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ff --git a/CCRD/0/8/5/000015.txt b/CCRD/0/8/5/00001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049bd2436b84ee209b3ff158d36550c8bff172b --- /dev/null +++ b/CCRD/0/8/5/000015.txt @@ -0,0 +1,37 @@ +# 上海电影系统清队领导小组关于桑弧放到群众中去的请求报告 + +　　（市革会工宣队第一办公室：） + +　　我系统东方红（天马）电影制片厂原文艺三级导演桑弧，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革命群众作为清理对象揪出。 + +　　桑弧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从1933年起即开始记反动日记，1935年主编黄色的《长城月刊》，公开发表污蔑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反动文章，同时用很多化名在当时的各种报刊杂志上投稿，发表了大量为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党进行文化围剿的反动文章和低级趣味的小品文。 + +　　抗日战争时期，桑弧通过反动导演朱石麟的关系，投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进入了日伪合伙的“中华电影制片公司”，编导了《教师万岁》、《人海双珠》等反动黄色影片，为日寇侵华效劳。 + +　　抗日战争胜利后，桑弧又积极投靠反动资本家吴性裁，在吴开设的“文华影片公司”任编导，泡制了为蒋家皇朝涂脂抹粉、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哀乐中年》、《假凤虚凰》、《不了情》等反动影片，曾受到蒋匪“中正文化奖”、“电影奖”。 + +　　解放以后，桑弧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在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庇护下，十七年来，桑弧又泡制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宋士杰》、《天仙配》、《祝福》、《此路不通》、《春满人间》、《魔术师的奇遇》等为封、资、修剥削阶级招魂，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量毒草电影。 + +　　桑弧与夏衍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泡制毒草电影上来往密切，但未发现组织上和政治上的关系。经过这次全面审查，亦未发现桑弧有其它重大政历问题。 + +　　桑弧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经革命群众多次批判、教育，对自己在解放前和解放后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为资产阶级摇旗呐喊，毒害革命人民的严重错误，有所交代和认识，并表示愿意接受无产阶级的教育和改造。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教导，我们认为：桑弧系资产阶级艺术权威，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放回到群众中去，继续接受教育改造，并适当地给予工作。 + +　　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审批！ + +　　 上海电影系统清队领导小组工宣队：吴树和军宣队：谷臣革筹会：宋定中1969年5月19日 + +　　（【附：桑弧的一份揭发材料】） + +## 揭齐闻韶 + +　　1962年，齐闻韶代表天马厂到北京去领“百花奖”。回来之后，齐闻韶逢人便说，别的都是假的，要拿得出“当当响”的片子，才是真的。他又说，天马厂拍了“红色娘子军”，得了奖，就此身价百倍，人家就另眼相看，他还因此得出结论说，要给厂争牌子，今后非拍“巨片”不可。这那里像一个社会主义企业的厂长所讲的话？ + +　　齐闻韶又说，导演的手一定要伸得长，把好本子抓在手里。他认为谢晋同时抓几条线，是个好办法。他果然号召向谢晋学习。他又说，对于名作家，一定要导演亲自登门拜访，人家才肯把作品交给你。如果让文学部派编辑去连系，往往收效不大。他举例说，北影厂长汪洋带了水华登门拜访柳青，结果柳青就同意把“创业史”交给水华导演。 + +　　齐闻韶对于这种“自由竞争”、“捷足先得”的组稿方式大为赞赏。事实上，齐闻韶多年来在天马厂推行的不正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制片方针吗？天马厂出了许多毒草影片，除了牛鬼蛇神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外，是和齐闻韶的支持鼓动分不开的。齐闻韶不愧为夏、陈黑线的最忠实最狂热的执行者！ + +　　 桑弧7.9.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5/000016.txt b/CCRD/0/8/5/00001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738ea0526ac159ee0e41edf70c9620e0e6e3584 --- /dev/null +++ b/CCRD/0/8/5/000016.txt @@ -0,0 +1,25 @@ +# 上海电影系统清队领导小组关于羽山放到群众中去的请示报告 + +　　（市革会工宣队第一办公室：） + +　　我系统东方红（天马）电影制片厂编剧羽山（文艺五级），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革命群众作为清理对象揪出。 + +　　羽山在历史上参加过国民党部队，先后在国民党部队中担任过护士、上尉军医等伪职。1938年羽山在西安参加过反动的帮会（青帮）组织。 + +　　羽山自1939年2月参加革命（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以后，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1945年春，羽山在晋察冀军区整风运动中，向军区首长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并带头组织“请愿”活动，受到了严肃的批判；1955年，羽山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同情胡风集团分子，曾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田×说：“一个人受点挫折没有关系，不要灰心……”；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羽山又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立场上，散布了一些右派言论，发表了《要不要电影文学》毒草文章，攻击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羽山在右派分子召开的座谈会上叫嚷：“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是领导的教条主义造成的，对领导的教条主义要加以清算……”。 + +　　由于羽山在整风反右运动中散布右派言论，生活上腐化堕落，与政治上有重大嫌疑的骆××私自同居，并多次不接受组织劝阻，1958年12月被开除党籍。 + +　　1962年，羽山向上级党委和原上海市委写信申诉，企图为其被开除党籍的问题翻案（未遂）。同时又抛出毒草文章《续貂篇》，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 + +　　此外，羽山还写了《东风化雨》（小说，已出版）、《纺织姐妹》、《盐都春雷》等其它一些毒草作品，抹煞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歪曲历史，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 + +　　我们认为：羽山历史上参加过国民党部队和青帮组织，并担任上尉军医等伪职，属一般政历问题；羽山加入革命队伍以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散布资产阶级右派言论，写了毒草作品，对抗组织，目无法纪，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根据“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的政策精神，我们认为羽山的问题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经过革命群众多次批判、教育，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政策的感召下，羽山在文化大革命中进一步交代了自己的问题，对自己屡次所犯的严重错误有了一定的认识，有悔改表现，可以给予解放，回到群众中去接受教育改造。 + +　　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批示！ + +　　 上海电影系统清队领导小组工宣队：军宣队：革筹会：1969年5月19日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5/000017.txt b/CCRD/0/8/5/00001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4228e5cab76033918508250143baef060014a81 --- /dev/null +++ b/CCRD/0/8/5/000017.txt @@ -0,0 +1,59 @@ +# 关于内蒙建筑公司围剿“内人党”情况的报告（调查报告） + +## 围剿“内人党”究竟围剿了什么人 + +　　内蒙建筑公司是由原厅建公司，设计院等单位合并而成的，主要是搞建筑安装和勘测设计的。现有职工2282人，其中工人约1800人，占80％。在68年12月到69年3月底的4个多月中，在滕海清同志“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由公司革委会郭××、张××等人，以围剿“内人党”为借口，用骇人听闻的法西斯肉刑手段，把大批的革命工人、革命干部、革命造反派、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打成了反革命“内人党”，残酷地镇压人民群众，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 + +　　据初步统计，公司第一批被打成“内人党”的有121名，被点名和已被确认为“内人党”还没有来得及抓的231名，共352名，占全体职工的15.43％。其中90％以上是工人和工农出身的干部。 + +　　原厅建公司的50名科级以上干部中，被打成“内人党”的和被点名以及被确认为“内人党”的39名，占78％。自杀1名，情况待查。 + +　　原设计院室主任以上干部共16人，打成“内人党”的11人，怀疑2人，占81％。其中自杀1人，情况待查。另外3人因其它问题，也在审查中。 + +　　围剿“内人党”的基本手法是：把原中共厅建公司党委“剿”成“内人党”党委，把基层组织打成“内人党”的基层组织，把原设计院总支打成“内人党”的总支。 + +　　被打成“内人党”的有“五多”： + +　　1、党团员多。机电安装处原有中共党员33名，已打成“内人党”的11名，被大会点名的19名，共30名，占全处中共党员的90.8％。原设计院被打成“内人党”的24名，中共党员18名，共青团员（包括超令团员）6名，全部是党团员。公司机关干部中被打成“内人党”的17名，其中15名是中共党员，占88％。据初步统计，被打成“内人党”的中共党员占全公司中共党员的70％左右。 + +　　2、出身于劳动人民和苦大仇深的老工人多。二处被打成“内人党”的21个人中，贫农和市贫家庭出身的15名，职员和中农家庭出身的5名。公司机关被打成“内人党”的除1名家庭出身于剥削阶级外，其余全部是出身于贫下中农和工人家庭的。三处被打成“内人党”的18人中，绝大部分是出身好，本人在旧社会受过苦的老工人。 + +　　3、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革命造反派多。被打成“内人党”广大工人、干部、党团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大部分一向是站在最前列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的始终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革命造反派，有的初期曾站错了队，但在《红八条》下来后很快就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在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以来也是积极的。 + +　　4、转业军人多。我公司处（科）级以上干部中转业军人很多，不少担任着基层领导工作，他们的绝大部分一直保持着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忠于毛主席，有的身上还残留着弹片。这次很多也被打成了“内人党”。 + +　　5、基层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多。第二、三工程处的第一、二把手，机电处的第一把手和主要成员，维修队的第二把手都被打成“内人党”。还有一处、加工厂、运输队的主要负责人也列入被抓对象。动摇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使全公司的抓革命促生产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 +## 围剿“内人党”究竟是怎么搞的？ + +　　由68年12月郭、张等人派人到乌盟取经，然后就大造舆论，说什么：“加入内人党没有证据，是口头发展的，闲谈中就可以发展你是内人党。” + +　　“重证据不适于搞内人党，因为它是非常秘密的组织”。 + +　　“入内人党的人，如果交待了，全家被杀。”“入内人党的人，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儿女，连老婆也不说。”，但又说：“有一个人入了内人党，全家也都是内人党。” + +　　“如果有人向你暴露了自己的身分是内人党，你也就等于入了内人党。” + +　　以上这些自相矛盾的唯心谬论，都是郭××、张××等人亲自讲的，把他们的想当然当作事实为所欲为。 + +　　公司革委会的一个成员公开说：“驻集宁的人民解放军××师都是内人党。”“乌盟是内人党的老窝，咱们公司是由乌盟回来的，肯定有一大批内人党。”这个人在设计院《围剿内人党》动员大会上杀气腾腾地说：“设计院的内人党不是一个两个的问题，而是有一大批，还有中央委员”。有的人公开说：“公司中共党委就是内人党党委，基层支部就是内人党支部”。“你们这些共产党员就是兼挂内人党员牌子的双料货”；“共产党的书记就是内人党的书记”。这就为以后我公司挖出数量惊人的“内人党”做好了舆论准备。 + +　　12月下旬转入了“围剿内人党”的高潮。他们目无党纪国法，践踏《六六通令》等中央一系列的政策，深更半夜闯入工人和干部家里进行大肆搜捕，随意抓人，抄家，关押，拘留。公司笼罩了一片白色恐怖。 + +　　他们“围剿内人党”的搞法是：由少数人控制专案，首先是对公司和设计院一级的当权派进行严刑逼供，逼出有关“内人党”的所谓“证据”。根据他们的假口供，再抓处（科、队、室）一级的干部，再采取同样的逼供手法，进一步扩大打击面，层层下挖，矛头指向一般干部和工人。对一般干部和工人，仍然采取这种逼供、诱供、套供等手段，以达到证实上面的“介绍人”和继续咬别人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赵××一个人就咬了130多人，涉及到30多个单位，遍及呼市、乌盟、赤峰等地；吴××和李××也咬了70多人；其他当权派也是一样。他们说：“不咬不行，不咬就打，不咬就说破坏挖肃”。 + +　　他们围剿“内人党”唯一奏效的办法，就是私设公堂，严刑拷打。为了避开广大群众耳目，严密封锁消息便于武斗，他们远离本单位到××学院找了一座宿舍楼，外面挂着“学习班”的牌子，实际上是私设的公堂。各处（队）也有类似的“学习班”。在这个“学习班”里黑沉沉阴森森，不挂毛主席像，见不到阳光，充满了行刑、吆喝、辱骂声。武斗刑法达到了令人发指的残酷程度。张××自己说得很明确：“我们可不是吃素的”，“到这里来不死也得扒一层皮”，“这里有72种刑法，你们知道不知道。”群众把这个“学习班”叫做“人间地狱”，“阎王殿”，“虎口”、“渣滓洞”等。在各处（队）办的“学习班”里，被打成“内人党”的工人和干部，当听到：“你要不承认‘内人党’，给你升级，到×院去尝尝我们的厉害”时，就被迫承认或是成批登记。 + +　　他们使用的肉刑，虽不到72种，但也是相当可观的。如： + +　　高级喷气式、戳肋骨、熬夜、开脑筋、推磨、打夯、小鸡点昱、踢小肚子、挂大石头、跪角钢、跪暖气片、跪管子、跪板凳、筛煤球、擦屁股、胯下传活人、吃猪蹄、吃酸枣、大弯腰、挂凳子1个到6个、大弯腰背驼桌椅、用虎钳子捏手指、烟头熏人、悬梁吊打、打嘴巴、薅头发、手指间夹筷子或钢、拧胳膊、扳指头、套炉子、车轮战、钻床、钻凳子、半蹲式平举板凳、压杠子、烧手指、拧耳朵、脖子上挂桌椅左右方向各转50到100次，头撞墙，用板子砍小腿骨、打盒子板、挂煤块或砖块、头挂自行车再大弯腰、举板凳上加开水、拳打脚踢、火烫、火烤、罚站、打脖蹓、大弯腰手提转椅腿、蒙眼堵嘴后毒打，……。等等近60种。这是滕海清“左”倾机会主义血腥镇压群众的铁证。 + +　　被打成“内人党”的工人和干部，都不同程度的尝到了这些独具风格的刑法，由几种到几十种。不仅在肉体上受到了严重摧残，在精神上受到的折磨是难以形容的。现在普遍有神经衰弱、失眠、记忆力减退、关节痛疼、腰椎麻木、浮肿等后遗症。有的还有内伤，有的难以从事体力劳动。 + +　　参加武斗的人有：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人，有进行报复的保守组织头头，还有国民党兵痞，劳改释放犯。他们当中有人说，“你要承认‘内人党’我们就对你亲，不承认就对你狠”。更不可容忍的是，打人最多、最狠的人，在郭、张的眼里都成了“积极分子”。如设计处出席公司“首届学代会”的8名代表中，多数都是打过人的人。其中打人最凶的还被指定为内蒙革委会生建部“学代会”的代表。革命群众气愤地说，“这那里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是破坏政策和打人的积极分子”。 + +　　郭××等人不仅对本单位的人进行武斗，还把其他单位的假“内人党”抓来毒打逼供，拉线挂钩。其中有市革委会的，地毯厂的，第五分校的。张××还亲自带人到别的单位去打人，给找“介绍人”。所以在呼市是出了名的。外单位的同志说：“你们公司在文化大革命中露了两手，一是在二月逆流中白茬皮袄大头鞋到处反夺权，还有这一次打人最厉害，刑法比鸠山还要鸠。” + +　　我公司持续4个多月的，大规模血腥镇压群众的事件，是在滕海清“左”倾严重错误思想指导下造成的。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在我公司的反映。毛主席教导我们：“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将冲破一切阻力，揭深批透滕海清的“左”倾机会主义在我公司的流毒，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斗到底，让毛泽东思想阳光永远普照建筑公司，永远普照内蒙草原。 + +　　来源：《5.22通讯》第5期（1969年6月19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机关批滕联络总站主办。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5/000018.txt b/CCRD/0/8/5/00001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00f1fcdb934b3cf00d22371ac2c9846f5d58203 --- /dev/null +++ b/CCRD/0/8/5/000018.txt @@ -0,0 +1,173 @@ +# 关于目前形势和“新内人党”问题座谈会重点发言（摘要） + +　　1969年6月12日，由呼三司内蒙古大学《井纵》、《批纵》、呼三司内蒙古林学院《红旗》、内蒙古直属机关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第一分校一连《批滕联络站》、内蒙古印刷厂东方红革命造反派《批滕前线》、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批滕联络站》等单位发起的《关于目前形势和“新内人党”问题座谈会》，在内蒙古大学隆重召开。呼市地区、七盟二市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踊跃参加了座谈会。会上呼三司内蒙古大学《井纵》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批滕联络站》代表、内蒙古直属机关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第一分校一连《批滕联络站》代表同志先后发了言。 + +　　会议对目前形势进行了分析，认为滕海清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两大王牌。一是所谓的批判“九月暗流”，二是挖“新内人党”。目前，经过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两个来月的英勇斗争，尤其毛主席“五·二二”批示下达以后，滕海清的所谓批判“九月暗流”这一王牌已彻底完蛋了，第二个王牌“挖新内人党”现已成为引人注目的大问题。因此，会议认为当前一般的批判和控诉远远满足不了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了。彻底搞清“新内人党”问题是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革命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党的需要。也是把批判滕海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的关键问题。 + +　　大会抓住了“新内人党”这一要害问题，对滕海清所挖的“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含义和依据等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滕海清所挖的上有中央，下有支部，具有数十万党徒的、全区性的庞大的国际特务间谍组织——“新内人党”不可能存在。 + +　　我们现将大会3个重点发言（摘要）公开发表做为引玉之砖，愿和七盟二市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共同讨论研究“新内人党”问题，搞它个水落石出，从根本上解决广大真正受害者的政治生命问题，来个彻底翻身，彻底革命！ + +## 呼三司内蒙古大学《井纵》代表发言（摘要） + +　　一、滕海清同志所挖的“新内人党”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 +　　彻底弄清“新内人党”问题是关系到内蒙1300万各族人民政治生命的大问题。要彻底弄清“新内人党”问题，首先必须明确滕海清所挖的“新内人党”的含义。 + +　　人们都知道，内蒙有个老“内人党”。“1925年10月至1936年这个时期的‘内人党’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政党，不应视为反动组织。”“1945年8月18日至1947年5月1日这个时期的‘内人党’的性质是地方民族主义的政党，也不应视为反动组织。”特古斯等人组织的有13名执委的“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在1946年春搞的，仍属于47年“五一大会”以前的东西。可是，特古斯的那一伙人都有严重的问题，所以在没有彻底搞清其问题之前，我们并不排除46年他们搞的那个“内人党”转入地下的可能性。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对特古斯他们那个“内人党”是否转入地下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调查清楚，所以还没有发言权。既便这个“内人党”转入地下，有些组织活动，也只是特古斯、巴图、鲍音扎布、木伦等一小撮有老根子的家伙们搞的阴谋活动。其性质仍与“五一大会”以后在内蒙地区出现过的个别的、人数极少的、相互没有什么组织联系的民族分裂反动小党团一样，是反动的。“五一大会”以后内蒙出现过个别的人数极少的民族分裂反动小党团。这些东西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可能发生，不这样看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这些民族分裂反动小党团，纲领大多也相似，但在组织上则多数是单独的，少数成员之间有某些联系，但还不能认为这些反动小党团就是有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的全区性的统一的什么“新内人党”变种组织。 + +　　那么，滕海清同志所挖的“新内人党”究竟是什么呢？他在今年2月20日在核心小组召开的“内人党”学习班经验汇报会上的讲话中说：“全区性的东西（指‘新内人党’）是61年后形成的。”他还讲过“乌兰夫还有一个暗党，它表面上是共产党，实际上是‘内人党’。”今年1月8日又说：“从党、政、军真是三里五界都有‘内人党’……现在不但军队里有，还被他们夺了权，有的已钻进革委会里来了。”1969年2月26日，滕海清同志抛制的《关于对待“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若干规定（草案》中说：“‘新内人党’是1946年春由哈丰阿、博彦满都、特木尔巴根等一小撮民族反动派为首笼络了一些民族上层分子和蒙族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织起来的。内蒙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乌兰夫，利用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机会和他窃取的权利，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极力网罗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把‘内人党’的头目哈丰阿等人陆续拉入共产党内。从此，他自己成为‘新内人党’的总头目，成为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集团，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1947年4月20日，我党中央明令在内蒙古不组织‘内人党’。‘新内人党’暂时有计划地转入地下。1960年后‘新内人党’进入了组织大发展时期。……经过这个时期的大发展，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一些农村、牧区建立起‘新内人党’组织。” + +　　从滕海清上述讲话和文件看他所挖的“新内人党”就是个“大杂烩”。他把哈丰阿等人46年搞的“内人党”和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以及“五一大会”以后出现过的民族分裂反动小党团都连在一起，甚至把内蒙广大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也和乌、哈挂在一起都打成“新内人党”。搞了“一锅粥。” + +　　然而，滕海清同志这次挖“新内人党”，把最大的决心下在哪里，把最大的力气用在哪里了呢？咱们看看他发动的主要宣传工具怎么制造舆论的事实，就不难看清滕海清同志真正所挖的“新内人党”究竟是什么。 + +　　《呼三司》报68年12月7日第152期评论员文章中说：“尤其是那个‘内人党’有些人以为它是历史的陈迹，不对了！它是一个现行的反革命党，它是内蒙古地区最大的反党叛国集团、最大的特务组织，它一直没有终止过反革命活动和发展党徒。它的人马齐备、组织健全，上有黑司令部，下有基层支部，既有官，又有兵、从呼市到各盟市甚至旗县布成了一张黑网。直至如今，它的党魁还篡夺着一部分党、政、财、文、军权，已经钻进了我们的肝脏，不得了！” + +　　69年1月8日“彻底揭开呼市两次反革命政变的内幕”的长篇文章中说：“呼市两次‘宫廷政变’的幕后策划者是一个，这就是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 + +　　两次‘宫廷政变’的幕后指挥者是一个，这就是反革命两面派高锦明； + +　　两次‘宫廷政变’的基本队伍是一个、这就是乌哈死党，‘内人党’党魁； + +　　两次‘宫廷政变’的别动队头子是一个，这就是神秘人物高增贵。” + +　　文章又说，第二次“宫廷政变”有三部曲： + +　　第一步集体过关、集体站队 + +　　第二步钻进红色政权，大搞“挖心战” + +　　第三步纠集乌哈死党、拼凑政变队伍。这就是高锦明指挥的、高增贵主演的反革命政变“三部曲”！ + +　　69年3月5日发表文章又说“‘宫廷政变’就是内人党向共产党夺权”。 + +　　对此，《内蒙古日报》说得更清楚。它在题目为《彻底围歼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的暗班子》（“暗班子”就是“新内人党”的别名）这篇重要文章中说： + +　　（“这个暗班子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活动极其广泛，实际上是内蒙古地区最大的反革命集团。） + +　　这个暗班子，有五花八门的变种组织。 + +　　那些推行右倾机会主义的人，极力捂住阶级斗争盖子，拼命扼杀伟大的“挖肃”斗争，这是为什么？就是为了保护这个黑班子，不准你触动它一根毫毛，你要挖它，它就要整你。有些顽固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人，本身就是这个暗班子的干将。” + +　　总之，滕海清所挖的“新内人党”就是以“乌兰夫为总头目的”、“表面上是共产党，实际上是内人党”的庞大的、系统的、全区性的、上有中央、下有支部的，“国际特务间谍组织”；也就是把革命领导干部吴涛、高锦明、高增贵等同志和乌兰夫挂在一起的、什么“以高锦明为幕后指挥的”直至68年12月“还掌握军权、钻进我们肝藏的人”为“党魁”（就是指吴涛同志）的、“以高增贵为别动队头子的”、“一个反革命政变的暗班子”；就是从党、政、军，真是三里五界都有的“内人党”；就是“从呼市到各盟市甚至旗县，布成一张黑网”的“内人党”。 + +　　这就是老滕所挖的“新内人党”。在研究“新内人党”问题时不能混淆这个含义。 + +　　他说乌兰夫是他所挖的“新内人党”的总头目是个幌子，他说哈丰阿等人搞的46年那个“内人党”是他所挖的“新内人党”的根子是个借口，他通过这些企图把吴涛同志打成“新内人党”党魁，把高锦明、权星垣同志打成“二代王爷”、“三代王爷”，从而把抵制、反对他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打入十八层地狱，实现他否定《红八条》，为“二月逆流”翻案，在内蒙搞他独立王国才是真的。 + +　　可是滕海清把自己所想当然、用唯心主义观点打出来的或捏出来的“新内人党”，和哈丰阿的老“内人党”连在一起，和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挂在一起，又和在内蒙出现过的局部的、个别的、大多相互没有组织联系的民族分裂小党团，捏在一块，搞成了一锅粥。他在哈丰阿、特古斯搞的那个“内人党”的纲领上加乌兰夫47年4月20日讲话，作为他所挖的“新内人党”的纲领；在哈记“内人党”的证据（包括特古斯那一伙人的有些现行活动的口供）上加“5·1”大会以来在内蒙出现过的局部的、个别的大多相互没有联系的民族分裂小党团的一些证据，作为他所挖的“新内人党”的依据，欺骗领导，蒙蔽群众，企图挽救他彻底失败的惨局。 + +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隐瞒是不能长久的”。我们必须把老滕在“新内人党”问题上的阴谋彻底揭穿。 + +　　二、我们认为滕海清所挖的庞大的、系统的、全区性的、上有中央、下有支部的具有百八十万人参加的“新内人党”不可能存在。其主要依据如下： + +　　第一，内蒙古的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内蒙古的地是毛泽东思想的地。 + +　　中央首长指出：“乌兰夫在内蒙统治20年，是搞两面派的，如果他公开反对毛主席，他一天也不能存在。毛主席的威望在内蒙各族人民心中是绝对的。内蒙有敌人，但总是极少数，不能把乌兰夫的黑线说得又粗又长”。中央首长的指示真是说到我们心坎上了。内蒙古的天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内蒙古的地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地。在毛泽东思想阳光普照下的内蒙古，不可能有像滕海清所挖的那样庞大的、系统的、有百八十万人参加的特务间谍组织“新内人党”。如果像老滕说的那样“内蒙只有乌兰夫一条黑线”，“乌兰夫的黑线又粗又长”，那么，置毛泽东思想于何地？滕海清这样搞，实质上否定了内蒙的20年，否定了内蒙各族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否定了内蒙古长期、复杂、激烈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否定了内蒙古3年来的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就。 + +　　第二，内蒙古党委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委。 + +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老滕不就是“这样的人”吗？他来内蒙以后，主观、片面地把原内蒙古党委看成漆黑一团，说什么：“内蒙古党委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的话，必然出现两个司令部，但是现在看不出他们内部有什么两条路线斗争”。“内蒙党委过去在乌兰夫把持下，在内部就是没有搞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有的只是乌兰夫的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党委、人委是复杂，坏人不少，不这样看不行。但是总有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好人”。甚至还说过，“内人党”中央办事机构就在内蒙古党委。我们认为内蒙党委和中共内蒙工委都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不是什么“内人党”的“中央办事机构”。对中共内蒙工委也好，还是对原内蒙党委也好，必须历史地看，必须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去分析。否定内蒙党委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是完全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不能因为乌兰夫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就把内蒙党委广大干部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都打成坏人；也不能因为乌兰夫包庇“内人党”党魁、老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哈丰阿、特木尔巴根，并拉入党内封为中共内蒙工委委员，就说“乌兰夫的‘民族党’和哈丰阿的‘内人党’亲密无间地‘合二而一’，组成了一个‘反革命暗班子’即‘新内人党’”；乌兰夫在1947年4月20日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上的讲话，也只能证明他搞民族分裂的狼子野心是由来已久的，而不能当作老滕所挖的“新内人党”的纲领。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根据乌兰夫包庇哈丰阿、哈丰阿投靠乌兰夫的扭带关系来推测出乌哈合股建立了“新内人党”，这是根本没有说服力的，是极不严肃的，更不是破获政治案件的科学态度。 + +　　第三，内蒙的广大的共产党员、贫下中农（牧）、解放军指战员是无限热爱毛主席的，颗颗红心永远向着北京的。 + +　　内蒙的广大共产党员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的绝大多数是为党为人民忠心耿耿的优秀党员。 + +　　决不是象滕海清所胡说的那样“共产党支部就是‘内人党’支部，共产党的发展是‘内人党’的发展。”，“有的负责人表面上是共产党的党委书记，实际上是‘内人党’的党委书记。”这是对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诬蔑！ + +　　内蒙部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人民的英雄子弟兵。他们在解放战争时，为解放全国人民流血奋战过，在平息西藏叛乱时英勇战斗过，他们日夜守卫着祖国的北大门。他们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人民的好子弟兵。 + +　　可是老滕诬蔑我们人民解放军，竟然说什么：“内蒙××师、××机关把‘内人党’挖出来了，我特别高兴。……过去这些单位枪杆子基本上掌握在‘内人党’手里”，“除了外地调来内蒙的，内蒙的每一个部队都有不少的‘内人党’。”我们调查过××师，根本没有“新内人党”，可是老滕把××师基本上都打成“新内人党”了，这不是自毁长城是什么？ + +　　内蒙的广大贫下中农（牧）是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他们的红心永远向着北京的。老滕说什么“村村就是有‘内人党’，不摧毁不行，”其秘书又说：“牧区挖‘内人党’要挖到羊群和蒙古包里去”，这完全是主观唯心的胡诌！ + +　　我们再看看党中央、毛主席是怎样高度评价内蒙各族革命人民的吧！中央首长对内蒙当前工作的指示中说：“内蒙的各族人民群众是好的……内蒙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那里的群众没有向外蒙跑的。他们都是心向毛主席，心向北京，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事实也是如此。请看： + +　　锡盟有一位边境牧民无辜被打成“内人党”后，没往只隔几十里远的蒙修跑，而骑着骆驼，千里迢迢去北京，找党中央、毛主席反映情况；边防派出所年轻小伙子毕力格同志被打成“内人党”后，也没有往外蒙跑，而在胸肌上戴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像章，从遥远的边境戈壁滩到北京，找党中央、毛主席反映情况； + +　　××师战士郭建奇同志被打成“内人党”，遭到了严重的逼、供、信和严刑拷打。当抽打他1600多次后，他说：“我不是‘内人党’你们不信我把心掏出来给你们看看。”果真到厕所就割肚剖腹要掏出自己鲜红的心……。 + +　　（锡林郭勒草原的那位牧民，是草原千千万万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热爱祖国的贫下中农、贫下中牧中的一个；） + +　　毕力格同志是千千万万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中的一个； + +　　（郭建奇同志就是草原千千万万英雄的最可爱的人民子弟兵中的一个。） + +　　他们的心都是鲜红的，颗颗红心永远向着党，向着毛主席，向着北京！草原虽离北京远隔千里，但草原人民的心永远和北京连在一起！ + +　　第四，从老滕所罗列的“新内人党”的罪恶活动看一看他所挖的庞大的“新内人党”能否存在。 + +　　滕海清在1969年2月7日给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写的请示报告和1969年2月26日写的“关于对待‘新内人党’的若干规定（草案）”中，都罗列了“新内人党”的主要罪恶活动，其中都有些什么呢？ + +　　其中有“大肆宣传成吉思汗”，“宣传‘三五宣言’宣传‘民族自决’”“大反所谓‘大汉族主义’”，“打着‘民族特点’的幌子，叫嚣要‘踏出自己的路’，拼命推行‘三不两利’，‘稳长宽’等反动的资产阶级的路线和政策”，“极力宣扬反动的‘三基论’”。“还大搞所谓‘少数民族当家作主’，实行‘机关民族化’，‘干部民族化’”，“大搞‘宫廷政变’，‘组织地下黑书记处’，‘代常委’，‘五大委’并在呼市等地区搞反革命夺权”等等。 + +　　这些东西确实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乌兰夫，20年来在内蒙搞的一整套反革命罪行，是他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铁证。可是老滕把内蒙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革命领导干部，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从66年前门饭店会议以来揭露的乌兰夫的这些罪恶活动都说成“新内人党”的罪恶活动，同时把积极揭发这些问题的革命领导干部反过来都打成“新内人党”的“党魁”或“幕后指挥”，把许多坚决与乌兰夫及其代理人王铎、王逸伦斗争的革命造反派打成“新内人党”党徒，你说滕海清究竟想干什么？ + +　　难怪下边许多劳动模范、参加过66年“四合一”大会的都被打成“新内人党”，许多基层党支部书记，贫协主任在严刑拷打下只得承认自己执行过“三不两利”“三自一包”的政策，所以是“新内人党”而登记了。 + +　　（这一论点‘不值一驳，按老滕这个逻辑类推，其他各省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搞修正主义的也都打出一个庞大的“新国民党”或者什么党来。） + +　　第五、从滕海清所谓的证据来看他所挖的庞大的“新内人党”能否存在。 + +　　（1）“二〇六案件”问题。这是老滕及全区挖内人党指导小组组长×××同志唯一的“铁证”。“二〇六案件”的这封信能否成为老滕所挖的庞大的“新内人党”的证据呢？ + +　　我们看来不能。 + +　　“二〇六”案件的信是63年2月6日发现的，是2月3日从集宁寄出的一封信。这封信说：61年11月26日召开了22名代表参加的首届“内人党”党代大会。62年2月3日召开了43名代表参加的第二次“内人党”党代大会，说它党员有2346名了。这封信很恶毒，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民族分裂案件。公安厅发现后，早已向中央公安部报告，至今并未破获。 + +　　所谓“挖肃”斗争就以这个东西为依据挖了“新内人党”。对这封信应当怎么分析？我们与老滕有原则分歧。 + +　　（1）据多方面调查、63年根本未在集宁开过什么“内人党”代表大会； + +　　（2）老滕所肯定的“新内人党”的总头目乌兰夫以及哈丰阿、特古斯，那时根本没去过集宁，车轮战武斗的情况下，经诱供、串供、套供、有些人曾承认过他们搞的，但地点时间又不符合，后来又推翻了。所谓乌盟突破、昭盟突破过的事，都是假的。经革委会“内人党”专案办公室同志去核实，都不能成立。如昭盟突破的也是在逼、供、信武斗下逼着承认了，可是承认的那个人就连“已作修改党章报告”的特古斯的面貌也不知道，集宁火车站在集宁市的那一边都不知道。乌盟那个突破的更是可笑，承认的人说什么信是汉文3张，蒙文2张，用红格纸写的等等，牛头不对马尾。因此，可以说“二〇六案件”至今未破案，作案分子还未捉到。 + +　　我们认为“二〇六案件”不能证明老滕所挖的庞大的“新内人党”的存在。因为： + +　　（1）“二〇六案件”与老滕所挖的“新内人党”的所谓的“幕后指挥”、“党魁”根本没有任何联系，甚至与老滕所肯定为总头目的乌兰夫之流还挂不上钩。 + +　　（A）如果乌兰夫、哈丰阿、特古斯这些家伙真的开了那么一次“新内人党”代表大会，能否把那封信用贰角贰分钱的邮票寄往蒙修呢？难道他们用自己合法的权力或别的更巧妙的渠道不就能够和蒙修联系吗？老滕不是说边防站还有他们的好多人嘛，那么他们往蒙修扔都可以扔进去，又何必贴邮票投寄呢？ + +　　（B）如果乌兰夫、毕力格巴图尔、王再天等家伙真的开了那么重要的会议，又给蒙修写信的话，为什么发现此案后不销赃灭迹而上报中央公安部，导致他们自己的落网呢？ + +　　（总之，把“二〇六案件”作为“新内人党”的“铁证”，是不符合逻辑的。这里有没有一两个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作案的可能呢？） + +　　（2）重大专案的口供问题。据我们初步了解“新内人党”重点人头专案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在严重武斗，大搞车轮战的情况下，有不少口供，可是这些人的口供好多不对口，这些人多数已推翻。所以这些口供不足为证。对此应当进行慎重分析研究。 + +　　（3）其他一些证据。 + +　　（4）党旗：听说搞到不少有锄头套马杆子的旗，这个东西得分析，据了解内蒙历史的一些同志讲，这个旗子在建国以前内蒙地区普遍使用。东蒙自治政府和自治军的旗子就是这样的。其中还有一些伪造的党旗，军区不就是有一个人用自己孩子的红领巾现给作的上面有锄头套马杆的旗子，当作“新内人党”党旗来交上去的嘛。 + +　　（5）党纲：内蒙革委会69年2月26日关于“新内人党”问题的文件中说，“它的纲领就是‘新内人党’党章所规定的‘为实现内蒙古统一和民族统一、独立……，第一步统一内蒙古，继而逢相当的时机在合理的条件下实现我们全蒙古民族的独立和统一。’”又说：“47年4月20日乌兰夫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会上，公开讲：‘我们最后的目标是内蒙古人民共和国’，‘目前的策略是不公开的。将来我们广播到全世界，争取进步人士。如今天独立时国际上不承认，但是我们将来争取国际上的同意。’这就是‘新内人党’20多年来进行民族分裂、背叛祖国的反革命活动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 + +　　前边所说的党纲是46年“内人党”的党纲，把46年“内人党”的党纲当成老滕今天所挖的“新内人党”的党纲是没有道理的。尤其用乌兰夫47年4月20日讲话，作为“新内人党”的纲领，是不符合情理的，特别是当作老滕今天所挖的有百八十万人的庞大的“新内人党”的党纲，这除了说明老滕没有确凿的证据以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 +　　（5）图章：听说在呼盟科右前旗搞出了一个用斯拉夫蒙文刻的“蒙古民族统一党”的图章。我们认为这只能证明内蒙有个别的、局部的这样或那样的民族分裂反动集团。然而这个“蒙古民族统一党”的图章怎么能成为“新内人党”的章子呢？ + +　　（6）电台：据说掌握了几个电台。他们把内蒙公安厅通过公安部挂号搞敌人活动情报的设在内蒙银行的红色电台，也给挖出来了。搞出那么几个电台就能肯定内蒙有个庞大的“新内人党”吗？不能。内蒙也有搞情报的坏蛋嘛。苏蒙修情报员，国民党蒋介石的特务都可能有电台嘛。 + +　　（7）花名册：这一类的证据就多了。不少单位都逼出了所谓的原始花名册。比如：内蒙党委的××也伪造过原始名单。“九大”前夕，党委专案组逼着××等人交出证据向“九大”献礼，争取从宽处理。××就要求给3天时间考虑。3天过后很多人就和他来谈话要证据，当时××说我只能给工宣队政委、队长交。这样别人都退了出去，他就撕开棉裤拿出3张有200多人名单的证据，说是已藏了3年了，专案组的人很高兴，把证据拿到总校专案组一研究，根本不是3年前写的名单，以后斗××时，他才说那是我3天前才伪造的。 + +　　卓资县的一个人也伪造了一个证据。专案组的人打的不行，非要证据不可，结果他就说我考虑几天，有一天晚上他写了一份名单，是有关组织系统的东西，包在腊里，去小便时埋在地下，以后打他要证据时，他就交待了埋在地下的那个证据过了关。 + +　　（内蒙银行×××××交的原始名单的证据，现已破产，工宣队已正式宣布是假的。） + +　　（8）党员登记表、申请书。市政公司发现过21份“内人党真填表”，市医院发现过一份“入内人党申请书”。原来这两种证据还不是本人伪造的。市政公司的“真填表”是有人仿着那个人的笔迹写完后签上其名，并刻了那个人的图章盖上去的。就是坐镇指挥的马伯岩看了后，也察觉到这是一份假材料，因此，他不得不悄悄告诉其亲信可不要声张出去。市医院的“申请书”也不是本人交出来的。 + +　　（9）政变图：××师一个参谋长在严重逼、供、信的情况下，将他们自己学习兄弟部队战备落实计划后，经上级布置绘出的战备图交待为“内人党”“把外蒙合并过来建立蒙古加盟共和国时搞政变的图”。有个作战参谋严刑拷打的情况下，把给干部讲军事课时用的“一点二面三三制战术图”、“辽沈战役战备图”都当作“内人党”的政变图交待了。 + +　　（10）其他：把纳·赛音朝克图的“自由颂”“乌兰巴托颂”等几首毒诗和51年8月出版的《蒙语字典》等也都搜集来当成“新内人党”的证据。 + +　　这一类的证据根本证明不了老滕所挖的庞大的“新内人党”的存在。上述这些就是我认为滕海清所挖的上有中央、下有支部的庞大的“新内人党”不可能存在的主要依据。 + +　　总之，滕海清所挖的庞大的、系统的、上有中央、下有支部的“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无论从理论上或者从实践上看，都是站不住脚的。 + +　　中央首长对内蒙当前工作的指示中说：“你们打乌兰夫、挖内人党这个大方向还是对的。”我们理解中央首长指示是肯定了内蒙清理阶级队伍中挖有老根子的、要搞阴谋活动的那一小撮家伙和挖那些民族分裂反动小党团的大方向，根本不是肯定滕海清所挖的那个庞大的“新内人党”的大方向。中央首长严肃指出：“在前一阶段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中，主要是在挖‘内人党’的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现在对挖内人党的问题，你们第一、要停下来；第二；要给搞错的平反；第三、要放人。”这才是对老滕所挖的庞大的“新内人党”的否定。 + +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老滕就是这样，他不从客观的真实情况出发，而从主观的愿望出发，在没有掌握充分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大挖特挖“新内人党”。他曾说过：“有些单位坏人多，不可能没有集团，怎么会没有组织？他会有的。我们共产党只有3个党员，就要成立小组，他们也会有的。”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不顾事实，只谈‘可能性’简直是可笑的”！ + +　　在毛泽东思想阳光普照的内蒙古自治区，挖出一个世界上也罕见的具有几十万个共产党员、工人、贫下中农（牧）、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青年学生参加的“国际特务间谍组织”——“新内人党”。这完全是老滕唯心主义的产物。唯心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唯心主义必定要破产。中央首长对内蒙当前工作的指示中早已宣判了滕海清唯心主义的破产，落实“九大”精神、贯彻毛主席的各项政策以来的实践也证明着滕海清唯心主义的破产！ + +　　真理必胜！ + +　　让我们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坚决落实毛主席五·二二光辉批示，加强团结、纠正错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稳定局势、共同对敌！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5/000019.txt b/CCRD/0/8/5/00001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9a411ad0b3df981e0c93877b861fa19b0ee3460 --- /dev/null +++ b/CCRD/0/8/5/000019.txt @@ -0,0 +1,45 @@ +# 舌头就这样地被割了——记吴青龙同志受害过程 + +　　<内大“井纵战报”记者> + +## 莫须有的罪名 + +　　“你是内人党！” + +　　“你是叛国分子！” + +　　这是1968年12月下旬的事。吴青龙同志就这样第一次被所谓“挖肃派”们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然而，在吴青龙同志义正言词的批驳下，他们的可耻目的未有得逞。 + +　　吴青龙同志是原辽宁阜新人，今年38岁，蒙族，贫农出身，转业军人，现住巴盟中后旗川井公社白同生产队，当社员。在滕海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迫害下，在挖“内人党”时他被一小撮暴徒们割掉了舌头！ + +## “我要证据” + +　　1969年元月中旬，吴青龙第二次被揪斗了。 + +　　暴徒们为了使吴青龙同志承认是“内人党”、“叛国分子”，使尽了种种法西斯刑法，什么“罚冻”、“罚站”、“抽打”、“拳打脚踢”，什么“车轮战”、“挖心战”都用完了。但吴青龙同志没有承认自己是人民的敌人。吴青龙同志说：“什么内人党，叛国分子，过去我连听都没听过！”“我心里只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我祖祖辈辈子孙后代永远忠于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我要证据！”他们根本没有什么任何证据。吴青龙同志把他们辩的理屈词穷。于是，暴徒们更变本加厉了。等到第四天时吴青龙同志的身体全部冻坏，头部胖肿，满身伤疤，身神再也无力支持了。这样，他只好承认自己是“叛国分子”，而没有承认“内人党”。暴徒们搞了七天七夜车轮战以后，实在得不到什么东西，于元月27日放他回家放羊了。 + +　　（要叛国集团其他成员） + +　　第三次揪斗是1969年2月7日。暴徒们逼吴青龙同志交待“叛国集团其他成员”。他们指名引供，问吴青龙同志说：“巴音抗/杭盖公社革委会常委三生和曾格，是不是？”吴说：“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川抗叛国集团案件。在法西斯刑法下虽然招认了自己是叛国分子，这本来有无限的心愧，又怎能供出别的同志呢？让我供出的这些同志都是贫下中牧（农），苦大仇深的同志，怎能恶心乱咬好人呢！”这样，吴青龙同志不但没有供别人，而且把自己所承认的“叛国分子”也推翻了。于是，暴徒们更加惨无人道，白天搞车轮战，夜间在雪地里冻，烤火炉，并用棍棒、皮鞭、皮带、皮条、马拌抽打。吴青龙同志，在这期间昏过3次。等他第二次承认自己是“叛国分子”时，才叫他去和地、富、反、坏、右一起劳动，达42天之久。 + +## 舌头被割掉了 + +　　1969年3月23日到4月3日，第四次揪斗吴青龙同志。这十几天对吴青龙同志施加的刑法最严，手段最苦。当时，贫宣队已经进驻该队。吴青龙同志想：“这回好办了，早已盼望的贫宣队已来了，该说实话的时候了。”所以他当场就推翻了原来承认的“叛国分子”一事。但正相反，马上遭到了“跪园木棒”、“跪石头子”、“跪方凳腿”、“烤火炉子”等法西斯刑法，第四次昏过去了。等他醒过来的时候，自己已经躺在冰冷的冷房地上，摸摸头，已经肿得斗大了，全身血淋淋。 + +　　3月29日贫宣队突然调换。当新贫宣队还没有来，就在半夜间撞进十来个人打他。吴青龙第五次打昏过去了。 + +　　3月30日早晨大约4、5点钟时候，吴青龙醒过来了。第一眼看见了脸底下地上一大片血，见了自己的鲜血又昏过去了。中午时分吴青龙同志又醒过来时头肿得斗大，心脏、肝脏剧痛，全身剧痛尤其嘴里出血过多，嘴干了。渴得要命，拿起头一天剩下的半碗水要喝。但怎么也张不开嘴巴了。自己就忍受剧痛，用手扒开嘴，满嘴吐出成块凝固的血块。吴青龙同志想这又是内脏出血，想动一动舌头，怎么也动不了啦。用手一摸，呵！半截舌头已经被割掉了，剩下的半截舌头肿得成了满口粗。…… + +　　吴青龙同志的舌头，就这样地被割掉了。 + +## 可以割掉舌头，但割不掉忠于毛主席的一颗红心 + +　　法西斯暴徒们，知道吴青龙快要死了。因此在第五天就把他放了。但，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贫农的儿子吴青龙同志，从死亡的边缘爬起来。他想：“我心里只有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只有一个党，就是中国共产党。我们贫下中农永远忠于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暴徒们虽然割掉了他们的舌头，但割不掉他忠于毛主席的一颗红心。 + +　　他战斗了！ + +　　今天吴青龙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投入了批判滕海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战斗。 + +　　站在草原望北京，心中想念毛泽东。 + +　　来源：《5.22通讯》第3期（1969年6月16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机关批滕联络总站主办。该文转自“内大”中纵战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5/000020.txt b/CCRD/0/8/5/00002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d36c2208763479f6335b54749d34c18b6fbf861 --- /dev/null +++ b/CCRD/0/8/5/000020.txt @@ -0,0 +1,145 @@ +# 滕海清在呼和浩特铁路局《火车头》召开的大会上的检查 + +　　<滕海清> + +　　（（根据录音整理 未经本人审阅）） + +　　同志们: + +　　我今天以万分沉痛的心情，向内蒙各族人民，来检查我所犯的严重错误，我的错误是严重的，决心改正我的严重错误。最近革命群众对我进行了揭发批判，有各盟市、各旗县，各地方来的，在最近一个时期，大约将近30次广大革命群众对我进行了揭发批判，这是广大革命群众，对革命委员会最大的爱护、最大的支持。也是在政治上对我最大的教育、最大的鞭策、帮助、我衷心感激，热烈的欢迎这些同志对我的批判和帮助。我决心在检查以后继续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批判和帮助，用实际行动来纠正我的严重错误。 + +　　我是从1967年4月18日来到内蒙，两年多工作没有做好，特别是在1968年11月以后，在清理阶级队伍，特别是在挖“新内人党”中犯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严重的逼供信的错误，是违反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的错误，错误地批判了高锦明同志，伤害了许多的干部，革命群众，没有按照、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损害人革命的三结合和革命的大联合，以沉痛的心情向内蒙各族人民检查我的错误，低头认罪向毛主席请罪。 + +　　我的错误是多方面的是严重的。主要的是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尤其在挖新内人党问题上，违反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犯了严重的逼供信扩大化错误。错误的估计了敌情，夸大了乌兰夫在内蒙的影响，从而，动摇了在内蒙各族人民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基本信念，内蒙清理阶级队伍是从1967年11月开始的，到1968年8月已经10个月了开始运动发展基本是健康的，成绩是很大的，但是，由于我，对敌情估计严重，总觉得内蒙敌情严重，没有把真正敌人搞出来。我开始认为敌情严重就是在内蒙有过去伪满时代的一股势力，有蒙疆时代的一股势力、有傅作义留下的一股势力，还加上乌兰夫一小撮反党叛国集团，我就把这四股势力集中起来，认为敌人是很多的。我错误的估计了内蒙的敌情。当时，我总认为内蒙的这四股敌人，有伪满时代留下来的一股敌人，留下来的一股残渣余孽和蒙疆留下来的残渣余孽和傅作文留下来的东西和乌兰夫的这个势力，我就认为这个势力是很大的，所以，在清理阶级队伍搞了10个月，我认为还是没有搞彻底，还要继续搞。因此在内蒙第二次全委会。自治区第一次全委会，提出了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斗争，总是说乌兰夫的黑线又粗又长，我这个口号提出来就是错误的。粗，粗到什么程度，长，长到什么地方。所以中央指示，这个口号是混乱的。从提出那个口号开始也就是扩大化的开始。当时，我这个错误地认为，乌兰夫要反党叛国，他必须要组织一股庞大的反革命势力为他服务，但是，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间，在1968年10月间，那个时候清理阶级队伍已经搞出了七万多人。但是，我总认为还没有搞完，还要继续搞，特别是在十二中全会以后，在农村、牧区、街道都轰轰烈烈地掀起来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这个运动。在这个运动中间，群众起来了还是好的，这个时候应当提出，应当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应当防左，但我是一直没有是出来防左。从清理阶级队伍一开始我就是反右的。一直反到今年三月间，我还是反右，这就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教导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以前，应当防右，反右，群众已经发动起来进行斗争的时候应当提出防左。我不是这样的，我一直反右，一直反下去，就这样，越反右，左的东西越来越多，已经反到最后，没有办法收拾了，这种反右的这股风，到下面顶不住，有些同志，在去年八月间，我们常委同志，高锦明同志就提出了防左，那个时候，我听不进去，我认为主要的危险还是右，所以，我这个左倾思想的错误，是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的。 + +　　关于在挖“新内人党”的问题是怎样搞起来的。挖“新内人党”大致搞的经过是这样的：在1969年第三次全委会以前有过研究。老“内人党”是1942年4月20号我们党中央命令才解散的，正式解散是在1947年“五·一”大会把它解散了。解散以后，老内人党一部分骨干有些活动，那么，在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不久，就遇到这样的问题。在内蒙自治区第三次全委会议以前研究过这个问题，那个时候，在第三次全委会以前就肯定了老“内人党”是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内人团”是个进步组织“新内人党”是反革命组织，第三次全委会有一个材料介绍。这个问题以后，在1968年大概是九月间，内蒙自治区机关里边发了一个关于“新内人党”登记的通知，这个通知发了以后，很久没人登记，以后，有些地区，有些单位就开始限制时间登记，比如某一个人某一个时间，12点钟以前必须登记。这当然是个别的地区单位发生这个问题。但那个时候，登记的人很少，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看出来有什么“新内人党”的根据，以后，根据老内人党分子交代的口供，象宝音扎布、特古斯之类这些人交代的一些口供，那么，这些人交代出来的口供不是完全可靠的。在这个时候，我们有内蒙专案办公室的一些把这些材料扩散出去，军队有，地方有，把这些材料扩散出去，散布到有些单位、有些地区、军内军外都有，联系起来。 + +　　在1968年10月份，首先我们有个别的部队已经开始搞起来了，在第四次全委会以后，11月底12月初，部队里面就搞出来了六十个“内人党”的支部，12个“内人党”的党委。在这个会议，乌盟搞“统一党”搞的更早一些，68年我记得是什么时候，呼市也搞过这个党是“真理党”是“统一党”，也搞过，也没有搞出什么东西来，那么新内人党为什么搞出来了，根据什么，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其它的材料，就是根据老内人党的骨干分子的口供和一些线索。这样，就盲目地就把“新内人党”本来是一个秘密组织，地下的一个小组织，把它看成是一个庞大的反革命组织，所以，在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就搞了60个支部和12个党委。现在看，这60个支部12个党委是逼、供出来的，逼出来的，但是，那个时候我相信了这个逼出来的东西，我相信他们逼出来的假材料。 + +　　（群众插说：60个支部，12个党委有证据没有） + +　　等我讲嘛，有些东西基本线索是部队里，现在看那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假材料，都是逼出来的，由于我的主观唯心主义，没有调查研究，所以我就说名义上是共产党的支部实际上是内人党的支部，这个话就是以后扩大化的根据，就是扩大化的根据。 + +　　在1969年同一个同志谈话中也讲过这样的问题，这个同志向我汇报，发现打人的现象有武斗的现象，我当时说打人是不对的，武斗是不对的，有些人不懂政策从正面教育一下，不难解决，还要看到他们的革命性，这就是逼、供、信的证据。再就是1969年内蒙革委会发了一个文件，就是关于处理“内人党”的六条规定，这六条规定，前面几条是对的，不在贫、下中农（贫、下中牧）青年学生中搞“内人党”，但是，下面有一条是不对的，错就错在下面，下面怎么讲呢，就是在贫下中农（贫下中牧）有“内人党”可以正面进行教育，通过学习弄清问题，不再追究。问题发生这个地方，因为它，有“内人党”进行学习弄清问题那好嘛！那就弄清问题吧！因此这个弄清问题一句话不要紧，结果所有办的学习班，都成了逼供信的学习班。有些同志的家中成了集中营，刑法，残酷的刑法，严重的逼供很多地方都是发生在学习班，这个问题实际就是组织上的根据。所以下面办学习班搞逼供信，弄清问题不是“内人党”也要弄成“内人党”，不行要逼要打，许许多多的刑法，从那出来的，就是从六条规定下面两句话那里来的。这些东西你能怪下面吗？不能怪下面，这是我们规定的，下面这样做有下面的指导思想文字规定。要通过办学习班弄清问题，弄不清问题怎样，就逼就打。 + +　　搞内人党扩大化既有理论上的根据，也有逼供信的根据，也有组织上的根据，所以扩大化就起来了。这些问题都是我的“左”倾思想指导下产生出来的，我们搞“内人党”先是从去年11月间（早的是十月间）大部份是11月，很多的是在今年一月间二月间有的甚至三月间还在搞严重逼供信，还在搞。这问题就是我的指导思想，一直反右，一直到今年三月底。这是扩大化舆论与组织上的根据造成的扩大化，逼供信的这个东西，不然，这个严重的逼供信与扩大化全区都是一样呢！不是某一个地区也不是某一个单位，做法、刑罚、逼供信都是一样，当然还有一个统一的舆论根据与统一的组织根据，所以全区都一样，开始由个别单位发展为全区性，如果没有这个思想体系，只能发生在个别地区与个别单位，不可能发生全区性的这样严重的问题。 + +　　下面谈一谈扩大化的严重后果。我最近根据很多上访的同志，革命群众受害者和一些革命造反派、干部、各方面的同志，上来揭发、批判，看出来后果实在严重一些。首先有许多工人、贫下中农（牧）、青年学生、共产党员、革命干部被打成新内人党，把我们自己的阶级弟兄打成反革命，把他们抓起来、关起来，这些同志不是在敌人的法庭刑场上，而是在自己的同志面前，受尽了种种残酷刑罚，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承认是新内人党，但有些同志立场坚定不承认，被打死或被打成残废，有的被逼自杀，打死逼死，全区到底抓了多少？没有办法统计。 + +　　（插话：内蒙打新内人党死了多少人） + +　　我也不知道，没办法统计。 + +　　（群众呼口号） + +　　有不少同志被打成新内人党，家破人亡，有的老年人失去了自己的骨肉，有的青年人失去了自己的妻子、丈夫，小孩子失去了自己的父母（群众呼口号）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社会主义社会新中国，发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内蒙古自治区，是在三年文化大革命建立起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这个事情的严重性都是由于我的错误思想造成的。我对人民有罪。 + +　　我的错误不只在这方面，在政治与经济上也造成严重巨大损失，破坏了社会的生产力，破坏了社会的新秩序，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推迟了内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程。目前，内蒙工农业生产情况是不好的。 + +　　（插话：新内人党有无根据？） + +　　新内人党是一个小的秘密组织，我上面没讲清楚。 + +　　（问：你搞清没有？那些新内人党是什么组织？有多少？在哪？） + +　　我还不懂，请同志们原谅。 + +　　（呼口号） + +　　我们要继续弄清楚。 + +　　（问：你讲清楚内人党这个组织有多大？）我犯扩大化的错误，就是没把这个组织有多大搞清楚，如果搞清楚就没有这个错误了。（问：你在内蒙挖内人党挖了几个月？）由67年11月开始，一年来了（你挖了多少，逼死了多少）我还不清楚，（你拿内蒙一千三百万人开玩笑）我有罪就在于此，（你当时为什么不向群众交待新内人党情况）挖了多少我还没掌握，死了多少人也……（你说内人党上层组织基本摧垮了，你讲没讲？），我讲了，主要是根据60个支部，12个党委组织被摧垮讲的（你再回答有没有新内人党）我今天个人没法答复这问题（你把秘密组织这个必须谈清），我讲不清楚（你这是不是诚心诚意的检查，你这是对全区一千三百万人的态度，滕海清态度不老实想蒙混过关，暂时停止他的检查，由受害者白凤芝控诉。略） + +　　由于我严重错误造成的后果使得下面伤害了很多的阶级兄弟，打击了贫下中农（牧）、打击了我们的干部，这些同志是我们的阶级兄弟，由于我的错误使这些同志在政治上受到了打击，精神上受到了摧残，特别是身体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这些错误的造成，不仅仅在这些方面，在经济方面，在工农业生产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的恶果。特别在农业上今年生产播种面积未完成，现在有许多农村，保墒工作做的不好，今年的收成现在看来是不好的，由于我的错误造成市场供应紧张。我们包头两个大面粉厂现在由于外面粮食送不上来停产了，再过一个时期铁路不能畅通，我们吃饭都成问题，财政收入要不好，这些损失无法用数字来估计，我们铁路运输，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4·13”以前那么紧张我们铁路运输是好的，现在内蒙铁路运输特别是包兰线发生了严重的问题，车开不出去，煤运不进来，粮食运不进来，物资运不出去，造成有些大工厂，发电厂有停产的危险，再不改变现状发电厂也有停电的危险，这样后果是难以设想的，这都是我的错误所造成的。不能怪职工，由于我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现在民族政策民族关系也是很紧张的，在许多单位已经发展到政治上互不信任，有些地区民族团结遭受破坏。我们内蒙地区是处于反修前线，当前阶级斗争、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很紧张是我把军民关系，民族关系，群众关系搞这样如此紧张，相当对立，我十分痛心，十分惭愧。我对人民有罪，有罪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现在我们要挽回这个损失，避免更大的损失，唯一的办法只有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5·22”批示的精神，加强团结，纠正错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稳定局势，共同对敌，目前我衷心希望持有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都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求大同存小异，共同来批判滕海清的错误，批判的越深透越好，政策落实的越快越好，这是当前内蒙1,300万各族人民的革命和团结的大事，现在有些同志自觉不自觉的在袒护我的错误，这是不对的，这是错误的，我的错误很严重，就是要群众起来批判，如我的错误早已批判就可能不造成这样大的损失，由于我的错误，没有及早批判，所以现在遭到这样大的损失，我们有的同志还在那里对我的错误抱有袒护的态度，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的同志应当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听毛主席的话，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话，中央要求批判滕海清的错误，广大的革命群众批判滕海清的错误，和中央的要求完全是一致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同志现在还不按照毛主席的批示和中央的话办呢！那就不对了，在我错误思想指导下，有些同志跟我犯了错误，犯这些错误，都由我来承担，因为我带路把路带错了，责任不在下面，在我，现在就是要求我们那些同志过去受我的害，受我的蒙蔽，我把路带错了他们做了此错事，这些同志起来应当大量揭发我的错误，这才有利。当前稳定局势，不然的话，不批判我的错误就不能够落实政策。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有些同志不是来批判滕海清出错误，而是把矛头指向群众，或是指向造反派头头，这是很不对的，这是错误的，有些造反派的头头，有些革命造反派很早对我的错误有抵制，有批判，特别是现在他们起来批判，这是完全的革命行动，为什么现在不批判我，而要把矛头指向那些同志呢？这是什么问题？！为什么批判的还受批判呢？！这是不对的嘛，批判者不能受批判。他们是抵制我的错误的，批判我的错误，从此以后无论如何不能把矛头指向群众，群众的代表，这样做要继续犯错误，再就是我们对打成内人党受害的同志，这些同志要公开的彻底的平反，给他们平反，现在这个工作有些单位作的很不好，就是不给这些同志平反，已经错了还要坚持错误，平反不给材料，有的把材料转走了，有的复制，有的保存起来了，这完全是违反中央规定的。我们这些同志政治生命遭到了打击，现在我们过去搞错了，打错了，我们阶级兄弟打错了，现在给他们平反，我们抱着什么阶级感情？ + +　　（众问：滕海清同志，我问一下，你说5月份放，7月份再抓，有没有这个事？） + +　　那是什么人讲的？那完全是错误的胡说八道。完全是秋后算帐派，这里有谣言。 + +　　（众问：问你滕海清，你秋后算帐不算帐？） + +　　不算帐，我决不算帐，（众：那你就应很好检查）我有错就错了，我打击了这些同志，我有错误，我有罪于他们，我怎么还算帐，我还算什么帐？我错了嘛，我改正错误。 + +　　（众问：4·18你来内蒙以后，内蒙1,300万人民，内蒙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把你迎接来了，叫你搞什么？你要回答这个问题！） + +　　我到内蒙来，工作未作好，犯了错误，抓阶级斗争未抓好，犯了错误在其他方面也犯了错误，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人民，我的错误，我改正错误。如果说我再要去算帐，还要去抓人，那广大群众可以监督。 + +　　（众问：滕海清同志，我们说的是政治问题，我们内蒙自治区1,300万各族人民，内蒙革命造反派，广大革命群众67年4月18日起把你接到内蒙来，叫你替贫下中农替广大革命造反派说话的，要你替共产党说话的，你到内蒙来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你替谁说了话，你对造反派是什么态度，你对贫下中农是什么态度？对毛主席亲手缔造林付主席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什么态度？你在内蒙古自治区，在内蒙军区挖了60个内人党的支部，12个内人党的党委，这是什么问题？讲清楚。） + +　　我是错误的。我来到内蒙，内蒙的造反派对我的工作是很大帮助，我对不起他们，对不起造反派，特别是在我犯错误的时候。我下面还要讲，我压制了造反派，打击了贫下中农，我的错误很严重，我有罪于毛主席，有罪于人民。错误是我的错误，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吗？ + +　　（众问：滕海清！你为谁效劳，为谁服务？） + +　　我的错误嘛！ + +　　（众问：滕海清你打击了那些人，为什么打击那么多贫下中农？） + +　　（众：呼口号） + +　　对打伤的打死的，打伤的同志要抚恤，要按内蒙165号文件规定进行抚恤，现在有些地方还没彻底平反，要彻底平反，谁秋后算帐留尾巴，那将来以党纪国法来制裁我们。已经错了，不能再错，我们已有罪于人民，不能再犯罪了，我特别希望两种不同观点的群众团结起来，来批判我的错误，不要转移目标，我向被错打成内人党的同志，向打死逼死的同志的家属来问候，将来处理善后同志，受伤同志要公费来治疗，军队医院、地方医院都来作这个工作，对这些同志免费治疗，对这些同志因抓内人党家庭所受的损失要适当地合理地加以解决。 + +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 + +　　我错误地批判了高锦明同志。我想讲一下我思想发展的经过。对高锦明同志，我从67年来了以后工作中和高锦明同志在一起工作，开始我们的关系很好的，以后我产生对高锦明同志的不满，由不满到怀疑，由怀疑最后要把他打倒，这是我思想发展的经过，下面我讲经过的过程，自治区第四次全委会议，在这次会议开始是贯彻党的八届12中全会，但是由于我的错误思想，开会以后不久，这个会议转了向，全面集中力量错误的批判了高锦明同志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我到内蒙以来到67年—68年8月间在这段期间，我和高锦明同志是团结的，我对他的工作是信任的，当时我对内蒙形势的看法和内蒙核心小组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我在9月13日的常委会上的发言，9月8日核心小组的发言很多问题是我讲的，那时我明确表示过内蒙的挖肃斗争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一个单位只要领导上没有掌握什么线索，群众也认为没有了，这个单位应当把挖肃斗争基本告一段落，重点转到其他斗批改方面去。这是我讲的。我还讲了，如果一个单位已经挖的差不多了，继续再挖就挖到好人头上去。我还述讲了斗批改的高潮我们内蒙和全国一样，我们清理阶级队伍搞了十个月，其他地方没有搞斗批改的高潮，我们内蒙也未搞，我们内蒙没有什么特殊，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想这些问题中间和内蒙核心小组其他同志意见是一致的，可是我的思想逐渐的变化，9月下旬到12中全会，我的左倾思想指导下我偏信了社会上的流言蜚语，我的思想对前一段的看法逐渐动摇了。在12中全会期间我在北京，有人整理高锦明同志他们在9月常委会上的发言纪要给我看，搜集了社会上发生的情况给我看，当时有人讲高锦明同志的坏话，但开始我还是坚持我原来的看法，还没有动摇，但是一直到高锦明同志9月25日讲话以后我的看法动摇了，改变了我对高锦明同志的看法，开始对高锦明不满，当时我认为高锦明同志不仅仅是思想右倾，而且9·25讲话中矛头对准了自己，因此我很恼火。那时我们在北京，12月1日和吴涛同志商量写个信给核心小组，这个信是写回来了。当时信一写回来，我就跟吴涛同志讲，高锦明同志有些右倾错误，最近开个核心小组会，开个常委会，高锦明同志检查一下，我们讲一讲就完了。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又听了流言蜚语，有的同志就向我反映，这封信回来以后核心小组大多数同志是不同意，常委思想不通，而且高锦明同志9月25日讲话下边提出要批判，当时我在骄傲自满支配下，加上有些人讲他的坏话，最后回来以后听了这一些谣言，没有按照在北京和吴涛同志商量的去办，回来就开核心小组的扩大会，这个扩大会实际上在核心小组扩大会上大家不同意我的意见，常委和大家思想不通，不同意我的意见，那怎么办呢？采取了卑鄙的手段，召集了各盟市支持我的人参加的小组会，会一开就无限上纲了，当然会议上支持我的人多嘛，产生了会议上的优势，在这个时候，把问题提的很尖锐，在小组会上，我又听取了一些人的发言揭发，对高锦明同志没有很好的研究，反而又进一步怀疑，完全怀疑把矛头对准我，在这次会议上我又加深了我的怀疑。为什么呢？就是学恭同志，原来乌兰夫揪出后，解学恭同志要来，高锦明同志不欢迎，这时候加深了我的印象，啊！你不欢迎解学恭同志来，我滕海清你也不欢迎，所以现在把矛头对准我，加深了对他的怀疑，我想高锦明一定要把我赶走。那时想，高锦明你就是要当第一把手，同时把这些问题和小组会上提出的问题联系起来看，认为高锦明这个人不是个好人，是乌兰夫线上的。我当时这样想，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对高锦明同志的怀疑，又加上对高锦明历史上在档案上作过交待，对他历史上也有些怀疑，就这样一个一个联系起来看和在历史上有些怀疑，我认为高锦明同志不是好人，因此这样群众提出了打倒高锦明的大字报，我不表态，实际上我思想上同情。 + +　　（众：滕海清同志：打倒高锦明是群众提出来的还是你提出来的，讲明这个问题，不准你继续蒙蔽群众！）上纲是我上纲。 + +　　（众：那你为什么说是群众提出来的？打倒高锦明，这是什么问题？） + +　　街上有大字报出来我应该表态。实际上我支持的，（打倒高锦明是群众的大字报还是你运动群众啊！） + +　　我的思想是想打倒高锦明的。 + +　　（众：那你为什么说是群众提出来的） + +　　那不对的。 + +　　（众问：你仅仅是说法的问题吗？你不是运动群众？从二月逆流到九月暗流矛头对准谁呀！） + +　　打倒高锦明问题未请示过中央。未跟核心小组谈。 + +　　（问：核心小组说一致不一致？我们知道的从二月逆流到九月暗流这篇文章核心小组其他同志是不同意发的。你出命令把这篇文章发出去，是不是这个问题？） + +　　我下面还来讲这个问题（众：你回答） + +　　从二月逆流到九月暗流这篇文章发表，在他们写出来后有的同志念给我听了一遍。回来时候，核心小组不同意发表，但是这里面有人搞的鬼，但是这个责任在我，（众问：什么人搞的鬼？），什么人搞的鬼这就不用讲，责任在我，主要是我的指导思想这样搞的。 + +　　（众：别人搞的鬼，不是你滕海海搞的鬼？奇怪！），责任不在核心小组，不在他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众：你现在还推卸责任） + +　　我在反高锦明同志那个时候，我的思想就把高锦明同志当做乌兰夫第二套班子，就是乌兰夫的代理人。我错了，高锦明同志是对的嘛！ + +　　我讲我的思想过程，我的思想不对，这样想的就这样办的，以后高锦明同志那时就是打不倒政治上把你搞臭，就这样开展了由领导从上到下对高锦明同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也就是要把他搞臭，同时没经过中央也未经过核心小组研究同意，我组织个别人调查了高锦明同志的材料，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这些不仅是未报告中央。是无组织无纪律性的问题，而且是我思想上、灵魂上的丑恶。我采取了突然袭击的手段，来打击高锦明同志，这就是在我左倾思想支配下犯的错误。我把他当成坏人，凡是坏人我就整材料，我的思想发展过程就是这样嘛！ + +　　（众：突然袭击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毛主席最高指示就有这条），搞突然袭击是资产阶级政客那一套，对同志搞突然袭击那是什么问题！错误的严重就严重在这个地方，本来这些问题，可以正确的解决，大家开展批评自我批评，而且对高锦明同志这个问题我一直思想上很顽固，没有解决，一直到高锦明同志恢复工作的时候，我思想上未解决，我认为我批判高锦明有错误，但高锦明也有错误，原来批判他是对的，恢复他的工作也是对的。我的思想是这样想的，一直到这次5月16日中央政治局严格批评了我这个问题，我才彻底改正，认识这个错误，我原来认识是批判是对的。你有错误，我也有错误，各打50大板，我这个思想就是这样不通。但是我打击高锦明同志，批判高锦明同志。在批判高锦明同志这段时间他是非常顾全大局的，特别是高锦明同志恢复工作以后，批判我的错误，在这段时间高锦明同志是耐心地批评帮助。相比对照之下，我与高锦明同志比较一下，我的灵魂丑恶极啦，高锦明同志的思想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在这一段时间里，特别是我犯错误，高锦明同志恢复工作这段时期，高锦明同志对我耐心帮助，加上我们核心小组其他同志，权星垣同志、李树德同志、李质同志，我们吴政委都是耐心帮助我的。在批判高锦明错误的时候，一直到这次中央对我批评以后，我才彻底认识到我批判高锦明是全部错啦，是从头到尾错啦，我原来还没有这样认识，我向高锦明同志赔礼道歉。向高锦明同志学习。他的大公无私的精神，我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高锦明同志这样的无情的打击，突然袭击，（众问：滕海清同志我问你，高锦明同志出工作是什么时候停止的？）四次全委会（众：什么时候召开的？）68年11月间，（众问：你报告了谁？高锦明同志是内蒙革委会付主任还是核心小组付组长，你能不能停止他的工作？报请了中央没有？）报中央，中央未批准。（众问：未批为什么停止他的工作？请示报告中央，中央未批准，你擅自停止了高锦明同志的职，你心目中还有没有党中央？有没有毛主席呀？！） + +　　我有严重错误，党组织党纪律。 + +　　（众问：你把中央放在什么位置上？眼里有没有党中央？） + +　　我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忠。 + +　　（众：你是不忠的问题吗？是公开对抗。） + +　　我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很对的。 + +　　（众喊口号：滕海清打击革命领导干部绝没有好下场） + +　　第三，我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我对以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忠。我讲罪恶的事实，在清理阶级队伍以来，中央对内蒙清理阶级队伍总起来有五决指示，第一次在68年2月4日我和李树德同志参加的，谈到清理阶级队伍时中央的同志讲，你们要防止不要把面搞宽了，这个问题，回来没有传达，为什么没传达，那时候从我的思想讲我们清理阶级队伍才开始，还看不出来宽不宽，如果这样讲了，我们下面右倾就来了，我就不讲。（众：你没有看出来，滕海清同志，是党中央英明还是你滕海清英明呀？）当然党中央英明。（众：党中央看出内蒙问题指出来防止扩大化，你还没有看出来！）那是68年2月4日（众：这可以看出来吗？以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党中央在你滕海清的心目中究竟占有多大的地位呀）我对毛主席司令部不忠的地方。那时候2月4日指出来，不要把面搞得宽了。我思想怎么想，我们清理阶级队伍刚开始还看不出什么宽不宽。我是这样想，完全是一种实用主义态度对中央封锁。第二次是周总理转了一个电话的传达。由北京军区付政委陈先瑞传达，我在包头接了电话，陈先瑞告诉：总理让你注意，你们农村搞挖肃斗争，还有打人的。当时我就和陈先瑞讲什么。我想我们农村没有挖肃斗争。我在包头打电话回来以后我也未告诉家里查一下农村搞逼供信。那时68年6月在包头看地方去的也未告诉也来传达，我认为那个问题不存在，也是完全错误的。中央的指示，有没有这件事下乡知识青年揭发的嘛！我没有传达也没打电话回来，这是第二次。第三次在呼伦贝尔盟××统一党的报告，这个报告未看到，他们直接报到中央的，另外康老和江青同志姚文元同志批示防止扩大化。这时候大约在八月间，以后军委办事组发了一个电报，发到内蒙古军区，内蒙军区发到部队。但是革命委员会没有看到，没有研究，这是第三次。第四次在1969年的二月4号我到中央去汇报的时候中央同志讲内蒙清理阶级队伍步子不要太快了，这个问题回来传达了，但是没有领会到中央同志步子太快了的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我们已经搞错了，扩大化了没理会。还有一次总理讲要接受鄂豫皖打改组派的教训和江西打AB团的经验教训，回来我找我的笔记，没有。是中央全会讲了，我没记上。在3月15日谢富治温玉成同志找我与吴德、郑维山、陈先瑞谈话的时候，要我们注意鄂豫皖打改组派、江西打AB团的教训，这是第四次。第五次就是在九大期间。中央对内蒙扩大化的，在3月9日的晚上康老批判了内蒙有严重的逼供信，以后可能是4月17日晚上，康老打电话给吴涛说：主席讲了“内蒙已经扩大化了。”这个问题，我们当时没有迅速地传达到内蒙。九大开会后才回去传达。我对中央指示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我认为需要就传达，有的我认为还没有那个情况，中央没有搞清楚，我们自己注意就是了。我就没传达，这不是认识问题，而是立场问题。对这个问题，广大群众气愤，我认为是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的。我这个问题中央指示不是认识问题而是立场问题。这是对以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也就是对毛主席的不忠，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忠的表现。但我有决心改正，我今后对中央的指示以我的生命和党性来保证，原原本本地理解的传达，不理解的也传达。这样我在今后才能少犯错误。我这次犯错误就是没按中央的指示办事，所以错误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 + +　　中央的指示站得高看得远，很久我没看清楚，所以我一直抱着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这是不能容忍的。党性不能容忍的，想起来是很痛心的，象我对毛主席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采取这样的态度算什么样的共产党员？不算共产党。我要向中央向毛主席请罪，向广大人民请罪，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毛主席。 + +　　讲一下我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我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是多方面的。一个是乱提口号，比方毛主席在党内要吐故纳新，我拿到革委会，在革委会搞吐故纳新，使得刚建立起不久的革委会遭到冲击，受到很大损失。在今年一、二月份，有一半革委会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现在还有革委会处于瘫痪。这是在第四次全委会纪要上提出来的口号：“反保守、反复旧、吐故纳新。”这口号是错误的。不能把党的吐故纳新拿到革委会来，革委会吐多少纳多少呢？我错误地理解了这个问题。在挖“内人党”中吐故纳新中革委会受到很大冲击，有一些瘫痪了，这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 + +　　我的多中心论还有随便个人发表议论，到处讲话。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报纸上经常发表我的讲话。还有多中心论，滕办是高于革委会，高于军区党委之上的。手伸得很长。比如：铁路机务段就是我那个秘书的“成绩”。我上次讲过这个问题，这是多中心论严重的表现。还有报纸上经常出现与毛泽东思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唱反调，比如以“狠”字为基础这文章，虽然我不知道这文章。但是这是我的指导思想。“从二月逆流到九月暗流”这文章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所谓历史误会，连造反派也误会进去了，革命领导干部也误会进去了，实际上起到为二月逆流翻察的作用。还有一篇文章，是打倒假洋鬼子，这些文章我看没看是另一个问题，但这是我的指导思想（众：你对造反派是什么态度）打倒假洋鬼子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实际上打击了老造反派，完全不对。（打倒假洋鬼子你怎样表的态？你不是说大方向正确吗？）对！对！当时我就是这个思想。我不能说我没看就推卸责任，那是我的指导思想，还有多中心论，下面有些人吹捧我，吹捧的这些人我是欣尝的。后来我批评他们就是要树立个人的威信，搞多中心论最严重的是对中央指示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 + +　　还有一个对“工人阶级领导—切”在这个问题上也有错误，比方厂矿、企业派工宣队，向外地派工宣队，结果工宣队由于我的错误思想压制造反派，这是严重错误的。（你派工宣队是工宣队领导革委会还是革委会领导工宣队）开始工宣队一定要支持革委会，后来，实际上工宣队领导了革委会（那你对革委会什么态度，你把革委会放在什么地位，为什么在革委会要吐故纳新？）我对“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理解有错误，通过什么领导一切，这问题当时没解决（呼口号）。 + +　　我对群众的态度问题，我对群众的态度也就是包括对造反派的态度，在我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在全区一部份造反派受压。我对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采取错误的办法，我对革命群众组织基本上采取了压服的办法，压而不服，采取蛮横独断的组织措施。特别是在反高锦明的右倾错误以后这一段，有一派群众组织不愿反高锦明，那是对的，但那个时候，不反高锦明的，我就把他当成右倾保守势力。我对群众组织中采取粗暴的态度这完全是违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所犯的对造反派压制一个是乌盟的“3·26”事件，把他说成是为乌兰夫翻案，为二月逆流翻案。对造反派进行了压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在呼市也有。比方：几个大学，特别是师院、内大是我直接插手的。那些调子是我自己定的。比方工宣队进去了，要他们依靠某些人反对某些什么人，这调子都是我定的。比如铁路局的王世芳到内（蒙古）大（学）当工宣队长的时候，我叫他支持哪些人，不支持哪些人，实际上王世芳做的很对，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要一碗水端平，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要支持，而我是支一派，压一派。有些同志撤了职回原单位后把他当做犯错误。我想这些同志不是犯错误，他们是对的。我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我向王世芳同志赔礼道歉，比如师院革委会付主任秦维宪、丁克明同志，抵制我的错误。那时我就采取粗暴的办法，把他停职，反省。我要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使他们在政治上很快地平反，照常工作。当然这个问题不怪宣传队，他们是执行者，主要是我的错误，我要负责。而且对巴盟“直联”和满州里的上访人员，他们要来汇报，我没听他们汇报，而且叫群专把他们强制起来办训练班，这种作法完全是错误的。还派了不少宣传队到各个地方压制了造反派。宣传队进到一些地方，代替了革命委员会，我错误地理解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还有些地方虽不是我插手的，但是受我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全区造反派受压，这是存在的。当然也是受我的错误思想支配。我向全区造反派受压的同志赔礼道歉！被打成右倾势力“小高锦明”，戴了莫须有政治帽子的，给这些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工作。对那些由于给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犯了这样那样错误的同志如：工宣队、军宣队（包括军队支左人员），他们都是执行的，他们只要总结经验，落实政策那就行了，他们是受我的蒙蔽的，执行我的东西，他们没有责任，责任由我一个人来承担，我同样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我希望工宣队、军宣队（包括支左的解放军）要和造反派一起共同起来批判滕海清的错误。要支持大家来批判，不要阻碍这个批判，只有这样才能团结起来，总结经验，落实政策，稳定局势，共同对敌。的确现在我们有一部份宣传队同志，有一部份解放军的支左人员，在批判我的错误的时候还不理解，我希望这些同志应该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话，按5·22批示坚决执行。我对不起内蒙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内蒙最困难，最紧张的时候坚决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但是以后由于我的错误，对这些同志进行了政治上的压制，打击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我的无产阶级的党性，越来越少了。我很对不起内蒙广大的造反派，我向全区的革命造反派赔礼道歉！要求他们来批判我的错误、帮助我改正错误。我的错误在全区造成了严重的恶果，混淆了阶级阵线，伤害了党的民族政策，影响了各族人民的团结。在干部、群众思想上造成了严重的混乱，也有许多同志跟着我犯了很多错误，一个是上下之间，同志之间的感情，由于我的错误使许多同志不融洽，由于我的错误使许多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受到损害，严重的阻碍了革命三结合、革命大联合的发展和巩固。我的错误辜负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的培养和教育，辜负了广大人民。内蒙一千三百万人民和各族人民对我的帮助和教育。我向这些被害的同志赔礼道歉，向内蒙1,300万人民承认错误，低头认罪，我还要说一下：我在犯错误期间，核心小组同志和常委同志批判我的错误。比方，郝广德同志、霍道余同志、王志友同志，加上刘立堂同志，还有许多同志，都是抵制我的错误，批判我的错误的。他们的确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但这些同志在我犯错误期间他们做了大量工作。当然，也有部分由于我犯了错误，他们受了蒙蔽，跟着我他们做了一些错事，这些责任不在他们，这些由我来承担。我的错误千错万错，最根本的一条是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学的很差。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改造的不好。没有接着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到内蒙来，在内蒙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牧）、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粉碎了二月逆流，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内蒙问题决定也以后我才来的。当时内蒙阶级阵线已经分明了。政策已经定了，重要的问题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处理了。内蒙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是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部署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些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一切胜利都归功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但我却把这一段成绩都记在我自己帐上。我骄傲了，自以为是了，在胜利面前昏昏然。所以听不进逆耳之言。只愿意听歌颂的话。真是骄傲使人落后。我的骄傲是自己错误的起点。内蒙古革命委员会成立了，红太阳照亮了内蒙古草原，我作为内蒙主要负责人之一，这就是看是否真正忠于毛主席，这是一个严正的考验，是不考试的考试。我在这次考试中间，是不及格的！是吃鸭蛋的！我骄傲自满的结果导致我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头脑闭塞偏听偏信。对内蒙阶级斗争的分析是采取主观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形而上学的，不是按毛主席教导那样，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而是一知半解，偏听偏信，轻易表态使许多同志受到打击！我过分地相信我周围的那几个秘书，对核心小组同志，常委同志正确意见听不进去，在我的默认、怂恿下做了很多的错事，我的领导作风有家长式的领导作风十分严重，我违背了毛主席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损害了集体领导，我们核心小组里面，常委里面批评和自我批评很不正常，由于我的独断专行很多同志不敢讲话，特别是讲反面的意见我听不进去，一听到反面意见就顶回去，那还有什么民主呢，没有，有的就是一言堂。个人独断专行，飞扬拔扈，我只能看到人家有错误，从没有看到自己有错误，我骄傲自大摆老资格，对群众代表，群众干部，地方干部不尊重，我对核心组几个老同志很不尊重，我对群众代表很不尊重。这样我实际上成了一个孤家寡人，周围的小圈子就是那几个秘书，面越来越小，耳朵越来越闭塞，这样怎么能不犯错误呢？根本的原因不管对群众的态度，对同级的态度，都是没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只要人家尊重我，我不尊重人家，我革人家的命，而自己不革自己的命，所以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摆老资格，官架子很大，所以在每次政治问题上都没有整到我头上来，只是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动力，而没有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对象，而且好吃老本，老本已吃光了，当然要犯错误，头脑中私字占领，我实际是对毛主席不忠，对人民有罪，我忘了本，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有罪于毛主席，我的错误主要是头脑中毛泽东思想太少了，这是我犯错误的根本原因。这次广大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热情地尖锐地批判我的错误是对我最大的关怀与爱护，最大的帮助，非常必要，非常及时我再三请求：不同观点同志团结起来，迅速批判我的错误。我也决心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正确对待错误的伟大教导，不断检查我的错误。我愿意脱裤子，割尾巴。我坚决，我有决心纠正我的错误，当然，纠正我的错误，从主观上讲是我自己责任，外因是个条件，内因是根据。但是我犯错误很严重，认识错误很迟顿。所以，还要广大群众给我帮助，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我要同吴涛同志、高锦明同志，权星垣同志、李树德同志以及内蒙革委会常委，内蒙军区党委全体同志，紧密地团结起来，我决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期望，我争取尽量按我自己的决心作好内蒙的工作。 + +　　当然，要做好内蒙的工作，那就要彻底地把我的错误纠正，也就是我真正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才能做好这个工作。象我上面讲的那样一些错误，这些错误不改正工作是做不好的。不可能做好工作，所以，我们要彻底地批判，改正我的错误。我要刻苦地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来革自己的命。革命只革人家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命是革不好的。 + +　　我还想作个大公无私的共产党员，兢兢业业地。我争取为党再工作几年，永远忠于毛主席，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 +　　我的检查请同志们批评。很不好，很不彻底，怎么办？我想继续接受同志们的批判，到群众中去，在这个基础上，检查我的错误，检查一次、两次、十次八次都可以。只要大家认为我检查的不诚恳，我再来检查，大家认为我检查得不认真，我再来检查。我有决心到群众中去，来广泛取同志们的对我的批评。我今天的检查是初步的认识，很不深刻。我今天讲这些东西供同志们批评参考，这是我今天就向同志们检查这些东西，是向同志们提供材料对我的批判，对我的帮助。今天耽误大家的时间，请同志们继续批判。完了。 + +　　（来源：建工部八局一公司工代会《801通讯》第8期，1969年6月2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5/000021.txt b/CCRD/0/8/5/00002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a66243d6e16952b963809af07a2aceb8466fc39 --- /dev/null +++ b/CCRD/0/8/5/000021.txt @@ -0,0 +1,133 @@ +# 海军军乐队革命委员会文革专案组关于白而强问题的定案报告 + +　　[白而强注：这是海军军乐队革命委员会于1969年7月向上级打的报告。当时被专案组看管在“牛棚”里的我当然根本不知道这一事，还在“认真地”改造自己，不断地进行“自我清算”。有一次，专案组长周慧忠有意问我“对未来处理结局”的想法时，我回答他：“如果定‘敌我矛盾人民内部处理’，对我就是从严！” 结果是，在此报告上报三个月之后，“林彪一号命令”下达，以海军政委苏振华为首的一大批海军老干部被持枪押解到一列开往湖南冷水滩一个农场去劳动改造的火车上。24岁的我也身列其中……林彪事件后，我才看到了这份“定案报告”，并全文抄写下来。作为文革对我的一个永远的纪念——] + +## 最高指示 + +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们打倒。 + +## 林副主席指示 + +　　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 +　　关于白而强问题的报告 + +　　海军军乐队原队员、保守组织“东方红”坏头头白而强，男，汉族，1944年x月x日生,黑龙江省巴彦县人。现家住辽宁省沈阳市。家庭出身职员。本人成分学生。高中文化程度。1963年7月入伍。行政24级。 + +　　白自入伍以来，一贯狂妄自大，拒绝思想改造，追求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有疯狂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与“5.16”反革命集团秘密勾结等严重的反革命罪行。 + +## 一 、疯狂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及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 +　　白曾三次以评论画象及诗词手稿为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进行下流恶毒的人身攻击和诽谤。恶毒攻击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早了五年”，“犯了策略性的错误”，“没料到形势的发展”，“收不住了”等等，真是罪该万死！ + +　　1967年1月9日传达了林副主席对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三首长的高度评价，为海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明了方向。但白却狂叫：“这是阴谋”，“是束缚群众的”，恶毒攻击林副主席支持三军是“策略上的让步”，是“屈从三军党委的压力”，是“偏听偏信”，是“受蒙蔽”等等，反动气焰，极为嚣张！ + +　　林副主席指示我们：对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白却叫嚷什么“自己想不通，干脆不照办！”真是反动至极！ + +## 二 、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　　白对无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恨得要死，怕得要命，疯狂攻击文化大革命是“得不偿失”，要“破釜沉舟”干一场。还胡说什么“文化大革命谁有本事谁就能往上爬”；他们是“被利用”了，“现在用够了”，“什么‘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看是造反有罪，保皇有功”。“谁势力大，控制局面，中央就承认，就支持”；为了稳定局势，只能把他们“牺牲掉”，是“枪指挥党”。就在被专政后，仍不甘心失败，用诡密手法写下了黑诗三首，恶毒咒骂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是什么“霜天”、“冬天”、“秋风”，是“鬼喜人愁”。他们“遭踏践”，把反动的“二月逆流”吹捧为“壮景”，狂叫“从头干”，梦想复辟变天，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 +## 三 、疯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 +## (一)、恶毒攻击周总理、江青、叶群等中央首长 + +　　1967年白曾辱骂总理是“老保”。污蔑总理“马列主义水平不高”，“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不一定分得清楚”，并攻击总理“历史上就是有问题。”江青同志是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白恶毒攻击江青同志“没什么水平”、“当初让我们起来造反，造、造、造，造了个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落得这么个下场”；还恶毒攻击江青同志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后，全国好多地方都打起来了“妄图把一小撮阶级敌人挑动武斗的罪责强加于江青同志。 + +## 白攻击叶群同志“水平不行，路线斗争觉悟一点也没有。” + +## (二)、疯狂反对海军红色新政权 + +　　文化大革命中，白积极为反革命分子陈晓翻案，狂叫“不为陈晓翻案，死不瞑目”。对革命领导干部王宏坤政委疯狂的围攻。是“2.3行动”（海直机关及院校保守组织围攻王政委的事件）的组织者之一。白攻击王政委“路线觉悟太低，连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说不清楚。”在王政委“2.9讲话”上加了15处“批注”，大肆攻击；还在王政委家中写了所谓“造反歌”，狂叫“撤他妈的职，罢他妈的官，就把他的X脑袋砸个稀巴烂”等。在“红流”等组织策划者的一系列事件中，白均是急先锋。“2.16”事件中，白更是叫嚷“坐也要坐出一条反动路线来。” + +## (三)、海军“二月决战”后，虽经首长多次耐心教育，白贼心不死，流窜社会，投靠肖（华）、杨（成武）集团。在肖、杨操纵下，伙同军内保守组织策划了“5.13”政治流血事件。白是现场指挥之一。在林副主席表态支持演出后，白仍造谣蒙蔽群众，肆意对抗林副主席，第二次进行冲砸，阴谋扩大事态。 + +　　“5.13”后，冲派组织了所谓“驻京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与肖、杨的御用工具“斗罗筹备处”勾结在一起，死保肖、杨，大反三军党委。白当上了海军文艺单位组织的总头目，并负责动态。在他编写的动态报上，大肆造谣攻击三军党委，并散步谣言说：“三军可能要搞政变”。白还布置人在大院监视三军党委的活动。 + +　　此期间，白还与王、关、戚的黑爪牙马金泉等勾搭上了。白参加了马主持的全面布置反革命策略的“六.四”黑会，并亲自向马汇报他整的三军的黑材料，为王、关、戚反党乱军提供了黑炮弹。 + +　　冲派散伙后，白流窜张家口，东北等地煽动反军，狂叫“军内就是有一小撮”，“这一小撮抓出后形势就会变好”等等。在张家口，白与军事技术工程学院“革造”的坏头头，杨成武的黑爪牙方凡勾结在一起，参加反军游行，刷出“打倒X贺明，炮轰郑维山”的反动标语，还为他们放黑戏“大海”的录音，印歌本，搞剧照展览等等，为他们打气。在剧照展览等的前言中，狂叫“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发起更猛烈的进攻吧！”白并支持方凡搞武斗，支持他们“武装夺取政权”，妄图自己也能随之翻身。 + +　　白在四处碰壁后，歇斯底里地嚎叫“打倒三军就好了！”“三军过后就尽开颜了”真是反动透顶！ + +## 四 、与“5.16”反革命集团的黑关系 + +　　“5.16”反革命集团刚一开始活动，白即密切注视，大加赞赏。1967年7月29日，白在301护校与“5.16”反革命集团军口头目刘秉杰勾搭上了。刘随后三次来海军大院与白密谈。白向刘提供了“‘9.26’报告及‘8.6’真相等两份书面材料，并说：“我从未保过谁，但陈晓是要保的。”白还赞扬“5.16”反革命集团的反动大字报“不是讲的空理论，而是很多具体事实”。他觉得“有道理”。在密谈中，白向刘提供了大量的黑炮弹。如：“军内造反派受压，造反有罪，下次文化大革命再也他妈的不造反了”、“军内的资反路线批判不得，一动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命有罪、造反无理”、“5.13事件是利用军内小将在5.13问题上表现幼稚，耍两面派，压制造反派，欲置死地而后快”等等。在反革命传单“19个为什么”中，就有七处是用的白提供的黑材料。 + +　　白接到“5.16”反革命集团的七种反动传单后，不但不上交，不报告，反而念给“东方红”其他人听，给他们看。后为销毁罪证，私自烧毁。白还到处吹捧“5.16”反革命集团，散步其反动观点，拒不交代问题，疯狂反扑，继续捣鬼。后经七斗八斗，不断地进行政策攻心，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政策感召下，在杨、余、付被揪出后，态度有所好转，能够交代问题，并揭发了军内冲派坏头头的一些问题，认罪态度尚好，在以后的劳动中表现也较好。以上罪行与本人见面后，也供认不讳。承认自己犯下了大量的严重的反革命罪行，表示愿意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 +　　根据其罪行及态度，我们的意见定为敌我矛盾性质，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复员送农场劳动。 + +　　 海军军乐队革命委员会1969．7 + +　　（附件一：） + +　　日记三则： + +## （1966年）10月14日 星期六 晴 + +　　天气骤冷，腰又疼起来。看来即使不处理，我也不能在军乐队呆下去了。算了，离开这没法讲理的地方，以后有机会再回来吧！ + +　　笔简直不能用，一放在纸上，就有可能出现莫名其妙的观点，多少个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在心中翻腾不停。可如果万一把它们抛出来，将会引起什么后果呢？我什么时候能破釜沉舟地干这么一下呢？ + +## 8月15日 星期二 晴 + +　　此时多么需要我坐下来写一份大事记，把文化大革命在我队的历史全盘端出来给人们看一看啊！我等着了，看“左派”们如何处理我！我坚信，我是真正的造反派，是有功的。即使真有一些不可免的缺点错误，我也仍是功绝对大于过的。我的斗争大方向绝不容哪一个混蛋否定！但是现在肯听一听我的观点的人是何等的少啊！怎么去寻找军内造反派的出路呢？ + +## 9月10日 星期日 晴 + +　　……文汇报九-八社论说得好：“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从来如此。”军内何尝不是造反派的一些缺点错误被这只黑手利用了啊！面对目前这个形式，应如何分析，如何对待，如何处理，持何等态度？……一连串的问题都在心中翻腾。三军存在究竟是好处大于坏处，还是坏处大于好处，应如何认识？这些都切需要坐下来仔细想一想。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今天，天派和三军都支持新起派，支持颠覆派（不管颠覆师大革委会，还是工代会……全暂时叫‘颠覆派’），这叫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夺权呢，还叫老保反夺权呢？这样下去算是毛主席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呢，还算是犯了策略性的错误，搞早了五年，因不被群众（真正的英雄）所接受而告暂败呢？到底应如何看？值得深思。 + +　　（附件二：） + +## 诗三首 + +## 初雪有感 + +　　一场薄雪过， 黄笔染枝头； + +　　老叶半绿处， 又添几多愁。 + +　　今朝秋难留， 冬亦不长久； + +　　来年叶落处， 更加绿油油。 + +　　 1967．11．11 + +## 和鲁迅先生诗以解自境 + +## 1967．11．6 + +　　--闻《东方红》解散，鬼喜人悲，恰自陷囹圄，言不能达志，情不可自哀，特偷诗一首以纪之。 + +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 +　　意为革命勇捐躯，谁知身陷囹圄楼。 + +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 +　　莫道瓮内浊尘起，且看神州尽金猴。 + +## 闻后勤《星火燎原》解散，惜多日战友，提笔以纪之。 + +　　秋风萧瑟扫红颜， + +　　霜天将至夏又残。 + +　　万点星火未燎原， + +　　遭踏践， + +　　天公落泪代吾奠。 + +　　一二月份状景观， + +　　岂知一去不复还？ + +　　战士挥泪志愈坚。 + +　　从头干， + +　　烈火狂燃红满天！ + +　　来源：网络材料：http://wolfbai.blogchina.com/2901649.html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5/000022.txt b/CCRD/0/8/5/00002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7896331f20e02e6929034e2198f158c04068e87 --- /dev/null +++ b/CCRD/0/8/5/000022.txt @@ -0,0 +1,17 @@ +# 吴宓请求与工宣队商量治疗腿伤的申诉信（摘录） + +　　<吴宓> + +## 〖吴宓，时任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四川省政协委员。〗 + +　　（吴宓于1969年5月9日在西南师范学院梁平分校召开的中文系革命师生批斗大会上被恶意推倒致左腿骨折，一直未得妥善治疗。此信所请亦未得工宣队批准，遂落下终生残疾。） + +　　张师傅！你是二月初以来，在李园，在梁平，一直管理着宓等的领导人。 + +　　宓自六月二十一日晚回到院本部后，因左腿扭伤，一直在宓家中住着养息，不能行动。（在梁平，每天还可拄木棍、竹竿，走不少的路；现在腿的伤痛有增无减，只能在房中扶着桌子、书架走动，决定不能外出。） + +　　宓现在恳求张师傅在你空闲方便的时候，来到宓家（文化村二舍203室，——靠近新饭厅），容宓向你报告卫生科给宓治疗情况，商量下一步治疗办法（例如，去到市中区，凯旋路，中医骨科医院，用接骨手术，把宓左膝、左胯两处错扭之骨，移回到原来位置上。）……总之待你指导并报告领导核定，遵行。 + +　　· 来源： + +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续编》第九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6年4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5/000023.txt b/CCRD/0/8/5/00002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f0d25e64a972c7e1fa4b7c9e8f1451e8b40f285 --- /dev/null +++ b/CCRD/0/8/5/000023.txt @@ -0,0 +1,15 @@ +# 章士钊为康心如之子蒙冤事给周恩来的第二封申诉信 + +　　<章士钊> + +　　兹有急如星火迫切待命者二事，请依次胪陈如下： + +　　一、（略） + +　　二、重庆康氏昆仲，系钊数十年来之旧友，其门风及一切祖素，皆与蒋介石一无牵涉，此钊所能确切保证者也。不幸抗战时期，康氏在重庆对岸之汪山置有别墅，每周末全家弟兄即归山休息一、二日。不料蒋贼亦采取同一办法，因不期与诸康同时至山，遂有康家儿郎与蒋相遇于途而被要遮不放之事。时康心如之子国雄年不过十一、二岁，钊该时亦正倚居山上交通银行宿舍，可知此种情况足资察证。查△一干儿△△纷扰期间，心如兄弟两人相继物化。其家以文化革命濒于结束，凡儿女等等有职位者俱遵照国家号召分别下放，于是国雄由北京工业管理学校（注：此为章老误记，应为北京机械学院）迁往陕西省汉中农村，此乃事势之所必然，国雄应须遵守。不料国雄转入新校之后，该校群众一口咬定他是蒋贼干儿，实行专政，有病不许就诊，劳累不许歇。三数月间，以致国雄病倒在校，音信不通。此时实际情况如何，该家属虽然无所知晓。国雄之妻陈泽琴是医生，现在朝阳区104干校医务室服务，号称能手。据陈流涕陈述，为此并求钊处代为向 钧院恳请，可否暂将国雄调出汉中学校，交与该妻陈泽琴负责医治。一俟病有转机，再由该院发落。实为公△等情，依钊看来△△△△△生死攸关之急迫重案，此其二。 + +　　近一年来钊为病魔缭绕，迄未痊愈，手软发抖，执笔难艰，实已放弃笔墨，人△△△公△不止半年以上。惟以事关生命，迫不得已，即手迹去幼儿涂鸦不远，亦不敢避。惟千万鉴谅是幸。 + +　　· 来源： + +　　康国雄口述、何蜀整理《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陪都金融大亨康心如之子康国雄的传奇人生》，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5/000024.txt b/CCRD/0/8/5/00002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c17b0aab508d211291d8b0e98e8387ca03310d8 --- /dev/null +++ b/CCRD/0/8/5/000024.txt @@ -0,0 +1,39 @@ +# 上海市电影系统清队领导小组关于解放王丹凤的报告 + +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宣队第一办公室：） + +　　王丹凤，原名王玉凤，女，44岁，浙江鄞县人，家庭出身资产阶级，本人成分职员，原任东方红（天马）电影制片厂演员，文艺五级，民盟盟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革命群众揪出审查。 + +　　主要社会关系： + +　　同事，朱石麟，香港凤凰影片公司导演 + +　　同事，龚秋霞，香港长城影片公司演员 + +　　同事，陈娟娟，香港凤凰影片公司演员 + +## 同事，李萍倩，香港长城影片公司导演 + +## 主要问题： + +　　一、1942年王丹凤随同大汉奸张善琨、徐欣夫等人前往南京代表电影界汉奸文人去祝贺汪精卫“还都三周年”，在庆祝大会中陪同日本人及汉奸文人吃饭喝酒，游山玩水，丧尽了民族气节。 + +　　二、1943年王丹凤在伪华影与日寇合作拍摄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歌功颂德，为日寇侵华作反动舆论宣传的汉奸影片，“春江遗恨”与“万紫千红”，并且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吹捧日本导员，充分暴露了王丹凤积极充当日寇侵华工具的汉奸嘴脸。 + +　　三、在伪华影，王丹凤参加社会活动很多，在汉奸梁乐音所举办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宣传“中日友好”、“大东亚和平”等音乐会上常有王丹凤的独唱，唱的是糜糜之音，麻醉和毒害上海沦陷区的人民。 + +　　四、1947年王丹凤在国泰影片公司经老板柳中浩介绍集体参加国民党，领过党证，缴过党费。 + +　　五、1947年王丹凤随同徐欣夫、顾兰君等组织慰问队去嘉兴慰问青年军。王丹凤亲自登台为匪军唱歌表演，并同伪青年军一起吃饭、联欢，在车站上还受到蒋匪经国接见。 + +　　六、王丹凤在解放前，拍摄了大量反动黄色的电影，麻醉人民革命斗志。解放后又受到文艺黑线的包庇重用，拍摄了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电影，为资本主义复辟提供舆论准备。 + +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经过革命群众批斗，王丹凤对自己的问题作了比较老实的交代，有悔改的表现。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的教导，我们认为王丹凤属于一般政历问题，回到群众中去接受教育改造。特此报告。 + +　　 上海市电影系统清队领导小组1969年7月8日 + +　　 工宣队：吴树和军宣队：谷臣革筹会：许广耀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5/000025.txt b/CCRD/0/8/5/00002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12d0630661afdaed71009b5c165e8fa5bd3a61f --- /dev/null +++ b/CCRD/0/8/5/000025.txt @@ -0,0 +1,69 @@ +# 滕海清在内蒙直属机关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检查 + +　　<滕海清> + +　　同志们： + +　　今天我以万分沉痛的心情，向我们直属机关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全体同志们来检查我所犯的严重错误。我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在最近广大革命群众按照毛主席5·22批示和中央对内蒙的指示的精神，掀起了一个批判滕海清错误的群众运动，形势是大好的。最近内蒙核心小组的全体同志连续接见了各盟市旗县上访的同志，广大的革命群众对我的错误进行了面对面的揭发和批判，同时我也到一些单位，接受了群众对我的揭发和批判，广大的革命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这是广大的革命群众对革命委员会的最大爱护，最大的支持。也是在政治上对我个人最大的教育，最大的帮助，最大的鞭策。最近通过广大的革命群众提出活生生的事实，使我认识到我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前天晚上听了我们大学校的一部分的干部和代表对我的错误进行了批判和揭发，我衷心感谢，热烈欢迎同志们对我的批判和帮助。我决心改正我的错误，按照中央最近的指示，要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批判和帮助，用实际行动来纠正我的错误，我从1967年4月18日来内蒙二年多了，工作没做好，错误犯得很严重，特别是1968年11月第四次内蒙自治区全委会最后，在清理阶级队伍特别是在挖“新内人党”中，犯了更严重的逼供信，扩大化的错误，严重的“左”倾思想和错误，违反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各项政策，伤害了很多的干部和革命群众，损害了革命的三结合，和革命的大联合，破坏了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破坏了军民之间的关系，破坏了民族之间的关系，我以沉痛的心情向内蒙各族人民低头认罪，检查我的错误，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向人民请罪，我的错误是多方面的，是极为严重的，特别是在清理阶级队伍挖“内人党”问题上，严重地违反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犯了严重的这样的错误。我到内蒙来，二年多来，特别是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开始以后，我对内蒙的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夸大了乌兰夫在内蒙的影响，我当时把内蒙敌情估计严重，我是把几股敌人合起来作为乌兰夫反党叛国的势力，就是过去伪满时代留下来的一股残渣余孽，伪蒙疆时代的一小股残渣余孽，付作义留下来的一小股残渣余孽，加上乌兰夫一小股叛国反党势力，我把这几股势力集中起来，作为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的一个势力，认为这股敌人的力量很多，所以在清理阶级队伍，从1967年11月间开始，到1968年8月间，已经搞了10个月了，这个时候，由于我的“左”倾思想的发展，我认为内蒙清理阶级队伍还没有搞彻底，还要继续搞，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开始，我一直是反对右倾，反右，这个反右一直反到今年三月间，还在那里反右，越反，“左”倾的东西就越多，越生长。反右的这股歪风刮到下面，下面就顶不住了，这就是我的反右一直反下去，所以这种“左”倾的东西，“左”倾思想就一步一步生长加码。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表面上看来是轰轰烈烈，实际上到下面不是那样，特别是挖“内人党”。去年11月之后，这一段下面不是轰轰烈烈，下面是在那里搞逼供信，搞扩大化，表面上看是轰轰烈烈，实际上下面不是这样，是冷冷清清的，很凄惨的，因为搞扩大化。搞逼供信，打击了我们自己的阶级兄弟，这个矛头不是真正打击在少数的阶级敌人身上，而是打击在我们自己的阶级兄弟身上。我的“左”倾思想发展到去年第四次全会，这时候已经到恶性发展的时候，第四次全会本来是要传达十二中全会的精神的，但是传达以后大方向就转过来了，错误地批判高锦明同志，这样“左”倾思想在全区就进一步地发展，所以在搞“新内人党”的问题就是在反对高锦明这一场错误的斗争中，“左”倾思想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候搞起来的，挖“内人党”就是按照我的主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这个思想指导搞起来的，当时只看到一些口供的材料，没有确凿的物证和其它的东西，只看到这些口供的材料，就信以为真。认为“新内人党”是一个庞大的反革命组织，就在这种“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使挖“内人党”从去年四次全会后，开始从个别单位、个别地区，发展到全区性的，由于我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偏信了一些逼供出来的一些材料，在去年年底时，有的同志拿给我看，有60个内人党支部，12个内人党的党委，我就相信了，实际上这些东西是逼供信逼出来的，现在那些党委和支部都平反了，可是当时我就相信这种假材料，偏信了一些非常不真实的口供材料。我说过“共产党的支部名义上是共产党的支部，实际上是‘内人党’的支部。”这样我非常错误地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这种谬论，这就是以后搞扩大化的依据，为什么扩大化在全区各个地方那样子严重，这就是我说这个话，作为扩大化的根据了。同时我还说过：“在挖‘内人党’中间，有搞武斗的现象，有打人的现象，我说：‘打人是不对的，有些人不懂政策，从正面教育一下，问题不难解决。’同时我还说到，这些同志革命热情是很高的，应当保护群众的积极性。”这样就是我们全区搞逼供信的根据。（口号）不仅仅是有那些舆论上的根据，而且也有组织上的根据，我们发了一个关于处理新“内人党”的“六条”，前面现在看来是对的，后面有些问题是错误的，那个时候，“六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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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下中农、贫下中牧、工厂的工人、学生中间不抓“内人党”，不搞挖“内人党”的运动。但是这个文件上留了一个尾巴，就是说在农村、牧区、工人中间发现“内人党”，通过办学习班、正面教育，弄清问题不再追究，那么问题就出现在这个地方。你要通过办学习班，要把问题弄清楚，问题弄不清楚，他就不放嘛，结果我们办的学习班不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而是逼供信的学习班，最近我们接触上访的同志，大部分都是在学习班里面搞逼供信，残酷的、各种惨无人道的刑法都产生在学习班里面，但这问题不能怪下面，这是由我来负责的，这个也就是搞逼供信的组织上的根据。不然这种逼供信，这种残酷的刑法，不可能在全区那样的普遍，因为我们有文字的规定，这样不仅在扩大化逼供信，打击了我们自己的阶级兄弟，而且是在学习班，在其它的地方，许多我们的阶级兄弟遭到了惨无人道的这种刑法，刑法之多是罕见的，残酷的程度我从来是没有见过的，各种刑法用尽了，这些刑法不是对着阶级敌人而都是对着我们自己的阶级兄弟，贫下中农，农下中牧，共产党员和我们的革命干部。所以我犯这种错误，其恶果那实在严重极了。我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讲了很多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的谬论，这些错误的谬论，是要求我们的群众起来彻底地批判，我说过：“‘内人党’中央机构就在我们呼和浩特，在我们机关里面。”由于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我在内蒙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还讲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话，我在这讲过这个问题，说我们机关里面干部50％－60％是好的，那就是说还有30％－40％是不好的，这是完全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的谬论，这样我们机关的干部，在挖内人党中间，很多的同志，被打成“内人党”限制了自由，遭到残酷的打击，有的被打死打伤，造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些同志受到了迫害。我这种错误思想要彻底批判，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干部95％以上都是好的。我公然讲出这样的话，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我讲这句话使许多的干部受到了打击受到了迫害，我向这些受打击受迫害的同志，向他们请罪，向他们低头认罪，请这些同志起来批判我这个谬论，彻底批判我这个谬论。我向这些政治上受打击，精神上受摧残，身体上遭到了损害的这些同志和他们的家属、小孩表示慰问，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而且要向他们请罪。由于我的“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把内蒙的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我们内蒙的全体人民，全体干部，是热爱毛主席的，忠于毛主席的，忠于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内蒙的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内蒙的地是毛泽东思想的地，由于我这个严重的“左”倾错误，动摇了内蒙广大的人民对毛主席的这种热爱的信念，这个罪恶是非常严重的。由于这种扩大化的错误，我们许多的干部受到了摧残，现在我们没有完全的数字统计，如果说我们全区挖“内人党”死伤了一万人，那么它所牵连的不是一万人，起码每家五口人，就是五万人，我们挖“内人党”，不管是挖了廿万，卅万，几十万，这个几十万不是几十万的问题，而是几百万的人民在政治上受到了打击，他们的家属，他们的小孩，他们的亲戚都受到了政治上的打击和歧视，这就严重地破坏了民族关系，破坏了上下关系，这个罪恶不是可以用数字、经济、什么数字可以统计出来的。特别严重的是，我们少数民族的干部有一些单位80％打成“内人党”，有些单位100％打成内人党，而且还有些地方就这样讲，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是蒙族的领袖，蒙族领袖是乌兰夫，这是完全污蔑我们少数民族，污蔑我们蒙族广大的革命群众，想起来是多么痛心的事情啊！我们广大的人民是热爱毛主席的、心向毛主席的、心望北京的，我犯这样严重的错误我们那样多的同志被伤害、被打击，可是没有一个朝外蒙跑的呀！而是朝北京跑呀！（口号）全区各族人民永远忠于毛主席！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我们各族人民是多么想念毛主席呀！怎么这样污蔑我们的同志；他们的主席是乌兰夫不是毛主席，是多么痛心的事情，我的罪恶这样严重，那样多的同志打死打伤，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哪有一个跑外蒙去的，不都是跑到呼和浩特，朝北京跑吗？说明我们内蒙人民是热爱毛主席的，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现在我们这些同志起来批判滕海清的严重错误，完全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执行的，革命的行动啊！好得很呀！这样由于我的错误，使我们的民族关系闹得多么紧张，当然不管是什么民族，贫苦人都是一家人，他们中间没有利害的矛盾，没有利害冲突，由于我这种错误的打击了这些好的同志，所以这个紧张的矛盾不怪群众，也不怪下面，这是我的错误造成的，问题是很严重，我们最近看到各盟市、各旗县，有些公社的同志上来，受的那种刑法，那种残无人道的刑法，而出现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出现在文化大革命三年之后，这样的情况下，这实在太严重了，我对不起我们内蒙机关的、我们内蒙的干部，我们内蒙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七千多人，在大学校成立以后，我除了和我们的一些干部讲了一些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谬论以外，其它的问题我根本没有管，主要的是权星垣同志他们来领导。我们广大的革命干部，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我过去的看法，好象受乌兰夫影响很深，所以就讲我们很多（有30－40）％的干部，那么，就是这些干部不是忠于毛泽东思想的，这实在错误到极点，我们内蒙的干部，内蒙的人民是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口号：我们永远忠于毛主席！各族人民的心永远向毛主席！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由于我的错误思想，我认为我们的好些同志是不忠于毛主席的，那就从我的思想上动摇了我们这些同志拥护毛泽东思想，拥护毛主席的；这是一种罪恶滔天的错误，从事实看来，特别是在我犯错误这一段时间看来，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干部是多么拥护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啊！所以我这个错误不批判，不肃清这个流毒，这个不行，要肃清我这个流毒，批判我这个错误，才能够恢复我们这些干部政治上的荣誉，我们的干部是国家的财富，是党、毛主席培养几十年的干部。乌兰夫在内蒙有它的一定影响，但是毛泽东思想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在内蒙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我对这个问题动摇了，我这动摇了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信念。就是讲我的毛泽东思想在内蒙占统治地位，绝对地位，光焰无际的，这个我发生了动摇，我不是说我们其它同志，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干部是从来没有动摇过的。在这一次我犯错误中间，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人民是多么好，多么相信毛主席，多么拥护毛主席啊！到呼市来几个人，到呼市来干什么？就是到呼市来解决问题，要求平反，要求给他们解决问题，要求支持他们批判滕海清的错误，他们并没有别的要求。他们到北京也是这样的要求，这完全是合理的，完全是正当的，完全是革命的行动，现在情况那样紧张，我们的军队，我们的边防站，我们的战士每一天都守卫着我们的边防，丝毫不动摇，边防的民兵配合我们的解放军守卫着我们的边疆，我们少数民族的干部、牧民昼夜的巡逻我们的边防线，他们是多么关心国家大事，对敌人是多么仇恨呀！种种事实说明我们的干部，我们的人民，（这是中央讲的），内蒙的人民是好的，内蒙的造反派是好的，内蒙的造反派头头是好的。恰恰是我违反了中央的这个指示，我讲了很多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话，那么，在落实政策的时候，现在打成“新内人党”的是没有证据凭口供打成“内人党”的同志，都要一律平反。我过去是相信个别口供，我犯了错误，有些单位，那些口供也是逼、供、信逼出来的，另外有些什么党委，支部，凡是没有证据的，都要平反。我过去说过“内人党”的机构在内蒙机关，是没有证据的，只是凭口供。在平反的问题上，各个地方还有阻力，我希望凡是没有三证的——人证、物证、劳证，只是凭口供的，交出来、逼出来的，都应当平反。毛主席教导要重证据，我过去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不是重证据，而是重口供，现在要改正这个错误，那就是过去那些口供，逼出来的，再没有其它物证材料，那就要平反，整的材料，个人整的，交给他本人，其它人揭发的材料当众销毁，不留尾巴，不准转移材料，不准复制材料，不准再把那一个同志的材料，或是把材料装进档案里去，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不能那样做，现在还有些同志对批判滕海清的错误，思想还没有转过来，我希望这些同志应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按照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办事，我过去犯错误，把这些同志带错了，把它们带错了路，他们受了我的蒙蔽，受了我的欺骗，责任不在他们，现在这些同志应当跟大家一起起来共同批判滕海清的错误，这样才能更好地落实党的政策。 + +　　不管是任何同志都应当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5·22”批示，应按照中央领导对内蒙工作的指示，一定要这样办。在毛主席的“5·22”批示以后，从我个人来说，对“5·22”批示贯彻得不够，没有向我们机关的同志来宣传，组织同志们对我的错误进行批判，而去年批判高锦明的时候，就是很积极的，动员大家起来批判高锦明同志，可是到今年批判我的错误的时候，我反而不挺身而出，号召同志们起来批判，这是继续犯错误，我向今天我们学校的全体同志，检查我前一段没有引导大家来批判我的错误，我今天号召大家起来，不管什么观点应当求大同存小异，但是当前的大方向是批判、纠正错误，落实政策。二十四字的中心的中心是要批判滕海清的错误，才能够落实政策，任何同志抵制，思想不通，都是不按中央内蒙的指示，不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5·22”批示的精神。 + +　　下面我讲错误的批判高锦明同志的问题。我从到内蒙来一直到去年八月间以前，我跟高锦明同志在一起工作，我们是互相信任的。但是，以后由于我的左倾思想的严重发展，这个时候，我就逐渐的认为，高锦明同志有右倾，对他表示不满，由不满，对他采取了怀疑，听到了某一些流言蜚语，我就相信了这些问题，动摇了我原来对高锦明同志的看法。高锦明同志是在红八条上肯定的干部，但由于我的错误思想，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发展，登峰造极的时候，对正确的东西我看成是错误的。高锦明同志对我犯错误以前有些抵制，由于他抵制我的错误，我的思想对他不满，认为他有野心，要把我赶走，特别是在反对高锦明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后，在这个时候，我是无限上纲，已经把他上到乌兰夫线上，把他当成乌兰夫第二套班子，我对高锦明同志在去年十二中全会以后，实际上采取了卑鄙的手段，突然袭击的办法批判了高锦明同志，这完全是资产阶级政客的手段。那个时候，我认为高锦明同志批判乌兰夫以后他要取而代之。是要把矛头对着我，对着我自己。（口号：滕海清陷害革命领导干部绝没有好下场！老滕必须向毛主席低头认罪，决不许老滕蒙混过关！老滕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所以我对高锦明，从我们开始工作是好的，以后对他不满，不满对他采取怀疑，由怀疑采取要把他打倒，那时我认为高锦明是乌兰夫的第二套班子，认为他不是好人，就这一些对高锦明同志的批判，是有组织从上而下是由我领导自上而下的批判的，完全不怪下面，不怪群众，没有经过中央批准止了他的工作，而且没有经过核心小组的讨论，没有经过中央，派人调查了高锦明的材料，历史问题，还有一些问题，这一些不仅是党组织无纪律，而且是一种资产阶级政客，突然袭击，打击我们自己的好同志，高锦明同志是我们革命委员会付主任，核心小组的付组长，工作是有成绩的，做了根多的工作，由于我的个人主义灵魂的丑恶，对高锦明同志采取了这种手段，这从党纪国法上说来是不容许的，而且错了以后，我还迟迟不能认识错误，到中央指出恢复高锦明同志工作的时候，我还认为这样，我批判高锦明批判错了，但是高锦明同志有错误过去批判是对的，现在工作也是对的，我还是这样想法，一直到今年5月16日我们到中央，中央领导同志严肃的批判以后，我才彻底认识到我批判高锦明是完全错误的。原来，我还认为批判是对的，工作也是对的，我认识错误也是很迟的，很顽固的，由于在批判高锦明同志，在全区范围内，“左”倾错误思想发展的最高潮的时候，从这个时候严重的逼、供、信扩大化，挖“内人党”都从这里头一下子爆发出来。我没有听高锦明同志的正确意见，批判高锦明的时候下面很多人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打成了小高锦明或是高锦明的右倾势力等等，我向这些政治上被打击的同志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恢复工作，这不怪下面群众和组织，这主要是我的主导思想办了这种丑恶的这件事情，那末对高锦明同志在批判的时候，以至高锦明同志恢复工作以后，高锦明同志的思想与我的思想相比之下，那是天地之别，高锦明同志是顾全大局的，特别是我犯错误这一段，对我耐心的帮助和批评。可是，现在有一种谣言，说这一次反滕海清是逆流，是高锦明、权星垣搞起来的，这完全是错误的，颠倒是非的，这是破坏我们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团结的，错误是我造成的，群众起来批判完全正确的，是按照中央指示办事的，怎么能说是高锦明同志在操纵的呢？就有这样一小撮人，煽阴风，点鬼火，他们的目的干什么？为什么把这些罪名，错误应当是滕海清的错误，又把这个错误加在高锦明同志身上，这完全是不公道嘛！不合理嘛。完全是捏造嘛！高锦明同志在恢复工作以后完全是顾全大局，完全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完全是按照中央二十字方针办事的，我希望我们听到这些事情，我们要追查，我过去错了，我打击了高锦明，我现在我向高锦明同志赔礼道歉，我向他们学习嘛，他已经耐心地帮助我，为什么现在要把这个罪名加在高锦明同志身上呢？这是完全错误的。同时，我们大学校的同志，很多同志在反右、反对高锦明同志的时候，那些同志的思想是正确的，抵制我的错误的，不愿意批判高锦明，被打成小锦明，这些同志他们是正确的，应该给他们平反，恢复他们的工作，那些过去同我的思想一样，打高锦明同志很积极的同志，也不怪他，那是我的思想，受我的毒害，受了我的蒙蔽，那些同志没有罪，只要现在转过来，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就行了。我们内蒙的，我们机关的干部，我们那些同志由于我过去的错误思想的引导下，使得我们很多的同志政治上受到了打击，而且把这些同志打得灰溜溜的，这个责任主要就是我来负，我要给这些同志恢复名誉，我过去那些谬论是错误的，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现在要批判，要批判我的错误，恢复这些同志政治上的名誉。 + +　　我还要说一点，最近在批判我的错误的时候，我希望不同观点的群众都要起来，现在有人不把矛头对准滕海清，而却把矛头对准某一些造反派的头头，无限上钢，说他们是违反中央的指示，反中央的，这种说法完全是错误的。滕海清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中央也没有计，群众也没有讲就是反中央，为什么我们那些同志做了那样多的工作，起来批判滕海清错误的时候，他们怎么是反中央的呢？那就是颠倒是非了，无限上纲嘛！这个不对嘛！比方我们机关里成立了批滕联络站，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为什么要批滕联络站呢？因为当时没有人领导，大家没有办法起来组织批判滕海清的错误，我认为这是好的，是革命的行动，等以后说不要，那就不要，那还是要批判，不要联络站，不等于滕海清的错误就不批判了。现在有一种谣言，说内蒙马上要停止“四大”了，要打仗了，滕海清调到北京去指挥战斗了，昨天在包头的同志还有讲敌人已经打倒白云了，等等一些谣言，干什么？目的就是一条不准批判错误，那么，我对这些同志，我认为这些同志是好同志，但是他们不愿跟广大的同志起来批判我的错误，我对他们这个问题，我是很……我不支持他们的这个行动，他们是错误的。我还讲到，我说我要改正错误，我就是要站在批判我的错误的同志那一边，我看我的错误才能改正。如果我站在那些同志，不愿意批评我错误的同志，站在那一面，我看我最后的目的，就是身败名裂，只好垮台（群众笑声口号）。我现在对批判我的同志感到很亲近，我最近接见了很多的受害同志，也有其它的一些同志，他们批判我，批判得很严格，我看很亲近，他们真是诚心诚意帮助我改正错误，我深有体会，我很感谢这些同志；而那些同志不批判我的错误，拐弯抹角的造了一些谣言的东西，掩护这个东西，我认为对我不是有好处，而是帮倒忙。同志们想一想，我这个错误这样的严重，不批判怎么得了？我这个批判，如果早三个月批判我这个错误，人民的损失就没有这么大，没有这么大，如果去年十一月间、十二月间、一月间批判，我们的损失就没有这样大，如果现在还是犹豫，不批判错误，我们要挽救我们的损失，那是不可能的。我这个错误后果很严重，比方说民族团结搞得这样紧张，这不是一天半月甚至半年能夠挽得回来的，我们伤害了那样多的好同志，他们对我们怎么看法呀？这不是一下子挽救过来的呀！中央讲四个团结，民族团结、人民团结、干部的团结、军队的团结，严重的很呀！军队的团结现在也是很紧张。（大学校批滕总站当场质问滕海清，提出几个问题，让他当面回答）（众呼口号，并叫滕站起来） + +　　问：第一，滕海清在全区镇压大规模的，把数十万计的革命群众，贫下中农（牧）、工人、革命造反派打成内人党，我们要问：滕海清有什么证据？你在六八年十一月发动大规模围歼内人党的时候有什么证据？你说内人党中央机构就在内蒙直属机关，你现在有什么证据？让你回答。 + +　　滕答：我前面讲了，我没有什么重要的根据，完全是凭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凭那些口供。 + +　　问：你在六八年十一月在全区发动围歼内人党的时候你掌握什么证据？你说内直机关大学校有内人党中央机构你当时有什么根据？ + +　　滕答：我当时没有什么根据，就是凭着那一些口供的假象，逼供信的材料，没有任何的根据，现在看来没有任何的证据，我的错误是完全错了。 + +　　众继续质问：为什么不按毛主席的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的指示办事呢？ + +　　滕答：我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没有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 + +　　问：你必须回答现在内直大学校有无内人党中央机构？ + +　　滕答：现在我没有任何的证据，在大学校现在有中央机构只是口供，没有其它的根据。 + +　　问：那么你现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法，在全区搞这么庞大的内人党，到底是真案还是假案？ + +　　滕答：我在内蒙党委里面，原来我讲过这里面有个中央机构，那是根据那些材料，根据那些口供的材料所讲的，现在没有其它的证据，来证明内人党的机构就在我们机关，现在没有证据材料。 + +　　问：你是根据谁的口供？ + +　　滕答：口供有各个方面的，我想这个问题他既然是口供，是假的嘛，将来给他们平反嘛，我们不好将他们的口供作成证据。我现在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内人党的机关在我们党委机关里边。 + +　　问：你过去传达说是谢富治付总理讲的，表面上是共产党实际上是内人党，这句话是不是谢富治付总理讲的？ + +　　滕答：是我讲的。 + +　　继续问：那你为什么在传达时说是谢付总理讲的？居心何在？（当场念了他当时讲的原话） + +　　滕答：那是我讲的，不是谢付总理讲的。 + +　　问：正面回答？（众呼口号） + +　　滕答：我捏造了中央指示。假借中央首长名义，为我的“左”倾思想服务，我这个严重错误。（众呼口号，要滕回答实质问题，挖思想。） + +　　问：你封锁歪曲中央指示，是什么性质的错误？你为什么要这样干？ + +　　滕答：不是中央领导的东西，而是来推行我的“左”倾路线错误，捏造的。我说我是捏造中央的东西推行我的“左”倾路线错误。捏造的。我说我是捏造中央的东西来推行我的“左”倾错误的。（中间群众插话质问）我这个思想错误，错就错在这个地方。我这个“左”倾思想嘛，立场错了，一切都错嘛！我错了，我捏造了中央首长的东西，我向中央首长请罪。 + +　　（众指责滕海清的态度不好，向他提出几个问题让他下去回答。） + +　　滕：刚才同志们提出的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我现在答复不了，以后研究以后再答复，一个问题就是中央对内蒙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一些指示的经过，中央对内蒙清理阶级队伍的经过，我就是想传达了就传达，没想传达我就是没有传达。一个在六八年二月四日的晚上，我们到中央去的人有我和李树德两个，那次中央指示，就是清理阶级队伍，我们在开始的时候面不要搞宽了，要注意这个问题，后来没有传达。第二次，六八年大概是11月间或10月间，呼盟有一个报告，关于统一党的问题，报告到军委，报告到中央，中央看了，江青同志，姚文元同志有批示，防止扩大化。这个由中央办事组、北京军区发到内蒙军区，发到部队了，革命委员会没有传达。还有一次，总理有一次电话给陈先瑞同志，说你们那里搞挖肃斗争，那个青年学生的反映，你们那里有扩大化，这样一个情况。我接到这个电话，我是去包头没有向家里传达，也没有追问。第四次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一九六九年）到中央汇报的时候，中央同志讲，你们内蒙清理阶级队伍步子太快了，同时讲你们要接受鄂豫皖打改组派和江西苏区打AB团的经验教训，回来步子走的太快传达了，没有研究。接受教训没有传达。还有一次在“九大”的时候，中央指山，毛主席讲：“内蒙已经扩大化了。”康老在三月九号的晚上批评我们有严重的逼供信，那个时候虽然我们在北京开始作了一个简单的检查，（不是这次发的文件的检查，）但是没有马上告诉家里。再一个是四号的时候，中央同志问，高锦明同志你们的报纸上点名了没有？我说报纸上没有点名，实际上是点名了，小报点名了。说，你们批判还在搞吗？我说，还在搞。又说，现在是不是可以不搞了。这个问题回来仅仅是在常委会上讲了一下，要高锦明同志写个检查不搞了，实际上背后还是批判，还是搞，同时还要在指定高锦明同志工作的时候，我们在北京有吴涛同志，李树德同志，说高锦明同志恢复工作是管常务还是管什么，我说，高锦明同志管常务我不放心。什么问题？就是说，我开始把高锦明同志当作坏人看待，虽然中央指示了，我认为我批判高锦明是对的，高锦明有错误，所以我这个错误思想转变得慢，没有按照中央指示办事，一系列的错误就在这个地方。共产党是内人党这个东西是我讲的，不是谢付总理讲的，我是捏造东西为我的左倾思想来服务的，我对中央这些东西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我认为需要我就传达，不需要就不传达，有些认为中央敲了个警钟，我们改了就行，不向革命委员会，不向核心小组传达，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当然这不是一个认识问题，是一个立场问题，是对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也就是对毛主席不忠，也就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忠的表现。这个问题是严重的错误，严重性就是封锁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这个不是一般的错误，这是党纪不允许的。一个共产党员应当是无条件的服从上面的东西，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我就采取实用主义态度，来搞这个东西，所以同志们起来批判我的错误。 + +　　刚才同志们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同志们提了十个问题，有些东西我想，我希望同志们等我再考虑一下。以后，我讲了检查不深刻，我还可以再到你们这里来检查嘛，让你们批判嘛，多检查几次，你们多帮助我几次，也好嘛，同志们看我这个检查不好，我还有这个决心多检查几次，检查不行，让大家批判，帮我提高，我再来检查。我上边讲了我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同志们讲，我的脑子里面没有中央，没有毛主席，实际上我封锁中央的东西，歪曲中央的东西，捏造中央的东西，那不是一般的错误，中央已经指出来了不是认识问题，是立场问题，错误很严重，可以要求大家同志批判，批判我这个错误，我同时还要脱一下，实际上我不仅仅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而且是严重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上面讲了对中央东西的封锁，歪曲、捏造，而且从我个人说来，我在内蒙搞多中心论是很多的，我想讲一些具体的东西，一个我是在内蒙个人擅自决定问题，不经过革委会和核心小组的讨论，这样的问题很多，我想我找各个单位的同志汇报，大家都体会到这个问题，有的是我一个人或者一二个人讲了以后就决定下怎么办，怎么办……也没有经过核心小组的研究，就是按照我个人的意图办事，还有我是随便到处讲话，到处发表议论，而且这些议论很多是错误的，没有经过核心小组的讨论。特别严重的是，最近发觉有人把我讲话的东西印成小本作为学习材料，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不知是哪些同志这样办的，我希望，要求我们的同志们，帮助我检查一下，这是了不得的事情，我的讲话谬论很多，错误很多，怎么能印成小本作为学习材料，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这也是我的多中心论在下面的影响呀！再一个就是对待大家了解的我周围的滕办，滕办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实际上滕办是凌驾于革命委员会之上，凌驾于军区党委之上，不管这个问题什么人做的错事，那都不管，那是我默许下来搞的，那就是典型的多中心论。报纸上经常发表我的讲话，内蒙古日报经常发表我的讲话（口号：滕海清必须作沉痛的检查！内蒙古日报资产阶级办报方向必须彻底批判！）而且我的讲话在很多地方作为学习材料，这些问题我没有采取断然的措施抵制这个问题，而且还有些人在讲了话以后在街上贴出大字报“滕海清讲话好得很”，种种这些事情，这不怪群众，这是怪我树立自己的威信，搞资产阶级多中心论，还有报纸上一些问题，内蒙古日报发表了很多错误文章，如《打倒假洋鬼子》的文章，还有什么“狠字为基础”的文章和《从二月逆流到九月暗流》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是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拋出来的，这个也不能怪报社内写文章的人，主要是我错误思想贯彻的，特别是《从二月逆流到九月暗流》的文章，完全否定了造反派，否定了革命干部，严重的政治错误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泡制出来的，我还有我个人在工作上只能听顺服的话，不能听逆耳之言，我对和我一起工作的同志很不尊重，只要人家尊重我而我不尊重人家，独断专行，这样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破坏了革命委员会一元化领导的原则，我们革命委员会的生活非常不正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很少，所以我的错误得不到克服，得不到批判，这怪谁呵？怪人家？不怪人家，我是革命委员会主任，核心小组组长，我是搞一言堂，这样，圈子越来越小，耳朵越来越闭塞，既没有调查研究，又没有到群众中去蹲点，收集的一些东西就是一些偏听偏信的一些东西，象这样下决心去指导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 + +　　还有一个问题，我对群众的态度问题，由我“左”倾思想指导下，这个对群众的态度，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在全区有一部分造反派受压，我对群众的态度、对群众采取了粗暴的态度，把一部分，特别是在反对高锦明同志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时候，把一些不满意、抵制我的错误的那些造反派，我把他们当做右倾势力。我在对那一些吹捧我，按照我的意图办事的人，我就支持他，不按照我的意图办事的人就不支持他或是压制他，我压制造反派，在大学校，我向大家都讲了，这是到处都存在，在其他地方，乌盟有这个事情，3·26事件就是压制了乌盟的造反派，我们在呼市几个地方也是一样的，在师范学院、内蒙古大学，我是支一派压一派的，而宣传队进去是按照我定的调子支持那些人、不支持那些人，不是按照毛泽东思想正确的支持不正确的就下支持，帮助教育，我不是这样，而且对群众中有些人思想不服，组织上采取措施，在其他的地区，比如乌达的造反派，最近包头的同志也来反映了很多情况，由于我的错误思想给大家压制造反派的武器很多同志受到了压制，而且很多的造反派打成右倾保守势力。戴上莫须有的这个帽子，在有些地方我是直接插手来搞的，有些地方，全区我没有插手，但是由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全区很多的地方造反派受压制，这也是我的思想影响，内蒙的造反派是好的，在4·13以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靠什么？就是靠造反派，可是红色政权建立以后，我的阶级感情就没有了，对造反派采取一种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采取蛮横的态度，不是说服教育的态度去对待他们，我在4月18号来，4月19号保守派就冲新城宾馆，那个时候到什么地方去呀？没有地方去，跑到铁路局，跑到“火车头”，那里造反派几百人昼夜保护着我，一直到5月27号中央仍然采取措施以后。在这一段时间，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一切东西，完全是靠造反派搞的。就是筹备小组成立以后，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所以我们能够做些事情，也是我们造反派支持，帮助，保护。可是由于我的“左”倾错误思想的发展，对群众的态度变了，这种变，就是违反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根据最近大家反映的情况，很多地区造反派被压下去了，保守派起来了掌了权，当然现在讲保守派这是不科学的，是站错了队的同志吧！有些人思想没有转过来，他们在那里压制了造反派，那末这些不能怪下面，也不能怪其他人，主要的错误是我对群众的态度，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要向受压制的，受打击的这些造反派赔礼道歉，恢复他们的名誉，我对不起我们内蒙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这一次起来纠正我的错误的时候，还是靠这些造反派起来纠正我的错误，帮助我纠正错误。我的错误不仅是扩大化，在中央的问题，对高锦明问题，多中心论，对造反派一系列的严重的错误这一些错误有罪于人民，我对人民犯罪，在这一次大家起来批判我的错误，这是完全应当的。我的错误造成的恶果，那不仅仅现在混淆了阶级阵线，破坏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的大联合，破坏了民族关系、军政关系、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推迟了内蒙斗、批、改的进程，严重地影响了农牧、工业的生产，特别是现在我们工业生产遭到了很大的破坏，现在铁路运输很不好，煤炭生产从来没有现在低，现在大工厂有的停产了，有的也有停产的危险，铁路不通，粮食运不进来，煤运不进来。而且在农业方面今年播种面积不但没有完全完成，播进去以后，保墒工作也做得不好，最近市场供应紧张，财政收入很差，这一切都是我的错误所造成，这就是罪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这不是在一个短的时期所能恢复的，很多的问题可能要很长时间能恢复的，这样严重的问题呀！所以说我对人民犯了罪，犯了严重的罪行。上面同志们讲，我对内蒙的干部怎么看法。我过去对内蒙干部的看法，我在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汇报时就讲到这个问题，干部是50－60％是好的，反过来30－40％是不好的，（原话如此），这种错误的谬论请同志们批判，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我现在从犯错误教训了我，群众、干部教训了我，我过去那一些信口开河，那一个“左”倾的思想指导下所犯的严重的错误，讲的那些话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有的同志讲，但现在对内蒙干部怎么看，我说我们内蒙干部和其他地区干部一样95％以上是好的。我过去错了就错在这个地方。内蒙的人民是好的，拥护毛主席的，热爱毛主席的，我过去把乌兰夫的力量影响看得那样重，这是我犯错误的很大一个原因。我特别是要向我们这一次被打伤、被打残废的，被打成新内人党的政治上受打击的这些同志，再一次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请这些同志深刻的严肃的来揭发来批判我的错误，我错误的后果严重的更多，大家提的这些问题呀，有些问题我还讲不清楚，我就总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我犯的错误呀！可是一下子马上局势稳定了马上问题就解决，不至这个情况，工业、农业上，民族团结、军队、军民团结，干部团结各个方面要做很长时间的工作，才能弥补这个损失。我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破坏了工农业生产。现在我们内蒙从没有现在这样一个很危险的，很危急的这个情况，这些事实都是由于我们错误所造成的，不怪主人、不怪农民、不怪干部，这些错误主要是我的错误造成的。由于我的错误打击了革命干部，打击了贫下中农，、打击了贫下中牧、打击了工人、打击了红卫兵小将，压制了我们这些同志，使得我们这些同志政治上受到了打击，精神上受到了摧残，身体上受到了损害，很多的同志老年人失掉了他们自己的骨肉，青年人失掉了他们的妻子丈夫，小孩失掉了他们的父母：而且现在很多地区、很多的人家破人亡，这是怎么来的呀！这就是我的错误所造成的，我犯错误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封建思想，那一套的影响没有得到解决。虽然参加革命不算短了，但是资产阶级思想，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错误的东西没有在我的头脑里肃清。我这个人忘了本，由于我当官做老爷时间很长了，官架子很大，脱离了群众，股离了人民，只靠自己吃老本，老本吃完了。必然要犯错误，又不按中央，更不按毛主席指示办事，这是我犯错误的思想的根本原因。 + +　　最后我想讲一下我犯了这样严重错误怎么办？一条靠我自己来彻底地改造世界观，按照毛主席指示。毛泽东思想办事，这是主要的。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我在这段对我的错误的认识很不彻底的，改的很慢，但是我希望要求我们的同志对我帮助，我们核心小组的同志、常委的同志，对我帮助很大。但是我犯了错误，我还不是自绝于人民，我愿改正错误，接受群众的批判、教育，我还是能够为人民再做一点事情。我也决不由于我犯了错误就垂头丧气，抱着抵制情绪，不满的情绪对着群众，我不会的。我过去思想没有转过来，我的确是这样的。我对高锦明同志我是这样的，对其他同志我也是这样的。在这一个多月来三十多次的群众批判、揭发，实际上对我的很大的教育，这就真正看到了我的错误的严重性，所以我现在就决心改正错误重新做人、要求大家不讲情面的来批判错误，要动大手术，不动大手术是不行的，所谓大手术就是掀起全区一千三百万人民都起来批判错误，肃清我这个错误的流毒。只有这样，我才能夠改正错误，改正错误以后，才能为人民做点工作。如果按照我过去错误思想，极“左”思想，仍然还要办错事，还要犯错误。我干错了，错就是没有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头脑里毛泽东思想太少，脱离群众；不是在群众监督之下，而是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只能听好的，不能听批判，只能听悦耳之言，好的意见，逆耳之言，针插不入，水泼不进，就把人家顶回去；飞扬跋扈，独断专行，这完全是一种军阀主义的作风。我怎么养成这样一个作风呢？当然，基本地还是我没有很好的改造思想。我不是资产阶级出身，也不是什么富农、中农出身，但是，我养成一个军阀主义，独断专行，这样一个问题，说明我忘了本，世界观没有很好改造，我要痛改前非，刻苦的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在广大的革命群众监督之下改造我的世界观，使我这个人能真正的给人民当勤务员，做一点事情，永远忠于毛主席，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我在内蒙这一段工作中间我错误很严重，严重的是对毛主席不忠，对毛主席司令部不忠。我对内蒙一千三百万人民重托，我没很好的完成，我犯了罪，向人民请罪、向内蒙各族人民请罪、向毛主席请罪、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请罪、请同志继续批判我的错误。我在同志们批判的基础上继续向同志们作检查，检查一次不行，检查十次都可以的，我有这个决心，向同志们检查我的错误，我检查错误的地方很多，请同志们继续批判，大家团结起来批判彻底的批判。 + +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耽误同志的时间，同志们提出的一些问题，请原谅一下，我将慢慢考虑，以后有时间再到你们中间去，到你们那里去，请你们帮助我来分析，来解决问题，再作检查，今天就讲到这里，耽误同志们的时间。 + +　　（来源：建工部八局一公司工代会《801通讯》第15期，1969年7月2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5/000026.txt b/CCRD/0/8/5/00002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6eae8701afbae8afbb96c8c531c030aedf12cbb --- /dev/null +++ b/CCRD/0/8/5/000026.txt @@ -0,0 +1,49 @@ +# 解放后的罪行交代补充 + +　　<赵丹> + +## 前言： + +　　解放前的罪行，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补充或更正的了。只是感到解放后所犯的三反罪行有补充的必要，其所以必要，原因如下：1.我虽然把三反的罪行都已做了如实的、详尽的交代，并且一个一个专题地写了足足几十个专题，而每个专题又总是写过许多遍，但是这一部分的交代有个显著的缺憾，就是没有紧紧抓住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纲，用之接触客观事物的实质不深不透，当然，也就不能深刻地触及灵魂，促进自己世界观的改造，以至造成客观印象，我痛恨自己的情感不深，认罪服罪的态度不好！立场顽固不化了！这当然不能责怪客观，事实正是如此！2.更有些专题的交代，沦于自然主义的就事论事，实际上只是交代了现实与过程，虽有些自我批评然而也不深刻！这实际上是仍旧站在原有的反动立场上，以原有的反动观点在继续放毒了！因为世事原没有所谓纯客观地自然主义的叙述的。总之，决定于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的！同样一件事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看法与结论。而只有以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论辩证的观点，来揭示客观事物的实际，也才能真正揭露出事物的矛盾实质和性质来！我的交代的种种缺点，再再说明自己学习得不够，觉悟不高，立场是未完全彻底“化”过来！ + +　　经过这场大革命的冲击，尤其是这两年多以来的“隔离审查”的革命的斗争教育，也逐渐地有所提高，有所改正。我想最后的一稿“请罪书”，组织上也可以看出我的这一进步的端倪来，然而即便那份“请罪书”，今日复看一遍，则仍感有不足处，所以现在我就来进行这一补充的工作。 + +　　但是，觉悟的程度和认识水平，总是无止境的！广义地讲：即便是已经定案处理，解放了我出去，我也仍然应该不断地继续触及灵魂，联系一生的罪行、联系实际来促进世界观的改造。所以从这一观点来看，我现在的工作能做到七八十分就是了不得的成绩了！因为我自感觉悟水平，能力总是有限！我又想：只要我的态度是诚恳的，对组织是毫无保留的，不是三心二意的，只要是能把几个基本观点彻底改正了过来！立场对头了！这就是我已尽到我的最大限度的努力了！我相信组织总是会看得出来的！ + +## 正　文 + +　　（一）一解放，我以为这一下好了！我可以把平生的抱负，愿望都实现了！“我们的时代到了！”“我的时代到了!!!”哪里晓得社会主义革命，正是革的像我这样的人！革的就是资产阶级的命！我是原封不动地将旧有的一切都搬到新社会来了，所谓的平生的抱负和愿望，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质上就是极端反动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是个人的名利主义！而这些思想是对新社会的反动，反革命，不可能是别的！我连新民主主义的关都没过得去，更谈何容易地过这社会主义的关啊!!! + +　　我长期以来，以唯心史观、叛徒哲学，篡改了自己的一部反革命的可耻的叛徒历史，自吹自擂，非但不以为那是严重的罪行，还恬不知耻地自诩为是为了革命的艺术向往而吃了苦，受了冤屈！反以此为政治资本，为荣！至于参加了伪国民党，虽当时、当事，曾一度感到愧对于党。但同样地以叛徒哲学原谅了自己，因为那是被逼迫的！不得已的！因之把脸一抹也早就原谅了自己，早就忘掉了！自以为我的“心”、我的“感情”是对党忠贞的，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也即是说：在政治上，我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总之：我就是带着这样的自负、自满的思想踏入了新社会，根本就没觉悟到，想过：“我还必须要有一个彻底改造自己世界观的任务。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于是在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回来，就迫不及待地出于反动阶级的本性使用了全身的反革命解数，放出了一支毒箭《武训传》，直射向新社会。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挽救，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当时对我的触动确是很大的。因为，第一: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受到如此严肃的批判;第二:我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再复看了一遍毒草《武训传》电影，感到自己过去个人以为“美”的，确是奇丑无比了！从而使我认识到：这不是什么表演技巧上的一招一式的问题，感到恐慌至极！感到如果不从根本上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番改造，是不可能演工农兵的人物，也即是不能为新社会的电影服务了！我曾几次向黑线上的电影领导人提出离职下到部队去，改造自己，但被他们硬留住不放，接着为我开了后门，专演知识分子及历史剧，这样我刚迈开一步却又被拖了回来！ + +　　检查内因：1.我没觉悟到，那场大批判，是解放后第一次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实质上是一场政治的斗争，因之我就没联系到自己一生所走的罪恶的道路，反革命的历史，来检查自己的阶级根源，历史根源，从而认识其性质，让我仅仅做了一个文艺思想的检查，蒙混过关。所以我的这个政治上的缓，越感到包袱未能击碎！2.由于阶级性格的动摇性，和意志的脆而不坚，所以也不可能顶得住四条汉子的威吓，被他们大帽子一压就压缩回去了！今日回顾这段历史，怎么能不在痛恨自己的同时，又痛恨刘少奇的黑线，痛恨四条汉子对我的毒害呢？ + +　　我辜负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的挽救！我又怎么能不痛心疾首呀!!! + +　　（二）一九五六年，黑帮分子袁文殊到上海来搞电影资本主义企业化，先走访了我们这些资产阶级的所谓“权威人士”，我当然是他拜访人之一。我记忆不起当时和他说了些什么反动的向往，想来不外乎是一套搞资产阶级的自由化一类的黑谬论。我只记忆起和他说了些内心的个人的苦闷。即：饭票、房票、政治待遇等等的票全有啦，党全部发给了，可就是最后的一个“党票”还没有要到手！袁文殊当然就把这事记在心上，是为他此后千方百计地把我弄进党内的开始。 + +　　袁文殊既要搞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就必须先制造反革命舆论，树样板，让严恭介绍苏修的一套“创作集体”的黑经。我在袁文殊的一再鼓舞下，与瞿白音、徐韬、郑君里三人还拉上了刘琼和葛鑫，搞了个“沈记社”的黑创作集体(按:以沈浮挂帅)，我们几个人发表了一篇反革命的政治纲领性的毒草《炉边夜话》，为夺无产阶级的电影事业的领导权而开路。 + +　　五六年底五七年初国际国内修正主义思潮大肆泛滥，一时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我凭着我的反革命的政治嗅觉，以及我有个要混入党内野心，所以倒也控制住了我的反动思潮，没让它自由泛滥！在党发动向右派的猖狂进攻，举行反击之际，袁文殊设法让我摇身一变，变成反右的极积分子，把我打扮成个“左”派，于是在反右以后我篡改了我的罪恶的历史，蒙骗了组织，混入党内，遂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党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了！ + +　　五八年，敬爱的总理倡议搞艺术性纪录片，敬爱的、永远值得人纪念的柯老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我们从摄影棚，赶下到工农兵的生活中去，使我开阔了眼界，开阔了心胸。在党坚强的领导下，和工人阶级的先进事迹、思想教育下，使我一改过去的从自我出发的创作方法，而从工人阶级的需要出发，从政治和政策的需要出发，走集体主义的创作道路，得到了甜头！那几个月，可算是我一生中最愉快，最畅舒的一段生活，我也初初体会到，一个人无私心杂念的精神境界的“美好”，但是就在这样的时刻，四条汉子的黑线，仍是百般地阻挠、破坏，先是要我演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封建统治阶级的“林则徐”，继而又让演为王明路线翻案，为黑线老头子竖碑立传的“聂耳”。仍旧不让工农兵成为舞台与银幕的主人翁！（以下无——整理者注） + +## 五七年反右 + +　　1.我与右派分子石挥、吴永刚、吴茵等四个人一同去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石西民的总领队，临行前，石西民交给我任务，做他们三个人的思想工作，因之我随时地向石西民汇报他们三个人的思想情况。 + +　　他们三个人酝酿大会发言，由石挥执笔起草，写就，也把我叫去，念给我听(他们三个人是否早已来回地共同看稿，修改过，这我不知道)，要我发表意见，并说是用四个人联名发言，又推我作代表于大会上发言。我执意不肯，并表示不必定要四个人联合发言，我不参加联名。可他们说：“要是这样，那大家都不必发言了。”这事我汇报了石西民，石叫我把他们的稿子拿来给他看，看过后，石西民指示我说：“如果他们一定要你联名，你就签上个名，否则好像不让他们发言了。只是你别上台去讲，让他们随便谁上台去讲吧!”我回来，即按照石西民的意思做了。于是他们又推了石挥代表上台发言，石挥是个机灵鬼，一看我对发言如此慎重，他又在他的发言稿上再做了些修改，给我看了。是在前边增加些肯定解放以来党所领导的电影的成绩部分，删去了些后面的尖锐的意见，及一些不妥当的言词，即于大会上，石挥上台作了发言。 + +　　石挥发言完，石西民和我说:“关照他们一声，这篇稿子在大会上念过就算了，不必再拿到报上去发表了。”我也和石挥说了，石挥当时表示，决不能在报上发表，记得石挥还说:“我一边在台上念着，一边也感到这个发言是多此一举的，大可不必发言的。你看我不是一边念着一边在改词吗?有些话我都没照稿子上的念。”岂料回到上海以后，《文汇报》将这篇稿子刊登出来了，并且仍是沿用的我们四个人的联名。这一下我着急了，立即打了电话，问石挥是怎么回事。他在电话中说：他一翻开《文汇报》，看到稿子登出来，他也着急了。他说记者昨天来要稿子他无论如何不肯给，后记者只说是拿去看一看，不发表。这是骗去的，说他决没同意发表，并说是即使发表也得要得到四个人的同意，而且他还得要作修改的。我当即责成他打电话到《文汇报》去责问，我一面也打电话到《文汇报》编辑部责问，而编辑部说，得到石挥、吴永刚、吴茵三个人的同意的。我说，他们即使同意，有我一个名字，你也得征求我的同意呀!《文汇报》说:他们三个人，多数同意了，就行了。当时把我气炸了肺了。总之《文汇报》和石挥他们之间相互扯皮、抵赖，这事我向局党委袁文殊，或者还有陈荒煤作了汇报。宣传部也来了电话询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记得袁文殊叫我钉住石挥，把这件事的责任一定要弄清楚。后石挥说他已坚决要《文汇报》登报说明事情真相，后《文汇报》大概是登了一条非骡非马的不像样子的启事说明，这事才暂时搁在了一边。可惜这篇文字我手边没有，实在记忆不起是什么内容，所以没法交代，也没法进行检讨。 + +　　2.“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以后。上海民主党派四处煽风点火，发展组织，开各种黑会，尤以民盟为最。听说民盟要办电影厂，又是什么搞“皮包公司”，一时黑云压城城欲催之势。民盟发起“三次座谈会”，三次都有请柬给我，我根本没去。在第三次“座谈”之前，陈仁炳还亲自到我家来，硬邀我去，我也不理他。记得他说:“你既然不去开会，你有什么意见可以讲出来，我替你转达。”我说:“谢谢你，我有意见素来会向组织上直接提的!”他又说:“你去了，即使不便提意见，也可以听听别人对你们的意见呀!”我说:“那好嘛!有意见请尽管提吧!”那天，弄得他很窘地走了。 + +　　事后，我认识到:我那种躲避斗争的态度是不对的，也只有在火线上才能考验得出自己究竟是个“左”派，还是个右派。 + +　　总之：那次的反右斗争，我在黑线的保护之下，非但没有列入右派，反而摇身一变而成为“左”派，我参加了对右派分子石挥的面对面的斗争大会，又参加了对上官云珠的批判斗争的中型会，我皆作了发言。瞿白音乘机也捞了把稻草，跑到我家里来，急就章地二人搞了一篇批判石挥的文字，送给报上刊登了出来。这样，将自己打扮成个“左”派，混过了关去，并在刘少奇的一条招降纳叛的建党路线之下，我站在叛徒哲学的观点上，篡改、隐瞒了我的罪恶的叛徒政治、历史部分，混入了党内，玷辱了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替党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害!真是倾东海之水也洗涤不净的罪孽呀!只有再次地向党、向革命人民请罪!服罪! + +　　 赵 丹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一日 + +　　· 来源： + +　　李辉整理《赵丹自述》，大象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5/000027.txt b/CCRD/0/8/5/00002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584f891fc1c6158a553a9a22aa6532ac64ad3d2 --- /dev/null +++ b/CCRD/0/8/5/000027.txt @@ -0,0 +1,41 @@ +# 四川省成都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 +## 最高指示 + +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 +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 + +　　“九大”以来，我市广大军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鼓舞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认真贯彻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特别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7·23”布告下达后，全市人民正在掀起一个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7·23”布告的高潮，革命生产形势越来越好。但是，一小撮不甘心于死亡的阶级敌人，疯狂地进行捣乱和破坏，他们在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掩盖下，抢劫杀人，偷盗扒窃，强奸妇女，组织反革命集团，扰乱社会革命秩序，破坏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坚决粉碎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革命秩序，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经过广大革命群众的充分讨论，坚决要求镇压打击这些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特依法判处黄常兴等八名罪犯。 + +## 反革命集团首犯黄常兴，男，28岁，江西省人，贫农出身，学生成分，原系南京市十月公社水泥厂工人，1962年因书写反革命标语等罪被判管制。 + +　　黄犯思想极端反动，刻骨仇恨社会主义制度。1966年11月外逃，冒充“红卫兵”四处流窜，疯狂进行反革命活动。1967年6月4日和12月12日，在本市人民南路、东风路等主要街道，书写张贴署名“中青军川委”的反革命标语、传单60余张，极端恶毒地诬蔑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无耻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1968年1月，窜至陕西省山阳县，纠集一伙坏人，组织反革命“中青军山阳特委”，炮制了反革命纲领、计划、“军徽”、“军旗”等，妄图夺取无产阶级政权。1968年3月，又窜来本市，阴谋筹组“中青军川委”，企图窃取我军事情报、盗窃枪支弹药、组织武装暴乱。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拘捕后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死心踏地与人民为敌。黄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人民法院军事代表批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杀人犯曹国平，男，21岁，江苏省人，成都市十六中学生，住本市公行道1号2幢37号。其父因反革命罪被拘留，母系摘帽右派分子。 + +　　曹犯思想极端反动，当其恋爱对象李明志（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护士）得知曹犯父母有反革命政治问题，一再表示与曹断绝关系时，曹犯竟怀恨在心，蓄意行凶杀人。1968年9月24日下午7时许，曹犯身藏利刀、绳索等凶器，将李骗至川医一处空房附近，百般纠缠，直至天黑，乘李不备，向其头部猛击数拳，在头部连刺两刀，卡紧喉管，窒息死亡，然后奸尸，畏罪潜逃。曹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人民法院军事代表批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杀人犯谢子富，男，32岁，三台县人，贫农出身，工人成分，成都铁路分局广元工务段陈家坝养路区危岩看守工。 + +　　谢犯一贯偷摸。因先后盗窃本工区同宿舍工人戴寿贵的公债券和衣物、粮食，做贼心虚，怀疑罪行被失主发觉，遂起杀人灭口歹意。1968年6月18日，谢犯乘戴寿贵值晚班之机，潜入看守工棚，用锄头猛击戴的头部，当即惨死。谢犯劫得手表后潜逃。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人民法院军事代表批准，判处谢犯子富死刑，立即执行。 + +## 杀人犯易正鸿，男，31岁，成都市人，小商出身，学生成分，一○七信箱技术员。 + +　　1968年6月10日中午，易犯因所晒衣物被同院职工家属、精神病患者王大芳收去，便身藏匕首前往王家索取，与王发生争吵。这时，王的丈夫张XX返家相劝，并拿出衣物还易。王不依，神志更加异常地吵闹并争夺衣物。易犯竟向王胸部猛刺一刀，王退回室内避让，易犯又追上在其腰部、左肩连刺两刀，致王重伤死亡。易在群众舆论压力下投案。易犯正鸿罪行严重，依法判处无期徒刑。 + +　　反革命犯陈竹风，男，46岁，金堂县官仓公社人，解放前系民社党区分部书记。1955年因反革命罪被判刑3年。现管反革命。 + +　　陈犯一贯坚持反革命立场，抗拒改造，长期流窜，进行投机倒把等犯罪活动。经多次收容遣返，屡教不改。清队中畏罪潜逃，继续犯罪。在本市收容审查期中，猖狂地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党的政策，更为恶劣的是，竟敢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罪行严重，民愤极大。依法判处陈犯竹风无期徒刑。 + +## 阶级报复聚众行凶犯丁建文，男，17岁，简阳县人，地主出身，成都市三十中学生。 + +　　丁犯思想反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贯为非作歹。清队中被隔离审查，竟怀恨在心，扬言要打群专组成员。1969年1月外逃，在五通桥市行窃被捉获。押送回蓉途中又逃跑至夹江县，继续犯罪活动。4月17日，丁犯在夹江城内遇见同学中批斗过他的积极分子、下乡知识青年申??，蓄意行凶报复，狂吠：“找你好久了，今天该老子打死你！”立即指挥一伙暴徒对申围攻毒打。申重伤后，当地贫下中农抢送入院，丁等仍不甘心，又赶到医院行凶，企图致申于死。丁犯罪行严重，民愤极大，判处徒刑20年。 + +## 反革命抢劫流氓犯周二明，男，18岁，山西省人，八二信箱临时工。 + +　　同案犯薛树林，男，20岁，成都市人，八二信箱工人。 + +　　周犯思想极端反动，多次收听敌台广播，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为刘贼少奇叫屈、翻案。周、薛二犯，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次结伙持枪拦路抢劫群众和国家大量财物。更为恶劣的是，1967年8月21日，周、薛二犯纠集同伙数人，将某单位女医生李XX非法绑架至八二信箱单身宿舍，施以捆绑、吊打、跪砖头等残酷暴行后，乘同伙离开宿舍之机将李轮奸，致李休克。事后企图杀人灭口，逃避罪责。罪行严重，情节恶劣。判处周犯二明徒刑20年，薛犯树林徒刑15年。 + +　　 1969年8月1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5/000028.txt b/CCRD/0/8/5/00002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37b4670da3f5c0244c8a2d6dc7ce46e7c904fa2 --- /dev/null +++ b/CCRD/0/8/5/000028.txt @@ -0,0 +1,73 @@ +# 四川省成都市东城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东城区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 布告 + +## 最高指示 + +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 +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 + +　　在“九大”精神的鼓舞和推动下，我区广大革命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贯彻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7·23”布告，革命生产形势越来越好。但是，一小撮不甘心失败的阶级敌人，疯狂地进行捣乱和破坏，他们在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掩盖下，组织反革命集团，抢劫杀人，强奸妇女，偷盗扒窃，教唆青少年犯罪，破坏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坚决粉碎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维护社会革命秩序，保卫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经广大革命群众充分讨论，强烈要求镇压打击这一小撮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特依法判处曾国平等18名罪犯。 + +## 反革命集团首犯曾国平，男，25岁，成都市人，小商出身，学生成份。其父系反革命分子。曾犯1962年因一贯流窜扒窃被劳教3年。住本市东升街124号。 + +　　反革命集团主犯李联文，男，21岁，简阳县人，贫农出身，学生成份，住本市龙泉驿区山泉公社美满大队八生产队。 + +　　曾犯国平、李犯联文对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曾犯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李犯书写反动诗词，恶毒地诬蔑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制度。1968年12月10日，曾犯为首纠集一伙人，在李犯家中，成立了反革命组织“中国民利党”。制定了反革命“党章”、“纪律”、“中心任务”。预谋在龙泉、简阳、成都发展党羽，筹集反革命活动经费，购买爆炸物品，炸毁铁路桥梁，抢夺枪支弹药，组织武装暴乱，妄图推翻共产党。反革命气焰嚣张，罪行严重，民愤极大。判处首犯曾国平徒刑20年，主犯李联文徒刑15年。 + +## 诈骗、抢劫集团首犯庄志清，又名陈绍清，男，23岁，安岳县人，川棉一厂工人。曾因扒窃被捉获教育3次。 + +　　同案犯胡长久，男，18岁，仁寿县人，成都氮肥厂徒工。 + +　　同案犯冯智富，绰号冯拉，男，20岁，蓬溪县人，川棉一厂工人。 + +　　同案犯李云波，又名李德芳，男，19岁，资阳县人，本市清洁管理所临工。 + +　　庄犯志清经常散布资产阶级毒素，拉拢、教唆青年犯罪。1969年四月以来，为首纠集胡犯长久、冯犯智富、李犯云波等人，组织诈骗集团，多次在英雄口等地，以假冒真，买卖粮票，诈骗农民现金587元、布票250尺。更恶劣的是，同年6月4日，胡、冯、李三犯以卖粮票为诱饵，将贫农社员刘××骗至宾隆巷公共厕所内，手持钢钎，抢劫刘的现金160元。所获赃款，共同挥霍。庄犯等人，还携带匕首、鎯头等凶器，多次在胜利东路口、西门车站等地，图谋抢劫。破坏社会革命秩序，情节恶劣，民愤很大。判处首犯庄志清徒刑10年；判处同案犯胡长久徒刑5年，冯智富徒刑3年。同案犯李云波在关押期中，坦白认罪较好，从宽释放交单位群众监督改造。 + +　　盗窃犯钟树明，绰号水娃，男，23岁，简阳县人。钟犯1961年起一贯扒窃，曾被拘留2次，劳教3年。住本市胜利东路588号。 + +　　同案犯刘志富，男，23岁，简阳县人。1961年起一贯扒窃，曾被拘留1次，劳教2年。1968年9月因猥亵幼女拘留1次。住本市古佛寺街13号。 + +　　钟、刘二犯互相勾结，1969年1月，采取拨门、扭锁、越墙翻房等手段，先后在提花线毯社、锦春合作饭店、柏合寺食堂等处盗窃棉纱3并（价值110元）、粮票252斤2两、人民币17元1角4分、盐肉30多斤。1969年1月22日晚，钟、刘二犯又纠集钟××在双桥百货商店盗窃细绒线40斤、毯子3床、金笔14支，价值1078元5角，当场捉获。严重破坏社会革命秩序，情节恶劣，民愤很大，判处钟犯树明徒刑7年，刘犯志富徒刑8年。 + +## 行凶杀人犯余子顺，绰号大脑壳、余子娃，男，18岁，湖北省人，家住本市南门新村19号附5号。 + +　　余犯一贯横行霸道，惹是生非，毒打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先后纠集一伙“操哥”，借故殴打同学、教师、汽车驾驶员、邻居等8人，杀伤益门煤矿工人1人。1969年4月纠集数人，在本市锦江中学、会理县云甸公社抢劫猪肉20余斤，军帽3顶。同年6月1日，抢去邻居杨××的帽子，足踢杨的腹部，杨已站立不稳，还猛刺杨的左膀一刀，畏罪潜逃。罪行严重，民愤很大。判处余犯子顺徒刑5年。 + +## 聚众行凶犯徐文素，女，32岁，垫江县人，富农出身，学生成份，成都杆塔厂电焊工。其父、二叔、五叔解放后均被镇压。 + +　　徐犯1969年8月4日无理拔掉本厂工人刘廷玉种的蔬菜，发生争吵，徐犯便同其夫、妹，毒打刘的妻子李素珍致伤，又对其子刘应凡进行毒打。次日，刘向车间革命领导小组反映，徐受批评后，蓄意报复，捏造事实，煽动不明真相的一伙青年，8月8日下午到刘家，将刘应凡打成重伤。情节恶劣，民愤很大。判处徐犯文素徒刑3年，交群众监督执行。 + +## 惯盗犯毛世元，绰号毛娃、黑娃，男，19岁，成都市人，贫民出身，学生成份，家住本市利民巷10号。 + +　　毛犯1960年12月外流行窃被收容，安置大兴农场。1968年回家，继续行窃，拘留1次、捉获教育6次，仍不改悔。1968年底以来，伙同惯盗犯秦绍云、季文魁（另案处理）等人，在本市小天竺、东风路、九眼桥等地，采用抬门扭锁、翻窗入室等手段，大肆盗窃，窃得现金320余元，粮票50余斤，衣物100多件，被盖十多床，大麻24斤，以及大量鞋钉、帆线等，价值2000余元。罪行严重，判处毛犯世元徒刑8年。 + +## 惯扒犯王土生，绰号狗槽，男，23岁，仁寿县人，捕前在大邑县高山农场劳动。 + +　　王犯扒窃成性，屡教不改。1962年3月因偷盗被学校开除，继续行窃。1963年4月因扒窃被收容送农场劳动。4次逃跑流窜行窃，拘留2次。1967年至1969年伙同扒窃犯陈廷建等人，流窜新疆、西安、武汉、南京、昆明、贵阳等地大肆进行扒窃活动，窃得大量现金、布票、粮票等物。1969年1月21日，王犯又伙同扒窃犯陈康太、代明千（另案处理）等人，在本市百货大楼扒窃被发现企图毒打失主，当场捉获。此外，王犯还无故毒打值勤交通民警。罪行严重，判处王犯土生徒刑10年。 + +## 投机倒把犯杜炳坤，又名杜永泉，冒名王太生，男，31岁，地主出身，河南省尉氏县张市公社人。 + +　　杜犯一贯好逸恶劳。1959年以来长期在外进行投机倒把活动。1968年7月起，先后流窜郑州、武汉、西安、成都等地，长途贩运纸烟35条、糖精15斤、尼龙丝鱼线31斤、全国粮票7000余斤，牟取暴利。同年10月27日杜犯由武汉贩来粮票4200余斤、糖精2斤交投机犯杨伯林在成都出售被查获。罪行严重，判处杜犯炳坤徒刑12年。 + +## 烟毒犯廖国栋，男，46岁，新都县人，手工业出身，本人系兵痞，住本市较场坝290号。 + +　　廖犯曾因贩卖烟毒被拘留、收容。1961年至1965年，伙同烟毒犯吴德芳（另案处理）等人，流窜简阳、新都、金堂、陕西阳平关、西安、贵州遵义等地，贩卖大烟80余两。还买卖布票、粮票、火柴、打火石等物，牟取暴利。1966年到简阳买大烟未逞，1968年5月，又与吴犯合伙买大烟，被查获归案。罪行严重，判处廖犯国栋徒刑6年。 + +## 鸡奸犯鄢定培，男，37岁，简阳县人，本市东方红铁器社锻工。 + +　　鄢犯解放前即有流氓恶习，解放后恶习不改。1950年至1968年12月，采用给钱、吃零食、送玩具引诱及殴打胁迫等手段，鸡奸6至13岁幼童31人、青少年16人。致有的长期患病、生疮，有的深受毒害，严重地摧残了幼童身心健康。同时，还教唆幼童流氓犯罪。罪行严重，民愤极大。判处鄢犯定培徒刑20年。 + +## 奸淫幼女犯蒋云廷，男，58岁，温江县人，本市猛追湾修缮队临工。 + +　　蒋犯流氓成性，屡教不改。1958年因奸污少女判刑8年。1966年4月释放后，继续作恶。1966年6月至1969年4月，先后奸淫幼女2人，猥亵幼女4人、少女1人，严重摧残幼女身心健康。罪行严重，民愤很大。判处蒋犯云廷徒刑15年。 + +## 奸淫幼女犯张明才，男，17岁，仁寿县人，住本市革命堡新村34号。 + +　　张犯品质恶劣，道德败坏，多次在革命堡一带进行盗窃。1967年至1968年，采取请吃糖果、胡豆等引诱手段，奸淫幼女3人、少女1人，强奸少女1人未遂，鸡奸少年儿童3人，猥亵幼女2人。同时，还教唆少年儿童进行流氓犯罪。严重地摧残儿童身心健康，民愤很大。判处张犯明才徒刑12年。 + +## 强奸犯杨家栋，男，25岁，泸州市人，贫民出身，学生成份，本市三五信箱工人。 + +　　杨犯道德败坏，追求腐朽生活。1969年4月13日晚9时许，欺骗4名青少年，在三五信箱子弟校附近，窥视到一对男女青年，借“盘查”为名，指使青少年将男的毒打后弄走，杨犯对女的先侮辱，后逼至附近坟坝强奸。情节恶劣，判处杨犯家栋徒刑5年 + +　　 1969年8月2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5/000029.txt b/CCRD/0/8/5/00002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f85afb25db7acf48dc54531c6868300bc5bf562 --- /dev/null +++ b/CCRD/0/8/5/000029.txt @@ -0,0 +1,13 @@ +# 中共呼和浩特市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关于“11·23”事件的平反公告 + +　　一、在前一段清理阶级队伍中，特别是在挖“新内人党”的过程中，由于我们的毛泽东思想水平不高，违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在“左”倾严重错误思想指导和资产阶级多中心论的影响下，以反复旧为名，在市革委会第五次全委（扩大）会议期间，即1968年11月23日市革委会核心小组扩大会议上，以“内人党”，右倾势力，李、陈、赵的老班底等莫须有的种种罪名，错误地把一批同志从市革委会清除、“吐”了出来，我们犯了严重的逼、供、信和扩大化的错误，致使这些同志在政治上遭到迫害、精神上遭到折磨、肉体上遭到摧残、人格上遭到侮辱。在此，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向这些被误伤的同志们表示赔礼道歉！ + +　　二、“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我们所犯的错误，后果是极为严重的。我们深感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不起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对我们的信任，对不起全市50万各族革命人民对我们的重托。我们将永远记取这一沉痛教训，坚决改正错误。 + +　　三、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根据毛主席的《5·22》批示和中央对内蒙当前工作的指示，根据内蒙革委会有关政策规定精神，在此，特给被“11·23”会议错误处理的李文昌、齐林、徐濛、赵文江、牛兢存、韩雪明、李玉章、孙凤琴、王淑琴、郭振远、李干、杨屹民、王贵生、李迎祥等14名同志一律予以公开彻底的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工作或另行分配工作。 + +　　四、对上述同志所整的一切黑材料（包括照片）一律追回，当众销毁；确实无法追回的，我们郑重宣布：一律作废。本人所被迫写的材料，全部退回本人。 + +　　五、团结起来，准备打仗。当前，美帝、苏修正加紧勾结，阴谋侵犯我们伟大祖国。大敌当前，我们热切希望被误伤的同志，以团结为重，胸怀大局，不计个人恩怨。一切革命同志都要以革命利益为重，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坚决响应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认真落实《5·22》批示、《7·23》布告和《8·28》命令，“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 + +　　 1969年9月2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5/000030.txt b/CCRD/0/8/5/00003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a4167821d6a96d206bd7800d72369db110fa6f6 --- /dev/null +++ b/CCRD/0/8/5/000030.txt @@ -0,0 +1,35 @@ +# 一个家庭妇女的历史交代 + +　　<龙秀英（化名）> + +## 〖龙秀英，湖南城镇居民。〗 + +　　养父龙□□在1925年和26年在伪警察局做事，搞什么事，我不知道，因我那时才六七岁。 + +　　1927年到1933年为止，是开聚贤旅社，后因亏账就没有开了，那时我有十二、三岁。接着搬到乾明寺住家，父亲告【教】书，是告【教】古书。 + +　　养母□□□是一贯吃长素的，是个地地道道迷信专家，61年劳改一年放了。龙家（养父家）还有个弟弟叫龙□□，是贫农，现年四十几了，在家种田。 + +　　养父龙□□在1948年底死去。 + +　　养母是1963年死去，这是龙家情况。再讲李家情况，生我（的）家庭。52年，李□□（生父）第二（次）把我找到，我只回了两次家，听说还有一个妹妹都没见过面，妹妹是嫁给乡下农民，听说姓彭。妹夫（见）过一次面，李□□（生父）是一个贫农。 + +　　（再又讲刘国良（丈夫）家，刘国良是工人成分，集体参加伪国党，是48年加入的，其他的都没有参加过，可查。） + +　　刘国良弟弟刘国栋是个开汽车的。49年三月份便离开了家，一直到现在死活不明，（是否）在台湾也不知道，一直到（现在）没有通过信件。 + +　　刘国良父刘□□是个工人阶级，是铁路上一个搬（扳）道的。 + +　　我记得是49年3月份参加老母教（就是现在的一贯道），婆婆也参加了，一般的。49年解放后，便向政府交待了，没做任何处理。 + +　　以上一些情况，（是）实实在在的交待。 + +　　我本人任何坏事都没参加过。读了四、五年书，是在姓龙的父亲跟前读的。解放后，当过小组长，妇女会主任，居委会主任，调解委员。我自己本人是想为人民服务，可是我的两家一些问题，把我背上一个大包袱，今特请彭、赵、任、白工（人）宣传（队）四位同志和广大的群众们代为分析。 + +　　现在我在刘家生有二男四女，三个有工作，一个响应党的号召知识青年下农村去，现在有两个小孩在读书，一个初中，一个高小，这是我的一生。 + +　　 1969.10.17.上午龙秀英 + +　　· 来源： + +　　拓荒者据原件录入、提供。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5/000031.txt b/CCRD/0/8/5/00003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a2932c783463025155d60cebe878b172bb36819 --- /dev/null +++ b/CCRD/0/8/5/000031.txt @@ -0,0 +1,105 @@ +# 胡厚民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上的检讨 + +　　我是犯了极其严重罪恶的人，今天我在这里，向毛主席请罪，向同志们请罪，向湖北省3200万人民和武汉市的人民请罪。 + +　　首先，对中共中央对武汉问题的“九·二七”指示，我表示坚决地拥护，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坚决照办，认真执行。 + +　　我完全拥护坚决取缔“北斗星学会”、“决派”等反革命地下组织及其反动喉舌《扬子江评论》。我完全拥护立即逮捕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盛荣和反革命分子鲁礼安、冯天艾、严琳、田国汉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 +　　我完全拥护曾、刘、张、潘首长及赵副司令员，在大会及在我们小组所作的重要指示。 + +　　（这个会开了20多天，对我来讲，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大会期间，首长和同志们都对我进行了耐心帮助和教育，对我所犯的罪行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和严肃的批判，同志们对我的揭发和批判，都是非常正确的。这是首长及同志们对我的最大爱护，最大关怀，最大挽救。我衷心的向首长和同志们对我的教育、帮助和挽救，表示衷心的感谢。） + +　　我这个人，犯了很多的罪。“七·二〇”以后，尤其是省、市革委会成立以后，可以说我没做过一件好事。一直是对首长的教导和同志们的帮助听不进去，置若罔闻，我伙同一些叛徒、特务以及反革命分子，干了不少反革命的勾当，破坏了文化大革命，破坏了大联合，破坏了革命的三结合，破坏了清理阶级队伍，破坏了“九大”，破坏了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犯下了累累的罪行。我是老犯错误，老挨批评，老不检查，老不改正，而且犯的错误一次比一次大，一次比一次严重，一直走上犯罪的道路。对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对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犯罪。而我对我所犯的错误和罪行，满不在乎，在首长和同志们面前，从来没有做一点自我批评。相反的，把自己犯的错误，把自己犯的罪，都认为是正确的，总认为自己最革命、最正确，一贯正确。我是个不见棺材不落泪，不碰得头破血流不回头，一贯坚持错误不改的死硬分子。但是，这次省革委会扩大会议给了我生平第一次最大震动，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会议，从来没有这样震动过。在中央英明的指示下，同志们揭发出来我大量活生生的事实，揭发了我很多反革命的罪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揭开了湖北、武汉地区特别是武汉地区“七·二〇”以后一直捂着的阶级斗争的盖子，也把我的面目暴露很清楚了。“七·二〇”以后，很多重大的事情，很多重大的疑案，一直没有把来龙去脉搞清楚。现在看来，通过这个会议，是搞得非常清楚的，一切事实都摆在我的面前，在这些客观事实面前，我觉得是应该向真理低头，应该低头认罪。我过去坚持的所谓正确，的的确确是错啦，全错光啦，的的确确是错光啦。我是已经碰得头破血流了，几乎是粉身碎骨了，已经陷入了反革命的泥坑。如果再继续滑下去，那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 +　　经过这些天来同志们的帮助和教育，同志们的揭发，首长同志又对我进行个别的帮助和教育，给我启发。我对过去犯的错误和罪行，以及我犯错误的根源、教训考虑了一下，我向同志们交待如下，供同志们对我继续批判和揭发。 + +　　我的主要罪行是： + +## 一、破坏湖北、武汉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 +　　在这个会议之前，我对很多问题是不服气的，我一直认为我是正确的，是不错的。在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问题上，在革委会的一些问题上，以及在“反复旧”的问题上，长期以来，我都是与曾、刘首长相对抗，一直不服气、不认错。我总认为是曾、刘首长破坏大联合，曾、刘首长破坏革命三结合，我认为我自己是正确的。直到这次会议以前都是这样认为的。现在看来，破坏大联合的，不是曾、刘首长，是我。曾、刘首长确确实实是促进大联合的，是促进革命三结合的，下面从事实来看： + +　　67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视察了大江南北的时候，就教导我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当时我呢，对毛主席的教导，对最高指示，公然的违抗。而按照这些反革命的大黑手，孟夫唐、刘真、张华，以及《扬评》的反革命小丑鲁礼安，他们所鼓吹的“不钢则康”、“反机灭康”、“钢化江城”、“钢化湖北”，什么“以工总为旗帜，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鲁礼安曾经在我们工总的报上发表过这么一篇文章，我的印象里是这样子。）当时我就很欣赏。在这个反动思潮的影响下，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合我的味道，所以，很合我的“以我为核心”的反动思想。于是，我极力地鼓吹和拼命地推行所谓走“上海工总司”的道路。（上海的工总司是完全正确的，我所鼓吹的武汉走上海工总司道路是和上海有着本质区别的。）什么叫走“上海工总司”的道路呢？说穿了，就是以大压小，即大组织压小组织，以强欺弱；大组织企图吃掉其他小组织，实行所谓“吞并政策”。今天在座的，很多都是武汉地区群众组织头头，对这是很了解的。为了扩张势力，为了“钢化江城”“钢化湖北”“钢化武汉”，当时，我们就积极插手专县，拼命地扩张势力，在全省范围内自上而下的刮起一股“钢风”。严重的破坏了“七·二〇”以后的大好形势，严重的破坏了各专县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更为恶劣的是，把曾经跟我们风雨同舟的战友、风雨同舟的兄弟革命组织，当时对于我们这一种错误的作法和反动思潮进行了抵制的新组织和不同观点的同志打成“老机”，大搞所谓“反机灭康”，顽固地推行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以我为核心”的所谓走“工总司”的道路的错误路线。更为严重的是，曾、刘首长多次给我们讲，而且给我们传达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原文我记不清了，我记得曾、刘首长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在视察大江南北对我们“工总”的一条最高指示，就是要我们“工总”不要发展太大了，大了你们领导不了。当时，曾、刘首长一再跟我们讲，一再地把毛主席的声音跟我们讲，但是我们对毛主席这个最高指示听不进去，对毛主席的话听不进去，对曾、刘首长的帮助和教育听不进去，背地里一意孤行，推行“以我为核心”。比如讲，当时搞了几个组织座谈，我觉得曾、刘首长支持不够，就对曾、刘首长不满。后来，为了推行“以我为核心”，我和方保林一起做工作，强制中央点名（承认）的“九·一三”加入我们“钢工总”，实现大联合。当时首长和我们谈过，我们听不进，认为我们这样做是对的。我们开大会、游行，让“九·一三”加入“钢工总”，搞变相的“以我为核心”。我们的指导思想是这样的：武汉市“工总”、“工造”、“九·一三”3个大组织，我们两家先联合起来，这个领导班子核心就形成了，你再来，只不过是加一加而已。这样，就形成以两个组织为核心，吃掉“工造”。现在看来，这个做法也是很笨的，非常错误的。这种做法，只不过是变换了一种手法。其结果，不但没有促进大联合，反而导致了分裂。 + +　　67年10月份，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的贵宾谢胡同志来汉访问，给我们的大联合、三结合送来了强劲的东风。总理当时明确的指出武汉的革命大联合，不走北京的道路，也不走上海的道路，要走武汉的道路，即走“三代会”的道路。总理的指示打破了我走“上海工总司”道路的企图，当时我觉得总理对武汉情况不了解，而对抗总理指示，继续改变手法推行“以我为核心”的错误路线。怎么搞呢？就是不象以前那样搞了，以前就是采取强硬的政策，让各个组织纷纷加入“钢工总”，实现大联合，达到“以我为核心”的目的。现在变换手法，不这样搞了。总理讲了，要走工代会的道路，这顶帽子不能丢，变换一下手法，接过按系统、按行业实现大联合的革命口号，大搞所谓的六条战线。即工交、财贸等，按战线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说穿了就是上面把几个无关紧要的人在市工代筹与“工造”、“九·一三”等组织搞马拉松会谈，下面我就去按战线集中大批人力，策动各基层尽快地所谓联合或成立革委会。这样就可以自下而上地把“工造”吃掉，等我们把对方吃得差不多了，再在市工代筹，以高姿态给他们几个席位，这样就可以达到我所推行的“以我为核心”的目的。当时我们还美其名曰地把这种作法叫做“汪洋大海”政策。但是，曾、刘首长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眼睛很亮，正在我们搞得差不多的时候，下面的联合搞到70%到75%左右的时候，正当我醉心于大搞“汪洋大海”政策搞得起劲的时候，曾、刘首长一眼就识破了我的阴谋，就把我弄到空字006雷校办学习班，当时我不愿意去，很抵触，后来是人去了，但心不在那里，即使在哪里，也是吊儿郎当，遥控家里，而且晚上也跑出来到处煽动。后来曾、刘首长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日以继夜的蹲在雷校，亲自主持会议，耐心做思想工作，我记得刘政委跟我谈了，专门找我谈，刘政委对我帮助教育很大，专门给我写了个条子，对我抱有很大希望，让我在革命大联合、三结合中起一定作用。但现在看来，辜负了刘政委对我的希望。在曾、刘首长和警司首长领导下，终于实现了武汉地区工人组织的革命大联合。这样一来，我就很不满，没有按照我那个办法办，我就对曾、刘首长很不满，觉得我苦心经营的山头，顽固推行的“以我为核心”的阴谋鬼计，就宣告破产了。当时，我对曾、刘非常不满，觉得在武汉、湖北地区，就应以“三钢”为主体，我认为“三钢”在武汉地区来讲是真正的革命左派，曾、刘首长就应以“三钢”为主体，去团结其他的人，因为我觉得“三钢”是以大型厂矿的产业工人为主体的，而他们都是些卖饼子、油条的合作企业的手工业工人或小工厂：“钢二司”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头头就是几个学生；“三新”组织里有很多教师，甚至认为他们是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所以，我觉得曾、刘首长应支持、依靠我们，而通过我们去团结他们，但是曾、刘首长在两派之间搞平衡，我非常不满。加上我们在“七·二〇”以前是受压的，坐了牢的。而新派是犯了错误的，他们帮助陈再道整我们的材料，压了我们的，他们不能算真正的革命左派。所以在武汉地区搞大联合就得以“三钢”为主体去团结“三新”，实现大联合。然而，曾、刘首长老是不支持我们这样做，老在那里搞平衡政策。当时，我对曾、刘不支持我搞“以我为核心”，心怀不满。67年12月，工代筹搞成以后，当时，我的情绪非常不好。方保林在二司也是这样搞，日日夜夜的搞。我在工总也这样搞。当时我们两个苦心经营，日日夜夜组织一班人马，专搞“以我为核心”。我亲自跑到“三司革联”，想动员“三司革联”加入“钢二司”。我们苦心经营，辛辛苦苦。但是，曾、刘首长不支持，所以很不满。我曾牢骚满腹地讲：“曾、刘就是遮住了太阳，挡住了春风。”（是在工总勤务组办公室里讲的）现在看来，证明了曾、刘、张在钢新两派大联合时，真正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的的确确是一碗水端平了，的确不是亲一派、疏一派的。所以说破坏武汉地区大联合的不是曾、刘，是我，我是破坏湖北、武汉地区大联合的罪魁祸首。在开会以前我并没认识，现在才认识到的。 + +　　（在大联合问题上是这样，在革命三结合的问题上，也是这样。实现大联合以后，曾、刘首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日夜奔忙，筹建省、市革委会。在这个问题上，我也犯了很大的错误和罪行。正当曾、刘首长为筹建省、市革委会而奔忙的时候，一小撮阶级敌人，如孟、刘、张之流，也纷纷出动，他们四处串联，八方活动，想尽一切办法，利用一切机会，妄图钻入新生的红色政权，与曾、刘大唱对台戏。早在67年11月份，刘真、张华通过我们“钢二司”干部组的胡震宇，把我和张耀忠找到刘真家去过一次。当时在场的有朱涵珠、杨春亭，孟夫唐是后来的。据说他是从张耀忠那里作了报告回来的。当时主要是刘真这家伙讲，据我回忆，他主要讲了3个问题：） + +　　1、刘真反复的强调了（因为当时是省、市革委会成立之前，这家伙凭着他反革命的臭觉，很懂得政权的重要性）干部在政权中的重要作用，他说：“你们群众组织代表，在革委会中各方面都不熟悉；军队代表，过去是在军队中工作的，他们对地方也不熟悉；只有这些地方干部，他们对过去的旧省委最熟悉，他们各方面的经验都很成熟，所以干部在政权中最重要，你们应该重视这个问题。 + +　　2、刘真批评了我们“三钢”对干部工作不重视。在这之前，我们对干部工作确实不重视，因为我从文化革命以来，我就有极“左”、“怀疑一切”思想。开始筹建工人总部的时候，只要工人，不要干部，对当权派有点怕沾边。他说：“我们的干部工作，抓的不如新派。”当时我听了以后，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 + +　　3、他讲：“现在要成立省、市革委会了，那些干部是站在造反派这边的，群众不了解，你们要造舆论。”就是为他们这些人造些舆论。为他们钻进红色政权做准备。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伙家伙，当时主要是刘真主讲，讲的有条有理。我觉得讲得很不错的，给我的印象很深。当时我觉得刘真这个人很精灵，肚子里很有点货。这次会以后我基本上按刘真的办了。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我开始认识到干部在政权中的重要性。所以当时我几乎全部时间专门抓干部工作。又专门派张耀忠和方斌亲自住13号，主管这方面的工作。同时，也按照刘真的黑指示，给他们大造其舆论，当时我们工总报上就专门特约了任爱生、杨春亭、吴允恭等人写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了。而且到后来，又在《工总简讯》上把所谓“左翼革干联”的站在钢派一边的干部排起来大吹了一通。为这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涂脂抹粉，大吹特吹。这些都是我亲手布置的。现在看来，我们当时吹捧的所谓站在钢派一边的干部，大多数是些坏蛋。 + +　　1967年12月份，在洪山宾馆，又和孟、刘、张等开了一次黑会，首先是俞涛找我们，参加的有朱洪霞、夏邦银、张耀忠、方保林、胡震宇等人。我们先到孟夫唐屋里，孟病了，我们就走到洪山宾馆。当时还有祝孝先吧，是俞涛主持会议。这个会是地地道道的阴谋反夺权的黑会。这次会使我中毒最深，也是我犯错误的一个原因。会上，反革命黑手刘真提出了一整套阴谋反夺权的黑纲领。我初步回忆大体是这么几个方面： + +　　（一）使我印象最深的，也是我这回犯错误的一个根源，就是刘真讲的关于张体学同志的问题。张体学到底能不能回来结合，他们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而且比较系统的、比较详尽的把张体学同志大肆污蔑了一番。刘真全面介绍情况，从张体学的各方面一直讲到生活上。而且，那个许金彪，他自称是最了解张体学的，在会上花了很长的时间，介绍了体学情况。使我印象最深的，中毒最深的，就是他们反复地多次地强调说：“体学这个人，最爱报复打击。”说他报复打击最严重、最厉害，在他手下的人哪，报复打击了不晓得几多。这点给我印象最深。所以，后来一直怀疑体学同志报复打击、整我们。许金彪讲了许多事情，证明了刘真讲的所谓正确性，也大骂了一通张体学。他们说，要是张体学回来了，他们一定是没有好日子过的。当时，刘真讲体学同志报复打击还举了些例子。我听了他们的话中毒很深，当时觉得刘真讲得很有道理。我觉得运动初期我们造了他的反，斗了张体学，这样，难道他不记仇吗？刘真说体学同志报复最严重，我想这件事很复杂，到时候他不整死我们是好的。所以我们对体学在脑子里就构成了这么多框框，定了这么个调子。在省、市革委会结合体学的时候，毛主席已经讲了，当时我心还是有自己的想法。到后来，新华工又在社会上公开贴出要坚决结合体学同志的声明，当时，我资产阶级派性很大，我想，你们新派要保的话，我非要反；你新派要结合，我们就非不结合。当时根本谈不到党和人民的利益，根本没有考虑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正好上了刘真这些家伙的当。刘真关于体学报复打击的这番话，给我中毒最深。 + +　　（二）刘真提到省、市革委会结合的干部问题，他说：“湖北省站出来的干部不多，这是特点。站出来的大干部不多，这也是一个特点。”所以，他提出建议：省、市革委会的干部要通盘考虑。他说：“省里的可以到市里结合，市里的可以到省里结合，通盘考虑。”而且他还说：“省、市革委会成立以后，军队的干部，曾、刘首长是管大军区的，是管两个省的，更多方面是管军队。加上曾司令员是从沈阳来的，对湖北情况不了解。刘丰政委呢，过去是空司的，也对地方工作不熟悉。群众组织代表呢，是从下面来的工人，对过去这个上层建筑也不大很了解。所以，将来的实权还是在地方干部手上。”所以他提出，省、市结合干部要通盘考虑，他建议：“杨春亭到市里结合。”杨春亭过去是宜昌地委书记，他好像举了那一个地方的例子，说明地方干部也可以到市里结合。而且说了武汉市的重要性。他说：“过去王任重就是以武汉市为实权，把武汉市抓好了，就等于湖北省抓好了。所以王任重过去把他的心腹宋侃夫这些人安排在市里面，他就可以直接控制武汉市。所以武汉是非常重要地方，是实权单位，要非常注意、要慎重。”所以，他提出，杨最好在市里担任第一把手，杨有山、谢定杰、吴允恭做他的左右手。就可以控制实权。省里，刘真讲：“任爱生担任一把手，是当之无愧的，是很有影响的。连我们都不敢反对的。另外，张华可以给老任当助手，张华在省里过去是很有工作能力的，过去省里的实权实际控制在他手上。以前王任重是很喜欢张华的，说他的工作能力强，人也很聪明，也很能干。王任重每次到北京或到中南局开会，总是把张华带去，他是个好干部，他要是结合了，是老任的一个得力助手。”接着他一一分工。比如卜盛光搞政法，杨锐管工业等，讲了很多。刘真都介绍了一番以后，不好讲自己，他就说：“至于我嘛，就不考虑结合了。我的身体也不好……”，后来说完，张华马上起来讲，把刘真大吹了一通，说刘真这个人“精明强干、工作能力强，非要结合不可，他工作经验很丰富，结合到省里管党政方面的工作，也是任爱生的一把好助手。”他们就这样互相吹吹捧捧，把任爱生抬在前面，刘真、张华美其名曰地做老任的左右手，实际上就达到了他们阴谋篡权的目的。有些人虽然对他们的方案有些看法，但是，后来我基本上是按照这个黑指示办的。 + +　　（三）刘真又讲：“我们在座的都是‘钢派’的干部。‘新派’在武汉势力不大，‘钢派’在武汉是占绝对优势。因此结合到省、市里的‘钢派’群众代表和站在‘钢派’这边的干部，当然应是占绝对优势。”刘真他当时估计：站在“新派”那边的干部不多，但我们要认真对付，第一、二、三把手和主要部门一定要掌握在“钢派”干部手里，估计“新派”要争的，省里估计“新派”会把孙德枢抬出来，市里可能把薛朴若抬出来。对他们要引起重视，认真对付。反正我们“钢派”干部多，“新派”干部少，我们采取硬拼的办法一个拼一个，拖住不让，任爱生拼孙德枢、杨春亭拼薛朴若，最后让曾、刘首长出来合稀泥，到最后不把孙德枢和薛朴若拼掉至少要把他们拼成个次要地位。” + +　　会后，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些黑手黑脚的黑指示办的。在结合省、市革委会的干部会议上，我们就是这样干的。 + +　　在讨论市革委会结合的会议上，张耀忠亲自出马。钢二司是方保林挂帅。“九·一三”是李想玉。我们非常重视这一件事，其它都放手不管。我们认为这是一场攻坚战，这一仗非要打好不可。当时我们“钢工总”、“钢二司”带了一批精悍人马，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机构。把二司各个总部的头头，比方刘汉武、周洪信、陈大炮等精悍人马，我们认为这是一场大仗，要慎重对待。分成3个组：（1）把那些能说会道的，善于诡辩的人组成谈判组。专门和他们扯皮、谈判，比如钢二司的周洪信，他是会说的，一张嘴巴把死人都说成活的，这些人都是经过斟酌的，把他们组成一个班子。（2）把3个组织里搞干部工作的人，由俞涛、胡震宇负责，组成一个材料组，这个组也组织了一批能说会道的，不要讲稿，可以把一个干部的工作等问题能够从头到尾滔滔不绝的一下子拿出来。我记得，当时曾司令员听了钢二司洪涛的，那嘴巴会说的很，把薛朴若说得一钱不值，他不要稿子能够讲两三个小时，干部的家庭出身和××年××年他背得烂熟。（曾思玉同志插话：现在在那里呀？）他已分下去了。还有一个小马也是会讲的，他们是从头到尾都搞一个人的专案，他对这个人很熟悉，不要讲稿就能背出来。当时和华工三办的主任辩论，他辩不赢我们。我们当时在旁边就很欣尝/赏。（2）组织舆论组，在外面造舆论，随时报导会内情况，做到内外结合，以便迷惑人心。我和方保林、张耀忠、李想玉全面负责幕后操纵，我们专门讲高姿态的话，吵嘴扯皮的事他们讲。就在市革委会三结合问题上，仅薛朴若和杨春亭的问题，一直搞了8天8晚上，那时看着方司令和张昭剑政委瘦的很厉害，一直是日日夜夜的在那里搞，大会开完了开小会，小会开完了一个个找我们个别谈，一个组织里头，这个头头通了那个头头不通还不行，当时我们抱得很紧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相当严重。一个拼一个，一个卡一个，有的一边要打倒，一边要结合，一边要结合当一把手，一边不同意结合。比如结合薛朴若的问题，“新派”死要坚持他当第一把手，我们坚决不同意结合，两派悬殊很大。方司令、张政委那时为这个问题伤透了脑筋，那时很尊重我们的，跟我们做工作，距离相当大，怎么办呢？最后拼材料。当时我们认为我们那是“核武器”，洪涛是专门研究薛朴若的，一个人讲两三个小时，最后把华工三办的主任讲得没话说。最后还是方、张首长日以继夜的给我们做工作，我们这才让了一步，那时认为我们姿态很高，我们是顾全大局，同意薛朴若最多结合一个委员，到最后还不能下地，就请曾、刘首长定，这才叫薛朴若结合为常委。这个硬拼的办法，就是按刘真说的办的。破坏了革命大联合，拖迟了市革委会的建立。这个问题上我是罪魁祸首。当时我认为我是对的，一直到这个会之前，我认为我是对的，唯我独革，唯我独“左”，我们“钢派”的干部不管他是好人、坏人，是反革命，还是叛徒，只要站在我们这边来了，就是好人，就是我们的人，想尽千方百计弄上去，花一切代价弄上去。现在看来，我做了那么些蠢事，把这些干部弄上去，这些人确确实实无德无才，要是他们真掌了权，那真不得了，比如任爱生吧，我们过去对他抱了蛮大希望的，以前不了解他，现在大家清楚了。我觉得有些失悔，过去七争八争，争到口水流了，黑汗直流，搞得日日夜夜，还是那么回事情。通过实践证明，中央还是很英明的，中央点名结合的几个干部，那确实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有工作能力的。现在才认识这个问题，要是那些人掌权，那武汉市真是不得了。 + +　　（市革委会的协议达成后，孟、刘、张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看见他们的阴谋未得逞，就急痛难耐地跑到蛋厂找我们，企图在滨江饭店直接指挥，点名要我和方保林去，虽然我们当时没有去，但我们仍然按照他们原来的黑指示，死卡孙德枢同志，加上当时黄石的炮轰派也来极力反对，我们又发表了打倒孙德枢的《严正声明》，严重的破坏了当时的协商，曾、刘、张一直陪着我们搞了10天10晚上。后来一直没有把他搞下来。后来曾、刘到中央，传达了中央的精神，省革委会才成立，一直拖到这样的程度。严重的破坏和推迟了省革委会的建立。） + +　　现在看来，真正促进革命三结合的、积极筹建革命委员会的是曾、刘首长，方铭同志、张昭剑政委，军区和警司的同志。破坏大联合、三结合的是我们，主要是我，罪魁祸首是我。过去我把这些账倒打一耙，都说成曾、刘首长。主要原因，我是感到曾、刘首长不支持我们，不支持我搞“以我为核心”，以我们为主体，老合稀泥，搞平衡政策，所以，破坏了大联合、三结合，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犯了极大的罪。这些问题，过去我都不服气的，我过去从来没认过错的，都认为我是对的，现在我服气了。 + +## 二、破坏革委会，架空革委会，破坏革委会的一元化领导。 + +　　在这次大会以前，我一向认为，破坏革委会一元化领导是他们（指曾、刘首长）。不是我们。搞反动的“多中心论”也是他们，也不是我们。架空革委会的还是他们，不是我们。现在实践证明，通过同志们揭发，现不站在一派上考虑问题，过去老从钢派这方面考虑，不从新派考虑，现在钢、新两派联合起来，对过去武汉阶级斗争盖子揭开以后，站在党性立场上把问题揭开以后，我才认识这个问题，也是开始认识，破坏革委会的不是曾、刘首长，而是恰恰相反，曾、刘首长维护革委会的一元化领导，而我是破坏革委会一元化领导，架空省、市革命委员会的。事实上也是这样的。 + +　　省、市革委会成立以后，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应该是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是当时的大方向，而我呢？作为省革委会的常委，不到省革委会值班，作为工代会的主要负责人，我不到工代会工作。而是背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到处躲躲藏藏，东跑西窜，纠结一批势力，苦心经营自己的小山头，与新生的红色政权分庭抗礼，大唱对台戏，破坏了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破坏了革委会一元化领导。破坏了省、市革委会的革命权威。 + +　　1968年春，我们接过了“三反一粉碎”的革命口号，制造分裂，鼓动派性，煽动抢枪，挑起武斗。在这次会议之前，我也是没认过错的，我认为武斗也不是我挑起的，抢枪也不是我煽动，分裂也不是我制造的，恰恰相反，挑动两派打起来的是曾、刘首长。说了很多污蔑曾、刘首长的话。武斗是新派挑起来的，不是我们搞的。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曾、刘、张紧跟主席的指示，在革委会召开的扩大会上统一省革委会委员和各地区的同志对当时形势的看法，曾司令员作了报告，并发表了会议纪要。当时对那个会议很不满意，主要是我和方保林，当时我们认为“三反一粉碎”主要是反右倾，我们认为右倾主要是来自省革委会，来自于上头。但是省革委会没按我们那样办，所以我们说曾司令员的报告是右倾报告，那个纪要是右倾纪要，我和方保林还恶狠狠地轰了一通体学同志，当时我们认为右倾就是来自省革委会，还美其名曰：“你们（指曾、刘、张）不抓阶级斗争，我们来抓。”把自己凌驾于省革委会之上，凌驾于曾、刘首长之上，自以为是，自作聪明。于是我们与省革委会、与曾、刘首长分庭抗礼。那次会议以后，我们很不满意，回去我就搞一套，也没到工代会去搞，就回到自己小山头里面，带着大批人马，挂着所谓抓阶级斗争这个招牌，接过“三反一粉碎”的口号，组织所谓调查组，到各基层单位、各大区调查所谓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我们走了7、8个区，事实上就是把矛头指向站错队的群众，站错队的干部，就是调查所谓“老保翻天”，并发了所谓“三·二八”声明。就是这个声明，大反革命领导干部，把矛头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好几个专案组，到处收集材料，扬言要从省、市革委会里揪出薛（朴若）、李（长根）、孙（德枢）、姜（一），这几个人我们都设立了专案组，组织了专门调查，破坏革委会的一元化领导。当时对薛朴若有专门情况调查组，到了很多地方调查。李长根我们也专门调查过。尤其是姜一同志，这是我们搞得最厉害的，那是我支持的，从经济上到各方面都支持，其实我们勤务组当时还是有不同意见的，但我和方保林很一致。为了说服我们勤务组的人，请姜一专案的张群英介绍情况，她不要稿子，从头到尾把姜一的问题讲出来，很容易迷惑人，不了解情况的人，一听她介绍情况，就要打倒姜一。最后对姜一同志印报纸，是我签的字，给的纸，并向中央汇报了情况，是我同意盖章子的。揪的时候，我不太了解，据说是方保林，我是赞成这个事情的。使姜一同志受了很大委屈，在这里向姜一同志赔礼道歉。在我们的影响下，“新派”当时也揪革委会的4个。揪任、杨、杨、赵吧，即任爱生、杨春亭、杨有山、赵文华，这样一揪4个，革委会就垮台了。就是这个声明，大反所谓右倾翻案，不是把矛头指向一小撮牛鬼蛇神，而是指向广大群众，当时整个武汉市打火把游行，把站错队的同志，戴着高帽挂着黑牌游街，搞得整个江城乌烟瘴气，一出来就是几十或百把辆车子，又一次对一度站错队的广大群众实行了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实行惨无人道的迫害。破坏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当时曾司令员还发了脾气，因为我们把车子都控制了，武汉市当时没有米吃，调不进来，但曾司令员讲了几次，我们无动于衷。给武汉抓革命、促生产及人民生活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失。就是这个声明，大反所谓“老机”，把矛头又一次指向革命群众组织，指向风雨同舟的亲密战友。我们到处大作报告，大搞广播演说，鼓吹“反机灭康”，“杀鸡喝汤”，把风雨同舟的战友“新派”打成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张耀忠的报告最典型了，就是反动刊物《扬评》所讲的考茨基派，和《扬评》唱的一个腔调。声明第一稿就点吴焱金的名，抓住他说“革委会是军政府”这个错误不放，但我们从“派性”出发，想利用这一点搞臭吴焱金。致使已经联合了的钢新两派又重新分裂，已经团结的钢新各革命组织又重新严重对立，破坏了革命的大联合。 + +　　对这“三·二八”声明，当时警司的赵副参谋长，日日夜夜跟我讲，问我们为什么不能以工代会的名义出呢。我说：“工代会不统一，那怎么出的了哇，那不是得一个月、两个月，那不行。阶级斗争就应该及时抓。”我当时找这么个借口，我认为以工总发就不一样，我变了个花样，搞了个小动作，耍了个两面派，以下面各基层组织来发表，实际上，这是没有钢工总的“钢工总”，这就是“钢工总”把矛头指向“新派”。所以说过去抢枪是我煽动起来的，我不服气，实际上我们把矛头指向了新派组织，促使两派严重对立起来。这一次在小组会上谈了，我明白这件事情了，我们把“三·二八”声明发表以后，“新派”就认为是刘丰政委、警司支持我们，认为是“武老杨”搞的。当时，外边传说是：“三办看了，曾、刘首长看了。”所以“新派”认为“三·二八”是曾、刘首长、警司操纵我们搞的，把矛头指向“新派”，他们认为是“变色龙”所操纵搞出来的“三·二八”声明，致使他们就急急忙忙到处开会，认为“三·二八”就好象当年的“二·八”声明一样。因为时间恰恰有意用了“二八”。这使两派情绪又对立，结果发展到抢枪。过去说我煽动抢枪我不服气的，这回服气了。 + +　　就是这个声明，极力鼓吹第5个回合的站队问题。狂热的煽动了武汉两大派的对立情绪，人为地制造了紧张空气，煽动走“四川道路”，使武汉当时的局势处于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煽动群众冲击军事部门，把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都抢了。比如我们得到了很多情报说“新派”在各专县抢了不少武器的。尤其是吴焱金东风之行，我们情报组得到了这个消息，说他用拖煤的车子，拖了不少的武器回来了，这件事我们信以为真，向张昭剑政委和赵副参谋长反应了，他们说不会，但我们根本不听。外面又传彭勋到处作报告说什么：走所谓“四川道路”，我们情报组又把“新派”头头的讲话搞了个言论集，更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根据，使形势更加恶化。我们认为应有几手准备，当时我们研究有两种意见（指抢枪）：一种意见是先不要抢，先把放存武器弹药的地方打听清楚，派人密切注视，加以控制。这有两个好处，一个是防止“新派”先下手为强，另一方面万一要打起来了，我们就可以得心应手，顺手可拿，政治上积极主动，军事上也积极主动。这种意见主要是以张耀忠为首。另一种意见是“新派”已抢了，如果我们下手太迟，会造成军事上的被动，但我们政治上要主动。也不要公开的以总部名义出面组织大规模的抢，下面有些单位要搞，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下面找到我们要抢，也不要找我们这些大头头，找总部的工作人员，叫他们开个介绍信，说有要事联系，小搞，不要大规模的搞，这样下面都可以搞点枪，而下面的兵团都在我们手上，这样如果真正万一打起来呀，我们在军事上也很主动，政治上也很主动。就在我这种两面派坏思想坏作风的指导下，所以下面有不少的单位去搞枪，拿着总部的介绍信，到专县去抢枪，有不少的头头，不少的人到处去抢枪。这就是我们采取的政策，采取的对抗中央，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两面派手法。实质上就是我们支持，就是我们要他们去抢枪。当时何永清到四川去抢枪，我是点了头的。武船到宜昌去抢枪，事先我不知道，后来他抢了一批枪，在宜昌一个内衣厂放着不能回来，找我，我说：“我有么办法呢，宜昌有个刘德光，我给你写个条子，叫刘德光给你想办法回来。”后来，我写到沙市，支持武船的抢枪，也支持何永清到松滋去抢枪，后来没抢到。武斗激烈的时候，我和夏邦银，还到铁路上去，看看有没有枪，跟他商量，如果万一打起来，铁路上的枪也拿出来用。后来送给我和夏邦银一人一把手枪，我们没用，给了其他人。就在我们这个思想指导下，武汉市的抢枪风就刮起来啦，严重的干扰了、破坏了武汉的大好形势，破坏了武汉的抓革命、促生产。尤其是那一天打了夏邦银和张耀忠的时候，这时的武汉形势就更加紧张，空气更恶化了，后来就引起了武锅的大规模抢枪，形势越来越恶化。我记得抢枪的时候，曾司令员专从北京给我打回电话，讲的很严肃、很严厉，让我想办法制止抢枪。我听了以后，回来跟勤务组传达了一下，后来开了个大会，但是根本就没有什么行动的，我记得开大会公开传达的时候，那边的汽车还纷纷的抢枪，当时胡崇元制止了。我们煽动起了抢枪，当司令员给我们严厉敲了警钟以后，我说个心里话，我那时也确实没得办法啦，正象司令员说的，我正象脱了缰的马，收不回来了。一方面是收不回来，另一方面我又觉得“新派”要是不交，我们也是不交的，即使要交，也是阳奉阴违，后来造成了攻打“新中原”的武斗。 + +　　攻打“新中原”是我一手策划的，那天早晨，周光才在总部路上碰到我和朱洪霞，问：“胡巍被打了怎么办？我们要去打。”当时，我们回答：“这样的事也问我们，你们不晓得处理。”实质上就是要他们打，这是耍的小聪明，耍的两面派。后来，打起来了。我不在屋，我回来后，胡崇元在指挥，打了一段时间，我当时觉得做得太露骨了，做得不狡猾。当时胡崇元要开大会动员，我当时有点不同意，我不是不同意打，而是不同意胡崇元这种做法，我觉得开大会去打“新中原”太露骨了，我不愿开这个会，我没有去。当时何永清介绍情况。后来，胡崇元打不下来，泄了气了，我说：“你不打，我来打。”打起来，说是三个女将在指挥，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当时指挥机构是这样，可以向大家交代。攻打“新中原”的前线总指挥是何永清，这是第一线，设在蛋厂里；第二线是3个女将坐阵；第三线是我坐在电信工程公司指挥，我和何永清。我不直接指挥，是通过3个女将指挥何永清。另外，我又控制电信局搞专案的人，侦察现场情况，随时跟我汇报，所以“新中原”的情况我是清楚的。后来，我觉得何永清在前线指挥不灵，我又派姜诗存到“新中原”直接指挥。当时我要他们一定要拿下最后一栋楼，叫他们乘胜前进，活捉李长根。后来解放军去了，制止武斗，听说解放军把我们枪缴了，不收他们的枪，我很气，尤其是打死了我们一个人，后我更气，我当时觉得专收我们的，不收他们的，支“新”压“钢”，对首长很不满，我问他们解放军把枪收了，放在什么地方，他们说：“在汽车上。”当时我告诉他们不让解放军的车子走，把车子的气消了它，把枪收回来。不知他们后来是不是这样干了没有。当晚张绪副司令员来电信工程公司给我们做工作，他们都下楼去了，我说：“我不见他。”在楼上没下来，后来曾、刘首长找我们去，我也没有去，我当时认为你们（指首长）支“钢”压“新”，对首长很不满。其实这话说穿了，通过小组会，我认为曾、刘是正确的，为什么呢？“新派”那时出于他们的看法，出了很多声明，他们认为“新中原”武斗是“武老杨”“变色龙”支持、操纵我们“钢工总”去攻打“新中原”，以压垮“新派”。我们则认为曾、刘首长支“新”压“钢”，只收我们的枪不收他们的枪，两派都认为是曾、刘首长在搞鬼。现在坐在一起，把这个问题揭开，我认为自己太笨了、太蠢了，证明我们两派都错了，而证明曾、刘首长确实是对的，不是支一派压一派的，现在我才明白了，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 + +　　这场武斗，破坏了武汉地区的大好形势，使钢新两派进一步严重对立，使“新中原”国防工厂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不管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到了第二天，“新派”很快造了很多舆论，左一个声明，右一个声明，长办、新华工、新湖大一一都发表了声明，在舆论上压倒我们，本来是我们背了理的，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这么被动，我们也应该造舆论，要以牙还牙，我亲自策划了一个“五·三”声明，认为这场大规模武斗的罪魁祸首是李长根，李长根在武斗时在场，我们认为他是指挥的。后来知道是市革委会派他去调停的，我把这件事倒打一耙，玩弄两面派的手法，就以各基层兵团发表了一个“五·三”声明，企图从舆论上压倒“新派”，以蒙蔽我们下面的群众。当时下面群众派性也是很大的，那时头头听说是李长根搞的，整个武汉市就铺天盖地的“打倒李长根”“李长根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标语。“新中原”武斗的罪魁祸首是我，反而倒打一耙说是李长根，还说曾、刘首长支“新”压“钢”，品质极其恶劣，尤其是布置“五·三”声明，在这次会上我散布了很多对军队不满情绪，认为他们支“新”压“钢”，解放军光缴我们枪，打我们的人，把我们手表抢跑了，事实上这都是造谣。把矛头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 +　　（“新中原”事件后，武汉情况更加恶化。当时武汉三镇，放枪啊、到处是武斗据点，碉堡林立，整个武汉火药味相当浓。后来查明这是胡宗元同志布置的，当然也是我的指导思想，他当时主要是想吓一吓“新派”。“新派”马上占领了井冈山大楼，酝酿着很大的武斗。正在这时候，曾司令员从北京给我们各组织头头打电话，要坚决制止抢枪。当时我虽然传达了曾司令员的指示，但根本无行动。“五·二八”来电以后，我们迫不得已，因为中央说话了，我们还是要听，但不是完全听，也是阳奉阴违的，正如同志们揭发的，交长不交短，交旧不交新，交坏不交好。汽运五站我们就是带头公开大耍两面三刀。想留一手。一方面大造舆论说我们交了很多枪，另一方面还留了很多不交，这是资产阶级政客作风。当时，我还有个怪理论，说他们“新派”抢枪是乱军的，是揪“武老杨”的。我们抢抢，是保“武老杨”的，如果“新派”把枪都抢走了，谁来保“武老杨”，当然我们要枪，我们抢枪和他们抢枪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歪理论蒙蔽了很多人。现在看，这是荒谬透顶的诡辩术。其实我们当时提出拥护曾、刘、方、张，我认为沈复礼同志提的正确的。在“七·二〇”以后，在大联合的问题上，在三结合的问题上，我对曾、刘都有不满情绪，提出拥护曾、刘、方、张是从资产阶级派性出发的，当时我有一个指导思想，现在可以暴露，我觉得“新派”要保我非要反，他要反的我非要保，所以他一提出揪“武老杨”，我们就非要提出拥护曾、刘、方、张，揪出薛、李、孙、姜。我想：原来搞“以我为核心”没有把“新派”搞垮，搞臭，这回通过揪“武老杨”这个问题，在武汉制造出一个“四川的局面”，即制造出一个“拥军派”，一个“反军派”，分析一下全国形势，没有一个反军派不垮台的。“新派”如果反军，他非垮台不可。要把“新派”引向反军派的道路，不把他搞垮，至少把他搞臭，继续实行“以我为核心”的路线，我们指出拥护曾、刘、方、张的口号，完全是从资产阶级派性出发，就在提出这个口号之前，我对曾、刘是有看法的，第一，我认为他没有把我们“三钢”当依靠力量，老在那里搞平衡政策，致使我们搞“以我为核心”破产，我有看法。第二，我认为这些老头子们谨小慎微，胆子很小，湖北工作老是跟着别人跑，认为湖北搞不出个么名堂来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所以我经常讲：“上海有三个一：有一个紧跟毛主席的好人（就是张春桥同志），有一张好报（就是文汇报），有一个好组织（就是工总司）。”言下之意，对曾、刘不满，当时还未感觉整我们。其实，通过这次“反复旧”问题，就可以看出曾、刘是很紧跟主席的，有工作能力的，这次处理“反复旧”问题就是采取积极稳妥的办法，解决得很好的。尤其是使我很感动的，就是在处理“反复旧”的会上，曾司令员反复的强调，对专县的军代表说：“你们不要扣着那一条，你们要学对群众组织头头不要歧视这一条。”当时我听了这话，我自己很感动，我那时看法就有些好转了的，我觉得曾、刘确实按中央指示办的（当然后来这种想法还有反复）。现在看来，“反复旧”问题处理得效果还是比较好的。以后有些反复，是我们在下面搞鬼，如果我们和曾、刘一条心，我看效果更好。曾、刘首长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是有感情的。那次在北京听到叶群同志介绍以后，我自己认为听的还是中央的，但是，我还是抱有看法的，我觉得中央首长是那样讲了，回去还要看一看，杨道远就和我讲过，我也是那么认为，杨道远说：“我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忠不忠看行动，回去看。”还是按那样办事。现在我发觉他们有个很大的特点，凡是中央的声音那就认真执行，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确实有深厚的阶级感情，是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据体学同志说：“曾司令员大小事都要请示中央，中央不同意他是不干的。”办事稳妥。用曾司令员自己的话说，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是现在的看法，通过学习，开始有这么点看法，以前没有。） + +　　所以，我们当时拥护曾、刘、方、张，是想把“新派”推到“反军派”的地位上去，实质上是推行“以我为核心”的继续。全国“反军派”都没有一个好下场的，你“新派”反军，不把你搞垮至少要搞臭。以前不能在组织上实现“以我为核心”，这次至少在政治上我们取得优势。 + +　　所以，当曾、刘首长从北京回来，揪出反军乱军的黑头目李迎希，并点出刘真、张华，当时一听说中央指出揪“武老杨”错了，我们非常自鸣得意，这下我们可捞到了一个雄厚的政治资本，“新派”不垮也要臭一半。当时我从几个解放军那里打听到这个消息，是从汉高的几个解放军，驻在我们工代会的，名字我记不得了，他晚上在我们勤务组讲：“曾、刘首长回来了，揪‘武老杨’错了，中央首长点了李迎希，还有张广才。”夏邦银、张耀忠也在那里，我听到后，高兴极了，这一宝押对了。当天晚上我们就布置，写大标语上街，“打倒李迎希”“打倒××，”还有一张写错了，“叶明回头是岸”，后曾司令员批评了我们。我们拟了一些标语，一打电话，各个基层单位一下子都起来了。所有的喇叭，一晚都出来了。还点出了孟夫唐、刘真、张华。本来他们是和我们有关系的，插手我们的，我们倒打一耙，搞了个先下手为强的手法，说“孟夫唐是×派的黑手”（就是指“新派”）。闹了一晚上，一直搞到专县，专、县的“钢派”听到后也笑咪了，他们也不了解情况，也是在干，李迎希是怎么个人也搞不清白。想从政治上、舆论上先下手为强压倒“新派”。后来又听说曾、刘首长在汉高给军队内部传达，打听到这个消息，我就出了个歪点子，我说：“朱洪霞，你开个车子和胡崇元搞两个记录，去听一听，你去他们不会阻拦。”结果他们去了，两个记录在那里记了一天，记录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汉高的军队会一散，我们当天晚上，就在体育馆给各兵团传达了，这就使新派产生了怀疑，“新派”讲：“曾、刘首长为什么给他们传达，不给我们传达，这是‘变色龙’一手操纵的。”这不是曾、刘首长要我们去，是我们自己搞小动作，搞两面派搞进去的。我们搞这个小动作的目的是想先下手为强，搞臭“新派”，《江城前哨》第二天就头版头条连夜搞出。武汉市买《江城前哨》的站队很长，据说当时对“新派”压力很大，对曾、刘首长产生怀疑。这是我搞的卑鄙手段，一方面想压“新派”，另一方面是希望曾、刘支持我们，我们跟曾、刘跟的很紧嘛，支持我们的目的还是想压“新派”，但是事情不是这样，我们想这次搞对了，多少要表扬我们两句的。可是第二天曾司令员给地方传达讲：“我一看见拥护曾、刘、方、张的标语，我的脑壳就痛。”我们一听，凉了半截，全部勤务组的人，火冒万丈，有的气得跳到桌子上，大家都卷好被子，清好东西回家生产不干了。我们觉得使着一肚的劲，到处拼命搞拥护曾、刘、方、张，到头只落得个“听了就脑壳痛。”真没得良心哪。我们大闹了一场。后来还是警司首长做了好长的思想工作才算缓和下来。但对曾、刘的不满一直在心里装着。当时我还有一个怀疑，说曾、刘首长搞的两面派，当时“新派”搞揪“武老杨”，我们工总不揪，利用我们把“新派”压下去了，结果把“新派”压下去以后，就又把我们骂一通。我是这样从反面理解的，是极端错误的。现在和“新派”同志坐在一起开会，揭开盖子看，曾、刘确是一碗水端平的，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如果当时要是曾、刘稍微肯定我们一句，我们尾巴会翘上天，反过来更压“新派”，那样形势将会更加恶化。 + +　　从这件事以后，我很抵触，我就没有劲了，因为我们想以拥护曾、刘、方、张搞“以我为核心”，曾司令员这样一讲又破产了，这个事情我当时怀恨在心，对曾、刘不满。我对曾、刘不服气的。我当时思想很抵触，对曾、刘不满，所以非常消沉。加上后来要我们倒旗，我更不通，临到倒旗的前几天，我就离汉到浠水去探亲了，其实是消极抵抗。就是这次到浠水去了以后，去过巴河一趟。因为过去，我们派了一些人去调查，是带派性搞调查，对“新农村”大肆宣扬，当时在我脑子划了个框框，很想去看看，当时朱洪霞也说：“我们有机会去看下子。”当时我去时，王仁舟不在，碰见他们二号头头张新民，他主要说了一下王仁舟怎么怎么不好，大吹了一通他们巴河“新农村”好，后来，我跑到“新农村”看了一下。他们晚上有一个汇报会，要我在会上见见面，我就去了，还讲了大约半个小时，我主要是把武汉揪“武老杨”、拥护曾、刘、方、张和“三反一粉碎”大肆吹嘘了一通，主要的是宣传派性，煽动派性，挑动分裂，表示我们是支持巴河一司的。破坏了浠水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回来以后，路过黄石，碰到黄石的同志在东风××厂里面，去了4、5个人我就谈，他们说钢六中当时对处理黄石问题很不满，要发表一封给张体学同志的公开信。当时我说：“这个不能发。”我说不能发不是说他们对体学这样作不对，而且这种作法不好，太露骨，其实我对张体学也有看法，发了不策略。当时我就把张体学当团长时，杀政委的那段谣言给他们讲了，虽然，我说：“这个材料，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阶级敌人想陷害，另一种就是可能有这个事情，如果要有，那真得要搞。”事实上是支持、煽动、纵容他们反对张体学同志，破坏了黄石大联合。这个消息来源是，我没看到文字材料，是“新华工”的欧阳和“二司”的张群英口头上跟我们讲的。我有必要当面和同志们讲一讲，体学同志可以当面辟谣。这个谣流毒甚广，对张体学的声誉影响很大。当时张群英跟我和方保林两个人讲的，我和勤务组个别同志讲，我认为这个材料要控制得很严。我在黄石放了这个毒，影响了黄石同志，我向黄石同志赔礼道歉。并在这里消毒。这件事已查明，听黄冈同志讲是一叛徒张××搞出来的，我们当了这些叛徒反革命的传声筒。（张体学同志插话：这事我说一句，这没有辟谣的必要。反革命造我的谣，从来没有辟谣的必要。30年的你们可查，我们的解放军、我们的革命领导干部、我们的群众代表，你们可以查的，没有辟谣的必要。） + +　　从浠水回来以后，我碰到一次王仁舟，他是通过浠水革委会叫郑重的人（张体学同志插话：我说一句话，有些重大的材料，为什么不向曾、刘反映，你们对曾、刘离心离德，同床异梦的，拿着个鸡毛当令箭，拿着个稻草来救命，为什么不向曾、刘反映，为什么不向中央反映。）据说是他们二号头头吧，他引来的，我和他谈了，我主要是问他对浠水两派前景如何估计，这个人很“左”，他认为浠水两派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对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相当反动的。而且我支持他，我说：“你那个地方，你是少数派，革联是多数派，你们应该学习武汉的新华工，他们是少数派，在整个武汉市都有势力，那里结合都有他们。”由于我这个指导思想，造成了浠水的武斗，破坏了浠水的大联合。通过同志们对王仁舟大量揭发，他的的确确是个道道地地的反革命分子。我在黄石，听黄石同志讲，都对他不满。他说：“藏枪于民”，一颗子弹不交，还发表一个声明，简直反动透顶。 + +　　就是我在“三反一粉碎”时搞的这个“三·二八”声明，煽动武汉抢枪，挑起大规模武斗，架空了省、市革委会，破坏了一元化的领导，省革委会开会我不来，在下面大抓所谓实力，架空省、市革委会，省革委会调个车子都调不动，曾司令员经常讲：“武汉市粮食都没得吃的了，没得车子，运不进来。”我们无动于衷，听不进，我们还美其名曰：“工总一动，山摇地动。”大肆宣扬山头主义，真是反动的多中心，与革委会唱对台戏，与曾、刘唱对台戏。所以说：破坏革委会一元化领导、搞反动的多中心，架空省、市革委会的罪魁祸首是我。武斗、抢枪的罪魁祸首还是我。现在情况揭开了，既不是“新派”的同志，更不是曾、刘首长。恰恰相反曾、刘首长经常教育我们：“不要抢枪，不要武斗，不要搞多中心，要加强革委会的一元化领导。”这是同志们很清楚的，但是我们总是不听。体学同志经常跟我们个别谈。也是听不进去，派性迷住了心窍，甚至曾司令员点了刘真、张华的名，我们也不通，有保留意见。我们勤务组都这样讲，“材料我们没看到。”尤其恶劣的是连中央点了我们都不听。后来，周广才把张华控制起来了，实际上保护起来了。但是体学同志亲自跑到我们工总做工作，要把张华放出来。那个周广才很不满，当时讲：“我们就是要保。”实际上我们就是保护一小撮阶级敌人，对新生的革委会不满，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自选派来的人不满，对一小撮阶级敌人恨不起来，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自选派的人爱不起来，严重的丧失了阶级立场，起到了帝、修、反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 +## 三、破坏“九大”，破坏清理阶级队伍。 + +　　68年9月份我在北京，同志们对我的错误（当时根本没认识到是错误）进行了批判和教育，当时我就很抵触，从那个时候开始起，我就认为整我了。那就更加对曾、刘、体学怀疑了。其实不然，那次我记得是10月1号，体学和方铭司令员在北京一开完会，就找到我讲：“要好好的触及灵魂，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在这里好好学习。”孔副司令员也找过我好多次。我总认为是报复打击我，我不满。口里说好，心里不满。回来以后，在开大会时，体学跟我讲：“你们以后到武船去开会做检查，检查就完啦。”当时就要我参加党代会，后来我就害病了。我认为党代会要整我，也是有病，开始病不很大，后来确实严重啦。所以那个时候“决派”宣扬的反动思潮，我脑子就有了：“造反派受压。”上头主要向我开刀，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歪曲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和“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那一次梁副司令员讲，武船的同志对我的错误进行批判。我当时很不满，我错误地认为是梁副司令员耍两面三刀，结果我就跑到北京去了，我走的时候，只有我弟弟一个人知道。田国汉也不知道。后来体学同志跟李洪荣同志讲要我回来，说：“回来检查就算了。”所以李就派田国汉和我弟弟上京找我，田国汉在北京时就给我灌输了很多，主要讲了三代会学习班的很多情况，说报纸上点我的名，说我是联合司令部的总头目。我很气。三代会原来是不晓得的，是怎么回事，现在都明白了，大家现在都很有意见，包括吴焱金在内。他说吴焱金讲，要是再斗你，他要跟你陪斗，现在形势很好，你赶快回去，而且给了很多小东西让我看。他要我赶快回来，所以我回来就伙同反革命分子一起策划了一场反动的“反复旧”运动。我想把“反复旧”的问题向大家交代一下子： + +　　我从北京回来以后，在方斌、田国汉家里住了几天，我看了很多小道消息，主要是山东的，尤其是王效禹的讲话，和听了一些小道消息，当时王光照的大字报我去看过。先是在李洪荣屋里，开了个会。这是一个黑会，有朱洪霞、胡崇元这些人。就是商量“反复旧”，开始提的口号是：“庆‘九大’，献忠心，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怎么搞法呢？我就讲：“要搞哇，武汉市文化大革命有个特点，武汉能够左右全省，而且大厂也能左右武汉，武汉厂有厂头，每次运动，最开始起来点火，总是大厂起来点火，最后小厂顽固地坚持下来，这是规律。”又说：“第一步武重、武锅点火。第二步，就过渡到工代会，由工代会来进行领导这个‘反复旧’。第三步，我们要求省、市革委会来领导‘反复旧’。如果不行，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的通天，武汉的问题，如果不是中央出面解决不了的。闹得越大越好。越大就越快的通天。”后来，我又到武重去了一次，还在门口看了大字报。当天下午大字报就上街了，就这样开始了。经同志们揭发的，我们在几个位置开了会，在工代会、建工局等开会，都是我一手策划的。当时我住在医院里面，虽然人住在医院，但郭洪斌跟我住在一起，好多东西都是通过他，通过田国汉、方斌或其他的人出来的。当时我觉得我出面不好，还是他们出面好，因为他们几个人有影响，这是曾司令员讲的嘛。有几件事情要承认的。派工宣队，这是我一手策划的，破坏了武汉地区上层建筑的斗、批、改。是怎么引起的呢？就是我在肉联的时候，武邮周建东等原来的指挥长都找我，他们要起来搞，当时我是同意的。田国汉给我看了一个东西，一个小道消息，就是黑龙江省的工代会报纸，说黑龙江省，还是辽宁省吧，工宣队都是由工代会派出去的，工宣队是在工代会的领导之下。所以我觉得工宣队就应该由我们工代会派出，由工代会来领导。当时派工宣队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根本就不了解，这个局面应该改变过来。所以我当时就很支持武邮工宣队里面爆发开来，而且比较有组织、有计划。当时我们商量由胡崇元负责，杜向东也负责，工代会也搞几个人负责成立一个“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工人宣传队总指挥部”。旗子的名目都规定好了的，上面叫“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面就是“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总指挥部”，袖章也这样印，胡崇元管这个事。这个责任也不在他们，主要是我。那个“决议”也是这样，虽然我当时在北京不在武汉，但是基本上是按照我的指导思想办的。当时我讲，“反复旧”运动发动起来了，山东的“反复旧”搞起来后，搞了很多理论性的指导文章，我还美其名曰没有革命的理论，革命是不能成功的，要有几篇所谓正确的理论文章，来指导“反复旧”，必须组织一些笔杆子来写文章，来引导群众，其实是欺骗群众，蒙蔽群众。因此，田国汉就把好多小道消息，如：王效禹讲话，陈锡联的讲话，山东很多很多“反复旧”的材料，还有上海“工总司”的和浙江的一些报纸社论，全部翻印出去了。我还不满足，我想，这都是外地的理论，武汉有武汉的特点，应该有武汉的理论，应该写武汉的文章，当时我给雷志茂讲（他怎么来我不知道可能是田国汉引来的），你了解了解情况，写一些象样的所谓指导性文章。所以“决议”的出笼可以说是我一手策划的。 + +　　进驻省、省革委会怎么搞的呢？也是按我的指导思想搞的。这个指导思想也是来源于山东。田国汉给了我几张小报，一个是《济南红卫兵》报，一个是《山东红卫兵》报，上面登了这么几个消息：山东山工总组织了一批人，进驻了省革委会组织组，调查省革委会“复旧”的情况。当时王效禹不在山东，在北京。王效禹听到了这个消息，很不满意，打电话提出了批评，后来又打了一次电话批评，说这个不对，后来群众大概也不信邪，也搞的比较厉害了。他从北京回来了，一反常态，说：“群众运动已经发动起来了，应该正确引导群众”，他公开接见了进驻省革委会组织组的这些人，并肯定了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要革委会热情接待他们，认真对待他们，为他们的调查提供方便，认为他们是革命行动，大方向是正确的。我看了这个消息后，觉得王效禹对造反派确实有感情，很懂得群众运动。另外还有一个《济南红卫兵》报上讲，济南红代会进驻了济南市教育领导小组，调查教育小组里面的“复旧”情况。什么“复旧”呢？就是把站错队的弄起来了，造反派扒下去了，站错队的干部起来多了，这就是所谓的“复旧”。进驻了市革命委员会教育领导小组，而且济南市工人宣传队总指挥部，也支持这个事情，我当时觉得很有启发，我认为这个办法很好，我就去建工局开会，有张耀忠、龙梅生，还有一些人，在研究的时候，我就给吴焱金、潘洪斌讲这个事。张耀忠提了个意见，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就是“复旧”来自于上面，张耀忠说市革委会的生产组是个典型的“复旧”，原班人马上马，当时我和郭洪斌几个人都讲过，首先能够找一个单位革委会，搞一批人，短小精悍，十几个人，什么也不干，到一个单位去调查他们“复旧”的情况。当时我还说象谭光前、王光照搞几个能说会道的人，搞几个笔杆子，能够写出东西来的，到时候我们说话有材料。这件事上北京前没有搞，但我给他们讲过这个事情。而且还看到《山东红卫兵》报上面还简述了市革命委员会一个副主任还是个“复旧”分子，当时认为蛮新鲜，我和郭洪斌讲，伍能光就是典型的“复旧”分子，点了他的名。还要把辛甫拿出来斗，他们要解放，我就要斗。一切都是我出的主意。我认为搞“复旧”的主要是张体学。郭洪斌一个论点，就是：张体学把他的原班人马都拼凑来了。拼凑他的势力，搞“复旧”。凡是他相信的人都能够解放。当时朱洪霞曾说解放他的干部还要开宴会呀！说他们受委屈了啊。说这个“复旧”呀，先不忙提张体学，先提伍能光，也是按我这个指导思想。所以，我走以后，屋里出现的事情，虽然我不在，都是我一手策划的，是按照我的反动思想搞的。我们上北京之前，他们5个人已经走了，我们当时还幸灾乐祸，认为搞对了，现在“通天”了，还来得快一些，我们材料都未来得及准备，感到很突然。他们在屋里布置是计划不动，但是我们这个指导思想是越搞越大，越大越好，目的是尽快“通天”，让中央晓得，向中央施加压力，在武汉解决不了，非要中央解决不可。总的一个原则，越大越好。他们走了以后，我们也是这样一个原则。后来要我们去，我们又和郭洪斌他们碰了个头，指定他们7个人为核心领导小组。也给他们讲原则一样，越大越好。后来屋里搞得那么大，也是按我的指导思想搞的。责任全在我身上，我是罪魁祸首。上北京以后，遥控武汉，在北京大搞小动作。其他同志揭发的很清楚了，带联络站去，是我搞的。朱洪霞一走，联络站与朱洪霞一路走。在北京后，大搞两面三刀，同志们揭发了很多很多那样的事情。我们在京西宾馆，虽然我们的代表那么多人，但主要核心是我、朱、李、吴、杨道远和张耀忠几个人。但也没有明确规定是核心，就这么几个人。凡是有重大事情，都是我们几个人商量。其他的人，有时候不让他们知道，有时知道点把。当时，对外联络就是李洪荣和王锦明，也是我策划的，我出的点子，让他们干的。 + +　　打电话的问题。我们每个房里都有一部电话，就是卡断了，说是“五不准”。当时我们怀疑“五不准”是哪个搞的呢？说是中央，我认为不一定。我当时出个歪点子，我们都是省、市革委会负责人嘛！应该一视同仁，中央对我们都是一样看待嘛！都住京西宾馆嘛！我们跑到体学房间里去玩，看他那个电话通不通，他要一通，我们就打。他要不叫打，我们就说你也“五不准”，我也“五不准”，为什么你又“五准”呢？结果体学同志姿态很高，还亲自给我们拨。后来京西宾馆服务员对我们很大意见，老怕我们在这里大闹，闹的一塌糊涂。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我们几个爱喝酒，王锦明把了两块钱给服务员，要他给我们搞两个拼盘菜，服务员去切菜，需半个小时，他切好了，我们的电话也打完了。我们大搞小动作，甚至还跑到楼上别人房子里去打，我和吴焱金在外边瞄着，来了人就马上出来。（邓锦福说：光讲现象，不讲实质。体学同志插话：怪吧，你们不讲又不叫人家讲，邓锦福在小组会上你不讲的，他讲讲不得，为什么不让人家讲呀，他是个常委呀！李想玉不是已经发言了，徐道基发言了嘛！到底谁在翻案！我老批评“八·一五”会议不能翻案的。你在小组会不讲，不让人家讲，怕讲出来把你缠进去是不是？）当时我们的个人主义可以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现在想起来是很痛心的事情，对曾、刘首长的态度是相当恶劣的，可以说到了疯狂的程度。那一次会上，我记得把曾司令员、刘丰政委气的要命，老首长心胸开阔，硬是没有顶我们一句，几个小时听完了。我们硬是指着曾、刘的鼻子，我们太不象话了，想起来很对不起。 + +　　对外联络，和方斌打那次电话，也是我搞的。方斌从外边来了以后，我给他做了个暗号，打了个手势，表示2点钟打个电话，就是这样接上的，虽是吴焱金打的，是我要打的嘛！遥控武汉。对曾、刘首长、对体学同志，也是采取怀疑的态度。现在想起来好笑，原来他不让我们打电话，我认为确实有问题，是他们的阴谋，不让我们打电话，怕我们知道屋里情况。后来出了个事情，电话打进来了，我们不能打出去，武汉也不能打进来。我们认为是阴谋，卡住我们的联系。后来中央接见我们，说“反复旧”错了。突然徐彪打了个电话来了，当时我想，徐彪电话进来了，不能接，觉得这是个阴谋，早不打，迟不打，中央首长批评我们了，就打电话来了，是引我们上钩，引我们犯错误的。另外，李想玉又给我讲：“徐彪病了，曾、刘给他送到总医院去住的，曾、刘对他很好。”我想，可能是用他来搞我们的，希望他从我们口里得到么家伙，然后，我们把消息传回去，中央首长又该说我们搞小动作，批判我们。所以，我们认为是曾、刘首长搞阴谋，不能上当。打电话是阴谋，不打也是阴谋，那时“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相当严重，简直一点都不信任。凡是首长找我们谈话，我就给他们讲：不能讲多的，多了，我们的底子都让他们知道了，那将来就被动了。只能讲两句话，就是讲：“这个问题是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肯定还是否定的问题。”不讲多的，坐冷板凳都可得。大多数都是这么搞的。曾、刘首长找我们谈，总是听不进去，总是采取抵制的态度。那是一个一个的给我们谈，刘丰政委找我的时候，正如刘丰政委前天所讲的，没有表扬我一句，老批评我。他就讲：“反复旧”是你搞的。我不服气，对自己错误根本没有认识，所以，在中央首长面前大搞两面三刀，大搞小动作，欺骗中央，欺骗曾、刘。当时遥控武汉，我不出面，我通过其他同志出去，如吴焱金、王锦铭，实际上是我在遥控。我也打过电话，那天突然郭洪斌打电话进来了，我就给他讲了3条，我说不能讲。其实3条现在看来，也不是按中央精神办的，也是支持他们搞的。只不过讲得隐晦一点，3条是这么讲的：他问：中央首长接见你们，怎么讲呀？我说我认为是3点，第一点，中央首长对我们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第二点，中央首长对我们是非常亲切的关怀，第三点，中央首长对武汉问题是高度重视。分明是我们错了，还对我们非常关怀，高度重视。所以，屋里搞得那么火热，与我们有关系。而且我还讲，“反复旧”的口号提的不太好，不太策略，还是提“落实政策”，所以屋里也提“落实政策”。后来吴焱金写信时，我也讲了，那“四个坚持”（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持斗争，坚持胜利）也是我讲的。所以，京西宾馆搞的那么厉害，也是我在搞，我们到处打听消息，专门去拜访了王效禹，我和吴焱金去的，他给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我们对王效禹、杨葆华是非常崇拜的，想去找他谈一谈。在4楼找到了王效禹，吴焱金开始作了自我介绍，吴焱金说：“我代表武汉的造反派向王政委致敬！”王效禹派性也很大，他说：“我向武汉的造反派学习、致敬！”我想问他几个问题，我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斗、批、改阶段，如何体现两条路线的斗争？”他笑着说：“这个问题，中央会给你们讲的。”我又问他第二个问题：“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如何体现代表性、革命性？一句话：群众组织代表在里边的作用，如何体现？”开始他没作声。后来，我俩人各自放了一通，把武汉造反派在革委会怎么样当陪衬，怎么样没得权，怎么样的受压制，拉的拉了，扒的扒了，说了一通，什么“军队掌权”。王效禹听了后，话不多，笑了笑说：“我们山东与你们恰恰相反，我们是群众组织代表掌实权。”我一听，好高兴，就想，到底还是王政委不错呀！群众组织掌实权。因此对曾、刘的意见更大，王效禹就是不同，就是对造反派有感情。后来又问他“反复旧”对不对？他说：“我是犯了错误的，按中央意见办事嘛！《红旗》杂志第4期不是已经讲了吗？有‘反复旧’嘛！”言下之意，中央讲的“反复旧”，那是不会错的。我们越听越细心，越想越有味，他们是搞“反复旧”的，当时中央还没有说山东“反复旧”是错的，因此我们觉得“反复旧”大概是对的吧！所以劲头越来越大，还谈了其他问题。从王效禹那里回来以后，给我的印象是王效禹不错，对曾、刘看法更加不好。去拜访王效禹时，还问到了杨葆华和其他一些情况。在京西宾馆我们根本不是按中央的“五不准”搞的，我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中央首长批评了我们。比如那个发言，也是我事先策划好的，自作聪明，自以为是，结果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先是由朱洪霞全面介绍武汉“反复旧”的概况，他第一个讲；然后由王屏阐述一个单位的“复旧”情况，来论证朱洪霞全面阐述的理论的正确性；然后胡崇元就从老工人的角度讲一讲我们造反派如何受压，怎么日子不好过，要带着阶级感情讲；吴焱金、杨道远从理论上阐述“反复旧”的正确性，他们是知识分子，有点理论。这样安排，当时认为自己很聪明、很能干。结果在曾司令员找我们谈话的时候，我们还试验了一番。胡崇元脱了衣服讲，嗓子非常高的。回来后我把胡崇元、王屏夸奖了一番，说他们讲的不错。结果一到中央首长面前，就不是那个样子了，首长一下就识破了我们的阴谋，一眼就看穿了。中央首长都是老无产阶级革命家，阶级斗争观念非常强。非不要朱洪霞讲，开始就让我讲，我当时一下吓晕了，脸里吓白了，我是没有一点准备的。后来总理又给我们讲：“你们这一套，我们老早就知道。”当时我怀疑，大概是曾、刘告状了。总理硬是看出了我们这一套，我们这些人总是自作聪明，老是被动，老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在北京时，有很多事都影响和害了屋里的群众，事情很多，同志们都讲了，我只讲他们没有讲的一些。中央首长批评我们（说“反复旧”错了）以后，我们也认为错了，中央处理很英明的，但思想不是很通的。文件拿回去传达，曾、刘会不会按这个办。我和杨道远一样，我们认为我们是所谓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忠不忠，看行动，看你是不是回去这样办！我们要看一看的，看曾、刘到底是不是这么办。前一段，我还认为曾、刘是按中央的办的，还不错的，我与朱洪霞讲过的。后来，我的思想又出现反复。什么时候开始反复的呢？当时我想，凡是把我们拉下去的人，要一个不留的弄上来。“反复旧”错了，未必武汉就没有问题，杨道远就讲过这个话。开始回来，由于叶群同志给我们讲，有些启发，后来，我们在东湖给体学同志讲：“我看了上海工总司的报纸，就是上海工总司政策落实调查组写的一篇文章，很有启发，我想，我们能不能搞个政策调查组，帮助落实‘五·二七’指示呢？”当时，我考虑搞个“政策调查组”。体学同志讲：“不要搞什么调查组，搞个反应情况就行了嘛！反应情况，收集情况。”当时，我想，我只反映情况，收集情况，不管情况对不对，要核实吧。想了个小动作，如果核实情况，我们就可以下基层，体学表示可以。我回来就马上传达。在武医开了个会，我说我口头请示了体学同志，我们不要落实政策调查组，就叫个情况反映小组就行了。这样也好，收集、反映情况，还要核实情况，这样就可以下去把情况弄得来。我当时给许多同志讲了，把情况收集拢来以后，好的典型，用工代会报纸大肆宣扬，有问题的地方，就写成情况简报，反映到省、市革委会首长，我们每个省、市革委会常委都有一本，到时候在革委会讨论，我们就有东西，就有本钱。其实还是对革委会不放心，还是怀疑，继续唱对台戏。当时还想，万一他们不按政策办事，我还留条后路，通过我这个情况反映组了解，掌握情况，向中央反映。我们当时就开了这样个会，朱洪霞、夏邦银、吴焱金、李想玉都参加了这个会，都同意了，还写了个书面报告，给了体学。过些时，就不同意这样子，曾、刘首长一眼就看准了我是在搞小动作，没有同意，当时我很不满。当时还分工了，省、市革委会常委各个区都有人去调查，发挥工代会作用，八区工代会虽然我没有直接去操纵它、支持它，也未找过我，我没有派人去找它，实际上就是在我的这个搞情况反映站的思想影响下搞成的。当时体学同志不同意，不就算了咧！王锦铭还问我搞不搞？我说不搞算了咧，有的撤了，有的没有撤。但思想一直不通。 + +　　我过去对我的错误一向没有认识。会上通过同志们的帮助，刚刚有一点认识，还谈不上批判，交代问题时，当然是把过去作的错事、坏事、错误思想讲出来，还没有批判的能力，亮私不斗私，等于放毒，希望同志们对我的讲话采取批判的态度，我还认识得很差。 + +　　上午讲了，回来以后，思想有反复，两种思想动机，一个是从北京带回来的，就是我们要看一看；第二个是对“反复旧”的错误认识很不足，直到现在，首长、同志们的帮助，才有点认识。回来后，听到各种各样传说，很合自己味道，引起了思想上的共鸣。如同志们揭发的“反复旧”“去了一顶帽子”的说法，什么“急性病、慢性病”的说法。很合味道，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宣扬了它。我记得我对“反复旧”问题上，说过这样一句话，在谈到“反复旧”是方法上的错误还是实质上的错误的时候，我曾经对内蒙问题说了这样的看法，觉得“他们提的反扩大化的口号，结果搞对了”，我说这句话动机，还是认为我们是方法上的错误，没有从本质上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由于这个思想的指导，加上我们在电信局开会，向下面传达的时候，断章取义，各取所需，甚至利用中央首长对我们的关怀，加以歪曲。这样继续蒙蔽一部分群众，使他们也未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造成武汉市后来又有反复，开这个会之前，我不服气，比如，武汉市从下面搞斗批改回来很多人，为什么不能下去？有人说跟我们有关，我不服气。后来一想也有道理，斗批改回来的人都把眼睛瞄着“三局一行”（电信局、供电局、邮局和银行），银行恰恰是我们支持不下去的，因此造成武汉“三局一行”和所有搞斗批改的都不能下去，包括省、市和其它一些单位的。这就没有落实“五·二七”指示，就是和“五·二七”指示相对抗，破坏了“五·二七”指示的执行。我在“三局一行”的问题上，开始支持他们不下去，后来有压力劝他们下去。又如夺权问题，开始我认为我又没有插手，我又没有叫他夺权，但是后来一想“汉光”（印刷厂）找过我，我认为他们夺权很有道理，支持他们。而“汉光”在江汉区那一带影响很大，如果我们支持“汉光”的话，所有江汉区那一带被夺的权就不能交出来。事实上武汉下面的夺权和斗批改不能下去，我现在认为我是有责任的。过去我不同意，现在开始认识了。首长给我启示时，讲了这个道理：过去陈再道说他与《百万雄师》一次没有见过面，那《百万雄师》是拥护他的咧，实际上陈再道就是支持他们。你比如这个《扬评》，任爱生说他不支持《扬评》，但是《扬评》就吹捧任爱生，贬低张体学咧，为什么捧任爱生，贬张体学呢？任爱生为什么不出来辟谣呢？也不出来表态呢？实际是和任爱生的思潮一致的。你不支持他，他支持你，你不表态，就等于支持他，一样的道理。所以，回来后，搞不“反复旧”的“反复旧”，破坏了“五·二七”指示的落实。后来开了党干会，我看了会场的情况，看到省、市党干会上，造反派头头都来了，包括过去受冲击比较大的都来了，觉得曾、刘对“五·二七”指示基本还是落实的，所以，那次会上，我就放了心。当然还有些小工厂，拉下来的都是无关紧要的，那总是会有的。我的指导思想就是，凡是拉下去的，都应该无条件上来，不讲阶级路线、阶级观点，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这种思想是反动的，这个思想我后面还要讲。我的思想那时有点消沉，觉得不好办，不能落实，也没得办法。武汉市出现一些情况，我应该负责的。后来，《扬子江评论》拼命吹嘘不搞“反复旧”的“反复旧”，什么《胜利者的苦恼》呀，我记得我和吴焱金在“工调团”的会上讲过这个事，顶多认为它有点不对，根本没有认为它是反动的。曾司令员在省革委会上多次讲过，《扬评》的反动性已经指出来了，我当时很抵触，我在会上顶了，我说都是十七、八岁一些小青年搞的，这些青年比较“左”一点，我为这些人鸣冤叫屈。后来，曾司令员叫我们工代会批判它，我有个活思想，给吴焱金讲过，我说：“现在这个时候批《扬子江评论》呀，等于批我们造反派”。现在看来，是对造反派的侮辱。有了这个指导思想，所以根本批不起来、恨不起来。武汉市工代会没有批判起来，主要阻力来自我，曾司令员当时讲的很客观，说：“你们只要写4个大字，大大毒草就可以了”，话已说到这个地步了，我听不进去，我觉得我不管这个事情。后来给工代会讲了一下，但有两种意见，未统一，我也懒管得了。对于《扬评》反党、反人民、反毛主席、林副主席、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我自己一点恨不起来，没有一点义愤，严重的丧失了阶级立场。同志们揭发都是很对的，去年《扬评》出四评时，我们有人要批判，我当时怎么说不记得，意思是暂时不搞，当时指导思想也是历史成见，错误认为这些家伙原来是支钢的，“七·二〇”后，我出来（从牢中）听同志们讲，鲁礼安是为工总翻案的，我“派性”大，为我们翻案的人就很亲近他，加上它是反新派的，一次我见到鲁礼安，那是在“工人运动讲习所”（沈复礼负责），那时是毛主席指示要办学习班，新华社去拍电视的时候，我见过他一次，对他这个人，很同情他，恨不起来，批不起来。当时要批，我不表态，说看一看吧，一方面同情他，认为他是支持我们这一派的。另一方面，我们工总那时也在搞个调查组，警司一个解放军叫赵长祥，他与我们二司一个情报班子一起调查《扬评》的问题，我说调查一下，怎么回事，是么人，后来散伙了，情况就不了解了。对这些家伙，我1968年×月在水院，丁家显叫我去玩，那是游泳的时候，我到他那里碰得一个小姑娘，是居里门中学的，姓刘，她说她是《扬子江评论》的，当时我问过她，她说他们一、二十个人，都是些小家伙，所以，我说他们小家伙，根源就在这里。我说有无老家伙在里面，她说没得。方司令一次找我谈话，说有老家伙，我不相信，还与方司令辩论了这个事情。我就是站在它的立场上，为它辩护，实际上就成了他们的代言人。后来在医院住，小刘下放到蒲圻，又去看过我一次，我问她抓了的人放了没有，她说都放了，还有两个，就是鲁礼安、冯天艾没有放，他们在里面还能够看书。当时我想，曾、刘首长可能要放他们了，从宽处理他们了。我对他们有感情，鸣冤叫屈，总认为是小家伙。田国汉也到我们这里来说，他们是小家伙。田国汉过去是我们工总宣传部的部长，我认识他是“七·二〇”以前，“七·二〇”后，他一直在我们工总工作。对于这个人，我当时认为他思想比较极“左”，被捕之前，说老实话，我根本就不相信他是《扬评》的，我一直不认为他是《扬评》的。所以，逮捕他的时候，我就感到一惊，我认为他不是《扬评》的。曾司令员在会上点了，说你们工代会和《扬评》吃在一起、拉屎在一起，睡觉在一起，我不服气。我说是哪一个，把他点出来，该关就关，该杀就杀。一次碰到田国汉，我给他讲了，我说到底跟《扬评》有没得关系呀！曾司令员点了咧！他说：“你放心，这个问题，我根本与他们没有关系。”我说：“那些东西在你们那里印的呀！”他说：“印也是有规定的，只管印，不管政治上的责任的。”我一听，蛮相信，觉得他还有点道理。现在从同志们揭发，从我自己回忆来看，这个人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反革命分子，《扬评》分子，犯了不少罪行。他小道消息特别多，我在屋里养病时，他往我那里送。“反复旧”以来，什么山东的哟，济南的哟，黑龙江的哟，四川的哟，浙江的哟，他不知哪个那多。还有新华工翻印一个照片，鲁礼安的图，反动的图，朱洪霞拿给我看了，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勉强，我就那么认为的。我还给其他人讲过这个事情，思想上与他们共鸣，感觉与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对田国汉这个人，我也是逐步认识的，现在还认识很不深刻，他跟我是相当密切的，包括郭洪斌、方斌和其他人在内，确实很密切。“反复旧”时，我住在医院里，郭洪斌基本上是日夜跟我在一起的，田国汉也经常去，关系相当密切。那时候，我还夸耀“这个人还不错哩”，所谓困难时候他就会拱，到处拱，所谓拱就是煽动。把那个、这个都煽动起来，把死的说成活的。起煽动作用。记得他还跟我说过一次，大概也给朱洪霞讲过，我给他说《扬评》曾司令员不感冒，点了名，问他到底是些什么人，他说：“《扬子江评论》里也有两派，一派是冯天艾这一派，那是真正的《扬子江评论》，另一派是以武大几个老几，这几个老几本来就有问题。现在写文章都不是冯天艾那些人。”我听了信以为真，所以当时别人找我们，我和朱洪霞都和别人辩论过这个事情，都听信田国汉的话。所以，在《扬子江评论》这个问题上，我们就是为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掩护了他们，他们利用我们干一些反革命勾当，让我们起了比他们起的更坏的作用。我们又是他们的大红伞，利用合法地位，利用我们的声誉，大搞反革命活动。所以“反复旧”以来，为武汉的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和落实“九大”精神，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是极大的犯罪。回过头来看一看，从“七·二〇”以后，一直到“反复旧”止，这一段时间里，三个反复里面，每一次反复，都是我们搞起来的，都是我伙同一小撮叛徒、特务和现行反革命分子起着破坏作用。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时候，也是刘真、张华那几个叛徒、特务；后来“三反一粉碎”的时候，也是受阶级敌人极“左”思潮影响，搞抢枪乱军、挑起武斗；这次“反复旧”更是这样。这三次都是这样子的。第一次推迟了省、市革委会的建立，破坏了革命大联合、三结合；第二次影响了武汉的清理阶级队伍3个月；这一次更长，给武汉市、湖北省的清理阶级队伍、斗批改延迟半年，恐怕还不止。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曾司令员讲的，经济上造成损失××亿，我自己原来不知道，一听吓了一跳。我们自己还感到不痛心。在政治上的损失就更大，起到了帝、修、反所不能起到的作用，所以，确实有点吓人。 + +　　下面讲一讲产生这些问题，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根源在什么地方。由于认识还不够，有很多地方可能还是放毒的，同志们可以批判的听。我这个人，受王、关、戚、孟、刘、张极“左”思潮，反动思潮的影响，中毒是很深的，确实很深。长期以来，我在反动思潮的侵蚀下，给武汉、湖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而阶级敌人直接利用我对曾、刘首长的不满，达到了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我原来是这么认为的。刚才讲的那些事例是根据我的指导思想来的。歪曲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虽然我跟王、关、戚这些人没有接触，跟林杰这些小爬虫没有接触，但是他们的思想给我的侵蚀的毒是很深的。虽然跟孟、刘、张接触不是那么很多，但是刘真那一席黑话对我的影响是很深的。这些东西是导致我走上犯错误、犯罪道路的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当然还有我自己主观世界观的私心杂念。我这么认为的，我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这样，我觉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对于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理论，已经作出了明确的指示，而且在其它国家里面，都已实践证明是伟大的真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曾经高度地概括了马恩列斯的理论，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就是要打破旧的国家机器，武装夺取政权。那是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列宁亲自以他的革命实践经验，用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国家，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真理，是非常正确的。我们中国也是这样子，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也实践了这个真理。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这个问题，马克思、列宁、斯大林都未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在社会主义国家，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主要危险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主席创造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了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中所没有的，这是马列主义学说的创造和发展，这些我认为还是对的。错误就在下面，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号召我们起来，造刘少奇的反，打倒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无产阶级革命派掌了权，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以后，政权里边的两条路线斗争如何体现呢？这是个新问题。刚才我讲了，我在京西宾馆问过王效禹，我问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革委会成立以后，如何体现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这个道理。我反动就反动在这个地方。我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以后，在政权内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那就是我们这一些从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是代表着新的势力的，代表着新兴力量的，而那些过去站错队的老当权派，他们是代表旧的势力的，而且旧的势力总是千方百计来压制新生力量的成长，所以我们总觉得这个斗争是长期的，过去说长期的，长期的，就是这个歪道理。因此，从我的思想发展来看，从开始搞大联合时候起，对曾、刘不满；后来在“三反一粉碎”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逐步升级；后来到了去年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群众对我有意见，我犯了严重错误，群众对我批判，我认为老虎屁股摸不得。当时我对丁家显的一句话非常欣赏，“我们这些人，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我们的造反派，就是神圣不可侵犯，我们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产物，我们就是摸不得，摸了我们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唯我独“左”，唯我独革。所以，清理阶级队伍冲击了我一下，我就认为体学同志捣鬼啦，曾、刘对武汉情况不了解，主要是体学。我这个根源来自于刘真，刘真原来给我讲的那些话，说体学同志报复打击性大，我就联想这个问题，我想，是的，大概就是这个板眼，再加上他结合的时候，我们工总当时是不太同意的，我们没有结合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就这么离心离德的。认为是打击报复我们，把小鞋给我们穿，跟我们过不去。实际上，有一些批评，现在看来都是对的，不象任爱生前天在房里给我讲：“我对小将是不爱批评的。”这个话要是以前，我听了还蛮舒服的。（曾思玉同志插话：怎么讲？）他说：“我对小将是不爱批评的。”那意思就是说，明晓得这两天大家对我的意见都蛮大，对我的错误，对我的言行进行揭发和批判，难道这些人都是对我过不去吗？都是来整我吗？这个话起到什么作用呢？我认为是很不对的，是错误的。过去我听不进去，首长一批评我，心里不舒服，总记在心里，认为是对我过不去。（体学同志插话：胡厚民不是讲了嘛，任爱生不是说“我不愿对小将批评”，我和他一路回来，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讲，群众代表犯了错误，我看着跑呀！你不批评他，不帮助他？他说，我这个人不愿在会议上批评人。我说你不在会议上批评，在哪里批评人家呢？他把话转了，说不愿在会议上批评人。我就说他，看你这个人说话没有毛泽东思想吧。）过去任爱生说这个话，我是听得进的，通过这次学习，我认为他这个话是非常错误的，如果上纲上高的话，就是要我抵制我自己的错误，要我对同志、首长们对我的揭发、批判、斗争不去接受，要我抵制，要我继续再犯错误，再滑下去。如果说得更严重一些，就是挑拨我们的关系，挑拨群众和我们的关系，挑拨首长和我们的关系，就是说首长批评我，同志们揭发我，就是干我，话不多，很说明问题。所以，刘真、张华给我的毒很深，认为体学同志跟我过不去。我还受韩爱晶、蒯大富那个思潮的影响，认为现在文化大革命快结束了，刘少奇那一班人心不见得死了，还有那么些不见得派他们服气了，还有他那一些社会基础，他那一股势力呀，还有市场的，到时候，他还是要起来搞的，要翻案的。我当时就认为陈毅、聂荣臻这些人，他服气了吗？我说也很难讲，李先念就对张体学蛮好嘛！我这个想法是非常极“左”的。认为对我们过不去，对这些首长老是怀疑。对他们对我的教导、帮助，总从反面去理解，我总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和他们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我们说他们“老奸巨滑”就是这个原因，好象我们年青，阶级斗争薄弱，经验不丰富，他们老引导我们犯错误，老把亏给我们吃，我们老上他们的当。我是说过这个事情的。比如在“反复旧”当中，电讯局搞个曾、刘首长北京来电，5点指示，整个武汉市都贴满了，现在查清楚这个事情了。但是当时我就给别人讲，我说不要上当，这是引导我们犯错误的。我们认为，一种可能，曾、刘首长是支持我们的，可能把“反复旧”大权接过去，争取主动。另一种可能，是引导我们犯错误的。我说了林杰那个“路线斗争引导对方犯错误。”所以，在北京京西宾馆也是这样子，我为么事不跟他们讲话呢？我跟同志们讲，你们不要跟他们讲真话，讲两句话就完了。事实上就是林杰那个话的翻版，就是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不要跟他们讲。他们老找我们谈话，把我们心里话都掏去了，他不给我们讲什么东西，结果他掌握了我们。一直和这些首长是离心离德，同床异梦，老搞不到一起，老唱反腔，在革委会里，我就是老扮演的那么个反对派的角色。而且，相反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选派的首长，不信任，把自己推到这些首长的对立面，跟他们亲不起来，跟他们爱不起来，跟他们站不到一起，说话说不到一起去。而相反的，和那一小撮特务、叛徒和一些反革命分子，却对他们爱，和他们站在一起，同情他们，根本问题是个立场问题。我还讲，“这个斗争是长期的”，有些人不一定就服气的，我们造反派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有了文化革命就有了我们，没有文化革命，我们就没得，象文化革命生的小孩一样。刘少奇要翻了案，王任重要翻了案，首先要杀我们这些人。我这么认为的。但是，我总把这些首长，认为是跟他们一起的。人妖颠倒，敌我不分，没想到他们是跟毛主席、跟林副主席走的人。我记得体学同志给我介绍，曾司令员原来是跟着林副主席跟得很紧的嘛！跟了那长时间嘛！这些听不进去。我们上边挨了批评回去，心里不舒服，回到下边，一听到下面反映一些乌七八糟的情况，什么这里扒了哟，那里拉了哟，斗了哟。脑筋里一想，大概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他们是有组织、有计划、自下而上的都想把我们造反派搞掉，这就是“复旧”，就是排斥、打击我们新生力量。现在看来，到我们那里去反映情况的一些人，到底是一些什么人呢？我们是主观的、片面的听了以后，就认为是那样子。里面有个对造反派的问题，错误的把造反派看成一个阶级，把站错队的同志看成一个阶级，这两个阶级好象不可调和似的，这简直没有一点阶级的分析。好象站到我们造反派这边的，不管是叛徒、特务，都是好的；你支持我们，我们就支持你。不管什么人，不管是好人是坏人，站错了队都不好。省、市革委会结合的时候，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左翼革干联”那是一些什么人？我们保的什么人，绝大多数都是特务、叛徒，而我们拼命的、不惜任何代价的为他们摇旗呐喊，为他们鼓吹。现在事实搞清楚了，这些人到底是什么货色，已经清楚了。要不是这次会，我还搞不清楚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们群众代表，特别是我自己，到底代表什么东西呢？你是不是真正代表了广大群众的利益呢？恰恰是代表了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到革委会里来了。你代表了社会上的这些社会渣滓。我还有那个理论，我认为北京那些联动分子，这都是高干子弟，他们的父母亲大多数都被打倒了的，这些人就是刘少奇的社会基础，他们这些人不服气。听一些北京学生讲，他说那些家伙顽固的狠，说什么“二十年后，看谁杀谁的头”，临走时还照个像。我一想这个问题，是蛮严重啊，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哩！历史的浪潮把我们推上政治舞台上来了，这个问题是蛮严重，要警惕警惕。在这样一个指导思想下，对站错队的同志老是不能正确对待，据我们厂来讲，站错队的绝大多数都是些贫下中农，都是热爱毛主席、热爱党中央的。我们把他们划成了一个阶级，好象我们是最革命、最正确，什么事情我们都要怀疑一下子，对军队也是怀疑的，对地方干部也是怀疑的，老是认为这些首长不支持我们，老压我们造反派。现在看得清楚了，我自己也是自相矛盾的，比如，那次党代会，结合到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头头都来了嘛！压了谁呢？没有压谁嘛！压的恰恰是那一小撮阶级敌人，这些人确实他有两下子，他惯用那些手法，来迷糊我们。有一个复员军人，叫陈俊佛，他到厂里去找过我三次。他第一次找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什么《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有一个等号的问题，一个革命群众组织等于群众组织的问题，他要批判那个问题，他说吴焱金也同意了，朱洪霞也同意，要找我。这个人把文章给了我，我说，我看了等一下再讲，他说最好是以工代会的名义，你们这些常委在武汉市是很有影响的，用你们的名义去发表，将对武汉的文化大革命有很大好处。后来我一看这个文章，我还有一点觉悟，我认为不太恰当。我采取消极回避的办法，把他敷衍走了，不是采取抵制的办法。第二次他又找我，说你看怎么样？又拿这篇文章来了，他说：“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下来后，我们工代会就应该理直气壮去宣传“七·二三”布告。他还根据“七·二三”布告搞了一些为什么，还是油印的，不知是那里印的咧！他第一篇文章是由许多基层工代会签名盖章的，有南洋烟厂等，不知怎么串连了那么多单位。第二个他也要发表，他说，我们应该宣传“七·二三”布告嘛！也是油印好了的，给我看。我当时也采取消极回避的方法。第三次，他又来了，他晓得我两次没有搞他的文章，认为我不信任他，所以这次来拿了很多的政治资本。他过去在那里打过仗、立过功的，有他的照片，上面还落的有许世友，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很多照片，很多证明，都是有名有姓，都拍成了照片。（曾思玉同志插话：他那里人哪？多少岁数？）不晓得哪里的，大概没有职业，30多岁。这次“反复旧”，他跳的很高，他把造反的牌子挂到，在外面募捐。有一天他去找我，我就给我们革委会讲，就说我去开会。他坐在我们厂里死不走，他看我吃饭了，大概想混餐饭吃，我不理他。后来他向我们一个老师傅要了5角钱，他走了。要不是曾司令员在一次会上打招呼，我们听了这些人的，就会偏听偏信。过去我们像这样的事情做得不少。他反映了情况之后，我们也确实感到那个地方受压，这个地方有问题。加上我头上有那些很反动的思想，总对首长怀疑，总认为他们想办法给我们过不去。所以，我上下一串连起来，觉得这是有问题。说穿了，“反复旧”也是因为这样子，“反复旧”情况我根本不了解，从北京回来后，我住在医院里，社会上一些情况根本不了解，田国汉跑到医院里给我灌呀灌，那里这里，这里那里，灌了些东西。根本就没有作过调查，根本不了解，灌了这些东西，有些人大概是冲击了，这倒是对的，包括我在内。冲击了你怎么不行呢？我们有错误、有缺点，过去打了别人的人，犯了那么多错误，别个冲击你一下子，难道就不行吗？只准你革别人的命，别人就不能革你的命？这样，我们有个很坏的指导思想，就是我们这些人动不得，一动就是“老保翻天”，一动就骂人家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好像我们是最革命，是最正确的代表。这个指导思想在我来说很严重。就是“一次造反、永远正确”论，我这一次造反对了，那我就永远是正确的。把造反派与站错队的划为两个阶级，我这次造反了，就永远正确了；他们站错了，就永远是错的，一时站错队，永远错误；我们一次站对，就永远正确。实际上，这是典型地反毛泽东思想的。稍微有一点政治头脑的话，就认为这是非常错误的。正因为在这个错误指导下，所以，下面一拉，我拼命的干这个事情，要搞起来，我很反感，很抵触。当时我觉得干部有干部的一条线，群众代表有群众代表一条线，我记不清是那个干部给我说过这个话，我死抱小山头，也是与这个指导思想是一致的。为什么死抱小山头呢？我记不清楚了，有人给我讲，你这个群众代表有个么狠呢？过去是个普通工人呢！你有这高的权威，是因为你背后有群众，而更重要是你后头有个群众组织，你没有这个群众组织呀，告诉你，要把你么样就么样，你可以任人宰割。这是在解散工总时候，别人给我讲这些话。我一听，这话有道理呀！我们有个工人总部，有个“钢工总”，“钢工总”一取消的话，我们没有么事啦。所以，解散“钢工总”时我不愿意，想苦心经营自己的小山头。所以，“工代会”以后产生“工团主义”，把“工代会”凌驾于革委会之上，也是在这个反动思潮下发展起来的。所以，“工代会”我们死抓住不放，为么事呢？就是可以与革委会唱对台戏。我们“工代会”就可以蒙蔽一部分群众，可以把一些资产阶级派性大的和一些乌七八糟的人混在里面，他就给我们可以说话，凭借这一个组织，凭借这一个“堡垒”，就可以与革委会唱对台戏。你要不行，我们就应用林副主席那段话：“阶级敌人如果再兴风作浪，发动群众把他们再一次斗倒就是了。”我们死抱小山头，我们狠就狠在这里，我们当时就这样子，所以，“工代会”不能取消，各级“工代会”应该有，非有不可，没得就不行了。你是代表谁呢？死抱小山头不放，总想把“工代会”和群众组织凌驾于革委会之上，争夺地位，这是刘少奇那一套，以前没有那么认识。这次通过中央批评我们是“工团主义”（这个名字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我就大吃一惊，实际上就是凌驾了，我们过去凌驾了不知道。“三反一粉碎”，我们架空了革委会，我们自己不知道。在这个思想指导下，认为我们造反派是最革命的，“钢派”是最革命的。所以，我们总是正确，总是对别人看不惯。“工团主义”、“工联主义”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非常严重的地步。从北京回来以后，下面很多地方成立了造反司令部，曾司令员有个八条，就是“反复旧”中成立的“工代会”要取消。当时，我是有抵触的，后来我才慢慢的想通一下了，觉得有点道理。但是，我开始从反面理解，大概是想把我们“工代会”全部搞掉，后来一想，我又问了别人情况，不光是“工代会”里站错队的没有，就是已经成立的“工代会”，造反派也分成两派了，怎么代表群众呢？代表很小一部分人，根本没有群众基础。所以，下面的同志，各个基层，各个单位里边，有很多人死抱住“工代会”不放，跟我这个反动思潮、反动思想，有点受了我的影响。所以，我也讲过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思潮实际上是与《扬子江评论》一脉相承的。当时，我回来以后，我说，现在呀，文化大革命胜利了，造反派在思想上已形成了体系，政治上也取得了合法地位，问题在于组织上要落实。我还有我一套理论，我觉得刘少奇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打倒了，首先是从政治上把他搞倒了，从思想上把他搞倒搞臭了，但是最后总还是从组织上处理他，把他组织上开除出党，并永远不准其重新入党。那么反过头来，我认为也是这样子，造反派从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政治上取得了合法地位，思想上也取得了合法地位，最后也应该从组织上使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胜利。我有那么个理论，所以，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是造反派，结合到革委会，一个也不能拉。这样作的目的，过去有个思想，就是怕过去一些老干部来整我们，我们也应该有我们的市场。甚至我“反复旧”之前，就错误的认为清理阶级队伍把这个冲了，那个扒了，就是把这条线破坏了，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这实际上就是歪曲了毛主席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中央的批评确实是很对的。歪曲了毛主席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最高指示，为我所用，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事实上，是不是情况这样子呢？回过头来看看，不是这样子。现在我才开始体会到首长帮助我，我想到懊悔，我住医院，体学同志叫我到总医院去住，我那时要听了他的话，我住到总医院后，就不会犯这大错误了，我这么想。当时，我产生怀疑，我想那就把我控制起来了，又想整我一下子，“怀疑一切”相当严重。这两天想，如果那样，就不会犯这大错误。比如说体学同志吧，我在会之前（体学同志插话：你要住陆军医院，沈秘书亲自去安排的。你讲了一上午，一下午，不是说我们这些老家伙在搞你的鬼吗！我们有错误，可以检讨。在这个庄严的大会上，我们那个搞你的鬼，你可以讲一讲，揭发批判！）现在看来，首长确确实实对我们是爱护的。我自己晚上睡到想一想，回顾一下子，自己应该有所感触了，有很多事情可以说明问题，就刚才讲那个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就是“五·二七”指示回来以后，首长是怎么样对我们关怀的，讲这个例子，就可说明这个问题。回来后，几乎每一个星期方司令员、张纯青政委、张昭剑政委都要找我们几个头头谈一次话，了解了解我们思想情况，怕我们犯错误，把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动向，社会上的情况，都给我们讲一讲，并指出我们的缺点，指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就是从“五·二七”指示回来以后，把我们从厂里接出来这样讲。我想，这些首长到底是为我们好呀，还是为我们坏呢？每个星期都把我们找得去，一谈一晚上，一谈半晚上，一谈就是一上午，一下午。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东西呢？他们既然是为了整我们，又为什么找我们去谈呢？这都不是假的，有很多人在这里嘛！象王锦铭、潘洪斌、吴焱金呀，不是给我一个人讲的，大家一起讲的，也不是为我一个人，是为了大家，为所有的群众代表，尤其是为我们这几个人，为了我这个一直顽固不化的家伙。（体学同志插话：我们从北京回来，司令员、刘政委特地给我安排一个任务，说你回去找“反复旧”的头头耐心谈话。6月份一个月什么没有干，一天三班，上午一班，下午一班，晚上一班，谈了400多人。你们头头也可以检举我们，找你们谈话搞了什么小动作，也可批评我们的。）回顾过去一些事情来讲，不是首长在里面捣鬼，是我们两派的资产阶级派性在里面捣鬼。“钢派”怀疑首长是支“新”的，“新派”怀疑首长是支“钢”的。我们犯这严重错误，就是对首长一直不信任造成的，就是王、关、戚那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林杰那几句资产阶级权术那几句话，给我的毒素很深的。确实这东西是致使我犯错误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因素，致使我对首长的话，对同志的帮助听不进去，一直到现在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到这么严重的程度，我前天给体学同志讲这个事情，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曾、刘首长要管两个省的军队工作，又要管地方，文化大革命前，他们只要把地方工作搞好就行了，现在除了把革命生产抓好以外，还要帮助教育我们。我们这些人，不是与他们同心同德的干，老是唱对台戏，他搞的好好的，我们给他一戳，崩了。他们除了搞好地方工作以外还要用很大精力来招呼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专门在捣鬼，我们不但不起好作用，相反，老是起破坏作用，还老说他们要不得。我最近才有这么一点体会，他们这大年纪，你不给他分担责任，至少你不该给他添麻烦吧，比如说，搞清理阶级队伍搞得那么好，迎“九大”时，整个武汉市那么好，我们应该是同心协力，一起搞的，我们偏偏搞个“反复旧”，搞的一塌糊涂，最后落到这个结果。他们还是气量大的哟，要叫我们不得了。现在看来，这些首长对我们是关怀、爱护，怕我们犯错误，以前总认为他们要整我们，把我们置于死地。现在看来，确实是爱护我们。比如体学同志就是这样子，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印象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在最艰苦的时候，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在陈再道发表的“二·一八”声明后，工总已经快垮台了。朱洪霞、我、李洪荣，我们这些头头都已经秧了，在小房里面睡在地下，到处揪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体学同志在京西宾馆接见了姜诗存，姜诗存很秘密地带回来一封信，这封信只有几个人看到的，看了之后烧掉了的。里面讲到工总打成反革命，他不同意，想到二十年后还要为我们翻案的。当时，我听了后，眼泪都流了，我坐在监牢里还在想，张体学是不是还给我们翻案哪？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为什么又变了呢？我对体学同志的态度变，刘真那个狗日的对我影响太深了，不光是我一个人流毒很深。还有受到王、关、戚的思潮，加上资产阶级派性，自己有私心杂念，产生种种怀疑。我认为他是最了解湖北情况，曾司令员是沈阳来的，刘政委搞军内工作的，最熟悉地方工作的，还是体学同志，过去在省委工作。我的情况他也了解。（体学同志插话：文化大革命初期，你们是个主要组织，我把几个坏人就告诉你们了，要你们千万不要与他们来往，我说你打倒我可以的，那些不是好家伙。