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ff --git a/CCRD/1/3/2/000639.txt b/CCRD/1/3/2/00063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3d559cb3fea4b6285cc6a0d0d777a6c6fbd4820 --- /dev/null +++ b/CCRD/1/3/2/000639.txt @@ -0,0 +1,37 @@ +# 为我院体育工作鸣一声 + +　　<北京医学院、朱东平> + +## (口一班　军体委员朱东平) + +　　目前，到处都在大鸣大放，我在这样的气氛中，也想为我们学校的体育工作鸣上一声，也许还不是无益的。 + +　　体育不仅能够培养人们的高尚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而且也直接的影响到学习的效果。虽然如此，体育工作并未引起学校行政、党、团应有的重视。下面我就谈一些具体的事情。 + +　　功课表真的不能调动吗？ + +　　上学期我们班每周除了体育课之外，仅有45分钟的课外锻炼时间。显然这不仅违反了国务院的规定，而且也不能适应紧张学习的需要。上学期期中，我们作了一个健康统计，头痛者32人，失眠者29人。我们把这些情况分别几次的向学校行政和基础础部作了反映，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的回答。我们也再三的到基础部要求调动一下功课表，每周给两次的体育活动时间，基础部的回答是“功课表已排定，无法调动”。 + +　　场地问题 + +　　城外有1000多同学，按理说应该有一个400公尺的操场供体育活动之用。从去年10月份起，唯一的有跑道的场地被一刀两断了。于是人们如果要跑完400公尺就要越过4个横沟和无数堆石块。修马路重要，但是马路直到最近才修好，为什么不能迟切断半年呢？迟切断半年其实并不影响整个的筑路工程。这不能说明基建科没有为1000多人的健康着想。 + +　　（为了尽早的解决场地问题我们三番五次的问过体育教研组，他们回答说，这是院长办公室的事，教研组也很着急。据说新的运动场在暑期就可以修好，但是无论怎样，在这样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学校没有考虑到1000多人的活动场地问题，真是一件遗憾的事。） + +　　一拖再拖 + +　　一年来学校(城外)进行了两次的单项比赛，其中一次是去年，一次是今年这次。不管那一次都没有按计划进行，总一拖再拖。拿今年这次来说吧，原计划是4月13日，可是现在已是5月15日了还没有举行 。篮球赛也是一样，比赛进行了几个月现在还未结局。到底为什么不能依计划进行呢，依我们看，学校方面并没有把这件事当作是一回事，只是学生体协抽时间，抽出来了，当时有事情就再往后拖。其他的工作重要，体育活动就可以被忽视吗？ + +　　（一年一度的口腔系传统性体育运动大会准备在5月12日召开，当时有报告停止了，现在看来在几周之内都一直有别的事，运动会虽然大都准备妥当，也只因抽不出半天的时间而停开，传统性也被中断。） + +　　官僚主义 + +　　我们学校的体育活动到底为什么开展不起来呢？原因有多方面，但是其中重要的领导上的官僚主义。 + +　　上学期，领导上几次要同学活动的数字。要数字有什么用呢？数字按要求报上去了，但是所提出的问题没有得到任何有解答。行政领导为什么不到操场来看看同学们的活动情况呢？不看看被横沟分割的操场吗？ + +　　在学校各种运动队方面，特别是田径队，可以说是有其名而无其实，从数字上看来田径队有70多人，但经常活动的也不过是其中的很少一部分。关于队服的问题，关於伙食的问题，关于洗澡的问题等等均未得到合理的处理。 + +　　体育是学校工作中应该被重视的一环，不允许忽视。我衷心的希望通过整风和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更好的解决我校体育工作中的问题，为以后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铺平道路。 + +　　 来源：北京医学院出版《北医》，1957年5月2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40.txt b/CCRD/1/3/2/00064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20952b8c9c7b5110a6580f5e59ba5c5bccda158 --- /dev/null +++ b/CCRD/1/3/2/000640.txt @@ -0,0 +1,43 @@ +# 文字改革委员会部分常委和委员不同意公开批判章伯钧、罗隆基对文字改革工作的发言 + +　　<新华社记者　李蕴辉，张丽君> + +　　章伯钧、罗隆基21日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中谈到文字改革问题时，说文字改革“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只有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拿出来讨论时党已经决定了”和“毛主席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等(详见22日人民日报一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党组认为这些说法“与事实有很大的出入”，曾草拟了一封给编辑的信，准备通过文改会(文字改革委员会简称，下同)常委会通过后交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公开发表。这封公开信的主要内容是说明：一、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是为了供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并非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二、文字改革问题曾经经过广泛讨论，章、罗所说拿出来讨论时“党已经决定了”、“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等与事实不符。 + +　　23日晚，文改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讨论，出席会议的四个常委和六个委员中，同意发表这封信的只有两个常委(胡愈之、韦壳)和一个委员(魏建功)，其他两个常委(丁西林、叶恭绰)和五个委员(黎锦熙、吕叔湘、林汉达、邵力子、陆志韦)都不同意发表。这些人中间，除了邵力子外，其他的人都认为章、罗说文字改革没有经过充分讨论、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简化汉字混乱基本上是对的。并反映出他们自己对文字改革工作也有很多意见。讨论到最后，有的人说：章、罗说文字改革是党决定了才拿出来讨论的，这是批评党，应该由党来批判，用不着文改会出面。从讨论中可以看出，今后我们在文字改革工作和统战工作中，还有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 + +　　下面是当晚会议讲座的主要情况： + +　　会上第一个表示不同意发表公开信的人是丁西林。丁在胡愈之(会议主持人)和魏建功建议发表公开信后提出：社会上像章、罗这样对文字改革批评的意见是否很多；如果不是很多，是否需要急于答复；就是要答复是否可以直接写信给提意见的人，或者由个别人找章、罗谈谈。他认为急于答复会妨碍“百家争鸣”。在整风中大家对文化部提了很多意见，其中也有不对的，文化部就没有急于答复。魏建功说：章、罗对文字改革的意见是在座谈会上提出的，和部里整风不同，与事实不符的地方，应该说明。林汉达、黎锦熙、陆志韦、叶恭绰、吕叔湘都不同意魏的看法。 + +　　林汉达说：章、罗能够提出意见来是好事。就是意见有错误也没有关系，不必急于答复。要答复也可以由文改会委员在统战部的座谈会发言说明。他说：关于文字改革的问题，有许多是要向大家说明的，但不是针对着章、罗个人。如关于创造性的严肃性的关系，就是要说明的问题之一。过去我们对待创造是不严肃的，如1952年报马祁建华捧为“仓颉第二”、“孔子第二”等，第二年又全部否定了。林说：关于把拼音文字代替汉字问题，不能说人家说错了，我们本来是朝这样作的，如把“毛泽东选集”译成拉丁文等。如果我们老老实实地把拉丁文字当作推广普通话的工具，别人也不会误会。 + +　　黎锦熙说：座谈会就是整风的前奏。我不主张发表公开信，如果章、罗说的话与事实不符，可以写信给他们，由他们自己出面更正。我们总是怕人家说我们用拉丁文字代替汉字，不是代替是什么?只不过是时间迟早的问题，我们说不是代替人家也不会相信。我们本来有拼音字母，现在要用拉丁字母，这只能说是民族形式不及国际形式好，我们要答复别人也只有把这个大道理拿出来。黎还说：现在社会上有一句流传的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不是说群众的知识文化比我们高，而是因为事实是怎样，群众就老老实实地把它说出来，不加任何掩饰。我们过去对一些矛盾总不肯自己讲出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后，大家都给说出来了。黎锦熙认为现在推广拉丁文字拼音是忽视了一个条件，即中、小学生普遍没有学过外国文，和他用拼音文字通讯的十个人中间，有九个人把“b”写成“f”。 + +　　陆志韦说：现在用不着发表公开信，不管怎样，他们批评文字改革工作时是群众，我们是官，我们的工作有缺点，就应该改正。陆说：在拼音文字方面我们是做得过火一点。拼音月刊每一期都有用拼音文字写的文章，不止一个人有意见，关于拼音月刊出版后应该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和究应如何搞法，都没有拿到会议上讨论过，这个刊物也不能代表文改会。陆说：对于文字改革的意见本来就有的，并不是现在说出来了才有。 + +　　叶恭绰说：对于这封信拿不拿出来。用什么方式和什么时间拿出去，我没有意见，大家都说过很多了。我觉得值得考虑的是，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对文改会不利的空气，而且这种空气的出现不是来之于个别人或一朝一夕的。这是值得注意和检查的。这个问题过去就应该检查，但会里(指文改会)因为忙于任务，没有涉及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漏洞。叶说：我们要考虑的是我们的工作是不是还要继续做下去？如果要做下去，我们的工作是否拿得出手？我的意见是包括拼音方案和简化字。我总觉得我们的工作障碍还很多。许多事都需要一些条件，有内因、外因的配合。现在我们的工作基础并没有打好。如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本来是一个研究机构，一下子把它改为文字改革委员会，就变成行动机关了。又如我们通过好几个方案，都是有些勉强的。我想起这些事心里总有些不安，这就是因为工作没有摆稳。现在外面常有人说“你们文改会”、“你们文改会”，本来我们是一个国家机构，但总似乎被人目为私人组织，我也不了解为什么这样。叶又说：现在要搞清楚这个政策(意指文字改革)是否定了，我们也很难说明。如果要说明就会把责任推到政府身上去；如果不说明，我们很难担当决定政策的责任。事实上是先有了方针我们才执行的。叶恭绰认为现在不是因为章伯钧提了意见要来检查工作，整风过去了也是要检查的，“因为这件事情并未摆稳”。 + +　　吕叔湘说：我觉得文字改革工作不会因为章伯钧这几句话会影响到什么地步，目前不必急于更正，以后有机会还可以谈，现在应该把我们的工作检查一下。 + +　　韦壳发表了和上述诸人不同的意见，韦说：文字改革工作是有缺点的，但不能把文字改革工作的缺点和章说共产党讲了话就不让别人提意见这事混为一谈。章的话牵涉到国家和政协这样一个大政治团体的关系问题。章是政协副主席，按他的说法，似乎共产党提出一件事后，就不容别人提意见，这不是文字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一个大问题，即关系人民大团结的问题。我们身为文改会委员，不能不表示态度，我们应该支持邵老(指邵力子)。韦还举了许多例子说毛主席、周总理每次谈到文字改革工作时，从来没有说不许别人提意见。韦说：毛主席还把有人提议解散文改会的信转给我们，但并没有批“此人岂有此理，应该整他”等话。周总理在国务院讨论文字改革工作时也说过拼音文字是推广普通话的工具。在统战部座谈会上我听到邵老的发言时，就准备站起来支持他，但我觉得仅用我个人的名义还不行，我们文改会应该支持他。 + +　　邵力子在韦壳发言后说：我个人没有什么值得支持的，我看胡愈之在下次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讲讲也就可以了。接着，林汉达、黎锦熙、陆志韦、叶恭绰：吕叔湘都表示不同意韦的意见。 + +　　丁西林说：章、罗批评简化汉字混乱、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关起门来搞改革这三点意见是对的，我们要批评别人，我们的意见站不住脚。至于说章伯钧批评党做事不和人商量，邵老已经批评了，章已站下风。 + +　　林汉达说：我们现在根据上述三点意见改进工作是重要的，如果太计较章个别的意见不恰当，也不大方。章提出这些意见，说明他对这些事不愉快，不愉快讲出来就好了。对于别人对我们工作缺点的批评急于解释，工作中的缺点就很难改正。 + +　　丁、林讲完后，文改会副秘书长庄栋插了几句话，大意是：文字改革工作有缺点是事实，这些缺点必须改进，但章、罗发言不合事实的地方也应该更正。他赞成发表公开信。黎锦熙、吕叔湘、陆志韦立即表示不同意这个意见。 + +　　黎锦熙说：作为一个国家机构，对批评是否合乎事实不应急于计较，应该欢迎人家提意见。章在座谈会上发言有两重身分，作为政协负责人之一，那样说法自然不对，但这一点邵老已经批评了。作为群众来说，不一定要他说的完全合乎事实。如果章对党的批评错了，由党去更正，用不着文改会更正。 + +　　吕叔湘说：现在问题的争论在于章批评文字改革工作的缺点是对的，但有些情况不合事实，是否要公开答复？我觉得缺点和事实固然要分开，但事实和本质也要分开。记不得在那本书上说过：雁子原来见到人是不飞走的，以后有人射过一次雁，从此雁子见了人就群起飞去。雁子尚且有这种敏感，何况是人呢？你心里想做什么事，不管嘴里怎么说法，别人是会体会到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事人家是会知道的。 + +　　陆志韦说：讨论过去、讨论过来，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了：(一)章伯多批评错了的地方，邵老已经批评了；(二)说要支持邵老，邵老说不要支持；(三)说章的批评对党不利，那么，也应该问问党是否同意公开批评。 + +　　黎锦熙说：政协讨论文字改革问题时，心里不同意，嘴里不讲的不止章、罗二人。那次开会时邓初民和我同车，邓说，听说光明日报要改为横排，如果改了，就是民主党派的报纸我也不看。他对文字改革有意见，但是他说他是“跟着共产党走”，所以不发言。因此章、罗的意见是有代表性的。 + +　　由于多数人不同意发表公开信，会议最后确定：文改会下次继续召开文字改革工作座谈会时(已经开过两次)，由胡愈之在会上把文字改革工作的前后情况谈谈，请新闻记者把这些情况本报道中写写就算说明了。 + +　　 来源：　　1957年5月2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44.txt b/CCRD/1/3/2/00064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333c398bd1dd5cdf1baa38304d15972e06b433c --- /dev/null +++ b/CCRD/1/3/2/000644.txt @@ -0,0 +1,7 @@ +# 新疆各族作家要求贯彻“鸣”“放”方针 + +　　<《人民日报》> + +　　本报乌鲁木齐电出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家代表会议的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柯尔克孜等民族的多位代表，５月２３日座谈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哈萨克族的曼德说：“牧区正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但领导上没有组织文艺工作者深入牧区，因此，哈萨克族的文艺工作者反映当前政治斗争的作品很少。”他建议自治区文艺领导部门在下面设立基层领导机构，以加强对文艺工作者的统一领导。来自喀什的作家努尔买海买提艾尔肯（维吾尔族）认为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还没有很好的贯彻下去，下面的文艺工作者对这个方针还不了解。他提到喀什的文艺现状时说，喀什的剧院目前都变成了电影院，原因是没有戏演。一些作者写出了剧本请领导上审查，但领导上说他们不懂，转给内行的同志去看，结果象石沉大海，得不到答复。他说，现在不是文艺工作者不想放，不想鸣，而是没人支持。居马洪（柯尔克孜族）说：有些文艺领导人不好好学习，不懂得文艺的特点，用行政命令要作家在多少天写出什么作品。胡道外特塔里甫（维吾尔族）说：“领导上对文艺工作者要求高，支持少，甚至错误地提出，不要写说说唱唱那些小玩意，应该象普希金那样写才对。但相反，他们又不给作家创作的方便条件。现在乌鲁木齐市开始‘放’了，但底下并没有放。”呼地阿赫买特（维吾尔族）说：“领导上不利用当地的力量，只往下派作家去体验生活，结果，花了时间，花了钱，还没有写出好作品。”阿斯哈尔（哈萨克族）说：“自治区文联对乌鲁木齐的文艺工作的领导，我不知道，可是，对下边的领导是根本谈不到的，文联领导上有官僚主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在报刊上公布了，但领导上没有教给文艺工作者怎么做。希望作家协会成立后能改变这种状况。”座谈会上，大家对自治区的几个文学刊物和编辑部也提出了批评。沙里根（哈萨克族）说：“去年秋天到今年春天，我给伊犁的一个文学刊物写了十八首诗，但都没有发表，也没有说明原因。”阿斯哈尔说：“我觉得自治区的几个文学刊物变成了新疆学院和乌鲁木齐市一些教员的刊物，真是‘谁坐在锅跟前，谁的勺子先下锅。’”艾丝那喀热（乌兹别克族）说：“我们乌兹别克族连一个小报纸也没有，主要靠伊犁苏联侨民协会供给一些文学读物；我们自己组织的业余创作小组，也因为无人指导而散伙了。‘百花齐放’是让每个民族的花朵都开放起来，希望领导上重视对乌兹别克青年作者的培养。”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45.txt b/CCRD/1/3/2/00064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105db0e632243781b1adffe53474065b0ef9af --- /dev/null +++ b/CCRD/1/3/2/000645.txt @@ -0,0 +1,19 @@ +# 在兰州市委召开的宣教会议上大胆鸣放畅谈内部矛盾 + +　　<《甘肃日报》记者、应寿、蓉生> + +　　兰市讯　５月３日至１１日，中共兰州市委邀请了兰州市二百九十余名党内外科学、文化艺术、教育、工程技术、卫生、体育、工矿企业工作者举行了宣教工作会议。讨论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等问题。 + +　　会议进行期间，中共兰州市委第一书记杨一木同志还分别和工程师、卫生工作者、中小学教师和文艺工作者举行了座谈。这次会议贯彻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很多人畅所欲言，开诚布公的谈出了心里话；使党内外同志在一起沟通了思想。 + +　　在讨论中，大家着重地联系当前兰州市的实际情况，揭发了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并进行了分析批判。 + +　　会议认为，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对兰州市说来显得尤为重要。兰州市的特点绝不是要在旧的落后的消费城市的基础上建成一个新的工业城市。但由于发展快、规模大，人口迅速增加，因此在各方面产生的矛盾就显得较多又较突出。从思想政治工作来看，目前的情况是：有些党员存在着骄傲自满情绪，不深入群众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只凭主观臆断来对待新形势下的新事物，有些人甚至摆老爷架子，不能与群众同甘共苦，严重地脱离了群众，有的党员已发展到打人、骂人、侵犯人权的违法乱纪地步，有的党员盛气凌人，不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有的党员负责同志不愿和非党同志在一起研究工作，认为他们“思想落后保守”。因而群众反映说：党员与非党同志是“一见面，两点头”，群众有话不愿给党员说，党员与非党同志之间有鸿沟，思想不愿见面，有话装在心里。另外有些党外领导同志有职无权的现象也还存在着，这都给工作招致了严重的损失。因此，会议认为中共中央提出在党内进行整风运动是完全适时而正确的，它是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有效方法。杨一木同志在发言中指出：必须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迅速的展开普遍深入的整风运动，切实贯彻执行“边学习、边检查、边改进工作解决问题”的精神，采取既和风细雨又严肃认真的方法，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斗争，并要求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大量揭发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缺点和错误，帮助党进行整风。 + +　　会议还着重的讨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执行情况，大家认为总的说来在兰州市是：鸣的不多、放的不够，主要原因是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同志还不够重视，对方针认识不足，因而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开展这一工作。有些同志还存在着怀疑和顾虑，如认为：“肃反之后突然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九十度的大转弯”，有的说：这是“早春”，有的说：这是“春寒”，有的说：这是“春暖”。有些中、小学教师和工矿企业人员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可“放”可“鸣”的。“放”和“鸣”是教授和专家的事。有些怕“放”错了丢人，有些人怕“放”错了成了打虎的对象。有些领导干部怕“放”和“鸣”乱了，不好收拾。 + +　　会议对上述认识进行了分析，一致认为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大胆的“放”、大胆的“鸣”，给“放”和“鸣”尽量创造便利条件，逐步设法解决争鸣园地，使大家有地方可“放”可“鸣”。另外应解决书籍少和业余时间搭配不合理的矛盾，会议要求大家深入宣传解除顾虑。 + +　　会议上还反映出了在各方面工作中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的情况，因此要求各级党组织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首要位置上来，要发动大家做思想工作，迅速克服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的现象，进而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更好地把兰州市建设成为一个新的工业城市。（应寿、蓉生） + +　　 ---原载《甘肃日报》1957年5月23日头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46.txt b/CCRD/1/3/2/00064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4e61a4519cf7579cab8b9d7c071838aa38a27f --- /dev/null +++ b/CCRD/1/3/2/000646.txt @@ -0,0 +1,33 @@ +# 北大的“儒林内史” + +　　<新华社记者　顾德华、朱继功、雷朋> + +　　新华社北京分社24日讯　北大中文系二年级研究生全体党、团员今天编写了一份“儒林内史”。据党委会的同志说，这是他们为了扭转整风中的歪风，真正帮助领导整风，把切身感到的许多问题用章回小说形式写出来。当这份大字报以古典书籍纸页形式贴出以后，立刻吸引了许多读者，好些同学还作了摘记。许多人认为这张大字报对整风起了相当好的作用。现在“儒林内史”已写到第十回，以后还将继续出下去。下面是每回的主要内容。 + +## 儒林内史 + +　　(序)呜呼！“三害”之为祸也，大矣哉！好事撄撄而变糟，意见逢逢而窒息。或主观而臆断或拖拉以塞责，或高踞于上位，或自绝于群众，遂使怪事层出，奇闻迭起，悲夫！昔贤以有儒林之纪事，后辈何妨以续貂。授抒董狐之笔，以昭三害之殃，用助整风。是为序。 + +　　 除三害堂主人丁酉孟夏谷日并书 + +　　第一回“未婚夫买筐筐心中有数　预备妻泄天机嘴上无毛”。内容主要是讲他们在中文系毕业时，他们班中的党员都知道具体的分配名单，其中有一个女党员事先对她爱人(也是他们同班同学)泄漏了分配地点在北京，所以当别的同学都在买箱子准备到远地去的时候，而她的未婚夫只买了一个小筐筐。这里主要指出：既然是保密的问题，但为什么又泄漏给别人听。 + +　　第二回“两书生仗党团显赫　二学士凭祖坟留洋”。学校起先选了他们班四个同学留苏。其中有两个功课很好但因出身没有其他两个好而不被选上。而选上的那两个功课很不好，班上谁也不同意。但还是把他们送去学俄文。班上对留苏学生人选表示不满。 + +　　第三回“高教部逢士拔真才 中文系乱点鸳鸯谱”。当他们在毕业时没有按照志愿分配，有的愿意搞政治课结果分配到语言学教研室，有的愿意搞语言学，但硬让他去搞政治课。 + +　　第四回“美玉作顽石，书香学子玉门出塞。鱼目混真珠，酒色之徒青岛讲学”。写他们班有一个同学叫韩枫白，在学校里侮辱女同学臭名远扬，功课是他们班最坏的一个。可是最近这位“膀客”却在山东大学当上了讲师。这些研究生责问学校人事室为什么对这个不学无术会争、会闹的流氓采取“息事者”的态度。 + +　　第五回“四年一觉北大梦，千寻万觅册无名”。写他们班另一个同学吴天惠在毕业离校前夕班长忙着替她办离校手续时，在系办公室的注册簿上却找不到她的名字。大字报上这样写着：请君若问“何以见得？”有诗为证：粉末场中吴天惠，全校谁人不识君，可怜簿籍无名姓，任你万觅与千寻。 + +　　第六回“情中情断情离泼妇　错中错以错根上峰”。写他们班上有个同学因与爱人性情不合要求离婚，人民法院向他们班的团支书了解情况，这位支书提笔一挥，便写成一份材料送往法院去了。材料上写“……据我们了解×××同学在北京和××女中的一位女同学搞恋爱……”，法院就凭着他这份材料给这位同学下了一个判决“迎新弃旧，不认糟糠，是严重的道德品质问题，需要教育”。事实上这个同学除了班上女同学外，在北京城不认识任何一个女性。这是过了三年才弄清。他们问：“现在人事室了解情况的方式可曾有改变？” + +　　第七回“行不行北京中学去讲课　晦嘸晦广东方言蹩死人”。写吴广卓同学是广东人，说普通话很吃力，却偏偏分配他去北京的中学任教，吴同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学习北京话，但中学生仍旧瞪着大眼听不懂。他们问为什么把意见反映给国务院、北京人事局、人民日报直到现在两年，吴广卓还在中学当总务。 + +　　第八回“人事室偷梁巧换柱　女学士投笔厌文章”。写他们班有一个女同学最近要系办公室替她找工作，研究生本来要四年毕业，为什么这个女同学念了两年就要求工作呢?事情是这样的：1955年厦门大学中文系原来要分配一个同学到大北外国留学生专修班当中文助教，但这个人因忙于搞肃反，厦大领导没有放，就派了一个女同学到北大。到北大以后恰巧北大中文系留的一批研究生中有一个人因为家庭困难而不愿当研究生要求调动工作。学校领导就把厦大来的这个女同学补了缺，她就莫明其妙的当了研究生。事实上这个女同学在学习上基础很差，根本没有资格当研究生。所以最近要求工作。 + +　　第九回“说无用，到有用，进修计划当手纸　博士多，导师少，学习任务怎完成。”写他们的学校盲目招生提出意见，因为盲目招生导师的力量不够，根本就没法辅导好。王力教授指导的研究生与讲师太多，有的同学一学期只正式辅导过一次，研究计划他们在入学第一天就填了，但是无人过问，上学期一个同学在厕所的便纸篓中发现了它。 + +　　第十回“你也是会，我也是会，你我皆会　左也听团，右也听团，左右皆团”。写学生会没有独立处理同学各种问题，只是团委会的“福利文娱部”，因为除了福利工作文化活动外，其他均为团委会取而代之。 + +　　 ----来源： 1957年5月2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47.txt b/CCRD/1/3/2/00064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d49995eff8918dfa713317e89a7ee7684867428 --- /dev/null +++ b/CCRD/1/3/2/000647.txt @@ -0,0 +1,139 @@ +# 工商界座谈会上很多人说　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客观存在 (第八次座谈)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于昨日（２４日）举行第八次座谈。会上有十三个人发言（其中一个是书面发言），对资产阶级两面性、定息年限和撤不撤公方代表等问题展开讨论。座谈会今天继续进行。 + +## 李师道认为：有公方代表能帮助私方人员发挥积极性 + +　　第一个发言的是长沙市工商改造辅导处副处长李师道。他说：我认为合营企业有公方代表，不但不会阻碍私方人员发挥积极性，而且还能帮助私方人员发挥积极性，原因是一个人的积极性要以思想觉悟为基础，公方代表政治思想水平比私方人员高，看问题比私方人员全面，可以帮助私方人员提高思想觉悟，和正确地处理工作中生活中的问题。另外，企业中不只是公私关系、公私矛盾，私私之间、职工与私方之间也存在矛盾，而后者常常不是私方人员可以解决的。 + +　　他说，当然，有的公方代表是有缺点的，如对私方人员不信任，不让私方人员提意见，对私方人员提的合理化建议不支持等等。但不是所有公方代表全都这样，而且有些问题也要具体分析。如有的私方人员不管自己提的意见正确不正确，只要公方代表不采纳，就认为是不信任，这就不对了。因此，他认为不能因为个别公方代表不好，就要求取消公方代表制度。 + +　　对于如何搞好公私共事关系，他认为首先要加强双方思想教育，其次是建立一些必要的制度，使双方分工明确，使私方人员有职有权。他还建议有关方面结合这次整风，对合营企业公私关系进行一次普遍检查。 + +## 高振声主张取消“公方”“私方”的称呼 + +　　河北省工商联副秘书长高振声表示不同意撤出公方代表；李康年提出的“定息二十年”的建议，不但青年工商业者反对，中年和老年工商业者也反对；资产阶级两面性是客观存在，说工人阶级也有两面性是错误的。 + +　　他认为合营企业有阶级关系，但是，公私双方都是政府任命的，都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对生产负责，是厂长的就称厂长，是副厂长的就称副厂长。不要分“公方”“私方”了。因为代表工商界利益的，有工商联，还有董事会。他认为改变这种称呼，可以减少或者缩小公私之间的距离，可以加强私方人员对企业的责任心，也能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 +## 严谔声批评有些党员干部不了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 + +　　上海民建中央委员严谔声首先提出：虽然党早已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但目前尚有不少民主党派的人士对这个政策有怀疑，他们不相信能够长期共存，更不相信能够互相监督。原因是一方面有些民主党派人士本身有自卑感。另一方面是下边宣传不够。上海至今还有专业公司经理一级的党员干部不知道我国目前有哪些民主党派。他建议党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放在党课中对党员进行教育。 + +　　他说，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中不是要不要共产党员的问题，而是党员的地位如何摆法的问题。他认为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不同于企业，在企业中党员是代表党去领导企业。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中，共产党员应该在党与民主党派之间起桥梁作用。过去有些部门对这种关系认识不够，处理不妥当，如有的在发一般行政文件指示时，只发给共产党员个人，而不发给那个党员所在的单位，这样做法是不恰当的。 + +　　他还对公方代表不重视业务学习的现象提出了批评。 + +## 千家驹的发言　我对资产阶级两面性和赎买政策的看法 + +　　首先声明，我今天不是代表工商行政管理局，而是以私人资格在这里发言的。 + +　　对批发商的改造、税收政策、盈余的分配等工作都有缺点。党员干部有严重的“宁左毋右”思想。 + +　　过去几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是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也存在着缺点。由于对资本主义的和平改造是我国新的创造，既无经典著作可以依据，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也无先进经验可供参考，错误难免，但成绩是主要的。这种成绩已为全世界所公认，也为我国工商界所承认。 + +　　今天，我不谈成绩，只想谈谈缺点。举例来说，如对批发商的改造，在今天看来，在工作上是有缺点的，如果做得好一些，对我们更有好处。其次，税务机关的税收政策，在利用限制改造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所得税是不够实事求是的。所得税按规定说，有所得才能收税，而且最高税率不能超过３４％；事实上，由于剔除不合理开支，往往没有所得也征了税，而且税局盈余与帐面盈余相差很大，选典型、选胖子、不选瘦子，虚盈实税，杀鸡求卵的情况，决不是个别的现象。又例如，在执行盈余分配上，许多企业未按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二十五条，以及四马分肥的原则执行。许多工作干部往往把政策措施当成客观事物的规律，以主观代替客观。对小工商业者与对待大工商业者，一律看待，有些明明是劳动人民，强加以资产阶级的帽子。对职工、资产阶级出身的干部、职员及青年学生的献股，不问其是否出于自愿，是否本人确实进步，生活来源确不依靠股金，除共产党员外，一律均不接受（最近才稍稍开了一点门，个别的可以接受），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办法。干部在执行政策时，有“宁左毋右”的思想，他们认为左了不过发生偏差，右了丧失立场，甚至工商行政干部明知偏左，也不敢说。这是相当严重的思想问题。诸如此类等，今天不是检查政策，可以不多谈。 + +　　我今天想谈的，是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无两面性，公私共事关系是否同时又是阶级关系，赎买政策应如何理解等几个问题。 + +　　资产阶级正处在消灭过程中，资产阶级思想绝不可能先阶级消灭而消灭 + +　　其一，关于资产阶级两面性是否存在以及两面性应作怎样解释的问题。首先应问资产阶级今天是否已经完全消灭。我认为八大文件中说，资产阶级“处在消灭过程之中”不等于说已经消灭，如认为已经消灭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是，国家每年还要付出一亿多元的定息，国家对资产阶级分子有生活上和政治上的各种安排和照顾，公私、工私之间还有矛盾，还存在着问题。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非任何人主观的产物。现在民族资产阶级客观存在，则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否可能先阶级消灭而消灭呢？这是不可能的，有物质基础就有上层建筑，有阶级存在就有阶级意识。而且即使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后，也不等于说资产阶级的残余思想不再存在了，因为思想落后于实际，这是一般的规律。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强调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和必要性。两面性是与工商业者的两重身份相适应的，（在未有两重身份前，也已有两面性，但两面性的内容不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积极一面并不包含社会主义的因素。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就包括社会主义因素了。当全行业合营后，社会主义因素大大增加了。）全行业合营后，一方面资本家把生产资料交给国家，基本上他已成为国家工作人员，是国家干部，就这一意义说，他已经是一个劳动人民了；但另一方面，他与一般的劳动人民还有所不同，他拿定息，还有生活上的种种照顾（如高薪不减，病假期工资发５０％—７０％等等，因而还保留资产阶级的身份，这是过渡时期的特殊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一方面是劳动者，同时又是资本家，这是他们的社会地位。有工人阶级思想，又有资产阶级思想，这两种思想不断斗争，工人阶级思想不断克服资产阶级思想，这是他们的思想状态。这种两重性是两面性的根源。应该承认：工人阶级的一面正在发展扩大，资产阶级的一面不断缩小以至消灭，最后成为一面性，这是它的发展趋势。但不等于说：现在已没有两面性了。毛主席说，如不承认两面性，是形而上学观点，这种形而上学观点如果胜利，则学习任务没有了……这是不符合绝大多数工商界的愿望的。所谓形而上学观点即唯心主义观点。两面性是什么？归根结底，仍为社会主义一面与资本主义一面。 + +　　资本家说不留恋资本主义，是不符实际的。 + +　　所谓资本主义一面，即指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等等。我们指他们还留恋资本主义是指思想情况，不是指他们还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根本不可能的了，这一点他们是明白的。现在民族资产阶级是否一点也不留恋资本主义呢？我不是工商业者，不能代表他们来答复。我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解放前即学习马列主义，但现在有时看到排队买东西，产品质量降低，或其他种种现实生活中的缺点，也不免想到只要有钱，在资本主义社会想要什么有什么。这种想法虽一瞬即逝，虽明知其为错误，但不时要冒出来，可见留恋资本主义，犹如“见猎心喜”，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工商业者从资本主义社会出身，习惯于老的一套，说全行业合营后，即脱胎换骨，不留恋资本主义，似乎是不符实际的。有朋友说：“脱胎换骨”这句话要不得，易使人想到下句就是“抽筋剥皮”；孙晓村同志说：为什么下句话不是“超凡入圣”呢？这不是很好一句话吗？我认为，对这句话的理解如果是指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来说，并没有错，应该如此。这样提法有什么不好呢？ + +　　毕鸣岐同志说：“民族资产阶级把自己的企业交出来，不是简单的问题，这种思想斗争，思想变化的情况，是很多党员同志体会不到的。”的确，民族资产阶级交出企业是经过艰苦的思想斗争，这是他们接受改造的明证，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设想放弃之后，特别是当遇到一些工作上的困难时，不再存有不堪回首话当年的留恋之感，所谓“合营前小国之君，合营后大国之臣，合并后亡国之民”，不是这种心情的表现吗？同时，我们更不能同意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放弃生产资料而毫无留恋，比那赤手空拳的工人更加光荣。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 +　　李康年主张定息二十年，就是消极性的表现。 + +　　所谓消极一面，即指资本主义一面，它的表现形式是各种各样的，而且各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但作为一个阶级来说，肯定是存在的。仅就李康年主张定息二十年这一点来说，不就是消极性的一种表现吗？自然，同意李康年的主张的，在工商界中占很少数，这也证明消极性一面今天已不占主要的地位，但不能说这种思想仅是李康年一个人的主张。定息二十年，除了想吃剥削饭吃一辈子的思想以外，同时还包括一个对赎买政策认识错误的问题，这我在后面谈赎买政策时还要谈到。除此以外，例如对于工人阶级领导不服气等等。消极性表现形式有各种各样的不同，而且工商界各人存在的程度也不同，但总的观察，从大量观察，从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观察，总还是存在的，（虽然它正在逐步缩小之中，这还需要继续教育），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问题在于既有此客观事实存在，是承认好，还是不承认好。承认有利于改造，还是不承认有利于改造？我认为还是承认好，这不仅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且有利于改造。不承认等于讳疾忌医，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这是不符合绝大多数工商界的愿望的。 + +　　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某些工人的保守落后有本质的不同；保守落后的工人决不留恋资本主义。 + +　　有人说，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工人阶级中不也有进步、先进与落后保守的两面性吗，是否一回事呢？不是一回事。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来自资产阶级所特有的阶级本质和这个阶级的思想意识，即对社会主义许多新鲜事物还不习惯，还有抵触情绪，还留恋旧时对企业可以专断专行，过着富裕的剥削生活……等等，总之，来自资本主义的一套。工人阶级有没有落后一面呢？肯定是有的，特别是近几年来工人阶级的队伍日益庞大，不少农民流入城市变成产业工人，农民所具有的保守性，自私自利，爱占小便宜，不遵守劳动纪律等等也带入工人阶级中；同时他们还受资产阶级的思想腐蚀的影响。但无论如何，工人阶级的保守一面决不会是留恋资本主义，决不会是再想替老板做工。所以工人阶级的落后保守一面和资产阶级的消极性性质是有不同的，工人阶级也需教育，也需改造，但决不是“破资本主义”的问题。 + +　　觉得不需要向工人阶级学习的人，骨子里是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不服气。 + +　　有人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好象说工人阶级缺点多得很，如不爱惜公物，不遵守劳动纪律，自私自利……难道我们还要向它学习吗？又有人说，要说美国资产阶级向苏联工人阶级学习完全同意；可是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向中国工人阶级学习，我却想不通。这里面其实就意味着一个对工人阶级领导不服气的问题。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我认为应该学习工人阶级大公无私、集体主义，纪律性，革命性的优良品质，应该学习他们自食其力的劳动习惯，应该学习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总之一句话，学习社会主义。学习工人阶级就是学习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这些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东西。有人举出某些企业工人某些缺点，认为中国工人是不值得学习的。显然这是以局部代替全部的片面性观点。为什么不举出一些中国工人阶级的优良高贵品质做例证来学习呢（这种例证也是很多的）？对于某些工人所表现的缺点，我们应该进行教育，站在工商业者立场，就应该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相互教育，而不是说：“你看，工人群众也有这些缺点，你要我们向工人阶级学习，难道这些缺点也要向他们学习吗？”这样提出问题，如深入一层去分析，不正是对工人阶级领导不服气的一种表现吗！ + +　　劳资之间有墙，资方应负很大责任。资方把解放以前所作所为想一想，就会心平气和了。 + +　　二、公私关系是否同时又是阶级关系问题？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问题，事实存在，不能否定它不存在，主观否定存在也不等于客观不存在 + +　　（。如不存在阶级关系，那就根本不存在公私、工私关系问题了。这次座谈会所反映的一些公私问题也变成无的放矢了。既有此事实存在，承认好还是不承认好？我认为承认好，承认矛盾存在才能解决矛盾；否认矛盾存在，更不能解决矛盾。目前有些工人对赎买政策认识不足，对私方人员采取不正确态度，这是一个教育问题，不是否认阶级关系即可解决。应该承认：劳资双方过去有墙，全行业合营后，这道墙已缩小，正在拆除过程中，但还没有完全拆掉。工商业者应该认识，这道墙所以筑成，资方应负很大责任。今天资方想拆墙，而工人还没有拆，或没有完全拆，这也是很自然的，私方应有耐性。不能设想，百年冤仇一旦可以解开的。我们能否认资本家过去没有剥削过、压迫过工人吗？没有打骂过工人吗？且不说解放后是否对抗性问题，至少不能硬说解放前也不是对抗性的吧！劳资双方长期以来是死对头，今天要变成好同志，这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我们工商业者必须有最大的耐性，不怕碰钉子，从工作和生活上去改变职工群众对民族资本家的观感，这难道不是应该的吗？工人同志对私方确有些不大公平的地方，这一方面要加强对职工的教育，但工商业者如把解放前所作所为设身处地想一想，也就会心平气和一些了。） + +　　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本应没收；采取赎买政策是为了使资本家安心改造，安心工作，不是国家还资本家的债。 + +　　第三、是关于赎买政策问题。李康年提议赎买应有二十年才够本，这根本不了解赎买政策的意义。赎买政策体现党和国家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这是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不是修正马列主义。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这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苏联采取没收政策，我国历史条件不同，采取赎买政策，方式不同，目标则一。在马列主义者看来，资本家生产资料是剥削所得，为过去剩余价值的积累（指整个资产阶级说，非指个别人说，个别分子可能是劳动积累来的，但经过若干年后，亦早已收回原投资了）。我们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本应没收，照理亦可没收，但由于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历史条件，我们不采取没收而采取赎买。应该认识，这些生产资料不是天生属于资本家的，而是工人阶级所创造被资产阶级所掠夺去的，现在是物归原主。宪法上保障资本家所有制，但又规定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变为全民所有制，这证明在人民中国，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并非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付给定息，其目的在使资本家可以安心改造，安心工作，就这一点说，定息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现在有些工商界朋友却曲解了赎买的意义，在他们看来，赎买是国家欠了资本家一笔债，由国家分期还清，既然赎买就要赎买到底，否则不如干脆说是没收。李康年提议二十年，还有的说“我们拿定息是共产党要给我们的，是维持政府的面子，为了国际影响。”这些思想都是完全错误的。其错误在于把赎买视为国家欠了资本家一笔债，非还不可；拿定息是理所当然，是光荣的事。这种想法是不利于改造的。因为他们把剥削可耻的根本道理都忘记了，把自己过去学习过的东西也否定掉了。 + +　　其次，赎买从什么时候算起，我认为应从１９４９年算起，私营企业条例是赎买（虽然有些企业未贯彻），四马分肥也是赎买，定息也是赎买。从私营企业条例到定息七年（１９４９—１９６２年）共十四年，这十四年中，企业收回的赎金，有的超过，有的刚好，有的不到，不外这三种情况。如果一个个企业来算，是很困难的。赎买还应把高薪、董事领的干薪等等计算在内。总的来说，经过了十四年，生产资料赎买大体上差不多。政府说七年之后还可以拖个尾巴，这也是从政治上说（不是算细帐，算细帐不合理，也不可能），即指某些资本家如生活还有困难，可以拖个尾巴，其目的也在于使他安心改造，不必忧虑生活。工商业者应该认识赎买是国家对他们进行改造的一种安排，而不是欠了他们一笔债，非还不可。自然，这种安排也不仅为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时也为着工人阶级和整个国家的利益。如认为国家欠了他们，定息七年是国家揩了６５％的油，占了便宜，这不仅不符合事实（赎买应自１９４９年算起），而且对工商业者来说，也等于白白学习，这不是破资本主义而是立资本主义了。 + +　　工商联领导上官僚主义严重，希望好好整顿。 + +　　最后，我想对工商联工作提一点意见。工商联过去几年做了不少工作，如反映工商业者的意见，代表他们的合法利益，团结教育资本家，接受改造，组织学习及参加各种爱国运动等等，对改造工作起了一定推动作用，这是好的。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认他们在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上，特别在代表中小工商业者的利益上是非常不够的。上层领导人物脱离群众，有话不敢说，不敢争，这当然也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不能全责备工商联，但工商联没有能真正代表工商业的合法利益讲话，领导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现象是相当严重的。同时在全国工商联机关内还有个别党员干部有严重欺压群众，违法乱纪的行为，从未认真处理，违法乱纪的干部还提了级，对党与非党干部赏罚不明，是非不分。这些都证明工商联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是相当严重的，希望通过这次整风，严肃处理。 + +　　希望工商界打破顾虑，尽量批评过去改造工作中的缺点。 + +　　过去工商界顾虑重重，不敢公开表示意见，通过这次争鸣，大家把心里话说出来了，这是好现象，希望工商界朋友打破顾虑，继续鸣放，尽量对过去改造工作中的缺点提出意见。要真正做到争鸣，就要展开争论，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清是非。有些意见，貌似为资产阶级争合法利益，如否认两面性和主张定息二十年，实质是对改造不利，必须加以批评，这样才对改造有利，对工商界有利。 + +## 王金标说：天津青年工商业者90％不同意延长定息。他还说：公方代表撤不得，撤了矛盾更多 + +　　第五个发言的是天津市第四机械工业公司生产计划科副科长王金标。他着重反映了天津青年工商业者的意见和要求。他说：天津青年工商业者有９０％（包括我自己）不同意李康年提出的延长定息二十年的意见。他们非常愤怒，不愿意多扣十三年的帽子。 + +　　他说：天津中小户青年工商业者对放弃定息的要求很迫切，原因是解放几年来，他们在党的教育下，认识到剥削的可耻；全行业合营后，他们中绝大部分都得到了很好的安排，生活有了保证；他们知道自己要在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时间是很长的，不愿当资本家被人歧视。但是，他们这种诚恳的要求不但没有人支持，还有人说他们是假积极，想钻空子，享受劳保。有人因此对政府不满，产生悲观失望情绪。他希望政府认真考虑一下他们的要求，制定一个标准，什么样的才可以摘掉帽子，以便使他们有努力的方向。 + +　　他说：公方代表撤不得，撤出去是可怕的，不撤虽然有矛盾，但撤出以后矛盾会更多，私方人员会更没有办法，更加苦闷。他认为公私关系不正常，只要双方都采取积极态度是可以解决的。 + +　　最后，他对目前合营企业公方代表出去开会时间过多，无暇掌握生产等问题提了批评。 + +　　北京市工商研究处副处长萧心一的发言，主要是反映工商联与民建会的工作关系问题。他认为目前工商联与民建会的分工不明确，工作内容有重复，造成互相抢人、抢工作、抢时间，双方力量相互抵消；而民建会的骨干分子由于常常被工商联拉走，工作处于无人负责状态，以致使干部不安心民建会的工作。他要求统战部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 + +## 金斌统说：民主党派干部处于四不管三不象状态 + +　　武汉市民建副秘书长金斌统谈了自己对于赎买政策的认识。他说：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是从工人身上剥削来的，因此，工人要把生产资料从资本家手中取回是理所当然的。有人把赎买当作等价或不等价的买卖来理解，显然是不适当的。 + +　　他还批评了统战部不关心不重视民主党派的干部，使民主党派干部处于四不管三不象状态。他还反映某些同业公会的主任委员或副主任委员工作没有得到适当安排。 + +## 谭志清说：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存在的，但积极性是主要的 + +　　民主建国会副秘书长谭志清说：目前资产阶级两面性还是存在的，积极一面是主要的，消极一面是次要的。消极的具体表现：动摇、软弱、怕批评，看风使舵，患得患失，个人主义浓厚，留恋豪华生活，希望定息二十年，等等。但是，几年来我们的进步还是很大的，例如学习出勤率到达９０％以上，先进分子先进人物日益增加，有些人同工人一起参加劳动竞赛，更加热爱祖国等等都是积极的表现。在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形势下，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而不是阶级斗争，可是，人们的思想常常被旧的理论观点所束缚，习惯于用过去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今天的问题，这是对社会主义不利的。 + +　　谈到进一步加强对私改造问题，他认为除了以企业为基点外，应加强对工商联在这方面的工作。 + +## 王贤镇说：瓜没熟先摘有危险 + +　　福建省工商联副秘书长王贤镇说：资产阶级过去那段历史很长，想要在几年的时间内改造得和工人一样，没有那么简单。 + +　　很多人都说现在已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了，为什么还不摘？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可以先摘，百分之十到二十的人可以慢一些。他认为这样看问题不全面。瓜熟不熟不能只看颜色，还要看味道是香是甜，好了人家才会要。有人说“熟了不摘就要烂了”。我认为，如果没熟先摘有危险。他认为公方代表不应撤出，这对生产不利，但是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解决。是否每一个小企业都派一个公方代表也值得考虑。 + +## 姚铭鼎说：资产阶级不要把自己的进步估计过高 + +　　杭州市工商改造辅导处处长姚铭鼎着重对目前资产阶级进步性的估价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目前资产阶级正在向劳动者过渡，但还没有完全摆脱剥削者的地位，还保持着相当完整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向往社会主义，但又留恋资本主义；二、承认资产阶级必须消灭，但联系到切身问题时，又有惋惜情绪；希望摘帽子，又怕思想改造；三、表示愿意接受工人阶级领导，也有取得工人阶级光荣称号的愿望，但又看不起工人阶级和公方代表；四、有技术，要求别人尊重自己，但又不愿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他说：高潮以后，资产阶级有一定的进步，但不能估计过高，过高了会麻痹自己，会使自己迷失方向，对工作对改造没有好处。 + +　　第十一个发言的是民建会江苏省工商研究处处长惠无疆。他认为现在撤出公方代表未免太早了，条件还不成熟。 + +## 戴德嵩批评长沙市委统战部歧视工商联;他认为不能因为公方代表有缺点就否定公方代表制度 + +　　长沙市工商联副秘书长戴德嵩说：工商联是工商业者的联合组织，七年来工商联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起了一定作用，但是许多单位认为工商联没什么作用，是个可有可无的组织，对工商联任意发号施令。长沙市委统战部在一定时期有一个教育计划，从来不发给工商联。我们看不到改造措施的文件，只好照报纸办事，报纸没登，我们就没有办法。向统战部提出意见，统战部说：今后一定让你们和私方人员一样看到文件，这就是说把工商联和私方人员一样看待。统战部对工商联都有不正确的看法，别的机关更不用说了。有的高等学校认为工商联是资本家组织，不准工商联干部投考。他认为：这次整风应该好好检查统战方针执行情况。 + +　　接着他说：公方代表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公方代表在企业里的作用很大，不少私方代表进步很快，这是和公方代表的领导分不开的。今天有人主张撤出公方代表，只是仅仅从他们本身具体条件出发，认为有公方代表在，公私关系就搞不好。他认为这不能作为取消公方代表的依据。有些公方代表是有缺点的，如不明确本身的任务，一来就乱抓、又抓得死，好象什么事非他不行。较多的公方代表没有帮助私方进行改造，私方人员有问题总是交私方代表去处理。现在许多企业形成公方代表管职工，私方代表管私方人员。但是这都不能否定公方代表制度。 + +## 丘庆铭不同意工商联内部有阶级关系 + +　　全国工商联丘庆铭作了书面发言。他认为，公私双方在合营企业内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同志共事关系，但其中仍包含着一定的阶级关系。 + +　　但是这与私营企业内的阶级关系不同，同高潮前采取“四马分肥”办法的合营企业内的阶级关系也不同。不承认合营企业内部仍有阶级关系是不符合实际的；但不去进一步观察目前企业内部的阶级关系变化，也不利于工作。 + +　　他反对定息二十年的主张。他还说，目前有一部分人不考虑人的改造，只是设法从速摘掉帽子，这是不对的。他认为关键在人的改造。因为即使阶级消灭，如果人还没改造过来，阶级矛盾还会存在。 + +　　因此他建议有关部门帮助公方代表进一步加强统战工作；而工商业者也要进一步靠拢党，主动搞好公私共事关系。 + +　　他又说：我不同意工商联内部有阶级关系存在的说法，更不同意认为工商联既有工人阶级，也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把社会经济成份 + +　　（与社会阶级混淆起来，把问题复杂化的看法。工商联是各类工商业者联合组成的人民团体，它没有谁剥削谁的关系，也没有劳资之间的关系，只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但是它内部还是有矛盾的。它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同时，它也反对违法行为。如果认为工商联内部阶级关系是客观存在，调解阶级关系是工商联的特殊任务，就会使工商联的性质任务发生根本变化。） + +　　 ---- 原载1957年5月25日《人民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49.txt b/CCRD/1/3/2/00064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3fdf85613aa3bc0e31e08dc8fe4368c066f7e59 --- /dev/null +++ b/CCRD/1/3/2/000649.txt @@ -0,0 +1,73 @@ +# 华南农学院教授批评共产党 + +　　<南方日报> + +　　本报讯 在华南农学院5月24日举行的整风学习座谈会上，许多白发苍苍的教授尖锐地对党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争先发言，会议从早上七时一直开到晚上八时，除中午稍事休息的时间外，发言从未中断。中共广东省委员会书记赵紫阳和广东省高等教育局局长萧隽英参加了这次座谈会。 + +## 林孔湘说：为了帮助共产党整风任何情况下都要大鸣 + +　　第一个发言的是植物保护系主任林孔湘教授，他的发言历时两小时。他说：帮助党整风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有人说，要“鸣”首先是要领导上“放”。我说，领导上大“放”固然要大“鸣”，小“放”也要大“鸣”，就是不放也要大“鸣”。我从来都不怕报复，现在更加不怕。党是伟大、正确的，今天开这样的座谈会让大家对党提意见就足以说明党的伟大、正确。 + +　　党是一个巨人，心肺健康，可是生了些皮肤病。这虽然不影响基本健康，但足以影响工作，足以影响与人的接近。负责任的医生是要认真为病人诊治的，我们为了爱护党，就要掬出心里话来帮助党。 + +　　他说：几年来，农学院培养了很多人材，成绩很大，这些成绩的获得，主要是全党领导，其次是全体教工的辛勤劳动。但是，学院的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教条主义却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他列举很多事例来说明农学院领导上在推行苏联教学经验上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他说，苏联教学经验一搬下来，就要照样执行，只准说好，不准说缺点；只准谈贯彻，不准说困难。明知不符合实际也要执行。 + +　　他说，农学院还“创造”了一些令教师非常难堪的制度，如定期把学生、教授请来，由学生汇报教学情况，谈那些教师的教学怎样不好等等，大大伤害了教师的自尊心，影响了师生关系。这样怎能叫教师发挥积极性? + +　　林教授还指出学院领导上对培养讲师、助教的方法不得当。他说，领导上错误地认为让讲师、助教讲课是一种培养的方法，弄得讲师、助教不开课就好像不长进，见不得人了。其实培养讲师、助教是长期的艰苦的工作，不是讲几堂课就可以马上见效的。他还批评了图书、仪器供应工作上的缺点。 + +　　他说，这些问题，他曾不止一次地向领导上提意见，要求改进，但是，领导上没有接受，独断独行。如推行“六时一贯制”问题，杜雷院长曾说过他应当为此事负责。林孔湘教授问：为什么要自己负责呢?为什么不征求大家意见，求得大家帮助，共同负责呢? + +## 宗派主义要克服党的度量要宏大 + +　　林孔湘教授在发言中批评了宗派主义。他说，他曾提出过要成立教务委员会，让系主任们参加研究教学问题，以防止教条主义。可是，领导上没有采纳这意见。领导上只倚重少数学术上卓有成就的专家，而不依靠全体教工来办好学校。这是因为宗派主义情绪在作怪。 + +　　林教授说，甚至在戏票的分配上也明显地有宗派主义。有些老教授很少看到或从未看过兄弟国家歌舞在广州的演出，而党、团员却经常能得到戏票。难道看戏也得看政治条件吗?在入党问题上，林教授认为农学院的党组织是采取关门的态度的。 + +　　林教授提到了有职无权的问题。他说：赵善欢副院长要留学苏联，领导上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如果作为副院长去苏联考察、参观一番是不必征求我的意见的，可是他是我们植物保护系的教授，我是系主任，他的离职对我系的工作有影响，他去学的又是昆虫学，怎么不征求系主任的意见呢?评薪，也不征求系主任的意见，弄得大家意见很多。 + +　　林孔湘说党的领导有3种：一种是不懂就承认不懂，虚心向人学习；一种是不懂装懂，虚张声势，借以唬人；一种是懂而装不懂，唯唯诺诺，他说这一种领导多半是新党员，赵善欢副院长就是属于这种类型。他说，赵善欢副院长学术地位很高，许多问题是懂得的，但偏偏不提出自己的见解，一味迎合一些来自上面的不切合实际的指示。这就加深了学院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 +　　他说，农学院党组织的气量很小。在肃反运动中搞错了人是难免的，但是，党委对于那些搞错了的却没有公开认错。是不是“江山是老子解放的，不是我们，你们还在过奴隶生活，搞错一点又怎么样”的思想在支配着呢?他说，党组织的度量应该放大一些，有错误就承认下来，恢复名誉，这对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大有好处。 + +　　最后，林孔湘恳切地说，整风不是为了整垮党，而是为了使党更强大，更正确，更好地与知识分子搞好合作共事关系。 + +## 农学院等级鲜明影响教授积极性 + +　　老教授黄枯桐说：我对党是信任的，我相信党一定能克服矛盾，改进工作。他说我就是以爱护党的心情来说话的。 + +　　他认为学院中有“以党代政”的情况，事无大小都不经过讨论就作出决定，要教授们遵照执行。他说学院领导上有“三偏”这就是偏听、偏信党团员的话，对老教师的偏见也就随之而来。黄枯桐教授说，学校领导上就是因为偏信了一些党团员的话，认为他“老朽昏庸”，采取了“一棍子打死”的粗暴做法。他指出学院中等级鲜明，有如封建时代。封建时代有帝皇、公、侯、伯、子、男、庶民的等级，现在则可以分为：特级是党员领导同志，第一级是非党领导同志，第二级是党、团青年教师，第三级是积极分子或先进生产者，第四级是年纪较大的教师，第五级是没有开课的教授，此外还有不列等的所谓“落后分子”。他说，只要填平这些鸿沟，就能发挥教师的力量。他说，他对目前的学风很伤心，学生目中无师，教师讲课好比做生意，“日中为市，交易而退”。他说，党委部门必须在学生中进行尊师重道的教育。他希望，党委听毛主席的话，走群众路线，不要偏听偏信，要团结教师，办好学校。 + +## 宗派主义在作祟不信任党外人士 + +　　林业系教授罗彤鉴说，我拥护党，我要帮助党整风。现在，我首先要对学院党委的宗派主义提意见。1953年，我系要派出一个人参加苏联专家指导进行的森林航空调查工作，我们教研组讨论的结果是选派讲师梁标去，系主任也同意，车票也买好了。在起程的前夕，系主任忽然来找我，告诉我不要叫梁标去了，另派姓何的去，并嘱不要声张。我十分奇怪，姓何的是两年制的林业技术班的毕业生，按业务水平他是不合适的，恐怕只因为姓何的是青年团员。后来经过争取，才由梁标去了。我们系内缺乏一位副主任，系主任几次和我谈话，要求我担任，最后我同意了。几天后，系主任又找我，说副主任不用我当了，原因是我有病，要照顾我。结果，由一位兼职很多的党员副教授担任。我不禁又奇怪起来，每年暑假我都要带领学生去实习，冒雨冒风，从来没有休息，为什么那时又不提照顾身体健康，而当系副主任却说要照顾我的身体健康呢。我们系的一切大权都掌握在党员系秘书的手里，系主任是有职无权的。学院对学生的学习是不够重视的，流行性感冒停课一星期，团委会开会或听报告又停课，但都没有补课，逼得把课程一缩再缩，这是对学生负责的态度吗？ + +　　畜牧兽医系教授刘荣基也指出了宗派主义的害处。他说，我在1950年就申请加入工会，可是，拖到院系调整的时候还没有批准，心里非常不安，情绪十分消极。后来我鼓起勇气再申请，也没有下文。我问工会小组长，组长说：“你年资不够。”怎么解释呢?我在学院任教几十年，还不够年资吗?难道我的年资要从解放后算起吗?这问题一直到去年初才获得解决。苏联展览会在广州展出的时候，苏联畜牧业专家向我们讲学，学院里凡是搞这门专业的人都去参加了，我也很想有这么一次学习的机会，写了申请书并附有照片一张，要求参加听讲，可是，这个向苏联学习的正当要求也不获批准。外国艺术团体来广州演出，我没有看过一次，不是没有票，而是不分给我。有一些教授和职员却几乎每次都可以去。有一次，我问人这是什么原因，那人说，因为他们都是积极分子。积极与落后又是怎样划分的呢?我们老教师就是受人瞧不起，很多老教师都被评为4级。有一次，领导叫我担任农场设计的课程，可怜得很，我那里敢答应?因为解放后我从没有参观、调查的机会，没有看过现代的农场，靠老的一套怎能教人呢?罗教授语重心长地说，党虽然有缺点，但我早在毛主席开办农民讲习所的时候就相信马列主义了，我永远相信共产党能使国家富强，因此我要帮助党整风。 + +　　农学系教授吴文晖接着揭发了学院工会的宗派主义。他说，工会干部有职无权，有一位部工会主席是由会员正式选举出来的，并且经过学院党委和工会主席的同意，他积极的干了一个多月，可是广州教育工会和学院工会却毫无道理地不要他干下去。学院工会主席一直都是由人事处处长陈慎旃兼任，他用搞行政的一套办法来办工会工作，使教工入工会难，有些老教授申请入会长期不批准。广州区其他高等学校是选教授当工会主席的，为什么华南农学院一直要由人事处处长兼任工会主席? + +　　他还批评学院领导对科学研究不够重视，对一些有科学价值的论文不但没有加以肯定，反而被一些党员扣以“不为人民服务”的帽子。他说，在学院第二次科学讨论会的时候，有一位教授提出的论文是有价值的，但由于领导上没有加以肯定，使得这位教授不满，离开了学院。他还批评南方日报在报道农学院最近举行的科学讨论会的一篇论文不够全面，也没及时作补正。他说，这些都影响了学术上的“争鸣”。 + +## 学院党委官僚主义不了解老教授心情 + +　　68高龄的农学系教授张农在会上批评了学院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 +　　他说，农学院原来是具备很多优越的条件的，但是院领导上不仅没有发挥这些条件，反而把原有的基础搞得分崩离析。他说，解放前，农学院有一个12，000多亩的大农场，还有林场、农林植物研究所、广东土壤研究所、广东水稻作物研究所等很多研究机构，和很多卓有声誉的专家。可是，解放后不久，大农场被瓜分了，只剩下三分之一，其他研究机构也没有了。过去农学院只有几百学生，但试验场地却不少，现在学生增加到1，500多人了，试验场地反而减少，7年来都是要到中山等县去找试验场，造成教学与实习的很多不便。更可惜的是过去负责农场、林场的老教师多人，走的走了，有的被压下来了，只剩下丁颕当院长。这是不是领导上有宗派主义或是忌才呢?张农教授说：过去，我是农场场长，农场是我一手开辟的，学院从院长到教授有一半是我的学生，许多人都了解我，就是学院党委不了解我。解放初期，我病在医院，没有得到一点照顾，幸而旧学生曾生送给我几百块钱，才算解决了我的医药费问题。我只给毛主席写了一份关于湖南的资料(我是湖南人)，毛主席便拍电报和写信来感谢我。中共中央统战部还几次请我到北京去参观、调查农业建设。可是，我在学院是没有地位的。我的学生都是二、三级教授了，而我却一直是个4级也不分配我适当的工作，名义上是在农经教研组里研究科学，可是有名无实。我要为恢复工作而呼吁，10多年前我开辟农场曾经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学校为了对我表示谢意，特别在农场上建了一所小平房，送给我作纪念。大门旁的石头上还刻有“张农教授兼主场务十载于兹，披星戴月，未惮风雨，因建此室为其息足”等字样。解放后，学院没收了这所房子，我屡次交涉也不发还。他还批评农学院基本建设做得不好，他说，农学院有不少地方，但是偏偏要填湖挖山来建运动场，建好了也不合用；现在新建的大楼也不听取意见，地点选择不好。我对农学院感情很深，农学院的一草一木搞得不好，我都会难过的。 + +## 李沛文说：唯唯诺诺之风不可长党应当充分发扬民主 + +　　李沛文副院长指出，学院采用运动的方式来治学，造成了严重的教条主义。高教部和前中南教育部都提出要不折不扣地学习苏联，甚至连教师在讲授时口要张多大，手怎样摆动，怎样入教室出教室，怎样擦黑板都要照样学；连教师的备课也规定只能在工作日进行。年年有新口号，期期有新任务，运动一个接一个，一起一伏，弄得大家心中无数，把握不定。高等教育是百年大计，怎能以运动方式来办学? + +　　李沛文揭露了许多单位中滋长了唯唯诺诺之风和它的祸害。他说，造成这种风气，党是要负责任的。1956年后，党虽然较充分地发扬了民主，但这种风气直到现在仍然存在。很多机关都是把成品拿出来，让非党人士在会议上形式主义地通过。非党人士提出的意见虽然不一定比党所提的好，但总会提出一些有益的意见的。如关系全国人民的节育问题就是非党人士提出来的。去年在决定农业生产方针的时候，如果能广泛交换意见，就不会出现过分重视主粮忽视经济作物的偏向。又如，对我省肥料供应紧张问题，我们曾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中提出推广种植绿肥，这个意见如果推行，就可以解决很大部分的肥料问题，可惜它没有被重视。在肃反问题上如果多听取我们的意见，也会搞得更实事求是一些。 + +　　李沛文说，在一些教条主义者看来，唯唯诺诺的就是进步，所以难怪有人说：“所谓先进工作者，不外会‘造色水’(即伪装)，会摆穷相，会做尾巴。”他说，我认为评价一个人的进步与否，应当看他对国家的贡献大小。我一看见唯唯诺诺的态度就觉得痛心，因为它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态度，是诒误党的工作的作风。他说，这种歪风是应当纠正的。 + +## 党内外夹攻肃清“三害” + +　　土壤化学系教授谢申说，党对非党、非团干部是不够信任的。他说，1952年他参加了华南垦殖局调查华南资源的工作，结束后，不但要把全部报告上缴，笔记也得交一个青年团员的队员检查，行李也搜查过了。他还说，很多教授看不到高教部1954年发下来的教学计划，甚至连教研组主任也看不到，既要教学，又看不到计划，这成什么话呢?他还批评学院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在院系调整的时候，学院把土壤化学系的仪器和教授都调到工学院去了，而现在又说农学院缺乏土化教师。派去苏联当一般的研究生，本来是可以派青年的教师去的，而学院却派了一个系主任和一个副教务长去，影响了教学工作。他说，这叫做目标不明确，系主任去苏联只适合于参加科学讨论会议或是讲课，长期离开工作岗位去学习是不对的；迫切需要学习的是青年教师。他认为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不但表现在党的领导上，连非党的领导干部也有，这些非党的领导干部也得检查，以求彻底肃清“三害”。 + +## 科学研究工作艰巨领导上应大力支持 + +　　园艺系主任黄昌贤说，高教部和学院对教师的科学研究没有很好的支持和关怀，有困难也不帮助解决。党号召科学家要把科学的主要部分，在12年内达到或接近世界的水平，这是正确的。我对这个号召的体会是这样：科学研究是一日千里地前进的，有些科学家研究某一门科学，在某一个时期是达到或接近了世界水平的，如果不及时得到关怀和支持，它就会停顿下来，不能继续前进。他说，他在1937年在美国的时候就开始研究“植物生长素”问题，1939年发表了题为“无核瓜果的研究”的论文，当时，外国人也正在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因此可以说，他那个时候的水平是接近这项研究的国际水平的。只因为后来回到中国后，没有受到应有的帮助和支持，慢慢地停滞下来了。解放后，有人说这项研究是唯心的，因此在思想改造运动后，便索性不再研究。直到不久之前，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发起讨论这个问题，他才在1955年重新开始研究，可是，这时已经离世界水平很远，在外国，这门科学已经很发达了。他说，这门学问甚至到现在也还是不被重视的。他与华南农业科学研究所合作研究植物生长素其中的一项——“延长菠萝开花结果期”，可是，只派来了一个兼职很多的助手。他几次提意见，也没有答复。他还批评学院硬搬苏联经验的做法，把4年半的课程压到4年教完，使学生负担过重。他觉得目前提出的，说大学毕业生就是专家的说法不对，这使很多大学生自高自大起来，看不起人。其实，大学毕业只是有了一定的学术基础而已，要想在科学研究上和工作上有贡献，还要下一番功夫。他对目前一笔抹煞中国过去的教学制度表示不同意，他觉得过去的研究生两年制比现在推行的副博士研究生4年制好得多。他希望领导对留学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不要光看到他们的缺点，应该看到他们爱国的一面，注意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还要教育青年的尊敬老教师。老教师很希望培养接班人，不要使老教师感到后继无人才好。 + +　　（来源：《南方日报》1957年5月18日。原题为：“华南农学院教授批评共产党　座谈会上各抒己见恳切发言”。）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50.txt b/CCRD/1/3/2/00065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d26b6fea433ced0eed4207335283bf5132dfbce --- /dev/null +++ b/CCRD/1/3/2/000650.txt @@ -0,0 +1,21 @@ +# 南开大学贴出五、六十张大字报要求“鸣”、“放” + +　　<新华社记者　李正杰> + +　　新华社天津25日讯　北京大学贴大字报之风已影响了南开大学的学生，仅昨天和今天两天的时间里，南开大学就已经贴出了五、六十张大字报。 + +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南开大学的一些学生，尤其是毕业班的学生对学校中没能大胆放手地发动“鸣”、“放”已经感到不满；而传来北京大学的消息以后，形成了火上添油，掀起了贴大字报的风潮。去年由南大调至北大学习的物理系学生写信给南大物理系四年级的同学，介绍了北大学生“鸣”、“放”的盛况；并且煽动大家来效仿北大学生“继承革命传统”的精神。他们在信中号召说：“母校的同学们，让我们共同举起‘五四’的火炬，烧尽‘三害’及其‘看门狗’。”署名是递棒者(指火炬的传递者)林从修、赵敏光、何华昕等五人。南大物理系四年级团支书凌榴亭、学生会副主席斯厚智等人研究后，决定把信抄下来，用大字报张贴出去。在昨天贴出大字报的同时凌榴亭等三个团员才和团委会商量，团委会邀请了副校长刘披云、党委书记楚云、党委第一副书记黄元珍等人参加。凌榴亭等人认为学校传达毛主席的讲话没有北京详细，同学们不满意学校为什么还不公布整风的计划和步骤；学校不广开言路、同学没地方“放”；因此要贴大字报来督促学校和鼓励大家来“放”。团委会组织部长李国骥请示了团市委以后，动员他们能够把大字报揭下来，但他们坚决不同意。 + +　　大字报中抄写的北大中文系学生沈泽宜等人的诗“是时候了”；北大物理系四年级学生谭天荣的“一株毒草”等文章内容十分偏激，而且存在攻击、谩骂的态度。概括起来的主要内容是：(1)反对毛主席提出的“三好”，认为“三好”束缚和限制了青年的发展。(2)否定“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中的一些观点。(3)马列主义为什么在大学里必修而不选修?(4)要求公开胡风的案件。(5)毕业生分配问题，要求全班民主讨论。(6)选拔国外留学生允许大家自由报考。(7)继承“五四”的革命传统，燃起火把，冲破光明下的黑暗(指冲破新社会中的黑暗)等等。 + +　　大字报贴出去以后，立即引起了学生的骚动。其中有表示反对的，也有表示支持的。表示支持的以理科的学生为主要力量。表示支持的很多学生以“接力者”的姿态纷纷贴出大字报来响应，并对学校提出了质问。生物系毕矩新等人写了“特权、神秘、滚吧！！！”的文章；也有的提出：“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我们要爆发，决不要灭亡!到时候了，南开园的公民们，让我们大声喊我们要问政治！”(指过去不让干遇政治，而今天要过问)还有些学生写着：“‘接力棒’激动了我们的心弦，再也不能允许‘三害’——这生活中可怕阴影来遮暗我们的青春！我们要‘鸣’！要激怒！”生物系四年级学生敖贤斌、任家驹也提出了具体建议：“(1)反对毕业分配上的神秘化。反对把我们整个前途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毕业分配方式。(2)反对团内宗派主义，扩大团内民主，我们(团员)不能只做‘木偶’、‘应声虫’。(3)反对‘以人取言，以人非言’，凡事皆应辩明是非。(4)学校团总支书记抛开你们老爷式的工作作风吧！(5)反对教育上的教条主义：A、反对死搬苏联经验，B、反对考试上的死记硬背，反对把学生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的教学方式”。中文系学生魏斯曼还写信给副校长和党委书记，提出保证对争鸣的同学不予打击报复等要求，并限期在两天内给予答复。有些写大字报的人公开用括弧标明自己是团员的身份。有些党团干部惶惶不安，提出要组织反攻。 + +　　表示反对大字报内容的同学，公开在大字报上写文章反对，但说理态度不够。历史系有些学生出了“反攻专号”，有的人写道：“是否‘你们’所继承的不是马雅可夫斯基的传统，不是‘五四’青年的传统，而是尼采、希特勒的传统，王实味、胡风的传统。”还有的人画漫画来攻击贴大字报的人，并称他们是“暴徒”，提出“禁止北大歇斯底里病漫延”。这更加引起了许多学生的不满，互相攻击、谩骂的文章就更多了。有些学生对没有一个团组织来支持民主墙，而提出“我为那些光荣的书记们感到脸红。”并且用特大的字写“有心人与党共休戚！！！” + +　　南开大学党委会在昨天下午召开了党支部书记会议，研究了学生的动态，决定在今天分别组织座谈会发动大家提意见。晚间又召开了团干部的会议，把党的整风意图和计划做了交待。会后团干部分组讨论时，有一部分团干部旧仍表示赞成贴大字报。今天上午除了继续张贴大字报以外，一个署名群众“记者”的写了快讯：“据悉：昨天党团委召开了全校有关主要干部会议，在会上首长做了长达二个多小时的‘动员’，中心内容是否定同学们的‘接力棒’，不同意开辟民主墙，群众闻之不胜惊奇!”为此聚集在饭厅前看大字报的学生又议论纷纷，有的人自动聚集在一起大谈对学校不满，有的就追述肃反等运动中的缺点。 + +　　由于天津大学校舍紧靠南开大学，两天来天寺的许多学生都跑到南大来看大字报。而且前天，天大化工系炼焦专业四年级的十三名学生(其中由一个落后团员、一个被开除团籍的和五个肃反运动中的对象为核心)也在学校贴出了大字报，对班里的党团员进行了谩骂和攻击，为此，团员和其中的人还动手打起架来。天大四年级有的班已经自动召集座谈，颇有蠢蠢欲动之势。 + +　　中共天津市委在今天上午已和学校的党委共同研究了学生的情况。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都在今天下午召开全体学生大会，由党委报告党的整风目的、计划和步骤等。南开大学还准备在会后以党支部为单位召集学生举行座谈。 + +　　 ----来源： 1957年5月27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51.txt b/CCRD/1/3/2/00065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4a5fd51193bddb92ebda47e38f34d9a14ced3f3 --- /dev/null +++ b/CCRD/1/3/2/000651.txt @@ -0,0 +1,21 @@ +# 给新工人以政治教育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它所以能够居于领导地位，就是因为它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有坚强的组织性、纪律性，有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正因为这样，它能团结广大群众，战胜一切困难，为实现人类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而奋斗。我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完成和几年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证明了我国的工人阶级是有很高的觉悟的，它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战斗性都是很强的。目前，我国工人阶级正担负着一个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这个伟大的任务要求工人阶级增强自己的组织性、纪律性，英勇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领导人民前进。 + +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国工人阶级队伍已经没有缺陷了。不是的。由于我国工人阶级的队伍正在迅速地发展壮大，新工人大量地增加，这就需要不断地注意加强对他们的教育，以保持工人阶级队伍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巩固。据统计，１９４９年全国职工总数为七百二十五万七千人，１９５３年增长到一千七百五十一万五千人；１９５６年９月底，全国职工总数已经达到两千四百七十三万人，比１９４９年增加了两倍多。这许多新工人往往容易沾染上或带来了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我们应当针对他们的特点，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发扬他们的积极性，克服他们所沾染的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让他们健康地成长为我国生产战线上的新生力量。 + +　　现时绝大多数的新工人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怀着满腔热情，参加祖国的建设。他们在政治上技术上都有进步的要求。有很多新工人来到厂矿以后，在党组织的领导和老工人的帮助下，虚心学习，端正了劳动态度，热爱本岗位的工作。昆明冶炼厂有个新工人不安心于推小车的工作，老工人向他说：“现在推小车比过去好多了。我在解放以前刚进厂的时候，这小车推的东西还是要人挑的。那时不干就没饭吃。”新工人听了这番话，受到很大的启发，表示要勤勤恳恳做好工作。有很多新工人由于刻苦钻研、相互勉励，很快地掌握了技术，开始独立地担当工作，有的已经成为先进生产者。上海机床厂七百二十四名艺徒中有一百十六人被评为优秀艺徒。另外，也有一些受了旧社会影响较深的人，他们投入工人阶级队伍以后，表示决心学习，改造自己，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我们应该尽量满足新工人在政治上、技术上的进步要求，帮助他们进行改造和锻炼。 + +　　但是，有些领导机关和企业单位的领导人员，对于当前工人阶级队伍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缺乏足够的估计。他们过多过急地强调了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忽视了政治思想教育。有些单位对职工业余时间的安排，除了少量的党、团、工会活动以外，几乎全部时间被文化、技术等课程占去了。有的单位虽然进行了一些政治教育，却没有根据新工人的不同情况来进行。有的单位干脆把政治学习取消了。因此，有些工人对学习不感兴趣，对工作挑挑拣拣，对工资总是嫌少争多，有的在生活福利方面提出不适当的过高的要求。例如，北京某电厂有个新工人，领导上分配他到锅炉房工作，他嫌太热太脏；分配他到汽机车间工作，他又嫌这个车间太响。因为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一种单纯追求物质享受的现象在部分新工人中发生了。由于忽视政治思想教育，新工人中不遵守劳动纪律，任意缺勤旷工的现象在某些厂矿企业里也加多了。这些都证明，如果忽视政治思想工作，各种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就会蔓延起来。而要防止这种现象，首要的任务就是要给新工人以政治教育。 + +　　针对一般新工人的特点，系统地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是有重大意义的。特别要教育新工人懂得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非无产阶级思想，使他们明确认识工人阶级的责任，懂得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自觉地把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勤勤恳恳，艰苦朴素地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 +　　教育的方法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在经常的活动中应该采用正面教育跟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方法。表扬好人好事，批判坏人坏事。可以举行新老工人座谈会，采取回忆对比的方法，以唤起大家对旧社会的仇恨和对新社会的热爱，提高对敌人的警惕性，从而全心全意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也可以采取算细帐的办法，具体计算几年来生产发展和生活改善的情况，使大家更加热爱工作，增产节约，勤俭建国，为进一步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打下物质基础。在条件许可的时候，也可以开办短期训练班，对新工人进行短期的政治训练。总之，要时刻注意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和机会，使新工人们能够随时随地受到正确的政治思想教育。 + +　　至于少数混入工人队伍中的坏分子，有流氓、盗窃、伤风败俗和违法行为的，还应当给以必要的处理。 + +　　各地厂矿企业在发动群众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时候，应该特别抓住对新工人的政治教育。只有加强了对职工的政治思想教育，才能充分发挥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广泛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2月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52.txt b/CCRD/1/3/2/00065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c50ebc46fffc65493b556b9887e1b55127d2eb9 --- /dev/null +++ b/CCRD/1/3/2/000652.txt @@ -0,0 +1,25 @@ +# 武汉医学院被迫停课情况 + +　　<新华社记者　殷平、罗重璋> + +　　新华社武汉24日讯　武汉医学院一千八百多个学生经过三天停课后，已在昨天开始复课。 + +　　这次停课是从5月20日开始的。早在4月下旬，武汉医学院开始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来，学生们就有许多长期积压的意见要“放”，而院党委思想准备不足，没有积极领导，仅以行政为主，组织了学委会，而非党人士对领导这个学习运动有顾虑，不愿领导。对学生方面尤其没有注意，对学生的许多意见和学校存在的问题估计不足，院党委领导一直认为这个学院问题不大。因此，学习开始后，领导即处于被动局面，既没有发动教授大胆“鸣”、“放”，也没有组织学生“放”，而只规定每星期半天的时间给学生学习文件。本来学生对学校领导、课程负担和肃反方面有很多意见，再加上这一限制，更加引起学生的不满，于是，他们开始以大字报来“放”出自己的意见，5月9日出现了第一张批评学校领导方面的“大字报”，接着，“大字报”越来越多，有以小班为单位写的，有以一群人的名义写的，也有个人写的，到17、18日，大字报出现了几百张，学生区的墙壁已经贴满了。他们提出了自己的各种要求和对院领导的意见，其中也有对院领导和党、团员进行讽刺、嘲骂的。事情越来越严重了，但党委领导一直没有出来与学生见面表示态度，也没有采取措施，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因此更加引起学生的不满，部分学生抬着两张大字报贴在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张泽生的房门口，其中一张就以“致官僚主义者——张泽生”为题。同时，学生纷纷要求停课，来解决问题，三年级乙班六小班还通过了一项决议，向学校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解决问题。这时，张泽生才被迫在19日晚上召开全体的学生会上讲了话，学生当面提出了停课的要求，学校为了避免造成学生自发地罢课，在被动局面下争取主动，提出三个方案——停课、边学边“放”和暑假再“放”来让学生表决，结果到会的一千七百人左右(四、五年级在实习未参加)，有一千多人主张停课，另有五百多人不主张停课。还有部分学生公开提出，如果校方不答应停课，学生从明天起即开始罢课。在不得已的形势下校方举行一次紧急会议，通过了停课三天的决议。20日早晨，党委宣传部长召开学生代表会议，宣布了停课的决议。全院除四、五年级学生正在医院实习外，一千八百多人从20日起都停了课。 + +　　在停课期间，学生们分班举行了讨论会、座谈会，继续出大字报，提出了许多意见，要求学校予以解决。这些意见归纳起来有下面几点：(一)政治课负担过重，要求减除。特别是三年级对政治经济学一年占用一百二十六小时很不满，卫生系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比一部分专业课程还多，不少教授和学生都认为政治经济学对学医的没有用处，不如学哲学。按高教部规定，哲学只有九十小时(一年)，武汉医学院因无力开哲学，只得拿政治经济学代替。同时，政治课教学上的教条主义方法，生搬硬套，也是学生最不满意的。因此许多学生要求取消或减少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史课程，停止对这两门课程的考试。(二)对院内肃反工作意见很多。该院肃反时斗争面很广，有的班被斗的达50％左右。他们要求学校作肃反总结，承认错误。他们认为，院内肃反工作成绩是很小的甚至没有，缺点是基本的。他们要求肃反干部向冤屈的学生道歉，把档案公开，重新清查，把没有问题的材料销毁，对在运动中被逼写的自传材料，要退回重写或毁掉。对在运动中自杀身死的学生刘卓勋应作出结论，如是冤屈而死，应作好善后工作。(三)恢复原“同济医学院”校名。签名要求恢复校名的已有一千人以上。他们认为“同济”是国内外著名的学院，五十年来培养了许多国内著名的专家，恢复“同济”可以鼓舞学生更好的钻研学习。(四)卫生系不合中国实际。且只有五年，学习不到实际的医疗技术，要求不设卫生系，或改为六年制，其中一年学习医疗技术。减少中医、体育等课程。(五)反对盲目学习苏联，要求承认魏斯曼—摩尔根学派，停止俄文考试，过去学过英文的应恢复学英文。(六)改善学院内的党、团与群众关系，充分发扬民主。部分学生提出要取消班三角，不要团支书参加班的领导工作。(班三角是各个高等学校推行的一种学生自己管理自己的事的制度、三角即团支书、班主席和代表行政的生活学习干事，三人来集体领导班的工作。)也有小部分人提出要取消学校党委制，让教授治校。(七)批评院领导的官僚主义，对运动采取拖的态度，不敢领导，不坚决，高高在上等，要求学校领导积极领导起来，让师、生和职工大胆“鸣”“放”。(八)要求学校行政部门立即解决学生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学生们反映：晚上自修时用的灯泡有40％坏了，长期拖延未修；自来水管流速很慢，为了节约用水，把放水的笼头减少了一些(三、四个中除掉了一个)，这样，使得学生每天早上洗脸都得排队；浴室也有大半不能使用；伙食不仅质量不好，而且吃不饱，每个学生早上只吃一个馒头，要支持五个小时的课程；从学生宿舍到饭堂的道路，每逢下雨路滑泥泞，而二千多个学生都必须走过，他们要求加以修理，一直没有人过问，而行政部门却请工人修了一条从校门到办公室的漂亮的马路和花园；学校里的保健科也不(139)关心学生的健康，每天照例是学生上课他们上班，学生下课他们下班了，而且不负责任，不久以前还将一个患肠胃病的学生诊断错误，以致身死。这些有关学生生活方面的问题，都长期没有加以解决或改进。另外，学生们对取消五年级在医院实习的津贴费很不满意。 + +　　这次事情的发生，尽管医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张泽生再三说：这与罢课的性质不同的，是学校为了让学生充分“放”才主动停课的，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不及时停课，可能有一部分学生要罢课的，那就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学校党委会也有人认为“这次停课是被迫的，如果领导及时解决问题，停课是可以避免的。部分教师和学生也害怕耽误功课，而不愿意采取停课的办法的。 + +　　这次停课事情的造成，首先是由于领导没有积极领导这一学习运动，更没有结合进行整风，改进工作，以致，长期对学校领导不满的群众像暴风骤雨似的自发地“鸣”、“放”起来了。院党委领导对中央“放”的精神还有抵触情绪。党委书记张泽生在停课事情发生后，还说：长期不习惯民主生活的群众，现在实在是太过分了，党委宣传部长康文彬也认为，如果一直下去，一定要产生严重偏差，造成领导消极。党内干部大都有两种情绪：一种是怕“放”到自己头上来了，不知如何办？一种是认为这样搞下去，以后不好领导。因此，在学习开始时，党委只作为参加运动成员之一，由非党院长出面组成学委会，引起一些非党教授顾虑重重，运动不能很好开展。后来党委虽然领导了这个运动，但仍然小手小脚，总怕“放”乱了，有些党员负责干部还在讨论会上强调要保证“放”的质量，不要什么都“放”。党委书记张泽生只给科长以上负责干部、教研组组长和学生干部作了动员报告，没有向全院师生表示态度，座谈会开得很少，党委委员也很少深入到群众中去。而且，党委迟迟不布置整风运动，因此群众极为不满。 + +　　其次，党委领导干部的骄傲自满情绪和不谦虚态度，是阻碍党组织正确对待院内矛盾问题的原因之一。党委书记张泽生在一次动员报告中，没有虚心揭发院内矛盾，反认为医学院存在的问题没有武汉大学那么多，那么严重。就在停课事情已经发生后，他还认为问题并不严重，至少没有华中师范学院闹得糟。他还说，有些问题总是始终都有的，是很难免的。党委会一向把医学院的工作成绩估计过高，看不到院内问题。肃反工作存在很多缺点，但在总结时仍对成绩估计过高，不承认缺点。在事情发生后，党委书记张泽生、宣传部长康文彬和总务长(党委委员)苏维在公开报告中，仍没有改变不谦虚的态度与师生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态度生硬蛮横。张泽生对学生说：“问题不能解决就不能解决，罢课也不能解决。”康文彬还威胁学生说：“如果你们现在不好好“放”，不与人为善，将来不要后悔好了。”他私下里对人说：“学生要罢课，让他们罢吧，罢二年就迟二年再毕业吧！”苏维向行政人员作的动员报告中说：“对的意见我们就接受，不对的，不接受，你们提意见，保证不报复。但如果你们不努力工作，将来评薪出了问题莫怪是报复。”这些都使人感到威胁的气氛，使人不满。 + +　　第三，院内存在一些问题极待解决而没有得到及时解决。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政治课教学质量较差和学生生活中一些合理要求，领导上长期不予以足够重视，以致矛盾日益尖锐化，还有的学生对学校领导改进工作失去了信心。另外，院内肃反工作也存在许多问题，调查研究不够，打击面过宽，有的一个班三十多个学生，有十几个到二十个被作为思想批判的怀疑人物，经过小会斗争，事后也没有向学生作交代。在全校学生中列为肃反对象的五十多人，最后肯定有问题的没有几个。两百多个归国华侨学生，斗争了80％，已有一个归国的华侨跳楼自杀，一个华侨跑回澳大利亚。在肃反结束后，一直没作结论，对被冤屈的学生没有按党的政策办事。这是造成学生跟学校领导、党团组织对立的主要原因。 + +　　停课以后，领导上开始作了初步考虑，召开了座谈会，对部分问题作了答复，并表示要继续来解决问题。到22日大部分学生才同意23日复课，学校又对一部分不同意复课的学生作了解释工作，才勉强复课。现在，学校方面还在继续整理学生意见，准备逐步研究解决。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记者在复课后访问该院副院长、党委书记张泽生时，他仍然过多地强调困难方面，而对怎样尽可能及时解决一些问题考虑还很不够。 + +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省委文教部虽然知道，但一直未派得力干部下去协助解决。后来派出了两个一般干部到学校也只限于了解情况，学校党委会也认为他们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 + +　　现在学校虽已复课，但学生仍等着学校解决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如政治课问题、肃反善后处理问题、党员作风问题等等)，据三年级的学生和记者谈，他们对学校党委能否妥善解决这些问题，信心不大，现在党委委员中有些人已在学生中无威信。 + +　　 ----来源： 1957年5月28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55.txt b/CCRD/1/3/2/00065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69fdf7fddf73943560884e2e3f546732eab9fe3 --- /dev/null +++ b/CCRD/1/3/2/000655.txt @@ -0,0 +1,61 @@ +# 帮助共产党除“三害”: 华南工学院教授初试“放”“鸣” + +　　<南方日报> + +　　本报讯 华南工学院在5月25日下午举行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座谈会。中共广东省委员会书记冯白驹和广东省高等教育局局长萧隽英参加了座谈会。 + +　　俄文教研室主任、讲师沈宗维首先发言。他说：我们向党提意见，本来是不应该有顾虑的，但有的人还存有顾虑。听说农学院一位老师事前准备了不少意见，还喝了四两酒壮胆，可是开会时还是没有把意见谈出来。原因是怕报复。我觉得，党委现在是不是可以一边听取群众意见，一边对可以解决的问题立即解决?这样可以帮助大家解除顾虑。他还建议省委和青年教师开开会，让他们也向省委谈谈他们的意见。 + +## 冯秉铨说：运动之风何时走?学术之风何时来? + +　　教务长冯秉铨说：党内党外都是自己人，不用说客气话。今天主要谈我对省委的意见。 + +　　学校办不好，学校领导当然有责任，但省委也不能辞其咎。 + +　　高等学校与学术研究离不开，但是我们学校却只有运动风气，缺乏学术风气。搞运动是必要的，但不能以运动的作风来办学校。可是，运动之风，至今仍在发扬光大。他问道：运动之风何时走，学术之风何时来?他说：中央提出要在12年内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我们是有信心的，但是这两年来信心却下降了。原因是忙于运动，荒疏研究。我要预先说明：12年后达不到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可不要怪我们，省委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 + +　　冯秉铨又拿肃反工作对省委提出了批评。他说：我有这样一种荒谬的看法：有些人平时学的是唯物论，可是有时——特别是运动时却变成唯心论者。有一位前辈(党员)，过去我对他非常敬仰，但是他讲了一句话，使我对他的评价打了折扣。在肃反运动时，他说：知人口面不知心，现在谁都不能相信呀!听了这句话，我冷了半截。这种唯心之论，引伸下去，就将变成胡适的“大胆怀疑，小心求证”。 + +　　冯秉铨说，在肃反工作中，高等院校几个负责人犯了错误。为什么他们会犯错误呢，省委究竟有没有鼓励他们犯错误呢?他们明明不适宜做高等教育工作，为什么却要派他们担任这些工作呢?例如徐霁远同志，是被大家称为“最不得人心的人”，为什么省委却把他从副处长一下子就提拔为副院长呢?省委在事前有没有向教授了解一下呢?我认为省委是脱离群众的，最少也是脱离了高等学校的群众。 + +## 朱士宾说：学院党委脱离群众教授看到党委就怕 + +　　土木系教授朱士宾说，几年来学校党委给群众的印象就是脱离群众。老教授看到党委就害怕。学院里的党团员气焰不小，每次运动，年纪青青的党团员就拥有无上权威。他们喜欢用这样一套办法来整老教授：一、把人家的话断章取义；二、耍无赖；三、讲侮辱性的话，把老教授骂得一钱不值。他们的立功思想太浓厚，往往在运动中不择手段。我们挨整了，工会本来应该来了解了解我们的心情，可是工会却帮同打落水狗。 + +　　朱士宾批评学校党委不尊重老教授。他说：在这里，名师宿儒很多，有学问有经验的人很多，但是领导不识货。我们学校是由几所学校合并成的，领导上必须对原来的情况分析研究。但是，党委只研究政治问题，没有研究有什么学术传统，只研究坏的一面，没有研究好的一面。这怎么行呢?他希望学校领导对老教授不要估计得太低，也不要估计得太高；要估计得恰如其分。 + +　　朱士宾对统战工作提出批评。他说，这里的统战工作，实在不敢恭维。这里无党无派人士占多数，可是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只是由党、团、民主党派几个人商量一下。这只能叫做“统一战点”，不能叫做统一战线。他说，我们无党派人士在这里到底处于什么地位呢?是处在挨整地位，或者应该说是处在挨批评地位?譬如，前几年翻出了旧时的西装穿，也被批评为资产阶级思想浓厚，是落后分子。 + +　　朱士宾还批评了党政不分现象。他说，很多事情往往只找党委解决，不找院长。院长等于虚设，心情苦闷。如果是我，干脆就不当这个挂名院长。 + +　　朱士宾就建立学术性团体问题提出意见。他说，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过去，学校里也有过一些学社，运动中却被指为搞小集团，现在谁也不敢搞了。他说：高等学校必须有学术性团体，这并不是小集团。 + +　　朱士宾在发言中还批评了高等教育部。他说，高等教育部方针混乱。一时提出了“稳步前进”，一时又提出“全面发展”，一时要“学好一点学少一点”，一时又要“全面发展因材施教”，方针变换无常。这样，不说办高等学校，就是办托儿所也不能办得好。 + +## 罗雄才说：以党代政现象严重 + +　　罗雄才副院长说，学院的党委脱离群众，书记、委员是谁，分工怎样，从来没有对大家说。他说，他虽然是副院长，可是，学院党委书记是谁，还是自己到北京开会时高教部告诉他的。他说，学院往往以党代政，党委书记什么都管，什么事情都得找党委书记解决，非党领导干部因权限没有明确规定和划分，便产生作客思想。他说，图书馆在高等学校起的作用很大，它是教学与学术研究的重要部分，照理应该由一位有经验的、内行的学者来管理，可是学院却找来了一位学经济学的党员来担任，他虽然很积极工作，但因为不懂工程技术，所以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几年来，在选送留苏学生问题上，也使人感到学院的党组织存在宗派主义。他对人事部门也提出意见说，学院人事干部在干什么工作，他都不知道，牵涉到行政上的用人问题时也无从过问。他要求明确人事部门是属党委领导抑或是属行政领导。他批评广东省委文教部对广州高等学校重视和关怀不够。他说华南工学院在广东来说，是唯一的工程技术学府，拥有的人材也不少，如果好好的领导教师们进行科学研究，对广东的建设相信会起很大的作用。他希望广东省委经常派人来同教师开一些座谈会，报告一下广东建设工作的情况，把需要教师研究解决的问题也提出来，让教师们看到自己的作用。他还说，广州区几间高等学校平时都是不相往来的，他希望省委来消除这种隔阂，使各校能够互相联系，交流教学经验，互相配合进行科学研究，甚至在设备上也可以互相支援。最后，他说，高等学校中许多教师当了省、市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而他们只是定期参加一下会议，会后就不起作用，他希望更好地帮助他们发挥作用。 + +## 党对学术思想问题不应采取粗暴态度 + +　　林为干教授认为工学院中学术空气淡薄，作为最高的学府之一，这种现象是不可容忍的。他批评工学院党委不重视学术工作，不理解学术研究工作的艰苦性。例如，对于培养师资问题，只简单地理解为让讲师、助教讲讲课就行，而不知道学问是要靠刻苦钻研得来的。有一位教师把一门原定72小时授完的功课，缩减为48小时讲完，把其中难懂的删掉了，这当然容易教，但是学生却学不到东西。这显然是不值得提倡的方法，可是这位教师却受到表扬。相反，认真教学的教师，不是受打击便是被孤立。 + +　　建筑系教授龙庆忠说：建筑系的教师大多是老教师，他们在建筑界中有相当高的名望，可是在工学院里却得不到尊重，一些宗派主义者甚至说建筑系是垃圾堆，在各个政治运动中，建筑系的不少教师受到了创伤。 + +　　龙庆忠教授指出，教条主义者把一些学术思想问题，当作政治思想问题来看待。例如，建筑学上的复古主义思想、功能主义思想，都是学术上的问题，但被指为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粗暴地加以批判。这些批判又往往通过学生来搞，弄得师生关系很不正常。 + +　　龙庆忠教授说：领导上常说老教师们没有发挥潜力，但是为什么不检查一下领导上曾经采取过什么方式来发挥老教师的潜力呢? + +　　土木系副教授朱福熙说，他是工会主席，他要替工会讲几句话。他说，学院党委没有很好的领导工会工作，使工会没有能够很好的反映职工群众的要求。评薪时，工会想设一个接待站，收集职工对评薪的意见，更好的发扬民主，但是党委不批准。工会要开一个敬老会，初时党委同意了；等到发动起群众，大家劲头十足的时候，4个党委委员却分别向工会提意见，说要考虑一下。工会评好了发福利补助金的名单，也要交党委批准，学院解雇了教工却没有通知工会。这样一来，工会工作成了尾巴主义。 + +　　土木系主任罗崧发、建筑系主任黄适、建筑系副主任陈伯齐等在会上分别谈到了学校领导上对待老教师问题和“三反”“肃反”等问题，他们认为必须建立尊重老教师的风气。“三反”“肃反”遗留问题要迅速处理。 + +　　诊疗室主任李美贞在发言中提出诊疗室力量不足，在学校人数、附属机构人数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矛盾越来越显著。希望省委能够在石牌设立医院。 + +　　化工系教授李翼纯在发言中谈到药物供应问题、猪肉供应问题和制造人造肥问题。 + +　　马列主义教研室教授郑立行说：党是火车头，带领着我们前进，但是火车头有了点铁锈，不刮掉是不行的。党的工作有了缺点，不改进是不行的。因此，我们诚心诚意地帮助党整风，以便更好地带领我们前进。但是，也希望冯书记能理解我们的心情，作好思想发动工作，让大家把心里话都谈出来。 + +　　最后，冯白驹同志发言。他鼓励教授们大放大鸣，为了更充分地揭露矛盾，他建议27日再举行一次座谈会。教授们一致同意了他的建议。 + +　　 来源：《南方日报》1957年5月2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57.txt b/CCRD/1/3/2/00065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80c363e3fc8b76e6a0f574a2217978a1dafa1e1 --- /dev/null +++ b/CCRD/1/3/2/000657.txt @@ -0,0 +1,45 @@ +# 各地学生在整风中的动态 + +　　<青年团中央大学工作部> + +　　我们向上海、湖北、重庆、沈阳、天津等团省、市委和初步了解了有关学生对整风问题的反应，现加上在北京所了解到的情况，一并综合如下： + +　　到目前为止，各地只有少数学校的学生卷入了这一运动。但是，主席讲话的传达，报纸上整风消息的报道，对各地学生都有很大的影响。各地学生都已经进入了一种跃跃欲试的状态。 + +　　初步看来大致上有以下几种情况： + +　　(一)在学习“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过程中，提出了若干对领导的意见。有的也停了课，如东北工学院(七天)、武汉水利学院、武汉政法学院等校(各二天)。 + +　　(二)学生自发地张贴大字报、出黑板报向党、行政领导提出意见。如北京大学(昨晚为止大字报已达六百七十三张)、北京航空学院(已二百余张)、武汉医学院、武汉体育学院、华中师范学院、复旦大学等校。有的学校在学生坚持要求下停课(如武汉医学院停课三天)。 + +　　(三)采取了“先党外后党内、先教师后学生、先领导后一般”的办法，目前整风只发动了教师参加，学生基本未动，如清华大学。 + +　　(四)由于整个整风在校内未开展，学生也基本未动，如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政治学院、重庆各院校。 + +　　(五)在全市召开学生代表会议主动讲清整风的目的、做法，学生回校传达讨论，同时给学校领导提出意见，例如旅大各校。 + +　　除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内容涉及较广，最近两天已经发展成为“海德公园”式的公开演讲和争辩外，其他各校学生所发表的意见和提出的问题大致有五个方面。 + +　　一、肃反问题。有些学生情绪十分激动，特别是在肃反中曾经被斗的学生。武汉医学院学生提出四条意见要求答复：(1)肃反成绩很小，缺点是主要的，因为本校没有搞出反革命而伤害了很多人；(2)肃反中党、团干部违反宪法，如私拆信件、监视别人、无理撤掉同学学生会、班会等社会工作、拔掉同学校徽等；(3)运动中许多积极分子是被迫斗争别人，受了领导欺骗；(4)结论和善后工作应完全重做。各校学生中都有要求重做结论，表示极端不满的。 + +　　二、政治工作中的宗派主义、党团干部作风及人事档案制度等问题。许多学生对分配专业、下厂实习、留苏选拔、毕业分配、参加游园、欢迎国宾等工作中的政治审查表示不满，认为党、团员有特权。有的学生认为学校把学生按“可靠程度”分成了几种人，而确定这种等级的特权也在党、团员手中，仅听取积极分子的汇报而作出决定。沈阳医学院、北京大学学生都在大字报上要求公开档案给学生本人看。对过去自己写的总结检讨之类，认为是在群众压力下写的，要求翻案。有的学生揭发党、团员和同学不平等。北京航空学院、地质勘探学院等都有党、行政领导人私下瓜分福利费的事情被揭发，引起群众极大不满。 + +　　三、对教学上的意见。在毕业生出路方面，如俄语系、经济系今年出路成问题，学生要求早日明确答复。(俄语系今年毕业5900人，还有第一、二、三机械工业部和部队自己办的俄专毕业生千余人，而实际上只需要一百人)。许多毕业生不愿做毕业设计，东北工业学院闹得最厉害，至今未解决。学生对政治课意见最多，有的学生主张取消政治课，多数学生则是对政治课的教学提出批评与讽刺而要求改进。 + +　　四、对其他问题的意见。如对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不满，主要是对群众意见不接受，也不作答复。对总务、行政部门有些意见，但总的是对生活方面的意见不多。 + +　　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 +　　(一)中等专业学校的问题本来很多，武汉各中等专业学校一经波及，现在已很紧张。其他各地也可能出现紧张情况，特别是今年暑假，许多中专要改变专业和培养目标，值得引起及早注意。 + +　　(二)学生中的各种有反动思想的人和阶级敌对情绪的人也趁机活动。武汉医学院出现了“打倒共匪”等反动标语，昆明师范学院出现了“我们青年应坚决起来反对不合理制度”“青年不应有团群的区别，这是共产党的手段”“反对一党独裁专政”“共产党万岁”等十余条反动标语。北京大学与其他各校情况有很大不同，从开始出大字报，一提出就是政治性问题，关于帮助领导整风的很少。其中活动最积极的分子都是历史上有问题在肃反中被斗、被捕的人，而且这些人当中在互相串联，互相在大字报上留地点、约时间交朋友。该校这几天有人半夜开会。有人要求公开胡风的材料、公布高、饶事件真相、公审潘汉年、杨帆。每天都有很多新的大字报贴出，情况发展极快，昨天集中在要求公布学生的档案材料上。还有人从人民大学的一个学生程海果(笔名林希翎)也在会上作“胡风根本不是反革命的演讲，污蔑说公安部为了应付民主人士的检查正在做假材料、假证据。并且宣布说：“自己的演说结果会惹出什么结果来，是很难想象的。”“人民日报根本不会登你们北大的消息”。 + +　　(三)学生中的少数党、团员受不住这个考验。航空学院已有七八个人贴出大字报公开忏悔，坦白自己在肃反中受党组织指示监视别人。有的说跟着官僚主义走错了路。 + +　　(四)自杀的事件有发生。初步了解武汉已有二起，其一是武汉水利学院一肃反中被斗的学生，肃反后神经有些失常，此次大字报可能对他有些刺激。学校买了车票送他回家，但在开车前数小时从四层楼跳下，受伤未死。南开大学一肃反中的积极分子，肃反后发现被斗的人不是反革命，最近，神经失常。 + +　　(五)学生中也有趁机向学校领导提出无理要求的。如武汉林业学校学生提出每人发蚊帐一床，今年暑假到庐山实习等。 + +　　目前各地党委大都主张学生参加整风的时间、步骤放慢一些；都不主张停课停考。但都希望中央明确指示。 + +　　 ----来源：　　1957年5月2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60.txt b/CCRD/1/3/2/00066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a97741035e5d60fc4f11ec5fbbd4a28b18baf17 --- /dev/null +++ b/CCRD/1/3/2/000660.txt @@ -0,0 +1,111 @@ +# 科学家、教授谈“百家争鸣” + +　　<《光明日报》> + +　　“光明日报”编者按：正确地认识和贯彻执行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当前社会人士，特别是学术界关心和议论的一个中心。兹将首都的科学家、大学教授们对本报记者的谈话先整理出一部分来，刊登于下： + +## “百家争鸣”必须有共同的基础 + +　　清华大学教授钱伟长 + +　　我们科学界所以衷心地欢迎“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是因为“百家争鸣”是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的道路。 + +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科学是在不断变动，发展的，是在不断修正过去的意见或看法，不断肯定对的否定不对的道路上前进的。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斗争，科学就不能发展。 + +　　天下的科学家的意见本来就是不一致的，如果大家对任何问题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话，那就没有科学的发展，也就是没有科学了。如果某些科学家认为他们的东西是天打不破的，是最后真理，天下只此一家，那末他们就一定不能前进，就像走进了死胡同。因此，我认为科学的发展是一定要“百家争鸣”的，这是科学发展道路的本来的面目。 + +　　但是，“百家争鸣”必须有共同的基础。一加二等于三，这是客观事实，是科学，但是如果有人硬要说不是等于三，这不能说是“争鸣”，而是“乱鸣”了。地球明明是圆的，也是经过证实的客观事实，如果有人为了“争鸣”，要说它不是圆的，而是方的，这也只能说是非科学的胡闹。 + +　　拿我们搞实验科学的人来说，实验就是我们共同的基础，我们争鸣的根据。我们必须重视实验，重视根据，反对任何武断!为了研究某一个科学问题，往往需要许许多多人从各个角度来做长期的复杂的实验，这样的过程，必不可免地会发生各种不同看法或意见的争论。但是到了最后，大家的看法或意见总会一致，或联结在一起，得出正确的结论来。(83) + +　　现在科学界中，有些人认为自己的东西是“天经地义”的，别人碰不得，一碰就冒火；也有一些人对于别人的东西采取“河水不犯井水”的态度，借口“我不懂你的东西”，对别人的科学研究的任何成就和意见，都不发表意见。这种现象是不好的，因为不符合“百家争鸣”的精神。 + +## 应该欢迎别人提出不同意见 + +　　北京医学院教授马文昭 + +　　科学要发展，就非“百家争鸣”不可。科学研究是发现真理，而不同意见的讨论，则是发现真理的道路，凡是从事科学研究、寻求真理的人，都应该欢迎别人提出不同的意见、看法，都应该欢迎辩论。科学研究最忌武断，武断是最愚蠢的。但是，现在有些科学工作者就是害怕不同的意见，害怕辩论。他们害怕在不同意见的讨论中丢掉面子。其实，这是多余的顾虑。如果你所认识的是真理，那末就会愈辩愈明，如果你所认识的不是真理，那末应应勇敢地接受别人发现的真理。我们必须有这种起码的勇气，如果连这点勇气都没有，这就不是求学问的态度，更谈不到寻求真理了。就我们做科学工作的人来说，面子是和真理分不开的，谁不接受真理，不放弃自己错误的见解，那谁就没有面子。 + +## “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是不好的 + +　　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副所长朱冼 + +　　在学术上应该展开争论，因为科学中的许多东西，不经争论是不易明确的。“百家争鸣”这一方针的提出，对我们今后科学工作的进展有许多好处。 + +　　过去几年来，中国学术上缺乏争论的风气。思想改造以前还稍为好些，思想改造以后争论就更少了。没有争论，并不等于没有意见，而是有意见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主要的是怕说得不对，会挨到“这是什么思想”的批评。 + +　　要学习苏联，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在学习苏联方面并没有学好，我们缺乏自己的见解，又不看中国的具体情况，就把苏联的东西搬过来机械地运用。如中国某些科学工作者学习米丘林的嫁接苹果工作，就值得考虑，因为中国苹果比苏联的还好。米丘林学说是对的，我们学习的是他的理论，而不是学习他的具体办法。因为具体条件不同，在苏联行得通的在中国就未必行得通。苏联也不希望我们生拉硬套他们的东西。1953年我到苏联访问，苏联朋友把许多东西告诉我们，最后说，我把这些道理告诉你们，好不好请你们自己去研究。这样说，是很正确的，又是令人佩服的。 + +　　向苏联学习，也应向别的国家学习。“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是不好的。苏联对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以至对南美洲等国家的科学，都很重视。都把它介绍和翻译过来。苏联的科学情报工作做得很完整。我们也应该把其他各国东西介绍来中国，丰富我们自己。 + +## 害怕出现唯心观点是不对的 + +　　北京地质学院教授冯景兰 + +　　党和政府现在提出了学术上应该“百家争鸣”的方针，这非常必要。从历史上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文化欣欣向荣，放射出异采；汉武帝罢黜百家，学术思想统一于一家以后，文化就萎缩下去。 + +　　道理很明白。因为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而没有争论，真理反而得不到宣扬。 + +　　这几年来，我国的科学文化有一些进展。但是，应该说，我们还没有充分展开学术问题上的自由争论，没有很好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试问：这样如何谈得到“争鸣”?我认为，“争鸣”就是要有充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要敢于提出新的创造性的见解。由此可见，党和政府现在提出“百家争鸣”的号召，对发展和推进我国文化和科学，使它适合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将要起很大的作用。 + +　　在展开争论以后，会不会有唯心的东西出现呢?肯定是会有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足虑的。学术界许多人原都带有唯心的观点和见解，这几年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有的得到改变，有的还没有暴露出来。只有通过争论，才能对这些唯心主义的东西，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先作肯定，在我们的争论中，完全没有唯心主义置喙的余地，那将是不对的，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参加争论的人，如果先有了这一层顾虑，争辩就不易展开。应该是自由讨论，自由争辩，让诸子百家，各抒所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唯心主义的东西在争论中一定会失败，而唯物主义的东西，也就是说，真理，一定是会胜利的。所以我们不要怕，不要怕自己的见解可能是唯心的，也不要怕这样一来会让唯心的东西出头露面。 + +## 不能限制只用一把钥匙 + +　　科学院土壤研究所研究员熊毅 + +　　“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是学术发展的重要保证。我认为在科学研究中，应该有不同的意见。对于某些研究工作，也应该运用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不能限制科学家只可使用某种方法进行研究。他能够使用两把钥匙来打开研究上的关键，那就不能限制他只使用一把。 + +　　有些科学成就，在任何国家里也可以使用，我们最近在研究土壤物理学方面的某一问题，就采用了美国科学文献上的一种办法，效果很好。如果严格地把自己限制住，那就是自己倒霉。 + +## 要大胆发表个人在学术上的见解 + +　　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教授林传光 + +　　在学术上要做到“百家争鸣”必须打破各种思想顾虑，大胆地发表个人的意见。前几年，我们在学习苏联先进科学理论方面，就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生物(84)科学方面，有的人不同意李森科的某些论点，但心中存有顾虑怕提出来会犯政治错误，怕别人给他“扣帽子”，因而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也有的人顾虑到：对李森科的某些论点也提出批评，会不会影响我们学习苏联的信心等等。也有些人故意对李森科的某些错误论点，避而不谈，而过分强调了他正确的部分。这些，都给科学工作造成损失。 + +　　我们大胆地发表个人在学术上的见解，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乱说，一定要使自己的论点有事实根据，要站住脚，要尊重别人的意见。在争论的时候，也不必顾虑被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因为每个人当他对某一个问题发表意见的时候，总是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别人的论点是错的，是唯心主义的。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只有通过反复论争，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那一方是对的，那方是错的，或者双方都错了，或者双方都只抓住了问题的一面。争论的结果，就推动学术前进。对争论所抱的态度，应当是实事求是，不能为了使自己的论点站住脚，对科学上已有的成就估计过低。或者是把别人的看法说成是自己独创的。这样的态度都是要不得的。 + +　　现在党和政府提出在学术上做到“百家争鸣”，就是要我们放手在各方面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勇敢地追求真理。 + +## 独立研究，努力成“家” + +　　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华罗庚 + +　　“百家争鸣”学术方针的提出，和整个学术发展前途有密切的关系，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 +　　在学术上展开自由讨论，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学术工作者都应当做的事，也是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学术界过去自由讨论的空气很稀薄，许多人看到别人的研究工作有问题有缺点不发表意见，不提出批评，有些被批评的人也往往不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甚至一听到不同的意见就冒火，这些都是错误的非科学的态度。 + +　　但是，我认为，做到“自由讨论”，还不等于说已经达到“百家争鸣”。“百家争鸣”需要有“家”，“家”是什么呢，把要求提高些，即是学派，低些，也应该有他独创的见解。那末，怎样才能成“家”呢?没有旁的道路，只有从事艰苦劳动。要成“家”，一定要接受祖国遗产，要接受学术界前辈们的成就，要接受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科学的成就。要批判地接受这些。不接受这些是不可能成“家”的。也是，接受了前辈们的科学成就，那怕是最先进的成就，也还不是“家”，还必须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独立研究，发挥独立思考能力，多多地从事实践，在实践中不断修改自己的错误。还要善于倾听不同的意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吸收别人的有用的东西。这样，才有可能成功为“家”。 + +　　随着党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学术工作者的责任也大大地加重了。我们学术界必须加紧努力，出现许多的“家”。 + +## 克服开展论争的各种思想障碍 + +　　清华大学教授张光斗 + +　　以往在技术科学方面，不是“百家争鸣”．而是根本没有“鸣”过。这里有一些思想障碍，比如权威思想，保守思想等等。好像你是权威，可以说话，我不是权威，就不可以说话；你是学苏联的，我是学英美的，不便争论。这样一来，各人搞各人自己的，关起门来研究，以致学术研究自由讨论的风气没有很好的树立起来。当然，这几年来研究工作还做得不多，科学工作者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修养，学术界也没有良好的学术论争的传统，这都是学术讨论开展不够的原因。 + +　　现在，党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但是，“争鸣”一定要有一个基础，这就是说论争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其次，“争鸣”绝不是争奇斗艳，互相攻击，而是为了互相帮助，为了科学的发展。 + +　　要“鸣”，大家要努力做许多艰苦的研究工作，尤其是青年人，更要如此。如果躺在床上幻想怎样“鸣”，想出许多怪诞的主意，为鸣而鸣，那是错误的，总之，要鸣，要成一家，就要在研究工作上下苦功夫，这样才能够有所鸣，有东西可鸣，才能逐渐形成学派。 + +## 开展学术论争，要实事求是 + +　　北京大学教授傅鹰 + +　　我们搞科学工作的人，百分之百的赞同“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要科学发展，就应做到自由论争，“百家争鸣”。不这样，思想就会僵化，科学还那里会发展。 + +　　共产党和政府过去也是提倡学术上的自由讨论、自由论争的。但是，几年来这方面的情况并不怎样好，讨论少、论争更少。这和有些人对待论争者的态度不好有关，他们随便给人扣帽子。例如：在前几年如果有谁对李森科的学说提出不同的意见，就会马上被戴上“你这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你这是唯心主义”的帽子。我觉得这种态度，是和共产党的政策相违反的。现在，苏联展开了对于李森科学说的批判，如果有人还认为他仍然有某一点可取之处的话，又会遭到“这不可能”的反驳。 + +　　科学家是重视事实的，因此，有争论应该根据事实说话。尤其是对年青人更要重视培养他们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和科学分析的能力，不应该“人云亦云”。 + +　　要开展学术上的自由论争，做到“百家争鸣”，一方面要解除大家的思想顾虑，但是这还不够，还必须保证科学工作的迅速开展，也就是说，要给科学工作者以必要的工作条件。 + +## 要推动我国历史分期等问题的讨论 + +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研究员万斯年 + +　　开展学术上的“百家争鸣”风气，这对于我们向科学进军，使我国科学事业达到国际水平，有很重要的意义。我国史学界在最近几年来，已经开展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争论，有很多人对于我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对于我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等问题发表了不同的意见。我想，党和政府明确提出在学术上做到“百家争鸣”这一方针以后，会更加推进这些问题的讨论。我现在正在研究唐代土地问题，从前，史学界有人认为唐代的“均田制度”并没有实行过，我的看法不是这样，我认为是实行过。这个问题还有待于今后的讨论。我认为要在学术上做到“百家争鸣”，科学工作者应该进一步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加强向苏联学习。 + +　　 ---- 原载1957年5月25、28日“光明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65.txt b/CCRD/1/3/2/00066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21793f961ad63fa9d2d4228859c7e4356d8b36f --- /dev/null +++ b/CCRD/1/3/2/000665.txt @@ -0,0 +1,207 @@ +# 怎样认识公私关系和赎买政策？工商界人士发表各种不同意见 (第九次座谈)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于昨日（２５日）举行第九次座谈。麻新泉、黄祖康、黄炎培、温少鹤、徐崇林、向德、吴家荪、孙孚凌等八人在会上发了言。另外还有王达夫、李忠义、陈炳煌三人提出了书面意见。 + +## 黄炎培发言：　帮助共产党种牛痘 + +　　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说：我们才从上海、无锡、南京视察归来，正在“百家争鸣”的时候，我也应该“鸣”一下，可是我的“鸣”，主要是“鸣人之所鸣”。 + +　　“鸣”是和党内整风运动结合起来的。我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提出意见以前，先说一下我对整风运动的看法。 + +　　我在１９４５年从重庆到延安，见了毛泽东主席，临走的时候，他曾经向我征求对延安所见所闻的意见。我答：现在很好，我想，“很好”之上又加个“现在”，对方应该有所刺激的。因为我所亲眼看到的，任何事业，初办时吃尽艰难困苦，从万死中求得一生，后来环境好转了，骄傲了，懒惰了，不团结了，最后是失败了消灭了。我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性的支配。毛主席答：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才不致于象你所说的演变。这次党内整风运动，这样做法，我到几处地方接触一下，感觉真是必要。我们小组从南京回来，恰好在车上碰到盛丕华同志。闲谈中间，他说：“党的整风，等于种牛痘”。这句话妙极了，越想越有道理。我们年轻的都种过牛痘，年老的也许种过土痘。我的手为什么曲而不伸呢，就因为土痘的毒没有很好发泄。我尝过不种牛痘的苦！一个人生下来应该及时种牛痘。帮助党整风，等于帮助亲爱的人种牛痘，有痘毒在内而不种，结果一定是浑身满面“天花乱坠”。这几年来，我对党的政策、方针是完全拥护的。但在执行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偏差，我是常常毫不客气地以“诤友”自居，来对党提意见。这次我到上海、无锡、南京三个地方视察，深切体会到党和政府在工作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无论如何要承认。但是，同时也发现了不少缺点和毛病。现在且就我们工商界同志所最关心的两个问题，拿出来说一说。 + +　　公私关系搞得好，生产一定搞得好，公私关系搞不好，很难希望生产搞好。 + +　　第一、我们工商界同志目前最关心的，就是怎样搞好“公私共事关系”的问题。 + +　　就目前的“公私共事关系”来说，一般还是正常的。我们这次视察，采用开矿下钻的办法，在上海看了四个厂，在南京看了一个厂。其中有些工厂搞得特别好。例如我们在上海曾经参观过有代表性的震旦铁工厂、上海机床标准零件厂、美光织造厂和华成电气厂。这四个厂的公私关系都比较好。因此，在生产上也都有较好的成绩。在南京，我们也曾经去参观过一个大同被单厂。这个厂在南京的公私合营企业中，就“公私共事关系”来说，可以认为比较突出地良好。由于“公”“私”关系好，生产水平因此也很迅速地提高。１９５６年总产值比１９５５年增长了４４．９％。质量也有显著的进步。就我们所知，大同被单厂搞好“公私共事关系”的方法，有这么几点：一、公、私双方的职责划分得很清楚，私方有了一定的职责，就可以主动地发挥积极性；二、重视对私方人员的教育工作，同时也重视对党员对职工干部进行统战政策与赎买政策的教育；三、能充分发挥民建支部和民建会员的作用，组织私方人员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真正做到以企业为基地来对私方人员进行改造。 + +　　这三种办法，别的工厂当然也是可以做到的。有些工厂搞得不好，因为所采取的办法和上述方法相反。例如一、分工不明确，私方人员没有一定的职责权限，对私方人员采取歧视的态度；二、只片面地对私方人员进行教育，而对党内干部或职员群众很少进行教育，管了一面，丢了另一面，双方的关系因此就搞不好；三、不重视发挥民建的组织作用，不懂得在私方人员中培养骨干分子带头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性。而在这三种缺点中，最严重的乃是第一点，即对私方采取歧视的办法。 + +　　我在这上边看出一条似乎可以认为规律的，就是在企业中间，凡公私关系搞得好的，如没有特种因素，生产一定搞得好；而相反地，如公私关系搞不好，很难希望生产搞好。 + +　　必须纠正公方对私方的歧视；人事问题民主党派要共同负责。 + +　　我在这次视察中，发现不少合营企业是对私方人员存在着歧视的。其中有些歧视的办法甚至到了荒谬的程度。例如在南京就有一个厂，今年清明去祭扫烈士墓的时候，到了祭扫完毕，工会的负责人要报告烈士的生平事迹的时候，就要求私方人员走开，因此引起了私方人员很大的反感。无锡有一个协新毛织厂，今年春节，私方正厂长值班，到车间去巡查，厂内保卫科长竟然要求厂长拿出工作证才许进车间，而对公方副厂长就没有提这种要求。可见这个厂保卫科的工作人员对于私方的歧视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这样的事情，我也碰到过。我在轻工业部工作五年，关系搞得很好。当部长总想做些部长的事，我管八九十个厂，我想把局长、厂长的名单抄一份在办公室挂出来。秘书说，党总支不同意。后来，有两位青年党员同志说不能挂，要保密。我说政务院还要公布名单呢，这有什么保密。不久，我在一位党员司长办公室看见一个名单清清楚楚挂出来了。经过说明工作需要，我的办公室里才挂上了局、厂长的名单。当然，他们都很年轻，他们都尽忠于党，很难责怪他们，因为教育不够，所以思想偏到一方面去了。另外，对于人事制度也是如此。目前有好多公私合营厂的私方人员，不论是正厂长也好，副厂长也好，差不多对于厂内的人事任用，都完全不能过问。这就大大地使合营厂的人事任用、干部考核带着片面性，这是很不好的。一般私方人员不 + +　　（敢说话，怕打击报复，原因就为人事大权由党方单独掌握，如果得罪了党，隔了一时，掌握人事的只须轻轻地把你一调，调到你所万不愿意的职位上，使你一点没得办法。去年，我接到一封人民来信，要求调动工作。信写得文理通顺，我把他的信转到江苏省教育厅，该厅不加思索层层下转，结果，他所在的单位竟因此把他调去扫地。（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他已经到农村当教员去了。）——以上这些对私方人员所采取的歧视办法，党和政府必须迅速有效地加以纠正。我建议这些人事机构可以由党、行政、工会、民主党派合组委员会来共同负责。我从报纸上看到李维汉部长主张对工商联内部人事问题不应由党包办。这是非常好的主张，可以推广开去。） + +　　提前考虑给中下层“摘帽子”。 + +　　第二、眼前我们值得大大关心的又一问题，是工商界中下层的生活福利问题。我们必须承认：目前有些工商界同志们的生活的确是很困难的。他们顶了一个“资本家”的帽子，可是生活却相当艰苦。有些人的定息少到只有几元钱、几角钱，可是他们却因此就不能享受“劳保”。他们虽然也愿意积极参加劳动竞赛，可是由于有顾虑，还怕一旦病倒的时候，反而要减扣工资，所以总不能充分发挥积极性。我认为，对于这些已经在实质上是依靠工资劳动维持生活，而同时在工作上又有积极表现，在思想上已有显著转变的“私方人员”，政府应当提前考虑他们的“摘帽子”问题。这点愿向政府郑重建议。 + +　　早就决定的病假工资办法迟迟不公布，充分表现了“八办”的官僚主义作风。 + +　　至于私方人员的病假工资问题，就我所知，贾拓夫同志老早在今年３月间对工商界同志作了决定。可是我这次在上海、无锡、南京，特别是在南京视察时，已是５月中旬的末了，工商界同志们却普遍地还在为这个早已解决了的问题苦恼。我们查问的结果，才知道贾拓夫同志虽然早作了决定，可是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却并没有趁早把这个决定用公文下达，也没有把这个决定在报纸上公布，以致引起了工商界的普遍混乱。希望以后各部门的所有和人民生活有关的命令、通知，最好全文在报上公布。最近人民日报上登载的卫生部提倡避孕的通知，仅仅作了摘要发表，我们就没有机会看到全文，如果能全文刊登就好了。在这一问题上，我认为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实在是充分地表现出不关心工商界人士的疾苦，高高在上，十足官僚主义的作风。我认为今后党和政府实在有改变这种作风，切实注意关心工商界中下层生活的必要。 + +　　根据以上种种，我们可以看出，在目前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还充满着问题。由于这些问题还没有能够完全得到解决，所以在如何使工商界进一步发挥积极性、贡献自己的才能这一点上，就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阻碍。就我所知，眼前绝大部分工商界人士要求进步都是很迫切的。如果党和政府能够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切实地改进了所有工作上的缺点，克服了它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那么，我相信工商界同志们的积极性一定还能够得到更大的发挥！ + +　　但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所以要这样做，正是象我们在开头所说的那样，是为了给共产党种“牛痘”。种牛痘这一个譬方，是很正确的。如果它身体中间没有毒素，种下去的牛痘不会出的。这还不是毛主席说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么！我们的目的是积极的，是为了要能够更好地让党领导我们大家早日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 +　　我个人相信：眼前虽然有很多党员在作风上有官僚主义、组织上有宗派主义、思想上有主观主义的毛病，但从整个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就看这一次整风运动吧！这样广泛地让大家“鸣”“放”，同志们！不问古今中外，还能找出那个空间，那个时间，象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在今天的中国，不但允许大家“鸣”“放”，而且要求大家“鸣”啊！“放”啊！就这一点来说，不能不认为伟大吧！我很反对某些人看法：说人家好，简直有百是而无一非；到翻过来的时候，又是有百非而无一是。 + +　　中国的私营工商业能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点，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的发展。我们工商界同志们在这次伟大的党的整风运动中，完全没有理由在帮助党进行整风的同时，放松对于自己的改造。 + +　　我还要谈种牛痘。牛痘是人人要种的，没有例外的。而且隔了一年二年还要种，直要种到没有反应，就是“无则加勉”为止。我想从婴儿长大起来的人，没有不懂的吧！怎么党员被整风，我们不要自我改造呢！相反地正因为我们要帮助党整风，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我们就更应该虚心地向党的整风运动的精神学习，认识我们自己的阶级本质所带来的局限性，进一步地在“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方向上努力。 + +　　我们民建会过去在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上，以及帮助党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问题上，都没有把工作做得十分足够，这些我们要坦白的。今后，我们必须好好地努力，在这一点上，也希望中央统战部不要放松领导。我们民建会如果在思想上、在组织上有错误，党还是应该“当仁不让”地纠正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如果实行“互相监督”，我们在批评党了，我监督你，为什么你不监督我呢？我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叫做真正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 +　　同志们！牛痘人人要种的。共产党在种牛痘了。千万莫忘记自己种牛痘。 + +## 麻新泉认为：　资产阶级交出企业，外因起主导作用 + +　　黑龙江省工商联秘书长麻新泉就民族资产阶级到底有没有两面性的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有人认为不要再提两面性和阶级关系了，也不要再划什么阶级界限了，他们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工人阶级只有共同之处，没有差异之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求同存异的问题了，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同是国家主人，可以和工人阶级共分天下，平分秋色，并驾齐驱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这种说法，实质上就是不需要工人阶级领导，这对工商界的进步是危险的。还有的人以交出了企业作为资本，来向党讨价还价，夸耀于人。当然资产阶级能交出企业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但不能因此就骄傲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并非天生就是社会主义者，而是由于国内国际的影响和政府一系列的安排改造措施，在社会上造成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才把企业交出来的。我认为是外因起了主导作用。有人说“甘心情愿”把企业交出来，倒不如说“不太勉强”更为确切。 + +　　他认为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只不过在全行业合营之后，资产阶级的进步一面成为主要方面，而消极方面也与以前有所不同罢了。不承认这一点是不行的。现在有些人不是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而是三心二意，甚至对社会主义还有抵触情绪。有人认为企业不是自己的了，就产生了松劲情绪。有的说：“厂长厂长，床上一躺，半月借薪，月末开饷”。有些人认为合营后有三不自由：一，花钱不自由；二，按时上下班，人身不自由；三，经营不自由。还有些人盗卖物资，造假帐、开假发票，私收帐款等等。尽管这些人是少数，但毕竟是出在我们工商界，又和我们的阶级本质相联系，因此，认为和工人阶级没有差异之分也是错误的。 + +　　李部长提出工商联党员副秘书长要不要的问题，我的意见是要，不能撤走，若撤走对工作不利。在不少市县中，党员秘书长或秘书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如对主委的职权尊重不够，有些包办代替的现象。有的市工商联党员秘书长单独作主行事，象要在市联会员代表大会上聘请几位工商界兼职的副秘书长，这样有关人事的重要问题，事前不和主委协商，直到他在大会主席团的准备会上提出名单时，主副委们才知道。也有的县工商联党员秘书长，开工商业者会议，事前不通过主委，到开会时写个报告材料，临时叫主委念一下，结果主委不愿意当传话筒，就没给念。这种包办代替的作风，在少数市县工商联中还存在着。我认为党员秘书长应当很好地按照工商业联合会的章程规定，在正副主任委员的领导下处理会务，尊重主副委的职权，并且认真地发挥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作用。应该承认，非党秘书长有他不可代替的作用，党员秘书长也有非党秘书长所不可代替的作用。所以党员秘书长撤不得。 + +## 黄祖康说：　并厂并店，要考虑华侨投资的特点 + +　　上海前先施公司副经理、民建委员黄祖康说，我是一个归国华侨。华侨历来就是热爱祖国的，由于过去在国外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把在艰苦工作中所挣来的钱，汇回来办实业或买房子，希望能够早一天回到祖国安居乐业。因此，每年的侨汇一直是很可观的，最近上海成立一个华侨投资公司，虽然时间不久，但汇回来的侨汇数已经不少，对祖国的建设有一定贡献。 + +　　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一方面争取华侨投资，另一方面在合营后，又把解放前华侨投资的企业并掉了，这对争取华侨投资是不利的。我举两个例子说明：一个例子：上海南京路有一家中国内衣公司，是二十多年前华侨投资的，合营后，有关领导公司把这家公司并到北站区，连牌号也去掉了。这个公司有两个经理，一个在檀香山，一个在上海。如果在上海的经理将这件事情告诉国外的经理，那末就可能引起华侨对于向国内投资的顾虑。 + +　　另一个例子：有三十多年历史的先施牙膏厂，共有三个厂，一个在香港，一个在广州，一个在上海，产品远销南洋、新加坡等地。但在合营以后，把先施牙膏厂并掉了，厂名也取消了，先施牙膏也不生产了。 + +　　他说，我并不反对并厂并店，只是希望在合并的时候，要考虑到华侨的观感，不要引起他们对投资的顾虑。我建议政府很好地考虑这个问题，照顾华侨投资的特点。 + +## 徐崇林说：　非党人士有职无权是普遍现象 + +　　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徐崇林说：在机关、企业、学校中，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现象相当普遍。我是重庆市人民委员会委员，由于不了解全面情况，开会时很难发言。每次开会半天，讨论问题很多，这些会实际上是走过场。有些事情，做完了才在会上追认。有时党员委员不来开会，因为会上要讨论的问题党组早决定了，不来也没关系。我当公用局局长，要人事科汇报肃反情况，他们不汇报。我召开过一次关于缆车安全问题的会议，决定了一些安全措施，至今也未办。要是我是党员，可能就办了。我认为，从“设计”到“施工”，从“编导”到“彩排”，民主党派都应参加，这样非党人士才能搞好工作。周总理在重庆作报告，资本家的人民委员就听不到。重庆公用局党员干部有宗派主义，有特权思想，提拔升级都是党员占先，非党干部很难得到提拔。公用局非党干部冯克熙，水平高，有能力，干了好几年还是个计划科长。我是市城市建设委员会的委员，正副主任是党员。这个委员会从未开过会，我提了几次意见也不开，可见对非党干部的意见不重视。 + +　　他说：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现象，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及很多党员思想落后于形势的发展，看不到党外人士的进步是分不开的。党政不分，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我怀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指示是否恰当。重庆市有些工作也是党政联合发指示。这种以党代政的做法，会给人以错觉，好象行政单独发的指示，就不是重要的工作。 + +　　他批评重庆市统战部对民建会干部的配备、支持、协助不够。他还认为统战部统上不统下，统男不统女，接触面狭，了解情况不全面，对人的安排有时就不够妥当，有时反映问题犹如石沉大海，没有下文。 + +　　他说，重庆市合营企业中私方人员有职无权的现象也很严重。公方代表对私方人员是“信任不足，支持不力，使用不当，关怀不够，分工不明；私方人员关不倒火（即做不了主），公方人员点头作数。”他说绝大部分私方人员是愿意继续接受改造和参加增产节约运动的，但有的人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得不到支持，有的人不能参加上级召开的会议，看不到与自己业务有关的文件。有的公方代表和支部书记管的事太多，使私方人员无事可做，在群众中毫无威信。有的公方代表、党员干部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严重；民主作风差，协商时，真主意，假商量，摆出一副改造者的面孔，使人望而生畏；作风粗暴，过分强调阶级关系，偏听偏信；对私方人员缺点错误过分挑剔，但自己有错误不检讨。公方代表对私方人员家属参加生产，没有一视同仁。如民建会会员于坤裕的爱人在明亚机器厂超额完成任务，没受到表扬，有人提意见，公方代表说：“要站稳立场，还是不表扬好。” + +　　他认为党与非党人员之间确实有墙有沟，现在是拆墙填沟的时候了。他建议：一、今后用人要根据德才的标准，不分党派、阶级成分，大胆使用，对党与非党干部提出同样要求，不称职的都要撤换。二、不要党政不分，不要以党代政。三、在合营企业中，订出公私共事制度，信任和支持私方人员。四、对中、小户放弃定息、加入工会问题，以及工资福利待遇问题、工龄问题、病假工资问题、资方代理人问题等，都要有明确的办法，才能各得其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五、要加强党内外的统战政策教育，宣传民主党派的作用，党员与非党员要交朋友。六、有些制度，如保密制度、会议制度等，要根据新形势作相应改变。他很同意安徽省委在整风计划中规定的机关、团体、企业讨论政策方针的时候，请民主党派有关人员参加的意见。 + +## 湖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向德在发言中首先介绍了湖南工商业者最近讨论什么事情什么原因阻碍了工商界的积极性的发挥的问题。 + +　　阻碍工商业者发挥积极性的主要原因是党的宗派主义。 + +　　他说，阻碍工商业者发挥积极性的主要原因是党的宗派主义。它表现在提拔干部上，党员不懂业务也提拔得很快，而非党干部却得不到提升；党员有特权思想，不遵守制度，评奖不公，不愿接受批评，党员犯了错误，不公开处分；党员对别人不信任，遇事不同非党员商量，不重视非党员进步；党员与非党员互不往来，看人说话，分别对待，等等。他说：这些缺点所以发生，往往跟上级党政领导机关的缺点是分不开的。比如今年１月湘潭市人民委员会召集副职以上财经干部会议，布置一季度工作的时候，手工联社公方在通知上批明要私方副主任去参加，可是私方副主任到会场以后，有人就要他退出会场。在公私共事关系上，强调阶级关系，不信任和支持私方，以致私方有职无权。又如有些小企业主生活困难，特别是在合营企业中的私方死后，家属生活无着，也没有得到解决。病假工资没有规定。有人要求摘掉帽子也没有被重视。 + +　　讲到工商界中的矛盾问题的时候，他说：我认为工商界中的矛盾跟一般人民内部的矛盾一样，但又有它独特的矛盾，即阶级矛盾。这一矛盾主要表现在公私共事关系上和定息问题上。 + +　　第一， 公私关系的矛盾，已集中表现在要不要公方代表的问题上。定息存在，私方就存在；私方存在，企业就是合营性质的。 + +　　有人说：现在的公私合营企业，实际上已经不是公私合营企业了。因为人权、财权、经营权已不属私方，盈亏与私方无关，只有一点定息，再把它叫做公私合营，就是教条主义。 + +　　我的看法不同。我认为虽然私方的三权没有了，企业利润的大小同私方的关系也少了，但这只是私的量的变化，还不是质的变化，只要有一点“私”的量存在，就仍有“私”的质存在，就不能说不是公私合营了。这一点“私”是什么呢？就是私方所得的定息。定息是根据私方在企业生产资料的定股来的。如果说有定息而没有私方，那末定息又是谁拿去了呢？既有私方又说不是公私合营，那末是谁同谁合营呢？ + +　　定息存在，阶级就存在；谁拿定息，谁就是资产阶级分子。 + +　　有人说，私方交出了企业，没有剥削工具了，因而也就没有阶级关系存在，也不需要改造了。 + +　　我认为不能这样说。首先，要弄清阶级的存在是有条件的。条件是什么？就是资产阶级还拿定息，定息是剥削性质的收入，因此，有定息存在就有阶级存在。从具体的人来说，谁有剥削收入，谁就是资产阶级分子，那怕他的工作岗位不在原企业，甚至不在合营企业，而在国营企业，在行政性质的局，在政权性质的人民委员会。一句话，阶级存不存在，谁是不是资产阶级分子，不能以是不是公私合营，是不是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工作来划分，而是以剥削收入的有无和多少来划分，不承认这一点就不能说服人。 + +　　放弃了定息，合营企业变成了国营企业，思想还需要改造。 + +　　其次，关于改造问题，特别是思想改造问题。资产阶级分子的思想改造，就是改掉资本主义思想，树立社会主义思想。思想问题，不能以阶级结构、基础及工作的变化来衡量。即使放弃了定息，没有了剥削，合营企业变成了国营企业，思想改造还是需要的。因此，我认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是脱胎换骨的、长期的工作。民主党派、工商联“万岁”，就是因为有这一个改造任务。提“万岁”，不是奉承你，使你开心，也不是笼络你的假心肠，而是向你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更大任务。就是说，前面的路还长着啦，不要急于下马，还要加油干。就是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事业是共同的事业，要求大家共同负责，长期负责干下去。 + +　　既是合营性质，就要有公方代表；要解决企业里所有的矛盾，还要 + +　　成立民主管理委员会。 + +　　有人说，要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把企业搞得更好，就要撤出公方代表。 + +　　我也不同意这个意见。企业既然是公私合营性质，就要有公方代表（但必须注意要发挥私方的积极性，使企业搞得好）。合营企业不仅有公方，有私方，还有工人，撤出了公方代表，即使解决了公私矛盾，但是还不能解决领导和工人的矛盾。所以，从合营企业要求来看，我认为要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它的成员有政府派来的代表，即现在的公方，有工人，有干部和私方。主任或主席由公方代表当，因为他是代表公有制的，即代表全民利益的。委员会有一套制度，照制度办事。有人说这样会不会削弱党和公方代表的领导呢？会不会放松对私方的改造呢？我看都不会的，相反的会加强。 + +　　领导，不是“我说了算”；真正的领导是发动群众的积极性，贯彻 + +　　国家和党的政策。 + +　　对领导问题，有三种看法：一说，所谓领导就是事事都管，而且非我点头就不算；一说，谁对某一件事提出一个意见和看法，即是包办，即是领导示意，即是真主意假商量（当然也确有如此的）；一说，有事和群众商量，接受了别人的意见，改变了自己的意见，就是放弃领导。这是从事务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观点来看领导问题。 + +　　我以为，真正的领导，就是发扬民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和完成计划。所以，领导不仅不怕群众，相反的要找群众。民主管理委员会正是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最好的组织。私方人员的思想，只有通过民主管理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分工负责，通过有职有权有责的具体工作，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和若干经验教训的反复锻炼，才能改造好。 + +　　有人不好意思在被剥削者面前拿定息，就想出了金蝉脱壳之计，建 + +　　议把定息变成存单或公债。 + +　　第二，李康年提出定息二十年，还有人提出发赎买存单或公债券，由银行发款。长沙工商界讨论了这个问题，有的同意二十年，多数不同意，但绝大多数认为用存单方式由银行发款为好。 + +　　我的看法恰好相反，李康年提出要定息二十年，他有自由，但不能用存单方式或公债方式，也不能由银行付款。为什么？我认为：大家都承认赎买政策是对的，但每每在口头上承诺了，转一个弯又想不承认了。 + +　　赎买就是承认生产资料、资本，实际是工人阶级的，工人阶级不愿强行拿回去，而愿意出钱给我们，所以叫赎买。 + +　　工人阶级的东西为什么到了我们手里呢？是我们剥削来的。剥削是不光荣的，可耻的。这点大家同意，但是有些人可能说定息不是剥削，湖南就有人这样说。这种说法当然站不住。人家只要问一句话：“定息既不是劳动收入，那么，不是剥削又是什么呢？”回答不出。有些人不好意思在被剥削者面前去拿定息，于是就想变一变，穿上另一件外衣，如存单、公债等等，象其他存款的人一样到银行去拿。 + +　　私方人员的病假工资比工人的还高；工商界是否想到这个规定也是赎买政策呢？ + +　　李康年提出定息二十年，他有这个自由。国家现在还没有法律说定息几年，那就可长可短，各人可有发表意见、提出要求的自由。我看这是各人对赎买政策的看法和觉悟不同的问题。何以说对赎买问题看法还各有不同呢？可以举例说明：私方人员的病假工资，国务院规定按困难情况、病假长短，定为５０％到７０％，不管非会员，不管工龄。这件事在长沙就伤了脑筋。叫私方病假工资少，是我们；现在说伤脑筋也是我们。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长沙工人实行劳保条例的有四万多人。病假工资，是会员的六月以内领６０％到１００％，六月以上领４０％到６０％，都要算工龄，非会员对折。只实行劳保合同的有五万多人是会员的，病假工资为４０％到８０％，不算工龄，非会员对折。此外还有无劳保合同的约二万人。以实行劳保合同的工人中的非会员来讲，病假工资只有２０％到４０％。就是说，最高只有４０％，抵不上私方的最低数５０％。实行劳保条例的非会员，只有３０％到５０％，最高数等于私方最低数。难道非会员的工人还抵不上资本家么？同在一个厂工作，彼此相处，待遇不同，请问如何处得下去？市人委和统战部、工会和我们商量，国务院这个规定不执行是不行的；要执行，又要看到这样做会使阶级关系更不好，工人对私方人员的观感更不好，从资产阶级着想，政治上是很不利的。我们商量好久，结果只有一条赎买政策大道理来向工人说服。难道除了这一条，还可以说出其他理由么？在私方人员是不是想到病假工资这个规定也是赎买政策呢？打不打收条呢？假如这个座谈会里还有工人，就不能只由我们讲话。难道他们就不怕病了无人理么？当然也可以说：“他们的病假工资也加上好了”，问题在于企业支持不了。现在还有不少企业连劳保合同都不能执行，如长沙建中织布厂，会员连３０％病假工资也没有。所以说，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不然矛盾会更加尖锐。 + +　　又要拿定息，又说“阶级关系不存在，你莫喊我做私方”，这不能服人。 + +　　末了，对定息问题，我不反对别人要二十年；但要求别人不反对其他的人不要；要求政府大公无私，一视同仁，要的就发，要放弃的就接受。这样，大中户就各得其所了。如果要了，又说“阶级关系不存在，你莫喊我做私方，不能以阶级成份看人”，那是不足以服人的。这里我还要说明两点：一、定息是剥削性质的，因此它是阶级关系和鉴别谁是资产阶级分子的标志；二、定息是根据企业资金定股来的，因此，要列作企业经济核算的支出，要在企业里发，不能作存单，不是公债，不能由银行付款，那样做会模糊事实和是非。 + +　　以上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一个根子。就是说，定息是根据私营工商业者在企业的资本来核算息金的，因此，它既是剥削，又不能和金蝉脱壳一样脱离开企业。也因此，还是有私方的存在，有公方的必要；有阶级存在，有改造的必要。但全行业公私合营实行定息制度后，与过去的公私合营不同了。在新情况下要有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才能把企业搞得更好。 + +　　（其他发言将陆续发表） + +## 合营企业里要不要公方代表？工商联里要不要党员秘书长？ 工商界在统战部召开的第九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 +## 温少鹤建议在公方领导下，实行行政集体领导 + +　　重庆市工商联代理主任委员温少鹤在会上反映了重庆工商界对公私共事关系、思想改造、定息及加入工会等问题的意见。他并提出了下列几点建议： + +　　（一）在公方领导下，建立企业行政的集体领导，实行行政负责制。