高等工业学校基础课教师教学和科学研究还有矛盾。本来高等学校的教师作科学研究跟教学工作密切结合这个原则是没有怀疑的。但是，现在高等工业学校基础课的教师们没有把二者看成是相因相成的事情，而是把它看成互相抵触的事情，因此，不是展不开科学研究，就是科学研究的目的性不明确。我认为这是目前高等工业学校基础课教师在工作中所存在着的一个基本矛盾。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前几天，华罗庚先生提出“理”近“工”还是近“文”、“法”的问题。很明显，“理”是近“工”的，因为“工”是“理”的直接应用。但是如果把综合大学中理学院合并到高等工业学校中来，也未必完全合适。我认为综合大学的理科，应该偏重于纯理论的研究，而在高等工业学校，则应逐渐设立理科的应用专业。这些专业并不会和综合大学中的理科专业发生抵触。相反的，专业培养出来的研究员、大学教师和高中教师，对发展我国教育事业，培养师资方面都有很大好处。要在高等工业学校设置理科的应用专业，主要的条件是师资的培养。因此，一下子设置许多专业是有困难的。但是在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只要师资力量培养起来了，因陋就简，逐步设置还是可以办到的。拿西北工学院来说，现在设置一个应用数学的专业，师资没问题，钱也不用花，只要每年招几十个学生就可以了。而设置了这个专业以后，不但对其他工科教学有好处，并且也可以解决基础课教师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矛盾。但是听说高教部不同意。对人民有好处的事，为什么不准办呢？ + +## 姜泗长说：贺诚副部长的专科重点办法害死人 + +　　姜泗长说：我对于有职无权问题，也是有过体会的，过去我在一个医院里担任领导，开始单位里没有党组织和党员的时候，我是有职有权的，可是当以后有了党员和成立了党委会的时候，情况就起了变化，单位里许多事情都是由党委会开会决定的，我虽然是行政领导，但因为不是党员，不能参加党内的会议，而党员很少征求我的意见，这样就没有讨论问题和决定问题的机会了。这说明我过去是曾经发生过有职无权问题的。现在我在军医大学担任教研室主任，也遇到过类似情况，比如教研室有些行政工作和业务问题，党、团也时常根据上级布置未征得同意而擅自决定，不和教研室行政领导商量(如干部调动问题)，迫于这种情况，有些问题的研究，自己为着减少行政麻烦而愿意放弃权力。 + +　　关于宗派主义，在军医大学也是有的。比如提拔干部，派教师留学，都偏重于党、团员，有些非党干部和教师，虽然业务水平比党、团员都高，但反而得不到提拔和学习的机会。向科学进军当中，党、团员青年教师存在着要求过高出现象，自己不动脑筋钻研，只嫌老教师教的不够，可是领导上不批评这种情况，反而怪老教师保守，这也是宗派主义情绪。另外还有些偏听偏信的情况。 + +　　关于墙和沟的问题。我看没那末严重，主要是接触不够。我们学校的情况是：党和非党的领导人员之间虽然很好，但是很少彼此提些意见，都过分客气。他说：这原因也许是一些党员有老成见，认为党外教授不容易接受意见，可是只要接触的多了，大家感情很好，这种情况是可以改变的。如果，不愿在会上批评，也可以个别交谈。 + +　　姜泗长还提到政治和业务的问题。他说：学校里作政治思想工作的干部，总是批评一些人的单纯技术观点。这种批评是有问题的，政治思想工作应和业务很好结合。 + +　　学校民主生活也不够活跃。党、政领导对党外人士的意见接受不够。在科学方面，有许多事情，是因为受业务水平的限制，不能辨清是非，而没有接受别人意见。党派来领导科学的工作人员，应该努力学习科学。 + +　　谈到党委治校，或者是教授治校的问题时，姜泗长说：这两个论点并不冲突。党委会是贯彻党的政策，教授是作教学工作，两者谁也不能代替谁，不过教授可以在校务委员会的组织里积极参加治校。党委会应该重视发挥校务委员会的作用。 + +　　在谈到培养人才的质量问题时，他说：培养一个医生至少得五年，中央卫生部贺诚副部长的专科重点的办法害死人，两年半的时间能学个啥呢?培养出的医生不能用，就是个很大的浪费。毕业生的使用也有问题。现在学校一毕业就派到工厂和医务所去当医生。这个办法也值得考虑。一个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只能说基本知识有了，但是否能马上应用，大成问题。他从毕业到能看病，应在医院中实习个三、五年。这样的医生派到工厂或医务所，才能顶大用。这样，看起来慢，但是能解决问题。 + +## 曾震五说：党员干部优越感浓厚，有锋芒。对非党干部支持关怀不够。 + +　　曾震五说：我现在说一说我们学校的情况，我们学院在党与非党之间是不是有墙有沟呢?是有的，是由于党和行政关系划分不清和互不信任而造成的，党的领导是天经地义的，行政应该服从党的领导，但是不等于每个党员就可以代表党的领导，党也不能代替行政。学校党组织，最好是学校校务委员会的当然成员和行政会议的参加者体现党的引领作用，帮助和监督行政执行上级颁布的政策法令指示，不应代替一切，这就权责分明，能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工作效率会要高些，如果一切须要党组织来决定布置，就会使行政上无权无能，而且少数人决定的东西，未必比多数决定的好。再就是由于党员同志对党外的人有时表现有极坏极不信任的态度，党外的人感觉党员同志优越感浓厚，有锋芒，抓的紧，有人说句怪话或表现不满，就认为是思想落后，和党对立和组织对立，因此就不能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家不敢多说话。非党院长是不是有职有权呢？也由于党和行政关系不明确，自然就削弱了行政方面的权。我过去认为是一个认识的发展过程，需要等待，而不能强争的，我的能力能发挥多少就算多少，用不上就不勉强，发现他们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有缺点，就提出批评，不接受就采取等待的态度，这种态度也许是不负责任的，但是事实上只能如此。 + +　　另外我感觉党的领导同志，在工作方面对非党干部的支持不够，关怀不够。党的领导同志对非党干部的工作情况，工作环境，应该经常了解，给以指示，帮助他培养他。但是在这方面似乎太少了一些。如果党的领导同志和党外人士多接触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是会有好处的，因为党的领导同志很忙，党外人士怕打扰，不便主动来见，见了又怕浪费了领导同志的时间，不能畅所欲言。有时也因为提的意见不被重视就不愿多提，因此有的好意见也达不到领导同志的耳里，党的领导同志只能从党员的汇报得到一些情况，这些情况是不是完全符合实际呢？这就形成了墙和沟，党内外有些隔阂。 + +## 毕仲翰分析墙和沟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两点建议 + +　　毕仲翰说：党群关系上“拆墙填沟”几乎成为知识分子的普遍呼声，这说明党和知识分子之间有隔膜、有距离。今天为着加强团结，集中力量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党群双方都应该重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都应该冷静地分析这一问题，进一步采取措施来拆除这堵墙，填平这条沟，如此才可以认清人民内部矛盾，从而更好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 +　　要拆这堵墙，填平这条沟，就必须先研究这墙和沟是怎样形成的。 + +　　一、历次运动的副作用。“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以至肃反等各项大运动，唤醒了全国人民，转变了几千年来的社会风气，提高了人民的思想认识，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在这些方面的成就是伟大的、空前的、是无可比拟的。正因为如此，人民对党的威望也就大大地增长了，这是问题好的一面，是应该肯定的。但是问题的另一面，由于领导运动的偏差，产生了很多过偏过激的现象。这种过偏过激的现象勿庸讳言是对群众产生了很大的副作用。其结果使很多人天天过着临深履薄的生活，谁也无法保证自己今后能否幸免惨遭灭顶之祸，在此情况下造成很多知识分子不愿说话了，甚至怀疑到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还有民主，是否还有自由，这样就隐蔽了矛盾，加深了隔膜，这是墙和沟形成的一个原因。 + +　　二、过去几年中由于党内干部只掌握着敌我斗争的经验，只习惯于敌我斗争的方式方法，这样就使他们易于采取粗暴的态度，以力服人的手段来对待一切问题，遇事不能虚心倾听别人意见，动辄给你扣上一顶不尽合理的帽子，什么封建主义啦、思想反动啦、唯心主义啦等等，这样就使许多党外人士更加不敢说话了，遇事就只有听凭调度，听任使唤，俯首应命而已，这样就增加了墙的厚度和高度。 + +　　三、党内外待遇不公平，不是一视同仁。就高等学校说，选派留苏学生把党团员放在第一位，选派进修也有同样情况，其他如安排爱人工作，评级评薪等可能都有偏袒之处。此外，党外人士看不到重要文件和资料，到处都是机密，到处都是雷池，党委会、人事处这些单位，无形中变成群众的禁地。如此情况下，党群关系自难到达水乳交融的境地，这是形成墙和沟的又一原因。 + +　　四、关于相信和尊重问题：周总理曾谈到知识分子的“六不问题”，我认为“六不”当中不信任这一“不”是团结知识分子问题中最关重要的东西，没有信任，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无法发挥他的力量、积极性和创造性。知识分子有“士为知己者死”的这样一个传统思想，过去有所谓“以国士待我者，我必以国士报之；以众人待我者，以众人报之。”这是几千年的思想传统，不掌握这一特点而给予足够的信任和尊重，知识分子在工作上恐怕只能作到推一推动一动，不推就不动，其他恐怕就谈不上了。几年来高等学校布置工作，往往只通过系秘书，不通过系主任，党外人士担任领导名义的看不到他应看到的公文，遇到重大问题时，事前不得参预，事后无人告之，结果变成一个泥塑木雕，周总理说有些知识分子闲得发慌所指的恐怕就是这种情况。这样下去，怎能说不会造成距离呢?最近人民日报披露有一位同志发言说，不要再把我当贼来防了，这也是对于人不信任的呼声。 + +　　五、关于职权问题。由于信任不足，便产生了职与权的矛盾，也就是说有职无权的矛盾。从最近报纸上各方面座谈会发言看，党外人士有职无权的问题，几乎成了很普遍的问题。究其原因，我认为双方都有责任。首先党外人士认为自己水平低，不敢肩负起应负的责任，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党内同志对党外人士估计不足，认为处处都是高人一等，自觉或不自觉的不让党外人士有事可做，这样更谈不上为党外人士创造可以做事的条件了。党外人士在群众中的威信不高，再加上党内同志不支持，其结果造成今日有职无权的现象，这是必然的结果。 + +　　这个墙和沟是矛盾产生的根源。现在大家揭露出这一问题，党中央立即采取整风措施，我认为党的伟大就在这里，毛主席的英明也在这里。最后，我还要提出两点建议： + +　　(一)教育党员在今天贯彻鸣放方针中，要正确认识党的政策，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对任何违犯原则的党内同志要及时教育和处理。 + +　　(二)号召全体党员认真的阅读最近报纸上党外人士的发言，因为这种言论是代表很多人的心里话，只有党员了解了，才能充分认识矛盾，很好的解决矛盾。 + +　　接着，他举例说，目前有党员干部还常用敌我斗争方式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说：我们动力学院总务处有一个党员干部对学校最近取消骑自行车进校门“要自动下车”的规定大为不满，这位干部说：“这是不合理的规定，这是反动的决定”，我认为这个党员干部这种作法是违背中央指示的。 + +　　 来源：《陕西日报》1957年5月1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56.txt b/CCRD/1/3/2/00055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d71eb881eca100d9aa0f3422dcbc4d152e66233 --- /dev/null +++ b/CCRD/1/3/2/000556.txt @@ -0,0 +1,23 @@ +# 張雲川等在視察河南省工作時發現的一些問題 + +　　新華社北京4日訊 全國人民代表和政協委員林離儒、張雲川、張修竹、翁文灝等十人在河南省進行了將近一個月的視察工作。在文化教育工作和救災工作等方面，發現下列一些方面的問題。 + +　　全國人民代表張雲川、政協委員翁文灝、張修竹等人在鄭州、洛陽、開封三市先後分別邀請各劇團的戲劇工作者舉行座談會。會上發言很熱烈，揭露了許多問題，有的演員甚至痛哭流涕地訴述自己的遭遇。他們認為河南省文化局貫徹黨和毛主席提出的“推陳出新、百花齊放”的方針是不夠的，省文化局只重視發展豫劇，而不重視發展其他的劇種：特別對待曲藝採取“自生自滅”的辦法，對曲藝演員的生活漠不關心。曲藝的演出場所的條件是很壞的，有的在破爛的席棚下演出，有的連著種席棚都沒有，延長一天僅僅得到二、三角的報酬，如果下雨、下雪、刮風就只得停止演唱，那就分文無著。 + +　　各劇團普遍反映：政府派到劇團區的幹部的作風很不民主，個別的人嗨翻了嚴重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宗派主義毛病。洛陽豫劇一團有一位演員反映：他們劇團的前任高團長（黨員）在劇團內曾強姦、敲打團員，結果非但沒有受到應有的處分，反而派他單人洛陽市劇場管理處處長的職務，劇團全體人員對這樣處理表示很憤慨。有些劇團裡的指導員自己不懂業務，但又不虛心向群眾學習，對待老藝人恨不尊重，對發覺傳統劇目也採取了粗暴排斥否定態度。座談會上，藝人們揭發了許多不重視老藝人的事例：有的老藝人為了生活，值得挑擔擺攤做小買賣度生；有的老藝人由於被貧困的生活折磨而病死；有一位老藝人在臨死時，把自己珍藏的十八部劇本燒毀，以消自己晚年遭受痛苦之恨。 + +　　各劇團的西區工作者對在農村演出方面，提出了許多意見。劇團在農村演出，不但沒有得到有關方面的協助和支持，反而遭到了種種意想不到的困難。劇團到農村佈置劇場時，所借用的板凳、桌子等都要以戲票交換甚至大車拉道具的車價比一般運費高60%。在農村演出時，各方面勒索紅票的風氣很盛，有一豫劇團在三門峽工地演出時，工程局的伙房竟索取紅票七十張，管廁所的人員也要索取紅票，如果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他們就在生活上想盡辦法留難演員。開封一個劇團到新鄉去演出，由於沒有發紅票“照顧”車站，車站的行李房把劇團的戲箱扣住三天不發，影響演出日期。在洛陽市舉行的座談會上還揭露了這樣一件不可容忍的事： + +　　洛陽曲劇團在去年10月14日應洛陽市市郊人民委員有上也可的邀請到郊區關林物資交流大會上演出。在出發前，劇團與上也可雙方協定，有關劇團的住宿、演出場所、炊具一律由關林物資交流大會負責解決。但劇團到了關林後，這些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演員的宿舍，直到當天深夜才勉強找到兩間屋頂透天，門窗殘缺，三面通風的破屋。劇團裡的聯絡員再三向大會辦事處交涉，始終不能獲得解決。他們特別感到氣憤的是，鄉幹部和社幹部勒索紅票和“指導證”（是以“指導”的名義，可以自由出入劇場白看戲）。曲劇團一道關林，鄉里首先提出要繳納四個民兵的武裝費（每個民兵每天八角）同時索取紅票一一百張，還要發“指導證”給每個農業社的主人和生產隊長。曲劇團怕影響劇團的收入，再三與他們解釋劇團企業化的政策，最後才勉強答應發紅票五十張，“指導證”二十五個。由於這樣的解決，經惹怒了關林祥黨支書李得林，在演出的第一天，李得林帶了三個客人，硬要進入劇場看白戲，當時遭到劇團的檢票同志的拒絕，這就使他更惱火了，他馬上囘去取了“指導證”。把這個“指導證”塞在監票人手裡，態度很蠻橫，還說：“這個沒有用，我不要了”他怒氣沖沖進入場內。那時正在顏曦，他就跳上舞台大聲宣佈：“在場的民兵一律撤走，出了事由我一個人負責”，在民兵撤走後，就引起場內秩序混亂，群眾你擁我擠，造成重傷三人，輕傷三人的慘案。後來據當地群眾反映：如果劇團多發些紅票和指導證不支援發生這樣的事。（洛陽市委已組織檢查到關林檢查） + +　　藝人們對劇團的領導不關心演員們的文化、政治、理論學習很不滿意。有些劇團忙於演出，對學習採取放任自流，他們在座談會上紛紛要求領導上迅速佈置文化政治理論學習。 + +　　代表們對目前河南省一人所遭遇到的痛苦表示同情和慰問。他們向省、市負責同志反映了上述的情況，並且提議省、市的領導機關要督促文化部門的幹部注意這方面的工作，他們還提出了很多寶貴的建議。 + +　　有些代表還深入到開封縣、尉氏縣、臨潁縣、禹縣等重災區進行訪問，了解災民的生活情況，並與群眾進行個別交談和檢查生產自救政策的執行情況。代表們認為，這次河南省的災情雖然是很嚴重，但救災工作做得很及時，成績巨大，各級機關在掌握政策上是基本正確的。但在視察中，也發現些問題，如尉氏縣楊橋鄉的一個高級社對民主辦社方針沒有很好貫徹。這個社有一社員反映“社幹部把糧食扣得太緊，社裏寧願把糧食矃藏起來，要到明年春季才分配，不准在你切奶那糴入，有些社員只能終日吃清水煮紅薯”。代表們還發現有些磨粉條的副業生產，由於缺乏綠豆而停止生產。代表在視察災區過程中，向有關各級單位提出去許多的批評和建議。他們指出：必須要注意幹部與群眾的關係，應很好貫徹民主辦社的方針，負責幹部一定要與基層群眾接近，經常檢查鄉一級的日常工作。代表在尉氏縣看到街道上，田野裡到處有豬糞，沒有人去拾，他們建議應該把豬糞堆積起來，這不但有利於農業積肥用，同時有利於環境衛生。他們提議尉氏縣委應多抓練哨副業生產，使災民多增加收入。在縣的公路兩旁大力種植蓖麻樹，以蓖麻葉能未央蓖麻蠶，用種子榨油，同時可以房子防止風砂。他們建議利用貧瘠的沙崗種植棗樹，或蘋果樹。在麥田裡撒播油菜籽，大量生產油菜解決災區農民民田青黃不接的出裝問題。 + +　　有些代表還視察了農村中的文化教育，他們發現有些想社幹部對農村小學重視不夠。代表們對校舍的破漏、學生用的桌凳殘缺不全，較市內光纖黑暗，學生不注意衛生習慣、小學生吃冷漠的這些問題。代表們對充實小學教員的文化生活方面，提出應多舉辦些巡迴圖書車，使教員們能經常閱讀雜誌和書籍。 + +　　代表還視察了許昌專區的中學、師範學校。他們與教職員、同學舉行了座談會，並進行了個別談話。同學和教職員向代表揭露學校行政領導上官僚主義的事實有一百多條，也反映了在教學和教材上存在的問題，他們普遍反映：學生功課重，教師質量低，有些功課消化不了，只弄得一知半解。還有許多同學反映：災區農業社由於社里經濟困難，不支持同學上學，不幫助供給同學上學的費用，有很多同學情緒很不好影響了學習。代表對有些問題向同學們作了詳盡的解釋，有的問題已向省人委反映，省委也很重視這些意見，已經採取了一些措施解決學生經濟困難。（俞人則）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095期，1957年1月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57.txt b/CCRD/1/3/2/00055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d2a4d684d7243e668fd9f42aec098094e2a28d8 --- /dev/null +++ b/CCRD/1/3/2/000557.txt @@ -0,0 +1,15 @@ +# 河南临汝县一个包括三万人囗的地区發生“'鬧社”事件 + +　　新华社郑州２９日訊 河南省临汝县汝河南原十区一帶，去年１１月曾經發生“鬧社”事件。这一事件涉及到十三个乡，六十七个自然村，三十五个生产社，八十四个生产队，共包括三万人口的地区。“鬧社”事件主要表現是：开始不讓外調本队和本村的粮食、紅薯和蔬菜；而后停止生产，結集群众到乡、到县請願，私分、搶分粮食和紅薯；严重的地方打駡干部，甚至私自改选干部和人民代表，个別社搶分公粮，最后鬧分社、退社。前后到县請願的有三十三起，共八百六十人（最多的一次一百二十人）。 + +　　秋收之后，干部没有把国家拿多少，社里留多少，社員分多少的問題，及时地按照政策合理解决，致使广大社員心中無底，思想上产生顧虑。多数社鬧的事件开始就是从这个問題上引起的。据县委統計，因村与村經济基础悬殊穷富不同而引起的有十七个社，占“鬧社”的总社数的４８．５％；因自然灾害造成收入不平衡，一个社内一村丰收，一村减产而引起的有三个社，占８．５７％；因种植作物品种規划不当，而形成季度收入不同引起糾紛的有四个社，占１１．４２％；队与队村与村劳动定額不統一，影响团結而引起糾紛的有五个社，占１４．２５％；因干部作風惡劣，引起群众不滿的有三个社，占８。５７％；建社后遺留問題長期未解决和賬目混乱，引起群众怀疑的有二个社，占５．７１％；由于經营管理不善，造成全社普遍减产，致使社員收入减少影响生活未及时解决的有一个社，占２．８５％。 + +　　中共河南省委指出：这一事件的規模是很大的，性質很严重。虽然“鬧社”程度有所不同，大部分社基本上还是属于内部糾紛，但一部分社的鬧社事件已經为坏分子利用。值得注意的是發生“鬧社”的地方，多是先从党内不团結和意見不一致引起的。把党内問題拿到党外去解决，各村党員支持各村群众向社鬧，甚至有些党員还是“鬧社”的帶头人。上岩村十个党員，就有兩个党員領头干。这些錯誤和缺点，就給坏分子造成了可乘之隙。 + +　　据中共河南省委指出：領导“鬧社”的主要有以下几种人：减少收入，或因執行政策不当伤害过他們的利益的富裕中农；流氓地痞，好吃懶做的人；落选干部；历史上有罪惡的軍屬和退伍軍人。 + +　　事件發生后，临汝县委已派一百多名干部由县委亲自帶領到“鬧社”乡进行处理，地委并派陈祥林副書記亲往“鬧社＂地区进行具体指导。經过十多天的工作，帮助社内解决了若干实际問題，向群众开展了宣傳教育，并且正在繼續进行工作。目前，事件已經基本平息，群众在等待着解决問 + +　　題，有些群众已經开始醒悟过来，感到自己上当了，开始揭發坏分子的破坏活动。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17期，1957年1月2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58.txt b/CCRD/1/3/2/00055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8b102fdacb13781c4ad05a7992b18d5524449f3 --- /dev/null +++ b/CCRD/1/3/2/000558.txt @@ -0,0 +1,9 @@ +# 浙江臨海縣十三個鄉發生農民哄鬧事件 + +　　新華社杭州18日訊 浙江臨海縣淮仁、廣東兩鄉農民，因為鄉人民政府下發購糧鉦遲緩，於10日晚間聚集在鄉政府門口，揮手呐喊，下鄉幹見勢不對，便關了多政府的大門，這就更引起了羣衆的不滿，開始毆打鄉幹部。事件迅速蔓延到附近的十三個鄉幷波及到仙居縣。鬧事者幷搶劫了一個鄉的供銷合作社(人數不明)。 + +　　當地政府請求部隊(高炮部隊)協助維持秩序，鬧事羣衆見部隊來了，就躲避在附近的山溝裡，他們說:解放軍來了，暫且算了，解放平走了，再幹一場。 + +　　鬧事的羣衆帶有棍、棒、鐮刀和土炮等，還有兩支步槍，據說有一支步槍是鄉幹部那裡奪去的。他們的口號是:一，堅決退社;二，土地還家:三，取消三定政策。(特約通訊員汪送德)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207期,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59.txt b/CCRD/1/3/2/00055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0c72774320f8ba54d8e03345193c09788bcaebe --- /dev/null +++ b/CCRD/1/3/2/000559.txt @@ -0,0 +1,17 @@ +# 中等学校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 +　　中国民主促进会陕西省委员会在5月18日邀请西安市二中、四中、五中、六中、九中、西安市高中、陕西省西安第二卫生学校等十一个中等学校的教师座谈目前中等学校内的主要矛盾问题。 + +　　中等学校内主要矛盾在哪里呢?座谈会上大家集中谈了这个问题。西安市高中郭衢生教师说：中学首先是教学质量与国家要求的矛盾。西安市高中教师有一定质量，但学生的成绩并不好，这主要是学校领导没有把教师放在主人翁的地位。另外，中小学教师的待遇、社会地位等与高等学校教师比较相差悬殊，影响教师的积极性。在教学时间上教师负担也过重，一般教师每周担任十八到二十节课，每天还要开会，没有时间提高自己，更谈不到向科学进军。我们学校教师都订有个人进军计划，但是流于形式，因此教师没有条件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教学质量也就无法提高了。有的教师认为学校主要矛盾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就是党群关系。学校领导把老教师总看成是落后的，老教师则批评学校领导不民主，实际这两种看法是片面对片面，互相指责，影响老教师的积极性，也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 + +　　学校行政领导不民主，许多教师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教师郭衢生说：去年我校评选出席西安市先进教育工作者没有通过票选，而是大家一举手就通过了，结果教师们对先进工作者不服气。陕西省西安第二卫生学校教师秦昂说：去年我担任班主任，同学们反映会议多，于是我根据这些情况写了批评稿件送领导审查，领导不但不研究解决，反而在一次大会上受到严厉的批评。西安市六中教师王洁如说：我们学校原来有值日教师的制度，以后取消了，但领导又提出叫群众讨论恢复，群众不同意，结果由行政上决定还是恢复了。 + +　　许多教师提出学校领导对民主党派看法上不够正确。西安市高中教师弓矢石认为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首先应该有“一家人”的思想，有了一家人的思想才能相互起监督的作用。西安市七中教师祝仲迪指出学校个别党员对统战政策不够了解，因此轻视民主党派。他说，有一位党员教师在一次会上说，初中毕业生考不上学校组织自学，可以叫民主党派选人辅导，因为他们吃“冤枉”，“闲”得发慌。 + +　　党、团员在学校的地位特殊，宗派情绪很严重。西安市二中教师王文成举出实例，批评了这种现象。他说，学校提拔干部只强调政治，不考虑业务能力。据说，有一位青年教师过去教小学五年级都有困难，以后调在学校教政治，不久又擢升为教导主任。为什么提升那样快呢?因为他是一个团员。西安市十一初中教师秦学义回忆他在西安市小学教师进修学校工作时，那里的宗派主义更严重。去年，学校有一位青年干部郭士敏申请报考高等学校，学校金主任多方留难，以后拿报纸给他看，金主任居然把报纸一推，说不懂政策，要考学校就离职，最后郭士敏只好离职了。但是，另一个团员叫刘松筠，却批准他在职学习，团员和非团员在考学上都不平等。西安市十一初中教师韩圃说：评选先进教育工作者的条例上规定政治历史要清楚，学校在执行中把清楚与清白混为一谈，因此许多老年和中年教师被排挤在外，而评选出席的先进教育工作者很多是青年团员，他们思想是先进的，但缺乏先进经验，难道老教师与中年教师因为历史复杂就把先进经验也一笔勾销吗?显然，这会妨碍教学质量的提高。 + +　　学校老教师和青年教师不团结现象各校都普遍存在。老教师和中年教师一般是无党派人员，而青年教师大部分是团员，他们一般对老教师不够尊敬，有的老教师就唉声叹气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用来比喻自己的心情。青年教师骄傲情绪与党在发展组织中的缺点分不开的。西安市二中教师王文成、西安市十一初中韩圃反映他们要求进步，可是领导发展党员只注意青年教师，使老教师感到消极、苦闷。 + +　　座谈会上，还对教学制度和教材提出批评和意见；对学校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以及教育工会只收会费，不解决教师的托儿等问题也提出尖锐的批评。 + +　　（来源：《陕西日报》1957年5月24日。原题为：“中等学校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民进陕西省委邀集中学教师举行座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60.txt b/CCRD/1/3/2/00056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b7a99d5677c3e3cd9f962fcea20bd94304f95b5 --- /dev/null +++ b/CCRD/1/3/2/000560.txt @@ -0,0 +1,43 @@ +# 中共陕西省委邀请高等学校教授座谈 + +　　本报讯 18日下午，中共陕西省委邀请了一部分高等院校的负责人和教授举行座谈。会议由省委第一书纪张德生主持。 + +## 袁耀庭说：学校思想工作太差对非党人士不够信任 + +　　西北工学院教授袁耀庭说：过去，民主党派在西北工学院里曾起过一些作用，但是，现在民主党派的作用却很小，这固然是因为相互过于客气；但党委对民主党派工作包办代替的作风也是重要的原因。他说：西北工学院在抗日战争、解放初期是很不错的学校，但是现在无论教学、研究工作都赶不上西北大学和西北农学院，过去，西北工学院的人员都对工学院有深厚的感情。但是，近两年来，情况变了，调走的人员对工学院没有好感，校内的人员也离心离德，都想一走为妙。什么原因？学校思想工作太差，特别是每次运动，都有整错的人，而在运动过后，领导上也不对整错的同志从思想上进行工作，反而把责任推到蒙受冤屈的人身上。他说，学校领导人尊重老教师也是不够的。西北工学院的党群关系上也有很多问题，大家感到党员的特权太多，这表现在评级、进修等方面，例如，非党人员家属的工作问题是很不容易解决的，而领导人员的家属找工作就没有什么困难。一个刚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团员)在评薪时，评的工资比年老的教师有的还要高。西北工学院党组织和领导上对非党人士是不够信任的。有事情不同非党负责同志商谈，而愿意听党、团员的意见。有关院系调整问题，已往也很少与教授们商量。有一些比较正直的人，往往由于说话态度不好，就被扣上个“落后分子”的帽子。 + +　　他说，中央一级机构关门太紧，如地质部，不注意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处处都用秘密二字关住大门，他们有材料也不让别人看。地质部、科学院请专家讲学，开专业会议，都不准我们参加。最严重的事情是窃夺别人的成果，西北工学院、西北大学有一部分地质教师在山西某地发现一重要矿藏，地质部已勘探两年了，却不让我们知道。高教部的官僚主义也是十分严重的，特别是工业教育司，谈问题时总是先谈别人一大堆不是，而结果在院系调整工作上，弄得一塌糊涂。 + +## 周尧说：社会活动很多，研究时间没保证 + +　　西北农学院教授周尧说：几年来，我很想搞科学研究，但到今天还不能很好地进行科学研究。社会活动还很多。六分之五的从事业务、研究的时间没有保证。只有在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研究。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条件也很差。主要是缺少书和参考资料，学校图书馆昆虫学方面的书比我私人的还少。科学院只注意加强自己内部的工作，忘记了领导和组织院外的科学工作者进行研究工作。 + +　　教学改革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中国地区广大，农业生产的情况复杂，病虫害严重。病和虫的研究是在不同的基础上进行的，我国的传统也是病虫分为二个专业。但高教部却生硬地学习苏联的统一教学计划，要求培养病虫兼顾的全材，结果培养出来的学生不适合我国的需要。 + +　　学校领导对干部的信任、培养，有宗派主义。例如出国进修，有的党员程度差，一次两次考不取，也要想办法送出去，有些程度很好的非党、团员却没有送出去。出席国际间学术会议的永远是北京一些专家，其他地区的科学工作者却没有出去学习的机会。 + +## 王焕初说：教学和科学研究有矛盾 + +　　西北工学院教授王焕初说：现在，高等工业学校基础课教师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有矛盾，不是展不开科学研究，就是科学研究的目的性不明确。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前几天，华罗庚先生提出“理”近“工”还是近“文”“法”的问题。很明显，“理”是近于“工”的，因为“工”是“理”的直接应用。但是如果把综合大学中的理学院并到高等工业学校中去，也未必完全合适。我认为综合大学的理科，应该偏重于纯理论的研究；在高等工业学校中，则应逐渐设立理科的应用专业。当然一下子设置许多专业是有困难的，但是在一些有师资等条件的地方，便可以因陋就简，逐步设置，拿西北工学院来说，现在设置一个应用数学专业，师资没问题，钱也不用花，只要每年招几十个学生就可以了。设了这个专业以后，不但对其他工科教学有好处，而且可以解决基础课教师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矛盾。但是听说高教部不同意。 + +## 姜泗长说：党委治校和教授治校并不冲突 + +　　西安军医大学教授姜泗长说：我对有职无权的问题也是有过体会的。过去，我在一个医院里担任领导，开始这个单位里没有党委会，我有职有权，后来成立了党委会，许多事情都由党委会决定了，很少征求我的意见。现在我在军医大学担任教研室主任，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军医大学也有宗派主义。例如提拔干部，派教师留学，都偏重于党团员。 + +　　他说：党政领导对党外人士的意见接受不够。在科学方面，有许多问题因为党政领导受业务水平的限制，不能辨清是非，而没有接受别人的意见。党领导科学的工作人员应该努力学习科学。 + +　　关于党委治校还是教授治校的问题，我认为并不冲突。党委会负责贯彻党的政策，教授具体作教学工作，两者谁也不能代替谁；教授可以在校务委员会里积极参加治校，党委会应该发挥校务委员会的作用。 + +　　在谈到培养人才的质量问题时，他说：现在学生一毕业就派到工厂和医务所去，这做法有问题。学生毕业后应在医院实习三、五年再派到工厂或医务所去，这样才能顶大用。 + +## 曾震五说：很多事情党政不分 + +　　西安体育学院院长曾震五在座谈会上，谈到非党领导人员的职权和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并且对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领导上提出了批评意见。他说：现在学校的情况是党组织领导和行政领导混淆了，很多事情党政不分，而多是党来做决定和布置。从我本身来说，有时作了决定，适合党员同志的意图，就执行通了，也就表现了我有职有权，反之，就没有权。我想这个问题应有一个认识的发展过程，需要等待，不能勉强去争。我想，我有多少力量就发挥多少力量。用不上力，也就不勉强。 + +　　他说：西安体育学院成立三年了，到现在中央体委还没有公布我担任院长的职务，这也可以说是中央体委官僚主义。有时我想，你们调我，我就走，我不能老当一个黑名的院长。 + +## 毕仲翰说：形成墙和沟两方面都有责任 + +　　西安动力学院副院长毕仲翰说：党和知识分子之间是有隔膜有距离的。形成墙和沟的原因：一、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等各项大运动的副作用，很多知识分子不愿说话，甚至怀疑到社会主义是否有民主和自由的问题。二、由于某些党内干部习惯于敌我斗争的方式方法，这样就使他们处理问题易于采取粗暴的态度和以力服人的手段，动辄给你扣上一顶大帽子，这就使一些党外人士更加不愿说话了。三、党内外待遇不平等，不是一视同仁。四、对知识分子未给予足够的信任和尊重。五、有职无权。这固然两方面都有责任。一方面是党外人士自己认为水平低，不敢担负起应负的责任来。另一方面就是党内同志不尊重党外人士的职权，不给党外人士创造工作的条件，因此，想负责任也负不起来。他还提出两项建议：一、把最近报上发表的党外人士的意见集中起来，组织党员阅读，这些意见虽然是一部分人的发言，但是，可以代表很多人的意见。因为党员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首先要知道存在着那些矛盾。二、教育党员在今天贯彻鸣放方针中，要正确认识和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对违反原则的党员要及时教育、处理。 + +　　（来源：《人民日报》1957年5月23日。原题为：“揭露和解决陕西高等学校的矛盾：中共陕西省委邀请高等学校教授座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61.txt b/CCRD/1/3/2/00056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5eb7ad77300980329154d5c1ac8cb167bc71431 --- /dev/null +++ b/CCRD/1/3/2/000561.txt @@ -0,0 +1,25 @@ +# 中国人民大学一百三十多位教师座谈 揭露矛盾批评学校工作中的缺点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１８日下午，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邀请一百三十多位教授、副教授、讲师举行座谈会。会上，副校长聂真、邹鲁风再次要求大家对学校各方面工作提出批评，彻底揭露工作中的矛盾。 + +　　体育教研室教授时万咸、李洲批评学校不重视同学的健康。李洲教授说，毛主席号召青年“三好”，人民大学办的却是三缺一的教育。学校的领导人很少过问同学的身体。 + +## 老教师未被重用　好经验不能吸收 + +　　邢宗江讲师说，老教师中原来担任院长、系主任的人来人大后，没有担任任何领导工作，这就不能吸收学校中过去好的经验。学校行政事务工作的效率远不及其它学校。知识分子问题提出后，许多老教师要求入党，虽不能说校长是置之不理，但起码可说是理的很少，使人感到冷淡，我校老教师可能一个也没有入党的。 + +　　陈允明副教授说，各级领导者之间，关系不通畅，校长很少找教研室主任了解情况，有的教研室主任说，几年没有同校长个别谈过话，系主任同教研室主任联系也脱节，学校一些重大事件不和群众商量，等群众知道了以后，领导上已经决定了，再提意见也不起作用，至多是领导上向你解释解释。教员不了解学校当前的工作中心，只好对学校事情“不闻不问”，“给什么做什么”不让群众树立主人翁的责任感，当然也就谈不上发挥群众的智慧。由于领导不依靠群众，使得本来能够解决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例如课程重复问题，时间很久，还没有解决。这样一方面教学效果不好，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同学们的思想负担，校领导如果和群众接触，依靠教员，问题是能得到顺利解决的。 + +## 教研室要少担任行政事务　学校应尊重学术上有成就的人 + +　　赵澧副教授说，报上说北大像衙门，我看人大是有过之无不及，教研室不是个学术集体，而象科似的一个行政单位，教研室担任相当其它学校系一级所担任的那样多的行政事务，不少教研室有三分之一的人担任行政职务，有的教研室主任要拿出一半的时间去做行政工作，教研室上面有系、部、校长，下面有教学小组，教员直接和教学小组长发生关系，同教研室主任都很少接触，同校长、部长接触那更是不用说了。我参加上次学校召集的讨论学校科学研究等会议，都是先有方案，大家讨论，会上的发言虽然很好，但大会的结论早已是会前做好了的，结果是决议流于形式。学校不是从学术方面来看人，而是从行政职位来看人，教师当教研室主任，大家都看成这是提拔。我看教研室主任不一定非要学术上最好的人，而是要选有办事能力和组织能力的人去担任。我们过去有些教师，学术上刚显出一些起色，就让他做教研室主任，在业务上结果是耽误了。学校应当尊重学术上有成就的人，要多吸收他们的意见。 + +## 当前主要问题是　培养教师的独立思考 + +　　林万和副教授说：学校领导上说几年来人民大学的成绩是基本的，我不是这样看法。我说目前缺点是基本的。失败的关键，我认为是我们把办人民大学当成一种任务，不是当成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去办。我们的方针问题一直定不下来，在科学研究方面，对经常的研究工作注意不够。我们的基本行政制度，也未建立起来，还不能保证让大家把主要精力都放到科学研究上去。对校党委工作我认为基本上也是失败的。许多教师不会独立思考，只知道服从，上级说什么，我们说什么，独立判断能力非常不够。自然，还应该肯定，几年来党对我们的培养是有了很大成绩。我认为我们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培养教师的独立思考。 + +　　唐世儒讲师说：七八年来，我感到我校领导上有几多几少。自作主张多，商量少；命令多，检查少；号召多，具体帮助少；批评多，表扬少。领导工作一般化，对各专业系，不顾各系特点，只知发布命令，这与机构重叠是分不开的。教务部、研究部不知对教学起什么积极作用？只起了形式主义的作用，起了个校长不能直接同系、教研室接触的作用。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2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62.txt b/CCRD/1/3/2/00056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8581bc351a3ca46524c2caed7ef160aeb10a72b --- /dev/null +++ b/CCRD/1/3/2/000562.txt @@ -0,0 +1,13 @@ +# 重庆市当前“鸣”、“放”的形势 + +　　<新华社> + +　　新华社重庆21日讯　重庆到18日为止仍处于蠢蠢欲动状态，部分积极分子开始“放”，但仍保留一部分；个别右派采取巧妙的方式透露一点点。有的提出口号要“争取党内起义”，即怂恿党内不坚定或不满分子站到他们方面去，带头打先锋，为他们作掩护。文联已有温田丰(对党十分不满)写了一篇很坏的文章，不听市委劝告，坚决要求登(已登出)。广播电台个别记者要求向“文汇报”看齐，无条件“放”。西南师范学院教授董时光在本单位召开的座谈会上，骂共产党是特务组织，号召革共产党的命，但这种暴露是极个别的，真正有意见的还没有谈。 + +　　据了解，民革主要目标可能攻肃反，并提出大赦问题。民建右派主要目标是攻“五反”，摘掉资本家帽子，定息延长二十年。知识界主要是不承认党的领导，甚至可能要求党退出学校。 + +　　重庆因大专学校多，现在确定以抓知识界为重点。根据各方面反映，过去我们对知识界进步估计高了。 + +　　党内不少人对目前空前有利的形势认识不足，有的表现惊惶失措，如认为报纸登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有的人说民主党派像花瓶等，是否对解放台湾有利。有的虽召开座谈会，但多是被迫的，对许多话内心抵触很大。市商品检验局局长在党内干部中布置三点：(一)人家要求“放”不压；(二)不主动号召“放”；(三)大民主不许搞。在市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党员负责干部在座谈时多数不讲话，不表示态度。这个会召开期中，没有一个党员市长去坐着听。20日重庆传达中央最近几个指示，情况可能有所转变。 + +　　 来源： 1957年5月24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63.txt b/CCRD/1/3/2/00056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3705e75f120d7a1061ffa17bb875455bbbd349 --- /dev/null +++ b/CCRD/1/3/2/000563.txt @@ -0,0 +1,31 @@ +# 宗派主义束缚了教师们的积极性 + +　　<叶浓记> + +　　民盟西北农学院农经小组，5月18日举行座谈会，尖锐地批评了学校领导人员的“三大主义”作风。 + +## 贾文林说党外人士有职无权 + +　　贾文林副教授说：辛院长(非党人士)到底搞什么?弄不清!人事行政、教学工作、科学研究都由党员副院长分工管理，有啥问题，人都找副院长处理。而辛院长只是领客人参观参观，开会时当个主席。这不是正常现象！辛院长办教育多年，有经验。既让他作院长，就应有职有权，如不给他权，就最好不让他作院长。这样下去，他是无法发挥积极性的。 + +　　黄毓甲教授说：我从来是愿意有职有权有责的，但解放后我作总务长，负责系的工作，在我看来都是有职无权的。什么事情，都由领导者决定，我们跟算盘珠子一样，任人拨。他说：有职无权作傀儡是最难受的。因此，我1953年发誓不作任何领导，但领导上又非让我作教研组主任不可，不接受，就用“组织决定”的大帽子扣。王殿俊副教授说马宗申讲师由马列主义教研组调农经系，人早都过来了，辛院长还不知道。后来辛院长发现了，人事方面才让辛院长批条子，补手续。吴兴昌讲师说，解放初，对非党人士不信任，不给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红麦子，绿豌豆?”还不知道。但经过一个时期，经过一些运动后，今天再不信任，再不给权，那将像一个不高明的司机一样，在转弯的时候不转弯，车子是会撞墙的。 + +　　马宗申讲师说，现在当一个非党群众，是很困难的；如果你要得到共产党员的好感，那就更不容易。比如非党人士谁也不愿有职无权。但想有权，就非“争”不可，而一“争权”，那就会有许多帽子：“不服从党的领导”呀，“个人主义”呀，“英雄主义”呀等等，就扣下来了。但不“争”吧，又会有“雇佣观点”、“不负责任”、“一团和气”等帽子，给你扣上。真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像骑在老虎背上，上不去也下不来。他还说，一个单位的党员越多，想有职有权越困难；如果那些党员越“积极”“负责”，那你想有职有权就更困难。 + +## 马宗申说：“互相监督”变成了只受监督 + +　　黄毓甲教授认为学校里的党群关系是：“背对背多，面对面少，心对心更少。”他说，这几年学校的领导人员，老是关着门说自己好，太乐观了！党员院长，不深入下层和群众面对面、心对心，而是坐在办公室听汇报，改报告，自我陶醉。领导和群众之间，加个“汇报”过程，本来就容易走样子，再加上，上边听好不听坏，下边报喜不报忧；部分党员汇报情况，加盐添醋，这就使党脱离实际，和群众越来越隔的远了。 + +　　黄升泉副教授说，汇报制度是一面之词，就给某个同志下个坏的结论。这是不公平的。马宗申说，党往往看某人腿勤、汇报时立场稳，尖锐批评别人，善于领会领导意图，在一些会议上能作“打手”，那就是“好党员”、“积极分子”。领导偏听偏信，下边就迎合奉承。想入党、想争取党信任的人，也就要唯唯诺诺才行。马宗申说，马列主义教研组，过去人称“政治孤岛”，和群众不粘，领导就靠那些党团员汇报。党的方针是互相监督，可是过去我在那里只是受监督。领导和党团员，对我都像防匪防盗一样。我当时还负责组内一个小摊子，党员讲师老冯什么时候作了教研组主任，我却一点不知道。只见上边有事和老冯商量，下边助教有问题也请示老冯。原来老冯的教研组主任上边早已决定了，已给助教下了“黑命令”，就是不让我和非党副教授老王知道。我们再不知趣，也不会争当主任吧，为什么这样偷偷摸摸？这是党的作风不正派!讲课时，陈副院长、党员讲师老冯的讲稿可以不讨论，助教的讲稿也可以不讨论，而我的讲稿却要经过讨论。而且，每次讨论都有“问题”：先是这个谈“不明确”，那个说“不全面”，结果总要归结到“立场问题”、“观点问题”。好像我是专门贩卖反动思想的。最后，一个党员就给作了一个结论：说我是个“怪”!解放前，不革命，也不反革命吧？解放后，一直努力工作，争取入党，但是不但未能入党，反落个“怪”，使我伤心。他提醒党员说，不要被喊“万岁”声陶醉了。有政权，有帽子，群众不喊万岁有什么办法? + +## 王广森认为，党提拔党员，不是为了工作需要 + +　　马宗申说，党员在群众中的印象是：“穷人乍富、年轻得志”大有“飞扬跋扈”之势。黄毓甲说，党员同志总是特殊一些，有些党员的职位待遇和自己的能力并不相称，但却是“老党员居功自傲，新党员无功也傲”。新党员凭什么傲呢?有的政治觉悟并不见得比群众高，只是一入党，提的快，待遇高，党100％地信任。名利双全。我知道有两个同志，是同班同学，又在一块进修，回来后，一个是党员，一个不是党员，领导就是两种看法。因此，有些人的入党动机是不纯的，希望整风时注意。贾文林说，评工资，个别党员评一次，升一次，职位也变一次，与工作差不多的非党员比较起来，不大符合按劳取酬的原则。王广森教授说，陈吾愚同志由院长办公室主任，一下提为副院长，提得这样快，待遇这样高，但自己在工作中都作了些什么成绩呢?个人毫无谦逊的表现，对领导上破格提拔表现得当之无愧，而且越来越自高了，武断、训斥人的作风，越来越严重了。他还说，学校机构太多，官太多。这对当“官”的本身不好，对工作也不利。他说，在学校里“等级观念”，逢迎风气越来越多了。到处都论什么“级”什么“长”。而教不上一个科长。什么都要照顾“首长”。结果使青年滋长了名位观念，比等级，比地位，逢迎“首长”。名位，现在是一条看不见的毒蛇，在腐蚀着青年，在腐蚀着党。党提拔某些党员，找名义安置，似乎并不是为了工作，而是用提拔来“培养”他们。 + +## 杨尔璜说他解放后有一种感觉：“共产党的形式，国民党的作风” + +　　杨尔璜教授说，解放后不久，我就有这样一种感觉：“共产党的形式，国民党的作风”。一些人有旧官僚作风，任用私人，排除异己，找些逢迎诌媚的人，打击另一些人。我不知有些人为什么提拔的那么快?好多事情都那样神秘?辛院长有职无权，康迪副院长写条子令我搬房子等问题，都使我心里很不痛快。 + +　　王殿俊副教授说，一样事情，常常却看到两种对待。党员冯有权和非党员马宗申，过去同是马列主义教研组讲师，老冯在教学上发生了缺点，只三两人谈一谈就了事；而老马教学上的缺点，却是小会、大会地算总账。在生活上，也是对党员照顾的多。康迪副院长为怕吵杂，住房子不但拣位置，而且挑邻居，总务处都一一照办了。如果是一般群众，总务处能办到吗?在马列主义教研组，领导上对党团员培养多、照顾多，对非党团员培养少、帮助少。因此，非党同志说“我们是自生自灭”，对领导没有亲切的感觉。 + +　　（来源：《陕西日报》1957年6月2日。原题为：“民盟西农农经小组成员尖锐批评党校党组织/宗派主义束缚了教师们的积极性”。）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64.txt b/CCRD/1/3/2/00056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10b6e3646abd2e079534b27f9a04c872132e194 --- /dev/null +++ b/CCRD/1/3/2/000564.txt @@ -0,0 +1,173 @@ +# 北京大学学生自发的贴出数百张大字报，要求学校积极开展整风 + +　　<新华社记者　赵谦、卜昭文、丁宝芳、雷朋> + +　　北京大学学生在最近两天中已贴出了数百张大字报，要求学校积极开展整风。贴大字报的起缘是这样的：北京大学从4月25日就在主要教授中召开征求意见的座谈会。到5月15日大体告一段落，这时就分别按系在教授、副教授中开座谈会。校一级的党员负责干部也随着开始学习文件，党委会认为：学校的主要问题在教师中，所以对党员学生中如何整风以及征求学生意见则没有考虑。19日下午，在大膳厅旁就出现了第一张由历史系学生贴出的大字报——对北大这次参加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问题提出了质问。接着第二张大字报便提出建议：要开辟言论自由的民主园地。这时还只是少数几张大字报。到晚上，团委会给全校团员上团课时，中途有人递纸条要求党委书记去给他们讲话。当时，党委副书记崔雄昆便去了，崔雄昆在讲话中对大字报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你们要搞大字报，我们也不禁止。接着他说大字报并不中很好的发扬民主的方式。他在讲话中并把全校六千多个团员错说成八千多个团员。当夜学生很不满意，认为党委副书记连全校究竟有多少团员都不知道，对他们的大字报又表示不支持态度，于是意见很大。当晚就陆续有人贴大字报质问他。到20日下午5时半为止，大字报便贴出了一百零七张。到21日，大字报就更多了。北大副校长、党委书记江隆基当晚即召集全校学生和职工讲了二十多分钟的话。他表示党委会过去在执行政策中有很多错误和缺点，今后要有错改错，肃反搞错了的要公开道歉。同时他并表示大力支持学生们贴大字报来揭发学校工作中的缺点，以及开设自由讲坛。他在到大膳厅去讲话时，膳厅内只有一两百人，许多人都围在外面，等到他讲到中途时，许多学生都一个一个的进去了。当他讲完时，学生已挤满了大膳厅，最后并大鼓掌表示满意。 + +　　但是问题并未到此为止。到22日为止，学生还在不断地贴大字报。据估计，大字报已约有五、六百张。从这些大字报反映出了学生的一些思想情况及其要求。我们按问题整理如后。 + +## “是时候了”一首诗引起的 + +　　在一大堆墙报中有一篇特别引人注意的诗稿，题目是“是时候了”，作者是中文系沈泽宜、张元勋，诗中写到：“是时候了，年轻人放开嗓子唱，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一起都泻到纸上，……不要背地里不平，心中的甜酸苦辣都斗出来见一见天光，我的诗像一支火炬，因为这火种来自“五四”。……为什么有人说团体里没有温暖？为什么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谈？我含着愤怒的泪向我辈呼唤，敢唱真理的兄弟们将火炬举起，火葬阳光下一切黑暗”这首诗贴出后，马上就有人反对，但更多人则加以支持。中文系语文三年级一班的九位同学也写了一首诗，题为我们的激动：“我们的火炬是为了烧死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它是隐藏在党思想深处的敌人，我们举起火把，是为了烧死侵害我们母亲的病菌！”还有另一首献给沈、张二君的诗中写道：“为何不是时候，你还想千万人头落地(斯大林杀的忠实的党员)，为何不是时候，你还要等匈牙利事件再起，看，这声音多嘹亮，看，这火炬多明亮；你还没消灭它，我这里又点起来。”反驳的意思是：学生张万基写道：“喂！你们的火把不是沿着社会主义前进的，这次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基本上要整掉了，可惜得很。”法律系的学生写着：(1)我们反对是时候的观点，因为它是毒草，应动员正义的火焰把它烧掉。(2)必须保证，加强党委领导制，不能因工作上的某些缺点而抹杀这一制度的优越性。(3)必修马列主义的政治课，这是我们学校社会主义性质所要求的。此外也有人站着中间的立场，要为“是时候了”说几句话：被压抑的东西暴发出来总不会合乎所有人的心意，他们不了解这一部分人的心情，不了解这一部分人和他们的遭遇不同，有的人受的委屈久了，现在想禁止也禁止不了呀！ + +　　沈泽宜、张元勋在我们的回答“是时候了”的批评者们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们觉得现在正是把心中长期积压的病苦和忧愁怀疑和希望倾吐出来，毫无后顾之虑的时候了。只有这一切都拿出来才能识别香花和毒草，才有可能达到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了解，建立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党和团才有可能做真正的人的工作，我们觉得现在正是举起火炬烧毁一切阳光中的黑暗，烧毁一切宗派、教条和官僚主义，烧毁一切人世的藩篱的时候了，它的火种来自五四。 + +　　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大胆严肃地思索祖国的命运，我们才唱出内心的歌，期待批评和指正，因为除了党和祖国我们没有也不愿有别的命运，只有永远和党在一起双脚站稳祖国的土地，我们的生命才更辉煌，我们的青春才更美丽。 + +　　（建议和要求） + +　　在“是时候了”这首诗刊出后，许多学生提出了不少有关政治生活、民主制度及学校制度的建议，归纳起来大体有如下十条： + +　　一、允许私人创办报刊、出版社，取消出版的检查制度，开放禁书。 + +　　二、实现集会、结社自由，让现存的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有同等的活动机会，同等竞赛机会。 + +　　三、改选人民代表大会，让拥护公有制的各种意见在会上充分争鸣，国家大事的决定要在公开讨论中形成。 + +　　四、严格的具体规定共产党在政权机关中的地位、作用。 + +　　五、改进选举制度，让选举人自己提名、推荐，候选人名额应超过应选名额，让选举人有选举的余地。 + +　　六、要求中宣部撤出红楼，切实保护文物，学校当局不要不闻不问。 + +　　七、取消党委负责制，实权归校务委员会。 + +　　八、取消政治课必修制度。 + +　　九、完全按照考试办法选拔留学生，任何人不得享有特权。 + +　　十、要求公布全国各地用人部门对毕业生数量质量的要求，毕业生自由应征，最后由用人部门决定，如有些人找不到工作或用人部门找不到人，可用说服动员的方式统一分配。 + +　　在提出这些“建议”“要求”的同时，许多学生还对党委副书记的报告、肃反、党的政策、“等级”和理论上的一些问题写了大字报，有些学生办了油印刊物、集会结社，个别人也乘机兴风作浪。 + +## 质问党委崔副书记 + +　　党委副书记崔雄昆在19日晚讲话后，学生贴出了许多大字报质问。一个以“质问党委副书记”为题的大字报提出了几条质问： + +　　一、身为党委副书记，不知道有多少学生是团员，是不是严重官僚主义？ + +　　二、党在对敌斗争中进行了狂风暴雨的阶级斗争是错了吗？就是因为过去错了，今天才和风细雨吗？人民矛盾和敌我矛盾没有区别吗？你是否曲解了政策？ + +　　三、“大字报不是最好的形式”？是否变相的压制？ + +　　四、大字报是否自发的发展下去，党委会是否应进行领导？ + +　　在另一张大字报中，对崔雄昆讲话提到的“我们”和“你们”表示了很大的不满。大字报质问：“你们是谁？我们又是谁”？ + +## “白毛女”申冤 + +　　物理系三年级学生刘奇弟以“今天白毛女要问”为题写了一首诗：“……逮捕证在那里，为什么私设公堂，私人审讯，为什么伤害人身心，(记者按：意即指她在肃反中被斗)宪法做什么用，这是谁想出的主意？怎么，是群众，就算我相信，但是(当时掌权的人)都效忠于无政府主义，同学们你们公评，这是不是冤，要不要申。”另一首诗以白毛女申冤为题写道：“二年前，祸从天降，无缘无故被遭塌，张三揪着耳朵嚷，李四指着鼻子骂，反党反人民，反革命谁都知道二十四斋是宿舍，却很少有人知道它竟代替过牢狱。要问白毛女是谁，北大二百多被斗者(极少数的反革命除外)。 + +## “向中央进一言” + +　　物理系三年级学生何廷福在“向中央进一言”的大字报中，提出了两个问题： + +　　一、“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我有一个疑问，胡风集团的罪行到底是什么？按照法律作了何种解释？能否说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宗派主义？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在某些人头上？ + +　　二、关于去年反保守的主观主义： + +　　去年反保守是必要的，但也表现出急燥冒进，不根据中国实际和困难片面追求进度。今年在生活上的许多困难都是与此有关的。主观主义创造了人为的困难？ + +## 无产阶级社会中的人的等级 + +　　一个没有署名、题为谈谈无产阶级社会中的人的等级的大字报前一直围着层层学生观看。这张大字报的要点是：“在古印度人们被分为高低贵贱四个等级。……在新时代，人们进步了，思想聪明了，等级也就更细致了，有出身世家的特种材料等级，……有出身非世家的特种材料等级，有出身……的应声虫吹捧等级，有第一可靠等级，有第二可靠等级，……”他并列出了选派留学生，分配生产实习的场所，毕业后工作的分配问题等工作中各种“等级”的不同情况后，在第四、第五条是这样写的：“在运动中如果不是高贵等级，那你就准备挨打挨斗；前几天报上登的新闻记者分四个等级也是很好的例证。”他接着写道只要注意周围生活，你会找到更多的例证，至于想否认这些的人，有自己不可告人的隐私……那是由于它的……决定的。……那种似乎正经的所谓争取政治生命的饭碗呼声吧！在这种呼声后面可以嗅到更多的是米饭和肉汤的香味。……本来我想用“人的阶级”这个标题，可是鉴于一大批书呆子、人民大学放出来的散毒的蜜蜂，所以还是改用了标题，这里马列主义一位教师王××所用的公式就是如此：“苏联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以造出来的原子弹会长翅膀，而美国是资产阶级的腐朽，原子弹没有翅膀”，接着他又讲到为什么他不署名，“……不署名的原因是因为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你们不知是否知道学校有个人事室，每个学生名字下面都有个小口袋，就是专门纪录尊座的行为，假如在尊座下面有了黑点，那样你的等级就可以由第一可靠等级降为第几等级，而这分材料永远跟你屁股跑足够你永生享用。”在这张大字报名下面有人签名写着“我同情你”、“我支持你”“打破你的顾虑公开名字，现在正是放的时候”，“你的意见尖锐公正”等。 + +## 一株毒草 + +　　在许多大字报中，值得注意的是以“一株毒草”为标题的大字报。原文录后： + +　　爱菲索人中的一切成年人都应绞死，城邦应该交给尚未成丁的人去管理 + +　　（——赫拉克利特） + +　　到现在为止，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离我们无名青年还有十万八千里，我们国家没有检查制度，可是一切报刊(例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和物理学报)的编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无知，对辩证法的一窍不通，和他们形而上学的脑袋中装着的无限愚蠢，就是一道封锁真理的万里长城。 + +　　比方说吧：189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按照铁的必然性转化为自身的反面(第一次否定)，与此相适应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相互渗透的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六十二年的绝对统治，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却把它归结为“人们的思想情况”，这不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又是什么(详细论证请见哲学教研室印“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一文)。 + +　　魏巍写的“春天漫笔”，不仅空空洞洞，自相矛盾，而且简直神经错乱，语无伦次，却被采纳为关于“徐进问题”讨论的最后判决书。 + +　　充满了极端盲从迷信、诡言、谬误、牵强附会、弥逢手段(或者叫做新颖观念)的物理学，已经面临毁灭，无耻的李政道、杨振宇剥夺了物理学的最后一点光彩，可是物理学报还在搞什么薄板和园柱，再不就是什么耗损。 + +　　这一切已经完全不堪忍受了。 + +　　我建议： + +　　(1)让我们北大学生自己创办一个综合性学术刊物。 + +　　(2)建立一个学生讲座，让我们向全世界证明，除了那些一般地禁止自己思惟的“三好学生”(或者叫白痴或者叫优秀生或者叫螺丝钉反正一样)以外，中国青年还有的是成千上万的“才子佳人”，他们坚忍果断，才气横溢，光芒四射，他们将使国际资产阶级吃饭时丢落刀子。 + +　　你凝了一下眸 + +　　你微微一笑 + +　　你目瞪口呆 + +　　你紧锁双眉 + +　　你咬牙切齿 + +　　你点点头 + +　　一切都很好，只是千万不要发神经病，应该改一改那种听到一句不习惯的话就本能地反对那种条件或无条件反射，要不我说西郊公园(指动物园)比北大对你更合适，好，再见！ + +　　一个“强壮而又怀有恶意的小伙子”谭天荣　五·二○ + +　　“一株毒草”的作者谭天荣是物理系的学生。平时他就认为在世界上只有三大哲学家——马克思、恩格斯和他。 + +　　“一株毒草”贴出以后，围绕这个问题的大字报接二连三贴出，几十张大字报绝大部分提出不同意见。有些大字报，要求谭天荣讲出道理来，对其文中的论点提出许多的为什么？有些大字报批评他的态度不正确，说谩骂不是争鸣，要求他正确认识整风的目的，端正态度，反对诬蔑、谩骂、敌视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有些则同样的攻击谩骂，“一株毒草”的旁边贴着毛主席的话“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基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再旁边又是一幅漫画，题为谭才子肖象，画着一个学生打着“老子天下第一”的旗子，身挂“才子佳人”条，左手拿笔，笔上写“全盘否定”，右手拿“一株毒草”的文章，站在千斤石上，石上写一笔抹杀，下压(86)人民日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国青年、李杨发现，题诗为：老子天下第一，一切全是狗屁，管他娘的三七二十一，提板斧排头砍去，凭着这“才气”“强壮”“恶意”，搭一座上天云梯。有人贴出大大的一个“奠”字，要这株毒草寿终正寝。有的追问：“自称怀有恶意的小伙子，你有什么企图，你想达到什么目的，既然你是一株毒草，我们就要把你铲除。” + +　　有些大字报主张“放！放！放！”说，“发言比不发言强”，不必急于铲除，“毒草并不可怕”，“对毒草也不要谩骂”，批评写“奠”字祝毒草死亡的态度不好。 + +　　有一个自称“不左不右”的大字报，说，才子佳人—谭天荣先生请你自己选个时间及地点作个报告，我可以动员人参加，并说，反对“铲”，以理服人。 + +　　（同情谭天荣的极少，一张漫画，画的一株民主幼苗长出，冲破了教条主义的盖子，上面又有一个盖子下来。有一个致谭天荣同学的大字报写道：“你有许多独到的天才的思想，你不要做今天的贾谊，要做今天的张良，更不要做毒草，我为你可惜，我愿和你做朋友。”） + +　　有些大字报担心“运动的性质有转换之危！”，担心“不要因小失大”，说“小题大作，因小失大，使同志耽心，让敌人鼓掌” + +## 一份油印刊物 + +　　“春雷”是生物系四年级“一群同志”编的油印刊物，今天出版。报首印着：春雷在响，雨将临，久旱的人们在等待畅饮。第一篇文章就是支持“一株毒草”的，文章写道：“一株毒草的出现引起轩然大波，卫道者的面目完全暴露了”。“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第二篇文章，支持“是时候了”，写道：“毒草茁壮地生长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接着一篇“论青年监督岗”提出要组成一支“青年监督岗”的队伍，由学生会领导，和一切不良现象作斗争。任务是：一、主动了解各部门工作情况、错误和缺点；二、揭发领导和群众工作的一切偏向；三、收集同学意见；四、代贴大字报，管理民主墙，不修改，不积压；五、主动提出问题开展集中讨论；六、召开专题辩论会。“漫谈档案材料”的文章提出，今后档案材料要公开，要本人签字同意，领导不能随意填写档案材料。“论考勤制度”的文章，叙述了这一制度的不合理，提议取消。 + +## 几份建立团体组织的发起书和启事 + +　　一个以“五三二一○一二”署名的学生贴出的一张“对民主人士进一言”的大字报中，这样写道：“……为了更好地发抒民主人士的爱国热情，发挥我辈民主人士的力量，深深感到有组织全国民主人士协会的必要。在今天民主人士的浪潮里，衷心向北大民主人士进一言，寻求革命民主人士(尤其是同学中的民主青年)参加我们全国民主人士协会北大支部的筹备工作……我们热诚盼望马寅初校长出任全国民协北大支部书记。”在这张纸的下面还留出空白处，要愿意参加民协会的同学签字，但无一个同学签名，而在旁边却有三、四人写了反对意见认为今天每个同学都愿意参加共产党，没有谁还想参加民主党派。在周围很多学生看了这张意见后，都笑出声来说“这个人简直在胡闹。” + +　　“爱智者”哲学研究社启事 + +　　一、建社宗旨：实行宪法的共产党广开言路的政策 + +　　1、反对“愚”，宣传“智”；反对形而上学和唯心论，宣传辩证唯物主义； + +　　2、积极参加北大革新运动 + +　　3、评论墙报上马克思主义、教条、修正言论，支持正派，反对邪派，围攻第三派(修正) + +　　4、如顺利，五年后在全中国开展活动，到五十年后在全中国青年界展开活动 + +　　二、组织 + +　　1、目前有筹委一人，故曰临时筹委会 + +　　2、本社现有言论四篇： + +　　(1)一个大胆的建议；(2)反对教条主义的文艺批评；(3)形而上学、唯心论、教条主义同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的斗争；(4)致谭天荣同学 + +　　(记者按：从这四篇言论中还没有看出明显的反动政治倾向) + +　　三、本社征求社友九十人，组成三十个三人小组，每天由一组独立出版。 + +　　四、参加者的条件： + +　　(1)拥护宪法共产党；(2)有反教条的“癖”好 + +　　五、五年内在本校发展社友一千，五十年内在全国发展社友十万名，百年内在全世界发展一百万名 + +　　俄语系的陈诗俊用谩骂的口气叙述了自己的委曲，又以朱蔚清的所谓“被逼”自杀的事情叙述俄语系团支部的所谓“黑暗”。这张大字报贴出后，陈诗俊和死者朱蔚清同班同房间的学生又贴出无数大字报揭露事情的真相。原来朱蔚清家庭困难，曾中途辍学，父母有病，本人患神经衰弱，精神一向抑郁，功课很好，平日很少说话，他系新生来校两个月的某天，就跳水自杀身死。当时班上团干部工作很忙，但也注意关心和了解班上学生们的情况，每张大字报都以不同语句，驳斥陈诗俊的诽谤，认为团支部对朱蔚清的冷不防的自杀决不能负责。而朱蔚清死后，团支部开大会谈到朱蔚清的死不值得同情也是正确的。有的大字报揭露了陈诗俊的恶劣品质，但团组织总是十分耐心地帮助他，在前几天还专门开会讨论陈诗俊的问题，可是陈诗俊总是抗拒。他们在大字报上对陈诗俊的这种故意辱骂团的组织表示很气愤，有一张大字报写得很沉痛，其中有一句大意这样写：请同志们相信我们俄语系团支部也是新中国下面的青年团组织。 + +## 形势在发展中 + +　　当我们在今天下午六时离开北京大学时，学生们还在不断地贴出大字报。有的学生在膳厅里吃饭也带着饭碗围在大字报前阅读。昨天贴出的一份大字报还建议学校停课整风(经江副校长昨夜讲话后，这类意见在今天还没有重新出现)。中文系的助教所贴出的“教授们的意见”的大字报，发表了翦伯赞、冯友兰、侯任之等教授们对大字报支持的意见，支持他们大“放”、大“鸣”。团委会在今天中午贴出大布告，表示团委准备组织八个座谈会，这些座谈会安排在22日到25日的晚上，有四个是对党、团委提意见，其他的座谈会是关于青年教师工作问题，毕业生工作，研究生和职工工作等四个方面，布告上说除已邀一部分同学参加外，其他同学以自由在布告上签名参加，但到今天下午六时为止却只有两个学生在上面签名。自称“一株毒草”的作者谭天荣在今天作了一次公开讲演，重申了他前次的论调。明天(即5月22日)将有好几处辩论会，这就是由大字报发展而成的所谓“自由讲坛”(据说：函语系法语专业的学生已打电话通知了法新社记者洛干)。 + +　　记者们整理的这份材料，是在这几百分大字报中按反映的问题及思想倾向整理而成的。在这几百份大字报中，真正揭露学校工作中的缺点的还不多，有的大字报贴出后就彼此展开了争论，如对“是时候了”、“一株毒草”等大字报。学校领导上正准备分别召开学生座谈会，让他们提意见。北京大学整风的形势在急剧发展中。 + +　　 来源：　　1957年5月23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65.txt b/CCRD/1/3/2/00056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212537e54e818a910c82cce0ba629df22335556 --- /dev/null +++ b/CCRD/1/3/2/000565.txt @@ -0,0 +1,29 @@ +# 冰心对我党整风的一些看法 + +　　<《人民日报》记者　林钢> + +　　5月19日，我到老作家冰心家去访问。下面是谈到整风时候她讲的一些话。 + +　　她认为“和风细雨这个方针是英明的，可惜晚了。三反五反时为什么不提？肃反时为什么不提？现在共产党整自己的党员了，强调和风细雨了。”她对徐懋庸写“论和风细雨”，有很大的意见：“这个人，写这样的文章”。 + +　　冰心对肃反有很多意见：“肃反的时候，我不在国内。也许我来说些话较为公允。我听朋友们介绍了情况。那是近乎残酷的。多少老教授受到了伤害。我有些朋友，在敌伪时期，蒋介石统治时期，坐过牢、受过苦刑。从敌人的狱门出来，他们的腰板更硬了。肃反运动中，他们无辜地挨了整。这一回却像是被抽掉了脊梁骨似的，成了软体动物，再也直不起来了。学生们斗争他，朋友们见了不理他。最残酷的是，又要他活着，要他教课。不应该那么做。这太过火了。许多做法是违反宪法的。有些人自杀了。这不是平常的损失，这是我们队伍，向科学进军的队伍中少了几个人。没有人可以代替他们的工作。这种做法不合中国传统。国家丧了元气，学术方面倒退了好几年。再不整风，那真将不堪设想。好的教授没有了，好的科学家没有了，好的医生一、护士没有了。” + +　　“肃反时候，高等学校里提出了5%的控制数字。如果这个单位只有两个反革命分子，就要找三个补上；若有二十个反革命分子，他也只挑五个。这怎么会不乱！” + +　　（“士可杀，不可辱”。知识分子受了伤害，是终身不忘的。这个问题应当作个交代。现是，共产党员把他们打了一巴掌，扬长而去。他们心上的伤不治愈，整风要他们说真话是不可能的。最近听有一个人说：“我不觉得党内党外有什么墙”。这并非由衷之言。我知道这人就有一肚子冤。他是一次被蛇咬，千年怕麻绳。他怕整风过去再要遭不幸。） + +　　“我知道共产党员中也有被斗错了的。他们也有意见，为什么不说？应该说出来！不然，又要写出个斯大林来！” + +　　“我在国外的时候，从报纸、传记、秘闻录、电台广播，知道了许多斯大林的事。回国来却见把他奉为圣人。直到他死了，赫鲁晓夫一揭发，才知道了比我原先知道的更要严重得多的事实。党的领导难道不知道斯大林这些事吗？我们中国也吃过他的亏？为什么他死了，叫全体同学等着他死？有的学生听到死讯还昏厥过去。那个时候，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许多人，没见过斯大林，也不了解斯大林，写了多少纪念文章。真是可笑。我的女儿把魏巍的文章抄在了日记本上，现在翻开一看，每一句每一字都成了讽刺”。 + +　　“毛主席是真正的中国人。可是，现在似乎什么事儿都要毛主席出来讲话。这怎么行。这回整风以后，一定要订出一个制度来。现在的制度不合理。否则，毛主席死了怎么办？难保不出个斯大林。” + +　　“毛主席说，春暖花开还得等二年。我看也是这样。”(不知她从那里听到毛主席这么说的，她讲了几次) + +　　他对报纸也提了意见。“党号召我们谦虚，要独立思考。报纸却教育人民夜郎自大。国内报道，报喜不报忧；报道资本主义国家，报忧不报喜。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没有什么好处。人民不知道独立思考，没有材料独立思考。” + +　　我代副刊向她约稿。她在称赞文汇报以后，说：“人民日报的副刊办不好，它只能登正面文章”。我说：“我们的副刊也可以登反面文章”。她说：“登反面文章也办不好，它是党报副刊。” + +　　我这一次访问冰心，原来是要请她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谈谈自己的感受的。她拒不愿谈，说“这是早有定评了的，我没有什么新意见。”我向这上面引了几次，她都拒不愿谈。不知道是什么原故。 + +　　 来源： 1957年5月24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66.txt b/CCRD/1/3/2/00056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b398261e49471f6030d4bdf144a619cb6a3020a --- /dev/null +++ b/CCRD/1/3/2/000566.txt @@ -0,0 +1,21 @@ +# 高教部工作有严重缺点: 广州高级知识分子在本报座谈会上尖锐批评 + +　　<光明日报> + +　　本报广州18日专电 5月16日本报编辑部在广州邀请了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的部分负责人和教授，座谈“放”“鸣”问题。大家反复发言，共历时近八小时。出席座谈会的有(按第一次发言顺序排列)：华南农学院教授、华南农业科学研究所植物保护系主任林孔湘，华南工学院教务长冯秉铨，中山大学教授、华南植物研究所副所长吴印禅，华南工学院副院长罗雄才，中山大学副校长陈序经，华南师范学院教务长陈子明，中山大学教授钟一均，中山医学院教授叶鹿鸣(书面发言)。 + +## 高等学校的主要矛盾 + +　　大家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中党的工作的许多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陈子明教务长说，目前高等学校的主要矛盾是党与非党之间的矛盾，彼此之间筑起了一道高墙。他说：非党的教师们如果长期被摒弃于墙外，要想他们真正树立当家作主的思想，讲知心话，最充分地发挥积极性，都是不可能的。在最近学习毛主席的讲话期间，有一非党的同志反映说，他平时不唯不敢和党员打交道，就是在路上遇见，连看都不敢看他们，很快就跑过去，因为害怕他们疑心偷听他们谈话的秘密。钟一均教授谈到肃反中的好些做法，认为都是不适合高级知识分子的，违反了社会主义的法制精神，这些使人们感到连做一个公民的人权都失去了保障。罗雄才副院长说：现在高等学校的教师们，被划分为所谓进步的、中间的、落后的等等，而且落后面很广。大家不知道是根据什么标准划分的。有的教师忠心耿耿为教育事业服务，诚诚恳恳工作，往往备课到深夜，教学成绩也好，却被贴上了落后的标签。这是与宗派主义有关的。 + +## 科学研究困难重重 + +　　林孔湘、冯秉铨、陈子明、吴印禅等教授都批评了高等教育部在领导科学研究和教学上的严重缺点。林孔湘认为，国家的科学研究体制是有问题的。他说，现在科学院的什么都比高等学校优越，连官印、信封、招牌都比高等学校的大。科学院说要买什么仪器就买什么仪器，有的研究所的仪器多到没有地方摆，丢在地下室让它们睡觉。据这里亚热带植物研究所的一位领导同志说，他们的仪器利用率仅达十分之一。反观高等学校，高等教育部只知道向我们要计划，对于缺乏的研究条件问题，则置之不理，或仅形式上理一理。去年给科学家虽然配备了一些助手，但都是初中毕业生，不仅不能给科学家以帮助，反而增添了科学家的麻烦。弄得不知道他们是我们的助手呢，还是我们是他们的助手。林孔湘教授认为：现在高等学校几乎等于取消了科学研究，即使有一点，也往往是形式的，这是十分严重的问题。他说：这种局面的造成，国务院应该负责，高教部也有不能推卸的责任。罗雄才副院长说：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情况这样糟，高教部不切实想办法，仅提出“教学与科学研究并重”的口号，这有什么用处呢？这个空洞的口号简直没有一点意义，这等于乡间过新年贴上“一本万利”“水陆平安”的挥春，同样是不发实效的。 + +## 不少党员干部不懂装懂 + +　　大家都认为：高等教育部和各院校的党组织，不懂业务不要紧，如果虚心学习，依靠专家，照样可以办好事情。问题在于：有不少党的领导干部，不懂装懂，自以为自己是党的代表，样样事情都非自己做决定不可，专家们则非听他的不行。冯秉铨教务长说：这些人不懂高等教育的特点，不懂高级知识分子的特点，连这方面的常识都没有，我们说要办一所高等学校，他们却要开一个百货商店，这是完全两样的东西，怎么能够样样都听他们的呢！叶鹿鸣教授打比方说：我的小孩从学校回到家里，肚子饿了可以不问父母随便拿饼干、面包吃，这点自由是应该给他的，可是，我们现在工作上，往往手脚都被束缚住，连“吃饼干、面包”的自由都受到了限制。 + +　　陈序经副校长，冯秉铨教务长等对高教部的培养师资，培养研究生，修改教学计划，派遣留学生等方面的工作，也提出了批评意见。 + +　　 来源：《光明日报》1957年5月1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67.txt b/CCRD/1/3/2/00056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a58e81ca3c0d1fa34264585366a925e88592b7f --- /dev/null +++ b/CCRD/1/3/2/000567.txt @@ -0,0 +1,19 @@ +# 广东民主人士连日举行座谈会 + +　　<新华社记者陈日晶> + +　　本报特约新华社广州１９日电新华社记者陈日晶报道：广东盛广州市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最近举行的几次座谈会上，尖锐地批评当地共产党组织的宗派主义。这些座谈会是由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和中共广州市委员会的统一战线工作部分别主持的。 + +　　座谈会上，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副主任罗翼群说，共产党有优越感，往往以特殊阶级自居，民主人士有自卑心，不敢同共产党员交朋友、畅谈心事，于是隔阂愈来愈深，团结就难搞得好了。