对“钢二司”、“九·一三”、“工总”我都讲了，对“华农”我讲了，对“湖人”我也讲了。你们有个理论，张体学是敌人，敌人反对的，你们要拥护，敌人拥护的，你们要反对，篡改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想一想这些问题，现在也很痛心，你比如说，体学同志跟朱洪霞讲，朱洪霞天天回去就说：“体学同志不错呀！”我说：“你莫听他的，你这个人，听不得两句好话，他老奸巨猾，板眼多的很哩！”朱洪霞就说：“是的，是的，是那个事情。”我们就是这样离心离德。由于我思想上装这些东西太多了，思想顽固，所以，一直转不过弯来。听不进去，老犯错误，老不改，老不承认错误。自己还美其名曰：“我是正确的，我是对的”，那个给我讲，我可以挑几丈高与他辩论。这样的事情确实还是比较多的。当时我把这一些首长带着对立的情绪来看待，他们说的事情，我们要怀疑，他们说的事情，我们要研究，他们说的事情，我们非要看一看到底是什么个事情。离心离德。当时，我记得在京西宾馆的时候，我们的怀疑更加严重了，张体学老奸巨猾哩，我们要认真对付。所以，我说我们要小奸巨猾，比他更猾一点，来对付他。一直和这些首长离心离德。我们自己狂妄自大，目中无人，首长革命几十年，我们搞了几年的毛孩子，根本就不懂得什么东西，结果把这些首长看不到眼里，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对首长很不尊重，我是最严重的，对曾、刘首长和其他首长很不尊重。所以，我犯错误的根源呀，就是王、关、戚那个思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影响，对干部不信任，对军队没感情，就认为这样子，认为他们在整我们。我老在准备，准备挨斗，准备挨整，准备坐牢。大家不是揭发有这句话吗？说：“把我关在牢里，二十年以后还要干。”我在那个省柴就讲了的，我当时认为美其名曰，我是革命的，我是对的，我自己认为美其名曰，我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我说，我既然是革命的，我怕么事呢？弄到牢里去坐二十年，出来还不是要干。自己认为很对的，好象自己是很革命的，站在反动的立场上，与首长相对抗，一直使“抓革命，促生产”受到破坏，对首长的话、首长的指示，除了反面的理解以外，还多少要分析分析，研究研究。 + +　　开这次大会，除了在大会上同志们对我的揭发批判以外，体学同志、参谋长晚上找我谈到非常晚，3点钟，大半夜，他白天搞了，晚上还找我谈，辛辛苦苦地、苦口婆心地启发诱导。在参加会之前，我是抱着挨整的思想的，认为这回我大概差不多了。我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说个不客气的话，已经是相当反动了，法办多多有余，不管从政治上来讲，还是从经济上来讲。首长为什么还这样对我苦口婆心的讲一晚上呢？是为我好，是为我改正错误，为我重新做人。我想下面还有很多头头，专县头头，也受我思想影响很多的，我自己确确实实的有些感受，受极“左”思潮影响，相当反动的，一直走上犯罪的道路。另外，我还有一点体会，一个教训。林副主席讲了，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七·二〇”以前，固然我们有缺点、有错误，但是我们大方向总还是对的；“七·二〇”后我们为什么老犯错误呢？一次一次犯错误，一次又比一次犯错误严重，为么事犯错误咧？就是因为自己没有紧跟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背离了、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所以老犯错误，一直造成了严重恶果。所以，我觉得要紧跟，要听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话，如果不紧跟，就垮台，就会走向反面。另外一个教训，就是资产阶级派性，去年去北京时，六机部军管会主任给我讲了一段话，当时我理解不了。他说北京的“五大领袖”，是最早造反的，他说你们最早起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的人呀！到了运动后期是资产阶级派性最大，最足，最极“左”。我当时理解不了，现在看来是这么回事。过去认为自己是一贯正确，所以资产阶级派性不晓得几大，到了后期，就相当极“左”，老是自己的山头亲，小团体亲，对革委会、对首长没得感情，想到的是我们过去所谓的“派性”的战友，想到的是那些“派性”组织，资本主义的小山头，就是个人主义。我自己有个教训，我们过去是个工人，个人主义随着地位的变化，对革命带来的损失也起变化的，过去我们当工人，在一个车间、一个小组里面，有点个人主义，对革命、对党、对人民造成的损失顶多是影响到你那个小组，或者影响到你那一个厂。但是，当我们的地位变化以后，有一点个人主义，将会为革命造成更大的损失。给人民、给党造成损失就越大，这个是成正比的。假如说我们当工人的时候，给革命造成损失一倍的话，那么现在处于省革委会一个负责人，一个群众组织头头，为革命造成的损失将成百倍，成千倍，成万倍。是不可挽回的。许多事实不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吗？我们搞“反复旧”，给革命造成几大损失呢？所以教训特别深。 + +　　三个反复，我都是充当了罪魁祸首，对人民犯了罪，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选派的人、相信的人爱不起来，对一小撮反革命、叛徒，恨不起来，为他们鸣冤叫屈，或者与阶级敌人睡在一起、吃在一起，敌我不分，认友为敌，严重的丧失了工人阶级的立场，使自己堕落成为反动思潮的代言人，破坏了革命的大联合，破坏了革命的三结合，破坏了军民的团结，破坏了“九大”，破坏了清理阶级队伍，破坏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由于我的错误相当严重，认识开始有一点，很差的，我还要继续学习，要求同志们、首长们，对我的错误继续揭发批判，肃清流毒。我觉得我的错误是相当大的、相当严重的，我在这里要求军区首长、省革命委员会给我严肃的处理。对我的处理，我完全服从。我深深认识到我是犯了罪，错了，要求严肃处理我。并保证今后好好地改造自己，好好改造世界观，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来回答同志们对我的教育，对我的帮助，对我的爱护。检讨的很不好，很不彻底，是初步的态度，希望首长、同志们对我帮助教育。 + +　　（曾思玉同志说：胡厚民今天讲了四个半小时，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讲了些犯错误的原因，这里边最大的原因，除了你自己讲的一些原因之外，从你主观上来讲，你这个人，就是自高自大，目中无人，恐怕在我们湖北，我碰到的是相当典型的一个。你是从来不检讨错误的，一是不讲话，一是少讲话，就是承认错误，也只说两句不痛不痒的话，我们相处两年多了，这次同志们对你的批评，是在一千多人面前给你的帮助，不管同志们怎么批评，戴什么帽子，要正确的理解，正确对待同志们的批评。一个同志既是革命的动力，又是革命的对象。现在我觉得有这么个问题，你回顾一下，本来湖北的形势，的确在我们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发布的号令、指示的指引下，不断向好的方面发展。为什么经常出现反复呢？原因确实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在那里捣鬼，群众组织头头当中一部分人犯错误，这也是个原因。毛主席在视察三大区，讲的清清楚楚，你们看了嘛，就是听不进去，所以你就栽觔斗。拿胡厚民来说，你就是陷到泥坑里去了，现在我们一千多人，尽力在拔你，再不拔就掉下去了，那就要淹死了。检讨不管深刻不深刻，深刻还要一个认识过程。我有一个看法，你在湖北全省人民的代表的面前讲了，大家听到了，现在就是说了话要算数，你自己也表示了决心，痛改前非，现在就是忠不忠，看行动，实践检验一切。）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5/000032.txt b/CCRD/0/8/5/00003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1198884512e78c50bf71ffac9468ea4c89b5f84 --- /dev/null +++ b/CCRD/0/8/5/000032.txt @@ -0,0 +1,283 @@ +# 我的坦白交待 + +　　<曾容> + +## 〖曾容，重庆市话剧团演员，“摘帽右派”。〗 + +　　姓名：曾容。小时叫曾碧先，43年改为曾容。 + +　　性别：女 + +　　年龄：42岁 + +　　籍贯：1927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出生于湖北天门县，岳口对河农村。解放后改为沔阳县毛嘴区郑场公社朱垸生产大队。 + +## 简历： + +　　1927-1938 在农村劳动 + +　　在我八、九岁时，家里有土地（多少我不了解），父亲曾读过黄埔军校，在我八九岁时，父亲从外边回家（是我第一次看见），由于他吃大烟，把家里土地卖掉。父亲1942年死去，母亲1949年死。现家里有： + +　　哥哥：曾凡鼐，原在岳口襄河当航标工人，63年申请回生产队，现为公社推渡船。 + +　　弟弟：曾凡鼎，公社贫农社员。 + +　　侄儿：曾祥生，原为大队团支书，生产队会计，现四清下台干部。 + +　　1938-1942秋 难童保育院，学生、童工 + +　　地点：四川万县文家坪、重庆歌乐山 + +　　证明人： + +　　白杰，现重庆新华印刷厂 + +　　燕玉环，重庆南岸第五人民医院 + +　　1942年秋-1943年春 孩子剧团 学员 + +　　地点：重庆巴县土主场 + +　　证明人： + +　　凌绾如，现上海人艺 + +　　程代辉，现上海芭蕾舞学校 + +　　白胜英，现浙江省话剧团（改名白鸥） + +　　1943年春-1943年夏 战区学生进修班 学生 + +　　地点：重庆青木关 + +　　证明人： + +　　孙增玉，现重庆乘风服装厂 + +　　陈海根，北京。 + +　　1943年夏-1944年夏 伪政治大队捍卫剧团，准尉薪演员。 + +　　地点：重庆 + +　　证明人： + +　　白胜英，浙江省话剧团，改名白鸥 + +　　姚远，重庆沙坪坝区文化馆，景德淑 + +　　鲁渔，现广州话剧团 + +　　刘健，现成都市话剧团 + +　　董林，上海制片厂 + +　　1944年夏-1947年夏 伪剧专，学生（其中46年3月-10月在王大虎家生孩子） + +　　地点：江安、北碚、南京 + +　　证明人： + +　　许伯然，现湖北省话剧团 + +　　蔡浦珠，成都艺术馆 + +　　黄德恩，湖北省话剧团 + +　　陈琦，上海人艺 + +　　1947年10月-重庆解放 大官僚王缵绪家过剥削生活（其中48年4月-8月在西南剧艺社） + +　　证明人： + +　　冯大娘，我团革委会知地址 + +　　王凤华，同上 + +　　叶北沙，贵州水城县红卫山勘二队 + +　　雷南，重庆市话剧团 + +　　蔡浦珠，成都艺术馆 + +## 我的主要反动职务及问题如下： + +## 一、解放前 + +　　（一）在43年暑期，由于我没有考取伪剧专，便住在原孩子剧团同学白胜英那里，她当时在伪卫戍司令部政治部捍卫剧团当演员，约一二月，由她供我伙食。有时伪捍卫剧团上面来点名，叫我去答应一个人的名字。后来伪捍卫剧团排演《重庆二十四小时》差一个卖报的小男孩，白胜英介绍我担任这个角色，后来他们认为我还能演戏，便正式吸收我为准尉薪演员。在这里星期一早上要在蒋贼狗头下做纪念周，有时早上要跑步下操。曾发过一次单军服，女的是连衣裙，都没有符号。伪捍卫剧团所排演的戏都要到伪卫戍司令部礼堂演出。曾到江津、南温泉卖票演出过。 + +　　当时由于我想继续投考伪剧专，曾买了一本《升学指导》请丁庚生（演员队分队长）及一个也要去考高中的姓赵的补习功课。这段时间我曾和丁庚生谈过恋爱，后来我到伪剧专后，他给我寄过两次零用钱及做过一件衣服。我在伪捍卫剧团所演的戏如下： + +　　《重庆二十四小时》，我演报童 + +　　《柳暗花明》，我演群众 + +　　《金玉满堂》，我演郑安凤 + +　　《民族女杰》，我演卖唱小女孩 + +　　（二）1944年夏入伪剧专入校注册时，集体加入伪三青团，没有填过表，没有宣誓，有以下几次活动，但我确实不知道是不是伪三青团搞的。 + +　　1、44年我们新生入校时，有一次迎新晚会，由高职科二年级同学廖开（现成都铁路局文工团）通知我们班上的，会上陈治策讲话，然后由新同学唱歌及分吃水果。这个晚会我参加的。 + +　　2、44年冬有次全校高职科的农村演出，剧名《包得行》，我们新班同学参加演群众，我也参加的。 + +　　3、45年夏有个全校性的晚会，由于没有人讲话，我确实不了解内容，当时年龄大些的女同学还化了妆，分吃东西。 + +　　4、47年在南京学生运动中，我们班上有个进步同学叫王承铭，一天下课后，他对一部分留在教室的同学说：“谁愿退出三青团的在我这里登记。”由于我确实不知道自己是参加过三青团的，我就问：“哪个参加了三青团？”王承铭说：“哪个都参加的，没有一个跑脱的。”我就说：“我也登记退出。”当时他把我的名字记在他的小本子上，但事后没有声明及任何下落，也许是这个同学在学生运动中考验我们的。而解放后，我为了宣扬自己参加了学生运动，进步，便肯定的说我是退出伪三青团。 + +　　证明人： + +　　王承铭，现改名王一根，在广西哪个矿当矿长 + +　　王憧，现在北京青年艺术剧院 + +　　黄依宁，不知地址 + +　　（三）我1945年与大官僚王缵绪的儿子王大虎在伪剧专恋爱，没有结婚怀了孩子。于46年3月至10月在王缵绪家生孩子。10月随伪剧专复员到南京读书。于47年八、九月由于王大虎吐血，休学随王大虎家过剥削生活。于53年离婚。 + +## 二、解放后十七年及57年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 +　　51年我申请加入共青团，由于团小组给我提了意见，我就说“我不要入了”，要把申请书要回来。 + +　　52年在三反大会上，我攻击领导是“糖衣炮弹”。我攻击的实质不是事件本身，确实是发泄自己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而是借题发挥。 + +　　（54年让我参加慰问全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任务，但我却与坏分子傅承德沿路吵架、打架，造成严重政治影响，事后我不但没有认真检查，反而认为话剧团少不了我，不敢把我怎么样。） + +　　56年攻击得奖党员和干部说“未必工作都是他们干的”？借没有评上演员奖借题发挥，发泄我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注：此处字因撕毁后重新粘贴而残缺）人影响，以通天演员到旧市委去告状。 + +　　56年企图抬高自己的身价，曾想调到青岛或成都市话剧团，通过位北原（注：位北原，人名。）私人关系。后来省文化局到市文化局来调我，其实我心里还不一定真想走，我就故意对李庆升说“反正团里有的是人才”。当时我想，如果放我走，到成都市话剧团一定被当人才使用，要不然不会来调我，如果团里不放我走，说明市话剧团少不了我，今后自己在话剧团的地位就更高了。我以走来威胁革命队伍，对我们党搞反革命政治交易。 + +　　57年当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向我党猖狂进攻时，出于我的反动的阶级本能，认为右派分子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 +　　社会上的右派分子攻击我们党是宗派主义，我就说“我们团里党员就是护着党员”，其实我的反动实质完全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一样，只是说法不同。 + +　　（在旧市委鸣放小组会上，我攻击说“我们团是大个人主义压小个人主义，不过他们有权，发展得更顺利些”。我攻击的实质不在什么个人主义，而要害是认为共产党员有权，就把我压住了。） + +　　我团右派分子在鸣放中要和我们党分庭抗礼，摆脱党的领导，搞“自由剧社”，我也认为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曾想“如果有一个剧团和我们团里排同一个戏，由我和党员同演一个角色，准把党员比垮”。因为蔡炎没有开口叫我参加，我认为他不一定重视我，才没有报名，但我的思想更具体，更反动。我就是想和党唱对台戏，把党员比垮。 + +　　在鸣放中，我恶毒攻击共青团员像特务。在57年右派分子猖狂一时，我为了配合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扩大影响，我在电台记者访问中，大肆把矛头对准党员，借一些党员发泄自己对共产党的不满。当报上没有登党员的名字时，我还打电话去质问，企图把党员一棍子打死、搞臭，认为搞臭了党员我才香得起来。 + +## 三、文化大革命中 + +　　67年1月，我企图混入革命造反组织，攻击造反派说“如果不吸收我，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的是否定自己右派罪行，认为自己是受迫害的，所以最有“造反”精神。我确实是造的无产阶级的反，打击革命造反派。 + +　　67年9月我参加重庆“11.16红文艺”，他的口号是“彻底解放运动初期被打成三、四类的革命群众”。我参加的目的就是否定自己是四类，实质是否定57年罪行。共开了四次会，打算回重庆发展组织。我曾想找我团杜嘉权、孟庆善、唐良炽、胡珂参加，目的是认为他们有资反路线，叫他们解放思想，将来好同情我，为我翻案说话。 + +　　67年9月，我曾拉右派分子赵平参加“11.16红文艺”，目的是他翻了案可为我说话，同时引起我团革命群众注意我的问题，他不干，没参加。 + +　　67年9月底回重庆后，曾拉陈友功参加“11.16红文艺”，后因我也声明退出，未找他。 + +　　67年10月，陈友功把他57年一篇文章给我看，我就认为他是受迫害的，主动拉他运动后期到北京去告状。不仅自己翻案，还煽动别人。 + +　　67年9月，我把成都“11.16红文艺”印的传单带到团里给革命群众看，宣传一、二类还没有三、四类革命。目的是我是受迫害的，比别人还革命。 + +　　我在成都参加“重庆11.16红文艺”证明人： + +　　陈国铮，成都省文化局 + +　　杨莎，成都艺术馆 + +　　熊晓凡，重庆市文联 + +　　李康生，重庆市艺术馆 + +　　67年9月在成都，我爱人王余带我去听一个叫罗整的报告，王余向他要传单，由一个重庆市文联的温田丰（我不认识）给王余，一份有关57年划右派的政策。我向王余要来给我团革命群众看，企图让他们在运动后期来衡量，我不是右派，为自己57年翻案造反革命舆论准备。 + +　　68年1月，我拉张展到市文联去搞串连，目的是自己想逃避群众斗争，把干部拉在一起。想讨他的好，希望他运动后期为我翻案说话，并对他说“运动后期我爬也要爬到北京去告状”。 + +## 自己的思想变化情况 + +## 一、解放前 + +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 +　　我的世界观是被反动烙印浸透了的，旧社会教会我一个庞大的“我”字，而且它是逐步升级，四十二年来，连我自己都不能自拔。 + +　　小时在家，由于没吃的，母亲把我送去当童养媳，但我父亲是个二流子，他说这家太穷，将来要把我嫁给一个有钱的人家，有饱饭吃。从小我就打下一个嫌贫爱富的思想，这也是后来我与王大虎结合的因素之一。 + +　　后来，在我十五六岁时，由一个难童变为一个小演员，我对一切都新鲜好奇，这时也是我的世界观开始形成的时候，当我第一次听到表扬，说我化妆好看，有发展前途，以及在伪捍卫剧团，我看到一般演员与一些有名气的演员差别很大，我第一次发现，一个人不仅是为了吃饱饭，还应该有前途，这个前途就是像那些有名气的演员那样。 + +　　进了伪剧专，这是一所专门培养资产阶级演员的大染缸，虽然我确实还什么也不懂，但我确像个大口袋一样的往里装。在这里，我进入了另一个境界，要求也随着升级了，特别受到一些反动权威们的一二句夸奖，那时一二句夸奖虽是小事，但印象之深、影响之大，它支配着我的生活目的。我认为我有追求名利的本钱。当时我认为生活大概就是这样，谁有本事，谁就该比别人特殊，比别人高一头。这种剥削阶级思想，开始在我思想里扎根。在伪剧专反动思想教育下，我又进一步拼命学习所谓“世界名著”，我又开始幻想要像那些小说和剧本里的那些吸血鬼、贵妇人、小姐、名演员那样生活，那样恋爱。我曾想，我这一生只要演几个世界名著里的女主角，轰动一时，就是死了，也划得来了。我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人才”、“明珠”，是谁也不能把我埋没掉的。我所追求的就是掌声、鲜花，走在哪里都有人指指点点，有了这些，利也就有了。 + +　　在伪剧专，反动作家曹禺上课时对学生散布说“陈白露之所以自负，因为她的生活是她自己闯出来的”，我印象极深刻，也特别感兴趣。我认为我从一个十一二岁还一字不识、一个难童，从家里出来后，从来还没有人关心过我，但现在我有了一套本事，受到老师重视，有发展前途，也是我自己闯出来的，所以我也有理由自负、骄傲，而且认为你不骄傲点，别人反而看不起你。我学会了这套反动的人生哲学。 + +　　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是劳动人民培养了我，可是我却要驾凌于人之上，往剥削阶级骑在人民头上的反动泥坑里爬、闯，□□我追求名利，我必然的在45年与王大虎结合在一起。在王家更增加了我的世界观政治上的反动性与顽固性。 + +　　王瓒（注：应为缵，下同）绪是四川的大军阀、大官僚，是被我们党中央点了名的大战犯，他靠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钱养着五六个老婆及几十个子女，另外还有不知多少劳动人民来服侍这些臭老婆及黑子女，而我就是这些黑子女中的一个吸血鬼。 + +　　初到这个家庭，自己的思想还是有些发展进程的。例如，我认为自己是个学生，自己的衣服让别人洗，不好意思。我把他们挤掉汁的广柑瓤捡来吃了，认为还有一半丢了太可惜，当场被王大虎和他妹妹鄙视地骂我“下作”。逐渐这一闪而过的东西没有了，我自愧不像个“少娘”，我的衣服让别人洗了，认为反正有钱请了人，对一切都不觉可惜了。我很喜欢当时一些演员说我是王瓒绪的儿媳妇，借此我可以比别人高一头。 + +　　当时我出来演戏，确实不是为了特约费，而是为了出风头，是一种剥削阶级的闲情。因为没有特约费，我回去有饭吃，我的孩子有人带。当时我很满意那种现状。因此解放前广大劳动人民和一般真正干戏的演员迫切要求解放，因为不解放，他们受压迫，生活不下去。而我也偶尔的幻想过解放，我幻想有一个上演契科夫剧本的剧场及我自己某些个性解放，我这种幻想和广大劳动人民及一般真正干戏的演员是有根本区别的。例如解放后王大虎告诉我，他有个母亲的银元被我人民政府没收了，这时我已经混到革命队伍里来了，可我灵魂深处并没有认为是好事，而是有种遗憾的感情。这就是我的立场及对待解放的态度。 + +　　又如解放后，王大虎的母亲对我特别好，不但为我买了一只手表，而且还把过去没让我看过的一大包首饰给我，并说“这一份是给儿媳妇的”。它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我是王瓒绪的反动家庭一个剥削成员的铁证。另一个是这个剥削阶级通过种种手段还在解放后继续拉着我。这个事实也证明，我直到53年与王大虎离婚后，还与这个反动家庭在感情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事实上也决不是感情上的联系，而是阶级的烙印，这个烙印表现在解放后十七年、二十年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态度的最好的验证与社会主义的阶级矛盾。 + +## 二、解放后（至57年） + +　　当时我二十二岁，确实还是有一些热情，但阶级斗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出于阶级本能，在刘贼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包庇重用下，我演了不少为刘贼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黑戏，受到这条黑线的重视，我自己就把自己当成了“人才”、“明珠”，认为自己对话剧团有“功”，又觉得自己比一些老年演员年轻，又比青年演员有“技术”。 + +　　由于阶级不同，要求也就不同，我只能骑在群众头上，我的地位只能高，不能低，只能上，不能下，认为自己有本事，就应该在群众之上。例如对一些党员，解放前私人关系较好，但解放后认为她是党员，地位比我高，她能参加的会我不能参加，她能去的地方，我不能去，就认为不公平，觉得我的业务比她行，我该比她地位高。对青年演员中的共青团员，认为她们被培养起来了，就是对我的威胁，要把我挤掉。 + +　　因此发展到57年，当右派分子向我们党猖狂进攻时，我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埋没了我，和他们在反动的立场上起了反革命共鸣，觉得他们说出了我的心里话。直到58年，在我的检查中仍然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委屈”了我，而且话剧团少不了我，不能把我怎么样。 + +## 三、58年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　　61年，毛主席他老人家给了我从新做人的机会，但我确实辜负了敬爱的毛主席他老人家，我没有认识到我的根本立场不但没有得到改造，阶级斗争在我身上仍在继续，我确认为，摘了帽子，而且又调回团里当演员了，便认为一切都完事大吉了。我最不愿意革命群众提到右派二字，提了就认为是和我过不去。认为自己是右派中比较好的，是个人主义严重，而且已经改造好了。但调回团里后，矛盾具体了，最初回来时，认为政治上完了，在业务上多演几个戏后，还是有基础的，但业务上也不行了，生活水平比不上其他演员，思想上仍和57年一样对现实不满，但又不敢公开闹，于是有一种暗流，这就是我一个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的实质，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犯罪的黑根子。 + +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67年元旦社论发表后，我在成都听北京串连回来的同志说彭、罗、陆、杨这伙人阴谋篡党，□□的反革命分子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身边干坏事，这时，我确实很激动，想为保卫毛主席出一点力。但阶级斗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出于我的阶级本能，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阶级斗争在我身上具体地反映出来了。 + +　　过去，我思想里一直认为我这个右派不那么反动，是他们给我上纲上得太高了，没听说过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运动中，革命群众揭发批判刘贼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贯打击真正的革命左派，对广大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包庇重用坏人。特别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企图镇压广大革命造反派，把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革命群众的首创精神压下去，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 +　　可是我，乘机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自己57年罪行翻案，认为自己是受“迫害”的革命群众。 + +　　当我在成都听说三四类比一二类还革命，我就更认为自己是最革命的了。我参加11.16的动机是否定自己四类，实质是否定自己的右派罪行。 + +　　（后来看到一份57年划右派的政策的传单，我就认为57年是属于反对了本单位的领导的那一条，是属于个人思想，所以我给团里革命群众看，造反革命翻案的理论舆论，而且我当时达到一定效果。） + +　　当我听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任白戈说我是极端个人主义后，我更肯定的认为“过去我还不懂什么是政治问题和认识问题，现在我明白了，我是认识问题。”所以我决心运动后期到北京去告状。当时我没有认识到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特别是我自己是剥削阶级骑在人民头上两个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这是矛盾的关键，是我的要害。 + +　　至于任白戈，他本身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表面捉鬼实际放鬼的人，过去没有保住，是群众不允许，后来为保护我，为我减轻罪责。 + +## 四、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后 + +　　初来学习班，对想为自己57年翻案有些害怕了，但阶级斗争确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并没有死心，因为我这时对自己犯罪的根源危害没有认识到，所以还存在侥幸的心理。 + +　　在工人阶级和解放军的领导下，这半年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带着自己的问题学习毛主席光辉著作。过去我也确实想过要改造好，不愿意做一个人民的敌人，不愿让自己的孩子有个坚持反动立场的反动母亲，但为什么我一直改造不好？我和客观矛盾的关键在哪里？二十年来我确实没有得到解决。“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在我身上还在进行着。在工人师傅和革命群众的教育帮助下，我带着自己的活思想学习了毛主席光辉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我认识到我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是由我过去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学习了《关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开始认识到我57年右派性质是反党反人民的。又多次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由开始把自己摆进去，到摆进去两条路线我应该选择哪一条？这是关键。如果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还不能有个抉择，我今后确实连争取重新做人的余地也没有了。 + +　　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越学我越认识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我认识到，特别像我这样一个阶级烙印很深的人，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只能从反动滑向更反动，如果脱离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就不能认识自己是属于哪个阶级，那条线上的人。因此尽管主观愿望想改造好，那也是一辈子改造不好的。 + +　　在我团革命群众狠批刘贼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大批判中，通过活生生两个阶级斗争事实对我的教育，我第一次看到我不是所谓受迫害的，而是受包庇的。 + +　　学习班这半年，是我一生中的转折点。过去在刘贼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下，他可以保护我这样一个他们认为有“才”的人，可以把你捧上天，到了实在保不住，不可收拾时，一顶帽子完事。可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才是真正从政治上挽救人，要把坏人变成好人，对我这个罪人做了几十次过细的挽救工作，我一生第一次体会到恨谁、爱谁、跟谁走。毛主席亲！社会主义好！ + +## 四、对右派言论及翻案活动的认识 + +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我正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所指出的这种人。二十年来，我人在新社会，心在旧社会，我灵魂深处留恋解放前那种骑在人民头上，依靠官僚剥削养肥了、演戏出风头的所谓“自由”，所以对共产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制度这里不生肌，那里不告口。 + +　　我吃了人民的饭，拿了党和人民的钱，反过来反党反人民。出于阶级本能，我只能骑在革命群众头上，我的地位只能高，不能低，只能上不能下。 + +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二十年来，我在台上台下都一样，演正面人物不像，而演反面人物却像，因此我本身就是封、资、修的产物。我要演主角，而且要独占所有主角我一个人演，这不是仅仅在舞台上演演主角的问题，而是反动阶级的灵魂通过我这个人具体的在和社会争夺以谁为核心的阶级斗争问题，是“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最具体的反映。 + +　　57年我之所以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确实不是偶然的。我总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好像容纳不下我，我攻击个别党员是假，而反党反人民是真。例如对一些党员，解放前是好朋友，而解放后矛盾却尖锐起来了，因为党员在我之上，有权。所以57年我配合社会上的右派分子，里里外外，企图把党员一棍子打死，搞臭，达到对党不满的目的，找导火线，借题发挥，认为我们党是宗派主义而排斥了我这个“人才”。 + +　　当时如果不是这个党员，而是另外一个党员，我也还是要反对的，因为我反的确实不是哪一个人，而是党员。党的领导，对我来说，不是什么个人恩怨及人与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从来就是两个阶级的关系。 + +　　我企图去搞所谓“自由剧社”，这也决不是搞垮哪一个党员的问题，而是我所谓的“埋没了我”、“不自由”、“谁有本事就该谁为主”，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唱的一个调子“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是直接把矛头对准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 + +　　对待人民内部的缺点和错误抱什么态度，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而我，乘我们党整风的机会，为攻击党，扩大影响。我从团内到团外，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紧密配合，当时嚣张一时，又是旧市委小组发言，又是电台录音发言，又是记者采访，站在反动立场看到的是漆黑一团，否定党的正确领导。在57年这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风中，我完全站在帝、修、反一起，帮了帝、修、反的大忙，而给我们党造成的严重政治危害，是我这一辈子也弥补不了的，我确实是一个罪人，一个十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 +　　清华经验上说“解放以后，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还反对社会主义，那和解放以前你不晓得就大不一样了”。解放以后，毛主席亲！社会主义好！我是有切身体会的。可是我没有和反动的阶级决裂，没有听毛主席的话彻底改造自己，二十年我仍然是反动阶级不甘心死亡的幽灵，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脚。 + +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光辉著作六条标准中明确指出“这六条标准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而我，在57年处处把矛头指向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指向党的领导，是一个十足的、道道地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 +　　但在我解放前及解放后的二十年中，从一个黑根一根黑线的支配下，57年犯了反党反人民的罪行，而在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又错估了形势，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及右的政策，为自己57年罪行翻案，否定过去的正确领导。 + +　　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领导的，如果57年不反右派斗争，我们的国家确实不得了，从我自己57年犯罪的切身经历，就是一个例证，那就是右派上台，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 + +　　我要像清华大学刚摘掉右派帽子的人一样，重打鼓，另开张。我还有孩子，她们生长在新社会，热爱毛主席，我不能让她们有个坚持反动立场的母亲，我要永远在自己思想上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革命”，今后为保卫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贡献出自己一份力量，永远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 +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 来源： + +　　曾容女儿王薇根据手稿录入、提供。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5/000033.txt b/CCRD/0/8/5/00003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df57f59be62e8d89ea959dbfdb09817fc0f183d --- /dev/null +++ b/CCRD/0/8/5/000033.txt @@ -0,0 +1,21 @@ +# 139号犯人狱中报告（偷看窗口） + +　　<赵丹> + +　　有一天劳动回来，经过这一排楼房时，我注目地偷看这一排楼房的窗口，心想或许赶巧能看到什么熟人，可是并没有看到谁。 + +　　这是一种不守纪律、违反规则的妄动，是毫无意义的蠢举。即使看见有相识的人，又能怎样呢？对自己、对别人，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和作用呢？毫无任何实际意义和实际作用。 + +　　这是我近来心里焦急的反映。我感到关了这许多日子了，别的人都给予出路了，可我还仍旧纠缠不清，不得开释！因此，内心十分焦急，不由得想看看还有什么相识的人没有。 + +　　此后保证，再也不做这类无意义的“小动作”了。此后，只要一走出这间屋子，不管走到哪儿，都该低头，决不四下张望。要使自己成为一个自觉遵守纪律、规章制度的人。在思想上一定要认识到：不能以为这类小事无关紧要，大错误乃至罪行皆是由于平时放纵自己，对所谓的小错误不改正，不重视，不认真严肃地对待才发生和发展而来的！ + +　　作此粗浅检查，请批评，斗争！ + +　　 139 + +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 +　　· 来源： + +　　李辉整理《赵丹自述》，大象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5/000034.txt b/CCRD/0/8/5/00003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8ca381e9451be8bc66ae5834d7ec38299060d23 --- /dev/null +++ b/CCRD/0/8/5/000034.txt @@ -0,0 +1,105 @@ +# 关于在农村牧区组织贫下中农（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意见 + +　　<四九〇九部队驻乌盟察右后旗“三支”“两军”工作办公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三支”“两军”工作经验交流会> + +　　我旗农村、牧区广大贫下中农、贫下中牧和各族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最高指示指引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经济战线上都做出了显著成绩，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在这大好的形势下，组织贫下中农（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贫宣队），对于在农村、牧区“认真搞好斗、批、改”，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对于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号召，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 +　　贫下中农（牧）是党历来在农村、牧区坚决依靠的力量，是农村、牧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没有贫下中农（牧）就不可能击退在农村牧区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势力，就不可能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去改造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新牧区，就不可能夺取农村牧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从而也就没有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之所以要由贫下中农（牧）组织贫宣队，就是因为贫下中农（牧）对毛主席最忠，接受毛泽东思想最快、最深，对阶级敌人最狠，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最高，无产阶级革命坚定性和彻底性最强，立场最坚定，旗帜最鲜明，爱憎最分明，对农村牧区的情况最熟。最有能力领导农村、牧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彻底战胜一切阶级敌人，从而去巩固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们国家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对此，我们特作如下安排意见： + +## 一、贫宣队组织形式与产生的方法： + +## （一）贫宣队员的条件： + +　　1、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贫下中农（牧）中的优秀分子； + +　　2、历史清白、社会关系好，政治可靠； + +　　3、有一定的工作能力，有革命干劲，群众关系好，有威信，办事公正，没有私心； + +　　4、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 +　　5、能够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模范的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 +## （二）组织形式与产生的方法： + +　　人员组织原则上是“七、五、五”，即每个公社进驻7人，大队进驻5人，小队5人。人员配备上要注意代表的广泛性，要老、中、青结合，农、干、兵结合（农，是贫下中农、牧代表，干是革命领导干部，兵是民兵。）编队时，公社原社不动，大队最好本大队二人，外大队三人混合组成，生产队可以原地组织，也可以在本大队范围内适当调配。这样便于取长补短，交流经验，互相鼓励，互相促进。贫宣队员要经过充分酝酿讨论，由贫下中农、贫下中牧推选出来，然后大队审查，公社批准，报旗备案。 + +　　组织贫宣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一种新的创举，是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发展，贫宣队是在新形势下农村牧区最富有革命朝气和战斗风格的新型组织。其中，绝大多数的人通过阶级斗争的锻炼和考验，成为既是整党的骨干力量，又是建党的新鲜血液；既是领导班子的纳新对象，又是贫协组织的成员。各级革命领导班子和广大革命群众必须大力支持他们，尊重他们，帮助他们，信任他们。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贫宣队员也要在运动中自觉地、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 + +## 二、贫宣队的任务： + +## 一个紧跟： + +　　就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跟毛主席的每个最新指示，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各项战斗号令，时时紧跟，事事紧跟，处处紧跟，步步紧跟，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下达，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一发出，就要闻风而动，雷厉风行，忠实贯彻，坚决执行，说干就干，干就干好。 + +## 三个狠抓是： + +　　1、狠抓根本不转向。这个“根本”就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要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首要地位，做到学习毛泽东思想，一分一秒不放松；宣传毛泽东思想，一时一刻不间断；贯彻毛泽东思想，一丝一毫不走样；捍卫毛泽东思想，一生一世不动摇。要用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不断帮助群众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用毛泽东思想去占领农村牧区每一个人的灵魂，每一寸土地。 + +　　2、狠抓一个“权”字。毛主席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政权是工人、贫下中农和广大革命群众的生存权，生命权。农村、牧区的问题千条万条，条条连在“线”上；千线万线，线线连在“权”上。农村牧区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是领导班子问题。解决好领导班子问题，是今冬明春农村牧区斗、批、改重点的重点。千抓万抓，权不在我们手里就是瞎抓。政权政权，生命相连。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丧失一切。贫宣队，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是捍卫无产阶级政权的战斗队。“人民得到的权利，决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这个“权”字又集中地表现在领导班子上。林副主席说：“领导班子很重要，领导班子就是政权。”什么样的班子，决定着举什么样的旗，走什么样的路，实行什么样的阶级专政。“历史的经验值的注意。”我们看问题必须看实质，不能单看形式。对政权问题也是如此，要看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革命委员会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诞生的，因此，不可避免地要混进不等数量的坏人和不同程度的蜕化变质分子。所以，我们对各种类型的领导班子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巩固和加强，“革命委员会好”就好在“革命”二字上，如果被坏人篡了权，那就的夺过来，绝对不能让敌人革我们的命，专我们的政。 + +　　根据我旗各级领导班子的情况，大体有三种类型，贫宣队进驻后要分别不同情况，开展工作。 + +　　（1）、领导班子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即领导班子比较纯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狠抓根本不转向，狠抓阶级斗争不转向，核心团结，作风深入，联系群众，能够很好地“抓革命，促生产”。对于这样的领导班子，贫宣队要信任、尊重、帮助、支持。要帮助进一步实行一元化领导，用毛泽东思想及时总结经验，以推动农村牧区的斗、批、改。要搞好团结，互帮互学，彼此促进，并肩战斗，共同提高。个别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有一点毛病和缺点的同志，要通过办学习班，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用毛泽东思想掌好权，用好权，达到巩固、发展的目的。 + +　　（2）、领导班子是中间状态的。这类班子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贫下中农（牧）手里，但有不同程度的蜕化变质分子和不等数量的坏人，团结不够好，工作一般化。对于这类领导班子首先要团结和依靠其中的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同志。要充分发动群众，深入了解情况，搞好调查研究，通过办学习班和革命大批判的方法，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清那些是好人，那些是坏人，对那些好人犯了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既要严肃的批评教育，又要热情帮助，并要给予改正错误的时间和机会，“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根据其表现，酌情留用或分配其他工作。对那些混进领导班子证据确凿的坏分子要坚决清理出去，从思想上、组织上“吐故纳新”，更新领导班子。 + +　　（3）、领导班子是差的。即领导班子严重不纯，大部或全部权力在坏人手里，死捂阶级斗争盖子，包庇坏人，陷害好人，镇压革命，瓦解集体经济，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对这类领导班子，要坚决依靠广大贫下中农、贫下中牧把路线斗争交给群众，通过大办学习班的方法，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四大”，彻底揭开阶级斗争盖子，把坏人统统揪出来，把权夺过来。在斗争中牢固树立贫下中农（牧）绝对优势，彻底改组这类领导班子，把那些经过阶级斗争实践锻炼和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贫下中农（牧）中的优秀分子吸收进来，组成新的领导班子。用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事实打击敌人，教育群众。 + +　　3、狠抓阶级斗争不转向。抓阶级斗争，就是要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就是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进行整顿，清理阶级阵线，实行“吐故纳新”。在当前，要特别狠抓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毛主席教导我们：“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我们一定要把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抓紧再抓紧，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要以最大的决心，最快的速度，做好“六查”工作：（一）查坏人：查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特务、叛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各种反革命分子；（二）查成分：没有土改的农村、牧区必须按照党中央规定的政策划阶级定成分；土改不彻底的地方必须进行全面的阶级复查；土改基本上好的地方也要把漏划或包庇下来的人搞清；对于已经土改过，但未划过下中农的地方，要从中农中把下中农划出来，以扩大依靠力量；外来户必须限期索取原籍公社革命委员会以上的证明；（三）查历史：查清敌伪军、政、警、宪、特和各种反动组织，反动坏道门徒，特别是这些人中的骨干分子的历史；（四）查外来户：彻底查清45年——47年、48年——51年、52年以后这3个时期外来户的来地、户数、人口，有无迁移证明及思想表现；（五）查案情：查清本社、队，解放以来所发生的政治、刑事案件，破获情况，处理结果，坏人及可疑者的下落和表现等；（六）查枪杆子：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同时，要查清民兵组织的枪杆子是否真正掌握在忠于毛主席、政治觉悟高、历史清白、社会关系好，政治上绝对可靠的贫下中农（牧）子弟手里。这“六查”既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又是一项艰苦细致而又光荣的政治任务。“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分清敌、我、友，才能分清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彻底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巩固农村牧区的社会主义阵地。 + +## 三、八点要求： + +　　1、贫宣队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自觉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带头“斗私批修”，搞好自身思想革命化。要上靠毛泽东思想不转向，下靠群众的力量。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加强调查研究，防止主观武断。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任何违犯这一教导的做法，都是违犯毛主席的教导的做法。 + +　　2、要充分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教导的“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 + +　　3、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注意掌握好以下十个区别： + +　　（1）把坏人办坏事和好人犯错误区别开来； + +　　（2）把屡教不悔和偶尔犯错误的区别开来； + +　　（3）把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和犯有思想、作风上的错误区别开来； + +　　（4）把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和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区别开来。 + +　　（5）把反动组织中的骨干分子和一般成员区别开来； + +　　（5）把存心作恶和被“拉下水”的区别开来； + +　　（6）把有“三反”言行和有一般的错话错事的区别开来； + +　　（7）把五类分子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区别开来； + +　　（8）把主动坦白和顽固不化的区别开来； + +　　（9）把五类分子中仍然坚持反动立场干坏事的与服法接受改造的区别开来。 + +　　这样做，可以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达到“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目的。 + +　　4、发扬贫下中农（牧）的优良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一定要和广大贫下中农（牧）实行“五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战斗。“五同”做的越好，越有共同语言，越能团结群众，越有战斗力量。 + +　　5、提高革命警惕性，做到“五防止”，即防止阶级敌人捣乱破坏；防止阶级敌人把水搅混陷害好人；防止被敌人钻空子；防止敌人行凶、自杀、逃跑；防止杀人灭口，消赃灭证。 + +　　6、严守“五不”，即一不请客送礼；二不侵犯群众利益；三不搞宗派活动；四不自私自利；五不擅离职守。 + +　　7、向解放军学习，做到三个忠于、四个无限，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提倡艰苦奋斗，发扬革命传统，树立完全彻底为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风尚。 + +　　8、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号召，全面完成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和元旦社论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以大寨为榜样，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和广大贫下中农（牧）一道，夺取1969年农牧业生产大丰收。 + +## 四、生活问题： + +　　1、贫宣队员是不脱产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员，因此，都要参加所进驻队的生产劳动，由进驻队给评工记分，并参照原队分值付予报酬，差额由大队合理均摊。因公误工补助工分由进驻单位开据证明，由各队合理分担。 + +　　2、贫宣队生活问题。口粮原则上每人每日按一斤成品粮由进驻队暂垫，而后由所在队过拨，口粮不足部分由社队机动粮补足。生活费用每人每日2角，由公社公益金统一解决。住宿由进驻队安排。 + +## 3、因贫宣队员外出其家属在生产或生活上引起诸方面的不便和困难，由家属所在队给予适当照顾和安排。 + +## 五、领导问题： + +　　要实施旗、社、队逐级领导。按照这个领导，小队、大队、公社的贫宣队要定期（每周）逐级反映，上报一次情况和数据（表报），上下通气，互通情报，使运动健康发展。特殊情况可随时上报。 + +　　（贫宣队、工宣队、军宣队均可利用） + +　　来源：载《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察右后旗革命委员会编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5/000035.txt b/CCRD/0/8/5/00003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f3d43ea516ccf490076429de5bc64263736e8b6 --- /dev/null +++ b/CCRD/0/8/5/000035.txt @@ -0,0 +1,25 @@ +# 139号犯人狱中报告（与194号谈话） + +　　<赵丹> + +　　今天劳动的时候，我与194号谈了话。 + +　　我问他，专案组提审他时，讲了点外面的形势没有？ + +　　他回答说:“专案组交代政策，说只要交代得好，这里面的人也可以有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不一定带帽子才放出去。” + +　　他又说:“态度很重要。” + +　　我说:“我的事坏就坏在态度上，常常为了这一点枝枝节节的小事，甚至一言一语，就和专案组顶起嘴来了！” + +　　他说:“过去我也顶过嘴，事后，后悔得不得了！” + +　　正在此时，解放军同志来对我们进行警告和教育了。我们没再谈别的，尤其是个人的案情，我们彼此从未交谈过。直到现在，他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工作，我都不晓得。当然，他知道我是干电影的赵丹。 + +　　 139 + +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 +　　· 来源： + +　　李辉整理《赵丹自述》，大象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5/000036.txt b/CCRD/0/8/5/00003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c7ec91cbb409e647ed0f7ee02e2cbc46d368b76 --- /dev/null +++ b/CCRD/0/8/5/000036.txt @@ -0,0 +1,23 @@ +# 呼和浩特市“5·7”干校关于“新内人党”问题的平反公告 + +　　在前一段清理阶级队伍中，特别是挖“新内人党”的过程中，由于领导上严重“左”倾错误指导和资产阶级多中心论的影响，一再狠反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夸大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乌兰夫的影响，过分地估计了“5·7”干校（原市级机关）的敌情，并且提出了所谓“这里的黑线又粗又长”，“呼市地区‘内人党’地下黑司令部就在这里”，“5·7干校的主攻方向就是要摧垮呼市地区‘内人党’的指挥机构”等一系列主观唯心主义的极其错误的口号。犯了严重的“左”倾扩大化和逼、供、信的错误，致使干校许多同志被错打为或错怀疑为“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分子，使这些同志在政治上遭到迫害，精神上遭到折磨，肉体上遭到摧残，人格上遭到侮辱。在此，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向被误伤的同志赔礼道歉，深切慰问。 + +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这一严重违反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和无产阶级政策的错误，混淆了两类矛盾和阶级阵线，破坏了革命大联合，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阻碍了毛主席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落实，大大推迟了干校斗、批、改的进程。我们将永远记取这一沉痛教训，认真总结经验，坚决纠正错误，不折不扣地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 +　　（一）按照毛主席“5·22”批示和中央对内蒙当前工作的指示及内蒙革委会有关具体政策规定，特给被错打为“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成员的刘真、高岳伟、拉喜宁布、宁布仁钦、陈耘田、额尔敦同志公开彻底平反，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 +　　（二）张鹏林、塔本、徐濛、赵文江、彭建宾、王江深、周健、李秀琴、盂盂一杰、那苏图、常淑贤、约林乎、周尚志、海双玉、王继昌、娜仁同志，在毛主席“5·22”批示下达后，原驻呼市“5·7”干校工宣队已给予公开平反，一律有效，遗留问题，这次干校再作彻底解决。 + +　　（三）对被错怀疑为“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同志，凡是原驻呼市“5·7”干校工宣队在“5·22”批示下达后，已作过解疑的，一律有效。遗留问题，由干校彻底解决。未解疑的，这次由干校予以彻底解除怀疑，在什么范围内怀疑的就在什么范围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 +　　（四）由于扩大化，逼供信而致死的拉喜宁布、周尚志二同志，根据内蒙革委会（69）165号文件规定，按因工死亡待遇。对死者家属表示深切的慰问，并作好抚恤和善后工作。对致伤致残者，负责予以治疗。 + +　　（五）上述被误伤的同志，凡本人被迫所写的“新内人党”问题材料一律退还本人。组织上调查、正理的“新内人党”材料，一律当众销毁。向外散布的“新内人党”材料一律追回，无法追回的，宣布一律作废，永远无效。此后，如仍有转移、复制、保存上述同志的“新内人党”问题材料者要严加追究。 + +　　（六）对上述被平反的同志，发给本人平反证明，并对所有被误伤同志受牵连的家属、亲友及有关单位发出平反通知，挽回影响。对于因“新内人党”问题所造成的个人财物损失，能找到的一律归还本人，找不到的按上级指示合理解决。 + +　　（七）毛主席说：“要实事求是”“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半年多来，经过干校和广大革命同志的积极努力，认真地反复地调查、核实和落实政策，又经过呼市革委会派驻呼市“5·7”干校落实“5.22”批示检查组和干校领导共同进一步查证，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说明呼市“5·7”干校有“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现在我们郑重宣布，在呼和浩特市“5·7”干校，根本不存在什么“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也根本不存在所谓“呼市地区内人党地下黑司令部”。因此，所有有关正理和散布的呼市“5·7”干校“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和所谓“呼市地区内人党地下黑司令部”问题的材料，宣布一律作废，永远无效。 + +　　（八）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我们热切希望一切革命同志，以大局为重，以革命利益为重，特别是当前美帝、苏修加紧勾结，阴谋侵犯我们伟大祖国。大敌当前，急需加强内部团结，加强民族团结。因此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每个共产党员，要以新党章严格要求自己，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消灭资产阶级派性，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们要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认真落实“7·23”布告、“8·28”命令和“5·22”批示，搞好战备，尽快完成干校斗、批、改的全部任务，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昨。 + +　　 呼和浩特市“5·7”干校1969年11月2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5/000037.txt b/CCRD/0/8/5/00003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3de42ec1e8125250dbf7e5daac0f3deffb49e9 --- /dev/null +++ b/CCRD/0/8/5/000037.txt @@ -0,0 +1,9 @@ +# 上海红旗电影厂关于李天济政历问题的审查报告表格 + +　　（） + +　　 案由 政历问题的审查报告 姓名 李天济 别名 高鲁、杨达 于明、光沛 性 别 男 出生 年月 48岁 籍贯 江苏镇江 家庭出身 资产阶级 本人成份 职员 参加工作年月 37年 入党年月 工作单位 上海红旗电影厂 职务（级别） 文学部编剧，文艺五级 家庭住址 上海日晖二村57号二楼 家庭成员政治情况 妻：陈锡珍，39岁，中共党员，上海仁济医院医生。历史上曾参加三青团，系陈白尘姪女。 三哥：李天沛，41年前任川军邓锡侯的川康绥靖主任公署特务团做政训员，45年后，曾参加国民党，现为资本家 四哥：李天泓（李文光），叛徒，大约62年镇江街道居委会因其投降叛变，被宣佈戴上坏分子帽子。 社会关系：与陈白尘、张骏祥、刘沧浪、陈鲤庭极为密切。 本人主要经历 李于37年抗战开始参加李天沛（三哥）组织的“化妆宣传队”后至徐州全体参加了廿二集团军（川军）“战地服务团”，为一般成员，38年进入伪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读书，同年加入中共戏校地下党组织，39年秋主动退党，41年剧校进入“中央青年剧社”同年底刘江津与刘沧浪、陈思合办“民众剧社”42年8月重返“中青剧社”任剧务，43年夏进入“中华剧艺社”任剧务，后升至舞台监督，46年升至演出部主任，随“中华剧艺社”到上海，47年在“剧人福利会”代理过秘书工作，49年解放前夕李天济按陈白尘的意思组织了演剧宣传队，解放后编为第八队任队长，49年7月进入“上影”任编剧，后又调至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52年又重调上海，在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海燕电影制片厂任编剧工作至今。 历史上问题和结论 -- 主要犯罪事实 ? 退党问题，李天济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世界观并未得到改造，对党毫无认识，于38年9月进入伪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高级职业科读书，同年秋末由同班同学汤费之（汤费）介绍加入中共戏校地下党组织。39年国民党反动派加紧镇压抗日运动，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当地有的党组织已遭到破坏，形势比较紧张，李天济面对这种形势，由于贪生怕死，竟然于39年秋主动退出了党组织。通过调查基本相符，未发现重大问题。 ? 十七年的问题： 李天济长期以来，以写电影剧本，及通过三十年代黑线，泄发自己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散发大量右派言论，对抗无产革命文艺路线。 一贯表现及文化大革命中态度 -- 单位群众的处理意见 --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5/000038.txt b/CCRD/0/8/5/00003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648729dec17f6b8e77d284848217773e072cd70 --- /dev/null +++ b/CCRD/0/8/5/000038.txt @@ -0,0 +1,9 @@ +# 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关于莎莉特务嫌疑问题审查表格 + +　　（） + +　　 案由 特务嫌疑问题审查 姓名 莎莉 别名 钱秀娟 钱善珠 性别 女 出生 年月 24年9月 籍贯 浙江定海 家庭出身 职员 本人成分 自由职业 参加工作年月 1941年8月 入党年月 工作单位 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 职务（级别） 演员，文艺五级 家庭住址 上海延庆路102号 家庭成员政治情况 丈夫：凌之浩，红旗厂副导演，中共党员，审查对象。 子：邵奇，上海第八羊衫厂电工，共青团员。 女：邵玫，黑龙江嫩江县国营农场。 大兄：钱英郁，原戏剧家协会副秘书长，中共党员，审查对象。 大弟：钱大庸，驻挪威大使馆二等秘书，中共党员，现在北京，造反派战士。 原同事：费穆，文化特务（已死） 朋友：黄嘉恩，原“国华”剧团资本家，逃往香港。 本人主要经历 莎莉，1941年8月起至1946年4月先后在上海《无风》《上海艺术剧团》《华艺》《艺光》《联艺》《同茂》《伪华影》《国风》《联美》《中电》《中国》等十多个剧团任演员，1946年5月至1951年7月先后在《上实》《中电一场》《文华》《大同》《昆仑》《黎明》《国泰》《长江》等电影公司任演员，1952年由联影转入上影，任演员至今，其中55年10月至57年曾在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学习。 历史上问题和结论 -- 主要犯罪事实 1. 特务嫌疑 ? 莎莉在“无风”“上海艺术剧团”“上实”等单位工作中，与文化特务费穆关系密切。 ? 在“国华”及原冠龙照相馆老板黄嘉恩关系密切。 ? 在“国华”曾与林宝令一度谈过恋爱。 以上问题作为特嫌审查。 2. 17年受文艺黑线重用? 57年被派到北京电影学院学习。 ? 在上海除拍摄毒草片外，还在舞台上大势表演史坦尼体系，大演《第十二夜》《雷雨》在舞台上大放其毒。 ? 受黑线及走资派重用，58年、60年两次出国参加国际电影节。 一贯表现及文化大革命中态度 -- 单位群众的处理意见 --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5/000039.txt b/CCRD/0/8/5/00003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fd24547b676f676776d40802a4de50f68f4a0dd --- /dev/null +++ b/CCRD/0/8/5/000039.txt @@ -0,0 +1,17 @@ +# 呼和浩特市革委会政治部、生建部关于呼市计划口被打成“新内人党”问题的平反公告 + +　　一、在前一段清理阶级队伍中，特别是在挖“新内人党”的过程中，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和资产阶级多中心论的影响下，在计划口，以反击所谓“九月暗流”和挖“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为名，严重违背了毛主席“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的教导，毫无根据地把呼市计划口当作“老大难”、“蚂蜂窝”、“右倾机会主义样板田”、“内人党在呼市争夺和盘踞的一个重要阵地”来搞，并给一部分同志扣上“右倾势力”、“现行反革命”、“坏头头”、“老班底”、“黑干将”、“黑高参”等等莫须有的罪名，错误地把中共呼市计划口党委打成“内人党”党委，把其所属支部、小组错打成“内人党”支部、小组，把一部分同志错打成“新内人党”并隔离审查，把一部分同志进行围攻点名，同时，还错怀疑了许多同志，犯了严重的逼、供、信和扩大化错误，致使这些同志在政治上遭到迫害、精神上遭到折磨、肉体上遭到摧残、人格上遭到侮辱。错误是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破坏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瘫痪了计划指挥部及其所属的基层革委会（小组），推迟了斗、批、改的进程。我们深感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不起广大革命群众。在此，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向这些被误伤的同志们表示赔礼道歉！向被误伤同志受牵连的家属、亲友表示赔礼道歉！ + +　　二、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根据毛主席的《五·二二》批示和中央对内蒙当前工作的指示，根据内蒙革委会有关政策规定精神，在此，特给被错打成“新内人党”并隔离审查的有计委：刘俊卿、李文昌、王德臣、凌驭、韩雪明；物资局：赵福、殷宝山、周鑫伊、乌素玉；统计局：贾金泉、金琳；劳动局：李明定；科委：景生富；农办：道尼要特；储运公司：焦文才、韩禄、宋希贤、徐荣春、曹有明、史殿海、裴炤、郭和义、李少清；木材公司：牟圣朴、杨禄、谷惠义、徐浩然、马四苗、郭仪；服务公司：王玉珍、翟玉珍；建材公司：石辛珠、刘福；机电公司：杨志学、马泽山、刘林；化工站：乔宽富等37名同志。被围攻点名的有计委：任佩莲、李存元；物资局：梁文周、曾华堂；统计局：田瑞芳、王庆珍、张之俊；科委：青梅；机电公司：王义举、王国忠、张忠；储运公司：张金良、边崇元；木材公司：张金波、吕福旺；金属站：李国良等16名同志，一律予以公开彻底平反，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给予信任。对被错怀疑的74名同志，一律予以解除怀疑。 + +　　三、在反击所谓“九月暗流”期间，把计委高玉厚同志打成“现行反革命”是错误的，现给予公开彻底平反，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 +　　四、对上述同志所整的一切所谓“新内人党”和所谓“右倾势力”的材料，一律追回，当众销毁。确实无法追回的，我们郑重宣布：一律作废。以后，如发现仍有转移、复制、保存上述同志的所谓“新内人党”和所谓“右倾势力”问题的材料者，要严加追究，严肃处理。本人所被迫写的所谓“新内人党”、所谓“九月暗流”的材料，全部退回本人。 + +　　五、切实做好善后工作。对上述被误伤同志，发给本人平反证明；对由于“左”倾扩大化和逼、供、信而致伤、致病、致残的同志，由所在单位负责予以治疗。对被误伤的同志而受牵连的家属、亲友、及有关单位，发给平反通知书，挽回影响；对因被打成“新内人党”期间所造成的个人财物损失按上级指示精神，由所在单位给予合理解决。 + +　　六、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实事求是”“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的教导，经过呼市计划口广大革命同志的积极努力，认真调查，又经呼市革委会派驻呼市计划口落实毛主席《五·二二》批示检查组的进一步查证，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说明呼市计划口及其所属单位有“新内人党”及其组织成员。因此，我们现在郑重宣布：呼市计划口及其所属单位，根本不存在“新内人党”组织及其成员。有关整理和散发的呼市计划口及其所属单位所谓“新内人党”和所谓“九月暗流”的一切材料，宣布一律作废，永远无效。 + +　　七、团结起来，准备打仗。当前，美帝、苏修正加紧勾结，阴谋侵犯我们伟大祖国。大敌当前，我们热切希望被错打成“新内人党”的同志，以团结为重，胸怀大局，不计较个人恩怨。一切革命同志都要以革命利益为重，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坚决响应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认真落实《八·二八》命令、《七·二三》布告、《五·二二》批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加强战备，争取更大的胜利！ + +　　 1969年12月1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5/000040.txt b/CCRD/0/8/5/00004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fcbf0f68ff1c7b81f42074693b05798153f80b4 --- /dev/null +++ b/CCRD/0/8/5/000040.txt @@ -0,0 +1,121 @@ +# 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关于刘琼政历问题的审查报告 + +　　刘琼，曾用名，刘伯瑶，男，55岁，河南刘阳人，家庭出身官僚地主，本人成份职员，原海燕电影制片厂导演，文艺三级，民盟盟员。 + +　　刘于1934年（20岁）起至1937年联华电影公司任演员，1937年－1938年随费穆至郑州拍新闻片，1938年－1945年先后在上海《光明》、《合众》、《新华》、《中联》、《华影》、《上全剧团》、《国风剧团》任演员。1945年－1947年在《伪中电》、《上实》、《华影》等影片公司任演员。1947年－1952年在香港《永华》、《长城》、《五十年代剧社》、《南国》、《凤凰》等影片公司任演员。1952年回上影先后任演员组长，上影剧团副团长，导演等职。 + +## 附：主要家庭成员及社会关系： + +　　邱慧贞：母亲，地主，同住上海，操持家务； + +　　狄梵：妻子，海燕电影制片厂演员，群众，52年香港回国； + +　　刘晓玲、刘晓瑜，女儿，现在新疆建设兵团农一师（阿拉尔、阿克苏）； + +　　刘晓湘：女儿，江西石城县，插队落户； + +　　邵式军：朋友，原上海汪伪政府税务署署长，汉奸，曾给过刘一枝手枪，已死； + +　　蒋易门：世交朋友，汪伪税务署侦察队长，已逃台湾，无联系； + +　　朱岑楼：军统特务，抗战胜利后有交往，现是劳改犯； + +　　林秉宪：宪兵特务，刘曾向他要过子弹，此人逃往香港； + +　　洪迺：珠影审查对象，在香港时关系密切； + +　　韩雄飞：中统特务，香港时关系较密，此人回国观光也有来往，现在香港； + +　　费穆：朋友，特务分子，原《上实》厂长，此人已死于香港。 + +## 主要问题： + +## （一）汉奸嫌疑问题： + +　　（1）刘出身于反动官僚地主家庭，从小打上反动的阶级烙印，自1938年起参加日寇投资拍摄的影片《茶花女》，之后公开与文化大汉奸张善琨、日本特务川喜多勾结，大拍丧失民族气节的附逆电影达30余部。抗战八年中，刘为日寇效劳有功，从一般的小演员爬上了“电影皇帝”之称的大明星。 + +　　（2）刘琼与大汉奸邵式军是世交朋友，刘曾在邵所领导的日伪税务署任“机要秘书”，胜利后邵从刘家逃跑，在逃跑之前曾送给刘“白朗宁”手枪一枝，留下小汽车二辆，之间关系极为密切、复杂。 + +　　（3）刘与军统分子兰衣社核心人员蒋易门关系密切，刘可以随便出入蒋易门家门，蒋曾主动借给刘一笔钱（约20两黄金）作顶房屋之用。 + +　　（以上三点，对刘汉奸嫌疑问题进行了审查。） + +　　经向吴钟英、朱崇文、邵骏、李树华等多人调查，刘确是邵式军的世交朋友，曾领过日伪税务署“机要秘书”的委任状，确未到职。邵给刘的手枪，刘后送给林秉宪，二辆小汽车（属日伪敌产）一辆被“上实厂”费穆所接收去拍新闻片，另一辆汽车被大流氓黄金荣儿子中统特务黄源涛所接收。 + +　　经查：刘与蒋易门的关系仅是朋友关系，刘拍摄的许多附逆电影，说明刘的思想反动，尚不能构成刘的汉奸身份与严重汉奸罪行。 + +## （二）军统特嫌问题： + +　　（1）1945年抗战胜利后，刘拍了第一部歌颂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影片《忠义之家》后，得到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好评。 + +　　（2）1945年刘为房屋纠纷被四川路侦察队扣押，由费穆向特务头子毛森说情出面把刘保释。（据本人交代） + +　　（3）1945年上海军统情报站站长朱岑楼在追问大汉奸邵式军的下落之事，为此，刘琼不仅无为邵在他家逃跑受到压力或处分，反而受朱重视。刘本人交代朱曾发给他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信笺证明。 + +　　由上述三点，构成刘的军统特嫌问题： + +　　又经向原军统上海站：情报编审叶纯之，直属情报员何戎君，国际情报站站长郑庭显，国际站秘书吴钟英及军统上海站站长朱岑楼等多人调查，均无发现刘有参加过军统特务组织或从事过军统特务活动的确实材料。 + +　　关于“证明信笺”问题，朱岑楼否认此事，而秘书吴钟英提供说：抗战胜利后，军统站曾发过这样的信笺，但发到此种证明信笺的人，不一定是军统分子，而是一种可属军统所保护的社会名流。 + +## （三）香港派遣特嫌问题： + +　　（1）1947年刘由大汉奸军统分子张善琨介绍去香港永华影片公司，《永华》是由国民党军统局主办，李祖荣是军统分子，又是永华老板，刘是永华的主要演员。 + +　　（2）据张良甫、张兆鹏检举，刘在香港与特务王龙等人接触及与台湾蒋一明等人通讯。 + +　　（3）1952年刘被英国当局驱逐出境，据同时回国的齐闻韶在四清运动中揭发，刘有派遣嫌疑。 + +　　此项问题，线索均在香港、台湾、暂无法查实。 + +　　回国后在文艺黑线的庇护下，受到重用，窃据上海电影演员剧团副团长的要职，继续坚持反动立场。在57年反右斗争中，披着民盟外衣，向党进攻，与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徐韬、赵丹等人抛出了大毒草《炉边夜话》，叫嚷“党管得太紧”，要党放手不管，紧接又勾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瞿白音泡制极为恶毒的毒草影片《乔老爷上轿》，含沙射影地攻击社会主义是“世态淡漠”“侮辱斯文”等，并拍摄导演了不少毒草影片，如《海魂》、《女兰五号》、《阿诗玛》等。 + +　　经群众讨论及清队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刘社会关系极为复杂，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反动，解放前拍摄大量黄色、反动电影，解放后，紧跟文艺黑线，又编导一些封资修电影，流毒甚广，应予批判，但尚未发现重大罪恶，属人民内部矛盾，回班组。 + +　　当否，请批示。 + +　　附有关刘琼问题的旁证材料 + +　　 工宣队（签字）陈怀达驻红旗电影制片厂　军宣队（签字）崔明学清队领导小组红旗厂革命造反大队（签字）董立新1969年12月23日 + +　　 + +　　 案由 政历问题 姓名 刘琼 别名 刘伯瑶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55岁 籍贯 河南刘阳 家庭出身 官僚地主 本人 成分 职员 参加工 作年月 -- -- 民盟 工作单位 原海燕厂 职务（级别） 导演，文艺三级 家庭住址：-- 家庭成员 政治情况 妻：狄梵，演员，52年由港回国。 大女在新疆，二女江西插队。 本人主要 经历 20岁起（34年）任演员，先后在“华影”“伪中电”“上实”等。 52由港英当局驱逐出境，后进上影，先后任过上影演员组长，剧团副团长，导演等职。 历史上问题和结论 -- 主要犯罪事实 ?38年起参加“伪华影”拍“茶花女”等30余部汉奸影片，被称为“电影皇帝”。 并与汉奸邵式军交友，胜利后邵逃时送刘手枪，小汽车二辆。 ?遣特嫌暂挂——线索在外，无法查实。 （1）1947年刘由大汉奸军统分子张善琨介绍去港“永华”，系军统局主办，老板李祖荣系军统。 （2）据张良甫、张兆鹏检举，刘在港与特务王龙等人接触及与台湾蒋一明等人通讯。 （3）52年刘被英当局驱逐出境，据同时回国的齐闻韶四清中揭发，刘有特嫌。 ?57年反右时，披民盟外衣向党进攻，与徐韬，赵丹等人拍出大毒草“炉边夜话”，叫嚷“党管得太紧”与瞿白音泡制大毒草“乔老爷上轿”“海魂”“女兰五号”“阿诗玛”等。 ?军统嫌疑—— （1）45年改拍歌特影片，“忠义之家”受到好评。 （2）45年刘为房纠纷被押，由费穆找毛森出面放出。 （4）45年邵式军被追捕时，刘反而受重视，并发给他“国民党军委会信笺”，被保的“社会明流” 一贯表现及文化大革命中态度 -- 单位群众的处理意见 -- 单位工军革清队领导小组意见 刘社会关系极为复杂，及文艺思想反动，解放前拍摄大量黄色、反动电影，解放后，紧跟文艺黑线，又编导了一些封资修电影，流毒甚广，应予批判，但尚未发现重大罪恶，属人民内部矛盾，回班组。 审理人和清队组讨论意见 意见：?遣特嫌较大，属现行，此问题缺少具体分析，不易轻挂 ?此人也系黑线的骨干人物，何不定罪。 原写“属人民内部矛盾，回班组”实在不当！ 清队组意见——关于遣特问题，继续审查。 团部清队领导小组 -- + +　　电影系统工宣队团部清队组 + +## 最高指示 + +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 +## 清队对象定案审理表 + +　　单位：红旗电影制片厂 + +　　姓名：刘琼 + +　　案由：政历问题 + +　　1970年元月22日 + +　　审理人：葛戟　顾金寿 + +## 最高指示 + +　　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 +　　（红旗电影制片厂清队领导小组：） + +　　你们报来“关于刘琼政历问题的审查报告”经我们讨论认为： + +　　刘在解放前拍摄大量黄色、反动电影，解放后又编导封资修电影《女兰五号》《阿诗玛》《海魂》等，流毒甚广，必须严厉的进行批判。但其主要问题在香港回大陆的一段，又结合其历史上与汉奸特务的关系，右派遣特务嫌疑较大，不能轻易否定，目前可放到名额中，仍作为清控对象，进行长期审查。 + +　　 上海电影片厂清队领导小组1970.1.25 + +　　此人暂不做结论，团部清队组 + +　　 工宣队：军宣队：军革（筹）：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5/000041.txt b/CCRD/0/8/5/00004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62f9ad219be3db1438ae8dab7d9c73235ed14b5 --- /dev/null +++ b/CCRD/0/8/5/000041.txt @@ -0,0 +1,83 @@ +# 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关于吴永刚政历问题的审查报告 + +　　吴永刚，别名，肖羊吴罡，男，62岁，汉族，江苏吴县人，家庭出身资产阶级，本人成份职员，原海燕电影制片厂导演，文艺5级。 + +　　吴于1925年（18岁）起至1936年5月先后在上海《百合影片公司》《商务印书馆》《大中华》《天一》《龙马》《联华》等影片公司任练习生、布景师等职，1934年起兼任编导。1936年至1941年7月在上海《新华》影片公司任编导，（1938年至1940年曾兼上海《剧艺社》《中国旅行剧团》《新华剧社》《金星影片公司》任编导）1941年8月至1945年底先后在香港《伪中电分厂》、重庆《伪中电》编导委员会任编导，兼伪中教厂顾问，1946年至1949年在《伪中电二厂》兼《昆仑》《大业》《嘉年》《北平》《清华》等影片公司任编导。1949年6月至今留用进上影厂、江南厂、海燕厂任导演。1957年犯有反党罪行。58年划为极右分子，受撤职降级处分（60年摘帽）。 + +## 关于摘帽问题的历史结论： + +　　1960年9月26日海燕厂党委会对吴永刚右派摘帽问题的鉴定： + +　　“斗争后又继续给予教育，在其改造中有一定的悔改，在实际工作中及其劳动中是比较踏实的，在学习会上能结合个人的罪行联系自己发言，有一定的服罪表现，各摄制组须要较难搞的资料他都设法去完成，群众反映良好，根据其实际服罪情况，我们意见给予摘掉右派帽子。” + +## 附：主要家庭成员及社会关系： + +　　姜慧珍：妻，家庭妇女 + +　　吴振奎：子，山东济南艺术专科学校，音乐教师，群众。 + +　　吴永毅：弟，辽宁，抚顺石油研究所，57年划为右派。 + +　　陆元亮，原上海新华影片公司厂长，旧同事关系，现在香港电影界工作，63年间有通讯，曾回国观光有来往。 + +　　田汉：卅年代文艺黑线“老头子”，32年就相识，关系较好，反右后无联系。 + +　　王晋笙：文化特务，解放前交往甚密，现在上海越剧院，审查对象。 + +　　薛伯青：同事关系，原新华影业公司摄影师，关系密切，现在八一电影厂，现中央专案组控制审查对象。 + +　　张善琨：流氓资本家，伪“新华”厂老板，36年－41年间关系密切，现逃香港。 + +　　罗学濂，伪中电总经理，中统特务，中电时重用吴永刚，解放前逃往台湾。 + +　　周克、杜桐荪：上海电影界老摄影师，是吴进入伪中电的介绍人，均逃香港。 + +　　王大川：军统特务，同事关系，50年吴曾资助王几块银元，后逃往香港。 + +　　林秉宪：宪兵特务，同事关系，解放前夕逃往香港，曾给吴一支手枪（枪于50年上交组织）。 + +## 主要问题： + +## 一、军、中统特嫌问题。 + +　　（1）据叶炯1959年3月23日揭发：“47年3月伪中宣部对……吴永刚编导的（片名已忘）因宣传蒋该死‘抗日’给予奖励……和沈浮同时有文官处通过考试院，铨叙部给予文官正规铨叙，大致简任一级。……47年11月吴永刚为《北平》《清华》影片公司拍摄《飞红巾》时，吴曾出示铨叙书给徐昂千看过，当时徐昂千曾和我谈到，这种铨叙书可以超越中统和军统铨叙之上，拿出铨叙书在中统和军统机构都可以联系。”（此问题本人无交代） + +　　（2）据本人68年1月10日交代称：“1945年初我向罗学濂讨差使，要回上海调查上海电影附逆人员的工作，这分明是我向这个CC系的反动分子献计，有心想做这份中统特务的工作……。” + +　　（3）据本人69年3月交代中称：“在重庆同王大川（军统）的密切交往中，也响往着这种特务工作，在43年下半年里，也在洪伟烈的家里，我曾经向他表示想参加军统，做个反革命特务，我填过表给他，这是我想做一个反革命特务的结论。”（此交代，吴第二天就口头否定了）。 + +　　由此三点对吴的特嫌问题进行了审查。 + +　　经向原中电总经理反动头子罗学濂秘书陈锡芳、机要股长张家浩、副经理官质斌、伪中电二厂厂长徐苏灵、剧务组长金毅、军统少将马策（系军统分子王大川上级）及潘孓农、李剑华、刘乃中、郑君里、祝宗梁等多人调查，均不能证明吴永刚参加过上述特务组织及领有“铨叙”证书，敌档中也无查获。 + +## 二、关于国民党特别党员、党股代表及中训团受训问题。 + +　　据敌档中查到原伪中电厂厂长罗学濂，致伪中电一、二、三厂厂长裘逸苇、徐苏灵、徐昂千三人的信中说：“吴永刚等各同志因党籍尚未确定，他们（指吴等人）如不愿接纳此项代表，将另行酌办”等语。 + +　　又经向原区分部书记冯天骥、区分部委员陈嘉谟、总经理秘书陈锡芳、机要股长张家浩、中电二厂厂长徐苏灵、剧务科长孟君谋、场务主任于国才等人调查了解，均不能证明吴参加过国民党，做过党股代表，和去“中训团”受训过。 + +　　经查，吴永刚在解放前社会关系极为复杂，与伪中电反动头子伪中电总经理罗学濂、中统特务汤鸿翔、周克、徐昂千、裘逸苇（均逃海外）、徐苏灵、宪兵特务林秉宪等人关系非常密切。但尚无发现吴与他们有反动的组织联系及参加了这些特务组织的确实材料。 + +## 三、吴的反动文艺思想及十七年的表现。 + +　　吴永刚这个国民党反动派的御用文人，在解放前共编导了影片，话剧近30部，其中影片《小天使》《壮志凌云》得到中华电影教育协会镍质奖牌，话剧《桃李春风》得伪教育部奖金5千元，抗日胜利后编导的《忠义之家》《迎春曲》得“中正文化奖”。 + +　　解放后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包庇重用下，抗拒思想改造，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继续贩卖封、资、修黑货，编导了歪曲农村阶级斗争的毒草影片《辽远的乡村》，宣扬爱情之上的《哈森与加米拉》，用借古讽今手法，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的领导的大毒草影片《秋翁遇仙记》等等。 + +　　57年他乘党整风的机会，利用各种场合发泄自己的反动情绪，攻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不要党的领导，公然叫嚷“民盟办厂”，同时在“新民晚报”和“文汇报”上发表了《春风解冻录》《政论不能代表艺术》等毒草文章，58年划为右派。 + +　　60年摘帽时，吴相继又改编了《今古奇观》中《钱秀才》一剧本，并导演了《碧玉簪》和《尤三姐》等毒草影片。 + +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抵触情绪，审查期间（68年1月份）曾企图自杀未遂，目前劳动与写外调材料尚可，有改悔表现。 + +　　经群众讨论及清队领导小组研究认为：吴社会关系复杂，文艺思想反动，尚属人民内部矛盾，回班组。 + +　　 工宣队（签字）陈怀达驻红旗电影制片厂　军宣队（签字）崔明学 清队领导小组红旗厂革命造反大队（签字）董立新69.12.23 + +　　 + +　　 案由 军、中统特嫌 姓名 吴永刚 别名 肖羊 吴罡 性 别 男 出生 年月 1908 籍贯 江苏吴县 家庭 出身 资产阶级 本人成分 职员 参加工 作年月 1925年 入党年月 -- 工作 单位 红旗电影制片厂 职务（级别） 导演，文艺五级 家庭住址：永嘉路689弄2院2楼 家庭成员政治情况 妻 姜慧珍：家庭妇女 子 吴振奎 山东济南艺术专科学校，音乐教师，群众 弟 吴永毅 辽宁，抚顺石油研究所，1957年划为右派 田汉 卅年代文艺黑线头目，1932年与吴就相熟，关系较好，反右后无联系 王晋笙 文化特务，解放前与吴交往甚密 王大川 军统特务，同事关系，50年吴曾资助王几块银元，后逃往香港 林秉宪 宪兵特务，同事关系，解放前夕逃港，曾给吴一支手枪（枪于50年上交组织）。 本人主要经历 1925年起先后在上海《百合影片公司》《商务印书馆》《大中华》制片公司任练习生，布景师等职 1934年起义之后，到《上海剧艺社》《中国旅行剧团》《新华剧社》任编导，1945年先后在重庆伪中电，上海伪中电二厂任编导，解放后留用进上海电影制片厂，分厂后到江南厂，后到海燕厂任编导。 历史上问题和结论 1957年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1958年划为极右分子，受撤职降级处分（1960年摘帽）。 主要犯罪事实 一、军、中统特嫌问题 ?据叶炯揭，吴永刚在1947年编导室搞蒋该死影片，并有铨叙部任命书，此证明书可自由出入特务机构。 ?本人交待在重庆同王大川（军统）关系较密，曾向王表示过想参加军统，填过表。此问题?本人交代后就否定?也无人证物证。 二、关于参加国民党问题和在中训团受训的问题。 此问题?本人从未作过交代?查无人证、物证。 上述二个问题根据目前调查情况均无实据证明吴参加特务和国民党组织。 一贯表现及文化大革命中态度 解放前编导过反动影片及话剧近30部，其中编的《桃李春风》曾得伪教育部奖金两千元，抗日胜利后编导的《忠义之家》《迎春曲》得匪《中正文化奖》，又曾所得《胜利勋章》。 1957年发表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1958年划为极右分子，1960年摘帽。摘帽后又相继编导了《碧玉簪》和《尤三姐》等毒草影片。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抵触情绪，审查期间（68年1月份）曾企图自杀未遂，目前劳动与写外调证明材料尚可，有改悔表现。 单位群众的处理意见 经群众讨论及清队领导小组研究认为：吴社会关系复杂，文艺思想反动，但尚属人民内部矛盾，回班组。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5/000042.txt b/CCRD/0/8/5/00004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030f2f402183449b30bbbe03fc79e8b4a0c6e2f --- /dev/null +++ b/CCRD/0/8/5/000042.txt @@ -0,0 +1,39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军管会公安处军管组关于反革命集团陈秉祺等人的刑事判决书 + +　　依法判决如下： + +　　反革命集团首犯陈秉祺，反动思想根深蒂固，自大学开始即从事反革命集团活动，妄图叛国投敌，并于一九六八年畏罪潜逃，企图负隅顽抗，罪行严重，民愤极大，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十年。刑期自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起至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八日止 （已扣除关押期十一个月零十天）。 + +　　反革命集团主犯秦培德，拘留后尚能交代其罪恶和揭发其他 罪犯，有悔罪表现，依法从轻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 + +　　反革命集团犯张子钦、周银润、杨克礼罪行较轻，“×”小组被破获后未发现有新的犯罪活动，故免于刑事处分，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分别交群众监督劳动。 + +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 +## 陕西省渭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改判改判陈秉祺一案的刑事判决书 + +## 1979.09.22；（79）渭地法刑申字第52号 + +　　申诉人：陈秉祺，男，现年四十一岁，原籍甘肃定西人。一九五七年考入西北工业大学，一九六三年毕业时被学校定为“反动学生”送大荔农场劳动考察两年，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被原农建十四师军管会公安处以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现在崔家沟煤矿劳改。 + +　　申诉人：秦培德，男，现年四十岁，上海市川沙县人，家庭中农出身，本人学生成分，一九六三年毕业时被西安交通大学定为“反动学生”送大荔农场劳动考察两年。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被原农建十四师公安处以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现已刑满释放回原籍当社员。 + +　　申诉人：张子钦，男，现年三十九岁，河南镇平县晁坡公社人，富裕中农出身。一九六四年被西安交通大学定为“反动学生”送大荔农场劳动教养三年，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被原农建十四师公安处以反革命集团成员判处免于刑事处分，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送回原籍，交群众监督劳动二年，现为公社社员。上列申诉人因不服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军管会公安处军管组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判决，多次提出申诉，经本院审理认为：陈秉祺、秦培德等由于对学校定为“反动学生”送农场劳动考察（教养）、劳动过程中又以敌我矛盾对待、期满后学校也未及时安排工作，心中一直不服，思想不通，情绪消极，对党的政策产生怀疑，经酝酿成立了“×小组”，其目的是“防止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摧残，从思想上和物质上互相支援”，提出所谓“研究和探讨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但“×小组”成立后无任何活动，也无危害社会的行为，并未构成有纲领、有计划、有宗旨的反革命集团。而原判定性处理显属不当，应于平反纠正。再则，原判认定“陈秉祺、张九能、刘富隆在校期间结为‘反动集团’和文化大革命中‘妄图组织反革命武装…….’”等问题，经查事实失实，不能认定；原判所提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反动日记，均属不实之词，应予推倒；至于原判认定“畏罪潜逃、偷盗药品，企图负隅顽抗”等问题，事实均不能成立，应予以否定。据此本院现改判如下： + +　　一、撤销原农建十四师公安处军管组（69）军公刑字第48号刑事判决。 + +　　二、对陈秉祺、秦培德、张子钦、周银润、杨克礼、李西旺宣告无罪。 + +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 +## 中共西北工业大学委员会文件 + +## （79）校党字第031号 + +## 关于陈秉祺问题的复查决定 + +　　因此1963年对陈秉祺同志按“反动学生”定性不妥，应予以平反。 + +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 +　　来源：陈秉祺《毕业之後》(香港九江文化传播公司，2013)第278-280页。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5/000043.txt b/CCRD/0/8/5/00004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c918f03ffee1ea8200a3596fe44bdad0316abd6 --- /dev/null +++ b/CCRD/0/8/5/000043.txt @@ -0,0 +1,37 @@ +#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彻底揭开反革命组织“内人党”的盖子，把“挖肃”斗争进行到底 + +　　<四九〇九部队驻乌盟察右后旗“三支”“两军”工作办公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三支”“两军”工作经验交流会> + +　　察右后旗地处反修前哨，集二线纵贯全境。地形复杂，敌人社会基础雄厚，有各种反动、特务组织。加之，解放迟，土改不彻底，外地流入人员多，各种特务、叛徒及反革命分子在内蒙反党叛国总头目乌兰夫的卵翼下，长期隐蔽了下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反党叛国集团。这些人有的已混入革命队伍和新生的红色政权。我们6月份介入该旗文化大革命后，在人武部和革命群众的帮助下，首先对社情、民情、敌情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在掌握情况的基础上，采取先前沿，后会战，再纵深的办法，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充分发动了群众，彻底揭开了后旗阶级斗争盖子，破获了“206”案件，摧垮了以都、（都希，后旗反党叛国的总头目）关、（关其格扎布，后旗“内人党”总部副书记）青（青格勒，后旗反党叛国集团主要头目）为首的反党叛国集团，瓦解了后旗“内人党”组织。到11月底，已挖出美、蒋、蒙特务组织17个，叛徒集团3个，各种坏人1609人。并揪出了以关、陶、白（均系反党叛国的主要头目）为首的，混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坏人23名，巩固了红色政权。我们的做法是： + +## 一、依靠群众，调查研究，选好突破口，打好前哨战 + +　　我们一介入该旗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以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为中心内容的“挖肃”运动。我们发现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井岗山”“造反兵团”）中“井岗山”派中因混进坏人较多，一部分人对“挖肃”运动抱有消极态度，而“兵团”派大部分人则迫切要求搞好“挖肃”运动。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多数情形下，一个伟大的斗争过程，其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我们遵照毛主席这一伟大教导，坚决依靠“挖肃”积极的群众，教育、争取大多数，团结内部，共同对敌。后旗历来是帝、修、反非常“重视”的地方，各种特务明来暗去，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在内蒙的代理人乌兰夫也把后旗当作叛国投修的跳板，是属于扫帚不到的地方，根据我们调查，该旗民情、社情、敌情，归纳起来有杂、广、老、多的特点。“杂”就是地区复杂，民、社情复杂。解放前这里是日本、国民党、伪蒙古军、长胡子统治的地方，曾住过五、七、八师、十路军、十二旅等敌伪部队。日本和国民党不仅在这里建立了行政机构，而且还建立了反动党、团组织、警察署、情报站等特务组织。解放后，由于土改不彻底和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的包庇下，绝大多数坏家伙没有受到打击，这些残渣余孽不仅保存了下来，而且有的还受到了重用；“广”就是敌人分布的面广，上至首脑机关，中到局、科、股、站，下至社、队之间。日、美、苏、蒙特务，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老”就是阶级敌人反革命班底老，潜伏下来的时间长；“多”就是五类、六专分子多，特务组织多，反党叛国分子多，反动道会和宗教迷信的信徒多，政治刑事案件多。自60年以来出现书写反动标语、散发反动传单、越境叛国等政治案件和其它刑事案件483起，平均每周有一起。有乌兰夫泡制的“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黑虎厅”反党叛国集团，有一贯道、青红帮等13种反动道会门，有天主教、喇嘛教等6种宗教迷信团体，8处教堂，信徒3700多人。因此，阶级斗争一直非常尖锐、激烈。尤其是旗镇，是个反党叛国集团的大本营和顽固堡垒。为了防止“打草惊蛇”，我们遵照毛主席“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的教导，采取了先外围，后“据点”，先一般，后骨干的作战方法，选择了它的外围据点——乌兰哈达公社作为突破口。据群众检举、揭发，乌兰哈达公社历来阶级敌人活动嚣张。我们对乌兰哈达公社进行了认真分析后，认为有下列理由确定为重点突破口。第一，乌兰哈达是个半农半牧公社，社情复杂，历来政治案件多，是乌兰夫搞反党叛国的重要“据点”；第二，盟、旗一些“大人物”，如乌盟反党叛国头子旺丹和后旗的都、关、青之流，经常在这个公社以“蹲点”为名，大搞黑活动；第三，后旗一座较大的喇嘛庙宇——花庙子座落在这个公社的赛汉大队，重点怀疑对象——活佛，住在这里，经常鬼鬼祟祟，和都、关、青之流来来往往，内蒙反党叛国重要头目当日布、巴图也经常活动于花庙子，这里可能是敌人的“议事厅”。我们决心一下，就立即由旗军管会组成专案班子，制定了作战方案，和公社配合，展开了战斗。通过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内查外调，又经过反复分析排队，认为赛汗牧业大队就是后旗反党叛国集团活动的中心点，是大搞内外蒙合并，制造民族分裂和大造反革命舆论的前哨阵地，所以又决定在这个大队打开缺口，接着就在这个大队和公社举办了以对敌斗争为中心内容的学习班，我们让当日布、巴图、活佛，参加学习班，列为重点攻击对象。学习班开始后，有些人思想斗争激烈，吃不进饭，睡不着觉。特别是当日布被盟群专以后，对活佛震动很大，表现反常，思想沉闷。我们根据其表现，就选定活佛为重点突破对象，活佛是乌盟政协委员，是民族上层人物，既搞封建迷信活动，又会行医，经常以活佛身份活动于区、盟、旗领导层及牧民群众之中，又和后旗反党叛国头子都、关、青经常密切来往，有一定活动能量，知情多，可能是个三级联络员和骨干分子，突破后，对彻底揭开后旗阶级斗争盖子，可提供大量情况。活佛是个单身汉没有后顾之忧，相比之下，他又算不了一个老奸巨猾的份子容易突破。根据上述调查分析，确定活佛为突破口之后，就采取了先压后拉，内外结合，上下联系，政策攻心的办法。通过大会轰，小会追，个别谈，启发诱导，交待政策，指明出路，针对性的作好思想工作。这时活佛已开始动摇，但又不彻底交待问题。为突破这个难关，我们组织全体战斗员，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识破了敌人的花招，进一步摸清了活佛不交待的主要原因有：一怕同党分子报复暗杀，二怕劳改坐狱，三怕戴帽管制。针对敌人的思想活动，经过讲形势和反复交待政策，指明出路，使活佛交待了他是内蒙、乌盟、后旗“内人党”组织的三级联络员和后旗“内人党”组织及分布情况，并提供了一百多名“内人党”名单和活动情况，其中科、股以上的干部80多名，为我们突破其他人员提供了第一批“弹药”。 + +　　为核实活佛交待的问题和进一步摸清敌人内幕，我们又和另外两个反党叛国头目接了火。一开始，我们就对其实行政策攻心，适当的打出几发“炮弹”，震动了敌人。经过十多天的激战，攻下了这两个敌人，初步交待了问题，经核实和活佛交待的基本相符。这使参加学习班的一些“内人党”骨干分子和一般成员，看到组织已暴露，大势已去，大部分人也都交待了问题。乌兰哈达前哨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 +## 二、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大会战，打一场人民战争 + +　　乌兰哈达前哨战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全旗广大革命群众向阶级敌人打主攻战的信心，为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开辟了道路。 + +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90％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为了迅速扩大战果，摧毁反党叛国的老巢，我们按照包钢、二冶的经验，立即组织大会战，于6月27日举办了以对敌斗争为中心内容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以原人、旗委为主战场，吸收其它机关、公社等单位的造反派、知情人和重点人物参加，共317人，组成3个连、7个排、19个班，还有8个分战场配合，革委会领导成员和支左人员都深入第一线，亲临战场，指挥这次战斗。在此期间，我们还派宣传队深入各公社，大张旗鼓的宣传内蒙革委会关于对“内人党”的处理意见，并把其中第三部分印成通告发至全旗，广泛地进行宣传，作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为了配合主战场，我们还在“内人党”比较集中的9个公社设立了“内人党”登记站，登记人员根据各地情况，深入生产队进行宣传、登记。从农村到城镇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攻势，使阶级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大会战一开始，阶级敌人预感末日来临，极力保存实力，千方百计的负隅顽抗。他们秘密接头，内外串联，互相串供，订立攻守同盟，对我们采取了看、听、套、探的四字侦察和拉、压、联、掩、顶、推、磨、混的八字防御，构筑“工事”，与我们磨时间，兜圈子，准备决一死战。如混进革委会的“内人党”总部副书记关其格扎布（革委会副主任），群众让他写材料，说手痛，让他谈问题，说是舌头硬，让他想问题，他说，脑袋痛，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企图和我们顽抗到底。在这种情况下，个别同志产生了急躁情绪。如一连二排选择了两名比较顽固之敌为突破口，但突了几天越突越硬，同志们又气又急。我们发现后，就组织全体同志学习毛主席关于“从敌军诸阵地中，选择较弱的一点（不是两点）猛烈地攻击之，务期必克。得手后，迅速扩张战果，各个歼灭该敌。”的教导，认真分析了敌情和我们的作战方法。根据毛主席的教导，一连二排又重新选择了知情多，又胆小怕事的旗委农牧部干事塔木为突破口。大抓其活思想，以政策攻心，采取由现象到本质，由浅入深，暂不上纲上线，诱敌深入的办法。塔木出身比较贫苦，有接受阶级教育，重新作人的基础。参加学习班后，思想斗争激烈，表现反常，思想沉闷。我们抓住这些特点，大讲政策，指明出路；发动群众，人人讲政策，个个谈形势，个别攻，小会追，从交待问题中分析动向，从行动中观察表现，经反复地政策攻心之后，终于交待了他是“内人党”的外线联络员。为主战场揭开阶级斗争盖子，进一步提供了材料。 + +　　各连、排也用同样的方法，先后打开了缺口。在此基础上，从多方面查证落实，关、陶、白确实是混入革委会的坏人，特别是关其，据揭发是后旗“内人党”总部副书记。不把关、陶、白揪出来，就调动不起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性，教育不了受蒙蔽的群众，对想交待问题的人，也有很大阻力。针对上述情况，经上级革委会批准，召开了“庆胜利，鼓干劲”大会，当场揪出了混入革委会的关、陶、白。顿时，群情激昂，义愤填膺，口号声响成一片，大大地鼓舞了革命同志的斗志，打中了阶级敌人的要害，台上关其颤抖的不成样子，台下“内人党”韩勿拉片的负责人贾巴牙尔，坐卧不安，头上直冒汗。会后，贾交待了问题。大部分“内人党”党徒看到了自己的主要头目大部被擒，也都纷纷起义投诚。出现了人人主动交待问题，个个争取立功赎罪的局面。这样既教育了对关同情、怀疑、动摇的人，又鼓舞了广大革命群众对敌斗争的决心。 + +　　但是，多数“内人党”党徒交待问题后，又产生了另一种想法：能不能得到从宽处理？思想负担很重。个别顽固分子在人质面前，狡猾抵赖，死不认罪。为打破这个僵局，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最顽固的敌人，我们又分别召开了两次政策兑现大会，落实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在会上，我们让坦白较好的“内人党”分子当场揭发了顽固分子的罪行，一小撮顽固分子在大量的人证、物证面前，只好低头认罪。最后，革委会负责人，根据其罪恶大小，坦白交待的程度和悔过自新的表现，宣布从宽处理了48名交待好，又有立功表现的一般“内人党”分子。对3名顽固分子和10名交待不彻底的“内人党”骨干分子分别实行群专、隔离和停职反省。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会后又有20多名比较顽固的分子交待了问题。如分战场任钦（公安局副股长）是“内人党”骨干分子，从运动开始，对自己的问题死不交待，继续与人民为敌，说什么：“我是被老虎围在树上的一个人，硬饿死也不让老虎吃掉。”决心与人民为敌到底的，也主动地交待了问题。在主战场上还出现了不少原来共同研究对策，负隅顽抗，订立攻守同盟的同党分子，变成互相检举、揭发、帮助交待问题的局面。号称“内人党”大本营的旗镇堡垒现在已被基本摧毁了。 + +## 三、向纵深发展，抓住主要敌人，打歼灭战 + +　　“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大会战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摧垮了后旗反党叛国集团。但如何使“挖肃”运动向纵深发展呢？对大会战中的“俘虏”怎样处理呢？我们遵照毛主席“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以及“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的教导，根据内蒙革委会对“内人党”的处理意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反革命“内人党”组织成员的政治历史背景，入党动机以及现时的思想表现等作了调查研究，大体可分6种情况：一种是乌兰夫死党分子，大搞民族分裂活动，一心想搞内外蒙合并，积极进行反党叛国活动的旗、社两级上层领导人物。他们有职有权，罪恶大，一贯与人民为敌。这种人约占“内人党”党徒总数的2％左右，是属于一小撮顽固分子。他们的表现是狡猾抵赖，避重就轻，蒙混过关，妄图东山再起；第二种是一些封建、民族、宗教上层人物。长期过着剥削生活。解放后对现实极为不满，妄想内外蒙合并，他们大搞民族分裂和反党叛国活动，这种人约占“内人党”党徒总数2％左右，但这种人比较胆小怕事，经过教育，可分化瓦解一批，其中大部分人属于顽固分子；第三种是出身不好，历史不清，社会关系复杂，对现实也极为不满，这种人约占“内人党”党徒总数的35％左右。其表现是认为历史不好，又参加了“内人党”组织，怕二罪归一，罪上加罪。没有交待的抱着观望，打听交待人的处理结果，惶惶不安；第四种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严重，妄想内外蒙合并后，脱离农村、牧区，捞个“一官半职”。这些人大部分出身较好，年轻人较多，容易接受教育，只要通过宣传党的政策后，一般能主动交待，积极检举、揭发，这种人约占“内人党”党徒总数的10％左右；第五种是民族情绪严重，这些人大部分出身较好，解放后才翻了身，因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而加入了“内人党”，这部分人约占“内人党”党徒总数的40％左右，他们有接受教育重新做人的基础；第六种是属于受欺骗而加入“内人党”，约占“内人党”党徒总数的7％左右，他们对“内人党”的性质、任务、目的模糊不清。针对以上情况，我们坚决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对六种人采取不同的对待办法；前三种人，应定为敌我矛盾。但对他们要进行政策教育，指明出路，以便分化瓦解。如能主动彻底坦白交待，有悔改表现，并能揭发别人及其组织情况的，可从宽处理；立大功的根据情况也可以不按反革命分子论处；经过群众斗争，能坦白交待，并能揭发同伙的，可根据情况，按主动坦白分子处理；对于证据确凿，死不坦白，顽固抗拒的分子，必须严加惩处。后三种人，应采取正面教育方针，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启发他们交待问题。对能坦白交待，并能划清界限的，可不按敌我矛盾处理。 + +　　我们的具体作法是：内查外调和群众斗争相结合。组成一个对敌斗争指挥部，下设两个战斗队，分两条战线进行战斗。一条是建立“内人党”骨干分子专人档案。内查外调，落实问题，作到人证、物证、旁证俱在。另一条是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发动群众，对准以都、青为首的一小撮顽固分子猛烈开炮，集中火力，集中目标，掀起革命大批判高潮。以都、青之流为活靶子和大叛徒刘少奇及当代王爷乌兰夫挂钩，开展大、中、小相结合的批斗会，揭发其罪恶，肃清其流毒。同时进一步查证落实材料。对一般“内人党”党徒，没有重大罪恶活动者，又愿意交待，有立功表现者，采取办小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反复学习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和内蒙革委会对“内人党”的处理意见，政策攻心，触及灵魂，促使速迅觉悟，进行登记。在学习班里，经常召开“政策兑现”大会，每次“政策兑现”大会就是一次批判大会，就是一次控诉大会，在乌兰哈达公社召开的“政策兑现”大会上，赛汉三队“内人党”一般党徒巴登格勒娃，控诉了反革命组织“内人党”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痛哭流涕地说：“我从小给牧主撵牛放羊，父母也给牧主放牛、羊劳累而死，毛主席来了，我翻了身，但忘了本，参加了反革命组织‘内人党’，现在毛主席又挽救了我，我没有别的，只有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积极参加劳动，来感谢毛主席。” + +## 四、反右倾，顶暗流，把“挖肃”斗争进行到底 + +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后旗“挖肃”斗争的过程，一直存在着十分激烈的“挖肃”和反“挖肃”、“翻案”和反“翻案”的斗争，右倾翻案的妖风一直在干扰着这场伟大的“挖肃”运动。我们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赤胆忠心，顶黑风，战恶浪，勇敢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当全旗广大军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向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大举进攻、围剿的时候，我区个别领导人便抛出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掀起了一股右倾翻案暗流。这股妖风也刮到了察右后旗，我们大会战刚刚结束，就有人出来放风说：“后旗的，‘内人党’是打出来的”，“后旗，‘内人党’现在起来翻案是有道理的”；后旗的“挖肃”搞的“过火”了，“打击面宽了”等等，企图翻案，破坏伟大的“挖肃”运动。毛主席的“认真搞好斗、批、改”和一系列最新指示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使我们心明眼亮，立场坚定。阶级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9月间，内蒙刮起了一场右倾翻案的妖风，后旗的阶级敌人也蠢蠢欲动。他们打着所谓“紧跟”的旗号，突出一个“改”字，勒令“挖肃”运动“下马”、“煞车”，搞精简机构，宣布下放名单。并挑动一部分群众，向我们施加压力，捏造罪名，到处煽阴风，点鬼火，把后旗“挖肃”运动说得漆黑一团，一无是处，公开摆了“第二战场”，搞第二个“中心”，开黑会，办黑事，鼓吹“天下太平”，抹杀阶级斗争，妄图扑灭阶级斗争的熊熊烈火，支持牛鬼蛇神，写血书上告翻案，胡说“再挖，地就挖穿了”，“‘挖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是在新形势下，压制老造反派”，“我这一派挖多了，你那一派挖少了”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把以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为内容的“挖肃”进行到底呢？还是半途而废呢？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毛主席的指示是我们“挖肃”的指路明灯，使我们更加坚定了“挖肃”的信心，又一次识破了阶级敌人破坏“挖肃”的阴谋。10月底和11月初，正当后旗群魔乱舞，右倾翻案暗流达到高峰的时候，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发表了，我旗广大革命群众欢欣鼓舞，立即掀起了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的高潮。在《公报》的指引下，旗革命委员会召开了第二次全委（扩大）会，以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和《公报》为指针，传达贯彻了内蒙革委会第四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狠抓了阶级斗争，并组织了近千人（组成4个战斗队）对敌人展开第二个战役，进一步掀起了“挖肃”斗争的新高潮。现在，后旗广大革命群众斗志昂扬，反右倾顶暗流的革命烈火越烧越旺，已揪出右倾翻案的急先锋、现行反革命分子、反革命两面派刘卫星、牟妙玲并教育争取了上蹿下跳，积极为都、青、反党叛国集团翻案的黑干将宋××。取得了反右倾顶暗流外围战的首战告捷。我们支左人员在反右倾顶暗流的战斗中，牢记毛主席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教导，对参与右倾翻案活动的人，作到了区别对待：对坏人干坏事与好人犯错误严格区别开来。好人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大多数是认识问题。只要认识了错误，取得经验教训，改正错误就行了。这样既稳、准、狠地打击了一小撮顽固的敌人，又防止了阶级敌人利用右的或“形左实右”的恶劣手段来搅乱我们的视线。 + +　　毛主席最近英明指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因此旗革命委员会在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进行了开门整风，把路线斗争交给群众，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落实毛主席“吐故纳新”的指示，把混进革命委员会内的反革命两面派以及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挖出来，坚定不移地把以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为中心内容的“挖肃”斗争进行到底。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完成斗、批、改的伟大任务。决心更好地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赋予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三支”“两军”工作和其它各项战斗任务，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斗争中，为人民立新功。 + +　　 四九〇九部队驻乌盟察右后旗“三支”“两军”工作办公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三支”“两军”工作经验交流会 + +　　来源：载《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察右后旗革命委员会编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5/000044.txt b/CCRD/0/8/5/00004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24f438804ae82fbede5549652c8d06416b43107 --- /dev/null +++ b/CCRD/0/8/5/000044.txt @@ -0,0 +1,207 @@ +# 邓克生文革检查全编（1969年） + +　　[邓克生 （1911-1976），原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党校副校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党组书记。文革中受到“审查”冲击，文革后平反。] + +## 思想情况回报（110） + +## 1969年1月5日 + +　　在此新的一年1969年开头的时候，造反派革命同志为我们这些犯罪的人办了一个为期三天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习无产阶级的政策，学习十七年来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史，并联系自己的罪行进行检查。 + +　　通过这三天的学习，首先在思想上是我深受感动的是，我开始深深领会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的伟大。在此以前，我认为造反派对于像我这样的人，除了大大小小的斗争会以外，没有别的。一开会，我就准备着挨斗而已。我没有想到对我们也会用开学习班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现在通过学习班的几天学习，我觉得造反派无论对什么人，都是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政策，即使对像我这样的人，也还是在学习班上耐心地给我指明出路，使我能够重新做人。对此，我是从心坎里感到感激，感到温暖的。 + +　　其次，通过这几天的学习，对于党的政策如何理解，特别是联系自己的罪行如何来理解党的政策，思想上是引起了变化的。在此以前，我思想上一直认为不管党的政策如何，对我自己的情况来说，关系是不大的，甚至是没有什么关系了的。我认为我自己的问题已经定局，再没有什么希望了。第一，我认为对我至少要戴上一顶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这已经定局了。第二，我认为对我这样的人，必定要开除党籍，清洗出党，这已经定局了。因为我不但是阶级异己分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犯了自杀行为的新罪，这还有什么话说？在看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明确指出要把阶级异己分手清除出党以后，我更加认为已经定局无疑了。第三我认为根据我的罪行，罪行是严重的，但我既不是叛徒特务，又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还没有达到逮捕法办的程度，只要我自己不再干坏事，不再犯法，这点也是可以定局的。第四，唯一剩下的问题；我认为我自己的前途，就是劳动改造，争取也是如此，不争取也是如此。基于这种思想认识，我认为现在毛主席所指出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对我的关系已经不大，我就是等待着最后定案之后，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劳动改造好了。我想的就是今后在劳动改造中如何适应环境，如何接受改造。通过几天学习之后，我已经认识到这种消极等待的想法是不对的，是会加重自己罪行的，是不利于对自己的改造和认罪服罪的。我应该懂得，在几个已经定局的问题之外，还有具体的给以什么出路问题。党既然指明了给出路的政策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又指明了只有坦白从宽才能给以出路，如要抗拒，抗拒从严，就不会有出路。我就应该领会党的政策精神，积极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采取消极的态度等候处理。消极，就是抗拒，这就不可能有出路，只能是死路一条。何去何从，我是应该认真考虑的。 + +　　最后，通过这次学习，对我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根本性的问题：我今后到底怎样做人的问题，也就是到底走哪条道路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是想得比较多的，也是想来想去都很痛苦和困难的。我现在还不能说是已经想出了一个完整的头绪。还只是想到了一些初步的已经想到的问题而已。 + +　　对于自己如何认罪服罪的问题。在此以前，我的想法是，横竖就是我在认罪书上所认定的七条罪状；对这七条罪状，我横竖认罪，不再翻案就是。要我检出，我就逐条地就事论事的进行检查就是。要我进一步上纲，提到两个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纲上来检查么？我就害怕，我就回避。我觉得我的问题已经够大了，已经吃不消了，再上到纲上来，如何得了？因此，我检查自己的每一个问题的时候，都不敢联系到当时国内外的阶级斗争的形势，都不敢把自己的问题和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挂上钩来。我极力想把自己的问题说成是立场问题和世界观的问题。（或者仅仅说成是认识问题或盲目执行的问题。由于革命群众批判的很严，我不敢把这话率直地讲出来或写出来的。但一有机会，我就要把它曲曲折折地表达出来。例如，在检查到挥舞三根大棒来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时候，我想要把陆定一、周扬抬出来，用以减轻自己的罪责。）同时，我对此还曾存在过一种可笑的幻想。在省革委会成立的时候，我看到革委会名单中有彭冲和姜启彤二人的名字，我很高兴，我幻想我自己的向题如果能提到省革委会去讨论的话（我认为厅局长一级的干部问题如何定案，总要由省革委会讨论一下的），彭、姜对我虽不十分了解，但大体是了解的，是对我有一般好感的。因此，我幻想他们那时会要替我讲几句话的。我现在是自己上了纲，将来如何能“下纲”呢？因此，我对自己的问题，就是采取消极等待的办法，不愿意给自己上纲。 + +　　现在通过学习，我开始觉悟到这种想法是完全错了，是完全错估了形势。如果按照我的老样子来检查，这不但在群众中通不过（这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而且将对自己的改造毫无好处（这是问题的主要方面）。我要争取出路，重新做人，就必须不怕痛的提到纲上来检查自己的罪行。 + +　　具体地如何上纲？我思想上原是有些茫然的。通过这次学习，造反派革命同志向我们明确指出，就是要根据十七年来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在每个历史转折关头，看一看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怎样教导我们的，再看—看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又是怎样对抗毛泽东思想的，在对照之下，再看看自己是站在哪一个司令部一边的，看看到底自己是属于哪个司令部的人。这样检查，就必须把当时的活思想挖出来。这一指示，我觉得是给我解决了一个思想问题，是给我指引了出路，早日脱离迷津。我打算重新学习发给我们的关于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学习资料，逐项联系自己十七年的思想实际来进行检查。要把过去一些对自己采取原谅态度的想法去掉，要从根本上来改变对自己的看法。有痛的地方，就下决心来痛一下。 + +　　对于每一个问题如何进行检查，通过这次学习，我也有了一点认识上的提高，这就是不能就事论事，必须联系当时的斗争形势，来检查自己。在检查中抓住了总根子；就不能抓住自己的某一论点似乎还是对的而否认自己在总的路线方面所犯的罪行。 + +　　我打算从现在开始，抓住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联系自己十七年的实际来进行检查，紧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千万不要忘记了历史。 + +　　还有一些比较零碎的思想活动，我在这里不能都写了，我在写十七年检查时，将把它写进去。 + +　　这次学习班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对我的触动很大，是过去所未曾有过的。我愿意趁此机会来一个对自己的全面清算。有许多问题，我要继续认真地想，绝不敷衍了事。我愿意在这次学习之后，将是伟大的1969年在我身上的一个良好的开端。 + +## 思想情况回报（111） + +## 1969年1月12日 + +　　本周最大的、最引起我思想震动的事情，就是在朱林镇参加了省直机关的宽严大会。会上有三个现成的例子，一个是在“五四”土改时盗卖土地的恶霸地主家庭出身的阶级异己分子，由于坦白交代的好，得到宽大处理，应戴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而没有戴。还有一个叛徒，因交代得较好，也得到宽大处理。另有一个叛徒，则因拒不交代而当场逮捕。在我思想上是对第一个例子最为关心。我原来认为阶级异己分子就是阶级异己分子，怎么能不戴帽子呢？再宽大也不可能宽大至此呀！现在亲眼看到这个例子，确实是宽大。回顾自身，也是阶级异己分子，自己到底走哪一条路呢？现在非常明显了。我下决心要走坦白从宽的道路。坦白是基本的、关键的、不可缺乏的，从宽只是坦白的结果。是否从宽，这不是由我自己决定的，但是，是否能坦白，这却完全只能由我自己来决定。因此，我只有决心坦白，别无他想。为此，我具体想到现在要做的有两件事：第一，我还在写十七年的罪行交代检查，我将无顾虑地交代一切。第二，我准备主动地找革命领导小组谈一次会[话]。（这个，我在听报告的第二天就谈了。） + +　　此外，本周开了两次斗争大会，一次是全面的批斗，一次是批斗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两次斗争会对我的教育都不小，我在这里不写了。因为要抓紧写材料，这次思想回报就只扼要地回报这点。 + +## 思想情况回报（112） + +## 1969年1月19日 + +　　我在这一周中的思想活动，主要是在回忆并写出十七年来的罪行交代。经过几天努力，已经在星期三写了出来。接着，我就继续写出批判自己的经济思想的材料，也已经在昨天写出来了。通过这次写交代材料，我思想上的最大体会是：要真正能认识到自己的确有罪，只有把自己过去的思想和言行摆到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来检查一下。不管自己的主观意图如何，但看在此斗争之中，自己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是属于哪一个司令部的人。这样一看，十七年来。事事皆非。有些事情，过去一直自以为是，然而今天这样一看，就觉得过去的看法实在太不象样了。我觉得最为突出的例子是，过去无数次的狂热鼓吹自由市场，过去还自以为自己主观上是为了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以为自己所鼓吹的自由市场，仍然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之内的，即所谓第三条渠道。但是，我现在看到自己过去所鼓吹的那些话语，我自己也不能不为之吃惊。那些话有什么社会主义气息？完全是为了资本主义复辟嘛！十七年中的许多其他问题，也都一样。我在这一系列问题上，思想上开始能想得通一点，能够与无产阶级革命派稍靠得近一点，这是与下乡后听到了贫下中农的对我的批斗教育分不开的，是与元旦后三天的学习分不开的；是与朱林宽严会上给我的教育分不开的。两个交代材料已经写出，但我沿着这条路线而发生的思想活动，现在并未停止，还在继续发展之中。我将继续写出材料来交给造反派审查。我要走坦白从宽的道路。主要地，我就回报了这一思想情况，没有别的了。 + +## 思想情况回报（113） + +## 1969年1月26日 + +　　——接到两个孩子的来信以后的思想活动—— 周初，忽然接到孩子的两封来信，使我心情激动，好多天平静不下来。要把我活动的心情写出来，真是百感交集，不知从何说起。 + +　　我想到我离开南京到金坛来的那天早晨，二女儿快要离家到内蒙去支边，两个男孩子也在准备下乡支农。此时，我心情复杂，我有许多话要同他们说，可是，我说不出来。最后，我只向二女儿说了一句话：“爸爸是犯罪的，但我不会再增加你们的负担了，你去支边，你好好听毛主席的话。”再想说别的话，我说不出来了，我难过。 + +　　我想到两年多以来，孩子已经同我划清了界线，出外串联时写信回家，信上是只有妈妈，没有爸爸的。我心里难过。但是，我谅解他们的心情，他们这样做是做得对的，我应该支持他们。可是，我能用什么来支持呢？我想不出来，我只有沉默而不讲话。不讲话，心情是比讲话更为沉重的。现在他们写信给我了，并且还称呼我为爸爸，我感动，我觉得孩子对我太宽大了。不，这不是孩子个人的事，这是毛主席政策的伟大，这是毛主席的恩情。孩子体会了毛主席的政策精神，对我进行教育，我应当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只有如此，孩子们才会真正的对一个回头是岸的人表示宽大。否则，他们是会同我一刀两断的。我不能辜负孩子们的期望，更不能辜负毛主席的期望。我想到，最近以采，造反派对我进行了政策教育，工宣队对我进行了政策教育，现在自己的孩子又对我进行政策教育，真是苦口婆心，至再至三，仁至义尽，即使是铁石人，也不能不为之感动；我还有什么不可以坦白交代的呢？我还有什么要保留的呢？我还有什么好顾虑的呢？实在没有了。我只有尽我的力，决心走坦白从宽这条道路。 + +　　我想到，两三年来，我对孩子们的前途是颇为担心的。我觉得我自己犯了罪，而且不幸地连累到孩子，是孩子们都对自己的前途感觉有一层阴影存在。 + +　　现在，毛主席的政策，他们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们认清了自己有前途，他们心情开朗了，他们积极了。我对此有很大感想。我觉得，党和毛主席是我的恩人，过去曾经挽救了我。现在，毛主席又挽救了我的孩子。毛主席真正是我们的两代恩人。不幸，我过去十七年竟犯了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之罪，竟然在历次运动中都和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走在同一条可耻的路上，这如何对得起恩人！？愧悔是没有用的，只有赶快回头是岸。 + +　　我想到，两三年来，我心里存在许多非非之想，什么妻子离婚的问题呀！什么孩子同我断绝关系的问题呀！什么今后如何独自生活的问题呀！现在看了孩子的信，觉得这些非非之想是应该排除的，不应该让他来干扰。现在，不应该想它了。现在应该想的，只能是如何体会毛主席的政策，如何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也不辜负孩子们的期望。 + +　　我还想到要不要给孩子们写个回信，想了之后，还是暂时不写了，等个时期再说。 + +　　还有一些零星的具体的想法，我不想多写了。总之，思想活动很多，心情很不平静，这是难忘的一个星期。 + +## 思想情况回报（114） + +## 1969年2月2日（1969年2月3日补写） + +　　我在这一周中的思想活动，比较简单一些。头几天是在交代了十七年的罪行之后，继续思考自己历史上还有哪些问题是要补充交代的，以及还有什么问题要进行揭发。在上月底参加了在朱林镇召开的宽严大会以后，这些思想活动就更积极了，想到不论有什么问题都要抓紧时间迅速交代。现在毛主席的政策已经很明显，而时间是越来越紧迫了，再不能有什么徘徊犹豫了。会后回来，继续思考，造反派又给我们开了会，并明确指出我的“定息”问题还要具体的补充交代。我在这几天的思想活动，主要地就是在思考这方面应该交代的问题。现在，我已经把这份材料写出来交给造反派了。我现在还要继续思考自己的问题，同时也要思考揭发方面的问题，准备写出书面材料来，别的思想活动就很少了。因此，我的这期思想回报，也就没有别的内容可以写了。 + +## 思想情况回报（115） + +## 1969年2月19日 + +## ——下乡四个月的思想和收获—— + +## (1969年2月19日 南京) + +　　从去年十月十七日到今年二月中旬，我们机关和省级机关一起来到朱林公社，搞斗批改，并参加社员劳动。我也和大家一起来到朱林公社的红旗圩大队，接受革命群众对我进行的批判斗争。在批判斗争中，还有大队的贫下中农参加。同时我也参加了部分农业劳动。通过近四个月的批判斗争和参加劳动，特别是直接接受了贫下中农的批判斗争，再加上机关造反派和工宣队最近对我连续进行的政策教育，的确引起了我的很多感想。我在此四个月中所受的教育，乃是平生第一次，是前所未有的。在此四个月中，我是有所收获的。我现在把我所体会到的感想和收获，扼要地概括叙述如下： + +　　我的第一个最大的收获，我觉得是在对自己过去所犯的罪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此以前，我也承认自己犯了罪，但在有些问题上，是不是真正的心服呢？不是的。有些问题虽然勉强地在口头上表示认罪，但心里还有保留或幻想，而且自己是很害怕上纲的。通过四个月的斗争实践；我已经把这些保留和幻想丢掉，并且认识到完全应该上纲，不能自我原谅。这里，使我体会最深的、最具体的例子是在如下几个问题上： + +　　①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我过去挥舞过三根大棒，反对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在这四个月中，我亲眼看到广大贫下中农如此热爱毛泽东思想，如此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一切行动；而我自己却不但未能如此，反而用三根大棒来加以反对；对照之下，真是愧悔交集。特别是在我住宿的地方，我曾经在睡眠中听到隔壁屋里的人（大概是公社派下来做领导生产的）讲话，他们是在议论如何布置生产任务，我听到他们首先就带头学习了毛主席著作，看毛主席是怎样讲得，他们就怎样办。他们学习了之后就联系工作，布置任务，把生产任务布置得井井有条，把国家计划放在任务的前面，真正做到了公而忘私，令人肃然起敬。可惜的是语言不通，我只能听到个大概。其次，我多次听到隔壁屋里的小孩在夜晚背诵毛主席语录，背诵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他们这样背诵，并不是有大人在旁边督促他，而是大人不在家，他们又自发的背读。通过这些现象，我深深体会到这才真正是毛泽东思想最深人人心，是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回想我过去也是搞普及工作，是爱写通俗文章的。可是，我没有去宣传毛泽东思想，而去宣传了修正主义思想。我对毛泽东思想，不但没有宣传，反而挥舞了三根大棒。这怎么不是犯罪？这是犯了大罪。而我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罪是很糟糕的，我思想上毫不自责，而是把它推到了陆定一、周扬的影响上去，认为自己无罪，即使犯罪也不算大。现在，我不是这样看了，我确认自己是犯了反毛泽东思想的大罪。再不认罪，就是没有心肝了。 + +　　②再鼓吹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及主张包产到户的问题上，我过去也是认罪不深，思想上还是有幻想的。幻想什么？我认为我的那套思想，再城市里受到批判，是从理论来说的，我当然说不过。但是，中国的广大农民，是天生的具有浓厚的私有观念（这是对广大农民的极大污蔑），他们不见得会那样反对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我的那套“理论”也许在农村中还有部分市场。可是到了农村之后，在几次斗争会上，亲耳听到贫下中农的声音，他们是那样坚决地控诉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给他们的祸害，控诉包产到户危害甚大，他们不愿走回头路，不愿吃二遍苦了。我不但觉得我自己的思想水平大大落后于农民；而且使我感觉到，我的那套“理论”，如果拿到农村来宣传，定要受到贫下中农的唾弃和辱骂，哪里还会有一点市场呢？我的幻想完全打破了，不愿再有幻想了，愿意彻底认罪了。举一可以反三，推此可以及彼，我的一切经济思想，都应该重新审查，都应该受到批判。我觉得我今后再做经济理论工作是完全不相宜了，应该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 + +　　③在拿定息的问题上，我过去的认罪也是有保留的。我不但想把责任推到母亲身上去，而且还认为自己大部分财产早巳交出，这么一点点小尾巴不是什么大问题，没有什么了不起。而在近四个月的批斗和参加劳动中，既听到了劳动人民对于任何剥削行为的切齿痛恨，不管你剥削了多少，都是剥削了劳动人民的血汗，劳动人民是要反对的。又亲眼看到劳动人民创造财富的艰难，而我在解放以后的十七年中，在定息剥削上的累计数字就达到了五、六千元之巨，这不是小事，这是大事，这怎么能不引起良心的责备？怎么能把责任推到母亲的身上去？现在我真正认识到，拿定息这件事，不论数目多少，不论用的什么名义，都是属于剥削性质，都是罪有应得，罪责应该自负，不能推给别人。我过去把这件事都推在母亲身上，这是不对的。 + +　　④在解放后的十七年的历史中，我过去对自己的看法也是不对的。过去认为自己也多少做过一些好事，至少是“功大罪小”。可是，经过造反派和工宣队对我进行了两条路线的教育，叫我从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回头来看一看过去的十七年以后，就不免令人汗流浃背了。原来我在过去（解放以后的十七年来）的长时期里，都是跟在刘少奇后面走的，做了很多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坏事情，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功”的问题。往者已矣，来者可追。现在只有根据毛主席的坦白从宽的政策，争取宽大处理，争取今后还可以为人民做一点点好事，以赎罪于万一，这就是今天仅有的心情了。 + +　　对我来说，近四个月来的第二个最大的收获，是在对毛主席的、对党的政策的认识上有了进步。以前，我认为像我这样的当权派，又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人，只有打倒了事，别无出路了。现在，经过四个月的体会；特别是在今年元旦以来，经过造反派和工宣队对我进行了多次教育，参加了两次宽严大会，又接到了自己的小孩子给我来信的教育，使我深深体会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的，给出路的政策是伟大的，而且是在我们这个单位里也一定会照此实行的。经过教育后，我的心情比过去开阔多了。回忆自己过去也执行过刘少奇的干部路线，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动辄把人家一棍子打死，哪里还有什么与人为善的精神？哪里还想到要给出路？而今毛主席的政策明确指出，只要坦白，就可以从宽，就给出路，这是何等伟大的胸怀！这，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如此。历史上的任何剥削阶级，包括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内，都不可能这样做的。我现在只有坚决的相信党，相信群众。板住这两条，别的都不用想了。 + +　　在劳动改造方面，虽有收获，但收获不大。在乡下参加了部分农业劳动，使我感触最深的一点是认识到过去拿高薪固然是剥削，而且更为严重的剥削是拿稿费。我在过去经常写文章和写小册子，先后骗取了不少稿费，思想上还认为这是自己的“劳动收入”，是“按劳分配”。而且，由此产生了严重的轻视体力劳动的想法。有时看到人家种蔬菜，或看到自家孩子种蔬菜，我是从来不插手的。我心里想着：“花这样多的时间去种菜，种出来只有几分钱一斤，不如我花几个小时写一篇短文章，就可以捞上十元稿费，就可以大吃一顿，何必把时间花在种菜上面呢？”我不但拿稿费，而且内心希望提高稿酬，只是嘴上不说，也不公开计较而已。实则有时稿酬标准低了，稿费发得少些，心里不满，表面却还是装出并不计较的样子。现在自己参加劳动之后，看到种出一石谷子或一石菜，是那么不容易，而过去拿稿费是那么容易，这才使人体会到，如此稿费，不是剥削，又是什么？若要计算剥削率，恐怕至少要达到几十倍、几百倍或几千倍。这不是高度剥削又是什么？在一次不久以前的斗争会上，革命群众和贫下中农批斗了我的稿费思想，虽然使我感到很难为情；但是我是心悦诚服地接受批评的。事实无情，还有什么话可说！只有参加了劳动之后，才能使我开始逐步真正地认识到劳动创造世界这一真理。过去从书本上看，也懂得这样说，但实际上是一点也不懂得的，现在才开始真正懂得一点了。 + +　　我在劳动中暴露出来的思想缺点，也很严重。其主要表现是自己在劳动中非常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能主动地找活干，而是等候人家安排；而且自己有怕做重活的思想，总是捡轻活做。做的时候，总是希望人家照顾我年老力弱，分配点轻活给我做。我是不愿意挑重担的，也不想从这方面来锻炼。因而在四个月的生活中，我在这方面的收获太少。正因为如此，我在劳动中学会劳动也没有学到什么。虽然前后也做了割稻、斩麦墒、挑泥、扎桑树……等好几种劳动，但没有学到一门农艺本领。不过，我觉得已经有了一个较好的开头，今后时间长一点，是可以学会一点本领的，不会一无所获的。 + +　　最后，在生活习惯的改造方面，收获也是不大的。我过去长期习惯于城市生活，在下乡之前，感觉有不少顾虑和困难，唯怕难于适应。但在下乡之后，大部分能够适应，有一部分的适应地比较勉强，但也可能适应过来。但有一件事情，由于自己身体上有缺陷，很难适应，内心苦闷，又不便对别人说。这是我今后也要引以为憾事的。 + +　　另外，还有一点不适应的地方，这就是语言不通，群众讲话我都听不懂，群众也听不懂我的话。因此，我思想上有个打算，将来确定下放农村时，我希望能回到湖南故乡的农村去。这点，我想在到那个时候再和领导上商量，并和家里的人商量，是可以找出解决办法的，现在不去管它。 + +　　在将近四个月的集体生活中，在思想意识方面，我有严重的自私自利之心，也同样暴露出来了。这主要表现在吃饭这件事情上，我总是想要多吃一点，只图自己吃饱，不管别人够吃不够吃。虽然也有人批评过我，但我还是依然如故，改不过来。这也不是小事，是资产阶级“私”字当头的一种表现。我今后一定要引起注意才行。 + +　　总之，经过这四个月的斗批和参加部分劳动，我自己觉得是有收获的。但比起其他人来，我的收获是太小了，是太不够了。我觉得这次下乡，只能算是一个开头；要真正达到改造的目的，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行。我相信，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应该到农村去，接受教育改造的。毛主席所指明的知识分子下农村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我过去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路线，犯了罪，既害了人，又害了自己，今后不能再犯了。今后，我要坚决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力图赎罪于万一，决无他想。 + +## 思想情况回报（116） + +## 1969年2月23日上午 + +## ——春节期间的思想情况—— + +　　今年春节期间，在家里蹲了几天，除了理发及购买零星东西之外，没有出去。这几天主要地搞了一些室内室外的清洁卫生劳动，及用大部分时间写好了“下乡四个月的感想和收获”。主要的思想活动也就是回顾了下乡四个月的经过情况。这些，已在上次的思想汇报中写了，故此不重复。我在这里只回报一下春节期间的新产生的思想活动。 + +　　在家几天，我把几个出去支边和支农的孩子写回来的家信大部分都看了一下。她们的来信，仍然是只有妈妈，没有爸爸。这点，我在看每封信的开头之时，特别注意到这一点。对此，我仍然是谅解她们的。我认为她们这样的做法是对的，是应该如此的。接着我就看她们来信的具体内容。她们都是以热烈的心情，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积极工作在祖国的边疆和祖国的各地农村。我觉得她们的路子走对了。毛主席的号召是英明伟大的。回顾自身，十多年来，犯罪良深，何以对自己的下一代！？我现在别无它法，只有遵照造反派纪工宣队的教导，争取走坦白从宽的道路。能否从宽，从宽到什么程度，我不敢预料，但是，我总要走这一条路，没有别的路子可走。如能获得从宽处理，我将来就还可以有面目给自己的孩子写写信。 + +　　春节期间，虽和家人在一起，（包括我的爱人和两个在家的孩子），但没有和他们多说话，也没有多话好说。我除了表明自己的态度——愿意走坦白从宽的路，绝对不走顽抗到底的路——以外，没有说别的话。我对我爱人则除了表明这个态度之外，还表明我们今后不要互相干扰影响，不要打听或谈论对方机关的一切情况。我觉得这样比较好些，也是必要的。 + +　　此外，我补看了好多天没有看过的一些报纸。我关心国际和国内的许多大事情，在我思想上也引起过思考活动，特别是对于美国金融——经济危机的发展动向，我是想得比较多的。因为我过去是研究经济问题的，对此不能忘怀，不能不引起思考，但这没有成为主要的思想活动，也没有什么好写的。我的主要思想，还是集中到自己的切身问题上，想着如何巩固自己的认罪思想及如何争取走坦白从宽之路，别的问题就不宜多想了。如此而已。 + +## 思想情况回报（117） + +## 1969年3月2日 + +　　——学习《人民日报》的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的新胜利” + +　　在春节后的两周内，除了学习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重要著作以外，同时还反复学习了《人民日报》二月廿日的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的新胜利”。现在就学习这篇社论所引起的思想活动情况回报如下： + +　　我在头两次看这篇社论的时候，仅仅是一般地看和一般地联系了自己过去对工业生产形势的看法，认为现在的工业生产形势的确是空前大好，特别注意到社论中所提出的“它的来势比人们预料的要快，它的基础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深厚”这两句话，也联系自己过去颇为耽心文化大革命会影响工业生产的错误想法，但没有深刻联系自己过去所犯的罪行来学习文件。监督小组和工宣队革命同志指出了这样学习方法不对以后，我又把社论重新看了两三遍，思想活动就有所不同了。 + +　　我首先想到的是，工业生产上这种大好形势之所以如此迅速地到来，这首先就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以后，毛泽东思想得到了大普及，大家都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新形势。联系到自己过去曾经挥舞三根大棒，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罪行，如今对此现实，就更加认识到自己过去所犯的罪行严重性了。如果按照我过去所于的那一套继续干下去，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大普及，就不可能用毛泽东思想来挂帅，来指导亿万人的行动，就不可能出现这种工业战线上的大好形势。这是在看到大好形势之后，就应该更进一步加以深刻认识的。 + +　　其次，社论指出，在抓革命、促生产之时，除了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理论指示之外，还要彻底批判刘少奇的那一套修正主义“理论”，其中就包括有“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的谬论。联系自己，想起来我过去正是积极鼓吹过“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的。在我所写的许多文章和小册子内，特别强调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在价值规律万能论的调子底下，就把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的内容塞进去了。而我在参加计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作传达时，则更为露骨地提出主张，说利润是不能不讲究的，国家计划中的利润指标还是要完成的（大意如此）。诸如此类的话，说了不少，都是在鼓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理论”。如今联系大好形势，就应该狠批自己过去的这一套修正主义经济思想，认清其危害之大，肃清其流毒。 + +　　社论还提到要批判刘少奇的一切依赖外国人的洋奴哲学及“专家治厂”的谬论。我想到，我过去虽没有明显地讲过这种话和鼓吹过这种东西，但内心却也存在着这种思想的。回忆自己在解放初期做银行工作时，就非常迷信苏联专家，把苏联专家所说的话，几乎当作“圣旨”来看待，听苏联专家的话，甚过于听毛主席的话(这里有事实的)。不仅如此，就连一个中国的有名无实的臭专家章乃器，思想上也曾一度认为这个人了不起。现在要肃清刘少奇在这方面的余毒，自己思想上也是有东西可挖的，是要批判的。 + +　　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还着重地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这使我回想起自己过去也曾经做过财经工作，也曾参与过订计划的工作，当时，可就是没有发动群众讨论，只是计划部门关在房子里面自己订计划。订计划时也不是留有充分余地，而是层层加码，把计划当作紧箍咒，把它硬压在下级头上，其中心思想就是不相信群众。看了社论之后，深深体会到，无论在什么工作上，都要严格要求按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办事，在不能听信刘少奇所鼓吹的那一套了。在计划工作上应该如此，在其他一切工作上，也都应该如此。过去只听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话，不听毛主席的话，并且反对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以至于犯了滔天大罪。今后无论党叫我做什么工作，我都不能重蹈过去的覆辙了。 + +　　社论还同时传达了毛主席的又一最新指示：“在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这也引起我的思想活动。最近以来，毛主席已经是至再至三的指出了注意政策的重要性。我，作为一个犯了罪的人，在党的政策面前，我应该何以自处呢？我想了很多，不能躺着等待宽大处理，更不能有丝毫对抗情绪。最后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必须老实交代和深刻检查。对于检查，如何才算深刻，我也想了很多，有时不能自解，总觉得再要深刻下去无法深了，不知如何才能达到深刻的要求。现在，我觉得还是只能从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来进行检查，别无其他更加提高之法，不知此想法对否？ + +　　反复学习了社论以后，思想活动的情形，大体上就是如此，别的零零星星的思想活动就不谈了。 + +## 思想情况回报（118） + +## 1969年3月9日 + +　　我在这一周中的思想活动，主要是在想着对于自己的检查，应该如何进一步提高。为此，我是有目的地重新阅读了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我特别着重学习了毛主席的“学习和时局”这篇光辉的文章。毛主席教导我们：犯了错误“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藉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我觉得，我这次犯的，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而是严重的罪行。但是，我也应当根据毛主席的这个教导，对自己的罪行加以分析。我觉得我在自己所写的十七年材料中，初步联系了当时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对当时环境的分析，也有所犯错误——罪行的内容在内。但是，还没有拢寻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我现在就应该从这方面来动脑筋。作进一步的检查。这就是一周来最主要的思想活动。 + +　　此外，还有一件事情也曾引起我的思想活动。我看到所内的好几位同志已经光荣地分配到农业战线上去担负工作，引起了两点感想：第一，我觉得他们的路走对了。联系自己过去十多年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办所路线，根本不可能像这样去培养干部，只有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贯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有可能这样去做。相形对照之下，既感到自己过去罪行的严重和惭愧，又深深体会到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之伟大。其次，我也想到自己身上，今后我也要到农业战线上去改造自己；我愿意去。可是，我又希望能回到自己故乡的农村中去，免得说话听不懂。因此，思想上有些左右不定。 + +　　星期六上午，本单位领导小组和革命群众找我开了会，对我的几条主要罪行做结论并征求我本人的意见。几条结论意见，都是事实，是我在思想上早已做了准备，自己也认为是应当认罪的。因此没有引起意外的思想波动。反之，我觉得这一次的会，开得很好，且与过去的斗争会不同，允许我提出不同意见。有些具体细节方面的内容也在我提出意见之后，允许考虑或修改。我对此感觉非常满意和非常感激。我由此联系而产生的思想，第一是要真正的彻底的认罪，绝不作翻案之想；第二是我更加相信群众和相信党。毛主席的这项指示是今后永远片刻都不能忘记的。 + +## 思想情况回报（119） + +## 1969年3月16日 + +　　这是有生以来最难忘记的一周。 + +　　十多年来，我犯了很多的罪行，做了许多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的事情。经过文化大革命三年来的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斗争，我已从被迫到自觉的开始认识自己的罪行，我愿意彻底的认罪。我下了决心，无论如何不能再有任何翻案思想。我期待着革命群众对我早日作出定案处理的决定。我主观上当然希望得到宽大处理。 + +　　本周，3月14日，革命群众把定案处理意见同我自己见面了。在此过程中，革命群众允许我提出不同的意见。在我提出了一些细节上的意见以后，革命群众又根据事实作了修改，同我再次见面。以后还要送到领导上去批准才能做最后的决定。我对这种认真、负责、慎重的态度感觉非常满意，最后再也提不出别的意见了。我表示完全同意接受。 + +　　使我最为感触良深的，是我的卅多年的党籍，终于被我自己的罪行所葬送了。我早以预料及此，这是难免的，是无可挽回的。我只能以十分沉痛的心情来接受这一处分。可是，回思往事，我是永远不会忘记党的恩情，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 +　　革命群众对我的处理意见是提得非常宽大的，是出于我原来意料之外的。我原来的思想准备，免不了要去经受多少年的劳动改造。而现在群众提出的意见，还给我以宽大的出路，给我适当的工作和适当的生活费用。对此，我只有感激，没有别的话好说。我也联想到自己过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干部是那样的残酷无情，哪里有这种宽大？兴念及此，既感且愧。我不能不在聆听了这个宽大处理之时高呼毛主席万岁。没有毛主席的伟大政策，我哪里能得到这种宽大？ + +　　感激之余，我也想到今后，我还不知道今后会给我什么样的工作。但是，不管给我什么工作，我将尽我力之所及，在晚年做一点点为人民服务的好事，以赎前愆，再不能为资产阶级服务了，再不能犯罪了。我只有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今后绝不能再跟着滑下去了。我要下决心改造自己，争取能够回到正路上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亡羊补牢，虽然晚了一点，但晚了一点，还是要补，不补是不行的。这就是我对今后的想法。 + +　　我还想到要将这个情况如何告诉我的爱人和孩子，想到我和爱人及孩子们今后的关系问题，今后应当怎样解决才好呢？我想和他们谈谈。但是，想到这些，我思想就乱了，我不想了。 + +## 思想情况回报（120） + +## 1969年4月2日 + +　　最近半个多月以来，我的思想活动，主要是在思考自己如何深入检查的问题。自从上月中听到了群众对我提出的定案处理意见以后，思想上就有一个很大的矛盾。一方面，根据我自己已经承认的我在过去所犯的许多罪行，我觉得群众要给我定性质为阶级异己分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我的罪有应得，没有什么可以埋怨之处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又希望不要给我戴上这么两顶帽子，希望群众能给我更宽大的处理。特别是在想到我的孩子前途及家庭关系问题以后，我更希望能得到更宽大的处理。当我把我的思想向造反派革命同志作了回报以后，造反派革命同志叫我进一步对自己的罪行进行检查。我就想着，应当如何进一步检查呢？我有苦闷，我不知道应当如何才算进一步，我希望造反派能够同我进行一次个别谈话教育，具体地帮我进行检查。这样，较之于一个人埋着头冥思苦想要好些，免得受原来的思想的限制嘛！可是，我又不敢提出来，我总希望造反派革命领导小组能够找我谈谈就好。 + +　　我自己的想法，关于自己过去的罪行，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提到立场和世界观的高度，这已经是很高了。还要深入提高，应当从哪一方面着手呢？那就是对每一具体的罪行进行具体的分析批判了。在这方面，我除了对自己的经济思想做过一次分析批判之外，对其他罪行就还没有这样做。我想，今后应该从这方面着手了。这个工作量也是比较大的，只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来，不能一下子把所有问题都来检查。为此，我想先检查自己的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及定息问题。我也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对头。 + +　　最近又一大事，是随同五七干校搬到下蜀茶场来了。来此以后，我思想上就是准备劳动，应该比在朱林镇的时候劳动得好一些才对。同时，我又有一种感想，原来以为五七干校只有革命干部才能参加，而现在连我们这样的人也随同参加了。这是党和群众对我的宽大，再给我以赎罪自新的机会。我应当不再辜负党和群众的恩情，不再辜负毛主席的恩情。今后只有一方面认真检查自己的过去，同时要好好接受监督劳动，以争取前途。 + +　　对于来到下蜀以后的生活，虽然只有几天，但是满意的，没有引起什么别的思想活动。 + +## 思想情况回报（121） + +## 1969年4月8日 + +　　来到茶场已经十天了。十天中碰到的最大的事是“九大”正式开幕了。这是举国欢腾、举世欢腾的大喜事。当我听到这个喜讯，又看到许多革命同志兴高采烈地进行庆祝活动的时候，我的心情也是激动的。我欢腾，同时又联系到自身想了一想，则又不免感慨万端。我欢腾，是因为“九大”终于开幕了，从此，我们的党，确实成为一个以毛泽东思想为领导、为中心的坚强的马列主义的革命党了。可以预期，这件事不仅将影响和决定中国、以至世界的前途，而且将看到世界革命胜利的前景，身为中国人民，应当如何感到高兴！想到不久的将来，真正出现广个“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该是何等的高兴！但是，另一方面，回顾自身，罪孽深重，已经被群众定案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决定要清除出党，现在遇到党的如此大事，怎得不内心惭愧而又难过？当我不能参加庆祝活动而又看到广大革命群众在进行庆祝活动的时候，我心中怎么能不引起难过？然而，我自己做错了事，走了刘少奇的道路，落得如此，又有什么话说！从党的利益来讲，把我这样的人清除出党，不正是党的加强么？应当为党庆幸，又何必为个人悲伤？何况党还是要给我以出路的。我想：我以后即使被开除了，我还是可以而且应该为党来做一点点有益的事情的，以求补过于万一的。最低限度，我不能再做过去所做的那些坏事情了。 + +　　想到此点，心情就较为开朗。不过，在“九大”会议上，毛主席的重要讲话，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都还没有看到，这是遗憾的。我相信，不久就可以从报纸上看到，（虽然自己是犯罪之人，也不一定能看到）那时要认真来阅读和学习。 + +　　在茶场的劳动和学习，虽然已经开始，但还未见到正式的规章制度，不知以后究竟怎么办？心情有点盼望，但没有什么不安。每天有劳动，别的事情我也不想，也不和家里的人通讯，安心在此劳动改造而已。 + +## 思想情况回报（122） + +## 1969年4月22日 （这篇思想回报没有交只交了121篇） + +　　最近二十天以来，主要的思想活动是在对自己的罪行做全面的检查。思想活动的结果，已经在上周写出了一份书面检查材料交给革命造反派领导小组了。在这次检查中，我所想的事情很多，感觉自己所犯的罪行的性质是严重的，群众要我进行全面检查，是完全必要的，群众对我的要求很严格，也是理所当然的。我虽然已经检查过多次，但群众不满意，我只有认真的再做检查。是否能够取得群众的谅解，我自己毫无把握，只有尽力为之。我自己抱定一个彻底认罪、绝不翻案的精神。如此而已。 + +　　在最近的一周内，监督小组同我们谈了话，重申各种纪律，如通讯要交给监督组审查，上街要请假，以及劳动制度和思想回报制度等等，我决心自觉遵守，决不违反。 + +　　在写思想回报的时候，从广播中听到了林副主席在“九大”所做的政治报告全文。能够听到这样的报告，无论如何是心情非常兴奋的。不管自己身份如何，不管自己过去所犯的罪行，心情还是高兴的，无法抑制这种高兴。听了之后，有许多感想，当时也在小组会上谈了；待看到书面报告全文以后，还要认真仔细地加以学习，并且要写出自己的学习心得。 + +　　这向劳动很紧张，心情舒畅，唯自从一天在劳动中把手腕扭伤后，至今没有痊好，影响劳动和写字，但又不便提出来说，心情有点不愉快。 + +　　思想回报，写至121期为止，以后没有写了。写过几次检查。 + +　　五月中下旬，革命领导小组宣布我的问题“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并叫我可以参加一定范围的群众活动。 + +　　来源：《灵魂受刑录——邓克生文革『思想情况回报』全编》，龙高孙整理、诸 文 校对， 2010年由子女自费出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5/000045.txt b/CCRD/0/8/5/00004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0deee38bab5dbc246d30187ca6ea7cdbf50fbcd --- /dev/null +++ b/CCRD/0/8/5/000045.txt @@ -0,0 +1,9 @@ +# 吴宓交代历史发言稿（摘录） + +　　<吴宓> + +　　此等错误，一言以蔽之，诚有如1968十二月十九日上午本班诸位同志所共言者：“宓多年之思想、感情、态度，一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初不系于个别篇章字句之间。”宓则自认为，宓所犯之错误：（ⅰ）不是行动与言论，而是思想与感情；（ⅱ）不是人生、社会之现实所造成，而是书本（历史、小说）所培养；（ⅲ）不属于政治、经济，而是属于学术、文艺之范围（领域）。 + +　　· 来源： + +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续编》第九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6年4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5/000046.txt b/CCRD/0/8/5/00004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7b0b30693d33a44cddfdfaba3753a8fc98e96d3 --- /dev/null +++ b/CCRD/0/8/5/000046.txt @@ -0,0 +1,15 @@ +#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徐汇区军管组对现行反革命犯陈文立的刑事判决书 + +　　现行反革命犯陈文立，男，28岁，广东中山县人，家庭出身资产阶级，本人成份学生，无业，住新华路354号。 + +　　现行反革命犯陈文立，系资产阶级子弟，解放以来思想一贯反动，对社会主义刻骨仇恨，陈犯于1956年以来一贯收听敌台广播，到处散布谣言，为帝、修、反摇旗呐喊。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同首犯唐千根相勾结，积极网罗反革命成员，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陈犯猖狂的攻击污蔑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污蔑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恶毒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罪行严重。陈犯在案发后还订立攻守同盟，抗拒交代。 + +　　上述罪行，经查证确凿，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特判决如下： + +　　依法判处反革命犯陈文立有期徒刑15年。 + +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徐汇区军管组1969年1月25日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5/000047.txt b/CCRD/0/8/5/00004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e5f35aaf7bcfdc0f6646dde965e1d2f49dea0cf --- /dev/null +++ b/CCRD/0/8/5/000047.txt @@ -0,0 +1,35 @@ +# 邵燕祥交代对广播电视剧本评奖问题的认识 + +　　<邵燕祥> + +## 〖邵燕祥，时任中央广播电视剧团编导组编辑。〗 + +## 思想汇报(2月3日一8日) + +　　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 +　　从这一周起,在群众专政办公室劳动队,除了已抽出的部分人开办了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其余的人也在每晚增加两小时集体学习,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专政办公室布置大家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和毛主席的几段语录,动员大家利用这最后一次机会,把自己的罪行“统统倒出来”,争取从宽处理。我想这是坚决贯彻“给出路”政策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指给专政对象的一条弃旧图新、弃暗投明的光明大道。 + +　　根据这一精神,我决心继续“翻箱倒柜”,穷搜苦索,逐年回忆自己的工作和写作,看有哪些问题,是1958年反右斗争档案、1966年7月10日《自我交代和检查》材料、以及1968年11月写的自传中所没有包括的。我想,这样彻底的、巨细无遗的交代,不仅是作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争取宽大处理所必需,而且是真正清算自己、批判自己,为革命大批判提供材料。在这样深挖细找的过程中,也就会逐步加深对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 + +　　1964年3月一4月间,我曾接受一个任务,即根据旧文化部的通知,起草一份广播系统全国广播剧电视剧剧本评奖的意见草案和广播局就此发给全国地方台的通知；6月一7月间我基本上脱产,全力参加评奖工作小组,听各地方台送来的录音,看剧本,参加讨论,写评审的初步意见；9月一10月间在决定评奖工作停办后,要将“较好”剧本编一本书,是由我编辑并起草了前言。后来这本书没有印行,不了了之。 + +　　现在看来,这不是一件普通的具体的日常工作,这是自己参与了一项对抗毛主席文艺路线的罪行。旧文化部、旧中宣部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后,先后搞过新闻纪录片的评奖,优秀话剧剧目评奖等,据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所看到的揭发材料,像新闻纪录片评奖就是公然对抗毛主席司令部的批评的；与此相仿,话剧评奖,也同样是用“评功摆好”,以所谓“成绩”对抗毛主席的严正批评。本来旧文化部的剧本评奖包括广播、电视剧,后来又决定这方面由广播系统自搞,这就是1964年我所参与的这项罪行的来由。 + +　　在我所起草的评奖意见中,评奖范围除了所谓现代题材以外,还有所谓“历史题材”和“根据民间传说、童话改编的优秀剧本”等,这样一来,地方台送来的节目,果然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一应俱全,什么《岳飞》、《灰姑娘》、《迦利陀娑》等等；当然,不止于此,在所谓“现代题材”中间,也大量充斥着中间人物和其他方向问题。毛主席指出在报刊、广播中“塞满了毒草”,这里要搞评奖,不就是鼓励毒草吗？ + +　　1964年夏,正在搞这所谓评奖时,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展开了对毒草影片《北国江南》等的批判,这对我们是个警钟。使我们在初评中淘汰了一批明显的毒草。但当时对于整个评奖工作的反动性质是毫无觉悟的。 + +　　在停止评奖工作后,梅益主张把一些“好剧本”印成书。在我写的前言里还肯定广播文艺工作者是“努力”的,在广播电视剧本的创作改编中是“有成绩的”(大意)。重复了上述的错误。 + +　　这本书初步编定后,评奖委员会硬要在里面选入两篇东西,一是上海台的《红色的轨道》,一是中央台少儿部的《小群和小梅》。《红色的轨道》写上海解放前一次公共交通工人的罢工,给罢工工人泼冷水,说是冒险(大意)；《小群和小梅》则描写的是养尊处优的少年儿童。就此我写了一个报告给陈庚,说我不同意这两篇入选,否则前言就须另写。陈同意,并转报赵志光同志同意了。我后来一直觉得在评奖工作中我这件事是“抵制”了评奖委员会的错误意见的。现在看来,既然整个评奖工作是错误的,最后编那本书也是错误的,我反对把比较露骨的、明显有问题的作品选入,其结果可能正是保护了上述错误,使它的反动性质不那么暴露出来。 + +　　这一件“评奖工作”,是跟旧文化部挂上线的,是直接属于对抗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的一套阴谋活动的。我积极参与了这一罪行,并曾对评奖工作组个别人“工作中不负责任”而有意见,正说明我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如同在其他所有我积极执行文艺黑线的“工作”“创作”问题上一样,我是认罪服罪的。 + +　　这一周的汇报就写到这里,请予指正。 + +　　 1969年2月9日 + +　　· 来源： + +　　邵燕祥《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5/names.txt b/CCRD/0/8/5/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fbe718e31ae6ff2a5d7b9a7309bb9f7403e6cec --- /dev/null +++ b/CCRD/0/8/5/names.txt @@ -0,0 +1,48 @@ +滕海清在自治区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的第一次检查(摘要) +1969年柴德赓写的检查交代材料──关于杨绵仲、杨汉之、周蓟章 +柴德賡1969年的检讨书 +交代我在对毛主席态度问题上的罪恶思想 +邵燕祥汇报春节期间的思想认识 +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宣誓——学习毛主席“四个伟大”材料后的感想 +关于孙犁的交待 +自清向党向人民隐瞒了哪些罪行 +我的交待 +交代和揭发我和郑德芳之间相互散布的反动言论(摘录) +喻屏交代材料中对“叛变”问题的申辩（摘录） +滕海清等关于挖“内人党”扩大化向中央的检查 +事实胜于雄辩——巴盟中后旗挖“内人党”情况 (调查报告) +沈从文的检讨 +一个居民在区革委学习班的交代 +上海电影系统清队领导小组关于桑弧放到群众中去的请求报告 +上海电影系统清队领导小组关于羽山放到群众中去的请示报告 +关于内蒙建筑公司围剿“内人党”情况的报告（调查报告） +关于目前形势和“新内人党”问题座谈会重点发言（摘要） +舌头就这样地被割了——记吴青龙同志受害过程 +滕海清在呼和浩特铁路局《火车头》召开的大会上的检查 +海军军乐队革命委员会文革专案组关于白而强问题的定案报告 +吴宓请求与工宣队商量治疗腿伤的申诉信（摘录） +章士钊为康心如之子蒙冤事给周恩来的第二封申诉信 +上海市电影系统清队领导小组关于解放王丹凤的报告 +滕海清在内蒙直属机关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检查 +解放后的罪行交代补充 +四川省成都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四川省成都市东城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东城区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 布告 +中共呼和浩特市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关于“11·23”事件的平反公告 +一个家庭妇女的历史交代 +胡厚民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上的检讨 +我的坦白交待 +139号犯人狱中报告（偷看窗口） +关于在农村牧区组织贫下中农（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意见 +139号犯人狱中报告（与194号谈话） +呼和浩特市“5·7”干校关于“新内人党”问题的平反公告 +上海红旗电影厂关于李天济政历问题的审查报告表格 +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关于莎莉特务嫌疑问题审查表格 +呼和浩特市革委会政治部、生建部关于呼市计划口被打成“新内人党”问题的平反公告 +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关于刘琼政历问题的审查报告 +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关于吴永刚政历问题的审查报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军管会公安处军管组关于反革命集团首犯陈秉祺的刑事判决书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彻底揭开反革命组织“内人党”的盖子，把“挖肃”斗争进行到底 +邓克生文革检查全编（1969年） +吴宓交代历史发言稿（摘录）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徐汇区军管组对现行反革命犯陈文立的刑事判决书 +邵燕祥交代对广播电视剧本评奖问题的认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00.txt b/CCRD/0/8/6/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c8bb9a6d3056246b2eb6a4ae66e0ad37c58b950 --- /dev/null +++ b/CCRD/0/8/6/000000.txt @@ -0,0 +1,67 @@ +# 太原市革命委员会组织广大革命群众对罪犯提出量刑意见的通知 + +## 最高指示 + +　　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 + +　　专政是群众的专政。 + +## 通知 + +　　为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保卫斗、批、改阶段各项战斗任务的贯彻落实，保卫毛主席关于“广大干部下发劳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和城市人口疏散的伟大号召的贯彻落实，坚决把一小撮破坏下放插队的反革命分子彻底揭露出来，严厉打击他们的各种破坏活动。现将罪犯王外锁等犯罪分子的罪行材料印发给你们，望各级革委会、军管会、工（军）宣队，驻军认真组织广大革命群众深揭狠批这些罪犯的反革命罪行，把他们彻底斗倒批臭，并按照党的政策，提出具体量刑意见。速报市公安机关军管会。 + +　　 太原市革命委员会一九七O年八月十二日 + +　　一、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现行反革命犯王外锁，男，二十三岁，清徐县人。拘留前系清徐城关公社社员。 + +　　一九七O年五月二十二日晚九时许，王犯紧紧跟着由平泉回上固驿的下乡插队女知识青年刘××，行至途中，乘机将刘推翻在地，卡住脖子，欲行强奸，由于刘坚决反抗，强奸未遂，但王犯仍不死心，二次又将刘推倒在地，进行毒打，在刘无力反抗的情况下，将刘强行奸污。 + +　　王犯蓄意破坏落实三个“照办”，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破坏社会革命新秩序。罪行极为严重。 + +　　二、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现行反革命孙洪强，男，五十五岁，山东省黄县人。拘留前系太原选煤厂工人。曾于一九三六年当过土匪，一九六O年因贪污公款受行政记过处分。 + +　　孙犯出于反革命本能，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一九六四年以来，竭力阻止其十七岁的养女上山下乡，长期霸占，多次奸污。孙犯还曾调戏、侮辱幼、少女、妇女等达二十余人。一九六六年以来，以威逼、恐吓、诈骗等手段，多次奸淫五至三十岁幼女三人。 + +　　孙犯对抗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多次奸污养女和幼女。罪恶严重，但尚能认罪。 + +　　三、现行反革命破坏插队犯阎学轼，男，三十六岁，地主出身，山西省太谷县人。拘留前系山西省公安局会计。解放前曾参加过伪“同志会”、“三青团”。 + +　　阎犯反动本质未变，在轰轰烈烈落实毛主席“广大干部下放劳动”伟大号召的高潮中，阎犯为抗拒和破坏干部下放插队，当组织批准其插队落户后，于一九七O年七月多次散布反革命言论，极其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并撕毁毛主席语录，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 +　　阎犯破坏干部下放插队，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罪恶极为严重，认罪态度不好。 + +　　四、现行反革命犯卫厚德，男，三十七岁，山西省夏县人。拘留前系太原钢铁公司三轧厂轮换工。 + +　　卫犯思想极端反动，多次恶毒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一九六七年以来，多次当众散布反革命言论，极其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诬蔑诽谤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攻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诽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为刘少奇及其同伙鸣冤叫屈。 + +　　卫犯罪行严重，认罪态度不好。 + +　　五、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犯张俊波，男，十九岁，河北省武清县人，拘留前系十四中学生。 + +　　同案犯范云森，男，二十一岁，山西省平定县人。拘留前系二十中学生。 + +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日上午，张、范二犯纠集一伙“弟兄”在红旗照相馆，对十四中兰××等十二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进行围攻、谩骂殴打。张犯扬言：“打死上山下乡的”，“每人捅两刀子，再让他们上山下乡”。并指使范犯将兰××、薛××刺伤，后逃跑。 + +　　张犯思想反动，直接指使他人刺伤知识青年，严重的破坏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多次抢劫、盗窃汽车、电动机、自行车、军衣、军帽、粮票等物，并经常进行流氓活动破坏社会主义革命秩序。拘留后态度极坏，罪行极为严重。 + +　　范犯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多次盗窃国家财产，抢劫行人财物，结伙“弟兄”破坏革命新秩序，罪行严重，拘留后尚能低头认罪。 + +　　（六、现行反革命破坏战备疏散犯李润富，男，四十三岁，中农出身，伪军人成份，山西省平原县人。捕前系西山矿务局向阳矿工人。） + +　　李犯一贯思想反动，在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伟大战略方针的群众运动中，李犯肆意破坏战备疏散工作，辱骂动员战备疏散的女干部。曾多次散布反革命言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解放军，公开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翻案。 + +　　李犯罪行严重，认罪态度不好。 + +　　七、现行反革命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首犯范南山，男，四十八岁，山西省祁县人。现任太原市手管局技校医生。 曾充当阎匪少尉排长、特种警宪中士小队长等反动职务。六三年曾因投机倒把被拘留十五天。 + +　　（同案犯冯为民，男，十九岁，资本家出身，学生成份，阳曲县人。其父系国民党员、中统特务、一贯道徒、同志会员，现戴帽历史反革命分子，在原籍劳动改造。） + +　　范犯出于反动阶级本性，于一九七O年勾结冯为民私刻“太原市北城区革命委员会劳动安置办公室”公章，伪造公函、非法安排应该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四十三名，严重地破坏了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战略部署。 + +　　范犯解放后，长期隐瞒其特务身份，在文化大革命中，大肆散布革命言论，公开呼喊反革命口号，罪行严重。 + +　　冯犯私房公章四枚，伪造公函十余份，直接破坏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01.txt b/CCRD/0/8/6/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b9444fcdce918ea0d0726c038fee3475096eae3 --- /dev/null +++ b/CCRD/0/8/6/000001.txt @@ -0,0 +1,9 @@ +# 上海电影系统关于王世桢严重路线错误的审查表格 + +　　 + +　　 案由 严重路线错误 姓名 王世桢 别名 石榛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22 籍贯 福州市人 家庭出身 自由职业 本人成分 职员 参加工作年月 -- 入党年月 1948.1 工作单位 原天马厂 职务（级别） 文学副厂长兼文学部主任，文艺五级 家庭住址：-- 家庭成员政治情况 姚念玫：前妻，原上海市卫生局工作，党员，（审查） 林愚真：妻子，杨浦区人民委员会文化科长，63年结婚。 吴小佩：北影党委副书记，48年地下党联系人（审查） 刘厚生：北京戏协，49年地下党联系人（审查） 夏衍：52－56年夏任剧本创作所主任，王任秘书长。 本人主要经历 1945－1949在重庆、上海伪中国银行国外部任职员 1949.5－1949.6上海协助军管会接管伪广播电台 1949.7－1950.2上海军管会文艺处戏曲室、电影室任秘书 1950－1952上海文化局电影事业管理处秘书室主任 1952－1956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任秘书长 1957－1959海燕厂编辑组长 1959－1962上海电影局艺术处任副处长 1962后天马厂文学副厂长兼文学部主任 历史上问题和结论 -- 主要犯罪事实 洪宪检举：（隔离原因） 1. 上海解放那天王世桢参加五毒召开会议已否定。 十七年来： 1. 1950年任“大众电影”主编时，吹捧“武训传”，扣压批判文章，51年毛主席发动批判，王遵于伶指搞假检讨。 2. 在电影剧本创作室任秘书长积极执行夏衍黑指示，大搞封、资、修，反对文艺为工农兵，“不写工农兵，也可为工农兵服务”“题材广阔多样”。 3. 62年纪念瞿白音“创新独立”主持“创新座谈会”，不久柯老提出要批判，要王写文章，王公然抵制不写。 4. 大批毒草香花：“球迷”“三李”“燎原”“红日”“舞台姐妹”…… 一贯表现及文化大革命中态度 1. 一贯丧失立场，敌我不分，50年私收特务，三青团骨干工作 2. 道德败坏：勾引妇女，63年与林结婚，四清中侮辱社员。 单位群众的处理意见 --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02.txt b/CCRD/0/8/6/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633556d0c2897a3cb2857efcf0a6a26bc428354 --- /dev/null +++ b/CCRD/0/8/6/000002.txt @@ -0,0 +1,125 @@ +# 李再含在北京学习班的检查 + +　　现将李再含同志一九七0年元月九日下午、十日上午在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贵州班大会上的检查（记录稿），印发供批判用。 + +　　（节录） + +　　 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贵州班办公室一九七0年元月十二日 + +## 李再含同志的检查 + +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同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划清界线，决不能和平共处。” + +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过去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以豪迈的战斗步伐，跨进了战斗的七十年代。放眼全球，展望未来，心潮澎湃。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 +　　这次我来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受教育已经四个多月了。在中央首长的亲切教育下，在同志们的耐心帮助下，我初步认识了自己的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错误。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是一个历史的罪人，要受到历史的惩罚。我犯下了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滔天罪行。 + +　　我听了新华印刷厂廉秀容同志的血泪史，深受感动。这样好的一个同志还检查自己对不起毛主席的错误，她的一字一句都剌痛了我的心。 + +　　我的罪过是极为严重的，我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我在贵州推行一条对抗中央、对抗毛主席、镇压和毒害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继承了大叛徒刘少奇的衣钵，在夺权以后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于种种原因我推行这样一条路线，就破坏了革命大联合，破坏了军民、军政之间的团结，破坏了军队的稳定；自毁长城，破坏了三线建设。总之，破坏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飞扬跋扈，狂妄自大，横行霸道，骄傲自满，夜郎自大、胡言乱语，不可一世，把贵州搞得一团糟，我就是罪魁祸首。贵州夺权较早，因为我的错误领导，使贵州文化大革命出现一个大反复，落在全国的后面，拉了全国的后腿，这是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大不忠，我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不起贵州两千万军民。 + +　　下面我交待自己反党、反毛泽东思想、反党中央的严重罪行。 + +## 一 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态度是很恶劣的 + +　　我是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典型的个人野心家、两面派、伪君子。表现在五个方面： + +　　第一、我在贵州没有突出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是极其反动地突出我自己。不是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中心，而是以我为中心。由于我在夺权以后，大权在手，头脑膨胀，忘乎所以，热衷于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资产阶级派性，因此，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指示，采取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态度，心中忘记伟大领袖毛主席，走向突出我个人，以我为核心，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罪恶道路。 + +　　较长时间内，在贵州流传着一些赞扬我的话，什么“贵州有个小太阳”、“地方出了个王效禹，军队出了个李再含”、什么“有了李再含是贵州人民的幸福”等等，在一片赞扬声中我昏昏然、飘飘然，心里热乎乎的，乐滋滋的，还觉得拥护我的人还不少啊！因此，自己恬不知耻地经常说自己是“不倒翁”；在会议上听到这些赞扬时，也假惺惺地说“受之有愧”，实际上内心高兴得很。 + +　　贵阳文展馆收集展出了我的一些材料和照片，我是知道的，当有人直接向我要材料时，我表面上说不要搞，但实际上并不制止。我自恃有功，以“功臣”自居，以“西南春雷”“当然主人”自居，因而有恃无恐，认为搞一点也可以，让群众知道我的所谓“功劳”。更严重的是，自认为既然主持全省工作，也需要树立个人的权威，这就完全背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的伟大教导。 + +　　听说有些地方在早读时间读我的所谓“讲话”和“插话”，我是默许的，错误地认为我的“讲话”和“插话”是联系实际、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大家读一读也是可以的，真是狂妄之极，反动透顶，竟敢把我的臭不可闻的奇谈怪论同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相提并论，分庭抗礼，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吗？否。很多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如赤水问题，我说赤水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根子在武装部，完全是胡说八道。把矛头指向武装部、革委会，自己搞垮革委会。最典型的是我在省革委常委第六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和“插话”，通知全省要“原原本本”地传达贯彻，通知中还说什么我的“讲话”和“插话”给贵州文化大革命指明了方向。为了显示自己高明，把“讲话”和“插话”刊印成册，通过交流方式，流毒全国。是谁指明了方向？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指明了方向。我指了错误的方向，害了大家，把贵州文化大革命搞坏了。我的原原本本是明目张胆的搞资产阶级的多中心。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需要有统一的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我在贵州用我的错误的反动的思想统一大家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抗衡，唱对台戏。 + +　　第二，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指示唱反调，发表和讲过许多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 + +　　1、“贵州特殊论”。经常讲，贵州和外省不一样，外省在建立革委前就存在两大派，贵州不存在，贵州是成立革委后分裂的。认为“4?11”这个革命群众组织是分裂主义的产物，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实现个人野心目的，又如：认为贵州公检法也是特殊的。我认为贵州公检法是革命造反派掌权。当中央发出公检法一律军管的指示后，我就借口特殊，对抗中央指示，拒不执行中央指示，把公检法的同志引上了歧途。 + +　　2、‥‥‥‥‥‥ + +　　3、‥‥‥‥‥‥ + +　　4、“一派掌权论”。说穿了就是一人掌权论，想把无产阶级的政权变为个人的政权，个人独裁，改变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把贵州搞成“李家天下”，搞成资产阶级王国，把贵州党变成“李家党”。因此，对4?11革命群众组织，长期以来顽固坚持不承认主义，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中央指示后，还大耍两面派，在中央面前坚持不承认4?11及其相同观点的组织是革命群众组织。我说，是不是只承认4?11、支红两派都是群众组织，我就不提“革命”二字，这是我耍的一个花招，阴谋诡计。当然中央首长一听就完全听出来了。中央首长在去年二月、五月会议中都提出贵州存在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一派是“八派”，一派是“四派”。特别是九大结束后，党中央又把我们留下，进一步解决贵州问题。我还没有离开北京，就在京西宾馆统一口径，对抗中央，说对4?11总体上承认，具体分析，把主动权交给各单位。把党中央指示否定了，坚持一派掌权的反动观点，说穿了就是搞我的一人掌权。 + +　　5、到处封“核心”，定“为主”。全省各地都是这样子，完全背离了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说：“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封“核心”定“为主”，要害在于全省各单位都有我封的“核心”，自然我就成为全省的核心了，实际上是封我自己。全省都有我定的“为主”的组织，全省就自然以我为主了。这完全背离了毛主席的教导：“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在我的反动思想指导下，造成贵州长期两派对立，我是地地道道的罪魁祸首。 + +　　6、…………。 + +　　7、革命分先后。我在贵州长期划分“革”与“保”，明确革委会中老造反派应占绝对优势，对抗毛主席关于“革命不分先后”的伟大教导。 + +　　8、…………。 + +　　9、…………。 + +　　这些是我同毛主席、党中央一系列重要指示唱反调的一系列反动言论。同志们声讨我的滔天罪行，狠揭狠批我的肮脏的东西，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才会照遍贵州高原。我诚恳接受同志们的揭发、批判、声讨、控诉。 + +　　第三，拒不执行、抗拒中央的许多指示和批评。例如，中央对公检法一律实行军管的指示，我篡改了，这是我的罪状之一。这里面隐藏一个很肮脏的东西，我想一个人独揽贵州各条战线，各个方面，党、政、军、专政机关的大权。我认为某同志是支持我的，听我的话的，思想上想把公检法大权交给113组织的某同志，如果实行军管，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了。 + +　　又例如，关于要承认411是革命群众组织，我也是拒不执行。要害是我承认了，岂不是我过去执行的踏平政策就错了吗？岂不是要承认自己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镇压群众的反动路线吗？自己的名利、地位岂不是就破灭了吗？所以，硬着头皮就不承认有两派和411是革命派。同时把真相隐瞒起来、封锁中央的声音。毒害了广大支红派的同志。这是我的错误造成的。 + +　　又例如，中央多次指出不要告下面的状，不要告41师的状。我给中央报告情况，相当多数是告状的材料，而且都是一些道听途说，好多是假报告、假情况，欺骗中央，目的是想把41师赶出贵州，给中央千方百计施加压力，要把41师调走。中央非常英明，看出了我的罪恶目的，所以没有同意我的意见，而且批评了我。 + +　　又例如，中央关于国防系统不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我也没有执行，严重破坏了三线建设，使国防系统严重失密。这都是不执行和对抗中央指示造成的恶果。 + +　　我对中央的批评也是抗拒的。总理、康老、谢代总理关于“肃薄”的批评。张春桥同志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批评我不请示报告，闹“独立王国”，我是对抗的。龙广事件我是有罪的，镇压了“贫造司”广大贫下中农，非常错误。不请示中央，取缔这个组织，胆大妄为，加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 + +　　总理对“七二九”事件部队开枪严厉批评，我也是抗拒的，认为部队是捍卫“九五”命令，部队是自卫还击有理。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 +　　这是抗拒中央批评的第三个方面。 + +　　第四、第四个方面，我是很少向中央请示报告，少量的有限的报告，多数是假报告，告状的报告，派报告，是说假话的报告，达到个人野心的罪恶目的。 + +　　我还有好多事情擅自处理，如多次调部队我没有请示中央和军委办事组。一九六七年八月，擅自调动部队和工人围攻贵工，踏平411。这是我个人决定的。还有调动两个连去龙广，也是我决定的。（对）盘县擅自调动一个连。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我自作主张，胆大妄为，违反党纪、军纪、国法，我应当受到党纪军纪、国法的制裁。 + +　　第五、我对党中央的指示和批评，采取了资产阶级两面派的恶劣态度。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春桥同志批评我不请示报告，闹独立王国和在六次省革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错误。我采取两面派的态度，一方面觉得没有一个态度不行，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我向毛主席写了一个假检讨，表示愿意改正错误，还承认对411的问题也是有错误的。但回到省里后，也没有传达中央的批评，也没有讲自己的检讨，更没有改正错误，把毛主席的声音封锁起来，使大家不明真相，并在一次省革委常委会议上说，贵州有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把责任推给其他同志，玩两面派，对抗中央，欺骗了毛主席，当面说得好听，回去以后又在捣鬼，同时，也蒙蔽了贵州的广大军民和同志们。 + +　　去年二月，党中央看到贵州问题，召集41师、49师、昆明军区领导同志开会，帮助我认识和改正错误，中央通过何光宇同志向我提出了四个问题：一，要我检查对中央的态度；二，对军队的态度；三、对群众的态度；四、组织纪律问题。听了以后，使我大吃一惊，当时我想如果我存在这四个问题，我不完蛋、垮台了吗？我根本不去想是不是这些问题，根本不接受中央对我的批评，根本不接受对中央、对军队存在一个态度问题。而且十分错误地认为这是“整我”，认为是大军区“整我”。非常错误地认为贵州是由于部队调防搞乱的，根子在大军区。因而思想不通，毫无自我批评之意。我在中央首长面前非常勉强地敷衍了几句，说话声音比蚊子声还要小，一句话要讲五分钟。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要我写出书面检查，由于自己的思想不通，为了蒙混过关，写了一个搪塞、敷衍的假检查。根据中央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精神，我起草了一个《十条意见》，得到中央同意后就带回贵州。由于思想上对抗中央召开的这一次会议，回省后既不传达会议精神，又不作自我批评，把传达贯彻任务推给何光宇同志，还散布不少荒谬的言论。我对一个同志没头没脑地说：“秀才见了兵，有理讲不清”，我自己就是在军内工作，这个话是非常反动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我忘得一干二净，并对一些同志说，这次会议是“九比一”，官司怎么能打得赢呢？我又在省革委常委、省军区党委联席会上说：“我在纠正错误中又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不该同意撤销818。”对抗中央二月会议对贵州的处理，对这次会议，我耍了两面派，在中央是一套，回到贵州又是一套。后来我和张明同志到中央参加九大预备会，九大期间，听说省内很乱，我一方面大为不满，认为是何、石等同志在家里搞右倾翻案。另一方面又幸灾乐祸，我没有在家，搞乱了你们负责，把责任嫁祸于何、石和41师，甚至联系到昆明军区党委。我参加了九大，听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伟大领袖毛主席还亲切地握了我的手。可是我回到贵州后就忘记了毛主席的指示，完全背离了毛主席指引的“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政治方向。 + +　　九大后学习九大文献、毛主席指示、新党章，代表们给我提了些批评意见，自己基本听不进去，在十分混乱复杂的心情下，一方面不得不搞点自我批评，装装样子。一方面又认为中央发了两个“红五条”，中发25号文件，自己又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自己得意忘形，摆出一付“胜利回朝”的姿态回到贵州。心里想，九大召开了，大局已定，更打不倒我了。并且念念不忘省军区党委召开的三月会议。听说有的同志喊了打倒我的口号，我怀恨在心，认为这是搞右倾翻案。我思想上想的不是贯彻九大精神，而是搞自己的一套，我认为三月会议是右倾翻案，就决心把这个案翻过来，回去后就办了一系列坏事。不该传达的传达了，自己在有的问题上加油加醋，扩大化，从花溪、磊庄会议一直发展到七二九事件，破坏了团结，把广大军民引上了邪路。特别在九大期间，我干了破坏团结，分裂中央的罪恶活动，散布了分裂中央的流言蜚语。九大以后，充分表现出我是典型的两面派。九大上我举手赞成毛主席指示新党章，回去就干背离九大精神的坏事，是一个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会上一套，会下一套的典型的两面派。 + +## 二 关于对待群众的态度 + +　　我背离了毛主席的教导：“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我是只相信自己，唯我“正确”，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堕落成资产阶级政客。我对411采取“踏平政策”，对支红派采取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和篡改毛主席指示的危害政策。对411我长期顽固地坚持不承认主义，给411及其相同观点的革命群众组织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把411打成“反动大杂烩”，挑动群众斗群众，利用一部分群众专另一部分群众的政，自己不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由于我执行了一条毒害和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导至全省武斗不断，内战连绵，使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无辜伤亡，家破人亡，我是罪魁祸首。为了踏平411及其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我不择手段，搞情报，搞动态，打进去，拉出来，分化瓦解，擅自调动部队，动用专政机关，通过报纸、电台镇压411，做了亲痛仇快的事，使国内外阶级敌人大作文章，挑拨离间，造谣中伤，起到了国内外阶级敌人起不到的作用。 + +　　为了踏平411，我同意组织818，利用818来维护我的独立王国，镇压群众，镇压411。为了蒙蔽818广大群众，说什么818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说什么818可以起到专政机关起不到的作用。我提倡每一个地区都必须有一个拳头。我不是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去掌好权，用好权，而是用刀枪棍棒去镇压群众。我派了818的一些同志到铜仁、兴义、赤水等地去贯彻一派掌权，踏平另一派。派这些同志去指挥武斗。818被撤销后，我又默许组织“捍三红”、“群众专政指挥部”。我做了国民党、资产阶级做的事情。由于我指导思想错误，把工代会带到邪路上去，把工代会变为“第二政权”，以工代政，达到巩固我这个独立王国的目的。我要负完全责任。 + +　　长期以来我顽固地坚持支一派，压一派，武装一派，消灭一派，“七．二九”事件达到最高峰。“七．二九”事件的罪魁祸首就是我，我要负主要责任。“七．二九”事件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是由于我长期对411采取踏平政策的必然结果。我错误地认为“红五条”不能实现的主要原因在41师和411。我认为九大后解决411在贵阳据点的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不能拖过八月。我主张工人进城，要警司告诉411撤除据点，首先撤除省革委办公的大楼，我讲了如果411拒不执行“红五条”，一定要坚持据点，就要采取“南宁道路”的办法，并且讲过少数人要走“南宁道路”是不可避免的。对支红派造枪，我是同情和默许的。有人找我，我说，你们走上层路线是不行的，我是不会点头的。并且我找了工代会的军代表，叫他们调动工人进城。当独立师连队开枪后，就要工代会调动工人队伍占领政法大楼，支援计委大楼。我表面上说，打掉411据点要请示中央才行，真正的思想是端掉就端掉了。“七．二九”前后我退居幕后，假装不知道，后来打了以后，我非常高兴，说打得好，打得有理，打出了一个大好形势。还说要因势利导，彻底整顿贵阳市，限三天之内把贵阳焕然一新，这就是我对待群众的恶劣态度。我背离毛主席的教导：“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我根本没有把毛主席指示记在心上，我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把群众当成阿斗，把群众看得很落后，也是推行了刘少奇的“群众落后论”。 + +## 三 关于对待军队的态度 + +　　1、…………。 + +　　2、…………。 + +　　3、…………。 + +　　4、对41师，态度非常恶劣。对两师调防不满意。对41师错误地认为，他们是来夺权的，所以千方百计挑起41师、独立师的矛盾，拉拢独立师，排斥41师，还千方百计地向中央施加压力，想让中央把41师调出贵州。表面上说，41师刚到贵州，他们人地两生，要很好地关怀这个部队。实际上，想把41师调出贵州，这是非常错误的，并且为达到这个罪恶目的采取种种错误做法，怂恿、挑动支红派同志给41师出难题，搞变相围攻，我要承担完全的责任。 + +　　5、对支左人员，挑选我认为支持我的，听我的话的。对我有意见的坚决不同意他们出去支左。 + +　　6、军区党委有些同志多次提出研究部队支左问题，41师到贵州是有支左任务的，我迟迟不研究，不给41师支左任务。我认为，如果给41师支左任务，他们就把权夺过去了，这非常错误。我借口支左的同志任务很忙，不同意研究，使主持部队工作的同志不了解支左的情况，也使支左的同志不了解部队的情况。互不往来，互不通气，把部队分裂，党委分裂，使党委瘫痪，我一个人领导，破坏了军区党委集体领导。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我更谈不上发挥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了，只相信少数人，把多数同志撇在一边。 + +## 四、关于“三反一粉碎” + +　　我的指导思想是完全错误的。接过革命口号，塞进自己的私货。想通过“三反一粉碎”进一步达到独揽贵州大权的目的。我错误地认为，贵州实现全省一片红以后，是整顿内部的时候了。通过整顿内部，进一步独揽党政军大权。在“三反一粉碎”中，我错误地提出，革命干部要补课，要“回炉”。由于矛头指错了，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了一大片，把斗争矛头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指向军队，指向革命干部，指向革命群众，而没有指向阶级敌人。这是根本的错误，方向错了。所以“三反一粉碎”的结果，粉碎了革委会，粉碎了革命干部，粉碎了军队干部，粉碎了革命群众，把贵州搞乱了，使贵州文化大革命出现了很大的反复。在“三反一粉碎”中搞垮了二十几个县的革命委员会，伤害了相当一批地方干部、军队干部，有一些已经结合了的干部又重新推了出去，把一些参加支左的军代表调回。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立的贵棉样板也不例外，认为贵棉的领导班子不理想，错误地认为贵棉革委领导班子是中间偏左，是“中左政府”。在常委会上提出要改组贵棉革委，把革委的主要负责同志，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调出，把多数同志排斥出去。结果破坏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立的贵棉归口大联合的样板。从此以后，革命大联合就更不好，这是我的罪过造成的。 + +　　五、破坏了民主集中制 + +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党的领导原则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新的党章明确规定了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全党必须服从统一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所有这些我都违背了。两年多来，我在贵州是大权小权一概揽起来，权迷了心窍，大小事情都是个人说了算，实行家长式领导，搞一言堂、个人独裁，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把政权和党的性质改变了，把无产阶级政权引向了资产阶级政权，个人政权，把无产阶级的党变为个人领导的党，资产阶级的党、法西斯的党。毛主席教导我们：“哪有个人说了算？那就是个人称霸，成了霸王。”我在贵州就是一人称霸，还想称霸于整个西南。 + +　　我搞的这些东西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有以下原因： + +　　一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 + +　　二是表现在大搞独立王国，目无中央，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恶性发作。 + +　　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反映在第三个方面是派性严重。 + +　　世界观没有转变的第四个方面是：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恶性膨胀，唯我正确，唯我独革，唯我独左。 + +　　我的问题是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毛主席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我在贵州就是顽强地用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贵州，还要改造西南。由于我世界观的错误，立场的错误、方向的错误，因而思想方法是主观主义的，也是错误的，形而上学看问题，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看问题必须看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内部的矛盾和发展。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对贵州存在的问题，我是怎样看的呢？对贵州出现的反复、乱，我是从外部找原因而不是从内部主观找原因，一直认为贵州出现的反复、乱， 是别的方面造成的，外部造成的。实际上主要原因在我这里。我应承担完全主要的责任。我跑到了一个地方，不问环境情况，不了解事物的本质，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更谈不上抓典型，搞调查研究。由于立场上的错误，思想方法的错误，工作方法也是错误的，仅凭一封信、一次汇报、一次见面就决定重大问题。我受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黑六论”的毒害，有“阶级斗争熄灭论”、“党内和平论”、“入党做官论”、“公私溶化论”、“群众落后论”、“驯服工具论”。我好多反动思想实际上都是大叛徒刘少奇的翻版，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我没有思想准备，还停留在过去阶段，人进入了社会主义，思想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我的思想还是资产阶级思想。最根本的问题，是长期以来没有很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了一点也是采取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态度。总觉得三年来辛辛苦苦，但辛苦的是搞资产阶级派性，是搞“独立王国”，夺权以后，对毛主席、党中央的观念越来越淡薄了，越来越疏远了，忘乎所以，心中忘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想起来我非常难过，非常痛心。我一定根据中央的指示，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认真改造世界观，保持无产阶级的晚节，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 +　　我衷心拥护中央解决贵州问题的英明决策。我犯下了滔天罪行。希望同志们狠揭狠批，口诛笔伐，声讨、控诉我的滔天罪行。 + +　　來源：鄧振新：《貴州文革實錄》，香港：中國國際文藝出版社，2012.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03.txt b/CCRD/0/8/6/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6b01c599a3ed32cbb6bab24e71b9022a41a43e5 --- /dev/null +++ b/CCRD/0/8/6/000003.txt @@ -0,0 +1,129 @@ +#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通知 + +　　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 +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 + +　　 毛泽东 + +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和“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全市革命人民紧密团结，斗志昂扬，掀起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热潮，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但是，国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千方百计地从事各种破坏和捣乱。为了落实战备，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对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现行破坏活动，必须坚决打击。我们在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下，正在准备公判一批现行反革命罪行。现将这批罪犯的罪行材料发给你们，请联系本单位、本地区阶级斗争实际，放手发动群众，广泛讨论，大议、大揭、大查敌情，把隐藏的敌人统统挖出来。 + +　　各单位将讨论情况和对各个罪犯的处理意见，于3月10日前告诉我们。 + +　　联系电话：214681或215380—460分机 + +　　 1970年2月25日 + +　　（此材料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 + +## 一、通敌叛国犯张顺林 + +　　通敌叛国犯张顺林，男，23岁，江苏省高邮县人，家庭出身资产阶级，原是被监督改造的反革命分子。 + +　　张犯思想极端反动，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1965年5月，因为首组织反革命小集团，受到留校察看处分。嗣后，又投寄反革命匿名信，恶毒攻击污蔑我党中央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此，于1967年9月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交革命群众监督改造。张犯不仅不认罪改悔，相反，竟变本加厉地散布反革命言论，书写大量反革命诗词。特别严重的是，竟于1969年11月1日至12月6日，连续书写多封反革命匿名信，分别投寄给《解放日报》社、《文汇报》社、香港《大公报》社以及修正主义国家驻华使馆。疯狂地攻击、污蔑、咒骂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污蔑革命样板戏，并向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出谋献策，无耻地吹捧苏修头目，通敌叛国。张犯被拘捕后，认罪态度很坏。 + +## 二、叛国投敌犯张迪利 + +　　叛国投敌犯张迪利，男，25岁，广东省中山县人，上海铝材一厂裱箔工。 + +　　张犯思想极端反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拉拢同学陈传驹等人（另行处理），举行所谓“聚餐会”、“音乐会”，收听敌台广播，攻击污蔑我党中央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与葛犯生明，多次密谋策划偷越国境，叛国投敌。1967年8月，张犯与葛犯潜往我边境某地，拉拢许XX等人（均另行处理），并写信策动陈传驹等人一起偷越国境。张犯还去边境观察了偷越地形。8月16日深夜，葛、许等犯偷越国境时被我边防部队查获，张犯在旅馆待机越境，也被我边防部队查获。张犯被拘捕后，认罪态度不好。 + +## 三、叛国投敌犯葛生明 + +　　叛国投敌犯葛生明，男，31岁，浙江省宁海县人，家庭出身小业主，上海铝材一厂裱箔工。 + +　　葛犯系坏分子子弟，思想一贯反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写信给新疆刑满释放的父亲，探索边境情况，并多次与张犯迪利密谋策划叛国投敌活动。1967年8月，与张犯潜往我边境某地，观察了偷越地形，购买了犯罪工具。8月16日深夜，正当葛犯偷越国境时，被我边防部队查获。葛犯被拘捕后，被迫供认了上述罪行。 + +## 四、张方晦反革命集团 + +　　反革命集团首犯张方晦，自1962年起，先后纠集展家麒、邱孝羽等犯，组织反革命集团，积极进行一系列反革命罪恶活动，阴谋暴乱。 + +　　1. 反革命集团首犯张方晦，男，29岁，江苏省海门县人，1962年倒流来沪，后回原籍种田。 + +　　张犯出身于反革命家庭，思想极端反动，恶毒攻击我党中央。从1962年起，先后纠集展家麒、邱孝羽等一伙反革命分子，组织反革命集团，确定了集团成员的反革命职务，制订了反革命“施政纲领”、反革命组织路线和“潜伏活动”计划，规定了联络暗号。张犯还积极发展成员，扩充反革命组织。并书写了大量反革命文章，恶毒地攻击我三面红旗和社会主义制度，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张犯被拘捕后，被迫交代了上述罪行。 + +　　2. 反革命集团骨干展家麒，男，31岁，江苏省扬州市人，家庭出身资产阶级，上海师范学院学生。 + +　　展犯思想十分反动，散布反革命言论，攻击我党中央和社会主义制度。在首犯张方晦不在上海期间，经常主持反革命集团成员会议，根据张犯的意图，策划反革命活动。展犯还积极发展人员，扩充反革命组织。并书写了大量反革命文章，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展犯被拘捕后，交代了上述罪行。 + +　　3. 反革命集团骨干邱孝羽，男，30岁，浙江省镇海县人，家庭出身资产阶级。 + +　　邱犯思想反动，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邱犯死心塌地支持张、展两犯策划的反革命活动，积极参与反革命集团活动，负责集团成员间的联络，检查集团成员的思想情况。邱犯还将集团成员间来往的信件和所写的反革命文章，负责装订、保藏，妄图向蒋匪报功领赏。邱犯被拘捕后，交代了上述罪行。 + +## 五、现行反革命犯郑宝泉 + +　　现行反革命犯郑宝泉，男，34岁，上海市上海县人，家庭出身富农，上海县北桥公社社员。 + +　　郑犯思想极端反动，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1958年以来，因书写反革命信件，曾被4次收容管教。特别是1962年以来，郑犯竟变本加厉地书写了大量反革命信件、诗词、日记，并画了反革命漫画。先后向《人民日报》社、《解放日报》社、市革命委员会、驻沪部队以及工厂等处，投寄反革命信件、诗词、漫画达58封之多。在其家中还搜出反革命日记一本。郑犯在上述反革命信件、诗词、日记、漫画中，疯狂地、极端恶毒地攻击污蔑我党中央和社会主义制度，并无耻地为人民公敌蒋介石招魂。郑犯被拘捕后，供认了上述罪行。 + +## 六、现行反革命犯李龙寿 + +　　现行反革命犯李龙寿，男，31岁，江苏省东台县人。 + +　　李犯出身于反革命家庭，思想极端反动，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特别是在战备动员以来，李犯认为时机已到，迫不及待地跳出来，积极配合苏修、美帝的侵略战争叫嚣。自1969年4月8日至1970年1月11日案发止，先后向市革命委员会、市公检法军管会投寄了11封反革命匿名信，疯狂地、极端恶毒地攻击污蔑我党中央和社会主义制度，并无耻地吹捧苏修、美帝和人民公敌蒋介石，妄图反革命复辟。李犯被拘捕后，供认了上述罪行。 + +## 七、现行反革命犯吴小平 + +　　现行反革命犯吴小平，男，24岁，上海市松江县人，松江县泖港公社社员。 + +　　吴犯思想反动，极端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1969年6月、7月，连续向市革命委员会、松江县革命委员会以及某军事学院等单位，投寄了4封反革命匿名信，极端恶毒地攻击污蔑我党中央，污蔑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工人阶级。公开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涂脂抹粉，为人民公敌蒋介石招魂，为帝、修、反的反华叫好。更为恶毒的是，竟丧心病狂地破坏我党领袖像。吴犯被拘捕后，供认了上述罪行。 + +## 八、现行反革命犯凌体仁 + +　　现行反革命犯凌体仁，男，41岁，江苏省兴化县人，家庭出身伪官吏，嘉定县城厢镇税务所职员。 + +　　凌犯解放前充任伪职，解放后坚持反动立场，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为仇恨。1960年被革命群众批判和受到行政处分后，仍不思改悔，继续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更为恶劣的是，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了大量反革命日记，用极端恶毒的语言，攻击污蔑我党中央和社会主义制度。凌犯被拘捕后，被迫供认了上述罪行。 + +## 九、破坏革命样板戏的现行反革命犯谈元泉、唐挹光、董海卿、庄秋生、孟云生 + +　　以谈犯元泉为首的一伙现行反革命分子，是大叛徒刘少奇及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四条汉子”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狂热吹鼓手。早在1963年就纠集在一起，借沪剧“清唱”为名，大肆演唱封、资、修的毒草戏，在“四清”运动中曾受到严肃批判，并一度停止活动。 + +　　1967年2月，谈犯元泉为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怀着对革命样板戏的刻骨仇恨，重新纠集地主子弟唐挹光以及董海卿、坏分子庄秋生、流氓阿飞孟云生等人，采取反革命两面手法，先后蒙骗了青年、妇女等百余人，组成“文艺小分队”。打着演唱革命样板戏的旗号，采取各种恶毒手段，从情节到唱词，从谱曲到唱腔，从表演动作到服装打扮，对革命样板戏进行恶毒的歪曲、篡改，极力美化阶级敌人，丑化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猖狂的破坏革命样板戏。同时大量演唱毒草戏，利用文艺舞台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甚至借演唱为名，大肆攻击污蔑我党中央和社会主义制度。自1967年至1969年8月，谈犯等先后在本市10个区、3个县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医院、人民公社、里弄等170余处，演出达280余场次，直接受害群众达16000余人，并严重的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此外，谈犯等还用腐朽的资产阶级毒素，腐蚀毒害青年，指使他们进行偷窃、诈骗、赌博、流氓等活动，使不少青年和妇女受到毒害。现将谈犯元泉为首的这伙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分述如下： + +　　1. 现行反革命犯谈元泉，男，35岁，上海市人，上海钢管厂司磅员。 + +　　谈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恶毒地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反革命复辟。早在1963年，谈犯就纠集一些人，以“文艺小分队”为名，到处演唱毒草戏，为反动阶级招魂。“四清”运动中受到批判后仍不改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谈犯猖狂的进行反攻倒算，强行平反，并怀着对革命样板戏的刻骨仇恨，又为首纠集地主子弟唐挹光以及董海卿、坏分子庄秋生、流氓阿飞孟云生等人，打着演唱革命样板戏的旗号，先后蒙骗百余名青年和妇女组成“文艺小分队”。在谈犯的组织和指挥下，这个“文艺小分队”猖狂地攻击、污蔑、破坏革命样板戏。更为恶毒的是，竟以演唱为名，疯狂地攻击污蔑我党中央和社会主义制度。谈犯还以引诱、胁迫等手段，叫他人演唱了大量毒草戏，大肆复辟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 + +　　谈犯不仅组织和指挥这个“文艺小分队”破坏革命样板戏，而且赤膊上阵，借演唱革命样板戏为幌子，肆意歪曲、篡改、糟蹋、破坏革命样板戏。例如把《芦荡火种》中早已受批判的“开方”、“乔装改扮”等几场突出地下斗争的糟粕，冒充为革命样板戏《沙家浜》，公然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真理。谈犯为了发泄其反革命仇恨，在演唱《白毛女》中“穆仁智逼租”一段唱词时，竟公开在舞台上大唱早已批判了的旧台词，并将穆仁智表演得气焰嚣张，大长阶级敌人的威风；而将一个敢于斗争的杨白劳却演成了怨天尤命的人，极力往贫下中农脸上抹黑。谈犯在扮演我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时，嘴叼香烟，手摇纸扇，脚踏话梅罐，斜体弯腰，蓄意丑化。在与张犯定美（另行处理）对唱《芦荡火种》中“军民一家”时，眉来眼去，动作下流，并大唱低级庸俗的词句，把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糟蹋得不成样子。谈犯还用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黄色毒素，腐蚀、毒害青年，指使他们进行偷窃、诈骗、流氓等活动，致使不少人受到毒害。谈犯被拘捕后，认罪态度很坏。 + +　　2. 现行反革命犯唐挹光，男，41岁，上海市青浦县人，家庭出身地主，红星板箱厂做工。 + +　　唐犯思想极端反动，敌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1964年利用职权贪污公款达4千元，在“四清”运动中被揪出监督劳动。唐犯从1963年起就积极参与谈犯元泉为首的“文艺小分队”活动，大量演唱毒草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唐犯又积极伙同谈犯元泉组织“文艺小分队”，自任教唱、编词和谱曲，并亲自演出达190余场次，大肆放毒，疯狂地破坏革命样板戏。更为毒辣的是，唐犯竟用悲伤、色情、颓废的曲调谱写、演唱革命诗词和革命唱词，极端恶毒地攻击污蔑我党中央。唐犯被拘捕后，尚能坦白交代。 + +　　3. 现行反革命犯董海卿，男，31岁，上海市南汇县人，上海邮电器材供应处职员。 + +　　董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极为严重，对封、资、修黑戏顶礼膜拜，竭力鼓吹贩卖。早在1963年即加入以谈犯元泉为首的《文艺小分队》拉主胡，积极参与演出大量毒草戏。为此，在“四清”运动中受到批判。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董犯又积极参与谈犯等重新组织“文艺小分队”，并在演出中逢唱必拉，积极参与破坏革命样板戏的反革命活动。同时，董犯还极力鼓动“文艺小分队”成员演唱毒草戏。董犯被拘捕后，坦白交代尚好。 + +　　4. 现行反革命犯庄秋生，男，46岁，上海市川沙县人，上海第二印染厂做工。 + +　　庄犯在解放前曾充当匪军和伪警，解放后因强盗案被判处徒刑5年。1956年进厂做工，又因奸污妇女、聚众赌博等，被专政机关拘留教育和剥夺选举权。1965年戴上坏分子帽子监督劳动。但庄犯仍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妄想蒋匪复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又大肆进行翻案活动。1967年以来，庄犯积极参与谈犯元泉为首的“文艺小分队”活动，鼓动他人演唱毒草戏。庄犯还假借演唱革命样板戏之名，猖狂地破坏革命样板戏。在演唱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时，庄犯故意男唱女腔，唱出各种怪腔，恶毒地丑化英雄人物李铁梅。庄犯还向“文艺小分队”的青年大肆宣扬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腐蚀毒害青年。庄犯被拘捕后，交代了上述罪行。 + +　　5. 现行反革命犯孟云生，男，26岁，安徽省芜湖市人，市建二公司机粉队做工。 + +　　孟犯原是个流氓阿飞，曾因散布反动言论，受过批判，仍不思改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妄图翻案，并与现行反革命分子张XX（另案处理）一起，用恶毒的语言，攻击污蔑我党中央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7年2月以来，孟犯积极参与谈犯元泉为首的“文艺小分队”活动，猖狂地破坏革命样板戏。在演唱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时，竟以流氓阿飞的打扮和各种怪腔，恶毒地丑化英雄人物李玉和。并演唱了大量毒草戏。此外，孟犯还以唱戏为名，猥亵女青年，以讲黄色故事等手段，腐蚀毒害青年。孟犯被拘捕后，坦白交代了上述罪行。 + +## 十、强奸杀人犯黄达生 + +　　强奸杀人犯黄达生，男，30岁，广东省饶平县人，196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后，在某部队农场劳动锻炼。 + +　　黄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品质极端恶劣。1969年9月中旬，得悉农场某政治干事（现役军人）出差外地，即起意伺机强奸现役军人之妻许XX。经周密计划后，于同年9月21日深夜，携带犯罪工具，拆墙潜入许的卧室，正要强奸时，许惊醒奋力反抗。黄犯为杀人灭口，将许活活扼死，并伪造现场，逃回宿舍。事后，经广泛发动群众，大揭大议，黄犯在群众专政的强大威力下，和在确凿的罪证面前，供认了上述罪行。 + +## 十一、反革命放火、投毒犯樊朱兴 + +　　反革命放火、投毒犯樊朱兴，男，35岁，上海市嘉定县人，宝山县罗店公社社员。 + +　　樊犯曾因伙同其母进行迷信、诈骗犯罪活动，被拘留教育，其母被戴上坏分子帽子。为此，对检举揭发他的社员金XX等人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樊犯千方百计地腐蚀拉拢大队革委会第三召集人杨忠明（另行处理），妄图夺取大队领导权，为其母烧毁档案、摘掉帽子，打击报复检举人。1969年5月，樊犯又趁杨妻因纠纷自杀之机，对杨煽风点火，挑拨杨与社员关系，进而共同策划投毒，将剧毒农药注入金XX种植的甜瓜内，后被发觉。不久，又共谋烧毁金XX家猪棚，由樊犯进行放火，后被群众及时发现扑灭。樊犯拘捕后，供认了上述罪行。 + +## 十二、反革命、盗窃犯张施奇，盗窃犯张金茂 + +　　反革命、盗窃犯张施奇，男，30岁，上海市人，家庭出身小业主。1959年1月，因犯反革命偷渡罪，被判处徒刑5年，1964年刑满释放来沪，现无业。 + +　　盗窃犯张金茂，男，20岁，上海市人，1968年12月因结伙行凶打人致重伤，被判处徒刑3年缓刑3年。1969年9月由外地插队落户倒流回沪。 + +　　张犯施奇，张犯金茂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于1969年11月4日上午，经过策划后，身带犯罪工具，破门潜入居民沈XX家，由张犯施奇撬开衣橱、箱子，大肆偷窃，计窃得各种毛料衣裤18件，绒线衣裤11件，被面、被单4条，绒线5斤，现金200元，储蓄存折20元以及粮票、布票、油票等大量财物，价值1千余元。案发后，两犯被拘留集训，又暗中串连，张犯施奇首先提出逃跑，经多次策划后，于同年12月26日下午破窗越墙逃跑。更为严重的是，张犯施奇逃跑后，还在其亲戚家恶毒地攻击我党中央。张犯施奇被拘捕后，认罪态度不好；张犯金茂交代了上述罪行。 + +## 十三、诈骗犯沈孝本 + +　　诈骗犯沈孝本，男，32岁，浙江省吴兴县人，解除劳教就业人员。 + +　　沈犯曾于1958年因偷窃、赌博、流氓阿飞等罪送劳动教养。解教后仍不思改悔，乘回沪医病的机会，盗窃某学院医务室公章一枚，伪造证件混入厂矿企业单位，以代购物品为名，诈骗钱财。更为严重的是，于1969年1月间，在场内盗窃后潜逃，先后私刻5个工厂、企业单位革委会的公章，伪造了证件、介绍信，到处流窜，进行诈骗犯罪活动。并冒充保密工厂干部，用诱骗、威胁的恶劣手段，强行奸污插队落户女知识青年，破坏上山下乡。同年3月17日，沈犯又以伪造证件，在本市南京东路某钟表店冒领手表时，被店内革命群众当场识破，扭获归案。沈犯被拘捕后，在罪证面前供认了上述罪行。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04.txt b/CCRD/0/8/6/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592fb8adc59d6ec98f68e0cad2d61abe2056f4f --- /dev/null +++ b/CCRD/0/8/6/000004.txt @@ -0,0 +1,171 @@ +# 一个“摘帽右派”的交代 + +　　<胡应强（化名）> + +## 〖胡应强，湖南省“摘帽右派”。这是从他的14份交代材料中（只有4份是完整的）选录的。〗 + +## 最高指示 + +　　剥削阶级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失败的。这是因为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 + +## 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胡应强有关几个方面的初步交待 + +## （一）.父亲情况 + +　　首先说明一下，我父亲情况，我在1956年，曾向组织作过比较详细的交待，但我没有留底稿，现在相隔了十多年，有些记忆模糊了，现在只能交待一个大概，他具体的职位和时间很不详细和准确。 + +　　我父亲有三个名字，在家用胡有田，在外用胡有天、胡子云。1938年以前，我听说他在××龙湾画眉湾地方教书。1938年日本侵占××后，我们全家到长沙，我父亲即进入长沙警备司令部作文书，以后，他到了贵州安顺师管区一直到42年在蒋匪军中由少尉升到少校。他大约在此期间内加入了国民党。 + +　　1943年至1945年，他由部队转入地方，在湖南新宁、绥宁伪县田粮局任秘书长，46年上半年他曾在湖南衡阳县伪田粮局任科长，46年下半年在湖南桂阳伪县府任秘书长，1947年他曾在××原和平乡任小学教员，1948年他到青岛伪蒋匪整编54师任副官课长，48年底到49年一季度任该师驻湖南联络科长，1949年5月前后随蒋匪军逃往广东，同年在广东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约在50年一季度遣返回××，以后在家作田，1957年他在本地民办小学教了一年书，1958年后作田，在家接受劳动改造到现在。我父亲解放前在蒋匪军政机构中具体有哪些罪恶或血债，由于我经常没和他在一起，加之年纪又小，所以不知道。 + +## （二）我的简历 + +　　我出身于1934年9月（解放那年16岁还不到）。 + +　　1941年我七周岁时，在湖南湘乡难民学校读书半年。 + +　　1942年我八岁时在家没读书（由湘乡住后，43年搬新宁）。 + +　　1943年我在湖南新宁县立小学读书半年，失学半年。 + +　　1944年我在绥宁城关保校读书半年，失学半年。 + +　　1945年上半年失学，下半年日本投降后，到绥宁县师附小读书。 + +　　1946年回××老家，失学在家。 + +　　1947年入本乡高小读书，同年底毕业于本乡高小。 + +　　1948年进入××县立初中读书，到1949年5月。 + +　　1949年6月至8月8号前，我住在姨妈邹吴氏家（中农）。 + +　　1949年8月8号我报名考入“湘北建设学院”，学习二个月后，同年十月份分配在××县新墙区搞秋征、减租、减息等工作。 + +　　说明：1947年我生母死后，由于继母虐待，因此除在学校外，寒暑假期间，我大部分时间住在我姨妈家，49年我参加工作前即住在她家。 + +## （三）关于1958年我的资产阶级右派主要问题的交待 + +　　由于时间相隔了十年，我没有留底稿，所以很难详细全面的回忆起来。但是我的档案里是很详细的，我愿意再次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请革命群众到革委会查找即可完全详细，我一定老实接受革命群众对我的右派罪行的批判。 + +　　我现在只大约记得，我在58年成为右派时的主要罪行是： + +　　1. 在日记中写了反动诗歌（日记是我主动交出的），这些诗歌主要内容是对党不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大毒草。 + +　　2. 在反右时我说了很多的反动话，放了很多毒箭，攻击了三反，镇反，说解放后的东西有些还不如解放前的质量，攻击了统购统销，夸大了工农生活差别……等等，很多很多。现在详细记不起了，总之是攻击了党的领导，不要党的领导，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再声明一次， 我现在记不全了。 + +　　另外反右时也批判了我学农业，不安心工作，想回家搞资本主义自发的坏思想（这一条是不是附带的我记不得了）。 + +　　对于58年反右斗争，我之成为右派是由于我的确实的反动的资产阶级言行，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和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这是我的认识。 + +　　我的错误，是当时没有把我的主要右派罪状抄下来，以便经常对照检查自己，坚持长期不断的思想改造。 + +　　现在我真心请求革命群众到革委会把我的58年档案资料，把我所犯的右派罪行抄来，重新、彻底给我以大批判。我一定老实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使我能在今后真正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能重新做人。 + +## （四）关于我退出大联和参加大联情况的交待 + +　　1. 1967年9月30号，我参加了我队炮联委五七归口战斗队，到68年3月6号晚上，五七队开会传达炮联委要在3月7号反夺权时，当时我是不赞成夺权的，思想上考虑到反夺权是有问题的，但我当时不敢提出意见。为了避免将来发生问题时联系到自己，另外我也怕发生武斗，所以在3月6号晚上五七战斗队会上，我声明退出大联。从3月7号起到8月上旬前，我没有参加炮联的战斗队会议和其他重大镇压八.二三的活动。 + +　　2. 7.31事件以后，炮联以武力镇压和赶走了八.二三造反派，我在八月上旬重新参加了炮联委，当时动机有两个：一个是看到炮联将要在红山掌权，自己如再坚持不参加炮联，就说明自己与炮联对立，自己是右派分子，加之家庭出身成分是地主，将来就可能挨整，为了保自己过关，所以参加了炮联委。参加后，从8月到12月上旬前，我在会上是极少发言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红山白色恐怖较重，怕挨打。 + +　　3. 12月份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队后，经过学习和听了解主任报告，思想上初步认识到炮联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八.二三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很明显自己是站错队了，为了表示自己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实质上思想上也是为了保自己过关，所以我在12月22号声明退出大联（即炮联委），参加八.二三。 + +　　我为什么两次参加大联又退出大联呢，我不是为了革命，主要是一个私心作怪，总想逃避激烈的阶级斗争，力图保自己过关，思想上只有个人，没有革命，这就是我没有改造好的右派思想的表现。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我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没有参加八.二三革派，所以就一定倒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大错误，我向毛主席请罪。 + +## （五）和刘强的关系交待 + +　　1. 68年元月份刘强向我要了一只小鸡，（价7角5分），我没有收钱，以后他就送了1斤半面条作为交换。此外，我没有在他家吃过饭菜，他也没来我家吃过饭菜。但我现在认识到，我与刘强互相送东西往来，这就是我的大错误，现在根据揭露，证实了刘强是一个反三红的反革命分子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可是我以前和他送礼来往，勾勾搭搭，这就说明了我是个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 + +　　2. 68年上半年，我经常到刘强家去，向他汇报班内生产情况和提出建议。同时，刘强在生产上也是比较相信我，七月份以后，我因要求调班，刘强没有同意，我有些意见，去他家次数就比较少了。9月份刘强没有搞服务班子后（没有进领导班子），我便很少去刘强家了，刘强更是很少到我家。 + +　　以上主要是我和刘强来往的主要情况交待。 + +　　为什么我要送小鸡给刘强，为什么我那么积极地向刘强提出生产安排上的意见，检查我的主要思想根源是：以前看到刘强在大联好像很吃得开，又经常听到他自吹自擂是个革命干部，联想到大联可能在九队掌权，我在物资上和生产上讨好刘强，以后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刘强就可以说我几句好话，保我过关，这就是我的思想实质。也是我所犯的罪过之一。 + +　　3. 经过我的检查回忆，在政治上有关文化大革命方面，我和刘强是没有什么联系的，在文化大革命镇压造反派，刘强从来没有事前和我单独谈过，也没有要我开过有关核心小组会议。我平常在他家也很少交谈队上文化大革命情况，我在他家除提出生产讨论生产方面外，其它很少在一起闲谈，打扑克，这些可以经得革命群众调查。 + +　　68年7、8两个月，刘 强在班长会议上布置各班自行考勤，并说，考勤要认真些，我就执行了他的指示。在考勤时，在考勤表的反面就详细地写了全班（包括我自己）每人每天具体干的活和时间，并在月底把全班全月实际生产的时间作了统计。这样作，刘 强是支持我的，并在会上还表扬了我。在交考勤表时，还附带向刘强汇报了刘开明同志在生产时间内经常和别人扯谈的事。这样，我实际上迫害了刘开明同志。 + +## （六）.和走资派文家树关系的交待 + +　　68年2月份，我曾向文家树老婆刘秀英借了70元钱，电汇回家作我爱人来队的路费（在二季度分两次还了），以后我带刘秀英买了20个鸡蛋。在生产上我和刘秀英在一个班，我安排生产时也照顾了她（没有要她挑粪挖土）。 + +　　我和文家树本人很少讲话。 + +　　我为什么会向刘秀英借钱，和走资派勾勾搭搭呢？主要是我的右派思想没有改造好，因此对走资派不恨，思想界限不清，就是说，思想上同流合污，因此才会向走资派借钱，这个事实也说明了我是个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这是我的大错，我向毛主席请罪。 + +## （七）以生产压革命，镇压革命造反派 + +　　1.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只是埋头搞生产，不但自己不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而且还阻止了其他个别同志的革命串联。如我在一班时，刘开明同志有时在生产时间内和其他同志谈话，我就提意见说：“要用业余时间闹革命，不应该在生产时间内扯谈”，这实际上就是我阻止刘开明同志的革命串联，这是我以生产压革命的一个例子。 + +　　在68年7月份，我有向刘强说“刘开明在生产时间内和别人扯谈，我是提了意见的，将来提意见多了，他便会对我有意见，我怕他将来报复我，不如早走，还可避免更大意见。因此我要求调三班，如不调三班，则要求调回后勤去”。以后我又找干部科要求几次调回后勤，最后刘强就同意了我的意见说，到下次换班时，把你调离一班。 + +　　我要求调离一班，是逃避刘开明同志对我以生产压革命的斗争，实质上是我以生产压革命的翻版。 + +　　2. 68年6月份，有一次我因没有很好地照顾郝利民同志的休息，当时，郝利民同志批评了我，以后，我就向刘强汇报了经过，并说：“我就不愿受他（指郝）的气话，我要求调回三班。”当时在生产上刘强是相信我的，我这样说法，实质上就是排挤和压制郝利民同志，而郝利民同志是八二三革命派，这样，我也就是镇压了八二三革命派，这里，我再次向郝利民同志真诚道歉。 + +　　3. 68年7月份，有一次赵福来同志对我说：“选刘强作服务班子，选举时也没有通知我，我没有参加选举，我不知道，因此，我就不承认它。” + +　　在此之前，刘强的服务班子是大联一派单选举的，造反派不承认它完全正确。但是我在听到后，就把原话告诉了刘强。现在检查起来，我的这种作法，实际上就会引起刘强对赵福来同志不满，势必会对赵福来同志施加压力。 + +　　赵福来同志是八.二三革命造反派，这是我犯下的挑动干群关系的又一滔天罪行。 + +　　4. 68年元月份，有一天早早上班时，我找赵福来同志爱人要柴刀，态度十分恶劣，言语十分生硬，并且未经同意，擅自跑到老赵屋内找刀，我这种欺压人的恶劣作法是十分错误的。虽然外表上是与他爱人吵闹，但实际上是欺压了赵福来，而赵福来同志是八.二三革命派，这样我也就是镇压了革命派。这是我所犯下的又一罪行。我向赵福来同志真诚道歉。 + +　　5. 68年9月份农业队斗易祖德时，我打了易祖德一下。 + +　　现在检查认识到，农业队当时是以斗易祖德为名，行镇压革命派之实，我参加了这一活动，打了易祖德，也就是镇压了革命派。我是一个右派分子，应该老老实实，不得乱说乱动，可是我却动手打人，镇压革命造反派，我真是罪该万死。 + +　　以上是我以生产压革命，镇压八.二三革命造反派，我所犯的一连串罪行的交待。 + +　　从以上罪行可以看出，我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以生产压革命，镇压了革命派，以恶劣的态度，生硬的语言，发展到打人，都充分说明了我的猖狂和不老实。以上罪行，完全说明了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我完全认罪，我甘愿接受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甘愿接受任何专政处分，我犯下了滔天大罪。 + +　　我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请罪，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 + +　　 胡应强 3.2. 交待 下页待续 + +## 最高指示 + +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 +## 认罪书 + +## 胡应强 + +　　首先，我向毛主席请罪。 + +## （五）我攻击革命派的言行罪恶的交待。 + +　　1. 68年6月份我对郑春华说过：“革联站好是好，但是家庭出身成分不好的子女多，知识分子多”。我现在检查认识到，我的这种说法是极端错误的。因为衡量一个革命派的标准，不是以其中个别人家庭出身成分好坏来衡量的，而是看谁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衡量的。我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混淆阶级斗争阵线，模糊队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我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以血统论攻击了我队革命造反派。 + +　　2. 68年6月份，我曾说过：“革联站就是会搞宣传工作，如许得华一有空就和别人宣传革联的路线如何正确，袁有庆听了他的话才参加革联的，在这方面，大联就不行。”现在我检查，我说这些话，实质上就是挑动大联也大搞宣传工作，以镇压八.二三革命派，这是我犯下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行。 + +　　3. 68年8月上旬，我申请参加大联的说法是错误的。我说：“过去我认为革联站是一派，是革命的组织，现在王良才骂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宣传鸡巴毛，大家都认为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可是革联站却去保他，这说明革联站不是真正的革命组织，因此我现在申请参加大联”。现在事实说明：7.31是毕成之流及一小撮阶级敌人蒙蔽和挑动炮联委部分群众对王良才同志进行的政治迫害，籍以镇压“八.二三”革命派，达到一派掌权，在红山搞独立王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阴谋。因此我的申请是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言行。 + +　　以上事实，说明了我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肆意攻击了革命派，这是我所犯的罪行之一，我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请罪。 + +　　 3月2日 + +## 最高指示 + +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 + +## 认罪书 + +## 胡应强 + +　　先我向毛主席请罪。继续交待我的罪行如下： + +## （八）企图为右派翻案的言行： + +　　1. 68年3月上旬在一次挖土时，我和高望春同志说：“我以前用业余时间学农业，在58年反右时还受了批判，批判我不安心工作，想回农村搞单干，走资本主义自发道路。58年以后，我一直是搞供应工作，以前我以为农业是空学了，想不到现在意外地能为公家种菜，过去所学的知识又用上了。”当时说话的总意思和表情是为自己能学以致用而高兴。现在检查：我是以过去农业没有空学为籍口，把学农业与反右连起来，我的话里就包含了为自己右派翻案的意思在内，影射为自己右派翻案，这是我为右派翻案的罪行之一。 + +　　2. 68年2季度，有一次我和周望保同志说：“文化革命以前，我的脾气非常坏，态度粗暴，言语生硬，动不动就和别人吵起来，因此，得罪了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就写大字报报复我。”现在检查我的话完全是哄骗人的假话，长期以来，由于我的右派反动思想没有改造好，它就必然地要在工作作风，言语行动中表现出来，我为了掩盖自己反动思想的实质，把别人揭发我的大字报，反诬是报复我。以此骗人。这就说明我不愿检查自己右派反动思想，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我为右派翻案的另一种表现。 + +　　3. 69年2月14号在一次班批判会上，我说：“我没有为右派翻案，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我还认识不到，请革命群众对我进一步批判。”现在检查，我以上的话是十分反动的，我抗拒了革命群众根据事实对我的批判，不敢承认自己为右派翻了案，也就是不承认自己右派反动思想的罪恶实质，这实际上就是为右派翻案，是我学习以来所犯的新罪行之一。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了我是犯了企图为右派翻案罪行的，我完全老实甘心接受群众对我的批判，把我的右派思想批深批透，使我的右派反动思想永世不得翻身翻案，我完全认罪。我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请罪，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 + +　　下面待续，继续交待 3.6 + +　　· 来源： + +　　拓荒者据原件录入、提供。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05.txt b/CCRD/0/8/6/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098243b50237dfda7253d921fca250e669379f --- /dev/null +++ b/CCRD/0/8/6/000005.txt @@ -0,0 +1,105 @@ +#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公安厅检察法院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 +## 最高指示 + +##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 +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指引下，全省革命人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落实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取得了伟大胜利，形势一片大好。“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国内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帝、修、反遥相呼应，正在加紧破坏和捣乱。遵照毛主席“有反必肃”的伟大教导，为了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特依法判处王宫炎等21名罪犯死刑，立即执行。现公布如下： + +## 反革命杀人犯王宫炎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反革命杀人犯王宫炎（王闯），男，27岁，临湘县人。1967年7月28日，王犯为首抓了共产党员董长国、滕久顺、工人黎正球三同志残酷毒打后，拖到汽车轮渡江边，由王犯首先开枪杀死董长国，并指使他人开枪杀死滕、黎二人，丢入湘江，毁尸灭迹。同年8月，王犯又到临湘桃矿，指挥对准人群开枪，当场打死工人李维汉，打伤工人郭春生。罪恶累累，民愤极大。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反革命杀人犯廖为政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反革命杀人犯廖为政（廖猛子），男，27岁，宁乡县人。廖犯为首抢劫国家档案、机密文件千余份，残酷毒打革命干部、群众40多人，其中打死2人，重伤35人。1967年7月27人，廖犯同反革命杀人犯刘本建为首将工人彭湘华抓到省建六公司，用刺刀砍烂膝盖骨，用木棒把手打断，用纱布包了石头塞入口中，持刺刀刺穿大腿灌入食盐，更残酷地将硫酸灌入彭的口内，打得彭两次昏死，用冷水泼醒后又打。把彭杀死后，丢入湘江。次日，以廖犯为首又打死长沙机床厂职工家属杜海云。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反革命杀人犯王国良　夏祯祥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反革命杀人犯王国良，男，35岁，湖南湘乡人。因拐款潜逃、阴谋叛国两次被拘押。 + +　　反革命杀人犯夏祯祥，男，21岁，长沙市人，工商业出身。因扒窃多次被抓获教育。 + +　　王、夏二犯思想反动，受到共产党员刘志文同志的批评教育，怀恨在心，蓄意报复。1967年10月13日，王、夏二犯策动对刘残酷毒打，将刘两次打得昏死，放在水坑内浸醒后又打，又从桌上往刘肚子上跳，用木棒将刘肋骨、小腿骨打断，鲜血和骨髓外流，刘被活活打死，惨不忍睹。事后，又订立攻守同盟，负隅顽抗，实属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处反革命杀人犯王国良、夏祯祥死刑，立即执行。 + +## 反革命杀人犯罗刚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反革命杀人犯罗刚，男，26岁，长沙县人。因奸淫幼女受过处分。1967年9月18日罗犯为首抓了同厂青工杨序春（出身贫农），使用皮鞭、木棒将杨活活打死，丢到江边。同年10月7日，罗犯又将原市水利机电局干部罗启钧抓了毒打，打得快死的时候，将罗启钧丢到树木岭，于当晚死亡。罗犯还指挥和参与毒打革命群众、干部20多人，其中重伤十多人。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反革命杀人犯樊思明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反革命杀人犯樊思明，男，30岁，湖南澧县人，地主出身。因伪造公章，投机倒把被关押过。樊犯对揭发过他的罪行的干部刘祖信同志极端仇恨，伺机报复。1967年9月9日，樊犯伙同另一反革命杀人犯，私设公堂，用三角皮带等凶器对刘祖信同志毒打两小时之久，将刘活活打死。樊犯还先后毒打工人、革命干部11人，被打成残废的2人。疯狂进行阶级报复，实属罪大恶极。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反革命杀人犯罗九思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反革命杀人犯罗九思，男，25岁，长沙市人，地主出身。 + +　　罗犯一贯坚持反动立场，进行阶级报复，先后数十次指挥和亲自毒打革命群众。1967年10月8日晚，罗犯为首密谋策划，将黄湘庆、汤泽本、官春阶等同志绑架到湖南林校的后山上，罗犯带头用砖头等毒打黄、汤、官三同志，将黄当场活活打死。将汤、官二人打成重伤。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反革命杀人犯朱文伟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反革命杀人犯朱文伟，男，22岁，长沙县人。系流氓惯扒犯，两次送劳教和强制劳动。1967年4月从强劳农场逃跑出来，变本加厉地进行反革命破坏，极其恶毒地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疯狂进行阶级报复。1967年8月18日，伙同反革命杀人犯许宗保，杀死我公安干部周国生同志。同年7月30日，行凶打死工人文福林。并流窜各地扒窃人民币3500余元，强奸妇女，罪恶累累。于1969年9月判处死缓投入劳改后，仍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气焰嚣张。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反革命阴谋暴乱首犯张九能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反革命阴谋暴乱首犯张九能，男，30岁，资本家出身，长沙市人。张犯思想反动透顶。1962年在西安组织反革命集团，其罪行被揭露后逃回长沙，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发展反革命成员，并策划抢劫枪枝，制造凶器，妄图进行反革命暴乱，上山为匪。1969年12月被判死缓，投入劳改后，继续顽抗，拒不认罪，实属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现行反革命犯江正科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现行反革命犯江正科，男，53岁，长沙县人。江犯思想反动透顶。1966年为首组织反革命组织“湘鄂赣人民起义军”，被判处徒刑20年。投入劳改后，又在监内组织反革命集团。并书写反动诗词30多首，反革命谰言100多条，穷凶极恶地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实属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现行反革命犯兰绍和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现行反革命犯兰绍和，男，40岁，麻阳县人，系劳改犯。兰犯1959年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被判处无期徒刑。在劳改期间，顽固坚持反动立场，1964年参加同监犯姚绍锡（已枪决）为首组织的冲监暴动集团。1966年以来，又在监内进行反革命串连，阴谋冲监暴动。实属罪大恶极。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现行反革命犯彭斌生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现行反革命犯彭斌生，男，29岁，岳阳人，系劳改犯。彭犯思想反动透顶，因叛国投敌罪于1957年判处徒刑7年。服刑期间，书写反动口号、诗词，被加判无期徒刑。加刑后，继续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恶毒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并企图行凶。实属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现行反革命犯黎亚中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现行反革命犯黎亚中，男，34岁，安乡县人，地主出身。其父在土改中被斗自杀。 + +　　黎犯反动透顶，1957年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被判处徒刑20年。投入劳改后，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疯狂进行反革命活动，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穷凶极恶地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并妄图冲监暴动。气焰嚣张，罪大恶极。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现行反革命犯唐恒兴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现行反革命犯唐恒兴，男，54岁，湖南邵阳县人，当过伪军排长、副连长，系劳改犯。 + +　　唐犯思想反动透顶。1958年因反革命罪被劳动教养，劳教期间书写反动文章被判徒刑5年。投入劳改后，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又被加判徒刑15年。唐犯不但毫无悔改，竟变本加厉，装疯卖傻，穷凶极恶地诬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实属罪大恶极。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杀人犯石玉泉　夏玉成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杀人犯石玉泉，男，19岁，长沙市人。 + +　　杀人犯夏玉成，男，25岁，长沙市人。其父系反革命分子。 + +　　1968年7月29日晚，夏犯在袁家岭吃了农民的西瓜不给钱，工人彭汉卿路过，批评夏犯不对，夏犯竟逞凶殴打主持正义的彭汉卿，石犯赶来对准彭的头部猛击，将彭打死。1969年2月判处石犯死缓、夏犯无期徒刑，投入劳改后，二犯抗拒改造，发泄反动言论，破坏生产，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依法判处杀人犯石玉泉、夏玉成死刑，立即执行。 + +## 杀人犯张克淼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杀人犯张克淼，男，28岁，石门县人。张犯道德败坏，品质恶劣，曾多次企图杀妻再婚。1967年8月20日深夜，张犯身带手枪，将怀孕6个月的妻子谭美英骗到烈士公园，开枪杀死。事后，伪造案情，嫁祸于人。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毒死人命犯彭铁仙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毒死人命犯彭铁仙，男，28岁，双峰县人。彭犯流氓成性，品质败坏。1963年与周显元结婚后，曾强奸姨妹未遂，又和两名妇女通奸。在无理提出与妻离婚未遂后，蓄谋杀妻再婚。1967年2月彭犯套购了大量安眠药片，诱骗其妻吞服中毒，惟恐其妻不死，又两次买回“眠尔通”，用白酒灌服，将周毒死。民愤极大。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盗窃杀人犯王南希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盗窃杀人犯王南希，男，33岁，长沙县人。因盗窃和流氓罪两次判刑劳改，1969年3月遣送农村交群众监督改造。1970年元月8日深夜，王犯窜入韶山路公社红卫大队第一生产队保管室，盗窃稻谷、大米、板车轮胎、铡刀等物，被该队保管员杨德先（贫农）同志发现追赶，王犯竟用铡刀将杨活活砍死。当我追捕时，持刀顽抗，企图再次行凶杀人。实属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盗窃集团犯李尧钦　苏洪度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盗窃集团首犯李尧钦，男，36岁，长沙人，地主出身。因盗窃犯罪两次判刑。 + +　　盗窃集团主犯苏洪度，男，32岁，株洲县人。因诈骗犯罪判过刑。 + +　　李、苏二犯劳改释放后，又纠集社会渣滓组成盗窃集团，连续盗窃国家和人民公社的钢材两吨多、电动机24台、柴油机1台等大量物资，得赃款25000余元，李犯分赃7400余元，苏犯分赃5400余元，严重地破坏了工农业生产，造成国家和集体损失11万余元。罪行被揭发后，更穷凶极恶地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气焰嚣张。于1969年9月判处李犯死缓，苏犯徒刑20年，投入劳改后，二犯继续顽抗，拒不认罪。罪大恶极。依法判处首犯李尧钦、主犯苏洪度死刑，立即执行。 + +　　以上21名罪犯，已经命令长沙市执行枪决。 + +　　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我们严正警告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你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坦白交代，投案自首，向人民低头认罪，争取宽大处理；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 + +　　全省革命人民，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坚决打击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迅速掀起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的高潮，深挖敌人，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 +　　 1970年3月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06.txt b/CCRD/0/8/6/0000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058388e26564c7467996983a4edfa3d0ad8e648 --- /dev/null +++ b/CCRD/0/8/6/000006.txt @@ -0,0 +1,35 @@ +# 刘结挺的检查 + +　　<刘结挺> + +## 〖刘结挺，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军区副政治委员。〗 + +　　（同志们：） + +　　……（略） + +　　一、我控制省革委办事机构。在办事机构中是以拥护我为标准挑选办事机构人员。除十三军的十五名同志外，全都是清一色的拥护我的。有的不同观点的同志，都进行排斥，〇二八的同志全部担任办事机构的大小组长，十三军的同志都安排一般的工作，成为我的宗派势力。架空了省的领导同志，把整个办事机构和各地的文化大革命均控制在我和张西挺手里，党、政、文都在指挥，完全按照以我为核心办事。“九大”以后，其他同志不同意我和张西挺炮制的整党座谈纪要，我俩坚持不改。我控制办事机构，安插亲信，拉拢一些人，排斥一些人，（给）泸州、江津、南充等地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亲自发动“反复旧”运动，把同观点的退伍转业军人就安排，不同观点就不管。进行排斥，成为一派掌权。政治上搞一派专政，组织上大搞宗派主义。 + +　　二、大搞以我为核心，大搞一派掌权。①拥护我为标准，在宜宾、永川、泸州、南充、自贡、内江、涪陵等一派不承认。②分化瓦解革命群众组织，如“红成”、“八·一五”类的革命群众组织，从中杀出来一派，成立“新红成”，“新八·一五”，“新工农派”等手法。③争正确，争核心，争席位，以多数压倒少数，达到一派掌权。④在政治上压倒一派，吃掉一派，如省的两派，一派作陪衬，认为当前的干扰就是不拥护我的一派是干扰，同时给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打下去。如涪陵红贸兵人很多，“红贸不红是白的，再多的人也不行。蒋介石有八百万人马，不是垮了吗？”我长期以“红十条派”、“反红十条派”（划线），不同的观点就打成“反红十条派”。（违背）五·二八批示。拉一派保我，支持一派掌权，就是为我掌权。改变国家的性质。 + +　　三、分裂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①在军队内部灌输一派掌权的舆论，说：你们支持造反派是路线斗争觉悟高，对造反派有感情。拉拢一部分军队，反对一部分军队。挑动群众斗群众，使武斗长期不止。对五十军，开始同我的观点是一致的，我就在各种场合大量表扬其支左经验，但后来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八三四一的经验，我就大为不满。②军队不支持我的错误，我就施加压力，在泸州、江津、南充等地，我就给部队施加压力，指责军队支左有问题。③扩大军队的错误，把一说成二，把军队的问题、缺点扩大化。④相信一派群众反映的情况，不相信军队反映的情况。如××地区一派跑出来，说是另一派、军队把他们赶出来的，我就相信，结果是他们自己跑出来的。⑤挑动群众反对军队，尽量把军队的缺点错误暴露在社会上，使群众对军队不满，反对军队，围攻军队。⑥歪曲毛主席的教导“地方问题在军队，军队问题在工作”，把矛头指向军队。⑦打谢反军。六八年三月打谢家祥，把矛头指向五十四军。六八年一月在金牛坝会议上，对准五十四军和谢家祥，同时整××的材料，攻击谢家祥、五十四军，攻击谢家祥是右倾翻案，未和李井泉划清界限，准备上北京打官司。六八年一至三月掀起了打谢家祥的高潮，就是我的带头人，总指挥。黄富成到学习班串联，更造成打谢家祥的高峰。“四·二七”后，回省仍未解决。甚而在“九大”后，仍转不过弯子，仍然攻击他们是右倾翻案。梁司令员、谢家祥他们（执行毛主席）在视察大江南北后的教导，他们对革命群众组织所持的态度是正确的。我是错误的，不但未支持他们的正确意见，我反而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们，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毁了伟大的长城，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 +　　四、大搞个人突出，为个人树碑立传。我不突出毛泽东思想，而是我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党中央毛主席六七年四月平了反，解放了我和张西挺，回四川工作后，把一部分权交给了自己，自己就忘乎其形，在报纸上，文艺、戏剧、电影等宣传我们，同志一起……（字迹不清）。贵州的同志来川了解我和张西挺同李井泉斗争的情况，要我们介绍，我们也不知羞耻的作了介绍。把中央首长接见我们的讲话给了兵团，给兵团拿来登在小报上。有人要我签字，在本子上我也签了自己的名字。自贡成立革委会时，拍的片子我也看了，在同李井泉斗争的时候，未暴露私心杂念，把李井泉打倒后就暴露我的私心杂念。暴露我的个人野心，为自己造舆论。捞取政治资本。 + +　　五、大搞反复旧运动。四川的反复旧运动是我和张西挺搞起来的，我和张西挺是组织者，指挥者。造反派受压，走资派未打倒，大叫要依靠造反派，一切依靠造反派，清队、整党建党等都要依靠造反派。①利用办事机构在六八年二月有一次讲话：目前有股逆流，造反派在受压，走资派未打倒，要杀住这股黑风，要为造反派撑腰，否则造反派要压垮。这样办事机构就从各方面收集反复旧资料，进行印发，进行反击这股“复旧”的逆流。②六八年十二月廿五日，我在农业工作会议上，又进一步的发表一篇反复旧的讲话，是一篇系统的反复旧的纲领性的大毒草。把一些地方的落后，说成是走资派未打倒，造反派仍在受压。一些武斗和落后是群众在那里派粮派款，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落后局面必须依靠造反派来解决。农村不能原班人马上台。六八年十二月二日在会上又讲反复旧，六九年一月三十日的讲话更为突出，③支持反复旧，反造反派就是否认造反派的伟大功勋，否认造反派就是否认革命。清队、整党等都要依靠造反派，保护造反派。六八年十二月张西挺提出一切要从批判“二月逆流”入手，“反复旧”歪曲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二月逆流”是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解决了的问题。扭住群众的错误不放，④我把反复旧的错误，利用我控制的办事机构，二·一一错误文章塞进川报，塞进二次全委会，三次常委扩大会议的决议，成为合法化。整党座谈纪要就是我和张西挺亲自炮制出笼的。在“九大”以后，我仍在为这些严重错误文章和文件辩护，犯了方向、路线性的严重错误。 + +　　下面五个地区的检查：万县、自贡、内江、涪陵等地的问题……（略） + +　　宜宾问题上的错误。 + +　　一、支持、纵容武装支泸，镇压泸州革命群众组织红联站，给红联站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九月六日叫王茂聚撤退，他不听，未采取坚决的措施。六七年十二月份我到宜宾还说，武装支泸只要你王茂聚不上前线就行了。这样就支持了王茂聚。六八年第二次又搞武装支泸，这就是我站到国民党立场上去了。这里向红联站的同志赔礼道歉，向被我压制过的受到摧残死亡的家属赔礼道歉。 + +　　二、在一系列问题上支持袒护王茂聚，致使他在宜宾地区大搞独立王国和资本主义复辟，对红联站同观点的一部分群众大搞资产阶级专政，六八年十二月我到宜宾时，他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我未制止，纵容支持他，促使狂妄。帮了倒忙。在省革委第二次全委会上，还说宜宾的阶级斗争有的人还不知道复杂性，还不知道味道。对炮轰派反对武装支泸，宜红总等等革命群众组织，长期不承认，解放干部以六二年为标准划线，实际就是以刘、张、王、郭划线。 + +　　三、宜宾的问题，我是逐步发现，逐步认识的，未去很好调查，只听单方面，如王茂聚起草的一六四号文件，我还为他辩是正确的。王茂聚致死不改，自作孽而不活。不接受中央的教育挽救，对抗中央，以死威胁中央，我完全拥护省革委核心领导组对他叛党自杀的处理决定。 + +　　 一九七〇年三月七日东方红礼堂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群众组织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07.txt b/CCRD/0/8/6/0000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c18a1887153c20aa57a2917218491c03cac66d9 --- /dev/null +++ b/CCRD/0/8/6/000007.txt @@ -0,0 +1,31 @@ +# 张国华的检查 + +　　<张国华> + +## 〖张国华，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 + +　　（同志们：） + +　　我今天向同志们作检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指出了四川问题的关键，即在工作。明确规定了解决四川问题的十二月二十五日批示，省革委的报告、指示。我表示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对我的批评表示完全拥护。四川是祖国重要的战略基地，敌情很严重，革命、生产都落后了，我辜负了中央、毛主席对我的希望，我感到非常痛心。四川的落后的原因，是省革委的领导，是我的落后。七千万军民是好的，是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我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在政治上、思想上犯了一系列错误，陷入了资产阶级派性，主要是： + +　　一、没有听毛主席的话和按毛主席指示办事，中央对四川作了很多指示、文件，如红十条、三·一五、四·二七、五·二八等；林副主席对云、贵、川的指示。这些都是纲领性的文件，我没有认真学习，认真贯彻执行，甚而，“九大”后，“九大”精神未贯彻落实，对刘（少奇）、李（井泉）、廖（志高）、任（白戈）未很好组织发动群众批判，“红十条”下达后，未引导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推迟、破坏了革命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省革委成立本来是大好形势，但未抓住这个大好形势，把革命生产促上去，完全违背了五·二八指示，刘、张他们两人在搞“以我为核心”，不适当过分强调批“二月逆流”，四川的干扰是来自左的干扰，最突出的错误是提出四川的右倾翻案集中表现是反对“红十条”，另外七·二三、八·二八命令没有认真学习贯彻，错过了这些大好形势和机会，这些问题是四川落后的根本、关键所在，责任在省革委，在我身上。 + +　　二、我的错误，没有正确对待群众，犯了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的严重错误，我陷入资产阶级派性，没有按照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三大区的指示办事，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伟大教导，对泸州红联站、自贡五军一兵、地总等等群众组织是长期不承认，或者是承认一部分，不承认部分，宜宾的宜红总类似组织也是如此。〔68〕川革发164号文件，就是全川的典型。永川搞了一个四四二的方案，只承认上头，不承认下头，或承认下头，不承认上头。这是违背毛泽东思想和党中央政策的。在这些重大问题上，梁司令员、谢家祥、谢副司令员他们的认识，他们对待群众的态度是正确的，我是错误的。他们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来认识这些问题。万县、涪陵、泸州、自贡、内江、宜宾等地的同志们受了压，过去压了你们是错误的。我在这里向受压过的同志们赔礼道歉。这些群众组织的头头、革命干部、军队的同志，跟到我犯错误，责任不在你们，在我们省革委，在我的身上。希望受压的一派同志，不要责怪他们，责任在我们省革委领导上。 + +　　三、省革委长期不团结，其原因是我这个班长未当好。主要是，对群众组织有不同观点的看法，闹不团结，对梁司令员、谢家祥的正确意见未支持，对刘、张的错误未展开严肃的斗争，前年有一次我带谢家祥去……（不清）开会，“打倒谢家祥”我未制止，就助长了打谢家祥的作用。我同梁、谢在“九大”以前在某些问题上不一致，“九大”后有改进，现在是完全一致了。为什么以前我看出了某些问题未指出，或指出不力，主要是怕搞不好团结，怕得罪人，怕挨斗，怕丢官，让大家在实践中考验改正错误，不是斗争求团结，而是团结、团结，和稀泥。不是把问题摆在桌面上学习毛泽东思想来解决问题，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更重要的错误是，我既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时，又不报告请示中央，这是个人主义闹独立性的表现。脱离党中央。因而四川问题团结长期得不到解决，不能达到五统一，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长期不能实现，长期武斗不休，各方面遭到严重的损失和破坏，致使落后。这些问题的责任不在群众、军队，而是在省革委领导，在我的身上。 + +　　四、没有按毛主席坚定依靠军队，来发挥军队作用。两年多来，未抓军队工作，把军队支左领导小组取消了，削弱支左工作，（让）设在下面的办事机构去管，把军队的问题有不同意见暴露在社会上，造成思想混乱。军队支左不统一，各支一派。毛主席教导，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问题在工作。我未按主席教导办事，而是办事机构来管，而我又把办事机构交给刘、张。发生了严重的问题，而我又依靠刘、张去解决，因而问题就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严重，造成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是我犯错误的一次严重教训。 + +　　五、对刘、张的错误问题上，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对刘、张是过分的信任，对他们是信任的，使他们的错误越来越严重，他们的错误主要是我对他们斗争不力，有时甚至是支持、纵容，站在一起的。这个责任是在我，助长了他们错误的发展。对泸州红联站、宜红总，长期不承认，我同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刘、张过去受李井泉的压，而打倒李井泉的作用过高的估价，刘、张支一派压一派。刘、张没有中央的平反，群众是不会支持他们的。但平反后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群众是不支持的。宜宾地区泸州武装镇压红联站，是王茂聚搞的，而对刘、张是有牵连的。我们在一九六七年九月那次武装支泸，我们制止他不改，不听，造成宜宾革命生产落后，我是有重大责任的。王茂聚的死，是自作孽，不可活。我们是不负责任的。但他的错误，我们是有责任的。刘、张是要负责的。这个责任他们自己检查。 + +　　六、我违背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在全省发动了“反复旧”运动，在政治上、经济上，革命、生产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四指向：指向革命委员会，指向解放军、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在六八年十月，刘结挺在全省工作会议上，讲话的内容完全是发动全省“反复旧”的动员令，就系统的提出了“反复旧”的方针，但当时我是未认识到是“反复旧”，我感到有些问题，但是很模糊，以后二次全委会，三次常委扩大会议，二·一一文章，整党座谈纪要，报告、批示等，都是错误的。认为二月逆流在流，造反派在受压，这就助长了这“反复旧”运动的滋长，“纪要”严重的错误是要造反派来领导整党，改变党的性质，认为没有造反派就没有四川的文化大革命，二·一一文章是全川反复旧的动员令，总纲领，号召书，是形左实右的错误思潮，而没有看到是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和四川七千万广大军民的作用，二·一一文章在《四川日报》上发表，这就成了“反复旧”动员令的合法化，严重地阻碍了斗、批、改的进行，在各方面都带来了严重的恶果和损失。 + +　　七、在几年中间的严重错误，我是不完全认识和了解的，我也曾经听说有《人间正道是沧桑》，《宜宾突破口上红旗飘》等等电影、戏、文艺等等，为个人树碑立传的东西，我未追查。这次在中央会上揭发和见到，问题是十分惊人的。宜宾是那样的压群众，整群众，这完全是资产阶级专政。我是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李明在万县镇压群众，到宜宾又是那样镇压群众。 + +　　我犯错误的根源和今后的决心……（略） + +　　 一九七〇年三月七日东方红礼堂 + +　　· 来源： + +　　根据群众组织传单打印，翻印者未注明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08.txt b/CCRD/0/8/6/0000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b3e3fd1d7118bd6ba8823fddc4c81a9ea85d221 --- /dev/null +++ b/CCRD/0/8/6/000008.txt @@ -0,0 +1,13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保德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对郭家一的刑事判决 + +　　现行反革命分子郭家一，男，现年34岁，汉族，文化程度大学，地主出身，本人成份学生，右派分子，系山西省宁武县头马营村人，捕前系保德县中学教员。 + +　　郭犯从1942年起，先后随父在太原、北京、东北等地住学，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并在住学期间混入我共青团组织。其父系历史反革命分子，国民党员，曾任过日伪县长，伪71兵工厂副工程师，现群众管制。兄、姐均系右派分子。由于其反动家庭出身，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1957年北大反右派斗争中，因猖狂向党进攻，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团籍，继续留校。1960年毕业后，分配保德中学任教，只给生活费，群众监督改造。但郭犯毫无悔改之心，竟变本加厉，拒绝改造，即在保中任教期间，歪曲党的教育方针，蓄意散布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毒素，腐蚀毒害青年学生，讽刺打击贫下中农学生和教职员工，作风败坏，乱搞男女关系。更严重的是从1963年以来，书写反动日记近20本，内容极端反动，除寄放其姐姐家中8本,投入黄河两本，焚毁一部外，于1966年9月间，郭犯乘放假之机，将其反动日记试图带走销毁罪证。被红卫兵发觉搜出(16开纸)8本，以及零星反动日记。 + +　　郭犯日记里，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恶毒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攻击诬蔑社会主义制度三面红旗。并及[极]力反对突出政治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疯狂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而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右派分子喊冤叫屈，极力辩护，与帝、修、反遥相呼应。明目张胆，反革命气焰嚣张，确系死心[塌]地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行严重，民愤极大，经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准，故依法判处现行反革命分子郭家一无期徒刑。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保德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章)1970年3月8日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09.txt b/CCRD/0/8/6/0000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798983f6d0dd0bbbef4db11bba5fc42abc45c24 --- /dev/null +++ b/CCRD/0/8/6/000009.txt @@ -0,0 +1,119 @@ +# 白而强认罪书:关于两条路线斗争中罪行的清算 + +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乐队、白而强> + +## 最高指示 + +　　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也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 +## 林副主席指示： + +　　在现实阶级斗争中，站在哪一边，这是个立场问题，是个首要问题，其他都是附带的问题。 + +## 彻底清算我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罪行 + +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极其深刻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大搏斗。这是党内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长期斗争的继续和发展。长期以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就招降纳叛、网罗人马，组成了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地下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利用窃取的权力，他在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大力推行他的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极力阻挠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阴谋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死路，企图把社会主义中国变成修正主义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一声春雷，革命群众运动的火山爆发了，一举揪出了刘少奇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摧毁了他的黑司令部，把他的大大小小黑爪牙和反动社会基础都揪了出来，彻底粉碎了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不能丧失警惕。”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虽然被彻底粉碎了，但是他多年来散布的余毒还没有肃清。我这个刘少奇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社会基础虽然被揪出来打倒了，但我的反动思想还没有彻底清算、彻底肃清。因此，必须开展深入地持久地革命大批判彻底清算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遗留下来的垃圾。我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罪行是严重的，大量的思想是反动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始至终顽固地站在刘少奇反动路线一边，对抗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是严重的反革命罪行，必须彻底清算、彻底批判；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地把它们清除出去，抛入历史的垃圾堆，使自己弃旧图新，重新做人。 + +　　经过组织和革命群众长期的教育、帮助，现在我认识到自己犯罪的根源就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在文化大革命 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表现形式主要就是以我为中心，反对任何领导、组织、纪律，追求所谓纯粹的大民主、大自由的反动无政府主义。我就是由以我为中心的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恶性发展，走上反革命道路的。 + +　　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长期毒害下，我很小就滋长了资产阶级名利地位的思想，一心一意走个人奋斗、追求成名成家的道路，在一些右派、反革命教师的直接影响下，我又逐渐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以自我利益为最高标准的极端个人主义世界观。在这种反动世界观指导下，我从来都不把党的领导、无产阶级组织纪律放在心上，从来都是追求资产阶级的极端民主、极端自由，鼓吹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把“我”字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对于组织和群众对我的批评帮助，我更是认为他们“庸俗”，什么也不懂，置之不理，完全是“笑骂由人笑骂，我行我素”这一套反动的极端个人主义哲学。这一套反动思想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当然是会到处碰壁。于是我又产生了“怀才不遇”、“对现实不满”等反动思想，感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自由，压抑，人们都不理解我，于是日益走上和组织、群众相对立的道路。在这条反动的道路上我越走越孤单，越走越感到大家都不理解我，越走越苦恼。这个苦恼不是对自己反动思想有所认识的苦恼，而是由于自己的个人主义没有知音，没有市场而产生的苦恼。对自己走的这条路，我不但不认识其反动，反而自以为是的认为只有自己走的这条道路是正确的，才是创新。并且我还经常极反动地引用鲁迅先生的话“什么是路？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来鼓励自己的反动斗志。企图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开辟”出一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奋斗的反动道路来。这些就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主要思想情况。我就是带着“开辟路”这样的反动思想，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来的。明明摆着毛主席指引的光明大路我不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不走，偏要再“践踏”出一条所谓“新路”来，这必然就会走到刘少奇那条路，那条反动路线上去。这种“开出一条路来”的思想，就是我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恶性发展极端个人主义，走上犯罪道路的指导思想。 + +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只要在政治斗争中得胜，就可以得到肯定，并且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把自己这一套思想、世界观推行出去，强加给群众。而且还可以借这个机会把自己所反对的一切组织、纪律、“条条”、“框框”统统破掉，使自己从此称王称霸，自由自在，不受任何约束。林副主席指出：“小资产阶级习惯于散漫，本能的做法是不实行纪律的，而实行无政府主义。”我正是以这种反动的无政府主义，个性解放等思想参加到文化大革命中来的。 + +　　当时，由于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长期统治，尤其是彭真黑帮把北京搞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广大革命群众在他们的统治下，有一股巨大的愤怒和反抗的情绪。这种革命的情绪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令下，很快变成了革命的行动，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刘纪黑司令部冲杀过来，第一个回合就砸烂了北京旧市委这个独立王国。