企业的政策方针由公方领导，公私双方的行政负责人按行政职务各负其责，做到有职、有权、有责。 + +　　（二）中小户工商业者要求放弃定息的问题，只要条件成熟，应当个别的加以解决，并应责成合营企业的公方负责办理。资方代理人只要条件具备，也应该让他加入工会。 + +　　最后，他要求工商联继续帮助工商业者进行思想改造，继续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关心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帮助解决工作中生活中的困难。 + +## 吴家荪认为：公方代表制度现在不能取消将来可以取消 + +　　苏州市民建工商改造辅导处长吴家荪对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是否需要公方代表制度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 +　　他认为，当前私方人员对社会主义改造，有很大的积极性，本身还有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才能，一般都想搞好企业。但是还不能说他们已经完全没有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思想方法。有不少私方人员由于薪水已定，明哲保身，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有些人对社会主义事业，偶然还会出现怀疑和动摇态度。在这个思想状况下，他们是不能担负双重改造的领导责任的。 + +　　合营企业要以社会主义原则作为改造企业、领导群众的根本方针，私方人员更缺乏这种能力。 + +　　从当前客观条件来看，公方代表制度已受到全体工人阶级的拥护。合营后，工人热烈欢迎公方代表下厂，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今天要取消公方代表制度，必须考虑这一方面情况。 + +　　同时当前阶级之间的矛盾，虽然已经基本解决，但不等于说完全解决，工人对资产阶级长期以来所进行的残酷剥削的印象还很深。虽然工人阶级大公无私，从社会主义长远利益着眼，不念旧恶，但是阶级感情，不是马上就可以迅速转变的。在这一方面，还需要私方人员主动努力，通过工作积极缩短双方距离。我们不能忘记在合营前，企业中的主要矛盾就是劳资纠纷，今天所以劳资关系较好，相安无事，一方面固然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改变了，另一方面，也由于企业中有了公方代表，使公私关系掩盖了劳资关系。我们能否设想，取消了公方代表制度，就能保证劳私之间不会发生矛盾？发生矛盾的时候，再请政府仲裁，再请公方代表回厂，不是更麻烦？ + +　　从以上情况来看，目前取消公方代表制度，对生产、对企业改造、对私方人员的改造都是不利的。公方代表制度是有利于双重改造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一方面提高公方代表的思想水平和能力，一方面在于发挥企业的集体领导，既发挥公方代表在企业中的领导作用，又能发挥私方人员社会主义积极性。因此，研究企业中集体领导制度倒是一个非常具体而切合实际的问题，也就是研究如何健全民主管理委员会，加强监督。 + +　　现在不能撤出公方代表，那末将来是否可以呢？也就是将来是否可以让私方人员全部担当企业的领导责任呢？我认为是可以的，否则，就等于说和平改造不可能。如果将来不可能撤公方代表，那是执行政策有问题，即没有把私方人员思想改造好。私方人员改造到什么样程度才算好呢？我认为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对社会主义有无限的坚定信心，在社会主义事业遇到困难的时候，不仅不动摇，而且协助党克服困难，这也就是在思想意识方面，对社会主义只有积极的一面，而没有消极的一面。二、与工人阶级有共同的思想、共同的语言，就是在企业里只有一种同志关系，没有阶级关系。三、具备按社会主义原则领导职工群众的能力。 + +　　他说：提出取消公方代表制度，不单纯是消极性的表现 + +　　吴家荪说：有些工商业者，甚至是积极分子，为什么提出现在取消公方代表制度呢？我认为这正是目前合营企业中公私关系不正常的反映。（如对私方信任不足，关心不够等）具体表现如下： + +　　这些人提出取消公方代表制度，本身就带有积极因素，即表示他们敢于担当企业中的生产经营责任。看不到这一点，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犯错误。有些关起门来研究问题的经济学家，是不能体会私方人员的苦衷的，因而认为是消极性的滋长，或者是私方人员的轻狂、夸大和不要社会主义等等。因此，在肯定当前不能取消公方代表制度的前提下，必须满足私方人员要求有职有权的合理要求，这样才有利于双重改造。 + +　　最后，他建议：一、所有公方人员必须信任私方，让私方有职有权，消除一切人为障碍，充分给以工作上的条件，通过工作实践改造私方。今天指出公私合营企业中存在两重关系，为的不是要永远保存两重关系，而是更快消除两重关系。为了推动和督促公私双方贯彻以企业为基地进行双重改造的方针，建议市、县成立公私关系检查委员会，或者公私合营企业业务改进委员会，以党为领导，吸收公私双方代表以及民建会一起，负责协调公私关系，检查企业统战方针执行的情况，调动私方人员的一切积极因素，推动改造工作。二、在生活、福利等方面，对私方人员进行适当照顾。希望在疾病医疗、病假工资等方面适当由二千元的界限提高到五千元。 + +　　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孙孚凌建议，在不违背政策的原则下，公私双方意见有分歧时，不管正厂长是公方还是私方，都应听从正厂长的意见。 + +　　他认为李康年提出定息二十年的建议是不可能实行，也不应该实行的。 + +## 王达夫认为“思想改造到顶”的说法不符实际 + +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王达夫在书面发言中说，全行业公私合营以来，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不断增长，消极性不断减少，但消极一面仍然存在。消极的一面，已经不是利用生产资料在经济方面的不法活动，而主要是表现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不服气，患得患失，只看到自己是“财富”，看不到自己的缺点，骄傲自满，放松改造；有些人对定息七年还不满足，想要延长到二十年；对社会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的优越性认识不足，而习惯于资本主义的一套；争名夺利，私私不团结。所有这些消极性，虽然在党和政府的不断教育之下，逐步减少，但仍然是从民族资产阶级的本性所产生的，因此，否认消极性，认为“改造到顶”的思想，是不符合事实的。即使将来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思想残余还会长期存在，还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思想改造。 + +## 李忠义发表书面意见：反对“工商联不要党员秘书长”的主张 + +　　四川省工商联组织部长李忠义在书面发言中说：工商联的党员秘书长或副秘书长，是由执行委员会选举或聘任的，党员是他个人的政治身份，他的职务是工商联给他的，不是共产党给他的，他在工商联的主张、建议，只能代表他个人的意见，不是代表共产党的意见，他应当接受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的领导，遵守工商联的制度。因此，我认为党员秘书长或副秘书长在工商联应当是居于工作人员的地位，同其他工作人员是一样的。 + +　　不可否认，有的党员秘书长严重地存在着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共产党派到工商联来的钦差大臣，骄傲自满，独断专行，在工商联至高无上。但应当指出这是缺点，工商联应同对其他工作人员一样，采取批评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不要”的办法。 + +　　现在反映的党员秘书长的缺点：一种是没有把同主副委、非党员秘书长关系搞好，即是没有做好团结工作；一种是在工作中包办代替。我认为，凡是关系问题，两方面都有责任。一般来说，关系没有搞好，党员秘书长负的责任应当多些，但是，不能因此就主张“不要党员秘书长”了。否则，假定有人问，“工商联的工作人员或非党员秘书长中，也有把关系没有搞好的，未见主张‘不要’，党员秘书长没有把关系搞好，为什么就主张‘不要’呢？”至于包办代替，当然是缺点，但这是在做工作中的缺点。社会主义改造是新的工作，没有成熟的经验，在工作中难免不发生缺点。何况存在这些缺点的只是少数人，而且有的已改正了呢。 + +　　因此，我不同意有人所主张的“工商联不要党员秘书长”。 + +　　他还举了几个事例，说明党员秘书长在下面是受欢迎的。 + +　　四川绵阳专区十五个县，工商联的秘书都是党员、团员，大多数同主副委的关系都搞得好，不大好的只有一个县。重庆市、宜宾市工商联的党员秘书长同主副委、非党员秘书长关系也搞得很好，重庆市工商联的党员秘书长调走时，主副委、非党员秘书长都曾一致挽留。四川省工商联也有党员任副秘书长的，四年来，他同主副委、非党员秘书长之间关系很好，尊重主副委的意见，尊重非党员秘书长的职权，一切事情协商办理，统战部找工商联研究、布置工作，也是找主副委同秘书长，并不直接找党员秘书长而迈过主副委这一层领导，因而，关系既搞得好，工作也很顺利。 + +　　上海提篮桥区舟山路有兴面馆的私方陈炳煌在书面意见中，反映有些小户生活困难，原因是合营前，为了克服企业困难自动减了薪，合营后工薪没有恢复，定息又少。他要求政府帮助解决。 + +　　 ---- 原载1957年5月26-28日《人民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69.txt b/CCRD/1/3/2/00066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276580c806c96cb743696b64c913679016e8d4f --- /dev/null +++ b/CCRD/1/3/2/000669.txt @@ -0,0 +1,15 @@ +# 北京师大学生准备派代表到党中央请愿 + +　　<新华社记者　丁宝芳> + +　　新华社北京26日讯　北京师范大学今天上午有学生代表准备到党中央请愿。学生们认为现在学校党委已不能领导整风，要求中央派工作组来学校领导整风，撤换何锡麟(学校党委第一书记)副校长。 + +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中文系教授穆木天(脱党分子)在小组会上揭发何锡麟校长乱搞男女关系的事情后，穆木天说领导上就从此打击他，他并在5月22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我的呼吁”。这一来这个事情就在学生中传开了。24日下午党委副书记张斧和宣传部部长张刚动员学生进一步大“放”大“鸣”时，对于何锡麟的事件作了解释，说何锡麟乱搞男女关系是在到师大任职以前，而在1954年和俄语系一研究生只是关系比较密切，后来又作过检讨等语。在解释评穆木天为二级教授的理由时，又说群众对穆木天很不满意，说在一次工资评级座谈会上，王古鲁教授骂穆木天是叛徒，因为他是脱党分子，而穆木天也骂王古鲁是汉奸。学生听了这些解释后，情绪大为激动，认为学校党委领导有宗派情绪，包庇何锡麟，并在这样的大会上，揭露党外老教授的缺点是别有用意的。因此立刻就贴了很多大字报，批评张斧、张刚是用宗派主义参加整风。 + +　　这个事件到昨晚就更发展到顶点：俄语系党支部在学生组织的“自由论坛”上彻底揭露了何锡麟的乱搞男女关系，因此学生就更认为张斧、张刚闹宗派，欺骗学生。据党委会赵树荇对记者说：张斧、张刚的报告事先没经过很好讨论，所以很多话都有毛病，学生这种情绪是正常的。“师大教学”(校刊)的编辑刘福惠对记者说：目前师大党委没有人好出面说话，只有副书记方铭在群众中还有些威信，但他没有表示出对领导这次整风的信心。 + +　　北京师范大学除“何(锡麟)穆(木天)事件”外，还有“谢昕事件”(谢在肃反中被监禁一年又四个月，她在昨晚自由论坛上提出控诉)、“李筠(中文系党支部书记)事件”(在李筠主持的一次教授座谈会上，一位党员批评党外教授穆木天，学生认为李筠是把整党变为整群众)和“张斧、张刚拉拢朱启贤入党事件。”等三个事件。“张斧张刚事件”据说前几天张斧、张刚曾专门拜访朱启贤，问他是否要入党，如要入党可以给入党申请书，朱启贤说，“现在是整风，不是暂不吸收入党吗？”张斧、张刚说“高级知识分子可以例外”。而朱启贤就对同学说及这个经过，认为张斧、张刚在这个时期要他入党是拉拢他入党。 + +　　今天中午，学生还在继续张贴大字报。据说，今天下午五时后，学生还要组织自由论坛。 + +　　 来源： 1957年5月27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74.txt b/CCRD/1/3/2/00067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d8eabcddb5bc169479113346fc94d362414719 --- /dev/null +++ b/CCRD/1/3/2/000674.txt @@ -0,0 +1,13 @@ +# 北京高等学院里几个值得注意的情况 + +　　<新华社记者　丁宝芳、朱彬> + +　　新华社北京27日讯　今天记者和高等学校的人士接触时，感到他们中间有如下几个思想情况值得注意： + +　　第一，他们认为中央是在“放”，但人民日报等党报似乎在“收”，是在有选择的登发言。北大世界史教授杨人楩说：有些摸不到党的底。尤其是学生的活动不报道，他感到不知道党对学生活动的看法。学生中间要求介绍北大学生情况的很多。人民大学校长在学生中动员大“放”大“鸣”时，学生们纷纷递条子。要求学校领导介绍北京大学学生“放”“鸣”的情况，并要求对北大学生的作法作出评价，学生们在条子中说，26日他们到北大去参观，认为大字报、自由论坛在整风运动中起的作用很大。他们责问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为什么没有报道。有的条子还要求学校组织参观团去北大，也要求设自由论坛。学生们要求领导上公开答复对贴大字报等的看法。据北京工业学院反映，部分同学在星期日(26日)去北大后，27日大字报就立刻纷纷贴起，学生们也准备搞自由论坛。26日光明日报登出北大学生开辟民主墙的消息后，学生们就问为什么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不登这个消息。许多党员干部也有这样感觉，现在实际做法是一套，而报纸宣传的又是另一套，这两者之间的距离较大。 + +　　第二，清华教务长钱伟长、教授孟昭英、北大杨人楩等人今天在北京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都提出这样一个意见，党外提出的批评已经很多了，现在看来有好多问题是共同性的。如以党代政、提拔干部偏党员、偏听偏信、肃反、党员的特权和优越感、党员不懂业务而要领导业务、党员已很少吃苦在先享乐在后的品质……集中起来说就是宗派主义问题。孟明英认为党脱离群众的情况从“三反”以后越来越严重。以上都是普遍性的问题，应该高级组织作检查分析。并希望有些问题立即处理，给人看出边整边改的迹象。杨人楩并提出了现在学生中间的几个切身问题，如毕业生分配方法、有些专业的毕业生的出路问题、投考高等学校时学生的志愿投考，现在一年级学生要求按自己志愿转专业等等，高教部可以很快就开一个座谈会，提出自己的办法，然后在报上公布，迅速的安定学生的心，使学生的活动引导到健康的道路上去。 + +　　第三，一般党员在目前阶段里为什么不发言，北京市高校党委会已接到十多封来信询问这个问题。钱伟长认为这种情况就是关门整风，党外提了许多意见，只拿到党内小组会上去讨论，而在公开场合党员又不提意见，这种做法是关门或半开门的做法。他认为要真达到拆墙的目的，就应该公开整风。意指党员也应和群众一起提意见，讨论分析缺点时都公开进行。钱伟长还认为从今日起学校党的工作就应该公开进行。 + +　　 ----来源： 1957年5月28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75.txt b/CCRD/1/3/2/00067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b179639d1610704fd47caf79e84ab28a65718a7 --- /dev/null +++ b/CCRD/1/3/2/000675.txt @@ -0,0 +1,43 @@ +# 北京许多学校的党员左右为难 + +　　<新华社记者　朱彬> + +　　新华社北京27日讯　今天北京各高等学校里有如下一些比较特出的问题： + +## 四个学校学生要求撤换领导 + +　　师大、北大、工艺美术学院、矿业学院等院校有些学生公开要求撤换领导。北大在今下午的一个群众会上，学生反驳江隆基提出的控诉会的形式是处理敌我矛盾的斗争形式。有一个名叫张银生的学生在台上指着江校长说：“你的愿望和你的能力不相称，你对自然科学又不了解，我劝你辞职吧！”江隆基回答说：我如果真能辞掉职，叩头感谢。矿业学院的大字报上骂党委书记魏明为“伪明”，责问老干部们(其中部队来的很多)：这里不是战场，你们来干什么的。工艺美术学院的教授认为现在党委书记王金瑞等人不能领导，已组织了整顿学校委员会。 + +## 党员积极分子被攻击 + +　　各个学校里党员和积极分子被攻击得很厉害，俄语学院编了一个吸收党员的新八条讽刺党员：1、具有捉摸不到的阶级觉悟；2、靠近组织——常和一些党员嘀嘀咕咕；3、立场坚定——对领导唯唯喏喏、唯命是从，向下贯；4、对人好——不冷不热；5、对事慎重——模棱两可；6、学习工作好——成绩不妙；7、优点不明确，缺点不突出；8、出不了大乱子，起不了大作用。 + +　　矿业学院把党员的缺点编成十四条例，出国留学是党员，两分能升级是党员，领补助金是党员，住好房子、升级提拔、当科长主任、出外进修、半年不工作照拿工资、优先安插亲戚朋友工作、不是高级知识分子享受高级知识分子的优待证、不会跳舞拿高级舞会的票子等等，每一条都是党员。 + +　　俄语学院还为积极分子编了打油诗：整人时——东奔西跑，开了大会又小会，动员他人废寝忘食，组织纪律整他人，觉悟强、立场稳。整党时——束手束脚举步不前，群众开会无动于衷，装聋卖傻，觉悟党性何在? + +　　许多学生再三要求停课整风，有的认为和风细雨的政策不正确，有的在给北京市委的信上责问：为什么整党外狂风暴雨，而整党内和风细雨。北大一个实际上叛党的党员时荣章(他的具体情况见二二一四期内参)给毛主席的信上提出，根据北大的情况，中央整风指示过时了，对群众觉悟估计不足，整风工作两不误实际上做不到。 + +　　在这种情况下党员和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都感到压力大，左右为难。北京医学院26日晚药学系学生开会讨论找总理请愿，当表决时，党支部委员感到不好表示态度，悄悄地走了，今天大字报上就批评他。现在有些党员发言就被群众责为压制批评，不发言又要遭到批评，处境为难。矿业学院的党员们有些畏惧情绪，顾虑将来整自己时不知怎样整法。 + +## 有的学生借题发挥 + +　　俄语学院、矿业学院里有些学生找题发挥。去年的今天俄语学院有一个名叫李元华的学生参加负重赛跑因累过度而死了，今天正好一周年，有几十个学生白天去扫墓，晚上又搞追悼会，请校长和高教部部长参加，他们准备在这个会上控诉领导上的官僚主义。矿业学院有四个学生过去在实习中因发生事故而伤亡了，现在学生们也要求开控诉会。 + +　　多数学校里对肃反问题和由此而来的人事制度问题仍继续提批评意见。其中有一个较普遍而又很难处理的问题，他们要看档案，要求党团支部拿出“黑名单”，即领导上划分的左中右的名单，北京医学院以“检查命运的时候到了！”为横标题出大字报，要求领导拿出档案来，并迅速的公开答复。清华也有同样的大字报。 + +　　在清华有两张大字报值得注意：(1)要求办大学生联合报，不能让中国青年报独霸下去。(2)要求公布胡风的处理情况。 + +## 北大值得注意的四个问题 + +　　在北京大学27日有如下几个情况值得注意： + +　　第一，两个团员助教从美国报纸上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次大会上的秘密报告摘要翻译写成大字报公布了。摘的主要内容是苏联肃反扩大化情况，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和宗派主义的一些情况。在这个大字报上附加说明，公布的原因是为了帮助党整风，帮助党更深入的认识“三害”的为害性。接着又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批评这样做不好，提出三点理由：(1)美国报纸上的东西不可信，不要做杜勒斯的传声筒。我们中央没公布，赫鲁晓夫本人已否认了。(2)公布这个是立场问题。(3)即使是真实的，在高干中传达过了，在一般群众中没传达，怕思想混乱。在这张大字报后又有人贴出反驳的意见，可怜的书呆子，你们做了愚民政策的俘虏。还有写道：这个材料公布很好，帮助我们了解斯大林的功过是否三七分。 + +　　第二，天津南开大学有两个学生(团员)在北大学习，一个叫金怀诚，一个叫刘敏修。他们在上周四先写了十张北大的大字报给南开，在信中说大学生应继承“五四”的传统，毛主席的三好限制青年人的脑袋。南开的团支书接到信后就把大字报和信公布了，南开顿时就出现了很多的大字报。星期天(26日)这两个学生由北大回南开，先参加了学生会的总干事会，在会上介绍了北大的大字报，自由讲坛、控诉会，都只说好的一面，缺点的一面一字不提。后来中文系的学生又把他两人请去作报告，他们又重复了在干事会上的话，演说达两小时。台下就有人问他们这样做有什么目的，有什么企图。他们答：南开的劲头不足，为了推动整风。下面又问，要什么劲头。这里有什么劲头不足弄得这两人不知所措，窘了一场后，他们宣布自己有肺病从讲台上跑下来了，最后说我们已六天没上课了，弄得全场哈哈大笑而散。当天晚上学生会还请他两人再次在大会上报告，党委会的负责同志并表示大字报虽不是最好的形式，但也可以搞，并辟了民主墙，设立了自由讲台。当晚北大又一个学生何华琴去南开，27日又有四个人去南开，他们准备在南开哄起来后很快就到济南去，然后再南下，把北大的经验推广到南方各大学去。 + +　　第三，在北大的各国留学生对目前中国学生活动的情况有如下反映：朝鲜学生：看到一些具有反动性的大字报时，要写大字报反驳，被劝阻。他们很耽心发生匈牙利十月事件。捷克的学生很感兴趣，并且照了相。捷克大使馆也有人去看了大字报照了相。印度学生认为这次整风具有世界意义，比苏联1924年整风规模大，事先毛主席作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他们认为只有中国能这样搞，而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基础差，搞不起来。匈牙利学生对本国十月事件的称呼已由过去称革命而改为称事件，他们怕在北大再发生匈牙利同样的事件。南斯拉夫的学生不表示态度。波兰的学生怕他们也要参加整风。 + +　　第四，25日晚上在厕所里发现反动标语：“打倒共产党！” + +　　----来源： 1957年5月28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原题为：“北京许多学校的党员左右为难有四个学校的学生公开要求撤换领导北大有学生南下传播经验”。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76.txt b/CCRD/1/3/2/00067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4dd9dbc8301388ac696a5460753eef225c4e698 --- /dev/null +++ b/CCRD/1/3/2/000676.txt @@ -0,0 +1,33 @@ +# 法学界人士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召开的座谈会上 提出对我国法律制度的意见 + +　　<《人民日报》> + +　　新华社２７日讯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今天下午邀请法学界人士举行座谈会。 + +　　参加座谈会的有政法学会在京理事，高等学校的法律教授、讲师以及在各机关工作的法学界人士等共九十多人。中央政法机关的党员负责干部也参加了座谈会。 + +　　政法学会副会长吴德峰在座谈会开始的时候说，首都法学界人士散布在各个机关和学校。他们有些意见已在所在单位提了，但有些人觉得有些与法律方面有密切关系的意见还要专门开会提一提。因此，政法学会决定开这个座谈会，希望法学界人士大胆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改进工作。 + +　　今天在座谈会上发言的共五人。 + +　　兰州大学副教授吴文翰首先发言，他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中国法学界具有“招魂”的重大作用，因为中国法学界老的一辈被一棍子打死了，新的一辈被教条主义迷住了窍，所以都需要“招魂”。吴文翰说，解放后，全国各地的法学院大都被取消、解散和归并，存者无几。兰州大学法学院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在思想改造和司法改革运动里，学过旧法学的人遭到了更大的歧视和打击。党和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润泽了枯树衰草，复苏了吓掉了魂的人。 + +　　吴文翰认为，现在有一部分领导干部有法律的虚无主义思想，忽视宪法，认为以党代政是当然的，党的命令高于法令，党员个人的言语自认是“金科玉律”。这都是违反法制的。他说，在整风的今天，要“慎刑”，要根据“八大”的精神，强调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对于过去错判、误判的案件，由司法、检察等机关进行调查平反；对于个别故意“出入”人罪的违法行为，也应该进行处理，作为建立法制风气和加强法制的先声。 + +　　吴文翰说，现在在法学界中间有一道无形的“沟”和“墙”存在，宗派主义者要负主要的责任。要整风先要整这个宗派主义。其次是必须沟通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关系，废除不必要的保密制度。在法律科学的学制方面展开讨论。吴文翰并且建议迅速设立法学研究所，也可以考虑把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与法学研究所合并成法学研究所。 + +　　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吴家麟在发言中着重谈到对我国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意见。他说，人民代表大会制是优越的，比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有无比的优越，但我们在运用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有毛病，甚至有严重的毛病。领导干部在对制度的运用中存在不少问题。党是人民代表大会制的领导力量，但两者应有界限，应有所区别，既要实现党的领导，又不能以党代政。以党代政就牵涉到政治制度问题。吴家麟说，有些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没有按规定召开，开得也不及时。中央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虽然好一点，但也不正常。有些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形式主义偏向，没有常务机关，也没有常设委员会，在闭会期间不能监督政府工作，没有真正起权力机关的作用。 + +　　关于法律制度问题，吴家麟说，要作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有些部门没有作到有法必依。中央最高领导机关法制观念也不强，甚至还有不遵守法制的现象，应该坚决纠正，否则上行下效，贻害无穷。他举例说，１９５５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撤销新疆省建制和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决议，而宪法第二十七条第十一款规定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划分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又如１９５５年７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授权常务委员会制定部分性质的法律，而宪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又如选举法第四十四条规定选民名单应在选举的三十天以前公布，但国务院关于１９５６年选举工作的指示则规定“争取在二十天左右完成一个基层单位的选举工作”。 + +　　吴家麟最后提出四点建议。一、健全政治制度，调整失调的一些环节，并正确运用这个制度。二、加强立法工作，把立法活动提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日程上。三、加强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民主和法制教育，中央领导机关首先在严格遵守法制方面做出榜样。四、开展法学研究工作，重新审查法律教育制度，改进政治法律学会和法律出版社的工作。 + +　　内务部研究员洪鼎钟提出三点意见：第一是政法学会的联系面太窄，忽视了法律科学知识的普及工作，没有适当地把法律科学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一步，许多潜在的力量没有发掘出来；第二，目前需要作些科学进军前的准备工作，要补足一切必要的基本知识。第三，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一些外国书籍在翻译方面有错误，但又不虚心听别人意见。 + +　　国务院参事李祖荫认为如成立了法学研究所，那就可以把我国法律研究工作提高一步。他还建议政法学会要建立年会制度，使年会成为法学界争鸣的论坛。政法研究杂志可由两月刊改为月刊，使之成为全国法学界人士争鸣的园地。他最后希望政法学会可以把老解放区和解放后的法制经验总结一下，把毛泽东主席在许多著作中表现出的法制思想加以很好的研究。 + +　　现在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的前武汉大学副教授张鸿增说，这次整风首先要整法学教育工作上的宗派主义。他在讲话中着重地批评了前武汉大学法律系副主任、党总支书记李文钧的宗派主义作风。 + +　　座谈会将继续进行。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2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79.txt b/CCRD/1/3/2/00067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0bab8acefddc3933fdb39aaa186ecc6508845e --- /dev/null +++ b/CCRD/1/3/2/000679.txt @@ -0,0 +1,21 @@ +# 青岛市在“鸣”、“放”中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 +　　<王影、傅洪德> + +　　新华社青岛27日讯　青岛市目前在“鸣”、“放”中出现了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 +## 工商业者对“鸣”的顾虑越来越大 + +　　据该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张克俊、周棣轩反映：该市的许多工商业者本来就不敢大胆地“鸣”，怕“鸣”了以后，所在企业的党委和公方代表给小鞋穿。特别是当他们看到新华社20日发的“上海老工人集会座谈当前工厂企业内部的矛盾问题”的新闻以后，越发不敢大胆的“鸣”了。许多工商业者认为他们是被改造的阶级，要“鸣”的自然是毒草，被改造还能是什么鲜花?因此，这个报道给他们的压力很大。周棣轩向中共青岛市委建议，最好等工商业者把问题都暴露出来后，工人阶级再开始争论。 + +## 边放边收的作法激怒了老教授们 + +　　山东大学的党委会在最近一个时期的“鸣”、“放”中，一面在学校里召开各民主党派座谈会，征求教授和讲师们的意见，帮助党整风；一面又给全校学生出了“人民内部矛盾是怎样产生的?”、“怎样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你认为本校上下、左右之间都有那些矛盾?”等三个讨论题，让学生来揭露学校里的矛盾。结果学生们对党委并未提出什么意见来，倒是给班主任、系主任及本系的教授、讲师们以及肃反中的积极分子提出了许多批评，而且意见提得也较尖锐。这样一来，就惹火了老教授们，有的甚至拍桌子大发脾气，他们提出质问，党委为什么这面发动他们给党委提意见，那面又发动学生给他们提意见? + +　　另外，山东大学的教授和讲师们对该校党委会发出的5月18日下午召开座谈会的通知里，只提出揭发与批判党委领导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未提宗派主义，极为不满。他们说，在这个“通知”里竟删去了“三大主义”中间的一个——“宗派主义”，难道说党委领导发现不出有“宗派情绪”的事实吗?这明明是画个圈儿让大家去“鸣”、“放”。 + +## “鸣”、“放”还处在混乱状态中 + +　　据了解，由于“鸣”、“放”缺乏组织领导，民主党派在青岛市的地方组织中，有的成员一天接到三、四个邀请参加座谈会的通知，不知到那里去好，有的人已经把同样的意见说了四、五遍，象说书一样，自己也觉得“麻”了。同时这样一来，也势必严重地影响到他们的工作和教课。有的人认为目前光“鸣”、“放”，不见下文，就会使大家泄气。青岛市政协副主席周志俊为此曾向中共青岛市委提出如下建议：目前应有组织地召开一系列的会，使大家有“鸣”、“放”的舞台来广泛地鸣，有啥说啥；以后再集中一些重要问题作专题讨论，作到有“鸣”有“争”；第三步就要有解决问题的实际行动。因为不是每个“鸣”、“放”都是全面的、正确的，到执行时就要由党来裁判，要走群众路线，最好是定期召开民主党派联席会议研究讨论，把意见分为四类来分别对待：第一类地方能解决的立即解决；第二类报中央决定；第三类根本不能解决的，实事求是地加以解释；第四类不能作结论的，可以继续“鸣”下去。他说，如能这样作，大家帮助党整风的劲头就会越来越大。 + +　　来源：1957年5月3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82.txt b/CCRD/1/3/2/00068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9c27c007d5705c7dc18b7472186901c97cac8d9 --- /dev/null +++ b/CCRD/1/3/2/000682.txt @@ -0,0 +1,19 @@ +# 怎样保证整风和工作两不误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单位的整风在不耽误工作的原则下进行。整风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改进工作。克服了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等不良倾向，全党懂得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强了党和党外广大群众的团结，党和国家的各方面的工作必然面貌一新。中央的指示要求把整风运动同改进工作结合起来，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结合起来。因此，在整风运动的过程中，各方面的工作需要不断地有所改进。但是，整风运动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而不同于一般的检查工作和改进工作。因此，在整风运动中，既需要防止脱离实际不同改进工作相结合的关门整风的偏向，也需要防止把整风运动和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日常工作混为一谈的作法。 + +　　关门整风，不但要妨害工作，增加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矛盾，而且整风运动本身也会受到影响。只是抽象地谈论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而不改进某些可以立即改进的工作，那是非常有害的。这将会使广大的党员和人民失望。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把整风运动仅只简单化为解决当前工作中的一些问题，那也不可能达到中央所要求的“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的目的，在今后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中，将仍然不能避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缺点和错误。就是解决当前问题，如果不真正掌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也有可能使矛盾更加复杂和尖锐起来。 + +　　不管整风运动和改进工作结合得多么密切，二者之间还是有矛盾的。进行整风运动必然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而目前，经济、文教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十分繁忙和紧张，有些部门还面对着许多必须立即着手处理的矛盾。因此，如果整风和工作的时间安排得不够妥当，就很容易顾此失彼，甚至两头都误，一样也搞不好。 + +　　怎样恰当地安排整风和工作呢？大多数领导机关在制定整风计划的时候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首先，根据中央的指示，各地区的整风一般地先从高级机关和大专学校的党组织开始，其余的单位都放在后一步。为了集中力量，达到有系统地透彻地解决问题（包括思想问题和具体工作问题）的目的，这样分批进行是完全必要和完全正确的。其次，在整风的单位中，很多整风领导小组提出要对工作进行安排，分别轻重缓急，对主要的必须做好的工作，就预先安排，集中力量保证一定做好；次要的工作中，可缓做的就缓做，可不做的就不做；必须要做的，工作方法也要力求改进，减少会议，减少表报，以减轻大家的负担。这种安排也是十分必要的。不仅开始定计划的时候要进行安排，而且在整个运动期间，领导小组都需要不断地对工作进行调整和部署。工作有季节性的单位，要注意把整风集中在工作较少的季节中；在领导干部中间，哪些人着重领导整风，哪些人着重领导业务，有些单位也都做了适当的分工。这些措施，对于保证整风和改进工作都有积极作用。 + +　　除了许多单位所已经采取的措施以外，我们觉得，为了使整风与工作更好地结合，还需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 +　　第一，整风运动的时间不宜太短。这次整风运动的内容十分丰富，又要求用严肃认真、和风细雨的方法，真正做到明辨是非，以理服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没有充分的时间就很难达到这些要求。而整风运动又不可能过多地占用工作时间。不管怎样安排，差不多每一个系统都有许多急迫的重大的任务需要投入很大的力量，比如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增产节约运动、争取农业大丰收等等。放松这些工作，我们就要犯大错误，就会增加人民内部的矛盾。因此，要保证整风和工作两不误，只有把整风运动的过程适当放长一些，这样既保证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进行整风，每周整风学习又不致太多占用工作时间。有些单位目前似乎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比如，在中央国家机关系统中，就有个别单位计划用两个月或三个月的时间结束整风运动，我们觉得这种作法是值得考虑的。如果按照多数单位每周用两个下午的时间进行整风学习，两个月中总共才有十六个下午的时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要把整风运动搞好，显然是不大可能的。如果过多的占用工作时间，每周拿出三四个下午甚至更多的时间进行整风，虽然整风的时间可以多一点，只是很难持久，不管那个单位的工作，都很难压缩到这个程度。等到工作受了影响，回头再来重新调整的时候，整风运动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其结果仍然是两误。这些单位的领导同志也可能是害怕整风时间拖久了会影响工作，实际上这样做却会既妨害工作又影响整风。希望这些单位的领导同志能考虑到这个问题。 + +　　第二，整风运动可以甚至必然会波浪式地起伏前进。整风运动的过程既然不可能太短，在这一期间，很多单位都难免会遇到一些紧迫的重大的需要全力以赴的任务。这个时候，整风运动就需要稍稍停顿一下或者减少一些时间。比如，汛情紧张了，水利部门就必须全力进行防汛。而且整风既然需要认真地解决复杂的思想问题和具体工作问题，就不可能设想整个过程都是平铺直叙地等速度地直线前进。更不可能要求对于有关的一切问题在运动中自始至终都平均地给予相等的注意。相反，实际的运动将不可避免地一时遇到这个重点，一时遇到那个重点，从而形成这样那样的段落。负责领导整风的党组织，不要强求所属单位都保持同一的进度，也不要强求各个单位都毫无间歇地一鼓劲把整风运动搞完。因之，对于整风运动，要防止一般化和公式化的领导，要求因时、因地、因事制宜，进行具体的实事求是的领导。只有这样，整风运动才能生动活泼地向前发展。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2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83.txt b/CCRD/1/3/2/00068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219ac7e7585e0a8db3e0b16f39d750e0b8d0d24 --- /dev/null +++ b/CCRD/1/3/2/000683.txt @@ -0,0 +1,63 @@ +# 专家教授在农工民主党座谈会上提出很多意见 + +　　<《光明日报》> + +　　本报讯 中国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员会，24日举行科学教育界座谈会，到会的有冯友兰、张申府、宗白华、胡明、周太玄等二十余人。从一些教授在座谈会上反映出的情况看，教授们在“鸣”“放”声中，还有顾虑：怕挨闷棍，怕挨冷箭。特别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些教授，表现出忧虑更大。中国农工民主党成员、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教师张含清在会上立即表示说：坚决相信共产党，大胆揭露矛盾；如在坐的有人事后遭到报复，农工民主党要出来替他们撑腰。 + +## 教育统计学被一棍子打死 + +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友松说，解放之后，搞教育统计的，被人一棍子打死。现在在全国的高等学校里，没有人学教育统计学，也没有人教教育统计学了。研究了二十几年教育统计学的人，也放下了。 + +　　他说：我们向教育部要材料讲课，不给，说是保密。我们教教育学的，对今年中等师范、中等学校等等全面情况不了解，能教好书吗？学生问到了，自己不知道，像话吗？我是个大学教授，教育的全貌材料，从教育部里拿不到，最近却从日本的出版物上看到，这像话吗？我们搞了几十年儿童心理、课程论的人，研究了一辈子语文教学法的人，都一概否定，一棍子打死。我们的教育工作，还没有由内行人来办。 + +　　陈友松教授还说：师范教育，是人民教育事业的重工业，百年树人，在此一举。但今天许多学生，都不愿做小学教师。如果光用思想动员，来使他们安心，这种做法，是太唯心了。要求领导部门应切实改善对小学教师的待遇。 + +## 有的党员既不学业务又不学政治 + +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研究员贺昌群批评党员有既脱离业务，又脱离政治的不正常倾向。他说：党员只是忙于看文件，学习业务的空气非常稀薄。我接触科学院的一些党员就是这样，好像学习业务，就是非党员的事。把自己超乎业务之上。就是学习政治的空气，也不浓厚。好像是党员，天然的就有了政治，用不着学习。这是很不正常的。虚心、谨慎、戒骄、戒躁，是中国优良的传统，没有很高的修养，做不到。但有些党员，只是把这些话挂在口头上。 + +　　贺昌群还着重提出：科学规划，要求十二年内赶上国际水平，这给我们是很大的鼓舞，但决不能由此而把科学研究，看得太轻易。科学研究，需要时间，是一点一滴的功夫的积累，不能用搞运动的办法，来搞科学研究工作。 + +## 名为教授实为贴报员 + +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庭杰，就他个人这几年的遭遇，倾诉苦衷。他说：我是教授，但我在师大不是做的教授事情。我校有一位助教，是党员，原来是我的学生，很快就升到讲师，后来却做了我的领导。 + +　　这位助教升讲师后，对人态度就不同了。过去叫我老师，后来叫我老何，进而叫我何庭杰。 + +　　我是由教育部派到辅仁大学讲政治课的，辅大和师大合并后不久，不知何故把我撤职了，把我调到资料室在资料员领导下，当个贴报员，并要我擦桌子、扫地。在资料室病得很重，经医生证明，请假还不行，还要把资料带回去贴。去年评级把我降了级。我希望把问题搞清楚。 + +## 老教授被整的发抖 + +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朱启贤说：师大邱椿老教授，这几年被整的很厉害，患了高血压，事虽过去，但一提到师大，一看到党员，他就害怕，心就发抖。学校负责人虽不止一次的去看过邱椿老教授，向他道歉，但整他是在群众中整的，现在道歉，谁也不知道，别人看邱椿教授，还以为是“反动的”，连他的女儿，也感到抬不起头来。应该公开恢复他的名誉。他还举他自己的事为例说：我刚回国时，听人说：现在不能自称“老子天下第一”，只能称“老子天下第六”。我到学校，将这些话讲给同教研组的教师听。思想改造时，大字报、校刊，就用大字标题，批评我狂妄自称“老子天下第六”。钱俊瑞副部长在大庭广众作报告，也提出批评。实际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外人不知，还真以为我是那样狂妄的人。事后真相明白，师大党委向我道歉，但批评我是用的大字报、校刊，道歉却外人不知道，影响还留在群众中。朱启贤教授说：我看到报上登出罗隆基的一个建议，要求组织一个有民主党派参加的委员会，来检查这几年在各次运动中遗留的问题。我完全同意。 + +## 不要只听欢呼声 + +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胡明在发言时，首先表示上次光明日报刊登我的发言，有点申明。我的意思是说，以前没有唯心主义的争鸣，现在有了唯心主义的争鸣，但不是用唯心主义来代替唯物主义。不能把唯物主义预先贴上标签，必须经过反复争论，才能弄清真理。 + +　　接着他谈他解放后的观感。他说：在大革命后，我脱离了党的组织，但在宣传马列主义上还是尽了自己的力量，这是有书为证。这也说明我对社会主义事业是热爱的。解放后我自己也作了批判。但我还是遭到无情的打击，令人寒心。关于知识分子，我认为基本上只有两种，任何朝代都是如此。一种是表面拥护，崇拜个人，实则有损于党。但容易取得某些爱好个人崇拜者的信任。一种为耿直之士，所谓有“棱角”的人，敢于提意见，表面上好像对党有距离，实则是真诚拥护。对这两种人要有正确的评价。否则养成歪风，只爱听一片欢呼声。 + +## 人事干部是个娃娃班 + +　　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叶子刚说：现在许多业务部门，不管有无需要，都设立了科学研究院，研究院的牌子满天飞。有的挂了牌子，没有人；有的只好拿行政人员，去做研究工作。这是浪费人民的小米。 + +　　谈到铁道科学研究院的问题，他说：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内部矛盾很多，开了几天会，揭出的矛盾就有二千多条。我是研究员，我的助手是一位留苏副博士、中共党员。实际上是他领导我。他出差了，工作才叫我代理。他说：这位副博士，年轻、党员、留苏，我呢？年老、非党员、留美，就是总务科，也是照顾他，不照顾我。在这种情况下，党群关系，可想而知。做人事工作的，是个娃娃班，这些娃娃，根本不懂得我们这些人有什么成就和专长，我们的成就、专长，实际是被一笔抅销，我们只成了废物利用。他说：这几年我们看到新建铁路很多，但运输堵塞问题越来越多。我是研究铁道运输的，但这几年的铁道运输的研究，却置之一旁，不去研究。 + +## 搞科学不是搞运动 + +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瞿菊衣说：年青教师和老教师之间的鸿沟，就是年青人不知道做学问的甘苦，因之不理解老教师。表面客气：“你有几十年的经验”，心里却想：“有什么了不起？用处不大。”应该提倡切实诚朴的学风，研究工作，搞四、五年也许一事无成，但要看到这“无成”当中，就是“有成”。不要成天忙着填计划，画表格，当运动来搞。允许研究三、五年没有成绩。要踏踏实实，不要形式主义。 + +## 高教部调动不了清华的书 + +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功甫说：清华大学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买有大批哲学书籍，并校后，清华改为工业大学，却把这些哲学书籍封存起来，不向外借。北京大学要翻译黑格尔哲学，急需原文书籍，才到清华去借，一年以后一定要收回，使应该用书的人得不到书用，不用的把它放在冷宫。高教部历次开会也未解决。为什么高教部能调教授而不能调动书籍？ + +　　北京大学冯友兰、宗白华，也都发表了意见。冯友兰说：清华大学现在的书只准借看还不让抄写。清华在1928年后，每年买十万元，哲学书籍是相当丰富的。 + +## 评级评薪不合理 + +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邰爽秋说：评级评薪，破坏了教授的团结，过去很好的朋友，评级评薪后，觉得你高他低，弄得很有隔阂。甚至教授看病，也分等级。我了解在师范大学有许多教授，对此非常苦闷，但都不肯讲。 + +　　他说：评薪的标准是什么？说是根据学术水平，教授和科学研究的水平。但学术水平能凭群众反映和民主党派、工会的负责人的意见评定吗？我们有些教授的学术论文，评薪的人，看都不曾看过，甚至连他的专长都不知道，从何知道他的学术水平，从何评起？有几位专家，就被评为五级。这是十足的主观主义。对学术的评价，要细致的研究，不能也走群众路线。听说师大教授评薪时，一、二级教授，都是教育部事先指定的，既指定，何须评？是否确实，不得而知。我要求把评级评薪的内情，全部公开，有错的，作公开检讨，看看哪些是官僚主义，哪些是宗派主义。把不合理的“级”去掉。 + +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北京师大教授俞敏，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教授武堉干等。会议将继续举行。 + +　　（---- 原载《光明日报》1957年5月27日，原题为：“坚决相信共产党大胆揭露矛盾；有人怕报复要农工民主党撑腰：专家教授在农工民主党座谈会上提出很多意见”。）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84.txt b/CCRD/1/3/2/00068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b6763d46dcd83875454c4bc77bf239e7281da51 --- /dev/null +++ b/CCRD/1/3/2/000684.txt @@ -0,0 +1,23 @@ +# 安徽省党内外干部思想动态 + +　　<茀君> + +　　新华社合肥5月28日讯　安徽省开始整风以后，党外人士对党的工作和部分工作人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现在各部门征求党外人士意见的座谈会还在继续进行。现将最近一个时期党内和党外的思想动态简述如下： + +　　(一)党外人士对党提意见的顾虑基本上已经消除了，最近各部门公开的座谈会上，党外人士都争着报名要求发言，有些人一气连续谈两个多小时。但也有一部分人还有顾虑，不愿多讲，认为共产党有三部曲：放、收、整。合肥市有些民主人士说：“鸡鸣早看天，要鸣，要看看天色怎样再说。”有些人对讲话登报有顾虑，主要是怕讲错了，登在报上，白纸印上黑字抹不掉，将来拿报纸整他。有些人要求“约法三章”，不然难保将来不报复，要党对过去打击报复的人进行处理，表示党的决心。 + +　　(二)党外人士的意见，从现在的情况看大部分是好的，对推动整风有很大好处。但也有些意见不正确，甚至谩骂、挖苦。 + +　　(三)党外人士在提意见中对过去各种运动中和各种工作中的积极分子非常不满。有些部门的党外人士要求党重新审查积极分子。有好些部门的党外人士现在把积极分子称为“保皇党”、“糊墙派”、“铁丝网”。有的甚至提出要清除“保皇党”。农业部门有个党外人士说：“什么积极分子！这些人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积极分子全是糊炒蛋，弄得两人不能在一起，两人在一起就报告。肃反，就是这些人搞的鬼。”在提意见中，有些人对平时比较接近党的党外人士说：“你是拆墙派还是糊墙派？” + +　　(四)平时比较接近党的党外人士，看到到处是批评，好像一团漆黑，看到党对有些不正确的意见也不反驳，感到惶惑不安。有的希望对右派不正确的意见进行反驳。也有的人见风转舵，如有的教授过去接近党，现在故意表示与党疏远，避免外界刺激。 + +　　(五)党内有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在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时，还沉不住气。特别是表现在听到一些与事实有出入或是不正确的意见的时候。有些人在听到这些意见时，脸上淌汗，脸色都变青了。 + +　　(六)党内有些部门的负责人顾虑“认真严肃和风细雨”的方针不能贯彻。直属党委反映：省直有些部门的负责人看到民主党派提意见声势汹汹，怕造成极端民主，不可收拾。 + +　　(七)机关中一般干部有些人有急燥情绪，希望赶快联系实际检查，如工业厅、邮电局有些干部提出不想再学文件，要点名检查，文化局、林业厅有些干部也要求赶快“开火”。 + +　　(八)有些机关干部还希望暴风雨。组织部门有一干部认为整风要大刀阔斧，和风细雨解决不了问题。(茀君) + +　　 ----来源：1957年6月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87.txt b/CCRD/1/3/2/00068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d6eac326ef51e8f2bd60a6d1c1de11f4a71e572 --- /dev/null +++ b/CCRD/1/3/2/000687.txt @@ -0,0 +1,53 @@ +# 南开大学少数学生闹得最凶，多数学生要求安心学习大字报矛头指向肃反问题 + +　　<新华社记者　李正杰> + +　　新华社天津28日讯　南开大学到昨天下午六点多钟为止，已贴出了五百张左右的大字报。其中除了一些拥护或反对贴大字报的言论外，矛头开始指向肃反问题。 + +## 矛头指向肃反问题 + +　　现在吸引群众最多的是有关肃反问题的大字报。物理系助教和研究生蔡载熙、谭华、黄学荣等八人写的“我们要扩大民主”最为醒目，他们提出：“1、胡风是不是反革命？希望政府把关于这一案件的全部材料与判决的法律根据向人民公布。2、对‘高饶’事件我们知道的材料更少，同样我们也没有办法肯定他们是不是反革命，我们要求政府做进一步说明。3、反对学校思想工作中‘以力服人’的粗暴方法。尊重每个人的见解，本着‘以理服人’的原则教育人们，不要把抱有与‘正统’观念不符合的见解的人看做‘异教徒’，而施以各种方式的压力(如有组织的群众性的攻击和形同审问)。”一个没有署名的大字报上写着：“苏联有个人崇拜，请中国共产党也检查一下有没有个人崇拜？如果有的话，请检查一下那种鼓励人们崇拜偶像的作法已经给人民造成了多在危害？请中央拿出苏共的勇气吧！还有在肃反运动中究竟犯了多少错误？这个运动究竟是整的反革命分子多呢？还是整的人民多？这个运动是否合乎法制，合乎宪法？宪法规定人民有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人身等自由，请检查一下政府是否真正把这些自由给了人民？我们反对挂羊头卖狗肉”。这个大字报引起了外文等系许多学生的攻击，公开叫阵出来辩论。 + +　　在礼堂门前贴出的要求纠正肃反错误的大字报最多。一个署着“不敢具名”的学生提出：“1、私设公堂合法吗？2、对同学的强制合法吗？3、拍桌子骂人、罚跪是谁给你的权利？4、是肃‘同学’还是肃‘反革命’。化学系肃出了‘○’个反革命说明些什么？”中文系张生彬在〈人与‘人’〉的大字报上提出：“1、流沙河同志仅写了‘草木篇’就被剥去了通信权，应声虫叫他‘离开地球’。2、中文系在肃反中斗了三个同学，他们何罪之有？不得而知。可是他们带着心灵的创伤去工作，不知是否要带着创伤走进坟墓。3、我们怀着惴惴的心，防备那‘整’的命运降临！我们没有自己的语言，像八哥一样重复着‘整人阶级的辞句’，我们没有自己的行动，只配做‘整人阶级’的影子。4、我们不仅要吃饱穿暖，更重要的是精神和个性的彻底解放！我们大学生要有自己的文艺刊物，我们要自己选出全国学生会、市区学生会。5、请校党委对肃反中的错误作深刻的检讨，并保证不犯此种类的错误。6、(特大的字)我们要自由，我们反对‘金鱼缸’式的民主!”(注：引文中的错别字均系原样)目前几乎所有肃反被斗的或被牵连的学生都把矛头集中到肃反问题，否认过去的结论，提出翻案的要求。更多的人对胡风案件和高饶事件很感兴趣，只要有这方面的大字报，一直到天已经黑了还有人在那围着看。在“自由论坛”上提出这个问题时也很受欢迎。据党委会第一副书记黄元珍估计，可能要出现控诉的事件。 + +## 少数学生闹得最凶，多数学生要求安心学习 + +　　目前闹得最凶的是以物理系四年级电子班的学生为首的四、五十个人，其次是化学、数学系三、四年级的一部分学生，其中以肃反被斗的学生为核心，而潜伏着对肃反意见很大的历史系一部分学生，也开始对肃反问题进行攻击了。其他绝大多数的学生都要求安心学习，准备考试。经济系只有四个学生表示支持贴大字报，生物系只有六个人准备提意见。虽然闹的学生人数不多，但却很激烈。一些反击的大字报缺乏力量。停留在喊口号的阶段；有的提出党团员要站稳立场，有的提出毛主席在团代会上的讲话“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以后，很多人马上提出：“警惕教条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民主运动的侮蔑！”因此闹的趋势还在发展着。 + +　　风潮的发展受北大来津学生的影响很大，北大学生金怀诚、彭敏修于25日晚来津后，26日又有何华昕前来，到了27日，走了一个又来了一个。 + +## 一些老教授们的态度 + +　　学生们这样一搞，有些冲淡了教授们“鸣”、“放”的气氛。并且中文系有些学生还攻击到系主任李何林教授的头上。许多老教授不大同意学生的这种做法。生物系主任萧采瑜教授、数学系主任曾鼎鉌教授、刘晋年教授等都认为这是一种暴风骤雨的大民主形式，他们要求到学生中做些工作，因为教授们和他们还容易接触和谈得来。历史系主任郑天挺教授还建议党委要积极领导，他认为彭真的说法很好，向学生指出闹事的利害关系，例如罢课就不能学习了，罢工就没有电灯用了等等。 + +## 党委的工作 + +　　南开大学党委会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存在着迟缓的缺点，这一点不仅学生们不满，而很多教授也不满。学生会的干部到现在对党委还有意见，认为党委的工作陷于被动，态度也不果断、不明确，到现在为止党委始终对贴大字报没有明确表示态度。昨天晚饭后，化学系两个学生在校园里围住了党委副书记张云祥，问他党委会对大字报的态度，这时立即围拢了一大堆人；他回答说：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提意见，这两个学生很不满，非要回答是“支持”还是“不支持”而张云祥避开了这几个字，这时有些党员学生插进来干涉：1、党委的整风落后于形势，整风计划脱离实际。2、在运动中表现惊慌失措。3、对整风认识不足。4、对学生如何(143)帮助党提出意见事前估计不足，了解、认识不足，对报纸报道的情况在学生中引起的影响估计不足。这些意见获得了许多学生的赞同是有些道理的。就在25日南开大学开始掀起贴大字报高潮的晚间，副校长刘披云却驱车到干部俱乐部去跳舞，有人认为刘校长感觉南开园是风平浪静，或者是以为是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 +　　目前在市委书记处的指示下，党委已号召党员学生不要惊慌失措，积极投入这一运动，做好团结群众工作，对一些原则性问题要表示意见。同时，党委会准备放手由学生会出面来积极展开工作，争取主动。 + +## 南开大学闹事情况有进一步发展 + +## 新华社记者　艾长青 + +　　新华社天津28日讯 南开大学学生闹事情况有进一步发展。 + +　　因为受北大影响，学生们在25日展开了贴大字报的活动。该校副校长刘披云，党委书记楚云在25日(星期六)下午向全校同学讲了一次话，对肃反、整风等问题作了解释和表示了态度。但许多同学对他们的讲话还是不服气。 + +　　25日晚上，原在南大学习、现为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的金怀诚、彭敏修以“关于母校整风”之名来到了南大，企图见机活动。据说在他们后面还有九人，需要时马上可赶来。金、彭两人26日上午到他们原来的物理系班上进行活动，很受学生欢迎，当时就有学生要他们向全校同学讲演，并贴出大字报，号召同学们下午三点听北大同学介绍北大“鸣”、“放”经验。当他们还在物理系时，中文系、历史系的同学知道了，就去找他们到本班介绍情况。这两个系的一批党团员对他们提出了一些质问和反驳，使他们感到很窘，以致下午不愿去讲演了，后来，经过许多人强拉硬拖，他们才勉强去讲了讲。 + +　　在大会上讲话的是金怀诚，他因为曾在中文系等处碰壁，所以讲话时比较收敛，只介绍了北大的一些情况，未敢进行煽动。 + +　　在金怀诚讲话之后，南大同学有十人发表意见。其中有不满的人，也有“卫党君子”。不满的意见归纳起来有下面一些问题： + +　　1、对肃反不满，针对刘披云讲话提出了一些意见，说斗了很多人可一个反革命分子也没有斗出，怀疑成绩在那里；并认为这是侵犯人权，违反宪法。他们质问是肃反革命还是肃学生？要求当众恢复名誉，索回当时写的材料(因为那些材料都是被迫写的)，当众烧毁，并作出合理的结论。他们并认为肃反错误是整个领导思想(意即全党)问题，要求交待胡风案件。 + +　　2、批评领导落后群众，对“鸣”、“放”不敢大胆放手，不敢发动群众。 + +　　3、其他，对教学方面也提了一些意见。 + +　　在整个集会过程中秩序尚好。有人写条子：希望群众同学多讲话，党员老爷少讲大道理。在宣布后，又有人写条子说：“鸣”、“放”大家都可讲，为什么党员不可讲话？ + +　　据了解：南大所以发生风潮的原因，主要是领导落后于群众，在“鸣”、“放”中缩手缩脚，不敢敞开，没有真正“放”的决心。在风潮起来后，学校领导因为思想准备不够，有些仓促应战。现在主要的是：南大党的领导，还对自己的缺点认识不足，对群众的正确的一面也认识不足，因而只是东奔西跑，给党团员布置任务，忙于应付局面，而不敢敞开，以满足群众要求，争取主动。总之仍然是不敢叫大“放”大“鸣”，企图应付过去了事，甚至连党内也没有真正发动起来，不是启发党员的自觉而是在那里给党员布置任务。这样如果其中有一个党员“叛变”了，揭发党的布置，那时将更加造成党的被动。 + +　　 ----来源：1957年5月2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91.txt b/CCRD/1/3/2/00069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c07a6eab9f7cf493d4fffbf765f694c05948a51 --- /dev/null +++ b/CCRD/1/3/2/000691.txt @@ -0,0 +1,27 @@ +# 对广东省“放”“鸣”情况的估计和分析 + +　　<新华社记者、许实> + +　　新华社广州5月29日电　29日，中共广东省委整风领导小组研究了目前广东省整风运动情况和问题。兹将记者旁听所得，分析如下： + +## 一些比较突出的意见 + +　　就这九天以来的情况看：在党外人士批评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极端错误的意见，主要的有：省参事室副主任罗翼群所提的意见。他说：在他的公文袋里，现正藏着几十封别人寄给他的信。据说，这些信有两类，一类是叫苦的；一类是鸣冤的。其中有些人已三番四次提出请求了，但是一直没有解决，以致弄到他们失业，甚至妻离子散。因此他说：必须成立一个机构和有公正人士来参加处理“叫冤”的案件。否则他便学太史公司马迁所说的那样：“藏之名山、传诸其人”了。他说，我是准备写近代革命史的，什么资料都用得着。接着，他在会上读了省林业学校一个教师叙述在肃反中被搞错要求重新处理的信。 + +　　中山大学一个叫董每戡的人说党员平时有两副面孔，一是封建时代的寡妇面孔，不苟言笑。就是笑也是脸笑心不笑，皮笑肉不笑；二是搞运动时的屠夫脸孔，令人害怕；又说我们有两种作法：要大家提意见时想尽各种办法，动员别人说出心里话，运动一来就当作材料来“整”，再说是我们有两种法律，党员犯错误检讨了事，有些经多次检讨以后还坐了“直升飞机”，提拔很快；非党人士要是被抓到辫子，就要挨整，云云。 + +## 民主党派的五项意见 + +　　除了上述比较特殊的意见外民主党派方面反映较多的是党组在政权机关中的运用问题。 + +　　其次，人事制度与人事干部的作风问题干部调动不先告诉他们，和他们协商，他们说民主人士有三个脱节：党政脱节、上下脱节、德才脱节。说人事干部水平低，不懂业务，只会三偏：偏听、偏信并因而产生偏见。又说人事干部对他们有三多三少：使用多、教育少；怀疑多、信任少；打击多、鼓励少。 + +　　第三，保密问题。事务上有关的电报、文件没有给他们看，部分摘抄的电报有时连电文的中心内容也没抄上去，甚至抄错；有些即使全部给他们阅读的业务电报，也是经一般党员阅读之后才给他们看的。 + +　　第四，要求给民主党派创造条件，使他们能起助手作用、监督作用。他们说：有些机关连民主党派的性质也不了解，这样怎能起监督作用，据说，市建筑工程局的民主人士要领导批准请假开会，当负责干部看到中国国民党革委会开会的字样便大吃一惊，说，你为什么参加国民党的会议呀？有人把致公党写作“济公党”或“此致公党”。有人在审查历史时问盟员说：“民主同盟过去究竟进行什么反动活动？” + +　　此外，他们要求帮助解决：在机关中确定民主党派的活动日；给民主党派房屋办公(中山大学党委会有房子，但校内民主党派要求给他们一间房子共同使用。但没有得到批准)；要求给他们调动民主党派成员的权力；给活动经费(广东全省民主党派组织编制四百多人，请求批准的预算为十七万，但只批准六万)。 + +　　第五，历次运动，特别是肃反运动的遗留问题。 + +　　 ----来源：1957年6月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92.txt b/CCRD/1/3/2/00069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081f5e6729e81fbf5f876103c4865f0e1ec4da3 --- /dev/null +++ b/CCRD/1/3/2/000692.txt @@ -0,0 +1,53 @@ +# 工学院教授继续“放”“鸣” + +　　本报讯　华南工学院教授昨天(29日)下午再次举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座谈会。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冯白驹参加了座谈。教授们的发言比前次更为踊跃，座谈会一直延至晚上8时才结束。 + +## 王宗和等教授批评高等教育部 + +　　教授们对高等教育部在领导教学工作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提出批评意见。造纸系主任王宗和认为高教部发下来的教学计划是主观主义定出来的，比如在解决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上，高教部曾规定要采用“课堂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这个办法只适合于小学，不适合于大学。中外的大学也没有采用过这种方法。这样就难怪解放后一些毕业生水平不高，不会做研究工作，不会解决实际的技术问题。 + +　　土木系教授朱士宾提出过去高等学校培养人材只是着重政治条件，忽视学术水平。他说，高教部历年来共派出了7，000多人到外国留学，结果只得了一个博士，可见成绩很差。 + +　　邓颂九教授对高等教育部选择重点的做法提出了意见。他说，作为重点的学校应有代表性，如果把重点作为独生子一样宠爱，要什么给什么，这样就不能起示范作用。 + +　　机工系主任朱惠照反映高教部不了解情况，使很多决定执行起来都有困难，而学院对高教部又是“服从有余，争取不足”。 + +## 莫锦桐说：用搞运动方法办学不能保证学生质量 + +　　莫锦桐教授谈到了提高教学质量问题。他说，过去用运动的方法来办学是永远不能保证学生质量的。如处理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就是采取了搞运动的方式，不好好在学生中进行了解“负担过重”是普遍的还是个别的，也不依靠教师研究解决，而是发动学生讨论，结果提出了“课堂解决一切问题”的口号。在课堂怎能解决一切问题呢?大学生需要提高钻研能力，许多功课是需要在课外解决的。 + +## 余慰英、杨倬等认为矛盾来自党政不分 + +　　化工系食品教研组主任余慰英说：矛盾的产生是由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一个预备党员做了系秘书就好像太上老君，他实际做了系主任的工作。我们学院有三个院长，但是大家熟悉的只有党委书记、张副院长，因为他有权力。余慰英还批评他没有做好依靠老教师办好学校，不了解业务，又不学习。 + +　　化工系糖品物教研组主任杨倬说：党委书记、张副院长权力太大，上学期校外制糖机关要求我们办夜校，我和罗副院长商量，但是在张副院长不表示意见之前，罗副院长就不敢发表意见。他又说：我们教研组有两个助教要去苏联留学，叫我写评语。我写好后交给党员系秘书，可是他们不放心，又给一个党员教师修改一下。这就是对党外人士不够相信的表现。他在发言中也批评了高教部的工作。 + +## 丁纪凌、陈伯齐说：“助教治学”极不合理 + +　　丁纪凌教授批评了“助教治学”的不合理现象。他说，1953年，学校授权他建立美术教研组，他很兴奋，积极地运用18年教学的经验，设计了48种教具，这些教具解决了“空间”、“透视”等问题，可是没有得到鼓励，反而被一些人说是个人主义。后来，学校派来了几个党、团员助教，他们把我这些教具都弄坏了，只剩下一些大型的不易破坏的。组里的事情由一个党员助教包了起来，老教授教什么课程都由他一手分配，把课程弄得乱七八糟，脱离了建筑专业的需要。学校领导上对这样的事情也不闻不问。 + +　　陈伯齐教授也认为“助教治学”是极不合理的现象。他说，建筑系一年级的美术科有两位留学回来的老教授都是由一个从两年专修毕业的党员助教来领导。 + +## 李松生认为党群关系像过路人 + +　　电讯系教授李松生认为工学院学术风气没有很好的开展，原因之一是肃反运动后学院没有好好进行善后工作，恢复被搞错的教授的名誉，他们心情痛苦，提不起积极性；原因之二是党群关系不正常，有人曾说党与群众是师生关系，但现在却好像过路人一样，十分隔阂，这也影响了积极性。 + +　　数学教研室副教授赖支机说：党委对老教授不尊重，下面便一层层加深。编时间表、改课室，老教授都没有权力。她说：我们学院建党，有些人道德品质好、群众爱戴的，不吸收。但是有些不够条件的却吸收了。她对学校的宗派主义和肃反工作都提出了批评意见。 + +　　化工系副主任王孟钟说：工学院是有成绩的，但是如果能发挥老教师的力量，则成绩会比现在更大。因为学术知识不是一朝一夕得来的，不充分运用老教师的学问和经验是十分可惜的。 + +## 誉文德说：党委应管的事不管不应管的反而管了 + +　　副教务长誉文德说：现在我们学院实行三级制，还是二级制呢?三级制是院长、教务处和系，二级制是院长和系。现在是不二不三。有些事情没有经过教务处，作为教务长我对每年留学生的名额、选送条件等等总该事先知道，但是我不晓得，直到派出去的时候才知道。他认为学院党委要管的事没有管，不要管的事反而管了。例如教师们喝茶，也要调查是否搞小圈子，但是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特别是对党、团员的教育工作，党委却没有很好抓起来；连科学研究也没有管好。 + +## 黄士辉认为教师之间不团结现象应该归咎于宗派主义 + +　　化工系教授黄士辉指出：学院中教师之间有不团结的现象，是党的宗派主义造成的。他说，有人把教师分为几种，党团员是核心分子，民主党派成员是进步分子，其他老教师是落后分子。他说：老教师有心靠拢党，但党“侯门深似海”，“萧郎陌路”。老教师像一把长了锈的刀，只要磨一下就可以用，可是，一直被弃置一旁。他还说，学院在调整工资时也不是根据教授们的学历、学术水平、工作能力等来评定的，也不听群众意见，结果，使很多老教授的工资比他教出来的学生还要低，而那些学生也并不是青出于蓝的人物。 + +　　化工系教授邓颂九提出了民主党派在高等学校中怎样发挥作用的问题，他说：自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之后，我曾经向前党委书记秦思平征求怎样贯彻这一方针的意见，秦思平却说，共产党在学校中起的是保证作用，民主党派也不必提什么监督作用，还是多起保证作用吧。邓颂九教授说，这使我感到迷惑，不知道该怎么办。 + +　　化工系教授龙惕吾、钟龄，物理教研室教授李文江，体育教研室教授胡琼林等，分别对教学评薪、肃反等工作的缺点提出了批评。 + +　　最后，冯白驹发言。他说，他觉得矛盾还揭发得不够充分，不够尖锐，他希望教授们继续毫无保留地暴露矛盾。他对教授们对省委的批评表示诚恳接受。他说，省委为了克服官僚主义，今后一定要接受教授们的建议，定期到高等学校来和教授们座谈，听取意见，改进工作。 + +　　 来源：《南方日报》1957年5月3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95.txt b/CCRD/1/3/2/00069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8ecf4282cb4cf87144133fa89688f6ec3fdc013 --- /dev/null +++ b/CCRD/1/3/2/000695.txt @@ -0,0 +1,55 @@ +# 国务院党外人士继续举行座谈 + +　　<《人民日报》> + +　　新华社２９日讯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今天下午继续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 + +## 范朴斋批评人民日报的标题，认为民主人士的批评没有进入深刻化，实际上是表面化。 + +　　国务院参事范朴斋在发言中首先对人民日报最近登载的一些座谈会消息提出了意见，他认为报纸不应该把李仲公对罗隆基、王昆仑和龙云的批评在标题上标出来，同时他不同意人民日报另一条新闻的标题说的民主人士的批评已进入深刻化，他说，实际上是表面化。 + +　　范朴斋认为国务院是官僚主义的根源，因为如果上面没有官僚主义，下面也不会有官僚主义。 + +## 杨玉清说：立法要严，有了法一定要行 + +　　国务院参事杨玉清认为行政法方面的组织法和条例，有的还没有订立，订立的也漏洞很大，等于没有。例如国务院组织法第六条就规定国务院可以按照需要设立若干直属机构。立法前就有这样的指导思想：不要太严密，不要束手束脚，以便设机构、用人员和用钱可以自由，于是就产生了天天设机构，又天天精简这些自己制造的漏洞。他说，在通过决议时总要加上试行、暂行的字样，这样就使立法者减少了责任，使行法的对法减低了信仰。他说，立法就是要束手束脚，机构不能滥设，人员不能滥用，预算不能破坏。立法要严，不能有漏洞。有了法必定要行，这才是社会主义法制。 + +## 他又说：党政不分中央是根，问题在中央，要打大的，打硬的。 + +　　关于党政关系，杨玉清说，宪法规定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党的领导是肯定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联合指示是可以的，问题是这样作好不好。党还是应该通过党员来保证实现党的政策。他认为有人主张上面可以发联合指示，而同时又批评下面党政不分，这两者是矛盾的。他说，党政不分中央是根，问题在中央，要打大的，打硬的。 + +　　杨玉清认为宪法赋予国务院的权力很大，但今天的国务院只是承转机构，上有人大常委会，下有各部、各省，国务院本身责任感不够。国家机构有许多是衙门，工作人员有许多是官僚，国务院尾大不掉，谁有钱谁就可以盖房子，可以用人，这说明我们行政管理的能力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 +## 李蒸认为：国务院对参事的照顾有余，使用不足。 + +　　在国务院法制局工作的政协委员、前国务院参事李蒸认为，国务院对参事的照顾有余，使用不足。应当明确参事室的性质。李蒸不同意师范大学和师范学院由教育部领导，因为其他的高等院校是由高等教育部领导的。他说，设在北京的还可以找教育部，设在省的就归教育厅领导，而设在石家庄市的河北师范学院就归市教育局领导。他说，师范专业教育不巩固，会影响到师资的质量。 + +　　李蒸认为高等教育部关于选派留学生采取自由报考方式的决定很好，这解除了一个大矛盾。他建议今年夏天还应该注意解决学校留助教和分配毕业生的问题。 + +## 骆介子说：人民日报是否在且放且收。 + +　　国务院参事骆介子说，现在群众和非党干部对“鸣”和“放”还有顾虑。他不同意现在的运动已经“深刻化”的说法。 + +　　骆介子说，关于有职无权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这几年党外人士都有一定的进步，觉悟有所提高，不应该还存在信任不信任的问题。 + +　　他认为现在党员在提升、出国留学、生活补助、公费医疗、子女升学等等方面都有优先权。他说，一些劳苦功高的同志享受一点特权，大家没意见，可是解放以后的新党员享受特权就不应该。 + +　　骆介子还认为，所谓“高墙”，就是作风不好的党员；“深沟”，就是作风不好的团员；另外还有一道“铁丝网”，这就是那些所谓积极分子。由于这些隔阂，就把党和群众隔开了。 + +　　骆介子还认为，现在大放大鸣运动似乎是在且放且收。他认为党外人士对放的看法是，有的主张优点、缺点、正面、反面的意见都提；另一部分人主张专门提缺点，做共产党的诤友、畏友。他说，共产党的好处大家都知道，现在应该尽量提批评的意见，而这才是对党和国家的忠实。第三种是自己感觉没墙没沟，因此就提不出缺点。 + +　　骆介子说，是否有一部分人是在老老实实地提意见，是否有一部分人在表功？ + +　　骆介子说，人民日报对相反的意见报道的很简单，对正面的意见报道的很详细，他说，报纸是否在且放且收。 + +## 李一平说：必须使人相信有法律保障，言者无罪。 + +　　国务院参事李一平批评有些人滥用主席的威信，滥引用主席的个人发言，以致于杜塞言路。例如文字改革，明显的是少数人包办，在讨论中有人引用毛主席意见，说主席赞成拉丁化，这就使许多人不敢发言了。 + +　　李一平还谈到李维汉在担任政务院秘书长职务时曾经有一次大发脾气，他说，这虽是小节，但今后统战面越宽，接触的人就越广，作统战工作的人必需忍耐，否则对旧社会来的人会有很大影响。 + +　　李一平还说，国务院不可轻易作决定，考虑不周到就不要轻易拿出去，否则会发生很大影响，损害政府威信。文字改革应多作学术上的讨论，文字改革的方向是对的，但包括汉字简化在内，技术上存在混乱，贸然用行政命令拿出去，这样作是不很好的。又如全国学俄文、停止学英文的决定，引起损失很大。 + +　　李一平认为解除人们在“鸣”“放”中的顾虑，单靠号召是不行的，还必须有法律，使人们相信有法律保障言者无罪。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3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96.txt b/CCRD/1/3/2/00069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5a7860deb61874efa10bb64c33aaada58e47f5a --- /dev/null +++ b/CCRD/1/3/2/000696.txt @@ -0,0 +1,47 @@ +# 南开大学形势暂趋缓和 + +　　<新华社记者　李正杰> + +　　新华社天津29日讯　南开大学贴大字报和参加“自由论坛”的活动已没有过去几天劲头足了。原因是学生对泛泛的问题已不感兴趣，同时，由于忙于考试，大多数学生感到这样下去应付不暇。 + +　　这两天学生提出的比较新的问题并且使许多学生感兴趣的有下列几个方面： + +　　(一)对肃反运动的估计。许多大字报在提到肃反问题时，存在着一笔抹杀成绩的倾向；认为伤害了很多好人，缺点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并且要求学校党委公开纠正错误，公布事实真相。 + +　　(二)民主、自由的问题。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自由，认为我们国家没有民主生活；提出要有民主和自由必须靠自己斗争争取，不能够靠恩赐。中文系刘立文贴出了“我们反对挂羊头卖狗肉”的大字报以后，曾遭到了驳斥。中文系二年级团支部号召党团员进攻刘立文，这件事被刘立文等人知道后，又引起了争执。刘立文又贴出大字报声明：“我的大字报贴出后遭到一群人的猛扑，有人警告我，说我是反革命，这是不值一驳的废话。你说我是反革命，你就应该马上通知公安局逮捕我，否则你就是包庇反革命。”接着他又引述自己的论点：“我的确怀疑我们现在是否具有宪法上所规定的自由，我提几个具体问题：1、如果保障人身自由，为什么在肃反斗争时可以由非司法检察公安机关对人实行软禁?2、如果有新闻自由，为什么学习‘再论’时大家那些不同意见不子刊登?为什么游国恩、吴祖湘的谈话在报纸发表时被取消了主要意思，只剩不关痛痒的几句话(见5月20日文汇报)。3、如果有出版自由，为什么一部著作经一家出版社否定，便等于被判处死刑?”过去很多贴大字报反对他的人对这些具体问题都无法反驳。物理系研究生和助教蔡戴熙等八人提出的胡风和高饶事件等问题，数学系四年级一些同学出来反对。但当蔡戴熙等人又举出具体事实来说明时，数学系的学生又提出有些看法是一致的而不辩论了。一些围看大字报的学生就反映：有些人只能喊口号，一提具体问题就傻了眼了。关于民主、自由的问题，有的人还提出：“争自由、争民主、争人权!打碎黑罐、撕破黑带！反对愚民政策，实行信仰自由，支持同学的意见选修政治课。要求通过真正的民主选举人民代表，反对包办式的选举制度。反对把头制，不学无术的人退出学校的领导地位。” + +　　(三)胡风是否是反革命?高饶事件表现了党政不分。这个问题关心的人比较多，在大字报上和“自由论坛”中都有替他们呼吁的或者提出怀疑的。但反驳的却没有，许多党团员也表示怀疑而不敢发表意见。 + +　　(四)党能否领导科学的问题。这个问题以署名数学系一年级(远来)写的大字报为典型。他一共写了三段，第一段“对白”，原子能：“马克思先生，有人说您的主义曾暗示过我的隐后生活，是这样的吗？”马克思：“要早知道你的存在及你的才能，我的主义内容更丰富多了。”第二段“通告”，订于公元二百○？(？)一年元月一日在宇宙大礼堂开“宇宙征服者党”成立大会，欢迎参加！主席：(未选)。第三段正文：“科学工作者的先锋队的诞生、成长、壮大，就要看共产党的态度和科学家的活动了。‘自然斗争’应该由科学工作者的先锋队来领导！‘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紧密关联的地方，就应该共同协作领导！如果说共产党领导科学的话，就势必转化为科学工作者的先锋队，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 +　　(五)关于阶级分析方法的评价。这是物理系一年级张祖荣在今天写的一篇“思想论战”的大字报中提出的新问题，这份大字报轰动了很多人，有的人认为文章价值很高。文章的内容如下：“三害的根源之一：在青年中坚持已过时的思想方法——阶级分析方法。我的论点： + +　　1、思想方法指导人们行动。斯大林的公式‘阶级斗争尖锐化’指导多少错误的行动，同样今天在我国阶级分析的方法也起着危害作用。 + +　　2、今天在我们国家中这种分析方法即将过时。而在青年中这种阶级分析方法已过时了！ + +　　3、阶级分析方法在它提出的年代时曾起了积极作用，而今天已转化到相反的方向去了——消极作用。 + +　　4、阶级分析方法在青年工作中起的消极作用。 + +　　(1)这种方法制造了很多人造的墙，某人一入党，自以为是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而没入党的知识分子称为小资产阶级。他们之间只能做一般的朋友，不能成为亲密的战友(阶级地位不同而在人们的思想深处就有一条鸿沟)。一种习惯势力认为党员与非党员有本质上的差别，这也造成了(167)人们之间的鸿沟。 + +　　(2)这种方法影响下形成一种荒谬的是非观念，为某种人建造了特权。审查青年先不看本人而皇家庭出身、阶级出身。这种逻辑颠倒了多少黑白，搞错了多少是非？！多少青年终身背着阶级出身不好这一消极沉重而又荒唐的包袱! + +　　(3)它为教条主义者头脑简单的人开了万灵药方。同学对毕业分配有意见，负责人就会扣一个帽子——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青年感情激动一些又扣一个帽子——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工人阶级：一切好品质的代名词。小资产阶级：一切坏思想的代名词。这些概念这样的抽象、这样的万能，教条主义最喜欢它，其实它最不万能。 + +　　5、这种分析方法有逻辑上的荒谬，一万年后，青年人仍会激动，个人与集体仍有矛盾。那时是否还能说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是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 + +　　6、这种方法在广大人民中形成一种极深的习惯势力，它在危害着人们。青年，抛弃这种分析方法。 + +　　7、青年中只有是非矛盾，原因是青年知道的少，未了解许多规律性，而不是反映各种阶级思想的矛盾。” + +　　这篇文章虽然写得比较啰嗦，但对阶级出身等的分析很迎合学生的口味，这张大字报刚贴出去就有人贴大字报表示赞同，并愿意共同来讨论。 + +　　(六)个人崇拜问题。提出我国也有个人崇拜问题。有两份内容大体相似而笔迹又一样的大字报(一张贴在礼堂前，一张贴在宿舍前)，提出了铁托问题，认为过去说铁托是叛徒、走狗，如果斯大林一个人就能影响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这样说，这本身就是唯心主义。并且质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坚持真理?那时的马列主义的真理和原则那里去了，中共一向知道结合本民族的特点，为何不能理解南斯拉夫也有它的特点！？另外也有的大字报提出请中国共产党拿出勇气承认有个人崇拜，并检查它给人民造成的危害。 + +　　根据目前的情况，南大如果不出现什么新的问题，形势会趋于好转。北大来的同学除了金怀诚还留在南大外，其他的人已经回去了。而今天上午又来了一个北大物理系的学生，他已扬言北大进入第二高潮，学生正在改选各级组织。南大学生会准备抵制他在南大的活动，以免再引起风波。据到北大了解情况的同学说，北大物理系半导体班一群同学和团员在北大贴了一张造谣的大字报“支援南开大学”。内容是说南大已经动起来了，出了很多大字报来反对“三害”。但是领导上却压制批评，副校长刘披云在大会上做报告坚决反对大字报；写大字报的团员都被召到团总支训斥。号召北大同学支援南大。学生会已准备给北大写信辟谣，说明事实真相。 + +　　党委会和各系党组织已经设立了接待室来听取大家的意见，同时昨天党委会通过广播明确表示了党委会支持大家贴大字报的活动。学生会也将积极出面争取领导同学们的各项活动。但是记者和南大党委书记楚云等党委会负责人接触时，发现他们是开始惊慌不安，后来盲目乐观。楚云现在虽十分乐观但谈不出全面情况，实际上是缺乏深入研究，缺乏进一步的部署。问题并没有解决，一旦发生新的问题又将会重新掀起更大的风潮。党委对此估计不足。有些同学说党委的工作一直是处在躲躲闪闪的被动地位，没能够真正放手发动群众积极争取领导。 + +　　 ----来源：1957年5月31日新闻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97.txt b/CCRD/1/3/2/00069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cab04a8a5a88193df7f8d70e0fe55b856ab12d8 --- /dev/null +++ b/CCRD/1/3/2/000697.txt @@ -0,0 +1,35 @@ +# 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讨论公私关系和批评统战工作的缺点 （第十一次座谈）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昨天举行第十一次座谈。在会上发言的有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王艮仲、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胡厥文、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毕鸣岐、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黄长水、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巩天民、云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李琢庵、福建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刘永业。民建中央委员兼宣教处长资耀华发表书面意见。 + +　　王艮仲从自己改造过程中的一些体会谈到关于党与非党人士的关系问题。他首先申明自己是资产阶级兼地主阶级分子，当过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同时也参加过民主运动，营救过革命干部，遭到蒋介石的通缉，解放后参加过土地改革。在这段过程中，曾经产生过骄傲情绪，也出现过自卑感，在土改以后，有宁左勿右的思想。这些表现，在党和非党的关系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当思想上远离资产阶级故旧朋友或党员朋友的时候，原来没有墙的也有了墙，当自己的思想上丢掉了这些成见时，墙也就拆掉了。他认为拆墙就是拆阶级，就是要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如果说资产阶级交出了企业就可以不要改造了，这就是等于把资本主义带到社会主义社会去，这是不可以的。 + +　　他认为障碍着党与非党关系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有些党员对新形势认识不足，对工商界歧视，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但工商界有些人抱着原来的东西不放，不愿意继续改造。因此，拆墙要从两方面拆，一方面要教育党员克服宗派主义，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要承认两面性，掌握自己的命运，努力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 +　　他提出对宗派主义和宗派活动需要加以区分，宗派主义是团结群众问题，是属于思想作风问题；而宗派活动，则属于组织上闹小圈子的问题，是纪律不容许的。其次反对宗派主义不能同党的核心领导对立起来，核心不是宗派，没有以共产党为核心的领导，要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 +　　胡厥文认为公私合营企业的公私共事是一个最好的制度，只要公私双方互相学习，一两年后，公方就可以成为企业中内行的组织者，私方也可以学会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方法，改变自己的作风。他说，我们人民内部的合作共事，不等于对待敌人，尔诈我虞是不适于共事关系的。他认为目前公私共事是有阶级关系的，但这种共事关系应该对事，不应当对人，更不应当对阶级。他说凡是做对社会主义事业有利的事，不管他是什么阶级都是对的。把企业办好，是公私双方的共同愿望，为什么不能相处得更好呢？目前，公私双方关系搞不好，不外乎是相互间信任不够，自高自大，鄙视对方，侵犯职责。这种情况，公方要多负些责任。他主张公私双方要互相尊重，开始相敬如宾，进一步发展到开诚相见。夫妻之间吵架原是平常的事，有的越吵越好，如果一吵架就马上“离婚”，公方代表就不要了，这也不好。最后他认为工商界这次帮助党整风，在大放大鸣中间，也要看看自己有没有三个主义？程度怎样？每个工商业者都要在运动中抓紧机会，锻炼自己，使自己成为国家名副其实的财富。 + +　　黄长水首先对今天上午毕鸣岐的发言提了一些相同的意见和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千家驹在发言中引用一首打油诗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类型来批判是不适当的。他说：“合营前小国之君，合营后大国之臣，合并后亡国之民”这些话，在我接触的人当中还没有这种思想。他说，工商业者自己要求合营，是受到党几年来的培养教育，和本身觉悟提高的结果。合营以后，政治上得到很好的安排，经济上也得到比工人农民更多的照顾，又如何会产生“亡国之民”的感慨呢？ + +　　他不同意毕鸣岐提出“公私双方应该平等协商”的说法，他说：企业中共事关系，不是平等协商的问题，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问题。根据宪法精神，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反映在企业中就是公方领导私方。因此目前在企业中存在的问题，是对私方的信任支持和有职有权问题。 + +　　巩天民说：党的团结教育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政策，是通过统战部贯彻的。过去中央和地方各级统战部门，在这项工作中是贯彻了党的统战政策，对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起了很大作用，获得了一定成就，就是大家公认的。但另一方面是存在着缺点的。主要表现在对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上层人物照顾的多，而对他们的工作作风、思想改造方面具体帮助少。没有通过具体事物，适当的给予批评和帮助。老实说目前中央和地方工商界的代表人物普遍存在着领导落后于群众的现象。在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上，在上层人物中，只能讲团结，不能批评，有时运用了批评，又不能达到新的团结。而统战工作对合营企业中的民主党派成员和工商业者往往使用多、关心少，例如私方人员的医疗费用、病假工资，国务院早有指示，但下边到现在多未贯彻实行。因此有人反映：统战部是“统上”、“战下”。为了正确贯彻统战政策，加强统战工作，他建议统战部应认真检查总结一下统战工作。 + +　　李琢庵发言中反映地方上对于统战工作有一些意见，认为统战工作不深入，统上不统下，统大不统小，征求意见只限于上层；而上层由于经济比重大，顾虑多，对于中下层的情况不了解，反映的问题也就不会全面，很多问题反映上去也没有下文。统战部对工商联、民建会的工作，有时管得太紧，民主不够；有时又管得太松，形成不管。他反映目前在工商界还“鸣”“放”得不够，主要顾虑是认为有放必有收，有收必有整，另外看到工商界的领导人物只讲好的，或只谈过去的老问题，还没有把真实思想情况反映出来，因此下面也就马首是瞻，不敢大胆“鸣”“放”。他们认为要大鸣大放，还得工商界的领导人物真正起带头作用。 + +　　刘永业也反映工商界对整风还有顾虑，怕报复。他认为对工商界的改造，应该本着治病救人的办法，对症下药，但这方面做的不好。他说，我们是来帮助共产党整风的，但现在感到好象是反过来帮助工商界整风了，例如对“定息二十年”、“撤出公方代表”等等的批判。 + +　　资耀华在书面发言中，首先肯定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公私共事关系中的阶级关系，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二十年定息也没有必要；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在政治上需要有公方的领导，在经济上也需要是公方的领导。如果公方代表作风不正派，态度恶劣，不能搞好企业和公私共事关系，甚至妨碍开展生产时，可以请主管部门调换。 + +　　接着，他就最近在各地视察及原来所见所闻，谈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统战政策、关于党与非党的关系和关于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如何破如何立的问题。 + +　　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统战政策，他说党中央重视，中小基层不重视，企业机关等部门更不重视。甚至有些地方根本不知道统战政策是什么意义。因而在有些公私合营企业中，发生了好些相当严重的偏差。例如有些公方代表因为不懂统战政策，不但公私关系搞不好，甚至有意造成私私之间的矛盾，在全行业合营后在私方很多的企业中，公方抬举那些表面唯唯诺诺，遇事逢迎一方，压制那些认真老实，爱提意见的一方。他希望中央统战部要将政策贯彻到基层和各企业中去，并随时进行检查。 + +　　关于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他说，有些党员以个人的意志代表党，不但以党代政，且以个人代政，要党的招牌，假党的威信，曲解党的政策，来压制非党人士。这怎能谈得上互相监督呢？他希望党在这方面多做些宣传教育工作，使党员正确地贯彻党的政策。 + +　　关于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说资本主义要破，要破得彻底，社会主义要立，要立得巩固。但破什么？如何破？这是各地工商业者希望有所适从的一个问题。因为有时一谈到破资本主义，差不多总是全盘否定，认为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过去一切的一切，都是要不得的东西。否定得太多了，就会看不起资方，因而使工商业者自己也感觉到一无是处，低人一等，失去了自信心，这就妨碍了改造和进步，不能发挥积极性和潜在力。他认为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思想和作风，都应当彻底铲除。但有一些很好的经营管理方法和经验技术，过去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现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将来还可以为共产主义服务。党中央和政府早已说过，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包袱，而是国家的财富。这个财富是指什么呢？当然不是指那小得可怜的二十几亿的生产资料，而是指的经营、几十万工商业者过去对企业、工厂管理、技术、经验等等知识。这些知识，是他们几十年来在资本主义经济生存竞争中得来的，是在抵抗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中获得的，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斗争中所积累下来的。过去一个工厂，一个企业，其所以能在惊涛骇浪中，由小到大，生存发展，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简单的。因为私人资本过去对于经营管理，稍一疏忽，就要倾家破产；对于技术知识，不求改进，就要被淘汰；对于服务方式，不日新月异地便利居民，就要门可罗雀。这些积极因素，若一概抹杀，而不加以批判地来肯定，则几十万大小工商业者就不是国家的财富，而真是国家的包袱了。所以希望负团结教育改造资本家职责的各方面，对于“破资本主义”，要破其所当破，不要破其所不必破，更不要破其所不当破，既不要全盘否定，更不要玉石俱焚，才可以动员一切可能动员的力量，才可以发挥一切可能发挥的积极因素。 + +　　 ---- 原载1957年5月30日《人民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698.txt b/CCRD/1/3/2/00069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fd13ef52a5cd37dbc3a4a2c954d8343c2046aa7 --- /dev/null +++ b/CCRD/1/3/2/000698.txt @@ -0,0 +1,13 @@ +# 人大开始放手“鸣”、“放”不少大字报主张不要党的领导、认为“老虎领导怎能捉老虎” + +　　<新华社记者　丁宝芳、卜昭文> + +　　新华社北京29日讯　北大学生“鸣”、“放”的高潮刚过，人大——这个党团员最多的大学的学生，现在正以较北大学生更激烈的姿势大“鸣”、“放”，他们一开头就极其露骨地要取消共产党在政府、工厂的领导，要把他们的“运动”扩大到工人、农民中去，扩大到全国去。 + +　　今天，在“海运沧”人大校园里，大字报陆续地张贴出来，到了天黑时骤然增多，据统计，大概有七百多张。大字报中讽刺党员不敢“鸣”、“放”，说党员是整风的拌脚石，是明哲保身，是庸俗的党性。据学校党委的同志谈，大字报中除了反映一些正确的意见外，也出现了一些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一张署名“哭声”的大字报上写着对国务院的几点建议：(一)取消政府、机关、工厂党的领导。(二)共产党的经费不能从国家经费中开支。(三)要求资产阶级的学者来中国讲学。(四)允许出版禁书。经济系一个署名“政军”的学生提出取消党的统治。有人号召不要光对学校提意见，要扩大到工人、农民中去，要扩大到全国。很多大字报支持林希翎在北大的讲话，并要求林到海运沧来演讲。有的学生要求在自由论坛上辩论党是否要退出领导？农民生活状况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新闻系一年级七班学生潘俊民(团员，1949年参加工作，后调来学习)，人比较聪明，他准备了两万字的长文章(据说在一年前就开始写了)别人让他讲，他说他有顾虑，怕别人听了记他的账。据说他有九个论点：(一)胡风无罪，为什么不公开胡风的判决?就是因为毛主席觉得不好讲话了。(二)五年计划有错误。他详细地研究了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内容和李富春同志的有关报告，认为从李富春的报告中透露出五年计划的错误。(三)党内没有民主，党员什么也不敢讲，中国党个人崇拜最严重。(四)肃反政策有错误，杀人过多。(五)马列主义过时了。(六)从学制上看，民主上看，现在的大学不如国民党时的大学。(七)开除航空学院党支书马银凤不对。(八)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是真正的民主。(九)要党不要政，党政要统一。潘在班里开会时还发表了两个新的意见。(1)要求新闻自由，他质问为什么报纸上不报道学生的活动，他认为整风有花招，这是中央各个击破的政策。并要求马上答复。(2)从中央到学校应成立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委员会，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不能超过三分之一，这个委员会不要党来领导。班里有一个叫江泽纯的同学坚决支持他的意见，认为新闻应绝对自由，大学生的情况应在报纸上全部反映出来。新闻系一年级学生杨端清(家庭被斗过)，他弟弟曾经给他来信说：他恨一切人，恨不得杀尽一切人，他自己也对党有很大不满。他要在自由讲坛上讲两个题目：(一)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的大蜂窝；(二)共产党处于危机，老党员蜕化、一般党员公事公办，当尾巴。有的人在写章回小说，准备用大字报公布第一回：校长缩手缩脚。有些人提出整风运动为什么要党来领导，一张大字报上写道：“提老虎，提老虎领导，怎么提老虎。” + +　　有的大字报中要求校长吴玉章让出来，认为吴老既然管不了，就干脆不管。对胡锡奎、聂真、邹鲁风和系主任如何干之等也都有这种意见。他们说学校不是战场，老干部可以转业，把位置让出来。不少大字报还提出要把新闻系、历史系、哲学系、经济系，档案系合并到北大或其他学校。有的人认为人民大学四不像，提出不要人民大学。还有的学生要求普遍看“参考消息”，大字报一直贴到办公室的门口，说若不给解决看“参考消息”的问题一定要斗争到底。 + +　　今天从早到晚，人大都有辩论会，林希翎也要在“自由论坛”上发表演讲，党委会已经布置了一些人反驳她的论点。历史系将在晚上七点钟一个名为“春秋论坛”上辩论考试与整风矛盾问题、历史系和学校前途暗淡的问题。自由讲坛上还将要辩论胡风是否反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人民大学教条主义等问题。 + +　　 ----来源： 1957年5月3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00.txt b/CCRD/1/3/2/0007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2b88cab556c16612eb7836086d4ebb762468c62 --- /dev/null +++ b/CCRD/1/3/2/000700.txt @@ -0,0 +1,17 @@ +# 上海市税务局在整风中发生职工闹事事件 + +　　<新华社记者　叶世涛> + +　　新华社上海29日讯　上海市税务局在整风运动中发生职工闹事事件，党内思想混乱。 + +　　税务局机构庞大，市局下设十八个分局，八十五个税务所，有六千多个干部，党员占近五分之一。干部中，有一千六百多人是国民党税局的留用人员；还有二千多名是“三反”运动中吸收的“打虎队员”，他们大都是私营商店店员出身，很多人后来被吸收入党入团。过去历次运动中，前者总是挨整者，后者总是整人的，两派隔阂大，关系老搞不好。“三反”运动中，该局打击面过大，光是定案处理的(包括行政处分和刑事处分)就有四百三十一人，有十六人自杀，二十八人自杀未死，三人逃跑，估计被斗的达二千三百多人，占当时全局总人数的40％。“肃反”运动中，这个问题引起了注意，但错捕、错斗的人仍不少。这几年，非党干部因历史问题等各种原因从科长、所长降为办事员的甚至勤杂员的有四百人左右。 + +　　群众听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传达以后，情绪非常激昂。他们提出“要算一算账”(指“三反”、“肃反”账)。有些分局出版“新官场现形记”，批评党员“官官相护”；有的黑板报上辟了“点将台”，指名党员“坦白”党内秘密；卢湾区分局还贴出“血史”，把“三反”中党内有关决定、调查材料公布出来(局的领导目前还不知道这些材料是谁泄露的)。群众对新党员意见最多，说他们是“踏在我们的血迹上进步的”(“三反”中该局逼供讯现象严重)。徐汇区一个非党所长甚至说，“共产党员象石头，不搬掉我们永远不会翻身。” + +　　群众的“鸣”、“放”迅速转到个别党员领导干部身上。虹口区第二税务所首先行动，提出撤换党员副所长和分局党员副协理员的要求。理由是他们作风恶劣，乱搞男女关系。分局和中共区委不同意，职工群众就到市委请愿，并派代表到各分局组织示威游行(后因人凑不起来，没有搞成)。虹口区第一、第四税务所立即响应声援。5月17日起，有一个多星期，第二所的干部大会小会，工作学习停顿，实际上形成怠工状态。目前中共市委、区委和市税务局组成的专门小组正与群众谈判中。新成区第一税务所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决议撤除党员副所长，分局领导不同意，至今还在僵持中。黄浦区第二税务所群众发动签名，要求严办玩弄女干部的党员所长应金奎。 + +　　在群众大“放”大“鸣”情势下，税务局党的思想混乱。有的挨到指名批评的党员领导干部哭了；有的忧心忡忡，晚上睡不着觉；有的在会上被逼“坦白”，把党内秘密以至自己和别人的恋爱经过也谈出来了。有十七年党龄的黄浦区分局副局长赵昆，因为被群众批评，躲在办公室里不敢露面，竟然向市局提出辞职。群众见状大为开心，讥笑党员“过去运动里你们像条龙，这次你们象条虫了”。 + +　　据了解，税务局某些党员作威作福的行为确实严重。卢湾区分局发现短了五元钱，党员秘书丁猛一口咬定说是某某公务员偷窃的，逼得那个公务员自杀，被救后变成了神经病，事后查明乃是党员局长王味辛的侄子偷去，丁猛因事关领导面子，就此不了了之。长宁区第三税务所有一女干部小产，党员副所长丁肇基指令把胎儿拿来检验，才予准假；某干部拔牙齿要求请假，他又派人去要那干部张嘴检查真假。有些老区来的党员，见异思迁，乱搞男女关系，给群众极不好的影响，群众批评老干部十之七八是“陈世美”。在工资福利上，照顾党员过多，以至局里流行着“金秘书三迁”、“王科长七迁”愈迁愈好的话(两人都是党员)，相反群众要房子却没有。市税务局局长朱如言是个球迷，群众批评他过问业务少，关心球队多(局里有一个篮球队)，态度蛮横，动辄骂人，不好接近。 + +　　 ----来源： 1957年5月3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01.txt b/CCRD/1/3/2/0007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1a5767d25561bed97d10d53f80e7b60753cb318 --- /dev/null +++ b/CCRD/1/3/2/000701.txt @@ -0,0 +1,17 @@ +# 天津市委员会大院里贴出一百二十多张大字报，揭发某些领导干部生活特殊化等缺点 + +　　<《内部参考》> + +　　新华社天津30日讯　29日，中共天津市委员会大院里，张贴了一百二十多份大字报，揭发市委机关某些领导同志生活特殊化等缺点。 + +　　写大字报的人包括一些干部、工务员、司机等，形式有漫画、快板诗、批评文章，有的还编了歌曲。内容除一张表扬市委组织部长艰苦朴素作风的以外，大部分是批评领导干部的。揭发的问题大体上包括以下几方面： + +　　(一)市委某些负责同志滥用公家小汽车。一张大字报上揭发市委第一书记住在干部俱乐部附近，但每次去俱乐部都要坐汽车。有一张题为“寸步难行”的大字报揭发了市委秘书长滥用小汽车的情况。有一次他和爱人一起去买毛线，从百货大楼、劝业场到小白楼，一共跑了十五、六处之多。他还用汽车从师范学院接人到他家打麻将。他还叫师范学院校医到他家给岳母看病。因此他每月用油量超过80％。 + +　　(二)住房子不合理。有的负责同志一家住二三十间，有的一般干部房子很挤。(据了解，首长住房太多，有的几口人住一所洋房，而缴房租太少，已引起许多干部不满。据说市委工业部一位副部长多住了一间房，市委行政处让他腾出来，他说：某首长住那么多房，拿那么少房租都不搬，你为什么让我搬，如果再让我搬我就告你们。) + +　　(三)福利待遇不公平。有的负责干部可以得到很多的补助。行政处负责同志说不要等首长说出话来，要主动补助。有一位负责同志收到补助的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教育部办公室主任每月收入二百多元，全家六口人，平均每人四十多元，公家还给予补助。有的干部用补助费买呢料衣服。 + +　　(四)有些规定、制度不合理。例如人民礼堂开晚会照例要留几排首长席，十三级以上干部每月可以多补助十两油，高级干部可以喝公家买的香茶。 + +　　 ----来源： 1957年5月3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02.txt b/CCRD/1/3/2/0007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92731f639578cceaa81392fbd658de3663b397a --- /dev/null +++ b/CCRD/1/3/2/000702.txt @@ -0,0 +1,19 @@ +# 在国营企业中逐步推行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办法 + +　　<《人民日报》> + +　　本报今天发表了中共沈阳市委第二工业部关于在五个国营工厂中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试点工作的报告。这个报告和这个时期其他各地在试点工作中所取得的初步经验可以说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国营工业交通企业中逐步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制，是扩大企业内部民主、解决企业内部矛盾、推进生产的一种好方式，也是帮助国营企业中的党、行政和工会组织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一种好方式。我们认为，各地党委和人民委员会，在试点取得比较成熟的经验以后，可以根据当地国营工业交通企业的具体情况，订出计划，分批地推行这个办法。 + +　　大家知道，全心全意地依靠职工群众办好企业，从来是我们党在国营企业中工作的方针。在全国解放之初，当许多原来的官僚资本企业被改变为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以后，就在企业中建立了职工代表会议，作为吸收广大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的管理工作的一种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对于进行企业的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对于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在后来，特别是从１９５３年在许多国营工业交通企业中推行“一长制”以来，职工代表会议就变成单纯地由企业领导者布置任务、职工群众提出保证的会议了，企业领导者很少在这样的会议上进行自我批评，更不注意发动群众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这显然是不适当的。去年９月，党的八次大会决定要在国营企业中贯彻执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以后，各地一方面在国营企业中执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另一方面也开始在少数国营工业交通企业中，将原有的由工会主持的职工代表会议试改为职工代表大会，适当扩大权限，并使之逐步成为一种制度。这种试验对于扩大国营企业中的民主管理，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有重要意义的。 + +　　职工代表大会应该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机构呢？各地进行试点工作的经验表明，职工代表大会应该是国营企业的职工参加企业管理和对企业行政领导进行群众监督的机构。职工代表大会采取常任代表制，代表由职工群众直接选举，代表向选举他们的职工负责，职工群众有权随时撤换不称职的代表。职工代表大会有权听取和讨论厂长的工作报告，审查和讨论企业的生产计划、财务计划、技术计划、劳动工资计划和实现这些计划的重要措施，定期地检查计划执行情况，并且提出建议。职工代表大会还有权审查和讨论企业奖励基金、福利费、医药费、劳动保护拨款、工会经费以及其他有关职工生活福利的经费开支；在不违反上级机关的指示、命令的条件下，可以就上述范围作出决议，交企业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方面执行。国营企业既然是全民所有的企业，而不是企业职工集体所有的企业，所以企业的行政领导人员，当然应该由代表全民利益的国家管理机关任命，而不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但是，如果企业的行政领导人员不称职，职工代表大会不仅有权给予批评，还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建议上级管理机关撤销他的职务。职工代表大会对上级管理机关的决定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也有权向上级机关提出建议。但是如果上级管理机关经过研究仍旧坚持原来的决定，那就必须贯彻执行。这些，都是符合于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即民主集中制这个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的。 + +　　试点的另一个重要经验是，在国营工业交通企业中建立的职工代表大会，同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应该是一套组织，它不需要也不应该抛开工会而“另起炉灶”。工会委员会不仅要负责准备和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而且在职工代表大会休会期间，要负责监督行政领导上对职工代表大会有关生产行政工作决议的执行。在下届职工代表大会上，工会委员会要作监督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这样，就可以加强和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如果把职工代表大会同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分作两套机构，不仅代表大会次数加多，浪费职工的时间和精力，而且机构重叠，开起会来和在会后办起事来也免不了有许多内容重复和职责不清的地方，因而免不了减低工作效率，削弱工会组织的作用。 + +　　要使国营企业中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能够健康地建立和推行起来，企业党委的正确领导起着决定的作用。根据各地试点的经验，企业党委必须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正确地处理全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同本单位职工群众的局部利益和暂时利益的关系；必须正确地调节企业行政领导同工会组织和职工群众的关系。对于职工代表大会的议题，党委不要事先作出硬性的决定，好让会议能够无拘束地表现职工群众的意志；但是，对于会议中讨论的重大问题，党委又要有明确的方针，并且通过党员的积极活动，加强对会议的思想领导，力求使会议不致作出错误的不能执行的决定。在职工代表大会上，职工代表的意见即使是错误的，也应该允许自由发表，而不要定出种种清规戒律，限制群众的民主权利。对于错误的意见，当然需要进行说服，但是必须注意，绝不要妨碍了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在职工代表在会议上正确地批评行政领导的官僚主义错误的时候，党委不仅不应该去作辩护，而且应该热情地支持这种有益的批评，依靠群众的力量去克服行政领导上的官僚主义缺点。党委还要领导企业行政方面积极执行职工代表大会的决议。 + +　　无论工厂管理的民主程度怎样扩大，在我们的国家内，企业生产管理的指挥，都必须由行政领导者负完全责任。所以党委需要加强在职工中的政治思想工作，使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委员会在他们的工作中，务必不要妨害厂长在企业行政上的负责制。党委和工会都需要教育全体职工遵守企业的规章和劳动纪律，服从行政领导者的命令和指挥。这样，才能达到调动企业中的一切积极因素去搞好生产，全面地超额地完成国家计划的目的。 + +　　从各地最近关于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试点工作的初步总结中，我们以为，可以提出以上的一些看法。关于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初步经验，虽然一般是成功的和可行的，但是还显然没有成熟。我们希望各地党委和人民委员会责成所属的工业交通企业部门，继续将试行职工代表大会办法的经验总结出来，以便使这种经验更加完善，并在各地国营企业中分批推广。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2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03.txt b/CCRD/1/3/2/0007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3f9e7d4ba0fed4d8218e05d719329ef67eb15a0 --- /dev/null +++ b/CCRD/1/3/2/000703.txt @@ -0,0 +1,9 @@ +# 改进了领导作风　平息了学员闹事 + +　　<列宾> + +　　去年冬天有一段时间里，我们学校的伙食搞的不太好，不少学员对伙食有意见，再加上天气冷，学员的棉被较薄，宿舍无取暖设备，晚上很多学员冻的睡不着觉。有的学员就向领导提出请求改善伙食、解决取暖问题的意见。当时由于我们工作上的官僚主义，没有重视这一意见，只是简单地答覆了大家一句“慢慢的就会解决”便算了事。于是有很大一部分学员对领导上产生不满情绪，有的在吃饭时摔筷子、敲碗、讲怪话；有的因睡眠不足在上课时打瞌睡受了老师的批评，干脆就躺下来睡大觉不去上课；有的甚至在墙上、黑板上写一些与领导抱着对抗情绪的标语，等等。当时，我们发现这些情况以后，也没有仔细考察、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就认为这是有人在有意识地制造“混乱”，于是便着重从每个闹事者的政治、历史方面去审查(想从档案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从行政上加强管制。结果闹事虽然表面上被压制下去了，但是问题并未因此而获得解决，反而愈发展愈严重了。学员见到领导干部都不说话，头一低就过去了，有的甚至躲避着和领导干部的接触。学员因受冻而病倒的也越来越多了，缺课的人数不断上升。以后通过对生病学员的照顾，与生病学员的不断接触交谈，才初步的了解到群众对领导上所存在的一些意见。最后，经过我们领导上几位同志的共同研究，提出一个新的办法，决定召开一次学员代表会议，来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这个办法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同意和学员的欢迎。会议前，首先进行了一次打消顾虑的教育。会议开得很好。会上，代表们一方面检讨了他们对领导有意见没有通过正常的方式，按民主的程序向领导提出，而就采取了过激的与领导对抗的错误行动；另一方面大胆地批评了我们领导在工作上的官僚主义作风，并对如何改善伙食、解决取暖等问题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这次会议解决了很大问题，使我发现了我们工作中的很多缺点，特别严重的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工作作风；同时在群众的启发教育下，也找到了改善伙食、解决取暖问题的办法。在大家的努力下，伙食改善好了，宿舍里也安起了火炉子。这样一来，学员的学习情绪比以前更为高涨了，大家见到我比过去显得更亲热、更尊重了。无论分配下一件什么工作，大家都能积极、愉快地去完成，而且完成的又快又好。 + +　　事实证明，克服领导上的官僚主义，紧密地依靠群众，经常深入了解群众的思想情况，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是解决人民内部的各项问题(矛盾)，增进人民内部的团结(首先是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团结)的最根本的、有效的办法。 + +　　 来源：《陕西日报》1957年5月3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05.txt b/CCRD/1/3/2/0007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d3fca1d4186d1ce2fc5d2e81eed0dc676187ad6 --- /dev/null +++ b/CCRD/1/3/2/000705.txt @@ -0,0 +1,39 @@ +# 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大鸣大放 + +　　【本报讯】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地方工业部和财贸部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昨天继续举行。 + +　　在会上发言的有：市工商联副主委、油脂化学工业公司经理何宗谦，市工商联常委、河北区工商联主委荣子正，市工商联常委、电器工业公司财务科长李景阳，市工商联常委、纺织品公司副经理叶聘之，市工商联执委、车具工业公司副经理李质如。 + +## 何宗谦建议鸣放要有法制来保障 + +　　何宗谦在发言中首先就女三中教师黄心平提出的由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轮流执政的主张发表了意见。他说；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定向社会主义的保证，黄心平的说法，根本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我对他的说法不同意。但是，他说的只要不杀头，就要把意见提出来，这种大胆鸣放的精神是值得佩服的。现在，工商界人士对“鸣”“放”还有顾虑，很多人怕鸣放了以后找麻烦，将来不好共事，有些人怕记帐，将来给算总帐。为什么有这些顾虑呢？这是因为过去有些人说了些对党和政府不满的话，党和一些积极分子没有耐心给他们帮助，只是把他们说的记下来，等运动来了算总帐，给他一闷棍。这次，党虽然再三鼓励大家鸣放，但是，不少工商界人士还是顾虑重重。如果要消除大家的顾虑和疑惧心理，党不仅要广开言路，让大家鸣放，还要在鸣放中保证言论自由的民主权利。因此，我建议，现在鸣放要有法制来保障，这样对扩大民主生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都有好处。 + +　　关于中、小工商业者摘帽子，他主张把门敞开，使一部分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中小工商业者能尽先尽快地摘掉帽子，参加工人阶级队伍。 + +## 荣子正认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也有三大主义 + +　　荣子正发言时，认为党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也存在三大主义。他说：党对待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问题，都是根据马列主义理论办事，可是许多马列主义的理论著作，都是很早的时期写成的，把这些理论搬到中国来运用，很多地方对不上号。譬如，政治经济学里也说，独立劳动者上升为剥削者之后，原来的资金，很快就花光，然后则不劳而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则不然，我们是勤劳肯干，赚的多，花的少，而且在我们上升为剥削者之后，也不是坐享其成，不劳而获，而是操劳更重。因此，我们学政治经济学，很多地方是听而不信，不能接受。 + +　　我建议党根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和、发展情况，通过调查研究，做出中国的理论，而能向别的国家拿出丰富了的马列主义，而不是把马列主义原样转口。只有这样的理论，才能使生产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工人阶级都能同意。所以，党不能单凭主观，以为学过马列主义，就能运用，结果是机械地搬用了马列主义。 + +　　他说：中央说要赎买到底，不会是半赎买半没收。但事实上，赎买代价的实际等于没收私方剥削的大半。在企业合营以前，税务局为了多收税，查帐稽征时，把每件东西都估得很值钱。而工业、商业管理部门在企业合营时清估财产，又样样估得不值钱，结果减少了私方的股金。这些部门进行上述工作时，都说要实事求是，公平合理，这两种工作也都是在工人监督下进行的。可是两个“实事求是”，两次监督，却使全国私营企业财产由四十五亿元变成为合营后的股金二十二亿元。他说：发生这些问题，是因为中央没有深入了解这些情况，而只听税务、工商等部门的汇报。这是官僚主义。 + +　　几年来，在对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过程中，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情况向上反映得是否都可靠？是否太“左”？都可以检查。目前有人说“目前和平改造已成过去”，我认为：我国和平改造基本上是胜利了，但在全世界这还只是“试点”。因此，要很好地找找和平改造中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检查这一工作时，应有工商业者参加，才能全面，不然就会强调成绩，忽略缺点或只轻描淡写。工商界参加这项检查和提意见，应当多组织基层的中小户，因为我们上层人物，被“进步”堵住了嘴，惯于说自己所不同意的话，半吞半吐，不够纯洁。 + +　　他说：党对待人民团体有宗派主义。党对工会工作重视，对工商联工作则不够重视。为什么不一样看待？党员干部以为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组织，而工商联是资产阶级的组织，这正表现出党的宗派主义。因为这两个组织都是在党的领导下组成的，既然忽视就不应该建立，既建立就应摆在合理地位。由于党有宗派主义，使得我们这些人向党说话时，只说党爱听的，否则就可能被“打入冷宫”。我感到：党并不认为工商联工作搞坏了会影响党的威信，拿去年工商界买公债来说，分配的数额，把工商界以往的分红、当年的定息加上到期公债本息等，还完不成任务，后来虽有些减免，但当时为了完成任务，工商联只好吹胡子瞪眼，强摊硬派，引起许多工商业者不满。另外，还有些会员说河北区工商联是“法院”、“派出所”，说我们“只顾自己升官，不问民间疾苦”等，实际上，其中固然有我们的过失，但是也和党的宗派主义、对我们使用不当和强交任务分不开，希望党在这次检查中负起这一责任。 + +## 李景阳说提意见多了常被认为主观 + +　　李景阳在发言中着重谈了公私共事关系的问题，他说：我在公司里是个好给领导上提意见的人，因为意见提的多，常被领导上认为我主观，我不否认我自己有这个缺点，但是，主观究竟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领导上也没有给我提出来。他认为，在公私共事关系上，上级工业局领导上也有官僚主义。另外，他还对定息年限、专业公司有没有设立必要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 +## 叶聘之批评工作中的形式主义 + +　　叶聘之在发言中列举许多事实批评了目前党、人民团体、政府机构工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他说：现在中央号召参加体力劳动，市长、局长、公司经理等领导干部都下去参加劳动，究竟起什么作用，能坚持多少时间？每到周四无会议日，首长们也一忽拉都下去，结果下边这一天是百忙日，究竟作用如何呢？他还说：资产阶级加入工会需要创造条件，资方代理人现在已经无资可代，没有剥削收入，还需要创造什么条件呢？如果要把资产阶级思想都克服了才能加入工会，这个条件就要求太高了。另外，他还对目前合营商业中的营业时间不适合消费者需要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和改进建议。 + +## 李质如说党内党外没有交情 + +　　李质如说：目前党内党外之间沟深墙高，墙要党先拆，不然别人不敢拆。他说：党员之间特别亲热，吃喝不分，可是党员和党外的人，特别是私方人员，连吃顿饭甚至一枝烟的交情也没有。党员把党的立场看得过于机械，认为立场与党外截然不同，好像和党外的人稍一接近，就会被党外人士的满身毒素沾污了。有的党员甚至把党外的人好像当成特务看待，不用平等眼光看人，党员之间说话喁喁私语，看文件遮遮掩掩，这就是宗派主义。 + +　　座谈会今日继续举行。 + +　　 来源：《天津日报》1957年5月3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08.txt b/CCRD/1/3/2/0007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763572825449c71a4b04ee471a3faae0a7b064b --- /dev/null +++ b/CCRD/1/3/2/000708.txt @@ -0,0 +1,49 @@ +# 南通医学院教授和副教授对院党委提出批评和意见 + +　　南通医学院在传达、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的过程中，院里的教授和副教授们曾经举行了两天的座谈。在座谈会上，他们畅谈了自己的内心话，提出了许多批评。 + +　　在这个座谈会上，教授和副教授们对党群关系发表的意见最多，而且在座谈会一开始，它就成为大家议论的中心。 + +## 胡嘉言说：我们在精神上要求靠拢党，然而就是达不到，靠不上，不知心。 + +　　教授胡嘉言说：“我们学院内部的矛盾是很多的，而党和非党的矛盾是主要的。这表现在党和非党的关系搞得不好。我们知识分子在精神上要求靠拢党，然而就是达不到，靠不上，不知心。现在有一种情况，就是多了一个党员，就少了一个知心朋友。”石福畴副教授说：“我对共产党是不怕老的，就是怕新的，也许这些新党员肚子里才装了一点马列主义，尤其是怕青年团。怕什么呢?怕他们听不全，怕他们‘只听不说、只进不出’就汇报了。有些党员对知识分子的特点太不了解，举个例：有次我去找汪院长谈个问题，汪院长正在办公室里和几个党员开会。汪院长见我来了就走出来，我在外边谈起来，可是里面的党员却怕我要听到什么，拍的一声把门关起来了。其实，我在和汪院长谈话，没有这个本领一边谈话，一边又听门里谈话的，何必如此不放心人，我心里非常难过。”法医教研组主任、教授魏立功还说：党过去是使人很亲近的，现在为何使人怕，可见党表现落后了，官僚主义在俄语是“老油条”的意思。党内组成不健康，我看现在的上层建筑要改组、改革！学院现在是个头重脚轻，行政人员太多，有些人还是可以回到农村去的，土包子嘛！到农村去去没什么，登在学校里反弄得昏头昏脑，弄得院长也昏头昏脑。耳鼻喉科教研组主任、教授吴祥骅也说：有些党员是老革命，对革命有功，可是现在在高等学校里不能做事，也不做什么事，就是靠党吃饭，那末是什么呢?做“饭桶”！毛主席说合作有优越性，我看让他去“优越性”好了。 + +## 张慎行说：党群关系中间有条沟；除了有党的威力感存在外，还有一种“骗”术存在。 + +　　外科教研组主任、副教授张慎行说：党群关系，中间有条沟。除了有党的威力感存在外，还有一种“骗”术存在。有很多东西党是有一套的，这是不能向群众交代的，我是很有体会的人。三反之后，党和群众就疏远了，我的待遇也和党员不同了，领导上和我谈工作，要我到苏北附属医院来，我是不愿意来，要到南京去，但领导上硬要我来，并且说一年后保证再调南京，可是五年多了，我被欺骗了。临床外科教研组副教授赵霖也说：有些党员讲话不讲信用。我过去在第一康复医院工作，有些老党员，而且是相当负责的干部，他们在我的工作问题上都失过信用。开头总是答应给我多少待遇，后来就不守信用了，这实际上是我受了骗。我在上海某区委的机关里看到，墙上不少的标语是引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布尔加宁等说的话，其实，这些道德修养方面的话，我们中国自古就有，做人要学俄国，中国人原有的道德就比他们差吗？由于不重视祖国道德，信用也就差了。我所看过的马列主义书中就没有谈到信用的。我到这里，领导上答应贴我五十元，在2月份前都是这样的，可是到3月份变了卦，我就找和我谈这个待遇的李鹤群，他推说他现在不在人事部门了。原来听说福利委员有意见。我不管这些，因为是讲明了的。但是3月份这五十元到现在还没下文，我又受骗了，也受够了气。 + +## 他们对以党代政、党的中医政策等问题发表了许多意见。 + +　　在对党的意见中，他们还曾经谈到了以党代政、党能否领导科学和党的中医政策等问题。临床外科教研组副教授赵霖说：在法制问题上，我想举一个例，在医院的布告栏里看到陈金生做总务处副处长的通知，却是中共省委文教部批的，党委部门怎样管政府部门的加委的事？如果可以，民主党派可不可以批什么人做什么长？耳鼻喉科教研组主任吴祥骅说：“我们医院里去年一下子搞了几个民主党派，人家都说我这个吴祥骅难搞，民主党派少了我就不容易搞。农工民主党要我搞一个市委委员，我说，不能做这个官儿，后来真的共产党里有人说我这个人不行，不能搞市委委员。民主党派有什么用，金漆马桶而已！”对于党能否领导科学的问题，外科教研组主任、副教授张慎行说：党能不能领导科学?我说能。不过没有共产党也是能的。美国不是共产党领导的，不是科学很发达吗？对党的中医政策，公卫教研组主任夏之贞说，学习中医，不是采取自愿的方法，而是一律地学，成效反而不好的。临床外科教研组主任李颢说：关于中医政策，我是反对的。尽管我要泻肚子也吃中药舒适点，但我不赞成中医政策的。为什么有中医政策呢?这是吃了“应声虫”的亏，开什么人代、政协会，看到的发言总是什么“我完全同意”，是什么东西你完全同意？完全同意还发什么言?俗话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个诸葛亮”，我说“三个应声虫，一个大坏蛋！”现在许多事，就是上海人常说的“胡调”“胡”起来的。 + +　　在行政领导和教学工作上，教授和副教授们也反映了不少问题，提出了许多批评和看法。 + +## 石福畴说：领导上有些事不民主 + +　　石福畴副教授说：“领导上有些事不民主，譬如去年工资评定，评委会成员就不民主，后期多前期少，标准也不准。评委会内部也不民主，被评的人应该‘自报公议’。评级别中，我看张炎先生的级别低了些，提了个意见，领导上也觉得不安，可是并不改过来，却叫黄院长去向张炎先生打个招呼，这算什么？”药理教研组主任王端献说：工资问题，领导上不民主，不关心学校、不开会的评得高，这也叫“德”吗?领导上对我有宗派主义，在青岛，调浙江，再调江苏医学院，又调到这里，调来调去，真无聊。我爱人的工作，分配是不妥当的，组织上真是官僚主义！对她对组织有什么好处呢?领导上不讲是官僚主义也是“十三岁的姑娘做母亲!” + +## 李学禹说：名是可以争的，人总要名；利也要争，只要不是私利。 + +　　人体解剖科教研组主任李学禹说：我不同意“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这两句话。名是可以争的，人总要名；利也要争，只要不是私利。我看要分析一下：一是向领导上威胁，硬要名利，这不对；二是吹牛拍马，可耻，也不对；我主张埋头苦干的争取，我对级别是有意见的。我老了，黄炳然教授说象“尸腊”，“尸腊”是好东西，中国不多，可是我这个“尸腊”却是被人家抛弃的没用的“尸腊”。 + +　　对于学校里的某些不合理现象，许多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药理教研组主任王端献说：我们学校里是可算没有制度的，可借可不还，钱是这样，图书是这样。我们教研组有多少东西，我也搞不清，也没有人点交我，我也没接受盖章。保管、保卫都没有个制度，实验室曾经被小偷光顾过。进进出出很自由，我看嫖妓宿娼的也可有，反正外人来校居住也不要报户口，没有人管。教授薛永梁说：我们妇产科的病床是太少了，1952年是三十张，现在1957年了，只有四十张，而且病房里没有地板，冬天冷、夏天热，这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医院的伙食管理也很不好，我们在工作后，往往吃不到饭，吃上了也是冷饭，找炊事员有时又找不到，说是去学文化了。 + +## 鲍耀东说：各个教研组劳逸不均 + +　　外科教研组主任鲍耀东说：医院各个教研组的劳逸是不均的，有的教研组太闲了，而有的忙得要命，有些忙的同志在精神上也得不到安慰，做这方面的政治工作很重要。譬如何主任、薛主任忙得连公休都放弃，而精神的鼓励却没有。 + +　　有的说：凡聘请人要在教务会上谈谈，或者来了之后，要试一个时候而后再定“名”。 + +　　对于学校的人事制度，教授们也提出了不少意见。公卫教研组主任夏之贞说：在订的请假条例中，学生请假放在人事处而不是放在教务处，教务处是管学生学习的，为何不向教务处请假？应改过来才好。田福畴副教授说：我们学院聘请教学人员是不慎重的，只注意“拉”人来，一来就是“高级”的，是不是“货真价实”？就随便给名给待遇。我看今后要走群众路线，凡聘请人要在教务会上谈谈，或者来了之后要“试”一个时候，而后再定“名”。黄炳然副教授也认为学院聘教授中有问题，他说：不应该只看到“老”，用看“尸腊”的眼光是不行的。公卫教研组主任夏之贞说：领导上有“名牌”思想，“圆滑”的就好些，不大说话的就当他没本事，对埋头苦干的更加不闻不问。聘人的时候也不慎重，现在是“先来的挨骂，后来的吃香，不来的更香”。 + +　　在座谈会上，教授和副教授们对于学院某些部门和个别行政领导人员、共产党员提出了批评和自己的看法。 + +　　临床外科教研组主任李颢说：有些行政组织部门不知他们做些什么事，人事科不知做的什么人事。去年，为了要留下两个毕业同学，我们外科几个教研组商量开了八个人的名单，但是人事科却接到了南通市体委的通知，说要留下几个会打球的，好为南通市与人家比赛做选手，我不知道留助教是该听我们主任的话，还是听市体委的话！留人是从医务出发?还是从打篮球出发？人事科对每个工作人员老是填表，填表，我们的祖宗十八代都给写上去了，向你们交代了，每次运动也替我们做了鉴定，我们的小辫子都被抓在他手里，但是，你们的东西，你们的“底”，我们可以看到吗?我很怕，因为你们可以将东听来、西听到的东西替我鉴定上去。人事科的这些工作是什么?是内部特务间谍机关一样!是专搜集情报的(后来，他声明说人事部门是间谍机关不妥当，但认为象情报机关)。人体解剖教研组主任李学禹说：我们解剖科有位徐老教授逝世了，院务会上决定开个追悼会，由陈总务长做筹备主任，我也参加做委员，为了这件事，我还通知了徐老教授的家属，要他们准备答词，可是，这个院务会上的决定后来却不声不响的没有了，这是什么原因，这是对生者的鼓励，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正确执行吗? + +　　临床外科教研组主任李颢说：李学禹教授提出的徐承德老教授死了没有能追悼得起来。我又想到这么回事，就是前任院长的父亲死了，有的院长却不断动员我们去吊唁。前任院长的老人家和学校有什么关系，而徐老教授是我们学校的教授，为何却这样冷淡。 + +　　在谈到某些党员的缺点时，生理教研组主任姜书枫在发言中说：我们开会，会后有人在批评我们，他们有什么权利可以批评我们。听说有个共产党员骂我们这里有“四大金刚、十八罗汉”，那些人是四大金刚、十八罗汉?他是什么共产党员?要骂到这里来骂，领导上要把说这样话的人交出来，交出他这是放的什么屁?我过去在北京学习巴甫洛夫学说，也开过什么会，会上我也讲过什么共产党员领导“英明”，现在想起来是我“放了屁”！ + +　　在这次座谈会上，最后发言的是病理解剖教研组主任、教授张致果，他带着意味深长的语气说：各位先生说的问题到处是如此，我从哈尔滨大学来，那里也是如此，所以有人说：现在全国各地都在绿化，天下青草一般绿。绿，在色盲看来是红的。 + +　　 来源：《新华日报》1957年5月3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16.txt b/CCRD/1/3/2/00071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2e845087b9ded1f4e5aada868bb95f7f8557a40 --- /dev/null +++ b/CCRD/1/3/2/000716.txt @@ -0,0 +1,193 @@ +#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十) + +　　<《人民日报》编者>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在休会七天后，于昨日继续举行。上午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国民主促进会秘书长杨东莼，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宁武，无党派民主人士陈垣，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张云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龙云、常务委员朱蕴山。下午在会上发言的有：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刘文辉、刘斐，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务委员吴研因，民革中央副主席陈绍宽，民革中央常务委员许宝驹，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徐楚波，民革中央常务委员李俊龙，民盟中央副秘书长罗子为；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茅以升也在昨天的会上作了书面发言。 + +## 杨东莼认为：许多地方统战工作作得不好的原因之一是不懂得这个政策，希望总结三十多年统战工作的历史，建议党内进行一次系统的统战政策教育 + +　　杨东莼在发言中，对如何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了意见。他说：民主党派要得到社会重视和党内重视，毫无问题，应该自己从工作中争取，但是，另一方面，必须做好统战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从思想上解除障碍，使大家了解民主党派在国家事务中的作用，才能更好地贯彻这个方针。杨东莼认为：许多地方统战工作所以做得不好，原因虽多，但有一个原因就是不懂得统战政策，如农工民主党的对象是什么？好多人就说是医药卫生工作者，民主促进会的对象是什么？好多人也说是中、小学教员，有人甚至以为九三学社是公私合营的什么企业。再比如：民主党派在有些单位发展组织时，竟然遭到拒绝，说：“我们这里已有一个民主党派了”。因此，杨东莼认为：要贯彻这一方针，思想教育实属重要。如何进行统战教育呢？杨东莼提了四点意见： + +　　第一，他说：总结一下三十多年的统战工作经验，其中包括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和私营工商业改造的经验，这是根本之图。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中，说到了统战工作是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这本书发行到现在已经六年多了，六年中变化很大，应该进一步总结和分析。这个总结分析是科学研究，而且是马列主义的科学研究，其中有理论、有事实、有历史，还有艺术。要总结得好，必须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通力合作，从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上，来说明统战工作的必要性，民主党派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和作用以及今后的任务等等。有人说我们是吃团结饭的，吃团结饭不坏，难道要叫我们吃分裂饭？现在有人把历史割断了，孤立起来看现在，我看这三十多年来统战工作的历史还是不能割断的。有了这个总结，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思想上的阻力就会减少一些。 + +　　第二个问题，杨东莼说：中学我不谈，几年来大学的政治课，起了一定作用，但无庸讳言，也有很大缺点，这就是干巴巴的教条主义和现实的政治、经济生活毫不相干，而且写好讲稿，逐字逐句念，下面逐字逐句记，对现实生活很少谈到。如宪法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但是如果给大学生考考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有什么区别，我想，及格的人恐怕不会太多。对统一战线政策当然更不知道了。现在高教部正在重新草拟政治课程教学大纲，是否可以考虑一下，把政治课同现实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联系起来，并把统一战线政策放在一定的地位。我想这样做，对团结知识分子会有好处，对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也会有好处。 + +　　第三个问题，杨东莼谈到民主党派有无论坛的问题。他说：有，光明日报就是，另外人民日报、大公报、文汇报都登了许多有关民主党派的文章，现在什么都登也无人审查，这很好，但是还应该加强。如何加强呢？我觉得：光明日报在当前大放大鸣的时候，应该出六版，不应出四版，以便在整风期间，让大家在论坛上活跃些。杨东莼还建议各机关、学校可设民主党派讲坛，让民主党派有机会讲话，尤其在进行统战政策教育的时候更有必要。如某学校一个同志对统战政策统错了，事情不大，不需要拿到报纸上去，就可以在那个学校里公开说清楚，讲清楚了，也就是进行了统战政策教育。当然，我并不主张资产阶级的民主，今天群众水平提高了，可以明辨是非，有人要想哗众取宠，既不能哗众，也不能取宠。这个对台戏怎样唱呢？杨东莼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他说：这个对台戏是吴铁庵和谭鑫培那样的对台戏，吴就是学谭，同样是谭派，谭唱什么戏，吴也唱什么戏，我们今天虽然有个论坛，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这跟资产阶级的在野党同执政党的唱对戏是完全不同的。也许讲坛上讲错了，但是，不要紧，讲错了，可以辩论，经过辩论，是非就出来了，这样民主生活就可以更活跃起来。 + +　　第四个问题，杨东莼建议在党内首先进行一次有系统的统战政策教育，他认为这个工作如果做得好，对于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会大有好处。 + +　　最后，为了贯彻这个方针，杨东莼还提出三个具体意见：第一、他说：统战部要求我们反映所联系的社会人士的意见，但是，反映以后很少有下文，他希望反映上去的问题能解决的一定要解决，不能解决的，也该有个下文。第二、他建议从中央到地方直到各个单位，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要建立一系列的制度，如会议或座谈会、人事等等，都需要有个制度。第三、下面民主党派的干部对政治待遇很有意见，如参考消息，究竟什么人才能看呢？如某一地方规定十六级的才可以看，而十八级的秘书长反而不能看，这样做，是否合理，值得考虑。 + +## 宁武说：民主人士要作共产党的“诤友” + +　　宁武发言中认为，既然是帮助党整风，对于个别有错误的党员，就应该以“诤友”的态度进行批评，而不应该对他们维护。他说，只有这样，才符合党的期望。 + +　　他说，一切犯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错误的党员，都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有些党员的个性完全超过了它的党性。因此，他建议党中央要加强对党员的党性教育。 + +　　他说，据我的观察，凡是１９４９年以前入党的党员，党性就比较强。而１９４９年以后的党员，党性就比较差。他认为，现在全国党员有一千二百多万，其中党员的修养和锻炼大有差别。过去的党员参加革命，冒着生命的危险，而全国解放以后的党员则不是这样，他们是愉快而光荣的参加党，只是抱着荣誉感，他们经过的艰苦锻炼比较少，因此，必须对他们加强教育和改造。他还对王明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表示很大的诧异。他说，王明过去犯过十分严重的错误，但是，据他知道并未作过什么检讨，他认为这是个性超过党性的典型。 + +　　他还谈到在对待知识分子工作中的宗派主义问题。他说，目前歧视知识分子，特别是年岁较大的知识分子，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在大专学校中，就尤其严重。有些党员干部，对年老的知识分子，有一种一成不变的看法，认为他们来自旧社会，历史不干净，思想有问题，于是摆在那里，既不帮助提高，又不给适当的工作。据我知道，那些年纪从五十岁到七十岁的旧知识分子，只要党和国家了解和关怀他们，绝大多数人的情绪是很高的，知道自己是从旧社会来，带来了不少的旧思想、旧作风，愿意改造自己，愿意在晚年献出自己的所长。当他们不能如愿，而感到自己是在“尸位素餐”时，心情十分苦恼。这也是一种矛盾：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人材，感到人材缺乏；另一方面，又有些人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这种矛盾主要是由宗派主义造成的。因此，他希望通过这次整风运动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 +## 陈垣提出：今后使用干部必须放手放心，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 +　　陈垣首先谈到教育部的领导问题，他说：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是高等学校，又与普通教育有关，我们由教育部直接领导，又与高教部有关，但由于教育部和高教部工作上联系不够，很多事情是高教部布置给高等学校的，有时就没我们的份，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好象我们又是大学，又不是大学。有的教授说：我们是中学头，大学尾，在夹缝里讨生活。因此，教育部与高教部必须很好的配合，注意到师大的特殊性质。陈垣还说：关于课程的设置、比重，有的不很恰当。教育部有时过分相信教育理论的教条，从实际考虑得不够。 + +　　关于宗派主义问题，陈垣认为：党必须特别加以注意。他认为共产党所以有宗派主义，是因为过去对敌斗争情况随时提高警惕，已逐渐成为习惯，建国以后，对全国干部情况还心中无数，自然要多依靠政治上可靠的人，那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目前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如果再有宗派主义就会大大影响党外群众的积极性，等于逐渐放弃各种积极力量，群众会由积极而消极而袖手旁观了。陈垣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在使用干部上必须放手放心，才能使袖手旁观的人，卷起袖子来积极参加建设。 + +　　对于老教师的信任问题，陈垣说：由于过去使很多人感到有不信任的倾向，今后要多在这方面作工作。旧知识分子都有一些高傲的气质，自尊心很强，“士可杀，不可辱”，多年治学的老教授，在大庭广众之中，一次次检讨，或在火力很强的群众大会上被斗争，有时人家原是热爱国家的，但却指着脸骂人家是反革命，那当然会使人感到无限委曲，抑郁难平，感情的创伤一时不易弥补，这是十分可以理解的。这是说当事的人，而其他群众呢？由于当时有人抓住一两句话，甚至和朋友说的开玩笑的话，就往往被人抓住，说是思想如何，甚至追其动机。运动过后，大家都不敢随便说话了，和党、团员说话时尤有戒心，知心朋友也不来往了，大有“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掏一片心”的状态，形成貌合神离，同床异梦，党和知识分子中间的墙，有的地方就是这样筑起来的。 + +　　吸收过去的教训，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 +　　陈垣接着谈到肃反问题，他说：总的来说，肃反成绩还是很大的，某校的副院长，肃反时被误作为对象，前天他和我说：“我当时确是难过得很，身体健康也差了。但是，今天平心细想，经过这次运动，全国反革命基本肃清，可以安心的建设了，这就是最大的成绩，我当时虽然吃些苦头，但从结果来看，问题还是弄清楚了，也并没有冤枉我。”他的话使我很感动，我想运动当中，群众发动起来，很多人在大运动里受了伤，如果仅仅说是“在所难免”，未免也是说便宜话，不过能从全国着想，总可稍稍解开这些症结。今天吸取过去的教训，学会如何正确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不会再有误友为敌的错误作法了。 + +　　高教部边整边改的精神是得到广大群众欢迎的 + +　　关于整风运动，陈垣认为：目前运动虽然刚刚开始不久，各方面已提出了许多许多意见，揭露了不少矛盾。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一再表示让大家大鸣大放，对大家帮助党整风一再表示欢迎与支持，虚心倾听群众意见，昨天人民日报登载的高教部接受正确的批评和建议，选派留学生将采取自由报考方式，这种边整边改的精神，是得到广大群众欢迎的。这次运动的本身，就是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 + +　　谈到教学，陈垣认为：有些问题要注意，有些年青教师，毕业不过二、三年，上课去按本宣读，就很不好。这样的情况在我们国家文化事业迅速发展，实际的教师队伍人数还不能马上充实起来，还不能跟上形势的时候，这些青年教师，勇敢的担负起以他们的力量还不能担负的重担，担负起繁重的教学任务，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与这同时，也确实有些人，由于自己政治上进步，是党员或团员，课程也开出来了，如果再加上组织上有宗派主义情绪，他们就骄傲自满起来，老教师也看不在眼里了，觉得他们落后，认为老教师教的东西是唯心主义，只有自己才是最掌握马列主义的人，自然就不会很好的虚心的向老教师学习，所谓新老关系也逐渐不好起来。 + +　　党群之间虽有墙但不是万里长城 + +　　陈垣还谈到党群之间的“墙”的问题，他说：虽然有“墙”，但我看不是历史上的万里长城，第一因为城里城外不是敌对的双方，第二也并不是蜿蜒万里不断，而是断断续续，有高有低，有厚有薄，而且有些地方是没有“墙”的。我觉得既然各人处境不同，看法不同，接触的党员的作风也不同，是高就说高，是低就说低，有就说有，没有就说没有，不应人云亦云，强求一致。 + +　　历次运动，在有些人心里留下一些印象，以为越说得头头是道，越能表示自己积极，据说在肃反运动时，有的单位开会时不说话，就被认为不能站稳立场，不能划清界限，我想这是个别的情况。但是有人却误以为有一说三，有薄说厚，就足以表现自己的错误。这纵然是极少极少的人如此，但也确实不能说没有这种现象。 + +　　批评应该是：事实力求确凿，意见力求尖锐 + +　　陈垣认为：批评时实事求是，对于党的整风，纠正错误，加强团结，改进工作，是有利的。有时因为爱护党，维护党的事业，谈到工作上严重的错误和缺点时，自然不免声色俱厉，“疾恶如仇”，是很可理解的。但如果只是漫骂和讥讽，或者无中生有，不能以理服人，对于工作的改进，反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言之无物，持之无理，你让人改正什么呢？所以批评时应作到：事实力求确凿，意见力求尖锐，对工作的改进才能真正有帮助。陈垣最后谈到统战工作，他说：党、团员、民主党派成员，都有组织关系，而统战工作对无党派的人应当如何作工作，今后也值得注意。有时某一问题，党内和民主党派分别传达，而无党派人士，感到知道得很少。目前还是无党派的人数较多，恐怕将来也仍然如此，既然要调动一切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则不但要注意发挥民主党派力量，对无党派的人注意加强连系，也应注意。 + +## 龙云说：希望参加座谈会的人拿出勇气抓住重点放胆批评 + +　　龙云发言中说：此次整风运动，主要反对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所谓“三害”，包括教条主义在内。他说，他对张奚若先生、章乃器先生、陈叔通先生、章伯钧先生及其他的先生在座谈会上的发言非常钦佩。他认为这些发言完全是对事不对人，真正所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如果每次座谈会能够贯彻这一精神的话，他相信共产党在这次整风中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帮助。他又说，不过还有一些人的发言仍有顾虑，甚至顾虑很大。为什么会有顾虑呢？他认为原因就在于过去的几次运动使他们害怕了。他说这种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认为这次运动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同以往的历次运动完全不同。首先要信任共产党，信任毛主席。有此信心，就用不着有什么顾虑，如有顾虑，就是不信任共产党了。因此，他希望参加座谈会的人拿出勇气、抓住重点、放胆批评，无关的话，用不着的话少说。他认为，缺点和错误揭露得越多，将来缺点和错误减少得也就会越多，相反，如果把缺点和错误掩饰起来的话，将来缺点和错误还会是很多的。 + +　　接着，龙云对共产党的错误和缺点产生的根源作了分析并提出他的看法。他认为这几次的座谈会，大家所指出的错误和缺点，多半是在下面，而其根源多半是在上面。他认为在国家的行政上没有作到分层负责，而是国务院指示一发，等于垂直领导，就一直贯彻到基层，党有党的指示，就成为双轨并行，没有注意业务部门的职权，业务部门也就无法帮助下面，置于可有可无之地，很多错误和混乱便由此产生，对问题不暇再加考虑和研究。希望国务院以后多注意监督与考核，凡属业务无论专门与普通，都要主管负其全责。他还认为，上面发布指示之前往往没有全面地深刻地考虑，把天下事看得太易。在国家来说是求治心切，企图百废俱举，殊不知下面办事的人员经验不足，业务不熟，事体复杂而繁重，以致不能因地制宜、应付裕如，只能按令而行，造成紊乱，这也就产生了官僚主义。他举例说，比如往年的教育事业一直在扩大，今年的教育事业突然要压缩，结果使得国家感到困难、主管部门感到困难、社会和家庭都感到困难。这是冒进，也是轻率。又比如去年提倡穿花衣服，今年又提倡穿补钉衣服，使得下面无所适从，莫明其妙，这种宣传同样说明是一种轻率。 + +　　他对这次整风运动中准备贯彻边检查边改进的精神十分赞成。他说，过去我们国家考取留学生的办法不公道，最近不少人提出批评，昨天报纸上登载了高等教育部接受大家的批评立即加以改进，这使人们的观感为之一新。他认为，今后整风运动如果能够贯彻这种精神，他相信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面貌一定会焕然一新。 + +　　他对干部子弟的培养问题也提出了批评。他说，听说北京师范大学有个附中，现在改为一○一中学，学生完全是高级干部的子弟，其他的学生就不收。这样是不公道的，以学生来说，象这种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一定会感到高人一等，一定会有特权思想，于学生也是不利的，资本主义的君主国家听说有贵胄学校、贵族学校，平民一概不收。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也要设这种类似的贵族学校呢？我想来这也是一时高兴，缺乏全面考虑的结果。 + +　　最后，他对民族干部问题提了意见。他说，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不尊重少数民族干部的职权，有包办代替的现象。少数民族实行自治之后，干部缺乏是事实，因此，成立之初，自治区的干部不能不用汉族。这是在所难免，但是现在少数民族的干部陆续培养起来了，应该使少数民族干部有充分锻炼和提高的机会，使汉族干部逐步减少，少数民族干部逐步增加，而且有职有权，真正自己当起家来，达到名副其实的自治。 + +## 许宝驹说：人事干部太严肃，人事机构很神秘，这是一道较厚的墙。 + +　　许宝驹发言说，一般群众，都觉得做人事工作的人太严肃，对于人事机构，感到很神秘，使人发生畏惧心理，产生一种隔膜。假定说这是墙，可以说是比较厚的墙。如何消除这种隔膜，是应该注意的。他还说，很多机关首长，为了了解情况，听取一部分人的汇报，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却常引起人们一些疑虑。比如，“汇报全面与否？正确与否？”使人疑神疑鬼。在这里，他举南昌市某被错关过的青年为例说，这些事情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当时是否有人向领导上汇报了不正确的材料，其中是否有打击报复问题。因此，首长以什么态度听取汇报，很值得研究。 + +## 张云川认为：墙和沟是党员的特权思想造成的；积极分子是挖沟打墙的“义勇队” + +　　张云川在发言中，首先谈到他很喜欢提意见，而且很爱批评，因为他经常说话一开头就提缺点，过去曾被人认为思想落后，反党，扣了很多帽子。有些关心他的朋友曾劝他最好不要说话了，说了不见得有好处；要说也不要忘了那个公式：先肯定成绩，然后再谈缺点。他说，是不是我只看到缺点而看不到优点呢？不是的。只是觉得优点早已存在，有目共睹，用不着我再来说。把缺点说出，改正过来，使成绩可以更加巩固，对党和国家都有好处。不过，有些民主党派的同志只谈成绩不谈缺点，甚至把缺点也当成绩来加以颂扬，这种做法好象看见一个人要陷进泥中也不提醒一样，是很不好的，这也不是爱护共产党。现在那些过去认为一切都好的人也提缺点了，证明他们过去是看到了缺点但没有说，是否考虑到个人的利害得失？是否从前言不由衷？我觉得说真话比说假话好，虽然真话难听一些，假话好听一些。 + +　　接着，张云川就他所看到和感到的一些缺点提出了意见和批评。 + +　　关于墙和沟的问题，他说，我也同意有些人的看法，党和非党之间是有墙和沟的。造成墙和沟的原因，有人分析是由于党员有优越感、特殊感。他说，这种优越感过去对敌斗争有好处，但革命胜利以后就在党员思想上变换了位置。过去在革命斗争中，党员是站在群众中领导革命，革命胜利后，有些党员就站在群众头上脱离群众了。甚至有的人觉得自己有革命的特权，觉得别人是不革命或不配革命，只有自己是真革命、最革命。在日常生活中常有这种表现。比如在机关里有党员也有非党员，可是不管吃饭、娱乐，总是党员坐在一起，非党员坐在一起。拆墙填沟如果党员不先伸出手来，非党群众就不好先伸手，怕对方不握没意思。可能党员也有这种顾虑，但党经常教育党员团结群众，因此，主要责任还要党员负。 + +　　张云川认为：在工作上、待遇上、工资上都表现了共产党员不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而是相反。 + +　　另外，在工作上、待遇上、工资上，都表现了党员不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而是相反，形成特权，形成了墙。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强调非党人员要建立主人翁感，但是仍会很自然地有作客思想雇佣思想。 + +　　他说，造成墙沟，除了这些党员要负主要责任外，还有一些挖沟打墙的“义勇队”也起了很大作用。谁是义勇队呢？他认为就是积极分子。他说，解放后，各方面人士风起云涌都集中在共产党的周围，党有责任了解大家，如能广征博采，互相引证，可能要好一些。可是不这样作，只相信少数的人，把他们当做积极分子，依靠他们信口雌黄，就把谁进步谁落后排了队，使党和群众隔离开来。而这些人就假借党的威信吓唬人，无形间就在党群之间打起了墙，挖起了沟。其实，应该瞧不起这些没有改造或正在改造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这种做作，但是党却信任他们、鼓励他们，说他们积极、进步、靠拢党。于是这般人就在群众中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不但群众怕他们三分，就是民主党派的头儿脑儿也怕他们说什么而迁就他们。看戏因为抹了脸，很易辨别，而有些人作风不正，颠倒是非，又未抹脸，不好辨别。这种情形现在已好一些了，但还是存在，建议统战部注意一下。 + +　　第二个问题，张云川谈到干部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他说，解放以来，一直强调为人民服务，但有些人好象并不觉得自己是为人民服务、当人民的勤务员，而在意识深处觉得自己是做官。“官”就是站在群众头上的人。我们有一千多万干部，如果都是官都站在群众头上，群众怎么受得了。我过去看过“夜未央”，印象很深，跟“真假巡按”差不多，官一层一层的，不管大官小官都站在群众头上。我有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我觉得我们的干部只能有职务之别，而不应该因职务不同有高低贵贱之分。现在以官自居，大官不愿和小官谈话的情况是普遍存在，如不进行思想教育后果很不好。为什么在看戏、吃饭等场合也要官阶森严、官气十足呢？很值得考虑。上行就很难叫下不效。因为官气十足、官阶森严、生活悬殊，就很自然地会使人闹地位。 + +　　张云川说：我觉得对旧社会的声名地位，在统战工作上应加以区别。 + +　　第三是统战问题。张云川说，我很喜欢看水浒，但对梁水泊有些做法搞不通。比如玉麒麟卢俊义，原来和梁山泊并没有多大关系，但不晓得宋江为什么这么重视他，一定要把他拉上山坐第二把交椅，不知是否统战工作？而黑旋风李逵甚至柴大官人柴进也不受重视。我觉得对旧社会的声名地位，在统战工作上也应加以区别。有些人确实是有真才实学；有些人则是登龙有术，这并不光彩；有些人的声名地位是靠吹牛拍马得来的，对这些人的政治地位是否要照顾？我觉得统战工作统对了一个人会起好作用，统错了还要起副作用。 + +　　张云川引用了对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的评价以后说：今天很多事情都是如此：某人做是对的，某人做就不对。 + +　　我思想上还有些未解决的问题。象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因为司马相如是名人、学者，别人就捧为才子风流，如果是没知识的人，就会说他是拐骗人口。张君瑞与崔莺莺的恋爱也是如此，因为张是才子，崔是佳人，就被认为是风流韵事；如果是贩夫走卒，就认为是和奸通奸。这是不是证明我们每个人思想上还有些不公道的想法？今天很多事情都是如此，某人做是对的，某人做就不对，很值得考虑。 + +　　张云川建议：应该评价各民主党派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作用，不要只讲共产党的历史。 + +　　除了以上几点批评意见以外，张云川还建议在中国革命史中，对民主党派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作用也给予应有的评价，不要只讲共产党的历史。因为虽然共产党是革命的主流，但民主党派也是支流、细流，也起了一定作用。 + +　　对于人事部门的工作，张云川也提出了二点建议：一是最好有些年纪较大、社会知识较丰富的干部做人事工作，因为青年对旧社会情况不了解，在审查别人历史时容易割断历史，不能全面判断。二是人事部门能否另开一条路。现在社会上还有些人直接向政府请求解决工作问题。这些人很难得有反映情况的机会，反映了也不重视，人事部门是否能考虑一下。 + +　　最后，张云川建议把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肃反工作的成绩和副作用，摸一摸，比较和总结一下。 + +## 朱蕴山说：拆墙平沟不是东风压倒西风，问题是要加强领导不是削弱领导。 + +　　我在南京视察，碰到省市党的方面，正在开展整风运动，要各民主党派帮助整风，现在机关学校企业各方面，均在纷纷鸣放，已经提出很多意见。我在南京民革座谈会上听到财政局科长陈家振说省市级机关党委对统战教育一般很差，例如建筑工程部庄部长在干部会上三次提到民主党派，把民革叫做中华革命党，曾给他提意见。他第二次会议还称民革为中华革命党。往下一般党团员总是把民主人士与老弱残疾并提。陈又说党委提拔干部尽是党团员，有一领导干部贪污被揭发，党委叫他在党小组会上检讨一下了事，群众有意见，他答复是怕失威信以后工作不好做。江苏邮电管理局副局长王良骏说，民革成员提意见有顾虑，他说江苏各县有七十多个邮电局长，８５％以上是青年党员不懂业务，连一个懂业务的非党的副局长都没有。 + +　　地方统战教育是不平衡的，有的不重视，有的也很重视，类如苏州是个古老城市，党与非党同志团结很好，因为统战部很热心帮助，很多老知识分子古典文艺较有修养的人士视政协为老人之家，他们靠拢党，学习亦很起劲。这说明任何地方任何单位能把党的统战教育能够贯彻下去，对于民主党派就不至于轻视，团结工作就可以做得好的。 + +　　为什么党中央发动整风运动呢，我想中国共产党过去也曾犯了好多次的错误，遵义会议由于毛主席领导，扭转过来，到了１９４２年整风统一了党内思想认识，纠正了歪风，朋友越来越多，得道多助，从此工人阶级壮大起来，因而领导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共和国，近八年来，党又进行社会主义一系列的改造，已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到社会主义新的阶段了，今天执政的党，成为六亿人口的大国最高领导核心，党的威信，达到最高峰，如果有部分党员，不能执行党的政策，或者思想硬化，仍停留在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和近八年来社会主义改造那些阶段，那就不能够适应新的政治任务。钢铁锈了，不重新锻炼是不好用的。因此必须来一次整风运动，这一次整风运动，是个伟大的及时的英明措施，其目的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神圣的武器拿出来向社会主义进军，透过这一次运动，预期结果一定是很健康的，他把六亿人民除开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一致的团结在党的周围，将由社会主义直达共产主义之路，这是毫无疑义的。 + +　　民主党派为什么要帮助整风呢？我觉得各民主党派过去与共产党患难相处，或先或后都有他历史因素，长期共存也不是偶然的，我们帮助党的整风亦即是帮助我们自己。我们经过了曲折迂回道路，然或先或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多已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现更进一步踏上社会主义新的历史阶段了，我们一方面帮助党的整风，同时结合我们自己思想改造工作，在这一次和风细雨伟大的运动中，我们学习马列主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神圣的武器，我们边帮边学思想是可以得到提高，我们各方面工作也可以推进一步得到改善。讲到党与非党之间墙和沟问题，我在南京曾经讲过，我总觉得墙与沟是双方建筑起来的，我想对党员要求应该高些，他们的责任应较重些。有些墙沟是人为的，有些墙沟可能因工作制度产生的，无论如何，需要大家一齐动手，多鸣、多放，大胆的鸣，大胆的放，将问题一齐摆出来，就是碰到坚固堡垒，边整边改那是不难拆除的。在拆墙平沟的时候，各人看法不同，提法不同，都不要紧，目的只有一个，为了改进工作，为了社会主义建设，有些机关学校企业部门发生墙沟很多，是不是把党委从机关学校一齐退出，把公方代表一齐从企业部门退出，那就是拆墙平沟呢？我认为拆墙平沟不是东风压倒西风，问题是要加强领导不是削弱领导，社会主义事业没有共产党领导核心那是搞不成功的，有人提出以党代政、或以党代校，工作制度上有些不合倒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不管在制度如何研究，亦只有从调整关系，改进领导方法上着眼，党是建设社会主义领导核心，这次整风运动正是为了加强这个领导核心，推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向前迈进。我对统战部还有几点意见提供出来请予考虑： + +　　（一）肃反运动是有成绩的，过去通过群众路线来肃反，也是正确的，要根据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那是更无可疑义的。问题是在执行工作方面部分的发生偏差，把肃反面扩大化了。我建议在本年人大代表会议后，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应即召开联席会议根据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指示，迅即组织一个临时检查机构，会同有关机关方面分往各地认真检查，所谓肃反遗留问题，依我看来不外四种情况，要根据四种情况分别处理：（１）根本搞错了的，应彻底平反，并赔礼道歉。曾经在什么样规模的群众会上宣布有罪，现在也应该在同样规模的会上宣布无罪，使被错斗了的人，在精神上得到安慰。（２）没有搞错，但处理不适当，应根据肃反政策纠正。（３）仅有嫌疑而无确凿证据、或仅因历史不清而发生怀疑者，均应早作结论不拖尾巴。（４）没有搞错而予以宽大处理的，应该向他说明白不能跟着嚷“平反”，不许翻案。在纠正错误过程中，肃反运动，包括共产党员在内，有人说是不是需要检查呢？我想，也不应对领导肃反的干部泼冷水。 + +　　（二）有些机关党委对于民主党派不够重视，建议党中央做出决定，明确指示中央机关及各地方各基层党委，认真负责定期召开党派座谈，加强领导，务须贯彻统一战线教育方针，并帮助各民主党派做好工作。 + +　　（三）民主党派机关干部工资标准比政府机关为低，福利也较差，升迁也较困难，拿民革中央机关来说，在体制上没有处一级的设置，直属部以下的组织，只相当于政府机关的科级，这在调级和提升受到较大的限制，一般的对于民主党派干部也有些轻视，因而很多干部容易产生不安心于党派机关工作，常闹情绪，这也无怪其然，建议由政协和统战部帮助各民主党派共同协商，比照国家机关的人事制度，拟定民主党派管理办法。 + +　　另外民革在各地联系的社会人士和失业成员，很多在就业和安排方面承统战部大力帮助，解决了不少问题，我们是很感谢的，最近个别地方反映，通过组织排队分别缓急急需解决，请有关方面解决的尚未解决，而有些通过私人路线却先解决，发生不平衡现象，使地方负责人陷于被动。他们希望以后多予联系。 + +## 刘斐说：党不应该代政，就象开机器的人不能代替机器一样。 + +　　刘斐发言说，现在在党政关系中，有些上分下不分，早分晚不分，此分彼不分，而且越到下级，特别是县以下，就只看见党，看不见政的现象。下面的人民代表大会也开得很不正常。这种情况的产生，主要是建国不久，法制尚不完备，某些高级干部和许多中下级干部法制观念薄弱，以及缺乏民主作风等原因所造成的。党中央对这方面的情况注意不够，也不无影响。要改变这些情况，除开进行思想整风之外，还必须在一般党员干部之间加强法制思想教育，迅速制定必要的法律，健全各种必要的制度，尤其是人事制度，以划清党政关系。而且党员应以身作则，尊重国家机关的职权。不然，整风虽然能收一时之效，但却缺乏经常的法制保证。 + +　　他说，党和政是两个性质不同的系统，党是领导国家事业的核心，但是，党的领导要通过国家机器去实现，党不应该代政，就象开机器的人，不能代替机器一样。但是，有些党员，不了解这种关系，而要把一切都抓在手里，连评级评薪也要高人一等。以为这样才是实现了党的领导，提高了党的威信。这是让国家机关生锈的作法，而且会滋长“三害”，加深人民内部矛盾。 + +　　刘斐在发言中，还曾谈到，在基层组织中发生的很多问题，是同我们的事业发展太快，任务太重有关系的。他说，领导机关时常把很多任务、很多政策，一起往基层堆，他们消化不了、接受不了，发生问题是必然的。 + +　　刘斐还曾谈到党在团结、改造和使用知识分子方面的一些问题和意见。 + +　　他说，过去有些地方没有很好地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使一些人受了委屈，以后团结工作也没有作好，他们有意见。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要有错必纠，为受了委屈的人恢复名誉，另方面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使他们改变对知识分子的强硬态度。这些人也就会消除成见，体谅过去产生错误之难免。 + +## 陈绍宽说：福建省党外人士踊跃揭露矛盾，帮助党进行整风。 + +　　陈绍宽说，我是奉调来京参加国家预算会议的，统战部也给我这机会来参加座谈会，我觉得很荣幸。 + +　　我是从福建来的，请让我谈一点福建的有关情况。福建同全国各地一样，也是正在学习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以备投入正在展开的整风运动，省统战部也曾召开过几次座谈会，讨论内部矛盾，帮助整风，省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前几天才开过，这次会议更加发扬了民主，人民代表和列席人员都踊跃揭露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帮助党推行整风运动，并提出意见促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福建党的同志与非党人士平时相处很好，中共省委和省人委领导同志态度谦和，对民主党派人士时多照顾，通过政协，统战工作做得很好，省政协的主席就是省委书记，政协常务副主席就是统战部长，政协秘书长是一位统战部副部长，民主党派负责人也都是省政协的副主席，每星期均到会办公，又参加集体办公会议，这说明党的同志与非党人士时相见面，协商事情，民主党派负责人能与统战部负责人常常见面，遇事商量，彼此就不隔阂。此外，党员对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等也很接近，因为省政协每星期六下午集体办公之后，就有组织教育、文化、卫生、工商业等各部门人士轮流交谈，谈后留餐且有文娱，中国人习惯三杯黄酒就感觉亲密起来，他们的心内困难的话就谈出来了，党和政府能立即解决的，就为解决，较难的亦设法研究解决，这样既可消除隔阂，又能够解决困难，使党、政府与群众上下通气。平时有事就讲，放和鸣都做惯了。党的同志对我更没有什么矛盾和隔阂，并且对我很重视，也很信任，许多重要事情先期都和我协商，对我密切关怀和照顾，不少会议不必党外人士参加的，有时我也被请参加，平时交往，更是亲密，如一家人一样，没有见外，我也没有自外，当我年初患了重病的时候，中共 + +　　（省委和省人委领导和负责同志们对我更是十分密切关怀，他们为我好几次召集名医会商诊治，特由上海延请名医专家到福建来，卫生厅长亲自指导和帮同救治，使我得以回苏，这更使我体会到共产党员的品质道德是这样高贵，我万分感激，这个事情所有在省民主党派人士都普遍知道的，非常感动了社会人士。党的同志们平时对其他民主党派人士也是很接近，很和蔼的，特别是省统战部对民主党派很多的帮助，解决困难，解决问题，在省人民代表大会和省政协也都发扬民主，遇事协商，省统战工作实在做得好。） + +## 徐楚波说：各方面对中小学教师指责多，鼓励少。 + +　　徐楚波发言说，各方面对中小学教师是指责多，鼓励少，以致使中小学教师情绪低落，信心不足。他说这是因为对中小学教师重要性估计不足、重视不够。他谈到北京有的学校要教师给孩子道歉，中国青年报发表的“好厉害的七十二条”，都曾使中小学教师情绪受到影响。“人民教育”、“教师报”也不了解教师的痛苦，对教师多所指责，因此许多教师不愿意看“教师报”。他还谈到对教师的使用多，照顾少。如有的地方体育教师平时工作任务很多，星期日都不能休息，但有球类等比赛的时候，买票困难，有关方面也不予照顾。他谈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其他各界代表都接见过，却没有接见过中小学教师。在福利待遇方面，教师也是较低的。他说四川有的地方的教师的宿舍很简陋，而附近工厂职工宿舍却是高楼，真有天渊之别。小学教师的工资也不如工人，因此教师愿去工厂工作而不愿留在学校。他说，工资待遇，政治待遇，再加上社会上一般人对中小学教师不够尊重的看法，使很多中小学生不愿意考师范。 + +　　他还谈到，各地学校的统战工作作得是不平衡的。有的学校里，党与非党人士处得好，有的学校里，党员有宗派主义。他说，有宗派主义的地方，党员校长和党支部书记多半都是青年人，不大懂业务，和老教师闹不团结。他们认为老教师落后，老教师认为他们不懂业务，彼此看不起。上级在提拔干部时，多是重德不重才，党员团员就行。提拔以后，就派到各个学校担任校长、教导主任等职务。这些年青人又不虚心和老教师相处，向老教师学习。而教育行政部门了解工作情况，又是只听他们的汇报。他说，他在四川视察的时候，当地教育局介绍他到一个学校去视察，这个学校是被认为党与非党关系不错的学校，校长是优秀校长。可是实际情况并不如此，教师提出的很多严重意见，甚至是一般学 + +　　（校少见的。他还谈到，北京有一个学校校长和党支部书记有宗派主义，引起老教师不满。教育局去调查，向学校党支部了解情况，没有解决问题；教师又向北京日报写信，北京日报去人调查，也是向党支部和人事部门了解，也没有解决问题。最后教师给他写了信，他把信转给教育局，到现在一年多了，也没有下落。） + +## 吴研因认为：本报的“周建人同意‘拆墙’须从两面来拆”的标题是“暗示党外人士不必多嘴”。他认为这等于向党外人士说：“去你的吧，你还是回去闭门思过。” + +　　吴研因发言中说：我们的座谈会在第九次（２２日）座谈时，我没有列席，可是我对座谈会的发言，仍很注意。我首先注意人民日报的记载。２３日人民日报对座谈会的记载，用特号大字标题，标出“讨论逐步转向深刻化”。于是，我就细心地找了一下大家的发言是怎样的深刻。后来看到用二号字排印的小标题，“周建人同意‘拆墙’要从两面来拆”，才恍然大悟人民日报所谓深刻化是对周建老发言的赏识，他的发言，是强调同意民主党派也要拆墙，就是要思想改造。我们没有谁否认过思想改造。帮助党整风，也是学习，也就是思想改造的过程。不过在现阶段，只能强调整党整风，拆墙，拆“三害之墙”。因为现阶段三害之墙只是在开始拆，而且远远没有拆到下层的墙。比如民进的中小学教师会员就在喁喁向望，希望在下层拆墙时，他们也有机会帮拆。身为民进领导，不代表中小学教师讲话，却强调要思想改造，这好象要在党拆墙时，我们来唱对台戏，就是要自行拆墙，不必帮党拆墙，大有消极怠工之意。毛主席在４月３０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对整风运动提出了指示，他说现在是党要整风，要民主党派帮助党整风，并不是要民主党派整风；还说理论学习也可以停下来，否则会冲淡整风运动。我认为周建老的话，至少是会冲淡整风运动的。因此，我不同意，民进有不少同志也不同意。 + +　　我对周建老的发言固然不满意，但并不想发言反驳，因为周建老有他自己的言论自由，我们虽然不同意，也用不着加以反驳。可是人民日报却竟赏识周建老的发言，认为深刻化，人民日报是甚么用意？是不是怕别人帮党拆墙，拆得太厉害了，暗示党外人士不必多嘴，还是自己去改造思想，拆思想之墙，换句话说，“去你的吧，你还是回去闭门思过，不必来插手了”。 + +　　因为人民日报的态度是如此，所以写了一篇短文，给光明日报记者转给人民日报。那文的意思虽然是针对周建老的发言而发的，但实际是“项庄舞剑，志在沛公”，实际是对人民日报有意见。这篇文章是２４日写的，２５日送去的，到今天没有见登出来。这或者是因为人民日报的稿件太多，或者因为不合于人民日报的意思。总之我不理解人民日报所谓的深刻化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所理解的那样？ + +　　最后声明：那篇短文送人民日报，不是一定要人民日报发表。当时认为统战部不再开会了，所以写了书面的意见。如果早知道统战部今天还要开会，那我就可能在会上讲，不必写那文了。 + +## 刘文辉提出保护公民权利的问题 + +　　刘文辉谈的是有关保护公民权利的问题。他说，在过去，各级干部一般都不能很好地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又据近来整风中揭露的事实来看，在全国范围内，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相当普遍。这些不能不侵犯到公民权利。因为基层干部需要的人太多，一般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不及上层和中层干部，很容易把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如果再加上有些人的骄傲自满，作风粗暴，以至于违法乱纪，那末，公民权利遭到严重的损害就更不待说。他说，关于这个问题，本来党和国家早就注意到了，因此在宪法第九十七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者口头控告的权利。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 + +　　（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这条给公民权利提出了有效的保证，也可以说是赋予公民以一种保护权利的权利。但是普遍公民处在有些基层干部强迫命令的作风之下，是否都能有效地行使了宪法赋予的控告权呢？国家机关对公民权利因干部违法侵犯而受到的损失，是否都依照宪法给予了赔偿呢？他认为事实上还有问题。特别是对公民权利被侵犯的损害赔偿，好些机关都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 + +　　他说，历史上剥削阶级的政府，对人民的剥削压迫极为残酷，根本说不上保护公民权利的问题。但他们的政权毕竟是脆弱的，他们的力量毕竟是分散的，他们的命令不是经常都能贯彻的，好些时间都是政令不出都门，加以社会的组织不严密，因此好些人民在紧急关头可以想出种种办法去躲避。他说，今天，不仅是人民政权和旧政权的性质有着根本的区别，而且国家出现了空前的统一，人民的政权表现出无比的坚强，政府的法令随时都得到充分的贯彻，领导的决定每样都做到彻底的执行，也是历史上任何时代都不能相比的。只有这样，才能为实现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和美满的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保证，这是我们政治制度的最大优越性。他说，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看问题要看两面，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遇到国家执行政策的干部，不用说他是违法乱纪，不用说他把人民的内部矛盾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就是他体会政策的精神不够，发生了较大的偏差，老百姓也就吃不消；又因社会的组织十分严密，今天就没有躲避的可能。这时候老百姓应当怎样办呢？只有依法行使控告权了。说到行使控告权，恐怕有些老百姓到现在还不知道，纵然知道，也不是没有顾虑的。顾虑他控告不胜怎么办？顾虑他控告胜了，对方也不过检讨一番，将来借故报复，又怎么办？要控告都还有困难和顾虑，更说不上行使损害赔偿权了。他说，我国民间流传一句老话：“不怕官，就怕管。”基层干部经常和老百姓接触，他们直接左右老百姓全家的利害祸福。因此老百姓的顾虑重重，以致不能主动地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控告权和损害赔偿权，就不是什么难于理解的事情，这样，人民内部的矛盾可能由此越是加深了。 + +　　他认为党今后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方面。他并提出三点建议：（一）加强基层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把整风运动贯彻到基层去，从思想认识上来解决问题，这是根本办法。（二）厉行革命法制，首先是严格执行宪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保障公民都能充分地行使控告权和损害赔偿权。过去一个干部损害人民权利，往往是检讨一番就算了事，今后如果给他加上损害赔偿的责任，对干部的教育意义将会深刻得多。（三）加强人民代表和国家监察机关的监督作用。古语说：“徒法不能以自行”。宪法已经公布三年了，公民的控告权和损害赔偿权到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行使，缺乏有效的监督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人民代表有保护选民权利的义务，国家监察机关有贯彻革命法制的职责，党和政府应当加强他们的责任，使他们为保障人民权利而有效地发挥监督作用。他认为如果能够从多方面想办法来保护公民权利，将大大地有助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解决。 + +## 李俊龙根据在东北等地区的视察情况，提出高等院校和厂矿企业统战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 +　　李俊龙在发言中，根据他在东北等地区视察十六个院校、两个科学研究机构以及若干厂矿企业的情况，提出了高等院校和厂矿中统战工作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他分七个方面来谈： + +　　一、加强厂矿企业、院校中的统战工作。他说，富拉尔基的一位区长兼作统战部长，很多工程技术人员难得见他一面。富拉尔基是新兴工业地区，城市建设和供应任务很重，很显然，区长兼作统战工作，只能顾此失彼。他说，很多院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都作得不够好。但是，群众在这方面的要求很迫切。因此他希望今后向群众作一些时事政治报告，特别是学术报告，不要非限定党员去作，而应该设法多发挥民主党派成员作用。党委今后应该更好地运用民主党派组织的力量。 + +　　二、若干新兴工业城市的政治思想工作很差，对非党的技术人员注意不够。 + +　　三、工会工作不强，工作作得太不好。他说，东北友谊农场的工会只收会费，不作别的工作，文娱活动也没有人管。 + +　　四、评级评薪解决了许多不公平现象，但也带来许多新问题。他说，过去，有些地方在评级时重德多，对业务、资历重视不够。有的老教授，工资评得不如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多。原因之一是有些做人事工作的青年人，工作很努力，但对旧中国情况了解得少，对旧知识分子、旧人员的看法不适当。他认为人事工作是可以让党外人士参加的。 + +　　五、学校中的等级制度太森严。他说，东北师范大学有的教授见校长要两天以前登记。开晚会的时候，先长（包括科长）后教授，引起教授的不满。他认为这种情况应当改变。 + +　　六、对新党员、新团员要进行统战教育、旧中国知识的教育和革命传统的教育。他说，很多新党员对旧中国的知识不多，对革命艰苦也了解不多，以党和毛主席的威信，作为骄傲资本。他还认为，现在共产党有一千二百万党员，今后接受知识分子入党不必那样快。有的新党员入党以后，觉得自己是党员，对老教授的态度就变了。 + +　　七、他建议高等院校的党委，可考虑由省委领导，而不要由市委领导。同时，他希望今后省委书记、副书记、文教部长多管一管学校，多检查一些统战工作，那样党与非党关系可能会好一些。 + +　　（编者注：在座谈会上罗子为的发言和陈其尤、茅以升的书面发言明日续登） + +　　 ---- 原载195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中央统战部继续邀民主人士座谈十六个人发言对各方面工作提出意见”。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17.txt b/CCRD/1/3/2/00071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6d3f84b9750b3c9904e77a45f7b272b6a3d6074 --- /dev/null +++ b/CCRD/1/3/2/000717.txt @@ -0,0 +1,33 @@ +# 广西省宣传工作会议上的风浪 + +　　<新华社记者　郭纯青> + +　　陈漫远不痛不痒的开幕词引起了大家的不满，姚天纵对向他提意见的人的谩骂引起了代表们的公愤，秦似的恶霸作风激起了与会者的一致痛恨。 + +## 一、 由陈漫远开幕词所引起的 + +　　在5月14日开幕的广西省宣传工作会议上，许多代表对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的开幕词表示不满。他们认为陈漫远的报告小手小脚，到现在还在观望风向。不敢让大家“鸣”、“放”。代表们以上海柯庆施的大胆作风为例，说陈漫远给中央的政策打了折扣。有的说，未开会时兴高彩烈，听了开幕词心里凉了半截，想不到陈书记会这样不热情；有的说，很多省、市都动起来了，广西仍是“春风不渡昆仑关”(在省内中部)冷冷清清。总起来看，代表们对开幕词不满之处共有四点：(1)过于强调各项工作成绩，好像省内没有什么矛盾；(2)报告里没有提出反对“三大主义”；(3)只提出为工农兵服务得不够，没有提“鸣”、“放”得很差；(4)说广西日报只有四版，园地有限，都要“鸣”也可以到省外“鸣”。这点文艺界认为陈漫远为党报不开“鸣”、“放”之门的错误作辩护，并有意将“鸣”的人挤到省外。民主党派的意见更多。樊清璋(前省话剧团团长)称陈漫远是头号官僚主义、“头号宗派主义分子”；民主促进会代表秦黛大骂陈漫远是“暴君”。随着不满情绪的上升，文艺界要求陈漫远召开座谈会接见代表，表明一下省委到底是“放”还是不“放”。各县的宣传部长们也认为中央和其他省市的宣传会议，都是由第一书记亲自主持，劲头十足，而陈漫远只做了一个开幕词，就草草了事，还阻挡了批评。有的部长说，陈漫远给整风的劲头打掉了40％。 + +　　17日下午，陈漫远接见了文艺界代表，座谈会开了三个半钟头，揭发了许多问题，有的并当面批评了陈漫远，还要求再进行第二次座谈。陈漫远最后以几分钟时间表示了态度，要各界大胆提意见，帮助党整风。20日下午，省委书记伍晋南又接见了科学界代表，再次表示了省委要“放”的态度。但是，这样作后，代表们还有顾虑，不满情绪仍然存在。22日下午大会发言中，桂林市文联副主席李文钊(民革)以章回小说体在讲台上发言，刻毒地嘲弄谩骂了党在文教和肃反工作中的政策错误和一些领导人员的缺点和错误。他的发言共有十六回。第一回是“陈其通飞渡昆仑关”．暗暗责骂陈漫远是陈其通的化身，说陈漫远向中央政策挑战。第十六回是“劝领导，学学文学”嘲笑了党的某些领导人员。 + +　　（由于陈漫远的开幕词不够开朗，一部分代表对“鸣”、“放”仍有如下顾虑：认为省委的态度不够诚恳，“鸣”、“放”后怕被记下一笔暗账；怕影响评薪升级；怕文章写出来无处发表；怕水平低说错话马上挨整。） + +## 二、由姚天纵谩骂所引起的 + +　　许多代表对广西日报提出了很多意见：一致认为广西日报是一家独鸣，一花独放，唯我独尊，是阻挠“鸣”、“放”的大盖子。并对广西日报在宣传会议开幕几天后，一直不发表社论和小组讨论消息表示不满。出席会议的报社记者汇报了这一情况，总编辑姚天纵就破口怒骂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是乌龟王八蛋，说他们想拆散省委。这个内幕消息在20日上午被报社农村部编辑卢蒙坚透露给文艺界，并揭发出姚天纵反对向党外人士传达毛主席的两个报告：说文汇报大胆揭发内部矛盾是唯恐天下不乱以及毛主席不该批判陈其通等许多事实。文艺界又气又恼，几乎要闹大民主。20日下午，姚天纵见大事不妙，亲自到小组会上听取文艺界的批评。不少代表指着鼻子责问姚天纵，空气十分紧张。 + +　　21日上午，省文联副主席胡明树(民进)在大会发言时，把姚天纵的粗暴高压行为公开揭发出来，引起所有代表的公愤。文艺界林涣平(省文联副主席，广西师范学院语文系主任)、胡明树、李文钊等四十一人也在这天上午联名向党中央、省委、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九个部门发出声讨书，请求党委严肃处理姚天纵的错误，并要求舆论界把他的言行大白于世。22日中午，文艺界又邀请报社文教部编辑吴子厚、戴启予和卢蒙坚进行座谈，他们进一步揭发了姚天纵压制“鸣”、“放”，在报社内的家长统治作风和调戏玩弄女性等许多事实。他们说报社内90％以上的干部被他骂过；80％的人都想离开报社；并指出在姚天纵眼里除省委书记外，目中无人，更不要说党外民主人士了。这天下午，林涣平在大会发言中提出三点要求：要姚天纵向文艺界公开道歉；不允许他报复打击揭露他错误的干部；请求省委严肃处理。 + +　　广西日报参加会议的二十多名代表和记者未能在大会上争取到发言机会，他们请求省委趁热打铁，提前在报社内开展整风。由于外界对广西日报有了很坏的印象，报社的记者担心今后很难开展采访活动，背上了重重包袱。现在报社内人心惶惶。 + +## 三、由秦似恶霸作风所引起的 + +　　省文化局副局长秦似，一直是这次会议上批评斗争的主要对象。代表们称他是广西文艺界的恶霸，是党的一个毒瘤。胡明树说他是压倒别人自己成了家。很多人说秦似问题已超出了“三大主义”，是违法乱纪，不能对他采取和风细雨的办法，文史馆老先生易熙吾说，如果要大家游行示威反对秦似，包管文艺界有一千多人参加。从揭发出来的问题看，秦似所以引起公愤的地方有这几方面：(1)利用职权只许自己独放，不准任何人鸣；(2)粗暴地打击党外民主人士；(3)凡是不同意他的意见和观点的文化干部和演员，几乎全被他当作反革命，在肃反中遭到整肃；靠近他的亲信干部差不多都被提拔为领导人员或被吸收为共产党员；(4)兼任桂剧团团长，对桂剧发展方向有很多错误理解；打击排斥副团长、一等女演员尹羲，破坏桂剧团团结。拉拢党外知名人士，制造宗派反对文化局局长周刚鸣；(5)道德败坏，乱搞女人。他曾问一个青年女演员：你要不要入党，要不要当名演员？对方说要。秦似说，那就先来和我睡觉。他和一个女演员睡觉时，那个演员问他喜欢不喜欢自己的爱人，秦似说当然喜欢。对方又问他为什么还要乱搞？他笑着说，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 +　　代表们不仅愤恨秦似，也不满省委对秦似问题一直采取拖延态度，迟迟两年不加处理。有人指责省委是宗派主义，包庇共产党员。农工民主党广西省副主委张纯之(文化局副局长)曾单独对记者说出了如下事实：13日宣传会议前夕，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林克武以个人名义召集林涣平、胡明树、尹羲和他等五人座谈，要他们在宣传会议上全面讨论问题，不要纠缠在秦似一个问题上。尹羲当面吵了起来，说文艺界不谈秦似还有什么可谈？立即退出会议室。张纯之对林克武说：民主党派当前不是在野党，什么问题重要就谈什么问题。这次谈话被视为是统战部长在施加压力，包庇党员。张纯之又说，宣传会议如果失败了，民主党派要召开会议对省委进行监督。他还说要是谈到统战政策和宗派主义，秦似远没有岳平(另一党员副局长)的错误严重。言外之意就是说今后文艺界的斗争对象，可能由秦似转移到岳平身上。 + +　　会议结束前，很多人没有争取到发言机会。由于过去民主生活不够，谁都想在会议讲台上出一口气。有的请求到台上只讲一句话便下来，这句话就是“领导上不准我发言。”这次会议由于事前准备不足，对代表的思想情况估计不足，对全国形势认识不足，不少问题出乎领导意料之外，落在群众后边。 + +　　24日会议结束时宣布：省委决定停止秦似在党内外的职务，认真检查，严肃处理；对姚天纵的情况待进一步查明后，给予适当处分。 + +　　来源：1957年5月3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18.txt b/CCRD/1/3/2/00071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6fb3b8d4da6fd4a1f2bb1818e3c217ea615d7e --- /dev/null +++ b/CCRD/1/3/2/000718.txt @@ -0,0 +1,29 @@ +# 南京大学突起“鸣”、“放” + +　　<新华社记者　孙振、朱冰菊> + +　　新华社南京5月31日讯　南京大学学生突起“鸣”、“放”，校门里边两旁几十公尺的墙上和画廊里，贴满了大字报，又贴到宿舍的墙上，还有一些大字报用泥块压在地上。现在又用草帘作临时张贴大字报的地方。从早晨到晚上十点，看大字报的人陆续不绝。民主讲坛，每天晚上六点到七点都有学生演讲。晚上在宿舍里学生自动集会讨论“鸣”、“放”问题。 + +## 校长讲话起风波 + +　　该校党员副校长孙叔平生病休养已久，于5月27日晚上回学校对全体学生讲话。他说：南大没有什么矛盾，顶多是吃饭问题、跳舞问题、保健科的问题等，这些是世界上最小的矛盾。要学生不要向北京大学的坏样子看齐，不要哄闹，闹了反而没饭吃、没药吃等。他还说北京大学这样搞，将来还是要检讨的。他这一讲话，引起学生的情绪激动。30日学生开始写大字报、搞民主讲坛。学生在大字报上写：“冷静点、谦虚点吧……你的话差矣。”“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决不怕矛盾，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决不压制批评。”“请孙副校长出来，睁开眼睛，到民主墙上看看……。” + +　　历史系讲师刘敬坤，在南大校刊上写了篇“什么东西害了南京大学”的文章(记者按：文章中有些观点不对)，孙校长在对学生讲话中，公开说刘敬坤是胡说。说现在的情况好象是骂共产党骂得越凶越进步，人民日报登出来的东西也不一定对，他在休养时看报纸看不下去。学生写了许多大字报反对他这些说法：“孙校长一面以理论家自居，可是对待历史系刘敬坤先生是不理智的糊涂做法。”“胡说，不是一个自信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所应说的话。”“为什么在迟春的南大里，刚开了几朵花又摧残它呢。”“春风初临，寒潮袭击。”“叔平校长冷静点，倒底是谁胡说八道。”“去你的吧，何处去呢，先生，请你让开一条路吧！” + +　　我到学校院系调整问题，他对学生说，这问题不是那一个人负责，而要全党负责等。学生也很不满，有的学生说：“这样，大学的问题要高教部负责，高教部要找周恩来负责，周恩来要找毛主席，最后什么人也没有责任了……。”有的大字报上写道：“孙校长陶醉在已得的成绩中，还自吹自擂……。” + +　　此外他还谈到整风问题，解释该校一教授自杀的问题等，学生们也不满意。 + +## 将军门上贴标语 + +　　军事学院某将军，住在南京大学校门口的一座花园洋房里，过去学校的学生，工友和部分领导干部已有不满情绪，在学生对孙叔平校长讲话不满的情绪中，关于将军住房问题也暴发了。将军门上贴了十七张标语和大字报，围墙上还贴满了大字报和标语。有一幅漫画上，上边画一个将军，下边画一个狗熊。(这幅画贴出不久，作者自己撕了)接着就连续贴了许多大字报。“你过的是共产主义生活，但你可曾想到还有农民没有饭吃。你坐的是最漂亮的轿车，但你可曾想到同学教师吃尽尘灰。你住的是上等别墅，但你可曾想到南大因此把校门移到后面。请问将军，你究竟是为大家还是为自己……。”“将军呈能，夜晚独劈南大门，工友倒霉，可怜无故记大过。”“夜半十二点，将军汽车抵、只为不开门，斧劈。将军发怒吼，校长满腹愁，今夕非往日，请走。”“将军啊，你忘了吗，你首先是一个公民，没有什么特权，你又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吃苦在先……。”此外还有许多标语：“将军是走的时候了。”“将军一天不走，我们一天不休。”“还我校园。”在30日，还有的学生向将军住宅内投掷砖块。也有少数学生在大字报上提出反对这些粗暴的做法，提倡协商。 + +　　据初步了解，这所住宅在解放前是何应钦的公馆，原在南京大学的校门里。将军经常深夜回来，要校工起来开门，1954年有一次将军回到校门口，据说是校工睡着了(估计也可能厌烦开门)，将军的警卫员就用斧头劈开大门上的锁，责问校工：“你不知道我住在这里吗？”并报公安局。公安局派来公安员，把孙校长叫起来提了意见。事后两个校工还被校方记了大过，其中有一校工气得回家了。又有一次，将军有一家属走进校门，校工要她填会客单，她坚持不填还对校工说：“叫你们头子出来。”这些事情发生后，曾多次协商调换房子，没有换成。为免得将军走大门经过，南大就把校门移向后边，退建三十公尺。最近地理系学生在将军门前大声说话，警卫员走出来对学生们说：“你们不要吵，再吵就要开枪了。”这些事情，引起双方都不愉快。 + +## “鸣”“放”范围扩大了 + +　　南大突起“鸣”、“放”是从校长讲话和将军住问题开始的，第二天——31日，鸣放范围扩大了。有些大字报上，批评一般的党员干部和党员学生。如批评一个总务秘书滥用职权，介绍亲戚朋友到南大工作等。肃反问题也是中心问题之一，在肃反中被斗争过的学生贴了许多“挽回我的名誉”等大字报。工友和部分基层干部也参加了“鸣”、“放”，提出了工资和住房等问题。在这两天中，也开始暴露了一些反动思想，如地质系刘戡提出二十条纲领(已电发)，反对党的领导，向台湾青年学习，打倒一切倒逆等。 + +　　现在南大学生虽已“鸣”、“放”起来，但学校秩序尚好，仍照常上课。学校党委由被动开始主动进行领导。 + +　　 ----来源：1957年6月3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20.txt b/CCRD/1/3/2/00072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f5e44dda383057dfb304a18ea12c11b8730bd06 --- /dev/null +++ b/CCRD/1/3/2/000720.txt @@ -0,0 +1,19 @@ +# 能解决的问题要马上解决 + +　　<《人民日报》社论> + +　　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整风运动的进行同工作的改进结合起来，同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解决结合起来”。这就是说，在党内外的批评中所暴露出来的缺点和错误，凡是能够马上克服和改正的，都应当马上克服和改正；一切能够马上解决的问题，都应当马上动手解决；而不应当等待运动完毕，或者运动达到一个什么阶段，再一总解决。 + +　　最近有一些单位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同时，把群众提出来的能够立即解决的问题作了解决。比如化学工业部处级以上工作人员原来在理发、洗澡、看病时有一些优待，现在取消了。邮电部会计司在阅读业务文件上原来有一些不合理的制度，现在改变了。过去我国选派留学生时派出了很多的高中毕业生，留学的专业偏于照顾当前需要，而且没有正确地贯彻执行“政治业务并重”的原则，以致有许多留学生在专业知识、语文程度等方面条件较差，在国外学习成绩不够好。现在高教部接受各校师生提出的正确批评，决定在今后选派留学生时改变办法，切实克服上述的各项缺点。天津市粮食局接受群众的批评，把过去一部分领导人员专用的公家自行车，改归各处室公用。局长除因公外出以外，不再坐小汽车。局里福利金的使用情况，也接受群众的建议，决定从本月份起向大家公布。上海市商业部门接受群众意见，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改善猪肉的供应工作，现在猪肉的供求矛盾已大大缓和。 + +　　最近期间党内外提出的对于党和国家工作的批评和建议，虽然并非完全都对，但是绝大部分都是正确的。提出的问题，虽然有不少还需要慎重的研究，不可草率从事，但是有一部分是马上可以解决的。比如有些党员干部不应该提升而提升了的，可以马上改回来。有些党员对非党同志批评错了，可以马上道歉。肃反中弄错了的案件，原来在什么范围内宣布的，现在也应当在同样范围内实事求是地宣布平反。其他如人事工作中的缺点，国家机关中党外人员有职而权责不明、负责党员在处理问题时没有同党外人员作应有的商量的缺点，凡是可以马上改正的，都应当马上改正。各单位如果把最近大家提出的批评和建议普遍研究一下，一定可以找到许多能够马上解决的问题。在以后的工作检查中，各单位的同志还会不断地提出新的批评建议，其中一定也有许多是可以马上解决的问题。只有随时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加强党内外对于整风运动的信任，才能有效地达到整风运动的目的。 + +　　有的同志这样想：去年提了级，今年有人提出批评，就赶快自动改回来，从前批评或“斗争”错了的，现在又要道歉，这不是有点“难为情”么？对于改变其他错误的和不合理的东西，也有类似的顾虑。我们认为这种顾虑是完全不必要的。有错必改，能改即改，正说明我们是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不以自己的“面子”为重，这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光荣品质。 + +　　应当指出，有一部分问题，确是必须经过深思熟虑，不应当“朝令夕改”地轻率改变，轻率决定的。这些问题，或者是牵涉全局，任意从局部下手只能增加矛盾，制造混乱，妨碍正确的有系统的解决；或者是要从全面看长远看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一时一地的少数人的片面性的批评尽可以振振有词，却经不起周密的分析和时间的考验，如果听从这样的批评，反而要使正确的变为错误。在这样的情况下，领导者无疑地必须站稳脚跟，向群众透彻地说明是非利害，而不能随波逐流。此外，整风运动既然要有一定的步骤，各个阶段解决问题的重点也不会相同，要求万弩齐发，实际上是使领导者疲于应付，必然一个问题也不能解决好。但是这决不是说，可以把那些必须马上解决、能够马上解决的问题也用这个借口拖延下来。有些问题虽然必须马上解决，但是下级没有条件去解决的，也应当马上向上级提出建议，催促上级解决。就是解决起来需要一段时间，不是马上就可以奏效的问题，也应当马上着手解决，而不要放着不动。一般说来，等问题成了堆再来集中解决的办法，对实际工作是很不利的。而且，有一些人因为看到我们能够改的不马上改，就会认为我们没有改的决心，甚至决心不改，因而另外一些原来准备提出的批评和建议也就不提了。这就会使整风的要求——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增强团结、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能顺利实现。 + +　　我们的党和国家机关，不同于任何剥削阶级的党和国家机关。它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再没有任何一点私利。我们的党和国家机关的这种彻底的革命性，保证我们不会同人民群众有根本的无法解决的矛盾。我们在工作中所犯的一些错误，绝大部分是由于少数工作人员不大了解党和国家的政策，或者在思想作风上有毛病。只要领导上能够很好地对自己的工作人员进行教育，使他们明白了那些错误作法的为害，一般就都能够自觉地改正。真正有意识地抗拒党的政策或者阳奉阴违的，总是极少数的。所以，在整风中，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随时发现问题随时解决，随时揭发错误随时改正，一般说是不会遇到很大困难的。 + +　　问题的关键，是领导上要下这样的决心。有些同志觉得，大家揭发出来的问题都是一些个别的问题，晚一点解决也坍不了天，因而不加重视。这是完全不对的。正是这些个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影响了党和群众的联系，影响了许多人对于党的重大原则的了解和信任。因为大部分人总是通过个别的具体的人和事来认识党的。如果我们有若干人在若干具体事情上犯了错误而不及时改正，人们就会以为我们党的某些原则只是一纸空文，谈谈而已。这样，党和群众的团结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因此，各部门、各地区的所有整风单位，一定要密切注意这些个别问题的随时解决，不要让这些个别问题影响了整个整风运动。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3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21.txt b/CCRD/1/3/2/00072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5f328b685d7d9893c361b82418361c45d85d963 --- /dev/null +++ b/CCRD/1/3/2/000721.txt @@ -0,0 +1,77 @@ +# 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 （第十三次座谈）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昨天举行第十三次座谈。会上发言的有全国工商联常委、黑龙江省工商联主委刘佩芝、北京市公私合营裕生祥铁工厂副厂长吴金萃、全国工商联办公室副主任兼宣传处处长冯和法。 + +　　刘佩芝说：黑龙江省合营企业内公私关系大部分是好的，也有一部分不正常，如私方人员有职无权，分工不明确，公方代表不信任私方，包办代替，偏听偏信等。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所以会发生这种不正常现象，是下边公方代表存在严重的宗派主义思想。他说：合营才一年，日子还少，缺乏经验，发生一些小问题是难免的。一年来，公方代表对推动生产起了很大作用，没有公方代表，让私方人员全面领导企业还有问题，因此公方代表不能撤。他认为工商联党员秘书长联系各方面，对贯彻国家政策，推动工商联工作作用很大，也不能撤。他认为大多数工商业者是要求进步的，但是消极一面还有，表现思想动摇，留恋定息、患得患失。他还反映了工资福利方面的一些问题，并对统战部统上不统下提了一些意见。 + +## 吴金萃主张：七年定息一次付清，资本家的帽子随着摘掉 + +　　“不同意千家驹的意见” + +　　５月７日大公报把我写的关于向工人阶级学习的一篇文章发表了。在这二十多天里，我从报上看到、在不少的座谈会上听到，有些人同意我的看法，也有些人不同意，所以我还要谈谈这个问题。我主张“向工人阶级学习，如果具体到向工人店员去学，应当是有目的、有分寸、有选择的去学，而不是盲目的、笼统的去学。应当紧紧的抓住人家的优点主动的去学，而不是啃住了缺点拒绝学习。”我的想法错了么？到今天我仍不以为然。因为我还没看到有人主张要盲目的笼统的向每个工人、店员去学，也没有人主张抓住人家的缺点去学。我说有落后思想和行为的工人店员“不是个别的”，也还没有人能讲出“是个别的”。我说中国工人店员不能不具有很大分量的资产阶级思想或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也为许多人的发言加以进一步肯定。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至今还没有人提出足够的理由来推翻我的几个主要论点。 + +　　千家驹先生的发言吓了我一跳，他虽声明他是以私人资格发言的，但几年来他是经常教育、领导我们的，谁都知道他是理论专家，他一发言很能影响或引导我们工商界的思想。他一扣帽子，很多人不敢鸣了。他说“又有人说要说美国资产阶级向苏联工人阶级学习完全同意，要中国资产阶级向中国工人阶级学习我想不通，这里面其实就意味着一个对工人阶级领导不服气的问题”。我曾一再强调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不过分析了若干工人店员还不完全具备这种品质，并没有想把若干工人店员的落后思想推广到整个阶级上，为什么千家驹先生却硬说我们把它扯到一起了呢？更何况“不服气”的人根本不会想到向工人阶级学习的问题，只有对工人阶级领导服了气的人们，才会深入研究如何向工人阶级学习和学什么的问题。 + +　　千家驹先生又说“有人举出某些企业工人某些缺点，认为中国工人是不值得学习的……”请问难道不许举出这些缺点么？举出来某些工人的缺点就是不服气，那么今天我们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许多党员的缺点岂不成了更大的“不服气”？何况谁又说过“中国工人是不值得学习的”这样一句笼统的话？ + +　　另外在千家驹先生的发言里还有几点我不同意，这里只提毕鸣岐副主委没提到的。 + +　　比如千家驹先生在谈到“公私关系”问题时，说“工人同志对私方确有些不大公平的地方，这一方面要加强职工教育，但工商业者如把解放前所作所为设身处地想一想，也就会心平气和一些了”。这就是说我们遇到“工人同志对私方不大公平的时候”，不要提意见了，只要想以前，不要想公平，而要安心于不公平。事实上这样谈解决得了问题么？ + +　　“拿定息是拿照顾，我主张用公债票一次付给，不留什么“定息款”的痕迹 + +　　关于定息问题，我认为拿定息是拿赎买金，是拿照顾；是合营以前的剥削，而绝对不是现在的剥削行为；政府只是现在付款，而无所谓欠债，也没有人这么说。我主张：不要这样为付款延长时间而拖着我们当资产阶级分子了。我主张：按七年计算定息，除去已付的，一律用普通的公债票一次付给，不留什么“定息款”的痕迹，将来我们也便于处理，手续也简单（自愿的可以放弃）。 + +　　“公私合营改成国营，这是合情合理、切合实际、减去无穷矛盾的办法” + +　　公私合营的牌子可以摘掉，改国营。现在是“合资”不是“合营”，因为人既不一定在本企业，即使在企业的，也是大的问题由上级决定，小问题由公方领导，私方只是作“公职工作”，谈不上经营，更没有为私人利润而经营的剥削实质，这叫什么公“私”合营呢？至于那些国家未投资，也未派人去的小户更是空挂合营的牌子，可以考虑根据自愿改为国营或仍维持私营，维持私营而又雇用劳动力的叫作资本家，政府按私营管理。其余是小业主。这是合情合理、切合实际、减去无穷矛盾的办法。 + +　　“资本家的帽子一律摘掉” + +　　随着，资本家的帽子可以一律摘掉。因为１９４９到１９５５是七年，我们已经取得四分之三社会主义，１９５６到１９５７这二年进步更快（因为已经改变了生产关系，失去了物质基础），完全可以取得另外的四分之一，落得个四分之四（至于资本主义思想残余还是要改造的）。以前有不少人把企业搞垮了，今天已入工会，并且有的当了公方代表；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家还可以根据自愿或破产而改变阶级，我们怎么不能呢？ + +　　如果不是这样，退一步，撤出公方代表也是可以分别不同情况考虑的。因为撤了公方代表还有党在领导，事实上公方代表当中有很多是一般干部、工人、转业军人，……有的并没有什么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经验和办法，有的政治水平也并不高，起的作用确实不大。但我不主张不加分析地全部撤出，同时，也不要把公方代表就看成是党，把撤出公方代表和服从党的领导混淆起来。 + +　　如果不是这样（不改国营、不摘帽子），比照劳保条例的办法也请再加考虑，不要草率从事。我们不是得寸进尺，而是二千元以上的照顾办法实在太笼统了。执行起来会发生很多问题。二千元以上的适当照顾，四千元的照顾不照顾呢？象我是个四千元股本的资本家，每年定息二百元，除去买公债４０％，交互助金１０％，余５０％为一百元，每月合八元多。为了这八元多，资本家的帽子戴着不提（因为还有八角的……），病假工资、医药费、家属医药费就没有人管了。 + +　　那么我们又想不通了，对这样的资本家放弃定息不行，享受劳保不行，中国人的健康条件又是如此，究竟这定息是照顾呢？还是惩罚呢？是使我们安心呢？还是心慌呢？所以我想还是都允许摘子帽子吧！ + +　　“工商界上层脱离群众” + +　　这些日子以来我感到工商界上层确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想法和作法。中下层鸣放起来意见很大，这自然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但我们一方面帮助共产党整风，一方面也要多听群众意见，反映出来的问题，才能既代表自己也代表群众，否则一方面给党提意见，一方面不断地给群众扣帽子，并不等于自己完全没问题。我十分赞同巩天民副主委前天谈的“目前工商界上层人物的工作、学习、思想都没有一般工商业者进步快”这句话。确实，因为中下层劳动是比上层多一点的，这就是进步快的根本原因。中下层都拥护上层，没有上层不成；上层是中下层选举出来的。但希望上层深入下层，否则反映情况不代表群众，被理论家们搞了去当资料，解决不了问题，那些新的理论、办法又不切合实际，矛盾反而增加。 + +　　另外，也要求研究工商界问题的理论家，和作工商界业务的同志们，深入中下层，因为自然科学家必须把实验品拿到实验室里来作研究工作，不能光靠书本。社会科学家们若是不深入实际，必然脱离实际。小说家、画家坐在屋里写作，不体验生活，弄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伦不类的，我们真怕研究工商界工作的人们把我们搞得不伦不类。 + +　　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理论家们的教条主义，因为教条主义是从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来的，并且在制造新的更厉害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 + +## 冯和法说：不能把别人不同的意见说是打击“鸣”“放” + +　　冯和法说：工商联的宣教工作存在很大的缺点，其原因首先是党对宣教工作注意和领导不够，有些地区工商联和党委宣传部门挂不上钩，有些专业公司根本不重视工商业者的教育学习工作。其次是形势发展过快，我们自己主动的努力不足，常常以旧眼光来看新问题。再次是我们作宣教工作的干部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水平不高，没有及时提高自己。 + +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存在缺点，就全盘否定几年来工商联宣教工作和工作上的成就，更不应该把教条主义的帽子到处乱扣。教条主义是必须反对的，因为它不结合实际。但是，什么是教条主义？这必须弄清楚，不能把不合自己意见的理论，或者别人对自己意见的批评，都扣上教条主义的帽子；也不能以修正主义来批评教条主义，或者在批评教条主义的口号下抹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真理。 + +　　这次工商业者揭露矛盾，是为了帮助党整风，而不是对工商业者整风，这是谁都不会有不同意见的。但是，大家的意见不可能是一致的，免不了会有争论，而且争论是有好处的，决不能对别人不同的意见扣上教条主义帽子，或者就认为是在打击工商业者的鸣放。例如５月２８日北京日报所载，北京工商界座谈中，吴金萃把别人批评他的意见认为是在对他加压力。阎少青认为千家驹的发言是给工商业者扣上五顶帽子，他所指的帽子是否真的是帽子还是讨论中的不同意见，姑且不谈，而阎少青给千家驹带上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三大帽子。这样的帽子乱飞，似乎也不是争鸣的应有态度。 + +　　现在工商业者中似乎没有人斩钉截铁地说自己不要改造了，但是，有一些人的说法给人的印象似乎现在工商业者不要再改造了，认为说工商业者还要改造，就是不了解实际情况，就是教条主义。吴金萃在大公报上所发表的文章，谈到向工人阶级学习和私方与公方的问题，就是认为工人阶级和公方并不比工商业者进步。这种说法是值得考虑的。前几天毕鸣岐同志在这里的发言，我和别的同志有同样的印象，仿佛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现在都是很进步的，现在还有不法行为的只是那些小业主、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姑且不论小业主们是否会喊“冤枉”，我认为不加分析，说资本主义工商业者都是很进步，这样的说法是不全面的。毕同志在第三次发言中对于自己的说法作了补充，认为那天没有提到工商业者的消极一面，是不全面的。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 +　　工商业者目前的两面性不仅是由现在的两重身分所决定，而且主要的是由过去长期是一个剥削阶级所决定 + +　　有的人认为，现在还说有两面性，是对客观事实不加分析，是教条主义。这是一种臆测之词。目前工商业者的两面性表现在一方面要求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方面还存在定息等物质因素；一方面日益增长着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的愿望，一方面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思想感情。千家驹同志认为工商业者目前的两重身分决定两面性，改造的方向就是两重身分变成为一种身分，即改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两面性变成为一面，即建立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认为这话还可以加以补充。工商业者的两重身分是由于定息等物质条件尚还存在所致，然而即使定息等物质条件取消，摘去了资产阶级的帽子，思想方面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还是会存在阶级矛盾的。所以，我认为，工商业者目前的两面性不仅是由于现在的两重身分所决定，而且主要的是由于过去长时期是一个剥削阶级，思想感情如不经过较长时期的自我改造，是不可能一下子改变过来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工商业者思想感情的改造比物质关系的改变，还要艰巨些、长期些。 + +　　有些人忘了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是消灭剥削，消灭阶级，他们把赎买政策理解为买卖关系 + +　　“赎买”“定息”这些字句，是不应该从字面去理解的，赎买政策是区别于“剥夺”政策的一个用语，意思是国家采用和平改造方法来改变资本家所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由于工商业者接受和拥护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和工人阶级结成了同盟，所以国家在物质方面给予工商业者照顾，使工商业者逐步的改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思想方面同样进行一系列的帮助，如政治理论学习、参加社会主义竞赛，以企业为基地进行自我教育，以及适当的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以改变工商业者的思想感情。所以，根本不存在“赎买到底”等各种把赎买政策理解为“讨价还价”“等价交换”等问题。 + +　　但是，工商界中有一些人，以李康年为代表，认为赎买就应该赎买到底，定息期间应该延长到二十年，还有一些发行赎买存单、赎买公债的主张。这种意见反映一种什么思想呢？我认为，工商界中有一些人似乎忘记了我们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目的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把国家对工商业者进行和平改造的赎买政策理解为一种买卖关系，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解为英国工党的改良主义，也就是一种变相的资本主义。所以，我认为应该研究的是如何在国家的物质帮助下使工商业者更好地改造自己为工人阶级的问题，而根本不存在定息的年限长短和赎买从那年算起等问题。千家驹同志一方面很正确地说，赎买如何计算是根本不必谈的，而且越谈越糊涂，而另方面他又认为赎买应从１９４９年算起，这也是一种矛盾。我认为定息七年是从宽计算，在这样长时期中，工商业者的大部分一定能够改造成为根据按劳取酬原则，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薄一波副总理说过，只要自愿，也可自动放弃定息，七年后还有困难的，可以拖一个尾巴。这是帮助工商业者改造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工商业者的重视和帮助。如果忘记或者抛弃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大前提，一切问题就很难讨论下去。 + +## 资本家爱国不等于爱社会主义 + +　　工商业者由这个阶级变到另个阶级，把这种质变用通俗的话来形容，就是“脱胎换骨”。这四个字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有些工商业者认为“这太可怕”，认为“我们交出了企业，还要对我们抽筋剥皮”。这可能是一种误解，实质上也就是认为不再需要进一步改造。使我不解的是，章乃器同志把“脱抬换骨”说成信仰主义、神秘主义，认为工商业者已经过了五关，现在还说要脱胎换骨，会增加工商业者无穷忧虑。这不只是对这四个字的误解，实质上也反映了一些工商业者的感情。并不是所有工商业者都同意章乃器同志的说法的，乐松生同志就认为工商业者的自我改造是一种“脱胎换骨”。 + +　　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爱国的阶级，这是不会有争论的。但是，如果说，除了个别的资本家背叛自己的阶级，能够走向社会主义外，一般的资本家爱国不等于爱社会主义，甚至不可能爱社会主义。这样说法是客观的真理还是教条主义呢？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受到了压迫而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吗？在解放初期，资产阶级难道没有强烈的发展资本主义愿望，因而使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成为我国过渡时期的国内主要矛盾？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我国资本家能够敲锣打鼓接受全行业公私合营，把企业交给国家，这肯定的是一件光荣的事，对国家作出了贡献，但是，如果不是解放以来，国家通过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把私人资本主义逐步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没有这种长时期的量变过程，那会有１９５６年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样的质变呢？工商业者能够不太勉强地接受社会主义，难道不是由于国家长时期的说服教育工作和逐步改变私营企业的生产关系的缘故，而是资本家自觉地热爱社会主义因而走向社会主义吗？说资本家爱国不等于爱社会主义，这是教条主义还是客观的现实，过去的事实是不能抹杀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物质关系改变，思想关系也在改变中，资本家一般由不太勉强地接受社会主义而慢慢地对社会主义发生感情是可能的，但在目前除了个别的人外，说一般的人都已爱社会主义，那似乎为时过早了一些。今后，工商业者随着物质和思想两方面进一步改造完成，是可以爱社会主义的，但是这个时候工商业者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就是已经脱胎换骨了。 + +　　此外，他还对向工人阶级学习，工商业者的职权问题等发表了意见。 + +　　 ---- 原载1957年6月1日《人民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23.txt b/CCRD/1/3/2/00072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bf3d1a9598b9e9301d59b2927706b1940642bb3 --- /dev/null +++ b/CCRD/1/3/2/000723.txt @@ -0,0 +1,39 @@ +# 谈谈我在“争鸣”中的遭遇 + +　　<杨仁恒委员(书面发言)> + +　　不久以前，我参加了中共辽宁省委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个座谈会为期七天，发言的非常踊跃，对我来说，启发很大，获益尤多。由于会期有限，我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不是肚皮里无话可说，终觉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 +　　今天谁都承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适用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个方面，只有继续“放”下去，才能收到“开花结实”的成果。而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就是当前“放”的对头，所以，我们要无情的揭露它，座谈会中还有一位知名的作家以为教条主义也有可取之处，这种提法遭到大多数人的批判。自然，教条主义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全部铲掉的。我们一方面在反对教条主义，而另一方面却又在滋生新的教条主义。就以文艺评论而言，反教条主义虽取得一定的成绩，不能说教条主义就此绝种了。 + +　　在文艺界中，教条主义存在于作者(作家、批评家)和报刊编者身上，由于编者操生死大权，如果他的教条主义严重，影响所及，远远甚于作者。目前为了展开“争鸣”，作者和编者的矛盾就要比以前显得格外突出了。正因为如此，对报刊编者的要求要多一些。这次座谈会上对“辽宁日报”、“处女地”等的责难也比较重些。所谓“春秋责备贤者”，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 +## “不久前还是一个媳妇转眼作了婆婆娘” + +　　这里，结合我自己的遭遇，谈谈有些报刊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是相当严重的。像我这一类的遭遇，有它的普遍性，正由于它具有普遍性，我才把它说出来。 + +　　事情前后的经过是这样的；1955年11月间，我曾将撰就的“从‘聊斋志异’原稿的校讐探讨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及其它”一稿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编辑部，翌年2月7日收到退稿，附来一信说：“尊作早已收到……”原拟采用，嗣因编辑计划有变动，未能刊出……”本来，退稿是极为寻常的事，为什么值得在此一提呢?这其中有个原因在。“文学遗产”九十一期发表蓝翎的一篇文章，批评我写的“谈·聊斋志异’原稿”(55年“新建设”10月号)中有关作者的民族意识问题，他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而且措词刻薄，超出一般批评者应该具有的与人为善的起码态度，不久前还是一个媳妇转眼作了婆婆娘的派头，真有点令人难耐。 + +　　刊物编者当然转向“权威”方面，一见来势不妙，毫无犹虑地把决定采用的稿子退还给我。他信中所说的“嗣因”一词，这一段经过就是它的注脚。 + +　　再看、蓝翎的理论根据是否正确呢?他错误地把纯文艺小说和传记体小说的不同特点等量齐观，从而导致教条主义的结论。我写了一篇反驳蓝翎的文章寄“文学遗产”，该刊用各种不成理由的理由，也不能自圆其说，竟阻止这篇文章的发表。可以从来信中“经过我们反复研究，认为以不发表为宜”这话分析，编者“反复研究”的不是我的稿子内容，而倒是照顾到蓝翎这位“权威”呐“令誉”!这时，编者对“争鸣”的方针，早已忘的一干二净了。 + +　　问题还不仅如此。我在这个时期内撰写一篇对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聊斋志异”原稿的出版说明一些错误，作了分析、考察的文稿，又寄交“文学遗产”。寄给它的理由是根据不久前有李长之先生关于镜花缘印本的评论短文在该刊发表，它与我这篇稿子性质相同。可是，编者却认为文稿有一定的内容，就是与刊物的性质不符，建议我改寄“新建设”。后来，我将这篇稿子寄给“图书评论”，殊不知它直接转与“文学遗产”，这就使我感到奇怪。为什么我弄错了，连它们的姊妹刊物(同为光明日报的特刊)也搞不清楚吗?这个蹩扭使得“文学遗产”不好退稿，将它转给文学古籍刊行社编辑部了事。 + +## 我真不了解，“文学遗产”的编者根据什么方针办事? + +　　以上是我与“文学遗产”打交道中的不幸遭遇。是不是别的报刊有别于它呢?从以下的一些事实，可以看出“官官相卫”的情形同样是相当严重的。 + +　　我去年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一篇关于捷克汉学家普实克院士认为“聊斋志异”作者具有进步意识的报导文章，对我鼓舞不小。决心把旧稿加以整理，并将它的一番遭遇写出，一并寄请人民日报审处，希望得出一个是非曲直来。该报回信说，每个刊物有它处理稿件的权利。既然如此，我还有啥可说呢! + +　　几次碰壁之后，我并不感到灰心丧气。以为“文艺报”是全国文联的机关刊物，总该有责任来解决这个问题吧。我把稿件寄去之后，回信颇为热情，认为有讨论之必要，只是积压的稿件很多，拟推荐其他刊物。就此一拖完了。 + +　　这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蓝翎批评了我的稿子，我没有权利反批评。而且，凡是我写的稿子，无论怎样有内容，也在摈弃之列。如果说这种情形发生在1955年以前，倒还可说，它偏偏在“争鸣”的方针提出之后，这就使我百思而不得其解了。也许有关报刊编者为了维护蓝翎的“威信”，只准他批评别人，不让别人反批评，我认为这是极为笨拙的办法：不但害了蓝翎，使他的错误论点得不到纠正，更伤害了今天健康的文艺事业! + +　　说到这里，使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情。人民日报在去年10月29日第七版上发表的朱偰“苏州的缂丝”一文，是一篇十分错误的文章，我写了一篇评论的稿子寄去，经该报转与朱偰先生，他承认文中错误地引用“天工开物”的说法，但坚持别的论点。该报又把“朱文”转给我看，我根据文献和实物资料论证“朱文”的论点是没有依据的。事隔多月，人民日报退回了我的稿件，信中说“朱文”的错误随后在报上更正就是了。这就使我有点惶惶不安起来。 + +　　后来，我把退稿交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艺美术通讯”第六期发表了。事过半年，人民日报的“更正”迄未刊出，好象没有这么一回事似的。由于责任感的驱使，日前去信打听是否还要更正?并敦促最好能实践诺言。事隔半月有余，既不见更正，又未蒙答复。这就是人民日报编辑同志对学术所采取的态度的又一实例。 + +　　根据以上一系列的事实看来，个别编者的生杀予夺之权是可畏的。再加上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作祟，无怪像巴金先生和焦菊隐先生一些知名作家尚且不免于难，何况像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呢!今天，党号召大家揭露矛盾，我把一部分遭遇写了出来，并不是有心赶时髦，希望有关方面把它用来作为参考资料，那我就感到万分满足了。 + +　　 来源：《沈阳日报》1957年5月3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25.txt b/CCRD/1/3/2/00072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1c8a65b5c0c41d15ad3a50eb2f7c944bb589ee1 --- /dev/null +++ b/CCRD/1/3/2/000725.txt @@ -0,0 +1,23 @@ +# 广西大苗山的暴动平息 + +　　新华社大苗山１１日訊 广西省大苗山苗族自治县杆洞区以赵金瑞（瑶族）为首、有瑶、苗、侗等少数民族农民参加的暴动，已經平息。到１月５日止，除首要分子赵金瑞外，其他参加暴动的骨干分子和胁从分子都已先后向当地領导机关繳槍投誠，退囘劫去的財物，承認錯誤。有十二名骨干分子已由公安机关逮捕，其他胁从分子也分别作了处理，１月２８日基本处理結束。当地各項工作停頓一个月左右，目前已恢复正常。 + +　　暴动經过：首要分子赵金瑞是杆洞区同練乡下同練屯人，現年二十五岁，只讀过几年私垫，家庭是富裕中农（在土地改革以前是富农）。１９５１年曾在中南民族学院学習，并随少数民族参覌团参覌过国内各大城市。１９５２年囘来后，在广西省民族工作队工作，先后参加大瑶山、大苗山区域自治的筹备工作，后留在杆洞区公所任会計。１９５３年，区的領导上發現他有貪污行为，区、县領导上曾找他談话，对他进行批評教育。他不接受，并有抵触情緒，对党不滿。以后，連年在工作中又犯过錯誤，并常發牢騷。 + +　　去年９、１０月間，赵金瑞开始組織和平党，他提出的口号中心内容是反对党的农業合作化政策，推翻人民政权。他説：毛主席在前一阶段走新民主主义道路是对的，但后一阶段走合作化道路是不对的。共产党有三光（粮食刮光、錢財刮光、牛馬刮光），五不自由（吃、穿、买卖、生产、民生不自由）。和平党針对以上情况，提出三保（粮食自保、錢財自保、牛馬自保）和五大自由。“革命”成功后，按人口重新分配土地。他还説，和平党不象貴州、宜山地区的反革命組織（已破获）那样，不要地主参加，但开会时可以讓地主旁听。他在群众中揚言和平党的組織在全国各地都有，和共产党、国民党同是全国三大政党之一。 + +　　赵金瑞展开活动时，首先拉攏在区供銷社工作的赵金元（瑶族）。去年冬天，赵金元被調去瑶民居住的和平乡搞普选工作，赵金瑞給他一千元，叫他乘机發展組織；同时，赵金瑞自己在区公所所在地苗族居住地区杆洞乡农林社的生产队長和群众中活动，先后开了六次秘密会議。去年１０月間，赵全瑞去宜山参加財經会議时，順道囘家又拉攏了瑶民赵金学等四人，再由这些人去拉壠其他的人，共發展到四十六人。去年１２月１２日，赵金瑞通知赵金学到区公所帶走了一枝步槍和一万八千元，又給赵金元六千元。准备在１２月１５日攻打区公所，杀区委書記和区長，繳区公所的槍。 + +　　这时，杆洞区公所有十枝步槍，都由赵金瑞保管。区的領导上根据一个苗民的檢举，發現这一情况后，以即將进行“肃反＂的名义收囘这些步槍，并在１５日晚上組織力量在区公所外面警戒。深夜，赵金瑞帶着事先藏着没有交出的一枝步槍及所保存的公粮代金款（連同以前交别人拿出去的共有三万二千七百二十二元二角）、行李等逃走了。１９日到家，第二天就在本屯召开群众大会，宣傳他的政綱；又去和平乡和他过去工作过的侗族居住的大平乡，組織力量，去打区公所。并杀害了一个檢举他的瑶族农民。 + +　　２４日晚上，来自同練、大平、和平、杆洞等四个乡参加暴动的瑶、苗、侗等族农民二百三十人（另有一部分走到半路囘去了），割断了区公所通往其也地区的电話綫，在２５日晨包圍了区公所（只有兩枝步槍，其余的人都是帶刀和獵槍）。区里帶着武器的干部，有一部分已經突圍，只剩下兩枝步槍在里面关門抵抗，从早上６时一直打到１２时，区干部有一人負伤：赵金瑞又在当地召开群众大会，以放火燒房屋来威胁群众去劝説区公所开門。区公所开門后，所有財物被暴动分子搶劫一空。負伤的一个区干部被杀害。到下午４时許，暴动分子才撤退。 + +　　赵金瑞囘去后，又召开了一百五十人的大会，准备訓練干部三天，再开始分配土地。这时，我公安部队已赶到，赵金瑞就改变了活动方式，叫群众采取对抗态度，不要理会共产党，如果人来得少就杀掉，不得已时就假裝自新。但群众表現恐慌，胁从分子的家屬紛紛到赵家去鬧，要找囘自己的子弟。为了稳定胁从分子的情緒，赵金瑞杀了一条牛讓大家吃，又每人給十元，群众还是不听他的話。赵金踹只得讓他們囘去，并对他們説，等我去英国学習囘来再説吧！最后只剩下八个骨干分子（除一人是苗族外，其余都是瑶族）跟着他。正式成立了和平党和和平軍，赵金瑞自任書記及和平軍总司令兼政治委員，其他八人分别担任副書記和委員，制定了五年分散活动的計划，打算分为四个小組，分别到貴州、大苗山附近各县以及上海等地去活动，預定１９５７年７月１４日在赵金瑞家集合，成立和平党临时中央委員会，并分配活动經費。后来，有二人被我公安人員捕获，其他六人先后归来自首。只有赵金瑞一人帶着一枝步槍及兩三千元潜逃。 + +　　据調查，参加这次暴动的二百三十人中，中、貧农成分的各占４０％以上；只有極少数是地主分子、富农、小土地出租者、慣匪和伪村長等人；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共产党員、团員、副乡長、农林業社的生产队長及以前落选的乡干部。 + +　　在暴动未發生以前，自治县領导机关已派出一个公安工作組随同杆洞区瑶族副区長去同練乡爭取赵金瑞囘来，不成。在暴动發生后，县長楊文貴（苗族）又亲去拱洞区鄰近的三防区写信去爭取。赵金瑞囘信态度强硬，采取抗拒态度。后来，在采取軍事压力結合政治爭取的方針。暴乱組織才逐漸瓦解。赵金瑞先后劫去的公款，已追囘兩万多元，被劫去的其他財物也已大部分追囘。 + +　　在处理暴动分子的过程中。当地有些少数民族群众認識模糊，認为赵金瑞的行动虽然不对，但他所提的口号是对的。經过进一步宣傳解釋党的政策后，群众思想已基本扭轉，只有極少的一部分人（主要是赵金踹的亲戚朋友）还是支持赵金踹。（陈蓬生）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25期，1957年2月1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28.txt b/CCRD/1/3/2/00072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146196a7821802f4eca5d16486479764e34d6b7 --- /dev/null +++ b/CCRD/1/3/2/000728.txt @@ -0,0 +1,65 @@ +# 在山东大学体育、政治两教研组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 + +　　<《新山大》> + +　　党内有宗派主义、特权思想。评薪工作不重视群众意见。有的党员瞧不起知识分子 + +　　王肯：我觉得党员有宗派主义、特权思想和本位主义。表现在华大才搬来时，政治系和艺术系的两位系主任有人称他们是“一天一地”。有些老干部都是从农村来的，对知识分子好像有条件反射，认为知识分子就是自私。党员中也有违法乱纪的现象，如在男女问题上，自己有了妻子还胡搞。有的在婚前乱搞男女关系。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对党员和群众不能同等看待。如去年工作的调动，党外人士还不知道，党员先把自己的爱人调在一起，等安插停当，而党外人士要求调动，照顾迟迟未答覆，上级来过公布，可调动已差不多冻结了。 + +　　评薪工作是个形式，形式主义是党委一贯的作风。领导上先评好再交给群众讨论，但群众提出意见仍旧不改。如王琏同志到底是按教员级还是行政级?山大的特点是几乎所有科长都是党员，非党付科长的寥寥无几，科长级干部评薪，杨付校长说是由市委评，实际就是通过这种形式给党员一种特殊待遇。 + +　　党群关系，对知识分子有些高级干部就好些，如过去的余修同志和现在的吴教务长，他们都有一定的修养。有的党员认为宁“左”勿右就是立场坚定，尤其有一些从农村来的老干部，对知识分子认识不够，认为知识分子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堆破烂摊子。巩念圣科长好像见了谁都是反革命一样。 + +　　在学校发展党员不能和在军队机关一样，应从他的工作是否好坏来考验。 + +## 党员提拔快，党没有群众支持，不会取得成绩，不能轻视群众 + +　　杨振辉：我觉得我校党内宗派主义比较严重，提拔干部先是党员，非党员提拔的慢。如刘伟同志原是图书馆主任，参加革命早些，后来调到马列室教书，教员升讲师一般是需要在一年内看他的教学情况，可他没什么教学经验，半年就提升为讲师了。 + +　　评薪也照顾党员，如宗志文大学毕业后没教书，做党的工作也算在教令里面了，而其他教过中小学的非党人士却不算在内。 + +　　有些党员说话叫人害怕，如吴大琨被扣时，刘伟在教研组里说，吴大琨在休养。 + +　　在肃反运动中听到赵凌同志说，天下是共产党打下来的，共产党要怎样就怎样。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假如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共产党也不会胜利。有人反映马列室的党员总是板着面孔，只有讲原则，讲斗争。 + +　　我和傅主任有同样的感觉，好像党团员有监督非党团员的任务，在我教书时常有党员来看看，叫人害怕。 + +## 党委对体育工作重视不够，对非党同志的健康关心不够 + +　　陈振善：山大党委领导学校工作是有一些成绩的，为帮助党整风我提几点意见。党委对体育教学工作重视不够，只听个别同志的汇报。我的秘书工作两年来非常头痛，我反映的意见不多，同时党委了解的也不多。 + +　　党团员没有起模范带头作用，相反的有宗派主义情绪，用指导工作的方式，这也是党委对体育工作的官僚主义，高高在上。 + +　　党委对党员照顾的多些，对非党人士不够关心。如傅主任有肺病，有时还吐血，应该疗养而没有疗养，有些青年教师(党员)稍有不好就去疗养。党的威信高，党员就骄傲起来，盛气凌人。体育室属校部支部而支部书记，委员是谁，我们都知不道。 + +　　我们学校对学生有些不敢教育，这样会助长学生对教师不够尊重，考查总是要给你个及格，我们对学生的锻炼也不敢强调，因为领导上不支持。 + +　　去年考试时，校刊室叫我写个关于考试与锻炼问题的稿子，可是写好后没给登。 + +## 不能光强调外行，工会体育活动没人管 + +　　郭谨安：学校党委对体育工作不重视，一次体育教研组会上和一次向校长办公室汇报时，领导首先说：“我在体育上是外行。”我觉得这样说不够合适，体育教学与方针贯彻德才体智，不了解不过问那是不够重视的表现。 + +　　我校体育工作无人关怀和支持，教务处领导是形式，高高在上，只听汇报。领导能到体育室上一趟我们就非常高兴。 + +　　上学期领导上提出改进教学工作意见，对体育工作的安排还好，但杨付校长向全校师生传达的时候，就把这一部分漏掉了许多，好像是体育工作无关紧要。 + +　　工会体育活动从没人管，群众提意见无人支持，如关于场地的问题，提出了2年多没得到解决。基层工会不重视群众意见，最近买了一架手风琴花一千多元，我是工会的宣传委员都不知道。 + +　　工资改革，全国的体育专家和科学家也不少，但仅有清华大学的马约翰先生是一级教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偏差。我们体育室的总平均额未达到全校平均额。这影响了大家的积极性。体育室升等升级的很少，是否我们的工作差呢?请领导上深入调查。体育教研组的工作并不次于其他系，我们除教学工作外，还负责其他工作。拿我来说，编写教材、教学、场地分配、用具分配、辅导。很多先生也是这样。我们很少时间做科学研究工作，百家争鸣只是形式。 + +　　各级领导对体育教研组的帮助和教育是不够的，同志们的积极性没有全部发挥出来。像我们学校到现在没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党的领导和体育室结合不起来，我们连支部书记委员都不知道。我是“九三”的成员有一次为了工作想找支部书记谈谈，但一次再次都说是工作忙没时间，就这样算了。 + +　　学校领导某些问题，对吵吵闹闹的解决的快，对不声不语的人看不见，如房舍问题。解决问题应贯彻方针，不应考虑个别人的情绪。 + +　　同志想进步，不该不管，如参加听党课，体育室提了多次得不到解决，其他会议我们参加的也少。 + +## 对老教授一般不宜采用斗争方式。评薪中有宗派主义 + +　　傅宝瑞：对老教授尊重不够，很多老教授在三反、思想改造运动中背上了思想包袱。我的看法是，对老教授不应采取斗争的方式(反革命分子除外)，因为他们都是从旧社会来的，有些爱面子，一时思想转不过弯来就影响了他的工作情绪，降底了教学质量。有的党员在开会时提问题非常尖锐，好像表示立场站的稳，这样群众也向他们学习，有时就起了不好的作用，所以党委应对党员进行教育。 + +　　党的政策是正确的，但下级执行起来就有了问题，如在小学里，老师不敢管学生，你一说他，他说：“老师你不能管我，我是祖国的花朵！”这样到了初中高中进了大学怎么能行？ + +　　我们学校存在着宗派主义，这次评薪工作有人事关系在里面，如周士杰同志不该升等，像他这样大家都可以升等，邱科长和他有人事关系(都是财经学院来的)…… + +　　 来源：1957年5月31日《新山大》。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31.txt b/CCRD/1/3/2/00073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919e372c1b05848c4a0dde3762f473803206234 --- /dev/null +++ b/CCRD/1/3/2/000731.txt @@ -0,0 +1,13 @@ +# 四川省委办公厅，省会，各市，地（州）委关于传达和贯彻省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节录） + +　　1956-1957年6月温江地区仅党群系统及受理了人民来信，来访9184件，行政部门仅1956年（14个县统计）即受理了人民来信来访10000件。(p. 68) + +　　（绵阳地区平均每年接受1万件左右来信来访，1957年上半年据广无，剑阁，梓潼，青穿，罗江，昭化，彰明等7县的不完全统计，来信来访共6513件。(p. 76)） + +　　绵阳地区1957年上半年接受来信来访15000件，比往年增加二至三倍。地委办公室今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来信来访增加了3.15倍，其中4923件来信中要求复职调动工作的信件占34%，检举揭发性质的来信占24%，批评建议性质的来性占10%。申诉性质的来信占13%，其他询问，感谢，民事，婚姻纠纷等占19%。(p. 79) + +　　隧宁地区从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上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来，人民来信来访大大增加。如公安处1956年收到来信170件，而1957年来信来访比1956年增加了51%。1956年7月至1957年6月共收到来信，来访300件 (来访120件)， 检举控告1506件，占50%。其次是三反，五反，肃反，打反攻翻案有361件， 占12%。复转军人知识分子要求参加工作，升学和解决生活困难问题的192件，占6%，还有4件恐吓，辱骂领导的信件。(p. 87)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33.txt b/CCRD/1/3/2/00073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5fcb157c6eed558c3aa7ad955e879d96097203 --- /dev/null +++ b/CCRD/1/3/2/000733.txt @@ -0,0 +1,41 @@ +# 有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二三问题 + +　　<思奇> + +## 一个错误的公式 + +　　有些领导人常常认为别人对自己有意见就是对党和政府有意见，反对自己就是反对党和政府，而反对党和政府就是反对革命，就是反革命。这样一来，他们就往往把一些人民内部的矛盾误作敌我矛盾了。目前，这个公式正在遭受着批判，为什么它会遭受批判呢？它的错在何处呢？这个公式的错误，我认为主要的有三点： + +　　第一、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党和政府的领导是通过它的成员，通过党员和干部，特别是其中的领导人来实现的；因此，反对党员和干部，特别是其中的领导人，就可能是反对党和政府的一种表现，这是一方面；但是，还有另一方面，共性究不同于个性，它不能概括个性的全部，因而个性中就还有不代表共性的部分，同样的道理，党员和干部以及其中的领导人也不等于党和政府，他们也还有不能代表党和政府的方面；因此，反对党员和干部以至其中的领导人，也就有可能并不是反对党和政府的表现。一个人反对某些党员和干部以至其中的领导人，究竟是或不是反对党和政府，那是应作具体分析的。前述那个公式的错误即在于把共性和个性的界限混同了起来，从而也就容易把两类不同的矛盾混淆起来了。 + +　　第二、党和政府的领导是通过各项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体现出来的；因此，反对其中的任何一项具体的政策和措施，都有可能是反对党和政府的全部领导的一种表现。但是，党和政府的某项具体政策和措施，毕竟只是党和政府的领导的一种表现，而不是它的领导的全部，因此，反对它，也就有可能并不是要反对党和政府的领导本身。前述公式的错误，就在于混同了这两种不同的情况，笼统地认为凡属反对党和政府的某项具体政策和措施的，其目的都在反对党和政府的领导本身。 + +　　第三，在反对党的某项具体的政策和措施的人们当中，情况是十分复杂的，有的是站在敌对阶级的立场上来反对的，有的是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来反对的，有的是由于对党和政府的某项具体政策和措施发生了误解才起来反对的，也有的是由在发现党和政府的某项政策和措施有了缺点和错误后，起来要求纠正的。他们在反对党和政府的某项具体的政策和措施这点上虽有相似之处，但其出发点则各不相同，因而他们与党和政府的矛盾的性质也就相异，上述公式的错误即在于把这些复杂的矛盾简单化为一种敌我矛盾，因而把一些人民内部的矛盾也误作了敌我矛盾。 + +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知道，上述错误公式产生的原因，首先就在于它把本来是极其复杂的现实看得过于简单，把本来是多种多样的矛盾，简单化成了一种矛盾，不是具体地去分析问题，而是笼统地去处理问题。至于它为什么恰恰是把这些矛盾简单化为一种敌我矛盾？就一般人来讲，可以说是由于他们受了长期进行敌我斗争的影响，而就某些领导人来讲，则还由于他们想借党和政府的威信来维护个人的威信，想用反革命的帽子来吓唬群众，来抗拒和压制群众的意见和批评，俾能作威作福，横行霸道，实现其私欲。 + +## 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推广的条件 + +　　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原是用来处理党内是非的，为什么今天可以用来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了呢？我认为这是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这种形势密切联系的。 + +　　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其中的经济制度建立起来以后，人民内部已经消除了根本的利害冲突，虽然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还会存在，而在共同的利益大于不同的利益的前提下，这些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也就不难获得解决，不致发展成为对抗。在这种形势下，人民内部的矛盾已经主要是一个是和非的问题，它们的斗争，主要是在思想领域内进行，因此，我们就可以通过思想斗争的方法去求得解决，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特殊意义。 + +　　有人说，人民内部的思想矛盾，比如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吗？怎能用批评的方法或教育说服的方法来解决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以为不能单从几种不同的思想之间的关系来看，最根本的还是要从具有这些不同的思想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来看。错误的思想之能否通过批评或教育的方法得到解决，并不决定于错误思想的本身，而在于具有这种错误思想的人是否坚持这种错误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基本上建立起来的今天，人民内部确实还有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存在着，忽视这方面是要犯严重错误的；但是，同时更应该看到，它存在的基础已经和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以前完全不同了。在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反映出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归根结底是为资本主义所有制服务的，当时，资产阶级为着保护他们的所有制，为着保护他们的阶级利益，一般是要坚持资产阶级思想，坚决抵抗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的。而现在呢？资本主义所有制已经基本上被消灭，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地位已经发生变化，资产阶级思想已经和他们目前所处的这种经济地位不相适应了。因此，他们中间一些认清了目前这种经济地位的先进分子，就已经不再坚持资产阶级思想，来抗拒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了。虽然其中也还有些人对自己目前所处的经济地位缺乏明确的认识，因而对于资产阶级的思想还有依恋；但是，他们的经济地位已经发生变化这一客观存在毕竟是要发生影响的，在党的教育下，在全国人民的督促下，在他们中间的先进分子的影响下，他们迟早是会要认识自己已经改变了的经济地位，而愿意改造与这种经济地位不相适应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至于其中某些个别的坚决抗拒改造并对社会主义改造进行破坏的极端顽固的分子，则不在人民范围之内，从而不是我们今天研究的对象。因此，总的说来，今天的资产阶级分子，一般还是会在接受社会主义经济改造之后，进而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改造的。今天我们是完全有可能通过批评或教育的方法来解决无产阶级的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的。 + +　　今天的资产阶级分子对于他们本阶级的思想尚且不那样爱不忍释，不那样坚持不舍，至于其他的劳动人民，自然更没有必要保留他们所沾染的资产阶级思想，也没有必要坚持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了。所有制的改变，经济地位的变化，使得一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都需要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来适应他们目前所处的经济地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能够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客观根据，这是主要的一面。 + +　　还有一面，也是与社会主义所有制基本上建立起来了这种形势密切联系的，那就是在社会主义所有制这种基础上，全国人民是进一步组织起来了，他们的思想觉悟是进一步提高了，这样就便于党去加强对他们的领导，而党对他们的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总的说来，也是加强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能够在人民内部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的主观条件。 + +　　当然，上述这些主客观条件，同时也就是我们今天能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条件，因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乃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这个总的方针在文艺科学方面的具体化。 + +## 政治和业务的地位应该怎样摆 + +　　政治和业务的地位应该怎样摆？哪个应放在主要的地位？应该让政治工作为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服务呢？还是应该让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为政治工作服务？这个问题，我以为当视不同的历史条件来定。 + +　　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前，我们一直是把政治工作放在首要地位，把经济和文化工作放在从属的地位，为政治工作服务的地位上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我们的一切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主要都是在于筹粮筹饷，发动和组织群众起来参加国内革命战争或抗日战争，推翻国内外的反动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情况较过去复杂，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还开始了经济和文化建设，但是从全国范围来讲，主要的任务还是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譬如在农村，在土地改革以后，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领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正因如此，所以我们有许多干部就往往把政治任务和主要任务当做了同义语，并用此来作为要求其他各项工作服从它的主要根据。在当时，我们把政治工作放在首要的地位是否正确呢？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回答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当时这样摆是正确的呢？因为它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当时，我们是处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旧的上层建筑维护着它的经济基础，严重的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当时的历史任务，就是要通过阶级斗争来摧毁旧的上层建筑，和变更旧的经济基础，以解放社会生产力。在那种特定的历史阶段，我们把政治任务放在首要的地位正是历史发展所要求的。 + +　　今天，我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外的敌人虽然还存在，但就国内来讲，则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因此，今天的历史任务就不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摧毁旧的上层建筑和变更旧的经济基础以解放生产力，而是要运用新的上层建筑来为新的经济基础服务，要运用新的生产关系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以提高和不断改善人民的经济和文化生活，以推动社会的发展。适应着历史发展这种客观要求，今天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发展生产，进行经济和文化建设。在这种历史发展的正常阶段上，正确的做法，我认为应该是把经济和文化工作放在首要的地位，而把政治工作放在为其服务的地位，使政治为业务服务。但是现在还有不少的同志继续把政治工作放在首要地位，并在那里强调政治任务压倒一切。基于这种看法，他们在使用干部上，也就不是在不忽视政治条件的前提下，去强调干部的业务能力在今天的特殊意义，而是在人民内部，在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当中，继续去强调原来的出身成分，并把这种政治条件当成衡量干部的最重要的以至唯一的标准，从而忽视了甚至抹杀了干部的业务能力这方面的条件。甚至在评级评薪和处理工资待遇的问题上，他们也运用了这个标准，不是根据一个干部的业务能力的高低和劳动熟练的程度来致酬，而是根据一个干部的政治条件来致酬，从而在实际上损害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我想，这也算得是主观落后于客观的一种表现吧！ + +　　 (原载 “学习导报”1957年6月份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专刊) + +　　（来源：《社会主义辩论集之二 毒草集(资产阶级右派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10月版，内部发行。）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34.txt b/CCRD/1/3/2/00073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4955833bd62ce3c03ed3285f38fc07b395fe037 --- /dev/null +++ b/CCRD/1/3/2/000734.txt @@ -0,0 +1,11 @@ +# 第一汽车制造厂一百多名工人正酝酿游行示威 + +　　（1957.06.01） + +　　新华社长春1日讯　本社记者陈子林报道：第一汽车制造厂有一百多名工人决定于2日中午在长春市游行示威。这是该厂总务车间清扫工人宋云子在昨天下午向厂党委报告的情况。 + +　　这批工人分布在全厂各个车间，都是两年前由部队转业来厂的军人，他们技术很低，多数是勤杂工。他们目前最不满的是：(一)工资低、晋级慢，与青年技术工工资悬殊。(二)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住房子既多又好，他们住的房子既拥挤质量又坏。(三)领导上对他们的意见不重视，有时遭到一部分车间的干部打击、报复。 + +　　这个厂的工会主席说，他们有很多意见是正确的，要求也比较合理。但是有些要求目前很难办到。厂长饶斌最近以两三天时间和要去北京汽车局请愿的张江等三个转业军人进行谈话，讲清道理，上月29日，他们还是去北京。领导这次游行的四个主要人物中还有一个共产党员，名叫金守义。此事他们已经酝酿了两个多月。在此以前，宋云子曾几次向总务车间反映这一情况，车间支部书记说：“现在最大‘放’大‘鸣’的时候，让他们‘放’吧！”当厂党委知道这一情况时，决定游行的工人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经作好了。现在这个厂已经把情况迅速地报告了市委。厂长和党委书记正分别和领导游行的几个主要人物进行诚恳的谈话。尽一切努力使他们不要闹起来。并立刻组织力量，采取措施在各车间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把工人主要精力集中到增产节约方面去。这个厂的领导认为：若真正闹起来，绝不止这一百多个工人，在他们后边还有和他们前后转业来厂的五百多名军人，很大一批正在要求回南方的老技术工人，也可能被牵动起来。这样全厂生产将要受到严重的损失。 + +　　 ----来源：1957年6月4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35.txt b/CCRD/1/3/2/00073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34b672e9c21a71ac945d4a1ede7bd9735cd5ec3 --- /dev/null +++ b/CCRD/1/3/2/000735.txt @@ -0,0 +1,115 @@ +# 耿伯钊的八点建议 + +　　<新华社记者　曲一凡> + +　　新华社湖北6日讯　6月1日上午和3日下午，记者访问了七十四岁的耿伯钊先生，请他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提出他的意见和看法，帮助共产党整风。 + +　　耿伯钊先生(地方人士习惯称为“耿老”)，是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省参事室主任以及省民革领导成员之一。 + +　　以下是耿伯钊与记者的六小时谈心的纪录全文(基本上是按原来谈话次序先后，整理时略加删节和语气通达)： + +## 一、对共产党整风的感想 + +　　我最近熟读了毛主席的两个报告，深受启发。毛主席提出全党开展整风运动，这是一个很英明的措施，对于改进领导党的作风，团结六亿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正因为共产党是领导党，它领导着全国六亿人民，如果领导不好，发生任何偏差，就会使六亿人民受到损失。因此，第一，全国人民，党外人士，都要热心帮助党整好风，求得领导党没有错误或少犯错误；第二，每个人都是热爱党的，现在正是表现的机会，把自己的真心话掏出来，帮助党整风。 + +　　根据以上两点，帮助党整风，必须是善意批评，不是恶意诽谤，所谓善意，就是要实事求是，打中要害，而又要恰如其分，说真心话；在方式方法上，要和风细雨，说服教育，端正态度，诚恳地提出问题。近来，在某些党外人士中已经出现不是纯粹出于善意批评，其中掺杂有肆意谩骂、污辱党的言行。有些党外人士，过去受了某一个党员的气，心中忿忿不平，因而在这次“鸣”、“放”中乱发脾气，大肆讥笑、辱骂，这是不好的，凡事最不可意气用事。另外一种情况，有些人偏重于空谈理论，这也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至今还有些党外人士心存顾虑：由于个别共产党员骄傲自满，过去看不起民主人士，双方伤了感情，现在大家给这些党员提意见，提出尖锐批评，这决不可以为是反党情绪，而是为了改善党内外的关系，达到新的团结的目的。 + +　　有人说：党与党外人士之间有墙有沟，我看也有。如何拆墙？首先要从党内拆，就是要整好风；党外人士也得参加拆墙，就是多多学习，改造思想，自动拆除内心之墙。总之，过去筑墙出于双方(党内是主要一方)，现在拆墙，同样是双方的责任。我认为个别党员所以骄傲自满、盛气凌人(说到这里，他又赶忘解释说：我接触的这种骄傲自满的个别党员，指的是从前的事，近一年多以来，我生病住东湖疗养院，和同在那里休养的党员高级干部都相处很好，未感到有墙有沟，每个党员都和蔼可亲)，是有它的思想基础的，过去长期从事战争和阶级战争，致使某些党员养成了“对敌斗争”的习惯，因此把党外人士往往也当作敌人看待，唯恐防备不及，岂能信任于他？解放以后，又是民主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等一系列的胜利，这些党员更加居功自傲，自以为了不起，斯大林说过：“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我认为这句话的语气就不合理，要说“特殊材料”，实际是助长了党员的特殊化思想。当然，有些民主人士也有毛病，见了党员，盲目恭维，只说好不说坏，也多少帮助了某些党员的骄气的滋长。 + +　　最后，我向党和党员同志提出六点建议： + +　　(一)希望党员同志努力提高文化水平； + +　　(二)希望每个党员学会一技之长(例如，张旺午秘书长有一次跟我说，他会钉马掌，这就好)； + +　　(三)党要事事联系群众——党章上说的好，事实上在许多事情上却脱离了群众； + +　　(四)党员要坚决放弃特权(思想和行为)； + +　　(五)党员同志待人接物，要有修养，和谒可亲； + +　　(六)党员们一定要多学些旧的东西，毛主席是最好的榜样，他提出许多的口号和格言，都是从古人那里吸取其精华，用来指导今天党内外的思想和工作，最能服人。 + +　　我希望通过去这次整风以后，党内外真正做到无墙无沟；党内外人士过去是“背对背”；今日“鸣”、“放”又是“面对面”，这还不够，今后最好能够“心对心”。 + +　　(记者注：这一段谈话，是记者事先与耿老约会后，他连夜赶起来的一个“谈话提纲”，言谈极为谨慎，谈到这里曾表示话已谈完，后经记者从上述谈话中提出若干具体问题，虚心诚恳向他请教，接着又谈下去，而后边的谈话中有些是与前面的分析和观点，不尽相同的，也说明在这位老人内心，起初还是有些思想顾虑的。) + +## 二、党、政关系迫待改善 + +　　过去，长时期内，以党代政的现象是普遍而严重的。领导党有责任对国家大事适时提出正确的政策，和检查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但是，它不能代替政府发号司令，发号司令是行政部门的事。我们常常看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署名发布某一指示和文件，于是上行下效，就出现了省委与省人委、地委与专署、县委与县人委等一系的党政联名发号司令的事情。实际上，这样做法必然助长党政不分，其结果则是以党代政，削弱了政府的作用与威信。这是其一。其二，党员与非党员干部的职权截然不同，我根据很多党外人士的意见，把这一状况分为两大部类六种类型：第一类是党员干部：(一)有职有权，(二)无职有权，(三)有职有权而无责；第二类是非党干部：(一)有职无权，(二)无职有责，(三)无权也有责(后两种类型，例如，有些起义军官转业后反映说：他们好象一个被踢来踢去的皮球，没有固定职权，但是事情搞坏了却有责任，等等)。我(耿老自称)，年已老朽，我虽有职无权，我也不想争权。 + +　　当记者提出公私合营企业关系的问题，耿老说：私方代表有职无权是事实，也应该给他们适当的权力；至于说要求取消公方代表，我完全反对，不要党的领导是不好的，要诚心接受党的领导，才能办好企业。谈到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的定息年限问题，我绝对反对二十年定息的意见，我认为国家规定定息七年的措施，是合理的，如有不妥，也等七年后再看形势发展而论。 + +## 三、加强法制工作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已经八年了。在这不算短的时间内，国家的法制工作搞得很差，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和人民需要的迫切要求。旧的六法观念和条文不适用了，而各种新(22)的法律却迟迟难得问世，法院断案没个依据，人民群众不知何为犯法，如何能得到法律的保护。 + +　　有人说，我们不是早已有了宪法了吗？不错，宪法有了，但宪法不能代替具体的法律和法规，法律不是几条精神、原则所能代替的。现在，除了婚姻法，几乎没有别的成文的法律。民法、刑法是必不可少的，你把旧的否定了，就得拿出新的东西来代替。董老(必武)到湖北来曾说，各种法律都得审慎研究，这是好的，可是不容长此拖延下去。我们说，人民犯了法怎么办？没有一个准则。人民都要受法律的限制，同时人人都受法律的保护。一个党员，一个普通职员，应如何守法？必须建立法制，使人人都懂得法，树立了守法的观念，就不会盲动而犯法。另外，国民党时代的六法，肯定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要不得的；但是就其具体内容来说，不见得一切都坏，古话说“旧瓶装新酒”，旧形式赋予新内容，仍有许多可供参考的地方。 + +　　我担任省参事室的领导工作，过去李主席(先念)在湖北的时候，参事室曾建议帮助各厅、局订立组织规程和办事细则；没有这个，容易造成机关内部的混乱，分不清职责界限和是非界限。当时，李主席、王任重同志是支持我们的，我们也很愿尽这分义务，参事室曾通过办公厅向各厅要他们起草一个规程来，交我们来帮助研究搞好；如果有的厅局不愿自己起草，参事室也愿意在听取他们的情况介绍后，代为订立。可是，多年了，这个建议没有实现，我们曾多次催办，有些单位竟嫌麻烦，置之不理。 + +　　谈到几年来的执法情况(特别是三反、肃反)，我完全拥护章伯钧、罗隆基的建议，毛主席在报告中也提出了，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检查三反、肃反工作的偏差，有错必纠。从中央到省、市、县，成立各级检查机构。 + +　　这次“鸣”、“放”，很多人对党和个别党员提出了不少的意见，包括其中有些意气用事、不见得完全准确的批评，希望能以法律保证“鸣”、“放”的人不受打击、报复。 + +## 四、必须整顿统战部的工作作风 + +　　我原本是一个爱讲话、也敢说的人。解放前，蒋介石统治那么凶狠，我耿某没有怕他，我在一切集会场合大呼反蒋，反对戡乱，主张和平。当时，地下党负责同志(指曾惇同志等人)曾背地劝我说：“耿老，表现不要过于激烈了，注意隐蔽一些，公开场合不妨多说些反动话”，我表示不怕。解放后，我对共产党的政策，如有不同意的地方，我也敢说；可是，自从受到何定华(当时统战部副部长)的公开打击，同时受到明目张胆的对我监视，我气愤，从此以后就不大讲话了。原来我明白了，凡是对党员善于阿谀奉承的人(有人说这些人是会钻狗洞的)，就受到统战部重视，官位步步高升；相反，经常向党提出一些善意批评的人，却被认为是顽固落后分子，打击的对象。 + +　　湖北解放以后，省统战部匡部长对党外人士很好，可是匡又兼管民政工作，工作忙，对统战工作不常过问，把大权交给副部长何定华。何的作风粗暴、恶劣，几年来由他主持统战工作，使很多民主人士伤了心。例如，几年前，有一次他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请大家给统战工作提意见。我说了我所听到的这样的反映：统战工作“三视”——中央重视、省里轻视，下面(县、市)鄙视。过了几天，又开会，何公开斥责说：有人乱讲统战工作“三视”，简直是胡说，并追问：这话是什么人讲的，要他说明什么叫“轻视”、“鄙视”？有人说：耿老讲的，何又问：耿老来了没有？我答应说：我在这里，不错，是我讲的！从此，耿某就成了统战部的眼中钉，后来上面派来一个参事室副主任，叫钱运铎，钱公开告诉我：何部长要我来监视某人。好吧，我干脆搬进参事室里面来住，让你监视方便一些。这事件，我曾告诉了张省长，问他：如果我说的不对，可以杀头；为何派人监视我？ + +　　以后，张体学省长亲自主持一次会议，征求党外人士意见，我对统战部提出了批评，张省长当时说：耿老的批评精神很好，值得大家学习，过后，我听别人说：在另一次会上，张省长又大大批评了耿某，说净谈过去的事，省长还说：“我看他年纪大了，不好当面说他，你们那一位转告他吧！” + +　　关于何定华的作风，谈不尽的。例如：辛亥首义，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对此都有论述，正确估价了它的意义；可是，身为统战部负责人的何定华，竟在一次公开集会上讲：“辛亥首义值几个钱？顶个庇！”至今很多首义老人忘不了这个统战部长的无理之言。又一次，参事室由于人员增多(由原来四十人增至百多人)，房子狭窄，我派两个同志找何定华商量房子事，何立即不耐烦的粗暴拒绝了。 + +　　何定华从统战部调走了，统战部工作有所转变，但是何的作风影响仍在中、下级统战人员中存在。胡金魁、谢威两部长态度还好，但也很少与民主人士当面谈心，一切事都由秘书长麻佩三、党派处长周方林独断专行，上下职分不明，责任不清。例如，最近一次民革省委选举，很多人为统战部干涉民革选举而不满(具体是对钱运铎当选委员不满)，胡部长一否认统战部没有管这件事；但是，麻佩三、周方林参加了选举。民革副主委范叔衡为了迎合统战部意旨，为了选上钱某，他公开说这是统战部决定的。另如：省里六十二名起义军官，全都对这次评级评薪不满，大家反映，谢威只相信了吴昌续(后提升为劳动局副局长)一个人，不让大家民主评级，吴指手划脚为每个人指定级别，如有反对意见，他就说：这是统战部谢部长的意见。因此，人们不免怀疑，一个统战部究竟归谁负责，是部长？还是秘书长、处长？或者是科长？总之各有一套，各行其是，证明统战部工作的混乱状况是严重的。 + +## 五、从知识分子的特点谈到如何做好党的统战工作 + +　　做统战工作的人，必须熟知高级知识分子(包括民主人士)的脾气和特点。这些人在旧社会养成了一种傲性，宁为理服，不为力服；即使某些人一时被强力镇住，也不能收服人心。他们表面上不敢说，背后还是会说：“你是共产党员，数你狠些；可我也不能屈服于你。” + +　　知识分子有些什么特点(主要从弱点方面分析)： + +　　(一)爱面子，自尊心强。“士可杀，不可辱。”杀了他甘愿，抹了他的面子，他会恨你一生，有“不共戴天之仇”。 + +　　(二)自高自大，看不起人。老一辈的知识分子，读的书很多，自命不凡，自以为清高(其实并不清高)，看不起工农，因此，对工农革命政权，开始总有些格格不入。 + +　　(三)爱夸夸其谈，爱发空洞议论，这些议论，往往不切实际，不负责任；叫他真正做事就不行了。 + +　　(四)爱沾小便宜。这说的是一些在野的穷知识分子，他们在旧社会资俸很薄，虽不一定贪污，总爱沾人家点小便宜(如别人给送点礼品，人情之类)。 + +　　(五)互相标榜——双方好时为友，一旦搞不来了，一句成仇。 + +　　(六)趋利避害。 + +　　统战工作者如能了解这些特点，善于取其所长，抛其所短，驾驭他们的特点，什么人都能为用。例如，会说善道者，用他作宣传；能写文章的，分派他写些东西。总之，用人，也有个标准，用之得当。不仅要人尽其才，既用他就得信任他，给他以权。古语说“用人不疑，疑人莫用”。这几年，民主人士站在岗位上，不能尽职，不能说真心话，就是因为既用了他而又疑他，以我的看法，党若真正疑他，就干脆撤了他的职，莫占住岗位碍事生非。 + +　　（记者问：根据耿老分析知识分子的这些特点，你以为应如何驾驭？他举例说：爱沾小便宜的人，莫叫他管财政，根据他的特长分派其他工作；爱夸夸其谈和自高自大、自命不凡的，分派他多做些实际工作，从困难中使他受些磨炼，从工作和学习中逐渐改造思想；爱面子的，必须尊重他的必要的自尊心，尽管他有些错误和缺点，慢慢教育和改造，细风和雨，使其自认其错；粗暴地当众污辱了他，就会伤了感情；互相标榜，是一种宗派主义，趋利避害，是个主义，这两种人往往善于阿谀奉承，察言观色，应当教育他，适当使用他，而不如其所惑，否则就容易宠信了少数人，而伤了大多人的感情。） + +　　总之，统战工作，对面要广，对点要深；用人不当，即使高官厚禄，仍有不满；如用之得当，国家花钱不多，本人才有所用，干起来心里也痛快。例如，有些起义军官(将、校级)，叫他在某一中，小学当工务员、当文书，而所拿薪俸比校长的还多，可是他本人仍不满意。省参事室内有几位专家：辜大安，原阎锡山的参谋长，太原兵工厂创办人，对钢铁工业有所研究——现在当参事，派他修“省志”，柳棣园，专于测量(老工程师)，黄乃真，对建筑工程有研究，陈志纯，是法律专家(伪武汉法院副院长)，他们都各有所长，但目前只能派作修“省志”，这叫着大才用不上，只有暂用其小才(他们文笔还好)。用才不当，是国家的一大损失。古书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神而明之，在乎其人”，这句话很值得党的组织、统战部门深思熟虑。 + +## 六、外地人给湖北人当家 + +　　湖北人常受外地人的气。我从山东人说起(听口音，你——指记者也是山东人，可别介意)：当年，袁世凯给湖北省派来一个督军——山东人王占元，湖北人深受他的压迫，吃了很多苦头(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我早年与王占元很好，是八兄弟)。他下面的县官、税吏，都是山东人。蒋介(25)石后来也派外人来当湖北省主席，蒋不承认武昌首义之事。蒋曾痛骂湖北人是“九头鸟”，私下跟蒋的嫡系分子说：“鄂人无信，不可重用”。抗战以后，经过湖北人力争，发起反对薛岳(广东人)运动，蒋才用了湖北人当主席，这就是万耀煌、张笃仁、朱鼎卿。解放军来了，湖北人不争气，最后一任伪省主席朱鼎卿(现为省参事室参事)也真丢人，拉腿跑了，没有响应起义(后来朱在四川起义)，而由张轸率军起义。李先念主席是湖北人，当了几年主席又调到中央去了。如今，省委书记、省长、统战部长都不是湖北人。副省长中有熊老(晋槐)、聂国来两个湖北人，熊老近年来染病在床，不能管事，聂国来是个无用的人，不能代表湖北人讲话。何定华是湖北人，可是爱听恭维话，不爱听反对意见，养成统战部门喜欢奉承、趋炎附势的不良风气，民主空气稀薄，直言明谏的人受到了排斥和打击。文史馆、参事室都是湖北人，但都是“聋子的耳朵”，起不了作用，只是有饭吃而已。 + +　　这些话，过去不敢讲，讲出去会被扣上“地域观念”、“封建思想”的帽子。不久以前，我就对胡金魁部长说过：“湖北人在湖北受歧视”。 + +## 七、谈谈省政协和参事室工作 + +　　政协是统战的形式，通过政协使党与民主人士挂钩，一切事情都通过协商的形式进行工作的。过去，湖北政协起了些作用，但还不够。我是政协副主席之一，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副主席。每逢开会必到，也了解些情况。政协主席是王任重同志，他工作忙，除了大会，日常办公室是不到的。副主席六、七个，大多有其他兼职工作，很忙，有些人长期生病，实际负责的只是周杰一人和几个秘书长。说周等负责(确实做了些工作)，也真难为了他们，有职无权，虽身为副主席，一切事还得听从党员秘书长，甚至党员科长的吩咐，例如在政协内部人事安排上，党外人事都当不了家，却又往往为这些事受了许多冤枉气，有人为民主人士这种处境送了八个字：“希承意志，伺候颜色”(指对党员)。政协会内的职员有一首顺口溜，描画了这种微妙的关系，说：“大事问胡部长，小事问周处长，“鸡毛蒜皮”问张守一；周老、贺老吃饭拿饷(他们实际做了很多事)，民主人士装模做样”。依我个人的看法，周老(周杰)办事很老练，贺老(贺友严，政协第一副秘书长)也有些办事能力，党若把权交给他们，有可能把事办好的，可是就是不放心，不肯付之以权，造成他们的苦闷。说得难听一些，过去有些党员对待民主人士，如防强盗一般，生怕泄露“秘密”。 + +　　参事室过去也做了一些事。但是，除了开人代会起草和审查提案、法规之外，大家长期没有事干，所谓“吃饭拿饷”；叫大家学习，事不顺心，学习也难得学好。过去，钱运铎在这里当副主任，以何定华为依靠，专横霸道，作威作福，包办一切，大家敢怒不敢言。我这个主任，也只挂名当个傀儡而已。参事室每次开会，总得专为他候驾多时，珊珊来迟；有时上班，他高了兴就打扑克(为此我说过他一回，从此对我结下了私怨)；更恶劣的，竟在参事室，光天化日之下，奸污妇女(本室一个参事的女儿，统战部一位科长的爱人)，闹得参事室上下、包括公务员都晓得，大概只有何定华以上负责党员干部不晓得。现在，参事室还有两个党员同志潘哲夫、黄山农，他们与党外人士相处就比较好，品质好，大小事都商量。 + +## 八、反对“大党主义” + +　　我十分钦佩毛主席，他最善于运用古言名训，加以扬弃，取其精华，提到马列主义高度，用以治国教人，成绩卓著。这并不是奉承，也不是盲目崇拜，这是八年来的事实。中央统战会议上，储安平向毛主席、周总理提意见，提得很好。我打听后才晓得储是光明日报总编辑，这也是给新闻界增光。我也给毛主席、党中央提一点意见。 + +　　毛主席在掌握民族政策上提出反对“大汉族主义”，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口号。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民族团结问题一直是个最难办的事。历代帝王都没有搞好。就连几个英明的帝王，他能南征北战，统一天下，可是在民族政策上也一筹莫展。他们只知以武力压人，即使一时把人们压治住，也不能征服人心。这是毛主席所以英明之一； + +　　第二，毛主席近年来又提出了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中国四邻都是小国，我们如以大国自居，必然使四邻国家离心离德，群起抵制和反对。毛主席提出反对大国主义，周总理到处奔走，亲自实行这个友邻口号，所以足迹所至，各国不分大小，全体欢迎，赢得欧非人民的拥护。周总理到了小国，还表明要向他们学习知识，而不以大国自居，无怪人们说，周总理具有大国君子之风！ + +　　现在，我希望毛主席再进一步提出反对“大党主义”。共产党英明伟大，这是人人心悦诚服的，凡是有血性，有良心的人无不承认这一点。几年来社会改革、工农业建设的成就，大家都看得到，何况前途远景更不可限量，用不着自己夸耀，人人领情的全国有六亿人口，中国共产党是个世界上的大党，也不过一千万多人，比起六亿人口，还只是个少数。只要共产党稍为伸出手来，无论民主人士和人民群众，都愿意服从党的领导，亲密合作，共同前进。相反，如果每个共产党员，个个以领导者自居，以战胜者自居，盛气凌人，忽视民主，人民都受不了的。 + +　　以我个人理解，毛主席这次提出整风，就是要反对“大党主义”，希望毛主席尽快地、明确地提出这个口号来。反对“大党主义”，这话是我说的，这是忠心为党、爱护党而提出来的这个要求。 + +　　 ----来源：　　1957年6月1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38.txt b/CCRD/1/3/2/00073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4e34822a2060aa0cb9739934b6422ff1aafc70b --- /dev/null +++ b/CCRD/1/3/2/000738.txt @@ -0,0 +1,33 @@ +# 华南师范学院继续座谈内部矛盾: 教授们提出许多批评和建议 + +　　本报讯　昨(1)日上午，中共广东省委员会第一书记陶铸同志继续到华南师范学院和教师们开座谈会，倾听教师们的意见。在会上，教师们均畅所欲言，针对学院内部的存在问题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进一步帮助该院党组织进行整风。 + +## 黄轶球说：办好学院要注意“人”和“制度”的问题 + +　　黄轶球教授说：学院内由于“三害”做成许多不合理的现象。领导上主观制定了“工作量”的制度，规定讲师每周要上12节课，系主任要上7节课，实际上教师们负担过重，不能提高教学质量，有时因要执行制度，大家写论文也没有时间，同时只根据学生的反映来批评教授的教学问题，而不考虑到学生的水平低，班额大，辅导人员少，影响了教育的效果，如果按照教育都的教材教学，学生接受不了，如根据学生水平来教学，又被批评说教学水平低，这样就使教师进退唯谷。师院把学生的知识质量不好一切归咎给教师是不合理的。黄轶球教授对过去用运动方式来搞“尊师爱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学院曾发动一批学生很生硬的到教师家里去搞“尊师爱生”，结果事后学生仍然把老师视如路人。他认为应该根据中国的传统，从思想上进行教育，使学生从内心上很自然的来尊师重道，不要形式主义。 + +## 叶述武说：党是走群众路线的，因何“墙”“沟”这样多? + +　　叶述武教授说：今天已不是解放初时的军管时期了，应该一切要“约法三章”，明确规定“杀人者死”之类的规章。(陶铸同志很风趣的插了一句说：我们现在也要有个叔孙通才成)上级领导不能只给“原则”，因为下面有些人懂得原则后成了教条主义还好些，最怕的是把原则的词句标点也弄错了，那更糟糕。 + +　　接着他又分析党群中存在“墙”和“沟”的原因，他认为主要是党组织发展得太快了，新党员的质量不高，他又说：学院过去对个别党、团员教育得不够，不只没有在群众中起到先锋的模范的作用，甚至还有盗窃和乱搞男女关系的恶劣行为。党对他们爱护是对的，但不应将他们的一切过失也包下来。(陶铸同志说：盗窃是个人品质的问题，党不能包下来。)现在还是敌我斗争时期了，因此，他建议，培养党、团员就不应该在温室中培养，特别对中、下级的干部，党组织应该注意加强他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和帮助他们提高业务水平，这样才能使他们更好地领导群众、带动群众办好学校。 + +## 杨荣春说：应在党委制的基础上吸收专家参加领导 + +　　教育系副主任杨荣春在发言中，特别着重于学校的党委制问题。杨荣春教授认为，应该在党委制的基础上吸收专家们参加领导，这就可以办好学校。他以师院的具体情况为例，说明领导中心的建立是不容易的。如党委不来领导的话，恐怕“民主有余，而集中不足”，事情就更难办。因为发扬民主的目的，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在我们来说，具体的工作就是要办好师院。要二者得兼，即是说我们要民主也要社会主义。如鱼(民主)与熊掌(社会主义)二者得一的话，则我要熊掌了。(这时，陶铸同志又插了一句说：现在鱼与熊掌二者都可以要。)最后，他建议，要办好学院，应该抓好三个环节：一、是加强党委的本身，应当吸收专家参加党委领导。同时，党的组织还需要加强党团员的思想教育工作。二、党团员领导干部必须面向群众、面向教授，抓好科学的研究工作。应该发挥老教授的积极性，实行民主办校。三、充实学校的设备，在改进领导作风的同时，应适当地改善教授的物质生活条件与学校的环境。 + +## 廖华扬说：取消党委制也是为了办好学校，可以实行“有监督的校长负责制” + +　　物理系教授廖华扬接着发言，他主张取消党委制。他说，取消党委制也是为了办好学校，因为党委制使权力过度集中，群众的意见也就集中在党委身上。我认为应该实行“有监督的校长负责制”，这监督不但是来自上面，而且来自下面，也就是要有“法定的民主”。院务委员会通过院内的选举产生，教授和副教授应占委员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院长把重要的工作计划提出来，须经院务委员会讨论通过，如果两者之间的意见分歧(这种情况不会很多)就用“群众讨论、上级裁决”的办法来决定，那就是将问题交给全院群众讨论，再报请上级(如广东省高等教育局)裁决。我看这样对党有好处，也使党委更要做到联系群众，“三害”就自然会消灭了。 + +## 陈汉标说：应将党委制的问题让大家来讨论 + +　　心理学教研组主任陈汉标教授说：我对党委制这概念还不明确，因此建议将党委制的规章在院刊上登出来，让大家来讨论，使大家都明白有什么理由取消或保留党委制。其次，在人员编制方面，各系教师的比例应该像“金字塔”一样，就是助教多、讲师较少、副教授又较少、教授最少，但是教育系的情况则相反，我看是应该改变的。有些教研组主任和系主任可以由教授轮流担任，使许多老教授能接触更广的教学工作。在科学研究方面，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应该考虑成立教育科学研究所，这种研究所虽然全国都未有，但广东的教育相当发达，人才也不少，是可以先开一个头的。 + +　　历史系主任罗倬汉教授也在座谈会上发了言，他指出省教育厅和文化局对出版学术刊物的限制过多和支持不够，同时认为政治学习中有形式主义的倾向，政治运动太多，占用的时间太长，这也妨碍了科学研究工作。 + +　　座谈会开到中午12时多，下午陶铸同志又接见了650多个教职员，并讲了话。他说：今天在座谈会上发言的人很多，提了300多条意见，相信大家一定还有许多意见未提完的，希望以后在院内还可以继续提。接着陶铸同志就提出他对办好学校的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师范学院是华南培养师资的最高学府。院内师资也不弱，关键问题是在于领导依靠全体教授职工，才能办好学校。今后应继续发扬民主，并且还要决心改正过去领导上存在的缺点和错误，领导上应该一边听取意见，一边改进工作，才能搞好团结，得到教授们的原谅和使大家解除思想顾虑，应鼓励大家提意见，表示领导对改正错误的决心。接着，他对座谈会上所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作了具体的分析和答复。他认为有些可以马上办的就应马上办，例如在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中有些遗留问题，学校的领导作风和党团员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以及学校中的某些不合理的制度(不是全国性的)，都可以采取一边提意见，一边进行改进的做法。至于党委制问题可以组织讨论。 + +　　陶铸同志和教职员们讲完话后，立即又参加了学生代表的座谈会，听取了历史系、化学系、教育系、学生会代表、华侨和少数民族等学生代表的发言。最后，陶铸同志说，目前因为期考已近，为了不妨碍同学们的学习，以后可以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来让同学们大“放”大“鸣”，希望同学们现在首先要安心学习，准备好功课，准备好“放”、“鸣”，他希望同学们能“一鸣惊人”。 + +　　 来源：《广州日报》1957年6月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39.txt b/CCRD/1/3/2/00073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78bba7b0d220c049327141ae49c3b3ea4f212c0 --- /dev/null +++ b/CCRD/1/3/2/000739.txt @@ -0,0 +1,23 @@ +# 华南师范学院教授座谈 对党委制存废意见不一 + +　　<南方日报> + +　　本报讯　华南师范学院的老教授们昨日上午继续举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座谈会，教授们着重对改进学校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议。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参加了座谈会。 + +　　高等学校中要不要保留党委制呢?教育系副主任杨荣春和物理系主任廖华扬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 +　　杨荣春说，他认为就华南师范学院的情况来说是不应该取消党委制的。他说，现在很多人不是不信任党委，而是由于党委在处理事情上犯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只要去掉“三害”就好了。他认为如果取消了党委制之后，党委书记只出席院务委员会而不领导院务委员会，就会出现民主有余，而集中不足的缺点，使事情难办。他认为要办好师范学院，就要掌握和做好三个环节：第一，加强党委本身的领导，发扬民主，依靠老教师、专家，更要教育党、团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养成吃苦在前、得利在后、向群众学习的优良作风，肃清“三害”。第二，党委要面向教学和科学研究。他说，现在各级领导都参加体力劳动，目的在于联系群众。在师范学院党委来说，参加体力劳动就不是种种菜，修修运动场，应该到教研组、课堂、图书馆中去，了解一下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整个过程。否则，连课堂也没有到过而大谈提高教学质量不是很可笑吗?同时还应该到教师的家中去，了解教师的生活情况。第三，适当充实设备。图书馆、研究室、实验室等都要大大充实一下。同时，要改善一下教师的物质生活待遇。艰苦朴素的作风是要提倡的，但要照顾脑力劳动者的生活特点。最后，他认为党的领导应该有远大的眼光和魄力，对各项矛盾问题要分清先后缓急逐步解决。他还要求省委首先要改变过去不重视师院的偏向，给师院以必要的支持。这样，省委、党委、教师一起努力，三年后办好师院是可以预期的。 + +　　物理系主任廖华扬则主张取消党委制。他说，取消党委制更能体现党在高等学校中的领导。他认为党委制规定了党委有最后决定之权是不妥当的，在高校中应该实行有监督的校长负责制。负责监督的是院务委员会。院务委员会的委员是由全校教职员工选举产生，教授委员要占大部分。院长是政府任命的，这就保证了不会脱离党和政府。一切工作计划先由院长提出，交由院务委员会讨论通过后才执行。有关科学研究、教师调职或升职、降职的问题，都将由院务委员会讨论通过。如在院务委员会内有争持不下的意见(这情况是非常少的)，那就采用“群众讨论，上级裁决”的方法解决。那时，院长、院务委员会可把不同的意见分别交下去给群众讨论，然后把群众意见集中起来，由领导决定。他认为只有这样才体现了民主集中制。这时，党组织就不靠最后决定权来保证党的政策贯彻执行，而是靠深入联系群众，向群众做说服教育的工作。那么“三害”就可以肃清了。 + +　　教育系教授陈汉标提出了几项建议：第一、建议党委把高等学校的党委制的规章在校刊上公开说明，以便展开广泛讨论；第二、建议教学人员的编制要按金字塔式配备，即助教最多，其次是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这样配备了足够的辅导力量，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才能更好地进行；第三，建议在广州科学分院设立教育科学研究部门。第四、建议教研组和系的主任由老教授轮流担任，此外，他对教育系学生的出路和购置图书问题作了建议。 + +　　物理系主任廖华扬提出要迅速处理老讲师的升级问题。他说：过去提升的条件强调德才，资历只作参考。然而所谓“德”的标准就是满口马列主义，在运动中能“勇敢”整人；“才”就是以青年小伙子会报上课好不好来衡量。有些讲师1943年起就当了讲师，至今没有提升。 + +　　中文系副主任黄轶球说：自从整风开始以后，官僚主义已经整掉一些，如人事工作方面，对一些不合理的级别已经作了调整。但是，官僚主义还存在，好像我系外国文学组要买外国书籍很困难，我们在师院附中找出1，000多本英、美等国的文学作品，半年前就列出书单，向梁副院长报告，请求调来给我们参考，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下文。他批评学院领导的主观主义说：教务处起草的“工作量制度”不合理，一个讲师一个星期要上12节课，教授、副教授上10节课，系主任上7节课，这种高不可攀的制度，使教师积极性发挥不出来，这个制度还规定教授培养助教要按小时计算，这种锱铢计较的作法是可笑的。试问讨论一个学术问题，怎能以小时计算?其次，每次提到教学质量不高时，学院领导便把一切责任都归咎于教师，这是不公道的。他还批评学院尊师运动公式化。为了要尊师，往往生硬地组织七、八个学生到教师家里坐，但是，由于平时没有上他们的课，互不认识，学生们没话可说，教师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坐了一会，第二天见面时又若路人。黄轶球说感情是日积月累得来的，尊师爱徒是不能当作政治运动来搞的。 + +　　数学系主任叶述武说：党一向是教育党员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是为什么有些党员竟筑起墙来呢?我认为这和党员发展太快，水平不高，不合标准有关。因此，中央的方针、政策虽好，但是给那些新党员执行的时候，便筑起墙来。希望党要加强党、团员的教育。 + +　　他还批评了中共广东省委对师院关心和支持不够；也批评了省教育厅对师院不单帮助不够，反而扣发中央给师院的经费。 + +　　 来源：《南方日报》1957年6月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40.txt b/CCRD/1/3/2/00074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fe21604a02370975230f733ae1a4193bb3f3a55 --- /dev/null +++ b/CCRD/1/3/2/000740.txt @@ -0,0 +1,53 @@ +# 九三学社太原分社对高等教育部等单位提出严格批评 + +　　本报太原讯　九三学社太原分社筹备委员会，于1日下午邀集所属部分成员、各高等学校负责人等共四十七人举行座谈会。会上大家本着开诚布公的精神，对高等教育部、教育部的领导以及其他各方面，提出了许多严格的批评和有益的建议。 + +　　座谈会由九三学社太原分社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梁园东主持。 + +## “笑一笑，可以吧?” + +　　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朱荫龙在发言中对党的宗派主义、高等教育部的主观主义、高等院校的官僚主义，以及三个主义的结合、一贯性和它的危害性提出了批评意见。他说，党的宗派主义表现在党和非党之间存在着墙，而且不是一般的墙，是城墙，是万里长城的墙，是外加铁丝网通上电流的墙。有人说党群之间没有墙，这不合乎事实。要实事求是地承认党群间有墙。问题是如何拆掉它。因为这堵墙对高等院校的危害性太大了。 + +　　他接着说，党的宗派主义的表现之一是，有些党员的“政治面孔”，好象舞台上演员戴的“挡脸”，老是板着面孔。不但自己不笑，而且影响别人，比如团员、积极分子。这对团结极为有害。我建议要把这付“挡脸”取消。宗派主义的另一个表现是不发挥独立思考。有个青年学生说：领导上要求我们服从，服从，再服从。这样好不好？值得研究。青年是我们的未来，对待青年应严肃、认真地提出教育办法。否则我们的将来可忧。他还提出，目前有的词句使用不当。比如“提拔”一词就用的不当。其实“提拔”这个词，不是个好词，不应该乱用。 + +　　谈到高等教育部的主观主义时，他认为部里的人不甚读书，不懂业务，闭门造车乱搞一通，结果影响了教学。比如，把高等学院中国语文系的文学史和文学作品分成两门课，使得学生离开讲义就找不到作品的出处了；高中文学课本里的古典文学分量太重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脱离实际闭门造车的表现。有人说，高等院校是官僚主义的宝库。这是制度造成的，特别是党委制。要克服高等院校的官僚主义，需要从改革制度着手。我希望把能够马上改进的东西，改一改，给大家看看。比如笑一笑，可以吧？这样大家鸣、放，才有信心、有兴趣。 + +## “总之是不许人独立思考” + +　　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姚奠中在发言中表示不同意朱荫龙教授所说的“脸”的看法。他说，这样就把宗派主义简单化了。其实宗派主义者在平时也可以表现为客气气，可是在别人和他有分歧意见的时候就把脸板起来了，好象还是有“原则的”，不过不是党的原则，而是个人的“原则”。他说他和朱荫龙教授意见相同的地方是，有些人只是听话，不愿动脑子。可是如果有人和他意见不合的时候，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可能要受到打击。有些人好说：“体会领导意图”这句话。不是体会党的政策、原则，而是“领导意图”。这只能训练奴才，使人有“教授无才便是德”的感觉；也有人说：“干部无才便是德”。总之是不许人独立思考。有的领导干部认为只有能顺从领导的人才是好的，提拔的也快，甚至吸收党团员也以此为标准；平时对党团员也另眼看待。影响所及不仅是党内这样看，甚至连党外一般人也这样看。一说是党团员就觉得人家该提拔，不管是否有才。这好象已形成了风气。领导干部如果不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此风是改不了的。 + +　　此外，他还对高教部和教育部的分工问题、高等院校的机构和人事问题以及教师的分配问题等方面也提出了不少的意见。他说，过去由于高等院校没有一套完整的人事制度，只凭领导信任就任意提拔人选，以致使许多人担任了不适当的职位。比如有个刚刚当上讲师的人，就被提拔为系主任。他说，全国解放已有七八年了，而没有建立起高等院校的人事制度，是不应该的。 + +## 每个学校应各有特色 + +　　山西师范学院外文系助教高健在发言中除了列举在外文教学中所存在的许多问题，说明教学改革工作还须继续进行以外，他还说，解放后过分强调了集体主义，而忽视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各个学校应该各有特色，互相竞赛。这样才能互相取长补短，要防止庸俗的集体主义。他还说，学习科学应以学习世界最先进水平为主，不应分它是那一国。这样可以避免忽略别人优点的毛病。 + +## 高教部和科学院不重视制图学 + +　　太原工学院制图教研组副教授梁世熙从制图学这门学术对高等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提出一些批评意见。他说：各个生产部门都要有图样，但错误发生的很多，据某设计院统计，因设计图样有错误发生事故在一千多件，至于图纸有错误没发生事故的就更难统计了。就从重工业、机械等杂志看，也是画法不一，标准也不一致，使下边无法执行。可是，高等教育部和科学院对这个问题长期未加很好解决。去年虽然规定了两种画法标准，但没有执行，仍然是乱画，也未进行检查改进，表现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在教育部门中的超学时现象也很严重，不能符合专业课的要求，时常与技术课发生矛盾，但高等教育部也未加研究解决。因此，有许多担任制图课的教师不安心工作。更使人费解的是，师范学院设有制图系，可是初中却取消了制图课，这究竟师范毕业了的学生往那里分配呢?往工业上分配又不合适，这就是高教部、教育部考虑不全面，彼此不联系，造成互相脱节的结果。此外，他还对制图工具落后，赶不上工作的需要，也提出一些意见。最后，他根据上面存在的问题，要求高等教育部和科学院重视制图这门科学，全面的考虑、统一领导。必要时应设立一个图样研究委员会，专门研究这门科学，以便使这种落后局面扭转过来。 + +## “吃苦头的是教师” + +　　太原工学院土木系副教授范维垣说，学习外语不论那个学校都存在有很大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初中着手打好基础，如果基础扎不好，学起来就吃力。但在学习外语时，应根据学生程度，自由选择，不要只限于学习某一种外文。在教学上他谈到，高等教育部教条主义很严重，学习兄弟国家经验没有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结果由于上课时间多，工作量大，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学校当局也不和教授商量，硬让执行，结果吃苦头的是教师。 + +　　他还说，外语工具书、字典到书店买不到。我觉得这不是因为纸张紧张，而是人为的。事实上许多外国刊物是英语，如果不懂英语，要研究外国科学是很困难的。同时，高等教育部对学校有偏爱，不公平。他说，重点学校教师轻闲，一般学校教师任务却十分繁重。去年太原工学院土木系学生们到外地实习，而把太原的实习地方，让其他学院实习。这是十分不对的。此外，他还批评以往在毕业生分配、派留学生、派教师到国外学习中都有宗派主义。他认为现在学校中有些官风盛、学风衰，学术工作行政化、行政工作官僚化了。 + +## 权力大和权力小 + +　　山西师范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组教授刘子威说，造成学校领导上的官僚主义，除制度不科学等等原因外，机构庞大，效率不高，党员权力大，非党员教师权力小也是一个主要原因。他说，党员教师要包揽的工作多、任务重了，就必然会陷于事务主义，不能深入下去进行工作，产生官僚主义。非党员教师权力小了，即便想深入，也无法深入做工作。他说他倒不同意党委退出学校，让教师治校的说法，教师治校是旧办法，没有多少好处。他的意见是，党委和学校行政的责任、权力要划分一下，党着重于政治思想领导，学校行政应领导教学业务工作。 + +　　对教学质量不高，他认为是学生基础差，教师人数少、且质量低，制度不科学等许多原因造成的。不过，他感到最主要的问题是，对老教师重视不够。他说，现在的情况是只注意新教师，培养新生力量。当然培养新生力量是对的，但不能放松了老教师的工作，因为老教师了解的东西多、经历的事情多，总比青年要积累的知识多。因此，发挥老教师的力量，对于提高教学质量起着一定的作用。 + +　　末了，他谈到学校过去强调的行政什么长、什么处过多了些，甚至让不称职的助教担任了行政领导工作，这对于学校来说是不好的。因为学校不能比行政工作，它是教学为主的，今后必须要让有学术的教师担任主要职务，领导教学工作。 + +## 千万不能降低图书费用 + +　　山西医学院教授李武(此处一字辨认不出)特别就图书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对图书问题我已经呼吁了多次，一直得不到解决，听说高等教育部又要降低各高等学校的图书费用，这不合适。图书是我们的工具，是知识的重要来源之一，是我们教学工作和向科学进军所不可缺少的。我们学院前一时期从国外买到一本心脏学方面的书，学习后，我们在这方面一下就跃进到世界水平了。这说明图书是多么重要啊!可是，现在的图书供应情况，实在令人不能满意。有许多重要的书图书馆没有。有些书图书馆只有一本。学院内光教研组就有三十多个人，一种书只有一本怎么能行呢?教师们有的想自己买些书，又买不到。我曾委托国际书店买几本国外的书，就不给买。这种情况使工作受害很大。但是高等教育部和有关部门对这问题一直不重视。现在不但不改善这方面的情况，反要削减图书费用。据说这是因为国家经济困难。我看不完全是这样吧!比如我们对外贸易，为什么不能换些图书呢?我们应该从各个方面节约，可是我觉得不应该在这上面扣那几个钱。我现在再次呼吁：千万不能降低各高等学校的图书费用，有关领导要重视这个问题，很快地解决这个问题。 + +## 高等教育部象个衙门 + +　　太原工学院教授兼科学研究部主任陈绎勤说，高等教育部象个衙门，去了见不到司长，只能见到科长，而科长们的官架子非常大，给人的压力很重。他们对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是两样看待。重点学校的一般职员到那里很好办事，非重点学校的教授去了办事很难。高等教育部对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重视不够。要搞好教学，必须提高教学质量，而要提高教学质量就必须搞好科学研究工作。但是，高等教育部对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安排总是不得当。这就严重地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由于领导不重视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现在许多同学毕业后都想到科学研究机关工作，不愿在高等学校当教师。许多教师不做科学研究工作，久而久之，便成了教书匠，慢慢地由内行变成了外行。因此，必须提醒高等教育部重视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加强对这方面的领导，组织各高等院校科学研究工作的经验交流会。现在特别需提请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要搞科学研究工作，就必须有必要的资料和图书。但现在高等教育部把这方面的经费削减了很多，我们学院的竟被削减了50％。这样，使人很担心：今后如何向科学进军?如何能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水平？ + +　　 (未完待续) + +　　（来源：《山西日报》1957年6月5日。原题为: “对高等教育部等单位提出严格批评\九三学社太原分社筹委会举行座谈会”.）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41.txt b/CCRD/1/3/2/00074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184b4502989b553d4180fd63251f89a8f1b18d7 --- /dev/null +++ b/CCRD/1/3/2/000741.txt @@ -0,0 +1,9 @@ +# 天津市有些工廠企業從去年11月以來連續發生工人停工、請願事件 + +　　新華社天津17日訊 天津市自去年11月以來，有些工廠、企業的工人，連續舉行停工、遊行或請願，要求增加收入和解決生活福利等問題。個別黨、團員在片面理解群眾觀點的思想基礎上，也參加了這些活動。 + +　　天津市糧油出口公司有九十七名裝卸工人，在去年11月上旬，因為裝卸任務減少，收入下降，不任工人生活困難，曾經二次派代表到中央勞務部、全國總工會請願，要求增加收入。因為沒有很快達到要求，竟於去年11月19日停工，結隊到大鹽坨，包圍了坨務科科長和工會主席（因為他兩在這批裝卸工人由鹽坨坨地調到糧油出口公司的時候，曾經講過到糧油出口公司工作可以保持八十元左右的收入），要求囘坨地工作。經過反復說服教育，相持了三天半，才恢復工作。填進去港務管理局河西作業區，因為有些幹部空口許願，加上對工人進行困難補助時拖延了一個多月未能解決，以及不顧工人收入下降機械地扣除預借工資等原因，11月12日有六十名工人不上班，要求發給七十到八十元的工資。這些工人還計劃遊行請願，被制止後，才平息下來。中天電機廠、榮昌五金工廠、塘沽土產倉庫、糧食倉庫等單位的工人，在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1月份因為評級中的不合理現象或因收入較低，和其他生活福利等問題，也曾聯名寫信給黃火青市長或派代表到塘沽區人民委員會、天津市機電工業局請願。恆源紡織廠在1954年合營前，有“四馬分肥”中屬於工人的應得部分，和食堂結餘部分共有幾十萬元，直到今天尚未處理，工人要求分廠也未作答復，因此在1月上旬這個廠的工人派出三十多名代表到北京去請願。 + +　　上述問題，已引起天津市委的重視。最近市委發出通報，要求各級黨組織認真克服官僚主義，關心群眾生活疾苦，加強對群眾的政治思想工作，並要警惕壞分子的煽動和挑撥，嚴格防止類似事件的發生。（舒倜）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07期，1957年1月1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44.txt b/CCRD/1/3/2/00074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dca987e007204fdd5524e9c5fbf1e9681e8547c --- /dev/null +++ b/CCRD/1/3/2/000744.txt @@ -0,0 +1,33 @@ +# 陕西地区九位工程师　批评党员作风和基本建设工作 + +　　<《人民日报》驻陕西记者站> + +　　本报西安１５日电１３日下午，本报驻陕西记者站和陕西日报编辑部，邀请西安地区建筑和设计单位的九位工程师座谈。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西北电力设计分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徐国璋、副总工程师徐嘉元，西北工业建筑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洪青、方山寿，西安煤矿基本建设局副总工程师王清道，西安煤矿设计院总工程师蔡德五，建筑工程部西北工程管理局工程师张志平、董其良，西北纺织管理局工程师洪稚明。工程师们着重对党与非党人士的关系和基本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和意见。 + +## 王清道说：技术人员有职无权 + +　　王清道说：煤矿系统各企业的行政领导和技术领导是分开的，实际上，行政领导和技术领导很难划分清楚。例如各施工现场的技术人员负责审查图纸等工作，这些工作如果得不到行政的支持，就很难贯彻。不少单位因此形成行政领导是“实线领导”，下命令就可以实行；技术领导是“虚线领导”，下面可实行也可以不实行。长时间如此，就使技术人员的积极性衰退。他说：领导上对技术人员的使用和调动，事先很少同负责技术领导工作的人商量。使技术人员感到是“领导决定一切”，慢慢就形成作客思想。张志平说：西北工程管理总局有一个科，共有三个人，科长是个工程师，作科长工作已经多年，很有经验；副科长是个共产党员。科长的决定副科长不尊重，副科长自己布置工作又很少同科长商量，结果形成各干各的。 + +　　许多人都谈到党内有宗派主义情绪，有些重大问题不同技术人员商量，有些资料、文件不必要地对技术人员“保密”，有些可以让非党同志参加的会议没有让他们参加。这给工作带来不少损失。 + +## 方山寿说：党只注意培养青年疏忽了高级知识分子 + +　　方山寿还谈到，几年来西北工业建筑设计院发展党员，吸收的都是些年青的技术人员和一些唯唯诺诺的人；对青年人培养了，对高级知识分子疏忽了。他说：党员领导同志平时很少征求高级知识分子的意见，往往在一个运动来了，问上几句，运动结束了，提出的问题也就没有下文了。有人说党和非党人士的关系是双方面的问题，我认为，在高级知识分子讲了话没有下文的情况下，党与非党关系搞不好，就是单方面的问题了。蔡德五说：党在干部政策上也有宗派主义情绪。不少人说，你如果不是党员就甭想作领导工作，实际上也是如此。这倒不是说反对党员作领导工作，只是太偏了些。 + +## 蔡德五说：有些老党员还不如党外人员艰苦 + +　　许多工程师认为，党员对待党外人士的宗派主义也表现在生活上。蔡德五说：西安煤矿设计院的党员和非党人士不能打成一片，就是吃饭，看电影，打扑克，也都是党员和党员在一起，非党人士和非党人士在一起，党组织平常对非党人士从政治上如何提高关怀不够。因此，不少技术人员反映感不到党的温暖。 + +　　蔡德五还说：老干部对革命有功劳，很多人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把身体搞得有了病甚至残废，政治上可靠，理论水平比较高，工作中能起带头作用。可是近两年来，有些老干部思想上发生了变化，穿的吃的，比一般人还要好些。有些领导人员在号召买公债时叫得很响，但是自己收入不少，银行里存着很多钱，买的公债却很少。方山寿说：这几年，有些党员的政治水平没有多大提高。如西北工业建筑设计院要调整房子，大家都同意“统一分配”的原则，但是有些党员竟抢房子，自己在房子外边贴上条子，还有人从窗子跳进去占房子。也有的党员一边去申请补助，一边去登记购买脚踏车。 + +　　有些人指出，由于一些党员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脱离了群众，因而降低了党的威信。方山寿说：我受党的培养和帮助不少。关于入党问题我考虑了很久。现在我还可以和一些技术人员在一起谈谈心，入党以后，同技术人员说话是否还能说得进去？工作还好不好作？因此，申请不申请入党，我还很犹豫。 + +　　徐国璋说：西北电力设计院有些党员领导干部不懂业务也不积极学习。有些人刚转业来时强调自己外行，现在已经五、六年了，还是强调外行。我们机关曾经组织过技术课，由我来讲授。开始有三十多个干部来听，有的人听一两次就不来听了，后来只剩下四、五个人，慢慢就垮了。这些同志不愿意学技术，似乎以为搞政治工作，讲讲大道理照样吃的开。但是，实际上有些人政治工作也没有作好。如有一个设计室的主任平常不同生产人员接近，有时候用点名的办法把人叫去谈上半个钟头话，就以为解决思想问题了。但是思想问题主要表现在生产上，如果脱离生产怎么能搞好思想工作呢？ + +## 洪青等人说：国家建设方针和技术政策多变 技术人员捉摸不定，不能不多看看风头 + +　　蔡德五说：重大的技术政策，领导上经常摇摆不定，让下边无法捉摸。如增产节约问题，１９５５年只是一般地提了一下，领导部门没有明确提出哪些应该节约，哪些不应该节约，结果把不该节约的也节约了。１９５６年在煤炭工业部开会研究技术方向，实际上就是把苏联的技术方向翻译了一下发下来。上边教条主义地搬，下边就教条主义地执行。今年又提出增产节约，这三年里每年一变。目前有些技术人员就说，现在先不要动，看看风头再说。洪青说：设计中很多问题是国家的方针多变造成的。１９５４年建筑学会开会强调民族形式，１９５５年李富春同志提出降低建筑标准问题，那时候许多人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明确，把降低标准搞成降低质量。今年才提出，过去建设标准高了，我们国家经济条件不允许，要简陋一点。这样就清楚了。 + +　　徐国璋总工程师说某些领导人员存在着迷信外国的思想。他说：过去不管我们国家能否生产，机器设备都成套进口，这便造成许多浪费，对于我国机械工业的发展也不利。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我们的经验不足；从主观方面看，是没有充分发挥广大技术人员的智慧，成套进口的设备，多是部长助理、局长带少数几个技术人员到国外去签定的合同。某些同志愿意用全套的国外设备，是因为图省事，将来出了问题就往国外一推；另外就是认为外国的都是好的。 + +　　 来源：《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45.txt b/CCRD/1/3/2/00074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6533467077ec7938d12e8f6a2c46792133900b3 --- /dev/null +++ b/CCRD/1/3/2/000745.txt @@ -0,0 +1,23 @@ +# 唐山铁道学院教授和民主党派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 + +　　【本报消息】五月十四、十五两日，唐山铁道学院的三十多名教授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在中共唐山铁道学院委员会召开的座谈会上，开怀畅谈，帮助党组织整风。 + +## 党员和非党员没有共同语言 + +　　许多人发言说，党与非党之间有墙和沟。党员和非党同志相遇，只是谈天气说客套，没有共同的语言可谈，彼此思想不见面。桥隧系代系主任张万久教授说：共产党员都是“君子”，彬彬有礼，对事业是忠心的，但是在运动中的粗暴态度，整得人体无完肤，令人反感。有人说：有的共产党员居功自傲，说自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以共产主义战士自居，动不动以大帽子扣人，对非党同志用训斥口吻说话，这些都伤害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有的青年团员专门收集别人的一言一语，话没有听清就去汇报，造成了“恐怖气氛”，弄得人们有话不敢说。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桥隧系顾宜孙教授说，墙和沟是双方造成的，拆墙填沟的办法一方面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另一方面须要共产党员在这次整风中认真克服宗派主义，重新估价知识分子的进步程度。 + +## 不依靠老教授 + +　　有些教授认为，学院的事务党包办，院务委员会讨论问题是走形式，起作用不大。有人指出，留苏学生的选拔都是党内定好，填了鉴定表，才征求教研组的意见。许多工作由党垂直布置，非党负责人往往不知道，非党人士有职无权。铁道建筑系张鸿逵教授说，铁道学院办学校是走青年路线，不依靠老教师。他说，铁道系里有五个系助理(党、团员)，他们虽然兢兢业业，但是工作效果不好，原因就是没有发挥老教授的作用。王抵教授说，老教授提的许多意见不被重视。去年铁道建筑系计划招生三百名，有的教授根据教学设备、人力和社会上的需要，曾四次提出招生太多的意见，但是开学时反而增加到四百多名。他说，这个学生人数“大洪峰”的到来，使教学很被动。 + +## 不要充内行 + +　　会上，有的教授提出组织教授会治理学院。这样能够发挥教授的力量和积极性，把学院办好。很多人不同意这个意见。电机系教授杜庆萱说，学院的工作很多，教授要搞研究和教学，有些人是不敢包揽学院的全部工作的。党能领导别的部门，也能领导学院，问题在于要充分发挥老教授的作用。机械系史家宜教授说，党委治校和教授治校结合起来才好。数学教研组主任郭可詹教授说，不必由教授治校，只要党委真正是贯彻马列主义的领导方法，密切联系群众就行。张万久教授说，要多听取专家的意见，不要外行充内行。 + +## 应把学院办得有自己的特点 + +　　教授们在座谈会上说，唐山铁道学院的教学质量不高，在高等院校中的地位不如过去。大家批评学院领导上在办学的方针上和重大问题上的摇摆、举棋不定的缺点。电机系副教授姚哲明说，学院设在唐山，和外校联系不便，仪器书籍不容易购买，担任基础课程的青年教师进修问题难解决。而且基础好的学生不考这个学院，水平高的教授又不愿意来，这就限制了学院的发展和提高。许多教授建议，吸收大家广泛讨论迁校或不迁校问题，放手让大家争鸣一番。教授们还提出，学院在科学研究上束手束脚，领导无力。科学研究必要的仪器解决不了。王竹亭教授认为，应把学院办得有自己的特点，当前教学改革已经告一段落，今后要着重提高技术水平，开展科学研究。 + +　　教授们在座谈会上第一次把心里话都吐了出来。今后，他们将继续从多方面对共产党组织和领导上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党整风。 + +　　（来源：《河北日报》1957年5月24日。原题为：“唐山铁道学院教授和民主党派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使党员和非党员具有共同的语言”。）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46.txt b/CCRD/1/3/2/00074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7d89bc937ce737f0dcc458aa616d8718f461081 --- /dev/null +++ b/CCRD/1/3/2/000746.txt @@ -0,0 +1,11 @@ +# 包头市部分負責干部的子弟在学校中品行惡劣 + +　　新华社呼和浩特２５日訊 包头市部分干部子弟在学校表現高人一头，生活特殊，不尊重老师，和劳动人民的子弟合不来。干部子弟之間比誰的父母官大、級别高、掙錢多、坐什么样的車。有些干部子弟看不起劳动人民子弟，他們对劳动人民子弟説，我父亲是坐小臥車、吉普車，你父亲是拉車的、推車的。 + +　　干部子弟一般穿的較好，个别学生穿毛料服裝，生活水平比一般学生高得多，他們中有的很講排場，时常向家里要錢下飯館，請同学吃飯、吸烟、喝酒，講究打扮。 + +　　干部子弟劳动習慣也差，不願担負值日生的責任。有的不爱护公共財物。六中的学生們踢足球，教职員説小心些，不要把玻璃窗打碎了。学生不但不听，有的專向玻璃窗上踢，打碎玻璃后，去找去师，盛气凌人的説，一塊玻璃多少錢，我賠，以此表示自己是个有錢的学生。 + +　　有些負責干部的孩子品行特别惡劣。他們認为老师是在他父亲管轄下工作的，可以不听从老师的教导。包头市副市長的兒子王林（小学生）对教职員説：我父亲是市长，不对槍斃你。包头市委范書記的孩子范汝屏（小学生）对校長、老师直呼其名。范書記的另一个兒子范小旗一次偷了市委食堂的飯票三十元，管理員听别人反映后説：人家是書記的兒子，咱不敢管。这个孩子有一次还把他父亲的手槍帶到学校里。一个区委書記的兒子郝明，認为自己的父亲劳苦功高，他可以無所不为。他在学校里鷄奸小同学，打駡小同学，学校多次給他提出警告，并轉告他家長进行教育，没能引起家長重視。他在学校里經常傳播如何和女学生搞恋受、接吻、跳交际舞等，并用各种無恥办法調戏女同学。他的行为造成了極坏的影响。如有的教員对干部子弟不敢管，他們反映和家長联系困难，有的把情况反映給家長，反而受到刁难。（袁汝遜、王文亮）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14期，1957年1月2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50.txt b/CCRD/1/3/2/00075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b3ae84281011e89369477e5b189044157708057 --- /dev/null +++ b/CCRD/1/3/2/000750.txt @@ -0,0 +1,27 @@ +# 教授们揭露各高等学校不敢大胆“放”“鸣”的情况 + +　　<韩毅之> + +　　本报讯 民盟广东省委员会高等教育工作委员会韩毅之来稿：民盟广东省委员会于19日召集各高等学校教授举行座谈会，揭发各高等学校在贯彻“放”和“鸣”方针中存在的障碍和问题。 + +## 领导顾虑重重怕大“放”大“鸣” + +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叶启芳、詹安泰，西语系教授顾绶昌的意见是：中大这次停课学习了五天，只由非党的校长作了一个动员报告，党委书记就没有表示态度；有的党员系主任在传达学委会关于学习布置时也有偏差，有利于自己的多谈，否则少谈，并且一再强调不要算老账，这简直是叫人不要提意见。该校在布置大会发言时，原有群众代表发言被取消了，群众很有意见。他们说，有些领导对整风运动有不正确的看法，怕运动搞起来会很麻烦，难以收拾。 + +　　华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讲师吕燕华说：华南工学院领导的顾虑比群众还要严重。在这次布置学习时，强调这次学习主要是解决认识问题；强调既要帮助领导者克服官僚主义，又要帮助被领导者克服主观主义，这与整风精神是相违背的。他说：目前群众还是顾虑重重，怀疑是否真正要放，领导还是在整风运动的压力下，不得不表面上表示一下态度，如上星期六学院党委召集了一次民主党派联席会议，会上发言很热烈，有不少人还有意见要提，群众要求继续召开这样的会，让大家把心里的话都讲出来，可是党委却宣布停止，说有意见可在学习小组里提。这就说明党委是怕大放的。曾经有一位教授问党委说：你敢不敢将这次会上的发言在院刊发表？党委说：敢，但院刊编辑部将老师们发言稿送回给大家看时发现原意完全改掉了。如我揭发的关于宗派主义的情况就给改掉。华南师范学院地理系教授裘同怡反映：学院虽已布置学习，但仍是冷清清的，前周开大会时，领导对这次学习的目的任务没有讲，群众有顾虑。星期六陶省长亲自来院开座谈会，大家发言很热烈，但仍然上层动，中下层还未动。广州中医学院在贯彻“放”和“鸣”的方针中存在的问题比较严重，该院马列主义教研室负责人黄吉棠、教务处秘书黄尊三反映：领导对这次学习布置根本就不重视。计划规定两周读文件、谈理论，但对揭发学院内存在的矛盾却没有提及，作动员报告时，只谈到党员吃饭时老坐在同一张桌子是宗派主义，而且说提意见要慎重、要从团结出发群众听了报告之后，顾虑反而更大。 + +## 群众怕算老帐，也顾虑多端 + +　　会上普遍反映群众目前最大的顾虑是怕报复，华南农学院教授兼植物系系主任林孔湘说：教师不讲话或不敢讲真心话的情况是普遍的。目前学院召开的座谈会上，一位教授在思想改造和肃反中对党很有意见，但在会上始终不敢提，反而对一位非党的系主任开炮；另一位教授对领导提意见，只讲了个开头便停下来，对着笔记本看了几分钟，说思想很混乱，讲不下去了。中山医学院副总务长朱静涛说领导虽鼓励教师大胆放，但仍然有顾虑，肃反后教师与教师不相往来，同楼居住也不交往，原因是怕戴小集团帽子，将来互相牵联。该院系统外科教研室副主任李国材说，学阮中年教师还有很大顾虑，说现在要鸣，但将来“辩证”一下，就很难搞；说党委整风为何自己不先检查一下？又说学院中两位政协委员发言也有顾虑，何况其他？顾绶昌教授说：中大教师的顾虑一是怕报复，因为过去敢对领导提意见的，运动一来就挨整；二是怀疑提了意见领导能否真心接受。因此打消顾虑的关键在领导。詹安泰教授说：他怀疑将来是否没有运动了呢？过去一放一整，说是“辩证”的，现在提意见，将来领导是否又来一次“辩证”算老账。这是不能不戒备的。他说，目前对放的顾虑有三种，年青的无所谓，年老的感到来日为“短”，也不希望入党，中年的顾虑最大，也许在以往的运动中曾经使他们胆战心寒，想到来日方长，患得患失，就免不了顾虑重重。华南工学院土木系副教授凌崇光也说，青年的怕提意见，入不了党，老年的怕报复，另外是怀疑提了意见没有效果。黄吉棠说，中医学院群众普遍怕报复，他们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因此，要看看这次整风效果怎样，待下一次搞运动时才鸣。他说学院增产节约运动时，民盟支部曾收集了盟内外教师对学院内浪费和不合理等现象的意见，用书面反映给党支部，党支部负责人曾说：“很欢迎”，但至今已三个月，没有下文。后来报纸上批评学院浪费现象严重，但校方负责人又说报纸报导失实。因此对这次运动，群众也缺乏信心。有人曾用两句古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来形容领导对这次运动有滑过关的思想。华南农学院教授兼农业经济教研室主任吴文晖说，广东教育行政学院邹鸿操教授说，他在师范学院时，因对领导提过批评意见，便被认为打击领导，有反党行为，要他作检讨。他说，这件事使他很痛心；一个人老老实实跟着党走，而竟得到这样的结果。中山医学院教授兼人体解剖教研室主任叶鹿鸣说，要做到大鸣大放，必须要解决“相信”和“顾虑”四个字。目前群众不相信领导，而领导也不相信群众，怕下不了台。领导上过去对别人是一棍子打死，现在也怕别人一棍子把他打死，两方面都存有顾虑。 + +## 拆“墙”和填“沟”，首先要克服宗派主义 + +　　林孔湘教授说，党对国家和人民是有伟大的贡献，各个运动也是有成绩的，但也起了副作用，许多党员因此有了功臣思想，优越感很重，自以为是统治者，群众是受恩惠者，高高在上，瞧不起党外人士，这样就产生了宗派主义。他还指出有人平时善于逢迎，不敢向领导提意见，但领导便认为是好干部，吸收入党；但有不少人业务好，工作有成绩，敢于提意见，爱护党，但入党问题长期却得不到解决。华南师范学院教务长陈子明说，学院对党外人士的职权是不够尊重的，学院派学生去苏联留学，连教务长也不知道。詹安泰教授说，一些所谓积极分子，他们入党后就看不起群众，不跟群众来往，好像看不起非党人士，才能表现自己的党性强。朱静涛同志说，学院党群关系搞不好，主要是宗派主义作怪，在集体活动中党团坐在一堆，非党人士坐在一堆，群众谈天，一见党团员来便不说了，派留学生只是党团员才有条件。吕燕华讲师说，工学院的教授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信赖，由于宗派主义，动辄就把党外人士调走，评薪时党团员三级跳远，党团员一来就评七、八级，一个盟员教师教了八年书，也只评八级，她说评薪是由少数人决定后，形式上召开了一次会议通过，这样内定的评薪办法只有招来更多的不满。她还反映，教务处的职员说，人事室操生杀之权，虽不是法院也可以关人。如果在鉴定表内写两句不好的话，就会弄得别人到处不能吃饭。黄尊三说，广州中医学院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不是密切不密切的问题，而且未通气，没有挂上钩，盟的上级组织曾指示支部要争取党的领导，学院支部亦曾做过努力，但“墙”和“沟”还是很高很深，党员与盟员少有往来，有的党员似乎感到跟民主党派成员来往就会降低身份似的，党员对民主党派的性质任务认识不足，过去曾有一位党的书记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表示怀疑，说民主党派发展老年人，老的要死，后继无人，怎么共存下去？中医进修学校黄德全说，民革有一成员找中共党委的同志商量发展组织问题，那位同志说我们学院没有几个像你们民革那种历史复杂的对象。这句话，大大地伤害了那位同志。他说这样看待民主党派，怎么能搞好统战关系呢？！华南师范学院地理系讲师陈骏说，领导对民主党派的地位作用理解不够，学院盟支部的办公地点变成了工会开会和展览会之类的活动场所，只是挂民盟的招牌吧了。民盟是搞高等知识分子工作的，但省一级的组织连一个礼堂都不成样子，盟员想活动也没有地方。 + +## 建议搞好党群关系不要关起门来整风 + +　　座谈会上，陈子明、詹安泰、林孔湘教授、吕燕华讲师等根据党与非党之间存在的问题，分别提出下列几点建议：1、以往的一些制度应当考虑改变，如学校的人事处，是否取消或重新规定工作职权范围，教师的调动和毕业生的分配等应由学校另组织机构来决定，吸收教授、专家参加；2、过去的会报制度是造成官僚主义的温床，党委高高在上，只片面地听取三几个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的会报，情况了解不全面，处理就有偏差，今后领导应深入下层，多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全面考虑问题，同时应改变对积极分子只是单纯依靠而不进行教育的偏向；3、吸收党员不能只看政治历史，同时还应该看业务和学术水平；4、希望这次整风不要关起门来整，让党内外人士一齐提意见，这样有助于改进党群关系。 + +　　会上许多老师还批评了一些领导人安于外行的思想，领导不懂业务，但长期不学习，这样是不能将领导工作搞好的。 + +　　（来源: 《广州日报》1957年5月25日。原题为：“教授们在民盟广东省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揭露各高等学校不敢大胆“放”“鸣”的情况”。）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53.txt b/CCRD/1/3/2/00075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0951a9dab30dfef5c86b88c0b8aa40ad553939f --- /dev/null +++ b/CCRD/1/3/2/000753.txt @@ -0,0 +1,15 @@ +# 从拆墙说起 + +　　<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　冯沅君> + +　　为响应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帮助党内进行整风，我提出以下几点粗浅的意见。 + +　　(一)有人说党员与群众间有一堵墙，有人说是一条栏杆。我觉得还是后者比较接近事实，不管是墙是栏杆，总是需要拆掉，但这还要党员与群众共同努力方能达到目的，达到党员与群众如“鱼相忘于江湖”的境地。 + +　　(二)有不少人指出少数党员的作风不好，特别是自命不凡，瞧不起群众。这是接近事实的。这里面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滥用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误解了“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这句话。要知道优秀党员是经过党的教育和自己的努力锻炼逐渐成长的，绝不是像传说中鲤鱼跳龙门那样，一旦批准入党，就处处比别人“高一头，宽一膀”。这一点，应该让作风上有缺点的党员同志们注意改正。 + +　　(三)党员在群众中是党的代表人，党通过他们，从一些具体事实上了解群众，这样，党员们就必须在必不可少的正义感以外，还具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因为：群众的政治水平是不一致的，品质也是千差万别的，所以在对待党员的态度上，尽管是差不多的，都表示尊敬，可是他们的行为的动机却不完全一样，多数人确是出于对党的拥护，是实心实意的热爱党员，但也有少数人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打算盘，想利用党员骗取党领导的信任，利用党员来对付别人。这样人的花招颇不少，有的在党员面前假装积极，有的利用私人(此处二字辨认不出)上的来往，进行拉拢等等。为此，作为个好党员，应该努力去讲明什么人是真积极，是正派，是忠心耿耿为人民做工作；什么人是说的和做的不一样，人前和人后不一样，今天和明天又不一样，古人说“听其言而观其行”，“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这些话直到现在还是值得参考的。 + +　　(四)在选拔优秀青年，进行特别培养(如研究生、助教、国外留学等)的时候，不成问题，首先应注意这些青年的政治水平，但在政治水平之外，对他们的业务水平也须同样的严格选择。因为：搞科学需要基础，需要不断的继续劳动，基础差的在培养上会事倍功半。同时，最好不要认为是党团员就好。因为党团员的人数终归是少数，尤其是质量也等等不一，如果不把选拔对象的面放宽，放到党团员以外，恐怕会有“沧海遗珠”之失。 + +　　 来源：1957年5月23日《新山大》。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55.txt b/CCRD/1/3/2/00075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3e544cd53170fa7a5abe85978c48da073886255 --- /dev/null +++ b/CCRD/1/3/2/000755.txt @@ -0,0 +1,13 @@ +# 上海、天津的工人“鸣”、“放”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天津资本家思想上的波动 + +　　新华社天津25日讯 上海、天津、广州的工人相继“鸣”“放”的消息在报纸上发表后，引起了天津市资本家思想上的波动。不少人感到气候不对，认为工人的棒子要打到资本家“身上”。已经“鸣”、“放”了的资本家更表忧虑恐惧。提出“撤出公方代表”的董少臣近日心神不定，坐卧不安。他看到报纸刊登上海的老工人愤慨激昂斥责资本家，说公方代表不能撤出以后，惊惶失措，到处散布说报社记者曲解了他的原意，他根本没说合营企业要撤出公方，是报社渲染了他的意思。他腰袋里揣着刊载工人“鸣”、“放”消息的报纸，见人就掏出来说，这不是倒霉吗！我哪说过这个，工人的劲头冲我来了，我这回不死也脱层皮！这两天，资本家见到董少臣就问：“你要想造反”！“你要篡夺工人阶级领导权”！“你要恢复资本主义”!这样更使董少臣胆战心惊。董说，现在他有两大难：一难是工人的棒子打在身上受不了；一难是言多语失，说出来了又不能打退堂鼓。前天大公报记者约他谈话。问他哪些地方曲解、渲染了他的原意，他又无可答辩，只是提出新华社消息的标题说得太硬，容易引起误会。近来董少臣见人几乎不敢抬头，言谈话语矛盾百出，他说他现在心里想：无论如何这回倒也出了名，全国都知道董少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三大典型之一(其他二人是李康年和吴舍萃)。天津上层资产阶级分子孙冰如、何宗谦、库宝心等也都在替董少臣辩护，唯恐“打狼的鞭子打在羊身上”，吃“挂落”、受“牵扯”。 + +　　资产阶级中的“稳健派分子”正在欲“放”之际，又被工人的声浪顶了回去。不少人(生产用品同业工会的副主委张仲英、影剧业主委李力行等)主张“不要妄动，要看看共产党的动静”，说现在已经“鸣”、“放”了不少，共产党如果真解决问题再“鸣”也不迟，如果不解决问题反而遭到“围剿”，干脆收兵。 + +　　河北区工商联主委张闻政说：毛主席掌握政策是很稳的，为什么现在把工人组织起来，让他们“鸣”，把资本家的“鸣”顶回去了，资产阶级是惊弓之鸟，工人起来这一顶够资本家的劲，实际上工人的“鸣”，对资产阶级的“鸣”是严重的障碍。 + +　　天津工商联主委毕鸣岐日前由京回津三天，24日晚已返京继续参加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他感到他在北京的发言遭到左翼分子的反对，最近工人“鸣”、“放”的锋又指向资产阶级，表现有些紧张。他这次回津的目的有二：一是垫垫底、避避风、摸摸党的动静；一是找些知己谋士，抓些材料，研究研究对策，以便辗转再“鸣”。他表露，他这次回京要继续“鸣”以下几个问题：一是阶级消灭，改造完成的问题。他对这个问题有两种看法：(一)全业合营后生产资料已归国有，资产阶级基础已经消灭，因此资产阶级已经消灭；(二)资产阶级既然已经消灭，思想改造便没有阶级性，因此所谓资本家的思想改造已与工人阶级的思想改造没有不同之处。一是撤出公方代表的问题：他认为党、团、工会组织健全，私方进步的合营企业，公方代表可以撤出；不一定所有合营企业都有公方代表，品质恶劣，影响太坏的公方可以撤出。他说，“撤出”这两个字用的不大对，可改为“调动”，因为现在公、私方人员都是政府任命的，没有什么“撤出”问题，公私双方都可称为“调动”。他又表示，他在中央和天津所“鸣”的问题都有所指，如果党问他，他都有具体材料。 + +　　 (天津分社特约工商联干部陈树华写) + +　　来源：1957年5月27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59.txt b/CCRD/1/3/2/00075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63b7609849e8aacc11a857ea3cc078228cfeeda --- /dev/null +++ b/CCRD/1/3/2/000759.txt @@ -0,0 +1,65 @@ +# 民盟广东省委邀请高等学校教授座谈党委制 + +　　<南方日报> + +　　本报讯 中国民主同盟广东省委员会于前(1)日邀请广州各高等学校的教授和盟员举行座谈会。座谈的主题，是根据民盟广东省委会的通知讨论“在当前形势下，高等学校的领导、管理制度是否应该有所改变，应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来贯彻民主办校的精神。” + +　　参加座谈的有中山大学的商承祚、陈世训、董每戡、蔡文显、钟一均、林楚君、吴印禅、梁方仲，华南农学院的李沛文、林孔湘、吴文晖、李锦厚、王仲彦，中山医学院的罗潜、熊大仁、朱静涛、秦光煜、叶鹿鸣、潘劲夫，华南工学院的誉文德、龙献忠、罗雄才、周履、康辛元、朱惠照、林为干，华南师范学院的何绍甲，广州师范专科学校的石玉昆、于奋生，广州中医学院的梁乃津、沈炎南等三十多人。座谈会由郭翘然、胡一声主持。会上发言热烈，展开了不同意见的争论。 + +## 林孔湘说：高校党委制要取消我们要争取领导权 + +　　“高等学校的党委制要取消”。林孔湘在会上提出了他的意见。他认为在整个国家范围来说，方针政策是应该由党来制订的，但是贯彻执行就不一定由党来掌握，而应该由最适当的人——包括党与非党人士来贯彻执行。他说，中共在高等学校里是没有力量来贯彻自己所制定的方针政策的，因为中共直到现在还没有熟悉高等学校业务的党员。他又说，不是“内行”的党员就不要让他当院长、所长。如果不管他懂不懂业务也派他去当领导，就会使一些人错误地以为共产党打天下的目的是为了争地位。现在高等学校的党委制，是以党代政，“外行”充“内行”，大家的意见很多。他在另一次发言当中说，今天，我们在高等学校方面要争取领导权，但是中共组织还是不能退出高等学校，党组织和民主党派组织在学校中都应该起监督、帮助和进行思想教育的作用。 + +## 何绍甲说：有本领的人就可以当领导 + +　　何绍甲说：任何制度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在解放初期局面乱荡，敌我斗争尖锐，知识分子对党还有怀疑的时候，实行党委制是适当的，而且也起了很大作用的。可是，现在的情况已经起了变化，反革命分子已经基本肃清，知识分子都向党靠拢，党委制就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了。他认为早在两年前就应当提出这个问题，现在才提出已经晚了一些。他说，取消党委制并不是意味着反对中共的领导，因为方针政策是由中共制订的。何绍甲又说，办高等学校，“内行”的非党干部会比“外行”的党员好得多，因为他们有学问，有经验。因此，他同意林孔湘的意见，认为有本领的人就可以当领导。 + +## 林楚君认为：党委制积极因素已消失“三害”是由这制度产生 + +　　林楚君也认为解放初期实行党委制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是好的；但是，现在解放已经八年，它的积极作用已经消失，它的存在反而带来了“三害”。因此，他主张党委制应该取消。他分析说，党委制的缺点不在干部能否胜任，而在这个制度本身。制度有缺点，自然不能很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办好学校。因为党委领导人都不是教书的，只采用开会、定制度等行政办法去办学校，结果就一定产生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其次，党员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够了解，又不愿意深入去交朋友，只是坐在办公室听听一些党员和团员的汇报，这样就不能不产生宗派主义。他说，党委制取消后，可以由学校的校务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和校长个人负责制来代替它。党可以通过参加校务委员会的党员来起作用。他认为这样是加强了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它。 + +## 董每戡说：学校应由教授去领导 + +　　董每戡说，现在高等学校的领导人不少是中共党员，因此党委制是可有可无的。如果一间学校的校长、教务长是党员，就等于有了党委的领导。他认为高等学校应该由教授来领导，党委也可参加，有事大家商量，商量好了就交由校务委员会去贯彻执行。 + +## 吴文晖说：党委制与民主办校有矛盾 + +　　吴文晖说，高等学校党委制在目前情况下与民主办校存在矛盾，因为：第一、由“外行”人领导“内行”人，也难于做好工作。第二、党委制不能发挥教授的作用和提高他们的积极性。解放8年来有些教授的思想水平提高得很快，马克思主义水平和党员已经差不多，为什么不能让教授来参加学校的领导工作呢?他说，现在虽然有些教授入了党，但是由于他们的党龄短，不能参加党委会，这样就不能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他又说高等学校的方针政策是由中央制订的，在学校方面来说主要是如何贯彻执行的问题。既然高等学校有行政领导，就没有必要再增加党委这一层领导关系。但是他在发言中认为教授办校不好，他说解放前清华大学是标榜这一点的，可是实际上当时清华学校内却存在严重的宗派主义。他赞成在校务委员会集体领导下实行校长负责制；同时民主党派应该设立党派联系会议，来加强联系和监督工作。 + +　　于奋生同样认为要实现民主办校就要取消党委制，由校务委员会来负责领导。他说，校务委员会的组成应该包括校长、教务长、各系主任、工会、民主党派等，中共也指定一个代表参加，以便提出党的意见和方案来讨论。但是在表决的时候，党只能有一票。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贯彻民主办校的精神。 + +## 陈世训认为：问题不在党委制本身而在党员作风有毛病 + +　　陈世训认为今天学校中产生的问题，并不在于党委制本身，而是由于党员存在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他认为党是不能退出高等学校的领导的。高等学校的党员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要变“外行”为“内行”。现在有些党员领导干部表现是好的，他们天天都去听课，一两年间就会变成“内行”，能够基本上掌握了专门的知识。他认为现在各校的校务委员会应该适当扩大，吸收老教授参加，另外还可以成立一些专门问题的委员会；校长应该有职有权有责。 + +## 林为干认为：教授治校行不通 + +　　林为干说，现在有人提出应该由教授治校，我个人认为这是行不通的。他说，过去清华大学标榜教授治校，结果清华的宗派主义最严重；清华大学对学生的管理也很不好，两个学生打架，不报告学校还好，报告了每人记两个“大过”。今天是不能像过去清华大学那样来办校的。他又说，现在大学教育中，最主要是加强马列主义的教育，而这一方面我们是不行的。他也不同意一些人提出的“学问决定一切”的说法。谁的学问算好，谁的不算好，这是很难说的。他说党委制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所以党才提出要整风。他说，党从没有讲过非党人士应当有职无权，只是因为党员当中有宗派主义情绪，才使得非党人士有职无权。但也应该看到那些党员这样做不是为了自己或者为了老婆，他们的毛病是由于水平不高所造成的。林为干又指出党在华南工学院的工作有不少缺点，并且说，这是由于过去党的耳目给一部分人掩住了，党应该通过整风好好洗洗脸，也有必要洒一点和风细雨。 + +## 李沛文说：党委制应该保留不赞成一长治校 + +　　李沛文说，党委制应该保留，同时应当加强校务委员会的责任，充分保证教授的意见能够受到尊重。他认为只要把党委制的性质、任务改变一下，就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他不同意实行一长治校。 + +　　王仲彦说，党委办校和校务委员会办校各有长短。党在思想教育方面的成绩是主要的，短处是包办代替，党政不分，由校务委员会来治校，它的长处是“内行”人办“内行”事，大家都能当家做主。他认为这两方面应当加以调节，即是说，要扩大现在的校务委员会，发挥它的长处，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党的作用，同时吸收民主党派、教授来参加领导。 + +　　朱惠照和朱静涛认为党委制虽然有缺点，但是它应该保留，因为思想领导是很重要的。 + +## 罗雄才、蔡文显认为：党要信任知识分子党委的工作要改进 + +　　罗雄才和蔡文显都认为高等学校中的问题，不在党委制本身，而在党对知识分子不够信任。罗雄才认为“教授治校”是很难行得通的，他说，教授多是从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读书回来的，各人有各人的一套，要大家来管理学校，意见一定很难集中，单说选举校长，就会碰到莫大的困难。他认为党委制是好的，只是由于分工不好，使行政上很难办，这是应当加以改进的。他说，由“外行”人来办“内行”事当然不对，但是不谈思想教育工作也不好。蔡文显认为党委退出学校是不适宜的，但是党委不应事事过问，主要是抓方针政策和思想领导工作，对其他方面如教学业务和人事等工作就应放手一些。 + +## 梁方仲说：由教授组织评议会参加学校领导工作 + +## 梁方仲说，中山大学的校务委员会有六、七十人，很多人都是用来摆摆样子的。他建议由教授组织一个评议会，来监督学校，以增加非党人士的权力。关于学校人事的安排，学校行政领导应该向评议会征求意见。这个评议会不应该包括党委和主要行政负责人。 + +　　林孔湘表示不同意梁方仲的发言，他认为设立评议会的做法，恰好又是以党代政。他说梁方仲的提法是“右倾”。 + +## 如何办好学校各有不同意见 + +　　周履说，要办好学校，首先学校的校长、教务长、系主任都要正规化；要尊师重道，搞好研究室、试验室、资料室、图书室、学术会议等等；要兼收并蓄，展开讨论。其次，要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联系实际，继往开来，鉴古参今。第三，要除掉宗派主义，重实学、重人才，求真理。最后，他提出要切实实行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买书自由。他说，只有这样才能把高等学校办好。 + +　　梁乃津和沈炎南在会上发言，对中医学院没有依靠中医办校提出了意见。李锦厚发言认为党委制有成绩也有缺点，主要是“外行”人办“内行”事。秦光煜发言，认为党委或党员校长与教授之间意见分歧，是由于双方看法有所不同，应该抱着商量的态度来解决。誉文德发言认为改变以党代政，做到有职有权，主要是要把人事权和财政权交由校务委员会去负责。潘劲夫发言认为取消党委制和教授治校都是两个极端的看法，他说党委制的缺点，只是因为有些党员有“三害”，因此不能把党委制加以否定。他说，教授治校也有缺点，例如中山医学院是三个学院合并起来的，如果教授治校就不免产生宗派主义。 + +　　会议没有作结论。民盟广东省委准备把材料整理出来，送给有关机关参考。 + +　　（来源：《南方日报》1957年6月3日。原题为：“民盟广东省委邀请高等学校教授座谈对党委制问题作专题讨论，林孔湘等主张取消　李沛文等认为应保留”。）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65.txt b/CCRD/1/3/2/00076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a75deef7608b9931eb907b57ac338c6f987e565 --- /dev/null +++ b/CCRD/1/3/2/000765.txt @@ -0,0 +1,37 @@ +# 西安各高等学校教师继续大鸣大放 + +## 高斌说：学校党委只应管党员和思想工作政权机关工厂企业都可采用这个办法 + +　　西安师范学院语文系副教授高斌说，宗派主义就是集团组织，它代表这个集团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无论从理论上、领导革命的历史上和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来看，不是一个宗派主义的党，因此我们才跟着共产党走。但在这次运动中揭露出了许多宗派主义的现象。产生这种宗派主义现象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党有好心，用心要使中国走向社会主义，这就必须把党的威信提高一步；另一方面是有一部分党员的业务水平和政治思想水平都不很高，再加上一部分党员作风不好，这就在客观上看作是宗派情绪了。如何解决呢?要从制度上解决。现在国家在制度上没有对这种不良的作风作限制的规定。这次整风如果不能建立起党与非党共同遵守的一些制度，整风的成绩是不能保证的。学校里如何作呢?要校务委员会治校，校务委员会可吸收党员和非党员参加，党员在这个委员会中占多数。党委留在学校里管党员，管思想工作。党委对校务委员会有建议和监督权。这个办法不仅在学校可采用，就是省、县直至中央各级政权机关、工厂企业都可采用。各级人民委员会当然有党员参加，并且占多数，这就表现了整个国家生活中的党的领导。同时，各级党委会对政府工作起建议和监督作用，也体现了党的领导作用。 + +## 梁益堂说：今天的民主有问题，宗派情绪反映到民主问题上是民主太少了 + +　　西安师范学院梁益堂在该院党委召集的座谈会上说，共产党不仅对党外人士有宗派主义，就是在党内也有宗派主义，如陈独秀、彭述之的右倾机会主义。高、饶的反党联盟。宗派主义产生的根子是思想教育不够。高斌先生说结党营私我认为很正确。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以后的宗派主义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不同意储安平的看法，因为假若副总理有非党人士，但有职无权也不解决问题。陕西省去年提拔了四个副省长都是党员，但这是征得民主党派同意的。要说是宗派，那么民主党派就是投降。但这个问题应从大的方面来看，储的看法我不同意，但提出了问题，应引起共产党注意。现在政权性质本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专政要从人民利益出发，但不是共产党的专政。今天的民主有问题，宗派情绪反映到民主问题上是民主太少了。章伯钧说他有职无权，为什么有职无权呢?他恐怕给你民主多了怕你把事情做糟了，但实际上共产党员也把好些事情做糟了。枪毙贪污犯刘青山也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面子，也是从宗派情绪出发的。所以说今天是要民主不民主的问题，而不是安插人的问题。 + +## 黎山苏说：“互相监督”仅仅是个口号，这样下去我看民主党派就可以不要了 + +　　西安师范学院黎山苏说，过去民主党派是不自由的。我们“九三”发展成员时要取得中国共产党的同意，“九三”在学校里发展成员时不但要取得党委同意，还得学校人事处批准。我感到“长期共存”在学校里没有什么作用，中央提出的“互相监督”也仅仅是一个口号。这样下去我看民主党派就可以不要了。 + +## 刘不同说：我向放“火”的人喊万岁！ + +　　西大经济系教授刘不同在给该校校刊的一篇题为：“一条意见，两条争鸣”的书面发言中说：有人在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有人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趁火打劫，唯恐天下不乱”。这就是把这次整风运动看成“火”，一场大“火”。是不是“火”呢?我说是也不是。说它是“火”，为什么?它在这次运动中，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要烧死那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三个妖怪。说它不是，为什么?它不是把一切都烧死，勤勤恳恳、艰苦朴素，忘我的把党与国家交给他的工作作好，在此次运动中就会受到赞扬、鼓励、拥护。这样它不是无目的的“火”，趁火打劫，发火者劫去什么呢?我想没有什么可劫的。假如有可劫的，那只是“打击”和“报复”。因为他在这次“火”中，是向三个妖魔放“火”，妖魔未烧死，给它以报复，这就是它劫去的东西。我向放“火”的人喊“万岁”！天下能大乱?事实并未乱，正为了天下太平才这样作。说这种话的人，无疑问是反映了那些抗拒整风的党员的情绪。 + +## 钱祝钧说：学校应实行全面负责制，不应以党代政、以人代党。教工代表大会有建议撤销学校行政一切人员之权。 + +　　西北大学经济系副教授钱祝钧在西大党委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说：上次会上有人提出旧知识分子好比动物园里的狼一样，虽然被很好地饲养着，但就是不被信任。北京报纸上有人说旧知识分子好像被人当作“贼”一样被防备着。这里表明了一个对旧知识分子不信任的问题。为什么不信任我们这批人呢?他们基本上有三种理由：(1)这批人来自旧社会，历史复杂，是反动派的帮凶；(2)这批人大多数在国外留过学，受过帝国主义的毒素，甚至可能是帝国主义在华的代理人；(3)这批人思想顽固，不像青年人那样好使、听话。由于上述理由，每个人便被打上了“落后、顽固、走狗”的戳子。 + +　　在谈到党在学校的领导问题时，钱祝钧提出两点建议说：第一，学校在保存党委制的基础上，成立教工代表大会。党委委员不能为代表。每年党委会向大会报告工作，听候批评与质询。大会有向上级机关建议撤销学校行政一切人员的权，如果连续建议二次或三次，必须强制执行。总之，把党的工作放在群众监督之下。第二，在学校中实行企业形式的区域管理制，加强系的领导，即系主任对系实行全面负责，一切命令必须通过系主任下达。系秘书、助理为辅助人员，不能越权。系中的党组织更不应以党代政、以人代党。整个学校也一样，实行校长全面负责制。 + +## 刘持生说：办好大学等于开“酒店”，酒拿出来学生不满意，恐怕酒中有狗尿。这些都是积极分子横行妄为的结果 + +　　西大中文系刘持生教授在该校党委召集的部分教职员的第六次座谈会上说：现在建设中，基本建设发展与材料供应有矛盾。是否材料真正缺乏呢!不是的。这是由于把许多材料不是用于急需，而是修了西安市委宫殿式的大礼堂、机关、招待所、商店、娱乐场所。建设应分轻重缓急，否则材料当然不够。各种事业并举，机构增加，人员也随之增加，公用事业紧张。这些人员的工资转嫁给农民，农民生活苦，造成农民与城市机关干部的严重矛盾。这些干部中真正干活的人不多，多的是委员、代表、“长”、主任、秘书(教务处也是这样)，遍地都是指挥人的人，被指挥的人不满意，就形成了工作人员与指挥人员的矛盾。学校也有这些毛病，病已害到全国各地。谈到党如何根据知识分子特点来团结知识分子时，他说，工人和农民的劳动是生产产品，知识分子的劳动则是生产知识、理论。现在口口声声说要辩证的了解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因此，知识分子本身对客观事物应采取怀疑、研究的态度，这也就是对事物认真的态度。像那些遇事不动大脑的人，就不配作党员，也不配作知识分子，而只配作奴隶。而现在却不允许怀疑。知识分子还有个毛病，善于幻想、浮夸，脑子中虽然有些名利思想，但并没有机会考虑去服从什么“长”。有些领导对知识分子耍威风，而知识分子却拿这些作为下酒菜。程元斟先生曾引过韩非子上的一个故事。故事说：宋国有人开个酒店，酒很好，生意也好，后来把牌子挂得高了，酒就卖不出去而发酸了。这人走访长者，长者说：恐怕你的看门狗太猛。这故事，我认为应该考虑。建设社会主义，办好大学也等于开酒店，酒拿出来学生不满意，恐怕酒中有狗尿，这些都是积极分子横行妄为的结果。 + +## 宋寿昌说，对党员唯唯诺诺，被看作积极分子，好提意见和批评的人，却被看作顽固分子 + +　　西北大学经济系教授宋寿昌在该校党委召集的座谈会上谈到知识分子不被信任的问题时，说：我校党群之间的墙是存在的，高低不同，有人说：“夫子之墙万仞”。有人说，“墙”高及颈，可以见面，但不能谈心。也有人认为“墙”很低。我认为，我们学校党群之间的“墙”是高低不一致的，也是因人而异的，对某些人很高，对某些人不太高。如果真的能够因人而异的话，问题也不会这样严重。不幸的是，党把所有的教师分为先进、落后，积极、消极的根据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公正的(听了一部分党、团员的汇报)。尤其是对这几年来大家的进步估计不足，对人的看法一成不变。我们天天讲辩证法，唯有对人不辩证，这是使一般人感到最难受的地方。根据我的体会，“分类法”有三条规律：(1)对党员唯唯诺诺一味奉承的人，都被誉为能依靠党，是积极分子；(2)凡遇事好提意见和批评的人，都是顽固分子，是不可救药的人，不管他们如何埋头苦干，教学和科学研究如何有成绩，都被一笔抹煞；(3)还有一部分小心谨慎的人，固然永远不敢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但也不会奉承某些党员和揣摸领导意图和歌功颂德，他们只是埋头工作。这些人也多半划为类似落后的圈子里。把人分成三类以后，就有了分别对待的方法。对第一类，认为是治校的骨干，依靠的对象。第二类思想反动，最不可靠，是改造的对象，因之历次运动中这些人都是重点。对第三类人，则认为可有可无，不依靠他们，也不培养他们，在目前情况下，只是利用他们的知识来教教书。宋寿昌说，如果我们学校的党委在这次整风中不彻底纠正这种偏听偏信、不依靠群众而只相信少数所谓积极分子，学校是办不好的，墙也不会拆掉。我希望党要先动手拆墙，先废除这种不科学和不合理的“分类法”。我们总记得大骗子李万铭的故事吧，那样一个流氓居然能在几年内被提拔为中南区农林部人事处长和党总支书记，后来更升为中央某部的处长。我认为这就是党内的宗派主义再加上党外人士的一味捧场所造成的结果。 + +## 张玉田说：党员的错误都是党中央的错误，党中央没有承认过错误，老是说成绩是主要的，这是在掩饰错误 + +　　西北大学数学系讲师张玉田在数学系全体教师座谈会上说：古今中外没有见过整天喊“教育”的，而我们现在整天在大喊“教育”，总想通过一个运动把人教育一下，结果影响不好。成天喊我们是大国，人民生活提高了，而实质上每人一月只四两油，大国、生活提高不知从何说起。我们在接待外国教授和来宾时，百般装饰阔绰。我们学生生活还穷困，可是在北京却建立什么亚洲学生疗养院等等，这些又如何和提倡勤俭建国方针相一致呢?我们教研组讨论，班记者要给我们照像，但总不在我们平常学术讨论时来实地拍照，总要我们另摆个姿势，这种作法使人联想到平日在报纸上看到的外国苦难儿童种种照片的报道是否真实。另外，我觉得党员的错误都是党中央的错误，我们没有看见党中央承认过错误，只见到党说在什么问题上成绩是主要的，我认为这是在掩饰错误。马列主义的观点是真理，大家都承认，但宣传马列主义的人都说自己是正派，在宣传马列主义上独裁的人，是否正派别人就难说话了。“马列主义灵活应用”现在流于庸俗，成为讽刺的用语，我国政策变化得太快了，今年这一套，明年那一套，这或者也是马列主义在灵活应用。此外，我反对让人谈体会，往往领导上发文件让人体会，于是你体会是这样，他体会是那样，以致某些领导作错了事，你提出意见，他也会拿出“你没有体会文件精神”来责难你。 + +　　 来源：《陕西日报》1957年6月1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66.txt b/CCRD/1/3/2/00076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91341bc902ba969be74589190ce1630cc001723 --- /dev/null +++ b/CCRD/1/3/2/000766.txt @@ -0,0 +1,11 @@ +# 最高国务会议举行扩大会议, 毛主席就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了话 + +　　新华社２日讯毛泽东主席在2月27日到3月1日召集了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 + +　　毛主席在2月27日下午的会上就“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了话。 + +　　2月28日整天和3月1日上午，出席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的全体人员对毛主席的讲话分组进行了讨论。3月1日下午，进行了大会讨论。在大会上发言的有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马叙伦、陈嘉庚、陈叔通、郭沫若、程潜、马寅初、许德珩、达浦生、刘文辉、车向忱、盛丕华、孙蔚如、黄琪翔。 + +　　出席这次会议的各方面人士共有一千八百多人。 + +　　 来源：1957年3月3日《人民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70.txt b/CCRD/1/3/2/00077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fda31741805adbd488e4ae70a14662a62ac724f --- /dev/null +++ b/CCRD/1/3/2/000770.txt @@ -0,0 +1,23 @@ +# 略论左中右 + +　　<《文汇报》社论> + +　　章乃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小组会上做了“检讨”，说他的有些言论，容易被右派分子所利用。而且还埋怨人们为什么要把他划在右派里面，给他扣上了帽子，因而在反右派斗争中就失去了一个能起作用的人。他把自己列为左派人物，而且要求在反右派斗争中动员他这份力量。 + +　　章乃器的发言引起了笑声。是的，这倒真有些像笑话里说的，“和尚有了，我却何在?”如果章乃器真的是左派，那么右派分子却在哪里呢? + +　　会场上发出的轻蔑笑声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不能一笑了之。人们应该借这个机会更多长一些见识。除了认清真正的右派分子不但居心凶狠，而且不知羞耻，不论怎样无赖的战术都会施展出来以外；还应该真正学会在革命斗争中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阶级分析、辨识社会上政治力量集结与分化的本领。没有这种本领就不可能知己知彼，不可能擦亮眼睛，选取真正应该走的道路。 + +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教导我们，不论何时何地，社会上的政治力量总是要形成左、中、右三派的。这种分析方法，不只在今天适用，在过去长期的革命历史中都是适用的，在未来的日子里，也依旧适用。 + +　　任何革命者在制定革命方针时，总是要联合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打击右派的。任何反革命者的策略则正好相反。 + +　　无论在任何时候，左、右两派的数目总是较少的，最多的是中间分子。今天的知识分子情况也是如此。 + +　　积极学习马列主义、而且进而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及仇视、反对社会主义的这两类人是少数外，最大多数的中间知识分子的情况怎样呢?他们是从怎样的道路上走了过来的呢? + +　　（他们大抵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在旧的阶级社会里他们大抵都隶属于不同的阶层，他们各自依附在不同的私有制上面而生存。在当时，他们中间是并不存在怎样严重的惶惑不安心情的。可是在最近八年中间，巨大的社会变革却推翻了他们所依附而生存的不同的私有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被首先打倒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农业手工业也都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改变了所有制。本来依附在这五张不同的皮上面的毛，因为皮之不存，就不能不成为漫天飞絮，在空中飘飘荡荡，不知所止。他们的苦闷是重重的，他们的动摇性是强烈的。其中一部分，在党的教育帮助下，经过摇摆一阵以后，终于找到了新的道路，在工人阶级的公有制基础上安身立命；他们成了左派。一部分还得继续摇摆下去。当然还有一部分梦想他曾依附过的旧皮复辟过来。这就是右派，章乃器即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 +　　最近全国性的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实在展开得非常好，使许多中间知识分子长了很多见识，学会了辨视左派右派的本领，对章乃器这种无耻的右派分子看得清清楚楚，嗤之以鼻。人们看他活像封神榜上申公豹，明明是右派，偏要冒充左派。他虽然开始认错，但看来他的梦还未做醒。左中右的划分是客观的存在，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决非申公豹之流念句咒语，便能摇身一变，混充得了的。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7月1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71.txt b/CCRD/1/3/2/00077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23f6c9a6d19a16e19c8eb88ae4f239349e27bb2 --- /dev/null +++ b/CCRD/1/3/2/000771.txt @@ -0,0 +1,17 @@ +# 上海新闻界应当深入开展办报路线问题的辩论 + +　　<解放日报社论> + +　　上海新闻界座谈会正在举行。这个座谈会是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篡夺上海新闻事业领导权的大会，也是反击右派分子改变人民新闻事业政治方向的大会；这是社会主义办报路线与资本主义办报路线的一场大辩论。我们庆祝座谈会的召开，并且热望这一场大辩论深入展开，取得胜利。 + +　　如何办好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这个问题在上海新闻界并未完全解决。资产阶级的办报思想，在上海相当大的一部分新闻工作者中，还有根深蒂固的影响。一有风吹，就有草动。所以，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上海新闻事业展开猖狂进攻的时候，文汇报就在一个时期内变新闻系，虽然不像文汇报那样被资产阶级办报思想的狂风所刮倒，但是也被飞沙走石迷了眼睛。这不是偶然的事情，正是因为上海新闻界不仅有一个适应于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外部环境，也同时具备了一个使毒菌能够繁殖的内部条件。因此，上海新闻界有一些人在一个时期，完全失去辨别能力，甚至随波逐流，把毒草看成香花，做了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的办报纲领的俘虏。这个教训是十分惨重的。那末，可见上海新闻界正在进行的这场大辩论，就打退右派的猖狂进攻来说固然有其必要，而对新闻界大多数好人继续进行改造来说更有必要。上海的新闻工作者，应该通过这场斗争，擦亮眼睛，吸取教训，彻底改造自己，只有这样，才能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卷土重来的野心，才能坚定全心全意为办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而奋斗的立场。 + +　　最近几个月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了夺取人民的新闻阵地，散布了大量资产阶级的反动办报思想。他们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的掩盖之下，拼命丑化党报和人民的报纸，污蔑人民的报纸是“一副党员面孔”，是“板着面孔说教”，是“一片教条主义的声音”，硬说读者对着党报只能“唯唯诺诺”，“报纸与读者之间筑了一堵高墙”等等。右派分子在反教条主义的大纛之下，进一步污蔑党和政府对新闻事业的领导是教条主义的领导。他们咒骂党使一些报纸“几乎被教条主义害得家破人亡”，使一些报纸办得“奄奄一息毫无生气”。右派分子这样猛烈攻击“教条主义”，究竟为了什么目的？现在真相大白了。原来他们攻击“教条主义”不过是一种借口，其目的是要否定新闻事业是阶级斗争工具这一久经历史证明的事实，是要反对掉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应为保卫与巩固社会主义的基础服务这一职责，是要推翻列宁所说的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作用。归根结蒂是要取消报纸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社会主义的功能，以便替大量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开辟道路。 + +　　右派分子最会狡赖。他们会说；报纸为政治服务，报纸要宣传社会主义，是天经地义的，早已不在话下，我们从来没有反对过，我们只是反对板起面孔说教，只是反对天天谈指导性，只是反对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而已，怎么可以说我们否定新闻事业是阶级斗争工具呢？一点不错，他们确实没有公开讲过这类话，他们在政治上的领导权未曾取到手以前，永远也不会讲这些“蠢话”的。他们口里不讲，心里有数，因为他们干的是阴谋。不过阴谋也是可以识破的，马脚总是要露出来的，一味狡赖也赖不掉。例如；在中央宣传会议上，明明提出既要反对肯定一切的教条主义，又要反对否定一切的修正主义，但是徐铸成、陆诒、许君远之流在所有场合只是攻击“教条主义”，绝口不谈反对修正主义；中央宣传会议明明提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批判了目前知识分子中政治工作的薄弱状态，然而他们只是拼命攻击板着面孔说教，从来不说报纸应该如何改善和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宣传，应该如何加强与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他们反“教条主义”与我们反教条主义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反对教条主义，是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工作做得更好，他们反对“教条主义”，是为了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我们反对新闻工作中的教条主义，是为了更生动有力地宣传全国人民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及社会主义建设这件震古铄今的大事业，他们反对新闻工作的“教条主义”，是为了反对歌社会主义之德，是为了资本主义的复辟以及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复活。许君远不是已经清清楚楚把他的面貌暴露了吗？他说解放以前为反动派御用的大公报是读者的朋友，解放以后的人民日报不是读者的朋友。不是读者的朋友又是什么？“敌人”两字不过是未说出口而已。既然视人民的报纸为敌，那末，他们反教条主义，哪里是为了更好地宣传马列主义呢？哪里是为了使新闻事业更好为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服务呢？不过是一心一意以为鸿鹄将至，因此利令智昏地来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篡夺和利用报纸大卖其力罢了。这难道还不是十分清楚的事实吗? + +　　右派分子对人民新闻事业的进攻，总是呶呶不休地夸说新闻事业的传统如何重要，攻击“教条主义”者如何忽视传统。忽视传统岂不是一个大罪名吗？他们把传统讲得天花乱坠，美不胜收。究竟中国近代新闻事业有些什么传统，他们从来没有讲清楚过。他们讲的传统是什么“文人办报”，什么“趣味性”等等，所有这些，拆穿了说，是借传统之名，行宣传他们那套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之实。为了批驳右派的谬论，我们应该研究一下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到底有些什么传统，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对待这些传统。这个工作有待于新闻工作者今后的努力。可是就其最重要之点而谈，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在民主革命时期，是民主派和反动派斗争的重要工具。从满清末年起，一切民主派办的报纸，都是为的鼓吹民族革命、民主革命，其中革命民主主义者办的报纸极力鼓吹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为社会主义的远景而讴歌，一切保皇党、反动派也办了许多报纸，但都是为了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宣传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那套骗人“福音”。右派分子为什么混淆历史上存在过的这两种性质完全相反的报纸的区别，笼统地说传统呢?他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去接受反动报纸的传统。徐铸成歌颂的“文人办报”，就是歌颂为帝国主义、蒋介石所赏识的、自称为国士无双的张季鸾所办的大公报；许君远所歌颂的也是这张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比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还要恶毒的反动报纸。中国人民能接受这份传统吗?不能接受。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报纸的传统首先应该加以彻底否定，在彻底否定的基础上，再来慎重地加以研究，挑选，吸取一些技术性质的有益于人民新闻事业的东西。不抱彻底否定的态度是吸取不到真正有益于人民的营养的。我们知道，在民主革命时期具有光辉革命传统的报纸中，又有共产党办的革命报纸和非共产党办的进步报纸之别。共产党办的报纸有极其重要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和传统，这就是高度的思想性、战斗性、真实性和群众性，以及革命新闻工作者由于经过严重的自我改造因而树立的那种勤勤恳恳的为人民服务的品格与作风。由于工人阶级办报的历史还不很长，办报的人在掌握文化科学知识方面还受到各种历史条件的限制，知识不够丰富，因而党报办得不生动，欠活泼，报纸还存在枯燥的毛病，这些缺点，是党报今后必须努力加以改正的。但是，党报的传统是今天办社会主义报纸时首先须要学习的传统，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笔抹煞这些传统，统统称之为“教条主义”，这是他们的阶级本能在作怪。非党的民主报纸的好经验，应该吸收，它们报纸办得比较生动活泼的优点应该学习。但是它也有不好的东西，应该抛弃。既不能笼统肯定，也不能笼统否定。非党的民主报纸最好的传统是接受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正由于接受了党的领导，它们就能够站在人民这一边，站在正义这一边，有声有色地与一切反动势力、反动思想作斗争；令人可感的是，有一些非党的新闻工作者那种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骨气，有的人甚至为了人民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有其动摇性的，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有一些民主报纸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对接受党的领导常常表现出软弱与徬徨，甚至在反动势力一度嚣张的时候，失去是非界线，跌落到错误的泥坑中去。这只能作为反面的教训来接受。如果我们对待新闻事业的传统不抱一个分析的态度，就接受不到真正的传统，也就不能识破右派分子讲传统的阴谋诡计。 + +　　区别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和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最基本条件，在于它宣传的是什么思想，反对什么，拥护什么。尽管这不等于报纸的全部，但这是报纸的灵魂。其次是看由谁来领导，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来领导，还是由别的阶级领导。新闻界的右派分子虽然曾经假意地说报纸要有党来领导，其实，他们是不要党的领导的。他们想用报纸的群众性来否定党的领导。他们说：心目中一有了领导，报纸就办不好，一有了群众，就办得生动活泼。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曾对报纸的党性进行过恶毒的攻击。他说报纸的党性就是“党委性”或者是“党委书记性”。他们一再要求办“同人报”。何谓“同人报”？就是把党员新闻工作者排挤出去。所以高唱“同人报”的徐铸成要把排挤党员作为拆墙经验来加以推广。他们还一再硬说现在的新闻工作者没有自由，并要恢复新闻记者“无冕之王”的威权。这些言行，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他们口中的所谓要有党的领导的全盘虚伪吗? + +　　篡夺新闻事业的领导权、改变报纸政治方向的新闻界右派分子的面貌，已经陆续被揭露了；右派分子在新闻界所制造的无数恶行；已经大量地被揭发出来了；他们的猖狂进攻已经失败，新闻界反右派斗争已经获得初步胜利。但是新闻事业中两条道路的争论，现在还仅仅是开始，对于资产阶级办报观点，还必须予以严肃彻底的批判。上海新闻界早在今年二月底就有过一场争论，那场有关办报路线的争论是今天大争辩的序幕。现在，我们面前有了右派这个反面的老师，有了无数的事实教训，我们相信每一个严肃的新闻工作者，都能在这场争辩中得到教益。上海的新闻工作者必然要在这场烈火般的争辩中，为锻炼自己应有的立场，为办好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为彻底清除资产阶级办报思想毒素以及为上海新闻界的方向一致的真正团结，做出符合人民希望的成绩来的！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74.txt b/CCRD/1/3/2/00077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96fde46beac440b29d43d6ded3531d4fc14e09c --- /dev/null +++ b/CCRD/1/3/2/000774.txt @@ -0,0 +1,23 @@ +# 提高警惕，不让敌人钻空子——评汉阳第一中学反革命暴乱 + +　　<《中国青年报》社论> + +　　资产阶级右派进攻极为猖狂的时候，湖北的汉阳县，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和极为愤慨的事件。汉阳第一中学学生八百多人（占全校学生的三分之二以上），在反革命集团的策动下，以要求升学为借口，组织罢课游行，捣毁县人民委员会和中共县委机关，捆架和殴打干部，并且还高喊反动口号，张贴反动标语。现在事情的真相大白，原来这是右派分子马哲民所蓄意策动的“小匈牙利事件”。武汉和湖北的人民愤慨地斥责这种无耻的叛乱行为，受骗的学生也纷纷悔恨和觉悟过来，并且积极地投人了揭露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 +　　我们有些年轻的同志，总是天真地去猜度资产阶级右派，轻信他们的花言巧语，说什么他们“是好心说坏话”，他们“只是嘴里说说而已，并不想造反”。资产阶级右派真的不想造反吗？如果前些时候所揭露的章伯钧召集六教授秘密会议的报道，还没有使这些同志清醒过来的话；那么汉阳一中反革命暴乱事件的真相，应该使这些同志猛省了。的确，在我们广大劳动人民和一切爱国者看来，今天人民的江山是铁打的江山，是不容许推翻，也是推翻不了的。但是利欲熏心的资产阶级右派，他们却看不惯人民坐江山，他们仇视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明明是螳螂挡车，他们却还是要想较量一下。在汉阳一中事件中，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甚至并不满足于罢课游行、捣毁机关、捆打干部，而且还想打电厂、抢军火、劫监狱，难道还有比这更猖狂的事情吗？ + +　　我们有些年轻的同志，还总是以“妤心肠”去看我们社会中还存在的一些牛鬼蛇神，认为“阶级分析法已经过时了”，好像旧社会的坏人都已变成好人。事情果真是这样吗？大家知道，在我们的国家里，有着一批反革命分子。他们之中有许多人的确是悔过自新了，有的却并不甘心，还有的甚至还在继续反革命活动。大家还知道，我们人民的江山是经过剧烈的阶级斗争才巩固下来的。因此在被消灭的反动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中，必然会有不少怀着深刻阶级仇恨的分子。这种分子的人数，是会比反革命分子还多。同时，通过这次整风运动，大家还看到，在我们的社会中还有许多形形色色的抱着反动政治野心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有这一切牛鬼蛇神，他们都在觅寻进攻方向，准备待机而起；时机一到，他们就会勾结起来，结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联盟。汉阳一中这次反革命暴乱，正说明了这点。直接策动这次暴乱的反革命集团的幕后策动者，却又是民盟的右派集团。这种情况怎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踢呢？ + +　　我们社会中既然还存在着这样一些反动分子，他们就会有反动活动，这是并不奇怪的。奇怪的是为什么汉阳一中的八百多名学生竟也跟着反动分子跑呢？当然，在学生中是有一些有着阶级仇恨的分子。例如自称为“罢课委员会秘书长”的滕永俊，就是立誓要为其在土改中畏罪自杀的恶霸地主父亲报仇的。还有一个学生；他的母亲是被判处劳改的一贯道骨干分子，他就是打算去乘机“劫狱救母”的。对于这样一些极少数的分子；当然是自觉地口这次暴乱的。但是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却是上了敌人的当，受了敌人的骗。 + +　　（那么反革命集团是钻了汉阳一中学生的空子么？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因为这些学生轻信了“升学比例只有5%”的谣言。而事实上却是因为他们中了个人主义的毒，被反革命集团恶毒地宣传的，什么“学生的前途就是六个字：金钱、名誉、地位！”所迷惑。于是升不了学就好像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究竟是谁委屈了谁呢？我们的国家是尽可能让更多的学生升学。1956年的中学生就比1955，年增加了32.4%，大学生则增加了40%。这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但是国家既不可能把全部建设经费都用来办学校，同时也需要更多学生直接投入到各种劳动岗位上去。在我们新中国，只要我们） + +　　（自己肯努力；哪一条道路都是光明的道路，都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自己全部的才智。对于翻口劳动的学生来说，国家也没有委屈他们。就根据汉阳县的估计，一个初中生学习1年，国家就要支出公款166元，相当于6.5户的公粮；高中生每年要240元，相当8户的公粮。劳动人民让这些学生读了10年或者10几年的书，现在要让他们去参加劳动了，这有什么不应该的呢？我们读书的目的究竟是为了要脱离劳动人民呢，还是要更好的为劳动人民服务呢？有了只顾个人、不识大体的思想，那就会忘了劳动人民的本，就会上敌人的当。看一看上海等许多地方成千上万的高中、初中毕业生热烈报名参加农业社的情况，汉阳一中这些参加闹事的学生，应该深深地感到惭愧了。） + +　　反革命集团还钻了这些学生无知的空子。如像前面所说，这些学生并不了解今天社会上存在阶级斗争的复杂情况，他们没有保持应有的警惕性，因此在反革命集团的煽动下，甚至连敌我都分不清了。在游行队伍中，有的学生跟着喊：“欢迎蒋介石回来。”蒋介石当然可以借此大发梦想了，看，大陆上竞有人怀念他呢！可惜，这毕竟只能是梦想而已。反动分子的宣传，只能弓时蒙蔽某些没有吃过蒋介石苦头的年轻人。汉阳工农群众立即自觉地起来保卫革命政权机关的坚决行动，不能不使这点梦想也当即毁灭了。难道蒋介石这个反革命僵尸真会给这些青年带来什么幸福，能够让他们人人都升学吗？在蒋介石反动统治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子弟的确是可以升学的，但是却轮不上我们工农子弟；被安排充当牛马的工农子弟，别说升学，连饭都吃不上哩[在蒋介石统治的时代，学生数最高年份有多少？中学重49万，大学15.5万。而现在我们学生的人数是多少呢？1956年中学近600万，大学40万。就以汉阳来说；过去只有1所中学，373个学生，而现在有8所中学；4084个学生；增长了10倍！究竟是谁真正爱护青年、关心青年；不是非常清楚吗？如果我们连这样最基本的事实都不清楚，那就自然会上反革命的当了。 + +　　汉阳一中韵事件，应该引起我们极大的重视。我们希望汉阳一中的全体学生和我们全国学生，一定要从这里记取沉痛的教训。我们一定要使自己更懂事一些。我们要学会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上去看人处事。我们既然是新中国未来的主人，我们就应该懂得自己国家的家务[原文如此]，并且要有主人翁的气慨。我们要继承革命先辈流血牺牲所缔造的社会主义大业，我们就不能当可耻的“社会主义的大少爷”，更不能当败家子。我们一定要加强自己共产主义思想的锻炼，坚决肃清个人主义思想的毒根，使一切反动分子挑拨离间的鬼计[诡计]都无法得逞乙这里应该大大表扬的是，在这次汉阳一中反革命的风暴中，还有一些学生坚持了革命的立场，不为反动宣传所迷惑。特别是团分支书记李行楚，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英勇保卫重要档案的行动，树立了共青团员的光荣榜样。 + +　　汉阳一中的事件，也打破了某些同志的一种错误想法，就是认为在我们新社会中青年就不会有问题，似乎他们不要经过教育，就会自发地继承革命传统，自发地成为共产主义者。没有这样的事情。资本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今天还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社会主义思想削弱的地方，反动的资本主义思想就会猖狂起来。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对青年的思想工作。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学校的党和团的工作。 + +　　汉阳一中的反革命暴乱，是由盘据[盘踞]在学校里的反动分子和盘据[盘踞]在民盟的右派分子所一手策动起来的，从这里我们也不能不更深刻地看到这次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意义。从宽点说，这件事情也有它的积极意义，就是它使我们全体学生，特别是中、小学毕业生，都更加警觉起来，更清醒起来。同时，我们还要求在中、小学的教员中，务必要坚决地开展反右派斗争，把隐藏在里面的牛鬼蛇神都清查出来，彻底地剥掉他们的画皮。我们决不容许他们继续毒害我们的青年学生，我们人民的教育事业决不能操纵在各种反动分子手中。我们还要求在各民主党派中，更坚决、彻底地进行反右派斗争。我们是一向尊重民主党派任何一点的社会主义积极的，但是我们决不能容许这些反动的右派分子，利用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进行诱骗、煽动青年造反的反革命勾当。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76.txt b/CCRD/1/3/2/00077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9f2106067c7d7ac14be35e04dec948ecdb8ae48 --- /dev/null +++ b/CCRD/1/3/2/000776.txt @@ -0,0 +1,31 @@ +# 各民主党派的严重任务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在当前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各民主党派正在经历着一个严重的历史考验。 + +　　在整风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有一大批是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员和成员。由于他们的这种政治地位，并且因为他们很多人是富有政治经验的，这班人在全国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中扮演了骨干作用。他们在全国、在地方上或者在一个方面、一个单位中充当主帅和大小头目，筹划、发动、号召和组织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 + +　　当然，这班人并不常常正式地公开地宣布反对社会主义。在我们的国家中，不论任何人，只要公开暴露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就要完全陷于孤立和破产。所以这班右派分子宁愿采取狡猾的两面手法，口里讲拥护社会主义，实际上一笔抹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反对各项社会主义的制度，反对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各项方针和政策，特别是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决定因素——共产党的领导。他们要共产党退出这里、退出那里，不许共产党向政府提出方针、政策、计划的建议，向人民“发号施令”。他们利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要使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分庭抗礼，夺取领导权。他们反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并且颂扬、煽动和利用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资本主义情绪，向共产党进攻。他们梦想在中国制造匈牙利事件，天下大乱，以便出来收拾残局，取而代之，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历史车轮，使资本主义复辟。这种狼子野心，现在是已经大白于天下了。 + +　　为了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目的，这班右派骨干分子采取了团结资产阶级右派，笼络、蒙蔽、煽惑中间派，排斥、打击左派的组织路线。他们在反对宗派主义的幌子下，打击、排斥左派，竭力夺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地方领导机关的实权，并且确有许多组织已经被他们完全掌握或者部分地掌握了实权。他们又打起反对关门主义的幌子，破坏各民主党派行之多年的发展和巩固相结合的组织方针，而用尽一切恶劣手段，大肆“招兵买马”，企图造成所谓“强大的群众基础”。他们特别重视的“群众基础”，就是各种各式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心怀不满的分子，判过刑、受过管制的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所谓“党所好者恶之，党所恶者好之”。他们在猖狂进攻中实行所谓“火线入党”，大肆搜罗这些不满分子和坏分子。他们也吸收中间分子入党，但不是为了帮助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是为了便于迎合、煽动和支持中间分子的落后的一面，把他们拉向后转。右派的组织路线是为他们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政治路线所决定，并为之服务的。现在，这条反动的组织路线也正在逐步揭露出来，为许多人所知道了。 + +　　当然，各民主党派内部右派活动的严重程度是不相同的。但是，在一个时间内，右派路线在各民主党派内都有深刻的影响；一部分民主党派，就整体而不是就局部说来，右派路线曾经占了上风。因此，在一个时间内，各民主党派有许多组织都成了右派分子用来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合法工具。正是由于这种严重的情况，各民主党派在全国人民批判右派的斗争中，就不能不受到严重的考验，就必须在人民群众前面证明它们经得起这个考验。 + +　　这种严重情况决不是偶然发生的。各民主党派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的政党，在民主革命阶段，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都不能不集中地反映这个阶级的两面性和政治分野。由于我国的历史和现实条件，这个阶级的大部分人是能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但是，这必然是一场尖锐而激烈的阶级斗争，因为社会主义革命毕竟是同资产阶级的本性和愿望根本相反的，这就不可能不遇到他们中的许多人的抵触，并且必然有一部分人要进行坚决的反抗。在过去几年中，人们就已经可以看得出，在工商界，在知识界，在民主党派内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实际上已在进行；就已经看得见有许多人希望长期保持“新民主主义秩序”，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得其所”，实际上就是不要推进社会主义革命，而让资本主义得以自由发展，使中国逐步演变成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只是由于当时的条件，这种斗争没有展开和深入，没有突出。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到来以后，我国政治形势就发生了深刻的根本的变化。我们已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消灭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由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变为社会主义经济独占。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丧失了原有的经济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附着在社会主义经济上，决心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为社会主义服务，才是出路，才有光明的前途。不然，作绝望的挣扎，阴谋资本主义复辟，这当然是死路一条。除此以外，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于是，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成了死活的斗争。正是这个深刻的根本的社会历史变化，在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在民主党派内部，引起了新的政治分野，引起了左、中、右三种势力的重新改组。一小部分人在政治上抛弃了资本主义立场，转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坚决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左派。这个左派是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中有一部分是从民主革命阶段的左派分子发展过来的，有一些是从中间分子转化过来的。在民主革命阶级的左派分子中，有一些人在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的时候，变成了中间分子，个别的变成了右派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人仍是中间派。他们一方面是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经过几年来的教育和学习，他们在从资本主义立场到工人阶级立场转变的长途上已经开动了一步，还可能继续接受改造，向前进步，而且有一小部分人已经接近左派。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基本上还没有抛弃资本主义立场，对资本主义和旧世界总有许多念念不忘；对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胜利和为工农服务，总有许多不心服；对于新世界总有许多格格不入。在这个方面，他们是和右派相通的。不少人常常把右派分子引为“知己者”和代言人。在右派举行猖狂进攻的期间，更有许多人受了煽惑和蒙蔽，在不同程度上同情和支持右派。由于占多数地位的中间分子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右派的影响和利用，这就使得许多民主党派的政治面貌、政治方向和政治路线受到了右派的深刻影响，发生了很大的混乱。资产阶级右派是一小部分坚持资本主义立场的分子。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伟大历史跃进，使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丧失了存在的条件和积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向社会主义向工人阶级贫苦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向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也就是企图使历史开倒车的反动派，他们同人民具有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 +　　各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从历史上看，有几种人。一种是民主革命阶段中间路线的倡导者和支持者。中间路线就是不要共产党领导，就是要搞资产阶级共和国。当时倡导和支持过中间路线的人，不都是今天的右派分子，有些人已经改变了立场，而右派分子却至今还坚持这个立场。他们在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决定胜利的时候，曾经阴谋反对和阻止人民的胜利，使革命战争“适可而止”，企图混水摸鱼，搞“三分天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对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分子、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五大运动，都继续表示不满和抵抗。一种人是本来属于反动统治集团，直到人民革命胜利前后才投到人民方面来，却没有接受改造的人物。有些人则是右派分子新拉进来的反动分子。这几种人都是反共反人民的老手。毛泽东主席在１９５０年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说过：“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现在，事实证明，这些右派分子对于这两个关就没有过来，或者是用两面手法混了过来，到了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就现出了本相。也有一些人过了这两关，并且本来不是右派分子，但是他们过不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而终于成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 +　　上述种种情况说明了，在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历史关头，右派发动猖狂进攻，各民主党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出现上述的严重情况，都非事出偶然，都具有深刻的社会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都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的。承认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死心踏地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论是有党派的和无党派的，都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现在看来，他们中间的多数人不是死心踏地，而是三心两意。资产阶级右派则决心起来同工人阶级、贫苦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共产党进行一场较量，企图为资本主义复辟打开道路。在许多民主党派中，右派在同工人阶级进行较量的时候，充分地利用了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中多数人的三心两意，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同盟者。现在这一场较量，胜负已见分晓，这个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政党中的多数人已开始清醒过来，开始向左转了。这场较量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一件很大的好事。经过较量，右派失败了，多数人就会获得教训，觉悟就会有所提高，因而有可能转向死心踏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在右派方面，在人民方面，都是大题，只能大作，不能小作，更不能不作。并且右派已经作了，人民怎能不作？ + +　　任何政党本身都不是目的，而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手段，不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为资本主义服务。各民主党派要能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只有使自己适应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需要，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但是就现状说，各民主党派在总的方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政党，还没有成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这里有一个不小的距离，就是说有一个大矛盾。要克服这个矛盾，只有进行根本的自我改造。这一个改造之所以是根本的改造，因为是由资产阶级政党到社会主义政党的本质改造。尽管右派分子反对说本质的改造，反对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有本质的区别，但这却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现在已经很明显，这种本质的改造是何等迫切需要。 + +　　什么是改造的标准？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判别是非的六条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两条。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根本标准，自然也是各民主党派进行自我改造的根本标准。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按这六条标准，去向他们所代表和联系的阶层和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推动和帮助他们完成社会主义的自我改造；而不应当去代表他们的资本主义的倾向和要求，就是说不应当代表他们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利益，而只应当代表他们遵循历史发展规律的利益。为此，各民主党派必须对自己的成员进行“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的教育，对个人对集体进行彻底的改造，而目前，首先要进行普遍深入的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彻底粉碎右派集团，孤立、分化右派分子，帮助多数外于中间状态的人们同右派划清界限，进一步改造政治立场。这是各民主党派当前的严重政治任务。各民主党派要完成上述的历史任务和当前的严重政治任务，必须使自己有坚强的站稳社会主义立场的领导核心，并且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事实证明，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各民主党派就必然要迷失方向，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失去人民的信任和长期存在的可能。只有真正在共产党领导下，依靠左派，团结和教育中间派向左走，孤立、分化右派，为社会主义服务，才是各民主党派唯一正确的路线和唯一的出路，才有长期共存和互相监督。 + +　　各民主党派都已经决定并已经开始在自己的组织中进行批判右派、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的整风运动。而批判右派是整风运动的主要关键和决定性步骤，是各民主党派进行根本改造的转折点。现在各民主党派已经揭露和批判了一批右派分子，从而开始扭转了政治方向，并使许多成员在斗争中受到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这是值得欢迎的现象。但是斗争的发展还很不平衡，尤其是多数基层组织还未展开斗争。因此，各民主党派当前的迫切任务，就是要在中央和省、市领导机关继续深入斗争的同时，积极地和有步骤地把斗争深入到一切基层组织中。为了揭发一切右派分子，取得全胜，为了从斗争中深刻教育广大的成员，为了澄清基层组织的政治面貌，这是完全必要的。 + +　　为了深入批判右派的斗争，各民主党派的整风领导必须有坚定的立场。认为家丑不可外扬，而姑息养奸，养痈贻患，这种根本错误的立场，是批判右派的斗争的重大障碍，必须立即切实扭转过来。在划分和批判右派分子的时候，必须准确掌握是否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这一标准，防止错划和错斗。在斗争中要坚持辩论的方式，摆事实，讲道理，并允许右派分子进行辩驳。真理愈辩就愈明，愈是辩论得彻底，就愈能教育、团结大多数，孤立、分化右派。 + +　　各民主党派在历史上参加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它们表示接受共产党领导，拥护人民政府，随后又表示支持社会主义事业，并且在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作了一定的工作。在我国的条件下，我们相信民主党派的多数人会愿意完成当前的严重政治任务，会愿意继续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各民主党派也将因此逐步改造成为不是在名义上而是在实际上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因而获得人民的信任，因而实现共产党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愿望。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8月2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77.txt b/CCRD/1/3/2/00077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030085be293984f42d9b06847d541d4b780ed96 --- /dev/null +++ b/CCRD/1/3/2/000777.txt @@ -0,0 +1,31 @@ +# 南京工学院学生开始大“放”大“鸣”目前争论的中心是停课反停课的问题 + +　　<新华社记者　魏文华> + +　　新华社南京5日讯　南京工学院团委会于6月1日发出“鸣”、“放”的号召后，学生开始大“鸣”大“放”。6月1日上午首先有发电配电专业三年级三个学生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提出学校不民主、肃反等问题，到当天晚上共计贴出四十多张。 + +　　2日是星期天，南大有学生分批到南工鼓动(不公开)，当天大字报满天飞。民主墙、民主讲坛都建立起来了。到4日止，大字报已出一千多张，并已贴到校外。附近文昌巷居民曾有人撕毁街上的大字报，学生包围撕毁的人，几乎发生冲突。 + +　　3日晚民主讲坛开始活动，当时参加辩论和听讲的有一千多人。这天晚上在民主讲坛上讲话的有二十多人。会议发言主要是围绕停课和反对停课，但争论无结果。当夜三时左右，四十多个学生要求学生会出面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支援南大，学生会没有答应。 + +　　4日，学校中出现南大学生被打以及街上到处是便衣警察等谣言，空气更加紧张。院长汪海粟(党员)下午一上班，就被学生包围，要求宣布学校停课，僵持一下午，没有结果。学校临时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包括党员、团员和主张停课的激烈分子)到南大访问，准备回校传达。 + +　　闹得比较凶的土木系，已经罢免了一个班主席。4日下午土木系四十一、四十二两个班级开会时，把党员赶出会场。四年级学生和党员争吵，几乎打起来。 + +　　现在学校“鸣”、“放”的中心问题是停课，除建筑系两个班级外，其余各系都有人主张停课。学校党委正研究解决考试困难问题，如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进行考试等。党委会提出“四不”，即：不停课、不上街(游行)、不动手(打架)、不攻击教师。 + +　　大字报内容约有下列几个方面： + +　　1、政治性的，除了有人全文转载南大学生雷戡的二十条纲领外，并出现了“我们的纲领”六大条和二十多小条，内有：“拥护南大二十条纲领”、“拥护铁托对国际问题的看法”等。有一人署名“一个鸣放的人”写了一篇“铁托颂”，大意说“铁托是伟大的，敢于和残暴的斯大林作斗争，他比一切异国化的国家的领导人的骨头要重好几斤”。还有的大字报高呼：“铁托大元帅万岁，万万岁！”有的大字报质问向党汇报情况的学生：“你们是大学生还是小特务？”谩骂“团员是共产党的奴才，党团员是特务”、“你们是皇后、大臣”，提出“学校不是政府衙门，把太上皇赶出去！”还有提出：公开政治鉴定、公开统配方案、政府要开放无线电管制、民主选举各级干部等。 + +　　对过去运动的意见以对肃反的为最多，要求重新估计、平反等。 + +　　2、对学校体制，有人赞成华罗庚的主张，要求“理工合一”；把南京工学院改为工业大学等。 + +　　3、课程方面，有：“反对马列主义课必修，以讨论代考试”、“外文课选修，反对硬学俄文”、“反对硬搬苏联教材”、“恢复百分制”等。 + +　　4、干部作风问题，系秘书大部分被点了名，意见最多的是院长办公室主任宫明光、总务长王克刚等人，问题又多集中在补助费方面。 + +　　大字报中正面意见，都反对谩骂和口号式的东西，要求和风细雨。 + +　　 ---- 原载1957年6月7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80.txt b/CCRD/1/3/2/00078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c610c925d6a6402f4db1c34c5d809e794f305d9 --- /dev/null +++ b/CCRD/1/3/2/000780.txt @@ -0,0 +1,67 @@ +# 四川大学学生“放”、“鸣”中几个值得注意的新情况 + +　　<新华社记者　宋禾、王世晋> + +## 一、冯元春的反党演讲提纲 + +## 二、周时亨发起组织“共产主义联盟” + +## 三、风雨社主办“佛学和共产主义”学术演讲会 + +　　四川大学学生的“放”、“鸣”，在9、10两日表面上已趋沉寂。过去以反对政治课必修和考试以及揭露学校领导上三大主义和攻击党员学生为主的大字报，显然减少了。据省委川大工作组统计，6月1日到8日中午，贴出的大字报共九百多张，而从8日中午到10日只增加了几十张。沉寂的原因是学生们要准备考试，党团员作了工作。例如罢课罢考问题，数学系三年级原决定如不答应不考政治课，7日起就要罢课，经党员作了一些工作，未上课的只有十人左右。化学系三年级罢课罢考宣传最力的“论坛”报编委会开会时发生争论，反对罢课的占了上风。7日下午，彭迪先校长(民盟四川省委副主任)向全校师生作了关于考试等问题的答复报告，答应把政治课和俄文的考试改为考察后，大多数学生都同意这种处理办法。8日，有一群炊事工人又贴大字报指责学生，声言如果学生罢课，他们就要罢工，让学生们吃不成饭。现在，学生们大都纷纷备课准备考试，并将罢课罢考的标语撕下。 + +　　现在吸引着学生们注意的有这样几个问题。 + +## 一、冯元春的反党演讲提纲 + +　　生物系四年级女学生冯元春9日贴出一张大字报，声言她将在12日以下列题目作公开讲演：“毛主席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三大主义武装起来的更巧妙、更残酷的剥削集团——冯元春站到农民立场上发言”，欢迎同学们和她辩论。据了解冯元春的基本“论点”如下： + +　　1、毛主席的特权思想和个人崇拜——从高岗——胡风——毛主席儿媳妇留学谈起。她认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别人用暴力，自己才用暴力，而不用暴力对付没有用暴力的人。高饶是党中央委员，不满中央总有理由，反党集团有理由有事实，应由群众评论，高饶没有以暴力对中央，不应逮捕。胡风是文人，只因为对马列主义看法和毛主席不同，就逮捕别人，不管正确与否，应让大家讨论，为什么以暴力对人？这是个人崇拜，个人特权，就许他一个人当领导。她又说，马列主义按劳取酬，共产党是按集团取酬。党中央要人和大小干部，超出人民生活太远。是国民党腐朽制度，高官享特权。毛主席儿媳留学，更表现了特权思想。 + +　　2、毛主席和朱德是中国再次出现的刘邦！她认为，土改是正确的，但土改后农村税收太多了，征收太重，中农生活下降很多，贫农生活发送很小。她说她亲眼看见农民没粮吃。行政干部对农民压制、不讲理，农民叫，就说是地主叫的，党中央也说是富农叫的。毛主席自称是农民，但他们爬上高高的位置后，不关心农民，像刘邦一样，世袭了上一个剥削制度，来对待农民。 + +　　3、党的剥削事实。她提三点，第一是臃肿的官僚寄生机构，不从事生产，专门监督人。第二是党团员能力差待遇高，非党团员能力高待遇低，党团员高出的收入是剥削别人的劳动。第三是奴才论，上谄下骄的都爬上了高位置，党员一入党身价就高了，这是奴才，从党的剥削意识里来的。第四党团员是便衣警察，在言论方面监视非党团员。 + +　　4、党没有面向生产和发展科学。她认为，党剥削农民很重，农业生产发展很慢。农民没有粮吃，把母猪都杀了，谁还发展副业？许多青年遭到失学失业的恐怖，主要是生产太慢了。监督脑力劳动的寄生机构，压制了科学的发展，把官僚机构撤销就可用来解决科学研究的条件。 + +　　5、对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我见。她说中国大，人口多，目前应以更大的注意发展农业，六亿人没有维持生存的最低条件，没有粮食，不能发展工业。 + +　　6、对人类发展的希望。 + +　　7、对目前争鸣运动的看法。 + +　　8、要求发挥每个青年的美好理想。 + +　　冯元春的大字报贴出后，马上有同学在她的大字报周围贴出很多大字报，愿和她进行辩论。数学系四年级王杰以“为农民抗辩”为题写的大字报驳斥冯元春说：“你是站在地主富农立场对广大群众的污蔑”，他要求和她一道去访问学校附近的农民，让农民自己来做结论。物理系学生唐毅的大字报说，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但并非从无错误，党是坚决消灭阶级的政党。他以中央提出反对以领袖名字来命名街道工厂，毛主席不让祝寿来说明毛主席无个人崇拜。 + +　　冯元春，30岁，四川灌县人，家庭成份下中农，解放前高中毕业，三青团员，后和一伪军官(地主)结婚。解放后当小学教师，因伪军官未工作，关系不好，但未离婚，暗中和别人通奸，生下一小孩，被伪军官告到法院，判冯两年徒刑，缓期执行，她对此极不满意政府，后要求离婚，因伪军官坚持要冯扶养孩子和负担他五年进修计划的经费，又未成，考入川大后，因申请助学金开初未准，大闹人事处，受过警告处分(后准了她助学金)，在肃反中她被审查过，五一游行，未允许她参加，由于以上原因，她对政府和党非常怀恨。 + +## 二、周时亨发起组织“共产主义联盟” + +　　化学系一年级甲班学生周时亨，8日下午晚饭时间在川大广播台向全体同学讲演“关于民主问题”。他大意说，民主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只是统治者的手段而已。如我国选举都是共产党提名叫群众通过。因此共产党执政必定要犯官僚主义，要不犯就必须实行两党制。毛主席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那是鬼话，因为民主党派几十年后就会死亡，并且现在的民主党派不一定是信仰马列主义的，因此，他要求另组织信仰马列主义的政党，主张非党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组织共产主义联盟，对现在的共产党进行监督。宗旨有三：(1)清除三害；(2)监督共产党，实现真正民主；(3)发展创造性的马列主义。他说他准备在假期中写成政纲。他讲话后有中文系、历史系、物理系4个同学响应他的号召，于是他们成立了“共产主义者联盟临时委员会”。事后他找该校党支书谈，准备在暑假前先在川大辩论，发展组织，对象是超龄团员，然后再办报纸，并要求党在经济上给予支持。他给北大“社会民主党总部”写了一封信，要求党委代为转去，党委没同意，要他自己去寄。他给北大社会民主党总部的信大意说，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不是一个党所能垄断的，只有不同的共产政党存在时，才能在共产主义建设过程中，少犯和不犯错误，从而加速共产主义事业。最后要求给他一份党纲。 + +　　周时亨是四川忠县人，据本人谈家庭出身是农民，父亲是中统特务，曾被管制，1949年初中毕业后参加解放军，后被放在“老虎队”里审查过一段时期，复员后教过小学，在川大平时对党和党员都有些意见，曾表示要求入党，但觉悟不高，和群众关系一直不好，群众认为他有神经病，都叫他“兵大汉”。 + +## 三、风雨社主力“佛学和共产主义”学术讲演 + +　　中文系三年级的风雨社用醒目的红字出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着：“打开闭塞状态，活跃学术空气，欢迎三十年前单枪匹马击败梁启超的张怡荪教授演讲‘佛学和共产主义’”。大字报宣传说，张怡荪教授多年精心研究证明，“佛不是神”，佛学与共产主义有相通之处。佛学反对战争，主张博爱和平，所以佛学对保卫世界和平有贡献。我们风雨社全体同仁认为这在哲学上是一个崭新的论点，有巨大的现实意义。赞成风雨社的学术讲演并签名的学生有一百多人。 + +## 四、对人民日报社论的反响 + +　　四川日报转载了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了什么”和工人抗议离开社会主义言论及恐吓信的消息后，中文系二年级一群学生马上贴出大字报，号召同学们“警惕”。这张大字报质问人民日报和党中央道：“既然鼓励大家‘鸣’、‘放’出来，而正当春意未浓的时候，又为什么要吹寒风？堂堂一个大国，一个英明而伟大的共产党，难道只有三个知识分子说了一点‘不轨’的话，天下就大乱了吗？就要‘收’了吗？惊慌失措了吗？同志们，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收’，争取民主，争取‘放’、‘鸣’，提高警惕，团结起来。”在这张大字报旁边也出现了一张反驳的大字报，大意是说人民日报这篇社论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一个指导，凡是忠诚帮助党整风的人都是拥护的。并说：“你们这种不顾事实的喊叫，倒确应该警惕。” + +　　据了解，党外比较多的人认为这篇社论说的对，能使运动正常发展，只有少数人认为党在“收”了，在说到“收”时，一种人认为党害怕了，一种认为要小心，怕挨整。教师中赞成这篇社论的占绝大多数，过去他们就认为学生这样搞法就不好。党内大部分人认为这篇社论很痛快，党给他们撑了腰，可以(实际已开始)反攻了；少数人认为这将影响继续“放”、“鸣”。党内外都有一小部分人沉默不表示意见。(党内主要是跟着群众跑过的人，内心很恐慌。) + +## 五、“贼的儿子一定是贼吗？” + +　　化学系一年级丙班号角编辑部出的大字报，以“贼的儿子一定是贼吗？”为标题，批评党在发展组织和对待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看法的唯成分论。他们说：“印度这种论点都站不住脚了，而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却还存在，这是党不愿少数人钻空子，宁愿千万人受屈！”在这以前，也有过一张大字报以“有其父必有其子吗？”为题作过同样的质问。这种论点得到一部分人的同情。 + +## 六、反对苏联及其它 + +　　这几天先后出现了一些反对苏联的大字报，一张大字报说，苏联专家和专家夫人，每人都有小汽车，学校有名的教授连一轮车都没有一辆，这是不平等。又有一张大字报“反对把LOUOHO—DOB吹成神仙，为化学之父道尔顿·拉互锡·鲍林……这些正直出色的科学家名誉伸冤，反对盲目学习苏俄！”另外有不少的大字报，要求学习欧美，要求请一个刚从美国回来的彭博士讲演美国科学和个人生活。对前一张大字报已有好些人驳斥过，对后者则还无人反驳。 + +　　校内油印刊物增加了。新出的“热风社”，是以全成都市大专学生的刊物的身份出现的，据说它将“交流帮助党整风的情况和经验”，支持成都大专学生的“放”、“鸣”。今天出的一期是要求重新讨论胡风问题。 + +　　最近的大字报，大都集中在要求学校答应照发暑假回家期中的助学金。生物系、物理系和经济系则要求高教部解决他们的前途和出路问题。 + +　　 ---- 原载1957年6月13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86.txt b/CCRD/1/3/2/00078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6b9a97c376280d057d85bd9b8dc60cacf2eb7fa --- /dev/null +++ b/CCRD/1/3/2/000786.txt @@ -0,0 +1,71 @@ +# 西北大学展开了大“鸣”、大“放” + +　　<陕西日报> + +　　西北大学为了改变前一个时期民主还没有充分发扬、批评还没有充分展开、各方面的意见还没有充分谈出的情况，该校领导上自6月1日起为便利开展大“鸣”、大“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除了由党、政领导分别在党内、外充分动员，号召大家打破顾虑大胆“鸣”、“放”，开辟了更多的“鸣”“放”场所和园地，便利大家大“鸣”、大“放”外，在时间上，该校除决定最近两周停止学习文件，本周尽量抽出更多的时间外，还决定将期终考试推迟一周，下周全部时间都用来让大家“鸣”、“放”。在6月3日下午，刘端棻副校长向全校师生员工作了动员之后，6月4日较前更进一步的大“鸣”、大“放”的批评运动即在西北大学展开了。下面是6月4日西大党委邀请教职员举行的几个座谈会(这在该校是第四次了)中部分教师的发言摘要。 + +## 甄瑞麟说：这几年来看，党员有优越感，有特权思想，“为人民服务”，“作人民勤务员”的话听不见了。 + +　　经济系甄瑞麟教授说：有人说，他们迫切要求入党的动机是羡慕党员说话算数，我听了有同感。这几年来看，党员有优越感，有特权思想，与解放初期大不相同，今天“为人民服务”，“作人民的勤务员”的话听不见了，入了党就比别人高了。这说明党对党员教育不够，通过这次整风应很好解决。这问题很严重，关系着我们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关系着党能否在群众中建立起威信。党应教育党员在工作中作榜样起带头作用，而不是像今天这样高高在上对事包而不办。 + +　　近日大家对系、组秘书提了不少意见，但我认为光责备党员秘书也是不对的，他们冤枉，领导上有责任，领导上是否对他们明确了职责?我想没有，结果他们便一把抓，在同学中就抓几个党团员，造成偏听偏信，制度如此，不得不形成官僚主义。平时师生都不满意，但敢怒而不敢言，运动一来，意见打得他们昏头昏脑。领导有责任，首先对他们职责交代不明确，其次对他们教育也不够。 + +## 单演义说：我听了毛主席报告后才有国家主人翁的感觉，以前是别人的奴隶，特别是党员的奴隶。 + +　　中文系单演义副教授说：我自从听了毛主席的报告后才有国家主人翁的感觉，以前是奴隶，自卑感很严重。自昨天听了刘副校长的讲话，才有西大主人翁的感觉，以前是别人的奴隶，特别是党员的奴隶。今天就以一个主人翁的身份来谈西大党及党员的宗派主义。 + +　　几年来，西大党是作了一些工作，但作得不够，很不好。毛主席讲宗派主义即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对其他同志不清楚，现在专谈郭副教务长，他在中文系即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1954年系主任郝御风教授到北京学习，领导指定一个代理系主任并希大家支持共同推进工作，结果在郭授意下将我排出系委会之外。在肃反中斗争我，试问在肃反之前郭找我谈过话没有?没有。从来没有帮助，没有团结，只有斗争。 + +　　党委与党员对党外人看不起，甚至蔑视，从来不愿看到别人长处，凭自己懂点马列主义，自以为了不起。郭不只业务懂得不多，政治理论也不见得好，试问郭对鲁迅的生平、著作、思想发展情况研究得怎样?有一非党同志不同意他对鲁迅某些方面的看法，他即认为这不是学术问题，是政治问题，停了这位先生的课，夭折其研究方向。至今不从学术研究发展观点对待这位先生。再是郭副教务长一知半解，简直不晓得祖国语言文字，由于对一篇日记的歪曲理论，造成肃反中的逼供事件。幸而这位先生还坚强，没有对他的宗派主义投降。作为教务长即使是副的，除有政治理论，更应精通业务，建议党委以后让他少作报告。 + +## 刘不同说：希望党很好检查建党思想，党员检查入党动机。 + +　　经济系教授刘不同说：他感到党在吸收党员时每每是用升职、加薪、送出进修等办法培养党员。因此，某些人就认为入党是满足个人欲望的捷径。希望党很好检查一下发展组织时的思想。 + +　　由于常有人把党的政策执行错了还能入党，使人感到他是以群众血泪取得党员荣誉。因此党员脱离群众，站在群众之上是有其渊源的；希望这次整风中很好检查。 + +　　有一同学申请入党未被批准，即认为没有前途。的确今天入党与过去不同。过去入党有掉脑袋危险，今天则否。西大在吸收党员上几近于滥，系党员是站在系主任头上起保证作用的，有人替系党员同志叫冤，我不同意，主要是他们入党动机不纯，党员是六亿人民的党员。吸收入党应在群众中通过，希望经济系几位党员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向群众作检讨。 + +## 王海北认为马列主义不应当是领导思想。他还主张党委在学校只应管党员。 + +　　经济系讲师王海北认为马列主义不应当是领导思想。他说：过去大家是唯党员的马首是瞻，这次大“鸣”大“放”恢复了知识分子的理性，使知识分子会说话了。现在也能独立思考了。王海北对党提出五点建议：(一)党对于党员的错误不要姑息。在西大党对于党员的错误采姑息的态度，但对群众的态度却是“整”。我在参加政治学习时，在一次讨论会上发言有不正确的地方，党员就说我是反革命的言论，大家也群起而攻之。并且叫我对这次错误进行公开的检讨，我当时心中很不满意，但是为了生活，为了饭碗我不得不检讨，我的言论是在讨论会上发表的。这是符合百家争鸣的方针，党员却这样对待我，他这种违犯党的政策的错误作法却没有当众检讨。(二)对于学校领导体制的意见：从中央到地方都强调集体领导，国务院一个总理有十几个副总理，一个部长有很多的副部长，在学校一个校长有很多的副校长。这样实际上形成了多头领导，势必有些领导是有职无权的。对于教授治校我认为不好，老教授爱各立门户形成宗派，这样不能把学校领导好。学校应该采取一长制的民主治校。一个校长，(一定是党员，但他的权力不应受学校党委的限制)一个教务长、一个辅导处长、一个总务长，这样职责分明便于推动工作。党是否退出学校呢?我觉得不必退出，学校中的党委只管学校中的党员，民主党派也只管自己的成员，不要以党管学校。(三)教学计划问题：高教部在教学计划问题上朝令夕改、吃亏是教员，高教部权力应该下放，教学计划应该由学校自己决定，高教部只注意到政治课和专业课，这些课都要考试，而对另外一些课则只考查，使同学无形中造成对这些课不重视。以后对于排出去的课都应该进行考试。让同学们重视他好好学习。(四)去年工资改革问题。这个问题国务院在作法上有错误，国务院不应该把提高生活费和升级、升职结合在一起，造成很多的困难。生活费的提高应与物价相联系，有能力则提高，无可能则不忙提。至于升职、升级则应该有每年的考绩制度，两件事情一起进行，国务院就把好事作成了坏事。(五)党的思想领导问题：清华大学一位教授提出马列主义不应该是领导思想，这一点我同意。我觉得以马列主义为领导思想，这本身就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相矛盾，我觉得应该以爱国主义思想为领导思想。以爱国主义思想作为领导思想号召力就很大，这为每一个人所拥护。如像解放台湾，你以马列主义思想进行号召则不成，若以爱国主义思想进行号召则有可能。 + +## 李靖华建议政府允许社会上的失业人员作小生意。 + +　　政治经济学教研组讲师李靖华说：今年以来社会上失业人员有增加现象。政府对这个问题应注意。社会上偷盗等行为的发生与一部分人无正常职业是有直接关系的。对于目前失业者，我建议政府可以允许他们作小生意。如个人摆小纸烟摊或者可以开个小铺，雇一两个人也是可以的，让他们发展到一定时期，再对他们实行公私合营。李靖华在发言中还建议在农村中应组织互助会，用大家的力量来解决某些人的困难与灾荒问题。 + +## 巢遗棠说：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根本原因，是党员不按宪法办事。 + +　　经济系巢遗棠助教说，要搞好国家建设，必须根据法制办事，他认为党不应该根据党章党纲行动，而应根据宪法行动。他说，回家后(指乡下)看到一些现象，回来汇报给组织，但有的党员却说我有思想问题，说我是富农立场，破坏党的政策是反革命，使我莫明其妙，以后我什么都不响。对共产主义我信任，但对问题仍有我自己的看法。他说，帽子还不重要，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保护别人的发言权利。他认为，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根本原因是党员不按宪法办事。 + +## 刘志南说：群众给党员提意见，党总是设法袒护，这是不应当的。 + +　　俄文教研组刘志南副教授说，党对党、团员有偏爱，群众对党员提意见，党总是设法袒护，旁人也帮着袒护。对团员也是这样，过去俄文教研组有个团员工作不安心，想到北京，而学校就把她调到北京去了，这种作法不好。 + +　　过去俄文系王敦瑛(现任西北俄专副校长)领导工作搞小圈子，教研组同志对他提过意见，他就记下了仇，以后见面都不打招呼。当时我申请入工会，王敦瑛为工会秘书，压下我的申请书，不批准。 + +　　在“三反”当中，沈鹏飞同志曾检举王敦瑛有过贪污行为，但党没有进行调查，反而把检举材料给王看。王对沈早有成见，“三反”中王发动大家对沈进行斗争。这些事情党都知道，因为王敦瑛是党员，因而得到党的袒护。党对党、团员有偏爱，这不应当，以后非党人士意见应多采纳。 + +## 潘湘说：党应当领导科学家，而不是领导科学中一切事情。想在科学上来一个“天翻地覆”，是不可能把科学搞好的。 + +　　物理系潘湘副教授谈到，党对科学领导问题时说：党应当领导科学家，而不是领导科学中一切事情。在党内有一种倾向，党是搞天翻地覆的大事业，对于自然科学也有人想来个天翻地覆，他们往往把一些观点要强加在自然科学的头上，搞一个“天翻地覆”。这种倾向表现在解放后一些科学的杂志上所发表的许多论文。这种一切都要改造的思想，是不可能把科学搞好的。所以党在领导科学上应该领导科学家，提出如何研究，让他们很好的在科学上去研究，发展科学。他在谈到党在领导教育方面的问题时说：应该注意领导大的方面，如方针政策等问题，而党在这方面却有主观主义的作法，如像在教学计划上就有主观主义。办高等教育的对这些教育行政上的重大问题没有深入研究，却在课程讲授、实验、习题课、考试方面花了许多功夫，考虑很细，这样就放松了研究主要的、大的问题。 + +## 郁士元说：高教部边整风、边改进很好，但搞得太快了。方针政策的问题，应多加研究讨论再决定取消与否。 + +　　地质系郁士元教授说：报载高教部最近的措施，选送留学生制度改了，教学计划和大纲，工作量制度不推行了。我认为高教部边整风边改进很好，但搞得太快了。这些都是方针政策问题，应该多加研究讨论，然后再决定取消与否。我体会教学大纲确实有好处。过于机械是缺点，可以灵活一些，无大纲随教师去讲是不好的。工作量制度取消，我认为总得有个制度规定，才能发挥教师积极性，否则不管教不教课都没有规定是不好的。另外目前党内党外都还有宗派主义，教师升职(讲师升副教授)问题完全放在学校，也会发生毛病的。我认为高教部过去是抓得太紧，现在又放得太松。这虽属政策问题，我也要提出自己的意见。 + +　　陕西日报载，西农一位教授说：“现在是共产党的形式，国民党的作风。”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共产党不是形式问题，有共产党的内容，贪污腐败等恶劣作风，共产党是没有的，交大迁校问题，我认为不应该搬回上海去，原因1．国防问题、在沿海不相宜；2．西北要建设，交大有必要设在西北，在西北培养出的学生，能吃苦，能适应西北地区的生活。这一点比南方来的好。听说交大迁校问题主要是先生问题，他们只从个人生活舒适来考虑的，这是不对的。 + +## 李轼说：学校什么都是一阵风，赶浪头，连去年的教师升级也是一样。 + +## 陈运生说：科学水平是逐年上升的，一阵风的升法很不正常。 + +　　化学系讲师李轼在发言中说：学校什么都是一阵风，赶浪头，连去年的教师升级也是一样，去年一下升了好几十个讲师，学校简报上还登的号外。但是讲师升副教授、副教授升教授又作的很平稳，要著作、要论文、还要讨论。有人说去年只升了三名教授，其实是不是三位还有问题，自1952年提升了一批教授和副教授以后，恐怕到现在还没有升过。化学系讲师陈运生同意李轼的看法，并说：这是由于过去的各项社会改革运动所形成的，因而在教学中也是一阵风。这学期吹这种风，不知道下学期吹什么风。升级本来是国家的学衔，也变成了一阵风，有人碰上风就升上去了，碰不上就升不上去。科学水平是逐年上升的，一阵风的升法很不正常。 + +## 张继书说：近年来官气上升了。选举时，人们不用脑子考虑，划划圈就完成了任务。 + +　　地理系张继书副教授发言中谈了他的两点感觉：1．官气上升，解放之初，我感觉共产党特别亲热，称呼“×老”或“老×”。西大前几年也还这样叫曹达同志(按：系西大人事处处长)，这几年变了，官气上升了，听到的不是曹主任便是曹处长。郭副教务长五个字和拗口令一样，叫老郭不更亲切更好吗?有人可能认为我是吹毛求疵，其实这个问题是值得考虑的，这个情势的发展，正说明脱离群众的现实。解放之初，党的领导人确实是能接近群众的，现在官气上升了。2．选举问题，西大最早的工会选举，各系小组酝酿提出候选人后，进行选举，自己落选了，但受了教育。去年工会选举，我当选了，但我不知道名字是怎样提出的?何时当选的?选我做什么工作?都不知道。人民代表的选举亦然，1954年时提出候选人后，经过充分民主讨论、酝酿，再集中，使人们受到很大的政治教育，而第二次人民代表选举，则贴山四个候选人名单，使人去划圈(选举)，科普选举亦然，人们已经不再用脑，选举划圈就是完成任务了，人们一点也不进行独立思考了，这样很不好，应该扩大民主生活，发挥人们的政治积极性。 + +　　他在发言中还提出：党可否考虑在整风运动后，对一些工作不好的，群众意见多的下级党员干部，可适当调动一下工作，因不能认为所有党员都会宽宏大量，对提意见的人不存成见。以后仍在一起工作，难免有意无意造成工作上不利，目前群众顾虑也就在这里，如能这样做，并且现在向群众说明，可能对打消顾虑有好处的。 + +　　（来源：《陕西日报》1957年6月7日。原题为：“领导上采取便利“鸣”、“放”措施/西北大学展开了大‘鸣’、大‘放‘”。）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90.txt b/CCRD/1/3/2/00079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5bfc9940879dc2da27b1a37b9f3f964fdfee730 --- /dev/null +++ b/CCRD/1/3/2/000790.txt @@ -0,0 +1,85 @@ +# 党委在学校里不要包办一切 + +　　九三学社西安分社于6月2日邀请陕西地区九所高等学校一部分院长、系主任和教授，座谈教授治校和学校党委制问题。会上，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一)学校党委制应不应该撤销?在这个问题上，与会者的意见是一致的，即不能撤销，而应该以党的强大的组织力量，正确掌握方针政策，领导、督促、检查学校工作，起保证作用；(二)党在领导学校工作中的缺点是什么?大家认为主要缺点是由于党委领导同志兼任学校行政领导人，形成“党政合一”以党代政包办一切的现象，党委管的事情过多了，没有依靠群众，特别没有依靠老教授，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对他们的支持不够，因而在学校工作中产生许多缺点；(三)今后应采用什么形式领导学校?不少人提出了建议，如有人认为应吸收教授组成学校最高权力机关，决定学校的重大措施，由校、院长负责执行；有人认为党委和行政应该划分开来，党委书记不兼任行政领导，党委的主要任务是掌握方针政策，不管或少管具体教学业务。与会者对这一问题曾经展开争论。 + +　　出席座谈会的有(以发言先后为序)：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郝御风、西安动力学院副教授廖淳恩、交通大学教授赵富鑫、副教务长张鸿、西北农学院植物保护系教授兼系主任周尧、西北工学院机械系教授何嘉祥、西北大学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江仁寿、西安医学院教授兼系统内科教研组主任郭佐国、西安师范学院地理系教授兼系主任黄国璋，西安医学院教授外科总论临床教研组主任张同和、西安师范学院副教务长贾则复、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工程系教授兼系主任许继曾、西安师范学院教育系教授兼系主任吴元训、陕西师范学院化学系副教授耿启辉、西安医学院院长侯宗濂。 + +　　下面发表的是发言摘要： + +## 郝御风认为教授治校、民主办学的精神是正确的，但不能把党委制取消 + +　　郝御风说，教授治校、民主办学的精神是正确的，但是不是要把党委制撤销，值得考虑。知识分子的长处，一般是具有专门业务知识，但要办好学校，除了必须具备专门业务知识以外，还应该有一套行政管理的本领，这一方面，知识分子是不擅长的。作学术工作的人，本身业务很忙，如再把学校行政管理的担子加在他身上，势必忙上加忙。解放几年来，党在领导学校行政工作上是有缺点的，但如果让知识分子办学，没有党的组织力量，问题可能更多。民主党派的组织力量究竟没有共产党那样坚强。侭管党在学校工作上有缺点，但威信已经建立起来了。因此，我的意见不应该把学校党委取消，而应该把党委作为一个坚强力量，组织群众，依靠老教授，把学校办好。 + +## 廖淳恩说：问题在于工作作风，今后多听取老教授的意见，多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学校就会办好 + +　　廖淳恩认为教授治校容易形成宗派。他说，解放以前的清华大学就是一个例子，过去清华大学自成一个系统，不是这个系统的就很难进去。党委治校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几年来党委领导学校是有缺点的，自己不懂业务，又不接近群众，教学上、科学研究上的措施都是由党决定，只是在形式上通过一下行政。如果今后能在作法上加以改正，多依靠老教授，听取他的意见，多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就会办好。所以是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的问题，而不是党委制本身的问题。学校党委制还是应该存在。 + +## 赵富鑫认为学校党委主要应是思想领导，下放的权力要大些，教研组应有职有权 + +　　赵富鑫说，党委可以领导学校，问题在于如何领导。有人认为是制度问题，有人认为是方法问题，但总的来说是要求采取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学校党委主要是掌握政策和思想领导，具体工作发动大家去做，下放的权力要大些，教研组应有职有权。在交大扩大校务会议教研组主任是可以参加的，我们那里大多数教师认为参加校务会议的成员还可扩大一些，吸收一些老教授参加，青年教师，特别是意见多的教师也应该吸收他们参加，如果是讨论职工或学生有关的问题，还应该有职工或学生代表参加，这样就可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在交大我们觉得党委管得多了些，如迁校问题事先能通过民主讨论，问题就不致像今天那样多了。 + +## 张鸿说：以教授为主组成委员会作为学校的最高权力机关，如果这样就是教授治校的话，我以为可以考虑 + +　　张鸿说，在交大，校长就是党委书记。党要起保证作用，所以学校的事情党非管不可，党内讨论以后提交给行政讨论，没有意见时就由校长执行，所以看起来交大并不是党委包办。过去在华东一些兄弟学校，校长是党外人士，副校长是党员，也有强迫校长把党委的决定带到校务委员会通过的现象。交大没有这种现象，根据我参加校委会的体会，只是会开得不好，争论不够，发挥老教授的力量不够。学校究竟应该由谁领导，我觉得首先要把教授治校的概念弄清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教授是选举的，以校、院长的身份治校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教授应如何治校呢?有人说，以教授为主组成委员会，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关，校院长由这里选举后报请中央委派，凡是重大措施都要先经这个委员会讨论通过再交校院长执行，就好像现在的人民代表大会一样。校院长对教授会负责同时也对中央负责。如果这样就是教授治校的话，我以为不妨考虑一下。因为这样与党委的领导并无矛盾，党可以把意见提到委员会上考虑，通过了，就执行，否决了，正说明党委的主观主义。 + +## 周尧认为，党委书记只有不担负行政职务，才能更好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办好学校的关键是党政分开，政权下放 + +　　周尧说，办社会主义教育由党来领导是完全必要的，学校党委不仅不应取消还应加强。问题在于党委对高等学校的领导应如何加强。这不仅是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应该从制度上来加以保证。目前高等学校全部权力都集中党员校、院长的手里，党委书记同时又是校、院长，党、政不分，由党来包办一切的情况必须改变。以西农来说，四个院长，三个是党员，正院长只陪客参观，这样他的积极性当然是无法发挥的。不仅如此，由于院的工作直接布置到系秘书或党员教师中，有的系主任反要向系秘书汇报工作，这样系主任的积极性如何能发挥呢?要改变目前的情况，我认为党、政分开，政权下放是两个关键，所谓政权主要是指人事权和经济权。 + +　　周尧教授在发言中对张同和教授提出的以系主任或教研组主任作为成员的校务委员会作为全校最高领导机构的办法提出疑问，认为这样的机构权力比院长还大，就会使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混乱起来。 + +　　周尧教授在补充发言中对贾则复副教务长的意见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说：谁也不否认今天民主党派成员和老教师在工作中没有发挥他的作用、没有独立思考、对党员有依赖，但是这责任主要应由党员和领导上来负。因为这种现象是由于领导上闭明塞聪，不相信非党同志也能掌握马列主义所造成的。贾同志提出的组织一个委员会放到院长上面，并不能把问题解决。我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党、政分开。党的书记不要兼院长，院长也不兼党的书记。院长(不管是党员或非党员)是党的文教政策的执行者。他应当有职有权。学校党委应当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来保证党的政策的执行并督促和检查他的执行。党委书记只有在不担负行政职务的情况下，才能跳出事务主义的圈子，保持清醒的头脑，更好地体会党的政策的精神，能深入群众，了解实际情况，更好的代表群众意见，更好地贯彻党的政策精神。这样党委才能密切地联系实际，才能坚决地站稳党的立场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而不致本身即成为三大主义集中的化身来被群众反对。而院长、系、组主任等行政人员也能够充分行使他的职权。系主任和教研组主任应采取选举方式，但院长是否选举值得研究。校务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的作用应该加强，进一步发挥，特别要尊重老教师的意见，但校务委员会不一定放在院长上面。 + +　　对侯宗濂院长的意见，周尧教授在另一次补充发言中说他大部同意。但关于院长职权问题，周尧教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侯同志所谈的是他个人问题，不是说事情应该怎样做。我们讨论这问题是为了更好建设社会主义。拿我自己来说，我几年来也一直不要权。现在正在向领导辞去系主任职务。但系主任应该有职有权，包括人事和经济的权是肯定的。 + +## 何嘉祥说：目前党内懂得高级知识分子特点和办好高等学校规律的人不多，在处理问题上就不能避免唯心观点 + +　　何嘉祥说，在学校中党政不分的流弊很多。以前田鸿宾同志在西工作院长时，西工的情况和西农差不多。田鸿宾那时还是党外人士，王维琪同志是党委书记也是副院长。丛一平同志的爱人是纺织专修科毕业，但是竟然派到纺织系作助教，以后又调到机械系作助教，谁也不知道，就由王副院长直接派到系里了。对干部调配和经费的决定，系里都没有权。作化学实验需用六斤盐，上边不批，系里就不能买。这就影响到教学和科学研究。在学校，调配干部和使用经费都应为教学和科学研究服务，在这两个问题上如果系和教研组没权的问题不解决，谈什么就都是空的。何嘉祥认为高等学校的任务就是要作好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衡量这一任务完成的好坏，主要是看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建国原则和结合人民利益。但是目前党内懂得高级知识分子的特点和办高等学校规律的人不多，在处理问题上就不能避免唯心观点，从而无意中在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时就出了偏差。因为党委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特点不了解，什么都看的格格不入，思想上常常是想整他们一下，当然就不会依靠他们来办学。何嘉祥说，在高等学校中不应党、政不分，或以党代政。学校行政机构的产生应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党在学校主要是作思想领导和监督中央政策的实施，教学和行政工作应由教师来担任(可以包括一部分党员)，民主党派以参加行政工作为主与非党人员一块担任业务上行政上的领导工作。但在党、政分开之后，行政一定要受到党的监督。 + +## 江仁寿说：党委制不能取消，而应加强。党委的工作应该保证两点：师资设备、自由研究 + +　　江仁寿说，师资设备和自由研究空气，是两个必要条件，也是衡量大学办好的标准。这几年的成绩是伟大的，出了些问题，主要责任在高教部。高教部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很厉害，对过去否定得太多了。调整院系成绩很大，缺点也很多，把许多学派拆散了。谈到党委制的问题时，江仁寿认为，党委制不能取消，而应加强，使它发挥更大的作用。党委治校出了些毛病，不是这个制度的问题，而是党委委员中个别人有“三害”。他主张党和行政分开，党委管思想，行政管教学，再设立一个教授委员会管教学改革和一些技术问题。他说党委的工作目的应该明确坚持两点，甚至可以把它写出贴在党委们的办公室：即“师资设备，研究空气”。 + +## 郭佐国主张把党委治校和教授治校两者结合起来，不能偏于一方 + +　　郭佐国说，关于党能不能领导学校，在我们西安医学院大家有两种看法：一部分同志认为党对领导学校是外行，学校党的领导人只知道机械的贯彻上级党委的指示，别人提出不同意见还被扣上反对领导的帽子。现在要领导大家向科学大进军，外行，更不能领导内行。因此，他们认为党委不能领导学校。另一部分同志认为党是可以领导学校的。他们以西医解放前的简陋情况和解放后的发展来对比，说明不是党的领导，学校就不会有这样大的变化和发展。郭佐国在介绍了上面两种看法之后说：教授治校和党委治校那个好呢?我认为现在学校里教授们虽不像解放前那样英美派、德日派等那样闹宗派，但会有本位主义。很多教授对参加会议不感兴趣，因此没有领导就很难协商在一起，让党委退出学校肯定要搞得很糟。但是如果党委还像过去那样，不从群众那里听取意见，不改变工作方法和作风也不能把学校领导好。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党委治校和教授治校二者的优点结合起来才好，不能偏于一方。 + +## 黄国璋说：党政合一在过去是必要的，现在就应该分开了。党委制可以保留，但不要一手包办 + +　　黄国璋说：过去几年学校党政合一是客观形势要求的，如果没有党的领导，知识分子改造、教学改革等重大运动是不可能进行的。但党政合一也产生许多缺点，最主要的就是所谓“三害”。现在，知识分子经过几年的教育，思想觉悟提高了，认识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据目前的新形势，党政就应该分开了。所以我的意见是保留党委制，但不要让党一手包办。苏联一个专家曾经说过，学校的行政会议主要应由系主任组成，这样才能为教学服务，但西安师院的行政会议不尊重系主任的意见，总务部门的权力太大，而他们又是外行，所以常给教学造成困难。另外，校务委员会的组织太庞大，最好再设一常务委员会。党委仅仅是起指导作用。为了避免党政合一，党委应设专职党委书记，不兼行政职务。 + +## 张同和主张设立校务委员会作为全校的最高领导机构，行政领导和业务领导应明确分工 + +　　张同和说，我不同意郭佐国所说的第一种意见，我认为党委领导学校是适当的。但必须要组织适当的领导机构，通过这个机构大胆依靠群众，发挥集体的力量，就能办好学校。 + +　　根据我院的情况，我认为行政院长与业务院长应明确分工，相互配合。设立校务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教务长、总务长和各教研组主任组成，作为全校最高领导机构，院长及各部门都在校务委员会总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另外我们还附设有医院，医院也应设立院务委员会，作为全院最高领导机构，院长也应在院务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这样才能发挥集体力量。在工作上应给教研组主任有一定的权力，如留助教，教研组主任对学生的情况掌握不少，如果教研组主任有权决定，对教师的培养是有好处的。因此在人事安排、教学和医疗等方面，都应该重视教研组主任的意见。 + +## 贾则复认为学校民主作风不够是三方面的主观主义造成的，解决的办法是组成“校代会”，以充分发扬民主 + +　　贾则复说，学校民主作风不够主要是主观主义造成的。他归纳了三个原因：(1)教育主管部门有主观主义，不了解实际，而却常常主观地作决定，下指示。教育领导上的这种主观主义作风也支持了和助长了学校领导上的主观主义。(2)学校领导上的主观主义，是由于对扩大教师不够了解，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别人的进步，过分相信党员的话。尤其是老党员，那怕说一句话，领导上都百分之百的相信，而民主党派人士的话，即使正确的意见也不被重视。(3)民主党派的成员和老教师都相信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发挥独立思考不够，把依靠党变成了依赖党。没有独立思考，同时也有顾虑，因而就形成了“一唱百和”，这样就更促成了学校领导上的主观主义。贾则复说，这三方面，学校领导本身的主观主义当然是最主要的原因。在谈到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时，他也提出了具体办法。他说，我的意见是可以组成包括教授、讲师、助教等在内的“校代会”，以充分发扬民主。它与院长的关系是：提出意见，如果院长不同意，不能否决，可以请示上级决定。党委是通过组织和院长进行工作，发挥作用。如果院长对党委的建议不同意，也可请示上级。 + +## 许继曾说：党是掌握政策的，不应干涉教学，党在这方面管得太多，今后党、政应该分开 + +　　许继曾认为党政分开是必要的。他说，党是掌握政策的，不应干涉教学，党过去在这方面管得太多了，如评薪定级，这是行政上的事情，党来作了；毕业生分配问题，应该是属于行政范围内的事，党也作了；其他如人事问题，非党员也不能过问。许多工作虽然征求系主任的意见，但系主任没有群众基础，不了解情况，未参加酝酿，提不出意见来，所以系主任的职权不能行使。今后党和政应该分家。 + +## 吴元训说：党委委员变成“官老爷”，高高在上，工作中怎能避免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呢？ + +　　吴元训以西安师院为例说，从师院党委领导学校工作的情况看，问题发生在党委对政策领会不深不透很有关，同时党委委员又都变成“官老爷”，高高在上，不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这样如何能贯彻政策呢！他们只是把上级交下的任务转一下手，硬交给行政去执行，表现得很不民主。院里四个院长都是党员，人事处长等领导也都是党委委员，开行政会议实际也就是开党委会，他们都不深入群众了解情况，这样处理工作怎能避免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呢?党委是这样，再往下就成了系秘书领导系主任了，他们是党员，但年纪轻，经验少，领导系里工作是有问题的。我认为学校还是需要有党的领导，但党委不是把所有工作都抓起来，有许多具体工作交给行政去做，党委跳开事务圈子就可保持清醒头脑，更深入了解情况，更好地进行思想工作和监督工作，系里的工作也应放手交给系主任去做。 + +## 耿启辉认为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应由老教师和学有场长的人来领导 + +　　耿启辉说，我认为党委是可以领导学校的。过去，因为“三害”未除，所以在领导高等学校工作中有许多问题。经过这次整风，党的领导就会大大提高，领导作风会大大改进。不过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应该主要是在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方面。在业务领导方面(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应由老教师和学有专长的人来领导。作到以上两点还不行，还应加强统战工作，使各民主党派在学校能发挥互相监督的作用。 + +## 侯宗濂说：要民主治校就要依靠老教授，经费使用和人事安排权都应交到系和教研组 + +　　侯宗濂说，根据我了解，西安医学院这几年实行的还是一长制，不是党委制。我个人认为学校决不能离开党的领导，这次整风，去掉“三害”以后，学校还应该加强党的领导。 + +　　过去党在领导学校工作中，主要的缺点是没有走群众路线，不够民主。今后要民主治校就要更多地依靠老教授，他们是爱护党和国家的，这几年，由于碰了几次钉子，使他们的积极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今后应该把职权下放给老教授，把经费使用和人事安排权都交到系和教研组。 + +　　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学校各级领导的办法，在日本和德国的一些学校中都采用过，我个人是赞成的，系主任、教研组主任都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但目前就实行还有困难，可以作为今后的方向。 + +　　我个人的体会，院长最好是党委委员，党外人士当院长有很多困难，因为有一些指示和情况不了解，党员也不给汇报，处理工作存在不少困难。我自己就顾虑当副院长，集中精力领导科学研究工作。 + +　　(按：以上发言摘要，由本报记者整理，整理后未及送发言人校阅，如有和原意不符之处，由整理者负责) + +　　（来源：《陕西日报》1957年6月4日。原题为：“党委在学校里不要包办一切/九三学社西安分社邀请高等院校负责人和教师座谈教授治校和党委制问题”。）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91.txt b/CCRD/1/3/2/00079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8cfbad8f8e8661691394f6c4fe6c03f8f9b3d4f --- /dev/null +++ b/CCRD/1/3/2/000791.txt @@ -0,0 +1,5 @@ +# 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负责制 + +　　本报讯 在高等教育部5月31日晚上举行的座谈会上，复旦大学陈望道校长说，复旦大学已取消了党委负责制，加强校务委员会，以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的最高领导机构。他认为这样容易发挥老教师的作用，使党与非党干部打成一片，把学校办好。陈望道校长并说，因为复旦大学在这方面比较有条件，中共上海市委也认为这个办法先在复旦实行较好。 + +　　（来源：《光明日报》1957年6月2日。原题为：“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负责制\加强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最高领导机构”。）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92.txt b/CCRD/1/3/2/00079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d65cb834e19cb3d13c700a8f83c63b4023f88ec --- /dev/null +++ b/CCRD/1/3/2/000792.txt @@ -0,0 +1,49 @@ +# 高校应否撤消党委制？农工民主党广州市委员会邀请高校成员座谈 + +　　<黄树全> + +　　本报讯 据农工民主党广州市委员会宣传组来稿：农工民主党广州市委员会于本月2日邀请在高等学校中任教的成员，座谈关于高等学校中的党委制问题。 + +## 很多教授认为党委制有毛病 + +　　究竟党委制有哪些毛病呢?到会的教授们认为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党委制变成党包办一切，未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第二，中共党委多数是“外行人”，难于做出成绩。华南师院地理系主任厉鼎勋说：学院的方针大计都是由党委作出决定，才交到行政会议上形式地讨论一番，使得一些非党的行政负责人有职、无权、有责。 + +　　工学院化工系主任康辛元说：党委制领导的毛病表现在，好些党委没有办学经验，对知识分子的特点不了解，对依靠谁去办好学校，思想上不明确。他们只会用打游击、搞运动，依靠党团员的片面汇报的办法去办学。这样，就使得党群关系不正常；其次，对高教部的方针、政策的原则指示，不能很好地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加以运用，往往只是教条主义地硬搬，硬贯彻。 + +　　农学院生物系主任王仲彦说：党委制实质上就是党委治校，党员治校。这种制度造成了党政不分，职权不明，民主受到压制，积极性无从发挥，妨碍了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的推进。 + +　　农学院老教授张农说：高等学校不是党校，不能用办党校的方法来办高等学校。不能让一些不懂业务，连文化水平也很低的人来领导这件工作。农学院教授罗浵鉴说，包办一切的党委制，使一些党外人士纵有强烈的当家作主的愿望，也得不到信任与支持。这样，怎能办好学校呢? + +## 康辛元等说：不能因噎废食，取消党委制 + +　　到会的人研究了今后在高等学校中应该如何领导问题。 + +　　康辛元说：党委制能不能够领导得好呢?是能够的。过去只是因为党委中有经验的人少，决定问题容易发生毛病。如果能吸收有办学经验的民主党派成员及一些老教授，共同研究与决定有关学校的方针、政策，就能够加强领导，克服“三害”。同时，院务委员会要扩大组织，多吸收一些人参加，并要从制度上保证它做到真正有职有权。党政分工明确了，就自然能办好学校。那些认为党委制过去有作用，而现在则不成的看法，是不对的。 + +　　罗浵鉴说：党委制有缺点，但不能因噎废食，予以取消。今天的问题是如何整掉党委领导上的“三个主义”，扩大民主，吸收民主党派成员与有经验的老教授参与领导工作，信任他们；另一方面，党委要加强业务学习，不能安于外行，更不要不懂装懂。 + +## 王仲彦等认为院务委员会应成为最高决策机关 + +　　王仲彦说，明确划分党政的职权范围是加强领导、办好学校的关键。院务委员会应该成为学校的最高决策机关，它有权推选院长。院长在院务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院务委员会应由党、政、工、团、民主党派中有办学经验的教授共同组成。党委方面，则全面负起师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加强对教工会和民主党派的领导，对行政的措施则起监督、推动和保证的作用。 + +　　廖秉真认为要实行院长全面负责制，一切行政工作应由行政系统去推动、执行。院长、教务长、系主任应以教授兼任为原则。这应该当成一个方向。党委在学校中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行政工作起监督、推动和保证的作用。 + +　　农学院副教授林协文说：现在的党委制必须适应情况的变化而加以改变。党与行政在学校中的关系应该是平行的，而不应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样，就可以避免包办代替，党政不分。中山大学讲师张鸾铃说：为了克服党委负责人过去关门研究问题的偏向，党委最好能全体参加到校委会去。 + +　　张农说：现在敌我矛盾已基本解决，应该是对专家教授放心、放手的时候了。过去党委包办一切，许多非党人士有职无权，潜力得不到很好的发挥。如果党委不管业务，党委便可多做些其他方面的工作，而非党的人士也有事可做。这样，“三害”就会大大减少。 + +## 厉鼎勋等认为要取消党委制 + +　　厉鼎勋和中医学院副教授盛展能都认为党委制要取消，要多依赖老教授来办好学校。他们都认为这是制度本身有问题，而不是人的问题。因为党委制就是党委包办一切；如果不包办，则不是现行的党委制了。他们说，有些人认为制度本身没有毛病，只是党委的个人作风不好和“外行”，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全国的高等学校都出现了党委包办一切的不很好的现象，难道在这些党委之中完全没有内行人，没有作风好的吗? + +## 徐燕千认为党委制可考虑改变但党不能退出学校 + +　　农学院副教授徐燕千认为党政的职权要划分清楚，制度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党委制已不能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适当地加以改变是可以的。但不能也不应由于党委领导干部存在一些毛病与缺点，就怀疑到党、团和民主党派是否应该在学校存在，甚至要党团和民主党派退出学校。只有校务委员会，而没有党、团和民主党派起组织上的保证作用，要办好学校是不可能的。 + +## 张鸾铃等不同意“教授治校”的提法 + +　　在座谈会上，大家还谈到关于教授治校的问题，许多人都不同意这个提法。王仲彦认为教授治校有这样的毛病：一、少数人治校，民主将得不到发扬；二、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的思想作风仍然浓厚，容易产生极端民主的倾向；三、影响教学任务与科学研究。厉鼎勋则认为依靠老教授办学，不等于说要教授治校。教授治校意味着少数人办学，不可能调动起各方面的积极力量。张鸾铃则认为今天应该提倡民主办校，而不应该提倡教授治校。 + +　　在座谈会上，好些教授还对目前高等学校机构臃肿，非生产性人员过多等现象提出了意见。 + +　　 来源：《南方日报》1957年6月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93.txt b/CCRD/1/3/2/00079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9edfedfead6ecaeff09c7367a581cf7bdbc2214 --- /dev/null +++ b/CCRD/1/3/2/000793.txt @@ -0,0 +1,19 @@ +# 行行都需要专家 + +　　<《人民日报》社论> + +　　自从“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提出以后，各企业各部门都有许多工作人员加倍努力钻研科学技术。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少单位中，这个口号被理解得十分狭窄。他们似乎不承认“科学”既包括基本科学，也包括技术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他们把科学局限在“技术”这个小圈子里，认为只有学习技术才是向科学进军。于是，许多做管理工作的人越来越对自己的工作不感兴趣，甚至坚决要求改行去做技术工作。 + +　　这种风气是不正常的。它会使得人们精力分散，纪律松弛，削弱对本身业务的关怀，妨碍业务水平的提高。目前我们工业企业和工业领导机关中有两种人员：一种是本来不懂得技术或者懂得一些但没有进行科学研究条件的；另一种是有钻研科学技术的能力，而由于工作的需要被分配做了管理工作的。对于前一种人无所谓“改行”的问题；对于后一种人应该按照具体情况，尽可能使他们继续钻研他们所熟悉的科学技术。一般担负企业管理工作的人员，应该努力使现在的业务管理水平，赶上生产发展的要求。无论是生产组织、财务、计划、统计、劳动工资、供应、销售等等工作，现在都还有不少的问题。从事这些工作的同志，要完成日常的任务，虽有不少人是相当熟练的，但是，要求有创造性地不断地改进工作，以至够得上称为精通本行业务的专家却是太少了。而另一方面，国家工业建设的发展，却是规模越来越大，任务越来越重，要求越来越高。这种客观形势迫切要求工业企业和工业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努力全面地提高业务管理水平。 + +　　在工业部门中，每一项管理工作都是不可缺少的。领导上不可能把所有愿意改行的人都调去做技术工作。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那么，为什么还有些人要求改行呢？ + +　　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目前在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工资等级和工资制度上存在着一些不够合理的地方。技术人员有晋级制度，经济人员却没有晋级制度。同样资历的人，做技术工作就提升得快，工资高；做管理工作就提升得慢，工资低。这种情况，就使某些人一心想往技术方面发展，而不安心于管理工作；再加上在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以后，有关的领导部门和企业又没有很好地领导这件工作，没有帮助大家正确领会向科学进军的涵义，没有注意或没有重视工资制度上的某些不合理现象所引起的思想波动。因此，有些人竟然不顾实际条件是否可能，一再要求领导上把他们调离本行的业务，为他们安排必要的学习条件。这种赶“热门”的偏向必须加以纠正。 + +　　目前为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各企业各部门必须动员所有的工作人员集中精力，搞好当前的工作；同时要使那些要求“改行”和追赶“热门”的人们搞通思想，安心工作下去。那些不安心于管理工作的同志们，应当认识，技术工作目前在我们的国家里虽有它特殊的重要性，但是，其他工作也并非不重要。至于说到工资级别的问题，那么，在目前，既不能简单地把技术人员的工资一律拉下来，也不能不顾国家的财力，一下子把管理人员的工资一起提上去。因此，希望对于工资级别有意见的人严格地要求自己，把个人的志愿、爱好同国家的利益统一起来，使这一切服从于国家的需要，而不是去斤斤计较职务的高低和工资的多少。 + +　　在我们的国家里，只要是有志学习、刻苦钻研的人，不论从事什么工作，总不会被埋没的。俗话说，行行出壮元。何况在新社会里，国家在每一行中都需要专家，只要自己力求上进，在任何岗位上都会获得成就。在各种不同岗位上工作的人都应该培植自己对自己职业的热爱，下定决心，精通本行的业务。 + +　　我们希望在工业企业和工业管理机关中掀起一个与实际工作密切结合的业余学习高潮，希望“向科学进军”这个口号成为动员一切工作人员前进的力量，希望热爱本行、力求精通本行业务成为普遍的风气。这对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对于全面提高工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将会发生很好的作用。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2月1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95.txt b/CCRD/1/3/2/00079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4088d5200818071a47a4217fbd0d153caf03035 --- /dev/null +++ b/CCRD/1/3/2/000795.txt @@ -0,0 +1,21 @@ +# 广州中山大学继续大“鸣”大“放”学生批评的锋芒指向前任党委书记龙潜 + +　　<《内部参考》> + +　　新华社广州10日电　广州中山大学从2日开始张贴大字报。最初形势发展缓慢，近两三天大字报的数目骤然增多。学校党委也在省委指示下，从最初不主张放手发动而转为积极领导。8日下午召开了学生代表大会，讨论如何做到整风与学习两不误。大多数学生赞成两不误，不停课，不停考，并决定各系可根据具体情况减轻功课的负担。学校的党团员也从最初的等待观望而积极投入运动中。 + +　　从已贴出的一百七、八十张大字报(省委材料说有四百张)的内容看来，批评的锋芒都是针对学校的“三害”。过于露骨的反动言论极少，而且开始时便受到有力的反驳。 + +　　（最使学生不满的是前任党委书记龙潜的问题(龙潜现任中央高等教育部某司司长)有相当数量的大字报都集中指向龙潜。题为“龙宫秘史”和“官官相护”等大字报揭露龙潜是贪污犯、盗窃犯、杀人犯。） + +　　大字报说龙潜在肃反中曾粗暴无礼地指责某些人是反革命分子，而且横加追问。一位叫刘雪明的女同志，因不堪其折磨而跳楼目杀，这是杀人犯罪名的来源。 + +　　（贪污犯、盗窃犯是因为龙潜在离开中大时将自己一部分无用的书籍利用职权强卖给学校图书馆，拿了二千三百多元人民币。而这些书90％对图书馆是无用的。在肃反中龙曾混水摸鱼窃走了当时被当作反革命分子赶出学校的曾思涛医家中的古玩、花瓶等贵重器皿。在工资改革之前龙曾私自命令总务长给他加薪，总务长力争无效，最后只好给他加了(加多少不知)。） + +　　大字报还说龙潜遗妻弃子。这些事实揭露出来之后，引起许多同学的愤慨，要求通电中央，即把龙潜调回学校参加整风，给与龙潜以法律制裁。 + +　　大“鸣”大“放”中值得注意的是，学校民主墙上曾出现过由周中坚等三人签名的给哥穆尔卡的公开信和到北京请愿，向波兰学习的大字报。信的内容：一、同情哥穆尔卡的遭遇，由于哥穆尔卡重新走上领导山岗位，使作者愈益相信这个真理，即压制人民的总有一天被人民撤换，而关心人民疾苦的人，始终受到人民的拥护；二、波兰人民铲除了斯大林时代的一切坏东西，争取到真正的民主，由波兰开辟的道路，作者认为是全人类的方向；三、赞扬波兰的一些改革工作；四、波兰以前的缺点，在中国也存在，中国青年应向波兰青年学习，为消灭一切丑恶现象，为真正的民主自由而斗争！ + +　　这封公开信和呼吁到北京请愿书贴出后，第二天就有十几张大字报反对到北京请愿，并批评公开信中的不正确的观点，并要求作者答辩。这十几张大字报拥有许多拥护者。有的有十几人签名。历史系的一张有四十多人签名。 + +　　 ----来源：1957年6月14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97.txt b/CCRD/1/3/2/00079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3215fd4be49b59ccbbf06b868ef0d6f481c507a --- /dev/null +++ b/CCRD/1/3/2/000797.txt @@ -0,0 +1,21 @@ +# 武大学生关于胡风问题的辩论 + +　　<新华社记者　方堤、孙玉昌> + +　　新华社武汉4日讯　2日晚上7时到11时，武汉大学学生进行了一次关于“胡风集团是不是反革命集团”的辩论。这次辩论会是中文系四年级学生主办的。参加会的有校内各系学生约两千多人(估计数字)，其中包括有几十名外校代表。 + +　　主席宣布开会时说：主办这次辩论会，目的是要大家一起来弄清胡风和胡风集团的问题。他说，讨论这个问题是有全国性的意义的。因为反胡风运动是几年来国内的一个重大事件，而这个运动又直接影响到接着在全国范围开展的肃反运动。这位主席还说：北大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已创造出很多成功的经验，应该向他们学习；但他们有些作法也是不好的，如在争论中扣大帽子等，我们不采取这些作法。 + +　　几天前(即5月29日)，武大出现了一张“胡风到底是不是反革命分子？所谓胡风集团到底是不是反革命集团”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是一个署名“生物系一研究生”的人写的。他在这张大字报里表述了自己的看法，即胡风集团不能算是反革命集团，而胡本人也不能算是反革命。他说：从公布的有关文件看，胡集团中有些人是有历史问题的，但历史问题终究不能当作政治问题来看待。胡风等有些言论、观点和某些党员作家不同，对文艺界领导牢骚满腹，但许多地方还是有原因、有道理的。胡向党中央提出的意见书中，也有许多地方符合于现在“百花齐放”的方针。从他们的信件中，也看不出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和与帝国主义有什么联系，很难说他们是反革命集团。许多人批判所谓“胡风分子”的作品时，剪头除尾，断章取义，抓到几个字眼，动不动就扣一顶“反动”帽子，但没有什么说服力。他还说：如果胡本人不是反革命分子，胡集团不是反革命集团，那就是党中央对党外作家有宗派主义。他又说：在肃反运动中，这类问题是无人敢提的，否则，就会像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吕莹一样，为胡风说几句话就成了“胡风分子”。他接着提出了三个问题，要求大家讨论：(一)胡等过去有历史问题，但也是有进步一面的非党作家，他们对党不满，有牢骚情绪，有自己的见解，但并未与外国勾结(从已公布材料看)，能不能算是反革命？(二)党中央在发动这个运动中，是不是偏听了党员作家的话，而打击党外作家，以维护党员作家的领导地位？(三)如胡等不是反革命，那党中央要恢复他们的名誉，就得深入检查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及其不良的影响；如他们是反革命，也要尽快公布处理结果，以平民愤。 + +　　这个研究生是武大第一个公开提出要讨论胡风问题的。在中文系四年级主办的辩论会上，他也参加了辩论，是会上第二个发言的人。我们到这时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刘岱岳。他在会上没有谈出什么新的东西，只是重复了一些大字报中的意见，并表示同意第一个发言人的意见。 + +　　第一个发言的人叫莫绍裘，是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也是辩论会的主持人之一。他的发言分四个问题：历史的回顾；集团剖析；辩证法还是诡辩术；一个结论，两点疑问。他在第一个问题里，简略地叙述了1935年—1945年—1952年，胡风曾先后三次和周扬、林默涵、何其芳争论过文艺上的一些问题，表示了他自己对这些争论的看法。看来，发言者的原意是要说明胡风和周扬等同志之间的隔阂是由来已久的，借以说明他们之间有宗派，但他讲得比较含混，逻辑很不明晰。在第二个问题中，他分析了胡风、阿垅、绿原、张忠晓、路翎等人的情况。认为前三人历史上有问题，但不足以说明是反革命，因为这些人解放后并没有有计划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从公布的信件中暴露出来的事实只能说明他们有宗派主义，但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对于张、路等人，他认为，已有事实只能肯定他们对社会主义有敌对情绪，但有敌对情绪的人不能说就是反革命。他论证说，毛主席讲话中谈到五百万知识分子中，约有10％是对社会主义怀疑甚至敌对的，但这些人并不是敌人，他认为张、路等就是属于这类人。他说他不同意一种说法，即把批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作为胡等反革命的论据。他说：毛主席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也可以批评吗？既然马克思主义都能批评，那毛主席的著作为什么就不能批评？总之在第二个问题里，他的结论是：胡风的确有个集团，他们在文艺问题上有自己的看法，但这不能构成反革命的罪名。在谈第三个问题时，他说：辩证法的基本一点，是一切以时间地点为转移，因此他认为，如果胡风是反革命，他就不会向中央提出建议书，当时这样作对他不利难道他不清楚吗？他这样傻吗？他接着分析了人民日报编者按(指对胡风信件的编者按)，认为那些按语有好的作用(提高警惕性)，但也有坏的作用(助长了教条主义，和以个人代表党等)。他说，有些按语和有些批判胡风分子的文章，没有辩证法的观点，而是在诡辩。他说，难道胡风他们对周扬、何其芳等不满，就能够说他们对党不满吗？如果是这样，谁还敢说党员的不是呢？可是，这种错误的观点却起了很坏的影响，以致在后来的肃反运动中，把一些对某些党员有意见的人，也当成反革命对待了。“你反对党员，就是反对党”，这不是诡辩是什么呢？他又说：前武汉作协副主席俞林在批判所谓胡风分子王采时，抓着王采在1948年一首诗中的一句“蠢猪也想用原子弹”，就说王采不可能是骂美国，而是骂苏联，因此有反苏罪行。但实际上，苏联在那时并没有宣布他们有原子弹，这怎么能令人信服？在谈到结论，即第四个问题时，莫绍裘说，现在能作的结论是：胡风集团不是反革命集团，他的成员也不是反革命分子。他们并不是要动摇党对文艺的领导，而只是要动摇文艺领导上的机械论，教条主义。他提出的两点疑问是：(一)党中央在搞胡风问题时，是否犯了宗派主义？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是否受了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论点的影响？(二)事件发生已经有两年，有关问题应该调查清楚了，但为什么还不向人民作交代？胡风是人民代表，对他的处理情况不向人民交代是不是符合宪法精神？ + +　　莫绍裘的发言时间占得最长，看来也是在所有发言人中准备得较充分的。他讲完后，刘岱岳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在刘岱岳后发言的是法律系四年级学生庄木林。庄企图反驳莫的意见，但没有成功。庄说他从法律观点来看，胡风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是无疑的。他说，以推翻革命政权为目的的，就是反革命，而胡风是有这种目的的。为了证明这点，他说逮捕胡风时，曾搜出他藏有蒋介石赠的宝剑和国民党旗。难道这还不是明显的证据吗？但是，立即有好几个人写条子，问他剑和旗的材料是那里来的。他回答说是内部材料，是老师在班上讲的。然后，他还读了些关于胡风、绿原等的罪证，都是公布过的材料，但他并未把莫的论点驳倒。而法律系四年级学生杨智立即又来反驳他了。他说他也是学法律的，也是从法律观点来看胡风问题的，但他却不同意庄的结论。他认为胡风集团不是反革命集团。他说，刚才庄谈了胡风、阿垅的历史，说他们过去是国民党军官，作过反共反人民的事，因此断定他们的集团就是反革命集团。他说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政协、人民代表大会成员中都有国民党军官，他们过去也作过反共反人民的事，难道能说政协、人民代表大会也是反革命集团吗？他还说，绿原参加过特务组织，但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这不是说共产党也是反革命政党吗？(这时，会场有人说：这是胡闹。)在发言中，杨还否认剑和旗的事是法律系老师讲的，他说：我们是同系以同班，但我没有听到老师说过这事。他问：既然是内部材料，又怎么能在(42)班上来讲？杨讲完后，法律系四年级学生吴风灵接着发言。吴发言很激烈。他说：胡风集团是反革命集团，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有反革命动机，还在于他们已有反革命行动。