他说，有人说共产党是主人，民主党派是客人，甚至还说民主党派是“仆从”。我看说“仆从”是过分了一些，不过共产党绝不应该认为自己样样都高人一等。几年来，中共党员发展得很快，好处是面广和深入了，但是这些党员入党是否是真正由积极工作争取得来的呢？恐怕有些是用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手段取得的。他说这样就也有危机了。他希望共产党在吸收党员时要谨慎地注意考察那些好讲是非的人；并要求共产党在这次整风中，要着重解决党员对宗派主义的思想认识问题。 + +　　要真正发挥互相监督的作用，中国农工民主党广东省副主任委员云应霖认为有一个关键，就是一定去掉只向共产党歌功颂德的这种社会上的坏空气。他说，这种空气无论在农村、国家机关或各种会议上，都使人们只说共产党很好、很好，而不敢提出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更不敢批评党领导上的缺点。他说，这是对党不忠诚的。但是，他说确实有些共产党员就是不喜欢别人讲不好听的话，别人如果说了，动辄就说别人立场不稳和带有恶意。他接着说，我们非党人士认为讲不好听的话有危险，也就不再敢讲了。 + +　　中国民主建国会广州市委员会主任委员黄长水说，那些所谓积极分子，专门喜欢向党员奉承，这更加重了某些党员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他提到一些党员的严重的宗派主义表现时说，经常都听到党员对党外群众说“我们”、“你们”；调整级别时，提拔党员多，非党干部就少提拔；有些黑板报，变成专门批评非党干部的园地。他还说，老党员一下子看不出是党员，但是新党员一看就知道了，因为他们大有“我领导你”的姿态。他反映，有些党外群众说这些人是“小皇帝”。 + +　　黄长水说：小型合营工厂有公方又有党支部，层次多的结果是不知谁领导，有事互相推诿。在工商企业中不少党员不懂装懂，包办专权。他说，我认为几个党员领导企业不能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因此企业是否要党组织来领导的问题的确值得考虑。 + +　　中国民主促进会广州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秋安批评学校中共产党员的特殊思想。他说，他们未入党时联系群众，一入党就高高在上，似乎不摆架子就不象个党员。而非党的教师总有些自卑，有话也不敢大胆讲，其原因是学校的党员和人事干部对教师态度很粗暴生硬。他说，民进的成员将人事部门的党员比喻为唐三藏，非党的教师比为孙悟空。他们说，虽然孙悟空历尽艰险，驱散鬼魔，为唐三藏到西天开辟道路，可是唐三藏却常常要念金箍咒，搞得孙悟空疼痛得无可奈何。而猪八戒呢？就象学校中的党、团员，虽没有什么本事，但却受到唐三藏的袒护。因此，教师们说有些党员对民主人士是“打击！打击！”，而民主人士只好“服从，服从”。 + +　　中国民主同盟广州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榕增、民盟广东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罗雄才、民革广州市委员会常务委员徐舜英、民建广东省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邓文钊和民建广州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子彬、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陈卒凡、九三学社广州分社主任委员徐贤恭、以及现任广东省各厅、局长的民主人士，在座谈会上，也都批评了党与非党人士关系不够密切，有些共产党员在思想行动上不尊重民主人士的职权，对党外人士不信任的宗派主义等等，统战部门对民主党派工作不够重视的现象。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21日，原题为：“广东民主人士连日举行座谈会 黄长水说：“企业是否需要党组织来领导，值得考虑””。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68.txt b/CCRD/1/3/2/00056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7f11489dd4d8a18a1f8c35bad3b3deddbccc188 --- /dev/null +++ b/CCRD/1/3/2/000568.txt @@ -0,0 +1,11 @@ +# 無錫市搬运工人絕食罢工 + +　　新华社南京２９日訊 １月１日到１７日，無錫巿搬运公司所屬北塘中队一百九十个碼头工人發生絶食罢工事件。这一事件發生后，对全巿影响很大。几天来。各区搬运工人曾先后發生了短时間的騷动，并且流傳：“不給領导上顏色看看，是不会及时解决問題的。＂１９５６年４月动員囘乡的搬运工人大部分已經囘城，一部分在搬运公司做临时工。在罢工事件發生后，他們曾多次向搬运公司、劳动局提出就業和轉为正式工人的要求，并且揚言如果春节前不解决，他們也要学習北塘中队的样子。少数工厂的工人以准备組織請願来威胁領导。倒流城巿的农民和工厂貫徹增产节約精神精簡下的一批临时工，以及生活比較困难的城巿貧民等，公开扭打居民干部、謾駡政府，鬧自杀。揚言上街游行等事情也經常發生。 + +　　这次碼头工人絶食罢工的主要原因，是工人对１９５６年４月实行的“固定分值＂工資制度不滿。这种工資制度实行以后，工人的工資收入比过去减少了，特別在旺季时，差額較大。过去，碼头工人每月工資收入一般在七十元以上，旺季时每月收入达一百三十元以上。而１９５６年１２月份，工人每月工資收入平均約六十七元。工人要求照鉄路搬运工人一样，公司提取２６％，余下的由工人分拆。 + +　　实行“固定分值”工資制度后，在某些制度上存在着不合理的現象。据工人反映：貨物裝卸超过規定的距离和高度，公司向托运單位加收加高費、加运費５％到３０％，而工人却照固定工分領取工資。在运輸紧張的日子里，为了加速船舶周轉。实行了“晴雨裝卸”和“晝夜裝卸”制度，碼头工人加班加点現象比較普遍，工人在加点以后，仍照平时一样領取工資。全国工資改革的指示公布以后，搬运工人意見更大，曾多次向搬运公司、报社、有关部門反映，但搬运公司却迟迟未作处理，对不合理的制度也沒及时改进，以致醞成絶食事件。 + +　　事件發生后，中共無錫巿委及有关部門派人再三向工人劝説，提出解决問題的兩点意見：１、由各中队派出代表共同研究工資制度，并审查公司賬目。２、为了照顧工人生活因难，每人暫借十天工資。工人同意这兩点意見，并已推出代表和有关方面进行会談。（無錫工人生活报朱源鑫）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17期，1957年1月2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69.txt b/CCRD/1/3/2/00056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29493d88db727f2dc0f8ebe605661700677c41c --- /dev/null +++ b/CCRD/1/3/2/000569.txt @@ -0,0 +1,23 @@ +# 继续争鸣，结合整风 + +　　<《人民日报》社论> + +　　近来全国各地普遍讨论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各民主党派人士和科学、文化、艺术、教育等各界人士连续举行了座谈会。在各种会议上发言的人们都很踊跃，大胆地揭露了本地区、本部门的许多矛盾，对中央和地方的领导机关、干部、党员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这对于我们党的整风运动是一个积极的直接的帮助。这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疑地将发生重大的影响。 + +　　北京、上海等地已有的经验表明，只有把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揭露出来，才能够使我们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得更加顺利；同时，也只有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才能更好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就是说，我们要让各方面继续争鸣，结合整风；就是把整风运动和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互相结合，认真地实现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所说的“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而为了这个目的，我们首先要充分地揭露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这就应该让各个方面人们的各种不同的意见都讲出来，大家推心置腹，畅所欲言。这样才算真正地实现了“百家争鸣”，同时帮助了我们党的整风运动。 + +　　在这些日子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的党和国家工作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绝大多数意见 + +　　是正确的、有益处的。只要各部门、各地方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善于接受一切有益的批评，认真研究各方面所提的意见，切实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就一定可以达到填平和拆除党内外之间的深沟高墙、加强人民内部的团结和大大改进工作的目的。近来，有的地方开始这样做了，已经发生良好的效果。 + +　　但是，也还有一些同志对于党在党外“争鸣”的同时进行整风，并且要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思想上还有点搞不通。他们听到各种意见大放大鸣，并且有的意见是针对着自己的，于是在思想上就放不开，觉得岌岌不可终日，认为这样就“使领导陷于被动”了。我们不妨冷静地想一想，这种现象，究竟是好还是不好？“被动”，自然不妙；可是，还是现在小被动以免将来大被动好些呢？是继续大胆放手，让大家大放大鸣好些呢？还是束手束脚——既束住自己也束住大家——好些呢？我们是赞成前者的。矛盾既已存在，不解决，只会加深；掩盖是掩盖不了的，正如纸包不住火一样。 + +　　其实，目前党外人士揭露的主要的矛盾问题，同我们党的整风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呢？这决不是关起门来，仅仅依靠我们党内同志自己想出办法就能够解决的。这是要依靠党外人士和我们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我们不应该采取关门整风的办法，而要采取开门整风的办法，虚心地认真地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近来正是由于党外人士大放大鸣的结果，才使我们更加认识了许多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在工作中所犯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其中有的是令人触目惊心的。这对于我们的整风和改进工作当然只会有好处，而不会有坏处。 + +　　从群众方面来说，继续争鸣、结合整风也将进一步提高他们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现在，人们都在批评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批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人们对于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正在不断地提高。在这里，我们应该充分地相信群众的鉴别力，不能把群众的鉴别力估计得太低了。在中国人民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以前的漫长年代里，马克思主义还只是星星之火。然而从它传到中国的第一天起，就一天比一天掌握了更多的群众。尽管它的敌人屡次宣布它为非法，为洪水猛兽，但它还是生根而且发展了。进步的群众冲破迫害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要接近共产党，接近马克思主义。这就可以证明，人民群众从来就是追求真理的。我们的任务，正是要去帮助群众辨别真伪、美丑和善恶；并且要让真的东西、善的东西、美的东西战胜假的东西、恶的东西、丑的东西。 + +　　经过这一次争鸣和整风，我们要使党内外的思想面貌焕然一新。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将在战斗的锻炼中健康地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科学、新文化将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形成。这是符合于社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部分的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证明：它一方面从人类文明的宝库中大量地不断地吸收养料，构成了新的思想体系和革命学说，再回过来指导实际；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同一切错误的以至反动的思想作斗争。它的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斗争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无限生命力，正是在于它从来不是停滞的。它不仅不会在敌对的思想面前倒下，而且只会更加茁壮地成长。 + +　　我们希望在继续争鸣、结合整风的过程中，党内外的意见能够进一步沟通，彼此推心置腹，亲密无间。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应该继续鼓励人们大胆地争鸣，配合我们党内的整风，随时揭发和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随时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70.txt b/CCRD/1/3/2/00057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2741d3716aef0ba5544f444da458e7d2ab87429 --- /dev/null +++ b/CCRD/1/3/2/000570.txt @@ -0,0 +1,15 @@ +# 农工民主党武汉市委会座谈“鸣”和“放” + +　　【本报消息】“春风虽度武胜关，草色遥看近若无”，校外是风和日暖，我校依然是“秋风飒飒”！这是武汉市第十四中学教员、农工民主党十四中小组副组长胡良钟在中国农工民主党武汉市委会于5月19日举行的座谈会上发言的开场白。在这个会上，许多发言人都说他们所在的单位，到现在还没有放，不敢鸣！ + +## “大地回春，唯我独眠” + +　　武汉市卫生局宣教科长、农工民主党医药卫生专业支部主任花新人反映，该局有人作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大地回春”，下联是“唯我独眠”，还有一个横额是“望春天”。湖北医学院讲师、该院农工民主党支部委员余重喜说：“我院不只是秋风飒飒，还是大雪纷纷”。湖北医院副院长、该院农工民主党支部委员孙荃说他接到开会通知后，去向一些同事征求对该院中共党委的意见，人家说没有意见，他进一步追问原因，人家才说：“你们是大知识分子，放了鸣了没有关系，我们小干部不敢说，说了将来挨斗争！”人们这样忧心忡忡，不是毫无根据的。余重喜说：“湖北医学院一位中共支部委员说大家(包括党内党外)都要参加整风”。胡良钟说：“第十四中学校长汪子英(中共党员)宣布：反对官僚主义是对的，但是站在个人主义立场上反对官僚主义，是不对的。好些教师过去跟领导提了意见，小则戴‘自由散漫’帽子，大则戴‘反党’、‘反革命’帽子，现在领导既已声明在案，谁也难保自己提意见不是‘站在个人主义立场’，只好噤若寒蝉，以免惹火烧身！” + +## 有宗派主义还害怕承认 + +　　花新人说：“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历次运动中总是积极带头，现在他们冷冷冰冰，就使得群众顾虑重重。”中南财经学院国民经济教研室主任、该院农工民主党支部主任吴澄华说：“中南财经学院虽然动起来了，可是群众和民主党派认为院内主要矛盾是宗派主义，中共党委却不肯承认这个事实，而说主要问题是“脱离实际，不从实际出发”，至于宗派主义，不过有这种倾向而已。5月17日晚上领导上召开的座谈会，甚至剥夺了农工民主党和民主促进会负责人出席的权利。” + +　　吴澄华说：“中南财经学院中共党委会的宗派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使老教授“士无斗志，人怀去思”的程度。中南财经学院老教授很多，人才济济，可是党委会却不派他们当系、室(教研室)正主任。听任许多系、室只有副主任。而在某些教研室，党委会却安置了一些外行党员当副主任，他们没有学过本专业，不能胜任。党委会就让他们带职到其他学校去学习本专业，虚位以待，等他们学成归来。有一位姓朱的党员副主任在工农速成中学学习，也还有很多门功课不及格。”花新人说：“武汉市卫生局中共党委的宗派主义，不仅表现在党群关系上，而且渗透到党内。党员、团员不向非党副局长陆真翘汇报工作，陆真翘提出一个中医带学徒的计划：简单地给他用‘冒进’二字否定了。” + +　　 来源：《湖北日报》1957年5月2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71.txt b/CCRD/1/3/2/00057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03fbdf5d18fa10092dbff4a42fac3acaf566d3c --- /dev/null +++ b/CCRD/1/3/2/000571.txt @@ -0,0 +1,25 @@ +# 清华大学教授尚未做到开怀畅谈，有些教授的发言中漏出清华大学存在不少问题 + +　　<《光明日报》> + +　　《光明日报》讯 清华大学教授连日以来仍在继续座谈“鸣放”问题，虽然有些教授在发言中指出，清华大学是三害俱全，特别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相当严重；但很多教授还没有做到开怀畅谈，有些座谈会还常常出现冷场现象，经主席点名，才有人发言。而这些教授的发言又多是停留在一般的议论上。对于这种情况，该校不少教师很不满意，电机系王遵华教授就说：大家的发言还没有接触到具体问题。而公共教研组孙念增教授则认为，这是因为“清华大学的领导陶醉于对自己的成绩的歌颂。他说：“最近”北大、科学院、地质学院很多同志都在报上发表了意见，假如他们在清华，一定意见更多。清华在别的问题上都能带头，而这次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不能带头。” + +　　在记者接触到的一些教授中，他们对清华大学的“鸣”“放”不开的情况，心里有不少意见。有人说，有些先生在会上发言只说了三分，还有七分留在心里。有人说，很多人发言还是要穿靴戴帽，在发言之前，要说明党的伟大、正确；发言之后，要表示“意见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他们认为，这种情况，表明了很多人思想上还没有真正“放”开，还存在一定的顾虑。 + +　　记者为此，特地访问了钱伟长副校长和常迵教授。钱伟长副校长认为，清华是刚开始在“放”，就他几天来参加一些座谈会来看，情况是一次比一次好。但是，他认为：目前有些教授还不同程度地存在顾虑，有些人在家随便谈心，可以谈出许多意见，但是到座谈会上发言就打了折扣。他说，清华长期以来的情况，使大家缺乏这种大胆畅谈的习惯。他认为：学校党委应该进一步鼓励大家大胆地把意见“放”出来。 + +　　常迵教授提出：清华大学对内部矛盾的讨论是走慢了一步。到目前，有些座谈会上所谈的意见不尖锐，接触到学校的实际问题时，往往谈的不深。 + +　　就目前有些教授所已谈出来的，清华大学确是存在有不少问题。机械系的副主任董树屏教授说，清华大学是通过党组织来拘束一切。教研组主任说了不算，教研组秘书说了才算，教研组主任受秘书的限制。他说：“我到现场联系生产实习，系秘书天天跟着，恐怕我说错了话。在工厂看资料，必须系秘书去联系，因为看资料的证件由系秘书带着的。这种做法．是不是学校领导上的意图呢？这很值得怀疑。” + +　　何成钧副教授也谈到系秘书专政的问题。他说：长期以来，我对秘书专政的问题有意见。有一次，我有机会对蒋南翔校长说到，我对秘书专政很不满意。蒋校长回答说：并没有此事。把事情一口否认了，蒋校长工作不深入，光靠听汇报办事，这必然会产生严重的片面性。 + +　　李欧副教授则说，蒋南翔校长在最近一次报告中谈到，习惯的势力能使人僵化。李欧教授认为，清华大学习惯势力的特点是三多三少：即搞运动多，做细致工作少；贯彻多，商量少；关心青年多，尊重老年人少。这种习惯势力就是蒋校长照搬过去领导青年运动的方法所造成的。他说：蒋校长是从团中央调来的，长期做青年工作，他来时又带来了一批青年团的干部，这是原因之一。另方面，清华年轻的干部多，也使搞青年运动的工作作风容易发展。但是办学校是个很细致的工作，用搞青年运动的方法是办不好的。 + +　　无线电系系主任孟昭英教授在发言中，以他自己的感受，谈到非党人员在学校中有职无权的问题。他提到：学校作出的很多决议，并不是通过教授或作行政工作的领导人，因此，大家对这些决议并不亲切，只是盖个橡皮章就是了。他说：我系设立计算技术专业的决定，我根本不知道。直到系里的教师都被调走了，我才从校外的人得知。设置这个专业，是国家需要的，但是我们学校有没有条件，设备能否及时解决，教师能否很快地培养好，这些问题校长是不是可以问问系主任呢？我想是需要的。最近学校交给我系三个新的专业，也是经过党总支同志通知我一声就算了。校长不亲身和系主任谈谈这些问题，能说这是正常的领导吗? + +　　有的教授认为，清华大学的鸣放要真正开展起来，必须由琐屑的问题转到重大的具体的问题上。必须针对三害大力进攻。而参加该校座谈会的高等教育部工业司唐守愚司长，也认为清华大学的“鸣放”还没有好好开展起来，对清华大学的三害还没有大举进攻。 + +　　（[注：右派分子要把光明日报办成一张反对派的报纸，和党报“唱对台戏”的报纸。在5月15日人民日报刊出题为“清华园教授开怀畅谈”的消息后四天，光明日报就发表了这条挑衅性的消息，说“清华大学教授尚未开怀畅谈”，企图抵消人民日报的正确报道。贯彻了储安平的与党报“唱对台戏”的办报方针。]） + +　　（来源：原载1957年5月19日《光明日报》，选自《批判光明日报参考资料》，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1957年9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72.txt b/CCRD/1/3/2/00057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4eb50d690d6edcaf1eaab3b47c15e23b1bfa59d --- /dev/null +++ b/CCRD/1/3/2/000572.txt @@ -0,0 +1,27 @@ +# 说实话要比歌功颂德好 -- 傅鹰先生谈百家争鸣 + +　　<《文汇报》驻京记者、叶冈> + +　　我去北大看傅鹰教授。 + +　　传先生的谈话是从一段旧事开始的。老一辈人经历过的许多事情，现在三十以下的人是只能从历史教科书上去领会了。辛亥革命的时候，在上海的外滩公园他受过“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耻辱；以后去美国，又尝过中国人与日本人不同待遇的滋味。那时候，国家贫弱，我们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在国内国外都受过辱。年纪大一点的人，受的辱还要多一些。 + +　　为了给老一辈人的这点感情作一些补充，傅鹰给我讲了一个回国的插曲。八年以前，解放军横渡长江炮轰英舰紫石英号的大新闻，傅鹰是在美国看到的。这一炮出了中国人的百年怨气。他说:“我以前对共产党知道不多，解放军的大炮使我相信了新的政府是勇敢的、革命的，于是我这个受过辱的中国人就回来了。” + +　　但是，以后的事情却有点不顺心。傅鹰接下去说:“思想改造的时候，最使老知识分子伤心的是连这点爱国之念也有点不信任了。以前在国外读了几年书，在旧中国教了几年书，一下子忽然都成了于国不利的事情，弄得读书教书也要查一查它的立场。在运动中，说我不知马克思主义，当然心服；说我不爱国，怎么能使人甘心。这些年，我有一个最不愉快的感受，好像爱国也慢慢变成了部分人的事情，连这件事情也把党外的知识分子见外了。其实，党员爱国，我也爱国，大家以爱国为重，倾谈一番，不是可以少掉许多的高墙深沟。” + +　　话题接触到思想改造，我问他是不是可以谈谈这个问题。传先生笑着说:“有些朋友劝过我，思想改造的问题太硬，千万碰不得，朋友的好意是怕我吃亏。潘光旦先生的不跳论最近在学术界出了名，其实我们知道的潘先生一向都是爱跳的，今天不跳是有他的难言之隐。思想改造的时候，潘光旦的思想检查十二次不被通过，也算得是个重点人物。为了整他的思想‘暗流’，最后甚至动员到他的家属，想用儿女之情去逼一个学者承认自己不甘心承认的错误。方法用到这一步可以说是不择手段了。前几年，大学里的箕豆相煎的局面，今天回想起来也还是让人难过。有些人是无中生有的骂自己，有些人是深文周衲的骂别人。老教授上台检查思想，稍有辩说，底下拍桌辱骂之声纷纷而来，谁受得了这样的‘帮助’?许多人在一些运动中自尊心被糟蹋，精神上到现在还舒不过气来。” + +　　说到这里，傅鹰先生也不免为一些受屈的朋友激动。他接着说:“百家争鸣让人透了口气，现在的一些谈论也渐渐公允可服了。思想不是无根之木，就是马克思主义也是有继承有发展的，没有继承没有发展，那不是成了一个僵硬的东西。宋人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共产党今天也在提倡这个道德思想，可见古人有些有益的东西，也还是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的。但是前几年，1949年这一条政治分界线把思想也一划为二，以前读过的书做过的事都变成了障碍知识分子长进的‘包袱’，一概扫地出门。好像不如此便不能脱胎换骨。根据这样一种‘逻辑’办事，这几年因人废言因言废人的事情就发生了许多。比如化学家高崇熙先生的遭遇，就是很值得惋惜的。论高先生的人品，化学界是没有人赞成的；论他的学问，大家都佩服。三反运动时，高先生受不住折磨死掉了，他一死，我国的无机化学便失掉了识途老马。现在我们在定科学规划的时候，便深感这一门学科带路无人。我们如果在文化科学方面早采取一些和风细雨的政策，是可以多留一些宝贝，少受一些损失的。” + +　　从思想改造到最近的大开言路，傅鹰先生确有许多话要说。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想不跳也难矣。他说:“知识分子肯提意见，肯说实话，本来就是一件好事。有矛盾而无意见，倒是不正常了。过去人们对袁世凯、蒋介石不屑置词，那是表示他们对那些腐烂的政权已经完全失望。现在的政府是好政府，对一个负责的政府，说实话无论如何要比歌功颂德好。四十年前读圣经，圣保罗说过一句名言:不要因为我说了实话，便把我当作仇人。我看这句话有继承下来的价值。 + +　　可是争鸣以前要这样放就办不到。举一件小事为例，前几年我写了一篇文章，说到了科学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因为全篇文章没有提一个党字，几乎惹起了一场风波。如果不是知识分子问题的提出，围剿是在所难免了。其实，谁领导谁，早已不是一个问题。共产党把中国从破产的经济泥坑和半殖民地的悲惨生活中带了出来，这是举世皆知的事实。共产党要把中国带到社会主义去，这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可是现在有些人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看得太程式化。领导与被领导本是一种合乎人情的关系，比如走路，共产党向东走，我也向东走，道路相同，党熟知路途，带着我一起走，这就是领导。可是党内有些人却老是怕我们朝西走，处处不放心，于是我们感到总有一根无形的绳子拴上了鼻子被牵着走，这种感觉是极不舒服的。其实说起来也非常简单，我们这班搞科学的人不过只有一点小小的心愿:有一个实验室，多教几个学生而已。这个心愿过去对，现在对，将来也还是对的，有什么不可以放心的呢?” + +　　话已经谈得很久，主人偶尔站起来张罗一点家事，又坐下来继续他的谈话。我慢慢发现坐在面前的这位雄辩的学者，有一点轻微的感伤在我的心上一掠而过。傅鹰听完我讲了一个记者发现的故事，缓慢地接下去说:“我们也是很苦闷的，没有一点社交生活。 现在是党与非党有隔阂，老教师与青年人也有隔阂，几年来，大家都只看彼此的短处，隔膜得多么使人难受啊!整天都是几个老头儿在一起，谁说了第一句话，后面的五六句话都猜得出来。我们已经活到了秋天和冬天，就想多跟年轻人谈谈，从他们身上重新接触一下青春。可是现在，学生找教师谈谈学问谈谈为人处世的事情，好像是有些不通行了。” 的确，这几年我们的生活过得有点沉闷，应该让我们的日子过得热闹一些、倾心一些。现在，各方面都在拆墙，墙拆到什么程度，现在当然还不晓得，可是新鲜的事情却慢慢的来了。最近，北京大学的校务委员会以二十八票对七票否决了评定科学奖金的建议，在北大，这可以说是百家争鸣以后的“新事新办”。傅鹰谈起这件事情是很高兴的:“我这个校务委员这回算是有了权，在这件事情上，我的橡皮图章的感觉是消除了。这几年，有职无权的事情几乎到处都有，可见也不是我一人有橡皮图章的感觉。其实，给党外知识分子一点小小的权，我看是于党无害于国有利的事情。这次，北大校委会破天荒作了一回主，虽然党委为评奖所做的一些准备工作是白做了，但是我觉得对党委的威信一无损害。这样办事，倒真正有了群众基础。” + +　　这几年，我们的有些老知识分子，心上有过一些委屈，有些人甚至被见外了。他们可能在某些事情上有一点科学家的固执，但是他们的心是热的。人民解放军的大炮可以把我们远居国外的爱国科学家轰回祖国，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推他们走到科学的峰巅? + +　　让知识分子心潮深处的热力解放出来，但愿墙拆得越快越好，拆得越彻底越好。 + +　　 ----来源：1957年5月19日《文汇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73.txt b/CCRD/1/3/2/00057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d757db031948cad4e3e0ca61a332f8d217ce5d6 --- /dev/null +++ b/CCRD/1/3/2/000573.txt @@ -0,0 +1,17 @@ +# 天津大学党委邀请党外人士座谈 + +　　【本报讯】中共天津大学委员会在五月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连续邀请了该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一部分非党教授举行座谈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座谈会上，该校党委会书记李曙森一再表示：欢迎大家畅所欲言，大胆地进行批评，帮助党组织进行整风。在会上先后发言的共有三十七人。 + +　　九三学社天津大学支社主委、建筑系主任徐中、民进天津大学支部副主委、机械系教授余国琮等都列举了许多事实批评天津大学的党组织严重地脱离群众。余国琮说，天津大学的党员和群众的关系是“河水不犯井水”，彼此接触很少，这一关应当打破。民盟天津大学支部委员、化工系教授刘云浦更尖锐地指出天津大学党委会所在的行政大楼就是一个大衙门，党和群众之间有高墙、有深沟，很多群众连学校的党委负责同志是谁都不知道，群众的呼声和意见就更难上达了。九三学社社员、建筑系副教授卢绳说。系里的党支委也很脱离群众，他们几个人整天躲在党团办公室里自己交谈，脱离群众，使人感到党组织好像是个宗教，党员只会念经(学文件、背教条)似的。 + +　　很多人还感到党组织对教师们不够信任。机械系教授彭泽民说，教师每年要领着学生下厂实习，但是每下一次厂都要填写三份人事审查表，十分烦琐，而最了解教师的是学校，应该由学校负责证明介绍下厂，他认为这就是对教师缺乏信任。化工系教授孙令衔也感到，学校里党组织对不少教授缺乏信任，很多事情不能作主，他用了毛主席的“沁园春”这首词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浮沉”来形容他的心情。 + +　　教授们还批评了天津大学党的思想工作做得很差。化工系教授刘云浦说，化工系有的教授入了党，架子更大了，群众关系更差了，但是党组织却把他们捧为“至宝”，不去很好地进行教育。彭泽民教授和图书馆副主任杨荣春说，不少教授积极要求入党，但党组织却不积极培养他们。有些教师还谈到党委对老教师的帮助很不够。土木系建筑施工教研室主任宋秉泽说，学校把老教师分为先进、后进、落后。把先进的永远看作先进的，他们又是人民代表、又是政协委员、又是工会代表、又保送留苏学习、又是学习组长，成了“明星干部”。同时党组织对后进、落后的教师，也持有固定不变的看法，好像落后的永远是落后的。他认为某些党员干部的这种“宿命论”的观点，影响了一部分老教师发挥积极性。 + +　　不少教授还列举了不少事实，批评了天津大学的官僚主义作风。化工系染料及中间体教研室主任张兆麟说，去年暑假学校奉高教部令决定把纺织系搬到西北去。因为西北种种条件的限制，搬去是不合适的。但由于考虑不周，就搬去了一部分机器，事后才发现做错了，又把机器搬回来。结果浪费了国家几万元。中国农工民主党天津市委员会委员、纺织系崔昆圃老教授认为学校的官僚主义作风很是影响教师的工作情绪。他说，去年他曾经以“粗纱调拨问题”作为科学研究题目，来研究一项技术改进的措施，有一次他打算设计一件东西，申请经费，这笔钱直到如今也没有批下来。他还举出了有时候系秘书随便训斥老教授的事例。他认为学校里的这股歪风使人无法起劲地工作。很多教授还批评了学校党组织对青年教师偏听偏信，相反的，对老教师却不够尊重。 + +　　座谈会今后将继续举行。 + +　　【又讯】五月十八日，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李曙森向全校教职工二千余人传达了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宣传会议上的讲话，并作了关于整风问题的报告。他谈到了学校整风的目的、要求和做法，以及整风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习的区别与结合问题。最后，并希望党外同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毫无保留地揭发学校党组及任何党员的三大主义，帮助党整风。号召大家消除顾虑，党委保证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与批评，保证言者无罪，党把非党同志的任何意见与批评都看作爱护党的表现。会上，张国藩校长还对在全校开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了说明。 + +　　（来源：《天津日报》1957年5月24日。原题为: “教授们畅诉衷怀帮助党整风\天津大学党委邀请党外人士座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74.txt b/CCRD/1/3/2/00057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a90d12a538537d47ac09cbcd0c0d323f78ae88 --- /dev/null +++ b/CCRD/1/3/2/000574.txt @@ -0,0 +1,33 @@ +# 天津师院教师揭露校内矛盾 + +　　【本报讯】天津师范学院的许多教师反映该院领导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最近记者在访问教师当中，教师们也纷纷向记者揭发了不少问题，他们并且希望院领导方面能够正视这些问题，加以研究解决。 + +## 领导干部坐在办公室里偏听偏信 + +　　据说，过去这里的教师们谈问题大多有顾虑，有的怕“算帐”，有的怕伤感情，还有怕“砸饭碗”的，所以平时很少向领导方面反映意见。最近以来，这种不正常的局面已开始有了改变。中文系教授李瑞熙说：“过去我也是有顾虑的，现在顾虑打消了。这是因为毛主席的讲话太好了，连我的头脑中的霉也照掉了。” + +　　他说：“几年以来，中文系就是在少数人的把持下不断闹事。这些少数人从照顾老同事、师生关系等一些私人利益出发，搞小宗派，他们排挤大多数教师，以致影响了大家的积极性。……有一位平时工作上表现不怎么好的老先生，就因为同他们有私人关系，被他们捧得高高的，处处特殊照顾。其实这位老先生在教学上很不负责任，简直是一团糟，尽管大家有很多意见，而这位老先生还是加了薪、晋了级。但是，他们对待另一些不会逢迎人的老先生，即使是有学识的、工作上表现很好的，也是被冷眼相待，而且，有些人还不免遭到打击。”他认为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领导方面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不了解下情，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偏听偏信少数人意见，所以也就不能明辨是非。 + +## “你这个人太不驯服了！” + +　　外文系讲师韩卫说：外文系的宗派主义是相当严重的。有一次，苏联教育家普希金教授来天津讲学的时候，院里给了一些听讲的票，外文系有些助教都拿到票了，可是没有发给我。我去问系主任：“为什么没有我的票？”系主任说：“你思想有问题，政治待遇上就不能平等！”但是我个人的历史清白，政治上根本没有问题，因此这个问题使我很久想不通，究竟我思想上有什么问题呢？后来我去找温宗祺副院长(党委第一书记)，要求他指明我的思想问题，可是温副院长却说：“领导上有权力给你票，也有极力不给你票！”以后，在进行工资改革的时候评得不公，我又去找温副院长提意见，温副院长对关于工资改革的群众意见，很不耐烦听。当时我又谈到系里的问题，他没等我讲完话，就说：“你不用谈啦！我都知道。”在谈话当中，他甚至还说过这样的话：“假如你还有意见，可以找上级告我去！”最后并且说：“你这个人太不驯服了！”韩卫先生说“从以上这些事看来，我院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是十分严重的，不只是无民主可言，而且是严重地违反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 +## 宗派主义，排斥异己 + +　　历史系讲师于月萍说，在这个学校里，业务虽一团糟，但能整天到处晃的人常常就能得到领导的赏识，而老老实实搞业务的人反倒往往受人排挤。她还说，在院、系领导上还存在着“违反知识分子政策、排斥异己”的宗派主义作风。她举例说：“原来我们系有一位留美的教师，是位讲师，他因为没有被提升为副教授，曾向领导上提过意见，想不到却因此被当成落后分子，受到了多方的排挤。这位先生最后被挤得只好辞职不干了，离开天津到兰州去了。这位先生的爱人、原来也是我们学校生物系的讲师，她因为有三个孩子在天津上学，不愿让她丈夫走。为此她曾经去梁院长家好多次，求梁院长帮忙，但是没有结果。学校在把她的丈夫挤走之后，又想尽办法赶她走。当时，在院领导、人事室等多方面的压力下，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底的时候，就由系主任出头硬逼她写了辞职书，又从六月份起给她停了薪，甚至还通知门警，连学校门也不让她进，接着，总务处又催她马上搬家。按说，不到暑假，学校是没有权力随便辞退人的，她又不是政治犯，又不是反革命分子，即便作风上有些缺点，也是教育问题呵！”她认为学校领导上这样对待人是违反知识分子政策的。 + +　　据教师们反映：在天津师院遭到类似打击、排挤，已经离职、请假和正在申请辞职的人，并不是个别的，至于因偶犯错误受到停课处分、被迫作检讨的，也不很稀奇。去年年度化学系方兴国教授，就因为群众关系不太好，在宿舍里和人吵过架，学校里就强迫他写检讨，还勒令他搬家。 + +## 望而生畏，高不可攀 + +　　许多教师向记者反映，在他们和党组织之间有一道“墙”。“墙”是怎么形成的呢？ + +　　生物系卢开运先生说：“在我们同党员接触的时候，常常感到党员是以改造别人的姿态出现的，这就很容易引起人的反感……其实，非党知识分子需要改造，党员也是需要改造的。”中文系副教授韩文佑说：“很久以来，我总有一种半主半客的感觉，在教学和负责教研组的工作方面，我感到自己是主人，但是关系到全院、全系的事，就往往是客人了。尽管党员在口头上鼓励大家作主人，但骨子里却只有党员才能作主人，好像党员是主人的主人……”有的教师还感到，有些党员对待群众态度粗暴，动辄就训人一顿，也使群众对党员“望而生畏”，感到“高不可攀”。 + +　　卢开运先生和历史系教授刘纵一还谈到，学校里党组织的活动搞得太神秘了，这也是造成隔阂的原因之一。卢开运说：“我们生物系的党团组织要开会，都要把党员或团员叫出屋去，其实何必搞得这样神秘呢？……我们学校的人事科也给人一种神秘化的感觉。好像他们掌握了人们的很多材料，看人们听话不听话。”刘纵一说：“可能有些党员过去作地下工作，现在还习惯于地下工作的警惕性……所以，他们对一些非党人士说话时总要掂掂分量，怕泄露了党的秘密，因而不容易和群众打成一片。” + +## 关于“机器脑袋及其他” + +　　据历史系讲师王德培先生说，不久以前，中文系有一个署名“晓风”的学生，在院刊上发表了一篇小品文，题目是“机器脑袋及其他”。这篇小品文，尖锐地批评了某些行政干部机械执行制度的缺点。在这篇小品文发表的同时，院刊上也登载了行政事务科、教材设备科两位负责人的答复，也都表示接受批评，克服缺点。可是，没想到，党委副书记鲁义却在一次党团员和民主党派成员的大会上公开批评说：“这篇小品文不是提意见的态度，等于是谩骂！”引起许多学生的不满。王德培先生说，毛主席讲话的精神已经下达了，党委负责人为什么还是如此地压制批评呢？他认为党委应当明确地表示决心，大力动员，使大家敢于大胆地“鸣”“放”。许多人在对记者谈话时也都表示，希望党委认真地对待这次整风，切实解决一些问题。 + +　　（来源：《天津日报》1957年5月19日。原题为：“民主空气稀薄　宗派主义严重\天津师院教师揭露校内矛盾”。）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75.txt b/CCRD/1/3/2/00057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35821ee96d7542a1ec1c704823b6d7f8f33b86 --- /dev/null +++ b/CCRD/1/3/2/000575.txt @@ -0,0 +1,45 @@ +# 天津市文艺工作者如鲠在喉一吐为快 + +## 昨天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五周年座谈会上，结合目前情况批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 + +　　【本报讯】昨天下午二时至六时，晚上七时半至十一时，天津市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界人士四十多人，在剧协天津分会举行座谈会，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五周年。座谈会由作协天津分会主席方纪主持。在方纪致简短开会辞后，大家即结合天津市文艺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况，进行了热烈的发言。 + +## 党群关系不好，党员应负责 + +　　联系到文艺界的现状，有些人首先提到党群关系问题。天津河北师范学院音乐系主任黄廷贵说：“党与非党作家的关系上是不大好的。党员和非党员应该有一个界线，但是现在有许多界线。在音乐界有洋嗓子、土嗓子两大派别，这是在解放初期形成的，这表现解放区来的新音乐工作者和原来所谓‘学院派’的音乐工作者的矛盾。形成这种宗派的根源，不是单方面的，但我觉得应该由党员负责。”黄廷贵还说：“由解放到现在已经八年多了，在音乐创作上还是以群众歌曲为主，是值得考虑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使得别的东西不能发展。现在搞创作的大都是老区来的新音乐工作者，许多过去搞创作的人现在不搞了。我自己从前搞过创作，还在天津演出过，解放以后不搞了，客观上有些事实使我不能也不敢搞了。但是我当初学的是否一点可取之处也没有呢？” + +　　天津河北师范学院美术系主任李立民说：“解放以后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非常严重，美术领导方面，只是几个巨头，巨头一讲话就当典范，巨头本身是教条主义，他用眼看不懂画，是用耳朵听，听别人说了他写文章，就肯定一些人。这怎能叫人口服心服?” + +　　作家穗青说：“我是非党员作家，前几天天津日报上有一篇文章说天津作家为什么不鸣，这使我想到前些天天津日报上刊登的文艺界座谈会的记录许多人的发言都不接触具体问题，我很纳闷。我知道在宣传会议上大家谈到关于前者一部分人拥护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的问题，争吵得很不愉快，可是为什么不谈了呢？难道解决了吗？我们住在一块，我问到这个问题，他们说没有嘛。今天他们有的人也不来开会，也不知道为什么。” + +## 上边不理　下边不管 + +## 小提琴家马道允说：“我是个自由职业者，教小提琴二十年了。解放后参加了音协，觉得音乐事业可以发展了，可是昙花一现又消沉了。音协也是有名无实。几年来我遇到许多困难，和各方面联系，没有结果，自己消极下来。一听到有人问我：‘你怎么不出来工作？’就痛苦万分，我是上边不理，下边不管，在夹缝中生活。两年前，我想在报上登个招生广告，报社说：‘上级有指示，个人招生一概不登，要登须有单位介绍信。’叫我去找谁呢？我是文联委员就去找文联开介绍信，文联一直没有答复，广告一直没有登成。我这样个人搞，不被重视，受打击。两年以来，参加音乐会我也没有分儿。过去我这些劳动被否定了，难道我落后就永远落后吗？” + +## 雕塑应该有争鸣的园地 + +　　天津大学建筑系副教授张建关说：“我是搞雕塑的，雕塑需要条件，必须要国家培植。在北魏、唐代从事雕塑工作的达几十万人，现在全国不到几百人，并且大多数改了行。今天我为雕塑事业呼吁：希望政府有关部门给它园地，使它和兄弟艺术一样争鸣。”他并且认为建筑做为八大艺术之一，竟放在了工学院，文化部门不管，是值得研究的。 + +## 编辑部是“天下第一关” + +　　许多人都谈到了争鸣的园地和条件问题。画家麦杆说：“要想争鸣，第一道关是编辑部，这真是天下第一关，而今天编辑又只有一家，必须通过，这一家又是宗派主义开的。我在解放前就搞了十几年木刻，很热爱木刻。解放初期，此路不通了，作品和群众见面非常不易。几年来我一直在琢磨少数编辑的口味，投稿花了不少邮票，渐渐自己拿作品和群众见面的勇气也没有了。”他说：“天津美术出版社应当是作品与人民见面的桥梁；可是他们天南海北去拉稿，对本地并不重视。拉来的稿子并不比天津的质量高。”他还说新华书店发行科也是一关，好像选花布的孔代表，他们不高兴，作品就可能坐班房，做包书纸。 + +　　天津师范学院教授李瑞熙说，天津的刊物有宗派主义情绪，有一个人根据元曲改写了一个剧本“诈拆清风府”，天津的刊物，给退回来了。到北京给一位专家看后，稍加修改，已经演出了。 + +　　李立民说，有些人用行政命令对待作品，有些人用“群众不喜欢”这样的话来限制作品。他说：“鸣放应该有园地，天津美术出版社应该有地方色彩，培养天津画家，不要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我建议出版社请美协的人帮助选稿。”他并建议天津成立一个美术展览馆。 + +## 对天津日报的意见 + +　　会上有几位发言天对天津日报提出了意见。麦杆说：“天津日报这一关不好通过，我有伤心的体会。第二届全国版画展览的作品到天津展出时，我写了篇文章，送去过几天，打回来了，未登。展出的三百五十件作品，都是反映建设的，一件也没有登。在宣传会议上我和风细雨地给他们提了意见，最近登了，但像豆腐干一样大，看不清……。最近天津日报把音协的文章，错字登出来了，可是去年李立民写的一篇文章，刊登时只剩了骨头。要么就错字也登出来，要么就改的很厉害。党报不应该这个态度，难道要使读者知道这样的文章连发表也不够吗?” + +　　广播曲艺团编导组陈寿荪说：“曲艺作品没有园地，天津日报不发表。一九五二年旧历年晚上，我在家里，电台一个同志来找我，叫我在数小时内写一篇‘登高英雄杨连第’，说天津日报要，是政治任务。结果我写出来了，还没有誊清就被通讯员拿走了。初一发表了，第二句‘高山峻岭入云峰’改了一个字，改成‘入云间’，演员看了哈哈大笑，改的是好，可不能唱了，不合韵脚。如果编者给我打个电话，我是有办法改的。大概是编辑忙着吃饺子去了。我这样粗制滥造的登了，我精心写的作品则不登，如‘电灯费’，给我退回来说：‘老大娘转变的太快’。后来‘海河说唱’发表了。最近又一个‘拍马屁’的段子又打回来了。段子里写到阎王爷叫小鬼去拿拍马的。编者回信说，‘这是神话怎么有鬼？’有鬼就不是神话了吗？有鬼就是迷信吗？请问编者，我那个阎王爷改成玉皇大帝就不是迷信啦！我发下洪誓大愿，再不给天津日报投稿，叫我伤心难过。” + +　　李立民说：“天津日报对美术重视不够，体育卫生出专刊，美术应有一定比重。报社的美术组负不了责任，是总编辑教条主义严重，老是摆着党报的面孔，我就不看天津日报，订光明日报。党是使人喜欢的，为什么党报编者清规戒律这么多？” + +　　女一中音乐教师郭伟说：“四月间我在天津政协会上发言是三个内容。我讲到初中三应该恢复音乐课，高中音乐课外活动应该保证，逐步争取恢复音乐课，等等。可是天津日报发表时成了：‘郭伟要求高中恢复音乐课，’别人看了都说我太冒进了。”他说，去年暑假天津日报约他写了一篇稿，结果发表时改的很多。他还说：“最近天津日报发表音协的文章，把错白字标出，显着肚量不大，党报这种做法值得考虑。” + +　　郭伟、黄廷贵、李立民、张建关在发言中都提出，教育部门对中、小学的音乐、美术教育重视不够，他们尖锐地批评了教育部门的官僚主义作风。 + +　　在座谈会上发言的共有十余人，因为时间关系一部分报名发言的人，没有得到机会，方纪建议各协会以后可以召集类似的会议，给大家发言的机会。方纪在最后发言中指出，毛主席十五年前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完全适用于今天。他扼要地分析了十五年来文艺战线上的成绩和缺点。他说，目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是文艺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主要障碍。他号召大家揭发矛盾，正视矛盾，争起来，鸣起来，坚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方向，做到文艺上的“百花齐软、百家争鸣”。 + +　　 来源：《天津日报》1957年5月2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76.txt b/CCRD/1/3/2/00057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9e10f22ac4cc6eb3827d3f695a4d13cb1893066 --- /dev/null +++ b/CCRD/1/3/2/000576.txt @@ -0,0 +1,97 @@ +# 武汉地区一部分教授在光明日报座谈会上说：请高等教育部听听我们的声音 + +　　<《光明日报》> + +　　在本报于武汉举行的座谈会上，到有武汉地区八所高等学校一部分的教授，他们谈到了高等教育工作。他们对报纸提出了一些批评性的意见。他们说，过去报纸在高等教育问题的报道上，只是帮助高等教育部贯彻“政令”，只是按照高等教育部的意图进行宣传。比如高等教育部要实行教师的工作量制度，报纸便宣传工作量制度，只组织刊登说工作量制度的“优越性”的文章，很少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反映教师与高等教育部的意图不同的意见。他们说，高等教育部几年来领导办理高等教育，当然有成绩，可是缺点也是不少的，可以说是很严重的。但高等教育部每次总结工作，总是一般地强调成绩，说成绩是很大的，是基本的，这就掩盖了、冲淡了自己在领导工作中的严重缺点。他们说，高等教育部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三者兼而有之，而且是严重地兼而有之，可是高等教育部并没有好自省察，这就是缺点产生而且是严重地产生的根源。他们说：希望通过报纸，请高等教育部听听我们的声音。他们希望高等教育部实事求是地看看过去的工作，有些地方要下决心改弦更张，不要一味强调自己的成绩，不要以“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作是对的”那样的话来掩饰自己的缺点。他们认为，高等教育部的干部并不是万能干部，应当广泛地虚心地听听教师们的意见，因为教师是实际工作者。 + +　　下面整理发表的，是出席本报座谈会的教授们所谈的一些具体的意见。 + +## 凡是对高教部的作法持不同意见，就是思想问题 + +　　有些教授谈到，高等教育部永远以为自己是正确的，凡是对他们的作法持有不同见解，不是被指为“左倾”思想便是被指为右倾思想。可是高等教育部过不了多久又是一个主意，以致使人刚刚批判过“左倾”思想，又要跟着来一个反批判——批判右倾思想了。弄得教师们啼笑皆非。武汉大学教授桂质廷先生举出湖南大学的事作为例子。他说，高等教育部办事，是坐在办公室下命令多，同学校和教师们商量少。不论什么事，高教部的指示一来，学校也就习惯于组织大家学习，大家来谈体会，谈认识，很少有机会让人谈谈不同的见解。如果有人有不同的见解，那就是不正常的现象。其实这种只能谈体会谈认识的现象，才是不正常的现象。 + +　　当年撤销湖南大学，命令一下，把些教师拆散分到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等校，也是组织教师谈认识谈体会。当时有些教师不赞成撤销，被指为是多摆摊子的“左倾”思想，于是便来了一次思想动员，批判这种“左倾”思想。去年，却又计划要恢复湖南大学了。按照计划，武汉大学要“下蛋”，去支援建立湖南大学。这种做法，明明是不行的。要在短时间内培养一批研究生去开课，教学质量一定不会高，而且在数量上也培养不出那么多的研究生来——这是明明办不到的。但是，大家却为着这件事花了许多时间来做计划，发生了许多纠纷。有人不赞成这种做法，这一回是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了。现在，湖南大学建校的事一点影子也没有了。如果现在高等教育部打算不办湖南大学了，而有人主张要办大约又会被指为“左倾”思想了。 + +　　有位教授笑着说：“左倾”思想和右倾思想，在高等教育部手里，是非常灵活的，是非常辩证的。这大约是“时间、地点、条件”的问题。 + +　　谈到“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问题，武汉大学教授程千帆先生认为它已成了高等教育部在工作缺点上的遁词。他说，几年来照搬苏联经验，弄得百病丛生，而高教部的辩解也是“一切以时空条件为转移。”一切以时间条件为转移这话是不错的，可是总要以对社会主义建设是否有利为先决条件。否则，在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工作也一样是以时空条件为转移的。所以，这种话只是挡箭牌而已，教条而已。用这种话，是辩不掉自己工作中的缺点，辩不掉几年来机械地学习苏联方面所犯的种种错误。 + +　　有些教授希望，高教部凡办一事，凡下达一件命令，要多研究研究，不要在命令中画许多圈圈，这是“左倾”思想，要克服；那是右倾思想，要克服；只有机械地按着命令行事的，才是不“左”不右的思想。这是一种很不好的作法。 + +## 对自己的教育传统全盘否定，举世没有先例 + +　　在座谈会上，有些教授深致慨叹地谈到，中国办了几十年的高等教育，也有自己的好的东西，可是这几年来，高教部几乎把它全盘否定了，这是举世没有先例的事情。任何民族都有它的优秀的传统，任何民族都珍爱自己的优秀的传统，可是我们呢，在教育工作上，一切都是1952年重来。座上有人说这是高等教育部三个坏主义兼而有之的结果。而华中工学院副教务长刘颕先生则认为是学习苏联忘记了自己的结果。 + +　　刘颕先生说：教学改革确实有成绩，也确实有问题。问题是：“学习苏联经验，结合中国实际”贯彻执行起来却只抓了上半截，忘记了下半截。所谓学习苏联经验，几乎就是盲目抄袭。“六节一贯制”搬来了，“五分制”搬来了，“工作量制度”搬来了，“理工分家”搬来了。听到一样搬一样。有人辩解说，我们没有经验，怎么不先搬过来再说呢？但是，我们没有经验，我们有没有脑子呢？我们为什么不先思考思考，研究研究呢？大家都说，现在的学生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其实，自高教部到校院长、教务长、教师，又何赏有独立思考能力。说起来是应当惭愧的。 + +　　教学改革应该在旧的基础上进行，应当批判地吸收过去的经验，应当继承自己的优良的传统。苏联就是这样。他们的讲课，习题课，毕业设计口试，五分制等等，都是沙俄时代留下来的。他们改了几十年，实际上只改了几点：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把过去不固定的考试、实习固定下来了，还有，加了一些专门化课程，如此而已。可是我们呢，几乎把过去自己的一切全盘否定了，一刀两断，一切从头搞起。说到过去的，不分清红皂白，一切都是落后的，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 +　　就以学校的历史来说，世界各国的学校都以自己的悠久的历史传统为光荣，苏联也是一样。莫斯科大学的人说：我们学校有二百年的历史传统；莫洛托夫动力学院的人说：我们学校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传统。可是我们的高等学校，差不多一律是从1952年开始的，都只有几年的“光荣历史传统”。这种作法，造成的损失是不小的。许多有本领的老教师本领发挥不出来，不得不把自己的一套否定，不得不跟在高教部的口号后面现学现卖。而新老教师的不正常现象，也是由此而来的，因为年青教师以为老教师的一套，都是资产阶级的，都是过时的否定了的东西，自然谈不上要向老教师学习，谈不上尊敬老教师。而有些老教师也确实由此有自卑感。 + +　　武汉大学教授袁昌英先生说，她是讲授西洋文学的，有时候在讲课中引用一句英文或法文的句子，就被学生批评这是资产阶级的。华中工学院副院长刘乾才先生也说，有的青年教师说某位老教师没有学问，因为他不懂外文，其实这位老教师懂得英、德、法好几国文字，因为不懂俄文，便被看作不懂外文。他说，从这中间，可以领会许多道理。 + +　　有一位教授说，要是给高等教育部的这种作法扣一顶帽子的话，说是“民族虚无主义”也可以。不过，应当说是幼稚，只有说是幼稚而又自以为是，才能辩解。希望高等教育部在这方面能够改弦更张，重视自己的教育方面的优良传统，多研究研究，多和一些老教授商量商量，不要再自以为是，盲目而行。一句话，要结合实际来学习。 + +## 为什么自己还没有弄清楚，就搬来要人学习 + +　　谈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时，大家都认为应当好好学习。问题是，依照常理，首先自己要弄清楚这项经验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先进经验；是先进经验，也要看看是否与中国实际情况相合，决定如何进行学习，然后再行贯彻下去。可是高等教育部对有些东西，自己还莫名其妙，便拿来往下贯彻了。有些东西，简直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也在拿来贯彻。虽然有人指出分明不是先进经验，也硬说是先进经验；贯彻不下去，还是要贯彻。 + +　　有一位教授提到“六节一贯制”。他说，在苏联，实行“六节一贯制”，是因为苏联处在我国的北边，在那里，白天的时间较短，夜晚的时间较长，实行“六节一贯制”有它的好处。可是，高等教育部也把这个“六节一贯制”当作先进经验搬来了，也是这样那样有“优越性”，硬要在我国的学校中贯彻。后来到底贯彻不通，自己知道错了，才羞羞答答地不提了。这件事情，可以说是高教部闭着眼睛，自己根本没有弄清是怎么一回事，就硬搬硬贯的典例。 + +　　为什么高等教育部会这样？关于这个问题，华中工学院副院长刘乾才先生说得透彻。他认为，这是高等教育部手里有着三个主义的缘故。他说：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高等教育部是主观主义加教条主义，再加宗派主义，三样俱全，而不是只有一样或两样，问题的严重便出在这里。 + +　　他说：我们学习苏联，许多是生搬硬套，甚至只凭想像，结果优点学了一点，也弄来不少缺点。有一个时候，曾经这样强调：“百分之百学习苏联”、“不折不扣学习苏联”。殊不知苏联的许多措施也在发展着，它的经验也是结合它的实际得来的，而我们却不结合实际，闭着眼睛乱搬乱学。例如蒸汽活塞机专业，苏联早已不设立了，这是一个落后的专业，我们也把它当作先进的东西搬来了。又如发电站的燃料与水专业，专材的需要量很少，苏联在十年内只培养了一百多人，我们一个学校一个学年便招生七十人。这不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又是什么。 + +　　至于宗派主义情绪，那就更是严重。自然科学本身，本没有阶级性，只要是好的技术，好的理论，不管是哪一国的，照理说，都应该学。可是过去高教部为着强调学习苏联，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一概加以否定，好像只要是苏联的，就是好的，就是先进的；只要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就都是不好的，都不能学，而且除了信口批判外，就最好不谈。这样把政治和科学混为一谈，闹了不少笑话。比如有些东西苏联没有的，而资本主义国家却有的，我们就闭着眼睛加以批判，结果现在苏联也有了，我们就只好自我解嘲一番。这是什么东西在作怪，不是别的，是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 + +　　有一位教授问到：现在工作量制度到底怎样了？另一位教授说：现在工作量制度是不声不响若有若无。他说，据他想，高教部明知这个工作量制度是有问题，行不通的，可是话说出去了，收回来怕损威信，所以只好羞羞答答，不声不响，问起来还羞羞答答说它有“优越性”，行不行由各校根据具体情况自己去决定，想用这种办法收回来。其实这种羞羞答答，明知错了不肯认错，任其自行消灭以求保持自己的威信的办法，其结果，正是有损高教部的威信。如果高教部肯对这些问题深入检查一下，挖掘一下自己的思想根源，把它公布出来，不但可以大大地提高高教部的威信，不但可以鼓舞发挥老教师的力量，而且对于青年的思想水平的提高，有莫大的教育作用。问题是不要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的检查，不要找什么遁词来掩盖自己的缺点。要有勇气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特别是宗派主义情绪加以暴露，才能克服。 + +## 为什么“人心思院”，希望高教部反躬自求一下 + +　　在座谈会上，有几位教授谈到高等学校教师的科学研究问题。说现在大家都说高等学校的人是“人心思院”，只想进科学院去。但是为什么会“人心思院”呢？高等教育部曾经作为思想问题提出来批判过，后来又说其原因在于科学院的拉人“人心思院”是事实，因为高等学校留不住人，这件事值得高等教育部反躬自省一下。 + +　　武汉大学教授唐长孺先生说，他就是“思院”的一个，其所以“思院”，一是高等教育部对高等学校教师的科学研究重视不够，几年来，提法就一变再变，可是变来变去，仍然是“教学第一”“教学是压倒一切的任务”，科学研究始终摆在次要的地位。以致教师要想进行科学研究，条件没有条件，气氛没有气氛。最近高等教育部赴苏考察团考察归来，传来苏联高等学校重视科学研究的消息，高等教育部又叫起来了，可能会出现新的提法了。可是提法是提法，提法之后还要有办法。二是高等学校的教师工作太忙乱，头绪太多，弄得个个六神无主，安不下心。一会儿教研组开会，一会儿通知来了要听报告，各种教学规章太多，把教师们的时间和精神弄得支离破碎。这就是高等教育部过去不重视科学研究的结果，也就是高等教育部要拿办法的地方。 + +　　唐长孺先生说：我们这些人，最不习惯于一会搞那样，一会儿又搞这样，只希望有一段安安静静的时间来做学问。说到时间，如果精打细算的话，时间还是有的，可是就是没有整段的时间，而支离破碎的时间是无法做科学研究的。前天听侯宝林说相声，他先来一段说白，说大家的脑子现在想的还是上一个节目，还不能安下心来听相声。娱乐尚且如此，何况科学研究工作。 + +　　由于教学是压倒一切的任务，特别是工作量制度一来，大家忙于教课，科学研究更不受重视了。工作量制度的提出与雷厉风行，就是高等教育部不重视科学研究的很好的说明。更可怕的，是把教学任务当作一种对教师的政治待遇，担任教学的人似乎就是政治上进步的，不担任教学的人似乎就是有了问题了，甚至拿开课不开课作为惩罚，造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使教师都希望多教点课，满足工作量。要是谁不教课，自己心里嘀咕：又有什么问题？而别人也另眼相看。使得教师不是无时间，就是无心情进行科学研究。这是一种可怕的风气。 + +　　直到现在，武汉大学的领导上在谈到科学研究时，还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不敢明言科学研究在高等学校中摆在什么地位。这样，想做一点学问的人，“思院”，是毫不足怪的。希望高教部不要责怪“人心思院”，不要对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到底占什么地位再吞吞吐吐，要为学校的科学研究创造条件，创造气氛。座中有一位教授说：光明日报发表了各地一些教授关于高等学校科学研究的看法的新闻以后，为什么高等教育部连气也不吭一声，好像没有看到这条新闻一样，至少可以说说自己的看法，这是教授们最关心的。希望高等教育部改变这种对教师们的意见不理不睬的态度。 + +## 主张选拔留学生采用公开考选的方法 + +　　有几位教授谈到选拔留学生、研究生和留助教的问题。特别是对于选拔留学生问题，认为全部由党团员包办，非党团员不能入选，是把人的进步固定起来了的看法，是唯心主义思想和宗派主义情绪在作怪。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出国留学的人，现在不是都在为社会主义服务！有许多科学家不是加入了共产党么！为什么对于青年一代，不是党团员，而有天才，也剥夺他的出国留学的机会。安知他今日不是党团员，明日后日也不能入团入党？他们主张公开考选，只要政治上可靠，都可报考。他们说，学生也有这种要求，学生对现在这种由党团员包办的办法，非常不满。 + +　　问题还在于这种由党团员包办而不重知识质量的办法所造成的可怕的损失，没有才能的留学去了，有才能的却不能留学深造。武汉大学副教务长韩德培先生谈到他自己当年出国留学，说就是凭考选的。他说，解放已经八年，学生都有了一定的政治思想水平，都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业事义的，现在是应当改变选拔留学生的办法的时候了。 + +　　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伍献文先生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我在武汉大学也教点书，据我看，在派遣留学生上是有很多问题的。过去派高中的毕业生到苏联留学，以后一看不行了，改为派大学刚毕业的学生。其实，刚毕业的学生就派出去也是有问题的，他们由于基础的限制，短期内不容易学得很好。这里不说，派出去的往往不是业务很好的学生，而是政治强的党团员，其中有些人可能很有社会活动的才能，但在业务上却极不适宜于出国留学。 + +　　他说：派遣留学生的问题关系国家科学的发展，不能不慎重。一个留苏学生，一个月花费七百个卢布，合人民币三百五十元(当时座上有人说，是一个一级教授的薪水)，即从这一方面看，也须权衡得失才好。所以我认为，要派一些较有科学根基的教师和科学家出国留学比较好些，他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真正学到一些东西回来，更有利于我国科学的发展。 + +　　对于培养研究生，唐长孺先生认为高等教育部的看法有问题。高教部希望刚毕业的青年能够在两三年内开出课来。规定第一年学哲学，第二年掌握一本大型的教科书，第三年做论文，其实这是理想，在文科根本就没有这样一本万能的教科书，掌握了它就可以开课。他说：显然的，要这些刚毕业的青年人在两三年内开出一门课来，那他们就只能看看交流讲义和教科书，要想深入专业便不可能。然而深入专业却非常重要。拿我们搞中古史的来说，如果不看原始资料，就不能提高。这且不说，助教升级，主要也是决定于开课不开课，去年评级时，凡是开课的都升为讲师了，使得许多青年人认为，只有开课，才有前途，从而专心致志去啃一本教学书，急于求成，这无异拔苗助长，毫无好处。这种做法，都是从速成思想来的，不能不注意。 + +　　桂质廷先生也认为高等教育部的这种速成思想很是严重。他说，高等教育问题，许多发生仅只求速成，不顾质量。高教部在办公室命令一下，计划一拟，任务一分配，就要限期完成。可是培养人的事却不那么简单，是不能来这一套“赶任务”的作风的。他认为培养研究生，不要贪多，要少一点，质量要好一点。这样，研究生训练完成之后，又能带研究生，从长远看来，速度比这种急于求成的办法可能还要快。他主张，研究生要经过公开考试，要有研究生制度，他认为这几年提倡教学法研究，对青年教师是一个大损失，他们的宝贵时间全花在这上面去了。也是高教部闭着眼睛搬苏联经验的结果。 + +## 希望高等教育部“慢慢儿地快走” + +　　在座谈会上，还有下述一些意见。 + +　　武汉大学教授袁昌英先生希望报纸替她叫一叫，问一问高教部。她说：高等教育部在院系调整的时候，随随便便把武汉大学的外文系取消了，当时对外文系的先生和学生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打击。有一位老先生听到这个消息，当场就气得吐了血。去年说要恢复英文专业，大家很高兴，叫我做计划，很快便做好了。可是送上去，却石沉大海。问学校，学校也说不知道。希望高教部给一个明确的指示，到底办不办？不办，又是什么理由？ + +　　华中农学院教授傅光培先生说：高教部规定农学院的农场要企业化。既然要企业化，那就要有投资，没有投资，为什么要提企业化的口号呢？ + +　　华中师范学院教授严士佳先生说：高等教育工作这几年发生了一些偏差，很多是因为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提的口号以及作法上不明确、甚至有问题引起的。1952年，提出“课堂上解决问题”，不恰当地要求教师在课堂上把一切教学内容使学生彻底弄懂，并且记住。结果先生忙死了，而学生还是懂不透，记不住，效果很不好。以后又提出“学校以教学为中心”的口号，这个口号也发生了流弊，科学研究好久展不开，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在这里。有些人由此只注重教学，认为搞好教学就是一切，政治活动也不愿参加了。去年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这件事当然是很好。可惜又弄得太偏了，以致教师转而强调科学研究，却忽视了教学，连毕业生也不愿留做助教，只要求到科学院去，留校的助教也很不安心。又如“临时措施”精减课内学时，原是做得对的，可是应早一学期安排，给学校一个从容妥善准备的时间。但偏不这样，一但临时制订一些措施，便雷厉风行，弄得大家忙乱狼狈不堪，发生了一些问题。 + +　　在座谈会上，桂质廷先生说：英国人有一句成语：“慢慢儿地快走”。高教部应当用这句话来克服他的一切唯求速成的思想。有一位教授说：高教部对它兼而有之的三个坏主义，应当快一些下决心克服。可是在工作上，则不能闭着眼睛不看中国实际，乱搬乱搞，这句成语很有意思，还是慢慢儿地快走为佳。 + +## 附给卫生部的几点意见 + +　　在座谈会上，武汉医学院副院长周裕德先生谈到医学教育的问题。他说，医学院的学制是一个大问题。解放初期，医学院的学制是四年制，还有两年的专修科制。后来，经过大家反对，改为五年了。可是我们的教学计划是照着苏联的医学院的教学计划拟定的，苏联医学院是六年制。要在五年内安排六年的课程，已有困难了，可是，还有四门政治课，还要多学一门俄文(占270小时)，还增加了一些新课如学习中医等等。这样四方一加，学生负担当然很重，每周上课时数曾经达到三十六个小时。高等教育部叫要减轻学生负担，叫是一回事，减又是一回事，试问到底应当怎样减轻？现在减是减到三十二小时了，一方面是学生的负担仍然太重，一方面减的却又是一些基础课程的学时。同时，还产生了一种奇形怪状的现象，有些规定在一学年开完的课程，因为不好安排，被拉开在两个年级一即跨学年开设，决定升级的问题，便发生困难了。 + +　　中央卫生部工作布置不够细致，看得不远。比如医学院学生毕业分配下乡之后，他们的进修，就没有人再去过问，这是不对的，应该有一个制度，即使他们能够安心在乡下工作，将来又有获得提高的机会，能够向专科化的路上走。还有，过去我们把最好的学生放在专修科，许诺他们毕业后工作两年再回学校学完以后的课程。好几年过去了，这件事却一直没有下文，这些毕业生很不满，对国家来说，也是损失。但是，问到卫生部，却说这是贺诚副部长在位时搞的。现在贺诚副部长不在位了，好像卫生部就可不管了。底下是认部不认人的。到底怎么办，卫生部应当有一个答复。 + +　　（武汉医学院教授附属结核病院院长刘南山先生认为，中央卫生部有时是只提口号，不做事情，提了口号以后便不管了。比如提出以预防为主的口号，也只是提了这个口号，没有做工作。在教学上，在实习上，都没有重视以预防为主。） + +　　（两位先生认为，卫生部也和高教部一样，有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如果不克服官僚主义，医学教育是会不断地发生问题的。） + +　　（来源：《光明日报》1957年5月19日第三版，选自《批判光明日报参考资料》，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1957年9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77.txt b/CCRD/1/3/2/00057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07211ad9896232782259adc9cc1af2ed5cb1a5a --- /dev/null +++ b/CCRD/1/3/2/000577.txt @@ -0,0 +1,19 @@ +# 武汉师专教师座谈就学校党群关系提出尖锐批评 + +　　【本报消息】中国民主同盟湖北省委员会于5月19日在汉口中山公园湖心亭邀请武汉师专盟内外人士寥若平、肖斯铭、朱心佛、皮松云、卢守身、高维岳、张国光、黄忍刚、郑承芳、唐光瑞、罗大同、何澄亨、李金声等十余人，座谈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们大部分是由湖北师专转到武汉师专的。在座谈中大家充分的倾吐积郁，对湖北师专和武汉师专的党群关系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 + +## 以党代政，党外人士有职无权 + +　　肖斯铭教授说：党员缺乏和党外人士共同工作，尊重他们职权的精神和习惯，非党人士有职无权是最苦闷的。我作科主任连评薪工作都不能参加，在科内只要是党团员所担任的工作我是指挥不动的。科内的人调来调去也不预先问我，科内有问题我处理了也不算，一切都非经党员副主任不行，党员副主任要怎样便怎样，他来和我商量什么，也就是先决定了后再来和我商量的，我提意见也没用。一次一个科秘书将一个通知先给我看了，当我的面就受到了党员副主任的申斥，郑承芳先生说：语文科的一位教师到校很久，还不知道语文科主任是寥若平，以为党员朱副主任就是正主任。李金声先生在分析了以党代政的原因时提出批评说：许多领导对业务都很生疏，例如我们的党委书记就是从银行调来的，他就不懂教学业务。许多党员把党的领导理解为党员包办一切。老教授朱心佛说：在党委决定一切的党委制的条件下要改变党和非党领导间的关系是困难的。党外人士作领导所以感到不能插手，主要是过分强调了党委的领导权。我们是承认党的领导的，但领导方法应该研究。关于高等学校的领导问题，过去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的“三三”制，是不是还可以考虑。黄忍刚先生发言不赞成教授治校，主张成立校务委员会包括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来决定校内的大事，成立各种学术委员会来解决学术上的一些问题，所有负责人有职就应该有权。 + +## 党员脱离群众的作风严重 + +　　会上谈到党与非党人士的隔阂时，朱心佛先生说：很多党的领导人都是高高在上，依靠一些汇报来解决问题，大领导听小领导汇报，小领导听“积极分子”汇报，这些汇报的人又都是断章取义，主观主义的多。靠听汇报解决问题本身就是主观主义，以主观主义来听主观主义者的汇报，如何能正确的处理问题?肖斯铭先生说：有时我有事去找党政领导人谈问题，最多只能谈上几句，从来没有很仔细地交换过意见。卢守身先生说：有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都是骄傲自大，盛气凌人，把知识分子都看成是被改造者，自己是改造者、统治者，作报告动不动就是骂一通。如前几天党的湖北省委文教部副部长罗明同志来我校作报告，那种神气，那种口吻，怎么能不令人有反感?党员做错了事，从来不承认错误，大家都说错了时，也要强调当时是正确的，不能照现在的情况来看。党的领导对某些党员的错误过分姑息，而对群众却要求得非常严格，动不动就要检讨。学生对党员教师的意见党不公开，倘是非党人士则一定通传。在湖北师专时黄先校长从来没到科室和教师们谈一次心，只是坐在屋内听汇报。皮松云、唐光瑞、张国光、李金声等先生都说：有的党员不仅品质不好，连起码的道德也没有。在未入党前还和群众联系，入党后就高人一等，党所依靠的“积极分子”汇报不从实际出发，甚至有拿别人的血染红自己的人。唐光瑞先生和张国光先生发言举出许多事实批评了湖北师专的党组织偏听偏信一些品质恶劣的“积极分子”汇报，只说群众的缺点，不说优点，使党和群众的距离愈来愈远。 + +## 不能粗暴地对待知识分子 + +　　朱心佛先生说：在各个运动中有的人是不应该死的人而死了。中国的古话是“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士可杀不可辱”用粗暴的方法对待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张国光先生说：我在解放时只25岁，我的历史三分钟就可以讲完，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可是我向党交代我的历史总是好几十万字，一有错误，就要我交代历史。用许多假进步的人，改造真进步的人。在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中都是叫学生来整教师，评学衔叫助教与党团员评，这如何能使人心服口服?经过一些运动，许多很好的朋友和同事都不相往来了。怕说是小圈子、小集团。现在有一种风气，分明看到朋友在运动中受了冤枉，不敢替朋友作证与辩护，怕戴立场不稳的帽子。并且还要落井下石。高维郁先生说：党的领导人在运动中没有考虑到政治影响，只图痛快一时，还有利用运动报复打击的情事。应该检查。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虽然都纠了偏，可是到纠偏时，人已吃亏了。 + +　　在会上许多教师都提到了法制问题，认为今天客观形势的发展，许多法律制度必须早日制定出来。如刑法、民法、违警法、公务员惩戒法等都必须制定，以保障人权。现在一个单位的党的领导就能把人一关几个月到一年，这就是没有法制来约束的结果。有了法就可以根本去掉一些歪作风，而巩固党的整风的成果。 + +　　（来源：《湖北日报》1957年5月22日。原题为：“民盟湖北省委员会邀请武汉师专教师座谈就学校党群关系提出尖锐批评”。）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78.txt b/CCRD/1/3/2/00057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ad23af1681a847d9e999d91e3f7e98082420a57 --- /dev/null +++ b/CCRD/1/3/2/000578.txt @@ -0,0 +1,7 @@ +# 安徽省各地普遍發生群众毆打干部和扒粮等事件 + +　　新华社合肥３０日訊 安徽省各地普遍發生群众毆打干部、扒粮等事件。