在这种形势下，针对着黑司令部以前的右的统治，一部分革命青少年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做出了一些过“左”的行动。作为当时条件下，这些口号和行动，在大方向上是完全正确的，是革命的。但是需要对他们做正确的引导，使这些热衷于极“左”口号和极“左”行动的人，逐渐走到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政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事实证明，一大部分青少年是接受了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引导，不断克服自身的缺点，走到毛泽东思想正确轨道上来，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但是也有那么一部分人，自以为是、固执己见，继续在极“左”的路线上发展下去，大搞形“左”实右，以“我”为中心，走上了违背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反动道路，最后被革命所抛弃，成为政治舞台上的匆匆过客。 + +　　当时，这些“左”的口号和行动正迎合了我的政治需要。我出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也感到在刘少奇的反动路线统治下不那么自由，不能为所欲为，于是就从极“左”方面出发，作出了一些反右的姿态和行动。这就是我长期用来夸功的什么“我第一个反ΧΧΧ，那时候你们还在保呢……”！实际上，我当时的所谓“反”刘少奇、“反”苏振华，正如同刘少奇的所谓“反”彭德怀一样，其反动本质正是刘少奇自己泄露天机的一句话：“与其你篡党，不如我篡党”。尽管形式上有“左”和右的差别，但是矛头都是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本质上都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的。正由于这点，最后也必然完全归到同一个反动立场上去。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指出：“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罪过的惩罚，要走向反面。”这就是说，无政府主义尽管形式上是“左”的，但终究会暴露出其本质还是右的。这就是形“左”实右。我在运动中的全部政治表演，正是证明了这一点。 + +　　运动初期，我从解放自己的目的出发，大喊一些“左”的口号，大搞一些“左”的行动，也给旧党委、旧文化部写过几张大字报，做出一付最“革命”的姿态。正是这些，使我能起到一些蒙蔽人的作用，蒙蔽了一部分群众。但是即使在那时，狐狸尾巴也没有完全藏住，仍然露出许多的本质的部分来，使很多革命群众识破了我的反动面目。运动开始没多久，我在大喊一些革命口号的同时，却一头栽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晓（海军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运动初期表态支持我的一个发言，于1097年9月被海军党委打成“反革命政治扒手”）的怀抱，死心踏地充当他反革命的接班人，为他效劳卖命，和他站在一起，反对海军左派革命领导干部，破坏海直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接着，我又出于共同的反动立场，反革命本性，狂热地四处宣扬反革命分子谭力夫极其反动恶毒的毒草讲话，并令人作呕的吹捧这篇讲话“有中央首长的水平，了不起！”这篇毒草讲话是直接反对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反对十六条、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我这样如获至宝，四处宣扬，无耻吹捧，正暴露了我站在反动路线立场上，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革命真面目。 + +　　当时，最说明我极“左”的反动本质的，是我抛出的一个长篇大字报《砸烂资产阶级德才标准》。在这篇典型的形“左”实右的反动大字报里，我集中攻击了党团组织的干部路线、组织路线和吸收党团员的标准，恶毒地污蔑党团组织吸收党团员是走“好人路线”，是“用模子扣模型的方法”扣出来的。攻击党团员都是又园又滑、两面三刀、没棱没角、四面光光的伪君子。其实我所说的“棱角”是什么呢？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棱角”，是最顽固、最反动的反革命的反骨！我借着批判刘少奇驯服工具论的机会，正是要推销自己的一套德才标准反革命黑货！如果按我所提出来的这一套标准，必然把一些最反动、最猖狂、最嚣张、锋芒毕露的反革命分子都拉入党内。这不就是要使我们伟大的党改变颜色吗？当时我还准备抛出一系列这样内容的形“左”实右的反动大字报，妄图以自己的反动思想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只是由于形势的发展，才使我的阴谋没有得逞！这篇大字报最集中地暴露了我形式上的反右，实际上却是从极“左”方面更疯狂、更恶毒地攻击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动本质。 + +　　但是在那时，由于我外表上还穿着迷人的“左”的外衣，自己的反革命面目也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有时也干了一些表面上反右的行动，因此也还是能蒙蔽一部分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拉拢一些人，拼凑组成了臭名远扬的保守组织“东方红”，公开拉起了反动阶级队伍，妄图和毛主席革命路线大干一场。“东方红”成立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给陈晓翻案,保陈晓。从这一点，也完全可以看出以我为首的“东方红”的形“左”实右的本质了！那时，大叛徒陶铸正好抛出了他“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理论。这下我可得到了理论武器，马上奉若神明，到处宣传，到处套用，一时间头脑膨胀，得意忘形，以为有了这样可靠的后台老板，这回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反对党的领导了。再加上自己为陈晓翻案的企图受到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的反对，没有得逞，于是反革命凶相毕露，纠合“思想队”、“震虎口”、“红流”等保守组织，打出“火烧李王张”的反动旗号，在海直机关掀起了一股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为苏记黑司令部翻案的逆流。这就是那个反动的“二月逆流”在海军中的表现。 + +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严肃批判了这个反动的“二月逆流”，明确指出它的性质是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也正是对我的罪行性质最正确的结论。经过学习，我认识到：就全国范围来讲，二月逆流主要表现为右的方面，但在局部也有的表现为极“左”即形“左”实右的方面。全国范围看，是以二月逆流黑干将、大叛徒谭震林为代表，在军内某些地方，则是以大叛徒肖华为代表。当时，大叛徒肖华利用他窃取的职权，积极支持拉拢军内一派保守组织，从极“左”即形“左”实右方面出发，大搞白色恐怖、打砸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等反革命活动，疯狂地直接反对和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军内的伟大胜利，妄图达到保他自己过关的目的。在这股反动的“二月逆流”中，海军、空军部队、总政、各兵种领导机关中几乎都刮起了一股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围攻左派领导干部、围剿无产阶级革命派，为被打倒的黑司令部代表人物翻案的妖风。其根子就在大叛徒肖华身上。 + +　　我就是海军的二月逆流中最疯狂的黑干将之一。在这股逆流中，我上窜下跳，煽风点火、赤膊上阵，公然对抗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把矛头指向坚定的革命左派领导干部李王张首长，恶毒攻击他们执行了反动路线，勒逼他们做“检查”，掀风助浪，妄图颠覆海军新生的红色政权。我还伙同臭名远扬的海工“震虎口”策划了反动的二?三行动，直接对王政委进行了残酷的人身迫害，攻击谩骂、造谣污蔑、日夜围攻，无所不用其极，令人难以容忍！最反动的是，我们竟直接为盘琚在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中央日报”提供了攻击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黑炮弹，给我党我军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不可挽回的政治影响。在革命造反派召开斗争苏振华狐群狗党的二?四大会时，我又积极参加了冲击破坏，作了一场最丑恶的反动政治表演，彻底暴露了保苏小丑的面目。接着，在二月逆流中的二?九夺权、二?一一黑会、二?一二印刷厂事件、二?一六围黄楼等一系列政治事件中，我都积极参与，犯下了一系列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 + +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我在二月逆流中的政治表演，尽管再猖狂、再嚣张，其结果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更加暴露了我在极“左”外衣下掩盖着的极右真面目，暴露了我不过是死保苏记黑司令部，妄图为苏记黑司令部翻案的一个反动政治小丑。二月逆流在海军的结果同在全国各地的结果一样，是以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和黑司令部的失败而告终的。广大革命群众通过这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生死大搏斗，更加认清了我的反动嘴脸。海直机关内大批受蒙蔽的群众纷纷觉醒起来，反戈一击，大杀回马枪，站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死心塌地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小撮坏人，陷入了更加孤立的境地。但是，我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更不会从此回心转意，缴械投降，而是根本把海军党委和革命群众的规劝和批评统统置之脑后，继续自以为是，一意孤行，走上了更加反动的道路。 + +　　如果说，二月决战前自己站在反动路线一边，从形“左”实右的方面疯狂反动毛主席革命路线还只是由于自己追求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的思想做指导，甚至有时还干出了一些“左”的行动，那么经过二月决战，我就完全暴露了右的实质，思想上也更加自觉地走上直接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动道路。而形式上却进一步走上更极“左”的道路，开始暴露出一个疯狂的反革命分子的嘴脸。 + +　　文化大革命头两个战役，被我混了过来。到第三个大战役，和大叛徒谭震林等掀起的反动二月逆流展开斗争时，我便开始跳了出来，喊着反谭震林的口号，却从极“左”面干着二月逆流黑干将们想干而没有干成的勾当。二月逆流之后，我又积极自觉地投到了王关戚反党集团的门下，充当他们的反革命走卒。最后，终于在第四个大战役进行中间，彻底暴露了反革命极“左”派形“左”实右的真面目，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和黑主子王关戚反党集团一起，身败名裂，落得最可耻的下场。 + +　　二月决战败下阵来之后，我迫于形势不得不在口头上言不从心地承认了什么“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可在暗地里却更加紧磨我的剑，窥测方向，伙同文工团内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到处寻找能为自己翻案，重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发起进攻的理论根据。当时，我们就曾在反革命黑手指挥下，利用“揪带枪的刘邓”这个口号，在社会上大造反革命舆论，阴谋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柱石——中国人民解放军，但是没能得逞。接着我们又接过反二月逆流的革命口号，贼喊捉贼，妄图把广大革命群众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对我们进行的斗争，打成“二月逆流”。但是，还是没能得逞。由于我们这帮人的反革命面目日益暴露，成了过街老鼠一样，臭不可闻没有一点市场，广大群众再也不上我们的当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大批走向社会，妄图在外面捞到在军内所捞不到的东西，发展反革命势力，然后再杀回军内，重新实现我们反革命的美梦。我们在社会上各高校、工厂、机关单位中大造反革命舆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作出极左的姿态，装出一付所谓“造反派受迫害”的面孔，对军内文化大革命横加污蔑，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大肆攻击，拼命给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脸上抹黑，使一些革命群众组织受了蒙蔽，给我军造成极恶劣的政治影响。一时间，我们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有了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资本，杀气腾腾，跃跃欲试，只等待时机一到，便破门而出，重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反扑。 + +　　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在四月二日亲自面见了黑主子戚本禹，听了他的黑报告。他利用当时文化大革命形势的新发展，对我们指出：“现在是一个转折点，谁能跟上这个形势，跟得快、跟得好，谁就是真正的造反派。”实际是把一切像我这样的人在前阶段犯下的严重罪行一笔勾销，鼓励我们起来按他的反动部署行事，重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在讲话中，他有别有用心地说：“现在我们不能反掉刘少奇的奴隶主义，又提倡一个新的奴隶主义。”实际是恶毒攻击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号令下，加强三性，爱憎分明，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向黑司令部猛烈开火的革命行动是什么“新奴隶主义”。他的恶毒用心非常反动、非常露骨，就是说：凡是听毛主席话，坚决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人，就是所谓“新奴隶主义”。只有象他一样，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进行猖狂的反党活动的人，才是什么“真正的造反派”。真是反动透顶,令人不能容忍! + +　　可是当时我出于自己反动的阶级本能，却对这些黑指示如获至宝，奉若神明。当天晚上就跑回大院，对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做了原原本本的传达。我们对戚本禹的黑指示完全心领神会，越听越高兴，感到这回有了这样坚硬的黑靠山，有了这样的黑理论，我们大干一场的时机又到了。我们这一小撮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反革命分子怎么也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反革命分子郑邦炎（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团员，群众组织“毛思想战斗队”头头，被“专政”后因坚持反动立场又被“逮捕”）当天晚上就起草了极端反动的“八。三战团十点声明”，疯狂地叫嚣要“踢开红联总、火烧张秀川”真是典型地利令智昏！我当然也不甘落后，以戚本禹所谓“反对新奴隶主义”的反动思想做指导，炮制了一份反动的长篇大字报，对海军、全军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最直接、最恶毒的攻击和歪曲，胡说什么“军内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无理，保皇有功，造反派受压”等等，把矛头赤裸裸地指向海军党委、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 +　　在我们大造反革命舆论的蛊惑下，在反革命两面派戚本禹当时极左的革命外衣蒙蔽下，少数群众又受了我们的欺骗，还有些又退出革命左派群众组织，投到我们一边来。霎时间，我们在黑司令部直接操纵下，又掀起一股逆流，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扑杀过来。在这股逆流中，我写出一篇篇黑文章，召开一个个黑会，篇篇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个个都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完全撕下了二月决战后不得不伪装承认一点错误的画皮，又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犯下了新罪行。我们又四处联络了军内各单位打砸抢派，拼凑了一支反动阶级队伍，极力为肖华黑阎王殿效劳。 + +　　当时，大叛徒肖华在文化大革命巨轮滚滚向前，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革命形势向纵深发展的形势下，预感到自己将要被揭露的穷途末路，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便拼命拉住我们这一支保肖御林军，甚至利用窃取的职权，把某些打砸抢保守组织封为什么“造反派”，还在军报、北京日报，甚至人民日报上发表这些组织的文章，为我们鼓气壮胆，使我们更死心塌地地效忠于黑司令部，保他过关。而我们更是出于反革命立场的需要，更积极主动地站在黑司令部一边，向三军无产阶级司令部所代表的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了更疯狂地攻击。三军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这种反革命势力大联合的形势下，也联合起来，向肖华的黑阎王殿展开了猛烈的攻势。这时，军内两条路线的生死大搏斗日益激化，面临着最紧张的关头。一场关系到人民解放军走什么路线，向何处去的重大斗争更进一步地展开了。这场斗争的中心，就是要谁来掌握军权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我和军内打砸抢派的坏头头们在肖华直接支持和策划下，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5.13严重政治流血事件。 + +　　5.13之前，我就到处探听三军演出的情报，积极和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策划冲击，妄图扑灭革命力量。而且，事前我们又在肖华、杨成武支持下对罗瑞卿、苏振华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抢先在军内进行了一次假批判，企图以此造成反革命舆论、捞取政治资本，为冲击三军演出做思想舆论的准备；还四处进行反动宣传，蒙蔽了大专院校广大革命师生，煽动他们来参与冲击，为冲击做组织准备。5月13日晚，我们就调集了军内外几千名受蒙蔽的群众、学生，罪恶地冲击了三军革命文艺战士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文艺演出。我们大搞白色恐怖，打砸抢，残酷地殴打三军革命文艺战士。我就是这一严重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反革命现场指挥。尤其严重的是，第一次冲击之后，当我们一小撮坏人从红战会某些领导人口中得知林副主席亲自支持这次演出，中央文革首长亲自打电话叫各学校不要派人来冲的消息后，不但不悬崖勒马，反而开黑会研究对付的策略，不惜罪恶地封锁消息，蒙蔽群众，甚至还去煽动群众的对立情绪，明目张胆地对抗林副主席指示，又一次冲进会场，制造了更为严重的武斗。在舞台上，我还上窜下跳，丑态百出，积极配合军艺星火燎原坏头头，反革命分子赵基烈，传达肖华黑指示，进一步蒙蔽群众。肖华在这个黑电话指示中混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避口不谈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只讲什么“冲的不要冲，演的也不要演，各自收兵。”其实是支持了我们，使我们冲散三军演出的企图得以实现。三军革命文艺战士从中更看清了肖华的反动嘴脸，造了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的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顶住反革命逆流，坚持演出下去，为宣传毛泽东思想、歌颂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唱大跳，粉碎了我们和大叛徒肖华的反革命企图。 + +　　5.13严重政治流血事件，严重败坏了我军声誉，影响极其恶劣，是一场严重反革命事件。我们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黑主子肖华的支持下，公开地把军内斗争情况暴露给帝修反，又一次为帝修反提供了攻击我国文化大革命、攻击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黑材料。我在这一事件里，疯狂地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直接对抗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指挥这一场大规模武斗，欠下了三军革命战士一笔血债，罪恶是十分严重，不可饶恕的。 + +　　对于这一场严重斗争，我们和三军革命派都认为是军内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必然结果。可是，正如同一些帝修反都不认为自己是反革命一样，我们也是站在反革命立场上，却硬说三军是反动路线，而把大叛徒肖华庇护下的我们一小撮人说成是革命路线的代表，并扬言要和三军血战到底，真是反动之极，顽固透顶！这说明我们已经是完全自觉地站在黑司令部一边，进行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革命活动了。 + +　　这一事件是我的重要转折点。从这一事件中我的言论、思想、行动来看，我在二月逆流中逐渐暴露的反革命面目这时已彻底的暴露无遗了。这时我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矛盾性质已经最后完成了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发展成对抗性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了。我在5.13后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已经是一个疯狂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所进行的垂死挣扎的反革命政治活动了。 + +　　通过这场斗争，军内外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阵线更加分明。我也更加自觉地投靠到黑司令部门下，充当反革命的走卒、打手了。这时，我们的反动政治表演已经完全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所看中。他们的黑手通过各种方式插进我们中间来，进一步直接操纵我们。5月19日，我在中央团校（当时是“冲派”的一个大本营）认识了马金泉。他是极其阴险的现行反革命分子、516反革命分子王关戚反党集团小爬虫；他是康生同志亲自点名扭送卫戍区逮捕法办的中央直属机关反革命地下联络站的重要成员。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进出中南海，来往于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编辑部、人大会堂和军内冲派之间，干了一系列不可告人的阴谋反革命活动，犯下了极其严重的罪行，是打入无产阶级政权心脏内部的最大的反革命分子（据传马金泉后期被“专政”成精神病人）。 + +　　我当时对于自己能认识他这样一个神通广大的重要人物，真是欣喜若狂，马上投靠在他的门下，在反革命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当时，针对三军革命战士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日益深入地向大叛徒肖华盘踞的总政黑阎王殿发起了猛烈进攻的情况，我和一小撮打砸抢派坏头头经常在军艺小白楼召集黑会，研究对付的策略。马金泉也通过我们大肆收集三军党委的黑材料，提供给王关戚反党集团，并经常到中南海、人民日报社探听情报，给我们打气。杨成武这个大野心家也跳出来企图保肖华过关，对我们说什么“三军给肖主任贴大字报，你们不要和他们对着干。你们不要帮倒忙。三军这样干下去是要犯错误的。”好一个“帮倒忙”！一句话就暴露了他自己和肖华的反动嘴脸。他的意思就是：你们这样明目张胆反对三军打倒肖华，不就更加暴露了肖华是支持你们的吗？这样一来，肖华不就倒的更快了吗？结果你们的‘帮忙’不就成了‘帮倒忙’了吗？ + +　　这个老反革命阴谋家，确实是有一套老反革命的经验。他还对我们讲了三个极其阴险恶毒的反革命黑故事，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做了最反动、最恶毒的攻击和歪曲，提醒我们在当时形势下采取更隐蔽的反革命策略。马金泉对这三个黑故事又做了更进一步的更恶毒地反动形势分析，还对我们讲：“肖华是打不倒的。我去中南海了解了情况。这点我是了解的。“甚至他还疯狂地直接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现在这样，中央也没预料到。现在中央已经没办法了。毛主席也收不住了，只有让它发展下去。”对这样猖狂恶毒地反革命言论，我却心领神会，像鹦鹉学舌一样，把它们到处传播，大肆防毒。我还根据杨成武的黑故事和马金泉的反动分析，在海军文工团和军乐队一些保守组织中说：“现在就是这种形势，眼看着三军是蒋介石也不能抓，抓了还要放……现在三军不能动，只能以后再动。”还说：“三军是实力派，有枪杆子，搞不好就可能出事，北京就会大乱。所以现在中央对三军只能让步，必要时还可能牺牲掉军队文体单位造反派。但是现在还没有下决心牺牲掉我们，而是对我们不表态，所以我们现在不要公开和三军对着干，不要再搞大冲突。那样其实就是逼着中央表态，而现在的表态肯定不利于我们，甚至可能迫使中央下决心牺牲掉我们而保住现在的稳定局势。所以现在只能自己干自己的，以后再说……”从这里可以看出，我跟这些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跟得是多么紧，对他们的意图领会是多么深。这时我已是完全发展到自觉地、有计划的，公开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地步了！ + +　　对于这场围绕着军权展开的激烈斗争的重要性质，我是很清楚的。正因为这样，才说明我的行动更加反动！罪行更加严重！马金泉几次对我说：“现在全国局势很严重，军队支左有很大问题。大部分都支错了。中央现在正在开军委扩大会。各军区的头都来了，都住在京西宾馆。现在已经扩大到师级。军委会上斗争很激烈。有人拍桌子。中央对军队很不放心，怕他们回去出乱子，也可能会有政变；所以使劲拖时间，把他们留在北京，不让他们回去……”还说：“现在三军有权，后台硬，正是最红的时候。你们不能和他们对着干。现在他们打死你们也是白打。所以你们只能自己干自己的，不要理他们。”这是对人民解放军最严重的攻击和污蔑！这说明我们正是在这场夺权和反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自觉地站在黑司令部一边，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反革命夺权活动的。 + +　　在6.4反革命黑会上，我们的反革命夺权的叫嚣达到了最高峰！ + +　　6.4反革命黑会是马金泉和另一个混入人民日报社的反革命分子王聚奎亲自召开和主持的。我和军内打砸抢派一小撮反革命坏头头都参加了这次黑会。马、王针对人民日报、解放军报6月3日按中央首长的指示，发表了三军演出消息的报道一事，向我们讲了发表消息的内幕和经过，还讲了黑司令部在这个问题上阳奉阴违，利用人民日报的版面安排、消息来源等方面耍的花招鼓励我们的反革命气焰，还部署了猖狂的反革命策略。我还严重违反党纪国法，在会上非法看了王聚奎带去的供中央首长参考的中央绝密文件。在会上，马、王赤裸裸地叫出了“我们要夺权！”这样极端反动的口号。我们则心领神会，紧密配合，研究了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具体策略，决定为反革命黑手篡夺军权进一步大造反革命舆论准备。 + +　　1968年初，曾在全国范围内揭发批判了天津出现的一个阴谋搞反革命夺权的黑会、一个疯狂吹捧反革命分子的黑戏的严重反革命事件，而军内打砸抢派在马、王直接指挥下，黑司令部直接支持下，早在76年夏就搞了一个黑会和一个黑戏。这就是6.4反革命黑会和打砸抢派的黑戏“大海”。我不但参加了黑会，还在黑会部署下积极参加了策划黑戏的出笼、排练和演出等活动。而且我们还和天津的黑戏建立了直接的黑关系，派人去学习、抄剧本、策划演出。我还直接看了这个黑戏。事实证明，我们的黑戏和天津的黑戏完全是一丘之貉。我们的黑会和天津的黑会也完全是一路货色！都是为黑司令部篡夺政权大造反革命舆论准备的。我所积极参加的这个黑会和黑戏，是67年发生在军内的反革命向革命夺权的非常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就在我们一小撮人猖狂地配合肖华黑阎王殿进行反革命夺权的反动叫嚣的时候，敬爱的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首长们于6月3日观看了三军演出，给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巨大的支持，给肖华卵翼下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以最坚决地打击，明确指出了军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方向，决定了军内黑司令部必然彻底灭亡的失败命运。这是我军文化大革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经过长时间的剧烈搏斗和反复较量，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一小撮垂死挣扎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野心家、阴谋家和他们的爪牙、走卒，已经成了过街老鼠，陷于人人喊打的境地。 + +　　可是我这个死不悔悟的反革命分子，死心踏地的充当黑司令部走卒，对大叛徒肖华之流尽忠尽孝，竟然从此对敬爱的林副主席怀恨在心，并恶毒攻击说：“林副主席支持了老保”，“林副主席看演出也没说他们对。我反三军没事！”。更为严重的是我还跟在那个极端疯狂的反革命分子马金泉后面叫嚷说：“我们要准备毛主席出来看他们演出”！ + +　　我这样名目张胆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真是狗胆包天！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真是太反动、太嚣张了！ + +　　这一时期，我还散布了其他大量直接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林副主席及其他中央首长的反动言论。我的思想也发展得更反动、更疯狂。这时，受蒙蔽的群众也日益看清了肖华和我们这一小撮反革命坏头头的嘴脸，纷纷反戈一击，站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我们一小撮坏蛋已经彻底孤立，是顽抗到底还是缴械投降？两条道路摆在我们面前，要我们迅速抉择。 + +　　但是，正如毛主席早已指出的：“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做最后的挣扎。”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不但不悬崖勒马，反而变本加厉，加紧到处活动，网罗社会上一切反动渣滓，妄图重新拼凑起一支反动阶级队伍，挽救自己必然灭亡的命运。 + +　　正好，当时刚刚出来活动的在王关戚反党集团直接控制下的另一支反革命势力——5-16反革命阴谋集团也在到处寻找同伙。不久，我就又和这个反革命集团第五方面军（负责军队口）的所谓军长，5-16反革命分子刘丙杰挂上了钩。在共同的反动立场、反动思想指导下，我们这两股反动势力一拍即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干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动，犯下了严重的反革命罪行。这是我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重要罪行之一，需要专门进行专题的清算批判。因此这次暂时谈这一点。 + +　　在和5-16反革命集团紧密勾结的同时，我又积极投入了王关戚反党集团掀起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逆流，和另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杨成武的嫡系爪牙方凡一起，流窜到张家口地区，疯狂进行反军乱军、毁我长城的反革命活动，妄图在北京西北部的重要战略要地张家口进行反革命夺权。从而实现进一步控制世界革命的心脏——北京的反革命阴谋计划。这是我犯下的又一个新罪行。 + +　　可是，尽管一切反动派都要进行垂死挣扎，但都逃脱不了注定灭亡的命运。他们的反革命政治表演，不但不能使他们多一点苟延残喘的时间，反而加速了他们的灭亡。我从张家口一回到北京，就听到黑主子肖华被打倒的消息。不久，又听到黑主子王力、关锋被揭露的消息。接着，又听说戚本禹也是摇摇欲坠、朝不保夕、日子难过。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这些消息对于我像当头挨了一棒，同时对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于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更加仇恨了。我认为打倒了这一小撮阴险的反党分子，就意味着我心目中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我在这一小撮反党分子身上，寄托了无限的反革命复辟，卷土重来的梦想。我还咬牙切齿地说什么：“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不行了。毛主席说还有第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嘛！到下次文化大革命再看，到底谁对谁错！”这说明我和一切被打倒的阶级敌人是决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的，而是必然要利用各种机会搞翻案复辟活动，把希望寄托于“将来”，寄托于“历史”，总之是寄托于黑司令部身上。 + +　　1967年9月间，我发出了最反动、最露骨的反革命叫嚣，在反动日记上恶毒攻击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什么“犯了策略性的错误”、“搞早了五年”、“因不被群众所理解而告暂败”。这完全暴露了我这个反革命分子站在反动路线一边，猖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真面目。 + +　　林副主席指示我们：“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我这样疯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样疯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这样疯狂地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是罪该万死，罪该万死！确凿的事实证明，我就正是这样的该诛该讨、死有余辜的反革命分子！ + +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我们每年的国庆节，首先就是庆祝这件事。”1967年10月1日，正是建国十八周年的大喜日子。全国军民欢欣鼓舞，庆祝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可是我这个罪恶的反革命分子，却以极阴暗的心情度过了这一天。晚上，我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在反动日记上写到：“王力、关锋都没有上天安门。戚本禹也险些没有上去。而武将们反而一个个大摇大摆地上去了，而且大有当之无愧之感。文化大革命……武装……文……武……军队有实权，不能动，只能让步，不能打倒。文的没有实权，可以打倒，关系不大。”这是我公开为王关戚反党集团鸣冤叫屈，公开攻击毛主席革命路线伟大胜利的铁证！真是主子倒了，奴才伤心。这更彻底地暴露了我这个王关戚反党集团忠实走卒的丑恶嘴脸。而且，我通过对文化大革命和人民武装——人民解放军的关系的思考，得出了“军队有实权，只能让步，不能打倒”的极反动的结论。阴险地把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分割开来，对立起来，公开攻击伟大的人民军队，毁我长城，妄图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柱石。这段反动日记，是我罪恶的反动思想的总暴露！是我顽固的反动立场的总暴露！ + +　　这些铁的事实表明，我已经完全剥掉了运动初期的“左”的外衣，彻底暴露了极右的本质，直接死保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及其在各个部门的代理人，成了一个死保黑司令部的保皇小丑，反革命走卒了。这些事实还表明，在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生死搏斗的过程中，我已经逐步升级，从死保苏记黑司令部在文化部门的代理人陈晓之流，到为苏记黑司令部翻案；从死保军内黑司令部代理人大叛徒肖华到死保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黑司令部代表人物王关戚之流。这时，我已经成为直接站在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贼船上，直接为刘少奇效劳卖命，直接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了！我的反革命活动范围已经从海军、全军发展到全国、全党的范围以内了！我已经发展成为大叛徒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直接的重要的反动社会基础了！我的罪行更加不可饶恕了！ + +　　这段时间里，我还到处收集黑材料，宣扬要“给毛主席写一封公开信”，叫嚷“要准备破釜沉舟，大干一场！”这就是说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反革命到底，走那个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郑重（郑重是海军某部干部，当时因写了一封公开信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道路了。 + +　　直到10月中旬，我还和空政文工团另一个疯狂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秘密串联，听他说什么：“现在只有毛主席出来才能救我们了”这样的疯狂反革命言论。这是阴谋分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我们敬爱的副统帅林副主席，是借着拥护毛主席的幌子干直接反对林副主席的勾当。这是最疯狂、最反动、最不能容忍的反革命言论！是最严重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极端的反动立场和极端的反动思想已经使我们的头脑发昏，忘乎所以了，竟然想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副统帅林副主席之间制造缺口，制造分裂，我们为了达到反革命目的真是已经不择手段了！到了这种时候，我这个死心踏地的反革命分子还在搞这样罪恶的反革命活动，是可忍？孰不可忍！真是顽固透顶了！ + +　　够了！我在反革命的道路上已经走到了极点，我的反革命罪行已经是严重而又严重。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对我忍无可忍，不容许我再继续为非作歹下去，该是彻底清算我的滔天大罪的时候了！ + +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1967年10月中旬，海直机关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海军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坚决、及时、正确地一举把我揪了出来，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迫使我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交待自己的罪行。这是对我嚣张的反革命气焰最沉重的毁灭性打击，也是对我最大的挽救。这一个非常英明、正确又非常及时的行动，使我头脑开始逐渐清醒过来，不得不考虑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得不开始认识自己的严重反革命罪行。这一天，是我历史上又一个转折点，是我的一个新的起点。我要永远感谢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挽救，永远感谢党和群众对我的批判、斗争和长期耐心地教育帮助。这是我认清自己的罪恶，脱离反动营垒，争取改造自己、重新做人的必要的条件和可靠的保证。 + +　　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决不可以认为反革命力量顺从我们了，他们就成了革命党了。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图就不存在了。决不是这样。”“这个仇恨共产党，仇恨人民，仇恨革命达到了疯狂程度的反动集团，绝不是真正放下武器，而是企图继续用两面派的方式保存他们的‘实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我这个疯狂的反革命分子也绝不会那样轻易放下武器，老老实实向人民缴械投降的。在被专政后，我仍然继续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顽强地要表现自己，在新的条件下，又犯下了大量严重的反革命罪行。而且由于根深蒂固的反动思想的影响，在不得不低头认罪之后，还产生过多次思想反复，重新出现一些新的反动思潮，犯下新罪行。这些，我也需要认真地进行专题清算批判，从这个问题上揭露我这个反革命分子的种种卑鄙伎俩和反动思想。 + +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在我党的长期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是被无数的实践证明了的我党唯一正确的路线，是我党和全国革命人民的命根子，生命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多次强调指出：“必须彻底批判各种右的和极‘左’即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以前我却一直认为极‘左’是革命的，是反右的，等等，经过学习，我认识到，右就是右，而极‘左’实质上也是右，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形式。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时而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时而又从右的方面进攻，归根到底，还是彻底暴露了极右的反动本质。我在运动初期的‘左’，不过是为了达到解放自己，建立自己想当然的极端个人主义自由王国的目的而表现出的一种形式。指导思想就是极右的反动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当运动深入发展时，看到自己的资产阶级自由王国将被砸烂，被摧毁，我就露出了右的本质，直接赤膊上阵，死保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当革命再向前发展时，我预感到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的灭顶之灾，。为了进行垂死挣扎，又凶相毕露，以攻为守，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公然在“打倒一切”、“怀疑一切”反动思想指导下，直接炮打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犯下了更为严重的罪行。最后彻底暴露了我不过是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社会基础，不过是一个妄图阻止历史车轮前进的反动政治小丑！ + +　　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历史上的机会主义分子，就是不断变换手法，从右的方面或极‘左’的方面毛主席革命路线进攻的。在同一个老牌机会主义分子王明身上，也是一会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主张“打倒一切”，实行各种过火的政策，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国革命遭受到极大的损失，一会他又变为极右的逃跑主义、投降主义，最后发展到叛国叛党，彻底暴露了右的反动本质，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更是不断地从右的方面和极‘左’即形“左”实右的方面猖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抗战胜利后，他就要向蒋介石交枪交军权；土改时又极‘左’地搞什么“搬石头”、过火斗争；他向资本家献媚取宠；疯狂破坏农业合作化；在四清运动中又大搞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直到文化大革命，仍是忽而极右，忽而极‘左’，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千方百计要反对和破坏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文化大革命中的五个大战役，就是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揭露和批判彭、罗、陆、杨；刘、邓、陶；谭震林；王、关、戚；杨、余、付等黑司令部代表人物的阴谋，粉碎他们从右的方面和极‘左’方面对党，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疯狂进攻和破坏。尽管，从表面现象上看起来，有时他们之间也出现一些矛盾，有时他们之间也喊过“打倒”、“批判”之类的“革命”口号，但是，在本质上他们之间的斗争不过是狗咬狗的争斗，实质上是“与其你篡党，不如我篡党”的反革命之间的争权夺利，根本利益并没有什么不同。归根结底，他们的矛头统统是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因此，不管他们是以什么面目出现，本质上都一样，统统都是反革命！历史无情地宣判了他们的死刑，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他们及他们的一小撮爪牙、打手、反动社会基础，统统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 +　　毛主席指出：“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要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我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长期毒害下形成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世界观，必然导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顽强地表现自己，把自己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必然导致我心目中只有自己，根本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领袖地位，没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地位。当革命深入发展，触及每一个人的灵魂时，我必然会公然地跳出来反对革命，死保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因为刘少奇的黑司令部是一切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反动思想的总代表、大本营，要想保住自己，就必然要保这个黑司令部；也只有保住这个总代表，自己的反动思想才能保住。以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最正确、最革命。到被专政后，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时，还以为自己虽然有错，但反刘少奇是真的，不可能和刘少奇站在一起。现在，经过组织、群众长期的教育、帮助，剥开自己所谓“反对刘少奇是真”的画皮来看，我和刘少奇在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反动的阶级利害关系也是完全一致的。我就是自始至终站在刘少奇的贼船上，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我的所谓“反刘”，实质上是嫌他在某些方面还不能满足自己的反动欲望，是嫌他在反革命修正主义道路上走得还不够远，还不够反动！实际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恶活动，就是在疯狂地继续干着刘少奇一直在干着的或想干而又没干成的反革命活动。我就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走卒、打手、喽啰，就是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最直接、最顽固，也最得力的反动社会基础！ + +　　我直接投身到两条路线斗争中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由于我反动思想非常顽固，非常系统，因此，我犯下的直接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直接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是十分严重的，是不可饶恕的。我的罪行对党、对人民、对整个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也是十分严重，不可挽回的。党和革命群众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让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改造自己，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及时的。现在，我的罪行已经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否认也否认不了。这一段丑恶的历史也是自己亲手写下的。目前摆在我面前的唯一道路就是真正认罪服罪，彻底清算反革命罪行和反动思想，老老实实接受专政和改造，深入地开展猛烈地革命大批判，在革命大批判的烈火中把自己由黑烧红。真正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争取能早日回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争取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重新写自己新的历史，争取能尽力为人民做点有益的工作，借以赎自己永世也赎不清的罪恶！ + +　　同时，我要永远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教导：“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改造自己反动思想，改造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不是一时的工作，而是一辈子的大事。各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还在不断拉自己向右转，重新回到反动营垒中去。无数事实教育了我，只要一放松自己的改造，就会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出现新的反复，甚至，可能重新犯罪。今后我一定要永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彻底改造世界观，用犯罪的惨痛教训做反面教员，引以为戒，增强自己的免疫力，使自己不再走上犯罪的道路。 + +　　 1970年3月10日 + +　　来源：网络材料：http://post.blogchina.com/p/941390395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10.txt b/CCRD/0/8/6/0000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917c7ebb984a2500e61b8f4959c2240ba62e9aa --- /dev/null +++ b/CCRD/0/8/6/000010.txt @@ -0,0 +1,23 @@ +# 黄梅贞交待 + +　　<黄梅贞（化名）> + +## 〖黄梅贞，女，湖南岳阳农民，土改时被定为“地主分子”。〗 + +　　黄梅贞，今年56岁，娘家父亲黄松柏下中农出身种田，母亲冯秋香娘家无后人，父母都在，现有七十八九岁。哥哥黄梅贤今年59岁，出身种田，大舅侄……都在家种田。我廿一岁由胡菊初之母亲余姑娭毑与周祥云之妻胡汝姑二人介绍与胡平和订婚，廿二岁结婚，结婚后半月他仍回原部队去了。 + +　　我来胡家有水田壹石弍斗三升，是1934年置的结婚的。1936年那年九月又置次五爹四斗，去洋壹百弍拾元，共有水田壹石陆斗叁升，母亲有命田壹石，伞舖子附近田，六斗旱地廿八块，烟贝塘附近附坟田四斗，都是由母亲掌管，所收租谷除少数把给满姑以外，其余都是把给良才母子吃了的，母亲在我一起过日子，吃饭穿衣以及零用人情客往往都是由我负担。同年十月间时候，胡德徽是我重堂老兄，在大马家患病送到我家，母亲要我去娘家，恐怕传染病，我就去了，不久他就死了。母亲经手用了卅多块钱，这些钱都是母亲自己借的。他在外共有十一个月就回来了，母亲就问我要，我向他要钞，他答应没有钞，母亲就将烟贝塘附近水田四斗卖掉，我们也没有管，只到去年下半年，良才说我卖了他的长孙田，欺压了他。我去年腊月就到八字童家问我童大娭毑，童大娭毑答应这四斗田是唐文公的附坟田，德徽是卖给你们了，但是还有一点手续未清，所以送到你们家里（指胡德徽那次病后送到他们家）。童大娭毑还在，现住童宅二爹屋里，现年八十四岁，可问，为恐日后老了死无对证。 + +　　（丈夫）他回来没有钞，还将我金箍指一对，金环子一双拿去换了，他做了几次布生意。在他未回以前，我还整了屋，换上堂屋的檐领加瓦，在那时是吃租谷的饭，剥削了农民。到二年九月，我地沦陷，我就跑兵到眉山冲许家，又转八字童家童凤同屋里住。1938年，他就在新开乡公所自卫大队当副大队长，又到第二年1939年5月，日寇进攻沙河北岸，新开乡公所开赴饶村伪县府，我就同到饶村住金背李家李松二爹屋里，他也住了几个月间，随后他又在伪县府自卫大队当副官，只有十块钞壹个月，到了十一月份的时候，薪饷就增到三十六块钞壹月。他随后又在该大队当中队长，又在支队部当副官，都是只有这些钱壹月。他在公家干事，我在比较安全一点的地方住，那时刚刚生我的大女儿。母亲是1940年9月间过去的，家里只有三个人，过日子生活很简单，积蓄一点钱，大约二百块钱就放在驻潼溪街的新开乡公所投盐资。赵笃初晓得了，就要将他陈斋公塅上陷区的田壹石定要卖给我们，价钱是壹百八十元，我就买到了。到1942年，他又调新祥当伪乡长半年，同年又调筻口当伪乡长半年，共一年。1943年元月，又调伪县府警察大队附时间比较长一点，有两年多。我就在朱公桥西沙湾住，喂猪、滕纸和一些家务事，他就同夏会计去江西樟树镇买盐，私人也带些棉花去，带些私盐来，一连三四次。到1945年2月间，新四军王正司令到了芭蕉坳，将我捉去（他在江西未回来），在我家搜了一回，将将只拿去一箩米弍拾肆块钱，也没有别的东西。他们轮流问了我几回，我将盐仓积谷仓告诉了他们，就放我回来，24元钞也把给我了，米也还了我壹石谷。新四军开走了，伪县府又开来，我也没有怪扳我的人。不久，他就由江西回来期间，置余海涛田弍斗，四月间又置方□□田壹石四斗，方□□田叁斗，共壹石玖斗，都是陷区冯家冲附近的田，共去【出】价洋二百五十元。1945年5月他又调筻口乡伪乡长，9月，日寇投降，十月间他就回来住。张幼龄屋内手内还有弍百多块钞，同年六月在筻口乡买一条病马只出洋15元，到冬月间卖掉得洋120元，共有四百块钱左右。妹丈陈德志光复后，没有本做生意，他就托张幼龄替我说，要我替他舅爷（即她的丈夫）说，要与我们合伙做染铺和电【淀】粉子生意，我们也就同了意，随将钱拿去四百元。1946年2月又置刘家坳大塘弯之屋基去了三百多块钱，陈德志一时拿不出来，我又将其附近之田弍斗、老屋胡家之田六斗卖落得价144元，陈德志钱陆续付来。钱水低落一大半，只付本没有交赚资反去本一大半。1948年3月间，做大塘弯屋又将老屋里的田卖去8斗三升，送给良才结婚田壹斗八升，还欠方东海瓦匠工钱壹拾五石（谷），我在朝磐之德贞手内借谷五石，托方东海在道人咀寿大爷手内借谷拾石，由东海自挑去，胡成功借光洋17元，当年就还了。 + +　　1949年解放，1951年土改时水田仅叁石，六口人吃饭，当将全部剥削财物退还农民，政府另给碧公祠堂屋两间，水田壹石陆斗，旱地大小八块。在当时生活无着，就讨了几天饭，随后又在娘家父亲左了几块钱做川胸【芎】（当地一种用开水冲的饮料）生意，田是自己种的。第二年复查，他就去人民法院守法，生活困难，又讨了几天饭。随后又由我父亲代借了几块钱给我做小生意，田就由我娘家叔伯兄弟等代耕。他劳改守法到第二年五月间回家，1954年又生得乾，一家七口人老老实实守法一直（到）1967年12月由大塘塝上生产队搬到新红生产队，总是老老实实守法，不乱说不乱动。 + +　　但是婆婆老老的事都是家务事，恐怕看起来烦琐人，另把他【它】概括一下。 + +　　我到胡家来，结婚后只有两年零两个月就沦陷了。我来时，只有水田壹石弍斗三升，我随后又置四斗，共田壹石陆斗三升。母亲有命田壹石的租谷由母亲经手把给满姑娘一小部分，其余都是把给马三娘子母子吃了。1937年下半年，因德徽死在我家，欠了些葬费卅多块钱，就将烟贝塘四斗附坟田卖掉，剩六斗田廿八块地。土改时田改了，旱地廿八块由良才卖给邱家咀的李太久，不知多少钱，我晓得后，因太困难也要了五块钱。母亲命田沦陷前后都由马三娭毑收用（1938年7月间，良才他父亲回来，他夫妇用心将良才过继与我，并请了一桌客，良才将近十三岁），只有沦陷的那年，佃户李和顺（李和顺老佃户，住邱家咀）送在道和冲，母亲把给刘家舅父。沦陷后，我的田也是由马三娭毑母子收用。我地沦陷七年，日寇四次进犯长沙，都是由洞里经过，我也是东躲西躲。他起初只有十块钱壹月，十一月份后增到卅六块钱壹月，因那时人口少，稍微积蓄些钱和做生意，赚些钱，在陷区置些田，吃剥削饭。我在前方住在一边，一没有打过牌，二没有赌过博，也没有办事的人到我家里来。我住得最久位蓝家坊叶家两年多，饶村金背李家一年多，西沙弯附近一年多，芭蕉坳附近林家一年多。我一直到现在，到后来（都）得在贫下中农监督下老老实实守法。 + +　　 1970年3月10日黄梅贞 + +　　· 来源： + +　　拓荒者据原件录入、提供。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11.txt b/CCRD/0/8/6/0000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edc08e448e8b2f3b033cb9d58395b672b3652d9 --- /dev/null +++ b/CCRD/0/8/6/000011.txt @@ -0,0 +1,131 @@ +#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 四川省成都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布告 + +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伟大号召鼓舞下，我市广大军民高举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紧密团结，斗志昂扬，“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形势大好。但是，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的灭亡，同美帝、苏修的反革命战争挑衅遥相呼应，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破坏社会治安，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为了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必须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依法判 + +　　【有缺页】 + +　　现行反革命集团“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是以劳改犯岳泽民为首组织起来的。岳犯1967年10月从劳改队逃回成都后，勾结杨犯明华、李犯肇宣、郭犯武仪、周犯玉洵、严犯中和、方犯刚、严犯明道等一伙反革命分子，经密谋策划，于同年11月组成“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联盟”和“中国自由青年联盟”反革命集团，而后又拼凑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制定了反革命纲领和行动计划，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并窃得枪支、弹药等武器阴谋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 +　　反革命集团首犯岳泽民，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主要骨干分子杨明华，罪恶严重，民愤很大，判处无期徒刑。已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省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1970年3月6日布告公布。 + +　　主要骨干分子李肇宣，男，40岁，成都市人，资本家，现管特务分子，原在成都丝绒厂做工，曾因反革命罪被管制、判刑。李犯肇宣思想极端反动，虽经我多次宽大处理，仍不悔改，1967年11月与岳犯勾结，组织反革命集团，负责“通讯联络”，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依法判处徒刑20年。 + +　　主要骨干分子郭武仪，女，47岁，荣县人，右派分子，原在成都文具印刷社做工，郭犯武仪思想极端反动，1967年11月与岳犯勾结，组织反革命集团，负责“妇女”和“通讯联络”，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依法判处徒刑20年。 + +　　主要骨干分子周玉洵，男，24岁，中江县人，住本市金沙桥。周犯玉洵思想极端反动，1967年11月与岳犯勾结，组织反革命集团，负责“青年”、“武装”、“宣传”，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依法判处徒刑18年。 + +　　主要骨干分子严中和，男，59岁，金堂县人，特务分子，原在成都丝绒厂做工，曾因反革命罪被管制。严犯中和思想极端反动，1967年11月参加反革命集团，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依法判处徒刑15年。 + +　　骨干分子方刚，男，38岁，成都市人，右派分子，曾因反革命罪被劳教，原系四川磨床厂劳教就业人员。方犯刚思想极端反动，积极筹集现金、衣物、参加反革命集团活动，依法判处徒刑12年。 + +　　骨干分子严明道，男，55岁，双流县人，特务分子，原在成都丝绒厂做工，曾因反革命罪被管制。严犯明道思想极端反动，参加反革命集团，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本应严惩，但严犯被捕后，尚能坦白检举，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依法从宽判处徒刑10年。 + +　　现行反革命犯倪金生，现行反革命犯南朝祥，杀人犯杨文彬，杀人犯关志均，现行反革命叛国犯冯长凯，现行反革命叛国犯贾绍熙等6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已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省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1970年3月6日布告公布。 + +## 抢劫杀人犯朱志坚 + +　　抢劫杀人犯王国华，男，18岁，山东省人，住本市莹华寺街。 + +　　朱犯好逸恶劳，多次结伙赌博、盗窃。1969年11月12日下午7时许，朱犯为首纠集王犯国华等，身带尖刀、斧头，到本市郊区，伺机抢劫。朱犯等行至圣灯人民公社钢筋桥处，遇见成都铁路分局技术员朱玉麟、成都盲哑印刷厂女工何X，即猛扑上去，用斧头、尖刀将朱玉麟杀死，将何X杀成重伤。朱犯志坚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已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省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1970年3月6日布告公布。王犯国华，抢劫杀人，依法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 + +## 现行反革命杀人犯卢亚和，男，22岁，自贡市人，住本市红星中路。 + +　　卢犯思想反动透顶，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为仇恨。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其父被市百货公司小商品批发商店革命群众批判，卢犯怀恨在心，蓄意行凶报复。1969年11月8日下午，携带铁管、匕首潜入该店，深夜窜至值班的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吴康容（女）睡处，乘吴熟睡，用铁管猛击吴的头部，将吴打死。卢犯杀人后，又携带菜刀等凶器去杀害其原女友XXX，因叫门未开，始未得逞。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卢犯亚和罪大恶极，民愤极大，报经上级批准，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现行反革命杀人犯周万福，男，47岁，资中县人，兵痞。曾因盗窃被单位开除留用，原在大田坎仓库监督劳动。 + +　　周犯思想反动透顶，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1968年10月被革命群众批斗，抗拒改造。该库炊事员唐泽民（男）多次对其进行教育，周犯不思悔改，反而对唐怀恨在心，蓄意行凶杀人。1969年9月16日凌晨4时许，周犯乘唐泽民在厕所解便之机，用磅秤砝码猛击唐的头部，将唐打成重伤，推入尿坑致死。周犯万福罪大恶极，民愤极大，报经上级批准，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杀人犯施国珍，男，61岁，雅安县人，原系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炊事员。 + +　　施犯凶横残暴，1968年8月22日10时许，肆意同该院炊事员潘素琼（女）滋闹，竟以菜刀向潘头部连续猛砍8刀，当场将潘素琼杀死。施犯国珍罪大恶极，民愤极大，报经上级批准，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现行反革命放火犯陈道尊，男，39岁，成都市人，地主出身，右派分子，住大同人民公社，曾因反革命罪被劳教。 + +　　陈犯思想极端反动，一贯抗拒改造，书写反动诗词，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陈犯被革命群众批斗，更加怀恨，竟于1967年2月28日凌晨，放火烧毁生产队保管室草房6间，各种粮食、籽种15000多斤及农具等物。陈犯道尊罪大恶极，民愤极大，报经上级批准，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盗窃杀人首犯傅自竹，男，27岁，万县人，其父系恶霸地主，其母系一贯道坛主、地主分子。 + +　　盗窃杀人犯王碧富，男，20岁，成都市人，原在四川冶金实验研究厂做工。其父因反革命罪被劳教。 + +　　傅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抢劫犯罪，为非作恶。1969年7月，傅犯认识广汉县上南大街的谢乐冰（男），见谢单身一人，遂起图财害命歹意。同年9月8日晚，傅犯纠集王犯碧富以借宿为名住于谢处。深夜，傅、王两犯乘谢熟睡，轮番猛卡谢的颈子，将谢卡死，盗走贵重财物。傅犯自竹罪大恶极，民愤极大，报经上级批准，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王犯碧富盗窃杀人，罪恶严重，本应严惩，但能坦白交代，检举揭发，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依法从宽判处徒刑10年。 + +## 现行反革命杀人犯黄兴文，男，33岁，富顺县人，原系西南铁路工程局第五工程处学工，曾因盗窃被拘留。 + +　　黄犯1962年以来就流窜盗窃，当其罪行被保和人民公社班竹大队社员杨吴氏（女）揭露，即怀恨在心，蓄意报复杀人，1968年2月29日凌晨，潜入杨家，先用双手卡杨颈子，后用裤带将其勒死。黄犯兴文罪大恶极，民愤极大，报经上级批准，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抢劫杀人犯蒋泽民，男，19岁，原系成都三十中学生。 + +　　1968年3月2日晚10时许，蒋犯纠集一伙携带枪支进行抢劫活动，行至新华东路工人浴室附近，与西藏军区某部砖瓦厂工人蒋津云（男）相遇，蒋犯即上前对蒋津云强行搜身，蒋津云反抗，蒋犯对准其胸部开枪射击，当场将蒋津云打死。蒋犯泽民罪大恶极，民愤极大，报经上级批准，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犯徐承义，女，39岁，简阳县人，现管反革命分子，住本市人民北路。徐犯4个哥哥均系反革命分子，3个被镇压，1个被判刑。 + +　　徐犯思想极端反动，一贯抗拒改造，收听敌台广播，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徐犯在被管制期中，四处流窜，贩运、倒卖粮票10万余斤，打火石10万余颗，牟取大量暴利，归案时，当场缴获赃款6200元，粮票6000斤，手表3只，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依法判处徐犯承义徒刑20年。 + +## 现行反革命犯廖禄全，男，17岁，成都市人，原系成都十六中学生。 + +　　现行反革命犯姚孝刚，男，21岁，双流县人，资本家出身，原系成都十五中学生，其父系右派分子。 + +　　廖、姚两犯思想极端反动，1968年以来，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咒骂污辱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依法判处廖犯禄全、姚犯孝刚徒刑各15年。 + +## 现行反革命犯秦振华，男，27岁，河北省人，富农出身，原在四○信箱做工，其父母系逃亡富农分子。 + +　　秦犯思想极端反动，对我党怀有刻骨阶级仇恨。1958年以来，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变天复辟，秦犯振华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依法判处徒刑15年。 + +## 现行反革命犯杨永清，男，23岁，乐至县人，原在成都建筑安装公司做工，曾因盗窃被拘留。 + +　　杨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持枪强奸妇女，殴打革命群众，更为严重的是，1970年2月14日下午，永丰人民公社武侯大队一队革命领导小组召开坚决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动员会后，社员罗XX揭发杨犯父亲和弟弟的违法犯罪行为，杨犯怀恨在心，次日午后2时，杨犯闯入该队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叶XX和检举人罗XX家中，殴打叶XX和检举人，行凶报复，破坏运动，依法判处杨犯永清徒刑15年。 + +## 现行反革命犯袁华兴，男，34岁，新津县人，地主出身，原在六九信箱做工，其父系伪保长，曾因反革命罪被判刑。 + +　　1970年2月13日，该厂召开坚决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动员会后，次日晚10时许，其妻乐XX动员袁犯坦白交代违法偷窃行为，袁犯极为不满，乐又扭其到有关部门交代问题时，袁犯竟用手卡其妻颈子，行凶杀人，破坏运动，依法判处袁犯华兴徒刑12年。 + +## 现行反革命放火首犯李载福，男，48岁，成都市人，住圣灯人民公社人民大队。 + +　　（同案犯李荣华，男，21岁，成都市人，住圣灯人民公社人民大队。） + +　　【有缺漏】 + +　　李载福又将该厂8至9月上旬的加工费900余元全部窃走，潜入厂内放火，被群众发现扑灭，李犯载福仍不死心，9月12日晚指使李犯荣华放火，烧毁价值数千元的厂房、机器设备和粮食等物，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罪行严重，但在作案后，两犯尚能坦白交代，依法判处李犯载福徒刑15年；判处李犯荣华徒刑10年。 + +## 盗窃集团首犯龙德坤，男，36岁，成都市人，住简阳县九龙人民公社，曾因盗窃被劳教。 + +　　同案犯潘世海，男，31岁，德阳县人，住本市清安街。 + +　　龙犯德坤，为首纠集潘犯世海等，1967年以来，盗窃、诈骗电动机20余台，架架车7部，高压线300余公斤；诈骗粮票14000余斤，由潘犯销赃，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依法判处龙犯德坤徒刑20年；判处潘犯世海徒刑15年。 + +## 投机倒把集团首犯孔繁孝，男，30岁，成都市人，原在胜利西路医疗电器生产组做工，其父系反革命被镇压。 + +　　孔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首结成投机倒把集团，在绵阳、上海等地，大肆套购扩音、电讯器材，转手倒卖，牟取大量暴利；在三台等地非法承包无线电安装、修理，进行诈骗活动，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依法判处孔犯繁孝徒刑20年。 + +## 投机倒把犯文华英，女，40岁，成都市人，住本市人民路东段。 + +　　文犯解放前贩卖烟毒，解放后多次进行投机倒把等犯罪活动被拘留、劳教，但文犯仍不悔改，1960年以来，四处流窜，贩运、倒卖粮票6万余斤，布票3000余尺，打火石7万余颗，牟取大量暴利，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文犯华英在收容审查中，畏罪潜逃，被再次捉获，依法判处徒刑20年。 + +## 投机倒把集团首犯倪玉成，男，40岁，新津县人，原在本市东城区饮食合作区店机电修理服务部做工，特务分子，两次被判管制。 + +　　同案犯姚昆生，男，30岁，安徽省人，原在成都红星充电组做工，其父系现管反革命分子。 + +　　倪犯1967年以来，为首与姚犯等勾结，套购电动机20多台，转手倒卖，牟取大量暴利，倪、姚二犯还盗窃电动机3台及大量机电器材，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依法判处倪犯玉成徒刑15年，判处姚犯昆生徒刑10年。 + +## 窝主犯陈树洁，女，35岁，双流县人，住八二信箱职工宿舍。 + +　　陈犯1968年以来，窝藏投机倒把犯卢明贵。张本秀、陈玉光（均已判刑）等多人，相互勾结，贩运、倒卖粮票5万余斤，打火石15000余颗，牟取大量暴利，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陈犯树洁在收容审查中，隐瞒罪行，骗得宽大处理后，又将张犯本秀埋藏的赃款3000余元窃走，被再次捉获，依法判处徒刑15年。 + +## 盗窃、流氓犯张绍康，男，22岁，大邑县人，原系市饮食公司解放北路中心门市部服务员。 + +　　张犯品质恶劣，好逸恶劳。曾因盗窃被抓获教育，仍不悔改，竟于1969年6月29日盗窃该门市部粮票1400余斤，现金450余元，油票50余斤；同年7月又轮奸青年妇女（哑巴）1名。依法判处张犯绍康徒刑15年。 + +## 地下工厂首犯袁昌伦，男，37岁，金堂县人，住本市太平中街，曾因投机倒把被关押，其父因反革命罪被镇压。 + +　　主犯夏文祥，男，49岁，成都市人，住红光中路，敌军连长，曾因诈骗被判刑。 + +　　主犯谢全志，男，33岁，成都市人，住永丰人民公社。 + +　　1968年1月，袁犯昌伦为首纠集夏犯文祥、谢犯全志等一伙反坏分子为骨干，组成地下工厂“成都机电设备厂”。袁犯自任“厂长”，谢犯任“副厂长”，夏犯为“业务负责人”。袁犯等骗刻印章，以经济腐蚀等手段，煽动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离厂；网罗、窝藏无粮无户流散人员，为其黑厂“加工”产品；以加工订货为名，大肆骗取各单位订金和预付款，采取粗制烂造，以劣充好和把国营工厂的产品骗去刷新，换上黑厂招牌等手段，四处招摇撞骗，大肆套购国营企业的机电设备，大挖社会主义墙脚，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同年9月，其黑厂被查封后，袁犯等一伙又围攻金牛区革命委员会。依法判处袁犯昌伦徒刑15年；判处夏犯文祥徒刑12年；判处谢犯全志徒刑10年。 + +　　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严正警告一小撮阶级敌人，只有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坦白认罪，缴械投降，接受广大革命群众的监督改造，才是唯一出路，否则，必将受到最严厉的制裁！ + +　　全市军民，要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狠抓阶级斗争，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反革命破坏活动的高潮，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 +　　 1970年3月1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12.txt b/CCRD/0/8/6/0000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6d63a4a3be915c2c9df02a205fe1bab6e187281 --- /dev/null +++ b/CCRD/0/8/6/000012.txt @@ -0,0 +1,77 @@ +# 关于 “叛国投敌”现行反革命集团案张国亭的判决书和平反通知书 + +## 中国人民解放军霍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关于张国亭的判决书 + +## 1970.03.15；（70）军审刑字第11号 + +　　现行反革命集团策划“叛国投敌”骨干分子张国亭，男，25岁，资本家出身，曾因偷越国境罪被劳教4年半。捕前系王庄煤矿刑满就业人员。 + +　　张犯对我党怀有刻骨阶级仇恨，解教就业后，1967年8月积极参与策划“叛国投敌”集团罪恶活动，并领受反革命联系的密码和暗号，潜逃上海进行投机倒把，为其反革命集团越境叛国筹备资费，途中被我抓获。 + +　　经审理，上述罪行，证据确凿，罪恶严重，民愤极大。 + +　　为严厉打击现行反革命，加强战备，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依法判处无期徒刑。 + +　　 1970年3月15日 + +##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书 + +## （77）晋法刑二裁字第522号 + +　　在押犯张国亭，男，32岁，上海市人。因现行反革命罪于1970年3月15日经中国人民解放军霍县公安机关军管组判处无期徒刑，。 + +　　（张犯在劳动改造期间，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纪律，学习联系实际，批判犯罪思想，并能完成生产任务，有悔改表现，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20年。） + +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1977年10月11日 + +## 霍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82）霍法刑复字第1号 + +　　被告蔡京，男，死年40岁，中农出身，汉族，广东省揭阳县人，王庄煤矿就业人员。 + +　　被告周文硕，男，死年40岁，贫农出身，汉族，原籍广东省开平县人，王庄煤矿就业人员。 + +　　被告莫善德，男，死年47岁，地主出身，汉族，原籍广东省电白县人，王庄煤矿就业人员。 + +　　被告肖秋波，男，死年29岁，贫农出身，汉族，原籍广东省大浦县人，王庄煤矿就业人员。 + +　　被告余少冲，男，死年30岁，资本家出身，汉族，原籍广东省中山县人，王庄煤矿就业人员。 + +　　被告宿本茂，男，判年27岁，工人出身，汉族，原籍上海市人，王庄煤矿就业人员。 + +　　被告沈奇敏，男，判年26岁，职员出身，汉族，原籍上海市人，王庄煤矿就业人员。 + +　　被告张国亭，男，判年25岁，资本家出身，汉族，原籍上海市人，王庄煤矿就业人员。 + +　　被告魏志祥，男，判年25岁，小业主出身，汉族，原籍上海市人，王庄煤矿就业人员。 + +　　被告屠文庆，男，判年27岁，小业主出身，汉族，原籍上海市人，王庄煤矿就业人员。 + +　　上列被告于1970年3月15日我院以现行反革命集团策划叛国投敌罪，判处蔡京、周文硕、莫善德、肖秋波、余少冲死刑；宿本茂死刑缓期2年执行；沈奇敏、张国亭无期徒刑；魏志祥有期徒刑20年；屠文庆有期徒刑10年，判后本人及其家属以事实不符为由，多次申诉。 + +　　经再审查明：此案发生在文革期间，劳改就业人员比较混乱，被告蔡京等人随之产生了不愿继续改造的思想，便互相谈论串通，准备逃跑离矿，其中肖秋波等4人有逃跑离矿的行动，但未形成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的反革命集团，亦无叛国投敌事实。故撤销（70）军审刑字第4至13号判决书。认定蔡京、周文硕、莫善德、肖秋波、余少冲属无罪错杀；对宿本茂、魏志祥、沈奇敏、张国亭、屠文庆宣告无罪。 + +　　此判 + +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次日起，十天内向临汾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将上诉状一式二份交由本院移送。 + +　　 1982年2月16日 + +## 释放证明书 + +## 字第27号 + +　　兹有张国亭，男，现年37岁，系上海市人民路709号 （街）人，因犯罪于1970年3月15日经霍县人民法院判处徒刑无期，现因撤销原判宣告无罪，予以释放，特此证明。 + +　　鉴定概要： + +　　 山西省第三监狱1982年2月26日 + +　　注意事项：1.持证人必须在　月　日以前到达住地公安机关办理户口登记手续，过期无效。本证明书由住地公安机关收存。 + +　　2.本证明书不准私自涂改。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13.txt b/CCRD/0/8/6/00001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58d96f520acfe760a43cc62b437254bd37b68d5 --- /dev/null +++ b/CCRD/0/8/6/000013.txt @@ -0,0 +1,125 @@ +# 李再含在北京学习班的检查 + +　　<李再含> + +　　现将李再含同志一九七〇年元月九日下午、十日上午在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贵州班大会上的检查（记录稿），印发供批判用。 + +　　 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贵州班办公室一九七〇年元月十二日 + +## 李再含同志的检查 （节录） + +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同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划清界线，决不能和平共处。” + +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过去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以豪迈的战斗步伐，跨进了战斗的七十年代。放眼全球，展望未来，心潮澎湃。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 +　　这次我来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受教育已经四个多月了。在中央首长的亲切教育下，在同志们的耐心帮助下，我初步认识了自己的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错误。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是一个历史的罪人，要受到历史的惩罚。我犯下了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滔天罪行。 + +　　我听了新华印刷厂廉秀容同志的血泪史，深受感动。这样好的一个同志还检查自己对不起毛主席的错误，她的一字一句都剌痛了我的心。 + +　　我的罪过是极为严重的，我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我在贵州推行一条对抗中央、对抗毛主席、镇压和毒害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继承了大叛徒刘少奇的衣钵，在夺权以后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于种种原因我推行这样一条路线，就破坏了革命大联合，破坏了军民、军政之间的团结，破坏了军队的稳定；自毁长城，破坏了三线建设。总之，破坏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飞扬跋扈，狂妄自大，横行霸道，骄傲自满，夜郎自大、胡言乱语，不可一世，把贵州搞得一团糟，我就是罪魁祸首。贵州夺权较早，因为我的错误领导，使贵州文化大革命出现一个大反复，落在全国的后面，拉了全国的后腿，这是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大不忠，我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不起贵州两千万军民。 + +　　下面我交待自己反党、反毛泽东思想、反党中央的严重罪行。 + +## 一 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态度是很恶劣的 + +　　我是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典型的个人野心家、两面派、伪君子。表现在五个方面： + +　　第一、我在贵州没有突出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是极其反动地突出我自己。不是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中心，而是以我为中心。由于我在夺权以后，大权在手，头脑膨胀，忘乎所以，热衷于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资产阶级派性，因此，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指示，采取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态度，心中忘记伟大领袖毛主席，走向突出我个人，以我为核心，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罪恶道路。 + +　　较长时间内，在贵州流传着一些赞扬我的话，什么“贵州有个小太阳”、“地方出了个王效禹，军队出了个李再含”、什么“有了李再含是贵州人民的幸福”等等，在一片赞扬声中我昏昏然、飘飘然，心里热乎乎的，乐滋滋的，还觉得拥护我的人还不少啊！因此，自己恬不知耻地经常说自己是“不倒翁”；在会议上听到这些赞扬时，也假惺惺地说“受之有愧”，实际上内心高兴得很。 + +　　贵阳文展馆收集展出了我的一些材料和照片，我是知道的，当有人直接向我要材料时，我表面上说不要搞，但实际上并不制止。我自恃有功，以“功臣”自居，以“西南春雷”“当然主人”自居，因而有恃无恐，认为搞一点也可以，让群众知道我的所谓“功劳”。更严重的是，自认为既然主持全省工作，也需要树立个人的权威，这就完全背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的伟大教导。 + +　　听说有些地方在早读时间读我的所谓“讲话”和“插话”，我是默许的，错误地认为我的“讲话”和“插话”是联系实际、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大家读一读也是可以的，真是狂妄之极，反动透顶，竟敢把我的臭不可闻的奇谈怪论同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相提并论，分庭抗礼，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吗？否。很多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如赤水问题，我说赤水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根子在武装部，完全是胡说八道。把矛头指向武装部、革委会，自己搞垮革委会。最典型的是我在省革委常委第六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和“插话”，通知全省要“原原本本”地传达贯彻，通知中还说什么我的“讲话”和“插话”给贵州文化大革命指明了方向。为了显示自己高明，把“讲话”和“插话”刊印成册，通过交流方式，流毒全国。是谁指明了方向？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指明了方向。我指了错误的方向，害了大家，把贵州文化大革命搞坏了。我的原原本本是明目张胆的搞资产阶级的多中心。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需要有统一的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我在贵州用我的错误的反动的思想统一大家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抗衡，唱对台戏。 + +　　第二，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指示唱反调，发表和讲过许多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 + +　　1、“贵州特殊论”。经常讲，贵州和外省不一样，外省在建立革委前就存在两大派，贵州不存在，贵州是成立革委后分裂的。认为“4?11”这个革命群众组织是分裂主义的产物，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实现个人野心目的，又如：认为贵州公检法也是特殊的。我认为贵州公检法是革命造反派掌权。当中央发出公检法一律军管的指示后，我就借口特殊，对抗中央指示，拒不执行中央指示，把公检法的同志引上了歧途。 + +　　2、………… + +　　3、………… + +　　4、“一派掌权论”。说穿了就是一人掌权论，想把无产阶级的政权变为个人的政权，个人独裁，改变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把贵州搞成“李家天下”，搞成资产阶级王国，把贵州党变成“李家党”。因此，对4?11革命群众组织，长期以来顽固坚持不承认主义，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中央指示后，还大耍两面派，在中央面前坚持不承认4?11及其相同观点的组织是革命群众组织。我说，是不是只承认4?11、支红两派都是群众组织，我就不提“革命”二字，这是我耍的一个花招，阴谋诡计。当然中央首长一听就完全听出来了。中央首长在去年二月、五月会议中都提出贵州存在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一派是“八派”，一派是“四派”。特别是九大结束后，党中央又把我们留下，进一步解决贵州问题。我还没有离开北京，就在京西宾馆统一口径，对抗中央，说对4?11总体上承认，具体分析，把主动权交给各单位。把党中央指示否定了，坚持一派掌权的反动观点，说穿了就是搞我的一人掌权。 + +　　5、到处封“核心”，定“为主”。全省各地都是这样子，完全背离了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说：“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封“核心”定“为主”，要害在于全省各单位都有我封的“核心”，自然我就成为全省的核心了，实际上是封我自己。全省都有我定的“为主”的组织，全省就自然以我为主了。这完全背离了毛主席的教导：“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在我的反动思想指导下，造成贵州长期两派对立，我是地地道道的罪魁祸首。 + +　　6、…………。 + +　　7、革命分先后。我在贵州长期划分“革”与“保”，明确革委会中老造反派应占绝对优势，对抗毛主席关于“革命不分先后”的伟大教导。 + +　　8、…………。 + +　　9、…………。 + +　　这些是我同毛主席、党中央一系列重要指示唱反调的一系列反动言论。同志们声讨我的滔天罪行，狠揭狠批我的肮脏的东西，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才会照遍贵州高原。我诚恳接受同志们的揭发、批判、声讨、控诉。 + +　　第三，拒不执行、抗拒中央的许多指示和批评。例如，中央对公检法一律实行军管的指示，我篡改了，这是我的罪状之一。这里面隐藏一个很肮脏的东西，我想一个人独揽贵州各条战线，各个方面，党、政、军、专政机关的大权。我认为某同志是支持我的，听我的话的，思想上想把公检法大权交给113组织的某同志，如果实行军管，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了。 + +　　又例如，关于要承认411是革命群众组织，我也是拒不执行。要害是我承认了，岂不是我过去执行的踏平政策就错了吗？岂不是要承认自己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镇压群众的反动路线吗？自己的名利、地位岂不是就破灭了吗？所以，硬着头皮就不承认有两派和411是革命派。同时把真相隐瞒起来、封锁中央的声音。毒害了广大支红派的同志。这是我的错误造成的。 + +　　又例如，中央多次指出不要告下面的状，不要告41师的状。我给中央报告情况，相当多数是告状的材料，而且都是一些道听途说，好多是假报告、假情况，欺骗中央，目的是想把41师赶出贵州，给中央千方百计施加压力，要把41师调走。中央非常英明，看出了我的罪恶目的，所以没有同意我的意见，而且批评了我。 + +　　又例如，中央关于国防系统不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我也没有执行，严重破坏了三线建设，使国防系统严重失密。这都是不执行和对抗中央指示造成的恶果。 + +　　我对中央的批评也是抗拒的。总理、康老、谢代总理关于“肃薄”的批评。张春桥同志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批评我不请示报告，闹“独立王国”，我是对抗的。龙广事件我是有罪的，镇压了“贫造司”广大贫下中农，非常错误。不请示中央，取缔这个组织，胆大妄为，加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 + +　　总理对“七二九”事件部队开枪严厉批评，我也是抗拒的，认为部队是捍卫“九五”命令，部队是自卫还击有理。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 +　　这是抗拒中央批评的第三个方面。 + +　　第四、第四个方面，我是很少向中央请示报告，少量的有限的报告，多数是假报告，告状的报告，派报告，是说假话的报告，达到个人野心的罪恶目的。 + +　　我还有好多事情擅自处理，如多次调部队我没有请示中央和军委办事组。一九六七年八月，擅自调动部队和工人围攻贵工，踏平411。这是我个人决定的。还有调动两个连去龙广，也是我决定的。（对）盘县擅自调动一个连。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我自作主张，胆大妄为，违反党纪、军纪、国法，我应当受到党纪军纪、国法的制裁。 + +　　第五、我对党中央的指示和批评，采取了资产阶级两面派的恶劣态度。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春桥同志批评我不请示报告，闹独立王国和在六次省革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错误。我采取两面派的态度，一方面觉得没有一个态度不行，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我向毛主席写了一个假检讨，表示愿意改正错误，还承认对411的问题也是有错误的。但回到省里后，也没有传达中央的批评，也没有讲自己的检讨，更没有改正错误，把毛主席的声音封锁起来，使大家不明真相，并在一次省革委常委会议上说，贵州有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把责任推给其他同志，玩两面派，对抗中央，欺骗了毛主席，当面说得好听，回去以后又在捣鬼，同时，也蒙蔽了贵州的广大军民和同志们。 + +　　去年二月，党中央看到贵州问题，召集41师、49师、昆明军区领导同志开会，帮助我认识和改正错误，中央通过何光宇同志向我提出了四个问题：一，要我检查对中央的态度；二，对军队的态度；三、对群众的态度；四、组织纪律问题。听了以后，使我大吃一惊，当时我想如果我存在这四个问题，我不完蛋、垮台了吗？我根本不去想是不是这些问题，根本不接受中央对我的批评，根本不接受对中央、对军队存在一个态度问题。而且十分错误地认为这是“整我”，认为是大军区“整我”。非常错误地认为贵州是由于部队调防搞乱的，根子在大军区。因而思想不通，毫无自我批评之意。我在中央首长面前非常勉强地敷衍了几句，说话声音比蚊子声还要小，一句话要讲五分钟。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要我写出书面检查，由于自己的思想不通，为了蒙混过关，写了一个搪塞、敷衍的假检查。根据中央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精神，我起草了一个《十条意见》，得到中央同意后就带回贵州。由于思想上对抗中央召开的这一次会议，回省后既不传达会议精神，又不作自我批评，把传达贯彻任务推给何光宇同志，还散布不少荒谬的言论。我对一个同志没头没脑地说：“秀才见了兵，有理讲不清”，我自己就是在军内工作，这个话是非常反动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我忘得一干二净，并对一些同志说，这次会议是“九比一”，官司怎么能打得赢呢？我又在省革委常委、省军区党委联席会上说：“我在纠正错误中又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不该同意撤销818。”对抗中央二月会议对贵州的处理，对这次会议，我耍了两面派，在中央是一套，回到贵州又是一套。后来我和张明同志到中央参加九大预备会，九大期间，听说省内很乱，我一方面大为不满，认为是何、石等同志在家里搞右倾翻案。另一方面又幸灾乐祸，我没有在家，搞乱了你们负责，把责任嫁祸于何、石和41师，甚至联系到昆明军区党委。我参加了九大，听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伟大领袖毛主席还亲切地握了我的手。可是我回到贵州后就忘记了毛主席的指示，完全背离了毛主席指引的“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政治方向。 + +　　九大后学习九大文献、毛主席指示、新党章，代表们给我提了些批评意见，自己基本听不进去，在十分混乱复杂的心情下，一方面不得不搞点自我批评，装装样子。一方面又认为中央发了两个“红五条”，中发25号文件，自己又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自己得意忘形，摆出一付“胜利回朝”的姿态回到贵州。心里想，九大召开了，大局已定，更打不倒我了。并且念念不忘省军区党委召开的三月会议。听说有的同志喊了打倒我的口号，我怀恨在心，认为这是搞右倾翻案。我思想上想的不是贯彻九大精神，而是搞自己的一套，我认为三月会议是右倾翻案，就决心把这个案翻过来，回去后就办了一系列坏事。不该传达的传达了，自己在有的问题上加油加醋，扩大化，从花溪、磊庄会议一直发展到七二九事件，破坏了团结，把广大军民引上了邪路。特别在九大期间，我干了破坏团结，分裂中央的罪恶活动，散布了分裂中央的流言蜚语。九大以后，充分表现出我是典型的两面派。九大上我举手赞成毛主席指示新党章，回去就干背离九大精神的坏事，是一个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会上一套，会下一套的典型的两面派。 + +## 二 关于对待群众的态度 + +　　我背离了毛主席的教导：“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我是只相信自己，唯我“正确”，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堕落成资产阶级政客。我对411采取“踏平政策”，对支红派采取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和篡改毛主席指示的危害政策。对411我长期顽固地坚持不承认主义，给411及其相同观点的革命群众组织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把411打成“反动大杂烩”，挑动群众斗群众，利用一部分群众专另一部分群众的政，自己不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由于我执行了一条毒害和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导至全省武斗不断，内战连绵，使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无辜伤亡，家破人亡，我是罪魁祸首。为了踏平411及其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我不择手段，搞情报，搞动态，打进去，拉出来，分化瓦解，擅自调动部队，动用专政机关，通过报纸、电台镇压411，做了亲痛仇快的事，使国内外阶级敌人大作文章，挑拨离间，造谣中伤，起到了国内外阶级敌人起不到的作用。 + +　　为了踏平411，我同意组织818，利用818来维护我的独立王国，镇压群众，镇压411。为了蒙蔽818广大群众，说什么818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说什么818可以起到专政机关起不到的作用。我提倡每一个地区都必须有一个拳头。我不是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去掌好权，用好权，而是用刀枪棍棒去镇压群众。我派了818的一些同志到铜仁、兴义、赤水等地去贯彻一派掌权，踏平另一派。派这些同志去指挥武斗。818被撤销后，我又默许组织“捍三红”、“群众专政指挥部”。我做了国民党、资产阶级做的事情。由于我指导思想错误，把工代会带到邪路上去，把工代会变为“第二政权”，以工代政，达到巩固我这个独立王国的目的。我要负完全责任。 + +　　长期以来我顽固地坚持支一派，压一派，武装一派，消灭一派，“七．二九”事件达到最高峰。“七．二九”事件的罪魁祸首就是我，我要负主要责任。“七．二九”事件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是由于我长期对411采取踏平政策的必然结果。我错误地认为“红五条”不能实现的主要原因在41师和411。我认为九大后解决411在贵阳据点的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不能拖过八月。我主张工人进城，要警司告诉411撤除据点，首先撤除省革委办公的大楼，我讲了如果411拒不执行“红五条”，一定要坚持据点，就要采取“南宁道路”的办法，并且讲过少数人要走“南宁道路”是不可避免的。对支红派造枪，我是同情和默许的。有人找我，我说，你们走上层路线是不行的，我是不会点头的。并且我找了工代会的军代表，叫他们调动工人进城。当独立师连队开枪后，就要工代会调动工人队伍占领政法大楼，支援计委大楼。我表面上说，打掉411据点要请示中央才行，真正的思想是端掉就端掉了。“七．二九”前后我退居幕后，假装不知道，后来打了以后，我非常高兴，说打得好，打得有理，打出了一个大好形势。还说要因势利导，彻底整顿贵阳市，限三天之内把贵阳焕然一新，这就是我对待群众的恶劣态度。我背离毛主席的教导：“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我根本没有把毛主席指示记在心上，我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把群众当成阿斗，把群众看得很落后，也是推行了刘少奇的“群众落后论”。 + +## 三 关于对待军队的态度 + +　　1、…………。 + +　　2、…………。 + +　　3、…………。 + +　　4、对41师，态度非常恶劣。对两师调防不满意。对41师错误地认为，他们是来夺权的，所以千方百计挑起41师、独立师的矛盾，拉拢独立师，排斥41师，还千方百计地向中央施加压力，想让中央把41师调出贵州。表面上说，41师刚到贵州，他们人地两生，要很好地关怀这个部队。实际上，想把41师调出贵州，这是非常错误的，并且为达到这个罪恶目的采取种种错误做法，怂恿、挑动支红派同志给41师出难题，搞变相围攻，我要承担完全的责任。 + +　　5、对支左人员，挑选我认为支持我的，听我的话的。对我有意见的坚决不同意他们出去支左。 + +　　6、军区党委有些同志多次提出研究部队支左问题，41师到贵州是有支左任务的，我迟迟不研究，不给41师支左任务。我认为，如果给41师支左任务，他们就把权夺过去了，这非常错误。我借口支左的同志任务很忙，不同意研究，使主持部队工作的同志不了解支左的情况，也使支左的同志不了解部队的情况。互不往来，互不通气，把部队分裂，党委分裂，使党委瘫痪，我一个人领导，破坏了军区党委集体领导。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我更谈不上发挥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了，只相信少数人，把多数同志撇在一边。 + +## 四、关于“三反一粉碎” + +　　我的指导思想是完全错误的。接过革命口号，塞进自己的私货。想通过“三反一粉碎”进一步达到独揽贵州大权的目的。我错误地认为，贵州实现全省一片红以后，是整顿内部的时候了。通过整顿内部，进一步独揽党政军大权。在“三反一粉碎”中，我错误地提出，革命干部要补课，要“回炉”。由于矛头指错了，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了一大片，把斗争矛头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指向军队，指向革命干部，指向革命群众，而没有指向阶级敌人。这是根本的错误，方向错了。所以“三反一粉碎”的结果，粉碎了革委会，粉碎了革命干部，粉碎了军队干部，粉碎了革命群众，把贵州搞乱了，使贵州文化大革命出现了很大的反复。在“三反一粉碎”中搞垮了二十几个县的革命委员会，伤害了相当一批地方干部、军队干部，有一些已经结合了的干部又重新推了出去，把一些参加支左的军代表调回。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立的贵棉样板也不例外，认为贵棉的领导班子不理想，错误地认为贵棉革委领导班子是中间偏左，是“中左政府”。在常委会上提出要改组贵棉革委，把革委的主要负责同志，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调出，把多数同志排斥出去。结果破坏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立的贵棉归口大联合的样板。从此以后，革命大联合就更不好，这是我的罪过造成的。 + +## 五、破坏了民主集中制 + +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党的领导原则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新的党章明确规定了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全党必须服从统一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所有这些我都违背了。两年多来，我在贵州是大权小权一概揽起来，权迷了心窍，大小事情都是个人说了算，实行家长式领导，搞一言堂、个人独裁，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把政权和党的性质改变了，把无产阶级政权引向了资产阶级政权，个人政权，把无产阶级的党变为个人领导的党，资产阶级的党、法西斯的党。毛主席教导我们：“哪有个人说了算？那就是个人称霸，成了霸王。”我在贵州就是一人称霸，还想称霸于整个西南。 + +　　我搞的这些东西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有以下原因： + +　　一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 + +　　二是表现在大搞独立王国，目无中央，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恶性发作。 + +　　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反映在第三个方面是派性严重。 + +　　世界观没有转变的第四个方面是：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恶性膨胀，唯我正确，唯我独革，唯我独左。 + +　　我的问题是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毛主席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我在贵州就是顽强地用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贵州，还要改造西南。由于我世界观的错误，立场的错误、方向的错误，因而思想方法是主观主义的，也是错误的，形而上学看问题，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看问题必须看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内部的矛盾和发展。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对贵州存在的问题，我是怎样看的呢？对贵州出现的反复、乱，我是从外部找原因而不是从内部主观找原因，一直认为贵州出现的反复、乱， 是别的方面造成的，外部造成的。实际上主要原因在我这里。我应承担完全主要的责任。我跑到了一个地方，不问环境情况，不了解事物的本质，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更谈不上抓典型，搞调查研究。由于立场上的错误，思想方法的错误，工作方法也是错误的，仅凭一封信、一次汇报、一次见面就决定重大问题。我受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黑六论”的毒害，有“阶级斗争熄灭论”、“党内和平论”、“入党做官论”、“公私溶化论”、“群众落后论”、“驯服工具论”。我好多反动思想实际上都是大叛徒刘少奇的翻版，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我没有思想准备，还停留在过去阶段，人进入了社会主义，思想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我的思想还是资产阶级思想。最根本的问题，是长期以来没有很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了一点也是采取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态度。总觉得三年来辛辛苦苦，但辛苦的是搞资产阶级派性，是搞“独立王国”，夺权以后，对毛主席、党中央的观念越来越淡薄了，越来越疏远了，忘乎所以，心中忘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想起来我非常难过，非常痛心。我一定根据中央的指示，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认真改造世界观，保持无产阶级的晚节，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 +　　我衷心拥护中央解决贵州问题的英明决策。我犯下了滔天罪行。希望同志们狠揭狠批，口诛笔伐，声讨、控诉我的滔天罪行。 + +　　来源：邓振新编著《贵州风云》(香港：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2014)。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14.txt b/CCRD/0/8/6/00001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4f12ff1dfa4c9f47597832178de65d00d074c73 --- /dev/null +++ b/CCRD/0/8/6/000014.txt @@ -0,0 +1,159 @@ +# 开封市革命委员会关于转发第二批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行和刑事犯罪分子罪行的材料的通知 + +　　（各级革命委员会：） + +　　现将开封市公安机关军管会编印的第二批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行和刑事犯罪分子罪行的材料发给你们，希广大革命群众认真讨论，并对每个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提出处理意见，报送市公安机关军管会。 + +　　 一九七O年四月四日 + +##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坚决镇压反革命 + +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全市军民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最新战斗号令，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人民战争”，抓出一小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狠狠地打击了帝、修、反的“别动队”和“同盟军”，大长了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的志气，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 + +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感到末日来临，必然会狗急跳墙，垂死撵扎，进行破坏和捣乱。一切革命人民必须牢记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防止和克服和平麻痹思想，百倍提高警惕，发扬勇敢战斗、连续作战的革命精神，坚决把一切公开的、隐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对于胆敢进行破坏和捣乱的阶级敌人，必须及时地予以坚决有力的打击。 + +　　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我们严厉警告一小撮阶级敌人：你们在此伟大的镇压反革命政治运动中，已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想混是混不过去的，想赖是赖不掉的，想逃也是逃不了的，只有及早向人民坦白交代，缴械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如若负隅顽抗，继续捣乱，必须受到加倍惩罚！ + +　　 一九七O年四月四日 + +## 目 录 + +　　一、现行反革命犯黄沙翔罪行 + +　　二、反革命、拦路抢劫、轮奸犯陈义修等罪行 + +　　三、现行反革命犯雷建云罪行 + +　　四、阶级报复杀人犯薛子和、李光亮罪行 + +　　五、现行反革命犯吴思慧罪行 + +　　六、袁祥和、杨玉为首反革命偷盗集团罪行 + +　　七、反革命杀人犯吴曰可罪行 + +　　九、玩弄污辱青少年犯刘宗周罪行 + +　　十、杨建新为首流氓轮奸集团罪行 + +　　十一、杀人犯岳亮罪行 + +　　十二、行凶打人犯权方洲罪行 + +　　十三、现行反革命犯任孝禄罪行 + +　　十四、洪起东、范立业等八名结伙偷盗犯罪行 + +　　十五、盗窃犯解凤虎罪行 + +　　十六、强奸犯何俭罪行 + +　　十七、强奸犯张振家罪行 + +　　一、现行反革命犯黄沙翔，男，三十二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汉族，开封县人。本市红旗区工读中学代课教员。其父系军统特务、伪省广播电台上校台长，被判过刑。黄犯思想反动透顶，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一九五七年至—九六六年，书写大量反动日记和反动剧本、杂记二千余篇，计九十九万一千余言。极其恶毒地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还组织反动的《开封市文化艺术研究会》，妄图仰赖帝、修、反颠复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反革命复辟，并扬言“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一滴汗，坚持到斗争的最后胜利”。当革命群众对其批斗时，又书写长达五千余言的所谓《控诉书》，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 +　　二、反革命、拦路抢劫、轮奸犯陈义修，男，三十一岁，开封市人，系一贯道徒。其父系一贯道坛主。 + +　　轮奸集团犯刘进才，男，四十二岁，开封市人。 + +　　上列二犯，分别伙同轮奸杀人犯李振友（已枪决）冒充国家干部，采取恐吓手段，多次轮奸妇女，拦路抢劫财物。一九六八年以来，陈犯伙同李犯轮奸少女一人妇女二人，单独拦路强奸妇女—人，抢劫手表五只；一九六九年秋公开散布反动言论，恶毒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刘犯一九六八年以来，伙同李犯轮奸妇女二人。陈犯思想极端反动，且拦路抢劫、轮奸妇女，实属罪大恶极分子。刘犯参与轮奸妇女，罪恶严重，但倚能低头认罪。 + +　　三、现行反革命犯雷建云，男，五十一岁，开封市人，住本市。系伪警察、宪兵，伪省党部助理干事。因反革命罪两次被管制，系现管反革命分子。雷犯思想极端反动，在群众监改期间仍进行反革命活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七O年二月，书写反动日记、诗文三百五十一篇，计十一万二千多言，恶毒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极端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猖狂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盼蒋复辟。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雷犯在群众监督改造期间，还犯有奸污妇女罪。 + +　　四、阶级报复杀人犯薛子和，男，四十六岁，巩县人，现住本市。系资本家、右派分子。 + +　　阶级报复杀人犯李光亮，男，四十七岁，地主兼资本家出身，洛阳市人，现住本市。系三青团员。曾因贪污和投机倒把受记大过处分。其父系日伪汉奸，其母系伪保长，被判过刑。 + +　　薛、李二犯思想极端反动，一九六六年以来，大量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薛、李二犯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对抗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李犯猖狂地叫嚣“我受压十七年了，我要造反。”为了进行阶级报复，薛、李二犯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亲自动手和煽动不明真象群众，将我党员干部韩德成活活打死。 + +　　五、观行反革命犯吴思慧，男，三十八岁，旧官吏出身，四川省荣县人。系右派分子，后因不服监督改造被劳动教养，一九六五年因结伙偷盗被判刑十年。其父系四川省伪政府委员，后逃香港。 + +　　吴犯思想极端反动，在押期间，猖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一九六六年以来，散布反动言论，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散布战争恐怖，煽动犯人阴谋暴乱。该犯为首串连罪犯，阴谋越狱叛国投敌，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 +　　六、反革命盗窃集团首犯袁祥和，男，二十二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湖南宁远县人。因偷盗两次被拘留、劳教三年。其父当伪兵。其兄系反革命分子被判刑。 + +　　反革命盗窃集田首犯杨玉，男，三十一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开封县人。因偷盗五次被拘留、劳教。其父系伪警察，后因偷盗被捕死在狱中。 + +　　反革命盗窃集团主犯班柏林，男，三十五岁，旧官吏出身，郑州市人。因拐骗、偷盗被判刑、劳教。其父系历史反革命。 + +　　反革命盗窃集田主犯何景才，男，三十七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武陟县人。因乱搞男女关系受记大过处分，后因重婚罪被判刑。 + +　　同案主犯于和平，男，十八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青岛市人，现住本市。其生父系蒋匪军官，养父系地主出身。 + +　　同案犯张钦，男，二十四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封邱县人。一贯流窜偷盗，被强制劳动、劳教，释放后仍流窜偷盗至被拘留。 + +　　同案犯张福来，男，二十岁，小商出身，学生成份，开封市人。因偷盗两次被拘留、管教。一九六九年十月参与马超凡为首行凶杀人事件，后畏罪潜逃作案至今。 + +　　袁、杨、班、何四犯，思想极端反动，长期偷听敌台广播，盼蒋复辟，图谋暴乱。扬言“苏联打过来就好了，就有出关之日了”、“准备抢枪，上山拉游击，乘机干一家伙”，并预谋偷越国境叛国投敌。杨犯一九六九年书写带有纲领性的反动诗词“要西联英美北联苏，重整十万锦绣江山”恶毒地诬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妄图仰赖帝、修、反颠复无产阶级专政。轰犯还与何犯密谋策划反革命武装，袁自称当匪“司令”，何犯充当匪“参谋”，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 +　　班犯一九六八年冒充公安人员在郑州多次公开抢劫群众财物。袁、杨、班三犯一九六九年二月以来，勾结贯盗于和平、何景才、张钦、张福来等人，先后流窜开封、郑州、新乡、许昌、漯河、焦作等十三个县(市)，利用撬门扭锁大肆偷盗，共作案一百一十余起，偷盗现金一万二千三百一十二元八角三分、粮票九千五百二十八斤九两、布票七千二百四十八尺、收音机四部、自行车四辆、公章九枚、被子四条、布二百二十五尺、衣服二百四十六件、单子、毯子六条、金元宝一个、金戒指六个、小金镯二个、银镯、银锁三十余件等大量财物，窝赃在班、杨二犯家中。将盗窃的金钱，财物一万二千余元大肆挥霍。 + +　　袁、杨、班、何四犯，思想极端反动，长期作恶，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还勾结其他罪犯，大肆进行偷盗，严重地破坏了社会治安。同案主犯于和平系偷盗主犯，认罪态度较好。同案犯张钦，张福来偷盗成性，屡教不改，罪行严重。其他十四名协从偷盗者，均认罪较好。 + +　　七、反革命杀人犯吴曰可，男，三十六岁，地主出身，四川省岳池县人。一九五九年因犯反革命、杀人罪，被制死缓，后改为无期徒刑。吴犯在押期间仍不老实守法，一九六二年以来多次对犯人鸡奸、耍流氓，其罪行被高、李二犯人检举，吴犯向高腿部猛刺一锥子进行报复，还偷盗监狱木工房斧子一把私藏起来，伺机对李报复行凶。该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不仅不接受管教干部的批评教育，反而对管教干部郭同勤怀恨在心，竟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七日将偷藏的斧子揣在怀中，妄图杀郭被发现未逞。该犯后又畏罪自杀(未逞)，抗拒改造。现仍狡猾抵赖，拒不认罪。 + +　　八、玩弄污辱青少年犯刘宗周，男，七十岁，开封县人，现住本市官坊街二十五号。一九四三年当伪军中士班长二年。一九五九年因流氓行为受开除留厂察看处分。该犯道德极其败坏，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O年二月，以极其卑劣的手段，先后玩弄、污辱男性青少年二十七人，严重地摧残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受害青年、少年及其家属纷纷提出控诉，强烈要求对刘犯予以严惩。 + +　　九、奸淫幼女犯李梵，男，六十四岁，贫民出身，旧职员成份，开封市人。系伪法院录事，蒋匪军官。因奸淫幼女罪被拘留。 + +　　李犯道德败坏，淫恶成性。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九年，以引诱、威胁等手段，先后对七岁至十四岁的八名幼女多次进行猥亵、奸淫，严重地摧残了幼女的身心健康。该犯奸淫、猥亵幼女，情节非常非常恶劣，后果极为严重，影响极坏。 + +　　十、流氓轮奸集团首犯杨建新，男，十九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登封县人。市衡器厂工人。其父系反革命分子，被判刑八年。 + +　　主犯郭炳林，男，二十岁，贫民出身，学生成份，开封市人。市衡器厂工人。 + +　　主犯王天赐，男，二十岁，小商出身，学生成份，开封县人。市衡器厂工人。其父曾因投机倒把被制刑三年。 + +　　同案犯姬结实，男，十八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滑县人。市红卫区石灰厂工人。 + +　　同案犯郜明奇，男，二十岁，贫民出身，学生成份，长垣县人。市衡器厂工人。 + +　　同案犯岳杰生，男，二十一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封丘县人。市衡器厂工人。 + +　　同案犯曹顽成，男，二十一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获嘉县人。市衡器厂工人。 + +　　同案犯李忠良，男，二十岁，贫民出身，学生成份，开封市人。市中原机械厂工人。 + +　　以杨建新为首上列罪犯，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结伙以来，流氓威性，作恶多端。杨犯多次主谋策划组织同伙流氓分子，先后将四名下乡女青年分别多次进行轮奸。杨犯还唆使郭、王二犯对一名下乡女青年赵××进行轮奸。杨犯还以谈恋爱为名，多次奸污下乡女青年韩××，并纠集同伙大耍流氓，猥亵青年女学生多人。杨犯还伙同郭、郜二犯聚众赌博二十九次。 + +　　另外，郭、部、岳三犯以谈恋爱为名，各奸污妇女两人，王犯还奸污妇女一人。 + +　　杨犯为首的上列罪犯，结伙大耍流氓，轮奸、奸污下乡女青年，严重地危害了社会治安，破坏下放插队，罪大恶极，影响极坏。杨建新系流岷轮奸集团首犯，且认罪态度极其狡猾。郭、王二犯系流氓轮奸集团主犯，罪恶严重。姬、郜、岳三犯参与流氓输奸，认罪一般。曹、李二犯参与流氓轮奸，认罪态度较好。 + +　　十一、杀人犯岳亮，男，十九岁，地主出身，兰考县人，住本市。其祖父是地主兼资本家。岳犯下放农村后，一直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作恶多端。偷社员的鸡、鸭、狗杀了吃，并结拜兄弟，从公社偷回档案，企图回流城市，还行凶打人进行报复。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岳犯勾结他人召集一个大队的下乡青年将社员李耀祖打致重伤，经抢救脱险；后又打伤生产队长林培志；还将另一生产队长的锅砸烂两口；砸坏生产农具一百二十七件。此事发生后，有一百零八户社员三百多口人不敢在家住，影响农业生产四天，影响了交公粮。当地贫下中农说他“比过去土匪还厉害”。更严重的是，岳犯今年春节返回开封，于二月七日晚积极参与张书芳(已枪决)等人反革命报复杀人集田，岳犯赤膊上阵充当杀人凶手，用电工刀向王化志右大腿猛刺三刀，大动脉被刺撕三分之一，流血不止。岳犯继续行凶杀人时，被革命群众制止。王受重伤，经治疗月余脱险。岳犯还将王化志的爱人姬凤英头部和手打成重伤，严重地破坏了社会治安。 + +　　十二、行凶打人犯权方洲，男，二十四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初中文化程度，孟县人，住本市。自幼上学后当工人，系市纺织器材厂工人，因行凶打人罪于一九七O年二月二十一日被逮捕。其父权居德因倒卖金银和造谣破坏被制刑三年。 + +　　罪犯权方洲目无组织纪律，不服管理，消极怠工，并聚众结伙打架。严重地是一九六九年十月五日，权犯向代班组长云勤朝提出要提前下班，当云坚持原则不允时，权犯即破口大駡，云据理斥责时，权犯不仅不承认错误，反而对云恼羞成怒用拳猛击云的左眼上，当即出血致残，后换一假眼。权犯目无组织，不服管理，行凶打人，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破坏社会治安，后果严重。 + +　　十三、现行反革命犯任孝禄，男，四十九岁，贫农出身，住本市。系市第一师范学校传达。因投寄反革命匿名信被拘留。其兄系日伪汉奸，被我镇压。 + +　　任犯对我党和政府怀有刻骨仇恨，于一九六八年投寄反革命匿名信两封，恶毒地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盼蒋复辟，妄想变天，反革命气焰嚣张。但被查获后，伺能低头认罪。 + +　　十四、结伙偷盗犯洪起东，男，二十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滑县人，住本市。曾因书写反动标语，被单位监督改造二年。其父系反革命分子被判无期徒刑。 + +　　结伙偷盗犯范立业，男，二十三岁夕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开封市人。曾因偷盗，被劳动教养三年。 + +　　结伙偷盗犯赵西华，男，二十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河北省人，住本市。曾因偷盗，被管教四年。 + +　　结伙偷盗犯庞正文，男，十八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宁陵县人，住本市。曾因偷盗，被管教二年，后又因偷盗，被强制劳动三年。 + +　　同案犯刘云霄，男，十八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开封市人。 + +　　同案犯石书义，男，十九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项城县人，住本市。 + +　　同案犯任小散，男，十九岁，职员出身，学生成份，开封市人。 + +　　同案犯李玉甫，男，二十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长垣县人，住本市。 + +　　上列罪犯下乡不久即回流城市结伙偷盗，一九六九年以来，流窜开封、郑州、洛阳、新郑、孝义等地，偷盗五十余衣，计偷盗自行车三辆、收音机四部、照象机一部、钟表八只、呢料十四件、被子、单子，衣服三百八十余件，米、面一百三十余斤、粮票一千斤、布票七千八百四十九尺、现金九百五十余元。偷盗上述物资共价值四千五百余元。严重地危害社会治安。洪犯罪恶严重。范、赵、庞三犯一贯偷盗，屡教不改。刘犯多次结伙偷盗，情节严重。石、任、李三犯认罪较好。 + +　　十五、盗窃犯解凤虎，男，二十岁，资本家出身，学生成份，山东省人，住本市三胜前街十九号。解犯一九六四年以来，因流窜偷盗、乱搞男女关系、用极其卑劣的手段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被强制劳动牛年。释放后，仍不悔改，又继续流窜偷盗，从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流窜郑州、西安、兰州、武汉，驻马店．泌阳等地，大肆偷盗、掏包六十余次，共偷盗现金四百余元。还与妇女宗××乱搞两性关系，严重地危害了社会治安。 + +　　十六、强奸犯何俭，男，三十六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本市郊区人。何犯道德败坏，流氓成性，一九五九年在甘肃支边时，曾因调戏、狸亵妇女被批斗撤职。一九六三年以来，用暴力威逼，强奸妇女二人、猥亵少女、妇女各一人。奸后并威胁女方说：“这事(指强奸)有人知道，小心你娘几个！”致使受害人×××患病数月。另外，何犯伙同陆××、孙××、刘××倒卖国家的紫铜七百一十四斤，何犯分得脏款九十一元，严重地危害了社会治安。 + +　　十七、强奸少女犯张振家，男，三十一岁，市郊区红星公社机械修配厂工人。张犯道德败坏，品质恶劣，一九六九年以来，利用师徒关系对该厂十七岁女徒工×××多次进行调戏，企图奸污，遭到反对后，竞于一九七O年二月十五日晚，对该女进行了强奸。该女被奸后，于同月二十一日上吊自缢，经抢救脱险。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15.txt b/CCRD/0/8/6/00001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472ba584938c17878da10afe6f8aac6e377bd10 --- /dev/null +++ b/CCRD/0/8/6/000015.txt @@ -0,0 +1,243 @@ +# 关于现行反革命白忠杰的调查报告 + +　　<甘肃省榆中县哈岘公社仁和大队马卷生产队革命领导小组> + +　　【这个星期六，在隍庙的旧书摊上，看着一本用牛皮纸装订的老档案，归属于“甘肃省榆中县革命委员会档案室”，全宗号为“0027”，正标题是“仁和大队七零年‘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各种材料”。里边有各种材料160余张。翻了翻还挺有意思。】 + +## 《关于现行反革命白忠杰的调查报告》 + +## 最高指示 + +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让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 +## 关于现行反革命白忠杰的调查报告 + +　　白忠杰，男，现年三十一岁，系榆中县哈岘公社仁和大队马卷生产队人。家庭地主成份，本人地主成员，其父地主分子。 + +　　该白在马卷生产队一贯表现很坏，思想反动，坚持地主阶级反动立场，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挖社会主义墙角，进行反攻倒算，妄图变天，破坏团结，造谣惑众，贪污盗窃，诬骂、毒打贫下中农等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已构成现行反革命犯罪分子。 + +## 主要犯罪事实 + +　　一、现行反革命白忠杰，一九六三年在该队拔小麦时，恶毒地咒骂贫农社员白高兰，并扬言大骂：“你产把形势看来了没有，现在让我们地主说话的时间了，你们贫下中农能干啥？”（见证明材料4） + +　　二、白犯在一九六九年三月份，毒打贫农社员金秀芳时，恶毒咒骂：“毛主席把我管者哩，不然的话，我把你驴日的早打死了，我等共产党罢了以后，我把你填到胡坑哩。”（见证明材料5） + +　　三、一九六九年九月份，白犯在该队拔荞麦时，因领导小组组长金承汶患病，便趁机猖狂地对组长说：“你的康子（胸腔）一天比一天严重了，你搞不成了，现在轮着我们喊叫了。”企图夺取生产队的领导权。（见证明材料6） + +　　四、一九六九年六月份，该队社员白忠喜因无住宅，经向生产队领导小组申请并同意，在贫农白绳祖住宅旁建修窑洞居住（此地是白绳祖在土改时分地主分子白志功的）。白忠喜在建修过程中，地主分子白志功的儿子白忠杰便跳出来阻挡说：“你打胡基是白打的，不如我给你称茶叶，你给我打胡基。此地是我的，你在此地打胡基凭的啥。契约作假，土地证为真。我凭的是执把，如不信，我们同几个人到大爸（白忠杰的父亲地主分子白志功）跟前问走。”并行凶毒打白忠喜，将白忠喜打下建修窑洞的土基推倒三分之一，进行反攻倒算，妄图变天。（见证明材料6、7、14、15） + +　　五、一九六八年三月份，白犯在贫农社员金禄善跟前造谣煽动说：“白绳祖当队长为啥发财了？偷下的多。五年不不分粮食都饿不着，你们贫下中农给白绳祖不提意见，你们连年挨饿，我们地主不敢说，难道你也不敢说吗？”（见证明材料8） + +　　六、一九六八年七月份，贫农社员宋武远和白忠桂在一起劳动时，白犯跑来心怀恶意，造谣挑拨说：“这些子驴日的饲养员，昨晚上把牲口放开，把你的自留地里的小麦吃坏了。”当时宋武远戳穿白犯阴谋，驳斥道：“你不要这样起事弄非的了，我们已经看过了，小麦连一根也没有吃掉。”白犯便恶毒地诬骂贫农社员宋武远：“我和你这个驴不说。”（见证明材料10） + +　　七、一九六九年五月，白犯咒骂贫农社员金秀芳：“我叫你金转娃子（金秀芳原名）驴日的断根绝后，我白忠杰有儿有女，看你驴日的能干啥，我把你打了骂了，金录善（金秀芳的父亲，领导小组成员）也不敢动我白忠杰的一根毛。”（见证明材料8） + +　　八、一九六九年元月，仁和大队整党时，白犯在党员白绳祖跟前趁机造谣说：“你是怎样考虑的，金录善、白材志、金承汶、白忠福、金承湘等人，发动给你提下的意见很多。”其后，白犯又是在贫农社员白材志跟前无故造谣说：“白绳祖这几晚上，手提木棒，在大门上等着要打死你呢。”由于白犯来回造谣生事，让白材志和白绳祖无故吵了一仗，造成互不团结，破坏了党群关系。（见证明材料14、15） + +　　九、一九六八年三月，公社干部张浩同志下队工作时，在贫农社员金录善家吃了一顿饭以后，白犯便趁机在贫下中农社员白绳祖、白忠信、宋武远等人跟前造谣煽动说：“金录善给张浩端上的甜丕子，五寸厚的锅块，吃了以后，反映队长、会计、保管及贫协组长等干部用架子车把队里的粮食偷者一晚往亮里拉光了。”事后，白犯又跑到白高兰跟前（金录善之妻）造谣辱蔑说：“白忠信、白绳祖、宋武远、白忠和用架子车把队里的粮食偷者一晚往亮里拉，你们贫下中农死完了吗？”并非有其事，纯属白犯造谣生事，破坏干群关系。（见证明材料11、12） + +　　十、经查，白犯于一九六二年秋季赶牲口驮小麦时，故意挣（累）坏牲畜，本应驴驮麦简（麦子捆）最多二十四简，白犯恶意给一个驴驮了四十八简。当时有贫农白材志制止时，该白不但不听，反而指着白材志嚣张地咒骂：“你再说，要把你狗日的绑起来！”（见证明材料14） + +　　十一、白犯一贯不服从生产队领导和调配，刁难干部，如在一九六九年九月份挖洋芋时，领导小组调配他用牲口驮洋芋，白犯不但没有准备驮洋芋，反而嚣张地对领导小组成员白忠义说：“我没有备牲口，看你干什么！”（见证明材料16） + +　　十二、白犯仇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盗窃活动，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挖社会主义墙角。如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份偷盗集体小麦一背斗，同月，又偷盗仁和大队保健站煤二背斗，还有他的子女及妻多次偷盗集体粮食和籽种，直接破坏集体经济。（见证明材料1、2、18、19、20） + +　　十三、一九六九年九月，白犯纵使女儿把稀屎抛进社员白忠清的洋芋窖里，污染了四、五十斤洋芋，不能食用。白忠清追问以后，白犯反而骂道：“你告去，我劳改都对者哩。”（见证明材料5、9、16、17） + +　　我队广大贫下中农、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全国人民必须提高警惕，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揭露，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必须爱到应有的惩处”“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指引下，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乘胜前进，向阶级敌人发起了猛烈地进攻，狠狠打击了反革命破坏活动，人心大快，形势大好。为了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经革命领导小组于一九七零年四月十日会议充分讨论，一致认为：“现行反革命白忠杰一贯反抗社会主义革命，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恶毒地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造谣惑众，恶毒地咒骂、毒打贫下中农，挑拨离间，破坏党群关系，贪污盗窃，民愤大、罪恶严重。在证据确凿面前，态度恶劣，抗拒认罪，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强烈要求，对现行反革命白忠杰不依法从严惩处，不足以平民愤，据此，一致同意，将现行反革命白忠杰依法逮捕，特此上报，请审批。 + +　　后附证明材料二十二份。 + +　　 哈岘公社仁和大队马卷生产队革命领导小组某某某印全体贫下中农金禄善印一九七零年四月十日 + +## 关于白忠杰的材料 + +## 交待 + +　　我叫白忠杰，出身于剥削家庭，由于在近年来思想改造差，和家庭没有划清界线，犯了严重错误，具体事实交待如下： + +　　1、在六九年七月某天，打碾集体的小麦时，乘别人不注意之机，偷了集体的小麦一背斗，有15斤。 + +　　2、为牲口吃别人地里的小麦时，我和宋吾（武）远吵架，更严重的是，我骂宋吾远是驴。 + +　　3、63年，在我队庙湾子地拔小麦时，我和白高兰为搁下趟不拔，和白高兰吵了一架，当时我骂金六山（金禄善）说，你把你婆娘不管，把我骂坏了。 + +　　4、69年春季，我的女人来秀明和弟媳金秀芳吵了嘴，当时全秀芳骂我说：“你把你妈不骂者，叫骂我者干啥哩。”当时我非常生气，对弟媳金秀芳说，“骂了骂去，为啥骂我者干啥哩。”当时有我弟白忠清劝解说我：“你把你的出去。” + +　　5、去年挖洋芋时，我的二女尕兰子（八岁）在我父亲的指使下，把一点屎抛在弟媳金秀芳的洋芋窖里，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些事情。 + +　　6、白忠希（禧）打胡基修窑洞时，我听了我爹的指使，没让白忠稀打胡基修窑洞。白忠稀在我的园子里修窑，当时我对白忠希说：“我们住在一块儿，吵嘴的不行，你叫生产队给你批去。”当时白忠希说，“我在哪里都修哩”。我接着说，“我有土地证，你凭什么在这里修？你原来分在哪里你就在哪里修去”。 + +　　以上就是我在近年来所犯的严重错误。在这次运动中，经过学习了中央的三个文件后，对我的教育很大。我要在这次运动中向人民低头认罪，做彻底地坦白交待。从今后，痛改前非，脱胎换骨的重做新人，和剥削家庭划清界线，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站在毛主席指出的光明大道上。 + +　　 交待人：白忠杰（私章）一九七0年四月八日 + +## 对白忠杰的证明材料（1） + +　　69年十一月的一个晚上，仁和保健站在许家台购的煤，去双池队去的汽车带回来，卸在周家湾埂大路旁。白文林印好后，交给白忠杰照管，当时有司药和我一同上去取煤，到煤堆跟前以后，白忠杰偷了一背斗，最后又偷了一背斗，此事确实。 + +　　 证明人：金树森（私印） 白忠民（私印）七0年三月十五日 + +## 对白忠杰的证明材料（2） + +　　1、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从场上偷了集体小麦一背斗。 + +　　2、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白忠杰为了挑拨我和白材志的关系，他跑来给我说：“白材志不但给我的头上摄土，给你也摄土者哩。白材志在场上破口大骂你哩。”当时我严厉问道：“白材志骂的啥？”白忠杰当时见阴谋未逞，便无理逃走。 + +　　 证明人：金承汶（私印）一九七0年三月十六日 + +## 对白忠杰的证明材料（3） + +　　六九年三月，地主分子白志功之子白忠杰的三个姑娘站在我的门上，指着我女人的小名，喝骂连天，正在我出门送走大夫之际，白忠杰不知何因，闯进我门，把我女人（金秀芳）连踢带打，我刚送走大夫进门时，白忠杰二次扑进来把金秀芳又是痛打一顿，那时，我的病很重，无法劝解，我说：“你不要打了，你打她者干啥哩？”白忠杰骂道：“你没病的话，我把你的骨头茬子抖到哩。我要去一下你的病哩。非把你母老虎打倒不可”。并骂着，抓在金秀芳的头发上，连拔带打，我当时连病带气，实在无法制止，白忠杰一阵出去又扑进来，仍然打骂如此。 + +　　 证明人：白忠清（私章）70．3．15 + +## 对白忠杰的证明材料（4） + +　　一九六三年在我队庙湾子地头拔小麦时，社员李生花问我，来秀明这几天为啥事和金秀芳吵嘴。我俩正在说他们家里为吃饭的事，白忠杰听见以后破口大骂，“你们把形势看来了没有，现在让我们地主说话的时间了，你们贫下中农能干啥”？我听后很气愤说：“我们到公社里去说理走。”白忠杰说：“到你妈的屁上说理去。”同时继续骂我：“你穿的裤子连羞都者不住，把你的姑娘再卖上一嫁，穿上裤子。”并且把我老汉金录（禄）善大声叫喘以后，大骂：“金录善，我日你妈，你叫你妈（录者注：“你妈”是指金禄善的老婆白高兰）骂我你为啥不管，你驴日的把你妈不管，我把你妈打到娼妇哩。”以后白忠杰两口子把我的姑娘金秀芳连打带骂，事实我老汉已经揭发了，我就不重复了。 + +　　 证明人：白高兰（手印）一九七0年三月十四日 + +## 对白忠杰的证明材料（5） + +　　一、在69年3月份，白忠杰的几个娃娃指着我的原名，站在我门口大骂，随后白忠杰的妻子来秀明又接着骂完后，白忠杰跑到我家，无理行凶，把我连踢带打，并说：“毛主席把我管者哩，不然的话，我把你驴日的早打死了。我等共产党罢了以后，我把你填到胡坑哩。” + +　　二、六九年四月，在大地种玉米时，白忠杰纵使其妻来秀明用打胡基的榔头把我痛打了一顿，榔头把打断以后还说：“你赔我的把”。并咒骂“我把你迟早勒死，当狗肉治喉病哩。” + +　　三、六九年九月，不知何由，白忠杰把屎抛在我的洋芋窖里了（约有五、六百斤），洋芋屎涂过了。 + +　　 证明人：金秀芳（手印）70.3.17 + +## 对白忠杰的证明材料（6） + +　　一、一九六九年九月份，一天早上，在我队斜尖子地垦根里，有少数社员拔荞麦，在快收工的同时，地主分子白志功之子白忠杰猖狂地在我当面说：“你的康子现在一天比一天严重了，你搞不成了，现在轮着我们喊叫了。”企图夺生产队领导权。 + +　　二、经我们领导小组研究，叫白忠禧在周家湾子修住宅，但白忠杰阴拦不休。白忠禧在我跟前反映说，白忠杰说：“我有契约，这地方是我的，你不能修。”实际这地是土改时分给白绳祖的。 + +　　 证明人：金承汶（私章）一九七0年三月十六日 + +## 对白忠杰的证明材料（7） + +　　我于一九五六年在马卷队居住的，近年来，借白忠清的窑洞卧身。一九六九年的六月份，白忠清要用自己的窑洞，我就向生产队领导小组申请，并通（同）意我在周家湾子修个窑洞，我就开始打土块，打到五、六百土块以后，白忠杰就质问我说：“你打胡基是白打的，不如我给你称茶叶，你给我打胡基，此地是我的，你在此地打胡基凭的啥？土地证为真，契约做假，四股（固）定把你股（固）定在马卷队，没有股（固）定在周家湾子，你凭啥在这里修？”我回答说：我凭的领导小组通（同）意，你凭啥堵我不叫修？”白忠杰说：“我凭的是执把，如不信，我们同几个人到大爸（地主分子）跟前问走。”当天白忠杰手持榔头把行凶，并和他的老婆来秀明，将我毒打一顿，昏迷一小时后，才苏醒过来，发现白忠杰将我打的土基推倒了三分之一。 + +　　 一九七零年三月十五日证明人：白忠喜（手印）（此白忠喜即前文之白忠禧） + +## 对白忠杰的证明材料（8） + +　　一、白忠杰两口子经常咒骂我女儿，“我叫你金转娃子（金秀芳原名）驴日的断粮绝后。”“我白忠杰有儿有女，看你驴日的能干啥，我把你打了骂了，金禄善也不敢动我白忠杰的一根毛。”一九六九年五月骂的。 + +　　二、一九六八年三月份，白忠杰在我跟前说：“白绳祖当队长为啥发财了，偷下的多，五年不分粮食都饿不着，你们贫下中农给白绳祖不提意见，你们连年挨饿，我们地主不敢说，难道你们也不敢说吗？” + +　　 证明人：金禄善（私印）一九七0年三月十四日 + +## 对白忠杰的证明材料（9） + +　　一、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九日，由白忠杰给我的姑娘家（金秀芳）的洋芋窖里抛大粪，把五、六百斤洋芋都糊坏了，连当时吃的一个洋芋都没有了。 + +　　二、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份，白忠杰在上公场打碾小麦时，他就把小麦往家里偷，当时我抓住他一背斗，交给场长白忠福。 + +　　三、在一九六九年春上，在大地种玉麦子时，白忠杰纵使其妻来秀明打我的姑娘金秀芳，用打胡基的榔头，打的我姑娘浑身青肿，等把榔头把打坏以后，才算打罢了。同时白忠杰还赫（喝）骂我女儿，赔人家的榔头把，言语很难听。晚上回去以后，我女儿在灶火门上做饭，白忠杰气势汹汹，手持鞭干，将我女儿的眼部打的红肿，打完后，并破口大骂“不是共产党的政策的话，我把你驴日的早打死了”等恶语。我的女被白忠杰俩口子的毒打，不能下床参加集体劳动了。 + +　　 证明人：金禄善（私印）一九七0年三月十四日 + +## 对白忠杰的证明材料（10） + +　　一九六八年七月份，一天早上，我和白忠桂一起去上工时，听说昨晚牲畜野圈了，就顺便到白忠桂的自留地里看了一下小麦，没有被牲畜吃坏，又转回到工地上劳动，这时白忠杰来了，心怀恶意，挑拨离间地对白忠桂说：“这些子驴日的饲养员，昨晚上把牲口放开，把你的自留地里的小麦吃坏了。”当时我听了很生气，我就说：“你不要这样起事弄非的了，我们已经看过了，小麦连一根也没有吃掉。”白忠杰便嚣张说：“我和你这个驴不说。”并把我诬骂了一顿，看白忠杰就这样的挑拨事非，破坏团结，诬骂我们贫下中农。 + +　　 证明人：宋武远（私章）一九六九年（一九七零年之误？）三月十二日 + +## 对白忠杰的证明材料（11） + +　　六八年三月，在白绳祖、白忠信、宋武远等人跟前造谣惑众说：“金六山（即金禄善）给张浩端上的甜丕子，五寸厚的锅块，吃了以后，反映队长、会计、保管、贫协组长等干部用架子车，把队里的粮食偷者拉光了。”经查后，是（地主分子之子）白忠杰在无故造谣，煽动群众。 + +　　 证明人：宋武远（私章） 白绳祖（私章）金承湘（私章） 白忠信（私章）白忠和（私章）七0.三月十五日 + +## 对白忠杰的证明材料（12） + +　　一、张浩公社干部在我家里吃饭以后，有白忠杰给有些人说：“金录善（即金禄善）给张浩端上的甜丕子和五寸厚的发面锅块，吃了以后就反映队长、会计把生产队的粮食偷光了，偷发财了，一颗粮食不分，五年都够吃了。”还说，“白忠信、宋武远、白绳祖、白忠和用架子车在晚上往亮里拉粮食，你人贫下中农死完了吗？”时间在一九六八年。 + +　　二、更恶毒的是，白忠杰两口子说，张浩到贫下中农家吃饭，就和贫下中农的女人搞两性关系，特别说我和张浩搞两性关系，从此以后，不论公社大队的干部下来， 不敢叫在我家里吃饭了。 + +　　 证明人：白高兰（手印）一九七0年三月十四日 + +## 对白忠杰的证明材料（13） + +　　一、在一九五八年，我把我的妹子，介绍在长福岔和来惠明结婚后，不知白忠杰心怀何意，大骂我娘家里的父亲，“嘴上长的毛，连婆娘们的毛都不顶”。又骂叫我把我妹妹的脸上重新把粉涂上，把胭脂擦上，叫再找上一嫁，穿上条金龙华达呢的裤子。 + +　　二、最近几年来，白忠杰更加阴险，破坏干群关系，在一九六七年度，公社干部张浩到我们生产队时，由白忠杰到处说，“张到白绳祖家吃了油条以后，又杀上西瓜，炒上的羊肉，招待以后，白绳祖给张浩反映，金录善年年不劳动，不够吃，经常闹粮。” + +　　 证明人：白高兰（手印）一九七0年三月十四日 + +## 对白忠杰的证明材料（14） + +　　1、在一九六二年秋季，我们生产队驮小麦子时，白忠杰为了把集体的牲口整坏，给一个驴连了小麦捆四十八个。当时我禁止“不能驮这样多，本应最多驮二十四捆”。白忠杰便大肆咒骂我，并嚣张地说：“你再说把你狗日的绑起来。” + +　　2、一九六九年元月份整党的时候，白忠杰给我说：“白绳祖这几晚上手提木棒，在大门口等着要打死你哩。”实际上白绳祖根本没有这回事。就这样挑拨和我白绳祖无故大吵了一仗。 + +　　3、一九六九年六月份，白忠喜（禧）经生产队和白绳祖商量，同意在白绳祖所属门旁基地修院落，此地是土改时分地主分子白志功的，但白忠杰（地主分子白志功之子）说：“这个地点是我的，我有老契约哩。”此事由白忠喜（禧）给我说的。 + +　　 证明人：白材志（私章）一九柒0年三月十六日 + +## 对白忠杰的证明材料（15） + +　　一、六九年元月份大队整党中，由白忠杰在我跟前挑拨离间说：“你是怎样考虑的，金录善、白材志、白忠福、金承湘、金承汶等人发动给你提下的意见很多。” + +　　二、六九年八月份，白忠杰的猪儿吃了集体的玉麦子以后，白忠杰反到领导小组金承汶跟前驾（嫁）祸说：“是白绳祖的猪儿吃了的，不是我的猪儿吃的。” + +　　三、白忠杰在六九年的六月份某天，从吊阴湾犁地回来，不知何事，和白忠禧俩撕打几仗后，白忠杰到我跟前驾（嫁）祸说：“白忠禧把我的大门全部刨塌。”（白忠杰要刨我的大门，他反而驾祸于白忠禧）白忠禧在周湾箍窖，我也同意了。 + +　　 证明人：白绳祖（私印）70.3.16 + +## 对白忠杰的证明材料（16） + +　　一、一九六九年九月份挖洋芋时，白忠杰不服从调配，我通知他用牲驮洋芋，不但没有准备，反而嚣张地说：“我没有备牲口，看你干什么。” + +　　二、白忠杰在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九日，给金秀芳装洋芋的窖里抛屎，约有五佰多斤，金秀芳在我跟前反映此事，经我看见金秀芳在窖里拾出来的屎洋芋约四十斤左右，根据金秀芳说，窖里的屎还很多，此事确实，特此证明。 + +　　 证明人：白忠义（手印）一九七0年三月十二日 + +## 对白忠杰的证明材料（17） + +　　六九年的三月份，地主分子白志功之子白忠杰，纵使其妻来秀明，把我妇人（金秀芳）打了一顿，把打胡基的榔头把都打断了。 + +　　六九年的九月份，白忠杰纵使女儿，把大粪抛在我的洋芋窖里，把五、六百斤洋芋屎涂完了。 + +　　事后我问白忠杰你为啥把屎往我的窖里抛？白忠杰反骂道：“你告去，我牢改都对者哩。” + +　　 证明人：白忠清（私章）70.3.15 + +## 对白忠杰的证明材料（18） + +　　由白忠杰支持其女白兰子，在69年种玉麦时，把种的籽种偷去了约有四、五斤，白发志发现后，夺回装在集体的口袋里了。 + +　　 证明人：金树森（私章）白发志（私章）70年3月15日 + +## 对白忠杰的证明材料（19） + +　　在一九六九年八月间，白忠杰支持其妻来秀明和女子，经常偷盗集体洋芋。在白忠杰门傍堡子山地洋芋由他的女偷拔时我看见过。 + +　　 证明人：白材志（私章）一九七0年三月十六日 + +## 对白忠杰的证明材料（20） + +　　六九年11月，地主分子白志功之子白忠杰在上场上偷盗集体的小麦一背斗，有金六山（金禄善）抓住交给我以后，他背去的，此事确实。 + +　　白忠杰的女人，来秀明，68年4月在庙湾子背灰时，乱背乱倒，不服从指挥，我说：“你把灰往好哩倒”，当时来秀明大骂：“日你妈我不听你的话。” + +　　 证明人：白忠富（手印）70.3.15 + +## 对白忠杰其妻来秀明的证明材料（21） + +　　于七零年三月份，在大岭种小麦的地里打胡基时，有来秀明说：“这个驴日的番瓜头，搭上金禄善，立逼着叫兰子爸牢改去哩。”还说：“兰子爸死了要死在马岭子，不会死在外面。” + +　　 证明人：白高兰一九七0.四月八日 + +## 对白忠杰妻子的来秀明的证明材料（22） + +　　1、七零年四月七日下午在下阴瓜打胡基时，当在谈闲之间，白发志说：“去年种玉米时，两个婆娘打仗者骂的语言，把人笑坏了。”当来秀明听见之后说：“白忠义的尕白狗叫白维隆，杀者吃肉，治掉喉病了。” + +　　 证明人：白发志（私印）白忠和（私印）七零年四月七日 + +　　我想，这些曾经的兄弟、亲朋、乡里、四邻，白忠杰、白忠清、白忠喜、白忠福、白忠信、白忠义、白忠和、白发志、白绳祖、白材志、白高兰、白兰子、金录善、金承湘、金树森、金承汶、金秀芳、宋武远、来秀明……他们是否还能够健在到今天，是否还能够度尽劫波，迎来相逢一笑的日子。 + +　　来源：《共识网》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16.txt b/CCRD/0/8/6/00001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db1fda6fd9fb73a0ecbd039de717e0517d0db01 --- /dev/null +++ b/CCRD/0/8/6/000016.txt @@ -0,0 +1,23 @@ +# 吴宓关于赠书问题的交代（摘录） + +　　<吴宓> + +## 〖吴宓，时任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四川省政协委员。〗 + +　　1969秋，宓曾想把宓身边留存的一些中国古旧书籍（《十三经》《二十四史》《通鉴》《四库全书目录·提要》等，尽是普通基本书籍），赠送给重钢的陈道荣（职工子弟学校教师）和白沙东方红小学教师杨宏勋阅读。 + +　　宓又考虑到：陈、杨来取宓书的那一天，大家看见大批书籍忽然从西师运出，公私莫辨，何故搬迁？未免惊疑、激动。故宓在1969十一月、十二月，命女工唐昌敏每晚带二三册书回家，积少成多。书籍暂存放在贺文彬（唐昌敏之夫。和宓交识已久。）和唐昌敏的家中，只是为着陈道荣或杨宏勋来取时，较为省事方便，既非私藏掩盖，更不是秘密串通。 + +　　到了1970元月初（元月四五六日），工宣队收读了陈道荣元旦晚写给宓的信，得知此事之后，即命唐昌敏速即把其家中所存放的宓的这些书籍，全部运到西师中文系田子贞教授家中，交付田夫人郭毓琳先生收管。（唐昌敏曾在田家工作了十几年。宓的亲戚邹开桂回乡后， 1965秋，由郭毓琳特许，唐才为宓做部分工作，而主要仍是在田家。）唐立即遵行，但绝对不让宓知道。…… + +　　1970年元月十一日，陈道荣来宓处，夕晚工宣队和陈一再细谈，查问明白之后，陈住宿宓处，次晨回去。 + +　　元月十三日下午，工宣队和专政队，正在宓家搜查，取去了许多书信、文件。正在此时，忽有人把宓的这一批书籍（其中还夹杂着宓留学美国时的讲义、笔记、游历欧洲所得的画片、地图等）全部送回，发还给宓。工宣队、专政队特命宓把房内正中地上的大方木箱腾空，看着宓把发还来的这一批书籍，全部放在大方木箱中，并命令，说：“此大方木箱中之书，不得有所增减。不得有丝毫改动。以后随时还要来查看。”——宓一直遵办，至今。 + +　　综合说来，即是：宓原来想要赠给陈道荣和杨宏勋之中国古旧书籍，实际是一本都没有给他们。 + +　　在这一批特定书籍之外，1966春，曾赠给陈道荣：《史记》一部，《汉书》一部，《辞海》（黑皮）一部，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旧诗人，如陈三立、严复、林纾等之诗集几部。1969冬，曾赠给杨宏勋新整的《辞海》（淡青色皮）一部，铜版《四书五经》（上面有宓的批注）一部。（三册）此外还有二三本书，都是杨之妻吴汉驺每月来看宓之时，装入手提包里面，带回白沙去的。 + +　　· 来源： + +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续编》第九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6年4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17.txt b/CCRD/0/8/6/00001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d5b61d8e90512a558840e08887f14a07f3c5d8c --- /dev/null +++ b/CCRD/0/8/6/000017.txt @@ -0,0 +1,17 @@ +# 吴宓交代对被批判为“历史兼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认识（摘录） + +　　<吴宓> + +## 〖吴宓，时任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四川省政协委员。〗 + +　　1969年在梁平时，专政队及中文系革命师生曾开大会，斗争宓两次：第一次在田畔，五月一日夕；第二次，五月九日下午在分院食堂（宓左腿扭伤），判定宓为“历史兼现行反革命分子”。 + +　　1969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专政队及中文系革命师生又在本院大礼堂开大会，斗争宓，仍判定宓为“历史兼现行反革命分子”。 + +　　而在1970年三月三十日（第一次，在新图书馆）、三月三十一日下午（第三次，在旧图书馆），专政队及中文系革命师生开大会，斗争了宓。三月三十一日上午（第二次，在大礼堂）、四月一日上午，全院革命师生员工和革命家属，开大会，斗争了宓。在此四次斗争大会上，群众都把宓当作“在这次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之运动中”，所揭发出来的反共老手，现行反革命分子。而明白主张即将宓送交公安局，依法惩办，——此层却一直未实行。 + +　　但从此时起，校内校外一切人，都不敢和宓接近，不敢稍有沾染。女工亦辞去，不敢和宓再见面。宓忧心惴惴，只怕“今天或明天，将要把宓抓去，交付公安局，甚至把宓镇压（枪决），了此一生！”……直到四月二十七日，上午，重庆市北碚区在西师网球场，特开“揭发、斗争、镇压反革命分子动员大会”，（那时，宓极度忧惧紧张。）（宓从校内广播得知）。会后，又听人说：街上有公安局告示：近两日，全重庆枪毙了的反革命分子共四十余名。宓这才完全放心了。 + +　　应当注意的是：在1969和1970年，在梁平分院和北碚本院各次对宓的斗争大会中，群众一贯的办法，都不是指出宓的行动和事实，更不能确切地揭发宓最近（腿折，困守一室，不能见人，不能送信。）所作的反革命活动。而只是从吴宓日记（1910至1968）中，摘录出若干条，在大会中一一读出，作为宓的罪状，作为对宓的揭发和控诉。 + +　　宓认为，凡是认真要对宓作出公平的裁判的人们，一定能注意到（一）全部吴宓日记是1968六月底宓坦白交出来的，已不是秘密私藏的材料，说不上“揭发”，而且“坦白”应当“从宽”。（二）日记中摘录出的，尽是单词、只句，说的是好多年前的历史事实和社会环境，因此，不能硬拿来适用于1970年，而指为宓反对党的政策、反对人民政府的法令、反对毛主席思想。（三）日记中摘录出的，是文字，是表示着宓旧时代的错误的思想（不是现成的事实，不是活的行动）。错误的思想应当改造。宓正在改造。绝不当构成“文字狱”。——如此想来，宓自己又渐乐观，觉得：最后，还不会把宓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的。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18.txt b/CCRD/0/8/6/00001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207d3871a7ad97d608ddf042f7cee30e064fc54 --- /dev/null +++ b/CCRD/0/8/6/000018.txt @@ -0,0 +1,15 @@ +# 喻屏给专案组的思想汇报（摘录） + +　　<喻屏> + +## 〖喻屏，中共中央东北局候补书记。文革中经中共中央批准打倒的刘少奇在东北及辽宁的第三号“代理人”。专案组将其历史上在国民党狱中曾“自首叛变”问题作为逼供重点。〗 + +　　专案组多次提出我还有更多更严重的罪行没有交待，我交待的和专案组掌握的材料差距很大。每次提出，我都进行了深思苦想，但一直没有想起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待的。 + +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东西卡着，使我无从想起，如有人提供了不真实的材料。如果不是这类情况，尽管时间长了，我的记忆力不好，但正如专案组所说，我根本不会忘记，更不会这样长时间一直想不起来！ + +　　请专案组对所掌握的材料最好再进一步进行复查。 + +　　· 来源： + +　　高振河《喻屏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19.txt b/CCRD/0/8/6/00001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33bb320bce0625b90ed3dfe8fe7b90d54b9b89e --- /dev/null +++ b/CCRD/0/8/6/000019.txt @@ -0,0 +1,111 @@ +# 回上海干了些什么 + +　　<赵丹> + +## 最高指示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 +## 回上海干了些什么？ + +　　前言:我应该着重地交代与反动派国民党有哪些勾搭以及与四条汉子的黑帮黑线关系，干了哪些反党、反人民的罪恶勾当？ + +## 一、与伪中电二厂的关系： + +　　我是一九四五年十月间回的上海，伪中电改制企业化。实际是一种阴谋诡计，为的是更多地招来些人，来为其反动的政治服务，即给人以假象：“这不是个政府的党派的机构了！而是一个民艺式的影片公司的性质了。”以此起到更大的欺骗人民的、毒害人民的作用，更扩大其反革命的政治影响。我既参考了陈鲤庭的合同，与之改定了合同。是特约演员兼编导、部头戏，但又有“中电二厂有优先使用权”的一条款。过去认为这“优先权”出于情面观点。在重庆拿人家许多月的干薪，一旦要拍戏了，就把脸一抹，拍拍屁股跑了，这未免太违为人处事之道，太过分了，今日看来，这不是什么碍于情面观点，也不是太过分了，而是自甘与之保持住反动的政治上的关系。“优先权”？什么“优先”？除了政治上优先，还能有其它！ + +## 二、最高指示:“……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 + +　　我在伪中电二厂，一共拍了三部影片，第一部是陈鲤庭编导的大毒草《遥远的爱》。记得一拿到剧本，我就说不上曲曲弯弯的，究竟是个什么主题思想？而这样一部影片,竟然得到伪国民党的奖（我也得到奖牌一枚，拿回家给孩子们当打钱的玩具了）。“无功不受奖”，这就是为反动派国民党立下的汗马功劳，这一曲曲弯弯的，说不清楚的主题思想，正是适合伪国民党的政治上的需要！ + +　　第二部《幸福狂想曲》是陈白尘编剧，陈鲤庭导演的。主题思想我看是“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但是反动的我们，却把这一切现象，归责于是流氓阶层，从中操纵、主宰之罪！这不是显然为美帝、蒋匪帮涂脂抹粉，站在美帝、蒋匪帮的反革命立场上，为其掩饰罪责，是什么？ + +　　第三部戏是顾而已编，我导演的《衣锦荣归》，主题思想是宋的伪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如何鱼肉人民，荒淫无耻，但是我们没有触动反动派政治经济的基础，加上我的宿命论的色彩，浓浓地抹上了几笔，这不是小骂大帮忙是什么？起到了伪国民党本身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吗？ + +　　总之，从客观实践，拴住我的主观动机的，只能是仍站在反动派的国民党立场上，为其反动的政治服务，没有别的借口可寻遁词而抵赖自己的罪行。 + +## 三、伪“中电”既已改制企业化，号称某某股份有限公司，当时是有认股份事，我仿佛记得在薪水中，扣除的认了几股的事，并没有送“党股”给我的事。我既然已购买了他们的股份，这也就是他们反动企业的支持人、股东、合伙人之一（不管份多少），这就在实际上，又不像外来特约的演员或导演的关系了。这再次说明我与伪“中电”的关系不一般化了。 + +## 四、我与伪厂长徐苏灵的关系与勾搭。 + +　　徐苏灵：在抗战以前，我们并不相识，只是在“左联”时期，知道他是个反动文人，是我们“剧联”的敌对分子，又曾知道顾而已、朱今明等为了他所导演的《茂娜凡娜》一剧，顾等去散革命传单与之殴斗，而后朱今明与梁腾二人遭逮捕（按:此事解放后，在肃反运动中，我在小组上当徐苏灵的面已揭发了。再:此次隔离审查中，我又写在顾而已、朱今明、钱千里等人的材料中了）。抗日战争爆发，一九三八年我进重庆伪中电，才见面相识，为国事，那时思想上左倾，误认为统一路线，不计既往，即将过去的敌对立场抛弃了，但与之也没有什么交往;一九四五年由新疆回重庆，曾碰到也没什么交往，此刻他升为厂长，当然接触就多了，但也只是在厂里拍戏时，工作上的来往，从未与之同出游玩（如上馆子，或跑舞厅等事），或个别私人谈话等事，更未谈及过什么国民党组织的事，要说是心照不宣者有之，即我知道，他过去是我们“剧联”的敌对分子，及顾而已的那桩事！至于他是否知道我在新疆已投降他们伪党的事，这要问他！只是他人从未提及过这件事，我不好妄加猜测或推想了。当然一切活动皆是带有政治性质的！无事离不开政治的！他既是反动派的厂长，我又在他管辖之下工作。这工作上的接触、来住，实质上即是反动的政治上的来往与接触，实质上这也就是反革命的勾搭，具体的事例，例如：我导演的《衣锦荣归》，罗学濂审查了剧本，删掉了好几处，我执意不删改，仍按原样拍成，完成片请厂长徐苏灵先看，他说：“老兄，你一点也没删改，你这是让我做腊！我不保险，试试看，让老罗他们看了再说吧！”而后他告诉我:“侥幸通过了！”我当时甚为满意他有脊膀。今日分析起来看事物的实质与实际，实质上是：首先那部片子本身即小骂大帮忙，起到为反动派的政治上的粉饰、欺骗的作用，起到他们伪党本身所不能起到的反革命作用。其次，在这大前提下，给我此小小的满意，则更换取得我更大的“效忠”。这不是最最阴险毒辣的手腕是什么？ + +## 五、 一次，我拿了抗议伪社会局电影、话剧演员们进行登记的签名纸，到台尔蒙去找演员们签名，事被罗学濂发觉，把我叫去与我当面斗争的事（按：这件事我已交代过多少次了，再提，变成我是为自己涂脂抹粉、丑表功了）。 + +　　第二次，我到外滩汉弥登大楼去结清账目，同时想再预支点钱，他那天对我的态度很怠慢，就是为了前一回的签名的事，记得把我晾了许久，然后才叫会计科与我清算（这会计就是现在红旗厂的“特字号”伪党员姓爱的）。 + +　　此后他曾陪了些伪官员来参观拍戏，并一同合拍过些“纪念照片”，那些伪官员，随介绍随即忘掉是哪些乌龟王八蛋了！从这一事上，已看得出，我不以此为耻辱，已经沦为一丘之貉了！ + +　　此外，我与罗学濂从来没有过私人的交往或交谈。 + +## 六、我在伪中电从来没有与那般伪党员建立起什么私人的友谊与交往，仅仅是一般工作上的关系，我也不明确那般人之中究竟谁是伪党员吧！如此而已，所以真要我确切地说谁个是？这我实在说不上来！ + +　　自回上海后，更没有伪国民党的一套组织活动了！我也没看到过他们做过一次所谓的“纪念周”。 + +## 七、一九四七年我已进了昆仑公司了，张道藩曾给过一张请柬，约我去参加他们的戏剧节（按:有请柬的人当然不只是我一个人，好多人都有）。 + +　　我当然不会去了，记得史东正问我：“老兄，你搞到张道藩的请柬没有？去了没有？”我说：“当然不会去的！”史说：“对了！过去我们没有告诉你们这些事情，怕你稀里糊涂地跑过去。现在中国有两个戏剧家协会，两个戏剧节，一个是我们的！一个是他们国民党的……”云云。 + +## 八、黑帮分子于伶在上海搞剧团，先是约我为剧团导演《升官图》，而后不知何故改邀了黄佐临，我在上海一直未参加过他的剧团活动也未参加过一次上海的话剧的演出。 + +## 九、四条汉子夏衍，那时在上海隐蔽起来，不露面，我曾拜托冯亦代请他为我写个剧本，可他只草草写了几页梗概，我没采用，也没给他一个钱。解放后见到冯亦代，冯说：“你太不通人情事故！”说“夏衍那时就是要弄几个钱。你就是不用他的剧本，也得送几个钱才对！夏衍为此很不开心！”云云。 + +　　足见，四条汉子夏衍的霸道！伪君子！他们活着就是为名、为利，为反革命，不为别的！ + +## 十、在南昌路中共办事处撤退的当口，陈波儿曾约我和郑君里到一家跳舞厅谈话，她好心地动员我离开上海到解放区去，可是我辜负了党的挽救，我不去，我向她说了当时的真心话，我说：“我太累了，新疆那几年监狱使我感到累了！我想歇一歇！同时家中老父老母，幼儿、幼女，又怎么放我再往外跑呀？我又怎么舍得再撇下他们，一个人又往外跑呀！不过请朋友们放心吧！我在这能起点作用，决不会做对不住朋友们的事情的！”她看我这样，只得说：“好吧，希望你能当心自己！等着我们回来吧！我们一定很快回来的！” + +　　党伸出挽救的手，要我走向革命的大路，而我就如此地辜负了党的挽救！我在个人奋斗的路上摔了一跤，还想仍就撑持着再走回头路，已失去一个起码的进步的要求！“累了！歇一歇！”革命的路上岂能歇一歇？不进则退，不革命必成为反革命！这实际仍是不想革命，亦即反革命的思想的暴露。 + +## 十一、此事不久，我即向阳翰笙提出要进“昆仑公司”，阳说:“你有这种想法，很好的！现在已经撕开脸，跟我们真干起来了，我们的人是不能再呆在他们那工作了，这边任宗德、夏云湖当然是欢迎你的。”于是我就进了昆仑公司这个黑蛇窝去了。 + +　　（我就是这样白线黑线，搭来搭去，可就是从来没跟上革命的路线上来！） + +## 十二、在大军将要渡江之际，阳翰笙把我找去，假借党的名义，给以《武训传》的反革命任务，并借口什么抵制伪中制“戡乱片”。实际是为反革命的政治服务，大军渡江，伪中制溜跑了，阳又阴谋部署，叫郑君里把孙瑜及该片摄制权弄到“昆仑公司”。安下的一颗定时炸弹，一枝毒箭，是为最大的政治阴谋！我直接参与其中，也是我最大的一个罪证！ + +## 十三、阳翰笙等，临撤退去香港时，和我谈了一次话，说是他们商量好了，留我、沈浮、郑君里、徐韬等人帮助资本家任宗德守住这个摊子，不能全部撤退！又说:“估计敌人不敢把你们怎么样？要是万一紧张，你们去找任宗德，他有关系可以用飞机把你们送到香港来的。”云云。 + +　　这些个“老头子”在紧要关口，就不顾我们的死活了，只顾他们的一条狗命了！只顾资本家的利益，这不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奴才！可事实怎样？事实是就在他们撤退的时候，反动派国民党就要抓我！我和徐韬四处躲藏，不是解放军来得快，早就被敌人杀了！ + +　　按:与四条汉子田汉的接触:田汉在上海做寿，我曾被邀参加，到三和楼去吃过一次饭。不以这和封建把头式的习气为俗、为耻，反以为荣！田汉的毒草片：《忆江南》“国泰公司”应邙、周伯勋曾邀我参加演出，而我因嫌应邙粗制滥造，及“国泰公司”牌子太臭之故未能接受，并非对田汉的剧本不满意，相反，认为田汉的剧本交给应邙是糟蹋了！我曾请田汉为我的影片“衣锦荣归”作了一首黑歌词。田汉的大毒草《丽人行》，其中的叛徒角色，由我这个叛徒来饰演，真是门当户对，我对这一角色，就是献身说法，就是演的我自己，是一部为蒋家王朝招魂摇幡的大毒草，遗臭万年！ + +## 十五、此外为了营救张客被捕事，曾与一特务徐某周旋行贿赂，这件事已交代过多次了，故不赘述了。 + +## 十六、六九年底至春节前后，我和专案组负责的首长们，专案组的工作人员们补充说明了三件事。 + +　　1.我弟弟赵冲和他的妻兄为房子的事，被流氓打伤，为此我跑到赛维那咖啡馆找上韩非，请韩非代找黄金荣的儿子写了一张卡片，我拿着去“黄金大戏院”找到流氓，给了一两金子才免去一场灾劫（按：这件事也说明不了问题，据想韩非一定早就交代了这个社会关系的了）。 + +　　2.解放后，我向政府揭发了一个特务叫尹正修的。他在解放前为房子的事，曾欺压过我，由此他在我面前暴露了他的特务的身份。那时我就记在心上，一解放我就向政府揭发了他（按：那天我已将这件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都向专案组的首长们说过了，这也可以说是我做得对的事，所以也没有必要再行揭发了）。 + +　　3.南通发生惨案时，约我去参加了声援大会，讲了话。事后我说了几句不妥当的话，因此心里就嘀嘀咕咕。首长们那天说：“这是你做的一件好事！我们也不来揪你的几句错话！” + +　　春节后，我才清醒了过来，这完全是我的政治上的幼稚，是落后！连对客观事物的性质属好属坏都分析不清！所以疑神疑鬼，胡猜胡疑。现在当然醒悟，所谓的“歪子”，主要的还是解放前自己反党反人民的罪行，解放后是“三反”的罪行，是围绕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政治上的罪行。所以对以上的三件事，就不必要再啰嗦了。 + +## 十七、自回上海后，我曾陆陆续续参加了些所谓的民主运动（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运动），如闻一多、李公朴二烈士的公祭大会，我去读祭文，如小教联多次约我去，如女青年会约我去朗诵、唱歌，说革命故事，如银行联约我去讲新疆盛世才法西斯暴行，如“交大”也约我去讲新疆的遭遇，及参加他们的抗暴活动会，以及南通发生惨案时，约我去讲话、声援等等。然而这一切皆是为了装潢门面，沽名钓誉，以此为政治资本，在将来解放后，向党要名利罢了！更深刻地说：实质上就是出于自己的反动的阶级的本性。将来好钻入到新社会来，成为新社会的“蠹虫”，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的手段而已！所以根本谈不上什么进步二字，因此也不值得一提。 + +　　临近解放前，反动派国民党杀人如麻，一天，我到伪中电一厂（洗印厂），去录《丽人行》的音时，那伪一厂厂长裘逸伟，通知我说他确凿知道反动派国民党要逮捕我，叫我迅速离开上海。我吓得和徐韬和爱人黄宗英四处躲藏，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解放军解放了我们，使得我们重见到天日！重见到了光明！ + +## 简短肤浅的结语 + +　　我是带着很大的幻想回的上海，同时又当上了电影明星，登上了这个宝座，怎么能丢掉呢！这就是不以到解放区去的最老实思想指导。可是现实又怎样呢？当我正准备重振旗鼓之时，反动派国民党却发动内战了！全国人都掉入到这灾难深重的生活中，即便像我这种地位的人，也感到奔波劳累，为生活而苦，物价一日几涨，一个月薪水买不到一担米，生命得不到一点保障，心情无一刻能安宁，民不聊生，满目疮痍！ + +　　美帝官兵横行霸道，任意蹂躏中国同胞，亦官亦商的伪国民党员荒淫无耻，猪狗不如，特务任意残杀进步人士、残杀同胞的事，日有所闻，时有所见……一片法西斯的血腥的统治呀！真是“一边是朱门酒肉臭，一边是路有冻死骨”的凄惨景象呀！满街的饥民，逃荒的同胞，满巷的弃婴死孩！我家门口就睡着一家一家逃荒的同胞妻儿老小，目不忍睹，面对着这样血泪斑斑的现实，能不令人愤怒，令人心酸?！能不使人痛苦窒息?！想到解放区去吧！舍不得父母儿女，也失去革命进取心和勇气啦！不去吧！这样残酷的现实，如何能看得下去，生活下去？内心的痛苦矛盾是无法描述的！只有将自己沉醉到片刻的欢娱、酒色之中，麻醉自己！使自己忘掉现实，最好是不醒！可是终有醒来的时候呀！一醒来，感到自己如此堕落、糜烂、道德败坏，小资的所谓虚伪的良心又承担不起，新愆旧罪一层层积累，饮鸩止渴，中毒愈深！事实上已经成为分裂性的性格了！已经是个神经病患者了！ + +　　从来就有一个反动政治观点:把私人的生活和政治割裂来看。把政治仅仅狭盲地理解为开会、集会、社会活动、拍戏，这是政治的范畴。不交反动派国民党的朋友，或者即便能接触，也决不与之建立什么“知交”亲密关系，不参与他们的事务，这就叫做保持住政治上的清白和立场了，所以曾有时告诫自己，在生活上的糜烂，犹可原谅（而把这个糜烂的根源又推到叶露茜对我的刺激、刺伤的理由上去，不相信有所谓的真正坚如磐石的爱情！因之也不想再结婚了，一个女人对我的刺伤要十个女人来赔偿，我就是这样残酷的世界观、人生观、恋爱观！），但是一定要做好几件事: + +　　1.不拍坏片子，对艺术要严肃，这是最最主要的，最根本的。但是艺术是为政治服务的，创作又必定是自己世界观和思想感情的反映、产物，自己的世界观、思想、感情皆是反动的，又怎么可能拍出于解放战争有利，而实际上不是有害的毒草片来呢？所以这第一条，就站不住脚了！并且生活上的堕落，也正是政治上堕落的标志！ + +　　2.凡是民主运动的活动，只要有人来找，我一定来者不拒，其实，这只是蜻蜓点水似的，一点也没有真正与革命的洪流相汇合，相结合，只是为了沽名钓誉，如前所说:为了将来解放后向党伸手要名利！为了好混入到新社会来，成为革命队伍中的“蠹虫”罢了！ + +　　3.尽管回上海后，伪国民党的组织关系就更形“消逝”，但这只是自己主观唯心主义的自欺欺人罢了！因为我根本没有登报声明脱离其组织，所以我仍是他们的伪国民党员，这是赖不掉的！ + +　　特别是从客观事实来看，我在他们伪中电拍了那样三部毒草片，这不就是在政治上站在他们的一边，干的是危害革命的反革命罪行吗？过去纯粹以唯心史观、个人主义的立场看自己的历史，错认为自回重庆后，就渐渐与伪国民党划清界线了，而回上海，在三年解放战争期间，则更忘掉自己还是个国民党员的这回事了！并且自认为还为党干了不少的“好事”。至少也是党的“同路人”、党的“朋友”。自认为是“革命派”、是左翼！经过这场大革命的冲击洗礼，改变了立场，以唯物主义观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透过现象看本质:撕去画皮，认清了自己全部历史真面目，原来我一直就是在黑线、白线上串来串去的，跳来跳去的，真的一个反革命分子！政治上的跳梁小丑！因此在此要完全彻底地，向党向人民请罪！服罪！感谢组织和革命群众对我的大力挽救！ + +　　是党呀！搭救了我们，使得盛世才未能动手杀害我们！给我们以第二次生命！是党呀，领导了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是毛主席老人家呀，指引着中国和全世界的方向，是数以亿万计的劳动人民，养活了我们，并且以鲜血保卫了抗战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也保卫了我们个人的生命得到解放，这样的恩情呀！如何报答的呢？解放后，非但没觉悟自己是个罪人，而仍旧固步自封，紧紧地跟着四条汉子进行三反的罪恶勾当！党是如何仁至义尽地挽救呀！可就是不听党的话，不听毛主席的话，才成为一个顽固不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然又一遍回顾自己的罪恶的历史时怎能不痛心疾首，痛恨自己的阶级出身，痛恨自己反动的世界观之危害呢？感谢党的最后的，也是最大的挽救!!!一定不辜负党的希望！ + +　　 赵 丹 + +　　 一九七○年六月十八日 + +　　· 来源： + +　　李辉整理《赵丹自述》，大象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20.txt b/CCRD/0/8/6/00002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d7769436b3fe9b904304e83a2a533cfc2772f4f --- /dev/null +++ b/CCRD/0/8/6/000020.txt @@ -0,0 +1,91 @@ +# 上海东方红电影制片厂清队领导小组关于沈寂问题的审查报告 + +　　沈寂，原名汪崇刚，又名汪波，乳名汪子良，学名汪差贤，男，生于1924年，籍贯：浙江奉化县人，家庭出身：商业兼地主，本人成份：职员，原任天马电影厂编辑，文艺九级，1956年参加民盟，1961年摘帽右派。 + +　　（简历：） + +　　1936·2～1941·7，上海格致中学励志英专学校读书； + +　　1941·8～1941·12，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读书； + +　　1942·1～1942·2，去丹阳参加新四军； + +　　1942·3～1942·6，浙江龙宫宁波联合中学读书； + +　　1942·7～1943·7，上海复旦大学读书； + +　　1943·8～1945·6，上海失业写稿。 + +　　1945·7～1945·8，上海新中国艺术学校任教员； + +　　1945·9～1950·2，上海“光华日报”“辛报”“ 民众”“环球”“人间书屋”等出版社，前后任记者和编辑等职； + +　　1950·3～1950·6，香港合股出版编“幸福”杂志； + +　　1950·7～1952·1，香港永华影片公司任编剧； + +　　1952·1～1952·3，被香港当局驱逐出境，在广州写剧本； + +　　1952·4～1953·5，上海联合电影厂任资料员； + +　　1953·6～1957·1，上海电影厂导演室任干事； + +　　1957·2～至今，天马电影厂任编辑。 + +## 主要社会关系： + +　　郑兆年：现在香港，1944年与沈寂合办过刊物“民众出版社”负责人。 + +　　杨彦歧：现在香港，1950年在港“上海日报”编辑，与沈寂投稿关系。 + +　　余阳申：现在香港，1946年至1949年与沈寂合编“西点”“春秋”月刊，由合办“人间书屋”。 + +　　冯宝善：现在香港，1946年“环球出”版社负责人，沈寂在该社主编过工作。 + +　　徐慧棠：上海信谊第七制药厂，1945年沈寂与他合编“春秋”月刊。 + +　　苏诚寿：广州珠影厂，61年至65年与沈寂合作为香港写电影剧本。 + +　　蒋礼晓：1941年圣约翰附中同学关系。 + +## 历史上结论： + +　　解放后，在党整风时期，猖狂向党进攻，有三反言行，于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普右），戴帽后，态度表现较好，有悔改诚意，思想认识、劳动态度都有较大的转变，于1961年摘去其右派帽子。 + +　　文化大革命中审查的问题： + +　　（一）参加新四军问题： + +　　1942年初，当日寇冲进上海租界后，由同学蒋礼晓、张济澜等人的动员带领下，去丹阳参加新四军，开始在新四军十六旅，后调至教导队。由于部队生活较艰苦，夜间经常要转移宿营地，沈因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又贪生怕死，参加二个月后即离队回沪。据本人交代是经组织同意的，离开部队的。对这段历史经审查没有发现其他问题。（见蒋丹海、贺孝本外调材料） + +　　（二）被日本宪兵司令部逮捕的问题： + +　　1943年年底，因日本宪兵追捕同学蒋礼晓时（蒋在圣约翰大学组织读书会宣传抗日），同学的通讯录上发现沈寂等人的名字（不是读书会的名单）于是敌人就根据通讯录上的名字逮捕十余人，沈寂是后期被逮的。经过审问，被捕的人大都说出了一些同学的名字和地址，当时沈寂也供出了三十余人的姓名和地址（本人交代，其中有亲戚、同学、老师）。沈寂关押了约四十余天后，由他二姐夫张柏年邻居董德维托留日医生苏季之（已去香港）交保释放，并写了保证书，其内容：出狱后，不得外传狱内情况和本人的遭遇，以后随传随到，做“大东亚良民”，不得有任何破坏活动”。（见蒋丹海、张柏年、本人交待材料） + +　　（三）1945年至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关于写稿的主要问题： + +　　1945年9月抗日胜利后，沈寂由徐慧堂介绍在上海“光化日报”任记者，当反动派汤恩伯部队来沪时，沈曾去飞机场采访，并写了歌颂国民党反动军队“艰苦抗日”的反动文章，在“辛报”上发表。1945年10月他还同张英福、郭世绂三人合编“民众周刊”杂志，发表了“访问四行孤军”“湘西会战”“直捣桂林”等反动文章，大肆吹捧国民党反动军队。1946年当蒋介石来上海时，沈寂就在“袖珍”杂志上刊登美化歌颂蒋该死的反动文章。1947年沈寂在“环球”出版社，他与余阳申合编“西点”半月刊，以介绍西洋文化为名，大量选择英美杂志上的反动文章，宣传美帝军事力量。1948年沈寂在伙同几个人合编“春秋”月刊时，刊登吹捧蒋匪经国的文章。 + +　　（四）1950年至1952年在香港问题： + +　　1949年上海解放后，沈寂和余阳申、冯宝善等三人向我军管会文艺处登记申请停刊的“幸福”和“春秋”复刊，没有得到批准，因此对党不满，于1950年3月去香港，以后就与文化特务杨彦歧勾结在一起，为杨编的“上海日报”上发表恶毒污蔑和攻击解放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恶毒攻击伟大的党等反动文章。 + +　　1950年6月沈寂进香港永华影片公司任编剧后，因老板李祖永拖欠工资，有的工人起来同老板作斗争，被开除，便引起了工潮运动，当时职工们就推选杨华、沈寂等人为代表，与老板李祖永交涉，并在香港报纸上揭露老板扣押工资的情况，不久李勾结香港当局，于1952年1月将杨华、沈寂等人驱逐出境，回到广州。 + +　　（五）隐瞒为香港写稿问题： + +　　长期以来，沈隐瞒组织，私自为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尤其在1962年至1965年期间，与杨华为香港“长城”“凤凰”影片公司写电影剧本，如《蝶恋花》《纱巾》《仙宫寻宝记》等。又与珠影厂导演苏诚寿（1959年从香港回广州），合作为香港电影公司写了十几个电影本，如《双女传》《西厢》《老少配》《我与外仆》《葫芦信》《荒岛英雄》《奇女子》《剑胆琴心》等，大肆宣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艺。（见苏诚寿外调材料及本人交代） + +　　（六）1957年沈调天马厂任编辑后，积极跟随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组织扶植了许多毒草电影出笼，如《大风浪里的小故事》《金沙江畔》《宝葫芦的秘密》等，自己还泡制了毒草剧本《父母心》（未拍）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党（本人交代）。还积极配合文艺黑线，提倡题材多样化，排斥工农兵题材。。 + +　　认罪服罪态度和处理意见： + +　　沈寂出身于剥削家庭，解放前，1942年曾参加过新四军，因贪生怕死，参加了二个月后，就逃脱了革命，1945年后，曾在“辛报”“民众周刊”“春秋月刊”“袖珍杂志”等刊物上发表吹捧国民党反动派文章。解放后，仍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对党不满，于1950年去香港，1952年被香港当局驱逐出境。回沪后，仍坚持反动立场，1957年在党整风的时候，猖狂向党进攻，有三反言行，于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普右），1961年摘帽。 + +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沈靠边审查后，补充交待了在香港期间，在报刊上写过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文章。认罪服罪态度尚好。根据以上情况，我们意见，不另作处理，仍维持原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结论。 + +　　 上海东方红电影制片厂清队领导小组工宣队 桂恒业军宣队 郭长更厂革会 管耕1970年6月28日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21.txt b/CCRD/0/8/6/00002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9809df64c13b0a5d47cd62b7614c83b33ece471 --- /dev/null +++ b/CCRD/0/8/6/000021.txt @@ -0,0 +1,35 @@ +# 丽江县革命委员会关于教师集中搞“一打三反”运动有关补助问题的通知 + +## 最高指示 + +　　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 + +　　这次全县教师分别集中在各公社搞运动，在运动期间，有关公杂费、伙食补助问题，经县革委会常委会研究提出以下补助办法： + +　　一、公杂费按参加运动的实有人数计算，每人每天五分。 + +　　二、补助伙食费的问题，分别四种情况： + +　　（1）贫下中农代表参加运动的，除交够粮食一斤外，每人每天补助伙食费三角。 + +　　（2）民办公助的教师，领取10元以下的，每人每天补助伙食费二角。领取15元以下的每人每天补助一角。民办无补助费的，每人每天补助伙食费三角。 + +　　（3）炊事员按30人顾一人计算，工资30元，伙食自付。 + +　　（4）公办教师，一律不补助伙食费。 + +　　三、肉食补助，按参加运动的实有人数算，每人每天补助一两。 + +　　四、车费按时规定报销，没有住勤费。 + +　　五、民办教师、贫下中农代表口粮，按每天交足定量外，不足部分根据情况给予部分补助。每天每人不得超过一斤的标准。 + +　　以上补助办法，从八月十五日电话会议通知之日起执行。 + +　　 丽江县革委会政工组丽江县革委会办公室一九七O年八月十六日 + +　　发：四大组、县属各站、各公社、供销社、粮管所。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22.txt b/CCRD/0/8/6/00002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f899732502474cc6bc2e2c77ed9305f7839146b --- /dev/null +++ b/CCRD/0/8/6/000022.txt @@ -0,0 +1,45 @@ +#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 +## 最高指示 + +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 +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 + +　　为了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最新战斗号令，狠狠打击破坏上山下乡的现行反革命罪恶活动，保卫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于8月25日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镇压破坏上山下乡现行反革命罪犯公判大会”，依法判处了罗根友等14名罪犯，现公布如下： + +　　破坏上山下乡现行反革命、偷窃教唆犯罗根友　男，42岁，浙江省宁波市人。罗犯思想极为反动，一贯攻击我党中央和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革命群众批斗后，罗犯更加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采用各种恶劣手段，腐蚀、毒害青少年，教唆他们犯罪，与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蓄意破坏上山下乡运动。在罗犯的腐蚀、教唆下，有21名知识青年和3名青年工人走上犯罪道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依法判处罗犯根友死刑，立即执行。 + +　　破坏上山下乡现行反革命犯王国宝　男，24岁，上海市川沙县人。王犯原是个流氓、惯窃。1969年8月某日，深夜潜入一插队落户女知识青年房内，进行强奸，遭到女青年坚决反抗未遂。王犯恶性不改，于1970年4月7日，又潜入另一女知识青年房内，持刀威胁，强行奸污。严重地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依法判处王犯国宝死刑，立即执行。 + +　　破坏上山下乡现行反革命犯章永林　男，30岁，江苏省镇江市人。章犯思想极为反动，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并先后奸污、猥亵女青年多名，猥亵幼女2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展以来，章犯恶毒地进行攻击、污蔑，并蓄意强奸插队落户女知识青年。1970年5月 以下缺 + +　　现行反革命犯华静而　男，32岁，江苏省常熟县人。华犯系反革命子弟，一贯敌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还先后奸污、猥亵妇女十余人。华犯为了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竟利用医务工作之便，多次为他人伪造病假单，并从中诈骗钱财。甚至将肝病患者的血液，冒充好血，输给病人，损害病员健康。1969年3月，华犯又为逃避支内的张××、胡××伪装、制造十多种疾病，骗取长期病假，破坏支内建设。罪行十分严重，民愤很大。依法判处华犯静而无期徒刑。 + +　　破坏上山下乡现行反革命犯周庆渝　男，31岁，浙江省定海县人。周犯原是个贪污分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大肆散布无政府主义，聚众赌博，腐蚀青年工人。特别严重的是，周犯利用所窃取的某区毕业生分配办公室负责人的职权，与褚犯斌康等人相勾结，采取各种恶劣手段，将6名不应分配在本市的知识青年，安插在本市工作。周犯乘机不择手段地向知识青年和家长进行敲诈勒索。严重地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罪行十分严重，民愤很大。依法判处周犯庆渝有期徒刑20年。 + +　　破坏上山下乡现行反革命犯叶德春　男，25岁，浙江省镇海县人。叶犯品质恶劣，一贯聚众赌博。特别是混入群众组织后，从1968年8月起，与褚犯斌康等人相勾结，采用各种恶劣手段，将5名待分配到农村的毕业生安插在本市工作，其中2名因遭群众反对而未成。叶犯不仅从中索取钱财，而且泄露国家机密。严重地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罪行严重。依法判处叶犯德春有期徒刑7年。 + +　　破坏上山下乡现行反革命犯褚斌康　男，38岁，江苏省吴县人。褚犯品质恶劣，一贯聚众赌博。特别是1968年钻进某区毕业生分配办公室工作后，竟利用职权，与周犯庆渝、叶犯德春相勾结，采取各种恶劣手段，将7名待分配到农村的毕业生安插在本市工作，从中索取钱财。经革命群众坚决斗争后，其中6名未成。严重地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此外，褚犯还奸污少女。罪行严重。依法判处褚犯斌康有期徒刑5年。 + +　　破坏上山下乡现行反革命犯闻金钟　男，45岁，浙江省余杭县人。闻犯原是个贪污腐化分子。1962年以来，勾结赵犯馥贤、朱犯莲英，采取种种恶劣手段，诱骗本市10名支疆和插队落户女知识青年到浙江农村结婚（其中已结婚的3名），破坏上山下乡。闻犯在进行上述犯罪活动中，还奸污女知识青年1名，猥亵2名，并骗取钱财。罪行严重，民愤很大。依法判处闻犯金钟有期徒刑18年。 + +　　破坏上山下乡现行反革命犯朱莲英　女，48岁，浙江省绍兴县人。朱犯解放前是个妓女，解放后劣性不改。1963年以来，与闻犯金钟、赵犯馥贤相勾结，先后诱骗4名支疆和插队落户女知识青年到浙江农村结婚（其中已结婚的1名），破坏上山下乡。朱犯在进行上述犯罪活动中，曾多次攻击污蔑上山下乡运动，并骗取钱财。朱犯还怂恿、包庇其子女和一些青年进行流氓等犯罪活动，从中分赃、收赃。罪行严重，民愤很大。依法判处朱犯莲英有期徒刑13年。 + +　　破坏上山下乡现行反革命犯赵馥贤　女，46岁，浙江省余杭县人。赵犯一贯生活腐化，道德败坏。1962年以来，与闻犯金钟、朱犯莲英相勾结，先后诱骗本市10名支疆和插队落户女知识青年到浙江农村结婚（其中已结婚的3名），从中骗取钱财，破坏上山下乡。罪行严重。依法判处赵犯馥贤有期徒刑7年。 + +　　破坏上山下乡现行反革命犯尹正德　男，28岁，上海市川沙县人。尹犯资产阶级思想极为严重。窃踞生产大队革委会领导职务后，利用职权，于1970年3月，强奸插队落户女知识青年1名。严重地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罪行严重，民愤很大。依法判处尹犯正德有期徒刑15年。 + +　　破坏上山下乡现行反革命、盗窃犯薛成龙　男，25岁，上海市青浦县人。薛犯品质恶劣，好逸恶劳。从新疆倒流回沪后，在一些支疆青年家属面前制造谣言，煽惑人心，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经常在青年中散布黄色毒素，并猥亵、奸污女知识青年各1名。1969年4月起，又勾结反革命子弟邵××（另案处理），先后在青浦、松江、昆山等地流窜盗窃，窃得大量现金、衣物、票证，变卖后大肆挥霍。罪行严重，民愤很大。依法判处薛犯成龙有期徒刑12年。 + +　　破坏上山下乡现行反革命、盗窃犯李志鸿　男，21岁，浙江省鄞县人。（李犯原是个惯窃，曾被我专政机关先后拘留7次，教养1次。1969年4月，李犯去外地插队落户后，先后5次结伙流窜呼和浩特、大同、北京等城市进行扒窃犯罪。1969年8月，又伙同华××等犯（均另案处理），将同队多名知识青年的衣物和口粮盗窃一空，严重地破坏上山下乡。同年9月倒流回沪后，继续流窜作案。罪行严重，民愤很大。依法判处李犯志鸿有期徒刑12年。 + +　　（破坏上山下乡现行反革命犯金文新　男，60岁，浙江省绍兴县人。金犯因偷窃厂内物资，冒充“党员”、“科长”进行招摇撞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革命群众多次批斗。但仍不悔改，又冒充“市革委会常委”、“市工宣团负责人”，制造谣言，煽惑人心，破坏上山下乡运动，致使多名知识青年受骗上当不愿上山下乡。严重地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罪行严重，民愤很大。依法判处金犯文新有期徒刑10年。） + +　　上述罗根友等3名判处死刑的罪犯，已于公判大会后，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 +　　严厉警告那些破坏上山下乡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你们必须立即停止作恶，向人民缴械投降，彻底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检举揭发，将功赎罪，走坦白从宽的道路；如果胆敢负隅顽抗，继续作恶，必将受到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严厉惩罚！ + +　　全市革命人民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最新战斗号令，进一步掀起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把一小撮破坏上山下乡的阶级敌人统统揪出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更大胜利！ + +　　 1970年8月2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23.txt b/CCRD/0/8/6/00002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c681e1fa1cf2e359efe874ffc1697d0ae43e136 --- /dev/null +++ b/CCRD/0/8/6/000023.txt @@ -0,0 +1,85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通知 + +## 最高指示 + +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 +　　在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中央两报一刊1970年元旦社论的鼓舞下，首都革命人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努力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斗、批、改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竞赛热火朝天，形势越来越好。但是，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和灭亡，积极配合帝、修、反进行破坏活动，幻想变天。为进一步搞好战备，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准备最近再召开一次公审大会，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以狠狠打击反动气焰。现将杨淑辰等20名罪犯的材料发给你们，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 + +　　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70年1月9日 + +## 一、现行反革命犯杨淑辰，女，48岁，北京通县人，地主出身，国民党员。其母系地主分子，被遣送原籍。 + +　　杨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杨犯于1966年充当外国特务，大肆盗窃我国机密情报，书写反动文章，并领取了大量特务活动经费。仅1967年3月杨犯出卖情报数百份，同年4月向外国驻华使馆人员递交情报时，当场被我抓获。 + +## 二、现行反革命叛国犯唐志强，男，25岁，安徽省人，西城区少年科技站天文辅导员。 + +　　唐犯思想极端反动，从1967年以来，大量书写反动日记、信件，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多次寻机投靠外国未逞。1967年7月20日，唐犯化装成外国人，携带我国重要政治、经济情报300余份和反革命信件多封，到外国驻华使馆投靠，当场被抓获。 + +## 三、现行反革命叛国犯宋惠民，男，49岁，山东省人，系军统特务骨干分子，曾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 + +　　宋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长期与人民为敌，刑满释放后，继续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1965年9月26日，宋犯偷越国境，投靠外国，后被引渡回国。宋犯在押期间，反动气焰仍很嚣张。 + +## 四、现行反革命叛国犯邓振铎，男，26岁，北京市海淀区人，系反革命分子，被群众专政。 + +　　邓犯思想极端反动，长期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并扬言杀害我干部。1969年2月，邓犯畏罪潜逃，偷越国境，投靠外国，后被引渡回国。邓犯在押期间，还继续煽动同监犯人外逃。 + +## 五、现行反革命犯尉尤山，男，45岁，河北省人，系反动资本家、国民党员，无业，住北京市东城区。曾因偷税罪被判过刑，因流氓罪被拘留过。 + +　　尉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极端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1967年7月至1968年2月，尉犯先后给外国驻华使馆投递反革命投靠信6封，极端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无耻吹捧帝、修、反。尉犯还搜集并出卖了我大量重要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妄图叛国投敌。 + +## 六、现行反革命犯王宗海，男，52岁，山东省人，系反动资本家。住北京市西城区。 + +　　王犯思想极端反动，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1958年至1963年，王犯多次书写、油印大量反革命传单和信件，投寄给外国驻华使馆，恶毒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方针政策。1960年底，王犯被蒋匪特务组织委任为“北平联络专员”，向特务组织密报我重要情报，并发展特务1人。 + +## 七、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刘镇江，男，40岁，北京市人，系军统特务分子，曾被判过刑。 + +　　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于江林，男，40岁，辽宁省人，系伪警察，昌平混凝土构件厂合同工，曾因流氓被开除公职。 + +　　刘、于二犯思想极端反动，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1966年春，刘、于二犯合谋组成“国民党党政军警张家口联络总处”反革命集团，附设“国民党京绥张家口检查总站”，下设“宣化联络分处”及“涿鹿，蔚县，怀来联络组”，刘犯充当“总处处长兼总站站长”，于犯充当“总处副处长，稽查长兼总站执行委员”。刘、于二犯先后发展了反革命集团成员15人，还大肆散布反动言论，积极策划抢劫武器，阴谋组织反革命暴乱，妄图配合帝、修、反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 + +## 八、现行反革命犯宗福海，男，32岁，北京市密云县人，长期搞投机倒把活动。 + +　　现行反革命犯侯庆龙，男，28岁，北京市密云县人，富农出身，学生成份。 + +　　宗、侯二犯思想反动透顶，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1962年至1965年，宗、侯二犯散布大量反动言论，多次书写反革命标语、传单达180多份，散发到永定门、天安门、北京火车站等地，并投寄反动匿名信多封，恶毒攻击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我党的方针政策；盗窃了雷管和炸药，预谋搞破坏活动；还积极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抢劫枪枝，窃取电台，搞武装暴乱，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 + +## 九、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元令秀，男，34岁，山东省人，曾因盗窃罪被判过刑和劳动教养。其父因反革命罪被判刑劳改。 + +　　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孙义，男，32岁，河北省人，恶霸地主出身，曾因投机倒把被强制劳动。其父因反革命罪被我镇压。 + +　　元、孙二犯思想极端反动，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自1968年以来，元、孙二犯积极网罗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子女40余人组成反革命集团，并在东北、山东、河南、河北、北京、天津等地疯狂地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恶毒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元、孙二犯为筹集反革命活动经费，亲自带领该集团成员大肆进行盗窃，计窃得电动机6台、自行车195辆、缝纫机4架等大量财物，价值3万余元。元、孙二犯还积极策谋与帝、修、反搞里应外合，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 + +## 十、现行反革命犯遇罗克，男，27岁，北京市人，资本家出身，学生成份，北京市人民机械厂徒工。其父系反革命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 + +　　遇犯思想反动透顶，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1963年以来，遇犯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文章10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10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 +## 十一、现行反革命犯王佩英，女，54岁，河南省人，系地主分子，铁道部铁路专业设计院勤杂工。 + +　　王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自1964年至1968年10月，书写反革命标语1900余张，反动诗词30余首，公开散发到天安门、西单商场、机关食堂等公共场所，并多次当众呼喊反革命口号，极其恶毒地攻击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王犯在押期间仍坚持与人民为敌，疯狂地咒骂我党，其反革命气焰嚣张到极点。 + +## 十二、现行反革命犯李定一，男，44岁，河南省人，系右派分子，曾因反革命罪被多次拘留和劳动教养。 + +　　李犯思想反动透顶，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1961年以来，李犯到处流窜，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无耻吹捧帝、修、反。1966年7月，李犯在劳动教养期间，刻写反革命标语，书写反动文章数万字，当众呼喊反革命口号，恶毒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 +　　 十三、现行反革命犯唐赞义，男，32岁，河北省人，地主出身，学生成份，北京煤气热力公司调度员。其二哥三哥均系历史反革命犯被判刑。 + +　　唐犯思想反动透顶，自1958年以来，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唐犯疯狂地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书写、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穷凶极恶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三面红旗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并猖狂叫嚣要为其反动阶级“报仇”“雪恨”，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 +## 十四、现行反革命犯李世安，男，43岁，北京市顺义县人，系国民党员，木城涧煤矿工人。 + +　　李犯在蒋匪王凤岗部当班长、代理排长期间，于1948年杀害我侦察员1名。解放后，李犯长期隐瞒其历史反革命罪行，并经常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继续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多次投寄大量反动信件，并在北京火车站、前门大街、东西长安街等地张贴反革命传单，恶毒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李犯在押期间，呼喊反动口号，书写反革命血书，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 +## 十五、现行反革命犯马正秀，女，38岁，四川省人，商人出身，学生成份，北京自然博物馆讲解员。其父系历史反革命分子，其长兄系军统特务被我镇压。 + +　　马犯思想反动透顶，刻骨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常散布大量反动言论。1967年8、9月间，马犯多次书写和公开张贴反革命标语、传单，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穷凶极恶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马犯在押期间，仍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 + +## 十六、现行反革命杀人犯王步云，男，60岁，河北省人，系反动富农分子，海淀区大钟寺小学合同工。其兄被我镇压。 + +　　王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长期隐瞒反动富农身份及其历史罪行，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还强奸幼女1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王犯对揭发其罪行的孙光溥怀恨在心，蓄意进行阶级报复。1966年7月26日，王犯用菜刀将孙的头部、颈部砍伤20余处，造成重残。 + +## 十七、现行反革命杀人犯张长利，男，22岁，北京市人，丰台区芦沟桥公社农机厂徒工。 + +　　张犯思想极端反动，流氓成性，受到原党支部书记刘毅的批评教育，即怀恨在心，蓄意报复，曾多次寻衅毒打刘毅。当刘毅被群众选为厂革命委员会成员时，张犯更加仇恨，于1968年1月19日晨，用铁棍将刘打死。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24.txt b/CCRD/0/8/6/00002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66b81d842d689a5a96be0b836704dd5a6aa6253 --- /dev/null +++ b/CCRD/0/8/6/000024.txt @@ -0,0 +1,19 @@ +# 139号犯人狱中报告（超越出“隔离审查”的范畴了） + +　　<赵丹> + +　　……都出去了，而惟独留下我一个人！ + +　　为什么党对我就如此苛求？为什么毛主席思想的恩庇、党的政策就是照临不到我的身上呢？难道我和党真的有着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吗？难道这一场伟大的文化运动弄到末了，原来就是弄倒我一个人？就查出我是“中国电影事业的罪魁祸首”？是我一个人制定的修正主义的黑线、黑纲领吗？果真如此，杀一人而能救天下！那就请乞诛之！为革命的利益，这是太合算的事了！ + +　　我参加了厂里的“给出路”大会。组织上对我交代所下的结论从来就是说“基本上彻底了”，而从来没说过“完全彻底了”或“绝对彻底了”。其实我的交代早已超越出这个范畴与要求。现在是连一点一滴、鸡毛蒜皮，甚至连文学的概括力不强都算作“条件”了。专案组一位女干部说:“我们也不是为的真要你交代！是要你学习。不急哟！”请看，这根本就已超越出“隔离审查”的范畴了！ + +　　总之，像对我这样地故意拖延不放，一再拖延不放，不给予出路，我认为这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党的政策的，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做法，根本就是主观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做法。因此我有理由，恳求组织上能按最高指示“对于清队工作，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尽快地定案、处理，并给予出路。 + +　　 139 + +　　 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 +　　· 来源： + +　　李辉整理《赵丹自述》，大象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25.txt b/CCRD/0/8/6/00002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bd1fa56b72d6872780f47659bf977ffb755d419 --- /dev/null +++ b/CCRD/0/8/6/000025.txt @@ -0,0 +1,53 @@ +# 上海东方红电影制片厂领导小组关于殷子问题的审查报告 + +　　殷子，曾用名：项爱如、项文案，女，51岁，浙江瑞安，家庭出身：自由职业，本人成份：职员，原任天马电影制片厂付导演，文艺九级。 + +## 简历： + +　　1936年6月—9月，伪国民政府教育部，监时顾用书记。 + +　　1936年11月—1938年初，伪四川省教育厅书记或办事员。 + +　　1938年4月—5月，伪四川省政府旅行剧团演员。 + +　　1939年参加伪四川省政府和四川三青团支部举办的四川战地乡村服务团。 + +　　1940年参加由国民党伪成都航空委员会政治部控制的神鹰剧团任演员。 + +　　1941年人仍属伪航委政治部空军军士学校长虹剧社任演员。 + +　　1943年初，参加伪成都行辕政治部前锋剧团任演员，并同时在伪军官学校血花剧社任特约演员。 + +　　1944年3月，进伪中宣部“中电剧团”任演员。 + +　　1945年春到北京参加伪中电三厂任演员。 + +　　1948年1月参加国民党联勤总司令特种勤务署军中演剧一队任上尉队员（以后改为国防部新闻局军中演剧队） + +　　1949年5月—10月，南京市工作委员会文工团演员。 + +　　1949年11月至今，上海电影制片厂、天马电影厂演员。 + +## 家庭主要成员及社会关系： + +　　殷若兰：母，家务。 + +　　齐衡：爱人，原天马电影厂演员。 + +　　项日烨：女，青海德合哈■西州。 + +　　项日槐：子，吉林四平专区梨树县。 + +　　项文兰：妹妹，申新五厂子弟小学教员。 + +## 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 + +　　殷子长期在国民党军队办的剧团（社）内任演员。1948年1月参加国民党联勤总司令特种勤务署军中演剧一队任上尉演员。经多方核实，未发现有其他政治活动和罪行，与本人交代基本相符。 + +　　经革命群众和领导小组研究，认为殷子的问题构不成政历问题，不予作结论。 + +　　 上海东方红电影制片厂领导小组工宣队：桂恒业军宣队：任和义厂革会：管耕1970年9月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26.txt b/CCRD/0/8/6/00002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4935dd27718af52d7db3767865be190c7f03f5d --- /dev/null +++ b/CCRD/0/8/6/000026.txt @@ -0,0 +1,21 @@ +# 喻屏写给专案组的思想汇报（摘录） + +　　<喻屏> + +## 〖喻屏，中共中央东北局候补书记。文革中经中共中央批准打倒的刘少奇在东北及辽宁的第三号“代理人”。专案组将其历史上在国民党狱中曾“自首叛变”问题作为逼供重点。〗 + +　　我没有干在政治上反对、诬蔑党（我坚信在敌人的档案中不会有我此罪行的材料！），在组织上破坏党（我坚信找不到因我而被捕的受害者！）的勾当！ + +　　我几次恳求组织进行复查，但每次提出这个要求，都受到专案组的严厉谴责，并说有人证、物证，根本不存在复查问题。 + +　　这就使我请组织进行复查的恳求更加强烈了，现在我这个恳求仍未改变！ + +　　这不仅关系到我自己的命运，而且关系到我的家庭特别是孩子们的前途——背一辈子黑锅！ + +　　在这样严重的问题面前，我不能不郑重地再次向党说明真实情况。 + +　　〖要求专案组〗向上级反映，将我写的材料转报红色政权、沈阳部队党委和中央！ + +　　· 来源： + +　　高振河《喻屏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27.txt b/CCRD/0/8/6/00002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4506667c19c4fd344ffed676dec2e94eb27c175 --- /dev/null +++ b/CCRD/0/8/6/000027.txt @@ -0,0 +1,53 @@ +# 南华县文教战线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情况 + +　　<中国人民解放军O四二五部队支左办公室> + +## 最高指示 + +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绩、思想和文化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 +　　（各专、州、县革命委员会：） + +　　（南华县文教战线上揭出的问题，再次说明了文教战线不是什么“清水一塘”“白纸一张”，而是一场惊心魂魄的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激烈战斗。） + +　　南华县的同志说得好：“……搞好这场战斗是战备的需要，是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的需要，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是反修、防修，支持世界革命，彻底消灭帝、修、反的重大措施。” + +　　现将南华县文教战线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情况转发给你们，供参考。 + +　　 中国人民解放军O四二五部队支左办公室一九七O年九月六日 + +## 南华县文教战线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情况 + +　　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六月中、下旬，我县六个公社文教系统在公社管委会的领导下，分别举办了有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教师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认真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三、五、六号文件和新党章，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由于各公社革委负责同志的重视，依靠贫下中农，放手发动了广大革命教师和学生，迅速形成“四大”高潮，经过二十多天的奋战，初步揭开了阶级斗争的差子。主要表现是： + +　　一、书写反动标语，呼喊反动口号，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全县共揭发出各种反革命政治案件六十一起，涉及到九十八人（其中涉及到教师的十七起十七人）。仅五街公社就有十起十三人书写反动标语和呼喊反动口号；沙桥公社就有十六起。红旗公社雨露小学和沙桥椅爱村小学，发现学校出现反标后，不但不报告，教师反而叫学生把反标每人写一遍，扩大反宣传。斗华大队教师戴必庆曾两次书写反标，还嫁祸于学生，有的教师多次收听敌特广播。 + +　　二、在人民讲台上贩卖封、资、修黑货。五街公社教师罗忠发胡说学校“鬼闹”吓得学生不敢住校和上学；该公社教师罗光亮画“药王”（一种鬼象），求神弄鬼，大搞迷信活动；红旗公社雨露小学六个教师，从不组织学生学习毛主席著作；一街公社教师杨淑琴讲课时解释玉米对学生说：“玉米就是包谷，这种东西搞脑力劳动的人吃了容易得胃病，搞体力劳动的人吃了不昨个”；还有黄色小说、歌曲在部份教师中流传。 + +　　三、反对贫管，大闹无政府主义。沙桥公社有个教师李××看到贫下中农进驻学校，他公开散布：“你种你的田，我教我的书，没有你的相干”。有个教师党××说：“贫下中农上讲台，我们去干劳动算了。”红旗公社雨露小学六个教师，四个教师分成三锅开火，教师经常睡懒觉。学生来早了，因“干扰”教师早安被挨骂。来晚了因迟到要罚站。这所学校原有学生130多人，到运动前只有33人。贫下中农提出批评，教师王立贤破口大骂贫下中农“大老粗”连起码的知识都不懂。东风、沙桥、马街公社有少数教师大闹无政府主义，有的请“霸王假”，超假不归。有的女教师请假生小孩去就是半年，有的小病大养，群众说：“这是不记帐的剥削。” + +　　四、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全县六百多个教师中揭发出有贪污的一百三十二人，金额九千七百六十一元，粮票一千零五十一斤，粮食一万八千六百四十四斤。贪污四百元以上的三人。贪污盗窃的有修建费、公杂费、医药费、退职费、团费、串连费、学费、伙食费、勤工俭学等。东风公社教师段家福（伪校长、国民党员）利用收入不记帐贪污学费、代课费、公杂费九百六十一元。红旗公社镇模河教师张开品以帮助供销社售货为名，四次盗窃销货款五百九十五元。马街公社教师杨××、余××合伙勾结社会上的劳释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贩卖茶叶、大烟。沙桥公社教师张正在经常盗窃群众的粮食、鸡蛋，更为恶劣的是冒充医生给群众看病，骗取钱财，影响极坏。此外，还揭出投机倒把七十七人，牟利五百七十三元，倒卖粮食二千二百三十斤，粮票一百四十四斤、茶叶七十六 斤、红糖二百六十三斤、香油二十九斤。红旗公社教师周兆升贩卖茶叶投机倒把，影响到学生也搞投机倒把。有的还翻卖手表、收音机等，浪费现象很突出，仅索厂农中买了五千多元的木料。由于无人管，损失四千八百多元。 + +　　五、道德败坏、严重违法乱纪。共揭出乱搞男女关系的有六十九人，破坏军婚二人。东风公社教师鲁从周、起洪顺等三人组织流氓集团。几年来多次轮奸妇女、诱奸幼女（学生）。 + +　　以上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事实说明，文教战线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必须认真地、深入地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巩固社会主义教育阵地，我们的做法是： + +　　1、狠抓根本，提高认识。毛主席教导我们：“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在斗争中始终抓紧思想教育，针对知识分子中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不良倾向，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反对学了不用，坚持活学活用，反对罗列现象，坚持联系思想，摆危害，挖根源，触灵魂。运动中始终抓根本、抓阶级教育、抓革命大批判。 + +　　运动一开始，有一部份教师由于受大叛徒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毒害，错误的认为“学校一不管钱，二不管物，教的是学生，管的是桌子、凳子和房了，没有什么搞场”。有的说：“早不见晚见，都是老师”。何必到处“树敌”。总之，他们认为文教战线是“清水一塘”、“白纸一张”。针对这些活思想，学习班一开始，就组织全体教师活学活用新党章，明确党的基本纲领，认识“四个存在”，做到“五个必须”。学习中央3、5、6号文件。大摆阶级斗争新特点、新动向、反复领会中央指示精神，深刻认识这场运动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使大家认识到搞好这场斗争是战备的需要，是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的需要，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是反修、防修，支持世界革命，彻底消灭帝、修、反的重大措施。 + +　　2、抓阶级教育，抓革命大批判，用革命大批判开路，为了提高教师的阶级斗争觉悟。学习班还请了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忆苦思甜、忆苦思权，吃忆苦饭，年老教师以苦引苦，青年教师听苦记苦。狠抓“阶级斗争熄灭论”。贫下中农语重心长地说：“阶级斗争那天停止过？不要忘记你们培养的是革命的后代，可是你们嘴上讲阶级斗争，行动上‘和平共处’，这样把我们下一代引导到什么路上去。”同时，还抓住揭发出来的大量的阶级斗争事实，选择典型进行批判，上挂黑主子，下打“活靶子”，进一步提高了大家阶级斗争觉悟，有的教师深有体会地说：“阶级斗争不是没有，而是我们眼睛不亮，嗅觉不灵，只见满山红旗飘，不见敌人在磨刀。”原来认为是“清水衙门”的教师。在会上检查错误认识，向毛主席表忠心，表示下定决心把这场运动进行到底！有的教师通过学习，擦亮了眼睛，纷纷起来检举揭发坏人坏事；有的主动斗私批修，放下包袱，挺起腰杆，投入到斗争第一线。 + +　　随着斗争的深入，有的教师出现了错误的认识，有的说“学生写 反标，喊反动口号，一斗学生，二斗家长，三斗老师。”有的甚至抵触地说：“学生犯错误，一打我愿挨，三反我接受，运动结束不干了。”一小撮阶级敌人趁机散布“教育工作危险论”，从右的和“左”的方面来破坏活动。针对这些情况，学习班又认真组织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学习新党章，反复认识“四个存在”，狠批“教育工作危险论”，认识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夺接班人的斗争的严重性，明确认识到教育工作的重要，并且看到了阶级敌人指使学生喊反动口号，教师队伍中也混进了坏人的阶级斗争现实，也看到有的教师不突出政治，致使学生犯罪的严重后果。从而感到本职工作的和理要，进一步坚定了搞好教育工作的决心。有的教师，因自己教的学生喊了反动口号，一进学习班就哭哭啼啼，发誓“子子孙孙出来都不给他当教师”。通过学习，他说：“看看一小撮阶级敌人和我们争夺接班人，我们不斗争，就是失职，就是犯罪，逃避这场斗争，就是想当社会主义的逃兵。”表示今后要紧跟毛主席，用毛泽东思想好好培养下一代，并积极参加斗争，表现很好，被群众评为“五好职工”。 + +　　3、纯洁了教师队伍，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 + +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运动以前，文教战线歪风邪气很突出，有的大闹资产阶级派性。有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有的看黄色小说，唱黄色歌曲，有的大闹无政府主义，出现了“五风”，谈天吹牛风、扑克象棋风、上课自由风、捉鸟打兽风、走亲串戚风。有的请假生小孩，一去就是半年，有的请“霸王假”请八天，一去八十多天。 + +　　在运动中，狠抓以思想教育为主，自始至终用革命大批判带头开路。狠批坏人坏事，狠批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狠批了资本主义倾向，狠批了一切剥削阶级的“四旧”，斗倒了一小撮阶级敌人，打掉了资产阶级的歪风邪气；在运动中自始至终地认真学习了政策，正确地区分了两类矛盾，团结了大多数，孤立和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使广大教师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提高了他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通过运动，革命精神振奋，比工资闹待遇的少了，埋头苦干，不计报酬的人多了，打扑克下象棋的人少了。高唱革命歌曲的人多了，东走西游请“霸王假”的人少了，自觉遵守纪律的人多了，谈天吹牛的人少了，突出政治学习主席著作的人多了。今年大栽大种期间，红旗公社全体教师积极投入了大战红五月的大栽大种，许多教师不怕苦，不怕累，抢重活干，真正同贫下中农做到了“四同”。贫下中农反映说：“解放二十年来，这一次才真正看到老师和我们贫下中农是一条心了。”通过运动，在教师队伍中，出现了一个赛革命、赛团结、赛进步的革命景象。 + +　　文教战线一个多月的运动，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发展很不平衡，还有马街、五街、龙川公社盖子没有揭开。盖子已经基本揭开的是东风、红旗、沙桥、一街四个公社，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落实。为了把文教战线的“一打三反”运动进行到底，县革委第六办公室在本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在五街公社召开了文教战线“一打三 反”经验交流会，总结了经验，找出了差距，制订了措施，统一了思想，加强了领导，各公社预计在八月中下旬再分公社举办一次学习班，进一步深入开展运动，把“一打三反”运动进行到底！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28.txt b/CCRD/0/8/6/00002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da427dcafa0840802512c317e984e39fec404fc --- /dev/null +++ b/CCRD/0/8/6/000028.txt @@ -0,0 +1,17 @@ +# 上海电影系统四营清队领导小组关于蒋天流问题的复查报告 + +　　蒋天流，又名：咏青，女，1921年生，江苏太仓人，家庭出身：小土地出租者（出租田40亩），本人成份：自由职业，原任天马电影厂演员，文艺五级。 + +　　蒋在52、64年二次下毒杀人未遂，实属现行反革命行为。由于大叛徒谭震林和其黑主子夏衍，于伶等人的包庇下，逃脱了法律制裁，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革命群众揪出来以后，又腐蚀革命群众，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和书写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日记，情节极为严重。经革命群众批斗后，认罪态度一般，经革命群众多次讨论和领导研究，决定对蒋天流定为坏分子，监督劳动，以观后效，1969年3月22日市公检法批复：不予戴帽。 + +　　蒋的问题经群众讨论和领导小组研究，维持原处理结论，不予戴帽。 + +　　 上海电影系统四营清队领导小组工宣队：桂恒业军宣队：任和义革委会：管耕1970年9月15日 + +　　 + +　　 案由 二次放毒杀人未遂，一贯腐化之坏分子 姓名 蒋天流 别名 性别 女 出生 年月 48 籍贯 江苏太仓 家庭出身 小土地 出租 本人 成分 自由职业 参加工作年月 1941 入党年月 -- 工作单位 原天马厂电影演员 职务（级别） 文艺五级 家庭住址 淮海中路1270弄5号二楼 家庭成员政治情况 丈夫：上海五金机械公司职员，现分居。 二个孩子，在学校。 本人主要经历 1941－1943上海剧艺社等为演员 1944－1946成都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读书，靠伪中专委员（回乡） 1946－1948上海剧艺社、文华、国泰影片公司 1949－昆仑、联影、上影 历史上问题和结论 （二次放毒决议）“被告蒋天流品质恶劣，二次投毒，情节严重，已构成犯罪，本应依法惩处，但考虑到被告到案后即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并有悔改表现，可予从宽处理，据此判决如下：对被告蒋天流免于刑事处分。” 主要犯罪事实 一、二次放毒未遂—— ? 52年与婆争吵，夫妻不和，用水银入饭，被女佣发现。 ? 64年因与邻居为水电争吵，用烈性脚癣药水投入菜中。 二、一贯腐化——解放前后自交代五个，至文革中的周志清，吴承铎等。 三、运动中书写反动日记，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并与右派分子书信攻击。 四、文艺黑线的骨干分子，演过夏衍、于伶的“戏剧春秋”“太巧志”“草木皆兵”“春”“秋”“雷雨”“关汉卿”“武训传”“人民的巨掌”“前方来信”“北国江南”“三李”……。 一贯表现及文化大革命中态度 包庇罪犯者——谭震林、夏衍、于伶、叶以群、潘汉年、杨勇直、匡亚明（原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 单位群众的处理意见 --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29.txt b/CCRD/0/8/6/00002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132bde2db40a4e482cda67f746245671a1666a9 --- /dev/null +++ b/CCRD/0/8/6/000029.txt @@ -0,0 +1,91 @@ +# 上海电影系统四营清队领导小组关于路明问题的复查报告 + +　　（上海电影系统清队领导小组，现将对路明的复查意见如下：） + +　　路明，原名：徐薇官、徐茂漪，女，1919年生，江苏武进人，家庭出身：资产阶级，本人成份：职员，原任我厂演员，文艺5级。 + +　　解放前路明投靠国民党反动派为其作反动宣传演出和拍摄了大量反动黄色戏，如“弹性女儿”“兰蝴蝶”等等，并在1942年11月参加伪“中制”，同少校待遇，没正式委任。 + +　　以上问题解放后路明都作过交代，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能认识自己问题，态度尚好。 + +　　路的上述问题，原定属人民内部矛盾。经群众讨论和领导小组审查，认为路的问题构不成政历问题，不予作结论。 + +　　当否，请批示。 + +　　 上海电影系统四营清队领导小组工宣队 桂恒业军宣队 任和义革委会 管耕1970年9月15日 + +## 最高指示 + +## 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 + +## 关于路明问题的审查报告 + +　　路明，原名：徐薇官、徐茂漪，女，1919年3月12日生，江苏武进人，家庭出身：资产阶级，本人成份：职员，原任天马电影厂演员。 + +## 简历： + +　　1938年7月至1939年12月在上海“艺华”“国华”影片公司任演员。 + +　　1940年1月至1942年2月在香港“南华”“天一”影片公司任演员。 + +　　1942年3月至1943年6月在重庆伪中电厂任演员。（42·3~42·10家居） + +　　1943年7月至1945年10月在成都“中华”“血花”剧艺社任演员。 + +　　1946年5月至1947年4月在上海剧艺社伪中电二厂任演员。 + +　　1947年5月至1947年12月在北平伪中电三厂任演员。 + +　　1948年1月至1948年5月在香港大中华影片公司任演员。 + +　　1948年6月至今，先后在上海伪中电二厂、“国泰”“华俗”影片公司和上海电影厂任演员。 + +## 主要成员和社会关系： + +　　陈西禾：爱人，上海电影艺术研究所所长，运动中受审查。 + +　　张乘晏：母，家务。 + +　　徐琴芳：姐姐，农工民主党党员，蓬莱政协委员，现任云南曲靖专区剧团演员。 + +　　陈大吕：外甥，卢湾区农场工作，右派。 + +　　陈大雄：外甥，上海电业管理局俄文翻译。 + +　　陈大伟：外甥，上海江宁中学学生，都有往来。 + +　　陈凌云，外甥女，合肥体育学校教务处工作，共产党员。 + +## 主要问题： + +　　1. 解放前路明积极投靠国民党反动派，为其作反动宣传，演出和拍摄了大量反动黄色戏，如“弹性女儿”“兰蝴蝶”“风流冤魂”“续化身姑娘”“女人”等等，其中黄色戏“弹性女儿”，在当时受到反动报界的大肆吹捧，红极一时，起了麻痹革命人民斗争意志的反动作用，路明也从此成为反动的所谓“明星”。 + +　　2. 1942年3月间，路明在离开香港回国前参加了一次日寇报导部请的宴会（注：日寇报导部性质以及路明当时活动尚无法调查核实）。 + +　　3. 1938年至1947年期间，路明通过其姐姐徐琴芳、姐夫陈坚然关系，认识反革命分子杨帆（当时名殷扬）当时曾有过恋爱关系，杨帆去浙江投机革命后，有过多次书信来往，后听说杨已结婚，才断绝通信，未发现有政治勾结。 + +　　4. 1942年11月参加伪中制，曾拿少校军衔待遇，没有正式委任（本人交代），经调查基本属实。 + +## 处理意见： + +　　路明解放前拍过一些黄色戏，42年参加伪中制拿少校待遇。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审查时，能认罪服罪，其问题构不成政历问题，不【以下缺页】 + +## 最高指示 + +## 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 + +## 关于路明放到群众中去的请示报告 + +　　（市革会工宣队第一办公室：） + +　　我系统东方红（天马）电影制片厂文艺六级演员路明，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革命群众作为清理对象揪了出来。经过审查：路明解放前长期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电影厂和私营电影厂任演员，演了大量反动的、黄色的电影和戏剧；1938年至1947年期间，路明通过其姐姐徐琴芳、姐夫陈铿然的关系，认识了反革命分子杨帆，有过恋爱关系，未发现政治问题；1942年3月间，路明在香港参加过一次由日寇报导部邀请的宴会，无其它活动（此系本人交代，目前无法调查）；1942年11月路明在重庆参加伪“中国电影制片厂”，薪给按国民党少校级待遇（没有正式军衔）；解放以来，路明在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影响下，演了一些封、资、修的毒草电影和戏剧，1959年至1963年在上海电影专科学校任表演班教师期间，向青年学生灌输了大量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文艺毒素。 + +　　我们经过讨论认为：路明解放前长期为国民党反动派从事麻醉人民的反动宣传，解放以来又进行了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文艺毒素传播，对人民革命事业有一定的危害。其问题性质是电影界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属于人民内部的教育改造问题。按照党的政策以及路明对自己的错误有了一定的认识的表现，准备将路明放到革命群众中去，继续进行教育改造。 + +　　以上报告，是否有当，请批示。 + +　　 上海电影系统清队领导小组1969年4月15日工宣队 吴树和军宣队 谷臣革筹会 宋定中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30.txt b/CCRD/0/8/6/00003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e9f9fbf5b4aef5964f423165f417f5d2b8c3c8 --- /dev/null +++ b/CCRD/0/8/6/000030.txt @@ -0,0 +1,41 @@ +# 上海电影系统四营清队领导小组关于牛犇问题的复查意见 + +　　牛犇，原名张学景，男，1935年生，天津人，家庭出身：工人，本人成份：职员，原任我厂演员。 + +　　牛犇在生活上一贯腐化堕落，手段恶劣，自1958年起至1963年间曾先后与三人乱搞男女关系，特别严重的是在1962年企业强奸???未遂。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牛犇受审查初期交代问题避重就轻，后经工宣队再三的启发教育，对问题有了较正确的认识，有悔改表现。原定属人民内部矛盾。 + +　　上述问题，经群众讨论和领导小组研究，认为牛犇的问题属犯有生活错误。 + +　　 上海电影系统四营清队领导小组工宣队：桂恒业军宣队：任和义革委会：管耕1970年9月15日 + +## 关于牛犇问题的审查报告 + +　　牛犇，原名张学景，男，35岁，天津人，家庭出身：工人，本人成份：职员，原任天马电影制片厂演员。 + +## 简历： + +　　1946年进中电三厂为演员；1948年由白杨带到香港永华、长城影片公司为演员；1951年由香港回国，进北京电影制片厂为演员；1953年转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为演员。 + +## 家庭主要成员和社会关系： + +　　王惠琳：爱人，共青团员，无职业。 + +　　张学杰：哥哥，北京电影制片厂汽车司机。 + +　　张业勤：哥哥，天津玻璃医疗器材厂任会计。 + +## 主要问题： + +　　牛犇的资产阶级思想极为严重，生活上一贯腐化，道德败坏，自1958年起至1963年间，曾先后与三人乱搞男女关系，特别严重的是在1962年企业强奸???未遂，情节极其恶劣。 + +　　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他站在保守派一边上窜下跳，甚为活跃，破四旧抄家时，他曾帮助有问题的人转移东西，对抗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 + +## 处理意见： + +　　牛犇在生活上一贯腐化堕落，手段恶劣。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牛犇受审查初期，交代问题避重就轻，后经工宣队再三的启发教育，对问题有了较正确的认识，有悔改表现，其问题属犯有生活错误。 + +　　 上海东方红电影制片厂清队领导小组工宣队：桂恒业军宣队：任和义厂革会：管耕1970年9月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31.txt b/CCRD/0/8/6/00003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4eddaea56468ebecd6abbd6fe2138d3153d3ce4 --- /dev/null +++ b/CCRD/0/8/6/000031.txt @@ -0,0 +1,33 @@ +# 汪东兴第二次书面检查 + +　　<汪东兴> + +　　（主席：） + +　　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除了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的两次检查和一次书面检讨外，最近经主席多次谈话，对我进行严格的批评和亲切的教育。每次谈话对我启发很大，教育很深，我越想越难受，总觉得对不起主席，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受误会的同志，我真是辜负了主席的信任和教育。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这是有罪的，我应牢记这次教训，努力改正错误。 + +　　我完全拥护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的英明指示。在这指示以前，我没有识破陈伯达。他的手段特别阴险、恶毒，利用九届二中全会搞突然袭击，造谣和诡辩，欺骗不少同志。他打着论天才的旗号，其实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要夺毛主席的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次把陈伯达揪出来，使党更加团结，更加纯洁，更加巩固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 +　　我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前三天被陈伯达利用欺骗有三件事： + +　　(一)在华北组他突然的又是有计划的发言，利用我的无能，而心情非常激动，又不加分析，更不顾自己的身份，就起来发言，结果当了陈伯达坏人的炮手。 + +　　(二)我怀疑陈伯达事先看过修改过华北组的简报，他利用简报来扩大到各组煽动欺骗人。我建议中央派人追查陈伯达，事先是否看过修改过这期简报，这期简报发出最早最快，而且简报内容中他的很少，我的很多。我看有阴谋，有鬼。 + +　　(三)陈伯达利用听林副主席录音报告时，把论天才的语录交我打印五份(当时我交代打印二十份，准备政治局同志要时免得再打印)。现在看来是陈伯达的阴谋诡计，可能是要我发言时引用，结果未得逞。 + +　　由于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存在着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思想，有主观片面性，遇事易激动，缺乏冷静的考虑分析问题，再加上文化理论水平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警惕坏人破坏中央团结不够，平常学用毛泽东思想不好。因此，遇到陈伯达这样的阴谋家、野心家，我不仅没有识破，反而受他蒙蔽利用了。 + +　　这次我所犯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的错误，对我触动很大，教育很深， + +　　我应很好的接受这次教训。今后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特别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通过学习提高认识，提高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在实际工作中，努力锻炼自己，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切实改造世界观。上述认识是否妥当，请指示。 + +　　（敬礼！） + +　　 汪东兴 + +　　 1970年9月15日 + +　　· 来源： + +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32.txt b/CCRD/0/8/6/00003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8d28b45cef5e81c7b5dc2c55f7c23c54f5c96db --- /dev/null +++ b/CCRD/0/8/6/000032.txt @@ -0,0 +1,105 @@ +# 上海电影系统四营清队领导小组关于柏李问题的复查意见 + +　　柏李，曾用名：周尔贤、梅朗珂、周敔，女，53岁，北京人，家庭出身：官僚，本人成份：学生，原任天马电影制片厂创作办公室主任，文艺五级。中共党员。 + +　　柏李在上海剧艺社期间，忠实地为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服务，依附于国民党反动派及法帝国主义，1946年至1947年又随于伶参加“牛尾聚餐会”多次，与反革命、特务杯酒联欢，严重丧失无产阶级党性立场。 + +　　解放后在电影剧团、电影学校忠实执行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犯有严重错误。文化大革命中尚能交代自己的问题，并对自己的错误有一定的认识，有悔改表现。 + +　　上述问题，在复查中经群众讨论和领导小组审查，属犯有严重错误，予以解放。 + +　　 上海电影系统四营清队领导小组工宣队：桂恒业军宣队：任和义革委会：管耕1970年9月18日 + +　　 + +　　 案由 政历审查 姓名 柏李 别名 周尔贤 周敔 梅朗珂 性别 女 出生 年月 1917年 籍贯 北京 家庭 出身 官僚 本人 成份 学生 参加工 作年月 1937年 入党 年月 38年10月 工作 单位 上海东方红电影制片厂 职务（级别） -- 家庭住址 -- 家庭 成员 政治 情况 丈夫：于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拘捕，现在押。 父：周士观，原全国政协常委兼民主建国会组织处处长。 本人主要经历 35年—37年 上海新华艺术专科读书。 37.9—41.11 上海救亡演剧十二队、上海青岛剧社、艺术剧院、剧艺社演员。 41.12—42.11 香港、桂林等地。 43.1—45.12 重庆、中国艺术团社演员。 46.1—47.8 上海剧艺社，此期间曾参加“牛尾聚餐会”多次。 47.9—48.12 上海中国福利会第三儿童福利站站长。 49.5—49.12 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 50年至今：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组演员，上海剧团导演、上海电影学校天马电影制片厂 历史上问题和结论 无 主要犯罪事实 （一）38年—41年柏参加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控制的“中法联谊会”主办上海剧艺社，柏等五人核心领导和主角演员之一，并积极■■考试，选拔为其招兵买马。柏李卖劲演“爱与死搏斗”（法国戏）“赛金花”“上海屋檐下”等，为国民党反共卖效劳。40年，柏李等五人得中法联谊会钢质奖牌一枚，同年五月得英、法大使夫人奖状。 （二）46年—47年柏李随于伶参加军统、中统王新衡、陆孚士、陈志皋、黄定慧等反动特务组织的“牛尾聚餐会”，柏为其动员拉人，与王新衡特务头子活动频繁，关系密切。与这批资、特、反杯酒言欢，严重伤失党性立场。 （三）40年春于伶在潘汉年指示下，由于伶、柏李、吴琛等合股开设一小型出版社，由柏李起名叫“旦社”，曾出版过军统特务分子朱小谷译编的“法西斯的理论与实际”，柏李曾为此书画封面及出版杂志，宣扬法西斯主义。 解放后，柏李、于伶与潘汉年关系密切。53年3、4月间，庇护潘汉年同村地主女儿于小■寄养在家达半年之久。特务陈志皋一套沙发，解放后存放在其家。 （四）解放后，柏李在上影演员剧团、上影学校期间，都伙同走资派贯彻执行修正教育路线和文艺黑线，为赵丹排雷雨大开绿灯，把剧团变成赵氏体系的试验所，传播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强调业务第一，不要无产阶级政治，积极为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 一贯表现及文化大革命中态度 柏李在上海剧艺社期间，忠实地为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服务，依附于国民党反动派和英法帝国主义，46—47年，随于伶参加《牛尾聚餐会》多次，与反革命、特务王新衡等人，关系密切，杯酒言欢，不分敌我严重伤失党性立场。 解放后，在上影剧团、电影学校，都忠实执行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犯有严重错误。在运动中，经批斗，尚能交代自己的问题，对错误有一定认识，有改悔表现。 在潘汉年问题上有流言非语，柏李曾对戴云说：“市委对潘汉年采取措施，事先没有征求意见和同意。”（大意） 单位群众的处理意见 -- + +## 最高指示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 + +## 关于柏李政历审查综合报告 + +　　柏李，原名周尔贤，曾用名梅朗珂、周敔，女，53岁，北京人，本人成分学生，家庭出身官僚，原任天马厂创作办公室主任，文艺五级，1938年10月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 + +## 简历： + +　　1930年秋至1934年冬北京艺文中学、私立京华艺专预科读书。 + +　　1935年秋至1937年秋上海新华艺专读书。 + +　　1937年9月至1941年11月上海救亡演剧十二队、上海青岛剧社、上海艺术剧院、上海剧艺社演员。 + +　　1941年12月至1942年11月香港、桂林等地。 + +　　1943年1月至1945年12月重庆、中国艺术团社演员。 + +　　1946年1月至1947年8月上海剧艺社，在此期间曾参加“牛尾聚餐会”多次。 + +　　1947年9月至1948年12月上海、中国福利会第三儿童福利站站长。 + +　　1949年5月至1949年12月长春、东北电影制片厂演员。 + +　　1950年至今，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组演员、上影剧团导演、上海电影学校、天马电影制片厂。 + +## 主要家庭成员及社会关系： + +　　夫：于伶，文化大革命被拘捕，现在押。 + +　　父：周士观，原全国政协常委，兼民主建国会组织处处长。 + +　　姜椿芳：解放前地下党的联系人。原北京中央翻译局局长。 + +　　吴小佩：地下党小组长，原北京电影制片厂党委付书记。 + +　　戴耘：朋友，原上海影协秘书长。 + +　　蔡叔厚：“牛尾”成员，原上海机电局付局长，现在押。 + +　　黄定慧：“牛尾”成员，现在押。 + +## 主要问题： + +　　1、1938年7月至1941年11月，柏李参加打着地下党旗号，实际上是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控制的文艺团体 中法联谊会主办上海剧艺社，党内五人核心小组成员，该团四大女名演员之一。 + +　　1940年前后柏李支持社委招收演员，参加选拔、考试，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招兵买马。 + +　　柏李在上海剧艺社期间还演出了不少洋、名、古、修及国际戏剧，如：“爱与死搏斗”“赛金花”“上海屋檐下”等等，宣扬叛徒哲学、资产阶级人性论，麻痹人民斗志，为国民党反共卖国政府服务，同时柏李还积极宣扬英、法资产阶级文化戏剧，于1940年柏李等五人得中法联谊会所发钢质奖牌一枚，同年五月上海剧艺社公演“武则天”，柏李又得英、法大使夫人颁发的奖状。 + +　　2、46年至47年期间，柏李随于伶参加“牛尾聚餐会”活动多次，与一批资、特、反杯酒联欢，严重丧失党性立场。现查明柏李不属“牛尾”成员。 + +　　3、解放后柏李在上影演员剧团、上海电影学校期间伙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贯彻执行文艺黑线、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剧团期间对赵丹排“雷雨”大开绿灯，把剧团变成赵氏体系的试验所，在试验剧团还积极推行传播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苏修门徒史坦尼的一套。 + +　　在电影学校期间，依靠“专家”“权威”办学，强调业务第一，不要无产阶级政治，积极为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 + +　　4、与于伶关系： + +　　1938年初，于伶与柏李相识，1941年年底在香港结婚。 + +　　上海剧艺社期间，柏李积极追随于伶，为法、英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卖力。 + +　　在于伶的帮助下，柏李曾发表过独幕剧“玛琳”、“评论丁西林的剧作”等作品。 + +　　1940年春，于伶在潘汉年指使下，找了柏李、吴琛等合股办了一个小型出版社，由柏李起名为“旦社”，曾出版过军统特务朱小谷译编的“法西斯的理论与实际”，宣扬法西斯主义，柏李曾为此书画过封面及出版杂志。 + +　　1946年～1947年柏李曾随于伶参加“牛尾聚餐会”多次：并曾为“升官图”“草莽英雄”演出，随于伶到军统特务王新衡家登门送礼。 + +　　解放后，柏李也曾随于伶到潘汉年家登门拜访，1952年3、4月间，柏李在于伶的主使下，庇护潘汉年同村地主于和声的女儿于小■寄养在家半年之久。 + +## 调查核实情况： + +　　柏李是于伶之妻，社会关系极为复杂。文化大革命中内查外调未发现其政历问题。1946年～1947年期间跟随于伶参加“牛尾聚餐会”多次，现查明柏李不属“牛尾成员”，解放前后与潘汉年有所接触，但均未发现重大政治问题。 + +## 认罪态度及处理意见： + +　　柏李在上海剧艺社期间，忠实地为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服务，依附于国民党反动派及法帝国主义，1946年至1947年又随于伶参加“牛尾聚餐会”多次，与反革命、特务杯酒联欢，严重丧失党性立场。 + +　　解放后，在电影剧团、电影学校，忠实执行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犯有严重错误。 + +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群众多次批判教育，尚能交代自己的问题，并对自己的错误有一定的认识，有改悔的表现。经群众讨论，认为柏李一些主要问题业已清楚，现未发现有重大政治问题。根据毛主席“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教导，柏李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现决定予以解放。 + +　　 上海东方红电影制片厂清队领导小组工宣队：桂恒业军宣队：任和义厂革会：管耕1969年12月23日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33.txt b/CCRD/0/8/6/00003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18ad90c81f62d100ec5dbbb3347120c7264005c --- /dev/null +++ b/CCRD/0/8/6/000033.txt @@ -0,0 +1,55 @@ +# 吴法宪第一次书面检讨 + +　　<吴法宪> + +　　（主席：） + +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干扰了林副主席，破坏了主席教导的要把全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的方针，我内心万分沉痛。我辜负了主席的教导和培养，对不起主席，对不起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对不起受我发言影响的同志。我犯了错误，是主席及时挽救了我，主席的教导对我是最亲切的关怀和爱护。在庐山，林副主席对我两次严厉的批评教育，总理对我多次批评教育，康生同志对我两次批评教育，使我对错误逐渐有了认识。 + +　　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是一篇最精辟的马列主义的光辉文献，我坚决拥护，一定按照主席的教导办事。主席英明伟大，一针见血，深刻地揭露了陈伯达的反动本质，学习后，我受到了极大的教育，使我猛醒过来，认清了陈伯达这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假马克思主义者的真面目和他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妄图分裂党、夺毛主席、党中央的权的罪恶阴谋，知道陈伯达三十多年来在重大的关键时刻，都是反对毛主席、反党、反马列主义的。明白自己上了大坏蛋陈伯达的当。 + +　　在二中全会上，我先后在政治局会议上，西南组会议和四川小组会上作了五次检讨。回京后，九月十四日，总理、康生、永胜同志传达了主席极为重要的指示和林副主席的指示，传达了九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十五日，空军听过传达的十五位同志进行了学习讨论，我以接受教训的态度向到会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最近，黄永胜同志又把主席对汪东兴同志检讨的批示传达给我。主席对我们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亲切教导，使我更加感动难过。 + +　　我带着最沉痛的心情向主席检讨认错，同时揭发坏蛋陈伯达的几个问题。 + +　　我这次犯的错误主要是： + +　　一、没有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革命没有革自己的命。我对主席的书没有读懂，没有学好用好主席思想，也不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反而不懂装懂。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西南组会上的发言有严重错误，传播了错误的看法，造成了思想混乱，使西南组有些同志跟着我的发言上纲上线，影响了会议的正常进行，干扰了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幸亏主席明察秋毫，及时发现了问题，端正了航向，指出了我的错误，挽救了我。 + +　　由于我对陈伯达这个坏人没有识破，盲目地认为他读的书多，是“理论家”,所以对他搞的语录就相信，根本没有通过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是否对，在发言时就念了这些语录，上了当，受了骗。 + +　　我自己也选择了林副主席的一些话。这些话是从一本政治学院编印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的小册子上选来的。没有查对这些话是不是林副主席讲的就在会上念了，这是非常错误的。林副主席一九六七年就指示过不要搞他的语录，我这样做也违背了林副主席的指示。 + +　　二、我这样做，不论从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来说，都是错误的。我发言中引用的材料，没有查证核实，没有同对方正式商量交谈，又没有准备稿子，由于我有错误的认识和错误的情绪，话匣子打开后，越讲越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庄严的二中全会上，讲这样关系全局的原则性的大问题，事先没有请示政治局的同志，更未向主席、林副主席请示报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又不从全局考虑，不顾影响，不考虑后果，这是极不严肃、极不慎重的不负责任的态度。 + +　　三、主观主义，自以为是。思想方法简单片面，有骄傲自满、偏激情绪，听不进不同意见，心里有话就憋不住。总认为自己是热爱毛主席的，因而对听到的有些话就很敏感，凭主观的框框，不加分析和深思，随便顶撞，随便说话，只讲主观的动机，不问客观效果。 + +　　四、政治上极端幼稚，看问题、处理问题水平都很低，又没有在上面工作和政治生活的经验，还同过去一样，随便讲话，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完全忘记了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教导：不要心血来潮忘乎所以。 + +　　总之，我违背了主席的谆谆教导，犯了极为严重的错误，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最深刻的一次教训，痛心之极，永远也不能忘记。请求主席给予严厉批评和处分。 + +　　这次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揪出了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反党分子陈伯达，消除了隐患，使我们全党更加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 + +　　今后，我一定认真地活学活用主席思想，认真学习主席的哲学著作，学习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下功夫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遵照主席的教导，认真读一点马列主义的书，努力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忠诚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和大坏蛋陈伯达划清界限，一定谦虚谨慎，夹着尾巴做人，老老实实地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和教育，多作自我批评，虚心向地方同志学习，言行一致地维护党的团结，只有做到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的一致，才能真正的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一定牢记主席的教导，痛改前非，跟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 +　　九月一日，我在政治局扩大会上，对陈伯达作了初步揭发，现再补充揭发如下： + +　　一、在庐山他几次来找我。八月二十二日上午，我外出到大月山去看空军的一个雷达连。中午回来，听服务员讲，陈伯达来找过我。下午三时，他又要来，我因当时还没有识破他，出于礼节，就主动去看了他，坐了一会回来了。他说他到了山上不舒服，还告诉我政治局常委已经开了会，研究了会议的日程，今晚可能开政治局扩大会，总理会传达。 + +　　二、八月二十三日晚十二点前后，他来找我和李作鹏、邱会作同志，这次他谈了一九六七年上海安亭事件的经过，吹嘘他对上海的一月革命有“功劳”，打击刷人，抬高自己。他又谈关于“天才”方面的问题，我们就问他有马、恩、列、斯关于天才方面的论述没有？他说：有的，可以找一百多条，回去给你们找一些。他回去后隔不久就打电话传给我七条语录。（第一次三条，第二次两条，第三次两条），我自己没有带书，又没有读过马列主义的书，就同他在电话上逐条进行了校正，然后打印了几份，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现在来看，这是大坏蛋陈伯达利用我对天才问题的错误认识和错误情绪，利用我的无知，用这些语录煽动我放炮，为他煽风点火，制造混乱，达到他破坏二中全会，分裂党的目的。 + +　　三、八月二十六日黄昏，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到了主席那里，主席要他找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三个同志谈谈，因此，我们三人就去了。我们到后，告诉他，今天你找我们谈话，要报告总理。后来，他就出去打电话，回来后他说，主席今天下午批评了他，看了他二十四日在华北组的发言稿。后来，他又到江青同志和康生同志那里，也受到了批评。他还说，主席也批评了你们，我们问他主席批评了什么，他不肯说。我们三人当时都回答说，主席批评我们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和教育，批评什么我们都接受，坚决改正。当时陈伯达说话神态异常，说时吱吱唔唔，对主席的批评毫无沉痛的心痛，没有一点悔过的表示，我们在那里呆了约二十分钟就回来了。 + +　　四、八月二十七日晚二十四点以后，他突然来找我，说他受了总理的批评，说他的发言稿用了我的一句话，问我这句话（指“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讲过没有。我说，讲过，你自己也在场嘛，（这时候我才知道他用了我的话）他还把他的稿子给我看，现在看来，这是陈伯达的一种极其阴险毒辣的手段。 + +　　五、二十七日晚，他来和我核对那句话时，我看到他的发言稿上造谣说：“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大意），但他的发言印出以后，这句话没有了。这肯定是他后来删了的。 + +　　六、八月二十四日晚，他来电话找我，我去参加小组会不在家，他就告诉我的秘书说，他想把他对宪法的修改意见划一份出来送呈主席看，要秘书转告我。我开完会回来，秘书告诉了我。我当即表示，宪法修改工作小组是康生同志主持的，经过了半年多的讨论修改，又经过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和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最后交全国人民讨论的。他只参加过两次会，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怎么能这样做，并且告诉秘书不要答复他。 + +　　（以上五、六二点我已在九月一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初步揭发过） + +　　 吴法宪一九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 +　　· 来源： + +　　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印发，中共湖南省第三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秘书处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34.txt b/CCRD/0/8/6/00003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cbe915740ba95d8ec545ada8757f658260874fc --- /dev/null +++ b/CCRD/0/8/6/000034.txt @@ -0,0 +1,23 @@ +# 一个理发师的检查交代 + +　　<刘亚雄（化名）> + +## 〖刘亚雄，湖南乡镇理发师。〗 + +　　刘亚雄，男性，现年46岁，家庭成分贫民，文化初小，政治面貌群众，职业理发，沙市荆州公社范家大队刘春生产队人，现住先锋路82号，家庭现有七口人，新旧社会，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组织。1924年6月在农村出生，因为家贫讨饭，父亲在1926送我到沙市亲伯伯处，抚养到1933年伯母死了，我就有9岁了，就上学读书3年。到1936年，就跟伯父学理发，到1941年底，我伯父在沙市病死，我就开始过流浪的生活。在沙市逃难出来，挑担理发，或剃乡头，到1946年上宜昌去，在长生堂理发店，老板刘顺畴名下参师和帮工。2年后，到1948年回到沙市又挑担和帮工理发，到1952年，就到荆江分洪去理发3年，又到1955年底，迁来吕仙亭居委会（燎原居民革命委员会的前身），挑担理发。 + +　　到1956年元月份，就公私合营。到1962年，我要求下放，回沙市，拿下放金两个半月，币95元，没有下放证和其他证明，因此没有上户口，又到这里在城南把户口登上，就开始单干挑担理发。到1964年，我到专署去找接待室，反映我的情况，要下放证和工作安排，我内心的（想法）还是想要七年的公零（工龄）下放金，结果，专署写信，要我拿信到福利公司找领导，要他改【解】决问题。 + +　　结果公司里的秘书彭湘岳，说你还是在街上理发，又没有人不要你理发，在【再】又说我们公司里，没有什么证明和工作。因此我就在吕仙亭街边摆摊理发3年多，在这短时间内搞单干，我的税和管理费都是上缴了的。到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们就走上联组理发，拿多劳多得，百分之45上缴。又到1969年，5月份办学习班，是宣传队结合办的。在学习班上写检讨，接受批判，又决心退还95元下放金，还定保证今后不再重犯，重新做人，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在当时学习班上，同学们很多都说，我的家里负担很重，又是一个痨病，可以留单位做事。结果散会时，又说照党的政策办事，继续下放，因此，我又到沙市、又到农村，都不同意落户，只好回来，又去要求领导。我们刘主任说，要我到居委会签意见和盖章，结果胡主任替我签了意见又盖章，拿去又不行，说意见签到【得】不好，说签的照党的政策办事，就应该（不）下放。又拿来签二到【道】，胡主任要我到城南革委会来签，结果是一样的，还是不行，因此我的态度来了，就以为自己是三部分人，不怕你，就和刘主任大吵大闹，就回来搞单干，6月份半月的工资又不把，有的又把了，又上了班。后又在七月份，有李秋山同志来我家，要我找主任再签意见。好，我就到居委会找主任，不在家，去医院生小孩，曹秘书就替我签了，说我家里实在困难，要我们领导安排。李秋山同志替我送去把刘主任，以后到九月份去问他，又要我写一份检讨，去学习。学习了三夜，把我当典型来批判的样子，那时候，我就有小资产阶级面子，又不去学习了。到十一月份又把我叫去，在学习班学习了廿多天，写检讨，接受批判，又说服务站不同意，又写一张证明叫我到居委会，胡主任说，要我找城南四向办来解决。刘站长要我去劳动，我有痨病，不能搞劳动，以后刘站长还是要我回单位去理发，又去将情况说了，他还是不行，因此，我就边单干，边要工作，因为家里很困难，在这个十二月份内，只做了几天的事。到1970年元月二号又听报告，宣布了名字，又要我来城南学习班里学习，我心中又是高兴，又是愁。高兴的是学习以后，会安排工作，愁的是十二月份未做事，又继续到元月份，又不能工作，连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卖的，实在是很困难。 + +　　但是自己，并不向困难低头，下定决心，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在这次学习中，坚决学好，彻底挖掉资产阶级根子。尤（由）于我是旧社会里（过来的）人，思想是很复杂的，再加上中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的流毒，就满脑子里资产阶级思想作怪，在六二年要求下放，就是为工资钱太少了，不愿干了，看开放市场了，想搞单干的钱多，又可得一批下放金的钱，又想把儿女带到沙市去，找到好的工作，我就好过幸福生活，这都是我内心里的打算，资产阶级的腐化思想作怪，只顾自己，只故（顾）自己一家享受，不故（顾）国家建设。还想挖社会主义墙角，我还一贯态度生硬，骄傲自满、目空一切、对与任何人，一点不好，就是相骂，这都是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很深，又中了刘少奇流毒很深，像这样发展下去，就一定走到灭亡道路上去。在这次学习班，来得很及时，也很必要，非常正确地挽救我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在这十天学习中，和听李主任的报告，和掌握学习的几位同志的辅导，使我清醒过来，我所犯的错误，是不可挽救的，我一定要老实诚恳，要求三清三反的负责同志，对我严重斗争和批判，还要求掌握学习的几位同志，对我要批深、批透、还要批痛，使我的思想扭转过来，一定要痛改前非，从新做人，一定为社会主义立新功，来报答党和毛主席的深恩。 + +　　敬祝 + +　　（毛主席万寿无疆） + +　　 刘亚雄呈1970年元月13日 + +　　· 来源： + +　　拓荒者据原件录入、提供。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35.txt b/CCRD/0/8/6/00003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24e0490032959369467572407f81595d75cda3c --- /dev/null +++ b/CCRD/0/8/6/000035.txt @@ -0,0 +1,51 @@ +# 叶群第一次书面检讨 + +　　<叶群> + +　　（主席：） + +　　二中全会期间，我犯了严重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中央和到会同志。自己虽然在大组会上作了初步检查，但心情是沉重的，最近听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东兴同志检查报告的亲切批示，特别是国庆节在天安门上见到了主席，主席耐心而亲切地倾听了我的检查，并谆谆教导，我内心感到非常温暖，受到极大的启发和教育，文化大革命以来主席让我参加各种会议，从多方面培养我，我辜负了主席的培养和教导，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深感对不起主席，对不起中央和到会同志，心里非常难受，我决心从这次错误中吸取深刻教训，一生牢记，坚决改正。 + +　　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是一部伟大的纲领性的文献，我完全拥护，这个文献言简意言简意赅，含意非常深刻丰富，字字闪烁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学习以后对自己教育很深，使我从错误中猛醒，猛醒。我这次犯的错误，主要是这样几个问题： + +　　（一）没有注意核实情况。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他们当时是出于热爱主席向林彪同志反映。但我没有提醒他们去同有关同志谈心，交换意见，核实情况。 + +　　主席讲过：“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我情况未经核实，就把电话记录念给林彪同志听，这是不符合主席教导的，认识不符合实际，事情就不能得到好的处理。 + +　　（二）建议林彪同志不写信是错误的。林彪同志对主席和主席思想非常热爱，听了电话内容后很生气，说要放炮，要给主席写信。当时我对林彪同志说，主席正在南方，天气暑热，这些问题不是直接听到的，详情又不太清楚，保护主席健康至关重要，还是不去干扰主席为好。而且北京来电话的同志们说，已报告东兴同志处，为了保护主席健康，他们也让东兴同志在适当时候再报告主席，他们都这样保护主席，我们更应当注意了，因此我建议林彪同志多看看，不要写信，那时林彪同志也答应了。我建议不写信，虽然是出于对主席的朴素热爱，但效果适得其反，反而干扰了主席。另外对林彪同志在身体不好的情况下容易急躁这一点，我也是估计不足的。 + +　　现在看来，建议不写信是错误的。主席讲过：“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掩盖矛盾是不符合辩证法的。由于自己没有提到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来认识这个问题，总以浮浅之见劝林彪同志不生气，和稀泥，力求息事宁人，结果帮了倒忙。如果他当时及时给主席写了信，使主席有充分的考虑时间，并找有关同志谈清楚这个问题，可能不会给主席和中央带来这样大的干扰。 + +　　（三）八月二十四日晚在中南组会上发了言。虽然当时讲了宪法中明确写上主席领袖作用的重要性，和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重要性，但也讲了天才问题。本来不准备发言，后来听其他同志发了言，又听说会议快要转到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自己也憋不住了，也讲了这个问题。由于情况没有核实清楚，误以为主席思想的贯彻受到阻碍，发言时激动。过去军队学毛著受到资产阶级司令部很大迫害和阻挠，因而听到这方面的情况就容易敏感和激动。 + +　　虽然自己的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主席讲过“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自己由于没有弄清情况，情绪又易激动，发言时很不冷静，对会议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 +　　在那天到会时，刚好接到办事组同志寄给我的一份论天才的语录，当时以为是办事组同志和他们带来的工作人员搞的，自己是办事组成员，所以他们寄给我一份。在发言时为了省事，部分地引用了几句（因发现语录引得不全，未全用。根据自己回忆又讲了几句列宁等的教导）。当时不知道这个材料是陈伯达搞的，讲完回家后才从办事组同志的电话中知道是陈伯达连夜搞的。自己虽然没有参与搞那个语录（当时我正在和总参的两位干部完成总理交办的研究办事组起草的战备报告的任务），但由于自己嗅觉不灵，不加分析地部分引用了它，这就间接地被坏人陈伯达利用了，上了他这个反革命假理论家的当。 + +　　（四）由于缺乏高级政治生活经验，会上插话有时不够政治化。例如一次政治局的会上，提醒林彪同志还有两页提纲遗漏，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今后在会议生活中、家庭中都要十分谨慎，要时刻注意政治化，坚决改正嘴快话多的缺点，要注意简炼、谨慎、冷静，时刻严格要求自己。 + +　　关于对陈伯达问题的认识，过去由于主席在会议上打过招呼，江青同志也几次对我们打过招呼，对陈伯达的错误言行是有所察觉的，在一些问题上是抵制了的。例如：他建议造五十万吨的大轮船问题，动不动撂挑子、不干工作的问题，三十八军的问题，攻击“九大”报告稿是伯恩斯坦观点等等问题都进行了抵制。在杨成武的问题揭发前两天，他拼命打听、企图套话，我也没有告诉他，当时只报告了总理和江青同志。但由于自己路线觉悟、政治水平低，对陈伯达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警惕不够，因而过去对他的斗争是不够有力的。 + +　　这次在庐山同陈伯达来往不多，仅仅在上山第二天看望过他一次，那天是，中午先去看江青同志，然后去看邓大姐，因外出未遇，见到了总理，又去看了曹大姐，康老也在，因为我们是从外地来的，同大家好久不见了。后来听电话说陈伯达要来看林彪同志，当时林彪同志刚吃完晚饭，出汗，不能见客，叫我先去看他，并劝他不要来。这次看他完全是礼貌性的，他说常委才开了会，总理会向政治局传达会议日程，然后就谈怎样写毛笔字的问题。我即告辞。 + +　　这次全会在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把陈伯达打着红旗反红旗，造谣诡辩，煽风点火，搞突然袭击，妄图分裂党，破坏党的罪行，揭出来，对我教育很大。陈伯达是个野心家，阴谋家，狡猾狠毒的阶级敌人，他反党的手段非常阴险，毒辣，欺骗和陷害了不少同志。事实证明，他三十年来一贯反党、反主席、反主席思想，他跟刘少奇跟得很紧，实际上他是刘少奇、周扬一伙的坏人。据最近揭发的材料，陈伯达可能是个叛徒、内奸、里通外国分子，这次把他揪出来，是党的伟大胜利，主席思想的伟大胜利。 + +　　庐山开会期间对陈伯达的许多问题，我在政治局扩大会上，当面揭发批判了他，在中南组也揭发批判了他，这里再补充几点： + +　　一是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同志开完大会后回家，陈伯达坐车未经电话打招呼就跟着林彪同志的车子进院里，又进了会客室来见林彪同志，林彪同志说开了几个小时会太累，请他回去，我们也劝他回去，把他撵走了。现在看来他这次闯来是别有用心的，是想趁机搞阴谋的。 + +　　二是最近会上听说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旧中宣部陆定一、周扬、童大林这些人搞在一起，而童大林在六六年一月以前就老早知道严慰冰给我们全家写匿名信的全部内容，而陈伯达的老婆刘叔晏在运动初期就坚决拒绝参加严慰冰专案组的工作，这件事也是很可疑的，我怀疑陈伯达是否和匿名信案件有关。怀疑陈伯达是刘邓及旧中宣部阎王殿反动罪行的同谋者。 + +　　由于自己毛主席思想没有学好用好，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政治路线觉悟很低，我在这次全会上犯了错误，教训是极为深刻的，是一生难忘的。这次也可说是坏事变好事，给自己打了防疫针，不然将来很可能犯更大的错误。今后我一定要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尤其是主席的哲学著作），并按主席教导认真读几本马、恩、列、斯著作，联系实际，改造世界观，不断提高政治路线觉悟，牢牢掌握大方向，时刻保持冷静的政治头脑。要加强组织纪律性，遇事要注意请示报告，反映情况要注意核实，注意政治，防止偏差。切实做到顾全大局，全力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学会听不同意见，情况不明时不随便发言，遇到问题时注意交换意见，不随便反映。同时要警惕坏人钻空子，防止给坏人当枪使。 + +　　主席教导我们：“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我一定要牢记主席的教导，谦虚，谨慎，戒骄，戒燥，努力改造自己、工作，永远坚持主席革命路线，永远紧跟主席革命到底。 + +　　以上认识是否恰当请予指示。 + +　　（敬礼） + +　　 叶群一九七○年十月十二日 + +　　· 来源： + +　　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印发，中共湖南省第三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秘书处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36.txt b/CCRD/0/8/6/00003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327fb6eecb47305084bdb07e6a5b326b17558d8 --- /dev/null +++ b/CCRD/0/8/6/000036.txt @@ -0,0 +1,119 @@ +# 我初步坦白交待反动组织“三老会”的罪行 + +　　<程占彪> + +## 〖程占彪，曾任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 + +　　我叫程占彪，是臭名昭著的反动组织“三老会”的头目。我是一个屡犯严重错误的蜕化变质分子。由于我长期对党不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披着所谓“受迫害”的外衣，打着“造反”的旗号，趁机翻自己的案，勾结了一批牛鬼蛇神，大造无产阶级的反，大搞右倾翻案，大搞篡权复辟活动。为了达到这个反革命目的，“三老会”同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刘、张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我们利用刘、张进行翻案复辟活动，刘、张利用“三老会”为他营造“独立王国”，复辟资本主义。“三老会”在刘、张的直接支持、重用和包庇下，干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动，破坏全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罪恶累累，我们罪该万死！ + +　　我和“三老会”成员王豪、刘风勃在这里向人民低头认罪！向毛主席革命路线缴械投降！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请罪，向党中央请罪，向四川七千万军民认罪，向广大革命群众认罪。我要彻底坦白交待自己的反革命罪行，今天我初步交待两个问题： + +　　一、反动组织“三老会”的组织、纲领和主要罪行。 + +　　二、个人野心家刘、张如何支持、重用和包庇“三老会”。 + +## 第一个问题，反动组织“三老会”的组织、纲领和主要罪行。 + +## （1）反动组织“三老会”的组织概况 + +　　反动组织“三老会”是一九六七年五月由特务、旧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井泉黑同伙杜心源，旧省人委副省长张呼晨，叛徒米建书、郭辅仁、王际康、刘正唐，叛徒、右派杜孚生，马骏阳等一伙人为首搞起来的。所谓老红军、老地下党员、老干部，实际上一批老叛徒、老特务、老右派分子、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走资派、四清下台干部，以及历次政治运动有严重错误受过批判处分的人。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三老会”就是这样一个由李廖死党的同伙和一伙反革命操纵搞翻案复辟活动的地下秘密组织，一个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独立王国。“三老会”开始是由“三老会”发起人、核心领导成员杜心源、张呼晨、米建书、郭辅仁、刘正唐等五人领导“囚干团”总部作为公开组织起来掩护的。“三老会”在公交系统、文教系统、财贸系统、成都市设有分支机构，公开以干部造反组织的面目出现，掩护“三老会”活动。 + +　　反动组织“三老会”曾经策划以“囚干团”来统一全省的所谓干部“造反”组织。后来，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中旬，由于张政委点了“囚干团”，讲了“囚干团”要解散，张政委一点，惊动了我们，凭着我们的反革命敏感，觉得情况不妙，便策划采取了紧急的隐蔽措施：一、把“红囚徒”总部搬到永兴巷原招待所；二、杜心源、米建书等人退居幕后，不再公开活动；三、取消“囚干团”的牌子，掩人耳目。这样，“囚干团”名义上解散了，实际上活动更隐蔽，更狡猾了。这个时候，经过杜心源、米建书、郭辅仁、王际康等人一番密谋策划，确定要我出来承头，由王际康转告我，并特别告诉我不要再提杜心源了。从此，“三老会”就由我出面领导，杜心源等幕后指挥。 + +　　为了扩大“三老会”的反动势力，在全川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经过多次策划和行动以后，组成了由我统一领导的全省的“三老会”组织。一九六七年六月下旬，在公交系统由我、董绍琪、赵化南、张海如、高尚礼、张三奎、欧阳天等七人策划，于七月一日成立公开组织“四川省受迫害干部造反联络站”（简称“七一”联络站），又以联络站的形式取代了“囚干团”而掩护“三老会”的活动。继后又经过我和王豪、张伟民等人策划，把文教系统的“五七战团”中的“三老会”成员合过来。经过我和杜孚生、熊曙东、张伟民等人策划，通过成立所谓“为解放受迫害干部联合调查办公室”，把地下党领导小组中的“三老会”成员合过来，经过我和一些人的活动，把成都市“红五月”中部分“三老会”成员合过来。再通过“米、郭集团”，以及和重庆、南充、绵阳等地的所谓“三老”干部的单线联系，秘密串连，就最后组成了一个由我统一领导的全省范围的反动组织“三老会”。 + +　　六七年十一月，由我、熊曙东、杜孚生、张伟民、陈伯纯、苏云、张方舟等人成立了“三老会”大搞翻案的办事机构“为解放受迫害干部联合调查办公室”，主要领导人是我，具体工作由杜孚生负责。办公室内分设对地下党干部和对老红军、老干部两个调查小组。地下党小组由杜孚生、陈伯纯负责，老红军和老干部小组由张伟民、王豪、高尚礼负责。这个办公室用“三老会”的名义在重庆等地作过所谓调查，在成都市设立了“三老受害登记处”，公开在社会上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大搞翻案复辟活动。“七一联络站”是“三老会”控制操纵的半公开组织，是“三老会”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第二道防线。“七一联络站”的总部是“三老会”的第二个核心，是插手群众组织，伸向专、州、市、县，妄图控制全川的一个“三老会”的公开组织。“七一联络站”我是领袖，王豪是第二把手。“七一联络站”有成都分支、铁路分支、水电分支、基建分支。为了控制全川局势，六七年九月，我提出在全省各专、州、市、县设立“七一分站”。实际上有些地区已经建立“七一分站”。 + +　　“三老会”就是由李廖死党的同伙和一伙反革命为骨干串连起来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秘密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地下阴谋集团。它的组织有明的，有暗的，有的在幕前，有的在幕后，组织关系明暗结合，暗的指挥明的，暗的通过核心成员秘密串连，明的通过“七一联络站”把黑手伸向专、县，发展到全川，它有一套秘密的、狡猾的活动方法。“三老会”的活动，无论是明暗之间，上下之间，横直之间，都采取秘密的单线联系。“三老会”的头目与核心成员开黑会，人员不固定，时间不固定，中心联络点随时变更，鬼鬼祟祟，搞特务活动。“三老会”内部严格规定，不以“三老会”名义对外，主要头子的活动要保密。它不以组织名义召开大会，而只采取开小会和个别秘密搞黑串连的方式进行活动。会议不留记录，情报工作绝对秘密，由我亲自掌握，重要情报不能形成文字，只能口头交谈，形成文字的情报不能落款。如果出了事故，一概由当事人自己负责，不能暴露“三老会”。从我们这一套活动方式也完全证明了“三老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组织，我们这一伙，就是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为最终目的的资产阶级右派、牛鬼蛇神。 + +## （2）“三老会”的反动纲领和主要的反革命罪行 + +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它们的政权。”反动组织“三老会”就是一伙反革命向革命势力斗争，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组织。 + +　　“三老会”是一个大搞右倾翻案大搞复辟活动的反革命集团。“三老会”的反动纲领，就是疯狂地大搞翻案夺权活动，通过翻案达到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提出了“受迫害干部团结起来，联合起来，不仅要翻文化大革命中的案，还要翻十七年历次政治运动的案，就是要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要以受迫害干部为核心来掌权。”十七年的历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是社会主义的历史，我们叫喊“受迫害干部团结起来”，把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就是号召牛鬼蛇神起来翻案，推翻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让牛鬼蛇神上台，恢复蒋介石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真是反动透顶！ + +　　在这个极端反动的纲领下，我们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反革命口号，什么“敢不敢支持牛鬼蛇神翻案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啦，“要敢在‘牛’字上做文章，要翻案一翻翻到底”啦，“已经被打成反革命，不怕再当反革命”啦，目的只有一个：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 +　　为了实现这个反革命的罪恶目的，我们大搞翻案夺权的罪恶活动。为了夺权，首先要翻案。我们“三老会”的核心成员经过多次密谋策划，制定了一个庞大的翻案计划和策略，翻案步骤和方法，研究了如何通过翻案达到向无产阶级夺权。我们的计划，就是要把十七年历次政治运动中从干部队伍中清洗和实行专政的叛徒、特务、右派和受过徒刑处分的案子全部翻掉。我们推算全川有三十万所谓“受迫害”的干部，狂叫“三十万统统都要翻”。特别是重庆、成都、宜宾、绵阳最突出，要首先翻。我们的翻案策略是：1、大造翻案的反革命舆论；2、假手于群众组织；3、抓典型，抓大案，以点带面。 + +　　首先，我们大造右倾翻案的反革命舆论，充分利用刘、张“受压就是左派”“受压最革命”的反动论点，把我们这伙历次政治运动被清理、被批判、被处分的牛鬼蛇神，有严重问题的人标榜为“受害者”，打扮成“左派”，号召他们起来“造反”，起来“翻案”，一翻到底。我们炮制了三篇极其反动的反革命黑信广为散发，即：致老红军的一封信，致老干部的一封信，致老同志的一封信。公开动员牛鬼蛇神起来翻案，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大右派杜孚生，炮制了“四川第二个突破口”的黑文章，在社会上广为散发，胡说刘、张是四川第一个突破口，他是四川第二个突破口。我还审定修改了李子厚执笔写的一篇社论，题为“打倒坏人，发现好人”。胡说什么过去认为是好人的，现在看来多数是坏的，不是走资派就是老保；过去认为是坏人的，多数是好人。这就完全颠倒了敌我，混淆了是非。按照我这个反动观点，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好人都成了坏人，那些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大多数成了好人。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逻辑么？这个反动观点，就是为牛鬼蛇神翻案张目，鸣锣开道，就是为推翻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就是要恢复那种由少数人压迫、剥削多数人的反动统治。 + +　　在大造反革命候诊的同时，我们精心策划，要利用群众组织为我们翻案，不能由“三老会”直接出面，以免暴露自己。我们派出了“三老会”的主要骨干力量，像我、杜孚生、熊曙东、张伟民、高尚礼、张方舟等人，分别混入一些群众组织进行游说，欺骗群众，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成立了所谓“解放受迫害干部联合调查办公室”。这个办公室表面上挂了群众组织为名，实际上就是我们“三老会”搞翻案的专门机构，由“三老会”的领导小组我、张伟民、杜孚生、高尚礼、陈伯纯、张方舟领导，由我主要负责。办公室日常工作，由杜孚生负责。我们还在成都市设立了一个翻案办公室。这就为我们大搞翻案活动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 +　　根据我们策划的“找出典型，以点带面，逐步推广”的翻案策略，我们确定了第一批翻案的计划，第一批翻案的重点地区在成都、重庆、绵阳。成都二十余人，重庆十余人，绵阳十余人。共计五十余人。第一批翻案的对象，我们选的黑典型，就是那些历次政治运动问题最多、影响最坏、名声最臭、罪恶最大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各种反动分子。例如，地下党方面，川南地下党廖林生是右派，川西地下党杜孚生是大右派、叛徒，川北地下党熊曙东是叛徒、特务，陈伯纯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重庆张文澄、陈孟汀都是大右派，红军干部方面，重庆刘文全是反党分子，匡根三是四清下台干部。绵阳汤成功，在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犯严重错误。省级机关我是一个屡犯错误，屡教不改的蜕化变质分子，杨朝宗、张三奎都是四清下台干部。老干部方面，省级机关赵化南，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刘风勃，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挨过斗受过批判。成都市郭辅仁，是四清下台干部，郑瑛，是五七年反右斗争犯过错误，张方舟则犯过严重错误。还有绵阳的张长富（注：后文写作高长富、高兴富）、阎文秀、杨泽民、刘仲和，重庆的王墨林，雅安的董代成等等，都是臭名昭著的大叛徒、大特务、大右派、大贪污犯和有各种严重问题的人。除了这五十几人以外，我们还要为闻名全国的两个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翻案，一个是泸州的邓（自力）、崔（璋）、陈（华堂）案件，一个是重庆的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案件。我们还要为《红岩》作者、叛徒罗广斌的自杀翻案，为“双枪老太婆”陈联诗翻案。单从这个第一批翻案的名单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是一场向无产阶级发动的猖狂进攻，这些案子都是十七年历次政治运动处理的大案，反党集团案。这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行动，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阴谋。没有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历次政治运动的胜利，就没有今天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如果都翻了，其他案件也就不在话下了。十七年的历次政治运动也就被否定了。十七年来无产阶级专政也就被否定了！我们的反革命目的，就是要在第一批翻案中首先抓这些在全川有影响的大案件，使全川在十七年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清洗被专政的牛鬼蛇神在这些典型、黑样板的带动下，来一个全面翻案统统翻，翻案之后，又依靠这些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让我们这一伙叛徒、特务、反革命、走资派、牛鬼蛇神上台掌权，实现我们同刘、张共谋所谓“以受迫害干部为骨干掌权”，即依靠牛鬼蛇神掌权的复辟阴谋。我们这个罪恶目的，就是要推翻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真是反动透顶。我们这一伙反革命，尤其是我这一个反动组织的头子，实在是罪大恶极！我再次向人民低头认罪！ + +　　为了实现这个翻案罪恶计划，我们以“解放受迫害干部联合调查办公室”的名义，先后派出由“三老会”骨干成员组成的几个翻案小组进行所谓调查。调查组到绵阳为高长富、阎文秀、杨泽民等人翻案；到重庆为张文澄、陈孟汀翻案；在成都为郭辅仁、郑瑛翻案。杜孚生竟然亲自出面为自己翻案。我们还绑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廖志高的老婆郑瑛，妄图为廖志高、王月生领导的西昌双轨党翻案，真是反动透顶。 + +　　翻案是手段，夺权才是我们反动活动的最终目的。我们多次策划，要随着翻案的分批实现，分批地打进各级革命委员会，篡夺各级领导权。省革委建立之前，我们就研究过干部问题，我们通过各种渠道，直接地、间接地提出来，想钻进省、市、专、州革委会中，并且要占一定的比例，把权抓到“三老会”手里。我们采取三种方式推荐干部进行夺权： + +　　（1）群众组织提结合干部名单时，我们趁机提“三老会”的人，也提一些虽然不是“三老会”，但拥护刘、张也支持我们的人，以便更好地掩人耳目，欺骗群众。 + +　　（2）我们的意见促使群众组织同意，由群众组织向省提出建议。如提绵阳地革委结合干部十几人就是由绵阳“三老会”成员策划研究提出的，而后又拿到成都市和我们研究，经我们同意再由群众组织名义提出去的。 + +　　（3）我们直接向刘、张和有关领导机关提出建议，张西挺叫我们向成都警备区提出成都市结合干部名单，我们提出成都市第一批参加结合的副局长以上干部15人，其中“三老会”成员将近半数，有郭辅仁、张方舟、贾庚羽、高心德、彭塞、解成仁等。 + +　　我们有一个第一批翻案的计划，也有一个第一批打进各级革委会夺权的计划名单。六七年十月份我给张西挺写了一封信，推荐了几十个干部。这是我和张伟民、王豪、高尚礼、王兴友交换意见之后，由我起草的。我们提的主要是“三老会”成员，第一批要在省和专、市、州掌权的人，我们提了“三老会”核心成员和与“三老会”有关的几十人，如万县赵唯，达县李丙甲、熊曙东，南充张涛、张元和，绵阳汤成功、高兴富、杨泽民，温江侯国才、曾茄，雅安李振华、董华成，梁山陈怀堂，省级机关王际康、董绍琪、赵化南、刘风勃、张伟民等等。我们居然把特务、旧省委书记、李井泉同伙杜心源，副省长、走资派张呼晨也提出来了！按照这个名单，把李廖死党把牛鬼蛇神统统塞进各级革委会，就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篡权复辟！就是刘少奇、李井泉复辟，蒋介石复辟。 + +　　经过我们一番阴谋活动，在刘、张的支持和包庇下，“三老会”的翻案篡权阴谋逐步实现，一些“三老会”的骨干成员和与“三老会”秘密串连活动的人，陆续地钻进各级红色政权。比如，我这个罪大恶极的反动“三老会”的头目，过去又犯过严重错误，被刘、张包庇解放，而且结合为省物资局的负责人之一，并打算要我当政工组的副组长。其他如王际康、姚振声、董绍琪、王豪、熊曙东、董化成、陈怀堂、刘志华、欧阳天等人，都钻进了省、专、市和省级直属局革委。 + +　　为了实现翻案夺权的这个罪恶目的，我们有一套野心勃勃的黑计划。我们要在上层建筑中建立一套翻案、夺权的黑班子，策划把四川分成四个省，恢复川东、川西、川南、川北，便于由我们篡权。还计划发展农民组织五百万到八百万占领农村阵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 + +　　我在六七年九月底说过：“我们要加紧串连，串连的面要广，人要少而精，要做到各部门都有我们的人。”六八年一月，右派分子苏云到北京去汇报，欺骗中央文革时，提出过把四川分成四个省的方案，说什么四川太大，一个省革筹管不了，要分设四个省革筹，这样位置一多，更便于我们钻进去篡夺复辟了。为了控制全省，我在六七年九月，提出过发展农民组织五百万到八百万的计划，而且召开过两次黑会，进行具体策划和研究。我提出叫重庆要巩固六十万的实力，还要在郊区和邻近县分别发展力量。要绵阳组织一百万的力量，要南充组织三十万人改变形势。其他专区也要组织十至三十万，小的专区如雅安也要有五万人。这样，就有了五百万至八百万有组织的群众队伍，作为支持我们翻案夺权的雄厚力量。为了实现这一个黑计划，我和冯建平、王豪等策划扩大农村势力，发展农民组织，以“三老会”核心成员王豪、冯建平、刘坚戈、高尚礼、王国金等人组成黑参谋部，由我们发起串连十几个农民群众组织的代表在成都开会，倡议全省搞农民统一的大联合组织，并想搞常设机构作筹备农代会的基础，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反革命阴谋，这样一来，就使“三老会”把反革命势力一直伸到农村，控制全川。形势好，农村可以保卫城市。形势不好，农村可以包围城市。在我们的策划下，于十月中旬召开了四百余人的贫下中农代表会议来落实五百万至八百万的黑计划，会议进行过程中，被张、梁首长发觉制止，斩断了我们伸向贫下中农的黑手。李井泉被打倒之后，就提出过什么农村包围城市的反革命计划，我们也提出这个农村包围城市的反革命计划，说明我们完全同李井泉一个鼻子出气，是一丘之貉。 + +　　为了实现翻案夺权复辟，我们也要抓群众，欺骗和利用群众为我们自己服务。我们要在文化大革命中捣乱、破坏，采用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插手两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指挥武斗，挑动革命群众互相残杀。 + +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反革命分子怎样耍两面手法呢？他们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里却干着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呢？这一切成千上万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我们这一伙人就是毛主席指出的，在暗地里干着革命人民意想不到的反革命勾当。 + +　　我们是怎样在群众中大搞阴谋活动来破坏文化大革命呢？ + +　　我们的主要手段是：以当参谋为名，打进群众组织，假手于群众组织，在两派群众组织间挑拨离间，煸阴风，点鬼火，制造武斗气氛，极力挑动群众组织的派性，挑动群众斗群众。 + +　　我们为了投靠刘、张，采用特务手法，为刘、张窃取情报。我们“三老会”的核心成员，分别插手两派，我们叫“三老会”的干部以伪装的面貌出现，接近“红成”，搞“红成”情报，为个人野心家刘、张压垮“红成”提供材料，如“红成”头头关于夺权的报告，我们派人听了，全文记录了下来，马上送交王际康打印后送给刘、张。王力来川之前，刘、张要“红成”人数，我们提了一个与“红成”自称的人数有差距的数字，刘、张报告王力，王力以此压“红成”说：“‘红成’虚夸力量，实力威胁。”我们还搞了十几件机密的调查，搞“红成”的情报，如“红成”所谓绑架张西挺事件，“红成”派人到印刷厂抢走王力报告事件，我们还用特务手段查到了去抢王力报告的领头人员×××，报告了刘、张，刘、张支使一个群众组织把此人非法逮捕审讯。我们还策划找刘结挺批准高尚礼、张三奎打入“红成”上京告状团摸情况，抓黑手，必要时在“红成”内部策反，分化瓦解“红成”。高尚礼后来混入“红成”上京告状的队伍，跟踪盯梢，刺探情报，跟到广元才折回。在打击、陷害、镇压“红成”小将方面，我们干了大量罪恶活动。 + +　　在刘、张执行武装一派、消灭一派，残酷镇压群众的反动方针下，我们这伙人唯恐天下不乱，趁机兴风作浪，挑拨离间，煽动武斗，制造武斗气氛，策划指挥武斗，血腥镇压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犯下了不能容忍的罪行。 + +　　我们首先煽动武斗气氛，编造谣言在社会上广为传播，意图制造武斗气氛，煽动两派对立情绪。 + +　　我们还策划指挥武斗，我亲自当武斗参谋长，坐镇指挥。我还帮助某厂部署防御，并派王兴友去当参谋，王脱了军装去现场指挥设防，视察武斗工事等。 + +　　我们还策划插手专、市、县武斗，如雅安、达县、德阳、重庆我都出过点子。我们还参与指挥抢枪的活动。罪恶累累。 + +　　中央首长指出，武斗表现在群众，根子在刘、张，背后有敌人。我们这一伙的罪恶活动就是铁证。由于时间关系，我在这里就不一一交待了。 + +　　以上是我对反动组织“三老会”的组织、反动纲领和罪恶活动的主要事实的初步坦白交待。“三老会”是由李、廖死党和一伙反革命为骨干组成的一个翻案、夺权、复辟的地下反动组织。从它的纲领和我们已经付诸实施的行动计划，从我们提出第一批要在全省为牛鬼蛇神翻案的名单和第一批打进各级革委会的名单，从发展农民组织五百万到八百万的黑计划，从煽动群众组织的派性，策划指挥武斗等一系列极其猖狂的罪恶活动可以看出，“三老会”这个反动组织干的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勾当，就是要翻案，就是要夺权，就是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恢复地、富、反、坏资产阶级失去的天堂！我们就是这样地把剥削阶级复辟的希望变成了复辟的行动！“三老会”反动透顶，完全应当取缔！应当实行坚决镇压！ + +## 第二个问题，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刘、张是如何支持、重用、包庇“三老会”的。 + +　　反动组织“三老会”这样反动，但是却长期在社会上、在全川范围内广泛地进行反革命活动，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中央首长指示要镇压后，长达两年时间内得不到应有的制裁，就是因为“三老会”的翻案复辟活动是得到个人野心家刘、张直接支持、包庇的。 + +　　从一九六七年五月以后，刘、张就先后多次接见过“三老会”的成员，程占彪、董绍琪、王墨林、王公杰、王兴友、熊曙东、田忆秋、徐兴凯、李子厚等，其中我和其他一些重要成员刘、张还多次接见过。刘、张对反动组织“三老会”的组织形式、反动纲领、活动方式、保密措施、联络办法，都有过许多指示和交待。 + +　　我们和刘、张保持经常联系，主要通过以下四条渠道：（1）“三老会”头头和主要成员直接和刘、张联系，程占彪、董绍琪、王兴友、熊曙东、王公杰、王墨林、李子厚等先后都受刘、张接见并下达黑指示，这些人也向刘、张汇报过活动情况。六七年五月，刘、张还给董绍琪发过军区出入证和联系电话号码。六七年十一月又专门向王兴友规定了特别的联络暗号，即进军区东营门在接待室写条子，如来一人也要写二人，会一人也要写成张西挺等两人，署名，如果来程占彪一人也要写王兴友二人，这样表示有重要事提供，她好接见。规定重要材料交028×××等转刘、张，一般材料交某单位×××转刘、张。（2）通过028×××和刘、张联系。六七年十月初，张西挺接见我就是由×××电话通知我到军区五号楼的。（3）通过省筹办秘书组×××，党群组×××，调研组×××、×××向刘、张反映情况转送材料。（4）通过田忆秋与张西挺秘书丁祖涵单线联系。 + +　　从一九六七年五月刘、张回四川以后，我们一伙从反革命的本能出发，认为刘、张飞黄腾达是我们可以翻案、夺权、复辟变天的靠山，于是我们策划反动组织“三老会”一定要得到刘、张支持，便利用董绍琪和刘、张是老同事的关系，派董琪向刘、张汇报了“三老”干部串连情况，刘、张当即表示支持，并希望“三老”向他们反映情况。一九六七年十月，在要不要扩大这个反革命串连组织问题上，我们内部发生了争论，我们又派董绍琪去请张西挺出面来解决，张西挺说：“串连活动可以，内部意见分歧是常有的，你们自己协商解决。”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我向张西挺汇报了“三老”干部串连情况，张西挺对我们搞的反革命串连活动表示满意，张西挺还给我们出主意说：“你们自觉的，自愿的，自动的搞革命串连活动，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你们继续串连，但不要在社会上公开。”张西挺还对我说：“你们继续串连，反映情况就行了。人家（造司）也有个干部组织，我们没有承认，如果你们公开，承认你们，不承认他们，我们不好办。”张西挺还给反动组织“三老会”规定了任务，就是“了解情况，落实情况，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我们进一步向张西挺谈到我们要翻案的问题时，张西挺说：“迫害干部是李井泉的一条罪状，就是要揭发，受迫害干部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张西挺完全同意我提出的对一些案件进行调查，支持我们大搞右倾翻案。 + +　　反动组织“三老会”在大搞右倾翻案，向无产阶级夺权的罪恶活动中，不断得到刘、张的黑指示。为了扩大右倾翻案活动，大造反革命舆论，我们向张西挺要求批准我们办一个小报，登一些所谓受迫害干部的情况，我还向张西挺说，我们要出一个刘、张受迫害的专辑，张西挺对我说：“办报可以，不过你们公开的单位，单独办不太好，最好你们同群众组织合办。你们有人才，可以写文章，一样能达到目的。”随后张西挺就派右派田忆秋来参加我们办报。反动组织“三老会”大造反革命舆论，炮制了许多毒草，纷纷在一些群众组织小报上出笼，这些毒草既无耻地吹捧刘、张，也乘机吹嘘我们这一伙牛鬼蛇神。 + +　　反动组织“三老会”依靠刘、张向无产阶级夺权，刘、张又利用反动组织“三老会”为他物色营造独立王国的反动骨干。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注：此日期有误。原文如此），我给张西挺一封信中提出建议：各级革委会安插干部时，“要以受害干部为骨干来掌权，才靠得住。”同时提出“三老会”正在对干部进行彻底排队。这封反动信件是由王兴友亲自送给张西挺，张西挺对王兴友表示，同意我这封信的反动内容，并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认识是一致的。”所谓“由受迫害干部来掌权才可靠”，就是由我们这伙反革命向无产阶级夺权，这就是反动组织“三老会”和刘、张在夺权问题上统一的行动的纲领。 + +　　一九六七年十月，张西挺对我说：“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省和专市革委会的准备工作，你们在干部方面做了些工作，了解情况，你们可以提出建议。”这说明是刘、张向我们敞开大门，提供方便，让我们这伙牛鬼蛇神进革委会嘛！根据刘、张的黑指示，我们先后直接或间接向刘、张推荐几十个所谓骨干，结合进各级革委会，使得像我们这样一小撮坏人，钻进了革委会，窃据了人民的一部分权力。 + +　　一九六八年一月，李子厚找到张西挺，要她对“三老会”翻案夺权活动给予支持，李子厚对张西挺说：“你们自己解放了，还有很多人没有解放，你们不要忘记了，不要变了。”张西挺向李子厚保证说：“我们不会忘记，也没有变，现在不过是增加了几层卫兵（指军区的岗哨）。”张西挺说的“不会忘记”，“没有变”，就是明确告诉我们，刘、张没有忘记我们这一小撮牛鬼蛇神，她要依靠我们这一小撮牛鬼蛇神，我们也就拚命依靠刘、张这一个靠山，大搞翻案夺权活动，死心塌地为刘、张营造独立王国服务。 + +　　六七年七月，刘、张叫某单位×××向我和高尚礼传达要我们参加“联合动态站”，这是刘、张利用一些群众组织搞的情报站为他们搞情报的。我们在“联合动态站”中侦察地总“红成”的政治动向，搞“黄角会议”、“重庆会议”、“雅安会议”以及其他情报。搞五十四军、五十军、铁道工程兵、通讯兵以及若干军分区、县武装部和军事院校支左方面的情报，我们搞这些绝密情报，通过我们搞的内部简报“红色观察哨”以及某单位×××转报刘、张，刘、张对这些情报很重视也很关心。张西挺对王兴友还交待了搞情报工作的方法，张西挺说：“搞情报要特别注意保密，笔记本要用软的，笔记本上不要写姓名，记人记事用代号，失掉了不会出问题，如走路坐公共汽车，遇到不利的情况时，把笔记本丢掉，以便脱险。” + +　　一九六七年十月张西挺接见我时，我拍着她的肩膀悄悄向她透露有人调查她的历史问题时，她对我说：“哼，让他们调查吧，老程，你相信我没有见不得人的事。” + +　　中央首长在“三一五”指示中指示：“‘三老会’反动得很，要坚决镇压。当然要区别对待。组织要解散，核心成员一定要专政。”中央首长的指示击中了刘、张和反动组织“三老会”的要害，这对我，对刘、张都是一个粉碎性的打击，刘、张为了逃避他们支持反动组织“三老会”的罪行，我们为了逃避人民的制裁，策划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正像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中央首长“三一五”指示以后，我们采取了“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的反革命策略。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日，我和王豪等人密谋，订了三条攻守同盟：1，不承认我们是“三老会”，只承认我们是“七一联络站”；2，有计划的把骨干成员转移隐蔽起来；3，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把杜孚生抛出去，说杜搞的“三老”登记站，就是“三老会”。六八年六月，我亲自给张西挺写信告诉她，成都地区所谓干部组织有三个，要刘、张定调子，就是给刘、张出主意，同刘、张对口径，抗拒中央，说我们不是“三老会”。当成都市揪出“米郭集团”以后，我们认为形势更紧张了，就按原计划采取“金蝉脱壳”的办法，把杜孚生抛了出去，把“三老会”组织暗藏下来。在刘、张的包庇下，在中央首长“三一五”指示要坚决镇压“三老会”后近二年的时间里，由于我们顽固抵抗，由于刘、张百般包庇，反动组织“三老会”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在刘、张支持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 +　　一九六八年七月，我和王豪在省革委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又一次订了攻守同盟，当时我对王豪说，听×××说，在军区、省革委碰头会上，有人问刘、张：“七一联系站的问题你们知道不知道？”张西挺看刘结挺，刘结挺看张西挺，都没有承认。王豪说要体谅刘、张的处境，刘、张给我们承担责任，我们也要给刘、张承担责任，就是挨打也不能说。在刘、张和叛党分子陈沐控制的学习班里，我们一伙“三老会”的头目和核心成员都被包庇下来，学习班工作人员×××直接对王豪说：“不准承认‘三老会’，如果谁要你写‘三老会’的材料，你就顶回去。”我们心领神会，这决不是一个工作人员的意见，而是刘、张给我们定下的调子，我们也就照这个调子办理，长期不交待“三老会”的组织情况和滔天罪行。 + +　　六八年九月，刘结挺对董绍琪说：“哈哈，人家抓你们‘三老会’呀1老程搞两面派没有？”刘、张为了包庇和利用“三老会”人员，于一九六九年秋天在省革委的干部座谈会纪要上规定“三老会”干部串连组织不必追查，按本人在本单位的情况进行审查，应解放的予以解放，不要因此而影响对这些干部的解放。刘结挺又在省党代会上谈解放干部问题时说：“解放程占彪可以影响一大片。”这就是首先解放我这个“三老会”头头反动首领，随之而全部解放“三老会”成员和与“三老会”有关系的人，进而把这些人塞进各级革委会，作为刘氏独立王国的反动骨干。六八年六月，省革委政工组副组长×××到五七干校对我说：“我这几次只找几个负责干部谈谈，在二营就是找你谈了。你是有名人物。”还特别说明：“张西挺问候你，上面确定要解放你，你要争取群众谅解，早日解放，我们和干校再做工作，上面对你的工作是有安排的。”不久果然解放了我，把我安排在物资局的领导班子里，听说还有重任的打算。这不是刘、张对“三老会”明目张胆的支持、重用和包庇，对中央首长“三一五”指示的对抗又是什么呢？ + +　　在刘、张包庇下，“三老会”的人，已翻案解放的有程占彪、姚振声、张伟民等六十余人，已经钻进省、地革委掌权的有王际康、程占彪、姚振声、王豪、刘风勃等四十余人。 + +　　 一九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 +　　· 来源： + +　　重庆市市中区“三办”翻印，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37.txt b/CCRD/0/8/6/00003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06710de908d996292e74c249a9c0dd171276289 --- /dev/null +++ b/CCRD/0/8/6/000037.txt @@ -0,0 +1,13 @@ +# 张秀龙给毛泽东的信（要点） + +　　<张秀龙> + +## 〖张秀龙，原解放军浙江省军区司令员。〗 + +　　信中说，您一九六七年九月视察浙江时讲：张秀龙犯了错误应帮助他站出来。可是我数年来都在靠边站，现在湖北省军队农场锻炼已有年余。我认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主客观原因很多，主要是自己跟不上您的思想，路线觉悟不高，世界观改造不好，有私心杂念，一切由自己负责。但我认为自己是好人犯犯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可是将我长期靠边站，不让过问政治，不让夫妻双方来往（我爱人有病，不准我请假去探望），我想不通，所以写信，请您要军委办事组了解一下我在此地锻炼的情况，指出我的努力方向，并允许我能在一定的时间里探家走动。 + +　　（。） + +　　· 来源： +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38.txt b/CCRD/0/8/6/00003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c361c948d3c1b6f0a9544eff025f2fff9a2fed4 --- /dev/null +++ b/CCRD/0/8/6/000038.txt @@ -0,0 +1,21 @@ +# 丽江县贯彻省“一打三反”运动经验交流会议精神后揭发铺张浪费的情况 + +　　<丽江县革委会第六办公室、编> + +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三、五、六号文件指引下，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精神鼓舞下，最近一月以来，在社队单位传达贯彻在保山召开的全省“一打三反”运动经验交流会议精神的过程中，根据省、专各级领导对当前运动指出：“反对铺张浪费普遍重视不够”的指示精神，在提高领导对“一打三反”运动伟大战略意义的认识，批判目前运动中各种右倾思想的同时，发动群众，以革命大批判开路，对铺张浪费展开了揭发最近社队单位指出重大铺张浪费48起浪费金额600,463元，并逐步开始清理国家资财，使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深了一步。 + +## 领导重视，把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进行到底 + +　　保山会议后，针对“反对铺张浪费普遍重视不够”这一存在问题，全县通过召开“一打三反”座谈会，社队单位举办各种类型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形势分析会，总结八个多月的运动，同时解决各级领导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对反对铺张浪费问题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有的领导认为：“运动突出重点，把反对铺张浪费往后挤”，有的认为：“贪污盗窃可以落实到人头，浪费问题只能找出单位部门的责任”，有的认为：自己单位没有大的浪费，只注意抓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忽视了铺张浪费，一个月以来，社队单位通过反复学习中央三、五、六号文件，认真学习毛主席“我们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的伟大教导，以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伟大理论为武器，大摆反对铺张浪费的伟大战略意义，大揭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从而提高了各级领导对反对铺张浪费在政治上的重大意义，找到了反对铺张浪费，首先是领导认识不足、明确了：“一打三反”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要全面贯彻，紧跟照办，不能抓了这头，丢了那头，如果抓了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放松了反对铺张浪费，仍然抓不住纲，如果领导仅仅停留在“会上讲了，群众揭了”，实际上对反对铺张浪费，还是抓而不紧，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领导亲自挂帅，发动群众，狠抓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如县商业服务站领导在药材组蹲点摸底，办学习班，把铺张浪费问题带到点上去研究解决，通过具体分析药材组从67-68年，两年浪费（报废）损失金额二万八千多元的原因，找到造成药材失效，问题在于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没有解决，不调查研究，调运不及时，不抓生产，人为的造成了浪费损失。县粮油站领导到群众中去，带头斗私批修，带头大揭铺张浪费，为了使“一打三反”运动真正成为“重新教育人的斗争”，“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伟大的革命运动，发动群众举办了铺张浪费展览馆，大讲勤俭节约为荣，铺张浪费可耻，大大激发了广大革命职工的政治热情，鼓舞了革命群众坚决同一切浪费行为作斗争的决心。 + +## 充分发动群众、狠揭猛批“铺张浪费” + +　　毛主席教导我们：“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要把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进行到底，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开展革命大批判，以革命大批判开路，狠批“阶级斗争熄灭论”批判右倾思想。这样，才能打击敌人，教育群众，使群众进一步划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界线，动员群众，积极投入“一打三反”运动。 + +　　铺张浪费问题在工交、财贸部门普遍存在，关系到领导，也牵扯群众，情况比较复杂，开始，在群众中有的说：“浪费是领导的责任，与我们无关”，有的反映“家大业大，浪费难免”，也有的对浪费抱着“不是贪污盗窃、浪费了反正是国家的财产，有亏损报销”的无所谓的态度，少数人则怕把责任追查到自己头上，总之认识不统一，思想阻力大，对反对铺张浪费这场斗争不积极。针对这些活思想，县粮油站在传达贯彻省“一打三反”运动经验交流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在提高领导班子认识的基础上，办学习班，组织群众学习毛主席“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基本原则之一”的伟大教导，使大家认识到：如果不抓反对铺张浪费，我们就会丢了党的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资产阶级思想就会泛滥，革命队伍就会受腐蚀，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武装群众，教育群众，发动群众，掀起了查思想、查立场、查事故的“三查”高潮，揭出重大霉烂损失粮食三起，损失国家粮食二十六万七千多斤，有的是敌人破坏，使国家粮食受到严重损失，群众反映：不查不揭，是非不明，通过大查大揭认识到这是一场阶级斗争。铺张浪费的盖子揭开了，有的单位进一步看清了在浪费的掩护下，有贪污盗窃，如县商业站农产组群众揭出原煤建站时，有的混水摸鱼，乘机进行贪污盗窃，报亏损16万多元，有亏损，也有贪污盗窃，把贪污盗窃也报了亏损。群众反映：前段运动，反对铺张浪费揭发问题不多，最大的阻力，就是认识不足，有右倾思想，有浪费“与我无关论”的思想，中了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毒害，阶级敌人利用我们缺乏主人翁的态度，对工作不认真负责，搞浑水摸鱼，在“无关论”的烟幕下企图蒙混过关，在客观上适应了阶级敌人的需要，大家感到是一次深刻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进一步认清节约还是浪费，是举什么旗，走什么道路的大问题，纷纷表示，要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把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深入开展下去。 + +## 贯彻“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 边揭、边批、边改善经营管理制度 + +　　“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要认真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广大革命职工说：“浪费损失比贪污盗窃大，认识不提高以前，见物不见人，看不清危害，通过反对铺张浪费，认识到是一场阶级斗争，要狠揭狠批，不然，再抓不好，即使反了浪费，不改进管理制度，得不到教训，以后还会继续发生，随着“一打三反”运动的深入发展，财贸单位发动群众，通过实践，逐步改革经营管理制度。县农机农具厂，最近几年，先后购买了30多台（部）农机农具，花了十三万六千二百多元，买来以后，有的不适用，有的保管不好，遍地乱丢，无人管理，结果，各取所需，多数农机农具的零件，螺丝被人拿走，成了废品，通过边揭发边清理，已把30多部农机农具进行清理和修配，县商业站节约了包庄兰700多支，木板600多块，清理废铁30多吨，反对铺张浪费，改造经营管理制度，大大发扬了节约闹革命的新风尚。 + +　　来源：丽江县革命委员会第六办公室编：《情况反映（第四十九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39.txt b/CCRD/0/8/6/00003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82aabe606327521fcb5b592f370e9ebbdf0aa31 --- /dev/null +++ b/CCRD/0/8/6/000039.txt @@ -0,0 +1,21 @@ +# 丽江县传达省在滇西召开“一打三反”运动座谈会议精神的情况 + +　　<丽江县革命委员会第六办公室编> + +　　最近，省革委会在滇西召开的“一打三反”碰头会，总结交流了贯彻“保山会议”后的运动进展情况，会议精神传达后，我县核心小组于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即召开会议，学习滇西驻军党委的指示，总结九个多月的运动，首先批判了县核心小组班子内存在的右倾思想，加深对中央三、五、六号文件的认识，通过分析运动的进展情况，讨论和研究了如何进一步贯彻落实省核心小组62号文件指示，根据要抓紧运动，加快步伐，加快速度的要求，于十一月二十二、二十三两天，先后召开了社队单位电话会和县属机关、广社、城镇职工群众参加的三千多人的“一打三反”动员大会，由于领导亲自抓，机关、厂社单位充分利用标语、大批判专栏等宣传方式，大造革命舆论，把运动摆在中心位置上来抓，促使运动声势大，震动大，变化大，有了新的发展，迅速掀起了新高潮。 + +　　一、不断提高对运动的认识，增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一定要走在运动的前面”的教导，全县动员大会以后，二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县属单位先后召开了核心小组会和革命会扩大会议，举办了三——四天的领导班子学习班，重新学习中央三、五、六号文件，学习省核心小组62号文件指示，传达省滇西座谈会议精神，以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为武器，大讲阶级斗争的新特点，大谈“一打三反”运动的伟大战略意义，联系领导成员的活思想，用小整风、形势分析会等方式，抓准要害，针对问题，以毛主席光辉哲学思想为武器，批判在领导“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右倾思想，把九个月来存在问题，上纲上线，把对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三、五、六号文件的贯彻执行，提高到对毛主席的感情，对毛主席指示是否紧跟照办的高度来认识。通过学习，大家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感情越学越深厚，对“一打三反”运动的伟大意义越学越明确，搞好运动的信心越来越大，执行中央三、五、六号文件的自觉性越来越高，在学习会上，有的同志深有体会地说：“一个路线，一种观点，用路线一分析，一种倾向一个纲，一个差距一个线，批了右倾，立场坚定，找到差距，方向明确，把立场观点问题一上纲上线，归结到世界观上，给我们找到原因。大家一致认为：这段运动由于领导认识不足，发展不平衡，存在四个共同性的问题，一、对中央三、五、六号文件领会不深；二、不能带有自身思想革命化的问题到群众中去；三、放松了抓“老、大、难”单位和问题；四、点面结合，突出中心不够，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处理不好。通过揭矛盾，找差距，找根源，研究制定了措施。 + +　　二、领导带头，班子带头，到群众中去亮私斗私，引火烧身，发动群众揭问题，掀高潮。林副主席指示我们“我们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在各级核心小组会和革委扩大会议上，提倡斗争哲学，做到三带头，带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用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分析一切，总结一切。带头开展革命大批判， 上挂上连，狠批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 路线，狠抓轻敌麻痹的右倾思想，肃清“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余毒。带头到群众中去，亮私斗私，引火烧身，有缺点错误的同志，通过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加速自身思想革命化。在传达贯彻省“一打三反”运动经验交流座谈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实行领导三带头，办学习班，向群众开门，开展小整风，分析总结运动为什么深不下去的原因，把领导成员的问题交给群众评论，群众对领导提了三条意见：一是对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坚决、不彻底，搞运动的后劲松，决心不大，二是中央提出运动要搞“一打三反”，只抓了“一打两反”，不抓反对铺张浪费，三是少数领导成员，不敢到群众中去洗手洗澡，躲躲闪闪，怕字当头。经过向群众开门，到群众中去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找到了领导成员在指挥战斗，领导运动中的三种活思想；有轻敌麻痹的右倾思想，有“满”字，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反映出三个“差不多”，认为运动九个多月，揭发问题差不多了，现在反革命破坏活动打击了，反动党团骨干、漏划地富分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都统统揭出来了。定案处理，经济退赔“差不多”了，落实退赔已达70%，定案处理只有两起没有下结论。搞运动的也“差不多”了，九个多月，该揭的揭了，该批的批了，该教育的教育了，认为，应该是抓职工思想革命，改进经营管理，服务态度，准备整党建党，迎接七一年大跃进的时候了，还有的“三结合”的群众代表，怕运动继续搞下去，会犯错误。针对这些存在问题，县饮食站领导班子，通过学习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认识到“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一打三反”运动搞的好和差，就要看领导班子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有多高，做了过细的思想工作，组织两个领导成员在群众会上洗手洗澡后，群众说：我们的内心不是想整领导，而是要你们干干净净，理直气壮大胆领导我们干革命，领导下决心，我们的信心更大了”。在办学习班，解决领导问题的同时，抓了一个组，蹲点调查研究，以点带面，指导运动，在短短的三、四天内，群众发动起来了，贴了一千五百多张大字报，给领导提了三百多条意见，揭发贪污盗窃和线索66起，揭出贪污盗窃千元以上的四人，推动了运动的深入发展。 + +　　三、抓重点单位，重点部门，集中力量，突破“老、大、难”问题。“抓住中心，把主要问题突出起来”。社队单位通过办领导与群众骨干相结合的学习班，采取针对一种思想，分析一个问题，提高领导的一步认识，解决一个老大难问题的专题学习班的办法，解决领导对当前运动要落实政策，深挖一小撮阶级敌人，而产生对深入调查研究感到辣手，对落实重大案件和线索有畏难情绪等各种消极因素。县商业站食品组对贪污分子李××的问题，运动开始，揭发了内外勾结，超供20多万斤腊肉和贪污3000元，落实到1600元以后，没有继续抓紧调查研究，本人搞翻案活动，领导有畏难情绪，思想不统一，群众反映：领导抓运动，开始热一阵，过了冷一段，时抓时松，时热时冷，李××的问题再也落实不了。”这次学习班提出专题讨论，找了问题，揭了矛盾，使揭发问题深了一步。大研公社通过办领导班子学习班，根据当前运动的存在问题，重新部署力量，公社领导亲自抓一个点，留一部分抓面上的力量外，把宣传队集中到四个老大难单位，加以突破。 + +　　四、用党的政策发动群众，运动走了过场的重搞，阻碍运动的领导搬开，决心把“一打三反”运动进行到底。林副主席指示我们：“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社队单位领导班子通过重新学习中央三、五、六号文件，认识到“一打三反”运动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大家一致表示：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我们坚决照办，还要做到照办不走样。谁反对中央三、五、六号文件，不传达、不宣传、不贯彻、不执行，我们就要同他坚决斗争到底，打倒他。目前，各级领导办学习班后，省核心小组62号文件指示已传达到生产队，前一段传达贯彻不深透的两个县属单位、五个公社、28个大队，279个生产队，又作了重新传达贯彻，全县到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共举办了109次学习班，大具、七河、黄山等七个公社召开了机关、财贸基层单位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动员大会。对社队单位领导成员中，犯有错误，又不改正错误的人，发动群众， 开展了批斗。如七河公社三义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四年多亲自策划，长期搞瞒产私分48000斤，一直捂住盖子，利用职权，吓唬群众，不让群众斗私批修，揭发问题，还勾结地富滥砍森林，盗窃集体木料，闸石、瓦片等起了三所楼房，为了掩盖错误，怕揭露了问题，对在该大队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进行排斥打击。这次通过贯彻省“保山会议”精神，发动群众，开展了揭发批判。 + +　　（最近，传达省在滇西召开的“一打三反”座谈会精神，对揭出贪污盗窃千元以上的11人，揭出集体单位投机倒把二起，总结运动，结合总结“三秋”工作，社队在召开进一步掀起“一打三反”运动动员大会的同时，有八个公社开了对敌斗争大会，批斗了破坏运动，破坏“三秋”的地富分子11人。） + +　　在抓解决领导认识，运动不断深入发展，各级领导同时抓了“六办”工作，加强了力量，全县据不完全统计，县属单位和公社两级专案人员增加了64人。 + +　　最近，十一月二十七日县革委会召开第三次全会扩大会议，总结“一打三反”运动，“三秋”工作和安排冬季生产，会议打算用三天时间，重新学习中央三、五、六号文件，讨论和研究全县运动情况，认真解决县、社，县属单位、厂、社各级领导对“一打三反”运动的认识问题，以中央57号文件为方向，以“一打三反”为中心，以整党建党为重点，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光辉哲学的高潮，“一打三反”运动的新高潮，公余粮入库的高潮和冬季生产的高潮。 + +　　来源：丽江县革命委员会第六办公室编：《情况反映（第五十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40.txt b/CCRD/0/8/6/00004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b3a62e63394b732495a188b345fa1effca1e3db --- /dev/null +++ b/CCRD/0/8/6/000040.txt @@ -0,0 +1,23 @@ +# 问题交代:为什么要演刘少奇 + +　　<赵丹> + +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代，在旧电影局大放映间召开全局系统的“立大志，打擂台”评比大会上，我报出了我的志向与赶超对象。我说：要拍全部《三国志》，全部《红楼梦》，全部《水浒》，要赶超苏修的邦达尔邱克，印度的拉兹，法国的斐利浦。散会后，兴犹未芟，三三五五围成一堆堆在闲扯。记忆不切谁说的，说是中央文化部有一个巨大的规划，要拍毛主席的传记片，又说中央已经物色到一个扮演毛主席的人了，已调到北京去进行培养、教育，并说有人看到了那个人，外形很像。记得当时我们还在议论:这如何培养？有人说:主要的是读毛主席的著作，恐怕以后还可能跟着毛主席当秘书吧！又说中央又在各方面物色演中央领导同志的演员呢！当时我说:我能演谁呢？要是演总理，我的外形不像，总理的脸是方形的。我的外形倒是有点像刘少奇，鼻子高高的，颧骨也高高的，下巴尖形的。当时闲扯了一阵也就散了。那只是一个演员的职能，一时闪现了一下这个意念罢了，我也没有真正向往地、梦寐以求地列入我的创作规划中。 + +　　后，我扮演“鲁迅”，用了反动的史氏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创作方法，即所谓生活于角色的生活中，我关在瑞金路150号上影招待所，把一间房子布置成鲁迅先生的卧室，一面读他的作品，一面也参看些苏修演员如何扮演历史人物的书籍，其中有史迁普金的一本扮演列宁的笔记。这阶段，任申、冯笑等几个小青年住在150号，有时来看看我。我们聊起如何扮演历史人物的问题来，谈到史迁普金的著作，谈到我如何探索鲁迅形象的感触等等。话题又扯到中央的那个要拍毛主席老人家的传记片的事，我又说了一遍类似五八年大跃进时期的话。我说:“我演总理不像，总理脸形是方形的，论外形倒是可以演刘少奇，鼻子高高的，颧骨也高高的，脸形长圆，下巴尖形的。”记得我边说就边对着屋内的穿衣镜，模拟起刘贼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时的动作来，并且还学着他的湖南口音。又记得当时边做边说:“学几个外在的动作容易，而主要的在于内在的气质上像这就很难了！他是个成熟的政治家，党性修养那么高，我和他的气质距离太远了！我演鲁迅还有点办法，有点自信，因为鲁迅除了是个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以外，毕竟还是个文学家，同时我从小就喜欢读鲁迅的小说，那时就学习用鲁迅的笔调写小说，因之还可以培育这点通向他的气质。要我演一个政治家，这我是没法通向的！我的气质太不对路了！”等等。这里暴露了我对刘贼是具有一定的盲目崇拜的！而这种盲目的崇拜是从何而来的呢？内因是根据，这要从内因来挖掘。 + +　　一、解放后，就道听途说的，听到说“刘少奇是毛主席的左右手”，“是毛主席的最亲密的战友”，“是毛主席的惟一接班人”等等。又听说他“在党内的威信很高，是党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如:我一九五七年入党以来，我的联系人方徨就叫我学习他的“黑修养”及“论党”，并要按照黑修养来要求自己，对照自己。当时觉得刘贼一定是党性很高很纯的，不然怎么可能写出这样的书来呢？同时主要的是自己的反动世界观决定的，也看不出“黑修养”是一部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来！此后他又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有两次国庆节还把他的画像和毛主席的画像并列着游行，接着一九五九年中国共产党和苏修决裂，这时报上的宣传是一再强调我们中国的党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如磐石，中国有毛主席的领导，不会出修正主义！这真是我们中国人民的最大的幸福！记得也就在此阶段，书店出版画片、年画，是毛主席在正中，刘贼、朱德、总理、陈云五个人同一幅的照片……因此，被这些现象蒙蔽了自己的眼睛，就产生了盲目的崇拜了。记得在六○年或六一年的一次人代大会上听到刘贼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这一天毛主席老人家宣布的开幕，我整个心灵沉浸在庄严肃穆、幸福、激动的情感中。我一面听着“报告”，心头激动得无法形容，一面也由于我过去曾闪现过、可能争取演他的意念，于是对他的动作神态就注意起来。出于演员的职业习惯:“我要演他，应该抓取他的哪些特点？”于是，注意到他的满头白发，那种“不苟言笑”、“道貌岸然”的状态，倒也油然起敬了！当然更主要的是被他的作报告时的虚伪“内心激情”所感染了。记得他念到对苏修的背信弃义时那种“愤怒”，以及他念到全国各族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比信仰、爱戴时的情感，确像是充满了“真挚的情感”似的。他的这一切表演，因而激起了我对他的油然起敬的感情，于是回来后在笔记本上写道:“今天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了！大会是他老人家宣布开幕的！……刘少奇的报告真是激动人心。（按:我记忆不切还写了些什么具体内容了！只仿佛记得边叙述听了这个报告如何激动人心，边又叙述了些对刘贼作报告时的印象）如说:“这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思想家的风度……全部报告就是一篇马列主义的理论经典性的文字。……我要是能把全部报告的高度思想性、政治性领悟吃透并见诸自己的行动，指导自己的实际行动，那真是感到多么幸福呀！……”等等。——当然，我是知道这个报告决不是他亲自动笔写的，乃是中央的一些“大秀才”，而且不是少数几个人写的，其中当然有他某些观点。我当然也知道他作报告也不是他个人的行为，乃是代表党中央集体的报告，我歌颂他也不是歌颂他个人，乃是歌颂他作报告时的对“全国劳动人民功绩”的“情感”及他的虚伪的对毛主席老人家的“爱戴”的“情感”。一句话，是把他当做党的、政府的、全国人民的及毛主席老人家的代表在作报告的这一总的概念，在歌颂的！其中夹杂着如前所说的一个演员的习惯，被一个伪君子、老反革命的表演技巧而错误地感染了。这里决没有什么如你们所分析的那样:“对毛主席只写了两句，而对刘贼却写了一大段的颂词”，意思即是说我“对主席的敬爱的感情不如我对刘贼的感情那样浓重！”其实这是绝没有的事！你们看我是写的怎样的两句呀！劈头就是:今天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了！是他老人家宣布的大会开幕！……我真是没法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我对毛主席老人家的爱戴的庄严的情感！和见到他老人家时的幸福的感情！所以才“……”老是设法寻找最恰当的词句来表达自己的感情的，于是接下来就把这种激动的情感带下来写到刘少奇的报告这一中心专题上去了，正是如前所说，我是记录下来听报告时的激动，记录下来对那天整个大会的激情，这不正是包含着，实质上包含着见到毛主席及对党、对我们伟大的祖国的无比强烈的爱的情感吗？不过我这个人的文字功夫很差，概念有时又容易混乱，性情又激烈，有时词不达意、含混，这就往往容易造成客观的误解与多种的解释了！ + +　　一句话:过去我是对刘贼有盲目的崇拜，正是——也仅仅是过去一直错误地认为他是毛主席的“亲密的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左右手”，把他看成是毛主席所领导的党中央的一员的缘故。反过来讲，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我怎么会对他有盲目的崇拜呢？或者:我要是政治觉悟高，早就发觉他是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的话，早就把他揪出来，拼个你死我活不可的了！ + +　　二、（1）我与刘贼素不相识，只一年一度到北京开人代大会时在人大礼堂我在台下，他在台上，看到他罢了，此外从未有过任何私人的来往接触。（2）从来也没有人告诉过我关于他的私人的什么历史故事或什么“丰功伟绩”等等，除了以上所交代的一些几乎尽人皆知的传说以外。我们在搞《鲁迅传》，谈到下集的构思时，也没有谈起刘贼，也没去寻找过他的什么事迹，因为鲁迅和他不搭界，即使“四条汉子”，如:夏衍、陈荒煤、袁文殊等，在北京借聚餐开黑会时，也从来没有传达过刘贼的什么黑指示（按:我现在始明白，原来夏、陈等所传达的一些黑谬论，其实皆是从刘记黑司令部里贩买了来的，只是他们那时故意隐蔽了这个地下的黑司令罢了）。（3）平时我从来没有在人前或人后吹捧过刘贼，除了以上所交代的两次谈到演他的事以外。在六○年，或六一年所记录的那一段吹捧刘贼的笔记上的话，我到了小组上发言时则没有谈这事了。我记得我在小组上的发言，是吹捧了我们的《聂耳》影片在捷克放映的情况，那时还自以为是按照毛主席的文艺方向，和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造方法的典范呢！（4）我叙述了这么许多理由和事实，那么是否可以说我就不是刘记黑司令部、黑线上的人物了呢？不，绝不！尽管我与他没有任何私人交往和接触，但是出于我的反动的阶级本性与反动的世界观、政治观、文艺观，则仍是属于他们的黑线上的人物，这是无疑义的！因为我是紧跟着“四条汉子”的黑干将，因而“四条汉子”原就是刘贼在文化方面的代理人。但是除了我们的反动阶级的共性，把我们联系在一根毒藤上，成为一丘之貉之外，是绝没有什么直接地受命于他的罪恶勾当的！ + +　　三、因之，我的交代是非常简单明确的:由于过去的反动的阶级本性和反动的立场，决定了我不可能觉悟到刘少奇是一个睡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而错认为刘少奇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继承人”，所以对他就是有一定的盲目崇拜性。同时由于我的脸形略像他，作为一个演员，听说中央有拍伟大领袖毛主席传记片的规划，我演毛主席当然不像，演总理脸形也不像，如演他倒是外形可以有些条件，可争取，又幻想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出现时必定少不掉有刘少奇出场，正像列宁的影片中少不掉“斯维尔特洛夫”或“斯大林”一样，在这样一部伟大的影片中，能扮演一个伟大人物的“亲密战友”，当然是引以为荣的！——这就是我想要扮演刘少奇的最老实的指导思想。最后要说的是:我个意念并未真正落实到我的创作规划中，而此后听说毛主席不同意这个规划，所以中央文化部已经撤销了这个规划了，那个寻找得来培养扮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演员，已经送回原单位去了。我的这点萌芽状态的意念，当然也就随着这个消息而消逝了！ + +　　总之，这件事，我既未纳入我的创作的意念，也从来没向人宣传我的这个不成熟的意念。我相信专案组是一定会调查得清清楚楚的了！ + +　　 一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 +　　· 来源： + +　　李辉整理《赵丹自述》，大象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41.txt b/CCRD/0/8/6/00004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3ecac9a35668923a681b994823239a82ab5e216 --- /dev/null +++ b/CCRD/0/8/6/000041.txt @@ -0,0 +1,111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呼和浩特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 +## 最高指示 + +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 +　　（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 + +## 公开信 + +　　（工人、贫下中农（牧）、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同志们：） + +　　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中共中央“一二·一九”决定的光辉照耀下，在北京军区和呼市两级“前指”的正确领导下，我市各族革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活学活用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的群众运动深入发展，斗、批、改运动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一打三反”的群众运动正在深入进行，整建党工作已全面展开，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正在蓬勃发展。形势大好，越来越好。 + +　　但是，“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大肆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流氓犯罪活动；破坏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战略部署，拉拢青少年犯罪；反革命翻案活动又有抬头。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继续有力地打击一小撮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发展革命大好形势，我军管会根据呼市“前指”的指示，将在最近公开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现将芦白白等22名罪犯的罪行材料发给你们，请各级革委会及军管会（组）接此《公开信》后，立即认真组织广大革命群众充分进行讨论和批判，并将讨论情况和对罪犯的处理意见告知我们。 + +　　此《公开信》不准张贴，未经许可不准广播。用后由各单位如数销毁。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呼和浩特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1970年12月6日 + +　　现行反革命犯卢白白，男，31岁，汉族，内蒙古呼市郊区人。1958年6月因盗窃罪被判刑2年半；1963年6月因巫神活动被判刑2年，后加刑1年，1966年5月刑满释放戴坏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 + +　　卢犯虽经政府两次判刑改造，仍持恶不改，继续坚持反革命立场，于1969年春又在本村、邻村、集宁等地大搞巫神活动，诈骗民财，毒害群众；更为严重的是，在巫神活动中，大肆散布反革命言论，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还利用吃喝、介绍对象、磕头结拜等手段，拉拢腐蚀青年。卢犯于1967年至1968年流窜市内盗窃自行车3辆。在押受审中，拒不供认反革命罪行。 + +　　现行反革命犯王士杰，男，29岁，汉族，家庭出身资本家，内蒙古呼市人。其父系伪保长。 + +　　王犯思想反动，1968年8月，书写反动标语，经教育，仍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竟于1970年9月24日，连续6次呼喊反革命口号。拘押审讯期间，在党的政策感召下，能供认其罪行。 + +　　杀人集团首犯任富贵，男，21岁，汉族，河北省怀安县人。 + +　　同案犯贾存柱，男，13岁，汉族，内蒙古丰镇县人。 + +　　同案犯宋蒙俊，男，13岁，汉族，山西省忻县人。 + +　　上列三犯，一贯偷盗，虽经政府多次教育，仍以流窜偷盗为生。1970年4月12日上午，以任犯为首，伙同贾犯、宋犯等人将一少年骗至呼市车站西场，进行殴打，并抢走了衣物。当晚10时许，受害者在呼市长途公共汽车站找到任犯，索要其衣物。任犯对此不满，即起图财害命之意，偕同贾、宋二犯将其骗至公主府大西庙小河畔的树林内，任犯首先将其按倒，双手卡住脖子，贾犯按腿，宋犯按胳膊，卡至昏迷，任犯怕受害者复活，而后在其嘴内塞土致死。三犯扒走衣物，掩埋尸体，畏罪逃跑，罪行严重，后被我公安机关追捕归案。在押审讯中，能认罪。 + +　　现行反革命犯李连枝，又名李世杰，男，42岁，汉族，山西省长子县人。其舅父常文魁因反革命罪被我政府镇压。 + +　　李犯思想一贯反动，敌视社会主义制度，对党的政策不满。1969年春，竟然当众装扮《收租院》中受地主残酷压榨的“老贫农”，恶毒攻击诬蔑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政策，攻击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更为严重的是，李犯在1967年至1969年期间，竟多次当众以讲古旧黄色书为手段，含沙射影地恶毒攻击、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并公然为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乌兰夫翻案。 + +　　盗窃犯张成通，男，18岁，汉族，河北省新河县人。 + +　　张犯自1967年以来，勾结社会上的盗窃分子先后在内蒙古医院、人民商店、东方红电影院、新华书店等处，进行盗窃、绺窃活动，作案20余次，窃得人民币200余元、布票32尺及其他票证，还盗窃军服、家禽等，折合人民币100余元。1970年4月被我公安机关军管会多次审查教育后，仍恶习不改，又绺窃作案8次，窃得人民币48元、布票25尺。 + +　　反革命流氓抢劫犯胡叔达，男，22岁，汉族，河北省献县人。其父胡超众系历史反革命分子，1964年因现行反革命罪和流氓罪被逮捕，后遣送原籍监督改造。 + +　　胡犯思想反动，对其父被红卫兵抄、斗、赶极为不满，妄图进行反革命阶级报复，并多次在信件中大肆散布反革命言论，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怀有刻骨仇恨。胡犯以反革命为目的，以资产阶级腐朽糜烂思想拉拢、腐蚀青少年，教唆他们绺窃犯罪，从中分赃；并以各种卑鄙手段奸污少女1名，猥亵少女2名。1969年以来勾结流氓盗窃分子，冒充“群专”工作人员、身带匕首、钢鞭，活动于火车站、公园等公共场所，抢劫财物，严重破坏了革命秩序。拘押受审中态度恶劣。拒不认罪。 + +　　盗窃犯张巨川，男，19岁、汉族，山西省原平县人。 + +　　张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自1968年12月以来，与社会上的盗窃分子相勾结，大肆进行盗窃活动，在火车站、二毛、内蒙大学等处盗窃自行车5辆、各种衣物16件；1969年11月至1970年3月，两次盗窃锡林路菜市场人民币180多元、粮票811斤、油票54斤、布票15尺、转账支票18张及电池、肥皂等物品。此外还盗窃红旗区管委会、南马路小学等单位棉被2床、被里2块、手摇唱机、电唱机、油印机各1台及日光灯、手电筒、唱片等。还将盗窃来的自行车销赃后又盗回。被拘押后，在事实面前拒不认罪，态度恶劣。 + +　　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犯秦绍禹又名秦毓英，男、53岁，汉族，家庭出身地主，内蒙古和林县人。解放前曾在国民党黄埔军校受训和加入国民党和特务组织“复兴社”，毕业后充任反动军官，积极为蒋匪效劳，依仗权势指使其弟秦高室杀害长工祁德如；命令部下杀害我八路军和无辜百姓各1名。1952年曾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刑4年。 + +　　秦犯任外贸处办事员以来，借职之便大肆进行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活动。1961年以来，勾结原江苏省武进县魏村公社眼镜厂反革命投机倒把犯高士法等人，倒卖国家统一调拨物资水晶石，从中秦犯牟取暴利1776.25元，同时又索取魏村公社眼镜厂汇款470元，眼镜26付（出售值611元）；1962年以其为首结成集团，倒卖国家统一调拨化肥20吨，又伙盗一吨半，从中牟取暴利527.43元。秦犯上述罪恶活动。共计牟取暴利3380余元。在押受审中，狡辩抵赖，认罪态度恶劣。 + +　　盗窃犯李春，男，16岁，汉族，河北省丰润县人。 + +　　盗窃犯牛凤云，男，20岁，汉族，河北省获鹿县人，系下乡知识青年。 + +　　李犯1970年以来，在红色剧场、东方红照相馆等处自盗自行车4辆，伙同牛犯等人在文化局又盗窃自行车1辆。7、8月份，又伙同牛犯等人先后在车站百货大楼、人民商店等处，偷盗商店小商品数十件，折价100余元。二犯在押受审中能坦白交待罪行。 + +　　现行反革命犯段顺奎，男，19岁，汉族，家庭出身地主，内蒙清水河县人。 + +　　段犯在其反动家庭的影响下，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公开散布反动言论，谩骂我政府工作人员，打架斗殴。更为严重的是，1970年7月16日，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呼喊反革命口号，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 +　　绺窃犯王庆元，男，34岁，汉族，山东省济南市人。1962年因绺窃被劳动教养2年。 + +　　王犯解除劳教留厂就业中，恶习不改，从1967年10月至1968年期间，先后流窜于北京、大同、呼市、兰州、五原等十余个市、县，进行绺窃犯罪活动，作案30余次，窃得人民币800余元、手表1块、自行车1辆、粮票500余斤、布票60余尺、工业卷40余个。此外，还与社会上女流氓相勾结，进行流氓活动。在押受审中，尚能交待罪行。 + +　　行凶打人犯崔来庆，男，35岁，汉族，呼市郊区人。其父崔铁中系国民党谍报员。 + +　　崔犯一贯道德败坏，流氓成性。1968年7月对×××之女多次奸污、威逼结婚，遭到拒绝后怀恨在心。1970年6月24日下午，崔犯乘×××在仓库称粮之机，寻机报复，发生争吵，之后崔犯手持锄头行凶，将×××头部连击数下，将锄柄打成3节，致使×××面部多处受伤，打掉门牙4颗，休克30多小时，造成严重脑震荡，虽经两个多月治疗，但已造成严重后遗症。 + +　　伪造公章、投机倒把犯樊存厚，化名郭开文、刘守义，男，30岁，汉族，家庭出身地主，内蒙古托县人。其父樊凯旺系恶霸地主、伪保长，于1950年畏罪自杀。 + +　　樊犯好逸恶劳，不务正业，从1958年以来，先后流窜于呼市、包头、太原、银川等十余个地区，与流氓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相勾结，进行犯罪活动，被我政府抓获教育多次，仍不悔改，继续作案。严重的是复制公章印模6种，盗窃、伪造介绍信十余张，到处造谣撞骗进行盗窃、投机倒把罪恶活动，倒卖布票千余尺、粮票1500余斤、烟叶、瓜子各一百余斤及其它商品、票证，共计牟取暴利600余元。在押受审中，拒不认罪。 + +　　流氓绺窃犯李天明，男，24岁，汉族，河北省河间县人。 + +　　李犯流氓绺窃成性，曾在上学期间受过处分，1959年被公安机关拘留教育，1964年被开除厂籍，1970年被隔离。更为严重的是，纠集社会上的流氓盗窃分子，以其家为据点，大肆盗窃、销赃，伙同他犯盗窃销赃自行车1辆，将一名正被我追捕的盗窃犯白六十七带领潜逃。仅1970年5至7月期间，绺窃作案8起，窃得现款150元及各种票证等。李犯并经常出没于公共场所追逐妇女，大搞流氓活动，与多人乱搞两性关系，实属屡教不改的流氓绺窃分子。 + +　　盗窃犯贾长云，化名牛文义，宗刚，男，32岁，汉族，家庭出身地主，山西省大同市人。1961年曾因盗窃罪被判刑4年，后戴坏分子帽子送原籍监督改造。 + +　　贾犯抗拒监改，从1968年以来更名改姓先后流窜于集宁、大同、呼市等地，作案30余次，窃得人民币300余元、自行车2辆、手表2块、毛毯、毛料等大量衣物。更为严重的是，在拘留审查中，于1969年10月潜逃，流窜于包兰铁路沿线继续作案20余次，偷盗大量现金、衣物。1970年10月被抓获归案。在押受审中，态度恶劣，拒不认罪。 + +　　流氓绺窃犯吴翠英，女，20岁，蒙族，黑龙江省宁安县人。其父因强奸生女罪被判刑20年。 + +　　吴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道德品质败坏，流氓成性，虽经多次教育和两次拘留、群众专政，仍恶习不改，勾结社会上的流氓盗窃分子进行流氓绺窃活动。仅从1969年7月至1970年4月期间，流窜行窃卖淫，与十多人乱搞男女关系，绺窃人民币180多元及各类票证。实属屡教不改的流氓绺窃分子。 + +　　汽车肇事犯王辑国，男，40岁，汉族，家庭出身富农，辽宁省开原县人。捕前系内蒙古送变电工程处司机。 + +　　王犯1970年7月9日驾驶载重大卡车从集宁出发，途经凉城时，酗酒后行车，于当日下午5时许行至呼凉公路20公里处，将车翻倒在公路旁沟内，造成乘车4人死亡、3人重伤、2人轻伤的严重人身伤亡事故。 + +　　贪污犯仁怀文，男，38岁，汉族，河北省平山县人。其母乔花朵因反革命罪于1943年被我政府镇压。 + +　　任犯隐瞒家庭罪恶历史混入革命队伍后，利用职权，勾结商贩，抬高收购价格，泄露国家经济秘密，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多次受处分。但恶习不改，自1968年以来，借职之便，合伙盗窃、投机倒把国家统购统销的猪鬃90余斤和皮衣、眼镜等物品，谋取暴利2213.19元、布票10余尺。任犯在押期间狡猾抵赖，态度很不老实。 + +　　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犯李宝辰，男，30岁，汉族，河北省盐山县人。捕前系本市五塔寺东街小学教员。 + +　　李犯自1970年6月以来，向学生散布对上山下乡的不满言论，用许愿的手段，煽动学生对抗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李犯并以各种卑鄙手段对学生进行流氓犯罪活动，多次对一名女学生进行奸污。 + +## 群众讨论处理意见、批判情况表 + +　　1970年12月6日 + +　　 + +　　 讨论单位 参加讨论人数 参加批判人数 场次 罪犯 姓名 处理意见 批斗犯罪情况 处理意见 人数 处理意见 人数 处理意见 人数 参加 单位数 场次 人次 卢白白 王士杰 任富贵 贾存柱 宋蒙俊 李连枝 张成通 胡叔达 张巨川 泰绍禹 李春 牛凤云 段顺奎 王庆元 崔来庆 樊存厚 李天明 贾长云 吴翠英 王辑国 任怀文 李宝辰 + +　　说明：此表由各系统、各口统计报我军管会；一次批斗数犯，只填写主要批斗罪犯栏内，其他罪犯栏只划同上标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42.txt b/CCRD/0/8/6/00004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c9954faf9786655002401e4a866e10f6c23f77a --- /dev/null +++ b/CCRD/0/8/6/000042.txt @@ -0,0 +1,103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呼和浩特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最近公开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公开信 + +　　（工人、贫下中农（牧）、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同志们：） + +　　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中共中央“一二·一九”决定的光辉照耀下，在北京军区和呼市两级“前指”的正确领导下，我市各族革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活学活用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的群众运动深入发展，斗、批、改运动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一打三反”的群众运动正在深入进行，整建党工作已全面展开，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正在蓬勃发展。形势大好，越来越好。 + +　　但是，“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大肆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流氓犯罪活动；破坏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战略部署，拉拢青少年犯罪；反革命翻案活动又有抬头。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继续有力地打击一小撮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发展革命大好形势，我军管会根据呼市“前指”的指示，将在最近公开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现将芦白白等22名罪犯的罪行材料发给你们，请各级革委会及军管会（组）接此《公开信》后，立即认真组织广大革命群众充分进行讨论和批判，并将讨论情况和对罪犯的处理意见告知我们。 + +　　此《公开信》不准张贴，未经许可不准广播。用后由各单位如数销毁。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呼和浩特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1970年12月6日 + +　　现行反革命犯卢白白，男，31岁，汉族，内蒙古呼市郊区人。1958年6月因盗窃罪被判刑2年半；1963年6月因巫神活动被判刑2年，后加刑1年，1966年5月刑满释放戴坏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 + +　　卢犯虽经政府两次判刑改造，仍持恶不改，继续坚持反革命立场，于1969年春又在本村、邻村、集宁等地大搞巫神活动，诈骗民财，毒害群众；更为严重的是，在巫神活动中，大肆散布反革命言论，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还利用吃喝、介绍对象、磕头结拜等手段，拉拢腐蚀青年。卢犯于1967年至1968年流窜市内盗窃自行车3辆。在押受审中，拒不供认反革命罪行。 + +　　现行反革命犯王士杰，男，29岁，汉族，家庭出身资本家，内蒙古呼市人。其父系伪保长。 + +　　王犯思想反动，1968年8月，书写反动标语，经教育，仍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竟于1970年9月24日，连续6次呼喊反革命口号。拘押审讯期间，在党的政策感召下，能供认其罪行。 + +　　杀人集团首犯任富贵，男，21岁，汉族，河北省怀安县人。 + +　　同案犯贾存柱，男，13岁，汉族，内蒙古丰镇县人。 + +　　同案犯宋蒙俊，男，13岁，汉族，山西省忻县人。 + +　　上列三犯，一贯偷盗，虽经政府多次教育，仍以流窜偷盗为生。1970年4月12日上午，以任犯为首，伙同贾犯、宋犯等人将一少年骗至呼市车站西场，进行殴打，并抢走了衣物。当晚10时许，受害者在呼市长途公共汽车站找到任犯，索要其衣物。任犯对此不满，即起图财害命之意，偕同贾、宋二犯将其骗至公主府大西庙小河畔的树林内，任犯首先将其按倒，双手卡住脖子，贾犯按腿，宋犯按胳膊，卡至昏迷，任犯怕受害者复活，而后在其咀内塞土致死。三犯扒走衣物，掩埋尸体，畏罪逃跑，罪行严重，后被　　我公安机关追捕归案。在押审讯中，能认罪。 + +　　现行反革命犯李连枝，又名李世杰，男，42岁，汉族，山西省长子县人。其舅父常文魁因反革命罪被我政府镇压。 + +　　李犯思想一贯反动，敌视社会主义制度，对党的政策不满。1969年春，竟然当众装扮《收租院》中受地主残酷压榨的“老贫农”，恶毒攻击诬蔑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政策，攻击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更为严重的是，李犯在1967年至1969年期间，竟多次当众以讲古旧黄色书为手段，含沙射影地恶毒攻击、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并公然为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乌兰夫翻案。 + +　　盗窃犯张成通，男，18岁，汉族，河北省新河县人。 + +　　张犯自1967年以来，勾结社会上的盗窃分子先后在内蒙古医院、人民商店、东方红电影院、新华书店等处，进行盗窃、绺窃活动，作案20余次，窃得人民币200余元、布票32尺及其他票证，还盗窃军服、家禽等，折合人民币100余元。1970年4月被我公安机关军管会多次审查教育后，仍恶习不改，又绺窃作案8次，窃得人民币48元、布票25尺。 + +　　反革命流氓抢劫犯胡叔达，男，22岁，汉族，河北省献县人。其父胡超众系历史反革命分子，1964年因现行反革命罪和流氓罪被逮捕，后遣送原籍监督改造。 + +　　胡犯思想反动，对其父被红卫兵抄、斗、赶极为不满，妄图进行反革命阶级报复，并多次在信件中大肆散布反革命言论，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怀有刻骨仇恨。胡犯以反革命为目的，以资产阶级腐朽糜烂思想拉拢、腐蚀青少年，教唆他们绺窃犯罪，从中分赃；并以各种卑鄙手段奸污少女1名，猥亵少女2名。1969年以来勾结流氓盗窃分子，冒充“群专”工作人员、身带匕首、钢鞭，活动于火车站、公园等公共场所，抢劫财物，严重破坏了革命秩序。拘押受审中态度恶劣。拒不认罪。 + +　　盗窃犯张巨川，男，19岁、汉族，山西省原平县人。 + +　　张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自1968年12月以来，与社会上的盗窃分子相勾结，大肆进行盗窃活动，在火车站、二毛、内蒙大学等处盗窃自行车5辆、各种衣物16件；1969年11月至1970年3月，两次盗窃锡林路菜市场人民币180多元、粮票811斤、油票54斤、布票15尺、转账支票18张及电池、肥皂等物品。此外还盗窃红旗区革委会、南马路小学等单位棉被2床、被里2块、手摇唱机、电唱机、油印机各1台及日光灯、手电筒、唱片等。还将盗窃来的自行车销赃后又盗回。被拘押后，在事实面前拒不认罪，态度恶劣。 + +　　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犯秦绍禹又名秦毓英，男、53岁，汉族，家庭出身地主，内蒙古和林县人。解放前曾在国民党黄埔军校受训并加入国民党和特务组织“复兴社”，毕业后充任反动军官，积极为蒋匪效劳，依仗权势指使其弟秦高室杀害长工祁德如；命令部下杀害我八路军和无辜百姓各1名。1952年曾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刑4年。 + +　　秦犯任外贸处办事员以来，借职之便大肆进行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活动。1961年以来，勾结原江苏省武进县魏村公社眼镜厂反革命投机倒把犯高士法等人，倒卖国家统一调拔物资水晶石，从中秦犯牟取暴利1776.25元，同时又索取魏村公社眼镜厂汇款470元，眼镜26付（出售值611元）；1962年以其为首结成集团，倒卖国家统一调拔化肥20吨，又伙盗1.5吨，从中牟取暴利527.43元。秦犯上述罪恶活动。共计牟取暴利3380余元。在押受审中，狡辩抵赖，认罪态度恶劣。 + +　　盗窃犯李春，男，16岁，汉族，河北省丰润县人。 + +　　盗窃犯牛凤云，男，20岁，汉族，河北省获鹿县人，系下乡知识青年。 + +　　李犯1970年以来，在红色剧场、东方红照像馆等处自盗自行车4辆，伙同牛犯等人在文化局又盗窃自行车1辆。7、8月份，又伙同牛犯等人先后在车站百货大楼、人民商店等处，偷盗商店小商品数十件，折价100余元。二犯在押受审中能坦白交待罪行。 + +　　现行反革命犯段顺奎，男，19岁，汉族，家庭出身地主，内蒙清水河县人。 + +　　段犯在其反动家庭的影响下，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公开散布反动言论，谩骂我政府工作人员，打架斗殴。更为严重的是，1970年7月16日，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呼喊反革命口号，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 +　　绺窃犯王庆元，男，34岁，汉族，山东省济南市人。1962年因绺窃被劳动教养2年。 + +　　王犯解除劳教留厂就业中，恶习不改，从1967年10月至1968年期间，先后流窜于北京、大同、呼市、兰州、五原等十余个市、县，进行绺窃犯罪活动，作案30余次，窃得人民币800余元、手表1块、自行车1辆、粮票500余斤、布票60余尺、工业卷40余个。此外，还与社会上女流氓相勾结，进行流氓活动。在押受审中，尚能交待罪行。 + +　　行凶打人犯崔来庆，男，35岁，汉族，呼市郊区人。其父崔铁中系国民党谍报员。 + +　　崔犯一贯道德败坏，流氓成性。1968年7月对×××之女多次奸污、威逼结婚，遭到拒绝后怀恨在心。1970年6月24日下午，崔犯乘×××在仓库称粮之机，寻机报复，发生争吵，之后崔犯手持锄头行凶，将×××头部连击数下，将锄柄打成3节，致使×××面部多处受伤，打掉门牙4颗，休克30多小时，造成严重脑震荡，虽经两个多月治疗，但已造成严重后遗症。 + +　　伪造公章、投机倒把犯樊存厚，化名郭开文、刘守义，男，30岁，汉族，家庭出身地主，内蒙古托县人。其父樊凯旺系恶霸地主、伪保长，于1950年畏罪自杀。 + +　　樊犯好逸恶劳，不务正业，从1958年以来，先后流窜于呼市、包头、太原、银川等十余个地区，与流氓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相勾结，进行犯罪活动，被我政府抓获教育多次，仍不悔改，继续作案。严重的是复制公章印模6种，盗窃、伪造介绍信十余张，到处造谣撞骗进行盗窃、投机倒把罪恶活动，倒卖布票千余尺、粮票1500余斤、烟叶、瓜子各100余斤及其它商品、票证，共计牟取暴利600余元。在押受审中，拒不认罪。 + +　　流氓绺窃犯李天明，男，24岁，汉族，河北省河间县人。 + +　　李犯流氓绺窃成性，曾在上学期间受过处分，1959年被公安机关拘留教育，1964年被开除厂籍，1970年被隔离。更为严重的是，纠集社会上的流氓盗窃分子，以其家为据点，大肆盗窃、销赃，伙同他犯盗窃销赃自行车1辆，将一名正被我追捕的盗窃犯白六十七带领潜逃。仅1970年5至7月期间，绺窃作案8起，窃得现款150元及各种票证等。李犯并经常出没于公共场所追逐妇女，大搞流氓活动，与多人乱搞两性关系，实属屡教不改的流氓绺窃分子。 + +　　盗窃犯贾长云，化名牛文义，宗刚，男，32岁，汉族，家庭出身地主，山西省大同市人。1961年曾因盗窃罪被判刑4年，后戴坏分子帽子送原籍监督改造。 + +　　贾犯抗拒监改，从1968年以来更名改姓先后流窜于集宁、大同、呼市等地，作案30余次，窃得人民币300余元、自行车2辆、手表2块、毛毯、毛料等大量衣物。更为严重的是，在拘留审查中，于1969年10月潜逃，流窜于包兰铁路沿线继续作案20余次，偷盗大量现金、衣物。1970年10月被抓获归案。在押受审中，态度恶劣，拒不认罪。 + +　　流氓绺窃犯吴翠英，女，20岁，蒙族，黑龙江省宁安县人。其父因强奸生女罪被判刑20年。 + +　　吴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道德品质败坏，流氓成性，虽经多次教育和两次拘留、群众专政，仍恶习不改，勾结社会上的流氓盗窃分子进行流氓绺窃活动。仅从1969年7月至1970年4月期间，流窜行窃卖淫，与十多人乱搞男女关系，绺窃人民币180多元及各类票证。实属屡教不改的流氓绺窃分子。 + +　　汽车肇事犯王辑国，男，40岁，汉族，家庭出身富农，辽宁省开原县人。捕前系内蒙古送变电工程处司机。 + +　　王犯1970年7月9日驾驶载重大卡车从集宁出发，途经凉城时，酗酒后行车，于当日下午5时许行至呼凉公路20公里处，将车翻倒在公路旁沟内，造成乘车4人死亡、3人重伤、2人轻伤的严重人身伤亡事故。 + +　　贪污犯任怀文，男，38岁，汉族，河北省平山县人。其母乔花朵因反革命罪于1943年被我政府镇压。 + +　　任犯隐瞒家庭罪恶历史混入革命队伍后，利用职权，勾结商贩，抬高收购价格，泄露国家经济秘密，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多次受处分。但恶习不改，自1968年以来，借职之便，合伙盗窃、投机倒把国家统购统销的猪鬃90余斤和皮衣、眼镜等物品，牟取暴利2213.19元、布票10余尺。任犯在押期间狡猾抵赖，态度很不老实。 + +　　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犯李宝辰，男，30岁，汉族，河北省盐山县人。捕前系本市五塔寺东街小学教员。 + +　　李犯自1970年6月以来，向学生散布对上山下乡的不满言论，用许愿的手段，煽动学生对抗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李犯并以各种卑鄙手段对学生进行流氓犯罪活动，多次对一名女学生进行奸污。 + +## 群众讨论处理意见、批判情况表 + +## 1970年12月6日 + +　　 + +　　 讨论单位 参加讨论人数 参加批判人数 场次 11111 罪犯姓名 处理意见 批斗罪犯情况 处理意见 人数 处理意见 人数 处理意见 人数 参加 单位数 场次 人次 卢白白 王士杰 任富贵 贾存柱 宋蒙俊 李连枝 张成通 胡叔达 张巨川 泰绍禹 李 春 牛凤云 段顺奎 王庆元 崔来庆 樊存厚 李天明 贾长云 吴翠英 王辑国 任怀文 李宝辰 + +　　说明：此表由各系统、各口统计报我军管会；一次批斗数犯，只填写主要批斗罪犯栏内，其他罪犯栏只划同上标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43.txt b/CCRD/0/8/6/00004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1c3a6245002d6db12f08d220740f559a3bb5220 --- /dev/null +++ b/CCRD/0/8/6/000043.txt @@ -0,0 +1,173 @@ +#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通知 + +## 最高指示 + +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 +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全市军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大学大用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掀起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高潮，为全面完成197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而战斗。形势一派大好！ + +　　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没有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们必定要乘机捣乱。一小撮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仍不断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进行破坏活动。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越是在大好的形势下，越是要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克服松劲麻痹思想，狠抓阶级斗争，不停顿地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 + +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我们遵照市革命委员会的指示，决定再印发一批案例，请联系本单位、本地区的阶级斗争情况，充分发动群众，广泛组织讨论，进一步掀起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继续有力地打击一小撮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夺取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阶级斗争的更大胜利，为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 + +　　讨论情况请于12月27日前告诉我们。 + +　　联系电话：215380－576分机或210622 + +　　 1970年12月9日 + +　　（此材料供讨论用，请勿张贴） + +## 一、蒋匪派遣特务冯正昌 + +　　蒋匪派遣特务冯正昌，男，56岁，浙江省镇海县人，原系香港某轮船公司海员。 + +　　冯犯于1963年9月参加蒋匪特务组织，接受蒋匪派遣，以随船或探亲为名，多次潜至上海、广州、天津等地，大肆收集我经济、军事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情报，报送蒋匪特务机关，获取特务经费。 + +　　1970年2月，冯犯再次接受匪特任务，潜来大陆，在广州等地收集我战备情报，报送匪特机关，并潜入上海继续进行特务活动。 + +　　冯犯被拘捕后，供认了上述罪行。 + +## 二、蒋匪派遣特务包德川 + +　　蒋匪派遣特务包德川，男，28岁，上海市川沙县人。 + +　　包犯自1962年去澳门后，利用与亲友通信机会，散布反动言论，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并煽动他们偷渡出境。1966年包犯与蒋匪特务陈×结识，在陈×的指使下，从事反革命活动。 + +　　1970年2月，包犯接受蒋匪特务机关的派遣，领取特务经费，于4月2日以探亲为名，潜来上海，收集我政治、经济、战备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情报。并物色对象，阴谋组织反革命集团，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此外，包犯还策动他人偷越边境。 + +　　包犯被拘捕后，供认了上述罪行。 + +## 三、现行反革命杀人犯胡詠安 + +　　现行反革命杀人犯胡詠安，男，41岁，家庭出身小业主，原系上海市公交公司汽车三场驾驶员。 + +　　胡犯思想极端反动，经常攻击污蔑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并毁坏我党领袖像。 + +　　伟大的“一打三反”运动开展以后，胡犯怀疑×××要检举揭发他的罪行，磨快了刀，阴谋杀害×××一家，未能得逞。随着运动深入发展，胡犯垂死挣扎，狗急跳墙，蓄意反革命杀人，进行阶级报复。1970年10月10日清晨4时许，胡犯驾驶空车，由曹阳路折向中山北路，疯狂地高速行驶，沿途见人就压，见车就撞，使多人遭受严重伤亡，罪行极其严重。 + +　　胡犯被拘捕后，供认了上述罪行。 + +## 四、文化革命广场失火案 + +　　1969年10月，卢湾区房屋修理总站等单位承包了文化革命广场油漆翻新任务，12月16日正式开工。 + +　　工地负责人吴犯功银、生产组长杨犯恒藻、霍犯家驹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严重，根本不重视这一修建工程的政治意义，为了追求利润，贪图省力，缩短工时，竟无视严禁火种入场的规定，在开工前多次提出使用喷灯烧掉旧漆的危险做法，但均遭革命群众反对。 + +　　开工后的第3天（12月18日），房修总站革委会负责人叶犯振来（另案处理）到工地劳动，在与吴、杨、霍等犯研究加快工程进度时，霍犯家驹、杨犯恒藻再次提出使用喷灯。当时，不少工人认为使用喷灯不安全，但叶犯对群众的正确意见不加考虑，竟同意试用喷灯。吴犯功银因没有被选进革委会领导班子，心怀不满，不听群众意见，也竭力主张使用喷灯，并于次日上午跑到仓库拿了两个喷灯，下午与杨犯恒藻在工地竹脚手架上点火试灯。吴犯在试灯中，又违反操作规程，致使汽油溅出，引起喷灯着火。这时，吴犯惊慌失措，把正在燃烧的喷灯往旁边扔去，扔在挡风的芦席夹弄里，当即起火，顿时蔓延全场，酿成一场严重火灾，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重大损失。在灭火和抢救国家财产过程中，有一些同志光荣牺牲，还有一批同志受重伤。 + +　　（一）主犯吴功银，男，30岁，江苏省如东县人，原系卢湾区房屋修理总站第二工程队油漆工。 + +　　吴犯资产阶级思想极为严重。文化革命广场工程承接前，全区油漆门市部合并成工程队时，吴犯因没有被选进革委会，心怀不满。在这项工程中，吴犯不顾安全生产和群众的反对，坚持使用喷灯，在试灯中违反操作规程，引起喷灯着火。着火后，不但不积极扑灭，竟将着了火的喷灯扔至芦席夹弄，酿成火灾，致使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 +　　吴犯被拘捕后，态度极不老实，在监房内继续犯罪，妄图越狱逃跑。 + +　　（二）霍犯家驹，男，52岁，江苏省江都县人，原系卢湾区房屋修理总站第二工程队油漆工。 + +　　霍犯思想落后，经常散布落后言论，在三年困难期间搞过投机贩卖。平时目无组织纪律，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在文化革命广场施工中，霍犯贪图干活轻快，竟不顾生产安全，一再提出使用喷灯烧掉旧漆。当遭到群众反对时，竟拍胸狂言，竭力坚持使用喷灯，引起火灾。起火后，又不抢救，使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政治影响极坏。 + +　　霍犯被拘捕后，供认了上述罪行。 + +　　（三）杨犯恒藻，男，52岁，江苏省邗江县人，原系卢湾区房屋修理总站第二工程队油漆工。 + +　　杨犯在文化革命广场施工中，明知使用喷灯有危险，但为了贪图省力，竟多次提出使用喷灯，不听取群众提出的“广场屋面上新浇柏油，下面是竹脚手架，用喷灯太危险”等正确意见。火灾发生的当天上午，擅自打电话去仓库催要喷灯，下午积极与吴犯功银一起试用，引起火灾，致使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政治影响极坏。 + +　　杨犯被拘捕后，认罪态度较好。 + +## 五、管定圻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集团 + +　　以反动资本家管定圻为首的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集团，是一伙极端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们在政治上遭到了可耻失败之后，疯狂地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大搞投机倒把犯罪活动，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 +　　管定圻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集团，利用他们篡夺的“信和祥化工陶瓷商店”大权，打着社会主义企业的招牌，施尽了资产阶级“掮客”买空卖空的伎俩，以协作定货、支援重点建设为名，先后向全国几百个工矿企业以及国家市场骗取、套购了大量重要工业原材料。除了转手倒卖和囤积居奇外，将大量原材料用于私设地下工场的非法生产。他们在江苏、安徽、浙江、上海三省一市，私设10个地下工场，还打着“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幌子，以五包一帮（包材料、包生产、包销售、包技术、包赚钱，帮助集体经济）为诱饵，采取行贿、送礼等手段，腐蚀拉拢干部，钻进了三省一市的十多个集体企业，篡改经营方向，采用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等恶劣手段，生产大量低劣产品，抬高价格，大肆进行投机倒把犯罪活动。 + +　　几年来，这个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集团疯狂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罪恶活动，已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国家急需的重要工业原材料不锈钢、铜等被他们大量囤积，仅一个为他们生产产品的某公社农机厂，就囤积了不锈钢等重要工业原材料价值36万元，严重破坏了国家物资统配计划。几年来，被这个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集团牟取的暴利高达266万元。全国各地几百个单位，由于购用了他们的低劣产品，不仅经济上造成了很大损失，而且有些单位因产品不符合规格而被迫停产，严重影响了军工生产等任务的完成。此外，有些集体企业在这伙反革命分子的腐蚀和控制下，走上了“自由经营”、“利润挂帅”的资本主义道路。 + +　　他们除了在经济上进行疯狂破坏以外，还到处宣扬腐朽糜烂的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毒害干部、群众，在他们的腐蚀、毒害下，就有几十人犯了严重错误甚至走上犯罪道路。全国一百八十多个工矿企业纷纷来信，愤怒揭发和控诉这一小撮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分子的滔天罪行。广大工农兵群众极其气愤地说：“信和祥”打着社会主义企业的招牌，实际上是道道地地的资本主义企业，是资本主义的“大掮客”，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投机商”。 + +　　（一）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集团首犯管定圻，男，51岁，江苏省宜兴县人。 + +　　管犯原是个反动资本家，解放后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极端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一贯散布反动言论，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更加恶毒地攻击污蔑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污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　　管犯为了破坏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复辟资本主义，早在1950年就抽逃企业资金、走私套汇去香港开店未成。1951年，因非法买卖黄金等罪，被我专政机关判处管制。但管犯仍不悔改，自1959年以来，采用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窃取了“信和祥化工陶瓷商店”的大权，为首纠集了一批社会渣滓，利用社会主义企业的招牌，亲自设计了“定货加工合约”，向全国几百个工矿企业以及国家市场骗取、套购了大量重要工业原材料，进而转手倒卖、囤积居奇，并将大批原材料用于地下工场的非法生产。管犯还出谋进行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生产大量低劣产品，然后由管犯抬高价格，广销全国各地工矿企业，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给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极大的损失。 + +　　此外，管犯还犯有破坏军工生产和包庇3名重大反革命分子的罪行。 + +　　管犯被拘捕后，供认了上述罪行。 + +　　（二）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集团犯陆平，男，44岁，浙江省吴兴县人。 + +　　陆犯原是个反动资本家，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攻击污蔑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解放初期，曾因侵吞他人财产，偷漏国税，投机倒把等罪，被两次判刑。1962年因盗窃国家资财被第三次判刑。1959年以来，特别是在因病监外执行期间，与管犯定圻互相勾结后，大肆进行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集团的犯罪活动，先后在本市和江苏南通等地开设了6个地下工场，钻进7个集体企业，生产大量低劣产品，疯狂地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到1968年9月止，陆犯从中非法所得1万余元，大肆挥霍。 + +　　此外，陆犯还用请客、行贿等手法，腐蚀毒害干部，致使其中一些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 +　　陆犯被拘捕后，认罪态度很坏。 + +　　（三）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集团犯郭光熹，男，51岁，辽宁省海城县人。 + +　　郭犯原是个反动资本家，极端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长期收听敌台广播，散布反动言论，恶毒地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妄想反革命复辟。 + +　　解放以来，郭犯一贯从事投机倒把活动。1951年曾因投机倒把被拘留。1953年流窜到北京，先后开设两个地下工场。被我政府取缔后，于1957年潜来上海，进行投机倒把活动。1963年又流窜江苏、浙江等地开设了两个地下工场。被我政府取缔后，于1964年又钻进某县农机厂。1965年与管犯勾结后，大肆进行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集团犯罪活动。先后在江苏、安徽、浙江等地，钻进5个集体企业，进行买空卖空，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等投机倒把活动。到1969年7月止，郭犯从中非法所得9100余元，大肆挥霍。 + +　　此外，郭犯腐蚀、毒害应届毕业生多名，阻止他们插队落户，蓄意破坏上山下乡运动。还腐蚀干部、群众十余人。并采取恶劣手段奸污女青年3名。 + +　　郭犯被拘捕后，供认了上述罪行。 + +　　（四）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集团犯王根才，男，56岁，江苏省启东县人。 + +　　王犯原是个反动资本家。解放前，参加武装匪特组织，充当上尉副官，往返上海、杭州等地贩卖大量军火。解放后，顽固坚持反动立场，长期隐瞒特务身份。1950年因敲诈勒索被判处徒刑。1958年，又因开设地下工场，从事投机倒把犯罪活动，被判处徒刑3年。刑满释放后，继续进行投机倒把活动，流窜崇明、温州等地开设7个地下工场。1965年钻进某县农机厂后，与管犯勾结一起，积极参与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集团的犯罪活动，至1968年止，王犯从中非法所得6400余元，大肆挥霍。更为严重的是，王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收听敌台广播，与郭犯等纠合在一起，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招魂。 + +　　王犯被拘捕后，认罪态度很坏。 + +　　（五）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集团陈柏章，男，43岁，江苏省宜兴县人。 + +　　陈犯是个工贼，1949年3月经管犯定圻介绍，成为资本家×××的招女婿。解放后混入我党，并窃踞了卢湾区陶瓷中心店公方副经理的职务。1964年，陈犯调到“信和祥化工陶瓷商店”担任公方经理后，竭力支持管犯非法经营金属化工设备，积极参与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集团犯罪活动，把“信和祥化工陶瓷商店”变成这伙现行反革命分子复辟资本主义的基地。陈犯还利用职权，将国家重要金属原材料赊给地下工场，支持郭犯光熹流窜江苏、安徽等地钻进4个集体企业，大搞投机倒把活动。并利用职权，高价收买他们生产的大批低劣产品，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此外，陈犯品质十分恶劣，先后猥亵妇女7名，直至文化大革命中，还以做思想工作为名，对女艺徒进行猥亵，并企图奸污。 + +　　案发后，陈犯还与管犯定圻等订立攻守同盟，负隅顽抗。 + +　　陈犯被拘捕后，供认了上述罪行。 + +　　（六）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集团犯姜锦涛，男，42岁，江苏省南通市人。 + +　　姜犯于1955年因收赃、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1957年提前释放后，不思悔改，又结伙盗窃整套电焊设备及车床等生产工具，企图开设地下工厂，因被群众发觉未能得逞。之后，姜犯流窜南汇等地，用种种诱骗手段，钻进社、队企业，积极参与管定圻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集团犯罪活动，大搞地下工场非法生产，至1968年8月止，姜犯从中非法所得8800元，挥霍殆尽。 + +　　姜犯被拘捕后，供认了上述罪行。 + +　　（七）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集团犯杨美珍，女，42岁，浙江省宁波市人。 + +　　杨犯解放前是个妓女，与陆平早有勾搭。解放后，劣性不改，曾被收容教养。1953年以后，继续进行流氓犯罪活动。1966年以来，杨犯积极为管定圻进行反革命、投机倒把集团窝藏赃物。更为严重的是，杨犯在陆犯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时，随声附和。案发后，拒不检举揭发，还将陆犯的犯罪工具和伪造的介绍信等窝藏在家，蓄意包庇。 + +　　杨犯被拘捕后，供认了上述罪行。 + +## 六、叶詠章、张克邦投机倒把集团 + +　　投机倒把犯叶詠章，男，39岁，上海市南汇县人。 + +　　投机倒把犯张克邦，男，34岁，江苏省阜宁县人。 + +　　以叶犯詠章、张犯克邦为首的一伙投机倒把分子，他们从1965年开始到1969年10月案发止，以“帮助农村搞社办工厂”为幌子，竭力宣扬资本主义的“利润挂帅”，千方百计地用“拉出去”、“打进来”的恶毒手法，腐蚀干部，欺骗、蒙蔽一部分群众，先后钻进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十多个“社（队）办”工厂，操纵了这些厂的产、购、销大权，采取以假充真、以次充好、转手倒卖等恶劣手段，大搞投机倒把犯罪活动。为了窃取国家资财，这一小撮投机倒把分子，甚至丧心病狂地把一般石头进行“加工”伪装后，冒充为工业生产用的磨具油石，先后与十多个省市的近百个国营工厂签订了合同，骗取成交金额达55万8000余元，从中牟利28万4000余元，严重地破坏军工生产，破坏战备和社会主义经济，给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巨大损失。这一伙阶级敌人，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几年来还竭力与无产阶级争夺年青一代，他们以什么“学技术”、“高工资”等为诱饵，腐蚀、拉拢了一批青年进入地下工厂，并且明目张胆地进行雇工剥削。此外，他们还采取各种恶劣手法，猥亵、奸污妇女，破坏军婚。 + +　　叶犯詠章，在1960年因泄露国家机密、道德败坏，被送劳动教养3年。1963年解除劳教回原籍参加农业生产。但叶犯不思改悔，从1965年10月起，流窜各地进行投机倒把活动。 + +　　1967年4月，叶犯钻进浙江省长兴县煤山公社某大队，竭力向大队干部灌输资产阶级思想，胡说什么：“办磨具厂设备简单，投资少，上马快，本轻利重”并以“包原料、包生产、包推销、包利润”等四包为诱饵，怂恿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叶犯的腐蚀毒害下，大队干部被拖下水，从农业生产资金中抽出3000元，筹建所谓社办“煤山第一磨具厂”，叶犯自任“推销员”。在筹建过程中，叶犯冒充国家干部、地方国营工厂技术员，带了从别地搞来的油石、砂轮作为“样品”，到湖南等地国营工厂进行“推销”，大施投机、诈骗伎俩，胡说什么“计划生产、服务上门，质量好，接受订货”，以此骗取信任。同时，叶犯用请客、借钱等手法，对工厂干部进行拉拢、腐蚀，先后与十多个国营工厂签订了大批油石、砂轮、研磨粉的订货合同。然后，又以转手倒卖、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等恶劣手法，诈骗了大量资财。几年来，叶犯用上述诈骗手段，先后钻进7个“社（队）办”磨具厂，担任“推销员”，向广东、广西、湖南、河南等省的数十个国营工厂推销油石、砂轮等磨具，骗取成交金额共达34万6000余元，从中牟取暴利达16万7000余元。叶犯还利用“职权”，攫取高工资、高补贴、高福利，连吃鹿茸等高级产品也要“报销”，5年中，叶犯共非法获取8100余元。同时，叶犯还以“介绍工作”、“关心生活”为诱饵，向一些青年妇女灌输资产阶级毒素，并乘机猥亵、奸污妇女12名。 + +　　张犯克邦，曾因私刻图章被我专政机关拘留教育。1965年起，流窜江苏、浙江、安徽等地，进行投机倒把犯罪活动。先后钻进邗江、宣城等地的10个“社（队）办”工厂，担任油石“生产负责人”。张犯采用欺骗、冒充等恶劣手段，大搞投机倒把活动，牟取暴利。如在宣称赵桥的一个地下工厂时，竟用一块黑石墓碑，“加工”冒充为“黑天然油石”，推销给江西国营某厂，从中牟利1000余元，严重地影响了该厂的生产。 + +　　1967年4月，张犯与叶犯互相勾结，狼狈为奸，钻进浙江省长兴县煤山公社某大队“煤山第一磨具厂”，自任“生产负责人”。当叶犯在湖南与各厂签订天然油石、砂轮的所谓订货合同后，张犯即大造反革命舆论，蒙骗当地的干部和社员群众说：“这里都是马蹄筋石头，切削力很强，硬度很高，可以做天然油石”，“你们这里山上、山沟里、路边、墙脚下的石头，都可做天然油石，就是把房子拆掉再翻，也是合算的。以后你们大队就要发财了”。之后，张犯竟丧心病狂地把当地普通的石头，进行“加工”伪装，用锡纸包装后，冒充天然油石，成批发往订货单位，盗窃国家资金近2万元，与此同时，张、叶两犯还向外地买进废次油石和废次砂轮，进行“加工”伪装，冒充正品，高价出售给国营工厂，成交金额达14万余元，从中牟利8万4000余元。 + +　　张犯在另一笔7万余元的成交额中，牟利3万2000余元。严重地破坏战备和社会主义经济。 + +　　此外，张犯还竭力与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以“学技术”、“高工资”为饵，把5名农村青年拉进地下工厂，并且明目张胆地克扣这些青年的工资，仅一年时间内，就剥削了1900余元。几年来，张犯共非法所得7200余元。张犯还以教“技术”为名，破坏军婚。 + +　　叶、张两犯被拘捕后，认罪态度不好。 + +## 七、反革命、投机倒把犯庞洪梅 + +　　反革命、投机倒把犯庞洪梅，男，35岁，江苏省淮安县人，原住淮安县车桥公社凡河大队。 + +　　庞犯品质恶劣，一贯好逸恶劳。1960年12月因偷窃被拘留。解放后，不思悔改，自1963年以来，长期流窜上海、江西、广西、四川、湖南、湖北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几十个地区进行投机倒把、扒窃、赌博等犯罪活动。大量贩卖布票以及二十多种日用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破坏社会治安。 + +　　更为严重的是，1968年以来庞犯竟与投机倒把犯戴长春、吴金娥（已由南昌县专政机关分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等人互相勾结，改名换姓，在南昌等地，大肆收买全国粮票，然后去柳州、昆明、重庆等地倒卖。至1970年3月捕获止，共贩卖全国粮票6万余斤，非法所得4000余元，挥霍殆尽。严重地破坏粮食计划供应。 + +　　庞犯自流窜作案以来，曾被各地革命群众和市场管理部门多次扭获。在拘押期间多次潜逃，继续作案。 + +　　庞犯被拘捕后，认罪态度极不老实。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44.txt b/CCRD/0/8/6/00004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f3e3f1cf0f1efe66551e03635d9993479f65a0d --- /dev/null +++ b/CCRD/0/8/6/000044.txt @@ -0,0 +1,17 @@ +# 滕海清在唐山学习班的第二次检查(要点) + +　　<滕海清> + +　　清理阶级队伍以来，夸大了，敌情，把大批群众打成反革命。 + +　　揪出特古斯，把文艺界当成黑窝子，揪出王再天，把公检法当成黑窝子。把党委机关当成“内人党”中央机关，把内蒙干部看得坏的多，认为民族干部都是跟乌兰夫大搞反党叛国的，把执行乌兰夫路线的干部都当成反革命势力，以乌兰夫划线，以蒙族划线，破坏了民族政策。 + +　　我把乌兰夫势力看过了头，在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会上提出了“挖肃”口号，听信了用逼供信搞出来的老内人党骨干的口供，以为内人党很大，人很多，用挖肃改代替了毛主席的斗批改，以挖内人党代替了清理阶级队伍。 + +　　我把高锦明反“左”的正确意见当做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全区批判，并造谣说康老点过头，迷惑了思想不通的常委。68年7月三次全委会时已经出现扩大化，高锦明提出防“左”，我联想到挖肃初期高不太积极，认为他的“925”讲话是攻击我的，于是在四次全委会上擅自决定批高。1969年5月10日，我向中央发电报说“高锦明同志4月17日恢复工作，70日开始乱”，把乱的责任归咎于高锦明。我对中央恢复高锦明工作思想上没有接受。68年12月，军区一位负责同志对我说军区有人整吴涛同志材料，我是批评了，没有追查。 + +　　不久我在69年2月4日向中央汇报时，反映了吴涛有右倾，说他与乌兰夫关系不清，处理鲍荫札布问题上右倾，怀疑了吴涛同志。毛主席批发“5．22”指示，我没有坚决贯彻，亲一派疏一派，我对错误认识很差，搞了平反一风吹，让厚和当了典型。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45.txt b/CCRD/0/8/6/00004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9b5b9e14790097df0d874892bf188e13f325845 --- /dev/null +++ b/CCRD/0/8/6/000045.txt @@ -0,0 +1,33 @@ +# 一个居民对“单干自发”的交代 + +　　<刘武建（化名）> + +## 〖刘武建，湖南城镇居民。〗 + +　　我叫刘武建，男性，现年35岁。家庭贫民成分，家中八口人…… + +　　56年——62年，在××港务局做搬运工。因病自动离职。 + +　　62——63年，在家搞单干，投机倒把，贩卖白菜、萝卜等东西（1963年8月，罚税338元，全部交清）。 + +　　在62年投机倒把，我在火车站煮萝卜、白菜和藕等东西卖。另外贩了一些（约30合）烟票、50尺布票、粮票60斤。还搞了小五金修理，打了半年气枪，炸了两个月米炮等等。63年8月，市管会根据上述情况，去[出]税338元，全部交清。64年——65年，打米炮，通过发执照，每月交税5元，其中包括管理税一元。65年9月，补税运动，补税75元，以[已]全部交清。 + +　　66年起，至69年9月，在这三年九个月中，基本上是在家里补凉鞋、拖板车、打米炮和在家内休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时搞武斗，不能外出做事，只得在家内休息。有时候天热，我即上街补凉鞋，有时候补凉鞋冒得生意，我又去拖板车，有时也炸炸米炮。69年8、9月，我的手被打伤，休息两个多月不能做事。10月份手好了，被介绍去搬运社做工，直到现在（总共休息八个月的时间）。 + +　　总之，在这三年九个月的单干期间，平均每月大约能收入50元左右，维持家内生活。 + +　　自62年自动离职以来，我是翻身忘本，忘了旧社会的痛苦，大搞单干自发，挖社会主义墙角。 + +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 +　　我幸福地生长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是多么自豪。但我却忘本变质，思想上丢了三忠于、四无限的思想境界，做了害人开始，害自告终。单干就是资本主义复辟，这是两条道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生死斗争。我这种单干自发，完全是无政府主义的搞法，无政府主义是通向反革命的政治桥梁，我是很危险的。 + +　　今后，我坚决痛改前非、脱胎换骨、重做新人。我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这次三清三反学习班很及时，好得很，好极了。 + +　　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争取早日实现：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 +　　 具自传人：刘武建 1970年元月14日 + +　　· 来源： + +　　拓荒者据原件录入、提供。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46.txt b/CCRD/0/8/6/00004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f3ad876949cb2f78a4665614f5f7b3f0830f3ab --- /dev/null +++ b/CCRD/0/8/6/000046.txt @@ -0,0 +1,17 @@ +# 喻屏写给专案组的申辩材料（摘录） + +　　<喻屏> + +## 〖喻屏，中共中央东北局候补书记。文革中经中共中央批准打倒的刘少奇在东北及辽宁的第三号“代理人”。专案组将其历史上在国民党狱中曾“自首叛变”问题作为逼供重点。〗 + +　　一、我被捕后的情况，要历史地全面地如实向红色政权、沈阳军区党委和中央反映； + +　　二、定案前，要把组织掌握的材料和我见面； + +　　三、专案组的定案材料，要是和我的交待材料不同，请把我的交待材料附上。以便红色政权、沈阳军区党委和中央对照研究！ + +　　我被捕后的问题有多大，我自己清楚。如果专案组仍然按照多次讲的那样，根据现在掌握的但并不真实的材料给我定案，这肯定是一桩错案！ + +　　· 来源： + +　　高振河《喻屏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47.txt b/CCRD/0/8/6/00004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4b302855948740286b72b094ecbb7a851a582ec --- /dev/null +++ b/CCRD/0/8/6/000047.txt @@ -0,0 +1,27 @@ +# 安徽省合肥市革命委员会对荣德馨定案处理的批复 + +## 最高指示 + +　　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 +## 对荣德馨定案处理的批复 + +　　（安徽省合肥棉纺织印染总厂革委会：） + +　　荣德馨，男，现年62岁，江苏省无锡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份资本家。 + +　　荣解放前先后在上海私营申新纺织二、五、八厂等处任高级职员、资方代理人。1932年被派往日本实习，1945年又被派住美国实习。回国后任总工程师、协理，46年10月与人合伙开设兴亚铁工厂、杭州荣章布厂。解放后任上海合丰公司厂长，申新总公司工务处长。54年来安纺筹建，后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 + +　　荣于1944年5月参加伪“中央训练团”第31期受训，受训期间参加国民党，结业后又参加了“中训团毕业人员通讯小组”。1952年被定为严重违法户。1957年被划为右派，受撤职处分，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为一般工程师，月工资150元。 + +　　抗战期间，荣为维护自身利益，投靠日、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阿谀奉迎日寇，与日本宪兵队长吃喝玩乐，领有日伪“特別派司”，参加日伪棉花产销情况调查团，去南通进行调查。解放战争期间，与特务分子范才骙、章祝三等人来往密切，解放前夕范、章潜逃台湾，荣资助七件棉纱栈单。48年帮助资本家拆迁申新二厂一万八千纱绽南逃广州，勾结反动政府介雇工人数百名。解放前荣本人也开设工厂，用种种手段压迫剥削工人。 + +　　文化大革命中，查出荣解放前，曾参与申新五厂军统情报组一些活动，与军统分子詹荣培、施之仁策划派亲信打入我地下党组织，进行盯梢、收集地下党员名单及活动情况。荣还用加薪、升调等手段拉拢收买我地下党员数人，分化瓦介我地下党组织，破坏工人运动。 + +　　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对其主要历史问题已作过处理，但其隐瞒解放前参与军统情报组活动，破坏我地下党组织及工人运动等，问题是严重的。文化大革命中，经广大群众批判教育，认罪较好，有悔改愿望。根据党的扩大教育面的政策精神，经研究决定：对荣德馨定为反动资本家，不戴“帽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月工资由150元降为80元。 + +　　 合肥市革命委员会1970年12月29日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48.txt b/CCRD/0/8/6/00004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1c564f09a88f0e91877b0786c25410c59b2ced3 --- /dev/null +++ b/CCRD/0/8/6/000048.txt @@ -0,0 +1,25 @@ +# 安徽省合肥市革命委员会对赵培芝定案处理的批复 + +## 最高指示 + +　　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 +## 对赵培芝定案处理的批复 + +　　（合肥市交通局革委会：） + +　　赵培芝，又名赵子清，男，现年54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工人，1950年12月参加工作，现为合肥市交通支队汽车五连修理工。 + +　　赵于1938年，在国民党伪中央党部办公厅为秘书戴策开车；1941年至1946年又先后在伪交通部、美军顾问团、美国驻华使馆开车。 + +　　1950年5月，敌伪人员高遐昌、李善修（均被镇压）等为首，在南京组织“中国人民反共抗俄救国会”，筹措反革命活动经费，发展成员，散发反动传单，并密谋与港台敌特联系。赵培芝由该会联络组长张玉凤（被判刑10年）介绍，加入“反共抗俄救国会”，曾参加集会一次，发展成员1人。同年夏天，高等为首在南京抢劫前埃及驻华使馆被扑归案，首犯及骨干分子均作了判处。 + +　　上述问题，赵61年作过交待，清队中尚未发现新的重大政治历史问题。根据党的有关政策精神，经市革委会常委研究决定：对赵培芝定为历史反革命，不戴帽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行政上不再给予处分。 + +　　 合肥市革命委员会1970年12月29日 + +　　抄送：合肥市交通局第五汽車连革委会。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49.txt b/CCRD/0/8/6/00004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f5f403ce597725bd95092c820193ab70888238 --- /dev/null +++ b/CCRD/0/8/6/000049.txt @@ -0,0 +1,25 @@ +# 安徽省合肥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对刘国玲问题的处理决定 + +## 最高指示 + +　　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 +## 关于对刘国玲问题的处理决定 + +　　（合肥市西市区革委会：） + +　　刘国玲，女，现年41岁，合肥市人，家庭出身伪官吏，本人成份学生，高中文化程度，1949年3月参加工作，1949年入团，1951年受停止团籍处分。原卫山小学教师，小教6级。 + +　　刘在整风反右中，被划为右派分子。原中共合肥市委文教系统整风领导小组，于1958年5月20日给予开除工会会籍，撤销原有职务，监督劳动之处分。1964年4月25日中共合肥市西市区监委复査后，对其部分言论不作为错误论处。1969年8月5日合肥市西市区革委会批复决定：对刘国玲不摘右派分子帽子，继续监督改造，取销教师级別，每月发给生活费25元。 + +　　刘国玲在整风反右鸣放会上說：（1）“我在电影院里看到毛主席、周总理，心里就一亮，回来时就一片黑暗，因为有些领导干部都很凶，假使全国党员都像毛主席那样就好了。”“我除了看得起毛主席和周总理以外，其余党员有什么了不起，党员中有高岗、饶漱石，还不是叛党吗？何况一般党员，没有什么了不起，还是民主人士好。”（2）我在六安县委会工作时，看徐永让部长（宣传部长）丢掉自己老婆不管，硬要和一个革大女学生结婚，结婚后就打她，徐部长变相娶小老婆，真缺德，破坏婚姻法，疟待妇女，县委对这事不管，包庇老干部，不准新干部结婚，我和小唐好，领导就不批准。”以上言论有严重错误的，其余大部份言论为整风反右前（54年、55年、56年）的言论，有一些是刘在平时因个人生活上的问题未得到解决，对领导有意见讲的怪话牢骚。 + +　　刘国玲被划右派后，未发现有其他重大政治问题，清队中经群众批判教育，认识亦有提高。根据党的扩大教育面及有关政策精神，经市革委会常委研究决定：对刘国玲问题，给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月工资定为小教六级，适当安排工作。1969年8月5日西市区革委会西革第102号批复予以撤销。 + +　　 合肥市革命委员会1970年12月29日 + +　　抄送：合肥市亳州路小学革委会。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50.txt b/CCRD/0/8/6/00005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214c8b538bd31c0acfe612cd0856a9c29c10e70 --- /dev/null +++ b/CCRD/0/8/6/000050.txt @@ -0,0 +1,17 @@ +# 钟审安关于抗战中接待美军飞行员吃饭的交代（摘录） + +　　<钟审安> + +## 〖钟审安，湖南城镇居民。〗 + +　　我到教会做工廿八岁，看门、砍草、扫地、到各支堂送薪水，每年三、四会【回】。每月工资六元，代【待】后我生一个小孩子、加一元钱，六个小孩加到十二元。我到卅八岁在老家卖【买】了壹石四斗田。我四十四岁吃茶饭人多，把田卖出去七斗多到别人家里，生活过不来了。 + +　　又到四十四岁，美国有一架飞机的人到中国来，帮中国打日本鬼子。听说飞机到大云山，山高得很，把飞机撞下来了。岳阳县政府迁到渭洞来了，县政府派人，【把美军飞行员】接到渭洞，在冯次翼家中住了十多天。我到【对】冯次翼说了，我想请他到我家来吃餐饭。来不来。冯次翼他父亲是共产党员，次翼在岳阳湖滨学校高中毕业。日本鬼子来了，他在渭洞教书。我要次翼到【对】他说。他可以讲英文，我们说中文，他一句也不懂。到第二天，冯次翼培【陪】他到我家来了，我请了三个培【陪】客，高怀邦，王特岱，李丰，我自己，壹作【桌】坐六个人。吃中饭。十二点钟到下午两点钟。次翼带他走了，我没有买东西到【送】他。也可以调查。现在有人证，调查清楚。证明人有冯次翼，有王特岱，李丰，要他们证明，查清更好。到的到我家，住了没有住。 + +　　我为什么接他吃饭，他到中国来，也是远客，打日本鬼子。他说话我不董【懂】，我说话他不董【懂】，但是我们。在就【旧】时代过日子，不小的【晓得】日立、□立（注：原意不明），孟孟【懵懵】不知天，那【哪】个是敌人，那【哪】个是朋友，份【分】不出来，要请政府原谅我。现在我们毛主席来了，解放廿周年，每一年学习五会【回】，廿周年也学习一百会【回】，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一定要份【分】清楚。 + +　　我今年感谢党、毛主席，前后学习有两个多月时间。我每次写的字【自】传，都是白字多，有许多干部看不通。我在就【旧】时代过了五十多年，做了许多怀【坏】事情，应该向党交清楚，早早产别【坦白】。毛主席说过，产别【坦白】从宽，抗住从年【抗拒从严】，这是我大错特错，对党和毛主席不忠。 + +　　· 来源： + +　　拓荒者据原件录入、提供。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51.txt b/CCRD/0/8/6/00005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767ed123a861e80137b176698f1df0b730d9bb5 --- /dev/null +++ b/CCRD/0/8/6/000051.txt @@ -0,0 +1,221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通知 + +## 最高指示 + +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 +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 + +　　为了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搞好首都革命秩序，最近再公审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将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的材料发给各单位，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 + +## 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 +## 一九七○年二月十一日 + +　　一、现行反革命叛国犯顾文选，男，三十六岁，浙江省人，系反革命分子，北京市清河农场劳改就业人员，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 + +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周鸿东，男，三十七岁，辽宁省人，资本家出身，系反革命分子，北京市清河农场劳改就业人员，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 + +　　顾、周二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刑满就业后多次策划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并出卖了我国重要情报，后被引渡回国。 + +　　二、现行反革命叛国犯张继瑞，男，三十八岁，江西省人，北京工业学院教师。 + +　　张犯思想反动透顶，极端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于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携带我国重要政治、经济情报一千余份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张犯在国外期间，多次书写反革命信件、电文，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无耻吹捧帝、修、反，后被引渡回国。 + +　　三、现行反革命叛国犯田树云，男，三十三岁，北京市通县人，北京市挑补绣花厂医生。 + +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孙秀珍，女，二十九岁，北京市人，资本家出身，北京市挑补绣花厂医士，因盗窃被拘留过。 + +　　田、孙二犯思想极端反动，长期通奸，经常收听敌台广播，散布反动言论，并多次策划偷越国境，叛国投敌。自一九六七年以来，田、孙二犯合谋书写了大量反革命信，窃取我大量重要情报，先后在国际俱乐部、友谊商店等处，由田犯掩护孙犯将反革命信和情报投入外国驻华使馆汽车内十九次，恶毒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无耻吹捧帝、修、反，并向外国驻华使馆索要手枪、照相机和特务活动经费，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 +　　四、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梁志德，男，三十二岁，北京市顺义县人，系反革命分子。 + +　　梁犯思想反动透顶，一九六四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被判刑，在被管制期间继续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于一九六五年又勾结反坏分子数人组成“中国民族主义爱国战线党”反革命集团，多次秘密集会，亲自拟定了反革命纲领、行动计划和发展反革命集团成员的登记表，策划制造武器，组织反革命暴乱，并阴谋与帝、修、反挂钩联系，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梁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 +　　五、现行反革命犯朱章涛，男，四十八岁，江苏省人，资本家出身，曾当过伪县邮局副局长，系国民党员，右派分子，在北京市钢筋混凝土构件总厂水磨石厂监督劳动。 + +　　朱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经常收听敌台广播，大肆散布反动言论，多次书写反革命标语，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朱犯为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陷害革命干部，经常向邻居儿童灌输反动思想，于一九六八年三月，采取金钱利诱和威胁等手段，多次唆使两名儿童书写反革命标语，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 +　　六、现行反革命犯王文满，男，二十三岁，北京市密云县人，富农出身，因散布反动言论被拘留过。其祖父因反革命罪被判刑监毙，其父系反革命分子被判过刑，其母系富农分子畏罪自杀。 + +　　王犯思想反动透顶，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自一九六六年七月以来，王犯多次书写反革命传单，散发到北京火车站、国务院接待站等公共场所，并多次疯狂地当众呼喊反革命口号，穷凶极恶地诽谤咒骂无产阶级司令部，无耻吹捧人民公敌蒋贼。王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 +　　七、现行反革命犯郭昌明，男，三十一岁，四川省人，北京钢铁学院助教。其父、兄均系资本家代理人。 + +　　郭犯思想反动透顶，自一九五九年以来，书写十万余字的反动文章、日记、诗词，恶毒攻击三面红旗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郭犯在押期间，借交待罪行之名，继续书写大量反动材料，恶毒攻击污蔑我党，无耻吹捧刘贼，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 +　　八、现行反革命犯周存厚，男，六十岁，北京市通县人，曾当过日伪保长、蒋匪自卫队大队长、常备队中队长。 + +　　周犯在一九四七年先后两次率领匪徒包围我熬硝营村、应寺村，抓捕杀害我区干部、群众二人。解放后，周犯顽固坚持与人民为敌，隐藏在地道内十四年，长期保存反动证件，书写大量反革命传单，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 +　　九、现行反革命杀人犯侯坤，男，五十二岁，北京市通县人，系反动资本家。 + +　　现行反革命杀人犯侯建民(侯坤之子)，男，二十三岁，北京市通县人。 + +　　反革命杀人犯侯坤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抗拒社会主义改造，长期在其家埋藏铅二千余斤，并散布反动言论，向其子女灌输反动思想。侯犯为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唆使其子反革命杀人犯侯建民于一九六八年五月六日夜，将其家中八口人全部砍杀和威逼跳井、跳水坑致死。 + +　　十、现行反革命杀人犯陈诚，男，四十四岁，北京市顺义县人，原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治保主任，曾当过伪军。 + +　　现行反革命杀人犯王梦令，男，七十五岁，北京市顺义县人，系地主分子。 + +　　陈犯思想极端反动，利用职权欺压群众，偷盗集体财产，投机倒把，瞒产私分，被贫农社员刘贤揭发，即怀恨在心，伺机报复。王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对在其家当过长工的刘贤多次陷害未逞。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陈、王二犯狼狈为奸，陈犯密谋策动王犯捏造假材料，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王犯在陈犯召集的所谓“对敌斗争大会”上猖狂地进行反攻倒算，陈犯指挥王东成(在押)等人，将刘打昏，又指使四类分子将刘贤活活拖死。 + +　　十一、现行反革命杀人犯杨明遐，男，二十二岁，浙江省人，北京市六十五中学生。其母系国民党员。 + +　　杨犯思想极端反动，一九六六年三月书写、张贴反动文章，受到批判后，蓄谋杀人。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晨，杨犯持菜刀闯入邻居经君健屋内，将经的岳母李瑞范(五十一岁)、女儿经伟(二岁)砍死。 + +　　十二、现行反革命杀人犯刘季人，男，三十五岁，河北省人，地主兼资本家出身，原系西城区文化馆联合党支部书记，其母系地主分子被遣送原籍。 + +　　刘犯思想极端反动，因受到批判和其母被遣送原籍，怀恨在心，蓄意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将其子刘禹(六岁)、刘文(一岁半)带到朝阳区立水桥西大坝处活活掐死。 + +　　十三、现行反革命杀人犯刘树珍，女，四十七岁，河北省人，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其前夫因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刑。 + +　　刘犯思想极端反动，经常偷听敌台广播，大肆散布反动言论，并扬言要杀害我国家干部，为其反革命丈夫报仇。刘犯罪行被其女高俊铃(二十四岁，医生)揭发后，即怀恨在心，蓄谋将高杀害。于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刘犯闯入右安门卫生所，乘高给病人看病不备之机，用菜刀向高的头部猛砍数刀，造成重残。 + +　　十四、现行反革命放火犯张佩亭，男，六十八岁，河北省人，系反动资本家，曾当过伪保长，住北京市东城区。其三个儿子都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 + +　　张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张犯刻骨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放火烧东单国药门市部和该部库房及其居住的楼房，在革命群众救火时，张犯疯狂地呼喊反革命口号，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 +　　十五、历史反革命杀人犯王林，男，五十二岁，北京市平谷县人，系地主分子，蒋匪还乡团队长。其父因反革命罪被判刑。 + +　　王犯于一九四六年土改时随父逃到平谷县蒋匪统治区，充当还乡团队长。自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七年四月，王犯带领匪徒多次到龙家务村、贤王庄、杜辛庄、鹿角村、东古庄、马格庄等地烧杀抢掠，亲手和指挥匪徒杀害我干部、民兵、群众十五人。解放后王犯畏罪潜逃，于一九六五年二月被抓获归案。 + +　　十六、历史反革命杀人犯杨贤，男，六十五岁，北京市房山县人，系历史反革命分子，曾先后充当日伪警备队大队长、蒋匪保安团中队长、还乡团中队长。 + +　　杨犯于一九四六年带领匪徒先后到米粮屯村、豆各庄村、马家坟村等地烧杀抢掠，亲自指使匪徒杀害我区干部、村干部和革命群众七名。解放后，杨犯畏罪潜逃，于一九六六年被查获归案。 + +　　十七、强奸杀人犯殷凤西，男，二十七岁，北京市顺义县人。 + +　　殷犯强奸其三嫂张玉华(二十六岁)未逞，怕其罪行被揭露，即蓄意杀人灭口。一九六八年六月九日，殷犯持菜刀将张玉华砍死。 + +　　十八、杀人犯韩仲才，男，二十九岁，北京市怀柔县人，原系公社亦工亦农干部。 + +　　杀人犯齐桂兰，女，四十六岁，北京市怀柔县人。 + +　　韩、齐二犯流氓成性，长期通奸。韩犯为霸占齐犯女儿，齐犯为长期与韩犯姘居，二犯多次密谋杀害齐犯之夫程瑞林。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夜，韩、齐二犯用毒药将程瑞林毒昏后掐死。 + +　　十九、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 + +　　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装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　　二十、现行反革命犯金有钟，男，五十二岁，河北省人，资本家出身，旧职员成份，北京市被服厂杂工，因贪污罪被判过刑。 + +　　金犯思想极端反动，自一九五四年以来，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三面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金犯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猖狂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并网罗牛鬼蛇神进行翻案，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　　二十一、现行反革命犯佟学瀛，男，三十六岁，北京市人，西四邮局投递员。 + +　　佟犯思想极端反动，于一九六七年五月至十二月，先后书写、投寄反革命匿名信六封，穷凶极恶地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无耻吹捧蒋贼；在给蒋贼的信中要求参加匪党和蒋匪“青年救国团”，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 +　　二十二、现行反革命犯傅晓平，男，五十一岁，山东省人，系蒋匪军上尉军官，住北京市东城区，因反革命罪被判刑二次。 + +　　傅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猖狂地进行反革命破坏，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自一九六七年以来，傅犯纠集赵俊龙(已戴反革命帽子监督劳动)等多人策划组织“抗暴同盟”反革命集团，进行反革命宣传，阴谋搞反革命武装暴乱，与蒋匪联系，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 + +　　二十三、现行反革命犯马福昌，男，四十三岁，吉林省人，小业主出身，北京钢铁学院图书馆职员，曾当过蒋匪兵。 + +　　马犯思想极端反动，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马犯书写、投寄反革命匿名信四十余封，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地、富、反、坏、右鸣冤叫屈，无耻吹捧人民公敌蒋贼，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 +　　二十四、现行反革命犯汪寄忠，男，二十六岁，北京市人，资本家出身，北京市八达岭林场工人。 + +　　汪犯思想极端反动，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自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六七年四月，汪犯书写、投寄反革命匿名信十余封，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无耻吹捧帝、修、反。汪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 +　　二十五、现行反革命犯宋金良，男，二十六岁，北京市人，丰台区桥梁厂工人。 + +　　宋犯思想极端反动，于一九六七年夏，勾结张俊国(已戴反革命分子帽子)组成“中国革命党”反革命组织，书写、油印反革命传单三百余份，散发到反帝医院门前，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宋犯在押期间，继续散布反动言论，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 +　　二十六、现行反革命叛国犯于文生，男，二十四岁，北京市通县人，富农出身。 + +　　于犯思想反动透顶，极端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曾在一九六二年偷越国境叛国投敌未逞。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于犯又偷越国境，被我抓获。于犯在押期间，公开书写反动诗词，散布反动言论，并煽动在押犯偷盗枪支、叛国投敌。 + +　　二十七、现行反革命叛国犯董玉昆，男，二十三岁，北京市昌平县人，富农出身。其父系反动富农分子、伪保长。 + +　　董犯思想极端反动，书写反动日记，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董犯刻骨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于一九六八年六月九日，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后被引渡回国。 + +　　二十八、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段鼎，男，二十七岁，辽宁省人，旧职员出身，住北京市东城区。 + +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陈继曾，男，二十六岁，河北省人，旧职员出身，北京市天堂河农场职工，因偷窃被拘留过。 + +　　段、陈二犯思想极端反动，经常伙同段犯之弟段铎(现在押)偷听敌台广播，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一九六四年以来，段、陈二犯多次策划叛国投敌。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在段犯的策划下，段犯与其弟段铎和陈犯偷越国境，叛国投敌。陈犯和段铎越境叛国，后被引渡回国；段犯因不会游泳而返回。段犯返京后继续策划叛国投敌。 + +　　二十九、现行反革命叛国犯张郎郎，男，二十六岁，辽宁省人，中央美术学院学生。 + +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周七月，男，二十二岁，河北省人，北京外国语学校学生。 + +　　张、周二犯思想反动，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为仇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张、周二犯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并多次策划叛国投敌。一九六六年二月，张、周二犯与外国驻华使馆人员取得了联系，出卖了我国大量重要军事、政治、经济情报。 + +　　三十、现行反革命集团骨干何锁福，男，四十四岁，江苏省人，系逃亡地主分子，建材部安装公司工人。 + +　　现行反革命集团骨干赵钰，男，三十二岁，山东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在北京市天堂河农场强制劳动。 + +　　何、赵二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一九六六年，何、赵二犯伙同首犯刘镇江(已判死刑)组成“国民党党政军警张家口联络总处”、“国民党京绥张家口检查总站”反革命集团。何、赵二犯分别充当“总处副处长”和“总站副站长”，积极发展反革命集团成员，散布大量反动言论，妄图配合帝、修、反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 +　　三十一、现行反革命犯胡宗悫，男，四十二岁，北京市人，伪官吏出身，因书写投寄反革命信被劳动教养过。 + +　　胡犯思想极端反动，在劳动教养期间书写、投寄反革命信件，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胡犯为达到投靠蒋匪帮之目的，私刻公章，伪造证件，并盗窃了现款和其它财物(价值二百余元)做路费，于一九六九年五月，逃至中缅边界被我抓获。 + +　　三十二、现行反革命犯胡天旺，男，三十一岁，北京市房山县人，伪官吏出身，因盗窃罪被判刑二次。 + +　　胡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刑满释放后，继续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书写大量反革命标语，穷凶极恶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自一九六五年以来，先后盗窃和骗取粮食六百余斤，现款三百余元。 + +　　三十三、现行反革命犯龚福臣，男，七十四岁，北京市顺义县人，系一贯道徒，东城区金生饭馆职工。其弟因反革命罪被我镇压。 + +　　龚犯思想反动透顶，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龚犯猖狂地进行反革命破坏，于一九六七年八、九月间多次穷凶极恶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 +　　三十四、现行反革命犯金世珍，男，五十一岁，北京市人，无业，因反革命、赌博罪被判刑和劳动教养。 + +　　金犯思想极端反动，自一九六六年以来，纠集流氓小偷十余人，偷听敌台广播，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指挥流氓小偷进行盗窃，坐地吃赃现款八十余元，怀表一块；指使流氓扎伤一人。 + +　　三十五、现行反革命、流氓犯刘勇，男，二十八岁，北京市人，旧职员出身，宣武区立新誊印厂临时工，曾因流氓、偷窃被劳动教养。 + +　　刘犯思想极端反动，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自一九六六年以来，刘犯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网罗坏人疯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先后强奸妇女二人，采取利诱手段奸污妇女多名。刘犯在押期间，继续散布反动言论，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 +　　三十六、现行反革命杀人犯陈荣山，男，五十八岁，北京市海淀区人，系伪警长。 + +　　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经常散布反动言论，书写反革命标语，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陈犯对揭发其罪行的白季龙、傅群二人怀恨在心，于一九六九年一月八日，用铁铣向白、傅二人头部各猛击数下，致二人受重伤。 + +　　三十七、现行反革命犯朱琦，男，二十三岁，北京市人，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第四小学教员。其祖父系恶霸地主分子。 + +　　朱犯思想极端反动，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经常偷听敌台广播，散布反动言论。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朱犯在学校公开书写长达一千余字的反革命传单，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朱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 +　　三十八、现行反革命犯尉呈祥，男，五十二岁，吉林省人，系恶霸地主、历史反革命分子，在北京市东城区帆布制品加工厂监督劳动。 + +　　尉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疯狂地当众呼喊反革命口号，无耻吹捧国民党反动派和人民公敌蒋贼。尉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 +　　三十九、现行反革命犯闻佳，女，二十岁，四川省人，地主出身，师大女附中学生。其父系恶霸地主被我镇压。 + +　　闻犯思想极端反动，自一九六八年以来，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闻犯在押期间，继续散布反动言论，书写反革命标语，疯狂地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无耻吹捧蒋匪、刘贼。 + +　　四十、现行反革命、流氓犯刘元，男，五十二岁，北京市宣武区人，伪职员成份，无业。 + +　　刘犯思想极端反动，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自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五年，刘犯唆使其两个儿子盗窃大量财物，供其挥霍；多次强奸幼女一名。 + +　　四十一、现行反革命犯张金良，男，三十六岁，河北省人，北京人民印刷厂工人。 + +　　张犯思想极端反动，一九五八年因散布反动言论，受过批判。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张犯经常偷听敌台广播，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书写了长达千余字的反革命传单六份，分别投寄给石景山发电厂、北京国棉一厂等四个单位，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 +　　四十二、现行反革命、流氓犯周明奎，男，五十二岁，山东省人，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工人。 + +　　周犯思想极端反动，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用极其恶毒、下流的语言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自一九六六年以来，周犯多次奸污少女一名。 + +　　四十三、现行反革命犯张占林，男，三十二岁，北京市人，新都暖气机械厂劳改就业人员，曾因抢夺枪支、流氓、偷窃被判刑和劳动教养。 + +　　张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一九六五年以来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反革命标语，呼喊反革命口号，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并无耻吹捧帝、修、反，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 +　　四十四、现行反革命叛国犯马捷声，男，二十四岁，山西省人，伪职员出身，北京市西郊农场工人，因反革命罪被拘留过。其父系军统特务被判刑监毙。 + +　　马犯思想极端反动，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 制度。马犯于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晚偷越国境时被我抓获。 + +　　四十五、现行反革命犯王治富，男，四十一岁，北京市海淀区人，系坏分子。 + +　　王犯思想极端反动，从一九六六年以来，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王犯在押期间，继续散布反动言论，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 +　　四十六、现行反革命，盗窃犯卢书敏，男，二十六岁，河北省人，地主出身，住北京市房山县，因盗窃被拘留过。其父系地主分子。 + +　　卢犯思想极端反动，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卢犯从一九六七年以来，猖狂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伙同盗窃和投机倒把分子十余人，先后在北京、天津、沈阳、大连等地盗窃电动机二台，自行车两辆，电线一千余米，铁丝三百余斤，水管、铁棍、铁板一千余斤，紧线器二个，电话机和电缆等大量物资(价值二千余元)。 + +　　四十七、现行反革命叛国犯薛新平，男，二十四岁，山东省人，国际关系学院学生。 + +　　薛犯思想反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偷听敌台广播，散布反动言论，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并多次策划叛国投敌。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三日，薛犯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后被引渡回国。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52.txt b/CCRD/0/8/6/00005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f9146930d6cad925860645e4de7d9fa3802eaa7 --- /dev/null +++ b/CCRD/0/8/6/000052.txt @@ -0,0 +1,19 @@ +# 吴宓交代材料（摘录） + +　　<吴宓> + +## 〖吴宓，时任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四川省政协委员。〗 + +　　十一月二十三日，陕西师大派来两员调查纪云秀（该校图书馆职员，清华1936毕业。）案。宓写了详细交代。中文系派何文忠组长参加此事，宓亦向中文系写了交代。 + +　　十一月二十八日，中文系师生，在大礼堂，又开了一次对宓“批判、斗争大会”，凡三小时。 + +　　在十一月三十夜半，又其他几次，抄了宓的家，拿去了宓的诗稿、文稿《雨僧杂著》和许多书籍、画片、照相等物。并经查问照相中之人，其姓名、职业、关系，宓一一交代过了。 + +　　十二月四日，又十三日，两次抓宓到网球场和大操场，和其他的牛鬼蛇神受陪斗。两次均给宓（因伤腿）以极大之肉体痛苦。 + +　　十一月、十二月份，宓奉令写交《批判宓一生之罪行，及宓极错误的思想、感情》，名曰总批判（长篇）。宓写交了好几次，都说“不好。不行。”命再写。最后，宓在十二月十一日至二十日，聚精会神，写成了一篇，共十八长页（同此纸），12780字。于十二月二十日下午交上。这次，才算合格。 + +　　· 来源： + +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续编》第九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6年4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000053.txt b/CCRD/0/8/6/00005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7279cbd6c6b9445b0b8c016232d870c1cd3357c --- /dev/null +++ b/CCRD/0/8/6/000053.txt @@ -0,0 +1,17 @@ +# 吴宓交代思想（摘录） + +　　<吴宓> + +## 〖吴宓，时任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四川省政协委员。〗 + +　　1970二月二十三日，宓坦白、真诚地写出、交上宓的全部思想（自1969六月二十一晚，由梁平分院回到学校，到今天），并承认这些思想的错误。其中十分之九，都是已经口头向刘师傅和专政队陈述过，或另写成纸片交上的。 + +　　先述说一些事实（从略）。再述说宓的思想。（一）遵照毛主席的思想、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参考进驻清华大学和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北京木材厂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之办事经验、处理结果，宓相信在临近的将来，所给予宓的最后处理，将是作为“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一批二养，——批判斗争之后，责令“改造思想”，而给以生活及出路。 + +　　（二）宓所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之罪行”以及言论思想中之错误，是很多很多，且有些是很严重的。但宓久已表示，宓完全知罪认罪。又已历次写交了交代材料数十篇，并交出了1910至1968年吴宓日记三十七八册以及其他有关材料。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人阶级大公无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宓最后还可得到从轻的处理。 + +　　（三）宓敢这样相信，是因为宓自己知道宓的确不是“历史或现行的反革命分子”，经过精细的、详实的调查，即知宓既非叛徒、特务，又绝无“杀人放火”等行为，而且本身不是国民党员，素不参加政治活动，即宓所编辑的《学衡》杂志，其中亦无“反共”或涉及“共产党”的文章，（无论题目或内容。）《吴宓诗集》亦同。总之，宓一生之错误，主要是在学术、文艺方面，思想和言论上之错误，而绝无反革命之活动及行为。 + +　　· 来源： + +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续编》第九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6年4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6/names.txt b/CCRD/0/8/6/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9f50b59c86d1b71dc0cfb4cefec2bed515c61aa --- /dev/null +++ b/CCRD/0/8/6/names.txt @@ -0,0 +1,54 @@ +太原市革命委员会组织广大革命群众对罪犯提出量刑意见的通知 +上海电影系统关于王世桢严重路线错误的审查表格 +李再含在北京学习班的检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通知 +一个“摘帽右派”的交代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公安厅检察法院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刘结挺的检查 +张国华的检查 +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保德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对郭家一的刑事判决 +白而强认罪书: 关于两条路线斗争中罪行的清算 +黄梅贞交待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 四川省成都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布告 +关于 “叛国投敌”现行反革命集团案张国亭的判决书和平反通知书 +李再含在北京学习班的检查 +开封市革命委员会关于转发第二批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行和刑事犯罪分子罪行的材料的通知 +关于现行反革命白忠杰的调查报告 +吴宓关于赠书问题的交代（摘录） +吴宓交代对被批判为“历史兼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认识（摘录） +喻屏给专案组的思想汇报（摘录） +回上海干了些什么 +上海东方红电影制片厂清队领导小组关于沈寂问题的审查报告 +丽江县革命委员会关于教师集中搞“一打三反”运动有关补助问题的通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通知 +139号犯人狱中报告（超越出“隔离审查”的范畴了） +上海东方红电影制片厂领导小组关于殷子问题的审查报告 +喻屏写给专案组的思想汇报（摘录） +南华县文教战线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情况 +上海电影系统四营清队领导小组关于蒋天流问题的复查报告 +上海电影系统四营清队领导小组关于路明问题的复查报告 +上海电影系统四营清队领导小组关于牛犇问题的复查意见 +汪东兴第二次书面检查 +上海电影系统四营清队领导小组关于柏李问题的复查意见 +吴法宪第一次书面检讨 +一个理发师的检查交代 +叶群第一次书面检讨 +我初步坦白交待反动组织“三老会”的罪行 +张秀龙给毛泽东的信（要点） +丽江县贯彻省“一打三反”运动经验交流会议精神后揭发铺张浪费的情况 +丽江县传达省在滇西召开“一打三反”运动座谈会议精神的情况 +问题交代:为什么要演刘少奇 +中国人民解放军呼和浩特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呼和浩特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最近公开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公开信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通知 +滕海清在唐山学习班的第二次检查(要点) +一个居民对“单干自发”的交代 +喻屏写给专案组的申辩材料（摘录） +安徽省合肥市革命委员会对荣德馨定案处理的批复 +安徽省合肥市革命委员会对赵培芝定案处理的批复 +安徽省合肥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对刘国玲问题的处理决定 +钟审安关于抗战中接待美军飞行员吃饭的交代（摘录）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通知 +吴宓交代材料（摘录） +吴宓交代思想（摘录）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7/000000.txt b/CCRD/0/8/7/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7990c68d41b37bd017c5b484c8e78da06ed80e3 --- /dev/null +++ b/CCRD/0/8/7/000000.txt @@ -0,0 +1,33 @@ +# 交代《翠鸟衣》的问题 + +　　<赵丹> + +　　约在一九六一年初秋。黄准从江西回上海来。一面带些黄宗英的口信，一面说她们在江西看到一个“采茶戏”，叫《翠鸟衣》，觉得很美，音乐造型很好。她与宗英想把它改成个电影剧本，并说：“宗英叫我回来找你出些点子！看如何改法？”可能当天她就把故事讲给我听了，也可能当天就把剧本带来给我了。此后我和她大概谈过二三次或三四次。我记忆不切，很可能我一看过剧本后就灵机一动，凭灵感立即拿起个练习簿子就试着分电影场景了，也可能是看过剧本与黄准商谈过以后，二人同意这个改编的方向才动笔写出了个分场梗概的（即现在专案组拿来给我看的这一薄薄的练习本。按：专案组并未给我看其中内容。以后我也记不确切为什么又把《翠鸟衣》的事情串掇了而改成帮助搞黄宗英的《高机与吴三春》的了？）据我此刻不完全确切的记忆是：主要是认为那个《翠鸟衣》太单薄了——人物少，场景太单调，主要可取处仅仅是所谓“意境”还“美”，有些唱词还“好”。为要改成电影剧本，显然需要花费更大的力气，甚至故事都需要重编才行。这样，我是无能为力的。这一定要投进编剧的力量才行。黄准说：“这等宗英回来拉她来搞。”可是宗英回来后，她说她已有一个早就酝酿的民间故事叫《高机与吴三春》。经过宗英一讲，我认为这个要比《翠鸟衣》好得多，又成熟得多，就把《翠鸟衣》放弃了，转而帮助宗英搞《高机与吴三春》了。又记得当时帮助黄准搞《翠鸟衣》为之出的点子，中心是围绕在把它写成个“歌舞喜剧”。着力在人物性格形象的丰满上，及加强戏剧性，和选择些可歌可舞的场景，再就是所谓“电影化”。此外就没有任何别的动机与目的。对原戏的主题思想是绝不可能改动的，也改不动的。 + +　　现在专案组劈头就说我这是“借题发挥，含沙射影，指桑骂槐，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条严重的罪行”，并说:“原来剧本就是株毒草，经过你的改编则更毒矣！”我说:“原来剧本的故事我已记忆不起了。”专案组的人告诉我说:“原来的故事是一个地主抢了农奴的女儿，她大骂地主，而被你改成是骂皇帝了，联系到六一年当时国际国内的那股逆风，其性质与吴晗的‘海瑞罢官’、周信芳的‘海瑞上疏’是同样的性质”云云。这在我确是个晴天霹雳天外飞来的横祸！专案组能如此坦率地告诉我，这应该感激的！否则我还蒙在鼓里。脑子里一点也没认为这是我的什么问题，而更不要说是严重的罪行了！否则你们对这件事产生了重大的怀疑，而我却丝毫没介意。这岂非变成矛盾，永远也不得解决了吗？因此，首先，我在此应该作检查的是我的态度。我不该由于事出意外就主观地认为专案组是来搞“阴谋”、“讹诈”，是来“陷害我的”！这样，就使自己完全站到了敌对的立场上去了。如果我确实没有什么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鬼胎”，没有什么“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等等反革命意思的话，这也用不着紧张，只需要好好地把当时这事的情况加以说明就行了。因为无论如何总是有这么一件事，组织上既然查出这样一件事，产生些疑窦来好心地问一问，我就有责任把事情交代清楚。这也是极正常的。这有何可大惊小怪的?！这种态度岂不是把好事反而弄坏，把矛盾弄尖锐化了吗？这的确是自己立场观点的反动，是把专案组、组织上的一片好心、挽救之情，错看作是恶意地加害了！这里首先得向专案组认罪请罪的！其次，专案组既然提出了这件事，并认为是我的问题，我就要冷静地客观地认真地思索一番，狠狠地触及灵魂一番，从中悟其性质如何，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那么我的交代就是: + +　　一、我记忆不起原剧本究竟是地主、还是皇帝了。据想这类民间故事中的封建地主，实质上就等于是封建土皇帝。如果我把他改成个皇帝的话（这里说的是如果），那么也一定是为了改到皇宫里，场景大，人物多，可以群魔乱舞地载歌载舞一番。不像场景局限在一个地主庄园内，只有一二个狗腿子，场景冷落，一面是荒淫无耻的歌舞，一面可以反观得“翠鸟”更坚强。同时也便于“翠鸟”唱出所谓的“抒情歌”，所谓的“咏叹调”一类的，这就便于黄准发挥其音乐的才能和创造。（当然这些也只是今日的想象和推理，是根据我自己这个人固有的创作趣味的推理。）我以为问题不在于究竟改了皇帝没有，因为原剧如果是封建大地主，那也和封建皇帝没有二样，而皇帝也就是个封建大地主。这在实质上没有区别，问题即在于我为什么总是不喜爱反映当代英雄人物、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政策服务的题材而就是喜爱这一类牛鬼蛇神的反动的东西、人物呢？ + +　　二、当时喜爱这个题材，又因为它是歌颂一个贫农女儿的美德:诸如“勤劳”、“勇敢”、“智慧”、“志坚”、“美丽”……所谓的劳动人民的阶级品质的缘故。认为这样的主题是没有错误的。并且还以机械唯物论的观点，以为是写的阶级与阶级关系，是阶级斗争的观点，对此来写的。 + +　　因此我检查到我的过错、“罪行”，就在于： + +　　一、当时头脑里没有一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弦，没有把社会上发生的一些现象联系到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的实际来看，没有对那个时期出现了许多写所谓“清官”的戏，以及“写这”、“写那”的现象问一个为什么。没有通过现象来看其阶级斗争的实质。只是将戏论戏的，以为改编一个现成的民间“采茶戏”，这又和国际的修正主义思潮怎么联系得上呢？又出于对爱人黄宗英及对黄准的政治上的信赖，认为她们看中的戏是没有问题的。今日检查到我的这种把社会现象不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的实际，以及把艺术创作与现实的政治分割的观点，本身就是反毛主席的思想的。最高指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相互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我的头脑里没有一根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弦的和平主义思想，合二为一的思想，对阶级熄灭论的论点相结合。这正是自己的修正主义政治观的反映。 + +　　二、我之所以看中这个题材，又与六一年北京召开的全国故事片黑会黑线上所灌输的“全民文艺论”、“间接服务论”、“写自己熟悉的喜爱的题材论”、“题材广阔论”是紧密联系着的。当然我之所以能接受这些修正主义的黑谬论，又得从自己内因上找根据：我是一个渗透了资产阶级世界观、文艺观的反革命分子，而文艺创作当然是自己世界观、思想感情的反映（产物）。因之我不可能真正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不可能真正热爱无产阶级的人物的先进思想和感情。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也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们自己，或者加上他们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我正是这样的人，是一个革命队伍中的“蠹虫”。 + +　　三、由于我的反动世界观、政治观、文艺观是资产阶级的，因之也就规定了我的艺术创作方法必定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可以不下生活，不改造自己，就可以闭门造车，“自由地创作”，实际即是散布封、资、修、反的毒瘤，以适应了反革命黑线上的政治需要。 + +　　因此总的讲来:《翠鸟衣》事件，正是我的反动的未得到改造的世界观、政治观、文艺观，在一定的气候下应运而生的又一罪行和罪证。尽管它并未付诸实践和实现，即使是也未写成个完整的电影剧本，然而它作为我的反动的思想之暴露，确是应该要承认它是个我的问题我的罪行。 + +　　最后我要说的是:我搞这个《翠鸟衣》的动机与效果。我相信组织上一定会分辨得出它的性质决不是什么“借题发挥”“指桑骂槐”“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具体的事具体地分析。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唯物辩证的观点和方法论。吴晗等反革命分子是有针对性的，他是搞历史的人，忽然在那时候写起戏来了。他是针对着庐山会议的一场阶级斗争，是因为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是为彭德怀翻案的。而周信芳在台上抑制不住他的反革命的情感，念出了戏中都没有的台词（我没有看过他的戏，是在报上看到的批评的文章）。这本都是抵赖不掉的铁样的事实。而我，只举一例即可反证我确是当时一点也没有任何反革命的借题发挥的意图的:杀人者总是要藏起他的凶器“刀”来的！如果事情亦如专案组人员上次所说的那样，我不继续搞了，是由于心中有亏心处，是由于后来感到气氛不对等等种种原因而中辍的话，那么，我当然事后应该毁掉这把“杀人”的“刀”的，因为它不是什么“变天账”，非留着不可，而是一件“凶器”。岂有事后既然害怕而却又故意留着这本簿子，让将来作为罪证吗？正因为心中一点亏心也没有，所以根本就没有认为须交代的。正因为一点亏心也没有，所以当你们提出这件事来时我才强认为你们是来搞“讹诈”、“诬害”的了！当然，现在当我提高了觉悟，我感到组织上能如此严格地要求我，这对我完全是一番善意的教导。由于这件事的发生，认识使我触目惊心的是:“阶级斗争，有时就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如果不对自己来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不是建立起全心全意的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的世界观、宇宙观，那么总是会在一定的气候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做了敌人的应声虫或代言人的！而要不被敌人利用，不犯错误或罪行，那只有时刻记住最高指示:“时刻不忘记阶级斗争”，头脑中一点也不能松懈这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弦。因为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阶级、路线斗争永远存在，“树欲静而风不止”，旧的黑线挖掉，新的黑线仍会潜生，这就要时刻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路线斗争的指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伟大学说。 + +　　王林鹤同志说得多好呀！“单凭朴素的阶级感情，不可能真正懂得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不可能真正理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可能识别阶级斗争的新形式、新动向，不可能抵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毒害。不仅如此，资产阶级及其党内的代理人，还会利用我们朴素的阶级感情来干他们反革命勾当。……”他一个在解放前当学徒出身的，受尽了资本家的压榨和剥削的工人阶级，在新形势下犯了路线的错误尚且如此严格地要求自己，何况我这个满身渗透着封、资、修毒素的反革命分子，更怎么能不正视自己的一生罪行，更严格地要求自己的改造工作呢？所以当我最近几天再狠学最高指示，冷静下来，重新回顾前一阶段，组织上对我进行的斗争、教育，我这才真正觉悟到确是上了一堂活学活用毛主席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生动的政治大课。我这也才真正转变了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感到组织上真正仁至义尽地对我进行改造教育的工作，而我真正是辜负糟蹋了组织的一片深情。因此感到内疚不已！沉痛不已！在此一并向专案组工作人员、向组织请罪！并恳求能不弃我，能继续予以挽救！能大力地拉我一把!!! + +　　 赵 丹 + +　　 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 + +　　· 来源： + +　　李辉整理《赵丹自述》，大象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7/000001.txt b/CCRD/0/8/7/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12fc607a66772431a00a119015c6627bd8ec43d --- /dev/null +++ b/CCRD/0/8/7/000001.txt @@ -0,0 +1,295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南陵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布告 + +## 最高指示 + +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 +　　社会上流氓、阿飞、盗窃、凶杀、强奸犯、贪污犯、破坏公共秩序、严重违法乱纪等严重罪犯以及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必须惩办。 + +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我县广大军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斗号令，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有力地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革命和生产形势一派大好。在1971年党中央发出新的战斗号召的巨大鼓舞下，我县广大军民更加斗志昂扬，更加紧密团结，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英明的领导下，沿着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为了进一步落实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复辟资本主义的破坏活动。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依法判处连云鹏等50名罪犯，现公布于众： + +## 现行反革命 + +　　现行反革命犯　连云鹏　男，31岁，工商业成分，芜湖市人。1965年7月下放我县三里公社。其父连振之，国民党员，伪“国大代表”，芜湖地区伪参议员，49年被我镇压。连犯出身于反革命家庭，坚持其反动立场，仇视我党和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极端不满。18岁就曾在毛主席著作上书写反动词句，受到解雇。1965年7月下放我县三里公社红旗队，同年10月8日在《人民文学》上书写反动标语，并贼喊捉贼嫁祸于人；1967年8月19日乘红旗队人员在无政府主义的干扰下倒流芜湖之际，又在西峰庙用竹签子污辱我们伟大领袖的光辉画像；1961年至69年曾3次企图叛国投敌未逞；1968年4月，纠集郭××去大别山企图寻找特务挂勾未逞，被太湖县群专扣押；还多次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污蔑我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党的方针政策，无耻地吹捧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1968年芜湖“六·二六”反革命事件中，参与冲击监狱，抢走军用刺刀一把。思想反动，罪恶严重，民愤极大。归案后，尚能坦白交待。根据我党“坦白从宽”的政策精神，依法从宽判处有期徒刑15年。 + +## 现行反革命 + +　　现行反革命犯　周仲文　男，52岁，伪兵出身，无为县人，住本县城关公社。曾因反革命罪被判刑3年。 + +　　周犯一贯思想反动，虽经我政府教育，其反动本性未改，在我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其反动本性，先后多次恶毒地污蔑、攻击我无产阶级司令部，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辱骂我基层干部，不服群众监督。案发后态度又极不老实。根据我党“抗拒从严”的政策精神，依法从严判处有期徒刑7年。 + +## 现行反革命 + +　　现行反革命犯　刘元寿　男，43岁，当涂县人，捕前住本县城关。解放前曾任国民党少尉司书。 + +　　刘犯思想极其反动，1968年10月起，装疯卖傻，先后多次在群众中公开散布大量反革命言论，恶毒地攻击、污蔑我无产阶级司令部。并将矛头直指我新生的红色政权，撕毁宝书、宝像，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案发后认罪态度极不老实。根据我党“抗拒从严”的政策精神，依法判处有期徒刑7年。 + +## 现行反革命 + +　　现行反革命犯　曹宁华　男，28岁，本县城关公社人，其父曹公耀解放前历任伪职，国民党员。 + +　　曹宁华出身于反动家庭，坚持反动立场，1968年12月19日深夜趁无人之际潜入奚滩轧花厂宝书发行室，恶毒污辱我们伟大领袖光辉宝像。同年11月13日上午又利用工间休息无人之机，将罗丝钉投入轧花机内，蓄意进行破坏。罪行严重。案发后在拘留期间又多次散布反动言论，攻击我无产阶级司令部，扬言要打管教干部。根据我党“抗拒从严”的政策精神，依法判处有期徒刑7年。 + +## 现行反革命 + +　　现行反革命犯　徐祥明　男，26岁，本县黄塘公社人。 + +　　徐犯思想极为反动，先后于1966年6月、12月，1968年9月3次书写反动信件，投递我党中央和中央文革，恶毒地攻击我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并公开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邓拓、吴晗叫屈。反动气焰嚣张。此外，1966年又在一次群众会上公开地攻击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案发后，态度不老实，根据我党“抗拒从严”的政策精神，依法判处有期徒刑7年。 + +## 现行反革命 + +　　予谋进行反革命活动犯　张兴友　男，41岁，本县峨岭公社人。 + +　　同案犯　王传发　男，30岁，现在本县红旗茶场劳动。 + +　　张犯1957年自我军复员后，1958年伙同李业生企图杀人放火判刑2年，刑满就业后又旷工闹事、污蔑人民公社劳教2年，劳教中又行凶打人致伤延长劳教期一年。1965年清理回乡后仍不改恶从善，流窜于安庆、怀宁、桐城、大通等地结伙扒窃，造谣生事，扰乱社会秩序。1965年10月收容进福利园艺场后，又蛮不讲理，甚至公然污蔑、谩骂我党和人民政府，歪曲我党的方针、政策，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反动气焰嚣张。1966年又妄图串动王传发予谋进行反革命活动。王传发应诺参加，嗣后在我党政策的感召下尚能坦白交待。根据我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精神，依法分别判处张犯有期徒刑5年，交群众监督执行。对王传发决定免予刑事处分，给予批判教育。 + +## 现行反革命 + +　　现行反革命犯　何志明　男，40岁，本县何湾公社人。1949年因猥亵幼女被判刑3年。 + +　　何犯思想反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混入群众组织，上窜下跳，煽动资产阶级派性，贪污办公经费，参与赌博，冒充我审干干部，用欺骗、威胁等手段大闹翻案活动。尤其严重的是1967年12月间竟敢破坏、污辱我们伟大领袖半身石膏宝像。罪行严重。依法判处有期徒刑5年，交群众监督执行。 + +## 现行反革命 + +　　现行反革命犯　叶海舟　男，22岁，本县黄塘公社人。 + +　　叶犯1969年10月22日上午在田里劳动时公然污蔑、攻击我无产阶级司令部；并无耻地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案发后认罪态度较好。根据我党“坦白从宽”的政策精神，依法从宽判处有期徒刑3年，交群众监督执行。 + +## 反革命投机倒把 + +　　反革命投机倒把犯　何国兴　男，55岁，本县城关公社人。 + +　　何犯解放前充当伪“衢州绥靖公署皖南办事处南陵区队”副区队长。在任职期间亲自发展人员，积极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解放后仍坚持其反动立场，恶毒攻击我社会主义制度。1962年趁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时，大肆进行投机倒把活动，长期流窜作案，改名换姓，冒充国家干部，骗取有关介绍信，到处招摇撞骗。采取以次充好等卑鄙手段贩卖柴油机10台，水泵3台，机油300斤，牟取暴利10400余元，何犯得5450余元。严重地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工农业生产。罪行严重。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0年。 + +## 反革命强奸 + +　　反革命强奸犯　朱洪顺　男，34岁，江苏盐城县人，1964年由上海下放本县何湾公社。59年因猥亵妇女被拘留20天。其父朱以均因反革命罪判刑5年，其叔父朱德俊地主分子，因记变天帐65年畏罪自杀，堂叔父朱德和因充当伪还乡团头子被我游击队处死。 + +　　朱犯出身于反革命家庭，坚持反动立场，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经常散布反革命言论，恶毒污蔑、攻击我无产阶级司令部，并无耻地吹捧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67年5月又狗胆包天地将我们伟大领袖石膏宝像砸成碎片。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此外，朱犯一贯流氓成性，67年强奸了本队女社员×××。罪恶严重，民愤很大。案发后认罪态度不老实。根据我党“抗拒从严”的政策精神，依法从严判处有期徒刑12年。 + +## 抗拒改造 + +　　抗拒改造犯　盛茂章　男，54岁，流氓出身，南陵城关人，1969年下放石铺公社。 + +　　盛犯因解放前行凶打死人命，于1951年被判刑5年；1958年破坏粮食政策判刑3年；1966年又违法经营、抗交国税判处管制1年半。多次改造仍无悔改，进而抗拒改造，继续犯罪，无理取闹，并趁无政府主义泛滥之际，开设铺面进行投机倒把，破坏市场管理，非法牟取暴利。依法判处有期徒刑7年。 + +## 反革命投机倒把 + +　　反革命投机倒把犯　丁学三　男，66岁，肥东县人，现住本县工山公社。 + +　　丁犯解放前参加匪特组织，逮捕迫害我地下共产党员。1958年丁犯因反革命及破坏生产被判刑4年。刑满释放后，仍不悔改，进行投机倒把活动。从1965年起至1969年私揽做窑业务，雇工剥削，非法牟取暴利。同时，又私设地下烟厂卷制香烟出售，牟利230元。罪行严重，本应严惩，但丁犯认罪态度较好。根据我党“坦白从宽”的政策精神，依法从宽判处管制3年。并追回非法所得赃款。 + +## 现行反革命 + +　　现行反革命犯　董宜全　男，25岁，芜湖市人，家庭出身工商业兼地主，现住本县九连公社。其父董海庭，国民党员，解放前充任伪皖南行署侦缉队长，伪芜湖警察局侦缉队长等反动职务。 + +　　董犯出身于反动家庭，坚持其反动立场，于1969年两次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多次收听敌台，同时，在1969年趁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时，在三里等地区毒打贫下中农多人，敲诈勒索，进行阶级报复。此外，还参与拆毁国有庙宇将屋料出卖得人民币140元，并破坏森林，砍伐树木170棵，本应严惩，但董犯能坦白交待，认罪态度较好，并退出部分赃款，根据我党“坦白从宽”的政策精神，特依法从宽判处戴上反革命帽子，管制3年。并追回全部赃款。 + +## 现行反革命 + +　　现行反革命犯　张家荣　男，27岁，芜湖市人，现住本县三里公社。 + +　　张犯思想反动，于1968年至1969年先后多次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1969年5月又大肆破坏森林砍伐树木150棵。罪行严重。根据我党政策依法判处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管制3年。 + +## 坏分子 + +　　坏分子　马凤鑫　男，22岁，芜湖市人，1965年7月下放我县三里公社后调麻疯病医院。 + +　　马犯思想反动，1969年积极参与刘××等企图组织反革命集团。同年9月在三里公路上伙同他犯拦截军车一辆并打了我人民解放军战士，抢走军帽。殴打群众和革命干部，并参与赌博，私自出卖公共财物进行分赃，盗砍树木，偷窃扒拿无所不为。案发后尚能坦白。根据我党“坦白从宽”的政策精神依法从宽判处戴上坏分子帽子，管制2年。 + +## 破坏上山下乡 + +　　破坏上山下乡强奸下放女青年犯　何思才　男，23岁，本县黄塘公社人。 + +　　何犯品质恶劣，道德败坏。1969年10月20日深夜托门潜入插队落户女青年房内，吹灭灯火进行强奸，在该女青年挣扎呼救下才未得逞而逃窜。当受害人揭发其犯罪事实时，何犯竟采取威胁、恐吓手段企图逃脱罪责，态度极端野蛮，后又畏罪潜逃。严重地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影响极坏。归案后，认罪态度不好，根据我党“抗拒从严”的政策精神，依法从严判处有期徒刑7年。 + +## 破坏上山下乡 + +　　破坏上山下乡奸污下放女青年犯　周之武　男，27岁，本县奎湖公社人。 + +　　周犯逮捕前历任生产队政治队长、大队团支委。1969年元月以来趁以教生产、关心生活为名，对下放女知识青年进行调戏、猥亵以至奸污。当发觉女方有孕迹象时，又采取不择手段，骗取芜湖县××大队介绍信，改名换名、冒充退伍军人到芜湖市第二医院非法打胎，情节严重，民愤很大。但案发后能坦白交待，有悔改表现。根据我党“坦白从宽”的政策精神，依法从宽判处有期徒刑7年。 + +## 破坏上山下乡 + +　　破坏上山下乡犯　郭信有　男，32岁，本县桂山公社人。逮捕前任生产队政治队长。 + +　　郭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道德败坏。从1968年11月起多次调戏下放女知识青年×××并进行奸污。后又拉拢生产队、大队的个别干部，非法将自己的妻子逼走，利用宗族关系，骗取结婚证，公然与下放女知识青年×××非法同居。严重地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和党的政策，罪行严重，情节恶劣，影响极坏，依法判处有期徒刑7年。 + +## 破坏上山下乡 + +　　破坏上山下乡强奸下放女青年犯　强良雨　男，21岁，本县仙坊公社人。 + +　　强犯品质恶劣，道德败坏。1970年7月仙坊公社星火大队遭受洪水侵袭，全体社员投入紧张的防汛防洪战斗时，该犯17日深夜，越墙潜入女工宿舍，对患病在床的下放女青年进行强奸，因受害人挣扎呼救未遂。严重地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影响极坏。案发后认罪态度较好。根据我党“坦白从宽”的政策精神，依法从宽判处有期徒刑5年，交群众监督执行。 + +## 破坏上山下乡 + +　　破坏上山下乡奸污女青年犯　於照昌　男，29岁，本县城关人，1969年下放桂山公社。 + +　　於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品质恶劣，曾以谈恋爱为名奸污未婚女青年1人，更为严重的是：从1969年5月起，用极端卑鄙手段，先后奸污、猥亵了2名下放女知识青年，严重地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同时，於犯还恶毒地污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行严重，本应严惩，但案发后尚能坦白交待。根据我党“坦白从宽”的政策精神，依法从宽判处有期徒刑3年，交群众监督执行。 + +## 破坏上山下乡 + +　　破坏上山下乡猥亵少女犯　陶自祥　男，42岁，枞阳县人，现住本县戴镇公社。1954年因破坏军婚判刑6个月。 + +　　陶犯品质恶劣，道德败坏，1969年4月10日晚下放户×××的女儿（16）岁倍其女同睡，陶犯从外回家见该女熟睡，对女方进行猥亵。严重地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此外曾与有夫之妇腐化，破坏他人家庭；并多次参加赌博。案发后认罪态度较好，根据我党“坦白从宽”的政策精神，依法从宽判处有期徒刑3年，交群众监督执行。 + +## 武装抢劫集团 + +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以陈金友为首，纠集了肖立保、许善国、许光华、骆芳刚、王德荣等多人，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机，混入一派群众组织，在陈金友的策划下，组织了武装抢劫集团。先后武装抢劫了中国人民银行南陵县支行工山办事处现金5000余元，南陵旅社白布820尺，大米400斤，黄豆200斤，食油10斤，木炭300斤，以及毛巾、蚊帐、肥皂、被面等财物。 + +　　首犯　陈金友　男，33岁，本县麻桥公社人。 + +　　陈犯为首组织抢劫集团，在幕前幕后密谋策划，指派人员，大搞抢劫活动，共得赃款390余元，布150余尺以及蚊帐、被面等财物。案发后态度不老实。根据我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精神，依法从严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追回赃款、赃物。 + +　　主犯　肖立保　男，23岁，本县戴镇公社人。 + +　　肖犯积极参与抢劫工山银行，南陵旅社等地，共得赃款790余元，布99尺以及蚊帐等物。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追回赃款、赃物。 + +　　主犯　许善国　男，30岁，本县戴镇公社人。 + +　　许犯积极为首犯提供线索并参与抢劫工山银行及南陵旅社等地，共得赃款150余元，布66尺，以及蚊帐等物。依法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追回赃款、赃物。 + +　　主犯　许光华　男，30岁，本县戴镇公社人。 + +　　许犯积极参与抢劫工山银行、南陵旅社等地，共得赃款230元，布66尺以及毛巾、肥皂等物，案发后尚能坦白交待。根据我党“坦白从宽”的政策精神，依法从宽判处有期徒刑5年，交群众监督执行。并追回赃款、赃物。 + +　　同案犯　李瑞金　男，28岁，本县石铺公社人。 + +　　李犯参与抢劫工山银行、泾县童疃信用社、南陵旅社和社员朱××家，共得赃款220元，布70余尺以及毛巾、肥皂等物。案发后尚能坦白交待。根据我党“坦白从宽”的政策精神，依法从宽判处有期徒刑5年，交群众监督执行，并追回赃款、赃物。 + +　　同案犯　骆芳刚　男，25岁，本县五里公社人。 + +　　骆犯参与抢劫工山银行等地，共得赃款140余元，布140余尺，以及被面、蚊帐等物。案发后能退出部分赃款，根据我党的政策精神，依法从宽判处有期徒刑3年，交群众监督执行。并追回赃款、赃物。 + +　　同案犯　王德荣　男，23岁，本县五里公社人。 + +　　王犯参与抢劫工山银行和南陵旅社，共得赃款130余元，布72尺以及毛巾、蚊帐等物。案发后能退回大部分赃款、赃物。有悔改表现，根据我党“坦白从宽”的政策精神，决定从宽处理免予刑事处分。责令退回全部赃款、赃物。 + +## 行凶致死人命 + +　　行凶致死人命犯　马中甲　男，23岁，太丰公社人。 + +　　马犯一贯行动野蛮，经常与人吵嘴斗殴，特别严重的是1969年6月12日，生产队在万人坝劳动，社员马××、桑××被分配车水，当时桑拿了马犯的锄头作车坦用，马犯发觉后即与马××争吵殴打起来，在场社员曾3次劝阻无法制止，队长马中顺进行阻止，马犯父亲反而无理打了马中顺，后马中顺与马犯父亲两人纠打倒入沟中，马犯赶到趁其父与马中顺正在纠打不备之机，用锄头猛击马中顺头部，致马中顺昏迷不醒，经抢救无效，于6月15日死亡。后果严重，民愤很大。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根据我党“坦白从宽”的政策精神，依法从宽判处有期徒刑15年。 + +## 殴打行凶致死人命 + +　　行凶致死人命犯　洪金如　男，26岁，本县黄木镇人。 + +　　杨根生　男，21岁，本县黄木镇人。 + +　　1969年7月30日下午死者陶良民（社员）路过黄木上渡口，见杨××、王××酒醉打架，便前去拉架劝阻。杨××因酒醉绊跌在地，洪犯认为陶拉偏架，抢上猛击陶左腹一拳，陶抱腹呼救跑出现场，洪、杨二犯仍追打不停，杨犯赶上又猛向陶左胸一拳。致使陶脾脏破裂，内腔急性流血，经抢救无效死亡。后果严重，民愤很大。洪、杨二犯案发后尚能坦白认罪，根据我党“坦白从宽”的政策精神，依法从宽分别判处洪犯有期徒刑15年；杨犯有期徒刑10年。 + +## 武斗枪伤致死人命 + +　　武斗枪伤致死人命犯　浦金湖　男，39岁，肥东县人，逮捕前在本县血防站工作。 + +　　浦犯在文化大革命中充任一派群众组织头头，违背伟大领袖毛主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伟大教导，1967年中旬率领数十人抄、砸了文化馆、物资局，使国家财产遭受近两千元的损失；又于1968年6月17日下午，轻信谣言亲领武斗小分队赶往东门外企图截击对方组织人员，在混乱中开枪打伤许家兴，经抢救无效，于次日死亡。后果严重。但其能主动坦白交待，确有悔罪表现。根据我党“坦白从宽”的政策精神。依法从宽判处有期徒刑3年，交群众监督执行。 + +## 投机倒把 + +　　投机倒把犯　李运和　男，47岁，地主分子，南陵石铺公社人。 + +　　李犯解放前不务正业，解放后隐瞒成分混入酒厂任采购，1960年乘采购之机勾结农具厂×××盗窃国家煤炭40吨，分得赃款315元。同时又伙贩木料，茶叶等物资，牟取暴利。1965年清洗回家生产之后仍不悔改，继续进行犯罪活动。文化大革命期间上窜下跳，无理闹翻案。1967年11月又积极纠合王××、何××贩卖粮票2000多斤；私制酒曲340斤出卖，牟取暴利1584元。严重地破坏了国家统购统销政策。依法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追回非法所得赃款。 + +## 破坏军婚 + +　　破坏军婚犯　殷学才　男，28岁，本县太丰公社人。其岳父富农分子，被管制。其舅马本南因参加反革命集团在押。 + +　　殷犯流氓成性，1968年5、6月间，采取多种卑鄙手段对现役军人之妻×××多次奸污，致使女方受孕。值此又以不择手段，先后多次打胎，企图逃脱罪责，严重地摧残了女方的身体健康。此外还先后奸污妇女5人，猥亵妇女2人。影响极坏，民愤很大。但案发后尚能坦白交待。根据我党“坦白从宽”的政策精神，依法从宽判处有期徒刑5年，交群众监督执行。 + +## 破坏军婚 + +　　破坏军婚犯　蒋克根　男，37岁，无为县人，现住本县戴镇公社。 + +　　蒋犯道德败坏，1968年（古历）5月间，蒋犯路过小冲里见现役军人之妻×××在自留地插山芋，以低级下流语言进行调戏直达奸污，致使女方受孕。于1969年（古历）正月26日生一女孩。此外，曾与两个有夫之妇腐化，破坏他人家庭。影响极坏。案发后尚能坦白认罪，根据我党“坦白从宽”的政策精神，依法从宽判处有期徒刑3年。交群众监督执行。 + +## 破坏军婚 + +　　破坏军婚犯　俞昌银　男，29岁，本县太丰公社人。 + +　　俞犯自1967年初至68年春，采用不择手段，对现役军人家属×××进行了奸污，甚至诱骗女方冒充夫妇同宿旅社，致使女方受孕生一女孩，当女方怀孕后又企图堕胎。案发后，竟串通宗族，利用宗派关系嫁祸于人，认罪态度差。此外，还制造赌具出售，长途贩卖香烟高价出售。又于68年积极参与偷窃防汛木材。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交群众监督执行。 + +## 破坏军婚 + +　　破坏军婚犯　潘家旺　男，27岁，无为县人，现住本县戴镇公社。 + +　　潘犯以说笑打玩等各种卑鄙手段，对现役军人未婚妻×××进行引诱，直至多次奸污，致使女方受孕。潘犯为逃脱罪责，同女方计谋打胎无效，于1969年6月生一男孩。此外，自67年至69年参加赌博20余次，潘犯破坏军婚后果严重，案发后认罪态度较好。根据我党“坦白从宽”的政策精神，依法从宽判处有期徒刑2年，交群众监督执行。 + +## 破坏军婚 + +　　破坏军婚犯　王世根　男，24岁，无为县人，现住本县烟墩公社。 + +　　王犯无视国法，于1967年对现役军人之妻×××，进行了多次奸污，致使女方受孕。后企图逃脱罪责，竟计谋打胎未逞。于1968年古历11月生一女孩，影响极坏。但案发后尚能坦白认罪，根据我党“坦白从宽”的政策精神，依法从宽判处有期徒刑2年，交群众监督执行。 + +## 破坏军婚 + +　　破坏军婚犯　戴履荣　男，26岁，富农成分，本县家发公社人。 + +　　戴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道德败坏，从1968年以来，多次调戏军人家属×××，并进行了多次奸污，严重破坏军人婚姻家庭。军人退伍后，戴犯仍与女方纠缠勾搭，致使军人上吊自杀（未成），情节恶劣，影响极坏。根据我党政策精神，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年，交群众监督执行。 + +## 破坏军婚 + +　　破坏军婚犯　徐大金　男，22岁，本县九连公社人。 + +　　徐犯道德败坏，品质恶劣，自1968年11月起利用工作之便，采取卑鄙手段，对现役军人之妻×××进行调戏，直至奸污，造成女方受孕，于1970年2月生一男孩，影响极坏。为护我长城，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年，交群众监督执行。 + +## 强奸妇女 + +　　强奸犯　吴启贵　男，26岁，本县桂山公社人。 + +　　同案犯　吴启荣　男，28岁，本县桂山公社人。 + +　　同案犯　吴宝祥　男，25岁，本县桂山公社人。 + +　　强奸犯吴启贵与同案犯吴启荣、吴宝祥于1970年10月5日夜，砍柴路过章××家，见章妻一人在屋内，叫开大门，闯进女方房内，吴启贵、吴启荣对该女进行猥亵。后吴启贵一人在房内暴力强奸女方。吴启荣、吴宝祥两人在屋外放哨。当章夫归来时，吴启荣、吴宝祥上前纠缠，帮助吴启贵夺门逃走。 + +　　吴犯强奸妇女，罪行严重，民愤很大，本应严惩，但能坦白交待，认罪态度较好，根据我党“坦白从宽”的政策精神，依法判处有期徒刑5年，交群众监督执行。 + +　　吴犯启荣，平时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流氓成性，曾调戏玩弄3名妇女。更严重的是怂恿协助他人犯罪，情节恶劣，民愤很大。案发后认罪态度差，根据我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精神，依法从严判处有期徒刑7年，交群众监督执行。 + +　　吴犯宝祥，协助他人犯罪，本应依法惩办，但能坦白交待，认罪态度好，根据我党“坦白从宽”的政策精神，决定从宽处理免予刑事处分。 + +　　 奸污幼女 + +　　奸污幼女犯　王新会　男，22岁，本县城关人，现下放在何湾公社。 + +　　王犯资产阶级思想极为严重，品质极端恶劣，于1970年2月23日中午将邻居何××的6岁女孩哄骗到王犯自己家中，后将女孩抱到床上奸污，残无人性，品质恶劣，影响极坏。但案发后能坦白交待，认罪态度较好，根据我党“坦白从宽”的政策精神，依法从宽判处有期徒刑2年，交群众监督执行。 + +## 盗窃窝赃 + +　　盗窃窝赃犯　夏日满　男，55岁，庐江县人，住本县葛林公社。 + +　　同案犯　徐拐娣　女，45岁，夏日满之妻。 + +　　夏犯解放前充当伪兵，解放后当过土匪。曾因盗窃民财、拐骗妇女等罪定为坏分子。1961年唆使抢夺汽车上大米3包。1967年以来，又屡次在泾县、孤峰、周冲、葛林、燕山等地偷窃树料、胶鞋、被絮、猪肉、山芋等物资。1969年4月公然纠合劳改逃跑犯查大中盗窃作案，并积极为查犯窝赃，指使其妻徐拐娣销赃。依法判处夏犯有期徒刑12年。对徐拐娣免予刑事处分，给予批判教育。 + +## 窝赃 + +　　窝赃犯　吴纯发　男，54岁，桐城县人，现住本县弋江公社。 + +　　吴犯包庇坏人，知情不报，进行窝赃，坐地分赃。1969年12月开始与劳改逃跑犯查大中相互勾结，于1970年元月上旬支持查犯伪造公章，供给作案工具。更为严重的是吴犯接受盗窃犯查大中的大量赃物进行窝藏，并分赃得布疋150余尺，情节严重，本应严惩，但案发后能坦白交待，认罪态度较好。根据我党“坦白从宽”的政策精神，决定从宽处理，免予刑事处分。 + +## 贯偷 + +　　贯偷犯　葛先明　男，30岁，含山县人，现住本县奚滩公社。 + +　　葛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好逸恶劳，一贯进行偷窃犯罪活动，自1960年起，流窜芜湖、合肥、屯溪、祁门、青阳等地偷窃作案20多次，偷窃衣物、板车等200多件。经政府多次教育，但毫无悔改，继续偷窃，实属屡教不改的贯偷分子，罪行严重，依法判处有期徒刑7年。 + +## 盗窃 + +　　盗窃犯　俞尔运　男，51岁，本县东塘公社人。1947年至1948年先后两次出卖壮丁，充当伪兵，1949年被我军俘掳，后开小差逃回家。 + +　　俞犯从1959年在许镇粮站当临时工期间一贯小偷小摸，生活腐化，经多次教育，仍不悔改。更为严重的是1970年元月15日晚趁值班之际，窃取了粮站仓库门的钥匙，打开库门，盗窃国库粮食1170斤，影响极坏，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年，交群众监督执行。 + +## 盗窃 + +　　盗窃犯　董昌平　男，24岁，宣城县和平公社人。 + +　　董犯于1970年2月深夜潜入我县茆镇供销门市部，盗窃白、兰布180市尺；1969年12月4日勾结吴××等窜进石铺供销门市部，趁机盗走包皮布13市斤，董犯得3市斤；又先后盗窃弋江木材站、粮站、搬运站的木材、跳板、晒箕等物。案发后尚能坦白认罪，退还赃物，确有悔改表现。根据我党“坦白从宽”的政策精神，依法从宽处理，免予刑事处分。 + +　　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小撮阶级敌人，只有彻底坦白，低头认罪，悔过自新，才是唯一出路；如执迷不悟，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 + +　　全县革命人民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百倍提高警惕，继续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继续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更大的胜利而英勇奋斗。 + +　　 1971年1月2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7/000002.txt b/CCRD/0/8/7/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41779874d2839ad6112098fcc41789646091b56 --- /dev/null +++ b/CCRD/0/8/7/000002.txt @@ -0,0 +1,143 @@ +# 父亲周钦祺的“上书” + +　　<整理者、周成林> + +## 【整理者周成林按：这是家父的数封“上书”，现谨钞录于后，并更正了信中几处错字及标点。】 + +## （一）一九七一年七月致国务院文教办公室的信 + +　　（国务院文教办公室：） + +　　（看了人民日报1971年7月24日第一版登载的“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古为今用’的伟大方针，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掘出大批珍贵历史文物”的报导后，心潮沸腾，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 +　　我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五年制）1959届的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实习研究员。1961年4月由于内蒙古自治区要建立科学分院，我乃由北京调到内蒙科学分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仍然是搞考古工作）。后来由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贯彻，内蒙科学分院于当年10月左右撤消，我便被调到内蒙卫生厅药发局，后又调至内蒙区医药站，谁知区医药站不久又撤消了，最后被调到现在的呼市医药公司当了中药业务员，算是完全彻底地“改了行”。 + +　　虽然“改行”十年，但是对于我所学的考古专业仍然是十分热爱的，“恋栈”之心，时刻铭心；“归队”打算，经常思念。记得在1963年初，我先后曾向你们以及郭沫若院长、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党总支等有关单位去信，申述我的要求（因为我是四川成都市人，现在一家老小——母亲、妻、儿女都居住在成都），请求组织上能帮助我重返本专业的工作岗位，并且可以解决家庭长期分居异地所造成的种种困难。 + +　　感谢党的亲切关怀，当时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将我的去信转至内务部人事局，内务部人事局除了将我的信又转到原内蒙人事局外，同时还给我复了示。后来原内蒙人事局经过认真考虑后，同意可以通过组织联系，将我调回成都。另外，川大历史系党总支和川省博物馆也给我以复示，说明暂时不需要调入人员。 + +　　（以后，在1965、1966年我们单位以及原呼市人事处都曾先后通过正式公函，向原成都市人事处联系过调我的事，可是因为原成都市人事处不同意调入，终成泡影。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伟大的政治运动，以及各省、市、区忙于斗、批、改，我的请求也就暂时被搁置下来。） + +　　（1968年10月30日呼市革委会组织组以“（68）政组干字256号”公函再向成都市革委会组织组及成都有关单位联系，说明我本人的要求和家庭实际困难，请求对方能予以“尽量给予照顾”，不久呼市革委会商业局也过函成都方面联系此事，但是成都市革委会组织组始终是不同意我调回成都。我十年来的心愿，直到现在可算是始终未得到合理的解决。） + +　　尽管如此，我在现在的工作岗位，还是尽最大努力克制自己的不安情绪，去完成本单位领导交给我的本职工作。但是，我坦率地承认，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由于所学非所用，再加上夫妻长期分居（只靠每年的十二天探亲假，才能短暂地共同生活在一起）所造成的思想苦闷，因而始终未能作到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这对党的工作、社会主义事业以至于个人的身心健康都是不利的。由于这种种客观和主观因素，我的神经衰弱也就加重了，精神病院的大夫诊断为“神经官能症”，现暂让全休。 + +　　当然，从我自己来说，作为一个两代工人的子弟（我祖父是店员工人，我父亲是汽车工人），又受了党、团21年的教育（我是1950年在成都参军的，1953年由成都调到北京内务部，1954年由内务部保送考入北大，当调干学生的），一切应该服从党和国家的需要；我也由衷信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的英明、正确。毛主席教导说：“……干部有疾病、生活、家庭等项困难者，必须在可能限度内用心给以照顾。这些就是爱护干部的方法。”（毛主席语录246页）正因为如此，我才不揣冒昧地、不怕耽误你们宝贵的时间，给你们呈述我的实际心情和困难，请你们原谅我的无礼吧。 + +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由于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及陶铸的反动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谬论，加上杨、余、付，王、关、戚等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左”、右干扰，曾经一度欲将我们伟大祖国的优秀历史遗产、文物、古迹肆无忌惮地加以破坏，对于一些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思想问题和写过一些错文章、说过一些错话的（当然，由于他（她）们过去是受的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也不完全正确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这是事实）、但却是热爱毛主席、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一些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工作者——例如刘大年、夏鼐、陈垣、周培源、周一良等老师以及一般考古人员如王仲殊等等同志（他们中间，有的是直接教过我的老师）都打成反动权威；刘少奇这一伙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借口什么批判、打倒“四旧”，甚至企图扼杀一切优秀的科学文化事业，考古文物工作也好，体育运动也好……等等，都被他们及其在各地的走资派、牛鬼蛇神横加蹂躏，他们完全违背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忘记了“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这一伙政治骗子手，身为中国人，却成了中华民族的败类。是可忍，孰不可忍。 + +　　但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明指引下，在广大工农兵群众热情的支持和帮助下，各地的文物、考古工作者顶逆风、战恶浪，除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加强自我改造并接受广大群众的再教育外，批判了那种“厚古薄今”、“玩物丧志”、“为学术而学术”、“技术第一”、“烦琐哲学”等等一系列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路线，与此同时，他们立足本职，坚守岗位，几年来在广大群众的直接协助下，开展了大规模的文物保护和田野发掘工作，发现了大批前所未有的珍贵历史文物。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文化大革命发现的大量珍贵历史文物和古迹、遗址，对于广大群众进行生动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可以说是一本本活的史料“教科书”。 + +　　（我们伟大的祖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埋藏在地下的历史文物可说是还无计其数，有待于我们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同时，使它们“重见天日”，以丰富活的“教科书”。定陵地下宫殿、成都王建墓、西安半坡村遗址、云岗、敦煌、龙门石窟、殷墟遗址古墓葬等等等等，不就是活生生的阶级教育展览馆吗？！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内发现的两件“金镂玉衣”，不是使广大群众目睹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和对广大古代劳动人民的残酷压榨；同时也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工艺技巧吗？！……） + +　　看了人民日报的报导和发表的实物图片后，我的“恋栈”之情更加增强，“归队”之心，倍觉油然而生。敬爱的首长同志们，正是在这种心潮起伏的情绪下，我向你们写了这封长信，再次呈述我的恳求。我虽然思想水平不高，专业知识也学得不够好，但我今年才39岁（还算是“盛年”），我愿意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非无产阶级世界观，继续学习专业知识，以便能在文物考古工作中多少起一个螺丝钉的作用。党和国家用人民的六、七千元，苦心孤诣地培养了我五年，让我学习考古专业，可是我却“学非所用”，这多么辜负党和国家、人民的期望啊。我真是感到内疚！ + +　　（因此，我恳切请求你们：） + +　　第一，能够在党的政策的范围内，帮助能重返本专业（文物考古）工作岗位，无论是文物工作队也好，博物馆也好，有关文物考古部门也好。我相信我们伟大祖国、我们伟大的党、我们人民的政权是最“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在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国家里，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是根本不可能直接向中央写信呈达自己的要求的，也是根本不可能得到重视和适当的解决的。我相信你们会“在可能限度内用心给以照顾”的。 + +　　第二，我虽然原在北京考古所工作，但我并不幻想能重返原单位，因为北京调入人员是很不容易的，如前所述，由于我们夫妻长期（十年）分居，经济生活以及家庭关系都很紧张、困难。因此，我恳求你们协助我能调回四川，如果成都市实在进不去，那么郊区也行，省内邻近专、县都行。 + +　　迫切陈词，专候复示；如有错误，请加批评。 + +　　此致 + +　　（革命敬礼） + +　　 原北大考古专业59届毕业生周钦祺上71.7.27 + +　　又及：由于我的实际困难，本单位以及呼市多年来，一直同意“放”我走的。 + +　　此信抄呈：中国科学院院长办公室、四川省博物馆革委会（整理者按：这封信的首页下方标明：“30/7与夏鼐去信”） + +## （二）一九七二年十月给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信与复信，其中提到夏鼐先生（注）的复信，整理者并未发现，恐已遗失。 + +## （1）去信 + +　　（敬爱的牛兆勋副所长：） + +　　您好！ + +　　去年七月卅日我曾经给夏鼐所长去过一信，后来夏老师在百忙中赐复一信（71.8.6），内言“如有意见，不妨向本岗位领导反映，组织上当能予以考虑也”。现在，我所以单位党组织同意我调出。 + +　　最近，我从人民日报上见到夏老师出国，到阿尔巴尼亚参加学术会议，临行时，您曾到机场送行，因而知道您现在仍在考古所工作，所以这次再去一信，还是提一个老问题，我想“归队”，为国家、为毛主席争口气，搞我的考古工作。 + +　　（千万请您协助我，给四川成都去一个口信或便函也可（您是我在成都县中时的军代表，我参加50部独11军教导团时的介绍人），让我到四川省博物馆也行，在成都市文化局也行，在川大历史系也行。） + +　　千万请您帮助我说一句话。另外，务请赐复！！！ + +　　 周钦祺上72.10.1 + +## （2）复信 + +　　（周钦祺同志：） + +　　你好。 + +　　十月一号的来信收到。 + +　　关于你要求调动工作的问题，还是通过组织上解决。由个人出面不好办。现在四川和成都市博物馆和文化局的负责人是谁，我一概不清楚。若是认识的老同志提一提此事也可以，要是不认识，就不好冒昧的讲了。 + +　　你自己可以通过成都的同志们，先了解四川是否缺人？然后再请组织给以调动。 + +　　以上想法，不一定对，供你参考。 + +　　（致以敬礼！） + +　　 牛兆勋十月九号 + +　　（——————————————————————） + +　　注：夏鼐，（1910—1985）考古学家。字作铭。浙江温州人。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9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获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1941年回国，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等职。1974年起曾先后当选为英国、德国、瑞典、美国、意大利等国科学院的院士、外籍院士或通讯院士。曾主持和指导明定陵长沙马王堆等地的考古发掘工作，是现代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之一。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中西交通史、中国科技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卓著。主要著作有《考古学论文集》、《考古学与科技史》、《汉代的玉器和丝绸》、《中国文明的起源》。主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并领导《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编写工作。 + +## （三）一九七八年五月致赵紫阳的信，赵当时主政四川。 + +　　（敬爱的赵紫阳同志：） + +　　在您为全川九千万人民日夜操劳的百忙事务中，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干部，不揣冒昧地给您写信，抱着一线希望，恳求能得到一点帮助，实在是事出迫切，不得已而为之；此外，也是受到人民日报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二日第一版关于“四川切实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报道的鼓舞。 + +　　我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9年应届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后在西安研究室、本所学术秘书室工作。1961年5月由北京调呼和浩特市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分院考古研究所任实习研究员，当年末内蒙分院撤消，我乃改行到了呼和浩特医药站工作，搞中药材业务工作。由于我的家在成都，有一定实际困难，早在1962年时，我就曾通过组织和老师、同学的关系，向川大历史系、四川省博物馆等有关单位联系过调返成都工作的问题；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又曾多次提出过这个要求。但是，遗憾的是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殃民祸国，横行霸道，像我这类问题，根本无法得到妥善解决，以至就延误耽搁下来。 + +　　以上简述随附呈上我手边尚保留下来的部分原始材料，请参阅之。我的问题未解决前，请经办同志代存之。 + +　　霹雳一声春雷，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全国人民得到了第二次解放，真是老有所归，幼有所养，才有可用，人有可为！现在，党提出在公元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只要是一个爱党、爱祖国、爱人民的中国人，谁不为之欢欣鼓舞，谁不愿热愿把自己的一分精力和一技之长贡献给伟大的“四个现代化”？！ + +　　我学的是历史考古，对历史古笈和古典文学也比较爱好。虽然原学专业已丢生了十来年，但重新温习温习，还可以搞些科研辅助工作，或者在图书、资料方面还可以跑跑龙套、打打杂，可能差胜于“外行”。今年我才四十六岁，身体基本健康（就是去年双脚因冻伤，作了截趾手术，行走不方便，可以走路，坐着工作没问题，此情请用人单位向我现所在单位党组织了解），如无“天灾人祸”，还可以为党和人民再干十几二十年。 + +　　我的母亲王静轩现住成都市上池北街十九号（父亲是个老工人，一九六六年病故），哥哥周钦福，现在成都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工作。妻子林永芳，已于1974年3月离婚，有子、女各一人，经济上皆由我负担。如果用人单位需就近了解情况，可到上述地址查询。 + +　　至于回到成都后，在哪个单位，干什么工作，我听从组织分配。 + +　　“毛遂自荐”，自觉才疏，迫切陈词，急盼指示！ + +　　敬祝 + +　　（身体健康） + +　　 原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9届毕业生周钦祺敬上1978年5月8日 + +　　[整理者按：据此信底稿第二段，写信人删去如下一段话：“我也曾向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内务部人事局以及我的老师、老首长夏鼐、牛兆勋同志、冯汉骥、杨建芳等先生请求过帮助。”现再将杨建芳先生一九六二年回信钞录于下。] + +　　（钦祺同志：） + +　　接读上月廿九日及卅一日来信后，再次向我系党总支组织委员（专门负责我系人事工作）汇报请示。据覆川大方面不能先向内蒙历史所要人，因冯先生及我向上级反映之情况，仅係私人间之通信，不能视同正式公事。如贵所组织上向川大人事处联系，川大方面可予考虑研究，云云。希接信后，速向贵所组织上反映并进行联系。我个人所能尽力而为的，仅此一点。至于联系后，结果若何，则非所能逆料。然事在人为，容或有成功的希望。谨此预祝事情进行顺利。 + +　　（祝好） + +## 杨建芳书 + +　　 1962年4月9日 + +　　汝个人亦可直接向川大历史系党组织联系。又及。 + +　　（————————————————————————————） + +　　（据网上资料：） + +　　杨建芳先生，現任香港藝術館顧問，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及研究院(考古)，後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及四川大學歷史系從事考古學研究及教學。1979年至1995年，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研究員及署理研究中心主任。1995年退休，仍兼任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教席及香港藝術館顧問。專著有《安陽殷墟》、《玉器之美》、《中國出土古玉》、《中國古玉書目》、《中國古玉研究論文集》等及論文多篇。（http://www.cciv.cityu.edu.hk/cciv.php?redirect=/~cciv/culture/2001-2002-a/yeung_kinfong/index.php） + +　　冯汉骥先生：生于1819年，卒于1977年，原宜昌县小溪塔冯家湾村人，人类考古学家。1935年获哈佛大学人类考古学博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四川大学历史系主任，四川博物馆馆长等职，主持过大量的考古发掘工作。通过对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族的研究，推断出我国早期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除黄河流域的半坡外还有一支应在长江以迤南，1973年浙江宁绍地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了他这一论断的正确性。撰有《成都平原的大遗迹》、《四川古代的船棺葬》、《云南晋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探讨》等大量学术价值很高的论文。 + +　　· 来源： + +　　根据网络材料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7/000003.txt b/CCRD/0/8/7/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74641bebbbc51b07cda3168f8e2d83e47f8aa7 --- /dev/null +++ b/CCRD/0/8/7/000003.txt @@ -0,0 +1,239 @@ +# 关于“小反革命”郑明仁破坏毛泽东像的五次审讯记录 + +　　[1971年端午节前后，江西景德镇市景西区江村公社严台大队柏川生产队地主分子查某枝15岁的小儿子郑明仁因贪玩下河游水回来晚了，查某枝一气之下没有给儿子吃饭，郑明仁愤愤地在家里用粉笔写了两行字“没有吃进（怎）么办？”。6月30日柏川生产队两名保管员在全队挨家挨户清查生产队的物品时，发现了这两行字，因为当时当地正在闹粮荒，而字又是在地主婆家发现的，遂被上纲上线为这是污蔑社会主义，被定性为反动标语，按照档案中所说，当时查×枝就被“造反”了，当时还嘱咐查×枝将字迹保存好，留作批判用，这以后的某天郑明仁的哥哥郑明智因为害怕把这两行字给擦掉了。7月7日下午，柏川生产队民兵来到查某家查看所谓的“反动标语”被擦掉时，意外发现在她家堂前橱柜上的托盘中有一张剪断的伟人像，头部还有被划叉的痕迹，民兵们意识到这显然是一起“恶毒侮辱我们伟大领袖的”反革命案件，立即上报组织，这个事情也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 + +　　当天晚上，柏川生产队有关人员突击提审了地主婆查某某和大儿子郑明智，当时小儿子郑明仁因去经公桥姐姐家不在当地而没有讯问。经过突击审问，哥哥郑明智先承认是自己搞的，但在7月12日经过再三考虑后哥哥翻供，指出是弟弟搞的。7月13日郑明仁回到家，马上被生产队的人带走讯问，郑明仁承认是自己搞的。 + +　　根据《案件呈批表》所显示的内容，虽然大部分群众的意见是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交群众管制（即在当地由群众监督劳动，不判刑），但公社党委的意见是“根据该犯极端反动罪名，要求依法办”，区革命领导小组也是建议法办。最后的结果是年龄太小而没有被逮捕判刑。] + +## 笔录（一） + +　　时间：七一年七月十三日晚九时五十分 + +　　地点：柏川队下放干部宁求明宿舍。 + +　　（问话人：江鸿文。） + +　　答话人：郑明仁。记录：程东林。 + +　　我叫明仁，今年不知几多岁，我数猿（属猴）。我七号去经公桥，到我姐那里去帮姐带人。呵，可能是我姐夫叫我去帮他带人。我今天吃中边到家，我母亲在家吃中饭。有一天我去戏水，我母亲不给午饭吃，我就在楼上写了：“没有吃进（怎）么办呢？”房门锁就是那一天在我身边。 + +　　今日我来家，我母亲没有和我讲什么，就是叫我磨点麦。我哥哥什么话都没有和我讲，我没有讲（假话），你可以去问我哥哥。 + +　　在初发电的时间，去年12月10几日是我把一个掛历牌用饭碗划了个圈，中间留了个小眼，剪下来做电灯盖，没有注意上边有毛主席像我就把它剪了。 + +　　剪时，没有人在我家里。 + +　　日历原来是长度，有毛主席挥手像，带来红卫兵手套，两边有“大 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对联一样字，下边有一个自己做的“忠”字，剪下后的日历，先是放在厨里，是进房门的正堂前厨顶抽屉里，是剪了一个圆点 做灯罩，其它我自己没有动。是不是我侄女（三、四岁）动了，我哥哥没有剪，我嫂嫂又没有看见我剪，我也没有看见我哥哥剪。我其它没有做什么事，就是写了 字，剪了主席像。以后，我自己没有搞，就是不知我侄女动没有动。我就是做了这两件事，其它我又没有做什么事。 + +　　我吃了午饭，就去磨小麦粉，磨练一升多麦，我母亲没有和我谈什么话。 + +　　我老师只准我两日假，老师讲过十四就要割麦，我想到超了假就来 家的，我在姐姐那里来去共七天。来家是我自己要来家的，就是因为玩的时间长了。没有人写信给我，没有人叫我来。可能是昨天，我姐讲“我这里在割麦，你请了 几日假，你也去割麦吧！”今日我在姐家过来碰到玉光，就是问了他××××买黄烟，其他没有讲。 + +　　我就是做了二个事：楼上的字是我写的，日历牌是我剪了做灯罩，别的事我都没有做。 + +　　日历牌做灯罩是过年第二天初二在田畈里放电影“英雄儿女”后几天做到，毛主席像是在灯罩的上面一层，灯罩上，下层都用写大字典纸，是白纸写了毛笔字的，是我用来汤浆糊的，一直挂到摘春茶，春茶快下山时我取下来的。 + +　　剪毛主席像的事我还是今日烧晚饭时，我嫂问我：“明仁，日历牌上的毛主席像是你剪短吧？”我说：“是我不小心剪的”嫂嫂说：“你这么那儿“懂”呀”我说：“你到那里去？”她说：“到河里去洗屎。”我说：“你把宪（苋）菜带去洗啰” + +　　从经公桥吃早饭出来，坐班车到九龙，中午到家，我哥哥、我母亲、我嫂嫂都在家。我妈说：你做些出奇事，真“雄”呐！，你一个还弄两个来怄气。 + +　　回来，我妈说：这主席是你剪的吧？ + +　　原日历牌下头两边还贴了连环画，以后剪了一个圆点，其它我什么都没有搞，也没有写字，下头、上头我没有搞什么掉，贴的画是我撕掉了，其他我什么都没有搞，确实的。 + +　　剪主席像还是我初二队里演“英雄儿女”以后……（同前） + +　　问：你剪主席像你妈没有看见你剪，为什么你母亲怎么你一进门说是你剪短呢？ + +　　（答：大概是今年××暑时，我哥哥同××一起犁堂民山地回来时在家翻到剪掉的日历起来，他说：“×仁，你要注意一点。”我讲：“注意什么？”他说：“这个也可以乱剪呐？”） + +　　剪下来的日历，小块的是我侄女拿去戏了，大的还是放在抽梯 （屉）里。是我把多的日历丢在抽梯（屉）里。我没有看，除了剪圆的以外，其他地方我都没有动。我母亲，我哥哥都做事去了。我嫂嫂去过猪草去了，没有那 （哪）个看见我剪。是放在堂前桌上剪掉，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从反面剪掉，剪完后，多余的，先是丢桌子一边。没有剪之前，日历牌是挂在房门口柱子上。除了 剪了灯罩外，在日历下两边贴了画，其他都没有搞，确实的。 + +　　昨日我姐叫我回家，后又叫我跟她挑些肥料就没有来家。是我姐讲：“这里割麦你要回家。”我去是准备和她带几回人，带来冻水、黄瓜。回来就是带了一个菜桶，没有带什么。 + +　　（我今日就是到了菜地，其它没有到哪里。我嫂嫂没有和我讲什么，她平时也不跟我讲什么。） + +　　今日回来，我母亲问我，这主席像是你剪掉吗？“是”我先回答：“是何里的主席像啊？”“是”我哥哥说：“你想害死我俩个人！”这时，我嫂嫂带小孩出去了。 + +　　我嫂嫂吃晚饭没有和我讲。 + +　　问：在毛主席像头下也搞坏了，是不是你，是你就如实讲，不能乱说。 + +　　答：除了剪了圆圈，头部我没有动。头上是真的没有搞。 + +## 笔录（二） + +　　时间：七一年七月十八日晚八时四十五分 + +　　地点：柏川队郑国荣家。 + +　　问话人：程××。 + +　　答话人：郑明仁。 + +　　问：今天上午区里和公社五个同志在你家跟你讲的话你记得是讲哪些？ + +　　答：工作同志告诉我，要我听毛主席的话，做老实人。我不再说假话，你问我什么我就老老实实讲什么。一定。 + +　　问：你把你家里那张日历牌上毛主席像的使从头到尾慢慢讲，要老老实实，是怎样就是怎样，你开始讲啰。 + +　　答：原来一个日历牌是掛在我母亲的房门口进门右边，主席像是手 上戴了红袖套，手上拿了一顶帽子。日历牌是我从母亲房门口进门右边取下来的。我取下来是做灯罩，时间是队里在阴历正月初二放“英雄儿女”电影后五、七日剪 掉，就是剪了一个圆电灯罩，别地方我没有动。当时我是用一只白蓝边反（饭）碗，用圆珠笔画了一个圆，还用了今天那把剪刀，从右边剪起，右边和左边都剪断 了。日历牌取下来时看见有主席像，日历拿到四方吃饭桌上是反面朝上，用碗画完圆以后，把碗放在一边就剪了。灯罩中间的小圆圈是我取下电灯头上的塑料做的小 圆圈画的，后用剪刀在中间剪一个洞，再剪开成一个小圆圈。当时家里没有人看到。是快到中午时间剪的。当时吃饭方桌是放在堂前不是正中间，也不是靠壁，靠壁 地方可以放一张凳子。剪下来的日历纸板破裂的，先是我放在吃饭桌抽屉里，后我在搞春茶后五、六日，因为空吃（出）饭桌抽屉放写字簿，再把剪了的日历牌放到 靠我母亲房门边的大厨的抽屉里，是我吃早饭上完第一节课时回家放的。我家里没有人在家。做到灯罩是先用针缝了以后，又用我姐夫给我包面条的纸，用米汤水粘 在灯罩后面两面。做的灯罩一直掛到摘子茶好几日才拿下来。取下来后我放在堂前大厨中间的抽屉里。从放以后，我从来没有看到过。 + +　　问：你什么时间到经公桥姐姐家里去的？你去经公桥之前在家里看见过剪下来的日历牌没有？ + +　　答：在学校门口开批斗会那日夜上，我在家里睡觉，我哥哥在×× 家登记二分去了，第二天我还到学校里读了一天书，这日我到学校里老师叫我到他房间里谈了，第三天才到经公桥去的，带来一大瓶玻璃瓶冻水，带了一双鞋子和一 条短裤子，还有洋瓷菜盆内装了一些菜和大米，上述东西都是我母亲给的，衣服鞋子是我自己拿的。是七号去的，十三号来家，共七日。学校门口开批斗会第二日托 盘东西还放在厨顶上的，这天早上是我嫂嫂把托盘里有油的米煮了早饭吃，这日队里是早上4点半钟出勤，10点钟收工，下午3点半出勤，六点半钟休工。用托盘 里有油的米煮饭吃是听我侄女跟我母亲讲的，是早上10点钟我收工回来的时候，我当时在家里。吃完午饭后，我母亲就把托盘东西拿到房间里去了，还是用朔料纸 （白色）盖章托盘上的。以后我母亲又出工去了。房门锁了的，锁时（匙）我母亲带走了。晚上睡觉我看见还是用朔料纸盖在托盘上的东西。第三日我去经公桥，我 母亲把我去经公桥的东西收好了，放在吃饭桌边的凳上，我母亲对我说：“你吃起饭就要走呐，日头出来晒人家，我要做事去了”说完就拿着篮子出去了。我吃了早 饭，在房门口收录自己的衣服，此时，房门已锁了，托盘东西还在我母亲房内。我吃了饭，我挑了东西（一头是自己的，一头是姐的）就走了，走时，××还在× 米。 + +　　主席像我没有动其他地方，就是剪了灯罩，日历牌下边两边贴了连环画，上边也贴了一些，后撕了。剪完剩下的，我以后都没有动过。 + +## 讯问笔录（三）（71.7.19夜晚 柏川） + +　　问讯人：江伟术 王×民 ? 记录人：刘键吾。 + +　　在郑明仁交代画了毛主席头部以后（见图画） + +　　问：你是什么时候划定？ + +　　答：剪了点灯罩以后，有一次学堂开了批斗大会，戴老师叫我到房 间去，把门关到，戴老师问：楼上“没有饭吃怎么办是你写的吗？”我讲：“是我母亲没给中饭我吃，就把房门锁到了，我就没有饭吃，肚子饿了，跑到楼上去写 的。”她说：你有十几岁了，下次再不能写了，不能这样做了。以后就出去上课了。 + +　　这个毛主席头上画的，是我剪了点灯罩，没有几日，也是放《英雄 儿女》，在柏川放的，大概是正月初二，放电影以后五六天，在学校拿回一些读过的旧书，先准备放在台里抽斗时，看见那剪下来的毛主席像，我就拿了出来，一时 思想糊涂，我拿出来用那把新建到（剪圆圈用的），先知毛主席像头部用剪刀尖划乱叉，又用剪刀刮眼珠子（两个），以后又用剪刀刮嘴，刮了以后，放在进房门的 旁边橱里去了，是早晨上了一节课发书，发新书拿旧书回来家是涂的，那时嫂嫂打猪草去了，哥哥喂牛去了，母亲也做事去了。又去学校上第二节课。 + +　　问：那时上来几天学？ + +　　答：上来好几天，读了几天的书，再发新书，是发书店那天划的。 + +　　问：刮毛主席像时你怎么想到？ + +　　答：那时发我的书是一本断了线的书，我就想，老师发别人好书，发我坏书，又一想，服从组织，心里不满意，就刮了主席像。 + +　　问：这不是真实思想？ + +　　答：我哥哥讲，你读了几年书，排（？）年都是四年级，有些气人家，就在毛主席像上打了叉。涂的时间也没有怎么想，就是端起剪刀刮，。 + +　　问：刮了毛主席像后，对你家的人讲过吗？ + +　　答：没有讲过。 + +　　问：什么时候拿出来的？ + +　　答：造反以后拿出来的，我本人到经公桥去了，我不知道，到经公桥回来以后，我母亲讲：你还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还划毛主席像，你做这个事，害我同哥哥两个人，何必做这个事呢！ + +　　问：以前问你为什么不承认呢？ + +　　答：我肚里有些惊到了，有些害怕，怕座（坐）法庭（怕劳改）。 + +　　问：现在呢？ + +　　答：不能隐瞒，查到了也没有好日子过。毛主席教导，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 +　　问：你去经公桥时拿了毛主席像出来吗？ + +　　答：我没有拿。书案上也没有，我没有看到。我母亲游街托盘还见放在房里用油纸盖到的。我走时是这样。 + +## 讯问笔录（四）（1971.7.23 柏川） + +　　问：郑明仁，你老老实实把你的罪行交代清楚？ + +　　答：我是1956年出生的，哪一个月记不清楚，我是读四年级。 + +　　在经公桥去以前，我没有考虑过会发现我剪了毛主席像的问题。 + +　　问：剪毛主席像划（刮）都是你吗？ + +　　答：是的，确实是我。 + +　　问：什么时候刮毛主席像？ + +　　答：记得是中学的宣传队来演戏，我妈去扫祠堂，准备演戏，我哥哥砍草去了，嫂嫂不知在不在家里，吃午饭时我母亲去扫祠堂，她一去我就刮。我看到村子里一些杂七杂八的事，都叫我母亲去，帮五七大军做豆腐干，也要叫我母亲去。 + +　　第一回还是学堂发书时我划到，是用剪刀尖打了叉，又在毛主席像嘴边划了一下，用剪刀刮眼珠和嘴。以后叫我母亲扫地，还是照原样划，那时没有大刮，什么事情都要我母亲做，我认为是毛主席派来这些人叫我母亲去扫地的。 + +　　问：剪圆圈时怎样想到？ + +　　答：因到曾××家，看见他家用白纸剪了当灯罩，所以我回来就用掛历做点灯罩，当时我经（尽）量不剪到毛主席像。我自己剪时没有人看到，剪下来的两头就丢下抽屉去了。 + +　　问：这个事你家里母亲、哥哥晓得吗？ + +　　答：我剪时我哥哥没有看见，我做好了放到电灯上后我哥哥看到的，但他不晓得上面有毛主席像。 + +　　问：你母亲晓得吗？ + +　　答：我母亲不晓得，也没有对母亲讲过。 + +　　问：刮毛主席像是什么行为？ + +　　答：是走到资产阶级道路上去了，是反革命行为。 + +　　（讯问记录：刘健吾 讯问：程东林） + +## 讯问笔录（五）（71.7.31晚） + +　　问：姓名等项 + +　　答：郑明仁，男，14岁，本市人，家庭出身地主，个人成分，初小文化，现在严台大队柏川小学读书。 + +　　问：你知道今晚上找你干什么事？ + +　　答：不知道。 + +　　问：你干什么坏事？ + +　　答：今年6月份我用粉笔在我自己屋里楼上方×上写了没有饭吃怎么办。 + +　　问：你为什么要写这个？ + +　　答：因为那天我上午没有去劳动，玩水去了，我母亲说我不劳动不（没）饭我吃，我就上楼去写，没有饭吃怎么办。 + +　　问：你还做过什么坏事？ + +　　答：今年阴历正月初二放英雄儿女电影时，装电灯，我在自己住的房间门背后拿来一张日历牌，开始我看见有毛主席像，我反边剪了一个灯罩，顺过来我看见剪到了毛主席像。我就放在抽箱里。 + +　　问：还有呢？ + +　　答：春节后开学，学校×老师发书，发给我一本算书左边上角破了，我当时不满意，我带回家去了，放在抽箱里，我打开抽箱看见我剪的那张毛主席像，我在主席像头部用剪刀尖打了个叉，又把眼睛撬破了，在嘴上×牌子下面也撬了一下，又把毛主席像放抽箱里。 + +　　问：你还有呢？ + +　　答：别的没有。 + +　　问：你把最近到你姐郑×秀家的时间讲一讲？ + +　　答：今年7月7日上午我到姐家去了，我带了自己衣服、鞋……一本语文，衣服鞋子，是我在堂前拿的，书是堂前书包拿的，暴米、大米都是我母亲拿的。 + +　　问：你在毛主席像打了几次叉？ + +　　答：我共打了二次，第一次是发书那次，第二次是今年×中到我生产队去演戏，有权同志叫母亲去扫台打扫卫生，我下午从金滩口回来家看见我母亲在那里打扫卫生，我就回家从抽箱里拿出毛主席像来，用剪刀在毛主席头部原来打叉的老痕上加了一个叉，再又把像放到抽箱里去了。 + +　　问：你还搞了什么坏事？ + +　　答：其他没有，就是撕了一张我自己划的那张画。 + +　　问：你那个剪下来的那圆圈放在哪里？ + +　　答：我是放在抽箱里，现在没有看见了。 + +　　问：还有什么？ + +　　答：没有 + +　　问：你两次打叉是谁叫你打的？ + +　　答：没有人叫，是我自己打的。自己思想支配的。 + +　　问：你为什么要打叉？ + +　　答：演戏叫我母亲去扫地就是毛主席叫我母亲去扫地，所以我就在毛主席像上打叉。 + +　　问：党的政策你懂吗？ + +　　答：我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自己做的事，自己讲，不是别人叫我讲到。 + +　　问：你说都是事实吗？ + +　　答：事实。 + +　　以上事实。郑明仁（签名） + +　　· 来源： + +　　根据网络材料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7/000004.txt b/CCRD/0/8/7/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174466ac9115db2f02c9d63e3bead3d219094d5 --- /dev/null +++ b/CCRD/0/8/7/000004.txt @@ -0,0 +1,19 @@ +# 139号犯人狱中报告（关于“创作集体”） + +　　<赵丹> + +　　一九五六年，瞿白音、徐韬、刘琼、葛鑫和我（是否还有郑君里，记不清了），应北京电影艺术出版社记者的邀请，借上海旧“文化俱乐部”茶室开了一个座谈会，主题是谈各人对所谓“创作集体”的设想与意见。瞿白音自告奋勇地做了这次会议的主持人和撰稿人。我们每个人都发了言。记得我发言的主要内容大致如下： + +　　我认为，解放前电影创作上有些好的东西应该继承下来。如导演与演员之间的创作友谊是十分可贵的，导演与演员在创作上的彼此信赖和“默契”，乃是一部片子成功的要素。这种创作友谊是经过长期合作才发生、发展的，因此导演与演员的合作关系还是应该相对地固定才好。推而广之，摄影师、美工师、录音师皆如此有意识地做则更好。这样，有利于建立起艺术的独立风格。 + +　　我还列举了一些过去自己与导演沈西苓的创作友谊的事例。我又说到，过去的编剧有专为某某导演或某个演员写戏的做法也可以提倡。 + +　　我的结论是：我们这一“创作集体”应该为建立自己的艺术风格而努力，并希望各个“创作集体”都各有自己的艺术风格，这才是“百花齐放”繁荣创作的好途径。 + +　　后来，瞿白音根据这次座谈会的内容执笔撰写了《炉边夜话》一文，发表在《电影艺术》上。当时我看了此文，并未提出任何疑义或作任何更正，即是说，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全部论点的。 + +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那篇毒文中的所有论点皆是我的论点，也不为过分。因此在这儿向党向全国人民请罪！ + +　　 139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 +　　来源：李辉整理《赵丹自述》，大象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7/000005.txt b/CCRD/0/8/7/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b55d858d1d693a1f9789f37579a5c74b6e814e8 --- /dev/null +++ b/CCRD/0/8/7/000005.txt @@ -0,0 +1,251 @@ +# 林立衡对九一三事件前后的回忆 + +　　（以下林立衡的回忆，引自她于1971年10月26日完成的《对9月13日事件前后的回忆》。该回忆材料共78页，约2.2万字。在61页至62页之间，有一页沒有编号，林立衡在这一页上写道：“主席、中央：送上我对9月13日事件前后回忆的后一部分。因记忆不清，有些情节可能有出入，请审查。林立衡上1971年10月26日　于北京”。周恩来在这一页上亲笔批示：“请王印发如前 周恩来　1971.11.8”。 + +　　《对9月13日事件前后的回忆》为林立衡最接近事实真相的叙述。即使后来她的立场发生变化，也不敢贸然否认自己当年的叙说。1980年代初，林立衡在写给中纪委并陈云、邓颖超、胡耀邦、黄克诚的材料中称，“为了尊重历史，我们暂不要求退还1971年10月至12月所写的揭发材料的抄件。”） + +　　以下【】内宋体字，为书作者余汝信对林立衡有关回忆的缩写，其他为林立衡回忆的原文。 + +　　【晚上约10点多钟，在北戴河的叶群突然给在北京的林立衡打电话，要她带着男朋友张清林当夜立即去北戴河。】说林彪想见见我和张清林。我当时说身体不太好，过几天再去。叶发脾气说：“你这么大的架子，爸爸请你，你都不来。现在他病得快断气了，还没见过张清林。见到你们的事定下来，病就会好了。” + +　　【林立衡只好勉强答应了。后叶同意改为让林立衡第二天上午去。叶群】叫我把林立果的对象张宁及总医院放射科高主任也带去，并问我能否瞒过邱会作的老婆胡敏，还说吴法宪夫妇都不知道我这次去，叫我不要告诉空军。 + +　　▲9月7日 + +　　△北戴河：林立衡的回忆 + +　　【林立衡、张清林、张宁及杨森一行于上午10时多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中午11时许抵达海军航空兵第五师管辖的山海关机场。】 + +　　【中午12时，林立衡一行到达北戴河林彪住地，被安排住在56楼。林立果住在对面的57楼。去见叶群前，林立果找林立衡谈话，在场的还有周宇驰、刘沛丰。林立果让刘沛丰守着门，然后当着周宇驰的面对林立衡说：】“现在情况很紧急。昨天晚上主任要乘三叉戟飞机逃到苏修去，首长不肯跑，被主任逼得同意了。他们硬要我调飞机，我借口来不及调，推迟了一天，今天早上把周宇驰从北京找来商量怎么办。首长见了周宇驰，抱着他哭，说：‘我们一家老小都交你了’”周宇驰也说有这件事。他说：“过去张云生说主任是首长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这次首长可真叫她害苦了。”林立果接着又说，我们过去是盟军，这种时候，我不能忘了你，就让主任把你骗来了。首长、主任都不准把这件事告诉你，这件事只有首长、主任、我和周宇驰知道，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张清林。如果不是我告诉你这件事，你今天坐的三叉戟把你带到苏修了，你还不知道呢！”他冷笑了一声，说：“他们要跑，必须靠我调飞机。上午你坐的飞机还扣在机场，主任不让走，急着下午还要跑，现在就是我下不了这个决心，听听你的意见，到底跑不跑？” + +　　【林立衡听完非常吃惊，问他为什么要逃跑，林立果说：】“因为主任干了很多坏事，怕把她抓起来，在国内呆不下去了。” + +　　…… + +　　我说：“主任讲的情况准不准确？主任可是一贯造谣的，我们可不能让她牵着鼻子走，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 +　　林立果说：“是呀！我也是这样想，我已经再三劝她，她和首长还是非要跑不可，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你要不同意，我就不调飞机，还可以再拖几天。” + +　　【这是林立果第一次告诉林立衡要外逃。随后，林立衡、张清林、张宁见过叶群。接着林立衡把林立果说的情况告诉了张清林、杨森。林立衡说，】我们都很愤慨。 + +　　【下午两点多，林立衡、张清林、林立果、张宁一起去见林彪、叶群。时间约十多分钟。】他们表示同意我和张清林的关系，叫我们好好谈，并称赞了张清林和张宁都不错。 + +　　【见林、叶后，林立果又把林立衡拉到57楼他房间里单独谈话，周宇驰和刘沛丰在门外守着。林立果更详细地说了他的计划。】 + +　　林立果说：“主席最近到南方各地，直接找各大军区头头打招呼，要在‘人大’之前突然开三中全会，在会上要批判‘夫人专政’，并要把军委办事组叶、黄、吴、李、邱都整掉。主席还说事先要绝对保密，瞒过中央。” + +　　…… + +　　他接着说：“这次连刘兴元、丁盛、曾思玉都被主席拉过去了，没给我透露消息。还是武汉的刘丰透给李作鹏传出来的，还有广空司令王璞派人送密信给我。” + +　　他还说：“江西的程世清也劝我们现在小心点，还说杨栋良被江青拉过去了。江青还派人拉五军的陈励耘，可是陈也告诉我们了。” + +　　我说：“这是好事嘛！主任实在太坏了，从庐山会议以来一直还不老实，主席对她也太宽大了。也该把她整掉了，军委办事组这一摊子该垮了。” + +　　他说：“不过叶真的垮了，首长也跑不了。批叶肯定要批到首长身上，所以叶天天吓唬首长，现在首长都听叶的了。他很怕像刘少奇、陈伯达那样坐牢。他说如果不跑，就要自杀！” + +　　…… + +　　林立果很火地说：“……主席这样做也够冒险的，这么大年纪，为了搞掉自己树起来的接班人，跑到全国打招呼，也不怕军队起来造反。全世界的政治家都不敢这样干。” + +　　我问：“主席都到过哪些地方？现在主席在哪？” + +　　他说：“到过郑州、广州、武汉、江西等地，现在在上海、杭州一带。” + +　　我接着问：“你怎么知道主席的行动？” + +　　他说：“主席所有的情况，我都能掌握。主席身边也有我的人。” + +　　我问：“什么人？” + +　　他说：“那你就别管了！” + +　　我又问：“黄、吴、李、邱现在怎样？” + +　　他说：“他们当然是主任的人，他们都是草包，现在一个个急的在家里哭！黄说他要被整成郑维山了，成天抱着孙子哭。庐山会议时，他们不听我的，手太软了，让江青、康生和那帮秀才翻了过来。” + +　　…… + +　　我问：“总理是什么态度？” + +　　他说：“总理一贯和稀泥，这次也来告急，说：‘现在要保副呀！就怕保不住了。’” + +　　…… + +　　我说：“他们真的跑到苏修，去干什么呢？”他说：“吃洋面包，像王明那样当寓公，反正比坐牢好。像刘少奇那样，只是有点感冒，谁也不管就病死了。首长身体这么弱，没有现在这个条件，关在监狱里能活几天？就连我们也会像刘少奇、贺龙、罗瑞卿的孩子一样关在监牢里。” + +　　…… + +　　我说：“你怎么能用飞机劫狱，到时候部队还会听你的？” + +　　他说：“我是空军的作战部长，这点办法还没有！现在不只是空军听我的，陆军也掌握了不少。广州、武汉、成都、福建大军区都可掌握，像四十三军、五十五军，都是我的人，北京军区也掌握一些，不过三十八军不可靠了，被李敏拉过去了。现在军、师级干部都很乱，很多人都恨主席，说主席利用完了军队，现在就重用文人，猛整军队干部、任人唯亲，连王海容都掌握了外交部的实权。历史上都是这样，到太平局面时就杀功臣，怕军人有野心再篡权。中国现在的政体是世界上最封建的，搞的是专制集权。不像外国还有个竞选。现在主席活着，谁也不敢讲话，主席一不在，谁讲话也不管用了。中国是个大国，有野心的人很多，都想抢位，将来肯定要打内战。主席把中国这个大国搞成这个样子，钢铁还没有日本多。主席忽左忽右，一贯好政治冒险，58年搞大跃进惨败，文化大革命也是冒险，全国大武斗，不是靠了军队，差点亡国。现在又和美国拉关系，基辛格小流氓来中国，主席还要见他，在国际上丢尽中国的脸。” + +　　…… + +　　他说：“我一跑，我那些精锐力量就要损失大部，我也不甘心，我是主张不跑的，先看一看再说，可以先离开这个地方。”……他说：“北戴河这里没我可靠的部队，很不保险。广州都是四野的部队，都会保护首长的，汕头有五十五军，军长我掌握了。还有空十二军是我的人，和五十五军配合得很好。以汕头为基地，看形势不行了，还随时可以从香港跑。” + +　　我问：“真的要跑，能跑成吗？你调飞机能瞒过吴？” + +　　他说：“这个我有把握，今天飞机来，吴就不知道，是胡萍调来的。三十四师我能控制住。周宇驰和刘沛丰都会开飞机，我也会开。三叉戟从这里起飞只要四十分钟，就能到苏修。我已派人到苏修联系。我有3万美金存在外国。我已计划好航线，沿线都没有高炮和雷达。如果有战斗机追击也不怕，空军司令部有我的人，只要稍微按住一下战斗机起飞时间，就放我过去了。”…… + +　　他说：“……我们如果不跑，最好的结果就是像苏修那样，形成三驾马车的局面：就是江青、总理和我们。”……他说：“……我就借口和苏修联系不上，要等几天。再去说服首长、主任不跑了。你也好好想一想，关键时候，咱们可要合作。实在要跑，你也得走！”我说：“那当然。”……他说：“……黄、吴、李、邱这些人也不知道，这下可叫主任坑苦了。” + +　　【这是林立果第二次告诉林立衡逃跑的计划。这次谈话直到下午17点多，林立衡才回到她住的56楼。晚饭时节，林立果又找到林立衡说：】“我们研究决定今天不跑了。现在主任老缠住我闹，我先说服首长不跑，叫首长对主任保密，然后再说服她。跑不跑，这一个礼拜是关键，再晩就怕跑不成了。今天晚上送情报的也不来，真急人。” + +　　【当日下午，周宇驰自己驾驶直升机从北戴河飞回北京。】 + +　　要点：9月8日下午，林立果对其姐说：“我们又决定了一个新的方案：现在主席在上海一带，在我们四军手里，只要我批准，江腾蛟就动手暗杀主席！王维国也要参加干。”“现在就这么两条路，要么逃跑，要么搞政变。或者两个方案同时进行，如果政变失败，就逃跑；如果政变成功，就再飞回来。” + +　　▲9月8日 + +　　△北戴河：林立衡的回忆 + +　　【上午，林立衡问李文普北戴河的情况。】他说：“主任这两天很紧张，睡觉很少，她和立果老去首长那里，不知说什么事。” + +　　【下午，林立果又吿诉她：】“首长已同意不跑了，我现在还要上去说服主任。我们又决定了一个新的方案：现在主席在上海一带，在我们四军手里，只要我批准，江腾蛟就动手暗杀主席！王维国也要参加干。” + +　　【林立衡吓了一跳，说：】“江腾蛟不怕死吗？” + +　　他说：“江腾蛟对主席有仇。他自己已得了癌症，反正活不了几天了。” + +　　…… + +　　我说：“主席威望这么高，你可万万不能干这种事，这会在全世界遭到反对！” + +　　他说：“那没关系。暗杀后就借主席名义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地点未定，也可能在北京毛家湾内。把我的敢死队埋伏在里边，把中央首长一个个骗来，不听我的就干掉。把江青、毛远新、张春桥、姚文元都扣起来，然后说是张、姚暗害主席。反正那时我们掌权，专案组都是我们的人，案件永远也搞不清。” + +　　他还很得意地说：“这个方案是最理想的，那时，我就掌权了。” + +　　我说：“这个方案失败呢？” + +　　他说：“那我们就逃到苏修去。” + +　　我说：“这两条路都不能走。你干这种事，就算你夺了政权，也掌握不住。谁相信你一个小孩。跟你干的人都有野心，还会用同样的手段干掉你。……” + +　　他说：“是呀！我也不敢保险。但什么事都得冒险。现在就这么两条路，要么逃跑，要么搞政变。或者两个方案同时进行，如果政变失败，就逃跑；如果政变成功，就再飞回来。你说，难道还能有第三条路？” + +　　…… + +　　我说：“9月2号，你回北京一天，一字未听你谈过这些事，怎么这么几天，形势变化就这么大？你是什么时候有这些想法的？” + +　　他说：“就是这两天，得到主席要秘密开会的情况，我才准备行动的。” + +　　我说：“主席要整掉首长，那‘十·一’怎么上天安门呢？主席总不能一个人上天安门吧？你们要政变，‘十·一’又怎么上天安门？我看闹来闹去，最后，都还得上天安门！” + +　　他说：“是呀！我看也是这样。‘十·一’前谁政变都掌不住政权，‘十·一’后会有一场大乱。” + +　　我问：“首长也知道暗杀主席吗？” + +　　他迟疑了一下说：“他也同意。” + +　　【在林立果临去机场前，又来单独给林立衡说：】“已说服主任了。我现在马上就走。情况有变化，主席已离开了，原来的行动计划都要改变。我们准备在‘十·一’后行动。就看主席整我们到哪一步，他要是老实点，我们就不升级。不过迟早总有一场斗的。” + +　　【当晚，林立果乘飞机回到北京。】 + +　　△北戴河：刘吉纯的回忆 + +　　9月8日，林立果、刘沛丰离开北戴河。 + +　　▲9月9日 + +　　△北戴河：林立衡的回忆 + +　　【上午，叶群、林彪对林立衡说：立果回北京了，要她不要走，过几天要带他们去大连，林立衡出来后向小陈询问林彪身体状况】小陈说：“首长前些日子闹身体不好，这几天不知有什么大事，和主任、立果谈得很多，精神倒好了。” + +　　【林立衡找李文普问林立果和林、叶谈些什么？】李说：不清楚，反正有大事。听叶在林那里哭过。叶对李说桂林有人写信告林立果的八小时报告；还有人对林立果抓飞行安全的事有反映；这次林立果回北京是堵漏洞的。林立果对李说叶还是庐山会议的问题，要继续受批判。【林立衡要李注意，防止主任和立果出事】他说：现在没有什么大的反常现象，要出事总是有迹象的，叫我放心。 + +　　△北戴河：李文普的回忆 + +　　9日，北戴河96楼比较平静。海里有人游泳，山上警卫森严，“林办”的人却像平常一样各忙各的。 + +　　▲9月10日 + +　　△北戴河：林立衡的回忆 + +　　【上午，张清林、张宁到秦皇岛山海关游玩。林立衡因身体不好没有去。林彪找她谈话，说要一起去大连，时间要等林立果回来后再定。林立衡从林彪处出来后，即找林彪内勤公务员陈占照、张恒昌谈话。】他们说：“好像要出大事。首长和主任、立果谈话很秘密，我们也不敢去听，只听到主任哭的声音。”【林立衡说：万一叶群、林立果要害首长，你们要保卫首长。根据我掌握的情况，他们可能要逃跑。他们真要跑时，给我通个消息，我通知8341部队。陈、张满口答允。】 + +　　△北戴河：林立衡的回忆 + +　　【上午，林立衡找内勤陈占照，要他偷听林彪和叶群的谈话。陈说：】“我在走廊听过主任哭时说：‘现在人家说我是特务，我要逃走’。首长说：‘我有什么办法，你走就走吧！’我们不敢进卧室偷听。被抓住不得了。”【林立衡要他们望风，掩护她去偷听】 + +　　【中午，叶群找林立衡，谈结婚的事情，还要林立衡去见了林彪。晚上，林立衡找李文普打听林彪、叶群情况。李说：】林讲这次坐飞机要看地形，在空中转两三个小时，人不要带的太多；叶说这次和过去一样，到大连不带秀才，部队少去一个中队；叶和林立果、黄永胜通电话很多，一般不经过秘书。打电话在最里屋，把门加了闩，还问过李，警卫员在外面能否听到。 + +　　【林立衡问李：叶群和林立果会不会跑？】他说：“现在没有什么迹象，真有事，我们都会在飞机上跟他们拼！我也在观察这些事，有事我负责。部队我和刘吉纯都可掌握。” + +　　要点：9月12日晚十时半左右，林立衡向中央警卫团在北戴河的副团长张宏和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报告了情况。并问道：“是不是先不要报告北京？张耀祠、汪东兴是否可靠？”张回答：“我和他们二十多年，他们都是忠于毛主席的。”林立衡称：“那你报告北京吧！……” + +　　▲9月12日 + +　　△北戴河：林立衡的回忆 + +　　【上午，林立衡找陈占照、张恒昌摸情况。陈、张说：】这两天林、叶谈的很少，林的行李都未收拾，也没从北京要什么东西，也没听林再说要走。前几天说过坐飞机时，人不要太多，怕飞机的空气不好。 + +　　【15时多，叶群突然叫林立衡、张清林去见林彪。叶群提出要他们当天晚上就结婚，林彪也表示赞成。林立衡没有思想准备，表示坚决反对，遂改为订婚仪式。晚饭后，在96楼走廊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后又加放了《假少爷》。林立衡、张清林、张宁等和工作人员看电影。】 + +　　【20时许，叶群又去林彪处谈话。林立衡从看电影处出来，偷听林、叶谈话。听到叶群说：“许世友也是那边的啦，……主席在世界上威望也不高……。”没有听到林彪的声音。】 + +　　【21时许，林立果、刘沛丰从山海关机场来到北戴河，就紧张地跑到林彪处与林彪、叶群密谈。林立果、叶群从林彪处来回进出多次。】 + +　　我回来，在走廊上碰到林立果，他对我说：“明天早上六点行动！”我问他：“到哪去？”他说：“以后再跟你说，我马上到首长那去！”我就回来看电影。 + +　　小张来找我说：“我听到主任说：‘就是到香港也行呀！’立果说：‘到这时候，你还不都交给我！’没听见首长的声音。” + +　　【林立衡随即把李文普找到厕所里说：“他们要逃到苏修去，你赶快报告部队。”让李阻止林彪上飞机。李文普不相信她的话，说首长是去大连，他没有理由不让首长上飞机，不同意报告部队。林立衡又找刘吉纯，说服他一起去8341部队报告。】 + +　　这时约十点半之前，刘吉纯就扶我从小路摸黑跑到58楼对面的树林里。我一个人在树林里等，刘到58楼找来江大队长。我把情况简单报告给江，并请江找张副团长来，请刘还到96楼去。 + +　　等张副团长和于副大队长来后，我又向他们报告了情况。并说：“是不是先不要报告北京？张耀慈、汪东兴是否可靠？”张说：“我和他们二十多年，他们都是忠于毛主席的。”我说：“那你报告北京吧！不过现在情况很紧急，光等北京指示就来不及了。你们要随时准备指挥部队，独立战斗！”我又说：“现在关键是上不上飞机。李文普说上了飞机再干；我看不能上，上了飞机搞不清到哪；怎么能干？我是提着脑袋来报告的，你们相信不相信我？” + +　　张说：“你放心，我们相信你！我们研究一下，你先回去吧。” + +　　我到56号楼找到杨森，叫他到部队找辆车，我们一起上96号楼。这时还不到11点。我又去看电影，并叫杨森掌握一辆车，随时在外面等着。 + +　　我把情况告诉了张清林。张说，叶和林立果在放电影的走廊里穿来穿去。林立果还几次送礼物给张，并问我到哪去了。张按照我们预先约定的说法，回答：“找钢笔去了，拿夜餐去了。” + +　　接着，叶的卫生员小王来，说叶找我，我就对张说：“你还是不要动，稳住敌人。要是我出不来了，你就和老杨跑到部队去！” + +　　我到叶的房间里，看见叶在整理卡片，刘沛丰坐在叶旁边，两眼通红，瞪着我。我叫了叶几声，她才抬起头，冷冷地说：“明天早上带你们到大连去，首长在飞机上还要看看地形。你告诉张宁、张清林收拾一下。我们过几天还回来，杨森不去了，留在北戴河看东西。”我问：“明天早上几点走？”叶很凶地说：“你还管那么多！我也不知道几点走！你们早点睡觉，明天我派人来叫你们。你去吧！”我即出来，通知张宁等。张宁问林立果送给她的大蛋糕带不带？我说：“随你自己吧！” + +　　接着小张突然来找我，说：“他们现在就要走！” + +　　我赶快找李文普。他正在打电话。他说：“首长现在就要走，不叫刘吉纯先去了。给大连电话也打不通！”我说：“你现在还打什么电话！要赶快拖住他们上飞机的时间，就说今天太晚不能走。还可以叫张副团长上来劝一下。”他说：“现在还是要上飞机，不行再拼！” + +　　当时刘吉纯也在旁，宋德金在屋外，我怕宋听见，就说：“咱们换个地方”，刘说宋已知道这件事，没关系。我就问：“你们带枪没有？”刘说带了，李没带。我说：“到这时候，你们连枪都不带，还怎么拼！”李赶快带枪。我说：“我去叫部队拦！” + +　　我出来正碰上林立果，我问：“怎么样？”他说：“现在就走。到广州去！军阀割据！”边说边往林那跑去。 + +　　我又找到正在看电影的李春生，说林、叶今晚要逃跑，叫他注意点。随即又告诉了张清林和杨森，叫杨在门口把住车子。 + +　　第二个影片《假少爷》快要演完时，叶突然叫停演，对我们说：“今天晚上就到大连去。你们马上回去准备。杨森留下来看东西。”说完她慌张地来回走动。我故意问：“张宁的蛋糕还没吃，带不带？”叶发火地说：“现在这时候还带什么蛋糕！你们快走吧！”说完，推了我一把，她就走了。 + +　　我出来，看到江大队长已守在门口。我和他握手示意。就和张清林、杨森、张宁四人乘车到56楼。 + +　　我叫张清林留在56楼，应付林立果来找我。然后我和杨森跑到58楼。找不到一个干部，这时约十一点半，我叫杨森马上把张副团长找来。我对张说：“他们现在就要跑！”张给李文普打电话，我对张说：“你告诉李文普，我已到部队！”张打完电话，我问他说了没有，他说没有。我急着说：“你们赶快上去拦住！别让他们跑了！快把57楼和96楼包围起来。” + +　　张说：“我哪来的兵！” + +　　我说：“十点多不是就通知你们了吗？” + +　　他说：“我哪来得及调！我们已经报告北京，你不要在这里指挥！”我急得喊起来：“到这个时候，你们还这样，要误大事！党和国家你们都不管啦！”这时张清林也跑来了，告诉有人打电话到56楼找我。他也急得对张副团长说：“他们很快就要跑！在这关键时刻，我们都要忠于毛主席！如果你把他们放跑了，就是犯罪！” + +　　张副团长不吭气，又和北京通电话，然后说：“北京指示你们还是跟着一块上飞机，飞机上有我们的人，你们放心好了。” + +　　我气得坐下来说：“我死也不走了，要走你们跟着走吧！”杨森也说：“不能上飞机，上飞机就跟着跑了！黑呼呼的，你知道飞到哪！” + +　　张副团长又和北京张耀慈同志通电话，我把电话抢过来，说：“我是豆豆，他们马上要跑，千万不能让他们跑！” + +　　张耀慈说：“你们还是跟着走，不要惊动他们。” + +　　我哭着说：“不能让他们上飞机，飞机上有敢死队，拼不过的！他们还要暗杀主席！你可要保卫主席的安全呀！求求你！我死也不能跟着走，你们快点拦住他们！”他说：“那好，我马上报告。你叫部队赶快拦！” + +　　正说着，战士报告一辆卧车开走了！我又报告了张耀慈，他叫查一下是什么车，我把电话转给张副团长。这时，小张从96楼打来电话说：“首长、主任、立果、刘沛丰和李文普都坐老杨开的车走了。” + +　　突然，几声枪响，张副团长慌忙跑出去。我叫参谋要电话找张耀慈，我报告了小张讲的情况，和枪响的事，请张耀慈赶快派部队包围秦皇岛机场和东山的据点，从反方向派部队阻截林、叶的汽车。 + +　　张副团长回来，给北京报告了情况。对我说：“现在车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我马上追去！”就气喘呼呼地带上枪走了。 + +　　这时，李文普已到58楼，我看到他胳膊上打了个洞，张清林和部队医生正在包扎。我叫杨森告诉部队派人把李送到医院去。我出来看到战士都在喊，就叫杨森指挥部队，杨说已叫战士扔掉背包，赶快上车追。我已告诉部队派些人到东山和空疗去。 + +　　我又给张耀慈报告了情况，并问机场是否包围了？他说总理现在直接掌握情况，他不清楚。他叫派人把96楼看起来。 + +　　來源：余汝信：《風暴歷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軍》，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21年，第1169-1183頁。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7/000006.txt b/CCRD/0/8/7/0000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fc2069c29cdbd148d4d28fc9be08a2524863724 --- /dev/null +++ b/CCRD/0/8/7/000006.txt @@ -0,0 +1,25 @@ +# 旱西门街居委会用党的政策制服敌人 + +　　<山西省革委一打三反办公室> + +　　太原市北城区三桥公社旱西门街居委会，在街道“清队”运动中，以北京六厂二校为榜样，深入调查研究，放手发动群众，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对敌斗争政策，用党的政策制服了号称旱西门街一霸的坏人韦成功，鼓舞了群众的斗志，推动了街道“清队”运动的发展，揭开了阶级斗争盖子。 + +## 发动群众深入调查 + +　　今年八月份，宣传队刚到旱西门街居委会时，几次召开群众大会，都因召集不到人未开成。原因究竟在那里？遵照毛主席关于“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的教导，宣传队和街道干部，深入到居民群众当中，用毛泽东思想进行过细的思想发动工作，认真调查研究，先后走访群众七百余人次，终于弄清了原因。由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小撮阶级敌人趁机兴风作浪，对积极分子进行阶级报复，一些群众怕这次“清队”搞不好，以后再遭报告；再加上“清队”开始后一小撮阶级敌人又蠢蠢欲动，叫嚣什么“拼死一个够本，拼死两个赚一个”，坏家伙韦成功以练武术为名，手持大刀，叫嚷“要开杀场”！对群众进行威胁恐吓，部分群众思想上有“怕”字。韦是旱西门附近的一霸，曾被定为坏分子，判过刑。几年来在旱西门一带操纵“兄弟集团”干了许多坏事，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因此，能不能制服韦成功这个坏家伙，是发动群众开展“四大”，进行街道“清队”的一个关键。 + +## 用党的政策制服敌人 + +　　街道“清队”开始后，韦成功装病卧床不起，听到有人去他家就装病往家中拉屎，以此对抗参加街道“清队”，妄图逃避群众斗争。这时，就组织专人到他家宣传党的政策，向他大讲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讲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我们搞好“清队”的决心。同时，还发动群众揭发批判他的反革命罪行，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使其感到逃避不过去，参加了学习班。到学习班以后，仍不交待问题，一方面发动群众批判他的顽固态度，揭露其威胁群众，进行阶级报复的罪行；另一方面还向他反复宣传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指出“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只有低头认罪，彻底交待罪恶才是唯一的出路。 + +　　在党的政策威力下和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韦吃不进饭，思想斗争激烈。这时，向他宣读毛主席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等著作，终于促使韦交待了他在日伪时期当过少校技师；日寇投降后在石家庄任国民党“自卫中队军械所”的军械技师；一九四八年又跑到北京任国民党天津子弹厂少校技师；以后又投靠察哈尔省企业公司特务头子厖停卫，任“反共自救会”特务小组长。一九五O年混入春汽车厂，因奸污妇女被判刑，刑满后来太原，长期搞投机倒把活动，现已初步揭出获暴利一千余元。 + +　　由于用党的政策制服了韦成功，进一步激发了群众的革命斗志，推动了群众性的“四大”高潮，很快又揭出杀人案件两起，历史反革命二人以及有各种问题的三十多人，从而揭开了旱西门街阶级斗争的盖子，使街道“清队”运动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入发展。 + +## 简讯 + +　　在毛主席群众肃反路线指引下，太原市南城区坞城公社、河西区大虎沟公社和寿阳县施家庄大队紧密配合，协同作战，经过广泛发动群众，深挖细找，认真调查研究，挖出了寿阳县施家庄惨案的罪魁祸首，隐藏了二十多年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石四明。 + +　　石犯一九四七年投敌叛变后，亲引阎匪军包围洗劫了寿阳县施家庄，残杀我党员干部、民兵六人，抓走十八人，犯下了滔天罪行。这个家伙一九四七年二月投敌后，在阎匪保安二十七团充当了便衣特务以及复仇队的文书，死心踏地为敌效劳。太原解放后，隐藏到太原坞城村，一九五一年镇反时又潜逃到西山大虎沟，改名厖祥、石来、石家、石来则，伪造历史混进东风煤矿。“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其真象隐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隐蔽得十分彻底。”任何阴险狡猾的敌人，最终都逃不脱人民的巨掌。 + +　　来源：山西省革委一打三反办公室《“一打三反”运动情况简报（第78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7/000007.txt b/CCRD/0/8/7/0000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a9c47f43c8b4ba2fc01257fff763c5c2fa7721e --- /dev/null +++ b/CCRD/0/8/7/000007.txt @@ -0,0 +1,21 @@ +# 广州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对李寄胜的刑事判决书 + +　　罪犯，李寄胜，男，49岁，汉族，广州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个人成份学生，文化程度大学。李犯是劳改释放犯，1953年因贪污盗窃公款被我判处有期徒刑7年，李犯在服刑期间，由于表现不好，不服改造，先后被加刑两次，1967年8月刑满后戴反革命分子帽子清理回广州市入户，1970年3月被安置到从化县鳌头公社务农，同年10月企图偷渡往港，途径宝安县时，被我扭获归案。 + +　　本会认为，李犯是列改反革命分子本应痛改前非，积极参加农业生产，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相反，李犯于1970年6月和10月两次偷渡往港，实属屡教不改，已构成犯罪，本应从严惩处。但鉴于李犯尚能认罪，表示悔改，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精神，给予罪犯李寄胜从宽判处管制3年，送交原务农单位执行。管制日期从宣布之日起计算。 + +　　 广州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1971年2月　日 + +## 摘掉四类分子帽子通知书 + +## 〔1979〕摘字第29号 + +　　（李寄胜：） + +　　根据你多年来的改造，经群众评议，于1979年3月28日批准，摘掉反革命分子帽子，给予公民的待遇。 + +　　 海珠区革命委员会1979年3月30日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7/000008.txt b/CCRD/0/8/7/0000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eaae13e5108bc741c3a2e989d4fb1543807cc58 --- /dev/null +++ b/CCRD/0/8/7/000008.txt @@ -0,0 +1,103 @@ +# 吴光清的档案材料与“‘一打三反’运动” + +## 第一份：（蓝油墨印制表格） + +## （甘肃永登县）红城公社宁朔大队“一打三反”运动中犯有错误人员登记表 + +　　姓名吴光清，姓别男，年令（龄）45，族别汉，党员，个人出身农民，家庭成份贫，现任职务生产队长，住址，红城公社宁朔第四生产队。 + +　　主要错误事实： + +　　一、69年贩卖自产清油14斤（折成本价10.64元，每斤0.76），对（兑）换小麦104斤，折现金14.04元，除成本，取利3.40元。 + +　　二、67年打场时伙同别人每人偷分小麦35斤，68年种田时偷分小麦壹百零伍斤，以上共偷分生产队小麦140斤，折人民币18.90元正（整）。 + +　　在运动中的表现和退赔情况：交待问题老实，有悔改表现。 + +　　小队处理意见：偷分（小麦）如数追回，偷（投）机倒把补税，批评教育。宁（朔）四领（导）小组，71年4月3号。（小队长某某私印） + +　　大队处理意见：偷分小麦全部退清，免交税款，大队处理。 + +　　公社处理意见：（空白） + +　　 1971年3月23日 + +## 第二份：（手写） + +## 最高指示 + +　　要斗私，批修 + +## 吴光清单行材料 + +　　吴光清，男，汉族，现年45岁，家庭成份贫农，个人出身农民，不识字。195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系永登县红城公社宁朔第四队人。 + +　　个人简历：解放前拉过长工，解放一贯务农，曾任生产队队长等职。 + +　　主要问题：69年贩卖自产清油14斤（折成本价10.64元，每斤0.76元）兑换小麦104斤，折人民币14.04元，除成本，取利3.40元（见检字3号）。 + +　　67-68年伙同别人每人偷分生产队小麦共计140斤，折人民币18.90元。 + +　　本人态度：吴光清做为一个共产党员，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能认识问题、交待问题，有悔改的表现。 + +　　处理意见：根据本人的表现，经过广大贫下中农讨论，认识态度好，给予免税，偷盗私分粮食全部退清，经过大队党支部、革委会讨论，决定给予免交税款，贪污集体小麦全部退赔，并决定由大队革委会、党支部处理。 + +　　 永登县红城公社宁朔大队党支部、革委会1971年3月13日 + +　　第三份：（手写） + +## 最高指示 + +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 +## 检讨书 + +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由于个人对毛主席著作学的不够，立场不稳，自己忘了是一个共产党 员，自己没有真正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方面，没有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要求自己因此，在一九六七和一九六九年偷分了队里的粮食。一九六七年在打场 的时候，偷分了五升。在一九六八年三月份在山里种田偷了105斤。毛主席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经过这“一打两反”运动以后，对我有很大的教 育，使我深该（刻）的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但是做的一些事情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今后一定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工作 中一定要以共产党员的五个要求来对照自己的一言一行。 + +　　 检讨人吴光清（私印） + +　　1970年10月5日 + +## 第四份：（手写）“谈字一号” + +## 谈话记录 + +　　我在67年山里打场时，监印龙泽云在印印子的时候给我和达延科留下了一堆堆砂麦子，出售给王志忠。秤是达应科称的，我们每人（得）了钱，柒元左右，详数记不清楚，老达知道。 + +## 第五份：（手写）“谈字二号” + +## 谈话记录 + +　　67年12月以后，在房家槽打场中，临走时，王企业提出没有多吃，我们每人五升分掉了，其中人有，龙泽云五升、王企业五升、吴广清五升、达延科五升、王有忠五升、赵应忠五升，我的是用了币7元，钱是龙泽云给的。 + +　　挥合（霍）浪费约三、四斗小麦，其中大部吃猪肉。清油4斤，喝酒2斤，参加人有：王育民、王延杰、王企成等人。 + +　　68年播种后，偷小麦每人1.5升，其中人，吴广清1.5升，赵应忠1.5升，王有忠1.5升，马安国1.5升，王作军1.5升，拿斗量给的。 + +　　在集体我做下了这一摊子事，请群众谅解。 + +　　 吴广清（红手印）70年7月6日 + +## 第六份：（手写）“谈字三号” + +　　70年7月6号，宁朔队高家院 + +　　吴光清谈自己投机倒把问题 + +　　69年3月份、5月份，自留地产的清油14斤，拿去房家槽子换了小麦104斤，自己吃掉了。 + +　　记录人：（某某某） + +　　 被谈人：吴光清（红手印）70年7月6日 + +## 第七份：（手写）“证字一号” + +## 证明材料 + +　　1967年11月份，我们在房家槽打场时，我们6人共偷小麦210斤，其中吴光清分小麦35斤。 + +　　 证明人：达应科（红手印）1970年10月4日 + +　　· 来源： + +　　根据网络材料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7/000009.txt b/CCRD/0/8/7/0000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18e67e1418f455df4ba36d1bc40b086e0f9bc4 --- /dev/null +++ b/CCRD/0/8/7/000009.txt @@ -0,0 +1,23 @@ +# 周喜春投案请罪书 + +　　<周喜春（化名）> + +## 〖周喜春，湖南城镇居民，“四类分子”（坏分子）。〗 + +　　四类分子周喜春，现年68岁，贫民成分，个人出身工人，系湖南省平江县人。 + +　　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他老人家，提出的英明指示说，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号召，我听了这一伟大教导，我是一个四类分子，我就老老实实，不乱说乱动的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几年来，我没有搞过坏事。 + +　　69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提出的四类分子遣送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使改过立功，从新做人，可是我相反违背了老人家的这一伟大教导，胆大包天，目无法律，到处流窜，破坏了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 + +　　①我在1969年时，四类分子遣送，我就乘机搞鬼。贫下中农干部易喜珍来我家找我诊眼睛，我就找她商量，要求到她湖北监利县尺八区盐船公社去，要她批准我去她该地落户。我想那里政治比较得要松，生活条件要高，个人收入也就会要好，专门追求在资产阶级的个人吃穿用的方面。由于认识不正确，位置没有摆正，加之又是以私人关系，打上一个许可证给我，搞我过去的。经大队干部和上级讨论我的落户时，不能取得同意和上级的批准时，我思想上就来了一个激烈的斗争，怎么办呢，回去怕迁移户口已下落了，政府再也不会许可了，回家怕婆婆（老婆）、姑娘、子、媳都不理我的，到哪里又能解决我的生活问题，年纪已六、七十岁了，病也多，反正活的时间也不会太久了的，想做好的搞，也无有条件，想改造好来报答毛主席和党，也做不到了，想子孙后代不受我的牵连，也不可能了。斗来斗去，没有办法，无路可走，只好横下了一条心，听来，过去一天算一天，只好为了自己的生活来过着我的一种无靠的非法生活，因此就单干诊病，搞一餐吃一餐，这样的过几年。一年一年来，社会在前进，人民的觉悟逐渐的提高，医疗制度的优越性治病，也就是集体治疗，我也就更无办法了，只好将自己的衣服被子也卖光吃掉了，还是不能得到解决，只好就开始到处流浪。我这次去韶山的原因。一个是听说，毛主席故乡参观的人多，热闹，什么都很好。加之，我久已就念念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 +　　由于我没有听他老人家的话，犯了错误，犯了罪，只怪我自己没有帮党和毛主席争气，帮我父母争光，我一生无法看到我们英明领袖毛主席，我去看看他老人家的家乡，来尽我对毛主席的热爱，我死也心甘。特别是我这次在韶山患高血压病死去七天之久的时间，不是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英明政策，还不惜任何代价，从人力、物力和经济力各方面来对我的照顾，我哪有回××的今天。我只有自动投案守法的一条，来好好改造自己，从新做人，再立新功来报答我们伟大的英明的正确的领袖毛主席、共产党，坚决不能中反革命分子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滥计来投河自杀，（用）死与党和人民为敌，捏造（破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 +　　我从现在起，保证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听共产党的话，听领导的话，好好改造自己，坚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我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航道前进。情愿改造一辈子，再也决不愿意过着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一时了，要做到海枯石烂不变心，要战胜糖衣炮弹再立功，口口声声怨自己，千言高呼感谢毛主席、共产党。 + +　　 犯罪人：周喜春 1971年4月28日 + +　　· 来源： + +　　拓荒者据原件录入、提供。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7/000010.txt b/CCRD/0/8/7/0000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74caa84a43125ef7cb1e83ed33426c532b3ce85 --- /dev/null +++ b/CCRD/0/8/7/000010.txt @@ -0,0 +1,395 @@ +# 中国科学院“5·16”反革命阴谋集团骨干分子王锡鹏的部分罪行材料 （内部材料·注意保密） + +　　<中国科学院王锡鹏专案组> + +## “5·16”反革命阴谋集团骨干分子王锡鹏的部分罪行材料 + +　　在院内“一打三反”运动中，揭发了‘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在科学院的大量罪行，通过内揭外调，证明王锡鹏是???、戚本禹亲自推荐，并由他们直接操纵的黑线人物。王锡鹏秉承其黑主子的旨意，疯狂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军乱军，破坏革命委员会，阴谋篡权，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并秘密发展“5·16”反革命组织，罪行极为严重！下面是初步揭发的部分罪行材料，供各单位进一步发动群众揭发，批判。 + +## 第一、王锡鹏的“5·16”黑线关系 + +　　1.1966年王锡鹏就与戚本禹等勾搭上 + +　　①“7·30”大会开会前，戚本禹亲自找到王锡鹏，要他上台发言。戚本禹又布置林聿时找吴传启密商，要学部的人上台发言支持王锡鹏，吴传启根据戚本禹的黑指示布置王树人上台发言支持了王锡鹏。对此，王锡鹏一直感恩不尽。 + +　　②8月初，王锡鹏到学部要求再同戚本禹联系，当时学部“文革”联络组负责人陈筠泉，帮他打了电话，戚本禹回答说：叫王锡鹏先写书面材料报上来。王锡鹏当即在《哲学研究》编辑部写了材料。 + +　　2.1966年8月，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受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委托亲自过问我院文化大革命。1967年春季，反革命戚本禹却要张本过问科学院运动。张本很快把戚本禹的黑指示转告了王锡鹏，并一起密谋了“把反对总理联络员，作为反总理的一环，从这儿打开一个突破口”的反革命部署，王锡鹏又在同伙中进行秘密传达和串连，从而在科学院进一步掀起反总理的反革命逆流。 + +　　3.1967年3月中旬，戚本禹要张本“把各部委的造反派力量组织起来”的的黑指示下达后，张本即把王锡鹏找到原科委进行了阴谋策划。据王锡鹏交代：“张本对我说：‘本禹告诉我，中央文革最近在组织力量，准备打一场大仗，要解决总理的问题。本禹要我们组织起来，作为政府系统的一个口子，算一个方面军’。” + +　　王锡鹏即按照戚本禹的这一黑指示，在原科学院进行了布置。如：王锡鹏派田志强到化学所“组织力量”时，曾对叶成说：“当前运动要进入一个新阶段，打一个新战役，是夺权斗争关键深入的一仗。” + +　　4.原经委“5·16”分子芦文祥1971年2月11日交代：“1967年上半年，陈大伦在传达王、关、戚的反革命部署时说：最近中央文革要部署在科学院‘炮轰刘西尧’、‘炮轰聂荣臻’，刘、聂是一回事，后台都是总理……。科学口压得比工交口还厉害，由总理操纵，不听中央文革的。……但是，最近科学院大联委（即“联夺”）有分化，不久就可以拉出一支队伍。王锡鹏这个人不错，表示要跟中央文革走。” + +　　5.王锡鹏与戚本禹等的接触 + +　　1967年，???在向王锡鹏布置阴谋反总理的反革命部署后，曾告诉王锡鹏：“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戚本禹同志，他会帮助你们的。”从此，王锡鹏与戚本禹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 +　　①戚本禹在布置张本要“组织力量”后，又约王锡鹏密谈，王锡鹏向戚本禹汇报了院内运动情况和总理联络员的情况，戚本禹对王锡鹏讲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恶毒攻击周总理。王锡鹏交待：“这次，戚本禹要我组织力量，配合中央文革解决旧政府的问题。”王锡鹏得到戚本禹的黑指示后，即在院内进行秘密串连，组织反革命势力。 + +　　李宝田交待，王锡鹏在“组织力量”时曾说：“中央文革负责同志讲，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一定要组织起来。” + +　　瓮庆祯交待，王锡鹏曾告诉他说：“是戚本禹要我组织力量的。” + +　　②王锡鹏交待：戚本禹要他抓干部，配备班子，安插“5·16”，控制革委会。接着，王锡鹏即召集其同伙李宝田、刘建林、田志强、彭樱等开黑会，进行秘密策划。院革委会成立后，他们曾以种种借口，采用各种手法，搞了一系列阴谋活动。 + +　　李宝田交待：“我们曾策划了一个全面控制革委会机关的反革命计划，阴谋由我们一小撮‘5·16’分子控制革委会的要害部门，建立一个以王锡鹏为首，以我们为骨干的独立王国。” + +　　③“5·16”反革命阴谋集团被揭露。戚本禹给了王锡鹏两条黑指示：一是暂停组织发展和活动；一是给下边打招呼，要“隐蔽待命”。在此同时，戚本禹也通过秘书向王锡鹏秘密布置：要采取一点措施，做好工作，不要暴露。王锡鹏根据主子的黑指示，急忙给其同伙“打招呼”，布置退却。江青同志“9·5”讲话后，化学所的“5·16”头目请示王锡鹏怎么办，王即按照“隐蔽待命”“不要暴露”的黑指示，作了部署。 + +　　6.王锡鹏与戚本禹的秘密电话联系 + +　　王锡鹏经常和戚本禹秘密通电话。仅1967年院革委会成立前后，就有多次。如： + +　　酝酿成立院革委会时，关于总理联络员进不进革委会的问题，王锡鹏请示过戚本禹。王锡鹏交待：“戚本禹对我说：不能结合，主任没有先空着。”王锡鹏对戚本禹的黑指示心领神会，身体力行，他采用种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暗中配合邹协成一伙，极力反对结合总理联络员，并企图挑起一场“大辩论”，给总理施加压力，把总理联络员赶走。 + +　　院革委会成立前夕，1967年7月29日下午，王锡鹏亲自拟定了一个邀请所谓“中央首长”参加7.30院革委会成立大会的名单，其中有：肖华、杨成武、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等。王锡鹏把这个名单交给高家祥并再三嘱咐说：“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中央首长的请柬送到。”7月29日总理接见后，王锡鹏立即打电话向戚本禹汇报总理接见情况，并邀请???、戚本禹等参加院革委会成立大会，戚本禹回答说“我是不便参加的，???去不去，如何去，我和他研究，周景芳可以让他去看看”。 + +　　院革委会成立后，王锡鹏又将院革委会组成情况向戚本禹作了汇报。戚本禹对于总理没有让王锡鹏当副主任，表示不满，并告王锡鹏：“以后再说。” + +　　7.王锡鹏向戚本禹送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 + +　　王锡鹏接受戚本禹的“特别任务”，在科学院大肆搜集和整理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并送给了戚本禹。 + +　　1967年夏，王锡鹏指使李宝田、刘建林加班搜集和整理了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对科学院的讲话。王锡鹏把搜集到的总理对科学院的讲话，送给了戚本禹。 + +　　1967年6月，王锡鹏派周建平搜集到总理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亲自指使人印发，为反总理提供材料。王锡鹏还把总理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送给了戚本禹。 + +　　同时，王锡鹏还按照“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反革命部署，暗中指派人搜集整理总理联络员的材料，并把搜集来的材料在同伙中进行传阅、“研究”。王锡鹏把总理联络员的所谓“材料”也送给了戚本禹。 + +## 第二、王锡鹏的反革命罪行 + +## 一、阴谋篡权 + +　　1967年，王、关、戚及其“5·16”反革命阴谋集团，为实现篡党、篡军、篡政，搞反革命复辟，曾进行了一系列阴谋策划，发出一道道黑指示。“5·16”骨干分子王锡鹏在戚本禹的操纵下，伙同张本之流，策划篡权的反革命阴谋。 + +　　1.戚本禹直接操纵，王锡鹏伙同张本阴谋篡夺国务院的大权 + +　　1967年春，戚本禹给张本一系列黑指示，曾多次提到科学院和王锡鹏。如：1月11日戚本禹对张本说：“国家机关，都要夺权”。1月16日戚本禹要张本负责科学口，联合科学院。还有，戚本禹多次要张本关心科学院活动，……等等。戚本禹的黑指示，张本都及时转告了王锡鹏，并一起进行了密谋。而且，戚本禹还亲自给王锡鹏黑指示，要王锡鹏“组织力量”，“配合解决旧政府的矛盾”，等。 + +　　①打造夺权的反革命舆论 + +　　王锡鹏在召集同伙的秘密“形势分析会”上，曾恶毒攻击说：“中央各部委的运动基本没怎么搞起来，至今还是‘稳健派’、‘策略派’控制局面。” + +　　另一次，王锡鹏更加露骨地说：“政府系统都是温和派、策略派掌权，只有我和张本是真正的造反派。” + +　　②组织《科技联络站》，阴谋篡权 + +　　1967年3月中旬，戚本禹要“张本出面，科委带头，组织各部委造反派力量。”张本得到戚本禹的这个黑指示，立即找王锡鹏密谋，搞了一个所谓《首都科技界革命造反派批判刘邓联络站》，串连了军队、国防、大专院校、民用等80多个科研单位参加。妄图把《科技联络站》搞成一个权力机构，篡夺国务院和北京市的科技大权。王锡鹏在派周建平作为自己的“联络员”参加《科技联络站》的阴谋活动时，亲自指示周建平说：“要把这个联络站搞好，搞好了这个站，就可以控制整个科技界的运动。” + +　　6月3日，在《科技联络站》勤务组会议上，张本也把他和王锡鹏对成立这个联络站的意图告诉了同伙，说：“先搞个联络站，……如果大家觉得必要，以后还可以搞个象工代会、红代会那样的组织。” + +　　③据范希林交待：1967年4、5月间，瓮庆祯曾秘密传达了王锡鹏的黑指示，说：“王锡鹏叫咱们跟上形势，组织力量，准备参加国务院各单位联合向国务院夺权。”还说：“上面有中央文革戚本禹支持。” + +　　2.插手北京市，阴谋篡夺北京市大权 + +　　王锡鹏野心勃勃，他窃踞院“联夺”第一把手后，曾对同伙说：“科学院是个大单位，应对社会有所贡献。” + +　　1967年1、2月，王锡鹏派陈德牛、张乃新四处串连，参加了由市工代会、农代会和“三司”一小伙人阴谋策划的夺权筹备会。接着，聂元梓一伙人组织《北京造反公社》，王锡鹏又派了红卫兵司令毛兆本等人出面，参加《北京造反公社》勤务组，阴谋夺北京市的大权。 + +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王锡鹏还亲自参加由关锋策划的串连黑会，会上，部署要在北京市搞“统一行动”，反谢副总理，搞垮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妄图取而代之。 + +## 二、阴谋颠覆无产阶级司令部 + +## （一）围困中南海 + +　　1967年7、8月的围困中南海事件，是“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重大反革命阴谋事件。王锡鹏接受戚本禹的黑指示，积极参与这一反革命阴谋事件的策划，并组织科学院不明真象的群众到中南海西门安营扎寨，王锡鹏和张本操纵的《科技联络站》也积极参加围困中南海，王锡鹏还到现场活动，鼓动围困中南海。 + +　　1.接受戚本禹的黑指示，参与策划围困中南海 + +　　7月中下旬，王锡鹏接受戚本禹的黑指示，得知制造围困中南海的极其险恶的反革命企图，直接参与策划。他还亲自派田志强等人参加策划围困中南海阴谋事件的黑会，接受了“行动任务”，并及时在院内作了具体部署。 + +　　2.派红卫兵司令部围困中南海 + +　　围困中南海事件刚发生，院红卫兵司令部请示王锡鹏，王锡鹏即根据黑主子的部署，指定红卫兵司令部积极组织人去围困中南海。傅中华交待：王锡鹏曾指示说：“科学院的权力机构不好出面揪刘火线，这个活动由群众组织出面去搞，红卫兵司令部出面来搞，就代表‘联夺’了。” + +　　3.同意“581厂代表“造反团”，围困中南海 + +　　“581”厂白新民等人参加围困中南海，是经陈德牛请示王锡鹏同意以“造反团”名义代表院参加的。王锡鹏曾说：“人不够的话，与田志强具体商量一下，从各所派人参加。揪刘火线是全市性的活动，要大力支持。”并派田志强坐阵指挥，代表院参加“火线指挥部”的“统一行动”。从“火线”指挥部接受任务，又由田志强等及时向王锡鹏请示汇报，进行配合。王东交待：田志强在“揪刘”站布置，8月4日晚上全市要统一行动，到中南海游行，8月5日要在天安门开大会，要大干一场。为配合统一行动，8月4日晚，他们组织科学院数千人到中南海附近游行示威。 + +　　4.“火线指挥部”曾发出通知，说戚本禹要到现场看望“揪刘战士”，还要拍电影，要各单位派人到“火线”造声势。王锡鹏即指示田志强以作战部名义，通知各所派人参加。 + +　　5.“5·16”骨干分子王锡鹏也学着戚本禹的样子，坐着小轿车亲临“火线”现场，观察动向，慰问“战士”。 + +## （二）策划、组织冲西山 + +　　1967年武汉“7·20”事件后，在北京发生的“冲西山”事件，是王、关、戚直接策动的一个很大的阴谋事件，是“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妄图颠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次险恶行动。现证明，王锡鹏参与了这一阴谋事件，并按照戚本禹的黑指示，组织科学院不明真象的群众冲了西山。 + +　　田志强交待：“武汉“7·20”事件后，一天（7月22日）王锡鹏告诉我说：戚本禹办公室来电话，说陈再道在西山，要我们组织人到西山去。 + +　　“冲西山”的组织者之一叶成交待：（7月22日）“中午，田志强给我打电话，说戚本禹打来了电话，叫我们到西山去，陈再道、钟汉华已被调到北京来了，现在西山，听说别的军区首长也在那里”。 + +　　曹明丹（当时院广播台工作人员）揭发：1967年7月22日，王锡鹏亲自到广播室让广播紧急通知，要全院各单位立即集合队伍去西山游行。 + +　　在王锡鹏的煽动与指挥下，田志强一伙于7月22日这天，组织了科学院数千人到西山游行示威，冲西山。 + +## （三）参与反革命阴谋“暴动” + +　　在其黑后台的秘密策划下，“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曾搞了一个妄图危害党中央、颠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极其险恶毒辣的阴谋暴动计划。在这个罪恶计划中，把中关村列为这次反革命暴动的一个战略要地。 + +　　现有两个“5·16”反革命分子交待揭发：王锡鹏参加了1967年8月“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统一行动”（即暴动）组织，并接受了其中的反革命任务。而且有人还托一个“5·16”反革命分子给王锡鹏捎信说：“毛主席不在北京，让王锡鹏加紧准备。” + +## 三、恶毒攻击、疯狂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 + +　　王锡鹏紧跟王、关、戚，恶毒攻击周总理，疯狂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 +　　1.早在1966年，总理“9·7”讲话后，王锡鹏就暗中对总理进行恶毒攻击 + +　　10月初，王锡鹏和于大勇、苗玉卿等人搞秘密串连，交流反总理的反革命观点，并支持于大勇、苗玉卿等贴反总理的大字报。 + +　　11月初，王锡鹏与邱海平、王洪标、陈小虹、史铁柱等人在《全红》筹备会上多次攻击周总理。11月9日，经王锡鹏亲自修改定稿，发表《全红》成立宣言，公然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总理是“稳健派、策略派”，“善于调和、折衷，到处装出一副不偏不倚的公正面孔，充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辩护士”。语言恶毒，反革命气焰嚣张。 + +　　11月25日，王锡鹏参加邹协成、王昌衡一伙策划的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形势分析会”，一伙反革命分子在会上恶毒攻击周总理，大造反革命舆论，王锡鹏则鼓动説：“这个会开得很好，大家思想很活跃，这样的会要多开，经常开”。以后，这个会的反动观点以“梅花”大字报的形式公布出来。 + +　　2.秉承戚本禹的黑指示，策划“1·25”大会，阴谋反总理 + +　　1967年1月中旬，王锡鹏、张本按照戚本禹的黑指示，策划了科技界万人大会，以搞所谓“科技界17年的问题”，阴谋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暗中拟定大会的方针是：“提出问题，制造舆论”，实现戚本禹“要放把火”的反革命部署。为达到在大会上围攻总理的罪恶目的，王锡鹏与张本密谋“要请总理来听一听我们的呼声。”还策划了大会的发言和文件。 + +　　密谋后，王锡鹏即与邹协成以及红卫兵司令部毛兆本等串通，按照戚本禹的黑指示和他同张本密谋的反革命企图，加紧活动。 + +　　为“1·25”大会炮制的《告全国科学技术界革命同志书》和其他一些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毒草出笼前，王锡鹏还亲自参与审查定稿。 + +　　3.接受王、关、戚的反革命部署，通过反总理联络员反总理 + +　　1967年春季，王、关、戚、潘、吴策划了在科学院“把反总理联络员作为反总理的突破口”的反革命部署，王锡鹏紧跟黑主子，立即行动，他一方面上下串通，把戚本禹的黑指示密告邹协成，让邹协成出面公开活动，一方面他又纠集同伙进行秘密策划，暗中配合。据李宝田、刘建林、叶成、傅中华等交待，王锡鹏曾利用“形势分析会”，秘密策划和部署通过反总理联络员反总理的任务与暗中配合的反革命策略。 + +　　王锡鹏曾在“形势分析会”上布置同伙说：“目前社会上这股反总理的动向，上面是清楚的，……几个副总理都参加了二月逆流，总理当然有责任。不过对这些问题，我们先不公开表态。《红联》他们公开搞总理联络员，我们不一定出面，出面了会在造反派中丧失很大一部分群众。我们要暗中配合。这对搞总理的问题是直接有关的。” + +　　王锡鹏也暗中布置陈德牛：“搞总理联络员，我们暂不表态；对于《红联》的一切‘革命行动’，我们都支持。” + +　　王锡鹏还操纵“动态组”搞总理联络员的材料，并把搜集整理的总理联络员的所谓材料，送给了戚本禹。 + +　　4.王锡鹏和戚本禹紧相呼应，大造反革命舆论 + +　　①1967年4月1日，反革命两面派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 + +　　时隔3天，4月5日王锡鹏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文章，胡说什么“戚本禹的文章又一次给我们指明了斗争的大方向”并表示：“夺了权的科学院革命派，决心斩断刘邓黑司令部伸向科学院的魔爪”。 + +　　②4月2日，戚本禹窜到音乐学院放毒，别有用心地把总理排除在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外，公开煽动反总理。 + +　　4月5日，王锡鹏召集林德音、徐建忠、陆中定等在院外动态组开“形势分析会”，紧跟戚本禹4月2日的黑话，阴谋策划反对周总理。王锡鹏在“形势分析会”上告诉同伙说：“戚本禹绝不是随意的疏忽，是代表了中央文革的意见。” + +　　于是，就派人到音乐学院复制了戚本禹的黑话录音，在动物所等单位进行播放；同时，王锡鹏一伙操纵的《动态报》也登出戚本禹的黑话，大造反总理的反革命舆论。 + +　　③接着，在4月6日、4月20日、4月24日的大会上王锡鹏猖狂至极，叫喊什么“现在是发动总攻击的决战阶段”，“要紧急行动起来”，“大作文章，放开手脚，大胆的，全面的进行揭发、批判和斗争。”联系到戚本禹对王锡鹏的黑指示，联系到院内和社会上的反总理逆流，王锡鹏这些言论的反革命矛头所向是非常露骨的。 + +　　就在这时，田志强也和叶成串连说：“戚本禹发表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后，又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中没有总理的讲话，这意味着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等等。 + +　　四、操纵、利用“联络站”，搜集材料，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 +　　借搞大批判之名，操纵、利用“联络站”，搜集所谓材料，反对周总理，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王锡鹏为实现“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反革命计划的行动之一。所谓“彻底批判《十四条》联络站”、“彻底批判刘邓统战政策联络站”，就是王锡鹏按照戚本禹的黑指示直接操纵，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黑据点。 + +## （一）王锡鹏操纵“批判《十四条》联络站”的罪恶活动： + +　　早在1966年6月7日、6月15日、8月10日，总理曾多次指示：《十四条》起过历史作用，基本方向是对的，不能全盘否定。但是，1966年10月中旬反革命小丑戚本禹却对张本说：“《十四条》是一个典型的修正主义的文件”。张本、王锡鹏、邹协成这一小撮“5·16”反革命分子紧跟黑主子戚本禹，无视总理对批判《十四条》问题的多次指示，硬要把《十四条》打成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 + +　　1967年，在科技界“1·25”大会上，总理及时揭露和粉碎了王锡鹏、张本一伙的阴谋，并再次指出：“《十四条》是主席看过的”。但是王锡鹏一伙不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大搞对《十四条》的批判，疯狂地把反革命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 + +　　1.王锡鹏暗中支持组织“批判《十四条》联络站” + +　　1967年5月，王锡鹏根据戚本禹的黑指示，与张本、邹协成同谋策划，决定在“科技联络站”要大抓对《十四条》和“广州会议”的批判，搜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谓材料。 + +　　6月，王锡鹏支持其同伙“5·16”反革命分子，到院内串连，纠集了70多个单位的一小伙人，组成了“批判《十四条》联络站”。王锡鹏曾对肖超亮（“批判《十四条》联络站”负责人之一）说：“批判《十四条》，第一，我支持；第二，不要搞派性”。 + +　　2.大造反革命舆论 + +　　①1967年，地球物理所“飞鸣镝”、“追穷寇”2个战斗组曾炮制了一篇系统批判《十四条》、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毒草，6月18日王锡鹏审阅了这个稿子，并亲自批有：“不错，请抄成大字报，然后推荐给《革命造反》报”的字样。 + +　　②王锡鹏还纠集“5·16”反革命分子唐世耀等开黑会，布置说：“要通过《科学革命》这个刊物，写出有水平的批判文章来批判《十四条》”。 + +　　③6月29日，由王锡鹏暗中支持，一小撮“5·16”反革命分子策划，在中关村礼堂召开所谓“《十四条》产生背景调查报告会”，把《十四条》定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进行批判，罪恶矛头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王锡鹏参加了这个会。会上，总理联络员重申了总理关于《十四条》不能全盘否定的指示精神。会后，王锡鹏偏又亲自批准把批判《十四条》、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发言，铅印几千份，发到院内外，流毒很广。 + +## （二）王锡鹏操纵“批统联络站”的罪恶活动： + +　　1.煽动搞“统战问题” + +　　1967年6月3日，王锡鹏亲自到植物所召开战斗组负责人的会，动员集中力量搞“统战问题”。他说：“不能仅仅着眼于本所本室。”王锡鹏支持一小撮“5·16”反革命分子组织了“批统联络站”，并利用这个联络站以外调为名，搜集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发展“5·16”组织。 + +　　2.亲自决定搞“人大代表专题” + +　　王锡鹏一伙为达到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恶目的，诬蔑三届人大是“宫廷政变”。王锡鹏亲自点名要搞“人大代表专题”。陈观文（“批统联络站”领导小组成员）曾对周小民说：“人大专题是王锡鹏定的，很重要，有些问题要牵涉到周总理。” + +　　3.印发并企图批判总理“广州会议”上的讲话 + +　　陈观文等人企图批判总理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去请示王锡鹏，王回答说：“不管是谁，谁有错误就可以批”。于是“批统联络站”就编印了包括总理讲话在内的“广州会议材料集”，并在封面上印有“供大批判用”字样。6月上旬，王锡鹏还以“供反击反总理逆流用”的手法，亲自把总理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稿交给联夺办公室的林德晋、鲁威等，并嘱把总理讲话中的“突出政治部分抽出来”，王锡鹏还用手指着总理讲话说：“这些不好的地方就不要了。”于是即按照王锡鹏的黑指示，对总理“讲话”进行了断章取义的阉割并印发，在总理“讲话”稿的许多段落和句子下，打上红杠杠，以表示这是“不好的”。现王锡鹏供认：“当时印发总理讲话的真意，是给一些人提供材料，反映‘广州会议’背景，引发对总理不满”。同时，王锡鹏还把总理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送给了戚本禹。 + +　　4.操纵、控制“批统联络站” + +　　王锡鹏除指派李宝田参与“批统联络站”的重大活动外，他还经常通过李世华、何其果（均为“批统联络站”领导小组成员）给“批统联络站”下黑指示。据戴定远揭发，李世华经常在领导小组会上传达王锡鹏的所谓意见。如：一次说：“王锡鹏又向我提出，你们联络站搞了这么久，也应开批判会，写批判稿，在院里登出来”。另一次，又传达说：“王锡鹏要我们站写篇批统战工作的稿子，投给《人民日报》。”……等等。 + +　　江青同志“9·5”讲话后，王锡鹏又通过李世华布置“批统联络站”要有策略的退却。王锡鹏说：“联络站要慢慢收，马上收显眼。” + +## 五、反军乱军 + +　　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三令五申：要拥军。不要介入社会两大派斗争。不要插手京外运动。“5·16”骨干分子王锡鹏无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违抗中央指示，积极追随王、关、戚的反革命部署，利用各种机会，插手东北、西南、中南、华北、华东等地，操纵和支持反军势力，大搞反军乱军的罪恶活动。 + +　　1.支持东北反军势力 + +　　1967年5月，金属所《东方红公社》在沈阳充当反军骨干，积极策划和参与冲沈阳军区的反军活动，受到军区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批判和揭露，特别在中央作出：“冲军区是错误的，不准冲军区”的指示后，受蒙蔽的群众纷纷起来揭发问题，退出“公社”。就在这时（5月16日），王锡鹏竟以院“联夺”勤务组长名义，拍电报给《东方红公社》，表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为”，并要他们成立革委会，“行使金属所一切党、政、财、文大权。”于是，该“公社”的反军势力又嚣张起来，大造反军舆论，搞反军集会游行。他们把王锡鹏的“电报”作为反军资本，用广播车在沈阳全市广播，还大量印发，到处张贴，并提出“谁反对王锡鹏就是反对党中央”的口号，影响极坏。 + +　　1967年5月，大连化物所《红联总部》，因参加社会上反军活动受到揭露批判后，反军派头头李??来京找王锡鹏，王当即表示支持。李??离京时，王锡鹏还亲自给他一封信，支持《红联总部》单方面成立“革委会”，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大联合、三结合，受到大连警备区、军管会的抵制。接着，王锡鹏又于5月16日，亲自给《红联总部》发贺电，祝贺“革委会”成立，17日又以联夺名义发表“通告”，支持和批准这个“革委会”的成立。同时，王锡鹏还派田志强到大连参加成立大会，并发表“严正声明”公开支持反军派。田志强在大连还气势汹汹地要挟军代表说：“你们早支持《总部》一天，就少犯一天错误”，等等。 + +## 1967年8月，王锡鹏为配合关锋东北之行，曾亲自派出“调查组”到东北搞反军活动，参与了“东塔事件”。 + +　　2.派人到四川反军支派 + +　　1967年上半年，为配合王、关、戚的反革命部署，王锡鹏曾多次派出所谓“调查组”、“联络站”、“宣传队”去四川，并直接操纵刘贤荣、傅中华、高家祥、张乃新等人在四川进行反军乱军活动。他们在四川抢枪、发枪，指挥武斗，大搞反军活动，窃取军事情报，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影响极为恶劣。 + +　　傅中华交待：“1967年4月15日去西南前，王锡鹏对我说：你们几个是代表‘联夺’又代表红卫兵司令部去的，工作上开展起来更为有利些，你们这些人到那里就大胆的干吧。……如果力量还不够，我们以后再安排。” + +　　1967年5月，中央通知驻外地联络站一律撤销，王锡鹏偏不听，并公然对抗说：“我们过问分院的运动是理所当然的，不在中央通知范围内。” + +　　张乃新交代：“四川‘5·6’事件发生后，第二天一早就向王锡鹏打长途电话汇报，王指示：院里已知道并举行了示威游行，连夜去西苑大旅社声援，院里还准备增派人去成都，联夺要派更多的人去支持。” + +　　当我院广大革命群众揭露、审查参加《西南联络站》的一伙人的罪恶活动时，王锡鹏又百般加以包庇。 + +　　（在“九大”期间，王锡鹏特意为我院审查《西南联络站》一事与刘结挺、张西挺进行了串连；“九大”之后，他又到处宣揭刘、张如何高度评价我院参加《西南联络站》的一伙人，他甚至自恃“九大”代表的政治资本，公然要数学所军代表为陈传平（《西南联络站》的重要成员，“5·16”反革命分子）在四川的反军活动平反。） + +　　3.支持中南分院反军势力，反对广州军区 + +　　1967年11月，中央作出“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后，12月中旬，王锡鹏借陪外宾之机，到广州擅自召开院属单位座谈会和分院反军派头头汇报会，发表讲话并作指示，纵容和支持《革联》（旗派）的反军活动，破坏当地文化大革命运动，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 +　　4.支持北京的“冲派”，反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 + +　　北京军内的“冲派”，是在肖华、杨成武、王、关、戚操纵下的一股反军乱军势力，他们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个“冲派”的罪恶活动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批判揭发，臭名远扬。但是，王锡鹏根据王、关、戚的黑指示，顽固地支持“冲派”，反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他别有用心地吹捧“冲派”是什么“三军”中的“造反派”，“造反精神最强”。 + +　　①支持“冲派”搞打、砸、抢 + +　　早在1967年春，“冲派”刚刚出笼，王锡鹏就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 + +　　陈德牛交代：“3月，‘冲派’的《海政怒涛》，为搞反革命夺权造舆论，来院借广播车，王锡鹏亲自批准借给。”后又经王锡鹏同意多次在物资上支持“冲派”搞打、砸、抢。 + +　　②多次请“冲派”演出 + +　　“5·13”事件前，经王锡鹏同意、批准，曾多次请“冲派”来院演出。1967年4月，王锡鹏、张本操纵的“科技联络站”请“冲派”演出时，王锡鹏、张本还有四川的刘结挺一起观看演出，演出结束后，他们又一起上台跟演员握手，表示祝贺，表示支持。 + +　　③派人参与“5·13”事件 + +　　5月13日，军内一小伙人暗中策划，在北京展览馆制造了一起冲“三军”演出挑起武斗的反革命事件。王锡鹏的重要联络员陈德牛参与了这一事件的策划。事件发生前，陈德牛向王锡鹏汇报了“冲派”准备冲“三军”演出会场的情况，王锡鹏指示要陈德牛亲临现场。 + +　　④“5·13”事件后，继续支持“冲派” + +　　“5·13”事件后，总理等中央首长作了重要指示，支持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并不让地方插手军队。王锡鹏却对抗中央指示，还是派陈德牛、刘家善等人参加所谓“三军调查委员会”，调查了空军和北京军区。