他问：难道参加过中美合作所，杀过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绿原，还不能算是反革命吗？作过国民党军校教官、为蒋介石剿共表示信心的阿垅还不是反革命吗？盗窃党内材料给胡风的胡风分子不是反革命吗？作过剿共政治工作、解放后继续敌视党的胡风难道还不是反革命吗？(这时，有很多人写条子送到主席台去)他还证明了庄说的宝剑和旗的事的确有老师说过。他说，杨智当然没有听到过，因他那时还没有和我们合班。当他讲完后，主席宣布说，刚才有许多同学写条子来，要求发言时多讲事实，感情不要激动，希望大家注意。 + +　　以后还有好几个人讲了话，包括华中师范学院和商业干部学校来的两个学生。这些人的发言大都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只中文系三年级刘叶超的发言是值得一提的。他挥着拳头非常激动地讲了很短的一段话，大意是：我不懂法律，我的良心就是法律！两年来有话也不敢说，现在我们都要把话说出来！过去说胡风搞挖心战，为什么现在很多东西都跟他作？胡风的“刀子”我们不是也拿出来用了吗？请看：他过去反机械论，我们现在也在反对；他提倡同仁办刊物，现在也就有了这种刊物。文艺上的争论是自然的事。郭沫若反对过鲁迅，能不能说郭是反革命？我说胡风是争鸣的先锋，历史会证实这点的！ + +　　辩论会开到十一时结束。主席宣布说：因为还有人要求发言，他们将考虑另找时间继续辩论。 + +　　 ---- 原载1957年6月7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798.txt b/CCRD/1/3/2/00079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c7e0f54fa344ad10d6a17bfc0d642fd546e0ea1 --- /dev/null +++ b/CCRD/1/3/2/000798.txt @@ -0,0 +1,45 @@ +# 北京各高等院校最近“鸣”、“放”情况 + +　　<新华社记者　朱彬> + +　　新华社北京3日讯　上周五以来，北京航空、工艺美术、北大等校已转到专题处理和教师座谈。人大、清华、北医、师大等校学生们的“鸣”、“放”仍在继续中。过去一直没有动的林业、农大等到校从30日起开始有大字报出现。 + +　　在上周五到星期日八个主要大学里有如下几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 +## 师大学生“为教育鸣不平” + +　　师范大学昨天下午二时在城内大礼堂举行“为教育鸣不平”的论坛，这个由化四、化三的学生发起的会除了师大的学生参加外，还有男一中、二中、二十二中，女四中、五中以及太保小学的教员参加(每校一两人)。这个会开得比较平静，没有提出什么特殊要求。会上谈了如下几个问题：1、社会上看不起师范学校，也看不起中小学教员。2、中小学教员的负担重而工资低。3、幼儿教育不受重视。发言的人材料不多，会议开到一半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都自动退出了。 + +## 北大还有余波 + +　　北大“百花社”中有五人在2日上午带了二千多份宣传品去天津南开大学宣传，其中有百花社的宣言：“是时候了”、“疯子的话”。 + +　　（在北大还有一张大学报，说胡耀邦曾向学生谈现在家很难当，有人要毛主席下台，高级干部有90％以上的人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抵触情绪。这个大字报贴出后，有些人怀疑党内不团结，闹宗派主义。在5月30日还有一张大字报说，接到天津南开大学来信南开大学曾接到北大一封信，信中说北大乱得很，已被反革命控制了。信后呼吁同学们派一个宣传组去支援南开。） + +## 林希翎开始转变话题 + +　　人大学生林希翎在6月1日到人大西郊去演讲，有二十多个人自始至终的跟随保护她。1日她的演说和过去有所不同，已经被批判了的观点她已不再谈，如永远对现实不满，肃反扩大化的问题，胡风问题等。但增加了一些和青年学生生活有关的问题。如学生生活强调集体活动，每天时间都给排得满满的，束缚了青年人的思想。她还抓住了人大学生和教师揭发出的一些事件为例，批评党的宗派主义。最后，她谈到整风的问题。她认为有些中级干部思想不通，整风是大家帮助党挽救危机，如果不整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她又说帮助党整风最好的办法就是控诉会，因为控诉会最能激起人的仇恨，可使整风深入。这次听她演讲的有二千人。有些党员认为她的演说都是事实，不好反驳。 + +## 李雅春认为工人和农民现在是两个对抗性的阶级 + +　　人大历史系一年级的学生李雅春，曾以“哭声”为名写大字报，1日也在论坛上发表了演说，他的主要论点有三：1、党和国家的关系。他认为阶级仍旧存在，一个是工人阶级，一个是农民阶级，任何一个政党都只能代表一个阶级，都有局限性。而国家是全体人民的，一个党当政只能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而忽视别的阶级(主要指农民)的利益，如统购统销，棉粮分配。他又说：两个非对抗性的阶级进城后成了对抗性的关系，这是党的危机，解决的办法，就是竞选。因为竞选时就要提出自己的政纲，要获得多数人的拥护。这样可避免一党独裁，垄断的偏向。参加竞选的要是各党派的优秀分子，各党派都有权参加。另一个办法是百家争鸣。2、共产党和各党派的活动经费不应由国家开支。一个党派只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为一个阶级服务，代表那一个阶级的，经费就由那一个阶级去出。3、开放禁书。 + +## 朱启贤认为现在连秦始皇时代都不如 + +　　师大中文系教授朱启贤，在一个座谈会上说：整风除三害的目的是要人民做主，群众克服作客思想，由作客而变为作主人。整风不能自己领导整自己，如果是这样，就像巴金的“家”里的五老爷跪在地上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他又说听说罗隆基建议成立检查小组，检查历次运动中被斗的问题，以此为据，他认为师大也应成立一个检查组。他认为过去历次运动把人整垮，整服，整的半死不活，整的科学也不能前进，这次得奖的主要科学研究成就都是在国外完成的。他认为把人整成如此半死不活应由共产党负责。又说秦始皇时代人民敢怒而不敢言，而现在人民是不敢怒也不敢言。他在发言中又提出要改组师大教学。 + +## 王云亭要做一个不接受任何人命令的自由人 + +　　北京师范学院副教授王云亭在一个座谈会上也说要自由、要民主，这个自由就是要成为一个我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人，做一个不接受任何人命令的人。他说解放了几年实际上没有解放，在这个会上讲话才是首次感到解放。他说这个问题要党解决，如果本单位的党组织不能解决，就要上书党中央、毛主席，如果还不能解决，就要去外国大使馆向全世界呼吁，拼我这一百多斤的老命。 + +　　以上这两人的发言都还没有遭到反驳。 + +## 北医学生经过讨论后认为卫生系仍有存在必要 + +　　北京医学院卫生系三年级学生在2日举行大会，原计划想讨论取消卫生系，但讨论结果与此相反，因为在外面实习的学生回来参加了这个会，他们以自己的实际体验说明国家须要卫生系，而问题在于卫生部只重视治疗不重视预防工作，因此使过去卫生系的毕业生不能在预防疾病的工作上发挥作用。他们还建议卫生部延长他们的实习时间，充实卫生系专业理论课的内容，要求国务院发卫生医士证明书。改善预防工作的设备房屋条件，在实习期内发工资。 + +## 外语学院的党员认为自己像失掉母亲的孤儿 + +　　外语学院的党员因群众的压力大，苦恼得很。有些群众逼他们发言，特别是关于肃反问题，他们不发言，有些群众就把纸条贴在他们背上，有的把字条硬塞进党员的口袋里去，有的写大字报贴在党员的宿舍门上。责问党员为什么不发言。有些党员认为党委坐在上面看住党员受窘，只交待一条界线两条原则太不具体了。把党员放在大海里考验，以后再整党员。他们认为党组织在运动中已不起作用。现在的党员就像失掉母亲的孤儿，像被击溃了的分散活动的游击队员。他们提出如果党委再保持这样的态度，他们就不“鸣”了。 + +　　 ---- 原载1957年6月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03.txt b/CCRD/1/3/2/0008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4cb24e7ed66f48f8e966326b252085c08f030f4 --- /dev/null +++ b/CCRD/1/3/2/000803.txt @@ -0,0 +1,15 @@ +# 人民代表在视察成都高等学校后批评有些党员缺乏民主作风 + +　　<新华社> + +　　新华社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马哲民、朱君允从１２月１日到２４日视察了西安市和成都市的高等教育工作。他们对记者谈了视察后的感想和建议。 + +　　他们认为，在成都的一些高等学校中，民主党派虽然对团结知识分子起了一定作用，但工作还不够活跃，教师中的共产党员和群众的关系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除了民主党派成员本身应积极发挥作用以外，共产党员也应该加强同非党群众的联系。有些共产党员还缺乏民主作风，缺乏自我批评精神，在接受旁人意见时不够虚心。有些学校的民主党派工作没有得到学校中共党委的领导和关心。 + +　　他们认为，西安和成都地区的高等教育今年都有一定的发展，两地都新建了一些学校，新的专业课程和学生数量也有增加。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亟待纠正的缺点。例如，许多学校没有注意给予教师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也没有注意很好利用原有的设备。他们建议，这些学校应该充分发挥原有图书仪器的设备利用率，根除积压和浪费现象；同时，有关部门也应该适当增加一些进行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书籍和仪器。他们还建议，由于目前学校师资比较缺乏，除了应该在学校中培养新生力量外，还应该注意发挥老教师的专长，推动他们的积极性。他们认为，许多学校的领导人对老教师政治上和生活上关心多，但对发挥他们的专长，使他们能做更多的事这一点没有充分注意。 + +　　他们还认为，“百家争鸣”的方针已经大大鼓舞了教师们从事科学研究的积极性。但是，有些学校学术上的自由讨论还不够开展，例如有的学校的教研室非要教师讲统一的意见不可，有些教师不能在讲大家的意见之后，同时讲解自己的看法。 + +　　马哲民、朱君允还认为，现在学校中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不够密切，彼此了解不够。他们建议，学校除应该减轻学生过重负担外，还应该教育学生多主动接近教师，这对学生和教师都有很多好处。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1月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04.txt b/CCRD/1/3/2/0008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cf44c486a44c69b2349452751ba9558c4840223 --- /dev/null +++ b/CCRD/1/3/2/000804.txt @@ -0,0 +1,81 @@ +# 关于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的一些问题 + +　　<关锋> + +　　目前哲学界，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有一些重要问题的争论。这些问题大都是由于生活、科学向前发展要求辩证法向前发展而提出来的。因此，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是迫切需要的，极为有益的。但是，也有的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已解决了的；当然，既然有了意见分歧，就需要进行研究和讨论，克服意见分歧。 + +## 关于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规律 + +## （一） 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现象有无同一性（即统一性）？ + +　　“简明哲学辞典”中说：“有时，有些人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原理应用于一些根本对立的现象。例如：一些人说，和平和战争是同一的；另一些人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同一的，等等。这样简单地理解同一性其实就是滥用黑格尔的术语，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者格外热中于这种做法。象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和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 + +　　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现象有无同一性？这涉及到了对于“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这一规律基本内容的理解。 + +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同一性的原理揭示的是：矛盾着、对立着的两方面，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结的；并且，在一定条件下两方面的地位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把这种情形，叫做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存或互相联结，都是一个意思。矛盾的这种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这个原理，在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和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中讲得非常清楚。 + +　　矛盾的两方面可以说都是根本对立（即斗争性是绝对的）和互相排斥的。如果不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怎么形成矛盾呢？然而它们又是同一的，如果没有同一性，即不互相联结，它们又怎样斗争呢？例如战争和石头，它们之间没有同一性，即不互相联结，也不能相互转化；因而它们之间也无所谓相互排斥和斗争，即不成其为矛盾。“辞典”编者所说的“根本对立的现象”乃是指的同一事物的两极。然而，它们也是有同一性的。例如生和死，“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就不见”。恩格斯说过：“今天，不把死亡看作生命的重要因素、不了解生命的否定实质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是科学的了。”“死亡总是以胚胎形式包含在生命中。”“……生理学说明，死亡并不是一种突然的、倏忽完成的事件，而是一种延续的过程。”“在每一瞬间，它（指有机体——引者注）的机体的一些细胞死亡着，而别一些新的细胞则又产生着。”很显然，这是说生和死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同一性。又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它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相互对抗的两阶级。但是它们之间也有着同一性：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并且它们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地位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如果它们互相隔绝，没有同一性，不共同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千丝万缕的经济、政治联系，怎么互相斗争呢？战争与和平也是这样。战争与和平可以相互转化。并且，同样是没有战争这一方，就没有和平那一方；社会上根本没有战争的现象，也就没有现在意义下的“和平”，将来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之后，根本消灭了战争现象，“和平”这个概念的内涵也要发生根本变化。一切根本对立的现象都是如此，例如专政和民主、祸和福、害和利等等。 + +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承认事物的相对的稳定性，以便和诡辩论、相对主义区别开来；又一方面承认事物矛盾运动的绝对性，以便和形而上学区别开来。 + +　　形而上学把同一了解为没有矛盾的死板的同一，没有变化的永远的同一。他们的思维公式是：“是——是，否——否”，斗争就不能有同一，同一就不能有斗争。否认“同一物”内部有矛盾；否认矛盾着的双方具有同一性，都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对立面的统一”这个术语，在黑格尔那里有调和矛盾的意思；因此有人主张不用这个术语，恐怕和黑格尔调和矛盾的思想混淆起来。其实，问题不在于术语，而在于实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对立面的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这就和黑格尔调和矛盾的思想、和“均衡论”严格区别了开来。 + +　　（去年“哲学研究”第二期“对‘矛盾的同一性’的一点意见”一文，对于“认为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现象没有同一性”的观点，提出了正确的批评。目前对这个问题，哲学研究者中还存在着意见分歧；并且，这个问题和作为辩证法核心的规律的表述，是直接关连的：如有的把这个规律称为“对立面的统一”，有的称为“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也还有的称为“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作者认为，这个问题虽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已解决了的，但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彻底批判对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的歪曲。在批评否认矛盾的同一性这种倾向的时候，当然也要注意防止片面强调同一性而忽视斗争性的另一种倾向。） + +## （二） 对抗和非对抗及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问题 + +　　我国学术界对我国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矛盾的性质是对抗的还是非对抗的，已经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里牵涉到几个哲学理论的问题，即：（１）什么是对抗？什么是对抗性的矛盾？对抗的斗争形式是否就是矛盾的对抗性？（２）在社会中，矛盾的对抗（或矛盾的对抗性）是由什么决定的？（３）矛盾的对抗和非对抗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原理是不是普遍的？ + +　　苏联哲学界正在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没有对抗性矛盾因素的问题。茨·斯捷潘年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及其克服的途径”论文（译文载“学习译丛”１９５５年第十期）中，批判了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任何对抗性矛盾因素的观点。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主要的和决定性的特点是：矛盾的非对抗性。但是，在两个阵营斗争环境中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就会有对抗性现象存在。对于盗窃公共财产的人、对于渗入我们社会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对间谍和叛变祖国行为所进行的斗争，就具有对抗性。尔·柯干、伊·格拉祖诺夫对上述论点表示赞成（译文载“学习译丛”１９５６年第四期）。他们对斯捷潘年的论点作了一些发挥，主要的是：同我们敌对的人是不能代表国内任何一个社会集团的利益的，和这些人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但是和忠诚于社会主义祖国而带有资本主义思想残余的人们的矛盾却不是对抗性的。 + +　　（在实际生活中区别什么是对抗性的矛盾，什么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这是有意义的；但看来更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的是阐明对抗和非对抗怎样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克服在这个问题上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把对抗和非对抗的区别绝对化，认为对抗就是对抗，非对抗就是非对抗，既不可能包含其反面的性质，也不可能转化为其反面，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们不能根据主观愿望来决定对某个问题用对抗或非对抗的形式来解决。但是，在阶级社会里，我们可以掌握对抗和非对抗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规律性，从而确定灵活的阶级斗争策略，团结可以团结的一切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人；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也可以根据客观规律来准备各种条件，使得本来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不至于转化为对抗，或者使某些对抗性的因素能够用非对抗的形式来解决。我们需要联系实际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 +## （三） 主要矛盾和中心环节 + +　　有些同志认为：既然主要矛盾“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次要矛盾处于“服从的地位”，那么，主要矛盾就是工作中的中心环节。抓中心环节就是要抓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持这种意见的同志还认为：在农业合作化高潮前后，农业合作化是工作中的中心环节，因而就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发展在一定阶段上的具体的主要矛盾。 + +　　另一些同志认为：中心环节可能就是主要矛盾，但不一定就是主要矛盾；它也可能是主要矛盾的一方面，可能是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当然每一时期的中心环节都是围绕解决主要矛盾的。他们认为，工作中的中心环节是由过程诸矛盾的发展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所形成的对于解决主要矛盾具有决定性的一环。 + +　　（过去，一般认为中心环节就是事物的本质联系。这当然是对的。但过于笼统，还难以具体指导人们在工作中去掌握中心环节。因此，作者认为：从事物的内部矛盾分析研究中心环节，是非常必要的。目前这一讨论还没有深入，需要哲学工作者和实际工作的领导者大力进行研究。） + +## 关于由量变到质变转化规律 + +## （四） 飞跃的基本形式是否只有两种？ + +　　（自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问世以后，哲学界公认飞跃有两种基本形式，即爆发式的飞跃和逐渐性的飞跃（或表述为非爆发性的飞跃）。今年我国哲学界有人提出一种新的见解，认为：有一种飞跃形式（例如水结冰），既非逐渐性的，也非爆发式的；飞跃有两种基本形式的说法，对于现实的飞跃的特点，并不能作全面的确切的概括。因此提出飞跃有三种基本形式，即：爆发、逐渐、突然。有些同志反对这种意见，其主要理由是：所谓爆发性的飞跃，即经过新的一方对旧的一方实行一次决定性的打击而实现的飞跃，“突然”式的飞跃自应归入爆发飞跃的类型，提出第三种飞跃形式是多余的。作者认为：后一种意见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但是，爆发式飞跃的原来的定义是否可以重新考虑呢？飞跃有三种基本形式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把突然而非“爆发”的飞跃作为一种基本形式，把爆发式的飞跃理解为名副其实的“爆炸”，是不是更能精确地反映现实呢？当然，飞跃有三种基本形式的意见能够成立的话，也需要进一步研究“逐渐”和“突然”、“突然”和“爆发”的相同和不同之点，以及形成这种种飞跃形式的事物内部矛盾和外部条件。） + +## （五） 逐渐性飞跃有没有量变阶段作准备？ + +　　有些同志认为：逐渐性飞跃没有量变准备阶段，即没有量变、质变的分明界限，量变和质变在整个事物发展过程（飞跃）中交错在一起。我国的农业合作化的过程就是这样。 + +　　有些同志反对这种意见。认为任何质变都有其量变准备阶段，逐渐性的飞跃也不能例外。当然量变也包含有质变的要素，量变阶段中也有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或衰老；量变也是新旧斗争，不这样是不可能的。但这种变化达到它的“关节点”、“转变点”才引起飞跃，事物的质的规定性才发生根本变化。我国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就是一个新质要素的出现，从这个村庄来说就是飞跃，并且也有它自己的量变准备阶段；但从全国范围来说，当合作社还是个别的少量的时候，则是量变，不是质变，即小农经济的农村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合作化高潮到来，即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的集体农业经济飞跃的开始；以前是量变准备阶段，这个飞跃是由党和国家的全部经济工作，政治工作准备好了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有类似的情形。作者认为这种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前一种意见必然引到对由量变到质变转化规律难以理解的地步：似乎量变阶段没有质变的要素，只是抽象的“数”在变；而有了质变的要素，不管量大小就是质变，而不是量变。显然，这样一来，对于量和质的关系的理解，就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泥坑。 + +　　由以上两种不同的观点，很自然地引出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从何时开始飞跃的争论。持前一种意见的人，认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是飞跃的开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过渡时期终结则是飞跃的完成；而量变则交错在整个过程中。持第二种意见的同志认为：（一）从整个人类历史看来，过渡时期是一个大飞跃；即所谓“由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它是由阶级社会历史的变化准备好了的。（二）但是从过渡时期本身看来，它也有自己的量变阶段。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是质变的开始；以前是量变。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化也有其量变和质变阶段。（也有人认为：合作社最后取消土地分红，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最后取消资本家的定息，才是质变；高潮到来并不是飞跃、质变的开始。作者认为，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 + +　　（还有些同志，基本同意上述第二种意见；但认为量变质变交错在一起，不能划分量变、质变阶段的情形也是有的，如从猿到人的转化、露天的水慢慢蒸发。这确是值得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 + +## （六） 社会制度的爆发式飞跃和逐渐性飞跃，基本特征是什么？ + +　　有些同志认为：社会制度中的爆发式飞跃的基本特征是推翻现存政权、建立新政权；逐渐性的飞跃的基本特征是由现存政权自上而下的主动进行和群众自下而上的支持实现的。因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土地改革，苏联当年在农业全盘集体化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都是逐渐性的飞跃，而不是爆发。 + +　　还有些同志认为推翻现存政权、建立新政权并不是社会制度中爆发式飞跃的基本特征；现存政权的自上而下的主动进行也不是逐渐飞跃的基本特征。这两种飞跃形式的根本区别在于是经过一次决定性的打击实现的，还是逐渐实现的。从而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土地改革、苏联的消灭富农阶级，都是爆发式的飞跃。作者认为上述两种飞跃、还有其他类似的飞跃，说是爆发式的或逐渐的都不太确切；是否可以考虑社会制度的飞跃有爆发、逐渐、突然三种形式呢？当然，对现实的研究应该注意：现实比理论更丰富；就是把飞跃的形式概括成三种，也不能包括现实中各种飞跃的一切特点。因此，绝不能以任何公式硬套。 + +　　也有的同志认为武装斗争是社会制度的爆发飞跃的基本特征。由此断定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从１９２５年北伐战争开始了飞跃（从五四运动起是它的量变准备阶段），这个飞跃是爆发性的，长期的，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基本上完成。 + +　　（很多同志反对这种意见。他们认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的飞跃是从１９４７年开始的。其理由是，这时达到了一个转折点，即二十年来蒋介石王朝由发生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是我国人民将革命的车轮推向胜利、将反革命的车轮扭转使之走向复灭的转折点。正是从这个转折点开始，革命形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由于中国的历史特点，在量变阶段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即：有一连串的小的局部的爆发式飞跃。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从局部说来就是一个爆发式的飞跃；但从全局看来还是量变而不是质变。因为整个革命形势、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没有根本变化；我们的工作路线，还是在农村长期积蓄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准备夺取全国胜利，而不是把力量投入决战。作者就是持这种意见的，认为前一种意见说不通，一个事物的质变不能比它的量变阶段还长；而且与我党长期以农村包围城市、从夺取一个阵地到另一个阵地、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是不符合的。） + +## 关于否定的否定规律 + +## （七） 螺旋型的上升运动是不是否定的否定规律的基本内容？ + +　　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小册子发表后，苏联哲学界一般认为否定的否定不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并认为否定的否定是黑格尔的术语，斯大林把它抛弃，将其积极内容概括在辩证法的第二和第三个基本特征中了。我国哲学界，也大都持这种观点。近两年来，苏联哲学界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判。现在似乎没有人否认否定的否定是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规律了。争论转到了螺旋型的上升运动（即在更高基础上重复已经阶段的某些特征）是不是否定的否定规律的基本内容。 + +　　有些同志认为不是。螺旋型的上升运动、第三阶段在更高基础重复第一阶段的某些特征，只是某些现象如此，并不是普遍的。例如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封建社会重复原始社会的那些特征呢？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重复奴隶社会的那些特征呢？（这样例子有许多）因此，这个规律只是否定再否定，或表述为：“否定的否定的否定……”，或即称为否定的规律。 + +　　有些同志反对这种意见。认为螺旋型的上升运动、第三阶段在更高基础上重复第一阶段的某些特征，是这一规律的基本内容。事物发展的全过程是正、反、合三阶段。恩格斯和列宁都是这样表述这个规律的。问题是必须从全部过程中才能看到否定之否定。例如前面举的例子，全过程应是：“原始社会→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而不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而从阶级社会的全过程看来也是三段式的，资本主义会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奴隶社会的某些特征，即：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脱离。持这种意见的同志认为，否定的否定规律不仅教导人们去批判地接受文化遗产，而且是认识客观事物的曲折发展和彻底粉碎循环论的武器。 + +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去年第十三期发表的勃·凯德洛夫的“否定的否定规律”（译文载“学习译丛”１９５６年第十一期），是值得重视的一篇文章。作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否定的否定规律发生作用的特点。他指出这一规律带有综合性和总结性，这一规律带有“积分的”性质，而带有较少的“微分”性质。“作为一切发展的必要环节的每一个否定，都具有‘微分的’性质。因为，在发展的每一时刻，总有某种东西被否定，被克服，同时，总有某种东西被肯定下来，并代替被否定、被克服的东西。‘否定的否定’规律的‘积分’性质说明，为什么它的作用和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规律的作用不同，不是表现在任何地方，而仅仅表现在这样的地方：在这里，发展完成了一定的周期之后，在高级阶段上重复着已往阶段的某些特点和特征。”因此，“要了解这一规律的作用，只考察发展过程的某一个别阶段是不够的，而考察发展的某一个别时刻，则是更加不够的。要揭示这一规律的作用，就必须考察整个发展过程，把这一过程的各个阶段加以比较”。 + +　　我国哲学界对否定的否定这一规律的研究还很不够。持第二种意见的同志，其论据大都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举过的例子，还不能彻底驳倒第一种意见。现在亟须从历史中、现实生活中、自然现象中探讨否定的否定规律，特别是这一规律发生作用的特点；研究否定的否定规律应用于认识过程的意义，以及否定的否定规律和黑格尔的三段式的根本区别。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2月1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06.txt b/CCRD/1/3/2/0008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5ccac3ccdc37680db3f01c2b5b20d5d48684785 --- /dev/null +++ b/CCRD/1/3/2/000806.txt @@ -0,0 +1,17 @@ +# 西安师范学院学生在“鸣”、“放”中提出要求解决的四个问题 + +　　<《内部参考》> + +　　新华社西安5日讯　西安师范学院学生最近三天(3、4、5日)内已开始大“放”大“鸣”，大字报贴满了全校各处，据统计已超过二千张以上。学生们提出的问题。除了揭发个别党员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等事实外。其他归纳起来有如下四点要求： + +　　1、社会地位问题：有一张倡议书写道：“我们要求学生会发出告全国各高等师范学校书，要求联合起来向全国各界人士呼吁。有的学生在今天学生会主持召开的“民主讲坛”预备会上谈，他要求人民日报辟出一栏来专门讨论教师的社会地位，以求引起社会舆论重视。今天(5日)上午十时，有物理系一年级学生张永昌发起提出要求学校借给汽车和广播器，允许他们上街散贴标语，当时有好几百人赞同这个意见，后来经学生会劝释，大部分学生答应不上街了。但据学生会主席周伯正谈，目前已经有个别学生到城里张贴标语了。 + +　　2、工资待遇问题：这个问题和教师社会地位太低相关联的。态度最激愤的是一些专修科学生。他们反映一个师范毕业生的工资还不及一个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许多标语写道：“万般皆上品，唯有教书糟”。有大字报说：“十年寒窗苦。四十八块五。酬劳不合理。师院谁来住？” + +　　3、改变学制问题：西安师院专修科学生有一部分是调干学生，他们提出学习二年不能解决问题。记者刚进入学校，就被地理专修科一百多学生拥去教室，请听他们呼声。当时发言的有五个学生，他们都提出要求改革学制(以二年变为四年)。他们说，二年期限的学习东西太少，基础知识太差，限制了他们向科学进军，同时影响了他们的社会阶级地位。目前，学生们已自动组织“学制改革委员会”的机构。有的专修科学生表示不改四年制，坚决不毕业。 + +　　4、并校问题：要求将陕西师范学院和西安师院合并。学生们提出并校的理由有四点：1、师院近在咫尺。2、便于加强领导。3、可以充分发挥教师和图书仪器设备。4、皆大欢喜……。据了解西安师院和陕西师院有语言文学系和教学、物理专修科等重复的。有可能合并的条件。 + +　　目前，西安师院党委领导态度还是放手和支持学生大“鸣”大“放”，副院长郭琦在4日下午和晚上连续作了两次报告，号召大胆“鸣”、“放”。目前学生自发组织起来的争鸣团体，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复活、尖兵、搏斗、山鹰等四十六个社团。这些组织参加的人数有三、四人到数十人不等。 + +　　 ---- 原载1957年6月1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08.txt b/CCRD/1/3/2/0008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cab7c064dfb9861b33e14739b0ecc121b581fa9 --- /dev/null +++ b/CCRD/1/3/2/000808.txt @@ -0,0 +1,29 @@ +#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十三) + +　　<《人民日报》编者> + +　　他说：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在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总的说来，从各方面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很多是正确的，应该认真地加以接受和处理；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 + +　　＊　　　　　　　　　　＊　　　　　　　　　　　＊ + +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在６月３日下午结束。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在会上讲了话。 + +　　李维汉说：我们的座谈会从５月８日开始到现在，举行了十三次，有七十多位朋友讲了话。大家的讲话接触到国家政治生活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许多重要问题，提出了许多批评和意见。这些都在各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些批评和意见。 + +　　我们的座谈会已经协议成立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双周座谈会，成立有关民主党派工作问题的讨论会。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和意见，正在由九人小组进行整理，凡是可以交由双周座谈会和讨论会去研究处理的，都分别移交过去；应该交由其他有关方面研究处理的，也要分别转交过去。 + +　　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毛病，在中共统一战线工作部门的工作中无疑地是存在着的。因为整风刚开始，我们还不可能作出必要的分析、估计和结论。我们还要更多地征求朋友们的批评和意见，还要结合我们自己的检查来进行分析和研究。在整风过程中，我们将同时注意纠正缺点、错误，改进工作。到了适当的时候，我们还会再向朋友们请教。 + +　　许多朋友提出，今后要进一步加强互相间的监督和帮助。我们认为应该这样作。对于中共来说，这是一个既定的方针。中共诚恳地欢迎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的监督和帮助。最近几个月里，全国范围内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所提出的大量的批评和意见，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种监督和帮助是必不可少的。有很多的批评和意见大大有助于中共克服自己队伍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进一步加强和巩固自己在全国人民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核心领导作用。 + +　　中共和各民主党派之间是存在着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的，这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利益。各党派之间，尤其是中共和各民主党派之间，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准则，互相尊重平等、独立的地位，又能以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利益为依据，实行互相间的监督和帮助，就一定能够长期共存得好，长期合作得好。许多朋友批评我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帮助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不够，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团结和进步帮助不够，对民主党派工作中的某些具体需要帮助不够。我们的同志会重视这些批评的。我们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利益，在取得朋友们的帮助之下，来改进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工作。 + +　　总的说来，从各方面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我们认为有很多是正确的，应该认真地加以接受和处理；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 + +　　现在我们的座谈会宣告结束，我向朋友们致衷心的感谢。 + +　　在李维汉讲话以前，座谈会商讨了建立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双周座谈会和民主党派工作问题讨论会的问题。大家同意建立双周座谈会和民主党派工作问题讨论会。 + +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前几次举行的这个座谈会上，曾由张执一（中共）、邵力子（民革）、罗隆基（民盟）、谭志清（民建）、许广平（民进）、黄琪翔（农工）、严希纯（致公）、茅以升（九三）、李纯青（台盟）组成九人小组，对在去年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的座谈会上提出来的四十八条意见的处理情况进行检查。在３日下午的座谈会上，黄琪翔代表九人小组对检查情况作了说明。他指出，这四十八条意见，绝大部分已经得到处理；有几条因为情况发生变化，问题已经不存在；有几条是应当由民主党派处理的。 + +　　---- 原载1957年6月4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李维汉在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说社会主义是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09.txt b/CCRD/1/3/2/0008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61e4dc986551a91b9dc7dcbd8cd5626d5eb4182 --- /dev/null +++ b/CCRD/1/3/2/000809.txt @@ -0,0 +1,13 @@ +# 中山大学民革负责人谈教授对“鸣”、“放”的顾虑 + +　　<梁福擎> + +　　新华社广州3日电 中山大学民革负责人古文捷今天在记者请他谈谈对冯乃超副校长(党员)的观感的时候，他断言校方领导上(主要是冯乃超)对于在并校时进来的教授存有宗派主义。但是当记者问他：为甚么这方面的问题在最近的座谈会上都几乎没有反映过，而对另一副校长龙潜的作风却批评得这样尖锐？他解释说：“我们是惯于打死老虎的。龙潜本人已不在这里了，批评他也不会带来什么恶果的。至于不重视外校调来的教授问题，有关负责人却还在此地，说话就得慎重了。” + +　　接着古文捷便谈了教授在“鸣”、“放”方面的顾虑问题。他说。校内的“鸣”、“放”学习小组开起会来，许多人都是谈理论，谈抽象的体会。校长许崇清和陈序经(均系党外人士)至今在任何场合都没发一言。有人曾问陈序经(并非左派)什么时候才说话？他就微笑一下，摇摇头，然后说：“要看时候，现在还未整风，到时再说吧！” + +　　（古文捷认为教职员目前最害怕的报复是整编。他说：“肃反前后，学校里曾整编了五十多人，同时又开始实行了老教授退休制。”他说，虽然退休有三个条件(二十五年教龄，六十岁以上，自愿)，但当时要退休的西语系沈祥銮和陈兆畴教授都非自愿，陈兆畴只有五十多岁。沈祥銮虽上了六十岁。但体力比他还好。因此，自这一次整编以后到现在还是人心惶惶，特别使人戒心的是，现在又出现了一种空气，就是人太多了，又要整编了。这样，说话的人就得思前思后。） + +　　古文捷又说，他曾对一些教授说过，想报复打击批评者的共产党员肯定是有的，但党的组织不容许也是肯定的。他们听了之后都笑他太天真。还说：“有政治本钱的人，像你，既是民革的人又是前联合大学的校长，当然敢随便说。至于别人。将来来个辩证一番就不得了。”他们还说，看见一些上层党外人士始终不发言，党员又埋头记录，顾虑也增加了。 + +　　 ---- 原载1957年6月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13.txt b/CCRD/1/3/2/00081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cacf9dd2d7616cef9f8716859b1449e19161ee6 --- /dev/null +++ b/CCRD/1/3/2/000813.txt @@ -0,0 +1,13 @@ +# 访问梁思成 + +　　<人民日报记者　叶迈> + +　　4号上午，我到清华大学访问了梁思成先生，想约他给报社写一篇文章，谈谈他对当前一些问题的看法。我说明来意后，他说：“我现在不愿意‘鸣’。昨天北京日报登了华南圭认为北京城墙应该拆除的意见，我是很不同意的。可是你一边在‘鸣’，人家一边在拆墙周围的砖，现在已拆成‘周扒皮’(说到这里他加了一句‘很对不起’。)了，你‘鸣’了又有何用？”接着说：华南圭说拆城墙有很大经济价值，拆下来的砖可以建多少高楼等等。他顺手从书几上拿起了一块汉镜，说：你看这块汉镜不是可以铸四十个或至少三十八个铜板吗？又指着摆在书几上的陶俑说：把这砸碎铺马路不也很有经济价值吗？当然，为了保存一点旧东西(这句话我未听得很清楚)我是不会哭的，我只有在老婆死时才哭了一场。要是社会主义只是为了使人们吃饱穿暖有住的，这样做我没一点意见。其实德国、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苏联等国家的建筑师都不同意这样做。过去扒三座门，理由是酿成很多车祸，还拉一些三轮工人汽车司机到人代会上控诉，要拆就拆何必搞这一套，这样谁还敢放个屁。现在扒了不还是照样有车祸。现在的东西长安街，弄得像十八世纪前欧洲的任何一个城市的任何一条大街一样，没有一点个性，还不如我身上穿的灰制服有点个性。人家早已改变了，我们还要去学老样。照有些人的意见，就是要把北京搞得像北京饭店的大厅扩大起来一样，没有一点个性。其实城墙的存在和城市建设可以并行不悖。现在城墙还没扒，城外不是一样在建设吗？我不知道是中央的同志还是市委的同志，对扒城墙有这样大的兴趣。 + +　　谈话中间他还提到北京市委新盖的大楼。他说，那才真正是复古主义，外边干干净净，打了很多滴滴涕，很卫生，看起来像个面包房，里边把文艺复兴时期的东西都搬了过来。我不明白市委同志为什么这样搞。 + +　　谈到请他写文章时，他说：现在问题很多，等于没有问题了。知识分子的改造、党的领导等等，我根本没有在脑子里转。我也不知道自己改造得如何。党对科学的领导，我也只能说几句话：党是能领导的，党可以从政治思想、计划等方面领导，但不要管得太具体了，如盖房架几根柱子也去问毛主席怎么行？过去北京市委在城市建设上就管得太具体了。所以，我要写文章，我倒愿意谈谈北京怎样建设，怎样规划，但不是从理论上谈，而是谈谈党怎样来领导。接着他说：从5月20日到7月中旬每天都有会议，说是整风工作两不误，其实把工作误得一塌糊涂，身体也不好，所以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找我写文章都没有答应，给你们写他们会有意见，不过我早就想给人民日报写一篇文章，我可以试一试，能写成就给你们送去。 + +　　谈话中间，他曾嘱咐我不要发表他的谈话。 + +　　 来源：　　　1957年6月2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17.txt b/CCRD/1/3/2/00081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27ec84dc5d8a8fce5aa933260a2be0a01946c7c --- /dev/null +++ b/CCRD/1/3/2/000817.txt @@ -0,0 +1,13 @@ +# 南京大学学生在新华日报门前张贴大字报 + +　　<《内部参考》> + +　　南京大学学生是6月1日开始拥到新华日报门前张贴大字报的，当天新华日报文教组记者强剑患即贴出大字报提出质问。他在大字报上写道南大学生民主运动情况为什么不报道，大学生已经动起来了，并已质问到门上来，无视这种事实是愚蠢的。他反对不报道南大消息是记者选择新闻自由的说法。他认为这是自欺欺人，有这种思想的记者应该撤回来，派思想先进的记者去报道。他写道：“重庆新华日报只有被国民党捣毁，从来没有被群众质问过，我们要为恢复老新华日报的名誉而斗争。”关于报纸是否刊登南大消息的分歧意见，报社领导上劝说大家不要张贴大字报，强剑患又贴出大字报反对，他写道，为了不让人家知道，大字报可以贴到三楼上去，如果你(指领导上)要亲手或指使别人撕掉大字报的话，我将向中央控告你。 + +　　记者孙士正，预备党员，把党内的谈话写到大字报上，向群众公布，说副总编辑樊发源曾对他说过，要他独立思考，不要跟人家走，要对某人提高警惕等。这张大字报引起群众情绪激动。 + +　　现新华日报内沿着楼梯从三楼起直到楼下，张贴了几十张大字报。有的提出八项要求，有的提出五点意见等等。要求贯彻中央整风指示精神，解放思想，搬除影响大“放”大“鸣”的枷锁，改组整风领导小组，吸收党外人士参加，要领导上立即检讨，否则要求从领导整风的岗位上撤下来。有的要求刻不容缓地开展新闻业务的讨论，改进报纸。点名要求把报社下放农村工作的干部调回来整风，撤换不称职的组长以上的干部，把一些不合理的干部工资级别拉下来。肃反中被斗争的要求平反等等。 + +　　新华日报还有些编辑在酝酿办同仁报纸，初步计划自己筹集经费，每星期出一期，内容主要是揭发矛盾和刊登具有社会兴趣的新闻和文章。还有些人在报社内部座谈会上，公开提出要民主改造报社的领导干部，或让他们来办报，办一个星期试一试，保证比现在办得好。 + +　　 ----来源：1957年6月7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18.txt b/CCRD/1/3/2/00081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ffd9a11d0cd64cb360b6d72cd966f140a243154 --- /dev/null +++ b/CCRD/1/3/2/000818.txt @@ -0,0 +1,49 @@ +# 上海各高等学校“鸣”、“放”情况 + +　　<新华社记者　续磊> + +　　新华社上海4日讯 日前上海高等院校学生，有的急切要求“放”，有的尚属平静，从最近两天发生的一些事件看，出现的问题主要是与学生自身利害在关的矛盾，还很少牵涉到重大的政治性问题，有些学生能听取学校党委的意见，冷静下来，研究处理办法，不使其扩大化。 + +## 复旦大学 + +　　原来估计复旦大学可能要闹事(因该校教授孙大雨、张孟闻等是有名的右派人物)，前些时曾出过一张大字报，但后来又自动收回了，这可能是由于该校党的领导较强，和学习毛主席报告时已主动组织“放”过一次有关系。目前该校还不断地在召开座谈会。 + +## 同济大学 + +　　同济大学前后出现了漫画和大字报四十七张(包括批评意见和反驳的意见)，其中比较带有政治性的是建筑系三年级一位不署名的学生在课堂黑板上写的“教条主义的根源是马列主义”。 + +　　该校第一张大字报是5月22日一姓薛的同学贴出的，这张大字报中提出了改检验专科为本科的要求。3日建筑系工程画专修科派代表四人到市委请愿，要求把专业并到本科。 + +　　该校党委青年工作部部长姜悦沐在对党团员学生报告中提出有组织、有步骤的“放”，引起了学生的不满，有一学生画了一幅剪掉花的漫画讽刺他说：“姜子牙在此，百花回避”。有一幅漫画画着一匹马，旁白是：“它要拍，不要鸣”。另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头上生角的人跪着叩头，旁白：“横眉冷对百花指，俯首甘学教条牛”。 + +　　青年教师“鸣”、“放”情绪很高，自发的开座谈会，他们要求“狂风暴雨”的“放”，要求办“民主墙”。 + +　　6月2日该校校长在校方召开的学生代表大会上号召大家“鸣”、“放”，时间、方法自行安排，并开放食堂的“麦克风”让大家公开“鸣”、“放”。但至今还没有收到要求广播的稿子。估计在11日考试结束后会大“放”起来。初步估计每班都有三、五个“鸣”、“放”积极分子，主要是对肃反的问题。其他对统一分配、教学质量、党群关系、生活福利方面的意见也很多。 + +## 交通大学 + +　　交通大学今天发生了电器专业四年级全班学生反对毕业设计答辩的事件。3日有二十多个同学开会决定要开班会讨论，并准备贴大字报组织行动委员会。个别同学还表示如不答应要武力解决(意即罢考)。4日经党支部出面和同学一起研究后，大家感到搞行动委员会不好，决定成立有支部党员参加的五人小组研究这个问题。电机系四年级有人参加了他们的会，并表示回去也要成立行动委员会。电机系党支部了解这一情况后，主动召集同学们开会讨论这个问题。讨论结果大家认为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要用贴大字报和成立行动委员会的做法。校方认为毕业答辩是有关教学制度的问题，不能随便改，准备向学生进行说服教育，答应把这一问题提给高教部。 + +　　不久前该校电工系两个班曾要求不做毕业设计，并要求开新课，经教师解释和增加新课满足了一部分要求后才解决问题。 + +　　该校学生的“鸣”、“放”，征得市委同意推迟一步，因该校当前主要矛盾集中在迁校问题上，在未确定迁校与否前，怕放起来会更乱。该校至今尚未出现过大字报和涉及别的问题。 + +## 华东纺织工学院 + +　　华东纺织工学院染化系三个助教(两个团员)6月1日发起组织“关于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的辩论会，辩论中心是：政治思想工作应以教师为主体，应使青年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等。至今尚无别的人报名参加辩论。该校已召开过三十八个座谈会，提出的都是属于教学设备等一般性问题，经解释后已平静下来。该校上周曾出现几张大字报质问学校为什么对(15)“鸣”、“放”没有动静。 + +## 上海音乐学院 + +　　6月2日(端午节)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学生主席李延林等三人领导的文学小组，召开了屈原纪念会，在横幅“立志坚贞”下面的两副对联是：“学屈原胸怀浩然之气；效钟馗杀尽三大主义”，会上有人发言说：“看到对联有感，屈原的死是旧社会和一些坏人搞的，今天怎么样呢？也有屈原也有坏人……。”讲完后有人鼓掌赞同。 + +## 上海造船学院 + +　　上海造船学院学生普遍要求与交通大学合并。一年级船制六十二班原准备召集六个班联合写书面要求，并表示如不合并将采取另外行动，经党总支说服教育后，决定放弃原来计划(主要是交大迁校问题未决定，他们不愿随交大到西安)。 + +　　该校群众对“放”还有顾虑，教职员“鸣”、“放”时，出了个内部的“争鸣快报”，交流“放”的情况，刊载座谈会记录，因民盟有人不同意署名发表记录，只出了一期就停止了。工会分小组座谈时，有人提出不要党员参加。船企六十一班学生搞了个“争鸣”的墙报却没有一篇文章。许多学生不愿意现在“放”，怕影响考试。 + +　　（×　　　　×　　　　×） + +　　医学院、戏剧学院等校学生尚无主动“鸣”、“放”的行动。 + +　　 来源：1957年6月6日新华社通讯社篇《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19.txt b/CCRD/1/3/2/00081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92f3b576a92ae7b558a140e93b3122841c2fd5d --- /dev/null +++ b/CCRD/1/3/2/000819.txt @@ -0,0 +1,49 @@ +# 省委统战部邀集高等学校党外人士座谈 + +　　【本报消息】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6月4日邀集武汉地区十九所高等学校非党校院长、教务长和部分教授，座谈了怎样办好高等学校问题。 + +## 是否需要党委制? + +　　在座谈中，许多人都探讨了高等学校的领导制度问题。武汉测量制图学院金通尹副院长认为：在高等学校是否需要实行党委制是值得考虑的。他说：要办好学校，就要依靠专家、教授，最好是运用学术委员会的形式，由党委参加，来进行集体领导。中南财经学院教务长刘光华认为学校里的重大问题，应该由校务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讨论通过，党委参加讨论；对不同的意见，只能在讨论中进行说服，而会议通过的决议和党的方针政策不相符的，党委可以向上级反映，但同时还要执行，必要时由上级行政领导机关检查纠正。 + +　　华中师范学院卞彭教务长认为：不管高等学校体制如何，总应该将学校里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上最有威望的人集中起来，成立教学研究委员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以提高教学质量，这是今天高等学校最根本的问题。 + +## 问题在于党委如何领导 + +　　发言的人大都认为在高等学校，党委不是存废的问题，而是如何进行领导的问题。中南财经学院马哲民院长认为：学校党委主要是进行政治思想领导，保证监督行政任务的完成，而不应该包办一切，以党代政。他说：中南财经学院党委过去由于包办一切，反而削弱了政治思想领导，形成了事务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谈到行政领导，马哲民主张实行集体领导，反对一长制。他说：过去教授、专家的作用发挥得不够，教授治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来的；今后应该结合教授治校的精神，主要通过学术委员会来进行集体领导，提高学术空气，减少事务性和衙门化，因此让总务长参加学术委员会是不妥当的。 + +　　华中农学院章文才教授认为：党委应从政策原则上加强领导，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任务的完成，而不是包办学校一切。他说：过去华中农学院也有院务委员会，但是并未认真讨论问题，有时作出决议，党委书记第二天就把它改了，因此许多重大问题都得不到解决；今后党委应该充分发扬民主，加强院务委员会的职权，通过它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解决学校重大的问题，不要像过去那样议而不决，决而不行，造成许多损失。 + +## 党委领导行政负责依靠教师民主办校 + +　　中南民族学院岑家梧副院长说：要办好高等学校，就要党委领导，行政负责，依靠教师，民主办校。他认为：没有党的领导，是不能培养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人材的。在行政领导方面，他主张实行院、校长负责制；不过院、校长要懂得业务，起码要半懂；不懂的要肯学；多设几个副院、校长，吸收党外人士和民主党派参加。在依靠教师，民主办校方面，他主张学校重大事情要经过校务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进行民主讨论，然后交由行政批准执行；行政如不同意，还可以发动大家再讨论。 + +## 党政不分的情况需要改变 + +　　发言人大都认为过去高等学校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情况，流弊很多，需要加以改变。武汉医学院唐哲院长说：1950年有一个高等学校章程，上面没有提到党委会；1955年底高教部发下的高等学校章程草案，提到了党委会，规定党委起保证作用，这一提法与新党章的口径不完全对头。现在是不成文法，党、政不分，这种情况在上级机关也有。例如：照规定，高等学校院、校长由高教部提请国务院任命，学校中处长以上干部由院、校长提请高教部任命。可是去年武汉医学院有个处长就是由省委文教部决定的。他认为学校内部党政关系要分清楚，领导机构职权也要划清楚。金通尹也说，有的院长是由党委通知任命了两年，才由国务院任命的，这也是党政不分。岑家梧、唐哲、刘光华等在发言中都认为担任院校长职务的不应兼党委书记，以免党政不分。有好几位发言人对人事职权也提出了意见。岑家梧说：干部是国家的，目前人事处由党委来管，是否恰当?中南政法学院章导教授认为：在今天的新形势下，人事处的职权应该缩小。卞彭主张取消人事处，使之附属院长办公室。 + +## 高等学校的干部情况要改善 + +　　许多发言人谈到了干部问题，认为这是办好高等学校当前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大家认为党应该通过这次整风，来解决党内干部思想上、作风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华中师范学院陆华柏教授认为党委不能退出高等学校，问题在于党委的领导思想、作风必须好好整一下，必须下决心整掉三个主义，才有办好高等学校的可能。章导说：党内老干部，斗争经验丰富，同时也容易犯经验主义，一棒子打死的作风比较严重；党内新干部，以党的光荣、正确、伟大为自己的光荣、正确、伟大，党应该加强对党员的教育。武汉水利学院俞忽教授说：共产党员的标准有八项，其中一项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一项是要做人民的勤务员，这两项就做得不好。共产党讲民主集中制，可是常常强调集中，民主不足。刘光华说：共产党员应该大公无私，谦虚谨慎；可是有些党员是大私无公，粗暴骄傲。 + +　　大家也谈到目前高等学校领导干部业务知识差。卞彭说：高等学校的党员院长、副院长应该是一位专家，至少应该掌握一门专业，现在很多不是专家，就应该钻，这对办好高等学校有重要意义。(王任重：对！不能学一个专家，也可学半个专家，现在不是，就应该学！) + +　　此外，还有人提出，有些干部是不适合于高等学校工作的，应该加以适当的调整。武汉体育学院教务主任范宗先说：在他们学校，党的许多中层干部都在学习文化，有一个党员是高中程度，群众说他“两头大”，因为在党内他的文化程度最高，在党外他是党员。他说，即使这次整风把三大主义整掉了，如果干部不加强和调整，学校也是办不好的。 + +　　湖北师专教授吴永成说：在目前党内干部对业务还不熟悉的情况下，党应该“选贤任能”。武汉大学教授吴纪先说：提拔工农干部，这是应该的，但不能提拔使用不当。他说：“徒着不足以为政”光注重德，没有才，也办不好事。 + +## 依靠教师办好学校 + +　　许多发言人认为要办好高等学校，必须依靠教师，充分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在这一方面，当前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个是要给知识分子以信任。岑家梧说：党对知识分子最大的信任，应该是政治上的信任；可是这一方面过去做得不好。有一些重大的问题，一般党员都知道了，而非党的副院长不知道。明明把你安排在做客的地位，检查工作时，说你有做客思想，这是那里来的马列主义?金通尹认为党应该“敞开窗户”。他说：党和群众中间有一窗之隔，党在窗里，群众在窗外，有些党员偏听偏信，在窗上挂了窗帘、窗纱，玻璃上还有三大主义的灰尘，对外看不清楚，总是怀疑，党在这次整风中，应该把窗帘、窗纱去掉，把灰尘擦去，把窗门打开，窗里窗外看成都是一家人。 + +　　另一方面，大家在会上一再呼吁，给知识分子以充足的时间，提高数学质量，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章文才在会上向省委建议：具体规定一下，把星期一、二、四、五作为教学研究的时间。卞彭发言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是天天开会，星期日补空。(会场上马上有人补充，星期日更忙。)这个老问题为什么老解决不了呢?唐哲、章导都认为：这几年运动搞得太多了，一个接一个，运动一来，时间就挤掉了。唐哲说：每次运动总是说工作、运动两不误，这句话是不科学的(会场出现笑声，表示同意)。中午休息的时候，华中工学院院长查谦，武汉水利学院教授俞忽、中南财经学院教务长刘光华在一起，又谈到这个问题。俞忽说：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传达报告，他听了三次，每次都是三、四个钟头。 + +## 精兵简政 + +　　有好几位发言者谈到了高等学校的行政编制问题，认为应当精简。章文才教授说：高等学校应该实行精兵简政，特别是行政部门。他说：他曾作过一次调查，他们学校行政人员和教学人员是一比一。人多了，没有工作，闹福利，房子也不够。唐哲说：在实行精兵简政的时候，应该注意我国高等学校的实际情况。今天我们的学校衣、食、住、行，什么都得管，其中有些是社会工作，有些是街道居民工作，都包了下来，由学校来做，这和苏联学校不同，也和英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因此，在减缩行政编制时，应该考虑这一情况。 + +　　王任重同志说：省委决心同大家在一起解决问题。希望大家坚持真理，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希望教授、专家们多多考虑教育事业的大政方针。 + +　　这次座谈会，由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亲自主持，座谈前后他都讲了话。他说，整风运动，就是要扩大民主生活，反对三个主义，首先要求我们更多的发扬民主。对于合作社来说，我们要民主办社。对于工厂，要实行民主管理。而对于学校，我们也要实行民主办校。如何才能办好高等学校呢?他认为：必须要依靠党外专家教授的合作，特别是要多依靠和听取在办学方面有许多经验的老教授们的意见。他希望教授、专家们今后还要多多考虑教育事业方面的大政方针问题。王任重同志说：不管意见是否完全正确，对党总是有益的。有意见就提，正确的意见就要接受。接受了，不改，就再提；再不改，再提。他说：的确，在我们党内是有少数被叫做“承认错误的专家”的同志，他们也认错，就是坚决不改。但假如我们多提几次，我想他们也不会老是不改的。真的不改，我们还有党纪，予以处理。省委有决心和大家在一起解决问题。大家提出问题，综合分析，研究解决。能尽早解决的问题，就赶快解决，党一定支持大家。最后，他希望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社会主义，为了一个共同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要坚持真理，向一切错误的东西作斗争。他说：真理只有一个。我们不能说共产党人有共产党人的真理，非党同志有非党同志的真理。这一点，党与非党是一致的。 + +　　（来源：《长江日报》1957年6月6日。原题为：“怎样办好高等学校：省委统战部邀集高等学校党外人士座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21.txt b/CCRD/1/3/2/00082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5c22f230e2aab87b47b8aa58ebd99b0cc390e15 --- /dev/null +++ b/CCRD/1/3/2/000821.txt @@ -0,0 +1,27 @@ +# 武大情势急转直下不少学生偏激得厉害 + +　　<新华社记者　孙王昌　方堤> + +　　新华社武汉4日讯　曾经是比较安静的武汉大学，在最近几天内情势急转直下，现在已经是满校风雨了。几天来的情况表明，在相当一部分学生中，“大民主”倾向是突出而严重的，有人甚至已经在大字报中提出了“要人权、要自由、要民主”和“反迫害、反限制”的错误口号。至于“向‘三害’分子开火”、“不获全胜不收兵”、“官官相卫”和“党员老爷们”等偏激的提法，更是十分普遍的。 + +　　武汉大学在5月27日以前一般说来是比较安静的。27日，学校里开始出现大字报，但为数不多，语气也比较平和。到29日，中文系三年级学生的“火焰”报登出了“北大书简”，“化学系一研究生”(后来知道此人名刘岱岳)出了“胡风到底是不是反革命”？所谓胡风集团到底是不是反革命集团？”的大字报。紧接着，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和标语不断出现，全校情势开始急转直下。在学生宿舍、大食堂、行政大楼、合作社一带，到处是大字报、标语、漫画，谁也数不清它们究竟有多少。到现在为止，全校各种大字报已有八十多种，其名称有“火焰”、“战斗”、“洗刷”、“X光”、“铁链”、“匕首”、“大炮”、“怒海”、“手术刀”、“烈火”“轰”、“剑与火”等等。 + +　　31日，部分学生曾到省委请愿；另有几百学生齐集人事处闹事,骂人事处是“黑暗的小王国”。同天，中文系三年级组织了“解放后人与人的关系”的讨论。6月1日下午，有部分学生去长江日报、湖北日报、人民出版社、新华书店等处张贴大字报，宣称学校里要在2日晚上辩论胡风集团是不是反革命集团，欢迎校外人士参加，还说了“反对新闻封锁”、“记者们拿出良心来”等。他们并要报社答应不撕掉他们的大字报。2日，“战斗”报贴出了许多标语，说报社撕了他们的大字报，号召大家“到报社去”。当天下午，几十个大字报的编辑们举行了联席会，讨论“去不去”和“大去还是小去”的问题。他们争论了很久，有人提出不去，但大多数人主张去，结果作了去的决定。关于“大去还是小去”的问题，争论得更热烈。有人主张“大去”，即去二百人到三百人；有人主张“小去”，即选十几个代表去就行了。争论结果是决定去十六人，但3日晨从学校出发时，实际上有　五、六十人。后来在中途回去了一部分，到报社的有四十一人(到报社后的情见另一资料)。 + +　　这几天，学生除举行了前面已经提到的“解放后人与人的关系”和“胡风集团是不是反革命集团”的讨论或辩论外，还在3日晚举行了有关肃反和毕业生分配问题的“控诉会”。这些都是由一个班或一个大字报举办、但又是有许多班系的学生参加的。此外，中文系四年级学生还出了“海报”，说要在最近举办“武大肃反成绩是基本的还是缺点是基本的？”的辩论。 + +　　数不清的大字报、标语、漫画的内容，显示出不少学生对这次整风运动的认识是有偏差的，他们不同意“和风细雨”的作法，说这种作法是“可怀疑的”。他们热衷于人身攻击，而遭受这种攻击的主要对象是党员副校长张勃川、人事处长张希光和副处长王勇。他们说“二张一王”是“最凶恶的‘三害’分子”，是“官道亨通“的人，并用各种方法来嘲笑他们。例如，历史系一学生用“聊斋”的笔调写了题为“张公勃川暨夫人合传”的大字报，就充满了人身攻击的嘲笑词句。还有大字报说王勇是“皮带干部”，说张勃川的爱人是“香水夫人”，说“张希光是‘吹拍专家’”等。还有大字报指控张勃川的“十大罪状”，提出要赶走张勃川；要张希光和王勇滚开。当然，对张、王等进行善意批评的也有，但为数不多。张、王在工作中的确有较多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张勃川，对教授态度较粗暴，而对个人生活又照顾得过份些，这也是引起大家不满的原因。 + +　　学生们对人事处的意见也很多，说它是“黑暗的小王国”，要求改组人事处。而对人事处意见特别多，又和肃反问题有关。已经有许多学生提出了改组人事处、公布人事档案和毕业生分配情况的要求。人事处除张希光和王勇外，许多科长(党员)也遭到攻击。 + +　　（党委书记刘真同志到学校时间只有几个月，学生对他过去工作的意见没提出什么，但就这次整风领导问题却提了不少意见。“质问刘真同志”、“向刘真进一言”、“请看刘真的态度”、“党委书记脚踏两头船”等，其内容都是属于整风领导方面的批评的。这些大字报主要是说党委有保守思想，对中央整风精神领会很差，没有对学生的要求进行支持，以及说刘真有意包庇“三害”分子等。） + +　　“要人权、要自由、要民主”和“反迫害、反限制”，是一些内容涉及肃反问题的大字报和关于选举问题的大字报中提出来的。在一些“反对新闻封锁”的大字报中，也提到“没有言论自由”，并由此对报社和记者进行攻击。 + +　　在不少学生提出要把徐懋庸调回学校来整风。他们对徐懋庸攻击得很厉害，有大字报说他是武大的“太上皇”。教授中对徐的意见也很大。 + +　　有些学生在座谈会上甚至高呼口号，看来好像过去搞“三反”或“肃反”斗争一样。还有学生在校内打锣打鼓，造成紧张空气。已出现一种不正常的空气：说正面意见的人就会受到攻击，被戴上“阻碍运动”的帽子，甚至被骂成是“拍马庇的”。 + +　　看来，武大学生最近的行动是和北大的影响有关，如“北大书简”影响就不小。但这方面的情况党委还掌握不住。学校党委现在对学生中的其他情况也了解得不多。学生会、团组织，现在都不起什么作用了，学生不信任它们。现在在学生中作用很大的是几十个大字报的联合通讯处，而这个机构党委也不能控制，他们的行动并不通知党委。这就使得党委很难掌握全面情况了。同时，党的主要干部这些天来忙乱得很，什么会都要他们参加，每天工作时间常在十二小时以上，这使他们没有较多的时间来分析和研究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不少党员干部和学生党员是有紧张情绪的，他们耽心会出乱子，但又不知道究竟应该怎么搞才好。 + +　　 ----来源：1957年6月6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24.txt b/CCRD/1/3/2/00082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56a85cfa9f3ecf1c4385419170f88376cc09b9d --- /dev/null +++ b/CCRD/1/3/2/000824.txt @@ -0,0 +1,11 @@ +# 安徽师范学院在大“鸣”大“放”中出现反党言论 + +　　<秦聿震、冒茀君> + +　　新华社合肥8日电　安徽师范学院到5日已贴出几百张大字报，其中暴露出许多严重的反党言论，有的已公开涉及了外交上的许多问题。 + +　　反党的大字报中，有“反对共产党一党专政”；“周总理讲话像巨人，但做起事来像小卒”；“要求调整总理”；“毛主席也是官僚主义”。有一张漫画，画了一个人，身上挂着“马列主义”四个字，手上拿着手铐脚镣说：“招牌是马列主义，干的是杀人勾当。”有的大字报要求取消党委制，取消党支部，取消政治审查，档案公开，取消人事审查，把不值钱的材料(指档案)烧掉。 + +　　涉及外交方面的大字报，则更露骨。有一张提出：“要和苏联算账”，说帝俄时代强占了我国不少地方，如新疆、帕米尔高原以及东北等的一些地方。我们都应收回来。有的提出越南、缅甸占了我们的一些领土，也要收回。有的提出质问：莫洛托夫为什么辞职？法捷耶夫为什么自杀？认为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还有的提出我国对兄弟国家的援助是“打肿脸充胖子”。　　(秦聿震、冒茀君) + +　　 ----来源：1957年6月1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26.txt b/CCRD/1/3/2/00082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06daabf48841879b0bb9af46ac40a67b80455e5 --- /dev/null +++ b/CCRD/1/3/2/000826.txt @@ -0,0 +1,25 @@ +# 定息是不是剥削？工商界热烈争辩 + +　　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对要不要公方代表问题的讨论，昨天进入了新的阶段。由于有人提出公方代表要不要的问题，是要看合营企业内还有没有阶级关系存在，而阶级关系存在与否的问题又牵涉到还有没有剥削的问题。有人主张定息就是一种剥削收入，所以还存在着阶级关系，企业内就必须要有公方代表。定息收入算不算剥削呢?引起了到会人士的热烈争辩。 + +## 定息收入究竟是不是剥削? + +　　“定息收入究竟是不是剥削呢?”杨成质说：“我看不必忙于作出结论，因为这个问题言人人殊还没有一定的定论。主张定息是剥削收入的理由是，定息是不劳而获的东西，不是剥削是什么呢?反对的人说，剥削来源于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产生的前提是劳动力必须是商品，可是，今天工人是在社会主义企业内劳动，显然劳动力已不是商品，而定息又是由国家支付给资本家的，怎么能够说定息是剥削收入呢?这两种理由都有一定的道理，我还没有听见那一个权威人士说那一种理由正确。” + +## 定息是赎买金不是剥削收入 + +　　“不问青红皂白说定息是剥削收入，我不同意。”何庆钵说：“现在有人一谈到合营企业内还有没有阶级关系存在，就说定息是剥削，既有剥削就有阶级。我的看法是，目前的合营企业内阶级关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完全不存在了。因为定息与一般股本的息不同，一般股本的息是，本和息是永久存在的；今天领的定息只有7年寿命，而且7年后本和利都没有了。定息是赎买金，不是一般的利息。赎买金是过去占有的生产资料带来的剥削，但不是资本家现在还在继续剥削。既然如此，合营企业内就没有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存在，也就没有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阶级关系存在。毛主席曾说在全国范围内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我的体会基本二字是指地区和行业而言，而不是指定息。全行业合营后的企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是半社会主义的。所以公私关系也不存在了。因为公私方代表的工作性质和内容都是一样的。” + +## 有所有权才有定息，定息是一种剥削收入 + +　　张钧陶说：“到底阶级关系还存不存在呢?我看是存在的。当然，解放后民族资产阶级物质上、精神上都已起了深刻的变化，但是还没有变完。从物质基础上说，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资本家已丧失了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可是还有所有权，虽然所有权比较抽象，但终归还存在。因为有所有权，所以就有定息的收入，定息收入是一种剥削。从精神上讲，解放后民族资产阶级虽已不同程度地破了资本主义思想，立了社会主义思想，然而还未破完立完，新的思想意识不是一下子就能建立起来的，不可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总之，阶级关系还存在，当然与全行业合营前的阶级关系是不完全相同的。公私合营企业还不能立即就改为国营企业。在合营企业内也不应该强调阶级关系，应该是共事第一，阶级第二。” + +## 公方代表不能撤出合营企业 + +　　合营企业内到底还要不要公方代表呢?杨成质、李其猷、张钧陶、顾鹤皋等都主张合营企业不能撤出公方代表。杨成质说：“如果不要公方代表，就很难体现党在企业中的政治领导，而政治思想领导对企业来说是很重要的，否则就要迷失方向。”李其猷说：“公方代表肯定是要的，有些公方代表不称职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制度的问师。我主张公私方名义都不要改变。”张钧陶建议在合营企业中，实行由公方领导的按行政分工的负责制。顾鹤皋主张可以调整不称职的公方代表，撤出公方代表的提法是不恰当。顾鹤皋还主张公私合营企业的招牌可以改成国营了，因为国营与合营企业的生产目的、生产关系与管理办法都是社会主义的，现在何必还分什么公私合营与国营。任布言和邓燮康对于如何搞好公私共事关系都提出了建议。任布言说搞好共事关系主要靠公方代表，要求公方代表成为私方人员的良师益友。邓燮康列举了川江公司公方代表如何团结私方人员的事例，他说：“大家(公私双方)逐渐接近，就能成为知心朋友，开诚相见，无话不谈。在业务上，学习上，生活上互相帮助是能够搞好共事关系的。” + +## 小商贩的不平之鸣 + +　　王晓晴说：“会上除我一人是小商贩外，其余各位都是民族资产阶级，我要代表小商贩作不平之鸣。党和政府，工商联都说对小商贩是一视同仁，但是事实上就有偏爱。小商贩在粮食、棉布的定量标准上就比合营中私方人员少。民族资产阶级改造的方向是明确的，定息只拿7年，可以争取加入工人阶级队伍。我们小商贩如何办呢?别人要求摘帽子，我们根本就没有帽子可戴。小商贩面广人多，思想教育很重要，可是对我们思想教育就进行得很差。目前还有100多户小商贩有执照，得不到货源的安排。小商贩中骨干分子社会活动过多，影响了生活也无人管。最可笑的是，小商贩里也有公方代表，公方代表做什么事呢?这名称是不是可以不要？”王晓晴希望统战部不要“统富不统穷”，对于小商贩的困难应该照顾。 + +　　 来源：《重庆日报》1957年6月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29.txt b/CCRD/1/3/2/00082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4fbc23af5ae9fc326e2ff26a4e4831c14a7db60 --- /dev/null +++ b/CCRD/1/3/2/000829.txt @@ -0,0 +1,51 @@ +# 和风送暖寒意消——记河北农学院的整风运动 + +　　<江深> + +　　河北农学院党组织整风运动是在五月上旬开始的。在这里，整风运动像晨钟一样越敲越响亮。时间虽不长，但通过校内的“鸣”“放”，充分发扬民主，使整风已初步收到比较良好的效果。 + +## 要打开沉寂局面 + +　　让来自党内外的和风细雨尽情地吹洒，帮助共产党来整风，使学校工作向前迈进一步，这是农学院党组织的愿望。可是整风领导组织又感到，在学校中开展整风是缺乏经验的，只有在行进途中边走边寻找经验。 + +　　开始时，有人认为：既是党内整风，就需要先让党员给党组织的工作提批评。九日这天，在党员座谈会上，虽然摆出了不少问题，但却使人有风平浪静之感。与此同时，党外的同志们都想看一看校内整风的动静。每天，北京、上海的知识界帮助整风的消息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人们，大家争先阅读、互相传诵。整风领导组织看到了这一点——要推动整风运动的开展，就要打开这一沉寂局面，发动党外朋友帮助整风。 + +## 打破发言的“圈圈” + +　　五月十三日，河北农学院召集会议，由党委书记和处长以上的党员干部在这里听取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批评意见。党委书记李泽民虚心表示欢迎党外同志们帮助党来整风。由于事前通知上说：要谈方针政策问题、党群关系问题、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及其他。会议沉默了片时，大家像是在思索，也像是在搜寻。一个党外同志提出来了：“除了这三个主要方面的意见，别的是否也可以谈?”无疑的党外同志们听过毛主席的报告受到了很大鼓舞，期待“鸣”“放”的心情是十分迫切的。党委书记从这位同志的提问中受到启示，察觉到划出“圈圈”的办法不对头，会限制非党同志畅所欲言。他说：“我们一家人坐下来说知心话，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不要受任何拘限。” + +　　圈圈打破了，座谈会活跃起来了。二十多位党外人士在会上发言，对领导上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大家反映：领导上喜欢歌功颂德，不愿听取逆耳之言；对于办高等学校不依靠老教授，把决定了的事拿到院务委员会去通过，不能发挥出广大教授的积极性。存有只依靠少数所谓积极分子办学的宗派主义；高教部制订教学方针上有官僚主义，到了农学院又是机械搬用，只报喜不报忧盲目推行。如四记分制和六节一贯制都说是先进经验，实际上是教条主义等意见。这样连续两天的座谈，鼓舞了人们对党提意见的热情。 + +## 趁热打铁，还要大“放” + +　　这次密谈会，正像投石问路一样，得到了清彻的回声。党员负责干部认为这次座谈是给自己上了生动的一课。过去认为农学院党群关系基本上不错，整风中问题不大的主观臆断的想法，在事实面前粉碎了，多数非党同志出于至诚的批评，使党员心服口服，非党同志也有百花怒放欣欣向荣之感，再没有“春寒”之意了。 + +　　然而冷淡的角落还不是没有的，有些人在会上还是沉默寡言，欲言又止。党外朋友张海泉副教授向党组织提出了建议，他指出大型会议还有缺点，“放”的不够深透，希望再开些小型的会来“放”，领导上也可以多找些人个别谈话；因为在大型的会上有些人发言还不大习惯，心底深处的话说不出来。 + +　　学校的整风领导组织认为必须大“放”，放得越深越宽，对党员整风帮助就越大。深，就是恳求党外同志有话就说，说就说尽；宽，就是要使每个人都有提意见的机会。 + +## 扫除党内的思想障碍 + +　　一连串的会议开始了。各民主党派、教授、讲师、助教、学生、工人的座谈会分别召开了。在会上有慷慨激昂的谈论，有多年埋在心头的苦楚的倾诉，有尖锐的批评，有诚恳的建议，上千条意见汇集到整风办公室，农学院的大“放”丰收了。 + +　　矛盾摆出来了，党员领导干部认为党内整风内容丰富了，通过整风改进工作有了奔头。党外同志们说出心腹话以后，也感到了轻松、愉快。一些老教授说：在农学院闷着几年没说的话说出来了，心里很是轻松。 + +　　但是在一般党员当中，对于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像瀑布一样的倾泻又有了新的反响。有的党员说：这一下意见都对准党员来了，难道党的工作就没好的地方了！也有的党员说，究竟要放到什么程度?提出了这么一大堆意见可怎么办?很明显，这些出于好心的忧虑，却成了大“放”当中的思想障碍。 + +　　在农学院的全体党员大会上，统一思想扫除整风障碍的报告开始了。党委书记说：要整风，就要广泛的听取意见，我们有脓包，就要把皮揭开，只有大放，才能听到反面的意见，找出我们的病根。至于放了怎么办?要边放边发现问题边解决问题。要放到什么程度?这一点需要由客观实际决定，几时放不尽几时不收。大家都觉得这样很好。 + +## 登门拜访，促膝谈心 + +　　五月二十三日晚上，党委副书记甄志超来到了石振亚教授的家里。两人促膝谈心，这是整风开始以后的第二次了。老甄同志虚心征求石教授对党委会工作方面的意见，表示党委有决心经过整风克服缺点改正错误。很显然，石教授被甄副书记虚心诚恳的态度所感动了。他十分激动的说出了长期埋在心底的话，批评了党委在领导上有偏听偏信的缺点。两个人从工作谈到思想，从思想谈到家务事，好像是一对知心朋友。另一个晚上，李泽民院长请于溪山总务长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像阔别多年的老友重逢，从七点一直谈到深夜，于总务长向李院长提出了许多很具体而又尖锐的批评和建议。他说：像这样指名道姓的批评，在会议上是不好尽情畅谈的。 + +## 边检查边改进 + +　　意见提出来了，怎样来实现呢?这是广大群众最关心和存有怀疑的问题，也是党委最重视的事情，要整风就要边整边改进，能够办到的要见于行动。化学教研组的试验室没有排风扇，不能保证室内空气清洁，或多或少的要影响室内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两年多以来曾经提出过二十多次意见也没有解决，现在排风扇已经买来了，正在筹划安装。教学人员和学生进修、学习关系重要的图书馆，由于长期没有负责人，不能起配合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作用，一直没有引起领导上的重视，五月中旬，农学院领导上配备了正副馆长和专职秘书，图书馆工作人员拿着新书目录，开始到各教研组征求添购新书的意见，为了办好图书馆，副馆长和秘书又跑到北大等高等学校参观，吸收其他学校办图书馆的经验，改进本院图书馆工作。领导上又把农场一队改成了试验站，专门为科学研究服务，有的教授反映试验站畜力不够用，也得到了解决。有人反映科学研究的试验供应无人负责，现在已经派去了专人负责，历年存在的农场和学院各系关系问题现在开始解决了。 + +## 都为办好学校出主意 + +　　农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在六月三日四日继续召开了全体党员和全院工作人员会议，动员大家解除顾虑，继续“鸣”“放”。 + +　　经过的一段大“放”现在农学院里里外外充满了空前团结的气氛，不少人提出了改进工作的意见。有的教授建议开专门小组会议研究改进教学工作。整风办公室的同志们正在分门别类的整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建议，这些宝贵的意见已经陆续的分别转送到各行政处，研究提出改进方案，交院长办公室审阅后监督执行。属于教学工作当中的重大问题也将要采取专门小组“会诊”的办法，大家出主意，大家来商量，通过争鸣办法，规定下来，见诸实施。 + +　　 来源：《河北日报》1957年6月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31.txt b/CCRD/1/3/2/00083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276483ce753177ec3c55cd0ecf775d71e6b6b51 --- /dev/null +++ b/CCRD/1/3/2/000831.txt @@ -0,0 +1,41 @@ +# 华南师院等单位负责人和教授批评省教育厅的官僚主义 + +　　<杜梁> + +　　本报讯 中共广东省教育厅党组于6月5日、6日邀请华南师范学院、广州师范专科学校、广东教育行政学院负责人、教授、讲师等举行座谈会，就教育厅过去对这些学校的领导工作提出意见，帮助教育厅党组织整风。 + +## 官僚主义不了解下情 + +　　在座谈会上，华南师范学院副院长阮镜清首先发言，他说：这几年来高等教育的只管普通大学，师范学院则委托教育厅领导，但是教育厅却又拿出很多理由，不愿领导，因此师范学院存在的困难一直无法解决。他又说：教育厅对高等师范学校的任务不明确，而且处理问题时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如教育厅最近拨了15，000元给师范学院建设五个课室，试问这怎能解决得了问题呢？广东教育行政学院教育系研究室主任邹鸿操教授批评了教育厅不重视教育行政学院的教育实习。他说：教育行政学院的学员是全省300多个中学校长、教导主任级干部，教育厅应关心他们的学习。 + +　　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廖子东也批评了教育厅“要求多，指责多，支持少，了解不够。” + +　　广州师范专科学校校长张海鳌也批评教育厅官僚主义，不了解下情，他说：广州师范专科学校是在“先天不足”的情况下仓促成立起来的。教育厅在筹办师专时不考虑各方面的条件，特别是师资问题，很多教师是开了课才派来的，仪器设备也没有给予必要的支持。同时，广州师专建立后，教育厅从来未派人来校了解或帮助工作。 + +　　广东教育行政学院教授雷香庭也批评了教育厅厅长的官僚主义作风，并提出了八点建议，希望教育厅经常将教育部的指示、文件发给他们；各种教育工作会议让教育行政学院列席；邀请他们多加视察；对选送学员要严格掌握标准等等。广州师范专科学校教授石玉昆说：为了克服教育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建议教育厅组织一个教育政策委员会，聘请一些教育学专家，定期研究有关教育工作的重大问题。 + +## 关心不够，支持少 + +　　到会者还批评了教育厅对几个高等师范学校缺乏人力物力上的支持与帮助。华南师范学院基建处工程师裘同怡说：几年来师生情绪波动，不安心在师范学院工作和学习，校舍问题是一个很大的因素。教师把我们的校舍和华南工、农学院以及中山大学的校舍来比较，认为我们是贫雇农，他们是富农。虽然学院发展很快，但是教育厅几年来对师范学院的基建却没有一个完事的规划，现在我们只有一座物理大楼比较合乎高等学校的规模，其他的就很差。今年的基建经费，几经争取才要来20多万元。师范学院负担着培养中学师资的重大任务，只要厅领导上重视，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如最近陶铸省长到我院来了一次，看见我们校舍差，一下就答应给我们50万元。华南师院副院长阮镜清对教育厅随便与师院附中争校舍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 +　　广东教育行政学院邹鸿操教授说：教育厅拨给行政学院上半年图书款500元，刚够订报纸用，但在去年度却拨了5万元，限在20天内买进图书，结果学院只买了1万多元。体育活动费每月拨给30元，平均每个学员不到1角，试问怎能开展体育活动。 + +　　广州师范专科学校教师张君达指出该院教学力量很薄弱，他说：我们学校有一个科，只有一个副科主任，但他却是未念过大学的老中学教师。有些教师调来了，却不能开课。该校石玉昆教授建议教育厅应把华南师范学院、广州师范专科学校、广东教育行政学院等几间高等师范学校的人事作全面安排，并作适当调整，使各校师资能互通有无。 + +　　华南师范学院副教务长叶佩华也批评教育厅没有给予学院人力、物力上的支持。 + +## 重量不重质盲目性很大 + +　　到会的教授还分别揭露了教育厅在执行教育方针政策上的缺点和错误。华南师范学院副教务长叶佩华说：教育厅领导思想很不明确，对事业计划只追求数量，不重视质量，因而出现了很大的盲目性，教育厅曾提出要师院发展到12，000人，分文科和理科，这完全是主观主义，没有根据广东师资的实际需要，和发展的可能条件来考虑问题。 + +　　广东教育行政学院教务长古子坚批评教育厅办教育行政学院的意图不明确，他说：到底学院的远景怎样，要培养学员到怎样的水平，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看教育厅的领导思想是看一步，走一步。 + +## 三不管　三不像 + +　　广东教育行政学院邹有华教授就该院与教育厅的关系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我与教育行政学院很多教师都不明确教育行政学院在学制上应摆在什么位置，现在的教育行政学院是三不像，又三不管，一不像高等教育机关，因很多活动都得不到与高等学院校同等待遇；二不像党校；三不像普通学校。三不管是：高等教育部不管；高校党委不管；教育厅不管。教育厅梁厅长是学院的院长，学院的副院长是教育厅的副厅长，实际上只是挂名，教育厅厅长很少来校了解情况，厅里从未派干部来校视察、检查和帮助工作。他说：教育厅对学院的教学人员的配备也主观主义，不按学院的特点来考虑。同时，教育行政学院工作人员少，工作又繁忙，教师们天天要做打杂，这又怎能很好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呢?最后邹有华提到教育行政学院所必需要的“教学大纲”、教育部颁布的方针政策、法令等指导文件，教育厅从来未主动送给学院，以致造成教学上的很大困难。他希望教育厅改变这种官僚主义态度，给教育行政学院以便利的工作条件，认真把学院领导起来。广州师范专科学校石玉昆教授也批评教育厅对高等师范生教育实习问题不重视，他说：我校明年有1，200多个学生要参加教育实习，到底如何搞好这工作，这是高等师范教育上的重大问题，不能忽视。他建议教育厅和市教育局、省委文教部和本省几间高等师范学校开会，共同研究解决这一个问题。 + +　　华南师范学院教授李翼忠、黄庆云还批评了教育厅要师范学院停办“中学数学”、“中学历史”刊物的不当。华南师范学院廖子东教授批评了教育厅对他不够尊重。广州师范专科学校讲师杨逸梅指出教育厅对一些遗留问题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如前广东、广州女子师范学校结束后遗留的文件堆在车房，无人处理；前两届毕业生回来领毕业证书也不知该向谁领，这些问题都应迅速解决。 + +　　6日的座谈会结束时，教育厅副厅长饶璜湘作了发言。他说，这两天大家在会议上提出的批评和建议，对于教育厅党组织的整风有很大的帮助。他表示接受石玉昆教授关于邀请专家组织教育研究委员会的建议。最后，他还希望大家在会后仍继续提出书面意见，帮助教育厅整风，改进领导工作。 + +　　 来源：《广州日报》1957年6月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34.txt b/CCRD/1/3/2/00083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372b3bab06fb5e38a760aedd393b59c19d8c02f --- /dev/null +++ b/CCRD/1/3/2/000834.txt @@ -0,0 +1,137 @@ +# 市委邀集各院校教授座谈会今天继续举行 + +　　本报讯 中共西安市委五日邀集各大、专学校教授进行座谈，征求他们对各方面工作的意见。这次座谈会进行了一上午，在会上发言的有张庆春、南秉方、祝绍煌、彭绪让、甄瑞麟、叶彦润、洪毅凡等七位教授。他们在发言中所涉及的问题很多，他们对学校的许多具体问题以及社会风气，都提出了不少批评建议。在这次会上，有张庆春、祝绍煌、甄瑞麟、叶彦润等四位教授对高等院校要不要党委制发表了意见。他们一致认为民主办校或教授治校都不合适，如果让教授治校，不但严重影响教学业务，而且容易放弃思想领导，形成派系之争及不合作，这样，就非出乱子不可，绝对办不好学校。因之，他们认为，高等院校的党委制是不能取消的，但今后在工作方式方法上，需要好好地改进。 + +　　这个座谈会今天继续举行。 + +## 对西北俄专内部矛盾的意见 + +　　西北俄文专科学校张庆春教授在发言中回顾了党领导革命的功绩后，着重谈了下面几点意见： + +　　一、俄专内部有党政权责不清的矛盾：从近月来报纸上发表的意见看来，无论是行政、企业、学校，其中党委都多少有揽行政权或过多干涉行政职权的事实。西北俄专也不例外。如教务处直属单位图书馆干部的调动，校里留助教，从外面调助教，学生留级，休学等，党委与人事部门就过于揽权。不是不让教务处负责人(教务处第一副主任是民盟盟员)知道，就是对教务处意见不尊重。有时党委决定的事项，仅通过行政会议的决议形式就算决定。事实上未必恰当。这对于提高教学质量、改进教学，都是有害的。虽然目前逐渐好转，但必须作到有职有权，党、政权责划分清楚。 + +　　有人主张学校不需要党委领导，民主办校，或教授办校。我不赞成这种说法。共产党是领导我们前进的核心力量，马列主义是我们建立革命人生观的唯一思想基础。学校是培养具有革命人生观的社会主义建设干部的园地，没有党的思想领导，那是不妥当的，学校应有党的机构存在。至于教授办校，民主选举校长，我觉得还显天真一些。我赞成仍采校长负责制，成立校委会，延揽有经验教授、教师参加协助。若教授办校，书还教不教呢?办校是行政工作，千头万绪，也不是教授所能做好的。 + +　　我赞成校长不兼校党委。党委专职负责思想领导，监督学校行政执行和贯彻政策。校长完全负责全校行政、教学领导。我校王副校长就兼党委，常在城里开有关党务的会议，对于校内教学管的很少，对于教育是有影响的，顾此失彼。顶好分开，在负责同志身上，专人专职。 + +　　二、领导与领导机构间和领导与被领导间有矛盾：西北俄专的党领导与群众关系基本是团结的，相处较好。但平行单位间或领导与被领导间也表现着矛盾。上年度有俄专改为外语学院消息，并且学员要增到三四千人的说法。人事科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升格为人事处，职员添至十余人。而教务处仍为五、六人，不予扩充，影响教学领导。再：领导上对各教研组助教人员的配备和调动使用，往往不与教研组负责人商量或打招呼，教研组主任自然就难因才培养。领导上要让教师兼任什么工作，也不事先征求意见，或考虑其负担。但对党员外调时则是事先征求意见。形成对党内人民主，对党外人不民主。至于教师与学生间，尊师爱生可说是人之大伦，但校内党、团、教务上总是向学生了解教师教学情况，从不问教师关于学生学习情况，形成在领导面前学生总是原告，先生总是被告，不但降低教师在学生面前的威信，竟发生过学生对教师打分数不满，拉教师去讲理的事。 + +　　三、当前本校最大的矛盾问题是毕业生出路问题：本来西北俄专是三年制，目前有消息改为四年制时，就有学生不愿继续学，愿出去工作，问题还不大。自从六月二日报上发表新华社记者王伯恭报导“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中有些什么问题”一文后，暴露出今年最突出的是俄文毕业生分配困难，多出三千多人，除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分配一部分学生工作外，高等教育部将留一部分学生在校学习继续提高等语。我校今年毕业生有二百四十多人，这三、四天来，不光是毕业班的三年级学生，就连一、二年级学生也非常关心学俄文的出路问题。 + +　　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出高教部在订培养干部计划时，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查遍世界史，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为向某一外国学习，就办了八个专门学习这一外国语言的专科学校。此外，附设在大学的系科还不在内。这是个盲目作法。 + +　　今天我还要代替学生向市委呼吁，我希望方仲如同志要对学校关心些，向国务院和高教部洽商，一方面今后如何逐渐减少俄文学生人数；另一方面，如何有计划地为俄文学生找出路。不然，会影响学生学习情绪。学生学了几年，没有出路，自然伤心。作为教师，培养了学生几年，想使这朵花开出来，不料遭到了风雨，教师也要为学生呼吁。(这时，主持会议的方仲如同志表示：学生对于出路问题的意见和要求，一定如实地反映给中央有关部门。) + +## 俄专领导不能面向教学一些问题长期没有解决 + +　　西北俄文专科学校南秉方教授说：我到俄专时间很短，感到俄专几年来在各方面都作出了不少成绩，但也有些问题。最主要的是党委的领导不能深入教学，这表现在屡次开会提出问题，长期不能解决改进，连专家也提出意见说：“是你们不懂呢，还是不作呢?学生提意见说：至今没有完整教材，有的老教师可以编写，但老教师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今年有一次高教部给学校发了一个有关专业教学计划的文件，好久找不到，后来因高教局来催，在校长办公室才翻了出来。又一次高教部给学校发的教师升级的文件“失踪”了，最后只好到隔壁邻校中抄来。 + +　　领导不能面向教学，各部门也不能配合教学。如在人事部门送助教进修不从业务出发，不与教务处联系或尊重他们的意见，就擅自决定送助教到北京外语学院进修，结果成绩很不好，甚至外语学院把一个助教送回来，经过教育至今仍然转变不大。后来又派助教去进修，人事处与教务处商议，听取教师的意见，才得以选派了优秀进修的助教。其他象总务处的工作也不能很好配合教学，面向教学。 + +　　毕业生出路问题是当前学校一个大问题。原来校长向今年的毕业生报告：学校为了争取提高质量，把三年延长为四年，让同学们多学一年。最近人民日报揭露了真象，说是今年毕业生供过于求，有三千多俄文毕业生没出路。这在毕业生中，以至一、二年级学生中，都引起了情绪不安，大家都为自己的前途和出路担心，要求转系或并校，我认为学生这个意见可以考虑。学生的意见是，如果俄文人才培养的多了，将来没出路，可以让他们转到英、德、法文方面去。并校可以解决教学质量问题，改善目前师资力量分散和薄弱的状况。 + +　　北京有的学校反映，几年来我们科学进步很慢，原因之一是因近几年外语教学很差，因为一个科学家不懂几国语言文字，而仅仅靠中文译本是不行的。有些人主张应以英文为第一外国语，因为世界上说英语的国家多，英文出版的科学图书也很多。科学是不分国际的，它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苏联学校里以英文为第一外国语，从小学四年级起一直到大学都学习外国语，并且英语在中国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会的人多，容易恢复。我认为我们可以学习苏联，但不一定要以俄文为第一外国语，因为世界上用俄文的国家毕竟少，因此，我主观的想法应以英文为第一外国语，俄、德、法可作为第二外国语学习。但要学外国语，必须从中学就打好基础，不然象现在这样，在大学才从头学起，三、四年期间很难有很大效果。 + +## 必须很好地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党委不要退出学校而要加强领导 + +　　西安医学院卫生学教研组主任祝绍煌首先对西安市的卫生防疫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党提出了“预防为主”的方针以后，在西安市贯彻得很差。防疫站很不健全，配备的人很弱，正式大夫很少。他还说，奇怪的是送传染病人的救护车子还得要病人出车费，据说每次出钱三元，有些病人嫌车费太多，就不得不去坐公共汽车，这样必然就使传染病更加泛滥起来，仅今年在传染病院所看到的脑膜炎的病人就有五十多个，这说明不重视预防工作的后果是很不好的。事实证明，今年春上传染病流行严重的时候，不少工厂都几乎停工，学校也停课了。他说，这项工作做得不好是与党委对防疫工作重视不够有一定关系，如果卫生防疫工作真正做好了，医院就可以减少拥挤，医院数目甚至都可以减少。因此他建议要扭转上述情况，一是大力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一是要加强对卫生防疫人员的思想领导。 + +　　在谈到有职有权问题的时候，祝绍煌说，根据他三年来的体会，“职”、“权”都差的很，他是医疗系的卫生学教研组主任，但是连使用一个练习生都作不了主。教研组下面四个专业小组配备人的时候，完全是党派定的，自己的主张做不出。在提到这个问题时，也联系到认为中央卫生部在分配干部上有严重的强迫命令现象，对被调动的本人具体情况和要求考虑得很不够，他说，他是搞了二十多年的防疫专业的，他是学国际检疫学的，但是卫生部一九五四年却硬要把他调来西安作他不完全“内行”的工作，所以，他很不同意。目前，他是处在“学非所用”的情况下，在教学中他能讲到的属于他的专长的整个课程内容只有五分钟，这是最痛心的一件事。这样，当然使他的工作不够安心。他希望西安市的党组织建议中央考虑这个问题。 + +　　此外，祝绍煌教授还谈到最近高等院校正在议论的体制问题。他认为民主办校也好，教授治校也好，这些意见都有不全面之处，他说，就拿医学来说，这中间情况很复杂，流派很多，过去有所谓英美派、德日派等等，如果单纯采取教授治校必然常常是意见统一不了，又要大闹派别，就非乱不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说，他仍然同意党委不能退出学校，党还要加强领导，问题是党委领导要对业务钻进去，逐渐变成内行，不能整天老是“开会”，不务正业。 + +## 西安医学院宗派主义严重非党人员有才能也不被重用 + +　　西安医学院化学教研组主任彭绪让在发言中说，党的领导在学校内做了许多工作，成绩很大，也是主要的，但是还有许多缺点。他首先谈到：西安医学院的宗派主义很严重，自理明中副院长(兼党委书记)到校后，所任命的处长、附属医院院长以至科长级干部，都是党员(科长中有个别团员)。其中有与职务不相称的，工作中常出差错，群众意见很多，但是还是一帆风顺地步步高升；相反，非党人员中，有能胜任主管工作的，却不被重用。这种清一色的作风，在周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以后，仍未改变。甚至魏明中副院长还在全院大会上说，成了党员要作领导，负重要责任。言外之意，非党同志不能作领导。评工资时，先让党团员讨论提出初步名单。因此许多助教(党团员)都知道情况，但教授却不知道。提出的初步名单，实际上是最后名单。结果，有的很不合适。请教员甚至副教授，也不与教研组商量，结果也造成了学校和教研组的负担。另外，医与非医也表现有宗派主义，特别表现在设备与进修上。如物理化学实验的教学设备还差得很远，几乎都开不起来，只靠向兄弟院校去借，研究设备更谈不上；教授参观也不让非医人员去，这对改进教学工作有很大影响。但卫生部和高教部都不解决非医人员的进修。 + +　　在党对非党人员的团结工作上，彭绪让也提出了批评。他说，在周总理报告以后，党的领导同志见了人就招呼，在路上和饭厅内问长问短，表现得很明显。但是，为时不长，团结工作也好象运动一样，一阵风就过去了。 + +　　彭绪让还说，学校内的行政会议没有教授参加是不适当的，教授应当在行政会议内有一定的重要地位，因为学校内的重大事情都与教学工作密切相关，在讨论重大问题时，不应离开教学上最重要的人员——教授。 + +## 应该根除目前流行的四种坏风气西北大学存在着宗派主义官僚主义 + +　　西北大学工业经济教研组主任甄瑞麟就解放以后社会上流行的一些不良风气和西北大学存在的若干问题发了言。在谈这些问题以前，他首先谈了他对这一时期“鸣”“放”情况的看法。他说，过去开会，只谈党的优点，不谈缺点，即谈也是鸡毛蒜皮，抓不到庠处。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党不愿意倾听批评。最近情况改变了，只有谈缺点，才受欢迎，这说明党是诚恳地希望大家帮助它的。他认为，只谈优点固然不对，但是光谈缺点也不对。他说，任何正直热爱祖国的人，对党和毛主席都是感激的，党不只是党员们的党，而是六亿人民的党，党的优点，是六亿人民的幸福，党的缺点，是六亿人民的痛苦。现在党好象处在四面夹攻之中，但是平心而论，优点仍然是主要的。希望党多听批评意见，少听恭维，只有这样，才能使党纯洁、健康。党发动大家提意见，提意见的人各有各的立场。有些人在历次运动中受了些委曲，提意见尖锐一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有人夸大其词，有的则是别有用心，趁火打劫，唯恐天下不乱。另外，有些人还有顾虑，转弯抹角，不敢大鸣大放。但是绝大多数人是诚恳的，出发点是好的。 + +　　接着，他谈了目前社会流行的四种不良风气。 + +## 部分党员贪图享受 + +　　第一种风气是部分党员贪图享受。他说，解放初期，老干部艰苦朴素，令人五体投地。但是近几年来不对了，党员领导干部的吃、穿、住，行都特殊起来了。拿上学来说，一般学生分配到那里就到那里，但是领导干部的子女则必须到好地方好学校去。幼儿园、托儿所也是如此。坐汽车也是一样，一方面公共汽车少，车上十分拥挤，另方面小汽车之多，比解放前增加了何至一、二百倍。他说，他不反对重要的负责人坐小汽车，但是有些人可以不坐。如果把这些小车减少一些，增加一些大车，许多人就都有汽车坐。他说，这乃是解决目前交通工具不足的治本的办法。目前有关部门对三轮车进行评价、管理，仅仅是治 的办法，并不能根本解决交通工具短缺的问题。他说，这也是一个跟群众共甘苦的问题。他不同意邓初民在人民日报上说的党给他分配了洋房汽车就说明党员是吃苦在前的，他说，跟群众共甘苦，在农村应该看到农民，在城市要看到市民，照顾了个别人的生活，不能说成就是党员吃苦在前了。他还说，在解放初期，开会、听报告，到处说干部是勤务员，要好好为人民服务，但近几年，就强调的少了。拿农民来说，每人每年平均收入六十元左右，但是领导干部坐小汽车，仅仅司机每月的工资就不止六十元，所费的汽油、机器折旧、车棚等还没有计算在内。这说明，资产阶级的享受思想侵蚀了党，少数领导干部思想腐化了。 + +## 看面子的风气应该坚决反对 + +　　第二种是看面子的风气。他说，在旧社会“抱大腿”、看面子的风气风行一时，现在这种情况仍然残余地存在，不过换了名词，美其名曰“照顾”。有人说，儿子是党员，父亲就是地主，也是开明地主；父亲是党员，儿子入党也容易。“裙带风”也有，丈夫干阔了，妻子也“虎虎虎”。有人不称职，但还是身居要职，有些人不能起好作用，还起坏作用，西安这种情况很多。他说，对有功劳有贡献的人照顾是应该的，但是不能贻误事业。为了避免党的威信被他们玷污损害，他建议在这次整风中把那些不称职和品质恶劣、思想腐化的领导人拉下来。 + +## 有些人要求入党，是想往上爬 + +　　第三种是向上爬的风气。他说，有些人迫切要求入党，并不是想多给人民多做事情，而是羡慕党员的优越地位，想往上爬，觉得党员说话算数，有特权。他说，在高等学校里，有些民主党派的成员说自己无职无权，群众看法不同。他认为民主党派比起群众来还是吃得开的。有些人昨天还过从甚密，今天加入了民主党派，马上就不一样了。民主党派的成员加入了党，马上又变了样子。党与民主党派有距离，民主党派与群众有距离。党团员与党团员之间，民主党派成员之间，群众与群众之间，各有戒心，中间有墙有沟。旧社会许多人把头削得尖尖的往上钻，为了升官发财，今天人们向上爬，目的是晋级加薪。 + +## 有些领导人官气十足 + +　　第四种风气是官气十足，衙门气十足。到处是“长”，许多人官味很大。有人说，共产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本来应该更亲密，但是现在倒有些反常的“六亲不认”的现象。有些人过去几十年都是朋友，一旦当了官以后，见了面避之犹恐不及。过去是谈笑风生，现在是面目生冷。解放初老干部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现在是装腔做势，威风凛凛。最近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有人说，千万不要坐小汽车去，否则铲几锨土，不值汽油钱。 + +　　他说，上述问题只是部分党员的问题，不是全党的问题，因之，不能把个别党员和部分党员的缺点说成党的缺点。但是也不能对这些问题不注意，因为党内品质恶劣的分子多了，党的事业也就要糟了。 + +## 西大党群关系不好，是其他一切矛盾的总根源 + +　　关于西大工作中的若干问题，他认为当前主要的矛盾是党群关系的矛盾，他说，这是其他一切矛盾的总根源。他说，最近西大李述礼教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说，西大有“偶语者弃市”的现象，据他看，这种说法有些过分，但是在过去侯外庐校长在的时候，在三反的时候，倒的确有过这样的气味。侯外庐在校时，党放弃了领导，许多事情很少过问。他来的时候带来了一大批人，有人说他带来的这位党员秘书好象不是党的党员而是侯校长的党员。侯校长高高在上，目中无人，群众怨声载道，现在学校有四个校长，有人说侯校长是远距离控制，事实是远距离而不控制。有人说，侯校长是不务正业。学校出布告，署名是侯外庐，但许多事情他根本不知道。他说，这是名副其实的官僚主义。 + +　　他说，几年来，西大工作成绩很多，但是也有如下的偏差和错误。 + +## 西大工作中的偏差和错误 + +　　第一个问题是党政不分。他说，天下老鸦一般黑，和其他高等院校一样，西大的系和教研组都有秘书，秘书都是对党委会负责的。如果这些人党性好，关系就好一些，如果品质、作风或工作方法有问题，就变成了以党代政，大家都看他们的眼色行事。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员的领导，什么都是他们说了算数，人们都不独立思考问题了。关于如何办学的问题，他认为党委不能退出学校，否则就不可能实现在学校工作中的无产阶级领导。但是，他认为领导的方式方法要改进。放手让大家干，劲头就来了，束手束脚，事情就难办。他说，教授治校不成话，对教授不能低估，但是也不能估计过高。 + +　　第二是民主党派没有发挥作用。他说，旁观者清，作为一个群众来说，他觉得民主党派没有起到监督的作用。有些人说，加入与不加入民主党派，区别不大；参加了开会多，徒增了麻烦。 + +　　第三是青年教师跟老教师之间的矛盾。他说，这个矛盾，归根到底，仍然是党与非党的矛盾，因为大多数青年教师都是党团员。本来青年教师和老年教师各有长处，各有短处，但是许多青年教师认为老教师是旧社会来的，看不起他们，在几次运动中整他们，斗争他们，使他们抬不起头。 + +　　第四个问题是工会成了行政的附庸。他说，几年来，人们加入工会都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工会除了买澡票和电影票以外，别无作用，根本没有起监督行政的作用。每年改选换人，依然如故，许多人讨厌工会。他认为，工会工作所以这样，主要是党使它瘫痪下来了。 + +　　第五个问题是学生学习质量不高。他说，根据他的经验，解放以后学生学习都很努力，到处喊叫负担过重，但是学习成绩不好。原因何在呢？一方面是中学教学质量不高，另方面，主要是学生学习时背条条，缺乏独立思考。学生如此，先生也如此。一拨一转，不拨不转，许多地方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生吞活剥，不结合我国的具体条件，使许多事情陷于被动。过去教师们是三思而行，现在是“等因奉此”，上边咋说咋办。 + +　　他说，上述问题，归根结底，是党的工作有缺点，主要是对党员教育不够。解放后党的组织发展得很快，但是教育不够，许多人是抱着不纯的动机入党的。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不能单纯依靠批评的办法，还要绳之以法。有些人混进了党，给人民造成了痛苦，是不是可以撤下来?对入党的尺度不能放松应当宁缺毋滥。考察人要深入，不能光看表面现象，不仅能够冲锋陷阵，而且品质要好。 + +　　最后，他建议： + +　　一、对过去几年统一分配的学生进行一次调查了解和调整，适当照顾各人的自愿。 + +　　二、检查今年“五一节”秩序不好的原因，从中检查工作中粗枝大叶的作风和官僚主义。 + +## 教师工作忙乱 教学质量提不高 党员盛气凌人 对系主任不尊重 + +　　西安师范学院数学系副教授、助理系主任叶彦润说：我想谈两个问题： + +　　第一，关于教学和学术水平提高的问题。几年来就我从事系务工作的体验来讲，可以肯定大家确实很忙。但另一方面，教学上和学术研究上成绩的确不大，和我们国家高等学校应有的水平很不相称。以我自己为例来说，一九五○年我在西北大学数学系时，杨永芳教授是我的老师，那时他常督促我作学术研究报告，当时一些近代学术杂志自己还能常看、常钻研，如果这样坚持下去，成绩、进步当然可观，但是，自从到师院以后，就忙得很难坚持下去，以至自己现在连一九四○年以后一些近代数学学术方面的杂志，看也看不太懂了。系里的教师同志，都可以此为例。 + +　　在教学方面，一九五三年学习苏联先进教学经验，对教学工作的确帮助提高很大。但我觉得从一九五四年以后，教学水平始终是停滞状态。原因究竟何在?忙，的确是很忙，但没有忙到地方，教务处、院领导，公文雪片似地向系里发，但很少解决实际问题。只是机械地执行上面的指示，照章办事。上面说教学要联系中学，联系实际，院里一作布置，就再不过问了。有些指示我顶了回去，没有照办，也有些一意孤行，但我觉得院领导的确是有些保守，教条主义很严重。什么事不管适合不适合实际情况，总是强调说“是苏联的经验、高教部的指示，照着办错不了”。我觉得这也可以说是院领导怕负责任的一种表现。似乎是怕不按上面指示办事，会犯错误、受批评，所以虽然看起来执行上面指示很稳，但教学水平长期提不高。举例来说，象学生的学习情况，在一二年级时院里检查检查，如果学生没有意见，就算了。而实际上，许多学生在一二年级学的东西，到三四年级往往就忘记了。而问题的严重，在于没有人注意这些地方。 + +　　第二，是系务问题。我们系里系主任夏先生和我都不是党员。就几年来系里的情况看，如果说是系秘书“专政”，那是不对的。有些事情系秘书的确也有为难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他们的确也有对系的领导尊重不够、商量不够的地方，往往是认为党委、院领导意见如此，不同意就从夏先生那里找出路。有时甚至有些气势冲冲，盛气凌人；总是不考虑别人的意见，硬性地想法执行上面的意见。如果有的系领导面皮软些，当然就很容易形成系秘书“专政”。我认为这是形成有些系秘书专横、粗暴的主要原因。 + +　　最后，关于高等学校是否要党委制，我觉得是必要的。如果换成教授治校，我认为就有可能引起派系之争，失去统一的思想领导，甚至形成思想混乱和彼此不合作。党委领导，则容易作到公平、宽宏大量，但我觉得党委领导也还必须作到经常征求群众意见，避免宗派主义的发展，才能领导得好。 + +## 党员作福作威 宗派主义严重 党外人士有职无权 无法工作 + +## 西安体育学院教授洪毅凡着重对体育学院党的领导上的宗派主义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 +## 体育学院如同“独立王国” + +　　洪毅凡说他总的感觉是，这个学院的领导上如同“独立王国”一样。学校的负责人党、政大权居于一身，控制着一帮“亲信”来统治这个学校，任所欲为，旁人不敢提半点相反的意见。于是就出现了一批象旧社会的“拍马”者，恭维上边，欺服下边。洪毅凡说：有一次，行政上派了我这教研组一个助教到北京去学习，事前也没和我商量，而这个被调去学习的助教又私下找人来代替教他离职期间的课程，也不征求我同意，当时我很不满意，就提了意见，而这个助教和行政上的党员秘书王野有私人交情，他把我的情绪反映给王秘书，据球类教研组一个助教说，王秘书知道我有意见后，竟然说我：“这个傢伙真顽固！”后来还曾经有意识来打击我。当然，群众慑于这种势力，也没人敢说话，有时个别人也只得说“领导如何正确”一类的客气话，其实说这些话的人内心里对领导上这种独断专行的作风也是不满。这种空气，群众的积极性如何能发挥出来呢?他说，他们现在是在“苟延残喘”的日子里工作。 + +## 党外人士有职无权 + +　　党外人士有职无权的现象很严重。党员副院长李一青包揽大权，曾院长没有实权，群众说他是个“大闲员”，是个“傀儡”，自从学校开办以来他就来学院了，但现在，许多学生很少同曾院长见过面。是否院长负不起责任呢?不是，是因为他没法管，没有权。又如第二副教务长郭俊卿同志，连一个普通党员的职权都没有，小小的一个问题，自己作不了决定，也不敢作主。洪毅凡说，他是一个教研组的主任，有职无权的情况更多了，比如组里聘助教，他根本不知道，从来没有人事前和他商量过一次，事后问一问，也是形式。他自己对一切事情都得要请示，单怕出了岔子，受不了。 + +## 不重视教学，不重视教学的人 + +　　李一青副院长虽然过去作过一时期体育教员，但他丢开教学工作已经很久了，体育教学业务实际上他很不熟悉，他也不好好钻研，他对行政工作抓的紧，而对于教学工作好象认为是附带的事情。我到本院已经三年了，他没有听过我的一次课。每学期检查工作的时候，也没有一定的计划，往往是“心血来潮”了，就来检查一次，检查工作一上来就是“检查思想”，党的领导上认为：一个人的思想不好，他的教学也是绝对不会好。于是领导上就大力发动党团员揭发教师的“错误思想”，这样，工作检查就转变成了“思想检查会”，很少谈到教学问题，但是检查过后，什么事情又没有了，照旧又丝毫不关心教学，提出的问题仍然不解决。 + +　　领导上对于教师的尊重、关心根本谈不到。把从兰州来的教授们安置在潮湿的窑洞里。助教们十几个人住一个房间(本学期才改为三人一间)，无法备课，提意见也不顶事。特别是领导上常常当着学生的面批评教师如何如何不好，工作如何不负责，使教师“威信扫地”，还如何去教学生呢？还有这种情况：对于调来的一批新助教，领导上给介绍教研组的情况时，总是首先介绍那些教研组的领导有什么缺点，根本不谈优点，使这些人对组的领导也不尊重，领导起来很困难。对一些教学领导干部的威信不重视的现象，更突出的表现在有一次教职员工大会上，李一青副院长当众粗暴的批评郭副教务长说：“政治觉悟太低了，太低了！”这样就不能不使他在群众中丧失威信。 + +## 党员有特权，仗势欺人 + +　　洪毅凡说，做什么好事情党员都有优先权。党只信任党员，看不起非党人士。根据群众揭发，秘书王野从一九五四年至今，三年来连升三级，而许多群众长期以来工作很好不给提级，王野和其他两个党员干部，生活很富裕，吃烟吃的最高贵的，用肥皂也是一块一元以上的。但王野等三人，去年年终时仍然利用职权请领补助金均分，每人五十元。群众极为不满。其次，派到外地培养学习的人，不管程度怎样，首先是看他是否是党团员。去年派到北京去学滑冰的党员刘玉芬，她既没有滑冰的基础常识，又是一个“弱不胜衣”的女同志，结果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 +　　党员不仅有特权，而且作福作威仗势欺人。洪毅凡说：就是这位年轻的女党员刘玉芬有一次因一件事我对她态度不好，以后我自觉不对，还写了一封道歉信请李一青副院长给她转达解释一下。而这一事实就成了“肃反”时整我的材料。所谓一些“积极分子”他们认为：对党员不满，就是对党不满，对党不满就是对新社会不满，对新社会不满，也就是欢迎旧社会，欢迎蒋介石，欢迎旧社会这必然是反革命分子。洪毅凡说，他们根本抓不住什么东西，就凭类似这些材料“斗争”人，这是一棍子打死人的态度。洪教授说，党员领导干部就是用搞垮别人的威信来建立自己的威信。从兰州来的六位教师都不至一次地表示后悔来到本院，甚至有个别教师自责自己说：“我真混蛋，我为啥来到这里呢？”洪毅凡说，因为限于时间短，许多问题还没有讲完，上述情况他只是简单提了一下，他希望党组织在这次整风中下决心把那些坏东西整掉。 + +　　（来源：《西安日报》1957年6月6日。原题为：“张庆春等四教授在市委座谈会上发言/不能取消高等院校党委制/市委邀集各院校教授座谈会今天继续举行”。）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35.txt b/CCRD/1/3/2/00083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fd9cb2218a45a511b3574bf6d72e0c310de25a --- /dev/null +++ b/CCRD/1/3/2/000835.txt @@ -0,0 +1,15 @@ +# 四川江津等地中学想搞“大民主” + +　　新华社成都18日讯　最近四川省江津、璧山、江北等县、市的中学、师范中，为副食品供应问题想闹“大民主”，但都被说服和制止了。 + +　　璧山师范和江北一中的学生要求罢课和游行请愿。他们说：“匈牙利的学生游行，党和政府还支持，我们也要求游行”。“游行是宪法上规定了的”。璧山师范的学生提出四点要求：一、要求吃肉吃油。要把公路上往外调的猪拦住，不准运走。二、不住潮湿房子。三、要求改善电灯不亮的问题。四、减轻功课负担。 + +　　江北一中的学生到重庆的学校参观后，感到他们的生活不如重庆的学校，回去酝酿罢课、游行请愿。 + +　　江津一中、二中的学生不愿吃红苕(甘薯)，在学校的墙上和厕所内，到处写起“反对吃红苕”、“抗议吃红苕”、“要吃肉！要吃肉”的标语，并且按照抗议英法侵略埃及的一首歌的调子，编成“抗议吃红苕”的内容，到处唱。 + +　　不少学校师生，把目前副食品供不应求的问题跟匈、波事件联系起来议论。他们说：“匈波事件的发生，就是没有满足人民的生活要求”。他们对哥穆尔卡在波兹南问题上的分析很感兴趣，说：“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自己有问题怎能怪反革命”。“再不拿肉来吃：匈牙利事件就是一个教训”。 + +　　 (挺军据省委材料编写) + +　　来源：1957年2月18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36.txt b/CCRD/1/3/2/00083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408e98e200afa6cbb4597f29158d07782133c1c --- /dev/null +++ b/CCRD/1/3/2/000836.txt @@ -0,0 +1,19 @@ +# 吴惟平的三点建议: 国家的重大政策要争鸣；要建立工人代表会；要开放反面消息 + +　　<张济生> + +　　新华社杭州5日电　民革浙江省委员会委员吴惟平4日在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邀集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提出：国家的重大决策要争鸣，要建立工人代表会，要开放反面消息。 + +　　吴惟平说：要正确地处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单是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和说服的方法是不够的，还需要从政治制度上取得补救办法。 + +　　吴惟平认为：国家的重大政策需要争鸣。他说：象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难道所有的政策都是正确的吗？这不可能。过去一些领导人犯错误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政策没有得到足够的讨论。 + +　　吴惟平说：重大政策的争鸣应该选择一定的场合和方式。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争鸣的最好场所。 + +　　关于建立工人代表会的问题，吴惟平认为，从沈阳的五个工厂进行试点的总结来看，内容不够充实，还有一些流于形式。他主张：一、工会隶属于职工代表大会，成为它的组成部分；二、让职工代表大会对国家委派的企业领导人一年一次进行信任投票。如果一个厂长脱离群众，得不到半数工人的信任票，可以建议国家撤换他。工人对领导要卡住一点，工人代表会主要发挥自下而上的监督作用。 + +　　吴惟平在发言中批评了封锁反面消息的情形。他认为这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吴惟平说：过去对敌斗争激烈，为了保密，安定人心，有些消息暂时封锁是可以理解的，今天就不一定需要这样。当然，例如国防情况是不可以公开的，但这是极少数。不应该以这些少数的事情为借口，把一切反面消息统统封锁。 + +　　怎样开放消息呢？吴惟平主张由人代会、政协、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这四个方面分别来办报纸。 + +　　 ----来源：1957年6月6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40.txt b/CCRD/1/3/2/00084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5178531237d4940d746f1d8105010cfb8f94104 --- /dev/null +++ b/CCRD/1/3/2/000840.txt @@ -0,0 +1,95 @@ +# 在山东大学外文系教师座谈会上 + +　　<《新山大》> + +## 误伤自己人，不痛心。外文系动荡不定。对非党不很信任 + +　　伍恩照：许多人听了肃反总结报告，感到不满，认为党的诚恳不够。有不少被斗的，是根据所谓“积极分子”的意见而进行的。几年来，他们认为别人一贯落后、反动。他们主观地扑风捉影、捏造夸大材料，来决定斗争对象，混淆敌我界限。 + +　　肃反后，伤害了许多无辜的好人，使他们在精神上受到摧残、打击。有的党员说，已经道歉、赔礼、瞌头了，还要怎么样。他们没有因伤害了自己人，好人而痛，还说人落后，以堵塞好人之口，使之有意见不敢提。试问：如我们在家里错打了孩子，在朝鲜战场上误伤了自己的战友，能不痛心吗?但从总结和平反中，轻描淡写，看不出诚意来。只是以“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难免的”这一公式来作挡箭牌。 + +　　被错斗的同志中许多是一贯努力工作的，嫉恶如仇，是非分明的，也正是如此，他们对在工作中不负责任，不努力学习的党员曾提过意见，也是为了党员好，但某些党员不接受，在运动中算老账，说人反党，外文系有一个党员，他说，我是党员，我说了就算。试问，中国是六亿人民的呢?还是几位党员的呢？墙，就是这样筑起来的。这不是宗派主义吗? + +　　党委和校领导对人民教育事业不负责任，外文系计划一再变动，我来山大六年，一直处于动荡不定中。我原来教英文，后要我教俄文，但我思想是不通的。 + +　　外文系培养教师有宗派主义。外出进修的都是党团员，非党同志几乎不可能，我曾问过党委，为什么有的党员在进修中还能升等升级一再进修?为什么非党同志不能去呢？党委说：“非党同志政治不可靠。”这说明对非党同志不信任。当然我个人谈不到被培养，而外文系是有可以培养的。 + +## 不从辩证法看问题。学习苏联不能盲目。党员摆起面孔，不与群众共甘苦 + +　　徐维垣：党委有无决心，不能看口头，而要看行动，看现在的表现和将来改的情况。 + +　　党群之间有墙，是事实。党对群众的看法有问题，把群众看作落后，对群众加以防范，甚至把群众当贼看。党中央并不如此，问题是具体执行。解放后知识分子大部分觉悟都有提高，但有些人不从辩证法看问题，要从主观、形而上学看问题。要更好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首先要改善党群关系。 + +## 官僚主义从高教部到山大，都存在。对高等学校的特点了解不够，上面布置下来，便硬性贯彻，很少讨论。假定提不同意见，便会被视为落后、反动，甚至反党。说来，很幼稚。 + +　　学习苏联没结合实际，好像什么都要学苏联。当然，基本上是要向苏联学习的，但不能盲目。苏联批判了的，过去我们也学。拿外文系来说，力量本来强的，而现在反而弱了，并没得到发展。好像拆散了。口试制度，没考虑到大班的特点。五节一贯制，行不通。苏联天亮都比我们早，我们如何能行“一贯制”？ + +　　把问题简单化，没有从各方面来考虑问题，是领导上犯错误的重要原因。一简单化便难以令人信服。而有了问题，便报喜不报忧，不能向群众说清楚。群众所关心的问题，就是不讲。 + +## 主观主义也同样存在。过去主要靠党团员做工作，依靠群众则很不够。肃反、评级都没能很好联系群众，因而造成损失。单从党团员角度看问题，不能不带主观片面。党员兼系秘书，而且大部分是新党员，刚入党，要表现自己，因而很容易脱离群众。认真负责是好的，但却因而摆起面孔来了。外文系的工作计划、评薪，都由秘书陈家咏来决定，吴教务长自己承认也有官僚主义。 + +　　希望通过整风，党团员能做到“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过去是他们一马当先，先享起福来，而非党同志轮不到。党员一再派出进修，回来升级很快。非党同志在校辛辛苦苦，却既不能进修，也不能升得快。高教部要派人进修苏联文学，我校不是派教这门课的教师去，而是派了一位不懂俄文的人去。这种叫人看了觉得不可能的事都会做出来，非常不公平。这也是宗派主义的表现吧! + +## 领导对群众意见不感兴趣。行政效率不高，职员太多。纠正重德轻才 + +　　赵太侔：对干部使用提拔有宗派主义，不从工作需要出发，也不能党与非党一视同仁。领导不相信群众，不尊重非党职权。调一名资料员，系主任不知道，就调去了，连经手的图书资料也没移交，后来交代了，还是一笔胡涂账。谁替他？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是团员，所以不经过系。 + +　　去年暑假后，一门英语课开出来了，但程度不齐。为什么事先不讨论一下，而要命令主义行事?四年级程度不齐，学了一年有何用?为四年级开课还不如为三年级开课，可以学两年。这种做法不知是何“主义”？大概在三大主义之内吧，也可能是主观主义。也许因为没有英语专业，所以开这门课，但干部使用不应这样，浪费时间，对学生也如此。事先听一下群众意见，对领导说是不感兴趣的。一件事情决定后，布置下来座谈讨论，不是听取群众意见，而是贯彻、教育、打通思想。如买公债、四级记分、口试等，都是这样。搬来的教条，也要座谈讨论。四级记分讨论好多次，现在我还不知其优越性在那里?浪费生命。 + +　　党群之间有隔阂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没有掌握知识分子的特点。旧知识分子有毛病；自高自大，傲气，对新事务接受慢，如不是深切认识到，不轻易做。但对已经认识到的，身心一致，不会改变。而“积极分子”接受新事物很快，因而党相信他们，其他便认为落后，你要团结改造知识分子，你就不能忽略他的缺点。所谓积极分子，应该起到桥梁作用，但实际上不是，而成了鸿沟。 + +　　我校的行政效率不高。我曾参观过一个工厂，不论是行政管理，企业管理，很乱。这是门科学，而我们忽略了。这方面应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因为是资本主义国家，花了钱要讲效果，一分钟要有一分钟的效率。除工作能力外，还有制度问题，有些制度需要建立，好的制度能提高效率。我们不是没有制度，而是有些制度发生相反作用。青岛一工厂因生产新产品，要求到我校化学系旁听，教学行政科不答应，说是制度。关门办学，不为企业解决问题，这样的制度不合理。我校职员过多，工作不灵，人越多，事情越办不好，这几乎是规律。裁去三分之一，我看不会影响工作。不能单纯为了照顾。人事处管的都是干部的政治思想问题，我们是学术机构，而不管学术业务。建议人事处要有一懂学术的人，掌握学术思想，这样才能全面，也可纠正重德轻才的现象。 + +## 和风细雨和狂风暴雨。宗派主义严重而突出。重新审查积极分子 + +　　唐郁南：我先谈和风细雨和狂风暴雨。有人说：整风对党员是和风细雨，而过去对知识分子是狂风暴雨。言外之意，心有不服。我觉得，和风细雨好，能解决问题。三反、肃反是狂风暴雨，有的人被狂风卷去了，有的人被暴雨冲走了；全国闻名的丁山先生是被风卷走了，陈慎昭先生是被雨冲走了，全国范围被风卷走被雨冲走的为数实不少！因狂风暴雨、风吹雨淋而神经失常的位数也很多。物理系杨有棥先生，神经失常了。连历史系陈同燮先生看人家被斗，受了刺激，晚上也睡不着觉。雨过天青了，没有问题了，但不少人还在战战兢兢!我遇到一同志，我问他：“鸣放得怎样？”他说：“谁敢说话。”另一位说：“哀莫大于心死。”悲观失望到如此地步! + +　　知识分子为数有限，毛主席视为国宝。但有些党领导对这宝贝今天用刀凿一下，明天又胡乱玩弄一下。国之宝有了伤痕，为什么不难过!不痛心！希望整风运动真正能纠正错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要知道肃反的付作用没有真正消除，党领导为什么不主动去做?我幸而上帝保佑，肃反没被斗。如果我也冤枉被斗，我是经不起摧残，一定会自杀的。自杀了，便会说成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 + +　　肃反中我看到有人用体罚，残酷的体罚实在看不下去，而有的党员竟拿着扇子挡着脸在笑，看别人打。多少中学教师，不分青红皂白禁闭五十七天推动自由。我郑重向党提出，不管校内校外，这种违反宪法的行为，应认真负责地重表审查与处理，已经自杀而没有问题的，应恢复其名誉。狂风暴雨危害太大，故和风细雨实有必要。今后若再有任何运动，都需和风细雨。 + +　　学校领导不负责任，不了解情况的现象是严重的。我来山大，付教务长和我谈话，我提出意见，他回答说：“不了解情况”。不了解情况，如何负起办学的责任! + +　　评级中存在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偏差之大，莫过于山大。教师们搞什么研究，过去干部登记表上早就填过多少次，可是在评级中，参加工作的同志说我爱人许思园是搞数理逻辑的!这说明了登记表根本没看。有十多个以上国家的五十六位专家对思园的研究有很高的评价，为什么不了解一下呢?思园写信给高教部，吴教务长带回文件时，将原信都带回来了，足见吴教务长对教授们的研究工作也不感兴趣。去年和晁校长谈我爱人的问题，12月22日答复“另函作复”，到现在没有答复，晁校长很忙，有病，但办公室干什么的?中文系黄孝纾教授，是古典文学第一流名家，诗词歌赋都有专长，老山大以前和他同级的另三位教授现在是一级二级，而黄是四级!这是什么标准?是绝对的错误!周北屏先生担任教授已十五六年，袁寿椿先生在英国得博士学位做教授已二十年，也评作四级。李威周、赵鸿泰先生，程度很好，被评为助教11级，而常不开课连年在进修中的讲师(党员)却是7级。这是何等的不合理！宗派主义突出而严重，希望领导不可再掩盖此一缺点。 + +　　新的领导来到学校，有点缩手缩脚。没有高度的责任感，应当改则改。学校的改进工作意见公布了，但至今并没有很大改进。有人说：山大宗派主义突出，党内党外都有宗派势力使新来领导不敢放手工作。这个问题有无，领导知道，希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 +　　有人提出“重新审查积极分子”，我觉得非常必要。对真正起桥梁作用的积极分子，应表扬。而我们有些“积极分子”，不是搞好工作，而是破坏工作，造谣诬蔑，冒充马列主义者，看不起知识分子，打击人，卑躬屈膝以求荣，今天捧，明天骂，这样的党员和积极分子有何用？人民日报一篇社论中提出真、善、美的问题很好。有的人过去叫“蒋介石万岁”，只隔一天，便叫“共产党万岁”，这就叫进步吗?我们现在要求的好干部应该有真才实学，有能力，讲老实话，这样才能真正对国家对人民有贡献。否则，“德”就是叫人怕，这行吗? + +　　我们山大领导干部，业务水平是否都够?不够，应当另请高明。 + +　　我今天就讲这些，希望不要把这些话当秋风过耳等闲视之。 + +## 报喜不报忧。党员路路都通，群众处处碰壁。违反干部政策要纠正 + +　　翟杰倪：加引号的“积极分子”，各单位都存在，应重新审查。黄嘉德先生批评高教部有官僚主义，高教部要负责，我们学校也要负责，我们向上汇报“报喜不报忧”。 + +　　山大不仅有三大主义而且有封建残余。对陈家咏同志不是没提意见，而是信任、包庇他。党员路路都通，群众处处碰壁。否则，通过人事关系，虽不是党员，也有办法。教务处、教学行政科、财务科，都有这种情况。有的单位对有些人不理，对老教授点头哈腰。 + +　　对党员，派出进修，升级，又进修，又升级。为什么别人辛勤工作，而不能这样？这违反干部政策，要纠正。该高的高，该低的低，有错就纠正，这样才能达到团结。提了意见，没有下文不行。 + +## 界限不清，是非不明。待遇不公平。扫除歪风，树立正气 + +　　唐启南：山大界限不清，是非不明，它的基础是宗派主义。山大好以官僚主义来掩盖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变成了挡箭牌。 + +　　界限不清表现在肃反中的敌我问题上。积极分子界限也不清，真的还是假的，弄不清，是非也因而不明，形成了吃得开和吃不开两种。吃得开的是：党团员、“积极分子”、有后台老板的，会吵会闹的；再一种是有两付面孔的言行不一的。吃不开的是：老老实实，埋头苦干，不会官僚腔，没后台，不会吵闹，不会说软话的。在山大，谦虚就是无能。 + +　　待遇不公平：对有些新来的，老实的，压下去；而有的连续进修，为什么有的几年不开课，有的开课的半年只有几个钟头？有的学历无资料可查，一来就是三级教授。还有，新到山大来，工作不能胜任，但却是讲师最高级。 + +　　山大有这种风气：口头上马列主义，而道德品质很差，随风倒，向上爬…。这些造成思想混乱，意志不坚定的认为这样吃得开，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旧的道德没有，新的道德也没树立。很多问题由此产生，墙的形成也与此有关，这问题是严重的。 + +　　整风及时英明，党外人士也应检查，希山大扫除歪风，树立正气。 + +## 山大没温暖。发展党不慎重。有职无权。科学研究形式主义 + +　　金诗伯：山大没有温暖。一位助教想离开山大，理由是：山大不好。我想说服他但没有充足理由，因为山大确实不温暖。主要是山大的党政、工会没有关心人、培养人。党对我政治上的进步不关心。四年前我和崔戎谈过，也和陈家咏谈过。我和崔说了一个多钟头，他很不满意，党课形式主义，寒假有人回家了，又要开会讨论党课，有人不同意，戴国权说：“党课是自愿的。”好像别人就不自愿似的。外文系发展党员很不健康。发展了一个人，事先我就有意见，但支部大会不吸收我参加，我觉得他入党对我没教育意义。前几年发展党有关门主义倾向，近年有转变，但不慎重。两月前，一次支部大会本拟讨论两人入党问题，一人通过了，第二人据说材料没准备好，没讨论。为什么宣布两人，只讨论一人呢?后来，听说这也叫“考验”。 + +　　去年暑假后，因党委不解决问题，我想找市委武杰同志，但不知他的电话号码，我问党委会，一同志问我干什么?我说谈话，他说没查到，并说明天考虑一下。既然查不到，又怎么“考虑”一下。党委没有市委电话号码，那才奇怪。 + +　　我们直属教研组由吴教务长领导，他不了解情况，许多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事情戴国权、陈家咏都知道了，但我不知道，有些问题决定了才来征求我的意见，评级问题就没有征求我的意见。过去向人事科要一个人，人事科一定要给两人，要一个还不行。真奇怪。 + +　　科学研究形式主义很严重，看不出要搞好的决心。这次科学讨论会形成突击。出年印发的论文，各系都有，一年也看不完，浪费。今年连有关的论文也不印发了，一面报告，一面讨论，这样如何讨论? + +　　选举先进生产者，很不重视：随便提名，不讨论酝酿，有何意义？ + +　　 来源：1957年6月5日《新山大》。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41.txt b/CCRD/1/3/2/00084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42e67f6504cd73e19c18c571e1b2e9a80243ac7 --- /dev/null +++ b/CCRD/1/3/2/000841.txt @@ -0,0 +1,57 @@ +# 在外文系，政治、体育两教研组助教座谈会上 + +　　<《新山大》> + +## 小助教的意见党委置之不理。党组织已三年未找我谈话 + +　　贺永功：党委(此处一字辨认不出)日对我们小助教的意见就不当会事。如评级评薪的付作用很大，过去工作热情很高，评后就不高了。当时我向党委提出意见，但轩之不理。 + +　　外文系党组织力量虽薄弱，但起的影响很大。自己想脱离落后圈子，又得不到支持，外文系党组织已三年没找我谈话。我要求听党课，答覆说不需要，考虑考虑，当头一棒。后来荣幸被批准听。 + +　　总支书记来系后，对我始终不过问，在科学研究方面也不给鼓励。在生活上也如此，最近我两个孩子有病，预借工资二十元，这月发薪时都扣歪点子，当时只剩下九分钱，没钱给孩子治病。我是感不到党的温暖的，党团员有病有困难。这个人向那个人问，而群众就没有人过问。 + +## 在教育界五年为什么不算工龄?人事科长谈话很难说服人 + +　　林文蔚：前两个月我曾给杨付校长写了一封信，反映我爱人工资问题，过了一个月才答覆转到人事科，人事科长的谈话很难说服人。在教育界五年为什么不算工龄?为什么有的就算?我的工资被评为助教最低的一级12级，我在教育界也五年多。我们有意见反映情况，就扣个个人主义的帽子，一棒子打的人抬不起头来。 + +## 旧画报包书，变成了“崇拜希特勒”。工资改革冤声载道 + +　　李蕴：肃反在山大搞的热火朝天，结果搞错了，数学系有的教授走了，马列室教授也离开了。我在肃反写了七次检讨材料。外文系陈家咏是党棍子，东打西打，对人非常冷酷，全系在斗我，最后党派人宣布无政治问题，而大谈其我的缺点。四年来党委从未找我谈过话，斗完就完了。我希望这些党员应开诚布公的找我谈谈。有些积极分子与国民党特务无区别。当时，我有旧画报，包了书皮，上面有希特勒的画像，他们抓住了这点，说我崇拜希特勒，反苏。 + +　　工资改革冤声载道，同样的助教、党团员就比我高，我为什么低呢？因为“作风恶劣”。可是我教三班课，并不比党团员少。 + +　　肃反后，已基本没问题，但却让我做些体力劳动，扛图书，画表格，有些工作资料员不做，工友不做，也不找临时工做，而叫我去做。 + +　　外文系一开会就是势不两立，针锋相对，主要矛盾是团结问题，建议会前，党团员应很好研究一下，多做些思想工作。 + +## 想听党课，没有条件。55年提出了入团申请，至今没找我谈话 + +　　徐纪常：我进山大快三年了，党委书记是那一位我不知道，党支部书记也不知道。有些党委坐在宝座上下不来，不深入群众只听汇报，山大党委会好像是秘密组织。一切事情不公开。党课我很想听，但没有条件。55年我写了入团申请书，至今没有一个人找过我谈话。教务处到下边了解情况，只找主任、秘书、党员，没有向其他同志征求意见。 + +## 外文系有旧社会作风。掩盖党团员的缺点，夸大群众的缺点 + +　　姜元茂：在外文系深深感到非常灰心，完全是旧社会生活作风，互相拍马屁，商人工作作风，小市民习气。自从陈家咏走后外文系好了一些，过去大家一直认为他顶着党支部书记的帽子，他对党团员缺点就掩盖，群众的缺点就夸大和歪曲。凡是不接近党，不向党汇报就是落后。 + +## 山大冷冰冰。机构庞大，潜力没发挥 + +　　李成果：我从四川调来不久，觉得山大人与人之间冷冰冰。路上走了十七天，来校后生活有些困难，但没人过问，碰巧遇上老同学，才算解决。有人问我是否党团员，我说不是。这句话有道理，如果是党团员来了，可能会另眼看待。 + +　　山大的旧作风很浓厚，组织非常庞大，“六二”大楼行政单位就有二十多个牌子。组织臃肿，轻视教学。来校后我开了课，从未见领导听听我的课。目前我认为有些同志潜力还未发挥，但也有些担任课的很勉强，因此在工作分配上，有的不是“因材施教”。上次政治学习有些虎头蛇尾，这次连虎头都没有了，团员也不办黑板报了。说明领导上还没大胆的放。 + +## 有的党员带头享受。对所谓“落后分子”抱有成见 + +　　贺永功：党团员与群众待遇不平等，有的不是起带头作用，而是带头享受。如订12年规划，把党团员都提到基本俄语教研组，把群众都放在外边。对非党团员受处分可以开大会小会斗，而对一位团员在偷窃别人文章，背地在团内就处理了。 + +　　党应该把落后的，跑的慢的拉一把，让他们也向前走。应该信任群众。工资改革，实际只照顾几位高级人员，没有照顾广大群众。外文系对所谓落后分子抱有成见，这样没有好处，重新改一下吧! + +　　黄关耀：进山大俄语教研组感到冷冰冰，外文系对人不公平，我们一起来山大五个人，今天就问哪一个是团员，我与范维音不是团员，好了，许多地方都是两样了，如参考书也先给他们看，讲话也是冷淡了。 + +## 群众提意见，党员不高兴 + +　　范维音：来到外文系，有一次工会的会议就争吵起来，就感觉外文系不团结。有一次小组会，共六人(党团员三人，群众三人)，小组长就说有人背后说怪话，这是品质不好。因为我们提过意见，唐海(党员)就不大跟我们谈话了，也不像过去那么随便了。 + +## 肃反总结不能令人信服 + +　　王雯：去年才来校工作。对肃反与评工资问题，觉得都比较突出，肃反总结报告后，令人不能信服，总结很需要重新估计。评工资也是冤声载道。我是53年毕业的，有的一块毕业的已升讲师。当然不能平均主义，但也不能悬殊太大了。 + +　　 来源：1957年6月5日《新山大》。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45.txt b/CCRD/1/3/2/00084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240c7fd1b8e8ca6aaf3b1bc95d030747b50759f --- /dev/null +++ b/CCRD/1/3/2/000845.txt @@ -0,0 +1,35 @@ +# 关於学术领导问题 + +　　<钱伟长、周培源、童第周、华罗庚的联合发言> + +　　我们完全拥护聂副总理的讲话，这个讲话是全面的，是切合今日我国科学发展的情况的，因此也是正确的，是可以贯彻执行的。 + +　　在我们小组讨论时，对於中国科学院是全国学术领导的中心，这个问题，曾经引起了争论。我们愿意就科学院如何体现学术领导的问题，提出一些原则性的意见，供大家参考。 + +　　首先我们必须要指出，全面地领导和培育我国的科学事业的是中国共产党。我们党为我国科学工作制定了“理论联系实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人民服务”的方针，领导我们制定了十二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今天又制订了我国科学事业的组织原则，我国科学事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正在飞速的发展着。我们科学工作者在党的耐心的教育之下，不断地批判着非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领导之下，改造着自己。党的领导，通过对於科学工作者的思想改造，正在贯澈而且一定会贯澈到每一个科学部门。 + +　　中国科学院对全国的学术领导，就是具体地在各个不同的科学部门内，通过学部委员们的活动和学部的集体力量，贯澈和体现党的领导方针。学术领导和行政组织领导虽然不能绝对分开，但是显然是不同的。科学规划委员会着重在贯澈党对全国科学工作者的组织领导方面。这和中国科学院贯澈党对全国科学工作的学术领导，是并没有矛盾的。 + +　　中国科学院对全国的科学学术领导是通过学部委员会来进行的。我们认为学部委员会的工作，应该着重进行下列各个方面： + +　　(1)研究并讨论重要学科或重要学术部门的国内国外发展情况，分析总结，提出发展方向，为推进我国在这一方面进行科学工作的指导参考。这样的讨论应该在学部委员或学部委员所联系的科学家所提出的报告的基础上进行的。 + +　　(2)评议和审查全国有关的重要的科学研究工作。 + +　　(3)评议和讨论我国科学期刊和其他重要出版物的质量。 + +　　(4)研究和讨论有关建立和发展新的或是空白的科学领域问题。 + +　　(5)领导重大的专门科学问题的讨论。如遗传学问题的讨论。 + +　　(6)通过学位的审查工作，逐步建立全国学术领导的体系。 + +　　(7)对於科学组织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提出建议。 + +　　为了进行这些方面的工作，学部委员必须有较多的时间，进行科学业务活动。这和科学家的业务工作是结合的，只有这样地进行工作，才能体现中国科学院对全国的学术领导。这样工作的结果，就对科学规划委员会的组织领导，提供了可靠的学术根据。 + +　　在目前情况下，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会主要地从事於院内部各所的组织指导工作。我们觉得应该逐步改变学部的工作性质，使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 +　　中国科学院最近所举行的学部会议第二届大会上，郭院长提出了面向全国的方针，深深得到了全国科学家的拥护。今天，在聂副总理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中国科学院是全国的学术指导的中心，这是一个英明的方针性的决定。我们衷心地拥护这个决定。 + +　　（来源： 原载1957年6月16日《光明日报》，选自《捍卫高等教育和科学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委员会编，1957年12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48.txt b/CCRD/1/3/2/00084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76fa05cea1ce73e9ef39f549fce07f74139cab9 --- /dev/null +++ b/CCRD/1/3/2/000848.txt @@ -0,0 +1,19 @@ +# 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鸣”、“放”、情况有发展 + +　　<新华社记者、杨瑛> + +　　新华社上海6日讯　华东师范大学的大字报越来越多，到4日止，估计已达数千张。数学系四年级学生认为光靠大字报、黑板报“放”不过瘾，4日派代表向党委会交涉，要求把学校的广播台借给他们使用，以便动员全校同学“鸣”、“放”，这问题党委会正在研究，党委书记陈准提认为广播台不能让学生自由使用。物理系一年级学生4日下午在学生饭堂门口贴出大布告，号召全校的一年级学生去参加他们和刘副校长(刘佛年是新党员)的辩论会。四时许物理系的教室挤满了学生，等候刘佛年来辩论，但有代表临时宣布：“刘副校长有事情，今天不能来，改日举行。” + +　　4日新增加的大字报的内容大致如下： + +　　(一)对肃反的意见更趋露骨。中文系有一黑板的标题是责问最高人民法院。小标题：高饶何往?胡风安在?要求公开审讯他们。中文系有五个学生(其中两名是党员)到人事处责问肃反中凭什么私拆人家信件，钉梢。有十多个学生在大字报上签名支持肃反中一度被逮捕的学生郭光耿到法院去起诉。已有人提出要求公开人事档案。他们怀疑自己的一言一动都已被记载在牛皮纸口袋里(档案袋)。 + +　　(二)对学校党委、党支部书记、普通党员的意见很多。外文系大字报用“党员的脸面” 为标题，给八个党员写了打油诗。对许多党员系秘书意见最多，地理系四年级二十五个学生贴出大字报要求召回已调到新疆工作的党员系秘书项立嵩，说他是“三害”制造者，系主任的太上皇，捧上压下的拍马吹牛者。有一署名“史一李”的黑板报，责问党委副书记刘维寅为什么传达毛主席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时，略去了镇压反革命数字和闹事问题。认为这是“愚民政策”。大字报上说：学生是学校的主人，学生有权了解和管理学校事务。“奸臣误国，浮云蔽日，你们是愚民政策统治，人民是不可愚弄的。要求公开学校事务，尤其是公开以前同学分配工作的情况。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写的“决不当顺民”的大字报中，揭发去年该校派出的十多个留学生中，有考研究生落第者，在毕业考试两门不及格者，也有平时善吃三分者，更有语言学助教不懂汉语者。并说“今年毕业生分配在即，我辈决不愿当顺民，惨忍醋史任意驱使”。 + +　　在4日以前，党委会没有号召党员与群众一起“鸣”、“放”、群众对此意见很多，有一大字报写着：群众奋起大“鸣”，团员稍之动起，党员默默无闻，此为何故也。偶而有一两张正面意见的大字报，即遭到围攻，有的党员写信给党委会，希望答复如何对待“鸣”、“放”中极不符合事实而又影响很坏的谩骂。党员一般都怕被群众扣“压制‘鸣’、‘放’”的帽子。 + +　　4日大字报上正面的力量逐渐增强。党委会已在广播中号召党团员基本上和群众一起“鸣”。据党委书记说，华东师大已有七八个党员叛了党，五千多学生中团员有三千多人，大部分在运动中不起作用，少数是带头闹事，有个团员还写大字报揭露伏老来校时，党员如何布置他监视肃反中被斗的同学。 + +　　师大有民盟盟员一百多人，表现最坏，有的盟员到学生宿舍去散播说共产党已经恐慌了，我们要大胆的“放”，给共产党以致命的打击。中文系在教授许杰(民盟盟员)支持下，已成为全校最突出的班级。在一次民主党派集会上，许杰还提出邀请文汇报记者来采访，有些学生看到新华社记者，就问文汇报记者为什么不来？但也有个别团员到党委会来，要求党委提高警惕，认为文汇报的立场很值得怀疑。 + +　　 ----来源：1957年6月6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53.txt b/CCRD/1/3/2/00085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97d62c9effe201c06278a917e9e55d0ffb8107d --- /dev/null +++ b/CCRD/1/3/2/000853.txt @@ -0,0 +1,19 @@ +# 武汉大学局势十分紧张 + +　　<新华社记者　徐奔> + +　　新华社武汉6日讯　武汉大学部分学生在最近提出争取人权、争取民主自由的口号声中，尽力抓住三反、肃反中的问题，抓住报纸上发表的某些反动言论，以及抓住武大个别党员不利于鸣放的言论等来挑拨党群关系，扩大矛盾，企图煽动广大群众搞在民主活动。 + +　　法律系四年级署名“火星”的大字报上写着：“在肃反中，全国遍地皆是集中营，武大张希光、王勇等将大批无辜的教师和学生关进武大监狱，这种‘杰作’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各国也少见。”在大字报旁边，还放了一个大花圈，中间写着“奠”字，上联写“献给三反、肃反时期无辜的死难者”，下联写“三个共青团员”。这个花圈是在五日才出现的。据说，一个规模巨大的追悼会(即追悼所谓三反、肃反中无辜死难者)正在筹备中。 + +　　部分学生把人民日报5月31日第七版刊载的葛佩琦的讲话：“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学校是这样，老百姓也是这样。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而远之’。今天，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用大字报公布，并在许多句子旁边划了红线，十分醒目。人们认为，这反映了少数青年学生中对党的一种敌对情绪。 + +　　光明日报捏造的“复旦大学取消党委制”的消息在这里引起了极大的哄动。学生抓住这一点大肆宣传。许多标语上写着：“党委制是三害的根源”，“坚决要求民主办校”等等；署名“铁扫帚”编辑部的大字报上写道：“党委治校制不是正确的制度，民主治校制是合理的制度。复旦大学已经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应当向复旦大学学习”。据说，已经有不少学生写信向复旦祝贺，并学习经验。有的学生猜测说，复旦大概比我们搞得更凶啊！武大校长办公室秘书李涵(党员)见到记者的时候，十分急切地问：“这消息是不是确实？”看样子心中充满了焦急和疑虑。自从5日报纸上发表新华社的辟谣以后，学生还没有公开表示态度。 + +　　5日，大字报纷纷揭发法律系党支部书记甘师昭阻碍“鸣”、“放”的事，并表示抗议。据说甘师昭曾说：“中文系同学首先‘鸣’、‘放’是有政治问题的”。当天下午，当甘师昭去参加党员大会的时候，立即被一群约三十名学生包围起来质问，恰巧武大党委书记刘真走来才解了围，学生向刘真提出要求甘师昭道歉，并加处理。在谈到大民主问题的时候，刘真说：我个人认为大民主是不好的。学生中就立即有人嚷：宪法保证我们有游行示威的自由。有的学生还提出联合全国大学生，成立“大学生联合会”，采取共同行动。( + +　　一个叫“法律顾问室”的组织已经成立起来，由法律系曾昭琼教授和薛祀光教授分别担任主任和副主任。这个组织每天下午开展活动，活动内容据说“解答同志们提出的与运动有关的法律问题”；对老弱残废的人还加以照顾，由“法律顾问室”派人登门解答。关于这个组织的机构、内容和活动等目前等与这个“法律顾问室”可能有关，它可能有更大的目的。学校内许多党员认为这个组织是非法的。 + +　　武大现在处在十分紧张的状态，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武大党委会正密切注视局势的发展。 + +　　 ---- 原载1957年6月1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54.txt b/CCRD/1/3/2/00085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1d857f0947403678bee2691ec150e82e5e930fa --- /dev/null +++ b/CCRD/1/3/2/000854.txt @@ -0,0 +1,77 @@ +# 西安市委继续邀集各院校教授座谈 + +　　本报讯 中共西安市委邀集各大、专院校教授举行的座谈会，六日继续进行。 + +## 对西大党委一些委员和党员提出尖锐的批评 + +　　这天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西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单演义。他的发言题目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在他发言的四个部分中，分别对西大党委一些委员和党员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及肃反运动中的一些偏差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在肃反运动中，刘副校长没有很好的贯彻中央的指示，以致出了偏差、错误，当时既没有检查纠正，事后也没有做到“有错必纠”。在发言的第二部分中，单演义认为西大党委委员、副教务长郭绳武有严重的三大主义。他说，郭绳武同志在一九五四年决心在西大实行工作量制时，就犯了严重的宗派主义，在他的主观主义支配下，他高坐教务处，偏听小汇报，不作调查研究，一任亲信乱搞，譬如，硬夺“老”先生的课，转弯抹角地给青年助教，又让一位青年助教，担任两门外国文学(苏联文学与世界文学)，后者因为有人坚决反对，他才没有这样做。但他却把别人的不同意见变作成见，对不同意自己意见的人，视如眼中钉，准备把他除而去之，并借着学术讨论有了不同的说法，认为是政治问题，以行政命令的方法，停开了这位先生的课，并进一步把他研究的方向腰斩。 + +　　在发言第二、第三和第四部分中，单演义还分别对郭绳武、西大中文系党员系秘书朱润宽和一位党员在肃反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批评。他说，有个别共产党员在肃反运动中为了表现自己的“积极”，不惜捏造事实，陷害好人。 + +　　在发言的最后一部分，单演义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整风应严肃认真，应把违害人民、钻进党内的坏分子清洗出去，如果认为他错误严重程度尚不及此，应让他公开地自我批评，结合群众提意见，这样，既帮助了他，也教育了别人；(二)整风应遵照毛主席所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办事，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在肃反问题上，应做到“有错必纠”。 + +## 就十一个问题提出意见 + +　　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刘立本发言中谈了十一个问题：(一)各机构首长不一定非要一个共产党员不可。共产党的领导是全国人民承认的。但是这种领导在目前形势下应通过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和法令来领导，不一定在每一个大小机构中都通过具体的党员领导人来实现。在没有适当的党员可任用时，挑选德才兼备的党外人士担任领导也是合适的。(二)党员应提高政治、业务、文化水平。许多党员干部都是德才兼备的，但有些并不是这样，有的只会搬教条，有的不通业务，有的文化水平低，连政策文件也看不懂，因此，党员也应从政治、业务、文化三方面来提高。在业务提高上，任何领导干部不通业务，就没有领导权，因为原则是通过具体事情来实现的，不通业务就无法分析具体问题，所以就不能领导，对不通业务的领导应当予以撤换。还有些党员领导干部文化水平太低，不能体会政策的基本精神，往往不免扶得东来西又倒，所以还要提高文化。(三)多吸收有骨气的人入党。这就是选择敢于发表正确意见，敢于对有缺点的某些党员领导提不同意见的人，不要光选那些喜欢奉承赞扬党员领导干部及唯唯诺诺的人。同时，在吸收党员时，应当多多听取群众的意见。(四)权力应适当下放。中央的权太大。解放前系主任可以作主留助教，解放后不行了。有些问题，学校、高教部本来可以解决，但却要到国务院中能解决。比如高等学校要调动一个教师，也要高教部同意，但中国太大了，高教部不明了情况，实际上调动工作等于没有人管，这样很不好。应当迅速改变这种凡事无巨细，都要经过中央才能解决的状况。最近高教部允许各校自由聘教师这个决定是贤明的。中央和省、市都应检查一下，考虑将某些权力下放，以便更好地发挥下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五)在不违反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尽量照顾个人自由。过去政府很多事管得太严太死，只有国家自由，没有个人自由，这是不合适的。我主张在不违反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尽量照顾个人自由。例如最近高教部允许各高等学校自由聘请教师就很好，我认为这种精神应该扩大，比如允许高等学校毕业生有一定的“自由市场”，各机关编制名额中也有一部分“自由市场”等。(六)结合本机构的具体事例讲马列主义，时间应短些。政治学习过去时间太长了，特别是报告时间太长，每次报告一般都是三、四小时，弄得大家疲倦不堪，没有兴趣。(七)各机构民主生活缺乏，党委应多给群众撑腰。在这次鸣放运动中，至今不少人仍有顾虑，不敢发言，有的虽也发言但却不十分踊跃，据我知道还有很多人没讲，或“讲远不讲近，议小不讲大”。大学都是如此，想中小学、机关、合作社的民主空气自然更差，大家更不敢说话了。应该更充分地发扬和扩大民主，没民主就会出乱子。(八)反对在中小学提倡用毛笔写字。现在是原子能时代，我们要在十二年赶上世界科学水平，学生学习应用快速的工具，毛笔拖泥带水，写得慢，孩子很难使用，也很麻烦，而且容易弄脏手和衣服。(九)建筑学院设在西安不合适。建筑学院是研究冶金建筑的，而目前西安却没有冶金基地，基地却远在几千里之外的武汉、鞍山，这样，师生实习既费时又费钱，很不方便。提出来希望予以考虑研究。(十)西北大学理学部分应合并于某一工科学院。因为“理工天然是一家”，而文理几乎是没有什么联系的。(十一)院、校长应由教授充当，并应有最后决定权。院、校长的任务是艰巨的，学术自有它特殊的地方，仅凭资格老，马列主义水平高，没有专门学识，是领导不了高等学校的，因之，院、校长至少要“在行”，最好能担任课程，这样容易发现解决问题。 + +　　最后，刘立本教授还对建筑工程学院的鸣放问题，提出了一些批评和建议。 + +## 畅谈他所见到的三大主义 + +　　交通大学(西安部分)赵富鑫教授在发言中谈到了他所见到的三大主义，其中也谈到学校领导体制问题。 + +　　赵富鑫教授先谈到了主观主义。他说：这几年高教部表现得很严重。象院系调整中把理工分了家，使许多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又如生搬硬套地学习苏联的工作量制度，也是主观主义的表现。高教部在一九五五年又提出交大要在几年内添设好多科系、发展成为有一万二千学生的重点工科大学，并认为西北是工业基地，要迁来西安。但另外又在上海办了个造船学院。高教部那时就没考虑得仔细。 + +　　这种主观主义不仅在学校、在交大如此，其他如西安城市建设计划上也有。 + +　　赵教授接着谈到了官僚主义。他说：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上，是作了不少工作，起了不少作用。但总的是对生活如物资供应、评薪等方面比较照顾多，而对工作上、思想上那就帮助得不够。特别象老教师的行政工作、社会活动多，他们担任的教学任务也重，这样科研工作根本找不到时间。另一方面，开展科研工作的条件如图书、设备也帮助得很不够。这都使他们在教学、科研工作上形成被动，长此下来就要影响教学质量。至于在思想方面帮助不够，也影响了一些人积极性的发挥。 + +　　赵教授又谈到宗派主义。他说：我校党政不分，宗派主义无形之中是存在的。这里副校长是党员，兼分党委书记。学校里不能说是党委制，而是一长制。如校内重大决策问题，先由党委讨论，然后交给校长，把党委意见作为建议在校务会议上提出来，经过大家讨论、决定后执行。尽管校长有否决权，但一次没使用过。制度上是这样，但实际上校务会议讨论多是准备不够，绝大多数是根据领导意见、或者多少加以修正后决定了，还是党委领导，所以说是宗派主义无形中存在。 + +　　在人事制度上，升级、升等问题总是由人事部门来考虑，而着重在思想、政治水平方面，对非党干部的缺点看的多，优点看的少，这当然也影响一些人的工作积极性。 + +　　宗派主义的造成原因，是群众路线走的不够，对群众的思想和工作情况了解的不够，对群众教育也不够。 + +　　赵教授最后谈到对学校领导体制的意见。他说：党委是可以领导学校工作的，问题是怎样领导、领导什么？他认为：党委是对学校工作建议大政方针，而决定权是在校务会议。决定后要组织党员保证贯彻，并看是否符合国家利益。校务会议在决定前，要事先广泛征求大家意见，不要临时才在会上提出来。校务会议在必要时校长可以行使否决权。校务会议教研组主任应该参加。并且也应有老教师代表参加，因为他们经验丰富，而他们也并非全是教研组主任。必要时职工代表也可以参加。校务会议决定后，应把执行权尽可能交到下面单位，特别是交到教研组，因学校主要是教学工作，主要靠教研组，要使之有职有权，包括人事安排及经费支配。党委除建议外，应主动加强和群众联系，有事多征求群众意见，经常关心群众思想、工作、生活情况，主动给以帮助，使党员和群众打成一片。党员特别是干部应加强业务学习。校长、处长、科长不一定要精通教学工作，但要懂。有人说校长要由教授担任，我认为不一定。但校长要担任教学工作，不能教其他的课可以教马列主义，使他知道教学工作中有些什么困难。只有这样，才可以根除三大主义，学校才可以领导起来。 + +## 旧知识分子要求尊重和信任科学研究需要鼓励和支持 + +　　西北大学数学系系主任杨永芳着重谈了两个问题：第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实质上是党对于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看法问题，亦即如何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现在的情况是一般年轻党员特别是三十岁以下的党员，对于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根本不了解，思想感情上格格不入，好象有自然形成的一道“墙”。他们对待老一辈人很不尊重，常常损伤他们的自尊心，影响他们积极性的发挥。方才发言中有人说青年党员要学习知识分子政策、要尊重老一代的人，我以为除此以外，还希望这一些青年人应该再学习、熟悉一下旧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人情”和社会常识。他说，古人讲究作战时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而现在一些党员对待知识分子是“只知己，不知彼”，这样，当然把工作做不好，过去几年的历次“运动”里，之所以发生了一些偏差，不少的一部分都是因为党不熟悉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而造成的。 + +　　关于做“人”的工作问题，杨永芳认为西大在这方面也有一些问题。人事科的工作有主观主义。不论检查一个人的历史问题也好，或者评级也好，都是凭主观想象出发，常常是戴上了有色眼镜来看人。他说，这是西大一切矛盾产生的总根源。 + +　　在谈到发挥老一辈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问题时，他说，在大学里系科好比舞台，人事科好比后台，开戏以后，后台必须集中力量为前台服务。但是现在西北大学是“后台”扯“前台”的肘。造成困难重重，庸人自扰。系主任本来主要是领导教学，而现在却把它拖到事务圈子里，一件事情来回扯皮，系主任十来趟的跑，把力量都给消磨了，这是不好的。 + +　　第二个问题，他认为西安对于科学文化事业尊重不够。他曾经到过其他地区开会、参观，各地对于科学文化工作者尊重的空气很浓厚，但是西安不然，外地来西安的学者，招待得很不周到。他说，他负责西安数学学会的工作，领导上帮助很差。研究办一个数学杂志刊物，长期得不到批准，使有些人感到失望。其次，他认为西安地区大学生理科水平一般都不够高，从来很少有领导上来支持、商量改变这种情况。他认为“数学竞赛”这个方式很好，建议今后可以搞一下。他希望西安党的组织应该大力鼓励、支持和加强科学文化工作。 + +## 待遇不够公平 群众意见很多 克服官僚主义 做好教学工作 + +　　西安航空学院教授杨彭基在发言中，首先介绍了他们学校在最近鸣放过程中所暴露的一些事实：最近一年中有些教授、讲师和助教要求离开航院；在并院问题讨论中，也出现了“宁愿解散”的言论，还有一部分人是照章办事，不积极、不讲话，甚至有不满情绪等。 + +　　接着，杨彭基分析了产生以上现象的原因。他说，有些是属于个人的思想问题或由于地区关系所形成；但主要原因有三点，也是整风运动中应当考虑的一个方面。一、在各种待遇上不公平。首先是工资等级不知依何标准而定，教授中有的升级快有的升级慢，群众意见很多。其次是助教、讲师的进修、留苏不公平。如有的讲师业务水平较高，到航院后能胜任工作，有的讲师不愿担任分配给自己的工作，愿搞翻译。结果，留苏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再就是政治待遇不公平。超龄团员、想进步的申请入党者入不了党，但有些条件不够的却入了党。二、党对知识分子关心不够，只是一般地生活照顾，在政治、思想及科学研究等方面很少帮助。三、没有做好肃反善后工作，影响了某些教授的思想情绪。 + +　　根据以上原因，杨教授提出了建议：克服官僚主义，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党要重视教学工作，依靠教授和有经验的讲师做好教学工作；学校领导必须了解和根据知识分子的特点进行工作。 + +## 除“三害”须解决法制问题 + +　　交通大学教授冯在发言中，着重讲了遵守法制的问题。关于法制问题。他认为，办任何事情，必须遵守法制。否则，无所适从，各人随心所欲搞一套，没有标准，没有好坏，很容易出偏差，很容易产生“土皇帝”。在目前治国的时候，使大家养成守法的习惯更有必要。但是，他认为，从宪法公布以后，在肃反的方式方法、学校对工农子弟的照顾、以及某些党员在学校的特殊地位等问题上，都有违背根本大法的现象。有些人把国家大法视为具文。他说，要消灭“三害”，法制问题乃是根本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群众的顾虑不可能消除，积极性不可能发挥，“三害”不可能彻底反掉。 + +## 发展党组织要严防投机分子混入“鸣”“放”中不能抱否定一切态度 + +　　西北大学教授沈鹏飞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希望党在发展组织时严防“投机分子”，注意吸取有“骨气”的人入党。他说，西北大学有些人党动机不纯的人当了系的秘书或助教、科长以后，认为老教师都是老朽昏庸，因而，处处挑毛病，乱打小报告，影响了教学工作，影响了团结。因而，也就有“太上皇系主任”与“系秘书专政”之类的说法。他说党员容易升级也滋长了一些人的投机思想，他主张要提拔干部，若果非党干部与党员的德才水平一样，应当首先提拔非党干部，这样就可以堵住一些人的投机思想。 + +　　另外，对“鸣”、“放”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第一，他不同意有些人否定一切的态度。他认为党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成绩是主要的。他说：“这不是恭维，而在事实。”他说，“三反”、“五反”粗暴地对待了一些人，这是错误，党有责任，但不是这些运动全错了。而有些人想在整风中也以粗暴的态度对待党员，他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和做法。第二，他对高教部宣布取消教学大纲与工作量制表示异议。他认为这样可能给具体工作增加困难。若果没有教学大纲给一年级的俄文系学生都上专业课，也不见得合适，在教学中可以“百家争鸣”，但也应有个统一的进度。第三，他认为在学校党委负责制不能取消。他认为过去党委一揽子包，光听党团员的汇报不依靠老教师的领导方法是不好的，因之，党委制今后应当是改进领导方法的问题，不是制度不好。此外，他也反对有些人将“肃反”中个别人的错误说成“肃反”运动违犯了宪法。他认为这只是宗派主义与官僚主义包庇了违法乱纪的人，是人的处理问题，不是制度或违犯宪法的问题。 + +## 办好学校必须依靠老教师党委制要保留而且应加强 + +　　建筑工程学院教授钱鸿缙就高教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发表了意见。 + +　　关于高等学校的体制问题，他说，要办好高等学校，一定要大力依靠有经验的老教师。但是，过去这方面作得很不够。他认为在高等学校的体制上和领导上，党委制不但应该保留下去，而且应该加强。但是，党委的工作人员应该深入下去，熟悉业务，实行具体领导；学校的民主应该扩大，广大教师、特别是老教师不仅应该参加“施工”，而且应该参加“设计”；领导权力应该下放，系，组的负责人应该有较大的权力处理有关教学及科学研究上的问题。 + +　　关于订定制度问题，他说，解放几年来，高等学校学术、学位、教师晋级评薪和教辅人员职责等有关制度都没有建立起来，使许多事情的办理不能不带有盲目性。为了统一认识，减少矛盾，使工作不发生大的偏差，他建议高教部从速订定各种有关的制度和条例。 + +　　关于留学生制度问题，他对最近高教部根据群众意见，争取自由报考留学的措施感到满意。对这个问题，他提出两点建议：一，留学国家应不限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若干科学技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考虑选派留学生；二，为了节省外汇并保证留学质量，允许通过国家考试，自费留学。 + +　　他还谈到了理工合校和教师自由应聘的问题。他建议：在有条件的高等工业学院设立数学、物理、化学等系，实行理工合校；允许各高等学校的教师在不妨碍了学校教学工作的前提下，可以自由应聘。 + +　　 来源：《西安日报》1957年6月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57.txt b/CCRD/1/3/2/00085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6d07c045534e72bd9635e16157a4ae109dd3e4 --- /dev/null +++ b/CCRD/1/3/2/000857.txt @@ -0,0 +1,27 @@ +# 广州中学教师开始大“放”大“鸣”揭露教育领导部门的“三害” + +　　本报讯 昨天下午，广州市29所中学的教师80多人应中共广州市委员会的邀请，分别在两个座谈会上大“放”大“鸣”。这两个座谈会由中共广州市委书记赵武成、组织部长赖大超分别主持。 + +## 不少教师说：使用干部有宗派主义 + +　　到会的教师除了热烈地倾吐个人的意见外，有的还代表本校教师发言，有的一连讲了十多项意见。不少教师都批评市委、市教育局过去在使用干部、提拔干部工作上存在宗派主义，将一些业务能力低、工作作风不好的干部调到学校当行政干部，甚至把缺点很多的校长派到北京学习。广州第二中学刘汉强、广州第十三中学陈洪有、陈继芬都认为本校在评薪评级、肃反等工作中有宗派主义，一些业务能力低，但善于吹拍逢迎，为领导所赏识的则得到提升；一些敢于批评领导缺点的，即使有多年教龄和丰富教学经验，也被评得很低。 + +## 教育局长“走马看花”　视导人员视而不导 + +　　教师们还尖锐地批评市委、市教育局来领导学校工作的官僚主义作风。陈洪有、陈继芬都批评教育行政部门不深入学校，对班主任工作的估计不公平，班主任工作做好了不算，做坏了就要负责任。例如实行班级簿制度，领导上只是简单地发个通知，班主任执行起来就增加不少麻烦。这反映了领导上对教师的工作量、工作条件是不够了解。市教育局的视导同志来到学校只是找校长，教师连视导同志的脸是方的、圆的都不清楚。广州第三十八中学冯楷彦说：教育局长到过几次我们学校，都是“走马看花”，我认为光看看是不行的，需要找人谈谈。教育局的视导员是视而不导的，听了老师的课也不提意见，最多只是回去以后打个电话给校长，简单讲几句，要校长转达。第三中学教师关辅臣说：教育局的人事科是官僚主义的大本营，人事干部经常打官腔，教师去要求解决问题，便说：“好了，好了，我们考虑。”而且常常板起面孔骂老师，甚至当着学生的面也骂老师。广州第三十七中学陈鼎文说：现在广州市有许多新办的学校没有校医，教育局也不想法解决，只通知学校要将死去的学生人数报上去。广州第十八中学江泓建议领导上将中学的行政会议扩大，除原来参加行政会议的校长、教导主任、总务主任、人事秘书等外，还吸收全体科组长和职工代表参加，实行集体领导，校长负责。 + +## 领导部门教条主义　“行不通也要实行” + +　　（在发言中，教师们揭发了教育领导部门的教条主义。广州第三中学关辅臣说：我是制图教师，但是教到第八周时便被教育部下令制止教制图课。叫教制图课的是教育部，下令停止教的也是教育部。这是教育部学习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看到苏联中学有制图课，不考虑中国的情况，生硬地搬过来，以后看到行不通，又马上停止。他说，我同意停授制图课，但是要在学期结束时才停，中途停止就会造成混乱。停课后，对制图科教师又没有很好安排，我现在没工作做而照领薪金，心里是很不安的。李而已说：教育局也有教条主义，上学期各班都推行值周制，我们学校大多数班主任认为行不通，教导主任说：“行不通也要实行，这是教育局的命令。”有些老师说教育局总是喜欢将北京、天津、苏联的经验拿来推广，对广州教师的经验却不进行总结推广。他说，是否本地姜不辣呢?有些教师认为文化方面提倡“推陈出新”，在教育方面也不能一概否定，过去有些好的教学方法还是要提倡的。） + +　　对学校现在的人事制度和人事干部的工作作风，一些教师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 + +## 朱谷怀说：对胡风集团重新考虑 + +　　广州第二十一中学朱谷怀说，过去把和胡风在一起相处过的文艺工作者都当作反革命分子是不恰当的，很多人对此都有意见，在国外的一些进步作家也有意见，准备在国际会议上提出来。他希望党组织对这个重大问题重新考虑。他说，胡风是没有一个反动组织来领导这些人进行反动活动的，我和他是朋友，相处十多年，这些人又不是台湾、美国派来的，其中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就应当作个人问题处理，不应连在一起。他又说，现在还没有公开的文件否定胡风是反革命，而过去单是根据胡风给中央的意见书，或他在文艺作品上对一些人的尖锐讽刺和批评，就把他当作是反革命，这是不能说服人的。因为一个作家对丑恶的、不合理的现象，总是希望用热情的火烧掉它，如果这样就认为是进攻，是反革命，是不对的。至于有些人在和胡风来往书信中，虽然流露了一些反动思想，但是不能把他当作是参加反革命组织。只是在文艺上有自己的意见，成为一个流派，就不应算作反革命。他希望党组织对整个胡风集团作重新的估计。他说，退一步说，就算他们是反革命，也要求组织把肯定他们是反革命的根据，把对他们的处理，向全国人民公布，以明真相。朱谷怀还叙述了他在反胡风斗争中的遭遇，对领导上那样的处理提出批评。 + +　　广州第二中学廖立峨、广州第三十八中学冯楷彦、广州第十中学刘俊、广州第三十七中学陈鼎文等也对学校的肃反工作提出批评意见。 + +　　座谈会将于今日继续举行。 + +　　 来源：《南方日报》1957年6月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61.txt b/CCRD/1/3/2/00086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0a50c9344bc9aff154ea950f780ae6ade5524b5 --- /dev/null +++ b/CCRD/1/3/2/000861.txt @@ -0,0 +1,207 @@ +# 孙晓村、千家驹、孙起孟在全国工商界座谈会上批评种种抵抗改造的论调（第十八次座谈）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昨日举行第十八次座谈。孙晓村、千家驹、孙起孟三人作了长篇的发言，驳斥了种种抵抗改造的错误论调。孙晓村在发言中，分析公私共事关系问题，并对工商界中的骨干分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工商界中的左、中、右三派是客观的存在，这与宗派活动毫无相同之处。千家驹驳斥了某些人否定资产阶级两面性、混淆阶级本质的企图。他指出：在争鸣的时候，不等于说我们可以用资本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更不是说有人提出了反对社会主义的论调，也不让我们加以反驳。孙起孟认为党和政府对于工商业者的改造，在方针政策上是正确的，成绩也是巨大的。目前，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仍然存在。那些把资产阶级两面性说成同工人阶级一样的意见，实质上是否认他们的两面性。 + +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上海市公私合营萃众织厂副经理林炳炜，他根据解放前后的惯例和解放后政府的先行有关法令，提出资方代理人应该参加目前定息的分配，希望解决资方代理人的酬劳金和摘掉帽子的问题，并在民建会、工商联等组织中有一定的代表席位。 + +　　湖南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兼副秘书长彭六安认为酬劳金问题是资方与资方代理人之间的问题，应该由双方根据具体情况协商解决，不应由政府负担。 + +　　全国工商联常委刘国钧，以亲身经历说明政府赎买政策的英明伟大，他深深体会到思想改造的艰难，他说资产阶级光改头换面不行，必须“洗心涤肺、脱胎换骨”，他又说：我在改造中碰到痛苦的时候，就反躬自问：刘国钧呀，你为什么不洗心涤肺、脱胎换骨？另外，他在会上还谈了国内外贸易问题。 + +　　昨天会上发言的还有民建会常委周士观，他首先建议“工商界月刊”最近准备发表的章乃器一篇文章，不要加上民建副主任的头衔。接着他认为工商界上层人士要注意脱离群众和骄傲自满的倾向。 + +　　昨天的会议上毕鸣岐还作了书面发言。 + +## 孙晓村说：坚决反对任何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 + +　　我是民建的一个成员，民建成员中有８０％的工商业者，有２０％的非工商业者，我是属于２０％中间的。近来，工商业者的同志们每听到我们这些非工商业者同志发言或报告时，总批评我们以改造者自居。对于这种批评我们衷心地欢迎，把它看作改进我们工作的一种鞭策。但是，我也要说明，我们并没有以改造者自居，因为我有这样的认识，就是工商业者同志们几年来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进步得很快，这种实践是我们这些非工商业者没有经历过的，我们应该向这许多进步的工商业者同志们学习；我们也在这样做。至于对于工商业改造的一些看法，我们既是同志就不能不讲，这是另一回事。 + +　　我对于合营企业中公私合作共事关系以及工商界中骨干分子作用的看法。 + +　　公私关系不正常，主要原因是公私双方的思想落后于客观形势。 + +　　我想就我最近所接触到的情况，谈一谈当前合营企业中的公私合作共事关系问题。 + +　　我认为当前合营企业中公私合作共事关系上存在的问题是不少的，这些问题严重地影响着私方人员的积极性的发挥，从企业的生产经营讲来，是十分不利的。 + +　　原因在那里？说起来很多，但我认为最主要的是：自从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以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起着深刻的变化，而为数不少的公私双方人员的思想、认识显然落后于这种客观形势，他们用旧眼光来对待新事物，结果是那些合营企业的公私合作共事关系出现了不正常的情况。 + +　　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起了什么变化呢？那就是：这个阶级正在消灭的过程中，它的分子正在由剥削者向劳动者转变的过程中。这是最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在高潮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把高潮以后的各种变化具体地分析一下： + +　　当前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状态：正在消灭同时又还存在。 + +　　那些变化说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正在消灭的过程中呢？第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交出了企业，交出了三权，离开了生产资料，作为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对立的物质基础正在开始消灭。第二，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已不再存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讲，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已经很小。第三，这个阶级正在剧烈地分化，不少人愿意放弃定息，希望自己早日成为一个劳动者。 + +　　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说阶级还存在呢？我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象过去那样的一个阶级不再存在了，但是他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还表现在他们所持有的股票上，并且以定息的形式获得一部分社会生产物，这样一部分人既不可能是工人，也不可能是农民，也不同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只能是作为正在消灭过程中的资产阶级而存在，所以，阶级还是存在。这句话不仅指思想意识，还包括这种正在消灭中的物质基础。正在消灭而同时又还存在，这就是当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状态。 + +　　两面性是阶级特性，不是臭不可当的帽子。从没有人说过消极面就是不革命和反革命，就是搞五毒。这种话是不承认两面性的人为了争取群众故意栽在对方身上的。 + +　　那些变化说明工商业者正在由剥削者向劳动者转变的过程中呢？第一，他们被安排在合营企业、合作社企业以至国营企业中担任职务，他们成为这些企业中的公职人员，同时又是私方人员，他们与公方代表和职工群众有了一种新的关系——合作共事关系，同时又是阶级关系。第二，在这些企业里，他们为社会主义做了工作，而且大多数人想贡献才能，把工作做好，例如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竞赛等；他们也看清楚自己今后唯一的光明前途就是把企业工作做好。上海食品业周凌同志说得好：“工商界要做好事的还是绝对多数”。第三，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积极学习政治理论，有些人迫切要求学习业务，目的是想改造自己的思想，提高自己的觉悟水平，并且学会本领。第四，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定息是他们的主要收入，但多数人的生活费用的来源主要是依靠工资收入。第五，由于阶级还存在，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特性的两面性也还存在。说到两面性，有几种误解必须讲清楚：一、两面性是阶级特性，不是臭不可当的一顶帽子，不应当拿“两面派”、“两面三刀”这些话来理解两面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光荣地走上和平改造的道路，就是因为有两面性。所以，提两面性不应当发生伤害自尊心的问题。二、说两面性还存在，也就是说两面性正在消灭同时又还存在。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高潮以后，两面性的内容有了很大变化：首先，积极的一面愈来愈扩大，愈来愈成为主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愈来愈缩小；其次，消极的一面主要是思想、意识，但既有思想意识，自然会通过作风行为表现出来，这些思想意识的特点就是强烈地反映出阶级矛盾的性质。三、说高潮以后两面性还存在，从民建去年二中全会起到现 + +　　（在止，就我所知，从来没有人说其中消极的一面在政治上是不革命与反革命，在经济上是搞五毒。这种话是不承认还有两面性的人在论战中为了争取群众故意说对方是这样说的。） + +　　有些公方人员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深刻变化认识不足，过分强调阶级关系，不认识企业之中主要的关系是合作共事关系。 + +　　由此可见，这种变化是极为深刻的。如果对于这种变化没有足够的认识，工作不可能不犯错误。我认为不少合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和职工对于这种变化是认识不足的，他们以高潮以前、总路线以前甚至五反以前的资本家来看高潮以后的工商业者。就我个人来讲，我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一个成员，并且是中央常委会的一个工作人员，我对于这种变化也是认识不足的，因而在工作上也犯了不少的缺点和错误。 + +　　这种认识落后于形势，集中地表现在对合营企业中的双重关系的看法上。有些公方人员在双重关系上过份强调阶级关系，不认识合营企业中主要的关系是合作共事关系，不认识国家把公私双方人员放在一个企业里，目的不是为了开展阶级斗争，而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一切力量来搞好企业，所以合作共事关系是主要的，只有搞好合作共事关系，充分尊重私方人员的职权，私方人员才会积极工作，贡献才能，发挥财富的作用。关于阶级关系，是客观的存在，不是任何人所能否定得了的。但今天的合营企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任何人在企业中工作不能不服从于企业的任务。因此，应该认识，指出这种阶级关系，对公方人员说来，是提醒他们有贯彻执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私方人员的政策的责任；对私方人员说来，是提醒他们应当靠拢公方，虚心向工人群众学习，警惕自己还存在的消极的一面，努力进一步自我改造，使自己的思想、作风与所处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环境日趋一致。双重关系在合营企业中是不会长期存在的，在一定时期之后，阶级关系必然会消灭，那时候，双重关系就变成一种社会主义的合作共事关系。即使在今天，如果处理的好，阶级关系虽未消灭，但也会显著地下降。当然，这是需要公私双方共同努力的。 + +　　只有让私方人员有职有权，才能通过实践，帮助他们进一步自我改造。 + +　　有些公方人员对这种变化，认识不足，在对待私方人员时，以为让他们有职有权，就无异让资产阶级多得了一些东西，工人阶级失掉了一些东西，于是对他们冷淡，把他们放在一边，其结果，私方人员感到受歧视，感到有职无权，感到虽有才能而无处贡献，虽有积极性而无从发挥。这些公方人员自以为这样做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党性很强，立场很稳，其实是违反了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做了对党、对国家不利的事，因为只有让私方人员有职有权，才能通过工作实践，帮助他们进一步自我改造；而私方人员如能充分发挥积极性，一定能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我建议合营企业中的公方人员，应当好好地总结一下一年多来公私合作共事关系的经验和教训。就我们所知道的，凡是搞得好的企业，既有利于建设，又有利于改造；而搞得不好的，则给党带来了政治上的损失：一是企业的生产经营受影响；二是私方人员的积极性受挫折；三是使私方人员怀疑党的政策是一回事，执行起来又是一回事。这种政治上的损失是很大的。 + +　　不错，公私关系的不正常，除了有些是由于企业中的制度存在着问题外，从公方人员讲来，有时还由于公方人员经验不足（这一点相当普遍），以及有些人作风不良，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对工商业者的巨大变化这一事实认识不足。我认为党和政府、工会应当大力帮助公方人员和职工群众提高这方面的认识，使他们理解如对工商业者的进步没有足够的认识，那就无异否认了党的教育的伟大成绩。南京有一位民建会员说：“只有阶级教育，没有阶级正在转变的教育”。这句话值得我们思考的。 + +　　也有许多公方代表在这方面工作得很好的，我在最近视察时就看到好几个例子，这里不谈。 + +　　有些私方人员一听到“改造”“剥削”“两面性”等字句就起反感，他们忘记了自己还在由剥削者转变为劳动者的路上，距离目的地还相当远。 + +　　以上说的是公方。对于高潮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变化以及它的分子的变化，私方人员的认识是不是也有不足呢？肯定的说，也是认识不足。这种认识不足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于企业不再象私营时期那样无微不至地关心，在企业里不敢当家作主，工作不够主动，有自卑感，有作客思想，政治责任感不强，对于有职无权不敢据理力争，对于党和政府的政策将信将疑，抱定“干门前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的宗旨。这种情况的出现虽与公方代表的态度、作风，以至企业中有些制度有关，与民建会的教育、帮助不够，代表合法利益不够有关，但从私方人员讲来，不能不说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也就是说，由于没有清楚地认识自己已经离开进行剥削的物质基础，国家已经把自己当做公职人员，要求发挥财富作用，自己只要积极工作，努力改造，就无愧于做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者。 + +　　另一方面：认为企业既然交出，自己的改造已经差不多了，没有什么两面性了，如说有，也只是先进与落后，那是工人阶级也有的，所以不需要向工人阶级学习了，不应该再提阶级关系了。最近有这样一种情绪，就是一听到“进一步自我改造”、“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剥削”、“两面性”等字句就起反感。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值得研究的，其中有由于自己的进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及宣教工作的缺点所引起的成分，但主要是骄傲自满的表现。有的工商界同志忘记了高潮的到来除了党的教育与工商业者的爱国思想和政治觉悟这两个因素外，还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当时所处的政治和经济的环境以及党和政府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所起的作用，没有这些，仅仅依靠教育的力量与爱国思想还是不可能有高潮的；忘记了资产阶级还存在，自己还在由剥削者转变为劳动者的路上，距离目的地还相当远，自我改造还有一段艰苦的过程。所以这显然也是严重的思想认识问题。 + +　　不承认两面性，不愿意进一步改造，把自己说得已经和工人阶级一样，正是对原来阶级的留恋，正是消极的表现。 + +　　公方人员之所以思想认识落后于形势，是和他们的宗派主义情绪和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分不开的。私方人员之所以对自己的阶级和分子的变化认识不足或认识不当，是受到阶级性的局限，这种自卑与自大实质上就是两面性中消极一面的表现。不承认还有两面性，不愿意进一步自我改造，怕听人批评资产阶级思想，把自己说得现在已经和工人阶级一样，正是对于自己原来的阶级的留恋，以及两面性还存在的反映。 + +　　工商界同志必须善于区别各种论点，有些论点虽合乎自己的感情，却是危险的毒草。 + +　　如果上面的分析还与事实相符的话，那末为了搞好公私合作共事关系，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除了公方人员必须迅速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改进工作作风和方法外，私方人员也必须认真地进行自我改造，克服目前正在滋长的放松自我改造的情况。工商界的同志要认识思想改造是长期的、艰苦的过程，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是一场反复的、痛苦的自我斗争，因此，必须善于区别那些论点是思想改造的花园中的香花，那些论点虽然很迎合自己的情感，却是危险的毒草。民建过去代表工商界合法利益的工作做得不够，教育工作也做得不够，今后应该代表的必须积极代表，不要只限于反映一番，而对于思想教育工作，则必须认真地检查过去的缺点，用与工商界同命运共呼吸的精神，帮助工商界在思想改造的道路上迅速前进。至于改进公私关系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大家谈得很多，我不想再谈了。 + +　　骨干分了如果不能团结中间以至落后层，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他们向中、向左转变，这样的骨干分子，就不成其为骨干分子。 + +　　中国民主建国会是以培养工商业者会员成为工商界中的骨干分子为自己的工作方针的，几年来的经验证明，这一工作方针是正确的。但当前的情况怎样呢？骨干分子相当苦闷，对自己的作用认识不足，群众对骨干分子有意见，有的人把骨干分子与宗派活动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因此，我想为工商界中的骨干分子讲几名话。 + +　　为什么非要培养骨干分子不可呢？骨干分子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呢？在一个社会里，一个阶级里，一个集团里，甚至在一个有共同信仰的政党里，对于客观真理的认识以及对待客观真理的态度不是每个成员都一样的。古人说：“闻道有先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既然不一样，就自然会分出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三类人。这是客观规律，工商界也不例外。这样讲，丝毫没有轻视中间落后层的意思，要知道，左、中、右不是固定不变的，今天的中明天可以变成左，今天的右，明天可以变成中，所以，骨干分子的责任就是要团结中间以至落后层，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他们向左、向中转变。骨干分子如果骄傲自满、脱离群众，不能起这样的作用，那正如李维汉部长所说的（大意如此）这样的骨干分子是无血无肉的，只是一堆枯骨而已，那也就不成其为骨干分子了。骨干分子也不可能什么都是先进的，所以他们还要善于向人学习，要认真地克服自己落后的一面，如果不谦虚，不努力，今天是骨干分子，明天可能变成中间以至落后分子。总之，骨干分子不是什么荣誉的称号，作为骨干分子，只有多作工作的义务，而没有自高自大的权利。 + +　　从工商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段历史来看，骨干分子起的作用是相当巨大的，远在“三反”“五反”以前，工商界中就有一些先进分子对于社会主义感到兴趣，相信党的方针、政策，这些同志在“五反”运动中以及后来在总路线宣布时，都起了破除顾虑、带头先行的良好作用。１９５５年冬，听了毛主席关于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伟大指示以后，先在全国工商联的会议上，后在各地的人代会上，也是许多骨干分子带头进行了自我检讨。那时，工商界中先进的人数愈来愈多，这种形势对于高潮的到来，不能说不是一种推动力量，由此可见，工商界中有左、中、右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由于党领导民建和工商联掌握了这个客观规律，培养骨干分子来带动中间，影响落后，不断地扩大左派与中间的队伍，终于顺利地推动全体工商界掀起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 + +　　在肯定骨干分子的作用的同时，也必须指出骨干分子的缺点。根据不少工商界同志的反映，就这一年多的情况来说，许多骨干分子有脱离群众的倾向，不关心群众的工作、学习与生活，不敢积极地代表群众的合法利益与合理要求，他们与群众的共同语言渐渐缺少了，这是很不好的事。更严重的是有的骨干分子把自己放在群众之上，以改造者自居，造成与群众对立的局面。在这些问题，我认为统战部、民建会是有一定责任的，这就是对骨干分子的关心、帮助不够，对他们的缺点和错误批评不够，对他们的社会活动与岗位工作的矛盾没有及时予以解决。 + +　　工商界中有左、中、右是客观存在，它与宗派活动毫无相同之处。有些人同党的看法比较一致，当然就同党员多一些接触。在这一点上，不能同意章乃器对统战部的批评。 + +　　左、中、右的客观存在，以及民建会培养骨干分子的工作与宗派活动是毫无相同之处的。工商界中，民建内部有没有人搞宗派活动，那应该严肃地检查。但工商界中既有左、中、右，那么民建在进行工作时，为了了解情况，作好工作，有时分别与这些人或那些人开会商量，是不是宗派活动呢？当然不是。就以民建内部来讲，在某一些问题上，也是有左、中、右的分别的，有时这几位同志研究某一个问题，或者为了帮助另外几位同志而进行一些商讨，这也是不可少的。那么，这种活动是不是也是宗派活动呢？当然不是。鉴别宗派活动要看是否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宗派活动是为了少数人的私利，是无原则地排斥他人。做法上是不择手段的。作为骨干分子，宗派主义情绪也是不应该有的，有了这种情绪，就会脱离群众，更何况宗派活动。我们反对宗派主义情绪，更反对宗派活动。任何组织内，不容许有宗派活动，宗派活动是破坏组织的。所以，看一个问题应该从实质、内容上来看，而不能只看形式、表面，否则几个同志平常接触多一点就被认为是宗派活动，那就是自己带着宗派眼光看人，不信任同志，对工作是很不利的。 + +　　工商界中间，民建成员中间既然有左、中、右，那末在某一个问题上，有一些人的看法与党的方针、政策比较一致，与参加在民建、工商联工作的党员的看法比较一致，那也是很可能发生的。既然意见比较一致，当然要多一点接触，而接触的内容无疑地就是想把他们认为对的主张、看法扩展开去，影响他人。这能说是宗派活动吗？这能说是统战部在参加宗派活动吗？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说到这儿，我要说明，在这一问题上，我是不同意章乃器同志在“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那篇文章中对统战部的批评的。我认为民主党派与统战部的关系既可以有组织对组织的来往，也可以有成员对成员的来往，何况组织来往也是不免要通过个人的。对于上一点我想没有人认为不应该的。问题在于民主党派中的成员和工作人员是不是也可以请求统战部的同志就工作问题以及对方针、政策的认识问题交换意见？我认为完全可以。民主党派的成员请求与统战部谈话，我想统战部没有理由不答允的。反过来说，统战部也完全可以约请民主党派内的一些同志交换工作上的意见。这样作，对于民主党派的工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过去做得太少，不是太多。统战部既然没有限制那一些人可以来交换意见，那一些人不能来；而对民主党派的成员来说，这种接触又只是对他个人的帮助，没有任何对他个人以至对组织的约束力。我想不出这种来往与宗派活动有什么相同之处？民主党派中可能有个别成员作风不良，假借统战部的名义来压人，有的人甚至搞宗派活动，那是应该反对的。但这是另一件事，如果因为个别现象，就把所有这种来往说成宗派活动，甚至说统战部在参加宗派活动，那就是把民主党派与统战部的关系限制在组织对组织的接触上，其他来往都变成有宗派活动的嫌疑，这不但与事实不符，而且阻塞了民主党派与统战部的正常来往。 + +　　总之，作为骨干分子，应该严格地要求自己，克服一切自高自大，以改造者自居，脱离群众的作风，应该无微不至地团结帮助中间，带动落后。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对于骨干分子的作用也应有足够的估计，对他们的困难有足够的同情，尤其不应该以自己的宗派主义情绪来看他们，这样做，对于团结大家共同前进是没有好处的，这种重大的是非问题是不容许混淆的。 + +　　对任何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不论表达的方式怎样，都应该坚决反对。最后，我还想说几句话。我们帮助党整风，有一个立场问题。这个立场就是“一切为了社会主义”。正是为了更好地团结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党所以要整风，要除三害，我们所以要揭露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党整风。因此，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巩固和加强党在全国人民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核心领导作用，不论多么尖锐的批评都应该受到欢迎，但对任何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不论表达的方式怎样，都应该坚决反对。最近这一大放大鸣期间，我们工商界和民建同志对党提出了不少的批评和意见，我个人认为这些批评和意见，绝大部分是从“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的。但是也有一部分批评和意见是错误的，对于工商业者的进一步自我改造不利的，其中有些意见甚至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对党、对工人阶级、对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这些根本问题上的极端错误的态度的。对这些言论，我们一定要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伟大公式，发挥争鸣的精神，讲清道理，明辨是非。同志们，这是一个严肃的任务。 + +## 千家驹说：不能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贩运资本主义的私货 + +　　自从我在上次工商界座谈会发言之后，许多工商界朋友对我的发言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这是好的。因为经过争论，可以把问题弄得更清楚，真理愈辩而愈明，我们不用害怕别人的批评，应该欢迎别人的反对意见，这可以帮助我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只许我说，不许你鸣，甚至认为有人提了不同意见，就是压制人，这种态度是不好的。我们现在帮助党整风，就等于给党治病，对于党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工作上的缺点，工商界可以开药方，非工商界也可以开药方，通过辩论，就可以找出真正的病源，从而对症下药，倘有不同意见，就给提不同意见的人戴一顶教条主义的帽子，这种办法我看是不妥当的。 + +　　公私关系，和工商业者是否有两面性，是两类性质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 +　　我想讲的是两个问题： + +　　第一、我认为必须区别两类性质不同的问题。今天在有些合营企业中，公私关系不够正常，某些私方代表有职无权，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要解决这一类的问题，需要制订一系列的制度，要在合营企业中进行赎买政策和统战政策的教育。至于工商业者是不是还有两面性，是否需要继续进行改造，这是属于另一类性质的问题。这两类问题是有关联的，但不能混为一谈。 + +　　在合营企业中改善公私关系的方法，我基本上同意盛丕老的意见，应把合营企业里的决策工作和执行工作在职权上划分开来，凡是重大问题，原则性问题的决策工作应由企业的党、政（包括私方行政人员）、工、团建立适当的会议制度，在党和公方代表统一领导下，集体作出决定。至于决策的贯彻执行以及日常事务工作，则由企业的行政部门按照行政的职别办事。这种办法，一方面保证了公方对企业的领导权，一方面可以消除目前公私共事关系中存在的权责不清的现象，使私方人员可以有职有权有责。 + +　　在合营企业中，不仅有公私关系，还存在着私方人员与职工群众的关系。我上次发言：“劳资双方过去有墙，……这道墙所以筑成，资方应负很大责任，今天资方想拆墙，而工人还没有拆，或没有完全拆，这也是很自然的，私方应有耐性。”这几句话引起了许多工商业者的反感，我想这是出于一种误会。难道说劳资之间没有历史的阶级仇恨吗？难道说这种阶级仇恨应归咎于劳方吗？要把这道墙彻底拆掉，资方应有最大的耐心，从工作上和生活上去改变职工群众的观感，这几句话怎么能被理解为要工商界“安心于不公平”呢？应该知道，不少职工群众对国家的赎买政策是有抵触情绪的，他们认为政府今天太照顾资本家了。陈云副总理去年１２月１５日在工商联大会上曾经说过：“职工和私方的关系是可以改善的，但是也要估计到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对立情绪，并不是很快可以转变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从各方面来进行工作，缩小这个距离。”又指出：“政府和工会应该对职工广泛进行赎买政策的教育……私方人员在改进公私关系中采取积极、正确的态度，所谓积极，就是不要但求无过，而是要不怕困难，不怕碰钉子，积极工作。”陈云副总理这几句话，在今天看来，还是正确的。 + +　　否认两面性不等于两面性就不存在。有的人既要拿定息，又要摘帽子，这不是两面性的表现又是什么？ + +　　要改进公私共事关系和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我认为应该从加强对职工群众和公方人员的赎买政策的教育、建立公私共事关系的一套制度、私方人员以积极正确的态度对待工作这三方面齐头并进，而不是否定两面性，否定定息是剥削，这样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否定两面性不等于两面性不存在，否定阶级关系不等于阶级关系已经消灭。 + +　　对于两面性，我们应该根据历史情况作具体分析。大家知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两面性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两面性的表现是不同的，在全行业合营以后与合营以前两面性的内容也是不相同的。谁也没有说过今天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还是指经济上的“五毒”或政治上的不革命或反革命，然而有人却一口这样咬定，并据此而否认两面性的存在。 + +　　同时，我们也一再指出：两面性中积极一面是主要的一面，而且正在不断地扩大和发展，消极一面是次要一面，它正在缩小以至逐步消灭，所谓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主要是指对社会主义的态度而言，而且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上，但是竟有人认为说有两面性就是强调消极一面，就会打击私方人员的积极性，这不是无的放矢是什么呢？ + +　　我们还认为：阶级正处在剧烈的分化之中，工商业者是在逐步向着劳动者转化的过程之中，同时两面性在工商界分子中，存在的程度也是极不平衡的，有多有少，表现形式也不相同，但从大量观察，即作为一个阶级来观察，两面性总还是存在的。我上次说，有人反映“合营前是小国之君，合营后是大国之臣”等等，这不过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从没有说过所有的工商业者都是如此，然而有人竟认为这是以个别例子来概括全部。 + +　　我这里还要补充的是，工商业者的消极一面，从这次的大放大鸣中证明比我们过去所想象的似乎还要严重一些。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以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而完全解决了；但资本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的斗争看来还没有完全解决，不是现在还有人公开主张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还要可怕吗？这说明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教育是一个艰巨的长期性的工作。过去我们总以为否定两面性，否认定息是剥削仅仅是某一二个人的主张，在这次争鸣中不是证明他们还有相当大的市场吗？在争鸣中还暴露出有的工商业者定息是要拿的，资产阶级的帽子不要再戴了，这不是两面性的一种表现是什么呢？ + +　　由批评缺点而否定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些基本原理，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大量贩运资本主义的私货；是完全错误的。 + +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的是关于帮助党整风和工商业者进一步改造问题。工商业者帮助党来整风，其目的是要求工商业者揭发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中的缺点，暴露矛盾，以改进工作。这是一件事情。为了进一步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工商业者需要继续学习，进一步接受改造，这是又一件事情。不要混为一谈。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中是有缺点的，我在上次发言中也曾提出过，特别是关于中小工商业者摘帽子的问题，政府没有及时定出适当的措施来贯彻执行，从我来说，作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人之一，也没有积极地提出意见，这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如果由批评缺点而否定了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些基本原理，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也加以否定，概称之为教条主义，而加以反对，甚至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大量贩运资本主义的私货，那更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要反对教条主义，但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以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来反对教条主义，是我们所绝对不能同意的。例如关于定息问题，有人认为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这就令人奇怪了。基于生产资料所有权而来的不劳而获的收入，不是剥削是什么呢？这种说法的目的不外是要根本否定我国目前仍有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残余的剥削阶级而存在。这种理论如果成立，那我们一切的改造工作，即要进一步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任务也变成无的放矢了。这与马克思主义是毫无相同之处的。 + +　　又如有人说，资产阶级有两面性，那么工人阶级也有两面性。又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但资产阶级分子与工人阶级分子没有本质区别，（能转化不等于说没有本质区别，正如地主可以转化为农民，但能够说农民同地主没有本质区别吗！）这那里算得上理论呢？这是诡辩或故弄玄虚吧了。 + +　　我上次说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必须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本应没收，照理亦要没收，这是说按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来说，是应该这样做的，但由于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我们不采取没收而采取赎买的形式。赎买是消灭生产资料资本家所有制的一种手段，它同和平改造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家所有制决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和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理论有本质的区别。现在有人提议要赎买到底，即付定息二十年（甚至有提出三十五年的），这种思想不应加以批评吗？ + +　　不错，在争鸣的时候，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讨论，但不等于说我们可以用资本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更不是说，即使有人提出了反对社会主义的论调（自然今天公开提出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是不会有的，它总是改头换面以各种不同面目出现），也不许我们加以反驳。认为一加反驳，就是压制争鸣，就是教条主义，这是什么逻辑呢？应该认识争鸣就是要允许有不同的意见，互相辩论，有理说倒人，教条主义的帽子是吓不倒人的。 + +　　李康年的建议是牢牢的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从他的建议中可以看出资产阶级思想是怎样顽强地在表现自己。 + +　　最后我想就李康年先生的发言说几句话。关于李康年先生主张定息二十年，我上次发言曾提出批评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消极性的一种表现。最近李康年先生在发言中说我没有看过他的建议原文，的确这是事实。在李康年发言后，我曾仔细读了他在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关于定息的建议书”、“关于定息建议书的补充理由”以及“从我学习哲学以后来看政府用和平方针改造工商企业采取赎买政策实施定息办法问题”等文，又听了他这次的发言。我认为上次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虽然还不够全面。李康年先生的建议虽也包含有少许合理的东西（例如简化手续），但总的精神是牢牢的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给资产阶级的打算真可说是无微不至。他不仅坚持赎买“必须付足二十二亿元”，而且这二十二亿元的赎买存单是从１９５８年１月１日起发行的，１９５６、１９５７两年已经付出的二亿二千万元还不算在内，国家多出的二亿二千万元作为对资方代理人（包括董事监察人等等在内）进行赎买，名叫资方代理人的“酬奖”和“对需要照顾的资产阶级分子给予一次的慰籍金”，以慰籍他们“确由阶级斗争之故遭遇的损失”。他不但断章取义的曲解了毛主席在全国工商联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曲解了人民日报１９５５年１１月２２日的社论，还歪曲了马克思所说，赎买对于无产阶级将会是最便宜不过的一句话（按马克思此语出自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一文，原文是：“我们并不认为，赎买办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方法完全摆脱这个匪帮，那对于我们就会是最便宜不过的了”。）在李康年先生看来，赎买既然对无产阶级“最便宜不过”，对资产阶级当然是“吃亏”不过了，“可是（无产阶级）心中还有些不服气，他们以为资本家究竟太便宜了”。这在他看来，真可说是“是非倒置”了。李康年先生在座谈会中建议把他的建议全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交全国基层讨论，我个人倒是同意李康年先生这个建议的（只要纸张不太紧张的话）。把李康年先生的建议书印发全国讨论，老实说，这个建议是决不可能被接受的，因为这对工商业者改造不利，对社会主义不利。但从他的建议中可以看出资产阶级思想是怎样顽强地在表现自己，使工商界认识到思想改造是怎么一种艰苦的工作，这对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是会大有帮助的。 + +　　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不能动摇的。一切不利于工商界自我改造、自我教育的言论，应该加以批判。 + +　　现在党提出了“工作整风两不误”，我也愿意对工商界提出“改造整风两不误”的意见。为了帮助党整风，我们应该把各种不同意见都尽量说出来，但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不能动摇的，一切不利于工商界自我改造、自我教育的言论是应该加以批判的。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哗众取宠。工商界今日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有的人有一肚子委屈，要以一吐为快，但不要以感情代替了理智，诉苦不能代替分析。有人说，我们是给党整风，而不是给工商业者整风，但给党整风的目的是为了改进党的工作，以有利于工商业者进一步的改造，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绝不是用资本主义思想来代替社会主义思想。离开了这一基本方针的看法和做法，我认为是错误的，为了工商业者本身的利益，应该加以避免。 + +## 孙起孟说：离开社会主义的准则，团结的愿望就没有内容 + +　　改造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工作成就是根本的、主要的。 + +　　党这一次整风，主要是要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我们帮助党整风，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同样地也就是要反对这三个主义。从揭发出来的现象看，毛病是很多的。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的党，竟有这么多的毛病，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是工作中的错误？还是路线、方针的错误？还是兼而有之？我以为应当有一个基本估计。对此，我同意有些同志在发言中的看法：党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是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的；工作中基本上实现了方针、任务，工作成就是根本的一面，主要的一面。同时又有不少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此所以在社会主义改造伟大胜利的形势下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有了毛病，就需要揭发出来，以利于辨明是非，改正错误，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不断地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事业。 + +　　有些党员和干部对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变革中的变化的估计，有“左”的毛病。 + +　　高潮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了，而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清清楚楚的，民族资产阶级还存在，那么，怎样去认识这个阶级在社会大变革中的变化？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很自然的。在估计上如果有偏差，势必影响到在处理阶级关系上出偏差，因此这个问题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我同意有些同志在发言中所提出的，党员和干部中间，在估计上存在着“左”的毛病，“左”的表现和恶果，同志们已经讲得很多，我只想补充说一说“左”的毛病主要出在那几个问题上。 + +　　第一是出在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在高潮以后社会地位的重大变化认识不够甚至无所认识。高潮以后，利用生产资料的占有进行剥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我国社会生活中间已经消灭了，资本家在合营企业里，不管他们自觉与否，是为社会主义而工作，因此把他们还当作象高潮以前那样的资本家来看待，是脱离实际的。 + +　　第二、毛病出在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大变革以后的积极作用还有估计不足的地方。民族资产阶级是“财富”，这样的话对于把他们看作“包袱”的思想起了澄清的作用，同时也鼓舞了他们的积极性。但是，一般的也还是主要地看到了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作用和在社会上的影响，而对于他们的掌握了现代文化和现代企业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则估计不足甚至无所认识。不少人没有看到，由于生产关系的根本变化，资本家原来用以进行资本主义剥削或者还不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化、技术、知识，现在已经不能不依附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上而为它服务了，因此，资方人员的本领也就不能不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财富。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懂得充分使用资方人员，发挥他们的所长，帮助他们学习和改造，帮助他们做好工作，既是适应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又是符合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懂得，安排了资方人员而不是很好地使用他们，让他们作出贡献，不仅是资方人员会有意见，对于工人阶级也是不利的。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懂得为什么要向资本家学习和向他们学习什么。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对社会主义建设这样的积极作用，有不少人是估计偏低，认识不足的。 + +　　第三、毛病出在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情况，特别是高潮以后他们的变化，缺乏具体的分析，没有把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实事求是地区别开来，恰如其分地给以肯定或者否定。笼统地肯定固然不好，笼统地否定，也会伤害许多人的心。没有看到，工商界中有不少人的心是向着社会主义的，向着共产党的，而且这样的人只会日益增多，而不会日益减少。有一部分人，从表面上看，平平淡淡，在某些问题上，甚且保持着比较保守的观点，但是他们的爱国的心是不落人后的，对于企业里的工作是有着深厚的感情的，愿意拿出本领来贡献给国家的心也是坚定的。估计“左”了，笼统的否定工商界的积极方面，就会伤害这些人的积极性。 + +　　形成“左”的毛病有多方面的原因，原因之一在于民族资产阶级不是简单地只有好的或者坏的一面，而是同时具有两面，这就是在我国条件下为他们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两面性。两面性是比较不好掌握的，一分析不好，一笼统，不是偏于这一面，就是偏于那一面，也就是，容易偏“左”或者偏右。 + +　　目前工商业者又是资本家，又是劳动者。这种两重身份反映在政治立场和思想作风上，就是有社会主义一面，又有资本主义一面。 + +　　关于两面性问题，已经经过一个相当长时间的讨论，这次座谈会上，也有很多位同志对此发表了意见。可以不可以说，经过讨论以后，同意民族资产阶级在高潮以后还有两面性的人在增多起来，也就是，对这个问题认识的一致面在扩大起来。当然，两面性到底有没有，还可以研究，现在更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可能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高潮以后的变化问题。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变化，怎样变化？关于这一点，我讲一点不成熟的意见，请同志们指正。 + +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如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所指出的，是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的矛盾态度。这种矛盾态度是为他们的阶级地位和中国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因此，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经济、社会地位的变化，他们的两面性也就必然要发生变化，不变化是不可能的。刘少奇同志在“八大”政治报告中，对他们的两面性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变化，作了概括的叙述，明确地指出他们的两面性是有变化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现在的特点是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的领域，但是还保持着资本主义的东西。对他们的两面性的变化起作用的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另一个是他们的个人改造。从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观察，他们已经不再是企业私营时期那样的资本家了，他们的身分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他们还有剥削收入等等情况来看，不能不说他们还是资本家（有部分个体劳动者参加了公私合营成为定息户，这样的人当然并不因为拿定息而变成资本家。）；从他们在企业、机关中的工作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情况来看，不能不说他们开始成为劳动者。因此，不能简单地、抽象地把他们叫做资本家或者劳动者，而只能辩证地，也就是科学地把他们叫做既是资本家又是劳动者。听来好象是矛盾的，但这样的说法可能反映着客观的事实。他们这样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不具有两面性，反映在政治立场和思想作风上，就是有劳动者的一面，也即社会主义的一面，又有资本家的一面，也即资本主义的一面。 + +　　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两面性，到达了现在的境地，是否停滞不变了呢？不是的，他们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都不容许不变，而且正在变化之中。作为一个阶级特征的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就现在的情况看，大体上说，可能有三种情况：一种是，社会主义的一面（主要指他们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立场）增长得很多、很快，第二种是，基本上还是资本主义的一面，社会主义的一面增长得很少、很慢，甚至没有增长，第三种是中间状态。这里所讲的政治立场，主要是指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如何，当然同他们的经济生活有莫大的关系，但是自我改造也起着极大的作用。上述的三种情况又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可以不可以这样的估计，总的趋势是向第一种情况逐步发展，但是也应当看到，在向劳动者转化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主要是资产阶级政治立场、思想作风或者变化极少的人不会没有。 + +　　是什么因素使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员中间发生了上述三种不同的情况呢？又是什么因素使上述的三种情况向着第一种情况发展变化呢？关键在于教育改造，在于继续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两面性问题讨论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能够使我们明确工商界今后教育改造的方针（把这一项工作放在适当的地位上）和任务（要解决什么问题，同劳动人民的改造在内容上有什么不同等等）。 + +　　总起来说，我的看法有这样的五点： + +　　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把这种两面性说成同工人阶级有先进和落后的两面性一样的人，实际上是否认他们有两面性。 + +　　第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高潮以后有没有两面性，我以为，有两面性而不是没有两面性。 + +　　第二、两面性有无变化？怎样变化？两面性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高潮以后，变化更加显著而重大。他们的两面性已经变为：社会地位、政治立场、思想作风上一方面还是资本家，另一方面又已经开始向劳动者方面逐步转化。这样的两面性还会变下去，直到它的消灭。因此，不能把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说成是同工人阶级一样的先进和落后的两面性。说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先进和落后的两面性的人，在实质上是否认他们有两面性。至于说两面性中的消极一面，在高潮以后还是指“五毒”，那显然是出于误解。如果工商界中确实有人有这样的误解，我们大家有责任向他们解释清楚。 + +　　第三、两面性今后变化的特点怎样？总的趋势是，资本家的一面也即资本主义的一面继续逐步缩小，劳动者的一面，也即社会主义的一面继续逐步增长。而在民族资产阶级成员中间，客观地存在着三种情况：进步很多、很快的，进步很少、很慢的和中间状态。不承认民族资产阶级内部这样的变化，也就很难理解两面性发展变化的整个趋势。 + +　　第四、对两面性变化起作用的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社会地位，一是他们的个人改造。在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后，个人改造对于两面性的变化就有突出的作用。 + +　　两面性不是用来压服人的帽子。两面性是使民族资产阶级同官僚资产阶级区别开来的特点。正因为有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才成为工人阶级团结、争取的对象。 + +　　第五、两面性好不好？这要看同什么比较。拿来同工人阶级比，自然不好，因为两面性里面还有资本家的一面，也即资本主义的一面。但是如果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相比，有两面性正是它的好处，就以它自身的历史和现实的情况相比较，也应当看到它的有很大变化、很大进步的这一面。由于有不好的一面，所以还有改造的任务，奋斗的目标；由于有好的一面，因此毋庸自卑，而是要以很大的信心和努力来进行自我改造。 + +　　附带在这里说一说两面性是不是一顶帽子的问题。用语恰当不恰当是次要的问题，重要的在于这里头所代表的一种看法和所反映的一种情况。人们听了这样的话会想到：既然是人家给我扣上的帽子，那还有什么研究的必要呢？其实，工商界中很多人都知道，两面性正是使民族资产阶级同官僚资产阶级区别开来的特点。官僚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因此只能当作革命对象而打倒。正因为有了两面性这个特点，民族资产阶级才成为工人阶级团结、争取的对象，才成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军；正因为有了这个特点，他们才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正因为有了这个特点，工人阶级同他们的矛盾，才有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可能。必须指出，所以要把两面性的问题弄清楚，决不是为了把民族资产阶级的脸搽黑，用意只能是为了弄清楚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在以变成劳动者为目标的自我改造过程中达到了怎样的境地和还需要作些什么努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同工人阶级还有本质上的区别，指出这样的本质区别是符合实际的、必要的。但指明这个区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方法，目的无非是使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教育改造工作做得更好，同时也是为了使劳动人民的改造工作做得更好。无非是贯彻毛主席所指示的精神，从团结的主观愿望出发，分清是非，以利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 +## 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矛盾，但仍然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 +　　从上述的对于整个资产阶级在高潮后的变化，以及这个阶级的内部情况等等来分析，我体会到毛主席将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矛盾放在人民内部矛盾之中来处理的指示是完全有事实根据的。因此，毛主席指示的方针，就将是一个长期适用的（不是一时的，到阶级完全消灭以后，就成为劳动人民的内部矛盾）、全面适用的（不是局部的）根本方针。有人认为既然肯定为人民内部矛盾，就可以撇开阶级矛盾；或者，既然肯定阶级矛盾还存在，那就无法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对此，我感到有两点需要说一说。第一点，我以为怀疑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否或者能否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是没有根据的。党对于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是按照放在人民内部矛盾之内的方针来处理的。我们只要把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同对待官僚资产阶级的方针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原则区别。过去几年中阶级矛盾的处理（包括“五反”在内），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总的说来不都是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进行，并且解决了问题的吗？正因为领导全国人民的党坚持了这一方针，这就使得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逐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高潮以后，在清产核资、人事安排、定息等等问题上是存在着阶级矛盾的，可是都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作出适当的处理。 + +　　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不仅有思想的矛盾，还有阶级利益的矛盾。这种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但又不同于一般的是非矛盾。 + +　　第二点，把阶级矛盾放在人民内部矛盾里面了，对于阶级矛盾，又应当怎样来正确对待呢？当然，突出阶级矛盾是不对的，因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结束以后，阶级矛盾已经退居次要地位，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如果对阶级矛盾避而不谈，甚至抹煞阶级矛盾，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今天，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一致性大大增加了，然而，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差异和矛盾。这些差异和矛盾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中民族资产阶级作为矛盾一方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是客观的存在，抛开它就不能正确地、适当地处理这一部分的人民内部矛盾。例如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安排政策，叫做量才录用，适当照顾。为什么在量才录用之外还要加个适当照顾呢？这就是因为还有阶级差异；这就表明在一视同仁之外还需要有所区别。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尽管大大缓和了，而且终究要完全消灭，在我们一定时期的政治、社会生活中间还是很明显的。他们之间不仅有着思想矛盾，而且还有着阶级利益的矛盾。例如定息问题，职工中间对于定息五厘都是有意见的，七年不变，意见也不少，但在资产阶级这一方面却有人认为七年五厘还是吃了亏，主张定息还要延长多少年。这首先应当肯定是是非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但是这同一般的是非矛盾有没有不同？显然是不同的，不同之点在于这个是非矛盾反映出阶级矛盾。处理起来，还是正视阶级矛盾好，还是抹煞阶级矛盾好？很明显，抹煞的办法是不好的。当然，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下，提出阶级矛盾，决不是为了扩大和巩固它，而是为了进一步解决这个矛盾，以致最后地消灭这个矛盾。在教育改造的工作中，在处理阶级关系中，正视阶级矛盾，按照具体情况对它进行具体的分析，而不是笼统对待，这只会使得我们的工作做得更能符合具体情况，更有利于解决问题，增进团结。 + +　　把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 +　　总起来说：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放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处理，这是党已经肯定了的根本方针。实现这个方针，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民族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个前提实现了，那么，尽管阶级矛盾存在，有的时候还相当尖锐，这个方针还是能够实现的，高潮以前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高潮以后，阶级矛盾虽然存在，但是已经转为非对抗性了，这就更有利于贯彻这个方针。前提是什么？前提是民族资产阶级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社会主义的准则。问题不在于是否阶级矛盾，更不在于是否承认有阶级矛盾，问题在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的准则。一离开这个准则，团结的主观愿望就没有必要的内容，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没有划明是非的标准，这样，就不可能达到新的团结基础。因此，必须在肯定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处理阶级矛盾的同时，肯定社会主义的准则。 + +## 毕鸣岐认为：私方人员的自卑感主要是从阶级关系来的 + +　　毕鸣岐在他的书面发言中，谈了“谁是教条主义者”和“从阶级看自卑感”两个问题。 + +　　他认为：各地私方人员存在着自卑感，最主要的是从阶级关系来的。他说：“我们社会主义的一切发展是一日千里，在时刻变化着，人的思想变化也是日新月异。在这种伟大变革中，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戴着资产阶级的帽子，那就不可能相安无事、心安理得的戴下去。思想觉悟越高，不安情绪越大，这是客观事实，也是目前思想上最大的矛盾，所谓在工作中的自卑感就由此而生。” + +　　毕鸣岐认为：李康年说定息照５％计算，以二十年可以得到全部代价，为了减去矛盾从５８年起发行无记名式的定期存单，这种看法脱离了民族资产阶级现时的实际思想变化，与这次座谈会所反映的多数工商业者要消灭阶级、消灭阶级关系、消灭剥削和消灭自卑感背道而驰（当然也会有少数人希望以二十年赎买完毕）。他说：提出定息延长二十年，工人阶级反对是理所当然；民族资产阶级中多数的人也不会接受，而我们民族资产阶级的子女也不会答应。 + +　　毕鸣岐说：章乃器同志说“不应该把定息说成剥削，而应说成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这样，工商业者才能心平气和”。的确，这个说法，我个人就感到舒服，我相信其他工商业者也同样感到舒服。毕鸣岐又说：“定息额是根据‘定产估值’，它是不劳而获的收入。的确，它也与资本主义经营时期任所欲为的剥削不一样。它终究是属于剥削性质的。在走入社会主义社会后，也是不应当存在的。因此，我的结论是：它是属于剥削性质的。” + +　　毕鸣岐说：“有许多工商业者已不存在剥削，只有工资收入，即其中有相当多的人有一点定息，但是占工资收入的比重很小。”他认为，“对于以上在工商界占有相当多数的人，应当给他们摘掉资产阶级的帽子，使他们从资产阶级中分化出去。” + +　　 ---- 原载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62.txt b/CCRD/1/3/2/00086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a7781d4069cc79506cffa35e91fb0480445afa8 --- /dev/null +++ b/CCRD/1/3/2/000862.txt @@ -0,0 +1,11 @@ +# 傅角今教授认为：党委在学校不应居于领导地位　学术空气不浓厚是党委的特权使然 + +　　<谭敦林> + +　　西北大学地理系教授兼系主任傅角今，在6月8日九三学社西大支社举行的座谈会上，发表了他对高等学校体制的意见。他说：过去不管在什么地方，民主党派都被党的特殊地位给压制住了。这在过去是应该的，现在应当是平等的时候了。现在党是否应退出高等学校呢?我认为不必退出，只应在教学方面起保证作用，地位不应特殊，不能和过去一样，盖一个小茅厕也要经党委批准。党、政应分开。 + +　　他在发言中还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他的看法。他说：过去我们地理系向省人民委员会借东西，用学校的公函去交涉不行，用学校党委的公函则行。学校公函上面是刘端棻副校长的名字，党委公函上也是刘端棻。同样是一个人，只不过换了一下党、政关系，为什么国务院任命的刘端棻副校长没有作用，而只有党委书记刘端棻才有作用呢?另一次，我们需要材料，写信给陆地测量总局，回信说：以学校的名义不行，如果有所在地区党委的证明就可以寄。又一次，一个同志带学生到山西去实习，拿了两封介绍信，一封是党委的，一封是学校行政上的。学校的介绍信只能用于一般的小机关，党委的介绍信，才能联系较大的工厂和保密厂矿。党的作用为什么这样特殊，连政府也不信任了呢?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政府里面不是青一色的党，有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关系吧。 + +　　他在发言中还说：党委在学校不要居于领导地位。不要领导学校行政，应和其他民主党派处于同等地位，协助学校行政。行政应该是校长负责制。有人说：西大学术空气不浓厚，我看那一个学校也不浓厚。为什么不浓厚，这是党委的特权使然的。“教授治校”我不同意，应该校内校长负责，系内系主任负责，办不好撤职。现在行政领导没有实权，有人说：刘副校长在学校是“一揽子”包，我看过去不见得就是他一个人揽的。过去的人事处是党的人事处，今后的人事处应该变成学校的人事处……。这样学校就成了一条心，我们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完成便可缩短时间。过去民主党派没有起作用，如这样做，民主党派的作用便大的很。 + +　　 来源：《陕西日报》1957年6月1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63.txt b/CCRD/1/3/2/00086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8e6d3ca2e862ed13c92e30d1be716782d43220e --- /dev/null +++ b/CCRD/1/3/2/000863.txt @@ -0,0 +1,69 @@ +# 河北省周家庄农业社在整风试点中党员群众揭发了农村工作中的许多矛盾 + +　　<文英> + +　　新华社保定8日讯　河北省晋县周家庄农业社中共总支委员会在整风试点中，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时，党员、群众对各方面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意见，反映了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矛盾。 + +## 第一、在农业生产方面： + +　　一、机耕问题： + +　　1、农业机器化。只化一个环节(耕地)，其他环节跟不上，因而不能增产，不能减少劳力的使用，反而增加社里的开支。机耕地和小井浇地矛盾很大。因机耕地需要土地连片，小井水量达不到。为了浇地，社里牲口数量不能减少，所以，社里除开支机耕费外，还要照常饲养牲口。机器耕地粗糙、不平，每次耕后，为了浇水，还必须发动社员去平整地(土搬家)，因此机耕以后，用劳力仍不能减少。 + +　　2、机耕地和精耕细作有矛盾。按机耕的技术，一茬作物只耕一次，如耕两次便保不住质量；用畜力耕作，一茬作物耕三至四遍，而且耕的细平，风化力强，能充分吸收阳光。机器耕地只管机耕方便，不顾当地农业技术。 + +　　3、机耕地和畜力送粪有矛盾。耕后地“轩”(即土很松软的意思)，弱牲口送粪拉不进去。 + +　　4、用机器播种和节省籽种有矛盾。机播一亩小麦，需籽种二十斤，用旧农具播只用十二、三斤，其它作物也是这样。 + +　　5、将来全部机械化后，剩余劳力没有出路，社员们反映：“光讲按劳取酬，机器代人力，我们吃什么呀！” + +　　二、推广农业技术，左右摇摆，朝令夕改；推广优良品种不因地制宜。如去年把山药蛋、白马牙玉米等，推广到这里来，结果减了产。 + +　　（三、买小型农业机器容易，买机器零件和修理困难。社员说：该社有十部柴油机，因没零件，互相摘换顶替使用，经常停车。如果修配零件，必须到石家庄工厂去修，而工厂都有自己的生产计划，社里修配排不上队，因修理时间太长耽误生产。社员反映：“想机器、盼机器，机器来了更生气”。） + +## 第二、关于统购统销方面的意见： + +　　一、耕畜饲料不够吃，而负担很重。合作化前全村共养耕畜六百一十二头，每头负担耕地三十三亩，合作化后，共饲养耕畜四百一十七头，每头负担耕地四十五点六亩，比合作化前增加了38％。合作化前办初级社时，每头牛每日吃棉籽饼七斤，每个骡马每日吃料五斤十三两；合作化后每头牛每日只供给十三两半，每个骡马供料一斤七两，前后相差很多。 + +　　二、缺粮社按实产计算购销不合理，应该按三定产量计算购销。因为缺粮社是按国家种植计划多种了经济作物而造成的。 + +　　三、人口消费定量太低，一天一斤粮食不够吃，如一斤小麦一顿就吃了。国家规定先吃自己粮(指社)，后吃国家粮，影响山药种植面积，群众怕种多了，光吃山药受不了。山药面积不能扩大，养猪就没有饲料，影响养猪。四斤山药折一斤粮食，折合率低。 + +　　四、粮食品种供应有问题，不能调剂着吃。社员反映这样吃着费。另外对调来不习惯吃的品种有意见。如从外地调来的山药蛋，群众不习惯吃，对调来的潮湿粮食不扣潮也有意见。群众说：“玉米湿、高粱潮，不给折秤还叫节约。光节约还不算，另外加上山药蛋。” + +　　五、社员买猪买耕畜，不能随时供应饲料，他们说，上级号召养猪、养牲口，群众也愿意，不供给饲料等于白说。中央通知要社员有一定数量的自留饲料地，但县里规定自留地仍计算购销，这样就等于不叫社员自留地。 + +　　六、对粮食分月供应有意见。社员感到“死巴”。他们反映过去卖粮的地方叫“粮点”，只叫人们买不大点。现在叫“粮站”，买粮的人都叫站队。人们拿十斤粮票，只卖给八斤白面，扣二斤麸皮，可是国家卖麸皮时，照旧按一斤收一斤粮票。这样不合理。 + +　　七、没有作好粮食供应的户，更有意见，他们说：“见过反、见过乱、见过黄协军(指日本)砸瓦罐，没见过八路军不叫吃饭。” + +　　八、油料供销不合理。“三定”规定缺油社只供食油，不购油料。现在改为如缺粮社种有芝麻，国家也统购一半，缺油数再由其它食油供足。这个办法对国家增加了买卖，对社员增加了麻烦。 + +　　九、过去对棉农奖励布票、粮票，现在取消了，棉农缺布穿、缺粮吃。同时，出售棉花也不方便了。过去是分点购棉，现在是集中购棉，影响生产。 + +## 第三、物资供应和土副产品收购方面的问题： + +　　一、上级要求增产粮食。但不供应肥料(主要是豆饼和化肥)。国家统购了棉花，也不卖给棉籽饼。 + +　　二、社里烧瓦烧砖，用锅驼机，不供应煤炭。国家让农业社加工打棉籽油，不供应原麻，原麻是统购物资，市场上没有，让加工者作难。 + +　　三、过去农业社大宗购置生产资料有优待，除按批发价格计算外，还要九点七折扣，现在一律按零售价格，把优待价格全让给供销社，这样不合理。另外，农业社不能直接到产区购置生产资料，必须通过供销社，而供销社又不能满足农业社的要求，这个规定不合理。 + +　　四、限制农业社养好耕畜和种畜。如今年春天，该社派人到蒙古海拉尔专区购买耕马和种马(持有省介绍信)，海拉尔有关负责人说，农业社不能养那么好的牲口，种马不允许买。社员说，如果农业社不允许买养种畜，怎样去繁殖牲口呢？ + +　　五、煤油供应太“死巴”。现在规定“定时、定量”供应。“定时”是每月一次，“定量”是不分春、夏、秋、冬，夜长、夜短，每月供应油的数量不变，影响妇女在天短夜长季节作针线活。 + +　　六、国家经济企业部门，对农业社计算太苛薄。如食品公司买猪要空肚，卖肉卖大骨头；农业社给当地油脂公司运棉籽，只计算净重，不计算毛重，使社吃亏。 + +## 第四、价格问题： + +　　一、工业品价格高，农产品价格低，如过去一斤棉花能买二盒半哈达门牌香烟，现在一斤棉花只能买到一盒。 + +　　二、供销社单纯利润观点浓厚。如买同样大小、质量的苇席，在市场上二元一角，在供销社买二元六角，22．8％的利润。买皮制畜套、皮条等，供销社有20．5％的利润。 + +## 第五、其它问题： + +　　如对农村小商小贩没有安排。小学校是官办或“关门”办，很少和基层商量，适龄儿童不能完全入学(周家庄1956年应入学儿童一百二十三名，实收学生四十五名。1957年又增加八周岁儿童五十名，今年计划只招生五十名，不能入学的儿童还是七十八名)。社员要求严格法制。司法机关是民不告，官不究，机械的让群众写诉状(如北捏盘张小胜被孟小振兄弟俩打得头破血流，连去县法院四次，因不会写诉状就不接受此案)。对烈军属实行优待劳动日计算方法不合理等方面，意见也不少。(文英根据省委整风简报整理) + +　　 ----来源：1957年6月12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64.txt b/CCRD/1/3/2/00086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c745d74728ae01c4b830369e3d162041d62b2cb --- /dev/null +++ b/CCRD/1/3/2/000864.txt @@ -0,0 +1,45 @@ +# 毛啸岑批评统战工作缺点 + +　　<邵以华> + +　　【本报讯】上海市工商联常委毛啸岑和吴振珊，在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和市人委对资改造办公室主持的座谈会上先后发言，批评统战工作的缺点，并谈到工商界骨干分子和群众的关系问题。 + +## 八年来的统战工作　照顾有余教育不够 + +　　毛啸岑首先指出：八年来，党的统战工作仅仅做到团结，而批评教育却做得不够，婆婆妈妈的照顾有余，如丈母娘之对女婿，缺乏严师的精神，不够爱之甚而责之严。他说，党在处理问题和人事安排上，常常话到嘴边留半句。对民主人士不要要求太高，不能与共产党人同等要求，但也正因为如此，滋长了有些非党干部的骄傲自满，或者自以为是，而不知道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几年来，党对非党干部敲过不少次警钟，可是言语委婉曲折，要人自己去体会摸索。我要求今后“直言谈相”。 + +## 听其言而信其行　现在已是时候了 + +　　毛啸岑说，在人事安排上是“照顾有余、信任不足”。八年来的相处不算短，为什么人事部门还不敢放手与非党干部合作，为什么对资产阶级分子存有戒心(当然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存有戒心是对的)，因为丈母娘与女婿不如慈母之与爱子也。他又说，更重要的是对基层干部必须很好地宣传和贯彻统战政策，要他们经常接触社会各方面，关起门来自以为是，是常常会闹笑话的。例如税务局的一个干部曾对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的会员说，你为什么要加入反革命组织，这就是缺乏常识。党常常教导我们在实践中锻炼自己丰富自己，而实际上有些人却筑起“墙”来，遁世绝迹，孤芳自赏，落落寡欢，我想这就是宗派主义所由来。对于资产阶级分子的生活习惯、思想感情缺乏了解，又如何帮助他们进行改造呢？他说，我建议共产党员与资产阶级分子要经常联系，体念资产阶级的生活，就是一起吃饭看戏也没有关系。由于矛盾转化，“糖衣炮弹”已经是过去的名词了，不必害怕。事实证明，上海有些企业的公私关系是比较好的。论语上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我认为对民主人士可将这两句话倒过头来说，“始吾于人也所其言而观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因为党与民主人士已经“观”了八年，这样，公私关系、党群关系可以进一步搞好。 + +## 墙沟系被动造起来　不能把统战庸俗化 + +　　接着，毛啸岑又谈到问题的另一方面。他说，“墙”和“沟”也是被动地造起来的。骨干分子没有钻研问题，随声附和，乃至曲解政策，或者加油加酱夸大宣传，或者报喜不报忧蒙蔽领导，而领导又欢喜听这种悦耳之音。一年多的事实，特别是从最近“鸣”“放”中暴露出来的骨干和群众的矛盾事例是太多了。有的说，你们的地位是以我们作垫脚石；也有说，群众的血养肥了骨干分子。鲁莽的发言，缺点在于一棒子打死，但不能说是完全捏造，我真是闻之足戒。他又说，目前有些人对统战还有一种庸俗的看法。他们自认为统战对象，统战部必须特别照顾，稍不如意便怪统战部对自己的统战工作做得不够。这个丈母娘实在也太难做了。 + +　　此外，毛啸岑还谈到几个具体问题。他说，骨干分子的兼职不要太多。社会活动过忙，不能管企业的事，长期钻不进去就变成外行。他又说，工商业者参加行政工作过久，就失去代表性，与工商业者脱离，就失去共同语言。他建议规定任期，任满以后仍回到工商界队伍来，再体念体念工商界的生活。另外，他要求更多地培养骨干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 +## 问题不是不统“小”　而是骨干像“吊桥” + +　　吴振珊的发言代表中小工商业者提出对“统大不统小”的看法。他说，我不同意有些工商业者的意见，这种笼统的提法还有商榷必要。对中小工商业者是不是“统”了，我说是“统”了。排一下队，在全国的政协和人民代表大会里，在上海市的政府机关、政协、人民代表大会以及民建会、工商联等，都有中小工商业者的代表，而且为数不少。当然“统”的工作中还有缺点，还“统”得不够。但主要问题倒是作为中小工商业者的骨干分子，犯了严重的脱离群众倾向。他说，我们从基层出来，现在职位高、兼职多，忙于开会奔走，联系群众、关心群众都很不够。形势发展得很快，工商业中现在存在着什么问题，我们说不出来。我们脱离基层，实际的体会逐渐淡薄，与中小工商业者言语不通。因此，有些人批评我们不是桥梁，而是“吊桥”，桥面吊起来，中间落了空。有人批评我们的工作方法是“高空作业”，悬空八只脚。这样下去对我们是危险的，确实值得我们深思，要我们赶快改变这种情况。为此，吴振珊提出四点建议：第一、骨干分子兼职不宜过多，不要太集中，不要从“地保”做到全国代表；第二、中小工商业者人多面广，要多培养新骨干分子；第三、对企业里埋头苦干、勤勤恳恳的私方人员，要给予更多的鼓励帮助；第四、对困难较多的，要在工作、学习、生活上多加关怀。 + +## 黄廷芳说：开诚布公　公私关系可以搞好　业务经验　要向老工商业者学 + +　　【本报讯】七十五岁高龄的工商界老前辈蒉延芳，恳切地希望青年虚心向老人学习技术和各种业务经验。 + +　　蒉延芳的谈话是从如何搞好企业公私关系问题开始的。他说，公私关系不大好，公私双方都有毛病。解决的办法是公方应该和私方多接触，要尊重并且虚心向私方学习技术业务经验，不要拿出打虎和讨税面孔，还要给私方一些权，人事调动也要与私方商量。私方一般是有技术和业务经验的，应该主动地告诉公方，不要以为人微言轻，也不要因为公方不接受而不说出来，这是为了社会主义、为了国家利益，又不是为了个人私利。他说，只要公私双方都能开诚布公，公私关系是可以搞好的。 + +　　接着，蒉延芳就转到第二个问题。他说，上海是从第一次欧洲大战时期发展起来的，当时设厂开店的，很多是技术人员或者工程师，有的有多年业务经验，这些人现在已经不多了。对于这批老人，不仅要养，而且要利用，要请他们来培养后一代青年。就是有手艺的老泥工、老木工等等，我们也不要把他们忘记。青年人政治进步，有文化，但是经验不够，应该虚心向老人学习，不要目中无人。蒉延芳在谈话时，特别强调了中药，他说，药材是救命的东西，种类多，全国各地都有，要在上海汇总，而熟悉药材的老人现在很少，要赶快请他们来谈谈。 + +　　蒉延芳在谈话中一再强调青年应该虚心向老人学习，否则上一代与下一代就接不上气，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是极大的损失。 + +　　蒉延芳的这席话，是昨天上午在市委统战部和市人委对资改造办公室主持的工商联常委座谈会上谈的，会后记者又进行了访问，补充了一些谈话内容。 + +## 座谈会成立专门小组研究工商界意见 + +　　【本报讯】昨日上午，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和市人委对资改造办公室邀请市工商联常务委员进行座谈。 + +　　会上宣布成立专门研究小组，研究工商界所提出的问题、意见和建议。这个小组由王性尧、魏如、王子建、祝公健、丁忱，吴志超、杨叔铭、萧达宁、车懋章、杜大公、杨延修、肖林、郑梅欣、郭克南等十四人组成。 + +　　在这次会上发言的有虞贤法、毛啸岑、吴振珊、车懋章、简日林、张善章、宋保林、蒉延芳、袁丕烈等。很多人在发言中批评了统战工作中的“统上不统下”、“统大不统小”的缺点，并指出问题在于加强对基层的统战教育。此外，还谈到工商业者的病假工资、工龄计算、小业主的摘帽子、资方代理人等问题，以及精简机构、安置复员军人、取缔流氓阿飞等各方面问题。 + +　　（来源：《解放日报》1957年6月8日。原题为：“在市委统战部等主持的座谈会上\毛啸岑批评统战工作缺点\吴振珊不同意“统大不统小”的看法”。）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65.txt b/CCRD/1/3/2/00086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a9e2f3f0efccbf78d34e8751cc8aaf67d580b10 --- /dev/null +++ b/CCRD/1/3/2/000865.txt @@ -0,0 +1,25 @@ +# 上海高校的“鸣放” + +　　<《内部参考》> + +　　最近几天各校“放”的意见，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方面： + +　　1、对教学改革和课程内容方面：因临近考期，比较集中在考试问题上。师大、华纺、同济、政法等校都有学生要求不考政治课。师大一年级学生要求取消马列主义基础和心理学的考试。政治学院一年级学生李君荣要求每学期考试不得超过二门，笔试、口试、和做论文自由选择。华东纺织工学院有学生说中国革命史很厚一本，考这门课是劳民伤财。第一医学院昨天有一张大字报要求不考哲学，并表示今后只学辩证法，别的政治理论课可以取消。交大电工系某班曾要求取消毕业答辩。师大许多大字报攻击政治课，有的反对政治课内容太多。市委认为学生们提出的要求有些确属教学内容上的问题，也有些思想问题，决定考试仍照常进行，并向学生解释免考会影响其他学校以致全国造成混乱，对教学上的意见全部记下来今后研究改进。 + +　　2、对肃反和整风、高饶问题：师大三年级一学生贴出大字报质问：胡风、高饶犯了什么法？复旦前天召开的一百多位教师座谈会上提出：“肃反是否违反法律？”不少教授谈起肃反中所受精神创伤，认为是人格侮辱和人身安全的攻击。 + +　　3、对整风方式：复旦有些学生提出不同意整风用“和风细雨”的方法，要求“暴风骤雨”，让党员也尝尝整人的滋味。 + +　　4、关于人事保密问题：师大、复旦、政法都有学生要求公开学生档案材料，惑疑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党员记到人事袋去了。(详情见复旦辩论会情况)。 + +　　其他意见多属于对学校党群关系和党、团员干部作风问题。 + +　　最近两天除师大地理系罢课事件外，尚有如下两件较大事件。昨天第一医学院党支部委员徐洪慈(九年党龄的调干生)带头和十二个学生联名以大字报形式提出五十一条意见，其中带政治性的问题有：“普选不民主，要求取消等额选举”、“反对大学生做政治鉴定”、“取消党员特权”、“中共‘八大’报喜不报忧缺乏自我批评精神”、“毛主席视察太秘密，希多和群众见面”、“大学毕业生应自由选择职业”、“派遣留学生到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请世界其他先进国家教授来中国讲学”、“反对巴甫洛夫学说庸俗化教条化”、“反对谩骂魏尔啸”等。大字报贴出所有的同学赞扬说：“勇敢、够劲，真是英雄。”今天出现了新的大字报反驳其中一部分意见。 + +　　另一事件是过去较平静的复旦大学，昨天物理系学生自发组织起一次辩论会，辩论中心为“大和尚”与“小和尚”，阶级斗争结束后是否还需要党委领导和党的存在？党员是否秘密警察作用？整风是否要和风细雨？目前只讨论了一次，将继续辩论。 + +　　“鸣”、“放”最威的师大，近几天市委副书记魏文伯，陈丕显曾亲自到该校和教授、学生交谈，看大字报，学生们认为市委在支持他们感到很得意。该校校长党外人士孟宪承对校内大“鸣”大“放”情况很着急，他对北大的做法很不满意，说这样发牢骚，攻击谩骂有什么用？认为是党煽动起来的，不了解党的意图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搞法？他对文汇报、光明日报刊载北大“鸣”、“放”情况对上海学生起了煽动作用很有意见。该校一些进步教师也感到师大搞得太不象话，有的还认为搞大字报是败坏青年道德。(按：文汇报关于北大民主墙的报道对上海学生起了点火煽动作用。华纺一学生看了这条消息，马上写了大字报号召同学们向“北大传统学习”。同济大学十个研究生(党团员)要求象北大一样搞“民主墙”。大字报的方式是许多学校先跟北大学的。市委原来计划先在教职员中“鸣”、“放”，9月后转到学生中去“放”，现在已采取主动措施，以座谈会为主在学生中组织大“鸣”大“放”，因而许多学校党委思想还转不过来。) + +　　市委有些负责同志认为大字报容易引起讽刺谩骂，基本是属于大民主，支持大字报会助长小资产阶级疯狂性，难于辩别真假，所以决定继续采取既不反对也不支持的态度。 + +　　 ---- 原载1957年6月8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66.txt b/CCRD/1/3/2/00086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ee7a9b50ce3042c4c2de26f6164327270a5455d --- /dev/null +++ b/CCRD/1/3/2/000866.txt @@ -0,0 +1,19 @@ +# 市工商联常委继续座谈 + +　　【本报讯】昨日上午，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和市人委对资改造办公室，继续邀请市工商联常务委员进行座谈。在会上发言的有姚书绅、姜鉴秋、朱鸿仪、席文光、潘以三、孙鼎、方子藩、曹金永等。 + +　　“只要领导信任我们，我们就会拼命干，我们决不会辜负领导的信任和期望。”孙鼎会上大声疾呼地说。他发言指出，目前我国最大的问题是物资缺乏、技术落后，需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私方人员有技术和经验，很多人都是对社会主义事业很诚恳忠实的。公方向私方学习是必要的，但时机迫不及待，应该信任私方，发挥私方的专长。孙鼎还谈到自己如何争取主动，在公方的鼓励和支持下，抓住增产节约来搞，并向公方表示如果搞不好，愿意负全部责任。他说：“领导上应该教育公方相信私方，工商联要教育私方争取主动。大家都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放在第一位，阶级矛盾放在第二位，认识到阶级斗争是不能调和的，但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可以相信的。” + +　　潘以三在会上向大家报告，他所工作的单位，公私关系已经有了一些改善，他说，这是开展整风运动的效果。他在发言中谈到过去有一位公方对他不很信任，有一次，他的办公室来了一个干部，做了三天工作，他还不知道这个干部是来干什么工作的。他就主动去问，才知道是个来当秘书的。还有一次，下面调动厂长，直到下面来问，他才知道这件事。他说，“这些都是小事情，但是也可以说明公方对私方的不信任。” + +　　姜鉴秋代表小业主在会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小商店的改造，今后走什么道路？是合营商店呢？还是合作商店？”他要求能够明确小业主改造的方式。他还说，有些小业主安排在专业公司或区店里，但是自己的店还存在，有人说他们两面有收入，“锦上添花”。但是安排在区店里的，工资不大，自己的店倒改组了，或者管不上。所以要考虑他们安排工作后，原来自己的小商店怎么办？ + +　　是不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呢？现在，公方大多是外行，私方大多是内行，是不是不能领导呢？席文光以国际贸易业的几个公司为例说：“问题在于如何领导。”他说，有些外行领导得很好，原因是公方对私方比较信任、诚恳、虚心，能够充分协商，尊重私方的意见。有些外行领导得不好，私方有意见，特别是对业务经营的意见最多，这是因为公方不信任私方。他还说，对私方的批评是必要的，不过要注意方法和场合，如果用大会批评，又是连续批评，私方是吃不消的。 + +　　朱鸿仪在会上就工商界骨干分子脱离群众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方子藩批评了有些公方缺乏人情味，对人的改造做得不够。姚书绅的发言着重谈了工商之间的矛盾。曹金水谈了艺徒问题，他认为艺徒应该“从头学起”，而不要“从旁学起”。 + +　　接着，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长刘述周发表了意见。(另发) + +　　这个座谈会星期一仍继续举行。 + +　　（来源：《解放日报》1957年6月9日。原题为“市工商联常委继续座谈：孙鼎要求领导上信任私方　姜鉴秋希望明确小业主改造方式”。）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68.txt b/CCRD/1/3/2/00086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5e6d06c19bc558dfe4e083a54ed278d5c2542fb --- /dev/null +++ b/CCRD/1/3/2/000868.txt @@ -0,0 +1,25 @@ +# 武百祥(列席)发言：提出定息十八年的主张 + +　　连日报载上海李康年君提出公私合营企业的定息二十年的问题，引起了工商界对此争鸣。百祥在哈尔滨的资产阶级中是一个顽固的老山货，当然有可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思想、看法，所以需要我一鸣。但是年逾耄耋的腐朽思想，也难以有恰当的看法：好则，在党号召我们争鸣的时候，我也借此机会来鸣一下。 + +　　我很佩服李康年君大胆的放，更同意他建议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转向国务院建议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的办法；但不同意他主张的发行的名称、金额、日期和时间。 + +　　自经政府宣布了年息五厘(百分之五)工商界都以为满意。惟期限长短，则少有论及者。归纳起来有两种意见：大户一般地满意这个办法；中小户则多愿赶速放弃。至于定息七年究竟对与不对，期限或延或缩，向来也少有人谈论，到现在经过半年，社会上对这事发生两种现象：一、中小户欲求速放，然无论到某一个机关要求，都不得要领，只有不赴发息单位领取。这种放弃，本不合乎放弃者的要求，但是欲求一个放弃证据，又苦无办法；另一方面，一般大户对定息七年，无论他们心愿如何，多是不愿意声明主张，因为他们已经安心接受改造，所以没有多少发表意见的。 + +　　自经李君大“放”人之不敢“放”以后，引起了许多人对这事的争“鸣”。虽然他受到千篇一律的批评、指责，而不置辩，总为是引起工商界对这事的敢“放”敢“鸣”，这不能说不是他的功。 + +　　据李君的主张：“国务院指定交通银行，应本为人民服务精神，增辟信托部，接受国内外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之委托，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执行合法权利，增加业务一种，即代额定息。……革命的积极分子及资产阶级的进步子弟，他们急欲消灭剥削、摘去资产阶级帽子、不愿领取定息者，他们可以将所有股票悉数委托交通银行……或代为储蓄，或办理某项社会事业，或代为赠与、捐献……等等。”依照以李君主张的办法，一方面，根本上消灭了在合营企业内领息的剥削痕迹，且省了每个人领息的麻烦；再方面，无论大中小户愿放弃定息者都给以自由，省了他们非议。所以我同意他建议简化手续，便于放弃定息，而不同意赎买存单的名称(最好简而曰：“存据”)，更不同意发行额、日期、时间。据李君主张：“发行额定为人民币二十二亿元，1958年1月开始发行，至1975年为止”。这一个主张我不同意。因为，无论如何强词夺理地执拗赎回原本的说法，仅不过再一次地暴露我们贪而无厌的劣根性。 + +　　我国对资本家所有(生产资料)为什么要赎买?这个道理是我们都知道的，因为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当然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为解放生产力，那就必须消灭阻碍生产力的私有制的生产关系。正如李君所说：“国家认为资本家占有劳动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料，是不合理的，应该由国家收回而改为全民所有。”这是当然，毫无勉强。那末，今天为什么还有定息?这就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异于前例一般者。这种定息不要误解以普通“赎”和普通“买”作比较。这种赎买，纯粹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和平转变，就是将私有变为公有，将个人有变为集体有。今日资产阶级所有，是不当有而有。唯心主义者叫作仁慈，唯物主义者叫作“和平转变”。这里头决没有“本”、“利”之可言，若执拗“若干年将本收回来”的说法，就是误解了“赎买”意义。因此，在我看来，对于定息的制度，顶好是不改——七年不变，到时候有困难的还可拖个尾巴；到了七年截止，没有困难的虽然较比原来差了三、二年，也正好是改造资产阶级奢侈生活的一种锻炼。设如改时，应该这样： + +　　(一)发行的日期和时间。按真理决定，应从劳动人民取得政权之日，也就是1949年10月建国之日起算，这是毫无异义的。不然，就不合乎社会主义意义。尚且1955年毛主席在怀仁堂召开的座谈会上谈明这事，大致的意义是这样：“现在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变是逐步的，即延长了改造时间，在这个时期内，由工人生产一部分利润分给私人，三个五年计划，再加上恢复的时期三年……到那时就不再出钱，也赎买清楚了。我们不在1949年一笔没收，而延长至十八年(1967年)，就是逐步地和平地转变”。那末，照这个意思，就解决了两份事：一、应当从建国之日(1949年10月)起算；二、应算到十八个年(1967年)。 + +　　(二)发行的金额。根据新民报(晚刊)1956年12月31日报道：“全国资产阶级在工商企业投资中私有股本约占人民币二十二亿元”。这就是合营后清产核资的总数。这个总数二十二亿元的息金自1949年自营到合营后的四马分肥、五厘定息，至1957年已经有了八年。这十八年，除去资产阶级享受了八年尚余十年(到1967年)的算法，虽然不是天经地义，也是合法合理。那末，不改制度便罢(仍照五厘定息七年，困难时还可拖个尾巴)；若是改变制度时，发行额也顺便依照以上说法改变，那就仍然定息五厘计算，每年一亿一千元，十年共为十一亿元；若执拗依照清产核资总额二十二亿元投资总数算，十八年减去资本家享受的八年尚余十年，那就发行十二亿二千余元(十八分之十的数字)，这个算法是合法合理，毫无牵强。 + +　　1、符合1955年毛主席在怀仁堂座谈会上的说明——十八年； + +　　2、符合1956年毛主席于全联大会前夕的指示：七年不变，困难时拖个尾巴； + +　　3、符合社会主义真理。我国自从总路线宣布以后，虽然没有明文规定，然而在各文献中也都常说：“期待三个五年计划完成，就可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如此说来，也正是再有十年(1967年)社会主义才能实现。难道那时社会主义社会里，还能容留剥削劳动人民剩余价值的息金么?所以是符合社会主义真理。以上这是我对于这份事的看法。这样虽有以五十步笑百步之讥，则所不计。 + +　　 来源：《黑龙江日报》1957年6月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71.txt b/CCRD/1/3/2/00087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71f6d1e28ac2442c25cf744dc751055c649b810 --- /dev/null +++ b/CCRD/1/3/2/000871.txt @@ -0,0 +1,17 @@ +# 这是为什么？ + +　　<《人民日报》编辑部> +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因为５月２５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发表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意见，就有人写了匿名来信恐吓他。这封信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 + +　　在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竟发生这样的事件，它的意义十分严重。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这究竟是为什么？ + +　　卢郁文在５月２５日的发言中讲了些什么呢？归纳起来，一是告诉人们不要混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说国务院开会时应该有事先准备好的文件，以便讨论，免得象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一样每天争吵，议而不决，不能说就是形式主义，就是不让大家讨论；三是说他自己同共产党员相外得很融洽，中间没有墙和沟；如果有些人和党员中间有了墙和沟，应该“从两面拆、填”，双方都要主动；四是说共产党人对某些批评可以辩驳，这种辩驳不能认为是报复打击；五是对党外人士如何实现有职有权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具体意见。我们和许多读者一样不能不问：发表这样实事求是、平易近人的意见，为什么就是“为虎作伥”，“无耻之尤”？为什么要“及早回头”，否则就“不会饶恕你”？ + +　　把卢郁文的发言说成“为虎作伥”，共产党当然就是写信者们心目中的“老虎”了。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死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战的时候，的确和老虎一样勇猛，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它畏惧，屈服。但对中国人民来说，共产党却是最好的朋友：它帮助人民推翻了压着人民身上的反革命势力，帮助人民收回了土地、工厂等生产资料，使人民摆脱了剥削阶级的残酷压榨，把自己的历史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正朝着人民富裕、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进。最广大的人民从来没有象在共产党领导的时代这样充满光明的希望和生的乐趣。共产党也犯过错误，也有缺点，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正是要整掉这些错误和缺点。一切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抱有善意的人们，都在积极地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以便加强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样的时候，却有人把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维护共产党的领导权的言论称为“无耻之尤”，“为虎作伥”，把共产党人比作可怕的吃人的“老虎”。这种人的政治面目，难道还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么？这些人警告卢郁文“及早回头”，请想想他们所说的，究竟是向什么地方“回头”？当然，这些人在另外的地方，口头上也会说他们怎样才是真正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云云。但是，难道还能相信对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如此仇视的人们，是在那里帮助共产党整风，是在那里拥护社会主义事业么？ + +　　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革命的老前辈何香凝先生说得好：“今天是新时代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有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她指出，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可是他们忘记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在全国一切进行整风运动的地方，这些右派分子都想利用整风运动使共产党孤立，想使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孤立，结果真正孤立的却是他们自己。在各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有少数右派分子象卢郁文所说，还想利用辱骂，威胁，“装出‘公正’的态度来箝制”人们的言论，甚至采取写恐吓信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一切岂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物极必反，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真理吗？ + +　　非常明显，尽管有人叫共产党“下台”，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些决不会使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发生任何动摇。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而人民群众也仍然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些威胁和辱骂，只是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国家里，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72.txt b/CCRD/1/3/2/00087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8eb388c66f7342a69496acd83e987d64ab032b9 --- /dev/null +++ b/CCRD/1/3/2/000872.txt @@ -0,0 +1,15 @@ +# 为互相监督开拓了新路 + +　　<《光明日报》短评> + +　　民盟中央为了协助研究和解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成立了临时工作组，一方面搜集有关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同时通过盟的组织广泛征求各地盟内科学家的意见，予以初步综合，写成“对於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提供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参考。 + +　　这一件事，从民主党派的工作方向来说，是有新的意义的。也就是说：民主党派在协助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不仅是揭露人民内部的矛盾和问题，而且经过调查研究之后，进一步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协助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和问题。同时，也可以看出：民主党派在参与国事，代表其成员的正当利益、合理要求以及体现相互监督作用等方面，丰富了新的内容，开拓了新的道路。 + +　　从民主党派的工作方式方法来说，也是有新的意义的。 + +　　过去，民主党派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也曾发表意见或提出建议，但很少是通过各级组织广泛征求意见，经过集体研究然后提出的，显然，现在这一作法，在发挥组织作用上是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 +　　民盟的这件工作，还只是这一新的工作方式方法的开端，我们认为可以在每一时期或每一阶段，民主党派能就有关国家方针政策的中心问题，有计划的通过各级组织征求意见，经过分析研究后提出建议。这样，无疑地可以提高工作的质量，更有效地发挥民主党派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 +　　（----来源： 原载1957年6月9日《光明日报》，选自《捍卫高等教育和科学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委员会编，1957年12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76.txt b/CCRD/1/3/2/00087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1740e8b798ab8833bfcd7509cd35485f3678d8b --- /dev/null +++ b/CCRD/1/3/2/000876.txt @@ -0,0 +1,13 @@ +# 福建民主党派在整风中的活动 + +　　<徐晓> + +　　新华社福建讯　最近以来，福建民主党派十分活跃，其中民盟、农工两党活动尤为突出，民革等党派也有不良活动。有迹象表明他们想利用我党整风机会，在某些方面和我党争领导权。目前他们和我争领导权的办法大致如下： + +　　一、他们还不敢大胆、露骨地正面攻击中央和省的领导，而是在向我们提出意见时夹杂攻击党和国家的言论，企图把我党搞臭。民盟福州市委员会主任委员严叔夏发言中批评我们国家不象个国家样子说，旧社会是奉公守法，今天是无法可奉。民建福建省主委刘栋业说，过去“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粗暴、残酷、武断、胡闹的作法，已使是非、公道、廉耻、理性一扫而空，遗毒之深很难估计。他认为这种作法是洋教条在作祟。许多人说现在的人事制度不成体统，要求公开档案，参与人事组织。他们说人事干部既无文化又无能力，但却握有大权，这是不能管理好国家、企业的根源。他们说历史上任何一朝代之所以能够维持好，就是他有一个好的用人制度，他们用人为亲，“知人善任”。农学院还有二个教授说农业合作化很糟羔，在许多高等和中等学校的教职员中的民主党派成员，借故破坏共产党员威信，压制共产党员、打击和威胁进步分子，企图把学校中的共产党员干部打倒，取而代之。 + +　　二、从思想上模糊我们的党性的阶级性。他们在发言中反复强调“现在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其用意是要我们不要警惕性太高了，不要搞阶级斗争了。他们说，今天共产党员的党性应是“科学性”、“群众性”。 + +　　三、民主党派成员积极伸到基层活动，企图在那里扩大阵地。民盟福州市委严叔夏最近以来多次回避参加中共福州市委邀集的活动，不久前举行省人代大会时，他只在开幕时到场，利用时机积极到学校中活动，开座谈会。有的民盟和农工民主党的负责人员还到海防前线厦门市和侨乡著名城市泉州等地“旅行”。各地凡有民主党派成员的机关、学校、医院，要求大民主的火气很足，民主党派成员要求参加整风领导。他们在机关、学校、医院的活动方法，多是利用或煽动那些在“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中受过打击的人，拉拢对我有不满情绪的人，兴风作浪，反对党员负责干部和人事部门。泉州市有的中学党外校长要求由工会来领导整共产党员、校长和其他党员干部。许多地方的民主党派成员纠众打击积极分子，逼迫共产党“起义”，骂党员为恶霸，骂积极分子为走狗，每个学校都提出要求撤换几个党员干部。有的机关、学校的党员在他们逼迫下，屈服了、泄密了。民盟成员积极在学校宣传毛主席说共产党要撤出学校。他们开会讨论，认为这是发展民盟的好机会，有的已把他们的校长人选都物色好了。　　(徐晓) + +　　 ----来源：1957年6月1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77.txt b/CCRD/1/3/2/00087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1a4365dbbe63a2bf878370244658c97fdf2f3df --- /dev/null +++ b/CCRD/1/3/2/000877.txt @@ -0,0 +1,13 @@ +# 辽宁省委召开大专学校政治工作会议 + +　　<新华社> + +　　新华社沈阳１日电中共辽宁省委在２月２５日至２７日召开了大专学校政治工作会议。 + +　　会议肯定了过去对大专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成绩，并对存在的缺点作了分析。会议认为过去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中片面性很大，讲了这一面忽视了那一面，没有抓住或解决思想教育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并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教育方式简单生硬。脱离学生学习、生活、思想实际。同时贯彻群众路线不够，没有在思想工作中充分发挥群众作用。 + +　　会议强调今后的政治思想教育着重解决下面几个问题：首先，必须把政治教育内容经常地反复地贯串到各科教学和日常政治思想工作中去；加强学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课程教育，确立学生革命人生观，使学生学习以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观察分析问题。同时要针对各个时期的学生思想动态，利用各种形式进行思想教育；要防止和纠正片面性，不要只讲社会主义建设的幸福远景，而忽略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苦奋斗，只讲民主而忽略集中，只讲发挥个人特长而忽视国家需要，只讲自由而忽视纪律等。其次，政治思想教育要经常化，因为学生思想的旧问题解决后新问题又会产生，必须时刻不懈地来解决这些思想问题。第三，密切党群关系，改进师生关系，充分发挥教师在思想工作中的作用。 + +　　会议还研究了大专学校政治工作干部的配备和提高等问题。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日, 原题为：“学校政治思想工作　要克服片面性和教条主义 辽宁省委召开大专学校政治工作会议”。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79.txt b/CCRD/1/3/2/00087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2c4d70ec441e0db62c9cbd145d1c688099fe456 --- /dev/null +++ b/CCRD/1/3/2/000879.txt @@ -0,0 +1,31 @@ +# 关于高校党委制的我见 + +　　<华南农学院副院长　李沛文> + +　　近日来，各方面对高等学校里的党委制应否取消的问题讨论得很热烈，在这里，我也提一些个人的意见。 + +## 党委制出岔子的症结所在 + +　　自从1952年在高等学校里实行教学改革以来，所有与高等教育有关的人都被卷入这个“运动”里，大家给每年两次的改订教学计划，每个学期来一个新的高等教育口号搞得有点迷糊了。要在“课堂上解决问题”的“六节一贯制”还未实行完，又颁布了“教师教学工作量和工作日试行办法”；教师们还未能很好的体会“学少一点，学好一点”的精神，又提出了“全面发展，因才施教”的政策。这怎能不使人有点迷糊?这样，大家自然就很少去谈高等教育的任务了。至少我在这几年里没有弄明白我国高等教育的任务是什么。它只给我一个这样的感觉：几年来高等教育有“舍本逐末”的偏向，同时也有“摇摆不定”的现象。 + +　　我不是学教育的，对于高等教育的任务应当是什么这个问题，提不出什么具体主张，但是我总是抽象地觉得高等学校应该是：培养建设专门人才的处所，同时也应该是“科学”的摇篮和思想家的诞生地。高等教育的任务就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是要循着一个长远而又不轻易修改的计划来进行，而不能用打游击战的办法，更不应当用办小学的办法来办高等学校。它是“学院”，不是“蒙馆”；它要的是质量，不光是数量。 + +　　目前我国的高等学校并不像是向着上述目标和循着上面所说的道路来办的。高等教育部自己就不大明确应怎么办，所以在高等学校的党委就随着摇摆，有时并且变本加厉。“打游击的作风”和“搞运动的作风”就越到下面越厉害。党委的这些作风之所以变本加厉，除了是因为高教部领导错乱之外，党委在学校里不和内行人商量，独断独行，也是原因之一。所以，不少人对高等学校的党委制，发生疑问。 + +## 集体领导是现代的领导方法，“教授治校”弊多于利 + +　　既然目前的党委制发生了岔子，是否取消党委制就可以提高高等教育的工作水平?我看不尽然。党委制的岔子，如上面所说，一部分是高等教育部造成的，一部分是各校党委个人负责的。两方面都改正了，党委制就会发生积极的作用。但是，我这样说的意思，并不是主张由党委治校。我是主张由校委治校的。解放后在许多机关里都推行集体领导的方式，这在高等学校里也比“一长负责制”好。可是，集体领导并不是“教授治校”，“教授治校”并没有做出好的例子。我所说的集体领导，其内容主要是指名符其实的权务委员会再加上多长制。校委会要做到名符其实，人数就要少，最好不超过十五人，又要有责有权，它的决议是最后的决定。像目前各大学的六七十人的校委会是形式主义的，既不能发挥民主的作用，又不灵活。参加校委会的十五人，固然要有代表性，但更要紧的是其主要成员应当是办学的内行人、科学家，尤其要有足够的年长的内行人。为提高校委会的灵活性及效率，还可以由十五人中选出几个人组成常委会，这常委会要包括所有的校长，以发挥集体领导的实际作用。学校里的大事固然要由校委会讨论决定，如果有了常委会，那就连不大不小的事情都可以交给他们讨论决定。在教学上带有政策性的问题既然是由以内行人为主要成分组成的校委会来决定，那就不会作出外行的事情了。党委在校委会是一部分的成员，他们不应该以党委的决议强制在校委会上通过。如果党委的决议是合乎教育原理的，校委会自然会通过，如果是外行的决议，那就不应该贯彻执行。 + +## 新的党委在高等学校的地位 + +　　新的党委在高等学校里只是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或一部分成员，那么它会不会沦为成员里的一个民主党派了呢?不会，也不应该。党是要领导高等教育的，这种领导除了体现于高等教育部的高教政策外，还应体现于每个高等学校的党委。高等教育部的高教政策今后可能也应该有所改变，它应该走上轨道，新的党委也应该是走在轨道上的机械车而不是野马，瞎跑瞎撞。高等学校新的党委应该是机械车，有推动的力量也有带动的力量，但是不容许它出轨。校委会要防止它出轨。新的党委应在下列几方面起积极作用： + +　　1．监督作用。如果校委会的决议有违背国家的高教政策的地方，党委可以向上级提出要求改正。在民主治校的过程中如果滋生了非社会主义的成份，党委就可以纠正。此外，党委在很多方面都可以起监督作用。 + +　　2．政治思想领导作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高等学校之所以不同于其它的高等学校，就是在于它有健全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在教师、学生中，党委都应该把思想教育工作负担起来。 + +　　3．桥梁作用。高等学校的党委，是各高等学校与党中央及各省的中共省委的桥梁。党中央和各省省委是应该经常与各高等学校通气的，通气才能更好的领导。如果没有党委，通气便成为不可能。所以高等学校里应该有党委。 + +　　总括的来说，党委制在今后的高等学校里还是应该存在的，但它所起的作用应当与过去的有所不同。包办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作用就不重要了。由于党委们要逐步的学习并掌握业务，所以在这方面它会起日益重要的作用，终归有一天党委会变成内行人，很多内行人也就是党委。除了领导业务之外，党委的第二种作用是独特的，也不受时间影响的，这就是它的监督作用，政治思想方面的领导作用以及“党”与“校”间的桥梁作用。为着使到“党”与高等教育有具体的密切联系，桥梁作用是不可少的。有了桥梁，监督作用及思想领导作用才会发挥得更有效。 + +　　 来源：《南方日报》1957年6月1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80.txt b/CCRD/1/3/2/00088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d95d8e889ffc4877ec74096b19cdae172f1c2b6 --- /dev/null +++ b/CCRD/1/3/2/000880.txt @@ -0,0 +1,41 @@ +# 广州市中学教师继续座谈对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等提出批评 + +　　本报讯　昨(10)日下午，本市中学教师继续在中共广州市委员会召开的三个座谈会上大鸣大放，批评了市委、市教育局和学校领导上在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等问题上的缺点和错误，有些教师还对葛佩琦、储安平、朱谷怀的意见提出了批评。中共广州市委员会书记赵武成同志、钟明同志、组织部长赖大超同志，分别出席了座谈会。 + +## 关辅臣：驳斥葛佩琦的谬论 + +　　市第三中学教师关辅臣第一个发言，他首先驳斥了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的谬论，他说：今天共产党打开大门，虚心听取党外人士的批评，这种民主精神实在是古今中外所未闻，我们党外人士应该诚恳提出批评，尽管我们的意见很尖锐，但都是为了爱护党，帮助党整风。但是葛佩琦却“无是生非”，脱离实际，甚至帮助敌人讲话，污蔑共产党。他想把党一脚踢开，要党下台，人民是不能允许的。共产党不单是党员的党，而且是我们六亿人民的党，人民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来保护党，决不能容许任何人来污蔑党。 + +　　市第八中学陈振铭说：“党天下”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家天下”才是不对的。储安平的论点有根本错误，但也应当看到他的见解有其合理因素存在。如最近广州各大、中学就揭露了不少党员专横、以个人代替党、在运动中挫伤知识分子等问题，部分党员还腐化堕落，这些情况就不能不令人觉得党有“家天下”的倾向。他还说：昨天广州日报登出葛佩琦的发言，还用大字标明是“谬论”，群众这样说还可以，党报这样说就不应该，因为这样会引起许多群众的顾虑。市第八中学教师认为现在说某些话“谬论”，将来就可说它是反动、反革命了。有人讲“一鸣、二放、三收、四变”，顾虑很大。我们不应当怀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但也必须看到储安平等提出的言论也有合理的部分，这样好好分析，才能使人心服。市第十四中学黄志彩不同意陈振铭的看法，认为报纸应当反映群众意志，批评、反批评均可以登。 + +　　市第十七中学王大揖认为不能同意朱谷怀关于“重新考虑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的意见，他认为朱谷怀不应替胡风说话。他还说：在整风时期，我们应该批评党的缺点，但不应把敌我问题混在一起，扰乱视听。 + +## 邓真艾认为：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犯了简单生硬的错误 + +　　市第十五中学教师邓真艾认为中共广州市委会和市教育局几年来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犯了简单、生硬以至粗暴的错误。他说：解放八年来，许多教师要求投进党的怀抱，但是党对他们却越离越远。我们把党看作自己的母亲，但有时却觉得党是一个带着可怕面孔的母亲。争取、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实际上变成争取青年人，把中年以上的教师打落冷宫。改造常采用放大炮、找典型的运动方式，把过去不参加革命的人，一律当作肮脏和反动分子。他说：思想改造的政策，本来是自动自觉、不追不迫，但是政策是一套、实际做法又是一套。他认为党对知识分子争取、团结、改造的政策应改为“团结、帮助、尊重、信任”的政策。他说，现在知识分子靠自己的劳动吃饭，他们参加了工会，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党对工人阶级就没有“争取不争取”的问题，应该是团结帮助，是先进帮助后进的问题。从知识分子的出身和社会地位来说，他们在文学艺术科学上有较高的修养，党要首先尊重信任他们，在这基础上去团结他们就更有效果。接着，他谈到学校中肃反运动的偏差问题，他说，偏差产生的原因有二：首先，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学习未搞好，敌我界线未弄清楚就轰轰烈烈地搞起了肃反，这说明市委(或者党中央)太急躁，不够负责。其次，肃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很多不是实事求是，不研究政策。但是肃反后却把这些积极分子提为领导干部(如科组长)，现在对这些积极分子应该重新估价。 + +　　市第三中学教师关辅臣说：教育局首长来校时只找党团员，对群众则不闻不问。我要见局长比见观音更难，写了几封信去也无只字答复，这次整风运动，民主党派和工会干部都有机会鸣放，我们无党无派人士就没有机会鸣放。如果说民主党派是眉毛，则无党无派人士是老年人的头发，可有可无，我建议教育局干部要多下来，教育局长要定期接见群众。与我们这些所谓落后分子打打交道，听听我们的心里话。 + +## 车游道认为：校长如不担课　功课转嫁到教师身上 + +　　市第二十八中学教师车游道认为教育厅关于校长担课问题的指示中所说“校长不能任课者可以不上课”一点是不妥的，他说：作为一个中学校长，为什么不能提课？这是没有道理的。他以市第二十八中学为例。说：校长如果不担课，功课则必转嫁到教师身上，等于叫教师做义务劳动。 + +　　市第二十九中学教师刘镇涛说，很多人都说现在教学质量不高，学生质量不高，这些话在教师听来是不满意的，因为在提高质量和工作条件上存在着矛盾。他说解放以来，课本转来转去，制度也变来变去，如现在已经进行复习了，却又来个通知说那些课不必考，做成忙乱现象，影响教学质量。同时，教学并没有以学生为中心，非教学活动过多，教师晚晚备课到11时，星期天不休息还忙不过来，由于时间排不下，有些课本来不该放在下午的，也只能放在下午，使得学生打瞌睡，这样做不是从教好学的观点出发。 + +## 林风说：教育局的工作方式是“报账式” + +　　市第四中学教师林风说：教育局的工作方式是“报账式”，总是要下面填表报，他说非党的行政人员不愿搞行政，因为上面只有要求而没有帮助。他批评了教育局副局长张其光，说他在市第四中学是害处大益处少，他到市第四中学去说：“党员就是他，他就是党，反对他就是反对党”，在市第四中学游手好闲，爱歌功颂德，自吹自擂，瞒上欺下，不懂装懂，以圣人自居。有些教师说他来市第四中学是找政治资本。 + +　　市第三十二中学教师批评教育局对新校不重视说：市第三十二中学的校舍是古老大屋，一下雨就上漏下浸，师生要拿着雨具上课，光线又不好，房子又危险，但教育局很长时间未解决，现在修理费拨下来了，却又要排队。广州第一师范教师黄思达批评教育局对师范学校不重视，领导关系转来转去，发展方向亦不明确。一位实习学校教师亦批评教育局不重视补习学校，下乡工作时有些学校有补助费，而补习学校却没有，欢迎伏老亦没机会，呈请改为中学亦一直未批准。 + +　　此处，市第十七中学张策、温俊祥、王大揖，女子第一中学黄燕生，市第十六中学邓兆普，市第二十八中学胡庆如，市第十八中学赖在民等都就学校中所存在的三害现象作了揭发。 + +## 教师们对鸣放的意见 + +　　对鸣放问题，大家也提出了许多意见。市第二十二中学江云说：教育局对鸣放认识不足，落后于形势，许多老师对局长的报告都不满意。市第八中学陈振铭说，市第八中学的工会组织了群众揭发内部矛盾，黄校长诸多阻挠，教育局的薛局长下来了解情况，也不支持群众。市第三十三中学孙锡麟对钟明同志的报告有意见，他说：“钟明同志所列举的‘事与愿违’一例不妥当，对一个人错误的处理不能光看动机，还应当看效果，如司机无意辗死人还得受法律制裁。是否连市委思想也不通？”市第二十八中学教师车游道认为该校教师感到大石仍在头上，思想上仍有很多顾虑，他建议市委到该校召开座谈会，使教师放胆大放大鸣。 + +　　市第六中学赵良汉说“联合报(现已停刊)是民主党派的报纸，但受到排挤，采访得不到有关单位支持，结果，给宗派主义压死了。后来，财产和人均拨给广州日报，但因领导上有宗派主义，我们受到排挤，许多前联合报的同志调到学校来。现在，鸣放的园地还不够，希望如有可能就重办联合报。”市第八中学陈振铭说：“广州日报也有宗派主义。如最近我们曾在会上发言，揭发团市委占了一幢大房子，宁愿锁着一年只用三个来月，也不肯交还给市第八中学，但听说市委支持他们，广州日报也就对此事只字不提，致引起师生不满。大家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很难相信党改进工作的决心。’” + +　　座谈会仍将继续举行。 + +　　 来源：《广州日报》1957年6月1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81.txt b/CCRD/1/3/2/00088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e2075437c5ddde957038c67aaa98395eea16a94 --- /dev/null +++ b/CCRD/1/3/2/000881.txt @@ -0,0 +1,7 @@ +# 合肥师范专科学校学生在“鸣”、“放”中贴出许多辱骂我党的大字报 + +　　<秦聿震> + +　　新华社合肥10日讯　合肥师范专科学校学生在“鸣”、“放”中贴出许多辱骂我党的大字报。如“人民中国等于共产党中国，人民政府等于共产党政府”；“共产党是一党专政”、“党员包办一切，干部政策不是以才用人，而是凭党员称号吃饭”；“机关酒肉臭，农民露骨头”。有些大字报煽动工农对立，有一张题为“信天游”的大字报很值得注意。这张大字报上说：“天上起云要下雨，我替农民吐苦水，共产党来不大对，做起事来良心昧。嘴说工农是联盟，实际农民是奴隶，工人生活改善了，农民改善多少倍？工人穿绸又穿缎，吃的美肴共海味，农民一年忙到头，不知大米什么味，头无帽子脚无鞋，穿无衣裳盖无被。谁说我是胡乱扯，江淮文家做证据：嫁给工人吃喝睡，嫁给农民终年累。” + +　　 ---- 原载1957年6月13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83.txt b/CCRD/1/3/2/00088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e9e5e77e0347a131a7bacd16779cb3d870156e --- /dev/null +++ b/CCRD/1/3/2/000883.txt @@ -0,0 +1,31 @@ +# 河北省委文教部邀请医学院党外朋友座谈 + +　　【本报消息】中共河北省委文教部，于六月十一日、十二日两个下午，在河北医学院邀请该院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十七人举行座谈。到会的有省委文教部部长李继之、副部长远禾里和省卫生厅副厅长郗光等。主持座谈的省委文教部部长李继之说，今天召开座谈会，就是请大家帮助共产党整风，诊治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毛病。希望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积极提意见，提批评。 + +## 对省委和省委文教部的批评和意见 + +　　民主促进会河北省筹备小组负责人刘震华教授说，解放后，河北省的高等学校教育是有成绩的，但对一个老解放区来说，办的并不好，河北医学院就是这样。我认为，这是与省委和省委文教部对高等学校教育不重视分不开的。医学院的附属医院从开办就是二百五十张病床，几年来，医学院学生增加了好几倍，但病床没有增加，学生要临床实习，没有足够的病床和病人，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过去省医院和医学院没合作，是个偏差。副教授陈瑞梅说，医学院的领导者在工作上独断专横，致使许多老教授的积极性没有发挥出来。省委文教部过去若是重视对医学院的领导这个问题早解决了。九三学社成员蔡(此处一字打不出)教授说，林铁同志到医学院来过几次，没有作过报告。今春省委的一位部长到医学院作报告，最后他说，今后我们要和医学院加强联系，每月来做一次报告。这话没有兑现。省委和省委文教部是不是重视对医学院的领导，我很怀疑。 + +## 对省卫生厅的批评和意见 + +　　刘震华教授说，中央把对医学院的领导权放到省里后，卫生厅并未加强对医学院的领导，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不给以大力支持。比如卫生厅有了在教学上很需要的设备，给省医院不给附属医院，这对工作是有很大损失的。去年中央分配到厅的高等学校毕业生较多，可是厅分配给附属医院的有些是专修科的，把本科成绩较好的却摆在省医院。有一年，卫生厅决定给附属医院添一百五十张病床，但后来把器材拉到省医院去了。民盟盟员李学滋副教授说，卫生厅可能看到了这样两点：医学院的毕业生是由中央分配，省里使用不着；附属医院有双重任务，不仅是医疗，还要进行教学，使用起来不方便。卫生厅要有这种思想是很不对的。他说，卫生厅在对科学研究方面还存在宗派主义。过去几年，医学院曾多次派教授、助教等到我省各地调查疫病情况，把整理的重要资料交到厅。但是，卫生厅对这些资料不公开，说保密。民盟盟员胡善新教授说，中央提出，我国要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科学水平，我看这很难办到，因为领导上对我们不信任。就拿医学院的教授调查回来的疫病资料来说，卫生厅对我们还保密，这对科学研究是没有好处的。 + +　　李韵菊副教授、九三学社成员陈林堂副教授、九三学社成员杨集祥副教授等人提出，为了使卫生厅加强医学院的领导，使医学院成为河北省培养医务工作者和解决关键性技术问题的基地，建议由卫生厅一个厅长兼任医学院院长的职务。 + +## 对党群关系方面的意见 + +　　民盟成员孙岩森副教授说，我们对党中央的政策是相信的，但对我院党组织则相信不够，主要是由于个别领导干部的宗派主义造成的。现在我院的行政科长几乎是清一色党员，他们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有的党员领导干部特殊，讲师以上的教师见着吴、常副院长和田副书记打招呼，连理也不理。有些教师见他们来了，只好绕道而行。九三学社成员魏桂庭副教授说，“德才资”掌握在领导手里，说谁好就谁好，有的党员“德”不好，“才”也不行，也连升三级。他还提到，个别党的领导，喜欢奉承，说他们好的人，就认为是接近组织，积极分子，政治待遇提高，入党入团也不征求群众意见。九三学社成员贺维彦教授说，第一，党群关系不够正常，可能是由于党员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造成的。所以拆墙填沟，就必需先由党员开始。第二，党群关系不够正常，还可能是由于非党群众的政治水平不高，思想有问题而形成的。因此拆墙填沟，就必须进行政治补课和思想改造来配合。第三，隔阂是由于感情的不融洽造成的。如果本着互敬互信，开诚布公的精神，就会逐渐消除隔阂，关系正常。所以拆墙填沟是人人有责任的。 + +## 对党委领导高等学校的意见 + +　　九三学社成员蔡(此处一字打不出)教授说，现在报上对学校领导体制的说法很多，如党委不能领导高等学校，教授治校等。我认为，说党委不能领导高等学校是不对的，而某些党员能不能领导高等学校，有考虑的必要。去年医学院才成立党委会，太晚了。医学院为什么比其他省办的不好，这不能说与吴弢、常程的领导思想没关系，他们没有代表党把学校办好。拿医学院来说，并不是取消党委领导，而是如何加强党委领导。九三学社成员魏桂庭副教授说，高等学校不仅需要党委领导，而且要加强。教授治校是有问题的，宗派主义会闹得更严重，会出现英美派、德日派。我认为党委领导学校主要是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方针，过去这方面做的是不够的，对科学研究、教学计划，都是党委做出来，再发到教授手里，影响了教授们积极性的发挥。党委领导学校过去有些偏差，我相信通过这次整风是能够克服的。杨集祥副教授用党领导全国建设的事实，说明党委是能够领导高等学校的。 + +## 对迁校问题的意见 + +　　刘震华教授说，为了适应教学任务的需要，前年中央就决定扩大河北医学院，因此需要迁到石家庄去，大家很高兴；后来又说不迁了，大家意见很大。建议卫生厅多给一些经费，帮助医学院很快迁到石家庄去。民盟河北省筹备委员会秘书处主任、附属医院戴练江院长说，省卫生厅有几位厅长对医学院迁校问题的处理，不是从工作出发，而是斗气。听说石家庄修建的医院，就主张不给医学院，而做为省医院。内科小组对这事很气愤，他们坚决主张迁校。迁校有困难，学校领导上应当充分发挥院务会的作用，让大家讨论解决。现在暑假快到了，学生们将要开始实习，不要再犹豫不决。迁校就快迁，不迁也要讲明道理。九三学社保定分社筹委会委员杨集祥副教授说，我同意迁校，对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大夫有好处。 + +## 一点建议 + +　　戴练江说，党的这次整风，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一个创举。但是，整风开展起来后，在党外人士的发言中，出现了一些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这是和毛主席在两个报告中提到的：“从团结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在报上一些人的发言受到批判是应该的。不过，现在我有这样的意见，对党外人士的发言，要给以分别对待，有的人的发言是恶意的，企图借共产党整风之机，搞垮共产党，应该批判。但是，现在的批驳是不是没有分别对待，批评某些人的发言时断章取义。有些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也许说了几句走嘴的话，就抓住小辫大批一顿，这是不合适的。我建议对待这个问题，应当慎重。 + +　　（来源：《河北日报》1957年6月15日。原题为：“省委文教部邀请医学院党外朋友座谈、对省委、省委文教部、卫生厅和医学院党组织提出批评意见”。）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86.txt b/CCRD/1/3/2/00088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7e245dd5732d23cfb339e1c41a56b209a894a8b --- /dev/null +++ b/CCRD/1/3/2/000886.txt @@ -0,0 +1,29 @@ +# 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 + +　　<《人民日报》社论> + +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团结，是经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革命的锻炼而形成起来的。 + +　　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使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团结了起来。这个团结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种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因为最坚定地最英勇地站在斗争的最前面，所以成为团结的核心和领导力量。依靠这种团结的力量，终于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 +　　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以后，为什么中国人民的大团结仍旧能够继续存在呢？为什么参加民主革命的各个阶级阶层没有因为彼此的利害矛盾而分崩离析呢？这是因为中国人民面前出现了一个新的共同的奋斗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虽然已经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但是中国仍旧是一个贫穷的在经济和文化上落后的国家。不改变这种落后的状态，就免不了挨打，就免不了重新遭受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压迫。中国人在帝国主义支配下过活的情况，每个爱国人士一回想到就感到痛苦和屈辱。要使中国人永远不至于再回到那种生活去，就必须使中国成为富强的工业化的国家。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只有走社会主义这一条路。 + +　　除了社会主义，难道还有什么别的路好走么？难道可以走资本主义的路么？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走资本主义的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帝国主义世界里做个殖民地，至多是做半殖民地式的小伙计，就是把大门向帝国主义国家打开，就是让帝国主义和它的向来使用惯了的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走狗在中国重新建立起统治。所以中国在民主革命以后事实上只能在这二者中选择其一：或者向前走向社会主义，或者向后倒退到那种悲惨的痛苦的旧中国去。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 +　　社会主义首先是工人阶级的事业，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的事业，但是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还能够取得——而且也确实取得了——在工人农民以外的爱国人民的拥护。民族资产阶级，虽然由于其阶级本性，不能不对于彻底消灭一切剥削制度这件事感到抵触，但是依靠中国工人阶级的一系列努力，他们的大多数经过了一些怀疑、观望、徘徊、动摇以后，看到了社会主义是中国民族的唯一出路，因而表示愿意接受社会主义。