据宣城、無为、宿县、怀远等七个县統計，从去年１０月份以来，先后發生群众毆打干部事件八十八起，有一百二十九个干部被打，其中有三十四人被打伤，十人受重伤。扒粮事件有十九起，共扒去粮食十一万多斤，其中有五万多斤經过説服教育后，由群众交囘。参加这些事件的人数，据宿县、怀远等五个县統計，有五千多人。由于事件的連續發生，已使这些地区的一些干部，在工作中縮手縮脚，坏分子也乘机进行造謡破坏。 + +　　發生这些事件的主要原因：（一）由于干部未及时設法解决灾区农民的生活困难。怀远县新尚社有的社員一个星期只領到二斤粮食，有的到治淮民工处挑洗鍋水煑蘿卜吃，在这种情况下，干部不但未引起重視，反而要將治淮部門賠偿的占用土地費九千元全部投入副業生产，引起二百多群众的哄鬧。（二）調运农業社粮食时，未很好地向社員講清道理，群众怕把粮食調走后没有粮食吃，就毆打干部。宣城县向陽社調蔡家灘生产队粮食一万斤到社調剂使用，事先未向群众説明原因就搬运，当时就有一百多人出来阻攔。这时，張副区長未进一步进行説服教育，反以“你們要造反＂的話来威胁，当場引起群众憤怒，把張副区長、区妇联主任、乡的党支部書記捆綁起来。（三）由于干部貪污浪費、挪用公款、生活特殊化而引起的。（四）坏分子利用群众对調运社内粮食不滿而进行煽动。無为县牛埂社存公粮二万八千多斤，准备調入倉庫时，坏分子候先奎説：“粮食运走了，我們怎么办＂等話来煽动群众，結果引起四十多个群众毆打运粮干部。（秦聿震）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18期，1957年1月3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79.txt b/CCRD/1/3/2/00057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6001f4f0c66f525b721bef57e64fb122e46089f --- /dev/null +++ b/CCRD/1/3/2/000579.txt @@ -0,0 +1,19 @@ +# 北京师范大学民盟座谈会讨论治校方针，一致主张取消党委制，实行教授治校 + +　　<《内部参考》> + +　　本刊讯　5月21日师大党委黄彦平同志电话汇报：20日师大民盟召开座谈会，有九三社员参加，陆宗达教授主持。参加会议的有董渭川、宋启贤、陈友松、毛礼锐、邰爽秋、廖泰初、陶大镛、罗志甫、钟敬文、胡明、谢斯骏、张禾瑞、白寿彝(已入党)等十四个教授。 + +　　会上对治校方针作了热烈的讨论。大家一致主张“民主办校”，实际上就是“教授治校”。具体主张如下： + +　　(一)取消党委制。党委作本份的工作(如思想工作等)，对学校工作只能提出建议，不能发号施令，党员靠模范行动影响群众。 + +　　(二)成立“学术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关。校长由学术委员会选举产生，报国务院；或由国务院任命，但学术委员会有权撤换。 + +　　(三)取消现有的人事制度。解放初期仍有作用，但现被小娃娃所掌握，已成为不必要。人事任免由学术委员会决定，人事部门只能是办事机构，没有决定权。 + +　　(四)取消党团的汇报制度。汇报制度已成为升官发财的捷径，“搞情报”的人都不懂业务，流毒很深。要搞情报，就派公安局的人来。 + +　　会上对以上主张没有反对意见。　(转载自“党内参考资料”第九八四期) + +　　 来源： 1957年5月23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80.txt b/CCRD/1/3/2/00058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c833c359095eff39d103db50a1bf404f912ef50 --- /dev/null +++ b/CCRD/1/3/2/000580.txt @@ -0,0 +1,47 @@ +# 工商界继续讨论阶级关系 (第五次座谈)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昨天上午，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举行第五次座谈。会上继续就资产阶级两面性和工商联内部有没有阶级关系问题展开了讨论。 + +## 苏克勤认为马春霖的批评不全面 + +　　武汉市工商联秘书长苏克勤继续上次发言，他感到工商界的力量还没有全部发挥出来。他说，目前，在武汉有部分工商界上层分子有骄傲自满情绪，使工商界群众不愿接近；工商界家属互相之间有不少意见；资方和资方代理人之间也有隔阂，资方认为资方代理人不能代表自己的利益，资方代理人对资方也有意见；不同性质的企业组织在一起，人员安排不平摆，互相瞧不起；有些老年工商业者认为新社会与自己无关，遇事也不积极；少数工商业者中有技术的人员，也还未发动起来。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了资产阶级本身仍存在两面性，也说明了工商联的工作没有作好，应该进行检查。同时，这种现象和统战工作中的统大不统小、统左不统右、工作不够深入、接触面太窄、没有掌握资产阶级的复杂性、下情没有上达等有关。他举例说：有些工商业者善于察颜观色，看风驶船；有些工商业者就比较埋头苦干，不善于表面迎合；如果不深入，就辨别不了真伪。他说：玻璃本来就有折光，如果再涂上黑颜色，把光线遮掩起来，就会使人享受不到阳光和温暖。他建议把这种黑影玻璃先刷干净，使广大工商界的群众都能看到阳光。 + +　　接着，他认为沈阳工商联副秘书长马春霖在上星期六对毕鸣岐的批评不够全面，他说，毕鸣岐并没有要公方退出企业，更没有提出脱离党的领导。５月１９日人民日报上刊载马春霖的发言时用“马春霖不同意毕鸣岐的意见，资产阶级离开了党的领导是无能为力的”的标题，是不妥当的，这帽子太大了，会使大家不敢鸣。他认为帮助党整风，发言都是真诚的，是由于对党的爱护，如果断章取义，就会非左即右。 + +## 寿墨卿说：人事部门应该成为整风的重点　工商联内部仍有阶级关系存在 + +　　接着发言的是全国工商联办公室副主任寿墨卿，他认为党群之间的高墙深沟同国家人事制度以及干部作风有极重要的关系，要拆墙填沟，就要改变国家的人事制度和人事干部的工作作风。他说：现在做人事工作的都是党团员，而且多数是青年干部，他们年纪轻轻的，面孔冷冷的，同群众离得远远的，他们学会一套老成持重的样子，却不懂人情世故，我认为这些年青人做人事工作是不适宜的。人事工作应该公开的放在群众监督之下，而现在的人事部门却成为机关企业的保密部门，成为一种“特殊”的部门，群众无从监督。人事部门应该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而现在的人事部门只管追查历史，却不关心群众生活，有的人“权大无边，违法乱纪”，使人望而生畏。这样，人事部门就成为群众的“怨府”，成为党和群众之间的墙和沟。全国工商联的人事部门也不能例外。 + +　　因此，他认为人事部门应从组织上、任务上以及工作方法上进行必要的改革。第一、一般肃反工作已经结束的机关企业人事制度完全公开，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不管党员、团员或群众都要平等看待。第二、人事任免调动要有请示批核制度。第三、人事工作应该让非党干部参加，而且应该让群众有可能进行监督，否则，必然要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次整风，人事部门应该是每个机关的重点。全国工商联的人事工作也是有问题的，不要以为“太平无事”。 + +　　这时，李维汉部长问全国工商联合会副秘书长黄玠然：“你们那里人事部门是不是也都是党团员哪”？黄副秘书长说：“差不多吧！我不太了解。”李维汉部长说：“回去了解了解。向大家作个交代，”接着又说：“为什么非要党团员来做人事工作呢？我看没有必要。” + +　　谈到工人阶级怎样看待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寿墨卿表示对毕鸣岐提到解铃还是系铃人的看法有一点意见。他说：过去阶级之间有仇恨，是事实，这个仇恨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造成的，并不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捏造出来的。既然过去系铃人是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是资本家自己，那么现在要改变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观感，主要还在于资本家自己。他认为高潮以来各方面对资本家鼓励多了，而对资本家的批评少了。 + +　　最后，他谈到阶级关系问题，他肯定地认为在工商联内部仍有阶级关系存在。他说：从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以后，我国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立”的关系已经变为“非对立”的关系，今后阶级之间的距离将逐渐缩短，阶级之间的差别将逐渐减少，资产阶级将逐步消灭，但是，在阶级没有消灭以前，阶级关系仍将继续存在，即使在阶级消灭以后，人们在立场、观点以及思想意识上的差别，也还会长期保留着。 + +　　他不同意某些人认为工商联内部没有阶级关系的说法。他说：第一、工商联不是单一阶级人民团体，而是各类工商业者联合组成的人民团体。这里，既有工人阶级，也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就是说，这里不仅有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关系，还有工人同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关系，所谓公私关系，所谓大、中小关系，就是这种阶级关系的具体表现。第二、在工商联的领导机构中包含着各种阶级成分的成员。第三、工商联的一项基本任务是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实质上代表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这种利益，在社会主义一致的原则下可以同工人阶级利益统一起来，但在有些问题上不仅涉及到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涉及到资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的关系。目前，职工对赎买政策不够了解，中小工商业者对于大户的“名利双收”也有意见，而某些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认为定息应该延长到二十年，这些都是阶级关系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具体表现。可见，工商联内部阶级关系是客观存在，调节阶级关系是工商联的特殊任务，否则，它的性质和任务就要发生根本的变化。 + +## 邓季惺建议由国库支付“赎买金”　她认为这样可以解决合营企业内部矛盾 + +　　第三个发言的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邓季惺。她认为现在合营企业的公私、职私、私私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公私之间、职私之间存在着深沟高垒的情况，主要是由于作为赎买金的“定息”制度造成的。因为现在合营企业的私方还持有本企业的股票，每三个月还要凭股票在本企业里领取“定息”，这样，纵使不再强调阶级关系，阶级关系也是显然存在的。她说：“定息”既然是作为国家赎买私营企业和为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支出的一笔费用，而且这笔费用又不管企业是否有盈余都要支付，那么，为什么不可以由国库支出，一次赎买呢？这样，可以使工商业者单纯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工作，企业内部重重矛盾也就可以得到解决。根据以上理由，她参考了捷克斯洛伐克１９４５年颁布的工矿企业国有化条例，建议政府发行“公私合营企业国有化公债”，用这种公债把所有已经定股的合营企业股票收回，然后将合营企业改为国营企业或地方国营企业。公债发行的总额可根据国家的财力，订为六亿至八亿元，不给利息，不上所得税。公债可每半年兑换一次，分为五年或七年还清。她不同意李康年提的定息二十年的建议，她说，赎买给价是照顾性质的，国家财力有限，付给二十二亿是不合理的。而且定息再拖二十年，对各方面都没有好处，中小户也不愿意。但是，她认为李康年的建议精神是可以吸取的。她认为采用国有化公债有以下四个好处。一、“私方”一词不存在了，工商业者在国营企业中工作完全以公家人身份出现，积极性、创造性可以充分发挥，企业内部矛盾简化，有利于团结；二、免除现在三个月支付一次“定息”的手续，可以大大节省人力，持票人也便利；三、可以简化企业经济核算方法。现在合营企业的经济核算办法因有定息的支出，和国营企业不一样，福利金、奖励金的提成也不一样，改为国营后，私方不再由企业领取定息，企业经济核算办法和国营一样，便于统一领导；四、更利于工商业者的改造。如中、小户不愿意要的可不要，或送给旁人，或交给工商联作互助基金，从而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大户可以割掉尾巴，对定息不再存有延长的希望。最后，她说：当然，经济上的改造完毕并不等于思想也改造好了，那是另一回事。 + +## 黄英民认为：毕鸣岐对资产阶级进步性估价太高 + +　　贵州省工商联秘书长黄英民着重对毕鸣岐在５月１７日的发言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毕鸣岐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性估计过高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落后性估计过低了，积极方面看得多了一些，消极方面没有看到或者看少了一些。 + +　　他认为当前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里是活生生地存在着的。在座的很多人都是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民族资产阶级既然存在，在合营企业里阶级关系也就存在，民族资产阶级存在，它的两面性也就存在。 + +　　他认为现在提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的态度，和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表现说的。许涤新在全国工商联合会发言中就曾指出那些积极和消极面的表现。那些都是事实，并不是把消极的东西硬套在民族资产阶级身上。那些事实行为无论是积极的消极的都是通过人们的思想来支配的。他说当前积极方面是主流，而且正在上长。这是多年来党的教育培养，和资产阶级分子的自我努力，在思想上接受了社会主义的东西，排除了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才取得的。他举例说，当前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中有些人闹不团结，争名夺利，骄傲自满，互不服气，这些不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又是什么呢？这些反映在工作中起积极作用还是起消极作用呢？是推动了工作呢，还是阻碍了工作呢？又如合营企业中，有些公私双方关系不好，难道私方一点责任都没有吗？他认为把公私共事关系搞得不好的责任，完全推到公方身上是不公平的。公私共事关系存在问题，正反映了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有人说在工人中也有争名争利甚至贪污腐化等消极的东西，但不是工人阶级的本质，这也是受了资产阶级影响的反映。这是两回事，不应等同看待。 + +　　有人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是民族资产阶级进步性的表现，这是事实。他特地举出贵阳地区的例子说，所以有这种表现，正是党对民族资产阶级贯彻了团结改造政策的结果。 + +　　在贵州省工商联秘书长黄英民发言以后，统战部李维汉部长对大家在统战工作方面提出的批评表示欢迎，他表示，工商界的中共党员，应把大门敞开，有些问题要进行检查，应该改的立即改进。 + +　　最后，李维汉部长提出：有些人在发言中提到目前工商界仍存在着进步的、中间的、落后的，左的、中的、右的。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应该怎样看，怎样分析？这都需要进一步讨论。工商联内部有无阶级关系，对这个问题争论也很有意义，希望大家自由发表意见。 + +　　这个座谈会，今天将继续进行。 + +　　 ---- 原载1957年5月21日《人民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81.txt b/CCRD/1/3/2/00058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bb32566569a2e375f8f424f2913def4b5e1c8d8 --- /dev/null +++ b/CCRD/1/3/2/000581.txt @@ -0,0 +1,15 @@ +# 公私双方在法律面前是否平等？ + +## 民建召开座谈会揭露工商业改造中的矛盾 上海代表举例批评某些干部狭隘阶级成见 + +　　本报讯 “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法律面前是否一律平等?”民建上海市委会工商改造辅导处处长杨锡山昨天在民建中央召开的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 + +　　杨锡山说：上海工商界在开展鸣放、揭露矛盾的过程中反映，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公私共事关系上，比较集中地表现在有些干部存在着狭隘的阶级成见，对职工的问题处理得轻，对私方人员的问题就处理得重。他说：上海黄浦区四明堂药酒局私方经理陈济，今年七十六岁，公方代表蒋业(此处一字打不出)原来是他的徒弟，两人相处很久，感情并不融洽。陈济一向不习惯按时上班，蒋业(此处一字打不出)曾向区店反映，区店把陈济叫去，批评了他一次，于是双方感情更加不好了。3月11日，陈济借故指责蒋业(此处一字打不出)两人，争执起来。蒋业(此处一字打不出)从身上掏出小刀戳刺陈济，陈徒手招架，手腕受伤，后来一起到了公安局派出所。按理说，干部用刀伤人，违犯法律，就应处理，但是区店派公方人员到派出所以后，派出所就不管了，只叫区店自行处理。然而区店并没有及时处理，至今两个月也没有下文。陈济不敢打官司，也不敢到店里去。他要求退休。杨锡山说：因为伤人的是公方干部，所以派出所就把案子交给区店当做公私关系问题处理；如果反过来是私方人员，那还了得!他说：工商业者对这一类不公平的处理是有意见的，因此，他们也就怀疑两个阶级在法律上是否平等? + +　　谈到干部的狭隘阶级成见，杨锡山还反映了上海制笔公司经理吴羹梅的意见。前年11月间，上海的报纸揭发了中国铅笔公司合公营私的事件。吴羹梅说，当时看到报纸，对他是一个晴天霹雳，很多工商界人士为此怀疑他，为他惋惜或恨他。这一事件在去年已经调查清楚，虚报成本、违抗上级命令等事实，应该由当时的公方代表负责，不能牵连到吴羹梅和私方第一副厂长吴永铭，吴羹梅本人当时不在上海，而是在北京。结论已经做了，问题并没有做最后交代；吴羹梅同时认为报纸报道的片面性和主观主义也应当检查。杨锡山说：民建上海市委会曾对这个问题提出书面意见，也曾向民建中央提出报告，但到今天还没有得到政府的答复。 + +　　民建中央常委会这次召开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的主要目的是要大家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尽量揭露工商业改造和合营企业增产节约运动中的矛盾，研究和分析矛盾产生的原因和提出处理意见。参加会议的有全国二十个省市民建地方组织的代表。这个座谈会和中央统战部正在举行的工商界座谈会结合起来，与会的全体代表将交叉参加工商界座谈会。 + +　　在昨天会上发言的，除杨锡山外，还有民建北京市委会工商研究处副处长萧心之、民建重庆市委会工商改造辅导处副处长李汉湖。他们反映了当前工商界对开展鸣放的思想顾虑，揭露了当前影响私方人员发挥积极性的多方面原因，并对统战部的工作缺点提出批评。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胡子昂在座议会开始时讲了话，鼓励大家大胆鸣放。 + +　　 来源：《大公报》1957年5月2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82.txt b/CCRD/1/3/2/00058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dd2ad63e8c369ae69ed176baff6ca311a26bebc --- /dev/null +++ b/CCRD/1/3/2/000582.txt @@ -0,0 +1,21 @@ +# 广州市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上小学教师畅所欲言 + +　　<杨荦、何汝霖> + +　　本报讯 广州市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于20日下午继续进行，会议由朱光市长主持。 + +## 领导上官僚主义　教师受不到尊重 + +　　中区岭南一小彭伯兴说：领导调人不量材录用。我校幼儿班，领导调来一个50多岁的老太婆当保育员。我校需要一个教音乐的，却调来一个沙嗓子的。教育部门规定老师每星期学习四个早上，学习时校门关上，学生在校外乱闯，很为危险，我们要求将学习改为下午，但未得到批准。上学期，一个学期就颁发了三次教学大纲，并根据中央规定，小学一年级开始要用普通话教学，但大部分老师都未受过专门训练，叫他们怎样教呢?他说1950年到现在区文教科换了九个科长，由于工作不衔接，有个老师已死了三年，还被通知参加积极分子会议。北区大塘街二小潘惠而说：—般人都不愿意当小学校长，教育科使用多，帮助少。小学校长什么会议都有份，在3月份，我就参加了二十六次会议，这些会议，大部分都不是有关学校教育的。今后，请领导部门好好安排校长的工作时间。领导部门对优良教师的提拔及量材使用做得不够，只提党、团员，而像陈名鎏老师，油画甚好，经常展出，但仍做小学教师教小学生画线条。陈成蒙老师，留学德国，德文程度很高，中山大学已同意他到该校任教，但报告到教育部门却未见处理。市税局幼儿园马斯说：幼儿的校外活动园地很少，经费也很少，这是不合实际的。 + +## 合理解决代课老师问题　私公校教师不应分彼此 + +　　会上有人反映，去年私校转公校，领导部门对私校校长工作分配得不恰当，而且私校的教职工与公校教职工的待遇不一样，使过去私校校长及老师有很多意见。中区岭南第一小学彭伯兴说：过去私校未转公校时，领导上一直强调私校与公校一样，都是培养国家后一代，为人民服务，不是资本家，但转公校后，以转公校第一天起才算工作年限，这是不合理的。在私校校长及教导主任方面，教导主任还好，转公校继续做教导主任，但校长则不是了，东不要，西不要，有些做了教师。如有一私校校长派到下九路一小做校长，但调去不久做了教师。他继续说：领导上对代课教师一直没有好好研究处理，教学质量没有保证，代课教师今天在这个学校，明天在那个学校，今天这一科，明天那一科，平时也没有组织提高他们的水平，这样怎能教育学生呢?而每间学校都是很需要代课教师的。 + +## 教师专业思想不巩固　领导要倾听群众意见 + +　　参加座谈的人还反映说，目前教师不安心工作的现象是严重的，尤其是青年教师，如珠江区花地口段小学严俊杰说：教师专业思想不够巩固，他们认为辛苦、受气、工作多，别人工作是八小时，我们是八时半，工薪偏低，看不到前途，不热爱教育事业。中区岭南一小彭伯兴说：教育系统内的矛盾是很多的，教职工的意见也是很大的，但总是反映不上去，得不到解决，目前市设有教工委员会，希望区也能设教工委员会，并建议区长定期召开教工座谈会，有关领导人员应该深入下层，经常倾听群众意见来改进工作。 + +　　最后，朱光市长说：大家提出了很多批评和建议，这是很好的，也说明我们过去帮助大家不够。我们准备将这三次会议所提出的问题，加以研究解决。 + +　　 来源：《广州日报》1957年5月2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83.txt b/CCRD/1/3/2/00058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edc29de517ea603b775f8d0f1a45b3e5c1b14d0 --- /dev/null +++ b/CCRD/1/3/2/000583.txt @@ -0,0 +1,19 @@ +# 民主人士在江苏省委召开的座谈会上 批评人事制度和保密制度中的缺点 + +　　<《人民日报》> + +　　本报南京２１日电５月２０日，中共江苏省委召开的各民主党派江苏省地方组织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参加座谈会的人对目前人事、保密等制度及不重视人材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认为客观形势起了根本变化，但某些环节上的具体制度还停留在老地方，必须迅速改变。 + +　　农工民主党江苏省委员会主任委员邓昊明在发言中说，党与非党之间的矛盾产生的根源之一，是某些环节上的制度远远落后于形势的需要，这主要表现在人事制度神密化、保密制度扩大化。现有的人事制度实际上是由党一手包办了，用人调人全由党内决定，事前既不与非党行政领导人商量，事后，也不让他们知晓。保密制度上的问题主要是保密条例限制得过严过死，如常州卫生局副局长是农工民主党党员，有一次机要处送文件给他看，他想把有关自己工作的问题摘录一下，当时文件就被机要员抢了去，还说：“只许看，不许抄！”其实摘录一下又何妨。 + +　　九三学社南京分社副主任委员、南京师范学院院长陈鹤琴也认为学校的人事制度必须改进。他说，我是院长，向教育部负责，但校内的人事调动，有些是按行政系统，有些却按党的系统，使人无所适从，不知如何负责。过去怕我们水平低“防人一手”也许可以理解，但今天我们已多少能掌握些党的政策原则，既要我们负责，就应该全心全意信任我们。在人事问题上再象过去那样对人将信将疑，事情就不好办了。 + +　　陈鹤琴并认为目前学校党委制的现状，实际上是由党来包办行政，束缚了行政的手脚，因而也影响了党与非党的团结。他说，前些时，我根据教育部的方案，对各部门的行政职务范围作了具体规定，可是拿到会上讨论时，却被党委负责同志当场将了一军：“这样，如何体现党的领导？”弄得我不知所措。我想，党的事情应该由党的同志自己来考虑，但党不能干涉行政，党对学校的领导可以通过党员在教务委员会上起积极的影响作用，而不是站在行政之上指手划脚。我完全赞成由共产党来领导高等学校，但我认为党委制的现状必须改变。 + +　　民主同盟江苏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京大学教授陈中凡对人事安排不当提出了批评，他说，“南京大学中文系本来是人材济济，现在弄得不能开课，是何原因？有些共产党员在处理人事问题上太冷酷无情。南京大学有三个有经验的老年图书馆管理人员被硬性辞退，造成相当大的损失，其中有一位任老先生被辞退后，校方就逼他立即搬家，这位老先生一气之下郁郁而死。有人同情他，可是有些共产党员反说：“我们讲‘阶级友爱’，不同我一个阶级，有什么友爱？我们是‘革命感情’，不革命谈什么感情。”听到这种话，实在使人毛骨悚然。 + +　　无党派人士、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参事杜文若说，人生除受穷、受饿、疾病、坐班房外，就知识分子来讲，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所学非所用，被迫做自己所不愿做的事。我从前在美国专学金银的冶炼，据我所知，我是在美国学炼金的唯一留学生，为此，我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北京和平解放后，由于我是傅作义的副参谋长，硬被分配到军事学院当了四年军事教员，这对我并不合适。后来又被安排在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当参事，我曾一再向上申诉，要求发挥自己的专长，但无人理睬。政府想尽办法要国外留学生回来，但对国内的老留学生却搁置不用，可见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本位主义是何等严重！最后他慷慨激昂地说：“我要为社会主义的炼金事业、也为我的事业而奋斗，我今天在这里讲，就是奋斗，我自己不讲，有谁替我说话？我今年五十四岁，我还不老，我还准备再干二十年，希望江苏省委能把我的要求反映上去。” + +　　座谈会还将继续举行。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2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84.txt b/CCRD/1/3/2/00058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6da4c5e5605b5e4661958e6408e6a784db943d1 --- /dev/null +++ b/CCRD/1/3/2/000584.txt @@ -0,0 +1,47 @@ +# 内蒙古文艺界继续争鸣揭露矛盾 + +　　<凡立> + +　　(本报消息)内蒙古文艺界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结合内蒙古文艺方面的实际情况怎样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20、21两日内蒙古文化局、人民日报内蒙古记者站和本报举行的座谈会上，呼和浩特部分文艺工作者继续揭盖子，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 + +## 内蒙古文化局厚此薄彼 + +　　周戈首先发言。他说，他和文化局领导上的关系不够正常，自己有大汉族主义思想残余。同时也认为文化局对汉族同志存在着排挤现象。如说：“某某同志不大好说话，将来把他弄出去算了”。这种现象，在原内蒙古话剧团里也存在。这个矛盾不解决他认为要繁荣创作，要大家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是不可能的。 + +　　文化局和文联没有领导关系，但他们彼此有互相帮助的责任，但事实远非如此。如内蒙古文化局成立剧本创作室，不久又撤销了，主要因为力量不足。而文联对这抱的态度是旁观，冷视，而没给予鼓励支持。 + +　　他说：文化局对很多问题的处理是不够好的。如在干部问题上就缺乏统一安排，一个干部，文化局抓他，文联抓他，将来剧协成立也要抓他。在出版问题上，“鸿雁”和“草原”的编辑人员就认为这两个刊物有高低之分，但文化局对这种错误说法没给予纠正。还有普遍感到不满的，是文化局对自己所领导的单位不是一视同仁。人们说：“内蒙古歌舞团是文化局的亲儿子”，我看这话也对；不然，为什么对他们领导上乱“整”人，不好学习的错误倾向不纠正，对其中某些人盗窃别人的劳动果实的行为不制止，给他们的演职员待遇高，还一个劲儿的提拔他们里边的干部当这个“长”，那个“长”呢?老实说，我认为要培养一个处长比培养一个艺术家要难得多。目前，歌舞团里有许多同志对他们的领导有意见，文化局恐怕是不知道的。另外，文化局对如何组织力量继承和发扬民族的文学遗产工作的问题，缺乏研究，所以直到目前，还很少见到带有表现民族色彩的作品。 + +## 为什么发“火”?为什么“排挤”人? + +　　乌兰巴干发言说：在我搞业余创作的七、八年中，几乎每年都要挨“整”。整得我几乎失去生命的，是原内蒙古日报东部版的一个党员领导干部。据说他见我给他提了些意见就“火”了，他给了我这么多苦头受，难道我提一点意见都不允许吗?建议内蒙古党委给他批评，甚至处分。如果每个党员，都像他，谁敢再“鸣”? + +　　他说：内蒙古作协宗派主义情绪很严重，表现得最突出的是一个年青的党员作家。他对文艺界的老前辈，如周戈、陈清漳等，排挤，对他同辈的蒙古族青年创作者，如朋斯克、扎拉嘎胡、我等，排挤，对新来我区的汉族青年作者，如杨平等，也排挤。而且在很多问题上都流露出傲慢自大的气息，不可一世。这怎能团结作者? + +## 美术创作一个调调 + +　　乌恩发言说：美术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结合民族美术的特点，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而美协对这没管，结果使美术创作无起色，创作都是一个调调。他说，美协主席不大重视培养民族美术干部的工作，把有培养前途的民族画家随便调走，对全区美术运动也不关心，只关心自己的创作。另外，他处理问题极缺乏原则性，造成美术工作者对文化局的不满。 + +## 要带徒弟 + +　　爬杰发言说：我和毛依罕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但都没徒弟，如果一死，我们这两朵花也完了，希望文化局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另外，我们还要求新的文艺工作者给我们说唱写些好小说，不要让我们尽说古代的事情。 + +## 如何实验? + +　　耶拉发言说：我们的剧团叫民族实验剧团，但如何实验?蒙语剧本的创作者几乎没有。光演戏，我们下牧区行不通。如果歌、舞、剧都演，那就和文工团一样，怎能体现出民族实验性质的剧团特色来?我希望文化局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 +## 作协机关化 + +　　杨平发言说：作协尽忙于定计划，公文往来，缺乏学术研究的空气，很像一个机关。他说：我们“草原”属作协领导，言明由他们派来的人当主编，管刊物的全部问题，但作协的一位负责人还要来干涉我们的工作，而且揽去稿件发与不发的权利。 + +　　他说：我在党支部会议上，曾经提出内蒙古文联几个领导人不团结的事实，结果玛拉沁夫和尹瘦石把我叫去训了一顿，说我“对党的情绪不正常”。这真是压死人的批评，而事实证明我的意见正确。 + +## 三个问题 + +　　孟和博彦说：我认为要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除要解决个人之间的矛盾外，还要解决这样几个问题：一、迅速培养文艺方面的新生力量，使文艺队伍扩大而每人又有专长，这样才能鸣得起来。二、组织学术性问题的讨论，不要邀请别人以某一方面的代表身份参加，而是以个人名义参加，这样大家才敢畅所欲言。三、作协应该经常帮助作家邀请他自己认为合适的人座谈他的作品，避免过去讨论会“不欢而散”的现象。 + +## 应该因事设人 + +　　刘介愚发言说：文联、作协、美协每个单位只有二、三个实际管事的人，工作那样多，怎能搞好?希望内蒙古党委因事设人。 + +## 来源：《内蒙古日报》1957年5月2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85.txt b/CCRD/1/3/2/00058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115b94e5e515a94e039aca818b21ad285519d7f --- /dev/null +++ b/CCRD/1/3/2/000585.txt @@ -0,0 +1,23 @@ +# 区梦觉同志到广州中医学院听取教师们对工作的意见 + +　　<广州日报> + +　　本报讯 20日下午，中共广东省委员会书记区梦觉同志到广州中医学院，与教师们一起座谈，倾听大家对各项工作的意见。 + +## 制度不健全，增产节约运动有头无尾 + +　　在座谈会上，教师们首先对该院制度的不健全和混乱提出批评。副教务长刘赤选说：广州中医学院开办已将近一年，但教学制度还很混乱，教师虽然不少，但很难分工，而且忙闲不均。辅导制度很不健全，累得教师们负担过重，又不能把工作做好。副教务长、广东省中医实验医院院长梁乃津说：教学方面的要求不具体，这样做、那样做都可以，培养目标不明确。邓铁涛说：现在有不少教师，一个人担任几个科目的课，不是专教一两个科目，这样就很难把课教好。沈炎南说：学院里有很多老教师，都是很有教学经验的。但是这些经验没有被总结出来，上学期就一次经验交流活动也未搞过，向教务科要一份别科的教学讲义，教务科推去教材科，教材科又说要请示教务科。教学用的模型，只要很少钱都不买，却用两万多块钱去买汽车。王吉棠说：将近一年来，政治理论课都是由中山大学的教师来兼任，有不少教学研究组都是有名无实；增产节约运动是有头无尾，形式主义地搞了一阵以后，群众提出的意见，连解释也不解释一下，总结也不做，有些教师说，这次增产节约像“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一阵风就过去了。 + +　　该院教师、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校长罗元恺说：广州市有八个中医药单位，有些人在八个单位里都兼有职务，我也兼了六个，这样就使力量分散，形成不务正业。 + +## 不关心教师疾苦三年来都没有暑假 + +　　教师们对领导干部不关心教师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也进行了揭露和批评。沈炎南说：有一位教师把家人从外地接来广州，在校外租了一间屋居住，党组书记就批评他，说他想到外面去开业，不安心教学工作。其实这位教师并不是想到外面开业，对教学工作也很负责，因此他听了这样的批评后很不高兴，其他的教师也不服气。学院成立了将近一年，但工资仍未评定，生活有困难的教师也得不到补助。教师打报告、提意见，一概不理，因之有些教师说，今年暑期回家后，我再不会来了。罗元恺说：上级对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布置工作都是和行政单位一样，三年来都没有暑假，最近有些教师说，今年又恐怕没有暑假了。王吉棠说：我兼了很多社会工作，最近又调我去搞招生工作，教学研究工作却没有搞。我觉得我像一把小刀，领导只用我的刀背，而不用我的刀锋。 + +## 贯彻中医政策不力中医仍然受歧视 + +　　罗元恺和盛展能都说：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成立了几年，但仍然属于中等技术学校等级，这是一种歧视中医的做法。邓铁涛说：有很多有经验的中医来进修，也一样让他们睡碌架床，其他的待遇也很差。朱敬修说：中医条例执行得不好，让很多不够条件的人都当了中医。在发展中医教育的工作中举棋不定，招生数字一再变动。黄耀燊说：由于中医政策贯彻得不好，近年来出现了不少不够条件的中医，造成鱼目混珠的现象。有一次发生了医疗事故，要一个医生在市卫生协会的大会上检讨，另一个医生在大会上提意见时说，诊断的错误大于处方，后来有人说这意见提得不对，要向他进行教育。 + +　　座谈会由下午2时半一直开列6时许，教师们乃在热烈发言，区梦觉同志最后在会上说，大家提出的意见都很好，对工作和整风运动有帮助。有些教师提意见还太客气，还有一些顾虑，这说明过去的民主风气还很不够。我可以向大家声明，如果有党员对提意见的人进行打击报复，那末可以控告他，他一定会受到严肃的处理。 + +　　 来源：《广州日报》1957年5月2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86.txt b/CCRD/1/3/2/00058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65af8aaae4a0787957242b653823c9da350eb15 --- /dev/null +++ b/CCRD/1/3/2/000586.txt @@ -0,0 +1,65 @@ +# 唐山市文学艺术界揭发内部矛盾 + +　　本报和唐山劳动日报于本月二十日在唐山市联合召开了唐山市文学艺术界座谈会，到会者以“放”和“鸣”的精神，对文艺工作提出了很多意见。大家共同认为唐山在我国文化史上是有着光辉灿烂的贡献的，它是评剧的发源地，著名的乐亭大鼓也是从这成长起来的，这里的皮影戏也有悠久的历史，但是解放以来这些花朵没有得到很好的培植，因而开放的不好，并有的开始枯萎。座谈中大家揭开了文艺界内部的矛盾，找出了阻碍这些花开放的原因。 + +　　由于会议时间短，有的人未能发言，会后本报记者作了访问，有的还提出了书面意见。本记录因受篇幅限制，只整理了其中的主要问题。 + +## 文艺工作不被重视　领导存在教条主义 + +　　唐山市文联叶淘说：目前看来，唐山市的“鸣”“放”，是由“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变为“几场甘露，百花含苞待放(有的已放)”，但东风虽来，盖子仍未揭开，离那万紫千红的季节，还有一段道路。 + +　　唐山市文艺事业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鸣放都不够，主要是文艺领导部门在领导思想上存在着教条主义，在领导方法上存在着官僚主义。教条主义表现在创作上，清规戒律多，题材范围窄，在文艺队伍中只注意培养工人作者，忽视团结培养知识分子作者。有些直接或间接熟悉厂矿生活的知识分子作者，是被称为“散兵游勇”的。表现在题材上也只有一花独放。除了工业生产，写工人家属，也被认为不是主流，是身边琐事，事实证明，知识分子作者也同样可以写出重大题材的作品，如市“科联”刘振东同志最近就写了一部七万字的反映工业生产斗争的电影文学剧本。在领导方法上的官僚主义主要表现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文联和文化局合署办公后，太机关化了，学术研究空气稀薄，行政空气浓厚。文联没有正式的主席，是文化局长兼任，可是兼任的主席是很少管文联工作的，合署后主席只正式参加过两次文联全体人员会议，对全市有代表性的作品，从未仔细研究过。一位搞美术的作者(是市政协委员)三次登门来访，三次被谢绝。衙门气十足。在人们的思想上文联好似不存在，文化局成了婆婆，就是下去工作开个介绍信，也要盖文化局的章。 + +　　唐山市文联长正说：市第二次文代大会到现在已六年多，这个时间内社会上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可是第三次文代大会至现在还没有开。现在看来，文联的“以工为主”“结合本厂中的生产工作任务，具体政策”的文艺工作方针和任务，显然是不全面的，教条主义的，可是直到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后，仍然未改变，市委也未过问。这个方针对近年来的唐山市的文艺创作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创作上的题材范围缩小了，产生了不少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现在还有的作者在创作上有顾虑。请想，作者思想受这个方针限制，怎能百花齐放呢? + +　　令人气愤的是，唐山市唯一的文艺创作园地——唐山劳动日报上的“唐山文艺”，竟在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全国青年文学创作工作者会议以后，于去年九月停刊了，这个园地的停刊，文联是不同意的，作者和读者全有意见。可是市委和报社不听取群众意见，说刊物水平低，坚决要停。这刊物的水平到底应该怎样看，暂且不说，没了这个园地，全市二百多名业余文学创作者怎样培养帮助他们呢?全市的文艺工作又应怎样开展呢?何况这刊物已办了八十期，还发表了不少各地认为不错的作品!后来我们曾向市委提意见要求“唐山文艺”复刊，但提了也是白提，直到我们把意见申诉到中国作家协会，“唐山文艺”才于今年一月复刊。 + +　　文艺工作者不被领导重视，我们就像童养媳妇一样，到处受气。外地的文艺团体到唐山来演出，我们没有看戏的权利。远的不说，就说最近军委总政治部文工团歌舞团来唐山演出时，就没有给文联和文化馆票，我们这里搞音乐和舞蹈的同志拿着介绍信也不让去看，据说十六级以上的干部才能看，可是领导干部的爱人和子弟们难道说都是十六级吗?今年全市文艺会演时，有一次文联搞戏剧的同志要求到前排看某戏，因为要帮助作者修改此剧，可是这样一个小小的要求也未达到。 + +## 口头空喊评剧回家　著名演员全被赶跑 + +　　唐山市文化局刘光甲和评剧三团刘桂森说：“唐山是评剧的发源地，市级领导在文艺工作中提出唐山要以评剧为重点，让评剧回家，但首长们只是喊喊而已，几年来甭说对评剧，就是对别的剧种的培养也作的很不够。解放初期，市委曾把一个民间职业京剧团组织起来，但后来据说是因为这个剧团不好领导，就给解散了。后来又把王素秋领导的评剧团组织起来，该团的阵容更健全，不料市人民委员会接收了某军的京剧团以后，又把这个评剧团赶出去了。市文艺领导上对艺人是另眼看待，认为艺人都落后，解放以来，全市艺人中只有一个人入党。然而艺人到了外地，有的入了党，有的被选为人民代表和先进工作者，如碧燕燕就是个例子，不是艺人死不进步，而是没有加强对艺人教育，艺人所得到的只是领导上的批评，甚至是歧视、打击，迫使演员不得不离开唐山。现在离开唐山的，已有二十多名著名演员，如韩少云、新凤霞、花淑兰、王素秋、鑫美艳、张桂霞、范金亭、李福安，都是从唐山走的，有的艺人不愿意走，竟哭着走，现在中国京剧院的导演樊放也是从唐山走的，并且是赶走的，让人家“滚出去！”请想，唐山是评剧的发源地，然而现在却没有好的演员，这是因为什么呢? + +## 报社审稿观点奇怪　市委采取命令手段 + +　　长正说：我是作“唐山文艺”的编辑工作的，(按：“唐山文艺”在唐山劳动日报第三版出刊，由唐山市文联编——编者)据我了解，几年来唐山市文联和唐山劳动日报社在对文艺作品的看法上，始终是有分歧的。报社的取稿标准是什么，是值得令人怀疑的。报社认为歌词内容空洞，不能采用的歌曲“火车头”，曾在第五辑“铁路工人演唱”和全国性刊物“歌曲”第十一期上相继发表，去年九月又被中国唱片厂制成唱片，行销全国。另一支从小孩角度来反映全国人民普选的歌曲“剪花花”，也同样以“小孩子和普选关系不大”的理由而被否掉，可是尽管报社不同意在“唐山文艺”上发表，它却在唐山市孩子们中流传开来，并流传到丰润县和浙江杭州市，被评为唐山市文艺创作一等奖；作曲家张鲁和杜宇都认为是一支不错的歌子。 + +　　因为文联和报社对文艺作品的看法有分歧，长久不能解决，有几次因相持不下，请求中共唐山市委解决，但多是就稿谈稿，没有从根本上研究其根源何在，有一次官司打到市委，宣传部长张伯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指示：“以后在对待具体作品上，报社受市委委托，要从政治路线上多负责任；文联要多从艺术技巧、文字上尽量发挥主编作用。”这种把艺术性和思想性割裂开的看法以及它的后果，是值得研究的。我听说报社总编辑王重五同志(现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当时在会上指责文联：“你们为什么用相声批判胡风?太不严肃了！”相声是一种文学作品形式，我真不明白，用这种形式来嘲讽、打击我们的敌人，有什么值得指谪的地方!我认为这是一种庸俗社会学的具体表现。 + +## 宗派主义分兵把守　外行领导啼笑皆非 + +　　刘光甲说：市文化局在使用干部上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派到剧团、剧场的领导人员必须是党员；派到剧团去的导演，必须是文工团出来的新文艺工作者。不管这位党员同志的能力如何，是否懂得戏曲，是否熟悉艺人的特性，反正只要是作思想教育工作的，必须由党员来作；行政工作必须由党员来领导。当然，党员比群众干部觉悟程度高，但艺术团体比不了一般机关，如果不懂文艺，要作好工作那才奇怪呢！ + +　　唐山话剧团演员田贺说：话剧团是个民营剧团，内部思想很混乱，可是文化局派去的团长却是一个鼓书艺人，对话剧一窍不通，不关心青年的前途，单纯的为了维持饭碗而工作。从文工团调去的一位导演，水平低的还不如演员，他排的“清官外史”把演员都限制得像木偶一样。几年来我们团内只有一位党员和一位团员，并且还都是团长，他们闹宗派主义，认为大家都不进步，每次评模全是他们自己。 + +　　刘光甲说：唐山评剧一团的五位团长前三位全是文化局派进去的，并有一位还兼导演。老艺人李福安、花凤灵是副团长，但有职无权。党员干部刘子西同志是位评剧界的老前辈，有名的小生，但叫他搞行政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副团长虽兼导演，对传统艺术不感兴趣，排戏总是史坦尼斯拉夫基体系，向演员要求“单位目的”，把演员弄得手足无措，致使在舞台上生活了三十来年的演员张宝树连走都不会走了。同时他对该团原来的导演兼社长更不团结，认为人家无能，作什么工作也不合心，结果把他调了出去。 + +　　去年文化局派了两位党员干部到唐山评剧三团去任副团长。这两位副团长上任后，正团长、老艺人刘桂森同志逐渐有职无权了。由于剧团搞的不好，主演新凤琴夫妇(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提出要离开剧团。副团长许荣桂竟带了十几个人(组长以上干部)到新凤琴宿舍用斗争的方式和她讲道理，结果争吵起来，逼的这两位演员走了。另一位副团长戴文斗同志，是转业军人，不懂艺术，工作搞不好，还常常和女演员耍闹，在一起吃喝。 + +　　唐山河北梆子剧团吕尚武调去当指导员是一个转业军人。这位同志对戏剧一窍不通，工作虽有成绩，但由于不了解艺人，运用了军队上的管理方法，独断专行，对艺人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他曾在会上说：“我也打过人，我也骂过人，你们都得听我的”，并且搜查艺人的行李。 + +　　在评分工作中，他利用了“土改”的方法，发动群众坚决完成任务，引起群众很大不满。他还在团内实行农业集体化的办法，在会上说：“现在搞合作化了，你们自己的行头最好归公，等公家有了钱，慢慢给你们几个钱。”这话把剧团的主要演员给吓跑了。他居功自傲，看不起团长，在评分工作中给团长降薪，并且凡事不大与团长商量。 + +　　派到剧团去的干部不懂行，作不好工作，可是懂行的有领导能力的老艺人，却得不到文化局的重视，如老艺人陈立岐有几十年的舞台生活，原是京剧团的副团长，可是调他去管理剧场。还有赵泰龙、赵明茂、贺丽音、孙建名等也都是有能力的艺人，但现在仍然是所学非所用。 + +## 影剧的花朵开始枯萎　文化局领导置若罔闻 + +　　天光影社演员郑久亨说：皮影在唐山深受群众欢迎，场场客满，但解放以来一直不被政府重视。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个演出剧场，随便调我们，那里缺玩艺，叫我们去那里“打补钉”。皮影戏的传统剧目很多，现在我们演员最小的是五十来岁，大的都七、八十岁了，若政府再不帮助我们培养后代，恐怕就后继无人了。 + +　　刘光甲说：中央戏剧学院曾给唐山市领导上提意见，应当重视皮影，发掘和整理传统影卷和唱腔，也没得到采纳。 + +　　新乐明皮影社薛华城说：我们影社是一九四二年成立的，在冀东军区领导下，我们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那时领导上是很重视我们的，可是现在不然了，领导上让我们配合政治任务，我们就演新影，可是演新影的收入是很少的，我们生活有了困难，领导上也不关心我们，文化局也没有给过我们任何物质的和精神的鼓励。 + +　　郑久亨说：我们社内发生过不少问题，文化局领导上只是在无法推脱之下才给我们处理一下，但每次都不是彻底解决问题，有时采取了以上压下的手段，强制下层接受意见。如我社去年经全体社员同意曾根据社章开除了一个破坏劳动纪律、生活腐化的社员，文化局就严格地批评社长，叫被开除的社员回社，但多数社员不同意，于是就给扣上一大批帽子，什么“独立王国”、“和领导对抗”等，最后用熬夜的方法召集大会，迫使大家同意，结果社章崩溃了。 + +## 书馆破旧像窑洞　艺人作品沉大海 + +　　市曲艺说唱团演员段起慧和王鹿春说：市内有了戏曲团体，就把小的说唱团给丢掉了，政府是“重大轻小”。解放到现在八、九年了，我们没有受到过政府的帮助，现在我们的演出场所很窄小，书馆像个窑洞，坏处就有四十多，甚至往下掉土。 + +　　王鹿春说：我们演员的创作积极性很高，可是我们创作的第一批作品，文联给我们压起来了，第二批创作，文联虽然提了点意见，但没有说明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叫我们今后怎么努力呢？ + +　　唐山劳动日报曾登了一篇稿，说我们平书和鼓书多数都是荒诞的，这是主观主义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艺人们对这稿都有意见。报社登这类稿时应事先作下调查，听听艺人们的意见。这样突然登报，影响了我们艺人的生活。 + +　　从解放到现在，唐山市的鼓书艺人没有一个收徒弟的，有的徒弟也是艺人自己的子女。为什么呢?解放后有的徒弟控诉了师傅，师傅下苦功教了他们，他们反告了师傅一状，并且登了报。坏的师傅固然有，但好的师傅还是多的，可是报上对好的师傅的表扬就作的很不够。因此，艺人们收徒弟伤了心，没有保证，谁也不敢再收了。 + +　　 来源：《河北日报》1957年5月2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87.txt b/CCRD/1/3/2/00058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e6768a58268b3cb3e536b46051b7e8144e22bd5 --- /dev/null +++ b/CCRD/1/3/2/000587.txt @@ -0,0 +1,25 @@ +# 武汉医学院学生罢课 + +　　<殷平> + +　　新华社武汉20日讯　武汉医学院学生因对领导上的严重不满，从今天开始全部罢课，要求领导上立即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 +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学习在武汉医学院开始以来，学生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他们对学校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从17日起，学生们编写的大字报就贴满了学生区的墙壁。他们提出了几个要求： + +　　(一)立即解决政治经济学学习问题，以减轻学生负担，停止即将举行的考试(高教部规定医学院每学期政治经济学学九十小时，武汉医学院增为一百二十六小时)； + +　　(二)立即停止俄文考试。不少学生认为曾学过五、六年英文，为什么学校一定强迫学俄文，俄文不及英文在医学上有用处； + +　　(三)恢复同济医学院的校名，同济医学院是有五十年历史的国内有名的医学院，不应改为人不知鬼不晓的武汉医院； + +　　(四)取消公共卫生系，改为六年制的医疗系； + +　　(五)解决用水用电住房和伙食中存在的问题； + +　　(六)党组织要承认肃反中的错误。 + +　　学生们把这些要求公开提出来，要求学校党委领导立即答复，并批评党委书记张泽生对医学院开展“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态度。张泽生曾在全院报告会上说：“武汉医学院内部问题不大，没有武汉大学严重”。学生们认为这次运动还没有展开，领导同志不应就把门关起来，但是学校负责人没有认真听取这些意见，一直不表示态度，副院长党委书记张泽生连大字报也不看，于是，一部分学生愤慨地把大字报贴到张泽生的住房门口，并有五百多人联合签名提出要求，但张泽生仍然不表示意见，结果学生非常愤怒，从昨天起学生们就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学校立即答复，并表示要立即停课，不解决问题不复课。学校被迫在昨晚召开了学生代表会，由党委负责人作了报告，但事情并没有平息下来，经过表决，大多数学生同意停课三天等待学校答复。今天上午，一千多学生停课，下午全院学生停课了。 + +　　直到目前，学校学组织还没有认真来处理这些问题。昨天举行的一次研究这个问题的党委会议，党委书记张泽生也没有参加。中共湖北省委文教部听到这件事后，今天派了一个干部前去。　(殷平) + +　　 来源： 1957年5月2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88.txt b/CCRD/1/3/2/00058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6f8b58fabdb9664ee84dd162a86e2f852b93970 --- /dev/null +++ b/CCRD/1/3/2/000588.txt @@ -0,0 +1,41 @@ +# 中国作家协会整风近况 + +　　<沈鼎> + +　　新华社北京10日讯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从5月20日起连续召开了四次党外作家座谈会，一次理论批评工作者座谈会，一次协会内部民盟盟员座谈会和三次党外工作人员座谈会。 + +　　作家们对协会提的意见都比较客气。有些人有很多意见没有说出来，如萧乾早已作了准备，但他在民盟盟员座谈会上说有些意见留着作家座谈会上去说，到了作家座谈会上又说要等到协会内部工作人员会上去讲。有些作家和协会关系淡漠，平日无事不登三宝殿，他们对作家协会最大的意见就是让人无从批评起。 + +　　在民盟盟员及党外干部座谈会上，大家提出了较为尖锐的意见。从他们的意见看来协会整风运动没有很好开展，主要原因有： + +　　一、没有接触主要问题。例如周扬同志的教条主义，给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影响；外人不得而知的党内宗派主义(人们最关心的是：“丁(玲)陈(企霞)事件”，希望向社会上公开这一事件的始末)。 + +　　二、肃反运动中领导人有急躁情绪和主观盲目性，斗错了不少人，总结的时候对偏差又没有作应有的估计，而强调偏差产生原因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作协肃反五人小组是刘白羽、严文井、康濯、阮章竞、张僖组成的) + +　　据说，在肃反运动中五人小组对这样两个人的处理引起过不少意见：(以下是记者听来的，未向五人小组核对) + +　　(1)在文学讲习所工作的老翻译家、诗人李又然在运动刚开始时的一次漫谈会上说，爱鲁黎的诗也爱他这个人等等，他和胡风又有些关系。于是五人小组当场宣布把他“隔离”起来，过了很久才补办手续，后来经过文学讲习所审查，在作出没有问题的结论之后，五人小组不仅不迅速解决他的问题，反而仍然在许多会议上说李又然是托派等。现在李的身体很不好，神经也因刺激而受影响。 + +　　(2)“人民文学”编辑部在肃反时有二十四人，确定六个对象，四个重点。(结果都没有问题)为首的是小说组副组长唐祈(民盟盟员)，因为胡风在报告中说他讲过读者喜欢路翎的小说“初雪”，不喜欢刘白羽“远方来信”。唐平时爱提意见，过去领导人——葛洛等人——对他的意见大多接受，年终鉴定时也说他的工作有创造性。可是到了肃反，全部反过来，把这些已被肯定的意见，都作为反党言论。由于过早地为唐作了结论，他的年青的妻(今年才二十四岁，有二个孩子)就和他离了婚。最后，才重新推翻结论，平反。 + +　　另外，肃反中斗错别人的“积极分子”都一直受到表扬提升，例如作协党组副书记刘白羽曾经再三表扬过的“人民文学”的凃光群，在斗倒唐祈之后竟然被委任为“人民文学”小说组组长。凃今年才二十多岁，文艺修养很差，只发表过不多几篇普通杂文，而他却领导了全国最大文艺刊物中最重要的一个组，这个组每月要处理一千二百多万字的来稿。凃的工作态度也极其不好，任意退稿是他的家常便饭。有一次，要他去争取茅盾的新作(一部长篇小说)来发表，他竟然想通过茅盾的秘书，先把作品拿来看过之后再去约，因为怕“拿来了不能用，被动”。凃对编辑部内的同志也是盛气凌人，被许多同志称为“老虎”。在6月1日“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整风会上，一个大高个儿的男同志讲到凃欺人太甚情形时泣不成声。据说，凃的狂妄、专横是和“人民文学”领导人葛洛、秦兆阳的偏爱分不开的，他们大大助长了他的气焰。 + +　　总之，在作协机关内部来说，肃反运动遗留下的某些印像还未消除，干部们还有顾虑。有几次会上，有人提出，刘白羽又来领导整风，使人不得不有顾虑。 + +　　（在党外干部会和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有不少人开始指名批评周扬同志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 + +　　“人民文学”编辑杜黎均揭发周扬曾给严文井一信，要他通知于黑丁，不要发表徐懋庸的文章，严文井立即照办，打长途电话通知黑丁。 + +　　（理论批评工作者竹可羽批评周扬同志领导文艺的方法是凭作报告，主要是讲政策，文艺理论在报告中占很少分量，艺术分析更少。） + +　　（戏剧评论工作者李诃讲到不少剧作，如“美国生活方式”、“为了幸福”等都是被周扬同志“干涉”掉的，虽然周一贯表示“反对行政干涉”。而这些剧作并没有什么绝对不能公演的理由。如“美国生活方式”是洪深的作品，中央戏剧学院连布景都制作好了，准备公演，周扬批评道：“美国革命动力不在知识分子身上”，于是就不演了，书店也不卖这本书了。） + +　　理论批评工作者王淑明听说“文艺报”将发表一篇文章，批评周扬同志对创作英雄人物的教条主义理论。他认为这是“打死老虎”，因为这些陈旧的论调，不批判大家也都知道。他说，为什么不批判那些至今还活着的教条呢？如“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没有矛盾、世界观起决定作用”等等论调呢？ + +　　李诃还批评了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的教条主义。李曾经推荐过话剧“同甘共苦”，刘找他谈话，不同意李的意见。结果，刘说，我们对剧本看法不同，这里各取所需，这个剧本是宣传大男子主义的，因为你有大男子主义思想，所以你就认为它好。 + +　　作协领导的六个刊物也在整风。“人民文学”的宗派主义比较严重。领导人、副主编秦兆阳和葛洛对党外作家和编辑部内的非党干部采取排斥态度。他们对老作家很不尊重，如他们刊登了冰心一作品的上篇而不肯登下篇，冰心提出意见，葛洛就在背后说冰心真是个女人(意思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秦兆阳更是狂忘，有一次周扬同志找了几个刊物编辑谈话，要编辑部注意发表老作家的作品，秦反问道，如果沈从文写一部反对土改的作品发不发？他还当着许多青年干部面说萧乾现在放个屁都香，从前，他只能低着个头，厥着个屁股，说着还摹仿萧乾的样子，引起青年干部的反感。丁玲的“在严寒的日子里”初次送到“人民文学”时，秦就一封信退了回去，结果，丁把稿子送给刘白羽，由刘重新送到编辑部才发表(发表后受到读者欢迎)。 + +　　编辑部内的不少非党员都感到苦闷，感到自己不被信任，受到压抑，而其中不乏有才华的人。“诗刊”编委之一吕剑(民盟盟员)，从“人民文学”创刊起就在那里工作，由于党受排挤，得不到施展才能的机会，终于在去年“拂袖而去”，现在已发表了一些很好的诗。 + +　　 1957年6月1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89.txt b/CCRD/1/3/2/00058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3742ee43ac378e9f16ff029e7666f2ade82aa8a --- /dev/null +++ b/CCRD/1/3/2/000589.txt @@ -0,0 +1,23 @@ +#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中有哪些缺点 高院整风领导小组邀请院内民主人士座谈 + +　　<新华社> + +　　本报特约新华社稿最高人民法院整风领导小组２０日下午邀请在该院工作的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被邀参加座谈会的有三十五人。为了使大家能普遍而又充分的发言，座谈会分四个小组进行。 + +　　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董必武主持了一个组的座谈会。他在座谈会开始的时候说，我们的机关人数不多，但不能说党员就没有风可整，也不能说我们机关里没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今天请大家来帮助我们整风，使我们的法院工作能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 +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志让接着发言。他讲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关系、有职有权有责等四个问题。他建议，关于党和行政的领导关系问题和分工问题的原则和制度应加以具体规定，使大家明确起来。这样，以党代政的一堵墙，就可以拆掉了。他还说，从报上看，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来往和接触是较少的，就是党员和党员之间的来往和接触也较少。他认为，友谊的来往和接触是必要的，而且必须加强这种接触和来往。 + +　　最高人民法院顾问、民盟候补中央委员林仲易在座谈会上说，各个机关在整风中都有着不同的问题。我们的机关对申诉案件的处理问题应该解决。目前，申诉案件并没有减少，应该适当调整人力，迅速处理积案，不要使群众不满。 + +　　最高人民法院顾问、民盟最高人民法院区分部委员俞钟骆，谈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在领导工作上的问题。他说，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法院负有领导和监督的责任，但是对下级法院提出的问题，不是迟迟不答，就是回答了也是模棱两可。他又说，过去常听到人说法院是专政的工具，但很少说法院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面能起些什么作用。我觉得几年来法院的工作上没有注意把消极因素化成积极因素。经过司法改革运动之后，有些人对审判是专门业务、法律是专门科学这一点是弄不清的，好象有了马列主义就可以代表一切，能掌握政策就不需要一切。由于否定了旧法律的一切，就全国来说，对旧法律的知识分子一脚踢开。他还希望院长、副院长亲自参加办案，以作示范。 + +　　民盟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林亨元批评了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高克林业务不够熟悉，同时又不大虚心听取做实际工作的人的意见。他说，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还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在讨论问题时，往往不能很好地听取承办人的意见，有些人在会上过早地下断语。在审判工作方面，要特别注意保护公民权利，这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好处。但有个别法院，不问是什么事，都把被告押起来，这是不对的。 + +　　最高人民法院顾问、民盟北京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昱恒谈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内部的矛盾。他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主要矛盾是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也是党和群众之间的矛盾。他说，最高人民法院在执行干部政策上有宗派主义。几年来，非党干部得到了提高和改造，可是到目前，没有一个非党干部做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他又说，旧司法人员还没有被完全利用。他最后对审判委员会提出批评。他说，审判委员会在讨论重大疑难案件时有草率现象。他希望审判委员会应象“况钟之笔”一样地慎重又慎重。 + +　　董必武在座谈会结束时说，大家提的意见都是宝贵的，应整理研究，能解决的应马上解决。 + +　　在另外三个小组的座谈会上，都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或党委负责人主持会议。会上，非党人士对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关系、党群关系、培养干部、生活福利等问题提出了批评的意见。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2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90.txt b/CCRD/1/3/2/00059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7ae5f9cad3a4f4a4a1bb10482e4e6ab7897776a --- /dev/null +++ b/CCRD/1/3/2/000590.txt @@ -0,0 +1,39 @@ +# 鞍山工程师的内心话 + +　　<新华社> + +　　新华社鞍山21日电　在鞍山，拥集了一万多个工程技术人员。这支强大的技术队伍，在鞍钢的生产建设中作了许多出色的贡献。但是，目前鞍山市的党政领导方面存在的三个主义，阻碍了这支技术力量发挥它应有的潜力。我们在最近一周内访问了几十个工程师，他们向记者倾吐了埋藏在心灵深处的一些话，对共产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 +## 两个系统一条鸿沟 + +　　设计院的一个工程师说：我是总图科的正科长，过去还有一位党员副科长，可是科里象人事调动和每个科员的情况，都由副科长来管理，我虽然是正科长却不了解，这就无法发挥科长的职权。这位工程师还说，行政上应该让我知道的事情，也不让我知道。比如总图科的任务之一是负责选择建厂的厂址，可是在过去有些工厂决定选择在那儿建设，我这个正科长也被保密保住了，不让我知道。院里派党员副科长去北满、内蒙古等地，回来后直接向院长汇报，我也不知道。 + +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这位工程师认为不能责怪副科长，主要是设计院工作中存在两个系统，布置工作时以党员为一个系统，非党员是另一个系统。有些工作认为是机密，就叫党员干部去做。党的许多方针政策，非党员科长都不了解，使非党科长处理问题时非常困难。这样下去，日积月累，党外干部就只能干一些单纯的技术指导的工作了。使他们对工作不敢负责，科内工作可管的就管，不可管的就不问，做得不对的就点头迁就。 + +## 有些党员好象是没有感情的人 + +　　好多工程师反映，在办公室里虽然党与非党的干部天天生活在一起，但都是公事公办，打官腔，一下了班，各走各的，互不往来。碰到一些政治性的座谈会，党员板着面孔，故作镇静，一言不发，光要非党员讲话；或者只说一些上级的指示和文件上说过的话。会议老开得非常沉闷。大家闷着一肚子意见。散了会有些有意见的人，就三三两两在一起，嘀嘀咕咕谈得很热闹，一见党员来了，大家又没啥意见了。怕说话一不小心出了些错误，被当作材料汇报上去，那可不得了。我们碰到另外一个工程师，谈起党与非党关系时，他说：“老干部的冷淡、稳重的态度不说他了，就是有些还只有二十多岁的干部也装着老腔的样子，实在受不了，似乎一参加了共产党就‘六亲不认’了，跟我们这些‘落后’的朋友在一起会沾污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似的。”有些工程师反映：一听到党委找人谈话，心里就直跳，害怕“不知又出什么事了！”因为在鞍山，过去曾听到过叫做“三不找”的流言，一是不犯错误不找；二是不调动工作不找；三是不对证材料不找。 + +## 没有一个行的吗？ + +　　设计院一位工程师说，我们院里有二十多个工程师，没有一个是党员，据我知道许多人都想入党，不少工程师把争取入党订入自己的规划，可是这些人难道没有一个行吗？我自己已经提出好几次入党要求，肃反后，并且把自己的历史材料整理好交给党组织，可是支部、党委没有一次正式找我谈过话。设计院电力科的一个工程师说，我有一次特地找支部书记谈话，向他表示要求入党，支部书记回答说：关于你的入党问题我没有这个任务，你可以找院长、党委书记去谈，以后我就不敢再提了。还有一个工程师说：“我的老同学安朝俊在石景钢铁厂工作已经入党了，我所熟悉的在鞍钢和设计院里大约有好几十个老工程师，没有一个是党员，我想，可能这些人到了东北，就变得顽固了。” + +　　一位在鞍钢已经工作了八、九年的工程师说：几年前我曾和一位鞍钢的领导干部谈过话，他说：和工程技术人员接触太少了，不太了解情况无法提意见，可是多少年过去了，领导上也应该积累些帮助工程技术人员的经验啦，怎么还不能多接触我们，多帮助我们一下呢？ + +　　有些工程师对工程技术人员的政治待遇不公平，也表示很大不满。有的人气愤地说：难道党对我们爱国、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这三条也不肯定吗？ + +## 学生领导老师 + +　　许多工程师都认为鞍钢、鞍建和两个设计院有些单位安排工程技术人员很不合理。鞍钢中央试验室炼钢研究室的主任黄开紸是这个室的一个组长马信诚的学生，而现在是学生领导老师，报告文件都要学生批改，思想抵触很大。另一副工程师说：领导他的室主任是助理工程师，论技术职位我比他高，但是什么问题我都得向他请示，而他在技术上又很难解决我的问题。许多工程师反映：老干部来领导我们没意见，老干部虽不懂技术但有原则、有经验。可是对于解放后入党的一些年青的工程技术人员做领导工作，一些老工程师都很不满意。 + +## 有职无权 + +　　鞍钢一个工程师说：1949年时工作职责不清，什么都作，1953年后职责清了，大部分有了分工，工程师仍没有明确的职责，名义上是领导干部，实际上说了话也没有人听，工作做好了没有表扬，出了漏子可来找你。中央试验室的一个分室主任说：领导方面调动和培养干部也不跟我们研究一下，常常是，明天调动，今天来一个电话就决定了，去年调姜克俭出国学习，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而人就走了。 + +　　鞍建的不少行政单位都是党员技术员领导工程师工作，工程师又没有行政职称，工程师决定了，基层施工单位可以不执行他的决定，因此有些工程师就产生了消极情绪，反正大的技术问题有苏联专家，突击任务有工人，自己是个打杂的。有些工程师看到领导不信任、下面又不执行自己的意见，更消沉下去：“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就什么都不管了，有些工程技术人员是：两条腿、一张嘴、手脚忙乱、头脑清闲地忙些事务工作。 + +## 给我们一条道路吧！ + +　　我们在访问一些工程师中，他们都提出领导方面还没有给他们创造更好的向科学进军的条件，如鞍建的冶金建筑科学研究所所长范光鼎说：我们虽然成立了研究所，可是资金仪器都不全。同时他们也提出一些希望：要求党政领导方面能够很好的了解，识别他们，尽可能地按照他们的愿望、特长、个性，帮助和培养他们成为中国钢铁工业生产和建设的专家，能够写书的写书，喜欢研究的进行研究，适合于做管理和组织工作的，就大胆放手的让他们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去做技术管理的领导工作。把消极的因素转化为积极的力量。 + +　　 来源： 1957年5月24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91.txt b/CCRD/1/3/2/00059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f6a6dbce2b1676f05f97b83d83c7e04570dcda5 --- /dev/null +++ b/CCRD/1/3/2/000591.txt @@ -0,0 +1,29 @@ +# 北京高等学校负责人在座谈会上　向高等教育部提出批评和建议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高等教育部在昨天下午邀请了北京部分高等学校校院长举行座谈会，请大家针对高等教育部的工作提出批评和意见，帮助高等教育部党组织进行整风。 + +　　会上，高等教育部杨秀峰部长要求大家毫无顾虑地给高等教育部的领导提意见，特别是对党员负责同志提意见。他恳切地说，高等教育部这次绝不能关起门来整风，一定要大家来批评，要依靠各高等学校帮助我们进行整风。同时，高等教育部要边整风，边解决问题。 + +　　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说，我基本上是同意钱伟长教授关于高等工业学校培养目标的意见的。一个大学生受了四五年的高等教育，国家究竟把他们培养成怎样的人？这个问题部里应该虚心地研究一下，多吸取老教授的意见。由于各种专业性质不同，教授的方法也是不同的，有的教授是使学生在学校里就打下坚固基础，一出学校，就能独立工作。有的则是让学生在学校学到一定的东西，将来到工作岗位上锻炼。这种不同的方法究竟哪种好应很好研究。 + +　　关于费孝通教授提到在大学中，要恢复政治系和社会系的问题，我认为这两个系有些课可以放在一定的专业里，倒不一定要另成立系，摊子摆多了并不好。对于教科书问题，我认为要放手，大胆出书，减少教师、学生在教学中的困难。 + +　　我还建议学校的机关化作风要冲淡些，学校也称什么首长不好。 + +　　有些人兼职过多，反而工作做不好，我一人就兼了十四职，有些工作是挂名的，很容易造成脱离群众，养成官僚主义作风。 + +　　对于学校工作的安排，依靠非党员的学校负责人等问题，钱端升院长也发表了意见。 + +　　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说，我这里不说成绩，光谈缺点。这几年高等教育部领导高等学校进行教学改革工作，缺点究竟在哪里？我认为这几年我们是有目标的盲目性很大。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这总目标我们很清楚，也是肯定正确的。但是如何达到这目标，教学改革中学习苏联的这条路如何走？我觉得这问题高等教育部和高等学校都不太清楚，而最感盲目的就是这点。一大套学习苏联的东西如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等都发到学校里去了，许多教师虽然都拥护学习苏联，但因为在业务上的具体方针步骤不明确，使许多教授都有些意见。我认为在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中，高等教育部依靠老教师不够，对教学业务的研究重视也不够。因此产生了老教师“人心向院”的情况。当然，科学院条件好、设备好，也是造成“人心向院”的一个原因。而等到高等学校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了，老教授才成了宝贝，但旗帜都已插到科学院中去了。因此，我说，作为领导教学改革工作的高等教育部，是缺乏预见性的。 + +　　清华大学副校长钱伟长说，我认为办什么事都有规律，如果连规律还摸不透，事情是办不好的。几年来，高等教育部对怎样办好学校的规律是摸得不够的。一个学校怎样才能办好，怎样就办不好；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部里是不太清楚的。我认为如果部里能及早注意这个问题，还是可以摸出些规律的，至少可以知道什么条件下的学校应怎么办才好。部里虽然也注意交流这方面的经验，但常常是要我们两三个月内就搞出经验，经验怎么可能在两三个月内就搞出来呢？学校没办法，只好上面要什么经验，就汇报什么，其实这个学校的经验不一定适合那个学校，因为各校的条件不一样。部里总想把一个经验在全国统一，这种强求统一有时会出问题。 + +　　培养教师是个细致、长期的工作，不能简单对待，但是部里在这方面是做得比较简单的。每年各校要来一大批助教，其实其中有些助教的质量很低，是不适合做教师的。我认为，要培养师资，就应送质量最好的人来培养，不能好坏搭配，要想把高等教育搞好，不坚持这一条是不行的。记得我在１９５２年就提过这个问题，并且还算了个帐，要求领导上研究高等教育的师资来源问题，但并未引起重视，他们关心的却是数量问题。从一个大学生到一个能独当一面工作的教师，这中间要经过一个长期艰苦的努力过程。目前进修教师很多，但是他们进修得怎样，也没人检查过。我认为，要想把一个学校办好，就要切实依靠校内有经验的教师，如果教师的来源得不到保证，学校是办不好的。 + +　　我认为部里对办一个学校、成立一个实验室的艰难性是体会不深的。例如对依靠老教师办好学校重视不够，学校里的教师常被调动，有些教师调到科学院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有些教师也不知道哪天会调走，结果就造成“人心向院”，不安心于高等学校工作。有些本来很好的研究机构由于人调走了而垮台。 + +　　会上，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副院长张席褆、北京邮电学院院长助理刘宜伦和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施平等，针对高等教育部的领导作风以及对师资的培养提高工作、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和保证培养人才的任务和条件等，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2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92.txt b/CCRD/1/3/2/00059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a0ff14514eb196ce6461f0b66c2c9fdfbc4e57c --- /dev/null +++ b/CCRD/1/3/2/000592.txt @@ -0,0 +1,27 @@ +# 北京各厂矿企业党委书记提出整风中几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 +　　<任志樵> + +　　新华社北京21日讯　在中共北京市委工业部召开的各厂矿企业党委书记会上，提出了整风中几个急待明确和解决的问题： + +　　一、参加整风的同志，要不要一个一个地“过关”？检查以后，群众还有意见，被批评者又不同意怎么办？要不要找重点人？ + +　　二、在一个工厂企业党委会里，是不是每个成员都要单独作思想检查报告？是不是只要党委主要负责人检查并且作检查报告，其他同志作一般检查就行了？ + +　　三、整风中牵涉到工资、福利怎么办？过去不合理的问题，是否可以解决？ + +　　四、领导检查以后是否还要交代？向谁交代？是开职工代表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交代还是党政工团分别交代？ + +　　五、整风中是否要作出书面检查？ + +　　六、群众对非党负责干部意见多了怎么办？ + +　　七、工厂企业中只有一个党委书记或厂长，怎么贯彻执行整风生产两不误？ + +　　八、工厂企业中的小报，是否也像人民日报一样什么意见都登？ + +　　九、中央指示中提出反对三个主义，但中中央来提应该树立什么，怎么办？ + +　　十、中央对整风运动有无具体措施？过去“三反”、“肃反”都有百分之几的控制数，这次是否也有？　　(任志樵) + +　　 来源： 1957年5月2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93.txt b/CCRD/1/3/2/00059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997038c015d05d8680895a9db07180b7272cf7f --- /dev/null +++ b/CCRD/1/3/2/000593.txt @@ -0,0 +1,21 @@ +# 北京航空学院官气十足，在党群之间有一座“万里长城” + +　　<《光明日报》> + +　　本报讯 北京航空学院的教师于5月16日起连续开了三次座谈会，帮助共产党整风。虽然有些教师对该院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提出了一些批评，但有些教师认为还放得不够。有署名“三教师”的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批评该院党委会没有做到大胆放手，以致群众对“鸣放”还有顾虑。该院党委会第一书记武光同志在18日的座谈会上，也承认该院党群之间不仅有一座墙，而且这座墙是一座“万里长城”，甚至比万里长城还厚。 + +　　在座谈会上，教师们指出官气十足是该院的特点之一。学校的布告上，前面大大的写着“北京航空学院命令”，后面也大大的写着“此令”。该院领导习惯于用治军的办法来办学校。而且领导同志只是坐在三楼的办公室里，很少与群众接触。林士谔教授说：领导同志好像有意避开群众，很少下来看看。对群众情况一点不了解，只会下命令。程本蕃教授则认为该院领导有特权思想，他举例说，医务室规定体温不到三十八度以上的病人，医生不出诊，但是院长的小孩病了，不管体温高低通知一声，大夫就去看病了。 + +　　许多教师指出，该院领导平日不接近群众，只找积极分子，偏听偏信，许多系主任有职无权，人权掌握在系秘书的手里。一位系主任几年来只主持过一次清洁卫生工作内会议，所有的工作都是系秘书包办。饶子范教授说，领导上从来只知注意积极分子，却不重视群众。但是积极分子并没有起到联系群众的作用，而是起了反作用。宁榥教授更说，由于培养和使用积极分子不恰当，许多人一当上积极分子便变坏了。这是桔生于淮则为桔，逾淮则为枳的问题。看见有些青年在这种风气中变坏，是使人痛心的。 + +　　教师们谈得最多的是保密问题，认为保密问题处理不得当。给学校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凌云沛副教授说，保密是应该的，但要看保的是什么密。把世界上都已知道的东西还要保密，则大可不必。常荣福副教授说，许多宝贵的资料，由于保密，不让人看，可是时间过了，这些资料成为废品，也没人要看了。林士谔教授说，保密制度也是一座墙，不把人民内部的保密和对外的保密区别开来，就会产生很坏的副作用。例如有一本苏联自动驾驶仪说明书，该院把它当作绝密资料，不许出借。实际上，这类驾驶仪美国早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使用了，而且我们也有英文的说明书。但是后来又来了一本更新的自动驾驶仪说明书，反而当作一般机密看待，却可以借出来看了。他说，照这样下去，学生问到的问题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也可以拿保密来搪塞了。 + +　　教师们指出，由于保密，许多专门人材不敢应聘，在校的教师有的也不安心：由于保密，许多青年也不敢来投考，在校的学生有时也碰到很难想通的问题。徐鑫副教授说，有的教师下厂，系主任不敢问上哪去了，这是保密。有时分配学生下厂，实习的题目都已发下去了，可是干部科不同意对某些学生的安排，却又不说出原因，这也是保密。余德星副教授说，新助教反映在做学生时，党员学生光下机密厂，但马副院长说这是“凑巧”。 + +　　目前该院教师还顾虑重重，在座谈会上，也表现出了这种气氛，有些教师只谈琐屑问题，不谈主要问题。崔济亚教授就承认自己还没有完全解除顾虑。他说，肃反运动中搞出了一个“自发的反革命分子”，这个名词的定义很不明白，谁要是不满意领导就可能被扣上这顶帽子。这是教师们还有顾虑的根源。他认为宪法当中应当明文规定，保证一个公民在没有证明有罪以前，不能采用任何群众形式的斗争。宁榥教授则认为人们所以有顾虑，是该院几年来的作风所造成。他说，该院几年来的风气是要求大家盲目服从领导；如果不盲目服从而提出意见，就会遭到两种待遇：一是在运动当中把你当作重点，二是把你调走。 + +　　原任体育教研室主任的曾福盛先生在座谈会上说：近来报上所提到的人民内部矛盾，我都有切身之感。他用他自己的遭遇来说明北京航空学院是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他说：“我们体育教研室二十多个专搞体育的人，订出来的体育活动计划，却要送给一个不懂体育的年青干部批准，而他又故意为难，故意打击。”他指出很多人都是有职无权，领导上对知识分子不信任是最令人痛心的。他说：“马副院长要我下台的四条理由，我一条也不承认。他还向人说曾某人五十多岁了，不能改造了。我要问，五十三岁的人就不能要求进步吗？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里有这项规定吗？” + +　　北京航空学院的教师，希望该院大胆放手，用事实解除人们的顾虑，使大家能够把心里的话倾吐出来，使该院的作风能够彻底政变。 + +　　 ---- 原载《光明日报》1957年5月21日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94.txt b/CCRD/1/3/2/00059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2efb5d39388dcaf6aeedd443e23f5b198c1c27 --- /dev/null +++ b/CCRD/1/3/2/000594.txt @@ -0,0 +1,13 @@ +# 不合理的生活制度在群众和领导间筑成一座墙 + +　　<新华社记者　周原> + +　　当许多领导同志挽起衣袖来，去和工人、农民一块劳动的时候，人们发现：在他们和群众联系的道路上，横立着一堵人为的墙壁。这堵墙壁是由各种特殊的制度或特殊的照顾堆砌起来的。 + +　　河南省的领导机关集中住在市郊新建的一个行政区里。在这里可以看到，秀丽的别墅式的小楼，或风雅的宽敞的平房，在一片片机关宿舍中，形成了一个个单独地住宅区。在建筑上，工人把这些别墅小楼称为“高级住宅”，“厅长院”则是另一个高级住宅区的别名。在每一个稍大一些的机关内，也都有一个“首长宿舍”，孤立地设在一个特殊的地方，连一些群众团体，甚至在工地上也都是这样的。有一个工地的高级住宅旁，发现小楼上有一个条子，条子上写道：“这里可以驻一个连队”。大家知道，住宅是按有关部门的专门规定来分配的。这个规定，把领导同志和群众划开，也把他们和一般干部划开。不管一个领导干部是不是愿意，他都得按照制度去住在和群众隔离的特殊的住宅里。 + +　　有一个制度规定，十三级(通常是处级)以上的干部，要吃精米精面，这些米面白得发亮，出品率很低。同时，制度还规定他们每月还可以购买比一般市民、干部多得多的食油。一次一个工地招待所突然赶走了所有的客人，因为招待所改成了小灶，它只供应精米精面。因此，只能招待十三级以上的客人。“文艺报”的一位记者对我说：他曾把一位工人领进这个食堂，管理人员问他：这位客人是几级？结果，记者和他的客人只好离开这个食堂，到饭店去吃了一顿。我听这位记者说，他并不抱怨管理人员，因为这一切都是制度规定的。当然，国家没有规定这些制度，但是，在领导干部的生活里，都可以看到许多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度和照顾。它像一堵墙一样，把领导干部和群众隔离开来；使他们住在特殊住宅区里，吃的米、面、油、肉和群众不一样，走路时又用小汽车把他们和群众隔离，车一停下来，又有警卫在群众间作好了戒备。很久以来，在一般干部中，就有人感慨地说：“进城后，同志们在战争中形成的那种亲密的阶级感情疏远了。这确实是一墙墙壁，在墙壁里培养和滋长的是官僚主义。 + +　　现在，许多领导干部在中央督促下，绕过这堵墙走到群众间去了，挽起袖子来，同甘共苦，一块劳动了。而人为的墙还留在那里。 + +　　 来源：　　1957年5月2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95.txt b/CCRD/1/3/2/00059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8587c61b3184d487547d1b243abc735e94c3302 --- /dev/null +++ b/CCRD/1/3/2/000595.txt @@ -0,0 +1,27 @@ +# 国家体委邀请首都体育界人士座谈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中共国家体委党组昨日邀请了首都高等学校的部分体育教授、讲师举行座谈会。会上，大家对国家体委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提出了批评，帮助国家体委党组进行整风。 + +　　北京石油学院李志强副教授批评了国家体委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他说：在刚解放不久，体委的领导干部很接近我们，看见我们有说有笑，可是现在成了“首长”以后，看见我们头也不点一下，扬长而去。在工作中也是如此。 + +　　很多人感到国家体委对体育工作者是使用多，关怀少。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刘冠军副教授说，我们这些体育工作者将国家体委看成第二个家，可是在这个家里得不到一点温暖。国家体委对我们只有各种要求，但是关怀、培养却很少。北京工业学院周春鸿先生指出，体委常发出紧急通知，要我们马上报到担任裁判，可是来得匆匆，走也匆匆，从没有总结经验，以致在这场比赛中发生的问题，下一次还是发生。象这样做法怎能提高裁判水平呢？在国家队出国时，也是如此，除了篮球队回来作些传达报告、在报上发表一些文章外，举重、体操、游泳等队都关了门在家里总结，在小圈子内传达。 + +　　对国家体委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方面，很多人也提出了批评。北京师范大学刘世亮先生指出，国家体委在制订劳卫制项目中闭门造车，不考虑国内的情况，象铅球等项目在农村中能否推广？如在劳卫制项目中加入一些简单而不用花钱的民族形式的项目，这样便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参加。 + +　　北京政法学院金德耀先生说，国家体委在学习外国先进经验，训练运动员方面常是从教条和主观出发。在篮球运动中，中国运动员的特点是灵敏，但国家队在国外比赛时遇到了外国队高大的中锋，回国后在发掘和培养运动员方面便只注意了身材的高大，而不注意发扬我们原有的优点。 + +　　对国家体委忽视群众性体育运动，偏重竞赛，北京体育学院宋君复教授提出了批评。他说，国家体委忽视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体育协会时，国家体委不考虑当时的具体情况，雷厉风行地布置下去，要在几天内达到多少数字，下面汇报上来的材料、数字看来也完成了任务，可是实际上起作用的体委没有几个，体协的问题堆成了堆。 + +　　有些人在发言中批评了国家体委存在的宗派主义现象。 + +　　北京体育学院宋君复教授说，国家体委觉得老的体育工作者不中用，当工作需要时把我们请来后，又对我们十分轻视。在各个运动会中，裁判员也总是由指挥部来领导，比赛中途如裁判员的工作不合指挥部的口味，就被当场撤掉，使得我们做裁判的缩手缩脚、顾虑重重、紧张万分。在每次代表队出国时，也是首先挑选党、团员，不管业务水平是否够得上，而那些业务水平较高的群众想为祖国多出点力也无可奈何。 + +　　北京石油学院副教授李志强说，有一次体委要调四名优秀的滑冰运动员去哈尔滨向捷克斯洛伐克专家学习花样滑冰，去的四个人中有两个连外刃滑也不会，就因为他们是党团员，所以被派了去。 + +　　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副教授刘冠军说，工作需要时找我们当裁判，不当裁判时连体育馆的门也不能进去，更谈不上看什么比赛了。 + +　　最后，体委副主任蔡树藩对大家所提的意见表示欢迎。国家体委党组将在２７日举行第二次座谈会。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22日，原题为：“吸收群众意见　做好体育工作 国家体委邀请首都体育界人士座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96.txt b/CCRD/1/3/2/00059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33632ef88c67424aa2a9c7b7e1b0a738909b7a --- /dev/null +++ b/CCRD/1/3/2/000596.txt @@ -0,0 +1,43 @@ +# 江苏省宗教界思想动向 + +　　<《内部参考》> + +　　本刊讯　自从中央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后，要求扩大民主、自由的空气在江苏省宗教界也得到同样的反响。除了对过去没有解决的思想问题又重新提出以外，在新的形势下，又产生了很多新的思想问题。 + +## 一、 对肃反运动有不满情绪： + +　　1、认为肃反中教会被捉的人太多，斗争面太宽、太过火，说是“借题发挥、打击教会”。并认为被捉的人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 +　　2、同情、不服气。说蒋介石还可以当部长以上干部，日本战犯也被释放，教会里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比起他们来简直算不了什么，要求释放在押人犯。有人对反革命分子的判刑感觉太重，把同情态度，慰问个别被放出的人。有些人释放出来后翘尾巴，表现盛气凌人，讽刺控诉肃反中的积极分子。少数落后分子认为：过去反帝爱国运动搞得过火了，对教会不利，上了政府的当，今后再不能自己搞自己人了。 + +## 二、对政治表示厌倦，热衷于宗教活动： + +　　1、有不少人认为“反帝爱国”已经过时了，现在是如何“爱教”的问题。说过去是“拆毁阶段”，今后是“建设阶段”。海门教区主教朱开敏至今不承认教会内有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南京教区神甫听说全国爱国会延期召开的消息后，对一些积极分子冷嘲热讽。有些人对教会中的爱国分子说是“醉心政治、高谈爱国、不管教务”，“使教会前途不堪设想”。南京天主教爱国会主任对此表示不满，他说：“只要有我在爱国会一天，我就不让它变质。” + +　　2、积极搞宗教活动，发展教务。南京基督教各教会上层人物忙于去各地巡视教务，访问教徒。徐州天主教代主教钱余荣竭力在修女中做工作，少数已参加生产的神甫、修女要退出农业社或其他社会职业，以加强传教活动。并对我们控制该专区农村中天主教的活动不满，提出“独立自主、放手行动”的方针。苏州市教牧人员说要“固守城市，面向农村”。江浦、六合、宜兴、东海、奉贤、南汇、江阴和淮阴专区部分县，数年来基督教徒均有大量发展。有些地方家庭聚会活动频繁，进堂人数上升。 + +　　3、厌恶政治，要求属灵。南京大学学生对讲道不满，说“要听爱国的外面到处有何必来教堂”，“我来要灵性，不是来要政治”。南京各大学基督徒学生学习哲学后，教会和教徒学生情绪上都很紧张。韩家巷教会所等就专门组织了青年教徒，开办以批判唯物主义、巩固信德为中心的讲座(共分六讲，已讲三次)，企图缓和矛盾，稳定人心。 + +　　4、某些地区神职人员与爱国会的关系重趋紧张，大肆攻击爱国会是公安工作作风，企图掌握领导权；对政协宗教工作组很感兴趣，想通过这一机构开展合法斗争。 + +## 三、要求扩大民主、自由： + +　　1、认为对教会限制过严、过死，要求更多的权利；说宗教也是唯物的，不是消极的，要求唯物和唯心“求同存异、互相尊重和长期共存”；要求在报纸上表扬宗教界的新人新事，登宗教界书籍的广告及新华书店出卖宗教书刊。却又普遍反对出批判宗教的书籍。 + +　　2、算旧帐，特权思想萌芽。要求政府将过去接收的外资津贴的教会学校、医院等财产给予“补偿”订立合同。以奠定教会自养的经济基础。说“政府对资本家还进行赎买，现在教会倒不如资本家”。认为“没有经济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无保证”。徐州专区天主教会提出要收回解放后所借他们的全部房屋。 + +## 四、普遍关心教会和个人前途，存在着留恋过去、不满现奖、忧虑将来的思想： + +　　1、认为唯物和唯心、社会主义与宗教总是矛盾的；怕社会主义革命后经济来源减少；忧虑儿童、青年不信教无后代人。佛教中有人感伤地说：“解放后还未看见一个青年过来，我们这些人恐怕是最末一代了。”要求办读经班、佛学院等。 + +　　2、要钱、要政治地位。要求把教会工作人员的生活全部包下来，改临时补贴为国家薪水制；要求明确爱国会的性质和个人身分。 + +　　3、要求不要发展教徒入党，也有的要求让教徒带教入团。 + +　　4、个别人要求转业。 + +## 五、对宗教政策不信任： + +　　有人认为宗教政策是假的，是调和矛盾的手段，保护宗教是为了消灭宗教。认为共产党贯彻宗教政策不如贯彻其他政策有力，表现在(1)只对宗教讲，不在广大干部群众中讲；(2)违反宗教政策事件从未登报纠编；(3)不得体。有人说：“宗教政策贯彻了一阵，但出了几本反宗教的书就又抵消了。”有人认为下面歧视教徒、打击教徒的现象都是政府启发暗示的。有人觉得现在舆论压力、精神上的痛苦是主要的，占用教堂房屋等具体问题还是次要的。(转载新华日报第八期“内部参考资料”) + +　　 来源：1957年5月2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97.txt b/CCRD/1/3/2/00059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28092af0a99ba175f3c951ed5c6b454c118ba59 --- /dev/null +++ b/CCRD/1/3/2/000597.txt @@ -0,0 +1,31 @@ +# 口腔医学领导中的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 + +　　<北京医学院《北医》记者> + +## 口腔医学系在讨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对各方面提出批评。 + +## 卫生部对口腔医学领导薄弱 + +　　郑麟蕃副教授指出卫生部口腔医学的代表是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医师(职位相当於科员)，不可能全面地考虑口腔医学教育，医疗，器材，干部等问题，而高级领导者则对口腔科是外行，应该有一定的组织机构来保证口腔医学的发展。胡郁斌教授认为应该有相当於部长助理一级的懂得口腔科业务的人来领导口腔医学。邓光祯讲师提出苏联保健部有口腔总医师来掌握全国的领导，我们在学习苏联时没有学这一点却生硬地学了其它的。 + +　　（口腔医学存在的很多问题是由於卫生部不了解口腔业务又不深入了解情况造成的。如胡郁斌教授，邓光祯讲师等提出，卫生部盲目招生，很多干部毕业后没有工作，人浮於事，或者改行，器材生产也赶不上需要，我们的干部拿着支票跑遍南北都买不到器材，工作因此不能发展。） + +　　郑麟蕃副教授提出口腔医师在医院内不受重视，某些院长动员口腔医师改行，不供给口腔科X光机，对专业干部作一般使用等，卫生部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检查这些现象并对不重视口腔科的某些领导进行批评等教育。富振声同志提出卫生部不重视口腔系的另一表现是选派留学生。研究生，参观苏联时都没有口腔系的名额，因此我们学习苏联都是人云亦云，不知真实情况如何。过去曾派一位学组织胚胎的助教去苏联学(此处几字辨认不出)他学口腔组织胚胎学，他不愿意。而口腔系的同志想去却不让去。张乐天教授亦提出愿意自费去苏联参观学习他们如何办口腔医学，但卫生部对口腔系的这些要求从不考虑给以满足。张乐天教授又认为卫生部不重视高级知识分子，宁肯用一位年轻经验不足的党员负责口腔医学的领导却不愿请教老专家，这是宗派主义的表现。 + +　　口腔系在我院的地位亦是存在问题的。钟之琦教授认为“领导对口腔业务不了解。口腔系在院里的地位是个寄生的，可有可无的累赘。解放以前；说口腔系是个瘤子，解放后虽然不说了，但现在在全院的地位是最低的，出国，进修，培养等都没有口腔系的人，在日常生活，医疗，教学等都表现得不重视，如和总务处联系时，他们一听说是口腔系的就回答“慢慢再说吧！”这种情况和领导上不重视是分不开的。郑麟蕃副教授认为口腔医学系在整个医学范围内虽不能提到最首要地位，但他肯定是人民需要的，不应轻视它，全国32个医学院校中只有三个学校有口腔系，而我院则负有培养全国1／3以上口腔科干部的责任，因此决对不应轻视口腔系，相反应当特别重视它，加强对它的领导，否则就不能完成培养干部的重大任务。王洁泉教授说“卫生部应当很好地支持我们系来完成培养干部的任务，但却没有这样做”。 + +## 学习苏联中的教条主义 + +　　很多教授提出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卫生部与院，系都有教条主义，胡郁斌教授说“卫生部在制订百年大计时征求专家意见不够，在学制方面硬搬苏联经验，口腔系一定要比医疗系少一年，那时解释是国家需要，实际是盲目发展，每年招生120人，但每年分配工作时都有问题。应该根据所学的课程来确定年制，而不应该根据苏联口腔系学制比医疗系少一年，我们也就教条地学”王洁泉教授说“苏联口腔系是五年制，我们是四年制，但还要学人家那么多东西，当然学不好，教学大纲订得很冠冕堂皇，但学生质量却很差”胡教授认为口腔系学习苏联的教学改革是典型的教条主义，忽略了结合中国具体情况，过去所作的总结只是表面上的成功，实际问题很多，胡教授和张乐天教授都认为包班制有缺点，一个人不可能把过去由数个人来讲的课全部包下来，而其他教授则闲着没事做，或做一些突击的工作，对於这一部分编余人员没有很好地安排工作。 + +　　有些同志提出我们学习苏联有很多好的地方没学到，却搬了些教条来，郑麟蕃副教授说“目前中国口腔医师很少，不可能每个医院都有口腔医师，有些工作如拔牙等应该由一部分外科医师做，但我们的医疗系学生都不学口腔科或学得很少，苏联医疗系学生都学口腔科，出去没能解决一般问题，而我们学校医疗系学生，学口腔科学得太少，实习时间被削减了，出去后边龋齿都辨认不出来”。邓光祯讲师说，向卫生部提了四，五年应该有口腔总医师，但到现在还做不到，没有这样总的机构，口腔事业如何发展？ + +　　（在医疗方面，口腔系合并成三科以后否定了过去一切成绩，完全学了苏联的一套，胡教授认为医疗质量在下降，应该采取过去工作中的经验，不要否定一切。） + +## 对於院领导的意见 + +　　口腔颌面外科教研组在讨论时提出一个长期存在着的问题：二院的成型外科和颌面外科的工作在很多地方重复，两科都做唇裂、腭裂、面部畸形的修复等，医院挂号处总把病人送到成型外科，颌面外科不容易得到病人，而两科的病人住在同一幢楼内，经常相互比较那一科的手术作得更好，影响很坏，院方应该迅速解决这个问题。 + +　　胡郁斌教授认为院方提出科研任务后随之又给了很多限制(时间，经费等)清规戒律很多，无异是压制科研，结果只能得出结论是：下班以后回回家去搞科研，学校对於科研，只是形式上要求，没有具体领导。(口腔系通讯组) + +　　 来源：北京医学院出版《北医》，1957年5月2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98.txt b/CCRD/1/3/2/00059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97df4a9019203a54bdffeff843eee8b6e15a55 --- /dev/null +++ b/CCRD/1/3/2/000598.txt @@ -0,0 +1,17 @@ +# 良好的开端 + +　　<《文汇报》社论> + +　　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党外知识分子发言异常踊跃。广开言路的结果，民主空气到处荡漾，每个人都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要求改进工作、多做工作的心情，也从来没有现在这样的迫切。这真是一个激烈变革的时代啊! + +　　正如叶元龙教授所说:“历来的执政者是没有不害怕别人揭穿他们短处的，有时虽然也假惺惺地大开言路，但最后还是收而不放。我们试翻翻中外历史，就知道像中共中央及上海市委召开的这种请人批评自己的会议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难怪参加这次史无前例的，具有开新纪元意义的会议代表，包括我在内，都感觉得无比兴奋，无比鼓舞，都在会议上毫无保留地说了自己要说的话，都向党献了野人之芹”。这的确表明了参加这次会议的许多党外同志的心情。他们本着春秋责备贤者的精神，尖锐地批评了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揭发了存在在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代表们的发言，有的慷慨激昂，有的语重心长。这些发言，绝大部分都是诚恳、善意的，这是热爱共产党的最生动有力的表现。 + +　　从揭发的许多错误和缺点的材料来看，证明党中央指示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是完全必要的。本来，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谁也没有经验，需要不断的学习。像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大的贫穷而落后的国家，要使六亿人都能过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真是谈何容易。有些矛盾是由于客观原因所造成的，例如，我国的封建王朝和蒋介石统治带给我们的，是经济上的贫困和文化上的落后。要彻底改变这种面貌，就要有一个过程。在改变过程中，或者由于没有经验，或者由于缺少知识，因而在工作中产生了许多缺点和错误。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有些共产党员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近几年来有了新的滋长，少数共产党员还沾染了国民党的坏习气，这样，不仅不能有利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有些方面反而制造了新的矛盾。甚至使有些矛盾尖锐化。这种情况不改变，对团结一切积极因素，把一切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显然是很不利的。 + +　　因此党中央及时地提出了整风运动的号召。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中央宣传会议的报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为整风的主题。这是一个崭新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主题。柯庆施同志在这次会议上，要求共产党员“放下架子，老老实实，认真整风，改造自己”，又说:一个共产党员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别的利益，共产党员决不掩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而且一定能够改正。这说明了共产党整风的决心，说明了共产党对人民利益的负责，说明了共产党之所以正确，光荣，伟大。 + +　　这些时候的事实还证明，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上海“大放”、“大鸣”的结果，并没有使天下大乱。相反，矛盾是客观存在着的，既是客观存在着的矛盾，是掩盖不住的。把存在在人民内部的矛盾揭露以后，就有利于这些矛盾的解决。中共上海市委负责同志，在宣传会议上已经提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一些具体办法，说明了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解决的。也说明了“大放”、“大鸣”的结果，有力地推动了整风运动的开展，对社会主义建设大有好处。 + +　　狂风暴雨的阶级斗争时期基本上过去了，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然而，怎样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在党内外都是一个新的课题。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这是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必须贯彻的精神；既严肃认真而又和风细雨，这是在共产党内开展整风和党外同志帮助共产党整风时必须坚持的方法。我们希望共产党员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虚心倾听党外同志的批评和意见；我们也希望党外同志以主人翁的态度，继续大胆的放，继续大胆的鸣，热忱地帮助共产党整风。共产党是我国人民利益的体现者，使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减少和避免一些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也就是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所以，诚恳地帮助共产党整风是责无旁贷，当仁不让。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这次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整风，使人民民主专政益加巩固，党内党外的思想面貌焕然一新，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踏步地前进!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5月2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599.txt b/CCRD/1/3/2/00059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7c8998c29420082b76c0836cd0b1a7c5ff97c50 --- /dev/null +++ b/CCRD/1/3/2/000599.txt @@ -0,0 +1,97 @@ +# 河南临汝县“闹社”事件调查 + +　　<新华社记者、崔保章、张励中> + +　　编者按：本刊2117期曾发表了一篇关于河南临汝县“闹社”的资料。但那篇资料反映的情况比较简单，所以现在发表一篇比较详细的调查资料，供参考。 + +## 一、临汝县基本情况 + +　　临汝县位于伏牛山北麓，属河南省洛阳专区。现有人口四十三万六千多人，耕地一百七十多万亩。 + +　　临汝县于1949年9月解放，1950年冬完成土改，1956年5月下半月（麦收后）实现了高级合作化，有99.1%的农户参加了高级社。全县农业生产在1952年就恢复到战前水平；1956年岁遭受了解放以来最严重的水、旱等自然灾害，粮食产量仍比解放后任何一年都高。 + +　　临汝人性情强悍、急躁，感情容易激动，常因小事争吵、打架。解放前，这里与邻近的鲁山、宝丰、郏县、伊阳等县是河南省有名的“土匪窝”。据县公安局人员谈，当时临汝几乎每个乡都能找出一个率领百人以上的匪首：打孽（暗杀）、拦路抢劫风盛，当时有所谓“十八弟兄”、“七十二弟兄”、“四把镰”（连家四弟兄）等“打孽团”，专门以替人打孽为业，常常一次打孽就“斩草除根”，把一家人杀得一个不留。加上反动道门会活动频繁、蒋军长长期驻扎，全县大部分地区现年三十岁以上的人历史清白者不多；许多老实农民当时因给恶霸、地主当佃户做长工，也不得不随从乱干。解放后，经过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运动，土匪、会道门、“打孽”活动便告绝技；但因历史环境造成的群众强悍、急躁的性情，在不少问题上仍不断有所表现。另据中共临汝县负责同志谈，解放前临汝人民就有向“青天大老爷”集体请愿的习惯。 + +　　据中共洛阳地委副书记陈祥林谈：临汝县干部有干劲，各项任务都能积极完成，特别是善于完成突击任务；但是有单打一作风，不善于作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中共临汝县委现有二十五个委员、六个候补委员，除书记和四个副书记外，其他的人绝大部分是本地干部。这三十一人中，只有三人读过初中，其余都是只上过小学或没有上过学。一般乡、社干部工作热情很高，但工作方法简单，命令主义作风比较普遍；他们的文化水平一般都很低，有许多社长和社支部书记都是文盲，因此，对合作化以后的新工作——管理集体经济和集体生产，干起来是吃力的。 + +## 二、“闹社”情况 + +　　（1）临汝县群众性的“闹社”事件，发生在1956年下半年。从开始到结束，一个社接一个社地“闹”了半年之久；10月、11月秋收分配时“闹”得最严重，大部分社的“闹社”时间都发生在这个时期。 + +　　全县先后共有三十一个社发生“闹社”事件（这个数字是1957年2月初的临汝县委会议决定的；其他还有十几个社虽发生了一些问题，但解决得及时，没有大闹起来，都不算“闹社”），占全县农业社总数的8、86%。其范围涉及到十三个乡的一百一十个自然村。这些社共有一万二千多户、八万一千多人。 + +　　“闹社”事件据绝大部分发生在县城西部汝河南北两岸工作基础比较薄弱的三类乡（村），这些社在地理上几乎连成一片。闹得最厉害的杨楼、冶墙、庙下、温泉、王砦等五个乡的十八个社，土地紧相毗邻。这是由于“闹社”事件互相传染、影响的结果。这些社都是各闹各的，互相之间只有影响没有连系，更没有任何人或任何组织在各社之间统一指挥、串通。 + +　　（2）1956年7月初，临汝县发生了“龙山事件”。龙山村在县城西南三十多里，是温庄农业社的一个生产大队。这次事件是在这个村的生产大队长张金中（共产党员，社管理委员，想把社分开自己当领导）等人的积极鼓动下，由富裕中农张银生和不满分子张串带头组织的。他们带领社员到乡、到县请愿、告状，无理要求分社；组织社员拿着权把扫帚等追打向他们进行解释教育的乡支部书记（没有打着）；连续几次组织全村男女老少（每次都有二百多人）在夜间包围县委工作组驻地，齐呼乱叫，喊口号、说怪话，甚至侮辱、谩骂工作组同志，威胁工作组答应他们“分社”，每次都是闹到午夜才散。当时正是麦收夏种时节，停顿生产多日。 + +　　接着，县城西二十多里的杨楼乡陈圪垱村的社员，在生产队会计程法（当过伪兵多年）的鼓动下，围打了副社长，紧闭了生产队长。城西三十五里的杨楼乡口子赵村在生产大队长赵二中、大队副彭忠好（都是共产党员）等干部的鼓动下，由于复员军人赵武松（伪兵出身，解放战争中被俘虏参加我军，后负伤复员）、坏分子万平安（商人出身，当过土匪）带头，煽动二百多人到乡请愿、轰打社干部，把社里的党支书和团支书等三人打了一顿，党支书被打得头破血出。 + +　　事后，这些时间都没有认真处理。而这种情况很快就在附近村、社和全县传播开了。加上，以讹传讹，流言蜚语乘机而起，气氛格外紧张。诸如“××社干部被打了，县长去向群众作了检讨”、“××社干部不让按人口分粮食，社员打了他一顿把粮食分了，县里还批评他不会团结群众”等谣传，到处皆是。 + +　　县委当时没有重视这种情况，也没有采取什么有效措施加以制止。这样一来，乡、社干部面对着合作化第一年难以避免的一些缺点和上述舆论压力，便茫然不知所措，他们不敢宣传合作化的好处，不敢坚持合作社的原则，不敢向农民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广大社员（包括了一部分党员和社干部）不知何是何非，小农经济的残余思想和自私本位思想开始抬头活动；农村的坏分子和不满分子便乘机而动。于是，“闹社”事件便一个接一个地迅速蔓延扩大起来。 + +　　（3）“闹社”表现很多。主要的有：停止生产，聚众阻挡社里把本村、本生产队的粮食、红薯等调往别村别队统一分配，哄抢和开仓私分社内的粮食、棉花，阻运公粮，集结群众到乡、到县请愿，包围县、乡、社的干部进行哄闹、讥讽、辱骂，要求分社、退社，追逐和殴打乡、社干部。据县委办公室统计，“闹社”期间共发生阻运统一分配粮十五起，阻运公粮八起，开仓分粮七起，到县请愿三十三起、八百六十人，偶打干部（都是社干部，如社长、支部书记、生产队长等，没有一个县、乡干部）和家属干部十五人。鲁张、连庄等四个社的部分社员，擅自葱社里拉回五十多头牲口，并把其中的三十二头3卖掉了。小程社十九户社员未经批准退社，就在自己地里种上了小麦。 + +　　闹得最严重的六、七个社已经成为小型的群众性骚乱事件。上鲁社部分女社员在反革命分子家属闫小枝等人的煽动下，把送公粮的大车截回，抢分粮食六千一百多斤。王堂社辛庄的社员，在不法分子辛清臣、辛立臣的股东组织下，私自刨分六十多亩红薯（共十万一千多斤），组织全村男女老少近百人套七辆大车到县里“请愿”，围哄和奚落乡、县干部，到处搜打社干部，辱骂社干部是“土匪”、干部家属是“坏蛋”，私自改选本村社干部、摘掉地主富农帽子，操纵基层普选、使“闹社”的积极带头者当选为乡人民代表，等等；一直闹了半个月，使全村一百多亩小麦未能及时播种。县兵役局一个姓许的大尉在该村动员群众不要“闹社”时，一句话没有说对头，被一群妇女围着，从村这头拥到村那头，非要把他推到井里不可。 + +　　“闹社”期间，不法分子气焰嚣张；一般群众盲目行动；党员、干部畏首畏尾，不敢出头露面进行工作，有些干部怕不法分子行凶作恶，不仅不敢与不法现象进行斗争，反而终日东躲西逃、产生退坡思想。小程社的九个社委当时有七个人要求辞职，八个生产队长有四个外出躲避。辛庄村的社干部在“闹社”期间都不敢与群众见面，有几个干部曾经连续几晚不敢在家睡觉。从而使不少社的生产受到了影响。据不完全统计，这些社因“闹社”影响，少积肥十四万八千多车，有七千多亩小麦没种上。 + +　　（4）临汝“闹社”事件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无论是阻运外调粮食、私分粮食，或是围轰干部，到县请愿，各社差不多都是男女老少一齐出动，而且妇女、老年人总是跑在最前面；可是在农村以往的一些政治活动中，这些妇女、老年人确实不大上前、不大参加的。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各社这次都是从与广大社员切身利害有关的分配问题上闹起来的，大多数社员参加“闹社”的动机争取增加自己的经济收入或怕减少自己的收入（不管它是否合理合法）；就是极少数怀有其他目的（如搞垮农业社、打击社干部进行个人报复等）的坏分子和不法分子，也是利用这个问题来煽动社员“闹社”的。正因为这些妇女和老年人过去不大参加政治活动，她（他）们对许多政策法纪就不大了解，对许多问题不明是非，只追求眼前经济利益，闹起来也就盲目大胆，敢作敢为。 + +　　这次事件的鼓动者、组织者，主要有这几种人：（一）社干部（包括党员）——如社支部书记、社主任、会计、生产队长、生产组长等。据“闹社”的十九个有代表性的社统计，有十二个社都是在这些人的积极鼓动下闹起来的。他们闹的原因一般有二：一是干部之间不团结，利用群众力量互相打击、报复；一是本位自私思想严重，盲目维护本村、本生产队的片面利益或错误要求。（二）对农业合作化不满的社员——主要有两种人：一是入社后收入减少的和入社时侵害过他们经济利益的上中农，劳力少人口多和收入前副业收入较多的农户；一是农村中好吃懒做、劳动不积极的人。另外也有些入社后因受灾和社里经营管理不善而减少收入的贫农。（三）对乡、社干部有意见或有成见的人——受过干部批评、打击的农民，落选干部，“急性土改时”被斗过的中农等。（四）对新社会不满的人——主要是一些反革命分子家属，地痞流氓，解放前干过土匪、伪兵的人等。 + +## 三、发生“闹社”事件的原因 + +　　发生“闹社”事件的原因错综复杂。归纳起来，基本上有下列四方面： + +　　（1）在合作化运动发展迅速和1956年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临汝县实现高级合作化后许多工作没跟上——主要表现在经营管理和政治思想教育上。这是发生“闹社”事件的根本原因。 + +　　（2）临汝县合作化运动发展得比较迅速，某些地区甚至有些过猛、粗糙。全县90%的农户都是在1955年冬和1956年春才加入初级社，而且多数都是没有经过统一分红便在1956年麦收前转成了高级社。“闹社”的三十一个社都是在贯彻毛主席指示后才建立的，在转高级社前最多的不过只有四、五个月的合作化历史，其中有二十个社是由单干户直接组织初级社而后不久就转为高级社的。这些社不仅缺乏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经验和习惯，甚至连集体劳动生产的习惯和经验都很缺乏。不少社员实在高潮形势中“随大流”入社的，入社后思想不巩固。同时，因为有些社建立比较迅速、粗糙，社建成后拖了许多遗留问题没有解决，也造成部分社员的思想不安。 + +　　面对这种情况，临汝县委本应该抓紧领导合作社搞好经济管理这个基本环节，继续加强对社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在把合作社进一步巩固起来的基础上，结合着做好其它各项工作。但是，缺乏经验和对情况研究不够的县委，当时没有这样做。他们在原则上也是提合作化后要抓生产，行动起来时却多是采取“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办法，单打一地对付上边布置下来的其它任务和当地发生的一些问题（如征兵、防旱排涝等），忽视了农业社的经营管理工作。 + +　　于是，许多社在成立以后，便因为经营管理不善陆续产生了各种程度不同的问题。 + +　　在生产方面：由于没有及时实行包工包產（绝大部分社是在秋收前夕才实行），劳动力调配不当，窝工浪费、求工分不求质量的现象相当普遍，加上社的领导上在安排生产方面有缺点，有些社便发生了土地荒芜、禾苗不足、产量不高的人为减产现象。个别社因为管理不善，把已经收打到场上和房内的粮食，都被雨水淋出了芽或沤得不能吃了。由于县委领导重视不够，许多社成立后忽视甚至放弃了副业生产，也直接影响社员的实际收入。另外，全县仍有约四分之一的社因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减了产（“闹社”的三十一个社中，有十五个社因灾减了产）。这就使不少社员对合作社的优越性发生了疑惑。 + +　　在分配方面：有两种情况：一是机械执行和过份强调按劳取酬的统一分配政策，对于遭受程度不同、生产条件不同或劳动定额不一致的村或生产队，分配时没有分别对待、合理照顾，结果造成同一社内甲村（队）增加收入，乙村（队）减少收入的现象；一是社干部没及时把分配政策和分配措施向社员交待清楚，使广大社员对统一分配发生疑虑，很多人怕统一分配会使自己减少收入。所以，当秋收后各社在队与队之间调运粮食进行统一分配时，就遭到了广大社员的阻难。三十一个社发生“闹社”事件的远因虽然各有不同，但却都以统一分配和调运粮食为导火线。 + +　　在执行互利政策方面：建社遗留问题很多，并且长期不予解决，引起不少社员（特别是中农社员）的疑虑和不满。不少社社员的耕牛、大车等入社后，经过了夏收、秋收、冬播等几个生产季节，也没听社里说怎么样偿还；杨庄社三百五十四亩苇园入社按产值70%作价入社。这些都使社员意见纷纷。在秋收前推行包工包產时，有些社把各村、队的土地、耕牛、农具等统一调整、平均分配，也引起了社员们很大不满。 + +　　在财务方面：账目混乱、经济收支不公开的现象，普遍存在。在三十一个发生“闹社”的社中，有二十七个社在由初级社转向高级社时没有结算账目，有三十个社转高级社以后经常不公布账目。加上有些社干部贪污、挪用公款，更使广大社员疑虑重重。 + +　　在合作化第一年和严重自然灾害连续袭击的情况下，上述问题的产生，是完全可以理解、可以向群众解释清楚的。 + +　　临汝县去年有一半以上的社比合作化前增产（“闹社”的三十一个社中有十二个增了产），各受灾社还在和自然灾害作斗争中也大大减轻了受灾程度（不少重災社还增了产）；通过这些事实也可以教育群众正确认识合作社。 + +　　但是，临汝县对农民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在合作化后却消沉下来了。有人说：“高级合作化后农村主要是搞生产，宣传工作没什么可做了，大家都是按劳取酬，不劳动没饭吃，不用进行思想动员，人人都会积极劳动生产。”合作化后农村宣传工作应该怎样做，县委没有研究过，地位也没指示过。县委宣传部两个部长都深入乡、社“领导生产”去了，宣传部的干事整日坐在办公室里无事可作，很感苦恼。农村宣传纲早已徒具形式，现在究竟谁是宣传员，连乡、社干部也不清楚。平时农村中的党员、团员、干部向群众只讲生产，不讲政治，社员思想上的疑虑和问题也就得不到解决。 + +　　党内、团内的政治思想工作也很薄弱。不少党支部常常三、四个月不开一次会。部分党员自私本位、绝对平均主义和骄傲自满思想严重，党员之间闹意见、不团结现象也较普遍。早农村党员本来就不多的情况下（发生“闹社”事件的三十一个社中，党员人数只占社员人数的0.45%），折中1现象就更加削弱了党在合作社中的堡垒作用。在这次“闹社”事件中，好多社都是由党员、团员带头鼓动闹起来的，就说明了这点。 + +　　（2）社干部缺乏民主办社精神，强迫命令作风比较严重。 + +　　很多社干缺乏为社员服务的观点，办事不和群众商量，很平常的、需要向社员交代的事情也向社员严守“秘密”；不少社干见了社员，不管有事无事，总是吆三喝四、指手画脚，对老年社员也很不礼貌；更有不少社干对社员疾苦漠不关心，对某些社员的特殊困难不仅不予体贴、照顾，相反予以讥讽、打击，处理得很不近人情；有些社干对群众思想问题不是通过耐心地说服教育来解决，而是用“高压手段”来威吓、制止；更多的社干在推行工作任务时，不向群众做思想工作，只单纯地靠行政命令，……。这些都程度不同地刺伤了群众的感情，引起了社员们的公愤。王堂社监察主任辛章（党员）强迫命令作风异常严重，对本村百余户社员，部分男女老幼，开口就骂，每个社员见了他都害怕。税收分配时，群众对统一分配有顾虑，他仍以强迫命令的办法威胁社员，结果激起社员们的公愤，发生了“闹社”事件。耿庄社社员不了解统一分配政策，向社干要求分粮，社干部任根堂在群众大会上不讲政策、不耐心说服教育，却气势汹汹地威吓社员说：“蒋介石几百万军队都打垮啦，美国杜鲁门还不行的，你们能咋着？”群众听后异常气愤，在坏分子煽动下，当场就把他围住打了一顿。 + +　　（3）农村中坏分子、不满分子的煽动或带头。这是许多社的“闹社”事件由轻微发展到严重、由合理要求发展到不合理要求、由合法行动发展到不合法行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 +　　这些坏分子和不满分子，利用干部之间的不团结和群众中的某些不满情绪，抓住合作社和社干部工作上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大肆喧嚷，添油加醋，迷惑群众视听，煽动群众情绪；部分勇敢分子还出头露面，采用威胁、利诱、发誓、激将等手段，积极组织、串连群众。不少社员就是在他们这种挑拨、煽动下，随波逐流地和大家一起闹起来的。 + +　　（4）“闹社”问题开始发生后，县的领导上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恰当的处理。这是临汝县“闹社”事件不断蔓延扩大、由个别社发展到许多社的主要原因。 + +　　群众性的“闹社”行为是合作化后才产生的新问题，县委开始对它看法不一致，就没有把它当做一个问题来认真处理。洛阳地委当时对情况不了解，也只是笼统地指示县委说“这是人民内部问题，要慎重处理，否则要犯原则性的错误”，却没有具体讲如何处理。这就使临汝县委在以后处理这个问题时更加束手束脚。 + +　　“闹社”事态进一步扩大后，县委仍旧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那个社发生了问题就派人到那个社去解决；没有在全县范围内采取同一有效的措施，防止事件的蔓延和扩大。特别是对“闹社”中的各种不法行为，没有坚决及时地在全县范围内予以揭发、批判。这就使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闹社”、打干部、抢粮是允许的。于是，“闹社”事件便像流行性传染病一样，迅速地在许多社里发生了。当时有不少社起初虽然存在一些问题、社员有意见，但并没有人想起来闹或敢起来闹；后来看到附近的社闹起来了，而且一闹许多要求（包括合理的和不合理的）都达到了，他们也就闹了起来。 + +## 四、对“闹社”的性质的认识 + +　　中共临汝县委1月间关于“闹社”情况的报告和中共河南省委1月间关于临汝“闹社”问题的通报中，都说这些骚乱是以反对合作化、反对党和人民民主专政、反对社会主义为目的的，我们认为这种提法是不恰当的，至少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 + +　　我们认为：尽管“闹社”的程度各有不同，临汝县这次规模不小的群众性“闹社”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 +　　中共临汝县委和县公安局从事件一开始，就注意搜索敌情，结果一无所得；在整个“闹社”过程中，地主、富农或被管制分子都没任何越规活动，他们一般都抱不闻不问态度，表现得很老实。据说他们主要是怕闹起来后，政府追究责任，他们吃不消。临汝县公安局先后法办的十三个“闹社”带头人都是农民（九个贫农、一个新中农、三个老中农），绝大多数人在土改时还都分到过土地，只有极个别的人能说得上对人民政权有敌对情绪（如反革命分子家属闫小枝）。 + +　　“闹社”的要求和行为有合理合法的，也有不合理不合法的；但是，各社所闹的问题却都属于农业社的内部事务，广大社员“闹社”的动机一般也都是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从而也可以看出，这次“闹社”事件属于人民内部的纠纷。 + +　　少数社在坏分子的煽动下发展成了小型的群众性骚乱事件。煽动这些骚乱的个别不法分子，可能有他个人的政治企图，但就整个骚乱事件的表现来看，也只能说它是人民内部问题。（1957年1月30日——2月12日调查）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61期，1957年3月2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00.txt b/CCRD/1/3/2/0006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08ed50c1b8955b6cbc850c8d296adee4bf395a4 --- /dev/null +++ b/CCRD/1/3/2/000600.txt @@ -0,0 +1,45 @@ +# 民建中央召开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 + +　　本报讯　目前，在北京集中了全国工商界的代表人物一百多人在三个场合大鸣大放。一个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一个是全国工商联秘书长会议，一个就是昨天上午开幕的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的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在民建召开的座谈会上，主要是在贯彻鸣、放精神、揭露矛盾、处理矛盾的前提下，研究究竟是什么矛盾阻碍了工商业者积极性的发挥。由江苏、河北、山东、广东、浙江、辽宁等六个省，以及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重庆、西安、沈阳、兰州、杭州、长沙、苏州、济南、无锡等十四个市的民建会工商改造辅导处的负责人三十余人参加座谈。座谈的内容与前两个会又稍有不同。 + +　　座谈会由民建中央工商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章元善主持。 + +## 胡子昂说：把我们的“鸣”、“放”，紧紧环绕着推动会员发挥生产经营才能、开展增产节约和代表合法利益这两个中心环节 + +　　民建副主任委员胡子昂在座谈会开始时讲话说，我们举行这一座谈会，要求着重座谈工商业者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存在哪些问题，希望真正做到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尽量揭露矛盾，分析矛盾，找出这些矛盾的根源，以作下一步如何处理矛盾的准备。胡子昂说，开这个座谈会希望能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就是：把我们的“鸣”、“放”，紧紧环绕着推动社员发挥生产经营才能、开展增产节约和代表合法利益这两个中心环节，在一般反映情况、意见和交流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高一步，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首先是揭露主客观存在的矛盾，并研究解决这些矛盾的具体办法，来推动和鼓励私方人员投身社会主义竞赛，为企业的增产节约发挥最大的积极性。胡子昂说，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政府像今天的人民政府这样虚心地倾听人民的意见，研究人民的意见和认真处理人民的意见。因此，我们应该完全信任并支持党和政府的这一伟大的措施。 + +　　在谈到发挥工商业者生产经营才能，开展增产节约和代表合法利益这两个问题时，胡子昂认为，民建会应该考虑提出一些新的安排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如果对骨干分子和广大的工商业者的工作还停留在过去的一套看法和作法上，对工商业者的进步估计不足，对整个工商业已经起了根本变化认识不够，都将犯重大的错误。胡子昂强调说，私方人员有职无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积极性的发挥。私方人员许多合理化建议得不到支持，私方人员的生活得不到照顾，以及过去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和思想教育工作的薄弱，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商业者积极性的发挥。希望通过这次座谈会，比较全面地掌握会员关于代表合法利益的各种思想情况，把民建在这方面的工作提高一步。 + +## 合理化建议得不到正当的支持　阶级关系与共事关系形成矛盾 + +　　下午，座谈会继续进行。民建重庆市委员会工商改造辅导处副处长李汉湖谈重庆工商界的情况。他说，重庆的工商业者是愿意积极参加增产节约运动，是愿意在工作中继续接受改造的。去年第四季度，民建工商界会员参加社会主义竞赛有29．57％得到奖励，工商业者得奖的也占全体工商业者的10．48％。 + +　　但是，问题还是不少。李汉湖说，首先是私方人员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得不到正当的支持。他举了重庆百货业中心商店私方人员喻鼎约的一件事为例。增产节约号召发出以后，喻鼎约认为在商业系统同样也可以增产节约的，他想出了一个“五定”办法，即定库存、定进货、定销售、定人员、定费用。可是，这个建议得不到公方代表的支持。后来经过内内外外的斗争，终于争取在今年第一季度开始，在中心商店的十八个门市部试行“五定”办法，结果，第一季度的管理费用，比去年第四季度总共节约二万四千多元，各门市部降低管理费用30％—50％。事实证明这个办法是很好的，可是却经过了许多波折。李汉湖说，至今还没受到重视的合理化建议，仍然不少。工商业者受到安排，感激政府，很想有所贡献，可惜“报国有心，请缨无路”，不少合理化建议被埋没了。这种被埋没，受轻视，得不到支持的原因，一般是公方人员业务不熟，又不虚心学习；去找工人研究，工人也拿不定主意，加以阶级成见，不肯看重；再加上一般公方人员不信任私方人员，私方人员的合理化建议就得不到支持了。 + +　　李汉湖反映：有人认为企业中的阶级关系与公私双方合作共事关系存在矛盾，提出是否可以只提接受企业中共党支部的领导，监督，而不提接受公方领导；如一定要接受公方领导，则在“领导”之前，加上“正确”二字，即正确的领导才接受。在公私双方的协商上，私方人员要求建立制度，从设计到施工都要进行协商，不要已经由党、工会、青年团商量定了，才来与私方人员协商。关于生活福利问题，特别是病假工资问题，希望早日解决。 + +## 民建和工商联不敢代表工商业者合法利益　私方人员未做到有职有权阻碍积极性发挥 + +　　民建北京市委员会工商研究处副处长萧心之在发言中，认为私方人员的积极性不能发挥，主要是私方人员没有做到有职有权。据说，北京通三益商店的私方人员到中心商店去领一个普通的表格都不给，只给公方人员。中心商店调私方人员去学习，也从来不通过私方领导人。 + +　　萧心之在发言中，批评民建会和工商联不敢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他说，会员找上门来了，我们才管一管，有人说这是“门市生意”，不找上门来，一般是不大管会员的合法利益的。 + +　　萧心之还批评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说，有关工商改造的法令、文件，统战部从来不供给我们，对于工商界的人事安排也从来不找我们协商，对我们反映的问题很少交代，但一有什么问题来了，就来找我们。市委统战部的同志喜欢奉承。有人批评中共北京市统战部是：对上“统”，对基层组织“战”(只提要求)，对民主党派干部是不管“部”，这就是对北京市委“统战部”的写照。 + +## 上海工商界存在若干矛盾　希望有关方面要妥善解决 + +　　民建上海市委员会工商改造辅导处处长杨锡山在发言中举出的具体事例最多，他说上海工商界存在着若干矛盾，而很多矛盾都是由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所造成的。 + +　　他说，在政策问题上，上海最突出的矛盾是工商界的工资、福利、待遇问题；而又以中小型工商业户对此最为不满。上海有人说：“大户拿定息，千方百计用不了；小户领工资，千方百计不够用”。在工资上存在的问题，有：(1)企业困难时打折扣发工资的，有的职工已恢复全薪，但私方人员还继续打折扣；(2)病假工资迟迟未解决；(3)兼职兼薪和董事、监察的酬劳金问题也未解决。 + +　　杨锡山还反映了若干这类问题，认为这些问题如不解决，是有碍于私方人员积极性的发挥。 + +　　关于公私共事关系，也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对私方人员信任不足，支持不够。如有一家区店，晚上大门上锁，公方和职工有钥匙可以进门，独独不把钥匙给私方，以致有时晚了不能开门进店，他们只得“徘徊街头、望店兴叹”。又如上海天星糖果厂一私方人员在去年第三季度用代用品做口香糖，结果成功了。评奖时本来评了他二等奖，后来公方认为奖励不能给私方，把奖励奖给这个私方的助手工人，而评定私方是帮助这个工人完成的。 + +　　杨锡山说，同样一件事，由于宗派主义作怪，结果就会不同。他举了上海四明堂药店和中国铅笔厂吴羹梅事件为例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再加上阶级偏见，实在害人不浅。 + +　　他反映上海一般工商业者均要求合营企业中不派公方代表，认为不派公方代表有助于工商业者积极性的发挥。他说，上海塑料厂章奉岗就说：我们厂的公方代表改担任科长以后，我自己担任了厂长，私方人员都能发挥积极性，生产进行得很好，由此可见，撤回公方代表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 + +　　民建召开的座谈会，预计进行十几天。今天上午，全体人员将参加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的工商界的座谈会，下午继续举行座谈。 + +　　（来源：《光明日报》1957年5月21日。原题为：“究竟是什么矛盾阻碍了工商业者积极性的发挥：民建中央召开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01.txt b/CCRD/1/3/2/0006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ca7e7815141ebc7a4f072b1467f1083f25adc38 --- /dev/null +++ b/CCRD/1/3/2/000601.txt @@ -0,0 +1,21 @@ +# 宁波专区农村基层干部对毛主席报告的反应 + +　　<陈剑清> + +　　新华社杭州21日讯　最近，浙江省宁波专区向五百多名乡总支正副书记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引起了很多的反应： + +　　一、很多人有怀疑和抵触情绪。纷纷说：这个报告是否是毛主席起草的，是否传达错了。有的说：过去听了传达毛主席关于合作化的指示，日日印在心里，今天听这个报告实在听不进去。甚至有很多人反映：毛主席这个报告太右倾了。 + +　　多数人不同意把毛主席这个报告再向下传达或贯彻。认为向下贯彻后，内部矛盾会愈来愈多，干部的工作更难做了。临海县一个支部书记说：毛主席这个报告一公布，北京没有事情，乡干部可被打软了。有的干部打算写信向党中央建议，不要公布。 + +　　二、对两类矛盾的性质认识不清，有很多疑问。有个支部书记说：合理提意见的是内部矛盾，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是敌我矛盾。认为骂的人虽不是反革命分子，但实际上已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有人认为成份好的人闹事是内部矛盾，富农和政治上有问题的人闹事是敌我矛盾。鄞县、奉化等县的支部书记问：富农是否是专政对象？是否与民族资产阶级一样对待？ + +　　三、认为农村不能让农民闹事。镇海的支部书记说：工厂、学校可以让他闹个够，但是农村不能让他闹，否则合作社就要垮台。有的说：过去闹事是为了推翻剥削阶级，现在闹事是要推翻我们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怎么能让他闹够。 + +　　四、对于肃反问题，普遍反映是太宽了。 + +　　五、对于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普遍反映：讲好讲，做难做。他们说：对农民好用，对富农、反革命分子不能用；对贫农好用，对富裕农民不能用。有的认为这个公式只适用于先进地区，不适用于落后地区。也有说：内地可以用，沿海地区不适用。 + +　　此外，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为农村不能贯彻，怕贯彻后收不了兵，下不了台。　(宁波地委办公室陈剑清) + +　　 来源： 1957年5月2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02.txt b/CCRD/1/3/2/0006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9deb811ceef8940f8c7f2fa20c1968d1bf6e502 --- /dev/null +++ b/CCRD/1/3/2/000602.txt @@ -0,0 +1,13 @@ +# 如何教好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 高教部邀请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高等教育部在２１日，邀请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改进政治理论课的问题。座谈会由刘子载副部长主持。 + +　　许多政治理论课教师说，政治理论课在高等学校里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从学校领导直到学生，普遍存在着轻视政治理论课的现象。太原工学院徐舟说，政治理论课教师什么文件看不到，报告也听不到。内蒙师范学院斯荣说，别说什么文件看不到，报告也听不到，连一份人民日报，学校领导上还不给订。这个问题直到今天还未解决。广西师范学院王拓说，政治理论教师听不到报告，这怎能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呢？ + +　　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不高，这是许多高等学校普遍存在的问题。在教学当中脱离当前的实际斗争，脱离学生的思想水平，有的甚至照本宣读，搬弄教条。到会许多教师就这个问题提出了意见。四川大学倪受禧说，建议调配一批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又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干部，充实各个学校政治理论课教研室的领导骨干和教学力量，培养提高现有的教师水平。许多教师都同意倪受禧的意见。他们说，学校领导同志，也可担负一部分教学任务，既可密切联系群众，又可充实教学的力量。为了更好地提高现有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教学质量，许多教师建议组织在职教师进修，组织他们参加社会政治工作，加强他们与学生的联系，组织他们到农村、工厂、矿山参加实际锻炼，供给他们在教学上必用的资料。教师们建议高等教育部编写结合中国实际的教学大纲和政治理论教科书，以及尽快解决教学内容上重复和分量过重的问题。 + +　　许多教师对高等教育部不深入下层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了批评。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2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03.txt b/CCRD/1/3/2/0006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c16412dd4e93a1b763d984c2f12199ceb01e7f4 --- /dev/null +++ b/CCRD/1/3/2/000603.txt @@ -0,0 +1,383 @@ +# 山东大学教师座谈会继续举行　并贯彻边整边改精神 + +　　<《新山大》> + +　　【本刊讯】党委召开的教师座谈会继续举行。5月21下午，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历史、生物、化学三系的讲师以上教师。大家对党委和党员工作继续提出批评。 + +　　从最近提出的意见中看，许多意见是中肯的，正确的，它给党的整风提供了丰富材料，并对改进学校工作有很大帮助。目前党委对大家的意见正进行研究，能够解决而迫切需要解决的立即予以解决。但应该指出，有些单位对群众意见还重视不够，处理拖拉。 + +　　5月23日、24日、25日下午，继续举行了教师座谈会。 + +## 在生物系教师座谈会上 + +## 工作中是非不明、职责不明。工资改革付作用大，提意见要有结果 + +　　李冠国：我想先分析一下这学习中的顾虑：①提意见者可能考虑到个人利害，这方面可能不多：②考虑到谈了有无用处，这次是主要的，有这种顾虑的人很多，因为过去提了不少意见，但没有下文。如把过去已提过的意见，翻出来整理一下，改进工作，就很可以了，现在提的无非是过去的重复罢了；③这种单方面的批评方式是否合适，能否保持在和风细雨的气氛中进行。我怕党员和党委受不了。杨付校长说：“言者无罪”，但不能说“言者无错”，希望不要记账。 + +　　肃反中搞了一大部分的思想问题，几年的账都一起算了。今天虽然说不记账，但错误不及时纠正，是会逐渐积累起来的，到最后还免不了算总账。其次是肃反中忽略了对每个人这几年的思想转变，而只强调了查历史、查社会关系，叫写材料，鸡毛蒜皮都写，比写讲稿还难。尤其是社会关系，如有的朋友在国外就很难搞清楚。我认为不一定国外有社会关系的就一定有问题，一些问题提高到原则就严重了。事实上现在大家在爱国的前题下都愿意交代自己的事，尤其是解放后思想转变的情况，愿意让组织了解，但组织上没有了解这点。第三，肃反中提出大胆怀疑，在没有材料的情况下，就会造成错误。 + +　　学校的工作有好多是非不明的。如教务处对教师的意见只是片面的听到一面之词就下结论，不搞清楚就照转。再就是职责不明。如教师评级评薪的工作，交给一些年轻的去做，是不恰当的。评级的标准也不清楚，这样就很难做到合理。毕业生分配工作，教师不参加意见是不合适的。因为教师教了他们几年，对某些学生从业务到性情都很了解，但从未对他们的分配工作参加意见，科学研究委员会产生的很不清楚，应检查一下，现有的委员是否都称职。对级别的问题，我有意见，如不分没什么，分的话就要很好考虑。学校对一些政策执行的生硬，有些是不认真。如房子问题，学校对王普先生照顾的很周到，这是对的，他原来住四间房子，以后搬了，唐世凤先生搬去就成了三间，那一间给了别人。而唐先生家的人比王先生家的人多，夫妇都是教授，为什么这样做呢?很难令人信服。其他如保证教师％的时间，但对办公室的条件等就注意的不够。 + +　　党委对教师的思想情况不了解，对几次运动的付作用估计不够。对评薪评级的付作用估计也是不够的。如唐世凤先生谈起在英国时拿博士学位，礼节如何隆重，考博士多困难。他原来在厦门大学工作。我认为：如他在厦门一定不会评为三级。而学校做的不够，又不解释，这样是会影响积极性的。其次是对教师的业务帮助不够，有的先生想到国外去进修，但没有条件。派留学生主要是党员，这种作法值得研究。 + +　　最后提几点建议：①这样的座谈会主要解决内部矛盾，党、团员不参加是否好，能否一起参加，一起讨论。有些问题可以专门组织几个小组充分研究和检查。②赶快研究过去提的意见，不要等全部提完了再研究。③随时总结，把解决的具体办法及时地向大家报告。④不要像过去搞运动一样，搞一阵就完了。⑤除座谈会外，如有个别谈话的安排，那就更好了。⑥整风指示中号召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但学校中只有脑力劳动，是否党委可以参加听课、实验、实习、考试(主要是听)，尝尝教学的味道。 + +## 人事安排不合情理　照顾党员爱人无原则 + +　　黄世玫：过去提过不少意见，但都没有答覆，这次又叫提意见，就有人说：提了意见没用，希望党委对过去有些答覆。 + +　　学校对人事安排上不是实事求是的。如有一个党员干部的爱人，从济南调来就安排在图书馆工作了，她文化水平低，不会写字，但一定叫她当职员，做图书馆工作，图书馆的工作她不能胜任，什么工作也不能做，放在那个组里都不要她，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这样照顾一个党员干部的爱人，这是不符合原则的。 + +　　其次，个别党员作风非常坏官僚习气很严重，不了解情况就发皮气。如高教部发了一批教学大纲，一位先生到图书馆去借，因其他关系没借到，就反映到教务处，教务处有个党员干部就打电话骂图书馆。做为领导可以责备干部，但要了解实际情况，就是教训小孩子也要先了解一下小孩子倒底犯了什么错，何况图书馆的同志都是30多岁的人呢?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诚诚实实的不要耍花样。总务处有些干部在处理房子的问题上，就是欺骗人，今说这样，明说那样，这是不正派的作风。 + +## 旧办法对待新事物　教条主义手法行不通 + +　　方宗熙：我觉得党委是采用旧的办法，对待新的事物，从我接触到的党的领导同志，有些地方对中央的政策就没有掌握好。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经验，是有一套办法的，但在解放后把这套办法还是到处用；就不太适合了。如对贯彻一件事情，党委都是要求要意见一致，步调一致的来贯彻领导意图，不管群众的意见怎样，思想不通就动员、打通，硬贯彻，如有个别人再不通，就贴上标签，说这个人有“问题”，我觉得这种手法，是山大党委的特点。对高教部一些指示，也是教条主义的硬贯彻，如工作量的问题，是行不通的，提了意见接受，教务处仍是年年叫我们填表，说是上级的命令。明明知道行不通，也得贯彻，不然就向你说服，打通思想，这就是教条主义。山大从党委到党员都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 + +　　党委不熟悉业务，因而领导一般化，没有考虑到综合性大学的特点，实际上不重视科学研究，只是口头上说说就是了，老教师没有感到温暖，只少有一部分在山大没有受到尊重。综合性大学最宝贵的是科学研究，而老教师的研究得不到具体的帮助。如植物生理要试验地，每年提每年都得不到解决，1956年我在省政协会上提了议案，学校马上就重视了，总务处贺治明主任亲自出马，几年的问题才解决了。另外，如图书杂志的问题，叫了好几年，现在仍没有解决，也不解释，说起来就是钱不够，是否从其他方面想办法呢？没有。科学研究是大学的心脏，人没心脏是会死的，希望党委今后不要根据高教部的官僚主义，说来个教条主义的说服，这种手法应改正。 + +## 赞成学校党委领导制　伹不满意现在的党委领导 + +　　黄浙：报纸上谈高等学校是否要不要党委领导，我的意见是要党委领导，但不满意现在的党委领导。现在的党委懂教学的太少，只掌握原则是不行的。现在的学校里教师党员是有的，但斗争经验少，不够党委资格，我建议下届党委是否多选些教师党员，因具体的办学校还是靠教师，仅仅靠党委找教师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不了解业务，只谈些原则也是行不通的。另外，我听到有华大、山大之说，因为华大老党员多，党委也多，是否一定要这样。 + +　　我经常接触到一些党员，知道党内汇报制度很严，这往往影响党群关系，汇报制度很好，但要抓住主要的，不要把鸡毛蒜皮也汇报上去，领导者也应对汇报有所分析。另外对老教师应首先看优点，这样发挥他的积极性是有好处的。如老教师好说几句英文就不必汇报上去，是否党委就好听下面这样的汇报呢?我不知道，但我希望党委今后对汇报情况要重质不重量，不要认为：汇报的多就是积极分子，要从汇报的质量来看。有的非党员入了党后，群众就不再与他谈知心话了，因为怕他把鸡毛蒜皮的都汇报上去，这关系到党群关系的，应引起党委的注意。 + +　　钻研业务的问题，有政治和业务两方面。政治方面党员应深入一步，不要停留在表面上。不要只引马、恩、列、斯怎样说，而应用自己的话说出来，这样说服力才强，对政策也是这样，不能只搬教条。 + +　　党委不懂业务，是党与群众之间有个墙的原因。党员在政治上觉得比人强，非党员自己业务强，互相间就不信任。我认为：就是做行政工作也要钻研自己的业务。如教学行政科的干部，不知道他们干的是什么事，从不下去，一点情况不了解。如教室很长，有一部分人看不见，黑板也反光等等，他们坐在办公室里是不会知道的。又如口试和笔试的问题教师各有各的理由，教务处就很难决定谁对谁非，如钻研一下就能解决。党委和行政干部进入学校至少已5年了，5年来如果好好钻研也可以掌握不少业务了，如果还像过去那样，再过5年还会是老样子。 + +　　最近报上发表了许多非党人士的发言。有人说：“党员看不着，如不看不是白登了。”我想：不必顾虑这点，但希望党员最近要多看报。 + +## 教师对分配毕业生无权过问 + +　　王祖农：关于职权问题，应研究一下。如分配毕业生、留研究生，最好交给教研组研究。最近我们那里有一个学生要分配留苏，但我认为：在学生中政治、业务比他好的来有很多，而教研组确无权过问，也不和我们商量，这是错误的。 + +　　教务处下面支持不够。如有位教师要出外进修，教务处不同意，但转业更不行，留在家里也不行，这就需要教务处支持。同样，党对工会支持是不够的。有些事找工会不行，一找行政就行了。有些工会干部不愿干，就是因为有些问题不能解决。这样影响到工会在群众中的威信，因此希党和行政大力支持工会工作，否则工会就不能起到党的助手作用。 + +　　党委对学校中重大问题，如教学改革、科学研究等，是否研究了，我不了解。山大是比较落后的大学，如想赶上去，就得有重点的领导，同时也要培养一批业务上的积极分子，推动教学和研究工作。 + +## 莫须有的汇报制造隔阂　朋友之间知心话不敢谈 + +　　尹光德：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因此工会在学校中就应是党的有利助手，工会干部就应是积极分子。其实不然，党是依靠了另外一批积极分子，听取他们的汇报，使一些教师感到寒心，感到很冷，有些汇报也是莫须有的，对高级知识分子不信任。人与人之间缺乏正常感情，有些青年人(党的积极分子)经常给老教师个眼色看，使人受不了。不但师生之间，就是朋友之间也不正常，知心话也不敢谈。党委应好好检查。 + +　　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爱国的，不能只从他的出身来看，而应看到他的转变和进步。这次整风对党和群众都是个考验，高级党委没有什么，下面的党员我很担心，有些党员在运动中经常骂人，这样的党员是不够党员条件的，党委应注意。 + +　　要缓和一下气氛，过去运动一来就是个刺激，这种刺激会引起高血压、神经衰弱等病的，如果采取同志间帮助的方式，是不会引起这些病的。 + +## 平时你好、我好，天气好　运动中你斗、他打、整一顿 + +　　郑柏林：“新山大”上登载的张维华先生的谈话说：在山大人情冷落，想离开山大，有这种思想的人还不少，希望党委了解一下什么原因。我看：①肃反的付作用；②党群关系不正常，党员和非党员格格不入，在一起不能当成兄弟来看，不能经常展开批评，平时见了面只说：“天气好！”等到一定时候就整一下。老教师的思想也是不断进步的，但党员对老教师的看法，就固定在原来的情况上，使大家胆寒，党委应多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 +　　学校的制度有些没规定，有的规定了没执行。如有的学生四门不及格，按规定应叫他退学，但教务处却仍答应他补考，这样就很难使教师执行。补考制度也是这样。另外，党委听到不全面的情况汇报，是否研究分析后再做认定呢?我不知道，但希望党委多加注意。再就是：很多女同志早就要求有个妇幼大夫，这个意见反映到学校里后，总是强调困难，打回来，至今不能解决，今天再提出来希望党委考虑。 + +## “积极分子”付作用很大。不要拆了东墙补西墙 + +　　李嘉咏：学校最大的问题是人事团结问题，尤其目前更为严重。有人说：不要把矛头搞乱了，主要是针对党委提意见。但我觉得今天大的争鸣，正表明了党委的责任，什么原因呢?我提出两点：①在高等学校里要不要“积极分子政策”。积极分子是在过去许多运动中涌现的，优点是他们能推动运动，但在学校里是有缺点的，因为工作多在室内个人干个人的，这样就很难起作用。我认为：党委对积极分子起的作用和反作用那个大应考虑一下，可以把积极分子的范围扩大，这样就比单依靠目前的这些积极分子要好些。 + +## 党委的领导方式有些习惯性 + +　　……老是拆了东墙补西墙，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只起了刷粉子的作用。原因主要没有与政策结合起来。 + +　　“新山大”是党委直接领导的报纸，是党报，“新山大”是体现党委精神的。大家对“新山大”有很多意见，我也谈谈。如我指导学生的论文，“新山大”有个摄影的同志找我面谈，并为照了像，但登出来的却是另外一个积极分子的照片，这还没有什么，因为我佩服那位积极分子，但问题在于论文还未开始，照片就登出来了，并说论文如何如何了，所以我一直到现在看“新山大”都打一个折扣，这种做法值得考虑。 + +## 领导上不懂业务，有问题找谈话就是思想问题。