他们以调查“两条路线斗争”、“5·13事件真相”为名，搜集材料，攻击三军党委，搞反军活动，阴谋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 + +　　王锡鹏还指示对外联络组周建平等人在社会上继续支持“冲派”，给“冲派”送礼品，并批准周建平等人接受“冲派”邀请，到山西大同支持肖华操纵的所谓“三院校革委会”，反对雁北军分区。 + +　　5月26日，王锡鹏亲自派刘建林与“肖华办公室”勾结，请“冲派”到大会演出，会前，王锡鹏布置陈德牛，要陈告诉“冲派”，这次大会有总理出席，让他们抓住这个机会，向总理反映情况，逼总理表态。同时，王锡鹏还送主席台的票给“冲派”头头，支持他们向中央首长递交“材料”。 + +　　⑤对抗林副主席，继续请“冲派”演出 + +　　1967年6月9日，林副主席观看“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演出后，直到1967年6月30日，王锡鹏竟狗胆包天仍同意请臭名昭著的“冲派”来院演出，顽固地支持“冲派”，反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公开对抗林副主席。 + +## 六、破坏革命委员会 + +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革命委员会好”。周总理、江青同志等中央首长也多次指示：革命委员会是新生事物，要爱护她，支持她。“5·16”骨干分子王锡鹏却秉承其黑主子的旨意，千方百计地暗中捣鬼，破坏革命委员会，继续进行“5·16”反革命阴谋活动。 + +　　1.“反复旧” + +　　1968年上半年。王锡鹏接过“三反一击”的革命口号，大搞反复旧，并提出“二次站队”，“重新造反”的反动口号。王锡鹏还造谣说“革委会是旧机关、旧人员、旧思想、旧作风统治”等，制造“反复旧”的反革命舆论。 + +　　王锡鹏为了拉队伍，达到阴谋篡权的目的，指使他的亲信和同伙刘建林、李宝田等人，四处游说，煽风点火。他们在群众中无耻地吹捧什么“王锡鹏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跟着王锡鹏走没有错”，甚至更无耻的胡说：“对王锡鹏没有感情，就是对毛主席没有感情。”……等等。 + +　　为了搞垮革委会，取而代之，王锡鹏还进一步与邹协成勾结，狼狈为奸，暗中共谋了所谓抓“二套班子”等一系列阴谋活动。 + +　　2.配备自己的班子，控制革委会 + +　　革委会成立后，王锡鹏根据戚本禹的黑指示，千方百计以自己的人马控制革委会。据王锡鹏的同伙交代揭发：他们曾策划了一系列企图全面控制院机关的反革命计划和部署，阴谋把一小撮“5·16”分子塞进革委会，控制要害部门，建立一个以王锡鹏为首，以“5·16”分子为骨干的独立王国。 + +　　这样，院革委会成立后，王锡鹏与邹协成等勾结，把唐世耀、朱斌、刘建林、田志强、李宝田等许多“5·16”反革命分子安插到了革委会要害部门。王锡鹏还对同伙说：“干部权不在我们手”，“宣传组无论如何得有我们的人在那里。” + +　　1969年秋，“两科”合署办公，曾酝酿成立领导小组，王锡鹏则乘机大肆活动，秘密策划，鼓动一些人造舆论，自己亲自提名要让“5·16”骨干分子邹协成等进领导小组，借机妄图进行反夺权。 + +　　1970年筹备成立“两科”合并后的革委会时，王锡鹏又亲自四出串连，开黑会，排名单，企图安排一批所谓“信得过”的人到革委会机关，企图继续保存实力，待机行动。 + +　　3.支持“炮轰派”，反对黑龙江省革委会 + +　　1967年8月，黑龙江来京上访人员住在西苑（应地所邻近）王锡鹏插手该地区运动，支持反省革委会的“山下派”。 + +　　据应地所揭发：8月28日晚，王锡鹏在应地所策划武斗，“会上，王锡鹏作了战略部署，要调科学院文攻武卫对，以绝对优势把‘山上派’踏平赶走，晚上12点，向‘山上派’递交了血战书，王锡鹏坐镇指挥。” + +　　第二天，王锡鹏亲自到院广播台，指示广播紧急通知，要全院集合队伍，立即去应地所参战。后经总理联络员、军代表及北京卫戍区再三劝阻，王锡鹏亲自策划、挑起的一场大规模武斗，才未得逞。 + +　　1967年11月，王锡鹏又派田志强到哈尔滨支持工程力学所反对省革委会的“炮轰派”。田志强鼓动炮轰派头头说：“要振作起来干”。在北京，王锡鹏亲自接见“炮轰派”代表，给其打气。据工程力学所揭发：王锡鹏还到“炮轰派”驻京工作站去过，表示支持。 + +## 七、“九大”期间及以后罪恶活动 + +　　1.无视大会规定，向“5·16”同伙透露消息 + +　　王锡鹏在参加“九大”期间，继续搞破坏活动。他公然对抗中央指示，曾多次给“5·16”同伙秘密通电话，偷偷写信，透露“九大”消息。他透露了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内容，透露了大会的地点和大会闭幕的时间，……等等。 + +　　2.歪曲“九大”精神，进行反宣传 + +　　“九大”闭幕后，王锡鹏不经请示，擅自到院外许多单位做所谓“传达报告”，以大讲特讲四川的刘结挺、张西挺，和山东的王效禹，歪曲“九大”团结、胜利的精神，进行别有用心的反宣传。 + +　　3.插手外地，破坏“九大”路线 + +　　1969年6月上旬，王锡鹏到武汉，擅自召开院属单位群众大会、小型座谈会，以传达“九大”精神为名，插手当地文化大革命运动，破坏“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据揭发，王锡鹏在武汉还支持和鼓动一些单位搞“反复旧”，配合“北、决、杨”的反革命活动。 + +　　4.同年7月，王锡鹏违抗中央三令五申，别有用心地擅自非法编辑铅印毛主席在“九大”期间的全部指示。 + +## 八、一贯破坏清查“5·16” + +　　1967年8月，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姚文元同志在写《评陶铸的两本书》时，点了“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名。江青同志“9·5”讲话，又进一步揭露了“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罪行。清查“5·16”的群众运动广泛展开。但是，“5·16”骨干分子王锡鹏却按照其主子的黑指示，千方百计控制、干扰、破坏清查工作。 + +　　1.组织秘密“专案组”，搞反调查 + +　　1967年9月，院革委会成立“5·16”专案组，开展清查工作，王锡鹏背着总理联络员、军代表和革委会，私自拼凑几个亲信搞了一个所谓“5·16”专案组，搞秘密活动，刺探情报，进行反调查。 + +　　同时，他又暗中支持邹协成以“5·16”反革命分子组成的所谓《红联》“5·16”专案组，搞破坏活动。 + +　　2.剿劫院“5·16”专案组的材料 + +　　1968年5月，王锡鹏指派他的连襟、“5·16”反革命分子刘建林等人，制造“院‘5·16’专案组整了革命小将的黑材料”的谣言，拿着王锡鹏的亲笔字条，剿劫了院“5·16”专案组的部分专案材料和工作手册。据陈玉林揭发：当天晚上唐世耀、朱斌、李宝田、刘建林等人在王锡鹏的办公室里鬼鬼祟祟地查看剿劫的“5·16”专案材料。 + +　　3.秘密策划，抛出“8·8”紧急口号反革命声明 + +　　1968年8月一个晚上，邹协成、于坤瑞到王锡鹏家中密谋，共同行动进一步破坏清查工作。邹协成给总理写假“报告”，捏造事实，攻击院“5·16”专案组，欺骗总理；王锡鹏则暗中为邹协成修改假“报告”。8月8日抛出王锡鹏、邹协成一伙“5·16”分子策划的“紧急口号声明”，攻击院“5·16”专案组是黑专案组，诬蔑总理联络员和军代表是“幕后操纵者”，王锡鹏还亲自到数学所、中关村电话总机搞“调查”，并亲自找人讲话，要他们在院革委会扩大会上揭发和作证，诬蔑总理联络员、军代表镇压“革命群众”，还帮助邹协成准备攻击的材料。王锡鹏告诉邹协成：“关键时刻我要出来讲话”。 + +　　4.组织地下黑司令部，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地破坏“批清” + +　　1970年，我院根据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和中央首长的多次重要指示，开展广泛、深入的狠批极“左”思潮，深挖“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群众活动，运动一开始，王锡鹏见势不妙，便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或者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或者拉拢一部分人，威胁一部分人；或者煽动派性，制造混乱，以实现他的“叫他们一个‘5·16’也抓不出来，就是我们的胜利”的反革命纲领。 + +　　①开黑会，拟定反“批清”的计划 + +　　“批清”运动一开始，王锡鹏背着领导、背着组织纠集同伙组织地下司令部，开黑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拟定破坏“批清”运动的计划。如： + +　　捏造事实，制造反“批清”的舆论。如说： + +　　“这次‘批清’运动是整革命小将，整老造反派” + +　　“批清运动是搞派性” + +　　“科学院不是‘5·16’重点单位，为什么要大抓‘5·16’” + +　　“批清运动扩大化了”……等等。 + +　　制造混乱，准备反攻。王锡鹏在黑会上布置同伙说：“要准备材料，也要出大字报，给他来个混战一场，造成极‘左’思潮人人有份”，“一打时我们被动，三反时争取主动，以后发制人。” + +　　布置同伙顶住。王锡鹏说：“顶住，让他们搞吧，等他们搞完之后，我们再说话。”他还指示高家祥转告陈德牛：“叫陈德牛不要怕，要顶住。” + +　　②采取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策略，上蹿下跳，暗中捣鬼 + +　　王锡鹏指使彭樱在“5·7”学校串连队伍，上下呼应，准备行动。当其阴谋开始暴露时，彭樱便使用隐语向王锡鹏“告急”，6月7日，彭樱给王锡鹏的信中写道：“现在我的思想还停留在3、4月份，现在应如何对待，一切都将听你的。”王锡鹏接信后，不敢直接与彭樱联系，就假借彭樱老婆的名义写信指示彭樱：“自己承担，不要牵扯别人。” + +　　王锡鹏在院革委会机关布置同伙写了一封署名“革命群众”的“意见书”，在夜深人静时，偷偷摸摸从门缝塞进军代表的房间。 + +　　王锡鹏还先后到微生物所、地质所、化治所、印刷厂等单位，进行暗中活动，妄图“串连起来，左右院里的形势，使运动纳入我们的轨道。” + +　　③通风报信，订立攻守同盟 + +　　1970年2月初，“批清”运动刚开始，王锡鹏就迫不及待地把“5·16”骨干分子邹协成找到家中，对邹说：“不要怕，要沉住气”，一定要顶住，并订立攻守同盟。邹协成被隔离后，王锡鹏还常给邹协成通风报信。王锡鹏将院领导对邹协成的案情研究和意图，秘密告诉邹协成，要他做好思想准备，采取对策。 + +　　1970年春节期间，“5·16”反革命分子朱斌等人从“5·7”学校回京探亲，2次和王锡鹏密谈。王锡鹏把唐世耀“5·16”的情况告诉朱斌，并一起对邹协成和唐世耀的现状交换了情况，统一了“口径”。王锡鹏对唐世耀表示担忧，说：“唐世耀的小辫子被人家抓住了，不过现在材料还不足以定性”，“很被动，很被动”。朱斌即告诉王锡鹏：“唐世耀很硬，……他能顶得住。”王锡鹏和朱斌一起还对邹协成进行了分析，研究了对策。密谈之后，朱斌又把王锡鹏的黑指示转告了他的同伙。 + +　　1970年4月，王锡鹏去“5·7”学校，把吴祖芳的交代和北京的其他专案进展情况（只在极小范围知道的），告诉了彭樱，彭樱又立即转告了朱斌等人，共谋对策。 + +## 九、参加和发展“5·16”反革命组织 + +　　王锡鹏是“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线人物，是“5·16”骨干分子，在科学院秘密发展了“5·16”反革命组织。 + +　　“5·16”骨干分子王锡鹏的罪行是大量的，是极为严重的。我们要坚决遵照中央13号文件精神，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把王锡鹏的反革命阴谋罪行和科学院的“5·16”反革命组织，揭深揭透，批倒批臭，彻底清算。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7/000011.txt b/CCRD/0/8/7/0000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6a0a3036408f900b6fe7abde9cf9ed1dff53a02 --- /dev/null +++ b/CCRD/0/8/7/000011.txt @@ -0,0 +1,31 @@ +# 七十五岁居民恳求“退休”的报告 + +　　<刘富贵（化名）> + +## 〖刘富贵，湖南城镇居民。〗 + +　　（吕仙亭居委会负责同志：） + +　　六九年九月十八号起，挖防空洞到十二月廿号，共计拾伍个半工。 + +　　十二月廿号，奉命到五里公社修路，到廿六号，白天五个工，又做晚工两个，半夜一点起到早晨六点钟收工回来。 + +　　七零年元月初四起，到大桥湖中桥没罗【灭螺】，七天之久完成任务回家。 + +　　到三月奉命拾砖碴子两天，第一天九担，第二天拾担。又到五里公社修补路二天，在广场挖沟（子）一天。 + +　　又到七〇年，挖防空洞前后五个半工。 + +　　团 到五月一号、三号两天办地种棉花。 + +　　又到五月十五号锄棉花三天，五月廿四号锄棉花三天。 + +　　到五月廿六摘桑叶半天，到六月二号摘桑叶一天。 + +　　此【本】人年龄七十五岁了，应该退休了，政府照顾。 + +　　 居民刘富贵 71年六月4 号 + +　　· 来源： + +　　拓荒者据原件录入、提供。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7/000012.txt b/CCRD/0/8/7/0000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af91fce65a01edd8be6b1bf58bd9701af6a3faf --- /dev/null +++ b/CCRD/0/8/7/000012.txt @@ -0,0 +1,33 @@ +# 胡春浦思想汇报 + +　　<胡春浦> + +## 〖胡春浦，时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统战部部长。〗 + +　　（统管组、深挖办公室转） + +　　（康健民主任并） + +　　（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 +　　在我被隔离反省审查历史三年又四个月，即四十个月的日子，又值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的前夕，要求革委会对我的历史问题根据三年多来调查的材料，根据毛主席有关清理阶级队伍的指示和政策即：“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和“重调查研究，重证据”“抗拒从严”的精神（六厂二校有样板）尽快作出明确结论予以处理。（从六九年以来，我曾多次向专案组、统管组书面、口头明确提出这个要求）。这个要求是否有当，请宁夏革委会在百忙中予以考虑！ + +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 + +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万岁！ + +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 +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 +　　毛泽东思想万岁！ + +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 +　　 胡春浦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十九点三十五分。 + +　　· 来源： + +　　亲属据手稿录入、提供。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7/000013.txt b/CCRD/0/8/7/00001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414debfe83920caeece92142f8b62e9b379bf4b --- /dev/null +++ b/CCRD/0/8/7/000013.txt @@ -0,0 +1,17 @@ +# 胡春浦思想汇报 + +　　<胡春浦> + +## 〖胡春浦，时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统战部部长。〗 + +　　这一周，是我一生最可耻的一周。 + +　　去年七月四日夜晚十一点半钟以后，在审讯室承认了“伪造入党历史，冒充共产党员”的罪行。以后又接连写了一次材料，详细述说如何冒充、为什么要冒充等等情况。而在材料中为了说明过去历次交代自己那一段历史中几个重大问题是假的，竟不惜在政治上陷害了一个活人罗髫渔（说他三六年下半年去香港，是我们商量去依附国民党政客黄季陆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侮辱了两个死人郑少愚、陈怀刚（说我三五年在杭州、三六年去南京发展他们入党是假的）。 + +　　就是这一周，也仅仅是这一周的时间内，仅仅为了自己想得到“坦白从宽”的处理，早点恢复人身自由这点卑鄙的目的，就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给自己的政治历史上留下了不可抹灭的污点，也是自己五十八年来一生最大的耻辱。在这一周年的时候，回忆自己这个卑鄙的行为，心情感到特别沉痛。 + +　　 胡春浦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一日 + +　　· 来源： + +　　亲属据手稿录入、提供。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7/000014.txt b/CCRD/0/8/7/00001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7d26c00d0576d6ad728f3cb822372d3bf686225 --- /dev/null +++ b/CCRD/0/8/7/000014.txt @@ -0,0 +1,27 @@ +# 胡春浦要求尽快得到处理的思想汇报 + +　　<胡春浦> + +## 〖胡春浦，时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统战部部长。〗 + +　　（统管组，深挖办公室转） + +　　（康健民主任 并） + +　　（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 +　　上月二十七日，即我被隔离反省审查历史四十个月，也就是三年又四个月的时候，曾要求宁夏革委会对我的历史问题尽快结论处理。至今将近一个月了（差五天）。现在，再一次要求宁夏革委会对我的历史问题根据三年多调查的材料，遵照毛主席关于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抗拒从严”。（因为三年多来我没有交代一个重大历史问题，所以不应该得到“坦白从宽”的处理）的指示。参考六厂二校的样版（有的反革命分子，一个字不吐，也根据调查的证据定了罪），尽快地作出明确结论，予以处理。因此，也再一次请宁夏革委会在百忙中对我这个要求予以考虑。 + +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胜利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 +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 +　　 胡春浦 1971.7.22。 + +　　· 来源： + +　　亲属据手稿录入、提供。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7/names.txt b/CCRD/0/8/7/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e70eb432ba5479edf87f4063851398bb2aaee11 --- /dev/null +++ b/CCRD/0/8/7/names.txt @@ -0,0 +1,15 @@ +交代《翠鸟衣》的问题 +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南陵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布告 +父亲周钦祺的“上书” +关于“小反革命”郑明仁破坏毛泽东像的五次审讯记录 +139号犯人狱中报告（关于“创作集体”） +林立衡对九一三事件前后的回忆 +旱西门街居委会用党的政策制服敌人 +广州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对李寄胜的刑事判决书 +吴光清的档案材料与“‘一打三反’运动” +周喜春投案请罪书 +中国科学院“5·16”反革命阴谋集团骨干分子王锡鹏的部分罪行材料 +七十五岁居民恳求“退休”的报告 +胡春浦思想汇报 +胡春浦思想汇报 +胡春浦要求尽快得到处理的思想汇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8/000000.txt b/CCRD/0/8/8/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0b79f6b71f6589eb371b0c899e511df89b79446 --- /dev/null +++ b/CCRD/0/8/8/000000.txt @@ -0,0 +1,101 @@ +# 中共河南省浚县县委关于孟传岗问题的审查报告 + +　　（） + +　　 姓名 现名 孟传岗 部职别 浚县新镇公社孟庄大队农民 曾用名 民族 汉 级别 出生年月 1901 性别 男 家庭出身 贫农 本人成份 农民 文化程度 高小 参加工作时间 入党（团）时间 籍贯 河南省浚县新镇公社孟庄大队 主要经历 1904年至1934年上学、务农、做小生意； 1934年至1940年先后在洧川、淇县国民党、日伪县政府警察队当队员、付班长； 1940年至1950年从事圣贤道活动； 1950年至今在家务农。 + +## 中共浚县新镇公社孟庄大队支部委员会审查结论处理意见 + +　　孟传岗，1940年春，在本村参加圣贤道，后劝其全家入了道。1942年夏，道首侯佩元、李大堂由山东省来到浚县“送法”。孟随同刘顺仁、刘贞一等人，到邢庄村邢同朝家领了法，当上了圣贤道的点传师。1942年至1950年，孟先后在浚、滑、淇、汲、延津5县境内数十个村庄，起场点道百余次，设立佛堂49处，发展道徒700余人。 + +　　孟传岗曾任圣贤道点传师，但尚未发现大的罪恶和民愤。1950年已向政府作过交代，以后没有发现新的活动。在“清队”运动中经过批判，认识较好。经研究，可视为重大历史问题。 + +　　 1971年12月26日 + +## 中共浚县新镇公社委员会复审意见 + +　　同意孟庄大队党支部意见。 + +　　 1972年元月3日 + +## 中共浚县县委复审意见 + +　　孟传岗，系圣贤道点传师，从事职业办道多年，积极进行欺骗宣传和发展道徒活动。1950年已向政府作过交代，以后没有发现新的活动，在“清队”运动中经过批判，属于重大历史问题。 + +　　 1972年3月13日 + +## 中共安阳地委批示 + +　　孟传岗，1942年参加圣贤道为点传师，积极进行欺骗宣传和职业办道活动。尚未发现大的罪恶和民愤。1950年已向政府作过交代。以后没有发现新的活动。在“清队”运动中经过批判，认识较好。可视为重大历史问题。（不作文字结论，但应把问题在群众中说清楚。） + +　　 1972年3月15日 + +## 关于孟传岗问题的主要证明 + +## 一、孟广居的证明（节录） + +　　1940年（月份记不清），由赵岗的刘顺仁和另外两个人来我家，挂佛堂起场点道。……那次在我家同时入道的，还有孟传岗，谁是孟传岗加入圣贤道的介绍人，我记不清了。…… + +　　 孟广居1971年12月15日 + +　　注：孟广居现是浚县新镇公社孟庄大队第3队社员 + +## 二、刘顺仁的证明（节录） + +　　我叫刘顺仁……系反动圣贤道点传师。……孟传岗系浚县新镇公社孟庄大队人，于1940年春参加反动圣贤道。当时孟传岗是同孟照烈全家人等在孟照烈家入的道，……于1942年麦后，由公堂村周书喜，通知我到邢庄去领法。我又通知孟传岗，我们一同到邢庄去的。当时来送法的有山东省××县××村张××同鄄城县侯楼村侯佩元、李庄李大堂，还有河南省滑县王道口村吴玉喜、安廷选，高寨村高俊英。当时是在邢庄村邢同朝家里烧的香，摆的供。……指定以下21人为反动圣贤道的点传师（点传师也叫法官，也叫指师），也就是当时到邢庄来领法的，即……孟庄孟传岗……共21人。 + +　　孟传岗充当反动圣贤道点传师以后，经常在新镇、马湖、卫贤香菜、大屯、南皮等处以及滑县王庄、鲁庄营一带，淇县李庄、石奶庙一带点道。由于我比他们资格老，所以有时是我差他去的，有时是他点道以后给我说的。 + +　　 刘顺仁1971年12月16日 + +　　注：刘顺仁在1951年被判刑20年。现在浚县新镇公社赵岗大队第7队。 + +## 三、阎文安的证明（节录） + +　　……1944年至1950年我经常跟随孟传岗到周围附近村庄安佛堂起场点道，……在每次起场中，都是孟传岗当点指师，由他点道，我当保师。在起场中孟传岗经常讲些劫术等内容。如孟传岗说什么：将有水、火、钢风大劫，火劫来了断水，跪香可以不饥不渴，火劫下去就是水劫，平地水深三丈，安佛堂能躲劫，水涨三丈佛堂可以涨四丈，水劫下去是钢风劫，钢风落地万物化灰，黑七七四十九天，不见日月，在圣贤道能躲劫顾命等。 + +　　 阎文安1972年元月2日 + +　　（注：阎文安现在浚县新镇公社马头大队务农。） + +## 四、李建堂的证明（节录） + +　　1943年秋后，我到延津丰庄公社王庄我姐家走亲，……一天晚上在这个姓牛的家起场点道，点道的是孟传岗，阎文安是陪场，从那时起我就入了圣贤道。 + +　　 李建堂1971年12月17日 + +　　注：李建堂现在浚县新镇公社庄头大队务农。 + +## 浚县新镇公社旨庄大队党支部关于孟传岗问题的补充说明 + +　　在1951年取缔会道门时，因孟传岗没有现行活动，所以没处理，其他道首有的有现行活动，都法办判刑了，因他没有活动，也没有发现啥反动言论，所以没有过问。到1965年四清时曾批判过他。没有结论，到清队时又进行了审查批判。 + +　　 1972年5月3日 + +## 孟传岗的交代（摘抄） + +　　1940年3月，本村孟照来劝我加入圣贤道。他说：到三七末劫了，在圣贤道能躲劫顾命。我同意后，就在孟广居家加入圣贤道。主持起场的有王道口吴玉喜，赵岗刘顺仁，邢庄邢同朝等。吴玉喜的指师，刘顺仁的引师，邢同朝的保师。和我同时入道的孟广居、孟照烈、孟光生（已死）等，入道后经常跪香，并劝我全家入道，…… + +　　1942年一天，赵岗刘顺仁来我家，叫我跟他一块到邢庄去领法。到邢庄邢同朝家，送法的有山东侯楼侯三爷（名子记不清）、山东的赵大爷，王道口吴玉喜等人。他们教了请神法，搁场礼等内容，领法的有：赵岗刘贞一、刘顺仁、邢庄邢同朝……等20余人。领法后称为法官，就能当指师起场点道了。 + +　　1942年邢庄领法后，我就开始起场点道了。到1950年取缔会道门时为止……，现将自己记忆的活动情况交代如下： + +　　1、在于庄田伦仁家起场安佛堂一个，陪同我起场的有：阎文安、孟玉新。这次进道的是田伦仁全家8口人。在起场中我是指师，孟玉新是引师，阎文安是保师。起场过程是：……最后由我讲劫术和礼，其内容是：……钢风劫是七七四十九天不见太阳，钢风落地，万物成灰，兵来将当，水来土屯，劫来道当，入道能躲劫顾命，…… + +　　其他地方安佛堂起场过程和田伦仁家大体相同，不再重述。 + +　　2、我和商永兴在于庄河堤根一家（名子记不清）安佛堂一个，发展道徒4名，我点道，商陪场。 + +　　3、我和阎文安在北刘庄刘阳林家（死）安佛堂一个，入道的是刘阳林家4口，我点道，阎陪场。 + +　　4、我和周书喜在和庄我舅王汉家安佛堂一个，发展道徒2人，周点道，我当引师。 + +　　……以上每次安佛堂和起场（除和庄一场外）都是我点道，其他是陪同。据我以上不完全记忆，发展道徒722名，安佛堂49个，起场111次。 + +　　……以上都是我的罪恶，坚决向广大劳动群众低头认罪，……给我任何处分没有意见。 + +　　 孟传岗1971年12月20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8/000001.txt b/CCRD/0/8/8/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1ff2c6ec468d46acfd617af39493ceca6c1eeb3 --- /dev/null +++ b/CCRD/0/8/8/000001.txt @@ -0,0 +1,11 @@ +# 杨成武女儿给毛泽东的信（要点） + +　　<杨俊生> + +## 〖杨成武，原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 +　　信中说，杨成武是忠于毛主席的，他受了林彪、陈伯达、叶群的政治陷害，请求让杨成武到阶级斗争的实际中去经受考验。 + +　　· 来源： +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8/000002.txt b/CCRD/0/8/8/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988b1081943b06a102a8bef2bdb9d0ab4a10ae4 --- /dev/null +++ b/CCRD/0/8/8/000002.txt @@ -0,0 +1,151 @@ +# 我的检查 + +　　<南萍> + +## 〖南萍，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二十军政治委员，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 + +　　今天，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向省委扩大会的全体同志，继续检查交代我所犯的严重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和罪行。 + +　　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是我党历史上一次最大最激烈最深刻的关系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命运的斗争。在这场惊心动魄的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大搏斗中，我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上了贼船，陷得很深，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 +　　林贼叛党叛国事件发生以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多次给我树梯子，要我下贼船，等待了半年之久，我一直不觉悟，多次失去了检查和改正错误的机会。三月二十一日，中央把我和熊应堂同志找到北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检查交代错误。在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反复启发、耐心教育下，在浙江赴京开会现场的热情帮助下，我对自己的错误和罪行才开始有些认识，初步检查和交代了一些问题。但由于我对自己错误和罪行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认识不足，存在侥幸和过关思想，没有向党交心，彻底检查和交代自己的错误和罪行，又一次辜负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和期望。 + +　　为了进一步帮助我，并给我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四月二十七日从北京回来后，根据中央的部署，省委分三个阶段召开了扩大会议，这是非常必要的。会议在许司令、王洪文同志和省委常委的领导下，在到会同志的努力下开得是很好的。会议自始至终贯彻了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同志们对我的错误既进行了摆事实，讲道理，不讲情面的揭发批判，又耐心诚恳地帮助教育。许司令、王洪文同志工作很忙，一次又一次地对我启发帮助。谭启龙和铁瑛同志也多次找我谈心。这是对我政治上最大的关心和爱护，我内心非常感动。我十分感谢许司令、王洪文同志对我的批评教育，感谢谭启龙、铁瑛同志和同志们对我的热情帮助。这段时间来，在同志们的不断帮助教育下，使我进一步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我深刻地认识到，我不仅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也犯了严重的错误。想到此，我内心痛恨不已。这次会议，对我是有生以来最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我深切体会到，路线是决定一切的，路线错了，一切都错。现在同志们仍然在伸出热情的手，极力地把我从贼船上拉下来，从林彪反党集团的火坑里抢救出来。我决不辜负同志们的期望，一定要彻底检查交代自己的错误，彻底清算自己的罪行，坚决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彻底决裂，低头认罪，痛改前非，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 +　　现将我的错误和罪行检查交代如下： + +## (一)积极投靠以林贼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与林贼死党关系密切，打得火热，上了贼船，陷得很深。 + +　　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一年，我先后与林贼死党黄永胜、吴法宪、江腾蛟、陈励耘、王维国、周赤萍、周建平、于新野等人频繁地接触，对他们言听计从，积极投靠，互相吹捧，打得火热，积极配合和参与了他们反党反毛主席的活动，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我与这些死党的关系和错误逐个交代如下。 + +　　死党黄永胜、吴法宪，我看他们都是原军委办事组的，有实权，觉得靠着他们就可使自己在浙江站得住，站得牢，所以，我是拼命抱他们的大腿，积极投靠他们。早在一九六八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后，我和死党陈励耘就去拜望了他(吴法宪)，那次主要是谈××处的问题，谈了十多分钟，最后吴贼以关心为名，进行拉拢，说“二十军同五军要团结，要谨慎，有问题多商量，多请示”。我很感激地说：“请吴××今后多指示”。我对吴贼是有“好感”的，认为对我们很关心，所以我常在陈励耘面前吹捧吴贼，说：“你们好就好在有吴××”。一月会议期间，黄、吴背着中央，二次找我和熊应堂同志谈话，下黑指示，竭尽挑拨拉拢之能事。说什么“你们要团结，不要被人家各个击破”，“不要大权旁落”。还说“要把多数团结过来，就不会被架空了，你们自己不要有裂缝”，“我们是支持你们的”等等。他们所指的“人家”就是指南京军区，他们要我们团结一致不要有裂缝，目的也是对付南京军区。他们还假惺惺地说：“军委办事组那个批评你们开枪的电报，不知道你们那里这么复杂，否则打个电话就可以了”。会议期间，我参加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被安排在第一排，我错误地认为，是黄贼对我的关心。由此，我对黄、吴是感激不尽的，同时也觉得腰杆子更硬了，胆子也大了，所以明目张胆地反对南京军区。我对他们也是唯命是从。一九六九年七月，南京党代大会期间，我秉承他们的黑旨意，阻挠破坏会议的正常进行，黄贼看我太过分了，又亲自打电话给我，说什么有意见“可以等待”，“可以保留”，意思是不要僵持下去，要收缩一下，于是我心领神会，照办了。这次会议后，一九七○年初，黄、吴又要陈励耘带来黑指示，表面上说要搞好与南京的关系，说什么“和南京关系不要搞僵了，政治上要大方一点，不要那么小气”，又说“我们只是讲讲，没有别的意思”，“‘中央’是支持你们的”，实际是对我们进行安抚，并鼓我们反对南京军区的气，用心十分险恶！他们抓住一切时机拉拢我，我也不放过一点机会靠拢他们。一九七○年八月十一日，黄贼陪贵宾到杭州，深夜还把我和陈励耘找去谈话。这次谈话开始问了部队的情况，工农业生产情况，以后又问群众讨论宪法有什么反映。最后他说：明天走了今晚找你们谈谈，看看你们。我把黄贼这种不怀好意的关心和拉拢，看成是对我的支持。这样，我对黄贼、吴贼靠的很紧的，当时确实是把他们看作“支柱”和“靠山”。 + +　　我与死党陈励耘关系密切，打得火热。早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初，我到杭州支左认识了他。开始，由于观点一致，即产生了宗派主义，互相吹捧。什么“两个政委”，“支左英雄”，“你们的党委，就是我们的党委”，“你们的首长，就是我们的首长”，“肩并肩，心连心”等等，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陈励耘不断吹嘘林贼、吴贼，借机吹嘘自己，说什么“上面要他到‘林办’当主任，‘林办’对他很关心”，并将“林办”送他的芒果分送我几只。我感到此人关系多，上边有条线，所以，我是积极靠拢他，把他看成是通向林贼司令部的一个桥梁，指望他能在黄、吴面前说我的好话。他利用我与南京军区的关系问题大肆挑拨，说“这是两条路线斗争，不斗不行，你不斗，他要把你压下去”。对他这种别有用心的挑拨，我感到是对我的同情和支持。我对他是无话不说，言听计从，百依百顺。一九六九年春，林贼死党于新野来杭州挑“秘书”，陈告诉我，我即布置人为他联系。以后，陈为林贼收集古字画，我也同意，并提供了方便。只要陈励耘开口办的事，一般我都是同意的，我这样做，目的是为了得到他的好感，进一步靠拢他。后期，我们在工作中也有些矛盾，有时顶几句，但我都迁让他，事后找他解释缓和一下，怕得罪他，我怕他也是为了靠他。对死党陈励耘，早在一九六八年，许司令就告诫我，陈励耘是坏人，要注意他。但我听不进去，相反与陈靠得更紧。我和陈励耘的思想、立场、感情是完全一致的。 + +　　一九六七年通过陈励耘认识了死党王维国，我觉得他和陈励耘一样，上边有条线，靠着他，政治上、生活上都有利(政治上可进一步投靠林贼司令部，生活上可满足自己的享受)，所以与他抱得也是很紧的。我把两个孩子从别的部队调到空四军，他对我两个孩子关怀备至，安排去上学，关系越来越密切，亲如一家。我为答谢他们，派了针灸医生，长期住在四军给他们治疗。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一年，先后八次住过上海巨鹿路空四军招待所这个黑据点。每次去都受到“盛情”的接待。一九六九年，一月会议后路经上海，吃饭时，王维国讲到陆军进驻机场时流了眼泪，我联想到一月会议也激动得流了泪。这是我们反对南京军区的共鸣。特别是，一九七一年七月，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已揭露了王维国的问题，我还主动往他那里靠。这次去，受到了他们破格的接待，原空四军军长×××、第二政委×××在郊外十多里处迎接。王洪文同志和上海市委负责同志出于政治上对我的爱护，邀我去市委住，虽然当时即住进了华东医院，但由于我与他们关系年长日久，陷得很深，我的家属和孩子仍住在巨鹿路招待所。约七月二十七日，我刚出院在巨鹿路招待所，王维国来看我，这也是这次去上海第一次见面。这次主要是他挽留我在上海多住几天，说：“不要急于回去，医院不方便可继续看，医生我们帮你找”，百般进行拉拢。此外还说上海医生有名但保守等挑拨话。在“八一”前夕，我应邀去王维国家吃饭，王更是大肆拉拢，在敬酒时说：“记得你以前曾说过一句很好的话，不管出现什么情况，要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还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家属，我们是一家人”。这次还说什么“上海有两个专政机构，不好办”，“野营部队到浙江很热情，到江苏冷冰冰”。这些挑拨和拉拢，是他们妄图实现“571”反革命政变纲领争取我的一次极为重要的反革命活动。在两个司令部大搏斗的关键时刻，我竟丧失立场，还向上海市领导同志建议把王维国补为市委副书记。这说明我是顽固地站在林彪反党集团一边，不仅为林彪反党集团“争取”和“借用”创造了条件，实际上是参与了他们“571”反革命政变的活动。 + +　　我对死党江腾蛟巴结得也很紧。早在六七年五、六月份江到空五军，我在五军一号招待所看望过他。“九大”以后，陈励耘曾经在我面前吹他，说吴法宪在空军党代会上说，“九大”选陈励耘、王维国当中央候补委员，实际是选了江腾蛟。陈励耘还说：“把江调离南京是为了团结，他在空军管政治部工作，参加常委活动”。陈去京回来总对我说：“江向你问好，他很同情你们，他也很想到浙江来看看。”他这些吹捧和拉拢对我很起作用，使我感到江根子还是很粗的，促使我更加积极靠拢他。七一年二月，我参加全国计划会议期间，亲自登门拜访了江。同他谈了南京的问题，我说一月会议后问题并没有解决，还说南京到现在还说我是“5·16”。江对我进行鼓气说：“他们也抓我是‘5·16’，怕什么，不是，打也打不倒。”这次还谈了江浙工农业生产的情况，他说：“浙江形势很好，很高兴。”我肉麻地吹捧说，“与你过去对我们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可见我的灵魂深处，已和他们同流合污了。我这次去，是想得到他的同情和支持，积极投靠他，巴结他，搞政治交易，以便通过他向吴贼反映下我的处境。这次去使他看到我反对南京军区的立场很顽固，摸到了我的底，为他们制定“571”反革命纲领，确定“借用”和“争取”我找到了根据。 + +　　死党周赤萍早在鲁中军区时认识，六九年他在冶金部任副部长时，到浙江检查过工作。他调任福州军区政委后，于七一年三月，以养病为名，窜到杭州。他这次来，我为了讨好他，亲自到机场迎接，并为他安排住处，热情接待，投其所好。在杭期间，我与他接触过二次，第一次，我同我老婆去看过，谈了些家常和有关冶金工业方面的问题。第二次，他自称病情恶化，转去上海医治，离杭前一天晚上我和熊应堂同志去看望了他，表示送行。他老婆来过我家一次，送给我吹捧林贼的黑书，向我兜售反革命黑货，进行拉拢。七一年七月，在华东医院检查身体期间，他也住那里，也有过接触，他吹捧我们工作做得好，以此拉拢。 + +　　七一年九月上旬，林贼死党周建平以召开东南沿海协同作战会议为幌子，来到杭州进行反革命活动，我曾亲自参加过两次会议。个别没有接触过。七○年四、五月，周到空五军，陈励耘在西冷饭店请他吃饭，我和熊应堂同志还有其他一些领导同志参加了，谈了××机场和公路跑道问题。 + +　　死党于新野，六九年春来杭州选“秘书”，我在家里接见过他，他说了一些吹捧的话，说什么“浙江不错，浙江只要五军和二十军团结一致，形势就稳定”等。 + +　　此外，七○年九月，死党鲁珉的老婆到杭州，我老婆请她在我家吃过饭(我不在场)。七一年黄永胜的儿子曾来看×××，我老婆和熊应堂同志的老婆陪同他们游玩，还硬要二十军军部请他们吃饭。六九年七月，邱会作的老婆到杭州选“服务员”，我也去看望了她。我这样接待的目的是通过他们，进一步投靠林贼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 +　　我为什么同这些死党靠得那么紧，关系那么密切？由于我有资产阶级个人野心，为了使自己能在浙江站住脚，能向上爬，所以到处“抱大腿”，“找靠山”，拉关系。我看这些死党是有权威的，又有相当地位，还同情和支持我，所以，就积极投靠他们。而他们出于反革命政变的需要，利用我的极端个人主义和严重宗派主义，竭力进行挑拨、拉拢，一靠一拉，上了贼船，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 +## (二)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向党猖狂进攻。 + +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反党集团经过串连密谋，抛出了“坚持天才观点”和“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妄图抢班夺权，发动反革命政变。在这场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林贼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搏斗的关键时刻，我站在林贼反党集团一边，成了他们反党反毛主席，进行反革命政变的打手。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我参加过中央两次会议，是清楚的。在庐山会议前，讨论宪法草案时，陈励耘一再坚持设国家主席，对我是有影响的。当时，在我思想上没有把群众的愿望和主席的指示统一起来。八月十一日，黄永胜陪外宾到杭州，夜间把我和陈励耘找到西冷饭店，以谈工作为名，问我讨论宪法草案群众有什么反映。我说，群众的愿望是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陈励耘接着说：群众有这个强烈愿望，认为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更放心。黄永胜表示：“是嘛，群众的愿望嘛”。我想他也感到群众有此愿望，希望设国家主席，可能是有点根据的，所以我的思想就摇摆不定了。上庐山后，陈励耘又做我的工作，说：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要很好的考虑一下。林贼的反革命动员令出笼后，陈励耘起劲地向我鼓吹说：“这个‘讲话’很好，是有所指的，为会议指明了方向。”他又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这是谦虚”，“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是群众的愿望”。陈励耘说这些话，当时我认为还是有道理的。二十四日晚上，江青同志在华东大组会上明确指出，不设国家主席，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是深谋远虑的。听了江青同志的话，我当时思想有些通了。会后陈励耘又进一步做我的工作，说：“党的会议上，个人有什么看法都可以讲，不通就是不通，江青同志还说服不了我”，“国家总得有个主席，设总比不设好”，“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还有接班人嘛！”“只要我们坚持，主席总会听群众意见的”。还说：“我的意见很多人支持，这也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我想，这个人上头关系多，直通吴贼、林贼。二十三日，又到过吴贼那里，他说这番话可能是有数的，是向我交底的。这时，我被拉过去了，也认为设比不设好，下半年要开四届人大，林贼还能老当国防部长，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林贼来当也可以。我又觉得这些死党跟林贼联系紧密，他们对我又很支持，林贼当了国家主席对我也有利。二十五日上午，华北组第六号反革命简报一出笼，林陈反党集团气焰十分嚣张。我看了这个简报，联想陈励耘这一番话，感到问题清楚了，我的反党立场也更加坚定了。这时，陈励耘火上加油，说：“你看这不是很清楚了吗？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平时说刀山敢上，火海敢下，关键时刻就不行啦！浙江小组在这个问题上要统一”。当天下午，华东组会议上，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有人跳起来，影射中央首长，并提出要上海小组的同志表态，当时我意识到可能是指春桥同志，对我震动很大，就认为是春桥同志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在陈励耘猖狂地作了向党进攻的发言后，出于投靠林贼司令部的反动立场，我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公开表示：“陈励耘发言中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是代表浙江小组的。”更严重的是，二十六日陈励耘口述，我执笔，盗用浙江小组的名义，向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表态信，顽固地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说这是“完全代表浙江全体军民的感情和心愿的”，继续向党进攻。二十九日，当陈伯达问题被揭露后，在华东组会议上，陈励耘被点了名，我还想为他辩护，开脱罪责。会后，我给他鼓气说：“犯了错误没有关系嘛！会上我也讲了，错了我也有责任嘛！”我在二中全会上，站在林贼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参与他们向党进攻的反革命活动，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 +## (三)二中全会后，顽固站在林贼司令部一边，卖力地推行林彪反党路线，为其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效劳服务，作了帮凶。 + +## 1、大肆吹捧林贼，为林贼抢班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 + +　　二中全会后，林彪反党集团为了策划新的反革命政变阴谋，而大造反革命舆论。我是积极推行了林贼死党“人家不宣传，我们宣传”的黑方针，大肆吹捧林贼。 + +　　我违反中央的规定和纪律，把林贼的反革命动员令抄了回来，在各种会议中积极兜售。首先向省核心小组和驻杭部队军党委常委以上领导干部作了传达。在这个会上，我还传播什么林贼主持了批判陈伯达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席对林贼很关心，两次打电话问会议开得怎么样，是否可结束，等等。由于我歪曲传达了二中全会精神，使大家对庐山这场严重斗争认识不清，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林贼是站在毛主席一边批判陈伯达的，后果十分严重。会后，还伙同陈励耘盗用省核心小组的名义，向中央写了报告，说什么大家听了林贼的讲话“心情异常兴奋”，“表示热烈拥护”，明目张胆地对抗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九月十七日，我在地区负责人会议上，布置学习新宪法草案时，又整段地引用林贼的“讲话”，使这个反革命动员令流毒全省。 + +　　接着，我又要求省党代会工作报告起草小组把林贼的“讲话”精神写进去，还要他们参考李作鹏、吴法宪在海、空军“积代会”上的报告。更不能容忍的是，在工作报告中，在引用新党章原文时，又加上了毛主席几次圈掉的三个副词，竭力鼓吹林贼的反党理论纲领，篡改了新党章，对抗毛主席，对抗二中全会的精神，对抗了毛主席唯物论的反映论。这个工作报告大量引用了林贼的黑话，大肆吹捧林贼，说什么他是“学习、宣传、贯彻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最高典范”。这个工作报告中还错误地提出了批“三论”，把矛头指向了不同观点的同志，转移了斗争大方向。这次大会的会场布置也突出了林贼，会中还组织代表参观了宣扬林贼的所谓《井冈山道路》展览会。我在这个大会上，顽固地推行林彪反党路线，错误十分严重，流毒全省，危害极大。 + +　　在七一年三月召开的省委批陈整风会议上，我继续宣扬林贼的反党的理论纲领，对抗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这个光辉文献。我在会议小结中，竭力贩卖林贼关于天才的谬论，用林贼的“天才观”批判陈伯达的“天才观”，继续放毒，给下面造成了思想混乱。我宣传林贼的反动“天才观”是十分顽固的，直到五月分向省委常委传达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时还说，“三个副词”主席虽然批判了，但林贼《再版前言》对主席的评价还是正确的。可见，我对林贼的反动谬论影响之深。 + +　　由于我通过各种重大会议，积极推行林彪路线，顽固兜售林贼反党的理论纲领，使全省宣传舆论工作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出现了一股鼓吹天才观，吹捧林贼的妖风。在我的错误影响下，《浙江日报》关于省党代会的社论中也宣传了“三个副词”。还刊登了勤俭大队署名，实际上是强加于勤俭大队的既批判天才又宣扬天才的错误文章，《浙江通讯》连续十多期在刊头刊登林贼的黑话。大量印发了吹捧林贼，歪曲党史的《路线教育方案》和《党的两条路线斗争史》。有的还演出了为林贼树碑立传的歌剧《井冈山的道路》。特别严重的是，“九·一三”事件后，十月一日《浙江日报》上还刊登了林贼的画像。在这段时间里，从领导讲话、报刊文章到印发的宣传学习资料，以及副本、展览，大肆吹捧林贼、美化林贼到了惊人的程度。所有这些，都为林贼一伙实行“571”反革命武装政变作了舆论准备。 + +　　在宣传舆论上，我为什么不是以主席的路线为中心，而是以林彪路线为中心，为什么那么大肆吹捧林贼，为他们的抢班夺权服务呢？这几年，特别是“九大”以来，我对这个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林彪产生了盲目的迷信和崇拜，错误地认为他是“一贯高举”，“一贯正确”，“一贯紧跟”。九大结束后，林贼曾通知要接见我与熊应堂同志和死党陈励耘，因我同熊应堂同志外出参观未成，对此还感到很“遗憾”。我认为他是毛主席的接班人，现在掌握军权，未来的党、政、军大权也将由他掌握了，在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向上爬的思想驱使下，积极追随林贼，投靠林贼。所以，当死党陈励耘在我面前说：“新党章规定了接班人，并不是所有人都服气”，“学习新党章要抓接班人的教育”，“学习主席语录的同时要学林×××的语录”等等，这些话，我觉得很投机，一拍即合。我生怕说我对林贼感情不深，吹捧林贼唯恐落后，因此，积极地推行林贼死党“人家不宣传，我们宣传”的黑方针，处处竭力吹捧，以此讨好林贼，向林贼表忠，作为投靠林贼，向上爬的政治资本。 + +## 2、在林贼死党实行“571”反革命武装政变纲领阴谋活动中，出了力，帮了忙，效了劳。 + +　　林彪一伙，为了实现反革命政变的阴谋，妄图把浙江建设成为反革命的根据地，在制造反革命政变舆论的同时，积极从组织上、军事上等各方面进行准备。由于我上了他们的贼船，为了进一步投靠林贼司令部，自觉地为他们的阴谋活动帮了大忙。 + +　　死党陈励耘，为了反革命活动的需要，千方百计想把××处弄到手。当时××处是二十军和五军两家共管的，陈励耘多次对我和熊应堂同志说：“两家管不方便，许多问题解决不了，交省军区管不放心，野战军要跑的，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处除建制归省委外，警卫工作由省军区负责，现在也应该交省军区管。但是，由于我的严重宗派主义，对省军区不信任，不放心，却迷信这个反革命分子陈励耘，所以于六九年冬我和熊应堂同志联名向中央打报告，把××处的大权拱手交给了他。建制归属空五军以后，陈励耘即去北京与黄贼、吴贼密谋，七○年一月二十三日陈励耘从北京回来传达黄贼的黑指示，说“××处就交你(指陈)一人管，×××也不要插手，二十军的干部要撤出，南京也不要插手。”可见他们早就有预谋的。原商定二十军的干部不动，为了讨好他，我又说服了二十军的干部撤出。就这样××处从建制、干部到工作人员和××分队全部由陈一手掌管。以后，陈励耘又提出×××招待所也交给他统管，我也同意了。陈励耘就凭借着我给他创造的这一有利条件，秘密串连，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直接威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安全。极其险恶的《“571工程”纪要》的框框，就是在这个地方密谋炮制的。这是我对党和人民犯下的极其严重的罪过！ + +　　林贼一伙按照《“571工程”纪要》的计划，在杭州建造反革命工程“704”，妄图成为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指挥部。我为了讨好林贼，投靠林贼，所以当死党陈励耘提出要为林贼建造“行宫”时，我是积极赞成，并主张快点上马，当时还觉得是一个光荣的任务，造好了有我的一份功劳。在“704”工程的建造中，我不但亲自勘察选点，审查图纸、模型，而且批拨巨款，交代有关部门，人力物力尽量保证。我滥用职权，挥霍人民血汗，讨好林贼的罪恶行径，给浙江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这件事，一直未在省核心小组讨论，严重违犯了党的组织原则。当林贼自我爆炸以后，全省广大军民出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义愤，揭露批判我的罪行时，我竟把这件事说得与自己毫无联系，以掩盖罪责，这是错上加错。 + +　　林彪一伙对浙江十分重视。他们妄图“借用”我，掌握一部分部队，控制浙江局势，为他们“固守浙江”创造条件。这一阴谋活动中，死党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对我做了不少工作的。七一年二月，江腾蛟对我说：“二十军和空五军要搞好团结，现在省军区也是你们管的，这样就更好统一了。”七月，王维国也对我说：“二十军同五军团结一致了，浙江形势就稳定。”他们所说的二十军同五军团结一致，其实是要我和陈励耘勾结在一起。陈励耘也说“要把省军区、海军团结好，把地区、分区的头头抓在手里，把他们抓牢了，再出现反复就不怕”。他还对我和熊应堂同志说：“你们司令、政委可不能再被架空了，熊宁可把省革委工作丢开，也要把省军区抓牢。”他们这些话我觉得与黄贼讲的不要大权旁落是一样的，很适合我的胃口，所以我是言听计从，抓紧省军区工作。七一年二月，省军区召开的党委全委会，就是以统一对“一月会议”后形势的看法为名，压制不同观点的同志，想把省军区进一步拴在自己的山头上。这个会议只讲一月会议的成就，不讲批陈整风，强调反骄破满就是反“三气”，实际是一个分裂的会议。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后，嘉兴分区有一位领导同志，揭露了我在庐山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听说在分区几个人武部引起了反映，我抓住他某些错误整了他，我怕这股风刮到其他分区去，引起混乱，动摇我的地位，所以我在去年七月六日，在杭州饭店五楼召开七个分区负责同志的会，主要指导思想是向他们指出这种所谓“倾向”，跟大家打个招呼，这股风可能刮到你们那里要顶住，以把地区、分区进一步抓住。在这个会上，我还对舟山错误地讲了一些来自小道消息的情况，妄图孤立、贬低舟嵊要塞区和地区革委会。还要大家注意社会动向，防止反复，要加强团结，顶住困难等。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也是违背组织原则的。嘉兴分区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我抓得是很紧的，一方面由熊应堂同志召集嘉兴分区和各级人武部的同志整了这位同志，同时又要他们开分区党委扩大会议集中解决这个问题。分区党委扩大会七月中旬召开的。八月三日我从上海回杭州的途中，想顺便与地区领导谈谈，了解分区扩大会的情况。这次谈话，我除讲了生产、几个干部工作安排问题外，指出分区这个问题要抓住解决好，不然把各县搞乱了，甚至影响到地区机关，等。这几个会议的目的，都是为了控制省军区的部队，为巩固自己在浙江的地位，我觉得省军区的部队对浙江的局势是举足轻重的，所以一有风吹草动，我就抓，说明我内心是非常虚弱的。也正是出于巩固自己权利的需要，所以我在一面抓省军区的同时，也抓群众组织的头头，我想把群众组织的头头抓好了，只要他们思想稳定，社会就不会乱。七月八日，部分群众组织头头座谈会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召开的，在会上我说浙江反复多，要注意反复，我也暗示了嘉兴分区所出现的问题。目的为了通过他们进一步控制局势。这一切，正适合了林贼死党妄图控制浙江局势，建立反革命的根据地的需要。 + +　　在军事上，我也是为林贼一伙“571”反革命政变出了力的。如七○年陈励耘提出在××、××修建两条飞机公路跑道，我支持了他的要求，并批给了经费。特别是去年九月，毛主席在杭州时，也正是林贼死党决定“破釜沉舟”的时刻，死党周建平以组织东海航空兵和空五军协同作战为幌子窜来杭州，我热情接待，为他提供了方便，并亲自参加了会议，还讲了话，对他的反革命活动起了掩护和支持作用。 + +　　我还帮助林贼死党陈励耘捂盖子，对他的反革命活动作了掩护。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进一步揭开了二中全会上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盖子，点了“五大将八大员”的名，中央首长指示要我和熊应堂同志找陈励耘谈话，要他交代自己的问题。由于我和他是一条船上的人，总希望林贼这条船不要沉掉，也怕暴露了自己的问题，表面上同陈谈了四次话，实际上是应付差事，没有好好谈，所以也无法向中央报告。当省委常委有些同志提出要同陈励耘摊牌时，我仍强调个别谈谈再说，加以庇护。我包庇陈励耘的反党罪行，也是为了保自己。 + +　　“九·一三”事件前夕，主席来杭时，在谈话中点了陈励耘的名，林贼的问题也点了，但由于我陷得很深，置若罔闻，对陈励耘还是很信任，完全丧失革命警惕，既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还放手让他负责主席的警卫工作，置毛主席的安危于不顾，为林贼死党陈励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大开绿灯。特别是当主席临走时，当着我、熊应堂等同志和陈励耘的面，叫我们不要送，而陈坚持要送时，我听之任之，不加制止。陈励耘抓起来后，从揭发中，我才知道他送主席时是带了手枪的，我为陈励耘妄图谋害毛主席开了方便之门。如果他的阴谋得逞，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我就是罪魁祸首。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在这里，我向党向人民请罪。 + +　　我上面这些行动，实际上是为林贼死党“571”反革命政变纲领妄图“固守浙江”，把浙江建设成为反革命根据地效了劳，道道地地成了他们的“借用力量”。 + +## 3、“九·一三”事件后，捂盖子，打包票，对抗中央指示，严重阻碍了全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运动的深入发展。 + +　　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被彻底粉碎以后，我不是放手发动群众，愤怒地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及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联系实际，揭发批判自己的错误，揭开浙江的阶级斗争盖子，而是千方百计地采取种种手法捂盖子，严重地阻碍了全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运动的深入发展。 + +　　“九·一三”事件后，死党陈励耘、王维国被抓起来了，开始感到突然，此后又有些顾虑，想到自己长期来与他们关系密切，打得火热，特别是对陈励耘言听计从，积极投靠，影响很深，群众发动起来后，势必联系到自己的头上。这时理应认真清理自己的思想，但是，我采取了错误的做法，拼命表白自己，大讲自己与陈励耘有矛盾，有斗争，混淆视听。去年省委召开的省委全会、省革委会全会，我就是借批陈励耘，妄图为自己的错误开脱，想蒙混过去。 + +　　《“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在省委常委中传达后，自己思想震动很大，特别是看到这些死党分子中，不少我与他们都接触过，有的联系甚密。“纲领”中还把我们作为“争取”的对象和“借用力量”。但我仍不联系检查自己的错误，而是百般掩饰。当时省委常委有的提出“争取”“借用”的问题，我即以中央文件所指出的“痴心妄想”“如意算盘”顶掉。这时，许司令、张政委和王洪文同志向我提醒要认识自己的错误，争取主动，而我不觉悟，只是和熊应堂同志一起，轻描淡写地写了个报告，应付过去。 + +　　《“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发给全党进行批判后，引起了强烈的反映。这时我就用定调子、打包票的恶劣手段欺骗大家，说：反革命搞“争取”“借用”那是他的愿望，反革命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我在政治上、组织上、反革命的阴谋活动上，同林彪反党集团没有任何联系。但是，具有高度路线觉悟的广大群众，并不因为我的谎言和欺骗放弃了与我错误思想作斗争。这时中央首长又一再教育我，要作自我批评，争取主动。由于我的立场和感情没有转过来，个人患得患失，怕丢面子，失威信，所以仍千方百计捂盖子。当自己感到再用欺骗的手法是不行了，我即采取了压的手段，不准别人提陈励耘“一伙”、“一小撮”，谁要揭露我的问题，就说“翻案”、“否定文化大革命”等。更为恶劣的是，我用中央首长的指示，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压制群众的揭发批判。今年二月十日的省委扩大会议上，我虽也作了点自我批评，但就事论事，蒙混过关，实际是捂盖子，压制群众揭发批判。特别是三月四日在××召开的省委传达会议，是我捂盖子、压制群众揭发批判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次会议也是我的错误罪行和怕群众的大暴露。 + +　　我为什么如此紧紧地捂住阶级斗争的盖子，主要是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我积极投靠林贼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上了贼船，陷得很深，怕牵连自己，甚至垮台，妄图捂住盖子，蒙混过关。正如主席指出的“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主席的指示正是打中了我的要害和痛处，揭盖子还是捂盖子这本身就是两条路线斗争，我顽固地站在错误路线上，错上加错，罪上加罪。 + +## (四)长期坚持林彪反党集团的宗派主义、分裂主义路线，对抗毛主席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 + +## 1、秉承黄永胜、吴法宪的黑旨意，长期反对南京军区领导。 + +　　我反对南京军区领导，由来已久。早在六七年下半年，在林贼“揪军内一小撮”反动思潮的影响下，我支持了南京军区下放到浙江的干部成立的“批资总部”，反对南京军区，反对许司令。六八年，在贯彻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精神时，我和死党陈励耘一起，又借批“二月逆流”和“多中心论”，继续把矛头指向南京。六九年一月会议后，在死党黄永胜、吴法宪的挑拨拉拢下，我更是肆无忌惮地反对南京军区。传达一月会议精神时，我以陈德先同志为靶子，大肆攻击南京，在军内外广泛散布对南京军区的不满情绪。我还不择手段地把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革命群众的纪录片，大量放映，进行歪曲宣传，抬高自己，贬低许司令。党的“九大”，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我们指明了团结胜利的路线。但我仍继续推行了林贼的分裂主义、宗派主义的路线。在“九大”前后，我和死党陈励耘策划了一系列反对南京军区、反对许司令的阴谋活动，破坏“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首先，在九大代表集中的时候，进行所谓浙江两条路线斗争的学习，实际是突出自己，煽动宗派主义的情绪。在“九大”期间，也在代表中影射南京军区。如许司令在主席召开的大组召集人会上有一句插话，我和陈励耘就断章取义，恶意攻击，在代表中煽动。更为恶劣的是，在预选问题上，我和陈励耘一起，胡说什么“华东有股暗流，不投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的票”，还盗用浙江代表的名义向大会秘书处写了报告，矛头指向南京军区。九大期间，由于我们反对南京军区的观点一致，所以我还在代表中吹捧资产阶级政客王效禹，说他的发言“大方向正确，姿态很高”等等。我还要浙江小组提名死党王维国为候补中委候选人。可见我的思想感情是和他们一致的。由于我的挑拨、煽动，在浙江代表中产生了很坏的影响，破坏了与南京军区的关系，破坏了“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九大”回来以后，我继续贯彻分裂主义的路线，抓住熊应堂同志没有被提名为中委候选人问题，加以歪曲，以此影射南京军区，手段极其恶劣。六九年七月南京军区第五届党代会期间，我仍不顾大局，对抗毛主席的指示，疯狂地破坏，妄图利用这个时机，发泄对南京领导的不满情绪，想把“一月会议”的精神，强加到党代会工作报告中去。在会上，我上窜下跳，百般刁难，在代表中煽动对军区的不满情绪；并且私自在二十军师以上主要领导同志中，传达了六八年用二十军名义给中央关于南京军区问题的一个报告，进行了煽动，严重的干扰了会议的进程。由于许司令、杜政委和到会代表顾全大局，做了大量的工作，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还选我为军区党委委员。可是我在会后却倒打一耙，要二十军以党委名义向中央对会议作了歪曲事实的报告。我在这个会议上的表演，充分说明自己已成为推行林彪反党集团分裂主义路线的一员黑干将。我对南京军区是非常仇视的。凡是拥护南京军区领导的，我都有戒心，都不信任；凡是反对南京军区和许司令的，我都支持，都亲近。我抓住一切时机，收集和整理南京军区的黑材料，向中央告状。我反对南京军区领导的态度是十分顽固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多次给我做工作，进行批评教育，但我都听不进去。去年，主席又作了光辉的“四·二四”批示，我仍然顽固地坚持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手法，对抗主席指示，继续反对南京军区，并秘密打印和保存“一月会议”纪录和有关南京军区的材料，准备今后打官司。凡是听到诬蔑和攻击南京军区和许司令的言论，我都如获至宝，加以传播。每逢领导干部到南京去开会和学习，只要我知道，都事先有交代，事后听汇报，摸南京军区的气候。对南京军区派来的工作组，抱有戒备，百般挑剔；甚至连挑选警卫员，也不要江苏人。长期来，我整省军区、压舟嵊要塞区目的就是反对南京军区和许司令。我为什么这样疯狂反对南京军区？林贼一伙妄图达到把“大区一块一块抓到手”的反革命目的，黄、吴在“一月会议”期间就亲自出马，做我们的工作，竭尽挑拨之能事，而我在严重的宗派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支配下，在黄、吴的支持下，觉得腰杆硬了，为了博得林贼一伙的赞赏，所以更加胆大妄为地反对南京军区，为他们的阴谋效了劳，成了他们的打手。回想过去十多年，许司令和军区首长对我的关怀，看看我今天的所作所为，我辜负了许司令和军区首长的期望，内心痛恨不已，懊悔莫及。今后，我决心痛改前非，尊重许司令和军区党委的领导，在许司令和军区首长的领导下，将功补过。 + +## 2、拉山头，搞宗派，在驻浙部队中制造分裂。 + +　　林贼死党为了搞反革命政变，在驻浙部队中大搞分裂活动，采取了“拉一军，打一军”的反革命策略。我在宗派主义和个人野心的思想指导下，自觉地成了他们反革命策略的推行者，犯下了极其严重的罪行。 + +　　在驻浙部队中，大搞亲疏之分，拥护和支持我的就亲，反对我的就疏。为了控制局面，建立自己的一统天下，我伙同死党陈励耘大搞所谓团结决议(决定、纪要)，名为加强一元化领导，实为堆山头，突出个人领导，严重地分裂了驻浙部队，破坏了“九大”团结胜利路线。 + +　　在二十军内，我用封官许愿，提拔重用等资产阶级政客手段，进行拉拢，把二十军作为我的一个山头，为自己在浙江搞独立王国服务。南京军区派干部到省军区后，我就迫不及待地在二十军常委中议论军的领导班子，并以我和熊应堂同志两人的名义向南京提出建议，以抵制南京派干部来。我还常到二十军以介绍情况为名，散布流言蜚语，煽动宗派主义。更为错误的是，我在二十军的常委中分析议论兄弟部队的情况。这几年，由于我的错误，给二十军的常委和机关、部队的思想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破坏了和南京军区的关系，破坏了和兄弟部队之间的关系。由于我的蒙蔽和欺骗，使二十军的常委和机关、部队中，有的跟我说了错话，办了错事，我对不起二十军的广大指战员。 + +　　在省军区问题上，早在一九六七年，我就推行了林贼的反党乱军的路线，搞乱了省军区机关和部队。我抓住省军区个别领导同志的某些错误，支持部分群众起来造反。我错误地支持了军内的“批资”组织非法开展四大，在公开场合说什么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给整个省军区所属部队带来很大影响。我还制造了“稳”和“乱”的谬论，说什么“稳要稳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通过乱才能稳”，为他们非法开展四大提供理论根据，公然与毛主席军队要稳住的指示相对抗。在我错误路线的影响下，军内外群众结合在一起，到处批斗省军区某些领导同志，使省军区机关正常的四大开展不下去。机关、部队和医院陷于瘫痪，各级领导靠边、批斗，部队指挥失灵，严重地破坏了部队的战备和各项工作。在×师的整训中，大搞人人站队，个个检讨，推行了打击一大片的反动方针。在该师移防整训期间，没有发挥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作用，而是依靠少数群众组织的头头。还错误地表示“向他们学习、致敬！”在我的怂恿下，“批资组”夺了各级党组织的权，肆意揪斗各级领导干部，严重地违犯了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政策，破坏了干战之间、上下之间的团结，影响了部队的建设。 + +　　一月会议后，我秉承黄、吴的黑指示，用分裂主义、宗派主义路线破坏一月会议的贯彻。首先，我和熊应堂同志及死党陈励耘策划炮制了传达提纲。这个提纲，以陈德先同志为靶子影射南京军区，以阮贤榜、李国厚、罗晴涛同志为靶子打击省军区不同观点的同志，实际也是指向南京军区。传达贯彻中，以是否拥护我和熊应堂同志、反对南京军区为标准划线站队，拥护我的就认为路线觉悟高，反对我的就认为路线觉悟低，大搞分裂活动。我以胜利者自居，不顾大局，目空一切，层层找阮、李、罗的代理人，扩大了打击面，打击了不同观点的同志，严重地破坏了省军区内部的团结，破坏了省军区和驻浙部队之间的团结，破坏了省军区和南京军区的关系，严重地损害了省军区部队的建设。以后，在政治上，我以“否定一月会议”、“思想还潮”、“翻案”、“三气”等帽子压人，组织上推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宗派主义路线，对同观点的人封官许愿，拉拢重用，破格提拔；对持不同观点的同志，以工作调动、办学习班、复员处理等办法，加以排挤、打击、对南京军区派来的领导干部，不信任、不支持，加以戒备，甚至刁难。并且组织什么“党办”、“学办”，凌驾于党委和司、政、后机关之上，作为我和熊应堂同志的参谋部，控制整个省军区部队。由于我推行宗派主义、分裂主义路线，使部队内部人人自危、互相戒备，上下之间、干战之间、同志之间关系紧张。有的机关处于瘫痪状态，有的部队无政府主义泛滥。许多干部、战士受到压制，心情不舒畅，感到抬不起头来。 + +　　在对待舟山问题上，我对抗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采取“久拖不决”的方针，妄图抓住舟山问题，要挟中央，整南京军区。从这个基本方针出发，我不顾大局，不顾战备，采用了一系列恶劣手段。在财政物资供应上，借口原渠道供应，架空舟山军管会，给舟山财政、金融、物资供应带来了很大困难与损失。对军管会批准的基层革委会和基层大联合不承认，挖他们的墙脚。对舟山的报导进行刁难，肆意歪曲，删改和压低，妄图从舆论上孤立他们。还通过派工作组、慰问团，以合法身份，收集整理舟山的黑材料。采取拉拢舟山××部队，挑拨舟山驻军的团结，孤立舟嵊要塞区。对群众组织，坚持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政策。六九年三月初，舟山两派发生武斗，我以省革委会的名义，在三月十一日采取发明码电报的恶劣手法，发出了名为制止武斗实为支持一派、压制另一派的“3·11电报”。接着，又向中央作了歪曲事实的报告，被林贼死党吴法宪、李作鹏所利用，他们对舟嵊要塞区在京学习班的领导同志横加指责，扣上了“五个对抗”“三个不灵”的帽子。这样，就造成了一派群众同舟山军管会更加对立的局面，使舟山问题更加复杂化了。毛主席、党中央和南京军区对舟山问题一直非常关心，在关键时刻对一些重大问题都有明确的指示，而我顽固地坚持宗派主义的立场，不是对抗，就是歪曲。一九七○年二月，许司令、张政委召集舟嵊要塞区的领导同志和我、熊应堂同志，专门开了一个解决舟山问题的会议。张政委明确指出：舟山问题不能再拖了，拖下去性质要起变化。这本来是对我的批评，我却以此压舟山。不久，毛主席亲自批发了中央〔1970〕18号文件，为解决舟山问题指明了方向，而我却和陈励耘一起策划，继续以“拖”的方针进行对抗。陈励耘胡说：“舟山不是舟山的问题，是南京的问题，是军队的问题”，“解决舟山问题条件不成熟，不要变成第二个徐州，不要背包袱”。我歪曲18号文件精神，别有用心地强调要“分清文化大革命中的是非”、“正确对待群众”，继续压一派群众，整舟嵊要塞区，使毛主席亲自批示的18号文件无法落实。到四月份，毛主席当面批评了我，还要我和熊应堂同志亲自到舟山去做工作。我仍然坚持“拖”的方针，强调“分清是非”，“慢慢来，不要急，三个月不行，五个月也可”，对抗毛主席指示，破坏两派大联合，给解决舟山问题设置了障碍。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总理在舟山的一个电报上批示：近情如何望告！我和死党陈励耘又向总理写信说：“根据舟山情况，省革委会解决舟山问题是力所不及的”。企图把矛盾上交，给中央施加压力。特别恶劣的是，七○年十月，我搞到一份原南京军区副政委×××同志在舟山的讲话材料，就向中央告状，说他干涉了舟山文化大革命，把责任推给南京军区。七一年九月，毛主席在舟山问题上又当面对我作了批评，我还是执迷不悟，肆意歪曲毛主席指示，上推南京，下责舟山，致使舟山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对舟山的革命、生产和战备工作造成了重大损失，如果苏修从海上进攻，根据当时情况，战争一打起来，将会给舟山军民带来不可设想的局面，这恰恰是林贼所需要的。我对舟山军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 +## (五)阻挠和破坏清查“5·16”运动。 + +　　我同“5·16”分子林岗的关系：林岗是一九六六年十月全国大串连时来到杭州，建立了“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六七年二月，我到杭州协助当时的中央代表××、××同志处理省军区问题时认识了他们，接触是比较多的。六七年三月他们撤离杭州时，我曾指使并参加××师为他们设宴欢送，赠送礼物，合影留念。四月中旬，林岗以清华大学《井冈山报》记者名义再次来杭，散布了林贼一伙“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等反动谬论，竭力煽动派性，挑动群众斗群众，把矛头指向省军区。八月中旬，林岗第三次来杭，进行了一连串的反革命活动，他们积极插手公安机关和××处，窃取核心机密，竭力攻击总理、汪东兴同志，大整黑材料，大肆散布武汉“7·20”事件，散布“现在军队的问题未解决”，并且利用“两个改组”，插手×师的移防工作和省军区党委揭盖子会议，疯狂炮打许世友同志，挑起“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党乱军”的高潮。林岗的反革命活动，引起了群众的注意，后也发现了一些可疑情况，如问及中央办公厅××局长来杭问题，同××处个别人员和已调出人员的串连问题，我们才向中央报告了他的罪恶活动。九月十六日，主席视察三大区时来到杭州，汪东兴同志当面指示要把林岗抓起来。由于过去一段同林岗的关系比较深，我的态度不明朗，在汪东兴同志的严肃指出下，九月十八日才把他抓起来押送北京。林岗四月、八月两次来杭，我都接见过他们，六、七月在中央解决浙江问题时，在北京也接见过他们。由于六七年在支左中熟悉，臭味相投，关系密切，直到“九大”结束时，还接见过原驻杭联络站中在北京工作的一些人，并在天安门前合影留念。 + +　　林岗等人在杭的罪恶活动，有的是在我的纵恿和支持下进行的，如炮打龙潜同志。有的是我默许下进行的，如插手×师的移防工作。有的则是利用同我的关系，在我的掩护下进行的。他们对浙江文化大革命所起的破坏作用，我都有直接和间接的责任。 + +　　×××原也是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的。当时他在《浙江日报》帮助工作。六七年三月离杭回北京后，他到《人民日报》帮助工作。六八年建立省革委会时，他参与写《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那篇社论，经常到京西宾馆同我们联系。这段时间，我们接触较多。他在毕业分配时，要求到浙江来工作，为此我曾派人与北京市联系过，后了解他的家庭历史复杂，未接收。以后，他每年到上海休假，总要到杭州来，提出要见见我。我认为他对浙江有感情，所以，我总是接见他，问问他工作学习情况。七○年上半年来时，他向我谈了他所在厂的电子工业情况，并以此吹捧陈伯达对电子工业发展很重视，还给了我一个材料，此件我还错误地批给生产指挥组阅办。他还谈了厂内以及北京挖“5·16”的情况。我还把他寄来的×××同志在北京关于挖“5·16”问题的讲话记录稿，在省革委会六次扩大会上传达了，这是很不严肃的。去年八月，由其他同志擅自把他带进×××并提出要看看我，我在餐厅里见了他。我问了他厂里和他的工作情况，他涉及有人去了解找萧山的问题，并向我声明他与“5·16”无联系等等。 + +　　由于我同“5·16”分子林岗等人关系密切，深怕挖“5·16”牵连到自己，所以我对清查“5·16”运动极力阻扰和破坏。先是定调子，划框框，束缚群众的手脚。运动刚开始，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我就强调“要稳步进行，不要一轰而起”，“要搞正面教育”，“‘5·16’重点在北京，浙江重点在杭州、温州”，“农村不要提挖‘5·16’，可与‘一打三反’结合起来”，等等。在军内外极力抵制中央的指示，用“不要搞乱部队”，“不要搞扩大化”，“不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中央已经定了的案不能查，否则要犯错误”等种种借口，阻挠排“大事件”。当人保组排了“大事件”，写了报告要求审处，我仍然以“中央定的案不能翻”，“材料没有核实”为理由，加以压制。清查中，我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派性，当揭发到红暴派某些成员时，我就抓住不放，当群众的揭发材料，涉及到某些成员时，我就以“材料不足，是思想认识问题，需要调查清楚再说”为由，予以包庇，并且用出席会议，登报亮相等手法为他们开脱。由于我的阻挠和破坏，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军内军外的清查“5·16”运动都搞得冷冷清清。因为当运动深下去时，一提到林岗等人的问题，反党乱军问题，排重大事件，怕把自己牵连进去，腰杆子就不硬，就拼命捂盖子。由于我阻挠和破坏全省运动的开展，我实际上已经成为浙江“5·16”的保护伞。不彻底清算我的错误，全省清查“5·16”运动就不可能深入开展下去。 + +## (六)其他方面的严重错误。 + +　　文化大革命中，在对待两派群众组织问题上，我贯彻了林贼的“以我划线，以我站队”的反动路线，支一派，压一派，拥护我的就支持，反对我的就压制，甚至不择手段地怂恿和支持一派群众组织用武装压垮另一派。有的地区，我还派部队以制止武斗，开展政治攻势为名，向群众开枪，造成了群众与军队更加对立。由于我的反动路线，有的地区武斗不断加剧，造成了流血事件，破坏了革命和生产，破坏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落实。 + +　　毛主席说，一派不灵，两派才灵。由于我有以我为标准的错误思想，所以我对红暴是采取压垮的政策。开始企图分化他，不承认工、农、学暴，限制其扩大组织。我还煽动一派群众对他们进行舆论压制，挑动群众斗群众。伟大领袖毛主席“12·2”批示下达后，我不仅没有认真地贯彻，甚至还歪曲主席的批示，说是红暴中的老造反派，继续坚持过去的错误做法。以后，又借中央“八·四”指示，进一步压制红暴，利用办学习班的办法软硬兼施，分化瓦解。在挖“五·一六”时，以“反三红”的罪名，把矛头指向红暴某些头头。在我反动路线的迫害下，致使一些红暴群众，一直受压，两派长期隔阂，影响了革命大联合的巩固，破坏了大好的形势。 + +　　在干部问题上，我贯彻了“任人唯亲”的宗派主义路线，同观点的就提升使用，不同观点的加以排斥，以批“三气”进行压制。对犯错误的干部，不是按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是一分为二，而是抓住一点，无限上纲，进行压制，致使到现在还有一些干部尚未解放，或不能适当安排工作。对老干部不尊重，缺乏阶级感情，对新干部也不积极地培养教育帮助。因此，严重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阻碍了毛主席干部政策的落实。 + +　　（在农村所有制问题上，刮起了形“左”实右的并队风。后来，虽在省革委会第五、六次扩大会上传达了主席关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群众同意，领导批准”的指示，但我态度不坚决，留有尾巴，因此，未能立即刹住，在全省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 +　　对公检法机关，我贯彻了“打击一大片”的反动方针，把公检法机关人员来个大换班，严重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还错误地把特情名单公布于众和大砍劳改单位，对社会治安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这些给公安工作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严重地削弱了对敌斗争，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清队工作中乱提口号，什么“清队要加番”、“刮红色台风”、“牛鬼蛇神游街示众”、“群众判刑”等，甚至把专政矛头指向了人民群众，严重阻碍了清队运动的深入发展。对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敌人利用两派武斗进行杀人纵火的重大事件，当群众一再要求严惩时，我总是怕引起“反复”，态度犹豫，使一些地区和单位的无产阶级专政遭到破坏，革命和生产的形势一直上不去。更为错误的是，对抗毛主席对公安工作的重要指示。毛主席指出，对公安工作要一分为二，而在一九七一年一月，省党代会的工作报告中仍写上“旧公安机关一小撮走资派，以挖‘特情’为名，豢养大批特务和国民党残渣余孽，建立一个由蒋匪特务机关授命的庞大特务组织：‘国民党浙东地区工作委员会’。”否定公检法十七年来的成绩，与毛主席的指示相对抗。党代会结束不久，就传达了总理二月八日的讲话，对于总理的正确批评，我竭力加以封锁，不让传达。当省人保组同志提出对过去的错误口号是不是要批判时，我加以阻挠。由于我捂盖子，不肯承认错误，检讨自己，致使全国十五次公安工作会议的精神没有认真贯彻。总理讲话全文一直拖到今年四、五月份才向机关全体人员传达。直到这次会议，揭开了盖子，我在这方面的错误才开始得到了清算。 + +　　以上错误事实可以看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立场完全站错了，不是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而是站到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我的感情完全偏了，不是紧跟毛主席、党中央，而是投靠林贼司令部，与他们打得火热。我执行的路线完全错了，不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执行了林贼的反动路线。从我的错误还可看出，我完全同毛主席提出的三条基本原则相违背，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修正主义；不是团结，而是分裂；不是光明正大，而是阴谋诡计。 + +　　我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这样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绝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主要原因是： + +　　(1)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归根到底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执行什么样的路线。我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家族，在旧社会长期接受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教育，剥削阶级利己主义的烙印很深，向上爬的思想严重。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以革别人命的姿态出现，自己的肮脏灵魂未得到冲刷，顽固地保持着一个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也越来越暴露。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斗争的需要，党和群众把我推上了重要的工作岗位。政治地位的改变，使我原来思想深处肮脏龌龊的东西冒了出来。我不是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而是越来越计较个人得失，功名利禄。总感到浙江斗争复杂，自己政治地位极不稳固，随时都有被推倒的危险，成天考虑怎么巩固自己的权利。在这种丑恶的思想驱使下，我就对上“抱大腿”，找靠山，凡有点来头的就讨好、巴结，正道不走走邪门歪道，对下划圈圈，拉山头，搞宗派，这就必然导致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滑到反党、反毛主席的泥坑里去。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 +　　(2)盲目骄傲自满。我参加革命队伍以来，一帆风顺，自以为没有摔过筋斗，因此盲目地骄傲自满。特别是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后，这种自满情绪有了严重的发展，思想上陷入了盲目性，唯我独“左”，唯我正确，对人对己都缺乏一分为二，往往自以为是，从不自以为非。一月会议中央为了顾全大局，给我们说了些话，而我竟以胜利者自居，把自己过去工作中的一些错误掩盖了起来，把中央首长在一月会议上的谆谆教导“要谦虚谨慎，下次犯错误就轮到你们了”，忘得一干二净。我把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浙江文化大革命的关怀和支持所带来的大好形势和取得的成绩，都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贪天之功为己功，以浙江的正确路线代表自居，特别是在“九大”当了中央委员，以后又当了省委第一书记，就得意忘形，包袱越背越重，一直发展到对抗毛主席和党中央这样严重的地步。毛主席在外地巡视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多次重要谈话中指出：“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我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错误，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 +　　(3)没有听毛主席的话。这是我犯错误的根本原因。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浙江十分关心，每当关键时刻，都有极其重要的指示，为我们进一步指明方向。主席每次来到杭州，总是接见我，并给予亲切的谆谆教导。按理我应把工作做得更好。但由于我没有把主席的话听进去，深刻地学习领会，而是片面地理解。比如与南京军区关系问题，舟山问题，两派群众组织问题，和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问题，主席早就有明确的指示。但对主席的指示，对我有利的一面听进去了，不利的一面加以歪曲、封锁，不在常委中传达，致使错误越来越严重。这充分说明，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缺乏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对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坚定，这是我对主席最大的不忠，我深深体会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事情一定能办好，凡离开毛主席的指示一定犯大错误。这是最深刻的教训。 + +　　我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一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共产党员，在他们受到批评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这里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我决心遵照主席的教导，彻底检查交代我的错误和罪行，接受教训，痛改前非，振作精神，将功赎罪，永远紧跟毛主席革命到底！ + +　　以上检查一定会有不少错误的东西，一定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认识到，希望许司令、王洪文同志，省委常委和到会同志继续揭发批判，帮助教育。 + +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 +　　（1）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8/000003.txt b/CCRD/0/8/8/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8b3abb89f756f459e32982aa40030ad9b4f820d --- /dev/null +++ b/CCRD/0/8/8/000003.txt @@ -0,0 +1,105 @@ +# 我的检查 + +　　<熊应堂> + +## 〖熊应堂，时任二十军军长，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浙江省军区司令员，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 +　　首先我诚恳地感谢同志们对我的揭发、批判和教育。 + +　　由于我的思想很僵，总认为自己的错误就那么多了，对问题的认识很差，所以，在前几次检查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动机交代清楚，交心很差，许多问题没有以“571”反革命纲领为背景来认识，检讨是不好的。 + +　　这次，我到中央开会，这是党和人民对我的又一次挽救和教育。中央会议期间，看了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听了总理关于我党历次路线斗争的报告和其它中央首长的指示，同时，也看了林贼一伙的反革命罪行材料，使自己从正反两个方面受到极大的教育。会议期间，许司令、张政委、杜政委、洪文同志，以及全组同志对我进行了多次帮助、教育，真是苦口婆心，赤诚相待，对我触动很大。我深深感到现在是猛醒的时候了，我一定从立场上、感情上来个根本性的转变，痛痛快快地检查自己的错误和罪行，坚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站到党和人民这一边来。 + +　　现在，我检查交代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所犯的错误和罪行。 + +## (一)积极投靠以林贼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同林贼死党陈励耘、王维国一伙打得火热，上了他们的贼船。 + +　　这几年来，特别是党的“九大”以后，我对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林彪非常迷信，盲目崇拜。错误地认为他是“一贯紧跟”、“一贯高举”、“一贯正确”，甚至把他同伟大领袖毛主席联系在一起，认为执行他的“指示”，就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忠于他，就是忠于毛主席。把林贼鼓吹的唯心主义谬论当作真理，也跟着吹。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后，陈励耘一伙推行了一条“人家不宣传，我们宣传”的反革命方针，胡说什么对林贼的“宣传少了”，“党章上规定了，不一定都拥护。”我把这种反革命的论调当作是“上面来的新精神”，深信不疑，跟着宣传，在我平时的讲话中大量引用林贼的黑话，大肆吹捧林贼；并关照有关同志要注意对林的宣传和歌颂。当时还觉得陈励耘“跟得紧”，调子高、语言新，唯恐自己跟不上。省党代会工作报告，对林贼的吹捧已经相当突出了，我还嫌对林贼的“歌颂少了一些”。由于作为省委主要领导的南萍同志和我站到了以林贼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去了，以致这几年来浙江对林贼的宣传非常突出，报刊上公开鼓吹两个“紧跟”、两个“忠于”、两个“照办”、两个“捍卫”，歪曲历史，吹捧林贼的黑书、黑戏、黑文章大肆泛滥，公开对抗毛主席对“三个副词”的批判。直到林贼自我爆炸之后，还在《浙江日报》上登载林贼的画像，继续宣传林贼。这一切，都是我和南萍同志的错误所造成的恶果。 + +　　对林贼死党黄永胜、吴法宪，过去我总把他们当作“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对他们深信不疑。特别是我听信了陈励耘讲的，吴法宪如何如何关心空五军、如何如何支持浙江文化大革命等反革命煽动，我就认为他们是我们的支持者，把他们当作自己的靠山，产生了好感。一九六九年一月，中央召开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期间，黄、吴两贼背着中央，向我和南萍同志作了违背中央指示的黑指示，要我们“团结，不要被人家各个击破”，明目张胆地煽动我们反对南京军区领导，进行分裂军队的罪恶活动。我当时还认为这是对我们的支持。所以，在会议期间，我和南萍同志不仅没有认真进行自我批评，而且还给黄、吴写了两封信，其内容都是告南京军区的状。去年六月，黄永胜的儿子到杭州，我的老婆和南萍同志的老婆不仅陪他游玩，而且动员二十军请客，最后用我使用的车子把他送到上海。这些都反映了我向他们投靠的丑恶心理。 + +　　林贼死党周建平，过去有点熟悉(他当空四军军长时，我在上海警备区当副司令，经常开会见面)。去年九月上旬，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杭州的时候，周建平打着研究空军同海军航空兵的协同作战的幌子，窜到杭州进行反革命罪恶活动。由于我同他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所以在没有接到军区正式指示的情况下，我就热情地接待了他，要省军区、二十军给他介绍了有关的部署和方案，还请了他两次客。我同他在会议上接触过四次。他吹捧我是浙江的“最高领导”、浙东南地区作战的总指挥。我只是说对空军作战不懂，实际上接受了他这种无耻吹捧。现在看，我的这种错误行动，对周建平的反革命罪恶活动，起了掩护和支持的作用。我除了会议上同他接触外，没有单独联系过。 + +　　我同林贼死党陈励耘(一九六七年部队入杭时认识)、王维国(一九六九年认识)，确实是抱成一团，打得火热，同他们完全站在一个立场上，思想上、感情上臭味相投，政治上、行动上互相支持。所以，林贼一伙把我当反革命政变的“可借用力量”，确实不是偶然的。 + +　　一九六七年八月，我到杭州后，由于同陈励耘观点一致，气味相投，就产生了严重的宗派主义，互相吹捧，互相拉拢，互相利用，出现了诸如“二十五军”、“你们的党委就是我们的党委”、“你们的首长就是我们的首长”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口号。接着就搞了一系列所谓互相学习、加强团结的“决定”、“决议”和“纪要”，在全省大树二十军、空五军的威信，实际上是树立我和南萍同志以及陈励耘的威信，严重地分裂了驻浙整个部队，破坏了革命团结。在这种严重的宗派主义倾向的支配下，一九六九年、一九七○年，我几次去上海，都不住南京军区在上海的招待所，也不找上海市委，而住到巨鹿路空四军招待所，把自己送进林贼一伙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黑窝里去了。在那里，我同王维国一伙打得火热，互相吹捧，相互请客，一起看戏。王维国一伙吹捧我是“空四军的老前辈”、“老首长”，甚至荒唐地称我是“二十九军”军长。我听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我也到处讲王维国的好话，称他是有“能力”、“支左好”、“是个能力强的政委”，为他涂脂抹粉，制造舆论。 + +　　林贼及其死党陈励耘、王维国一伙为了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千方百计地网罗死党，培植亲信，他们对我的拉拢、争取，也确实是无孔不入、费尽心机的。他们投我所好，肉麻地吹捧我是“老司令”、“老军长”、“二十五军”军长、“二十九军”军长。我需要看病，陈励耘就把医生领到我家里。后来因我病重，到了上海华东医院，他就经常派人到医院，对我进行感情上的联络。我老婆在家生病，他们就把她接到空军疗养院住。到了冬天，陈励耘又派人把一车煤送到我家里，他还给别人说：“老司令现在没有人关心，我们要关心。”我的一个女儿已经退伍参加地方工作了，陈励耘又把她接到空五军重新入伍，后送进大学。陈励耘还送给我芒果、茶油、苹果、桂元等等物品，并说“芒果来之不易，尽管坏了，也送给你看一看”。对于这一切，我当时不仅没有感到是个严重问题，反而感到陈励耘、王维国确实对我“关心”、“照顾周到”。我就到处讲他们的好话，给他们写感谢信，同时要省军区、二十军也给空四军送鱼、送茶叶。 + +　　几年来，我为林贼一伙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做了许多事情。主要的有： + +　　①我在错误思想的支配下，把杭州××处双手交给了反革命分子陈励耘，给他进行反革命活动创造了特殊的有利条件。杭州××处，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由省军区部队管的。一九六七年下半年，根据当时省军区部队情况，确定由二十军组建了三个连接替××处，由二十军、空五军抽调干部共同管理。陈励耘为了反革命活动的需要，多次提出“两家管不方便”。一九六九年冬天，陈励耘和南萍同志经过商量后，就来动员我，说是“两家管，头很多，而且编制、兵员都不好解决，交给空军管好了。其它地方也是这样搞的。”讲着讲着，就把一份已经写好的报告要我签字。我为什么会同意他们的意见呢？因为当时我有几个十分错误的想法：(1)感到交给省军区不放心；(2)错误地认为南京军区领导对我们不信任，在编制、兵员上卡我们，交给空五军管，南京就管不到了；(3)对陈励耘是非常信任的，认为他是吴法宪所信得过的人，他可以不经南京空司而直接受吴法宪的领导。因此，我在报告上签了名。就这样，以我和南萍同志两个人的名义报了上去，结果把如此重要的领导权，双手交给了反革命分子陈励耘。陈励耘利用××处的特殊有利条件，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林贼的死党分子一个一个地窜进××处，进行罪恶活动，直接威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安危。法西斯分子林立果就是在××处同陈励耘一起研究《“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的框框。现在回想起来，由于我的错误，给伟大领袖毛主席造成这么大的危险，给革命事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深感痛心万分！这是我对党对人民犯下的罪过！ + +　　②反革命工程“七○四”，现在看得很清楚，不仅仅是陈励耘为了讨好林贼而建，而且同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林贼死党陈励耘确实耍尽了阴谋手段，欺上瞒下，软硬兼施，盗用中央名义，不惜一切代价，建设这个反革命工程。而我出于对林贼积极投靠的心理，也大力支持这个反革命工程，进行极为卑鄙肮脏的政治投机，耗费了国家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我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是：(1)动机不纯，认为“搞好了，也有我一份”，可以巴结、讨好林贼。所以，在没有接到中央任何正式指示的情况下，轻信了陈励耘的鬼话，积极地支持这个反革命工程；(2)违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动用这样巨大的地方经费，我没有提出要在省委常委中讨论，而是看到南萍同志和陈励耘签了字的条子，也就跟着签，结果，我们三个人就动用了几千万地方经费；(3)在设想“七○四”工程开工之前，我去看过地形，也研究过图案。工程展开以后，我又不管不问，任其随意扩大，成了“无底洞”。这是我无视党纪国法，用人民的血汗去讨好林贼，对党、对人民犯下的又一严重罪过，也是我为林贼一伙搞“571”反革命服务的一个突出事例。 + +　　③去年九月上旬，林贼死党周建平窜到杭州进行反革命罪恶活动。我听信了周建平的鬼话，积极地搞了一个浙东南地区作战的“联合指挥部”，我还说：“不仅要统一指挥，还要统一方案。”现在我认识到，周建平搞这个“联合指挥部”，是有其险恶用心的，他是企图利用这个合法的指挥机构，对驻浙部队实施指挥，为他们的反革命政变服务。我这样做，正好帮了林贼一伙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忙。 + +　　④林贼一伙妄图固守浙江，并准备在政变失败以后到××××山区打游击。而我们一系列军事上的部署，也放在××，如一九七○年，我和南萍同志决定，省革委会、二十军、省军区的后方基地放在××，亲自去看了地形，审查了在××新建广播电台的方案，把××的三线工厂迁到××等等。我这样做，正好适应了林贼一伙妄图固守浙江，在××山区打游击的需要，为他们创造了条件。 + +　　⑤林贼一伙在“571”反革命政变纲领中提出，要利用空军的机动性大来发动政变。而我和南萍同志在浙江大搞机场和公路跑道的建设，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决定用地方经费修建八条公路跑道，对这些工程，我都是大力支持的。一九七一年一月，我在×××的陪同下察看过××洞库，以后又主持搞××工程。一九七一年七月，我路过金华时，交待××地区搞好××机场的扩建。现在看得很清楚，我这样搞，是支持了林贼一伙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 + +　　⑥“571”反革命纲领提出，四、五军要进行地面训练。而我在一九七○年、一九七一年都曾经同意从二十军派干部、战士去帮助五军搞步兵战术、技术训练。当时我还认为是兄弟部队之间的正常帮助，现在我认识到，这是在为陈励耘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服务。 + +　　⑦一九七○年冬天，陈励耘以“给中央首长看病”为名，派人物色医生。去年九月八日，陈励耘提出要准备十几个医生，随叫随到，很显然，这是为了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需要，而我在九日表示“照办”，这就忠实地为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服了务。 + +　　至于去年九月九日下午三点钟以后，我和南萍是否同陈励耘开过会的问题，我反复回忆，没有这个印象。我可以向党、向同志们保证，陈励耘确实没有给我交过“两谋”的底。但是，我认识到，尽管我不知道“两谋”的底，而我所做的许多事情，是为林贼一伙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服务的，是同他们站在同一条贼船上的。 + +　　我为什么会投靠林贼资产阶级司令部、上他们的贼船呢？这是由于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所决定的。林贼死党陈励耘的拉拢、南萍的影响，固然是两个重要的原因，但是最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是由于我的积极投靠。我参加革命以来，没有认真学习主席的思想，没有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私心杂念重。特别是这几年，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膨胀，自以为对革命有功，自以为一贯正确，滋长了做官当老爷的坏思想。我想的不是怎么样把革命进行到底，而是追求生活享受，追求名利地位。甚至十分露骨地发泄对党的不满，公开向党伸手，连没有当上中央委员，也产生委曲、不满，怀疑是军区领导搞的鬼。为了达到自己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目的，我就拉关系，找靠山，搞宗派，政治投机，看到陈励耘的后台硬、大腿粗，我就积极向他靠拢，只要有机会，就进行巴结、讨好。我的物质生活待遇已经很高了，可是始终感到不满足，我完全忘了本，忘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要求，忘了党的工作，变了质。林贼死党陈励耘、王维国就抓住我的这个根本弱点，投我所好，乘机拉拢，把我从思想上抓了过去。一个靠，一个拉，就结合到一起去了，做了他们的俘虏，上了贼船，当了他们的帮凶。尽管在“九·一三”事件之前，我并不知道他们要搞反革命政变，但是，我站的立场，是林贼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立场；我执行的路线，是林贼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我所做的一些事情，也正是林贼一伙搞反革命政变所需要的事情。所以，我是名副其实的林贼一伙的“借用力量”，而且已经被“使用”了好几年，为他们服务了好几年。我完全辜负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多年教育，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希望。回想这些，真是悔愧交加，内心十分沉痛。 + +## (二)长期对抗南京军区领导，破坏了“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贯彻落实，为林贼一伙分裂军队，妄图“一块一块抓到手”效了劳。 + +　　林贼一伙为了搞他们的反革命政变，对各地区的部队采取了“一块一块抓到手”的反革命策略。我同南京军区领导的长期对抗，正好适应了林贼一伙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需要，这是我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所犯的又一个严重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同军区领导对一些问题有过一些不同的看法，这本来是容易解决的。但是，由于我的个人主义、宗派主义作怪，加上林贼死党黄永胜、吴法宪、陈励耘的挑动，使我对军区领导的态度，从不满发展到对抗，扩大了矛盾，破坏了团结。 + +　　一九六九年中央召开解决浙江问题的“一月会议”，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南京军区领导，从当时稳定全国形势这个大局出发，支持了省革委会。而林贼死党黄永胜、吴法宪出于分裂军队的罪恶目的，背着中央，给我和南萍同志作了违背中央精神的黑指示，胡说什么“你们要团结，不要被人家各个击破。”他们所说的“人家”，就是指南京军区。很明显，这同中央“一月会议”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完全是在煽风点火，挑拨离间，分裂军队，破坏团结。可是，由于我自以为正确，把军区领导看作对头，所以接受了黄、吴的黑指示，加深了同军区领导之间的裂痕。当时，还认为这是对我们的支持。 + +　　“一月会议”结束之后，我和南萍以及林贼死党陈励耘，以“战胜者”、“正确者”自居，忘乎所以，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在传达的指导思想、内容、范围等方面，都违背了中央的指示，违背了“一月会议”的基本精神，在全省相当广泛的范围内，散布了大量的消极的东西，对军区领导进行影射、攻击。表面上是在批判省军区的几个领导同志和军区工作组的陈德先同志，实际上是在发动群众批判军区。这个传达，时间相当长，影响特别坏，后果极为严重。 + +　　（党的“九大”时，我没有被提名为中央委员候选人，反革命分子陈励耘又乘机挑动，说什么“如果你参加地方代表团，我们就可以提你的名”。我就错误地认为军区领导不提我的名，嘴里不说，心里十分不满。回来以后，还继续散布这种极端错误的观点，造成极坏的影响。我老婆一九六九年五月九日写的那封信，恶毒攻击军区领导，破坏党的“九大”，这是我对抗军区的集中反映，也是我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大暴露。我是错了，是完全错了。） + +　　一九六九年七月，军区召开党代会，我带着“过去是受压者，现在是胜利者”的错误情绪去参加会议。我参加了预备会，对会议的指导思想、工作报告、主席团成员、候选人名额的安排，我都是清楚的，而且是同意的。但是，当省军区、二十军的部分代表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以后，我不仅没有按照“九大”路线的精神做工作，相反地带头散布对军区领导不满的错误情绪，煽动这两个单位的代表反对军区。特别是南萍同志参加会议之后，把大家的思想带到更加错误的方向上去了。在他的煽动下，对抗军区的劲头也更足了，对党代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一再进行刁难，强词夺理，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和态度，破坏了党代会的正常进行，破坏了“九大”路线，给大会造成很大的困难。党代会结束后，我和南萍同志还要二十军、省军区向中央写报告，告军区的状，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明明是我们破坏了大会，却倒打一耙，指责军区不按“九大”路线办事。有关这方面的材料我已经全部交出了。 + +　　我的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倾向，使我们同军区领导的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毛主席、党中央和军区领导为此做了许多工作。毛主席每次到杭州，都要给我们谈这个问题，去年四月二十四日，毛主席专门作了光辉的“四·二四”批示。可是，我被个人主义、宗派主义迷住了心窍，被所谓的一贯正确冲昏了头脑，根本听不进去。“四·二四”批示下达后，我文过饰非，拒不执行，不仅不检查自己在立场上、思想上的严重错误，反而要军区向自己认错，完全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 + +　　由于我的立场错了，执行的路线错了，所以同军区领导感情上格格不入。军区指出我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我就认为是找我的岔子；上级给省军区派来几个领导同志，我就认为是带着“南京观点”来的，对他们不信任，甚至不让两个副司令、一个副政委参加党委常委，胡说什么都参加常委就不好弄了。同时，我催促有关部门把自己信得过的几个干部报上去，以此对抗军区。我生病时，田普同志受军区首长的委托到医院看望我，我却认为是盯着我，进行恶意攻击。军区工作组来检查工作，我又十分敏感，认为又是来搜集材料的。这完全是一种闹独立王国的表现。 + +　　我为什么要同军区长期对抗呢？从我的思想来检查，主要是个人主义严重，“一贯正确”的思想作怪。平时，我对军区就有不满情绪，认为在职务上压了我，时常讲“我是当了二十年的军长”、“是块废料”、“是废料利用”，发泄对党的不满。一九六八年，军区领导找我和南萍同志谈话，指出我们工作中的问题，我又认为在压我。到一九六九年“一月会议”，我就错误地认为自己胜利了，处处以“正确者”自居，对军区领导的错误态度恶性发展了。我在军区党代会的错误态度和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其目的，都是企图证明自己是“一贯正确”的，而军区是错误的。 + +　　我为什么敢于同军区长期对抗呢？因为我得到了林贼死党黄永胜、吴法宪、陈励耘的支持，所以胆大妄为，有恃无恐，把毛主席、党中央的批评当作耳边风，既不执行，也不传达，同军区领导长期对立。最突出的就是“一月会议”期间，黄、吴的黑话就是支持我们反对南京。在温州开枪问题上，黄永胜也是支持我们反南京。一九六八年，二十军在温州支左中开了枪，军区领导多次批评，这是完全正确的。不久，中央军委发了通报，我们作了检讨。可是在“一月会议”期间，黄永胜却说：“当时如果知道你们那里情况那么复杂，就可以不通报了，打个电话就行了。”我听了黄永胜这个黑话，十分高兴，认为中央(其实就是林贼的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是支持我们的，就是南京同我们过不去，所以对抗军区的胆子就更大了。回来以后，还把黄永胜的黑话当作“中央首长指示”到处传播。 + +　　我对军区领导的这种错误立场、错误态度，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为纲、以“571”反革命政变纲领为背景来分析，就不是一般的错误，而是在为林贼一伙的反革命政变服务。林贼一伙为了搞反革命政变，就一定要分裂党，分裂军队，妄图“一块一块地抓到手”。我这样做，正好适应了林贼一伙的需要，我为林贼一伙的政变阴谋出了力、效了劳，做了帮凶。 + +## (三)“九·一三”事件以后，我对抗了中央的指示，捂住阶级斗争盖子，破坏了批判林彪反党集团运动的深入开展。 + +　　林彪反党集团被彻底粉碎以后，我没有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部署，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更没有发动群众把浙江的阶级斗争盖子揭开，把自己所犯的错误揭开，而是捂盖子，定调子，对抗中央的指示，压制群众的揭发，破坏了全省反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 + +　　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是认真地清理自己的思想，接受群众的审查。而是到处奔走，表白自己，用同陈励耘的所谓“矛盾”和“斗争”，来掩盖自己的错误，欺上瞒下，把自己洗刷得一身清白，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 + +　　《“571工程”纪要》发到省委常委的时候，我丝毫不联系自己的错误，用“警惕性不够”，“没有认识林彪、陈励耘是反革命”来进行掩饰，并且继续表白自己，说什么“我对陈励耘没有什么好感”，“住巨鹿路，主要是熟悉、找医生方便”，欺骗省委常委，欺骗群众。 + +　　在这段时间，许司令、张政委、王洪文同志曾经多次给我和南萍同志谈话，指出我们的错误，要我们争取主动，广大群众也强烈地要求我们联系自己实际进行揭发批判。但是，我始终采取抵制、对抗的恶劣态度。去年十月份，春桥同志非常严肃、非常明确地指出我和南萍同志的错误，启发我们觉悟。十二月初，王洪文同志受许司令的委托，专程到杭州，要我认识自己的错误。可是，我既不向常委同志传达，也不认真进行检查，就事论事地讲了几件事，企图蒙混过关。 + +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把林贼的反革命政变纲领发到全党进行批判的时候，再捂盖子已经捂不住了，我又到处打包票，定调子，企图继续骗取群众的信任，阻挠群众起来揭发我的错误。我在许多地方散布：“我是干净的，我没有沾边。”在这段时间，南萍同志借故躲开，进行幕后指挥，炮制了“二十军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同林贼的反革命阴谋没有任何联系”的结论。我赤膊上阵，拿着这个结论到处去讲，接连给五个会议二千多个县、团干部作了报告，在军内军外捂盖子，流毒全省。省军区和建设兵团的同志对我的这种恶劣态度提出批评时，我就以势压人，横加指责，严重地压制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 +　　今年二月，中央政治局和周总理对浙江工作作了两次重要指示，由于我的立场没有转过来，加上南萍同志的歪曲传达，我认为自己又正确了，别人又错了。对中央的指示，采取了十分错误的实用主义态度，对自己有利的大讲特讲，对自己不利的就加以封锁，甚至用被歪曲了的中央指示去压制群众，使全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出现更大的阻力，又一次对抗了中央。直到三月下旬，中央通知我到北京，我还带了有关省军区团以上干部会的材料，企图告状，继续对抗这场斗争。 + +　　我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捂盖子呢？一句话，就是怕牵连自己。因为在这场斗争中，我站错了立场，同林贼的一伙死党分子打得火热，情投意合，言听计从，犯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做了许多坏事。所以，我就怕群众追问我同陈励耘等人的关系，听到别人提“陈励耘一伙”就很敏感。同时，还怕揭发了这些问题以后，丢掉面子，失去威信。因此。我就采取起初表白自己，继而捂住盖子，最后压制群众的错误态度，达到不让群众讲话，以求过关的目的。结果，使自己在“九·一三”以后还继续站在林彪一伙的立场上，为已经被粉碎的林彪反党集团效劳，破坏了全省的这场斗争。我的这种错误态度，不仅没有能开脱自己的罪责，反而使自己越陷越深，错误越犯越大。 + +## (四)歪曲“一月会议”精神，分裂了省军区部队，破坏了军内外大好形势。 + +　　党中央召开的“一月会议”，从当时的大局出发，支持了省革委会，也端正了省军区部队的方向。可是，我自居正确，不顾大局，背离了“一月会议”的基本精神，层层揪斗所谓资反路线的代理人，使省军区部队出现新的分裂。我只相信少数同志，不相信干部的大多数，用几个所谓“路线觉悟高”的人组成“学办”、“工办”、“党办”，代替了各级党委，破坏了我党我军的传统。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一再进行打击、排斥，指责他们“屁股没有转好”，甚至扣上“翻案”、“否定一月会议”等帽子，严重地挫伤了广大干部的革命积极性。机关走上正常工作以后，我仍然保留“党委办公室”，实际上是我个人的“办公室”，凌驾于党委、机关之上，发号施令，破坏了党的领导。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省军区的整党、建党、清队、一打三反、写干部评语、清查“五·一六”等工作，都出现很大的干扰，问题很多。为了把干部的思想统一在我和南萍同志的错误思想上，我们两人不顾其他常委的反对，在去年二月召开了省军区全委会，把几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当作“个人意见”抛出去，对其他常委搞突然袭击，制造了分裂，影响极坏。 + +　　在党委内部，我用家长制代替民主集中制，“一言堂”代替“群言堂”，把个人凌驾于党委之上，个人说了算。凡是我决定的问题，就不允许别人改变，开起会来，都是我一个人讲，滔滔不绝，没完没了。讲的又往往都是些废话、空话，甚至错话。既不听别人汇报，也不同大家商量，讲完就走。别人一讲话，我就扯东插西。遇到分歧意见，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甚至动辄训人。我这种骄横的思想作风，恶劣的军阀主义残余，严重地破坏了我党我军的传统作风，给部队工作造成极大的损失。 + +## (五)在舟山问题上，我陷入严重的资产阶级派性，背离了“九大”路线。 + +　　我认为，林贼死党陈励耘和南萍同志，在舟山问题上采取了一条“拖”的方针，把舟山问题“拖大”，把要塞区部队“拖垮”，把军区“拖下水”。我的主要错误是，派性十足，不按照“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处理问题，死抱着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观点，压制一派群众。对舟山部队的三支两军工作一直存在着错误的认识，要塞区抵制了我们几个人的错误路线，我就指责他们反对省革委会。毛主席亲自批了中央〔1970〕18号文件以后，我仍然坚持错误的立场，不作自我批评，继续压制要塞区和一派群众。舟山问题“久拖不决”，给海防前线的战备、给舟山八十万人民群众造成很大的损失，我负有重要责任，这完全是一种犯罪行为。更为错误的是，我把责任推给军区，认为军区支持了要塞区，插手舟山问题。由于我自以为正确，所以，舟山地区建立革委会后，我仍然指责要塞区不听省革委会的话。因此，在去年七月六日南萍同志召集的七人会议上，我也发表了错误的意见，中心意思就是指责要塞区。当时，各地区同志在杭州听取中央工作会议的传达。我记得在七月五日的下午，南萍同志对我讲，现在有些情况要给下面讲一讲，人数不要多。我当时并不知道他要讲什么内容，我觉得利用开会的机会给地区同志谈谈心总是好的，就同意了。第二天，由南萍同志自己通知了七个地区的负责人。会上，几乎都是南一个人讲，一开头就说：“浙江的问题解决没有？我认为没有解决。”接着就集中地讲了舟山问题，把舟山地区革委会讲得一无是处。还说：“请你们注意，这股风可能刮到你们那里。”因为我事先不知道南萍同志要讲的内容，没有思想准备，所以在他讲完以后，我也跟着说了一些错话，除了指责舟山以外，还指责了省军区新来的几个领导，散布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东西。具体话记不清了，因为当时的记录本已经交给常委同志审查了。这个会，从会议的本身、到会议的内容，都是十分错误的。 + +　　我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给党的工作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而且觉悟得很迟。毛主席、党中央在不断的挽救我，军区首长在教育我，同志们在帮助我。我一定不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希望，认真学习，接受教训，痛改前非，继续革命。我一定继续清理自己的思想，继续检查自己的错误，坚决同林贼一伙划清界限，坚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 +　　请同志们继续对我进行揭发批判，帮助教育。 + +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8/000004.txt b/CCRD/0/8/8/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1828e81191f3cbe67dbf1983cea2775c84585f2 --- /dev/null +++ b/CCRD/0/8/8/000004.txt @@ -0,0 +1,11 @@ +# 廖汉生子女给毛泽东的信（要点） + +　　<廖汉生子女> + +## 〖廖汉生，原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治委员。〗 + +　　（廖汉生自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被隔离审查，至今已经五年多了。）我们听到主席曾几次提到要让父亲出来工作，我们非常高兴，都盼望父亲能尽早的出来为党和人民重新工作。但是，至今不见有任何动静。我们请求让父亲回到北京，回到家里，在外面等待组织结论，以便让他了解形势，熟悉情况，检查身体，治疗休养，好更早地回到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岗位上。 + +　　· 来源： +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8/000005.txt b/CCRD/0/8/8/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96f78fb40641b353519104c4827f8d30b8c40a8 --- /dev/null +++ b/CCRD/0/8/8/000005.txt @@ -0,0 +1,203 @@ +# 我的检查交代 + +　　<陈仁麒> + +## 〖陈仁麟，中共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军区政委。〗 + +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这次会议开得非常及时，非常必要，是向全党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教育的会议，是彻底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夺取更大胜利的会议。我衷心拥护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召开的这次批林整风汇报会！衷心拥护中共四川省委和成都军区党委召开的这次两委扩大会。 + +　　非常沉痛的是，我在党内第十次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惊心动魄的斗争中，站到了林贼反党集团一边，高高兴兴地上了他们的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我能够参加这次两委扩大会，心情非常激动。我决心在会议中，积极批判和彻底肃清林贼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流毒，认真反省和检查自己的错误来报答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同志们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挽救。 + +　　会议中，我联系自己的错误，反复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和中央的文件，特别是反复学习了《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越学越激起对林贼一伙的阶级仇恨，越学对自己犯错误越感痛心。毛主席高瞻远瞩，洞察一切，早就识破了林贼这个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假马列主义者，并明确指出了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必然发展规律，这是马列主义的光辉文献，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同时，也给我重新认识自己，检讨错误、改正错误增添了巨大的信心和力量。这里我再次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同志们进一步检查交代自己的错误。 + +## 一、追随投靠林贼，上了他的宗派主义山头 + +## 1．我和林贼一伙早有宗派来往。 + +　　我认识林贼是在一九四五年由延安去东北的路上，并在他“间接”领导下工作过。一九五五年春节曾去林贼住处拜过年。一九六八年春和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叶贼叫我全家到毛家湾去看过两次电影，都是叶贼出面，未见到林贼。除在集体场合和林贼见过面外，没有单独接见过。 + +　　一九四七年我在东北八纵和以后在广州，同林贼死党黄、邱在一起工作过，有一般的工作关系。和邱还在高等军事学院同过学，一九五九年底，我分配在炮兵工作后，与邱曾有过几次一般来往，我和林贼死党吴、李，在四野开会时也有一面之识。 + +　　由于我过去认识林贼一伙，加上文化大革命中(一九六七年七月)，林贼及其死党黄、吴、叶、李、邱参加了处理炮兵文化大革命问题后，自己在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思想的支配下，思想上产生了错觉，认为还是“老熟人”关心自己。本来对于炮兵文化大革命问题的处理，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周总理、江青等中央领导同志作了许多工作，才把我从错误中挽救了出来，但自己却去对林贼一伙感恩戴德。从此五体投地地拜倒在林家门下。我曾恬不知耻地说：“没有林贼就没有我的一家”。这是自己颠倒黑白，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那有中国革命的胜利，那有我一家的翻身解放呢？！在炮兵积代会和党代会上，我还学着林贼死党李作鹏的腔调，吹捧林贼是什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三个里程碑的助手，是顶天立地、气贯长虹、无私无畏、大智大勇、久经考验最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理论家。”在平时开会讲话中，我也经常吹捧林贼。自己对林贼这些令人作呕的吹捧，真是反动透顶！ + +　　我不仅为林贼唱颂歌，而且还多方设法巴结、讨好林贼。一九六八年，林贼参观了兵器展览后，对四十公里火箭说要改成履带牵引车。我当时不在场，但听了工作人员的汇报后，急忙打电话给“林办”说：负责展览的同志，已将林贼的话转告给我了，对其“指示”一定研究照办。 + +　　一九六八年七月，经我同意，炮兵专门购了有机玻璃台屏，用群众组织名义送给了叶贼。甚至找到一张林贼和叶贼在东北时的照片，也要专门给叶贼送去。我还给“林办”送过两次炮兵用于作战和训练的特制夜明圆珠笔。 + +　　一九七○年春，“林办”打电话要我帮助安置一个孩子当兵，我忙把孩子安排在郑州炮校高炮营。以后高炮营调归兰州军区，“林办”又打电话，要调孩子入学，因孩子不愿去，以后又向“林办”报告了。 + +　　林贼见我对他如此效忠，是他搞反革命政变用得着的人，他就用请看电影、家庭接见等手段进一步收买我，自己毫无警惕，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错误地认为：文化大革命中林贼一伙不但“保”了自己，而且还请看电影，更是念念不忘。叶贼让我去看电影，自己心想，一定是林贼的旨意，说明“副统帅”对我的“关心”，像林贼这样的人，主动巴结还不容易，何况如今找上门来了，有了这个靠山永远倒不了，于是欣然接受，自愿上钩。一九六八年春，在兵种两院校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期间，叶贼通过死党李作鹏的老婆叫我全家去看电影时，曾对我讲：肖华、吴克华如何整人，说我怎么不敢起来斗争，她如何保我。我说了几句表示感激的话。她还说：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在京西宾馆找你谈话，你的情绪不高，现在看，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叶贼的这些黑话，一方面是用“保我”这张王牌来拉拢我，要我不要忘记他们的“恩惠”，另方面是对我的工作作了评价，夸耀我是紧跟他们的。 + +　　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来成都前)，叶贼又通过死党邱会作的老婆胡敏叫我全家去看电影时，她又向我谈了肖华、吴克华如何整人，说四川是天府之国，很重要，解释天府之国的由来，要我“好好”工作，我表示照她的“指示”执行。她还对我老婆讲：陈仁麒是“好”同志，要好好照顾他。看电影中又来几个人，电影放完后才知道是林小贼和张秀川的老婆。出门时，徐祥军(我女婿，在空军作战部工作)把林小贼介绍给我，握了一下手。当天晚上，林贼死党邱会作又叫我全家到他家去玩了二十多分钟。叶贼先后两次请我全家去看电影，说明我在林贼的心目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他们是信得过的，因此说我是他们的“好同志”，要我老婆好好关照我，叶贼一再用“保我”这张王牌来拉我，就是要我在政治上永远和他们站在一起。徐祥军把林小贼介绍给我，就是我临来成都前，和林小贼这个特务头子接上了头。 + +　　我对林贼是这样奴颜婢膝，感恩不尽，对林贼死党黄、吴、李、邱也是竭力讨好，积极追随。认为他们这一伙是紧跟林贼的，积极追随他们保险没有错。文化大革命以来和他们有过几次来往： + +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我向中央文革汇报，离开机关后，是乘邱会作的车到京西宾馆的。邱在车上对我说：吴克华的问题很严重，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毛主席，反对林×××的。我向中央文革汇报后，林贼死党吴法宪亲自送我到反帝路空军招待所。到那里后，吴要我写炮兵机关文化革命情况材料。后来材料由邱转给了中央文革。在此期间，一次吴打电话通知我参加中央政治局碰头会，批判×××，让我到他那里去，随他进了京西宾馆。 + +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晚上，林贼死党吴法宪、邱会作把我和炮兵一名政治部副主任找去，安排我七月二十九日回炮兵机关主持工作。吴、邱跟我讲：一、先把吴克华打下去；二、回炮兵机关后，不要接近吴克华他们一伙；三、要解放干部；四、要我振作精神搞。我都一一照办了。 + +　　一次炮兵机关斗吴克华发生武斗，林贼死党邱打电话找去谈这个情况，我去时，邱已向群众组织作了了解。邱说，已搞清楚了。后来林贼死党吴又找我谈这件事，我告诉他已给邱讲了，吴再未谈，就离开了。 + +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伟大领袖毛主席批了吴克华监护反省后，林贼死党吴法宪把我找去看批件，以后又让我找几个人一起去看。我同林贼死党黄、吴、李、邱的这些往来，使我同他们的宗派主义感情越来越深，特别是看到他们窃取的权力更大了，自己也就进一步投靠和讨好他们，只要他们说句话，我都照办不误。一九六七年九月，吴的秘书找我，说“林办”有个秘书的孩子，要我给解决当兵。我说，我们不管部队，但机关可以安置。他说回去请示，以后没有音信。 + +　　一次邱的老婆胡敏找我，说要从炮兵选秘书，因我不在，回来后打电话问“邱办”，说是给办事组找秘书。此事我让秘书告干部部办了。 + +　　一次邱派人来找我，要选一名女同志去外工作，说事关保密，只负责选人，我让秘书叫干部部办了。后来干部部长在上班路上相遇中告诉我，时间要求很急，并让女方爱人暂时避开北京。我说，你们照办。 + +　　为了讨好林贼死党邱，一次他向我要炮兵特制的夜明圆珠笔，我一下慷国家之慨就送了他五十支。 + +　　林贼死党黄、吴、李、邱要我办的事，我是一呼百应，从不怠慢，但有一些事情本来是自己可以处理的，而我也要事先去征求他们一伙的所谓“意见”。解放炮兵副司令员×××时，我事前去问过死党吴法宪，吴表示同意。 + +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肖华找我谈话，我也赶忙去问邱怎么谈，甚至以后确定炮兵四届人大代表的人选问题也要先去问邱有什么意见。 + +　　张达志同志到炮兵当司令员前，常委讨论，决定张任第一书记，我任第二书记，公布后机关有些波动。我在养病中让炮兵副政委郭超同志去找林贼死党李作鹏或邱会作把情况反映一下，想取得他们的所谓“指示”，后郭告诉我，找李汇报，李不理，我又要他找邱，他说跟邱不熟，我说算了，后来黄志勇同志到三○一医院看我，又给他讲了此事，黄说：你为什么要让？！〖注：原文如此〗自己这样作，是资产阶级两面派作风的丑恶表演，也是对张达志同志的不信任，企图乞求林贼死党的支持。 + +## 2、我在炮兵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林贼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 +　　炮兵的文化大革命，从一九六七年七月后是按照当时军委办事组的所谓“指示”进行的。群众组织与“三军”勤务组有过串连。例如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群众组织曾找了空军的一名副部长来炮兵介绍空军所谓怎么对待“革”与“保”的经验，我亲自参加听会，认为他们讲得好。所以炮兵机关文化大革命受林贼及其死党的影响很深，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 +　　一是以我为标准排队划线，标榜自己一贯正确。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我回炮兵主持工作后，造反派强调要以对我的态度为标准来划分革与保。我虽讲过，要以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为标准，并作了些规定，但没有坚决制止，默认了这种作法。在看待干部的政治态度上也把反对或者保我作为其中内容之一，我也没坚决制止。当时，炮兵党委和群众组织下发的文件、讲话、口号等，都极其错误地提出“以我为首”、“以我为核心”等，直到毛主席关于反对“多中心论”的指示下达后，才得到纠正。在通知机关和炮兵部队烧毁吴克华整我的材料时吹嘘自己“一贯正确”，把自己的问题洗刷得一干二净。 + +　　一九六八年二月，经我同意把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军队干部时的一张照片发给出席炮兵“积代会”的代表作纪念品。这张照片中有我站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后，这是显示自己，突出个人，极不严肃的，此事我曾作过自我批评。 + +　　二是违背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和政策，压制打击不同意见的干部。对犯错误干部的处理，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够，而且错误地采取高压手段，伤害了一些同志的感情，如对炮兵孔从周、宋承志副司令员和科研二所政委朱彦等同志问题的处理是有错误的，孔、宋二同志站出来工作以后，因反对过自己，又让他们靠边站了一个时期，进行批判；炮兵党代会也未选上常委。朱彦同志站出来工作后，和自己观点不一致，所谓压了少数派，又把他下放劳动。 + +　　对犯错误的干部，在使用上也有“任人唯亲”，过去在吴克华主持工作时受压的和以后翻过来表现比较“好”的，保我的，提拔得比较多，也比较快，造反派的头头都提拔了。但是对文化大革命中反对过自己的就疏远，特别是把那些群众组织头头的问题看得重，对反对过自己的，都在所谓自我教育的名义下作了检查，形成了人人过关。在精减机构时，自己借此机会把反对过自己的其中一部分连排干部，也在“精减”的名义下作转业、复员处理了，留下的大部分是保自己的，认为同拥护自己的人一起工作顺手。这是搞宗派主义。 + +　　甄别处理犯错误的干部时，机关“文办”虽然也访问过六厂二校的经验，但还到海、空军和总后去交流过“经验”，受林贼及其死党的影响很深，没有贯彻六厂二校的经验，致使中央的政策不能迅速落实。 + +　　三是在清队中搞形左实右。炮兵机关的清队，由于受林贼及其死党控制的单位的影响和派性的干扰，错误地采取大字报和开小会相结合，以及搞夜战等高压手段，产生了形左实右的扩大化错误，一度发生点名过多，打击面过宽。发现这些问题后，我虽批评过，但制止不力，使机关发生七、八起自杀的严重错误(其中有三人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自杀的)，对这个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 + +　　四是在炮兵机关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是以对林贼一伙的态度来进行的。清查“五·一六”开始后，郭超同志从当时的军委办事组开会回来对我讲：清查“五·一六”其中有一条，文化大革命中反林贼一伙的都算“五·一六”分子。还说，林贼死党吴法宪说炮兵机关群众组织“突击团”就是“五·一六”。运动中把“突击团”核心组的主要成员进行了隔离审查，开过大、小批判会。当时认为“突击团”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分裂“三军”的，所以把“突击团”核心组少数人当成“五·一六”分子来抓。这是违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的。 + +## 3、包庇反康生同志的坏人，伙同林贼死党围攻叶剑英同志，非法整理几位老帅的黑材料。 + +　　一九六七年冬或一九六八年初，当时的军委办事组把我找去，说中央高级党校李广文反康老的案子中，有炮兵学院的龚跃庭等人参加，要我处理。炮兵党委常委会讨论后责成调查组负责调查处理。这事发生在炮兵学院群众组织同中央高级党校串连中，龚跃庭从那里拿回一份大字报，是李广文反康老的黑材料。通过调查，进一步掌握了材料后，把龚弄到北京隔离审查，进展情况给军委办事组书面报告了一次。后来和中央高级党校李广文专案组交换了意见后，给龚以党的严重警告，行政上撤销干部部副部长职务的处分。……(此处二字辨认不出)情况又向军委办事组作了报告，他们答复，大意说全案未结，暂缓处理。对于这一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严肃问题，我不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只向以林贼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报告，可见我的资产阶级立场是何等的鲜明，这是严重的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的原则。 + +　　“九大”期间，叶帅参加兵种代表小组会，林贼死党邱会作布置当时造反派头头围攻叶帅，我也参加了，并发了言。当炮兵造反派头头×××质问叶帅，关于×××打电话找你，有没有这回事时，我还嫌围攻叶帅的火力不够，怂恿×××说，你可以再问问叶帅，其他人不知道，×××可能知道，这是自己伙同林贼死党一起反对、围攻叶帅。当时自己不以为错，还得意忘形地向别人吹嘘过此事。 + +　　一九六八年春，炮兵批判了所谓“二月逆流”，当时机关的批斗委员会整理了对叶、陈、徐、聂等几位老帅的所谓意见，经我同意送给了当时的军委办事组。这是在整理几位老帅的黑材料，向林贼及其死党提供反老帅们的子弹。直到去年军区党委和省委召开地师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当有人提到，林贼要把几位老帅整下去时，我说，老帅们也有缺点。可见我中林贼及其死党反老帅们的毒之深，不但不同林贼划清界线，还为林贼开脱罪责，更为严重的是，去年九月到北京，伟大领袖毛主席已当面指示，不要叫叶帅“××××”了，可是自己没在主席面前交代整理老帅们黑材料，参与围攻叶帅的错误，这是错上加错。 + +　　自己对林贼及其死党是那样亲，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是这样的恨，其资产阶级立场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 +## 4、九届二中全会上，我参与了林贼一伙的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变。 + +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贼及其死党有准备、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党发起进攻，自己完全站到了林贼反党路线一边。当林贼亲自出马抛出反革命动员令时，我表态拥护。分组讨论时，林贼死党叶群、李作鹏窜到中南组煽风点火，造谣说有人反对称天才，不同意毛主席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影射、攻击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我听信了谣言，准备发言支持，因人多没讲上，召集人根据大家的意见在简报上写了宪法中设国家主席，并由毛主席当主席的建议，我同意了。九届二中全会上，林贼反党集团向党发起猖狂进攻，完全是一次被粉碎的反革命政变。我拥护、支持林贼及其死党叶群、李作鹏的谣言和诡辩，就是拥护林贼反党路线，我同意称天才，拥护设国家主席，就是拥护他们的反党理论纲领和反对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参与了他们被粉碎的反革命政变。 + +　　以上事实清楚地表明，我在炮兵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投靠林贼一伙，忠实地推行了林贼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九届二中全会上就上了他们的反党贼船。 + +## 二、我到成都军区是林贼反党集团有计划派来的。 + +　　我想到军区工作的思想由来已久。一九六八年，我曾向梁兴初同志谈过，想到军区工作，希望他能向林贼一伙建议，把我调到成都军区……（此处有缺页） + +　　……向叶贼、林小贼问好。接着他们除问了我家庭生活、孩子情况外，还向我谈了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说，他们和徐祥军很熟，徐在空军很好。这是告诉我徐同他们有来往。二是对我说，丁钊这个人不错。这是他们把丁钊从组织上介绍给了我。三是他们问我到成都后的工作情况，管不管地方工作，四川的形势。我说，到成都后工作很顺利，心情舒畅，梁对我很支持。我不管地方工作，四川形势很好，正准备召开党代表大会，成立新省委。这是在和他们交换反革命情报。 + +　　刘、于走后不久，为了进一步巴结林贼，我买了半斤白银耳送给叶贼，拿了两个公文包送给林小贼，买了一斤茶叶分送给刘、于，并给叶贼、林小贼各写了一封信。吹捧叶贼在文化大革命中对自己的“帮助”、“教育”很大，离京时的“指示”很重要，还要她今后对工作多作“指示”等等。吹捧林小贼在空军三代会上的讲用是什么“高举”、“紧跟”的，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学习几遍感受很深，你的智慧远远超过了年龄，值得我学习。……徐祥军在空军作战部工作，请你多加教育，希望你有时间到成都来检查我们的工作，在四川有什么事要办，可嘱徐祥军转告。自己对叶群、林小贼这些肉麻的吹捧，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和立场，是进一步卖身投靠以林贼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决心书，在政治上进一步向他们表了态。 + +## 2、刘锦平向我进行“路线”交底，我向刘锦平表死保林贼的决心。 + +　　去年七月，林贼死党刘锦平来四川活动了四十多天，先后和我谈过三次话。第一次是七月初，刘刚到成都时，专门到家里来看过我。这次他是所谓礼节性的“拜访”，没谈什么问题。 + +　　第二次是七月底，我听说刘锦平还在成都就去看他。刘对我说：“庐山会议上吴法宪搞了这么一手(即反党)，空军很被动。”这是刘锦平在试探我对吴法宪的态度。我说：“有毛主席，有林×××，会很好处理的。”刘见我和他谈得来，进一步问我，批陈整风汇报会你们传达没有？我说，传达了。他说，北京也传达了，传达得很简单。他问我管不管地方工作，军队工作好不好作？我说不管地方工作，梁对我很支持。他又提出成都民航局需要一部分干部，请军区帮助解决，准备给军区写个报告，我同意他这样作。后来这个报告梁兴初同志已批了同意，我提出请政治部讨论提出名单，报军区党委讨论决定。 + +　　第三次是八月中旬，刘提出要向军区汇报，梁身体不好，要我去听。刘先谈了成都民航局领导班子的情况，说民航局局长身体很弱，班子要充实，再次提出要干部。我说，关于要干部的报告我已看到了，梁兴初同志已批了。刘说，干部要选好的。我说，将来党委通过以后，要征求你们的意见，可以挑嘛。刘说，民航局的路线教育对林贼讲得不突出，他来成都后，给民航局作了两次报告，把这件事纠正过来了。又说，成都民航局近几年没搞什么建设，和他前几年来时一样，这次批了些钱给民航局修房子。刘还提出：郁文不愿在空军工作，原准备要他到广州去，广州军区答复了，他不愿去。他对梁和我都比较熟悉，想到成都来。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就那么一件事(什么事他没讲，我也没问，据说是男女关系问题)，还吹嘘他有所谓“水平”。我说，成都这个地方很需要干部，作为我个人来讲，表示欢迎。我刚来成都，这件事不好提，但我可告诉梁兴初同志，看他意见怎样。刘说，你们要这个人的话，可以给军委打报告。接着又议论了郁文作什么工作合适。我说：同广州干部比，当副政委还可以，在这里当个政治部主任合适。刘说，干什么工作都没啥，郁文的意思只要离开空军就行。 + +　　谈到成都空指要改为军区空司时，刘有意中伤高厚良同志，说他当司令不行。我说，空军的事军区管不了。他说，以后空军定了，可能征求军区的意见。我说，还是空军的意见为主。 + +　　刘锦平为了他们反革命政变的需要，急于打听和分析将要召开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形势，问我听说没有，不久将要开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我说，开四届人大听到些消息，开三中全会不知道，他说，三中全会上可能还有斗争，我即回答，那很可能。我还跟他讲，听梁兴初同志说，沈阳军区江拥辉要改为政委，并兼作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还说，造反派当书记的，只有上海才有，其它地方没有，特殊。刘为了进一步了解我对林贼的态度，向我散布，现在有些地方不拥护林贼，对于这样重大一个事情，我听了后漠然置之，仍未引起警觉，反而说，不会吧！他随即激动地说：对副统帅就是要保到底。我说：林×××作为副统帅，是法定的，保到底没问题。以后我给梁兴初同志讲：刘锦平提出要调郁文来成都工作，梁说，好嘛。我又同梁私自议论了郁文同×××比，谁强，梁说，当然是郁文强。我说，把这事提交党委讨论，梁说，这里不好解决，他准备给吴法宪打电话。以后梁告诉我，他打电话给吴法宪，吴说打个报告。我即打电话告诉了刘锦平，说，关于郁文的调动问题，我同梁谈过，他同意我的意见。但最好由他自己或空军向军委办事组提出，由上面分配来，我们欢迎。 + +　　刘锦平来成都，是按照《“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中拟定的“掌握舆论工具，开展政治攻势”，来为林贼发动反革命政变搞舆论和组织准备的。他同我的三次谈话就是三次反革命游说和串连。我在刘锦平的授意下，背着党委第一书记张国华同志，同梁兴初同志一起私自决定调郁文来当军区政治部主任，这是企图夺政治部的权，为加速反革命黑基地建设积蓄力量。刘锦平向我散布什么“三中全会可能还有斗争”，“现在有些地方不拥护林贼”等谬论，这是在向我进行“路线”交底，而我和刘锦平一唱一合，向他表白我死保林贼的决心和忠心，完全是在进行反革命勾结。刘锦平来成都，我不仅政治上支持了林贼的反革命政变纲领，而且组织上参与了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 + +## 3、默认和支持林贼死党丁钊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 +　　我到成都后，和丁钊有过两次接触。一次是一九七一年五月上旬，丁钊提出要向我汇报成指情况，我没向军区党委报告就擅自接受了，这是极其错误的。丁在汇报中有意诽谤高厚良同志，说高在文化大革命中如何如何。对于丁的汇报，我虽没表态，但不批评他，本身就是支持和默认了他搞反革命宗派活动。 + +　　我和丁钊的第二次接触是在省党代会期间，他对我说，空军高炮三十三师的路线教育搞得好，他们有一位在省党代会上发言的代表就是该师的，主要讲路线问题，并把发言稿给我看，说他们稿子中突出了林贼怎么“高举”、“紧跟”，并要我提意见。他还向我提出办路线学习班，我说好嘛。他还说高炮十六师有一位领导同志不大好，叫我不要跟他们接触。还说，会后要上拉萨去。谈到某厂支左问题时，说那个厂很复杂，他们×副主任抓还抓不起来。他还要我转告军区领导，说林贼死党吴法宪告诉他，叫他参加省委，高厚良同志参加军区党委。我曾给张、梁、谢几位同志谈过。在这次接触中，丁钊又在我面前散布高厚良同志的坏话，说前年空指开党代会，多数人不同意高厚良同志当副书记，是他请示林贼死党吴法宪后，作了工作才选上的。现在高厚良同志可积极了，准备当司令了，对丁钊这些无原则的谈话，我概未表态。丁钊露骨地向我摸底，虽然我讲话少，但我的行动使他摸到了我支持和纵容他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态度，所以从此成都空指传出，以后有事，可找梁、陈，是有根据的。 + +## 4、利用我女婿徐祥军充当同林贼一伙勾搭的联络员。 + +　　一九七○年十月，徐祥军把林小贼在空军三代会上的讲用稿拿来给我看，说空军听了反映很好，吴法宪对讲用评价很高，说是“高举”的，要大家好好学习，还宣布以后空军要听林小贼的指挥。经我同意以后炮兵翻印了这个报告。我写给叶贼和林小贼的信以及带给他们的东西，是通过徐祥军托人转交的。徐祥军知我很欣赏林小贼的一些所谓“讲话”，去年又把林小贼的两次路线讲话面交和寄给了我。去年四月，徐祥军到成都来看他爱人时，曾对我说：《文汇报》三月十六日的一篇文章讲路线，有些提法值得注意，空四军很反感，我听后没表态。去年五月五日，徐祥军从北京给我寄来一份铅印的林小贼的讲用报告，建议我在军区印发，我未印发。 + +　　七○年前，徐祥军还跟我说过，空军对吴法宪有很多反映，说他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压制民主。我说：你又不是常委，说这些干什么？！领导分配你管专案，把这个工作搞好，当好你的参谋。还有一次，他和我研究路线站队问题，问我要不要路线站队。我说：主席讲过，有路线站队问题，但层层站队就成了多中心论。后来他跟我说，吴法宪在空军讲，不要站队问题。我说：空军的事，不要跟我谈。这是徐祥军在为我通风报信。 + +　　徐祥军为我与林贼反党集团来往“引线”、“搭桥”，我就包庇徐的弟弟妹妹来回敬他。徐的一个弟弟在重庆一所学校临时代课，要我帮忙给找个工作。我企图把他安置在重庆一个国防工厂。后来工厂查出他家有历史问题，未给安置。他的另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在军区部队当兵，因其家有历史问题，都是拟定去年春复员的，我却把他们继续留队。自己身为领导干部，本应带头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可我滥用党和人民给的职权，违法乱纪，包庇他们，带头搞不正之风，败坏我军的光荣传统，给我党我军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 +## 5、和高玉民进行阴谋活动。 + +　　高玉民(高炮十六师副师长)原在军委空军工作，在京时通过徐祥军认识的。记忆中当时曾到过我家三次，没谈过什么政治问题。我到军区后，高玉民同我来往更加频繁，所能回忆起来的就有七、八次。其中一次高玉民对我说，成指乱乎乎的，诽谤高厚良同志不行，吹捧丁钊还可以。我听后没表态。 + +　　去年四月底、五月初，因听说我大女儿公公有历史问题，把高玉民找到我家来询问(因我女儿同徐祥军结婚，徐的家庭情况是高在军委空军时调查的)，同时背着军区成指私自派高去重庆调查，高回来对我讲：女孩公公不是国民党徐湛师的政治部主任，据公安机关讲，可能定为资方代理人。他这次调查同北京派人调查的结果没什么出入，我完全听信他的话。 + +　　高玉民是成指的干部，我同他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但我和他来往如此频繁，甚至连女孩公公的历史问题也要派他去调查，这是违背党的政治、组织原则的。高玉民之所以要来找我，就是找我支持他干坏事，我确实纵容他干了一些坏事。我大孩子原在高炮十六师连队当排长，后调到师政治部当干事，是高帮的忙。他告诉我，一次师党委会上，群众为此事提了不少意见，他把群众的意见给顶回去了。我当时思想上认为他作得好，很感激。去年五月，林贼死党刘沛丰。于新野到我家后不久，高玉民曾打电话给我，说刘、于对他讲，要把大孩子调到导弹营或空政工作，因孩不愿去，才未调成。 + +　　以上事实说明，我同高玉民拉拉扯扯，互相利用，完全是在搞阴谋活动，其目的是为林贼筹建反革命基地扩大力量。 + +　　林贼反党集团派人来作我的工作，我除同以上人员有来往外，另外离京前，去看过死党刘锦平。这两次彼此没讲什么，主要是山头感情来往，我还登门看了林贼反党集团死党江腾蛟，在他家坐了一会。江说，到成都工作好，将来我病好了，也到成都去。我听说他是保吴法宪的，吴很重用他，就说，你的工作很重要，到成都不可能，表示欢迎他到成都去玩。 + +　　离京前，徐祥军告诉我，他们部长鲁珉要来看我，送行，我接待了鲁珉和他老婆。见面后主要谈了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串连中的一些情况。鲁珉还对我讲，军委座谈会，他们那个组批陈批不起来等。我离京前，同林贼死党刘锦平、江腾蛟、郁文、鲁珉等的这些来往，是在搞反革命串连。 + +## 四、积极参与加速反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活动。 + +　　我之所以要求调到成都，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同梁是一个山头的。去后我就和梁搞在一起，竭力推行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为林贼篡权复辟拼凑黑班底。我曾和梁、谢一起背后议论过把军区司令部一名副参谋长提为参谋长，如果再把郁文安插在政治部，这样司、政、后机关的大权都控制在我们手里了。我还提出将政治部一名副主任提为副政委，因为他是我的老同事。 + +　　对于军区部队的看法，我也是站在梁、谢一边，以梁、谢划线分亲疏。去年四月，我去五十军一四八师前，曾向谢家祥同志了解到该师在成都支左，对刘、张问题的看法和军区意见不一致，对军区有意见。因此我到该师后，曾以讲站队问题为名，含沙射影地攻击、诬蔑他们。在整风中，要他们改变原分小组为开大会向师党委提意见，挑拨师团关系。在同该师党委常委谈话中，曾对他们说，郑志士同志讲五十军要调离四川，没那回事。这件事本来是郑志士同志向我说是有人在造谣，而我却说是郑志士同志讲的。自己这些卑劣的作法，是在推行林贼反党的宗派主义路线，妄图在军队内部制造混乱。 + +　　在加速反革命根据地建设中，除在组织上作准备外，在思想上我为林贼反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我来成都后，先后三次在三个会上作了“路线”讲话，这些讲话是根据林小贼的路线报告，改头换面出笼的。我都盗用“本报评论员”名义在军区《战旗报》上发表了。其主要错误：一是为林贼涂脂抹粉，树碑立传，歪曲我党的历史，把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几十年的丰功伟绩，说成也是由于有了林贼的英明领导；二是把林贼和毛主席并提，鼓吹提高忠于林贼的自觉性，极其错误地提出要“忠于林×××”，“要捍卫林×××的副统帅地位”，“谁反对林×××，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等等反动的谬论；三是叫喊领导班子要由忠于林贼的人组成，妄想从组织上为林贼招降纳叛；四是把批修整风同路线教育割裂开，名义上是讲以批修整风为中心，把路线教育深入一步，实际上是讲的林贼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总之，三次路线讲话的中心是突出死保林贼。我还贩卖过林贼的“不能不承认天才”，“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要犯大错误”等先验论的诡辩。我到军区不久，就到处大作报告，发表文章，这一切，都是为林贼篡权复辟作舆论准备。 + +## 五、对抗毛主席“批陈整风”的指示，用“批清”干扰“批陈整风”的大方向 + +　　我在“批清”中，忠实地执行了林贼的反党路线，是为林贼反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作准备的一个组成部分，给军区部队的建设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 +## 1、干扰了“批陈整风”的大方向。 + +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批陈整风”的重要指示，明确指示：“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一九七一年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又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指示。毛主席这些极为重要的指示，是指引我们同林贼反党集团斗争到底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去年全党、全军各项工作的总纲。但是，我却把毛主席的指示丢在一边，按照林贼死党黄、吴、叶、李、邱的旨意在军区部队内大搞“批清”运动。我擅自向下面作了这方面工作的布置，转发了当时军委办事组关于清查“五·一六”问题的所谓电报指示，并加了执行的几点意见，督促下面立即抓紧开展“批清”运动：军区机关“批清”运动开始前，还培训了“骨干”，作了讲话：自己还亲自出马为军区机关作所谓“批清”动员报告。在报告中我曾说：“四川是‘五·一六’黑后台王、关、戚一伙进行反党乱军的重要地区之一，是他们的××、×××、×××、刘结挺、张西挺对抗毛主席、林×××指示，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干了一系列反党乱军罪行的地方。我们掌握的材料证明，‘五·一六’的黑手早已伸进四川，伸进了驻川军事单位，也伸进了我们军区机关。”还说什么“‘五·一六’反革命活动很广，钻得很深，地方、军队、党内、党外、上层、下层都有。”“或钻进新生的红色政权，……尤其是在上层建筑的党、政府和军队中发展。……其成员主要是造反派和干部。”这些毫无根据和过高估计“五·一六”的力量的蛊惑人心的讲话，是为搞“批清”大喊大叫，目的是要把人们的主要方向引到搞“批清”方面来。在我的恶劣影响下，全区二十一个师以上单位开展了批判极“左”思潮和清查“五·一六”运动，转移、干扰了“批陈整风”的大方向，这是妄图用搞“批清”来捂住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阶级斗争盖子，包庇林彪反党集团，进一步死保林贼，也保自己。 + +## 2、以梁谢划线，妄图把矛头指向张政委。 + +　　在“批清”中，自己事前既没通过军区党委讨论决定，又没通过军区“批清”领导小组同意，擅自提出军区清查“五·一六”九件大事件。这是自己独断专行，目无党的领导，把自己凌驾于党委之上，真是狂妄到了极点。 + +　　在九件大事件中提到：“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九件重大事件，这些重大事件都是很严重的，虽然现在没有查清，还不能作结论，不能说这些事都是‘五·一六’搞的，也不能说搞这些事的人都是‘五·一六’，但是其中有王、关、戚及其×××刘、张的黑后，这是肯定的。”还说：“仅从以上九件事来看，尽管现在还不能对事件的性质作出结论，但已经是非常触目惊心了”。这是自己在煽风点火，制造混乱，妄图在“批清”中以刘、张问题为导火索，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把矛头指向张政委。 + +　　我提出这九件大事件，是仿效当时军委办事组提出的所谓清查“五·一六”十二件大事件出笼的。所排大事件，其中许多是错误的，不应该排的，有一些很不准确，内容上存在着严重的错误。第一把反对毛主席，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与所谓“整军区领导同志的黑材料”混为一谈，把抢劫档案、盗窃国家机密等严重事件与文化大革命中一般抢枪混在一起，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第二把“打谢反梁”列为“反军乱军”的标准，作为清查“五·一六”的重要内容，以人划线，搅乱了阶级阵线；第三，所排大事件，实际上是大事类，每一类涉及面都很广，其中许多是不必要查的。自己把这些错误的东西公开印发下去后，造成一些单位和部门也排了大事件，形成了层层排队划线，搞多中心，扩大化。 + +## 3、矛头指向群众，审查了一些犯有一般错误的好人。 + +　　在“批清”中，自己曾错误地提出：“应该善于从批判极‘左’思潮中去发现‘五·一六’的线索。”这是有意制造混乱，把矛头指向群众。在这种奇谈怪论的影响下，使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一般错误的干部和群众受到了批判，特别是对那些所谓跳得高，跟刘、张紧的，又成了重点批判对象，致使这些同志长期得不到解放，挂了起来。我在批清中把思想问题和反革命问题混在一起，既不可能清出真正的敌人，又伤害了一些干部和群众，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 + +　　批清领导小组在给军区党委的一份报告中曾提出：我区部队“五·一六”线索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王力、戚本禹、刘、张这条黑线；二是“四大”单位有的到外地去串连参加了“五·一六”；三是各军事院校分来的干部、学员中有“五·一六”嫌疑分子。提出这三个问题的本身是非常错误的。第一，不是按照中央指示的重点是揭露“五·一六”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而是矛头指向了群众，把大家的主要精力引到批刘、张问题上，以批判刘、张代替清查“五·一六”，搞乱了阶级阵线；第二是林贼怀疑一切，以假乱真的翻版。凡是参加过“四大”和到外地串连过的人，以及被分配到军区的各院校的干部和学员，都受到了审查。当时初步摸底排队有三百多人，后缩小为九十二人。去年八月，军区读书座谈会后，顺便又清了一下关于“批清”中落实政策问题，被审查对象数字虽然又缩小了一些，但仍存在扩大化。 + +　　“批清”运动开始前，经我批准，军区集中了九名审查对象，同审干学习班在一起。又经我批准，审干学习班也开展了“批清”运动，并对九名审查对象进行了重点审查。这里我向凡是在“批清”中无辜受到批判和审查的干部、群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对审干学习班在“批清”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主要责任在我。 + +　　自己在“批清”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是我站在林贼反党集团一边的一次大暴露。在军区部队内所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我作为当时“批清”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是要负全部责任的。 + +## 六、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 +　　林贼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阴谋被揭露后，我迟迟不觉悟，不能主动向中央交代自己的错误，顽固地站在林贼反党集团一边，在军区党委会上传达中央〔1971〕57号文件时，我造谣说：林贼逃跑前，要见毛主席，毛主席不见。这是自己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明目张胆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林贼鸣冤叫屈，扬幡招魂，真是反动透顶！ + +　　去年十月二十八日，我在四川省委和军区党委会上关于如何贯彻传达中央通知的讲话中曾说：“没有根据的胡乱地怀疑是不对的”。在成指党委常委会上我曾说：要抓重点，死党刘锦平、鲁珉的问题以后再说，好人坏人以后可以查出来，防止打击面宽了等。还对分管成指学习的欧阳平同志说：“只讲原则问题，空军的问题我们怎么好管。”这是自己负隅顽抗，妄图捂住阶级斗争的盖子，怕林贼死党的问题揭露出来，牵连自己。自己不革命，还不让别人革命，是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唱对台戏。 + +　　去年十月，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我们找到北京，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交代、揭发林贼反党集团的问题，当中央首长第一次找我们谈话时，周总理问我看过林小贼的讲用报告没有，我说没有。妄图蒙混过关，讲了假话，欺骗了总理，欺骗了中央，是党性严重不纯的表现。在中央首长和到会同志的严肃、耐心的帮助教育下，才使我对错误有了初步认识。这是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我政治上的最大关怀、爱护和挽救。 + +　　我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在党内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中，站到了林贼反党集团一边，成了他们在成都地区的一个头子、干将和重要成员，是自己在犯罪。我万分悔恨自己，辜负了毛主席和党几十年的培养教育，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和人民。毛主席党中央对我一再挽救，同志们一再耐心、诚恳地帮助我，使我非常感激，终身不忘。我恳请党给我严厉的处分。 + +## 我犯错误的原因： + +　　1、资产阶级世界没得到根本转变。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归根到底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不同的世界观决定了制定和执行不同的路线。我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之所以站到了林贼反党路线一边，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真正学懂，资产阶级世界观没得到转变，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沾染了资产阶级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的庸俗作风。当林贼反党集团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反党阴谋活动的时候，就和他们臭味相投，陷进了他们的反党泥坑。 + +　　2、错误地抛开党的路线去跟人。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必须反对宗派主义的倾向”，宗派主义“障碍党的路线的实行”。我犯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是和我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和找靠山的思想分不开的。谁和我熟，就和他来往，谁对我“好”，我就靠他，只讲宗派主义感情，不讲党的原则。我就是这样一个无自知之明的蠢人。林贼堆山头，自己曾以在东北工作沾沾自喜。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就更加五体投地拜倒在林贼的山头下。错误地认为，跟林贼就是跟党，完全相信他那个山头，而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话听不进去，致使发展同林贼一伙同流合污。 + +　　3、背离了毛主席提出的三个基本原则，我不是按照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列主义，而是搞修正主义；不是要团结，而是搞分裂；不是要光明正大，而是搞阴谋诡计。加上长期以来不是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而是背上了“功臣”自居的包袱，不能自觉把自己置于党和群众监督之下，相反，把自己凌驾于党和群众之上，这样就不可能分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就成了林贼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俘虏。 + +## 我今后的决心： + +　　今后，我一定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指示，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读书同批判林贼反党集团的罪行结合起来，自觉改造世界观，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一定遵照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条基本原则，彻底纠正不正之风，做老实人，办老实事，光明正大，增强党的观念，认真作到跟党不跟人，什么山头也不上，保持革命晚节，一心跟毛主席革命到底。 + +　　我一定遵照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军区党委，四川省委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参加批判林贼反党集团罪行的斗争，认真学习我党五十年来的历史，继续反省和检查自己的错误，彻底在头脑中清除林贼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换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做人，将功赎罪。 + +　　我的错误很严重，认识很不深刻，请同志继续批判、帮助、教育。 + +　　 (一九七二年七月六日) + +　　· 来源： + +　　《中共重要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第三十六分册：地方党政系统清理林彪集团人员的若干文献(二)，美国洛杉矶“中文出版物服务中心”出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8/000006.txt b/CCRD/0/8/8/0000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a0defba0dc1defe473c1ad7aaa3d1515bffc02 --- /dev/null +++ b/CCRD/0/8/8/000006.txt @@ -0,0 +1,151 @@ +# 我的检查交代 + +　　<梁兴初> + +## 〖梁兴初，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支左领导小组组长，中共四川省委第二书记。〗 + +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我参加了最近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学习了《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阅读了大量林彪的反革命罪行材料，再次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铁的事实使我更加认清了林彪这个死有辜的卖国贼，是个地地道道的一贯反党、反人民、反毛主席的大坏蛋，更加激起了我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无产阶级义愤。伟大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洞察一切，及时识破了林彪这个政治骗子，在摧毁了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后，又率领全党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所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取得了极其伟大的胜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又一次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 +　　在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中，我旗帜鲜明地上了贼船，参与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犯了极其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叛徒、卖国贼林彪自我爆炸以来，毛主席和党中央几次把我叫到北京，语重心长地教育我，启发我，挽救我，一次又一次给我检查交代错误的机会，但由于我根本立场未转变过来，觉悟低，不敢脱裤子割尾巴，对自己的严重错误一直躲躲闪闪，检查交代很不像样子。我这样一直执迷不悟，几次丧失时机，真是错上加错。我辜负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的耐心挽救，辜负了党和毛主席几十年对我的培养教育。越想越感到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不起党和人民，悔恨交加，痛心万分。如果我还不幡然醒悟，那就只有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 +　　毛主席教导我们：“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我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重新认识自己的错误，痛改前非，悬崖勒马，彻底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 + +## 我的主要错误 + +## 一、我紧紧追随、积极投靠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 +　　1．我和林彪一伙早有宗派关系，把他们作为靠山。我过去较长时间在林彪底下工作，和林贼死党黄、吴、李、邱也曾经在一起工作过好多年，和他们结下了宗派感情。林贼一伙窃踞中央领导职务后，我更认为他们是个“好靠山”，积极巴结他们，同他们打得火热。一九六七年三月，中央调我到四川工作，林贼就找我到他家谈话，别有用心地说：“过去对成都、武汉不放心，现在，你们到成都去了，放心了。”我对他的这些黑话奉若至宝，错误地认为这是他对我的“信任”“重用”，对他感恩戴德。我到四川工作这几年，通过作报告、写文章，为林贼一伙大造舆论，树碑立传，同时，曾先后以我个人名义写信向林贼一伙报告情况、反映问题、要干部、告黑状达十次之多。一九六八年夏季，当时军委办公厅去了一个干部告诉我，林贼可能要来四川，我就马上在成都为林贼准备了房子，我的这些作法，深受林贼一伙的赏识。 + +　　2．我接受了林贼的黑指示，把温玉成安在成都军区。一九七○年五月底我到北京治病，当天下午，黄永胜在京西宾馆找我谈，他说：“温玉成要调到成都军区当副司令员。”并说：“这是林×××的指示，要放在成都。”六月三日晚上，林贼死党黄、吴、李、邱又把我叫到西山，由吴法宪给我谈了温玉成的问题。吴除谈了温的历史问题外，还假惺惺地告诉我说：“温在北京工作期间是反毛主席和江青的，也是反林×××和黄永胜的。”“温到成都去，要他管部队工作和国防工业。”我按照他们的黑指示，把温放在成都军区保护起来。其实，温玉成所谓反林×××和黄永胜完全是假的，而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江青同志才是真的，他们完全是同伙。他们要我窝藏温玉成这个坏人，充分说明对我的“信任”；我忠实地按他们的黑旨意办，充分说明我对他们的“效忠”。 + +　　3．我与林贼一伙关系密切，臭味相投。几年来，我为了讨好他们，曾多次给林贼和黄、吴、李、邱送水果、花生等土特产。我每次去北京开会，黄、邱或其老婆也常来我处，问长问短，联络山头感情。一九七○年六、七月间，我在三○一医院治病，叶贼曾要我两次到他家看电影。第一次去，见到了林贼，未讲话。同时在那里看电影的还有陈伯达和黄、李一伙。邱会作老婆胡敏也要我到他家吃过一顿饭。一九七一年一、二月，我在北京参加军委座谈会，曾先后到黄、吴、邱家吃过饭。这是林贼一伙借机搞宗派活动，拉关系，笼络人心，为他们搞反革命政变作准备。我对他们的这种阴谋手段不仅毫无警惕，而且还认为这是他们对我的“关心”“照顾”，特别是能到“副统帅”家去，感到机会难得，非常“荣幸”。我是自愿上钩，积极上贼船，以至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 +## 二、我参与了林贼反党集团发动的两次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 + +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我参与了林贼一伙发动的反革命和平政变。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的会议上，林贼第一个跳出来向党猖狂进攻，发出了反革命的动员令。我在西南组小组会上，表示拥护林贼的“讲话”，支持他的反党纲领。 + +　　吴法宪在西南组放毒的当天晚上，他把我和谢家祥同志找去，对我们造谣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我们是老同志，一定要表明态度，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吴还说：“有人反对在新宪法上写上‘三个副词’，反对学习‘老三篇’。”他还恶毒污蔑说：“这个人就是×××，你们不要同别人说，要保密。”我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既不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也不调查，问个为什么？回来后，就按照吴法宪的调子，积极在小组会上发言，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我是林贼一伙发动的这次反革命政变的一员干将，充当了他们的帮凶，积极地、自觉地和他们站在一起，明目张胆地向党进攻。 + +　　本来，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指示和删去“三个副词”的指示，我是知道的。但当吴法宪有意造谣，我却听信了他们的谣言，这充分说明我立场上有问题，站在林彪一伙的反革命立场上去了。毛主席写出了《我的一点意见》这一光辉文献，粉碎了林贼一伙的反革命政变后，我既没有揭发吴法宪的阴谋活动，又没有交代自己的问题，妄图蒙混过关。会议结束后，我还到黄永胜那里去告别(李、邱也在场)，表明我继续对他们的支持。 + +　　九届二中全会后，林贼一伙拒绝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教育和挽救，丧心病狂地加紧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炮制出反革命武装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实现他们推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 +　　一九七一年七月，林贼死党刘锦平按照“571工程”反革命纲领窜到成都进行反革命游说和反革命阴谋活动。我同刘锦平有过两次接触： + +　　第一次是七月十六日，我去万县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回成都，刘锦平和郑剑(成都民航原政委)在机场迎接我。我们一同到候机室休息时，郑剑以“民航要扩大，飞机要增加，人员不够用”为由，向我提出要五十名“随机乘务员”和二、三十名干部，我当即答应可以，并要他们写报告。以后他们写来报告，我就批示有关部门给予办理。据后来揭发，这五十名所谓“随机乘务员”是准备搞王维国式的教导队，这才使我大吃一惊。 + +　　刘锦平在成都期间曾三次给我的秘书打电话，说有事要见我，我因当时事情较多，一直没有见刘。七月二十三日，我要刘到我家吃饭，这是我同他的第二次接触。刘到后，首先向我肉麻地吹捧小林贼的所谓“讲用报告”，并试探我的态度说：“空军四次党委扩大会上，对林立果的讲用稿印不印发的问题有争论，有的要求多印发，有的不同意印发。”我当时心想，林立果是林彪的儿子，也可能“活学活用”得好，就表态说：“如果是活学活用的经验就应该印发。” + +　　他还说：“快开四届人大了，四届人大前，要开三中全会，对黄、吴、李、邱这些有错误的人怎么办？他们的日子不好过。”这是林贼死党预感到他们的末日就要来临，散布和发泄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不满，同时，也是企图利用我同他们的宗派感情来拉拢我，以便唤起我的同情，使我在他们的反革命泥坑中越陷越深。 + +　　（刘锦平最后造谣说：“现在有人反对林×××。”我对刘的谎言毫不分析就表态说：“党章上规定了的谁敢反对，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林×××就打倒谁。”“我们当然要保卫毛主席，保卫林×××。”） + +　　（在这次接触中，他又向我提出给成都民航局调二、三十名干部问题，我当即答应很快叫有关部门办。） + +　　刘锦平带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来串连我，我也自愿地同他勾勾搭搭，搞阴谋活动，为他们搞反革命武装政变做准备。我这是又一次为他们搞反革命政变效劳、服务，我确实成了党和人民的罪人。 + +## 三、我长期隐瞒自己的错误，竭力保护林彪反党集团，继续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 +　　1．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指示，立即收回林贼八月二十三日的那个“讲话”，但我却顽固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认为林贼讲得“好”，私自偷抄了一份带回四川，如获至宝，在多次讲话中贩卖过其中的一些谬论，我胡说什么林彪“讲的天才和陈伯达讲的天才不一样。”“不承认天才就要犯错误。”我这是替林贼放毒，为林贼篡权复辟造反革命舆论。也是继续坚持林彪反党集团的反党纲领，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去年，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时，我把林贼的这个“讲话”又带去了，贵州省张荣森同志的秘书拿去看，结果他又抄了，流毒贵州，造成了更加恶劣的影响。特别是一九七一年五月七日，在纪念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发表五周年时，我在军区战旗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大抄黄、吴、李、邱歪曲历史的一些反动谬论，对林贼进行肉麻地吹捧，大喊大叫“要保卫林×××。” + +　　2．我死保林彪反党集团。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指名要吴法宪作检讨，这个事，我是知道的，但我没有揭发吴法宪串连我搞阴谋活动的问题。我是有意保吴，我的目的就是为了掩护吴过关。一九七一年一、二月，我参加了军委座谈会，我不仅没有在会上揭发林贼一伙的问题，而且在他们所谓征求意见时，还无耻地吹捧说：“军委办事组这几年是‘高举’、‘紧跟’的，在部队建设、战备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是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回到成都后，在传达学习毛主席关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的指示时，我还说：“批是批了，批得不够。”我这是公开对抗毛主席，继续为林彪反党集团涂脂抹粉。 + +　　一九七一年四月下旬，我参加了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这次会议，周总理代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明确指出：黄、吴、叶、李、邱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上去了。但是，我还是没有揭发林贼一伙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回成都开会时，当张国华同志向到会同志传达了这次会议精神后，我对韦杰(军区副司令员)同志说：“老韦，你听着，不要上当，不要受骗！”我这是明目张胆的对抗中央。我不仅思想立场没有转过来，而且对他们一伙还抱有幻想，总以为他们不会垮台。当林贼叛党叛国事件发生后，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央发出了61号文件，宣布黄、吴、李、邱离职反省，彻底交代之后，我仍然和他们划不清界限，拒不揭发他们的问题。妄想继续捂盖子，这说明我从始至终都在保他们，我保他们也是为了保自己。 + +　　3．我不相信无产阶级司令部，并造谣中伤中央负责同志。林贼叛党叛国事件发生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下午，张国华同志告诉我：总理打电话告诉他，北京那个在庐山会议上作报告的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往北跑了，我由于紧跟林贼，根本就不怀疑是他，反而错误地猜疑是别的领导同志，并极端反动的对军区个别领导人讲：“中央(××)同志逃跑了。”这是有意造谣和恶意中伤，也是我犯的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过，我还打电话找黄永胜，询问飞机逃跑的事，总理已经打了招呼，我还打电话问黄贼，这是极端荒唐的，是在继续搞阴谋活动，说明我只相信资产阶级司令部，而不相信无产阶级司令部。 + +　　去年十月，在军区支左领导小组会议上，当有人提到毛主席对叶副主席“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评价时，我却公开攻击叶副主席说：“二月逆流还是有点糊涂”，我这是直接对抗毛主席对叶剑英同志的评价，也说明我中林贼一伙造谣诬蔑老干部的毒很深。 + +　　4．我长期隐瞒自己的错误，我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毛主席、党中央给我多次改过的机会，但我执迷不悟，长期隐瞒自己的错误，不向党作检查交代，特别严重的是去年十月初，我给毛主席写信作假检讨，欺骗毛主席，十一月初，中央找我到北京，在政治局接见的第一次会上还说假话，当总理问我见没有见过刘锦平，我说没有见过，这是当面撒谎，对党不老实不忠诚。在政治局接见的几次会议上，我也没有从两个司令部斗争的高度来认识和揭发问题，更没有痛痛快快地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直到去年十一月二十日，我才揭发交代了吴法宪串连我和谢家祥同志搞阴谋的罪行。 + +　　我对林贼一伙是那样百般“效忠”，拼命保他们，而对毛主席、党中央对我的挽救不仅迟迟不觉悟，而且耍两面派手法，不讲老实话，甚至造谣攻击中央领导同志，两相对比，再好不过的说明，我的政治立场错了，我的思想感情也变了，我对林贼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是个一面派，对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两面派，检查起来，确实感到后怕，我已走上多么危险的道路啊！要不是毛主席、党中央英明地把林贼一伙坏蛋揭露出来，要不是毛主席、党中央挽救我，我将在他们的反革命陷阱里越陷越深，甚至最后毁灭自己的政治生命。 + +## 四、我怀有个人野心，妄想当成都军区和四川省的第一把手。 + +　　我的个人野心首先表现在另立中心，分裂党委，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突出的有两次： + +　　第一次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我去重庆。这是一次典型的另立中心的分裂行动。我和张国华同志来四川工作后，起初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认识基本是一致的。但由于我陷入资产阶级派性，加之我个人主义，骄傲自满的恶性发展，逐渐在一些问题上同张政委有些不同的意见，我的不同意见，我并没有按照党的组织原则拿到党的会议上讨论，也没有很好地同张政委研究。而是自以为正确，信口开河，随便在群众中表态，公开唱对台戏。当这种行动还不能达到我的个人目的的时候，就进一步发展到另立中心，搞分裂行动。 + +　　我在重庆期间，全省很多地方的群众组织去找我。我不经党委讨论，也不同张政委商量，无视党的纪律，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大放厥词，随便表态支持这个、支持那个，大搞支一派压一派，从另一个方面干扰和破坏了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当时群众中曾流传“四川有两个中心”，这确实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实质，这个“多中心”是我搞起来的，另立中心的就是我。 + +　　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很快发现了我的错误，周总理严肃地指出我在重庆的讲话是错误的，我不仅不承认错误，甚至公开对抗中央的指示，狂妄地给总理的秘书打电话，质问总理的批评“有什么根据”。我从组织上搞分裂已经进而发展到对抗中央的地步。我所以敢这样放肆，就是依仗着林彪这个大后台。鉴于我的错误的严重，张政委又亲自到重庆来教育我，帮助我，要我很快回成都。我对张政委的诚恳忠告，不仅拒不接受，反而认为张政委是错误的，从而，使我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 +　　第二次是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中央解决四川问题，批判了刘、张的错误以后。本来，中央领导同志在这次解决四川问题的各次会上，都对我的错误有严肃的批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一次接见我们几位负责同志的会上，周总理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在重庆讲话的批评，又一次严肃指出我那次去重庆的严重错误。我对这些批评，虽然表面上也作了检讨，但并没有从思想上接受教训，反而认为这次会议主要是解决刘、张的问题，“我是反刘、张的”，以“胜利者”自居，更加飘飘然起来。在这次中央会议以后，一直到我的错误总暴露的这段时间里，我搞“多中心”的错误更加发展，我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反刘、张的英雄”，目无组织，凌驾于党委之上，我吹我的号，我行我素，无视党委的集体领导，破坏党委的集中统一，又一次造成军区党委和省委内部的分裂。 + +　　我的个人野心还表现在排斥、打击张国华政委、李大章政委，妄想当成都军区和四川省的第一把手。由于我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把张、李政委视为推行错误路线的眼中钉，在政治上、组织上、生活上对张、李政委进行种种排斥、打击。 + +　　我到处讲张政委、李政委的怪话，造他的舆论，借以抬高自己，打击张、李二同志。我曾散布说：“四川的工作打烂仗”、“张国华作风拖拉，误大事情”、“张政委和稀泥，偏向刘、张一边”，中央“一二·二五”批示后，我又散布“张政委捂盖子”、“怕揭到他头上”等等。说李政委“对军队没有感情”，“年纪大了，老框框多”等等。有时甚至采取造谣惑众，突然袭击的手法，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比如，我曾在一次干部会上，擅自宣布“刘、张挂起来，靠边站”，在另一次党委扩大会上，我又不经军区党委和省委，在张、李政委讲话后，擅自宣布“刘、张是‘五·一六’，张西挺是叛徒”。我的这种可耻手段，完全是标榜自己“正确”，打击张、李二同志，捞取政治资本，在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 +　　我向林贼告黑状，妄图撵走张、李二同志。我采取造谣诬蔑，无中生有的卑劣手段，曾多次向林贼写信，告张政委的黑状，实质上是想借林贼的权，把张政委调走。我曾对有的同志散布说：“我这个人也可以当一个政委，我已上报要改行当政委”。造张政委要调走的舆论。一九七○年年底，军区胡继成副司令员去中央开会，我要他向中央建议把李大章同志调走。我通过一些我认为信得过的同志，控制军区机关的一些实权，企图架空张政委。我曾对军区一位副参谋长说：“给你交待的工作，不要这请示那请示的，办就是了。”意思就是不要他向张政委请示工作。在我的错误影响下，张政委对军队很多工作无法过问，军区的事情就是我说了算。 + +　　在我的错误影响下，我老婆任桂兰在军区门诊部目空一切，飞扬跋扈，散布流言蜚语，讲张政委的坏话，攻击张政委。张政委长期有较严重的糖尿病、心脏病。她身为门诊部副主任，不仅对张政委的健康漠不关心，不积极组织治疗，而且利用职权，调走了熟悉张政委病情的医生：张政委通过北京有关单位调了个对糖尿病有研究的医生，也以种种借口不让在成都安排工作，她这种种极端错误的做法，丧失了应有的无产阶级感情，令人难以容忍。 + +　　我和张国华同志在红军时期就在一个连队工作，他是指导员，我是连长，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我们同甘苦，共患难，本应团结得更好，共同搞好革命工作。但是，我却同他格格不入，以至对他进行种种打击、排斥，我越想越感到心情沉痛，内心受到严厉责备，实为党纪所不容。 + +　　在这长时期的过程中，张国华同志总是以党的事业为重，处处团结我一道工作，并对我的错误进行原则的斗争。他是坚持党性原则的，顾全大局的。直到这次在揭发批判我的错误中，张国华同志始终没有提到我对他的打击排挤，仍然按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对我进行耐心诚恳的批评帮助。事实证明，张国华同志是个好同志，是我们党的一名好干部。张国华同志现在逝世了，我有责任把这些情况如实地告诉同志们，以正视听，以肃清和挽回我的错误造成的不良影响。 + +## 五、我在四川大搞宗派，大堆山头，为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营造反革命根据地。 + +　　（我为了在政治上推行林贼一伙的机会主义路线，在组织上就大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主要表现在：） + +　　1．大堆山头。我来四川工作后，在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思想的支配下，对成都军区原来一些领导同志不信任，长期“靠边站”，不予解放。而另一方面，曾多次给林贼一伙写报告、当面谈，要求把陈仁麒等同志调到成都军区工作，甚至和陈仁麒同志密谋，通过吴法宪把政治上有严重问题的郁文，弄到军区当政治部主任，我未经党委讨论，又未同张政委商量，自己写电报，并签署后才给别人看，实际上是强迫别人同意，上报把有的同志提为副司令员。我背着党委，和陈仁麒、谢家祥同志密议，准备把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同志提升担任军区领导职务。我还坚持要把自己认为信得过、听我话的人提为参谋长。我未经党委讨论，不同任何人商量，就私自向上、向外单位要干部，这既是宗派主义，又是非组织活动。 + +　　我的宗派主义还表现在对待干部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为亲”，甚至从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出发，和我合得来的干部就接触多，无话不谈，拉拉扯扯；对合不来的干部就冷言寡语，很少接触。在干部使用上，谁对我好，就亲谁，重用谁；谁对我不好，就疏谁，甚至排斥打击。如对五十军政委郑志士同志，我不仅歧视打击他，而且告他的黑状，想通过林贼一伙把他调走，另派自认为信得过的人去当政委。 + +　　2．大搞“以我为标准”划线。我自认为，四川这几年文化大革命中我的看法和作法都是对的，把自己视为正确路线的代表。特别是中央“一二·二五”批示下达后，头脑膨胀，忘乎所以，洋洋得意，以“胜利者”、“反刘、张的英雄”自居。实际上，无数事实说明，我在对待群众问题上，也是支一派、压一派，亲一派、疏一派，这是宗派主义的又一种表现。我是站在错误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派性反资产阶级派性，以极“左”反极“左”。以后我以搞“批清”运动为名，打击、压制、迫害干部和群众，就是我的这种错误的进一步发展。 + +　　3．我支持了丁钊(空军“成指”原政委)等人的反革命活动。现已查明，林贼一伙先后派出死党刘沛丰、于新野、刘锦平、王飞、鲁珉等人多次来川进行反革命串连，同丁钊等人策划过反革命政变，丁钊是林贼一伙安在成都的一个“钉子”。去年，我和丁钊有过几次接触，并支持过他的“工作”。去年八月，丁钊去空军拉萨指挥所，名义上是帮助整顿党委，实际上去搞阴谋活动，他用小林贼的“讲用报告”在那里搞“路线”站队。临去时，他打电话告诉我，我表示同意他去。同一个时期，丁钊还要在空三十三师搞所谓学习空九师的防事故经验，实际上是宣扬小林贼，我也表示同意。我支持丁钊在空指为林贼父子大造反革命舆论和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决不是偶然的，因为我积极追随林贼一伙，丁钊又是他们的同党，这就在政治上建立了共同的基础。丁钊交代说：军区有我，是“幸福”，“任何情况下，要听梁司令员的指挥”，一语说穿了我和丁钊等人的关系。 + +　　总之，我大搞宗派，大堆山头是不遗余力的，我千方百计地扩大势力，搞自己的一帮子人，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紧跟林贼一伙这个大山头，这实质上是为林贼一伙营造反革命根据地。 + +## 六、我大搞“批清”运动，转移了批陈整风的斗争大方向。 + +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揭发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的反革命罪行，明确指出这是斗争的大方向。但是，我却没有按毛主席关于“重点在批陈”的这个指示办事，反而采取了阳奉阴违、口是心非的两面派手法，口头上也讲要搞批陈，但实际上却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批清”运动上。去年三月初，在军区党委、四川省委召开的地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布置“批陈整风”时，我在会上的讲话不把“批陈”作为重点来讲，反而大讲特讲批刘、张，说什么“刘、张和陈伯达是一样的，批刘、张就是批陈伯达。”给四川的“批陈整风”定了调子。在实际工作中，没有把“批陈”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而是强调要把“批陈”和“批清”结合起来，实际上只搞“批清”不搞“批陈”，以“批清”代替“批陈”，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从而，把四川的工作引向了邪路，使四川的“批陈整风”运动受到了严重干扰。我的这个错误也是相当严重的，是我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的组成部分。 + +　　在“批清”运动中，我大搞“以我划线”，打击和压制不同意见的群众和干部，给他们扣上“跟刘、张跑的”、“跳得高”、“极‘左’派”、“打谢反梁”、“反军乱军”等种种罪名。在我的错误思想影响和指导下，从军队(主要是军区机关)到地方，各级都办了许多“批清”学习班，对一些不同意见的群众和干部进行批判、斗争。这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乱了阶级阵线，扩大了打击面。而且，把这些干部长期放在学习班，不落实党的政策，不分配工作，甚至有的单位还以“不可靠”、“不能用”为由，随意调动他们的工作，作了不恰当的处理，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 +　　我的这个错误是与我的资产阶级立场和我紧跟林彪反党集团是分不开的，是推行他们的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的又一铁证。林彪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把一批老干部打下去，黄、吴、李、邱在他们把持的单位也是大搞“以我划线”，打击和迫害了不少干部。我搞的所谓“批清”运动，与林贼一伙所推行的同出一辙。全省的整个“批清”运动，是在我的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搞起来的，主要责任在我，而不在下面。我的这个错误，造成了四川的群众、干部、军队一直没有很好地团结起来，使四川的革命和生产长期处于落后状态，造成落后的根子主要就是我。我的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我深感痛心。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受我打击和压制了的干部和群众。在这里，我再一次向他们赔礼道歉，承认错误。 + +## 我犯错误的原因 + +　　一、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我出身于工人阶级，自认为早已无产阶级“化”了，这一生跟毛主席跟党走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忽视思想改造。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来，更缺乏继续革命的自觉性，总以为“差不多了”、“过得去了”。但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就必然站在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路线一边，就必然站错立场。 + +　　毛主席教导说：“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我的资产阶级立场，决定了我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必然是两种态度，两种感情。几年来，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我是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符合自己的就贯彻，不符合自己的就不贯彻，有些问题还顽固对抗。相反，对林彪一伙，我则是积极投靠，俯首贴耳，言听计从，生怕跟不上，从来不打什么折扣，以至发展到和他们一起搞阴谋，替他们搞反革命政变效劳、卖力。我的严重错误是我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总暴露，是我忽视思想改造的必然结果。 + +　　二、我没有认真看书学习。我长期不读马列的书，不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政治思想水平和路线觉悟很低，思想上分不清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头脑里马列主义很少，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却很多。因此，常常闹出大笑话。我竭力推行“以我为标准”，以极“左”反极“左”，都生动地反映出我思想上充满了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分不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毛主席对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早有明确指示，而且我都知道，但在庐山会议上，骗子一造谣，我却分辨不清真假，信以为真，积极地给他们摇旗呐喊，推波助浪。这不仅反映了政治立场的错误，而且说明，我以主观的“想当然”代替了唯物论的调查研究。更荒唐的是，毛主席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深刻地批判了“天才论”以后，我还继续瞎讲：林彪“讲的天才跟陈伯达讲的天才不一样”。 + +　　（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我的错误又一次沉痛地告诉我，像我这样一个不读书不学习的人，怎么不犯错误，不摔跤子呢？） + +　　三、我党性不纯，宗派主义严重。我过去长期在林彪底下工作，和林贼死党黄、吴、李、邱也曾在一起工作过，和他们的宗派感情较深。特别是当林彪窃踞党的副主席和“接班人”，黄、吴、李、邱到中央工作后，就更错误的认为林彪过去那个山头“出人材”，“是紧跟毛主席的”，因此，非常崇拜这个山头，十分相信这个山头。在我资产阶级思想支配下，就积极投靠他们找靠山，以便得到他们的“支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宗派主义、个人野心蒙住了眼睛，只跟宗派走、跟山头走，对林贼一伙，认为有他们就有我，不看是否合乎原则，不分路线是否正确，不顾党的利益。对自己领导的单位，不把它看作是革命整体的一个部分，而把它当作是自己的一个“小摊摊”。在林贼一伙未垮台前，思想上对他们仍总是抱有幻想，生怕这个山头垮了，不准备揭发他们；在他们垮台之后，又感到问题严重，怕牵连自己，迟迟不醒悟，总想蒙混过关。 + +　　毛主席在批判宗派主义的时候曾经深刻指出，宗派主义首先就是闹独立性，而闹独立性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这种人闹什么东西呢？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最正确地指出了我宗派主义错误的实质。我严重的宗派主义，是我犯错误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 +　　四、我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我自认为参加革命几十年了，经过长时间战争环境的考验，打过仗，没有犯过大的错误。文化大革命这几年，总认为自己正确。把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广大群众、广大指战员积极努力所取得的成绩，都记在自己的头上，看成是自己的功劳。背上“两个”包袱，沾沾自喜，洋洋自得，尾巴翘到天上去了，谁也瞧不起，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以致发展到骄傲跋扈，独断专行。几年来，我之所以和张国华同志搞不好团结，闹分裂，搞“多中心”，有时敢于那样狂妄地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除了依仗林彪一伙的权势，都是由此而来。 + +　　毛主席在总结我党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中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我犯这样严重的错误，也是由于我骄傲自满的恶性发展。 + +## 我的态度和决心 + +　　我从小参加革命，几十年来，是党和毛主席培养教育我，使我成为一个党的干部。今天，在我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之后，又是党和毛主席一次又一次苦口婆心地教育我，满腔热情地挽救我，把我从危险的边沿拉回来，给我改过的机会，让我继续革命。我倍加感到党的温暖，毛主席的伟大，激动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只有认真改正自己的错误，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才对得起毛主席，对得起党和人民。我决心： + +　　一、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指示，认真读马列的书，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刻苦钻研、理论联系实际，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武装自己、改造自己，不断增强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一定“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永远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 +　　二、遵照毛主席“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教导，继续揭发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坚决和他们划清界限，彻底决裂，从思想上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同时，要继续检查和反省自己的错误，清理自己的思想，转变自己的立场，使自己真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 +　　三、坚决服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坚决服从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的一元化领导，增强党的观念，加强党性锻炼，加强组织纪律性，顾全大局，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一定要团结，不搞分裂；一定要光明正大，不搞阴谋诡计。 + +　　四、坚决克服不正之风。要跟党，跟正确路线，决不跟人；要搞五湖四海，决不搞宗派主义；要夹着尾巴做人，“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要克服骄傲自满，丢掉“两个”包袱，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努力为人民立新功。 + +　　我一定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彻底改正错误，振作精神，保持晚节，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 +　　我的检查交代还是很不深刻的，诚恳欢迎同志们揭发批判。 + +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五日) + +　　(此件发至县、团级单位) + +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日印 + +　　· 来源： + +　　《中共重要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第三十六分册：地方党政系统清理林彪集团人员的若干文献(二)，美国洛杉矶“中文出版物服务中心”出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8/000007.txt b/CCRD/0/8/8/0000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511ef4b23198a961e86f75f1e9e3236503452e1 --- /dev/null +++ b/CCRD/0/8/8/000007.txt @@ -0,0 +1,47 @@ +# 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 +　　<邓小平> + +　　（主席：） + +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 +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以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仗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为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 +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 +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 +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 +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 +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哪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那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是要搞托拉斯，一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 +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 +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的胜利！ + +　　× × × + +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 +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应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 +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 +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 +　　我犯的其他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 +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象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 +　　衷心地敬祝 + +　　（主席万寿无疆！） + +　　 邓小平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 +　　· 来源： + +　　原载《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及附件》附件一，1973.03.10；中发［1973］14号。根据中央文件原件录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8/000008.txt b/CCRD/0/8/8/0000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7fffd4b6baa5aa862289fb68556f0f0c7321291 --- /dev/null +++ b/CCRD/0/8/8/000008.txt @@ -0,0 +1,11 @@ +# 林枫子女给毛泽东的信（要点） + +　　<林枫子女林梅梅> + +## 〖林枫，原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 +　　信中说他们八月四日去秦城见了林枫一面，林现在患心脏病，糖尿病，神情呆滞，身体枯瘦，请求让他出来治疗休养。 + +　　· 来源： +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8/000009.txt b/CCRD/0/8/8/0000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998830c940b047fb673161107dd9349086f7e22 --- /dev/null +++ b/CCRD/0/8/8/000009.txt @@ -0,0 +1,11 @@ +# 为柴沫平反事给毛泽东的信（要点） + +　　<马列主义研究院郭冲> + +## 〖柴沫，原马列主义研究院秘书长。此信日期不详，登在中央办公厅信访处1972年11月3日编印的《要信摘报》第270号上。〗 + +　　信中说，一九六六年五月，陈伯达曾三次来院讲话，说柴沫不听他的话，不走他的门子。陈勾结关锋、戚本禹等，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柴沫打倒。从此大会批斗，小会追逼，白天监督劳动，黑夜轮番审讯，使他精神、肉体上受到很大折磨，被迫自杀。后经对柴沫的历史和全部工作反复调查，证明他是党的一个好干部。现在陈伯达已揪出两年多，该院学习班也办了一年零七个月，可是对陈迫害柴沫的罪行还没有得到清算，对柴沫也未作出正确结论。为此，恳请主席责成有关部门为柴沫平反，恢复名誉，作出正确结论。 + +　　· 来源： +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8/000010.txt b/CCRD/0/8/8/0000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cff3ce8d2dc33f6d4be406f8e4eb73517e91aaa --- /dev/null +++ b/CCRD/0/8/8/000010.txt @@ -0,0 +1,11 @@ +# 许涤新儿子给毛泽东的信（要点） + +　　<许嘉陵> + +## 〖许涤新，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 +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许涤新被关在部内实行“群众专政”，不准回家，失去自由，请求批准其回家治病。 + +　　· 来源： +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8/000011.txt b/CCRD/0/8/8/0000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b9830b178b251ba18fd678e79177658128a9d59 --- /dev/null +++ b/CCRD/0/8/8/000011.txt @@ -0,0 +1,11 @@ +# 刘建章妻子给毛泽东的信（要点） + +　　<刘淑清> + +## 〖刘建章，原铁道部副部长。〗 + +　　信中说，刘建章一九二六年入党，今年六十二岁，不知何故于一九六八年二月被拘留审查，至今已近五年。一九七二年六月八日，中央专案组通知我们家属到狱中探视，发现他体质很坏，面黄肌瘦，连说话有时也咬字不清。监狱生活条件差，每天饮水只有三杯的定量，每日“放风”也只有三十分钟的时间，有关政治上的大事更是不得而知。信中请求改变目前这种审查方式，允许家属经常探望，或准许刘建章回家等待审查结论并治病。 + +　　· 来源： +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8/000012.txt b/CCRD/0/8/8/0000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8473dad885961e38529366afd0630a60d9e026d --- /dev/null +++ b/CCRD/0/8/8/000012.txt @@ -0,0 +1,27 @@ +# 喻屏写给专案组的思想汇报（摘录） + +　　<喻屏> + +## 〖喻屏，中共中央东北局候补书记。文革中经中共中央批准打倒的刘少奇在东北及辽宁的第三号“代理人”。专案组将其历史上在国民党狱中曾“自首叛变”问题作为逼供重点。〗 + +　　〖近几个月来〗心情是平静的，集中精力学习，想争取时间多看些书。 + +　　〖原因〗是因为我被捕后到出狱的全部情况，都早已交待清楚了。 + +　　既没有夸大，也没有缩小。 + +　　都有物证、人证可以查对。 + +　　要说的话，也早就无保留地向组织说过了。 + +　　〖尽管组织一直不相信〗但我坚信，组织最后总会弄清楚。 + +　　和孩子没有见面已快两年，他们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连在二十中上学的两个孩子，是否还在那里都不知道。对组织采取这样的措施，我很不理解。是怕我通过孩子捣鬼？请组织放心，我不需要捣鬼，也不会捣鬼，孩子来组织有人在场也捣不了鬼。是想借此给我施加政治压力？我被捕后的实际情况，就是已交待的那些，我也实在没有办法再交待出什么东西来！ + +　　〖春节前和春节期间〗我曾几次想请求和孩子见见面，没有好向组织提出，事后很后悔。前些时孩子送东西来，又想请求见见面，又没有好开口，事后又一次后悔！ + +　　一个季度或过节时和孩子见一次面也好，如果不能见面，能允许通信也好，只要能了解他们的情况，我也就放心了！恳请组织能满足我这个要求！ + +　　· 来源： + +　　高振河《喻屏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8/000013.txt b/CCRD/0/8/8/00001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db39b2eea217c7bfff61af5bdf1699d269a720c --- /dev/null +++ b/CCRD/0/8/8/000013.txt @@ -0,0 +1,27 @@ +# 中共上海市电影局核心小组关于魏鹤龄问题的请示报告 + +　　（上海市委、市革会：） + +　　现将魏鹤龄问题的审查情况及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 +　　魏鹤龄，曾用名魏季燕，男，1906年生，天津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职员，原任上影剧团副团长、演员，文艺三级。 + +## 主要问题： + +　　1. 1943年，魏在重庆由金毅介绍加入青帮，拜张树声为老头子。属一般成员。 + +　　2. 1932年，魏因主演田汉的剧作“名优之死”而得到赏识。35年，田汉叛变投敌，在南京组织投降演出，魏感恩田汉，前往参加演出。抗战时期，魏参与演出美化汉奸特务戏“火的洗礼”等反动影片。解放战争时期，魏参与拍摄了“圣城记”等反动影片。解放后，魏继续跟随文艺黑线，参与拍摄了“北国江南”“燎原”“探亲记”等毒草影片，流毒甚广。 + +## 结论意见： + +　　魏参加“青帮”组织，系一般成员，解放前后，魏跟随文艺黑线，参与泡制了许多反动影片和毒草影片。经批判教育，现已有一定认识，给予解放。 + +　　当否，请审批。 + +　　注：同意单位对“中统沪中区问题”“十兄弟与东方剧团问题”“在伪中电三厂的问题”“军统将级督察员问题”“潜伏问题”的分析意见。 + +　　 中共上海市电影局核心小组1972年10月20日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8/000014.txt b/CCRD/0/8/8/00001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17284cdfae9f526ea050d1c7048be235dddfca7 --- /dev/null +++ b/CCRD/0/8/8/000014.txt @@ -0,0 +1,11 @@ +# 江一真给毛泽东的信（要点） + +　　<江一真> + +## 〖江一真，原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 + +## 信中说，一九六九年您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我还年轻，还可以工作，今年八月又解除我的监护，使我的病情逐日好转。信中还控诉林彪、陈伯达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他的迫害，请求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尽快给他做出政治结论，让他回到党组织中来。 + +　　· 来源： +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8/000015.txt b/CCRD/0/8/8/00001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b82f4d3cda7809e333783c4418e1a62dd9e51a0 --- /dev/null +++ b/CCRD/0/8/8/000015.txt @@ -0,0 +1,11 @@ +# 李一夫妻子给毛泽东的信（要点） + +　　<张明辉> + +## 〖李一夫，原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驻对外贸易部监察组组长。〗 + +　　信中感谢毛主席的关怀，使她和孩子们探望了李一夫，并望能批准李住院就医。 + +　　· 来源： +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8/000016.txt b/CCRD/0/8/8/00001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eb18a160a772bd63ca8487fd0dedf26c26eefd --- /dev/null +++ b/CCRD/0/8/8/000016.txt @@ -0,0 +1,11 @@ +# 王稼祥给周恩来请求分配工作的信（要点） + +　　<王稼祥> + +## 〖王稼祥，原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 +　　我想做一点点工作。我虽长期有病，听力又很差，但我脑力每天还能使用几个小时，阅读能力还有一些。解放后，我搞了一个时期的外事工作，而别的工作部门，我是一点都不熟悉。因此我特函请总理在万忙中考虑我的上述情况，能否分配给我一点外事调查研究的工作。 + +　　· 来源： +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8/000017.txt b/CCRD/0/8/8/00001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76abed465a057899fe0278afd1e3d9b51c13a48 --- /dev/null +++ b/CCRD/0/8/8/000017.txt @@ -0,0 +1,125 @@ +# 沈阳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判案例布告 + +## 维护革命法制打击犯罪分子公判案例（供内部批判用） + +　　为了维护革命法制，打击犯罪活动，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市和平、铁西、沈河、皇姑、大东等区的公安机关于十二月十一、十二两日分别召开了公判大会，宣判处理了四十三名由无政府主义走向犯罪的罪犯。现将部分案例汇编成册，供内部批判参考。 + +　　十二月三日，在全市召开的“维护革命法制，打击犯罪活动批斗大会”上被批斗的杨世华、刘春欣等九名罪犯，已由各区公安机关分别给予强劳、教养、判刑处理，在此不列。 + +## 无故旷工，进行违法活动的犯罪分子 + +　　盗窃犯许金，男，二十五岁，住沈阳市铁西区，系沈阳高中压阀门厂工人。 + +　　许犯无政府主义思想严重，蛮不讲理，横行霸道。在街道不交水、电费，寻衅斗殴，打邻骂舍，用汽枪将邻居的玻璃窗打碎。在单位破坏纪律，无理取闹，打骂师徒，曾用车刀扎伤一人。一九七一年以来，涂改诊断书欺骗领导，旷工达四个月之久，多次骗购国家细粮和副食品。虽经教育，仍无悔改，竟于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二日下午，在铁西区光明商店盗窃尼龙华达呢八十余尺。危害了社会治安。决定对盗窃犯许金送劳动教养三年。 + +　　赌博、盗窃犯刘冀远，男，三十六岁，住沈阳市和平区，系沈阳变压器厂工人。曾因赌博被拘留教育多次。 + +　　刘犯无政府主义思想严重，一贯目无法纪，经常旷工，不务正业。一九七二年以来，在中山公园、东陵等地进行赌博活动。为了筹集赌资，利用各种手段，骗得本厂职工、街道群众十余人的现金一百五十余元、自行车一台。今年九月十三日又盗窃自行车两台。扰乱社会治安，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依法判处赌博、盗窃犯刘冀远有期徒刑五年。 + +　　流氓盗窃犯铁广余，男，二十三岁，住沈阳市沈河区，系沈阳橡胶机械厂工人。 + +　　铁犯无政府主义思想极为严重，目无法纪，无故旷工，肆意横行。一九七二年一月至六月旷工达百余天。在此期间，先后六次无故殴打本厂职工和过路行人。一九七二年一天晚间，铁犯伙同刘××、铁××等四人在小西路将黎明机械厂工厂赵××打昏，抢去上海牌手表一块。 + +　　（一九七二年以来，铁犯还伙同盗窃分子，先后流窜在本溪、苏家屯、新城子、皇姑、和平等地作案三十余起。并与多名女流氓鬼混。严重地危害了社会治安。依法判处流氓盗窃犯铁广余有期徒刑七年。） + +　　盗窃犯那普义，男，三十五岁，住沈阳市皇姑区，系沈阳机车车辆厂工厂。 + +　　那犯无政府主义思想严重，泡病号，不上班，无视革命法纪。一九七一年以来旷工二百余天。在此期间，大肆进行盗窃活动，破坏公共设施。先后拆毁本厂和外单位宿舍的公共厕所二十个，将木料盗走，除自己改做炕柜两个、立柜一个外，其余卖掉，得赃款二百余元。还盗窃炉子两个、炉筒七节。此外，销赃、倒卖粮票一千四百余斤，布票五百余尺。严重地扰乱了社会治安，破坏了革命秩序。依法判处盗窃犯那普义有期徒刑七年。 + +　　拦路强奸犯彭玉广，男，二十九岁，住沈阳市沈河区，系沈阳汽体压缩机厂工厂。 + +　　彭犯无政府主义思想极为严重，目无革命法纪。工作时间不坚守岗位，打扑克，到处蹓蹓跶跶。彭犯从追求资产阶级腐朽生活，发展到进行流氓犯罪活动。一九七二年夏季以来，在沈河区大西街、二经街等地，堵截上下夜班的女职工，拦路强奸、猥亵妇女多名，并多次在大街上调戏污辱妇女。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秩序，影响了抓革命，促生产。依法判处拦路强奸犯彭玉广有期徒刑十五年。 + +## 无视革命法纪，扰乱公共秩序的犯罪分子 + +　　行凶打人犯姜贤军，男，二十七岁，住沈阳市和平区，系沈阳重型机器厂工人。 + +　　姜犯无政府主义思想严重，一贯目无法纪，蛮横无理，在工厂曾多次寻衅闹事，殴打他人。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八时许，姜犯去中山公园，不买门票，推着自行车强行进园，当收票员董××让其买票时，姜骑车硬往里闯。公园工作人员姚××将其挡住劝阻，姜掐住姚的脖子，将姚摔倒，手被摔伤；回身又向董××胸部猛击数拳；当女售票员王××上前劝阻时，姜破口大骂，抓挠王的脸，还向王的胸部打了几拳；公园老工人李××气愤不过，上前制止，姜又把李摔倒，向其腰部猛踢一脚，造成腰部受伤。当执勤的交通民警前来制止时，姜犯叫嚷：“我在公园里打架，你交通警管不着这段。”狂妄已极。严重地扰乱了公共秩序。决定对行凶打人犯姜贤军强制劳动二年。 + +　　动刀伤人犯孙德杰，男，十七岁，出身富农，住沈阳市铁西区，系沈阳市一五七中学生。因盗窃曾被收容教育。 + +　　孙犯无政府主义思想严重，经常搅闹课堂，寻衅斗殴。一九七二年八月三十一日晚八时许，与戚××二人共乘一台自行车，行至重工街五段四里路口处，由于车速快，险些与骑自行车的何××相撞，双方发生口角，该犯用刀向何右上臂连扎三刀，造成重伤。严重地扰乱了社会治安。依法判处动刀伤人犯孙德杰有期徒刑三年。 + +　　行凶伤人犯马跃，男，十六岁，住沈阳市大东区，系沈阳市一三九中学生。 + +　　行凶伤人犯王之深，男，十八岁，住沈阳市大东区，系沈阳市三十五中学生。 + +　　马、王二犯无政府主义思想极为严重，经常旷课，寻衅斗殴，动刀伤人。一九七二年四月马犯与同学于××打架结仇，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十一月三日，二犯共同策划在大东电影院门前殴打于××。王犯勾结同学七人，持四把菜刀，一把铁锹，借于去大东电影院看电影等候入场时，马犯向王犯示意动手，王犯误认一三九中学的刘××是于××，持菜刀向刘猛砍。接着其同伙也持刀向刘砍来，致使刘××三处受伤，后果严重。马、王二犯行凶伤人，情节严重，影响极坏。依法判处行凶伤人犯马跃有期徒刑七年；判处行凶伤人 犯王之深有期徒刑五年。 + +　　盗窃犯洪锡武，男，二十六岁，住院阳市沈河区，系沈河区大南公社红砖厂工人。曾因盗窃犯罪被拘留多次。 + +　　洪犯目无法纪，肆意横行，无政府主义思想极为严重。工作时间，经常酗酒、睡觉。多次寻衅殴打砍伤群众，调戏、侮辱女职工，进行流氓犯罪活动。一九七二年以来，以其家为据点，勾结盗窃分子多次进行盗窃活动。严重地危害了社会治安。依法判处盗窃犯洪锡武有期徒刑十年。 + +　　杀人犯赵国臣，男，二十二岁，住沈阳市沈阳区，系沈河区团结路公社综合服务站房产修缮队工人。曾因盗窃、动刀伤人被强制劳动二年。 + +　　赵犯无政府主义思想极为严重，无视革命法纪，寻衅斗殴，动刀伤人。怀疑本单位职工权××曾向别人散布他被强制劳动过，因而怀恨在心，于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一日晚八时许，携带凶器，窜到权家寻衅报复，乘权送其出门不备之机，赵犯搂住权的脖子，用扎枪头向权连刺二十七刀，造成严重后果，经抢救脱险。赵犯行凶后，主动投案自首，根据党的政策，依法判处杀人犯赵国臣有期徒刑十八年。 + +## 无故旷课，拒不下乡，下乡回流，进行违法活动的犯罪分子 + +　　盗窃犯郭友喜，男，十八岁，住沈阳市大东区，系沈阳市一三八中学生。 + +　　（郭犯无政府主义思想严重，目无法纪，肆意横行。在学校打骂同学十余人，将三人打成重伤。老师对其批评教育，郭犯不仅不听，反而将老师鼻梁骨打塌。） + +　　郭犯还经济旷课，进行盗窃犯罪活动。从一九七二年七月以来，先后七次盗窃市储运公司二库、市汽车厂等单位的杂铜十九斤、麻袋六十余条和汽车等物资，卖得赃款一百余元，被其挥霍。依法判处盗窃犯郭友喜有期徒刑二年。 + +　　行凶伤人犯杨春茂，男，十九岁，住沈阳市和平区。 + +　　杨犯无政府主义思想严重，一贯目无法纪，蛮横无理，滋事生非，打架斗殴。中学毕业后，拒不下乡。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六日晚去浴池洗澡时，见其邻居官××等与严×等人争吵，杨犯不问青红皂白，掏出电工刀，向严×左前胸猛刺一刀，切断乳动脉，造成血胸，经抢救脱险。作案后畏罪潜逃。依法判处行凶伤人犯杨春茂有期徒刑六年。 + +　　流氓行凶盗窃犯贾胜秋，男，十六岁，住沈阳市铁西区，系铁西区保工二校学生。 + +　　贾犯无政府主义思想极为严重。经常搅闹课堂，殴打同学，辱骂老师，持刀威逼同学为其抄写作业。一九七一年以来，旷课达三百六十余天。在此期间，伙同盗窃分子先后作案六十余起，窃得赃款一百五十余元、粮票五十余斤及票券等物品，一九七二年四月，贾犯唯恐同学佟××揭发其盗窃罪行，借故将佟殴打两次，造成伤害。更为严重的是，于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七日上午，伙同流氓盗窃分子傅伟、魏贵义、郭春德（另案处理）去铁西电影院、桃园居饭店、十三路饭店等处作案未逞，后窜到劳动公园大桥附近，遇一女学生，贾犯进行调戏，遭到反抗，竟狠下毒手，用刀将女学生腰部刺伤。行凶后畏罪潜逃。严重地危害了社会治安。依法判处流氓行凶盗窃犯贾胜秋有期徒刑八年。 + +　　惯窃犯高文政，男，二十五岁，住辽宁省昌图县，系社员。曾因盗窃被公安机关收容、拘留三次。 + +　　高犯盗窃成性，屡教不改。一九七O年下乡后不安心农 业生产，回流城市，进行盗窃犯罪活动。一九七一年参与盗窃集团进行犯罪活动，因认罪态度较好，被宽大处理，免于刑事处分。但高犯恶习不改，又继续犯罪。一九七二年三月至六月期间，窜入沈阳、鞍山、辽阳等地撬门压锁作案二十余起，盗得现款七十元，手表一块，衣物百余件等大量物资。严重危害社会治好，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依法判处惯窃犯高文政有期徒刑八年。 + +　　强抢犯魏永志，男，十七岁，住沈阳市皇姑区，系沈阳市八十四中学生。 + +　　强抢犯蒋建家，男，十八岁，住沈阳市皇姑区，系沈阳市八十四中学生。 + +　　魏、蒋二犯无政府主义思想严重，目无革命法纪，经常打架斗殴，谩骂老师。一九七一年以来，旷课六个月之久。在此期间，二犯相互勾结，于一九七二年九月四日晚，窜到和平区盗窃自行车一台，后又窜到皇姑区华山旧物收购站 行窃，被更夫发现，蒋犯手持铁锹进行威胁，接着魏、蒋二犯撬开金柜，抢走人民币五百余元。作案后畏罪潜逃，严重地扰乱了社会治安，罪行严重。依法判处强抢犯魏永志有期徒刑十年；判处强抢犯蒋建家有期徒刑七年。 + +## 散布封、资、修毒素，教唆青少年进行违法活动的犯罪分子 + +　　教唆盗窃、销赃犯安福海，男，五十三岁，住沈阳市沈河区。曾因骗财、投机倒把多次被判刑、教养和强劳。 + +　　安犯无政府主义思想严重，目无法纪，多年来不务正业，聚众赌博，调戏妇女，危害社会治安。更为严重的是一九七二年以来，唆使十余名青少年进行盗窃活动，从中收买他们盗窃来的大量布票、粮票、肉票、购物券等赃物，从中渔利，腐蚀毒害了青少年，罪行严重。依法判处教唆盗窃、销赃犯安福海有期徒刑十年。 + +　　流氓教唆犯王绍文，男，五十六岁，住沈阳市沈河区， 系沈阳市皮革鞋帽公司工人。 + +　　王犯思想反动，品质恶劣。自一九六八年以来，利用假日休息之际，经常在大东、大南转盘、万泉公园等地，以讲故事为名，向青少年大肆散布封、资、修毒素和“今不如昔”等反动思想，腐蚀毒害了二十余名青少年，在五名走上了犯罪道路，罪行实属严重。捕后认罪态度不好。依法判处流氓教唆犯王绍文有期徒刑十八年。 + +## 玩忽职守，违反操作规程，给国家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犯罪分子 + +　　责任事故犯高金言，男，四十六岁，住沈阳市铁西区，系沈阳轧钢厂工人。 + +　　高犯于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夜班并任带班组长，竟不顾生产安全，无视劳动纪律，在生产期间，让同班工人范××出厂买酒，二人共饮。酒后，高叫范去睡觉，接着高也睡着了。由于没有按时上水，致使气化冷却站的气水分离器大罐和水箱里的软化水全部用净，钢坯加热炉内冷却水管断水，造成钢坯加热炉烧塌事故，直接损失七千九百多元，停产六天，严重地影响了生产。高犯平素工作积极，事故发生后，在其家属的帮助下，能主动坦白交代罪行，认罪态度较好，根据党的政策予以从宽处理。依法判处责任事故犯高金言有期徒刑二年。 + +　　责任事故犯武永发，男，三十一岁，住沈阳市和平区，系沈阳市煤气公司二厂工人。 + +　　武犯无政府主义思想严重，一贯无视革命纪律，不遵守规章制度，经常擅离生产岗位下象棋。一九七二年一月八日夜接班后，即叫同班司炉工和化验员去睡觉，同时找来两名工人到锅炉房陪他下象棋。翌日四时左右，武犯听到锅炉水位警报铃响，急忙调整了控制水轮的阀门，但没有检查是否调的合适，便又继续下棋。五时，锅炉再次发出响声，向外冒烟冒汽，在锅炉严重缺水产生高温的情况下，武犯又错误地加大水门，向炉内放冷水，致使炉温急剧下降，造成锅炉壁管严重变形，有的管道破裂。更为严重的是，在上水的同时进行排污，加剧了炉管的变形破裂，致使炉体结构大部分 遭到破坏，损失价值达十万余元，严重地影响了生产的正常进行。依法判处责任事故犯武永发有期徒刑四年。 + +　　责任事故犯刘志范，男，三十一岁，住沈阳市沈河区，系沈阳鼓风机厂工人。 + +　　刘犯无政府主义思想严重，一贯违反劳动纪律，违反操作规程，多次造成生产事故。仅今年二月至十月间，就造成生产事故七起，车废和车错鼓风机部件八件，给国家造成万余元的损失。更为严重的是，刘犯于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晚，在加工援外产品三吨重的大型部件时，违反操作规程，对车床稍轮不按卡箍即行走刀车削。在车床运转中，擅离生产岗位去打扑克，以致机床稍轮脱落未及时发现，使加工的部件成了废品，损失达六千五百余元，严重地影响了援外产品及时装配出厂。事故发生后，刘犯竟伪造现象，推脱责任，后经追查，才在事实面前低头认罪。依法判处责任事故犯刘志范有期徒刑四年。 + +　　渎职犯冯延生，男，五十二岁，住沈阳市大东区，系沈阳市第五铸造厂工人。 + +　　冯犯无政府主义思想严重，目无革命法纪。工作时间，消极怠工，玩忽职守，先后造成五次生产事故，损失价值一千八百余元。更为严重的是一九七二年四月六日，同班徒工张××发现熔化炉风眼要堵塞，马上向冯报告，冯犯说：“没事”。过十几分钟，徒工又向冯犯催促说：“风眼已经堵塞了”。冯犯仍说：“没事”。当徒工气愤地将其拉到炉旁时，风眼已经堵塞，冯犯仍不积极采取措施，致使炉体过桥损坏，造成停产。依法判处渎职犯冯延生有期徒刑四年。 + +## 目无法纪，借职务之便，盗窃国家物资的犯罪分子 + +　　盗窃犯谢永顺，男，二十七岁，住沈阳市大东区，系沈阳市木型厂工人。 + +　　谢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目无法纪，借工作之便，大肆进行盗窃活动。从一九六七年以来，趁下夜班之机，盗窃本厂一级红松木材二点五立方米，镇流器一个，铁钉二十余斤，胶管十五米，木工工具十九件，暖汽片一组，钢管四十余米及漆片、砂纸、水胶等物。 + +　　谢犯用盗窃的木材做箱子九个，炕柜两个，写字台一个，房门一扇，书架两个，方凳四个；用盗窃的铁管做“倒骑驴”车两台。除自用外，高价出卖，得赃款三百余元。谢犯还在家做私活，非法获取手工费百余元。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六日盗窃本厂木料时被查获。谢犯在党的政策感召下，能够坦白交代全部罪行，积极退赃，有悔罪自新表现。依法判处盗窃犯谢永顺有期徒刑三年。 + +　　盗窃犯杨希普，男，二十三岁，住沈阳市皇姑区，系沈阳第三木制品厂工人。 + +　　杨犯无政府主义思想十分严重，无视革命法纪。曾撕毁今年一至二月份的签到簿，五至七月又谎报病情，骗取诊断书旷工达三个月。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从本厂盗出胶合板七十一张、皮大衣一件、棉背心一件。除一部分自用外，卖得赃款三百余元。罪行被揭发后，杨犯一面检讨，一面又继续犯罪，勾结盗窃分子冯桂林（另案处理）等人，盗窃三轮车一台，道铁夹板十二块。严重地扰乱了社会治安。依法判处盗窃犯杨希普有期徒刑七年。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8/000018.txt b/CCRD/0/8/8/00001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3ef2244d7e883ef61fe61ee6d46db1620c4414f --- /dev/null +++ b/CCRD/0/8/8/000018.txt @@ -0,0 +1,35 @@ +# 关于现行反革命犯王伟民的判决书及后来的法院平反决定 + +##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现行反革命犯王伟民的判决书 + +## 1972.12.15；（72）沪公军审（刑）字第483号 + +　　现行反革命犯王伟民，男，33岁，江苏省常熟县人。原是上海市海洋渔业公司修理车间木工组监督改造的反革命分子。住本市河南南路579弄3号。 + +　　王犯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思想一贯反动，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梦想资本主义复辟。王犯曾因长期书写反动日记，偷听敌台广播，攻击污蔑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等反革命罪行，于1969年6月5日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但王犯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不仅隐瞒了重大反革命罪行，更严重的是王犯竟在监督改造期间，继续纠合一些同伙，进行反革命活动，用借古讽今，含沙射影，甚至公开恶毒攻击污蔑我党中央和社会主义制度。情节恶劣，罪行严重。据此，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依法判处王犯伟民有期徒刑15年。 + +　　（刑期自1971年10月21日至1986年10月20日止） + +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72年12月15日 + +##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1979.07.12；（79）沪高刑复字第1062号 + +　　王伟民，男，1940年10月生，江苏省常熟县人，原在上海市海洋渔业公司工作，住本市河南南路579弄3号。 + +　　王伟民一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分别于1969年6月5日和1972年12月15日以反革命罪，决定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和判处有期徒刑15年。 + +　　现经复查查明：1969年6月5日原决定认定王伟民“1960年以来书写反动日记，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等问题，虽属事实，但没有进行散播，且系王在四清运动中主动向组织交代，因此不构成反革命罪；又认定“王伟民用恶毒的语言攻击污蔑我党领袖”一节，缺乏事实根据，应予否定。 + +　　关于1972年12月15日判决认定王伟民“隐瞒重大反革命罪行，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用借古讽今，含沙射影，甚至公开恶毒攻击污蔑我党中央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罪行，有的系议论林彪、“四人帮”的言论，应予推倒，有的没有事实根据，应予否定。原判以反革命论罪处刑，显属不当。据此，本院特判决如下： + +　　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69）沪军审予裁字第49号决定和（72）沪公军审刑字第483号判决； + +　　二、恢复王伟民的公民权利。 + +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1979年7月12日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8/000019.txt b/CCRD/0/8/8/00001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95a6ebb09b0378bd536cb05ca7ae6ae1fe6fdaa --- /dev/null +++ b/CCRD/0/8/8/000019.txt @@ -0,0 +1,41 @@ +# 李庆霖关于儿子知青遭遇给毛泽东的信 + +　　<李庆霖> + +## 〖李庆霖，时为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员。〗 + +　　（尊敬的毛主席：） + +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 +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分是贫农。我的教员生涯已有20多个寒暑了。 + +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一个1968年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县山区──秋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 +　　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11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37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8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 +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 +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200来斤，外加2、300斤鲜地瓜和10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200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100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期，更是会吃饭的。 + +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其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1969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 +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 +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 +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在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之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 +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 +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 +　　谨此敬颂 + +　　（大安！） + +　　 福建省莆田县郊城公社下林小学李庆霖　敬上1972年12月20日 + +　　· 来源： + +　　中共中央转发李庆霖来信和毛主席的复信，1973.06.10；中发［1973］21号。根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8/000020.txt b/CCRD/0/8/8/00002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e3442502709ad029dd60685625f4c84dda0b679 --- /dev/null +++ b/CCRD/0/8/8/000020.txt @@ -0,0 +1,11 @@ +# 谭震林请求回京给毛泽东的信（要点） + +　　<谭震林> + +## 〖谭震林，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 +　　两封信中的第二封里讲到，他七月二十四日不幸把右腿跌断了，希望回京检查一次。同时提出他的妻子葛慧敏需要回京治疗，身边的两个小孩也要带回北京安置上学或就业。 + +　　· 来源： +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8/000021.txt b/CCRD/0/8/8/00002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fec025df9a94932fc9932ada15991e139c1cdcb --- /dev/null +++ b/CCRD/0/8/8/000021.txt @@ -0,0 +1,45 @@ +# 认真做好自杀人员的处理工作 + +　　<山西省革委一打三反办公室> + +## 按：做好清队、一打三反运动中自杀人员的处理工作，是一项严肃而认真的工作，是落实党的政策的大事。各地对运动中自杀的人员，应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逐个查明死因，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每个自杀人员，要达到问题清楚，正确结论，采取从宽的原则，恰当处理。本期转发左云县《认真做好自杀人员的处理工作》的材料，供各地参考： + +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中共左云县委狠抓路线教育，认真落实党的对敌斗争政策，从一九七一年四月开始，对清队、二打三反运动以来自杀的六十人（清队中三十九人，一打三反中二十一人），逐个进行了处理。死前就戴着帽子，现在仍不动的五人，占自杀人数的百分之八点三；摘掉帽子的二人，占自杀人数的百分之三点三；定性不戴帽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九人，占自杀人数的百分之十五；定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四十二人，占自杀人数的百分之七十；没有问题的二人，占自杀人数的百分之三点三。从而，严格区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争取、团结、教育了自杀人员的家属子女，孤立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 + +　　左云县的清队和一打三反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但是，由于刘少奇一类骗子极“左”思潮的影响和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少数办案人员不执行党的政策，搞刑讯逼供，致使一些地方发生了自杀现象。有的单位原来对自杀人员不分析自杀原因和问题大小，不区分两类矛盾，一律以“叛徒”或“叛变革命”、“反革命”进行处理，不仅混淆了两类矛盾，而且影响到其家属子女和亲戚朋友，使他们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 +　　县委认为，对自杀人员的正确处理工作，直接关系到一大批活人的问题，是落实党的政策，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于是，由县委书记亲自挂帅，县委常委、人武部付部长和县革委政工组付组长具体组织领导，抽调十一名同志，组成政策落实小组，分别深入到有关单位对自杀人员逐个进行查证处理。开始时有人认为“白天搞生产，晚上搞运动，活人的工作还做不完，那有时间做死人的工作。”有的说：“自杀就是有罪，无罪不自杀，管他干啥。”还有的是“怕”字当头，怕别人说，阶级路线不明，替“死”人翻案。针对这些错误思想，他们举办了学习班，坚持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开展革命大批判，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做好自杀人员处理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并推广了小破堡公社等单位对自杀人员处理的试点经验，有力地促进了这一工作的开展。 + +　　在对自杀人员的处理工作中，他们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逐个查明死因，搞清问题，正确结论，处理恰当，手续完备，具体作法是： + +　　首先，通过召开座谈会，弄清自杀的原因及其主要问题。他们调查的结果是：坚持反动立场，畏罪自杀的五人，占百分之八点三。受他人挑动或威胁自杀的三人，占百分之五。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对被审对象搞逼、供、信，使其感到没有出路自杀的二十七人，占百分之四十五。由于不理解党的政策而自杀的二十二一人，占百分之三十五。捏造假材料乘机进行陷害造成自杀的二人，占百分之三点三。刑讯逼供打死的二人，占百分之三点三。 + +　　（其次，在摸清底子的基础上，区别情况，分别对待，采取从宽的原则，经群众讨论，领导批准，做出了正确的结论，进行了恰当处理，达到领导、群众、家属三满意。） + +　　原戴帽子的九人中，平时表现不好，有新的破坏活动，不予摘帽的五人。平时表现好，摘掉帽子的二人；结论为政治历史问题的一人；按起义人员既往不咎政策处理的一人。 + +　　在原属敌性，但没有戴帽子的十四人中，平时表现一般，没有发现新的破坏活动，维持原结论的九人；结论为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一人，一般历史问题的三人；继续查证落实的一人。 + +　　在原定性为反革命的二十一人中，结论为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二人，一般历史问题的十九人。 + +　　原定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十人中，结论为犯有贪污错误的一人，小拿小摸的九人。 + +　　对死前按特务嫌疑和破产地主分子斗争的二人；经重新查证，予以释疑。 + +　　对死前按现行反革命分子斗争的五人，经查证结论为政治性错误的二人；说错话的三人。 + +　　同时，对于违法乱纪，搞刑讯逼供致死人命的，除对死者做出正确的结论外，对有关人员区别情况，进行了处理。有的追究了刑事责任。 + +　　对自杀人员的处理均填写《自杀人员结论》卡片，一式三份，并征求家属意见，然后报公社党委和县委审批后，通知家属。 + +　　凡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历史问题过去有结论，又未发现新的重大问题，一般不再索取证明材料；对于主要问题不清，影响定性处理的，重新查证落实。 + +　　认真执行审批权限。国家职工(包括集体所有制单位)、教师等，均由本单位做出结论报县委审批；农村社员结论为人民内部矛盾的，由生产大队提出意见，公社党委审批，报县委备案；属于敌牲的一律由县委审批。 + +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的指示，争取、团结、教育了自杀人员的家属子女。对他们的家属子女，在政治上不能歧视。结论为人民内部矛盾的，他们的家属子女参加工作、升学等，均不能因其自杀受到影响。结论为敌我矛盾的，按照党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给他们讲明父母不能由自己选择，而走什么道路自己可以选择的道理，教育他们与反动的父母划清界限。注意做好善后工作，对他们的生活要适当安排。结论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国营企事业职工和教师，按有关单位劳保规定，可按非因公死亡对待，除发给埋葬费外，确实没有劳动能力和丧失劳动能力的，给予一定生活费，集体所有制单位的，也可参照此精神办理。家属是非农业人口，并有劳动能力，还可适当安排工作。农村社员和农业人口，其家属子女生活确实困难的，同样要按照政策加以解决。 + +　　通过对自杀人员的处理工作，认真落实了党的政策，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到一次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再教育，争取、团结、教育了自杀人员的家属子女，引深了一打三反运动的深入发展，不少人纷纷写信，感谢党和毛主席的关怀，表示要努力改造世界观，永远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 + +　　来源：山西省革委一打三反办公室：《“一打三反”运动情况简报（第87期）》。 + +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8/000022.txt b/CCRD/0/8/8/00002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3d45d6d32fd9b7df1d6b9ca05723016d3eb00b5 --- /dev/null +++ b/CCRD/0/8/8/000022.txt @@ -0,0 +1,11 @@ +# 白坚儿子给毛泽东的信（要点） + +　　<白克功> + +## 〖白坚，原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 +　　信中说，白坚系陕西靖边县人，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一九六八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隔离审查。白坚生前患有高血压和冠状动脉硬化型心脏病，因得不到抢救在当年十二月十一日死于北京复兴医院。现白坚已经死去四年了，但他的问题仍没有组织结论，家属在精神上、思想上负担很重，恳请中央早日为他作出政治结论。 + +　　· 来源： +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8/000023.txt b/CCRD/0/8/8/00002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65202d0c15451f1d66670ef2a2667248bf7d550 --- /dev/null +++ b/CCRD/0/8/8/000023.txt @@ -0,0 +1,55 @@ +# 聊城军分区司令员王成连的检查 + +　　<王成连> + +　　【1972年4月21日，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革命委员会责令聊城地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在南郊宾馆召开扩大会议，纠正“运动”扩大化、搞逼供信、违规违纪造成众多非正常死亡的问题。这是对聊城全区500多万人口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会议，聊城人都称之为“南郊会议”。　山东省委、省革委的负责人对聊城地区召开一次这样的会议很重视，杨得志司令两次到会讲话。会议召开半个多月后，1972年5月13日，对上述问题负有主要责任的聊城地区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领导，聊城军分区司令员王成连、政委衣景清在会议上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临清县清查“五·一六”与“一打三反”运动中不完全统计的死亡人数是137人，聊城地区管辖的8个县加上地区直属单位一共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呢？137×9＝1233。王成连司令、衣景清政委的错误的确严重。 + +　　8月5日，山东省委对临清县委、县革委进行了改组：县委第一书记刘之忱全职休养；县革委主任、县委书记张敬轩撤退返回县武装部；从省城新派来一位新的县委书记主持工作。】 + +　　在中共山东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在济南军区首长、省委负责同志和省军区首长的亲切关怀和具体帮助指导下，我们地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开得很好。到会同志以“九大”路线为纲，以毛主席的谈话为武器，坚持毛主席谈话中提出的3个基本原则，用整风的方法，谈心的方法，研究的方法，全面分析、检查、总结了聊城地区的工作，摆出了问题，揭露了矛盾，搞清楚了聊城地区的主要问题，对我工作中所犯的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帮助。会议期间，我听了同志们的发言，特别是听了省委负责同志的一些重要指示和插话，使我认清了聊城地区问题的性质、程度、是非、责任和根源，看到了自己的严重错误，从盲目性中解放了出来，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 +　　会上，同志们摆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我个人所犯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我的错误主要表现在路线问题、政策问题、领导问题和作风问题等4个方面。在这4个问题上，我都犯有原则性的政治错误。我作为地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不仅没有积极地去宣传、贯彻党的“九大”路线，而是用消极的态度对待“九大”路线，影响了“九大”路线的全面贯彻落实；不仅没有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而有时是站在资产阶级派性的立场上，干扰和抵制党的政策的贯彻落实；不仅没有坚决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充分发挥核心小组的集体领导作用，而是个人说了算，独断专行，飞扬跋扈，搞“一言堂”，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仅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杨司令员的5条指示和省委的有关指示，而是采取了适合自己口味的就执行，不适合自己口味的就抵制的极其错误的态度。这一切，归根到底是缺乏党的观念，缺乏组织观念，缺乏群众观念，没有真正摆正个人与党的关系，把自己置于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之下，置于大家之中，根子就是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在作怪。由于我的这些严重错误，再加上我无能，不会工作，不善于用毛泽东思想集中正确的意见，结果把聊城地区搞成现在这个样子，我感到很惭愧，很痛心，很难过。我对不起毛主席和党对我几十年的培养教育，辜负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的期望，辜负了首长和同志们过去对我的帮助教育。现在，就我已经认识到的几个问题，作一个初步检查。这个检查，肯定会有错误和不深刻的地方，请首长和同志们批评指出。 + +## 一、关于路线问题 + +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多次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毛主席又指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 +　　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为我们当前正在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指出了明确的政治方向，是我们继续深入开展两条路线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在实际工作中，我没有很好地学习和深刻领会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充分认识自身所肩负的重任，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没有坚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在改造世界观上用气力；没有把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放在首位，抓好路线这个纲。这样，就必然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导致了在执行党的路线上犯严重错误，没有能够起到贯彻执行“九大”路线的带头人的作用。 + +　　我在路线问题上的错误，不仅仅表现在对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不好、理解不深上，主要还是我的立场站错了。我没有完全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的立场，而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资产阶级派性的立场上，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影响了党的“九大”路线的全面贯彻落实。更为严重的是，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歪曲、抵制“九大”路线的奇谈怪论，我无动于衷，不加追究，不加批判，不加处理，甚至在1972年学习元旦社论时，我说过这样的错话：“有人经常讲‘九大’路线，究竟自己团结了几个人”，还说过“‘九大’路线不但是讲团结嘛，还有任务呢！”今天来看，我讲的这些话是十分错误的。由于我的立场、我的观点倾向于所谓“受压的”，方法又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所以对“九大”路线精神实质的理解，也总是偏面的、错误的。因此，谁提出打人违犯政策，我就要人家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谁提工作、运动中的缺点、错误，我就要大家划清延安与西安的界限；谁提克服资产阶级派性，我就说“资产阶级派性有点，不要紧，慢慢来”，等等。我的这些错误观点、错误思想、错误做法，完全适应了资产阶级派性的需要，严重地影响了“九大”路线的贯彻落实。 + +　　在贯彻执行“九大”路线上，我所以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认真看书学习，头脑里缺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不清路线是非。因此，行动起来，就必然有很大的盲目性，不能用革命理论指导自己的行动，一碰到问题，就会“左”右摇摆，影响了党的“九大”路线的落实。这个教训是极为深刻的，我永远也忘不了。 + +## 二、关于政策问题 + +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对落实党的政策，我很不认真，很不严肃，没有真正站在党性的立场，坚持党的原则，把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看成是关系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切实抓好，真正把党的政策落到实处。相反，我却采取了极不严肃的态度，马马虎虎，掉以轻心，存在着十分严重的主观随意性和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对上级发的有关落实政策的文件和负责同志的讲话，我没有认真学习，反复宣传，坚决执行；对一些资产阶级派性十足的人歪曲和抵制党的政策的错误倾向，我不仅没有及时地进行说服教育，坚决纠正，有的还加以纵容；对发生的许多严重违法乱纪的案件，省委一再指示要严肃处理的情况下，我没有及时地加以处理，助长了违法乱纪的歪风邪气，极大地障碍了党的政策在聊城地区的落实。特别在斗、批、改深入发展的今天，我对党的政策采取这样不严肃、不认真的态度，完全违背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要认真注意政策”的谆谆教导，错误是十分严重的。想到这些，我打内心里感到难过，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首长，也对不起聊城地区的人民。 + +　　我在对待党的政策上的错误，是多方面的，也是很严重的。就主要方面来讲，突出的有3个问题： + +　　一是在对待干部政策上，我忘记了毛主席关于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伟大教导，错误地排挤、打击了一些干部，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在分析干部犯错误的情况时，我没有分清是好人犯错误，还是坏人办坏事，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是看他们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而是片面的看他们犯错误的一时一事；在使用干部时，不是站在党性的立场上，积极支持他们大胆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而是批评指责多，看他们的缺点错误多。由于我的这些错误立场、错误观点、错误做法，严重妨碍了干部政策的落实，有些单位出现了严重违犯干部政策的现象。有的对应该解放的干部没有解放，应该安排适当工作的没有安排，应该大胆使用的没有提拔重用。使不少受到党和毛主席长期培养教育的干部，不能及时站出来，充分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有的不按党性原则办事，对所谓跟形势的人，就大加重用，对“不跟形势”的人，就进行刁难、排斥，伤害了一些好同志、好干部。毛主席教导我们：“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我没有坚决按照毛主席的这一教导，抱着“一看二帮”的热情态度，积极地做好工作，让干部站出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现在回想起来，我在这一方面的错误是很严重的，违背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可以说对党、对人民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 +　　二是在对待群众组织的政策上，我忘记了党的团结群众的95％的教导，没有认真做好不同观点群众的工作，影响了党的团结95％群众的政策的落实。我到聊城地区工作以后，脑子里就有依靠“受压”的这个东西，认为在聊城地区“捍卫派”是多数，“炮轰派”是少数，只要依靠他们，信任他们，通过他们团结犯错误的，工作就好做了。实际情况与此恰恰相反，由于我没有很好地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又错误地依靠“捍卫派”，同情“受压者”，结果分裂了革命队伍，搅乱了阶级阵线，使原来的两大派中又出现了些新的派别，有什么“跟形势”派和“不跟形势”派，还有这派那派，严重影响了党的团结两个95％的政策的落实，使不少工人、贫下中农受到压抑、打击。如冠县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对敢于反映县革委问题的劳动模范张金平、王玉贵、刘兰盈等三同志，不仅不老老实实地听取他们的批评意见，支持他们的正确行动，还对他们进行种种打击报复。这就不难看出完全违背了毛主席关于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教导，因而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得不到调动，影响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影响了斗、批、改运动的深入发展；影响了地区和几个县党代会的胜利召开，责任完全在我身上。 + +　　三是在对敌斗争政策上，我没有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对敌斗争的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政策规定，错误地打击、伤害了一些好人，扩大了打击面。在这一方面，我的主要错误是，没有把执行党的政策看成是为了更好地打击阶级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是片面的强调所谓不要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不要打击群众的积极性，最突出的是反映在我在地区计划会议上的那个报告。开始，我对大家提出的问题，还进行辩护，说我没有讲“打人有理”，搞“逼供信合法”。从字面上看，是找不到这样的字眼，但从本质上看，就是为打人、搞逼供信等违犯党的政策的现象作辩护。在聊城地区为什么出现那么多违犯政策的现象，甚至有的被活活打死，又为什么对这些问题没有采取有力措施严肃处理？究其根源，就是由于我的错误指导思想造成的。更为严重的是，对聊城地区多次发生的重大违法乱纪案件，省委一再指示要严肃处理的情况下，我不仅没有坚决按照省委的指示办，而且采取了消极应付和抵制的态度，这不但在思想上是很错误的，而在对省委、对组织的态度上也是很错误的。 + +## 三、关于领导和作风问题 + +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党的历史经验证明，作风和路线是密切地联系着的，执行正确的路线，必须有正确的作风。思想上有了不正之风，就难免犯错误。在领导作风方面，我的错误也是很突出、很严重的，主要是：对上，我抵制上级指示的贯彻，目无组织纪律；对下，我主观武断，偏听偏信，压抑民主；在核心小组内部，我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脱离了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的集体领导。我的这些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　　一是对抗上级指示。去年5月份杨司令员、白如冰同志和何政委到聊城去，经过深入调查研究，针对聊城地区存在的问题，代表省委作了5条指示。杨司令员的5条指示，是完全符合“九大”路线的，也是完全符合聊城地区的实际情况的。它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拥护，普遍要求传达好、贯彻好、落实好。我作为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坚决贯彻执行。我不但没有这样去做，还采取了消极应付的态度，只满足于在几次会议上的传达、讨论，没有深入下去，帮助下面具体落实。特别是杨司令员对我的批评和耐心教育，我没有真正听进去，没有很好地用于指导自己的行动。杨司令指示中要我们马上解决的几个具体问题，也由于我采取了消极应付的错误态度，没有拿出具体措施来，认真解决问题，真正贯彻落实下去。我这种态度，实际上就是对抗杨司令员的指示，这是非常错误的。对省委的其他指示，对张副司令指出我在计划会议那个讲话有严重错误的指示，对秦和珍同志和耿副司令员去年10月的指示，以及对省委有关部门的一些指示，我都没有很好地研究执行。这样，就必然使自己在政治上、组织上犯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 + +　　二是破坏民主集中制，独断专行。在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内部，我没有坚决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是搞“群言堂”，充分发挥党委“一班人”的作用，而是把自己摆在核心小组之上，搞“一言堂”，个人想怎样干，就怎样干，为所欲为，独断专行，没有很好地听取和采纳多数同志的正确意见，脱离了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的集体领导。在这一方面，大家摆了许多问题，我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再加上由于我不能过细地做工作，给不少同志造成了工作上的困难和精神上的痛苦。在这里，我向同志们赔礼道歉。 + +　　三是家长作风，飞扬跋扈，压制不同意见。在作风上，我非常不民主，不能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对提不同意见的同志，动不动就扣帽子，进行压制。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研究安排工作和处理问题时，往往是由于我的作风不民主，形成了议而不决，决而不办。工作中，我没有很好地发挥地方干部骨干作用，也没有注意充分发挥201师同志的积极作用。我对他们尊重、信任、支持不够。总之，在聊城地区出现的缺点和错误，直接和间接的我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 +## 四、错误的主要根源 + +　　我所以犯了严重错误，究其根源，主要有以下几点： + +　　一是没有坚持认真看书学习，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这是造成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毛主席教导我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我没有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联系斗争实际学懂、弄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因而在路线斗争中思想上盲目，政治上糊涂，行动上摇摆，有时自以为做对了，其实恰恰相反，事与愿违，犯了错误。实践告诉我，只有紧密结合路线斗争中的问题认真看书学习，弄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从根本上打下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才能逐步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这条教训是极为深刻的，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 +　　二是缺乏无产阶级党性，陷入了资产阶级派性的圈子。在口头上，我不是不懂得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的重要性，也不是不知道资产阶级派性的反动性和危害性，但在实际行动中，我为什么陷入了资产阶级派性的小圈子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自己的思想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在党的“九大”已经胜利召开3年多的今天，还在搞什么依靠“捍卫派”、同情“受压者”的那套资产阶级派性的东西。这样，就必然搅乱阶级阵线，分裂革命队伍，把自己搞乱，做出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其结果必然违背团结95％的群众基本精神；必然对抗和抵制上级的指示，破坏党的集中和统一。事实证明，思想上存在着资产阶级派性，就不能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原则办事；就必然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就必然导致严重的错误。 + +　　三是骄傲自满，目无组织纪律。我思想上的骄傲自满，行动上的目无组织纪律，可以说已经发展到了党纪国法不允许的地步，是十分严重的。我所以犯了严重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对上级的指示采取了消极对抗态度；对首长的批评教育，我听不进去；对同级的忠告，我当成耳旁风；对来自群众的批评，我没有拿着当一回事。我思想上的这种严重骄傲自满，导致了我在政治上必然犯错误。事实证明，反骄破满是一种深刻的思想革命，要经常反、自觉反，一劳永逸是不行的。 + +　　以上检查，还是初步的，认识也是不够深刻的。希望同志们继续提出宝贵意见，帮助我进一步认识和改正错误。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8/000024.txt b/CCRD/0/8/8/00002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c6c032df1543f639df66320db2d2db04c8ff262 --- /dev/null +++ b/CCRD/0/8/8/000024.txt @@ -0,0 +1,19 @@ +# 公安部查缉现行反革命分子余洪信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 +　　（各省、市、自治区公安机关军管会：） + +　　现行反革命分子余洪信，于1972年5月18日凌晨2时许，行凶杀人后，畏罪潜逃。 + +　　余犯现年47岁，男，身高约1.8米，身体肥胖，留短发，黑红长圆脸，肉泡眼皮，厚嘴唇；头顶稍后有拇指大的一块伤疤没头发（内有弹片），左右上眼皮留有做倒睫手术的伤疤，但不明显；上门牙中间镶有白色塑料牙缝；喉头下方偏右有子弹伤疤；右或左鬓角下有不明显的伤疤；右肩有伤疤，比左肩低。余犯操河北省武强县口音。潜逃时，着旧草绿色单军衣一身，戴一号新军帽，佩戴领章、帽徽（注意余犯化装），内着天蓝色府绸衬衣，驼色毛背心，浅鱼肚白色秋裤，穿黑色松紧口四眼鞋和驼色尼龙袜。携带“54”式手枪两支（枪号：后三码360、639），子弹若干发，以及电镀钢笔式手电。会开汽车、摩托。 + +　　各单位接此通缉令后，立即传达到所有工人、贫下中农、干部、职工、学生、居民及解放军指战员，并熟悉其特征。在车站、码头、边防口岸等地布置查找，发现后将其拘留，严防行凶、自杀、逃跑。并速告我部。 + +　　查缉余犯的各项具体措施，必须保证落实，各边防口岸必须严密控制，严防外逃。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1972年5月29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8/000025.txt b/CCRD/0/8/8/00002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3018cceed9dd26157cf38e0876604e2f0b59e60 --- /dev/null +++ b/CCRD/0/8/8/000025.txt @@ -0,0 +1,15 @@ +# 胡绳给党中央检讨书的附诗 + +　　<胡绳> + +## 〖胡绳，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此诗是他在五七干校写给中共中央的检讨书的附诗。〗 + +　　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 + +　　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困穷隅。 + +　　岂甘樗栎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 + +　　最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识归途。 + +　　（来源：冯锡刚《郭沫若的晚年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6月第一版323页。另见苗作斌《红旗风云》，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328页，此书中所引诗句略有不同，如“医俗骨”作“疗俗骨”，“悲绳墨”作“逃绳墨”，“愿竭”作“思竭”，“最幸春雷惊大地”作“犹幸春雷动天地”，“寸心初觉识归途”作“寸心粗觉识归趋”。）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8/000026.txt b/CCRD/0/8/8/00002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581e36f2ec5f7c0b7bec3974c9ec383a41d9440 --- /dev/null +++ b/CCRD/0/8/8/000026.txt @@ -0,0 +1,7 @@ +# 李克如给中央的申诉信（要点） + +　　<李克如> + +## 〖李克如，原甘肃省农业大学校长。写信日期不详。原载中央办公厅信访处1972年6月13日编印的《要信摘报》第130号上。〗 + +　　来信称，他一九二六年入党，参加过秋收暴动。文化大革命中，因被人制造“叛徒”假案，受到冲击，政治生命中断。现在年近七十，为党工作已到有限的晚年，迫切要求解决他的问题，并给他安排工作。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8/000027.txt b/CCRD/0/8/8/00002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196f44579b322a8d66038001f03271fd965f1f3 --- /dev/null +++ b/CCRD/0/8/8/000027.txt @@ -0,0 +1,87 @@ +# 我的检查和交代 + +　　<谢家祥> + +## 〖谢家祥，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 +　　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召开这次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是非常及时、非常正确的。对于进一步推动全党全国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我坚决拥护，并决心在中央领导同志和各地同志的帮助教育下，积极学习，检查错误，改造自己。 + +　　我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上了林彪反党集团的贼船，参加了他们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犯了极为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一个月来，学习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有关指示，特别是学习了《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听了恩来同志的报告，受到了很大的教育。看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大量罪行材料，认识到林彪反党并非偶然，而是一贯的。从林彪的大量罪行材料完全可以证明，林彪一贯反对毛主席，每到紧要关头都是对革命右倾动摇，他一贯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并且是里通外国与苏修特务有密切关系，是苏修埋藏在我们党内的一个汉奸特务。他所以如此，完全是由他的地主资产阶级本性决定的。这个埋藏在主席身边的最危险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是一件大好事，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看了他的罪行材料，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林贼及其一伙是个十分凶恶，罪大恶极的反革命集团。他们对毛主席，对党和全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是十恶不赦，死有余辜。更加激起了我对这伙叛徒卖国贼的无产阶级义愤。同时，也进一步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深感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和人民，内心非常沉痛。八个多月来，在党中央的耐心挽救，同志们热情批评帮助下，我对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逐渐有了认识，初步作了几次检查交代。这次中央让我来参加批林整风汇报会，和同志们一起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教导，聆听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接受同志们的批判和帮助，这是对我政治上的极大关怀和爱护，使我深受教育，倍感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和温暖。我决心痛改前非，彻底清算错误，认真记取教训，放下包袱，继续革命，努力为人民服务，以实际行动，回答毛主席、党中央对我的挽救和期望。 + +## (一)四川的问题一直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我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四川的革命和生产造成了极大破坏。 + +## 一、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 +　　在九届二中全会分组会上，即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反党分子吴法宪窜到西南组煽风点火，疯狂向党进攻。休会后，他对我说：“你叫梁兴初一起到我那里去一下。”晚饭后，我和梁兴初同志到了吴法宪的住处，吴法宪问：“你们发言没有？”我说还没有发言。吴说：“你们是老同志了，你们应该发言，这是保卫毛主席嘛。”他恶毒攻击诬蔑说，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反对毛主席是“天才”的就是张春桥。并告诉我们“要保密”。当时，我毫无怀疑，听信了他的谣言，接受了林贼一伙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政治纲领和理论纲领。第二天上午，我在小组会上发言时讲：“我坚决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我认为毛主席是‘天才’。”我的发言，配合了林贼及其死党向党进攻，为林贼抢班夺权，摇旗呐喊，制造反革命舆论。 + +　　更为严重的是我长期以来，隐瞒错误，没有向党作交代。直到去年十一月下旬，我才被迫向党作了交代。林贼叛党叛国事件发生之前，我虽参加了庐山会议，以后又听了批陈整风汇报会的传达，对中央指出黄、吴、叶、李、邱的问题和错误性质是知道的，但为了保他们，也为了保自己，看到他们都还在重要岗位上工作，没有准备揭发和检查；林贼事件发生后，中央指出“它的性质完全是一次被粉碎的反革命政变。”又感问题性质严重，更怕牵连自己，思想斗争虽很激烈，但却没有交代的勇气，还想蒙混过关。到了去年十一月四川省委和成都军区党委第二次常委会上，听了传达毛主席去年十一月十四日晚接见张国华等六位同志时的谆谆教导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使我受到了教育，触动了思想。感到毛主席、党中央对犯错误的同志，这样耐心的教育，亲切的关怀，如果再不觉悟，不仅更加对不起毛主席、党中央，而且会使自己走到绝路上去。毛主席的教导，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同志们的帮助，给了我交代问题、改正错误的勇气和信心。这是对我政治上最大的关怀和挽救。 + +## 二、我在吹捧林贼和在批判林彪反党集团问题上的错误 + +　　林贼及其死党的反革命真面目没有彻底暴露之前，由于我同林贼一伙的宗派主义关系，长期以来，我对他们是十分迷信、崇拜的，受他们流毒的影响和毒害很深。过去，我在吹捧林贼，贩卖林贼的修正主义黑货，宣扬林贼的反革命谬论，推行林贼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吹捧林贼是“紧跟”、“高举”，学习的“光辉榜样”等方面，都是非常积极卖力的，竭力为林贼树碑立传，大造反革命舆论。在开始传达中央文件，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问题时，我与林贼一伙划不清界限，曾错误的讲过，对林贼的言论“有把握的就批，没有把握的暂时不批，有些话今后可能还要用。”讲过“不要批判林贼的一碗水端平。”还讲过“吴法宪是代表中央来川的(即一九七○年七月初吴来川参加成昆铁路通车典礼)，他的讲话，在批判刘、张的问题上是对的，是符合中央精神的。但他在其他方面的错误可以批判。”还针对当时有的同志提出“要大胆揭发，不管知道多少，只要有怀疑都可以揭”的问题，讲过“不要随便怀疑，乱怀疑就会扩大化，不要随便扩散”等等。这些讲话不仅反映了我与林彪反党集团划不清界限，立场、感情、态度都毫无转变，而且对揭发批判林彪一伙的罪行，起了捂盖子的极坏作用。 + +## 三、我的宗派主义错误 + +　　1、与反党分子黄、吴、李、邱的宗派主义关系的错误 + +　　我与反党分子黄永胜、邱会作过去曾在一起工作过。从他们到原军委办事组以后，我认为过去都是一个山头的，是个靠山，就有了宗派主义的来往。 + +　　一九六九年三、四月间，邱会作的老婆胡敏到成都选“美女”(当时说选工作人员)，我爱人接送过她，陪她到大邑看过地主庄园，并请她吃过饭。当时，我虽在京开会，但与我的宗派主义影响是分不开的。 + +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结束的那天，我与梁兴初等同志到过黄永胜的住处去告别，当时李、邱也在。我明知他们犯了错误，还去他们那里，表示对他们的支持，这是极端错误的。 + +　　谭甫仁同志被害后，我给邱会作写过一封信。主要内容是告诉在他身边工作的一个干部，有旧意识，历史上有些问题没搞清楚，认为在他那里不合适；同时还写了军区有的领导(指梁兴初同志，但信上没写名)，不通过党委，私自向上报请干部任免的问题，过了一些时间，邱的老婆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准备把这个干部调动一下，让我在成都军区给安排个工作，我给办了。充分反映了我为邱会作这个反革命分子着想、效劳。 + +　　这些来往活动，说明我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是十分严重的，受林贼一伙这个大宗派的影响是很深的。如果我与林贼一伙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的话，可能干的坏事更多。我过去盲目迷信崇拜他们，热心为他们服务，把以林贼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看成是实现个人目的的大后台、大靠山；而林贼一伙就利用我为他们的反革命罪恶阴谋服务。我完全被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迷了心窍，脑子里忘了毛主席，忘了党。因此，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当吴法宪利用宗派关系拉我下水，进行串连时，我毫无迟疑，上了贼船，成了他们向党进攻的帮凶。这个教训是很深痛的。 + +　　2、与梁兴初同志的宗派主义关系的错误，是从一九六七年就开始的，从那时起就种下了四川分裂的祸根。 + +　　一九六七年九、十月间，我从资产阶级派性出发，多次催促和(此处二字辨认不出)梁兴初同志去重庆支持五十四军。梁去后，造成了军队内部和军区党委内部的分裂，加深了群众组织间的对立，给当时四川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此处五字辨认不出)和团结，造成了很坏的恶果。这个问题我负有重大的责任。 + +　　在对待军区部队的问题上，我与梁兴初同志的看法，态度基本是一致的。我对待军区所属部队，是有远近、亲疏之分的。在干部调整使用上，我虽还不致像梁兴初同志那样擅自作主，但与他的(此处二字辨认不出)和看法是一致的。这就严重地破坏了军队内部的关系，分裂了军队，破坏了我军的作风，给全区部队建设造成了巨大损失。在部队中，有的同志工作长期不能分配或分配不当，工作中感到有压力，不(此处二字辨认不出)，就是我的宗派错误造成的。 + +　　在军区党委内部，我也是站在梁的一边，为梁说话的。梁兴初同志虽然常常不经党委集体讨论，事先也不同大家商量，个人私自决定重大问题，但我没有在党委会上给梁提过意见，而是采取同意或支持的错误态度。我同梁讲过张国华同志的坏话，散布过对张国华同志的不满情绪。特别是去年五月省核心小组“批陈整风”时，我在会上只讲了对张国华同志的意见，对梁兴初同志的错误却没有提出批评，这种错误的态度起了破坏的作用。我还撇开张国华同志同梁兴初、陈仁麒同志议论过军区参谋长、副参谋长、副主任等人的提升问题。这些非组织的宗派活动，严重的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了党委的团结。 + +## 四、“以我划线”，大搞“批清”运动，转移了“批陈”大方向 + +　　我省的“批清”(即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清查“三老会”)工作，从去年二月省核心小组决定，成立全省“批清”领导小组并分工由我负责这项工作以来，由于我严重地违反了党的方针、政策，转移了“批陈整风”的大方向，犯了严重的错误。其错误是： + +　　1、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重点在批陈”的重要指示，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 + +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提出在全党全军全国开展批陈整风，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一年多来，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陈整风“重点在批陈”的问题，作过一系列重要指示，一再指示我们批陈整风是全国的中心，必须把整个工作的重心放在“批陈”问题上。但对毛主席、党中央这一系列重要指示，我却没有认真学习和理解，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把“批陈”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相反，却把“批清”这项由我分管的具体工作，视为工作的重点，大抓特抓，作为运动来搞。去年二月至九月，我对全省“批清”作过多次布置。在我主持召开的两次“批清”座谈会上(一次是二月中旬，一次是九月上旬)，过分强调了“批清”的重要性，号召全省军民清查“五·一六”和“三老会”，反复强调“各级要引起重视”，“采取严肃的政治态度”，“不要犹豫、迟缓”，“大力加强领导”，“认真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同时，我还在其他一些会议的讲话中，特别是去年四月在全省人保工作会议传达第十四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纪要(即中央〔1971〕20号文件)的总结讲话中，又突出地讲了“批清”问题，并让把我讲话中有关“批清”的部分，印成简报，发给各地、县人保部门。这样，就从根本上违背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严重地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转移了批陈整风“重点在批陈”的大方向，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起了保护林彪反党集团，捂住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盖子，掩盖自己错误的作用。对于转移斗争大方向的这一严重错误，过去我一直缺乏认识，没有看到这一点，迟到今年三月中央提出之后，才恍然大悟，深感问题严重，对党对人民又犯了罪。 + +　　2、违背中央有关“批清”的方针、政策，大搞“以我划线”，擅自排列“重大事件”，扩大了打击面，严重地搅乱了阶级阵线。 + +　　清查“五·一六”和“三老会”，本来是一项严肃的政治斗争，政策性很强。为了搞好这项工作，中央曾作过许多重要指示，发过几次中央文件，对清查的方针和政策，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同时，还转发过“六厂二校”的很多经验。但是，我违反党的政策，大搞“以我划线”，把“打谢反梁”作为“反军乱军”的重要问题，列入“批清”之中，严重地混淆了清查“五·一六”、“三老会”的政治内容，破坏了全省的“批清”工作。去年九月上旬，在全省“批清”座谈会上，我擅自排列全省清查“五·一六”的十二个“重大事件(讨论稿)”中，把“发动打谢运动”一事，也排了进去。这个“重大事件”未经省委讨论，我就同意各地带回参照执行，这是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和组织原则错误。不仅如此，我还在去年二月“批清”座谈会上，把个别人在北京学习班交代的“三老会”人员名单及其所属组织等材料，未经调查核实和党委研究，就作为根据，拿到会上去讲，点了其中的一部分人和组织的名，在对待这样一些重大而又是与个人相关联的问题上，我采取这种作法，是极端错误的，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这是我大搞“以我划线”，大搞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的一次大暴露，是我突出个人，推行宗派主义、发展个人权势的一次大表演，也是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的结果。其错误是十分严重的。特别是我“以人划线”，排列“重大事件”，提倡公开点名，布置面上的问题可以办学习班等错误作法，流毒很广，影响很坏，致使一些地区和单位，按照我的布置，仿效我的作法，层层排“大事件”，层层办“学习班”，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危害和恶果。它混淆了敌我界线，把矛头指向了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和群众，扩大了打击面；而且制造了混乱，分裂了群众，分裂了军队，分裂了干部队伍，搞乱了阶级阵线，给了阶级敌人挑拨离间、捣乱破坏以可乘之机；同时，给许多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戴了一顶所谓“打谢反梁”的帽子，使他们作检讨、受审查，长期在“学习班”里不能解放，甚至限制人身自由，严重地打击和伤害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给全省的革命和生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和破坏。我所以犯这个严重错误，与我不能严于解剖自己是分不开的。中央“一二·二五”批示拨正了四川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航向，我却认为自己“正确”了，以“胜利”者自居，结果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以错对错，重犯了压制、打击不同观点的干部和群众的错误。 + +　　全省在“批清”工作中，出现这样严重的问题，带来这样重大的损失，完全是由于我的严重错误和罪过造成的。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组织上必然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我搞以“打谢反梁”排队划线，在组织上推行宗派主义，不仅是与我政治上的严重错误，特别是与我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密切相联的，而且也是我在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中，所犯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的一个重要方面。 + +## (二)我犯错误的原因 + +　　我犯了这样一系列的严重错误，绝不是偶然的。其原因是： + +　　我的党性不纯。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我虽然组织上入党几十年了，也经过党长期的培养教育，但思想上并没有入党，党的观念很差，这几年来，我跟宗派走，跟林贼的山头走。自从林贼选为“接班人”，黄、吴、李、邱进了政治局后，我就盲目迷信这个大宗派，脑子里忘记了毛主席，忘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林贼这个大宗派也看成是“党”。对林贼一伙深信不疑。吴法宪在庐山告诉我有人反对毛主席，要我表态，我丝毫不加分析，听信谣言，在小组会上为其帮腔，向党进攻。这是我深痛的教训。 + +　　我没有认真看书学习。毛主席教导我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多年来我对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学得很差，政治理论水平、路线斗争觉悟很低，分不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是机会主义路线；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因此，在关键时刻，就分不清真假，识别不出毒草，上了骗子的当。所谓“天才论”，本来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唯心主义的谬论，但我却认为是对的。在庐山反党分子吴法宪说有人反对毛主席是“天才”，我就认为是反对毛主席，也跟着叫喊，这是我上贼船犯错误的重要原因。 + +　　我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世界观改造的不好。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从参加革命到现在，虽然几十年了，但我的世界观改造的很不好。我原来出身农民小生产者的那种落后的旧思想、旧意识，不仅没有得到改造，而且还沾染了资产阶级的坏思想、坏作风，特别是从一九六九年贯彻中央“一二·二五”批示以来，我自以为“正确”了，骄傲自满，盲目的背上了两个包袱，忽视思想改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更加发展。我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搞宗派、拉山头、找靠山，忘乎所以，搞两面派，违反党的政策，大搞“以我划线”，我只看山头和宗派，不讲党的原则和路线，跟人不跟党，结果走入歧途，陷进泥坑，犯了大罪，这是我犯错误的根本原因。 + +## (三)我的态度和决心 + +　　我坚决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对林彪反党集团采取的各项英明措施，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继续积极参加“批林整风”运动，彻底揭发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坚决与他们划清界限，誓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 +　　我一定牢记毛主席关于“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教导，认真总结这次犯错误的教训，刻苦努力地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著作，认真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努力改造世界观，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不断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政策思想水平，增强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一定要加强党的团结，增强党的观念，服从党的一元化领导，遵守党的纪律，加强请示报告，执照党的原则办事，坚决克服资产阶级的多中心，彻底纠正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决心用党的优良作风武装自己，坚决克服资产阶级的不正之风。对党一定忠诚老实，光明正大，努力保持革命晚节，永远夹着尾巴做人，继续革命到底。 + +　　我一定遵照毛主席关于“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的教导，要继续检查反省自己的错误，诚恳地接受群众的教育帮助，彻底清查思想，认真总结经验，牢牢记取教训，努力做好工作，以实际行动，回答毛主席、党中央对我的（此处二字不清）和期望。 + +　　请同志们揭发批判。 + +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日)） + +　　(此件发至县、团级单位) + +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日印 + +　　· 来源： + +　　《中共重要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第三十六分册：地方党政系统清理林彪集团人员的若干文献(二)，美国洛杉矶“中文出版物服务中心”出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8/names.txt b/CCRD/0/8/8/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7fd25ec857f49aa8b90a88fd669f12ddff0675 --- /dev/null +++ b/CCRD/0/8/8/names.txt @@ -0,0 +1,28 @@ +中共河南省浚县县委关于孟传岗问题的审查报告 +杨成武女儿给毛泽东的信（要点） +我的检查 +我的检查 +廖汉生子女给毛泽东的信（要点） +我的检查交代 +我的检查交代 +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林枫子女给毛泽东的信（要点） +为柴沫平反事给毛泽东的信（要点） +许涤新儿子给毛泽东的信（要点） +刘建章妻子给毛泽东的信（要点） +喻屏写给专案组的思想汇报（摘录） +中共上海市电影局核心小组关于魏鹤龄问题的请示报告 +江一真给毛泽东的信（要点） +李一夫妻子给毛泽东的信（要点） +王稼祥给周恩来请求分配工作的信（要点） +沈阳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判案例布告 +关于现行反革命犯王伟民的判决书及后来的法院平反决定 +李庆霖关于儿子知青遭遇给毛泽东的信 +谭震林请求回京给毛泽东的信（要点） +认真做好自杀人员的处理工作 +白坚儿子给毛泽东的信（要点） +聊城军分区司令员王成连的检查 +公安部查缉现行反革命分子余洪信 +胡绳给党中央检讨书的附诗 +李克如给中央的申诉信（要点） +我的检查和交代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9/000000.txt b/CCRD/0/8/9/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284a0c65d9d0c4cf572faf4bb517141117788d6 --- /dev/null +++ b/CCRD/0/8/9/000000.txt @@ -0,0 +1,31 @@ +# 中共青海省委员会关于对王昭同志专案审查结果的报告（草案） + +　　（中央：） + +　　现将对王昭同志专案审查的结果报告如下： + +　　王昭同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任青海省委第二书记，青海省省长。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揭发，进行了专案审查。现已查清，王昭同志在青海和中央公安部工作期间，积极推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犯有严重政治错误。 + +　　一九六一、六二年，诋毁青海牧区平叛斗争；鼓吹单干，提出“有些地方搞公社条件不成熟的”，“可以搞互助组，也可单干”。亲自搞了一个所谓《关于农村若干政策问题的商榷意见》，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在部分地区严重地瓦解了集体经济。 + +　　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中，在刘少奇的直接支持下，大搞民主革命补课，篡改运动性质，一度将青海“四清”运动引向邪路。 + +　　一九六六年六月，在原西北局第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上，王昭按刘澜涛的指使，公开给刘少奇涂脂抹粉，为刘贼一九四七年疯狂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罪行进行辩护。在原西北局和青海省委的几次会议上，与会同志揭发了王昭与罗瑞卿的有关问题，刘澜涛指使王昭对罗的问题“要当原告，不当被告”，相互包庇。王昭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多次压制革命群众，污蔑红卫兵运动，并与青海“二二三”流血事件直接有关。 + +　　王昭同志在中央公安部工作期间，于一九五六年七月，以“中国公安体协代表团”名义去东德观摩，私自向东德内务部泄露了我国肃反方针、镇反数字和毛主席《论十大关系》。返国途中，背着党中央和我驻苏使馆，在莫斯科向苏修内务部、安全委员会泄露了《论十大关系》，向苏修安全委员会人员作报告。 + +　　一九五九年九月，王昭同志积极追随刘少奇、彭真等，指使中央政法干校诱逼学员鸣放，并授意将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党和社会主义、攻击三面红旗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言论，搜集编印了《鸣放论点汇辑》。随后，中央政法干校将这本“汇辑”，散发到全国政法系统，流毒甚广。 + +　　王昭同志在专案审查过程中，基本上承认了自己的主要错误。鉴于王昭同志已于一九七○年二月十二日因患冠状动脉硬化，心肌梗死，继发大叶性肺炎等病逝世，我们意见，不再处理。 + +　　妥否，请审查批示。 + +　　 中共青海省委员会一九七三年 月 日 + +　　附：1.王昭同志所犯严重政治错误的主要证明材料。 + +　　2.王昭同志生前的检讨（摘录）。 + +　　· 来源： + +　　根据网络材料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9/000001.txt b/CCRD/0/8/9/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76dcf2d7ac3e96dd5e759297626d5e713a05a4a --- /dev/null +++ b/CCRD/0/8/9/000001.txt @@ -0,0 +1,11 @@ +# 恳请批准李一氓出狱就医给毛泽东的信（要点） + +　　<李一氓的妻子、女儿> + +## 〖李一氓，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 +　　信中说，李一氓年已七十，患高血压、心脏病、肺气肿等，恳请主席批准其出狱就医。 + +　　· 来源： +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9/000002.txt b/CCRD/0/8/9/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26f0cb106bd7cd21a600a22db3e7192256eb32b --- /dev/null +++ b/CCRD/0/8/9/000002.txt @@ -0,0 +1,11 @@ +# 廖静文给毛泽东的信（要点） + +　　<廖静文> + +## 〖廖静文，女，画家徐悲鸿夫人，原徐悲鸿纪念馆馆长。〗 + +　　信中说，1965年夏，因修地下铁道，徐悲鸿纪念馆被拆除，由家属捐献的一千多件悲鸿的作品，二千多件美术收藏，一万多件美术图片都被尘土覆盖，分散几处。在八玉山革命公墓的悲鸿墓碑也被捣毁。我曾多次向有关部门请求修复，但至今无人过问。 + +　　· 来源： +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9/000003.txt b/CCRD/0/8/9/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162324d14a06be59d6350896c38b7bfaadd87f6 --- /dev/null +++ b/CCRD/0/8/9/000003.txt @@ -0,0 +1,11 @@ +# 郭化若给毛泽东的检讨信（要点） + +　　<郭化若> + +## 〖郭化若，原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 +　　信中说自己“在介绍《孙子兵法》时写了错误严重的《代序》”，“任意夸张《孙子》，把《孙子》现代化”，“又不积极修改赶早改版”。信中还请求分配工作。 + +　　· 来源： +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9/000004.txt b/CCRD/0/8/9/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b1bf74fe749a4e1799a7844f97b21e714d15a39 --- /dev/null +++ b/CCRD/0/8/9/000004.txt @@ -0,0 +1,73 @@ +# 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关于金少英问题的审查报告 (机密) + +　　 + +　　 姓名 现名 金少英 原部职别 洛阳地委第一书记 曾用名 金正远 民族 汉 工资级别 8级 出生年月 1914年 性别 男 家庭出身 地主 本人成份 学生 文化程度 高中 参加革命时间 1937年2月 入党时间 1937年 籍贯 河南省汝南县留盆公社金赵大队 主 要 经 历 1928年至1936年在本县县师附小、开封高师等校上学； 1937年2月至1937年7月在我山西太原军政训练班受训； 1937年8月至1940年5月任临县牺盟会特派员、太原中心区秘书； 1940年至1941年秋在延安中央组织部陕北公学学习； 1941年9月至1945年任中央西北局组织部秘书室主任； 1946年至1948年任嫩江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安达县委书记； 1949年至1963年2月任江西省委委员、地委书记、中央农村工作部处长； 1963年3月至文化大革命运动前任河南省委委员、洛阳地委第一书记。 + +## 中共洛阳地委关于金少英被捕自首问题的审查报告 + +　　金少英，1934年在河南开封师范上学时，参加了我党领导下的“青年反帝反法西斯蒂大同盟”。1935年3月，被国民党逮捕，入开封反省院，审讯中金除供认自己参加“青年反帝反法西斯蒂大同盟”外，还供出了敌人已经知道的“青年反帝反法西斯蒂大同盟”成员王友琴等6人。同年11月取保释放。1935年9月，金少英同张浚、李河滨3人在国民党《河南反省院特刊》上发表了《告河南省立开封师范全体同学书》，诬蔑我党“是破坏中国国民革命，分裂民族战线的蟊贼”；胡说什么他们是在“共匪的种种诱惑”下“走进了黑暗的墓道中……”。并表示“要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建立起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纪念塔”等等。1936年元月，金同吴春岫等36人在国民党《河南民国日报》上发表了“反共宣言”，诬蔑共产主义“是一条悲惨的绝道”，诬蔑我党是“一个含毒素的赘疣”，是“全民族争取解放的国民革命的以前路上的障碍”。诬蔑“青年反帝反法西斯蒂大同盟”是“反动组织”等等。 + +　　根据金少英被捕后，供认“青年反帝反法西斯蒂大同盟”身份，并发表“反共宣言”和“告河南省立开封师范全体同学书”，背叛了共产主义，背叛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组织，投降了国民党的事实，定为叛徒，清除出党。鉴于金参加革命队伍后，做了一些工作，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每月发给100元生活费用。 + +　　 1973年7月21日 + +## 关于金少英问题的主要证明 + +## 被捕自首发表反共宣言问题 + +## 1、《告河南省立开封师范全体同学书》节录： + +　　（亲爱的同学们：） + +　　我们自脱离母校的怀抱，至现在已经几个月了，……过去我们跑至人生的岔道上，曾有一个时期沈（沉）落在错误的泥沼中，……中国所需要的是三民主义的革命，不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在以前我们是把共产党认为真正领导中国革命的党了，但是事实昭示给我们，它只是破坏中国革命，分裂民族战争的蟊贼，……在共匪的种种诱惑，我们不知不觉中，便走进了黑暗的墓道中，使我们光明磊落的初志一变而为祸国殃民的大罪，……要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建立起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纪念塔。……亲爱的同学们，我们捧给你们诚挚的年青的心，希望你们接受下它！ + +　　 张浚 李河滨 金正远同启 + +　　注：金正远即金少英。张浚与李河滨已死。此材料摘抄自1935年9月伪河南反省院特刊。 + +## 2、吴春岫与金少英等36人《联名反共宣言——唤醒彷徨迷途青年及早回首坦登道岸》节录 + +　　（河南社讯）省反省院反省人，吴春岫、李建人、马鸿恩等36人自受三民主义洗礼后，深觉过去误入歧途，颇受痛悔，近特联名拟具反共宣言，以期唤醒徬徨迷途之青年，促其觉悟，及早回首，坦登道岸，……兹将该宣言及略历分述如后： + +## 宣言 + +　　我们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已是一条悲惨的绝道，共产党在中国已成为一个含毒素的赘疣，它不仅不能担负起现阶段民族解放的任务，相反的却成为全民族争取解放的国民革命的以前路上的障碍。正能担负起这个艰巨任务的只有三民主义与实践此伟大主义之革命集团的国民党。…… + +　　正远汝南人，于23年春，被同学王友琴诱惑加入青年反帝反（反）法西斯蒂大同盟，加入后才发现它为反动组织共产党的外围团体，并于是年10月自行消极脱离，因未正式表示，又在24年春被捕，移入反省院，…… + +　　我们坚决的转换了政治立场，从迫害民族的匪队式的共产党中转变到为全民族争取解放与自由的三民主义旗帜之下，……我们敢诚重地宣誓永生要站在三民主义的阵线上，……把生命付与三民主义的信仰，……我们把这些痛苦的经验，献给你们。（完） + +　　注：文内“正远”即金少英。 + +　　此件摘抄于南京图书馆伪河南民国日报，中华民国25年1月27日至2月8日。 + +## 3、裴建章关于金少英的被捕及身份的证明节录 + +　　我与金少英于1933年暑假，同考入前开封师范一年级语文组念书…… + +　　1934年，……新支部由王友琴任支书，张增敬任支部组织委员，我任宣传委员。5、6月间，曾开过两次支部扩大会议，韩绍愈、金少英都参加了。我当时知道金是“青反”的小组长，韩绍愈是团员，金是否曾参加团，我的印象很模糊，因他参加的时间、介绍人我都不清楚，也没听张增敬、王友琴两人向我明确谈过。再在张、王离开学校后，34年10间组成的支部会议上，仅有韩绍愈、时光源、我，三人参加，而金却没有参加。这也是我对他团身份引起疑惑的一点，但是在34年5、6月间，他两次参加支部扩大会（或团员会），却似乎在当时他也是一个团员。由于以上这些情况，因此，在我近几个月来的回忆中，对金的团员身份曾采取肯定而受惑疑的态度，关于这个问题，现在我经过反复思索，我记得在1935年元月我被捕后，在敌第一次审讯时，曾出卖的4个人张增敬、王友琴、韩绍愈、时光源都是共青团员。同年2月底入敌反省院，3月间给敌写材料时，曾又出卖了3个人，即金少英、李河滨、张浚。这时是把金作为“青反”盟员的身份向敌供认的，而没有说他是团员。 + +　　…… + +　　 裴建章1967年7月1日 + +## 金少英的交代（摘抄） + +　　1935年春节后，我从家回到学校，……在我被捕前一天，王友琴从外县回开封，我见到了他。告诉王：“裴被捕了”我以后怎么办。“王告诉我说：我才回来，也找不到人，裴已被捕，你要小心。”我和王谈后，回到学校，即被捕了，和我同时被捕的还有同班同学张浚、李河宾。当天即把我们3个弄到开封第四巷街禁闭室受审。敌人审问时说到：“你是共产党员。”我回答：“我不是共产党员。”敌人说：“裴建章已把你说出来了。”……在禁闭室里，我见到张浚，张说：“我已承认参加了”。“青反。……” + +　　1935年6月，我们来到河南反省院，在里面我见到了裴建章。他见我就说：“你怎么没跑了”我告诉他：“没有跑”，裴又说：“河南出了叛徒，整个组织都被破坏了，敌人什么情况都知道，比我们还清楚。我都说了，不说也没有用了。”这样，我知道了裴都说了，敌人也全清楚。在反省院敌人审问我时，我承认了是王友琴介绍，裴建章领导。我也说了敌人所知道的张浚，李河宾（这时，他们在这以前已向敌人招供）我这次也说出已被裴建章供出的张增敬，韩绍愈。 + +　　我在反省院住了6个月，……在期满出院时，我向敌人办了手续，即：交一遍学习心得，我写的是三民主义唯心论心得，大意是：“三民主义适于中国”，唯生论的：“忠恕之道”，“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反动封建东西。出院的演讲会敌人规定：讲学习心得和出院后的志愿。我讲的内容是：……参加“青反”误了学习，对不起父母，出去以后什么政治活动也不参加了。只愿好好读书。再是登“脱离启事”，李河宾替我写了脱离“青反”启事，我当时没有看，他既交院方了，出来后我在报上见到，大意是：经王友琴介绍参加“青反”脱离“青反”等。还有张浚写了一遍“致开封师范学校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他写完后，把同屋住的几个人名子都写，叫我们按指印，我也按了。……我在反省院里，除了在张浚所写的“公开信”上按过手印外，我再没有在其他反共宣言或“公开信”上签名或按过手印：也没有和任何人研究和发表过反共宣言或“公开信”，……出反省院要家保和铺保，我的家保是我姐姐，铺保也是我姐姐找来的，办了这些手续以后我于1935年11月间出了反省院回到家中。 + +　　 金少英1971年8月5日 + +　　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办公室 + +　　1937年8月20日印发 + +　　（共印1500份）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9/000005.txt b/CCRD/0/8/9/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b570682423601428f45f159fa24705ae1f529ad --- /dev/null +++ b/CCRD/0/8/9/000005.txt @@ -0,0 +1,93 @@ +# 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关于齐文俭问题的审查结论(机密) + +　　（） + +　　 姓名 现名 齐文俭 原部职别 河南省副省长 曾用名 李二贵 民族 汉 级别 8 齐春山 出生年月 1912年 性别 男 家庭出身 中农 本人成份 学生 文化程度 初中 参加革命时间 1932年9月 入党时间 1938年 籍贯 河北省灵寿县青廉村 主 要 经 历 1932年9月以前，在正定七中上学，加入共青团； 1932年9月至1933年8月，先后在临城，并陉煤矿作地下工作； 1933年8月至1934年8月，在国民党25师作地下工作； 1934年9月，在石家庄特委当交通； 1934年10月至1937年8月，被捕坐牢； 1938年隐瞒叛卖罪行混入党内后，历任县、地委书记； 1948年解放后，历任地委书记，省财委副主任、主任，副省长。 + +## 关于齐文俭被捕叛变问题的审查结论 + +　　齐文俭，1932年6月，在河北省正定七中上学时，经刘建章介绍加入共青团。1934年农历9月13日早晨，被叛徒王友林（叛变前系我石家庄特委书记）带领国民党保定行营特务逮捕。齐被捕后，在叛徒王友林的指使下，随即领着敌特去逮捕本村的共青团支部书记王文俊。到了王文俊的住处，齐文俭、王友林爬到王文俊的房上，当时王文俊与其母亲正在院中说话，齐文俭喊着王文俊的小名：“三妮，咱们的事情犯了”，“咱们走吧”。王文俊即被敌特围住带上了手铐，同齐文俭一起解往特务机关保定行营调查科拘押。 + +　　在敌人进行审讯中，齐文俭供出自己是共青团员和交通员的身份；又供出共青团员高林泉是他的入团介绍人（没有被捕）；供出他到临城矿上工作的一个关系共青团员张小偶（没有被捕）；供出他到井陉矿上工作时发生关系的共青团员智成文（齐供出前已经被捕）；供出共产党员李有理（没有被捕）；验证了在国民党25师作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李有寿（验证后不久被捕）。1935年1月25日，国民党河北省高等法院判处齐文俭有期徒刑5年，先后关押在天津第三监狱和北平第二监狱。1937年8月，我抗日游击队打开监狱出来回家。 + +　　齐文俭出狱后，隐瞒了上述叛变罪行，经灵寿县党的负责人韩亮、张达由团员关系转成党员关系，混入党内。直到1945年整风中始向党作了交代，但未作处理。1956年审干时，中共河南省委给其作了“叛变行为”的结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对齐文俭被捕叛变问题，重新作了审查，证据确凿。 + +　　省委常委1973年8月16日研究，根据齐文俭被捕后叛变革命，出卖同志的事实，定为叛徒，清除出党。鉴于他过去作过交待，并对革命作过一些工作，在这次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认罪态度较好，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每月发给100元生活费用。 + +　　 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1973年8月16日 + +## 关于齐文俭被捕叛变的证明材料（节录） + +## 周庆国关于逮捕齐文俭的供词 + +　　34年冬在伪保定行营被押时的罪恶：……以后又把我和王正带到灵寿县一个村里把一个姓齐的捕去，我与姓齐的不认识，是叫我到他家找他，背后跟俩持枪特务，他不在家，后来他家人领着到田里捕去的。 + +　　 周庆国1951年3月11日 + +　　注：周庆国系伪保定行营特务，他直接带人捕的齐，此人解放后已在西安市镇压。 + +## 王文俊关于齐文俭领敌人逮捕他的证明 + +　　我记得是在1934年10月12日（可能是阳历）的早晨，由叛徒王永（友）林（当时直中特委党的书记）带着保定行营调查科的特务，先捕了齐文俭同志。我的被捕是齐和王永（友）林一同到我家捕的我。当时因家的外门关着，齐和王及保定行营的特务和士兵，都是由我家的北邻居家先上了房，围住了院子。当时齐和王还有一些特务是在北边，现在凭着记忆，是齐先叫我的名字（王文俊），而其他特务和士兵都用枪指着喊：“别动！别动！”接着齐又说：“咱们事情犯了案。不要怕，到城里办办自首手续就可回来了（或就没事了，现在记不清）”。然后敌人就将北邻居家的梯子拿过来，他们（特务）给我带上了手铐子。” + +　　 雷华1956年3月29日 + +　　注：雷华即王文俊，此件抄自齐文俭档案。 + +　　在1934年8月还是9月初，我在家害病，听说齐文俭回来了，但不记得见过他。 + +　　于1934年10月12日（？）由叛徒王友林带领特务和士兵（保定行营的）捕他后，又一起到我家捕的我，当时我家的大门我已关死，我正在院子里和我母亲（病后刚能起来）说：“有人找我，就说我到县城里去了几天了，还没有回来。”正说，忽听房子上有声音，我一看，特务和士兵用枪指着我，不要动！这时是王友林还是齐文俭叫我的名字说：“咱们的事情犯了……”。同志们说我过去说的是齐文俭先说话，我过去也是交待的是齐文俭先说的，我再三回想后是合乎当时实际情况的……。 + +　　 王文俊1968年8月15日 + +　　注：王文俊当时系齐文俭本村的团支部书记。原任内蒙自治区交通厅副厅长。 + +## 胡忙妮关于王文俊被捕情况的证明 + +　　1934年9月某日上午（那年我20岁），我在家里做针线活，忽然有两个人到家，把我家的梯子（柏木）靠在我家的小南房上，从（匆）忙二人上房，把梯子闹到王文俊家（据说王文俊的门在闩着），随后我听到说：“走吧，走吧”两声。我从家出来街里有一伙妇女和小孩子们正在看，把王文俊（三妮、雷华）捉走。 + +　　我家和王文俊家住在隔壁。 + +　　 胡忙妮1969年1月27日 + +　　注：胡忙妮是王文俊的隔壁邻居，当时是一个刚过门的家庭妇女，现在河北灵寿县青廉村种地。 + +## 李有寿关于齐文俭被捕后出卖我地下党员情况的证明 + +　　“我被捕在1934年阴历11月20几号，地点是在北京北苑，当时我在中央军25师。……” + +　　“1934年……有一次齐告诉我说：他要回家。我给他一张护照，并叫他给我找关系（石家庄特委），当时给他写明了接头地点（北京市安定门外大街门牌X号）和接头人名（黄学梦）。……” + +　　“我被捕的原因是石家庄特委大破坏，特务王友林把我供出的。这是……韩庆之告诉我的。……我被捕是王友林供出的已肯定，但王友林把我供出敌人一定找齐文俭对证一下，否则王友林不会把我当兵的部队番号和我的化名（李有山）记的那么清楚，再者王友林供出我来也一定联到齐文俭。” + +　　“程文的被捕是我在中学时代的一个同学苏凤德搞的。” + +　　“李有理并未被捕。” + +　　 李有寿1956年4月17日 + +　　注：李有寿系和齐文俭同时在敌25师做地下工作的。现在北京四季青人民公社粮管所工作，此证明摘抄自齐文俭原档案。 + +## 齐文俭的交代（节录） + +## 关于被捕叛变问题 + +　　我是河北省灵寿县青廉村人，1932年6月在河北省正定七中，经刘建章介绍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 +　　1934年阴历9月13日，在本村被捕。那天由叛徒王友林和特务周庆国，带着保定行营的武装人员，吃早饭时，在村东北花生地里找见了我，首先由周庆国到我面前问我，你是齐文俭吗？我说是。你认识王友林吗？我说认识。接着他说王友林来了，要找你谈个问题。把我叫到离开我的哥哥弟弟等人以后，他拿出手枪来说：不许动，你被捕了，随后王友林和其他敌人，把我围起来上了手铐，回到我家中又到我住屋内搜出了几张当时石家庄特委印的《实话报》。在我家等了一会，王友林问我你村的王文俊是否在家，我说不知道，那我们一同到他家找去，于是让我领着他们到了王文俊家门前，敌人就让我和王友林上了房上，让我喊王文俊的名字，我就叫着王文俊的小名：“三妮，咱们的事情犯了，你出来咱们走吧！”王文俊在屋内出来后，敌人就把他围住上了手铐。随后敌人经灵寿城、石家庄解押到保定行营了。在行营先押在调查科，由周庆国问的口供，记录员是张辑五，问的主要内容是姓名、年龄、籍贯、家庭情况、上学情况、怎样参加的组织、在那里工作过。我的口供，队了说出姓名、年龄、籍贯、上学、家庭情况以外，承认了我于1932年6月经高林泉介绍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真介绍人是刘建章），1932年冬，在临城煤矿时住在共青团员张小藕（偶）家里，1933年春在井陉煤矿住在共青团员成文家里。审问以后周庆国又把我叫到审讯室，让我用毛笔把口供的内容写了一次，作为笔供。以后就转押在行营军法科，由陈科长按照调查的口供问了一次。此外在军法科扣押时，特务小陈找我谈了次话，问我1934年在北京国民党军队当兵时，李有寿和其他两个人的名字问题，我曾向小陈说过，我从北京回灵寿时，李有寿交给我一个纸条，我回灵寿后见到王友林（石家庄特委负责人）时就交给王友林了，那两个人的名字记不得了，这样就暴露了李有寿的问题。在保定行营住了约1个月，就转送到天津看守所扣押，河北省伪高等法院按照行营的口供审讯后，判罪5年，送天津第三监狱了。在天津第三监狱住了1年，于1936年底又转送到北京第二监狱了。1937年8月由赵同、高朋、王志力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打开监狱就出来了。1937年冬回到灵寿家中。 + +　　1938年初，经石之章介绍，我到灵寿县陈庄，见到了党的负责人韩亮和张达，把我过去参加共青团的一些活动和被捕住监的情况向张达面谈后并写了一个书面材料，张达就留下我作抗日工作了。到该年夏天灵寿县委成立时，就由我任县委组织部长了。就这样趁当时党的机构不健全，入党手续混乱时期，混进了党内，并且当了县委组织部长。这就是我叛变革命和混入党内的简单情况，……。 + +　　在1938年混入党内时，隐瞒了叛变罪行的重要情节。1945年虽然在晋察冀党校审查时，对被捕叛变作了交代，但仍有避重就轻现象，直到1957年审干时才把我的叛变罪行向党作了真实的交待。 + +　　 齐文俭1969年6月24日 + +　　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办公室 + +　　1973年8月20日印发 + +　　（共印1500份）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9/000006.txt b/CCRD/0/8/9/0000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2d8334ef5977e2764b720eac870f3b10be8a2fd --- /dev/null +++ b/CCRD/0/8/9/000006.txt @@ -0,0 +1,33 @@ +# 为弟弟“偷渡叛国”案的申诉书 + +　　<徐锦轩> + +## 〖徐锦轩，时为广州市郊新滘公社琶洲大队农民。〗 + +　　申诉事由：徐锡江于1969年底因犯“偷渡叛国”罪，于1970年元月9日被山西省阳泉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判处15年徒刑，故提出申诉。 + +　　申诉人与犯人的关系：申诉人徐锦轩（广东省广州市郊区新滘公社琶洲大队社员），家庭成分贫农，与犯人徐锡江是姐弟关系。 + +　　徐锡江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是我的亲弟弟，因我们的父母亲在锡江出生不久即死去，因此锡江从小就由我抚养大的。锡江在学期间表现很好的，于1965 年从华南工学院毕业后，由学校分配到山西省阳泉市食品公司工作（当技术员），今年33岁。1969年底，因我病重回家探望我。他在探亲假期中，与同行多年的女朋友闹翻了，一时思想糊涂，被同村的徐仪启拉拢下，六人逃港不遂，被公安人员捉回广州学习，后由阳泉市食品公司负责人来广州带锡江回原单位。当时说锡江“偷渡求荣”，要他对工人和领导作检查。检查后，已得到工人和领导的谅解，已在原工作岗位上照常工作了。他亦写信给我，承认过去错误，表示今后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以报党恩。但工作一个星期后，在阳泉市“一打三反”运动高潮中，于70年元月9日，阳泉市军管会来食品公司把锡江逮捕，理由是说锡江“偷渡就是叛国”，判处锡江15年，把判决书寄给我，只写着徐锡江“偷渡叛国”四个字。 + +　　我认为锡江的偷渡是极端错误的，他翻身忘本，辜负了党和人民对他的培育和期望，言之痛心，使我想起我家解放前的苦难家史了。 + +　　我家解放前十分贫苦，父亲患慢性病，长期不能干活，一家几口人只靠大哥锡滔在广州当汽车工人维持生活，到抗日战争时期，大哥失业，被迫去澳门谋生。不久我大哥在澳门迷上了赌博，以至父亲病重至死都不管，家中生活陷入绝境。家姐锦琼因生活贫困，不到二十岁因食什粮（注：南方地区对大米之外杂粮的统称）过多，至患水肿病，无钱医治而死亡。我母亲本是市郊罗岗洞人，因年幼丧父，生活苦极，故其母亲将她卖去深井村凌家做奴婢。当年五岁，受苦十余年后才嫁给我父亲，生活亦是一样苦，当时我母亲因悲伤我姐姐锦琼死去，我母亲以至成长病，不久我母亲亦死亡，留下幼弟三个，最大的10岁，最小的是锡江还未满一岁。母亲死后家中生活难过到极了，欲把锡江送给人家养，但我不忍骨肉分离，故不肯把锡江送给人家。当时我的家的生活全靠租地主的八分田来耕之外，我还要去本村的大耕户徐秀处做短工，每天工资2.5斤米。除一家几口人生活外，还要煮一些米糊或什粮将锡江养大。到1949年，幸得毛主席共产党把我们穷苦人家解放了，我们才有今天的好日子，而且锡江能读书，由小学到中学大学，1965年锡江在华南工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山西阳泉市食品公司工作，这都是党和人民对他的培育，不料他一时思想糊涂，干出偷渡逃港的事，实在令人痛心。我是他的姐姐，教育不严，我也很有责任。 + +　　但是锡江出身于贫农家庭，本质一贯是好的，以前亦未犯过错误。在学期间和工作期间表现亦是好的，况且年纪青青，更无历史问题。而这次偷渡逃港亦是初犯。锡江虽犯罪，但与毛主席共产党根本没有仇没有恨的。现因初犯偷渡逃港被判十五年徒刑，我认为是过重的，是不符合党的政策，而且同案偷渡的六人除锡江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外，其余的五人经教育后释放。在广州地区，一般犯偷渡错误的成员，都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就算是首犯分子徐仪启，曾三次偷渡，又偷生产队的艇（做偷渡用），屡教不改，性质严重，对他的处理，也只是由公安人员送回我大队交群众监督劳动三年，监外执行。他的判处与锡江比对，为什么相差的这样大？对此我很不理解。 + +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我们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慎重地对待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严格地区分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一个人不能看他的一时一事而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切不可一棍子将人打死地处理。锡江今年33岁，若是刑满出来亦是45岁了，还有什么用呢？锡江的犯罪是一时思想糊涂，而且带有资产阶级的思想而至犯罪。我请求首长对锡江偷渡逃港的处理，应按毛主席的教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去办理，重新给锡江复审和认真按毛主席关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对锡江的处理我认为是人们内部矛盾，应该以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去处理，给他有改过错误的机会，允许他有机会将功补过。 + +　　我为锡江的事，亦先后寄出有关单位的信件及申诉书等共有一百多封（其中大部分是阳泉市军管会的，此外还有寄给国务院及周总理五封，中央最高人民法院八封，中共中央办公厅群众来访办两封，还有山西省革委会的、山西省保卫组的、山西省委书记谢振华同志的、山西省陈永贵的、广东省革委会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广州市赵副主任的、北京日报来信组的等）。我寄给每个单位的第一封信，大部分都有我琶洲大队的意见或新滘公社党委的意见的。现在我已接到九个单位的回信（说收到我的信后，已把我的来信转了去阳泉市军管会了，如有锡江的事，叫我直接与阳泉市军管会联系），但是阳泉市军管会四年多来实在未有一封回信。我寄给他的信已不算少了，不知是什么意思。锡江已判刑四年多了，目前对知识分子的落实政策过程中，但不知对锡江的问题是怎样呢？我心里实在难过，再等不下去了，所以今天又来打扰首长们，在百忙中复我一封信，根据实际情况锡江能否有条件复审，重新作判处，请解答我这个问题。 + +　　我是个农村妇女，文化少，学习得不好，最遗憾的是我不会普通话，否则我就亲自前来贵院对首长们摆一摆锡江的具体情况，决心要把锡江的问题弄个清楚。如果还不解决，以后我亦准备找一个会讲普通话的人，带我去北京人民法院和有关单位，一定要把锡江的问题搞清楚，更希望首长们按照毛主席的政策办事，使锡江得到合理的处理，早日协助我解决锡江的问题，本人不胜感谢！ + +　　此致 + +　　（敬礼！） + +　　 广州市郊新滘公社琶洲大队徐锦轩上1973年8月30日 + +　　· 来源： + +　　《一份逃港“偷渡叛国”民间档案——为深圳特区30周年献祭》，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2010年9月2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9/000007.txt b/CCRD/0/8/9/0000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93a316ddd0f261b3f2fe2cab1f3c3ededd6d0e9 --- /dev/null +++ b/CCRD/0/8/9/000007.txt @@ -0,0 +1,519 @@ +# 中国科学院关于胥鸣伟“5·16”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附件） + +　　<中国科学院胥鸣伟专案组> + +　　关于胥鸣伟“5·16”反革命罪行的罪证材料 + +## 一、伙同邹协成追随戚本禹有组织有计划地反总理 + +　　（一）1966年8月，总理亲自过问科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9月7日亲临我院作了重要讲话，11月又在中南海小礼堂多次接见我院群众代表，听取各方意见，亲自发动群众，引导运动不断向前发展。 + +　　邹协成、胥鸣伟等人在11、12月间，多次在一起交流反革命观点，鼓吹反总理的反动思潮。11月28日，王桂芹等人炮制了借“梅花欢喜漫天雪”为题的大字报，明目张胆攻击总理，胥鸣伟立即为之叫好，吹捧这份大毒草“开始扭转了方向，一定会出现一个新局面”。胥鸣伟还诬蔑、攻击总理搞“议会斗争”、“运动群众”，造成科学院运动“11月低潮”。 + +## 1、大字报《梅花欢喜漫天雪》（节录） + +　　影印件原文 + +　　自总理抽出时间，召开小型辩论会，考虑解决科学院领导班子的问题以来，由于没有充分地放手发动群众，形成一大部分群众等着听传达，等着总理决定的局面，无形之中严重地束缚了群众的手脚。右倾机会主义趁此良机又活动起来，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我们应该把当前的局面和“8·25”以后出现的形势对比一下。“8·25”的高潮到来之际，保守势力和保皇势力当初也是晕了一下，立即就清醒过来，组织反扑。当时也是没有针锋相对的进行批判，也是在总理指示之后，出现很多人的等待心理，其结果是在整个9月份的低潮。这次我们有些经验了，见识过一次，从一开头就要把问题看透。把下坡路堵死，掀起一个更大的高潮。 + +　　然而，根本的问题究竟在那里呢？ + +## 2、胥鸣伟1966年12月6日写的提纲（节录）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4、《风雷激》的大字报，开始扭转了方向，一定会出现一个新局面，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 +　　（四）错误的根源……（走下去会变成工作组） + +　　1）运动群众（宫震会；富春同志信， + +　　2）上层路线 + +　　「注」《风雷激》的大字报即指王桂芹等人炮制的大字报《梅花欢喜漫天雪》 + +## 3、潘一民同志1971年2月12日的揭发（节录）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66年11月，总理在中南海小礼堂亲自主持我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辩论会。邹、胥一伙打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幌子，大肆攻击总理主持的辩论会是搞“罢官革命”、“议会斗争”，诬蔑群众推选代表参加这些会然后回来及时向全体人民传达的方式是“运动群众”，使科学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搞不起来，造成了11月份运动的低潮等等。这时我和这一伙人的接触还不算多，但上面的这些言论，我曾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地听到过，特别是胥鸣伟……几个人说得最多，我自己也参加了议论。 + +　　（二）1967年春天，戚本禹怀着反总理、阴谋篡夺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权的反革命目的，一再指使张本插手科学院运动。邹协成、胥鸣伟等人积极追随戚本禹有组织有计划地掀起反总理的恶浪。他们公开说的是反对总理联络员，背地里却叫嚷“这一仗很硬，背后是总理”，“要冒风险”。4月中旬，胥鸣伟等多次开会，策划以“提问的方式”出大字报，大造反革命舆论。在邹协成、胥鸣伟的策划和指挥下，4月20日，大毒草《来自何方？》、《十个为什么？》相继出笼，把总理亲自领导的我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形势诬蔑为“‘温’字当头”，“搞得冷冷清清”，1966年“秋冬之际”是所谓“低潮”，并蛊惑人心地提出“有一只手在按着这个盖子”，“有一股强大的阻力”，“这个手来自何方？”，“这个阻力又来自何方？”不指名的攻击总理。 + +## 4、张本笔记（1967年3月18日）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3月18日 + +　　戚关心科委情况，问最近顺利不顺利，有无困难，张身体怎样？ + +　　①…… + +　　②要关心科学院运动。 + +　　③伯达几次交代要研究科技战线知识分子政策，（摸摸情况，拿个东西出来）。 + +## 5、郭昌琪1971年10月5日写的证明材料（节录）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3月份向戚本禹汇报科委的情况，就是3月12日那一次。……戚……说：“经委将来可以不要，有个计委就行了。科委与科学院将来可能也要合并，现在科学院的运动进展迟缓，叫张本要帮助一下”。 + +　　〔注〕郭昌琪是戚本禹派驻国家科委的记者 + +## 6、王锡鹏1971年4月24日交待（节录） + +　　王锡鹏1971年4月24日交待（节录）影印件原文 + +　　（二）约4月中旬，张约我又来科委大楼他的办公室，谈话之前，有吴白卢、吴伪真等在场，张本跟我谈话时，他们都离开了。 + +　　“戚本禹很关心我们两科的运动，最近他来到了我们科委，并向我了解了你的情况。他让我过问一下科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 +　　我说，那很好，请你去科学院，我们热烈欢迎。你打算怎样过问法？张讲：“我现在一方面是科委工作很忙，腾不出手来，再说，刘西尧在你们那儿，我怎好去插手。所以，我今天请你来，我们商量一下看怎么办？”我说：刘西尧在有什么关系，你去做你的工作。接着张本让我谈了对刘西尧的看法。然后他说：“刘西尧原是科委付主任，我们比较了解，不突出政治。到二机部又成了走资派，问题一大堆，戚本禹同志连提都不提他”。“再说，将来机构精简，两科恐怕也将合并，长期留一个联络员算什么”。我说，我们平时不怎么找他。张说：“是应有一定距离，免得将来他出问题之后受牵联”。张还讲，“为了搞总理的问题，我身边现在有一支精干的队伍，如你认识的吴白卢、吴为真……。你们能否想办法，先把刘西尧轰回二机部去”。我说，这好办，我院《红联》一派正在反他，这个任务交给我，把他轰走就是了。张还说，“我们可以把反对刘西尧，作为反对总理的一环，从这儿打破一个突破口”。 + +　　我回院后，根据张本给我的反革命任务，进行了以下主要的反革命活动。 + +　　①首先，与邹协成密谋策划。我将张本谈话的主要精神转告了他。邹听后说：“看来中央文革不信任刘西尧”。我说，对，戚本禹连提都不提他。经研究，由邹协成出面，将上述意图给《红联》骨干吐露。然后，把反刘西尧作为《红联》一段时期内的中心。并准备大造声势，进行准备，适当时机召开一个大会，用重炮猛轰，将刘西尧赶走。于是，大反刘西尧的高潮在科学院出现了，“5·8”黑会也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出笼了。 + +## 7、邹协成1970年7月16日交代（节录）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在炮轰刘西尧时，有一次我对王锡鹏说刘西尧有问题，二机部在搞他，……。王锡鹏说：……最近我听说戚本禹要张本过问科学院运动。 + +## 8、胥鸣伟 1967年4月中旬的一次发言 + +　　（二机部陈金玉的记录）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胥）：研究一下布置和情况。 + +　　科委，我们接了个头，戚对张两次谈到要张直接抓文化大革命，张不抓，戚说刘在二机部还有麻烦事。还有一个，就是要张本看出问题来，她才能表态。 + +## 9、王昌衡同志1971年9月15日的揭发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67年3月底，邹协成、胥鸣伟向我们传达了戚本禹的黑指示，说“戚本禹叫张本关心一下科学院的运动”。胥鸣伟说：“戚本禹这个话大有文章，自从总理抓科学院的运动以来，你看中央文革从来就不过问一声科学院的运动”。而且胥鸣伟说“刘西尧的问题决心上马大搞”。为了把胥鸣伟抽出来专门进行这个阴谋活动的准备工作，邹协成叫我在联夺作战部参谋组的会议上不要缺席，替胥鸣伟顶住。 + +## 10、胥鸣伟在1967年4月19日会议上的发言 + +　　（高林征的记录）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1967.4.19 + +　　…… + +　　（徐明伟：（胥鸣伟）） + +　　⑤运动现三结合，干部路线上刘邓路线，批判刘邓都没开展起群众运动。戚本禹都很关心，冷冷清清同刘西尧很大关系，通过打这仗把科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11、反总理的大字报《来自何方？》原稿 + +　　影印件原文 + +　　来自何方？ + +　　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和戚本禹同志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的发表敲响了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丧钟。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全国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不斗志昂扬地投入战斗；声势之大震撼了整个世界。就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科学院却显得异常沉寂。当然也开过两次大会，然而会开完了，也就完了。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这是最大的国家大事，然而科学院似乎并未关心。回想起去年8月，一个应地所事件就把科学院的革命闯将动员了起来。今天面对着这样的大好形势，却仅吹皱了一池春水。是群众没有斗志吗？不是！群众是有斗志的，甚至有着“急躁”情绪，为科学院能否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焦虑、不安。十六条中说得好，“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我们感觉到目前科学院的运动似乎是遇着一种无形的阻力。然而阻力来自何方？我们不明白。 + +　　1月风暴以后，我院的革命派夺了张劲夫反党集团的权，这个权夺得好。然而张劲夫人还在，心不死。这个落水狗，目前还非常嚣张；不仅不低头认罪，而且摆出一付随时要翻案的面孔。张劲夫是个阴险毒辣的家伙，10个月来我们看出了这个狐狸的尾巴；这就是他的态度是科学院文化大革命的晴雨表。每当我院运动处于低潮时期，他就飞扬跋扈，故态复萌。去年秋冬之际，他不是也曾一度恢复过青春吗？张劲夫是刘邓伸向科学院的黑手。十一中全会前夕，中央开会，刘少奇还亲切地问张劲夫来了没有。应地所事件，邓小平也亲自参予。过去张劲夫有所恃而无恐，这是可以理解的。今天刘、邓的丧钟都敲响了。张劲夫失去了这把大红伞不但不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反而态度嚣张，他今天有所恃的又是什么？伞丢了，也可能拣起一个破芭蕉扇来遮遮风雨。这个破芭蕉扇又来自何方? + +　　刘、邓、彭、罗、陆、杨只只黑手伸进了科学院，而搭桥的木头，常常就是那个反党分子胡乔木。5人提纲张劲夫参加过，2月兵变也有他的份。“九机部”的阴谋，山西省的黑窝。早在芦山会议时，张劲夫就为反党集团准备过炮弹。这一切一切多么触目惊心。每一个革命派的战士看到这一情况，无不摩拳擦掌，这个盖子一定要揭开。然而似乎“有一只手在按着这个盖子，唯恐盖子一开，炸坏了他自己的黑手。这个手来自何方？”有一股强大的阻力，这个阻力又来自何方？ + +　　这些现在看来都是谜，然而谜总会揭开的。 + +　　 红联 数学所火炬大队〈一、二、三〉战斗组4月20日 + +## 12、《来自何方？》执笔人许国志同志1970年5月9日揭发（节录） + +　　《来自何方》执笔人许国志同志1970年5月9日揭发（节录） + +　　影印件原文 + +　　在魏权令第二次向我交待大字报的内容时，把问题说得那样严重，到了67年4月，还有一股保张劲夫的势力，科学院的阶级斗争盖子还没有揭开。而且他也说了“这一仗很硬，刘西尧是总理联络员，背后有总理。”我就觉得矛头是要指向总理。当时我把我打算引用的《十六条》中有关阻力的那半句话指给他看，那句话的后半段是说阻力来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借以影射总理。我问他引用那半句话合适不合适，他看了一下，点头同意。我当时就按照他说的内容起草了大字报《来自何方？》，在这里我画龙点睛地把三个来自何方恶毒地指向总理。我当时就觉得魏对我交待的内容很具体，但为什么突然要写这样一张大字报的意图，却含含糊糊，只说我们研究过，你写，不要怕，我们负责。究竟你们是否要把矛头指向总理，看了草稿后，你们自己决定。魏看了第二个草稿，点头笑了，很满意。这样，这个大毒草《来自何方？》就定稿出笼了。 + +　　 许国志 + +## 70年5月9日 + +## 13、魏权龄同志1971年6月5日的揭发（节录）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由邹、胥一伙亲自布置我而出笼的大毒草《来自何方》是他们一伙炮打周总理阴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67年4月17日，数学所425房间具体策划所谓“炮轰刘西尧”问题黑会上，“516”骨干分子胥鸣伟就说过：“这一仗很硬，背后是总理”。“这一仗和打张劲夫那一仗不一样，这一仗要冒风险的。” + +## 14、大字报《十个为什么》？抄件（节录） + +　　［注］此系大字报贴出后，半导体所曹健同志抄在他的笔记上的抄件。 + +　　影印件原文 + +## 10个为什么？ + +　　每一个真正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科学院的命运，真正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同志，都在思考着这么一个问题：科学院的运动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科学院的运动究竟怎样往下搞？ + +　　有几个问题我们是不能不提出来的： + +　　（1）为什么科学院目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要深入下去困难很多？我院运动的阻力究竟来自何方？ + +　　（2）我院的运动一直比较“温”，自去年11月份以来，就很少出现去年8月份为“应地所事件”翻案时那样生动活泼的局面。“温”字当头，归根结底就是没有发扬革命造反精神，究竟是什么力量压抑了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 + +## 15、朱振和同志1970年3月6日揭发（节录） + +　　影印件原文 + +　　4月17日或18日，胥鸣伟、王昌衡、高鹏等曾和我谈起要准备一些大字报，在情况调查得差不多了的时候贴出去，造造舆论。要出一张提几个为什么的大字报，还要出一些批判和揭露刘西尧问题的大字报。 + +　　（三）1967年4月27日，周总理针对邹、胥一伙的活动严肃指出：“开我联络员的会为什么不告诉我？告诉他们不要开。以后有功夫谈了再说。”当晚，胥鸣伟召集会议疯狂对抗和攻击总理指示。他们叫嚣：“怕什么？干！”“总理说有工夫接见，什么是有工夫，你搞得厉害了就有工夫了。”胥鸣伟在做结论时竭力进行煽动，说什么“要加强坚定性”，“不能见风吹草动就如何”，并决定照样开总理联络员的会。 + +　　4月底、5月初，邹、胥一伙进一步对抗总理指示，同科技大学一些人频繁串连，按照周景芳的黑指示，策划把反对总理联络员的活动搞到社会上去。4月30日，抛出经邹协成、胥鸣伟修改定稿的《关于我院目前运动的严正声明》，扬言他们反对总理联络员的活动是所谓“总攻击战中的一环”，叫嚷要挖出“埋在毛主席革命司令部里的”“定时炸弹”，猖狂反总理。胥鸣伟等人还同科技大学一些人经过一系列的紧张策划，采取欺骗手段，于5月8日召开了大会。会上的发言，针对周总理4月30日关于联络员在科学院是支持革命造反派的指示，攻击总理联络员“在科学院不是支持造反派”，是“变相工作组”，是“黑爪牙”，“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公然把反革命矛头指向总理。 + +　　5月26日，总理在接见我院“联夺”勤务组和部分革命干部时，对邹、胥一伙散布的“议会斗争”、“冷冷清清”、“变相工作组”、“执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等等谬论逐一驳斥，并严肃批评：简直不符合实际嘛，无论如何不能同意。但胥鸣伟贼心不死，又炮制了“5·30大会”的发言，猖狂对抗总理的批评，并针锋相对地继续攻击总理联络员“绝不是真正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滚出科学院”。 + +## 16、1967年4月27日总理作了指示。当晚，胥鸣伟召开会议，对抗和攻击总理指示。 + +　　下面是刘雪光的记录（节录） + +　　影印件原文 + +　　徐明玮：（胥鸣伟） + +　　今晨3点总理秘书来电与王锡鹏三点指示。 + +　　…… + +　　徐（胥）：我们对科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负有什么责任？坚定性如何？不能见风吹草动如何？1·21后整风反私字有成绩，但解决两条道路斗争，思想问题没解决。 + +　　［注］胥鸣伟讲的“今晨3点总理秘书来电与王锡鹏三点指示”，即指总理秘书传达的总理关于“开我联络员的会为什么不告诉我？告诉他们不要开。以后有功夫谈了再说”等指示。 + +　　胥鸣伟召开的这个会议就是专门研究对抗和攻击总理指示的。 + +## 17、胥鸣伟等人在4月27日会议上的发言 + +　　（唐济泉的记录）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4·27 + +　　计（划局）院部：搞刘西尧要搞就坚决稿，政治上不能软弱，要么就不搞。下决心搞就搞到底。……总理说有工夫就接见，什么是有工夫，你搞的厉害了就有工夫了。 + +　　XX：干个红5月，干漂亮点，纪念7·30。 + +　　…… + +　　胥：我们的每个战士对科院的运动负什么责任，要不要革命的坚定性。 + +　　①红联软弱无力 + +　　②要搞起来 + +　　海报： + +　　定于今晚7点在物理所进行革命串联，请二机部的革命造反派介绍刘西尧的情况，欢迎革命同志参加。 + +　　（数、物、声、原部分革命同志） + +　　［注］在这个会议上，胥鸣伟等人决定对抗总理指示，4月28日照样开搞总理联络员的会议，会上草拟了《海报》稿。 + +## 18、狄昂照同志的日记（1967年4月29日）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下午到物理所和科大的人会谈，科大的人决定5月份大搞刘西尧问题，就象搞余秋里似地搞。 + +## 19、陶荣甲在5·3串联会上传达周景芳的黑指示 + +　　（（张关富的记录）） + +　　影印件原文 + +　　（科技东方红：） + +　　要长远的考虑，科技界的运动落后于全国，科技界刘邓的黑手要挖出来。红代会内部召开会，把了解情况作了介绍。周金方（景芳）同志（哲社部）我们把情况汇报一下，问题严重，要我们快汇报上去。 + +　　把我们情况向戚本禹同志汇报。 + +　　［注］发言人是陶荣甲 + +## 20、陶荣甲在5·3串联会上传达周景芳的黑指示 + +　　（在屈金起笔记上张伦作的记录）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红代会科大东方红：） + +　　…… + +　　（现在关键是科技界的造反派要联合起来。红代会要内部召开一个会把我们了解的情况向他们做汇报。） + +　　昨天已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付组长周景芳同志汇报了，他是中央文革的全权代表，说要把情况讲给戚本禹。要把材料赶快送上来。 + +　　［注］发言人是陶荣甲 + +## 21《关于我院目前运动的严正声明》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二、…… + +　　但是，科学院这个阶段的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戚本禹同志的文章发表之后，全国掀起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与我们近在咫尺的高等院校极为活跃的情况对比一下，看看我们科学院，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的深思吗？我们必须冲破一切束缚，砸烂一切精神枷锁，打倒奴隶主权，横扫一切暮气，让“斗批散”和“斗批走”的思想见它的鬼去，从基层在思想上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大长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的精神，热烈地参战！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 +　　…… + +　　四、…… + +　　刘西尧的问题不但与二机部，而且与科学院有直接关系。在彻底捣毁刘邓黑司令部，坚决斩断刘邓黑司令部伸向各个部门的黑手的总攻击战中，无产阶级革命派与刘西尧的斗争同样是整个总攻击战中的一环，完完全全符合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挖出刘邓埋在毛主席革命司令部里的所有定时炸弹，揪出刘邓的一切黑爪牙，是我们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容推卸的责任，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负责，是对祖国千秋万代的红色政权负责。 + +## 22、王昌衡同志1970年12月的揭发（节录） + +　　影印件原文 + +　　“4·30声明”出笼之前在物理所5楼会议室召开了一个《红联》勤务组会议，由胥鸣伟主持。在会上讨论了所谓的“三条界线”，并决定写一个“全面的政策性的声明”，这就是王昌衡执笔的“4·30声明”。在“4·30声明”中，提出所谓“要挖出埋藏在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定时炸弹”，矛头是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在王昌衡起草这个声明之前，邹协成曾说：“戚本禹发表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是一个全国向刘邓司令部发动总攻击的讯号，我们的行动是这场总攻击战中间的一个组成部分。”王昌衡起草完“4·30声明”以后，把稿子交给了邹协成、胥鸣伟来修改、定稿，并在《红旗评论》上面抛出来。 + +　　［注］“4·30声明”即指《关于我院目前运动的严正声明》。 + +## 23、乔阿光同志1971年8月4日的揭发（节录）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②对“踢开绊脚石，解放科学院”，“斩断刘邓伸向科学院的黑手”，胥鸣伟作过解释，明确指出是指的总理。他讲刘少奇通过张劲夫，总理通过联络员是一样的。…… + +　　③“挖掉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这句话我是听胥鸣伟讲的……他明确讲过是指总理。 + +## 24、胥鸣伟炮制的1967年5月30日大会发言稿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 + +　　所有这一切，再一次雄辩地说明，刘西尧在科学院绝不是真正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 +## 二、组织和指挥抢劫党和国家机密文件材料，并用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 +　　（（一）1966年底、1967年初，王、关、戚之流疯狂煽动“上揪”，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 +　　邹协成、胥鸣伟等人出于反革命目的，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作准备，于1967年1月5日，决定“派人去清理机要室，接管机要室”。1月6、7日，邹协成、胥鸣伟对抗中央《9·8规定》，蒙蔽不明真相的群众，亲自组织和指挥抢劫了党和国家大量的机密文件材料。 + +## 25、於坤瑞笔记（1967年1月5日）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红旗联络站派人去清理机要室，接管机要室 + +## 26、1967年1月6日胥鸣伟等抢走“中国科学院党组会议记录本”等材料时留下的收条两张 + +## 27、1967年1月6日下午，胥鸣伟写给於坤瑞的一张条子，指挥抢劫机要室的行动 + +　　影印件原文 + +　　（於：） + +　　是否注意如下问题： + +　　1、李克办公室的接管问题？ + +　　2、如何与造反的秘书相结合。 + +　　3、是否找一、二个机要秘书回联络站。 + +　　4、机要室处理。 + +　　5、现场保卫工作。 + +## 28、1月7日下午，由胥鸣伟主持召开“行动（指挥部）会”，研究进一步抢机要室材料 + +　　（於坤瑞的记录）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胥鸣伟：） + +　　1、材料怎样处理，别的造反组织来要怎么办， + +　　2、审问 + +　　3、下一步行动，机要室材料。 + +　　29、1月7日会后，胥鸣伟又率众冲进院机要室，抢走由总理联络员封存的装有《中共中央文件》等党和国家大量机密文件材料的两个保险柜。右边是胥鸣伟在抢走保险柜时逼迫机要秘书交出保险柜钥匙的证据。 + +## 30、原机要秘书李克同志1970年2月21日的揭发 + +　　李克同志1970年2月21日的揭发影印件原文 + +　　1967年1月6日晚饭前，几个自称造反团的人找到我家，要我立即到院部。到院部后，很快去了很多人，其中不少人向我喊：“你知道不知道，现在的精神是上揪！”胥鸣伟带头给我念戚本禹的一个讲话，和一篇报纸上的文章的某些段落。他们要我把所有刘邓司令部的材料都交出来。我说这样做是违反机要工作纪律的，也是违反中央规定的，并说中央的通知就贴在机要室的门上。他们说：“那都是老框框！”他们说：“七机部的保险柜都砸开了，你这里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在胥带头下一次又一次地说：“材料我们拿定了，你给也拿，不给也拿！”有人说：“你算什么东西，你能看的东西，我们还不能看！”我说，这事一定要请示总理联络员。胥说：“你这个人框框怎么这样多！”很多人说：“联络员管不着这事！”他们要进入机要室，我说：“不经总理联络员批准，谁也不能进入机要室。”几个人上来抢钥匙，我挣脱，邹协成上来在胥帮助下，把我的双手反剪起来，按在墙上，几个人搜我的衣裤口袋，抢走了全部钥匙，打开了机要办公室的门。邹一进门就说：“我们闯进机要室来了，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吧！” + +　　（1967年1月7日下午下班前，很多人突然到机要人员学习的房子里，胥鸣伟等几个人趁我的办公室开着门自己进去了。胥带领很多人把我围在我的办公桌旁，要我交出所有的钥匙（包括保险柜、办公室门、办公桌的钥匙）。我说，这要报告中央办公厅和总理值班室。他们把住了电话机，不准我动。我坚持要找总理联络员，胥说：“和联络员见面这条路堵死了。”他还说：“我们走了以后，你愿意找谁就找谁，我们在这儿时可不行。”他们说，你昨天晚上已经知道了，给我们也得给，不给也得给。他们拿到钥匙后，又要保险柜号码，我未告诉他们，我听到有人说要抬保险柜，我说，机要室的保险柜怎么能弄走呢！况且是总理联络员加封的更不能动。他们把我围得更紧了，不准我站起来，并说，“绝不动保险柜。”但人群散开时，我管的那个保险柜不见了。） + +　　 李克1970年2月21日 + +## （二）邹协成、胥鸣伟等人利用抢到的材料，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 +　　1967年1月12日，戚本禹指使张本出面联合科学院召开科技界万人大会，阴谋利用全盘否定《科研工作十四条》，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胥鸣伟按照戚本禹把“发言准备好”的旨意，伙同邹协成等人，利用抢来的材料，歪曲事实，炮制了发言稿《彻底粉碎刘邓路线》。他们明明知道《十四条》是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的，却诬蔑为“刘邓黑司令部的货色”是“修正主义纲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 +## 31、於坤瑞同志1970年5月19日的揭发 + +　　影印件原文 + +　　1967年1月，潘一民和我去找了国家科委的吴白芦（音）。吴白芦说：“戚本禹最近跟张本说，要张本过问一下科学院的运动。戚还说：‘我们跟王锡鹏联系少了。我们还是很关心的。’（按：这句话大意如此）戚本禹还说打算在1月份开一个科技界批判刘邓路线的大会。” + +　　 於坤瑞1970.5.19 + +## 32、於坤瑞的记录（1967年1月13日）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胥鸣伟：18日 科技设计单位联络站 三司 科委 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开会，戚本禹（发言准备好） + +## 33、王昌衡同志 1971年9月15日的揭发 + +　　影印件原文 + +　　邹协成、胥鸣伟不但策划了抢在总理接见之前私自启封保险柜的行动，而且在打开了由总理联络员亲自加封的保险柜之后，还利用中央讨论《十四条》的绝密文件上，在433房间里指使黄绮和乔阿光整了总理和康老的黑材料，邹协成、胥鸣伟蓄意把《十四条》打成“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要我写在“彻底粉碎刘、邓路线”的那篇黑文上，而且在111房间里和我一起攻击总理。说总理在讨论《十四条》的中央会议上的讲话是“不怎么样”。 + +　　 王昌衡71.9.15 + +## 34、王昌衡执笔、邹协成、胥鸣伟审定的发言稿 + +　　《彻底粉碎刘邓路线》（节录） + +　　［注］此发言稿原准备在戚本禹指使张本等人策划的科技界万人大会上发言，后改为书面发言，在“1·25”大会上广为散发。 + +　　影印件原文 + +　　（节录） + +　　彻底粉碎刘邓路线 + +　　科学技术界的革命造反者们！ + +　　红卫兵革命造反战士们！ + +　　战友们！同志们！ + +　　…… + +　　（1）关于“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 + +　　《十四条》是科学技术界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集中反映，是刘邓黑司令部的货色。按照《十四条》的精神，科学院搞了一个《七十二条》，具体地贯彻了这个修正主义纲领，而且对整个科学技术界带来十分恶劣的影响。 + +　　《十四条》和《七十二条》取消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取消政治思想工作，抹杀阶级斗争，实行专家路线，扼杀群众运动，实行等级制度，大搞名利地位和物质刺激，为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泛滥打开了大门。《十四条》和《七十二条》针对着科学事业的大跃进进行攻击，是刘少奇的所谓“纠偏”的产物。 + +　　《十四条》的产生，从一开始就和旧中宣部这个阎王殿的陆定一、周扬、于光远等黑帮分子的活动分不开。在关于《十四条》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中，“双百方针”的一段就是阎王殿的龚育之根据陆定一的多次讲话写成的，强调什么“不戴帽子”、“不贴标签”，实际上是大搞自由化；其中关于红专问题的一段，是于光远和张劲夫等人拼凑出来的，根本不提毛泽东思想，不提政治挂帅，却大谈什么“红的初步要求”，降低对知识分子履行的要求。 + +　　1961年7月份，毛主席不在北京，刘少奇和邓小平就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十四条》。刘邓极力在会上吹捧这个修正主义纲领。 + +　　…… + +　　 中共科学院《红旗联络站》1967年1月22日 + +## 三、对抗总理指示，炮制所谓大批判纲领，竭力煽动全盘否定《科研工作十四条》，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总理多次指出：《十四条》在历史上起过作用，基本方向是对的，要一分为二，不能全盘否定。胥鸣伟却顽固对抗总理指示，于1967年6月1日至6日，多次召开会议，煽动全盘否定《十四条》。在这些会上，他们叫嚷：“批判有阻力，聂总讲过，说《十四条》毛主席看过，要对《十四条》一分为二，一些同志不敢批判”。胥鸣伟在这些会上大肆煽动，诬蔑、攻击《十四条》是修正主义科研路线，扬言“批《十四条》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并别有用心地说：“聂总从积极方面讲的比较多，中央首长比较肯定”，蓄意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胥鸣伟还一手炮制了“以彻底批判《十四条》为主体”的所谓大批判纲领，策划组织《彻底批判科研十四条联络站》，有组织地大搞全盘否定《十四条》的活动，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 +　　在这些会上，胥鸣伟等人又策划大树政治骗子陈伯达，决定为他出专辑，发社论，树碑立传。 + +## 35、1967年6月1日，胥鸣伟主持会议，“座谈大批判”。 + +　　（赵永才的记录）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 + +　　但批判有阻力，聂总讲过，说十四条毛主席看过；要对十四条一分为二，一些同志不敢批判。 + +　　…… + +　　聂总讲过话。不要有顾虑。 + +　　…… + +　　胥：要特别堵塞科技界的复辟道路 + +　　目前要（有）恢复旧秩序的危险，对有恢复旧秩序的要破。 + +## 36、1967年6月2日胥鸣伟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的记录 + +　　（孙玉金的记录）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科学界的伯达，以及科学院好干部要树起来， + +　　干部问题 + +　　60年去苏，61年14条 + +　　62年广州会议。 + +　　…… + +　　运动中以后的阶级路线 + +　　（中心工作：） + +　　① 14条 + +　　② 干部问题 + +　　③ 机构改革 + +　　三阶段、高潮 + +## …… + +　　组织红线：向科技界的旗手伯达同志致敬在第一期红旗评论上发表 + +　　公布伯达同志过去年指示 + +　　战略阶段： + +　　一、十四条（修正主义科研路线） + +　　…… + +## 37、1967年6月3日胥鸣伟在他主持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 +　　（王昌衡的记录）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主席：展开大批判，分为三个部分： + +　　…… + +　　（Ⅱ）主体。狠抓《十四条》的批判，批判科学规划，七十二条等等，批判广州会议，全面开展对于科研路线中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 + +　　…… + +　　［注］这次会议主席是胥鸣伟 + +## 38、1967年6月6日，胥鸣伟在他主持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 +　　（吴勉的记录）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第二步，搞整个修正主义科研路线，实际上是路线斗争。14条和72条。过去对14条不敢摸，主要是聂总从积极方面讲的比较多。中央首长比较背定。 + +## 39、1967年6月，胥鸣伟起草的《对我院当前开展的大批判运动的几点意见》节录（抄件） + +　　我们认为这场大批判运动应该有3个阶段 + +　　（一）发动群众，发动革命干部，揭开17年来阶级斗争盖子，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　　（二）抓住两条路线斗争，狠批修正主义科研路线。《十四条》是刘邓主持通过的，《七十二条》等条例都是由《十四条》派生出来的修正主义货色。它对整个科技界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批判《十四条》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 +　　（围绕《十四条》，什么赴苏考察、广州会议、神仙会是一系列的舆论组织准备。） + +　　（三）彻底摧毁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9/000008.txt b/CCRD/0/8/9/0000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f92205cc7a3a60424589d86ac520e6b7e9c77ce --- /dev/null +++ b/CCRD/0/8/9/000008.txt @@ -0,0 +1,11 @@ +# 罗瑞卿恳求解除关押给毛泽东的信（要点） + +　　<罗瑞卿> + +## 〖罗瑞卿，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文革刚开始即被中央定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头目打倒。〗 + +　　信中说，我现在满身是病，两腿伤残，恳求主席和党解除对我的关押，给我一定限度的自由。 + +　　· 来源： +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9/000009.txt b/CCRD/0/8/9/0000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e02a311155e32dd836e913d9a73cca287eae5fe --- /dev/null +++ b/CCRD/0/8/9/000009.txt @@ -0,0 +1,819 @@ +# 中国科学院关于王锡鹏“5·16”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附件） + +　　<中国科学院王锡鹏专案组> + +## 一、王锡鹏自1966年就开始投靠陈伯达、戚本禹，以后又积极追随他们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 + +　　王锡鹏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思想和行动，自1966年即已开始。 + +　　自1966年8月周总理过问和领导科学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后，王锡鹏就对总理心怀不满。于大勇等人要贴反总理的大字报，王锡鹏表示与他们有“一致的看法”，实际上是支持他们的行动，但自己却不露头，以进一步窥测方向。11月初，王锡鹏担任《中国科学院全国红色革命造反司令部》筹备组组长，参加《全红》筹备会，会上有人公然攻击总理，会后发表了影射攻击总理的《全红宣言》。王锡鹏对宣言作了审定，同意宣言的内容，只是对发表宣言的时间有不同的看法。但当宣言发表后，遭到群众反对，王马上又变了一副面孔，居然发表了一个未参加《全红》、未参与《全红》任何活动的声明，欺骗领导，蒙蔽群众。11月25日，王锡鹏参加了一个“形势分析会”，会上也有人攻击总理，王锡鹏又表示支持。这次形势分析会上的反动观点就形成了11月28日出笼的臭名昭著的大字报《梅花欢喜漫天雪》。后来王锡鹏又以种种理由否认此事。但是，事实俱在，证据确凿。下面的材料，证实王锡鹏在1966年就支持和参与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活动，揭露了王锡鹏反革命两面派的面目。 + +## 1、1966年11月10日《全国红色革命造反司令部》筹备会邱海平的记录，会上有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言论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朋：在发宣言问题上，在张的解决之后发更好。 + +　　（……） + +　　冯：……3个月来随着联络员，等总理，不搞群众运动，是阻力。你联络员是工作组，是群众运动还是总理运动。要相信群众，发动群众。 + +　　注：“朋”即王锡鹏。所说“宣言”即“全红宣言”。“张的解决之后”指张劲夫的问题解决之后。 + +## 2、陈茂琪同志揭发王锡鹏参加有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全红》筹备会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由邱海平、王洪标在力学所四楼一间小房子里召开成立《全红》的第一次筹备会，参加人数十六、七人左右，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因我第一次接触这些人只能认识科仪厂孟述。王锡鹏参加了这次会。……这个会主要谈到以下几点： + +　　1、由邱海平谈谈为什么要组织全红这个组织，是因为造反团的头头柳崇相执行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张劲夫是明打暗保，同时柳崇相是跟总理联络员跑的，什么事情都得要总理联络员点头。实际上总理联络员是柳崇相的后台。会上邱海平等人提出：周总理9·7讲话是和稀泥，用生产压革命等。 + +　　2、成立了全红，我们第一件事把张劲夫伪造中央文件这个材料搞到手。王洪标插话说：我们就掌握了炮弹。孟述说：张劲夫是有后台的，聂荣臻就是后台，……王洪标说：一定要把第一手材料搞到手。邱海平说搞院部机要室把材料弄出来。孟述插（话）说：搞聂总困难，就先从他的秘书开刀，通过秘书搞张劲夫的汇报记录搞出来，搞聂总就好办了。这时有个人（不知姓名）插了一句话：然后再往上搞。 + +　　最后，邱海平说：咱们筹备会得选一个组长，我看王锡鹏担任组长，当时王锡鹏说我不行。最后，大家同意了王锡鹏担任筹备组组长。 + +## 3、于大勇关于王锡鹏支持反无产阶级司令部活动的揭发 + +　　66年10月，在王锡鹏家，我，XXX、XX找王锡鹏串连，给总理贴大字报事。 + +　　我对王锡鹏系统攻击“9·7”讲话之后，我，XXX，XX要王锡鹏参加我们战斗队，给总理贴大字报。 + +　　王锡鹏讲： + +　　1、我对总理“9·7”讲话也有和于大勇有些一致的看法，总理这次讲话没支持造反派，“串连队”很高兴，张劲夫看样子还很难打倒。 + +　　2、虽然总理“9·7”讲话给我平了反，但我并未真正平反，好多人还拿我当反革命，和你们组织起来，给总理贴大字报不方便，不参加好。 + +　　 1970.7.7 + +　　注：于大勇找王锡鹏串连，交流反总理的反动观点、贴反总理的大字报问题，她在1968年8月和1969年1月就有过揭发，而且，于大勇在当时与其他人串连反总理的活动也都得到证实。 + +## 4、罗正纪同志笔记证实“11.25”会上有人发言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 +## 革命造反大队会议 11.25 + +　　贾维义： + +## 一、总理运动群众→开大会 + +　　↘群众等待 + +　　…… + +　　注：1966年11月25日，由邹协成、王昌衡等人策划，串通王锡鹏、邱海平等人，用“物理所造反大队”名义，在物理所召开所谓“形势分析会”，会上以谈形势为幌子，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对科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并于11月28日抛出“梅花欢喜漫天雪”的大字报，明目张胆地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 +## 5、王昌衡同志关于王锡鹏参加“11·25”会支持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揭发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11·25晚上的会议有王锡鹏、邹协成、邱海平、王洪标等参加，这些人是在策划的时候决定通知他们来参加的。……按照我们事先的策划，召开了“11·25”晚上的“讨论会”。在会上发言的有贾惟义、王洪标、张元生、王昌衡、王锡鹏、邹协成等人，贾惟义的发言是很系统的攻击总理的发言，与《梅花》后来的反动观点大同小异，系统地攻击了总理对科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王昌衡的发言把后来出笼的大毒草《梅花》中的主要反动观点都讲了，“对比9月份出现的低潮，分析、估计了现在出现的低潮”，攻击“两次低潮”都是由于总理的直接过问而引起的，攻击总理召集中南海小礼堂会议由于“没有发动群众，没有抓路线斗争，搞调和、折衷”，因而“使保守势力、保皇势力聚集了力量向造反派进行反扑”，…… + +　　王锡鹏发言开始是说：“今天的讨论会开得很好，大家思想很活跃，这样的会要多开、经常开。”王锡鹏同意“9月份和11月份两次低潮”的所谓“分析”。 + +　　注：关于王锡鹏支持会上的发言和对“形势”的分析，除王昌衡的揭发外，还有邹协成、罗正纪、朱振和等人证实。王锡鹏本人也曾供认。 + +　　王锡鹏投靠陈伯达、戚本禹，也是从1966年即已开始。 + +　　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初，原是陈伯达批准张劲夫镇压群众运动，把王锡鹏等人打成反革命，但1966年7月30日大会上，陈伯达摇身一变，竟然拉王锡鹏上台控诉资反路线，以资笼络，而且指使学部林聿时、吴传启等一小撮为王锡鹏捧场，企图“抢旗子，捞资本”。而王锡鹏也就对之感恩戴德，尾随不舍。1967年1月，戚本禹就向张本表示了他对王锡鹏的“关心”，并指使张本“联合科学院”，召开科技界万人大会，企图借此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阴谋破产之后，王锡鹏仍不思悔改，继续追随戚本禹，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对科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郭昌褀证实戚本禹要张本“关心科学院运动”的黑指示是经他向张本传达的；王锡鹏也曾供认张本向他传达的阴谋反总理的所谓“中央文革（指陈伯达、王、关、戚）部署”来自戚本禹。芦XX揭发王锡鹏在反总理的阴谋活动中决心“跟中央文革走”， 王锡鹏对此也曾供认不讳；王锡鹏的行动也证实了他是暗中追随陈伯达、戚本禹，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戚本禹的秘书程理嘉的揭发，进一步证实戚本禹在科技界策划的反总理的阴谋，王锡鹏和张本是互相配合和联系的。 + +　　陈伯达与王锡鹏之间也有着不可告人的勾搭。陈伯达曾多次打电话指名找王锡鹏通话，即使王锡鹏不在，也一定要想法找到，而不要总理联络员接电话。他们这种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行为，证明了他们干的是见不得人的勾当。 + +## 6、吴白芦关于戚本禹拉王锡鹏在1966年“7·30”大会上发言的证明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7·30大会那天，我坐在大会堂小礼堂，会的中间（当时正是反革命张本在发言），一个人来到小礼堂门口高叫：“王锡鹏，科学院的王锡鹏在哪里？”坐在我后面的一个头发蓬松的人站起来，走到门口，来人对他说：“大会主席叫你到大会上去发言！”王锡鹏就哭哭啼啼地和来人走出去。我当时也想在大会上发言，揭发韩光、赵石英。我即追上去，对来人说：你是大会主席团的吗？我要求在大会上发言，揭发韩光。那人说：“我是中央文革的戚本禹，你要发言，得要递条子，执行主席同意才能发。”…… + +　　当我跟他们走到大会堂门口时，戚本禹回头对王锡鹏说：“你的问题我们调查过了，你们怎么把保险柜也打开了，怎么搞的！”王锡鹏低头不语。戚本禹又说：“现在你快考虑一下，上台去揭发张劲夫，是他把你打成反革命的！”接着，戚就领着王锡鹏向大会主席台走去了。 + +　　 1971.6.28 + +## 7、王树人同志关于王锡鹏要求与戚本禹联系的揭发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1966年7月31日上午，在学部大蓆棚主席台上，在反革命野心家周景芳接待王锡鹏和其爱人（他们是来学部请求继续支持的）时，我见到王锡鹏及其爱人，…… + +　　1966年8月初的一天下午，在学部当时的“文革办公室”，碰到陈筠泉接待王锡鹏，王锡鹏当时提出要见戚本禹（或者是要与戚联系），我记得陈筠泉当时曾答应王锡鹏，可以帮助联系，要他等候通知。…… + +　　 1970.8.31 + +## 8、蒙登进关于王、关、戚指使学部一些人支持王锡鹏的证明 + +　　在那天晚上的大会进行过程中，我们看到林聿时从主席台上上下下，同吴传启联系，把王、关、戚的指示传下来。当时我们不知道其底细。是在1966年9月6日王树人出来反潘、吴后，吴传启发牢骚说：王树人反起我们来了，他的政治资本是我们给他的，在7月30日大会上，是我们叫他代表哲学所去发言的，在发言稿上原先是没有支持王锡鹏的内容，是那天晚上林聿时从台上下来说关锋他们要加上去的，周景芳也曾讲过类似的话。 + +　　注：蒙登进是学部“联队”核心组成员。 + +　　“那天晚上”指1966年7月30日晚上。 + +## 9、周云之关于王、关、戚在“7·30”大会上的阴谋活动的证明 + +　　66年6月初左右，有几个人（有一个女的）到学部来找潘梓年，是我和陈筠泉在《哲学研究》编辑部跟他们谈的，他们主要反映了一些王锡鹏造了院党委的反后，被批、斗的情况，接着就到处抓支持王锡鹏的一些群众，他们几个人是开车跑出来的等等，当时我们答应向潘梓年反映，他们走后，我和陈筠泉就整理了一个记录交给林、吴向戚本禹反映的，我亦把情况告诉了潘梓年。当时潘、吴、林在戚本禹的指使下准备支持王锡鹏，可以抢旗子，捞资本。 + +　　到66年7月底中央文革在人大会堂开万人大会，我只听林、吴说，关锋、戚本禹说中央文革要利用这个大会由学部来“推动”科学院的运动等。事实上由王树人在大会上支持王锡鹏，是林、吴和关、戚他们事先策划的，他们知道陈伯达是支持王锡鹏的，所以在大会上林、吴还一直是台上、台下的忙着搞王树人的这个发言。目的就是为了插手科学院的运动，把王锡鹏拉过来。…… + +　　大约在66年8月科学院要开大会批斗张劲夫，记得是给哲学所寄来的参加会议的票，林吴他们让王树人和金吾伦（去）的，我听金吾论说过这次会上两派斗争还是很激烈等，王树人和金吾伦还上了主席台等。当时林、吴、潘的观点还是想通过支持王锡鹏来插手科学院的运动。 + +　　 1970.8.31 + +## 10、张本1967年3月18日笔记记载了戚本禹的黑指示 + +　　3月18日 + +　　戚关心科委■■问最近顺利不顺利，有无困难，张身体怎样？ + +　　①■■■，把他定死，将来好翻案。 + +　　报告■■■■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 + +　　②要关心科学院的运动。 + +　　③伯达几次交代要研究科技战线知识分子政策，（摸摸情况，拿个东西出来）。 + +## 11、原国家科委陈XX同志笔记记载张本按照戚本禹黑指示阴谋篡夺对科学院运动的领导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21／III 上午9时半 调查组会 + +　　张本同志： + +　　本禹同志说叫我抓一抓科学院的运动。 + +　　运动可以关心一下。工作马上管起来有困难。 + +　　……我们先派一个调查组。比较主动些。 + +　　注：从这份记录中可以看出，戚本禹对张本作了黑指示后，张本随即采取了行动。 + +## 12、郭昌祺关于向张本传达戚本禹黑指示的证明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于3月12日下午四时许，戚贼在他的住室里接见了我们。……戚说：“不要往外讲，当前就是反二月逆流……。”“总理在二月逆流中也有错误，也是沾边的。开始反二月逆流时，态度并不坚决”……。戚贼说：“告诉张本，科委和科学院将来可能合并，现在科学院运动进展迟缓，叫科委抽点力量去帮一帮；还要叫科委带头，让张本出面，把各委的造反派力量组织起来；……” + +　　67年3月14、5日（左右），我到科委向张本传达了戚本禹在3月12日接见我和袁光强时有关科委运动的三点黑指示，…… + +　　 1971年3月16日 + +　　注：郭昌祺向张本等人传达的戚本禹的黑指示，科委其他人的笔记也有记载。 + +## 13、芦XX证实戚本禹的反革命部署和王锡鹏与张本的勾结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陈大伦对XXX说，最近中央文革（指王、关、戚）要部署在科学院先组织“炮轰刘西尧”，然后再“炮轰聂荣臻”的部署，……总理是他们的后台。科学院运动是总理推行他的路线最典型的“样板”。……科学院大联委，总理就是通过刘、聂操纵，完全按照总理的企图搞，不听中央文革（指王、关、戚）的话，真正的“造反派”起（不）来。 + +　　但是最近科学院大联委有分化，不久就可以拉出一支队伍，王某某这个人不错（注：名字记不住了。这个人就是1969年1月选九大代表时，国务院口候选提名第十一、二个人），表示要跟中央文革走（即王、关、戚），与张本一个观点，张本支持他……。王某某出来后，在张本的支持下，就可以采取先炮轰刘西尧，后炮轰聂荣臻了。科学院不把刘西尧赶跑，盖子就揭不开。…… + +　　 1971.2.11 + +　　注：芦XX是国家经委工作人员，他并不认识王锡鹏，他揭发问题时，也不知道王锡鹏受审查。这个材料是芦在揭发其他人的问题时写的。 + +　　材料中的注文是原有的。 + +## 14、原戚本禹的秘书程理嘉证实张本与王锡鹏的相互勾结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1967年春天和春夏间，当时戚本禹及其在科技界的黑爪牙掀起了一股反总理的逆流，从各方面搜集总理的黑材料（包括总理的讲话、指示等），攻击总理参加过的会议，并通过反总理联络员来反总理。…… + +　　X X X + +　　各种内部简报的报道材料表明：科学院王锡鹏等人的活动和张本控制下的科委机关的活动，是互相配合和联系的。 + +　　1971.12.1 + +## 15、郭汉彬同志揭发陈伯达指名找王锡鹏通电话的情况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陈伯达曾多次指名找王锡鹏，据我回忆，比较准确的就有三次： + +　　一次大约在68年11月间，陈伯达的秘书（姓王）用保密电话来找王锡鹏，我告诉他：我是刘西尧同志的秘书，王锡鹏在小院办公，是不是一定要找他。王秘书说：要找他。我告诉了王锡鹏的电话号码给他。…… + +　　一次大约是69年5、6月份，陈伯达的王秘书用保密电话来找王锡鹏，说首长要找他讲话，我告诉他，王锡鹏不在这里，问他让西尧同志接电话行不行？他犹豫了一下，好象问了旁边的人后说：“就问问你吧！”他说：陈伯达要了解一下批判《相对论》的情况，这个工作谁抓？是不是王锡鹏抓。我说，他了解一点，主要是西尧同志在抓。……我后来说是否让我找西尧同志和你讲讲吧！王秘书好象问了一下谁，然后回答：不找了，等一等再找他吧！以后就没有再来电话了。 + +　　一次大约是今年初，陈伯达的秘书来电话找王锡鹏，我告诉他，王锡鹏不在，找刘西尧同志接电话行不行，秘书说要王锡鹏来接，并要我找到后告诉XX局总机找他。王锡鹏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找了许多没找到，秘书又来电话催问找到没有。后来找到王锡鹏后接通了电话，…… + +　　 1970.12.31 + +## 二、王锡鹏追随戚本禹，对抗总理指示，全盘否定《十四条》，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 + +　　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问题，早在1966年总理就多次指出，《十四条》有缺点错误，可以批评，但它起过历史作用，基本方向是对的，不能全盘否定。特别是1967年1月25日，总理针对把《十四条》说成“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的《告全国科学技术战线革命同志书》进行了严厉批评。王锡鹏亲耳听到总理的指示，明知《十四条》是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是经毛主席看过的，但他蓄意对抗总理指示，大耍两面派，积极操纵和策划全盘否定《十四条》、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活动。 + +　　1967年6月，王锡鹏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乘开展革命大批判之机，组织和策划全盘否定《十四条》，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活动。6月23日和27日，王锡鹏主持召开四个联络站联席会议和各所勤务组成员会议。会上，他只字不提总理关于《十四条》问题的指示，也不说明《十四条》是经主席看过的，却“推荐”一个战斗组的《关于批判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几点看法》。对于《看法》中提出的：《十四条》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科学纲领”等错误观点，别有用心地加以利用，并作为典型经验在全院推广；他还胡说这个《看法》“有深刻的思想性”，“有战略的考虑”。与此同时，王锡鹏又批准将全盘否定《十四条》的《十四条》背景调查会材料铅印万余份散发全国。王锡鹏还亲自修改、推荐和批准刊登全盘否定《十四条》的大字报和文章，煽动掀起更大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恶浪。 + +## 16、科学院夺委会召开会议讨论大批判问题—自动化所、声学所在会上介绍了经验—— + +　　〈本报讯〉27日下午，院夺委会召开了勤务组和各所（厂）勤务组负责人会议。会上首先学习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规定》和《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之后，由初化所“5·16”战斗组、自动化所革委会、声学所革委会先后介绍了大批判及大联合方面的经验。 + +　　自动化所在这次大批判中，特别强调大批判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们以毛主席以及陈伯达等同志历来对科技界的指示为武器，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关于当前大批判的战略部署的意见（参看本报今日《大字报战地》）。自动化所在会上着重介绍了两点经验：①被抓政治动员；②树典型。 + +　　声学所革委会着重介绍了通过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经验。声学所革命同志在革命的大批判中，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处处从如何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出发，在全院革命的大联合中做了很好的工作。 + +　　王锡鹏同志在会上号召在大批判中开展大斗争，彻底摧毁张劲夫反党集团，并号召各单位学习自动化所和声学所的经验。 + +　　关于批判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几点看法 + +　　〈本报讯〉自动化所批判修正主义科研路线联络站《关于批判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几点看法》提供及时X他们的意见是： + +　　注：1、自动化所介绍的“经验”，就是《关于批判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几点看法》。 + +　　2、6月27日的这次会议，是在6月23日四个联络站联席会议上王锡鹏伙同邹协成亲自听取并肯定《关于批判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几点看法》之后召开的，联夺勤务组大部份成员并不了解；王锡鹏在6月27日会议上将这个全盘否定《十四条》的《看法》作为典型经验向全院推广，并未经联夺勤务组讨论。 + +## 17、王锡鹏亲自推荐的《关于批判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几点看法》 + +　　注：这是王锡鹏作为“典型经验”推广的《看法》物证。 + +　　这个《看法》提出《十四条》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科学纲领”，并要“以十四条为中心”，“展开攻势”。王锡鹏利用《看法》中的严重错误，大加煽动，阴谋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 + +## 18、梁XX同志笔记记载了1967年6月27日王锡鹏向全院推广《关于批判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几点看法》的讲话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王锡鹏：:……自动化所较突出，表现出深刻的思想性，今天请自动化所谈科研路线批判，有个战略的考虑。…… + +　　王：打仗要有个战略考虑，不能打一天算一天。“516”战斗组有个通盘考虑，这种考虑问题方法是对头的。…… + +　　准备印发给大家，形成方案。 + +　　注：王锡鹏所说的“自动化所较突出，表现出深刻的思想性”，“有个战略的考虑”等，就是指的自动化所“516”战斗组《关于批判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几点看法》的发言。 + +## 19、钮寅生同志关于王锡鹏向全院推广《关于批判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几点看法》的揭发 + +　　在（批修）联络站的活动中，五一六战斗组曾经于1967年6月19日提出了一个《批判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看法》……其中以第一个战役为主要部分，它明确地提出批判十四条，并将其污蔑为“修正主义科学纲领”。…… + +　　看法形成后，6月23日由原“中国科学院批判十四条联络站”，“批判七十二条联络站”，“批判修正主义科研路线联络站”以及科学革命联络站共同发起的讨论会上，由联络站推荐，由我代表五一六战斗组在会上发言。……在发言后，王锡鹏吹捧说：“科研路线应该有个战略部署，自动化所第一个发言的同志，考虑问题的方法我同意，建议把有些同志的发言印发全院。”还说：“自动化所做了很多工作，应该肯定。”紧接着于6月27日院联夺主持召开各所（厂、站）勤务组负责人会议，五一六战斗组由XXX带队，再次介绍这个《看法》，至此《看法》流毒全院，起了动员批判十四条的极为恶劣的作用，成为批判十四条反对总理的反革命舆论。而这两次会议实质上就是如何批判十四条的典型药验介绍会。 + +　　 1971.4.21 + +## 20、原自动化所王XX同志1967年6月23日笔记中关于“如何批判修正主义科研路线”讨论会上王锡鹏讲话的记录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如何批判修正主义科研路线讨论会 + +　　时间：1967.6.22（注：时间有误，应为23） 下午2:30 + +　　举办单位：批修科联络站、批十四条联络站、批七十二条联络站、科学革命联络站编辑部 + +　　（钮寅生：……） + +　　二、要总结两个时期……第二个时期61—63是全面大复辟、大倒退，以十四条……为代表是科学院的“三自一包”…… + +　　三、建议在科学院打三个大仗： + +　　1、以十四条为中心，61—63年的大复辟、大倒退为重点打一仗，解决权的问题。 + +　　（……） + +　　地球物理所（批十四条联络站）： + +　　…… + +　　现在对十四条有两种看法： + +　　（一个认为是有错误，但还不是修正主义纲领，其原因是因为聂总参加了，我认为张、韩这里耍了两面手法。） + +　　有人认为毛主席看过十四条，难办了，我认为毛主席早就说要大改，张劲夫抵制了。还有人认为十四条是中央政治局会上通过的，不敢动。…… + +　　又有人认为十四条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认为应看效果。 + +　　…… + +　　王锡鹏：全院相继成立18个联络站，科研方面4个，对联络站，联夺坚决支持。 + +　　前一段是备战，今天是作战方案讨论会 + +　　几点意见： + +　　1、……自动化所作了很多工作，应肯定。 + +　　2、…… + +　　3、…… + +　　4、科研路线批判应有一个战略部署，自动化所第一个发言的考虑问题方法我同意。 + +　　建议把有些同志的发言印发全院。 + +　　…… + +　　注：1、王锡鹏所说的“自动化所第一个发言的”就是指的钮寅生同志代表‘516’战斗组讲的《关于批判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几点看法》。 + +　　2、这次会上反映了群众中对待十四条的问题上有分歧，而两种看法之一（如：十四条是毛主席看过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等）就是根据的总理指示，这一点王锡鹏是清楚的，但他出席会议只字不提总理指示，却仍然肯定全盘否定十四条的《几点看法》。 + +## 21、王锡鹏批准印刷的“《科研工作十四条》产生背景调查报告会发言选编” + +　　注：发言中攻击《十四条》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领，必须大破、批深、批透。 + +　　王锡鹏亲自批准将这个发言选编印刷1万余本，散发全国，大造反革命舆论。 + +## 《彻底批判科研十四条联络站》代表的发言 + +　　（同志们：） + +　　由《彻底批判科研十四条联络站》33个单位联合举办的《十四条产生背景调查会进一步联合起来。我们的联合还将不断扩大》。 + +　　近几年来，《十四条》作为科学研究工作的总纲领，实际上在科技界起了复辟资本主义的作用。这个纲领，根本不提毛泽东思想，抹杀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取消党的领导，否定和攻击大跃进，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社会主义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说成是“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故意抽掉科学研究工作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灵魂。在这个纲领里，还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物质刺激，名利挂帅，宣扬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这个纲领在全国科技界贯彻执行多年，流毒很广。 + +## 22、薛宏基同志关于王锡鹏批准印刷《十四条》产生背景调查报告会发言选编的揭发 + +　　影印件原文 + +　　十四条联络站是在王锡鹏和邹协成一伙的积极策划下搞起来的。联络站自6月13日正式成立后，坚持把十四条打成复辟资本主义黑纲领，刘X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产物，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并于6月29日在四不要礼堂召开调查报告会。王锡鹏出席了这次大会，亮相表示支持。会后他满口答应把大会发言由院铅印成册，并让我以后去找他。过了几天，我写了一个报告，要求尽快把大会发言印刷，我持了报告去找王锡鹏，记得是在7月上旬某天晚上，在中关村灯光球场举行全院大会之前，我在主席台上找到王锡鹏，把报告递给他，他看了报告就说：我们可以印。并在报告上写上了同意印5千份的“批示”，并说报告由他交给资料组。 + +　　 1971.8. 13 + +## 23、朱斌证明王锡鹏肯定《十四条》背景调查报告会 + +　　影印件原文 + +　　6月，7月，批判十四条联络站组织了一些大型批判会。其中，由薛宏基通知于我，我参加过两次大批判会： + +　　一次在中关村四不要礼堂。事前薛宏基还告诉我，要请刘西尧、王锡鹏参加，并说：“刘西尧不同意在大会主持人的发言中提十四条是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黑纲领，我们把它改为十四条在科技界起了复辟资本主义的作用，这个意思差不多。”我亦表示同意。会后，薛宏基还对我说：王锡鹏说批判会开得不错，说我们做了大量工作。 + +　　 1973.5.19 + +　　注：王德霖同志1967年7月3日笔记记着批判十四条联络站核心组会议上传达王锡鹏的“指示”，叫赶快把材料整理出来，进一步证实王锡鹏肯定十四条背景调查报告会，而且批准铅印材料。 + +## 24、王锡鹏亲自修改、推荐全盘否定《十四条》和中央批语的大字报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1961年，在旧中宣部、文化部两个阎王殿的直接参与下，由韩光、张劲夫反党集团制定了“科学技术工作十四条”。于同年7月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十四条》进行了讨论。……会后并责令反党分子张劲夫根据他们的黑指示，拟成了对《十四条》的中央批语，……这样一来，就把本已有着严重错误的《十四条》变成了在科技战线全面的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完整的黑纲领。 + +　　注：这份大字报明明写着《十四条》是1961年7月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过的，王锡鹏亲自修改和审查了大字报，但他明知故犯，仍然推荐这份全盘否定《十四条》和中央批语的大字报。他还亲笔批字：“不错，请抄成大字报，然后推荐给《革命造反》报。” + +## 25、1967年5月14日的一次发言记录 + +　　聂副总理1967年5月14日接见科学院联夺勤务组及新技术局造反大队核心组负责同志时的座谈纪要 + +　　（这时有人提到72条与14条问题。） + +　　（王：总理也讲过，14条中央很多同志参与了，主席也看过，要一分为二，有缺点错误要批评。当时有人写14条是修正主义的，总理很生气。） + +　　（摘自1968年10月院革委会编印的《中央首长在科学院的重要讲话》） + +　　注：王锡鹏的发言，证明他明知总理关于《十四条》的指示，也明知《十四条》是经主席看过的，但他阳奉阴违，大耍两面派。 + +　　（他所说的“当时有人写《十四条》是修正主义的，总理很生气”，指的就是1967年1月25日科技界万人大会临开会前总理对他们全盘否定《十四条》活动的严厉批评。） + +　　王锡鹏全盘否定《十四条》，是蓄意对抗总理指示，明知故犯；而且是追随戚本禹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活动。 + +　　戚本禹1967年1月12日对张本一小撮的黑指示，证明戚本禹对张本、王锡鹏一伙的操纵和部署，以及直接插手科技界万人大会的反革命阴谋。张本按照戚本禹“先联合科学院，不要怕找错对象”的黑话，与王锡鹏勾结一起，策划借科技界万人大会，进行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活动。王锡鹏参与《告全国科学技术战线革命同志书》的审稿，他自己准备的发言稿中也说《十四条》“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由于总理当场严厉批评和临时改变大会程序，才使他们策划的这一起反革命阴谋未能得逞。 + +## 26、67年1月12日戚本禹指使召开科技界大会的讲话记录 + +　　1967年1月12日零晨1时半，戚本禹同志来国家科委接见“少数派”张本，吴白芦、王庭若、严世菁等同志，听取了汇报，并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 +　　的认可？是否搞深搞透了？现在斗争很复杂，有新形式的反扑。我是赞成■开科技战线万人大会的。你们科技战线一个刘、邓大会也未开，已落后了，只有批判刘、邓路线，才能使科技战线问题得到解决。搞大联合，先联合科学院，不要怕找错对象。开大会，我不一定来，我给你们请领导。你们可以请总理参加，请他讲讲批判刘、邓路线的重要性，总理忙的话，请来二、三十分钟也好。 + +　　国家科委严世菁等同志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 +　　 1967年1月12日科学院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应地所分队 + +　　影印件原文 （节录） + +　　……现在斗争很复杂，有新形式的反扑。我是赞成你们开科技战线万人大会的。你们科技战线一个刘、X大会也未开，已落后了。只有批判刘、X路线，才能使科技战线问题得到解决。搞大联合，先联合科学院，不要怕找错对象。开大会，我不一定来，我给你们请领导。你们可以请总理参加，请他讲讲批刘、X路线的重要性。总理忙的话，请来二、三十分钟也好。 + +　　注：戚本禹的讲话，证明他直接插手科技界万人大会。所谓“你们可以请总理参加”是他策划的妄图对总理搞突然袭击的反革命阴谋。所谓“开大会，我不一定来”是他做贼心虚，企图掩盖自己的面目。 + +　　戚本禹的这份讲话材料一直由王锡鹏自己保存，1970年8月从王的办公桌中找出。 + +## 27、物理所齐XX同志笔记记载科技界大会由“戚本禹直接联系” + +　　影印件原文 + +　　科委、科办、三司——科学技术界批判刘X大会，18号开（戚本禹直接联系），要求全面揭露，写出稿，中央审稿——造反团中心组人都不知道。 + +　　注：这是一次会议的记录，时间为1967年1月13日。可以旁证戚本禹直接插手科技界万人大会。 + +## 28、武炳升同志揭发王锡鹏到科委进行策划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从1月13日——17日，这期间，我就找人联系各单位，开会筹备，准备发言。反革命王锡鹏也来过科委和吴白芦策划过。 + +## 29、吴白芦证实王锡鹏与张本进行密谈 + +　　影印件原文 + +　　戚本禹的代理人反革命张本，没有，也不可能执行总理关于大会的指示，而是背着总理，勾结“5·16”反革命集团的另一个代理人王锡鹏，指使XXX我们一伙，伙同科学院一小撮“5·16”分子，贯彻戚本禹的阴谋黑意图，搞攻击《十四条》，否定科技界17年的黑发言稿。并在大会文件中塞进把《十四条》打成“黑纲领”的反动内容，并蓄意不将文件报总理审查，妄图在“1·25”大会上，当总理的面攻击《十四条》，否定科技界17年，对总理搞突然袭击。 + +　　 1971.11.1 + +　　* * * + +　　她（指张本）指使XXX和科学院一小撮“5·16”分子搞大会文件，在文件中塞进了把《十四条》打成“黑纲领”，把科技界攻击得一团漆黑的反动内容。其间，她还和王锡鹏就大会问题进行过密谈。 + +## 30、《告全国科学技术战线革命同志书》 + +## 告全国科学技术战线革命同志书 + +　　大立“公”字，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 + +　　我们要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把我们的斗争与当前轰轰烈烈的革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彻底摧毁修正主义科学技术的旧秩序、旧制度，完成科学技术战线的斗批改，使科学技术界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 +　　 国家科委系统革命造反派中国科学院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首都科研设计单位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科技红旗）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 +　　（第三司令部） + +　　 1967年元月25日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彻底摧毁修正主义科研、设计旧秩序、旧制度，彻底粉碎科学技术界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十四条”，完成科学技术战线的斗批改，…… + +　　注：文中“彻底粉碎科学技术界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十四条”的话，是1月25日科技界万人大会临开会前，总理发现后才圈去的。 + +　　王锡鹏参与了《告全国科学技术战线革命同志书》的审稿。 + +## 31、王锡鹏准备在科技界大会上的发言稿 + +　　我院两条路线的斗争反映了两个阶段，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科学技术界是严重存在的，对于科学技术这一重大领域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特殊方面是倍加重视。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复辟，科技人员是一个重要的市场，而我国刘、邓已通过张劲夫之流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科学技术界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进行了很多的工作。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例如十四条，就是张劲夫、杜润生、韩光、于光远等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刘邓的主持下起草出来的，在1961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我国刘X已通过张劲夫之流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科学技术界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进行了很多的工作，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例如十四条，就是张劲夫、杜润生、韩光、于光远等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刘X的主持下起草出来的。…… + +　　注：王锡鹏这份发言打印稿，是从当时大会筹备处的材料中查到的。 + +## 32、钟世航笔记中关于科技界大会的筹备情况的记载 + +　　影印件原文 + +　　时间安排 + +　　18日上午 下午 讨论安排 找王锡鹏定关于“书”稿 + +　　看场地准备票 + +　　19日上午落实材料 科学院、科委稿 打印 + +　　秘书组1人 记者证 主席台 + +　　外国人1 红旗编辑部 印刷厂 + +　　红旗联络站 电话28—2431 3503 地点：物理所342房间 王昌衡、乔阿光、黄绮 + +　　注：钟世航是原铁道科学院工作人员，科技界万人大会筹备组负责人之一。 + +## 33、钟世航关于王锡鹏参与大会文件和发言稿审查的揭发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15日上午，筹备组开第二次全体会讨论起草的文件及发言的底稿。到会的有……毛照本、王锡鹏、……及科学院、科委的包括起草文件的人……。对王锡鹏的发言意见是“太长”，要删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对“书”（注：指《告全国科学技术战线革命同志书》）提的意见较多，主要是乱、长，要求重写，我曾提出过应在开头部分加入17年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取得的成绩等段落。科委的人（起草文件者）曾说，这样加，篇幅将更长了。但当时对于说“十四条是黑纲领”这种提法没有人提出过异议。 + +　　 1972.811 + +## 34、邱隆同志揭发王锡鹏参与审查大会发言稿 + +　　记得一个星期天……，我和王庭若在3楼02号修改稿子，6楼严世菁来电话，要我们上去，我和王庭若到了6楼07号房间，严世菁给我介绍：这是王锡鹏。王站起来和我们握手，这是我第一次和王锡鹏接触见面，严、王让我们讲讲稿子的内容，…… + +　　 1971.5.22 + +　　注：邱隆同志是原国家科委工作人员。6楼07号房间当时是科技界万人大会筹备处。邱所说的稿子是科委原定在大会上的发言稿。时间为1967年1月中旬。 + +## 三、王锡鹏阴谋颠复院革命委员会 + +　　1968年春，王锡鹏勾结邹协成策划以“反复旧”为幌子，攻击院革命委员会是“四旧”统治，是“严重复旧”，提出要“二次造反”，“重新站队”，“炮轰革委会”，企图把结合到院革委会常委的部分革命干部、群众代表和军代表搞掉，阴谋颠覆院革命委员会。 + +　　总理于1968年5月18日曾经指示：对革委会范（凤歧）、温（伯华）不要点名，革委会是新生的事物，主席、江青同志多次指示应该爱护她，有缺点甚至出现一些问题，难免的，大家总结经验。对于出现这些问题，慎重处理，不要轻易点名批判。总理特别指出：请告诉大家，先不要大搞。总理指示之后，王锡鹏却继续派人四出煽动，同总理指示唱反调，变本加厉地进行颠覆活动。 + +## 35、王锡鹏煽动和组织颠复院革委会活动的部分言论 + +　　（摘自院革委会会议记录） + +　　在第一阶段，要彻底揭开张劲夫反党集团垮台前改组院党委的内幕。第二套班子，当时是司局长出面，有的揪出来了，有的结合了院革委会，有的陷的很深。 + +　　我们用了一批干部，90%的是张劲夫准备提拔的。 + +　　…… + +　　院里这股右倾翻案风和第二套班子联系起来，大有文章。我们要发动全院群众，彻底揭开这个内幕。 + +　　…… + +　　丢掉的权要夺回来……。 + +　　（摘自68.4.20院革委会会议记录） + +　　按：这是王锡鹏公开提出所谓“二套班子”，他要借此“大做文章”，要“夺权”。 + +　　X X X + +　　常委要引火烧身，从革委会开始，三右的根子挖到谁就是谁。 + +　　（摘自68.5.10院革委会常委会议记录） + +　　这场斗争很复杂，在领导层中也要搞，我们内部有不少问题，常委中要开展思想斗争，引火烧身，一定时候，连续召开革委会扩大会。 + +　　（摘自68.5.12院革委会扩大会议记录） + +　　按：经过一番准备，王锡鹏以为时机已到，提出要把火引向常委，要“从革委会开始”。这也就是王锡鹏提出的“炮轰革委会”“炮轰常委”口号的变种。 + +　　X X X + +　　我觉得常委的盖子要揭，不能捂，不能和稀泥，……我认为政治组是个山头，我现在不改变这个看法。…… + +　　（摘自68.5.16院革委会常委会议记录） + +　　只常委范围搞路线斗争不行，要借助于群众力量。 + +　　…… + +　　我院当前三右有不少表现，根子究竟在那里，要追根究底，要发动群众彻底揭。 + +　　（摘自68.5.17院革委会常委学习会记录） + +　　有很多问题说明张劲夫反党集团和余党还在活动，这些光靠常委内部来揭发是不成的，要发动大家起来揭盖子。有些问题可以涉及常委，不要怕，有错误要允许人家怀疑。 + +　　物理所在揭露二套班子问题上作出了贡献的。 + +　　召开革委会扩大会议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来揭发问题。 + +　　（摘自68.5.22院革委会扩大会议记录） + +　　按：在革委会内部，王锡鹏颠覆新生红色政权的阴谋活动遭到了抵制，他就捏造这是有人“捂盖子”。他以为散布些谣言就可以蒙蔽群众了，因此一再“要借助群众的力量”。甚至当总理5月18日指出要爱护革命委员会，对出现的一些问题先不要大搞之后，王锡鹏竟然大唱反调。而且后来文革办公室中某些人的四出串连，说明正是王锡鹏授意的。 + +　　（X X X） + +　　关于搞516专案……对革命小将犯了错误抓住不放的问题是存在的。 + +　　（搞自68.5.15院革委会常委会议记录） + +　　516问题： + +　　本来是两面派人搞的，但后来只有一派（造反团）人在搞，却有很多问题牵到红联的一些人，揪住一些受反动思潮影响的人不放，究竟谁在搞派性！ + +　　我同意把两派516专案工作材料公布出来。 + +　　（摘自68.5.16院革委会常委会议记录） + +　　按：王锡鹏是把破坏革委会和保护5·16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的。这正好说明他的活动想同时达到这两个目的。 + +　　诬蔑清查516是“搞派性”，叫嚷516专案工作材料要“公布出来”，这既是为查封516专案组材料辩解，也是8月份大肆攻击516专案组的伏笔。 + +## 36、化冶所冯XX同志笔记记载王锡鹏煽动搞“二套班子”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4月20日 福201 邹协成主持 + +　　…… + +　　王锡鹏：改组大字报，反革命的，原先认为是造反干部，现在案要翻。 + +　　揪出革命队伍的余党，这一仗很关键，非打不可，应用了一大批干部，都是张劲夫准备提拔的、卸（御）用文革的。常委有时是傀儡，人家讲了我们通过。根子在那里？……当前主要搞第二套班子，动员全院。 + +## 37、李天厚同志关于王锡鹏鼓吹“二次造反”，“重新站队”的揭发 + +　　1968年我院“积代会”、政工会后，XX与王锡鹏联系，约我和XXX等人在院部8单元1楼1房间，向王锡鹏汇报了当时我们对“三反一击”的一些想法。……最后王锡鹏说：你们反映的这些情况，很重要，问题是严重的，必须解决，你们都是老造反派不要怕，敢担风险，要敢于革命，重新造反（或第二次革命）等等。 + +　　 1972.5.14 + +## 38、孟汇丽同志关于王锡鹏鼓吹“二次造反”，“重新站队”的揭发 + +　　王锡鹏召开第一次会议，是XX、XXX去约王锡鹏来院部的，然后找到我、XXX、XXX的，研究院部三反一击怎么搞。 + +　　王锡鹏的重要指示有： + +　　（1）二次造反，重新站队，…… + +　　（2）从那里入手呢？…… + +　　（3）在政治部突破，首先应搞干部问题，…… + +　　（4）好好干，不要怕担风险，…… + +　　 1970.11.28 + +## 39、倪录群同志关于王锡鹏勾结邹协成颠复院革委会的揭发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反三右一风开始后，王锡鹏在许多问题上是与邹协成携手共事的。……邹协成首先向王锡鹏谈了关于所谓“二套班子”问题的全部情况和想法。……结果取得了王锡鹏的支持。） + +　　…… + +　　有一天下午，我和胥鸣伟、吴传义3人去王锡鹏办公室，把名单交给了他……（王）说：“你们所准备好了，就先去。以后各所都去了，再串联起来。以后可以考虑成立一个联络站统一领导。”又说：“翻案风、复旧的情况很严重，政工组成了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主要来自旧院部。你们去要把主要力量放在旧政治部上，好好调查研究，把阶级斗争盖子揭开，把根子找出来。”并说：“有什么材料直接交给我，或交给邹协成。” + +　　 1970.7.13 + +## 40、董效舒同志揭发李宝田等人去北郊三所进行煽动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1968年约7月*，某日上午约11点左右，地理所革委会办公室接到院文革办公室电话，由李水淇（或李志华）告诉我说：“院文革办公室来电话，说下午来917召开三所大会。”我当时感到突然，又因不了解其目的和意图。所以我就立即要电话进行寻（询）问，……对方接电话经问知是李宝田。……李说：当前院里阶级斗争情况很复杂，把院里阶级斗争情况向三所同志介绍一下。我当时对院里情况略知道些，就以没有必要，劝阻他们不要来。李宝田坚持说要来。我坚持不了解他们要讲什么为理由，拒绝召开三所大会。李说：那我们先在小会上讲一讲也可以。我说：先讲一下，我们听一听，再说。商定了他们下午继续来。 + +　　（……） + +　　下午上班时间，李宝田、彭英（缨）、刘建林、田自（志）强准时到达，…… + +　　会上……他们讲话主要内容回忆如下： + +　　1、他们首先说明来意，说院里阶级斗争很复杂，现在各所都在所内搞运动，对院里情况都不太关心。这次来917的目的是把院里情况如实的告诉群众，使大家能关心院里的情况。 + +　　（2、院里情况是什么呢？他们说院革委会机关现在是“旧人员，旧思想，旧作风”，并举出大量的例子来说，院革委会机关“复旧”的情况。） + +　　3、并说明这种“复旧”是张劲夫阴谋的产物，是与张劲夫设下的“二套班子”“三套班子”搞的。 + +　　4、并说明什么是“二套班子”？说张劲夫崩溃之前，……不仅布置了“二套班子”，还物色了原政治部一些年青的人组织造反团等等。 + +　　5、还说什么这些人钻入革委会之后，抓住了组织工作，并把原政治部的人拉来，安插在院革委会机关，组成了自己的干部班底。 + +　　（6、并说某些人把院政工组、业务组变成了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 + +　　7、并声称：大量事实说明，院革委会机关严重“复旧”，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 + +　　8、并声称，我们对于这种情况极为不安，现在就是要发动全院来关心这件事，来改变这种局面。 + +　　9、还讲到，有人进行阶级报复，抓住革命小将的缺（点）不放，整小将的材料等等。 + +　　…… + +　　在大家走出会议室后，我批评李宝田，这样搞不对。李说：“跟着王锡鹏走没错！” + +　　…… + +　　 1971.8.5 + +　　*这里所说的时间有误，经查明应是5月23日 + +## 41、李宝田关于王锡鹏支持他们去各所进行煽动的证明 + +　　影印件原文 + +　　在5月上旬，先由我们四大金刚在文革办公室内部策划，认为只我们在上面搞不行，要使全院的人都来抓革委会的问题，我们到各个所去煽风。后来我去问了王锡鹏，我说，我们几个人要到各个所去煽一下风，把院里的情况向各所的群众介绍一下，叫他们都来关心院里的问题，王锡鹏说：“去吧！我支持”。 + +　　结果我们四个人先跑到北郊南区，大煽破坏分裂新生革委会的黑风，我们在会上煽动说：“现在院革委会的大权根本就没在院革委会手中，院革委会的许多关键重大问题都是先在老院部决定了以后再拿到院革委会通过一下。张劲夫在临垮台时布置的二套班子已经控制了院革委会的许多关键部门，结果院里的大权丢了，各所的政权也保不住，因此我们呼吁全院广大同志关心院革委会中的这场斗争”。 + +　　随后我们曾来到917，想在917三所继续煽风点火，因三所革委会的坚决抵制加之院革委会常委会上对我们的行动提出了指责了，没办法，只好停止了我们这种罪恶的活动。 + +　　 1971.11.9 + +## 42、彭缨关于王锡鹏支持他们去各所进行煽动的证明 + +　　刘建林整理的三右一翻的情况后，刘、李、田全认为要到底下去煽风，我也同意……我们得（到）王锡鹏许可，就出去串联了。…… + +　　李宝田在串联中对董效舒说：院里问题上跟王锡鹏没错。 + +　　 1970.7.13 + +## 43、马先一同志关于王锡鹏背着组织配备自己的班底的揭发 + +　　影印件原文 + +　　68年春，王锡鹏在院里借“三反一打击”运动之机，搞他的所谓反复旧，把矛头指向了革委会，制造了不少反动言论，如：“院革委会机关里旧机关人员太多，复旧了”，“政工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二次造反论”等等。与此同时，背着政工组领导，暗中叫XXX下所游说，物色人员，散布机关复旧了，工作推不动，要各单位派人所谓帮助院里“夺权”，准备搞大换班。当时XXX拒绝接受干部组分配给他的工作，专给王锡鹏搞这事。……这事院常委知道后，王锡鹏在会上受到批评，一面掩盖，一面耍诡计，以工作需要临时借用来帮助工作的名义，把XXX、XXX……等人弄到院里。 + +　　 1972.9.27 + +## 四、王锡鹏一贯破坏清查“516”运动 + +　　516反革命阴谋集团被揭露之后，王锡鹏一贯破坏清查516运动。1968年5月中旬，王锡鹏捏造院革委会516专案组“整了革命小将的黑材料”“镇压了革命群众”等谣言，欺骗群众，并以此为借口，利用职权，查封和抄走了院516专案组的部分材料。但是，他不但没有从这些材料中捞到一根稻草，反而暴露了他自己的马脚。 + +　　王锡鹏并不甘心失败，1968年8月又与邹协成一伙同谋策划，狼狈为奸，大肆破坏清查516的工作，这场斗争进一步暴露了王锡鹏的真面貌。 + +　　1970年初，身为院革委会主持工作的常委和“两科”联合办公会议成员的王锡鹏，背着组织，秘密串联，召开黑会，订立攻守同盟，对抗中央1970〔20〕号文件，指挥其同伙“顶住”清查516的群众运动，策划“混战一场”。这个破坏清查516的反革命阴谋，以王锡鹏被广大革命群众揭露而彻底破产。 + +## 44、陈玉林同志关于王锡鹏查抄“516”专案组材料的揭发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在5月一天发生的查抄516专案组的问题，王锡鹏是幕后策划、指挥者。他的刘建林、彭缨、李宝田亲自出马，刘、李亲自封了我的原团委办公室的门，翻出了我保存的516专案三袋材料，胁迫我交出工作手册，在我与这伙子……争辩时，王锡鹏亲自开来条子说：“陈玉林同志，所有材料让李宝田、彭缨同志带给我。”并派李、彭亲自送条子于我，当李、彭、王XX监视我送材料给王锡鹏时，王（锡鹏）假惺惺地说：“你这材料放在我这儿，我给你保管，你还不相信我，……你的工作手册也给我看看，也可放在我这儿，你那里不安全，怕让坏人搞去”，他连忙收回了他那个批条，我要求开个收条，他连（忙）说：“不必了，我讲信用的。”我当时要清点材料，他说何必呢。……第二天我与王（锡鹏）交涉这个查封事件时，王锡鹏说：“谁向你说什么来的。”我又指出这次查抄516专案不是一般问题，是为敌人翻案，这是蓄谋已久的有计划、有组织、有后台干的……。王锡鹏大叫：“你看科学院谁是516分子？谁是反总理的？你抓什么。”我说：“邱海平就是反总理的516分子。”王（锡鹏）不吱声。他又说：“你们516专案尽搞秘密活动，尽整群众，不要搞了”。以后便下令停发了专案组的政治学习材料。 + +　　 1970.8.19 + +## 45、彭缨关于查抄院“5·16”专案组材料的证明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三反一击期间，一天，李宝田来找我，拿着王锡鹏写的条子，条子大意是叫陈玉琳（院团委的工作人员，当时在院专案组）把在团委办公室中保存的516专案组的材料交给李宝田和我带到院革委会交给他。我和李宝田到院团委办公室，陈玉琳在和应地所的人吵架，……给陈玉琳看了条子，陈玉琳同意自己拿材料交给王锡鹏…… + +　　 1970.7 + +## 46、于坤瑞关于王锡鹏与邹协成相互勾结攻击和破坏清查“5·16”的证明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在1968年8月的一天晚上，……516分子邹协成和我一起到王锡鹏家。在那次谈话中，邹协成提到，“院5·16专案组布置控制中关村电话总机……整个这一条难以落实（指搞得确切）”。这时，王锡鹏说：“这个我已经掌握了，我通过与总机一个人谈话，已经掌握了（或是‘这个我通过与总机一个谈话，就可以掌握’），这条你们先不要提（指在院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先不要急于搞这一条），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表演（或‘怎么说’），到时候我来讲这一条。”邹协成和王锡鹏就这样约定了。 1970.7.25） + +## 47、刘建林关于王锡鹏与邹协成相互勾结攻击和破坏清查“5·16”的证明 + +　　1968年6月下旬一天晚上，邹协成到29楼我和李宝田的宿舍，对我、李宝田、彭缨、田志强说：……柳忠阳那个516专案组也应封了。…… + +　　邹协成讲后，我和彭、李、田曾于一天晚上到王锡鹏的办公室问此事，王锡鹏说，这事他已抓了一段时间了，材料已印了，他也拿到手了。他说，柳忠阳这个516专案组就是对数学所革命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搞的还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一套，……他说他已到数学所听了汇报，开了座谈会，还找XXX谈了，证明数学所革委会的揭发材料属实，问题很严重。他还说，柳忠阳直接操纵516专案组，背着他，但刘坚听过汇报，刘西尧也知道。所以，刘坚、刘西尧也有责任。他说数学所这次工作作的好，先统一了内部，作了大量调查工作，还掌握了516专案组成员的问题，所以材料很充分。 + +　　（1970.9） + +　　注：这分材料中所说的“柳忠阳那个516专案组”就是指的院革委会5·16专案组。当时革委会分工由柳忠阳、陈小虹两位常委抓这项工作。 + +## 48、邹协成关于王锡鹏指使他整院“5·16”专案组材料的供词 + +　　搞院5.16专案组，王锡鹏是支持的，王和我态度一致，特别是把院516专案组打成黑专案组问题上。我向王锡鹏汇报了院5·16专案组在我所对XXX跟踪盯梢等，王锡鹏说：简直胡闹，你们调查一下，整一分材料，拿到常委会上去辩论。为了搞这分材料，提审了许多革命群众，…… + +　　X X X + +　　报告曾给王锡鹏提过意见，他表示过一般可以提，他还在报告上加了一句“查封5·16专案组所有材料”。…… + +　　报告上来后，我跟王锡鹏研究，最好开常委会，范围小一点，可以控制局面。 + +　　 1970.7 + +　　注：这里所说的报告是指以数学所革委会名义写的诬蔑院5·16专案组的报告。 + +## 49、王锡鹏伙同邹协成以数学所革委会名义写的诬蔑院“5·16”专案组的报告（节录） + +## 关于院《5·16》专案组迫害我所无产阶级革命派情况的报告 + +　　鉴于院《5·16》专案组镇压我所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严重罪行，并且有可靠证据证明专案组的材料已转移、分散。因此，我们向院革委会提出坚决要求： + +　　（1）查封科学院《5·16》专案组一切材料，全面审查其工作，清算其迫害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罪行，并彻底追查院《5·16》专案组和国防科委黑《5·16》专案组的关系，以及与杨余付的阴谋活动究竟有否关系。 + +　　（（2）要求院《5·16》专案组将一切迫害我所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黑材料全部交给数学所革委会处理。） + +　　（3）批准我所成立调查小组，彻底查清院《5·16》专案组对我所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迫害情况。 + +　　（4）要求院革委会负责同志及军代表和总理联络员刘西尧同志来我所听取群众意见，并责成有关同志进行深刻检查、斗私、批修，承认错误，真正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 +　　 数学所革命委员会数学所火炬大队1968年8月9日 + +## 50、邢国仁同志关于王锡鹏于1970年初召开黑会策划反批清的揭发 + +　　我积极参与了反革命两面派王锡鹏旨在破坏“批清”运动的两次黑会……反革命两面派王锡鹏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为保护反动的极左思潮，保护5·16反革命阴谋集团，保护他自己过关，背着领导，背着广大革命同志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开黑会，搞阴谋活动。这两次黑会，以谈形势为名，行破坏“批清”之实，干扰斗争的大方向，企图搞一场混战。黑会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会上分工由李宝田、彭英、田志强等人准备材料，…… + +## 51、高家祥同志关于王锡鹏于1970年初召开黑会策划反批清的揭发 + +　　王锡鹏召集我和……，多次策划于密室，经常分析院、所的形势，搜集各方面的材料，极力的破坏批清运动的安排和部署，转移斗争大方向，妄图把科学院的批清运动搞乱。…… + +　　（王锡鹏组织李宝田、彭缨、田志强和XXX等成立一个“写作班子”，专门负责搜集材料，研究对策，转移目标，力图嫁祸于坚持正确路线的革命同志。王锡鹏要他们负责组织一批高质量的大字报，扭转科学院批清运动的形势，以此达到破坏批清运动的罪恶目的。） + +　　（……） + +　　（王锡鹏别有用心的指使XXX、XXX……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接过革命口号，借口“有什么揭什么”来反对党的领导，干扰和破坏院批清运动的安排和部署。王锡鹏叫喊什么“就要冲破他们框框的束缚”，什么“不能围着他们的指挥棒转”，“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来个混战一场”。） + +## 52、彭缨在五七学校按王锡鹏部署进行反批清活动被揭露后给王锡鹏的信 + +　　彭缨给王锡鹏的信影印件原文（节录） + +　　你来干校之前，我曾两三次见到朱斌，按照原来的想法，放了放风。6月5日朱斌在七连、二连召开的会上说我鼓励他顶住啦，对唐世耀有看法等等，于是校广播台在6.6.就公开的点我的名，说与朱搞黑串联，是搞反清查的地下司令部。……如此升温，是否中央另有布置？现在我的思想还停留在3、4月份。现在应如何对待，一切都将听你的。急盼你的回信，…… + +　　我想以后或许不能很好地帮你忙了，下场会和刘建林、田志强一样，说不定更惨。不能帮你忙，这是我最感到难过的地方。 + +　　应如何办，急速盼你的回音。 1970.6.7匆匆 + +## 53、朱斌关于王锡鹏让“顶住”的证明 + +　　影印件原文 + +　　1970年4月20日左右，彭缨由北京返五七学校，在基建组草房，彭缨对我讲“北京形势很好，王锡鹏让我回校放放风，王锡鹏说要“顶住”。 + +　　 1972.5.16 + +## 54、王锡鹏给彭缨复信的草稿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你的来信收悉，我们阅后，为你目前的处境十分担心。 + +　　（京区各所的运动，大部份目前已转入“一打双反”，关于清查“516”分子的斗争，将按中央早已公布的精神，继续通过专案彻底查清，将来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处理，中央精神只有一个……） + +　　听传说，你在学校散布了不少小道消息，这是很不好的。不能把自己对院里一些问题的分析、认识、判断，强加给革委会某领导而加以散布，这是很不应该的。既然有错误，就要勇于自己承认，斗私批修，切不可毫无根据地强加于人，这样做对党的事业是不利的，也是对不起革命同志的。 + +　　注：这是王锡鹏自己起草的拟用别人名义给彭缨复信的草稿，后未用，改由李宝田按王的授意另行草拟。 + +## 55、邢国仁同志的揭发 + +　　常委办学习班之前，彭从学校给王来了一封挂号信。是我送王的，王拆看后，给我看了一下。……彭问王最近中央精神如何，说他对上面精神的了解还停留在3月份水平，希望了解中央新精神。要王指示怎么办，彭还表示，今后不能为王出力了，是最大的遗憾。要王写信去，通过XXX转XXX。 + +　　王看过信后，情绪比较紧张。 + +　　王考虑了一下，说让彭缨的爱人写信去，通过XXX叫彭的爱人来一趟，当天下午王找过XXX，…… + +　　一天下午我去王办公室送文件，李宝田正在那里，两人谈的问题是如何与彭缨写信的问题。我听了一下，王讲告诉彭缨，中央精神和以前一样，没有什么新的精神；要彭斗私批修，涉及自己的问题自己检查，不要涉及别人。信由彭的爱人写，写完后你（对李）要看一看再发。你负责把此事办好，王一再叮嘱李，把事办完，办好，办快。 + +　　 1970.7.6 + +## 56、宋XX同志的揭发 + +　　影印件原文（节录） + +　　516反革命骨干分子王锡鹏做贼心虚，不敢直接给彭缨写信，利用我跟彭缨的夫妻关系，以我的名义，用隐语给彭缨写信传达他的黑指示。 + +　　……6月13日的晚上9点多钟，李宝田急急忙忙从中关村赶回917，到我的家里与XXX共同起草了给彭缨的信，李宝田对我们说：我刚从王锡鹏那里回来，彭缨出事了，老王叫赶快给彭缨写一封信，主要意思是叫彭缨不要揭发王锡鹏的问题，不要牵扯到更多的人，李宝田还说：这封信要让彭缨看懂是王锡鹏的意思，但又准备叫别人拿去什么也抓不着。于是根据516骨干分子王锡鹏的黑指示，由李宝田口述，XXX执笔写出了这封信，然后又由李宝田反复修改，叫我将信抄写一遍，以我的名义于14日寄给了彭缨。 + +　　信的第一句话是：你寄到北京的所有来信都收到了，这句话暗示给彭缨他寄给王锡鹏的信收到了，信中说：院里运动开始转入一打三反，这话的意思告诉彭缨院里的批清运动已快结束，叫彭缨沉住气，不用怕。信中说：过去你没有很好听我的话，这是指的没有听516反革命骨干分子王锡鹏的话。信中说：你自己的问题要很好斗私批修，不要牵扯到别人。意思叫彭缨承担一切责任，交待问题不要牵扯到王锡鹏。信中还说：你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一定会把问题搞清楚，并在相信群众，相信党的下面加了重点符号。意思说：王锡鹏不会埋怨他，只要王锡鹏不出问题，彭缨也没事，…… + +　　516骨干分子王锡鹏还怕给彭缨写信不保险，万一收不到信，目的也就达不到，于是又积极策划由我所派人去干校摸底，第一告诉彭缨交待问题不要涉及到王锡鹏，第二看看干校批判彭缨的都是什么问题，是否牵扯到了王锡鹏。…… + +## 1971.7.30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9/000010.txt b/CCRD/0/8/9/0000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5e27c962e2324c5305f18e61f0b3a4d2f4ed019 --- /dev/null +++ b/CCRD/0/8/9/000010.txt @@ -0,0 +1,23 @@ +# 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一点小结 + +　　<聂绀弩> + +## 〖聂绀弩，诗人，作家。曾被打成“右派分子”。文革中1967年1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1974年10月判处无期徒刑。这是他在狱中所写学习小结。〗 + +　　南京政府向何处去？ + +　　现在，这早已不是什么问题，历史早已回答了。南京政府的历史行为，不是在它做出来了之后才看出的，毛主席早就看出了。 + +　　从毛主席的一系列的著作中看，所谓南京政府，对于它的来踪去迹不是了如指掌吗？它一定会怎样的，它也真的怎样了。现在会怎样呢？这又是可以未卜先知的，现在的“南京政府”，即台湾（蒋介石）政府也一定要灭亡的，很快就会全部覆没，不管采取什么形式。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反人民的反动势力一定没有好下场。 + +　　怎样把这篇文章和今天的形势，以及我们自己联系起来呢？第一，今天的中国比南京解放以前的中国，不知强大多少倍，巩固多少倍。那时中国反动派如果还有跑到一个小地方，借美帝余威，侥幸苟延残喘于一时的可能，现在则根本没有这种可能了。第二，今天的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和二十几年前的地位大不同了，那时美帝是世界反动势力的头子，中国在世界上还没有显出它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以及第三世界各国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斗争的领导力量，所以出现了一个台湾，如果在今天，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台湾政权的出现。 + +　　至于在押犯人，那就更不得联系，这些人中，包括杀人犯在内，有一个是和南京政府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或卖国贼，杀了成千成万十万百万乃至更多的中国人民的吗？难道有一个投靠苏修美帝或已经投靠过的吗？因此，尽管这些人中有人抗拒改造，不肯交代，违犯监规，不肯学习，顽固无知，在某种意义上类似“南京政府”，但既已在押，也势难乱说乱动，不易发生什么“向何处去”的问题。 + +　　那么，到何处去呢？哪里也不去，在监号。在监号里遵守监规，认罪伏法，改造思想，学习马列毛泽东思想，无论改造得怎么困难，也只能这样。不过主动改造，改造得好，改造得快，问题也改变得快，解决得容易，精神面貌会大不相同，但这算不得什么联系，因为它是本来如此，不说自明的。 + +　　 聂绀弩1973年12月1日 + +　　· 来源： + +　　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载2009年2月《中国作家》。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9/000011.txt b/CCRD/0/8/9/0000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74dd0636ce56068775a776803a48a00978d2b0f --- /dev/null +++ b/CCRD/0/8/9/000011.txt @@ -0,0 +1,121 @@ +# 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 + +　　<冯友兰> + +## 〖冯友兰，哲学家、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 +　　从五四运动以来,打倒“孔家店”和保护“孔家店”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是一向保护“孔家店”的。在解放以前,这是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派服务的。在解放以后,这是为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 + +　　文化大革命提高了我对于孔子的认识。我现在对于孔子的批判也是对于我自己过去保护“孔家店”的思想和行动的自我批判。 + +　　孔子的思想有许多方面,先从孔子所宣扬的“德政”说起。 + +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①意思是说,如果一个国君能够用“德”统治人民,他就可以像一颗北斗星,坐在那里不动,而别的众星都拱卫着它。他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③意思就是说,一个国君,在统治人民的时候,如果仅只用“政”指导他们,用“刑”约束他们,人民可以不至于犯罪,但是不知道犯罪是可耻的。如果他能够用“德”指导他们,用“礼”约束他们,人民不但不犯罪,而且还知道犯罪是可耻的。这三条是孔子明确地讲“德政”的话。 + +　　我对于这些话的理解和评价,有三个阶段的变迁。 + +　　在一九五八年我以讲“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为名,提出所谓“抽象继承法”以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法相对抗。在此以前,我讲中国哲学史,向来都是用这个方法。照这个方法,看一句话只注意它的表面的、字面上的意义,不管它的实际内容,特别不管它的阶级内容。例如我在我的旧《中国哲学史》里面说,孔子所讲的“德”是指个人的道德品质,孔子所讲的“礼”是指社会规范,包括社会的风俗习惯,以及政治社会制度。孔子所说的“道之以德”意思就是,要提高人民的道德品质。他所说的“齐之以礼”,意思就是要加强社会规范对于个人行为的制裁,要造成一种风俗习惯,造成一种舆论,叫人民感觉到不道德的行为、犯法的行为是可耻的。这样,人民自然而然就不犯法了。他的这样作法,着重提高人民的道德品质,加强社会感化的力量。比起用禁令刑罚来强迫人民,使之不敢犯法,要好得多。这是孔子对于“人”的尊重。 + +　　这就是对于孔子所说的“德”和“礼”作字面上的解释,取其抽象的意义。凡是尊孔的人基本上都是用这个方法,但是我特别有意识地把这个方法,作为一个方法提出来,为的是掩盖哲学史中的各种思想的阶级内容,混淆当时阶级斗争的阵线,歪曲哲学史发展的规律。这不仅是一个方法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阶级立场问题,是一个在当时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中站在哪一方面的问题。 + +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虽然对于抽象继承法也作了一些表面上的批判。但是,我的剥削阶级的立场没有改变。在我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时候,我用的还是抽象继承法,特别是在讲孔子的时候。 + +　　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我逐渐了解列宁所说的“真理是具体的”这个教导的意义。孔子所说的“德”和“礼”也都是有具体内容的,特别重要的是其阶级内容。比如说道德品质吧。各阶级所提倡的道德品质,都有其不同的阶级内容。无产阶级所提倡的道德品质是为人民服务,打倒一切剥削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些品质,在剥削阶级看起来,就是“犯上作乱”,是最大的罪恶。各个阶级也各有其不同社会规范。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打破剥削阶级的社会规范,建立自己的社会规范。 + +　　有了这一点认识以后,我才看出孔子所说的“道之以德”那些办法,无非是加强对于劳动人民的麻醉和欺骗,使劳动人民不但不敢反抗,并且也不想反抗,由此从根本上消灭一切“犯上作乱”的思想和行为。 + +　　列宁说过：“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这些话说起来就特别容易,因为不用担保“实现″这种远景……),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38页)就是说,要有两手,一手是迫害和镇压,一手是麻醉和欺骗。孔子所说的“道之以政”和“道之以德”,这两种统治人民的办法,就是列宁所说的那两手。孔子是向当时的统治者出谋献策说,在他看起来,牧师的那一手,比刽子手的那一手更有效。在某种意义上说,在一定的条件下,牧师的一手也确是更恶毒。 + +　　但是孔子也认为,“刑”是必不可少的。当时,郑国用兵镇压“盗”,“尽杀之”。孔子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③“慢”是傲慢的意思。就是说统治者如果待人民太宽了,人民就瞧不起他。这就要用猛烈的办法,“纠正”他们。孔子自己当权的时候,也杀了少正卯。 + +　　汉朝的儒家们说：要统治人民,巩固封建统治，“礼、乐、政、刑”,都是不可少的。“礼、乐、政,刑,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就是说,这四者的最后目的是一致的,就是统治人民。又说：“礼、乐、政、刑,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④就是说,刽子手和牧师两种职能,都是必需的。 + +　　在这次刨根问底的深入批判孔子的过程中,我对于孔子的认识,又有所提高。 + +　　现在,我觉得,对于孔子的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批判,对于后来的封建主义哲学家,都可以适用。仅只是这样批判,还没有揭露出孔子思想的特点,批判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 + +　　孔子有个学生名叫樊迟。他告诉孔子说,他想学种庄稼,种菜园。孔子骂他是“小人”,接着就发了一段议论。他说：“小人哉!樊须也。上好札,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⑤ + +　　在这段议论里,孔子肯定了当时社会上两个阶级的对立,一个阶级的人叫“君子”(在当时的意思就是“老爷”),是“在上者”(就是说,是统治、压迫者),是不种庄稼的(就是说,是不劳动的剥削者)。与之对立的阶级的人是“小人”,是“在下者”,是“民”,是“庶人”(就是说,是被统治,被压迫的人),是种庄稼的(就是说是被剥削的劳动人民)。 + +　　在这一段议论里,孔子还肯定,“上好礼”为的是叫“民莫敢不敬”,“上好义”为的是叫“民莫敢不服”,“上好信”为的是叫“民莫敢不用情”(老老实实地劳动)。这样说起来,好礼、好义,好信的目的是统治人民。好礼、好义、好信,只是“在上者”的内部事情。孔子认为,“在上者”如果作出这些姿态,就可以影响人民,叫人民尊敬他们,服从他们,老老实实地为他们劳动。孔子说过：“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⑥孔子意思就是叫“君子”刮一阵“道德风”,叫“小人”那些草都“倒伏”。这就是“道之以德”的真实意义, + +　　在这一段议论里,孔子连用了三次“莫敢不”。这充分暴露了“君子”的凶恶面目。 + +　　孔子认为,最高的道德是“仁”,《论语》中记载孔子关于“仁”的言论很多,其内容也不完全相同。现在举几条比较重要的以为例。 + +　　(一)“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⑦ + +　　(二)“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⑧ + +　　(三)“樊迟问仁。子曰：‘爱人’。”⑨ + +　　(四)“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⑩ + +　　从一、二、四条看起来,孔子所讲的“仁”主要的是就“君子”说的。他说如果能够“克己复礼”,天下的人都要归顺这种有“仁德的”人。这当然是就有很高政治地位的人说的。一个“小人”,无论怎样,也不能得到天下的归顺。 + +　　第二条说,使民是一种严肃的事情,要像大祭祀那样的严肃。这当然也是就有很高政治地位的人说的。“小人”本身就是“民”,他只能被“使”,没有“使人”的资格。 + +　　在第四条中孔子讲：如果待人民宽厚,就可以争取群众。如果待人民有恩惠,就可以更好地使唤人民。这也是就有很高政治地位的人说的。“小人”本身就是“众”,他不需要“得众”,也无所谓“得众”。他本身就是被“使”的,根本没有“使人”的资格。 + +　　从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宽”和“惠”看起来,他所谓“爱人”,至多也就是给劳动人民一些小恩小惠,为的是要争取群众,叫劳动人民容易被使唤。 + +　　可见孔子所说的“仁”,是他所说的“君子”的道德。所谓“小人”是排除在外的。他明确地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⑾就是说,“君子”之中,是有些人没有“仁”这种道德品质的。在“小人”中间,是不可能有这种道德品质的。又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⑿就是说：“小人”,只可以叫他们跟着走,不可叫他们懂得什么。又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⒀就是说：“君子”如果学一点“道”,(君子的意识形态）他就可以爱人,就可以对于劳动人民,给一点小恩小惠。“小人”如果学一点“道”,就容易被使唤。孔子在这些话里面,明显地暴露了他所谓“仁”的阶级内容。 + +　　不仅孔子所讲“仁”是“君子”的道德,他所讲的各种道德,基本上都是就君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在第二条之内,可见也是就“君子”说的,是“君子”与“君子”之间的“协定”。 + +　　从上面讲的,可以看出孔子所谓“君子”,就是奴隶主贵族。因为孔子所讲的“君子”对待“小人”的态度,是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他所说的“君子”与“小人”的关系,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不过是一种生产的工具。奴隶主认为,对于奴隶没有什么道德可讲。他们的道德品质,如果有的话,就是服从奴隶主的使唤。孔子的思想,就是这种生产关系的反映。在西方,典型的奴隶主哲学家柏拉图的思想,就是这样。 + +　　封建的哲学家的思想,与奴隶主的哲学家的思想,在这一点上,有时有所不同。例如地主阶级思想家王阳明说：“满街都是圣人”,“人人都有良知”。(表面上承认了人人都有良知,实际上他还是认为圣人和一般人有根本区别。只有统治阶级才有可能成圣人,劳动人民是不能成圣人的)他的这些说法,是对于劳动人民的进一步的欺骗和麻醉。但是他的说法与奴隶主哲学家有所不同。这个不同,也是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不同的反映。资产阶级的哲学家讲“自由,平等、博爱”,这也是对于劳动人民的进一步的麻醉和欺骗。但是他的说法与封建哲学家有所不同,这个不同也是生产关系不同的反映。过去有些人,包括我在内,讲孔子所说的“仁”的时候,认为孔子也有平等、博爱等观念,孔子发现了“人”。照这些说法,好像一个哲学家,可以离开他所处的社会的生产关系,从他的头脑中就可以创造出一些观念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种说法是唯心史观,不是唯物史观。 + +　　在春秋末年,奴隶社会已将完全崩溃。这时候的奴隶主,当然都是没落的奴隶主,孔子在这个时候宣扬如上面所说的那种思想,当然是为没落奴隶主服务的。他确实就是没落奴隶主的哲学家。 + +　　《论语·尧曰》篇歌颂周武王的功绩,说他“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这三句话也可能就是孔子“为东周”(即恢复奴隶主的旧秩序)的政治纲领的一部分。他要把已经被灭的奴隶主国家恢复起来,把已经在政治上失去地位的奴隶主贵族的后代扶植起来,把已经下降为平民的奴隶主贵族提拔起来。这就是全盘地恢复奴隶社会的旧秩序。 + +　　我不准备对孔子的政治态度以及思想的各方面全面的批判,仅举几条我所想到的证据,以为近来同志们所举证据的一点补充。 + +　　我曾经把孔子所说的“爱人”,解释为爱一切人。其实,照上面所讲的,孔子讲“君子”爱一切人是不可能的。孔子他所爱的实际上只是一小撮奴隶主贵族。他也说过,“泛爱众”⒁,这也无非是“宽则得众”的意思。还有一点,“一切”两个字,是我加上的,孔子并没有说“爱人”这个“人”字是指一切人,没有说这个“人”字必须周延。孔子所说的“爱人”,照上面所引的第四条看起来,就是对于劳动人民给一点小恩小惠。 + +　　为什么要给一点小恩小惠呢?这是因为在春秋末年,奴隶制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奴隶主对于奴隶已经失去了控制的力量。奴隶或者反抗,或者逃亡。为了缓和奴隶的反抗,减少逃亡,同封建阶级争夺劳动力,所以强调对于奴隶使用小恩小惠,孔子的思想,就是这种阶级斗争形势的反映。 + +　　列宁引费尔巴哈的话说,“谁要是安慰奴隶,而不去发动他们起来反对奴隶制,谁就是奴隶主的帮凶。”(《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六三八页)这个论断,对于孔子也是很合适的。 + +　　在汉以后的封建社会中,孔子成为封建思想的“祖师爷”。后来袁世凯、蒋介石,以及刘少奇、林彪一伙,都继续尊奉孔子。因为他们都主张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无理。 + +　　在曲阜孔庙中有历代皇帝追封孔子的碑文。其中有元朝的一篇,简明扼要地吹捧了孔子对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功绩”。孔子对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功绩”,就是对于劳动人民的罪行。对于劳动人民说,这篇反面文章也就是简明扼要地揭发了孔子的罪行。 + +　　这篇碑文开头就说：“盖闻无孔子而王者,非孔子无以明(就是说孔子“总结”了在他以前的统治者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经验”)。后孔子而王者,非孔子无以法(就是说,孔子为他以后的剥削阶级制定了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反动原则,即“圣道”)。”结尾说：“呜乎!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维圣道之尊(就是说,“圣道”的要点,是加强束缚劳动人民的绳索)。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就是说,孔子还有一套“理论”以为这些绳索的根据)。尚资神化,祚我皇元。”(就是说,要用“孔子之道”以麻醉、欺骗劳动人民,以维护元朝的统治)这篇反面文章,实际上是不打自招地说出了“孔子之道”的反动本质以及中国封建社会中历代王朝吹捧孔子的政治目的。 + +　　蒋介石、刘少奇、林彪吹捧孔子,也出于同样的政治目的的,也都是要“尚资神化,祚我皇元。” + +　　一九五七年的中国哲学史讨论会以及一九六二年的纪念孔子的济南会议,都是当时修正主义路线的复古潮流的一种表现。在中国哲学史讨论会中,我宣扬“抽象继承法”,以反抗阶级分析法。在济南会议中,我散布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关于孔子的论点,说孔子是当时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他讲的“仁”有“普遍性的形式”,在当时有进步的意义。这都是加强了对孔子的“神化”,为修正主义路线服务。 + +　　现在,我对孔子的认识所以能有一点提高,这是受过文化大革命教育的结果。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向纵深发展。在中国哲学史领域内,正经历一场新的革命。毛主席亲自领导,指示方向。我年近八十,在过去搞了半个世纪的中国哲学史,现在还能看见这个伟大的革命,这是很大的幸福。不但能看见,而且还能参加,这是更大的幸福。我决心照着毛主席的指示,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修改《中国哲学史新编》已出版的部分,完成尚未写出的部分,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尽一点力量。 + +　　①②《论语·为政》。 + +　　③《左传》昭公二十年。 + +　　④《礼记·乐记》。 + +　　⑤《论语·子路》。 + +　　⑥《论语·颜渊》。 + +　　⑦⑧⑨《论语·颜渊》。 + +　　⑩《论语·阳货》。 + +　　⑾《论语·宪问》。 + +　　⑿《论语′泰伯》。 + +　　⒀《论语·阳货》。 + +　　⒁《论语·学而》。 + +　　· 来源： + +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3年第四期，1973年12月3日《光明日报》转载。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9/000012.txt b/CCRD/0/8/9/0000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b9c778e79ada62a6cae977cb1e89e443ac61440 --- /dev/null +++ b/CCRD/0/8/9/000012.txt @@ -0,0 +1,139 @@ +# 甘肃省兰州市革命委员会保卫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讨论公判罪犯材料的通知 + +　　（兰州地区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及街道、公社革委会；驻兰各部队；各县、区保卫部：） + +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一片大好。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批修整风运动更加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新的成就，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国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极力进行垂死挣扎，妄图复辟资本主义。阶级斗争仍然是尖锐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进行，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市拟公判一批反革命、刑事犯罪分子。遵照毛主席关于“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伟大教导，现将这批公判罪犯的罪行材料印发你们，望在党委领导下，组织广大群众，认真进行讨论，提出判处意见，于元月十八日前汇总报送所在县、区保卫部。 + +　　 一九七三年元月九日 + +　　附：罪行材料 + +## 罪 行 材 料 + +　　（一）反革命、盗窃集团。首犯路宽荣，从一九六九年以来，流窜兰州、天水、宝鸡、西安、乌鲁木齐等地，勾结主犯裘夏根、李建华、张平、罪犯李仲元、江善根等，拼凑集团，伪造证件，冒充国家工作人员，疯狂进行破坏活动。先后盗窃我绝密文件，边境、禁区通行证、介绍信、便函等三百三十余件，军、警服装、帽徽，领章多件，现金六千五百余元，粮票一万三千余斤及大批绸缎、衣物等，筹集反革命活动经费，阴谋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活动猖獗，危害极大。 + +　　（1）首犯路宽荣，冒名李忠、李俊成、许财仁、武来江、汪关明等，男，三十三岁，甘肃省武都县人。路犯一九六八年因纠合反革命集团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不服监改，流窜外地，鼓吹匪势，再次拼凑反革命集团，发展匪徒三名；窃取我绝密文件十份及各种证件二百余张，盗窃现金、财物折价七千余元，粮票一万三千余斤，子弹一百零七发等，大肆进行破坏活动，阴谋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捕后顽固对抗。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 +　　（2）主犯裘夏根，化名张小甫，男，二十九岁，上海市川沙县人。曾因盗窃，投机倒把等被关押教育。裘犯加入反革命、盗窃集团后，发展匪徒，盗窃边境通行证，伪造公章、证件，积极进行反革命、盗窃活动，罪恶极为严重。 + +　　（3）主犯李建华，男，三十四岁，甘肃省武都县人。李犯一九六二年就与首犯路宽荣勾结，盗窃现金一千八百余元。此后，隐瞒罪行，混入机要单位，充当内奸，盗窃函件，提供路犯进行反革命、盗窃活动。罪恶严重。 + +　　（4）主犯张平，化名赵建秋等，男，三十二岁，陕西省澄城县人。曾因贪污、销赃、伪造等罪，被劳改七年、劳教三年。张犯加入反革命、盗窃集团后，发展匪徒，积极进行反革命，盔窃活动。罪恶严重。 + +　　（5）罪犯李仲元，男，二十七岁，浙江省鄞县人，家庭资本家。曾因流氓、斗殴被两次关押教育。李犯积，极参与反革命，盗窃活动，多次作案，盗窃手表、自行车等。罪行较重。 + +　　（6）罪犯江善根，男，二十二岁，浙江省曹娥县人。江犯一九六七年以来，多次进行盗窃、诈骗活动。加入反革命、盗窃集团后，积极发展反革命成员。罪行较重。 + +　　（二）现行反革命犯李振江，化名李金龙、赵兰涛，男，四十二岁，天津市人，曾因反革命破坏、投机倒把等罪被判刑五年、劳教两年。 + +　　李犯一贯思想反动，一九六七年以来，纠合罪犯李树德、陈华等，预谋拼凑反革命集团，造谣惑众，吹嘘匪势，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罪恶严重。 + +　　（三）现行反革命犯李树德，又名秦自纯，男，三十三岁，四川省南部县人，家庭富农。曾因伪造被关押教育。 + +　　李犯一九六七年以来，伙同李振江等犯，预谋拼凑反革命集团，伪造证件，积极资助反革命活动，造谣煽动，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罪恶严重。 + +　　（四）现行反革命犯陈华，又名陈志南，男，四十四岁，江西省宜春县人，家庭地主。 + +　　陈犯解放前充任伪看守所主任，依仗匪势，残害人民。解放后畏罪潜逃。一九六七年以来，伙同李振江，李树德等犯，预谋拼凑反革命集团，伪造公章，资助反革命活动。罪恶严重。 + +　　（五）现行反革命犯李纪隆，化名姚言，男，四十一岁，山西省原平县人。曾因书写反动信件，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被定为反党分子，后因搞翻案活动被批斗。 + +　　李犯一九六九年以来，秘密串连，纠合匪徒，大肆造谣惑众，恶毒攻击我党，污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阴谋拼凑反革命集团，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捕后，竟在狱内书写反动信件，攻击我无产阶级专政。气焰嚣张，罪恶严重。 + +　　（六）现行反革命犯陈金海，化名辛苏，男，四十岁，湖北省天门县人，曾因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被定为右派分子，劳动教养两年；又因奸污妇女被关押教育两次。 + +　　陈犯一九六九年以来，伙同李纪隆等犯预谋拼凑反革命集团，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攻击我党和无产阶级司令部，无耻吹捧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恶严重。捕后认罪态度很坏。 + +　　（七）现行反革命犯王思雄，男，二十八岁，甘肃省甘谷县人，家庭地主。曾因书写反动诗词等被关押教育。其父因反革命罪被镇压，其兄系右派分子。 + +　　王犯一九六九年以来，与反革命集团首犯张福德（已处决）等狼狈为奸，秘密串连李纪隆等犯，扩充匪势，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罪行严重。 + +　　（八）现行反革命犯孙绶芳，别名孙福录，男，六十岁，河北省钜鹿县人，曾被定为贪污分子，捕前在兰州市政公司劳动。 + +　　孙犯一九六七年以来，利用各种机会，多次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诽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严重。捕后尚能交代。 + +　　（九）现行反革命犯曾家贵，男，三十三岁，四川省富顺县人。捕前在银光厂劳动。 + +　　曾犯一九六六年以来，经常偷听敌台广播，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反革命气焰嚣张，罪恶严重。 + +　　（十 ）现行反革命犯王光玉，男，三十一岁，河南省浙川县人。捕前在甘肃省有色金属公司劳动。 + +　　王犯一九六九年以来，经常偷听敌台广播，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和社会主义制度，吹捧美帝、苏修。奸污、调戏妇女多名。罪恶严重。捕后认罪态度不好。 + +　　（十一）现行反革命犯陈连捷，男，二十三岁，甘肃省兰州市人。捕前系榆中县金崖供销社营业员。 + +　　陈犯于一九七二年三月，勾结另一罪犯，盗窃营业款一百三十余元，粮票四十斤，叛国投敌。在潜逃途中，妄图行凶杀人，抢夺枪枝，破坏铁路，尤为严重的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为刘少奇一类骗子鸣冤叫屈。罪恶严重。捕后尚能交代。 + +　　（十二）反革命陷害犯周贵仁，男，四十一岁，甘肃省榆中县人。曾因反革命破坏罪被劳改八年。捕前系榆中县梁坪公社被监督改造的反革命分子。 + +　　（周犯对被劳改极为不满，多次写信诬告当地基层干部×××，尤为严重的是，竟伙同另一罪犯，主谋策划，捏造罪名，栽赃陷害，后果严重。捕后认罪态度很坏。） + +　　（十三）杀人犯蒲元德，男，五十一岁，甘肃省兰州市人。捕前在红古区窑街公社旁动。 + +　　蒲犯道德败坏，长期与李银桂通奸，尤其严重的是，为了达到与李成婚的可耻目的，竟于一九七一年八月七日夜将其妻掐死。穷凶极恶，罪大恶极。 + +　　（十四）盗窃集团。首犯王成德，纠集主犯宋宗明、马忠孝、罪犯王成义、陈忠德、牛忠强等，结成集团，从一九七O年七月以来，在我市的公共场所、街道、居民住宅盗窃自行车四十三辆，架子车十二辆及现金、手表、衣物等，价值七千八百余元。活动猖獗，危害严重。 + +　　（1）首犯王成德，男，三十七岁，甘肃省兰州市人。曾因盗窃罪被劳改四年。捕前在七里河区彭家坪公社劳动、王犯好逸恶劳，盗窃成性，虽经判刑劳改，仍不改邪归正，纠集罪犯，继续作恶，单独和结伙盗窃自行车二十辆、架子车九辆及现金、衣物、粮票、布票等。罪大恶极。 + +　　（2）主犯宋宗明，男，五十二岁，甘肃省兰州市人。曾因盗窃罪被强劳、劳改。宋犯参与盗窃集团后，单独和结伙盗窃自行车二十一辆、架子车六辆及现金、衣物、面粉、羊只等。罪恶极为严重。 + +　　（（3）主犯马忠孝，男，四十二岁，甘肃省东乡自治县人。曾因盗窃罪被劳改四年。马犯参与盗窃集团后，结伙盗窃自行车三辆、架子车一辆，转运销赃自行车二十四辆，架子车七辆。罪行严重。） + +　　（4）罪犯王成义，男，三十岁。甘肃省兰州市人。捕前系七里河区西站百货商店营业员。王犯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九年贪污营业款一千二百余元，并进行绺窃、偷盗活动。参与盗窃集团后，单独和结伙盗窃自行车五辆、架子车，一辆等。罪行严重。 + +　　（5）罪犯陈忠德，男，六十七岁，甘肃省东乡自治县人。曾因贩毒被劳改十年。陈犯参与盗窃集团后，以其家为据点，先后窝藏、销赃自行车四辆、架子车一辆。罪行严重。 + +　　（6）罪犯牛忠强，男，二十三岁，甘肃省兰州市人。捕前在兰州制碱厂劳动。牛犯参与盗窃集团后，结伙盗窃自行车八辆，单独盗窃手表一块；并与女流氓多人鬼混；罪行较重。 + +　　（十五）盗窃犯马国强，男，二十七岁，甘肃省兰州市人。曾因盗窃罪被劳改五年。 + +　　马犯虽经判刑教育，但其恶习不改，一九六七年十月至一九六九年十月，先后在新兰被服厂、七里河鞋厂等单位作案二十二次，盗窃各种棉布一万零八百余尺，幕布一块及自行车四辆，价值七千六百余元，分得赃款六千余元。并伪造公章证明，破坏户口迁移规定。捕后抗拒交代，越狱潜逃。屡教不改，罪大恶极。 + +　　（十六）盗窃、伪造犯薛义，男，二十九岁，甘肃省兰州市人。曾因盗窃罪被劳改二年，刑满释放后，被定为坏分子。 + +　　薛犯好逸恶劳，盗窃成性。一九六九年以来，伙同罪犯马国强盗窃棉布五千九百余尺，幕布一块，自行车四辆，分得赃款一千余元，并单独作案四次，绺窃现金一百余元，粮票四十余斤。伪造公章证明，破坏户口迁移规定。罪恶极为严重。 + +　　（十七）窝赃、销赃犯喇文贤，男，三十三岁，甘肃省临夏市人。曾因投机倒把罪被劳改二年。捕前在西固街道维修队劳动 + +　　喇犯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以其家为据点，为盗窃犯马国强、薛义窝销赃物棉布三千余尺，获利四百五十余元。罪行严重。捕后认罪态度不好。 + +　　（十八）窝赃、销赃犯马尕文，男，三十八岁，甘肃省临夏市人；曾因投机倒把被关押；教育四次。 + +　　马犯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九年，以其家为据点，为盗窃犯马国强、薛义窝销赃物棉布三千五百余尺、丝绒幕布一块，获利五百余元。罪行严重。捕后认罪态度不好。 + +　　（十九）惯盗犯付成伟，男，二十九岁，四川省丰都县人，家庭地主。 + +　　付犯一贯好逸恶劳，流窜犯罪成性。一九五九年以来，曾被四川、陕西、青海、甘肃等地收遣二十五次，拘留教育一次，仍不改悔。一九六六年以来，纠集同案罪犯，大肆盗窃铁路运输物资，结伙和单独作案三十余次，盗窃线衣、棉布、条绒、车胎、羊毛等一千六百余件及粮食、面粉五百余斤、半导体收音机一部，价值四千二百余元。严重危害铁路运输，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活动猖獗，罪大恶极。 + +　　（二十）投机倒把犯马援，男，三十一岁，甘肃省广河县人，家庭地主。曾因投机倒把被拘留教育。 + +　　马犯好逸恶劳，十九六六年以采，长途倒贩茶叶二百四十余斤、粮票一万一千千四百余斤、大烟十四两，破坏社舍主义经济，毒害人民身体。罪恶严重，捕后抗拒交待。 + +　　（二十一）越狱潜逃集团案。首犯于爱祖，主犯李德祥、俞建新，投入劳改后，对抗改造，串通其他罪犯，于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三日晚越狱潜逃，流窜青海、兰州等地，先后偷盗汽车二辆、手表三块等。一九七二年八月六日被抓获归案。 + +　　（1）首犯于爱祖，男，二十八岁，甘肃省兰州市人；曾因盗窃汽车罪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被判刑十年。于犯被投入劳改后，主谋策划，越狱潜逃，结伙流窜，盗窃汽车二辆，掩护李、俞二犯盗窃手表三块等。死心塌地，罪大恶极。 + +　　（2）主犯李德祥，男，二十九岁，甘肃省兰州市人，曾因书写反动标语被劳教三年，又因轮奸妇女、伪造、盗窃等罪于一九七O年九月被判刑二十年。李犯被投入劳改后，密谋策划，越狱潜逃，先后参与盗窃汽车、手表等。单独作案五次，绺窃现金、粮票、布票等。罪恶极为严重。抓获后，尚能交代。 + +　　（3）主犯俞建新，男，二十岁，甘肃省兰州市人，曾因盗窃被管教，又因盗窃罪于一九七O年七月被判刑七年。俞犯被投入劳改后，越狱潜逃，先后参与盗窃汽车二辆及手表三块等。单独作案六次，绺窃提包，衣物、床单等，罪行严重。捕后尚能交代。 + +　　（二十二）烟毒犯石相成，男，六十二岁，甘肃省榆中县人，家庭地主。捕前系榆中县来紫堡公社被监督改造的地主分子。 + +　　石犯一贯坚持反动立场，长期隐藏大烟六十九两。十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九年，先后销售三十九两，获款六千三百元。严重破坏社会治安，毒害人民身体。罪恶严重。捕后认罪态度不好。 + +　　（二十三）烟毒犯岳友崇，男，五十岁，甘肃省榆中县人，家庭地主。捕前系榆中县金崖公社被监督改造的右派分子。 + +　　（岳犯不服监改，继续犯罪，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九年，先后倒卖大烟二十九两四钱，获利五百元、粮票四百斤。严重破坏社会治安，毒害人民身体。罪恶严重。捕后认罪态度不好。） + +　　（二十四）伪造犯马遂良，又名马素夫，化名马兴义，男，三十岁，青海省西宁市人，家庭地主。曾因诈骗被劳教两年，后被定为坏分子。 + +　　马犯在监改期间潜逃，流窜乌鲁木齐、兰州，西宁等地，先后伪造公章四十三枚，大量伪制证明，供给二十余名流窜犯罪分子进行破坏活动，并从中牟利。罪行严重。捕后认罪态度不好。 + +　　（二十五）强奸犯罗元文，男，二十二岁，甘肃省皋兰县人。捕前在皋兰县水川公社劳动。 + +　　罗犯流氓成性，一九六八年以来，经常在公共场所进行流氓活动，尤为严重的是，先后拦路和闯入居民住宅，强奸妇女三人，未遂二人，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罪恶极为严重。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9/000013.txt b/CCRD/0/8/9/00001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7b5b2f972e7b7a163758362b4bc89021f169c8b --- /dev/null +++ b/CCRD/0/8/9/000013.txt @@ -0,0 +1,29 @@ +# 警惕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 +　　<山西省革委一打三反办公室> + +　　中共阳城县委，遵照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狠抓现实阶级斗争，不断引深一打三反和城镇清队运动。 + +## 桑林公社打击“石佛道”的复辟活动 + +　　在批修整风运动的推动下，桑林公社党委放手发动群众，密切注视阶级斗争新动向，挖出了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石佛道”道首范取罗和谭兴元，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现行破坏活动。 + +　　反动的“石佛道”，解放后曾经两次取缔，但是反动派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一直在窥测方向，妄图复辟。“石佛道”道首范双罗、谭兴元，自一九七一年以来，先后在两省两县二十一个自然村，恢复道徒十八人，新发展道徒四十余人；他们以看病为名，装神弄鬼，欺骗群众，散布反革命谣言，勒索民财等。去年以来，他们更乘天大旱之机，到处造谣煽动，秘密串连，恢复组织，猖狂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公社组织专案小组，昼夜奋战，深入调查研究。广大群众和专案人员相结合，很快将案情查清。经过群众揭发批判，公社报县革委批准，给反动遗首范双罗和谭兴元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对其他受骗上当者，耐心进行思想教育，提高觉悟，不予追究。保卫了抗旱救灾工作和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 + +## 东方红机械厂揭出贪污三万余元的集团案 + +　　国营东方红机械厂，进一步引深一打三反运动。群众揭出，在该厂搞运输的河南范县张集大队民工负责人张传道、会计张洪亮等人，曾向该厂材料员王本正等人行贿三千四百零九元，大米、白面二千三百一十六斤，还有手表、收音机和毛料等五十三件，总值达五千一百七十五元。王本正等人在金钱、物资腐蚀下，与张传道等人同谋做弊，共贪污盗窃国家资金三万二千多元。现在王本正等人已退出现金一千二百三十多元，手表两块，半导体收音机四部，粮食三百多斤，以及其他物品多件。 + +## 城关公社揪出隐藏二十多年的地主分子 + +　　城关公社在街道清队中，揪出了隐瞒成分二十余年的地主分子梁云弟。“四大”高潮中，群众揭发梁云弟，解放前在城里开商店，在乡下出租土地；解放后，梁仍不参加劳动，靠收房租过活。宣传队派专人进行调查了解，终于使地主分子梁云弟原形毕露了。 + +　　梁云弟现年六十二岁，是阳城县城关镇永村大队梁凹庄人。梁与河南孟县汤王庙赵六位（已死）结婚后，在阳城城里开有商店，在阳城永村和河南孟县汤王庙均有大量土地；土地全部出租，盘剥农民。解放后，梁为了逃避斗争，同其夫逃回河南。阳城土改时，将梁在永村的土地全部没收；河南土改时，梁夫妇均被斗，家庭定为地主成分，本人定为地主分子。一九五O年，梁乘落实工商业政策又返回阳城，欺上瞒下，隐藏起来，不参加劳动，靠收房租过活。已查清，梁在河南孟县已定为地主分子，现在仍以戴帽地主分子论处，交群众监督改造。 + +## 简 讯 + +　　太原市水利勘探凿井队，深入开展路线教育，继续引深运动，查出凿井三班班长张守礼，借打井支农之机，向公社生产队敲诈勒索价值一千多元的建筑材料和粮食三百多斤的问题。 + +　　张守礼借支农打井抗旱之机，先后在清徐县高华、东街、新民、小武、南尹等生产队，勒索大樑、二樑、木椽、柱子等建筑材料价值一千一百多元，粮食三百多斤，并且无偿动用生产队的拖拉机和人力、畜力，为个人盖房五间。水利勘探队党支部对于张守礼进行了严肃处理，并以这一案子为典型，对广大职工进行了路线教育。 + +　　来源：山西省革委一打三反办公室：《“一打三反”运动情况简报（第117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9/000014.txt b/CCRD/0/8/9/00001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6135b7c4c22c8a1abcc477a41cd0c3a12fe3637 --- /dev/null +++ b/CCRD/0/8/9/000014.txt @@ -0,0 +1,125 @@ +# 我的检查和交代 + +　　<刘江亭> + +　　（中共陕西省委、兰州军区并请转报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 + +　　我衷心拥护经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同意”的中央【1973】15号文件，完全拥护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今天，再一次给我机会检查交代自己的错误和罪行，对我进行教育挽救，这是党对我的无比关怀，我感到十分温暖。 + +　　我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站在林彪反党集团的反动立场上，跟对林贼死党黄、吴、李、邱一伙，干了许多坏事，犯了极为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上了贼船，成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借用力量”之一。“九一三”事件后，我仍然执迷不悟，没有向党检查交代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立场没有转变过来，对批林整风运动抵触不满，散布了许多反动言论，继续犯了严重的罪过。直到中央召开的兰州军区、陕、甘、宁、青四省（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期间，我仍然坚持错误立场，没有彻底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正如中央十五号文件中指出的“态度不好，向党交心不够”。 + +　　这次，我参加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进一步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指示，学习了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七个中央文件，特辨别是中央十五号文件，使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的严重性。一个多月来，经过兰州军区首长、省委领导同志和本军与会同志的教育挽救，自己思想斗争很激烈。我想：党和毛主席培养教育我三十多年，我不能背叛阶级、背叛党。我不深刻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就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中央首长和同志们。如果自己继续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就会离开了党，离开了革命。我想到这些，对自己所犯的错误非常沉痛和后怕，我决心同林贼反党集团彻底决裂，与他们划清界限，彻底检查交代自己的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从思想上重新入党，重新做人。 + +　　下面，我分三个部分检查交代自己的主要错误和罪行。 + +## （一） + +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七零年四月，我在原总政执行军管任务期间，忠实地执行了林贼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抵制和抗拒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了严重的错误和罪行，主要有以下几点： + +## 一、我是接受了林贼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入总政搞军管的。 + +　　林彪及其死党黄、吴、李、邱一伙，在对原总政的军管中，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施展了一系列反革命阴谋诡计。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下午，我们刚到北京两三天，林贼死党黄永胜、邱会作就在京西宾馆接见我们负责搞军管的五个人（王宏坤、刘维成、赵天元、潘德田和我），给我们交了五项任务：清队、整党、大批判、人员分工葛档案材料问题。在交代任务时，他们极端仇恨总政广大革命群众，向我们灌入了林贼提出的“要战斗，要突击，要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的反革命纲领。他们恶毒地说：“总政水深王八多”，“是一筐烂梨，要先倒出来再拣”，“要狠揭总政的阶级斗争盖子，彻底砸烂总政这个阎王殿”。他们还说：“五一三”是重大政治事件，要以“五一三”站队划线；总政坏人很多，整了很多“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你们要严加管理，防止“毒素”扩散。当时，黄永胜宣布：王宏坤任军管组长，原则上挂帅，刘江亭任副组长，负责具体工作。同时还向我们交代说：“你们进总政以后，要依靠“斗批筹备处””（这个“筹备处”是他们一手扶植和操纵的）。后来，黄、吴、李、邱一伙在十一月三日、七日接见我们时，又进一步交代要依靠哪些人，他们把“斗批筹备处”的头头和他们的亲信芦前安、魏建群、辛国治、肖麦萍、林谦、国光等人说成是“好干部”，要我们“依靠这些人，重用这些人”。同时，他们还点了一些所谓的“坏人”，并说秘书处和政工研究是是肖华的“黑心脏”，保卫部是专他们政的，联络部是联络敌人的，干部部是配黑班子的，宣传部的坏人很多，等等，把总政说成漆黑一团，叫我们不要相信总政的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他们还别有用心地说：“你们进了总政，要提高警惕性，头脑不能太简单。”就这样，我们带着林贼提出的这条反革命路线进了总政。 + +　　进入总政后，我根据黄、吴、李、邱一伙的黑指示，就找“斗批筹备处”的头头和林谦、肖麦萍等人了解总政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我们到军委办事组汇报，我比较系统地汇报了所谓总政“阎王殿”的问题和军管工作打算。黄永胜一伙听了我的汇报后比较满意，这说明我的思想符合他们搞阴谋的意图。当时，我们感到军管人员少，工作展不开，他们就确定两条措施：一是增加军管人员，从兰州军区和二十一军调六十个人和一个连队，又从总后军工厂调二十个女同志作为工宣队，实际上是加强了在总政实行他们反革命阴谋的力量；二是把总政机关和直属单位编成连、排、班，指定他们所谓可靠的人担任连排领导职务，并组织一批“骨干力量”，加强对总政人员的控制。一九六九年元月下旬，增加的军管人员全部到齐，办了一周的学习班，我亲自向大家传达了林彪及其死党黄、吴、李、邱一伙“要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的黑指示和我所了解的总政文化大革命情况，给军管人员灌输了这条黑线。 + +　　那时候，我对黄、吴、李、邱一伙是信赖的，对他们的黑指示是坚决照办的。林贼提出的“要战斗，要突击，要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的反动口号，成了我们在总政搞军管的黑纲领。而且，我觉得在总政搞军管是个了不起的工作，对他们指定我具体负责，感到是对自己的信人。加上自己有山头主义的思想，过去和黄永胜、邱会作在一个部队工作过，对他们有感情，认为在“老首长”领导下好办事，把他们当作自己的靠山，积极地投靠他们，追随他们，从到总政军管一开始就上了他们的贼船。因此，在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中，我站在林贼及其死党一边，百依百顺地执行了他们的黑指示，成了他们在总政推行反革命路线的工具。 + +## 二、我追随林贼死党抗拒毛主席对总政的“一二八”指示。 + +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总政的文化大革命十分关怀，于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指出：对总政就是要像清华一样，不要把他们看成落后单位，不要封锁他们，要向他们开放，要向他们做工作，工作做得好，落后单位还可能赶到前头来。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是非常英明、非常正确的，指明了总政斗、批、改的方向，彻底揭露和批判了林彪一伙“要砸烂总政阎王殿”的阴谋。 + +　　林贼及其死党对毛主席的“一二八”指示怕得要死，千方百计地进行抗拒和干扰。他们迟迟不传达“一二八”指示，经过精心策划，一直拖到一月三十日晚上，才找我们军管组人员到军委办事组开会。会议开始，他们先叫我们汇报工作，还是大讲总政干部中坏人很多，研究如何加速“砸烂总政阎王殿”等等。会议开了近三个小时，只是在会议最后，死党吴法宪才把“一二八”指示给我们草草地念了一遍,当时,还有许多同志没有听清楚.更恶毒的是,吴法宪对封锁总政的问题,造谣说,自军管后军委办事组已向毛主席报告过八次总政的情况,并借机攻击周总理.在传达毛主席的”一二八”指示时,黄、吴、李、邱一伙都不表态，也不提出如何贯彻。当时，军管组同志提出是否可以将“一二八”指示印发给大家学习，吴法宪说：不准翻印，不准上墙，不准上街。他们妄图封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抗拒毛主席的指示。 + +　　我们从军委办事组回来后，即向总政机关干部传达。我主持大会，但没有亲自传达“一二八”指示，而是叫刘维成同志传达的。在他传达之后，我极为错误地提出：要以“一二八”指示为动力，动员群众，以实际行动加速砸烂“阎王殿”。我在给各连领导干部传达时，更是十分错误地传播了死党吴法宪恶意攻击总理的话，放了毒。在传达“一二八”指示中，我们虽然也开了两次总政全体人员的动员大会，组织大家学习了半个月，但是，指示口头上讲要贯彻“一二八”指示,实际上还是落实到“砸烂阎王殿”.在我的错误思想影响下,军管组的同志不仅没有认真学习“一二八”指示,制定贯彻措施,反而对总政的干部有对立情绪,当总政有的干部提问:“是谁封锁总政”时,我们军管组有的同志说:“你们不要误会”,甚至有的还说“我们准备被你们赶走”.王宏坤同志和我还布置军管人员“要注意群众的态度”.后来,在写传达学习“一二八”指示的情况报告时,不仅拖了很久,写得很空,而且实际上是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假报告。 + +　　当然，我虽然也意识到毛主席的“一二八”指示是针对林贼死党黄、吴、李、邱一伙说的，但由于自己对他们一伙坚信无疑，追随很紧，一开始就接受了他们“砸烂总政阎王殿”的黑纲领，中毒很深，因而，吧“一二八”指示误解为只是对他们工作上的一般批评，认识不到是两条路线斗争。加上自己跟人不跟正确路线，认为不按他们一伙的黑指示干，军管就搞不下去。尽管当时看到总政广大干部听了毛主席“一二八”指示后激动得热烈盈眶，不少同志泣不成声，自己心里也有所触动，但我还是站在林贼一伙的反动立场上对待“一二八”指示，同总政广大革命群众的感情是截然不同的。我没有执行毛主席的“一二八”指示，使总政军管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我犯了极大的罪过。 + +## 三、 我为林贼死党黄、吴、李、邱一伙销毁了他们的大量罪证档案材料。 + +　　销毁他们的罪证材料，这是黄、吴、李、邱一伙蓄谋已久的反革命阴谋，也是交给我们军管组的一项重要“任务”。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就想把这些罪证材料搞到手，但是没有得逞。军管组进驻总政之前，他们就具体交代：总政有人整了很多“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要严加控制，防止“毒素”扩散。他们所指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就是林贼极其死党黄、吴、李、邱等一伙坏蛋；他们所说的“有毒”材料，就是林彪极其死党反党的罪证档案；他们要“严加控制”，就是怕在群众中暴露自己的反革命面目。我秉承黄永胜一伙的黑旨意，军管组一进总政就采取控制措施：封存了所有文件、资料、档案；收缴了工作记录本；把总政干部集中起来办学习班，规定不准回家、不准串联，并切断了电话。到了一九六九年二月下旬，根据黄、吴、李、邱一伙的黑指示，为了进一步清查和控制所谓“黑材料”，又把总政干部包括保密员都搬到红山口高等军事学院搞清队，同时收缴了全部文件柜、办公桌的钥匙，指定一部分“可靠的人”留下来看房子和清查档案材料。在“紧急战备”前的半年多时间里，我们一方面清查“死材料”，一方面抓“活材料”，对整过林贼极其死党材料的人进行追查和批判，并不断向黄、吴、李、邱一伙汇报清查情况。 + +　　一九六九年十月，林贼发布所谓“第一号令”以后，黄永胜一伙加紧搞反革命阴谋，他们背着毛主席、党中央，以战备为名，要我们抓紧清查和销毁他们的罪证材料。到十二月初，军管组给军委办事组写了一个报告，请示“有毒”材料如何处理，他们批示由军管组销毁。开始，我叫鲍奇辰、徐元亮、邱永裳等同志办这件事，但他们都有顾虑不愿干。以后，我就叫秘书杨志文同志管这件事，他也很担心，对我说：“我们不要太积极啦，要防止人家以后把我们甩掉。”当时，我思想上也有些顾虑，明知烧档案是违反中央规定的，怕将来万一出问题会沾上自己，但是，为了给黄、吴、李、邱一伙效劳，人家不敢干我干，人家不积极我积极。由于我思想上多少还有些顾虑，加上清查登记目录的工作也比较费事，因而拖了一个多月，这些材料还未销毁。到了一九七零年元月十一日，清查登记目录的工作基本搞完，我亲自给黄永胜写信，向他报告清查“黑材料”的情况，并提出准备在元月十五日焚毁。我以私人名义给死党黄永胜写信，既是为了讨好他们，也是为了进一步取得所谓合法手续。接着，我又于元月十三日，亲自给李德生同志写了一封含糊其辞的信，请示如何处理这些材料。后来，我又把请示销毁材料的报告拿给黄志勇、田维新副主任看，目的也是让他们知道这件事，以后万一出了问题，首先是匿名上边这些人负责，最后才轮到我刘江亭。总之，我既想为黄永胜一伙干坏事立功，又千方百计地想为自己推卸罪责。 + +　　大约在一九七零年元月十五日，黄永胜的秘书，打来电话，叫我们把清查“黑材料”的情况附上目录，再写一个正式报告。到十八日，这个报告就批下来了，黄、吴、李、邱一伙改变了原来的主意，确定：有关各军、兵种和各军区的材料送给他们自己处理；总政的材料暂时保留待后处理。我认为这样比我们军管组直接销毁好，就很快派人把将近三千份档案分送给各家，其中空军、海军、总后的占多数，还有总参、工程兵、装甲兵、广州军区等单位。这些材料都是黄、吴、李、邱的老婆或他们的亲信收下处理的。后来，他们利用这些材料，对揭发他们罪行的同志进行迫害，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可见，黄永胜一伙改变处理材料的方法，是一个更大的反革命阴谋，而我为他们的阴谋出了力。 + +　　在销毁林贼死党的大量罪证材料中，主要有：关于空军、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材料，其中揭露吴法宪、李作鹏等陷害领导干部、阴谋篡军夺权的罪行；关于黄永胜在车口会议上的讲话材料，黄在这次讲话中竭力鼓吹林贼搞大比武的反动路线；关于邱会作乱搞男女关系的罪证材料；关于叶群随林贼在长春休养时与特嫌分子有联系的罪证材料等。更严重的是，我亲自销毁了黄永胜和北京女特务周述蓉有关系的罪证材料。一九七零年二月二十一日晚上，死党黄永胜打电话给我，叫我把他的“黑材料”送给他看，第二天我送去这份材料，后来根据他的黑旨意，我亲自把这份材料烧掉了。 + +　　我明知销毁档案事关重大，违反党纪国法，但我在政治上信任他们，总想保护他们，同时，为了讨好他们，取得他们对我的信任，因而我积极参与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很早就想毁灭这些罪证而没有办到，而我做了他们的帮凶，达到了他们的罪恶目的，敌人干不成的事我替他们干了。死党李作鹏曾说： “凭这些材料，十年以后，还可以把我们李、王、张打成反革命。”我给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 +## 四、我追随林贼死党黄、吴、李、邱一伙，抵制中央关于清查唐益、李英儒“五·一六”罪行的指示。 + +　　原总政联络部办公室主任唐益和文化部创作组长李英儒，都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骨干分子，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进行反革命活动，疯狂反对总理和江青同志，破坏革命样板戏。中央指示，李英儒交群众批斗，对唐益实行“拘留批判”，关在拘留所里。但是，林贼死党黄、吴；李、‘邱一伙却对抗中央指示，千方百计地对唐益、李英儒进行包庇夕对他们的反革命罪行，一直没有审查和批判，还让李英儒长期在家“养病”休息，不管不问。后来，交给了总政军管组，名义上是进行审查，实际上是对唐益、李英儒继续实行保的方针。我执行黄、吴、李、邱一伙的黑指示，参与了包庇这两个反革命分子的活动。 + +　　一九六九年二月，原军委办事组政工室通知：把唐益，李英儒交给我们军管组。黄、吴、李、邱一伙既不向我们说明唐、李有什么问题，也不交代对他们的审查方法，只是简单地要我们审查唐、李的历史问题和“五·一六”罪行。并且规定：查历史问题要结合总政的运动来搞；对他们的“五·一六”问题，一定要在小范围里搞；军管组不能擅自外调，要调查的问题和单位要经军委办事组确定等等。一开始就对唐、李问题的审查设置了许多障碍。当时，我理解他们的意图是：对唐、李作为人民内部矛盾看待，查一下证明没有事就解放他们。因此，我对唐、李的问题也不积极组织调查，更没有认真批判。我虽 + +　　然把审查李英儒的任务交给了土连军管组，但是，指示他们拓结合清队先搞他的历史问题”，以后也没有具体过问。实际上继续听任李英儒在家装病休息，连历史问题也没有认真进行审查，一直到五、六月，在群众的强烈反映下，才把他搞到学习班里进行审查。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军委办事组把唐益从拘留所里放出来交给总政军管组，就戴上了帽徽领章，实际上已经把他“解放”了。我把他交给了四连军管组，虽然也建立了专案，规定唐益不准回家，要他到学习班好好交代自己的罪行，但是，对他的“五·一六”罪行并没有认真进行内查外调。所以，直到八月份，对唐、李的“五·一六”罪行没有查出一点结果来，只是初步查出李英儒是个投敌叛变的可疑分子。 + +　　一九六九年七月（也可能是八月），据说中央文革追查唐益是谁叫放出来的，是谁叫戴上帽徽领章的。林彪死党黄、吴、李和温玉成，慌忙召我和管唐益专案的两个同志到京西宾馆，查问释放唐益和对他审查的情况，最后，只交我们要唐益“停职反省”，再没有说别的。当时，我已经察觉这里边有问题，感到事情比较复杂，心里有些紧张，但又想：对于唐益的处理，都是按照黄、吴、李、邱一伙的“指示”办的，情况也都向他们汇报过，有什么问题由他们承担责任，找不到我头上。事实上，他们把我们叫去查问，不过是一场“贼喊捉贼”的把戏，只是为了瞒哄中央，掩盖罪责，继续包庇唐、李。我回去以后，也只是要四连军管组宣布了唐益“停职反省”，仍然没有对唐、李进行积极的审查和批判。 + +　　一九六九年八月底，中央芭蕾舞团和中国京剧团的军代表，先后来总政军管组调查对唐、李的审查情况，并告诉我们李英儒是“五·一六”文艺口的副司令兼政委，矛头指向总理和江青同志。在此之前，我还听说过李英儒参加了反革命的“北京图书馆事件”，整理攻击江青同志的黑材料；又听说江青同志在八月中旬亲自召集样板戏团的同志开会，研究抓“五·一六”问题。这些事一联起来想，我感到两个剧团来军管组调查，实际上是江青同志在抓这件事，明显地看出了黄、吴、李、邱一伙对唐、李的态度，是对抗中央文革指示的。因此，心里感到非常紧张，认为这个事搞得“很被动”，“弄不好会出大问题”。但是，由于我已经陷在林彪死党的贼船里，根本没有勇气向中央揭发黄、吴、李、邱一伙的阴谋，交代自己的错误。相反，还是想既不得罪黄、吴，李、邱，又竭力掩盖自己的罪责。九月初，我交待军管组同志对来总政调查唐、李问题的同志要热情接待，同时，找两个专案组了解情况，并交待他们抓紧对唐、李斗一斗，以此来应付中央。直到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晚上，黄、吴、李、邱一伙听取我们汇报唐、李问题时，死党黄永胜还说：“李英儒的问题要在小范围里搞，……”。“唐益这个人如果没有别的问题，至少是没有革命热情，斗志衰退”。还说：“不要拿到中央乐团去斗，拿到地方就不好啦……总政会斗嘛。”死党吴法宪也说：“李英儒问题查清后，该保就保，该打倒就打倒，能挽救就挽救，能不打倒就不打倒。”仍然对抗中央指示，为保唐、李定调子、划框框。我完全贯彻了他们这些黑指示，对唐、李假批真保，“五．一六”问题始终没有查清楚。到十一月中旬，中央批示把唐益、李英儒交给中央乐团和中国京剧团进行批斗，很快就查清了他们的“五．一六”罪行。 + +　　在对待唐益、李英儒问题上，一个要批，一个要保，两种不同的态度，反映了两个司令部的尖锐斗争。我在这场斗争中，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执行了黄、吴‘李、邱一伙的旨意，包庇了坏人。而对于总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我却坚决按照“砸烂总政阎王殿”的黑纲领，把他们摆在自己的对立面，对许多同志进行了迫害。 + +　　我跟着黄、吴、李、邱疑惑，大讲“五一三”是个重大政治事件，在群众中以“五一三”站队划线，凡是反对“三军”观点的，同志，在清队、整党中重则批判，轻则检讨。在清队运动中，我提出“总政敌情严重”， “要深挖反革命”，“大抓美特、苏特、蒋特、日特……”，“大揭鬼人鬼事鬼现象”，把总政说成是坏人很多，问题很严重，造成了互相怀疑、人人自危的气氛。我积极执行黄、吴、李、邱一伙的黑指示，对他们所谓“专无产阶级政”的部门和同志进行了迫害。如原干部部处长李恩荣同志，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前按照中央关于对军委副主席的秘书进行政审的指示，审查过叶群的档案，被林贼死党专案审查一年多。总政军管后，我秉承黄、吴、李、邱一伙的指示，继续对他进行了追查和批斗。原保卫部技术处长马联德同志，就因为批判林贼关于军队干部出了反毛主席的人是军队的耻辱这话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没有辩证法，因此；被林彪死党关了起来，我们军管后仍对他审查、批判。尤其对于原总政保卫部，林彪及其死党把它看作眼中钉、肉中刺。林贼说过：“保卫部是专无产阶级的政”，把它作为“总政阎王殿”里要砸烂的一个重点部门。一九六六、六七年就已抓了三个正、副部长。一九六九年三月到五月，死党黄永胜、吴法宪多次指令军管组对保卫部进行调查。我积极执行他们的黑指示，把保卫部列为重点，对保卫部干部进行了审查和迫害，对好几名副部长和正副处长实行了专案审查，有的还搞了所谓“群众专政”，对技术处的所有干事也都逐个进行了审查，弄得保卫部一片恐怖气氛。审查持续进行到一九七O年一、二月，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来，说明对他们审查的问题，都是毫无根据的造谣和诬蔑。我积极执行黄、吴、李、邱一伙“砸烂总政阎王殿”的反动路线，打击和迫害了许多同志，犯了严重的罪过，现在想起来，内心感到非常沉痛。 + +## 五、我参与了林贼死党黄、吴、李、邱一伙在组建新总政和分配原总政干部中的阴谋活动。 + +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死党邱会作通过原军委办事组干部室给我打电话说：要从原总政干部中抽调一百人左右参加组建新总政，条件是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好、出身历史好、工作水平高、年纪轻。各部都要照顾，每部要提出二至三名处级干部。这件事这件事要刘副组长亲自办理，只能一个人知道，办好后交给黄、田副主任。 + +　　这是黄、吴、李、邱疑惑的一个阴谋，他们妄想在“砸烂”原总政以后，通过阴谋手段，排斥异己，安插亲信，架空李德生主任，把新总政操纵在自己手里，达到篡军夺权的罪恶目的。但是，当时我却认为这是一件大事，一定要认真选留干部，把新总政组成一个拥护黄、吴、李、邱一伙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班子。虽然也感到这样背着军管组其他领导成员的做法不正常，但又认为这是军委办事组“首长”对我的信任，就积极执行他们的黑指示。我大搞非组织活动，首先找我的老部下、原干部部副处长王之光了解了总政干部情况，又给各连军管组长分别单独地交代了任务，分配了数字，提出了条件，要他们严格保密，办好后把名单直接送给了我。然后又找黄、吴，李、邱一伙的亲信林谦、肖麦萍、国光等人征求了意见，最后确定一百三十多人的名单，向黄志勇和军委办事组干部室的邓XX、王如炎作了汇报。我在推荐人员中，主要是以“五，一三”划线，以拥护和支持“三军”为标准，当然绝大多数人还是好的，但是，对肖麦萍、国光、王之光等人，我特别为他们说了许多好话，以致象肖麦萍这样一个家庭出身和政治历史复杂的人，竟窃据了新总政副秘书长的要职。 + +　　在分配处理原总政干部中，黄、吴、李、邱一伙也施展了阴谋诡计，包庇坏人，重用亲信，搞宗派，拉山头，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培植势力。我在这个阴谋活动中，完全听从他们的黑指示，为他们出了力。早在一九六九年一月，李作鹏提出要原总政青年部部长辛国治，说：“林XXX信任他，文化大革命里他拥护‘三军’，工作水平高，能干……”。当时辛的问题还没审查清楚，群众还正在对他批判，我却毫无原则地让他调出去了，当了北海舰队政治部主任，不久又当了副政委，成了林贼的死党。一九七O年三月二十六日，军委办事组讨论原总政正副部长的工作分配时，死党黄永胜指名要原宣传部部长、反党分子姜思毅，把他分配到广东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当政治部副主任，不久，姜就投靠了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吴法宪指名要原干部部副部长朱光和保吴的群众组织“八家”的头头魏建群，张秀川要林谦和国光。凡是这些死党指名要的人，我都满足他们的私欲，完全听从他们的安排，充当了他们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工具。 + +　　在组建新总政和分配原总政干部中，我破坏了毛主席的干部路线，搞非组织活动，为黄、吴、李、邱一伙的革命阴谋效劳，犯下了严重的罪过。 + +## 六、林贼死党黄永胜催我离开总政回部队的阴谋。 + +　　一九七O年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就是我送材料给黄永胜的那一次，他同我进行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的个别谈话。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结束总政军管的问题，我向他汇报了总政干部的分配处理情况、军管人员的思想情况以及专案情况。最后，他提出要我尽快结束军管回部队去。我说：“大家都想走，光我一个人走不好。”他说：“不行，你要回部队去，要撤销军管，你要离开。”我说：“这问题我不好说，我一个人先走，下边有意见。”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老是粘粘糊糊提意见，叫你走你就走嘛，这里不需要一个副军长。”我表示服从命令，但提出军管工作还得有一个月时间，要到三月底才能走。黄永胜表示同意，并要我把他的意见向总政黄、田副主任汇报。 + +　　黄永胜要我很快离开总政是有阴谋的。一月上旬，李德生主任和黄、田副主任曾经和我谈话，要我继续留在军管组，把总政的斗、批、改搞完。直到三月二十六日军委办事组会议上，李德生同志还提出刘江亭不能走。这就可以明显地看出，黄永胜要我撤销军管回部队，首先，是因为那时新总政刚刚建立，他们想利用原总政斗、批、改没有搞完的摊子来压新总政，给李德生同志等新总政领导为难。其次，他们通过我已经达到了销毁罪证材料的罪恶目的，怕我继续留在总政会泄露了他们的阴谋。第三，当时，黄、吴、李、邱一伙已经开始整陕西省委，胡炜同志兼二十一军军长，主要是在省委工作。黄永胜在这时要我快回部队，可能是妄想在必要时，再拉拢利用我在部队搞反革命阴谋活动。而从我当时的立场、感情来说，如果他们拉拢我，我是完全可能上钩的。 + +　　从上述问题中可以看出，在总政军管期间，从始至终贯串着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尖锐斗争。而我从接受军管任务的时候起，就逐渐地爬上了林彪反党集团的贼船，把自己同他们连到了一起，坚决贯彻了林贼提出的“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的反动路线，积极执行林贼死党黄、吴、李、邱一伙的黑指示，参与了他们的一系列反革命阴谋活动,于了许多坏事，坑害了别人，也坑害了自己。尤其在我的思想上中毒很深，以致于我在较长时间里陷在贼船里不能自拔。现在想起来，实在使我对林彪反党集团感到无比仇恨，对自己所犯的严重罪过感到十分痛心。 + +## （二） + +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以后，我继续站在林彪反党集团的立场上，在各种场合，特别是在几次批林整风会议上，散布了一系列极其反动的言论，甚至有时把矛头指向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我散布这些反动言论决不是偶然观象，而是我的反动思想感情的流露，是我坚持反动立场的必然结果。我在这方面所犯下的罪过是不可饶恕的。 + +## 一、对林贼及其死党歌功颂德，对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恶毒攻击。 + +　　我为林彪及其死党黄、吴、李、邱一伙歌功颂德，是有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的。解放战争时期，我和黄永胜、邱会作都在四野的一个部队里工作过。我认为林、黄、邱是我的“老首长”、“老前辈”，他们对我了解、信任，我对他们有 “老感情”。这种“老感情”，通过我在总政执行军管任务，进一步得到了加深。在总政军管期间，我和王宏坤是有矛盾的，当我感到有困难、受压力的时候，黄、吴、李、邱则别有用心地支持我。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解决总政军管组内部关系的一次军委办事组会议上，黄永胜说：“刘江亭，你们不相信，我相信。”吴法宪说：“刘江亭大胆工作吧，我保证你不犯错误。”有的同志提出：“刘江亭有错误”，吴法宪为我辩护说：“谁没有点缺点错误！要是没有缺点错误，毛主席说的一分为二还灵不灵啊！”邱会作也大骂和我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有“派性”、“捣乱”。这次会议，在王宏坤没有到会的情况下，批评了王宏坤，支持了我，王宏坤以后就很少到军管组来了，军委办事组凡有事基本上就都找我办理，不找王宏坤了。从这里我体会到，黄、吴、邱对我是非常信任的，我对他们的好感也就加深了一步。黄、吴、李、邱为了笼络我的感情，还有意吹捧我。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初，原军委办事组接见总政干部和军管人员时，黄、吴、李、邱在大会上大吹总政军管“搞得快”，“搞得好”，表示“向军管组学习”等等。他们吹捧军管组实际上是吹捧我，也是吹捧他们自己。我听了之后，是非常感激的。一九七一年八月，中央召开的陕西省委汇报会议上，吴法宪碰见我，和我握手问好，还拍拍我的肩膀称“战友”，我也感到很“荣幸”。我对他们拉拢、利用我去压制别人的阴谋，不仅没有识破，反而认为是对我的信任和支持，他们就是我的“好领导”，对他们更加感恩戴德。因此，一有机会，我也大力吹捧他们，积极为他们制造舆论。在总政军管期间，我对军管人员说：“我们在总政军管能站住脚，象我这样的小干部能管总政全靠军委办事组首长。没有他们的支持，比我职务更高、水平更强的人，也早被轰出去了。现在不是能力强不强的问题，职位高低的问题，主要是看你信得过信不过、可靠不可靠的问题。”从总政回部队后，我又在同志们面前吹捧黄、吴、李、邱一伙“工作辛苦”、“有办法”、“跟得紧”等等，竭力美化他们。由于我对他们有深厚的感情，所以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初，韦统泰给我打招呼说：“黄、吴、李、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还不相信；甚至到了同年八月二十三日，我到北京参加陕西省委汇报会议在京西宾馆遇见了梁大门，向他打听黄、吴、李、邱的情况，我还说：“我在总政军管时经常接触他们，没有看出什么问题，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吧！”那时候，我在政治上还是完全信任他们的，为他们犯错误而担心。我对他们的这种感情，就是到了“九·一三”事件后，仍然是藕断丝连，始终没有割断。我对林贼的印象也很深。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林彪到锦西市，靠我们团住过几天，和他有些接触，以后听过许多人说过他的好话，还听过他的讲话，我的印象是：林彪能打仗，有本事。这个印象是深刻的，所以到了一九七二年的七、八月间，我还鼓吹“林彪打仗还是勇敢的”，“林彪过去打过仗，做过一些工作，有贡献，不能全盘否定，不然怎么能当上国防部长呢？”当大家在批判林贼的反党文章《论短促突击》时，我又说什么：“短促突击是反对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在战略上是错误的，但在战术上根据具体情况还是可以用的。”公然吹捧林贼的“功绩”，为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辩解。对黄、吴、李、邱一伙，我总忘不了他们曾经支持过我，保过我，始终对他们怀着感恩的心情，因而直到一九七二年七月兰州军区批林整风会议期间，我还吹捧他们说：“黄永胜贫农出身，小学文化，过去打仗可以，就是好玩”；“李作鹏这个人能力还是强的”；“他们一伙还是能干的”等等。由此可见，林彪及其死党的阴魂始终在我头脑里游荡，我为他们扬幡招魂、歌功颂德是有历史根源的，是有感情基础的。 + +　　“九·一三”事件后，我坚持反动立场，还表现在我对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进行了恶毒的攻击。我在总政执行军管任务期间，黄、吴、李、邱一伙向我传播过一些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谣言。由于我对他们很信任，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些谣言的真实性，也不考虑他们传播这些谣言的险恶用心，而把这些谣言当作“真实情况”来接受。一九六九年一月，我在传达毛主席“一．二八”指示时，向总政干部和军管人员传播了吴法宪恶意攻击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谣言。更为严重的是，在中央召开的兰州军区、四省（区）批林整风会议上，我当着中央首长的面，继续散布了来自林贼死党的谣言，中伤了自己的同志，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兰州军区批林整风会议上，在小组学习《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时，有的同志问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和“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的含意时，我又影射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三十多年来，是党和毛主席把我从一个农民子弟培养成为一名高级干部，而在总政军管的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林贼及其一伙死党，就把我坑害成今天这个样子。我恩将仇报，竟然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我实在对不起党和毛主席，对不起全军的干部、战士，对不起人民。同志们无论怎样批判我的罪过，也是不过分的。 + +## 二、对批林整风严重不满，甚至为林彪及其死党鸣冤叫屈。 + +　　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我对批林整风运动的不满和抵制也愈演愈烈，这也是和我的反动立场、感情分不开的。我所以对批林整风运动抵触不满，主要出于两种思想：一种是怕运动深入要牵连到自己。“九·一三”事件前，我对黄、吴、李、邱一伙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曾经表示过怀疑，内心深处是不希望他们犯错误的。因为他们倒了，我也就失去了“靠山”。黄、吴、李、邱的反革命罪行被揭发以后，我就更多地想到自己，怕把自己牵连进去，怕自己的严重错误被揭发出来，怕受到群众的批判。我曾经想过，我在总政执行军管任务期间，是紧跟黄、吴、李、邱一伙的，谁知道会抓我什么问题，谁知道又会落得一个什么结果，心里总是紧张不安。因此，一方面，我总想表白自己，来掩盖自己的严重错误。我向军里领导同志说过：“我在总政军管十八个月，有什么事就请示黄永胜、军委办事组。……但黄永胜的贼船还没有上去，主要是没有本领。工作上的错误是有的，但没有很大的错误。”我对销毁黄永胜一伙的罪证材料感到心虚，就到处放空气说：“这是合乎组织手续的，是没有问题的。”总政来人调查销毁罪证材料的问题后，我还散布：他们说“不要我检查”等等。另一方面，我到处散布“路线问题说不清”，“路线是空的”等谬论，企图把大家的思想搞乱，使自己蒙混过关。我在军党委整风会议上说：“你说看方向，老实说，不是那么容易，有时说不清。”“什么路线问题？有些问题我们搞不了，弄不清。上面的事，你能分析得清吗？”等等。妄想转移斗争方向，把批林整风引入歧途。当有一位干部向我汇报，说到他经过批林整风、路线教育，分清了现在搞军事训练同过去搞大比武不一样时，我反而批评他说：“怎么不一样？你训的还不是那些东西吗？你那点本事还不是大比武时学来的？现在一说就是方向路线，那有那么多方向路线？”我还指责两位干部说：“王天林在那里还批大比武，大比武也不都是错的。徐政到现在还在那里划什么路线，尽讲大话、空话。”我说这些话，不仅是否定了方向路线的重要性，甚至否定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而错误地肯定了早就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建军路线。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四十七军召开党委会进行批林整风，会开得比较长，我不了解会议具体情况，就对军里几个同志说：“现在搞这个没有意思，还搞谁正确、谁不正确，两个一把手撕破了脸，影响团结，以后不好工作。”这时，我的思想已经从抵制批林整风运动发展到肆意歪曲批林整风的地步了。我抵制批林整风运动的另一种思想主要是为林彪及其死党鸣冤叫屈。我错误地散布：“林彪已经死了，还批什么？自己有错误批自己。”“林彪打倒了，我们工作没做好，什么都往林彪身上推，我就不这样怨谁。”公然把批判的矛头引向群众。当群众起来批林时，我又借口批判林彪谬论就会批到群众头上去，来抵制批林。当批林整风眼见要涉及自己的问题时，我就更加抵触了，我说：“上边犯错误，叫下边作检讨，这是一种最坏的作风。”歪曲与攻击了批林整风的方针和政策，也影射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另一方面，由于我对林贼恨不起来，错误地认为不能全盘否定林彪的历史“功绩”，因而今年一月十八日上午在兰州军区党委会第三小组讨论如何深入开展批林整风问题时，我插话说：“林彪不打倒，什么都是对的，林彪打倒了，扫地出门，象擦玻璃一样，怎么擦也不干净。”放肆地为林彪鸣冤叫屈。这是我对中央发泄不满、对批林整风表示不满的总暴露。充分地说明了，我的错误立场没有转变过来，我对林贼的反动感情还没有割断。我再一次地把矛头指向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犯了极为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 + +　　由于感情、立场没有转变过来，我不仅散布了反对批林整风运动的言论，对批林整风运动的态度也是消极抵制的。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主席、党中央多次指示，批林整风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中央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同林彪及其死党划清界限。而我因为害怕搞到自己头上，不去积极领导批林整风运动，也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更没有主动检查交代自己的错误。直到一九七一年底，我才向中央专案组草草地写了一个很简单的材料，揭发邱会作包庇叛徒张晓冰问题和原军委办事组抗拒中央指示清查唐益、李英儒“五.一六”问题的罪行。对于销毁黄、吴、叶、李、邱大量罪证这样重大的问题，我直到一九七二年一月，总政来人调查时，才写了揭发材料。竭力为自己捂盖子，也为黄、吴、李、邱一伙死党的罪行捂盖子。 + +## 三、鼓吹“跟人不跟正确路线”，反对路线教育。 + +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而我由于长期不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路线觉悟很低。尤其在总政军管期间，我同黄、吴、李、邱一伙搞在一起，看到他们都是以跟谁、保谁来站队划线，拉山头，搞宗派，中毒很深，我也错误地认为跟人有好处，“好办事”，还可以升官，不跟就会吃亏、倒霉。我自己在总政军管要是没有黄、吴、李、邱一伙当“靠山”，百依百顺地听从他们，也就不可能站住脚。因此我特别强调“首长”的权威，强调无条件地服从“上级”，到处散布说：“我们这些人懂得什么路线？上级叫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谁的指示都得执行，谁也不敢得罪”。还讲过：“什么是民主集中制？就是谁执政谁就集中，谁就说了算。”避而不讲路线，不讲“反潮流”的斗争精神。一九七二年九月，在起草军党委给兰州军区党委关于批林整风情况的报告时，我还不同意写上“提倡反潮流的精神”，“敢于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真正做到跟党跟线不跟人”等几句话。我违背了毛主席关于“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教导，把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无产阶级组织纪律对立起来，实质上是以强调组织纪律来反对分清路线是非，鼓吹“跟人不跟正确路线”。 + +　　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教导我们：“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而我公然和毛主席的指示唱反调，从反对“跟正确路线”，进而反对搞路线教育，胡说：“什么是路线教育？路线教育都是空的，是空对空。”错误地认为路线教育光讲空道理，不能解决部队中的实际问题。枪打不准，弹投不远，还讲什么路线？尤其在“九.一三”事件后，我的思想十分混乱。在总政军管期间，我紧跟黄、吴、李、邱一伙，把他们看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自己以为跟着他们干就是执行正确路线的。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被粉碎以后，这些人都暴露了反革命的真面目，但是由于我的立场、感情没有很快转变过来，思想上就感到乱糟糟的，划不清两条路线的界限，闹不清那些正确、那些错误，因此，我经常说：“上面的事我们搞不清，还是老老实实地抓点具体工作。”甚至认为路线教育越搞越糊涂，上边叫怎么干就怎么干。 + +　　更为严重的是，我还散布过“中央不要再出事了，什么人干都行”的反动言论，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文化大革命中，揪出了刘少奇，王、关、戚，杨、余、傅，现在又揭露了林彪反党集团，这本来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大好事。但是，我由于同林彪死党有牵连，思想震动很大，因此感到害怕，实质上是以怕出事为借口，来掩盖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抵制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以致犯下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罪行。 + +## （三） + +　　在中央召开的兰州军区、陕、甘、宁、青四省（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我由于立场、感情始终没有转过来，没有老实地检查交代自己的错误，出尔反尔，态度不好，向党交心不够，失去了机会，又犯了错误。会议初期，我虽然认为自己在总政军管期间有错误，但是还以为错误不严重，错误不严重，没有作检查交代的思想准备。因此，第一次我只是汇报了部队批林整风的情况，对自己的错误没有作什么检查。第二次检查，基本上是表白自己，不仅没有检查自己在总政军管期间的错误，反而把自己说成是正确的、受压的，为自己的错误进行辩解。在第三次检查中，我对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感到冤屈，因此在检查中只是绕圈子，回避问题的实质，甚至在发言时痛哭流涕，态度恶劣，并又散布林贼死党制造的谣言，中伤自己的同志，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特别是在三月一日的会上，我的态度更为恶劣。由于我对中央首长和与会同志的批评抵触不满，立场根本没有转过来，在会上提出要求和中央领导同志个别谈话，目的是想避开参加会议的同志，向个别中央首长说明自己所犯错误的具体情况，为自己的错误进行辩解，以减轻自己的罪过。江青同志看出了我的态度不老实，严肃指出不能避开会议领导小组同志。江青同志为了进一步挽救我，又热情地提出要和我谈话，而我本来就不想检查交代问题，怕谈不好更加重了自己的错误，就拒不表态。后来，胡炜同志又问我两次，我仍然没有表态。这是我对自己的错误态度恶劣的表现，也是我对江青同志缺乏无产阶级感情、对我的热情教育有抵触情绪的表现。现在想起来，内心十分难过。会后，我感到自己又犯了错误，就给中央首长写信说：不谈了。在信中毫无自我批评，江青、文元、先念等同志对我这个错误行为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指出我“出尔反尔，拿中央的会议当儿戏，愚弄会议的同志”，“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中央首长的批评打中了我的要害，是完全正确的。 + +　　回想在北京的一个多月里，中央首长和与会同志确实对我无比关怀。中央首长长时间地、非常亲切真诚地教育我、挽救我，同志们对我严肃地批评帮助，耐心地教育挽救，都希望我转变立场，重新做人。一直到三月七日北京会议即将结束，中央首长接见我们时，总理、江青同志还希望我好好检查交代自己的错误，取得党的信任。而我辜负了中央首长和同志们的热情期望，内心感到极为沉痛。 + +　　我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所犯的罪过是极其严重的，—是站在林彪的反动立场上，反对党，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伟大的批林整风运动。毛主席和党解放了我，培养教育我三十多年，没有毛主席和党的领导，就没有我的一切。而我却同林彪反党集团站在—起，陷得很深，不能自拔。坑害了自己，坑害了同志，损害了党的事业，确实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人民，自己感到非常沉痛。我所犯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请党给我应得的处分。 + +　　我犯错误不是偶然的，根本原因是没有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不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很低，弄不清什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只知道跟人。解放后，自己地位变了，官当大了，滋长了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长期背着个人出身好、打过仗的包袱，自以为正确，骄傲自满，不接受批评教育。特别是在总政军管期间，与林贼死党黄、吴、李、邱一伙搞在一起，中毒很深，所以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和罪过。“九·一三”事件以后，自己又坚持反动立场，错上加错，这是必然的结果，也是我沉痛的教训。 + +　　上次，我在北京会议上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和与会同志的教育挽救，这次，我又受到了兰州军区首长、省委领导同志和与会同志的批判帮助，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我决心同林贼反党集团彻底划清界限，改正自己的错误，从思想上重新入党，重新做人，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到底。 + +　　我的错误是很多的，有的我还想不起来或认识不到，希望同志们继续对我揭发批判。遵照毛主席关于不要瞒着工农兵的教导，我有决心到广大指战员中间去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进一步接受大家的揭发、批判和帮助，以利于我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 +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 +　　（发至县、团级） + +　　 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室一九七三年五月三日印发 共印5000份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9/000015.txt b/CCRD/0/8/9/00001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6de899f8a55eb07d9aadf24bd9f2a67c14653f --- /dev/null +++ b/CCRD/0/8/9/000015.txt @@ -0,0 +1,11 @@ +# 谭政给毛泽东的信（要点） + +　　<谭政> + +## 〖谭政，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常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国防部副部长。早在文革前的1960年即被以“反党宗派集团”罪名打倒。〗 + +　　我年已六十有七，身体日见衰老，病痛日见增加。希望对我的问题从宽处理，于最近期内把我解放出来。 + +　　· 来源： +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9/000016.txt b/CCRD/0/8/9/00001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da6fbb3b005ae2582468398eb950e27b9361906 --- /dev/null +++ b/CCRD/0/8/9/000016.txt @@ -0,0 +1,25 @@ +# 为探视狱中丈夫聂绀弩给周恩来的请求信 + +　　<周颖> + +## 〖周颖，女，全国总工会干部，抗日战争时期曾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领导下工作；聂绀弩，诗人，作家。曾被打成“右派分子”。文革中1967年1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1974年10月判处无期徒刑。〗 + +　　（总理：您好！） + +　　我是周颖。为了我爱人聂绀弩的问题，我几次写信麻烦您了，现在又来麻烦您实出于无法可想，只有再次恳求您帮助和指示。 + +　　昨天收到聂绀弩自山西稷山县看守所寄来一信，知道他确已由北京半步桥看守所移押外地。由他信中，知道他这几年学习很努力，收获很大，还要我寄些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也提到他的身体不大好，我当然也更加希望能看看他。为了探望问题，我曾写信给有关部门请求帮助，可是至今没有一点消息，一直没有获得探望老聂的许可。为此我很焦虑不安，以致病倒，这封信就是在我病中写给您的。现在我既已知道聂在稷山，希望即日就能前去探望的心情，您是会理解的。 + +　　（我听说中央有精神，可以请求探望在押的亲属。我也知道许多在押人的家属，确实得到探望的许可，有些人还不止一次探望了他们的亲属。总理，我知道您很忙，但我的心您是会理解的，万般无奈，只好请求您帮助我早日前往山西探望老聂。） + +　　至盼！至感！ + +　　此致敬礼，问候邓大姐好！ + +　　 周颖上1973年5月20日 + +　　附：我的通信处：本市虎坊路中国歌舞剧院方智训收。方智训是我的女婿。因我住在乡间，通信联系都不便。 + +　　· 来源： + +　　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载2009年2月《中国作家》。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9/000017.txt b/CCRD/0/8/9/00001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69461f4fd0b67661bea956a27529d91625d6911 --- /dev/null +++ b/CCRD/0/8/9/000017.txt @@ -0,0 +1,143 @@ +# 解放后的罪行交代 + +　　<赵丹> + +## （一）大毒草《武训传》 + +　　1.解放后毛主席于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再度指示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而夏衍等四条汉子却遵循了刘少奇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机会主义路线，提出文艺可以为第四种人(实际即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方针，保留私营影片公司，并大力支持了孙瑜编导的大毒草《武训传》的摄制；其时，我正抱残守缺，待价而沽，这一决定正中下怀，于是遂伙同“昆仑公司”的“艺委会”，积极投入修改影片的工作，我们把武训为了取得封建文化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以致铸成了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的罪行。 + +　　我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上，以反动的人性论，人道主义，改良主义的思想，把武训的屈膝投降的种种丑恶行径，美化为“忍辱负重”的“斗争手段”和所谓“伟大的武训精神”，并以三十年代的“批判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思想——诸如：卓别林、安特烈夫的《吃耳朵的人》、雨果的《钟楼怪人》等等一类的畸形的形象，作为我的人物形象的创造源泉；我又以主观唯心主义的创作方法进行采访工作，例如，我到山东去，明明碰见了一个不事劳动的二流子——武训的活标本(他的曾孙)，但是为了怕被他的卑劣的形象破坏掉我心目中已孕育着的“高大的”武训形象，则远避之。……总之，我是不遗余力地，使尽了浑身的解数来演他，使得原就丑恶污秽的武训形象，愈益怪异，狷狭而变态。总之，我出于反动的阶级本性和资产阶级的历史观、美学观，竭尽种种努力保持旧事物，使得免于死亡，而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我们面对着刚一诞生的新中国，炮制、射出这样一支阶级投降主义的毒箭，实在是罪孽深重，我沉痛地向党、向人民请罪！ + +　　2.一九五一年，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对《武训传》的伟大的批判运动，但是由于我当时不甚了解这一运动的深刻意义(开始时，并不知道毛主席老人家亲自所发动和领导的)，更由于我前半辈子，一直以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一切事物，以致全无一点自知之明，竟背上了政治是进步的，艺术上自有一套的沉重的包袱；一生中从未经受过像这样的批判，出于资产阶级的面子观点，所以一下子给吓懵住了，思想异常混乱。上街去，观众指指戳戳地说：“看武训！”“看武训来了！”弄得我不敢抬头，回到家中和爱人黄宗英发牢骚说：“连上街都不行了，这以后如何还能演戏呢！”又如厂内学习小组上有个别人提出要审查我的政治历史，这使得我更为难堪，我又说：“事情一扯到政治上就扯不清了，政治生命一完，艺术生命当然也就跟着完了！……”于是我闹情绪，钻进了“动机与效果”的二元论的牛角尖里(只有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经过了批修整风的学习，我才认识到：动机也包括世界观和方法论。)，实质是掉进了个人主义的患得患失的泥沼里，贻误自己！我就不懂得“不破不立”的这一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伟大真理，当然也就不可能体味到这场伟大的批判运动是毛主席老人家对自己的最大关怀，挽救、教导的伟大意义和幸福感！从中取得应有的教训，而是消极、懊悔、彷徨！正在我茫然不知如何重新迈步之际，黑线上为我开了条后路，在他们的“分工论”、“间接服务论”的幌子下，让我专攻知识分子和历史人物(如:一九五五年导演了话剧《雷雨》，五六年导演了话剧《家》及演了《为了和平》；五七年又演了《李时珍》等影片)，这就使我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支撑点，从此躺进了古人、死人的“防空洞”里(实际是死胡同里)，我好不容易地从《武训传》的批判运动中有所触动，正准备扔掉旧的一套破烂货，则又重新拣拣弄弄，改头换面地拾掇起来，为个人的名利，为黑线上，实质即是为封建、资产阶级的政治而继续效命。我们就是如此顽固地占领这块世袭领地，不让工农兵的崇高形象站上舞台与银幕。例如—— + +　　3.《雷雨》的排演 + +　　在于伶、叶以群的倡议下，结合了“上影剧团”的一批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演员和解放区来的一些青年演员，进行了一次所谓“表演技巧的训练”，演出了话剧《雷雨》。 + +　　我有意识地将自己毕生的演剧经验进行总结，并以资产阶级唯心论先验论的史丹尼表演体系为指导，创立了所谓“表演技巧的三段论法”，即1.“还原于自己”，“从自我出发”；2.“生活于角色”(体验角色);3.“体现角色”(表演技巧与手法)。 + +　　我竭力宣扬“到处有生活”。我说：“演员的创作，只是寻找一切手段以诱导出自己生活回忆的宝库，从而插上想像的翅膀，捕捉角色的‘种子’。”我又呀呀学舌地贩运了史氏的一句自我吹嘘的大话:“只要正确地掌握了史氏体系和方法，就可以创造一切人物形象。” + +　　我一面承认演员必须“苦练基本功”的实践作用，一面又承认演员是有其“天赋”、“禀性”和“素质”的。记得我说过三十年代的阮玲玉是我最喜爱的演员，说她演什么像什么！“穿上了一套尼姑衣服很快就进入了尼姑的精神世界，换上一套妓女衣服立即变成个妓女，而穿上一身女工服装，走在一群女工中，同样地也能和女工们浑然一体了！……”等等谬论以证明演员的感染力强，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与“资质”。 + +　　首先，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艺术，都是来源于生活，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的认识能力由社会的实践所产生，任何人都受着自身的阶级的、时代的、生活的一定局限，而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所以世界上绝没有一个演员能超越自己的阶级的局限性来扮演一切阶级的一切人物形象。其次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在那个时代，像田汉、夏衍等四条汉子一类的反动阶级、反革命分子，决不可能真正创造出一个工农的形象。而那时，作为资产阶级剥削工具的“电影明星”又怎么可能具有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呢？！我这不正是像一个叫杜林式的江湖骗子在自欺以欺人吧。 + +　　为什么我总是喋喋不休地吹捧三十年代的旧事物，总是宣扬反动资产阶级的艺术观呢？揭穿了讲，不过要把自己的所谓的艺术，在新社会争得合法地位，作为安身立命的资本罢了！因此我顽固地不肯退出历史舞台，这正是我的反动阶级本能所决定了的。 + +　　我的罪行更为严重的是：我让旧社会过来的演员们，还原于自己，又让他们生活于角色(即生活于极端自私自利的大资产阶级的糜烂透顶的剥削生活中)，实际上即是从灵魂深处唤醒他们对旧社会的眷恋之情，从而抗拒与工农兵相结合，进行刻苦的改造世界观。同时把一些来自解放区的青年演员们诱进了“角色生活”的染缸里，弄得他们神魂颠倒，萎靡不振，若痴若狂，企图让他们忘掉了劳动人民、忘掉了革命。这正是黑线上通过了我的手，用三十年代的大染缸妄想来染黑他们的灵魂，消磨掉他们的革命意志和革命青春，——这才是最为阴险毒辣的诡计。 + +## (二)“反右”前后 + +　　1.先是一九五六年，袁文殊带着四条汉子的黑指示到上海来，企图变无产阶级的电影事业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电影企业，大力推行苏修的所谓“创作集体”，搞资本主义“自由化”。我又应运而生地积极响应，与瞿白音、郑君里、徐韬等人建立了个“沈记”(以沈浮为首的)“创作集体”。这一反党的行动纲领，集中地体现在瞿白音所归纳执笔的《炉边夜话》一篇毒草文字中。现在据我不大确切的记忆，该黑文大致有以下几个反动论点：（1）以创作自由化来反对党的领导；（2）以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提出导演中心论；（3）向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电影企业看齐；（4）与党分庭抗礼的所谓分工论，等等。这些反动的论点，当是我那时完全同意的，并在每一论点中必有所阐发和补充，而我最集中的一段发言，主要的反动论点是——从吹嘘三十年代的沈西苓所编导的《十字街头》和袁牧之所编导的《马路天使》的各自导演的风格与工作作风开始，借以引到建立所谓“创作友谊”的正文，实际是我以恋旧的情怀来否定党的领导，也就是黑线上的“以文会友”的阐发。 + +　　我又说：“……创作上的‘默契’乃是一部影片的成功与否，以及导演风格的建立的重要因素；可惜的是现在我们的一些行政领导同志，只单纯地从完成任务的观点出发，生拉硬扯地把一些彼此毫无了解的创作人员凑在一个戏组内，这怎么行呢？待到创作人员之间，略有些了解的时候，往往是一部戏结束的时候了！可是这时又将各自东西了，又得重新开始了。……创作上没有经验的积累，就不能有各自的导演风格出现！”云云。我这是又将用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默契”来否定创作人员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统一，实际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是其时社会上的右派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反党谬论的翻版。 + +　　2.入党。 + +　　在刘少奇的机会主义建党路线的影响下，于反右斗争后，我加入了党组织。我的入党并不意味着要叛变自己的原有反动阶级，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为共产主义的思想而献身，实际上我是伸手向党要政治待遇，在“我”字为中心的库存内增添上一笔最大的政治资本。所以我入了党，不是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地要求自己，而是以刘少奇的“在党的事业里发展个人的事业”为我的资产阶级个人奋斗披上合法的外衣，入了党并没变得谦逊些，谨慎些，恰相反，倒是变得肆无忌惮了，变得更骄傲、狂妄、有恃无恐了，变得更为脱离群众了，这就为党造成了没法弥补的损害。 + +　　3.一九五八年，在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走出厂门与工农兵相结合，从实际斗争生活中取材，与政治密切配合，大搞三结合，集体创作的群众路线，虽然尝到了甜头，但同时仍是割不断旧的黑线的羁绊。在那个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紧要关头，党如此深情地挽救我，推我往前跨了一步，可是我仍囿于自己反动阶级立场，也未敢上升到理论和原则高度进行总结。因此当党组织要我们进行总结时，我始终不敢肯定那是场大革命，是方向性、倾向性的原则问题，而只说“这是一种很好的创作方法”，记得在电影局的一次“树雄心立大志”的比武大会上，我直言不讳地暴露了自己的狐狸尾巴。我说:“我要赶超苏联的邦达尔邱克，法国的斐利浦，印度的拉兹。”我又说:“我这一生定要拍全部的‘三国’、‘水浒’、‘红楼’。”我的屁股坐在哪一边，这不是昭然若揭了吗？这期间夏衍、陈荒煤直接安排了《林则徐》、《聂耳》两部国庆献礼片任务，我是欣然从命，全身心地投入这两部影片的创作中来，这就不是什么偶然的事了。 + +　　我在三十年代里，骨髓里浸透了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崇洋、崇名、崇大、崇古，把莎士比亚看成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戏剧艺术的顶峰，把史丹尼的体系，看成是不可超越、不能违背的表演艺术的科学终结。实际上正是帝国主义文化渗透政策，已把我毒化成为艺术上的投降主义者了(亦即民族的投降主义者了)。所以，我把大跃进中所拍摄的艺术性纪录片，错认为只是在一个时期内，一定的阶段中，配合政治任务的普及品，而把《林》、《聂》两片，从它的摄制的庞大的规模和主题，却当作是“正规的”、“高档的”，且具有不朽价值的艺术品呢！ + +　　我在《林则徐》一片中所犯的罪行是:把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人物，凌驾在人民群众之上，甚至作为群众的“代言人”、“领导者”、“指路人”！这样，我就站上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尽情地宣扬了反动的英雄史观。 + +　　在《聂耳》一片中所犯的罪行就更为严重了，归纳为： + +　　1.为三十年代王明路线翻案； + +　　2.为黑帮老头子们竖碑立传； + +　　3.吹捧自己，为自己立传，我演我，歪曲了聂耳的革命者的形象。 + +　　总起来说：我们篡改历史真实，把四条汉子及王明路线吹捧为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说在那个时代里，在白区内，就已经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大原则、大方向了！借以贬低、抹杀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并以此来抵制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大方向。 + +　　我在摄制组内又现身说法，把三十年代的白区的电影戏剧运动吹捧得天花乱坠，以争得正统的地位。我不惜篡改历史，把反动的忽“左”忽右的王明路线对革命的危害，美化为对革命的“贡献”。把我们的小资产阶级的反动的狂热性，摇摆性，不彻底性(甚至是无政府主义的对革命事业的破坏性)，美化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起到了四条汉子所寄希望于我的反动政治作用，当现在醒悟到这一点时，内心的痛咎是不可言状的！ + +　　一九六○年，柯老再度挽救我们，把我们从摄影棚内，拉出到滚滚革命洪流中来，拍摄了两部工业题材的影片：1.《六十年代第一春》；2.《风流人物数今朝》和一部农业纪录片。正在这时，黑线上又来干扰、反扑，即召开了北京的全国故事片创作黑会。 + +## (三)一九六一年北京的黑会及其他 + +　　我在那次北京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创作黑会期间所犯下的罪行有: + +　　1.“免斗牌”事件。会议初，因感到该会的气氛有些异样，所以一时不知该如何发言。这时，陈荒煤一再动员我发言，我急了，说:“我这个人的嘀咕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的，早上说的话，到了晚上就后悔的，要改正的，可是你们出的简报又不让人家改正，除非是毛主席发块牌子给我说：‘此人说话不算数’。我才敢乱说！”事后陈荒煤把我的这句话辗转传扬，传到了瞿白音手中即概括成为“免斗牌”三字了。后，一九六二年，瞿白音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借我的这句话用作向党攻击的子弹。其时，我正在国外，故而事后完全不知。“四清”运动时，群众揭发，当时我尚不能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经过这场文化大革命，始醒悟到：瞿白音确是道出了像我这样一个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拒绝改造，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上向党向人民要资产阶级自由的心声！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就是要和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派斗争到底，就是不能“免斗”！如果依了我，就要亡党亡国。 + +　　2.黑会上，四条汉子抛出了他们的黑纲领和一整套修正主义的谬论，诸如什么“题材广阔论”、“有益无害论”、“间接服务论”、“写熟悉论”……真是倾盆大雨地往下灌，我是里应外合地照单全收。会议刚散，我就迫不及待地赤膊上阵，做着他们的传话机，扬声筒，如先后在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军人俱乐部礼堂(对八一电影厂、北影厂的演员)大肆放毒。 + +　　我又搬出了三十年代的破烂货，套上了史氏的表演体系，竭力宣扬批判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来对抗毛主席所提出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宣扬了到处有生活，演员的创造只是肯在用尽一切手段诱导出各自的生活回忆的宝库，加上丰富的想像力，就能培育和生发出各种不同人物的形象的唯心论、先验论，来反对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改造世界观，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我又照例地搬出“从自我出发，进入角色，再生活于角色，体验角色的思想感情，而后寻找体现角色性格特征的技法和手段，完成角色形象创造的任务”——纯粹是荒谬透顶的所谓“三段论法”。实质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要资产阶级的政治来统帅，也就是要让资产阶级霸占舞台、银幕，成为世袭的领地;最后竟然叫嚣，演员们赶快分工分档，勇敢地创立各自的表演风格和流派(实质就是抵制无产阶级的风格和革命派)。总之，这是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艺术观的一次总暴露，大表演。 + +　　3.回上海建立了演员表演小组，企图逐渐形成所谓“赵氏体系”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又著书立说，着意地渲染三十年代的资产阶级的“表演艺术”，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准备。 + +　　4.与此同时先在北京毛遂自荐地向陈鲤庭提出要演《鲁迅传》里的鲁迅。回上海，更进一步地向组织上硬要下这一任务。 + +　　我在《鲁迅传》组内所犯罪行也是十分严重的，概括如下： + +　　（1）参与了四条汉子篡改历史，颠倒黑白，掩盖他们当年围攻鲁迅先生的反革命罪行。由于我和四条汉子有着阶级的、历史的渊源，对他们顶礼膜拜，言听计从，就完全同意把他们打扮成为是领导鲁迅先生的党的化身，而无视明确记载于鲁迅的著作中，怒斥四条汉子的历史真实。这是个政治立场的原则问题。 + +　　（2）周扬定调子：“不要把鲁迅的起点写得太高。要把他写成个文学家，不要写成个政治活动家。”这一黑指示是符合于我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性论、人情味的创作道路的。我心安理得地背离开伟大领袖毛主席对鲁迅先生的三个“家”、五个“最”字崇高的历史评价和原则，在寻找鲁迅先生的生活趣味和动作等等琐碎的素材，企图把他演成个“普通的人”、“饶有风趣”的“老小孩”。把无产阶级的伟大的英雄人物篡改、贬低为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旧文人，这是我歪曲和污蔑了伟大的鲁迅形象的罪行。 + +　　（3）一九六一年，在北京为《人民中国》杂志撰写了篇文字，我受了国际国内的修正主义思潮泛滥成灾的影响，即遵照了周扬的“艺术家要用自己的语言说话”的黑指示，胆大妄为地删节了毛主席对鲁迅的三个“家”、五个“最”字的崇高的历史评价。全文立论荒诞，用语混乱，在国际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 +## (四)一九六二年，国际国内修正主义思潮十分猖獗，先是于春节期间，上海电影界组织了“春节大联欢”，《鲁迅传》剧组全体演员演出了十分无聊的(实质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大头娃娃舞”，故接着有山东之行，我在山东放毒，事例有—— + +　　1.再度演出宣扬阶级调和论、宿命论的话剧《雷雨》，及宣扬叛徒哲学的话剧《上海屋檐下》，散毒甚广，流毒甚深。 + +　　2.搞所谓“轻音乐晚会”，演出了极其无聊、低级趣味的修正主义的节目，以致激起了山东(我的故乡)广大观众的愤慨！如有观众写信给我，就直说:“你简直把咱们山东人的脸都丢尽了！”“亏得你还算是咱们山东的人民代表呢……” + +　　3.慰问解放军，演出了从苏修马戏团移植过来的滑稽闹剧《枪毙》(当时我并未知道这个剧的来历)，我对它进行了艺术加工(如提出唱两句黄色歌词)，为了博取“噱头”和观众的笑声，我在演出时非常卖力，直到了火上加油的恶劣影响(按:当时当场就引起了解放军战士们的极大的反感与愤怒)。犯下了腐蚀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人民解放军的严重罪行。 + +　　4.我和张瑞芳、上官云珠、王丹凤等人说：“我真想向中央打个报告，建立个我的古典剧院。但要分两步做，第一步先建立个我的‘表演实验室’，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成剧院，成功的剧目还可以拍成舞台纪录片，一举两得……”——这是我热衷于宣扬资产阶级艺术思想，热衷于发展个人主义的名利和成名成家的思想在作祟，是我的修正主义思潮恶性发展，以致才泛滥成灾了！ + +## (五)一九六二年，也正是这股逆流中，于伶由北京打电报到济南邀我导演他的话剧本、将要改编为电影的《茅丽英》。 + +　　我去北京接受了这一任务，即返沪。于春节前尊敬的柯老又一次挽救我。柯老严厉地批判我这些年尽钻在古人死人堆里拔不出来了，并谆谆善导，语重心长地鼓励我们大写“十三年”，大写无产阶级的当代英雄人物！但是我并没有真正珍惜党对我的仁至义尽的、这样巨大的政治上的关怀与挽救，并没有从思想上，从立场上，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原则上，认识自己到底错在哪儿，而只是感到“怕”。因此，在这以后所拍摄的《青山恋》一片，就必然仍是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艺术观，在新的形势下，新的题材中继续地表演。我站在反动的立场上以写现代题材来反现代题材，以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来反上山下乡运动。 + +　　我丑化了老干部(于角色的形象中灌输了以情感人的“武训精神”)。 + +　　于全剧中，宣扬了和平主义思想，及阶级斗争熄灭论。 + +　　以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形象代替毛主席思想哺育下的革命青年学生的先进形象。 + +## (六)对青年人的腐蚀与毒害。 + +　　（如对我的女儿赵青，有意识地灌输三十年代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灌输史丹尼的唯心论、先验论的表演体系和方法。诱导她去走成名成家的个人奋斗的邪路，与党争夺下一代。） + +　　于一九五六年，在北京为她举行了封建拜师的仪式，首开封建拜师的恶劣的社会影响，会上还邀请了黑帮老头子田汉等放毒，扩大其恶劣影响。 + +　　如在《青山恋》戏组内向青年演员们灌输了三十年代的资产阶级的表演艺术，提出要祝希娟向王人美在影片中的“野猫”性格学习，更于平时生活中要她解放思想，亦癫亦狂地体验角色的思想情感与性格特征，实际上即是以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的毒素来腐蚀她的灵魂。 + +　　更甚的是：我借增长演员们的知识为名散布美帝电影明星的所谓“表演风格”和“各种流派”，实际就是以帝国主义的文化来侵蚀青年演员们的心灵。 + +　　又如：我对来自解放区，来自部队文工团的青年演员们公开指斥他们笨手笨脚，不懂少爷、小姐们的细腻感情，把他们引向到修正主义的邪路上去。 + +　　更严重的是：在我一生所走过的政治道路、艺术道路，都是凌驾于党和组织之上的“老子天下第一”，狂妄、嚣张的态度，自以为有“艺术才华”，自以为“拥有观众”，自以为“有特殊权利”，无视党纪国法，沉湎于腐朽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并以“艺术家应有艺术家的生活方式”和“独特的个性”而自炫，恬不知耻地安然以贵族老爷、“三名”“三高”而自持，在青年人面前自己为自己树立起我这个黑样板！(小丑！)对他们进行了极大的精神渗透、污染、腐蚀和危害。 + +　　犯下了与党争夺下一代的严重罪行，我沉痛地向党、向人民、向革命的青年一代请罪！服罪！！ + +## 简短的小结 + +　　我出身资产阶级家庭，从小受的是封建地主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教育，过的是饭来张口，茶来伸手的可耻的剥削阶级生活。一入社会，一脚就踏上了四条汉子的贼船，政治上受的是王明、刘少奇“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教育，天天喊着：“大众化”，“大众化”，可就是从未“化”得过来。而其实只是为了个人的虚荣心，不惜一切手段地往上爬，等到爬上了“电影明星”的宝座时，我的成名成家、个人奋斗的道路早已就形成了。又，一直以唯心论、先验论的天才史观看待自己，因之盲目地背着“政治是进步的”、“艺术上自有一套的”沉重的包袱，进入到新社会来的。 + +　　解放后，从来就未曾有过迫切的要改造自己的反动的世界观和反动的阶级立场的要求，没有一个与旧观念、旧传统习惯势力彻底决裂的觉悟和决心。诚如列宁在指斥某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时所说的：“他们什么也不了解，什么也没有忘记，什么也没有学会。”我正是列宁所指斥的这样的人！我不了解劳动人民对旧社会的深仇大恨，因此也不能体味广大工农兵对毛主席对新社会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精神世界！我不听毛主席的话，不去接近工农兵，我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党？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革命？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不理解全国工农兵和亿万群众辛勤劳动，英勇战斗，捍卫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战斗了五十年取得的胜利果实，继续革命，革命到底的崇高品质！解放后，我置国家民族于脑后，我心里成天想的就是个“我”字……我的“名誉地位”，我的“艺术趣味”，我的“个性”……一切都围绕着“我”字转！我为失掉的旧日的“黄金时代”充满了惋惜和眷恋的情怀，所以才与资产阶级共命运，与黑线上血肉相连，因之必然和应该被打倒的腐朽的资产阶级，为在他们最后将要失去的世袭领地作垂死挣扎的时刻，就势必成为文艺黑线专政的支柱，这是阶级的、历史的必然！ + +　　解放后，党对我真是仁至义尽地，百般地挽救，每当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搏斗关键时刻，党总是伸出挽救的手来拉我，可是怎么样也拉不过来，通过文化大革命，使我认识到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顽固性和危害性！ + +　　通过文化大革命，我也才初步懂得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个人和阶级的关系，世界观与路线的关系，从而也看到了自己维护文艺黑线成为黑线上的一员黑干将，看到刘少奇的黑线复辟资本主义的种种阴谋诡计，就是要使党变修，国变色，要使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多少人头落地，也才猛醒到自己所犯罪行的严重性质，从而深恶痛绝地悔恨自己反动阶级的本性与资产阶级立场。 + +　　我不愿做党的叛徒，做民族的罪人！必须痛改前非，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一定要刻苦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接受党和群众的批判与帮助，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转移立足点，改造世界观。 + +　　我的有生之年，就是我的改造之日，学习之日，赎罪之时！争取为党，为人民做点滴有益的工作，脱胎换骨，重新做人！重新革命！我禁不住高呼：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 +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赵　丹 + +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三日 + +　　· 来源： + +　　李辉整理《赵丹自述》，大象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9/000018.txt b/CCRD/0/8/9/00001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b76b2e2926b96a23465243702bfdb739774b343 --- /dev/null +++ b/CCRD/0/8/9/000018.txt @@ -0,0 +1,11 @@ +# 叶飞给毛泽东的信（要点） + +　　<叶飞> + +## 〖叶飞，原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福建省委第一书记、解放军福州军区司令员兼第一政委。1968年被中央定为刘少奇在福建的头号“代理人”宣布打倒。〗 + +　　信中请求中央批准解除对他的监护，允许阅读党内文件。 + +　　· 来源： +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9/000019.txt b/CCRD/0/8/9/00001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689ae2c02c57d03502539df24d4b914884e2a6c --- /dev/null +++ b/CCRD/0/8/9/000019.txt @@ -0,0 +1,17 @@ +# 周恩来对外事工作的书面检讨（要点） + +　　<周恩来> + +　　1973年7月3日，周恩来从王海容处得知毛泽东对外交部第一五三期《新情况》的批评意见后，写信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和美大组负责人，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承认他自己“在对美关系上没有能认真研究”，“更没有找你们务虚，讲些实质问题”，表示他应对此事负主要责任，并建议外交部“也应以此为鉴，发挥钻研商讨的小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 + +　　7月5日，周恩来把他此前写给外交部的信和外交部的检讨报告找出来一并报送给毛泽东，周在信中检讨说： + +　　“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我在七月二日晚得到海容同志通知后，就于三日晨写了一封检讨信给外交部同志。现因不及再写，特将给外交部同志信要回附上，作为初步认识。待主席阅后，拟再向政治局报告。” + +　　11月18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对中美会谈的批评和进行讨论的情况，并尽量根据自己的认识作了检讨，说：“美国以苏向东吓唬我们，要我们当心，想套住我们，便于美苏争夺或暂时勾结中做筹码，我们不能受骗上当”，检讨承认他自己“在这次会谈中做得不够”。 + +　　11月21日至12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所谓错误。周恩来违心地作了检查。 + +　　· 来源： + +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9/names.txt b/CCRD/0/8/9/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ca5988408fb21c8f7d181c461c25ab233266866 --- /dev/null +++ b/CCRD/0/8/9/names.txt @@ -0,0 +1,20 @@ +中共青海省委员会关于对王昭同志专案审查结果的报告 +恳请批准李一氓出狱就医给毛泽东的信（要点） +廖静文给毛泽东的信（要点） +郭化若给毛泽东的检讨信（要点） +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关于金少英问题的审查报告 (机密) +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关于齐文俭问题的审查结论(机密) +为弟弟“偷渡叛国”案的申诉书 +中国科学院关于胥鸣伟“5·16”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附件） +罗瑞卿恳求解除关押给毛泽东的信（要点） +中国科学院关于王锡鹏“5·16”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附件） +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一点小结 +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 +甘肃省兰州市革命委员会保卫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讨论公判罪犯材料的通知 +警惕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我的检查和交代 +谭政给毛泽东的信（要点） +为探视狱中丈夫聂绀弩给周恩来的请求信 +解放后的罪行交代 +叶飞给毛泽东的信（要点） +周恩来对外事工作的书面检讨（要点）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0/000000.txt b/CCRD/1/0/0/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7b70198a0e59d2ae425d9a3ec2bf3889add9e7c --- /dev/null +++ b/CCRD/1/0/0/000000.txt @@ -0,0 +1,19 @@ +# 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 +　　（中南局，华东局，西南局，西北局，华南分局，陈宋，贺李，新疆分局，山东分局，并告华北局，东北局，内蒙分局，并转各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 + +　　最近各新解放区的股匪有许多地区业已肃清，另有许多地区的股匪则正在清剿中。但在股匪业已肃清地区，又发生多次反革命的武装暴动， 杀害我们干部多人，抢劫甚多公粮和物资，并在各地工厂、仓库、铁路和轮船上进行了多次的破坏。这证明在这些地区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仍然是十分猖獗的；而我们 工作中的缺点亦给了反革命分子以造谣和鼓动群众的机会。对于这些反革命活动，各地必须给以严厉的及时的镇压，决不能过分宽容，让其猖獗。为此，中央特作如 下各项指示： + +　　（一）对于一切手持武器，聚众暴动，向我公共机关和干部进攻，抢劫仓库物资之匪众，必须给以坚决的镇压和剿灭，不得稍有犹豫。在捕获这些匪众后，必须严加追问，以便捕获其首要和组织者处以极刑。如果我们部队来不及镇压，匪众早已星散者，亦须派部队和得力干部前去出事地区严加清查， 力求清出匪首和组织者，加以处罚，不得敷衍了事。 + +　　（二）在我们统治地区进行反革命的活动和组织，有确实证据者，须处以极刑或长期徒刑。为了反革命的目的而杀害我们干部，破坏工 厂、仓库、铁路、轮船及其他公共财产者，一般应处以死刑。不是为了反革命的目的，而是为了其他目的，例如私人仇杀及偷窃公共物资等，亦须处刑，但应与反革 命行为加以区别。 + +　　（三）在剿匪地区，对于土匪过去的犯罪行为，只要他们投降，改邪归正，一般是可以既往不咎的。但对于继续抵抗我军的土匪首领，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分子，窝藏与勾结土匪的豪绅地主，继续抵抗、不愿改邪归正的惯匪，应加以严厉处罚，处以长期徒刑或死刑。对于参加土匪部队的一般群众，则令 其改过生产。 + +　　（四）在实行上述各项镇压反革命活动和土匪的行动中，决不应发生乱打乱杀、错打错杀的现象。此事应由各省委、省政府的负责同志亲自掌握。死刑及长期徒刑应经法院审讯和判决，在判决后，应经省政府主席或省政府委托之专员或其他负责人批准后，方得执行。但这种审判和批准的手续应该简便 迅速，以便在情况紧急时能及时地加以镇压。如果在某地发生乱打乱杀、错打错杀现象，则必须立即坚决地令其停止，然后加以审查。 + +　　（五）为了有效地镇压反革命活动，在我们工作有缺点的地方，必须迅速认真地纠正缺点，以便安定民心，孤立反革命分子。某些地方有 灾荒或有一部分贫苦人民缺乏食粮的现象，必须认真地组织群众生产救灾，并以一部分公粮出卖，到实在困难的时候，对实在无法渡过灾荒的某一部分人，还须给以救济，或借给一部分粮食，在收获后归还。只有一方面认真地安抚人民，纠正自己在工作中及作风上的缺点；另一方面，给反革命分子的暴动捣乱破坏行为以严厉的镇压，又对其胁从分子、罪恶不大的分子给以宽大处理，令其改过自新，才能巩固地建立人民的革命秩序。 + +　　 中共中央一九五○年三月十八日 + +　　 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原件刊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0/000001.txt b/CCRD/1/0/0/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cf7d6b856be2dc46d7b5dc79ab4c4d4b41e741f --- /dev/null +++ b/CCRD/1/0/0/000001.txt @@ -0,0 +1,25 @@ +# 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 +　　（（一九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政务院第四十二次政务会议通过，经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批准，一九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发布）） + +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在大陆上基本结束，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已先后成立。但在某些地区，特别是有些新解放地区，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在帝国主义指使 之下，仍在采取武装暴乱和潜伏暗害等活动方式，组织特务土匪，勾结地主恶霸，或煽动一部分落后分子，不断地从事反对人民政府及各种反革命活动，以破坏社会 治安，危害人民与国家利益。因此，积极领导人民坚决地肃清一切公开的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迅速地建立与巩固革命秩序，以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并顺利地进行生产 建设及各项必要的社会改革，成为各级人民政府当前重要任务之一。 +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 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估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对于一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解除其武装、消灭其特殊势力后，仍须 依法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但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井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假如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必须予以严厉的到裁。” 各级人民政府必须遵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对一切反革命活动采取严厉的及时的镇压，而在实行镇压和处理一切反革命案件中，又必须贯彻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 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不可偏废，以期团结人民、孤立反革命分于而达到逐步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目的。为此，特对重要反革命分子的 处理，呈经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批准作如下的原则指示： + +　　一、对一切手持武器、聚众叛乱的匪众，必须坚决镇压剿灭，并将其主谋者、指挥者及罪恶重大者，依法处以死刑。 + +　　二、对以反革命为目的而杀害公职人员和人民、破坏工矿仓库交通及其他公共财物、抢劫国家和人民的物资、偷窃国家机密及煽动落后分子反对人民政府的一切活动、组织或谍报、暗杀机关，应彻底破获并逮捕其组织者及罪恶重大者，依法处以死刑或长期徒刑。 + +　　三、对估恶不悛的匪特分子和惯匪，依法处以长期徒刑或死刑， + +　　四、凡勾结、窝藏上述三项重要反革命分子而情节重大者，依法处以长期徒刑或死刑。 + +　　所有上述各项反革命案件，经当地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判决死刑者，其批准手续，在新解放地区，由省人民政府主席或者人民政府授权之当 地专署以上首长批准后执行，在东北、华北及西北老解放地区，由省人民政府或大行政区人民政府主席批准后执行，在中央及大行政区直属市，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 院长及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主席批准后执行。上述各项重要反革命分子之判决死刑者均不得上诉。 + +　　所有上述各项反革命案犯的处理，均应切实调查证据，认真研究案情，并禁止刑讯逼供。在实行镇压反革命活动中，应防止乱打乱杀，如发生此种情形时，应予迅速有效制止，并查究责任，依法处理。 + +　　各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地区，关于反革命分子挑拨的民族冲突事件的处理，应按具体情况妥慎决定，并及时请示上级人民政府批准。 + +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一九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 +　　 根据一九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0/000002.txt b/CCRD/1/0/0/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ea8a1e6a23c84d2b206e0517cc4683de18beff7 --- /dev/null +++ b/CCRD/1/0/0/000002.txt @@ -0,0 +1,31 @@ +# 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 +　　为了打击帝国主义的阴谋破坏和彻底消灭蒋介石残余匪帮，为了保证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为了巩固与发展中国人民的胜利，“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社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必须对于一切“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于以严厉制裁”；“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必须提高警惕性”。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和肃清反革命残余问题，所给予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明确指示。也是全国人民目前迫切的要求。 + +　　但是，有不少干部和党委，或者由于在胜利后发生了骄傲轻敌思想，或者由于在新的环境中受了腐朽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以致把统一战线中的反对关门主义问题与在对敌斗争中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问题相混淆，把正确的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与乱打乱杀相混淆，把“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误解为片面的宽大。因此，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右的偏向，以致有大批的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这不仅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而且引起了群众的抱怨，说我们“宽大无边”，“有天无法”。这种右的偏向，必须采取步骤，加以克服。 + +　　为此，特作如下规定： + +　　（一）各级党委，对于已被逮捕及尚未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应即领导与督促主管部门，根据已有的材料，按照。“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经过审慎的研究，分别地加以处理。对于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特别是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作恶的反革命分子，应依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加以镇压。当杀者，应即判处死刑。当监禁和改造者，应即逮捕监禁，加以改造。对于这些案件的执行，必须公布判决，在报纸上发布消息（登在显著地位）并采取其他方法，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 + +　　对于罪恶较轻而又表示愿意悔改的一般特务分子和反动党团的下级党务人员，应即实行管制，加以考察。这些分子如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则应予以严厉制裁。 + +　　对于真正的胁从分子、自动坦白的分子和在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中有所贡献的分子，应分别予以宽大的待遇，或给以适当的奖励。 + +　　（二）对于帝国主义的特务间谍组织和特务间谍分子，必须予以严厉的打击。已逮捕者，应分别情况，依法惩处。未逮捕而有证据或有重大嫌疑者，应依上级指示，予以逮捕。 + +　　（三）关于反革命案件的检查，应由检察、公安部门负责。其审判，仍由人民法院或军管会军法处负责。目前法院工作，应以处理反革命案件为重点。 + +　　为了防止在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中发生左的偏向，各级党委必须坚持反对逼供信和禁止肉刑，必须注意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在判处死刑时，党内必须经过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及受委托的地委批准。其中如有特别重要分子，则须报告中央批准。关于外国人的处理必须经过政务院批准。 + +　　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情形，公安和司法部门应按级向上级作定期报告。 + +　　（四）法院、检察、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武器，各级党委应加强自己对于它们的领导，并适当地充实其干部。监狱管理必须严密，必须有可靠干部负责。 + +　　（五）关于执行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工作情形，各中央局必须于本指示发出一个月内即十一月十日以前，作出第一次报告，并订出今后执行中央方针的计划，电告中央批准，然后照此实行。 + +　　各中央局所属的分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关于在自己区域执行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工作情形及自己的工作计划，必须于本指示发出四十天内即十一月二十日以前，向各中央局作第一次报告，此项报告同时发给中央一份。嗣后各中央局及分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均须每四个月由党委书记负责，向中央及中央局作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的专题报告一次。 + +　　· 来源： + +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0/000003.txt b/CCRD/1/0/0/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d5f5f29b053a07270dc3003f4bbf1e59e060f53 --- /dev/null +++ b/CCRD/1/0/0/000003.txt @@ -0,0 +1,17 @@ +# 政务院关于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存款的命令 + +##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命令 + +　　美国政府于一九五零年十二月十六日宣布管制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辖区内的公私财产并禁止一切在美注册的船只开往中国港口，企图继其武装侵略我台湾、轰炸我东北、炮击我商船之后，进一步在经济上来掠夺中国人民的财产。 +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鉴于美国政府这种对我国日益加剧的侵略和敌视行动，为了防止其在我国境内从事经济破坏和危害我国家人民的利益起见，特采取如下措施： +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的一切财产，应即由当地人民政府加以管制，并进行清查，非经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之核准，不得转移和处理（中央直属省、市报经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核准之）。各该财产的所有者或其管理者应负责保护这些财产，不得加以破坏。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银行的一切美国公私存款，应即行冻结。为维持正当业务及个人生活必需的费用，亦须经当地人民政府核准后始得动用。其动用数额，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另行规定。 + +　　以上命令，公布之日起立即施行。 + +　　 总理 周恩来 + +　　 来源：转录自《新华月报》一九五一年一月号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0/names.txt b/CCRD/1/0/0/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a64f49ced3b03c192c949c3f7a4279886c3ec7f --- /dev/null +++ b/CCRD/1/0/0/names.txt @@ -0,0 +1,4 @@ +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政务院关于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存款的命令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000000.txt b/CCRD/1/0/1/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2c12309e245b0b8c6c6e118753bc34d11031dd9 --- /dev/null +++ b/CCRD/1/0/1/000000.txt @@ -0,0 +1,13 @@ +# 政务院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 + +　　关于清理企业中的公股公产问题，本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制定了《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业经本院第六十六次政务会议批准公布施行，兹就有关该办法第三条（3）款所规定对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以及其它反革命分子在企业中的股份和财产依法没收的程序，作如下指示： + +　　一、凡公私合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中有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的股份和财产，应予依法没收时，必须报经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审核后转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方得执行。在未得批准前，为了防止破坏、转移、隐匿，只能予以登记、冻结或查封，不得宣布没收。 + +　　二、属于前条以外的一般土匪、特务、恶霸、反革命分子在企业中的股份和财产，经县（市）人民法庭或人民法院判决没收时，应由省人民政府（或省人民政府特令指定之专署）批准执行；经省（市）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判决者，得不经报请批准手续。 + +　　三、过去经由县（市）人民法庭、各级人民法院判决或各级人民政府决定没收的前两条所称之财产，业经执行而无异议者，不再变更。 + +　　四、企业中有本指示一、二两条所称之财产尚未经政府没收者，业来务执行人应按照《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向当地人民政府报告，否则依法处罚。 + +　　 来源：转录自《新华月报》一九五一年二月号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000001.txt b/CCRD/1/0/1/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d0469356040c8ac772d9182b6d3c5516a3aaac2 --- /dev/null +++ b/CCRD/1/0/1/000001.txt @@ -0,0 +1,131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 +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 + +　　（第一条） + +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七条的规定，为惩冶反革命罪犯，镇压反革命活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特制定本条例。 + +　　（第二条） + +　　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事业为目的之各种反革命罪犯，皆依本条例治罪。 + +　　（第三条） + +　　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 +　　（第四条） + +　　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武装部队或民兵进行叛变，其首要分子或率队叛变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他参与策动、勾引、收买或叛变者，处十年以下徒刑；其情节重大者，加重处刑。 + +　　（第五条） + +　　持械聚众叛乱的主谋者、指挥者及其他罪恶重大者处死刑；其他积极参加者处五年以上徒刑。 + +　　（第六条） + +　　进行下列间谍或资敌行为之一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五年以上徒刑： + +　　（一）为国内外敌人窃取、刺探国家机密或供给情报者； + +　　（二）为敌机、敌舰指示轰击目标者； + +　　（三）为国内外敌人供给武器军火或其他军用物资者。 + +　　（第七条） + +　　参加反革命特务或间谍组织，有下列情节之一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五年以上徒刑： + +　　（一）受国内外敌人派遣潜伏活动者； + +　　（二）解放后组织或参加反革命特务或间谍组织者； + +　　（三）解放前组织或领导反革命特务或间谍组织，及其他罪恶重大，解放后无立功赎罪表现者； + +　　（四）解放前参加反革命特务或间谍组织，解放后继 续参加反革命活动者； + +　　（五）向人民政府登记、自首后继续参加反革命活动者； + +　　（六）经人民政府教育释放仍继续与反革命特务、间谍联系或进行反革命活动者。 + +　　（第八条） + +　　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 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三年以上徒刑。 + +　　（第九条） + +　　以反革命为目的，策谋或执行下列破坏、杀 害行为之一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校轻者处五年 以上徒刑： + +　　（一）抢劫、破坏军事设施、工厂、矿场、森林、农场、堤 坝、交通。银行、仓库、防险设备或其他重要公私财物者； + +　　（二）投放毒物、散播病菌或以其他方法，引起人、畜或农作物之重大灾害者； + +　　（三）受国内外敌人指使扰乱市场或破坏金融者； + +　　（四）袭击或杀、伤公职人员或人民者； + +　　（五）假借军政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名义，伪造公文证件，从事反革命活动者。 + +　　（第十条） + +　　以反革命为目的，有下列挑拨、煽惑行为之一者，处三年以上徒刑；其情节重大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 +　　（一）煽动群众抗拒、破坏人民政府征粮、征税、公役、兵役或其他政令之实施者； + +　　（二）挑拨离间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或人民与政府间的团结者； + +　　（三）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制造和散布谣言者。 + +　　（第十一条） + +　　以反革命为目的偷越国境者，处五年以上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 + +　　（第十二条） + +　　聚众劫狱或暴动越狱，其组织者、主谋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他积极参加者处三年以上徒刑。 + +　　（第十三条） + +　　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者，处十年以下徒刑；其情节重大者，处十年以上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 + +　　（第十四条） + +　　凡犯本条例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酌情从轻、减轻或免予处刑： + +　　（一）自动向人民政府真诚自首悔过者； + +　　（二）在揭发、检举前或以后真诚悔过立功赎罪者， + +　　（三）被反革命分子胁迫、欺骗，确非自愿者； + +　　（四）解放前反革命罪行并不重大，解放后又确已悔改并与反革命组织断绝联系者。 + +　　（第十五条） + +　　凡犯多种罪者，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者外，应在总和刑以下，多种刑中的最高刑以上酌情定刑。 + +　　（第十六条） + +　　以反革命为目的之其他罪犯未经本条例规定者，得比照本条例类似之罪处刑。 + +　　（第十七条） + +　　犯本条例之罪者，得剥夺其政治权利，并得没收其财产之全部或一部。 + +　　（第十八条） + +　　本条例施行以前的反革命罪犯，亦适用本条例之规定。 + +　　（第十九条） + +　　对反革命罪犯，任何人均有向人民政府揭发、密告之权，但不得挟嫌诬告。 + +　　（第二十条） + +　　犯本条例之罪者，在军事管制时期内由各地军区司令部、军事管制委员会或剿匪指挥机关所组织之军事法庭依照本条例审判之。 + +　　（第二十一条） + +　　本条例自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公布之日施行。 + +　　 来源：根据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000002.txt b/CCRD/1/0/1/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1eab559edd0d486ff932f6f2c190283a23b21ff --- /dev/null +++ b/CCRD/1/0/1/000002.txt @@ -0,0 +1,89 @@ +# 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的通知 + +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首长，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转各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并转各省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 + +　　兹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一件发给你们，望你们遵照执行。关于阅读本决定的干部的范围，依照本决定第五项的规定，请注意组织阅读和传达。志愿军方面应在适当时机由志司组织集体阅读，而不要将文件下达。 + +　　 中央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日 + +## 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消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 + +##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日） + +　　（一）自从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以来，全国各项工作，主要是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国防建设、经济建设、文教建设等项工作，围绕着志愿军援朝战争这一中心任务在各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表现在财政状况上的是“既顾到国防开支的急迫需要，又保证财政状况和市场的继续稳定”；同时，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上采取了“重点进行和有计划推迟”两项方针，这些正是中央在一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关于执行一九五一年度全国收支总概算给各地的指示”中所规定的基本方针，而其结果是实现了。执行这一方针的具体情况是：一九五一年的财政支出将较一九五○年十二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一九五一年概算数字增加百分之五十，将较一九五○年度的概算数字增加百分之七十五。其中军事费为支出数的百分之五十五；经济建设费为支出数的百分之十八；文化教育及社会救济费为百分之六；行政管理费为百分之十二；党派、团体补助费为百分之二弱；其他为百分之七。以上各项支出均较一九五○年增加，以军事费增加最大，约达一倍以上。一九五一年的财政收入将达支出的百分之八十八点五，赤字占支出的百分之十一点五，这项赤字较之一九五○年的赤字为百分之九者仅高百分之二点五。其中农业税收为收入数的百分之十七点五；一般税收为百分之五十三点六；国营企业专卖等收入为百分之十六点五；贷款捐献为百分之五点六；其他收入为百分之六点八。以上各项收入均较一九五○年增加，以一般税收和企业专卖两类收入增加最大，各达一倍左右。由于这种情况，收支仍能接近平衡，物价仍能保持基本稳定，既保证了前线的胜利，又进行了国内的建设，成绩之大是显然的，这是全国上下，党政军民，尤其是朝鲜前线志愿军，在毛主席领导下共同努力所获的结果。 + +　　（二）抗美援朝和各项工作的胜利是伟大的，但是战争中的困难和工作中的缺点也是很多的。这主要表现在：（甲）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配合朝鲜人民军，战胜了美国侵略军，并把他们从鸭绿江附近打回到三八线附近，但由于我们军队的装备尚处于劣势，还不能在短时间内就将敌人赶走；（乙）由于一年多朝鲜战争的发展，全国军事人员已较一九五○年规定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强，这在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和加速现代化兵种的组成上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但在财政的供应和人力的消耗上，却成为国家最大的负担；（丙）两年来国家经济的恢复及其部分的发展，其重点已逐渐转向于国防经济建设，但为财力、人力、物力所限，我们还未能迅速进行，因之，对于前线的补充也就受到了限制；（丁）两年来政权建设工作是有成绩的，但由于国家任务繁重，经验不足，致在上层方面产生了机关庞大、层次太多、头绪纷繁、人浮于事的现象，而在下层，特别是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这些方面，却缺乏必需的人员；（戊）自从全国解放，许多方面工作的重点都从乡村转入城市，各级领导机关也逐渐学会了如何依靠工人，管理城市，但由于经验不足，许多人缺乏警惕，而反动统治的残余作风和资产阶级的腐化影响却在猛力地侵蚀我们，以致我们的许多工作干部发生了贪污、盗窃和浪费国家财产的严重现象。以上这一切，都使我们有急切的必要来克服困难，补正缺点，以改善各方面的工作，并由此推动国家的建设大步地向前迈进。毛主席所号召的“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就是实现这一要求的总方针和全党的中心任务。 + +　　（三）预计到今后一年即一九五二年的国内主要情况将是：援朝战争或者迅速达成停战协议，而志愿军则仍将有相当兵力留在朝鲜，以防敌人破坏这一协议，并督促双方政治谈判的进行，或者还要再打一个时期，方能达成停战协议；我国的整个国防力量一九五一年比一九五○年已经增强，而在一九五二年则将经过整编和训练而更加增强；美帝和蒋匪的特务分子将在中国大陆继续进行其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但我们的镇压反革命工作将在一九五二年内获得更大的成绩；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将基本完成，经济建设将基本完成恢复时期的工作，工农业一般生产，如果不发生意外灾荒，可望达到我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国防经济建设的比重将比一九五一年有所增加，并为一九五三年开始的大规模国家经济建设计划完成几项重要的准备工作；全国文化教育改革和文化教育人员的思想改造将在这一年获得显著的成绩，并有重点地加速培养国家建设入村的工作；政权建设和民族团结的工作将继续加强；随着反帝爱国运动的继续发展，将进一步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侵略影响；整党工作将全面展开；党的干部教育工作将有系统地进行；机关、企业、学校和部队的清理“中层”工作将继续深入；工矿交通等企业的民主改革工作将基本上获得完成；党内干部中受资产阶级侵蚀而发生的严重的贪污现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现象将被广泛揭露和受到制裁；党内在许多干部中所发生的不问政治和放弃阶级斗争的右倾的错误思想将受到批判；同时，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亦将较一九五一年更加巩固和发展。