个别党员自认为他就是党，批评他就是反党 + +　　李桂舫：学校领导注意政治思想工作多，对业务领导少，这样政治工作就不能做的很细致。我常听系里的党员们说：脱离政治单搞业务危害性多么大。向科学进军提出后，学术空气也不强，领导上应懂得起码的义务，这样政治领导可细致些。如有的同志有了点问题，领导找谈话就说思想问题，是否是其他问题呢?因为领导不懂业务就只有这样说了。对学生也应加强思想教育，如有的学生就不尊重教师。 + +　　个别党员的劳动观点不强，群众有困难与他商量，不是来一套大道理，扣个帽子，就是敷衍。个别党员自认为他就是“党”；谈问题时以党的姿态出现，使群众很难接近，如批评他就是反党。 + +　　尊师爱生方面做的很不够，尤其对老教师很不尊重。教务处召开学生研究提高教学质量的会，而不找先生，这样做法不对。使教师感到很神秘，好像有人监视他，这样也只能听片面的意见。 + +　　其次，对于学生考试制度执行的也不够澈底，如有的学生已无补考的资格，结果找教务处谈谈，又允许补考了。甚至有的退学的学生还把他找回来补考，这些都应及时纠正。 + +## 教务处几个科为教学服务很不够，只听片面之言，使先生很被动 + +　　张彦衡：留助教过去从不征求主讲教师的意见，为什么不和主讲教师商量呢?结果留下的助教不合乎条件影响发展。 + +　　教务处的几个科对教学服务很不够。总是找学生了解情况，这样听到的情况是不够全面的。希望他们以后多与教师接触，教学研究科的同志从未找过我了解学生的情况。 + +　　再就是教室问题，有的教室不适于讲课。学生做实验看显微镜没凳子，都是站着。应对出版科加强领导，讲义质量很低，完成(此处几字辨认不出)有拖拉作风。 + +## 教学行政科的干部整天坐办公室，不知他们干些什么? + +　　周才武：我们有很多工作贯彻不下去，学校负责同志很少下去，尤其是处、科的干部应多下去。如教学行政科的干部，一天到晚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大家对他们有很多意见，根本看不到他们的影子，他们在干些什么，谁也不知道。 + +　　应尊重老教师的劳动，应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对总务处大家提过很多意见，但有很多事没有做好，总务处有党员负责同志，为什么不多批评一下呢? + +　　另外，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做的也不够，做学生思想工作的机构，只是管了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没有做思想教育工作。 + +## 沟、墙的制造，积极分子起了很大作用，要挖根应从这方面检查 + +　　王筱庆：党和群众之间有墙有沟，不管是什么墙和沟，总是有一个界限。这个墙是什么呢?一定要找出它的基础来，从根上铲除，我觉得墙的建成，积极分子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如果要拆墙，就必须从这方面检查。大学的任务是教学和研究，应当在教学和研究中培养积极分子，不要只在运动中培养积极分子，专门搞别人。 + +　　入了党就觉得比别人高一等，党组织对党员不要包庇 + +　　白毓谦：我所接触到的党员中，一部分过分谦虚，使人感到虚假。有的人入了党便觉得比人高一头，因为瞧不起人，就使人很难与他谈话。有些党员对群众有骗诈的作风，希望党组织今后对党员不要有包庇的现象。 + +## 在历史系教师座谈会上 + +## 大放大鸣，小放小鸣。这样的党员我心不服。领导不要“训一顿”时才找我们 + +　　王仲荦：过去没机会发言，今天抢第一个发言。知识分子很敏感，大放则大鸣，小放则小鸣。从青岛日报上已看到我校在放，但看到今天(5月21日)的青岛日报一则消息，好像逆转了。这条消息登的是九三学社山大成员举行座谈，而有些典型性的发言，却没有登出来，我遇到殷孟伦先生，他说，他在那次会上的发言中提到，国民党时代有一次枪毙了14人，陪绑了一人，而我们学校肃反中搞出的反革命少，错斗的多。而青岛日报把这个典型的例子去掉了，也就是把肉去掉了，只剩下骨头。这说明了只有小放，而没有大放。有人说教授不敢鸣，实际上是党委没大放，大放是会大鸣的。青岛不是不鸣，而是有了鸣没能反映出来。人民日报、文汇把为什么放得好鸣得好呢? + +　　一些人认为提意见不要提肃反，我觉得要提。就历史系说，有些斗错了，童书业被斗了两次，赵俪生被斗了一次，许思园也被斗了。有的公开斗了，在房间里偷偷道歉，而有的没有道歉，对许思园还没有道歉。据说，不是当反革命斗，不用道歉，但为什么要斗?难道要斗的是不是反革命的人吗?这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①斗争是开玩笑的，斗可以，不斗也可以；②对“凶”一点的人道歉，对“善”一点的人不道歉。 + +　　肃反中，有人叫我坦白、揭发，我说没有。因为我不能不负责任来揭发，我也无材料可检举。但党把一个不肯冤枉好人的人，却当作落后分子。相反，有的人因斗了某人，便入党了，而且升了付教授，我意见很大。他是被斗者多年的学生，是否反革命，他是应该了解的，而不应不介绍真实情况，抹煞良心。今天被斗者不是反革命，而他却因而成了党员。这种人可以入党，党员的品质是怎样的呢？我有意见。 + +　　群众中认为山大华大合并后，有宗派情绪。我的看法，决不是华大同志先要搞宗派，我爱人是华大的。但通过三反，中间这堵墙高起来了，后来慢慢又矮些。到肃反，墙又高了起来。现在晁、杨校长来后，墙又低些了。总之，这垛墙忽高忽低，阻碍进步，希党委拆去。 + +## 有权有职问题。有职无权是存在的。助教来教研组主任不知道，但培养不好却要检讨，聘教授、选拔留学生也如此。不是我要拦权，而是对工作没有好处。今年还好些，过去根本不知，两面夹攻。希对已经有职的，权限稍放宽些。 + +　　在去年一次和于光远同志等的座谈中，房金堂同志不知道高亨教授，他对中文系、历史系很多老教授都不认识。他是党委付书记，现在是校长办公室主任，假使连人都不认识，如何工作像房金堂同志那样脱离群众，我对工作担心。最好今后党委多接触群众，不要训一顿的时候才找我们。 + +　　以上先谈四点，大放的话，还要大鸣。 + +## 要调查研究，具体分析情况。不能伤害老教师的自尊心 + +　　郑鹤声：汇报制度：反映群众意见，很好，应肯定。不过，汇报有时会走样，两人谈话，记录也会有出入。口头汇报也可能听错。如一般性问题，无所谓。重要的，应调查研究，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分析。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要以具体时间条件来分析，这样才会得到真相。否则会出偏差。 + +　　发动群众提意见很好，但提了意见，没有及时处理，群众不知意见是否正确，希得到结果，否则影响群众的积极性。 + +　　党委和群众脱离关系，双方都不了解，连名字也举不出。群众缺乏主人翁感觉．有点害怕，什么地方，讲什么话，不能暴露真正意见。党委应掌握高级知识分子的特点，尊重他们，不能伤害老教师的自尊心，应该改善党群关系。 + +## 不怕查历史，就怕不去查。对老教授工作安排不当，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 +　　童书业：我对肃反的看法，和一些同志不尽相同，历史系偏差很大。如对赵俪生，我说他决不是反革命，他是一个没有秘密的人，没有这样的反革命。有次我到他家去，赵说：“各方面已布置了天罗地网，要把我一举歼灭。”那里有这样的反革命？作为思想批判是可以的。张维华先生也不是反革命，相当刚直，并不怎么坏，我们是多年老友，虽然我们后期并没在一起。对我也是这样。要实事求是，不夸大，也不缩小。作为思想改造是可以的，虽过火点，也没多大偏差。但当作反革命，是错的。 + +　　肃反查历史，很好，查清了才明白真相。我最不怕调查。我曾经写了证明人，但为什么没去问呢?最近听说对方根本不知道这回事。为什么不查呢? + +　　我对崔戎意见很大。他捏造材料来攻击我。对孙思白也有意见，他利用崔戎的材料来害我。后来和孙谈过话后，没啥，觉得他胡来。 + +　　我在解放后，曾把历史写了登在报上，那个反革命敢于这样？我在上海20多年，上海的友人也可看到，如果我是伪造历史，那么别人会核对的。而蒋捷夫却说我是捏造的。杨向奎第一天要我说明情况，第二天蒋却斗我，使我上了大当。我和蒋捷夫也有接近之处，对他有意见，但不大，对崔戎的意见最大。 + +　　我的情绪目前已逐渐平定下来。 + +　　这里想再谈谈领导上的毛病。有人说，我们历史系的条件不比有些大学差，但是，我们的研究成绩则不如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主要是我校对老教授安排不当，把老教授当成青年教师了。我研究中国古代史，而领导上叫我搞中国手工业商业史，这方面我没基础，我到去年试讲时为止，已花了2000多个小时，而讲义水平并不高，除古代史部分还较熟悉外，魏晋以后，将史料凑凑而已。为什么花这许多时间呢?主要是查对名词。用去了这许多时间，如何做研究工作?张维华先生也有类似情况。放弃了老教授的专长而硬开新课，这样当然搞不好。如再回到原来的工作上来，则花了这些时间又白费，真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而要真正做新的研究，还得两年以后。把有用的力量使用不当，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 +## 下次开会希望崔戎能来参加，对他的公愤很大。 + +## 为什么把我斗?整风要彻底，建议中央派人来。肃反中违反宪法 + +　　许思园：我要写稿，公诸新闻界。肃反中我是被斗的，人家都有结论，而我没有。我曾问过党总支书记，写信给党委，要求知道七年来我有那些地方对不住党和人民，又问高云昌同志，高说“很难回答”。我又问市委，市委说我不是当反革命斗的，故不给结论。据说，我没有历史问题，政治问题，因而档案上没有了。究竟有没有，我不知道。 + +　　为什么斗我呢?说我思想反动。评级时，还说我反动。肃反时，承蒙大胆怀疑，收集材料，有40多条。徐经泽同志叫我(此处一字辨认不出)下来，最近高云昌同志也看过(此处一字辨认不出)说没有反动，既非反革命，也没历史问题，又不是反动思想，我也没作风问题，为什么斗我？(此处一字辨认不出)逼着我骂自己外，我没有说过一句谎话。骂够了，也就算了。 + +　　当时说我是束星北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其实我连他们有的名字也写不出来，也从不往来。(此处一字辨认不出)束星北是过去认识的，和周北屏是邻居。崔戎还说我帮助胡风说话。逼我多次写材料，要我检举束星北。蒋捷夫否认束星北曾在国民党军令部担任过技术顾问，(此处二字辨认不出)军令部的“令”需要换一个字。我和束星北往来很少。党委说束星北在一次普选中选举了美国电影明星问题闹了一年多，而后来两三小时便查清楚了束星北选的是王承瑞。为什么过去的党委搞了这些时没查出来?这说明要有意害束星北。束星北的老婆孩子也被斗了。 + +　　我在山大勤勤恳恳，没有政治历史问题和反动言论，而把我当反革命斗了多少时候！这次整风使我看到了光明前途，这是国家盛衰兴亡的关键!党要依靠六亿人民，这是对的。 + +　　肃反中，以蒋捷夫为首的工作组当众宣布，倘使我还是那样子，要把我送到五号炮台去枪毙，我等待着去枪毙。 + +　　我并不要打击报复，诸位党委对我打击报复，我决不打击，希望不要抗拒党中央和毛主席，这次整风一定澈底，必须实事求是，不要把马列主义当幌子。过去不顾事实，不讲道理，完全是造谣。马列主义是实事求是，造谣、诬蔑是反马列主义的。以自己利益、小集团利益来打击群众，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剥削思想吗？这些材料要公开。 + +　　对教授研究什么也不知道，如何评级?这是不可设想的官僚主义。总之，为宗派利益、个人利益打算，做了许多坏事，造谣打击，欺骗上级。 + +　　山大党委在肃反中，蔑视宪法，对吴大琨、对我都是这样，侵犯人权。肃反半年后，房金堂和我说，可以和束星北相见，(此处一字辨认不出)不能多谈，违反宪法；对赵俪生、束星北、张维华打击报复、违反党纪。三反中说陈慎昭教授贪污，她自杀了；丁山先生也因造(此处二字辨认不出)激病重而死了，好些先生病(此处一字辨认不出)，有的得了心脏病，这是肃反有(此处一字辨认不出)！ + +　　肃反总结向上居功，而很多人痛心，据说“成绩是基本的，工人阶级品质丧失尽尽。赵俪生先生将这比之拉科西，我觉得不是拉科西，而是历史上的魏忠贤，是东厂。凡是被打击的，都是比较正派的，个别的例外。(此处一字辨认不出)许某不说谎话。党委将来可要(此处一字辨认不出)大家宽恕，但必须有真正的思想转变。我不怕，也不怕送五号炮台去枪毙。 + +　　我建议：一、请党中央派人来；二、群众成立组织，帮助整风。 + +## 平时不帮助，肃反当重点，正是官僚主义领导，建议党委轮流学习业务 + +　　陈同燮：平时接触很少，肃反中看到了党委的作风和工作方法。肃反前，党委没按中央团结群众、治病救人的原则进行工作。 + +　　如肃反前和一些同志不联系，和他们谈谈，便不会那样严重。平时不帮助教育，到肃反时把人当作重点，这正是官僚主义。 + +　　肃反中斗的，是根据群众汇报和校外材料，也应找本人谈谈。(许思园：我到山大七年了，平时在教学上、工作上始终未见党委和我谈过话。我在华北革大，不论是知识分子党员也好，工农党员也好，经常接触谈话，很好。就是山大这部分不这样，好象是另一天地)。如对许思园，党委和他当面谈谈多好，既简单，又省事，也可减少偏差。 + +　　肃反以后，人与人之间不敢说话了，也不往来，空气很不好，最近好些。今后希望给大家和平安静的环境，搞教学和研究。 + +　　建议党委出去留学。为什么教授和党委没话可说？主要是没有谈话材料，谈马列主义，大家都学习，不必谈，谈科学研究，谈不来，谈历史，怕调查。现在党委的业务水平低些，马列主义也领会不深，还是教条。而世界科学一日千里，不懂业务，要领导，领导不起来。大家看不起党委，因为党委无能为力。解决的办法是轮流出去学习。如果党委只做党的工作，那还好，而要领导教学、研究和行政，领导不起来。拆墙固然在于双方，但提高党委的业务水平，是一关键。不然，就会落后于形势的要求。 + +## 士可杀，不可辱。不能光看缺点，也要看优点。不能叫大家像绵羊一样 + +　　黄云眉：肃反工作就全国来说，成绩是肯定的。但也有许多付作用。对知识分子来说，士气摧残很大。“士可杀，不可辱”，这是中国千年古训。这种付作用应该消除。在这次运动中应让其放、鸣。知识分子有架子是不好的，但自尊心是应该有的，自尊心绝不同于骄傲，对自尊心不能压制。用种种方法压制，企图使知识分子像绵羊一样，这对社会主义只有害处。用不正确的材料进行斗争，伤害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应当接受这一教训，诚恳地、虚心地给以道歉。 + +　　党对老教师的信任问题。高等学校的老教授，接触旧社会较多，亲身受过压迫，看到新社会的面貌，难道还会反对新社会吗?一般不会。当然不是都如此，但绝大多数都是拥护党的，他们想贡献自己的力量。尽管中央领导很重视知识分子，但一般不把知识分子当作外人，尤其是对老年教师。一方面：老年教师要改造，但党委只看到其消极的一面，认为他们从旧社会的泥坑中来，而不从老年教师的积极一方面看。老年教授受过痛苦，想在黄昏时候看看夕阳，但党委看不到他们这点。 + +　　山大在生活上、工作上，都对老教师照顾不够，工会不起作用，党委也没重视。也许领导认为，照顾老年教师会使青年人不满，我想不会。一方面要老年培养新生力量，另方面又不尊重老年教师。 + +　　党委名单虽公布，但大部分我都忘了，因为接触很少。我做行政工作的尚且如此，群众更可想而知。对党委负责制没有意见，但党委要真正负起责任来。要真正负责，听取意见，真正要懂业务也是困难的。 + +　　关于系主任的工作，我们现在是否要教授来做系主任，值得考虑。个人得失不计较，要我不做，没冤心。历史系目前存在着不团结问题，我对此无能为力。教授最好多让他做研究工作，而我们还要做行政工作。表格太多，应商化，高教部也应重视，有些表格填了没有用，没改进，有的填了我(此处二字辨认不出)己也忘了。 + +## 评级办法付作用很大。好些人因不能发挥力量，而想离开山大 + +　　徐绪典：党群关系有距离。我现在对党委有那些也不知道。只知道前面是领导，而我们是教书。希望党委和领导经常到课堂(此处三字辨认不出)去接触。能兼课更好，这样(此处二字辨认不出)了解我们工作。要不然，隔膜不会消除。肃反的偏差，重要的是对群众不了解。 + +　　党委对知识分子的特点不很了解，因而无从着手。认为知识分子不可靠，不从发展观点看问题，过去有的认为知识分子发挥力量不够，好像加点薪就好了，其实知识分子并不都是为名为利，“士为知己者死”，正是这样，只要尊重他们的劳动，他们是会发挥力量的。我来山大六、七年。这次评级把我评为和讲(此处一字辨认不出)同一级。我是有意见的，因为我这些年的劳动不被人重视。评级将教师分类，付作用也很大，光凭主观来评，问题就更大，有的同学也看教师的级别，来衡量教师。评级办法不切合中国实际，评级中，某人夸大其优点，某人夸大其缺点，这对工作都不利。 + +　　过去山大重视青年教师，不重视老年教师，现在有所改变，但只抓住几个，不全面。山大历史系力量雄厚，但成绩不如别的学校。很多人想离开山大，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更好发挥力量。过去人事科认为好像多给我们20元钱就行了，其实不是。 + +## 互相联系不够，尊重不够。教授十五年，被评为六级 + +　　王遫汝：党为实行整风，党委会叫大家提意见，我自惭接近不够，没有好具体意见，只说点真实的希望罢了。我认识了党的温暖，也认识了党的严肃，经过肃反运动，看出了它紧张，它激烈，虽然未当衡要的人，也是不安定。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损失。同事们说得很多，不用重复。这真是我们大经验教训，党员同志们当然是很好体会着的。 + +　　这些时报上常看到拆墙填沟的话，正说明党群间有距离，应加紧密切，这是公认的；我认为把墙拆掉它，把沟填起，诚然是痛快事情，但还不是根本解决办法。而是要往来，要交通，要开诚相见，古人所谓“精神相通，千里无殊一室”正好说明这一点。不然，汝为汝，我为我，老死不相往来，就是没墙没沟，又能起什么作用呢！我常觉得我们同人间有点欠缺似的，约如下两点：(一)彼此联系不够，一般说来，向来无甚交往，肃反后，更有戒心，有顾虑，话不多说，信不多写，人是感情动物，一变而为木然，意不得透，情不得达，如何能相互了解？如何能相互推动?又如何能相互帮助呢？诚然人言可畏，省事为佳，但能存心光明，作风正派，不鬼鬼祟祟，不狗苟蝇营，又有什么嫌疑可(此处一字辨认不出)！所以我希望好好建立起党群间正常交接关系以挽回此风。 + +　　(二)相互尊重不够，人是应该相互尊重的，人能相互尊重，便能相互了解，相互学习，相互爱护，偶有误会，亦复容易消除。如不能相互尊重，你菲薄我，我菲薄你，你是你一套，我也有我一套，这如何能相助相成呢? + +　　…… + +　　共产党不讳言过，并坦白地、迅速地纠正错误，这是旧社会梦想不到而值得我们崇敬并学习的。但有时个别同志并不如此，就拿本人经历的两件事来简略地说说吧！我初来教书是大班课，人数多，无课本，讲义不按时发，同学又大都鲁籍，口音是有些滞碍的；后来参加历史文选课，负责批改作文，过去情况，是有了些改变，但提到讲课，仍有问题，本来我这一改文工作是极烦碎的，学生由四十余人，发展到百二十余人是不轻松的，只因向来是讲习古文，不厌其烦的解释，又是同学们迫切需要，所以愿意努力，其如主观认定自有权衡何!有时讲一两星期便罢，有时通过了组系、教务处并填好了表的课，并未开始作罢，中文系一度需人，拟调回去，又未被允许。但有时同事请假，叫我去讲，却又绝无反映，没有问题。杨主任却这样对我说：“你这大年纪，改了许多文章，还帮文史哲做好些事，你的工作不是比别人少而是比别人多，更用不着再讲课啊！话虽如此，涉及工资问题，非普遍的加薪轮不到，就是普遍加薪，仍然与我无关，那时教学工作量近五百咧！但我觉得争薪是丑事，忍住不谈。去年评级评薪，听说是会更公平合理的，静静地期待，归结，一个待罢，教授十五年的人，派上了六级，我本庸人，特邀破格，恐不仅我校所无，他校亦或未有吧! + +　　党委同志们领导范围广，事务繁，本难处处周到；而且有些事出自少数人积累起来的，不易为大家所了解，所注意。今天叫大家讲话，所以坦率地简略地说出来了。见不必确，话正不圆，但我的意思确是勤勤恳恳老老实实从团结愿望出发。 + +## 肃反对知识分子情况估计不足，反革命“定义”不恰当。宁“左”勿右偏差很大 + +　　刘敦愿：我校的肃反运动，没有考虑到中国的特点和历史转变。记得蒋捷夫同志在斗争许思园同志的会上，谈到反革命的“定义”，范围太广，人人自危，差不多都可以被扣上这一帽子。这是不符合中国知识分子的情况的。中国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占多数，一般说，不管有很多毛病，它有其进步的一面。老一辈经过了多少旧时代的变化，他们是有抱负的，但过去不能实现。他们知道艰难痛苦，比现在的青年，这片面是要强的。 + +　　由于对这点认识不足，运动一开始就是三反一套。三反时我是积极分子，真是热火朝天……过去那样“左”了，影响很坏，伤害了自己人。如张维华同志，他花了许多心血，写了60万字的讲稿，而把他当反革命斗，他如何能心服？丁山先生如果还活着，也一定要当反革命斗的。根据这样的“定义”引起了思想混乱。当时我虽然没检查，但精神至今还未恢复。大义灭亲是可以的，但并不要什么地方都要这样。 + +　　好心好意办了坏事。希望这次能揭发出来，赶快挽救。 + +## 党现在有威没信。(此处二字辨认不出)办学，而是为党。强调政治，忽视业务 + +　　卢振华：党现在有威没信，群众见了党害怕。党委对知识分子的情况了解不够，特点掌握不够，因而不相信知识分子。 + +　　目前我校党的工作，不是在领导学校工作，而是在办党。 + +　　民主作风不够，党员对(此处二字辨认不出)工作包办，如留助教、报考研究生等，不征求教师意见。民主党派参加工作，是否有形式主义?陆付校长的工作是否代表民主党派，我觉得是形式。 + +　　党对群众意见不能虚心考虑，不大喜欢听反面意见。因而群众不敢提意见，提了怕被扣上落后分子的帽子。 + +　　党的领导工作中自相矛盾。解放后曾提倡尊师爱生，而运动中学生抓住老师的头发要他低头。有人说这叫人民的法律！这样如何能尊师? + +　　解放后大家希望安心搞业务，而当时强调政治，现在还把政治学习列为第一，业务放在第二，政治学习不到不行，业务会议则马马虎虎，在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后，这种情况还没有改变。 + +　　党应负责对待整风。肃反中受了创伤的，常记在心，不易平复，应道歉赔礼。我没被斗，但有人说我恶劣，至今记忆犹新，何况被斗的。 + +## 党委应检查团结工作。宗派主义是最主要的。知识分子好像在公民和非公民之间 + +　　韩连琪：过去只有批评，而没有达到团结，原因很多，党委应首先检查，我们是否从团结愿望出发，是否对待知识分子是平等关系。 + +　　党群之间有道墙，要推墙，首先要研究墙从何处而来。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属于群众的，特别在刚解放的时候。但六七年来墙愈来愈高，主要应由党负责。 + +## 解放后谈使用知识分子，很刺耳，好像是雇用的没有主人翁思想是痛苦的，好像国家建设我们没分一样，好像是共产党的天下。我们不像革命干部，好像在公民和非公民之间。 + +　　这次整风运动使我们很高兴。如党愿拆墙，我们也很愿意靠摆。问题是过去没有勇气，这是知识分子的痛苦。…… + +## 在化学系教师座谈会上 + +## 整风劲头不如肃反劲头大，上边布置下边不动 + +　　武际元：这次整风不管山大党委也好，市委也好，决心不大，劲头也不大，总之不如过去肃反劲头那么大。党委有些缩手缩脚，老实讲我还是有顾虑。“三反”思想改造也是反官僚主义，而反到自己头上。运动过去了官僚主义又出来了。我从那里看领导决心不大，如去年晁校长与杨付校长来校后，我们寄予很大希望，但效果并不大，又如系里改组，调盟主任到教务处，也没能听取老教授的意见，也应该跟大家商量商量，但没有很好酝酿。又如这次教学检查，上边布置下边不动，实际领导与被领导墙是存在。主要党应负责。几年来知识分子遭遇很多，难道知识分子一点优点都没有吗? + +## 山大冷冰冰，没有一个朋友。无党派没人管，无处发表意见 + +## 王新治：先谈谈党群关系，如果对方听不惯总是难免。顾虑没有是假的。程度不同。 + +　　从兰州到山大来后，只觉得没有一个朋友的痛苦，我想是否没有过去老同学，是否没有参加党、团有孤立现象。有时与谈的来的在一起，经过几次运动也就惧怕了，到时就要算总账，三三两两在一起是小集团，再多一点就是大集团。说话要算账，确实是冷冰冰的。党团员在一起讨论很快乐，而我们无党派者孤立，无依靠。肯定说共产党比国民党任何一个时期都好，心里想靠拢党，有时想起来眼眶里真要流泪，我们很想接近党，可是人家又不理。希望党员多向非党多征求意见。 + +　　党群关系另一方面，有的同志入了党就万事大吉，朋友关系也坏了，也疏远了，我想这不是入党的条件。党员自高自大，盛气凌人，见面说两句好话，背后就六亲不认。 + +　　党要把整风搞好，首先要吸取大家意见，无党派意见怎么办?好多报纸为什么不把无党派组织起来谈谈呢?校刊“新山大”在这样运动中，不一定按步就班的到礼拜六出版，过去不同意就不给登，有些稿子是滥竽充数，批评领导不敢指名，只提好的。今天会上教务长在，系里党员在，谈得是不够痛快。…… + +　　去年两位校长来校，大家是寄托很大希望，现在是有些失望，可能失望太早了，校长一再说过要实事求是，可是在听高云昌报告肃反总结时，大家在下边还未开始听报告，就猜到成绩是那三点。报告一般化。第二次小组讨论又赶上开扩大校委会，这样重要报告，座谈时就有许多人没参加，我来山大后每次报告都听，重要报告还点名，而这次报告时，说有事可以请假。说明重视不够，不是老实态度对等。如果真诚相见总会解决的，像物理系肃反运动付作用至今未消除，错在那里应该道歉。党说要发动群众，群众起监督作用，而我们学校群众没有什么监督作用。束星北问题在物理系至今未消，这中间群众是不了解情况，而斗束星北时拿出三反时已交待的历史，当新材料来斗。当时揭发材料都是领导交给的。再如选举票一定说束先生写上美国电影明星一票，当时束先生不承认，有人向一个党员要票看，党员就说，你不相信党，这样别人还有什么可说呢?事实束先生未写，那么为什么就不查对是谁写的?至今无下文。 + +　　这些日子看报纸揭发出问题，好像很亲切，因为这些问题好像都是山大的事。 + +　　关于教学改进工作方案，并没有广泛征求意见，校长来校半年第一件工作就是“扩大行政机构”。增设研究处就能把科学研究搞好吗?那么再增加几个处，国家开支更困难了。 + +　　党不相信群众，说我们立场不稳，思想有问题，也就不相信群众，宗派主义由此基础而产生。党不信任你，怎么会有主人翁态度呢?对党员说成特殊材料，我们还是不能理解，不应把人神秘化。过去总以为党员就代表党，后来晁校长提到过，党员不能代表党，可是过去华岗在山大，什么都以华岗的意见为意见，下面意见与华岗不同是得不到采纳，在斗华岗时，要大家讨论，清除华岗思想影响，实际谁有华岗影响?谁把华岗捧到天上，校刊上登得肉麻。有的校长说，山大是华东的旗帜，杨付校长来后说，山大政治空气不浓，旗帜也就没有了。 + +## 肃反恐怖余音还在山大存在，天亮了不要怕，我们绝不“明哲保身” + +　　刘遵宪：我感觉肃反总结完全是掩护的态度。在工会小组上我说了一句肃反搞得一塌糊涂，当时有党员就批判。不许谈的(此处几字辨认不出)远远超过我的估计。肃反问(此处几字辨认不出)大好像不准谈，大家不敢(此处几字辨认不出)肃反运动恐怖的余音还在山(此处几字辨认不出)。56年已决定束星北不(此处几字辨认不出)革命论，要早点讲，也早就(此处几字辨认不出)以发挥他的积极作用。 + +　　“明哲保身”，不要发疯，太(此处几字辨认不出)马上要出来了，毛主席一定发(此处几字辨认不出)民主，民主一定要发扬起来，(此处几字辨认不出)共产党最不满意的就是不(此处几字辨认不出)，我与党的关系是较远有距(此处几字辨认不出)有人在党内取得了地位，天(此处几字辨认不出)我的，这样就发生毛病，党(此处几字辨认不出)毛主席对我们打怕的人说，让我们讲话，让我们反对官僚主义，毛主席党中央是要发扬民主，他对我们有寄托一点希望，天要亮了，不要怕，不要过分“明哲保身”。我们面临发扬民主，反官僚主义的时期，我们不能明哲保身。 + +　　陈鸿宅：刘先生说不要怕，有的人是不怕，可是有的人确实怕，党委是看人行事，大的不要怕，有群众基础的不要怕。小的要怕一棍子打得稀里糊涂。 + +　　刘遵宪：我对束星北说过，你在物理界还有点名气，否则你早就上了天了。这一点，在将来发扬民主很有关系，必须人权要有保障。 + +## 让我们“放”，毛主席给我们撑腰 + +　　徐国宪：运动一来我就有顾虑，运动开始“左”后右，最后总结成绩是肯定的基本的，缺点是有的，我们既要实事求是为什么要“左”又右呢?肃反总结第一不解决问题，左就夸大，右就缩小。现在让我们放，这是毛主席给我们撑腰，但山大党委对官僚主义认识不够，没有群众压力，还是被动。党委要建立党员的威信，不能关在花房内建立，要放到群众中建立起来。 + +## 动员报告不能令人满意每天洗澡也算资产阶级作风！ + +　　唐思齐：首先对杨付校长动员报告不能令人满意。当然有很多先生已谈过，他没有叫大家“鸣”。当时谈让大家鸣，说错了不会记下账，说我们、你们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没有把大家当成自己人。说明这次报告没经充分准备的。 + +　　党对知识分子信诚不够，解放后对新的事物也了解一些，自己也愿意靠近党，总觉得发挥不出力量。过去受的资产阶级教育，自己这几年进步多少也不知道，我自己觉得在进步，而有的党员说我们资产阶级作风(此处几字辨认不出)，因为我们夏天每天要洗澡是浪费国家水，就说资产阶级作风。 + +## 传达报告好像挤牙膏　把群众当成“阿斗” + +　　漆德瑶：山大这样搞下去是搞不好，首先在传达毛主席报告，好像挤牙膏似的，一会就挤一点，每次还插入其他，是否有顾虑，不愿意全部传达。 + +　　肃反总结在校刊“新山大”一点消息没有，有人说传达也是形式，其他报告就半天，肃反总结只一个半钟头，我觉得很奇怪。这次政治学习，每周只有三小时，比前阶段的学习更平静了。党外提意见帮助整风，整风好似洗脸，洗轻了不干净，重了要痛。党员要洗脸大家谈得重一些，党员修养高，要忍受一些。有人说党不相信群众，我说不是不相信，而是把群众当成“阿斗”。 + +## 肃反总结有些八股 + +　　徐葆筠：肃反总结有些八股，好像领导上怕提意见，也有顾虑，好在天已亮了，但还有云。我爱人在肃反被斗了一下，斗错了领导上一再说，不要再提肃反行不行。党委有顾虑决心不够，我们这方面决心也就不够了。 + +　　行政有职无权，以党代政，党决定了未通过行政就贯彻了，对群众积极性发挥不出来，特别对老教授的意见尊重信诚不够。 + +## 对党员不满不应说对党不满 + +　　柳正辉：我觉得对党不满，应该是以对党的政策，党的组织不满，而平日对每个工作问题、每个党员的具体行动不满，不能以此为对党不满。 + +　　今天来看，群众对党领导方针、政策是拥护的，而不满的是对某个党员的具体行动的不满，我觉得还是对群众信诚不够。 + +## 领导作风好似一阵风 + +　　唐思齐：学校官僚主义作风很严重，化学系搞个通风设备，一直未修理好，我是区人民代表反映给事务科，过了一学期也没解决，反映到校长办公室，结果解释一番，强调工作忙，这样官僚主义作风例子还是很多的。 + +　　领导作风还有些一阵风式的，有些敷衍态度。据说领导带头让房子“新山大”也登了，曾经房主任(付书记)也让房子(实际有困难)房主任说领导带头。实际是太勉强。我认为号召让房天应有头有尾，不能一阵风式的，后来“新山大”也就无声无嗅了。对分配福山支路宿舍，事务科就抱两种态度，有的先生提出是否能拆开住，答复不可以。但后来邱科长(党委委员)三个人拆开住就可以了。 + +## 反官僚主义不要形式主义　争鸣必须凭良心 + +　　刘遵宪：保证教师％时间，一直没有人能答覆。反官僚主义只让干部自己反，效率不高。过去三反时也反官僚主义，余修来个形式主义反一下。如以官僚者反官僚，主观者反主观，宗派者反宗派，那就很难想像。 + +　　争鸣必须凭良心，要实事求是的提出来，我错了你说我，你错了我说你，这才是争鸣。 + +## 建议校委会成立常委会　行政干部要提高水平 + +　　闫长泰：学校领导过去对有经验的先生征求意见比较少，如教学计划问题就带来不少损失。党委对革命有经验，但对教学经验还是不够的，应吸取有经验的老教授来参于校委会。同时建议校委会再成立常委会以便研究经常工作。重大问题再召开校委会。 + +　　领导干部水平不高，如校部干部水平不高，对高等学校规律掌握不够，往往行政工作与教学工作脱节。党委应考虑如何提高干部水平，使干部有进修机会。 + +## 党员有些“党气凌人” + +　　杜作栋：今日的会还是开场白，还没能谈具体，化学系的座谈会而没谈化学系，也没谈化学系党群关系。 + +　　我自51年来山大后，在“三反”、“肃反”给我很不好印像，党是采取宁左勿右的办法。肃反的付作用很大，群众是否觉悟呢？大部分不是主动的。 + +　　党员应该气量大一些，有些党员喜欢背后提意见，才欢迎，不愿在会上谈，也就是度量不大。今日对化学系党员的缺点没谈，说明有顾虑。有个党员工作经常调动，这个不干，那个也不干，如周家义(党员)问题我们就不大了解，沈静兰(党员)为什么不开课我也不了解。有人说我系党员有“党气凌人”。 + +## 在水产系教师座谈会上 + +## “我觉得在学校可有可无” + +　　何家澍：这样的号召党外人士提意见，还是第一次，来山大不久接触面很窄，我对学校官僚主义问题补充个例子!我今年订了科学研究工作计划，填了表，科委会第一次发下来没有我的，第二次补充还是没有，不知我的是否合乎科学研究?希望有个答覆，但未得到答覆。 + +## 编教材初稿写好，准备寄给高教部审查，需要抄写，从3月1日就送出版科至今已5月18日了还未见抄完。我认为我在学校里是可有可无。 + +　　专业问题形成自流，不招生学校也就很好的计划来安排，有些同志就不安心工作，根据我了解过去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形成自流。 + +## 既包办代替又放着不管 + +　　陈世阳：我们党在学校主要应该搞教学，是有成绩，但不够，有些包办代替，也有放着不管。学校里只知道要计划，要什么我就写什么。而有些问题得不到及时的解决。譬如做实验中要用一点药品，需化几元钱，答覆说钱被冻结了，要直接与财务科联系。实验用水，实验室在三楼经常做着实验就没水，提过很多意见，要求设一个小水缸，至今未办。我系党员在管理药品，我做实验所需药品系里没有，必须到化学系要一点，但这位党员说，我的工作只做本系，外系我不管。这样态度是为教学服务吗？ + +　　关于听党课有许多人要求，而党委把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的划分，非积极分子听不到，这样有些过分秘密希望党课应该扩大，达到大家的要求。 + +## 对党员——考验很少　对非党——随便怀疑 + +　　温保华：我今日本是不想谈，有些顾虑，我就怕斗争，对我来说是痛苦。 + +　　“新山大”上登着积极分子参加党课，这样不参加党课就非积极分子，到底两者标准是什么。 + +　　肃反成绩是不可否认，但过“左”也是存在的。肃反有成绩，也有错误，有些单位纠正，有些就没有纠正，付作用很大，没有人情，一讲话就记账形成一道墙。 + +　　肃反中弄清一些人历史，而把一些人弄得一塌糊涂。有些党委帮助弄清，有些是强迫的。 + +　　科学研究是知识分子的生命。我校科学研究应有长远打算。回国来山大后，我很高兴。但我订了科学研究计划，学校一字没提，上边不做声，我也就不去做了，说明学校有一点官僚主义。 + +　　党对党员考验方法是很少，但有些党组织对非党同志考验，就来记账，这也怀疑，那也怀疑，非党同志真吃不清。是否对非党员审查要那样神秘化?有什么应拿到桌上谈。 + +## 希望党委了解我的情况 + +　　何垙：对山大我是有意见，没有话是假的，过去在河北水专我是落后分子头一名，我的看法与党有不同，在运动我感到在那里是强迫的，我很希望党委愿了解我的情况，可能找我个别谈谈。 + +　　 来源：1957年5月25日《新山大》。原题为：“大家动手　拆墙填沟/教师座谈会继续举行　并贯彻边整边改精神”。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04.txt b/CCRD/1/3/2/0006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01cb3bc78314e39778af1336946b2a2afeb73a1 --- /dev/null +++ b/CCRD/1/3/2/000604.txt @@ -0,0 +1,27 @@ +# 赎买二十年好不好？　撤出公方代表行不行？ + +　　<新华社> + +## 陈毓曾说：李康年主要是替中户资本家说话 + +　　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制药工业公司副经理许子素，民主建国会天津市委员会委员、化学制药工业公司副经理倪叔平等人说，定息多少年不是一个主要问题，现在规定七年，已经满意，就是少几年也是可以的。天津市染料化学工业公司公私合营第二厂副厂长陈毓曾认为李康年的建议主是要替中户资本家说话。天津市工商联执行委员、公私合营恒源纺织厂孟乃全认为资本家领了赎买存单之后，按期取回资本，并不是“没有剥削”了，因为所领的资本，还是剥削工人来的钱。资本家只有到了完全凭着自己劳动收入生活时，才能改造成为名副其实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才能改变阶级成份。定息二十年，时间太长了，这会使资产阶级的改造进行得更慢。 + +## 吴志超说：不要派公方代表 + +　　上海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天厨味精厂总经理吴志超认为在合营企业里不要派公方代表。他最近参加化学原料工业中三十个厂的私方人员座谈会，有二十九个厂主张取消公方代表，其中一家主张维持现状，原因是私方和工人关系很紧张，有了公方代表，可以缓和两者间的矛盾。 + +## 黄胜林等认为：把权力交给私方，党支书只能监督 + +　　天津大中华橡胶厂副厂长黄胜林、恒源副经理李征吾和自行车架子厂副厂长徐振国三人主张撤出公方代表，并认为公方代表撤出后如果还在党支部书记领导下工作将是换汤不换药，因为许多厂公方代表就兼党支部书记，而且那样会导致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他们认为，把权力交给私方，党支书只要对他进行监督就行了。 + +## 刘靖基认为：试由私方独立负责 + +　　上海市工商联常委、安达纺织厂总经理刘靖基认为，在那些规模较大、党和工会组织健全、而私方人员确有培养前途的工厂，可以试行撤出公方代表。由私方独立对国家负责，表示国家对他的信任。“士为知己者死”，私方一定拼命搞好企业。可能一开始私方做得不好，但担子挑起来，可能得到锻炼，而使他们可能培养成为真正的国家干部。这样的例子在上海已经有了。象大隆机器厂的私方副厂长，因为公方厂长长期生病，不得不担起全部行政责任。原来不会做的事，象布置生产、总结工作、动员报告等等也会做了。由此群众对他的看法也有不同，他自己也感觉得不再象是个私方人员。 + +## 吕露园等认为：管理新企业，私方人员不行 + +　　天津北洋纱厂副厂长吕露园、大中华橡胶厂厂长翟志宏等人认为公方代表不单单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代表国家。必须考虑到：职工对私方的观感和私方人员之间的观感；私方还拿利息，阶级关系还存在；私方人员过去经营的是旧企业，管理是家长式，今天要依靠工人群众民主管理新企业，私方人员不行；私方本身还有缺点，还要自我改造等等。 + +　　 （据新华社讯） + +　　 来源：《人民日报》1957年5月2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05.txt b/CCRD/1/3/2/0006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41e07113e9ad906ea4f515b43b4a8192541473a --- /dev/null +++ b/CCRD/1/3/2/000605.txt @@ -0,0 +1,29 @@ +# 水利部高级知识分子对党群关系不正常的现象提出批评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中共水利部党组在１６日、１８日、２１日三天下午召开了三次部内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会上很多人对水利部党群关系不正常提出了批评。参加座谈会的有无党派民主人士：副部长张含英、办公厅副主任崔载之、勘测设计局副局长刘学潆、工程管理局副局长刘德润、水文局副局长蔡振、农田水利局副局长智南屏、技术委员会主任高镜莹、计划财务司财务处长樊真和工程师原素欣、俞漱芳、陆克铭、李捷、孙辅世、卞文庄、姚鸿儒、齐子仁、王文骐、刘鼐臣；民革成员：部长助理刘瑶章、农田水利局副局长阎又文、关文启和工程师王恢先；九三学社成员：工程师郝丰庵等。 + +　　在谈到党群关系的时候，郝丰庵说：有些党员有特权思想，说话的口气都高人一等；生活上也闹特殊，如有的党员硬住房子，总务部门没办法，而我来水利部时两天就搬了三次家。 + +　　刘学荣说：三反以前，我自己很积极很主动地同党员在一起，想学习他们，各家串门子很多。经过几次运动之后，我现在只走两个门了：除了部里的大门之外，就只有自己家的大门。这是党对运动的善后工作没有作好，使我们感到“运动”起来就没有个完。因此，只好见人三分话，怕还在审查我。和非党同志也不敢接近，因为不知道党对他怎样看法，是不是还在审查他。 + +　　关文启说：水利部的统战工作也不太坏，但是面不广。对上层象傅部长、刘部长助理这些人是很尊重的，但是对下面就不一定。 + +　　他认为不仅党与非党之间有墙，人人之间都有。这当然并不是那一个党员造成的，而是各方面都有关系。 + +　　王恢先认为非党干部对党组织是“忠而不亲”，部分党员对非党群众则是“威重情薄”。他说：我看到很多非党干部对国家建设事业非常忠心，也忠心于组织、忠于党，但是和党员一样忠心工作却得不到同样重视，慢慢地就感到不亲了。 + +　　“忠而不亲”是两面的，本人不去争取组织关心是一面，另一面党组织对于这些人的话也不全信；或是由于历史不好，就不信任他，采取冷淡疏远态度。共产党是执政党，对这种现象应负的责任就要多一些。部分党员同志很“威严”，态度上，语言上，或是评判是非、评论工作的时候，使人感到情感很薄，不能恩威相济。这些现象希望通过整风能够改变。 + +　　崔载之说：对党组的领导我是拥护的。但由于党组领导方式简单化，有时便形成以党代政，非党领导同志不能真正做到有职有权。许多事在党组就讨论好了，有的拿到部务会议形式上讨论一下，有的根本不拿到部务会议上讨论。象组织机构的变动、计划的增减，很多非党同志都不知道，自然没法好好贯彻执行。 + +　　孙辅世说：报纸上有些人提出校务委员会领导学校，党组织退出，这样不合适。他说：要不是共产党领导，中国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共产党领导严格些，对知识分子来说当时可能感到不舒服，过后回味一下还是很甜蜜的。 + +　　齐子仁认为水利部对工程技术人员，特别是老的工程师，使用不当，不符合中央精神。他说：我是在中国第一个专门讲水利的学校里学习的，我从毕业后一直没离开过水利工作，做了三十多年，我自信还有一些能力。但却一直没得很好使用。今年春天，我病了两个多月，病好了蒋局长叫我去个别谈话，动员我退休。我不知道国家是怎样用人的。现在比我老的人在水利部门工作的也有，我就是今年才请了两个月假，难道就非退休不可吗？现在国家的工程技术人员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叫我退休，我非常痛苦。我还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出一份力量呢！ + +　　此外，刘瑶章、原素欣等也都提了意见。 + +　　会上，水利部党组书记李葆华表示希望大家畅所欲言，有意见就讲，话讲透了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2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06.txt b/CCRD/1/3/2/0006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2f9e2314b897b071b46e0c9bd72ef2e44bfbb0 --- /dev/null +++ b/CCRD/1/3/2/000606.txt @@ -0,0 +1,43 @@ +# 推倒人为的墙——记卫生部检查统一战线工作 + +　　<本报记者　朱彬> + +　　卫生部党与民主党派，非党之间的“沟”有多么深？“墙”有多么高？从卫生部4月28日开始，检查统一战线政策的执行情况所揭发出来的问题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问题是很多的。当然，群众的意见现在还没提完，所以这里也只不过是揭发出来的问题的一部分而已。 + +## 非党干部无职权 越级办事难为人 + +　　卫生部对非党干部的职权尊重不够，没有很好的发挥党外人士的作用。有人说，常听说李德全部长不了解全面情况，是不是因为党组向李部长反映情况太少了。在召开1956年卫生行政会议时，只召集党员厅局长开会，而部内非党司、局长连文件都不给。妇幼司有的群众说，杨崇瑞司长是有职无权，如在评级评薪时，她提的意见不被重视，不该提拔的干部就提拔了。有的群众说，有事让大家讨论是“摆样子”，许多干部调动，杨司长都不知道；甚至干部司分配干部到妇幼司，杨司长要看档案材料，干部司一个同志竟说：“他是党员，你不能看。” + +　　中医司非党干部认为，中医司赵树屏副司长也是有职无权，原中医司司长薛和昉，对有些学术性会议，该赵副司长参加的也不让他去。教育司有的司长办事不找非党科长，而去找党员科员，使非党科长起不了作用。党员科长出差，科的领导工作不交给非党科长，而交给党员科员负责。有人认为，宣传处左昂副处长职权不被尊视，左昂本人也有同感。他说：党员正处长对我是采取不理的态度，工作做错作对都不管；有事与党员处长商量，对方也表示厌烦。他又举例说：在本单位对一个人进行思想批判时，预先不告诉我开会内容和目的，可临时又叫我发言，由于我不了解领导意图，发表的意见当然不痛不痒，结果反倒在黑板报上把我批评了一通。 + +## 党员处处有特权 提拔干部分“二式” + +　　群众反映出：卫生部在干部政策上有宗派主义情绪，对非党干部不信任，不提拔，使用安排不当，有重德轻才，重党轻群的现象。群众说，卫生部去年提拔的科、处长以上的干部都是党员，没一个群众。卫生部机构改变后，原来是副科长的党员干部提升为副处长了，而不少原来是科长的非党干部却降为一般干部。财务司群众认为，党员干部提拔是“电梯式”的直升，非党干部提升是“阶梯式”的。医疗预防司有人反映，领导上有事专找党员干部，弄得非党干部在工作上缩手缩脚。群众有真心话要向党讲，而党不同我们讲真心话。妇幼司的群众说，非党干部积极工作也得不到提拔，而一个党员干部几个月请假不工作，也提了级。有人说，有的党员副处长，没事干拿很多工资，平均签一个字就拿10元。有的党员闹地位，闹待遇，不提级就闹情绪，如有一位副司长的地位，就是闹出来的。 + +## 对党员照顾备至 对群众冷若冰霜 + +　　许多同志提出：卫生部党员负责干部对群众切身利益关心不够，不能以身作则，与群众同甘共苦。如部长是两人住一层楼，司长级干部占房也多。对福利费的使用也是党内照顾多，党外照顾少。有一次年终福利费积余了几千元，原确定谁困难补助谁，而后来实际大部分福利费都用在党员科、处长以上干部身上去了。有人说：福利费不是“雪里送炭”，而是“锦上添花”，有的党员拿福利补助费买上了手表，呢大衣等。 + +　　妇幼司的非党干部认为：这些年来党员对他们没什么帮助，要说这几年有进步，也是靠自己看书报杂志和电影得来的。教育司的群众提出，在政治上得不到党的关怀，几年来司内没发展一个党员，去年发展一个党员还是从西北调来的，难道群众个个不够条件吗？对外联络室有人说：党员对非党员干部不信任，因工作需要的材料也不让看，而说：去看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吧!这怎么能解决具体工作中的问题呢？有的人说，有的党员打电话时还把非党干部当场撵出去，使人很难受。中医司名中医李重仁，原住在卫生部宿舍，不知为什么行政处通知叫他搬出去，他现在住的三间小房，屋里很潮湿，睡一夜全身关节都痛；他家有桌子没椅子，人长期站着吃饭。对此，领导向未过问。 + +## 背靠背多 面对面少 心对心更少 + +　　造成党群众之间的这堵墙，谁负主要责任？办公厅的群众认为，党员应多负责任，因为党员有特权思想。党群之间，是背靠背的时候多，面对面的时候少，尤其是心对心的时候更少。有的人没入党时，很积极谦虚，不知怎么一旦入了党，就变了样，与群众疏远了。有人说，你走进一间办公室，一嗅，就可以知道谁是党员，因为党员格外特殊。 + +　　有人说，现在是老党员居功自傲，新党员无功也傲。干部司与干部之间有条鸿沟，干部司本是干部的家，而现在倒像“城隍庙”，有人说，见不到党员“如隔三秋”，可是见到党员时，又相敬如宾，这是中间有隔膜。 + +## 意见倒敢提 只对后果没信心 + +　　记者几天来了解到几个单位的情况，群众目前对提意见可说大部分是大胆的了，这当然挺好，可是许多人还怀着这么一个疑虑：“提完了能解决问题吗?这堵墙推得倒吗？没信心！” + +　　不过，我们还应该抱有信心，请看卫生部党组的号召： + +　　一、鼓励群众提出意见，对于提出的意见，不论是非，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对群众所提意见如有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时，可作适当说明，但不准“反驳”。 + +　　二、群众提出的意见，可解决的立即着手解决；那些应该说明的，也要负责交代清楚。 + +　　三、对提意见的人保证不报复，大家要消除顾虑。 + +　　现在，党群分别开会(即背对背的检查)的阶段已经结束，面对面的检查已经开始，我们热切地希望看到，在卫生部党群之间填“沟”与拆“墙”的工作中，传出更好的喜讯来。 + +　　 来源：《健康报》1957年5月2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07.txt b/CCRD/1/3/2/0006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185ff3549e97108bf8f6c950cbf521048a3a1fc --- /dev/null +++ b/CCRD/1/3/2/000607.txt @@ -0,0 +1,19 @@ +# 一定要扩大民主生活 + +　　<新华日报社论> + +　　在厂矿企业中，通过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形式来扩大企业民主生活，吸引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这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但是运用这一形式来讨论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却是一个新的课题。苏州电厂在最近召开的七次职工代表大会上，发动职工代表分析和研究了企业中许多重大的是非问题，揭露处理了企业内部若干矛盾，从而进一步调节了个人与国家、领导者与职工群众间的关系，推动改进企业领导，也推动了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开展。我们认为他们这样做法是很好的。 + +　　怎样运用职工代表大会的形式来讨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本报今天发表的苏州电厂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消息中已经作了报道，这里就不再讨论了，现在，我们试对如何看待与运用这一形式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方面发表几点意见。 + +　　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我们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究竟是敞开口来解决呢，还是躲躲闪闪出来解决？苏州电厂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要透彻的解决问题，就必须把思想“敞开”和把矛盾“摊开”来解决。“敞开”思想，就是让职工思想来一个大解放，把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人民内部矛盾日益突出起来的新形势告诉职工群众，使他们懂得今天工人阶级内部还存在着种种矛盾和认清这些矛盾的性质，以及使他懂得正确解决这些矛盾的原则和方法。苏州电厂通过职工代表大会传达和讨论了中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指示的精神以后，许多代表都反映：现在思想大解放、大开窍了。目前这个厂里用“团结——批评——团结”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个公式，已经成为全体职工的共同思想语言。他们说：“过去只知道敌我之间有矛盾，现在明白人民内部也有矛盾”“批评自己人，要从团结愿望出发，不能一棍子打死人”。思想开窍了，也就能确立正确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态度。在该厂最近召开的这次职工代表大会上，他们在开展相互批评和在讨论解决许多具体问题的发言中，都能贯彻分是非、明道理、以理服人的精神，改变了过去“领导怪群众落后，群众骂领导官僚”相互埋怨、对立的情绪。什么是“摊开”矛盾呢?就是发动群众把企业中影响生产、影响团结，大家最为关心的种种问题，摊开来，让大家讨论解决。该厂有近三百名徒工由于对暂停晋级问题缺乏明确的认识，加上领导又对他们关心和了解不够，因而他们对领导上相当不满，甚至有部分人对领导上失去信任，要求去省里或到中央去解决问题。这次，他们把这些问题摊开来拿到职工代表会上讨论以后，由于上下思想见面了，是非分清了，从而上下取得了统一的认识，也就消除了以往的隔阂。 + +　　有人怀疑：把许多问题都敞开来解决是不是合适呢?从目前情况看来，不仅是怀疑的问题。根据了解，确有不少同志干脆是不赞成把矛盾摊开来解决的。他们说：“现在某些方面的矛盾已经是够紧张的了，如再摊开来，就要象喇叭花一样，放得开、合不拢。”也有的说：“矛盾只宜内部掌握，不能公开宣传。”其实，这种掩盖矛盾的态度是不现实的，也是不明智的。常言说：“纸是包不住火的”“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须知，任何矛盾总是客观存在的东西，谁要是想去掩盖它是掩盖不了的。况且，对于任何矛盾如不主动地去加以解决，它总是要向前发展的。因之，掩盖矛盾的结局，只能使矛盾更加尖锐、扩大，遭致相反的结果。由此看来，我们的每一个领导者，对待矛盾决不应该采取回避和掩盖的态度，而应提倡积极地正视矛盾，大胆地揭露矛盾，把矛盾摊开来解决的态度。苏州电厂对青年徒工晋级问题和科室人员与职工不团结等问题所以处理得好，就是因为他们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做了。 + +　　也有些人对于敞开口来解决矛盾是赞成的。但是，他们只主张“小敞”，即向干部敞，而不主张“大敞”，即向群众敞。换句话说，他们不愿意用扩大民主生活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些同志一提起扩大民主似乎心里总是有些七上八下的，不是喊：“娘老子多了，事情难办啦!”或是担心：“船老大多了，会要把船闹翻掉。”抱有这些想法的人，认为目前厂矿中不是民主发扬少了，而是民主发扬多了；感到现在工人不听使唤、觉悟不高是个大问题，现在不是提倡扩大民主的时候。诚然，在部分工人中对待扩大民主生活是有一些误解的，少数工人不守纪律也是事实。也应当承认，他们想把事情办好，提出这样问题的愿望也是良好的。可是，他们对目前的基本形势和对群众觉悟水平的估计，却是大错特错了。为什么他们会作出这样不正确的估量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头脑中的老思想在作怪。什么老思想呢?说得客气一些，这是在我们这些同志思想上还没真正确立起相信群众的观点；讲得重一些，那就是在他们的头脑里还多少不同地装了一些“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旧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罢了。 + +　　究竟民主是发扬多了呢，还是少了呢？从总的情况看来，自然是民主发扬不够的问题。目前，我们许多企业中民主管理制度还没有普遍建立起来，即使在已经建立民主管理制度的地方，过去也未能做到充分发扬民主。就苏州电厂来说，他们自1954年第四季度以来，虽然建立了每季度召开一次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但是，过去在这些会议上，往往总是“党委指示，行政报告，工会号召，群众保证”自上而下地用来贯彻行政工作多，群众很少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直到最近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才做到大会以十分之八的时间让职工代表活动和发言。由此看来，认为目前企业中似乎已经民主泛滥“成灾”的看法和估计，显然是错误的，也是没有根据的。 + +　　充分发扬民主，扩大民主生活以后，真会“天下大乱”吗?当然不会。不但不会“乱”，而且将会使我们的工作搞得更好，使我们企业内部的团结更加增强。在我们有些人当中长期以来沾染了一种不是与群众平等相处的恶习惯，在他们看来，对待群众不论是非如何，似乎只有对他呼东不西，唯命是从，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如果对他的意见发生三言五语的争辩，甚至发生相反的异议，那末，他就认为大事不好了，或是看做反常了。其实，群众对我们领导提意见或者不满意，他们的意思并不是要反掉我们领导，不过是对我们领导工作中，和对我们某些领导者身上的一些缺点和不良作风不满意和有意见罢了。领导者有缺点，群众就要提意见，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呢。群众批评领导，领导就改进工作，改正缺点，当然不是坏事。既然过去和现在的情况是群众对我们的批评和监督不够的问题，现在那里倒谈得上什么“乱”了呢?！ + +　　由此可见，采用扩大民主生活的方式来调节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常必要的。为了使我们工作中少犯乃至不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把我们的工作搞得更好些，因之，我们只能扩大民主生活，不能缩小民主生活，这就需要大大地发扬民主精神，认真地扩大和健全企业管理方面的民主制度，以便把我们的领导工作经常地、永久地放置在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中。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08.txt b/CCRD/1/3/2/0006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892478ebb819a0130810638290c309f74205bf --- /dev/null +++ b/CCRD/1/3/2/000608.txt @@ -0,0 +1,125 @@ +#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八) + +　　<《人民日报》编者>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休会四天后，于２１日下午举行第八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有：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邵力子、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许广平、林汉达、无党派民主人士李德全、九三学社副秘书长李毅。刚从浙江来北京开会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范尧峰，在今天的座谈会上作了书面发言。 + +## 章伯钧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设计院　可是政治上没有设计院 + +　　“共产党的民主精神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效果。” + +　　民盟副主席章伯钧说，今天他谈个人的意见：第一点，近二十多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谈论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很正常的。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民主精神，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效果。这在中国政治史上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都是一件新的事情。兄弟国家很重视。帝国主义国家想找我们的毛病，但找不到。比如近两周来提出的学校中的党委治校的问题，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就我接触到的朋友来说，大家的看法基本接近，都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党是可以从政治上领导科学的。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也都感到这种制度有缺点，发生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缺点。因此，大家认为应该更多地听取教授和学生的意见。这证明，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 + +　　现在应该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最近我参加了北京的一些座谈会，感到仍有人没有把话说完。在一次高级技术人员座谈会上，有人发言后问我到底怎样，下边可能顾虑更多。因此，今后应该彻底地广开言路。现在光是中上层人物的意见，固然能够反映很多方面的意见，但是，还应该普及到下层才好。下层干部在几年来对国家贡献很大，其功不小；但是犯了不少错误。因此希望这次整风能听一听基层人民的意见。 + +　　“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的。” + +　　其次，谈几个问题：几年来，特别是从去年政协会议以后，国家领导方面很重视各方面的意见，民主生活日渐丰富。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的重大问题，可以多听一听各方面的意见。如这次整风，结合检查改进工作，当然是好的。过去，作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好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初，就多听听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见，就可以少走弯路。如扫盲运动、五年一贯制、推广双轮双铧犁等问题，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根据材料，多方面地进行讨论，或经过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专家的讨论，就会减少损失。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又如体制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分权问题，去年只交地方党委书记和少数党外高级干部进行讨论。主要是党内讨论。应该利用政协、人大的各种委员会、民主党派去讨论，这些人都有相当的认识和经验。再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这样，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我看包括党内的一些同志，大有问题，相当混乱。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有意见，我不能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 +　　陈梦家在文汇报上的意见，我部分地同意。 + +　　“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设计院。” + +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 +　　政协、人大不要等到期满，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所要作的大事的讨论，不能全靠视察制度，对国家准备作的事情要有经常的讨论。 + +　　近来，政协委员到下面视察工作，工作是增多了。但还不能停留于视察工作，要进一步让大家经常讨论国家的重大问题。 + +　　“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 + +　　大多数教授都反映说会多，这要看什么样的会。假使是千篇一律的报告会，形式主义的会，最好是少开一点。比如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样的形式主义的会，是可以少开的，但如果能够提出问题，拿出材料认真讨论，有丰富的内容，能够发挥各个人的见解，这种会大家不会感到多的。关于体制问题，如何搞，大家可以深刻讨论，文字改革问题也可以由大家讨论。 + +　　在政协、人大常委会里面，共产党中央要考虑放上一批能干的共产党员。共产党的许多领导同志，有知识，有精力，可否在统一安排的原则下，分配一部分参加到上述机构里面，经常同各方面的人士交换意见，而不要象现在的一些共产党的同志那样，只是看看你们怎么讲，今后人大常委会、政协讨论问题，各部应该有常务部长出席代表各部说明政策。这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政治。 + +　　近一两年来，政府对于老年的知识分子，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的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社会知识分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 +　　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问题，一再讨论，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作。 + +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革命中发生了极大的作用。这方面的经验还得总结一下。从马克思、列宁那里找理论根据教育共产党员，那固然必要；但是还不如从实际生活中，从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开始直到现在的统一战线工作，作一个总结，对党员的教育作用更大。在作某一部门的总结的时候，也可以请有关的民主党派参加，这也可以少发生一点主观主义的毛病。 + +## 邵力子、罗隆基、章伯钧一场争论 + +　　邵力子说：文字改革在全国政协讨论过两三次，也交给地方政协讨论过，不是少数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 + +　　邵力子说，我并不是想同章伯钧先生辩论。当然，在百家争鸣的时期，争辩也是可以的。不过，我的用意并不在这里。我只是想说明一个情况，使今后的讨论少浪费时间。我是参加了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的，伯钧先生说文字改革只是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这样说是太冤枉了。事实上，每个方案提出时，文字改革委员会都征求了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出版、印刷界的人士都曾举行过多次的座谈会。全国政协也讨论过两三次，并且也交地方政协讨论过。伯钧先生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提出这样的意见就相当严重了。说政协没有讨论，不好这样讲。在过去征求意见时，伯钧先生没有注意到，他是领导同志，工作很忙，政协开会讨论时，或者没有来，或者来了没有注意听，或者听了没有发表意见。文字改革工作有缺点，当然可以批评，但是，放箭要放准，要有的放矢，不要乱放。说文字改革问题没有征求群众意见，是乱箭。 + +　　罗隆基接着说，我也是民盟的，我不是闹宗派替伯钧先生辩护，但我要补充说明一些情况。文字改革问题，是讨论过的。当时讨论的是拼音文字方案，而不是讨论中国文字是不是要拼音。说到汉字简化，也没有讨论汉字简化的方向问题，拿出来讨论的是简化字。而且拿出来讨论时，说是党已经决定了，这样，如果展开讨论，就会说是反对党的政策。当时很多人是不敢讲话的。 + +　　章伯钧接着说，邵力子先生对我的批评是对的。以前有些人说我是共产党的尾巴，百依百顺。但是，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我是怀疑的，政协讨论时，陈毅叫我讲话，我不讲话。但是大家赞成通过，我也不反对。现在不是从法律程序上提出讨论，而是把它作为根本性的问题提出来讨论。 + +　　罗隆基说，毛主席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 + +　　邵力子反问说，既然你有意见，当时为什么不讲？现在把事情都推到共产党身上，太冤枉人。 + +　　章伯钧回答说，今天就讲了嘛。 + +## 许广平说：领导党和社会人士对民主促进会不重视 + +　　许广平在发言中，首先批评领导党和社会人士对民主促进会不重视。她说，民进是个小党派，又是分工做中小学教师的工作，两“小”加起来，就很自然的引不起领导党和社会上一般人士的重视。如有一次我们要开会，事先通知统战部，争取领导党的帮助，但得到的回答是：某大党要开会，没工夫照顾你们。这样，我们就只好延期。她要求共产党对大小党派一视同仁。 + +　　由于民进的成员是中小学教师，地方上很不重视，甚至对民进究竟是搞什么的也发生了疑问。光明日报登民进的消息也最少。因此，使我们在工作上遭受到不少困难。如房子问题，在民进就更为突出。民进总部和北京分会挤在一起，甚至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人员编制也赶不上形势的发展，干部忙不过来，不能很好的开展工作。经费也是一减再减，其实我们在造预算时已是窄打窄用，一再削减以后就使得我们连必需的经费也感到困难。 + +　　接着，她又说，有人认为民进是个小党，比较简单，大概没有什么问题。其实，民进是个知识分子的党派，不能说没有问题。民主党派如何发挥创造性独立性就是一个问题。当然，民主党派需要有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如果民主党派做的事情于人民有利，不违犯政策，就应该发挥民主党派的创造性独立性。如过去我们民进到基层去发动群众和平签名，常常碰到干部说：党还没有布置，慢点作。我们也就只好收起来不作了。我以为象这类不违犯政策的事情，可以让民主党派多作一些。 + +　　统上不统下的问题，许广平说，这种现象确实存在。基层单位对民主党派确实不了解，没有认识到它的作用。我们民进武汉分会成立时，很希望报馆派记者去参加。报馆工作人员说：你们开什么会？我们没有时间参加，再三联系无结果。最后经过我们的秘书长亲去报馆找负责人，才派了记者去参加。又如在北京某校开敬老会时，党、团、工会、行政、学生会、班代表都讲了话，最后才轮到民进。因此，民进成员有自卑感，也不舒服。会员并不是要争先后，但是也要适当安排。 + +　　许广平还说：几年来，党对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是做得不少，但是，对一般知识分子则很差。不仅有职无权，还感到职位不恰当。中小学校提拔干部偏重于党、团员，有些甚至是清一色的党员，有些教书教不了，才提升为干部。老教师不管经验多么丰富，也不能提拔。有些教师教学成绩不好，批准入党后马上可以被提拔。一般人士对中、小学教师尊重不够。北京某校不守纪律的学生多半是高级干部的子弟，等到学生发生问题了，这些干部就责备教师，有个学校的学生家长甚至到学校里抓住教师的衣领斥责，沈阳有一个教师甚至因此被带上手铐。很多青年不愿当中、小学教员，中、小学教员更重要的是要求多从政治上尊重他们、信任他们、培养他们。当然应该给予一定的物质鼓励和生活上的保障，但不是一分一毫的算，什么都给钱。有些地方改卷子有改卷子费，观摩教学有观摩教学费，这是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思想。许广平还谈到：高级知识分子要求保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研究工作，中学教师则无保证，也无具体方案。许多中小学教师任务过分繁重，女教师无暇管理家务，教育别人的人，无法教育自己的孩子。一般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忙乱不堪，这不但会影响健康，影响教学质量，而且对学生的品德教育也无暇顾及，以致有些学校发生偷窃现象。 + +## 林汉达说：整个教育部都是有职无权 + +　　教育部发通知下去，不灵，加上国务院，还不行，非得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联合指示才行。 + +　　林汉达说，我刚视察回来，把下面的情绪反映一下。现在北京、上海等地高级知识分子鸣、放得很热闹，但是中小学教师、扫盲教师却不敢鸣、放。主要是有顾虑。有人反映：我上有老下有小，虽然我相信不会遭到打击报复，但总会吃亏的。现在正当精简，谁知道会不会被精简出去。 + +　　教师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不被重视，这种情况很普遍。有人说小学教师好象低人一等，想不到比小学教师更低的还有业余教师，业余教师是低人二等。有个扫盲教师不敢让他的老婆知道他是扫盲教师，害怕她要离婚。这次我在上海跑了好几个厂，发现党团员也不重视业余教育，从他们的学习情况就可以看出来。有人反映：“群众是优秀生，团员是补课生，党员是留级生。”为什么会如此，是不是业余学习同生产有矛盾？不是，主要是安排问题，领导上不重视，学习时间就没有保证。 + +　　统战部门偏重大党，对小党不重视。共产党内至今有些人不知道民进是作什么的。如果考一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统战政策，我看民主党派会及格，共产党员未必能及格。 + +　　这次民主促进会在上海开了二省一市的座谈会，一共开了八天，而且开得很好。但是只有解放日报报道了，光明日报和其他报纸都没有登，人民日报我们根本不敢希望。民盟开了三天会，各报都去了。大党开会三天，大登特登，小党大鸣大放也不管。 + +　　关于有职有权问题，林汉达说，我不是讲我个人有职无权，而是说整个教育部都是有职无权。很多事情，教育部不知道。教育部发通知下去，不灵，加上国务院，还不行，非得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联合指示才行。政府部门有什么用？肯定你有成绩，就有成绩，说有偏差，就有偏差。比如１９５２年把祁建华一捧捧到天上，好象仓颉第二，孔夫子第二，第二年就打下去了，统统否定了。 + +　　扫盲工作，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做得比较好，１９５６年有冒进。冒进主要表现在规划上，把七年完成的任务说成三年五年，实际上是纸上谈兵。到春耕的时候扫盲工作本来已是在走下坡路了，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社论，纠正盲目冒进。人民日报社论那里来的？教育部的部长都不知道。谁能够指挥教育部呢？说１９５６年扫除文盲九百万人，其实这是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的成绩，１９５６年的要到１９５８年才能看到成绩。 + +　　林汉达谈到这里，马寅初插了一句说：人民日报没有根据是不会登的。 + +　　接着林汉达谈到业余教育的课本和教材问题。他说，工农业余学习，每周要保证六小时、八小时，采用正规学校的课本，显然是不可能的，有教育常识的人，都不会这么办。这个决定事先我并不知道，但是检讨还得我作，因为我是业余教育方面的负责人，就得检讨官僚主义。课本、参考书都成问题，为什么？因为命运掌握在新华书店手里。新华书店只供应中小学，而不供应业余学校，给那里多少就是多少，不给就是不给。如果不只有一个新华书店，而且有一个“华新书店”，那会好一些。 + +　　区里的文教助理，人家都说他们是文教不理，教育科是不务正业科，原因在于地方上的领导干部不重视文教工作。地方上还有歧视和侮辱业余教师的现象。有人说：“有饭给扫盲教师吃，宁可给狗吃。”上海市有人反映业余教师是三不管的工作人员。这是从中央、包括教育部到地方都不重视的结果。但是业余学校肩负的责任是很重的，单是上海就有八十九万业余学校的学生。我们不光替中小学教师呼吁，还要替业余教师呼吁。现在上海的报纸已经在替业余教师说话了，北京还没有。这种不重视业余教育的情况如果不转变，对社会主义事业会有很大的影响。 + +## 李德全说：卫生工作与每个人都有关系　希望各方面帮助解决现存问题 + +　　李德全发言说，卫生工作同六亿人民甚至在肚子里还没有出生的人都有关系，大家对这方面的缺点有意见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卫生部也有三个主义。在生活福利和使用干部方面，有宗派主义的缺点；公费医疗是主观主义的。它是在供给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时，我们没有量量人力、物力，也没有考虑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还有非社会主义思想意识，不爱惜国家财产，因此，过早实行这个制度，会给国家带来损失，产生浪费现象。同时，这也是个超过了社会主义的制度。据说，苏联的工作人员现在看病还要自己花钱买药。他说这个错误首先是卫生部门的错误。接着李德全批评了卫生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他说：卫生工作中的教条主义表现在，苏联有些好的东西，对我们并不一定实用的，但也硬搬、硬学。官僚主义表现在：我们同高级知识分子联系不够，在工作中，没有更多地请教他们，常是从主观出发地决定问题。如医院的组织、制度，应该同办医院的人商量；办医学教育，就应该同医学教育的专家商讨，但是我们过去作的都不够。从我们部来看，下面有干部反映：部长和他们联系不够，从这里看，我认为党提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适时的。大家都把问题提出来了，也有改进的愿望。但是能否都解决，还要看客观条件。 + +　　根据以上各点，她希望各方面帮助卫生部：一、解决公费医疗制度中的问题。二、医学院学习年限，可否改为六年制？也请大家考虑。三、在学习中医的问题上，怎样安排得适当？现在因为我们安排得不够合适。有的中医说，他们只是一朵好看的纸花。 + +　　最后她提出两个问题。她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受到教育而很少有参加政治活动的机会，我们情况完全不同，但是仍有问题。有人对于那些在革命中贡献过自己的力量，而没有时间去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的女干部，有那么一种想法：你们回家去吧。她希望给予这些女同志一个提高文化的机会，使她们好好工作。 + +　　关于学习苏联的问题。她说，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帮助过我们，这是我亲自看到的。解放以后，苏联的帮助就更多了。单从卫生工作方面来看，１９４７年，东北发生鼠疫，多少人患病！人们一提鼠疫，谈虎色变，六亲不认。解放初期，察、蒙地区发生鼠疫，怕传染开来，铁路交通断绝。当时苏联应我国政府之请，立刻派了专家工作队，在两个星期内就扑灭了鼠疫。这说明，苏联一直是帮助我们的，苏联也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学习苏联是正确的。苏联显然也有些前进中的缺点，但是方向是正确的。不能因为我们过去有些东西搬用不当，而一下子把他脱出去。说到这里，李德全更加明确地说：我们对于学习苏联应该有正确的认识，苏联是我们的好朋友，应该向他学习，但是在学习时，要合乎我们的客观情况，不要把一条腿当成一棵树。 + +## 范尧峰书面发言批评统战部：“统上不统下，统老不统少，统新不统旧，统男不统女” + +　　我从浙江来到北京开会，看到北京的政治空气，真是一片春光明媚，百花齐放的景象。我看到社会主义民主高潮出现了。在下面工作了两年，一到北京，觉得北京的太阳比下面温暖多了。因此我愿以一个民主党派中央委员的身分，不揣固陋，主动地以书面参加座谈，以尽我的责任。提出三点建议： + +　　一、中央统战部的眼睛要多多往下看。统战工作何等重要，尽人皆知。