所有这些，就是我们所预计的一九五二年的情况，也就是我们在这一年的工作计划。执行这一计划的中心环节，就是毛主席所号召的“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因为要使这一计划在今后一年内完全实现，那就必须在现在的人力、财力、物力分布状况的基础上加以重新部署，即加以精简、节约和调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就不仅上述计划不可能全部实现，就连过去已得的成就也将受到影响。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尤其严重的结果是一九五二年度的预算必将继续膨胀，使收支不能接近平衡，物价必然要发生重大波动，这就会直接影响朝鲜的战争和国内的建设。这一计划的重点是用一切方法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一九五二年是我们三年准备工作的最后一年。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完成工业化当然不只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一切必要的轻工业都应建设起来。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较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了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就要付出很多的资金，而资金的来源只有增产节约一条康庄大道，这是应为全党同志所明白了解的。因此，中央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决定了这一方针；并于同月至十一月一日经过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通过了这一方针。务望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各党组，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省委、市委、区党委、各同级军区党委、各同级政府党组和各同级人民团体党组，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展开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使这个运动成为真正的全体人民运动，而为实现上述计划而斗争。必须认识：这一方针不是消极的，而是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的。它是既保证朝鲜战争能够胜利又保证国内物价继续稳定的方针，它是积累资金、取得经验、加速国家经济建设的方针，它又是整肃党纪，提高工作效率和转移社会风气的方针，总而言之，它是带动我们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全局都将迅速进步、并奠定将来伟大建设基础的方针。 + +　　（四）现在全国各地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之后，已开始进行这一运动。中央人民政府军委和政务院已分别召开了编制会议，具体布置了整编和精简的工作。 + +　　中央要求全党在全国、上下、公私、各个部门和各种工作上都贯彻这一方针。从全国来说，要由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人民，依靠人民，主要是依靠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发动全国各阶层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从上下来说，要由中央起，层层带头，一直贯彻到区乡组织，实行上下监督，互派检查。从公私来说，要先公后私，公家作了表率，私人的企业、团体和学校，也就难于自外，并且可以经过政治协商机关去进行动员。从部门来说，整编要以军事部门为重点；增产要以财经部门和工人农民组织为重点；政府、党派和团体则进行一般的精简；但对中共以外的各民主党派，不要要求它们精简，因为它们的组织是很小的，它们的用费是很少的。至于节约运动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则是所有各方面都应该当作一个中心任务来进行。从各种具体工作来说，中央现就两个月来的准备情况，规定了如下各项实施办法： + +　　（甲）整编部队，加强国防力量 + +　　为加强国防力量和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人民解放军应采取精兵政策，实行整编。整编的原则是规定一定编制一定数目的部队、机关和学校，保留一定的基干，减少现役的人员，以加速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的过程；同时，发动大批人员进行转业建设（口号是转业建设和生产待命，不用复员的口号），或转入建设部门，或回家生产并参加组训民兵的工作，以便参加增产节约运动，并便于积蓄力量，准备一九五三年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基础。 + +　　整编工作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按规定的编制和数目整编现有的部队、机关和学校；另一个方面是处理转业的人员，这是一项需要全国党政军民大家负责的工作。 + +　　人民解放军经过整编后将分成两类：一类是国防部队，其中包括陆、海、空军及其他战略兵种，各级军事指挥、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的机关，学校，医院等；一类是公安部队，统一管辖国家的公安、缉私、机关警卫、企业警卫、地方警卫及部分的边防和海防的部队。国防部队根据现有的和可能的现代化装备和国家的生产能力整编，并计算到今后三年至五年的发展，准备必要的干部，实施适合情况的训练，以便培养出一支比现在更为强大的国防军。公安部队根据肃清土匪和镇压反革命工作的进展及其本身能力的强化过程，将逐步接受国防军的内防任务，并确定分年精简的原则。 + +　　发动转业的人员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可以回家生产待命的，其中包括新动员的战士及部队机关中愿意回家或可以发动回家的战士和一部分排级干部。这一类人要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起至一九五二年三月止尽可能地离开部队转入生产，其在一九五二年三月前无法进行整编的，可留待三月后再行处理。除去军委和政务院对于回乡转业建设人员将规定处理办法外，各地方党政机关必须对这类回家生产的军队人员负责安置，不伤感情，以利将来必要时的动员回队。其中如有部队老战士或干部，而其能力又能胜任地方工作的，经过军事机关的负责证明和地方党政机关的考核之后，地方党政机关应尽量吸收他们参加区乡甚至县级机关的工作，尤其是民兵训练的工作。第二类是可以或者应该转入建设部门的干部和无家可归、不愿回家或不必回家的战士。他们转业的方向是企业部门，财政部门，合作社，工业学校，技术学校，艺徒学校，工程队等。其中最急需的是青年知识分子，军事方面必须抽出一定数量的青年知识分子交给政府转学工业技术，好为国防经济建设准备干部。这一类人的转业处理，将由军委和政务院规定具体办法。第三类是既无法回家生产又一时无从转业而已成为编余人员的干部和一部分家属，则必须以非编制人员予以供给，并为其筹划职业，不得使其流离失所。 + +　　不管朝鲜战争结束的快慢，我们现在就着手整缩。这不仅不会削弱在朝鲜的作战力量，相反地，还会节约出更好的人力和相当的财力、物力去支援人民志愿军。 + +　　（乙）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 + +　　政府、党派和团体的精简原则是紧缩编制，调整机构，减少层次和简化手续。 + +　　在编制员额上，应该紧缩上层，充实下层，紧缩人多事少的机构，补充事多人少的方面。中央号召中央各单位、各大行政区、各省市，都要依照全国编制会议的规定主动地进行精简。县、区、乡的划小，须先经政务院有一个原则的规定和一个概数的分配，然后由各大行政区和省作具体的处理。 + +　　在机构调整上，应该合并那些重叠的和分工不清而性质相同的机构，合并那些现在尚不忙于分立而可以合并的机构，成立那些目前在工作上急需成立的机构，取消那些可有可无的机构，有些机构和团体在业务的联系上可以归并、兼办或者合署办公。这一切调整，都应根据具体情况，从政治和业务两方面考虑，避免轻率决定，影响工作。 + +　　各级机关应依照全国编制会议规定，尽量减少层次，实行分工负责，简化办公手续，裁减可有可无甚至不起作用的人员，以提高工作效率。凡各级裁减下来的人员，除补充下层外，均应分别保送到企业和文教部门工作，不得使其失业。 + +　　各级领导机关得会同人事部门，在全国编制会议规定的各级总员额内，作适合于当地情况的调整，但不得未经上级批准，自行增加各级总员额；同时，上级各机关各部门亦不得未经主管编制机关批准，直接下达编制。 + +　　（丙）增产节约，准备国家的大规模建设 + +　　增产节约是积累资金、取得经验、加速经济建设的主要办法。我们要在一九五二年完成恢复经济的任务，并为一九五三年开始的大规模国家经济建设计划准备条件，就必须在一九五二年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团结、教育和依靠工人和农民，订立爱国公约，组织竞赛，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初步地实现毛主席所号召的“一个普遍高涨的爱国增产运动”。 + +　　在农村方面，必须提倡组织起来，逐步地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组织，争取每省和每专区设立一个至几个国营农场，每县设立一个国营农场，每省和每专区设立一个国营农具工厂，在农民中普遍推行爱国公约运动，集中力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产商品粮食，增产工业原料作物和增产外销物资，并推动农村副业及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各级党委在一九五一年冬季几个月内应于政府指定地区加强购粮和购棉的工作，务使国家于一九五二年获得足够的粮食和棉花。 + +　　在国营工厂、矿山和交通企业及其他企业方面，必须在增产节约的要求上，改进经营管理，提高设备利用率，完成清理资产，实行经济核算制，为国家积累起更多的财富，并做好几项基本建设的计划和工作。中央财委已决定继东北一九五一年首创的增产节约的纪录之后，要于一九五二年在完成照常的生产计划之外，在关内增产节约出价值二百七十五亿斤粮食的财富，中央号召关内各财经单位要为实现和超过这个计划而努力。在一九五二年东北要订立自己可行的增产节约计划，关内各地要在地方管辖的财经范围内订出自己的增产节约计划。 + +　　在城市方面，目前还不可能进行新都市的建设，也不可能进行大量房屋的建筑，而只能因陋就简地进行一些必要的修建。各大中城市的政府，必须严格地管制地方建筑工程，掌握地方建筑计划，凡未经批准的或已停止建筑的工程，均应一律停止进行。各级财委必须统一掌握国家建筑器材和国家建筑计划，以便能有重点地有计划地进行某些急需举办的基本建设工程，而取消一切不急需的建筑工程。 + +　　（丁）平衡收支，继续稳定物价 + +　　预计一九五二年的收入会比一九五一年的收入有所增加，在全国人民进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伟大的斗争中，收入增加的数字必很可观，各级财经机关必须在这方面继续努力。在农业税收上，应贯彻查实田亩、确定常年应产量、依率计征的原则，并应为减少公粮的损耗而斗争。在一般税收上，要随着生产和市场的发展以及工商业利润的增高，于一九五二年度，在既有利于国家税收又有利于促进生产的原则下，对于某些税率进行必要的调整。在国营企业和专卖事业方面依（丙）项所提的增产节约计划而增加的收入，可能成为一九五二年收入增加比例的最高方面。清理仓库和结余，各地必须保证按规定继续做好。 + +　　各单位自己的家务和物资必须加以清理，只要其家务是正常生产而非经商投机或非法套取国家资财，应仍归其自管，不算做国家收入。但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根据中央财委的规定，实行统一监督，以便于必要时得调配其物资，并对机关生产的资金利润，规定支配的手续、严格的用途和民主管理的制度，以免其自由滥用。 + +　　在支出方面，一九五二年的预算，应力争赤字低过一九五一年甚至低过一九五○年。军事经费，即使朝鲜战争继续下去，也要在前线的精简节约和国内的整编节约条件下，保证不超过一九五一年的支出数目，并争取减少一部分。如果朝鲜停战实现，则省出的作战费及一部分经常费，应首先用于与国防有关的工业建设和工业人材的培养，同时，也要考虑到供给制和低薪制的中下级工作人员的生活待遇问题作一次可能的调整和初步的解决。经济建设经费的分配，应采取一般恢复、重点发展的方针。文化教育经费的分配，应采取一般维持、重点建设的方针。一般事业经费应尽量节省；但对于优抚、灾区、老根据地、少数民族、边疆、救济和华侨七个方面，还需要作必要的和适当的增加。 + +　　各级党政军民机关对于预决算的编审，必须实事求是，精确计算，凡属可办可不办的事即应坚决不办，凡属可批可不批的款即应坚决不批。一切开支必须根据预算办事，并严格实行专款专用、一事一结算的制度。 + +　　一般建设投资和国外订货的拨款，即使已在预算规定之内，也必须经过完备的手续，方许支领，并须由专业银行监督付款。军政企业部门的大宗国内订货，也必须经过同级财经机关核准介绍，统一进行，务须避免给私商以操纵物价的机会。 + +　　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坚决执行上述各项规定，以保证一九五二年的物价继续稳定。 + +　　（戊）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而斗争 + +　　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中心任务，必须进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坚决斗争。东北的党已在这方面走在先头，他们的经验可供全国仿办。 + +　　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现在必须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中央人民政府不久将颁布惩治贪污的条例和惩治浪费的条例，各级领导机关必须仿照实行惩治反革命条例那样，大张旗鼓地发动一切工作人员和有关的群众进行学习，号召坦白和检举，并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督促和检查。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典型的贪污犯，必须动员群众进行公审，依法治罪。 + +　　浪费和贪污在性质上虽有若干不同，但浪费的损失大于贪污，其结果又常与侵吞、盗窃和骗取国家财物或收受他人贿赂的行为相接近。故严惩浪费，必须与严惩贪污同时进行。浪费的范围极广，项目极多，又是一个普遍的严重现象，故须着重地进行斗争，并须定出惩治办法。 + +　　反贪污斗争和反浪费斗争的开展和深入，必将接触到各方面存在着的各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央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在此次精兵简政的工作中，在展开全国规模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在进行反对贪污和反对浪费的斗争中，同时展开一个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凡在其所属机关、部队、团体、学校、或企业中发生了严重的贪污现象或浪费现象，而事前毫无觉察、事后义不厉行惩治者，称为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虽然没有亲手参加贪污行为或浪费行为，亦应以失职论处，决不宽恕。 + +　　为着有力地彻底地消灭贪污现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现象，必须奖励那些不贪污、不浪费和毫无官僚主义习气的模范的单位和人物，从这些单位和人物与那些贪污者、浪费者和官僚主义者之间划出明显的界线来。 + +　　为着有系统地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为着有系统地进行精兵简政工作和展开增产节约运动，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应在党的领导下分为（甲）党派团体，（乙）政府，（丙）军队三个系统，成立各级节约检查委员会，由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发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按级相互检查。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人民政府的监察委员会、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军队的政治工作机关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应将这件事做为当前的中心工作。党的报纸和宣传员、报告员，应积极参加这一斗争。工会、青年团和妇女联合会应在自己的任务中，加上检举和纠察贪污和浪费现象的一项，并派遣自己的积极分子参加各级各系统的节约检查委员会。在机关、企业、学校、部队、农村和城市的街道组织中均应发动这一运动，依靠群众进行检查，并与他们的工作、生产、学习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 + +　　（五）本决定一直下达到党的省委、市委、区党委和军队的省军区党委。在省委召集地委书记开会、在大城市市委召集区委书记开会、在省军区党委召集师级以上主要负责同志开会的时候，应将本决定发给他们阅读，最好是组织集体阅读；并向他们解释由他们所提出的疑问。其他干部相当于地委书记、大城市区委书记和军队师级主要干部一级者均应使其有阅读的机会（用集体阅读的方法），但不得让不可靠的分子阅读，不得在任何刊物上登载，并不得遗失。为使本决定的基本方针和各项办法能充分见之实行，必须不厌求详地向干部进行解释，使他们明确地认识全局的情况和任务的重要性。 + +　　（六）规定中央直属各机关以直属总党委为单位，地方以中央局、中央分局为单位，政府以政务院及其各委党组为单位，军队以总政治部及各大军区和各兵种的党委为单位，于一九五二年内，每两个月向中央做一次关于精简、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工作报告。 + +　　来源：通知根据毛泽东手稿原件扫描件。决定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原件刊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000003.txt b/CCRD/1/0/1/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79427cfb0b0cd9d2c1aa9652132183ae6af14cf --- /dev/null +++ b/CCRD/1/0/1/000003.txt @@ -0,0 +1,5 @@ +#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党、政、军、群团体内反革命分子问题的指示 + +　　中央已决定，在共产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内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估计在上述党、政、军、教、经、团各界清出来的应杀的反革命分子中，有血债或有其他引起群众愤恨的罪行或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只占极少数，大约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可能占十分之八九，即可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他们和农村中的匪首、惯匪、恶霸不同，也和城市的恶霸、匪首、惯匪、大流氓头及会道门大首领不同，也和某些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特务不同，即没有引起群众痛恨的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他们损害国家利益的程度是严重的但还不是最严重的。他们犯有死罪，但群众未直接受害。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杀了，群众是不容易了解的，社会人士是不会十分同情的，又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又不能起分化敌人的作用，而且我们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因此，中央决定对于这样的一些人，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如果这些人中有若干人不能改造，继续为恶，将来仍可以杀，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下面是东北军区保卫部在军区系统逮捕第一批二二百零四名反革命分子的报告，发给你们阅看。请东北军区即照上述原则处理，各地党、政、军、教、经、团中清出来的反革命分子，请各地均照上述原则处理。其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大约占死罪分子的十分之一二），为慎重起见，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此外，对于农村中的反革命，亦只杀那些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凡人民不要杀的人一律不要杀。其中有些人亦应采取判死缓刑的政策。人民要求杀的人则必须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 + +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文件汇集》刊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000004.txt b/CCRD/1/0/1/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e4b128b2a06b9ce2d2d8b426b5faa8de7fd3f3d --- /dev/null +++ b/CCRD/1/0/1/000004.txt @@ -0,0 +1,11 @@ +# 中共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 + +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并转各省军区，各兵团及志司，并告中央及军委直属各部门，各特种兵司，中央政府各党组：） + +　　中央已决定，在共产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内清出的反 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 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 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 一个正确的政策。估计在上述党政军教经团各界清出来的应杀的反革命分子中，有血债或有其他引起群众愤恨的罪行或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只占极少数，大约 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可能占十分之八九，即可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他们和农村中的匪首，惯匪、恶霸不同，也和城市的恶霸、匪 首、惯匪、大流氓头及会道门大首领不同，也和某些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特务不同，即没有引起群众痛恨的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他们损害国家利益的程度是严 重的，但还不是最严重的。他们犯有死罪，但群众未直接受害。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杀了，群众是不容易了解的，社会人士是不会十分同情的，又损失了大批的劳动 力，又不能起分化敌人的作用，而且我们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因此，中央决定对于这样的一些人，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如果这些 人中有若干人不能改造，继续为恶，将来仍可以杀，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下面是东北军区保卫部在军区系统逮捕第一批二百零四名反革命分子的报告，发给你们阅 看，请东北军区即照上述原则处理。各地党政军教经团中清出来的反革命分子，请各地均照上述原则处理。其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大约占死罪分子的十分之一 二），为慎重起见，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此外，对于农村中的反革命亦只杀那些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凡 人民不要杀的人一律不要杀。其中有些人亦应采取判死缓刑的政策。人民要求杀的人刚必须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 + +　　 中 央五月八日 + +　　· 来源： + +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000005.txt b/CCRD/1/0/1/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e39a03ef47d89f37ee0f96f4d1555b0260d6d74 --- /dev/null +++ b/CCRD/1/0/1/000005.txt @@ -0,0 +1,31 @@ +# 中央关于印发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的通知 + +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省级军区，军分区，兵团及军师党委：） + +　　兹将中央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发给你们，请你们照此执行为要。 + +　　 中央五月二十一日 + +## 中共中央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 + +## 1951.05.21 + +　　随着各项建设事业的成功和对工作人员政治教育的深入，随着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特别是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开展与深入，目前所有混进我们机关中的各种反革命分子和各种政治上有问题的分子，主要是一部分留用人员和一部分新吸收的知识分子，已处于一种极端紧张不安的状况中。有些人亟求清洗嫌疑，或交清历史，卸掉包袱，好专心为人民工作。有些人亟求声明坚决与反动党派断绝关系，重新做人，或者立功赎罪。有些人苦闷失眠，神经失常。有些人逃跑、自杀。只有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仍怙恶不悛，冒险作破坏活动，或企图长期埋伏、待机活动。这个问题不解决，有很多人已难安心工作，党和国家的各项任务也将因而难以顺利完成。因此，我们必须抓紧时机，从现在开始，在今年夏秋两季，采用整风方式，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机关工作人员普遍地初步地加以清理，以便弄清情况，处理一些最突出的问题，纯洁我们的组织。为此特作如下各项指示： + +　　一、清理的范围，应包括各民主党派和政府、军队、民众团体及财经文教等机关的一切工作人员和干部学校的学生。主要是其中的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打击的对象，主要应是各种反革命分子。清理的重点和步骤，首先应该是首脑机关和要害部门，然后是一般的机关，最后是所有部门的干部和勤杂人员。在政府系统和民主党派及各种带统一战线性质的机关、团体中，应以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府各项法令为政治思想武器，在北京应由全国委员会常委，在城市应由当地协商委员会等机关负责组成总的领导机关来主持。在学校和工厂中进行此种清查工作时，亦必须有党外人士参加此种清查工作委员会，应避免由共产党员孤立地去做。必要时可建立党组来加强领导。但在党内和青年团内，政治上、思想上仍应以党纲党章或团章为标准，并由党委或团委来领导。 + +　　二、因为目前工作极为繁忙，同时在若干地区和若干部门中，又缺乏强有力的老的骨干，因此，除首脑机关和要害部门外，一般地尚不应采用普遍审查的方法，对所有工作人员都逐个进行精雕细刻的审查。应该首先采取整风方式，即从学习镇压反革命的文件和由首长作报告开始，经过思想酝酿，然后号召有问题的人（不是一切人）用真诚老实的态度，向国家（或党）交清自己的历史，坦白出隐藏的问题，并检举所知道的反革命分子、嫌疑分子、或别人隐藏的问题。在首长报告时，应对所有人员说明：过去对历史有隐瞒和夸大者，应声明改正；没有说清楚者，应补说清楚；与反动组织有关系、进行过反革命活动者，应自己坦白出来；有反动违法物件者，应自动交出来。如此，有罪者可以减罪，罪轻者可以免罪，无罪者可以卸掉包袱，并可进一步取得人民和国家的信任。如果不说老实话，有问题不坦白，将来在任何时候被发现，均将被视为对国家人民或对党不忠实。如果知道别人有反革命行动或有反革命嫌疑，而不向国家机关适当的人报告，并加以隐瞒，亦将被视为对国家人民或对党不忠实。经验证明，这样作了以后，有问题或隐瞒历史的人，即可大批自动坦白或被别人报告出来，因而可以发现很多问题；并把很多人的政治面貌弄清楚。 + +　　对于已经坦白的人，领导机关应该及时地按其问题的是非轻重和坦白的忠诚程度，分别作出适当的结论。使已经彻底坦白的人安心工作，以便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并使领导骨干和审干中的积极分子能够集中力量，继续审查问题严重或坦白不彻底的分子。 + +　　三、采用上述方法，有问题的人，可以坦白一大批，但真正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或有严重罪恶的反动分子，除在被迫情况下避重就轻地“假坦白”以外，一般是不会坦白的。因此，对于证据确凿拒不悔改的反革命分子，特别是有血债的分子、特务间谍分子和恶霸地主，应该加以逮捕审判（逮捕时应向所在单位的群众宣布理由）；对于反革命的嫌疑分子或有严重历史问题的分子，应从要害部门、机要部门坚决地调开，集中训练、审查，或调往非要害部门工作，由主管部门继续加以侦查。对于历史不清楚的人，应进行调查，以便弄清他们的历史。 + +　　四、我们的政府是各个革命阶级、各个民主党派联合的政府，同时又有大批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老干部和党员只占较少数。因此，在进行清查时，必须切实注意经过思想酝酿，以老的和其他一切可靠的干部为骨干，依靠多数组成队伍，一方面要号召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中间，一切有问题的人，老实坦白清楚，另一方面，又必须严格防止把这种运动，简单地变为“老干部整新干部”，“党员整非党员”，“工农干部整新旧知识分子”，或“专整留用人员”的运动，致使党员或老干部陷于孤立。同时，为了防止逼供信的偏向发生，并使有问题的人容易坦白起见，除典型的报告外，一般的不应采用大会坦白方式，应尽量采用小会坦白，书面坦白，或向主管部门、向直接领导的首长坦白的方式。除开对于那些已有确实材料拒不坦白的分子，在审查时可加以追问外，对于其他一切人的坦白，均应采取自愿原则，不得强迫。经验已反复证明逼供信的结果，总是使问题越弄越乱，必须坚决反对。 + +　　五、现在流行的有“被斗户”“被镇压户”“党团分子”“留用人员”“流散军人”“会道门分子”等口头语，这些口头语，用在整顿队伍清理机关工作人员中，是不妥当的和有害的。我们在清查中间，对于所有的工作人员，主要的应根据他本人的政治态度、思想状况、工作表现和具体的经历，来处理他的问题，他们的家庭状况和过去的出身，只可以作一种附带的联系的观察，而不应笼统地根据他是不是“被斗户”等关系来处理他的问题。此外，在处理各项坦白问题时，必须采取严肃的和谨慎的态度，切不可粗枝大叶，尤其不可不分是非轻重地、大批地洗刷新旧知识分子。 + +　　六、清理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无论是采用那种方式来进行，都是一种繁重细致的工作，都必须由首长负责主持。同时，现在又是在极端忙碌的工作过程中来进行，因此，在运动开始后，各部门领导同志间，必须有适当的分工，必须指定一定首长专门负责领导。根据各地初步的经验，一个单位从学习文件、听报告到坦白完毕，约须四、五个星期的时间。最紧张的时期，是二、三星期以后。那时，即不得不停止若干工作（如停止半天工作，或轮流停止工作二、三天等）。但不可拖得时间太长，以免影响工作太大，及发生逼追或僵持的现象。关于审查与工作时间的配备，可由各机关首长按照具体情况决定。 + +　　七、全国各地除对机关工作人员普遍地作一次初步的清理外，并应对于首脑机关、要害部门进行重点清查，取得经验，以便在今年冬季进一步地加以清查。 + +　　来源：通知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指示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原件，另见刘少奇手稿。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000006.txt b/CCRD/1/0/1/0000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2b10c8b4f3317f0263679c74059affbce9939ec --- /dev/null +++ b/CCRD/1/0/1/000006.txt @@ -0,0 +1,49 @@ +# 中共中央批发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关于组织全国犯人劳动改造问题的决议》的通知 + +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县委，地方军区，各级公安部门，及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党组：） + +　　兹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关于组织全国犯人劳动改造问题的决议发给你们。中央批准这个决议，望你们遵照执行。 + +　　 中共中央五月二十二日 + +## 关于组织全国犯人劳动改造问题的决议 + +## （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通过） + +　　现在，全国各地羁押的反革命犯和普通犯，已超过百万，这是一个很大的劳动力。为了改造这些犯人，为了解决监狱的困难，为了不让判处 徒刑的犯人坐吃闲饭，必须根据惩办与改造相结合的原则，并适应全国各项建设的需要，立即着手制定通盘计划，组织劳动改造工作。凡有劳动条件的犯人，应一律 强迫其参加。兹决定具体方案如下： + +　　甲、关于犯人劳动改造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应由县一级、专署一级、省市一级、大行政区一级和中央一级共五级分工负责。 + +　　乙、劳动改造队，按其刑期长短，基本上应分为下列四种： + +　　（一）判处五年以上徒刑的犯人，应组成劳动大队。由省以上各级政府负责管理，按照国家建设的需要，随时调动，从事大规模的水利、筑路、垦荒、开矿等生产事业。 + +　　（二）判处二年至五年徒刑的犯人，一般由专署管理。但在必要时，亦可由省以上政府调用。 + +　　（三）判处两年以下一年以上徒刑的犯人，原则上应在本市、本县参加各种劳动，不宜调往远地，以致劳民伤财。 + +　　（四）判处一年以下徒刑的犯人，在当地群众和原告同意的条件下，可交群众管制，从事公共工程或为军属和孤寡老弱代耕及打零工等。这种犯人，原则上应自食其力，不领囚粮。 + +　　丙、上述各种生产队，均应按其所从事的生产情况和需要来编制。专区以上的生产队，一般的可以百人为一队，设队长和指导员。千人为一大队，设大队长和教导员。对于所有从事劳动改造的犯人，应一律采用军事管制办法，强迫其劳动。任何犯人，应绝对服从，不得违抗。 + +　　丁、专署以上劳动改造队的干部，按犯人总数的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由各该级党委自行调配。此项干部，可以荣军和地方及公安干部为骨干并吸收一部分新旧知识分子组成之。其供给，应按军队干部待遇，监护武装，应按犯人百人配备武装一班的原则，由各军区调配之。 + +　　戊、关于劳动改造队人数的分配和经费： + +　　（一）属于中央计划范围者，计水利工程二十三万人，铁道工程五万人，锡、钨等矿生产六万人，共计三十四万人，均由主管部门制定计划，协同上述工程所在地区的大行政区及省政府执行之。 + +　　此项劳动改造队，主要是用来代替民工。各主管部门应将原来雇用民工的经费，拨付劳动改造的主管机关使用，中央不另拨经费。 + +　　（二）专署以上其他劳动改造队的经费，第一年，技每个犯人生产基金五十万和半个供给制机关工作人员的供给标准，由中央拨付（估计人数约为二十万左右）。第 二年应作到全部或大部自给。 + +　　（三）县以下劳动改造队和其他犯人，仍按相当于供给制机关工作人员三分之一的标准供给。必要时亦可以县为单位，由省政府酌发少量生产基金。干部及监护武装，均不另增（如每县能组织犯人百人从事劳动，即有约二十万人）。 + +　　（四）凡已有劳动改造工作者，应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扩大。其所需经费，由所属之上级，按具体情况，另拟概算。 + +　　县、专区和省三级犯人数目的分配，由大行政区决定之。 + +　　已、对参加劳动的犯人，应有适当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和必要的卫生医疗工作，应按其劳动和政治表现的好坏，给以恰当的和严明的精神和物质奖惩，并以减刑和加刑作为最高奖惩办法。其条例另订之。 + +　　庚、为了迅速并切实有效地组织劳动改造工作，在各级公安部门内应增设专门管理的机构。大行政区、省和大市设劳动改造管理处（每处二 十至三十人，分教育、管理、生产三科），专署一级设科（五至十人），县设股（二至三人）。此项干部，应由地方党委从前述百分之五的比例数字内，或县原有干 部名额中，调配之。在省以上各级政府内，并应由有关部门联合组织劳动改造指导委员会，以加强对劳改工作的领导。 + +　　 来源：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原件刊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000007.txt b/CCRD/1/0/1/0000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43043140e44a8989912a391f7f8f33969ef755 --- /dev/null +++ b/CCRD/1/0/1/000007.txt @@ -0,0 +1,29 @@ +# 中共中央关于在清理“中层”“内层"运动中对共产党员所有隐瞒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的处理办法（草案） + +　　在此次清理“中层”“内层”运动中，在党内已发现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和政治上有问题的分子，并发现了一些党员对党隐瞒了过去的历史、经历及其他问题。为了提高党纪、巩固党的组织，必须采取既严肃又谨慎的态度，区别问题的性质与是非轻重，及本人对党的忠诚坦白程度与一贯的表现，经过调查研究与证明后，分别处理。这种处理应在各地坦白运动完成后进行，而不要在坦白运动中或开始时进行，以免妨害坦白运动。其处理办法规定如下： + +　　一、凡隐瞒参加特务组织或特务活动者，经查明属实后，一律开除党籍。其中如有血债或现行活动者，应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理。如过去系被迫参加一般的特务组织，并未担任职务，又未进行反动活动者，其后思想进步，隐瞒其历史，加入了我党，此次自动向党真诚坦白，交代清楚，经调查证实再无其他隐瞒，并从其一贯表现证明确够一个党员条件者，则可考虑保留其党籍，但必须指出其隐瞒的错误，并酌情给以警告之类的党纪处分。 + +　　二、凡隐瞒曾任反动党、团区分部以上负责人员，国民党政府的各级负责官吏，国民党军队校级以上军政工作人员以及反动会、道门的骨干分子等，一律开除党籍。其中如有血债者，应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如过去罪恶不大，后对人民事业有所贡献，此次自动向党真诚坦白，并从其一贯表现证明确够一个党员条件者，可考虑保留其党籍，但必须指出其隐瞒的错误，酌情给以警告之类的处分。 + +　　三、对于隐瞒参加反动党、团、会道门组织，以及反动警、宪的普通人员，如此次自动向党真诚坦白，并经调查在事实上证明其在组织上、思想上已与之断绝联系者，则应指出其隐瞒的错误，可保留其党籍，但亦应酌情给以劝告之类的处分。如一贯表现不好，又不老实地向党坦白或坦白不彻底，企图继续欺骗党者，则应按其情节之轻重，予以党纪的较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 +　　四、凡有严重特务嫌疑或其他重大政治问题的分子，尚待审查者，应停止其党籍进行审查。如查明无问题时，则恢复其党籍。对一般政治嫌疑分子及有政治问题、历史问题尚未交代清楚或对其不够了解者，可留在党内，认真地进行考察与教育。如在要害部门工作者，应调动其工作。 + +　　五、凡曾自首叛变向党隐瞒者，一律开除党籍。如系经过长期考验和立过功者，则可考虑保留其党籍，或允其重新入党。 + +　　六、凡共产党员有包庇反革命分子和隐瞒反革命分子的罪恶行为而不向党报告者，应按其情节之轻重，予以党纪的严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 +　　七、凡共产党员隐瞒贪污、渎职或其他违犯人民政府法令行为者，如系自动向党坦白，则可视情节之轻重，减轻或免除处分。如情节严重、对党的影响很坏、且一贯表现不好者，则应给以党纪处分，或送司法机关处理。 + +　　八、凡共产党员隐瞒地主成份和隐瞒家庭在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斗、被关、被管、被杀之情节者，如系自动向党真诚坦白，可指出其隐瞒的错误，免予处分；担任要害部门工作者，则应酌情调动其工作。如系被人检举，拒不坦白，或立场不稳、表现不好者，则视其情节轻重，予以党纪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 +　　九、对于隐瞒非政治性的一般历史问题者（如党龄、军龄、年龄、学历、职业、经历及社会关系等），如系自动向党彻底坦白，一般地可免予处分，但须指出其隐瞒的错误。如系被人检举、对党的态度不够老实，一贯表现又不好者，则应按其情节之轻重，予以党纪处分。 + +　　十、凡党员因隐瞒政治问题或历史问题所受之处分，如果这种处分是正确的，不论其后来已否撤销，本人在每次填写党员干部登记表时，均应将所受处分的情节详细填明，以便组织上随时审查，否则，应以对党隐瞒历史问题论处。此项规定各级党委均不得撤销，并应在宣布处分时向受处分的党员交代清楚。 + +　　对党员上项问题之处理，应一律经过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并经上级党委批准执行。如涉及党籍处分时（包括留党察看、停止党籍、重新入党、开除党籍等），则须经上两级党委批准。 + +　　除党内处理外，尚须作：行政处理者（如调动工作，逮捕等），则应通过其行政领导机关并按照其有关规定办理之。 + +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工作文件选编》刊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000008.txt b/CCRD/1/0/1/0000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8bb03def5276acd2382aadd002e85ec6c97aafc --- /dev/null +++ b/CCRD/1/0/1/000008.txt @@ -0,0 +1,57 @@ +# 中央印发关于清理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的通知 + +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各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各同级政府党组及工会党组：） + +　　兹将关于清理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这些企业中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一件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并可在党内刊物上登载。 + +　　 中央十一月五日 + +## 中共中央关于清理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这些企业中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 + +## 1951.11.05 + +　　全国各地解放后，许多国营工厂、矿山、交通企业部门，曾经先后经过若干不同的形式，例如登记反动的党团员、“挖蒋根”、调整人事、进行民主改革与民主团结等等规模不一的群众运动和行政手段，或者采用较为渐进的办法，或者采用较为激进的办法，业已在不同的程度上打击了掩藏在企业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并在不同的程度上改革了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原来在企业内部所形成的种种吸血的不合理制度和封建把头制度，因而使各种企业能够达到迅速恢复和顺利发展的成绩。特别是自中央一九五○年双十指指示以后，各地在工厂、矿山和交通运输部门中，都进行过镇压反革命运动，残余的反革命势力已经遭受了更多更大的打击。有些地方把镇压反革命和企业内的民主改革作了适当的结合，已把一部分工厂、矿山、交通待企业作了系统的清理，结果，清出了大批反命革分子，纯洁了工厂阶级的队伍，在政治上和生产上都出现了一种新气象，工人群众说：“毛主席的太阳照到工厂里来了。” + +　　虽然如此，但是至今为止，在大部分公营和私营的工厂、矿山及其他企业中，还没有进行系统的清理。其中还混有大批的反动党团、反动会道门分子和少数潜伏的逃亡地主、土匪、恶霸、特务、间谍分子，有些过去曾与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狼狈为奸的封建把头，还未受到应有的惩治或改造；有些反革命分子，甚至混入了党和青年团内，或者把持了工会。他们从各方面进行破坏活动，压制着工人的政治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 + +　　因此，我们必须用足够的力量，发动与依靠工人群众，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争取于一九五二年年底以前，对工厂、矿山和交通等企业部门，首先对国营厂矿交通等企业内的残余反革命势力，加以系统的清理，并对于国营企业内所遗留的旧制度，进行或者进一步地完成必要的和适当的民主改革。为此，中央特作如下各项指示： + +　　（一）由于工矿企业中的情况，一般地较党政军民等机关为复杂，党的领导骨干和群众基础较机关为弱，而各种企业又各有其特点，各地方的历史条件也不完全一致，所以清理工作的问题也较机关为复杂，同时，也极易发生偏差。应该指出：搞好这个运动的第一个关键是搞好领导的问题。凡是领导骨干较弱的厂矿交通等企业，应该先由当地党委负责，从各方面指派得力干部，结合企业中原有的干部组成专门的领导机关，负责进行准备工作，首先是进行有系统的调查研究和训练工人职员中的积极分子。有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又组织了积极分子，于是再由行政、党、工会、青年团的干部，按照本单位群众的思想状况，有的放矢地在工人职员中，作系统的思想动员，讲明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发动清除反革命分子和忠诚老实、自觉交代的运动，号召工人群众分清敌我，整顿自己的队伍，从思想上、组织上提高工人阶级的纯洁性，号召一切有问题的人，向自己的国家忠诚老实地交清自己的历史，而只要忠诚坦白，罪重的可以减轻，罪轻的可以免罪，无罪的可以卸掉包袱。 + +　　思想动员和思想酝酿的过程，同时是一个团结多数，组成强大队伍、促使有问题者坦白和孤立敌人的过程。这是运动中的第二个关键。 + +　　在领导没有加强、工人职员中还没有培植出一批积极分子之前，不要冒失地发动大规模的运动。特别是有些矿山混有极大数量的散兵、游民和逃亡地主等，情况既极复杂，而行政和党的力量又很薄弱，在这样的企业中，更应该首先加强领导，进行系统的调查、侦察和艰苦的群众工作，寻找长期劳动、历史清楚、政治上可靠的工人职员，加以训练，以便建立领导的骨干和和群众的队伍。 + +　　（二）凡是有残余的反动势力，有为工人群众所痛恨的坚决的反革命分子，特别是有特务恶霸分子潜伏的工矿企业，在已经完成上述各种准备工作之后，应该大张旗鼓地放手发动工人群众自下而上地控诉反革命分子，斗争那些压制工人的封建把头和各种坏分子；并由主管机关，适时地将应该和必须判刑的反革命分子，依法判罪，当众宣布执行。经验证明：这样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首先打击首恶分子和铲除残余反动势力的运动，可以迅速地鼓动起工人群众的斗争热情，迅速地摧毁国民党在工厂、矿山、交通等企业中压迫工人的残余势力，迅速提高工人当家作主的认识和生产积极性。 + +　　但打击的目标，即镇压和控诉的对象，必须严格地以特务、恶霸、土匪、反动党团和反动会道门等五个方面的坚决反革命分子为限；特别是群众控诉的对象，更应严格地以那些有血债和民愤较大的首恶分子为限。在处刑时，对于应该处决的罪犯，必须坚持只处决其中十分之一、二；对于应该逮捕的罪犯，在多数工人群众不反对的条件下，应该坚持只捕其中的一部分，以免捕杀过多，发生偏差。 + +　　（三）工人群众对于过去勾结反动势力欺压扰害工人的流氓工人、职员的斗争，我们应该积极加以领导和赞助。但必须注意把这种斗争对象和镇压对象（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加以区别。只要他们低头认罪，表示悔改，群众气愤已平，不要求逮捕时，即不要逮捕。特别是对于“把头”、“拿摩温”等，尤应详加分析，按其罪恶轻重劣迹多少，过错大小和解放后有无悔改表现等具体情况，分别对待，切不可笼统地“打倒一切”。 + +　　（四）对于曾经有过压迫工人的行为或其他轻微劣迹，但并非反革命分子的老的技术工人、技术人员和专家、高级职员等，必须注意在运动的各个阶段，加以保护，并在对待他们的态度和方式上加以注意。如果工人群众对于他们的作风不满，要求斗争或控诉时，我们应该领导并说服工人，把这种问题根据团结为主的原则，采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当作工人阶级内部的问题来解决。 + +　　镇压反革命与进行民主改革，二者是有联系的，但又是有区别的。如把两个问题混淆起来会使打击面过大。因此，把反革命的问题与那工人阶级内部的问题及企业管制制度本身改革的若干问题，加以严格的区别，保护与教育改造那些有技术的职工，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 +　　为了防止在运动中发生打击面过宽，波动面过大，特别是乱斗、乱控诉的偏向，所有控诉对象、斗争对象和逮捕的名单，应一律在事先经当地党的市委或其他相当党委批准。 + +　　（五） 为了防止反革命分子在垂死挣扎时的破坏，在运动开始之前，必须首先严密掌握工厂、矿山、交通等企业的要害部门，把一切有嫌疑的分子从这种部门中调开，并选派可靠的干部、党团员或非党的革命工人去掌握。 + +　　（六）运动应该利用不妨碍生产的间隙的时间去进行，而不应该停止生产去进行。在思想酝酿成熟和群众发动之后，交代的时间不要拖得太长，以免不必要地影响生产，并造成坚持追逼的现象。一次运动决不可能把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彻底清出，只能“打一网算一网”“剥一层算一层”。因此，必须适可而止，及时转入到深入的调查和处理。 + +　　（七）在运动中加发现反革命分子作有组织的抵抗，因而使其他有问题的人有所顾虑，不敢交代时，应于适当时机，一面对于已经自动交清历史、罪行轻微、无须判罪的分子作出结论，当众宣布；一面对于罪证确实，必须逮捕法办而又拒不交代的分子，宣布罪状，加以逮捕。这样可以摧毁反革命分子的有组织的抵抗，并使运动迅速开展。但切不可乱捕，切不可逮捕那些罪证不足及可捕可不捕的分子。 + +　　（八）对于清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必须按照其性质和交代的情况，迅速加以处理。凡是自动坦白的，应该从宽处理。除其中应该判罪的分子和危险分子以外，一般地不应清洗。但是在所有要害的工厂、矿山及其他企业中（如兵工、电气、化学等）在普通的工厂、矿山及其他企业的要害部门中（如锅炉房、引擎间等），不得留有任何反革命及嫌疑分子。如有此类分子，应由适当的领导机关，负责调开或作其他处理。 + +　　（九） 忠诚老实运动完结后，应即乘热打铁，开展群众对于领导及群众相互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改善领导与群众、职员与工人及工人相互间的关系，加强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从而建立一些适合于生产需要的可能的新的制度，改造工厂管理委员会和治安保卫（或保安）委员会及工会委员会，以建立工厂、矿山及其他企业中的群众领导骨干，并进行劳保登记或加以复查，然后依靠整顿后的工人队伍及民主管理的基础去组织与开展生产运动。 + +　　（十）关于私营工厂、矿山及其他企业的清理工作，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今冬明春，只能在党的基础较好、规模较大的私营工厂、矿山及其他企业中进行典型试验。在开始清理时，必须先与资方协商，取得同意，再由党、团、工会、公安部门和资方代表及非党的职员、工人，共同组成领导机关（必要时可另成立党组）。在运动中应与资方保持密切的协商，尤其应该注意集中力量，清除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残余势力。如果资方及其亲信过去曾有严重的压迫、克扣工人的行为，工人迄今仍甚为不满，应推动他们向工人承认错误，以求改善关系。对于资本家及其厂长、经理，只要不是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又没有血债或其他严重罪行，在解放后对工人的态度又较好者，一般地应该不究既往。特别是对于已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尤应注意。 + +　　对于一般小的私营工厂、矿山及其他企业，因其情况更为复杂，我们又无力兼顾，一般的可以暂不清理，待国营和较大的私营工厂、矿山及其他企业大体清理完毕后，再根据那时的情况和经验，另订计划。 + +　　（十一）总之，在工厂、矿山及其他企业这一切经济部门中，镇压反革命和进行民主改革，是必须更加稳步前进。一般的做法，必须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又必须先由国营的企业再到私营的企业，先由主要的企业再到次要的企业，先由大城市的企业再到中小城市及其他地方的企业。但由于各地方各种企业情况有差别，解放后的斗争条件及历史发展有差别，干部和群众的准备条件有差别，所以必须容许各地方各企业在处理各项问题上的具体方式和具体步骤，有必要的和适当的灵活性。所谓补课的问题，必须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分别地处理，应该是缺什么补什么，缺多少补多少。如果不根据各地方企业的实际情况而千篇一律地看待这类问题，这是错误的；但如果需要补课而不去适当地补课，这也是错误。 + +　　（十二）望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委、市委于本年十二月内，将过去在这方面的工作情况及执行中央指示的计划报告中央。 + +　　· 来源： + +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000009.txt b/CCRD/1/0/1/0000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b08e63763a8cc29ca63e7838fd64f8affd19583 --- /dev/null +++ b/CCRD/1/0/1/000009.txt @@ -0,0 +1,21 @@ +# 中共中央批转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的报告 + +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 +　　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兹将华北局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中央的报告发给你们研究，望你们注意发现所属的同类事件而及时加以惩处。 + +　　 中 央十一月三十日 + +## 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报告 + +##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 +　　（毛主席，并中央：） + +　　最近，我们发现了河北省天津地委和专署有严重的贪污浪费和破坏国家政策法令的行为。据初步检查材料证实，现任地委书记兼专员张子善 和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先后动用全专区地方粮折款二十五亿元，宝坻县救济粮四亿元，干部家属补助粮一亿四千万元；从修潮白河民工供应站中，苛剥获利二十二亿元；贪污修飞机场节余款和发给群众房地补价合计四十五亿元；冒充修建名义，向银行骗取贷款四十亿元。总计贪污挪用公款约二百亿元左右投入地委机关生产， 作投机倒把的违法活动。为贪图暴利，曾利用蜕化干部从东北盗运木材达四千立方米；勾结私商张文义等，以四十九亿巨款从汉口贩卖大批马口铁，私商从中贪污中饱，破坏国家政策。张子善、刘青山日常生活铺张浪费，任意挥霍，只有账可查者，二人私用达四、五亿元；并向上下级及其亲友送礼，有的达一、二千万元之巨， 据有账可查者，达一亿三千万元。张子善为消灭证据，曾亲手焚毁约计一亿五千万元的单据和其它单据一七八张。 + +　　由于我们最近派人到天津检查和逮捕了与张、刘等勾结、破坏政策的私商，张子善已十分惶恐不安。根据其所犯错误和罪状，经华北局讨论，总理批准，决定即将张子善逮捕法办（张现在保定参加河北省党代表会）；刘青山归国后亦予逮捕，刘出国前，我们对其贪污腐化行为未能发现，以致造成今天的被动情况，这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应引为教训。 + +　　 薄一波刘澜涛十一月二十九日 + +　　 来源：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原件刊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000010.txt b/CCRD/1/0/1/0000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8a79148e067ccd2621409819d868b13744ecd05 --- /dev/null +++ b/CCRD/1/0/1/000010.txt @@ -0,0 +1,61 @@ +# 中央印发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 + +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地委、青年团团委、各同级政府的党组和教育公安两部门的党组或党委：） + +　　兹将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一件发给你们，请你们加以研究，遵照执行。 + +　　 中央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 +## 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 + +## 1951.11.30 + +　　（中央批示：） + +　　兹将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一件发给你们，请你们加以研究，遵照执行。 + +　　全国各地大中小学校的面貌，自解放后，一般地已起了大的变化。学生群众和大量教职员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进步和革命化，是迅速的，他们已开始表现出高度的爱祖国和爱人民的热情。虽然如此，但是： + +　　（一）在解放以前，国民党反动派曾经在这些新区和半老区的学校中进行了长期的反动教育，并用欺骗、威迫和利诱的方式，在教职员和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中发展了大量的反动党团员和反动党团所利用的外围组织。有很大一部分地区的学校，并曾受过日伪反动统治者的控制和毒害。 + +　　（二）在解放以后，我们在教育部门，特别是在普通学校中所派干部极少。在学校行政方面，党的领导骨干多数很弱。对于教职员中的反革命分子和曾被反革命威迫利用过的分子，还未进行系统的清理。因此，这些学校的思想政治情况，虽然自解放以来，特别是抗美援朝运动和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以来，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仍然存在着各种不同程度的而有些则是很严重的复杂不纯的情况。 + +　　学校是培植干部和教育人民的重要机关。党和人民政府必须进行有系统的工作，以期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都逐步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并逐步取得与保持其革命的纯洁性。因此，必须立即开始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于一年至二年内，在所有人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高中学校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培养干部和积极分子，并在这些基础上，在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专科学校以上（即大学一级）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初步思想改造工作的另一个目的，是准备学校教育改革包括学制改革、院系改革、课程改革、组组改革等，关于这个问题中央将另作指示）。为此目的，特规定如下各项方针和办法： + +　　（一）各种学校中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的思想改造，应看作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这里所说的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主要是指分清革命与反革命，建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拋弃原来反动的或错误的阶级立场等这些一般的同时也是最根本的东西。这种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乃是在学校中进行清理反革命分子的思想准备。这种思想准备工作需要的时间，应根据各地和各校的条件而定。在新区和半老区，一般地规定为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经过了这样的思想准备工作，使绝大多数师生有了思想上的自觉，即革命思想在他们中间占了优势之后，并由此在群众中形成了可靠的骨干和一批积极分子之后，再进行系统的组织上的清理，号召教职员和学生向国家忠诚老实地交清自己的历史，并检举所知的反革命分子。这种思想上的准备，在事实上又是组织上的准备，因此，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细腻和艰苦的工作过程。在多数教职员和学生关于革命与反革命的思想问题还没有解决之前，在群众的骨干和积极分子还没有形成之前，我们应该耐心地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工作，不要过早地生硬地发动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 + +　　（二）进行上述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需要依靠有力的领导。特别是在进行组织清理时，如果领导上不能作有效的控制，就极易发生轻举妄动、脱离群众的片面性和极端狂热性的错误，致造成严重的恶果。因此，凡是党的领导还不够强的地方，也不要发动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而是还应该继续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积极进行准备工作，并尽可能地着手加强那里领导的力量。 + +　　（三）根据有些地方现在已有的经验，有以下几项必须注意： + +　　（甲）对于中小学校的教职员，可以利用假期，实行集中学习的方式。小学教职员学习的集中点。一般地可以专区或行署为单位。中学教职员学习的集中点，一般地可以省为单位。此项学习运动，必须由省和专区最负责或最得力的同志来自掌握，亲自出席做报告，方能获得良好的结果。一般的是要在集中学习的末期，思想酝酿成熟时，才能号召有问题的人自动交清历史。 + +　　在这项工作上，曾经做得较好的地方，是我们的干部善于和教职员中的多数特别是其中的积极分子团结起来，在进行思想检讨或工作检讨的时候，首先由干部实行必要的自我批评，有了启发的作用。 + +　　各省区对于中小学教职员所采取的这种学习和清理的办法，都应该先举行重点试验，待取得经验后，再行逐步推广。 + +　　（乙）关于初中学生和小学学生，应注重在平日功课上的政治教育，鉴于他们的年龄较小，原有的反动分子本来较少，其中大部分现在又已经毕业离校，又鉴于他们缺乏政治经验和判断能力，易于感情用事，所以对于他们应一律不发动清理组织运动。对于其中确有反动组织关系者，应个别地加以改造和清理，只要能接受改造或自动交代清楚，凡年未满十六岁者，不论他们有什么政治问题，均应宣告无罪，不作法律上的处分。 + +　　（丙）对于高中毕业班的学生，可以结合毕业前的民主鉴定，加以清理。也可于毕业后，和中、小学教职员一样，采用集中学习的方式，加以清理。 + +　　（丁）对于大学一级的教职员，现在北京、天津两地正在举行普遍的学习运动。大学学生原来已经进行过或多或少的政治学习，但也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情况下使他们再参加教职员的学习。待此项学习运动告一段落，再有步骤地首先选择京津一个或两个群众思想条件充分成熟并有可靠的领导核心的学校，在中央宣传部和市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忠诚坦白交清历史的运动，着手清理反革命分子的工作。先以这些学校作为典型试验，而后逐步推广。 + +　　各大行政区可以考虑：以每一个大行政区为单位，分别地实行这种类似的做法。但任何一个大行政区在大学教职员中发动学习运动的时候，都必须首先由最负责的同志做一个有系统的号召报告，随后又继续有几个其他负责同志做一些报告，这些报告都必须有充分的准备。 + +　　如有的地方专科以上的学校并不多，教职员很少，则可以考虑把他们和中学教职员集中在一起学习。 + +　　专科学校以上（即大学一级）学生中的清理工作可以单独进行。在教职员和学生两方面的群众思想条件和领导条件都同时具备的情况下，也可以和教职员中的清理工作，以一个学校为单位，在一起进行。但为了避免一部分有问题的教授和高级职员因为惧怕在学生面前“丢丑”，对交清历史发生不必要的顾虑或抗拒情绪，又为了防止在运动中发生学生群众强迫教职员坦白的现象，教职员和学生的清理工作一般地以在统一领导下分组分头进行为好。所有专科以上学校的这种清理工作，都应该在各中央局和分局的直接领导下去进行，或指定一定的省市委负责去进行。各大行政区每个大学在准备着手进行这项清理工作时，在党方面，都应取得中央宣传部的批准，在政府方面，则应取得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的批准。 + +　　由于历史条件的关系，如有个别大学的条件在现在业已成熟，也可以经过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教育部的批准，即以本校为单位，进行清理工作。 + +　　凡是清理工作还没有进行的专科以上的学校，如有学生已到毕业期限，可以采用民主鉴定的方法，也同样地可以于毕业后的暑期内，采用集中学习的方式，加以清理。 + +　　（四）在进行组织清理时，必须把重点放在敌我界限和清理反革命分子方面，不要把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或轻重倒置。有些地方在学校中乱检查、乱逮捕、乱控诉、乱斗争的结果，不但没有达到镇压反革命的目的，而且引起了教职员、学生和学生家长对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情绪。此种影响极坏的办法，必须严予禁止。如其中有罪证确凿的反革命分子必须进行检查或逮捕时，须经省级以上党委的批准，并报中央局备案。 + +　　（五）为了加强对学校教育的领导，为了保障对教职员、学生的思想改造工作和组织清理工作的顺利完成，必须加强党对学校教育的领导，为此，所有大行政区，应争取在半年内，对所有专署和县政府的教育科，所有较大的公立和私立的中等学校，至少派一个经过锻炼的在文化上政治上和思想上较强的党员干部去，与各该单位原有的党员和进步分子亲密结合，建立领导核心。各大学于毕业时，应留一部分功课好的优秀的党团员毕业生参加学校的行政工作，以逐渐加强大学的教育领导骨干。此外，应有计划地对于教职员中的积极分子加以训练，并掌握和扩大师范学校和师资训练班，以培养大批的忠实于人民事业的师资。 + +　　（六）望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于一九五二年春季，根据当地情况，适当地订出执行本指示的计划，并报告中央。 + +　　· 来源： + +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names.txt b/CCRD/1/0/1/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38226e3365263868c21da525908cc178655afdc --- /dev/null +++ b/CCRD/1/0/1/names.txt @@ -0,0 +1,11 @@ +政务院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中央关于精兵简政、厉行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节录)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党、政、军、群团体内反革命分子问题的指示 +中共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 +中共中央批发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关于组织全国犯人劳动改造问题的决议》的通知 +中共中央关于在清理“中层”“内层"运动中对共产党员所有隐瞒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的处理办法（草案） +中共中央关于清理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这些企业中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 +中共中央批转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的报告 +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0/000000.txt b/CCRD/1/0/10/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0ae43e995f74d8a8ba7b09ac1143ffc8e2d81d5 --- /dev/null +++ b/CCRD/1/0/10/000000.txt @@ -0,0 +1,11 @@ +# 内务部关于处理右派分子退职问题的复函 + +　　（河北省人民委员会人事局：） + +　　你局最近电话询问原国务院人事局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国人事字第1654号通知中第三项规定：“……凡是按照留用察看以下几类处理的右派分子，如果本人要求退职，经过机关批准，可以按照退职处理……”，其中是否包括按照留用察看处理的右派分子的问题，原规定的精神，按照留用察看处理的右派分子是不包括在内的。只有按照四、五、六类办法处理的右派分子，如果本人要求退职，经过机关批准，才可以按照退职处理。此复。 + +　　 一九六○年一月九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0/000001.txt b/CCRD/1/0/10/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885e4f1701f14c7a760ea6c6620d61c262f3342 --- /dev/null +++ b/CCRD/1/0/10/000001.txt @@ -0,0 +1,99 @@ +# 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统战部关于右派分子摘帽子工作的报告 + +　　（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 +　　现在把中央组织部和统战部关于给右派摘帽子工作的报告和附表发给你们参考。中央同意这个报告中所提的意见，望各地抓紧此项工作，尽可能在春节前，把第一批摘帽子的工作结束。第一批摘帽子的右派数目，仍已控制在右派总数的百分之十为宜。 + +　　 中 央1960年1月6日 + +## 附： + +## 中央组织部、统战部关于右派分子摘帽子工作的报告 + +　　（中央：） + +　　自从中央下达关于摘掉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以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很重视，普遍设立了工作机构，指定了专人负责，经过对右派分子进行摸底排队，在国庆节前后陆续地摘掉了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这一措施在国内外发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摘掉帽子的人表示非常高兴和感谢，认为是党的宽大，自己的新生。他们的家属和亲友更加感激。没有摘帽子的右派帽子，一般也表示有了前途，决心好好改造，争取下一次能摘帽子，有的劳动和生产效率立即大为提高。一向不低头的右派分子多数表示认罪。中间分子一致表示赞扬和拥护中央这一决定，认为共产党伟大，毛主席英明。这是我们党的政策的一个新的胜利。 + +　　根据最近的统计，全国共有右派分子四十三万九千三百零五人，第一批计划摘掉帽子的三万七千五百零六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百分之八点五，已经摘掉帽子的二万八千一百六十五人，占百分之六点四。 + +　　我们建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检查一下此项工作，争取尽可能在春节前完成第一批摘帽子的计划。计划比例太低的应该实事求是地适当提高。同时要抓紧这一有利形势，积极地、有计划地开展对右派分子的改造工作，对已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要巩固他们的改造成果。对未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要促使他们进一步分化，帮助他们继续改造，并且经常地和及时地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和在改造中的表现，为今后摘帽子做好准备。已结束第一批摘帽子工作的地区要认真作出总结。 + +　　以上报告，如中央同意，请批转各地参照执行。 + +　　 中央组织部 中央统战部1959年12月30日 + +## 附： + +## 各省、市、自治区右派分子总数及第一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统计表 + +## 1959年12月18日 + +　　地 区 右派总数 拟摘帽子数 占总数% 已摘帽子数 占总数% 备 注 + +　　北 京 10528 1000 9.5 932 8.6 + +　　河 北 23516 1244 5.3 770 3.3 尚未结束 + +　　山 西 9321 836 8.9 836 8.9 + +　　内 蒙 4325 430 10.0 264 6.1 尚未结束 + +　　辽 宁 21103 2000 10.0 599 2.8 尚未结束 + +　　吉 林 9271 706 7.6 572 6.17 尚未结束 + +　　黑龙江 12594 1376 10.9 359 2.7 尚未结束 + +　　上 海 12951 1086 8.4 1084 8.4 + +　　山 东 31387 2578 8.7 2219 7.7 尚未结束 + +　　江 苏 13349 1300 9.7 273 2.0 尚未结束 + +　　浙 江 10705 1000 9.3 478 5.0 尚未结束 + +　　安 徽 25364 2351 9.26 1965 7.44 尚未结束 + +　　福 建 7223 549 7.6 245 3.3 尚未结束 + +　　河 南 53975 4396 8.1 4396 8.1 + +　　湖 北 32196 3200 10.0 1832 5.7 尚未结束 + +　　湖 南 25909 1969 7.68 1470 5.7 尚未结束 + +　　江 西 11416 1141 9.9 1007 8.82 + +　　广 东 30842 2531 8.2 2531 8.2 + +　　广 西 10935 415 3.8 102 0.9 尚未结束（拟摘数字缺四个专区的） + +　　四 川 40623 3855 9.4 3855 9.4 + +　　云 南 9641 727 7.5 225 2.3 尚未结束 + +　　贵 州 6798 604 8.8 604 8.8 + +　　陕 西 6025 483 8.0 363 6.0 尚未结束 + +　　甘 肃 9891 800 8.1 326 3.3 尚未结束 + +　　青 海 2247 250 10.0 177 7.2 尚未结束 + +　　新 疆 2639 185 7.0 185 7.0 + +　　宁 夏 2050 198 9.6 198 9.6 + +　　中直和 + +　　中央国 + +　　家机关 2282 296 13.0 296 13.0 （包括下放密山劳动的和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中的右派分子） + +　　共 计 439305 37506 8.5 28165 6.4 + +　　（注：右派总数中，一般地区都不包括反、坏处理，只有山东包括反、坏分子；另外，云南右派分子中，不包括开除公职的右派分子。西藏未作统计。）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0/000002.txt b/CCRD/1/0/10/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dd321a0f9f3c77754d4af516dfe3c80772e8895 --- /dev/null +++ b/CCRD/1/0/10/000002.txt @@ -0,0 +1,5 @@ +#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 + +　　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中央在一九六○年三月下旬根据山东六级干部会议的一期情况简报，批发给你们，请你们对于人民公社的许多严重情况，提起充分的注意，务必在三、四月间，利用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县委接着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对于那些不可允许的，极端严重的情况，务必彻底地整顿一次，到下半年再整一次。这个文件，谅必你们已经看见了。在这个文件中曾经提到，现在就要利用六级和四级干部大会公开指出三反问题的严重性，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任务。关于三反，中央将在四月上旬有一个规定范围和如何处理各类犯错误分子的指示，发给你们。但你们不要等候这个文件，而应利用当前正在开或准备开的六级和四级大会立即号召整风，并作曲型调查，使自己心中有数。中央现在所要着重地告诉你们的，是关于官僚主义严重存在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山东省历城县的材料。历城县委在今年三月十四日报告山东省委说：他们那里有积极消极两方面。积极方面是形势大好，这是主要的。消极方面；他们说，突出的表现是五多、五少。就是说，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他们这个文件，现在发给你们看看。其中说到会议多和文件表报多，多到什么程度呢?他们说：县委及县委各部门，自今年一月一日到三月十日，七十天中，召开了有各公社党委书记和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共有一百八十四次，电话会议五十六次，印发文件一千零七十四件，表报五百九十九份。同志们，这种情况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物极必反，我们一定要创设条件，使这种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历城县已经定出办法，克服五多五少。山东省委已将历城办法推到全省施行。同志们，这种官僚主义状态，只是存在于历城一个县，或者山东一个省吗?不见得。很可能到处都存在。请你们各自调查一个县、一个市（在大城市里调查一个区），就可知道底细了。克服五多五少的办法，可以仿照历城办理。这种官僚主义的来源，不能只在县，还在省与中央。关于省（市、自治区）的方面，请你们注意处理。关于中央方面，我们将采取处理办法。看来一年要对这个五多五少问题谈两次，至少谈一次。中央几年前曾对这个问题发过指示，后来没有再过问（主要指五多中的会议多，文件表报多），自己也有官僚主义，不能只怪别人。本文及附文，应登党刊。 + +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工作文件选编》刊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0/000003.txt b/CCRD/1/0/10/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d5a2df95bb379bc36a18d522ded8234338ba4f1 --- /dev/null +++ b/CCRD/1/0/10/000003.txt @@ -0,0 +1,67 @@ +# 中共太原市委五人小组甄别定案工作总结 + +## 一、基本情况： + +　　我市的内部肃反斗争，在党的领导下，从1955年7月起至1960年5月胜利结束，历经四年多的时间，先后在全市党、政机关、学校、群众团体、民主党派、厂矿企业、事业等单位及乡干部中分六批开展了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共清查出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5457名，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1．23％强，经过严肃慎重的甄别定案，全部作了处理，计清查出混入我内部的历史特务间谍分子1057人，反动党团骨干分子446人，反动会道门头子25人，恶霸35人，土匪分子59人，托匪分子1人，汉奸457人，蒋阎匪军政警宪中的反革命分子2502人，敌对阶级中的反革命分子17人，现行反革命破坏分子532人，政治骗子、叛变分子、流氓分子共320人。对这些反革命分子及坏分子的处理是：判处死刑的8人，死刑缓期执行的12人，无期徒刑的19人，长期徒刑的717人，短期徒刑的1，210人，捕交当地处理的20人，以上判处徒刑的反、坏分子占所有反、坏分子的35．9％。判处管制处分的1，529人，占反、坏分子总数的28％强。给予行政处分的987人，占反、坏分子总数的18％强。免予处分和不予处分的918人，占反、坏分子总数的16．82％。此外，经过甄别定案结论为普通反革命分子的1，353人；逃跑、病死，自杀的37人。历史上曾经是反革命但在肃反前已经作过交待或者处理，此次运动中未发现重要隐瞒，不再当作反革命分子处理的1，055人；起义人员按既往不咎的政策不以反革命分子看待的70人；政治历史问题的2，914人。经过甄别平反了错斗无辜的好人82人。处理了各种刑事犯罪分子217人。对一些嫌疑、复杂、重大，一时难以弄清问题的250人的材料转交了公安部门作为长期侦察和考查。 + +　　甄别定案工作在市委直接领导下，坚持了党的不漏不错的原则，严格执行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保证了肃反运动的顺利发展和圆满结束，成绩是显著的，它表现在：(1)首先区分了敌我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迚照中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严肃认真地处理了5457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纯洁了我们的队伍；(2)给查出的一批普通反革命分子做了从宽不计肃反规格的结论，给一批有政治历史问题长期未能考查清楚，背着包袱不能安心工作，领导上也不能放手使用的人，作出了书面结论，大大地鼓舞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3)对问题复杂、重大，需要继续追查的人或者问题虽然不大但亦须继续查清的人，也作了适当的处置，不致把他们漏掉。由于这些成绩，保证了运动健康地圆满结束。 + +　　甄别定案工作虽取得上述成绩，但在工作中也出现过某些“左”和右的偏差，概括起来是：(1)在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上，曾有过不够严肃认真，出现过一些该定未定的案件和可以从宽不再当作反坏分子处理而又作了处理的案件。(2)部分案件材料的审查不够细致，有过草率从事现象；结论文字有的欠缺推敲，个别案件结论不够恰当，致案件审查进展缓慢，质量不高。造成这些缺点和错误的原因，主要是定案干部本身思想上、政治上有缺陷，各级五人小组领导上注意也不够，再加上钻研学习中央政策界限不深入，对一些地方性的问题未及时给予解决，为了纠正上述缺点和错误，我们在省委和市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整风，对所定案件返复地进行了多次复查，错定案件均及时地坚决认真的作了纠正，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和圆满结束。 + +## 二、主要经验教训： + +　　(一)必须认真学习党的有关肃反指示和对反革命与坏分子的解释处理政策界限。这是能否作好甄别定案工作，正确地贯彻党的肃反政策，保证不左不右不错不漏的首要关键。因为这样才能提高认识能力，分清是非界限，明确什么不是反革命问题，什么是反革命问题，什么是问题，什么不是问题，定案的速度就能加快，办案的质量就能提高；反之，是非轻重分不清，许多问题混淆在一起，性质不明，界限难定，容易把案定错，还要延长定案的时间。 + +　　在政策界限上最容易出问题的是这样几种： + +　　(1)反革命问题和政治历史问题界限的区分方面，容易将反革命问题当作一般政治历史问题，或者将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看成反革命。如太原市水泥制管厂将一个解放战争中参加阎伪“特工”，任“特警联合稽查处”及“慰问站”组员和“五雷指导员”，并有积极秘密“肃伪”活动，解放后表现不满并有意破坏氧气管的特务分子杜鸿宝，他们错误的结论成一般政治历史和思想落后问题。市人民银行的赵××，在任伪村书记时，家中被盗，怀疑是邻妇所为，要此妇女对证，在对证途中此妇女投井自杀，当时村中已作过处理；反奸清算时曾被群众斗争；参军后开小差，逃至榆次老区当教员，后因群众追查他的来历，又逃入榆次城当了伪保安队的士兵，解放后投考了我银行。应以政治历史问题对待，而他们却按历史反革命分子定了案。 + +　　(2)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的界限区分方面，有的将有政治阴谋的人看成是思想落后。如太原工程局动力处工人何德梅转业后对工作和工资待遇不满，纠合一同转业的张希仁等五人数次集会，积极物色对象，企图夺取公安机关枪支，阴谋杀害共产党人。他们错误的认为何由于对工资待遇不满，是思想问题，这显然是错误的。另外也有将没问题的人当成有问题对待。如市税务局的杨×，有一次邀武××到他家吃饭，武说：“粮食计划供应，我吃了，你们不够吃”。杨说：“吃吧，有的是粮”。再无其它事实，他们给结论为：“破坏粮食政策，囤积粮食”。这样结论也是不恰当的。 + +　　(3)反革命破坏和工作过失界限的区分方面，有的将反革命破坏活动当作过失看待，或者将一般失职行为和责任事故看成反革命破坏。如市人民银行左人英，出身富农家庭，其母抗拒土改自杀，他怀恨在心，曾打算参加“复仇队”为其母报仇，并逼其妻退出共产党，脱离街道工作，一贯思想反动，竟涂写反动标语，嫁祸于人，陷害干部的现行反革命破坏，却以品质恶劣和错误行为错定了案。另外如太原技校的张××在描图时，误将标号“44”写成“24”；工程局的某技术员在监工时，粗支大叶，同意了乙方减少楼板的钢架，致出事故，他们按反革命有意破坏定了案。经审查都是属于工作中的失职所致，并非反革命问题。 + +　　(4)反动言论和落后言论的界限方面，将反动言论看成落后言论，或者将落后思想和落后行为看成反动，甚至是反革命。西缉虎营完小教员韩启良受反动教育影响很深，运城解放参加我军逃跑后，借用其弟户口册，报名投考我行政干部学校，一贯思想反动，经常散布反动言论说：“吃红面烧心，人发软，怎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也要亡国灭种”。污蔑积极分子是“狗”等等反动言论，错误的以落后言论做了结论。另外小教训练班对芦××在日记本上写过：“人生在世如蜉蝣，转眼荒土变土丘，何若早日辞尘去，不管千秋与万秋”，应该以落后思想表现看待，他们对芦的结论是有反动的思想和行为。 + +　　(5)严重罪恶与一般罪恶的认定上，有的将严重罪恶视为一般罪恶，或者将职务性的奉令逮捕审讯看成是反革命直接血债。如太原工程局解××，曾任国民兵团副团长，在任职期间积极抓捕审讯我游击队长郭有清、队员宋喜义等三人，致此三人被敌杀害，他们认为最后决定处死的是伪县政府，结论为解只负抓捕之责，不算血债。由于政策界限不清不能严格区分密报者、积极追捕者、主谋逮捕杀害者、严刑逼供造成人命或冤案者的界限。往往把应算血债的没有算作血债，另外也有把一些不应算血债的人算作了血债。 + +　　(二)必须细致耐心地审查结案的事实、材料和证据，严格分清是非和责任。这是定案工作的重要关键。因为要把一个案件定好，必须首先把事实、材料和证据搞清，事实、材料和证据上有了问题，案件就无法定下来。搞清事实、材料和证据，才能有根据、有把握地分清一个人是否有问题，有责任，责任大小；是否犯了罪，罪恶大小。事实、材料和证据是不容易一下搞清楚的，必须细心地审查和鉴别。敌伪档案材料、检举材料、坦白材料、调查材料、证据皆可能有假的，如果不仔细审查和鉴别，很容易出错。事实存在，情节上不同，问题的性质即可大变。实践证明，凡错定了案，或长期定不了案，都是由于这一项工作没有做好。这种事例很多。如：卫生局的李××，敌伪档案中查出他是洪洞县慰问组的中校委员和督导长，本人不承认，经复查对证，才搞清敌伪档案中是另一个李××，虽系同乡同名，但不是一个人。中教训练班郭××，有人检举他任团长时，杀死我一个支部书记，他们据此定了案，经过查证，才证明郭当时已离职受训，杀人是团政治主任和副团长所为。象这些事实如不订正，是无法把案定对的。 + +　　来自群众的检举和证明，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我们依靠群众弄清了不少人的问题。但其中也有一些材料是属于目睹，并不一定了解事实的真情，有的是听人传说，人云亦云的。如群众证明食品公司的薄××任日伪警备队中队长时，其部下在赵壁村韩虎管家抓捕了我两个工作人员交给他，当天被杀害。经查对，薄当时和我有工作关系，捕住这两个人并不准备杀害，当时有日本人在，不能释放，只好奉令杀死，不应算血债。象这些证明，如不订正，即会把案定错。 + +　　检举中也有趁机陷害报复的。肃反中有人匿名检举张×任伪十九军政治部上校副主任时，以太原至忻县之间有十四、五条血债，经数次调查，毫无线索，后来才搞明白是张之弟弟因家务纠纷，借机陷害。食品公司的牛××，有人检举他在吉林任伪职时亲自扣过我地下工作人员，撤退吉林时杀害过我革命干部五人，经到当地调查，牛并无杀人事实，又找不到原检举人。后来发现省商业干校的潘希岳与牛一起住过新生学校，字体和检举材料上的字相似，经笔迹鉴定，肯定是潘所写，与潘对证，潘承认是因牛与他共同恋爱着一个对象，想陷害牛，所以才捏名检举。如不查对，根据这些检举来定案，那是非常危险的。 + +　　有的是证明人嫌麻烦，为了应付调查人，而捏造了假证明。市税务局的车××，检举材料说他任小学教员期间在三自传训中杀过人，数次派人到当地订正，村干部感到麻烦，就让当时的村付写了假证明，说他在碾面时，亲眼看见车给一家王姓军属的门上画过白圈，后王即被捕杀。定案审查中有怀疑，又去订正，才发现是假证明。也有我们的调查人员为了邀功而制造了假材料，或者品质不好强迫群众写出假材料。工程局保卫干部苗存生外出调查杨××的血债，群众说有个姓张的在村里杀过四个人，苗竟将张姓改为杨××回来交待，直到另派人订正时才发现。市公安局根据调查同志的材料说刘××在清乡团当队员时，曾在威县曹家营村于世泽的头上连打三枪，幸未打死，现尚有伤痕，临走时还尿了一嘴，定了案，经审查后，另派人查对，才发现是调查人强迫群众写的证明材料，显然，如不查对，根据这样证明材料定案，也是危险的。 + +　　被害人和被害人家属的检举证明是真实的，但被害者因对害他的人有仇恨，切望严惩，所写的材料往往在情节上有扩大之处。如冀天禄证明王×任伪区督导员时，在三自传训中亲自审讯过他和白世祥等六人，签注意见后报县三人小组，他与白世柱被释放，白世祥与另三人被扣押。后经查证，冀天禄根本不知道王，当时的伪区营长、区长也说王不应负主要责任。又如宋安则检举李××向敌密报并逮捕其父宋梅五，在被扣期间，他曾向我敌工站借麦子20石到伪县府托刘科长向李说情，李受了麦子，反把其父杀害。经订正，我敌工站未给过他20石麦子，他也未到过伪县府，其父被杀后，敌工站动员过他参军，为父报仇。有的被害家属并不知道害他的人是谁，为了报仇，就根据传说写材料。也有凡是向他指名调查的，都给写证明材料。如李学曾的妻曾写材料说杀李学曾的是李××，后来又向其了解陈×的问题，他又写材料说李学曾是陈×杀的，根据这种材料，如果不加以慎重鉴别也要把案定错。 + +　　同案人的供述，原是最有力的证据。但也往往有问题。一般在不同情况下，同案人写的材料始终一致或主要情节上一致的，较为可靠；已经坦白交待并处理过的同案人写的材料也较为可靠。但由于这些人多是被押犯，又由于自己就与案件有直接关系，他们写的材料往往互相推诿，互相包庇，含乎其词，或者把责任都揽到自己头上，故意使我们不能把问题搞清。工兵司令程继宗给原任他的情报参谋吴键钰写的材料说：他是我手下的，所有罪恶都是我的。对这类证据，也要认真细致地分析鉴别，判明其可靠程度。 + +　　敌伪档案也是最有力的证据，我们靠它搞清了好多人的历史问题。但这种材料也不是绝对可靠的。敌伪人员中有不少为了邀功，往往代别人填写了申请书、志愿表；也有为了虚报冒领供给，把别人的名字写到自己部门的表册上。如小教训练班曾从敌伪档案中发现××是襄垣国民党县党部干事，经查证，原是县党部书记长为多领经费而填的假表。又如另售公司从敌伪档案中查出郭××考入伪民大后有两条血债，经查证，郭投考后并未入学，由杨树汾顶名去住，血债原来是杨树汾的。对这些材料，也必须加以仔细的审查和鉴别。 + +　　肃反对象自己坦白交待的材料，都须经过查证才能相信；而且在定案时都必须取得直接证据或旁证，不能根据口供定案。(只有个别特殊的，才可以例外，但必须经过上级批准。)本人可以交待出详细真实情况，所以我们很注意本人坦白。但由于肃反对象多有顾虑，怕谈出真情对自己不利，往往是避重就轻，或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也有个别的对象为了表现自己能很好的坦白，争取政府从宽处理，而作不真实的交待，甚至扩大罪责。小教训练班的裴××为了过关，争取坦白从宽处理，就曾坦白自己有十二条血债，有名有姓，经查证，全是假的。 + +　　(三)必须作全面的客观的冷静的分析，既要重视正面材料也要重视反面的不同意见，什么事情都要从两方面想想，不能只执着一点。这也是定好案件的重要关键。多数同志往往只从有问题的方面想，很少从没问题的方面想，也有个别同志有麻痹思想，只从没问题方面想。这都不妥当。应该是全面客观的考虑问题，不然就要把案定错。运动中我们遇到了许多案件，材料已经看出查的不透，有漏掉反革命的危险，但本单位定案同志却认为没啥问题，经退还查对，搞清了不少反革命问题。但也有一些本来没啥问题了，而本单位定案的同志硬坚持有问题，并按有问题定了案。市定案组常为这两种人作说服工作，费了许多时间。但有的定案同志抱有固定观点，不能冷静地看问题，而将对象问题中的某些地方，某些情节缺乏严肃认真对待而草率从事漏掉了问题或是不自觉地夸大了问题。这些都是有害的。任何事情只有经过返复慎重考虑，才能弄清楚问题。由于不慎重，许多问题都可能看错，因此，必须从正面的和反面的多方面的考虑问题。另外要重视不同意见，有些案件就是由于一些同志坚持不同意见，而最后搞清了。不同意见即使是错的，也不要紧，它对正确的意见并没妨碍，反之，经过辩论，能使正确的意见更得到发挥，为大家所承认。反革命分子当然是狡猾的。但对象的坚不承认，在某一点上也不见得都是顽抗，这些都是应考虑的问题。 + +　　前面说过，定案首先要搞清事实、材料和证据，这是处理案件最重要的根据；但是还必须搞清对象在肃反运动中的态度和工作表现，这也是定案中的重要根据。坦白好的，应从宽处理，顽抗则要从严处理。有许多对象承认了又推翻，推翻了又承认，对此要具体分析。有的是狡猾抵赖；有的是因为我们的逼供、诱供造成的，不能一律看作态度不好。如果是前者，应加重论处，如果是后者，则应根据具体情况对待。我们要把肃反对象的坦白交待过程和态度全部掌握起来，才能作全面的判断，如小教训练班的裴××，一九五○年在北京公安纵队的“四评”运动中，大家追他为何会说日本话，他为了过关，承认自己当过日本的翻译；现在转业，当了小学教员，肃反中又追他这个问题，他不承认他任过日本翻译，小组对他进行了斗争，他只好又承认了，并说他在军粮城任翻译期间杀过我八路军战士和工作员十二人。本单位为此曾认为他态度甚好。后来在查证中才发现全部是假的。本单位为此又认为态度不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同志往往只责备对象，不承认对象的假坦白和我们某些工作中的缺点有关，而不管常短一律结论为本人态度不好。市公安局的王××案，在运动中检举出两个反革命分子，是立了功，该单位却认为过去知道不报告，是包庇反革命，要求给以刑事处分。经过甄别定案才作了纠正。 + +　　在技术鉴定工作中亦必须严肃认真，我们在此项工作中亦发生过一些问题。如参加鉴定的人往往只按应知应会就结论说：按本人水平应是有意破坏；不看事故发生的具体情节。鉴别一件破坏事故，不能只根据技术鉴定，还要看本人日常表现，历史政治情况，事故发生的具体情节等等。有时技术上会出点错，我们绝对不能右倾麻痹，忽视反、坏分子的破坏，但也不能把一些过错当成反革命，误伤了有错误缺点的好人。 + +　　(四)在定案工作到一段落时，要认真进行复查工作，一个单位的案件定完以后，要进行全面的复查。这是防止和纠正草率定案，错定案，保证正确贯彻肃反政策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工作。前后六批全部定了的案件，都经过复查，复查中发现和纠正了各批中该定未定案件百余人，另外也复查出应该根据从宽精神可以不再论处而论处了的百余人，平反了错捕案件六件；改变了一批处分上先后不一致，畸轻畸重的案件；对本单位与市委五人小组有不同意见的案件，经过交换意见，取得了认识上的一致；结论文字不妥的案件均作了文字修正。 + +　　由于我们干部的政策思想水平是随着运动发展逐步提高的，定案手续也是随着运动的进展逐步完善的，不经过几次返复的全面的复查，是难以纠正和防止偏差的。 + +　　(五)对甄别定案工作同志的一般要求是： + +　　1．认真学习党的政策和有关肃反文件，明确什么是反革命，什么是好人，定案中要严肃地对待反革命，认真地保护好人。严格迚照政策界限，明确肃清反革命和保护好人两条任务，做好定案工作。否则不知道怎样去对待反革命和保护好人，是不能搞好定案工作的。 + +　　2．应具备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全面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树立艰苦细致，深入耐心，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时刻警惕主观片面和粗枝大叶。对事实、证据和材料要仔细核对，对问题要全面分析，然后严肃认真地根据中央政策界限恰当地结论问题。 + +　　3．严格按照规定的内容和手续，写结案材料和结论。在结论中要十分推敲字句，不能马糊从事，不能对问题有丝毫的夸张或缩小。不能粗糙、草率，丢掉重大问题，定错案件。 + +　　四年来的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甄别定案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细致、艰苦、负责的工作。必须要有明确的政策思想，艰苦细致深入耐心的工作作风，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全面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及坚强的责任心和严肃负责的精神，才能作好甄别定案工作。 + +　　 1960年5月 + +　　· 来源： + +　　原载《肃反工作资料汇集》，中共山西省太原市五人小组办公室编，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0/000004.txt b/CCRD/1/0/10/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526cbc92dff21d620921a1838be98ec08ce97bf --- /dev/null +++ b/CCRD/1/0/10/000004.txt @@ -0,0 +1,43 @@ +# 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统战部“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 + +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员、各党组，军委总政治部：） + +　　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关于右派分子的几点意见的报告”，在今年国庆节前后再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现将这个报告转发你们，望即遵照执行。 + +　　 中 央 + +## 1960年9月17日 + +## 中央组织部、统战部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 + +　　（中央：） + +　　1959年9月中央发出“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后，各地都认真贯彻执行了这一指示。在全国四十四万右派分子中，摘掉了约四万名右派分子的帽子，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左右，这对于右派分子的改造和分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半年来，各级党组织对改造右派工作的进一步加强，资产阶级右派起了更大的分化，绝大多数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转变和悔改。根据各地摸底排队的情况，目前右派分子改造得好的百分之三十左右，表现一般的百分之五十左右，表现不好的百分之十左右，其中死顽固的分子约有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 + +　　为了进一步改造和分化右派，现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 +　　一、继续贯彻中央关于分期分批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根据目前右派分子的表现，今年可以再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各地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控制在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 + +　　关于今后摘帽子的时间和方法问题，一般仍以每年国庆节前后集中地摘一批为宜。这样作，政治影响大一些，也便于安排工作。 + +　　二、在今年摘帽子的同时，对于一部分虽然不够摘帽子条件但是参加体力劳动时间较长（已有两年或两年以上的），并且悔改表现较好的，可以调他们回来，分配适当工作。对右派分子中的妇女和年老体弱，有病的，由于他们不适宜搞劳动或长期体力劳动，也应该给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或作轻微的劳动，这样做，既体现了党对他们的照顾，有利于改造和分化他们，也有利于进一步团结中间派。 + +　　三、要注意对右派分子的家属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并给他们以劳动生产的机会，对于生活确有困难的，可给以适当照顾。这样，可以使她们成为推动右派分子改造的助力。对于右派分子的子女入学、就业等，除机密性的专业、单位外，不宜限制和排斥。 + +　　四、在右派分子中有一部分被开除公职或清洗回家（约占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目前还分散在城市街道或农村中，对他们的教育改造缺乏统一的系统的管理，希望各地区的主管部门协同所在地区的基层党的组织，对这些人的情况，进行一次检查，没有人管的，要指定专人管起来。各地党委应该责成一定的组织没有管理这项工作，加强对他们的教育改造和监督。 + +　　五、改造右派分子的工作，很大的成绩。今后还必须加强对他们的教育改造工作。同时要注意克服和防止两方面的偏向。一方面是对右派分子丧失警惕，麻痹大意，界限不清，放松监督和管理；另一方面是以简单生硬的方法对待，忽视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把他们与地、富、反、坏分子等同对待。这两种偏向都不利于改造分化右派。 + +　　六、1957年在少数民族地区，经过以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为中心的整风反右运动，有一些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另有一些人戴了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右派）帽子。这些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经过两年多的教育改造，也有少数人确有悔改，在摘右派帽子的时候，可以根据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参照具体情况，摘掉他们的帽子，以利于进一步分化和改造他们。 + +　　我们希望各级党委抓紧时机，对改造右派分子工作进行一次检查，并通过检查，作好第二批摘帽子的准备工作。关于抓帽子的情况和对右派工作的经验总结，望各地及时送我们。 + +　　以上意见，是否有当，请审查，如可行，请批转各地参照执行。 + +　　（中办发754号 发至省军级） + +　　 中央组织部 中央统战部1960年9月14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0/names.txt b/CCRD/1/0/10/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f04fd4f8a99073591b33dc24cd8e4feb95af6b5 --- /dev/null +++ b/CCRD/1/0/10/names.txt @@ -0,0 +1,5 @@ +内务部关于处理右派分子退职问题的复函 +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统战部关于右派分子摘帽子工作的报告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 +中共太原市委五人小组甄别定案工作总结 +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统战部“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1/000000.txt b/CCRD/1/0/11/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e1df5f569cfd883ca1fcb4b532ad662c7ba6a4f --- /dev/null +++ b/CCRD/1/0/11/000000.txt @@ -0,0 +1,9 @@ +# 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人事局关于右派分子生活待遇问题的通知 + +　　根据市委指示，为了更有利于分化改造右派分子，决定凡是按监督劳动和劳动考察处理的右派分子的生活补助费，由原来规定每人十五元和十八元一律提高为三十二元，但原工资不到三十二元的，提高后应略低于原工资。按监督劳动和劳动考察处理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后，在等待分配工作期间，每人每月生活费，亦应提高到三十二元，但提高后不得超过原工资。以上决定均从本年三月起执行。对于家庭有困难的，仍按原规定办理。原规定是：家庭有负担的，根据社会救济标准按家庭人口多少，给予定期家庭生活补助解决，但一般的不得超过原工资的百分之六十。另有特殊困难的，采取临时补助的办法解决。 + +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1/000001.txt b/CCRD/1/0/11/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3d7d2af6fc466847a7da9fa7d1395cda55f0700 --- /dev/null +++ b/CCRD/1/0/11/000001.txt @@ -0,0 +1,59 @@ +# 中共西昌地委组织部关于对右派分子管理改造工作的情况报告 + +　　[中国共产党西昌地委组织部报告总号（61）910主送：各县委组织部、集中右派的公社、厂矿、农场。并报地委、省委组织部抄送：建委、地委财贸部、宣传部、工、交部、统战部、专区政法党组、专署人事科] + +　　整风反右后，在我区监督改造的右派分子共1259人，三年来，已摘了帽子的271人（其中：省级机关和外区160人，本专区111人），疾病死亡19人，逃跑7人，法办11人，先后调走30人，现有右派分子921人，目前排为一类的220人，占23.87%，二类534人，占58%，三类167人，占18.13%（三类中：属花岗石老袋的41人，占4.45%）。根据省委指示，对分散在农村监督改选的右派分子，都进行了适当集中，目前集中在一至二个公社监督劳动的有三个县246人，集中在专、县农场劳动改造的有三个县269人，集中工地监督劳动的二个县254人（搞修建房屋、山库等）（下缺） + +## 关于西昌地区对右派分子管理改造工作的调查情况汇报材料 + +　　（上缺） + +　　所有这些，都直接促进了右派份子的改造和分化。现在各地右派份子普遍是一类增加，二类进步，三类减少，死顽份子孤立。会理县上游水库的右派份子，去年年底评查为一类的占16%，二类59%，三类25%；今年5月评查，一类上升到32%，二类 55%，三类 13%。 + +　　三、问题和建议： + +　　各地工作的进展是不平衡的。有些地方工作做得多，有的做得少；有的在这方面做得好，有的在那方面做得好。还有些地方由于干部不懂政策或者对政策领会不全面，也发生了不少的问题： + +　　1，管理监督上的两种偏向： + +　　一种是把右派份子与反革命份子同等看待，作为敌我矛盾处理，靠斗争甚至殴打解决问题。地专机关农场在原场长刘祥辉（公安处治安科副科长）领导时，殴打现象较多，右派份子张明兴挨了打，跑到地委反映，地委组织部立即电话制止，但在当天晚上，张明兴又挨了一顿狠打，从此右派份子不敢向上反映，农场下放干部中有四个党员和九个团员，只有两个团员没有打过人（在地委指示下，均已作了检查）。大营农场在斗争右派份子余真旭（女）时，将她的头发吊了起来。在斗争李俊成（原省委政法党组办公室主任）时，让反革命份子和坏份子也向他开火，反、坏份子乘机将自己的犯罪活动都推之为李俊成的唆使和影响，说李俊成是进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一连斗了三晚上，如果李不自杀，第四晚上还要他作检讨，提保证，通不过还要斗。李俊成自杀，有各种原因，主要是他主观上不认罪服罪，悲观失望情绪严重，确有一定反动言论活动，而客观上的这种过火斗争，并让反革命份子对证，给了反、坏份子有机钻空子攻击，也是促成他自杀的因素。 + +　　另一种偏向，是警惕不够，管理监督不严。会理上游水库共有右派份子和反坏份子142人，而工程处干部只有三个专职干部和一个兼职干部。在三个专职干部中又有两个是犯了右的严重错误受到留党察看处分的，右派份子称他们为“老六、老七”（按五类份子排）。总负责人是县农业局的党员干部，较强，但他是兼职，经常在县上，而且过去没有看到过党关于管理改造右派的政策指示。干部既少又弱，右、反、坏份子既多又复杂，于是产生了更严重的问题：让右派份子选大组长、小组长、事务长、炊事员等等，产生以下恶果： + +　　（一）有组织的闹事。少数顽固份子在骗取组长职权后，组织小集团，骗取工程处的证明，向粮食局和县委请愿，闹粮，坚持每月要口粮36斤。他们在工地上组织放哨，看见干部就喊“大石头来了”，干部一走，沟里睡觉，他们订攻守同盟，谁向“官方”报告就整谁。 + +　　（二）管理松弛。有的私刻公章，到城里套购抢购，招摇撞骗，偷盗胡为；有的私设房间，自由自便；有的装病不出工。对于这些问题，有的组长不去管，有的组长管不了。 + +　　（三）私斗乱打。右派组长胡良润、高士禄，私开斗争会，将另一右派份子方隶打得眼睛青肿，胸部受重伤，而且不许他向干部反映。右派大组长郭昌澜私开斗争会时，严然反动派的公堂审讯，十分霸道。 + +　　（四）评查不公，与组长同声附气者评为好，否则评为坏。一般右派不服即被斥为“反对党的领导”，经常闹纠纷。 + +　　这种右的偏向，会理县委已在纠正，将20名下放干部分到右派各组进行管理监督。 + +　　为了彻底克服和防止以上两种偏向，我们认为还需要充实领导力量，组织干部学习党的有关指示。 + +　　2，劳动改造抓得多，思想改造抓得少；生产任务抓得紧，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如会理县上游水库，工程处的干部忙于整个水库工程的领导，至于如何有计划地向右派份子进行政治教育未研究过，只在发生问题时讲一下。全工程处只有一份四川日报和一份人民日报，右派份子学不到政策，看不到报纸。三年大跃进，两年大灾荒，三面红旗的威力，党对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策，国内外形势等等，大多数右派份子不知道。他们说“好像已经与世隔绝了，经常谈起的只是吃、吃、吃”。会理城关镇菜蔬公社的干部，多是管右派份子的劳动，很少管思想政治工作（农民干部，管起来也有困难）。右派份子思想混乱，自由自便，不听管束。 + +　　干部对于右派份子的评价，已多是从劳动上看，会理上游水库在5月初经干部核定的一类份子中，有6人立场观点没有根本改变。写反动诗的刘明玉即被列为一类，不久才整死一头荷兰乳牛和6只小猪的严希尧，被评为二类。城关镇菜蔬公社右派分子13人，都是病号，社里干部由于只从劳动上要求，竟定出10个三类分子来。经过详细调查分析，真正的三类只有2人。 + +　　对右派份子，不能单纯地使用其劳动力，主要是改造和分化，改造其立场观点，因此需要教育我们的有关干部，明确党对右派份子的方针政策，端正看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有计划地向他们进行内外形势的教育，政策教育和改造世界观的教育，既要从政治立场上和他们划清界限，又要热情地帮助他们进步，使他们绝大多数能够脱胎换骨，回到人民队伍里来。 + +　　3，经济上有掌握过紧的现象 + +　　发生活费者一般偏低，有个别的尚未享受公费医疗，还有个别是自费劳动改造的。四川财经学院不管右派份子是降职降薪或开除公职，一律只发生活费。西昌县对于小学教师中的右派份子，不管罪恶轻重，一律开除公职自谋生路。这都是与党的政策不符的。 + +　　会理县上游水库右派份子中，发12元生活费者12人，伙食费近9元，去了伙食有7人因水肿和家庭困难过不去。右派份子张奇水肿，每月有青油红糖等副食品照顾，4月和5月的生活费扣去伙食费和副食品用费后，倒欠3分。右派雷德焱自己只领生活费，爱人每月25元，有三个小孩，生活难以维持。 + +　　专区农场右派分子42人，发生活费的20人，最低者11元，有7人。内中如王治修，原是四川财经学院的教授，宣布处分是撤职降两级，下来后每月只发生活补助费11元，要去伙食费9元多，他有5个孩子，靠他爱人养活，也难维持。 + +　　由于经济上过不去，有些右派分子申请补助，又得不到解决；有的请求亲友援助；有的变卖衣物手表；有的欠了账，右派蒋德晖说：“劳动一伙，连饭钱都给不起，当了右派没有奔头了”。他们终日愁眉不展。经济愈困难的，悲观失望情绪愈重，甚至以烂为烂，继续与党为敌。会理县上游水库只领生活费12元的12个右派分子，评为二类者9人，评为三类者3人，没有一类的。这说明在经济上过紧，对右派份子的改造和分化是不利的，并且还将影响到他们的家属、亲友和其他右派分子。 + +　　自费劳动改造者一人，马时芳，女，45岁，原在西南民族学院图书馆任副馆长，当过沈钧儒的秘书。她受的处分是：“开除公职，回家反省”。她为了改造好继续工作，要求随其他右派到西昌来，因此三年多来她的伙食费和医疗费都是她爱人（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寄来的，有时想到“还不如劳改去，劳改不出伙食费，每年还有两套衣服”；“劳动一伙连饭也吃不上”，很消沉，但想到孩子要上大学了，怕因自己是右派影响孩子升学，又不得不积极争取摘帽子。 + +　　此外，在会理集中劳动的还有两个右派份子没有享受公费医疗。原因是他们所受的处分是：开除公职，自谋生活。集中劳动后只解决了生活费，没解决医疗费，他们都因医病欠了账。在粮食标准上，会理县规定下放干部每月28斤，右派份子26斤。西昌县九裕园艺场规定右派份子防守庄稼，如遭到偷盗损失，即行罚款，有的右派分子被罚18元，这些作法都是不恰当的。 + +　　根据省委指示，对右派份子在政治改造上从严，经济上从宽，使其过得去的原则，我们认为需要认真清理一下，经济上确属过不去的，应酌情补助，使其能够过得去。生活费按照省委规定的15元-25元为宜。集中劳动的可一律享受公费医疗，口粮标准应与下放干部一视同仁，这样从宽处理，可以使相当多的右派份子解除经济困难的包袱，向党靠拢，有利于对他们的改造和分化。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1/000002.txt b/CCRD/1/0/11/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32d13f7bdc7d49c7e98ee779edcf753da189bc4 --- /dev/null +++ b/CCRD/1/0/11/000002.txt @@ -0,0 +1,19 @@ +# 内务部关于残废军人被确定为右派分子以后的残废抚恤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的右派分子死亡以后家属抚恤问题的通知 + +　　主送(略) + +　　残废军人被确定为右派分子以后，他们原来享受的残废抚恤是否取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的右派分子死亡以后，他们的家属是否按照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有关抚恤规定给以抚恤?对于这两个问题，不少地方曾先后多次来信，要求给予批复。 + +　　鉴于近两年以来，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光辉胜利的形势下，党对于改造右派分子的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右派分子无论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表现，其中一部分人由于有了较好的悔改表现，已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为了进一步争取改造右派分子，更加有利于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对于上述两个问题，经研究，并报请国务院批准，特作如下处理： + +　　一、关于残废军人被确定为右派分子以后的残废抚恤问题。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日“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中规定的各类处分，除了按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依法判处徒刑的，在他们服刑期间，应当停止残废抚恤待遇以外，对于受其他各类处分的右派分子，仍可继续享受残废抚恤待遇。对于过去有的地方按照当地规定，处理过严的，可以重新处理。但已经停发的残废抚恤金，可以不再补发。 + +　　二、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的右派分子死亡以后，对于他们家属的抚恤问题。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中规定的各类处分，除了受刑事处分和开除公职处分的右派分子死亡以后，他们的家属不得给予抚恤以外，对于受其他各类处分的右派分子死亡以后，他们的家属均可按照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有关抚恤规定，给予抚恤。 + +　　我部一九六○年七月十三日给湖北、四川省民政厅“关于国家机关中的右派分子死亡以后的抚恤问题的复函”中所作的规定，应即废止。 + +　　 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1/000003.txt b/CCRD/1/0/11/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8dcbead3b90fab7e18694c72dcff6b7c6bc9fba --- /dev/null +++ b/CCRD/1/0/11/000003.txt @@ -0,0 +1,51 @@ +#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继续贯彻对资产阶级人们安排政策的意见 + +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 +　　现在将中央统战部《关于在机关、企业和城市人民公社等方面继续贯彻对资产阶级人们的安排政策的意见》的报告发给你们。 + +　　一、对于民主人士的职务和公私合营企业中的资方人员的职务，不要轻易变动。除有违法乱纪行为和严重错误的分子外，不要撤换、降低他 们的职务，一贯表现比较好和工作称职的，可以根据需要酌情提拔。在此次精简中，不要把民主人士和资方人员当包袱精简推出去。过去下放锻炼已经很久的，应及 时调回。 + +　　二、在此次整风运动中，对于民主人士和工商资本 家，包括公私合营企业的私方人员，不要进行整风。如果他们对于工作，对于我们的干部和领导提出批评和意见，应该倾听和欢迎。 + +　　 中 央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七日 + +## 关于在机关、企业和城市人民公社等方面继续贯彻对资产阶级人们的安排政策的意见 + +## （一九六一年八月四日） + +　　（中央并主席：） + +　　近几年来，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的大多数人，总的说来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不断进步，对社会主义建设有所贡献。这 是党对他们实行团结教育改造政策的结果。党在这方面的工作成绩是巨大的。但是在贯彻对资产阶级人们的安排政策中仍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有些问题还是比较严 重的。主要表现在： + +　　一、在省、市政府机关中担任正副厅、局长的党外人士显著减少。根据北京、山东等十九个省、市的统计，1955年共安排党外厅局长380人，现在约270人，减少了将近30％，所占的比例，则由过去的20_25％左右，下降到10％左右。 + +　　二、全行业公私合营时安排在企业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资产阶级分子，有不少人被降职撤职，更多的人虽然没有正式宣布被撤销领导职务， 但实际上长期下放、名存实亡。从若干地区的典型调查材料看，这种情况一般约占原安排人数的50％左右，有的地区甚至高达70-80％，变动较小的地区也占 到20-30％。 + +　　三、在城市人民公社的整社工作中，许多地方把原在公社做干部和“八大员”（即炊事员、保管员、保健员、保育员、饲养员、会计员、 采购员、技术员）的资产阶级分子及其家属不加区别地予以撤换。其中包括不少在街道工作多年的积极分子、先进工作者和三八红旗手。有的地方把地、富、反、 坏、右、资并列，一概作为“不纯分子”加以清理。 + +　　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事业调整、机构精简、经济改组、人员下放等而变动的，其中有些变动是合理的和不可避免的；一部 分是由于适应资产阶级人们本身的变化，如有些人加入了党，有些人反抗社会主义改造进行破坏活动而被淘汰，这些变动也都是合理的。但是，确有相当大的一部分 人是属于不该撤的撤了，不该降的降了，或者实际上拉下来了，而有些应该提拔的人却没有提拔。这种情况则是不合理的、可以避免的，是违背党的政策的。产生这 种情况，有些是由于一部分同志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工作经验不够；而更主要的则是由于在不少同志中严重地存在着排斥党外人士的关门主义 倾向。他们从唯成分论的观点出发，片面地机械地理解党的阶级路线，把阶级政策同统一战线政策对立起来。这样做的结果，严重地影响了资产阶级人们继续接受社 会主义改造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增加了他们对党的政策的怀疑和不满，使他们对前途失去信心。归根到底，这对于逐步地把资产阶级化掉和调动一切积极因 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利的。 + +　　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党的阶级路线，就是要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工人阶级同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团结教育改造其他 阶级、阶层中一切可以争取的人们，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孤立和打击敌人，达到消灭阶级，建成社会主义，进而实现共产主义。在机关、企业和城市人民公社等组 织中，都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树立劳动人民的优势，同时也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非劳动人民同我们一道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工人阶级和民族 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除了对他们中极少数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敌对分子，属于敌我矛盾外，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应当坚持团结教育改造的政 策，把他们逐步改造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资产阶级右派同我们之间的矛盾属于敌我矛盾，但是在处理时，应当把他们同地、富、反、坏分子加以区别。对于 地、富、反、坏和右派分子中愿意悔改的人，同坚持反动立场或者继续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人也要加以区别。对于反动分子的家属也要与反动分子区别开来，主要根 据本人的政治思想表现来对待。 + +　　为了正确贯彻党对资产阶级人们“包下来、包到底、安排使用、教育改造”的根本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对于在机关、企业和城市人民公社（包括街道工作）等方面的资产阶级人们必须坚决执行以下措施： + +　　一、已经安排了的，只要工作上、政治上表现一般，没有违法乱纪和严重的错误，一律不应降低或撤掉他们的职务。 + +　　二、几年来表现较好、工作上有一定能力的，应该酌情提拔。 + +　　三、对上面两种人，如果过去把他们拉下来了或者挤掉了，应该安排其他相应的职务或者恢复原来的职务。 + +　　四、对于有破坏、复辟活动的分子，应当按其情节，该撤的撤，该降的降，该法办的法办。 + +　　五、对于下放劳动的资产阶级分子，必须明确期限，下放期满的，应由原单位负责安排他们的工作，原来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应恢复原职或分配相应的职务。如有必要在一个时期内带职深入基层做具体工作的，也应同本人谈清楚，不改变他们原来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并定期调回。 + +　　各级党委统战部必须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协同有关部门做好以上各项工作，认真调查研究，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积极地同时又是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安排、提拔、撤换、复职等，都必须按照干部分管的规定，严格执行审批手续。 + +　　过去有些文件的规定，同上述精神不符的，应当按照这个文件的规定办理。 + +　　以上意见，如无不妥，请中央批转各地遵照执行。 + +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一九六一年八月四日 + +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1/000004.txt b/CCRD/1/0/11/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a988e8656fe88718cd767280cbb333cfb3cfb37 --- /dev/null +++ b/CCRD/1/0/11/000004.txt @@ -0,0 +1,51 @@ +# 中共中央关于改造右派分子工作的指示 + +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 +　　现在把中央统战部、组织部和宣传部《关于全国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的报告》转给你们。中央同意这个报告，望遵照执行。 + +　　关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管理、教育改造和处理问题，过去因为没有专门部门负责，有些问题，没有及时得到适当解决。中央决定今后，由统战部门主管，此事前已通知你们。现在，中央再作如下指示： + +　　（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分子，虽然我们把他们当作内部问题处理，但实质上，他们同劳动人民的矛盾是一 种敌我性质的矛盾，这点，必须明确，必须清醒，不要因为现在给他们大批摘帽子，和一部分上层民主人士的嚷嚷，有所含混。这点是干部在处理右派分子时掌握的 方针，不必又普遍展开一次宣传。 + +　　（二）现在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改造工作，已经进行了三年多，他们中的不小一部分，确实已经表现悔改，或有相当悔改，应该再给 一批右派摘掉帽子。摘帽子的标准，中央已于一九五九年作了规定。处理的原则仍然是，够条件的就摘，不够条件的就不摘。所谓处理从宽，是指基本够条件的也可以摘一批。不是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看做没有什么要紧，宽大无边地乱摘一气。 + +　　请你们实事求是地加以掌握。 + +　　 中 央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 +## 关于全国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的报告 + +##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 +　　（中央并主席：） + +　　全国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于八月二十八日开始，九月十一日结束。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局的干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长、政法 部长、组织部长，人事局长等共九十四人。会上由平杰三、张子意、李楚离、薛子正等同志分别作了专题发言和总结。陈毅同志做了重要指示。大家一致反映，召开 这次会议是适时的、必要的，会议开得很好，摸清了基本情况，检查了工作，交流了经验，确定了今后改造右派分子工作的方针和重要措施。 + +　　会议一致认为，改造右派分子工作的成绩很大，当前情况很好。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坚决反击，粉 碎了他们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狂妄梦想，从而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决定性胜利。反右派斗争结束之后，四年来党对他们采取了严肃与 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争取、教育、改造工作，右派分子已经有了很大的分化。一九五九和一九六O两年约有十万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重新回到人 民队伍中来，其余的右派分子，因为经过了三年多的教育改造，同时又多半是处在严格管理和群众监督下，目前表现好的和比较好的，各地一般均在百分之八十以 上。这是党的政策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巩固了反右派斗争的光辉成果，不仅彻底地孤立了极少数继续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分子，而且争取和团结了广大的 中间派，是我们在国内阶级斗争中获得的一项新的成功经验，已经可以看出，正像主席所指示的，“我们这样对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有深 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 + +　　但是，在改造右派分子的具体工作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不少单位以简单粗暴的办法对待右派分子，单纯强调劳动改造，放松政 治思想改造工作；动辄斗争，忽视说服教育；在生活上，不给予应有的待遇和照顾。有的单位把右派分于视同管制分子、劳改犯，剥夺了他们的一切自由。有些单位 没有认真贯彻分批分期摘帽子的措施，或对中央规定的摘帽子标准，掌握偏紧偏严，附加条件。有的基层单位对右派分子打骂、侮辱，甚至采用非刑。此外，歧视右 派分子家属的现象也相当普遍。这些宁“左”勿右、不讲政策甚至违法乱纪的作法，不仅对促进右派分子进一步分化和改造极为不利，而且在中间派、甚至劳动群众 当中也产生了非常不良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应当指出，在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中，也有右倾麻痹、放任自流的现象。有些单位对右派分子的确实人数和思想动态，心中 无数，对逃跑和下落不明的右派分子不加追查，有的单位则放松改造，使用不当。这些现象虽然不是主要的，但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各地材料证明，目前右派 分子中还有极少数顽固分子企图进行反革命活动，如果我们不提高警惕，加强管理，将会给党和国家带来很大的危害。 + +　　为了巩固成绩，纠正缺点，争取把绝大多数右派分子改造过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会议一致认为有必要采取以下几项主要措施： + +　　第一，做好第三批右派分子摘帽子的工作。如前所述，右派分子经过将近四年的改造，已有很大的分化，其中确实改造好的，应该摘掉帽 子，加以前两批右派分子摘帽子的时候，各地掌握一般偏紧偏严，均未达到中央规定的比例。因此，今年有必要和可能，多摘一些，比例一般不要低于百分之三十， 当然具体处理的时候，要一个一个的审查，该摘才摘，不要勉强凑数。至于摘帽于的标准仍按照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 中的三条规定。同时，对于少数过去对革命有过贡献，或者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或者罪行较轻，或者年老病重的右派分子，只要大体上符合摘帽子的标准，也以摘 掉帽子为宜。总之，应该实事求是，既要反对不从政治出发，怕负责任，以及附加出身不好，家庭成分不好，历史有问题，有海外关系，极右分子等条件，而不给符 合摘帽子的标准的人摘掉帽子的错误作法，也要反对降低标准，宽大无边，对于没有悔改表现的右派分子，也随便摘帽子的右的倾向。 + +　　第二，组织现在参加体力劳动的右派分子进行休整和学习。根据统计，目前没有开除公职而分散或集中在农场、人民公社、机关生产基 地、工矿企业参加体力劳动的右派分子约有十七万人，加上前两批已经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而仍在劳动的约三万人，共计二十万人左右。过去通过劳动的方式改造教育 右派分子是必要的，有效的，但是由于他们大多数人参加体力劳动已达三年以上，加以我们在工作中存在某些缺点，目前不少人感到劳动无期，专业荒废，体力不支，生活困难，逐渐产生不安情绪。会议研究了这一情况，建议在今年秋收以后，让他们停止劳动，进行休整和学习，使他们恢复一下体力，学习一些时事、政策， 并且总结几年来改造的收获。有病的，予以治疗；衣被无着的，适当解决；家庭生活困难的，给以适当补助；长期没有回家的，允许家属探望或请假回家。学习的方 法，主要是听报告、读书、讨论，和风细雨地进行正面教育，改造他们的思想。不搞大鸣大放，也不搞评比竞赛和批判斗争。一九六二年春季以后，在学习中还可以 适当地参加一些辅助劳动。对于已经摘掉帽子的人员，要与右派分子区别对待，单独编班。组织学习的场所，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因地制宜，自行规划。可以采 取小集中、大分散的办法，一般利用现在的劳动场所（选择比较条件好的），不向大、中城市集中。 + +　　第三，对于参加学习的人员，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拒不接受改造和没有悔改表现的分子以外，要尽可能在一、二年内逐步予以安排。 学习的过程，也就是分期分批安排处理的过程。凡是有各种专长、有相当工作能力、原机关工作需要，而本人又确有悔改的，只要原单位不是机密、要害部门，应该 尽可能斟酌调回分配工作。凡乎原系党内县级以上负责干部和党外上层人士，也应该分别情况，调回原系统或原机关分配工作或者予以其他适当安置。所在劳动场所 需要，而本人自愿的，可以留场分配工作。家在农村或原在农村工作的一般干部和中小学教员（约占参加学习人员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处理，应该面向农村，主要 在县、镇或农村基层单位分配适当工作，如果本人自愿返乡从事农业生产的，可以允许退职还乡。对于已经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应该优先给他们分配工作或者作其 他适当处理。 + +　　第四，对于按劳动教养处理的右派分子进行一次清理。目前，按劳动教养处理的右派分子共约四万四千余人，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已经教 养三年以上。会议认为，凡是教养已满三年，除了表现特别不好的以外，一般都应该解除教养；教养虽不满三年，但表现较好的，也可以解除一部分。这些人解除教 养后，应该按照上述办法，停止劳动，进行休整，留场组织学习，并逐步予以处理（具体办法由公安部另行规定）。 + +　　第五，对于流散在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也要进行一次清理。目前，有一些开除公职、自谋生活或者自行离职流散在社会上的右派分子，无人管理和教育，有些右派分子逃跑和下落不明，所在地方党委和所属单位要认真进行清理，并且指定专管部门负责教育改造工作。 + +　　此外，有的地区提出对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是否平反的问题。据反映，河南、甘肃、江苏等地均已发现确有个别人划错了。会议认为，不提平反口号，更不搞平反运动。必须警惕右派分子乘机翻案，制造混乱。但是，如果发现个别人确实划错了，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 +　　有的地区还提出，反左派斗争时，在劳动群众中有一些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人，被戴上了“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对这些人的帽 子，有的地区已经宣布取消了，有的地区则采取分期分批摘帽子的办法，有的地区还未作处理。中央于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八日对辽宁省委的批复中，曾经指示各地， 在工人和农民中不戴“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会议认为，凡是工人和农民中戴有“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的，有关单位应该宣布取消，并且认真进行团结教育工 作。 + +　　为了加强改造右派分子的工作，会议一致认为，必须加强领导，明确分工，密切协作。改造右派分子的工作，中央已指示由各级党委统战 部门主管，各级党委统战部门必须负起责任，切实作好此项工作。鉴于改造右派分子工作涉及各方面，建议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由统战、组织、政法、宣传、文教等 有关部门组成领导小组，共同抽调干部，在统战部领导下设立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没有统战部的县（市），可以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指定主管部门。领导小 组和办公室的任务主要是：检查政策执行情况，交流工作经验，提出建议。改造右派分子工作是党的一项政治任务，各级党委应该把它摆在适当的位置，并且加强对 有关干部的政策思想教育。各有关部门都应该按照各自的分工，密切协作。凡是有右派分子的单位，应该采取积极态度，认真进行工作。 + +　　以上意见，如中央同意，请批转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照执行。 + +　　 中央统战部、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 +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1/000005.txt b/CCRD/1/0/11/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2c2c60aa9f497fa7403dd6b58cb154e0a89951 --- /dev/null +++ b/CCRD/1/0/11/000005.txt @@ -0,0 +1,59 @@ +# 总政治部批转总后勤部党委关于当前高级知识分子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 + +　　（各军区、军种、兵种，学院、总直、总后党委：） + +　　总政治部同意总后勤部党委“关于当前高级知识分子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认为报告中所提出的问题和具体措施是正确的。请你们在认真传达和学习“中央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和聂荣臻同志“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的基础上，由领导同志深入到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单位，特别是科学研究部门，了解情况，发现问题，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参照总后党委的做法，提出具体措施，切实改正缺点、解决问题，以贯彻执行中央指示，做好知识分子工作。 + +　　 总政治部1961年8月19日 + +## 附：关于当前高级知识分子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 + +　　总政治部并报军委： + +　　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有重点地了解了一些单位关于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今年5月间，又遵照总政谭副主任的指示，召开了一次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工作问题的会议，会上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执行情况，作了检查与讨论，谭副主任作了指示。会后，各单位均先后召开了高级知识分子和党内骨干分子座谈会，进一步反映了我们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正当人们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中央下达了“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的文件，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克服缺点、解决问题的有力武器。这个文件的精神完全符合总后的实际情况，是非常正确的。为了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的这一指示，特将我们的意见作如下报告： + +　　总后各单位现有高级知识分子七百零八人，计：正副研究员、正副教授和正副科主任二百一十八名，讲师、主治医生和助理研究员四百三十一名，工程师四十八名，其他十一名。在七百零八人中，除我们所培养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外，有三百三十一名为旧知识分子出身，其中多数在军医大学、总医院和军事医学科学院担任正副教授、正副科主任和正副研究员等主要职务。这个报告中所要说的，主要是这一部分人的情况。他们当前的政治思想和工作状况，从总的方面看，进步的、积极的、向上的因素是主流。他们中的大岁数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国防建设服务，愿意靠拢组织，改造自己；个人主义名利观念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克服；有五分之一的人入了党，左派和中左分子在不断增加，右派和中右分子在不断分化，目前左派和中间分子占总数的90％以上。在业务工作方面，几年来，大多数人的业务水平有所提高，贡献也比较显著，在教学、医疗、科学研究和其他技术工作中，至今仍起着主要的作用。如尖端医学技术之一的直视开心手术，三个医大胸外科的主要教授已都能熟练掌握；大面积烧伤的治愈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的军事医学防护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他们的这些进步、贡献和成绩，是和党的领导分不开的，这也说明过去各单位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从高级知识分子当前的思想、工作状况看，还有问题，有些人有顾虑，感觉在政治上不被信任，学术、技术上的意见不被尊重，因此，工作不主动，不愿多负责任，谨小慎微；在学术讨论和工作讨论中不多提意见，叫怎样干就怎样干。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除了他们本身先天的弱点之外，我们的工作也是有缺点的。 + +　　一、首先是对高级知识分子的认识和看法上有片面性。以固定不变的观点看问题，看他们的历史和他们的消极面多。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建国十年来，在党的正确方针政策的影响下，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所获得的进步估计不足，对于他们在教学、医疗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和所作的贡献估计不足。对于他们思想上的改造要求过高过急，不是按照他们的政治面貌和工作表现进行具体分析和区别对待，而笼统地和错误地认为他们是“绊脚石”，是“废物”，是“现阶段革命的对象”，因而在生活上、工作上不愿意和他们接近和合作。 + +　　二、从上述片面的看法出发，对高级知识分子往往只强调斗争而不注意团结，斗争时方式方法简单粗暴。把一些本来不是政治原则的问题当作政治原则问题看待，随意进行斗争；应该批评教育的，又不依靠说理，据理批判，而是乱扣帽子。结果，不但没有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反而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造成一种心理：不敢说话，说话时也是唯唯诺诺，不敢把真实的思想和意见表达出来。 + +　　三、非党高级知识分子担任领导职务的地方，对他们的职权不尊重，使他们感觉虚有其名，不敢放手工作和大胆负责。如工作计划的制定，人员的调动安排，工作的检查等，有的不通过他们，而由支部或个别党员包揽。在这种情形下， 出现了很不正常的现象：在一个行政系统之内，党员干部不向所属行政上级的非党干部请示和汇报工作，反而要由非党教授、教研室主任向党员助教汇报请示工作，有的医院科室在处理重大手术时，科主任决定了以后，还要经政治协理员批准。 + +　　四、不能正确处理红与专的关系，把红和专对立起来，借口要红而鄙视业务技术的学习。多看一点书，多钻一点技术，就被指责为走“白专”道路。在学术讨论中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不是自由地讨论，而是用扣政治帽子的办法来压抑和垄断这种讨论。 + +　　上述几种现象，在许多单位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虽然从去年以来，已在逐步改正，但并未彻底解决。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关于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共产党人必须与非党人士合作共事的政策，以及红与专的关系等等，在一部分干部（包括少数领导干部）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中，认识上是有片面性的，是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有些问题则是模糊不清的。如果不在观念上加以澄清，不对党的政策有一个正确的全面的理解，不对高级知识分子的进步和作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全面的估计，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就不可能获得纠正，同高级知识分子的关系就不可能获得改善。这样，对团结高级知识分子、调动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是不利的，对于改造高级知识分子也是不利的。归根到底，只能给党的事业以损害。 + +　　为了克服上述缺点，改善领导同高级知识分子的关系，改善知识分子中的青老关系，更好地调动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他们在科学技术工作中作出更大的成绩，必须将“中央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在党内骨干分子中进行全面的深入的传达教育，并把中央批示的主要精神，由领导干部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向党外讲清楚。根据总后的实际情况，当前应该着重注意解决以下十个方面的问题： + +　　一、加强政策教育，提高党员和积极分子的政策水平和政策观念。办法是，在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单位中，重新组织一次关于党对高级知识分子政策的学习，联系实际，进行检查与教育。使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懂得：(1)党的团结、教育、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教育改造，使之进步，达到团结的目的。不作必要的斗争，遇事迁就，放弃领导，当然是有害的；但是，如果一味强调斗争，而忽视团结，斗争时不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团结就要遭到损坏，而教育改造的目的也就不能实现。因此，“在几年来深入进行政治思想革命取得很大胜利的基础上，目前有必要强调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使用问题，以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知识分子，使用一切有用的力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2)在思想工作和处理高级知识分子的问题上，一定要划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学术问题、实际工作问题的界限，并且在政策上和处理的方法上加以区别。(3)无论是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的讨论，都要采取说理、据理批判和以理服人的态度，不要采取简单粗暴压服的态度。(4)党员要善于与非党人士合作，崇尚谦虚，力戒骄傲。(5)对—些有政治历史问题或社会关系复杂的人，凡是能够查明的应该彻底查明，无法查明的则可暂时存档，待有可能时再查。对他们的态度，应主要看他们参加革命以来的表现，看他们当前的表现，表现好的或较好的，应该放手让他们工作，表示信任；有特务反革命一类问题的，必须核实情节，报上级党委处理。 + +　　在向党内进行传达教育的同时，还必须向党外同志讲清楚，使他们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红专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等主要问题也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理解。 + +　　二、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学术争鸣，繁荣和活跃学术空气，提倡钻研业务技术，提高学术水平，鼓励科学上的发明创造，为教学、医疗和科学研究工作服务。为此，必须纠正轻视业务技术学习的偏向，加强对学术研究的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召开学术讨论会、学术报告会和专题性的学术研究会。讨论中应当充分发扬民主，展开争论，允许发表和保留不同的意见，允许按照自己的学术见解进行教学。注意划清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在问题的性质一时不易看清时，不要轻率作结论，应该让各种不同的意见充分发表后，经过分析，正确判断，分别处理。在统一领导和总的计划的指导下，学术研究，可以是集体研究，也可以是个人研究；不论集体研究或个人研究，在集体和集体、个人和个人以及个人和集体之间，均应互相支持，互相学习，反对互相攻击和互相排斥。 + +　　三、改善党支部的领导方法。行政业务工作一定要通过行政业务领导去组织实施，党组织对行政业务工作，应给予保证而不应当去包办代替。在业务技术上，要尊重专家教授的意见，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他们有职有权，放手工作，大胆负责。科务会、所务会、学术研究会和医疗会诊等，要让他们主持，党员要服从领导，不能特殊，政治思想工作要深入到业务中去，逐渐摸清高级知识分子的特点，摸清教学、医疗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规律，并按照他们的特点和工作规律去进行工作，不要一般化，更不要瞎指挥。 + +　　四、对非党技术专家的工作，总后政治部和各有关单位的政治部要指定专人管理，采取交朋友、登门拜访、谈心的办法和他们保持密切的接触，经常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关心他们的生活，并适当地解决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保证他们有较好的条件进行工作。 + +　　五、关于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学习问题。理论学习，应以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著作，以及关于建党建军学说、关于战争问题的学说和党的总路线等作为主要内容。每次的分量不要多，要着重弄通文件的精神实质，在这个基础上，引导他们联系自己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求得逐渐改造旧的世界观，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观察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和指导业务活动。有关时局的重大问题和党的一些重要的政策，各单位首长和党委书记，应亲自传达和主持讨论，使非党专家能够经常了解国内外形势，了解党的主张和政策，从学习中不断提高自己和改造自己。不论理论学习和时事政策学习，在学习编组和学习方法上，均应照顾知识分子的特点和要求，采取单独编组和“神仙会”方式及其他适宜的方式，并以自学为主，集体讨论为辅。 + +　　六、保证教学、医疗和科学研究工作的时间问题。目前各单位对于贯彻国务院关于保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工作的规定，已引起注意，但具体检查起来还有问题，主要是，在业务工作、业务学习、会诊、政治学习和文化生活等方面安排集体活动过多，一部分党员骨干和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同志则是参加会议和事务性工作太多。因此，应作进一步的检查与研究，大大减少会议和减少集体活动，非党专家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应免除其行政事务，事务工作多的地方可增设副职，专管日常行政工作。对于党员骨干也要尽量减少他们的事务工作，使他们能集中精力用于自己的业务。为了便于工作和学习时间的调整，对于六分之五的计算方法，不要机械地一律按每周来计算。必要时可以调整，挪前挪后。 + +　　七、重视培养新生力量。老一代的专家一般都年大体弱，已感精力不足，如解放军总医院二十个科主任中，常年患病的就有八人，如何组织青年人学习和继承他们的学识和经验，把工作接下来，已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对于一些有学识有经验又有写作能力的专家教授，应当作出安排，给以时间与条件，使他们能够整理自己的经验，从事著述与教材的编写。同时，还应该有计划地选择一批优秀青年给老教授当助手。从实践中学习，并加强其基础知识的训练，使他们成为既有基础知识，又有实际经验和技术的专家。为此目的，必须加强青老之间的团结，有隔阂的要消除隔阂，教育青年尊重老年，教育老年爱护青年，达到青老一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为国防事业服务。 + +　　八、在医院，对医疗事故能否正确处理，是关系着发挥各级医务人员、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积极性和提高医疗质量的一个重大问题，应当采取既严肃又慎重的态度，正确对待。在检查事故的情节时，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包括犯错误者的申诉在内)，尤其要倾听有经验的专家和有关专业人员的意见，加以综合分析，做出正确判断，按照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对于那些在工作中抱有资产阶级个人名利观点，把病人当成试验品，为达到个人目的，不顾病人的安危，因而造成事故；或者在工作中不认真负责，违反操作规程，玩忽职守，延误诊断，草菅人命，因而造成事故者，一经查实，应严加惩处。在工作中一贯认真负责，细心谨慎，热爱病人的医务人员，偶尔因诊断不确，治疗错误，护理失当或因手术操作失误而造成的事故，应该秉检查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只要本人虚心检查，接受批评，认识并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可视事故大小轻重，不予处分或只给予较轻的处分；对于他们在紧急抢救危重病人的过程中，由于技术水平和设备条件的限制而发生的问题，一般不给处分，但应进行检查，接受经验教训。至于在治疗过程中，事前虽作了预防措施，病人仍发生了事前难以预料的过敏反应与突然变化，事后又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急救措施，仍未能挽救，以至病情加重，甚至死亡者，不应以事故论处。总之，对事故的处理必须有明确的政策界限。过去处理不当的，应本着上述精神，区别情况，适当地加以修正或改变。 + +　　九、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由于各级领导重视，解决得比较好，高教三级以上(上海、重庆为高教五级以上)国家还规定有补助，多数人是满意的，意见不多。当前需要解决的是交通工具问题。学校、医院编制车辆很少(一般只一两台)，只能供领导干部使用，一些教授、专家，经常外出开会或参加会诊，有的是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参加地方会议，没有车辆，很不方便，希望能增编一些车辆，或增拨一些汽油。在军医大学和总医院，进行重大手术经常持续四小时以上，对专家的体力消耗很大，中间需要适当补充营养，建议在供给标准内加以规定。有些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人口多，粮食不够吃，应在本单位节余粮中调剂解决。各单位农副业生产收益分配，对高级知识分子应有所照顾。 + +　　十、关于处理学衔问题和参军问题的意见。总政已经规定，取消学衔，统一改称教员。考虑到医学科学的社会性大，地方研究机构和学校均保留了教授、讲师、助教等职务名称，他们之间联系又很密切，为了便于工作和尊重高级知识分子的传统习惯，仍以保留原来的职务名称为好。在研究他们的级别提升时，应该按照中央的指示，对于他们“研究级别的提升、和行政、党务工作干部的提升有所不同，应该主要看他们的业务水平和研究工作表现。对其中优秀的，应当不受资历、学历、年龄的限制。”高级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因政治历史复杂，或年大体弱，未被批准参军，对此他们思想顾虑很大，看做是领导在政治上是否给予信任的标志。因此，对参军问题不宜过分宣扬。以免增加这一部分人的压力；同时，考虑到参军的要求不同于入党，建议适当放宽参军条件，除个别年大体弱可劝说他们不要参军外，凡自愿参军的一般均应予以批准。 + +　　近几个月来，总后所属军事医学科学院、总医院和三个军医大学，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已经作了若干改进，但是，如果按照中央的指示，加以对照检查，认识还很不深刻，很不全面，成效还不显著。因此，各单位在接到中央指示以后，必须认真研究，全面贯彻，绝不可因过去作了一些工作而有所懈怠。我们将于第四季度再召开一次专门会议，进一步检查这一工作的进行情况。 + +　　当否，请批示。 + +　　 总后勤部党委1961年8月3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1/000006.txt b/CCRD/1/0/11/0000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7392d7f291f7adb20038c00e78cfbdacdb87296 --- /dev/null +++ b/CCRD/1/0/11/000006.txt @@ -0,0 +1,53 @@ +# 宣化市民建工商联两会关于对右派分子监督改造工作情况的报告 + +　　<河北省宣化市工商业联合会、中国民主建国会宣化市支部委员会> + +## 一， 基本情况和收获 + +　　我市工商界原有右派分子14名，反右前从他们担任两会职务看：市两会委员6人（其中民建会员5人），行业委员2人，一般工商业者6人。在行政职务上：担任副厂长3人，正副经理4人，副股长1人，业务员6人。他们趁着党整风时期，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猖狂恶毒的攻击。市两会和工商界群众在市委的直接领导下，对他们进行了坚决有力的反击和你死我活的斗争，全面的打垮了他们的猖狂进攻，予以粉碎和彻底孤立。对他们的反动言行，本着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区别对待的精神，开除公职的4人，撤职降薪的7人，降薪的2人，免于处分的1人。两会组织彻消两会委员职务和开除民建会籍的5人，对于右派分子监督工作工作，几年来由于市委的正确领导，企业党委的重视和两会的协助，取得了一定成绩，先后摘掉了右派帽子3人，并安排了他们的工作。这不仅对右派本人鼓舞教育很大，而且对其亲友家属及其所联系的人员，尤其是中间派也受到了鼓舞和教育，有力的促进了右派分子分化改造。 + +　　在14名右派中，除以上摘掉右派帽子3人和因病今春死亡1人外，现有右派分子10人，对他们的改造形式有3种：1、送（涿鹿）劳教的4人；2、集中（砖厂）劳动的3人；3、留企业监督劳动的3人。 + +　　反右斗争以来，我市民建工商联两会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贯彻了党对右派分子改造政策，将此改造列入两会议事日程，并采取了一下措施，建立了必要制度。由于三面红旗的光辉成就的巨大影响，特别是近两年来，摘掉了一些右派分子帽子的实际感召，给右派分子指明了光明的前途，因而促进右派分子多数人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化化分化。 + +　　有点右派分子能及时向党和两会反映思想情况，揭发他们之间的一些反动言行，并主动的靠拢领导和群众，要求群众监督改造自己，愿意回到人民队伍中来。据在宣化6名右派分子表现看：第一类，已低头认罪，确实悔改，并在工作、学习和劳动中表现较好，愿意向人民靠近，有1人。第二类，表示愿意悔改，但内心不完全服，表现时好时坏的，有5人。 + +## 二，方法和体会 + +　　几年来由于市委的正确领导，在协助企业党委对右派分子进行监督教育改造工作上取得了一定成绩，同时也摸索了一些工作方法。主要体会有以下几点： + +　　（一）列入两会议事日程，建立必要制度，明确专人兼管此项工作。反右斗争以后，就把右派分子工作列入了两会工作主要内容之一。明确一位主任抓这方面工作，并规定1、每月责令右派分子写一份书面检查，报企业党委和两会。其内容：对自己的罪恶认识，立功赎罪表现及当前思想活动情况；2、每季召开一次右派分子座谈会，交流在改造当中的收获体会和经验，促进其转化；3、每年进行一次总结，让他们系统汇报和检查一年来改造方面的收获和问题，今后如何办。在会议上肯定他们较好的方面，找出存在问题的原因，指明努力方向，使他们感到有奔头，前途光明。据不完全统计，反右以来，召开右派分子座谈会10次之多，写思想检查，较好的写了30份，较差的写了15份，个别的也写了10份。 + +　　（二）组织他们学习，听取首长报告，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正视自己。不少人在座谈讨论中说：虽然有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恶，但党和人民并没有同反革命一样看待，采取了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方法，感到党宽大处理自己，表示愿意接受改造，立功赎罪，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中来。如粮食加工厂右派分子董建杰，通过学习，认识有所提高，表示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立场和世界观，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了报答党对自己的谆谆教导。在改造中有所表现，因此在（19）60年初就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事实证明，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右派分子只要低头认罪，认清大势，抛弃反动立场，改恶从善，认真改造自己，就一定能够回到人民队伍中来，同时也会有光明前途的。 + +　　（三）除通过会议对他们进行教育外，并要个别接触帮助他们细致的解决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有鼓励、有分析、有批判的找右派分子谈话，进行帮助，指出方向，使他们愿意暴露思想，主动的找到两会领导谈问题；向企业党委暴露思想，争取党的帮助。 + +　　（四）对右派分子监督改造要与企业党委取得联系，沟通情况，贯彻以企业改造为基地的精神，把在会议上暴露出来的思想和个别接触了解、发觉到的问题，用口头电话或书面反映给企业党委。同时了解他们在企业，特别是每季度对他们进行一次评审的情况，还要结合企业当前工作组织他们针对本人反党言论和存在问题，制定具体悔改规划，督促其向企业党委汇报，并定期检查修订，这样对他们的改造造成了有利条件，无缝开钻，无机可乘，促使改造。 + +　　（五）利用现身说法，教育他们进行彻底改造。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时，召开右派分子会议，组织他们座谈。通过了摘掉右派帽子的现身说法，使他们有了方向和榜样。如摘掉右派分子吴炳仰帽子时，召开了右派分子会议，让其具体的介绍了在企业监督改造的亲身体验和感受，然后组织他们讨论。不少人检查衡量了自己，扭转一些人“一辈子就算完了”极端悲观情绪，深受鼓舞和启发。不少人表示彻底改造自己，争取摘掉帽子，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中来。 + +## 三，存在问题 + +　　由于市委的正确领导，两会对右派分子监督改造工作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出现缺点和问题，主要有： + +　　1、叫上来听汇报多，深入下去了解情况、个别帮助、解决问题少。对右派分子的情况多是通过会议和检查汇报材料得来的，对他们的言行掌握的不够全面确切。如千家货叶（？）右派分子陈本裕，在会议上谈的和检查汇报材料写的甜言蜜语，而在企业里消极怠工，甚至流言蜚语。公开散布说：“社会主义好，我不愿意说；资本主义好，我不敢说。”由于对其在企业的情况了解不全面，看问题有片面，排队时估的高。 + +　　2、与企业党委联系不够密切。对右派分子思想、劳动、变化情况，掌握和了解的不及时，甚至企业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我们还不知道。对右派分子在会议上暴露出来的思想和反映出来的问题，一般的说，向企业党委进行了反映，但不够全面、系统、及时。 + +　　3、有的行业领导，甚至两会领导成员，不能大胆的对右派分子进行工作，不愿接近或少接近他们，反映他们的情况加工、打折扣，怕连累自己，怕说落后、立场有问题。 + +## 四，今后意见 + +　　针对以上存在问题，必须认真的贯彻党对右派分子改造政策，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方法。要认识到多数右派分子通过工作是可以教育改造过来的；至死不变，愿意戴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是少数。因此，要做好以下工作： + +　　1、密切与企业党委联系，贯彻以企业为基地的改造方针，及时沟通情况，共同进行分析研究，工作中步调统一，口径一致，使右派分子无机可乘，使他们处在更加孤立的地位，进一步促使其转化。 + +　　2、对右派分子既要提高警惕，划清思想界线；又要大胆的进行工作，如实反映情况，对他们的思想、生活和劳动进行一次全面了解，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可能解决的问题，对不能处理的实际问题，及时反映给有关部门进行解决。 + +　　3、继续组织右派分子定期与不定期的学习，进行形势教育，提高他们的认识，正视自己罪恶，认真悔改，在学习中采取正面教育方法，对个别有反动言行的右派分子，必要时在会议上给以严厉批判或适当的斗争。 + +　　 河北省宣化市工商业联合会（章）中国民主建国会宣化市支部委员会（章）1961年10月15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1/000007.txt b/CCRD/1/0/11/0000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9df508f296c1b2a3dd434f067fae71ad510b2a1 --- /dev/null +++ b/CCRD/1/0/11/000007.txt @@ -0,0 +1,23 @@ +# 公安部关于清理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的通知 + +　　根据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八日中央关于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中的指示，特对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的清理工作通知如下： + +　　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应当根据中央批准的全国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报告提出的原则，认真进行清理。凡是劳动教养已满三年，除了表现特别不好的以外，一般应该解除劳动教养；劳动教养虽不满三年，但表现比较好的，也可酌情解除一部分。其中表现确实悔改的，应该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动教养的比例，可以控制在90％左右，摘帽子可以控制在30％左右。今年多摘一些右派的帽子，但不可乱摘。 + +　　一、解除劳教的右派分子，应先留场组织休整和学习，然后根据他们的不向情况，逐步予以处理。处理中应当注意以下问题：(一)对于保留公职的，由原单位安置，他们原有的工资，在劳教期间没有发给的，原则上由原单位负责补发。(二)已经开除公职的，如家在农村或与农村有联系，本人愿意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应当尽可能回农村安置；无家可归，无业可就的，由劳动部门尽量设法安置；一部分自愿留下就业的，可以由劳教单位安置。(三)劳改劳教单位确实需要的少数工程技术和医务人员，在本人自愿留场的条件下，经过省公安厅党组批准，可以留用少数，但应当给予社会上同等的工资待遇，不得压低工资标准和级别。(四)对其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少数资产阶级头面人物，以及原来党内的地委或县委级以上的干部，应分别报请统战、组织、人事部门妥善安置。 + +　　学习班以学习为主，今冬应当停止劳动，使解除劳教的右派分（398）子有一个休整和恢复体力的机会。应请各省、市、区改造右派工作领导小组，派适当干部，协助进行教育工作，了解情况，并结合有关部门，做好安置处理工作。 + +　　放在劳改部门劳动考察的右派分子，既不是判过刑的劳改犯，又不是劳动教养人员，应送回原单位安置处理。今后劳动考察的右派分子不再送往劳教、劳改单位。 + +　　三、对于已经死亡的劳教右派分子，凡是原来保留公职的，或因工死亡的，对他们的家属应给以抚恤金，一次给，多给些；其他死亡的右派，如家属生活确实困难，也应酌情照顾。劳教中死亡的右派分子的摘帽子问题，按照实际情况，个别处理。 + +　　四、对于清理后剩下来的劳教右派分子，还有艰巨的改造任务。为了加强对这些人的改造，应该尽可能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集中编队，配备强的干部进行领导和管理。要适当减少他们的劳动时间，进行充分的政治思想教育，加强改造工作。在生活管理上适当放宽一些，准许他们请假回家探亲，家属去探访可以允许同居，通讯和接见的次数可以不受限制。 + +　　右派分子同劳动人民的矛盾是一种敌我性质的矛盾，这点，必须明确，不能含糊，必须提高警惕，严防他们的破坏活动。 + +　　各地具体执行时应根据党委的指示去办。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1/000008.txt b/CCRD/1/0/11/0000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2c76579e313e5fa044fca8abf79cec93df512c3 --- /dev/null +++ b/CCRD/1/0/11/000008.txt @@ -0,0 +1,25 @@ +# 甘肃省通渭县城关人民公社党委会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 + +　　自1960年12月2日至1961年12月21日 + +　　卷内共5件20页 保管期限 永久 + +　　全宗号1 归档时案卷号：4 + +## 关于右派份子处理的逐步意见 + +　　我社共有返乡的右派份子7人，现在家劳动改造的只有4人，其余3人自回家后不仅没参加劳动，受广大群众的监督教育并且常不归家，此时不在，因此表现无处可报，现在家4人的处理意见列于后： + +　　孙效武，虽劳动不好，但没有其它事实，所以还是摘掉帽子继续加强教育进行思想改造。 + +　　（王立轩，自回家后，一贯能遵守纪律，受群众的监督教育改造自己，据此经研究应摘掉帽子。） + +　　孔令文，劳动一般，较能服从队上的领导，再没其它问题，因之这次还是摘掉继续加强思想教育。 + +　　田庆荣，据说在外处某地已摘了帽子。 + +　　除此外其他3人（田成兰，景吉昌，米尚义）目前还是查清下落，发现所属单位作研究处理，若最近回来者劳动一个时期再视其改造情况： + +　　是否有当请指正. + +　　 中共城关公社委员会。61.12.24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1/names.txt b/CCRD/1/0/11/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bd121884d70fcac3ccbfd0f92703f95ca3e3e36 --- /dev/null +++ b/CCRD/1/0/11/names.txt @@ -0,0 +1,9 @@ +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人事局关于右派分子生活待遇问题的通知 +中共西昌地委组织部关于对右派分子管理改造工作的情况报告 +内务部关于残废军人被确定为右派分子以后的残废抚恤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的右派分子死亡以后家属抚恤问题的通知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继续贯彻对资产阶级人们安排政策的意见 +中共中央关于改造右派分子工作的指示 +总政治部批转总后勤部党委关于当前高级知识分子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 +宣化市民建工商联两会关于对右派分子监督改造工作情况的报告 +公安部关于清理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的通知 +甘肃省通渭县城关人民公社党委会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2/000000.txt b/CCRD/1/0/12/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f14b42071b01934da1b6f9c8b11f459b370faca --- /dev/null +++ b/CCRD/1/0/12/000000.txt @@ -0,0 +1,67 @@ +# 中共合肥市委批轉市委改造右派工作領导小組关于1961年摘右派分子帽子工作情况的报告 + +　　（各区委，市属各党委、总支、支部并报省委：） + +　　现将市委改造右派工作領导小组“关于1961年摘右派分子帽子工作情况的报告”发給你們。市委同意报告中所提今后改造右派工作的意見，希即研究执行。 + +　　几年来，我市改造右派工作，在党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領导下，取得了一定成绩，特别是自去年以来，进一步貫彻了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加强了对右派的改造工作，摘掉了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这对进一步分化和改造右派有重要意义。但据了解，有的单位对改造右派工作还重視不夠，平时无人管理，多半是在摘帽子的时候做些工作；有的单純强調劳动改造，放松政治思想改造工作；也有的单位存在右傾麻痹、放任自流的現象，对逃跑和下落不明的右派分子没有及时追查。这些問题，必須在今后加以注意。 + +　　改造右派分子工作是党的一项政治任务；各级党委应继续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加强对右派分子的管理、教育、改造工作。中央和省委已有明确指示，今后改造右派分子的工作，由各级党委统战部門主管。统战部門必須負起責任，切实做好此項工作。凡是有右派分子的单位，应有人負责，采取积极态度，认真进行工作。对已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而至今尚未安排工作的，应迅速安排其适当工作，并确定适当的生活待遇。 + +　　右派分子是資产阶級反动派，虽然我們把他們当作内部問题处理，但他們同劳动人民的矛盾仍是一种敌我性质的矛盾，这点必須明确。不要因为現在給他們摘帽子而失去警惕。 + +　　 中共合肥市委一九六二年元月三日 + +## 关于一九六一年摘右派分子帽子工作情况的报告 + +　　（市委并报省委改造右派工作領导小組：） + +　　（我市一九六一年摘右派分子帽子工作，遵照省委指示，在市委直接领导下，在国庆节前，首先摘掉了—批确有悔改表现的右派分子头面人物的帽子；国庆节后，又陆續分批进行了摘帽子工作。现将此项工作情况报告于后：） + +　　一九六一年全市共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二百零二人，占右派分子总数四百六十三人的百分之四十三点六二。其中：工交系統八十一人，文教系統三十四人，财貿系統二十七人，政法系統二十一人，統战系統五人，党羣系統三人，計委二人，西市十一人，北市八人，东市七人，南市三人。原来按一类处理的十七人，二类以下处理的一百八十五人。其政治情况原来是：共产党員三十一人，共青团員四十三人，民主党派成員十三人；群众一百一十五人。职务上原来是：地市级干部六人，县级干部九人，一般干部九十人；各类专业人员六十一人，大专学生七人，资产阶级分子二十六人，部队军官一人，宗教职业者两人。死亡右派分子摘掉帽子的六人。 + +　　对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人员，按照中央规定进行了安排处理工作。一九六一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一百九十六人中（除去六名死亡右派），摘帽子前已有工作的五十六人，现已安排工作的一百二十六人，尚待安排工作的一人，原来回家当家属的一人，自愿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六人（原开除公职劳教）。在安排处理今年摘帽子人员的同时，对前两年已摘右派帽子的人貝安排问题，也作了检查处理，前两年摘帽子的人员共—百四十九人，已安排工作的有—百三十七人，回乡生产的十人，尚有两人未安排工作。没有安排处理的人員，正在进行适当安排。 + +　　在摘右派帽子工作的同时，我們遵照中央和省委措示，还组织右派分子进行了休整和学习。在机关付业基地、工厂企业和农场劳动的右派分子，除了一类处理的右派分子，由劳教单位就地组织休整和学习外，二类以下处理的已由原单位调回休整学习。同时，有病的給予治病，家庭生活困难的予以适当解决，让他們家庭团聚。并且根据边休整、边处理的精神，对于不够摘帽子条件的人，也在逐步予以处理。还有按劳动教养处理的右派分子十八人，公安部鬥拟根据他们的表现，凡够解除劳教的准备解除劳敢。 + +　　右派分子由于经过近四年来的改造，已有很大分化。其中改造表现较好和基本好的约占百分之五十左右，表现一般的百分之三十左右，表现差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因此，一九六一年有条件可以多摘一些。一九六一年的摘右派帽子工作，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各级党委都很重视。开始时，有少数单位对这一工作重视不够，有的整理材料粗糙，质量不高；有的往往是重于右派分子的劳动生产表现，而对其政治思想方面的表现往意不够；后来在安排和調整右派分子工作时，有的认为机关整编，摘掉帽子的人員不好安排。我們根据省、市委指示，及时召开会议，进行了政策教育，统一思想认识，正确掌握摘右派帽子的标准。一方面强调够条件的就摘，不够条件的就不摘；另一方面也强调全面认真审查材料，各级党组织要认真研究提出意见，对每一个摘右派帽子的对象，既审查他們劳动工作表现，又审查他们在政治思想改造方面的表现，并 根据每个人罪恶情节，本人历史和悔改表现等情况，全面分析研究，对于少数过去对革命工作有一定貢献，有专門技术，年老有病或者罪恶較輕的右派分子，只要大体上符合摘帽子的标准，也考虑摘掉他們的帽子。对于那些悔改不好，不够条件的坚决不摘。并对摘掉右派分子的人員，及时地认真地作好安排工作帮助他們在工作中继续改造，以保証党的政策全面正确地貫彻。 + +　　一九六一年继续摘掉—批右派分子的帽子，对继续分化右派，教育中间派，均起了很大作用。被摘掉右派帽子的人，深受感动，感謝党对他们的教育改造和宽大处理。有的感激得掉下泪来，有的提出保証，表示今后一定努力工作，继续改造。他們說：“这次摘掉帽子是党的宽大，今后一定要继续改造自己，积极工作来报答党。”沒有被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大多数也感到更有奔头，表示要努力改造自己，争取早日摘掉帽子。就是那些过去表现不好，不很好认罪的，现在也有变化，表示低头认罪，接受改造。如矿机厂右派分子金冠群，去年摘帽子时，他还认为无所謂，今年看到不少右派分子摘掉帽子，很受震动，在宣布摘右派帽子会议上哭了起来，会后写了改造规划，表示要爭取早日摘掉帽子。摘掉右派帽子的家属，反映也很好，有的說：“党真伟大，给我儿子摘掉帽子，改造成了好人。”有的对丈夫說： “你的帽子摘掉了，不但你喜欢，我們全家都高兴。”由于几年来对右派分子的改造和摘帽子工作，促使右派分子不断地分化。现在除了极少数死不悔改的以外，絕大多数都向好的方向轉化，表现不好的，日漸減少。这充分証明党对右派分子改造政策的正确、伟大，得到社会各阶层的热烈拥护。他們說：“摘掉右派帽子的人一年比一年多，这是党对右派改造政策的胜利”；有的說：“要不是伟大的反右派斗争，这些右派分子是不可能改造好的。” + +　　通过一九六一年摘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也检查了过去改造右派分子工作的情况。过去对右派分子改造工作有很大成績，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少数单位对改造右派工作重視不够，平时无人管理，多半是在摘帽子的时候，做些工作；工作方法上有的也是簡单粗暴，单純强調劳动改造，放松政治思想上的改造，不注意这些人的生活情况。在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中，也有右倾麻痹、放任自流的现象，有些单位对右派分子的确实人数和思想动态，心中无数，对逃跑和下落不明的右派分子沒有及时追查。自进一步貫彻中央和省、市委指示后，各級党组织引起了重视，进一步加强了对右派分子的改造工作。 + +　　目前我市尚有右派分子二百六十一人，除在省建筑厅铸造厂集中劳动的右派分子六十八人，今后由巢县直接处理和已作反革命处理的二人外，现有右派分子一百九十一人。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右派分子的改造工作，我們提出如下意见： + +　　一、繼續做好已摘右派帽子人員的安排处理工作。凡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員，都要根据本人工作情况，安排适当的工作职务，使其有工作做，并确定适当的工資待遇。今后在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应与干部一视同仁。但在安排工作时，不能安排涉及党和国家机密的工作，只能作付职和一般工作。同时要教育干部不能忽视对他們的教育、改造工作。 + +　　二、加强对右派分子管理、教育工作。今后仍要定期检查右派分子改造规划（每月或每季一次）。但改造方式，不要单純强調体力劳动，要加强对他們政治思想的改造。各系統和有关单位可以定期召开一些小型的右派分子座談会，經常找他們个别談話，了解他們的改造情况，阐明党的政策，指出方向，推动他們更好地进行改造。 + +　　三、对右派分子的家属，也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經常找他們談談話，提高他們的政治觉悟，促使他們帮助右派分子好好改造。各单位对右派分子的家属和子女应一視同仁，不应歧視。已經死亡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后，应通知他們的家属。 + +　　四、对于流散在社会上的右派分子，要进行一次清理。日前，有一些开除公职自謀生活或者自行离职流散在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平时无人管理和教育。现已登記的外地流入本市的右派分子有十五人（西市十一人，东市二人，北市二人）；本市外流的十二人，其中回乡自謀生活九人（工交二人，文教二人，政法一人，南市二人，西市二人），逃跑下落不明的三人（东市二人，西市一人）。对于这些人，应作一次清理。凡是分散在社会上的右派分子，由各区負责管理，并应給予生活出路。沒有档案材料的要向原地原单位索取。对于回乡自謀生活的右派分子，要将他們的材料轉去，并把他們的情况向所在地党、政組織介紹清楚。对于逃跑的右派分子，要迅速查清下落，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再进行处理。 + +　　（五、关于“反社会主义分子”問题，根据各单位回报，发现在劳动群众中被戴上“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的有二十七人（工交二十一人，文教三人，财贸一人，政法一人，西市一人）。有的是经过批准，有的并未经上級批，只是本单位在口头上宣布的。根据中央指示，不論是經过批准的或者未經上级批而单位口头宣布的，必須向本人讲清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应予取消。至于他們的問题，原来是什么錯誤，仍按什么錯誤处理。） + +　　六、在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中，仍要提高警惕。资产阶級右派分子，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分子，虽然党把他們当作内部問题处理，但实质上他們同劳动人民的矛盾仍是一种敌我性质的矛盾。这点必须认识清楚，不要认为现在給他們摘帽子和安排工作，而有所含混。要提高警惕，继续加强对右派分子的改造。 + +　　七、为了继续加强改造右派分子的工作，必须加强领导。我們意见，各部委，各党委（組）都要有負責同志管理此項工作；各党总支、支部由統战委員負責。并要指定人事部門的干部負責日常工作。同时建立必要的工作制度。各系统、各区委，每季度向領导小組回报一次改造右派工作的情况。领导小組办公室要經常检查政策执行情况，交流工作經验，提出改进意见。改造右派工作是党的一項政治任务，各級党委应把它摆在适当位置，并且加强对有关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凡是有右派分子的单位，应該采取积极态度，认真进行工作。 + +　　以上报告，如无不妥，請批轉各有关党組織研究执行。 + +　　 中共合肥市委改造右派工作领导小組一九六二年元月二日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发：省委，各区委，市委常委、各部委、工委，市属各党委（組）、总支、支部。共印一七〇份。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中共合肥市委办公室 一九六二年元月五日印发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来源：合肥市档案馆001-01-0176-012 + +　　· 来源： + +　　根据网络材料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2/000001.txt b/CCRD/1/0/12/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5256a63e518812ddcb5f1ebddc435727287a21c --- /dev/null +++ b/CCRD/1/0/12/000001.txt @@ -0,0 +1,137 @@ +# 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关于反右倾整风运动的初步检查和积极进行甄别工作的意见 + +## 通知 + +　　“关于反右倾整风运动的初步检查和积极进行甄别工作的意见”只发到各部党组、党委，是否发到司局和支部，由各部党组、党委根据本单位甄别工作的实际情况，自行决定。 + +　　文件中关于反右倾整风运动检讨部分，是为了承担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在运动指导上应负的责任，以便推动甄别工作的顺利进行。这个检讨还是初步的，希望各部通过实际的甄别工作，进一步开展讨论，提出意见，以便将来对1959年反右倾整风运动做出系统的全面的总结。 + +　　（此致各院、部、会（局）党委） + +　　 中央国家机关党委1962年4月10日 + +## 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关于反右倾整风运动的初步检查和积极进行甄别工作的意见 + +## （1962年4月10日） + +　　3月下旬，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召开了书记处扩大会议，对1959年中央国家机关反右倾整风运动进行了初步检查，对当前的甄别工作进行了讨论。现在把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分述如下： + +## （一） + +　　1959年中央国家机关反右倾整风运动是在觉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和中央指示下开展的。现在我们根据八届八中全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研究了当对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1959中央国家机关中开展一次反右倾整风运动是完全必要的。 + +　　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现代修正王义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他们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散布修正主义的毒素；国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与之相呼应，反对三面红旗，攻击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我们党内所出现的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觉集团，就是有国际背景的。彭德怀同志在我们觉内长期进行派别活动，阴谋篡党，是我党的一大隐患。在我们中央国家机关中，还有反党集团的追随者和支持者，例如，前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贾拓夫、前水电部副部长李锐、前轻工业部副部长宋乃德等，就是属于这样一些人。此外，有一些藏匿在我们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也趁此时机，混水摸鱼，兴风作浪，向党进攻。他们虽然人数极少，但危害很大。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指出：“全体党员，首先是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的领导干部和人民解放军的全体将领，必须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站稳立场，划清思想界限”。我们中央一级机关是制订政策和执行政策的首脑机关，又是高级干部集中的地方，为了保卫三面红旗，保卫党中央，为了肃清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在中央一级机关中的影响，我们必须开展一次反右倾的斗争。 + +　　同时，还应当指出：当时在中央国家机关中，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中，他们虽然基本上拥护三面红旗，但是由于分不清主流和支流，对某些问题有片面认识和糊涂思想，还有一些在大风浪里表现了暂时动摇的不坚定的人。这些同志需要经过批评教育，划清思想界限，站稳立场。机关中其他大量的党员干部，对于三面红旗这个新鲜事物也亟需通过整风学习普遍提高思想，统一认识，以便鼓足更大的干劲，完成党的政治任务。 + +　　中央国家机关党内进行反右倾整风运动的结果：第一，击退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肃清了彭黄张右倾机会主义反觉集团的影响，进一步揭发了他们的追随者和支持者，以及其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觉分子，此外，还清除了一些藏匿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从而纯洁了觉的组织。第二，广大的党员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使三面红旗深入人心，增强了对于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鉴别力和免疫力。最近三年来在国家困难面广大党员干部自觉的基础士，以和风细雨的方法，正确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划清界限，提高思想。对于犯有错误的同志，在严格的控制下，进行重点批判和帮助是必．要的，但应当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没有则不反，适可而止。这样，我们就会防止和减少许多缺点错误，就可能把这次反右倾整风运动搞得更好一些。但是，我们在领导运动的过程中，对党中央正确的方针和指示，研究不够，体会不深，贯彻不力，发生了斗争扩大化和斗争方法过火的严重错误，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事实上： + +　　第一，情况估计不切实际，扩大了斗争面。当时，我们对中央国家机关党内存在的右倾危险估计过于严重，大大超过了实际情况。还在运动的酝酿阶段，我们对机关党员干部的政治动向进行了一次分析，坚决拥护总路线的，约占60％；动摇怀疑的，约占30％；否定一切的（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约占5%。按照当时四万五千名党员的推算，属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即约有两千余名，这种估计，显然是过分夸大，不切合实际的。这样，在形势估计上存在的主观主义的错误，造成斗争面的扩大化，到1959年11月下旬重点对象竟高达4500名。现在，根据我们对外贸部、建工部、公安部、对外文委等四个单位158个专案甄别案件的调查：搞对的35名，占总数的22.2％；部分对部分错的18名，占总数的11.4%；完全错的103名，占总数的65.1％；未定案的2名，占总数的1.3％。事实证明，当时相当大的一部分重点对象的确定是缺乏根据的，这样就扩大了斗争面，也扩大了处分面。 + +　　第二，以主观推断的方法代替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对被批判对象不作全面分析，不问时间、地点、条件，罗列被批判对象的缺点片面夸大，提高到路线的高度、世界观的高度。在批判会议上只许批评，不许申辩，只许承认错误，不许保留意见，各种不同的意见没有同等的发言权，形成“一边倒”的空气，违反了“摆事实、讲道理”的原则。有的甚至发生了无中生有，张冠李戴，断章取义，歪曲夸大的严重错误。 + +　　第三，以强制压服的错误作法代替说服教育。对被批判对象，不加区别，不讲分寸，不注意适可而止，无限制地斗争下去，大会压，小会挤，打态度，揭历史，不满足主观框框的要求，不肯休止。结果形成了斗争得愈激烈愈好、批评得愈尖锐愈好、批判的范围愈大愈好的错误印象。有个别单位，甚至让斗争对象低头罚站，画丑化式的漫画，演侮辱性的活报剧等等，有的对被批判的同志完全采取了孤立与歧视的态度，严重地伤害了同志的感情，违犯了党内斗争“一看二帮”的原则。 + +　　职工这些过火斗争的行为，给党造成了不良的后果：堵塞了言路，使一部分党员顾虑重重，不敢讲话，不敢批评，窒息了党内民工，造成了党员与组织、党员与党员之间的关系不正常，损害了党内民主集中制，助长了“左”的情绪的滋长，挫伤了一部分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些，就是过火斗争所造成的后果。 + +　　为什么会发生斗争扩大化和斗争方法过火的错误呢?其主要原因是： + +　　我们没有深刻体会反右倾的斗争是两条道路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而党内斗争基本上是一种思想斗争，目的是为了教育犯错误的同志和教育全党，方法应当是和风细雨、耐心说服，而我们却内外不分，沿袭了反右派斗争时期的一些斗争方法。我们虽然主观上是为了保卫三面红旗，然而我们对中央的政策方针没有深刻的研究并领会其精神实质，因而在实际上却违背了中央规定的政策方针，脱离了党章原则，混乱了是非界限：对于否定一切、反对三面红旗的人，同基本上拥护三面红旗，在个别问题上有错误认识的人未加区别；对于原则性的错误，同非原则性的一般思想作风问题未加区别；对于背后进行宗派阴谋活动、攻击党的人，同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向党反映情况、讨论问题时发表不同意见、或者响应党的号召向党交心、善意的向领导提出批评建议的人未加区别；对于历史上屡犯错误、屡教不改、对党一贯心怀不满的人，同历史上犯过错误但已基本改正而又犯个别错误的人未加区别。这些就是产生斗争扩大化和斗争方法过火的重要原因，也是重要的教训。 + +　　产生上述的缺点与错误，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应负主要责任。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在领导反右倾整风运动方面，存在有以下问题： + +　　第一，头脑发热，对机关整风运动的领导也存在着“高指标、要求急”的错误。在对机关党内存在的右倾危险的形势估计上，大大超过了实际情况。当着运动开展起来以后，只片面地反对运动中右的温情主义，但是，却很少注意防止与纠正“左”的过火斗争的错误。主观上要求运动的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直线上升，一气呵成，不注意冷热结合，违背了波浪式前进的运动规律；同时，还坚持了某些不恰当的甚至是错误的做法（例如，把交心、的材料作为批判斗争的根据，横扫个人主义，揭历史；翻箱倒柜等），以致引起运动中的政策混乱和斗争过火的错误。 + +　　第二，主观片面，对机关整风运动的领导上，片面地强调大造声势，片面地强调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甚至追求大字报的数量，限期发动群众，和某些不确切的点名批评，对各部党组、党委的压力很大。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千差万别，我们却不注意调查研究，不注意区别对待，满足于一般化的领导，千篇一律。对于反映实际上已没有斗争对象了的单位，不加考察卸责各他们是“清水衙门”；对运动进展稍迟缓的单位，不体察下情，责备他们是“落后单位”；对要提早结束运动的单位，不问原因却要他们反对“差不多思想”或者要他们“打保险票”。总之，只能齐头并进，不作区别对待。上述斗争扩大化和斗争方法过火的错误是和这种主观主义、命令主义的领导作风分不开的。 + +　　第三，缺乏民主作风，不够谦逊谨慎。我们领导中央国家机关这样大的整风运动，应该充分发扬民主，认真走群众路线。但是，我们在运动中却缺乏民主，没有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会议开得不少，但很少正反意见齐鸣，反复讨论，耐心研究。至于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高价征求批评的精神更是缺乏。满足于表面轰轰烈烈的运动，不重视平时扎扎实实点点滴滴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以及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这种不深入实际和不民主的作风，妨碍我们及时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 + +　　对于1959年反右倾整风运动，现在仅作出如上的初步检查。 + +## （二） + +　　自1961年6月，中央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下达以来，中央国家机关各单位普遍进行了甄别处理的准备工作。在各部党组、党委的领导下，组织了专门的甄别队伍，对反右倾整风运动以来的案件进行了调查研究，摸清了情况，并且通过试点，甄别了一批案件，积累了不少经验。据1962年3月2日对中央国家机关49个单位的统计，反右倾整风运动中党组织有书面结论需要专案甄别的共计有1200名，其中： + +　　已经甄别完毕的有429名，占总数的35.8%。 + +　　正在甄别的有701名，占总数的58.4％（其中，专案组已提出初步意见的有258名）； + +　　尚未甄别的有70名，占总数的5.8％。 + +　　为了发扬党内民主，增强觉的团结，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目前，在中央国家机关中，应该加速甄别工作的进行，这不仅是客观形势的迫切需要，而且，从我们的主观力量来考察，也是可能的。经过十个月来的准备，特别是对于中央扩大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和学习，使我们有所遵循，积极开展甄别工作的条件，现在已经成熟了。为此，我们对于今后甄别处理工作，特提出以下意见： + +## 一、甄别工作的范围和重点 + +　　关于甄别的范围问题，遵照中央的指示，近几年来受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都应当列为甄别范围之内。但是，为了有领导有步骤的进行，则应当分期分批，有先有后。我们这次甄别工作的重点，是对反右倾运动以来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的甄别处理。这样，我们就可以集中力量，在今年5月底以前，将反右倾运动的甄别案件处理完毕，然后，再考虑近几年其他几次运动案件的甄别。 + +## 二、甄别工作的政策界限与处理原则 + +　　对反右倾整风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的甄别处理，必须严格按照党章以及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六十条的指示中所提出的原则，以这次中央扩大工作会议的精神以及中央规定的有关各项政策作为衡量是非界限的准则，对下列六类问题应当划清政策界限，给以不同的对待： + +　　（1）要分清敌我界限： + +　　凡是出身剥削阶级，或受剥削阶级深刻影响，并一贯保持同情剥削者、敌视觉和劳动人民的立场观点，经查明根据确凿而被划为阶级异己分子者，原处理结论不能改变；但对那些虽出身子剥削阶级家庭，在参加工作后，一贯表现较好，只是偶而犯了丧失立场或其它严重错误，因而划为阶级异己分子者，应予改正。 + +　　凡是经过查明事实，确实隐瞒了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应当根据中央关于肃反政策及审干政策的规定，专案处理，一般不应与工作中的错误并案处理；那种由于把工作中的错误与政治历史问题不恰当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加重了处分，或误划为反、坏分子的，应予改正。 + +　　凡是完全站在敌对阶级的立场上，欺压群众，为非作歹，违法乱纪，或者受剥削阶级思想的严重侵蚀，在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腐化堕落，屡教不改，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危害，而被划为蜕化变质分子者，原处理结论不能改变；但对那些仅有某些腐化行为，或犯有某些达法乱纪错误，其性质属于偶犯而被误划为蜕化变质分子者，应予改正。 + +　　凡是对明知地富反坏分子身分，有意隐瞒包庇，使之逃避群众斗争和法律制裁者，以丧失立场、包庇地富反坏分子论处，原处理结论不能改变；但对那些由于一时政治上麻痹，警惕性不高，或确因不了解情况，受到欺骗蒙蔽，轻信任用地富反坏分子而作为包庇地富反坏分子论处者，应予改正。 + +　　（2）要分清攻击三面红旗和基本上拥护三面红旗而犯有个别错误的界限： + +　　凡是系统地、多方面地在群众中散布右倾言论，从根本上反对三面红旗，因而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者，原处理结论不能改变；对那些基本上拥护三面红旗，曾经发表过若干错误言论，或者曾一度对三面红旗发生怀疑动摇，进行适当的批评，帮助其认识错误是必要的，但因此而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者，应当改变原处理结论。 + +　　凡是别有用，心地捏造事实，否定一切，散布流言蜚语，恶意攻击三面红旗，攻击党中央、毛主席而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者，原处理结论不变；对那些由于缺乏正确分析，对执行政策和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不适当的批评指责，片面夸大，情绪偏激，进行适当的批评帮助是必要的，但因此而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者，原处理结论应予改正。 + +　　（3）要分清政治原则性错误与非政治原则性错误的界限： + +　　凡是在技术措施问题、学术问题以及具体工作方法上的不同意见，即使是错误的意见和建议，不能引伸为政治原则问题进行批判处理，如果提高到路线斗争、政治原则的高度进行了批判斗争，甚至作为戴帽子、受处分的依据者，应当予以纠正。 + +　　凡是由于对国内暂时的困难认识不清，不识大体，不顾影响，发牢骚，讲怪话，应当进行正面教育，提高认识。如果因此而被提高到政治原则的高度进行了批判斗争，甚至作为戴帽子、受处分的依据者，应当予以纠正。 + +　　（4）要分清反觉反领导与根据觉的组织原则履行党员权利的界限： + +　　凡是背着党进行宗派阴谋活动，公开宣扬、散布与觉的政策、决议相违背的言论，并抗拒与阻挠党的政策、决议的贯彻执行，或者利用工作中的缺点，加以夸大歪曲，从根本上否定成绩，攻击觉的领导，经查明事实确凿，而被划为反觉分子者，原处理结论不能改变。 + +　　凡是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向党组织或领导人反映情况、提出建议、上告申诉，即使事实有出入，认识有片面，也是允许的，这种党员权利应当得到尊重和保护；如果因此而受到批判斗争，甚至以此作为戴帽子、受处分的依据者，应当予以纠正。 + +　　凡是在党的会议上，揭发党内不良现象，批评领导人的错误缺点，却使事实有出入，言词有不当，也是允许的，这种党员权利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如果因此市受到批判斗争，甚至以此作为戴帽子、受处分的依据者，应当予以纠正。 + +　　在同志之间，背后议论领导干部，说过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话，其性质不属于挑拨离间，污蔑诽谤，对这类自由主义错误进行批评教育是必要的，但因此作为宗派活动、反党反领导进行批判处理者，应当予以纠正。 + +　　（5）要分清思想作风问题与政治立场问题的界限： + +　　凡是在整风运动中，响应党的号召，主动向党交心，检讨交代自己的错误，即使认识有错误，检讨不深刻，也只能进行教育帮助，不能列为重点，进行批判斗争，更不应以检讨交代的材料作为处理的依据；至于主动交代违法乱纪政治原则性错误，一般也应当从轻处分或免予处分。 + +　　凡是革命意志衰退，一贯闹名誉、闹地位，消极怠工，生活腐化，使工作遭受到损失，确实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错误，列为重点受到批判是正确的；如果提高为路线斗争、政治立场的错误，应当改正过来。对那些一般的个人主义，骄傲自满等思想作风方面的缺点错误，应当放在党的日常组织生活中进行教育，不应在运动中列为重点进行批判，更不得作为处分的依据。 + +　　（6）要分清一贯性的错误与非一贯性错误的界限： + +　　凡是历史上多次犯过严重错误，已经作了正确处理，仍对党心怀不满，屡教不改，运动中又借机向党进行攻击的，应当联系历史，加重处分；但对那些历史上曾经犯过严重错误，已经基本改正，在运动中又犯有其它性质的错误，不应联系历史，作为加重处分的依据。 + +　　总之，甄别工作必须实事求是：凡是搞得对的，就不应该改；凡是部分错了的，就部分改，部分平反；凡是完全错了的，就完全平反，恢复名誉，恢复职务，但其受处分期间降低工资的部分，不再予以补发。个别生活困难的，可适当予以补助。 + +## 三、甄别工作的方法和步骤 + +　　甄别工作是一项既严肃又细致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甄别不要搞成运动，但必须走群众路线，强调发扬民主，允许党员讲话，尤其是要允许过去被批判的同志讲话，领导同志应当主动征求过去被批判同志的意见，设身处地的为他们想一想，体谅他们受委屈的心情，这是开展甄别工作的关键。同时，应当采取领导、专门队伍、群众三结合的方法，既要有扎实细致的调查研究，又要有广泛深入的思想酝酿，使甄别工作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 + +　　甄别工作应当有重点、有步骤、有区别地开展。对这次甄别对象，可分为两类，采取不同方法进行。 + +　　（1）对戴了帽子，受了处分，党组织已经作出正式结论的案件，必须建立专门甄别小组，进行专案甄别。对这一部分案件的甄别必须严肃认真，必须向有关方面作深入的调查，倾听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本人的意见），查清事实。在甄别小组提出初步意见后，应在适当的范围内进行充分讨论，经组织审批，再在原批判范围内公开宣布。 + +　　（2）对运动中受批判、帮助的同志，虽然没有正式组织结论，但运动中确有批判不当，斗争过火，伤了感情的，应当采取思想解疙瘩的方法，在党支部领导下，放在党小组内，通过政策学习，发扬民主，畅所欲言，划清界限，达到清除隔阂增强团结的目的。 + +## 四、甄别处理的审批手续 + +　　甄别处理结论应按组织手续审查批准，原来处理结论属那一级审查批准的，甄别处理结论仍由那一级审查批准。 + +## 五、档案材料的处理 + +　　凡是戴帽子、受处分作过正式组织结论的案件，经过甄别，全部平反或部分平反的案件，都必须作出甄别结论，连同原处理结论及甄别调查材料归入干部档案保存，其它材料一律撤销，个人思想检讨交干部本人处理。 + +　　反右倾运动中，干部所写的思想检查，如本人提出意见要求抽回，应当允许收回或重写。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2/000002.txt b/CCRD/1/0/12/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981dba2b7dfa6d8522820ca3dcd46a3a6393d08 --- /dev/null +++ b/CCRD/1/0/12/000002.txt @@ -0,0 +1,17 @@ +# 中共中央批发中央统战部《关于第二次全国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的报告》(摘录) + +　　第二，关于精简、安置和生活待遇问题 + +　　会议一致同意中央指示的原则：在精简中，对于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和右派分子，既不要抱着卸包袱的态度，借机一概推出不管，也不能特殊照顾，应当按照一般精简原则处理和安置。对其中生活无着和生活特别困难的，应适当解决。 + +　　据各地统计，在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和右派分子中，现在尚有保留公职仍在休整学习或者劳动的共约××人，需要进行安置；但是由于目前全国各地正在精简机构，分配工作确有实际困难。因此，对于这些人的安置方向主要是下放农村，具体方法如下： + +　　(一)凡是有条件回乡生产的，可以动员回家去谋生活的，可以允许回家，但是事先应同有关城市联系商量，办好回城手续，这些被精简回乡或者回城市是都应当按照一九六二年六月一日国务院《关于精简职工安置方法的若干规定》作退职、退休(退休仅限于摘掉右派帽子的出版系统的人员)处理，予以妥善安置。其中有一部分划为右派时，因受监督劳动处理而按生活费待遇(一般是每月二十元左右)的，如果折发的退职、退休费过低，可以酌予补助，使他们能够安家和生活下去。 + +　　…… + +　　(三)凡是没有条件回乡、回城市或本人自愿继续劳动的，可以留在劳动场所继续劳动，等候安置。其中按生活费待遇的，应当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改发工资；改发后的工资不应低于原来的生活费。 + +　　· 来源： + +　　《中国二十世纪通鉴（第三册）》，北京：线装书局，2002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2/000003.txt b/CCRD/1/0/12/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c4fa1a58702a48900692e5a94bf5e9c268d0cea --- /dev/null +++ b/CCRD/1/0/12/000003.txt @@ -0,0 +1,57 @@ +# 中共陕西省委批准省委统战部关于第二次全省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的报告 + +　　（西安市委、各地委、县（市）委，省委各部委、各党委、党组，并报中央、西北局：） + +　　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第二次全国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的报告已发给你们，望认真贯彻执行。 + +　　现将省委统战部关予第二次全省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的报告转发给你们。省委同意这个报告。请各地切实加强对右派分子的管理和改造。 + +　　如有不妥，请中央、西北局指示。 + +　　 中共陕西省委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 +　　（发至县、团级党委） + +## 关于第二次全省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的报告 + +　　（省 委：） + +　　我们于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召集西安市委、各地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祖负责人和省级有关单位的同志，传达了第二次全国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精神，汇报了去年第一次改造右派工作会议精神的贯彻执行情况，讨论了当前工作中的主要思想倾向及右派分子的动态，布置了今年摘右派帽子等工作。大家认为：一年来遵照中央正确的方针政策， 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改造右派分子工作的成绩是很大的。主要的是：在全省范国内进行了调查摸底工作，掌握了右派分子的基本情况，纠正了以往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摘掉二千四百二十五名右派分子的帽子（包括一九六二年八月底以前零星摘掉的），连同五九、六O两年摘掉帽子的一千二百六十二名，三年来共计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三千六百八十七名，占一九五七年全省实定右派分子七千五百七十八名的百分之四十八点六六；并对其中保留公职的二千八百一十四名中大约百分之八十左右纳入分配了适当的工作和安置；举办了右派分子学习班四十八处，有一千七百多名参加了休整学习，进行了形势教育、认罪教育，促进了对右派分子的改造与分化；同时清理了劳教中的一千二百五十名右派分子，其中解除劳教、摘掉帽子迁返安置处理了八百六十多名（现在继续留在劳教单位的还有三百八十多名）。会议最后由李齐夷同志作了总结。大家一致认为：中央第二次改造右派工作会议提出当前对待右派分子的策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适时的。经过会议学习讨论，与会同志从阶级分析观点出发，提高了觉悟，解决了当前改造右派分子工作的许多问题。会议开的很好。“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第二次全国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的报告”已经发至各县，我们这次会议上所讨论的问题，这个文件都已有了明确的指示．认真的学习和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我们的工作就一定能够做好。现在，将会议讨论中的几个具体问题的意见报告如下： + +## 一、关于第四批摘帽子的问题 + +　　一九五七年垒省共划前右派分子七千五百七十八名，-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三年共摘掉右派帽子的三千六百八十七名，再除去死亡、下落不明、按反坏分子处理，以及转出转入相抵后，全省现实有右派分子三千零四名。中央提出今年摘帽子比例控制在百分之四十左右，一般不超过百分之四十的控制指标，只作为县以上领导机关平衡掌握，就县以下具体工作单位说，应按实际情况，改造好几个摘几个，不必下达控制比例。对于每一个需要考虑摘帽子的右派分子，都要认真从严审查，够上中央规定的三条标准的就摘，否则，坚决不摘，决不要勉强凑数。 + +　　一九六二年摘帽子工作，要求于十二月底结束，并作出书面总结报告。 + +## 二、关予安置与生活待遇方面几个具体问题 + +　　对右派分子的精简、安置与生活待遇问题，中央的文件中已有明确规定。现根据中央规定的有关精神，对会议上提出的几个具体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 +　　l、对于保留公职而经过劳动教养的，在处理他们退职时，其工龄计算应当扣除劳动教养的时间。 + +　　2、对于保留公职在生产队监督劳动的，如果他们在生产队已经同社员一样分得了自留地，参加按劳分配，生产生活已有妥善安置的，可给办理退职手续，其中生活仍有困难的，酌情发给生产补助费。 + +　　3、对于拒绝接受组织处理，而自行离职自谋生活的，按自行离职处理，予以除名。 + +　　以上数种，如过去已经作了处理的，可不再变动。 + +## 三、关于举办休整学习班的问题 + +　　从去年九月会议以后，全省共举办右派分子学习班四十八处，现除个别地区外，绝大部分都已结束。鉴于全省现有一千七百多名保留公职的右派分子中绝大多数都已经过了休整学习，今后各地区一般可不再举办集中休整学习班。分配工作的由原单位加强教育改造，散布在城续和农村的，可利用工作间隙和农闲季节，采取伙食自带、政府给以少量补贴的办法，以县或区工委为单位短期集中，进行教育改造。在劳教单位的，可以单独编队劳动，采取生产忙时少学，闲时多学的办法，加强政治教育。 + +## 四、关于清查右派分子的档案材料问题 + +　　据反映，各地均有一部分散布在社会上的右派分子，所在地区不掌握他们的档案材料。为此，全省各地区各部门应普遍检查一次右派分子的档案，发现材料不全或者没有材料的，可向其原所在单位索寻。原所在单位未将材料寄出的应即寄出。右派分子的档案材料，必须妥为保管，不能丢失。在他们转移地区或部门时，必须同时将材料转去。考虑摘右派分子帽子时，必须弄清他们原来的定案材料，并结合原来定案材料，研究他们的悔改情况，作出可否摘帽子的结论。如其材料经过详细查找，确已遗失时，应向当时有关部门、有关人员调查了解对他们当时的定案情况，再考虑是否能摘掉帽子。否则，一般不要摘掉帽子。 + +　　以上意见如无不妥，请省委批转各地参照执行。 + +　　 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七日 + +　　已报：中央，西北局 + +　　已发：西安市委、各地委、县（市）委，省委常委各同志，省委各部委、各办公室，各党委、党组，档。 + +　　共印1102份 + +　　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机要室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印发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2/000004.txt b/CCRD/1/0/12/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032a26a1f9fcb1faf413c3c32e5f358a0216533 --- /dev/null +++ b/CCRD/1/0/12/000004.txt @@ -0,0 +1,57 @@ +# 中共陕西省委批准省委统战部关于第二次全省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的报告 + +　　（西安市委、各地委、县（市）委，省委各部委、各党委、党组，并报中央、西北局：） + +　　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第二次全国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的报告已发给你们，望认真贯彻执行。 + +　　现将省委统战部关予第二次全省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的报告转发给你们。省委同意这个报告。请各地切实加强对右派分子的管理和改造。 + +　　如有不妥，请中央、西北局指示。 + +　　 中共陕西省委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 +　　（（发至县、团级党委）） + +## 关于第二次全省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的报告 + +　　（省 委：） + +　　我们于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召集西安市委、各地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祖负责人和省级有关单位的同志，传达了第二次全国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精神，汇报了去年第一次改造右派工作会议精神的贯彻执行情况，讨论了当前工作中的主要思想倾向及右派分子的动态，布置了今年摘右派帽子等工作。大家认为：一年来遵照中央正确的方针政策， 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改造右派分子工作的成绶是很大的。主要的是：在全省范国内进行了调查摸底工作，掌握了右派分子的基本情况，纠正了以往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摘掉二千四百二十五名右派分子的帽子（包括一九六二年八月底以前零星摘掉的），连同五九、六O两年摘掉帽子的一千二百六十二名，三年来共计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三千六百八十七名，占一九五七年全省实定右派分子七千五百七十八名的百分之四十八点六六；并对其中保留公职的二千八百一十四名中大约百分之八十左右纳入分配了适当的工作和安置；举办了右派分子学习班四十八处，有一千七百多名参加了休整学习，进行了形势教育、认罪教育，促进了对右派分子的改造与分化；同时清理了劳教中的一千二百五十名右派分子，其中解除劳教、摘掉帽子迁返安置处理了八百六十多名（现在继续留在劳教单位的还有三百八十多名）。会议最后由李齐夷同志作了总结。大家一致认为：中央第二次改造右派工作会议提出当前对待右派分子的策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适时的。经过会议学习讨论，与会同志从阶级分析观点出发，提高了觉悟，解决了当前改造右派分子工作的许多问题。会议开的很好。“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第二次全国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的报告”已经发至各县，我们这次会议上所讨论的问题，这个文件都已有了明确的指示．认真的学习和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我们的工作就一定能够做好。现在，将会议讨论中的几个具体问题的意见报告如下： + +## 一、 关于第四批摘帽子的问题 + +　　一九五七年全省共划前右派分子七千五百七十八名，-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三年共摘掉右派帽子的三千六百八十七名，再除去死亡、下落不明、按反坏分子处理，以及转出转入相抵后，全省现实有右派分子三千零四名。中央提出今年摘帽子比例控制在百分之四十左右，一般不超过百分之四十的控制指标，只作为县以上领导机关平衡掌握，就县以下具体工作单位说，应按实际情况，改造好几个摘几个，不必下达控制比例。对于每一个需要考虑摘帽子的右派分子，都要认真从严审查，够上中央规定的三条标准的就摘，否则，坚决不摘，决不要勉强凑数。 + +　　一九六二年摘帽子工作，要求于十二月底结束，并作出书面总结报告。 + +## 二、 关予安置与生活待遇方面几个具体问题 + +　　对右派分子的精简、安置与生活待遇问题，中央的文件中已有明确规定。现根据中央规定的有关精神，对会议上提出的几个具体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 +　　l、对于保留公职而经过劳动教养的，在处理他们退职时，其工龄计算应当扣除劳动教养的时间。 + +　　2、对于保留公职在生产队监督劳动的，如果他们在生产队已经同社员一样分得了自留地，参加按劳分配，生产生活已有妥善安置的，可给办理退职手续，其中生活仍有困难的，酌情发给生产补助费。 + +　　3、对于拒绝接受组织处理，而自行离职自谋生活的，按自行离职处理，予以除名。 + +　　以上数种，如过去已经作了处理的，可不再变动。 + +## 三、 关于举办休整学习班的问题 + +　　从去年九月会议以后，全省共举办右派分子学习班四十八处，现除个别地区外，绝大部分都已结束。鉴于全省现有一千七百多名保留公职的右派分子中绝大多数都已经过了休整学习，今后各地区一般可不再举办集中休整学习班。分配工作的由原单位加强教育改造，散布在城续和农村的，可利用工作间隙和农闲季节，采取伙食自带、政府给以少量补贴的办法，以县或区工委为单位短期集中，进行教育改造。在劳教单位的，可以单独编队劳动，采取生产忙时少学，闲时多学的办法，加强政治教育。 + +## 四、 关于清查右派分子的档案材料问题 + +　　据反映，各地均有一部分散布在社会上的右派分子，所在地区不掌握他们的档案材料。为此，全省各地区各部门应普遍检查一次右派分子的档案，发现材料不全或者没有材料的，可向其原所在单位索寻。原所在单位未将材料寄出的应即寄出。右派分子的档案材料，必须妥为保管，不能丢失。在他们转移地区或部门时，必须同时将材料转去。考虑摘右派分子帽子时，必须弄清他们原来的定案材料，并结合原来定案材料，研究他们的悔改情况，作出可否摘帽子的结论。如其材料经过详细查找，确已遗失时，应向当时有关部门、有关人员调查了解对他们当时的定案情况，再考虑是否能摘掉帽子。否则，一般不要摘掉帽子。 + +　　以上意见如无不妥，请省委批转各地参照执行。 + +　　 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七日 + +　　已报：中央，西北局 + +　　已发：西安市委、各地委、县（市）委，省委常委各同志，省委各部委、各办公室，各党委、党组，档。 + +　　共印1102份 + +　　 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机要室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印发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2/000005.txt b/CCRD/1/0/12/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f133b681defb67f9352d5b1b06f3b887378f067 --- /dev/null +++ b/CCRD/1/0/12/000005.txt @@ -0,0 +1,15 @@ +# 中央组织部关于处理原来是党员的右派分子摘帽子后重新入党问题向中央书记处的请示 + +　　原广西自治区党委委员×××等五人，在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摘掉右派帽子。现在他们要求重新入党。区党委组织部请示这些人的重新入党是否要报经中央批准，是否需要预备期。估计别的地方也可能提出这个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对于接收原来是党员的右派分子摘帽子后重新入党的问题，需要作些原则规定，以便统一掌握。 + +　　一、这些人重新入党，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考察。应该严格遵照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中的规定办理，即：“原来是党员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帽子以后，一律不得恢复党籍；只有经过一个更长时间的考察，确实具备入党条件的，才可以接收他们重新入党”。对于这些人的考察，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必须着重审查他们在政治思想方面和工作方面的一时表现，对过去所犯错误真正有了认识，并且在实际行动中确实证明已经彻底改正，对一些重大政治问题能站在党的立场，服从党的领导，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只有在各方面确已具备党员条件，才可以重新入党。重新入党时，可以不要预备期。如果认为某些方面还需要进行审查，应该放在党外继续考察。 + +　　二、为了严格控制和掌握这些人的重新入党，批准入党的权限应该与党章规定的接收一般新党员的批准权限有所不同。我们的意见，可以根据他们原来的职务大体上按照各级党委管理干部的范围履行批准手续。对于原任职务是属于中央管理的干部，入党批准权限可以与中央局适当分工。原任职务是中央一级机关正副司局长以上的党员干部和原任省委书记、省长、副省长、省委各部部长、省人委厅局长、省群众团体的主任、书记、地委第一书记、专员等党员干部，其重新入党，由中央审查批准。原任省、市、自治区各部的副部长、人委副厅长、省群众团体副主任、副书记、地委副书记、副专员等党员干部，其重新入党，可由中央局批准，报中央备案。至于原任职务属于省、市、自治区以下各级党委管理的党员干部，其重新入党的批准权限，由省、市、自治区党委决定。 + +　　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批示。 + +　　 (注：此件经中央书记处审阅同意。) + +　　· 来源： + +　　原载《干审工作政策文件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3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2/000006.txt b/CCRD/1/0/12/0000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ce755c328c2c8c652b27bd14ba53c56a4059f47 --- /dev/null +++ b/CCRD/1/0/12/000006.txt @@ -0,0 +1,17 @@ +# 中共中央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 + +　　自从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央指示对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以来，各级党委对此已经进行了许多工作。凡是决心大、方法对的地方，进度就快、收效也大。经过甄别平反以后，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大大提高，党内团结大大加强，干群关系更加密切，有力地推动了当前的工作和生产。但是，目前还有一些地区和部门贯彻中央指示不力，有些负责干部对甄别工作重视不够，或者有抵触情绪，或者工作方法不对头，因此，甄别工作进度很慢。这对于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团结全党全民搞好工农业生产，克服当前的田难是不利的。中央认为，对于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必须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加强领导，加速进行。 + +　　当前甄别工作的重点，是县级以下的农村基层干部。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甄别平反的方法是由上一级党委派负责同志，帮助所在组织摸清被错批判和错处分的党员、干部的情况，召集他们开会、谈话，然后召开干部大会或党员大会、群众大会，宣布一律平反。其中即使有的有些轻微错误，也不要留尾巴。有关领导干部应该当场向被错批判错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道歉。上级党委应派人参加平反大会，说明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上级，号召御掉包袱，加强团结，搞好工作和生产。 + +　　机关、学校、工矿、企业中错批判和错处分的一般党员和干部，也应该采取上述办法平反。 + +　　上述办法，曾在军队中和有些地方采用过，它们的经验证明，这是一种最简便最见效的办法。 + +　　在历次运动中被搞错或搞过了而应予平反的人，从数量上说，以基层干部和一般党员为最多。他们的问题比较简单，是应该而且可能采用比较简便的办法加以处理的。如果对他们的问题不迅速处理，对于调动这批为数很大的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是很不利的。只要迅速解决了这批大量人的平反问题，就可以集中力量比较快地解决县以上一些人的甄别平反工作了。 + +　　以上通知，请你们研究执行，并将进行情况报告中央。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2/000007.txt b/CCRD/1/0/12/0000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f880c026e8cd756a9383bec3e4c06cbda134f8b --- /dev/null +++ b/CCRD/1/0/12/000007.txt @@ -0,0 +1,121 @@ +# 中央统战部关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向中央的报告 + +## [此件已经中央批准。] + +　　我们于4月23日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5月21日结束。这次会议根据周思来同志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讨论了当前统一战线的形势、任务和主要工作。一致认为，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对当前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已经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明确的规定，是我们今后一段时期内工作的指针。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和领会这个报告，统一认识，加强工作，切实地全面地贯彻执行。 + +　　目前国内的政治形势是好的。全国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侨胞和其他爱国人士，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努力进行了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同时，经受了国内外各种风浪的严重考验，继续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这表明我国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这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能够顺利地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的根本保证。 + +　　现在，国家在经济方面还有严重的困难，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还是十分艰巨的。这种情况，牵涉到统一战线的各个方面，在各种关系上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这几年来，在处理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归侨关系等方面的工作中，发生过一些同中央政策和毛主席思想相违背的严重缺点和错误，妨碍了相当一部分党外人士的积极性。这对于加强人民内部的团结，顺利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都是不利的。因此，我们党必须主动调整关系，发扬民主，加强团结，加强教育，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协同一致，克服当前困难，完成调整国民经济的十项任务，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胜利。这是当前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心任务。 + +　　为了实现这个中心任务，根据会议的讨论和中央书记处的指示，我们认为必须切实做好以下主要工作： + +　　（一）调整关系，正确处理当前几个突出问题 + +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必须认真调整同知识界、工商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宗教界、少数民族、归国侨胞以及其他爱国人士的关系，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 + +　　第一，在精兵简政、压缩城镇人口的措施下，做好对各界党外人士的安置工作。 + +　　目前有些地区，已经把一部分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和其他党外人士下放农村，或者精减回家，引起了他们很大的震动。根据经验，在精减工作中，如果不适当掌握，就很容易把这些人挤掉。我们应当根据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切实贯彻“包下来、包到底”的政策，妥善安置，把他们稳定下来。 + +　　（1）对于在职的资产阶级工商业者（指1956年参加公私合营的大、小资本家、资本家代理人和有定息的其他私方人员，全国约七十六万人，下同）和他们的家属（妻或夫），不要下放农村。个别因家在农村、确系自愿下乡的，可以同意；但不能强迫或者动员他们。已经下放的，如非本人自愿，应该调回。 + +　　对于因关厂而精减下来的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必须和职工一视同仁，妥当安置，务使每个人都有着落，不能推出了事。对于并掉的企业，执行精简任务的时候，不要专在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头上打主意。因关厂、并厂而必须精减下来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分子，不要下放农村；应当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和他们的工作能力，区别对待，对其中有技术能力的，应当转厂录用；有业务专长的，可以安排为顾问或其他适当职务；一时确实不能安置的，在等候处理期间，如果因为工资打折扣，生活发生实际困难，可以由工商联从互助金中给以补助。 + +　　在保留下来的企业中，一般不要精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属于年老、体弱、多病或者失去劳动能力的，可以根据1962年4月17日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处理资产阶级工商业者退休问题的意见”，让他们退休，或者放在编制之外，准其请长假。个别企业因为工商业者过分集中，原单位对他们安排确有困难的，主管部门应该负责就地通盘调整，妥善处理。 + +　　在精简机构中，对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安置，各级党委统战部应同工商联和民建会组织专门小组，协助有关业务部门，进行研究，提出建议，并对执行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 + +　　（2）对于县和县级以上的各界代表人物，不精减、不下放。对某些必须调整的，应当在其他单位安排相应的职务，不要降低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 + +　　（3）对资产阶级子女的升学，应当根据本人政治表现和考试成绩来决定，不要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子女而有所歧视。对不能升学的子女，应当同劳动人民的不能升学的子女同等对待。 + +　　第二，做好甄别平反工作。 + +　　1958年以来，各地在历次运动中错误地批判、斗争了一批党外人士。例如：在整风交心运动中，根据人家自己交心的材料，对一部分人给了处分或者划为右派分子。在“拔白旗”运动中，把不少知识分子当作“白旗”拔了。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中央和毛主席曾宣布在党外人士中不进行反右倾运动，但是有的地方、有的单位还是斗争了一批党外人士。这些错误，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增加了他们同党的隔阂。近来有些单位，实事求是地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效果很好。但是，还有不少单位对甄别平反工作决心不大，进展迟缓，有的还有抵触，根本没有进行。有的处理方式简单，没有经过认真甄别、分清是非。我们认为： + +　　（1）必须坚决地、迅速地进行甄别平反工作。凡是在交心运动中受到处分或者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应当一律平反；在拔白旗、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斗争、处分或者戴了帽子的，凡是批判错了或者基本错了的都应该平反。凡是平反的，应该摘掉帽子，恢复原来的工作或者安排其他相当的职务。在做法上，应当参照中央1962年4月27日“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的精神，对一般非党人员，也采取召开会议、宣布平反的简便办法；对中上层党外人士，则必须逐个甄别、逐个处理，并且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 +　　（2）对在1958年以来其他运动中受过重点批判、处分或者戴了帽子的党外人士，经过甄别，证明完全错了或者基本错了的，也应坚决予以平反，不要拖尾巴。 + +　　（3）对党外人士的甄别平反，建议由党的各级监委主管，统战部和其他有关部门加以配合。 + +　　第三，做好对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和右派分子的安置工作。 + +　　在当前精减人员和压缩城镇人口的情况下，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和右派分子的工作和生活，发生了很多新的问题：正在劳动或者休整学习、等待处理的，无法安置，有些单位对他们干脆推出不管，有的被遣返其他地区，报不上户口，生活无着。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势必影响社会秩序，并且在统一战线内部，也会产生不良影响。各级统战部应当迅速协同有关部门做好这项工作。 + +　　（1）对目前正在休整学习一时无法安置的，可延长休整学习时间。目前仍在劳动的，应该停止劳动，休整学习，或者改为半学习半劳动，主要是要和对待其他同等的工作人员一样，保证他们必要的物质生活和劳逸适当结合。休整学习期间所需的费用，可以列入国家开支，专款报销。对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和右派分子，已经分配了工作的，如果认为需要精减时，暂时不动。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的安置办法，由中央统战部研究后报中央批准实行。 + +　　（2）对于已经解除劳动教养和需要遣返其他城市的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和右派分子，应当暂留原地，设法维持他们的生活，等候处理。建议以公安部为主，组织部、统战部和劳动部参加，迅速共同拟定对他们的处理办法，报中央审批。 + +　　对已经遣返回城市的，应该准许他们报上户口。 + +　　（3）对右派分子的家属和子女，应该根据中央原有的规定，按照他们本人的情况对待，不要称为“右派家属”、“右派子女”。在就学、就业、生活等方面，不要歧视。 + +　　（二）加强合作，改善同党外人士的共事关系 + +　　改善合作共事关系，是调整关系中一项经常的大量的工作。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党外人士的进步和作用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因而使用和帮助也不够，常常是敷衍应付，或者冷在一旁，或者课以责任，却不给予必要的权力和条件等等。这对于调动党外人士的积极性，掀起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专业高潮，都是不利的。应该认识，党外知识分子具有比较丰富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专长，一部分人还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尖端；工商业者中不少人具有经营管理经验和技术能力；各界民主人士具有一定的政治代表性。他们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可忽视的力量。我们必须切实改善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认真实行毛主席的指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 + +　　改善党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关键在于重申中央历来有关合作共事关系的政策和规定，教育全党干部认真执行。并且要结合新的情况和经验，制定改善合作共事的规章制度。 + +　　今后应当： + +　　（1）要充分估计党外人士的进步和作用。对他们的政治思想和业务能力，进行经常的、全面的了解，对于有一技之长的，应该用其所长，给以信任，使他们真正有事可做，能够贡献知识和经验为社会主义服务。对于确无工作能力或专长，而又无代表性的，不要借安置滥竽充数地提拔或者招收录用。 + +　　（2）贯彻有职有权的原则，切实尊重党外人士的职权，给以必需的工作条件，给以必要的支持，使他们能够履行职责，并且帮助他们做出成绩。 + +　　（3）根据他们的政治和业务条件，分别适当安排。对于几年来表现较好，政治上有作用，工作上有能力的人，应当根据工作需要积极地大胆地提拔。 + +　　（4）必须实行民主合作，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学习。要经常向他们交代政策。关心他们的工作、思想和生活，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纠正缺点，提高政治思想水平。 + +　　（5）工作条件、功过赏罚、表扬奖励、培养提拔等，应当一视同仁。对党外人士的工作成绩，应当有多少就算多少，该表扬的就表扬。决不要抹煞他们的成绩，更不能把他们的成绩，算在党员干部的账上。 + +　　（6）要同他们交朋友、交诤友，多谈心，多往来。采取“神仙会”①的方式，经常举行座谈，交换关于合作共事关系的问题和意见。 + +　　注① “神仙会”是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一次会议上讲的，是对党内而言的。在暂时困难时期，我们把神仙会的方式运用到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获得成功。“神仙会”的基本特征就是党领导下的“三自”和“三不”。即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以此来达到敞开思想，讲心里话，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三自”的“自”是个集体。实行“三自”就是主要依靠集体的努力，来解决他们的政治思想问题。 + +　　（三）发扬民主，认真实行互相监督的方针 + +　　近几年来，在同党外人士关系上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不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不同他们商量办事，不是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进行说服教育，而是常常粗暴地进行斗争，强制压服；对民主党派和有关团体的工作，多是把持包办，只强调学习和改造的一面，忽视它们代表合法利益和互相监督的作用。所有这些，使不少党外人士不敢说真心话，使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受到损害。 + +　　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和有关团体包罗了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能够广泛地反映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动向和意见。它们同样是发扬人民民主的重要组织形式。充分发挥这些组织的积极作用，切实贯彻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互相监督的方针，是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一项重大任务。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必须在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其他爱国人士中，走群众路线，认真发扬民主，实行互相监督，才有利于我们全面地考虑各方面的意见，正确地制定政策；才能使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统一认识，统一意志，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达到高度的集中。 + +　　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真正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必须创造条件，逐步养成风气。这就需要： + +　　（1）各级党委要认真地而不是形式地运用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和有关团体的力量，采取自由、活泼的方法和多种多样的形式，广泛联系各阶层人士，活跃民主生活，开展统一战线活动。要组织党外人士进行视察、参观访问和调查研究，更多地接触实际。要注意运用这些组织进行协商工作，以便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吸取他们有益的意见。同时，要在这些组织中，适当开展学术性的活动，以促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 + +　　（2）各级党委要主动创造条件，鼓励党外人士敢于讲真话，如实反映情况，积极代表他们所联系的阶级、阶层的合法利益和要求；要乐于听取不同意见，以至于听逆耳之言，真正做到“言者无罪”、“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对他们提出的批评和建议，要认真对待，认真处理，决不可敷衍应付，不能解决的，也要说明理由，对不正确的意见，要耐心说服教育。 + +　　（3）各级统战部是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对于人民政协、民主党派以及有关人民团体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只能依据党的方针政策办事，严格遵守与党外人士协商办事的原则，尊重他们的职权，切实纠正把持包办的错误做法。在这些组织中工作的党员，应当积极地宣传党的政策，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帮助党外人士共同贯彻执行，决不允许以领导者、改造者自居。 + +　　实现上述要求，必须先在党内坚决地同违反民主集中制的现象进行斗争，教育党员干部养成民主作风，真正做到放下架子，谦虚谨慎，以平等待人，密切同党外人士的联系。党内干部的思想问题不解决，在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 + +　　（四）组织学习，帮助党外人士逐步改造世界观 + +　　（1）继续进行时事政策教育，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这对于帮助党外人士认清大势，增强信心，经受考验，起了重要作用，过去作得很有成绩。根据中央1962年4月24日关于传达周恩来同志在人大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的通知，当前，应该在各界党外人士中普遍传达和讨论这个报告。认真向党外人士说明当前政治经济形势的真实情况，交代党的方针政策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要进行适当的和诚恳的自我批评，结合着学习可以组织他们进行视察、参观和调查研究。 + +　　（2）加强对党外人士的政治理论教育，继续办好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校和工商讲习班。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办了四百三十所社会主义学院和政治学校，到1961年12月止，有十四万以上的人参加学习。同时，各地还举办了工商讲习班，轮训了约百分之三十的大、中工商业者。这对于提高他们的理论政治水平，起了显著作用。今后应当坚持办下去，并且要办得更好。 + +　　（3）在学习方法上，不论是离职或者在职的学习，都要贯彻自觉自愿、独立思考、自由辩论的原则，采取“神仙会”的方法。思想改造只能逐步提高，决不可操之过急。 + +　　* * * * + +　　实现上述任务的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要求： + +　　第一，各级党委继续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把统战工作列入工作计划和议事日程，定期讨论和检查。党委的领导干部要多同党外人士接触，亲自出面做统战工作。 + +　　第二，认真总结经验，检查政策，改进作风，纠正一切“左”的或者右的倾向，当前主要是纠正“左”的错误。对统一战线各个方面的工作，凡是能够制定章程和工作条例的，应当制定出来。 + +　　第三，各级党委要在干部尤其是有关的基层工作干部中，有计划地通过会议、报刊、党校和训练班等，进行统战政策的宣传教育。此外，还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帮助党外干部首先是他们中的骨干分子提高政策思想水平。 + +　　第四，必须反对分散主义，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不得违反，不得擅自修改。如果有不同的意见或者认为需要修改时，也必须事先向中央清示报告，听候中央决定，不得自行其是。 + +　　第五，各级统一战线工作部，应当认真检查工作，发扬成绩，纠正缺点和错误，改进工作方法。要坚持进行调查研究，如实反映情况，提出问题和意见；要善于总结经验，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要在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下，加强同有关部门的协作，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同一切违反统一战线政策的倾向进行斗争。 + +　　现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任务是更加重了，各级统战部和统战系统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应该保持现有的机构和干部力量。目前有些地方在精兵简政的工作中，已经开始削减统战工作干部甚至砍掉地、县一级的统战机构。根据1961年10月的统计，各级统战部和统战系统的工作人员，约计三万三千五百人，其中：各级统战部约五千七百人，民族事务委员会系统约二千六百人，侨委系统约三千人，宗教局系统约五百六十人，人民政协机关约二千五百人，政治学校约一千三百人，各民主党派机关约二千九百人，工商联机关约一万五千人。干部数量本来就不多，并且质量较弱。我们的意见：各级统战部的机构都要保留。干部力量不要削弱，质量比较弱的要适当加强。过去调走的骨干，必要时还要归队。各级民委、侨委、宗教局、人民政协和政治学校、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机构和干部，不要精减。这次精简中，统战部和统战系统的机构被砍掉的，要予以恢复。工商联的编制，建议同各民主党派一样，单独建立一个编制系统，由国务院编制委员会和全国工商联直接掌握。 + +　　关于民族工作会议所讨论的有关民族、宗教方面的问题，已另有报告。侨务工作方面的问题，也拟另案报告。关于十二年来统战工作的经验总结，我们将在会议之后进行。 + +　　· 来源： + +　　《历次全国统战会议概况和文献》（1950-1987）， 北京：华文出版社，1998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2/000008.txt b/CCRD/1/0/12/0000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c574ad7d6d6d7b52f00a618d7a0cb314ddd7d47 --- /dev/null +++ b/CCRD/1/0/12/000008.txt @@ -0,0 +1,13 @@ +# 内务部关于毕业生中反对社会主义分子及其他坏分子工作考察期满正式分配工作以后评定工资级别问题的复函 +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办公厅：） + +　　四月二十七日函悉。 + +　　关于毕业生中反对社会主义分子及其他坏分子工作考察期满正式分配他们的工作后的工资待遇问题，经我部和有关部门共同研究，认为这一部份毕业生，都经过了一段较长时间的改造而且表现较好，为了有利于对他们继续进行改造，他们的工资级别，应该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规定，按照他们所任职务结合各方面的表现予以评定。在具体掌握时，一般的可以按照一般毕业生在见习期满后正式评定工资级别的水平评定。此复。 + +　　 一九六二年六月一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2/000009.txt b/CCRD/1/0/12/0000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4d3e80c945ad791b354ed9c0af6b1192cab824b --- /dev/null +++ b/CCRD/1/0/12/000009.txt @@ -0,0 +1,43 @@ +# 中共中央批发中央统战部关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报告(摘录) + +　　…… + +　　当前，为了保证顺利完成调整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关系，发扬人民民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团结一切爱国的人们，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克服困难，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 +　　……这几年来，在处理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和归侨关系的方面的工作中，发生过一些同中央政策和毛主席思想违背的严重缺点和错误，妨碍了相当一部分党外人士积极性。加强人 + +　　民内部的调整关系，发扬民主，加强团结，加强教育，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高举三面红旗，协同一致，克服当前困难，完成调整国民经济的十项任务，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这是当前统一战线的工作的中心任务。 + +　　为了实现这个中心任务，根据会议的讨论和中央书记处的指示，我们认为必须做好以下主要工作： + +　　(一)调整关系，正确处理当前几个突出问题 + +　　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必须认真调整同知识界、 工商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宗教界、少数民族、归国侨胞及其他爱国人士的关系，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 + +　　第一，在精兵简政、压缩城镇人口的措施下，做好对各界党外人士的安置工作 + +　　目前有些地区，已经把一部分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和其他党外人士下放农村，或者精简回家，引起他们很大的震动。根据经验，在精简工作中，如果不适当掌握，就很容易把这些人挤掉。我们应当根据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确实贯彻“包下来、包到底”的政策，妥善安置，把他们稳定下来。 + +　　第二，做好甄别平反工作 + +　　一九五八年以来，各地在历次运动中错误地批判、斗争了一批党外人士。例如，在整风交心运动中，根据人家自己交心的材料，对一部分人给处分或者划为右派分子。在“拔白旗”运动中，把不少知识分子当作“白旗”拔了。在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中，中央和毛主席曾经宣布在党外人士中不进行反右倾活动，但是有的地方、有的单位还是斗争了一批党外人士。……我们认为： + +　　(1)必须坚决地、迅速地进行甄别平反工作。凡是在交心运动中受到处分或者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应当一律平反；在拔白旗、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斗争、处分或者戴了帽子的，凡是批判错了或者基本错了的都应该平反。…… + +　　(2)对在一九五八年以来运动中受过重点批判、处分或者带了帽子的党外人士，经过甄别，证明完全错了的或者基本错了的，也应坚决予以平反，不要拖尾巴。 + +　　(3)…… + +　　第三，做好对摘右派帽子的人和右派分子的安置工作 + +　　在当前精简人员和压缩城市人口的情况下，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和右派分子的工作和生活，发生了很多新的问题：正在劳动或者休整学习、等待处理的，无法安置，有些单位对他们干脆推出不管，有的被遣返，并且在统一战线内部，也产生不良影响。各级统战部应当迅速协同有关部门做好这项工作。 + +　　(1)对目前正在休整学习一时无法安置的，可以延长休整学习时间。目前仍在劳动的，应该停止劳动，休整学习，或者改为半学习半劳动，主要是和对待其他同等的工作人员一样，保证他们必要的物质生活和劳逸结合。休整学习期间所需要的费用，可以列入国家开支，专款报销。对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和右派分子，已经分配了工作的，如果认为需要精简时，暂时不动。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的安置办法，由中央统战部研究后报中央批准实行。 + +　　(2)对于已经解除劳动教养和需要遣返其他城市的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和右派分子，应当暂留原地，设法维持他们的生活，等候处理。建议以公安部为主，组织部、统战部和劳动部参加，迅速共同拟定对他们的处理办法，报中央审批。 + +　　(3)对右派分子的家属和子女，应该根据中央原有的规定，按照他们本人的情况对待，不要称为“右派家属”、“右派子女”。在就学、就业、生活等方面，不要歧视。 + +　　· 来源： + +　　原载《干审工作政策文件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3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2/000010.txt b/CCRD/1/0/12/0000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872b9d0124802b0636a091bc3e2cf4c1c3ec79a --- /dev/null +++ b/CCRD/1/0/12/000010.txt @@ -0,0 +1,47 @@ +# 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团中央书记处关于高等学校学生甄别工作的报告 + +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军委党政：） + +　　中央同意教育部党组、团中央书记处关于高等学校学生甄别工作的报告所提出的意见，现发给你们参照执行。实事求是地做好对学生的甄别平反工作，是一个关系到调动广大学生积极性和改进对青年的教育工作的重要问题。对学生的甄别工作应该采取比一般脱产干部更宽一些的方针，方法应当更简便一些。各级学校中错批判和错处分的一般党员、干部和教员，也应当采取上述简便办法平反。各级党委应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认真，加速进行。 + +　　（发至高等学校党委、县委党委） + +　　 中央一九六二年七月十日 + +## 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教育部党组、团中央书记处关于高等学校学生甄别工作的报告 + +　　（中央：） + +　　一九五八年以来，高等学校学生中被批判、处分的人相当多。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的毕业生和现在在校的三、四、五年级学生共约一百万人，其中被批判、处分的学生约占百分之十五，共约十五万人左右。其中以双反交心、拔白旗、红专辩论、教育革命、反右倾、反坏人坏事运动中批判的人最多，约占被批判、处分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七以上。去年六月中央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下达后，许多学校对学生的甄别问题很重视，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效果很好。很多学生心情舒畅，积极性大大提高，团结有所增强。 + +　　目前的主要问题，是不少学校决心不大，政策界限不清，掌握偏严，方法不对头，因而工作进度很慢。部分学校有的该甄别的没有甄别。在已甄别过的人当中，很多应该平反的没有平反。给甄别对象留“尾巴”的现象更普遍。有些学校把甄别工作不搞群众运动理解为不走群众路线，只由少数脱产干部和班干部“秘密”进行，不征求群众的意见，不向群众宣布平反。这些作法都是不对的。 + +　　为了更好地调动广大学生的积极性，增加团结，帮助干部树立良好的工作作风，促进学校形成又有民主、又有集中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必须把学生的甄别工作迅速做好。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 +　　一、根据中共中央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七日通知的精神，高等学校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学生，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方法是摸清被错批判、错处分的学生的情况，召集他们开会、谈话，然后召开群众会议，宣布一律平反。 + +　　二、在双反交心、拔白旗、红专辩论，教育革命、反右倾、反坏人坏事运动中，被批判、处分错了的学生占绝大多数。这些运动，有些是界限不清、方法不当；有的运动本身就是错误的(如拔白旗)；或者是只应该对个别的人进行适当的教育，不应该在学生中搞斗争运动的(如反右倾、反坏人坏事运动)；或者只应该说道理，不应该给反对者戴帽子的(如红专辩论，教育革命)；或者因为向党交心(这是好事)，反而被当作坏人斗争的。因此，凡是在上述运动中被批判，处分的学生，除了其中极少数人确系反革命分子或品质十分恶劣屡教不改分子，经学校党委审查同意不予平反者外，其余应该一律予以甄别平反，去掉各种政治帽子，取消所给处分。即使有的学生有些轻微错误，也不要留“尾巴”。 + +　　在反右派后期的整党整团运动和一九五八年以来日常学习生活中，确系错批判、错处分的学生也应该甄别平反。 + +　　一九五八年以来开除学籍和勒令退学的学生，凡是处分错了的，要取消处分，发给肄业证书，并加以妥善安置。条件许可的学校，个别的可以允许复学。 + +　　三、甄别工作要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向群众交代政策，征求群众的意见。作法应当成批地进行。学校党委和系党总支应当帮助班级干部摸清错批判、错处分的人数及其情况，找甄别对象谈话。然后由系党总支召开群众会议宣布平反，当场向被平反人道歉。学校党委要派人参加会议，说明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上级，号召加强团结，搞好学习。班级还可召开团结会和谈心会，班干部要主动和平反对象搞好关系，消除隔阂。 + +　　四、已经离校的错批判、错处分的毕业生一般由原来所在学校根据上述精神负责进行甄别平反，现在所在单位应负责协助。如果原来所在学校已经撤销或者因其他特殊情况，进行甄别确有困难，则由现在所在单位负责甄别平反。对于尚未安排工作的错批判、错处分的毕业生，应当根据条件妥善安排他们的工作。 + +　　五、被甄别平反学生的有关批判材料，由学校人事部门统一负责销毁。本人写的交心、检查材料也可以退给本人。 + +　　六、甄别工作已经结束的学校，要进行复查。应届毕业生和进行调整学校的学生的甄别工作必须在学生离开学校以前完成。 + +　　做好甄别工作的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干部教育。学校党委的主要领导干部要亲自主持这项工作，组织干部认真学习党的有关指示，要正确保护干部的积极性，领导上要主动承担责任，同时教育干部从革命利益出发，以团结为重，实事求是地辨明是非，勇于承认和纠正错误，切实改进工作。 + +　　另外，对于在中等专业学校和高中受过错批判、错处分的学生，可参照上述精神，采取更宽一些的方针，进行甄别平反。已经离校的错批判、错处分的中等学校毕业生，一般由原来所在中等学校负责甄别平反，其办法参照第四条。少数中等学校学生曾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应该一律去掉右派帽子。 + +　　以上意见，如果中央同意，请批转各地执行。 + +　　 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七日教育部党组、团中央书记处 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五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2/000011.txt b/CCRD/1/0/12/0000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de1e9f96bea6c6386b7cdd3ccd1bee8ef61ab16 --- /dev/null +++ b/CCRD/1/0/12/000011.txt @@ -0,0 +1,37 @@ +# 中共四川省委批转省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反社会主义分子问题的请示报告 + +　　省委同意省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反社会主义分子处理问题的请示报告，转发你们迅速研究执行，力争在今年国庆节前后处理完毕，十月底能将尾数扫清。 + +　　 中共四川省委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日 + +## 关于反社会主义分子问题的请示报告 + +　　一、全省在1957年1958年，农村、城镇、街道和其他基层单位的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经过群众批判斗争戴了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的约有××万人左右，事实证明，社教运动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成绩是很大的，但另一方面由于我们作这一工作缺乏经验，干部政策水平不高，调查研究不够，在某些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因而发生了不少错斗、错戴现象。 + +　　二、根据中央在工人农民中不戴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和已经戴了应该宣布取消的指示精神，同时本人及其子女普遍要求处理他们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的问题的要求，我们认为有必要结合当前的适当工作，对反社会主义分子彻底清查处理工作，特就我省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处理，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 +　　一、处理原则 + +　　1、对工人、农民、独立劳动、城市贫民、小商贩、乡以下基层干部、武装民警、学生和国营企业单营业员、售货员中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当参照中央1962年4月27日“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通知”的精神，由有关单位和基层党组织召开会议宣布取消并应认真作好团结教育工作，原来未在群众中宣布过的只在有关干部和本人讲清楚，今后不再以反社会主义分子对待。 + +　　2、对国家供给的区以上机关干部、小学教师、医生和企业单位职工中本人成份资产阶级分子或其他剥削阶级分子的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对劳动教养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均应参考摘右派分子的“三个条件”摘帽处理。但要具体掌握上可以从宽对待。 + +　　对上述人员中经领导提出群众反映或本人家属申诉需要进行甄别的人以及第一条所列人员中，原属乡社干部、党团员的人均应实事求是进行甄别，对于确实批错了的，应报原批准单位党委审查报准予平反，原来是干部的应根据目前情况安排适当工作，原来是党团员的，原则上应恢复其党团籍。 + +　　3、对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分子，在处理他们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问题，应在群众中宣布，今后仍按他们原来身份对待，不再称“反社会主义分子”。 + +　　二、组织领导 + +　　处理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问题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和相当细致复杂的工作，这项工作量大、牵涉的面很广、情况很复杂、政策性强，因此要求各级党委切实加强领导组织和督促有关部门抓紧适当时期，尽快地进行处理，并做好善后工作，否则对于调动这批为数很大的劳动人民和干部积极性是很不利的。 + +　　通过这次办理工作，对于劳动人民范围的应该采取一风吹的精神，不留尾巴，对属于摘帽范围没有摘掉帽子的少数反社会主义分子，今后在管理对待问题上均可参照对右派分子有关规定执行。 + +　　为了便于工作，建议这一工作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可由党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统一负责并责成基层党组织自行贯彻执行，同时党委各部门和政法民政有关部门应按照分级归口的原则和分工密切配合搞好这一工作。 + +　　希望各市、地、州委能于1962年10月底前，将这工作基本处理结束，并作出总结报省委。 + +　　 中共四川省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2/000012.txt b/CCRD/1/0/12/0000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72b6ea7fc921116e38d09a8638df4238c8b01e7 --- /dev/null +++ b/CCRD/1/0/12/000012.txt @@ -0,0 +1,15 @@ +# 中央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个问题的复示 + +　　（中央统战部并平杰三、李楚离、张子意、章夷白、凌云同志：） + +　　你们七月二十六日“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及所附平杰三等同志关于安置右派分子的意见，已悉。中央同意你们今年八月下旬召开一次关于处理右派问题的工作会议，检查工作，和再给一批确实已经表现悔改，或者有相当悔改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的意见。此外有以下三点，请你们注意： + +　　一、对右派分子不应当一般地提出甄别平反问题，只是对于其中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即确实不曾有过右派言论、行动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但是报告中所提：“如果……右派分子本人和其家属要求甄别的(包括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应该进行甄别”的意见，是不妥当的。这样做起来，实际上会搞成一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普遍的甄别，或者对很多右派分子进行甄别。这是没有必要的，也是对党和人民不利的。 + +　　二，右派分子在摘掉帽子以后，如果表现很坏，怙恶不悛，应该在审查确实后，选一部分恶劣的，再把右派帽子给他们戴上。 + +　　三、在精简中，对右派分子，既不要抱着卸包袱的态度，借机一概推出不管，也不能特殊照顾，应当按照一般精简原则处理和安置。对其中生活无着和生活特别困难的，应适当解决。 + +　　· 来源： + +　　原载《干审工作政策文件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3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2/000013.txt b/CCRD/1/0/12/00001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8fa0c7bef76e486631cfa6cfe3815d30445331 --- /dev/null +++ b/CCRD/1/0/12/000013.txt @@ -0,0 +1,11 @@ +# 内务部政府机关人事局关于右派分子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 + +　　（云南省人民委员会人事局：） + +　　十一月二十六日(62)人资字第090号函收悉。关于右派分子工龄计算问题，应该按照一九六一年全国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上的精神处理，即：凡未开除公职的右派分子，他们受处分期间的工作和劳动时间，可以计算为工作年限(连续工龄)。 + +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2/names.txt b/CCRD/1/0/12/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7b199480edc330d2673d485e1cc02af79040dba --- /dev/null +++ b/CCRD/1/0/12/names.txt @@ -0,0 +1,14 @@ +中共合肥市委批轉市委改造右派工作領导小組关于1961年摘右派分子帽子工作情况的报告 +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关于反右倾整风运动的初步检查和积极进行甄别工作的意见 +中共中央批发中央统战部《关于第二次全国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的报告》(摘录) +中共陕西省委批准省委统战部关于第二次全省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的报告 +中共陕西省委批准省委统战部关于第二次全省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的报告 +中央组织部关于处理原来是党员的右派分子摘帽子后重新入党问题向中央书记处的请示 +中共中央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 +中央统战部关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向中央的报告 +内务部关于毕业生中反对社会主义分子及其他坏分子工作考察期满正式分配工作以后评定工资级别问题的复函 +中共中央批发中央统战部关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报告(摘录) +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团中央书记处关于高等学校学生甄别工作的报告 +中共四川省委批转省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反社会主义分子问题的请示报告 +中央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个问题的复示 +内务部政府机关人事局关于右派分子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3/000000.txt b/CCRD/1/0/13/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6f1edc96864c8452d6624674da4633a2cebe084 --- /dev/null +++ b/CCRD/1/0/13/000000.txt @@ -0,0 +1,31 @@ +# 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回国留学生甄别工作问题的请示报告”(节录) + +　　中央批示：中央同意教育部党组“关于回国留学生甄别工作问题的请示报告”，现发给你们参照执行。 + +　　对这几年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回国留学生的甄虽，应根据全错的全平，部分错的部分平，没有错的就维持不变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认真细致地去进行。经过甄别，对于那些工作安排确实不当的，应进行适当和可能的调整，以便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 +　　一九五八年以来，在国外留学生中，进行过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文件学习(未开展反右派斗争)、红专学习、交心运动以及寒暑假政治学习。毕业留学生回国后也组织过政治学习。……根据最近一部分回国留学生向我部提出的申诉和我们重点调查北京几所有回国留学生的高等学校和研究所的情况看来，其中有些人是批判、处分错了，有些人的处分重了。 + +　　按照去年六月中央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和今年七月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团中央书记处关于高等学校甄别工作报告的精神，我们认为，对一九五八年以来；在政治学习和政治运动中受过批判、处分的回国留学生，也应进行一次甄别，以便增强团结，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现提出如下建议： + +　　一、关于甄别工作的领导：回国留学生的甄别工作，本应由原单位负责进行，但当时在国外学习的留学生大部分已毕业回国，原来的留学生支部，有的不存在了，有的换了新人，回国留学生的档案材料已转回国内。因此，驻外使馆已无法进行甄别。教育部因为没有保存这些人的材料，同时这些人又分散各处，甄别也有困难。根据这一特殊情况，我们建议回国留学生的甄别工作，由现在的工作单位负责。这样做的好处是，需要甄别的留学生的档案和有关材料都在他们那里，可以就近查阅，这些人回国后的情况，他们都了解，可作为甄别时参考。同时，一个单位内真正有问题而要甄别的留学生，估计最多只有三、五个人，甄别的任务并不繁重。经我们征求一些单位的意见，他们都同意接受这一工作。从个别单位已经进行甄别的情况看来，他们对每个留学生的问题，都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一般都还做得认真细致。 + +　　二、关于甄别范围。应该甄别红专学习、交心运动和政治学习中受到批判处分的回国留学生。 + +　　在一九五七年底和一九五八年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文件学习中，受到批判、处分的留学生，不进行甄别。凡是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受到组织纪律处分的留学生，也不进行甄别，如有人提出申诉，应按监察工作手续办理。 + +　　历年来因各种问题被中途遣送回国的留学生，看来都是必要的，当时均以工作需要为辞调回国内，因此，除了在红专学习、交心运动和政治学习中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应该进行甄别外，其他的一律不进行甄别。． 三、甄别处理的原则。总的原则应遵照中央有关指示进行。但鉴于留学生是在国外学习，对国内情况不够了解，出国前多数是青年学生，政治上缺乏锻炼，在学习和运动中，对党的方针政策产生一些错误的思想和言论也是可能的。加上他们出国后住地分散，使馆不能直接掌握，过去组织的一些学习和运动，一般都由留学生支部具体领导，因此，就可能会发生一些偏差。根据以上情况，对留学生的甄别应该采取比干部稍宽的精神。另一方面考虑到留学生在运动中所受的批判、处分多半与本人在组织纪律、男女关系和对外活动等方面的缺点和错误有关，这些问题在国外环境下，应该要求严格一些。因此，甄别这些问题时，应根据当时国外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实事求是的慎重的进行个别甄别。不要不加分析的对过去的处分一律否定，也不要对批判、处分确实错了的不予纠正。 + +　　四、甄别方法。由于有些回国留学生是在国外受到的批判、处分，回国后又未向群众宣布，因此甄别工作不必经过群众，由所在单位党委直接负责。在调查核实情况的基础上，所在单位党委应实事求是的负责作出书面甄别结论，向本人交代清楚，做好思想工作，最后将甄别结论和有关调查材料，并归入本人档案。至于审查批准手续，可按照处分党团员干部批准权限的规定办理。 + +　　五、对错批判错处分的回国留学生，如因其受到批判、处分而工作安排不当或未分配做原学专业工作者，应在甄别后，由其所在工作单位或所属业务部门适当调整和妥善安排他们的工作。 + +　　六、各有关单位在进行回国留学生甄别工作时，如遇到情况复杂、需向国外调查了解或带有政治性的较大问题，可与教育部联系解决，我们将积极协助各有关单位，共同做好这一工作。 + +　　以上意见，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执行。 + +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3/000001.txt b/CCRD/1/0/13/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c2316f1d828e50b12c3484eb829f99a5d9663ff --- /dev/null +++ b/CCRD/1/0/13/000001.txt @@ -0,0 +1,51 @@ +# 中央批转公安部党组关于继续完成中内层清理工作的意见(节录) + +　　中央批示：中央同意公安部党组关于继续完成中内层清理工作的意见。最近几年，确有一批反革命分子又钻到我们内部来了，同时，还发现有新的反革命分子。因此，凡是没有清理而又必须清理的机关、企业、学校，认真地进行一次肃反清理，是十分必要的，各级党委应当重视这一工作。 + +　　鉴于目前即将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肃反清理工作一般可放到五反运动后去进行。但是，在五反运动中，应当设置必要的专门机构，有专人负责，有意识地收集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反革命线索和材料。并对肃反清理对象进行摸底排队，搜集和查证材料等准备工作，以便在五反运动结束后进行中内层的肃反清理工作。现将公安部党组的报告发给你们，请根据当地情况进行具体部署。 + +　　(一)自从一九六○年九月中央批准开展肃反(清理)的计划以来，各地陆续进行了清理工作。……一九六一年以来，由于各种任（325）务很多，城市又在精简职工，许多地方，许多单位，有意识地推迟了清理工作。一九六二年，随着阶级斗争的起伏，反革命分子有一个很大的暴露，许多重大的现行反革命案件都牵涉到内部人员，有的还是党员和干部，就是已经清理过的单位，也新发现了一些反革命分子。这些材料说明，暗藏在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总的数量虽然不算太大，但仍然还有一个可观的数量，而且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比例甚大，危害也很大。因此，继续完成清理中内层的工作，把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彻底清查出来，是当前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 +　　(二)这次清理的范围，应当包括所有机关、军队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工薪人员，以及学校的教职员工。凡是没有进行清理的，必须纳入规划，继续进行清理，已经进行清理但不彻底的，应当进行复查。首脑机关、重要厂矿、尖端科学部门、广播电台、电讯部门和其他要害单位，要特别认真地进行这一工作。 + +　　大专学校应届毕业生的政治审查工作，仍然由学校党政领导负责，按照通常的方式进行，不列入这次清理的范围。 + +　　(三)这次清理的主要对象是下列五种人： + +　　一，漏网的特务，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坏分子； + +　　二，经过宽大处理又重新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 + +　　三，反革命阶级基础中滋生出来的新的反革命分子； + +　　四，劳动人民中蜕化变质的新的反革命分子； + +　　五，里通外国的叛国分子。 + +　　所谓新的反革命分子，是指那些没有历史反革命身份但有反革命破坏行为的人。有下列反革命破坏行为之一的人，应当定为新的反革命分子：(1)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打倒共产党、推翻人民政府为目的，组织反革命集团，张贴或散发反革命标语传单，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以及制造反革命谣言的；(2)在战备时期，配合敌军行动，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的；(3)组织或积极参加反革命武装暴乱（326）的；(4)叛国投敌的；(5)主动和特务机关、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联系，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的；(6)出卖国家机密的。 + +　　在认定历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时候，仍然应当根据一九五六年三月十日党中央批准“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以及一九五七年六月批准的“补充解释”两个文件的有关规定，具体分析，正确判定。 + +　　(四)根据两年来的经验，这次清理工作应当继续坚持党委领导和群众路线，采取摸底排队、调查研究和专案侦察相结合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案一案地查清问题，进行处理。发现重大专案，应当在党委领导下，组织专案小组，专案专办。在开展肃反清理工作的时候，应当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现实材料，在群众中正面地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提高广大干部职工的革命警惕性；但一般不开展肃反的群众运动，不普遍地公开号召群众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也不要把肃反清理对象交给群众搞面对面的斗争。 + +　　(五)对于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罪恶严重、民愤很大的现行犯以外，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继续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 + +　　一，在首脑要害部位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一律迅速调离，根据具体情节分别地妥善处理。一般单位也要边查清边处理，不能及时处理而又有危险的分子，要加强控制，防止破坏。 + +　　二，对于进行各种破坏活动，证据确凿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不管他们有没有历史反革命罪行，也不论是否已经发现他们同敌特的组织联系，都应当根据情节轻重和坦白认罪的程度，依法分别给予劳动教养、管制、判刑等不同的处理。 + +　　三，对那些经过宽大处理又重新犯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当从重处刑。 + +　　对于仅仅是隐瞒了历史罪恶、没有进行现行破坏又能彻底坦（327）白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可以从宽处理。 + +　　四，对于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凡是有教育意义的，都应当有意识地把他们当作反面教员，在一定范围的群众中公布案情，发动讨论，教育群众，提高警惕。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选择典型案件，在内部召开适当规模的宣判大会。 + +　　五，对于清查出来的特务，反革命嫌疑分子，要继续审查，或者布置侦察；在要害部位的应当一律先行调离。 + +　　(六)肃反清理工作应当坚持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方针，既要彻底清查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又要防止误伤好人。为此，必须加强各级党委对这项工作的直接领导和控制。建议由各级党委的一位负责干部挂帅，组织肃反清理领导小组，吸收公安保卫、组织、人事、检察、法院和监察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参加，具体主持清理工作。肃反清理的日常工作可由政法机关办理。还需要调配适当数量的政治上可靠的肃反干部(主要从开展清理的本单位抽调)，加以必要的训练，组成专门队伍。各级领导应当亲自掌握一两个单位，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办法，分期分批地进行。 + +　　根据中央开展五反运动的指示，我们考虑肃反清理一般放在五反运动结束以后进行。在五反运动中，应当对肃反清理对象进行摸底排队，调查材料，积极做好准备，同时注意做好安全保卫工作。发现有现实危害的反革命分子，可以个别先行处理。凡是应该清理的企业、机关、学校，在五反运动基本结束的时候，随即用一段时间，集中进行肃反清理工作。经过清理的一切单位，都要注意加强经常的保卫、保密工作，严密人事制度。各省、市、自治区应当争取在一九六四年内基本上完成清理任务。至于那些具体单位需要清理，那些可以不再清理，用什么方法清理，统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规划，报告中央局批准并报中央备案。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3/000002.txt b/CCRD/1/0/13/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564a4313f8315d33c75ff9669a7f9d6f86a3ab5 --- /dev/null +++ b/CCRD/1/0/13/000002.txt @@ -0,0 +1,51 @@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的处理的通知 + +　　据北京市反映，今年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有极少数政治上反动的学生，一贯坚持反动立场，进行反革命活动，恶毒地攻击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三面红旗，大肆攻击党的反修正主义斗争，气焰十分嚣张。这些政治上反动的学生人数虽少，但其对我猖狂进攻的程度，已经相当甚至超过反右斗争中的极右分子。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认为，这些情况，是近几年来国际国内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在高等学校的必然反映。北京市的高等学校有这样的情况，全国高等学校也必然同样有这样的情况。对这一小撮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必须抓紧时机，通过揭发和批判，对他们进行严肃认真的处理，这对于打击反动气焰，划清敌我界限，提高阶级觉悟和在全国范围内纯洁干部队伍，都是十分必要的。 + +　　这些政治上反动的学生，按其言论行动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 + +　　（一） 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活动，一贯污蔑和攻击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三面红旗；污蔑我党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有些反革命小集团甚至妄图簒夺党的领导权。有的企图投敌叛国。 + +　　（二） 一贯坚持修正主义的反动立场，自称是赫鲁晓夫和铁托的忠实信徒，系统散布修正主义观点，十分恶毒地攻击我党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明目张胆地表示要站出来和我们斗争到底。