大家说过，统战部过去有“统上不统中”、“统上不统下”的缺点，我要补充三条，还有“统老不统少”、“统新不统旧”、“统男不统女”的毛病。这是社会上一般人的反映。建议今后上中下老少新旧男女全面地统起来。因为中下面最广，潜力最大，中年壮年正是有为之年，旧同志关系深，不统不会见怪，统统对工作大有好处，目前一般人确有这样的感觉：“相府门前七品官”、“侯门深似海”，要见领导同志真不容易，其原因我想有二：一是领导本身，一是下面的风气造成的围墙。如我到浙江二年，还没有正式见过省领导同志（仅是听报告开会的遥见），建议中央统战部领导同志多多到下面视察，召开这样的座谈会。 + +　　有个同志打比喻，说党员把非党员“当做一只鸟，捏在手里，捏紧了怕捏死，放松了怕飞了。 + +　　二、让民主党派人士在各项工作上尽量多负起责来。我的看法民主人士一般都有了“职”，问题便出在“职”、“权”两字上，情况很复杂，问题的根本在于“职、责、权”三者的统一。而其中的关键则是让他们在工作上象党员一样都负起责来，负了责，怎会无权？目前的问题是有些党组织和党员不大肯让非党人士多负责，好象只有党员才会负责做事，非党人士负不起责，有个同志打比喻，好象把我们当做一只鸟，捏在手里，捏紧了怕捏死，放松了怕飞了。没有责，是不会有权的。因此，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主张让能负多少责任的人做多少事情，能负多少责任的人便行使多少权力，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事制度。 + +　　三、民主党派的内部矛盾的处理要依靠发动群众。民主党派的内部矛盾很多，而且很复杂。民主党派内部矛盾的处理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作用很大。譬如章乃器同志提到民建会的内部矛盾，那就更复杂了。这次路过上海，听到几位中委同志说起，上海民建会整个工作可以用两个字“蹋班”代表：（意思是一切落后于客观形势与要求）。上海是民建工作的重点，为什么会一切“蹋班”呢？我认为是内部矛盾还未引起足够的认识。只有依靠群众才能正确处理内部矛盾，希望统战部帮助民建会处理内部矛盾，这对民建会协助党和政府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作用是很大的。 + +## 李毅对章乃器和黄绍竑的发言有意见，他说：墙是双方砌的，需要双方主动，才能推倒　又说：强调成绩使人骄傲，但强调缺点也会使人迷失方向李毅反映许多人对开展批评顾虑重重他认为应该制定禁止打击报复的办法 + +　　李毅说：现在，非党人士帮助党整风，提了很多意见，鸣、放的高潮正在形成，有人有怀疑，我看很健康，不是糟得很，是好得很，不是放得太多，是放得还不够。有人说：目前还只有四、五级风。为什么呢？他说：报纸上虽然雷声震耳，可是，很多机关还是冷冷清清；北京、上海雷声震耳，很多城市还是冷冷清清。李毅认为：就是北京，也还有许多人顾虑重重，归根结底，都是怕打击报复，他们说：鸣、放三部曲，一放；二收；三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党的领导人不都是毛主席、周总理，和尚不是菩萨，菩萨是经过苦修苦炼的，炉火纯青，和尚修炼时间不长。何况打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许多是用马列主义的外衣掩盖起来的。所以我们社会主义学院现在就有好几个同志夜里睡不着觉，心里打鼓，放吧不敢，不放吧，闷在心里又难受。有人说：领导上应该从政治上、组织上作出进一步的保障，有人希望毛主席撑腰，公开讲讲不准打击报复。有人说：能不能制定禁止打击报复的办法。李毅认为：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鸣、放的空气很难形成。一定要反对打击报复，对于打击报复者要造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风气。 + +　　李毅还谈到：依靠谁办好高等学校。他说：九三学社的成员都是高等学校的教师，根据最近在清华大学的调查和最近各地高等学校非党人士提的意见，这个问题在许多学校里没有解决。他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是政策路线问题，是高等学校一切矛盾的根源。李毅说：有人说：某院长的领导思想是：老干部加苏联专家就可以办好高等学校。从最近的报纸上看，很多高等学校都存在着突出的青年路线，就是说：依靠青年党、团员、积极分子办好高等学校。这可以说是一种单纯的“政治观点”。在过去几年中，主要的任务是把资本主义性质的旧大学改造成为新大学，以阶级斗争为主，不是以生产斗争为主，这种作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现在主要是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即主要是生产斗争的问题，如果再强调依靠青年，就是错误的，而且是政治路线上的错误。李毅认为：在今天，有较高的科学水平和较多的办学经验的专家学者们在办学中没有发言权，只看见少数小伙子指手划脚、调兵遣将的局面是不正常的。究竟应该依靠谁办好高等学校呢？李毅明确地说：办好高等学校，必须依靠党、依靠专家学者，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没有党的领导，就不能保证高等学校中的社会主义方向，没有专家、学者参加领导，就不能提高学术水平，提高教学质量。目前，在高等学校中，尊重专家、学者的空气很稀薄。他建议：在依靠党、依靠专家、学者办好高等学校，并在此基础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指导思想下，来考虑修改目前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 + +　　李毅还说他和章乃器先生有一点争鸣，他说：章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墙”和“沟”的思想基础是什么？章先生认为：“墙”和“沟”的思想基础是斯大林说的，“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因此，“不少非党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也就不免以特殊自居了。”我认为章先生只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党的方面来说，这样说很具体，也相当深刻；但是，忽略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即非党方面。事实上，墙是双方砌的，沟是双方挖的，需要双方主动，才能推倒墙，填平沟。“墙”和“沟”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在阶级斗争消灭以前，墙更厚，沟更宽，可以说是铜墙铁壁，深沟高垒。几年来，从全国范围来看，党与非党的墙不是更高更厚了，而是薄了，低了，沟不是更宽更深了，而是窄了，浅了。从局部看，由于在几次运动中的偏差，和部分党员特殊思想的发展，使一部分非党人士和党的距离不是近了，而是远了。我认为还是应该从总的情况来看。党员的不健康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上的缺点，是造成墙和沟的重要因素。解放以来，我个人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解放初期，我和一位党员共事，这位同志有点特殊感，不到半年，关系就弄得有点紧张，有“墙”和“沟”。以后，我和另外二位党员共事，这两位同志很虚心，彼此关系搞得很好，工作也愉快，就不感到有“墙”、“沟”存在。以后又和另一位同志共事，这位同志的特殊感更重，“墙”、“沟”又有了。但是，李毅认为：这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非党人士学习、改造情况，和“墙”“沟”的存在与否也有很大关系，我自己回忆了一下，七、八年来，起初，我同党员共事，意见很多。以后，领导上派我下乡调查，自己思想进步了，有了改变。回来后，双方关系就有了改善。再如北京某公私合营企业，原来一位姓倪的经理和工人之间关系很坏，工人叫他“赤佬”。后来他经过学习，工人就叫他“资本家”。后来，他主动争取合营，当了经理，更有进步，工人叫他“倪经理”。高潮以后，他又经过学习，放下架子，联系群众，积极搞好企业，工人感到他和公方代表区别不大，叫他“老倪”。从这个例子，李毅得出结论说：可以肯定：企业的改造和个人思想的改造对于消除“墙”和“沟”很有关系。所以，我认为：目前“墙”和“沟”的思想基础是党员和非党员的资产阶级思想，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应该是：党和非党双方的思想改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必要的制度加以保障。 + +　　李毅还说：和黄绍竑先生也有一点争鸣。对于如何估计成绩和缺点的问题，黄绍竑先生认为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难免的，这已成为公式。我认为黄先生指出掩盖缺点、夸大成绩的偏向是对的；但是，因为要纠正这个偏向，就把缺点放在前面，也是不对的。我认为应该恰如其分，实事求是，既不夸大成绩，也不夸大缺点，有一分成绩，就说一分成绩，有一分缺点，就说一分缺点。强调成绩，会使人自满，强调缺点也会使人迷失方向，丧失信心，造成是非不分，影响干部的团结，可以回忆一下，去年波匈事件闹得很厉害，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有问题，所以还是实事求是为好。 + +　　黄绍竑声明说：我并没有夸大缺点的意思，我是主张把缺点放在显著的地位，目的是在于引起注意，不要忽视缺点。 + +　　---- 原载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大胆开展批评　热烈进行争论 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继续座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09.txt b/CCRD/1/3/2/0006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2cb034336d856c1b07f932271147032ab5da09a --- /dev/null +++ b/CCRD/1/3/2/000609.txt @@ -0,0 +1,47 @@ +# 四川省文艺界的思想动态 + +　　<新华社記者、邵挺軍> + +　　四川省文艺界在貫徹“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政策，坚持發展業余創作的工作中，有着显著的变化：老作家提笔了，青年作者成批地涌現出来。現在四川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团結着五百名文艺創作者，其中多数是業余創作者，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兄弟民族中出現了好些自己的詩人；同时，創作題材的范圍扩大了，作品的数量与質量有所增加和提高，仅１９５６年后半年就曾發表六百十六件文学作品，其中有些作品反映了現实生活具有地方的、民族的特色，受到讀者的喜爱。 + +　　但是，目前在創作中有一种不好的苗头，这便是以民間傳説、爱情作为題材的作品越来越多了，反映現实生活中重大題材的作品漸漸地少了。即是在那些反映現实生活的作品中，大多数是写人們的日常生活，点点滴滴的新气象，以及揭露生活中的缺点和錯誤的杂文作品；很少出現能反映劳动人民的丰功偉績与英勇气概的作品，也很少真实地有力地鞭撻旧社会遺留的丑惡、腐朽的东西。这反映了一部分文艺創作者有安于描写身边日常生活的瑣碎題材，不願深入到工农兵艰苦斗爭的生活里去，熟悉和描写他們的傾向。 + +　　在貫徹“百花齐放、百家爭嗚＂政策的初期，文艺战綫上的思想斗爭，集中火力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創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但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爭中，形形色色的資产阶級思想乘机而起，他們还説这是打倒教条主义的斗爭武器。因此文艺战綫上思想斗爭的主要任务是，一方面反对忽略文学艺术特点的教条主义，一方面反对資产阶級文艺思想。１９５６年１２月四川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召开的文学創作会議，和会議后对文艺問題的討論和創作中，比較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斗爭的情况。 + +　　省文联的周天哲（即石天河）、流沙河、儲一天、丘原、陈謙、遥攀和成都日报文艺組的曉楓等人，在这个期間暴露出各种錯誤的文艺思想。曉楓認为在創作上提倡写正面人物和英雄人物，是导致創作上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本原因。他説：“我們評論作品中的人物，应該把共产党員、战斗英雄、人民功臣等等这些慨念撇开，要考察他在作者所描繪的典型环境中的活动。”“胸前掛滿勛章的人，他們的品質和灵魂不一定是高尚的。＂有的人説：“生活中没有缺点和錯誤嗎？有。一个作者，要大胆描写自己的生活感受。过去的作品之所以軟弱無力，就是因为我們不感大胆地揭露出生活中的陰暗面！”还有的説：“什么都可以写，工农兵可以写，非工农兵也可以写，問題在于要写自己最熟悉的。＂言下之意，百花齐放之时，用不着提倡写工农兵群众的斗爭生活。还有人説：“不是生活不够的問題，不是馬列主义修养不足的問題，是没有技巧的問題＂。还有人反对用生活的本質主流論来要求文学艺术。比如丘原説，过去高談“戏剧的矛盾冲突＂，弄得来戏剧創作“不振”，于是他提倡戏剧写“偶然事件＂，写“任何矛盾”。陈謙也主張大胆写“偶然事件＂。他們認为“必然性”就是“宿命論”。流沙河認为，对詩歌的批評、研究的文章少，因而詩歌創作很繁荣；对話剧等理論研究多，作品反而少，没有生气。他們甚至积極宣傳資产阶級文艺理論，所謂不要文艺理論，其意旨在不要馬列主义的文艺理論。 + +　　这些謬論，是把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对立起来，把創作与生活的关系顛倒过来，把文学艺术的特征神秘化，是典型的資产阶級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其实質是否認深入工农兵的斗爭生活，否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这些謬論，在創作会議上和会后都遭到了反駁。但是，这批人的資产阶級文艺思想并没有克服。 + +　　曉楓、周天哲、流沙河等人都很贊揚鉄托和卡德尔的演説。説他們敢于揭露問題，是真正的“偉大人物＂、“英明的領袖＂。曉楓对人説，他要写陰暗的东西，不歌功頌德。并且打算向領导上請創作假，从事“干預生活的写作”，写一个知識分子参加革命后自杀的故事；还要写一个县委書記的桃色事件。他説：曹禺今天再也写不出像“雷雨＂那样的杰作了。（言下之意，对新社会有不滿情緒。） + +　　上面所提到的这些人，都在“星星”詩刊、“草地”文艺杂志和成都日报文艺組，担負一定的工作。曉楓要求把“成都日报”上的“文艺园地”專欄交給一个人来負責，企圖按照自己的“好惡＂办事。周天哲、流沙河、遥攀等人，約集趣味相同的人自費办刊物。聞該刊命为“笑＂，全部刊載“笑料”，以市民为服务对象，將以与現行刊物相反的姿态出現，他們認为現行刊物全是教条主义的，并吹嘘他們这种刊物一定不愁銷路。他們認为党委不懂文艺工作，尽是些教条主义。有人把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李亞群在創作会議上所作的总結报告誣蔑为“荒謬荒謬！＂他們对文联的几个負責人，往往是兩面三刀，拉这个打那个，常常譏諷跟党委宣傳部或文联負責同志接近的人。 + +　　今年１月，周天哲、流沙河参加編輯的“星星”詩刊創刊号出版了。上面發表有流沙河的散文詩“草木篇＂，是一篇打着“喻物警人＂的幌子，誣蔑諷刺党和人民并教唆讀者跟党和人民敌对的东西。“星星＂中还有一篇題为“吻＂的詩写道： + +　　“像捧住盈盈的葡萄美酒夜光杯 + +　　我捧住你一对酒渦的頰 + +　　一飲而尽 + +　　醉、醉！ + +　　像蜂貼住玫瑰的蕊 + +　　我从你鮮紅的 + +　　唇上，吸取 + +　　蜜，蜜！ + +　　……＂ + +　　显然这是色情的东西。另外，还有一批庸俗化的“情詩＂、“恋歌＂。 + +　　成都日报在１月８日刊載了一条报道“星星＂出版的新聞。其中采用了这个刊物的編輯流沙河兴奋地告訴記者的話：“要是没有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方針，刊物是办不起来的。詩歌的春天来到了！不單是詩，整个文学也一样，正在解冻”。周天哲、流沙河、儲一天等人贊揚“吻＂这首詩很“美＂，大胆热情，没有生活的俗气（指他們所謂的“政治膏藥”）。 + +　　可是，許多讀者对这个刊物發表这些黑色的和黃色的东西，表示不滿。另外有一批讀者也有説“草木篇＂和“吻”好的。四川日报于１月１７日起，也發表了几篇批評“草木篇 ”和“吻＂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是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写的，另兩篇是省文联的同志写的。这引起周天哲等人大为不滿，他們駡文联写批評文章的同志是奉上面命令写的，流沙河説：“星星”二期，老子还要搞点禍事出来，讓这些“正人君子＂（指省委宣傳部）来干涉吧！干涉，老子就不干，不管你什么部長、副部長，老子就要撞你，讓你神經衰弱吧！＂周天哲、流沙河、儲一天每人馬上写了一篇反駁文章，送給四川日报。文章中的語气都很傲慢，有許多是謾駡口气，根本不是討論問題的态度。１月２１日四川日报負責人找周天哲等三人去报社談話，希望修改謾駡之类的东西，作真正的問題討論。他們不願修改，并且認为报上这样批評“星星＂，將会影响“星星＂的威信和銷路，要四川日报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爭嗚＂的政策，并主持公道，把他們的文章發表出来。最后説，四川日报不發表，可以退給他們，他們自有發表的地方。他們囘到文联，就駡四川日报負責人比文联負責人的教条主义还要严重。 + +　　１月２１日下午，省委宣傳部召集文化机关和新聞机关負責人举行座談，会上一致对文艺界出現的这股歪風表示气憤。准备在报刊上有步驟有計划地开展思想斗爭，首先揭破“草木篇＂的反动性及其危害性，以澄清讀者中的思想（目前有些讀者尚未發現这篇文章的反动性）。对“吻”等色情詩，準备貫徹百家爭嗚的政策，在报刊上展开爭論，不光發表批評“吻＂的文章，同时也准备發表几篇説“吻”是好詩的文章，通过爭論来达到提高广大讀者的思想。对“星星＂詩刊責成省文联党組加以必要的控制，对周天哲、流沙河、儲一天等人要加强思想教育。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18期，1957年1月3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10.txt b/CCRD/1/3/2/0006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340f75f6915533b2ebf2d1ffe88600a096a429b --- /dev/null +++ b/CCRD/1/3/2/000610.txt @@ -0,0 +1,57 @@ +# 资产阶级分子要不要继续改造？　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 (第六次座谈)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全国工商界座谈会于昨日（２１日）举行第六次座谈，民建中央召开的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的全部人员也参加了这个座谈会。 + +　　（会议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主持。中午，统战部举行了招待会。） + +　　会议将在今天继续进行。 + +## 吴咸吉说：革命已深入到革资本家脑子的命，工商联就更需要党的关怀和帮助 + +　　他还说：有些人对资本主义感情特别浓厚。不能设想，生产资料交出以后，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 +　　南京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吴咸吉在会上发言，他对统战部、八办等部门没有根据高潮后新的情况给工商联以新的帮助提出了批评。他说，高潮以前的革命是革生产资料的命，当时统战部在政策思想上曾给工商联很大的帮助。高潮以后，革命已深入到每个资本家的脑子里去了，已是革资本家脑子的命了。这时，工商联就更需要党的关怀和帮助。 + +　　从去年下半年起，工商界的工作都安排了，级别也评了。照理说应该更加安心工作了。但事实却并不如此，有些人总在闹情绪，在一起的时候，总爱谈过去自己得意的事情；拉起对公方的意见，就津津有味；拉起对私方人员的思想改造，就客观原因一大堆；背后说怪话，有的人甚至在办公室里吵架。他特别声明说：在高潮以前我们工商联是没有吵架的，而今天要自己发挥独立作用的时候，反而吵架了。这说明有些人对资本主义感情特别浓厚。不能设想，生产资料交出以后，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 +　　吴咸吉说：河北省工商联秘书长高振声说“有共同的目的就不必再提什么阶级立场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毕鸣岐认为今天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的说法，我也不能同意。这次会上很多人提到阶级关系，意见就很多。为什么这样注意这个问题呢？为什么又这样怕听资产阶级这几个字呢？高秘书长看到党员们去开会就认为“鸿沟”是领导上建起来的，为什么这样想呢？这反映了对党的信任问题。毕鸣岐说：交出企业不是简单的，是经过思想斗争的，这话是对的，说到我们心里去了，但还应加上一句，这就是：“今天要挖出资产阶级思想本质，也是痛苦的。”否则，为什么有些人动不动就说“你们共产党，我们工商界”，在“你们”“我们”之间要划一条沟呢？这沟又是谁划的呢？ + +　　接着他说，资产阶级分子个人主义的东西很多，旧的思想没有挖出来，高潮后有些工作，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但没有做到，很多力量对消了。这也说明思想改造是不容易的。也说明更需要党的关怀和帮助。 + +　　谈到这里，他深深感到南京工商联党员秘书长离开以后，工商联内部出现了不团结的现象。他说，这件事，使我体会到党员秘书长的作用，在工商界的团结没有进一步加强和思想没有进一步提高以前，不应该把党员秘书长调离工商联。 + +## 李樾卿说：公私关系没搞好，公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 +　　接着发言的是上海市印染工业公司副理李樾卿，他认为工商业者的积极性所以不能充分发挥，基本原因是在公私关系上。有些人仍以老眼光看待新关系，以老办法处理新问题。他说，有些党员对工商业者的看法是定了型的，认为工商业者就是唯利是图，满脑子的资本主义思想，随时都会散布毒素腐蚀干部，对社会主义是冷淡的，对企业是不负责任的。由于这种狭隘的阶级成见，反映在实际工作中，就是对私方人员不信任。他举了很多例子，如有的私方人员工作很积极，每天都很晚才回家，但是得到的不是鼓励，而是被怀疑为别有用意；有的公方厂长在安排科室负责人员时，已经将名单送给上级审查，才同私方厂长协商，实际上等于假协商。上海有个旅馆区，办公室的钥匙每个干部都有一把，就是私方人员没有。有些公方人员不但对私方人员不信任，而且还歧视。 + +　　他说：由于有些人对私方人员的看法是定了型的，因此对私方人员该表扬的不表扬，该批评的也不批评。上海有个厂有个私方人员每天赌博到深夜，早晨很晚才上班，不到下班时间就走，有时还拉着工人一块去赌博，但是公方厂长也不批评他。 + +　　他还提到，有些党员干部思想作风上存在很多缺点，如用人唯亲，说话无原则，脱离群众，带头不遵守劳动纪律等等，都影响工作的进行，影响公私关系。 + +　　最后他说：当然，公私关系没搞好，私方人员也有缺点，但是公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应该特别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党员干部应加强理论学习，不要总用老眼光来看待新关系，用老办法来处理新问题。 + +## 吴秉钧说：合营企业中有阶级关系和工作关系　目前应以搞好工作关系为主 + +　　北京市工商联合会副秘书长吴秉钧说：现在公私双方在合营企业中有两重关系，即阶级关系和工作关系，这是没有人否认的。但是，目前哪个关系是主要的，应明确。我认为目前应以搞好合作共事关系为主，即以工作关系为主；通过工作关系，贯彻党的团结教育方针，解决阶级关系。 + +　　他说：目前合营企业中公私双方的关系所以搞不好，私方人员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就是由于没有搞清楚这双重关系的缘故。他并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 +## 李汉湖说：私方人员参加增产节约有四种顾虑 + +　　民建重庆市委工商改造辅导处副处长李汉湖介绍了重庆市私方人员参加增产节约运动和提合理化建议的情况。他说，由于公方人员对私方人员的积极性支持不够，相当地影响了私方人员的积极性。目前重庆私方人员存在着四种顾虑。一、怕领导不信任，不支持。二、怕职工们误会，把节约说成是偷工减料。三、怕搞不成丢面子。四、怕搞成了自己负不起责任。但最主要的是怕领导不信任不支持。 + +　　其次，他还谈了增产节约所得的分配问题。 + +## 闵子说：有些工商业者学习理论的目的是为了弄些名词对付公方吓唬工人 + +　　他还认为：在相当长时间内，对工商业者是一片赞扬声，必要的批评少了，于是有些人就飘飘然起来了。 + +　　杭州工商联副秘书长闵子说，有些工商业者学习理论的目的不是为了改造自己的思想，而是为了弄一些理论名词，搞一套政治资本，去对付公方、吓唬工人。因此，他们在学习方法上是教条主义的。他们看问题的特点是：抓住现象、否认本质，抓住个别、否认全部。有些人强调中国的特殊情况，对于普遍的经验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 +　　他感到目前工商界有相当一部分人有“学习到顶”的思想。他说，杭州有个工商业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现在工商业者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正在互相转化、互相渗透中，资产阶级分子有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和工人阶级的思想一样，在工人阶级当中也有资本主义思想，并且和资本家的思想一样，这就是说你的思想中有我，我的思想中也有你。有人要求定息七年一次发放，这样可以摘掉帽子，也就是说不要再改造了。还有一些人认为资产阶级有技术，是社会主义的财富，在理论上也有一套，似乎各方面都比公方强，比工人强，不要改造了；公私合营企业可以挂上国营的牌子了，公方代表可以撤走了，今后不要再提什么阶级关系和两面性了。这里，反映了资本家有一种实质的东西没有拿出来。因此，工商业者的理论学习如何提高仍是当前的问题。可惜，杭州市委宣传部对工商业者学习却管得很少，而专业公司领导方面对工商业者经常性的学习也不够重视。 + +　　目前，工商界有些领导人员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在领导方面仿佛是“春眠不觉晓”，在群众方面却是“处处闻啼鸟”。这种情况，工商界要负责任，而党与政府放松了思想领导也有关系。高潮以来，对人事安排抓多了，对思想教育抓少了，鼓励多了一些，而必要的批评却少了一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听到的是一片赞扬声，于是有些工商业者就飘飘然起来了。长此下去，对公对私都无好处。 + +　　 ---- 原载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11.txt b/CCRD/1/3/2/0006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36361a81ea3b1124e0041bcacf09504b07007f --- /dev/null +++ b/CCRD/1/3/2/000611.txt @@ -0,0 +1,47 @@ +# 北京法学界讨论法律、法学的阶级性和继承性 + +　　<《人民日报》> + +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曾就法律、法律科学的阶级性和继承性问题组织了学术讨论会。自３月份以来，举行了三次大会讨论，又组织了三个分组会的讨论，目前已基本上告一段落。 + +　　参加这次讨论的有北京各政法院校和政法机关的法学家共六十余人。在三次大会讨论中，先后发言的有二十余人。 + +## 对“继承”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 + +　　多数人认为：所谓继承，不是原封不动地搬用，而是“经过了改造、选择，有批判地接受”。但对“继承”这一概念的含义，在具体理解上还是有所不同的。如李祖荫认为：“继承的意义，有广有狭：广义是不加分别，好的坏的全部继承，作为研究批判的对象；狭义的继承，不是全部继承，而是加以选择、变更或补充的继承。”李琪说：“继承是历史发展的联系，其中包括了肯定也包括了否定。”沈宗灵对以上两种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不能把继承这一概念作不适当的扩大的了解。并说：对于无产阶级的法与剥削阶级的法之间的关系来讲，“我们说‘继承’是指在根本否定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也就是继承其中某些因素。是否定包括了继承，不是继承包括了肯定与否定。”吴传颐说：“有某些人直接或间接地主张法的继承就是大体上原封不动的搬套。这类情形是极少的，而且只限于同一类型社会的不同时代。另一些人以为继承就是新法参考旧法或者从旧法中获得某种启发。例如有人主张我们是从‘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拿破仑法典的原则中，找到了‘公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命题。其实这一命题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变更为公有制的法律结果。”他又说：“据某些人看来，在法的领域中，以统治阶级之道还治统治阶级之身，这也是一种继承。如果贯彻这一说法，那么必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镇压反革命条例继承了蒋介石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这一看法不仅具有启发论的一切缺点，同时还模糊了新旧法的一切界线。” + +　　对于继承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这是使法的继承性问题认识分歧的原因之一。 + +## 新旧法之间有没有继承性？ + +　　讨论中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在剥削阶级类型的法之间，无疑是有继承性的。因此，争论集中在社会主义类型的法与剥削阶级类型的法之间有没有继承性的问题上。 + +　　庞荩青说：“从理论上讲，法有继承性。否认继承等于否认历史。在实际方面，依个人参加法制工作七年来的体会，有些东西是可以批判地吸收而加以改造利用的。”曾炳钧说：“社会生活是不能斩断的，不论那一个阶级当政，今天的社会关系和昨天的社会关系不会完全两样。婚姻中尽管制度不同，总是有配偶关系。只要这一事实存在，旧法中就提供了不少材料可以批判吸收。” + +　　芮沐认为：“法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在敌对阶级之间，是不能继承的。但是法作为文化知识现象，而成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时，是可以考虑接受的。”有些人认为：将法分为统治阶级意志和文化现象两方面，不一定恰当。 + +　　对于我国新旧法之间有无继承性问题，也展开了争论。张鑫说：“说在我国旧法和新法之间有继承性，是与废除‘六法’的事实及司法改革运动的精神不符的。”他认为：“有继承性并不等于任何一个国家都要继承。我国对旧法就没有继承，因为：（１）国民党的法律是极端反动的；（２）我们根据地发展起来的法制可以适应建国初期的需要。”孙国华不同意这一意见，认为：“不能单从创制规范的两种形式——制定和认可，来看新旧法之间有无继承性，对旧法律规范的认可固然是继承的一种表现，就是在制定规范时候我们也不能说立法者不受旧法律形 + +　　（式的影响。”） + +　　许多人谈到，国民党政府的“六法全书”是极为反动的，并且是抄袭了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封建时期的法律，拼凑而成的，将它彻底废除是完全正确的。有些人谈到，废除旧法与法有继承性并不矛盾，是适合于中国情况的。 + +## 法的阶级性与继承性的关系 + +　　关于法的阶级性与继承性的关系问题，比较一致的认识是二者并不是绝对排斥的。张映南说：“法是有阶级性的，也是有继承性的，法的阶级性并不排斥继承性。”王珉也认为：“强调法的阶级性否认法的继承性的说法是片面的。而强调法的继承性，抹杀法的阶级性，则又是超阶级的观点。” + +　　对于如何认识法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特殊性问题有些争论。李琪说：“有的人过分强调了法律的特殊性。法律是有阶级性的，一定时期的法律反映着一定时期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否认这点是不对的。但是过分强调法律的阶级性，脱离社会文化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把特殊从一般中割裂开来，也是不对的。”沈宗灵认为：“旧法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来说，不能因法的特殊性而脱离了社会文化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我也认为法的特殊性应充分强调。要考虑到以下两点：第一，法一方面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由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的行为规则，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文化现象，我们这里谈继承时，对象不是指作为国家强制力保证的行为规则的法，而是作为文化现象或文化遗产的法。第二，法的阶级性比其它文化现象更强。” + +　　在讨论中，有些发言还提到：苏联在１９１７年１１月关于法院的第一号命令和１９１８年３月关于法院的第二号命令中，根据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况都曾规定在审理民事案方面，可以沿用未经废除的、与社会主义法律意识不相抵触的旧法律。在波兰、民主德国也曾经沿用了某些作过补充修改的革命前的法典。有些人认为：这是法的阶级性与继承性在事实中的表现。但也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废除旧法的不同的具体形式。 + +　　讨论中大家感到法的阶级性与继承性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作具体的研究分析。 + +## 继承什么？ + +　　关于继承什么的问题，陈盛清说：“新法中也包含有旧法中的积极成分，如（１）新旧法律现象方面具有共性的东西，如由于父母子女和夫妻而产生的血亲、姻亲及计算亲等的方法等。（２）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所提出的民主、自由、平等等口号，具有人民性。我们的民主吸收了资产阶级民主制中的一些积极东西，才发展成为最高类型的民主。”程筱鹤认为应当继承的东西是：“（１）在某些旧法中有一点民主的进步的因素。（２）在旧法中某些思想材料可以批判地吸收来为新法服务。（３）旧法中某些概念、推理、判断，是过去长期法制工作的经验积累，其中包含着或多或少的科学成分，可以批判地吸收。” + +　　对于应当继承什么具体内容，李浩培认为：“以拿破仑法典为例，它有三个基本原则：（１）契约自由、契约必须履行的原则。这是对资产阶级有利的。但就契约必须履行这点来讲，苏联已经继承了。（２）私有财产神圣的原则。这是反动的。但去掉私有，关于所有权的概念，财产神圣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是可以继承的。（３）公民民事权利平等的原则。这是资产阶级用来欺骗人民的。但平等是无产阶级也要的。”有的发言认为把继承的概念过分扩大了是不正确的。 + +　　继承旧法的形式还是内容？有人认为，法的内容是所谓“阶级内容”，因此只可能继承法的形式方面。而另外有些意见认为形式与内容是不能割裂的，新旧法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有继承性。争论中，反映出对法的形式这一概念也有不同的理解。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2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12.txt b/CCRD/1/3/2/0006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11fd186ecc63dd5edf31bfe72db076fe4522a1d --- /dev/null +++ b/CCRD/1/3/2/000612.txt @@ -0,0 +1,17 @@ +# 继续开好座谈会　虚怀若谷地接受批评 + +　　<青岛日报社论> + +　　自从全市干部开始学习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特别是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以来，中共青岛市委和所属许多党组织，都连续召开了各种座谈会，参加座谈的多是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工商界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等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在这些座谈会上，党组织负责人都虚心征求批评意见；参加座谈的人，也都赤诚、坦率地对党组织和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各方面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批评，初步做到了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很显然，这些批评意见，对我们青岛市党组织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将帮助我们党在整风运动中获取更人的成就。同时，由于大家直接谈心，做到了思想见面，因之对消除成见和隔阂，加强党内外的团结，加强人民内部的团结，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也将发生巨大作用。 + +　　开座谈会，征求意见，特别是征求党外同志的意见，以帮助和推动整风运动，这是我们党这次整风运动的重大特点之一。这种形式和做法，具体体现和贯彻了党的“团结——批评——团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方针。应当肯定，各级党组织已经和正在召开的这一系列座谈会，绝大部分都是开得好的，取得了上面所说的许多成就。这是党组织和党外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并不是所有座谈会都是开得很好的。个别单位召开的座谈会上，还缺乏坦率谈心的空气，缺乏大胆放、大胆鸣的空气，参加座谈的人还有或多或少的顾虑，他们有的只谈工作中人所共知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而不涉及党组织和党员在执行政策方面、思想作风方面的缺点和错误，不触及自己久压心头的积郁。这样的会就很难达到打开言路、增强团结的效果。 + +　　某些单位的座谈会开得不好的原因，一方面由于这些单位的党员领导干部长期存在较严重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民主作风很差，与非党同志团结共事方面有问题，或在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方面有偏差、错误，特别对党中央指示我们赤诚征求党外人士意见的精神领会不够，党员领导干部还有或多或少的顾虑，没有实际表现出放手鼓励批评的决心和态度，致使非党同志不愿或不敢直言是非。另方面也可能由于准备工作做得不够。 + +　　为了彻底发动党外同志积极帮助和推动我们党整风，各级党组织当前还要更广泛地召开座谈会，而且必需把座谈会开好。怎样才能使座谈会开得更好呢? + +　　首先，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消除顾虑，放手鼓动批评。应当认识，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来自各方面人民的批评意见，除了能够帮助我们克服思想作风和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使新社会建设得更快更好之外，不会有丝毫损失。那末，我们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我们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我们不必讳疾忌医。掩饰缺点和错误，硬撑“完全正确”的架子，只会越弄越糟。应当认识，只我们少数党员领导干部来观察、分析、处理问题，是很难避免片面性的。但如果我们能把所有党内外群众都发动起来，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来帮助我们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我们就有可能避免片面性，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从这方面看，值得我们顾虑和害怕的，除了没有人或很少人批评我们之外，还有什么呢?更多的人对我们提出更多的批评意见，乃是大喜事。还应当认识，我们党是国家的执政党，我们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缺点和错误，都会直接间接地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生不利的影响。因此，所有党内外群众都有权利和义务对我们党组织和它的每个成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进行批评和监督。这是人民群众的神圣职责，我们只有积极启发和热烈欢迎这种批评和监督的义务，绝无压抑和回避的权利。从这几方面来看，我们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无条件地虚怀若谷地放手鼓励批评，热情诚恳地请非党同志批评帮助我们。这是开好座谈会的根本的前提条件。 + +　　其次，每开一次座谈会，还应当进行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虚怀若谷，放手鼓励批评，固然是开好座谈会的决定性条件，但不能简单化地认为只要有这一条就能把会开好。由于许多党组织和党的干部过去都不大善于同党外同志经常谈心，再加其他主客观种种原因，某些党外同志要经过一些观察和考虑，才能真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因此，我们在开座谈会之前，不仅应当将座谈会的目的和内容告诉参加座谈的人，必要时，党员领导干部还应个别访问和接触，请他们预作准备。应当看到，广大党外同志由于受到了毛主席报告的启发，也逐步领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许多党外同志都已决心赤诚地对党提出批评意见。这是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只要党员领导干部确实表示了决心，又有必要的准备和酝酿，党外同志就会消除顾虑积极提出批评意见的。 + +　　第三，对党外同志所提出的许多意见，应当及时研究分析，有的还要及时进行处理。最近，有的单位似乎是为了座谈而座谈，座谈会一散，事情也就完结，对党外同志提出的许多宝贵意见，不及时研究和处理。这样，不仅使党外同志所提的批评意见不能对整风运动起帮助和推动作用，甚至可能阻塞言路。因此，各级党组织负责人不仅应当亲自主持座谈会，而且应当亲自或责成专人整理和分析大家提出的意见，提高到政策原则和思想作风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以准备总结和检查工作。同时还应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对于许多正确的、需要而且可能立即解决的问题，应当迅速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13.txt b/CCRD/1/3/2/00061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7aebdbe5eb26de0540a8f78985caf30e76bfaf2 --- /dev/null +++ b/CCRD/1/3/2/000613.txt @@ -0,0 +1,15 @@ +# 民革开封市委举行座谈批评某些党组织 + +　　开封消息 5月22、23两天，民革开封市委员会召开了部分成员座谈会，对某些单位共产党组织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提出了批评。 + +　　开封师范学院方镇中教授说：学校领导上对知识分子态度很粗暴。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盛气凌人，只叫歌功颂德，不叫提意见，把老知识分子当成“眼中钉”；因此一般老知识分子都有“此生休矣”之感。在人事上是秘书领导系主任，助教领导教授，副院长领导院长。提拔干部强调“德”，共产党员提拔的快，老教授是“整”一次降一级，我这个教授比副教授待遇还低。初中毕业的来教大学，领导上说这些人有“战功”。肃反运动以后，我是心有余痛，顾虑重重，学生在学校里不敢认我作老师，到背街上才敢认师生关系，所以我只好是“六亲不认”了。 + +　　贸易干校的周良栋说：领导上对知识分子是一只手拿着“棍子”，一只手拿着“大帽子”，令人望而生畏。学校里共产党与非党之间有墙也有沟，非党教师能教的不叫教，党员教师不能教的硬叫教；说我们是党校，应该一律由党员来做领导。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应当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可是现在许多党员是享乐在先，吃苦在后。 + +　　市人民委员会张其和说：我是一个科的负责人，但到省里开会不叫我去，领导上对自己不信任，不敢负责又要受批评，因此在工作上不知如何作是好。有的党员二年就提了四级，使人感到入党是追求“利禄”的阶梯。计委会有六个党员科员，两年内都提为科长或副科长了，党外人士只有检查自己，总是不够条件！提级的标准是德、才、资，应该追一下根源。 + +　　市建设局工程师杨克明说：有些党员干部不懂技术，还轻视技术人员。我们看技术书被批评为“技术观点”，领导上搞建设还是用打仗的办法。去年决定要修柏油马路，8月份报上去，到11月后才批准，气候冷了不能修，可是领导上非叫修不可，最后只修了一层说是没钱了，只好搁下。领导上说了不合技术规定也得做，完全是主观和命令。4月份中央召开市政建设技术经验交流会议，局里派了个搞行政工作的党员去参加，到北京后看到别的地方都是去的技术人员，打电话给局长，才派我去了。这说明领导上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严重。 + +　　市卫生局郭斌亮说：我们机关里共产党组织有宗派主义，身为中共总支书记的郭局长，从没有主动和民革支部交换过意见，好像机关里就没民革的组织一样。民革组织中的交插党员不好好过民革的组织生活，想参加参加，不想参加不参加，有的根本不想参加，这样怎么会起作用呢?机关里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认为恭维共产党员就是靠近党组织，可以被吸收入党或被提拔。如有位科长和他爱人，两人都是共产党员，待遇也较高，生活很好，但管福利工作的干部听说他家里来了客，就主动补助他五十元，人事科通知他去领款，他本人还不知道。机关里没有房子，就在外边由公家租房子给领导干部住，说这是为了照顾“情绪”。 + +　　 来源：《河南日报》1957年5月3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14.txt b/CCRD/1/3/2/00061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1352f23f06876cd2bff9bbf4cf3dae586f0ed39 --- /dev/null +++ b/CCRD/1/3/2/000614.txt @@ -0,0 +1,15 @@ +# 黔东南侗族上层人士要求单独成立自治州 + +　　<《内部参考》> + +　　新华社贵阳6日讯　本社记者刘扬深报道：在5月22日至30日举行的政协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侗族代表张克纲(天柱县副县长，并据副州长梁旺贵说他是攻打过延安的原蒋军团长)提出在贵州、湖南、广西三省边境上近八十万人口的侗族地区，建立侗族自治州。他接着说，如果实现这个方案有困难，他的第二个方案是要求把湖南、广西两省大约三十多万侗族居住的地区划入贵州黔东南自治州。他所持的理由是：(1)合乎民族自治政策；(2)侗族地区相联，语言相近，过去由于大汉族主义统治者采取分而治之的恶毒手段，被分割得支离破碎，现在应该是三省侗族人民团聚的时候了；(3)合在一起对今后侗族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有重大作用。 + +　　张克纲发言后，与会的党内外侗族代表纷纷响应。 + +　　会上汉族代表因为“反正我不当家”，抱事不关己的态度。 + +　　一些人数少的少数民族代表采取中立，那个来都行。 + +　　苗族代表当场不满。 + +　　 来源： 1957年6月1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15.txt b/CCRD/1/3/2/00061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f6aeeb4adcd6f0616e21826c8cd7d47a94274ab --- /dev/null +++ b/CCRD/1/3/2/000615.txt @@ -0,0 +1,21 @@ +# 区梦觉同志到中山医学院听取意见、教授们推心置腹畅谈矛盾 + +　　<广州日报> + +　　本报讯 中共广东省委员会书记区梦觉同志于22日下午到中山医学院，与教授们一起密谈，倾听大家对各项工作的意见。座谈会由下午2时半开始，到6时半始结束，教授们热烈发言，揭露了不少存在着的矛盾和批评了领导上的错误思想和作风。 + +## 宗派主义不信任群众敢提意见却遭受打击 + +　　教授们对宗派主义和粗暴作风进行了揭露和批评。生物学教研组主任熊大仁教授说：几年前在一次会议上，我批评了光华医学院党的领导，事后，当时该院党的领导人邹亚平同志竟诬蔑我是什么“江西反共救国军”的主任，其实，我12岁就从江西出来。后来又说我搞小集团。我认为对邹亚平同志这种作风，一定要进行教育，以免影响党的威信。生理学教研组主任梁仲谋教授说：以前对首长提意见比对自己的父亲提意见还要难，这说明党与群众是隔着一条鸿沟。现在是有些改变了。我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不怕死的，当然更不怕扣帽子，问题是提了意见以后能不能解决问题。此外，学院里也有“科员政治”的现象，有些教研组的主任和教授都没有权，实际的权力是落在一些上级信任的秘书、助教手里，而有些是水平很低的，要依靠这些人来办好学院，真是缘木求鱼。生化生理教研组主任许鹏程教授说：我是在1951年由美国回来的，以前曾经在联合国做过事，由于这样，自己好像画了花脸，洗也洗不掉。我虽然有很多机会为祖国争光，但党是不信任我的。有一次，有一位印度友人来中国，并在广州发表演讲，我本来和他是很熟识的，但也没有机会和他交谈；又有一外国友人因公来中国，并且知道我在广州，曾经到学院来找我，但无法找到，最后他直接到我家里才找到。不久以前，法国在巴黎召开第三届营养学会议，邀请很多国家的代表参加，外国朋友也曾写信邀请我去参加。我国派出三个代表去，有两个是在北京的，另外一个曾经有人推荐我，但是现在高教部任职的龙潜却另外推荐了一个党员，结果是那个党员当选了。我看这是对留学生不够信任。如果领导上是信任我的，就应该让我接触外国朋友，为国家争体面。生化生理教研组定了一部外国机器，进口后，进口公司说我们写错了机器的名称，不给我们，但后来又写信问我怎样使用那部机器，机器在他们那里，既不识使用，又不给我们，却要写信问我怎样使用，真是“将军没马骑”。流行病学教研组主任朱师晦教授说：保送护士投考大学，差不多是只有党团员才有资格被保送，因此使群众很灰心。有一助教本来很早就应提升为讲师，但不知谁说他曾在乡下担任过反动职务，人事处说要查，但一搁就是三年，后来才知道根本没有这回事。 + +## 表面上征求意见实际并不尊重 + +　　该院教务长、工会主席、教研组主任的教授们指出了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现象很严重。该院工会主席秦光煜教授说：党委要调工会秘书马一青同志到宣传科，何凯宣教授、赵延德教授和我都不同意，我们三人曾多次向虞迅同志及龙世雄副院长要求保留马一青同志工会秘书的职务，同时可兼宣传科的职务，马一青同志本人也这样想，但却没有效果。虽然我们三人是工会的正副主席，但领导上做出这一决定前并未和我们商量。系统外科教研组主任王成恩副教授说：调动教研组的人员时，表面上征求主任的意见，实际上是不尊重主任的意见。有一次要调动教研组内一个人我不同意，并且讲清理由，但过了一个时候，又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已安排了他的工作，不要调动了，但结果还是调走了。这样做法是不很好的。(区梦觉同志插话说，这不仅是不很好，简直是不好。)教务长罗潜教授说：我虽然是当教务长，但是有职无权。学生的活动安排了也不通知教务长，说是已经请示党委了。去年的招生工作，名义上是由院长柯麟负责，实际上是要我去负责。但取录的原则不给我知道。那些文件凡是有个“密”字的我都不能看到，这等于叫我驾驶汽车，但汽车的零件却不给我知道。我曾经为有职无权问题苦恼过，怀疑党是否信任我。虞迅同志对我说：“问题不是党是否信任你，而是你是否信任党。”我当时觉得有道理，但有一次在节日里，我想走进药理教研组办公室，外面挂着请勿入内的牌子，我几十年都可以自由进出这个地方，但现在不能了，我由此觉得党对知识分子是不够信任的。妇产科教研组副主任郑惠国副教授说：关于人事调动，妇产科也一样，人事部门虽然表面征求教研组主任的意见，不同意时，还是要调动的。在评薪时，教研组提出一个讲师、两个助教加薪，条件是符合的，全体教授都同意，学院领导最后也同意，但最后却没有批准，后来我去查问，一位学院领导人对我说，昨天开会讨论时你没有来，现在已来不及了。 + +## 生搬硬套　难教难学　只准说好　不准说坏 + +　　病理解剖教研组主任秦光煜教授在发言中对目前的医学教育计划提出了批评。他说，高教部和卫生部完全机械照搬苏联的一套，既没有了解我国的实际情况，也不了解苏联的实际情况。例如把“寄生虫学”放在一年级，教师难教，学生也不易吸收，其实苏联也不是这样。又如目前的教学大纲以苏联的为蓝本，因此分量很重，但学制是5年(苏联是6年，而且苏联的高中毕业生水平比我国近年来的高中毕业生水平高)，因此造成了学制与教学大纲的严重矛盾。又因时数太少，科目繁多，因此无原则地压缩，造成学生学习困难，效果也不好，使毕业生的实际水平离开培养目标太远，也就是毕业生的质量和培养目标有很大的矛盾。流行病学教研组主任朱师晦教授说，有些人把向中医学习和向苏联学习只当作是政治任务，而且粗暴地去推行。听说有一个患了神经病的人在精神病院留医，很久都没有痊癒，有些卫生行政干部就骂医生，说是没有向中医学习的结果。在推行组织疗法和无痛分娩法时也只准人说好，不准说坏。微生物学教研组主任钟之英副教授说，1951年中央拨了2千万元(旧币)给我作研究麻疯病用，但省卫生厅把这笔钱扣住，直到现在也没有给我。在肃反时，又说我研究麻疯病也有问题，我觉得这真幼稚得好笑，于是又说我笑嘻嘻，态度不好。 + +　　在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卫生学教研组主任黄菽筠教授、人体解剖教研组主任叶鹿鸣教授、药理学教研组主任赵延德教授、总务长朱锦涛等，他们都对院内存在的矛盾和领导上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了揭露和批评。 + +　　 来源：《广州日报》1957年5月2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16.txt b/CCRD/1/3/2/00061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42a966672cbd073e63104b5862f4646de439a1b --- /dev/null +++ b/CCRD/1/3/2/000616.txt @@ -0,0 +1,25 @@ +# 山西农学院教职员热烈“鸣”“放” + +　　山西日报讯　本报记者报道：山西农学院二百一十多位教师、职员在5月18日的座谈会上热烈“鸣”“放”。 + +　　应邀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张磐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赵树理。他们在座谈会上发言，鼓励大家大胆鸣放，不要有丝毫顾虑。 + +## 不要当外人看待 + +　　大家在发言中认为，学校的党组织存在有宗派主义。吴竞夫先生说，党组织有习惯性的宗派主义。他要求党组织对他们不要当外人，不要忽视知识分子的爱国心，不要忽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李焕章先生说，有些先生和同学来到学校总感到环境不舒适，格格不入，先生们有力量使不出来。这是因为领导上向着有色眼镜看教书的人，不和这些人接近。陈安仁先生说，党对非党人士不管政治上、业务上、生活上都关心不够，对他们不信任。前院长李秉权是非党人士，就是个木偶，李子康院长一手专权。对助教的培养也是以党、团员为先。朱先煌先生说，给非党员带的那个“可怀疑的人”的牌子现在可摘掉了。他说，党与党外人士为什么会有这末大隔阂呢?就是因为有些党员居功自傲，认为知识分子是靠党吃饭的。这种思想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应赶快改掉。现在知识分子对党是两种态度：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黄率诚先生认为尊重老教师不要只谈他们的教学经验、业务知识，他说，老教师在其他方面也有值得尊重的地方，值得党员来学习的地方。陆智良说，党员和群众还是互相学习好，不要老是“我改造你”。 + +## 偏听偏信报喜队 + +　　许多人在会上指出，党组织和院领导存在有官僚主义作风。李焕章先生说，领导上偏听偏信，只听少数人的话。而这些人又是从一些报喜不报忧的人里面选择出来的。他说，对年青的党、团员只有八字之评：不动脑筋，盛气凌人。黄率诚先生说，学院领导人向上面耍办法多，经常跑太原，但却不深入群众，依靠群众。他说，学院领导人几年来是威多于信，信是慢慢降低了。张龙志先生说，领导上根本没威信，遇事一筹莫展，只知跑太原，做报喜队。李焕章先生说，党的领导仅仅表现在运动上，平时业务上、团结人上都不足，能力也太弱。丁圃塘说，李院长不止一次地谈到深入教学，但只停留在口头上。卞陵基先生说，领导上不懂业务是可怕的，只凭政治是深入不了工作的。他说，学校好象一个热水瓶，群众的热情被领导上的塞子给塞住了，希望拔开塞子，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把学校搞好，陆智良说，领导上重政治轻业务，一天到晚加强政治学习，办法又只有一条，就是加长时间。在这一点上，领导上崇拜万事强迫。其实解决思想问题不能象给小孩子看病打针那样。他说，学校领导有本位主义，他是教数学的，学校里取消了数学课了，却不把他调到理、工学院去，却让在学校转教了物理，这是不合理的。李焕章先生说，党内是否有山头，整风时可以检查检查。 + +## 管理不善，用人不当 + +　　大家对学院里的工作制度也提出批评。吴竞夫先生说，党抓的太多了，行政抓的应由行政抓。党可决定大计，检查执行结果；具体执行，可让大家多发挥一些积极性。系的党支部的工作可到教学研究组去做，这是一条大道，免得整日坐在那里听党、团员的汇报，偏听偏信。黄率诚先生对学院内任用干部方面的问题也提出批评。他说，有些先生有工作能力但却被开消了。会计科、教务科有的同志工作能力相当强，但是代理科长。说这是试用吗?而新调来的一些科长并不熟悉业务，为什么不试用几天呢?另外一些同志今天是科长，明天就是处长，或什么长。这种现象就给人这末个印象，好象高等学校的工作谁都可以做。张龙志先生认为学校机构庞大，组织管理不善。他认为学校干脆用一个院长即可办事。刘惠之先生说，学校有些地方人太多，比如人事科，好象人就相当多，现在是阶级矛盾消灭的时候，似乎用不着这末多人。朱先煌先生说，增加干部，党委很少考虑质量，小学生来做大学生的事，初中学生来做教授的事，这是做不好的。阎玉田先生说，农场象没娘的孩子，三不管。没钱，没人过问，只批评不为教学服务，农场职员尽受气。他希望领导重视农场的领导工作。 + +## 批评肃反运动中的偏差　要求省委重视高等学校 + +　　会上，李焕章、黄率诚、张龙志、刘惠之、陈安仁、朱先煌、陆智良等先生对肃反运动中所出现的偏差提出批评。他们认为在肃反中采用青年教师、学生斗争老教师的方法是粗暴的，有损知识分子的自尊心。他们认为：事先调查情况不足，肃反的面太宽，肃反中有违法现象，领导上应负责任，而且应快点给作出结论。 + +　　此外，大家对省委不重视高等教育工作，不重视山西农学院的工作，也提出批评。朱先煌先生说，省里的高教局长由一个教育厅长来当，这简直是笑话。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也是教育厅长当主任委员，高等学校的校长在其下，教务长就更不用说了。这也是山西的特点。他说，去年高教部批准他们学校科学研究费四千四百元，省里就抹去了二千元，而且还不承认有此事。他希望省里能重视农学院的工作，不要说谎话，骗人。大家认为学校和农业厅的关系也不够密切，学校领导不主动是一方面的原因，但农业厅也是有责任的。张龙志先生对省里粮食部门提出要求，为了进行猪的试验研究，要求能按月供给农学院酒曲三十五斤到四十斤，小米糠二千市斤。猪没有吃的是活不了的，为此，他曾跑到省里、县委、县人民委员会等部门多次交涉，但一直解决不了，这怎么做科学研究！陆智良建议高教部考虑能把山西各高等学院合并为一座综合性大学，他说，这样好处甚多：见闻广、省人、省钱。 + +　　（来源：《山西日报》1957年5月22日。原题为：““热水瓶上的塞子”拔开了，山西农学院教职员热烈‘鸣’‘放’”。）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17.txt b/CCRD/1/3/2/00061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47f5f2b6edc0d16187a3893cce2d428a6fbae1a --- /dev/null +++ b/CCRD/1/3/2/000617.txt @@ -0,0 +1,47 @@ +# 天津市工商联举行常委会对党的工作提出批评建议 + +　　【本报讯】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昨天举行常委会，对党的工作提出批评建议，帮助党整风。 + +## 有些领导干部严重脱离群众 + +　　会议由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孙冰如主持。他说：今天的会是帮助党整风。党的伟大和党的成绩是说不尽的，为了爱护党，靠拢党，对于党组织或党员，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提出意见。 + +　　我谈一谈切身经过的事实：寿丰面粉公司有一台蒸汽机，多少年来没有用。公司实行公私合营以后，想交给政府把它利用起来，我曾和市人委第七办公室李定同志谈过几次，确承李定同志在各方面想了办法，后来他说：你来个文吧。以后，就由寿丰公司写公文给七办，七办转给粮食局，粮食局又转给粮谷工业公司，我在这个公司工作，于是最后，这个文还是转到了我手里。从这一点看出：公文出手，不问结果，到底这件事办了没办，也不加以检查，说明领导部门存在着官僚主义。 + +　　寿丰在兰州建厂，只需要一部分原有的技术工人，其余的工人怎样安置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找到当时在市委统战部工作的于文同志，于文同志说，这种事要找河北区刘亚区长去办。到了需要的时候，他可陪我同去。当时，我对于于文同志的热情帮助非常感激。那知道他答应完了以后，再也找不着了。一再联系，日夜联系，长期的联系，始终就是找不着于文同志，后来先后又用河北区委统战部郭部长，工业部叶部长接洽过几次，同时请他们给联系，去见刘亚区长，始终也没有得到答复，不只是刘亚区长始终没见着，就是郭部长和叶部长，也都不是容易见得着的。 + +　　以我在社会上的关系，要想见这几位市、区首长同志都这么难，工商业者们，遭遇这种困难的，也不是少数。他们这样，岂不是严重的脱离群众？ + +## 难道统一战线工作就是对私方人员客客气气? + +　　市工商联常委、绸布业同业公会主委叶聘之说：公私共事有沟有墙和宣传有关系，有些单位说私方人员是半公家人，这是教条主义。我还感到现在有些党员有特权思想。不少单位工会的权限太大，时常代替了行政工作。公方代表对私方人员是客客气气。难道党的统战工作只是对私方人员客客气气？这真是形式主义!他还对某些部门的人事工作、小资本家参加工会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 +　　市工商联常委、电工器材工业同业公会主委李景阳说：党对公方干部的统战政策的教育不够，有些公方干部对私方人员客客气气，并认为这就是搞好统战工作的方法，使私方人员感到不诚实。有些私方人员反映公方干部有缺点，公方干部说：我就这样，你反映到那去也得转到我手里，我办！像这种情况我反映到领导部门，领导部门总是答复逐步解决。也有些公方干部对私方打击、压迫。现在公、私之间有堵墙、有道沟，拆墙填沟主要应该由党和公方负责。 + +## 统战部的门坎太高　中小工商业者进不去 + +　　市工商联常委、煤商业同业公会主委边子栋说：中、小工商业者现在生活、工作都有困难，党和政府对我们不体贴、不重视，谁也不知道中、小工商业者的苦处。市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都不解决问题，开会征集提案一阵风，我们的建议提完了就完了。现在，中、小工商业者都愿意放弃定息，摘帽子，可是党和政府说我们想享受劳保待遇，实际我们不是为了享受劳保待遇。市委统战部的门坎太高，中、小工商业者进不去，我连统战部的大门在哪里都不知道。我要求统战部的门坎落一落，也叫我们中、小工商业者进一进。 + +## 公私关系貌合神离 私方人员有职无权 + +　　市工商联副秘书长、河东区工商联主委杨振华说：公私共事关系现在看起来表面没什么问题，彼此相敬如宾，其实是貌合神离。私方人员是有职无权，上压下挤。 + +　　市工商联常委、国药业同业公会主委刘华圃说：私方人员等于“丫环掌钥匙，当家不主事”，公方有事不与私方商量，商量也是走形式。人事调动私方人员不知道。私方人员在企业积极努力也白费劲。 + +　　市工商联常委、和平区工商联主委李金昌说：有些公方代表对私方人员不信任，有些生产、计划等方面的事很少和私方人员研究；有些私方人员对工作提出意见，反说是资产阶级的一套。因此，有些私方人员产生“作客”思想，有自卑感，工作是推推动动。这些问题，我们曾经不断向和平区委统战部反映过，但起的作用很小。有些问题长期解决得不好，是由于这些部门领导方面有官僚主义。 + +　　市工商联常委、中西餐业同业公会主委王钦宾说：有些私方人员有职无权，特别是一些总店、门市部的私方人员，有时还受到打击。这种情况，是和上级有关领导部门有官僚主义分不开的。 + +## 改造摊贩工作“三不管” + +　　市工商联常委王恩祺说：过去，工商局、摊贩联合会都管摊贩，现在，合营商店的总店、摊贩联合会、政府都不管了。本市党委对摊贩的改造、教育和帮助也不够。 + +　　我认为有些摊贩违法经营，是党和政府造成的。因为摊贩的一些困难无人解决，譬如，干鲜果业有的摊贩，养着五、六口人，可是分给的货很少。他们如不多赚些钱，生活就成问题，这就不得不造成违法经营了。我说这话的意思，并不是支持他们的违法经营，而是说，要把违法经营的原因加以分析才好。 + +　　本市有关领导部门，对于发挥摊贩的积极性也是作得不够的。摊贩当中不好的事提的多，而好的事情提的少。其实，摊贩中不好的是少数。光靠管和处分不是好办法，也应鼓励他们。报纸就可以介绍一些好的典型人典型事，教育其他。市委统战部从来也没有召集摊贩谈过话，了解摊贩的疾苦。我们要求市委统战部召集摊贩代表座谈，让我们说出心里话。 + +## 对手工业业主改造过严 + +　　市工商联常委梁翰臣说：对手工业业主的改造过严，合作化以后，有的手工业业主工资还降低了；而在合营企业里，对私方人员是保持原薪，还有七年定息。因此说，对资产阶级改造宽，对手工业业主改造严。私方人员有互助金，有些手工业主的生老病死问题没有保障。在这方面，手工业领导部门工作是作的不够的。 + +　　 来源：《天津日报》1957年5月2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18.txt b/CCRD/1/3/2/00061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7065d9ed6d9a6f0e5e238c462ff4d72ca398ca2 --- /dev/null +++ b/CCRD/1/3/2/000618.txt @@ -0,0 +1,73 @@ +# 王伯雄、于熙钟在工商界座谈会上说: 公方代表不能撤出(第七次座谈)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主持的全国工商界座谈会于昨日（２２日）继续举行第七次座谈。今日休会，明日将继续进行。 + +## 王伯雄说：如果不设公方代表，职工与私方、私方与私方的矛盾谁来解决？党员副秘书长在工商联有重要作用，不能不要 + +　　中国民主建国会广东代表、广东工商改造辅导处处长王伯雄在座谈会上讲两个问题：一是公私合营企业要不要有公方代表；二是工商联要不要有党员副秘书长。他说：有些人认为公私合营企业里有了公方代表就会有公私关系，并且影响企业的发展，我认为这个看法是不全面的，我要求这些人正视这样一些事实：从企业的发展来看，广州的合营企业有了公方的领导，生产提高３０％以上；从公私关系来看，关系愈来愈好，不好的只是少数；从私方积极性来看，在社会主义竞赛中很多人受到了表扬。这个情况说明了公方代表制度的必要性。 + +　　假如不设公方代表会有什么困难呢？我看，有很大的困难，第一，职工与私方的矛盾无人解决，私方在今天还是资产阶级，他们跟工人阶级的思想不是没有距离的。第二，合并的企业私私之间纠纷很多，谁都不服谁，他们互相勾心斗角，排挤打击。有一个厂为了厂的名字，争执了一个月，相持不下，后来经过公方代表的帮助才得到解决。所以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制的存在对于贯彻国家生产计划和政策，领导职工搞好私私关系有很大的好处。取消公方代表，害多利少。 + +　　为什么某些私方人员对公方代表会有不满情绪呢？他认为某些公方人员对私方进步性估计不足，忽视私方的意见，而私方人员也有缺点。过去，私营企业长期以我为主，独断专行；合营后对集体领导不习惯，甚至不满意；其次，过惯了自由散漫生活，对建立制度觉得不方便；其三、看不起公方代表，认为他们不懂技术，他认为公私双方虽然都有缺点，而解决这个矛盾公方应负主要责任。 + +　　谈到正确对待公私关系问题的时候，他说，总的情况是好的，不能因为某些公方代表有缺点就不要公方代表制；这正如不能因为某些私方人员有缺点就叫私方离开企业一样。当然，如果某些中小企业条件成熟，也可以考虑不设公方代表，但，不属于改变这个制度问题。 + +　　他认为目前企业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公方代表问题，而是企业内部的党政分工问题，党支部不要干涉和代替行政方面的工作。他提议要明确职责，如果公方是副职，副职要服从正职。 + +　　关于工商联要不要党员副秘书长，他认为党员副秘书长在工商联有着重要的作用，广东有个党员副秘书长被领导上调走时，工商联就不愿意他走。我们的秘书长在场，可以证明。他说，有些人对党员副秘书长不满，要加以分析，可能党员副秘书长作风上有错误，也可能非党秘书长有宗派情绪。他说：我同意昨天吴咸吉的发言，工商联有了党员副秘书长可以团结干部、贯彻政策，可以互相监督、共同进步，因此，我的意见：凡是有的要保留，没有的可以考虑增设，有缺点的不好的要给以教育。 + +## 李贻赞说：资本家一方面感到剥削可耻，一方面觉得定息可爱，留恋剥削生活。有的人甚至认为定息七年还不够，斤斤较量，这正表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本质。他认为：否认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本质上是否定资产阶级进一步改造的必要性。 + +　　北京市工商联秘书长李贻赞首先就阶级关系和两面性问题发言。他说：阶级关系是个客观存在，不是可有可无的。合营企业内部既有阶级关系又有共事关系，如何正确处理这个双重关系，需要双方共同努力。 + +　　两面性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性，高潮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随着企业生产关系的改变也起了很大的变化，积极的一面是主流，消极一面大大减退，这种进步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决定的。但由于阶级关系的存在，民族资产阶级的消极性仍然存在，不承认是不合实际的，现阶段的两面性内容主要是：在彻底消灭剥削制度的过程中，一方面感到剥削可耻，愿意创造条件为放弃剥削而努力，另一方面觉得定息可爱，留恋剥削生活，有的人甚至认为定息七年还不够，时间还要延长，斤斤较量，这正表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本质。 + +　　但是，应该看到：整个阶级正在分化。有一部分中小工商业者自己本来从事劳动，定息收入不多，毛主席说他们是小资产阶级。他们愿意早日放弃剥削摘掉帽子。望政府考虑逐步满足他们的愿望。所以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不应该包括这些人在内。 + +　　另外还有一部分工商业者在合营后产生骄傲自满情绪，对企业有作客思想，私私之间存在不团结现象。这种思想虽然不是资产阶级所独有，但是，资产阶级分子表现特别严重。 + +　　有些人居功自傲，认为自己已经改造完成，不需要再努力学习了。有些人认为自己交出了企业，在国际上是史无前例的。我认为这种光荣应该属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决不可以引为骄傲。有人说：“工人阶级进入社会主义是赤手空拳，资产阶级是带着礼物进来的”，这种说法，好象资产阶级比工人阶级还光荣，这是万万不可的。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为革命和建设所付出的巨大的代价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国家的贡献来衡量是无可比拟的。 + +　　一年来合营企业中公私共事关系是有进步的，但还不正常，有些人还有顾虑，他们怕挨整、怕报复。我认为在合营企业内部过分强调阶级关系，对公私共事关系是有妨碍的。有一部分公方代表，是由企业职工中提拔的，他们的政治水平不高，习惯于过去阶级斗争的一套，对私方人员时存戒心，惟恐染上资产阶级的污点，把共事关系当成阶级关系。私方人员也有自卑感，对工作缩手缩脚，象“大观园的林黛玉，终是外人”的样子，我认为对有成绩的私方应该表扬，有错误应予批评，有关文件应给他们看，有关会议应让他们参加。 + +　　接着，他谈了一些关于合营企业中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他说：过去人事安排大体是合理的，但是有些学非所用的应该予以调整。应当赏罚分明，有升有降。对于生活福利要逐步做到一视同仁，在劳动竞赛中，对于私方人员和职工应按成绩大小，统一评比。 + +　　最后，他谈到的工人阶级学习问题：他说：自从大公报发表了吴金萃“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的文章以后，各地工商业者正在热烈的讨论。我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在向劳动人民过渡中，对工人阶级不要用阶级成见去看问题，应该从几年来伟大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工人阶级的作用来认识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如果不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就不能有这样的成就。个别工人有落后情绪是事实，现在他们同样在改造过程中，不能笼统地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归到先进与落后的范畴，资产阶级两面性与个别工人的落后表现是有区别的。有人说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即使承认有两面性也只是与工人阶级一样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这种思想，本质上是否定了民族资产阶级进一步接受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改变阶级本质的重要性。我们要学习工人阶级先进思想和他们具有大公无私、反对剥削、集体主义、善于协作的优良品质。这样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 +## 孟羽卿说：要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 +　　天津市印染公司副理孟羽卿就进一步发挥民建会和工商联组织的监督作用发表意见。他说：在贯彻对私改造的一些具体措施中，党依靠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组织讨论研究不够。如私方人员的生老病死补助办法和工资支付办法，下边执行得不一致，致使有些私方人员生老病死得不到合理照顾，影响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而民建会和工商联由于不了解情况，又无法进行解释教育。 + +　　在会上，他又提出，有些公方代表不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合营后并店时，竟采取多数表决的办法，把回民食品店和汉民食品店并在一起，或派回民到汉民饭馆去工作，回民意见很大，影响民族团结。