有的恶毒地谩骂党中央的领导人，公开宣扬“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比社会主义好”，甚至策划逃往外国。 + +　　（三） 出身反动家庭，直系亲属被我镇压、判刑或管制，对党有刻骨的仇恨，叫嚣要为他们的亲属“伸冤”、“报仇”，甚至企图行凶，狂吠要“打倒共产党”。有的怀恨在心，反动言行十分隐蔽、阴险，企图长期潜伏，扬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 +　　（四） 有些右派分子和摘了帽子的右派分子，表现极坏，不仅妄图对过去的右派言行进行翻案，并且继续散布反动言论。 + +　　二、 在这些应届毕业生中，除了有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罪行重、民愤大的，应该由公安部门逮捕法办外，属于以上四种类型的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应该在学校做完毕业鉴定以后，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揭露和批判。对他们一律不发毕业证书，不分配工作，并且分别情况进行处理： + +　　（一）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者，应该放到农场实行劳动教养二年至三年： + +　　1. 有反动言行，情节恶劣，态度顽抗的，有的又组织反动小集团而无悔改表示的； + +　　2、对党有刻骨仇恨、图谋报复的； + +　　3、一贯的、系统地坚持修正主义立场、观点，情节严重，态度恶劣的； + +　　（二）属于下列情形之一者，应该放到农场实行劳动考察二年至三年； + +　　1、一贯坚持修正主义立场，观点，在经过批判后，确有悔改表现的； + +　　2、反动小集团中的主要成员，情节虽较严重，但确有悔改表现的； + +　　3、已经摘了帽子的右派分子，坚持反动立场，表现很坏的。 + +　　（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中实行劳动教养或劳动考察的，应该按其错误严重程度，分别给以党纪和团纪处分。 + +　　四、 对于有某些反动观点和修正主义观点的应届毕业生以及对三面红旗有某些不满情绪的应届毕业生，或者即使某些情节比较严重，但是未发展到对党进行攻击的应届毕业生，都不要进行批判、处理，主要采取批判教育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 +　　五、 关于批判处理这些政治上反动的应届毕业生的控制数字、批准权限和批判处理权限： + +　　（一）进行批判处理的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必须严格控制在千分之二左右。（这是一个大体的规定，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可以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具体掌握。各学校党委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切勿勉强凑数。） + +　　（二）对这些政治上反动的学生进行批判和实行劳动教养、劳动考察，都必须经过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批准。 + +　　（三）在学校范围内，对这些政治上反动的学生的批判和处理，都必须在学校党委亲自领导下进行，不能把这种权力下放给总支和支部。 + +　　六、对于实行劳动教养和劳动考察的学生，一律只发给低标准的生活补助费。对他们的管理和教育，仍由教育行政部门和所在学校负责。具体的领导和管理方法，由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 +　　附上北京市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的七个例子，供各地参阅。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3/000003.txt b/CCRD/1/0/13/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ac8295abe5b5bd8a61cd701065b68f7f5edb3a3 --- /dev/null +++ b/CCRD/1/0/13/000003.txt @@ -0,0 +1,29 @@ +#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摘掉右派帽子的学生复学问题向中央并华北局的请示报告 + +　　中央批示：中央同意《北京市委转报清华大学党委关于摘掉右派帽子的学生复学问题的请示报告》。现将这个报告转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 +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一日 + +　　关于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的右派学生摘掉帽子以后申请复学的问题，清华大学党委提出如下意见：(一)今年要求复学的，必须符合下列条件：政治表现良好，所在单位同意复学；符合新生入学的体格标准；未婚；年龄不超过30岁；经过复学考试合格。(二)明年以后摘掉右派帽子的，一律不再复学。(三)今年不符合复学条件的和明年以后摘掉右派帽子的，由所在单位安排工作；有的单位不能安排时，由北京市有关部门统一考虑处理。准备采取上述办法的理由是：第一，这些学生离校已经五年半以上，他们对于某些基础学科已经有些遗忘，而学校的教学计划也已经有所改变，今后都来复学，学校很不好安排。第二，这些学生长期没有摘掉右派帽子，从他们的政治情况考虑，也不宜全部复学，再予大力培养。加以他们年龄已经很大，有的还要逐渐承担家庭负担。这不仅是清华大学一个学校的问题，其他学校也有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清华大学党委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他们提出的办法也是可行的，拟予同意。现将他们的报告送上。当否请批示。 + +　　 中共北京市委 + +## 清华大学党委关于摘掉右派帽子的学生复学问题的请示报告 + +　　现在对于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的右派学生摘掉帽子以后申请复学的问题，请示如下： + +　　1958年2月处理右派分子时，我校有108个右派学生受到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处分，由市委统一安排到京西矿务局、北京第二建筑公司三处、北京电机厂等十几个厂矿企业监督劳动，每月由学校发给生活补助费。1960年9月，由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与市委工业部共同研究确定，将他们的编制全部转到各个厂矿，由各厂矿分配工作，改发工资，或继续劳动，由厂矿发给生活补助费。这108人中，有12人由于进行反革命活动，已经法办或劳动教养，取消学籍；1人在劳动中，由于矿井事故死亡；37人已经摘掉右派帽子，按照中央规定复学。今年又有11人摘掉帽子，正在申请复学。还有47人未摘帽子。 + +　　这些人摘掉帽子以后，一般还都要求复学。我们考虑，第一，这些人离校已经五年半以上，学校的教学计划已有改变，他们对于某些基础学科已有一些遗忘，今后都来复学，学校很不好安排；第二，这些人长期未摘帽子，从他们的政治情况考虑，也不宜全都复学，再予大力培养。加以他们年龄已经很大，有的还要逐渐承担家庭负担。因此，关于他们复学的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 +　　一、对于今年要求复学的11人，我们只拟接受其中比较好的复学。条件如下：(1)摘掉右派帽子后，政治上表现良好，所在单位同意复学；(2)符合新生入学的体格标准；(3)未婚；(4)年龄不超过30岁；(5)经过复学考试合格。 + +　　二、明年以后(即右派处理的六年以后)摘掉右派帽子的人，一律不再复学。 + +　　三、今年不符合复学条件的和明年以后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由所在单位安排工作；有的单位不能安排时，由北京市有关部门统一考虑处理。 + +　　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指示。 + +　　 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 +　　 来源：根据《中共北京市委重要文件汇编》刊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3/names.txt b/CCRD/1/0/13/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b1cca3886df99c09ce25085e4bd3f0f42512f0b --- /dev/null +++ b/CCRD/1/0/13/names.txt @@ -0,0 +1,4 @@ +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回国留学生甄别工作问题的请示报告”(节录) +中央批转公安部党组关于继续完成中内层清理工作的意见(节录)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的处理的通知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摘掉右派帽子的学生复学问题向中央并华北局的请示报告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4/000000.txt b/CCRD/1/0/14/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8f4d8452ffd0253dc5a1cd52f8bf52e5f3088c4 --- /dev/null +++ b/CCRD/1/0/14/000000.txt @@ -0,0 +1,43 @@ +# 中共西北局对甘肃省委关于夹边沟劳教人员清理情况和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复及附件 + +　　各地委、自治州委、兰州市委，各县(市)委： + +　　现将西北局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对甘肃省委关于夹边沟劳教人员清理情况和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复”及省委的请示报告一并发给你们，请遵照办理，希望各地抓紧该案的清理工作。 + +　　 中共甘肃省委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 +## 对甘肃省委关于夹边沟劳教人员清理情况和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复 + +　　（甘肃省委：） + +　　一月四日电悉，西北局同意省委关于夹边沟劳教人员清理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意见。 + +　　 中央西北局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 +## 甘肃省委关于夹边沟劳教人员清理情况和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 + +　　（西北局：） + +　　为了从酒泉夹边沟劳教人员大批死亡的事件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遵照西北局的指示，于去年四月开始，对该场的全部劳教人员的定性和处理，采取内部清理的方法，列为专案，进行了清理。目前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原送该场劳教的共二千三百六十九人(其中反革命分子八百九十八人，坏分子四百三十八人，右派分子八百八十七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六十八人，贪污、违法乱纪分子七十八人)，已经清理了一千三百九十四人的问题，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四。对这些人的清理结果：原定性和处理都正确的为一千一百三十四人，占已清理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一点三四；原定性或处理有错误的为二百四十八人，占百分之十七点八，其中，定性和处理都错了的为一百四十五人，占百分之十点四，定性正确，但不应该劳动教养的一百零三人，占百分之七点三八。 + +　　这一时期，各地对清理工作一般是重视的，有的地方前一时期进展较慢，省委已要求各地继续抓紧进行，并派干部下去作了督促检查，争取尽快完成任务。据汇报和检查，在清理工作中，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明确，现将这些问题和我们的意见报告如下： + +　　(一)关于清理的方法问题：从这一段清理的情况看，多数人的档案材料比较齐全，可以通过审阅材料弄清问题，但有相当一部分人(约占百分之三十五左右)的档案材料很不齐全或者关键性的问题不清楚，还有根本没有档案材料的，给清理工作带来了一些困难，问题很难落实。有的地方提出，是否可以公开进行清理，即除了翻阅材料外，采取类似甄别案件的作法，材料不清楚的，通过调查、找本人谈话等方式加以落实。我们考虑到，这样作虽然可以搞得细一些，但是很可能引起一九五七年划的其他右派分子借机翻案的后果，对工作是不利的，因此，仍应坚持内部清理的原则。对于少数档案材料不齐全和无档案材料的人的问题，主要依靠原处理单位的党组织、领导干部和当时主管反右派斗争的同志座谈了解，力争把问题搞清楚，但不对外公开。 + +　　(二)完全搞错了的是否公开宣布改正？现在已经查清有少数人完全搞错了，公开宣布改过来，也可能有某些副作用，但是既然已经查清完全搞错了，不改过来，也是不好的。我们意见，对这类人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加以改正，个别的向本人宣布，恢复名誉，其中已经死亡了的，也应当向其家属宣布，以维护党的政策的严肃性。对于原定性正确、不应该劳教的人，可以宣布解除劳动教养，按规定适当从宽予以安置，原处分决定不再改变。 + +　　(三)关于鉴别原定右派分子错与不错的政策根据问题。我们认为应当按照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中央批发中央统战部关于第二次全国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的报告中的有关规定精神办事，即：“对于其中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即确实不曾有过右派言论、行动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至于什么是右派言论、行动，什么不是右派言论行动，应当按照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衡量。但是对原属可划可不划而已经划为右派分子的，不再改变，表现好的，可以摘掉帽子。 + +　　(四)对已经死亡的右派分子，除了生前在劳教中抗拒改造、表现极坏的以外，一般都可宣布摘掉右派帽子，以利于教育争取其家属。其他右派分子摘帽子问题，按照中央规定的三条标准办事。 + +　　以上妥否，请指示。 + +　　 中共甘肃省委一九六四年一月四日 + +　　已抄：各常委、孝慈、练成、成湘、国瑞、秘书长、各部委，各党委、党组，存档。 　　　　　　　　共印一○六○份 + +　　 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机要室一九六四年二月三日印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4/000001.txt b/CCRD/1/0/14/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fb13c6393e6bb380aee29817d39911b9e3aaee3 --- /dev/null +++ b/CCRD/1/0/14/000001.txt @@ -0,0 +1,27 @@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继续处理高等学校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的通知 + +　　去年暑假，各地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的处理的通知》，已经对一小撮政治上反动的毕业生进行了处理，通过揭发和批判，打击了他们反动气焰，从而使广大师生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并且清理了毕业生的队伍。无论从政治影响上，或者从教育效果上，都充分证明此项措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此类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已经进行处理的，仅仅是当时毕业生中的那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仍然留在学校内部。对于这些反动学生，中共中央、国务院认为，当前必须继续贯彻去年发布的关于处理反动毕业生通知的精神，区别不同情况，采取适当方式进行处理，进一步教育广大师生，从而保证学生队伍的纯洁。为此，通知如下： + +　　（一） 对一九六四年暑期高等学校毕业生中的政治上反动的学生，仍需继续按照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此项问题的通知，进行处理。去年处理反动毕业生的时间较仓促，有些学校因为平时对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缺乏深入的了解，工作做的不够细致，少数学校还没有来得及进行。为了做好今年的处理工作，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立即着手总结去年处理反动毕业生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通过调查研究，对一九六四年暑期的毕业生的思想政治情况，做好摸底工作，并且制定处理本地区的应届毕业的政治上反动的学生的规划，报经中央局批准后执行。目前距离暑期还有半年，时间比较充裕，又有去年的经验，很可以把这项工作做得更细致、更深入。使教育的效果大大提高一步。 + +　　一九六四年的春季，高等学校还有四千多名毕业生，人数虽然少，但是对其中政治上反动分子，不能让他们滑过去，仍然应该按照中央和国务院去年通知中的规定，认真进行处理。 + +　　一九六四年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的处理工作，在原则上应该同毕业鉴定工作分开，不应该混在一起。处理工作可以放在毕业鉴定之前，以保证毕业鉴定工作的正常进行。 + +　　（二） 在非一九六四年毕业的在校学生中，有些极猖狂、极反动的分子，也必须进行处理。这主要是打击那些极少数的政治上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动分子，即属于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反动毕业生的通知所规定的实行劳动教养那一类（有反动言行，情节恶劣，态度顽抗的，有的又组织反动小集团而无悔改表示的；对当有刻骨仇恨、图谋报复的；一贯地、系统地坚持修正主义立场、观点，情节严重，态度恶劣的）中的极反动的学生，不要扩大打击面。对这部分极反动学生的处理，应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掌握，并且严格审批名单。此项处理工作，可以和一九六四年暑期应届毕业的政治上反动的学生的处理工作统一进行。 + +　　（三） 在非一九六四年毕业的在校学生中，出了上述极少数 政治上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动分子以外，对其余有某些反动思想的学生，主要应该进行深入的、细致的思想改造工作，不必急于对他们进行组织处理。因为这部分学生一般年纪较轻，今后接受教育改造的机会也较多。只要他们不拒绝教育改造，就应该采取耐心帮助的态度，争取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改正错误。因此，对这些学生，主要应该认真摸清他们的政治情况和思想情况，具体分析他们变坏的原因，然后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问题，对症下药，逐个进行挽救。总之，我们既不能对他们的错误熟视无睹，也不能抱着推出了事的态度，而必须进行长期的工作，帮助他们认识错误，使他们迷途知返，重新走上正确道路。 + +　　（四） 从去年暑期处理应届毕业的政治上反动的学生的工作中，反映出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由于招生的政治审查不严，一些思想政治上反动、不符合政治标准的考生混进了学校；一是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对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改进和加强，还没有摸出一套比较成熟的办法，政治工作干部数量少，质量低，远远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有鉴于此，今后除了继续贯彻执行去年七月中央和国务院的通知，认真做好政治上反动的学生的处理工作以外，更重要的是，还要从根本上考虑和加强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和大力改进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问题。例如高等学校是否要设立政治工作机构，政治工作干部如何配备，等等。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通过调查研究，认真考虑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关于今年的招生工作，请高等教育部提出具体改进的意见。 + +　　（五） 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在劳动教养和劳动考察期间的管理办法，原教育部已经有规定。今后高等教育部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反动学生所属的学校，都必须认真负责地做好这些学生的教育反管理工作，使他们在群众的监督和帮助下，通过劳动，得到教育和改造，争取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能改造好，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高等教育部必须指定专人负责管好这一工作，定期进行检测教育和管理的状况，并报告中央宣传部。各地党委和人民委员会应该切实监督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和有学校，做好这一工作。 + +　　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以上各点，结合本地区情况加以研究，制定本地区处理政治上反动的学生的规划，报中央局批准执行；同时，对今后如何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问题，经过研究，提出具体方案，报送中央局。在今后处理政治上反动的学生的工作告一结束之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写出总结报告，分报中央局和中央宣传部。 + +　　（发至高等学校党委） + +　　 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二日发出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4/names.txt b/CCRD/1/0/14/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38b4b7c2ec8ba4a26eabdd444345df979f35862 --- /dev/null +++ b/CCRD/1/0/14/names.txt @@ -0,0 +1,2 @@ +中共西北局对甘肃省委关于夹边沟劳教人员清理情况和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复及附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继续处理高等学校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的通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5/000000.txt b/CCRD/1/0/15/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81a86ef98216022a3d183a3ee8630fa84acc5c8 --- /dev/null +++ b/CCRD/1/0/15/000000.txt @@ -0,0 +1,65 @@ +# 中共江西省上犹县县委改右领导小组关于集训右派分子的工作计划 + +　　我县对右派分子的改造工作，在地委和县委的正确领导下，通过经常性的管教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近几年来，对改右工作有所放松，普遍存在少管少教，甚至不管不教的现象。据反映，随着国际阶级斗争的日益加剧，右派分子同我们的斗争也就从各方面反映出来，突出面又普遍的是表现在认罪反认罪、改造反改造的问题上。有些右派分子，利用“二十三条”有关规定为借口，说自己受“打击报复”，企图翻案。极少数死不改悔的右派分子，当美帝扩大侵略越南战争以来，竟错误的认为目前国际形势对他们有利，有的跃跃欲试，声言要“报仇雪恨”、“杀掉共产党员”，表现十分嚣张。为了有针对性的对他们进行一次形势教育和认罪认错教育，给他们算一算账，敲一敲警钟，解决他们在改造中出现的认识方面的问题，决定对现有右派分子集中县城集训学习一次。现提出如下计划： + +## 一、目的要求 + +　　这次集训学习应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国内外大好形势、反右斗争的伟大意义、党对改造右派分子的政策为中心，对他们进行一次形势教育和认罪认错教育。以政策为武器，大揭发、大检举、摆事实、讲道理，适当进行批判斗争，达到辨明是非，提高认识，正视错误，促进改造的目的。具体要求是： + +　　（1）孤立打击少数，教育改造多数。要彻底揭露坚持右派立场，屡教不改，继续散布反动言行的右派分子，并对他们进行适当的批判斗争，以体现党的政策的严肃性。批判后，交当地群众严加管教。 + +　　（2）清理思想言行，对照三条标准，明辨大是大非，提高认识，正视错误，促进改造。对于确实改造好，真正具备摘帽子条件的给予摘掉帽子；对于认罪不深，表现一般的，指明出路，使其感到只有老实接受改造才有光明前途。 + +## 二、具体安排 + +　　（整个集训为期十五天，分四步进行。第一步组织动员；第二步评审；第三步组织批判斗争；第四步总结再教育。具体做法是：） + +　　第一步：组织动员，安定情绪，学习文件，交待政策。首先由县委领导同志作动员报告，讲清这次集训学习的目的要求和重大意义，交待政策，解除顾虑，动员他们积极参加集训学习。通过讨论，端正认识，稳定情绪以后，再向他们作两个报告，一是当前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二是备战。然后组织学习，开展讨论。学习文件是1965年陈毅副总理的两次讲话。通过讨论，使他们认清形势，懂得反右斗争的伟大意义，从而看到他们的前途，增强改造的信心。 + +　　第二步：评审。首先要作好动员报告，对他们进行一次认罪认错教育。这个报告要贯彻党的改右政策，指出只有认罪认错，老实接受改造，才有光明前途。然后转入学习文件： + +　　1、毛主席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有关章节； + +　　2、关于李宗仁从海外归来的有关报道和李宗仁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 +　　（3、“二十三”、“双十条”关于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 +　　通过学习讨论，使他们懂得政策，消除一切思想顾虑，从而能大胆交待问题和揭发检举别人的问题。评审时，每个右派分子，必须检查四个方面的问题： + +　　1、查思想动态的演变情况（包括对划右派后的认识及几年来的思想情况）； + +　　2、查劳动、工作的具体情况； + +　　3、查遵守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和社队单位的规章制度的情况； + +　　4、查接受群众的监督。 + +　　这一步，先由其本人坦白交待问题，然后由别人揭发检举。对任何问题不作分析，不加帽子。 + +　　第三步：组织批判斗争。一贯坚持右派立场，屡教不改，继续散布反动言论的右派分子；反认罪、反改造，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破坏集体经济，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分子，都是斗争对象，都要组织适当批判斗争。但也要善于分化他们，区别对待，集中力量打击最反动的分子，以孤立打击少数，教育改造多数。必须看到，剩下的这些右派分子，都是错误情节比较严重，态度比较顽固，因而都是比较难于改造的分子，为了把批判斗争搞好，达到预期的效果，必须切实做好和掌握如下几点： + +　　1、充分做好材料准备，对大是大非、原则性问题，集训前就必须下去反复调查清楚，所有资料要求绝对可靠； + +　　2、对在评审时暴露的问题，要逐一进行分类排队，再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确定批判对象和所要批判的问题，然后整理单行材料上报县委审批； + +　　3、做好作战计划。对要批判的对象和问题，事先必须做好周密的作战计划，进行战略部署，要求打必中，斗必垮； + +　　4、批判斗争必须严肃认真，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原则； + +　　5、要归纳几个带有普遍性问题加以批判，以明辨是非。 + +　　第四步：总结再教育。首先根据三个标准，从严摘帽子，然后由公安机关向他们作一个“正视错误，加强改造”的报告。每人写出改造计划和集训学习的总结。 + +## 三、组织领导。（略） + +## 四、做好材料准备工作 + +　　集训前，必须： + +　　1、对每一个右派分子进行一次自下而上的评审，由右派分子所在社队或单位党委或党支部负责评审。由党委（支部）指定专人调查了解掌握右派分子的表现，于四月十日前整好材料，然后配合县工作组召开评审会议进行评审。评审办法，先由本人检查，然后由群众揭发批判。检查的内容有四个方面：（1）查思想动态的演变情况（包括对划右派后的认识及几年来的思想情况）；（2）查劳动、工作的具体情况；（3）查遵守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和社队单位的规章制度的情况；（4）查接受群众的监督。评审中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也要允许本人有讲话机会以分清是非，真正使其本人心服口服，正视错误，加强改造。 + +　　2、组织工作组四月初分头下去帮助评审，对每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能调查核实的，都要求调查核实清楚，对每个右派分子要整理单行材料。 + +## 五、集训经费。（略） + +　　 中共上犹县委改右领导小组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5/names.txt b/CCRD/1/0/15/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ec1b97a4ccb637997b924c6dcc4b24235c79021 --- /dev/null +++ b/CCRD/1/0/15/names.txt @@ -0,0 +1 @@ +中共江西省上犹县县委改右领导小组关于集训右派分子的工作计划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6/000000.txt b/CCRD/1/0/16/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a4f96d375d631d57f4f158d9c1d7c77474b521f --- /dev/null +++ b/CCRD/1/0/16/000000.txt @@ -0,0 +1,49 @@ +# 中共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通知 + +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 +　　华主席、党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一九五七年伟大领导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伟大的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革命。毛主席曾指出：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四年遵照毛主席提出的关于分期分批摘掉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先后五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还没有摘帽子的右派分子，经过长期的教育改造，大多数人有了转变。表现较好。现在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是必要的，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各级党委应认真贯彻执行，切实作好对摘掉右派帽子人员的安置工作。 + +　　 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四月五日 + +## 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 + +## 1978.04.04 + +　　为了更好地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建议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 +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亲自发动的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斗争，是一次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场斗争中，全国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有四十五万人，并对他们进行了教育改造工作。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四年，先后五批摘掉约三十余万右派分子的帽子。目前，估计全国大约还有右派分子十万多名。他们经过二十一年长期的教育改造，大多数人有了转变，表现较好，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新罪行的人只是极少数。这是毛主席、党中央改造右派政策的胜利。右派分子中的上层分子，绝大多数都已摘掉右派帽子，尚未摘帽子的，主要是原中下层干部、中小学教员和一部分大学生。他们多数都在农村、街道或劳教场所劳动，有的被管制。有的原来有工作的，取捎了工作和工资，生活发生困难。自从一九七五年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和宽大释放在押国民党县、团以上人员以来，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各项政策逐步得到落实，右派分子和他们的家属迫切要求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我们认为，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条件已经成熟。 + +　　一、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作法 + +　　（一）右派分子摘帽子工作，由右派分子所在单位的党组织负责。在收到中央的文件以后，应向本单位群众讲解中央关于摘掉右派帽子的决定的意义，宣传党的政策，然后向右派分子宣布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学习，进行自我改造，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名单向本单位群众公布，报上一级党委备案。 + +　　（二）对于有新罪行并已依法判刑的右派分子，不宣布摘其右派帽子，但刑满以后也不再作为右派分子对待。 + +　　（三）对于已经死亡的右派分子，为了争取、教育其家属子女，也应宣布摘掉其右派帽子。 + +　　二、右派分子摘帽以后的若干问题 + +　　（一）右派分子摘帽以后，不再叫他们“右派分子”或“摘帽右派”。不要歧视他们。 + +　　（二）对原保留公职的人，能工作的要安排工作；有专长的要使用其专长；不能工作的可作退职、退休处理。原则上由所在单位负责安置。对已开除公职的人，也要给以生活出路，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无来源的，可以从社会救济中适当解决。 + +　　（三）现在仍在劳教场所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的同时解除劳教。分别情况，予以安置。 + +　　（四）原属起义人员，如因其是右派分子而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应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同时摘掉其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 + +　　（五）被遣送到农村的右派分子，摘掉其右派帽子以后，一般不再返回城市，但工作有需要的或确属年老病残，在农村无依靠，而在城市有亲属赡养的，可准其返回城镇落户。原在解放军中划为右派转业到地方的，不要回到军队。 + +　　（六）对右派分子的家属子女，根据我党的一贯政策，主要看本人表现，在人团、入党、参军、升学、招工等问题上都不应受到影响。 + +　　（七）对过去已经摘了右派分子帽子的人，如果尚未落实政策（包括工作安置、生活待遇、子女等），一律应按以上规定办理。 + +　　（八）遵照中央一九六二年的规定，对于右派分子一般不摘甄别平反，只是对于其中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 +　　三、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是一项重大的政策措施，各级党组织应予重视，认真做好这项工作。建议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和民政部共同组织一个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的办公室，负责处理右派摘帽子的有关事宜。县以上各级党委，亦应组织摘帽办公室，负责上述工作。 + +　　为了解决摘帽以后的许多具体问题，建议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和民政部共同召开一次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参加的专业工作会议，商订具体实施方案，以便统一贯彻执行。 + +　　为了解决右派分子摘掉帽子后的安置问题，建议国家计委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调拨必要的编制名额和劳动指标。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后，由新华社统一发表消息。 + +　　 来源：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厅编《统战部的信访工作常用文件选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6/000001.txt b/CCRD/1/0/16/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5fae925c4538a815e6d65aea36a6cda2d3e52da --- /dev/null +++ b/CCRD/1/0/16/000001.txt @@ -0,0 +1,53 @@ +# 山西省委关于右派摘帽安置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 + +　　在贯彻中央十一号文件过程中，涉及到若干带有政策性的问题，除中央已有精神可以解决的外，还遇到以下十几个问题，需要讨论、研究解决。 + +　　一、在一些人的处分决定中，只写“撤销职务”或“撤销工作”下放监督劳动。这些人多数是小学教师、售货员或一般干部，没有担任领导工作。“撤销职务”或“撤销工作”是否等于开除公职。 + +　　我们意见，凡是在处理结论中没有明确开除公职的，均应以保留公职看待。 + +　　二、原在高等院校的调干生，定为右派后开除学籍，是否等于开除了公职。 + +　　我们意见：学籍和公职是不同的概念，学籍不等于公职。凡开除学籍没有明确开除公职的，应视为还有公职。 + +　　三、定为右派后，仍保留公职，送劳教场所进行改造的右派分子，因身体状况或家族困难。经组织批准同意而自谋生活的，公职还保留不保留。 + +　　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原来保留公职，经组织批准同意自谋生活的，还应算保留公职。对自行离开的，则应视为放弃了公职。另一种意见认为凡是自谋生活的，无论组织同意，还是自行离职，都应视为放弃公职，按无公职对待。 + +　　四、绝大多数保留公职而无工作的人员，定为右派后，下放农村劳动时，即取销了工资级别，也不发生活费。这次安置时需要办理退职或退休手续，其退职、退休费和工令如何计算。 + +　　我们意见：退职、退休费的计算，应重新评定级别(重新评定的级别不能超过其受处分前的工资级别)，然后根据国务院关于退职、退休的规定办理。工令怎样计算？一种意见认为凡是保留公职的人员，在执行组织给的处分期间，并非自动离职，应计算工令；另一种意见认为离职后的时间，不应计算为工令，只计算离职前工作期间的工令。 + +　　五、定为右派，受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或下放农村劳动处分的人，在解除处分后重新就业的，文化大革命中，因系右派而被赶离工作岗位，现在该怎么办。 + +　　我们意见：凡是已经重新就业的，应落实党的政策，安排做原来的工作。 + +　　六、在反右派运动中，工人中定为右派分子或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在取消他们的帽子后，是否给安置工作。 + +　　我们意见：根据他们的条件，原则可以安置工作，不提恢复工作。因为取消他们的帽子只是按政策规定不戴，不是说他们没有犯有右派性质的错误。 + +　　七、因右派问题已经做过组织处理，未犯新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期或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又被从工作岗位上赶到农村(全省大约二百人)，在落实政策过程中不少人已返回工作单位，还有部分未返回的怎么办。 + +　　我们意见：右派问题已经做过组织处理，文化大革命中从工作岗位上迁送的，应予纠正。至于他们中间个别人有新的问题，应是什么问题按什么问题处理，不要再纠缠已经做过组织处理的问题。对于他们的工作安置问题，凡有技术专长，工作又有需要，或因年老体弱、只身生活有困难的，原则上由原单位负责安置。需要就地安置的，原被迁单位要负责配合当地组织人事部门妥善解决。 + +　　八、对撤销原有工资级别，经过劳动教养后又重新评定了工资的人员，其重新评定的工资级别与其受处分前的工资级别悬殊过大，历次调资中又没有晋级的，应怎么解决。 + +　　我们意见：过去中央规定“工资级别降得过低的，可以个别调整”。但怎样算降得过低，理解不一，执行中问题也不少。我省对摘帽人员的定级一般参照原来级别，最高降低五级。对降级过低的，根据所安排的工作和生活水平，应适当提高，但不能超过受处分前的工资级别。 + +　　九、右派分子兼戴其它帽子或纯因右派问题而戴了其它帽子，如“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坏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地主分子”等，这些帽子由谁来摘，是否发给摘帽通知书。 + +　　我们意见：由县以上摘帽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区别情况。凡经公安部门戴的，或在公安部门备案的，由公安部门摘帽，没有办理法律手续的，由县以上摘帽办公室摘帽。摘掉帽子后，发给摘帽通知书。 + +　　十、反右运动中，有右派言行，单位也做过批判，但没有经过县或县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批。而基层单位一直按右派分子对待，应如何解决。 + +　　我们意见：凡没有经过县或县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批，而被定为右派分子的，不按右派看待，应予改正。 + +　　十一、在已经开除公职的摘帽人员中，有些确有技术专长、真才实学，工作也有需要，需要重新录用的，手续由那一级批准为好。 + +　　我们意见：应从严掌握，由所在县选定，报地委审核，省委批准。 + +　　 一九七八年九月五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6/000002.txt b/CCRD/1/0/16/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092227fa576e109683540144c5b5738ab14edc2 --- /dev/null +++ b/CCRD/1/0/16/000002.txt @@ -0,0 +1,23 @@ +# 中共成都市委办公厅关于做好一九五八年我市寒假高中毕业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部分学生错处分；错划类的平反工作的通知 + +　　各区、县委，市属以上各单位党委(总支部、支部)、市级各局党组(党委)、市委各部委： + +　　一九五八年初，我市根据四川省委第九次宣传工作会议精神，集中我市58级高中毕业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期间，搞了鸣放，进行了排队、划类，将部分学生内部划为“四类学生”、“三类学生”，有的材料中还有“反社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落后分子”等政治帽子。1962年，中央(1962)372号文件要求对五八级以后一段时期被错批判、错处分的学生进行甄别平反。由于他们当时已离开学校，有关部门工作不细，没有对他们进行甄别平反工作，使这个问题长期遗留下来。根据部分群众的申诉，并经省市委同意，现对处理这部分学生的问题作如下通知： + +　　一、一九五八年在整风反右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集中对当时高中毕业生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这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是，当时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搞了鸣放、划类、排队，把一部分学生内部划为“四类学生”、“三类学生”，甚至戴上一些政治帽子，以及后来对其中一些人进行了组织处理，违背了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教育部、团中央《关于对中学生和师范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联合通知》规定的进行正面教育的精神，是错误的应予纠正。 + +　　二、中发(1962)372号文件，对一九五八年以来错批判错处分学生的甄别平反，作了如下规定：“高等学校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学生，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去掉各种政治帽子，取消所给的处分，即使有的学生有些轻微的错误，也不要留尾巴”，“被甄别平反学生的有关材料，由学校人事部门统一负责销毁，本人写的交心、检查材料，也可退给本人”，“对于在中等专业学校和高中受过错批判、错处分的学生可参照上述精神采取更宽一些的方针进行甄别平反”。 + +　　根据以上规定，凡是在一九五八年我市寒假高中毕业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所划的四类、三类一律作废，去掉各种政治帽子，取消所给处分(原来是党员开除党籍的应该恢复其党籍，原来是团员开除团籍或劝其退团的，应恢复团籍，可按超龄团员办理离团手续)。装入本人档案的有关鸣放材料和处理材料，也可退给本人，如因此次运动中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审查或给其亲属子女所写的证明材料均应取消。 + +　　三、这部分学生中，有极少数人以后又犯有其它错误和罪行的，不得借解决一九五八年的问题对其它问题进行翻案。这次甄别平反工作，是从政治上解决一九五八年社教运动中的问题，其它问题概不涉及。 + +　　四、平反工作由他们现所在单位的党组织自行负责进行。凡是有上述平反对象的单位，由党委责成人事部门或指定专人弄清情况，按本通知作出甄别平反决定后通知本人。同时要教育这些同志及其家属，正确对待这个问题，要以更大革命热忱，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新的贡献。 + +　　在进行这项工作中，如有什么具体问题，请与成都市教育局联系。 + +　　 中共成都市委办公厅1978.9.15 + +　　· 来源： + +　　王建军主编《五八劫》，2008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6/000003.txt b/CCRD/1/0/16/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75cfd839513d2c1ea18c60ebcea49cca4aeba75 --- /dev/null +++ b/CCRD/1/0/16/000003.txt @@ -0,0 +1,111 @@ +# 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 + +　　<《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 +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 +　　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呈报的《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现发给你们，望贯彻执行。 + +　　做好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的安置工作，落实党的政策，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部分人中，不少是有用之才，不要仅仅从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出发，要统筹安排，细致地做好工作，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所长，为社会主义服务。 + +　　对于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是我党的一贯方针。已经发现划错了的，尽管事隔多年，也应予以改正。改正的标准，就是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中的有关规定。希各级党委认真负责，切实做好这项工作。 + +　　 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七日 + +## 附： + +　　（登奎、乌兰夫同志并报） + +　　（华主席、党中央；） + +　　经中央批准，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共同召开的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会议，于六月十四日至二十二日在山东烟台召开。会议拟订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会议结束后，五部又共同作了修改，现将修改后的稿子报上，请审批。 + +　　 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 安 部民 政 部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 +## 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 + +## 1978.08.25 + +　　在抓纲治国初见成效的大好形势下，华主席、党中央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遗志，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作出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英明决定。这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促进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有着重要的意义。 + +　　一九五七年，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曾经指出，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 +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党对右派分子采取了教育改造的政策。一九五九年，毛主席指示分期分批摘掉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帽子。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四年，先后五批摘掉了大部分右派分子的帽子。 + +　　一九七五年，在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同时，毛主席、周总理指示摘掉章乃器的右派分子帽子，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当时考虑到右派分子经过长期的教育改造，绝大多数有了转变，表现较好，准备全部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由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这个无产阶级政策，当时未能实现。 + +　　为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改造右派分子工作的指示，认真贯彻落实中发 [1978]11号文件，现将有关问题规定如下： + +## 关于安置问题 + +　　必须认真做好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的安置工作，落实党的政策。搞革命、搞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总是人多一点好。摘掉右派帽子的人中，不少是有用之才。安置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更重要的是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 + +　　1、原保留公职的人，能工作的安排适当工作，有专长的发挥其专长；不能工作的作退职、退休处理。 + +　　安置工作后的工资问题。原取消了工资级别，只发生活费的，根据现在分配的工作评定工资级别；原受降级、降薪处分的，工资级别一般不动。工资级别降得过低的，可以适当调整。 + +　　需作退职、退休处理的，工龄应连续计算。退职、退休金的计算标准，按划右派受处分后的级别或后来重新评定的工资级别确定。工资过低维持生活有困难的，计算标准可以适当提高。退职、退休金由所在单位解决，没有工作的，由所在县、市负责解决。 + +　　2、开除公职的，也要根据本人实际情况给予安置。有专长、工作需要的，有关部门可以重新录用。其他的人，由组织、人事、劳动部门负责安置就业。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无来源的，从社会救济中解决，使其能维持当地一般居民或社员的生活水平。在农村无依靠而在城市有亲属赡养的，准其返回城市落户。 + +　　原已离职、退职需要安置的，也照本条规定办理。 + +　　3、在劳教单位的，除本人愿意留场安置者外，调离劳教单位，按上述各项原则，由所在省、市、自治区的组织、人事、劳动部门负责安排。留场就业的人员，列为国家职工，给予职工待遇。 + +　　4、原是高等学校的学生，没有分配工作的，根据专长和需要安排适当工作，评定工资级别。 + +　　5、原是军队干部的，不再返回军队，按上述原则，由所在地方负责安置。 + +　　6、安置所需要新增加的编制名额和劳动指标，尽量由省、市、自治区负责解决。确实解决不了的，由省、市、自治区党委从严掌握，核实后报国家计委解决。 + +　　7、安置工作，由省、市、自治区党委统一领导，统筹安排，由所在县以上的组织、人事、劳动、民政等部门负责办理。 + +## 若干政策问题 + +　　1、右派分子摘掉帽子后，不再叫他们“右派分子”或“摘帽右派”。在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不要歧视他们。 + +　　2、对家属于女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过去因右派问题受牵连处理不当的，应该按照党的政策，妥善处理。今后在入团、入党、参军、升学、招工等问题上都不应受到影响， + +　　3、原是共产党员开除党籍的，一律不得恢复党籍。经过考验，确实具备入党条件的人，可以重新入党。 + +　　4、对于工人、农民中已戴了右派分子或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的，要按照一九五七年九月中央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和不戴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的指示，予以改正。中等学校学生、解放军战士、民警、营业员、民办教师和其他类似人员，戴了右派分子或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的，也照此办理。需要安置的，应适当安置。 + +　　5、原属起义、投诚人员，如因其是右派分子而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应在摘掉右派帽子的同时摘掉其历史反革命帽子，仍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 + +　　6、对过去已有结论不以历史反革命论处或只有一般历史问题的人，因戴上右派帽子而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的，在摘掉其右派帽子的同时摘掉其历史反革命帽子。因右派问题而戴上其他帽子的人，均按上述原则处理。 + +　　历史反革命分子又戴上右派帽子的，这次只摘掉右派帽子。 + +　　7、对于有新罪行并已依法判刑的右派分子，不宣布摘其右派帽子，但刑满以后也不再作为右派对待。 + +　　8、因公伤残失去劳动能力的人，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生活补助、救济或劳保待遇。 + +　　原保留公职已经死亡的人，对其家属子女按国家规定给予抚恤。 + +　　9、被查抄的财物，要退还本人或其家属。查无下落的，要讲明情况，酌情处理。 + +　　10、对过去摘掉右派帽子，尚未落实政策(包括工作安置、生活待遇、子女等)，一律按以上规定办理。 + +## 关于改正问题 + +　　按照一九七八年中央十一号文件精神和一九五七年《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对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对确实划错了的，要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 +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明确规定了应划和不应划右派分子的标准。当时有些地区和部门未能完全按照文件规定办理，错划了一些人。现在我们处理这个问题，仍应以一九五七年中央的规定为依据。凡符合划右派标准而定为右派的人，是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问题，不是改正的问题。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这样做，对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有重要的意义。 + +　　对要求改正的申诉，由申诉人所在单位或所在地区县级以上党委受理，转交原划右孤单位处理。原单位应认真调查研究，作出结论。原单位已撤销，由申诉人现所在单位或所在地区县级以上党委负责处理。改正结论，由县或县级以上党委审批。受理和审批单位，对申诉案件，都要认真负责，抓紧办理。 + +　　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的单位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但不补发工资。生活有困难的，给以必要的补助。 + +　　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销开除团籍处分。 + +## 加强党委领导，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 +　　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进行妥善安置，实事求是地做好改正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建立健全工作机构。各有关部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密切协作，互相配合，主动承担任务，加强调查研究，认真处理来信来访。要认真解决问题，不要互相推诿，不要把矛盾上交，共同把这项工作做好。 + +　　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深刻认识反右派斗争的伟大意义和党对改造右派分子的方针政策，正确理解华主席、党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重要意义，正确对待摘掉右派帽子的人。 + +　　对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和搞错了予以改正的人都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鼓励他们努力学习，改造思想，在各自岗位上，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6/000004.txt b/CCRD/1/0/16/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7acd2baf2fb3a01adb09eba2ba7b51535338671 --- /dev/null +++ b/CCRD/1/0/16/000004.txt @@ -0,0 +1,31 @@ +# 四川省第二次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会议简报〔第三期〕 + +　　<会务组、编> + +　　全省第二次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会议，历时九天，于十一月一日结束。会议结束时，省委书记许梦侠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出席会议的同志和省级机关各大口、各局的负贵人及有关部、局处以上干部，三百余人听了讲话。 + +　　梦侠同志在讲话中，首先指出，这次会议开得是好的。会上，大家联系实际，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既严肃认真，又生动活泼。经过反复学习讨论，普遍反映，收获不小，提高了认识，解放了思想，明确了政策，增强了信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接着，着重讲了关于提高认识、解放思想，做好安置和改正工作，加强党的领导、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三个方面的问题。 + +　　关于提高认识、解放思想的问题，他说，粉碎“四人帮”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华主席、党中央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周总理的遗志，制定了我国新时期的总任务。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制定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对中央五十五号文件，也必须从实现新时期总任务这个战略高度来深刻理解。他针对会上同志们反映的一些思想疑虑，反复讲了毛主席、党中央改造右派分子的政策，反复阐述了华主席、党中央继承毛主席、周总理遗志，作出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做好安置和改正工作的决定的重大意义。他指出，认真贯彻中央这项决定，对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健全正常的民主生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都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啊。这是一项英明的决定，大得人心的决定，是真正的高举，真正的维护和巩固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 + +　　关于安置问题，他说，这是一项很重要的政治任务，因此，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必须明确“安置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更重要的是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一定要根据他们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做出妥善安置，落到实处，使他们人尽其才，各得其所，为加速实观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 +　　关于改正问题，他说，要坚持实事求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从实际出发，对确实划错了的右派分子，要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改正的标准就是一九五七年十月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过去划了右派分子的单位，都要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对所划右派分子进行认真研究，做到心中有数。凡是划对的，是摘帽问题，不能改正。凡是划错了的，不论本人是否申诉或者已经死亡，都要予以改正。划错多少，改正多少。绝不能因为工作量大，困难多，怕麻烦而不去做。要做好有关人员的思想工作，教育他们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出以公心，不要掺杂私念，积极、主动做好改正工作。对被划错了的人，要教育他们正确对待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顾大局，识大体，搞好团结，对原来搞划右派工作的同志，绝不能抱怨，更不能揪住不放。要珍惜和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在华主席、党中央领导下，进行新的长征。 + +　　关于加强党的领导，做好宣传教育工作问题，他说，贯彻中央五十五号文件，是全党的任务。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把这项工作列入党委议事日程。县级以上党委都要有一位书记或常委分管这项工作，各部门、各单位也要有一位领导同志负责。要建立和健全办事机构。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各有关部门要密切协作，相互配合，加强调查研究，认真解决问题，不要互相推诿，不要把矛盾上交，共同把工作做好。 + +　　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要揭批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改右工作的罪行，肃清其流毒和影啊。首先，各级党委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中央决定的重大意义，解放思想，统一认识。同时，要对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 +　　梦侠同志最后要求大家，回去向党委作好汇报。安置和改正工作任务较大的是在县上，一定要把县作为重点来抓，尽快地把这次会议精神传达下去。各市、地、州和省级机关分管干部的大口和局，都要组织力量，有计划的抓好几个点。我们也准备开一、两次经验交流会。省委要求，贯彻落实中央五十五号文件，明年上半年完成，其中安置工作在今冬明春完成。 + +　　※ ※ ※ ※ + +　　会议期间，省委组织部、统战部、纪律检查委员会还用两天时间，分别召开座谈会，研究了有关工作。 + +　　（报：省委各书记，常委，中央五部摘帽办公室。） + +　　（送：周颐同志，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省公安局、民政局、劳动局，摘帽办公室成员。）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6/000005.txt b/CCRD/1/0/16/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440908d75c4f02f03f0045bafa631622d4f847 --- /dev/null +++ b/CCRD/1/0/16/000005.txt @@ -0,0 +1,81 @@ +#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 + +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大和全国科学大会、教育工作会议以后，各级党组织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揭发批判了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的罪行，清算了他们炮制的“两个估计”，摘掉了强加在知识分子头上的种种政治帽子，平反昭雪了一批冤、假、错案。对科技干部进行了全面普查，解决了一部分用非所学的问题。一些科研教学人员恢复了技术职称或担负了一定的领导职务，工作和生活条件也有了一些改善。广大知识分子心情舒畅，努力工作，钻研业务，社会主义积极性越来越高。 + +　　但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进展不平衡，有些地方还有死角。有的对知识分子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认识不足；有的对平反昭雪冤、假、错案抓得不紧，善后工作做得不够完善；有的对知识分子安排使用不大胆，不得当；有的是非界限不清，余悸未除，不敢放手工作，个别的甚至思想抵触，不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必须彻底拨乱反正，肃清流毒，做好工作，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到实处。 + +　　(一)对知识分子队伍应当有一个正确的估计 + +　　毛泽东同志在五十年代就向全党提出：造就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队伍，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这些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国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差距很大。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掌握先进技术，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知识分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 +　　我国现有的知识分子队伍，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解放后党培养教育出来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即使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党的长期教育和业务实践，经过二十多年的考验和锻炼，在世界观的改造上也有了很大进步。在现有的知识分子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坏人只是极少数。二十多年来，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满腔热忱地从事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就是在遭受林彪、“四人帮”严重迫害，工作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许多人仍然坚守岗位，表现出很高的政治觉悟。他们不愧是工人阶级自己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是党的依靠力量。要充分信任他们，放手使用他们，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当然，知识分子也要同工农群众一样，认真学习，不断改造和提高自己。 + +　　当前一些地方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贯彻不力，工作进展不快，主要是对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对知识分子队伍发生的根本变化认识不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是非界限不明。所谓“专家路线”、“技术挂帅”、“白专道路”等错误观点，还在束缚着一些同志的思想。有些同志对知识分子抱有偏见，不是把他们当作依靠力量，而是仍然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看待。还有的同志，包括一些作组织工作的同志，长时期不很好学习，知识贫乏，不重视有知识的人，或者有点知识，但知之不多，却瞧不起别人。因此，要大力宣传革命导师关于重视知识分子的论述，宣传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指示，宣传知识分子在实现新时期总任务中的重要作用，宣传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典型，继续深入地批判林彪、“四人帮”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散布的种种谬论，彻底肃清其流毒，澄清糊涂观念，消除对知识分子的偏见，更加自觉地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推动整个社会都重视知识分子的工作。 + +　　(二)继续做好复查和平反昭雪冤、假、错案工作 + +　　科技和文教战线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案审查的案件，现在还有百分之四十左右没有复查和作出正确结论。如果加上“四清”、反右派等运动中的错案，复查纠正的工作量更大。在已经复查和平反的案件中，也还有一些遗留问题没有彻底解决。 + +　　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经过调查核实，凡属冤、假、错案，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哪一个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过来，一切不实之词必须推倒。做到全错的全平，部分错的部分平，不错的不平。 + +　　对于一些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凡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已作过结论，定性准确，应维持原结论；有的即使发现新的问题，已审查清楚，不影响原定性质的，也不要改变原结论。对于归国知识分子，要充分肯定他们的爱国热情，他们同外国人的交往、通信和某些个人接触，是正常的。除个别证据确凿真正里通外国搞特务活动的外，凡被戴上“特务”、“特嫌”帽子的，都应平反。凡因坚持正确的学术观点，或因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论，而被戴上“学阀”、“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的，应予平反。对于因不了解党内斗争真实情况，在议论林彪、“四人帮”时，发过某种怨言，说过某些错话，或者因向党组织汇报思想、交心谈心暴露了错误观点，而被戴上“恶毒攻击”帽子的，应予取消。 + +　　毛泽东同志历来主张，对人的处理要取慎重态度。经过复查需要进行组织处理的，可宽可严的从宽；介乎两类矛盾之间的，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有些即使是属于敌我性质的问题，只要民愤不大，本人确有真才实学，有所贡献的，也可按人民内部问题处理，妥善安排，用其所长。一般性的问题不要留尾巴。 + +　　凡属冤、假、错案，都要公开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消除影响；本人档案中或寄往家属、子女所在单位的不实材料，都应清理销毁；被抄走的财物，要积极查找退还，查找无着，要做好思想工作，本人生活有困难的酌予补偿；冻结的存款、扣发的工资，应退还本人；被强占的私人房屋，应一律退还，个别退还确有困难的，要另行帮助解决住房问题。 + +　　作好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关键在于领导。要及时研究讨论，加强督促检查，解决存在问题。领导同志要亲自抓典型案例，掌握工作进程，及时总结推广经验。对复查处理过的案件，如有不当，要及时纠正。要选择那些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原则，办事公道，并具有一定的历史知识、工作经验和政策水平的同志，充实加强复查工作的班子。凡是自己搞了错案，而坚持不改，长期顶着，形成阻力的，不能做这项工作。个别制造冤、假、错案，造成严重后果，民愤很大的人，要严肃处理。对于大多数有过错误的同志，主要是进行正面教育，不要追究个人责任。要帮助受迫害的同志，正确对待在运动中犯了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把仇恨集中到林彪、“四人帮”身上，不要计较个人恩怨。要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导到解决当前和今后的问题上来，把积极性调动到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方面来。 + +　　(三)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做到有职有权有责 + +　　现代化大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管理工作十分重要，要求越来越高，需要大批有知识、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的干部。我们现有的企事业领导班子中，不少成员不懂技术，不精通业务，管理水平低，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这些同志要刻苦钻研业务技术，学会管理工作，做到象过去战争年代军队中政治委员一样，既善于做政治工作，又能够带兵打仗。同时要充分发挥现有技术人员的作用，把其中路线觉悟高，业务能力强，工作干劲大，群众关系好的知识分子(包括非党干部)，提拔到适当的领导岗位上来，但要保证他们的主要精力从事专业工作。争取在三、五年内使我们企事业的各级领导班子中真正懂技术、会管理的干部占到百分之三十、五十以至七十。生产、业务、教学、科研第一线的领导干部，要成为业务和管理的能手。要坚持党委领导下的厂(校)长负责制，建立健全科技人员的技术责任制，科技人员要参加企业的各项管理，真正做到有职有权有责。对知识分子特别是中青年知识分子，在放手使用的同时，要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培养，不断提高政治和业务水平。 + +　　在知识分子队伍中，有一部分同志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本人政治历史上有些问题。要看到他们经过二、三十年的教育和锻炼，绝大多数表现是好的，愿意为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没有理由歧视他们，嫌弃他们，不使用他们。党的政策历来是，家庭出身看本人，社会关系看影响，历史问题看现实表现。要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要多看他们的主导方面，即使问题性质比较严重的人，也要用他们的一技之长，要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观点，对知识分子的某些生活习惯和生活细节上的缺点、毛病，不要苛求。 + +　　过去有关单位对什么人可以出国、涉外、接触机密、研究尖端项目等，曾经作过一些规定。有的是正确的但没有认真执行，有的是由于情况变化现在不适用了，也有的是擅自搞了些错误的规定，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应当从实际出发，认真地进行研究，看怎样做更符合党的政策，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更有利于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坚持那些合理的规定，修改那些不合时宜的规定，撤销那些错误的规定。 + +　　要从政治上关心知识分子。十多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少，业务骨干和高级知识分子中党员更少，这种状况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各级党组织要积极工作，加强培养，对符合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条件的，要按照党章规定吸收他们入党。 + +　　(四)调整用非所学，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 +　　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最重要的是人才问题。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人才很缺，青黄不接；另一方面又有相当数量的专业人员用非所学，仅科技、文教、卫生战线就有几十万人未从事专业工作。人才的浪费是极大的浪费。那种学雷达的收生猪，学电子的搞酿酒，学电机的当会计等极不合理极不正常的现象，应迅速改变。 + +　　当前，有些部门和单位存在着本位主义倾向，影响科技人员归队工作的进展。有的把科技干部调去搞同专业无关的工作，只顾自己用得顺手，不顾国家需要；有的明知专业不对口，一时用不上，也留待将来备用；有的怕归队一个人，影响一大片。因此，不积极作好调整、归队工作，甚至扣住不放。要打通这些同志的思想，帮助他们跳出小圈子，以局部的需要服从全局的需要，尽快把用非所学的人员调整到最急需、最能发挥专长的岗位上去。 + +　　全国现有二十多方未从事科技工作的大学毕业生，要按专业对口进行调整。少数已经担任领导工作又熟悉现在业务的，或者原专业已经荒疏，本人又没有要求调整的，可不作调整。 + +　　文化大革命中退休、退职的教授、研究员等科技专家，能坚持正常工作，本人有申请的，可恢复他们的职称，安排他们的工作。 + +　　中专毕业生多年当工人，特别是已经掌握了先进技术设备的，一般可不作调整。他们学习基础较好，年纪较轻，又有生产实践经验，是一支重要的科技干部后备力量，要作好培养提高工作。根据需要，经过考核，可以把专业技术好的有计划有步骤地提为科技干部。 + +　　当前，农业科技干部因种种原因，缺额较其他战线更为严重，这同加速农业现代化很不适应。各地区、各部门要引起高度重视，积极作好思想工作，动员离开农业战线的科技干部迅速归队。建议有关部门研究解决他们的工资待遇、劳动保护、生活困难等问题，改变那些不利于调动积极性的规定，为他们搞好农业科技工作创造条件。 + +　　文化大革命中被解散了的文艺演出团体，是否恢复，人员如何安置，建议省、市文化部门调查研究，妥善解决。 + +　　社会上闲散的一些懂外文、有技术或有其他专长的人员，其中专业水平较高，能坚持工作，国家又急需的，可以通过考试，报请省、市主管部门批准录用；其他有某种专长的人，如有关单位需要，经过当地劳动部门同意，可采取临时雇用、交给任务等办法，把他们使用起来。 + +　　在刑满留场就业的原科技人员中，确有专长的，原则上应当让他们从事专业工作。建议科技干部管理部门，会同民政、公安、劳动部门，具体研究使用办法。 + +　　(五)努力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 +　　多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广大知识分子不仅政治上受迫害，精神上受折磨，而且工作条件差，生活上困难不少。粉碎“四人帮”以后，对于这方面的困难，尽管他们没有提出过高的要求，但是长期下去，将影响他们作用的发挥。对于老专家、老教授等高级知识分子，在工作和生活条件上优先照顾是必要的，没有解决的要尽可能解决。对于中青年知识分子，也要注意逐步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中年知识分子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正是出成果的时期，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但是他们的工作、生活条件往往比较艰苦，工资低，负担重，“双职工，两个娃，一间房”的情况很多，影响他们集中精力从事专业工作，要帮助解决。同时，也要告诉这些同志，国家还有困难，有些问题只能逐步解决，要提倡和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 +　　抓好后勤工作，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应当列入党委的议事日程。各行各业特别是负责后勤工作的同志，都要积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把为知识分子提供工作和生活上的便利条件，作为自己应尽的职责。要教育职工克服绝对平均主义，顾全大局，照顾重点。高级知识分子和科技骨干中长期两地分居的问题，要优先帮助解决。要办好食堂、幼儿园等生活服务和福利事业。尽量减少他们参加会议、参加社会活动等负担。必要的体力劳动，要同他们的技术专业、科研项目相结合，保证有六分之五的业务活动时间。文化、体育生活要给予照顾，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对高级知识分子和科技骨干，要有切实的保健措施。 + +　　(六)加强领导，改进作风 + +　　为了加强党对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事业的领导，必须提高至党的科学文化水平。各级党组织要摸清党员干部的现有文化水平。按照各自的专业和工作需要，制订规划，迅速掀起一个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科学、学技术、学业务、学管理的热潮。领导干部要带头参加学习，深入钻研业务技术，力求多懂得一些科学知识，由外行变成内行。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在科技工作上，要认真听取科技人员的意见。共产党人如果不学习文化知识，不钻研业务技术，领导就要落空，就要从名义上的领导变成实际上的被领导。 + +　　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要为科研、生产、文化教育服务。政治部门、组织部门的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作广大职工和知识分子的贴心人。政治思想工作要做到生产中去，做到科学实验中去，做到职工生活中去，真正发挥政治工作推动生产发展的作用。要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把政治工作同业务工作对立起来和所谓“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流毒。 + +　　要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创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保证大家敢于思考问题，敢于提出问题，敢于解决问题，有拨乱反正的勇气。在科学理论问题上，要允许不同观点、不同学派的争辩，不能乱扣帽子。要积极支持知识分子的合理化建议和发明创造。 + +　　领导同志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少说空话，多干实事，不要搞形式主义，瞎指挥。要放下架子，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同知识分子交朋友。要学习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知识分子那种推心置腹，平等相待，循循善诱，亲切感人的态度。有问题要坦率交谈，以诚相见，沟通思想，妥善解决。对有缺点、错误的知识分子，要满腔热情地进行帮助。 + +　　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作好知识分子的工作，关系到充分调动千百万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关系到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在党委的领导下，组织各方面的力量，积极认真地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 + +　　 来源：《知识分子政策文件汇编》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1983年。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6/000006.txt b/CCRD/1/0/16/0000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b9b15520f06a80edfbe8eefa0ebc600bdea4ba0 --- /dev/null +++ b/CCRD/1/0/16/000006.txt @@ -0,0 +1,111 @@ +# 中共山西省委通知 + +　　（各地、市、县委，省委各部、委，省革委各委、局，省工、青、妇党委或党组：） + +　　省委同意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全省贯彻中央五十五号文件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现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 +　　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进行妥善安置，实事求是地做好改正工作，落实党的政策，是华主席、党中央采取的一项重大政策措施，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各级党委要列入议事日程，责成专人负责，加强领导，充实办事机构，切实抓紧抓好。 + +　　摘掉帖子的人中，不少是有用之才，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统筹安排，能工作的要尽快安置，使他们各得其所，发挥其所长，为社会主义服务。 + +　　对于过去被错划的人，要根据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中的有关规定，实事求是，全面复审。错多少，改正多少，全错全改，不错不改。工作步骤上，可先安置后改正，对于一些明显错划的，可在安置的同时，进行改正。 + +　　安置和改正工作，是全党的事情，各有关部门要密切协作，互相配合，主动承担任务，同心协力地做好工作。 + +## 关于全省贯彻中央五十五号文件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 + +　　（省委：） + +　　根据省委决定，我们于十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召开了全省贯彻中央五十五号文件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市、县委摘帽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各地、市委组织、宣传、统战、公安、民政、劳动、财政和省财政局负责同志，省直各大口、各大专院校、太原铁路局、铁三局等单位的政治处或摘帽办公室负责同志共计二百八十五人。王谦同志在会议结束时讲了话。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贯彻中央五十五号文件，扫除思想障碍，研究安置和改正错划为右派的工作中的若干具体政策问题。参加会议的同志，联系实际，认真学习和领会中央五十五号文件精神，批判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解放了思想，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政策。会议开得很好。 + +　　通过学习讨论，大家认识到，在抓纲治国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华主席、党中央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贯彻十一大路线，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进行妥善安置，实事求是地做好改正工作，落实党的政策，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促进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有着重要意义。 + +　　通过回顾历史，同志们深深感到，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社会主义革命。它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对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不能有任何怀疑和动摇，这一点必须充分肯定。 + +　　讨论中，大家认为这次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帖子，是党对右派分子采取教育改造政策的伟大胜利。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意见，是毛主席、周总理生前就提出来的。遵照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我省先后五批给七千七百八十四人摘了右派分子帽子。今年六七月间给未摘帽子的二千六百八十六人全部摘了帽子。全部摘掉右派帽子的措施，受到了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特别是那些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及其亲属，心情万分激动，感谢华主席、党中央，表示今后要更好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 +　　会议认为，做好摘掉右派帖子的人的安置工作，落实党的政策，必须把学习中央五十五号文件贯彻始终。不断提高思想认识。扫除思想障碍，紧密联系实际，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 + +　　会议认为，要认真贯彻中央五十五号文件中规定的政策，正确对待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对摘掉右派帽子的人，不再叫“右派分子”或“摘掉右派”、“摘帽人员”。这不仅是一个称呼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待遇的问题。切实做到不歧视他们，才有利于团结他们，发挥其所长，为社会主义服务。 + +　　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会议分析和讨论了我省对摘掉右派帖子的人的安置任务。 + +　　一九五七年我省划定右派一万零三百一十六人。历年出入相抵后，实有一万零四百七十人。 + +　　据调查，全省需要安置的有四千二百三十六人。其中： + +　　需作退职、退休处理的二百一十九人，有公职无工作，需要分配工作的七百五十二人； + +　　开除公职已离职、退职，但还有工作条件，可重新录用或安置就业的二千七百九十二人； + +　　工人、民警、营业员、中等学校学生戴右派帽子或反社会主义分子帖子，需安置就业的三百三十四人； + +　　因右派问题受牵连处理不当的家属子女，需要安置的一百三十九人。 + +　　在职工作使用不当需要调整的四百六十八人。 + +　　有困难需要救济的一千九百零一人。 + +　　因公伤残享受救济、补助、劳保待遇的十九人。 + +　　有公职死亡未抚恤和无公职因公死亡需抚恤的四百三十五人。 + +　　截止十月中旬，全省已安置五百二十五人，占应安置总数的百分之十二点四。 + +　　在安置中，所需要的编制 名额和劳动指标，根据中央五十五号文件精神，安置多少，给多少。丧失工作能力生活无来源的，要给予社会救济，使他们生活过得去。 + +　　全省对错划了的人的改正工作，刚刚开始。这次会议，各地、市委摘帽办公室选择了一些实例，进行了典型剖析，对到会同志有所启发。会议认为，在进行错划了的人改正工作时，要根据中共中央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凡不应划右派而被划错了的，应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把主要方面的问题搞清楚，即在根本立场上是否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这是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主要标准。经过复审，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要坚持党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一贯方针，错多少，改多少，全错全改，不错不改。只要我们严肃认真，积极慎重，按照中央政策规定去做，工作是能够做得好的。在改正问题上，我们还缺乏经验，要注意不断总结，正确区分需要改正和不应该改正的政策界线，县和县级以上党委要严格审批手续。原来是那个单位划的，由那个单位复审。原属那一级管理的干部，由那一级党委审批。原单位和其它单位合并的，由合并单位复审。原单位已撤销的，由现在所在单位复审。总之，要认真负责地做好这项工作。 + +　　为了切实贯彻落实中央五十五号文件，会议还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对一些具体政策性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 +　　一、在一些人(包括原在高等院校带职学习的工人、干部)的处分结论中，没有明确开除公职的，应以保留公职论。 + +　　二、在受保留公职，送劳动教养处分的人中，因身体条件或家庭困难，经组织批准，易地劳教或监督劳动的，仍应以保留公职对待。 + +　　三、文化大革命中因右派问题而被迁离工作岗位的人(包括开除公职重新就业的)，由原迁送单位安排工作。他们在被迁期间所停发的工资，应按我省落实政策的现行规定处理。 + +　　四、对摘掉右派帽子的人，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专长，用所非学，安排不当的，应予调整。本单位调整有困难的，由县以上组织、人事部门统筹安排。 + +　　五、对保留公职无工作，需要安排工作的人和开除公职、离职、退职，需要重新录用与安置就业的人，应本着统一领导，统筹安排的原则，原单位需要，首先由原单位安置或重新录用。原单位已撤销或安置确有困难的，由所在县以上组织、人事或劳动部门负责安置。 + +　　对于保留公职需要退职、退休和死亡抚恤的，由原单位负责处理原单位已撤销的，或外省迁入我省的，由所在县以上组织、人事和民政部门负责处理。 + +　　对于开除公职，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无来源的，由所在县以上民政部门给予定期社会救济。 + +　　六、开除公职。因公伤残失去劳动能力的人，需要给予生活补助、救济和享受劳保待遇的，以及因公死亡需要抚恤的，均由原处理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办理。原单位已撤销或外省迁入我省的，由所在县以上组织、人事和民政部门解决。 + +　　七、在保留公职无工作的人中。受处分后，取消了工资级别。也未发生活费，这次安置时需要办理退职、退休的，其退职退休金的计算，可参照其受处分前的工资级别适当定级，然后按照国务院关于职工退职、退休规定办理。 + +　　八、对因右派问题而戴了其它帽子的人处理问题。需经县以上摘帽领导小组审定。凡办理过法律手续的，由公安部门或法院履行摘帽手续，并发给摘帽通知书。未办理过法律手续的，由所在单位进行处理。对于这些人的安置，应按上述原则办理。 + +　　九、对于工人、农民中戴了右派分子或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尚未处理的，按照中央规定，予以改正。改正后的政治、经济待遇应按照中央五十五号文件规定加仑量。原为国家正式职工的，由原单位适当安置。不是国家正式职工需要安置的，应由所在单位妥善处理。 + +　　原中等学校的学生、解放军战士、民警、营业员、民办教师及其它类似人员中，被定为右派分子或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人的处理，也照此精神办理。 + +　　十、对已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人，解除劳动教养后留厂(场)就业或转厂安置就业的，其工令的计算应从解除劳动教养之日算起。 + +　　十一、对反右派运动中，有过错误言论，也进行过批判，但未经县或县级以上党委领导审批的，不应视为右派。已经按右派对待的应予改正。 + +　　十二、在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当中，有些人的家属子女受牵连被退职或户口由城镇迁到农村，如不符合当时的精减职工和压缩城市人口政策规定的，应按照党的政策，妥善处理。受牵连强令退职的人中，有工作条件的可以重新录用或就业，因受牵连从城镇迁到农村的摘掉帽子的人的配偶和现在不满十五周岁的子女(不含迁到农村后新结婚所生子女)，应允许返回城镇落户。 + +　　十三、公安部门应根据下列精神办理由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凡安排工作、重新录用和就业的，凭县或县以上组织、人事或劳动部门和省直各大口，铁路局、铁三局的录用、分配手续即予落户；凡因受牵连需返回城镇落户的家属子女，经县或县以上摘帽领导小组审批后，由摘帽办公室出具证明，即予落户；凡属在农村无依无靠，而在城市有亲属赡养，需要返回城市的，由县或县以上摘帽领导小组审批后，摘帽办公室出具证明，即予落户；凡由小城镇或农村迁入大、中城市的，必须从严控制，迁入大同、阳泉、长治三市的，需经迁入市摘帽办公室审批出具证明落户；迁入太原市的，由太原市摘帽办公室审批，出具证明落户；赡养亲属在省直单位的，由省直主管大口，铁路局、铁三局审批并出具证明落户。中小城镇有赡养人的，一般不能迁入大城市。 + +　　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对他们进行妥善安置，实事求是地做好改正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策性很强而又十分复杂的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 + +　　(一)各级党委要把这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并有一名负责同志亲自抓。对重大问题，党委要集体研究讨论。要充实加强办事机构，调一些思想好，作风正派，政策水平较高的同志搞这项工作。 + +　　(二)各级组织、宣传、统战、文教、公安、民政、劳动、财政等部门，一定要密切协作，互相配合，主动承担任务，不要互相推诿，不要矛盾上交。该那个部门解决的，就那个部门解决。 + +　　(三)在进行安置和改正工作步骤上，要坚持先安置，后复审、改正的原则。对于问题不复杂，明显划错的，可在安置工作的同时，予以复审改正。 + +　　(四)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在党的方针政策上来。要认真处理来信来访，要做好对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和错划了予以改正的人的思想教育工作。说服他们顾大局，识大体，珍惜和维护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我们创造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搞好团结，进行新的长征。 + +　　对那些确实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错误，现在也寻找借口企图翻案的人要进行批评教育，使他们正确对待自己的错误，吸取教训，改造思想，转变立场，争取进步，为人民做有益的贡献。 + +　　以上报告，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市、县委执行。 + +　　 省委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领导小组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6/names.txt b/CCRD/1/0/16/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6deab46776a6e35b4c05376aa3d8ec5e4d8dd60 --- /dev/null +++ b/CCRD/1/0/16/names.txt @@ -0,0 +1,7 @@ +中共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通知 +山西省委关于右派摘帽安置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 +中共成都市委办公厅关于做好一九五八年我市寒假高中毕业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部分学生错处分；错划类的平反工作的通知 +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四川省第二次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会议简报〔第三期〕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 +中共山西省委通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7/000000.txt b/CCRD/1/0/17/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efab0f99c2661e9fa8146911e03f704ea7f8457 --- /dev/null +++ b/CCRD/1/0/17/000000.txt @@ -0,0 +1,25 @@ +# 总政治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的几点意见 + +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全军共划右派分子五千七百四十九名，绝大多数已处理出队，这对纯洁巩固部队起了良好作用。迄今留队工作的尚有五十九名，已全部摘掉帽子。 + +　　二十年来，被划为右派的人申诉不断，中央〔1978〕55号文件下发后，来信、来访骤增。从初步了解的情况看，确有些人不是右派而错划为右派分子。究其原因，主要是：有些单位对中央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掌握不严，划的多了一些；有些单位将只对局部性问题、对本单位个别领导不满，并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划为右派分子；有些单位把反对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以及对当年苏军在东北的不法行为不满的，错划为右派分子；有的工作粗糙，调查研究不细，材料核实不够，证据不足；有的在战士和相当于地方中专的军事学校学员中划了一些右派或反社会主义分子。 + +　　针对部队的实际情况，为了更好地贯彻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提出如下意见： + +　　一、右派分子划定，要以一九五七年中央《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为准。凡与中央规定标准不符的，均应予以改正。 + +　　二、根据中央关于在工人、农民和战士中不划右派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指示，战士和相当于地方中专的军事学校战士学员被划为右派或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律予以改正。 + +　　三、对来信、来访提出申诉的，要热情接待，认真受理。不该定为右派分子的，要实事求是地坚决予以改正。因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而同时戴上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等帽子的，也应一并改正。 + +　　四、提出申诉的由原定案单位受理。原单位已撤销的，由其所属上级政治机关受理。应予改正的人员，原则上仍由原定案单位提出改正意见，报上一级政治机关审批。建制单位已调动的，由现所属上级政治机关负责审批。原定案时经法院判决的，撤销原判，由相当一级军事法院办理法律手续。 + +　　五、予以改正的人员，不再收回部队。原开除军籍的，撤销原决定，恢复原级别，原系副排级以上干部的，按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国务院关于军队转业干部及复员的副排级以上干部参加工作后工资待遇问题的通知》改定行政级别，按当时有关规定办理转业、复员、退伍手续。离队后的一段时间，不算军龄，工资不再补发。生活确有困难的，酌情予以补助。原开除党籍的，恢复党籍。开除团籍的，撤销处分。他们的工作、生活安排，由原定案单位与现在所在单位或地方上级机关协商，由现在所在单位或地方上级机关负责妥善解决。年大体弱不能工作的，按现行有关规定办理退休手续，由原部队发给退休安家补助费。予以改正的要认真清理他们的档案材料，除保留改正结论及有关附件外，其他一律抽出处理。他们的亲属受牵连的，要做好善后工作。 + +　　六、贯彻执行中央〔1978〕55号文件，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领导，认真组织学习中央文件精神，统一政策思想。保卫部门要组织专人负责，任务特别重的，由干部、组织、军事法院等有关部门抽调必要的力量参加。要实事求是，坚持原则，定性准确的坚持原结论，定性错误的坚决予以改正。 + +　　这项工作，要求在一九七九年上半年基本结束。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7/000001.txt b/CCRD/1/0/17/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8b5d866e1d5d2f0e7f56b4e9b2d8c0bb189e18b --- /dev/null +++ b/CCRD/1/0/17/000001.txt @@ -0,0 +1,19 @@ +# 改正错划右派工作经验交流会情况之一 + +　　<[中共中央]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办公室> + +## 改正错划右派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北京召开 + +　　由中央五部召开的改正错划右派经验交流会于2月17日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摘帽工作领导同志和摘帽办公室负责人72人；中央和国家机关政治部主管摘帽工作负责人76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郭述申同志也参加了大会。 + +　　会前，到会同志都听了中发〔1979〕11号文件的传达，一致拥护中央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决定（另报）。 + +　　会议由中央五部摘帽领导小组成员童小鹏同志主持开幕。他说：中发〔1978〕 11号、55号文件下达后，各地做了许多工作。全国54万余人的右派帽子，已经全部摘掉。安置工作正在进行。各地所需要的劳动指标，已经基本上按照上报数字，下拨了211000人。改正错划右派的工作，由于中央领导同志的一再强调，从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一些部门已经改正了一批错划右派的消息和评论员文章以后，推动了各地、各单位的改正工作。到今年春节，据中央和国家机关41个单位的统计，在原划5300名右派分子中，已经改正了2622名；北京、上海、天津、河南、山西、山东等省、市进展较快。但发展很不平衡：中央和国家机关搞得快的单位，改正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但也有一些单位进展不快；各省、市、自治区，少数搞得比较快，一些省、区进展比较慢，有的刚刚开始这项工作。 + +　　童小鹏同志指出：“这种情况，远远落后于形势的需要，不适应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要求，根据三中全会关于抓紧解决和处理多年遗留的冤案、错案、假案，进一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的精神，为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变的战略决策创造有利条件，必须认真落实中发55号文件，加快改正错划右派工作的步伐，以改正工作带动安置工作的进一步落实。因此，召开这次全国改正错划右派工作经验交流会，以便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对贯彻落实中发55号文件的认识，交流改正工作的经验，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速改正工作的进度，希望在今年上半年，在全国结束摘帽人员的安置和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他希望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集中精力开好这个会。会议拟开1周。 + +　　中央统战部第一付部长刘澜涛同志在会上讲了话（简报另发）。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7/000002.txt b/CCRD/1/0/17/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67a6c558d7a73a3b2f37e3240907d1e8e110ba2 --- /dev/null +++ b/CCRD/1/0/17/000002.txt @@ -0,0 +1,41 @@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当前部分人员要求复职复工回城就业等问题的通知 + +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 +　　粉碎“四人帮”以来，全国安定团结，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的状况还没有改变过来，各方面欠帐很多，我们在经济上还有不少困难需要克服。特别是劳动就业问题，是一个很突出的矛盾，需要审慎地妥善地处理。当前，有不少人要求复职复工、回城就业，这些问题是长期积累下来的；情况错综复杂，数量很大，牵涉面很广，政策性很强，必须慎重对待。前一段，有的部门、有的地方，对某些问题的处理不够谨慎，有些话讲得不够妥当，有些人借机闹事，影响安定团结，影响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这些情况，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处理这些问题，要从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调整，有利于安定团结出发，分别不同情况，采取适当措施。对于那些应该解决而又能够解决的问题，要继续抓紧解决。对于那些应该解决，但由于目前国家经济困难而无法解决的问题，要向群众耐心说明情况，做好说服解释工作。对于那些不合理的要求，要坚持原则，讲清道理，不予解决。落实党的政策，解决“文化大革命”以前遗留下来的问题，要着重从政治上解决问题，经济问题原则上不作清退。对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冤假错案中，凡涉及城乡集体所有制人员的经济问题，则要从实际出发，区别不同情况，妥善给予处理。现将有关规定通知如下。 + +　　一、关于六十年代初精简回乡的职工要求复工的问题。应当指出，当时中央决定调整国民经济、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是正确的、如果没有那次的调整，就不可能渡过当时的严重困难，也不会出现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当时，大批职工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安家落户，他们顾全大局，分担了国家的困难，对支援农业生产，争取国民经济好转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九六六年二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发[66]91号文件中规定，“对于有些被精减职工要求复工复职的问题，一般的不再收回。”这个规定，应继续执行。目前国家经济上有困难，这部分人要求复工复职的问题仍不能解决，要进一步向他们做好说服解释工作，鼓励他们安心现在的生产、工作岗位，为发展农业作出新的贡献。对于一九五七年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老职工，生活上困难的，应当继续执行一九六五年国务院发出的[65]国内字224号文件的规定，给予救济。 + +　　二、关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要求回城安排的问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在开发建设边疆、支援农林牧副渔业生产中，作出了可喜的成绩，在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中立下了功劳。我国有广大山区、草原和边疆需要建设，有大量荒地需要开垦，要继续鼓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树立务农光荣、建设边疆光荣的社会主义新风尚。各级党委要加强对知青工作的领导，坚决贯彻执行中央[1978]74号文件，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搞好统筹安排。按规定属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继续动员上山下乡。要教育已下乡的知识青年安心农业生产。并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在劳动、学习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要坚决刹住“回城风”，对于自行返城长期不归的，要动员他们尽快回去；已经是国营农林牧渔场或其他企事业单位职工的，要求重新安排工作，是不对的，要教育他们安心工作；不符合政策规定，未经安置地区和动员地区联系同意，单方面办理手续，从国营农林牧渔场或其他企事业单位回城的。要动员他们返回原单位，原单位要欢迎他们回去，不得歧视，并报销返回的路费。 + +　　三、关于“社来社去”的大学和中专毕业生，要求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的问题。各地区、各部门，应当继续贯彻执行国务院[1978]143号文件中，关于“坚持‘社来社去’的原则，而不能改为国家统一分配”的规定。对这部分人，国家不能包下来，也包不了，要向他们说明情况，动员他们回乡积极参加支援农业生产，为迅速发展农业作出贡献。 + +　　四、一九六九年前后，各地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影响下，或者在战备疏散中，将许多城镇居民迁往农村。现在他们要求返回城镇，原则上不能解决，要做好工作。生活上确有困难的，可给予必要的救济。 + +　　五、“文化大革命”初期，许多城市将一些人戴上所谓“黑五类”的帽子，下放农村。这部分人要求落实政策，返回城市。对这些人的问题，确实搞错了的，政治上要给予改正。原则上不能回城。生活上确有困难的，也可给予必要的救济。 + +　　六、关于右派分子改正后要求回城工作的问题。中央[1978]55号文件规定，错划右派批准改正后，“由改正的单位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据反映，许多人根据这条规定要求回原单位或回城工作，困难很大，无法解决。现补充规定如下：被批准改正的人，除改正单位工作上确有需要并经所在地区同意，可回改正单位安排工作外，对于能工作而未安排工作的或现在有工作而安排不当的，一般都应由改正单位商同本人现所在地区有关部门，在现所在地区分配或调整适当工作。在农村的原则上不回城市。 + +　　七、关于在历次运动中下放到农村的人员，其随同下放的子女，要求享受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待遇的问题。现在城镇大量知识青年安排尚有困难，他们的要求无法解决，应做好解释工作。 + +　　八、关于从沿海地区调去大三线的职工，要求解决同家属两地分居的问题。这些同志对三线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有功劳的。对于他们的要求，应当同情，理应解决。对于分居家属为城市户口的，可通过调动或迁移，逐步把家属迁到三线地区；分居家属为农村户口的，由于国家经济上暂时还有困难。近期难以全部解决。希望三线地区的有关部门和企业努力创造条件，比如搞农林牧副渔业基地等，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逐步加以解决。 + +　　九、关于有些临时工要求转为正式工的问题。对于招收的临时工、合同工，要认真按合同办理。合同期满，如果有需要，应当续订合同；不需要的，应当及时辞退。临时工、合同工、家属工等，不能转为正式工。 + +　　目前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在计划外使用的农村劳动力要坚决压缩下来，并做好工作，把这部分人动员回农村，坚决改变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而城镇又有大量人员待业的不合理现象。今后不经国家劳动总局批准，不准招收农民进城做工。 + +　　十、为了安排城镇待业人员，要努力广开就业门路。各地要多办些集体所有制的农林牧副渔业、手工业、商业服务网点、劳动服务公司、城市公用事业，等等，请国家计委、财政部、人民银行、物资总局商同有关部门和地方，积极筹措资金和必要的物资，予以大力支持。 + +　　另外，今年要在知识青年多的大城市和插队知识青年集中的地区，扩大招兵名额。 + +　　十一、其他类似问题，各地可参照本通知的精神处理。过去中央、国务院所发的有关文件，以及各地区的有关规定，如有与本通知抵触的，以本通知为准。对过去已经处理了的问题，一般不再变动。 + +　　十二、本通知发到县团级，有关党政领导机关和工作部门，应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适当方法，分别向有关干部和群众宣传同他们有关的规定。各地在执行这个通知的时候，可结合本地区的情况，分别不同问题，拟定具体办法，一一妥善处理，把问题解决在基层，矛盾不要上交。要把工作做得周到一些，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绝不可简单地匆忙地一下就把这个通知全部捅到社会上去，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波动和新的问题。 + +　　为了妥善处理过去遗留的问题，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进一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要把党的政策、国家的困难和有关情况，反复向群众讲清楚。要注意讲究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处理问题，既要坚持原则和政策，不能随便开口子，又要耐心细致，切忌简单生硬。过去，广大农村党组织、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在安置和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迁往农村的城镇居民和其他人员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央希望各级党政机关、广大干部和群众。认清形势，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团结起来向前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齐心协力克服困难，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团结广大群众，鼓足干劲，大干社会主义，为胜利完成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加快现代化建设而奋斗。 + +　　 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七九年六月四日 + +　　（此件发至县、团级） + +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7/000003.txt b/CCRD/1/0/17/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aa0837531e1cc8b0c1a6d56886feede818f0935 --- /dev/null +++ b/CCRD/1/0/17/000003.txt @@ -0,0 +1,25 @@ +#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案件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 + +　　去年以来，各级党委积极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精神，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解放了思想，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大大加快，成绩显著。目前，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和审干复查，多数省、市、自治区已完成百分之九十以上，少数完成了百分之七十、八十。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反右倾运动中错案的纠正，以及“四清”运动中案件的复查，也都抓得很紧，进展较快。党内党外反映很好，深得人心。但这项工作要做到善始善终，任务仍很艰巨，全党必须继续抓紧，不能稍有松懈。预期这次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今冬明春可以基本结束。 + +　　在当前落实干部政策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要求复查文化大革命前处理的其他一些老案的越来越多，已占到来信来访申诉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其中多数是全国解放后的，也有四十年代、三十年代，甚至二十年代处理过的问题。全国解放后的涉及到土改整党、清理中内层、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统购统销、肃反审干、合作化等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案件，以及不正当男女关系、丧失立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脱党脱队等多方面问题。有些人的问题本来处理正确，也要求复查，甚至无理纠缠。这不仅影响到各地处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和解决历史遗留的重大问题，甚至有的地方已经影响正常的工作秩序，也会影响集中精力抓好经济工作。各地普遍要求对处理这类历史老案有个统一的规定和明确的政策界限，以便有所遵循。 + +　　经我们与一些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的同志共同研究，对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些案件的处理，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 +　　一、对于历史老案除错划右派的改正，一九五九年以来反右倾斗争中错案的纠正，和“四清”运动中错案的复查等中央已有规定的以外，其余案件，可以按照个别问题个别处理的原则，列入正常工作范围进行复查审理。应该看到，全国解放后，我们党为了巩固革命胜利成果，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所进行的政治运动，都是必要的、正确的。在这些运动中和日常工作中所处理的案件，虽有一些搞错了的或畸轻畸重的，但绝大多数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按照当时党的政策规定处理的，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它与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下造成的大批冤假错案，有原则的区别。如果对这些老案不作历史的分析，通通再重新翻腾一遍，以现在的政策观点为标准，进行普遍的复查和处理，势必造成是非不清，引起不必要的思想混乱，影响安定团结，也会脱离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于这一点，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估计。 + +　　二、对于历史老案的处理，仍然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全错的全改，部分错部分改，不错不改。要区别不同情况慎重处理。对于犯有错误，根据当时党的政策规定定性处理基本恰当的，或即使定性处理重了一些，但主要事实依据没有变化的，不再予以复议。对个别原定性处理的主要依据失实的，和对照当时党的政策规定属于错被开除党籍，错被开除公职，错被定为敌我矛盾的，应予以复查改正。 + +　　三、复查历史老案，原则上由原处理单位负责，现在所在单位配合进行。原单位已经撤销的，由现在所在单位或所在地区的县级以上党委负责。复查改正后的结论，由县或县级以上党委审批。曾经中央或中央监委、中央组织部批准处理的案件，由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审理，分别报中央、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审批。原经中央局批准处理的案件，委托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审批。 + +　　四、对于错被开除党籍，后来一直表现好现在具备党员条件者，可恢复其党籍或重新入党。对于错被开除公职的改正后，除个别工作需要且本人可以工作的以外，一般不再收回安排工作，可采取退职等办法，酌情妥善处理。 + +　　五、凡错被处理的经过复查改正以后，工资一律不予补发。个别目前生活确有困难者，可酌情给予适当解决。 + +　　六、在处理历史老案的工作中，一定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不可简单从事。要教育大家顾全大局，向前看。对要求合理而又能解决的问题，应认真妥善解决。对有些提出不合理要求，甚至无理纠缠的，要坚持原则，进行批评教育。 + +　　以上意见如无不妥，我们拟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党委参照执行。 + +　　· 来源： + +　　原载《干审工作政策文件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3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7/000004.txt b/CCRD/1/0/17/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78cec80501c142734fc00cc04faf438fcb9434 --- /dev/null +++ b/CCRD/1/0/17/000004.txt @@ -0,0 +1,79 @@ +# 中共文化部党组关于改正“二流堂”问题致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报告 + +　　（中共中央组织部：） + +　　关于“二流堂”的问题，1955年肃反期间，原“文化部五人小组”曾对其进行审查，并于同年九月六日，以“文化部党组”名义，向党中央作了《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中央未批示)。当时对所谓“二流堂”的具体情况，缺乏全面了解，故把“二流堂”错误地定性为“反革命政治嫌疑小集团”；同时又引出由“二流堂”派生的所谓“小家族”，使不少同志在政治上受打击和歧视，受牵连的人则更多。 + +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怀着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对所谓“二流堂”和所谓“小家族”长期进行“专案审查”，其矛头是针对敬爱的周总理的。为此，不少同志被抄家、被关押，甚至祸及亲戚朋友。 + +　　经过近年来的反复调查研究，大量事实证明，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在白色恐怖下，所谓“二流堂”是我党和一些党外人士联系的场所。当时和所谓“二流堂”往来的同志，都是倾向进步，要求民主的。在十一次路线斗争中，没有发现一个是跟着林彪、“四人帮”跑的。 + +　　为了拨乱反正，党组已于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发出(79)文党字第99号一文：撤销《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的通知。至此，凡因所谓“二流堂”和所谓“小家族”等问题而受审查以及受牵连的同志，都要按照党的政策予以改正。撤销过去强加于他们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恢复政治名誉，胡除影响。 + +　　现将文化部党组(79)文党字第99号：撤销《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的通知一文送上备查。 + +　　至于原“中央专案组”中有关“二流堂”问题而受审查的唐瑜、吴祖光两同志，我们将按照此“通知”的精神，分别予以结案，不再一一呈报备案。 + +## 当否，请批示。 + +## 附件：文化部党组：撤销《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的通知 + +　　 一九七九年七月廿七日 + +　　 抄送：中央宣传部 + +## 文化部党组撤销《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的通知 + +## 1979.06.22；［1979］文党字第99号 + +　　（政治部、厅、局、司及所属各单位：） + +　　一 九五五年九月六日，“文化部五人小组”以“文化部党组”的名义，向中央作了《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中央未批示），把“二流堂”定性为“反 革命政治嫌疑小集团”；同时，报告中又引出由“二流堂”派出的所谓“小家族”，印发文化部各有关单位，使不少问志在政治上受到打击和歧视，受牵连的人更 多。 + +　　一九六七年八月间，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在他们严密控制下，欺骗群众，对所谓“二流堂” 和所谓“小家族”的问题进行审查，矛头是对准敬爱的周总理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在“四人帮”控制下的《人民日报》上，抛出了题为《粉碎中国的裴多 菲俱乐部“二流堂”》的文章，很多人因此被抄家，被关押，长期进行审查，甚至亲戚，朋友也不能幸免。他们在精神上、身体上受到的迫害和摧残，真是难以形 容。有的同志因而造成重病、残废，至今未能恢复健康。 + +　　一九五五年肃反时期，由于对“二流堂”的情况缺乏全面了解，对这一问题进行审查，作了错误的结论。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大搞“二流堂”专案则是别有用心，怀着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 + +　　今天大量的事实证明，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的所谓“二流堂”，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我党和部分党外人士进行联系的一个场所。正如敬爱的周总理一九七○年五月 九日接见文化部艺术院校革命群众时所指出的：“‘二流堂’不是一个组织……不是凡和‘二流堂’沾一点边的人就是坏人。” + +　　近年来我们对所谓“二流堂”及“小家族”问题进行了反复调查研究，证明所谓“二流堂”（包括“小家族”）的—些同志，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过去曾被怀疑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一些同志，也都查明没有问题。而且没有—个是跟林彪、“四人帮”跑的。 + +　　因此一九五五年原文化部党组所作的《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把它定为“反革命政治嫌疑小集团”是完全错误的。为了拨乱反正，落实党的政策，实 现安定团结，党组决定将一九五五年以“文化部党组”名义发出的《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予以撤消。凡受到与“二流堂”、“小家族”等问题牵连 的同志，都要按照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销毁有关材料（本人写的退还本人）并在一定范围内向群众宣布。家属子女受牵连的，应将本人复查后的结论， 通知家属所在单位。 + +　　让我们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共同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 +　　 附：所谓《二流堂》的简况（调查报告）抄 送： 部党组各同志 + +　　（附件：） + +## 所谓“二流堂”的简况 （调查报告） + +　　关于所谓“二流堂”的问题，我们访问了当时的所谓“堂长”唐瑜同志和熟悉此事的夏衍同志，请他们提供材料，简况如下： + +　　所谓“二流堂”，是抗战时期(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六年)唐瑜同志在重庆有一所较大的房子，当时有些文化、戏剧、电影、美术、新闻界的朋友没有住处，就到唐瑜同志处居住。在那里不必付房租，唐瑜同志有钱时，连这些人的伙食也包起来，没有钱时大家便凑一点钱吃大锅饭。由于这些人的工作各具特点，工作与休息时间各不同，有的人没有固定职业，作家、画家不必上班，过着流浪式的生活。 + +　　敬爱的周总理那时在重庆主持“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工作，曾邀请重庆进步的文艺工作者观看来自延安的秧歌剧《兄妹开荒》、《二流子归正》等剧目，其中有“二流子”一词，大家听了觉得很新鲜有趣，以致互开玩笑。有一天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徐冰同志陪同郭老去唐瑜同志处看望大家，谈到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知道他们多数没有固定职业，徐冰同志就开玩笑说：你们都是“二流子”，这里可以取名“二流堂”。郭老也笑着附和。当时徐冰同志还建议请郭老题字，因一时找不到大字毛笔，故没有题成。这样，《二流堂》的名称就传开了。这个名称后来连周总理也知道了。 + +　　当时是国民党反共猖獗，重庆特务横行，地下党需要一些隐蔽的联系点，当时夏衍同志就曾在这所谓“二流堂”里会见过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夫妇。地下党的一些聚会也曾在这里举行。应该说所谓“二流堂”这些人都是党的统战对象，他们都和“曾家岩五十号”有来往，《新华日报》每年一次的创刊纪念日，他们都敢于去“红岩”参加，平时都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郭老)有联系。 + +　　当时夏衍同志就住在这所房子附近，这些人又都是党的统战对象，因此，这些人的情况，夏衍同志都向总理汇报过。而且总理还指示夏衍同志要经常对他们做工作。当时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负责统战工作的徐冰同志也经常到这个地方去。 + +　　一九四三年冬，林伯渠、王若飞同志从延安到重庆，在郭老家里，向文化界作了关于延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报告。后来夏衍同志就在除夕晚上在唐瑜家(即所谓“二流堂”)里，向他们传达了林、王的报告，大家很高兴。事后夏衍同志向王若飞同志汇报当晚情况，若飞同志说：经常和他们谈谈国内外形势是好的，但要注意，不要搞得太“红”了，特务一注意，今后工作就难做了。 + +　　抗战胜利后，夏衍同志到上海、香港、海外工作。一九四九年五月，夏衍同志回到北京，向总理汇报工作后，总理还问起：“‘二流堂’那些人回来了没有?”当时随便这样叫，分明是把这些人当作团结对象的。 + +　　在重庆时期，夏衍同志负责党的“文化组副组长”，当时总理指示他专门对非党文化界人士做统战工作，并通过这些人士，团结更多的中间人士，因此，夏衍同志对所谓“二流堂”的人和事自然就更加了解了。 + +　　全国解放以后，原来住在重庆所谓“二流堂”的人中，有几个人到了北京后又住在一起，于是又被称为北京的“二流堂”。吴祖光同志当年在重庆时就是所谓“二流堂”的住客，解放初期他和新凤霞同志结婚，于是乎新凤霞同志也被定为参加“‘二流堂’反革命集团”的人物。 + +　　“四人帮”把“二流堂”说成“反革命的裴多菲俱乐部”，把住过“二流堂”和与“二流堂”有过来往的人一律打成“反革命”。一九七○年初，叛徒江青在一次会上，信口开河，语无伦次地说：三十年代是“四条汉子”，四十年代是“二流堂”，五十年代是“裴多菲俱乐部”，六十年代是“五一六”，显然是别有用心的。一九六七年八月间，在林彪、“四人帮”控制下，对“二流堂”进行审查，这是一支毒箭，矛头是射向敬爱的周总理的。至于革命群众由于受骗参加了这个工作，是没有责任的。应当把帐记到林彪、“四人帮”身上。 + +　　一九七○年五月九日，敬爱的周总理，在接见文化部和艺术院校革命群众时，针对江青的胡言乱语，对“二流堂”问题作了一些说明，指出“二流堂”不是一个组织，“它没有正式手续嘛，不象‘哥老会’、‘青红帮’有个手续，就是在一块吃吃喝喝……不是凡是和‘二流堂’沾一点边的人就是坏人罗。” + +　　总之，对所谓“二流堂”问题，现在应是“正本清源，澄清是非”的时候了。 + +　　 文化部复查委员会办公室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九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7/000005.txt b/CCRD/1/0/17/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84e180a24a41bc84b930db91654dcbd6cd1cfe5 --- /dev/null +++ b/CCRD/1/0/17/000005.txt @@ -0,0 +1,39 @@ +# 中共江西省委摘帽工作办公室关于善始善终地做好错划右派改正和安置收尾工作的通知 + +　　<(节录)> + +　　一、关于安置问题。遵照中发(79)43号文件的规定，经批准改正的人，除改正单位工作上确有需要，并经所在地区同意，可回改正单位安排工作外，对于能工作而未安排工作的或现在工作安排不当的，一般都应由改正单位商同本人现所在地区有关部门，在现所在地区分配或调整适当工作。在农村的原则上不回城市。中发[1979]43号文件下达以前已收回城市工作的，不再变动。符合退职、退休条件的，要动员其退职、退休。在职的，由现在工作单位办理；没有工作的，由改正单位负责办理。 + +　　在劳改、劳教单位本人愿意留场的，由省劳改局列为国家干部、工人编制，安排适当工作。不愿留场的，由改正单位负责安排工作；不能工作的，由原单位作退职、退休处理；原单位已合并或撤销的由合并或撤销的上一级的主管部门负责处理。需要跨省、市安置的，由原单位负责与有关省(市)组织、人事或劳动部门联系同意后，办理安置手续。 + +　　二、关于工资待遇问题。经批准改正的人，恢复原来的工资级别，原来没有工资级别的，恢复原工资金额。对降职降薪后提升的工资级别，在恢复原工资级别时，不予追加。现行工资级别高于原工资级别的，按现行工资级别执行。没有执行原处分决定而少发了工资和生活费的，不予补发。恢复原工资级别后，低于三级工资水平的，可调到三级工或行政二十四级工资水平，从批准调整之月起计发。 + +　　被错划为右派的原大专院校和中专生，改正前没有评定工资级(47)别的，按当时同届毕业学生的工资待遇评定工资级别。改正前没有安置工作的，自分配工作之月起计发工资。原大专院校和中专学生尚未毕业的，也按此原则办理。 + +　　原系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干部、职工，因“右派问题”而变动到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作的，经批准改正后，应恢复全民所有制的干部、职工待遇。继续留在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作的，其工资、福利等可按从全民所有制调至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其他干部、职工同样处理。 + +　　三、关于抚恤问题。已经死亡的错划右派，过去未发抚恤费的，应按恢复的原工资待遇计发抚恤费。过去已按降级降薪发给抚恤费的，应按恢复的原工资待遇，补发差额部分。其直系亲属目前符合享受生活困难补助范围的，可以补办手续，从批准之月发给，以前的不补发，确有困难的酌情给予一次性的临时补助。 + +　　四、关于子女顶替、补员和退休金计算的问题。经批准改正的人和保留公职的摘帽人员，凡在1978年底以前已办理退休或已死亡的，其子女不得再补办顶替和补员手续。过去已退休的，应按恢复的原工资待遇从1978年10月份起，重新计算退休金。 + +　　（五、关于家属子女户口问题。原有工作或原系城镇户口的家属子女，过去确因右派问题受株连，被迫退职、离职，失去工作或遣送农村的，原处理单位应按正常落实政策办理；家属和现在未满17周岁的子女，允许恢复商品粮。被错划为右派死亡后的家属子女，也按此原则办理。） + +　　六、关于右派受到刑事处分问题。凡受到各种刑事处分的，其右派问题应由原划单位负责进行复查，属于错划的，应将复查报告、改正结论送请原判司法部门复审，如司法部门复审后撤销原判宣布无罪，应安排工作。否则，不恢复政治名誉，也不安置工作。有的人除右派问题外，还有其他严重错误或新罪行，被开除了公职，现在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但其严重错误或新罪行已不符合干部条件的，不能再作干部安置，只作就业处理。 + +　　七、关于重新录用问题。过去被开除公职的右派分子，经过复查(48)不予改正的人，如本人确有专长，单位工作确有需要，可以办理重新录用手续，报省委组织部批准。其工龄从批准之月算起，工资从批准之月重新评定。 + +　　八、关于中右分子问题。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有些干部被戴上中右分子、“两反分子”、“右派言行”等帽子，原划单位应负责进行复审，实事求是地做好改正工作。其中受到开除公职处分的，其安置很难统一解决。今后，待中央有新的规定下达后，再行处理。在中发[1979]43号文件下达之前，已安置了的，不再变动。 + +　　九、关于档案材料处理问题。经批准改正的人的复查报告、改正结论和1957年反右斗争的组织结论，均存入本人档案。其他材料的处理，将按中央组织部有关规定办理。 + +　　十、要坚持政治挂帅，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正确对待错划为右派已批准改正的人，从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满腔热情地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要把党的政策、国家的困难和有关情况向改正的同志讲清楚。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深做细。要鼓励他们顾大局，识大体，讲团结，向前看，正确对待自己，服从组织安排，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齐心协力，为四化贡献力量。对那些党性强、风格高、贡献大的同志，要表扬。对那些经过复查仍维持原结论不变的人，要教育他们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加强学习，放下包袱，振奋精神干革命。要重视群众来信来访工作，把问题解决在基层。 + +　　十一、要认真进行检查总结。全省整个复查改正、安置工作预计在今年国庆节前可以胜利结束。这是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落实干部政策的一项重大成果。但是目前还有大量的、艰巨复杂的工作要做。工作任务尚未完成的单位，领导不能松劲，人员不能分散，机构不能撤销。要按照中央、省委的要求，抓紧时间，把遗留的问题，扎扎实实、一个一个地处理好。 + +　　目前凡有复查任务的单位都应进行一次认真细致的检查，总结经验，克服缺点，全面落实党的政策。对复查改正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既不能有错不纠，也不能搞一风吹，要防止马马虎虎、草率收兵。对劳动指标，一定要专项专用，不能挪作他用。对各种数字，要进一步核实，做到准确无误。 + +　　在整个工作结束的基础上，各级党委摘帽办要作出全面的工作总结。总结的内容，应该包括工作概况、主要成绩、基本经验、典型例子、存在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等等。各地、市、山和省直各部门摘帽办的书面总结，9月底报省委摘帽办3份。要填写《江西省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和错划右派改正的人员名单》以及《江西省处理右派问题有关数字统计表》(随文附后)，请各地、市、山党委摘帽办和省直各部门汇总报省委摘帽办2份。 + +　　（十二、关于时间要求和工作移交问题。全省处理右派问题，要求在国庆节前全面结束。文书档案要认真清理，装订成册。至于在结案时遗留下来的某些问题，如个别复查改正问题，少数人的安置问题，人事档案和文书档案问题，以及来信来访受理等问题，移交那些部门?省里不作统一规定；希望从实际情况出发，由地方党委决定。） + +　　 来源：《江西平反冤假错案》中共江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汇编，1997年8月，南昌。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7/000006.txt b/CCRD/1/0/17/0000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f2a6f24de3b3a8806af6a9b012130e59901b3c8 --- /dev/null +++ b/CCRD/1/0/17/000006.txt @@ -0,0 +1,39 @@ +# 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五部门《关于继续执行中央［1978］55号文件几个问题的请示》 + +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党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 +　　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关于继续执行中央［1978］55号文件几个问题请示”，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 +　　 中共中央一九七九年九月十日 + +## 附：(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关于继续执行中央［1978］55号文件几个问题的请示 + +　　（中央：） + +　　在党的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贯彻中央［1978］11号、［1978］55号文件关于处理右派问题的决定，取得了很大成绩。全国所划五十五万余名右派分子，都摘掉了帽子；对他们的问题，普遍进行了复查；至七月中旬，属于错划已改正的有十九万三千三百人，占应安置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这项工作，对解放思想，发扬民主，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调动积极因素，促进安定团结，起了重要作用。现就中央今年43号文件报告如下。 + +　　中央43号文件第六条，对去年55号文件的关于右派摘帽后和错划右派摘帽后和错划右派改正后的安置原则做了修改，规定：“在农村的原则上不回城市”。“不回城市”就是不给商品粮，不做安置。目前，各地处理右派问题的工作，基本上停了下来。约有五六万已做改正结论应该安置的人，不能继续安置。一些理应解决的问题，也得不到解决。 + +　　此外，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定为“中右分子”，或工人、民警等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因右派问题受株连的家属，数量很大。其中，仅失去公职需要安置的，全国约有十六万人。这些人员虽未戴右派帽子，但有的所受处分比右派还重，处境困难，社会上对他们很同情。中央55号文件及经中央批准的55号文件的“补充说明”，都明确规定要妥善解决这些人的问题，只因没有尽早摸清底数，未能及时向国家计委申报劳动指标。现在对这些人的安置还没有着落，引起强烈不满。 + +　　近来，上访人员骤增。不少上访人员情绪急躁，联名来信，集体上访屡有发生。各地摘帽办公室的同志，深感工作困难。 + +　　反右斗争中遗留问题，二十年没有妥善解决。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决定实事求是地处理这个历史遗留问题，陆续发出几个文件，经过全党的努力，成绩很大，博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好的政治影响。实践证明，做好这项工作，确实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项大事。目前，还有一部分人的安置问题，尚未解决。我们认为，应该坚持执行党的既定政策，善始善终，不能现留尾巴。否则，对党的事业不利。为了切实做好这项工作， + +　　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 +　　一、从实际出发，继续做好安置工作。凡被批准改正的人能够工作而未安置工作的，除改正单位工作上确有需要并经所在地区同意，可回改正单位安排工作外，一般都由改正单位与本人所在地区联系，由现所在地区县、市党委负责分配适当工作。对尚未安置而符合退休条件的，由改正单位办理退休手续。各地区、各部门要从全局出发，相互协作，主动承担责任，使安置工作尽快落实。 + +　　二、关于十六万失去公职的“中右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受株连的家属的安置问题。鉴于国家的实际情况，全部恢复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工作是困难的。要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分别情况，加以解决。国家计委安排并经中央核准的××万专项劳动指标，已拨用××万余个，原划右派的安置问题基本可以得到解决。尚余三万左右劳动指标，拟请国家劳动总局分拨各地用于安置这十六万人中有技术专长或生活无着亟待安置的人。其余十三万人的安置问题，请国家计委另拨专项劳动指标，下达各地。不足部分由各省、市、自治区根据当地的实际条件，想方设法，广开门路，在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中解决。 + +　　三、贯彻中央处理右派问题决定的工作，应在今年内全部结束。各级党委要继续加强此项工作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热情解决被错划为右派的人提出的合理要求，认真帮助他们克服困难，不要矛盾上交。要把党的政策、国家的困难和有关情况向他们讲清楚，提倡顾全大局，向前看，服从组织安排。对不予改正的人，不要歧视，应鼓励他们为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对要求过高或无理取闹的，要坚持原则，批评教育。对改正、安置工作中假公济私，徇私舞弊的，就应严肃处理。安置善后工作中遇到的政策性问题，凡五十五号文件有明确规定的，要遵照执行；没有规定的，请各省、市、自治区按照中央有关的政策精神，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自行解决。 + +　　此项工作基本结束时，请各地作出工作总结。 + +　　以上意见如无不妥，请批发各地执行。 + +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7/000007.txt b/CCRD/1/0/17/0000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13ddc80ccb44c8345beb6ce540eb427fed3b759 --- /dev/null +++ b/CCRD/1/0/17/000007.txt @@ -0,0 +1,27 @@ +# 中共江西省委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对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平反、改正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 +　　一、《中共中央关于对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平反、改正问题的通知》(中发[1979]49号文件)已下发各地，这是党中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进一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采取的又一重大措施。中央这个文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分析了1959年以来反右倾斗争的情况，正确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符合我省的实际情况，必须认真贯彻执行。要通过全面解决反右倾斗争中所遗留的问题，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安定团结，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级党委要按照先党内后党外的步骤，在党内外干部群众中进行传达，充分酝酿，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深刻认识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坚持有错必纠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处理好反右倾斗争的遗留问题。 + +　　二、关于对1959年以来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甄别问题，在1961年和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遵照中央指示，我省曾经进行了大量工作，不少人已得到平反、改正。但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由于提出了反对右倾翻案风，致使这一工作实际上停止下来了，甄别工作不够彻底。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极左思潮的干扰下，有些地方对于一些原已平反、改正的人，又重新当做“老机”、“老右”进行批斗；对于某些原来未予平反、改正的人，揪斗更甚，有的还受到开除党籍、团籍、降职、降薪、下放、开除公职等各种处分。鉴于上述复杂情况，各级党委处理反右倾斗争中的遗留问题，必须首先组织力量，认真搞好调查研究，弄清情况，然后作出具体部署，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 + +　　三、坚持按照中发49号文件的规定，切实做好平反、改正的具体工作。 + +　　1．凡是在1959年以来反右倾斗争中，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一律予以平反、改正，(如有其他错误，只能按其他错误本身来处理)。在平反、改正以后，在提职、提级、调资、奖励、分配工作等方面，与其他干部、职工一样对待，不应歧视他们。 + +　　2．妥善落实政策。对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已经死亡者，应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受开除党籍处分者，应恢复其党籍。受降职降薪处分者，应恢复其原来级别待遇，工资不再补发。受开除公职处分和下放劳动者，一般都应由原单位商同本人现在所在地区有关部门，根据他过去的工作经历及工作经验，安排适当工作。如原单位已解散或撤销的，由本人现在所在地区有关部门解决。在农村的原则上不回城市。(51) + +　　3．对其家属、子女过去受牵连、处理不当者，应按党的政策，处理改正。今后，在入团、入党、参军、升学、招工等问题上，都不应受到影响。 + +　　4．对其本人及家属、子女档案中，有关反右倾斗争的材料应一律清理销毁。 + +　　5．经过复查、鉴别，对个别确实存在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处分适当者，应实事求是地维持其处分。 + +　　6．凡受党纪、行政处分的，平反、改正应按干部管理权限报批。 + +　　7．平反、改正工作，由原单位负责办理，原单位不在的，由其主管部门办理。 + +　　四、全面处理反右倾斗争中的遗留问题，是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各级党委要认真负责，加强领导，各有关部门要积极主动地予以配合，共同做好这项工作。省委决定，在省委直接领导，由省委纪律检查部门具体负责，不另设立办事机构，力量不足可从有关部门适当抽调。各地、市、山、县党委，可参照这一精神办理。当前各级党委工作很多，任务很重，要抓住重点，合理安排。要在抓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做好清查定案结论，继续抓紧平反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的同时，抓好中发49号文件的贯彻落实工作。既要防止放任自流，又要防止草率从事。 + +　　以上通知，望各级党委结合实际情况，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 +　　 来源：《江西平反冤假错案》中共江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汇编，1997年8月，南昌。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7/000008.txt b/CCRD/1/0/17/0000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83bba396738675dff03441e9ac11bd1c7325988 --- /dev/null +++ b/CCRD/1/0/17/000008.txt @@ -0,0 +1,23 @@ +# 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子问题的请示 + +## 中央批示 + +　　中央同意中央统战部《关于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子问题的请示》，现转发你们，望参照执行。 + +　　 （此件发县团级） + +## 中央统战部关于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子问题的请示 + +　　（中央：） + +　　我们党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期间及以后几年内，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批判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当时，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地方民族主义倾向有所滋长， 进行这场斗争，对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是必要的。但是，也存在着扩大化的偏向。各地在批判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中，划了一批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有的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有的戴了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帽子。戴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帽子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当作敌我矛盾性质对待；一种是作为人民内部问题对待。 + +　　中央［1978］11号和55号文件下达后，右派分子的帽子已经全部摘掉了，许多地方提出也要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子。据了解，对地方民族主义分子，不少地方也已经宣布摘了帽子，但有的地方还没有或者没有全部摘掉帽子。为此，我们的意见是，凡是当时划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不论是按照敌我矛盾或者是人民内部矛盾对待的，也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改正的标准，应依据中央一九 五七年十月十五日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和关于鉴别少数民族中的右派分子的主要标准：(一)反对社会主义；(二)反对共产党领导；(三)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对于摘掉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帽子和改正过来的人，都应按照中央1978］55号的文件精神妥善处理。 希望各级常委结合对右派分子摘帽子的工作，把这项工作切实做好。 + +　　以上意见，如中央同意，请转发各地和各有关部门执行。 + +　　 中共中央统战部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7/000009.txt b/CCRD/1/0/17/0000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e450039e5adce45fa4fe639628344568bc5350 --- /dev/null +++ b/CCRD/1/0/17/000009.txt @@ -0,0 +1,39 @@ +# 中共江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做好对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平反、改正工作的几点意见(节录) + +## 一、时间要求 + +　　时间一定要抓紧。我们意见，全省的平反、改正工作争取在1980年2月底以前完成，任何行动迟缓和久拖不决，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搞“四化”都是不利的。因此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及时指定专人负责，作出妥善安排，力求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按期完成任务。 + +## 二、步骤和方法 + +　　1．认真学习文件，摸清基本情况。 + +　　在学好文件、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摸清本地区、本单位在1959年反右倾斗争中，以右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批斗了多少人，批斗了哪些人；受处分的有多少人，处分了哪些人。其中：受到批斗未作结论的有哪些人；受到批斗作了结论的有哪些人；受到批斗作了结论并受到各种处分的有哪些人。对1961年和1962年的甄别平反情况，也应同时摸清。鉴于时间长，机构人员变动大，有的档案材料不全，有关单位可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召开各种座谈会，查阅文书档案等，把情况搞准确。对受到批斗、处分已调离本单位的，其平反、改正工作由原单位负责，现工作单位积极配合。有的县因隶属关系变动，应由现在所属地区负责，如南昌、新建两县由南昌市委负责；原省委农村工作部、财贸政治部可分别由省革委农林办公室、财贸办公室负责。 + +　　2．认真落实政策，做好平反、改正工作。 + +　　（(1)凡因在反右倾斗争中，受了批斗未作结论的，在1961年和1962年已经作了甄别平反，本人又没有意见的，不再平反。未平反的，应在适当的范围内，宣布平反。已调离的应将平反结果通知其本人。） + +　　（(2)凡受到批斗并作了书面结论的，应写出平反、改正的书面结论，并按原来发送的范围通知各有关单位。原来的结论材料已装入了本人档案的，其平反、改正材料应同时报主管该干部的组织部门。） + +　　（(3)对已经作了甄别改正但还不够彻底的，要进行复查、鉴别，予以彻底地平反、改正，防止以某种理由留尾巴。如受处分的对象当时还有其它严重错误，需要给予处分的，可按其它错误处理。） + +　　（(4)平反、改正结论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基本情况，二是改正的理由，三是撤销原来各种处分的决定(恢复名誉、恢复工资级别、恢复党籍等)。平反、改正结论应同本人见面，经党委讨论，按干部管理权限报批。凡属省委管理的干部一式上报20份。） + +　　上报审批的材料，属于右倾错误的平反、改正的结论，在反右倾斗争中受到各种处分的，不管是以右倾错误为主，还是以其他错误为主，必须保留某种处分时，应将右倾错误的内容去掉，按其它错误重新作出结论或处理。 + +　　(5)装入本人档案的右倾错误材料?除本人的检讨，一般退回本人自行处理外，其它有关材料均应同时加以清理、登记，按中央组织部的统一规定处理。 + +　　(6)因右倾问题错批斗而取消了预备期党员资格的，可参照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统发文[1979]143号文件《关于中发[1978]55号文件的补充说明》第十一条规定执行。 + +　　(7)对当时受到降薪处分，应恢复原级原薪的，在中央没有新的规定之前，一律从批准之日执行。过去的不予补发。 + +## 三、切实加强党的领导 + +　　1959年，在党内不适当地开展了所谓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波及到我省各个地区和单位，许多同志以右倾错误受到批斗，有的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于这些同志的问题，1961年和1962年，虽曾遵照中央指示进行甄别，对不少被错批斗、错处分的同志进行了平反、改正的工作，但是，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平反、改正的工作不够彻底，还有些受到批斗、处分的同志尚未得到平反、改正；即使已经作了平反、改正的，有的还留有尾巴，他们的档案材料也未作处理，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全面处理反右倾斗争中的遗留问题，又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走群众路线，认真处理来信来访。各有关部门应互相协助、密切配合，主动承担任务，共同把这项工作做好。为了及时掌握情况，交流经验，各地、市(山)党委纪委和省直各单位，每半个月向省委纪委筹备小组办公室作一次汇报。 + +　　  + +　　· 来源： + +　　《江西平反冤假错案》中共江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汇编，1997年8月，南昌。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7/000010.txt b/CCRD/1/0/17/0000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33de9773969ab3cd3a3e41c8cd9d04babd569ad --- /dev/null +++ b/CCRD/1/0/17/000010.txt @@ -0,0 +1,39 @@ +# 中共中央. 国务院批转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复查高等学校划为反动学生问题的请示报告 + +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军委总政治部：） + +　　中央和国务院同意教育部党组《关于复查高等学校划为反动学生问题的请示报告》。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 +　　 中共中央国 务 院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 +　　（此件发至省、军级） + +## 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复查高等学校划为反动学生问题的请示报告 + +　　（党中央、国务院：） + +　　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期间，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的处理的通知》（中发【63】496号），各地先后定案处理了五、六百名学生。一九七八年中央关于处理右派问题的文件下达以后，不少人向教育部门或学校写信、上访提出申诉，要求复查和改正。现将有关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 +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北京市反映的情况，发出《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的处理的通知》。《通知》指出，“据北京市反映，今年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有极少数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其对我猖狂进攻的程度，已经相当甚至超过反右斗争中的极右分子”，“北京市的高等学校有这样的情况，全国高等学校也必然同样有这样的情况。对这一小撮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必须抓紧时机，通过揭露和批判，对他们进行严肃认真的处理”。《通知》规定了划分反动学生的四条标准（附有案例)及实行劳动教养和劳动考察 二至三年的处理办法，并责成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对反动学生的管理办法。同年十二月二十日，经国务院文教办公室批准，教育部发出《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在劳动教养和劳动考察期间的试行办法》，规定劳动教养和劳动考察的期限，一般为二年至三年，期满后，表现好的和比较好的，都要安排工作;表现不好的，可以继续考察或教养。 + +　　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期间，全国高等学校在当地党委领导下，按照《通知》精神，先后对一些学生进行了揭发、批判，定案处理了五六百人，经省市委或宣传部批准，分别对他们作出劳动教养或劳动考察两三年的处分决定。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一部分劳动教养或劳动考察期满的，一直未能按大学生分配或安排工作，而且有些人还加重了处分：有的被打成反革命，有的被关押，有的遣返原籍劳动改造，有的开除学籍，有的继续在农场劳动。 + +　　去年以来，有些学校结合改正冤假错案和右派学生的问题，对这类学生的问题也进行了复查工作。从复查结果来看，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情节严重，定性基本正确，这是极少数；（二）确有政治思想错误，但定性不准确，处理过重；（三）纯属错案。大多数属于第二、三种情况。 + +　　鉴于目前还有不少院校对这些学生的问题未进行复查，有些院校虽已复查改正结论，因原按中央通知处理，现无中央文件，省、市、自治区党委不好审批，致使这类学生的问题至今未能妥善解决。我们认为，应根据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中央关于处理右派问题的文件精神，对这部分人进行一次认真复查，“全错的全平，部分错的部分平，不错的不平”，作出正确的处理。具体意见是： + +　　（一）关于复查。无论本人是否提出申诉，包括已经死亡的，均由原学校负责复查。复查结果，经校党委批准，凡是错定为反动学生的，应予改正，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安排适当工作；对虽未定错，但经过多年的考察教育，只要不坚持反动立场的，也应摘掉“反动学生”的帽子，安排适当工作。 + +　　(二）关于工作安排和待遇问题。原为大专院校毕业生或在校生，因被定为反动学生而未分配工作的，一般均由原学校（包括已调整并入的学校）商同本人现在所在地区有关部门，就地分配适当工作。已分配工作的，如专业不对口，可作适当调整。但现在农村和小城镇的，除特殊情况外，一般地不调回大、中城市。毕业生现在的工资待遇低于同届大专院校毕业生定级待遇的，应按同届毕业生定级待遇对待；原属在校生，按大学肄业生的工资级别对待。工资一律从文件下达之日起实行，过去的不再补发。个别因未分配工作而造成生活特别困难的，由原学校酌情给予适当补助。所需劳动指标，由国家下达各地的劳动计划内统筹安排。劳动教养和劳动考察期间，应连续计算工龄。 + +　　（三）党籍、团籍、学籍问题。凡因错划为反反动学生而被开除党籍的，经校党委批准后，可恢复其党籍。原是预备党员，一直表现较好的，应承认其党员资格，转为正式党员，党龄从原定转正时间算起。被错划期间的党费不再补交。因错划为反动学生而被开除团籍的，经改正后撤销其处分。凡属毕业生或基本学完专业课的，可补发毕业证书；其他的，可根据学习年限，补发肄业证书或学历证明。 + +　　对虽未戴反动学生帽子和实行劳动教养、劳动考察，但因思想政治问题受到批判而被错误地开除学籍党籍团籍、未分配工作的，亦应参照上述精神办理。 + +　　以上报告，如无不妥，请批转中央国家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执行。 + +　　 中共教育部党组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7/000011.txt b/CCRD/1/0/17/0000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340d8eeed7fb20cc0b91c0bcca1f32f6cd742a0 --- /dev/null +++ b/CCRD/1/0/17/000011.txt @@ -0,0 +1,47 @@ +#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关于中发［1978］55号文件的补充说明 + +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摘帽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政治部，解放军总政治部：） + +　　各地在贯彻执行中发［1978］55号文件中，提出了不少问题，要求答复。我们将一些 + +　　带普遍性的问题拟定了一个补充说明，已经中央批准，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 +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 +## 关于中发［1978］55号文件的补充说明 + +　　(一)在反右派斗争中，处理结论为明确保留公职或开除公职者，应按保留公职对待。在反右派斗争处理后，又因右派问题被迫离职退职的人，仍按保留公职对待。 + +　　(二)对原保留公职的人，后来因为新的问题被开除公职或判刑劳改的(包括刑满释放的)，应由原处理单位或原判决法院负责进行复查。如新的问题不足以开除公职或判刑处理的应予以改正。否则，仍维持开除公职或判刑处理。 + +　　(三)原调干学生右派后开除学籍的，按保留公职对待。 + +　　划为右派的大学生，经批准改正的人，由本人现居地区县以上组织，人事、劳动部门分配适当工作。工龄从被处理离校之日算起。 + +　　(四)在整风反右派运动中，出国留学生因“右派言论”被遣送或押送回国，定为右派分子或受了各种处分的，他们的审查改正工作，由原所在单位或地区县以上党委负责办理。 + +　　(五)原中等专业学校学生，被戴上右派分子或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一律由本人所在单位或地区予以改正。 + +　　(六)对过去已有结论，不以反革命论处或有一般历史问题的人，在反右派斗争时有错误言论，但不够右派，而被戴上右派帽子和历史反革命帽子的；或虽未戴右派帽子，但戴上其他帽子的，均应予以改正。 + +　　(七)凡未按中央［1978］55号文件规定，没经省委或中央批准而给 一些人新戴、重戴右派分子帽子，应予改正，妥善安置。 + +　　(八)在反右派斗争中，虽未戴右派帽子，但定为中右分子或因“右派言行”而受了处分的，应进行复查，实事求是地做改正工作，妥善安置。 + +　　(九)错划右派批准改正后的工作安排，如改正单位确有实际困难的，可由单位负责和本人现所在地区或单位共同研究，分配适当工作。需要回城镇安置的，有关组织、人事、劳动部门应予以办理手续，公安部门要准予入户。 + +　　(十)需要跨省、市安置的，由本人现所在地区县以上组织、人事、劳动部门负责直接与有关省、市、县以上组织、人事、劳动部门联系解决。 + +　　(十一)被错划为右派的预备党员，一直表现较好具备共产党员条件的，应承认其党员资格，按党章规定办理转正手续，党龄从原定转正时间算起。虽属错划，但本人自被取消预备期以来表现不好，或本人在反右派斗争中确有严重错误，不具备共产党员条件，不再承认其党员资格。 + +　　(十二)党员被错划为右派期间的党费，不再补交。 + +　　(十三)经批准改正的人，恢复原工资待遇的时间，一律从一九七八年十月份算起。生活确有困难的酌情予以补助。此项经费，由所在单位开支；目前没工作的，由改正单位解决。 + +　　(十四)经批准改正的人的档案材料，按中央组织部的统一规定处理。改正单位应通知改正人的家属子女所在单位，撤除原发出的有关右派问题证明材料，予以销毁，消除影响。工人、农民、中学生等划为右派或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人，改正后，在档案中原有的结论和有关材料一律销毁，做一简要的改正说明存入本人档案。 + +　　(十五)中央和中央有关部门关于处理右派问题的有关规定，凡与中发［1978］55号文件和本补充说明相抵触的，均以中发［1978］55号文件和本补充说明为准。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7/000012.txt b/CCRD/1/0/17/0000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46df532daacae96e3c0f9601479a8df6f3c643c --- /dev/null +++ b/CCRD/1/0/17/000012.txt @@ -0,0 +1,43 @@ +# 改正错划右派工作经验交流会情况之五 + +　　<[中共中央]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办公室> + +## 大会发言交流经验 + +　　2月19日下午，中央党校落实政策第二领导小组衡启先同志、山西省委摘帽领导小组付组长安志藩同志，分别作了发言。现摘报如下： + +　　衡启先同志说，中央党校原划右派97名，经全部复查，改正了94名。同时，对于当时定为中右，受了处分的19位同志，提出了改正意见。对约200名在反右时虽未受处分、但档案里被放进了不切实际的材料，已通知所在单位抽出销毁。 + +　　衡启先同志说，原中央高级党校错划右派多，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从康生等人制造所谓“短训班事件”开始的。当时分管党校工作的康生，利用手中的权力，把短训班学员对曹轶欧（短训班主任）的正常批评说成是向党进攻，要把支持贴小字报的一位支部书记，打成“反党分子”、“右派”。遭到一些同志反对。康生便胡乱指责党校党委“包庇右派”，给校党委和各级干部造成很大压力，出现了宁“左”勿右的情况。 + +　　衡启先同志说，他们在复查改正工作中，为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按照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结合具体案例，坚持实事求是，分析了以下十种情况。 + +　　（1）有些同志不是在根本立场上反对党，而只是对本单位或本地区党的某些领导人提出批评意见，这就不能说是“向党进攻”，不能叫“反党”。例如：有几位同志曾议论康生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搞扩大化，一贯“左”得很，没有资格讲授《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对这种情况，就不能说他们是“攻击中央领导”。 + +　　（2）对于几个人在一起自由议论，包括议论某些领导人，这是属于自由主义问题。他们并不是以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为目的，因此，就不能说是组织“反党小集团”或“进行反党宗派活动”。原划的7个反党小集团，现经复查均予以否定。 + +　　（3）对于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向毛主席提意见。或者向党交心，检查自己对领袖认识的错误思想。或者对毛主席的著作、诗词提出一些疑问和看法，有一些认识上的错误。就不能说是对领袖的“恶毒攻击”或者“思想反动”。 + +　　（4）不是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而只是对我国的法制不健全提批评意见。或者议论“以党代政”的问题。或者对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制度有自己的见解。或者在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同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上说了错话，并不坚持错误。就不能说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或“诽谤社会主义制度”。 + +　　（5）不是出自反动的阶级本性，仇恨党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而只是对“三反”中搞的“假老虎”有意见，对肃反规定5％的控制数字发议论，对过去运动中存在宁“左”勿右、出现扩大化问题提出意见，就不能说是“攻击历次政治运动”。 + +　　（6）过于那些议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政策过程中的问题，如对某些地方粮食统购过了头；对高级合作社的规模和速度提意见；对发展工农业的比例、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和农民生活水平等问题提意见。就不能说是“攻击中央正确路线”、“挑拨工农联盟”、“否定党的基本政策”，也不能说是“反对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 +　　（7）有些同志对党内民主不够和对一些干部的提拔使用不当提批评意见，并非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就不能说是“攻击党的组织原则”、“反对党的人事制度”、“否定党的干部政策”。 + +　　（8）有的同志在某些理论问题研究上，有不同见解；在学术讨论中有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不能简单化地说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攻击毛泽东思想”。 + +　　（9）不是反对我国的宪法，主张西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只是对如何办好报纸提出意见，或有错误的新闻观点，本人作了检查。就不能说是“攻击党报”、“篡改社会主义办报方向”，“鼓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 + +　　（10）对苏联红军在东北的某些行为和苏联占领我国领土不满；对赫鲁晓夫的言行不满；在某些问题上对斯大林同志有一些看法。就不能说是“反苏”、“诬蔑苏联”’、“攻击斯大林”。 + +　　安志藩同志在发言中说，山西原划右派10316人，已经复查了9337人（占原划右派的90.4％）。其中已改正5359人（占已复审的57％，占原划右派的51.9％）；准备改正的3322人；初步确定不改正的656人。全部复查改正工作力争在今年第一季度基本完成。 + +　　他在发言中着重讲了加强领导的问题，他说对改正工作必须放在各级党委的议事日程上，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山西省委多次召开常委会，听取汇报，研究问题并下达了文件。建立和健全了从省到县的领导小组和得力的工作班子。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过问，听取汇报，审批有关的新闻报道，亲自到工作会议上作报告。由于省委抓得紧，工作进展较快，也较主动。因此右派问题的来信来访由原来的平均每天12件，降到每天2、3件。到北京上访的人也显著减少。春节前从北京接回的上访人员中，没有一个是要求解决右派问题的。 + +　　安志藩同志说，改正错划右派，是一项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工作。他说，从解决一些具体案例中看到某些同志的思想是很不解放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宣传党的政策，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以便实事求是地纠正我们工作中的错误。一定要坚持“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既不夸大，也不缩小。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作风，才是无产阶级的胆略和气魄”。在有关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的问题上，安志藩同志说，55号文件下达后，省委规定：（1）先安置后改正，先给工作，解决吃饭问题，明显错划的，可在安置的同时改正；（2）抓改正。不带框框，不划杠杠，不提比例，不要怕推了“多米诺骨牌”；（3）告原单位。由原单位负责到底。关于改正的标准问题，他说，除了照中央文件规定的以外，不要另提附带条件，也不留尾巴。在做法上，对定性结论明显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都不搞繁琐的查证，立即予以改正。对于那些档案丢失或事实较为清楚的案件，采取开座谈会的方法，予以认定。对于疑难案件，集中力量，集中时间，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作出实事求是的复审结论，由于他们坚持了上述原则，层层抓重点单位，抓有影响的人物和集团性案件，在已经改正的人中包括了当年在报上公开批判过和某些负责同志亲自划定的一些所谓复杂案件。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7/000013.txt b/CCRD/1/0/17/00001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b8f457c5a7a0e9ae96a5dd622375ec330fc26fc --- /dev/null +++ b/CCRD/1/0/17/000013.txt @@ -0,0 +1,23 @@ +# 改正错划右派工作经验交流会情况之七 + +　　<[中共中央]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办公室> + +## 大会交流经验结束 + +　　2月20日和21日上午，会议继续交流经验。卫生部医学科学院党委付书记蒲澄、北京大学党委摘帽办负责人任宁芬、公安部政治部审改办公室负责人蒋端方、上海市委组织部付部长王生坣、山东省委统战部部长周星夫、外贸部政治部付主任李贵英、云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人员李俊荣、河南永城县委摘帽办公室干部刘化民、重庆市委统战部付部长尹南如等同志，都介绍了本地区、本单位改正工作的经验。 + +　　公安部、外贸部、卫生部改正工作进展比较快，他们的共同经验，一是切实加强领导。部长、付部长、党组成员亲自抓，亲自审阅案件，亲自与申诉人谈话，亲自参加审批，并设立强有力的工作班子专做这项工作。二是思想解放，实事求是。他们克服了怕为右派翻案、怕否定反右派斗争成绩、怕戴右倾帽子、怕否定自己等思想后，根据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精神，为了适应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要求，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加快了步伐，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复查了原划的右派，实事求是地改正了错划为右派的全部案件。三是坚持“六划六不划”的标准，不附加条件，不定指标，不抠比例，划错的就改，不错的不改。四是认真走群众路线，依靠党组织和群众弄清情况，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五是抓好有影响的人和集团性案件，改正一个，解脱一批；抓定性的主要问题，对其他不搞烦琐查证。 + +　　上海、山东改正工作进展也比较快。上海市原划15900余人，已经改正了6599人。山东省原划右派34000余人，已经改正了12800余人。上海市的王生坣同志说，做好改正错划右派的工作，对于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安定团结，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强调了要冲破“禁区”，掌握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一根本界限。做好各方面的思想政治工作。山东省周星夫同志介绍了他们改正工作中如何不断提高认识、解放思想；切实加强领导；坚持实事求是，严格执行“六划六不划”的标准后，强调要认真做好改正后的思想工作和安置工作。他说，第一、要认真做好被改正工作同志的思想工作。改正以后，由领导出面，通过坐谈会、个别走访等形式，认真听取本人意见，鼓励改正的同志向前看，团结起来搞“四化”。对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凡是应该办的和可以办到的，积极予以解决；暂时办不到的，说明情况；对不合理的要求，耐心解释，帮助教育。第二、妥善安排他们的工作。凡本人有工作条件的，都安排适当工作。根据其工作能力、身体状况，参照原来的职务，适当安排。一贯表现好的，可以提拔使用。年老体衰的老干部，可以安排为顾问或其他名誉职务。已失去工作条件的，办理退休。已经死亡的，做好抚恤等善后工作。对他们的家属子女，按政策规定妥善安置。第三，对生活困难的，给以必要的补助。困难大的多补，困难小的少补，没有困难的不补。不搞平均主义，标准不要太高，但要解决实际问题。第四、做好消除影响的工作。改正以后，在适当范围内宣布。并由改正单位通知家属、子女所在单位或地区的党组织，消除影响。 + +　　云南省委纪委的李俊荣同志介绍了云南省在1958年4月整风补课中，主要由谢富治定的一个所谓“郑、王反党集团”（即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郑敦同志；省委组织部付部长王镇如同志），直接牵连100多人（大部分是省管干部）。受影响的1000多人，被划为右派分子。他说，经过查证，这个大案件，第一不是反党，第二没有集团，完全是一起没有根据的大错案。省委书记安平生同志已在贯彻三中全会的县委书记会议上宣布改正。目前，正在抓紧所有受株连同志的改正工作。 + +　　河南省永城县在反右派斗争中严重扩大化。当时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定右派1976名，以言论为主，给戴上阶级敌对分子、中右分子、孬分子、下降分子、其他分子等14种帽子的447人，这两项占当时干部、职工总数的33％。县摘帽办的刘化民同志说，这2400多人中，因10个事件就划了90％。如批评3个付县长的家属在合作化运动中不入社；组织部长给自己提工资两级；县委几个青年干部喜新厌旧、遗弃原妻，另娶新妇；县委强行推广水稻种植面积，造成严重减产；县委在水利工作中不讲实效；教育部编的教材硬搬苏联的一套。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却被定为右派。当时，他们还在干部中，发动互相揭发，凭片言只语，作为定右派依据，把向党交心的人划为右派。更为荒唐的是县委主要负责人硬说县北4个公社发生草荒是右派捣乱，划了280名右派分子和各类分子。该县反右派斗争一直延续到1959年，在反右倾中继续划右派。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在政治上、经济上都造成了严重恶果。鉴于这种严重情况，刘化民同志说，永城县委在省、地委领导下，认真贯彻中发55号文件精神，发动全党动手，组织了强有力的班子，坚持实事求是，在澄清情况后，采用快刀斩乱麻的作法，决定将上述10个方面划的右派分子和其他分子，一律改正。对其余案件，经过复查，对照划右派的标准，属于错划的也作了改正。据统计，全县原划的右派，除2名犯有新罪，依法惩办没有改正外，其余已全部改正。戴其他帽子的447人中，除42人定性准确维持原结论外，其余405人也已改正。广大干部群众对此无不拍手称快，都说55号文件是个深得人心、大得人心的好文件。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又恢复了。 + +　　重庆市原划右派8170人，现已改正3393人，占原划总数的41％。尹南如同志着重谈了领导重视改正工作的问题。他说，市委除有2位书记分管这项工作外，各口、各区县都有领导同志抓这一工作。他们大都深入基层，取得经验后，推动面上的工作。市委分管这项工作的书记，曾到市总工会、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农学院、重庆钢铁公司等单位亲自了解情况，检查工作，参加疑难案例的研究，直接解决问题。市文卫办公室的主要负责同志，这项工作开始后就到划右派分子最多的单位——西南师范学院，与院党委共同研究，采取措施，很快找到了全院612名原划右派分子的原始材料。在全市推广后，克服了许多单位存在的畏难情绪。市委国防工办、市委宣传部的主要负责同志，都深入到本系统的重点单位，直接承办案件，实行面对面的领导，加速了这项工作的进展。尹南如同志说，重庆市由于领导重视，措施得力，特别是抓住复查工作3件事：发动群众，复查大是大非；改进审批手续；简化文字工作后，速度大大加快，估计全市改正工作在3月底可以基本结束，4月扫尾。 + +　　北京大学改正工作的经验另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7/000014.txt b/CCRD/1/0/17/00001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2bed394df6987a3345148487fa15a7a936b4d77 --- /dev/null +++ b/CCRD/1/0/17/000014.txt @@ -0,0 +1,27 @@ +# 改正错划右派工作经验交流会情况之九 + +　　<[中共中央]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办公室> + +　　改正错划右派工作经验交流会于2月23日上午结束，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同志、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同志、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同志和有关负责人杨士杰、廖井丹、平杰三、童小鹏、李贵、凌云、史怀璧同志出席了会议。杨士杰同志在会上讲话（另印发）后，宋任穷同志讲了话。 + +　　宋任穷同志说，最近中央发了12号文件，这是三中全会后的一个重要文件，讲了5个问题。要坚决发扬民主，同时又要坚决维护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社会秩序。关于改正错划的右派问题，大家回去后要结合12号文件，贯彻执行。当前的工作主要是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各地都抓得很紧很好。耀邦同志讲，要把各项工作搞好，最后要的是把农业搞上去，各地要很好地抓一抓。 + +　　宋任穷同志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近开了会。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很严重，我们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外伤。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搞乱了，这是内伤。内伤重于外伤。中宣部正在开理论务虚会，要治好内伤。内伤不治好，四个现代化搞不好。治内伤，就是搞好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把党风搞好。党风搞不好，各项工作都搞不上去。要通过各项工作的实践，把党风搞好。改正错划右派就是把党风搞好的一个重要工作。我们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团结一致向前看。 + +　　宋任穷同志强调指出，这些年来，党风搞得很不好，遭到了破坏、践踏，党群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党员与党员之间、群众与群众之间，有很多问题，疙瘩不少。这些问题都要解决好。耀邦同志说。要写篇东西，题目叫《解开疙瘩，增强团结》（廖井丹同志插话：正在写）。这些年，不是你捅我一刀子，就是我捅你一刀子。关系很不正常。当然，大部分同志是向前看的，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能正确地处理这些问题。但也有些同志这个疙瘩解不开。有些单位，疙瘩还没有解开。有的虽然解开了，但感情上，思想上还是谈不来。这要做工作，要做非常艰苦细致的工作。要恢复延安时代的作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把党风搞好。通过各项工作：把我们的党风搞好，是我们当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 +　　宋任穷同志说，划右派时，我是积极分子，划错了若干人。既然划错了，我们就要改正。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同志的问题，我也是一个积极分子。我还记得，我的发言还列入向全党下发传达的文件，以为是个好的发言。“四清”应该搞，但是搞了许多错案，东北搞的面很大。我在锦州、海城蹲點，有很多是搞错了的。我对辽宁的同志说，凡是我在那里搞错了的一律平反，搞错了，委屈人家十几年，还不给人家翻过来。这些疙瘩要我们自己来解开。现在有个难处，对自己搞错的案子，没有勇气改过来。要有勇气，实事求是。一些搞专案的同志，不能说都不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一些领导人的指导下搞的错案，不能追究搞专案同志的责任。当然也有他的一些责任。现在有个思想，自己搞的专案，总是要搞出几个人来才好。要完全否定或部分否定很不容易。这一条也要同搞专案的同志讲清，过去有的同志用逼供信搞出来的冤、假、错案，现在搞清了，我看就是很大的成绩。原来说是叛徒的，现在不是叛徒了，原来说是特务的，现在不是特务了。搞清了就很好。 + +　　宋任穷同志说，希望大家回去后，根据三中全会精神，12号文件的精神，在省委领导下把全面工作安排好。现中越边境在打仗，当然是短期的、有限的，在这时期更要抓紧，要把今年工作搞好。今年是关键性的一年，许多工作都需要搞上去。党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要搞好，要保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跟上形势。宋任穷同志最后说，利用这个会议，讲这么点个人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 +　　童小鹏同志对一些具体问题作了简要说明。他着重讲了对党外头面人物中划为右派的复查问题。他希望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协同有关部门抓紧进行这项工作。原来是民主党派划的，要民主党派组织力量，进行复查，大胆提出意见，不要有顾虑。 + +　　童小鹏同志说，1957年中央统战部曾搞了一个对右派分子分为6类处理的标兵材料，共97名。这个材料是经过与党外协商并报中央批准的。对列入这个名单的人，都要复查，要改正的，不能改正的，都要有具体材料，经省、市、区党委批准后报五部摘帽办备案（不必报批），以便汇集后，在适当时候与党外打招呼，并向中央报告。 + +　　关于安置工作中所需要的劳动指标问题，童小鹏同志说，根据各地报来的数字，指标已经下拨了，但这项指标只用于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和错划改正的人的安置，专项专用，不准挪用。至于其他因在反右派斗争中划为“中右分子”或其他帽子或受牵连的家属受到开除处分或失去工作的人，现在需要安置的，请各地摸清情况。地方上能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可向国家劳动总局报告并抄告五部摘帽办。对这些人的安置，不在现已下拨的指标之内。 + +　　最后，童小鹏同志说，宋任穷同志的讲话非常重要，要大家把宋任穷同志的讲话，回去向省、市、自治区党委汇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7/000015.txt b/CCRD/1/0/17/00001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63f126a70cca711fb49e6f4f2124e425421dddf --- /dev/null +++ b/CCRD/1/0/17/000015.txt @@ -0,0 +1,73 @@ +#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党组、全国文联关于转发《全国文艺界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汇报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 +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文化局、文联：） + +　　现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筹备组联合召开的《全国文艺界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汇报座谈会纪要》发给你们，请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 + +## 附： + +## 全国文艺界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汇报座谈会纪要 + +##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八日) + +　　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党组、全国文联筹备组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联合召开了文艺界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汇报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 自治区组织部、宣传部、文化局、文联的负责同志和国家计委、民委，财政部、民政部、劳动总局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共一百六十人。 + +　　会上，各地同志汇报了文艺界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交流了经验，研究了如何进一步加快落实政策的问题。胡耀邦同志到会作了重要讲话。 + +　　与会同志听了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重要报告，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 +　　会议认为，粉碎“四人帮”以来，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各地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党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召开，更进一步推动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文艺界落实政策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情况总的是好的。但是，必须看到，各地进度不平衡，有的地方还有阻力，有的同志思想还不够解放，方法不那么对头，工作效率不高。一些文艺工作者，其中包括一些全国知名的作家，艺术家和 + +　　（艺人，他们提出的正当需求，仍没有得到解决，党的政策还没有落实到他们身上。大家认为，《中央组织部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日)》这个文件，对许多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解决办法，现在应按照这个文件的规定，结合文艺界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加以落实。） + +　　会议着重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 +## 一、认真落实政策，团结起来搞四化 + +　　大家认为，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要求文艺界进一步安定团结，要求文艺事业更加繁荣兴旺，使文艺工作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争中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落实党的政策，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分清是非功过，就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强团结，更好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要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切实抓紧对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应该解决而又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必须尽快解决。有的问题，例如涉及群众经济利益和生活方面的问题，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解决。只要我们向群众说明情况，讲清顾全大局的道理，群众是会理解国家困难、正确对待的。对不合理的要求，必须进行教育，不能迁就。要通过抓紧落实政策的工作，真正实现文艺界的安定团结，充分调动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心情舒畅、团结一致地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促进四个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 +　　做好平反昭雪冤假错案的工作，关键在于领导重视，解放思想，同时也有个总结经验、改进方法的问题。在复查中主要应抓住分清政治上的大是大非，不要纠缠那些次要的、非本质非主流的问题，更不要纠缠相互关系中的历史旧帐。做复查工作的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要顾大局，识大体，如果是自己搞错了的，要勇于改正。被复查的同志及其亲属也要顾大局，识大体，不能要求过高。要使党内党外、上上下下，有一个一致的认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是为了团结起来向前看，团结起来搞四个现代化。 + +## 二、抓紧做好复查和平反昭雪冤假错案工作 + +　　总的原则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凡是不实之词都要推倒，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都要予以纠正，做到全错的全平，部分错的部分平，不错的不平。 + +　　平反冤假错案，落实人的政策，要有一个基本要求和规格，讲求质量。要按照一九七八年六月一日中央组织部《组工通讯》第一期《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一文中提出的五条基本要求，扎扎实实地把工作做好。 + +　　文化大革命中，凡是因批判“文艺黑线专政”、“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四条汉子”、《海瑞罢官》、“三家村”、“黑戏”、“黑会”、“黑画”、“黑线回潮”等等而受审查、点名批判和被株连的，一律平反昭雪，不留尾巴。 + +　　在文化大革命前历次政治运动、包括一九六四年文艺整风中，受到批判、处理，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右派”、“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以及各种“集团”等政治帽子，经过复查，确实搞错了的，要坚决予以平反改正。 + +　　一九五五年开展的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鉴于胡风集团分子绝大多数是从事文学艺术和教育事业的知识分子，经过二十多年来的教育改造，一般表现较好。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议全部摘掉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帽子。对于那些被错划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或者仅因文艺思想上受胡风某些影响、同胡风有某些一般性联系而受到组织处理的，应该复查改正。其办法按照中央关于右派摘帽、改正的文件规定办理。 + +　　林彪、陈伯达、“四人帮”以及康生在残酷迫害文艺工作者的同时，把很大一批文艺作品、节目和理论著作打成“毒草”、“反动作品”、“黑论”、“黑线”、“黑画”等等，判处死刑；把一些民族、民间文艺，诬为“异国情调”、“低级下流”，横加摧残。另外，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也批错了一些文艺作品。为了继续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在给文艺工作者落实政策时，对 于他们的理论著作、文艺作品及节目，凡批判错了的，都应平反，错戴的政治帽子要改正撤销。在内部批判的，可在内部宣布平反；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的，可根据不同情况，在相应的报刊上采取写文章、发消息或其他适当方式公开平反和改正。文艺作品的平反，指的是政治性的大是大非问题；至于文艺思想方面的争论和对作品内容批评的问题，不要写在政治结论里。有不同意见，可以继续通过百家争鸣来解决。 + +　　落实政策不仅要在政治上平反昭雪冤假错案，对受害者的工作安排，生活困难等实际问题，也应在顾全大局的前提下，根据可能的条件积极解决。对于知名作家、艺术家，要恢复原待遇，能工作的要妥善安排他们的工作，该参加的会议让他们参加，该看的文件要给他们看，对他们的创作活动要给予支持。文化大革命中被迫退职、退休的知名作家、艺术家，凡工作需要、本人又能坚持工作的，可以复职归队；难以继续从事文艺工作，又已作了妥善安排的，要说服他们安心现在的安排。文化大革命前因错案被降低、取消工资的，参照错划右派改正的办法，恢复原工资待遇，过去的不再补发，生活确有困难者，可酌情适当补助。受株连的家属、子女的问题，也要依据政策规定，妥善处理。被占用的私人房屋，应予偿还。居住条件太差的，要努力逐步改善，其中，对全国有名望的作家、艺术家的住房问题，要优先解决。文化大革命中被抄的私人财物，特别是文物、书刊以及著作原稿等，要积极查找，设法退还。凡公家占用的财物一律退还本人，少数珍贵文物、书籍，本人自愿献给国家收藏的，应给予奖励。抄家财物被私人占有的，必须退还，隐匿不交者，查出后要严肃处理。 + +## 三、分级分工把散处社会上的有名望、有成就的作家、艺术家、艺人的落实政策工作管起来 + +　　各地有一些有名望、有成就的作家、翻译家、艺术家、艺人散处在社会上，没有人管他们的落实政策问题。这些人中，有的确有专长，但一向没有固定的所属部门，散居社会，靠自己著述、授徒、卖画等为生，或由有关部门发给补贴费，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被迫中断，有些人生活无着。有的曾在文艺部门工作，有名望，有成就，后来由于受到错误处理或其他原因，转到其他部门甚至流落社会。还有的是业余从事文艺活动，有所成就 + +　　（的，受到所在部门的非难、歧视甚至受到错误处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歌手、艺人，也受到“四人帮”的摧残。这几种人为数不多，但是对他们的问题处理不当，影响甚坏。当前，首先要由省、市、自治区的文化局和文联进行调查，开列名单，分别情况，由省、地、县三级文化部门把对他们落实政策的工作管起来。其中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原则上仍由原来的定案单位进行。工作和生活的安排,可分别不同情况，有的吸收参加工作或复职复薪，有的作退休安置，有的则仍允许自由授徒，或同出版单位联系进行著译。生活无着的，由省、地、县文化部门会同民政部门给予适当救济。在政治和业务上，有的可安排适当的名誉职务(如省、市、县政协委员，文史馆员等)，有的可安排文联委员、协会理事。在其他部门工作的，如文艺部门确实需要，可以归队；其他不归队的，文化部门应适当吸收他们参加文艺界的活动。） + +## 四、妥善处理文化大革命中解散的剧团的遗留问题 + +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大搞极左，迫使两千多个集体所有制的民间职业剧团和少量国营剧团解散，有一大批从业人员改了行，还有一些人回了乡，有的流离失所(包括少数确有造诣的艺人)，许多剧种濒于灭绝，造成了严重的恶果。近年来，随着党的各项政策的落实，各省、市、自治区文化部门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采取了一些措施，对一些流行于本地区、深受群众欢迎的剧种，恢复或重建了剧团，对一些紧迫的问题进行了必要的解决。但是，由于涉及面大，情况比较复杂，目前尚遗留若干问题未能解决。会议对这方面的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 +　　(一)剧团是否恢复或重建，应按照积极恢复有群众基础的地方剧种、扶植少数民族文艺的精神，结合当地整个艺术事业的调整，整顿工作来进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原为民间职业剧团的今后恢复或重建时，还应保持原来集体所有制的性质，不要由国家包下来。要正确总结过去领导这些团体的经验，在政治上注意加强对他们的关心和指导，创作上则不要过多干涉，力求使这些团体比过去经营得更好。 + +　　(二)对于确有造诣的省内知名的艺人，因为剧团被解散而改行的，应吸收他们参加现有的和准备恢复的演出团体。有的也可安排到戏曲学校或艺术研究部门做教学、研究工作。对其中已失去工作能力、生活无着的，可按照本纪要第三部分的精神，给以生活照顾。 + +　　对于被解散剧团的一般从业人员，目前已安排了工作的，除极个别特殊需要回剧团者外，都应鼓励他们坚持现有的工作岗位，不再变动。少数目前仍流离失所、生活无着的人员，应会同民政部门给予救济，使其生活有所保证。 + +　　(三)由于剧团解散而产生的工资、公共财产等遗留问题，各地情况不同，可由各地文化部门从实际情况出发，妥善处理。 + +　　此外，会议还讨论了在揭批查运动中妥善处理犯错误的人的问题。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有一批文艺工作者，其中包括一些知名的作家，艺术家和文艺工作干部，在不同程度上犯了错误。粉碎“四人帮”后，对一些人的问题进行清查，是完全必要的。他们中的多数，问题已经查清，并得到了谅解和解脱。揭批查运动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现在，还有少数人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应当坚决按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慎重地、稳妥地处理好他们的问题。对极少数证据确凿的“四人帮”死党，要坚决打击。同时，应该看到，我们党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是在极其错综复杂的条件下进行的。有些文艺工作者当时写了不好的文章、作品，是迫于当时的形势，或是按照上级的文件、决议，或是由于思想被搞乱的缘故；有些文艺工作者，给“四人帮”写了一般性质的信件，是由于当时对他们的面目认识不清。对这些人的问题，要全面地分析当时的历史情况，分析他们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该解脱的要予以解脱，该恢复党的生活的要尽快恢复，该分配工作的要分配工作。凡是解脱了的，都允许他们继续发表作品，参加演出，从事 + +　　（文艺活动。犯错误的同志，应该以老老实实的态度，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行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改正错误。） + +　　会议认为，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召开在即，为了把粉碎“四人帮”后的首次文代大会，开成一次团结起来向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进军的会议，一次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会议，各地组织，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同志和做落实政策工作的同志，要发扬革命工作抢着干的精神，把落实政策的工作切实抓紧抓好，力争在五月底以前，把全国知名的作家，艺术家、文艺工作干部特别是历届全国文联委员、各协会理事的政策落实好。其他人的落实政策工作也要力争在建国三十周年前后完成。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7/000016.txt b/CCRD/1/0/17/00001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ade25d7d9c129169c10ab032bef372eff1dd961 --- /dev/null +++ b/CCRD/1/0/17/000016.txt @@ -0,0 +1,27 @@ +#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摘帽办公室关于错划右派改正后有关问题的补充规定 + +　　（各盟市、旂县摘帽办公室，自治区党委及革委会各部、委、办、厅、局政治处，呼铁局政治部，各大专院校政治处：） + +　　经与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并经自治区党委同意，对错划右派改正后，有关困难补助、工资待遇和落户问题，作如下补充规定： + +## 一、关于困难补助问题： + +　　要根据困难大的多补，困难小的少补，没有困难不补的原则掌握。补助金额一般只能补助相当于本人3个月或半年的工资额，有特殊困难者最高不能超过本人1年的基本工资额（以上均按改正后工资标准计算）。审批权限由补助单位的上一级领导机关批准。 + +## 二、关于工资问题： + +　　（1）对原受降级处分，改正前已提级的，“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时，不能在已提级的基础上再累计升级，只能恢复到原来的级别；如果改正前提级，其级别已达到原级或超过原级的，只宣布撤销原降级处分，级别不再改动；被批准改正的人如原工资过低，亦可按国务院（71）国发文90号有关调整低工资的规定，报经同级人事，劳动部门批准调整。 + +　　（2）文化大革命中新戴、重戴右派分子帽子，受降级减薪、开除处分的，或虽未戴帽子但因右派问题停发、减发工资或生活费的，要按自治区党委和革委会党发（79）14号，内革发（79）29号一文的有关规定，对其受处分期间的工资或生活费的少发部分，予以补发（按重新处理以前的原工资或原生活费标准计算）。 + +## 三、关于家属、子女回城落户问题： + +　　除按自治区党委（78）118号文件的有关规定执行外，对原随配偶在城镇居住，后被遣送到农村，牧区，现在原划右派分子的人已经死亡的，也要允许其配偶和未成年的子女回城镇落户。 + +　　以上规定，望按照执行。 + +　　 内蒙古自治区摘帽办公室1979年4月23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7/000017.txt b/CCRD/1/0/17/00001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cba86accaa4bfac8e89ece836d045a73f91f0ec --- /dev/null +++ b/CCRD/1/0/17/000017.txt @@ -0,0 +1,93 @@ +# 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总政治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的补充规定 + +　　国务院、中央军委同意总政治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的补充规定》，现发给你们，请照此执行。 + +## 总政治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的补充规定 + +##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 +　　中央〔1978〕55号文件和总政治部〔1979〕6号文件下发以后，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对改正错划右派工作都很重视，抓得较紧，进展较快。在改正和安置工作中，各单位提出了一些有关政策性的问题，根据中央有关规定的精神，现作如下补充规定： + +　　一、对原划右派，凡属错划的，要实事求是地作出改正结论。改正结论的审批权限，按中央军委〔1979〕10号文件第十四条的规定执行，并报原批准机关备案。 + +　　二、予以改正的原副排级以上干部，按当时离开部队的时间补办转业手续；本人要求复员的，可按当时的规定补办复员手续。予以改正的军队大专院校学员，按当时离校时间补发毕业、肄业证书或开具证明，补办复员手续，由地方分配适当工作，并按照有关规定确定工资级别。予以改正的战士、中等专业学校的学员，按当时的规定，志愿兵补办复员手续，义务兵补办退伍手续，由地方按复员退伍军人妥善安置。 + +　　三、予以改正的原副排级以上干部，根据中央〔1978〕55号文件关于“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的精神，恢复原来的级别薪金(不含军龄补助金)。其行政级别，按照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国务院关于军队转业干部及复员的副排级以上干部参加工作后工资待遇问题的通知》规定的套级办法和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国务院关于军队转业干部工资待遇问题的通知》第二、四条的规定精神，高套一级。按上述办法改定行政级别后，其薪金高于地方同级干部的部分，暂予保留；低于地方同级干部的，按地方干部的工资标准执行。改正后的工资，从一九七八年十月算起，由地方发给。 + +　　四、予以改正的人员，不再返回部队。需要调整和安排工作的，由地方负责，军队要积极协助。本人现所在单位安排有困难的，请所在省、市、自治区负责安排。需要跨省、市、自治区或回城镇安置的，按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关于中发〔1978〕55号文件的补充说明》第九、十条的规定办理。符合退休、离休条件的，由地方按现行有关规定办理退休、离休手续。已经死亡的，对其家属、子女由地方按当时国家有关规定抚恤。 + +　　五、予以改正的原副排级以上干部以及入伍前是国家正式职工的战士，离开部队后的一段时间不计算军龄，但应连续计算工龄。 + +　　六、予以改正的人员，由部队收缴了残废证的，应一律发还本人，停发的残废金，由部队予以补发。 + +　　改正和安置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要加强领导，认真负责，既要积极热情地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又要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 + +　　总政治部〔1979〕6号文件中的有关规定，凡与本补充规定相抵触的，以本补充规定为准。 + +　　（附：） + +## 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一日以前军官级薪标准表 + +　　（┌────────┬────────────────┐） + +　　（│ │ 每 月 级 薪(元) │） + +　　（│ 级 别 │ │） + +　　（│ ├───────┬────────┤） + +　　（│ │ 不减薪的标准│ 减薪的标准 │） + +　　（├────────┼───────┼────────┤） + +　　（│ 大 军 区 级│ 360 │ 324 │） + +　　（│ 正 兵 团 级│ 337 │ 310 │） + +　　（│ 副 兵 团 级│ 322 │ 302．5 │） + +　　（│ 准 兵 团 级│ 307 │ 294．5 │） + +　　（├────────┼───────┼────────┤） + +　　（│ 正 军 级│ 291 　 │ 285 │） + +　　（│ 副 军 级│ 275　 │ 272 │） + +　　（│ 准 军 级│ 258 │ 255 │） + +　　（│ 正 师 级│ 241 │ 238．5 │） + +　　（│ 副 师 级│ 223 │ 220．5 │） + +　　（│ 准 师 级│ 205 │ 202．5 │） + +　　（├────────┼───────┼────────┤） + +　　（│ 正 团 级│ 195 │ 193 │） + +　　（│ 副 团 级│ 175 │ 173 │） + +　　（│ 准 团 级│ 155 │ 153 │） + +　　（│ 正 营 级│ 135 │ 133．5 │） + +　　（├────────┼───────┴────────┤） + +　　（│　副 营 级│ 115 │） + +　　（│　正 连 级│ 　　　　　95 │） + +　　（│　副 连 级│ 　　　　　80 │） + +　　（│　正 排 级│ 　　　　　66 │） + +　　（│　副 排 级│ 　　　　　55 │） + +　　（└────────┴────────────────┘） + +　　（注：减薪的标准指党员军官减薪后的标准。）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7/000018.txt b/CCRD/1/0/17/00001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a7973cec42f29c8d425f9767a49af4ebafe041e --- /dev/null +++ b/CCRD/1/0/17/000018.txt @@ -0,0 +1,33 @@ +#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纠正文化大革命前被错误处理案件中有关工资待遇问题给云南省委纪委的批复 + +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函悉。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纠正文化大革命前被错误处理的案件，主要是澄清事实，分清是非，着重从政治上解决问题。经过复查需要改变原结论和处分，恢复原工资待遇的，除已有规定者外应从批准之日开始执行；因处分而减发的工资或少得的劳动报酬，不予补发。个别生活确有困难的，可酌情给予适当补助。过去有些处分决定手续不够完备，但实际上已执行了，复查后如需改变结论和处分的，亦按此精神掌握。 + +　　“四清”运动后期结论处理的，应视为文化大革命前处理的案件。 + +## 附：关于纠正文化大革命前被错误处理案件中有关工资待遇问题的请示报告 + +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 +　　我们复查纠正文化大革命前的冤假错案，遇到有关工资待遇上的一些问题，应当如何处理，不够明确，现请示报告如下： + +　　一、文化大革命前的冤假错案，平反时，恢复原工资待遇，对其受错误处理期间因降级而减发的工资补不补发？ + +　　二、文化大革命前没有按照处分党员的规定，报请上级党组织批准而做了处理的冤假错案，平反时，恢复原工资待遇，对其受错误处理期间减发的工资，补不补发？ + +　　三、文化大革命前（1966年5月16日前）审理的案件，批准执行的时间在5月16日以后，此次复查，应给予纠正的，其工资待遇问题，应如何办理？ + +　　以上三个问题，根据中发（1978）55号文件，和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央批转中监委文件的精神。我们的意见：上述经批准平反的人，恢复原工资待遇的时间，从上级党组织批准平反之日算起。受错误处理期间减发的工资，不再补发。生活确有困难的，可酌情给予适当的补助。 + +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文化大革命前没有按照处分党员规定，报请上级党组织批准而做了处理的冤假错案，对其受错误处理期间减发的工资是否补发的问题。按照中央一九六三年一月批转中监委文件的规定，未经上级党组织批准的处分无效，但是，我们考虑，由于过去一段时期，不少冤假错案没有及时纠正，其中，包括被错划的右派在内，有一些是没有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或者审批的手续不完备，这次在恢复其工资待遇时，如补发十余年或廿余年的工资，就我国当前的经济情况，和对本人来看，都不妥当。因此，我们的意见，对这类情况的冤假错案，也应当着重从政治上解决问题，不再补发工资。生活困难的给予必要的补助。 + +　　对于第三个问题，我们的意见，文化大革命以前审理，文化大革命以后批准执行的案件，实际上属于文化大革命前的案件范围，其中的冤假错案，应当按照纠正文化大革命前的案件办理。 + +　　此外，对恢复原工资待遇的时间，我们还考虑，除上述从上级党组织批准纠正之日算起的意见外，最好有一个统一规定的时间，或者按照中发（1978）55号文件的补充规定，一律从一九七八年十月份算起。 + +　　以上意见，是否妥当，望批复。 + +　　 中共云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7/names.txt b/CCRD/1/0/17/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0b33437abd8cd9c7c19a39a27f3a3f074c69a1e --- /dev/null +++ b/CCRD/1/0/17/names.txt @@ -0,0 +1,19 @@ +总政治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的几点意见 +改正错划右派工作经验交流会情况之一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当前部分人员要求复职复工回城就业等问题的通知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案件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 +中共文化部党组关于改正“二流堂”问题致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报告 +中共江西省委摘帽工作办公室关于善始善终地做好错划右派改正和安置收尾工作的通知 +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五部门《关于继续执行中央［1978］55号文件几个问题的请示》 +中共江西省委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对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平反、改正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子问题的请示 +中共江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做好对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平反、改正工作的几点意见(节录) +中共中央. 国务院批转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复查高等学校划为反动学生问题的请示报告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关于中发［1978］55号文件的补充说明 +改正错划右派工作经验交流会情况之五 +改正错划右派工作经验交流会情况之七 +改正错划右派工作经验交流会情况之九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党组、全国文联关于转发《全国文艺界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汇报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摘帽办公室关于错划右派改正后有关问题的补充规定 +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总政治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的补充规定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纠正文化大革命前被错误处理案件中有关工资待遇问题给云南省委纪委的批复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8/000000.txt b/CCRD/1/0/18/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5afd17f335d0befb643fd3c4f4afd9dcc8661d9 --- /dev/null +++ b/CCRD/1/0/18/000000.txt @@ -0,0 +1,35 @@ +# 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转发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省公安厅、民政厅《关于全省处理右派问题工作情况和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节录) + +　　经省委领导同志同意，现将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省公安厅、民政厅《关于全省处理右派问题工作情况和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转发你们，请参照执行。 + +　　附：关于全省处理右派问题工作情况和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 + +　　全省处理右派问题的工作，从1978年5月开始，至今年1月中旬已胜利完成。1月19日，省委摘帽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了会议，听取了省委摘帽办公室的工作汇报，对遗留问题作了研究，提出了处理意见，现报告如下： + +　　一、处理右派问题工作完成情况(略) + +　　二、遗留问题及处理意见 + +　　就全省处理右派工作总的情况来看，省委摘帽工作办公室可以撤销。所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如清理人事档案材料的问题；少数人还正在法院复查原判的问题；某些人对于维持原结论不变有意见而上访申诉的问题；少数人安置工作尚未落实的问题；有些已死亡的人的抚恤费还未处理的问题，有些人因文化大革命中被停发的工资不予补发，过去欠下的债务无力偿还，生活发生困难，需要补助和社会救济的问题，有些因右派问题受株连的家属子女，应该恢复城镇户口、恢复商品粮的问题等等，有关部门要切实负责，继续按照党的有关政策规定，善始善终做好。 + +　　如何做好交接工作，提出以下具体意见： + +　　(一)关于清理反右派斗争中的人事档案材料问题，应由原划单位(原划单位已撤销的，由现工作单位)按照中央组织部[1979]组通字第51号文件规定，负责进行清理。 + +　　(二)属于审改方面的上访申诉、各种统计数字、文书档案，由各级统战部门负责受理并加以保存。 + +　　(三)有关安置工作、退休的问题，干部由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负责办理；工人由各级劳动部门负责办理。 + +　　(四)对原已判刑需要复查的，由原判法院负责受理。 + +　　(五)对抚恤、社会救济等问题，由各级民政部门按规定负责受理。 + +　　(六)需要恢复城镇户口、恢复商品粮的问题，分别由各级公安、粮食部门负责受理。(68) + +　　(七)省委摘帽办公室2月15日宣布撤销，印章停止使用，由省委统战部保存。 + +　　以上报告，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执行。 + +　　 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公安厅省民政厅1980年1月26日 + +　　（来源：《江西平反冤假错案》中共江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汇编，1997年8月，南昌。）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8/000001.txt b/CCRD/1/0/18/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11b8f728e0b8c4427d9a2eaf7324898c765819 --- /dev/null +++ b/CCRD/1/0/18/000001.txt @@ -0,0 +1,9 @@ +# 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总政治部关于认真做好对“中右分子”等人员复查改正工作的通知 + +## 国务院、中央军委批示 + +　　国务院、中央军委同意总政治部《关于认真做好对“中右分子”等人员复查改正工作的通知》，现转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 +　　(各省、市、自治区，大军区可将此件转发至县、团级) + +　　根据中央[1979)65号文件精神，对军队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定为“中右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或因“右派言行”而受了处分的人员，凡过去复查改正不彻底，或者至今没有改正的，均应认真进行复查，实事求是地做好改正工作，妥善安置。鉴于过去对“中右分子”等人员的处理与右派分予有原则区别，而与后来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中对犯右倾错误干部的处理办法基本一致，因此，对“中右分予”等人员复查改正后的处理原则和办法，可参照一九八。年三月五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总政治部《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对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平反、改正问题的通知>的补充规定》（即国发[1980]38号文件）执行。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8/000002.txt b/CCRD/1/0/18/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1bb976113c146e506bc6d0c8a664310e719a01f --- /dev/null +++ b/CCRD/1/0/18/000002.txt @@ -0,0 +1,51 @@ +# 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复查高等学校划为反动学生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 +　　遵照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复查高等学校划为反动学生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发[1979]85号文件)精神，省直有关部门和有关地、市委、高等院校的负责同志举行座谈会，研究了贯彻执行的意见。这个意见已经省委领导同志审阅同意，现印发你们，请照此执行。 + +## 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复查高等学校划为反动学生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意见 + +　　最近，省委办公厅、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南昌市委、赣州地委、景德镇市委、省劳动局、省公安厅、省财政厅、省教育厅、省民政厅和有关高等学校的负责同志举行座谈会，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复查高等学校划为反动学生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发[1979]85号文件)，听取了各高等学校的有关汇报，研究了贯彻执行的意见。 + +　　1963年至1965年期间，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的处理的通知》(中发[1963]496号文件)和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在劳动教养和劳动考察期间的试行管理办法》，我省各高等学校对少数学生进行了揭发、批判。据初步了解，当时先后定案处理了30多人。有的经校党委批准，有的经上级领导部门或公安部门批准，对他们分别作了劳动教养或劳动考察两至三年的处分。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一部分劳动教养或劳动考察期满的，一直未能按大学生分配或安排工作，而且有些人还加重了处分。这类学生的问题至今未能妥善解决。其中有的陆续来学校上访，要求复查他们的问题，按中央规定安排工作。 + +　　中发[1979)85号文件批转的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复查高等学校划为反动学生问题的请示报告指出：这类学生的问题，“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情节严重，定性基本正确，这是极少数；(二)确有政治思想错误，但定性不准确，处理过重；(三)纯属错案。大多数属于第二、第三种情况。”这一基本估计完全符合我省情况。我们应该按照中央的要求，根据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中央关于处理右派问题的文件精神，对这部分人进行一次认真复查，“全错的全平，部分错的部分平，不错的不平”，作出正确的处理。 + +　　根据中发[1979]85号文件精神，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座谈会提出如下意见： + +　　一、关于复查： + +　　1．凡经校党委或上级领导部门批准定为反动学生的，不论本人是否提出申诉(包括已死亡的)，均由原学校负责复查。原学校已调整的，由调整并入的学校负责复查，原学校已撤销的，由原学校的主管部门负责复查。复查工作，应由复查单位实事求是地写出调查报告和复查结论，结论应同本人见面。复查结果，由复查单位的党委或党组批准，并抄送省教育厅备案。 + +　　2．凡原由学校和公安部门共同处理的仍以学校复查为主，但应征得公安部门意见，互相配合，搞好复查。 + +　　3．错定为反动学生的，应予改正，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对虽未定错，但经过多年的考察教育，只要不再坚持反动立场的，也应摘掉“反动学生”的帽子。 + +　　4．复查结论和调查报告应存入本人档案。复查后的原结案材料可参照中组[1979]通51号、中组[1979]通54号文件精神处理。 + +　　二、关于工作安排和待遇问题： + +　　1．原为高等学校毕业生或在校生，因被定为反动学生而未分配工作的，由复查单位商同本人现在地区有关部门，提出分配地点和工资待遇的初步意见，上报省人事局，经批准后就地分配适当工作。所需劳动指标由省计委在1980年国家下达的劳动计划内安排解决。 + +　　2．已分配工作的，如专业不对口，可在本地区、本系统内作适当调整，个别在本地区、本系统内调整不了的，可上报省人事局酌情给予调整。现在农村和小城镇的，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调往城市。 + +　　3．毕业生现在的工资待遇低于同届大专院校毕业生定级待遇的，应按同届毕业生定级待遇对待；原属在校生，按大学肄业生的工资级别对待。工资一律从1979年11月起由接收单位开始执行，过去的不再补发。个别因未分配工作而造成生活特别困难的，由原学校和原主管部门酌情给予适当补助。 + +　　4．开除和遣返原籍劳动、劳动教养或劳动考察期间应连续计算工龄。 + +　　5．对招生时明确属社来社去的学生，复查后要求组织上正式分配工作的，应坚持社来社去的原则，做好本人的思想政治工作。 + +　　三、关于党籍，团籍、学籍问题： + +　　1．凡因错划为反动学生而被开除党籍的，经复查单位的党委或党组批准后，可恢复其党籍。原是预备党员，一直表现较好的，应承认其党员资格，转为正式党员，党龄从原定转正时间算起。被错划期间的党费不再补交。 + +　　2．凡因错划为反动学生而被开除团籍的，经改正后撤销其处分。 + +　　3．凡属毕业生或基本学完专业课的，可补发毕业证书；其他的，可根据学习年限，补发肄业证书或学历证明。 + +　　对在1963年至1965年期间虽未戴反动学生帽子和实行劳动教养或劳动考察，但因思想政治问题受到批判而被错误地开除学籍、党籍、团籍未分配工作的高等学校学生，亦应参照上述精神办理。 + +　　以上工作，要求在1980年上半年以前结束。 + +　　 1980年1月29日 + +　　（来源：《江西平反冤假错案》中共江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汇编，1997年8月，南昌。）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8/000003.txt b/CCRD/1/0/18/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5005548e15f341b20080b0f7b570f41f4506da3 --- /dev/null +++ b/CCRD/1/0/18/000003.txt @@ -0,0 +1,57 @@ +# 中共江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发[1979]49号文件做好平反、改正工作的几点意见》的通知 + +　　《关于认真贯彻中发[1979]49号文件，做好平反、改正工作的几点意见》已经省委常委会讨论同意。现正式发给你们，望照此精神办理。 + +## 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发[1979]49号文件做好平反、改正工作的几点意见 + +　　为了进一步贯彻中发[1979]49号和省委赣发[1979]69号文件精神，善始善终的搞好对1959年以来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平反、改正工作，经省委批准，我们于2月25日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会期4天。参加会的有：各地、市、山、省直机关党委纪委的负责同志1人，干部1人，省委各部门有一位同志到会，共计：27人。会议开始由阮海林同志讲了前段工作情况和下步工作意见；接着进行汇报工作和交流经验。会议还学习了中央和省委有关文件，研究了一些带政策性的问题，同时，对搞好这一工作的检查验收以及完成这项工作的时间要求也进行了研究。会议上对这些问题座谈的情况和意见今天上午向省委作了汇报，省委要求我们积极主动地彻底地尽快地完成平反、改正工作。并委托王泽民同志到会传达省委常委会议精神。省委基本上同意会议提出的如下几个问题，希望各地就按照这些意见去办。 + +　　一、关于工作进度问题。据会议反映，全省各级党委对贯彻中发49号和省委69号文件是严肃认真的，把这项工作列入了党委的议事日程，有专门部署，有督促检查，具体工作由纪律检查部门负责，并根据任务相适应的抽调了473名干部搞这一工作。至目前止，绝大部分单位都向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传达了中发49号文件和省委69号文件，基本上摸清了1959年反右倾斗争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名单以及1961年甄别的情况，并且已平反、改正了一大批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案件。据统计：全省1959年以来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受到批判和处分的总人数12130人。中央49号文件下达前已甄别的6595人，这次需要平反、改正的5760人(包括61年甄别不彻底留有尾巴的)占受批判、处分总人数的47．5％。目前已平反、改正的4334人，完成75．2％。全省有56个县已基本结束这一工作。到会同志都表示，一定要善始善终搞好这一工作，这次会议之后，再鼓一把劲，争取在春耕大忙之前完成这项工作。我们认为，根据目前各地的工作进展情况，只要各级党委认真再抓一下，少数任务较大的单位再增加一点力量，全省在3月底基本完成这一工作任务是完全可能的。 + +　　二、关于平反、改正的时间界限问题。 + +　　按中发49号文件规定：“在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中，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一律予以平反、改正。”这个文件上讲的是“在1959年以来”，而我省有些地区则在1958年就以“右倾机会主义”或“右倾错误”处分了不少干部。据赣州地区反映，上犹县因“严重右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错误受到处分的13名干部中，就有11名是在1958年处理的，占受到这种处分的干部的84．6％，大余县也有13名干部是在1958年7月至10月份被定为“严重右倾保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赣州地委纪委提出，1958年受到这种处理的干部，也应该按照中发49号文件指示的精神，给予平反、改正。 + +　　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如何划分平反、改正范围问题。既要看什么时间，更主要的看错误事实的内容。对于那些虽然是1958年受批判处理，但所列错误事实属右倾性质的，应列入中发49号文件平反、改正的范围。反之，虽然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处理，但所列事实不属右倾内容，则不应列入中发49号文件平反、改正的范围。所以我们意见，对在1958年因“右倾错误”而受到这样或那样处理的干部，可以参照中发49号文件精神，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和改正。 + +　　三、关于平反、改正后的工资待遇问题。 + +　　中发49号文件对在1959年反右倾斗争中受降职降薪处分的，只作了“应恢复其原来级别待遇”的规定，但没有规定如何恢复、从何时恢复其原来级别待遇。对此，大家认真地进行了讨论和研究，一致意见是： + +　　在反右倾斗争中受到降职降薪处分者，经批准平反、改正后，应恢复其原来级别待遇。对降职降薪后提升的工资级别，已经达到原工资级别待遇的，不再另行加级；现行工资级别高于原工资级别的，按现行工资级别执行。 + +　　关于恢复工资待遇从何时起执行的问题，按照中发[1979]49号文件发文时间即1979年7月份起执行。以前的工资不予补发。 + +　　对于那些恢复工资级别后，低于三级工工资水平的，按省委摘帽办[1979]10号文件第二条规定可调到三级工或行政二十四级工资水平。从批准调整之月起补发。 + +　　四、关于在反右倾斗争中，受到批判处分后于1961年被精减回乡的，是否要收回安排工作的问题。 + +　　中发49号文件中规定，在反右倾斗争中“受开除公职处分和下放劳动者，一般都应由原单位商同本人现所在地区有关部门，根据他过去的工作经历及工作经验，安排适当工作。”至于那些在反右倾斗争中，受到批判、处分后于1961年被精减回乡的职工则不属于收回安排的范围。按照中发[1979]43号文件第一条的精神，认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耐心说服、教育和鼓励他们安心现在生产、工作岗位，为农业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 + +　　五、关于对在反右倾斗争中受到批判处分的有关材料的处理问题。 + +　　中发49号文件曾明确规定：“本人及其家属、子女的档案中，有关反右倾斗争的材料，一律销毁”。但各地要求在处理这个问题的做法上作些具体规定。省委意见应按照中央组织部[1979]组通字51号文件办理。 + +　　原各级党的监委的有关反右倾斗争的案件材料不作处理。这次平反、改正的复查结论及批复应一并存档。 + +　　六、关于大专院校在校学生，1959年在反右倾斗争中确因“右倾错误”受到批判没有分配工作的，经平反、改正后能否分配工作的问题。 + +　　在反右倾斗争中，因“右倾错误”受到批判而没有分配工作的大专院校学生，经平反、改正后的安置问题，可参照中发[1978]55号文件“关于安置问题”的第四条规定，即“原是高等学校学生，没有分配工作的，根据专长和需要安排适当工作，评定工资级别”和《关于中发[1978]55号文件的补充说明》第三条规定“划为右派的大学生，经批准改正的人，由本人现所在地区县以上组织人事、劳动部门分配适当工作。工龄从被处理离校之日起计算”的精神办理。 + +　　七、关于检查验收的问题。 + +　　为了搞好反右倾斗争的平反、改正工作，保证质量，善始善终的完成此项任务。到会的同志认为有必要订几条标准，以便工作结束时检查验收。采取什么形式验收呢?大家认为主要是靠本地区本单位自己检查验收，也可以分片抽查。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应当补课。验收的要求是： + +　　第一，中发[1979]49号文件精神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中，进行了认真的传达。 + +　　第二，根据中发49号文件精神，该平反的彻底平反了；该改正的得到了改正；复查过的每个案件都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分恰当，手续完备，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 +　　第三，可以工作而没有工作的，分配了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已作了妥善安置；已经去世的同志，恢复了名誉，做好了善后工作。 + +　　第四，已经平反、改正的，根据中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人事档案作了清理。 + +　　全面处理反右倾斗争的遗留问题，是政治上的一件大事。是党中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为进一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采取的又一重大措施。通过平反、改正工作，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安定团结，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希各级党委要认真负责，善始善终做好这项工作。 + +　　 中共江西省委纪委筹备小组1980年2月28日 + +　　 来源：《江西平反冤假错案》中共江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汇编，1997年8月，南昌。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8/000004.txt b/CCRD/1/0/18/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47a930f251b884c19f63925241ac47de9e4604e --- /dev/null +++ b/CCRD/1/0/18/000004.txt @@ -0,0 +1,13 @@ +# 中央关于历史反革命又戴上右派帽子的人复查问题的通知 + +　　二月五日四川省委请示对历史反革命又戴上右派帽子和划为右派后又有新罪被判刑的人，共右派问题是否予以复查。据了解，其他地区也有类似问题。为了实事求是地解决反右派斗争的遗留问题，不再留尾巴，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 +　　(一)在反右派斗争前已定为历史反革命，但仍在机关、企事业单位继续工作，在反右派斗争中戴上右派帽子，同时戴上反革命帽子或其它帽子的人，以及被划为右派以后有新问题或新罪的人，被开除、劳教或判处刑罚，不论所受的处罚是否终结，对他们的右派问题都要进行复查，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 +　　(二)对过去已有结论属于历史反革命分子，未明确不以反革命论处，仍在机关、企事业单位继续工作的人；和过去已按历史反革命论处，但服刑或管制期满后，又吸收参加了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如其右派问题属于错划予以改正后，其历史问题应维持反右派斗争以前的结论。能够工作的适当安置工作，恢复被错划为右派以前的生活待遇。 + +　　（三）对划为右派后因新问题或犯新罪，被开除、劳教或判处刑罚的人，应首先复查其右派问题，如确属错划，一应予改正，将复查改正意见抄送有关单位或有关司法机关。如有关单位或有关司法机关对开除、劳教或判刑处理作出撤销原处分或原判的决定，即按错划改正人员对待。如其因新问题或新罪而受到的开除、劳教或判刑处理，不属于错案，应维持原来的处理，其右派问题虽得到改正，但不能按错划改正人员对待。 + +　　(四)对上述人员的复查改正和应予安置的人的安置问题，均按中发[1978]55号、[1979]65号文件的有关规定办理。在此通知下达以前，各地对上述人员的处理，如与此通知无原则出入，可不再变动。 + +　　（此件发至省、军级）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8/000005.txt b/CCRD/1/0/18/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e80f73e9540cac8c056d928adba83afd8ba74db --- /dev/null +++ b/CCRD/1/0/18/000005.txt @@ -0,0 +1,73 @@ +#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 +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党组，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 +　　中央同意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现转发给你们。关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问题，需要着重指出以下几点： + +　　（一）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给尚未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并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被划为右派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 来，这是中央根据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严肃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一项重大政治措施。实践证明，我们党正确处理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广大人民群众是衷心拥护 的，在党内外是深得人心的。这对于发展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维护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尽可能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 素为四化建设服务；对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都有重大的意义。 + +　　（二）对右派问题的复查结果表明：一九五七年确有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猖狂进攻，对这种思潮进行批判， 对这种进攻进行反击是完全必要的。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人民中间澄清了根本的大是大非，稳定了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个方面。但是随 着斗争的发展，反右派斗争确实扩大化了，把一大批人错划为右派分子，误伤了许多同志和朋友，其中不少是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 大批的人处理得不适当。许多同志和朋友因而受了长时期的委屈和压制，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 这是又一个方面。中央认为，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两个方面，才是历史地全面地看待这场斗争，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是不符合实际的。 + +　　（三）为了消除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造成的严重后果，根据一九五七年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进行复查和改正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属于改正的人大体上有三 种情况： （1）一部分人出于善意，提出的许多批评意见，现在看来是有利于改进工作的。把他们划为右派，是完全搞错了，当然必须改正。（2）一部分人在涉及 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等重大问题上，发表了一些错误言论，但不是在根本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他们划为右派也是错误的，也应该改正。（3）还有一些人确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考虑到他们同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在程度上和情节上有所不同，也考虑到他们后来确有转变，在这次复查中，也给他们改正过 来。因此，成当看到，改正的面是很大的，但其中有些人是属于可改正可不改正的，这次本着从宽的精神予以改正。 + +　　（四）应当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党内外有一些同志由于看到改正面很大，因而对反右派斗争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是错误的。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应离开当时的 历史背景。当时确实存在资产阶级右服向党猖狂进攻的严重事实，我们坚决给以反击，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不进行反击，不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全国就要陷于 政治上思想上的大混乱，我们就不可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 +　　（五）反右派斗争的主要教训在于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以致造成扩大化的错误。今后全党对于某一时期 出现的重大思想动向和社会思潮，一定要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冷静地、细致地加以分析，查明来龙去脉，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问题发生在什么范围、什么领 域，就应当在这个范围和领域内解决，而不要任意扩大，更不能搞“一刀切”，发动带全局性的政治运动。一定要注意严格区分和正确处两同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 盾，如果矛盾的性质一时未能分清，要先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决不要把犯这样那样错误的人，轻易定为敌我矛盾。其次，一九五七年党提出要党外群众向党提出 批评，帮助党整风，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不适当地支持了党外有些人提出的所谓“大鸣大放”，以至逐步发展为全国范围的紧张的政治动乱气氛，这也是后来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大鸣大放”以后发展成为“四大”，被认为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好方法。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四大”，并不能发扬民主， 而只能妨害人民行使正常的民主权利，并且人为地破坏安定团结，妨害社会主义建设，甚至导致无政府状态。一九五七年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文化大革命的经 验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已决定提请五届三次人大修改宪法有关条文。 + +　　（六）中央认为，肯定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同时指出在反右派斗争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并坚决加以改正，目的是为着团结一致向前看，同心同德搞四化。当前，属于错划、得到改正的党内外同志，绝大多数人表现是好的。但也有极少数同志还存在一些思想问题，有的甚至发表一些错误言论。这虽不是什么大事， 但对团结一致向前看是不利的。有关党组织应对他们个别地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工作。 + +　　对于维持右派原案、只摘帽子、不应改正的人（包括章伯钧、罗隆基等人），我们也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待他们。他们中的有些人同我们党有过合作的历史，对人民做过一些好事，对这一点也应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不要因为他们在一九五七年犯了严重错误，就把他们一概否定。因此，中央认为，就是对不予改正的人，凡是在世 的，也应该在政治上和生活上予以适当照顾，能够工作的予以适当安排，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对不予改正的人的亲属子女，不得歧视。中央希望各级党委继 续落实中央有关文件规定的各项政策，善始善终地把这项工作做好。 + +　　 中共中央一九八○年六月十一日 + +## 附件： + +## 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 + +## (一九八零年五月八日，中共中央于六月十一日批转 ) + +　　一九五七年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全国划了右派分子××万余人，以后又陆续划了几批，共计××万余人。遵照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分期分批摘掉右派帽子的指示，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四年，先后五批摘掉××万人的右派分子帽子。 + +　　粉碎“四人帮”后，一九七八年根据中央的指示，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以后，又根据中央的指示对被错划成右派分子的人做了改正。现在，已经改正的和过去并未划错的，在工作上和生活上大都做了适当安排，整个工作已经接近完成，取得了很大成绩。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改正以后，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感谢党使他们重新获得政治生命，积极发挥骨干作用；许多知识分子在哲学、社会科学、文艺、科技、文化教育、卫生、新闻、出版等战线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有些人已经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实践证明，中央这个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对于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促进安定团结，发展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同心同德搞四化，起了重要作用，在国内外影响很好。 + +　　有关上层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工作，现在还有几个重要问题，报告如下： + +　　一、关于二十七名上层爱国人士右派复查问题 + +　　一九五七年初对右派分子进行处理时，中央曾下达了《关于转发〈对一部分右派分子处理初步意见〉的通知》，并附了中央统战部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有关协商提出的对九十六名右派分子的具体处理意见。现在，我们将其中二十七名代表性较大的民主党派、无党派上层爱国人士，提请有关省、市和民主党派中央进行复查。我们的意见是： + +　　拟予改正的二十二人：章乃器(故)、陈铭枢(故)、黄绍竑(故)、沈志远(故)、 彭一湖(故)、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徐铸成、马哲民(故)、潘大逵。 + +　　拟维持反动派原案的五人：章伯钧(故)、罗隆基(故)、彭文应(故)、储安平(故)、陈仁炳，在复查章伯钧、罗隆基的右派问题的过程中，民盟的一些负责人曾提出对他们二人也应予以改正。我们认为，他们二人在一九五七年的言行，从根本立场上反对党反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右派的主要代表的人物，在右派向党猖狂进攻中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现已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了，但并非错划，不应改正。 + +　　二、关于“章罗同盟”问题 + +　　近年来，民盟和农工党的许多负责人要求对“章罗同盟”问题进行复查。他们认为，一九五七年《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有关“章罗同盟”的提法及对民盟、农工党的估计，不符合实际情况。他们说，“章罗同盟”受牵连的人落实政策问题要求明确解决。现经复查，情况是： + +　　(一)章伯钧、罗隆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在向党的猖狂进攻中是互相呼应的，都是企图在我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发现章、罗二人在组织上共同策划、进行阴谋活动的事实。 + +　　(二)章伯钧、罗隆基利用他们在民主党派的领导地位(章是农工党主席、民盟副主席，罗是民盟副主席)，大肆散布旨在推翻共产党领导的言论，在民盟和农工党中曾发生了恶劣的影响。但是，由于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有深厚的基础，他们没有能够发展成篡夺这两个党派的领导权，有组织、有计划地推动其反动纲领的地步。当时，民盟、农工党中央负责人中有我党党员和进步分子，是坚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同章罗是有斗争的。章罗并没有能够根本改变民盟和农工党的本来性质。 + +　　(三)在批判“章罗同盟”时，曾经把民盟中央的《关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和《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说成是“章罗同盟”的反动纲领。事实上，这两份意见不是章、罗二人提出的，而是民盟中央分别由曾昭抡和黄药眠负责的两个小组起草的。在这次复查中，我们和有关部门及民盟中央都认为，这两份意见书的基本内容是可取的，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不是“章罗同盟”的纲领。 + +　　根据以上的情况，我们认为：“章罗同盟”在组织上应肯定其不存在，但在作为资产阶级右派政治的代表的意义上仍应认为存在，因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是一致的，在向党猖狂进攻中起了同样的主导作用，并且互相呼应。同时应当承认，在反右派斗争中，由于反“章罗同盟”作为组织上的挂帅者，民盟中央和地方组织有一些负责人被戴上了“章罗同盟”的“军师”、“谋士”、“代理人”、“骨干”等帽子；两“帅”之外还有这个帅那个帅；在农工党内也有一些人和地方组织被指为所谓“章罗同盟”的“分店”，这些都扩大了打击面。我们建议宣布一律取消这些组织性的帽子，宣布“章罗同盟”是指他们在右派反党活动中的共同主导作用，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组织或组织系统。 + +　　三、关于召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统一对反右派斗争的认识问题 + +　　目前，民主党派中的一些人看到被错划为右派的人改正的面大，就认为一九五七年不存在右派进攻，反右派斗争搞错了。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必须澄清。 + +　　一九五七年，我国已基本上完成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刚刚成立，还不巩固。广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刚刚走上合作化的道路。资本家交出了生产资料，但还拿定息。一部分人对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有动摇，极少数对社会主义改造还不甘心，还在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机会和手段实现其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企图。同时，社会上还存在反抗社会主义。全盘否定斯大林，国际上出现了一股反共逆流，在这种形势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错误估计了形势，认为我国将要发生匈牙利事件，局势已是“一触即发”。他们大肆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向党猖狂进攻。“统治着五亿农民，非造反不可。”“中国也不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轮流做庄”。一九五七年，他更露骨地说，“共产党以前扶植各民主党派，是‘周公辅成王’，现在成王长成人了，周公要还政”，不然，“恩人就要变做仇人”。六月六日，他在北京以民盟中央名义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现在中国“共产党内部问题也大”，“形势十分严重”，“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事情就难办了”。罗隆基诬蔑国内是“一团糟”，他叫嚷要为反革命“平反”，煽动社会上的反动分子站起来“由各方面造成舆论”。储安平把我们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有些右派分子把无产阶级专政诬蔑为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有人公开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这些右派分子言行表明，他们的企图就是要取消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右派分子人数虽少，但能量很大。在他们的煽动、蒙蔽下，一些地方发生少数人罢课闹事，而且有蔓延之势。在当时的形势下，对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进行批判，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予以反击，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 + +　　在这场斗争中，由于开始我们不适当地支持了党外部分人提出所谓“大鸣大放”的口号，逐步造成紧张的动乱气氛，后来又对形势估计的过于严重，随着运动的发展，特别在后期，确实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打击面宽了，对一大批人错扣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处理也太重了。经验证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复杂情况而出现一股群众性的错误思潮的时候，卷进去的人们的情况各有不同，属于敌我矛盾的人总是极少数，大量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在同错误思潮斗争中，一定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对于敌我性质的矛盾的问题，也要区别对待。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确有一些处于敌我矛盾边缘，拉一拉就可以过来的人，也有一些一时难以分清属于哪类矛盾的人。现在看来，为着严格掌握两类矛盾的界限，对于这两种人，都应当做人民内部的矛盾对待。但当时实际把其中许多人划成右派，这是一个深刻教训。 + +　　现在，根据中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进行复查、改正，是完全必要的。但绝不能因此认为当时不存在或不应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不存在或不应反击右派的进攻。有许多当时有错误言行而被错划为右派的人，也不应因现在得到改正，就以为自己没有错误。 + +　　对一九五七年这场反右派斗争必须历史地、全面地认识。只有这样才能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团结一致向前看。 + +　　以上问题， 我们拟在中央指示后，由中央统战部出面，召开一次各民主党派、无党人士座谈会，就二十七名上层爱国人士的右派复查意见，进行协商，取得一致；就“章罗同盟”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当时确实存在，不能取消的理由做一说明；还要着重讲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问题，特别是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以统一认识。 + +　　是否妥当，请批示。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8/000006.txt b/CCRD/1/0/18/0000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710c5d98b03e44ab639aeff34a24ba2cb36fa8e --- /dev/null +++ b/CCRD/1/0/18/000006.txt @@ -0,0 +1,47 @@ +# 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厅印发省委贯彻中央55号文件领导小组《关于错划右派改正和安置工作的总结报告》的通知 + +　　（各地、市、县委，各大企业党委，各高等院校党委，省直各部委办厅局党组、党委，省军区党委：） + +　　根据省委负责同志的意见，将省委贯彻中央55号文件领导小组《关于错划右派改正和安置工作的总结报告》印发给你们参阅。鉴于这项工作已经结束，省委同意撤销省的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属于遗留的问题，请各地和有关部门按照报告中提的分工意见，认真负责地继续解决好。 + +　　（附：） + +## 中共山东省委贯彻中央55号文件领导小组关于错划右派改正和安置工作的总结报告 + +## （1980.09.21） + +　　（省委：） + +　　我省错划右派的改正和安置问题，经过近两年的工作，已经基本结束。现将工作情况和遗留问题的移交意见报告如下： + +## 一、改正错划右派工作的基本情况和收获 + +　　我省复审改正错划右派工作，是在贯彻中央［1978］11号文件，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基础上，从1978年10月开始进行的。到今年8月底统计，全省原划右派34800人，其中已改正34322人，占98.63％；不予改正的453人，占1.3％；正在复审的还有25人。工人、农民、民警、营业员、中专学生等被戴上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等帽子的4008人，已全部作了改正。因右派问题受处理的6053人，已改正6001人，占99.15％；不予改正的49人，占0.8％；正在复审的3人。 + +　　上述人员改正后，绝大多数都做了妥善安置。全省因右派问题先后失去公职的21413人，除已经死亡或个别情况特殊的尚未安置好以外，都做了安置。其中安排工作的14766人，办理退休退积的4134人，对已有工作而安置不当的也做了适当调整。对一贯表现好，有技术专长和有相当工作能力的，已提拔一批到领导岗位上来。全省提职的490人。调整工资的8816人。给予生活困难补助的4009人，共发款135万元。对过去死亡未发抚恤费、丧葬费的，都作了补发。 + +　　对因右派问题受株连的家属子女，也做了妥善安置。其中，因右派问题失去公职的家属已重新安排工作的440人，办理退休的125人；原系非农业户口，因受右派问题株连回乡，改正后收回落户的3314人，补办知青手续的3320人；办理子女顶替601人，安置孤儿193人。 + +　　通过改正错案和进行适当安置，恢复和发扬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活跃了党内外的民主生活，促进了安定团结，调动了积极因素。许多被改正的同志心情激动，热泪盈眶，向党表决心，向亲友报喜。他们说：共产党不愧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党，感谢党给了第二次政治生命。纷纷表示，要胸怀全局向前看，团结起来搞四化，在新长征中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绝大多数被改正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心情舒畅，精神振奋，努力工作，在四化建设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不少人回到工作岗位，发挥了骨干作用。许多知识分子在各条战线上发挥所长，起了很好的作用，有些人已经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如山东造纸东厂于继昌，改正后积极创新，已试制成功导电纸、航空晒图纸等新产品，填补了我国造纸工业的一项空白。青岛市包头路小学教师张宾，自1978年改正错案收回工作以来，担任5年级3班班主任，勤勤恳恳，精心教课，走访了所有学生的家庭，对重点学生走访了多次，使这个班由后进班变成了较好的班级。 + +　　实事求是地改正错案，博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广大干部群众高兴地说，落实党的政策，错划的同志在政治上得到了解放，我们在思想上得到了解放，精神枷锁打碎了，后顾之忧解除了，大家同心同德干四化，我们的国家大有希望。 + +　　实事求是地改正错案，在港、澳、台和国外也产生了很好的政治影响。如台湾行政院长孙运璇的父亲孙蓉昌（已故），反右前是青岛市政协委员。1958年被划为右派，撤销了市政协委员职务。这次复审改正后，恢复了他的政治名誉。对此，日本、美洲、澳洲和香港等地的报纸都作了报道，称赞我党的统战政策，赞扬为孙平反有利于统一祖国大业。 + +## 二、改正错划右派工作的主要做法 + +　　（一）解决认识问题、不断解放思想。过去多年来由于一直把右倾看成主要危险，反右不反“左”，错划右派问题成了人们不敢动的禁区。中央55号文件下达后，广大干部、群众一方面感到高兴，认为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发生了扩大化的错误，伤害了一大批同志和朋友，早就应该实事求是地解决这个问题了；另一方面，也存在许多“怕”字，思想不解放，工作不大胆。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始终把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放在工作的首位，通过深入传达学习中央55号文件和其他有关文件，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精神，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及通过调查研究，讨论、印发案例等，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了认识，解放了思想。 + +　　（二）加强党的领导，依靠群众办案。省委和各级党委对审改工作很重视，列入党委的议事日程，确定专人分管，当作一件大事来抓。省、地、县三级都成立了贯彻中央55号文件领导小组，并组成了强有力的工作班子，全省共抽调专门班子人员9600多人。凡有审改任务的单位，都有领导同志分管，确定专人负责。在工作中，坚持走群众路线，实行领导、专门班子和群众相结合的办案方法。对原划右派案件，那个应予改正，那个不应改正，发动群众进行讨论，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包括认真听取本人意见，给合必要的调查核实，最后做出是否改正的结论。 + +　　（三）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在审改过程中，我们始终把实事求是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以《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作为是否改正的政策标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从根本上划清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界限。对于本人言行是正确的，在结论中予以肯定；对于有一般性错误的，结论中不留“尾巴”；对于有严重错误言行的，在结论中指出其错误；对于证据确凿的右派分子，坚持原则，不予改正。 + +　　（四）认真做好安置工作和其他善后工作。错案改正后，都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做了安置。对家属子女受到影响的，由改正单位发函，通知其所在单位党组织，消除影响。还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谈心等形式，认真听取本人意见，做过细的政治思想工作，鼓励他们顾大局，向前看，同心同德搞四化。 + +　　（（五）进行检查验收，解决好遗留问题。在这项工作基本结束之后，各地先后以地、市为单位（省直以口为单位），统一组织力量，逐县进行了检查验收，发现问题及时研究解决，保证了这项工作的质量。） + +## 三、关于遗留问题的移交意见 + +　　省委贯彻中央55号文件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成立近两年来，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做了大量工作，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我们意见，应予撤销。对个别遗留问题，建议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今后由有关单位党组织负责妥善处理。对原省委“五五”办公室所承担的工作，包括听取和答复各地的请示、接待和处理群众来信来访、接待外地前来联系工作的人员等，我们的意见是：属于改正方面的，是党员的由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非党干部由省人事局负责；是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的，由省委统战部负责。属于安置方面的，省管干部由省委组织部负责；其他干部由省人事局负责；工人由省劳动局负责；户口问题由省公安厅负责；粮食问题由省粮食厅负责；知青问题由省知青办负责。 + +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8/names.txt b/CCRD/1/0/18/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26eb9fdd6a9a5f8607f583d1d44150b754cf657 --- /dev/null +++ b/CCRD/1/0/18/names.txt @@ -0,0 +1,7 @@ +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转发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省公安厅、民政厅《关于全省处理右派问题工作情况和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节录) +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总政治部关于认真做好对“中右分子”等人员复查改正工作的通知 +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复查高等学校划为反动学生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中共江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发[1979]49号文件做好平反、改正工作的几点意见》的通知 +中央关于历史反革命又戴上右派帽子的人复查问题的通知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厅印发省委贯彻中央55号文件领导小组《关于错划右派改正和安置工作的总结报告》的通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0/19/000000.txt b/CCRD/1/0/19/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5f500150ae497d64e33c413ffc80fd403f7e03 --- /dev/null +++ b/CCRD/1/0/19/000000.txt @@ -0,0 +1,29 @@ +# 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转发省人事局、劳动局、教育厅党组《关于在我省中等专业学校对因思想政治问题受到处分的学生进行复查处理的请示报告》 + +　　省人事局、劳动局、教育厅党组《关于在我省中等专业学校对因思想政治问题受到处分的学生进行复查处理的请示报告》，已经省委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研究执行。 + +## 附： + +## 关于在我省中等专业学校对因思想政治问题受到处分的学生进行复查处理的请示报告 + +　　（省委：） + +　　我们在高等学校贯彻执行中央中发[1979]85号文件和中央组织部中组发[1980]50号、中共教育部党组[1980]教党字090号文件的规定，对1957到1966年期间错划为反动学生和因思想政治问题而受处分的学生的复查处理的过程中，一些中等专业学校也反映在同一期间它们也有极少数学生因思想政治问题受到批判被清除出校的，要求按上述文件精神进行复查处理。经初步摸底调查，中等专业学校这类学生为数不超过100人。我们认为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为此，根据上述文件的精神，结合我省中专的实际情况，特提出如下几点意见： + +　　1、关于复查的对象，应只限于1957年到1966年期间那些以思想政治性质的问题为依据或主要依据受到批判而错被开除党籍团籍，清除出校，未分配工作的学生，但同样不包括中共江西省人事局党组赣人党(81)1号、中共江西省教育厅党组(81)赣教党字4号文件中所列的四种对象在内。 + +　　2、凡属复查的对象，不论本人是否提出申诉(包括已死亡的)，均由学校负责复查。原校已调整的，由调整并入的学校负责复查；原校撤销的，由原校的主管部门负责复查；凡原由学校和政法部门共同处理的，以学校(或主管部门)复查为主，并征求政法部门意见，互相配合，搞好复查。负责复查的单位要实事求是地写出调查报告和复查结论，结论应同本人见面，并经主管部门党委或党组批准，抄报教育厅备案。 + +　　3、经复查，凡是“因思想政治问题受到批判而错被开除党籍团籍，未分配工作的学生”，应予改正，安排适当工作，并按赣办发[1980]14号文件的规定处理好他们的党籍团籍和学籍的问题。 + +　　4、关于工作安排问题。他们的工作安排，由学校与学生所在县(市)人事局协商，提出安排意见，随同调查报告、复查结论、有关旁证和现实表现等材料，按工作安排是当干部还是当工人分别报省人事局和同级劳动部门审批。工作安排应以就地安置适当工作为宜，并尽可能地安置在集体所有制的企事业单位，原属中专毕业生(包括参加了毕业考试，成绩合格，只是未发毕业证书的在内)原则上安排作干部，由省人事局审批；原属中专肄业生(包括参加毕业考试，成绩不合格的在内)，原则上安排作工人，由同级劳动部门审批。所需劳动指标由省计委在国家下达的1981年劳动计划指标内安排解决。对现在已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企事业单位参加了工作的，不再重新安置。对于当时未列入统一分配的共大分校社来社去或自行就业的学生，经复查作出正确结论后，不解决工作安排问题。对出校后因其他错误，被定为敌我矛盾或法办的，不能按上述意见安排工作。 + +　　5、关于工资待遇问题。中专毕业生按现中专毕业生毕业时工资待遇发给，中专肄业生按现技工学校学生毕业时的工资待遇发给，并从安排他参加工作之日起发给工资。对过去参加工作的学生，如现在工资低于以上标准的，应作相应调整，过去的一律不补发。他们的工龄均从离校时起计算。 + +　　6、复查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加之时间涉及较远，单位和人事变动较大，情况一时难于弄清，更增加了复查工作的难度。因此，要求各校党的组织一定要加强领导，安排一定人力，集中时间和精力进行复查工作。在复查中要做好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按党的政策办事。各校的主管部门要加强督促检查，把好复查关。时间要抓紧，争取在今年年底以前基本上结束这一工作。 + +　　以上意见，当否，请批示。 + +　　 中共江西省人事局党组中共江西省劳动局党组中共江西省教育厅党组1981年8月22日 + +　　（来源： 《江西平反冤假错案》中共江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汇编，1997年8月，南昌。）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