（他说到这里，统战部李维汉部长插话：“应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搞很不好。”并请他写个材料转给有关部门处理。） + +## 宁思宏说：工商部门的人事、保卫、劳动工资等工作都是共产党员领导，只听职工一面之辞。他主张：各级人事科室都应该开放，让非党人士进去。 + +　　上海制革工业公司副经理宁思宏发言中着重对上海某些公私合营企业的人事、保卫、劳动工资等工作提了意见。 + +　　他说，工商部门的人事、保卫、劳动工资等工作都是共产党员领导的，领导关系条条垂直，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严重，处理问题简单化，只听职工一面之辞。很多人有话不敢讲。对人事科敬而畏之。这些部门应该是这次整风的重点。 + +　　他说，本来人事部门是职能科室之一，应为生产服务；但现在这些部门的人都整天忙忙碌碌不知所事何事。有人讲人事科已成了公安部门的派出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虽然党号召关心人，但这些作人事工作的在企业中却不关心人，使人们感觉不到温暖。他又说，有人甚至把人事科的干部看成“打手”。 + +　　他认为这些部门存在的另一严重问题是宗派主义倾向。例如合营银行上海分行在合营时，室主任都升了科长，党员都升了处长，而有的私方人员已有二十多年的银行业务经验，却仍只担任科长。成了“用人唯党”。他还说：上海中华造船厂的党员干部把爱人也调到工厂里，简直成了“一尊罗汉，一尊观音”。 + +　　他希望中央劳动和人事部门，对劳动和人事部门的干部下功夫进行教育；各级人事劳动科室，都应开放，让非党人士进去。 + +## 于熙钟反映中小户青年工商业者的意见：看到延长定息二十年的意见很生气;公方代表千万不要撤走，否则职工与私方，私方与私方之间非乱不可。 + +　　第五个发言的是北京市第二五金工业公司副理于熙钟。他是一位年青的工商业者，他在会上着重反映了中小户青年工商业者的意见和要求。他说：现在一般中小户青年工商业者都迫切要求放弃定息，摘掉“资本家”的帽子，但是，提意见没有人管。因此，有的人拿了定息也不愿承认是剥削，他们说：“我们自己不愿拿定息，不愿当资本家，偏让我们拿、偏让我们当！”于熙钟说：中小户青年工商业者看了李康年提出的延长定息二十年的意见都很生气，有的甚至说再提就咬他的耳朵，我们不愿意老当资本家，我们愿意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祖国。 + +　　接着，他又对工商业者的病假工资问题和合营企业中私方人员职权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认为病假工资的处理原则以两千元上下来划分看不出有什么好处，真正有病的人不多，但是这样一划分，惹得多数人惶惶不安。 + +　　他不同意有人提出的私方人员有职无权是由于有公方代表存在造成的，他说：公方代表千万不要撤走，否则工人之间、职工和私方之间、私私之间非乱不可，打起架来都没人劝。 + +　　最后，他代表北京市工商业者对市工商联和市民建会领导人员提出意见。他说：现在市工商联和市民建会的领导人员实际上成了职业活动家，他们得到了“名、利、享”，体会不到中小工商业者的困难和要求（连我自己也在内，没有积极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检查起来觉得很可耻）。他们在党的面前点头哈腰，唯唯诺诺，想尽办法保持自己的地位。有人说他们是“代而不表，表而不代”。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放出鸣声；即使有，也是应付差事。有的上层代表批评我们说：“大的闹地位，小的闹生活”，大家对这种说法很有意见，认为他们的地位已经很高了，没什么可闹的，生活也没有问题，所以才说这样的话。对党只听他们的话，也有意见。希望党要注意观察他们之中哪些人是真正为国家、为群众，哪些人是为了自己。 + +## 朱松龄说：对待私方技术人员要一视同仁 + +　　上海三英电业厂厂长朱松龄说：在高潮以后，很多有技术的私方人员，都热望着把自己的技术力量贡献出来，为增产节约多做些事情。可惜有些领导部门对私方技术人员的技术成就采取了官僚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态度，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例如：上海大威电机厂有个私方技术人员张忠康曾创造了一种电动中文打字机，打字效率比老式打字机高一倍，但他们厂属于重工业，而这种产品属于轻工业范围，领导上就不许生产。 + +　　还有一些单位歧视私方技术人员。他说，有一次他们为了解决一个技术问题，到国营厂里交流经验，带工业局的介绍信，不许进，要有市人民委员会的介绍信，有了市人民委员会的介绍信以后，又提出带人事材料才可以。总之遇到“私”字就要倒霉。他要求有关部门重视解决这一问题，对待私方技术人员，要一视同仁。 + +　　 ---- 原载1957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19.txt b/CCRD/1/3/2/00061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59134106292a9bb5f6d1318314d562b64dbaee3 --- /dev/null +++ b/CCRD/1/3/2/000619.txt @@ -0,0 +1,19 @@ +# 云南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负责人批评党对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情绪 + +　　<《人民日报》> + +　　本报昆明２３日电昨日下午，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邀请民革、民盟、民建、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共二十八人，就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举行座谈。 + +　　民盟省委副主任委员杜棻说：我到北京，感到那里的科学工作者劲头很足，中央的领导同志很忙，还经常和他们谈谈，而云南，门禁森严！在党群关系上，党外人士有职无权。从前在云大，开会时我起四点作用：宣布开会，请大家发言，请党委总结，宣布散会。现在在昆明医院，我主动要求参加党委会议，于是什么事心里先有个底，就好办多了。 + +　　民盟省委主任委员寸树声说，党与非党人士的距离，越是下级，距离越大。为什么造成这样的现象？我认为是把时代搞错了。解放初期搞阶级斗争，旧社会来的人，立场都有问题，有权了对人民没有好处，但是现在是搞社会主义建设，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以及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我们学习得热火朝天，而党内似乎不那么重视。 + +　　九三学社昆明市筹委会召集人秦瓒说：党的高级干部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是重视的，但中级和初级干部就成问题了。如九三学社三次派人去个旧工作，还是有人不了解九三学社是干什么的。有人问：“你们是高级社还是初级社？”把我们当成农业社了。我认为党员至少对中国有几个民主党派要了解一下。常说知识分子不问政治，但是党员连这点政治常识都不知道，也可算是脱离政治了。此外，目前工程技术人员中有人问：“我们是不是高级知识分子？”在工矿中，出了事故，就追究工程技术人员的政治历史，有了成绩，是别人的。当前，工程技术界似乎比起文化教育界距离党更远。 + +　　民革省委会主委龚自知说，目前党与非党民主人士有“三相”现象：相安无事，相敬如宾，相对无言。如何推倒隔墙，填平鸿沟，双方都有责任，共产党员要更主动。现在知识分子大多进步了，要从新估计知识分子的作用。我体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是不见外。过去，或多或少有“先红后专”，“红重于专”的现象，这是阶级斗争遗留的影响。今后，我想党对知识分子是否可以“红专并重”，然后要求非党知识分子“红专并进”。 + +　　民主促进会昆明筹备工作组召集人、师院附中校长秦淑贞说，在学校中，什么事都是“党、团、工会、行政”，民主党派“不起作用”。但一有问题，就是你们民主党派如何如何。在行政工作中，我有职无权。有时有的工作不通过行政，党就直接布置给青年团去干了。 + +　　民盟省委会副主任委员、省文化局副局长杨明分析党内产生宗派主义的根源是：（１）从历史上看，现在还存有战争状态的心理，战时的制度，农民意识；（２）新党员太多，锻炼不够，且很多从农村、军队来，对知识分子工作不理解；（３）因是执政党，有的人滋长了政治上的优越感。有上述原因，因此表现在学校中就是单纯政治观点，人事干部不懂业务，以“革大”的办法掌握干部材料，对现在活的人的热情看不见。 + +　　 来源：《人民日报》1957年5月25日，原题为：“云南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负责人在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 批评党对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情绪”。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20.txt b/CCRD/1/3/2/00062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3dcb77a237d2247155488da88d9fd4539b70fb4 --- /dev/null +++ b/CCRD/1/3/2/000620.txt @@ -0,0 +1,57 @@ +# 关于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问题 + +　　<关锋> + +　　冯友兰先生在“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贺麟先生在“对于哲学史研究中两个争论问题的意见”文中指出：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但有互相斗争的一面，而且有互相渗透，即统一的一面。如果承认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这种看法当然是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就认为：一切矛盾着的对立面具有相对的统一性。但是，问题的实质在于作为两种根本对立的宇宙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怎样相互斗争，怎样相互渗透（怎样统一）的。冯先生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而没有明确的回答；贺麟先生的文章却作出了比较明确和直接的回答。所以我这篇文章，主要地是讨论贺先生的意见的。 + +## （一） + +　　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不同于政治斗争，更不同于战争，这是不言而喻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就其本身来说是思想斗争，斗争的方式是说理。贺先生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没有通过战争杀人的方式”，“哲学战线……远处在后方，远处在大炮射程之外，也不是飞机轰炸的目标。”对这，是没有相反的意见的。但是，由此应该得出什么结论来呢？我想，人们不能够根据这一点而得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并不尖锐的结论。 + +　　贺先生指出中外哲学史上若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者是很好的朋友，他们之间的争论是朋友之间的争论。这是事实。在现代也不难找到这样的例子。我们跟在政治上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社会主义建设的唯心主义者，不也是作朋友吗？但是，这个事实到底说明了什么呢？是否说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并不尖锐呢？作为思想体系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否也是“朋友”般的关系呢？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成为朋友的呢？ + +　　历史上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作朋友，当然有些偶然的因素，如师生、亲戚、世交等；但最基本的却是他们的政治立场大体一致，或是在当前最迫切的政治问题上意见大体一致，或是他们暂时还没有根据他们的哲学观点作出直接的政治结论。假设张载竟作出推翻宋朝统治的政治结论，他和二程也就作不成朋友，表叔侄的关系也就不算什么了。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通常是密切联系的；但并不排斥在一定条件下，一个思想家的哲学观点和他自己的政治观点相矛盾，也不排斥他还没有根据自己的哲学观点作出政治行动的结论。因此，在一定条件下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是可以作朋友的。但是，哲学毕竟不是超政治的，这样或那样的哲学观点归根到底总是直接或间接支持一定的政治观点的。政治对于哲学斗争也不是漠不关心的。所以哲学斗争和政治斗争常常联系起来。梁武帝为什么用“敕答臣下神灭论”的诏书来解决有神论和无神论的争论？这就是因为，无神论自身——就是还没有作出政治上的结论，对于反动统治者说来也是一种间接的但是极严重的威胁。而哲学斗争一涉及到现实政治问题，就很激烈，甚至很残酷了。我们在历史上可以找到许多反动统治者残酷地迫害唯物主义思想家的事实、唯物主义者跟唯心主义者成为政治上敌人的事实；这并不比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作朋友的事实更少些。无论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作朋友的事实，他们成为政治上的敌人的事实，都不能说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实质。如果根据后者，就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和政治斗争直接等同，当然是错误的。同样，用前者来掩盖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敌对性和它们之间的斗争的尖锐性，也是极端错误的。 + +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敌对性、它们之间的斗争的尖锐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根本原则上是完全相反的。它们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当然不是人的死活）、“我立你倒”，没有妥协的余地。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妥协了，那是意味着一方放弃了自己的思想原则，向对方的思想原则投降。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都是要从根本上摧垮对方，问题的提出和辩难是作为哲学体系的存在权利问题，而不是枝节问题，不是“你销微修正一下，我们就完全一致了、可以妥协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争论的问题哪一个不是这样尖锐呢？如物质和精神谁是第一性的、有无客观规律、认识的路线问题等等，不管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谁要是稍微让步，就会是背叛自己的哲学观点，而向对方投降。而这一派唯心主义和那一派唯心主义的斗争就不是这样。在特定条件下他们的斗争可能是很激烈的、甚至是残酷的，如窦太后不能容辕固生，光武对于以“儒家之义”反对图谶的人也要砍头；这是由于政治的关系。而唯心主义这一派和那一派在思想原则上是可以妥协的；妥协了并不意味着谁放弃了自己的根本哲学观点。 + +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敌对的，其界限是分明的，斗争是尖锐的、没有妥协余地的。我们研究它们的相互渗透时必须坚持这个原则，否则就会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 + +## （二） + +　　贺先生的文章，在字面上没有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是敌对的，其斗争是不尖锐的。但是，按着贺先生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怎样相互渗透的回答，却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 + +　　（一）贺先生说：“晚出的唯心主义往往也吸收了一些唯物主义的原则”。这是可能的吗？以下两种情况倒是常有的：一种情况是晚出的唯心主义者受了先行的唯物主义的影响，采取了个别的唯物主义原则。但在他的体系中是自相矛盾、犹如水火，唯心主义自是唯心主义，唯物主义自是唯物主义，哲学史家把它剖析出来还是红白分明的。再一种情况是，唯心主义者把唯物主义的某些原则加以歪曲，变成唯心主义的东西，如汉代神学家之对于上古的五行说。可是这两种情况都不能叫做唯心主义吸收唯物主义的原则。这两种思想不仅在一部著作里，就是在一个人的头脑里也要“打架”，而不能和平共居、唯物唯心不分的。按贺先生这个观点推论下去，必然认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在原则上有相同的东西（这里如果指的某些哲学家或某些哲学著作，当然是可能的；可是贺先生指的是唯物主义跟唯心主义）。贺先生正是这样看的。 + +　　（二）贺先生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吸收对方与自己相同的部分来反对对方与自己相异的部分”，并说这是“哲学史矛盾发展的必然过程”，还举例说：“马克思利用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来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照这样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相同的部分是辩证法；相异的部分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但是在黑格尔那里并不是一个口袋里装着辩证法，一个口袋里装着唯心主义，因而我们可以从他左边口袋里拿来辩证法反对他右边口袋里的唯心主义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和他的唯心主义是结合在一起的。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反对不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马克思摧垮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才救出了辩证法；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加以彻底地唯物主义改造，才丰富了唯物主义。这个改造不是量变，而是质变。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绝不是一个东西。我们不能指望唯心主义体系中有这样的东西：它天然地和唯物主义完全相同，以致用不着改造，只消把它拿过来就行了。唯心主义又怎样从唯物主义中吸收和它相同的那一部分呢？如果说的不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而是说的唯物主义，那末唯物主义中是不能有与唯心主义相同的东西的。某个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有唯心主义思想可资唯心主义利用，那是另外一回事。唯心主义作为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是红白分明，不能有什么相同的东西的。贺先生不同意有与唯心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著作相区别的唯心主义“一般”（贺先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的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然而，唯心主义“一般”却是一个科学的抽象，它的实质在于主张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概念的。如果说唯物主义中有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中有唯物主义，那它们还有什么严格的界限呢？ + +　　（三）贺先生在座谈会上还说：“不能认为唯物主义绝对正确，唯心主义绝对错误。”这种说法只能混淆唯物主义跟唯心主义、正确跟错误的界限。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体系不是绝对正确，当然是不对的，然而它的错误处却正在于不能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底。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穷尽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是绝对真理。但是，它的根本原则却是不会为将来的任何情况所改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绝对正确的。某些唯心主义的著作可能有某些观点不自觉地正确的反映了客观实在；但是却不是说唯心主义错误的断语也有相对性。难道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不是绝对正确吗？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不是绝对错误吗？ + +　　（四）贺先生把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假定为“二把手”和“大把手”的关系，于是引出结论说：“唯物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有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关系，不是红与白的关系。”我看这就直截了当地否认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马克思和黑格尔是“青”“蓝”关系还是“红”“白”关系？恐怕只能说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就是王夫之经过程朱而否定了程朱，也不能说程朱是“蓝”，而王夫之是“青”。唯物主义者曾经作过唯心主义者的学生，而他终于成了唯物主义者，就表示他抛弃了他的老师，背叛了唯心主义原则。当然也不是白白作过唯心主义者的学生的，如果他的老师的哲学有“合理的内核”，是可能加以改造而“吸收”来丰富唯物主义的；另一方面他因为“从旧垒中来”，也更能“反戈一击”、打中唯心主义的要害。照贺麟先生的意见，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在原则立场上并不是敌对的，不过“深”一点、“浅”一点罢了。那还有什么界限呢？慢说“师生”之间，就是一个思想家从唯心主义转变成唯物主义者，也是一个根本的思想革命，绝不是修补修补就能成功的。新我和旧我，如果用颜色来说，是两种绝然相反的色调；这个转变绝不是“出蓝入青”。贺先生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议论，正是和他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并没有严格、分明的界限的观点一脉相通的。 + +　　（五）冯友兰先生的文章只是谈论历史上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关系，而不谈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的敌对性；他得出的结论是：“正因为唯心主义中也有其‘合理的内核’，所以它能在与唯物主义的对立中，除矛盾和互相排斥之外，还可以有统一或同一底一面。”这就是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所以具有统一性，就是因为唯心主义有合理的内核。而冯先生又认为唯物主义和一切唯心主义都有统一性（也不能不这样认为），那末就是一切唯心主义体系都有“合理内核”了。这是错误的。两汉天人感应的神学宇宙观有什么“合理的内核”呢？蒋介石的力行哲学有什么“合理的内核”呢？“合理内核”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说的。固然历史上还有些唯心主义体系内包含有辩证法，尽管其“合理内核”较之黑格尔小得多，但究竟是“合理的内核”；除了辩证法以外，某些唯心主义体系中是否还有别的“合理内核”也还可以研究。但是却不可以把它推广于所有唯心主义。列宁在揭露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时写道：“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牲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过分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神化了的绝对。”这些“方面”、“部分”在其“适当”的地位上是合理的片段知识材料；如果这些“部分”、“方面”是某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首先看到的，那末他对于人类的认识也是有贡献的。但是唯心主义所以是唯心主义，乃是在于它是“……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神化了的绝对”；那些“方面”、“部分”已不再是那些“方面”、“部分”。例如相对主义之所以是相对主义，就是因为它是绝对的相对，而不能说其中包含着辩证的相对观点——就是象黑格尔的辩证法那样倒立着的也罢。 + +　　认为一切唯心主义都有合理内核，这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所以能够统一的根本所在，那就必然夸大了唯物主义从唯心主义那里“吸收”有用的东西这一方面，从而歪曲了它们之间的统一性。 + +　　（贺先生和冯先生一般地谈继承哲学遗产，而不分唯物和唯心，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和他们在不同的程度上否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鲜明界限、敌对性有着有机联系的。） + +## （三） + +　　根本敌对的、尖锐斗争着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为什么是统一的？怎样统一的？ + +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所以能够是统一的，首先在于它们的对象是一个，即：宇宙，对宇宙的本质作最一般的研究。有人认为唯物主义有特殊的研究对象，这是不对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不在于它们的研究对象不是一个；而在于对同一个对象作出绝对相反的解释。如果对象不同，你说你的东，我说我的西，“风马牛不相及”，那就既没有统一性，也没有斗争性。其次，每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每一个民族的哲学——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受着同一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和科学水平的制约以及前代哲学斗争的影响；它们在对同一个对象——宇宙作最一般的研究中，所着重的侧面、所提出的主要问题，即研究的中心课题，从实质上看也是大体一致的。因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和相互渗透便具体地发生了。 + +　　下面谈谈它们是怎样相互渗透，即统一的。 + +　　最根本的是它们相互刺激、相互推移，或者用比喻来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魔’高一丈，‘道’高十丈……。”（当然这里是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的哲学史）这种情形大致表现为以下两种形式：一种是互相驳难，刺激对方发展和深化自己的论点。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唯心主义是唯物主义的思想敌人，又是唯物主义的“老师”。另一种形式是：在特定历史阶段上唯物主义否定唯心主义或是唯心主义否定唯物主义，迫使对方采取新的形态，推移到新的阶段。这在中国哲学史上特别复杂，中古时期的哲学就这样不断地反复和推移而向前发展的（当然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哲学发展的最后动力就在这里）。例如从两汉到南北朝这个时期。两汉的唯心主义形态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在这个宇宙观形成过程中也孕育了和它相反的东西，刺激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完成了一个以批判天人感应为特征的无神论的宇宙。它较之先秦的唯物主义学说是一个新的形态、前进了一步。天人感应的神学被王充从理论上摧垮了；而农民战争的风暴则在实践上剥夺了它的存在权力。汉光武“宣布图谶于天下”；而到了刘宋则凡是与谶讳有涉的书都要焚烧了。这就是说，理论的斗争和实践的发展迫使唯心主义不得不采取新的形态。到南北朝以佛教姿态出现的、以形谢神不灭为特征的唯心主义新形态出现了。它对形神关系的讨论展开了、深入了；虽然它的回答是错误的。而这种情形又刺激了唯物主义的发展。唯物主义的新的形态——范缜的“神灭论”就是在形神关系的争论中产生的。没有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对形神关系的争论，就难以有范缜的“利之刃”（神形关系）的天才命题出现。上述这种情形，在哲学的发展史上是普遍的。可以说哲学的史的发展，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互相刺激、互相推移，以致各从旧形态到新形态的转化过程。 + +　　在这个过程中，包含着互相“批判”地“改造”（从唯心主义方面说叫做歪曲更恰当一些）对方所提供的知识以丰富自己或改变自己的形态的一面。从唯物主义方面说来，就是批判地吸收唯心主义体系中包含的合理内核（如果有的话），或者批判地吸收唯心主义提供的片段知识材料，前者如果比作从垃圾堆里找珍珠，那末后者则是对那些被损坏了的“方面”、“部分”进行复元工作，复元之后才是营养料。这是“统一”，又是斗争。唯心主义也从唯物主义方面“吸取”材料，但是歪曲了的。例如两汉神学就吸收了先秦的原始唯物主义——五行说的材料加以歪曲，以支持它的根本观点。我们不难从“春秋繁露”和“白虎通”中找到这种痕迹。贺麟先生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互相吸收”，解释为没有斗争的状况，“吸收对方与自己相同的部分”。这种“平滑”的吸收是不可能有的。唯心主义的这一派可以从唯心主义那一派那里吸收现成的东西，因为它们都是唯心主义；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却不能从对方吸收现成的东西，因为它们是根本相反的、根本敌对的。 + +　　（当然，实际情况比我们上边说的还要复杂。例如二元论，它受到彻底的唯心主义和彻底的唯物主义两方面的攻击；同时彻底的唯心主义和彻底的唯物主义又从它那里吸收对于自己有用的东西。例如不仅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而且有这一派唯心主义和另一派唯心主义的斗争；不仅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互相否定，而且有一种唯心主义形态对另一种唯心主义形态的否定。这对于唯物主义的发展往往是有很大影响的。但是，无论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情形怎样复杂，作为两条根本对立路线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它们的界限仍是十分鲜明的；不看到这一点，就是把“统一”变成了“混合”。） + +## （四） + +　　贺先生的文章，开头也提到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但是，并非把两个“片面”加起来就等于全面。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性和统一性这两方面是相互制约的，有内在的有机联系的。如果把一方面过分地片面地夸大起来，实质上就否定了另一方面；就是在字面上提到了另一面，那只能是形式的“走过场”，“徒托空言”，是无济于事的。贺先生正是这样：按着他对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统一性的了解，实质上就否定了它们之间的斗争性、它们的根本的敌对性。 + +　　看来在这个问题上也必须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那种只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否认它们相互统一、相互渗透的观点，是粗陋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正如冯先生和贺先生所说的，在这种观点支配之下会把丰富多采的中国哲学史弄得十分贫乏和单调。但是，不适当地强调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统一性，实质上否认它们的敌对性、斗争性，也是粗陋的形而上的观点。它会指引我们走上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原则界限的错误道路。如果我们在研究哲学史的方法论上，稍微向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界限的方向挪动一步，那末，我们的哲学史工作也要走入绝境。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2月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21.txt b/CCRD/1/3/2/00062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41bcc036469d7de5b4b52dad2e8568838f9b686 --- /dev/null +++ b/CCRD/1/3/2/000621.txt @@ -0,0 +1,175 @@ +# 中共天津市委邀请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会 + +　　【本报讯】“目前，天津市文学艺术界在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中，阻力还是很大的，主要的是怕‘鸣’怕‘放’的教条主义。因此，我们反对教条主义，和怕‘鸣’怕‘放’的思想作斗争，使天津市的文艺花朵开放得更加茂盛。”这是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黄火青同志在天津市文艺界人士座谈会上讲话中指出的。 + +　　这次座谈会是由中共天津市委邀请天津市文艺界人士于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两日举行的。出席座谈会的有文学、戏曲、音乐、美术界人士共五十余人。座谈会由黄火青同志主持。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吴砚农、中共天津市委秘书长郑季翘、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作协天津分会主席方纪也出席了座谈会。 + +## 要重视古典文学研究工作 + +　　在座谈会中，顾随教授、朱以书教授，就不重视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问题发表了意见。顾随说，我要讲禅学，可这门课怎么开呀？禅学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研究唐宋思想史非研究禅学不可。不进这个门儿，你就很难了解那时思想家的思想来源。唐朝诗人中如王维、柳宗元，宋朝的苏轼和陆游等人，他们都有很深的禅学根基。我们不懂禅学，就没法全面了解这些诗人们的世界观与其创作方法。我要讲禅宗语录文学，可是把摊子摆在什么地方儿呀！ + +　　朱以书说，我认为天津市的文艺学术空气是稀薄的。我虽是挂名作家，解放后，由于政治及文学理论学习不够，作品写得很少，但也写过两三篇，投给天津日报，都被退了回来。今年一月投给了“新港”一篇“古诗文今译”，也给退了回来。本来写这篇的目的，是想引起讨论，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作家协会既有“古典文学组”，为什么这样的作品不能在“新港”上发表展开讨论呢?恐怕是不重视这个问题。作协的“古典文学组”实际上等于虚设，成立了只开过两三次会。关于古典文学，别的刊物差不多都刊载，甚至连“人民文学”也刊登关于“关汉卿和他的杂剧”的文章。“新港”却从来不沾古典文学的边，这很成问题。 + +## 不可忽视旧知识分子的思想规律 + +　　顾随还提出了旧知识分子的特点，希望党能从这方面多了解一些，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顾随说，昨天在无线电里，我听了一段广播。有一位非党同志说了这么一句话，“中国的旧知识分子，有他一套思想规律。”这话很对。过去有句话，说“士为知己者死”。这话现在看当然不对了。可是旧知识分子就是有这种传统，你不找我，我就不找你。我就算是个小杂货铺吧，你不来买，我就决不送货上门。我又从报纸上看到，上海高级知识分子座谈的时候，有一位(大概是位教授)说，有的旧知识分子自居于“国宝”。以“国宝”自居，当然不对。可得研究，他究竟是否一“宝”，倘若真是“宝”，也就难怪他自居。旧知识分子就是这样，自己不爱说，得你去找他，请他，这是个传统。昭明太子萧统给陶渊明集作序，开头就说：“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丑行。不忮、不求者，明达之用心。”“自衒”(自我宣传)、自媒(自荐)是“丑行”。不忮(不嫉妒人)、不求(不求为人所知)是贤士大夫的行动的指南。现在可绝对不可以这么说。但是萧统这两句话，的确是旧知识分子的“思想规律”之一。 + +　　作为一个古典文学教师，我觉得，我们有些党员同志，应该抽时间读一点古书，读一点古典文学的作品，是有好处的。要领导他，你得先了解他，不然，就无法做到“知”，也就作不到“善任”。党是咱们事业的灵魂，是人民的支柱，同时，也就是人民的“土敏土”。要指导他，要支援他，也要团结他。不过。我还要重复一句：对旧知识分子，倘若不知，也就无从指导、支援和团结。 + +## 需要养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习惯 + +　　关于作协的领导和部分作协会员的思想问题以及“新港”的编辑方针问题，作协天津分会会员艾文会、韦嫈、劳荣等人都发了言。 + +　　艾文会说，作协的领导方面不仅对非党作家，即使对党员作家的情况也了解很少。他又说，除在反胡风集团斗争以外，实际上放弃了思想领导；几年来也没有拿出对天津文艺情况的全面分析，对天津几年来的文艺工作估计问题，也没有研究过。 + +　　他建议：一、今后市委最好定期、哪怕隔一、两年研究一次文艺工作问题；二、市委领导同志和一些专业作家保持有计划的接触(那怕每月最好找一两个人)；三、真正发挥作协等文艺机构的作用，或者把现有的文艺机构调整一下，组织一个真正有职有权、解决问题的组织；四、对天津几年来的文艺工作作一次系统的原则性的研究，对天津文艺工作作出全面的估计；五、应该使天津的文艺创作、出版、演出、教学工作取得有机的配合。 + +　　韦嫈叙述了作协天津分会内部讨论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的情况和经过后，对作协天津分会负责同志提出批评。她说，现在作协内部是不团结的。她认为作协的负责同志等过去拥护陈其通等人的文章，现在应该有所认识，不应该像没有那么回事一样。她又说：“自从传达毛主席报告以来，时间也不算短了，这一阵不是寻常的日子，全国各地的民主生活十分活跃，但天津市的作协却给别人一种沉寂的感觉，这不能不说与作协的负责同志的态度有关系。……如果作协的负责同志听了毛主席的报告后是另外的态度，就会好些，开诚布公的说一说，我们拥护错了，怎么个错法，什么原因造成的等等，也不致于丧失威信。作协的同志们也就不会闹得不团结。但现在却闹的不好。……我还认为，作协的负责同志如果更虚心些，不但可以影响党员作家，对党外作家也将会有好的影响，别人就敢于无所顾虑的畅所欲言了。” + +　　劳荣说：“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是不是像有的同志所说的‘三害’严重呢？就我自己和作协的关系来说，是比较好的，正常的。好像看不见有‘墙’。但也不是很好，好像中间的确隔着什么东西似的。大概这就是‘墙’。至于这是洋灰墙，纸墙，还是玻璃墙，我现在还弄不清楚。我是作协的比较积极的会员，而且很荣幸，还是创作委员会的委员，但对作协的工作情况和一些相识的会员的思想情况，知道得很少。甚至我和有些同志是比较熟的，然而仿佛不能成为朋友。也可能由于作协的领导层差不多是清一色的，所以在党与非党作家之间，倒不显得有‘墙’，而在党员作家中间却有了‘墙’了。这也可能是天津的客观条件造成的，天津有影响的党外作家也实在不多。但是也可能这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 +　　“日常不注意的一些小事往往是在党与非党之间筑起‘墙’来的因素。尤其是党的领导同志对有些小事不注意，就会使非党人士发生种种遐想。因为一般说来，非党人士往往是比较敏感的。比方作协会员中分成正式会员和业余作者两种，把有一位在文学翻译工作中有成绩的同志，列为业余作者，后来这位同志就不常去作协了。我想可能这是工作中的疏忽，但这种事情往往最容易影响党与非党的关系。 + +　　“同时，作为报纸的一个编辑，从这些年来的工作中，我感到天津市的文学艺术界的某些党员领导干部，对自己领导的工作，只喜欢听好的，不喜欢听不好的。我这里不是在替‘天津日报’说话，据我看来，‘天津日报’还有不少缺点，特别是在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天津日报’的批评稿件刊登得不多，但是只要对文艺界提一点意见，有些同志就受不住了。” + +## 限制作家深入生活是不对的 + +　　王汶和华粹深在发言中对某些地方对作者深入生活时的不合理限制及戏剧学校评薪工作中的缺点提出了批评。 + +　　作协天津分会会员王汶说：我伯父是人民代表，去年他做视察工作来到天津，我要求随着去体验生活，但作协不能作主，须经过(市委视察办公室)批准。起初不让去，后来答应说：“可以，但是不能听汇报。”那知我们每次到一个地方，进了屋子，关上门就汇报，我进退维谷，不知道是堵上耳朵好，还是出去好。第二天我还坚持了一下“错误”，第三天实在呆不下去了，只好不去了。 + +　　我随伯父去到中医医院参观，听了该院的汇报尽是优点，我很高兴，我伯父也很高兴。我回家后写了一篇参观记投到天津日报。后来一位编辑告诉我说：“这是表扬的文章，但据我们了解，中医医院和卫生局之间的问题很多，因此不能发表表扬性的文章。”我当时很生气，我想：“难道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假的吗？”是不是因为我伯父是民主人士、人民代表，所以他听不到问题和缺点呢？ + +　　在北戴河，这儿不准通行，那儿不准通行。我问赶驴的老乡：“为什么这许多地方不准去？”他说：“那都是首长大老官儿住的地方。” + +　　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天津戏曲学校副校长华粹深说，作协的个别党员，有特权思想。我们对文化局评级、评薪也有意见。戏曲学校有一、两个干部肃反时有问题，现在问题已经弄清了也作了结论。肃反时，对有问题的人是应大胆怀疑的，不过在问题弄清以后，应该根据干部的德、才来评。但是一直纠缠在肃反问题上，给他们评级、评薪评得比较低。我们戏校的评薪小组一致认为评得较低。我曾给文化局的评薪委员会写信提意见，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对于文化局不答复我的来信，我是有意见的。 + +## 天津市应该有美术展览馆 + +　　天津应该有一个美术展览馆、对雕塑工作应该领导起来，建议天津美术出版社由美协天津分会领导，民间艺术老艺人工作和教徒都有困难……这是美术界人士发言时提到的几个问题。 + +　　美协天津分会副主席、河北天津师院美术系主任李立民说，我非常兴奋。有机会到这里来“鸣”、“放”，所以顾虑较少，在本单位“鸣”、“放”不免还有些顾虑，对党员也有顾虑，“鸣”、“放”后是否起作用？经过这一阵风后又怎样？这种想法知识分子是容易有的。美术作品要和群众见面，除通过出版外，还必需通过展览。其他国家的大城市都有美术展览馆，我们天津市应有展览馆，满足人民对美术文化上的要求，好的作品经过展览有人买或有出版的出路，这样可以更多的再生产。 + +　　目前天津市存在一个很严重问题：美术教育没人管。中小学校长中不少人漠视美术课教学、轻视美术教师，认为美术可有可无。譬如物理方面要买仪器很容易，但美术老师要买件写生用品或美术资料，校方都不理，并且学校领导人不听美术课，强调自己不懂。 + +　　教育局对美术教育不支持。过去教育工会领导下有个美术教学研究会的组织，研究美术教材教法交流经验。每区还有分会，花了三个暑假的时间编了中、小学美术教材，有一定的成绩。搞了三年大家兴趣很浓，但后来给取消了，也不通知我们。现在他们意见很多，应给他们“鸣”、“放”的地方。美协又不管他们，因美协是美术家协会。现在美术教育面临危机，中小学美术教材很教条，左一课透视，右一课透视，把美术变为机械制图，不能锻炼学生艺术的教养。本市教育局硬搬北京的教材，但北京编的教材不见得比我们过去搞得教材好。 + +　　这次我们看到日本儿童画展，很感动人，为什么我们的小孩画不出来呢？这是个问题，与美术教材、教法有很大关系。希望教育局加以研究。 + +## 麦杆说：美协领导干部中党员太多了 + +　　美协天津分会理事麦杆说：我们要争鸣，要把自己的花献给人民，可是没有园地，作品要通过天津美术出版社才能和人民见面，然而出版社有严重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把我们限制住了。有很多人都有这样感觉。有时候我们的几十幅画，也通不过一幅。 + +　　我觉得这种情况和上级领导有关，市委对出版社抓的不紧，他们只计较利润，不是以出版艺术作品为主。我建议天津美术出版社编辑部改由美协领导。我们美协有一百三十位会员，是有能力有条件做好这件工作的。 + +　　其次，我谈谈党群关系问题。我觉得能否体现党的政策不能只从党员的数字来决定，有的地方放上党员也不一定能体现党的政策。我觉得解放以来党外知识分子受到了党的教育，是能够体现党的政策的，应该信任他们。拿我们美协主席团的成员来说，只有三个群众，其中还有两位老先生开会很少说话。我觉得美协主席团中的党员是太多了，而美协是个群众组织，在会员中党员是不到十分之一的。拿国画研究会来说，成员都是老先生，可是却放上一个党员站在他们头上。刘子久先生国画修养很高，这个党员站在他头上，他和刘子久合作一幅国画，把他自己的名字放在刘先生前边。人们是知道他的国画水平的，他这样做，使刘先生有苦说不出。这是恶劣的行为。 + +　　还有我们下去体验生活，要过关，请市委写介绍信还要交历史材料，这多可怕。人们经过了“三反”、“五反”及各种“反”，为什么还这样呢？下去以后，有市委的介绍信，可以通行无阻，这是好的。希望以后不要交历史材料了。下去以后呢，限制多。希望市委想办法解决。 + +　　最后，建议市委负责同志下去检查检查几个大运动中下边执行党的政策的情况。有个别党委是执行得很不好的。有的地方伤了知识分子的心。现在人们还有顾虑，他们想帮助党整风，可是不敢提意见，怕再来个运动，党的负责同志最好给保证一下，解除顾虑。 + +## 给雕塑艺术开辟园地 + +　　美协天津分会会员、天津大学建筑系副教授张建关说：我是一个雕塑工作者，不过我们工作上遇到许多困难。我们对工农兵生活不够熟悉，给领导同志塑像需要资料，但都得不到应有的帮助。需要毛主席的照片，但是保密；找中央图片社要发表过的，也得不到手，中央美术学院搞到些资料，就认为这是他们的资本，不给外人交换、使用。我认为这是宗派主义，不能一家独放。我们去体验生活也受到阻碍。一九五四年我去山西大同参观，半路上我们要到五台去看看，倒车时，拿出速写本图画，受到公安人员的干涉。 + +　　文化领导部门对我们也没有重视，对雕刻艺术没有领导起来。雕塑需要和国家建设事业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鸣放。我认为天津的城市规划不能关起门来搞，负责美化设计人员亦可以征求雕刻家一些意见，来共同制订美化规划。但是我们雕刻界对天津的规划毫不了解，也就无从发挥自己的力量。 + +　　在国家基建投资上，我主张城市的公园、剧院应该增加装饰性的建筑，提高这些公共建筑的造价，因为是全市人民共同享受，农民来城市也可以享受。希望有关部门给雕塑工作者开辟园地，让雕塑艺术也和其他兄弟艺术一同开放起来。 + +## 不能用领导手工业的方法领导民间艺人 + +　　“泥人张”第四代张铭说，我代表几位民间艺术界的老先生说几句话。市的领导上对他们是很重视的，但是下面的负责干部对老先生们的工作做得使人哭笑不得。比如市里特设了手工艺管理处，也配备了干部，还给几位老先生安排了工作间。但是，干部们却要老先生自给自足、自负盈亏。这很使老先生们为难，因为老先生都是七十岁左右的高寿老人，难道还要他们跑出去拉生意吗?而且手工艺这个活是精刻细雕的活，老先生年岁又大，怎能生产那末多的产品来自给自足呢？何况他们社会活动又多，生产也不可能正常。市里领导上也了解了这种情况，说要给以特殊照顾，但这话说了半年了，到现在也没有把老先生们的薪金评下来。 + +　　再一个就是收徒弟的问题，像给了木雕老艺人几个徒弟，老艺人问干部，师傅还没有薪金呢，谁给徒弟薪金？干部说由政府给。材料由谁给？说由老艺人给。老艺人说，材料都是由定户供给的，徒弟做坏了，谁赔？干部说徒工赚了钱给老先生。这又奇怪了，徒工刚来学，就能赚钱吗？这都不合理，请注意纠正。 + +　　现在咱们手工艺人的艺术水平降低了，原因也是没有人研究、帮助。手工艺管理处的干部都外行。是不是应该由文化部门来辅助。 + +　　再就是文化艺术部门的房子问题，目前安排的有些不合理。文化艺术场所应该有最美最好的房子，因为这是群众活动最集中的地方，可是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艺术博物馆、文化馆的房子都不好，有些机关却占着最好的房子。这是不合理的，希望市里给调整一下。 + +## 教育部门不重视音乐教育 + +　　音协天津分会副主席、河北天津师范学院音乐系主任黄廷贵在发言中尖锐地批评了天津市教育部门不重视中小学的音乐教育。他说，解放后，音乐教育是非常落后的。我非常不满意的就是教育局把一批师范生训练了一个短时期分配到天津市中学去担任音乐课，而我们一批高等师范学院音乐系四年制毕业的学生也分配到河北省的中等学校里去，他们很不满意这样做。这样一面降低了音乐教学的质量；一面会引起音乐系学生的思想混乱。我也不满河北省教育厅过火的本位主义。天津市需要人人河北省就是不予照顾。天津市对我们学院的照顾也不够，例如有关我院房子问题就支持不够，也有本位主义。我对教育部的意见也很大，希望市委领导能把我这个意见转达上去，就是直到现在师院各种音乐教学大纲也没有发下来。有关全国各种音乐会演，师院系统的单位很难有份，经我们争取了好多次，才给了极少的名额。就全国范围来说，对音乐教育也是不重视的，高中没有音乐课，也取消了初三的音乐课，后来提意见，初三才恢复了音乐课。中小学教师的质量也有问题，据说天津市有一百多个音乐教师，其中只有十几个专业院校毕业的。最近我听说教育局又把初三的音乐课停了下来。全国师范学院系统的音乐系改成五年制，这实际上少了两年，因为四年制是招高中毕业生，五年制是招收初中毕业生。 + +　　我觉得，党提出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后，知识分子是非常感激的，但我觉得知识分子的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总的情况是，对知识分子团结有余，帮助不够。我觉得这是不符合党的方针。另外有两种情况：一是只有团结没有教育，一是只有教育没有团结。这是形成两头尖的情况。 + +## 改进新老教师关系　党内外同志要交朋友 + +　　关于新老教师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表面上看，是没有问题的。可实际上看，并不是这样。有些青年教师看不起老教师，有的党团员，对老教师也是尊重不够，有强烈的政治优越感。我认为党对青年教师的教育是不够的。 + +　　我觉得党对知识分子是信任的，但我还觉得党对知识分子还是不完全信任的。我在系里发现这样一条规律：如果我的意见和党团员的意见一致的时候，事情就办得很顺利，不一致的话，事情就不大好办，当然有时候曲曲折折的也能办到。我是光杆的系主任，没有系秘书，也没有系助理。我把我的一切都寄托在党的事业上，我也申请了入党，也写了自传，一年多了，也没有一点消息，我很伤心。这—点，我怀疑我们的党组对我的信任是不够的。他们习惯于在办公室里听汇报，这种汇报有时是不完全对的。我觉得，应该到群众中去了解，多听听老教师们的意见。 + +　　最后我们希望党内外交朋友。实际上现在有些党内外的同志表面上是和和气气，但思想不能见面，联系只是工作上的问题。希望党员同志也能谈他的心里话，交知心的朋友，党员也应当主动地去交朋友。我觉得我们有些党员太严肃了，说得尖锐些，就是缺乏人情味儿。我认为党的，不过党员要负主要责任。我觉得党员和党外人士交朋友应该从首长做起，如果这样，今后工作上就好办。 + +　　今天的问题是双方的问题，但对党员来说要求更高些。在这次整风中一定弄清楚，错就是错了，对了也应该肯定。 + +## 加强对话剧团、歌舞团的领导 + +　　出席座谈会的话剧、歌舞、京剧、梆子、评剧、曲艺等剧种的导演和演员们，对天津戏曲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存在的问题及文艺领导部门的领导作风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批评、建议和要求。 + +　　天津“人艺”话剧团导演傅柏忻在发言中，着重揭发了话剧团的宗派主义。他说，话剧团在调动工作、分配角色、培养干部、评级定薪等工作中都有宗派主义。他举例说：“我们团里的行政人员只占六分之一，而提级的比例占全团70％。” + +　　傅柏忻最后说：“我们作为话剧团，在天津没有一个一般条件的剧场。演员大部分精力都花在搬运布景、道具上。这并不是说演员不愿意参加体力劳动。而是说我们剧场的条件太坏，大梁都裂了，每次演出还得吊一吨多重的布景。难道要等大梁断了压死几个人才给我们改建吗！？我们目前并不要求给我们新盖剧院，仅仅要求给我们修一修后台就很满足了。” + +　　天津“人艺”话剧团演员陈小鸥在发言中指出，话剧团领导上，对青年演员培养、教育不够，有的常演主角的演员滋长了“大演员”思想，生活作风很不好。对旧的职业剧团来的人不够信任。陈小鸥在谈到话剧团的党群关系时说：同志们都认为话剧团不温暖，在团里有做客的感觉。人们感到最难接近的是老党员。平时党员与群众的接触很少，思想接触更少，如果偶尔有个党员到谁的屋里去，谁就会感到突然。话剧团的党支书对同志们的思想关心很差，有人提出入党申请，他也不理。 + +　　话剧团在支出中，浪费现象很严重，同志们在黑板报上提出过批评，领导上不怎么理这件事。一九五七年我们团计划演出三百场，这样的场次是否达到了饱和点呢？绝不是，我们还有很多的潜力。像这样保守的演出计划，是很难企业化的。我们也可以巡回演出。我们如有计划，当演“家”的时候，同时就排演“特殊使命”，就可以避免拖延演出时间。 + +　　对演员的培养，舞台的实践很重要，我希望领导上重视这个问题。 + +　　人民艺术剧院歌舞团乐队指挥阎家鸣在发言中揭露了歌舞团内部存在的不少问题。他说，歌舞团、合唱队、管弦乐队等队的队长几乎都是外行，不知怎么做工作。他还提到歌舞团内的宗派主义。一些很有才能的人丝毫得不到领导上的重视，甚至被称为落后分子，受到讽刺和打击。去年团里新来了两个年轻的同志，领导上不仅对他们非常冷淡，反而说他们不靠拢组织，无故延长他们六个月的试用期。他还说，歌舞团的政治和业务学习都很差，团内几乎没有政治学习，也没有任何学习制度来保证学习。 + +## 快快救救天津市京剧团吧! + +　　天津市京剧团演员苏世明揭露了京剧团存在的严重不团结问题。他说，天津市京剧团成立了还不到一年，里面已经乱七八糟了！天津市的政府为这个团投进了十五、六万块钱，可是这个团给天津人民演过多少出戏！甭说别的，今年春节，观众们花钱来看戏，都得碰运气，不知道谁唱谁不唱！因为里头净闹憋扭。现在是三个团长不团结，下面的同志们也不团结。人家是“百家争鸣”，我们团里是“百家争钱！”而且还闹男女关系。说起来，真叫人着急！这个团分队演出赔钱，合着演出也赔钱，这样赔下去，赔到哪一站算是头啊! + +　　别的单位有三害，我们团里有四害，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还有个人主义！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我们团里的领导上和党员有问题！他呼吁领导上快快救救京剧团吧！别拖啦！ + +　　天津戏剧学校河北梆子科主任梁蕊兰对有的演员不道德的行为提出批评。她说，我看到报上刊载王鸿瑞违法乱纪的消息，很气愤。她指出戏曲学校里也有这种人。她说，做戏曲教师应为人师表，因此更要有好的道德品质。 + +## 评剧总团与分团待遇不公平 + +　　天津评剧团进步分团团长鲜灵霞说：我觉得领导上轻视我们分团的工作。我们进步分团是归评剧团总团领导，什么事都要总团团长批准，而总团有本位主义。 + +　　我们分团现在没有一间房子，东西没地方放，可是总团有仓库，我们有东西存在他们那儿，非让我们搬走。我们分团有病的人，夫妇都没有地方住，总团一个干部住两间房。 + +　　在出国演出的时候使我特别难过，五十多天，我每天都演帽戏，不论谁演出都让我配帽戏，我二十多年没有唱过帽戏，这使我特别难过。 + +## 文化局领导上重视总团，轻视分团。 + +　　我请求领导上帮助我们解决房子问题，别叫我们睡在马路上，别叫青年夫妇们分开住。现在快到雨季了，我们的东西也需要有地方放。我希望总团克服本位主义，照顾一点分团。 + +　　天津市评剧团演员新翠霞说，评剧团的党员领导干部和党员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她说，她是副团长，可是团里很多比较重要的事她都不知道。她平时好提意见，因此引起领导上的不满。前些日子天津日报一位记者访问她，问她对团里有什么意见，开始她不敢说，后来说了。谁知报上没有发表，评剧团的领导上不知怎么知道了，就开大会搞她，这件事使她很难过。 + +　　评剧演员李文芳对下工厂演出提出意见：她说，棉纺一厂请我们去，给我们二百块钱。可他们倒卖票，一角五至二角五，剥削我们，每次下厂都是如此。 + +　　分团和总团的福利也不同。总团冬天每人给十块钱的煤费，分团借给十块，每月扣，这个制度不合理。都是国营，为什么不一样？评剧团要出国，叫我填个表，到现在没有下落。我也觉得有一道墙，是纸糊的还是洋灰的，我也摸不清。住的近就是党员，住的远就是落后群众，这就不公平。 + +## 消除广播曲艺团不合理的现象 + +　　天津广播曲艺团副团长骆玉笙认为文化部、天津市文化局对他们都不重视。她说，任务来了就通知我们去，任务过去，就不理我们了。有的任务是艰巨困难的，如到朝鲜及西藏演出，但不管任务多艰巨，我们是愿意去完成的，如陈亚南等同志到西藏演出，也完成了任务。陈亚南同志临去的时候，北京的领导同志表示很关心，希望他回来后多提些意见，但是当陈亚南等同志回来后，话剧团就被通知演出给毛主席看，而我们搞曲艺的同志却没有被通知去演。我认为对演员应该平等，不应有高低之分。 + +　　她还提出关于训练二代的经费、房子以及演出等困难问题，要求及时解决。 + +　　天津广播曲艺团副团长陈亚南说，我们广播曲艺团有人事冻结的现象。过去曲艺工作团有六十多人，一直是窝工。与电台合并后，现在一共有八十多人，如不解决人事冻结的问题就很难企业化。我建议有分工地把曲艺工作团分为两摊，一摊在外面演出，一摊在内部演，如我们演魔术的，就必须公开表现，魔术不能靠广播演出。在国民党的时候，我倾家失业，解放后，我是成家得业。现在领导上给我们钱做服装、道具等等，这对我的鼓励很大。我希望我们能成立个魔术团或魔术队，出外演出。我们都是劳动人民，不怕劳累。 + +　　他还提出，剧团不能机关化，不能像机关一样上班下班，八小时工作制。 + +　　老相声演员张寿臣向市里领导上建议，把相声演员组织起来，可以办相声大会，也可以到外埠、农村去演出、去宣传。他说，如果这样做，演出的收入除去演员的工资开支，还准能有盈余，绝不会浪费国家的资财。 + +　　相声演员马三立说，电台领导方面在领导曲艺团工作中有些官僚主义，做什么工作就是一阵风，对曲艺团的工作都规定得像机关一样。曲艺团里有八十七个人，能上台演出的只有60％左右。因为人浮于事，对于演员上下班时间又限制过死，所以上班的时候大家没事干，只好聊大天，像开茶馆一样。他还提出曲艺团非党副团长没有职权的问题。他说：我自己是副团长，可是团里什么事都不知道，就像人事调动、干部薪金变动等事情都不和我们商量，我们像灶王爷一样，在那摆着。他最后谈到，曲艺团内政治思想工作也比较薄弱，团里对一些青年演员教育不够，助长了他们的骄傲自满情绪；而对一些老艺人，却没有把他们的积极性启发起来。 + +　　和平区曲艺队队长张伯扬说：我是和平区曲艺队的演员。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时候被吸收为国营，可是只戴上了国营帽子，实际上没得到国营待遇。我们一共三十七个人，为了搞好企业化，不得不为企业化拼命。演员为了能吃到饭，每天每人几乎工作到十三、四个小时，更谈不到学习、休息等福利了。同是国营，老国营有的演员天天没事做，而我们一个人顶四个人。为什么待遇不一样呢？我希望文化局负责同志深入一下。 + +　　由于文化局对曲艺剧种的待遇不公，引起同志们很多不满。如果认为我们的曲艺队这朵花不适合，希望文化局和我们讲讲，我们就改行了。 + +　　黄火青同志指出：天津市的创作不多，这和领导上平时的关心、帮助不够是有关系的。同时，要繁荣创作，主要还得依靠作家自己努力 + +　　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黄火青同志在会上作了发言。他指出：“几年来，我们天津市的文化艺术方面，在中央的领导下，做了不少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也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问题。比如创作方面，几年来我们天津市的创作是不多的，这朵花开得不大茂盛。这和领导上平时的关心、帮助不够是有关系的。同时，要繁荣创作，主要的还得依靠作家自己努力，我们对作家所能做的，就是要使他们有饭吃，有衣服穿，有地方写东西，在下去体验生活的时候，尽可能给以各种方便。今后，我希望作家们都能订出创作计划，例如想写什么，要多长时间，需要哪些帮助，我们一定尽力给以帮助。到了一定时期，我们也希望你们拿出作品来”。 + +　　他说，“过去，我们对文艺界的了解和帮助是不够的。这次座谈会中，有些党外人士所提出的有关文艺界中的党群关系问题，我们要在整风中注意解决这个问题。有人说，造成“墙”和“沟”，是党和非党人士两方面的责任，而党员应负主要责任。我同意这个说法。” + +　　黄火青同志说，“目前，天津市在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上，阻力还是很大的，主要的是怕‘放’、怕‘鸣’的教条主义。有的人自己爱什么就说什么好，自己不爱的就说不好，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提倡互相学习，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争鸣，不要只此一家。今后，我们要反对教条主义，和怕‘鸣’怕‘放’的思想做斗争，使天津市文艺花朵开得更加茂密。同时，也要防止产生不定一切的思想，比如说过去都错了，这也不合乎事实。” + +　　他说：“听了大家的发言，使我们了解了许多情况。同时，大家所提出的很多建议，很好，有些可以马上去做。我对发言的同志，特别是党外同志表示感谢。” + +　　 来源：《天津日报》1957年5月2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22.txt b/CCRD/1/3/2/00062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7f6461fb5ab65a94b6d1df6a5439fcf990cf331 --- /dev/null +++ b/CCRD/1/3/2/000622.txt @@ -0,0 +1,117 @@ +#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九) + +　　<《人民日报》编者>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到２２日为止，已经开了九次，前后共有五十二人作了发言和书面发言。这些发言，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和意见。对某些问题，会上还展开了争论。在这些意见里面，有不少一部分涉及到国家工作中带有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认真地研究、分析和讨论这些意见，加以正确地对待，以便改进我们的工作，提高我们的思想觉悟，这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和读者，都是十分重要的。 + +　　会议２３日休会。在２２日会议上发言的有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周建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陈劭先、王昆仑，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秘书长叶笃义，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严景耀，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蔡廷锴。 + +## 周建人同意“拆墙”须从两面来拆，他觉得民主人士努力学习搞通思想就是“拆墙”妙法　应该实事求是地估计缺点　夸大缺点易引起思想混乱 + +　　周建人今天第一个发言，首先他表示了对成绩和缺点的看法。他说，中国解放以来，短短的几年中，中国共产党做了很多事情，缺点当然也是有的，光有成绩毫无缺点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缺点需要把他暴露出来，才能设法纠正，但也不宜过分夸大。我很赞成昨天李毅同志的话，应该实事求是地估计缺点，夸大缺点容易引起思想混乱。 + +　　接着，他谈到机关党组织的工作方法问题。他说，共产党是领导党，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党作领导，今天全国人民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不过，有些机关里的党组织事情管得过多了。因为党管得太多，党外干部发挥积极性和智慧的机会就会减少一些，对于工作不利。如果管得少些，放手一些，有好处，可以使党外干部努力学习，负责把工作做好，于社会主义建设才有利。这并不是不需要党的领导，并不是必须管的也不管，党的领导肯定要，谁也不怀疑。 + +　　机关工作中主观主义当然会有的，考虑和决断一件事情，当然多少含有主观主义成份，毫无主观成份的纯客观是很少可能的。但如不细细思考，过于片面或不适合当前实际，就成为主观主义的看法，这在工作上的损害也是很大的，所以应该克服。 + +　　关于统战工作方面，周建人说：现在流行着“统左不统右”和“统上不统下”二句话。统左不统右，我却看不出来，因为无论中央或地方，分明把年纪比较老的、思想多少有点右的人也团结在一起，我不觉得有不统右的事。至于统上不统下，表面上是有一些的，例如统战部有事与民主党派商量时，一般总是找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来谈，从不找基层成员来谈，这好像有些统上不统下了。不过要把基层组织的成员都找来，事实上也不可能。我以为造成这种现象与民主党派内部工作做得不好也有关系。如民进内部负责人很少与基层通气，我自己就很少和基层组织成员联系，多少有些隔膜。因为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基层不大通气，有些隔膜，下面就会以为是统战部“统上不统下”了。如果民主党派内部很通气，这种情况就可以减少些。 + +　　把资产阶级分子的彻底改造说成“脱胎换骨”，他认为也无不可 + +　　讲到思想教育的问题，周建人说，我感到每个人除出生的阶级、家庭情况及生活过程中的遭遇不论外，工作的好坏总与头脑里的思想有关联。各种行动都可以追溯出一个思想根源来。任何行动，做或不做，或怎么做，都须经过思想，由思想来决定。因此，学习就十分必要了。学习范围很广，思想上的学习就是指思想教育。目的就是改造思想。改造思想可称为洗脑筋或称为换脑筋，说脱胎换骨也无不可。我们是从旧社会来的，不免带有旧的思想体系。带有旧的思想体系倒没有什么奇怪，如果一点不带来倒是很奇怪了。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必须经过艰苦的思想改造，才能成为具有无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但前一阶级的思想与后一阶级的思想有差异。小资产阶级的享受欲比资产阶级小些，剥削思想也较少或竟无有。因为资产阶级分子本来具有剥削思想的特点，享受的欲望又大，所以改造起来，工程比小资产阶级要大些，因此，把资产阶级分子的彻底改造比喻为“脱胎换骨”，我想原因就在此。 + +　　对于如何拆墙问题，周建人说，王绍鏊老先生认为，拆墙须从两面来拆，我同意他的看法，我觉得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的成员来说，努力学习、搞通思想就是拆墙的妙法。我相信不从思想上来搞好团结，团结总是表面的。他又说，学习改造不是唯一的、万能的。例如接近工农群众、参加体力劳动等等都能影响思想，使之发生变化。但学习也不得不说有极大的作用。不过，作用的大小又须看学习者自愿的程度如何而定。进一步说起来，就是在自愿的情况下，改造思想也还是一件艰苦的工作。不过，工作虽然艰苦，用处却是极大。比方说，一个管理总务或是财务工作的干部，如果他的思想已经改造成为工人阶级，已经懂得马列主义，已经相当地了解社会主义前途，与一个未经过改造，习惯于旧社会里给富家当帐房先生的人比较，其工作作风与工作效果，肯定是大不相同的。要把社会主义迅速顺利地建设起来，我觉得改造思想非常必要！ + +　　他说明文字改革问题由来已久，解放后又曾广泛征求群众意见 + +　　最后，周建人谈到前天会上争论得很热烈的文字改革问题。他说，听到大家谈到文字改革的问题，我对它很有兴趣，愿意说明一些情况。解放前许多人就提起过文字改革的问题；解放后，北京曾开过一个文学界的大会（会名已忘记）就提出过一个建议。后来又成立了一个研究文字改革的委员会，是由吴老（吴玉章）主持的，我也签了名。并且听说马老（马叙伦）、郭老（郭沫若）、沈雁冰部长，都曾同毛主席商量过这个问题。简化汉字方案出来时，我正在出版总署工作。听说１９５５年曾分发二十万份向全国各地征求意见。去年又交地方政协讨论过。其实，汉字简化问题在人民心目中早已存在。记得我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就有人提出过。 + +　　至于拼音方案，吴老曾作过报告，仅仅是注音，为推广普通话并便利扫盲之用，并未提出代替汉字。注音的要求也由来已久，在民国初年就有人提出过。拼音字母将来是否将成为通用文字，这是将来的事情。不过早先鲁迅先生是曾主张用拼音文字的，因为可以促进文化的发展。当时没有人反对他，因为鲁迅自己读了许多古书，别人不能抓住这一点批评（别人提过曾遭反对）。今日在人民群众里面，赞成用拼音文字的当然有，我便是其中一个。不过，并不是要废除汉字。汉字要学还是可以学，古书还是可以读，汉字不会废除。我以为将来是有此可能的，因为拼音文字实在大有便利。最后我再说明一句，可是吴老的报告中却并不曾提出过这话。 + +　　陈劭先希望共产党帮助民主党派改造思想 + +　　他说：既然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不能拿旧思想、落后思想去监督新的进步的思想，也不能拿资本主义去监督社会主义。 + +　　中央统战部与各民主党派过去的关系到底怎样？对民主党派的帮助够不够？陈劭先在发言时，首先回答了这样两个问题。他说，统战部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过去没有什么错误。民主党派的巩固和发展，民主党派成员的进步，都是同统战部的帮助分不开的。前几年，凡是有关民革的问题，统战部都邀请民革的负责人去研究、商量，对民革帮助很大。统战部的同志也常去民革和我们作个人接触，谈谈对工作、生活的意见。这些做法都很好。但是，近一年来，统战部为了怕干涉民主党派的内政，对我们的帮助也少了，关系也疏远了。我认为民主党派内部有了问题请统战部帮助、指示，并不等于干涉内政。因此，今天我要对统战部提出几点意见。首先希望统战部对民主党派的思想改造工作还是要指导、帮助。因为既然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不能拿旧思想、落后思想去监督新的进步的思想，也不能拿资本主义去监督社会主义。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在共产党方面也必须要克服三大主义。 + +　　对于民主党派确实不能解决的问题，如房子问题，人事问题等，陈劭先也希望统战部能帮助解决。 + +　　陈劭先对统战部的第三个希望是：希望统战部在可能范围内能在党政方面的重要政策、措施制定之前，事先征求民主党派的意见。他说，有些事情民主党派往往在登出报来后才晓得。事先不了解情况，如何进行监督？事先征求意见，民主党派才能起到监督作用。当然，属于机密方面的问题，又当别论。 + +　　最后，陈劭先希望统战部能够同民主党派保持密切联系（包括私人接触在内），和大家多来往，多联系，不能因为怕干涉内政而不来往，越来越疏远。 + +　　除了对统战部的四点希望以外，陈劭先还谈到三大主义的问题。他说，三大主义是互相关联的，但危害最大的是官僚主义。因为官僚主义牵涉的面最广，与全国人民有关。如果在工厂、农村官僚主义严重，就会引起工人农民的不满。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我们要做好工作，防止人民内部矛盾扩大，就要扩大民主生活，克服官僚主义。克服官僚主义就能使我们的政权不断巩固。 + +　　接着，他又谈到宗派主义。他说，宗派主义的危害也不小。虽然共产党一贯痛恨宗派主义，在延安就反过，今天还在反，但是干部中的宗派情绪仍然不少。有些人看不起民主人士，独断独行，就易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毛病。去年发生的许多问题，都是由官僚主义造成的，如果有关部门能够事先细心研究，和民主党派研究，就可避免许多损失。 + +　　近来报纸上所揭露出来的事，不仅有些事情我们不了解，我想中共中央也不一定都知道。现在揭露出来，有助于矛盾的解决，我们人人都应该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 +## 王昆仑提出三点希望：支持民主党派充分参加国家事务　共产党要继续帮助民革团结进步　在民革中的交叉党员要积极发挥作用 + +　　王昆仑在发言中，提出了三点希望，他说：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但也反映了民革若干成员的意见。 + +　　第一点希望是支持民主党派充分参加国家事务。过去民革和各民主党派一起，曾参加了国家事务，可是，还不够充分，希望今后凡是宪法范围以内的国家大计，不仅事前建议，事后批评，而且要做到参与他们自己职权内的决策、执行和检查。民革成员大多数是军政人员，现在大多数在国家机关做政治工作，在文艺方面也许放不出多少美丽的花朵，在学术方面也许不能一鸣惊人，可是应当在政治工作上多发挥力量，共同负责，当家作主，大家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 + +　　在这个问题上，王昆仑声明说：尽管我们提出许多意见，指出许多缺点，其目的是在于要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民革有一位老同志说：“如果过分发展了分庭抗礼的思想，甚至动摇了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认识，也决非国家之福”，这句话说明了我们尽管或多或少残存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可是坚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尽管我们要唱对台戏，可是并不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政治。我们是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多党联合政府，民主党派不是在野的反对派，国家工作有缺点，我们也有一部分责任。只有是这样的立场观点，才能够充分参加国家事务，才能够向领导党进行监督和批评。 + +　　谈到这里，王昆仑附带提出几个具体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职的能做到有职、有权、有责，发挥作用。第二个问题是：无职的军政人员和一般社会人士能分别情况得到适当安排和就业与救济。第三个问题是：民革自己机关的干部首先应当自己多加关怀、培养，使他们发挥力量，安心工作。但是，物质条件不足，今后仍望政府予以可能的帮助。第四个问题是：对肃反，一方面坚持有反必肃的原则，一方面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希望深入进行检查。凡是某些人在那里受到错误的处理的，在弄清楚以后，就在那里为他公开恢复名誉。但是在组织上、在思想上我们当然还要坚持划清敌我，如果的确是反革命分子，决不替他呼冤，决不替他要求平反。 + +　　第二个希望是：共产党要继续帮助民革团结进步，帮助民革在所联系的群众中起带头作用。民革同志不少的人在解放前由于或先或后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才能从长期的分散和失败中把力量集中起来走向胜利。解放后，民革、民联、民促和第四方面四个方面合成一个今日的民革，几年来组织日趋巩固而且发展，去年一年，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联系社会人士，人数达到两万五千多，在内部差不多都忘记了过去四个方面的历史痕迹，团结一致，基本上几乎找不到宗派和对立。他说，几年来民革的发展、巩固，和统战部一贯的帮助分不开的，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几年中统战部怎样为民革创造发展条件，怎样从旁协助我们的团结、进步。希望今后统战部在不干涉民革内部事务的原则下，尽可能加强对民革的政治领导。 + +　　但是，王昆仑说：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自己的努力。例如我们近年来在地方组织中也还有个别的不很团结的情况，就主要靠我们自己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主要靠民革中央来帮助他们调整关系，一味责备当地的统战部是无用的。今后，民革作为民主党派的组织来看，仍然应当在自己所联系的群众中，先行一步，经常起带头作用，代表自己所联系群众的利益，帮助他们改造思想，这样才能创造长期共存的条件，这样自然能延年益寿，前途乐观，不会乍暖还寒，花开又落，而是风和日永，芳草连天。 + +　　第三个希望是在民革组织中的交叉党员要积极发挥作用。他说：加入民革的共产党员和团员人数很少，但在中央不少地方都有，其中也有个别的人表现出某些不同的缺点，总的说来是兢兢业业，努力工作，在团结上起了积极作用。王昆仑认为：这些党、团员既加入民革的组织，在未退出民革以前，一方面固然要遵守党团的原则和纪律，不卷入人事纠纷，不要因为是党、团员就高人一等，但，另一方面也不应该过于战战兢兢，缩手缩脚，应当心胸坦荡，本着民革成员的身份，发挥积极作用。共产党员和团员要能善于和民革同志合作共事，民革成员更应当向党、团员学习，搞好合作共事关系。 + +## 王绍鏊认为，墙是两方面砌的，也应两方面来拆，帮助共产党整风是为了巩固国家的领导核心 + +　　王绍鏊发言说：我在上次发言中讲过，墙是两方面砌起来的，也应该由两方面动手拆。比如我自己就有这种毛病，我们从旧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往往自鸣清高，强调“士为知己者死”，这就是墙的来源之一。我在财政部工作的时候，就不大愿意找薄一波部长，新旧年节，也不去拜年，结果在我们之间就有了隔阂，这种隔阂越来越深。我们应该主动地把这种清高思想去掉。“士为知己者死”这是封建社会的思想。 + +　　他说，现在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提高了，工资增多了，但这并不等于就使高级知识分子积极起来了。如果不信任他们，他们的积极性还是提高不起来的。据我了解，各厂矿旧的工程师十分之九都有此情况：你不信任我，我何必卖力气呢？ + +　　他说，我们的墙是各式各样的，有主观主义的墙、有官僚主义的墙，尤其厉害的是宗派主义的墙，这些墙都各有各的拆法。宗派主义在各个地方也不是平衡的，有的地方重一些，有的地方就比较轻一些。 + +　　据天津民主促进会的同志反映，我们那里的成员对“鸣”和“放”顾虑很大。我对天津民主促进会的同志讲，你们放心鸣放心放好了，只要站稳社会主义立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是可以大鸣大放的。我们这是为了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是为了巩固我们的领导核心，使得中国共产党不犯错误，或者少犯错误。我上次讲话说民主党派也要整风，影响很大，有人说，这是不要我们“鸣”和“放”了。这说明我高高在上，不了解群众的心理。 + +　　有人说，苏联是一党专政，我说不是，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共产党一党专政。我要争鸣，我不能同意有些人提出的在学校中取消党委制的说法。但是党组织不应该代替行政。制度本身是不坏的，而是有人破坏了制度。 + +　　建设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各个民主党派在政治上也要受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天经地义的。 + +## 叶笃义希望不要称呼　民主人士为“朋友们” + +　　叶笃义说，他要从一件小事情来谈“拆墙”的问题。他说，毛主席、周总理讲话的时候，常说“同志们，朋友们”，不论是在政协作报告还是对机关干部讲话都是这样。很明显，同志们，是指在座的共产党员；朋友们，是指在座的党外人士。他认为可以把“朋友们”三个字取消，因为政协成员都是统一战线以内的人，机关干部又都是周总理的部下，称朋友，不确切。他说，“同志”二字，有两种解释。一是一个党之内的；没有相同的组织关系的，不是同志。另一种解释，同志是志同道合的人。他说，“美国把我们称为共产党的同路人”，我认为很对，因为在统一战线里的人，都是拥护共产党、社会主义的。他说，一年前，民主同盟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李维汉部长谈到，对民建会员称同志，民建会员很高兴；称同志，这是因为企业公私合营了，有了基础了。经过一年，社会有了更大的变化，党中央负责同志讲话的时候，如果取消“朋友们”三个字，对党外人士会是很大的鼓舞。 + +## 严景耀建议：合并四个党派　成立“社会主义同盟” + +　　严景耀发言中，提了三点意见，第一，希望加强对党员的统一战线教育。他说：好些基层同志反映：把统战部的“统战”二字拆开看是“上统下战”。他说，下面有些教授因为有顾虑，还是不敢鸣、放。有人反映：大学大鸣，中学中鸣，小学小鸣。还有人说：“在学术上敢争鸣，但是在思想上不敢争鸣。”有些中学教师反映：“大的”“小的”都有人管了，就是我们“中的”还没有人管。在上海有人说了三句话：“贯彻多，研究少；命令多，商量少；要求多，帮助少。”谈到这里，严景耀举例说：有一个学校，共产党员的副校长因事出差，学校出了这样的布告：“副校长因公出差，校内一切事务均由校长代理。”根据以上情况，严景耀建议必须对下面加强统一战线的教育。另外，严景耀也谈到：下面有些单位的统战工作搞得很好，因为共产党的支部能够和民主党派支部遇事商量，发挥了民主党派的作用。 + +　　严景耀说：我是民进的一分子，我很同意叶笃义的意见，把民盟、民进、九三学社、农工民主党合并起来。这四个党派都是做知识分子工作的，常常发生交叉，弄得群众很难应付，不知加入那个组织好。合起来，对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大有好处，还可以让许多人解放出来做别的事。如果能够合并，可以叫“社会主义同盟”。 + +　　第二个意见是：民主党派的专职干部，不属于政府机关和企业，也不属于党，对他们的待遇、提拔、培养，没有一定制度，许多人感到前途茫茫，不安心。值得注意。 + +　　第三个意见，他谈的是关于扩大民主制度的措施。他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工作，对政府的工作起了监督和推动作用，但还不够。因为他们视察的范围、时间、地区都有限。他建议在中央和各级地方人代会设立各种常设委员会，比如经济、卫生等委员会，吸收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专家等参加，对各部的工作进行监督。 + +## 罗隆基怀疑现有的党政机构能够防止和正确处理打击报复事件，他主张另外成立一个自成系统的委员会 + +　　罗隆基发言说，最近有两位外国记者到他家去，请他谈谈对于“鸣”和“放”的印象，特别是对于马寅初、张奚若发言的意见。他说，他认为这次的争鸣是很健康的。大家虽然提了不少意见，但并没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一。第二、“鸣”和“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根据党中央的整风指示，集中批判三个主义。同时他还对外国记者说，他认为马寅初老先生顾虑太多。他不同意马寅初的意见，他说，在解放初期，许多老教授不能上课，经过学习提高，现在可以上课了。马寅初说，整风运动以后，许多青年助教因为教条主义太多，上不了课。其实这又有什么可怕呢！青年教师经过整风，抛掉教条主义，提高自己，将来就对国家有更大的贡献。这正是辩证的发展，这正是整风的作用。也不完全同意张奚若的意见。 + +　　他说，前一天，陈叔通老先生对他说，现在的争鸣气候好象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他又续上两句“一片整风声，三害除多少。”他说，通过这次整风，“党加强了，民主党派也提高了”。 + +　　第二，他说，有人提出要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将来受到打击报复。他认为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但他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具体方案，这就是要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他以为这样作有三个好处：一、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各地知识分子就不会顾虑有话无处说，而是条条大路通北京了；二、过去的“五反”、“三反”、“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讲话。有人担心在这次的“放”和“鸣”以后，还有“收”和“整”。在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给他们“平反”，就可以使他们减少同党和政府的隔膜。他还主张，“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因为他认为这几个运动过去是共产党领导着搞的。“平反”时，除了领导党以外，还应该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说明运动有成绩，也为受了委屈的人解决问题。受委屈的人，不只各民主党派有，其实共产党内也有。三、现在谁都不能保证在下级机关里不发生打击报复事件，有这个机构，敢于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惧；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有路可走，他们可以提出控告。他以为，这样既检查了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又配合了整风。因此，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 + +　　他认为共产党组织是否发展太快了 + +　　第三，他认为共产党在发展组织方面，特别是在发展知识分子方面是否有些太快了，是值得领导党考虑的。在解放后这几年里，党员很快地发展到一千二百万。在他看来，在解放初期在知识分子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常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而这样的人，他说却被党看成是积极分子，也就是进步分子，吸收进党。这些人多半没有经过多年的革命锻炼，也缺乏同自然作斗争的知识，他们“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非党知识分子感到不服气，既影响了党的威信，又造成了党和非党的隔膜。 + +　　他认为上司太多，森工部“没法子有权” + +　　第四、关于有职无权的问题。他认为，党员固然有责任，机构也有问题。他说，他在森林工业部里面是有职有权的，但是部以上有国务院的八个办公室，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另外还有党中央的各部，你这个部没有法子有权。很多事情都是从上往下贯彻，往下交任务。经委和计委向部里要的数字任务，也只能是主观主义的。计划整个地建筑在关起门来的主观主义的基础上。他认为经委和计委和国务院各办公室的领导人员多是党员，这也正说明党对旧知识分子很不信任。他以为“党员的政治虽强，技术知识和对经济计划工作的经验不一定都丰富”，应该放心地让旧知识分子参加管理工作。 + +　　１９５６年是“全部的冒进” + +　　第五、关于当前工作中的主要偏向是“保守”还是“冒进”的问题。他认为从１９５６年以来主要是冒进，而不是保守。这不是那个人的问题，也不是那个部的问题，而是全部的冒进。张奚若先生说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都是说的它的表现。这是把毛主席所说的“稳步前进”忘了的结果。 + +## 蔡廷锴对简化字作书面发言 + +　　蔡廷锴书面发言说，今天报载，昨天座谈会有几位同志关于文字改革问题谈了很多，但所公布的简化文字９９％我赞同，还有些小意见。例如，“ｙè＠①”、“箫”二字以字义分析来说，“葉”乃树木附属品，那“葉”改为“叶”；“箫”是乐器改为“肖”字。我接很多朋友来信均有意见，但文字改革委员会未将“叶”、“箫”二字解释清楚。我以为，群众有意见，希望文改会公开解释。 + +　　---- 原载1957年5月23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在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讨论逐步转向深刻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23.txt b/CCRD/1/3/2/00062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25790ae0f069cf30ead71f99f6fb5e36bfe2adc --- /dev/null +++ b/CCRD/1/3/2/000623.txt @@ -0,0 +1,29 @@ +# 中山医学院开座谈会谈内部矛盾 + +　　<南方日报> + +　　本报讯　22日下午，中山医学院召开了揭露内部矛盾问题的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有50多位教师出席。为了倾听老师们的意见，中共广东省委员会书记区梦觉参加了这个座谈会。 + +## 业务领导有教条主义 + +　　教师们分别对领导上在处理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的教条主义提出意见。病理解剖学秦光煜教授批评卫生部学习苏联医学教学经验不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把苏联医学的教学大纲照本搬来。他说，我国的学制是5年毕业，苏联是6年，现在，硬要学生在5年内读完苏联学生6年读完的课程，使学生的负荷过重。同时，我国中学生的水平比苏联中学生低，学习就更加吃力。课程的编排也不合理。例如，学生没有学完基础的生理课，就要学病理课，这样学生就很难吸收。病理解剖学是临床经验的总基础，但是新的计划就把这门功课的授课时数从280个小时改为140小时，比较重要的如结核、麻风、梅毒等三种病的病理只给教师用90分钟来讲课，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但是，应该减缩时间的却没有减缩，目前，内科设5个教研组，外科设4个教研组，有很多是内容重复的，而规定的讲授时数却过多。秦光煜对学习中医问题也提出了他的见解。他认为学习中医的目的是用现代科学知识来说明和肯定中医的科学性部分。这不仅是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同时也丰富了世界的医学知识。因此，这步工作需要有西医基础、有一定的科学研究经验和对中医有兴趣的人去担任。而现在的情况却是从医生到护士，都是人手一册伤寒论或黄帝内经，中医经典著作文字艰深，药名、病名不统一，在学习上碰到的困难是很多的。他又认为医学院孤立地规定用300个小时来向学生讲中医课是不对的，应该把这些科时放到各个科目去，让各门功课的教师结合课堂讲课，分别介绍中医的正确部分。他认为高教部、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内新建4间中医学院的做法是急躁冒进的。他说，中医还没有总结出整套的课堂教学理论，必须先行聘请一些中医专家，让他们编好理论教材和实习教材后才开学讲课。 + +　　微生物学教研组钟之英副教授批评学院对他的试验研究不但没有很好的支持，反而经常给他扣上影响教学工作、动机不纯的帽子，挫折了他的研究热情。钟之英说，在1951年就开始试验用组织疗法来医治麻风病了，卫生部也拨了两千元经费，指定给他作专门的研究，但卫生厅却无理地扣留不放。最近，卫生厅派了助手来了，但又碰上学院不同意在附属医院门诊部诊治麻风病人。几年来，就是这样的推来推去，耽误了研究工作。 + +　　内科主任朱师晦教授说，学习先进经验也好，学习中医也好，都要用研究试验方式来吸取，不能死搬硬套。例如，佛山有位老太婆，听说会医精神病，把她接来广州的精神病院，结果没有医好病人，医生对她的方法有怀疑，卫生厅的一些人便骂医生，说他们没有好好学习。生物化学教研组主任许鹏程说，五年前我要求学院买的仪器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根本没有理会我的要求，科学家没有了仪器，等于骑马的人没有马一样难受。 + +## 不尊重老教授 + +　　教师们对学院中对老教师不够信任、尊重等现象提出了批评。罗潜教务长说，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首先是信任他们，不要把他们当作外人。他举例说，有一次节日放假，教研组贴上了“除值班人员外，一律不准进入”的条子，有一位教授因为有事要入教研组，值班人员要他在簿上写清楚。这位教授说，他从来不祈祷上帝，但这次祈祷了：愿上帝保佑这一日夜不出事故。罗潜说，这样能说是对知识分子信任吗?这是把知识分子推出门外。既是门外人，那得没有作客思想?积极性又怎样能发挥? + +　　罗潜教务长还提出：青年教师与学生不尊重老教师的情况很严重。他说，学校党委和团委常说：“你们要尊重老教师，虽然他们政治落后一点。”老教师听到这些话实在伤心。这叫青年人怎样尊重老教师呢?又叫老教师怎样对青年人进行思想领导呢?有一次，四年班的学生收集了一大堆关于教师的材料，他看到了说不要搞出去，但是团委会却说要在院刊发表，以刺激刺激教师，可见不尊重教师到了何等程度。生物学教研组主任熊大仁说，老教师们的学问是用几十年的时间积累下来的，他们也并不保守，很希望把全部学问传给青年的一代，可惜的是现在很多学生对老师都不尊重，叫做老师的灰心。卫生学教研组黄叔筠教授说，有些人对老教师很冷淡，特别是人事干部，他们在运动到来时绷起面孔，运动过后依然拉长脸孔，令人望而生畏。叶鹿鸣教授提出，要办好学校，首先应该依靠老教师。他说：过去学院对于依靠老教师、尊重老教师做得很不够。领导上口口声声说青年教师是新生力量，但是对老教师一句不提，这就很难发挥老教师的积极性。他说：老教师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生力量，因为老教师过去没有参加革命工作，是解放后才参加的，所以是一股新生的力量；青年教师则是后备力量，是接班人。能够这样认识老教师的作用，老教师就能心悦诚服地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 +## 有职无权 + +　　许多教授提出了有职无权的问题。罗潜教务长说，去年，他负责招生工作，但招生工作人员连招生条例都没给他看，他提出的取录学生的意见也得不到尊重。他还说，教学工作要求教师对学生“全面负责”，但是，前些时候学生代表开会，连教务长都不通知。 + +　　秦光煜说，他是基层工会主席，但是连留一个工会秘书都无权，党委决定了要调就不能更改，累得他夺走几次讨情也扑个空。朱师晦说，助教出了医疗事故，被法院拉去了也不通知；附属医院已经缺少护士，但人事部门仍然保送护士去考大学，到护士要走了才晓得有这么一回事。我这个内科主任就等于虚设了。 + +　　最后，区梦觉同志说，大家提的意见对党检查工作很有帮助，现在还是开始，以后还将要继续深入揭发存在的问题，希望大家本着爱护共产党、爱护学院的精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帮助共产党整风。 + +　　（来源：《南方日报》1957年5月23日。原题为：“中山医学院开座谈会谈内部矛盾/几个教授持重地批评领导”。）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24.txt b/CCRD/1/3/2/00062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3c0b8b4658a6afddf8fd301b7e38faa5da3d152 --- /dev/null +++ b/CCRD/1/3/2/000624.txt @@ -0,0 +1,19 @@ +# 作家协会党组听取非党作家的批评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为了听取党外作家对中国作家协会和文艺工作领导方面的批评和意见，作协党组在２２日下午召开了第一次的座谈会。到会的党外作家叶圣陶、陈梦家、黄药眠、钟敬文、张恨水、臧克家、汪静之、茅盾，他们在会上都发了言。会议由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主持，周扬、丁玲、萧三、刘白羽、郭小川等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 +　　发言的同志讨论了作协和作家的关系问题。叶圣陶认为作协是人民团体，宗旨应该是团结作家、联络感情、商量问题（创作、业务方面等），但这一方面做得不够。他不同意作协对作家是领导关系。陈梦家感到入会不易，作协机关气浓厚，应该名副其实地是一个人民团体，才便于作家与作家之间的交往。另外一些发言者也觉得作协有衙门气。茅盾说，作协是自由职业者的作家组成的，但和一般同业公会不同。同业公会是凡同一行业者都可加入，而加入作协却要经过介绍和批准，被承认是作家才行。他说，世上还找不出一个象同业公会那样的作协；可以说，作协既带有同业公会的性质，又具有学会的性质。他认为作协的任务应该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辅助政府开展文学运动，贯彻文艺政策。过去作协是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但忽略了另一方面的任务，即为作家谋福利。因此看起来作协象个衙门，作协少数领导者成为作家的统治者，而会员成为“作家老百姓”了。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改变作协的工作方法。 + +　　谈得热烈的问题是党员作家和非党员作家的关系。钟敬文把两者之间的一道墙比作玻璃墙，彼此看得见，却可望而不可即。他说，他身为作协理事之一，有个时期还是常务理事，但照样不起作用，自作协开会选出理事后，从此“萧郎成陌路”，有名无实了。他说，有些党员作家在解放前作地下工作时同党外作家亲如家人，称兄道弟；现在避开党外作家好象避开麻疯病人似的。他希望作协党群之间的矛盾要象同一家庭里的成员之间的矛盾一样，不要看作是外人，就易于解决。黄药眠说，有些党员把知识分子一概看作是小资产阶级，是漆黑一团，远而避之，这不好。避开不是办法，可以说是党性不足。封神榜里只有自己法术不高的神仙才不敢接触妖怪。有照妖镜的，是不害怕的。他说，过去有些党员实在是党性不足，而党气凌人。好象做党员就是做官一样，什么都党员自己搞，不放手。在工作中把年青的党员一再加以提拔，这对青年党员和非党老作家都没有好处。臧克家也认为党员作家从前和他亲密得多，现在见外了。不过也不全如此，他说他和某些党员作家如郭小川，现在仍是交谊深厚，无话不谈。 + +　　在谈到作协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时，汪静之以亲身经历激动地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有的同志打击他以致使他离开出版社的情况。他说，幸而得到作协的帮助，使他能够生活和写作。作认为作协贷款办法是好，但办法还要改进，希望多照顾作品少稿费少的作家，例如写诗的人。张恨水在发言中替章回小说家呼吁，要求重视章回小说，他说过去写章回小说被认为是下流的事，现在稍稍重视了，但除他之外，没有第二个章回小说家是作协会员，年纪七十很有学问的陈慎言先生也还不是，实在值得考虑。陈梦家很感谢作协把他象文物似的重新发掘了出来，但不愉快的是还给他戴着“新月派”的帽子。他说其实他当时还是少年，不懂什么派别，既和新月派诗人接近，也和左翼作家接近的。 + +　　谈到作协的文艺思想工作，黄药眠认为作协对文学事业的特点没有弄清，过去片面地强调了阶级性，而忽略了个性、感觉和风格等。作协的领导工作也有缺乏政治敏感性和联系群众不密切的缺点。作协只管做前台工作，忽视后台工作。叶圣陶说，作协在创作上过去讲理论多了些，而这些理论又是脱离生活脱离实践的东西。结果使人造成错觉，有些青年人以为必须先学理论才能创作，甚至小学教师教课也要先分析作品主题思想、典型人物，以示进步。 + +　　邵荃麟最后代表协会党组向大家表示感谢。他特别向汪静之致歉，他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这是官僚主义的又一例。 + +　　这个座谈会将继续举行。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2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25.txt b/CCRD/1/3/2/00062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1c8141ff0a0c483a1cb04bdc99c53cf41b0c278 --- /dev/null +++ b/CCRD/1/3/2/000625.txt @@ -0,0 +1,195 @@ +# 北京大学学生已由原要求学校积极整风变成对胡风问题和高、饶事件真相的辩论 + +　　<新华社记者　任家骥、卜昭文、邵泉、雷朋> + +　　新华社北京分社23日讯　北京大学学生到21日为止所出的大字报中虽反映出许多错误思想及个别人的反动思想，但绝大多数还是以大字报方式要求积极整风。可是在这两天来(即22、23),事态正急剧发展，到22日，要求停课的大字报就贴出了很多(其中也有许多大字报反对停课)。在这许多大字报中有很多提出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和高、饶事件的质问。于是学生要求组织辩论会，要求给予出大字报及自由辩论的物质保证。在22日夜，就辩论了要不要停课和胡风是不是反革命等问题。到23日晚，对胡风问题的辩论达到高潮。 + +　　这里需补充说明的是在今天贴出的好几张大字报，都指责首都报纸没有报导他们所谓“整风”的事件，有的大字报问记者“是不是知道北大在整风”？“还是新闻有限制”？一个大字报画了一幅讽刺记者的漫画。一份油印刊物以头条地位刊载了约一千字的一段文章“质问人民日报”。 + +　　23日下午，学生已经正式搭起了“辩论台”，上面用红布做横联，俨然像一个讲演台一样。并且还特别按装了扩音器。 + +　　辩论胡风是不是反革命问题，是由一张不署名的“胡风是争鸣的先驱”一条标语所引起的。21日，物理系学生刘奇弟贴出了第一张题为“胡风绝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的大字报。其全文如下： + +　　反胡风运动已过三年了。胡风及其“集团”被当作反革命分子遭到镇压，今天旧案重翻，我要为胡风说话，更精确的说，我要为真理说话。胡风绝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 + +　　作为一个公民，我来过问法律，这是正常的。 + +　　我的行动有宪法支持。 + +　　胡风是怎么一个人。 + +　　凡是正视事实的人，都会清楚，在解放前胡风是一位进步的作家，是民主战士，他辛勤的追随着鲁迅，在那万恶的社会里，他向人们揭露黑暗，指出光明，他为青年所爱戴、尊敬，正因为这样，正凭着这一点，在解放后他才被选为人民代表，解放后他更不懈惰，带着高龄，跑这跑那，去乡下参加土地改革，在朝鲜抗美援朝、勤勤恳恳体验生活，从事创作，他们(胡风分子)写的作品有肉有血，最为读者所喜爱，这类人不是为人民服务，是为什么？世上还会找到这样一个逻辑，把他们说成反革命。 + +　　看这种控告和判决到底有没有理？ + +　　关于对于控告胡风的内容，不外就是那三次反胡风文件？大家都很熟悉，今天我们再来看一看，它到底有没有理由，回答是“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完全是一本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毫无法律根据的书，反把闲人聊天，侯宝林说相声的逻辑和推理搬进了法庭，像这样的办法，只要他说过话，写过东西，都可以按这种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办法，用说相声的逻辑推演成反革命。 + +　　请问，这不能当作控告吗？ + +　　因此，自勉为要作正义的维护真理的人的我是不能不大声疾呼！ + +　　胡风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 + +　　同学们，你们认为怎样？让我们彻底搞清楚吧，假如你也认为胡风被冤枉。 + +　　那末让我们一道来要求释放胡风吧！ + +　　要知道救人命不但肋造七层浮屠，而且更是为了支持正义，维护真理。 + +　　在这个大字报旁边，刘奇弟还写了两副对联：“铁窗禁贤良，天昏地也暗；忠臣血撒地，鬼神俱哭泣！”“风啊！风啊！为何今方整？！人啊！人啊！为何还不醒？！！” + +　　（接着，刘奇弟在当天又贴了一张大字报为胡风辩护。他写道：“总而言之，控告只用一种新奇的“演绎”法，像“推”几何定理一样“推”成反革命的，他们最后的一个方式是“反党—反人民—反革命”，这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 + +　　“我们看原告怎样把胡风“演绎”成反革命的吧！ + +　　“第一个原告是舒芜，他的告发原理说胡风是个大野心家，接着便推演到“宗派集团”，接着又到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反党的领导”→“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共”。……他的具体材料是一些割裂的片断的私人文件，加以断章取义牵强附会。 + +　　“其他控告胡风反党的理由可分如下： + +　　1、他们有反革命历史，只有少数人在历史上有问题，未交待的更少。凭这点历史就把个别的人当为反革命已属不当，将……历史罪行延及到“集团”更是无理了。定罪看历史，处分看今日。一人之罪一人当，不得株连。 + +　　2、胡风“对党和党的领导污蔑和攻击”，这里边包括的材料都是歪曲的。其中引用的胡风等信的语言的语气也不见得会比今天的大字报的语气重吧？何以是污蔑和反击。 + +　　3、胡风打进中共党内进行偷窃文件探听情况，这更不成理由了。……毕业班的同学们，你们要分配工作了，假若你们想探听一下今年要多少人，要招多少研究生，什么工作部门，你们要是探听探听，那么就有人说你们是反革命，偷窃文件，探听情况……。 + +　　4、胡风反对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　这个，我们仔细考研、考研，这里所指的反对“实质是什么”？是公然反抗故意破坏政策呢？还是有怀疑有意见往上提呢？显然胡风的所谓“反对”是后者，这不是反党的行动。 + +　　“根据以上分析，我证明，胡风决不是反革命，本着正义，我严肃地要求政府释放胡风。” + +　　刘奇弟的大字报贴出后，赞成和反对的大字报纷纷出现。这里，我们再摘录几份赞成刘奇弟这个观点的大字报的原文，看他们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 +　　中文系学生崔德甫贴出的大字报“要求最高法院向全国公布胡风事件的下文，让胡风、路翎等出来争鸣、繁荣我们的文艺”。这个大字报的全文如下：胡风、路翎是文化人，一“反”之后，再无下文，生死莫明。他们有所谓“小集团，然而共产党员何其芳、林默涵等何尝没有小集团？何尝不在闹小宗派，为什么不反他们？郭沫若(他是无党派的，姑不用拉着他)、周扬等何尝不在排斥异己？不过他们自认为“革命文学家”！胡风没有夺得正统，于是“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便被作为一个“反革命”而镇压到雷峰塔下去了？ + +　　有人说：主席说胡风不闹小集团也还可以说话的！请问主席毛泽东同志：何其芳等也是小集团、小宗派，为什么让他们放炮？不让胡风等开口？ + +　　路翎何罪，就因为他写了小说“在洼地上的战斗”，不满意抗美援朝么？为什么不让他出来写？ + +　　把“夏天打赤膊，摇着笆蕉扇”也算作胡风“反革命”的“罪证”，给别人介绍爱人也作为揭发的材料以加重他的罪案，这难道是“革命者”们的高尚行迳么？ + +　　最高法院必须向全国人民公布胡风事件的下文。 + +　　中文系新闻专业三年级只署学号的三个学生要求党中央交代胡风问题。大字报说：根据已发表材料，不能证明他是反革命。其理由如下： + +　　(1)胡风集团是个别分子历史上当过特务(如绿原等)并不能证明胡风集团是反革命。 + +　　(2)胡风偷看过党内文件(根据已发表的材料，主要是有关整风、文艺思想工作的文件，不能认为是反革命的行为，正如五反时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资本家不是反革命一样)。 + +　　(3)胡风辱骂了某些党员，以至某些党组织，但也不能仅据此肯定他是反革命，请看，今日墙上大字报“老爷”、“公子”等不也屡见不鲜么？能不能说大字报的作者是反革命呢？ + +　　党中央是否掌握有其他更多材料，我们不得而知，所以，我们坚决要求党中央对胡风问题作明确交代。 + +　　高饶问题亦如上述，就已发表的材料看不出他们那些是(93)反党反人民，更找不到任何“帝国主义”的影子，不交代不足以释民主。 + +　　物理系三年级一个署学号的学生贴出的大字报是“胡风问题质疑”。提出了六个问题： + +　　(1)怀疑胡风的“罪”是否是真的，公布的三批材料都是断章取义，不足为凭。肃反时我们学校的二位所谓“胡风分子”不也是证据不确么？ + +　　(2)第三阅览室有“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一书，其文艺理论是令人佩服的，希望同学们借阅。 + +　　(3)建议政府将胡风集团等的通信照原文印出来，宣布胡风近况。 + +　　(4)看当时批评胡风的文章，也都是根据公布出来的断断续续的信中的片断话，就咬着一句话大加谩骂，至于他的文艺理论(这是最主要的)却没有人说话。 + +　　(5)党和政府当时报刊和出版机关做了合法的独占，不让胡风说一句话，这就大有问题。 + +　　(6)胡风集团中某些翻译的有价值的书被禁止，实在是不合理。 + +　　在高、饶问题上，署名李忠、刘命所贴出的大字报，以“莫须有—何以服天下”为题发表意见说，“我们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有一桩莫须有的事件在我们心里始终不清不白，那就是“高饶事件”因为他们是党的领袖，而且也是政府的领导，那么必须替他们申诉，在1955年人民日报发表的决议里，我们看不到高饶反党的具体罪证，我们看到的是一大串抽象名词的堆砌，如国际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应，因此每一颗善良的心，不得不怀疑党中央处理高饶事件重演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悲剧。 + +　　再一次强调，高岗是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搞掉高岗有没有法律依据，如果有人说我的意见是不全面的，请问中央有关方面究竟公布了什么全面的资料。 + +　　以上是关于胡风问题和高饶事件所贴出大字报的主要材料。 + +　　原来刘奇弟(他是物理系四年级学生，在“肃反”中被斗过)在22日晚辩论“胡风集团是不是反革命”时，因没有论据而告失败。据有的学生说：因为这种情况，他才在23日邀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林希翎(真名程海果、自称为“业余作家”，1955年曾写过三篇有关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矛盾的文艺论文，在文艺报上发表。平时在学校与一般同学关系很坏。1955年6月，中国青年报曾以“灵魂深处长满了浓疮”为题，发表了批评她的品质的文章。这篇文章在事实上有些出入，林希翎已向法院提出控告，还未审理)。 + +　　人民大学法律系的一些学生和教师听说林希翎要到北大参加胡风问题辩论会，怕北大学生不了解平日的言行，易受蒙被，就自动跟着也到北大来参加辩论。 + +　　23日下午六时多，露天的辩论台四周就站满了人。在北大看见大字报、听辩论，感到非常兴奋。他称赞地说，北大到底是北大，有“五四”的传统！ + +　　她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谭副检察长4月份在同人民大学法律系同学讲话中，曾说“胡风问题已侦查结束，胡风很不虚心，不接受意见。”她说，根据谭副检察长的话，能算反革命吗？ + +　　接着，她说：“证明胡风集团是反革命的材料都是非常苍白无力的，荒谬的！”(台下有人鼓掌) + +　　林希翎说：“胡风如果是反革命，那为什么他把自己的纲领提给党中央呢？这不是自找苦吃吗？不管他的纲领正确与否，是不能采取镇压的手段的。这就是斯大林主义的方法，这就是宗派主义！胡风当时批评的宗派主义，实际上还没有现在揭露的现实生活中的1％！” + +　　这时，台下有人鼓掌，有人喊“不让她讲下去”。林希翎当时就问大家让不让她讲，在有些人“讲！我支持你”的喊声下，她又继续讲起来。 + +　　她说：“我来讲，就是不怕，讲就讲个痛快！”她说，胡风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胡风提出的同仁杂志，现在看来很正确。文艺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很严重，胡风批评庸俗社会学是对的。学现在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胡风所提的基本一致。谢韬、吕荧等都没有历史问题，只是绿原、何陇少数人有历史问题。她认为，“胡风问题假使发生在斯大林问题揭发后，或波匈事件后，提出整风的今天，就不会这样处理。当时太粗暴了。”她怀疑肃反有扩大化的倾向。 + +　　林希翎说：“我看领导上现在很为难。我推测毛主席现在心里知道错了，可是又不好下台。听说，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说，他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有80%的高级干部不同意。当时有很多高级干部退席不听讲话。” + +　　林希翎认为胡风问题是内部矛盾问题。她接着说：“当然，矛盾是会转化的，如果逼上梁山的话。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看，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的问题。斯大林就把矛盾性质转化了。可是用列宁的办法就不会。季诺维也夫把起义消息告诉敌人，列宁还仍然让他当中央委员。” + +　　林希翎接着批评赫鲁晓夫答纽约时报总编辑问。她说，赫鲁晓夫说秘密报告是美国间谍机关捏造的，赫鲁晓夫多么笨，这等于骂自己是间谍机关。她举出美国记者斯特朗写的“斯大林时代”出版了，可是是内部发行，只卖给十一级以上的干部看。”(下面有骚动声并有人问她怎么知道的？难道她是十一级干部？) + +　　林希翎接着说：“我很同意南斯拉夫关于个人崇拜是社会制度的产物的意见。人们骂铁托、卡德尔是修正主义，可是论点苍白无力！” + +　　她说：“我民不是阿斗，采取改良主义的方法，向人民让步是不行的！我不反对社会主义，但要真正的社会主义。现在是否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有怀疑。我给他起个名字：封建主义的社会主义。” + +　　这时，台下又乱，有人要求讲简短些，有人不要她讲下去。辩论会主持人请她转到辩论的中心—胡风问题。她接着说：“胡风本身学问不什么高明，写些文章，扭扭捏捏。假如鲁迅的话，那就定会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 +　　这时，台下又有人要求她不要讲下去。刘奇弟就说：“我们这儿是自由论坛，希望我们客人讲完。”林希翎说：“我讲了，很多人也可能很害怕，讲下去很危险！”(台下又有人喊：讲吧！讲吧！) + +　　她接着从法律条文上又论证了胡风集团不是反革命。 + +　　接着她又说：现在“真正的作品发表不出来，是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公式化概念化的。” + +　　她说，历史上任何者都有一个共同点，都不让人民讲话。这是最愚笨的。当他们爬上了统治阶级，掌握了一切国家机器后，就会产生思想上的局限性。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今天能到这里来个小小的民主(意即指这个辩论台)，与这有关。现在一些社会主义卫道者，把先烈们流的血作投机资本。我对现在的整风没有信心(台下又乱，有人鼓掌，有人喊“对”，有人说“这是煽动”)。 + +　　林希翎最后说：“北大这样作，是个良好的开端。现在，西北、武当等地，到处学生都动起来了，可就是互不通气，报上不报导，是新闻封锁。而我们说错了一句话，他们可能钻空子，抓小辫子，我们应该警惕啊！我们的目的很明确，为了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为了过真正的“人”的生活，不是发发个人牢骚！我们的朋友经常对我说—小鬼，我们都要给你送牢饭了—。虽是笑话，也反映了一定的实际。对看报纸上天天登了很多问题，可是都是上层民主人士揭发的。我们知道，这些人年纪大，很世故，材料很少，很不够我们研究的。 + +　　林希翎讲完话后，人民大学法律系的一位学生和一位讲师、北大学生先后上台驳斥林希翎的讲话。人大学生说，林希翎说胡风集团是爱国主义者，可是他们爱的是中华民国(台下鼓掌)。人大讲师着重指出林希翎说所谈的谭副检察长的话是捏造的。他说，他当时听谭副检察长是这样说的：“据我知道，侦查快完了，今年可能审讯。” + +　　在人民大学这位学生发言时，林希翎被一部分人群拥到附近楼房旁边，站在栏杆上又继续发言。据悉，是有人要求她谈中国青年报对她为人品质的批评。在她发言时，群众逐渐聚集到她这边不，辩论台前的人大大减少。 + +　　林希翎说：“有人说了许多今天社会的优点，但是我认为成绩在报纸上已经说得太多了。也许我的话是毒草，‘鲜花’先生们会不满意，但是现在给我下‘毒草’的结论还为时过早。 + +　　“关于我个人的问题(意即指中国青年报对她为人品质的批评)，我已经向法院提出控告，现在还没有结果。 + +　　“有人想知道人大的情况。我不是在这里毁坏我们学校的名誉，那里多半是老干部或者部队转来读书的，他们的‘组织性、纪律性’比你们这里要强得多。(下面笑声) + +　　“我同意南斯拉夫的某些言论和做法。也许有人说我是修正主义，我不管它，谁说得有道理我就认为谁对。 + +　　“我认为今天社会里的所谓‘运动’，会造成人们精神状态的不正常。例如，南京在肃反运动中，法律机关无根据地按照各单位提出的反革命百分比来发逮捕证。结果一夜间逮捕了两千多人，监狱装不下了，人们都站在里面，甚至有的礼堂也作为临时监狱。而以后证明，他们并不是反革命分子。这件事我是听来的，如果要追究的话可以查。” + +　　讲到这里，学生群众开始混乱了。 + +　　“没有根据的话不要讲！” + +　　“让她说完！” + +　　“让我发言”一个人站到高处。 + +　　“我只说两句话行不行？”另一个人说。 + +　　“不行！”群众的吼声。 + +　　听众中，曾经有一个女学生说林希翎的言论是煽动。当时就激怒了一些学生，有人立即指着这个女学生的鼻子质问什么叫煽动，有人还想打她。 + +　　一个组织“辩论台”的法律系学生高喊：“这里是请林希翎说话的地方。不愿听的可以走开，要发言的请到‘辩论台’那边去讲。”人群暂时平静了。林希翎又接着说： + +　　“有人递条子要我谈谈‘青年人应该怎样生活’的问题……” + +　　一个人接着站起来说：“我以人大讲师的身分说话”“不，让林希翎讲！”局面又乱了。 + +　　“讲下去！”几个拉拉队的声音。 + +　　人群中一片嘘嘘之声。有人打着尖锐的口哨。这时秩序已经大乱了。林希翎在栏杆上笑着等待群众再一次平静。 + +　　这时，栏杆前听林希翎讲话的人群外围，是三五成群，议论纷纷。有人议论当天的辩论情况分成三派——即左派，右派，中派。大部分学生都是反对林希翎的讲话的。他们议论说： + +　　“毛主席开高干会，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这些机密事，她怎么知道的？” + +　　“这简直是煽动！” + +　　“林希翎这样一讲也好，这下可教育了很多人！” + +　　“要提高警惕！” + +　　“我们已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系过，说胡风集团确是反革命，将要审判。”一个法律系学生这样告诉大家。 + +　　分散的人们又挤到栏杆边人群众中去，齐声喊：“一二三，到辩论台去！”“一二三，到辩论台去！” + +　　栏杆附近的人开始走散。没有听众，林希翎就没有继续讲下去。时已九时三刻。但在“辩论台”上还有人在继续讲演。 + +　　 来源： 1957年5月24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26.txt b/CCRD/1/3/2/00062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8cd0eb2ee57c3351cbb4f784887533f46d0d432 --- /dev/null +++ b/CCRD/1/3/2/000626.txt @@ -0,0 +1,39 @@ +# 春城无处不飞花 ——抚顺市文艺座谈会旁听记 + +　　<辽宁日报记者> + +　　五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中共抚顺市委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职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一百一十多人。这个座谈会由中共抚顺市委第一书记沈越主持。会上，大家热烈、大胆、尖锐地批评了文艺工作方针不明，领导上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作风。 + +## 文艺方针是否贯彻错了 + +　　抚顺市是重工业城市，工人及其家属占绝对多数。大家一致提出，职工的业余文艺活动一直没有受到重视。在矿工中流行这样一句话：“矿工生活真枯燥，生产开会睡大觉。”团市委陈玉谦说：“业余艺术活动在领导者的粗暴干涉下，得不到开展，青年工人反映：我们在宿舍还赶不上和尚，和尚还有木鱼敲。”为什么会造成这种不能容忍的情况呢？原因大家说得很多。评剧团金剑秋说：文化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加强厂矿、工地、企业中文化艺术工作的指示，我们抚顺市就没有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提出很久了，市委也不贯彻，直到召开宣传会议，市委才重视起来。市工会宣传部张卓毅说：我们的文艺工作，是从领导者的个人偏爱出发，而不考虑为职工群众服务的问题；例如老虎台矿向矿长好打球，球队就特别受重视，出去有卡车，后来裴矿长好京戏，他就把会京戏的职工都调到老虎台来。这种情况并不仅限于厂矿和基层单位，而是从市的有关领导开始的。市图书馆冯在山说：抚顺市是重艺术，轻文化，因为文化局柳克杞副局长会唱京戏，还会拉，京戏被重视，其他的都被轻视。重机厂徐长福说：中央提倡百花齐放，抚顺市是一花独放，京戏特别茂盛，音乐舞蹈和话剧越来越枯萎，抚顺已经听不到歌声了。他批评俱乐部、剧场不该只映电影，接外来剧团，也应该让职工业余文艺节目进来表演。提到厂矿俱乐部，大家意见很多。这些俱乐部，实际就是电影院、剧场，不是职工自我教育、自我娱乐的场所。而厂矿的剧团，名义上是业余，实际上严重滋长资本主义和职业化倾向。职工业余文艺活动没有很好开展，方向不明，主要是市委不关心，文化部门不辅导。所以职工除了看电影就是看京戏，单调无味。会议上有的同志说，今后应把职业和业余的文艺工作摆在同等位置上。工人俱乐部刘流说：这样摆法不对，这是不懂文艺，不是从马列主义出发，而是坐在办公室里从兴趣出发；职业、业余应以业余为主，不仅文艺活动如此，就是宣传网，也应该由群众办，群众动了，党才有领导的，群众不动，党的领导必然是资本主义的。他还说：领导上在思想战线上是坚持资本主义，所以有些业余文艺工作者转入“地下”工作。为什么要转入“地下”呢?他在宣传会议文艺小组会上说过，是“公开”搞怕党员反对，怕批评，大家只好偷偷在邵玉宾家搞音乐活动，抚顺真正的音乐核心在邵家。他批评抚顺市的文艺方针是党员带头搞错的，他说，现在全市是以政治领导代替艺术领导，应该是以艺术领导代替政治领导。 + +## 教条主义不可怕，最怕不让人说话 + +　　文联贾哨天概述了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观点在文学创作方面表现的三次粗暴干涉以后说(情况已志本报前讯)，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观点、粗暴干涉不算，还不准人说话；这样领导，人家就不服，不服就领导不了人家。秦始皇焚书坑儒，举子秀才还是不减少，文化遗产该遗留下多少还是遗留下多少。 + +　　这种粗暴干涉的情况，也同样严重地表现在戏曲、音乐、舞蹈、美术上。文化局单承缙说：一九五五年京剧团演出“戚继光斩子”，宣传部长、文化局长看了以后，两手一摆，说唱词不好，要改，结果把唱词改得成为马列主义的名词化了，唱起来很不合适。话剧团孔铭说：配合精减会议，我们排了个“开会忙”，布景都做好了，市委有的同志说这戏是讽刺领导干部，不能演，就“枪毙”了。一中美术教师陈迹说；领导一看画的是花鸟，就批评没有政治思想内容，这不是变相压制吗?她呼吁要重视国画，重视民族遗产。大家批评领导不懂装懂，粗暴干涉，是文艺繁荣的最可怕的障碍。 + +　　很多人对抚顺日报的教条主义和粗暴作风，提出尖锐的批评，他们指出，抚顺日报文艺批评只登一面意见，不登反批评，文章不合口胃，不登，有的作品三分之二是编辑改的，有的干脆给人重写，连作者都不认识自己的东西了。抚顺日报副刊编辑周隆发、“琥珀”编辑杨常清认为，编辑过去对稿子改动过大，这不对；但在不损害原作风格的前提下，还是可以修改的，因为抚顺市作者的水平和北京等地的作家水平不一样，编辑、作者应该虚心合作。有的业余作者同意编辑可以改稿，并举出自己的作品经过编辑修改以后，就比原来的好。 + +## 党群之间有墙，墙外还有墙 + +　　文联武文玉、马祥徽、贾哨天说：在我们部门里，唯唯诺诺的就是好干部，就可以入党，加官晋爵，评工薪时连升几级，分房子都是好的；好提意见的是坏干部，不被重视，党员提拔、涨薪，这些人就被压被降，这是变积极因素为消极因素。煤精雕刻艺人王继昌说：参加了党，连人带马带房子带地都有了，官也有了，要想提拔，必先当党员。好几个同志说：文联有个同志，一入党，工资就提好几级，马上又调去歌舞团当副团长；这些人不学无术，把事搞得一团糟，而非党非团同志，兢兢业业为党工作，又有才能，却不使用。文化局曲家兴说：宗派主义最突出的是表现在执行干部政策上，庸俗地把“德”理解为共产党员，非党干部就是缺“德”，仿佛革命仅仅是共产党员的事，群众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职业；党员能干不能干，总是当领导，在你头上，无形中造成一道墙。他说，党团员积极分子登记卡片制度应该取消，这种制度，无形中把群众划为若干集团，怎么能增进团结？京剧团金鸿翰说：在京剧团，党代替行政，把团长当作党支部干事使用，支部书记行政上是秘书，但改革机构要团长起草，交他审查，评工资是行政工作，也要由他领导团长做，还要对团长保密。他说：党员干部有特权思想，讨论工作不是同志式的，而是我命令你，这些人是“科长的科长”，我在文化局当科长时，见到柳局长很困难，我找了个窍门，找局长的事就找党员科长，办了也行，这种情况是不是正常？这些党员确实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我一九五二年就要求入党，但看了这些党员很灰心，我怕当了党员人家指着背脊梁这样看我，我情愿当个群众。文联高凤奎说：文化局有墙，党内也有宗派情绪，党内外有大墙，大墙内外有小墙，党员培养积极分子，要求你什么都和他一样，甚至个性也一样，多粗暴!武文玉说：有的党员德才还不见得比我们高。很多人指出，评剧团发展的两个党员，入党以后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影响很坏，因而失去了六十多个群众，这个教训是沉痛的。 + +　　刘流把抚顺市文艺界宗派主义划分为三派：市委、文化局、抚顺日报是官派，文联、国营剧团是半官派，工会、青年团、厂矿俱乐部、业余剧团、文化馆是在野派。他说：抚顺市文联是文而不联，拿着国家给他们的条件来搞个人创作，可是又创作不出东西来。许多人对文联的方针任务有意见，认为他们只重视个人创作，不团结业余作者，不重视辅导工作，工人俱乐部职工业余艺术团有歌唱队，青年团有青年歌唱队，电台有广播歌唱队，文联不去辅导，却自己搞个实验歌唱队，这个实验歌唱队实际成为专门唱文联同志写的作品；工会搞了个职工画室，文联就搞个讲座，公开说要和工会唱对台戏。他们对文联的宗派主义情绪，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 +## 高高在上和闲闲散散 + +　　抚顺市文艺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是这次座谈会批评的焦点之一。京剧团朱连举说：市委和文化局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不了解下情，京剧团演员一早就要起来练功，上文化课，下午排戏，晚上演出，时间很紧，连教育自己的子女和料理家务都无时间，可是文化局每年年终总结，总是批评，压力很大，使人抬不起头来，我是剧团领导人之一，就不敢参加这些会。他问道：京剧团绝大多数同志，都兢兢业业，要把剧团办好，政治上也要求进步，这些情况领导上知道吗？孔铭说：我们是文艺工厂，可是没有车间(排演场、工作间)，没有演出场所，没有仓库，看着布景在外面风吹雨打，很痛心，演出时，男女在一起化装，女同志只好拉个帘，很不方便；他列数了话剧团有十大没有：没家、没业、没父、没母、没夫、没妻、没日、没夜、没年、没节。他说，演员并不希望工资高工作闲，而是要得到领导重视和关怀。高凤起说：话剧团正处在动荡时期，大家认为没有前途，都要各奔他乡，很消极，连我这当团长的，也动摇。沈越说：你可不要动摇呀！他说：文化局领导粗暴、专断，报喜不报忧，有事去请求帮助，总是打通你思想，什么要看长远利益呀，具体问题一点不解决，怎么不苦闷？评剧团苏月娥说：领导光批评我们没有保留剧目，他不知道，我们白蛇穿的那两套古装，今天演“张羽煮海”也穿，明天演旁的也穿，等到白蛇再穿时，比青蛇还脏了！至于演员们的工作、和居住条件，就更差了，连剧场都没有，住房岌岌可危，在楼上的，哪家敢买二三百斤煤!评剧团金剑秋说：评剧团是受歧视的，我们要求不高，只希望赶上京剧团、话剧团就心满意足了；就拿公费医疗来说，话剧团、京剧团都是公费医疗，评剧团就不行。沈越问：三个剧团都是国营，为什么不能享受？他说：既然歧视你，待遇就不一样嘛！沈越问：是谁规定的?他说：不知道，我们和文化局秘书科联系，秘书科说卫生局不同意。沈越向坐在旁边的柳克杞说：三个剧团应该一致。京、评、话三个剧团的同志提出，他们下厂矿为职工演出，有许多困难，俱乐部没有电影放了，才拉剧团去堵空子，不要了，临时给退回来，场所一天几变，又没有交通工具，严重影响演员的健康。民营剧团的生活更艰苦，文化局李国松说：市的领导对曲艺团和杂技团艺人们的觉悟是估计不足的，他们在各次运动中，都表现得很好，可是生活条件很差，如杂技团只能半年开全薪，两三个月开半薪，其他时间无钱开薪，而是喝大锅粥，住的是窝棚，四世同室，冬凉夏热，他们是生活在“原始社会”，希望市委书记、市长、部长、局长哪怕是坐在汽车上，到那儿走马观花看一下，对他们也是莫大的鼓舞。图书馆、文化馆的同志，也提出文化局领导高高在上，不深入下层，不接近群众，极不关心他们的工作。 + +　　发言者几乎没有一个不批评文化局副局长柳克杞的官架子，在他的影响下，使得文化系统的一般干部提拔以后，马上改变和群众密切相处的情况，也摆起官架子来。冯在山说：文化局是大官压小官，小官压小兵，柳局长声色俱厉，见之可畏，谈之可怕，科长则狐假虎威，官气十足。很多人用事实说明，文化局是闲闲散散、悠哉游哉的官僚主义，而不是忙忙碌碌、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问题如此严重，长期得不利解决，大家认为是和市委的忽视领导分不开的。 + +## 几个重大建议 + +　　大家在批评文艺界的各种问题的同时，也积极提出了许多建议，其中比较重大的有下面几项。新抚区文化馆庄先军提出，抚顺市是重工业城市，各厂矿都有俱乐部，文化馆干部质量低，辅导不了，他建议撤销各区文化馆，成立市的群众艺术馆，集中力量搞辅导工作。这个建议得到很多人的赞同，也有个别同志反对。金鸿翰建议演员不要和干部一样对待，认为他们可以自由离开剧团，剧团也可以聘请新角。他并且建议国营剧团应由全民所有制改为演员集体所有制，由演员自己管理，分账分红，这样可以发挥演员的积极性。曲家兴认为，自从职权下放以后，文化局各科无多少事可作，他建议取消业务科，设视察员，由局长领导，科员放下去做具体工作；同时鉴于剧团、剧场、俱乐部之间有矛盾，他建议成立艺术企业公司，来具体组织安排剧团、剧场、俱乐部的活动。 + +## 愿春长在 + +　　这次座谈会，有些同志对大鸣大放是有顾虑的。文化局李国松就说：共产党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现在除三害，说不定下次是什么运动，三害不能连根拔，还不倒打你一耙。在群众顾虑面前，市委的态度是明朗的，坚决的。由于市委坚决支持大鸣大放，原来不打算发言的人也发了言。沈越同志在会上说：大家响应党的号召，对市委、人民委员会等领导部门提出了意见和批评，把几年来压在心头的肺腑之言讲出来了，这是爱护党，积极帮助党整风的表现，市委对大家的意见和批评表示欢迎、感谢和坚决支持，如有任何党员打击、报复和歧视，是党性和党纪所不容的，请大家放心。他说，市委过去在领导文艺工作上，存在着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对文艺工作长期忽视领导甚至放弃领导。他鼓励大家要大胆鸣，大胆放，同时在创作实践中，来贯彻这个精神，他说，领导上一定要创造便利鸣放的条件，而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文艺工作者，也要加强思想改造，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使抚顺市文艺界百花盛开。并当场宣布，市委决定成立一个五人小组，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人民委员会副市长、工会主席、团市委副书记、文化局长组成，负责研究会议上所提出的问题，能解决的，迅速加以解决，并在研究解决某些方面的问题时，吸收到会有一些同志参加，不仅依靠群众揭露矛盾，而且依靠群众来解决矛盾。大家听了他的讲话，情绪兴奋，喜形于色地欢迎风光煦和的春天。 + +　　 来源：《辽宁日报》1957年6月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27.txt b/CCRD/1/3/2/00062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8d60df898f5811c7981ed146492b89823c22deb --- /dev/null +++ b/CCRD/1/3/2/000627.txt @@ -0,0 +1,21 @@ +# 对院领导工作提出批评 + +　　<北京医学院政治课教师> + +## 两个政治课教研组对院领导工作提出批评 + +## 5月23日下午马列主义基础和哲学两教研组对党委会工作提出尖锐的批评。 + +## 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很薄弱 + +　　一位同志首先提出：我认为党委会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很薄弱，特别是教师这一环。学校的夜大学政治理论学习办得很糟糕，党委必须负责任。但院领导从没很认真的抓起来，当去征求教授关(此处一字辨认不出)政治学习的意见时，他都摇头说：还是老意见。希望领导上抓一抓很多教授表现失望情绪，教授们很希望学好马列主义，一再要求院长亲自领导，而党委会在工作计划时的确是满足了要求订出党委会如何来领导，组织几次讨论会都是院长主持等一大套吸引人的计划，但当大家热情饱满的来参加学习后，计划照例是不对实际工作发生什么作用，每次都是院长没空不能参加。自54年到现在几年来如果没记错的话仅组织过一二次由彭瑞聪秦主任领导的哲学组讨论。学习的同志们意见大极了。党委会也知道，就是不设法解决。其他同志们对这个问题深有同感。有同志说：院领导对夜大学学习有不负责任的态度。一次阎副院长讲哲学课只写一半讲稿就上台，上课时随讲一遍，完后有同志反映“我不知道讲的什么”。我认为这种不严肃的态度不只是误人子弟，还是害人师长，还有一次我参加马副院长领导的教授小组讨论，会上稀稀几人发言，发言中有好些不清楚和不正确的问题，还有教授提出问题“唯物主义是什么”？但马副院长却未表示任何意意就结束了讨论。我想马副院长为什么要客气呢？其实这也是不认真帮助教授们学习的表现。同志们还说：夜大学不应老停课，学校什么事都占用夜大学的学习时间是不对的，一位同志说我一天就看见朱敏先生忙着写“夜大学因某某事暂停几周”。另一位同志提出党委会忽视政治思想教育，除表现在夜大学工作上还最重要的表现对政治理论课的领导上。他说：高校党委规定学校必须指定一位副院长领导政治理论课，但院领导曾除被邀请参加过我们几次各教研组联合讨论会外，虽然院长就在我们楼上，从来未来过我们教研组。也没听过我们讲课，去年提出向科学进军时，因我们都年轻，水平低，订规划时困难很多，也不帮助我们解决。院领导对我们的情况很不了解，但在总结报告时却提出我们政治理论课有最严重的教条主义。我认为这个总结本身才是十足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更多，简直抢着发言。有同志说：目前四门政治课重复很大，同学意见多，教员困难不少。领导就不设法组织几个教研组一齐解决。还有去年药学系学生学习马列主义基础，图书馆不给城里学生准备参考书要班干部出城来取，这个问题学生和教员都再三向领导反映也不解决。药学系同学说“我们像没娘的孤儿”。有同志说，要我们宣传理论时克服教条主义，但不充分和不及时供应资料，这是又叫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另位同志补充说“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是为教条主义开辟道路，同志们一致认为，学校要求我们成为校内开展政治思想教育的力量，但领导既不关心我们又不帮助我们还不很好支持我们。 + +## 提拔干部无原则 + +　　有同志对去年评级评薪　提出意见，他说去年评薪方案，三番五次修改，结果有些提得太高，曾听人这样说“谁吵得凶就提谁”这句话不一定正确，但是反映出一部分问题。对吴静同志和高振阁同志的级别有意见。吴静同志来北医前是付科长。现在作党委副书记，工作不很称职，工作生硬，不深入，同时政治修养差，有位同志不安心工作找吴静同志谈，吴静同志粗暴的说“你不愿干就给我滚。”这是官僚主义作风。高振阁去年大学未毕业调来学校工作，刚来时套了两级已很高，评级时又提为付科长。这些问题反映出学校领导提拔干部不合乎党中央的原则。 + +## 建议开班车少开小汽车 + +　　同志们对学校车子问题也有不少意见，认为学校分城内外，学校不开班车。许多教员等公共汽车跑来跑去，在讲课最后得不到休息。教员出去听报告没有车。我们教研组有人要到人大夜大学听课学校也不给车子，只好不去学习。过去提意见说是没钱买车，又说是汽油少。但为什么现在有钱买很好的小汽车？没有油，院长为什么必须每天坐小汽车。我们建议每天早晨下午开班车运送进出城讲课的教员。院长和大家一块坐大汽车。 + +　　 来源：北京医学院出版《北医》，1957年5月2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28.txt b/CCRD/1/3/2/00062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3d9895a5780440e6c2978987dbd203c6ac7e553 --- /dev/null +++ b/CCRD/1/3/2/000628.txt @@ -0,0 +1,23 @@ +# 改进外国书刊进口工作　国际书店邀请科学家举行座谈会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５月２３日国际书店进口部邀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著名科学家曾昭抡、钱伟长和陆士嘉，座谈了当前外国书刊进口工作中的若干问题。 + +　　关于国际书店应该为谁服务的问题，曾昭抡认为，国际书店服务的对象主要应该是科学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其次是一些厂矿，也应该适当照顾到科学家个人。他说，现在的订书批准制度应该改变。哪些单位可以订进口外文书刊，应该定出一个原则。 + +　　钱伟长认为，以我们国家之大，一年进口一百五十万英镑科技书刊不算多。外汇当然是要省的，但国家不应在买书的外汇上斤斤较量。节省外汇，一笔机器订得不好便不知浪费若干外汇，出国的代表团也可以少一些，人数也不要那么多。 + +　　陆士嘉同意曾昭抡和钱伟长的一些看法。她认为，外汇要节省，但今年只用四十万镑买新书和１９５８年期刊是少了，要争取增加一些。 + +　　关于外国书刊进口和发行的体制问题，曾昭抡认为可以考虑在几个大城市也办理书刊进口，按国内地区或国外书商适当分工，不必全部集中在北京。钱伟长也同意这个意见。他还很不赞成国际书店把外文书的发行工作划给新华书店。他说，这是把一桩事情分成几段来办。现在分段以后，读者给两个书店当作皮球踢来踢去，怎能意见不多？他主张国际书店把整个外文书刊的进口和发行工作担当起来。 + +　　影印书刊工作也要重视。钱伟长说，影印工作同进口工作息息相关，国际书店不应不管。现在影印书刊工作不能令人满意。他说，前几年他在兼管影印工作，不但出书快，价格低，装订还好，现在有了国家的专业出版社，事情反而糟了，真是想不通。他认为国内需要在一百册以上的外国书刊都应影印。现在影印工作的组织要调整，力量不足要增强，设备不够要进口，技术员工不够要加紧培养。这不是浪费，而是节约。 + +　　钱伟长还主张保留目前北京的专家服务部，并认为上海也应设立一个。但专家服务部书籍的质量要提高，现在看到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教科书进口几本就够了，多了是浪费。谈到国际书店门市部的苏联图书，曾昭抡和钱伟长都认为现在有四多一少，四多就是儿童读物多、中小学教科书多、政治书籍多、科学普及书多，一少就是高级的专门科技书少。他们希望立即改变这种状况。钱伟长还要求国际书店特别注意国际学术会议文献和各国专利文献的进口，认为这是对科学研究极关重要的。 + +　　陆士嘉认为对过期期刊的订购单位应该有限制。每个新单位都要从外国进口原版过期期刊是不可能的，他们应该在国内买影印版的刊物。但过期期刊，我国每种保存一套是不够的，他认为，每个大区的中心都保存一套是合适的。 + +　　关于国际书店的内部工作和领导问题，钱伟长等认为这几年书店的工作是有进步的。他们希望书店方面多同科学界联系，争取科学界的帮助。他们认为，许多专业学会和科学院的二百三十位学部委员都可以给书店一定的帮助。书店目前人力不足、干部水平低、房屋设备等困难和上级领导不够重视等问题，他们愿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呼吁，促请文化部注意解决。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29.txt b/CCRD/1/3/2/00062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df8ede5120db45be93c5f4fe52d61b25e559839 --- /dev/null +++ b/CCRD/1/3/2/000629.txt @@ -0,0 +1,21 @@ +# 关於学生的质量 + +　　<北京医学院鲁士琦> + +　　怎样估计当前学生质量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想谈谈自己一点看法，供党的领导在整风及检查工作中参考。 + +　　“三好”究竟如何才算好？ + +　　从学校领导总结学生成绩，以及从经常进行的工作中，我觉得领导上对“把学生培养成一个怎样的人”这一问题了解的不够深和不够全面，过去我们党的领导同志一提学生努力方向就提出“三好”，是的，“三好”是完全正确的，是适合全国各种岗位上的青年的，但是这“三好”怎样才莫“好”，过去提得不够明确。比如学习吧！我们党委好像比较满意学生的四分、五分，虽然提出学生要独立思考，可是具体怎样贯澈到教学中去，研究的很少。此外像二年级普遍要求旁听英语，可是学校不深入了解和研究，就下令禁止去听，俄文学习同样很乱。不少人反映：我现在成绩还同高三时差不多，学校对同学外文学习极不重视，结果毕业时一门外语都不掌握，这同大学生的称号不太相称。又像目前学生中课外知识异常贫乏，党委对这种现象毫不在意。作为一个大学生决不能像中学生似的只学好了书本上的东西就够了，而必须广泛的知道一些与本行有关的课外知识。但领导上对此提倡的不够、重视的不够。 + +　　先报告再讨论不是唯一的方法 + +　　再从政治教育工作中来看吧。我们学校里思想工作中经常不变的使用“先报告再讨论”的方式，当然这个方式是好的，可是不能是唯一的，党委同志最好能通过团组织、学生会、工会和其他青年组织，进行既有思想内容又适合青年特点的思想教育活动。我觉得党委会过去对学生会领导的不够，否则过去学生会工作不会这样不好(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对锻炼，党委领导同志同样重视的也不很够。 + +　　不能用“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存在的”来遮盖缺点 + +　　总结上面所谈，我们可以知道我校领导同志们对同学要求不是高了而是低了，对於教育同学所得到的成绩是或多或少的有些满足，我们在领导同志报告中可以常常听到“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存在的”这类的话。毫无疑问这句话是对的，但是不能因此忽视了遮盖了我们的工作中的缺点。现在，学生质量还不能满足同学需要，当然同学要负很大责任，可是上面提出的许多问题不能说与领导无关。尤其同领导上对此问题的理解有更密切的关系。去年曾搞了一次教学改革经验交流，也曾讨论了“因材施教全面发展”的问题，可是没有下文，学校也不向同学讲讲这些重要的问题。这样很不好。 + +　　最后，我特别希望通过党的这次整风，能把现在学生的水平更实际估计一下，对教育学生的目标更具体深入的研究，并确定怎样贯澈。 + +　　 来源：北京医学院出版《北医》，1957年5月2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30.txt b/CCRD/1/3/2/00063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305739ccb243115253fa3236b99e358dfd9bff9 --- /dev/null +++ b/CCRD/1/3/2/000630.txt @@ -0,0 +1,33 @@ +# 阿壩藏区上層目前的主要思想情况 + +　　新华社成都４日訊 中央慰問团第三分团在阿壩藏区以及甘南藏区碌曲、瑪曲县，举行了中上層座談会，征求他們对政府工作的意見。从他們的發言中可以看出目前阿壩藏区上層分子主要的思想情况如下： + +　　（１）还没实行社会改革的牧区中上層人士，普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有顧虑。一部分人对社会 + +　　主义不了解。如若尔盖的上層認为社会主义就是共財产、消灭宗教。多数人覚得社会主义道路，全国人民都要走的，我們也不例外，但都强調群众覚悟低，希望慢慢来。 + +　　这次慰問团到处宣傳解釋了中央关于不斗不分、不划阶級、牧工牧主兩利的政策后，中上層对社会改革有一定的認識。但是他們怀疑政府是否言行一致的問題。如瑪曲副县長阿盖（乔科土官）就説：“政府宣傳不斗不分、不划阶級、牧工牧主兩利、信教自由，希望説話算数，不要过几年后又变了卦。” + +　　已經实現了社会改革的农区中上層人士，一般都拥护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一些被錯划了成分的中層、喇嘛，在改革中土地調剂出去过多的中农，只分到坏地和远地的地主，土地被没收的寺院等，对改革还有意見。黑水县扎窩乡喇嘛寺公开要求退还全部被没收了的土地，允許他們出租。 + +　　（２）对宗教信仰自由問題，牧区中上層僧俗領袖人物特别关心，怀疑和顧虑也最大。他們在 + +　　座談会的發言中，强調宗教是藏族的根本，藏族人民离不开宗教。 + +　　他們一方面对中央慰問团到寺庙發放布施、培修寺庙，覚得宗教信仰是自由的，政府是保护宗教的；另一方面他們对規定信教和不信教都有自由这一点，又感到很惶恐。自治州副州長华尔功臣烈的大帶兵官江根説：“这样的規定，对我們寺庙的發展有妨碍，今后人都不当喇嘛，我們的宗教就垮台了。＂ + +　　（３）民族干部的急驟生長，引起了中上層的疑惧。他們虽然当了各級政权、团体中的負責 + +　　人，而屬下却是劳动人民出身的民族干部，是党团員。他們不但管不了汉族干部，也管不了民族干部，实行了改革的农区的中上層对这一点特别敏感，他們感到没有群众了，地位和声望都不如从前了。未实行改革的牧区中上層，对政府培养民族干部，特别是对少数喇嘛參加工作很抵触，但又不敢公开反对。例如阿壩县長特尔多説：“个别汉族干部偷偷到寺院来动員喇嘛出来工作，有的逼着参加，經协商后，这种現象制止了。今后培养干部到群众中去找。最近一兩年中，提拔了一批干部，不久就提得很高，这就搞顛倒了。＂豆根説：“过去吸收民族干部，就没有和我們商量一下，有的坏得很，上層下層都不滿意，没起到好大作用。今后吸收干部，希望和我們商量一下。 + +　　但是，也有很多見識較远的中上層，認識到大势所趋，只有跟着共产党，靠攏人民政府，才有光明的前途。这部分人多半是农区的中、小头人，他們在政府中一般都有位置，生活也比較好，因此，他們要求进步，要求帮助，只担心党不真心培养他們。州文教科長馬俊修（囘族乡老、伪参議）說：“汉族干部和領导干部，只坐办公室，开会，和我們真誠談心少。过去对民族干部，有功，就表揚、提拔；無功，不批評，不教育。这样就妨碍民族干部的提高。＂ + +　　阿壩藏族自治州农業人口六万四千八百四十七户中，有地主三千零十户，牧業人口一万六千七百八十二户中，有牧主八百户；农牧区共有中上層五百八十二人。 + +　　全州有喇嘛寺二百三十九座，活佛、堪布、温布等七百二十五人，喇嘛二万一千人；具有代表性的活佛、喇嘛三百三十人。 + +## 全州有清真寺二十四座，阿訇四十七人，乡老十六人，董事長和董事二十七人。 + +　　总計全州共有各民族中上層人士一千人左右。（王世晉）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19期，1957年2月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31.txt b/CCRD/1/3/2/00063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1132ee1780e6de518af68a041ec2ce7665b34ef --- /dev/null +++ b/CCRD/1/3/2/000631.txt @@ -0,0 +1,13 @@ +# 广州党外人士对党提意见的顾虑很多 + +　　<陈日晶> + +　　新华社广州23日讯　广州市整风运动已经展开，不少党外人士正在对准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提出尖锐的批评。但是至今还有不少党外人士耽心批评了共产党后遭到“报复打击”。他们怀疑共产党请党外人士提意见，是对他们实行“先放、后收、再整”三部曲的第一部。 + +　　相当多的党外人士都相信共产党员不会公开报复，但最怕的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中山医学院教授谢志光还认为对共产党员的批评要是不深思熟虑难保被批评的党员不会暗地里算自己的账。广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民建成员何东海，在中共市委主持的座谈会上揭露了一些党员以党代政的宗派主义后，他说他虽然一面这样向党提意见，一面心里却打起冷颤来。因为他第一次提出的批评意见在报上发表后，他所在单位的中共党支部领导人的脸色曾使他很难堪。不少民主人士在会上批评了党员的缺点，却表示不敢点出被批评者的姓名，有些还怕在报纸上把自己的意见全部都刊登了。 + +　　还有一部分人顾虑自己对党的批评中含有“毒草”，说错了怎么办?有些更耽心批评了党员会把共事合作关系弄坏了，所以他们主张还是“以和为贵”、互相不言谅解就算了。党外人士，还相当普遍的感到过去对党员和领导干部提了意见没下文，恐怕这次批评建议也是不顶用。 + +　　党外人士的顾虑并非毫无根据，目前确实有不少党员还不很愿意虚心倾听党外人士的批评，甚至有些人给党外人士变相的加上一点压力。广州市第六中学无党派人士的教师张鹏代表几个教师向党员的校长提出要求，希望学校油印小报登载群众批评领导的意见。但是那位党员校长立即质问道：“这样做是不是要搞垮党？”有少数党外人士揭露了一些共产党员基层领导干部的缺点，竟遭到被批评者的追查、质问和讥讽。一些高等学校的党外教师，对中共部分基层党委不下决心深入听取意见表示不满。他们用唐诗中“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诗句来形容自己的这种不满心情。 (陈日晶) + +　　 来源： 1957年5月2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32.txt b/CCRD/1/3/2/00063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ff55a6336abed0985f33885378026591d6e5fb1 --- /dev/null +++ b/CCRD/1/3/2/000632.txt @@ -0,0 +1,15 @@ +# 河北省部分农村基层干部对毛主席报告有抵触情绪 + +　　<李朴> + +　　新华社保定23日讯 河北省向农村基层干部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精神以后，许多人都感到：好比吃了良药，心里豁亮多了。但是一些人也产生了不正确的认识及顾虑、怀疑，甚至抵触情绪。 + +　　一、看不见或不承认人民内部有矛盾。认为：我们为人民办事，为什么人民与我们还有矛盾。说我们革命十多年了，革出矛盾来了。老区的基层干部认为现在也不存在人民内部矛盾。密云县徐庄子村主任徐记安说：“我村是二十多年的老根据地，经过数次运动，人们积极拥护执行党的政策法令，还有什么矛盾。” + +　　二、抵触情绪在部分地区基层干部中很严重。他们认为“党中央的方针太右了”。宝坻县有些基层干部听了传达后反映：强迫还不行哩，民主更不顶事，上级会说，让他们实际试试看。成安、栾城等县基层干部认为，和平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宽大无边，怂恿群众闹事。虎皮张乡党委书记刘吉祥说：“打干部骂干部没事，这算什么天下，再这样下去我就回家了。” + +　　在有着“党给群众撑腰，不给干部留脸”的思想支配下，一部分基层党员干部消极、畏难，想躺倒不干，甚至有的提出退党。交河千名屯党员干部自称是‘豆饼’干部，他对基层干部的困难处境作了如下描述：“上级批，群众挤，少挣工分家里还受气。”这个乡的四十二个分支委员中有二十三个不想干了。黄骅县王喜庄子刘献礼听完报告站起来说：“好!我算当不了这个冤干部了，请另选高明吧。”说完就走出会场回家了。该县党训班两个党员听报告后提出退党(已搞通思想不退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基层干部仍然有强迫命令、违法乱记的行为。有的干部打了人还说：“他偷东西是人民内部矛盾，我打人也是人民内部矛盾。”通县古城乡党委书记金瑞明在春节前后打了三次人，听了报告后说：“你说你的我干我的，闹就得镇压，不然世道就变乱了。”他最近又把一个中农，因借别人的粮证，以套购(实际家中没粮食)为名，捆上送了县法院。 + +　　三、不敢向群众宣传人民内部矛盾，怕“烧香引出鬼来”，说什么“家丑不可外扬”，“越宣传矛盾越多”。保定专区最近召开的宣传会议上，有不少的县主要干部也有这种思想。沧县地区对宣传人民内部矛盾有三怕，一怕挤掉基层干部。因而有的认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只能叫干部掌握，不能向群众宣传；二怕乱了，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机关、学校、工厂可以，在农村不能用；三怕一切由群众掌握，政策实现不了。保定地区有的因怕宣传后出事，不少的农业社提出：今年麦收被群众抢了，怎么办？向上级要办法。(李朴据省委宣传部印的“思想动态”和沧县地委宣传部向省委宣传部的报告编写) + +　　 来源： 1957年5月2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