对于许多受过资产阶级教育、从各方面深刻感染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接受社会主义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各种只适合于私有制度的老的想法和老的生活方式必须改变，而对于新的东西，许多人并不是一下子就能习惯的。但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并没有因为这种情形而退却。他们越来越看到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性和正义性，他们也就越来越认识到，应当改造自己来适应于社会的进步，而不应当设想使社会制度适应于自己。 + +　　要走社会主义的路，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实行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方针。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是一个伟大的力量，依靠这种力量，我国现在已经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取得胜利，而且已经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第一步的巨大成就。 + +　　现在，社会主义不但已经成为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不可抗拒的信念，而且已经成为实际生活的不可动摇的发展轨道。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我们祖国的独立、富强，就没有我国人民的自由、幸福，就不能保证六亿人口的衣食住行，这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说来，已经是非常明白的道理。世界上难道还有什么力量能够引诱中国人民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么？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看一看最近期间，在社会各界人士帮助党的整风运动的情形。企图利用整风运动来反对社会主义、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些右派分子以为，他们的言论一定能够在工商业者中间得到广泛的支持。但是事实正象在北京举行的工商界座谈会中的情形所证明的，绝大多数的工商业者终究并没有为右派分子的甜言蜜语所迷惑，他们拒绝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右派分子又曾经以为可以利用青年学生的缺少社会经验而在学生群众中找到同盟军。但是事实也已经证明，当右派言论在学生群众中暴露出反对社会主义的真面目的时候，就遭到了绝大多数群众的唾弃。右派分子企图经过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而打开中国人民大团结的缺口，这种企图已经遭遇到可耻的失败，当然更不用说要在工人农民中进行什么活动的妄想了。他们的这种妄想只会得到双倍的打击。 + +　　我国目前还有少数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存在，这些右派分子还在利用各种机会积极活动，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在我国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但是还有阶级斗争，还有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还有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在我国一去不可复返，但是总有一些人还不死心，还不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真能取得胜利，还想寻找机会来改变历史的进程。 + +　　过去的革命经验证明，每当历史的车轮急剧地前进的时候，总会有些人从车厢中抛出来。他们不能适应客观的变化。可是在他们被抛出以前，他们往往并不认为自己要被抛出，反而以为车子快要出轨了，快要倒霉了，而他们却将夤缘时会，成为真正识时务的角色。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历史上空前的巨大变革，在这种大变革中更不会不发生这种情形。社会处在大变革大改组的过程中所必然发生的某些暂时性的不完善不协调，从右派分子的眼中看起来，就是表明社会主义的命运已经不妙了，人民已经离开共产党了，人民已经讨厌社会主义了。他们以为，他们一跳出这个社会主义的列车，就会有千千万万人跟着他们一起走。 + +　　这些右派分子的算盘打错了。受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拥护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能一天天取得更大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全国人民大团结也一定会一天天更加巩固起来。中国共产党提出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方针，进行党的整风，要求社会各界人士帮助党整风，克服党的工作中的各种缺点，这都是为了巩固人民的团结。而党认真这样作的结果，全国广大人民的团结也必然更加巩固。 + +　　为了真正巩固人民内部的团结，必须同坚持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进行必要的斗争，必须同坚持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划清界限。我们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的。有一部分人对于新的社会制度的某些方面暂时还觉得不习惯，因而暂时有些怀疑、动摇和保留，这是可以理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终将逐渐适应新的生活，并且积极参加新生活的建设。因此，他们的某些暂时的怀疑、动摇和保留，同右派分子的仇视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不同，必须严格区别的。人们对于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中的某些现象提出善意的批评，对于共产党员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善意的批评，无论这些批评怎样尖锐，对于党和人民政府都是极其有益的。我们必须接受一切正确的批评，纠正错误，改进工作。即使这种批评有时并不完全正确，但是同右派分子的根本反对我们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也是完全不同，必须严格区别的。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人民民主专政？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我们的国家生活中的最根本的是非问题。中国人民的大团结就是建立在对这样的问题的共同认识上面。右派分子企图混淆人们在这种根本问题上的认识。一切真正爱国的、愿意站在社会主义方面的人就应当同右派划清界限，使对于是非问题的根本认识更加明确起来。只有这样，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大团结才能够更加巩固。 + +　　有些右派分子本来自命为了不起的英雄，以为他们的一言一动能够影响天下的安危。但是他们终于不能不发现，如果他们不根本改变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态度，他们就将完全孤立，变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换句话说，他们就将被抛出时代的列车以外。同他们的命运相反，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列车，必将在共产党的火车头的引导下，日夜不停地轰隆轰隆地前进，向着无限光明的未来前进。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1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87.txt b/CCRD/1/3/2/00088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6452908169f91b3a4caea6a53ddb48a13aefda3 --- /dev/null +++ b/CCRD/1/3/2/000887.txt @@ -0,0 +1,19 @@ +# 人民银行江苏分行工作人员王啸峰对工资制度提出意见 + +　　<《内部参考》> + +　　新华社南京11日讯　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工作人员王啸峰写信给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对工资制度提出意见。 + +　　他说，关于干部工资的级差，直接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 + +　　他说，近几年来，大批的党员提职升级，再加上几次工资级别具体金额的调正，工资的幅度差大了。解放前入党的党员同志，除个别实在不能工作的以外，绝大部分都是科长以上或者是相当于科长的待遇。解放后入党的也较非党人员提升多、快。一般的科长级干部，工资在百元左右，加之、夫妇双方工作的较多，而城市中一般的工人和职员的收入是五、六十元，这样就使共产党员的生活水平较一般居民为优，而且差距过大。不论从衣食住行哪方面来看，党员同志都比一般人民群众高。再从农村来说，过去和群众共患难的老乡干调上去做“官”了，新入党的当了乡干，家中仍然是从事农业劳动，和农民收入相仿，再加上本人每月有三、四十元的工薪收入，所以在农村中党员的生活水平也比一般农民高很多。 + +　　大多数的党员在生活方面脱离了群众，就有可能使我们党脱离群众。近年来，我到农村去以及在机关里听到的和看到的，感到人民群众对党员“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看法，在逐渐淡薄甚至有意见了，认为是讲得漂亮。有些新入党的，人家也有认为是争名取利。事实上，不少党员的职级年年升，工资年年多，在客观上形成做共产党员可以“升官发财”的看法，助长了某些动机不纯的人争取入党。 + +　　他说，我认为：现在来解决这问题，虽有困难，但不难解决，二十年后再有所发展，就难解决了。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党员同志对于同群众共甘苦，是有过深切体会的，要他们现在再真正同群众共甘苦，也是不难接受的。目前光是号召党员同志同群众共甘苦，但不从根本问题上——工资制度来考虑改革是不行的。下乡的干部，把呢衣服，皮鞋脱在城里，穿了布衣布鞋下乡，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并不能使他们真正的做到和群众共甘苦，反而使干部背上思想包袱。 + +　　王啸峰建议，工资级别是要稍有差距，以刺激人们的进取心，但不能过大，科长和一般职工的收入不应超过20％至50％；(目前是一倍左右)处长可略高些，不应超过一般职工的50％；厅局长不超过100％—150％；部长不超过200％；中央领导人员不超过300％(这个意见很不成熟)；工厂的脱产干部与一般工人收入相仿；厂长、党委书记的收入不应超过较高的技工。 + +　　王啸峰说关于这问题，自匈牙利事件后，党中央已觉察到，听说十级以上的干部，要降低一点工资。但我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目前在群众中影响最大的是中级干部而不是高级干部，直接影响到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是这方面的因素。采取把上面拉掉些，把下面提高些的办法是比较缓和些，产生新的矛盾也可能小些，但根据我国经济情况，要把一般的职工生活提高到和中级干部相差不多，恐怕不是短时间能办得到的，因此我认为中级干部也要稍微拉下些，只要把道理讲清楚，问题也不是过大的。 + +　　 ----来源：　　1957年6月14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88.txt b/CCRD/1/3/2/00088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602030a767e41654c7560b3298f196914d17514 --- /dev/null +++ b/CCRD/1/3/2/000888.txt @@ -0,0 +1,83 @@ +# 情况汇报 + +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办公室编印> + +## （一） + +　　上海复旦大学学生曾拟办一文艺刊物，并举北大学生办“红楼”为例，要求党委同意。我们未予同意。为了了解“红楼”的内容，特托文汇报从北京寄来了一份。从这本刊物内容看来，情调是不够健康的，抒情文章占了一半。有些情诗，师承20年前现代派诗风。林庚在前面写了一篇发刊的祝辞。看上去，编这本刊物的学生受到林庚的思想影响是较深的。情诗中有什么踏碎月光去会情人，邀同月光下去观蔷薇，对农村姑娘说是要找对象，上我们这里来。到海滩去拾贝壳等等。（都是大意）作为大学生思想动态考察，这本刊物的精神面貌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的生活相对照，大学生的思想缺乏战斗的热情，显得“苍白”。 + +　　从“红楼”的征稿条例来看，这本刊物是对外发行并接受外稿的。 + +## （二） + +　　儿童剧作家董林肯，最近到出版处来谈起解放后儿童业余戏剧活动的停滞状态需要改变，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 +　　董林肯1940年起就在大后方搞儿童戏剧运动。编过“铁”、“小马戏团”（？）、“祖国的孩子”等好几出儿童剧本。在昆明、重庆、上海等地演出。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因参与罢工事件，被国民党逮捕。当时新华日报和文化界人士曾加抗议。董在解放前和包蕾、王鼎成、■郁、刘厚生等党员一起搞中国儿童剧社。并担任育才学校的戏剧系主任。后来和新少年报的一些党员同志合作创办立化出版社。出版儿童戏剧丛书和儿童连环画册。新少年报被迫停刊后，曾利用立化出版社名义出版了几期“青鸟”。解放后和他合作过的一些共产党员都各自忙于工作，和他很少往来，他也很少参加文化界的活动。1954年部分出版社公私合营时，立化出版社并入新美术出版社。因为董林肯有1万元股权，所以到如今还戴着资本家的帽子，被冷落地搁在一边。董对这种情况，虽在谈话时没有正面提出来，但情绪中有所流露。 + +　　董现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摄影编辑室当编辑（18级）。编的是和他志趣不合适的舞台剧照（地方剧、京剧、也有一小部分话剧），不能发挥他的特长。同时，据说北京成立了艺术出版社，这部分戏剧画册，有可能移交过去。 + +　　董林肯希望我们有机会介绍他到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去体验生活，辅导儿童的业余戏剧活动，并通过实际工作继续创作儿童剧。他认为目前全国只有北京、上海二个儿童剧团，演出不多，孩子们又买不到票子，看不到戏。而中国长时期来的儿童业余戏剧活动，目前趋于沉寂状态，和祖国蓬勃的气象，孩子们对戏剧活动的爱好十分不相称。他建议党能重视这一问题。推动教育局、青年团、戏剧界注意这个问题，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把这个教育儿童的良好武器——戏剧充分发挥作用。 + +　　从董林肯的来访，反映了下列几个问题： + +　　（1）我们在了介/解、使用工作人员上有学非所用、不能充分发挥特长的情况，因此限制了人员积极性的发挥。 + +　　（2）过去和我们合作比较密切的进步人士，解放后因为我们忙于工作，不相交往，引起了一些意见。我们和党外人士的接触太少，甚至根本不接触的情况，的确有加以改变的必要，因为这样，我们几乎很难听到不同的意见和各方面的思想反映。 + +　　（3）建议文艺部推动戏剧家协会、教育局、青年团、儿童剧团召开一次座谈会谈谈儿童戏剧活动，以便采取一些措施，活跃儿童的文化生活。 + +　　（4）建议干部处对董林肯的工作安排加以考虑。 + +## （三） + +　　市人委出版事业管理处最近曾约新知识出版社负责人和李小峰、孔另境谈过■春明出版社、四联出版社的2本新名词辞典的处理问题。李、孔曾就过去经验，谈了一些今后编印版本的意见。他们总的意见，以为5000个条目太少了，可增为8000个条目。200万字（原150万字）。这些辞典实际非常需要，公私合营后出版权移交新知识出版社迟迟未作修订，工作太拖拉。过去经过几十人几年的工作和读者的考验。才编出的辞典，应当肯定原有的成绩，并认为新知识出版社从新另搞一套是不切实际的，旷日费事的。他们提出几个原则：（1）重大政治错误的（如南斯拉夫问题）应修改，可改可不改的不一定改，或稍作修改；（2）新知识出版社的人力应当集中搞新的条目，效率可以提高，时间可以缩短；（3）组织较多的编辑力量编写，再送专家征求意见，孔另境还提到陶亢德的知识很博，搞辞典是合宜的。（按：陶亢德在1932——33年即帮邹韬奋编“生活周刊”，撰写社会评论，对外文也有一手。后跟林语堂写“宇宙风”、“论语”等。上海沦陷时当过文化汉奸，现在新知识出版社编地理（18级），终日不声不响，工作积极性很差。这个人的潜力是有的，问题是找们能否把它很好发挥出来。） + +## （四） + +　　去年上海人民图书馆举办或与其他单位合办了60次讲座，听讲座的有44■61人次，但所费不多，仅支出讲演费等6、7百元。 + +　　据他们反映，今年办讲座遇到了困难。因去年年底作家协会在一次有工人文化宫、青年宫、上海人民图书馆等代表参加的会上宣布今后邀请作家报告，第一流的要收讲演费100元，二、三流的最少也得60元。但去年上海人民图书馆举办的古典文学讲座，请施蛰存、翟悦之、赵景深、汪东等教授，讲演费每一次20元；与科普合办的科学卫生知识讲座，请的也是一些大学教授，讲演费每次10元；还有工人文艺阅读辅导讲座，请的是一些机关干部，讲演费只有8元。如果根据作家协会这一标淮，上海人民图书馆一年的辅导讲座经费，只能办6次讲座，只及去年十分之一。经人民图书馆的代表在会上以同是大学教授的科学界人士只收10元讲演费为例，提出质询时，据代表作家协会的哈华同志解释，文艺不同于一般科学，有它的特殊性，讲演费应该高一些。 + +　　上海人民图书馆方面认为不到2小时的报告，要收100元的讲演费，等于每分钟收1元钱，这是敲竹杠，大为不服。 + +　　根据市一级的大型时事报告会讲演费标准，一般是30元。 + +　　作家协会这一标准超过上海学术讲演的最高标准，一方面是对知识的高价垄断，拒广大文艺爱好者于门外；另一方面也造成作家的特殊化，脱离群众。 + +## （五） + +　　最近我们了解了一下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前后，“斯大林全集”在上海的发行情况。下面是以发行年月为序的统计： + +　　1953年10月 第一卷 66818册 + +　　1954年2月 第二卷 70727册 + +　　1954年5月 第九卷 52011册 + +　　1954年9月 第八卷 38956册 + +　　1954年12月 第十卷 28614册 + +　　1955年3月 第三卷 22467册 + +　　1955年8月 第十一卷 15167册 + +　　1955年12月 第十二卷 11687册 + +　　1956年11月 第四卷 7114册 + +　　1956年12月 第六卷 6849册 + +　　从上列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斯大林全集”的发行是直线下降：从1953年10月第一卷的66818册跌到1956年12月第六卷的6849册，下降幅度几乎是百分之九十。 + +　　分析下降的原因很多，例如“斯大林全集”起初几卷的大量发行是由于当时发行部门的大力推销，读者购书的一窝蜂风气；到后来几卷出版时，新华书店推销方式已有改变，读者一窝蜂也已过去；加上1954年下半年华东一级机关撤销、干部调动等等，都造成发行数字的下降。但这些原因不能完全解释“斯大林全集”发行数字下降百分之九十这样一个反常现象。因为按照一般多卷本的发行规律，下降幅度都是很小的，例如“列宁全集”1955年11月第一卷发行3603册，到1956年10月出版第二卷时，发行3337册，中间相隔虽有一年，但下降比例很小（只有百分之七多一点)。 + +　　因此“斯大林全集”发行数字的下降，除了上述种种原因之外，同一部分人对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批判斯大林问题缺乏正确的理解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反映出目前干部与知识分子学习苏联、学习斯大林理论遗产上存在的思想问题。 + +## （六） + +　　上海文化出版社胡炎同志反映：黄嘉音（前“西风”主编、现上海文化出版社四编室主任）兼文汇报“彩色版”的主编。每周至少为文汇报工作一天，据说每月一百元，这样兼职兼薪，社内有些意见。按2月19日的文汇报第一版登有本报记者黄嘉音的一篇农村访问特写，这事情，实际上反映出版社的工作有缺陷，不能发挥人家的特长，不能单怪人家。）（市委宣传部出版处整理） + +　　（本件发市委书记处6份。文艺工作部1份，本部部长、出版处、干部处、办公室各1份，存档2份共15份。） + +　　来源：上A22-2-555　P.47-53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89.txt b/CCRD/1/3/2/00088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ef43ad6396651817c47fc564dafea80a2aaeee1 --- /dev/null +++ b/CCRD/1/3/2/000889.txt @@ -0,0 +1,13 @@ +# 荣毅仁在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和市人民委员会对资改造办公室召开的座谈会发言 + +　　据新华社上海11日电荣毅仁昨天在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和市人民委员会对资改造办公室召开的座谈会上谈到阶级关系和批评反批评的问题。他肯定地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但两面性本身在变化中。他说：“积极的方面从爱国到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消极的方面从要求无限制剥削到定息的有限度的剥削。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积极性在不断增长，消极性在不断缩小。但我们绝对不能否认两面性的存在。” + +　　荣毅仁说：“今天我们要求其他阶级看到我们有消极的一面，也要看到有积极的一面，而且积极的一面是不断增长的，资产阶级分子也在变化中。”他说：“我理解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大部分已经脱胎，但换骨尚未换好。是不是有痛苦？有一定的痛苦。是不是很愉快？有相当的愉快。我们就是在痛苦和愉快中转变。是不是对过去有些恋恋不舍？有。是不是对过去可以放弃？可以。我们今天愿为社会主义服务。” + +　　荣毅仁说，民族资产阶级要转化为工人阶级成员，不是要工人阶级迁就，而是要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把自己的思想改变为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在这种转变过程中，不能有对立的情绪，对立只有对自我改造不利，对社会主义服务不利。 + +　　他谈到批评与反批评时，对某些方面出现的“只许批评不许反批评”的情况表示反对。他说，我们应该很好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这中间的批评就包括反批评在内。只许批评不许反批评，就不能在新的基础上团结。不许争论，不可能有正确的批评。 + +　　荣毅仁接着对某些论调提出了批评。他反对有人批评政府在私方人员安排中“只重有贝之财，不重无贝之才”的说法。他举出一些具体例子，说明安排中的确是考虑到私方人员的技术经验的，并不只看他的财产多少，因此这种批评并非从具体事实出发的。他还驳斥了不要共产党领导的错误言论。他认为八年来的事实证明，共产党的政治经济政策是正确的，工作上有缺点，但不能因而证明制度不好，不要党的领导。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1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90.txt b/CCRD/1/3/2/00089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05a062eacff97253ae2544d7e524fac8a59af1 --- /dev/null +++ b/CCRD/1/3/2/000890.txt @@ -0,0 +1,23 @@ +# 山西教育厅党组织邀请非党同志举行座谈 + +　　本报记者自太原报道 中共教育厅党组和支部于5月28日联合邀请本厅部分非党同志举行了座谈，帮助教育厅党组和支部进行整风。会议连续进行了三个下午，大家对教育厅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 +## 政治上没出路　业务上提不高 + +　　大家谈到了党和知识分子关系，赵燕士说，厅内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对知识分子不尊重不信任，甚至有排斥打击现象，所以厅里的干部没来的不愿来，来了的不愿在。在提拔干部上，界线也很清楚，在旧社会是用人唯亲，“一朝天子一朝臣”，现在是另外一个标准，就是非党团员努力也不行。翟梅林说：我本着“成败利钝、在所不惜”的态度，对干部政策提出我的看法。他说：“干部政策上有家谱论、宗派观点、固定看法。什么叫落后?从我历史上看我永远是落后的。但应从工作上看，积极的不一定一贯积极，落后的也不一定就一贯落后，固定起来，就很难分清是非，就要落到一点论上。”他又说：“心不平则气不平。一个党员应该是有政治也懂业务，而有些党员是每日团团转，一团和气，逍遥自在，到处吃得开。而我加班加点，吃不开，甚至变成有罪。有的人工作积极是有目的，他们是为了提级多赚薪。有的党员是不承认主义，对一个人辛勤劳动，他不承认，他们有时不懂还不齿一问，个人不学习，还否定一切，甚至一个字读错了也不承认。如‘蔷薇花’他硬要念成‘啬薇花’”。贾晋发说，厅里的干部政策也可以说是党、团员政策，人事处只管一半，管人不管思想，不帮助解决思想问题，政治上就提不高。他说：“我在学校时是积极分子，而调回厅里就落后了”。兰万庆说，去年提拔的一批青年秘书论文化论能力都不够，却都提拔了。在厅里有这种现象：使用的是非党团员，但提拔的都是党团员。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非党团员产生了消极情绪。路渊说，领导上认为听话的干部就是好干部，而对于爱提意见，肯说话的干部就看不顺眼，反而说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偏激情绪。何培根说：“学校提拔干部，是一党员二盟员三团员，根本不从实际工作能力出发。”赵燕士说：“对知识分子是每逢运动就搞一次。如果不用，可以打发他们走。如果要用，为何不很快弄清他们的历史问题呢?我曾写过入党申请书，但党委会是否研究过?我要追问我的入党申请书那里去了?在工作上领导上帮助支持也很差，如编印教学参考教材，我们计划搞，就得从编书、出版、印刷、发行等都由我们搞，领导上不给支持，有时还抱怀疑态度，甚至受到责备。总之，厅里的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没出路，业务上提不高，工资待遇不如学校教师，再加上衙门味道，这就使人工作很不安心。”兰献文也感到党群之间有隔阂。赵燕士最后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党员条件应加以修改，应根据新的情况，作新的变更。如参加工作在十年以上，是模范，就可以吸收入党，一切历史、年龄、成分可以放在次要地位考虑。第二在干部政策上在各种主要工作岗位上应由党员负责，但非党员只要有工作能力也可以提拔，并应有职有权，这样来发挥大家的力量。 + +## 听上面的多　看下面的少 + +　　发言中有很多人批评教育厅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我们厅里是听上面的多，看下面的少，一切都是从上面来的，每次开会总是先弄好框子硬往下贯。去年冒进是全国性的冒进，但厅里要负责，因为厅里的领导上很少征求群众意见。路渊说：“我们厅的厅务会议流于形式。领导干部愿守机关，不愿下去，不喜欢做调查研究，往往是说的多，做的少”。李田定提出了质问：“全省的民办小学那里去了?责任应由谁来负?原来民办小学少的省，现在都办起来了，我们是民办小学较多的省，却一棒子打死了。带帽中学是冒进了，但这个问题究竟由谁负责，要搞清，不能借口集体领导，而由大家负责。”他说：“从这里也可看出集体领导的副作用。”兰万庆说，我们在接办厂矿小学时，厅里没有很好的进行研究，就按中央指示发出通知，结果闹出了很多问题，现在还未得到处理。贾晋发说，干部子弟小学也是中央让停办就停办，后来某副省长说了话，才又办了一个。他说：“厅的领导不知忙什么?一切都是从上面来，是否有教条主义?厅内对全省方针、政策的领导从1954年以来，就每况愈下，而且缺少业务研究。”兰万庆说，厅的工作是螺丝钉干部作的多，环节干部很少作具体工作，又不下乡调查，这就注定要造成官僚主义。李田定对于高教处的处长对于人民教育事业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提出了批评意见，他说：“去年8月厅里曾专派他到北京取高等学校落考学生的材料，结果一个多月还未取回。在最近一个时期他搞招生工作，对于处内的工作更不多过问，大家拟的文稿，他只签字，而让我阅稿，这是什么工作作风?”最后他还提出：“请问这位处长几年来为人民办了几件漂亮事，那几件办好了?”贾晋发说：这种情况不改变，就有塌台子的危险。 + +## 全省学校缺少领导　高等教育无专人负责 + +　　在学校工作方面，李田定说：有的中学生毕业不久就提拔为本校的教导主任，领导原来的老师，这简直是笑话。有的校长连百分法也算不来，也要领导中等专业技术学校。贺逸民说，学校中主要问题是教育厅对全省学校缺乏政治思想领导，这主要表现在对知识分子政策贯彻执行不够，教育厅几年来在这方面也很少进行检查，很少总结经验，帮助学校领导。教育厅对教育方针政策宣传不够，许多教师只管上课，不管方针、政策，形成方针政策与教学脱节。在提高领导，提高教师方面，教育厅提出的口号不少，指示也有，但缺乏具体措施。对学校业务领导不够，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制度等都是照转中央的规定，具体化了的很少。他还谈到学校的忙乱现象，认为根本问题是教师课程重，编制卡的紧，因此忙乱现象得不到解决。 + +　　在高等教育方面，李田定说，在省里就没专人管理高等教育工作，省委不仅舍不得派干部到中等学校，更舍不得派几个强的干部到高等学校中去，党的威信在高等学校中并不高。中央把各类高等学校分给各类专业部门领导的方法也是值得研究的，因为这种体制也给学校造成一些困难。他还说：现在省里虽然有了个高教局，实际也只是教育厅多了两个处——高教处、专家科学管理处，在干部配备上也没加强，按现状是可以不成立的。教育厅也不重视高等教育，对高教处的干部配备是七拼八凑，工作是四分五裂的。 + +## 肃反依靠群众不够　厅内民主空气稀薄 + +## 在谈到肃反、审干问题时，贾晋发说：肃反中依靠群众不够，审干工作拖得时间也有些长了，贾晋发说：这都说明厅里对干部、特别是对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关心不够。大家还认为厅内民主空气不够，在这方面也提出不少意见。 + +　　（来源：《山西日报》1957年6月11日。原题为：“继续鸣放　听取批评推进整风：教育厅党组织邀请非党同志举行座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92.txt b/CCRD/1/3/2/00089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3f2602cab23a77f8af273f5b0c87484dcb67fde --- /dev/null +++ b/CCRD/1/3/2/000892.txt @@ -0,0 +1,31 @@ +# 必须由共产党领导 + +　　<《大公报》社论> + +　　今天，三十岁以上的人都还很清楚地记得解放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而今天的生活是怎样；四十岁以上的人，也还可以回忆起当年救国救民的雄心和抱负，而今天是不是已经实现了。 + +　　如果不昧着良心，就必须向事实点头：中国人民生活是好起来了。请特别注意，是广大的劳动人民而不仅是少数人的生活好起来了。 + +　　如果不昧着良心，就必须向事实点头：百年积弱的中国站起来了，强起来了。请不要忘记，我们建国之初就能进行抗美援朝，把美国侵略者打回三八线以南，由此改变了国际形势，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 +　　因为什么中国人民生活会好起来了？又因为什么中国会站起来了、强起来了呢？ + +　　如果不昧着良心，就必须向事实点头：这一切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切是无法实现的。 + +　　可是，在党整风的时候，在各方面人士鸣放帮助整风的时候，却有人以似是而非的言论，企图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这一些人说：“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产生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等。这些说法虽然没有公开说出他本人的结论来，但是结论已不言而喻。不是还有人“建议”，把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构也拆了，“化整为零”吗？ + +　　这不是拆墙，这是拆台，是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 + +　　所谓“党天下”大约是从“家天下”演绎而来的。“家天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封建主拿天下人民做自己的奴隶，天下人民全要给封建主服务。难道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吗？不，相反地，共产党是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就请看看昨天报上登的消息吧：广东在防洪抢险中，九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了保卫人民生命财产而英勇牺牲了。作为一个党外人士，我们能够无动于衷吗？这类事情是说不完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靠什么？中国今天能使高山低头、河水让路这样伟大气魄的建设靠什么？中国在国际上声誉日隆又靠什么？主要是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核心。这个核心领导着全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 + +　　中国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不是任意标榜的口号，是由于它的本质决定的。它主张生产资料公有，而不是私有；它是从人民群众中来，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不受剥削和奴役，让生活好起来。实现这两条，在经济上就必须坚持生产资料的公有，在政治上就必须拥护并支持共产党的领导。任何一个别的党领导不了，即使领导也不能成功，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 +　　从这里出发，也就不难明白，目前党整风所反对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并不是共产党本质上产生出来的东西，只是有些党员的作风不符合党的路线和要求，才要整。党的整风，党整自己的成员的不好的作风，这充分表现共产党的大公无私的襟怀。党整风为了什么？是为了党自己吗？可以说是为了党自己，但更重要的是为了社会主义事业，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了中国六亿人民。作为一个非党人士，可以尽量提批评，哪怕是极尖锐的批评，来帮助共产党整风；但是没有任何理由来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是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 + +　　中国人民不要走回头路，半封建半殖民地只有灾难，绝无幸福。我们往何处去？只有走社会主义这一条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好不好？八年来的事实告诉人们，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好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如何走法？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行不行？不行！任何一个阶级也没有无产阶级的无私的心，坚定的心。历史也早已告诉我们了。 + +　　历史不能倒退，要前进，就得由共产党领导！ + +　　 ---- 原载《大公报》1957年6月1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93.txt b/CCRD/1/3/2/00089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28b60e3ef0e5f3249c20af06093afe4aa7ef2d6 --- /dev/null +++ b/CCRD/1/3/2/000893.txt @@ -0,0 +1,15 @@ +# 对两种人要有两种态度 + +　　<解放日报社论> + +　　在最近一个时期的整风运动中，出现了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他们利用了广大非党人士对待共产党人的善意批评，贩运着私货。他们对共产党、对工人阶级进行了别有用心的所谓“批评”。这种“批评”，任何爱国的人都不应上当，它不过是利用时机，假借题目，来散布资产阶级思想，来宣传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以达到其政治野心而已。这样的人，虽然数量很少，但问题的性质却是严重的。他们企图采取鱼目混珠的手段来达到反社会主义的目的。我们就必须识破他们，揭穿他们的诡计。一切爱国人士都应该跟这些人划清一条界线，看清他们不是向共产党人提什么善意的意见，而是在利用党的整风运动向党和工人阶级进攻。他们不是为了改善党的领导，而是要取消党的领导。他们不是要加强社会主义建设，而是要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乱、打翻。对待这类所谓“批评”，共产党人不能沉默，一切爱国人士自然也不肯沉默。如果我们沉默起来了，害怕对这些“批评”展开反驳，那末，正好中了这些人的计策。右派分子巧妙地利用“争”就是“收”，反批评就是不“放”的不正确的议论，来肆无忌惮地散布反动言论。如果我们不对这些反共言论加以痛斥，那末这类人就会越发猖狂起来，就可能使一部分好人不能明辨是非，受它的蒙蔽，受它的欺骗，上它的大当。结果如为其所逞，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要遭到破坏。对待这类少数疯狂了的右派分子，极少数的倡言反动意见的人，为了社会主义事业，为了人民的大团结必须展开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思想斗争，一场政治斗争，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共产党人应该和广大爱国人士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给予那些野心家们以迎头还击。 + +　　共产党人不但有责任与右派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进行坚决的斗争，而且仍然有责任更好地听取广大非党朋友善意而又尖锐的批评，决不能因为右派分子在批评运动中夹带私货，就放松了自我批评；决不能因为要反驳若干右派的反动言论，就拒绝听取广大非党朋友的意见；更不应该翘起自己的尾巴，以为整风可以不整了，自我改造可以放松了。如果谁这样想，谁就违背了整风的精神。反之，我们应该更好地团结广大非党的朋友，更热心、更谦虚地听取他们的意见，改进我们的工作。这样，少数右派人物想钻空子就不行了，我们的整风运动就一定能胜利。 + +　　自从党中央向全党发出整风指示，号召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以来，很多党外人士向共产党人提供意见，提出批评。这些意见和批评，有的很尖锐，但是都是善意的、诚恳的。许多意见确实批评得中肯、批评得有力。从这些意见和批评来看，证明广大的非党人士和爱国的知识分子是诚心诚意地热望共产党人克服错误，纠正缺点的。广大非党人士热望我们共产党人更健康、更纯洁起来，热望党跟群众之间的关系更团结、更密切起来。这些批评，我们过去热烈地欢迎，今后我们仍然热烈地欢迎。因为这种善意、诚恳的批评，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造，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巩固党与非党之间的大团结。 + +　　在这些意见和批评中有一部分意见，提得过火一些，尖锐一些，有的不那么全面，或不完全正确，这是难免的。对待这部分意见，我们也应该采取热烈欢迎的态度。我们共产党人有缺点，也有错误。由于我们工作经验不多，有许多工作也确实没有做好。我们共产党人身上确实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三个主义。不认真严肃地对待它，不跟我们共产党人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做斗争，就不能使我们警惕起来，就不能把谬误除去，把真理发扬。所以某些不完全正确的批评，对于共产主义者、虚心改造自己的人说来，仍然是件好事。我们不但不该对这类批评采取不满的态度，而且应该报之以感谢的热情。将来解释清楚了，更有利于党群之间的团结。 + +　　甚至有一部分完全错误的批评，或者事实错了，或者一般的看法错了，或者把某些缺点和错误夸大了，但是我们共产党人，也仍然不应该采取对立的态度。对待这类提了错误批评的朋友采取冷淡或是反过来一棍子的态度都是不正确的。我们对待这类错误的意见，应该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虚心听取。在适当的时候，像对待家人朋友一样，作些解释，必要时，大家争论一番，这都是有益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更好地与他们团结共事。因为提这类错误意见的人，或是不了解情况，或是心里有些怨气，但是他们拥护共产党，热爱祖国，想做好工作，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信念是坚决不移的。正是这个缘故，共产党人对“放”与“鸣”是决没有收的一天的。 + +　　共产党人是永远要“放”的，今天“放”，明天“放”，后天还是要“放”。我们在大“放”大“鸣”中，要认真地听取广大非党朋友对于我们共产党人的批评。我们今天要听非党朋友的批评，明天要听，后天还要听，我们一辈子都要不断地听取非党朋友的批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改善党与群众的关系，不断地提高我们的思想水平，不断地改进我们的工作。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共产党人要把非党朋友的批评当作金玉良言，永远感激他们对于我们的帮助。我们愿意再说一次，继续欢迎大家善意的批评。同时，我们也要与广大非党人士一起坚决勇敢地反对少数右派人物的反共阴谋。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94.txt b/CCRD/1/3/2/00089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349a7e91bb99d4539d3d80d3984007b2455b74c --- /dev/null +++ b/CCRD/1/3/2/000894.txt @@ -0,0 +1,13 @@ +# 明辨是非 + +　　<《文汇报》社论> + +　　人民日报一连发表几篇社论，对葛佩琦、储安平等的荒谬言论进行坚决的反击后，全国人民热烈拥护，社会主义正气伸张；但也有一些人表示疑虑，认为人民日报这样的反击是不是太早了，这样会不会影响“争鸣”；也有极少数的人认为人民日报这样大张旗鼓地反击荒谬言论，是不是“雅量”不够。我们不同意这些意见。 + +　　怎样才算有“雅量”呢?共产党开门整风，诚恳地邀请党外人士对党提意见，帮助党进行整风，所有正确的意见都虚心接受，任何尖锐的批评，只要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都表示由衷的欢迎，难道这样的气量还不够“雅”么!问题是有些想入非非的人，利用了党的雅量，以“争鸣”为幌子，“放”出极其荒谬反动的论调。中国人民受尽了苦难，好不容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三大敌人的统治，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现在居然有人企图推翻党的领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企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也就是想把中国拉回到殖民地的死路上去，甚至有人竟敢把共产党和国民党相提并论，提出了“党天下”的荒诞绝伦的言论。他们这样“拆墙”，实际是想挖共产党的墙，挖社会主义的墙，这种反动言论，难道是全国人民所能容忍的么!凡是热爱人民事业、热爱社会主义的人，决不应有也不会有这样的“雅量”。 + +　　那么，现在对这种反动言论展开坚决的反击是不是太早了呢?我们认为很及时。因为这些反动言论，虽然没有什么市场，但是这些恶毒的思想，已经妨害了“争鸣”和“齐放”的正确开展。人民日报的几篇社论，辨明是非，伸张正气，在思想上划清了界线，对反对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一定要给以坚决的驳斥；同时，党的整风运动一定有步骤地进行到底，对一切善意的批评，一贯表示欢迎。这样划清了界线，就更利于大胆的“放”，大胆的“争”。可见人民日报这几篇社论的发表是及时的，必要的，不仅不会妨碍“争鸣”，而且实际上对“争鸣”会起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 +　　我们知识分子绝大部分都是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的，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人民日报这几篇社论，和这些右派分子在思想上划清界线，继续帮助党进行整风，继续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6月1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98.txt b/CCRD/1/3/2/00089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4685dab6f93d3a05c70a2edb4b6662c32043a0d --- /dev/null +++ b/CCRD/1/3/2/000898.txt @@ -0,0 +1,47 @@ +# 天津市干部、工人、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的思想动向 + +　　<新华社记者　艾长青> + +　　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在十六级以上干部大会上传达了省、市委书记会议的精神后，各部门都进行了讨论。最近，市委又举行了委员会，检查去年的工作，讨论今年的任务。从这两次讨论中反映的情况，可以看出天津市干部和群众的一般思想动向。 + +## 部分干部的危险倾向 + +　　几年来，大部分干部都有很大的进步，但也有一部分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思想上起了变化，产生了危险倾向。 + +## 革命意志衰退 + +　　1、争级别和争地位的现象不少。地方工业部所属五个工业局十六个局长中，没有提级的四个局长有三个大闹、大骂，已经提级的对只提一级不满足。水产局养殖场场长李发顺认为自己应提三级，老婆应提二级，结果每人只提一级，即大闹情绪。塘沽区粮食仓库一党员干部领着群众干部喊口号：“不提级不罢休”。军工五四三厂供销科副科长、支部组织委员王光全因对评级不满不买公债。农林水利局干部周文勤对分配他做总务科长不满意，并质问领导说：我就不能当处长吗？北郊区法院秘书写呈文给领导毛遂自荐由他兼任民事庭庭长，结果竟被司法局批准，以后他又进而向院长自荐当副院长。地方工业部干部武向美提出非十六级不干，不分配到五百人以上的工厂当厂长不干。 + +　　2、贪图享乐、安逸的思想也有发展。公安局一个党员申请补助后，用补助费买春天衣料。东郊区区委财贸部长庞福昌说：力量下放是必要的，但我下去不得劲，下去后，吃饭喝水都困难。 + +　　（3、无视党的利益、强调个人利益，不服从组织分配的现象也存在，特别是高级干部。同时闹不团结，互相排斥打击的现象也很严重，港务局三个局长长期以来明争暗斗，互相攻击，闹得乌烟瘴气。） + +　　革命意志衰退还表现在工作上没有朝气，缺乏雷厉风行的作风；党内正气不足，对错误的思想、不正确的意见，没有人批评，不敢进行斗争，以及干部之间思想不交锋，一团和气等等。在生活上堕落的也不少，第一轻工业局三个局长都有女秘书，据说都有不正当的关系。贪污现象也不少见，去年以来，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受理的贪污案件达三百多件。 + +## 对农业合作化不满 + +　　许多干部认为农民加入合作社，是被迫的。中央音乐学院办公室主任说他的家乡有30％的上中农，是被迫入社的。他认为是否取消土地分红值得研究。少数干部认为农业合作化糟糕，不信任中央领导。港务局副局长王大勇说：中央掌握不稳，农业合作化有三大缺点：1运动太快了；2社办的太大了；3步子迈得太远了。中央音乐学院办公室主任认为毛主席说叫苦的农民就是有余粮的农民，这种说法不正确。他说他家乡在过春节时一人只发十二两麦子，连饺子也吃不上，据群众反映说：“现在农民的生活还不如日本人在这里时好呢。”医疗器械厂副厂长(转业干部)说：“他不承认农民生活有改善，农民生活不如解放以前，我们加在农民头上的捐税比国民党还重。”并说我们是“警察国家”，军队、干部生活太好了，人民生活太苦了。 + +## 工人劳动纪律松弛 + +　　工人劳动纪律松弛、出勤率低。国营天津棉纺一厂的出勤率只有87％，有的工厂的缺勤率竟达到50％。据工业部负责人说：缺勤率打破历史纪录。有一个工厂的工人，一天能做完的活做了五十四天。有的工人并没什么病而长期请假休息，医生不批准就打医生。有些请假的工人到了六个月(国务院规定因病六个月以内照发工资)就来上几天班，可是几天之后又请假了。甚至有五年不上班而照样领取工资的。波匈事件后，有些工人企图闹事，一不如意，他们就拿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来威胁领导。 + +## 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的思想情况 + +　　自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两个万岁”的方针提出后，文化、教育、科学界和民主党派的力量都调动起来了，这是好的、也是基本的。但也产生了若干不正确的倾向： + +　　1、非政治倾向，否定党的领导。许多知识分子不安心于行政工作，政治情绪低落，一心向往着“专家”。在他们中间出现了一种“先专而后共(参加共产党)”的说法，他们认为业务是铁饭碗，作了“家”，不仅工资高，也好加入共产党。师范学院一个党员学生给中央写了一封信，甚至主张在高等学校停止发展党，取消党的组织，理由是作党的工作“妨碍学习”。他认为“多念书是党的最高利益”。他还主张取消“庸俗的”政治工作，要求“不要以政治工作去约束他们”。天津美协一个支委说：“今天革命不是讲忠诚老实，而是讲才华。” + +　　作协一个干部认为天津作协政治气氛太浓，艺术气氛不够，他主张：“艺术就是艺术，谈艺术不应谈政治。” + +　　民主党派在“两个万岁，长期共存”方针提出以后，有些趾高气扬。他们说：“现在只提互相监督，不提党的领导了。”他们热衷于批评党的缺点，别人却不能批评他们。近来，民主党派发展很快，大有与党平分秋色、独树一帜之势。市一中民盟组织曾在布置工作时说：“发展组织要与党比，看谁发展得多。”农工民主党天津市地方组织负责干部甚至在成立大会上说：“我们不希望农工党员都加入共产党，否则我们就成了加工厂了。”和平区工商联主任委员张玉生还说：“将来机关里有事，党与民主党派要共同讨论，共同结论，一块执行。” + +　　2、自由主义、平均主义与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有发展。文艺界有人说党专政，民主党派成员到一起就呧咕党的缺点。师范学院总务长聂国屏公开说唯心论不坏，宗教也有道理，若说唯心论是人捏造的，那唯物论也是人捏造的。回民的要求越来越高，甚么都不能碰他们，似乎要搞一个清真的真空世界。文艺界人士有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倡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有的很喜欢低级趣味的东西。 + +　　3、对苏联经验采取否定态度，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动摇。一贯反苏、反马列主义的南大教授、“九三学社”成员雷海宗说：苏联不仅科学技术不行，政治也不行，公开宣传英美的科学技术。 + +　　4、重视科学研究，忽视教学工作，认为教学没出息，搞科学研究容易升级。因此，老的想搞学术著作，青年人想当副博士，追求个人的名誉地位。 + +　　在市委最近召开的会议上，已对以上思想情况引起重视，决定在今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克服这些不健康的思想倾向。 + +　　来源：1957年2月26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899.txt b/CCRD/1/3/2/00089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6f7eb95bffa91f211664cdd10281338c8d99255 --- /dev/null +++ b/CCRD/1/3/2/000899.txt @@ -0,0 +1,21 @@ +# 历史的车轮永远不会倒转 + +　　<《解放军报》社论> + +　　目前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股逆流。少数的右派野心分子，打着“帮助党整风”的幌子，借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大贩其资产阶级的私货，向党和工人阶级猖狂进攻。这种情况，受到了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正义指责，激起了广大官兵的愤慨，引起了我们的警惕。 + +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党外人士对党的批评，绝大多数是积极的、善意的和正确的。这些批评，对我们党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毛病，改进工作，将有很大帮助。但是极少数的右派分子却是别有用心。他们企图使用制造和挑起内部矛盾的办法，使用混乱视听、混淆黑白的伎俩，公开叫嚣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他们甚至采取卑鄙的咒骂和恐吓的手段，企图扩大其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市场，以使其野心得逞。他们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想利用党的整风运动来倒转中国革命的历史车轮，阴谋实行资产阶级的复辟。 + +　　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英勇斗争，在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之后，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现在，社会主义不但已成为我国绝大多数人民不可抗拒的信念，而且成为实际生活的不可动摇的发展轨道。历史总是不断地在矛盾的发展中前进的。当我国正经历着一个社会大变革的今天，当然也不会没有矛盾。我们党这次整风运动，正是为了更好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以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但是，这种必然的规律，从右派分子的眼里看起来，就似乎是人民已经不相信共产党了，人民已经不喜欢社会主义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已经不巩固了……。他们以为时机已到，只要他们一阵叫骂，就可以使人们离开社会主义轨道，历史的车轮就会倒转。 + +　　可是他们估计错了，历史的车轮永远是不会倒转的，这些右派分子的阴谋已经遭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击，首先激起了广大工人、农民和士兵们的愤怒，他们纷纷发表意见，痛斥右派分子的反动谬论，揭穿右派分子反对社会主义的阴谋。他们说，我们是从悲惨的痛苦的旧中国走过来的，没有谁再比我们懂得：离开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离开社会主义将意味着什么。当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丑恶嘴脸一露出来的时候，就连他们以为可以得到广泛支持的工商界，认为可以蒙蔽和利用的青年学生界的绝大多数人也很快识破了他们的面目，拒绝和唾弃他们的言论，他们很快地就被孤立了起来。 + +　　中国劳动人民的子弟兵，党直接抚育成长，并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社会主义的保卫者——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干部和战士们，并没有忘记，为了我们祖国的独立、自由和繁荣，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经过了多么长久的英勇斗争，多少亲爱的战友牺牲了性命，多少亲爱的同志残废了身体……。我们懂得，几十年来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到底是为了什么，究竟谁领导我们走向了胜利。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朋友和敌人。我们知道怎样坚守自己的岗位，保卫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继续前进。 + +　　这些右派分子的叫嚣，对我们也不是没有一点好处的，它向我们提供了最现实最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的内容。右派分子的叫嚣说明了，虽然目前我国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是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开始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虽然资本主义在我国已经一去不可复返，但是总有一些人还不死心，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想寻求时机，图谋资本主义复辟。右派分子的叫嚣，正是他们在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向我们的进攻。因此，我们一点也不能麻痹大意，随时都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我们不仅要善于进行军事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还要学会善于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我们要从各个战线上保卫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 + +　　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人民民主专政？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最根本的是非问题，是广大人民群众和右派分子的一条分界线。我们必须同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作斗争，我们必须同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划清界线。应当看到，全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站在社会主义这方面的；某些人对于新的社会制度的某些方面暂时还觉得不习惯，因而暂时还有些怀疑、观望和动摇，这是同右派分子的仇视社会主义制度完全不同的，必须严格区别；至于人们那些出于善意的对党的批评，即使有些意见并不完全正确，但同右派分子的根本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不同，必须严格区别的。这就是说，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我们要善于辨别是非，善于区别善意的和恶意的两种批评，划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线。对那些仇视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必须给以坚决的回击。但是，我们绝不能因为出现了右派言论，因为对这些错误的言论进行了反批评，就忽视了对于一切善意的批评的鼓励和支持，就放松了整风运动的正常进行。我们决不能把那些暂时对社会主义抱有怀疑和动摇的人，同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右派分子混为一谈；决不能把广大群众善意的批评，同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叫嚣混淆起来；更不能容许某些觉悟不高、作风不好的党员借口对右派分子的回击，不去鼓励和支持群众的批评，甚至对批评者采取压制、打击和报复。否则，就会犯严重的错误。 + +　　在批判右派的错误言论当中，群众觉悟必然会得到提高。应该进一步引导他们积极地参与和帮助我们整风，放手鼓励他们对党进行批评。对那些暂时对社会主义抱有怀疑和动摇的人，要耐心地启发他们、等待他们觉悟起来。对那些善意批评我们的人，要采取竭诚欢迎的态度，凡是正确的批评，我们都应该勇敢地接受，能够立即改正和解决的问题应该迅速改正和解决，不能立即解决的，也要向群众说明情况。有些善意的批评，虽然是不完全正确的，我们仍然必须首先注意吸取其中的合理和正确的部分，对其不合理不正确的方面，应当在适当时机用适当方法向批评者进行必要的解释和批评，以达到认识上的一致。这样，就一定能够使整风运动进行得更深入、更彻底，就一定能够进一步把广大群众团结在一个共同的、自觉的思想基础——社会主义觉悟的基础之上。这种新的团结，将成为更加巩固的、更加坚强的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力量。 + +　　 ---- 原载《解放军报》1957年6月1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01.txt b/CCRD/1/3/2/0009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d1e63881f3174bf177f78198e30ac1952262be9 --- /dev/null +++ b/CCRD/1/3/2/000901.txt @@ -0,0 +1,45 @@ +# 中共山西省委邀请农学院教师座谈 + +　　<一文> + +　　本报太原讯 中共山西省委于13、14两日邀请山西农学院的十位教师举行座谈会。参加座谈的十位教师是：山西农学院教务长朱先煌、农学系教授兼主任黄率诚、畜牧系教授兼主任张龙志、农业企业组织教研组教授兼主任孙虎臣、外语系教研组教授兼主任铁双恒、农学系教授兼副主任杜竹铭、植保教研组主任讲师赵庆贺、物理气象教研组讲师陆智良、果蔬教研组讲师蒋毓隆、化学教研组讲师吴竞夫。他们在会上都先后发了言。 + +　　座谈会由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王谦主持。 + +## 杜竹铭说，省的领导机关对农学院的领导，好象做生意似的，小家小气，甚至在农学院身上讨便宜。 + +　　座谈中，大家对省的领导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朱先煌说，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对山西农学院不够重视，这表现在在人力物力上都支持不够。杜竹铭说，省的领导机关对农学院的领导，使人觉得只是从经济观点出发，好象做生意似的，小家小气，甚至在农学院身上讨便宜。比如去年高教部给我们学院四千元科学研究费，本来够可怜了，但省里还扣去两千元。吴竞夫说，我们学校几年来成绩不大，工作中存在许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省的领导也不帮助，如果省领导要重视的话，这些问题是不会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黄率诚说，省的领导来我们学校不多，王中青副省长有时来一下学校，只是听听学校领导的汇报，给大家讲讲话，很少深入了解情况。陶书记来过两次，但我们连面都没见着。 + +## 蒋毓隆说，省的领导对科学研究重视不够，山西的学术研究风气很差。 + +　　蒋毓隆说，省的领导对科学研究重视不够，山西的学术研究风气很差。中央提出十二年内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号召后，山西的行动很缓慢，现在已经第二年了，还没有很好的动起来。省领导对科学研究工作支持不够。我研究的一个科学题目，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得不到领导的支持，研究的经费解决不了，无法进行。朱先煌说，科联的工作从表面上看搞得挺热闹，实际上工作展不开。科联下面现在有二十一个学会，但科联现在才有两个干部。科联出刊物是困难重重，去年10月交了稿，到今年6月才印出来。这都说明省的领导对科联的工作还不重视。 + +## 朱先煌说，省的领导口头上重视科学技术，但在工作上不愿和专家打交道。 + +　　朱先煌说，省的领导口头上重视科学技术，但在工作上不愿和专家打交道。省的领导认为专家们是教条主义，但实际上自己却在犯教条主义。如去年在晋北推广金皇后就完全是这样的。如果省的领导要事先和专家们商量一下的话，恐怕不会出那种事情的。杜竹铭也说，省的领导是外行，又不愿和内行商量。认为“科学家也不过如此”，于是自己盲目地出主意，结果处处被动，在许多问题上出了偏差。 + +## 陆智良说，领导上不晓得知识分子的特点。 + +　　陆智良说，我觉得我们学校的领导以至省的领导还不晓得知识分子的特点。知识分子的特点之一是自尊心很强，但是学校领导常常伤害知识分子的自尊心。杜竹铭说，知识分子的另一个特点是，每个人都有抱负，希望在事业上能有所成就。但是领导对我们的业务却关心不够。中央提出优待知识分子后，学校里也做了许多工作，如规定理发、买饭票等教师们可以优先，这当然好；可是这仅仅是些次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要在教学上、在科学研究上给我们帮助。但现在看来，领导在这方面注意的很不够。知识分子还有一个特点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是领导现在是口头上说重视知识分子，实际上却不信任。 + +## 铁双恒说，山西农学院不象业务性的高等学校，倒象是党校或政治学校。 + +　　座谈中，大家对山西农学院的领导也提出了许多批评，其中最突出的是学校领导有重视政治、轻视业务的偏向。陆智良说，教学工作是学校的中心工作，教学质量不高，毕业出来的学生就象“万金油”一样，学校领导对此长期不关心。学校领导把开课看成是很容易的事，以为能读讲义就行，因而轻易地让许多教师改行，有时不管教师的备课如何就草率地让开课。赵庆贺说，有人说“山西农学院是官风盛于学风”，我认为确实是这样的。铁双恒也说，山西农学院不象个业务性的高等学校，倒象是党校或政治学校。 + +## 赵庆贺认为，学校领导的这种偏向，和省委的领导分不开，往往“以耳代目”。张龙志说，领导对有能力的不相信，相信的是庸才。 + +　　大家对学校领导提出的另一点批评，是关于领导作风的问题。孙虎臣说，我们的院长钻研业务不够，到学校已经七年了，还是对什么都是生疏的。杜竹铭说，我们的院长一切都是浮在上面，成天喊走群众路线，实际上他走的路线只是偏听偏信少数人。他认为听他的话的就是好干部，好提意见的就是坏干部，他喜欢听赞扬，不愿听批评。这样，许多人为了明哲保身，就有意见也不提，少数人就乘机奉迎，在他面前报喜不报忧。所以有人说：领导用人不是用贤，而是用奴。张龙志说，领导对有能力的不相信，相信的是庸才。我们学校现在是懂业务的没权，有权的不懂业务。赵庆贺说，我们学院的领导口头上是依靠教师，实际上却不信任他们，特别是对老教师。学院的领导不深入实际，只听汇报，采用着以耳代目的工作方法。而做汇报的人多是报喜不报忧，院领导就盲目自满。几年来学院领导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没向大家做过公开检讨，自我批评的精神很差。院领导一说到缺点和错误，就说：天下老鸦一般，我们学校有这个缺点，别的学校也同样有，所以不足为怪。以此来原谅自己。有时用全国的成绩，来掩盖自己的缺点。吴竞夫说，我们的院长一身的刺，使人感到他待人很不亲切，他没有领导者风度，不能使被领导者敬佩、热爱。 + +## 黄率诚说，我们学院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院长一人独断专行。 + +　　黄率诚说，我们学院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院长一人独断专行。赵庆贺也认为：农学院以党代政的现象严重，校务委员会发挥的作用不大。党管的事太多，院领导揽的事太多。有些事情本应由系主任管，也由院领导揽起来，系主任想管又不敢管，不管又觉得有责任。 + +　　在如何治校的问题上，黄率诚认为：高等学校离开党的领导是不行的，但是学校党委的领导干部必须懂业务。党委领导干部不懂业务就很难领导好学校，党派不懂业务的干部来领导学校，实际上就是放弃党的领导。张龙志认为：高等学校当然应该有党的领导，但是上级党委在配备干部的时候应该注意，如是干部学校就可派政治干部去领导，如是业务性的高等学校，就应派懂业务的、有地位的专家来当院长。 + +## 赵庆贺说，我们学校的一般行政干部不少人不称职，院长的理论水平也不高。 + +　　陆智良说，学校领导重视政治，但是政治工作并没做好。其原因主要是领导缺少办法。政治工作方法是教条主义的。比如有的学生专业思想不巩固，就只能用“农业很重要”之类的空洞话说教一顿，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对教师们的政治学习规定太死，就象对待小学生一样，不但规定了每个人必须参加，而且把学习的方法、时间也都规定了。一些文件，教师们看看就可以领会，可是也规定必须讨论几个钟头，而且要求“热烈发言”，否则就是学习得不好。杜竹铭说，学校的行政干部不少人不称职，程度太低，干不了工作，还发号施令。所以教授们说：我们大学教授的命运是掌握在小学毕业生的手中。赵庆贺说，我们学校一般行政干部不少人不称职，院长的理论水平也不高。院长做报告没内容，不能以理服人。所以有人说：我听院长的报告，第一次还觉得不坏，第二次就觉得没意思，第三次就不想听了。张龙志认为：学校领导是只会搞运动，平常搞业务工作就束手无策了。 + +　　座谈中，大家对其它工作方面的一些问题还发表了许多意见。 + +　　 来源：《山西日报》1957年6月1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02.txt b/CCRD/1/3/2/0009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9e478930a68210d9070039f7ac1e44563fe2520 --- /dev/null +++ b/CCRD/1/3/2/000902.txt @@ -0,0 +1,7 @@ +# 程士范在“鸣”、“放”中一些值得注意的言行 + +　　<《内部参考》> + +　　新华社合肥14日讯　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程士范(无党派)在大“放”大“鸣”中有些言行很值得注意。程士范在座谈会上说：“现在所谓积极分子和个别党员可说是秦皇武帝时代的‘治狱之吏’，专门颠倒是非，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誉谀之声日满于耳，虚美重心，实祸蔽塞，结果是可想而知，使人不寒而栗，感到是非只为多开口，还是少说为妙。”“共产党内，我只信任毛主席，别的我都不信任。” + +　　 ----来源： 1957年6月17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03.txt b/CCRD/1/3/2/0009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4072105590d33f0b56b9efc72e7ff48abe5a075 --- /dev/null +++ b/CCRD/1/3/2/000903.txt @@ -0,0 +1,25 @@ +# 论算旧账 + +　　<《解放日报》社论、(张春桥撰写)> + +　　陈仁炳提出了算旧账的问题。据他说，“为了党和祖国的前途，”需要算算旧账。陈仁炳要向谁算账呢?是向帝国主义吗?是向地主阶级吗?是向长期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反动分子吗?都不是。那是向谁呢？原来是要借整风的机会，同共产党算一算旧账。因为，据说“有的犯了错误的同志，最喜欢用反对算旧账来遮掩他自己的错误。”你如果不赞成算旧账，那就无法逃避掩盖自己的错误的嫌疑，而且就无法逃避不“为了党和祖国的前途”的罪名。看来，旧账是非算不可了。 + +　　我们是不是赞成算旧账呢? + +　　我们是又赞成又不赞成。 + +　　如果说是对敌人，我们是主张算账的，旧账要算，新账也要算；小账要算，大账更要算。不但要算，而且要算清，要偿还。如果敌人欠账不还，我们就强迫他还。用嘴讲要不还，就动手，文的不行，来武的，直到敌人还清为止。在这方面，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一向不马虎的。这早已为历史事实所证实了。应当说明，就是对敌人，包括武装的敌人，只要他放下武器、我们仍然主张不算旧账，实行宽大政策，给予重新作人的机会，这也是历史事实早已证明了的。 + +　　如果说是对朋友，我们不但不赞成算老账，而且主张不记账。因为既然是朋友，就不免有一致的地方，又有不一致的地方，有愉快的欢聚，又有不愉快的争执，甚至有甲“得罪了”乙，乙“得罪了”丙，或者丙“得罪了”甲的情况。从这种实际情况出发，我们主张以团结为重，把问题说清楚，不记朋友的账，友好相处，共同把事情办好。我们的朋友，有的在历史上犯过错误，只要他已经认识了错误，并且有了改正，我们不主张算旧账，团结一致，把共同的事业办好。因为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我们知道，共产主义的事业绝不是少数共产党员的私事，在这条道路上，朋友越多越好。如果对朋友记账，算老账，是不符合我们的道德标准的。我们有些同志对于这种求同存异的精神领会不够，对有些朋友抱有宗派主义情绪、这是党经常反对的，也是这次整风中要解决的。 + +　　至于讲到对我们自己，我们是记账的，也是算账的。只要看一看我们党的历史文件，同志们就会看到：我们从来没有掩盖过、隐瞒过我们曾经犯过的错误。不但不掩盖小的错误，而且不隐瞒我们的党曾经犯过路线错误。不但不掩盖过去的错误，而且经常地揭露各项工作中的错误，因为我们的党是对人民负责的，所以，不但各个机关经常总结工作，解放以来在各项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革中，我们都不曾忘记整顿自己的队伍、肯定成绩，纠正错误，不断地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把工作作得更好，而在社会大变动以后，党中央又及时地提出了整风运动。因此，陈仁炳提出要算旧账，我们并不惧怕。我们不但热诚地欢迎一切真诚的朋友所提出的建设性的批评(包括许多不正确的批评)，而且信心百倍地迎接任何右派分子的挑战。 + +　　现在右派分子给共产党开出了一个账单。他们说，解放以来，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英勇的勤劳的斗争是没有成绩的，谁如果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那就是“教条主义”“党八股”，就是“遮掩错误”。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解放了全中国，实行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统治，实行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都不算成绩，这都算错误；解放以前，中国每年只生产几十万吨钢(按国民党中国只生产四万多吨，其余是日本人在东北生产的)，现在生产四百五十万吨钢，这也不算成绩，这也算错误。这岂不荒唐？其实，也并不奇怪。蒋介石垮台，中国人民看作是大解放，大成绩，蒋介石和他的主子则看作是大灾难，大错误；土地改革，工人农民看作是很大的成绩，地主则看作是下地狱，是大错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拥护社会主义的人看作是很大的成绩，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则看作是很大的罪过。各人立场不同，观点不同，同是算旧账，却得出两种结果。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 +　　陈仁炳还没有公开写出他的账单，但是他在算什么账，算账的目的是什么，明眼的人是容易看出的。君不见，他不是已经在那里“长太息”吗?如果他算账的结果，看到了成绩，也看到了缺点，他又相信这些缺点是可以克服的，错误是可以纠正的，那又何必“长太息”以至想到“痛哭流涕”呢？君不见，他不是已经要求“挑出几个人”来加以“有效”的处理吗?如果他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如果他还相信这些同志虽然犯了错误，却是可以教育的，为什么他对这些干部是那样地仇视呢?如果说几个干部犯了错误要这么办，整个共产党几年来又是“错误是基本的，成绩是次要的”，那不是也应当“挑出来”加以处理吗?从他到处热心“算账”“撤干部”来看，我们这样说，难道是毫无根据的夸张吗? + +　　我们说我们不怕算旧账，不怕右派分子挑战，这不但因为我们深信：共产党的成就是算不倒的，因为共产党的工作成就首先是中国人民英勇劳动的成就，人民是看得清楚的，而且我们深信，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必须改正，也是完全可以改正的，因为象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等现象，并不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本身的产物，并不是社会制度本身的产物，而是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产物，是有它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我们对这笔遗产并无任何留恋，我们并不想靠它过日子，而是不断地坚决地同它作斗争。在这方面，我们同陈仁炳不同。我们相信，经过整风，我们一定能够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污毒大大减少，并且在整风运动结束以后，继续同危害党和人民的事业的现象作斗争，我们的工作会越作越好。因此，我们在同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为作斗争的同时，找们绝不停止整风运动，我们欢迎党外的朋友们继续帮助我们整风，一切善意的批评，包括不完全正确的、甚至错误的批评，我们都会认真地严肃地对待，因为这是同那些破坏性的批评有原则性的区别的。 + +　　中国人民经历了伟大的革命胜利，进入了第九个胜利的年份，人民在欢乐地迎接新的胜利，而有人在那里“长太息”在那里“痛哭流涕”，这是一笔新账，还是旧账，让我们的读者去判断吧。 + +　　 ----来源：《提高警惕　粉碎右派阴谋》，一九五七年七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04.txt b/CCRD/1/3/2/0009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822ae20abe571c666de5174c3e89887d9ab2c82 --- /dev/null +++ b/CCRD/1/3/2/000904.txt @@ -0,0 +1,109 @@ +# 民盟湖南省委、长沙市委举行联席扩大座谈会就大放大鸣的当前情况发表意见 + +　　本报讯 14日下午，民盟湖南省委员会、长沙市委员会举行联席扩大座谈会，就大放、大鸣的当前情况交换了意见，对最近人民日报社论表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 + +　　座谈会上发言的有：民盟湖南医学院支部组织委员张德威，民盟长沙林业学校支部宣传委员张振初，民盟长沙市委候补委员程云路，民盟长沙市委委员张鹤皋，民盟湖南省委委员曹赞华，民盟长沙市委委员朱启畴，民盟湖南省委委员周声汉，民盟湖南省委委员陈新民，民盟湖南师范学院支部宣传委员解毓才，民盟长沙市委委员阮宇成，民盟湖南省委秘书长杜迈之，民盟长沙市委副主任委员李鳌，民盟湖南省委代理主任委员魏猛克。 + +## 张德威说：讲话是否会起副作用，自己有顾虑 + +　　张德威说，湖南医学院的“鸣”“放”，在开始一个阶段是相当活跃的，学校党委落于群众之后，处于被动。从揭露的问题来看，主要是揭露评薪、调配工作、生活待遇方面的宗派主义情绪，大家提出了一些意见，希望党委答复。党委人事科负责同志在一个大报告中说明的一些问题，大家感到很不满意。自从人民日报批判右派分子后，医学院比较沉寂，黑板报已没有什么东西了，大家有了顾虑，不敢讲话了，讲话也没有过去劲头大。现在，党委已接受群众意见，加强组织领导。但能够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群众觉得没有什么搞手。目前，就我个人来说，民盟中央有人还受到批判，我们思想水平更低，讲话是否会起副作用?自己有顾虑。 + +## 张振初说，应该把右派言论和一些人在鸣放中的偏激情绪严格区分 + +　　张振初说，林业学校情况有些变化，大家有了一些顾虑。民盟支部召开座谈会，大家继续提了一些意见，主席作了总结。当时一个列席的党员说他的总结太长。他的话，引起大家不满。后来党组织批评了他，要他向有关方面作检讨。在另外一个大组会上，有个盟员说个别党员腐化堕落，如果继续下去，不但不配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而且会像黑板一样黑。又说党支书只培养不提意见的人，是培养“奴才”。有个党员说这个盟员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说：工人农民说共产党像太阳，你说像黑板。当时就有人说他没有全面分析这个盟员的发言。我觉得应该把右派言论和一些人在鸣、放中的偏激情绪严格区分，不然就会增加顾虑。 + +## 程云路说：人民日报为什么沉不住气？使大家有了顾虑。人民日报标题“可注意的民盟动向”是个政治错误，我们应当提出抗议 + +　　程云路说：关于省级机关的整风，大部分已开过两、三次代表会，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搞得过火了；一种是比较接近和风细雨，还有一种是无风无雨。各机关提的意见大多是生活方面的，还有，对党群关系，即宗派主义的意见也很尖锐。对三反肃反的遗留问题，一些干部也要求作出正确处理。自人民日报批判右派以后，没有发言的不敢发言了，发了言的有些后悔，有人认为要收了。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得太早了，人民日报为什么沉不住气?使大家有了顾虑。对储安平的发言，大家认为不能与葛佩琦相提并论。不能一棍子打死。有人说储安平主要是不该批评毛主席。我觉得人民日报6月11日发表消息报道民盟中央小组开会标题为“可注意的民盟动向”，是一个政治错误，我们应该提出抗议。少数民盟领导同志的言论不能代表整个盟的动向，难道我们所有的盟员都是右派分子吗？ + +## 张鹤皋认为：从思想感情上与右派分子划清了界限，就不会有顾虑 + +　　张鹤皋说，人民日报发表了葛佩琦、王德周等的发言，新湖南报发表了杨继华的言论。这些言论明显是反动的。储安平说“党天下”，要搞联合政府，是错误的。杨继华说匈牙利事件和十月革命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这尤其是不对的；什么民盟是“二房”，尤其使人愤慨。我们是有是非感的，有界限的。想不想批判这些错误的言论呢?想。希不希望有这方面的批判呢?希望有。而且想到会有。过了两天，人民日报社论出来了，提得很高。社论火气很重，看了后，觉得有点突然。联想了一下，我们虽然有是非感，但是爱憎之分明，感情之强烈，远不如人民日报，远不如工人、农民。我想，我们要改造，就应该学习这些社论。 + +　　早几天，我到了株洲，碰到几个同志，说是有顾虑，说是虽然人民日报社论驳斥的是少数右派分子，虽然自己也不同意右派言论，但总觉得自己好像也挨了一棒子。这种顾虑的原因何在呢？主要是思想感情上与这些人界限划得不明。有些人认识储安平，原来对他有好印象；有些人觉得应当批判，但太过火。这里批判的是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是少数右派分子，与我们这些实事求是帮助党整风的，思想上不是一起的。界限划清了，就不会有顾虑。我在株洲听到有人说：章伯钧跟共产党合作几十年，只讲错一句话，就遭到批判，再批判下去就会垮。我们不如章伯钧，讲错了怎么办呢?我觉得我们起码应该有欢迎批评的态度。我们批评别人，别人应当虚心听取；别人批评我们，我们也应当欢迎。这样，就可以鸣、放下去，可以正常地鸣、放下去。如果没有这样的态度，别人批评，就会顾虑重重。 + +　　他说，我还有一点看法，我觉得人民日报社论是有全国意义的，不限于一个地点。北京、上海走得快，发生了反社会主义言论，自然应该批判。湖南的鸣、放虽然迟一些，但也有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因此，人民日报在湖南也有用。对于人民日报社论，我们首先估计它的积极作用，还是首先估计它的消极作用呢?我觉得首先应当估计它的积极作用。它能帮助我们划清界限，提高认识。当然也应当正确估计由此而产生的顾虑。有人觉得，前段对共产党提了许多意见，今天提出反批评，是不是又来一个一边倒，反过来批判高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呢?我觉得党的政策不会是这样的，党还是欢迎大家帮助整风，欢迎提意见。 + +## 曹赞华说：人民日报的社论发得早了一些；但如果是根据北京、上海的情况，也是必要的 + +　　曹赞华说，我对人民日报社论，可说是意料之中，也可以说是意料之外。为什么是意料之中呢?因为鸣、放之后要分清是非。意料之外，是觉得早了一些。但也许是根据北京、上海的情况。北京、上海鸣、放搞得快，这也是必要的。 + +　　大家觉得：人民日报对于葛佩琦、储安平等人的批评是应该的。找典型嘛，当然要找大的，才起作用。 + +## 朱启畴说：我们要解除顾虑，首先要相信党，不要有个人情绪 + +　　朱启畴说：在政协开会时，我是列席，有人对我说：妇女半边天，你怎么还不发言?我思想上斗争了两天，报了名要发言。原来想对妇女工作中的问题提意见，又觉得在这里发一通言不解决什么问题，就想谈谈教育子女的问题。后来，因会上发言的人多了，我就没有发言了。关于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问题，我在政协开会时有这样一个感觉：有些人发言只图痛快，把共产党员骂一通。我是这样设想，如果我是共产党员，人家把我这样骂，我会是什么感觉呢。回机关后，我想帮助党整风，有人说打击报复是不会，怕挨“冷拳子”。后来我想，要解除顾虑，首先要相信党，不要有个人情绪。我现在没有顾虑。我想，如果我们发言讲错了，别人来个反批评，那对我们也是个思想改造，也是个教育。前几天，我们自己的意见都提出来了，提出以后，与妇委领导同志的关系更好了。我感到，我们提意见，要从爱护共产党出发，要从工作出发。至于开展批评与反批评，我觉得是合情合理的，如储安平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知识分子中间也有共鸣的，划清界限就是一个提高。 + +## 周声汉说：湖南农学院领导上主动地领导整风运动还不够，反批评如果不正确，也会增加一些纠纷和误解 + +　　周声汉说：湖南农学院到上星期止，还是头一个阶段，学校党委开了一些座谈会。现在我们有个感觉，整风还是布置不够。领导上呢，好像站在犯嫌疑的地位，如何主动领导运动还不够。现在学院领导上和民主党派、各方面人士成立四个小组委员会，就科学研究、体制、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人事、总务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小组提出意见，提出方案，供领导上考虑，目前这项工作还刚开始，将来也许对解决矛盾会有些帮助。 + +　　其次，我想谈谈思想情况。人民日报最近的几篇社论出来以后，对划清界限、分清是非是有好处的。但是，也产生了副作用。以前，我们学校里没有反批评，最近几天被批评者出了一些大字报反驳，但都是一些很小的问题，如反驳不能称“老婆”要称“爱人”……等。我看，反批评如果不正确，也会增加一些纠纷和误解。 + +　　过去学校领导上在政治运动中，是发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这次整风运动，群众提出了各种意见，领导上都把责任由自己担起来。我看，领导上不要把担子全部担起来，有些该党员负责的就要教育党员。如果领导上都担起来的话，那么对党员的教育就不大了。有些党员水平不高，对这次运动的认识是颇为不够的。希望他们要冷静，不要和群众站在对立的地位，不要以为自己过去是领导别人的，就不习惯别人的批评。 + +## 陈新民说：要展开两条路线的斗争：既要驳斥反社会主义言论；又要反对一些人借口反击右派而拒绝一切善意的批评 + +　　陈新民说：前一段鸣放和整风，揭露了一些问题，但揭露得还很不够。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出现了反社会主义言论。在学校中也存在着思想混乱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校的正常工作。现在，就是要分清是非。整风中提出了许多意见和问题，都要求解决，怎样解决呢?就得有个标准，就得分清是非。比如工资问题，有人说自己的低了，但别人又说他高了。总之，是非不明，就不好办事。因此，人民日报最近的社论发表出来，是很有必要的。高等学校的鸣放发展很快，领导落在群众的后面，也就是说，运动的发展超过了领导的预计。这个问题应当及时解决。人民日报最近的社论对于分清是非、扶植正气、维持正常秩序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影响了一些人怕发言。现在，一方面要反对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言论；一方面要发扬积极的批评，使得批评意见得以毫无顾虑地表达出来来。现在，要使各方面的意见真正发表出来，没有什么顾虑，这是很必要的。有的人怕批评。有的人怕反批评，这都是因为过去民主传统不够，民主习惯没有很好建立起来。但我们应当建立开展批评与反批评的民主习惯。过去，强调虚心接受意见，这当然是必要的，但也有些人只是口头表示接受意见，心里还是不服，结果还是不解决问题。所以大鸣大放之后，来个大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是必要的。另外，我建议人民日报和各报要正确地展开两条路线的斗争，既要驳斥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又要反对一些人借口反击右派而拒绝一切善意的批评。 + +## 解毓才说：民盟中央已经展开了两条道路的斗争，人民日报标题“可注意的民盟动向”，是有事实根据的，可以引起我们注意 + +　　解毓才说：这次整风运动中，通过揭露矛盾，不是使党和群众的关系削弱了；而是使党和群众关系中一些不正常现象开始得到纠正，这是好的。这次运动，不仅使党员受到了教育，而且也使我们受到了教育。运动中，也出现了一股歪风，这就是出现了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是我们所反对的。我们所反对的恰恰是敌人欢迎的，如储安平的发言就受到了帝国主义通讯社的重视，法新社用幸灾乐祸的神气加以报道。可见，这种言论对于社会主义是没有好处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各地都有，我们应当警惕。 + +　　具体说到民盟，可以看出，一些右派分子是互相唱和互相支持的。储安平说是“党天下”，陈新桂又补充说“党天下”思想的根源是无产阶级专政，他的意思是说要纠正错误就得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费孝通认为他内心有两个矛盾不好解决，陈新桂就起来赞成他。在民盟中央已经展开了两条道路的斗争，邓初民、吴晗等人已起来反驳储安平、陈新桂的意见。这种意见分歧不是普通的分歧，而是原则性的斗争。可见，人民日报标题说“可注意的民盟动向”，是有事实根据的，可以引起我们大家的注意。另外，也应当看到，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不是几句话措词不当的问题，应当提到思想高度来认识。 + +　　最近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在有些人中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会增加一些顾虑。我觉得首先应当估计这几篇社论的积极作用，不要光看消极作用。看事物应从两方面看，但首先应看本质和主流。人民日报社论的积极作用是主流，如果人民日报不起来反驳反社会主义言论，就会让毒草流传，贻害无穷。人民日报社论对于帮助大家划清界限、提高警惕，有很大的作用。人民日报的社论是不是会影响整风的正常发展呢?不会的，它正是为了使整风更好地发展。人民日报社论是不是会使开展争鸣受到阻碍呢?不会的。只要我们立场坚定，思想明确，就不会有顾虑，就不会产生副作用。要知道，反社会主义言论不是什么措词不当的问题，党不会因为我们有一句话讲错了就说是反社会主义谬论。人民日报社论说得很清楚，善意的批评要虚心听取，不能因为一两句话说得不周到就说是反社会主义。这点，我觉得不必顾虑。 + +　　既然是争鸣齐放，那就应当有批评，也有反批评。有的党员要提出反批评，我觉得也是对的(当然，个别人想乘机打击报复是不对的)。只有通过批评和反批评，通过争鸣，才能辨明是非，如果不是这样，是非就弄不清。运动开始时，许多党员没有提意见，有个党员同志告诉我：原来党组织曾交代党员先要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然后再来分清是非。现在，既然大家已鸣放了许多意见，就得分清是非，党员出来发表意见，出来分析解释，是必要的，是符合争鸣、齐放的精神。 + +　　最后，我体会到一点，今天我们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归纳起来，实质上只有两家，鸣放出来的意见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是有斗争的。进行思想斗争并不是“收”，党也没有提出要“收”。我们要坚定社会主义立场，继续鸣放。 + +## 程云路补充说：我始终认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得过早一点 + +　　这时程云路接着又说：我始终认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得过早一点，并不是说不要发表。是否群众对葛佩琦、储安平的发言看不清楚呢?不是的，很多人对他们的发言不满意。社论迟发点，可能减少副作用，甚至不发生副作用。 + +## 阮宇成说：高等学校过去对于重要问题放得很不够，今后还要继续大放大鸣 + +　　阮宇成说：高等学校的鸣放，过去提的一般是枝节问题，．至于高等学校体制问题、教学问题、科学研究问题等，意见还鸣放得很不够，我觉得今后还要继续大放大鸣。我们一方面要坚决反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同时又要积极投入到鸣放当中去。人民日报社论我觉得是很及时的，因为各地已经出现了一些反社会主义言论，应该分清是非，这样鸣放才能更正常更健康地开展。在农学院，有人把犯了错误的党员丑化，谩骂，进行人身攻击。有些教师过去认为某些人的发言不对，想反驳，但又没有把握，自己不敢发言。现在顾虑就少了。社论的消极作用少，有很大的积极作用。我们自己只要站稳立场，讲话有几句措词不当，或者讲错几句话，可以不必顾虑。这不是根本性的问题。储安平等人的发言则是有思想根源的。 + +　　高等学校整风中虽然提的枝节问题比较多，但反映了党员的思想作风问题，党组织要帮助他们深刻检查。我们要把党员当作亲兄弟亲姊妹，一定要和风细雨，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去进行帮助。有些人提意见时有些激动，这不能与储安平等相提并论，不是同一个性质。提意见可以尖锐一些，不要紧。我建议民盟组织继续发动大家大放大鸣。有人耽心提了意见党有不有改进的决心，我觉得也不必顾虑。中央有决心，省委有决心，具体到各个单位党委，也应该有决心。事实上不可能也不允许有那个单位把整风马马虎虎拖过去。 + +　　杜迈之说：“鸣”“放”基本上健康、积极。葛佩琦等的言论，不仅工、农听了感到不能容忍，也同样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不要天真，那一种天真都不好。应该估计到，也存在着另一种一面倒、随便给人扣帽子的可能。坚持“一切为社会主义”的方向，继续大鸣大放。 + +　　杜迈之说：自从党的整风运动开始以来，各民主党派成员和广大非党知识分子、干部热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大鸣大放，揭露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帮助党进行整风。一个多月来各方面鸣放的情况，我认为基本上是健康的、积极的，绝大多数人都本着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事业的立场大胆揭露三害，有些揭露和批评还很深刻、尖锐，揭露出来的三害，有些情况还是很严重的，使一些担作领导工作的党员同志受到震动，反过来也推动了这些同志更为积极地欢迎、支持非党人士的揭露。有些人由于在过去某些运动中受到误伤，在这次鸣放中难免言词激动，乃至讲得过火一些，但他们仍然是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这种情况我认为也是可以理解的。 + +　　我们还要警惕地注意到另一个事实，就是在前一向各地鸣放中，确实有那末极少数的人在唱着完全不是什么片面或带一般性质错误而是完全与整风目的相反的论调，如葛佩琦、章乃器、储安平、陈新桂等人的言论，他们的论调实质上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他们的论调不仅工人、农民听了感到不能容忍，也同样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如果连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都只登载他们的论调而不加以驳斥，确实会使部分人们感到迷失方向，造成群众的思想混乱，会要激起工人、农民拿起铁锤扁担来直接回击他们，党的整风运动就有受到他们那些谬论破坏的可能。这一向来，我们这里也就已经看到或听到同他们一样的论调，这显然是受到他们那些论调的鼓舞。有些同志已感到这样搞下去会搞乱事。但又顾虑到如果正面驳斥这种论调会使人们敏感为妨碍真正的鸣放。现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几篇社论，驳斥了那些极少数发出的不利于整风、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为我们所共同反对的谬论，帮助我们划清了同他们那些谬论的思想界限，澄清群众中的混乱思想，这样作就更有利于我们一切爱国的、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的鸣、放，保护了整风运动的健康进行，这正是我们一切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广大非党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反复读了人民日报最近几篇社论，的确帮助我有所提高，我希望我们同志多读几遍，消除乍看之下可能产生的“是不是要收了”的错觉。 + +　　应当正确估计到知识分子几年来在思想改造中已有的收获和显著提高，绝大多数非党知识分子都是热爱祖国、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现在也决不想搞乱场伙；同时也应当估计到也还有极少数人是对党，对社会主义仍保有抵触的思想情绪，国内也还有极少数残余的反革命分子总企图乘机捣乱。因此是要划清二者之间的界线，既不大惊小怪，也不要对敌视党和社会主义的东西丧失警惕。不要天真．那一种天真都不好，实际生活是复杂的，曲折的，运动是不断在变化发展着的，可不可能出现另一种一面倒呢?随便给人扣帽子?应当估计到，也存在有这种可能，这样估计决非不相信党的领导，而是要求我们各方面多多学习宣传、深刻体会党中央关于整风的政策精神，边学习连整风，整风可开展得更好，党内党外也可都得到锻炼和提高。 + +　　有些同志看了6月11日人民日报第五版报道盟中央小组座谈会的一条标题“可注意的民盟动向”后，猜测人民日报的这条标题是否带有批评性质，有的感到不好受。我认为，这没有什么使我们难受的，我们盟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的，这个方向是无可怀疑的。如果人民日报的这样标题是带有批评意识，而我们确有缺点的话，我们应当诚恳地欢迎批评。至于我们中央有些领导同志在鸣放中的某些论点确有不恰当的地方，是有助长极少数右派分子谬论的可能，我们全盟同志希望这些领导同志及时在各方面批评帮助下警惕到这个事实。他们的发言虽是个人发言，但对全盟同志显有影响的。事实表明，我们那样中央领导同志已明确表示欢迎别人善意批评。 + +　　湖南的整风现在有重点开始进行，各高等学校、省级机关的党外人士不是已经把要讲的想讲的全讲出来了，而正须要对三害继续进行深入的揭露。我们应当坚持“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继续大胆地深入揭露三害，帮助党整风。 + +　　可能有人顾虑，在今后鸣放中会不会由于自己在某个问题上的立场、观点、方法有偏差，或对情况了解不全面、不确切，以致发言不当，甚至错误，致被指责为右派分子。我认为只要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的立场，是从团结的愿望、从善意帮助党整风出发，我们坚决反对葛佩琦之类的破坏性论调，同他们划清思想界限，我们鸣放中难以避免的片面和错误是无损于党的整风运动的，不必因此而顾虑重重。我相信，党委领导上一定会给那些企图用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名义打击正当批评、压制民主的人以严肃批评和处理的。 + +　　毛主席在今年三月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里面曾说到，我们现在要有一批为人民服务、立志改革的仁人志士，要使几亿人口、使中国人民好起来，使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局面变好起来，要有这个志向，要想到这方面，就不要怕什么东西。我想目前立志改革就是帮助共产党搞好整风，帮助共产党员在思想作风上去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坏思想作风，这样帮助党加强对我们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能更加顺利发展。现在整风已进行了一个多月了，在各方面大鸣大放之后，民主生活已逐渐活跃起来，群众揭露出来的一些重大问题急须解决并能解决的问题，党委领导上也在着手解决处理，这些都证明改革的条件是具备的，环境是愈来愈有利于改革的。我们今天要立志帮助党搞好整风，这个志愈坚定就会顾虑愈少，就会愈能帮助党使整风运动健康地发展，我相信党委领导上是一定坚决欢迎和支持我们这种志向的，从党中央到湖南省委领导的态度来看，事实也确实如此，我们应当坚信不疑。 + +## 李鳌说：葛佩琦等人的发言是有意识的，是向党进攻，向社会主义进攻 + +　　李鳌说：葛佩琦、陈新桂、储安平等人的发言已经不是帮助党整风，而是提出了根本性的政治问题，是思想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反映了阶级斗争。他们的发言是有意识的，不是无意识的，而且他们还一直坚持自己的意见。特别是卢郁文接到匿名恐吓信，更是严重的。这硬是向党进攻，向社会主义进攻。反驳、斥责这些反动言论和卑鄙的行为，是很自然的事情。否则倒是奇怪了。驳斥反动言论，造成声势也是完全必要的。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有很大的积极意义。是不是也有副作用呢?当然也是有的。事情总有两方面。但消极作用比较起来是次要的，暂时的，经过一个时期就可以消除的。我觉得批判反动言论也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能一概而论。比如章伯钧的某些言论我是不同意的，但这些言论不能与葛佩琦等人的言论等量齐观。盟中央有人把它们等量齐观，报纸上发表消息批判反动思想，第一个名字就是章伯钧。我是不赞成把章伯钧与储安平相提并论的。报上透露了一个消息，好像储安平的发言是章伯钧支持的。如果是那样，当然应该批评。我觉得对这些言论的批判也应采取说理的态度。在没有证明他是反革命分子之前，既是人民内部矛盾，就要说理。 + +　　大放大鸣是长期的。有人觉得现在是“收”了，这是一种错觉。是由于自己有顾虑，又没有把自己和右派区别开来，以为打他们就是打我们。同时由于对当前这场斗争的意义认识不足。少数党员同志也有错觉，原来这些同志对整风就有些抵触，现在看了人民日报社论，就振振有词，想利用反击右派来拒绝别人善意的批评。有人公开说：现在让你们鸣啰，将来要准备挨整。这几句话是不太对头的。没有更多的根据就说人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对个别党员的批评和否定也看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不对的。 + +　　今后如何继续贯彻大放大鸣的方针，我提几个意见：一、建议中共省、市委第一书记找个适当的机会表示一下态度，澄清误解。建议新湖南报结合湖南情况发表社论。希望党委加强对党员和基层组织的教育，坚决贯彻整风精神，虚心诚恳欢迎党外同志的批评；二、在民盟方面，要向盟员做工作，帮助他们解除顾虑。民盟组织今后一定继续坚决支持大家鸣放，遇到打击报复，民盟组织要坚决支持，党也会支持我们的。盟的省、市委负责同志还要以身作则，在鸣放方面起带头作用。 + +　　至于盟员对鸣放应抱的态度，我认为：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这是不会影响鸣放的。因为大家是赞成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和党的领导的。二、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三、不仅要揭露矛盾，而且要尽可能加以分析。 + +## 在盟内，有左、中、右三派之分。对右派分子我们要努力争取过来。他们少数人不能起决定作用，不能决定民盟的政治方向。我们地方组织要表明立场、表明态度。 + +## 魏猛克说：我们要学习、重视人民日报社论，也要独立思考。今后主要还是继续大放大鸣。 + +　　魏猛克说：民盟一直跟着共产党走，是有立场的。从历史上看，民盟的理想与社会主义的理想也是相接近的。 + +　　在今天的鸣放中，看到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自己也有是非感，感到有些不对头。有些右派分子动机不纯，也看得出一些。至于怎么办?心里没有把握。看了人民日报社论，自己想了一下，自己在政协会上的发言是不是有问题呢?幸好，我没有谈这些根本问题。大家又有了些顾虑，这是个客观存在。社论发表得对，我同意。但是是不是人民日报的每篇文章都完全对呢?那不一定。我们应该学习、重视人民日报的社论，也要独立思考。人民日报发表陈其通的文章，又不表示态度，还不是搞错了。现在这些社论是不是对的呢?也很难说。我考虑基本精神是对的。如果人民日报在大量刊载了储安平等人的意见之后不表示态度，那就会犯很大的错误。是不是人民日报社论的每句话，每个措词都完全对呢?人民日报的全部具体做法是不是都对呢?也许不一定。我们可以有考虑的余地。 + +　　关于一面要反对右派分子，一面要继续鸣放，我赞成。是不是这两个东西是平衡的呢?我觉得主要还是要大放大鸣，帮助党整好风。这里面就要分清是非。不要碰到几个右派分子，就吓慌了。资产阶级思想，如章伯钧的思想即使发展到完全是资产阶级思想，如果还只是思想问题，就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批评要以理服人。少数动机不纯的右派分子、与一般的思想问题要区别开。另一方面，对个别反党的分子是要斗争的。至于利用反击右派分子的气氛来整整别人，这在个别党员可能产生。至于说：你提了我的意见，将来我也向你提意见，这是可以的。这两者也要区别。就是有党员想反转来整别人，也是个思想问题，是个党内整风的问题。 + +　　至于我们是不是要表示态度，我觉得也可以斟酌。支持鸣放，我觉得是可以的。 + +　　（来源：《新湖南报》1957年6月16日。原题为：“民盟湖南省委、长沙市委举行联席扩大座谈会就大放大鸣的当前情况发表意见；对人民日报最近的社论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07.txt b/CCRD/1/3/2/0009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c3ae2676b5c17e364705b3d8d0dae899b64ed96 --- /dev/null +++ b/CCRD/1/3/2/000907.txt @@ -0,0 +1,33 @@ +# 是不是立场问题？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在当前的整风运动中，大家都可以看到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对于同样一件事，人们的看法往往很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 +　　我们认为，这可以有好些原因，但是最重要的，是由于人们的立场不同。 + +　　有的人说，现在是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什么又提出立场问题来呢？ + +　　我们认为，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并不排除立场问题。在我国目前时期，人民内部还是有不同的阶级。资产阶级的成员虽然正在向劳动者转化，小资产阶级的绝大部分虽然已经参加了合作组织，但是这两个阶级的思想影响都还将在长时期内存在。提出立场问题，了解各自的思想实质，正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必要条件。否则，连彼此的立场都还没有弄清，怎么能求得真正的团结呢？ + +　　我们的国家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原来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成员，都将最后转化为工人和集体农民（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这是唯一的前进的方向。只有大家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才能在思想上达到一致。当然，要原来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完全转入社会主义的立场是需要时间的，但是离开这个立场，却无法求得思想的一致，也就无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新立场和旧立场之间的矛盾。 + +　　在“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中，团结要有一个标准，批评也要有一个标准。根本的标准，就是社会主义。不从社会主义的立场进行批评，也就不会达到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 +　　有人说，知识分子在过去几年中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而许多人却对于这个事实估计不足。我们认为，这个情况确是有的，在这个方面许多共产党员犯了错误，必须加以纠正。但是同时也有许多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进步估计过高。如果不然，就无法解释目前整风运动中的许多思想混乱了。 + +　　举一个例。在我国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绩究竟是不是主要的？这本来是不应该成为问题的，因为民主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是经过全国亿万人民奋斗和劳动得来的结果，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事实。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所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事业和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尽管有种种局部性质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它们已经使祖国获得了迅速的进步，根本上改变了祖国的面貌。然而正是这个事实，在目前的许多知识分子中居然成为问题。在政治界、新闻界、教育界、文学艺术界、科学技术界、工商界的人士中，在青年学生中，都有一部分人（其中也包括很少数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对于这一点发生了怀疑。在有些地方，在某些人的煽动下，竟至造成一种空气，不许别人说成绩是主要的，谁说了谁就是犯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大罪。 + +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这里是不是有一个立场问题呢？ + +　　我们认为，成绩究竟是不是主要的，这是值得展开讨论的一个根本问题。我们建议全国各界都来辩论一下这个根本问题。因为承认缺点和错误的存在，现在并不成为问题。整风运动的任务，正是要动员全党以至全国人民的力量，同这些缺点和错误作斗争。倒是否认成绩，现在成了一个根本问题。因为如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基本上是错误的，失败的，人们的面前就会是一片黑暗，新中国就会是一片黑暗，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就会是一片黑暗。如果是这样，那么问题就根本不是整风，而是要毁灭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毁灭人民的信心和民族的信心。 + +　　这是我们的危言耸听么？大家请看，凡在不许人们说“成绩是主要的”这样一阵歪风的影响所及的范围内，难道不是已经造成了这样一种混乱么？ + +　　造成一时的混乱，并没有什么可怕。因为客观存在的事实，毕竟不是任何诡辩所能驳倒的。那些本来是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现在由于故意制造这种混乱而在群众面前显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好。那些一时陷入混乱的人们，经过了一番思想上的斗争而终于回到真理这一方面来，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无论如何，对于这些人们说来，这样一阵思想混乱，却很难不说是一次深刻的教训。 + +　　明察秋毫之末的大知识分子，不但不见舆薪，而且看不见天翻地复的历史变化，却要等待普通的工人农民来纠正他。这样的人，立场如果不是根本错误，至少也是没有站稳吧？ + +　　一次教训并不能最终地解决立场问题。人们为了最终地完成立场的转变，还会需要好多次教训，特别是如果他们老是以为问题早已解决了的话。但是一次教训到底是一次教训。这也就说明了，目前的这一场争论，尽管有些人暂时觉得浑身不舒服，却是多么必不可少。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1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09.txt b/CCRD/1/3/2/0009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86781d8c4a38f3a58a5ca3a9b781b78665ab0b1 --- /dev/null +++ b/CCRD/1/3/2/000909.txt @@ -0,0 +1,31 @@ +# 雲南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土改後的幾個問題 + +　　<新華社記者、黃昌祿> + +　　雲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需要經過土地改革的地區在1956年內完成了土地改革地區，包括傣族聚居的壩區和部分山區。在改革結束較早的版納景洪、勐海、勐遮、勐阿、勐混、勐籠等地普遍組織了常年的或季節性的互助組，並在景洪試辦了十九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其中五個是高級社）。大部分農業社都增了產，絕大部分互助組也增了產，全州農作物普遍豐收，工作成績是很大的。 + +　　記者在去年12月上限到版納景洪去訪問了三個農業社和附近的互助組，看到社員、互助組員生產情緒都很高，單幹農民生產也很努力。在記者訪問過的幾個地方，還有這種情況：互助組的生產一般比合作社好，而地主富農的生產比互助組還好，他們栽插比合作社先期完成，收割也早。在這增加收入方面，曼柯松寨的“永裁”合作社估產試算結果，全社增產了二成一，但還有十三戶社員減少收入（共四十四戶），而附近的曼倒寨互助組，沒有一戶減少收入。曼邁龍寨地主富農的收入比合作社還多。 + +　　土改後，各階層都有發展生產的迫切要求，但記者都感到西雙版納發展生產工作，還存在幾個問題。 + +　　一、主要是提高生產力。西雙版納沒有工業，農業還停留在很原始的耕作基礎上。記者覺得西雙版納土改後最主要迫切的問題，是首先盡最大可能提高生產力，在提高生產力的過程中逐步把個體農民組織起來，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 +　　但目前這裡的情況卻是：對改變生產關係有些急躁情緒，對提高生產力表現的不夠積極。例如每個合作社的增產措施，不外是施肥、除草、多犁等。但是西雙版納的自然條件與內地不同，境內各地自然條件也不盡相同，什麼措施最適合於這個地區，這個社，沒有底。已經證明西雙版納好些平壩適合種雙季稻，現在並沒有大力加以推廣。傣族農民一般都有經營各種副業和手工業的習慣，據思茅地委一個工作組在曼非龍寨調查，有家中農全年收入中，農業收入只佔38%，副業和家庭手工業佔62%。可是，領導方面對扶持農民副業和家庭手工業發展並沒有足夠重視，合作社去年制訂的副業生產計劃大多數沒有完成。有些同志在西雙版納工作了幾年，但對生產並不熟悉，對幫助兄弟民族改進技術也不熱心。據西雙版納工委生產合作部周鳳祥同志到曼藏宰寨合作社了解，產四挑稻穀的田浪費拋散的就有半挑，僅從改進收割技術一點，即至少可以增產一成以上，可惜去年的收割並沒有改進。記者訪問曼邁龍寨合作社時，發現一座竹樓下擺著兩部全新的打穀機，已經放在那裡半年了。記者問一個工作同志：“為什麼不給農民用？現在正收割。”他說：“前些時抬去試了一下，農民不習慣。”不習慣難道不可以教他們麼？十多個駐社的工作幹部沒有一個人熱心這件事。 + +　　產生這些情況的主要原因是，許多同志寧肯花時間去多辦幾個合作社，而不考慮一下幫助農民多打幾斤糧食。其次，提高生產力還需要內地和上級給以更多幫助。記者感到最突出的是農業科學技術人員缺乏。發展生產特別是要發展熱帶經濟作物（西雙版納有發展熱帶作物的優良條件），需要很多技術上的指導。現有的一批農業技術人員水平也很低（絕大多數是中等專業學校畢業），不能獨立解決較複雜的技術問題。 + +　　二、反對主觀主義作風。前面說的對改變生產關係有急躁情緒，是指土改後的合作化工作，這種情緒表現在兩個個方面： + +　　第一、是把土改後各組農民的覺悟估計過高。許多同志認為土改後邊疆農民都接受社會主義了，1956年5、6月間建立第一批合作社時，就有同志提出農民要“自發”辦社了，要求黨和政府領導。一直到最近，還有所謂“自發社”的說法（版納景洪工委書記常福才說：橄欖壩土改後準備辦五個社，不批准他們就要自發辦了。）實際情況是：大多數農民是在這樣情況下要求參加合作社的：1、是內地合作化的影響；2、是土改後大張旗鼓地宣傳走社會主義道路，但對自願原則宣傳得少；3、傣族人民自尊心強，怕失面子，不願落人後。記著訪問的三個合作社，幾乎都是全寨農民入社（只有曼非龍寨有一戶未入），互助組也是全寨參加。估計有些社員、組員是隨波逐流進來的。曼京蘭寨已有減產戶打算退社，有部分人認為再等兩年，如再減產就退社了。曼鑾點寨有一個未入社的中農問工作同志：“以後是不是大家都要入合作社？”他認為參加互助組就很好了。 + +　　還有些同志把傣族農民的原始換工互助習慣，作為容易接受合作化的依據，曾經有個別負責同志也認為傣族對土地私有觀念不深，可直接成立高級社。今年也確實辦了五個高級社，結果三個社減產，還不如初級社。 + +　　第二、工作幹部對合作社包辦代替。記者訪問過的幾個社都存在這個情況，如曼邁龍寨的合作社1956年5月成立時，訂了一個農副業增產52%的生產計劃，這個不切實際的過高的計劃是駐社工作組幹部制訂的，與社幹說了一下就向社員宣佈。項目很多，社員根本記不清楚。合作社開會要工作同志在才開得起，社幹也認為開會是工作組的事情，甚至計算社員的分工也是工作組包辦的。 + +　　這兩種表現的根源都是主觀主義。最初把少數民族覺悟估計過高，認為很容易就接受社會主義。辦起社後，與想象的情況不一樣，事情並非那麼容易辦，於是只好包辦代替。 + +　　三、向農民要得太多。西雙版納土改後，修了幾條地方簡易公路，架了六百五十六公里電話綫，新版了五十一所小學，這些雖然都是由國家出錢，但人力物力都是本地出。據景洪等六個版納不完全統計，1956年共派民工十七萬個，而這些地區的人口一共只有十萬人左右。小學除有兩所是國家出錢外，其他全部是農民蓋的，信用社等都要農民掏錢。還有種類繁多的會議、學習佔去農民很多時間。傣族地區本來勞動力就不夠，因為被國家派工多，勞動日少，合作社裡相當大一部分社員減少收入（例如曼非龍寨合作社約有20%社員減少收入，曼邁龍合作社約有三分之一社員減少收入）。曼柯鬆寨合作社的生產隊長艾罕龍家1956年修公路出工兩月十八天，修橋出工兩月十七天，架電話綫十六天，加起來將近半年。1956年比1955年念經好，但他家1955年收了二百八十挑穀子，1956年只能收入240挑。值得注意的是，減少收入的人多數是社幹和積極分子，曼柯松社十個委員中，四個委員是減產戶。曼邁龍社的社幹也大部分減少收入，包括社長在內。因為出工、開會、學習這些事情大都落在這些人頭上。 + +　　辦學校、修公路要與農民當前利益結合起來，有步驟地進行。像去年全州小學由五十九所增到一百十所，增加將近一倍。建設科規劃，到1962年自治州70%的鄉通汽車，60%以上自然村通馬車，這都似乎有些脫離實際。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097期，1957年1月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12.txt b/CCRD/1/3/2/0009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daa2776a6022dd5d2c01f7e50b7e7504f8da3c5 --- /dev/null +++ b/CCRD/1/3/2/000912.txt @@ -0,0 +1,21 @@ +# 西安地区“鸣”、“放”中出现的反动言论 + +　　<任毓琪> + +　　新华社西安14日讯　西安地区在“鸣”、“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反动的和错误的言论。 + +　　有一些言论认为我国政治生活不民主。西安邮电局的分信员马连科写了一篇“我对党的建议”的文章，文中谈到：“……党和毛主席领导的人民都过着民主生活吗？违反民主原则的事情仅限于这样少数地区个别的事例吗？不民主的根子在那里长着呢？一、原因是人民的不愉快的感觉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认识的两面性或农民思想的狭隘性、保守性的产物，他们只应为了获得解放而高兴，对国家任何政策、命令、指示、号召、制度，不应有不愉快、不同意或疑问的思想感觉；二、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人民过着很低程度的民主生活，虽然我们在组织形式上是完全民主的；三、违反民主原则的事情不仅限于少数地区个别事例；四、不民主的根子长在党和毛主席的心里。”他在分析政府和人民之间的隔阂是怎样形成时说：“安徒生的寓言国王的外衣我们都很熟悉吧，拿这个比喻……来比我们党和毛主席提倡让人颂扬和我们人民之习惯于颂扬党和毛主席也更恰当。明朝魏忠贤盛时生祠遍天下，看穿了的人只能密信里骂两句，明里还得修祠堂，有真感实受的小百姓除了在背地里发发狠。当面还得歌功颂德。……是时候了，从偶像的宝座上站起来吧！” + +　　不少人反对党的领导，甚至谩骂党和党员。西安航空学院讲师陈维昆在西安市委召集的座谈会上说：“封建的、小农经济的、家长式的‘当家作主’思想必须予以批判，完全没有必要每个角落都安上一个名不符实的党员，弄成一个清一色的‘党天下’的局面。”西北大学有一个学生在大字报上向党提出六点建议：1、为了使我国进一步获得民主自由，必须改变共产党专政现象，真正作到人民民主。储安平所提联合政府问题，希望加以考虑。2、反对党代政，学习南斯拉夫经验：党组织只负责对其党员的思想教育等工作，不得干予行政和生产。3、为了增产节约，各民主党派一切行政经费应由各党派自行处理，不得由国家和人民负担，至少应精简从中央到区乡广大党的组织机构包括数十万专职党的工作干部，以减少人民负担。4、反对硬性制造“党天下”，把派到各岗位各角落一部分不称职不学无术蛮横无理的党员逐出领导岗位，以免祸国殃民！5、不能强迫人民接受马列主义，高等学校马列主义课应列入选修课程。6、选举要作到真正民主，反对党委指定，再来一套虚伪的选举形式，我们要求自由竞选，要求自由的直接的选举。西北工学院讲师卞国琨质问：“党到学校是干什么来的？把西工办得一塌糊涂，党把西工办成了政治学院，训练出了一批政客、拍马屁的人，像现在这个样子，党是不能把西工领导好的。”西北大学副教授钱祝钧认为：由于老知识分子得不到信任，现在实际上是变成了“党统治一切”。陕西省城市建设局设计院技术员范志明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国民党社会，他们拉拢一派人，打击排挤别一派人，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垮了台，共产党要如此，也会垮台。党、团员经常摸我们思想的底，弄得人们到处怕和党、团员接近，时时怕被党团员汇报。所以，我认为：“这些党团员实际上起了像国民党时代的便衣警察的作用，这到底算什么民主，什么自由！我以为可以这样说：这是精神迫害。我要大声疾呼：应该还给我们由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鲜血为我们争得的民主和自由。”西安师范学院有人竟给党员提出这样八项条件：1、专得漂亮，2、能拍马屁，3、能当舌头，4、能当尾巴，5、有靠山，6、能当官僚主义的童男童女，7、有压制同学的才干，8、能欺骗同学。 + +　　有些人就我党思想改造政策大肆攻击。西安邮电局的马连科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写道：“一个人的思想认识信仰是不能强令他人和他相同的。……有人出于自愿的把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当作图腾，那也是他们的自由，但不能强令别人也这样作，更不能把不赞成这样作的人判断为反革命分子……”他又说：“……继续贯彻现行的思想改造政策是和宣布不久的宪法背道而驰的……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不能免于灭亡，武力虽盛，内伤实多，思想改造政策实是违反宪法伤人心的政策，绝不能持久而不败。” + +　　（另一些言论企图否定党或削弱党的领导。西北俄专有一个学生说：“党的存在本身就是宗派主义。”煤矿设计院的技术干部党平定说：“现在不需要党的领导。因为党不能领导科学。”西北大学有些大字报提出要打破一党专政，不是党领导、不提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而成立各党派、各阶层的联合政府。有人要求实行“三三制”，建立各民主党派有职有权的联合政府。有人竟这样提出：“不要庸才治校，不要外行治校，取消党委负责制。”该校讲师王海北主张：“学校中的党委只管学校中的党员，民主党派也只管自己的成员。”他又说：“清华大学一位教授提出马列主义不应该是领导思想，这一点我同意。”他认为以马列主义为领导思想本身就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相矛盾，应该以爱国主义思想为领导思想。该校有些学生主张将马列主义改为选修课，反对在学期考试时考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甚至有人称这些政治课为“苛捐杂税”。） + +　　有些人对党进行诬蔑和谩骂。人民银行有的干部说：“共产党比秦始皇的统治还坏。”“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好。”西北煤田地质勘探局工程师向可信说：“工人阶级是大公无私的，但党好像不那么大公无私，好像不代表工人阶级这种品质，只代表工人阶级享受利益，党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工人阶级利益之中，而是放在阶级利益之上。”西北大学一个学生在告大众书中写道：“共产党是中国政治的独裁者，他忘了当年支持他革命的工农兵。” + +　　有一些人对党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加以任意歪曲。西北大学学生霍力攻在该校“自由讲坛”作了“共产党有无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诚意”的讲演。他说：“我至今不明白，共产党容许和执行歪曲科学共产主义(包括两个阶级)的基本原理。是无意识的错误呢？还是别有用心而秘不敢宣呢？其实，这是宗派主义加官僚主义集团利益的必然产物，专政已经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改成为目的本身了。也就是说：共产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是执政党，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包括社会主义阶段)，它仍想制造出一个政权归自己掌握。所以，就死拖着不想建设成社会主义社会，而欺骗地说过渡时期(农业基本合作化后)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用指鹿为马的办法拖延消灭阶级差别。不惜把亿万农业生产者排除于平等的大家庭之外，以实现其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之目的。……我要揭破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庸俗经济学者所设的巨大骗局，从他们头上摘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帽子。让倒退了差不多一世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重新发展和造福人类。”许多反动言论提出农民问题。西北大学有一个学生在座谈会上说：“农业高级合作化实行太早，给农民造成了很大痛苦……现在合作化了真不如过去给地主干活，现在还有人拉犁，而封建时代给地主干活还用的是牛。”又有人说：“统购是一种变相剥削，形成农民负担过重。”有一张题为“共产党与农民”的大字报上写着：“狼烟平息，人民江山落成。共产党独裁专横，借以联合专政之名，假跃民主，而实权包揽自身，以达贪婪的野心！建国刚刚八年，共产党网络农民的“甜头计”瞬被释破，亿万黎庶，积恨久矣！请看下列材料：1、地方共产党员(个别的)利作行政大权，作威作福，解放前稍与你有仇者，镇反时大都作了刀下冤鬼，现而‘鸣’、‘放’，不平者鸣其平，反令整，竟遭党内“雄辩家”的呵斥指责(见人民日报)，几乎一棒打死。2、地方有些党员自以高出凡夫一头。地富出身的人，不仅被剥夺公民权，甚至常有被打之险，对一般隶属关系，身份大明；要挟民女，骗诱行奸，通有贯列。3、党团员土皇帝，为媚上司的崇，不择手段恫吓单干户，强拉硬聚成规模庞大的高级社，时遇年荒，瘟疫流行，牲畜死亡有大半，庶民饥饿异常，社不能退，“官”们口讲照顾不发粮，黎庶面黄饥瘦心发荒、苦难当、饿肚肠。4、农业税额寒心肠，挂去自流浪，鹿群只盼共产党惜民苦，谁知此念变泪化汪洋；岂此税收多而重，巨额公债来发行，农民无钱买，污蔑、打骂被迫投水、山吊岂此一乘。……造恶之极多不胜举。呜呼，此况可悲！图兴社稷献良策，算将黎庶另眼待。联合专政要实现。一党横权须改掉。” + +　　在一些高等学校里最近发现了反革命标语和政党纲领。交通大学民主墙等处前天贴出：“共产党万税，打倒中华人民共和国！”“打倒毛泽东，建立我们自由的新中国万岁！”“推翻共产党，打回老家去！”一类的反革命标语。在西安航空学院厕所的一块木板上有人写了“世界自由联盟”的纲领：1、争取世界持久和平；2、消灭人间不平等现象，有福同享、有苦同担；3、以理服人，反对现实世界上的专制独裁及自由民主掩盖下的集中，世界上实行充分地真正民主和自由；4、主张科学为人类服务，反对使用战争及为某些独用。盟员条件：1、忠于上述纲领的人均可参加，不论出身和国籍；2、参加组织，支持组织的一切活动和宣传；3、在经济上支援组织。凡愿参加者去人民日报报名，写去工作地点、工作单位、脱帽照片三张。　　(任毓琪) + +　　 ----来源： 1957年6月17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17.txt b/CCRD/1/3/2/00091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cbf742ac96db72c047d18ac0a89592eadc4a780 --- /dev/null +++ b/CCRD/1/3/2/000917.txt @@ -0,0 +1,23 @@ +# 整风的两条路线 + +　　<《解放日报》社论> + +　　关于整风，我们共产党人提出了方针，规定了办法，全党根据中央的方针，开始了整风运动。可是陈仁炳、王造时却为整风运动规定了另外的方针，另外的办法。 + +　　两个方针、两套办法，二者决不能并存，总要分清一个是非才好。 + +　　共产党人的整风方针，是从上而下，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的工作和整风两不误的方针。其方法正如毛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所指示的，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根据这个方法，我们主张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我们主张对于在整风运动中检查出来的犯了错误的人，不论错误大小，除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一概不给以组织上的处分，并且要给以积极的、耐心的帮助，这样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 +　　另外一个方针，一套办法，认为共产党人治病救人的原则不能“过份”强调，认为共产党在执行这个方针时，犯了“右”的错误，认为我们“无赏罚”“无是非”，只有“姑息”而无“严格的纪律”。根据这种意见，于是就主张惩办，主张把“群众”(这里所说的群众，决不是工人农民和爱国知识分子，而是他们自己)认为有“显著错误”的问题人物，挑几个出来，进行“有效的”、“公道的”教育和处理。持这种主张的人自封是继承中国“仁人志士”的传统，继承着“读书人的气节”。他发现共产党的整风方针与他的“志士仁人”的传统不合，与他的读书人的“气节”违背，于是提出另一个整风方针。他用了些什么“商鞅树木立信”的故事，西汉贾谊“治安策”的文章，表示若按照他的“意见”“整风”，“整风”就能百分之百地“胜利”，若不按照他的意思办事，就不能“胜利”，他就要和贾谊一样，即令不痛哭流涕，也不免要长太息了。 + +　　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为了工人、农民的利益，为了国家、民族的自由和解放，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斗争，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改变了我国在国际上受尽侮辱，受尽损害的地位，目前则正在改变着国内极端贫穷、落后的状况。中国人民革命的成绩之大，是国内、国外任何明白事理的人所一致公认的。既然成绩很大，共产党人为什么还要整风呢?这是因为共产党人决不能由于有了成绩而骄傲自满起来。因为我们工作中还有缺点，有错误，因为我们还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起来。中共中央整风指示中说得很明白，“整风为了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能够进一步地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要能够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共产党人就不能不继续改造自己，继续克服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 +　　我们的错误和缺点主要就是存在一些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毛病。这些毛病原来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并不是工人阶级的东西。有人说三个主义的根源来自无产阶级专政，这种说法，如果不是另有野心，有意混淆黑白，也是丝毫没有科学常识的呓语。谁都懂得资产阶级是一个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剥削阶级，是个你争我夺、凶狠竞争的阶级，三个主义的根源正是从这种资产阶级的本质和性格中产生出来的，这个普遍的真理已经成为工人、农民及一切有头脑的知识分子所熟知的道理。可见三个主义是由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分子传染给我们部分党员的，我们要整风，就是要把这些东西整掉。所以整风就是两种思想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它既是思想上、意识上的问题，是精神状态的问题，我们也就主张采取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办法。 + +　　近几个月来，社会上大放大鸣。只要是善意的批评，即使说得有些过火，共产党人也一律采取欢迎态度，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这是对共产党人的“围剿”。可是有人不光是大搞其狂风暴雨，而且主张算旧账。他认为共产党人喜欢用反对算旧账的办法来掩盖自己的错误。其实这不过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罢了。共产党人从来也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有错必纠。我们党的历史完全证明：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象共产党那样勇于自我批评，勇于听取群众的批评，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和缺点。个别的野心家如果不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完全无知，就是打算利用我们的个别错误来反对党的领导。其实，对人民有债没有还清的、需要算一算旧账的不是无产阶级，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另有其人。 + +　　我们党的整风重点是放在县级以上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因为领导机关、领导干部首先整顿了作风，改进了工作，就能直接影响其他的干部，按照好的榜样办事。可是有人却要另树别帜，他们主张整风重点，应该放到基层单位去。不错，基层单位的干部，不是没有缺点、没有错误的，某些基层干部采用简单的行政命令的方式办事的也有；基层干部的这些毛病，应该改正，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是并不象有人所描写的，基层干部都是“最专横的官僚主义者”，“这些干部阻碍了我们的生产发展，影响了我们的建设计划，损害了我们广大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作了害党害国的事情”。基层干部纵然在工作中存在某些缺点或错误，但绝大多数都是终日辛辛苦苦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他们不仅做了许多工作，也确实得到不少成绩。对这样的干部，仅仅因为他们有某些缺点和错误，竟给他们加上“害党害国”的罪名，真是恶毒之极！我们不大能够理解提这种主张的人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如果不是想打击积极分子和刚入党不久的新党员，又能作什么其他解释呢?现在不是有人极力鼓吹什么“党天下”，党不能领导国家之类的谬论吗?不是有人说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根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吗?要反官僚主义，不反无产阶级专政那还行吗?我们上海又出现一种“反基层”的主张，不“反基层”共产党似乎还是反不掉的。看来这类主张很象是双管齐下，既打头又截尾，把工人阶级、共产党人来一个从头至尾连根拔除，岂不妙哉!一个反对“党天下”，一个“反基层”，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两种论调，一个目的，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 +　　关于整风，实际上存在两条路线，两个方针，两种办法。共产党人主张实行正确的方针，采取正确的方法，走正确的路线；陈仁炳、王造时所主张的路线，则有走上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这一点难道还不明白吗? + +　　 ----来源：选自《提高警惕　粉碎右派阴谋》，一九五七年七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18.txt b/CCRD/1/3/2/00091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efbbd9bc4d9783d9b3d6e7c6f52d925d2e79d5f --- /dev/null +++ b/CCRD/1/3/2/000918.txt @@ -0,0 +1,15 @@ +# 办报要有立场 + +　　<解放日报社论> + +　　人民日报编辑部在六月十四日发表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文中指出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并指出其他一些报纸的一些编辑记者，一些大学的新闻系教师也有这一种情形。因此，希望大家对这个问题展开辩论，借以求得一致的认识。 + +　　上海新闻事业一向比较发达，报纸很多，还有一家人民电台，此外，复旦大学还有一个新闻系。不言可喻，上海新闻界的动向为全国同业所注视。上海新闻界有一部分人在新闻观点上是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原则有分歧的，而且在最近一个时期中散布了不少的不良影响。文汇报是在一个短时间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不是无因的，所以，有就人民日报提出的问题予以严肃讨论的必要。 + +　　资本主义国家有许多人讳言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虚伪地把资产阶级的报纸说成公共组织，民意机关。上海也有一些新闻工作者实质上不承认产生于阶级社会的报纸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根本原则的。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同志的一些言论，特别值得注意。王中同志采取了一些巧妙的战术，表面上似乎也讲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实际上否定了这个原则。他强调新闻事业是社会产物。他说：“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人和周围的制约关系紧密到一定程度，就迫切需要(了解)周围事变。”报纸就“随着这种需要的强度与广度而诞生”。他强调说：报纸是传布新闻的工具，他可以为政治服务，但不是政治本身。从这里偷偷地把报纸的阶级性删去了。诚然，报纸要满足读者认识世界的要求，但是，这一点也抹煞不了报纸的阶级性，资产阶级的报纸在报道不利于本阶级的事实时，不是掩饰真相，就是歪曲真相，这又如何解释呢?难道这也是决定于“社会需要”而不决定于它的阶级利益的需要么?王中同志说：党委很容易忽视报纸的特点，或者仍然习惯于抗战时期和阶级斗争时期的做法，对新形势下报纸应起的作用认识不足，报社如果按着党委的旧习惯去办报，便会造成报纸脱离群众。王中这一段话充分说明他是不承认目前中国还有阶级斗争的，拿阶级观点去教育人民，就是旧习惯，就要脱离群众。王中还说过，阶级消灭以后，报纸就不能说是阶级斗争工具了，报纸就没有阶级性了。照他的说法，到那个时候，社会主义报纸与资产阶级报纸就没有什么区别了。难道阶级消灭以后，报纸就没有教育人民，消灭资产阶级思想(这是长期存在的)的使命了吗?难道社会主义报纸没有它的特色了吗?人民日报编辑部指出的，“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同”，不是正确地说明了社会主义报纸的特殊作用吗?人民的报纸不仅有责任指导读者如何认识世界，而且有责任指导读者如何变革世界。这是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报纸必然具有的使命。我国从清末有现代日报以来，几乎没有一家报纸没有自己的政治立场，没有一家报纸不用消息与言论去直接或间接影响读者来接受并实践它的政治主张：拥护它所拥护的，反对它所反对的。而王中同志却有他的奇特主张，他认为报纸有两重性，“一重是宣传工具，一重是商品，而且是在商品性的基础上发挥宣传工具的作用”。这是和“社会需要论”一脉相承的另一个巧妙战术，表面说宣传作用实际取消这个作用，把办报这件事看得和做生意差不多，所以，王中同志的办报方针就特别强调迎合读者的兴趣。他说：“我们要找到这个东西(按：即读者兴趣)来改进报纸。”诚然报纸是卖给人看不是送给人看的，然而办报毕竟不同于经商，办报方针毕竟不同于生意眼。人民的报纸不同于资产阶级报纸的地方，首先是以先进的思想和先进的事物去教育读者、鼓舞读者和培养读者高尚的情操，不是以庸俗的趣味去麻醉读者，怎么能片面地主张读者爱看什么就登什么?我们知道报纸的读者有各阶层的人，一般说来总是有先进、中间、落后之分。社会主义的报纸要起人民教科书的作用，它必然要以先进的思想及政治主张去指导读者、教育读者的。如果办报单纯从满足读者的兴趣出发，削弱或者否定了报纸的指导作用，那末，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阵地，必然要被资产阶级思想占领去。所以王中同志的“商品基础论”势必使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迷失方向，甚至走向歧途。 + +　　在上海新闻界中，确有一些人一谈到指导性就斥之为“教条主义”，像新闻日报副总编辑陆诒，他在新闻日报大肆宣传资产阶级办报思想，谩骂人民的报纸为“一片教条主义”“真像画符念咒”，一笔抹煞人民报纸工作人员的劳动成果就是一例。在人民的报纸编辑部，如果不承认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反对报纸的指导性，盲目热中于生意眼，其结果只能是赶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接受资产阶级的指导而已。文汇报、光明日报以及其他一些报纸，在大鸣大放期间，发表了带煽动性报道和反共言论的这一事实，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么! + +　　党报和党外报纸在风格上应该有所不同，但是，办报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同是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因此，一切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一切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一切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的思想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 +　　正如人民日报编辑部所指出的，在新闻工作中要作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因此，对教条主义的新闻观点及八股文风，也应当加以批判。我们解放日报在这方面犯的错误比较多些，至于反映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消息与文章也不是完全没有，我们除自己检查外，并请上海同业多多指教，尤其希望本报读者加以督责。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19.txt b/CCRD/1/3/2/00091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dd27f625f1411f1b17a7298ebac635c42dea405 --- /dev/null +++ b/CCRD/1/3/2/000919.txt @@ -0,0 +1,37 @@ +# 驳储安平的谬论 + +　　<《文汇报》社论> + +　　共产党开始整风运动以后，少数右派分子不约而同地向党展开攻势，发表了种种谬论。这种现象，已经引起各方面的注意，纷纷起来应战。在思想战线上，金鼓齐鸣，剧烈的阶级斗争正在进行。 + +　　这些右派分子，发言的地点不同，时间不同，姿态不同，声调不同；可是分析一下他们发言的精神，有的一脉相承，有的桴鼓相应，有的貌非而实似，有的相反而相成，总之，是“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表面上形形色色，各极其致，凑在一起，却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反社会主义大合唱。 + +　　在各种谬论中，储安平的论调是很突出的，因为他化妆得很巧妙，表现得很狡狯，因此也很容易迷惑人。把储安平的论调剥一剥皮，让大家看看它的本相，也就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但对知识分子来说，愿不愿意真正走社会主义这条路；却依然是一个严重的政治考验，大多数人是真心诚意的；可也有那么一批人，三心二意，半推半就；还有更小的一部分，总是未能忘情于资本主义那一套。——他们表面上好像也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可是言不由衷，在灵魂深处，却充满了对党的抵触情绪；甚至想入非非，别有怀抱。 + +　　单凭一片“锦心绣口”，话说得好听，文章写得漂亮，是毫无用处的。这能欺老实人，却瞒不过明眼人；能蒙骗一时，却不能维持久远。因为对这些人来说，头的(6月18日2版更正为“口头的”)“拥护”不过是挡风板；一到要紧关一头，就改作进攻时的盾牌，用意非常明显了。 + +　　如何鉴别真拥护和假拥护?也复杂，也简单。说复杂，是因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千变万化，细微曲折，应用一般的推理方法，未必能洞中肯綮。听其言而观其行，则需要长期的考察，耐心的分析；同时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难免患得患失，忽热忽冷，也不能根据其一时一地的一行一动，遽下断语。说简单，是因为抓住大关节目，认真考较一下，并不难正确判断一个人基本的政治态度。 + +　　什么是当前的大关节目?第一、对共产党的领导，是否心口如一地接受?我们从旧社会翻身，是党领导的；祖国从多灾多难变得奋发有为、强大兴旺，是党领导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是党领导的。党的领导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它保证和巩固了人民在国家事务中的主人翁地位，因为党和人民是血肉相连的，党是人民利益的最高体现者。中国革命的经验证实了这一点，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也证实了这一点。这是一个属于根本性质的问题。对党的态度如何，是一块最好的试金石。第二、政治上和道义上的统一，是我们力量的泉源，胜利的保证。在团结问题上，采取什么态度?一心一德，还是离心离德?帮助大家真心实意靠拢党，还是离间大家疏远党?第三、党有缺点和错误，如何对待?是否当自己人一样，知疼着热，爱之深，责之切，一面严加督促，一面充满信心还是抹煞成绩，夸大缺点，破坏党的威信，破坏党和群众的联系。 + +　　储安平的发言中，提出了所调“党天下”的论点。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政治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一方面——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处于当然的领导地位；一方面——各个党派、各个阶级、各个民族、各方各面的代表人物，都参加了政权。这是谁也无法抹煞的事实。可是据储安平看来，共产党有一种“莫非王土”的思想，从而形成了“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他从我们国家的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都是党员说起，一直说到“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他用旁敲侧击、皮里阳秋的手法，由此证明“清一色局面”已经剥夺了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使他们无从发挥“自己的见解”，他们的“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 + +　　大家也都知道:党是从来主张走群众路线，主张不断扩大统一战线，坚决反对宗派主义的。这一次的开门整风就是证据。可是储安平却判定:这个莫须有的“党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 +　　问题不在于现有的党外人士是否担任了副主席和副总理；这是全国人民决定的。问题也不在于有些党员确实有点居功自大，专断独行，影响了党群关系；这可以批评，党也正在要求大家帮助克服这个缺点。问题在于储安平的歪曲事实，恶意污蔑，故意把党的领导和“党天下”混淆起来。根据他的论点，引伸下去，必然的逻辑，就只能是取消党的领导。 + +　　揣摩一下右派分子的发言，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是把现状描绘成一幅乱七八糟的画图，拿共产党和国民党等同起来；是和西方的论客们一鼻孔出气，渲染共产党的统治之下没有民主；是挑拨群众和党外人士(用储安平的说法，是从全国的“才智之士”到“孑孑小民”)的感情，使他们和党离心，达到瓦解团结的目的。 + +　　以技巧论，储安平在这方面是出类拔萃的! + +　　特别恶劣的一手，从储安平打破惯例，在发言稿上标明“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题目这一细节看，就可以看出他用心之深。 + +　　问题当然不在于是不是可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意见。他们是全国爱戴的人民领袖，党的领导人，他们也是共产党员。——从这一角度上看，和平常的党员一样。他们至今是台湾和华盛顿咒骂的对象，但何伤于他们的日月之明!何况是民主人士提意见。问题的实质，是储安平通过他们“将”共产党的“军”，是阴险的向党进攻。有些工人同志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怒，是有理由的。“哗众取宠”的考语，如果不是意在开脱，那就未免太小觑我们这位储先生了! + +　　当然，提意见也有本意不坏面效果相反的。但储安平的发言不属于这一类，是显而易见的事。 + +　　我们应该严正地驳斥储安平，但也应该感谢他。反社会主义的表现形态，也有种种不同:有泼妇式的、有绅士式的、有开门见山式的、有笑里藏刀式的，而越是隐晦，危害性也越大。储安平给了我们一点聪明，这是第一。现在有一种流行病，是以一斑代全豹，嘲笑共产党员没有本事，特别反对重德轻才。有才，是好的；储安平当然不失为“才智之士”，但大家可以看看，他的“才智”用到了什么地方，起了什么作用。无情的事实说明:归根到底，立场问题毕竟还是知识分子最难过而又必须过的一关，这是第二。储安平的发言，在知识分子群中，看来还有市场。要是谁和它发生了共鸣，甚至觉得深获吾心，那就应该猛省，赶快用点深夜扪心的功夫，看看彼此的共同点究竟在哪里。这是第三。 + +　　（对我们大家，这一切都应当是有益的教训!）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6月1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24.txt b/CCRD/1/3/2/00092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8707203f59536b7f6d1c5c48c05da1ebe8c56c3 --- /dev/null +++ b/CCRD/1/3/2/000924.txt @@ -0,0 +1,23 @@ +# 坚决粉碎右派的进攻 + +　　<大众日报社论> + +　　最近几天来，工人、农民、教师、学生以及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以不可抑止的愤怒和心情，向一切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谰言谬论展开了抨击和批驳。这种行动得到了所有公正的社会主义公民的赞助和支持。广大人民的行动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事业也是不容破坏的，共产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人民的大团结有着坚实的基础。 + +　　但是，在广大人民群众愤怒斥责反社会主义谬论的时候，有一些人却在大喊大叫了。他们说，共产党要“转弯”了，要“围剿”了，实在是使人有点“心灰意冷”啊；他们并且巧妙地给人民群众的正义的言论和行为起了个名称，叫“收”；伪装善良、煞有介事地发出警号说：看吧!共产党先叫你鸣放，现在是“聚而歼之”了。 + +　　说这些话的是那些人呢?人们嗅了一嗅，原来不是别人，仍然是那些借党整风的机会，以“鸣放”为名，企图推翻社会主义的少数右派野心分子。 + +　　这是他们继反社会主义谬论受到痛击后发动的又一次烟幕战，是又一次向工人阶级的进攻! + +　　我们必须揭穿他们的阴谋。 + +　　事实的真相怎样呢?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党决定在全体党员中开展整风运动，决定在全体人民群众中贯彻“争鸣”“齐放”的方针，目的原来是为了及时地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更紧密地团结全国人民，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措施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但是，居然有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们听到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党提出了一些批评和意见，竟误认为共产党有些不妙了，他们的时机到来了。于是，便公然打着人民的旗号，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下，以“鸣放”为掩护，向共产党、工农劳动人民、社会主义事业发动了进攻。他们向党向人民放出了各种诽谤污蔑的毒箭，目的就是要趁共产党整风之机，伪装开展批评，以假代真，鱼目混珠，把社会主义说得一无是处，把共产党骂得比国民党还坏。他们以为全国人民的水平很低，经过他们这一手，就可以动摇社会主义的根本大业，就可以动摇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就会“下台”，他们就会“上台”，社会主义就会完蛋，资本主义就可到来。然而这些大人先生们想得太天真了，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公民很快就识破了他们的诡计，看清了他们的脸谱，奋起给以反击。他们觉得第一种手法可能不行了，于是又变换手法，重施阴谋，散布党要“收”的谬论，再一次地攻向前来。 + +　　右派分子散布“收”的空气虽然是心劳计拙，但用心恶毒。他们用各种巧言善语把自己打扮成貌似正人君子，似乎只有他们最赞成“放”，最赞成“鸣”，而现在有人对他们的批评提出了反批评，这就是不让“放”，而要“收”了。按照他们的想法，这样人民就会对我们党的“争鸣”“齐放”方针发生怀疑。他们到处装得道貌岸然，好像他原本是诚心诚意地给党提意见，只是因为奉行了“知无不言”，直率了些，结果有的批评未免有点“过火”，语言似乎近于刻薄，但用心仍然“至善”。按照他们的想法，这样也许他们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怪论，就会和那些并不完全正确甚至有错误的但出自善意的批评等同起来，可以混淆视听，迷惑群众。他们也到处把自己表现得像似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好像他们无时无地不在为了人民利益而直言不讳，因而招得了共产党的“围剿”。按照他们的想法，这样，也许公民们就会被他拉出社会主义的轨道，他们可以有群众了。然后怎么样呢?他们就可以“取而代之”，达到推翻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的目的。 + +　　可是，我们不得不提醒右派的先生们，你们这一着棋又下错了！一切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都会清楚地了解：共产党只有“放”，没有“收”，“争鸣”“齐放”，一万年都不会变的，它永远是我们据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针。我们党就是要依靠这一条，争取人民群众的监督，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领导国家建设，建成社会主义；而且也只有我们的党才有气魄贯彻这条方针，因为我们党是以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为自己的职志的，除此而外，没有任何私利，所以党就绝不害怕人们揭露他的缺点和错误，相反地，党最怕人们对它只是捧场而不予批评。一切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也都会了解：党提倡“争鸣”“齐放”，是为了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侭管有人“放”的不完全正确，有人“鸣”的可能有错误，只要是出自善意，来自至诚，都会得到党的欢迎。但是，有人混水摸鱼“放”出来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就与此性质绝然不同。试问：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类此涉及到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最根本的大是大非问题，能够不争吗?既然有人妄想摧毁我们的根本大业，人民群众能够不奋起应战捍卫自己血汗和生命换来的社会主义吗?而代表全国人民最高利益的共产党，岂能置之不理!右派分子把这种正义的言论和反批评名之为“收”，企图攻击党的“鸣放”方针，稍有常识的人都是能够洞烛右派分子的阴谋的。 + +　　我们认为，侭管少数右倾分子如何在叫喊什么“收”，什么“剿”，对于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谬论，仍然是要反击和批驳。现在不是驳得够了，而是很不够，我们必须把右派分子的面目揭露出来，使它无立足之地。假如，我们不驳不战，恰恰就中了右派分子的拖刀之计，他们就会更猖狂地以帮助党整风为名义，暗放毒箭，挑拨人民内部的矛盾，而其结果必将危害国家的、人民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及时地给这些右派的谰言以回击，就能够帮助人们划清界限，而只有首先划清界限，批评才能大大地发展，健康地发展，才能使我们的“鸣放”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有助于增强全国各民族人民的伟大团结。 + +　　右派分子不欢迎大家共同“鸣”，共同“放”，那就让他咒骂吧!诽谤吧!真理永远在我们这边，我们永远欢迎和支持人们的“鸣”和“放”。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26.txt b/CCRD/1/3/2/00092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5df2f97d1652354934260233d35a92a33099911 --- /dev/null +++ b/CCRD/1/3/2/000926.txt @@ -0,0 +1,21 @@ +# 民盟的反右派斗争 + +　　<《光明日报》社论> + +　　阴影又一次笼罩着中国民主同盟。右派野心分子又一次企图把民盟拖向歧途。捍卫着正确政治方向的盟员们，又一次起来和右派作斗争了。 + +　　民盟向何处去？不仅仅是民盟盟员，而且是全国人民所关心的问题。在民盟的历史上，这个问题，曾经一再地、尖锐地被提出过。这一次，右派野心分子借口“鸣”“放”和帮助共产党整风，散布大量的反社会主义言论，企图使民盟向右转。由右派历史上的活动情况来看，这不是偶然的事件，更不是什么人的偶然的“失言”，不过是右派分子又一次的攻击而已。 + +　　简略地回顾一下历史事实，是有助于我们对民盟反右派斗争的理解。 + +　　全国解放的前夕，1948年，民盟在香港召开了三中全会。当时广大盟员的意愿是要求民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少数的右派分子，既不相信、也不愿意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因而也就不同意民盟采取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方向。民盟的左派，代表广大盟员的意愿，和广大盟员群众一起，同右派分子进行斗争。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情况下，右派不得不勉强同意。会议作出了正确的决议，而且付诸实行。因此，民盟作为一个单位，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但是，右派的气焰并没有遭到重大的打击；右派仍然在民盟内部活动着。这样，就又引起了民盟四中全会上的另一场斗争。 + +　　解放初期，1949年，民盟召开了四中全会。这时，右派分子用各种“左”的和右的面貌，提出各式各样的主张，企图和中国共产党分庭抗礼，自搞一套。在盟员群众的反对下，他们的企图没有可能实现。会议又作出了正确的决议，右派又一次受到了打击。以后的几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广大盟员群众的思想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右派分子的思想的市场也就愈来愈小了。但是，右派分子的真面貌却没有在广大群众面前被揭穿，右派的反社会主义思想也没有遭到彻底的批判。 + +　　中国共产党提出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之后。广大的民主党派成员，是认为今后的责任更重大了，应该进一步地改造自己的思想，应该进一步做好工作，应该为社会主义多尽一分力量。右派分子则大谬不然，却认为是大好时机，不可多得。首先是想扩大自己的影响，同时企图割断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连系。提出了所谓发展百万党员，以及和共产党“分工”等等论调。右派分子更以代表知识分子利益者自居，甚至以保卫人权者自居，转湾抹角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情况下，右派分子的猖狂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就更露骨地放了出来。 + +　　（由这一串简略的历史情况里，可以看出右派野心分子的居心和脉络。也可以理解到不彻底批判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是会有损于我们的人民事业。而对民主党派本身来说，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就成了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民盟今天的动向，不仅仅是民盟盟员所关心的问题，而且是全国人民所关心的问题。） + +　　民盟中央今天要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的紧急扩大会议，我们相信，捍卫着正确政治方向的民盟中央委员们，一定能彻底粉碎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揭露他们的真面目，保持民盟的光荣传统，坚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 +　　我们期待着民盟这一次的中央常务委员会的紧急扩大会议，我们支持民盟的反右派斗争。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27.txt b/CCRD/1/3/2/00092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471f30d195991e2a3ec971bfddf6e92b4f35c4d --- /dev/null +++ b/CCRD/1/3/2/000927.txt @@ -0,0 +1,17 @@ +# 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民盟内部展开激烈思想斗争 + +　　<《解放军报》记者> + +　　本报综合消息　上周以来，全国各阶层人民对趁整风机会向党进攻的右派展开了坚决的反击。民主同盟各级组织中的左派也已群起驳斥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新桂等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言论。 + +　　在１３日晚上举行的民主同盟中央小组座谈会第四次会议上，民盟副主席史良，中央常务委员胡愈之、邓初民，中央委员罗涵先、千家驹、罗子为、张毕来，候补中央委员陶大镛、张纪域等人都集中地对章伯钧等人的反社会主义言论作了批判，并且一致要求民盟中央对这些错误言论明确地表示态度，划清界限。 + +　　民盟的许多地方组织在最近也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批判章伯钧等人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民盟广东省委员会１５日举行了常委扩大会议，经过讨论之后，向民盟中央发出了一份电报，建议民盟中央明确指出章伯钧、罗隆基、叶笃义、陈新桂、储安平等人的言论是反社会主义的，并严正表示民盟坚决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拥护社会主义。民盟重庆市委员会主任委员萧华清、副主任委员金锡如、李嘉仲等人最近也发表谈话，批驳章伯钧等人的错误言论，要求民盟中央迅速表示态度。 + +　　从目前情况看来，民主同盟内部的左派力量已积极起来反对右派的反社会主义言论。目前民盟中央有一些领导人员和有些盟员尚未表明自己的立场。有些右派分子目前仍在坚持其反动立场。如民盟候补中央委员陈新桂在１０日举行的民盟中央小组第三次会议上，继续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他说他完全同意储安平所说的“党天下”的议论。陈新桂并且进而认为“党天下”的思想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他还把报纸上对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反批评说成是帽子满天飞。目前也还有些人在为章伯钧等的错误言论辩护。如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在１２日举行的座谈会上，王忱心就硬说章伯钧的发言没有一条是原则性的错误。张申府认为章伯钧的立场不够百分之百的坚定，也够百分之九十五的坚定。他还认为章伯钧所说的“政治设计院”的意见是值得考虑的。这些言论都遭到了驳斥。 + +　　在民盟的地方组织中，也还有为右派辩护的。在１５日举行的民盟湖北省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上，该省民盟主任委员马哲民说他不能同意说章伯钧等人是立场问题。马哲民的辩护当场遭到了民盟中南政法学院支部主任章导的反驳。章导说：章伯钧等人的言论违反了盟章的最高原则——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章导并且批评了马哲民一些错误观点。他说：马哲民在一次座谈会上说，高等学校的人事处像“鬼门关”、“阎王殿”，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对党的诬蔑。章导认为马哲民把向党提意见说成是“吐苦水”也是完全错误的。 + +　　目前民盟内部左右派之间的思想斗争正在进行，全国人民都在密切注意民主同盟的动向。 + +　　（---- 原载《解放军报》1957年6月18日，原题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民盟内部展开激烈思想斗争 左派驳斥反共谬论，右派仍在辩解，有些人尚未表明立场”。）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29.txt b/CCRD/1/3/2/00092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ea038d5588698590c52634e2ed90bd275e4c0eb --- /dev/null +++ b/CCRD/1/3/2/000929.txt @@ -0,0 +1,19 @@ +# 站稳立场　明辨是非 + +　　<《解放军报》社论> + +　　５月２９日，彭德怀元帅在军械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上，曾经谆谆告诫到会代表：在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期，要站稳立场，明辨是非，正确地对待和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 +　　（对于彭总这么一段话，很多同志都感到语意深长，启发很大。近二十天来，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反右派的斗争。在这场尖锐的政治斗争中间，人们面对着许多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表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态度。广大官兵，对于右派的进攻，警惕性很高，立场分明，态度坚决。但也有一部分同志，表现怀疑、摇摆或者是无动于衷。个别的人，对右派的言论同情，甚至公开拥护右派主张。这是一场重要的考验，也是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经过这次的考验和教育，人们的眼睛更亮了。许多人都深深地感到，在当前的政治生活中，站稳立场，明辨是非的重要。） + +　　在反击右派言论的斗争中，必须站稳立场，明辨是非。这一点，人们现在已经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在整风运动中，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斗争中，要不要站稳立场，明辨是非呢？对于这个问题，人们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不是有这样的同志吗？他们在看了彭总讲话的消息以后，就提出意见，说彭总这样一讲，会妨碍部队的“放”“鸣”，会束缚群众反“三害”斗争的积极性。 + +　　我们认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待任何问题，都必须站稳立场，明辨是非。我们的立场应当站在哪里呢？我们的是非标准是什么呢？毛主席在对青年团“三大”代表的讲话中，曾经说过：“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昨天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重要的文献，对“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问题，又提出了六条政治标准。从主席的这些宝贵的指示中，我们就可以懂得：“一切为了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的立场，也就是我们判明是非的基本标准。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隐瞒我们这个立场，更不应该忘记这个立场。 + +　　那些主张不谈立场，不谈是非的同志，其实，他们的一言一行，也都离开不了一定的立场和是非。因为，我们的任何言论、行动，都有一定的目的，它也必然会在客观上发生一定的效果。目的是为了什么？效果对谁有利？这就反映了我们的立场，也就说明了是非。没有立场、没有是非的言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不赞成彭总的讲话，这种言行的本身，不也就有它自己的立场和是非标准吗？ + +　　站稳立场，明辨是非，是不是会妨碍部队的“放”“鸣”呢？是不是会束缚群众反“三害”斗争的积极性呢？不会的。人们如果站稳了立场，辨明了是非，他就必然会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为了国防建设的利益，“放”“鸣”得更好，会更加坚决更加有效地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做斗争。对于犯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错误的同志来说，就更需要帮助他们站稳立场、辨明是非，一切从革命利益出发，不要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这样，才能使他们自觉地勇敢地接受批评，克服“三害”。相反的，如果我们不是站在正确的立场上，而是站在个人主义、修正主义……的立场上，去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这样不但反不掉这三个主义，而且还可能造成其它的恶果。如果我们是非不分，正确的东西，当作错误去反对；或者是把错误的东西，当作正确的去提倡，那同样也不会得到好的结果。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党这一次整风的目的，我们当前“放”、“鸣”，反“三害”的目的，是为了加速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为“放”而放，为“鸣”而鸣，为批评而批评。因此，我们在“放”、“鸣”的过程中，在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就必须注意站稳立场，辨明是非。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放”、“鸣”，使我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更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建设事业。 + +　　有的同志说：我完全赞成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在整风运动中，要站稳立场，明辨是非。但是，我也担心这个口号，会不会被某些同志当作借口，拒绝或压制别人的批评呢？譬如：把某些尖锐的批评，说成是右派言论；把某些批评中不合事实的地方，说成是造谣诬蔑等……。这种可能，当然是存在的。因此，我们希望各级领导上应当反复向干部说清楚这个问题。拒绝和压制批评，这种行动，就不合乎党的利益，它的立场就是错误的。在当前反右派的斗争中，对于前一时期曾经发表过某些错误言论的同志，更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于他们的错误言论，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分清他们哪些言论是右派思想的反映，哪些言论是受了右派思想的影响。并且要对他们进行深刻的教育，以帮助他们明确立场，分清是非。对那些基本上是正确的意见，只是情况有些出入，或是某些措词不当，我们就不应当把它们当作右派思想，去加以反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样是既要站稳立场，又要分清是非。 + +　　 来源：《解放军报》1957年6月2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30.txt b/CCRD/1/3/2/00093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035b3f29051b421a71ca5160880076939ce2609 --- /dev/null +++ b/CCRD/1/3/2/000930.txt @@ -0,0 +1,23 @@ +# 一个党外人士给毛主席的信 + +　　本刊讯 呼和浩特市一署名“内蒙古非党团人”的人来信，对当地的统一战线工作提出意见：全文如下： + +　　首先声明，我们是党外人，党外人想进步，是离不开党内人的指教和帮助的。我们是从反动方面转向革命方面的，几年来，在党的教诲下是有了一些进步，我们感谢党，感谢毛主席。 + +　　现在，党内在整风，我们也参加了整风。风，不仅在党员身上有，在我们身上同样也有，也需要整一整。几年来，我们和党员相处，有如下几点感觉，不见的正确，请参考： + +　　（一）我们都是些年迈的人，也愿意接近党员同志，可是党员同志不愿接近我们，认为我们身上有把把（屎）。 + +　　（二）我们这些人在党员嘴里叫做“统战对象”，我们也愿意叫他们“统”一下，可就是他们不“统”。不统，怎么能叫成“统一战线”呢？ + +　　（三）老党员对我们应应付付，新党员对我们嘀嘀咕咕，这难道叫真诚相见吗？ + +　　（四）在评级时，阎王（党员）三分，小鬼（青年团员）一分，不人不鬼（非党非团）没分。这难道是合理的吗？ + +　　（五）给我们的工作是挂名的，他们（党员）给主席汇报是“有职有权的”。这难道是对党忠诚吗？ + +　　（六）在旧社会我们是混饭吃的人，今天，我们想做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可是人为的困难太多。不好插手，虽由此抱负，不易实现。 + +　　（七）党的好办法，党员不照办，我们认为“风”就在这里。（转自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要信请示”）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64期，1957年3月2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31.txt b/CCRD/1/3/2/00093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b39701bc6a88097906b46c6a532f6495d76cf5b --- /dev/null +++ b/CCRD/1/3/2/000931.txt @@ -0,0 +1,11 @@ +# 百色专区农民缺粮现象严重 + +　　<新华社> + +　　新华社南宁21日讯　去年增产粮食一亿多斤的广西省百色专区，目前农民缺粮现象十分严重。各地粮食统销面一般在70、80％，个别县达到百分之百。东兰、巴马、德保等六个县，因统销粮摆布不过来，5月下旬即有三十四个粮食供应点脱销，十三个供应点处于半脱销状态。因此，干部和群众都很紧张。德保县十二个区有八个区无粮供应。巴马县燕洞乡，三百三十七户农民中有二百二十一户断炊。 + +　　严重缺粮现象发生后，专区和省及时采取了措施，特别是大力组织粮食调运予以支援。现在每天由云南、贵州等地运至百色地区的粮食平均六十万斤。动员了几乎全省的交通运输工具——七百辆汽车、三千多匹马驮和大批肩挑。这种大量调量的情况，据说是从来没有过的。每斤粮由云南、贵州运至巴马县城，运费加成本要三角二分，而出售价格只有八分。途中周转时间要半个月。即是这样全力以赴进行支援，也还不能完全保证供应。部分县、区农民断炊、外讨现象仍在发生，并已发现饿死人现象。 + +　　使人奇怪的是，对这种严重缺粮情况，干部由下至上不摸底。措施是有了，可是只停留在县、区，还没有真正和群众见面。地委负责同志看法也不一致，有的认为是农民不缺叫缺引起的，主张压缩粮食供应；有人虽然承认是因为工作中的错误，但是，又说什么个别死人现象不可免的，只要不成堆地死人问题就不大。在最近召开的一次省常委会上，发言的人都对百色当前缺粮问题提出疑问：去年该区粮食增产，统购粮又减少了五千万斤，受灾地区还有农业税减免，再说，过去几年这个地区一直是增产，除自给外，还有余粮外调，怎样会突然发生严重缺粮呢？在讨论中，初步意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该区去年整顿粮食购销工作走过场没有很好贯彻；二、每人平均留粮四百五至五百斤少了，其中还有不少虚假，农民根本不够吃；三、下半年遭受严重旱灾，增产不一定确实。 + +　　 ----来源：1957年6月2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32.txt b/CCRD/1/3/2/00093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e435070b3fa10508bc8cd36868e5fa910e0a7b0 --- /dev/null +++ b/CCRD/1/3/2/000932.txt @@ -0,0 +1,19 @@ +# 共青团员要随时自觉地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我们赞扬清华大学罗健敏同志的行为 + +　　<《中国青年报》社论> + +　　今天本报发表了清华大学共青团员罗健敏坚决驳斥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报道。罗健敏同志有政治敏锐性，他嗅出了有些人是在利用党整风的时机，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他对这些反动言论感到非常气愤，他说：“这那里是帮助党整风，明明是反对社会主义吆，到那里去找出一点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影子?”于是他写了“共青团员和同学们要起来战斗”，他认为“接受正确的意见和批评，改正错误，不应妨碍我们和反社会主义的论调去战斗。”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他后来出了一张大字报反对黄万里教授借小说——花丛小语来对我们的党和人民谩骂。他简单分析了这篇恶毒的小说中的错误论点，想引起同学注意到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不仅在社会上有，在清华大学里也有。但是这种对右派言论的反击，却没有得到班上某些同学(包括某些党员和共青团员)应有的支持。这就说明在目前这一场和右派分子的斗争，某些共青团员在这场“考试”中成绩是不好的。现在有的共青团员正在补课，这实在是很需要的。现在许多高等学校正在展开对右派分子言论斗争，我们相信广大共青团员思想上会有重大收获。 + +　　同样都是大学里的共青团员，为什么对待事情有这样大的不同呢?这是值得我们大家来思考一下的。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少数人有着浓厚的书生气，他们对那些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总是从好心肠出发，误以为是“真心的在帮助党整风”。对于一些右派的言论，只觉得不过是略为偏激，或者也不过仅仅是思想上有错误罢了，例如有少数人体会不到像章伯钧、罗隆基等这些右派分子，是怀有政治野心的。他们首先从思想上在人民群众和学生中造成混乱，然后进一步从各个方面向党进攻，他们对党和社会心怀不满，他们想把党弄垮，妄想把党弄臭，扫除党在人民中间的威信。 + +　　大学的共青团员应该想一想，为什么工人农民一看到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就非常愤怒，他们简单明确地一语道破：“不许右派分子进攻社会主义”，而我们少数共青团员却是那样“理智”的无动于衷呢?为什么一展开对右派分子的反击，工人农民拍手称快，说人民日报社论是替自己说了话，这才像党报的样子。甚至想喊人民日报社论万岁，而有少数共青团员却首先想到的是，对右派的反击这样是不是压力太大了，是不是有点不和风细雨啊!试问到底是谁不要和风细雨呢?我们的党在整风指示中明明说要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因为克服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毛病，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而右派分子却反对用和风细雨的来整风，而是用暴风骤雨来向党进攻。是右派分子在力图把人民内部矛盾划为敌我矛盾，说什么“和风细雨”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要问对右派分子的反击凶不凶，那么是谁凶呢?右派分子叫嚷要把共产党员撤职法办，让共产党员滚出去，要打倒共产党，要杀共产党，他们狠狠地对党、对社会主义“围剿”了一通。而我们现在对右派分子的批评，并没有说他是反革命，也没有说要打倒他、法办他，更没有说要杀他，只不过说，这是场政治斗争、阶级斗争而已，这就说明了，我们某些共青团员在政治上暂时伤风了，有些人被抽象的自由、民主、人权、人性所迷惑，学生中有少数还自以为是承继了过去的光荣的学生运动的传统，其实是相距十万八千里。因为要谈到学运传统，那最主要的是知识青年和工农相结合，是党的领导，离开了这个，谈得上什么学运传统呢。 + +　　现在，报上已揭露了大批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形势已很清楚了，今天和右派分子的斗争，是一场尖锐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也是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实质上是走社会主义和走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共青团员们，要自觉地参加这一场战斗。这一场战斗是对自己阶级立场的考验。问题是那么样的简单，你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无论你自觉或者不自觉。在这场战斗中，如果做“逃兵”的话，就不配做个共青团员。如果在这场战斗中表现动摇，懦弱，那就不是一个好团员。我们共青团首先要从思想上认清当前斗争的形势，用无产阶级的立场武装自己，这个武器是要牢牢抓住丢不得的。做一个共青团员光是思想上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那是不够的，还必须在行动上随时自觉地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共青团是一个先进青年的政治组织。作为一个大学生共青团员，不能仅仅是一般地好学生，首先必须是一个政治战士。否则就与共青团员这个称号不相称。 + +　　在和右派分子战斗中，义愤填膺好不好呢?应该说，是好得很，不是糟得很。有些同志看问题不光从阶级立场根本上去看，而先看到枝节问题，这是本末倒置的错误思想方法。例如有些同志对于罗健敏批驳黄万里教授的恶毒的小说，斤斤计较什么“逻辑性不强，说服力不强”，而且为此开大会“帮助”他，认为这是了不起的“缺点和错误”。罗健敏同志说得好：“看到了我的文字说服力不强时，是应当首先帮助我一同战斗呢?还是首先批评我的逻辑性不强”。他举了一个很生动和有说服力的例子。他说：“假如在战斗中，看到敌人冲上来了，我开枪打在故人的胳膊上，旁边的战友们是应当一起拿起枪，先把敌人打回去呢?还是不管敌人冲上来了，而对我说：笨蛋，怎么连心脏也打不着，过来，看我教你应当怎么打枪。(这里我并不想把某人比做敌人，只是说对不正确的言论一定要批驳。)”当然，我们在反击右派的斗争中，一定要仔细地研究他们的论点，弄清楚他们是从那些方面来进攻我们的党的，然后拿出道理予以有力的反击，如果我们的道理还不多，那就刻苦用功积极准备弹药，以便战胜右派分子。要知道我们强调说理，以理服人，这不是为了对右派要温情点，而是为了要彻底地驳倒右派分子，把右派分子散布的乌烟瘴气一扫而空。但是今天对某些共青团员来说，不是什么先挑剔别人说理不够的缺点，而是要首先看到千千万万工农群众和罗健敏同志有一个最基本的优点，那就是他们在立场问题上没有丝毫动摇，他们没有从那么反动的话里闻出一点香味。所以，对于某些共青团员来说，首先是有没有和右派斗争的勇气和决心，有了这个，就有了一切。道理不够可以在战斗中去锻炼学习，本领不高就不战斗，那不是一个战士的英勇行为。 + +　　我们共青团员一定要是非分明，在原则问题上不能妥协，那些危言耸听，唯恐天下不乱的右派分子，不是勇敢，而是恶毒，在今天我们共青团的勇敢，应该表现在对右派分子的顽强斗争。在前一个时候，思想上有些迷惑的人，应该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态度，勇敢地接受教训。列宁说过，上帝是允许青年人犯错误的，这是因为不成熟的年轻人，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而问题在于，如果别人指出了错误之后，还自以为是独立思考，大胆怀疑，不承认事实，那就不好了。独立思考等等这只是一种思想方法，而不是一个思想上的最高原则，更不是一个做人的道德标准，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有利于人民，这才是我们思想行为的最高准则。 + +　　共青团员们，坚定的更坚定起来，一时迷惑的清醒起来，团结广大群众投入和右派的战斗，自觉地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彻底把右派分子的进攻打垮。 + +　　 ----来源：　《反右派斗争学习材料》，共青团长春市委宣传部编印，1957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33.txt b/CCRD/1/3/2/00093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a5e0335853d4bd246a60710be16734b22a92139 --- /dev/null +++ b/CCRD/1/3/2/000933.txt @@ -0,0 +1,25 @@ +# 龙云、黄绍竑的爱爱仇仇 + +　　<《大公报》社论> +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龙云和中央常务委员黄绍竑最近发表的反动谬论已经激起广大人民的愤怒，在民革内部也已受到严厉的斥责。 + +　　这两位先生都是很知名的人物，党和政府对他们的态度是大家都了解的。解放以后，他们都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担任了很重要的职务。人民期待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事业尽力。 + +　　但是几年以来，他们始终心怀不满，牢骚甚多，对党和政府的政策、对人民的革命事业有敌视之心，无合作之意。这些情况有民革许多成员的揭发材料作证。共产党开始整风，他们居然喜出望外，认为时机已至，大有可为，或者正像龙云所说，“现在时机不同了”，过去几次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这回轮到“整”共产党了，因而他们就像喝醉了酒的鲨鱼一样，昏昏然飘到水面上来，露出了本来面目。 + +　　他们两个人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论调是一致的。当他们的反动谬论遭到痛斥，感到“时机”不对需要为自己开脱的时候，他们的借口也是一致的，都说自己只是讲话的“语气”有毛病。说这种“语气”可能被反动分子所利用。但是从龙云和黄绍竑的言论来看，他们的思想和立场，他们所不满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仇恨的是什么，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怀疑。 + +　　首先，龙云和黄绍竑所最反对的就是共产党和共产党的领导。因此，龙云看到在整风运动开始以后，“整”共产党没有“步步紧”就很不高兴。他并且认为，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根源“多半是在上面”，就是说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共产党的领导。他说共产党是执政党，有职有权，错误必多。他甚至认为，民主党派的错误也和共产党有关。按照这个逻辑，岂不是龙云的错误也和共产党有关？总而言之，照他的说法，万方有罪，罪在共产党。黄绍竑则认为，共产党不应该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党和政府发布共同决定就会“造成很多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既然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为什么不许共产党直接向人民说话？为什么不许共产党和政府共同发布决定？如果这竟是“三害”的根源，那么为了除去“三害”，就只有取消共产党和共产党的领导了。然而这也正是龙云和黄绍竑所要得出的结论。 + +　　其次，龙云和黄绍竑都极端仇视人民民主专政。他们对反革命分子的处理唯恐太重，对犯错误的革命干部的处理唯恐太轻。他们认为镇反、肃反冤枉好人，痛心疾首；如果发现哪里有革命干部犯了错误，则如获至宝，大声宣扬，作出义愤填膺的样子，务要从严惩处，甚致格杀勿论，然后称快。黄绍竑为了耸人听闻，制造不满情绪，不惜过甚其词，说什么在司法方面“2、3%出错误案件在全国范围内不知要造成多少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而关于党和政府“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关于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却只字不提。他们一概抹杀镇反、肃反运动对巩固人民民主制度、保障人民革命成果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意义，有意夸大错误，高喊“平反冤狱”，以打抱不平的英雄姿态出现，煽动群众向党和政府算账，向革命的人民算账。这就使人很明显地看出，他们同情的是谁，仇恨的是谁，为什么人喊冤，要向什么人报复。 + +　　第三，龙云和黄绍竑都反对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不但不表示高兴，反而到处找岔子，说得一无是处，描绘出一幅伤心惨目的景象。龙云认为土地改革使农村破产，农业合作化使人饿死，工商业改造是整垮、整穷、整光，买不到东西，大家没饭吃。多可怕啊！好像一切都完了。黄绍竑为了转移群众的视线，使人看不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看不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特地订出了一条戒律：只许谈错误，不许谈成绩。他说，“成绩是主要的，偏差和错误是个别的”已成公式，他认为这样说就是掩盖错误，因而表示深恶痛绝。究竟我们的国家是成绩多呢，还是错误多呢？如果是成绩多，为什么不让说呢？实质上，黄绍竑是讨厌这些成绩，敌视这些成绩，他和龙云一样，要把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说得漆黑一团，阴森可怕，让大家都仇恨共产党，都反对社会主义。 + +　　最后，龙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不仅反共而且反苏；不仅反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反对苏联；不仅要同革命的中国算账，而且要同苏联算账。他说中国为社会主义而战，结果很不好。因为抗美援朝的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向苏联借款还要还，不应该；苏联不如美国慷慨大方，等等。据他看来，我们交苏联这个朋友是交错了，应当交美国作朋友，也就是说，不应倒向苏联一边，而要倒向帝国主义一边。这是从龙云的言论中所能得出的唯一的政治结论。但是，中国人民知道，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柱，苏联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事业给予了最大的帮助。而美国呢？到现在还霸占着我国的台湾，还在对我国实行“禁运”，还在不断派飞机来侵袭我们，还在我们领海附近试验着导弹，还在处心积虑要进攻我们。美国帝国主义是我国最大的敌人，为什么龙云偏偏爱美国？ + +　　龙云打着“爱国”的旗号，实际是要把我国拖回到旧的时代去，使我国重新成为殖民地，使我国人民重新受帝国主义的奴役，使官僚地主卷土重来，欺压人民，作威作福。 + +　　够了，龙云、黄绍竑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说话的，他们的言论是为谁的利益服务的，已经很清楚了。他们所患的并不是小小的“语病”，而是沉重的政治病。现在已经到了紧急治疗的时候了。 + +　　 ---- 原载《大公报》1957年6月2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37.txt b/CCRD/1/3/2/00093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c001e06a922b52347a0284a9cfc3c30c609a589 --- /dev/null +++ b/CCRD/1/3/2/000937.txt @@ -0,0 +1,49 @@ +# “风流事”、“夫荣妻贵”及其他: 广州市委大字报揭发了领导干部生活上的一些严重问题 + +　　<新华社记者　梁福擎> + +　　新华社广州23日电　中共广州市委会大字报揭露了不少领导干部生活上的一些严重问题。这些事情据市监委会副书记杨春华称，大体上是真实的。 + +## “风流事” + +　　一些大字报组成了一个专栏，专门揭发领导干部在男女关系上的腐化堕落。原文都没有指出姓名。现在摘录原文，再根据市监委会提供的实情点出真名。 + +　　×××书记参加革命后，在香港与现在的爱人×××结婚，便把原配的老婆孩子抛弃了。后来他到延安学习时又与另一女同志结了婚，南下时又抛弃了。到香港后再找×××结合。在他任地委书记时，回到故乡，又与原配重温旧梦，生了一小孩。在任地委书记时，他还和私人秘书发生关系。与×××离婚时，对下属的乱搞男女关系极力包庇。” + +　　此文系指市委书记吴有恒。这些事在去年夏季省工业监察会议上，一位来自江门市的同志曾揭发过，但省的有关部门一直没有将此事转知市监委会处理。 + +　　另一篇题为“半秃同志”的大字报，仿古文“五柳先生传”的体裁，先写“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氏”，到后就写此“先生”家已有妻，入医院治病时又搞了一位护士。此文系指市委书记兼广州市长朱光。 + +　　又一篇大字报的内容是：“×××副市长年纪虽老，在任×××期间与一有夫之妇勾勾搭搭，并将其留家中住宿。”此系指市委常委兼副市长孙乐宜。市人民委员会的干部还揭发他和有夫之妇经常深夜乘车出游，下车后，就不知俩人的去向。 + +## “夫荣妻贵” + +　　这是大字报指责组织部和市委领导人的另一个专栏。内容是： + +　　“王德(记者按：系市委第一书记)的夫人易铸52年是十五级，53年随王德来广州提为十四级，54年提为十三级，55年提为十二级。” + +　　“吴有恒书记的夫人曾珍54年是某麻厂的十四级总支书，据说尚不能胜任，55年提为十三级，56年又提为十二级。” + +　　“钟明(记者按：系市委书记)的夫人何琼，53年是宣传部副科长，54年提为正科长，55年学习，56年提为副处长。” + +　　市委“组织部刘谦部长夫人王翠轩，原华南分局档案干事，据说工作不好，54年调来市委就提为十八级副科长，群众意见纷纷”，“去年又提为17级正科长。” + +　　据了解，现任市委宣传部副处长的何琼在55年才从干事提为副科长。现任市卫生局副局长的曾珍在土改和一麻厂任支部书记时工作都不好，群众很多意见。现任市委组织部档案科长的王翠轩49年参加革命，一直是干事，为人“糊里糊涂”，连“查档案也不怎么会”。据市监委副书记说，他听说易铸初来广州填表时，填52年第一次评级的级别是15级，后她的爱人王德书记说她应是14级，于是她就改为14级，这样，以后的级别也相应提高了一级。 + +　　21日下午市委组织部曾开了个全体大会辩论领导上在提拔这些人是否无原则，结果，发言者都认为上述这些人不应提级。 + +## 两种原则，两种法律 + +　　领导干部和他们的亲人犯了错误怎么办？ + +　　一张大字报说：“去年五月市监委会接到群众来信控告王德夫人易铸对他打击报复，经王德书记批示要监委派人检查。监委了解后认为来信人控告是有事实的，建议公开组织检查组检查，请市监委常委批准，但市监委书记钟明却说：“问题牵涉到王德书记，要慎重一点，不要公开检查，还是个别了解写成报告再研究。”此事拖到现在已一年多，仍无下文。 + +　　另一张大字报说：“前民政局长古关贤犯严重错误，在讨论处分时，王德书记忙着坐小汽车到省委去看古关贤的爸爸古大存同志的脸色。” + +　　还有一张大字报揭发了这样一个事实：今年3月，广州日报登了云明写的“肖科长申请‘困难’补助”一文。肖科长是市委工业部慕副部长的爱人。于是“慕副部长暴跳如雷，到王德书记那里去告状。王便立刻向广州日报总编辑查问此事。总编辑说此稿是经工业部干部处审阅的。王曾多次责问工业部李处长如何发生此事。”“李处长逐级查问，结果查明写稿人是一个小干事”。李处长便忙于进行“思想教育”。 + +## 对犯错误干部的“奖赏” + +　　许多大字报还揭发一些比较有地位的干部虽然犯了错误，但不久又得到提拔的事实。原市工程局副局长李泽民去年因犯瞒报的错误受到党内撤销工作的处分，但正将处分决定呈上级批准时，又将李提为流溪河电站工程局局长。原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白耘在中南工作时乱搞男女关系，受了处分，在市委宣传部时又与一女秘书乱搞，与原妻离婚。市委书记钟明也知此情，但54年仍将他提为市人委文教办公室副主任，现又提为市人委的秘书长。还有原市中区区委书记侯富山，“年纪虽老，也与保姆发生风流事”，“事情发觉后，市委偷偷摸摸的叫他做了个所谓检讨(连当时的市纪检会也不知道)，同时马上调职，调职后又马上升为市委委员”，现任市人委监察局局长。 + +　　 ----来源：1957年6月24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41.txt b/CCRD/1/3/2/00094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69e5fe3597df62c2842c2593a1cca9fa10dbe0e --- /dev/null +++ b/CCRD/1/3/2/000941.txt @@ -0,0 +1,37 @@ +# 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意见”的意见 + +　　<陈辽> + +　　陈其通、陈亚盯马寒冰、鲁勒四同志合写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在１月７日人民日报刊出以后，我怀着很大的兴趣反复地读了几遍。我认为其中有不少有价值的意见，对目前的文艺工作是有好处的。例如：应该积极提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应该更多更好地创作以现代人民斗争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这些意见都是好的。但是在陈其通等同志的“意见”中，同时还包含着一些不正确的意见，这些不正确的意见可以归结为对目前文艺工作、即对去年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的文艺工作，作了片面的因此是不正确的估计。由于陈其通等同志对目前文艺工作状况的估计基本上是错误的，因此上述某些原则上是正确的意见（这是他们从对目前文艺工作状况的估计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就大大减弱了它们的说服力。不仅如此。陈其通等同志的某些不正确意见，还对目前文艺工作中的新气象和刚刚滋生出来的新芽，起了泼冷水的作用。因此，我觉得对他们所提出来的一些问题有加以澄清的必要。 + +　　陈其通等同志在文章开始对目前文艺工作的主要成就很原则地说了这么一句（也仅仅是这么一句）：“党中央提出的‘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给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带来了新的繁荣和无限的创造性”。但在具体地估计目前文艺工作状况的时候，却得出了一系列的不符合实际的、含有悲观怀疑态度的结论。陈其通等同志断定，“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大量的家务事、儿女情、惊险故事等等，代替了描写翻天复地的社会变革、惊天动地的解放斗争、令人尊敬和效法的英雄人物的足以教育人民和鼓舞人心的小说、戏剧、诗歌，因此，使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暗淡了。”“充满着不满和失望的讽刺文章多起来了”。“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有许多人只热衷于翻老箱底，热衷于走捷径去改编旧的，甚至有个别人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稍加整理就冠上自己的名字去图名求利。”请看，这就是陈其通等同志对目前文艺工作的状况描画出来的一幅图画。“糟得很！”这就是陈其通等同志对目前文艺工作状况的实际的总估计。 + +　　但是实际情况究竟是不是这样糟呢？现在让我们检查一下陈其通等同志的论断，看看究竟有多少正确性。 + +　　首先是关于“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的问题。 + +　　去年上半年，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全国各地文艺报刊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讨论得多一些，反映热烈一些，而对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谈得少一些，这是事实。但这也是一种自然的、必然的现象。因为要在实际工作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以打破一部分文艺家、科学家的各种各样的顾虑，扫除实施这一方针时的各种各样的阻力，使这一方针广泛地深入人心，为胜利贯彻这一方针创造条件。各个文艺报刊对这一方针的宣传、提倡给以较多的篇幅，而对文艺工作上其它原则性问题，暂时谈得少一些，这是十分正常的。我们没有根据在这样短的时间中就匆忙地作出“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结论。 + +　　事实上，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讨论，去年下半年还是进行着的。可以说，文艺界对于这一创作方法的实质，它和以往的现实主义的继承、联系和区别，它的先进性的具体表现，鲁迅和我国现代作家作品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素等等问题，在这一时期作了比较认真的深入的研究。单拿去年全国各地文艺报刊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中的文艺论文来说，即有不少篇论文是接触到鲁迅先生作品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论题的。当然，在去年探讨和研究这一创作方法的时候，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未必正确，有人提出了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的“模糊概念”（见“意见”），但是既然提倡百家争鸣，这些不同意见的提出，就是非常合乎规律的自然现象，根本用不着大惊小怪。我们可以用充分的论据来批判这些论点，我们可以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创作方法的客观存在和发展来证明这些论点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说明我们自己的看法，让读者明白真理是在我们这一边，但是我们却不应当不说明任何理由，就给这些同志扣上这样一顶大帽子：“这种怀疑论和取消论是小资产阶级艺术思想的产物。”（见“意见”）这种扣大帽子的方法，决不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据我看来，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未必正确的何直同志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载人民文学１９５６年９月号）和提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这一“模糊概念”的周勃同志的论文“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载长江文艺１９５６年１２月号），尽管有不少论点是值得商榷的，但是从论文中看出，这两位同志确实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问题作过认真的研究。为了批评他们的论点，就需要进行同志式的科学的论辩，而不需要禁止提出问题。 + +　　至于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过去一年来是否越来越少有人提倡了的问题，我的看法基本上和对前一问题的看法是一样的。我们不能说过去对这一文艺方向的宣传和提倡就做得很好。在批判胡风文艺思想以前，有不少文艺工作者信仰或者内心同情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就是一个例子。我们也不能说过去一年来对于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已经越来越少有人提倡了。因为这也并不符合事实。不说别的，就在去年１１、１２月间讨论国产电影片的问题的时候，就有不少同志客观而公正地指出：过去执行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的成绩不容抹煞，今后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也不容动摇。可见，宣传和提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的同志去年也大有人在，而并不是越来越少！ + +　　由此可见，陈其通等同志这一论断是片面的、武断的，与去年文艺工作和文艺评论工作的实际情况不符。 + +　　其次是关于“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的问题。 + +　　这一论断更经不起我们的文艺工作现实的检验。不错，在最近时期的创作题材中，家务事、儿女情、惊险故事是比过去多了，但是还不能由此就匆忙地得出反面的结论。打开“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长江文艺”以及其它各地文艺刊物来看，只要翻一翻目录，也就可以知道，去年我们的作家还是写了不少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作品，它们反映了“翻天复地的社会变革、惊天动地的解放斗争、令人尊敬和效法的英雄人物”。拿大家熟悉的“人民文学”来说，过去一年不是曾经发表过象“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爬在旗杆上的人”这样尖锐地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的震响着时代声音的作品吗？“总有一天”“永不熄灭的火焰”“粮食的故事”等等大受读者欢迎的小说，难道不是描写“翻天复地的社会变革、惊天动地的解放斗争、令人尊敬和效法的英雄人物”吗？即以陈其通等同志应该非常熟悉的“解放军文艺”来说，在去年几期刊物里，就曾登出了“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的小说“无风浪”，以及象“杨根思”“熊熊的火焰”“白兰花”等等比较优秀的戏剧、特写和诗歌。 + +　　又次是关于“充满着不满和失望的讽刺文章多起来了”的问题。 + +　　对于这一论断，我认为不仅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问题（这是用不着多说的），而且还包含着足以妨碍作家今后积极创作的一些消极因素在内。因为，“不满”犹可说；作者对现实生活不满，也可能是为了要求比现实生活更美好的生活。但“失望”却简直是难以想象了。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失望”，那么，严重的问题就来了：作者到底“希望”什么样的生活呢？因此，陈其通等同志这一论断，无异是对讽刺文作者的一种恐吓。这一论断如果不予批判，默认它是正确的话，那么，它将大大伤害我们的作家和广大业余写作者的信心和勇气。举一个我亲自接触到的例子来说。有一位同志，他原打算写一个讽刺剧，但在他看了陈其通等同志的文章以后，他不打算写了。他对我说：“这个剧本不能写了。现在是说写讽刺文的作者，‘充满着不满和失望’，下一步呢？那还不是可以想见的吗！”当然这位同志把个别同志的意见当作党的意见，是一种错误。但陈其通等同志的这一论断确实有可能在一些作者思想上产生副作用，这也是可以肯定的。不是吗？还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始宣传的时候，就有某些同志怀疑这究竟是不是党的长时期的方针，会不会只是某种暂时性的“策略”。现在陈其通等同志的这一论断，不正好加重了他们原有的顾虑了吗？ + +　　必须肯定，去年一年来，小品文、讽刺文增多了，这是一种好现象。这是广大作家和业余写作者响应党的号召的积极表现，是文学艺术战斗性的表现，作为党的文艺工作者，我们应当鼓掌欢迎。在这些讽刺文章中，也有少数的小品文和讽刺小说有片面性的缺点，作者分不清什么是本质和现象，分不清什么是应该肯定的，什么是应该保护的，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以致文章的矛头不仅刺痛了现实生活中的疮疤，有时还伤害了现实生活的花瓣，歪曲了我们的现实生活。对于这些作品，我们应该进行有说服力量的、与人为善的批评。但是笼统地说“充满着不满和失望的讽刺文章多起来了”，却只能造成人们创作思想上的混乱。这也许是陈其通等同志所料想不到的吧？ + +　　又次是关于“有许多人只热衷于翻老箱底，热衷于走捷径去改编旧的”的问题。 + +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也应当加以具体分析。一般说来，自从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后，“翻老箱底”的人是多了一些，“改编旧的”的人是多了一些。这说明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教育了大家进一步地重视民族遗产。这又有什么不好呢？昆剧“十五贯”不也是改编整理出来的吗？还有象川剧“谭记儿”等。如果整理出更多一些优秀的民族遗产出来，我想是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作家的主要方向已经离开了现在而转到过去。 + +　　总起来说，陈其通等同志之所以作出这些错误论断，是在于他们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的文艺工作中的个别的、不是根本性的缺点，当作全面的、根本性的缺点，于是也就认为目前的文艺工作简直是“糟得很”了，是很堪忧虑的了。而我的意见是，应该正视这些缺点，但不应当加以夸大，而是要加以具体分析，找出主流。我认为，我们目前文艺工作的主流是“好得很”的，至少不是“糟得很”。在陈其通等同志的这些论断里，我似乎又看到了毛主席曾经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指出过的“小脚女人”的形象。去年，我们的文艺工作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鼓舞和支持下，刚刚向前迈了几大步，就引起陈其通等同志的“无穷的忧虑”来了。可是这一切和我们目前的文艺工作的迅速前进的现实情况又有什么相干呢？ + +　　 来源：1957年3月1日《人民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43.txt b/CCRD/1/3/2/00094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b56d0c81145bcd7d0add4cf2fc0e4199ee1e788 --- /dev/null +++ b/CCRD/1/3/2/000943.txt @@ -0,0 +1,35 @@ +# 学好这重要的一课！ + +　　<《解放军报》评论员> + +## 在右派给我们“上课”之后 + +　　在我们的“先生”中，有同志，有朋友，还有这样的人——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最近给我们上了一课。这一课上得好！右派分子打着“帮助党整风”的幌子，借“鸣、放”之名所进行的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民主专政、反党的阴谋活动，在我们部队广大官兵中间，也引起了很大反响。 + +　　这些日子，等广播、盼报纸，在很多机关、部队里成了风气。右派分子又发什么“谬论”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怎样对右派进行反击？经常是人们谈话的中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家对当前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的关切，绝不亚于战争期间对“每日战况”的关切。 + +　　写信、座谈，很多同志再抑止不住心里的义愤，争着发表自己的意见，参加这一场斗争。在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地的地方报纸上，都可以看到革命战士们对右派言论的义正辞严的驳斥。 + +　　革命战士警觉起来了！ + +## 学好这一课——要迅速加强领导 + +　　仅仅愤怒是不够的。对于右派分子给我们上的这一“课”，我们应该“学”好。通过这一场斗争，达到提高觉悟，明确立场，划清界限的目的。从目前情况来看，要学好这一课，必须迅速加强领导。 + +　　我们有不少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对于右派言论，还缺乏比较系统、深刻的了解。 + +　　只注意那些比较露骨的反动言论，不大注意那些比较隐晦的反动言论；只知道某某人讲了几句什么话，不大了解这些话所反映的反动的思想本质。以０２０８部队召开的座谈会为例：大家对于葛佩琦之流对我们党的辱骂、攻讦，极为愤慨，批驳也较有力；而对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之类的恶毒主张的批驳，相比之下就显得批驳无力。这就说明：我们对于右派先生们的言论，特别是那些看来不大露骨、实际上十分恶毒的言论，还“学”得很不够、了解得很皮毛。 + +　　批驳右派言论要有准备。学文件、找武器是准备，搜集材料、找例证是准备，会议怎么开，重点是什么，事前有个妥善安排，也是准备。北京部队直属政治部的同志，在批驳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谬论的时候，算了一笔帐：国务院四十一个部里，有十多个党外人士当部长；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十三个人里，有七个是党外人士，国防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十六个人里，有四个是党外人士。这就有力地回击了储安平的谬论。有的单位有重点地抓住一个右派分子的言论，比较集中地进行批驳，就“学”得比较透彻和深刻。对于提高大家的认识很有作用。相反地，有些单位忽略了这种准备，结果是：批驳时气头挺大，但说理不足；目标多，问题的面太宽，你一言，我一语，你说东，我说西，批驳自然无力。 + +　　批驳右派言论要联系实际。部队里个别的右派言论固然应该批驳，我们某些同志中的一些糊涂观念、错误认识，也需要联系起来加以解决。某学校准备在干部中，就“鸣”“放”中涉及的两个问题进行讨论、争辩，一个是，“以工农为骨干”的建军路线，是不是宗派主义？另一个是，强调对起义军官的思想改造，是不是就妨碍了这些同志积极性的发挥？我们认为这样做很好。当然，在联系实际、进行辩论中，必须严格区别，哪些言论是属于思想糊涂、立场不稳，哪些是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民主专政、反党的别有用心的言论。 + +　　在我们开始向右派反击的时候，有些同志却认为领导上要“收”了。特别是在那些过去民主作风很差、思想工作简单粗暴的单位，群众更可能产生新的顾虑。因此，领导上有必要向群众明确交代：反击右派正是为了深入整风，更好地“鸣”“放”，而不是“收”。正在“鸣”“放”的单位，要妥善安排，不能突然终止群众提意见。对于个别借此机会压制群众批评的同志，应该严格处理。 + +## 还有打瞌睡的…… + +　　最后，不能不提一句，在我们的同志中，至今还有“两耳不闻窗外事”，对于反击右派这场严重的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阶级斗争无动于衷、麻木不仁的人。右派分子在给我们“上课”，这些同志却在打瞌睡。０２０８部后勤处有的干部，在我们已经向右派分子展开有力的反击以后，竟连右派分子的言论还一点不知道。如果说这样的同志是极个别的，那么，平时不大看报的人，却并不是很个别的。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 +　　革命战士的眼睛，应该永远睁得亮亮的。 + +　　 ---- 原载《解放军报》1957年6月2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46.txt b/CCRD/1/3/2/00094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4ec6a5e06a7b9fc0a1a91428a0e550b247fc873 --- /dev/null +++ b/CCRD/1/3/2/000946.txt @@ -0,0 +1,47 @@ +# 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变化和发展趋势 —- 读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 +　　<千家驹> + +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发表了。这篇讲演中关于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有了明确的指示。这一讲演曾一度被章乃器所歪曲，作为他谬论的依据之一。虽然参加这次扩大最高国务会议的朋友很多，我也是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且亲自听了主席讲演的，但章乃器的最大本领便是捏造事实，进行歪曲。(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的联合指示中说，“他断章取义，歪曲毛主席的话，来玩弄他的鱼目混珠，以伪乱真的手法。”即指此事而冒。)章乃器怎样进行歪曲的呢?章乃器说，“毛主席所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结合着一系列的客观事物的辩证性质来说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工商业家理解到:既然什么阶级、什么人都有两面性，都需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有两面性，当然更加需要改造；……”(见章乃器“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见“工商界”1957年第六期)。现在毛主席的讲演正式发表了；我们看毛主席是怎样说的: + +　　“有人说，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已经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这是不是事实呢?不是事实。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们现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怎么能说已经没有了两面性呢?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也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如果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两面性，那末资本家的改造和学习的任务也就没有了。” + +　　毛主席紧接着又指出:“这种意见不仅不符合工商业者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工商业者大多数人的愿望。……刚才所说的那种认为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改造的意见，并不能代表工商业者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只是少数人的意见。”应该指出，毛主席这里所说的“少数人”，即指章乃器这一小撮人说的。谁会想到，毛主席这样明明白白的指示，反而会被章乃器所利用来作为他的传播谬论的根据，章乃器这个人的品质；也就可想见一般了。 + +　　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章乃器要“千方百计”地否认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并且还要故意歪曲毛主席的话，说如果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则“什么人什么阶级都有两面性。”这是因为，两面性的问题，不是一个纯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实践问题。因为假如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已经不复存在，那就是说，资产阶级已只有积极一面而没有消极一面了，那么，对资产阶级的继续改造就将完全没有必要了。同时，既然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的阶级区别也就没有了，对资产阶级分子思想改造的任务更不存在了。事实上，章乃器正是这样提出问题来的。毛主席也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来批评他的。 + +　　几个月来，章乃器不断地在报章刊物上关于工商业者改造问题散布了很多毒素，总结起来不外下列几点: + +　　(一)资产阶级已经没有阶级的两面性，要是有的话，也如同工人阶级一样，只有先进与落后的两面性； + +　　(二)资产阶级已经没有剥削，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 + +　　(三)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有本质区别，但资产阶级分子同工人没有本质区别； + +　　(四)资产阶级分子不经过改造也能爱社会主义。 + +　　(五)资产阶级分子不要“脱胎换骨”的本质的改造，就能进入社会主义。 + +　　(六)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 + +　　章乃器把所有不同意他这些谬论的人叫做“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神秘主义”、“唯成分论”等等而加以攻击。章乃器的理论，正如李维汉同志在工商界座谈会总结发言中所指出:“是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行以修正主义攻击马列主义，以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工人阶级思想的斗争，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 +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集中地表现在章乃器向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中。毛主席在演讲中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章乃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虽然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但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是没有真正得到解决的。由于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存在(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种阶级斗争不但没有熄灭，有时还是相当激烈的。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心里也明白，今天想要赤裸裸的使资本主义复辟，公开主张恢复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是没有市场的；他们就企图用偷天换日的办法；否认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否认定息是一种剥削，要求公方代表撤出企业等等来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这种阴谋假如得逞，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会变质的。 + +　　以章乃器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之所以集中力量来否认资产阶级分子的两面性，其目的就是不承认工人阶级的领导。由此更进一步，他说，资产阶级是交出了生产资料而进入社会主义的，比之于那些赤手空拳喊口号，贴标语的人进入社会主义还要好些。资产阶级又比工人有更高的文化和更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是国家的一笔“财富”，而工人群众呢，文化低，教养差，还有种种“缺点”(?)其必然的逻辑就不是工人阶级来领导资本家，倒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工人了。后面一句话章乃器是没有公开说出来的，因为文章还没有做到这里。但假如章乃器的理论占了上风，下半篇文章是一定会做出来的。 + +　　但是，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客观的存在，不是右派分子主观所能否定的。这种两面性决定于他们的阶级地位和我国的社会历史条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及社会地位的变化，他们的两面性也是不断地起着变化的。毛主席在这个讲演中科学地概括了民族资产阶级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变化。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自从全行业合营以后，一方面他们把企业交给了国家，他们已不再像私营时期那样的资本家了，但另一方面，他们还有剥削的定息收入，和其他的各种照顾，不能不说还是资本家。一方面他们开始成为劳动者，基本上已成为国家的工作人员，另方面又还保留着资本家的身份。说是劳动者又是资本家，这看起来好像有点矛盾，但这种矛盾是客观事物存在的矛盾。他们这样的社会地位决定他们既有劳动者即社会主义的一面，又有资本家即资本主义的一面。自然这种两面性是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的。积极的一面逐步扩大，而消极一面不断地缩小。消极一面最终将趋于消灭。这也是它的发展趋势。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积极一面的逐步扩大和消极一面的逐步缩小；必须经过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过程；而决不能自发地实现的。必须认识，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工人群众中亦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性质完全不同。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来自资产阶级所处的特殊的社会地位，它的消极性根源于资产阶级所特有的阶级本质和这个阶级的思想意识，即对社会主义的许多新鲜事物还不习惯，还有抵触情绪，还留恋资本主义等等，总之，来自资本主义。工人群众有没有落后的思想呢?肯定也是有的，特别是近几年来工人阶级的队伍日益扩大，不少农民流入城市变成产业工人，农民阶级所具有的特点如保守性、爱占小便宜，等等，也带进了工厂；同时工人也是从旧社会生长出来的，还受资产阶级旧思想、生活作风所影晌和腐蚀。但是，无论如何，工人群众的落后思想决不会是留恋或向往资本主义。所以，工人阶级虽然也需要教育，需要改造，但决不是“破资本主义”的问题。 + +　　从这次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召开的全国工商界座谈中可以看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中消极一面比我们过去所想像的还要多一些，这也说明资产阶级交出了生产资料，不等于交出了资本主义思想，要交出了资本主义思想，还需要我们做艰巨的思想教育工作。章乃器思想是有他一定的市场的，有的工商业者还认为章乃器代表了他们的合法利益；说出了他们心里想说的话。章乃器正利用资产阶级这种消极性来推销他的修正主义商品；贩卖他那挂羊头卖狗肉的资产阶级思想。章乃器是资产阶级消极性集中的代表者，正由于资产阶级的消极一面还存在，所以有不少人同意他的论点，这是毫不足怪的；如果章乃器思想在工商界中没有市场的话，那倒证明我们错了，而章乃器对了，即资产阶级已经没有消极性了。但是，也正因为章乃器理论的市场是以两面性中消极一面，或者说以工商界中的落后分子(右派或中间偏右的)为基础的；而消极一面究竟是次要的而不是主要的一面，所以章乃器思想的市场也处在逐步萎缩以至最后要被消灭之中。 + +　　在向工人阶级学习的问题上，也充分表现了资产阶级的消极性。北京市公私合营裕生祥铁工厂副厂长吴金萃就提出了向中国工人阶级学习什么的问题。他说，如果美国的资产阶级向苏联的工人阶级学习是没有问题的，但具体到中国的资产阶级应向中国的工人阶级学习些什么，就要考虑了，这种思想不正反映了某些资本家对工人阶级领异不服气的思想吗?这不是资产阶级消极性的又一种表现是什么呢! + +　　自然，资产阶级分子两面性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在民族资产阶级成员中间，也有进步、中间、落后三种情况，其中有进步很多很快的，也有进步不多不快的和进步很慢或无进步的。这本是合乎客观发展规律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应该多做工作，争取更多的工商业者从中间到进步，从落后变为中间。所以两面性在每个工商业者中表现是不那么一致的，在某些进步分子和青年工商业者中，消极一面可能很少，这也是符合实际的。不承认民族资产阶级这种变化，就很难理解两面性发展变化的整个趋势。 + +　　两面性今后还要不断起着变化，而变化的趋势将是积极性逐步发展，消极性逐步缩小以至最后消灭，但这种变化却不是自发地可以实现的。促使两面性起变化作用的有两个重要环节，一是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的变化(即从拿定息到取消定息)，一是继续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自资本家交出了生产资料，仅仅留下定息一个尾巴之后，资产阶级经济地位的变化已经退处次要的地位，而思想改造工作却突出地重要起来了。 + +　　我们为什么说章乃器的反动论调是在给工商界“帮倒忙”，对工商界的改造非常不利呢?因为他根本否定了思想改造的必要性，他要工商界走资本主义的回头路，他鼓励、挑拨了工商业者抗拒改造；停止前进，其结果将使阶级斗争不是趋于缓和而是趋于尖锐化，使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由人民内部的矛盾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这不是“帮倒忙”是什么呢? + +　　工商业者目前最大最根本的利益，莫过于平平稳稳地走过过渡时期，变成社会主义社会光荣的劳动者。因此，我们应该响应民建会和工商联的号召，坚决地与章乃器划清界限，展开对章乃器反动思想的斗争，这不仅为了工商界自身的利益，也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6月2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48.txt b/CCRD/1/3/2/00094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1a2da43af7641f88713f626483c5ea28131e99b --- /dev/null +++ b/CCRD/1/3/2/000948.txt @@ -0,0 +1,37 @@ +# 再论立场问题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分清哪边是左，哪边是右这件事，在当前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风浪中，曾经一度成为严重的问题。 + +　　事物在时间和空间里面运动着。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从已经成熟的条件出发，积极推动事物前进的，就是左；违反事物的发展规律，拖着事物不让前进或者向后倒退的，就是右。因此，在目前的中国，凡是积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积极加强国际社会主义力量和世界和平力量的团结的言论行动，就是左；积极反对这些的言论行动，就是右。这些道理看来是人人能够了解、不至于发生争论的。 + +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明明是左的言论行动，有时也会被某些人说成右；明明是右的言论行动，有时也会被某些人说成左。 + +　　拿眼前的事实说吧。在不久以前一个时期的报纸上，曾经发表过一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言论。这些言论引起了广大群众首先是工人群众的极大的愤慨。北京市印刷工人朱宝琛，在６月２日看到报上刊登的储安平的发言之后，虽然当天他在夜班工作到第二天上午两点钟，却愤激得不能睡觉，连夜给本报写了一封一千七百多字的信，一直到早上九点写好投邮才休息。北京广播器材厂职工看了报纸上登载了许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而没有登载驳斥的文章，公推了林路滋、李尚武两人作代表，在６月４日上午到本报责问编辑部，是不是报纸变质了，不是人民的报纸了？随后，他们又开了一百六十九人的座谈会，联名写信给本报抗议储安平、葛佩琦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并且再三催促本报早日发表。北京国棉二厂老工人秦淑英，在该厂工会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的时候，追述到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全家生活的痛苦和她本人当时所受的打骂侮辱，同今天的日子完全不能比较，想不到还有人说现在不如过去，竟气得昏了过去。象这样的事例很多很多。参加读报组的农民听到报纸上发表的反动言论，也纷纷来信提出抗议。随后，青年学生和其他阶层的人民也踊跃地参加了这个斗争的行列。 + +　　广大群众对于右派分子的态度是坚决的，立场是明确的。他们看了本报在本月８日以来的一系列反击右派分子的社论，觉得久旱逢甘雨一般地高兴，因为这些社论支持了革命的正气，打击了反社会主义的邪气。但是有一部分人的论调却完全不同。他们看到报纸上的读者来信、工人座谈和反击右派分子的社论，马上大惊小怪起来，说什么报纸的态度变了呀，恐吓信值不得小题大作呀，恐吓信和读者来信还不知是真是假呀，葛佩琦只是态度偏激、储安平无非想出语惊人呀，就是反社会主义也不该一棍子打死呀，如此等等。在这类论调中，顾执中先生的两句话特别有意思：“群众有些左，人民日报又有些右。”这两句话所以特别有意思，因为其中所说的“群众”，所说的“左”和“右”，意义都同一般人的了解截然相反。在这里，真可以说是没有共同的语言了。 + +　　在顾执中之流看来，什么是“群众”呢？那就是一小撮反群众的右派分子，还有就是一时分不清是非而跟了右派分子走的少数人；至于起来批评右派分子的人民群众，那是被取消了称为“群众”的资格的。至于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呢？在顾执中之流看来，储安平、葛佩琦等人的言论就是“左”，而批驳这些言论，就是“右”，或者叫做“气量不大”。顾执中接着说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注脚：有些人“虽然知道大‘鸣’大‘放’不应越出拥护共产党和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轨道，但在讲话时，控制不住感情，不免有越出轨道的地方。”越出了社会主义轨道又是意味着走上了什么主义的轨道呢？他可没有说。大概总不是越过了当前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而跑到遥远将来的共产主义阶段去了吧。那么，顾执中所说的“控制不住”的“感情”，难道不是指着反社会主义的感情么？然而他说这就是“左”！ + +　　的确，已经被揭发出来的那些右派分子，有许多人是很谦虚地给自己戴上了一顶“左”的帽子的。章伯钧不是借着据说是别人的话，来称赞他自己是“共产党的尾巴，百依百顺”，而且一向以“左派”自居么？罗隆基不是口口声声说他是爱护党，他主张共产党不要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只是为了“不愿意使党的威信有丝毫的损失”么？章乃器不是处处使用着社会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使用着拥护中共中央的词句，以显示他的“左”么？龙云不是宣称他的反苏谬论是“爱国”的么？热心于为反革命分子喊冤的黄绍竑，不是说他自己是对共产党“耿耿忠心”的么？至于顾执中本人，虽然要求资产阶级式的新闻自由，对于人民政府没有支持他办一个私营通讯社来同新华社竞争这件事表示不满，按照他所提出的标准，当然更是“左了”的“群众”的一分子了。 + +　　中国人民的确是需要左的，而且他们的确是在继续向左的方向走，但是他们的确不需要顾执中们所说的那种左，即离开社会主义的轨道而向后倒退的所谓左，而是需要沿着社会主义轨道继续前进的那种左，需要不让右派分子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那种左。可是这种左却被顾执中们说成是右。说到这里，我们真要谢天谢地，庆幸人民政府没有支持顾执中办起他的那样一个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指右为左、指左为右的通讯社来。 + +　　大家看吧！在右派分子同我们之间，左右的方向竟可以这样完全不同。这种情况似乎玄妙，但是仔细想一想，也还是可以理解的。 + +　　第一，这是真话。原来我们和右派分子是站在完全不同的方向和立场上看问题的。我们是身子朝前走、眼睛朝前看的，所以我们把前进叫做左，把后退叫做右。可是右派分子却是一种很特别的人，他们好比传说中的申公豹，眼睛、鼻子、嘴都是朝后长的，所以他们把前进叫做“右”，把后退叫做“左”。我们和右派分子是在向着根本相反的两个方向运动着，正是所谓“背道而驰”。 + +　　第二，这又是假话。原来右派分子需要给自己涂上一层“左”的保护色。不这样，在现今中国的条件下，他们就会根本站不住脚。右派分子知道，光靠他们自己是不能把中国的历史车轮倒转回去的。他们必须把自己混在那些从善意出发向党提出批评意见的群众中间以便夺取群众。为着迷惑中间状态的人们，他们首先把自己的脸搽红，扮得好象是“革命的”包龙图；然后，他们就把共产党人和非党进步分子的脸涂黑，说他们是“右派”、“保守派”，是“坐轿子”的人和“抬轿子”的人，是“特权阶级”和“无耻之徒”，等等。可见，右派分子由于他们自己的反动立场和当前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的情况，必然要采取两面派的手法，必然要把清水搅浑，才好在浑水里摸鱼。 + +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政治斗争的风浪中辨别方向，对那些缺乏必要的政治经验的人们说来，特别是对那些灵魂深处还有一个资产阶级的或 + +　　（小资产阶级的王国的人们说来，就成为严重的问题了。事实上，有许多自视甚高、看不起工人农民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就受了右派分子的迷惑，充当了他们的俘虏。就在现在，也还有不少这样的人在反对右派的斗争中躲躲闪闪，动动摇摇。这是一番值得十分重视的大教训。） + +　　这番教训的意义是什么呢？这番教训的意义就是，为了正确地辨别方向，必须有正确的立场。工人农民的文化虽然还不高，但是他们对于大是大非是很容易看清楚的。而许多知识分子以及一些青年学生，由于缺乏经验，由于背着有知识有文化的包袱，由于没有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在这次的风浪中却没有做到这一点。这就证明，这一部分人的立场问题还没有解决。 + +　　章伯钧、罗隆基之流惯用甜言蜜语迷惑知识分子，说他们用不着改造自己了，已经改造得很好了，说现在的问题只在于共产党是否礼贤下士，三顾茅庐了。这种腔调同章乃器对工商业者说话的腔调一模一样：貌似爱之，其实害之。知识分子在人民的事业中无疑有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只有当他们同广大的工人农民相结合的时候才能充分发挥。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知识分子必须向工人农民学习。在这里，根本不是什么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的问题。如果硬要说礼贤下士，那么知识分子首先要向工人农民礼贤下士；如果硬要说三顾茅庐，那么，在最根本的方面，工人农民更加是诸葛亮。因此，这一类说法只是放在知识分子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只是阻碍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相互团结的墙和沟。 + +　　人民群众对于右派分子进行了并且还在继续进行着大量的批判和揭露。这些批判和揭露，对于暂时迷失方向的人们，正好象投给发烧的病人的一副清凉剂。不是么？在看了这些批判和揭露之后，有些人不免要经历一阵惘然若失的感觉；但是在这之后，他们却会逐渐清醒过来。究竟哪边是左，哪边是右，对于一切在大风浪里曾经搞糊涂过的善良的人们说来，现在不但是必须分清，而且有可能分清了。这对于我们民族的光明前途，实在是一件了不得的好事。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2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49.txt b/CCRD/1/3/2/00094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9bcab93635dbb8b5791c3a4ed6307b2ac161297 --- /dev/null +++ b/CCRD/1/3/2/000949.txt @@ -0,0 +1,13 @@ +# 决不允许玷污共青团的旗帜 + +　　<《北京日报》社论> + +　　最近的整风运动，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在这一场斗争中，不少共青团员经得起考验，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向右派分子积极反击。像清华大学学生、共青团员罗健敏，不顾一切困难，坚决向右派分子作斗争，第一个贴出“共青团员和同学们要起来战斗”的大字报。他是疾风中的劲草，是真正的共青团员，是我们共青团员和广大青年的榜样。但也有一部分共青团员，不能明辩是非，在这一个政治风浪中站立不稳。少数有严重资产阶级思想的共青团员，甚至丧失立场，滑落到资产阶级的坑里，堕落为共产主义的叛徒。北京大学学生谭天荣就是这样的一个。在整风运动中，谭天荣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北大的急先锋，在校内校外散布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谬论，并且组织反动小集团，想到处点火，向社会主义向人民恶毒地进攻。昨天，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京大学委员会决定开除共青团的叛徒、右派分子谭天荣的团籍(消息见今天本报第四版)，这正反映了广大共青团员和青年群众的愿望——决不允许玷污我们共青团的光荣旗帜!把谭天荣之流，从共青团内清洗出去，就像从健康的肌体上挖去一个毒疮一样，它只会使我们共青团更团结、更纯洁起来。 + +　　我们时刻记着：共青团的旗帜是光荣的旗帜，共青团是先进青年的队伍。共青团是党的助手，永远和党在一起，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 +　　我们时刻记着：共青团员是光荣的称号。共青团员要立志做一个共产主义者，以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忱和热爱，建设社会主义，保卫社会主义! + +　　我们时刻记着：毛主席在接见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指示我们：“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现在，保卫社会主义、反击右派分子的政治斗争正在进行，一切真正的共青团员应该站稳共产主义的立场，明辩是非，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奋勇前进，站在斗争的前列，很好地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彻底粉碎右派分子的进攻! + +　　 ----来源：　《反右派斗争学习材料》，共青团长春市委宣传部编印，1957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52.txt b/CCRD/1/3/2/00095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b05ca8229f441906d9bed9dd21cab127ae643e4 --- /dev/null +++ b/CCRD/1/3/2/000952.txt @@ -0,0 +1,23 @@ +#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 +　　<《人民日报》社论> + +　　自本报编辑部６月１４日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以来，文汇报、光明日报对于这个问题均有所检讨。 + +　　光明日报工作人员开了几次会议，严肃地批判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方向错误，这种批判态度明朗，立场根本转过来了，由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线。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象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略嫌不足的是编排技巧方面。编排的技巧性和编排的政治性是两回事，就光明日报说来，前者不足，后者有余。技巧性问题是完全可以改的。在编排技巧方面改一改，面目一新，读者是会高兴的。这件事也难，本报有志于此久矣，略有进展，尚未尽如人意。 + +　　文汇报写了检讨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写了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觉不足。好象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象，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象，装腔作势，不大自然。这也很难。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编辑和记者中有许多人原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的，一下子改变，大不容易。大势所趋，不改也得改，是勉强的，不愉快的。说是轻松愉快，这句话具有人们常有的礼貌性质。这是人之常情，应予原谅。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 +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但人数较少，系统性不明显。就民盟、农工的成员说来，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数被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干。因为他们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神通却是相当大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 +　　新闻记者协会开了两次会，一次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时间不过一个多月，反映了中国时局变化之速。会是开得好的，第一次黑云压城城欲摧，摆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近日开的第二次会，空气变了，右派仍然顽抗，多数人算是有了正确方向。 + +　　文汇报在６月１４日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一些错误。作自我批评是好的，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我们认为文汇报的批评是不够的。这个不够，带着根本性质。就是说文汇报根本上没有作自我批评。相反，它在１４日社论中替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我们片面地错误地理解了党的鸣放政策，以为只要无条件地鼓励鸣放，就是帮助党进行整风；多登正面的意见或者对错误的意见进行反批评，就会影响鸣放”。是这样的吗？不是的。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帮助整风”吗？假的，真正是一场欺骗。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５月８日至６月７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他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农民不是每年要锄几次草吗？草锄过来还可作肥料。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６月６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利”者，夺取权力也。他们的报纸不少，其中一个叫文汇报。文汇报是按照上述反动方针行事的，它在６月１４日却向人民进行欺骗，好象它是从善意出发的。文汇报说：“而所以发生这些错误认识，是因为我们头脑中还残存着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错了，应改为“充满着”。替反动派做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报纸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即资产阶级的方向，残存着一点资产阶级思想，够用吗？这里是一种什么逻辑呢？个别性的前提得到了一个普遍性的结论，这就是文汇报的逻辑。文汇报至今不准备批判自己大量报导过的违反事实的反动新闻，大量刊发的反动言论，大量采用过的当作向无产 + +　　（阶级进攻的工具的反动编排。新民报不同，它已经作了许多比较认真的自我批判。新民报犯的错误比文汇报小，它一发现自己犯了错误，就认真更正，表示了这张报纸的负责人和记者们对于人民事业的责任心，这个报纸在读者面前就开始有了主动。文汇报的责任心跑到那里去了呢？你们几时开始，照新民报那样做呢？欠债是要还的，文汇报何时开始还这笔债呢？看来新民报的自我批判给文汇报出了一大堆难题，读者要问文汇报那一天赶上新民报呢？文汇报现在处在一个完全被动的地位。在新民报没有作自我批判以前，文汇报似乎还可以混过一些日子，有了新民报的自我批判，文汇报的日子就难过了。被动是可以转化为主动的，那就是以新民报为师，认真地照它那样办。） + +　　现在又回到“资产阶级右派”这个名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是不是要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们中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改，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言论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无破坏性行动。对这种人，那就更要宽大些了。错误的言论一定要批判干净，这是不能留情的，但应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所有上述各种人，仍然允许有言论自由。一个伟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群众了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不会有什么害处。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们的人。在这点上，毒草有功劳。毒草的功劳就是它们有毒；并且散发出来害过人民。 + +　　共产党继续整风，各民主党派也已开始整风。在猖狂进攻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以后，整风就可以顺利进行了。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此文为毛泽东撰写。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53.txt b/CCRD/1/3/2/00095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b1d409d3e28e59a8decde6e55ad5237ebb9424c --- /dev/null +++ b/CCRD/1/3/2/000953.txt @@ -0,0 +1,39 @@ +# 再访傅鹰 + +　　<《文汇报》记者、叶冈> + +　　五月，去看过傅鹰教授。那时候，他是处在一种激动的心情中，有许多话要说。最近又去看他，这回，他是心平气和地同我们谈话。骨鲠已去，心情显得很愉快。 + +## 讲句公道话 + +　　傅鹰先谈了一些北大整风的事情。他高兴地说:“现在是应该来讲句公道话了，共产党是有接受意见的气度的。整风期间，我提的意见是够激烈的，有些话简直讲得有点失态了。彭真市长有次在市委的教授座谈会上还点了我的名，说我的意见尖锐得很。江隆基副校长做整风检查报告的时候，我没有去，听说也提到了我的事情。但是他们都没有因此见怪我。” + +　　他接着说:“平心而论，这回整风，我们有些意见是讲得过份的。回忆思想改造的时候，有些意见我是心服口服的，有些意见我也不能接受，因为当时不便分辩，以后就在思想上留下些疙瘩。所以我曾经对江副校长说，整风是为了弄清思想，这回是不是可以改一个方式，约集三五个、十几个人来谈心，你来听，我们来说。对的意见，你接受；事实有出入，你说明；提得不对，当场来一番辩论。这样可以减少许多的误会。” + +　　他认为，提意见总是不容易完全正确的，既然有不正确的意见，那就需要有争论。否则，是非就弄不清楚。 + +## 对国家对党的看法 + +　　从是非问题谈到最近在整风中出笼的一些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傅鹰从他自己的切身经历说了一些对国家对党的看法。 他说:“像我这样一个没有学好马克思主义的人，看事情总是用常识来判断的。前次我也说过，谁领导谁，在我心里不是一个问题。原因很简单，我们看过的事情多，容易有一个比较。我是生长在北京的。袁世凯时期，我还不懂事。以后的段执政、张大帅以至张勋等等小丑的事儿，多少眼见一些。蒋介石、孔祥熙等等的事儿，那就不但亲见而且是身受了。这些人丧权辱国把中国闹得乌烟瘴气，让中国人吃够了苦头。我是厌恶这些人的。有了这种比较，结论就容易得出。共产党既然能够把帝国主义打跑，为国家扬眉吐气，自然使我们信服她是一个勇敢的有决心把中国带到社会主义去的政党。” + +　　他接着说:“我们学自然科学的人有一个习惯，常常从负的定律中得出正的结果。我觉得用这种方法来观察我们的生活，也是很有用的。比如，成渝铁路和淮河工地上都有许多老工程师，当年，他们是在空头的国民党技术机关中虚度了青春。共产党一来，老树开花，给他们的技术添了翅膀。造路治河都是技术工作，党能够使一条从清朝闹起的乌有的铁路‘无中生有’，说明党能够领导科学技术工作。这也可以说是以国民党之负，证实了共产党之正。” + +## 元帅和连排长 + +　　“有人说党不能领导自然科学，我是不同意这种见解的。”傅鹰接着谈了他的看法:“我始终认为，共产党既然能够把中国从破产的经济泥坑和半殖民地的悲惨生活中带出来，她一定同样能够使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所以党是能够领导自然科学的。在国家的科学事业中，党是元帅，我们这些拿试管的人是连排长。元帅的任务是画蓝图，定战略，管全局，我们的任务是根据蓝图占阵地，攻堡垒。我们这些连排长如果离开了元帅，那就会枪法大乱。当然，科学有它的特殊规律，但是如果把领导理解为不了解自然科学的每一个细节便不能够领导，我看世界上还没有这样一个完整的领导概念。其实，这是一个常识问题。举一个浅近的例子，毛主席不会驾驶飞机，也不一定会开坦克，但是他指挥我们的军队打了多少胜仗。他是人民解放军的灵魂，三军是在他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打胜仗的。如果这样来看领导问题，党为什么就偏偏领导不了自然科学!” + +## 所谓挖根论者 + +　　说到这里，傅先生回到本题，说了一些他对右派言论的看法。他说:“最近出现了一些所谓‘挖根论者’，颇有砍倒元帅之意。他们的宏论我研究得不多，有一个陈新桂的言论到害过我一晚上睡不着觉。陈新桂的宗派主义来自无产阶级专政论，有前提有逻辑，乍一看似乎言之成理，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如果承认了他的前提，很可能被他的逻辑俘虏了去；如果否定了他的前提，他的逻辑也就不攻自破。我是先从逻辑上去驳他，结果问题解决得不彻底，后来推翻了他的前提，问题就想通了。陈新桂说一切宗派主义的来源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么照他的逻辑推论下去，要完全克服宗派主义，便只好解散共产党。他的用心之险，也就可想而知。” 傅鹰分析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党分配党员到各个岗位上去工作，正如一个科学家委托一个他所信任的助手去做一个实验，这是生活里的常情。即使撇开国家制度不说，陈新桂把这样一个人人可知的常理判为宗派主义的根源，显而易见，这位醉翁之意并不在酒。 + +## 引出一个笑话 + +　　他接着说:“陈新桂的逻辑还可以引出一个笑话。我们学自然科学的人喜欢用技术上的事情作比喻，国家既然是机器，那就不能 无发动机，也不能无杠杆。照陈先生的意思看起来，发动机既然是共产党，那么我们这些党外的杠杆就只能拨一拨动一动，没有什么积极性可言了。如果照他的意思办事，我到有一个可笑的比喻，要发挥六亿人的积极性，那就只好让六亿人都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想一想这个局面:中国有六亿个主席，岂不要天下大乱。陈先生当然无力使天下大乱，他有没有这点乱天下的意思，我也不知道。不过，他的言论到真有点想乱一乱天下的味道。” + +## 结论是不会收 + +　　最近，傅鹰先生同他的学生谈过一次话，解剖了这些右派言论，还谈了一些关于“放”和“收”的看法。 + +　　他对我说:“有人认为反击右派是‘收’，我倒有一个经验主义的‘不以为然’。在我的经验里，共产党做事一向是彻底的。赶走帝国主义赶得彻底，掘掉封建主义掘得彻底。这回提出整风，克服党内缺点，目的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的建设，当然也会有始有终。所以我的结论是不会‘收’。在这一点上，我相信我的这个经验主义是对的。” + +　　 ----来源：1957年7月1日《文汇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55.txt b/CCRD/1/3/2/00095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0ec14fdfe934d46d93f2c7b7519fb2f57bf1697 --- /dev/null +++ b/CCRD/1/3/2/000955.txt @@ -0,0 +1,21 @@ +# 请大家来讨论 + +　　<浙江日报社论> + +　　自从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向农村党员、干部传达以后，在农村实际工作中和党员、干部的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广大农村党员、干部通过学习毛主席的讲演，认清了当前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社会主义自觉性大大提高，他们欢欣鼓舞，信心百倍，反映毛主席的讲演是“明灯”“金钥匙”，使自己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同时由于正确地贯彻了毛主席讲演的精神，妥善地处理了当前农村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生了良好的影响，使农村各项工作都向前推进一步，合作社巩固了，农民生产情绪高涨，干群关系密切，在农村人民内部出现了新的团结的面貌。这是基本的一面。但另一方面，由于前一个时期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散布了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说什么“农村工作糟了”、“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农村工作干部作风很坏”等等，而我们有不少党员、干部也未能及时站稳立场，明辨是非，划清界限，因而在思想上也有些模糊，加之他们看到人民内部矛盾表现得突出，于是就产生了一种错觉，感到工作越来越难办了，对过去的工作成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有某些怀疑，甚至有的同志失去了前进的信心。这样就给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争取农业大丰收带来了一些困难。 + +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根据目前情况分析，干部消极畏难情绪滋长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干部对当前社会大变动的新形势认识不足。他们还未清醒地看到：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时期已经过去，现在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人民内部的矛盾已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因而，他们在过去阶级斗争中锻炼出来的老习惯，还没有自觉地适应着新的形势的变化而转变，仍习惯于用过去的老观点看今天实际生活中的新问题。同时由于我们的干部，对于巩固社会主义新制度的经验也不够丰富，还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加之领导工作中存在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对于基层干部在实际工作中碰到的一些具体困难也未能及时帮助解决，更使干部的消极畏难情绪有了滋长。 + +　　据此，为了帮助广大农村党员、干部正确地领会毛主席讲话的精神实质，划清思想界限，明确新形势、新任务和新方针，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以争取农业大丰收的实际行动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本报编辑部认为，围绕当前的农村秋季增产节约运动，以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为思想指导，就“怎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争取决业大丰收?”问题，开展一次大规模的讨论是极为必要的。通过讨论，使广大农村党员、干部认清当前的新形势、新任务，提高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划清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懂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找出争取农业大丰收的关键，充分发动广大农民群众，掀起农村增产节约运动的热潮，以保证实现或超额完成今年的农业生产计划。 + +　　怎样开展这一讨论呢？ + +　　我们初步打算，大体分三大步骤来讨论。第一步，关于农村合作化以后的新形势方面——“农村有哪些根本性的变化?是变坏了，还是变好了?”这一步骤总的要求是，讨论合作化以后农村中有哪些根本性的变化，从农村各方面的变化来阐明农村是变好了，而不是变坏了；驳斥右派分子所散布的“农村糟的很”等种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论调。从而划清思想界限，肯定成绩，坚定建设社会主义的胜利信心。同时具体分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巩固农业合作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实事求是地指出我们前进中的困难，号召干部在新的形势面前，提高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克服消极畏难情绪，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 + +　　第二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是压服呢，还是说服?”这一步的讨论，主要是根据毛主席讲话的精神和干部的切身体验，说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即是说，凡属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对于干部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存在的各种错误观点，也要结合进行分析批判，牢固地树立起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的观点。同时也要划清压服与行政命令的界限，懂得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法令和各种适当的行政命令，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不能和同粗暴的压服的办法混为一谈。 + +　　第三步，怎样发动广大农民开展秋季增产节约运动，争取农业大丰收？这一步讨论的要求是，明确发展农业生产，争取农业大丰收，是农村中一切工作的中心和根本目的，也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物质基础和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就会犯原则性错误，脱离群众。同时密切联系当前农村增产节约运动开展的情况，找出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关键，并把这一运动推向高潮，动员广大农民千方百计的克服困难，争取农业大丰收，保证实现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农业生产计划。 + +　　为了使这一讨论步步深入，生动活泼，达到预定的要求，我们认为关键在于正确地领会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精神实质，并以此为思想指导，紧密联系当前农村党员、干部的思想状况和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情况，进行切实的自由的讨论。我们希望各级党委负责同志能够给予大力支持，带头为我们撰写文章，更欢迎广大农村党员、干部积极参加讨论，谈谈自己学习毛主席讲话的体会和对农村工作问题的看法。 + +　　亲爱的读者和广大农村党员、干部同志们！为了正确领会毛主席讲话的精神实质，学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让我们拿起笔来，积极参加这一讨论吧!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56.txt b/CCRD/1/3/2/00095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b45449559c8b4a6969188ae32d5a8b4e710e78a --- /dev/null +++ b/CCRD/1/3/2/000956.txt @@ -0,0 +1,29 @@ +# 向人民请罪 + +　　<《文汇报》社论> + +　　人民日报编辑部六月十四日发表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政治方向”，昨天又发表了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人民日报对我报的两次批评，词严义正，语重心长，同人以沉痛心情向读者宣布:我们心悦诚服，完全接受人民日报的批评，而且，从即日起，全社誓以彻底的自我揭露及自我批判的实际行动来向全国人民、共产党和毛主席请罪! + +　　文汇报犯了反人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从今年春季起，我们大量报道了违反事实的反动新闻，大量发表了并不准备反驳的反动言论，而且运用了制标题、加花边等编排技巧，突出了反动新闻及反动言论的地位，事例很多，读者可以参看今日本报编辑部的“我们的初步检查”。从本报编辑部这篇文章中初步检查出来的一些重要事实来看，文汇报在这几个月中确确实实成了资产阶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联盟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 + +　　文汇报在最近这个时期变质成为右派反党反人民的工具，并不是偶然的。章伯钧、罗隆基这些野心家早就看中文汇报了，磨牙吮舌，已好多年。解放之后，罗隆基通过浦熙修拉去徐铸成，夺取党对文汇报的领导权，先是蚕食，然后得寸进尺，到今年春季则将文汇报编辑部大权全部控制到手了。最近几个月来，文汇报编辑部在社长兼总编辑的徐铸成和副总编辑兼北京办事处主任的浦熙修二人劫持之下，忠实地执行了章罗联盟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徐铸成执行章罗联盟的反社会主义路线，其性质很难说是一个被章、罗联盟所利用的问题，而是徐铸成本身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与章伯钧、罗隆基一拍即合的问题。浦熙修更不必谈了，她和罗隆基的关系何止千丝万缕。因此，徐铸成、浦熙修走章、罗路线办报，忠实地为右派服务是必然的事，只是由于我们编辑部的同志受到徐、浦散布的毒素的欺骗与蒙蔽，事先看不清楚，以至长期受其愚弄利用罢了。这个教训实在是十分惨痛的。章、罗联盟说:现在要到处点火。徐铸成在编辑部座谈会上，提出两个“建议”:“建议多派人到外埠去”，“建议从外埠报纸中去发掘问题”。于是，调兵遣将到浙江、江西、四川、两湖以及两广去点火。这类放火的报道，数量很多，不胜枚举，有报可查。右派说:煽动学生出大字报，以便接管学校。徐铸成又在编委会上“建议”揭中小学的盖子。浦熙修就在北京发来“北京大学‘民主墙’”的专电，编辑反对登，徐铸成则指定编辑非登不可。登了一篇仍不够，还要再登一篇。右派说:“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徐铸成如获至宝地亲手围框登出储安平的发言，还悻悻然嫌储安平发言不够尖锐。右派说:不许谈成绩，只许谈缺点。徐铸成就东也批评编辑，西也批评编辑，说版面上正面文章多了。其实，在徐铸成声色俱厉地批评编辑部不该刊登陈望道、金仲华、邓初民等文章后，版面上那有正面文章!右派说:反批评就是“收”。徐铸成就三令五申诰戒编辑:两点论是教条，谈成绩也是教条，谈思想改造也是教条，反批评也是教条。综上所述，可见右派怎么讲，文汇报就怎么做。章伯钧罗隆基的锣鼓怎么敲，徐铸成浦熙修就怎么唱。板眼一点不乱，尺寸一点不差。痛定思痛，这几个月来文汇报不是右派的报纸又是什么?借大鸣大放的由头，来煽动天下大乱，假帮助党整风的名义，来夺取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这不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又是什么? + +　　人们不禁要问文汇报的党组织到那里去了?文汇报有党的组织，但是没有起党组织应起的作用。他们和徐铸成斗争过，可惜的是，软弱而又无力，因为他们被徐铸成的“以党代政”的狼牙棒吓呆了。党的方针，徐铸成反对；中共上海市委的意图，徐铸成不接受；党员副总编辑的正确意见，徐铸成充耳不闻，因为，根据徐铸成的逻辑，一接受了党的方针和党员的正确意见，他就“有职无权”，而党员则是“以党代政”，于是，弄得党组书记、党员副总编辑倒是有职无权的了。正在右派猖狂进攻最紧急的时刻，徐铸成却在编委会中作出决定，调动党员副总编辑的工作，投诸闲散。这是徐铸成向文汇报党组织最毒辣的一次进攻。本报的这一次错误，应该可以使本报的党组织接受这末一个深刻教训:我们不应该以党代政，但是决不应该允许野心家用反对“以党代政”的招牌来取消党的领导。我们应该尊重党外人士的职权，但是决不应该允许野心家垄断权力和取消集体领导。 + +　　我报编辑部绝大多数编辑记者同志，以负疚的心情，看到在这次对人民犯罪的严重错误中的责任。在我们编辑部中泛滥着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和立场，这正是被徐、浦俘虏过去被右派利用的一个有力基础。在我们编辑部也并不是没有对徐铸成、浦熙修的办报路线喝采的人。例如吕文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会议上强烈反映资产阶级新闻自由观点的骂倒一切的发言，是一种什么味道?为什么副刊上会登出施蛰存的血口喷人的杂文?为什么北京办事处会发出那么多挑拨知识分子仇视党的报道?难道仅仅只是一个浦熙修作怪吗?难道没有受浦熙修影响的人吗?自然，我们编辑部中多数人只是由于本身具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再加上受了徐铸成、浦熙修花言巧语的蒙蔽，因此害了政治上的伤风病。我们编委会的一些同志是曾经努力和徐铸成的办报路线斗争过的，然而，由于自己也是动摇的，而徐铸成却是不随风倒的，所以，那些斗争也是软弱得很。我报编辑部从今年这个不平常的春天里，可以得出这末一个惨痛的教训:在社会主义的报纸编辑部中，必须时刻警惕，和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和立场搏斗。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如果不下决心扫除资产阶级的办报思想，可以断言，后患无穷，大难未已。我报编辑部有人说:这一次事件是新闻界第二次思想改造运动。确是如此，我们报纸中每一个人要永远记住这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这样错误就从反面教导了我们。 + +　　昨天人民日报的社论，给文汇报再敲了一次警钟。本来，在上一次警钟敲了后，我们就应该认真改正错误，然而又为徐铸成、浦熙修所误。一误不能再误，否则辜负了人民日报帮助我们的热情，徒使亲者痛而仇者称快。灯塔已经发出又一次危险信号了，我们再不摆正舵向，船非触礁不可。我们全社现在正在做四件事: + +　　（一、彻底揭发和批判文汇报和右派的种种关系。） + +　　（二、彻底揭发和批判文汇报从春季以来言论、报道、编排各方面的政治错误。） + +　　（以上两项揭发与批判，陆续登报，公诸读者。而且盼望爱护我报的读者予以严格监督。） + +　　（三、全心全意投入反右派斗争，用我们的笔，与右派决一死战。 四、从今以后，坚决与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和立场作不调和的不懈怠的斗争。） + +　　昨天是党的生日。我们在党的生日读到党对我报所作的爱人以德的批评，既感到温暖，又感到惭愧。文汇报一错再错；不但在政治上对不住人民和党，而且在道义上，也对不住人民和党。文汇报是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支持下长大的，如今，我们对人民，对党，却以怨报德。人而无良，何至于此，所以，我们在这一期间，有的吃不下饭，有的睡不着党，有的出外采访无颜见人，有的收到读者来信感到无地自容。痛定思痛，悲愤莫已。现在我们在感愧交并的心情激动之下，向全国人民请罪!我们立誓将文汇报从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的危险道路扭转到社会主义的人民新闻事业的光明大道上来。 + +　　最后，我们再一次正告徐铸成、浦熙修，全报社已经觉醒了，已经动作起来了，已经揭发你们的反党活动了，已经揭发报纸从春季以来所犯的各项政治错误事实了，而且，还要继续揭发和继续批判，不彻底，不停止。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是盼望你们两人能够“败子回头”，还是盼望你们两人能够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中来，和我们一道办好一张社会主义的文汇报，立功赎罪，你们究竟何去何从呢?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7月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57.txt b/CCRD/1/3/2/00095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f6b3fbf3b2551f940150cb33a8c96a042335133 --- /dev/null +++ b/CCRD/1/3/2/000957.txt @@ -0,0 +1,21 @@ +# 必须划清界限，不许姑息养奸 + +　　<《大公报》社论> + +　　目前，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阶级斗争正在猛烈开展。这场斗争对人们的立场是一种严峻考验：是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站稳立场，坚决跟他们作斗争呢？还是同右派分子混在一起，助纣为虐呢？还是站在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以外，不声不响，袖手旁观呢？ + +　　形势的发展异常迅猛。在这种形势面前，有两种人的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种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们有纲领，有策略，有步骤，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立场是坚决的。他们这种阴谋罪行，已博得台湾、香港的反动派的喝彩叫好，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也在从旁打气。另一种人是广大工农群众和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立场也是鲜明的。他们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任凭右派分子如何狂妄地刮风、放火，他们志坚如铁，屹然不动，英勇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猛烈地向右派分子反击，不获全胜，绝不罢休！ + +　　但是，在这场斗争中也还有一些人同右派分子的界限没有划分清楚，立场还是摇摇摆摆，因而他们对右派分子的斗争显得软弱无力，甚至心存犹疑。具体些来讲，这种错误思想有如下的几种表现： + +　　一、有些人对当前这个阶级斗争的新形势认识不清，看不清右派分子的反动面目，或者只看清了露骨的右派分子的反动面目，而对于隐晦恶毒的右派分子的反动面目看不清楚。如有的人被右派分子的两面手法所蒙蔽，他们只迷惑于右派分子表面上的一些好听言词，而看不出右派分子的别有用心。有的人对右派分子的言论实质认识不清，反而觉得他们的意见也有一定道理，生怕冤枉了好人，主张“要以最大的好心去推测人，不要以最大的恶意去推测人。”有的人不认识当前与右派分子的斗争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认为右派分子只是思想上有些错误，不一定有什么政治目的，因而觉得声势浩大地开展反右派斗争，是大惊小怪，小题大做。 + +　　二、有些人存在着严重的右倾麻痹思想。例如，有的人常常以自己的善良心肠来看待右派分子，强调反右派斗争是人民内部的事，而看不见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已超出人民内部的范围，带有敌我矛盾性质。有的人热中于抽象的民主自由，错误地理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谬论可以自由地“大鸣大放”，但对于反击右派的正义斗争则认为是“收”，是“过火”；他们宁肯让毒草到处滋长，却不愿意人们来铲除；宁肯让牛鬼蛇神狂暴地放火，却不愿意人们动手扑灭。有的人强调整风是共产党请人来提意见帮助整风的，应该“言者无罪”，而不认识右派分子不仅是有罪的言者，而且是有罪的行者；只相信他们口口声声帮助整风，而看不到他们包藏祸心，企图推翻人民的天下，恢复资本主义的黑暗统治。 + +　　三、有些人对我国许多根本问题认识模糊，特别是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等几个根本问题认识不清，因而当右派分子打着什么“争取民主自由”、“要求思想解放”等旗号来向人民进攻的时候，他们就被这些甜言蜜语所迷惑。右派分子故意混淆是非，诬蔑我们“党天下是宗派主义的最终根源”，“君临一切是宗派主义的特点”，“党员是特权阶级”，他们也就盲目地跟着乱喊什么“三大主义的最后根源是不是社会主义？”“人民群众是否真正当家作主？”右派分子昧着良心故意抹煞了我们建国以来的伟大成就，他们也就跟着怀疑五大政治运动和三大改造是否正确。右派分子高唱几个政党“轮流执政”，要搞“政治设计院”，以此来篡夺党的领导权，他们也觉得这个办法尚有可取之处。由于思想糊涂，头脑不清，所以他们在反击右派的斗争当中就完全丧失了政治嗅觉和抵抗能力。 + +　　四、有些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或者在某一次政治运动中，曾经受过一点委屈，或者由于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利益受到一些“损失”，或者个人的某些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对党有些不满情绪。因而在百家争鸣和整风过程中，有的人便被右派分子所利用，有的跟在右派后面随声附和地来攻击党。现在一反击右派，他们顾虑重重，害怕株连自己，整到自己头上。 + +　　由于这些错误思想的存在，所以有些人在反击右派的斗争中，还不能挺起胸来毅然决然地投入反击右派的斗争。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危险的。应该解除顾虑，同右派划清界限，站在反右派斗争的一边，对右派分子坚决斗争。必须深刻认识：右派分子是豺狼成性的，他们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是有纲领、有策略、有计划的，而且是蓄谋已久的。如果在这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中不能把右派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我们就不可能保证在党的领导下建成社会主义，我们几万万劳动人民艰苦奋斗得来的革命成果就有被断送的危险。因此，当此时机，一切爱国的人们都必须立即行动起来，万众一心，一鼓作气，彻底粉碎右派的猖狂进攻。如果现在仍然不明大义，犹豫徬徨，温情脉脉，就会姑息养奸，就会铸成大错。 + +　　 ---- 原载《大公报》1957年7月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59.txt b/CCRD/1/3/2/00095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7d1684bfa3819718a8a1478ea31c231505071e0 --- /dev/null +++ b/CCRD/1/3/2/000959.txt @@ -0,0 +1,27 @@ +# 从政府的三个报告看一九五六年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国务院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所提出的政府工作报告和预决算报告、经济计划报告，实事求是地说明了１９５６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情况，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指出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且用铁一般的事实，驳斥了右派的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民主专政的谬论。 + +　　从１９５６年我国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的结果来看，对于１９５６年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国民经济建设工作，可以得出什么基本的结论呢？首先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１９５６年我国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 + +　　１９５６年是我国社会经济制度伟大变革的一年。我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在这一年中经历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革命的变化。在全国组织起来了七十五万六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９６．３％，其中加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８７．８％。在全国组织起来了大约十万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生产合作小组，参加的人数达到五百多万人，大约占手工业者总数的９２％。在全国的资本主义工业中，占产值９９．６％和占职工总数９９％的工业企业，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在全国的资本主义商业中，占总户数８２．２％和人员总数８５．１％的商业企业，转变为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企业和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由于这一变革，就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解决了个体经济同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基本上解决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同社会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从而基本上结束了我国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这样，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基本上完成了。 + +　　我国社会制度的这一伟大变革，是一次极其广泛极其深刻的社会革命。大家知道，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都不可避免地要带来某种破坏，如企业破坏、生产停滞、耕畜死亡、物价波动等等。但是１９５６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却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它的建设作用，并且尽可能地避免了它的破坏作用。大家可以看得见，五亿农民和五百万手工业者是如何自觉自愿地选择了合作化的道路，三百万户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是如何平平稳稳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中，在去年那样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条件下，农业生产不仅没有下降，而且还获得了增加，粮食的产量比历史上任何一年都多；手工业生产增长的速度也是历年来最高的；资本主义的工商企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之后，它们的生产和它们的营业额都有很大的增长。这些事实是人所共见的。在革命的大风暴中，象１９５６年的情况那样——生产不断增长，市场一般稳定，经济生活没有发生大的波动，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这难道是偶然的么？当然不是。这次革命之所以能够如此，就在于它是在工人阶级已经取得国家政权的条件之下进行的；是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对农民、手工业者和资产阶级采取了一系列的正确的政策，并且对他们进行了长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时，这次革命又是由共产党、人民政府从上而下的领导和群众由下而上的响应结合起来进行的，是把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进行的。这样，就保证了这次革命健康地胜利地发展。１９５６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将发生极其深远和极其广泛的影响。 + +　　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在这两大高潮的推动之下，１９５６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工农业生产的主要指标，提前一年即在１９５６年就基本上完成了。１９５６年我国钢的生产量达到四百四十六万五千吨，超过了五年计划８．３％，为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四点八倍；１９５６年我国粮食的生产量也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达到三千六百五十亿斤，而在１９４９年只有二千一百六十二亿斤。随着生产的发展，在商业、交通运输业和文教卫生、科学研究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社会就业人数有很大的增加，人民的物质生活也有较多的改善。而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则有迅速的增长。１９５６年一年的投资额即等于恢复时期三年中投资总和的两倍。由于历年基本建设投资的结果，新的生产部门不断地出现，新增的生产能力，有很大的增长。１９５６年一年中新增加的炼钢生产能力，就超过了解放前全部的炼钢生产能力。旧中国几乎没有的机器制造业，完全没有的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现在都建设起来了。现代化的国防工业，也开始建设起来了。这种变化，标志着我国正处在由落后到先进的巨大转变中。每个具有爱国心的人，对于祖国的这种伟大的变化和兴旺的景象，都是非常高兴的。 + +　　１９５６年的成就，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胜利，保证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推进作用。 + +　　１９５６年的成就，决不是偶然地得来的，这是我国革命发展和建设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指出上面的成就，就是要肯定我国人民革命的成果和建设的成果，使我国人民信心百倍地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 +　　１９５６年当我们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经济工作和计划工作方面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这就是：国家对基本建设的投资大约多了十五亿到二十亿元；对农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的贷款多了几亿元；教育计划的招生指标有一部分订得高了，职工增加得多了；一部分人的工资也增加得多了。由于这些缺点和错误，就在国家财政收支方面第一次出现了一些赤字；银行也多发了一部分货币；过多地使用了几年来国家所积存的商业库存和物资储备。因而给１９５７年经济生活的安排，带来了某些困难和不利的影响。 + +　　但是，１９５６年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同已经取得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比较起来，则是次要的，不起什么决定性的作用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急速发展中，产生这些缺点和错误一般是难于避免的。我们的任务就是从这些缺点和错误中取得经验教训，得到锻炼，以便顺利地克服我们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 +　　由于我国的社会经济制度是先进的社会主义的制度，我们对于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经济生活的某些失调现象，完全有可能自觉地在１９５７年和以后的计划中主动地加以调节。大家可以看得见：１９５７年我国的生产在不断地发展。１９５７年前五个月工业生产的水平比去年同期提高了１１％，生产资料的生产比原计划超额很多，生产资料供应的紧张情况已经有所缓和。市场物价，基本上也是稳定的。因此，完全可以说，１９５６年我国人民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的胜利，不仅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在大革命中可能引起的破坏和损失，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这对于全国人民是极为有利的。 + +　　和平革命是一件好事，但是也有它的弱点，这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这次革命过程中没有充分的机会进行真面目的抵抗，因而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好象在中国简直没有人反对社会主义了。这当然不是事实。他们在１９５６年没有说多少话，到了１９５７年，终于忍不住了。他们利用中国共产党提出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开展整风运动的机会，向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动了攻势，就中也向１９５６年我国人民所获得的巨大成就发动了攻势。他们把胜利说成“失败”，把人民创造的奇迹，称做“全面冒进”或者“好大喜功”。说什么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全都搞错了，说什么五年计划破产了，说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等等。究竟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谎言，读者用客观的事实一对照，就会完全明白。右派分子想否认客观存在的事实，想把历史车轮往后拖，这是可能的吗？当然不可能。因为客观的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的车轮总是前进不息的。同右派分子的愿望相反，在１９５６年伟大胜利的基础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定要获得彻底的胜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63.txt b/CCRD/1/3/2/00096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f4da9ce7e3d14000414a7698bc423840ac9ef5a --- /dev/null +++ b/CCRD/1/3/2/000963.txt @@ -0,0 +1,19 @@ +# 文汇报向人民请罪 + +　　<《人民日报》报道> + +　　本报上海３日电本报发表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以后，这两天文汇报已经开始检讨，表示决心要从资产阶级的方向扭转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 + +　　２日文汇报发表了题为“向人民请罪”的社论，痛切地检查了文汇报前一时期工作上的错误，对这些错误做了分析和批判，承认文汇报这几个月中确确实实成了章罗联盟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章、罗联盟说：现在要到处点火。徐铸成就调兵遣将到浙江、江西、四川、两湖以及两广去点火。右派说：煽动学生出大字报，以便接管学校。徐铸成又在编委会上“建议”揭中小学的盖子。浦熙修就在北京发来“北京大学‘民主墙’”的专电，徐铸成则指定编辑非登不可。登了一篇仍不够，还要再登一篇。右派说：“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徐铸成如获至宝地亲手围框登出储安平的发言，还悻悻然嫌储安平发言不够尖锐。右派说：不许谈成绩，只许谈缺点。徐铸成就东也批评编辑，西也批评编辑，说版面上正面文章多了。其实，版面上那有正面文章！右派说：反批评就是“收”。徐铸成就三令五申告诫编辑：两点论是教条，谈成绩也是教条，谈思想改造也是教条，反批评也是教条。 + +　　社论说：综上所述，可见右派怎么讲，文汇报就怎么做。章伯钧、罗隆基的锣鼓怎么敲，徐铸成浦熙修就怎么唱。 + +　　社论中检讨：文汇报有党的组织，但是没有起党组织应起的作用，他们被徐铸成的“以党代政”的狼牙棒吓呆了，同徐铸成的斗争是软弱无力的。 + +　　社论表示决心要把文汇报“从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的危险道路扭转到社会主义的人民新闻事业的光明大道上来。”社论说：“灯塔已经发出又一次危险信号了，我们再不摆正舵向，船非触礁不可。我们全社现在正在做四件事：一、彻底揭发和批判文汇报和右派的种种关系。二、彻底揭发和批判文汇报从春季以来言论、报道、编排各方面的政治错误。以上两项揭发与批判，陆续登报，公诸读者。而且盼望爱护我报的读者予以严格监督。三、全心全意投入反右派斗争，用我们的笔，与右派决一死战。四、从今以后，坚决与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和立场作不调和的不懈怠的斗争。” + +　　３日，文汇报又以“痛切改造自己”为题继续发表了社论。社论说，右派分子所以能够利用文汇报，是因为报社的许多同志在立场上、思想观点上有问题。社论表示，文汇报的全体工作人员，决心通过这次反右派斗争，改造自己，坚定立场，改变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办好一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报纸。 + +　　文汇报同时还在２日和３日连续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我们的初步检查”。这篇检查对文汇报前一时期报上发表的反动言论和报纸版面的编排，作了揭发和批判。另外还发表了一篇“本报采访部的声明”，这篇声明是在２日上午文汇报采访部全体会议上通过的，签名的有全一毛等二十二人。声明表示拥护人民日报社论对文汇报的批评，对“浦熙修、徐铸成把文汇报引向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道路，成为右派分子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工具，表示最大的愤慨！”声明并表示一定要深刻检查自己报道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向人民还债。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66.txt b/CCRD/1/3/2/00096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44195c99e5797404f7f1e050195ea17314a7f12 --- /dev/null +++ b/CCRD/1/3/2/000966.txt @@ -0,0 +1,23 @@ +# 广西省饿死人事件公布前后平乐地区干部的思想情况 + +　　<新华社、郭纯青> + +　　新华社南宁4日讯　广西省去年因灾饿死人事件公布后，平乐地区党委领导部门层层举行紧急会议，讨论中央决定。绝大多数领导人员认为中央对失职干部的处分是正确的，过去曾说上级党委“官官相护”的一些基层干部，很快地消除了不满情绪。也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对撤职三个省委书记感到十分震惊；对平乐地委副书记何庶民、平乐县委书记矫志周和荔浦县委书记王文陆的撤职处分，感到太轻，不能平息民愤。荔浦县委现任书记钟镇静(地委委员)和富钟县委书记蒋杰认为，饿死这么多人中央陈云同志也有很大责任。 + +　　前平乐地委书记杨林说：平乐的案子不管怎样处理，我没有什么怨言和意见，就是处理得太晚了。如果去年或前年省委撤了我们的职，省里的领导人也不会挨处分。省委很信任我们。我们惹的祸连带了省委，这点使我们更加难过。杨林对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认识得很不深刻。(1)他对今春省委检查组(由省监委副书记陈东，中央监委员岱峰等组成)的调查报告在许多问题上表示不能同意。他说这个报告总的精神是说我们故意提高产量，见灾不救，有意识饿死老百姓。如果照这个报告办事，起码我们就该挨枪毙、杀头，我们很难同意。(检查报告4月初写成，4月中下旬，杨、段曾指派地委办公室组成一个十人小组，专门搜集材料，逐段逐事反驳检查组的报告。这个反驳文件有三万余字，比检查组报告长两倍多)杨认为饿死人事件是无意识造成的。 + +　　(2)杨认为1955年容县、桂林、宜山等四个专区也饿死了很多人，为什么不给予处理而单单处理1955年饿死人事件，感到不可理解。 + +　　(3)省委书记伍晋南已说过平乐事件不再处理了，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石堂也曾说过这样的话；现在伍晋南否认了他所说过的话，不知为什么又来处理。 + +　　(4)犯错误书记有责任，地委也有责任，委员不能推得一干二净，不能光是书记错了，光处分书记。 + +　　前平乐地委副书记兼专员段书香对于这次事件的看法主要说成是粮食产量定高了，征购太多，留粮过少造成的。对自己本身错误没作检查，对撤职处分感到有些冤枉。 + +　　（饿死人事件公布前，在平乐和荔浦两个重灾县里，领导与被领导，党与群众的关系表现得相当紧张。平乐县党代表会议上绝大部分代表要求会议作出决议罢免十个现任县委委员，把在北京学习的地委副书记何庶民拉回还斗争，要求枪毙前县委书记矫志周。后来地委提前向平乐党代会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党代会在结束时还罢免了两个县委委员(副县长、县委常委廖义宁和农村部副部长张机生)要求严办矫志周。在荔浦县群众也普遍要求枪毙前县委书记王文陆。和王私人感情较好的副书记包兴和吴景文，因王不在县里(离职学习)感到工作难做，也要调离或退职。县委大部分成员说包兴处处效法王文陆，应该给以处分。） + +　　中央决定公布后，曾经反对过杨林作风的地委宣传部长马华村说，他是书记以外唯有的常委，已接近处分边缘。他认为他自己在失职干部以内，错误也有一份。并检查了不能坚持真理的自由主义作风。富钟县委书记蒋杰曾再三要求地委给他以适当处分。他说他在群众中有罪恶，富钟连年成灾死人与他的领导作风有关，如果不处分实在很难到群众中进行工作。平乐县委代书记朱荣华等说，县委书记过去来地委开会每个都提心吊胆，怕挨批评怕挨整，真像坐牢一样。今后领导上如能彻底克服听喜不听忧的官僚作风，下边也不会发生报喜不报忧的现象了。荔浦县、区乡干部见到刊登中央决定的报纸后，又高兴又很沉痛，认为中央不处分基层干部是英明的。东阳乡干部说，共产党到底还是关心群众疾苦的，死也要跟着共产党走；今后对群众讲话也大胆了，群众也会相信政府了，再不安心工作就没有道理。荔浦县城街上一个理发馆的一群理发员工说，过去我们说共产党变了，现在看来还是没有变；那样大的干部都受了处分，这是为民申冤，不是官向官。 + +　　现在，平乐地区县区干部间还有这些思想顾虑和意见：(1)中央认为产量定得高，征购粮食多，不是饿死人的根本关键，而主要是没有群众观念，缺乏民主作风和有错不纠。这一说法有些人不甚同意。他们认为强迫命令，草菅人命的主要原因是产量定得高，征购粮食多，口粮留得少。平乐县委副书记董广农说，因为粮食问题，我们在群众中变成了乌龟王八蛋。今年只要上级还让我在平乐工作，就是开除我的党籍，也要给农民留五百斤粮食(去年每人每年平均四百五十斤)。(2)见这次处分的都是书记，因此，有不少党委书记都感到寒心，有的就计较起个人得失来。他们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得挨处分。有些领导成员怕当主要领导人，如贺县县委书记吕秀因病离职，县委几个副书记都不愿担任第一副书记，怕出问题找到第一副书记头上。(3)怕群众抓住这次事件作把柄，提出更多要求，怕群众要求处分更多的干部。 + +　　 ----来源：1957年7月17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67.txt b/CCRD/1/3/2/00096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198bcb48cd3d3d93d7c5e9d3e7c0d5e88afbb54 --- /dev/null +++ b/CCRD/1/3/2/000967.txt @@ -0,0 +1,29 @@ +# 汛期开始以后的紧要工作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去年我国若干省份遭受了严重的水灾，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少的困难。今年我们能不能避免水的灾害呢？这是许多人关心的事情。 + +　　今年汛期开始以后，珠江的北江、东江和西江都已经出现过几次较大的洪峰，北江和东江超过了三级保证水位。长江、黄河和淮河虽然水情平稳，水位较低，但据气象台的观测，今年仍有雨水集中于较短时间、造成洪灾涝灾的可能。从过去半年的情况看，今年的雨水是并不调匀的。７、８两月，将是决定命运的月份。华北地区去年是从７月２９日到８月１０日连降十三天大雨，造成几十年来未有的大水灾。淮河流域去年是从６月２日到１１日连续十天降雨，就造成巨大的涝灾。因此，有一些人因为眼下雨少水小而盲目乐观，是非常危险的。 + +　　由于落后农业国的现状还没有完全改变，所以农业收成的丰歉对于我们国家的各方面事业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而农业是否能够丰收，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对自然灾害的斗争。在汛期到来的时候，就特别决定于防汛的斗争。在这一方面，由于有共产党的领导，几年来我们在许多次极其艰巨的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创造过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奇迹。今年广东方面的防洪斗争中，党的领导又显示出任何人不能否认的伟大作用。５月中旬到６月上旬，东江来过四次洪峰。６月７日的第四次洪峰，中下游都超过了解放以后的最高水位。这期间，惠阳专区的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包括四个专员、各县县长和县委书记、委员们，大部分都在领导广大群众（驻军也参加了）和洪水搏斗，坚持半个多月，捍卫着六、七十条大、中堤围和近百万亩农田，使之安然无恙；同时组织广大农民排除围内积水，抢救受浸的农作物，生产自救；组织粮食和其他生活资料的供应。澄海县蛋家园一带的韩江堤的最后防线上一个涵洞底部也被洪水冲破，堤防和堤上人群处于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的时候，汕头区专员余锡渠同志不顾一切地赶来，和农民一起潜入两三丈深的洪水里打杉桩，填沙包，他把个人的生死完全置之度外。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许多人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使堤围度过了最危急的时刻。 + +　　很明显，有了党的领导，我们就有战胜洪灾涝灾的充分可能。对于这一点，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充分的信心。为了战胜可能发生的水灾，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工作呢？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这就是思想方面、组织方面和器材物资方面。 + +　　从思想方面说，目前最重要的一种群众性的思想问题，就是单纯依赖政府的思想。政府几年来投了许多资来修堤筑坝，做出了巨大的成绩，说明我们的政府是值得信任的，可以依靠的。但是有许多地方因为对群众缺少思想教育，结果就使得有些群众认为一切事情自有政府筹划，政府不会叫人民淹死饿死，何必着急之类的被动等待情绪。还有一些群众是因为有了堤坝，或者已经加固加高，就以为万事大吉，不再需要积极准备防汛。这些有害的思想情绪，必须认真扭转，使群众从坏处着想，打破侥幸心理。这特别需要用事实来教育。比如湖北省对培修以后的荆江大堤进行检查的时候，发现不少地方都有隐患。湖南省湘阴、沅江等地也发现若干堤防有险情和隐患。河北省滏阳河由于浇地涵洞没有堵好，以致６月１３日至１４日河内流量只四十秒公方就引起了平乡任县两处的决口，淹地八千亩。福建省晋江下游防洪堤，根据晋江县锥探结果，堤身隐患颇为严重，应当翻修的尚未翻修，并且发现堤身龟裂和雨淋沟很多。以上这些现象，其他地区也可能有，因此必须克服麻痹现象。 + +　　从组织方面说，首先是必须把防汛和生产两方面都安排好，不能因生产而误了防汛，或者因防汛而误了生产。这里要求把劳动力事先分配好，组织好，按不同水情调集群众队伍，如河北青县去年分别一般洪水、紧张洪水、特大洪水等几种水情，把群众组成基干队、抢险队、后备队等三种队伍，非特大洪水，不全体上堤，结果避免了堤上窝工和耽误生产的现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生产和防汛的劳动报酬要合理，平衡，不能悬殊，不然就会发生人人抢着上堤或者谁也不愿上堤的现象。 + +　　其次，是力求各农业社出工平衡，负担合理。离堤近的农业社可能要出工多些，必须使他们得到适当的报酬和补偿；但也不能让离堤远的社找补太多，以免影响他们的生活。这就要求领导上进行很细致很负责的组织工作，不能有丝毫疏忽。 + +　　关于器材物资的问题，总的精神是要在保证做好工作的前堤下尽量节约，尽量避免去年防汛中发生的严重浪费现象。根据这种精神，首先应当认真清理旧的防汛器材，把一切有用的器材都利用起来。湖南省清理了一下，证明可用的旧器材还很多，但也已经有不少的丢失和损坏。根据这种情况，各地都应该来一次检查：有些需要追回、可能追回的东西，尽量追回。这将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其次，要依靠农业社的集体力量，充分发动群众，自筹防汛器材、工具、雨具，自带防汛口粮。应当向群众说明，政府为了节约财政开支，现在只能给一些最必要的支援和照顾。要真正解决问题，必须群策群力，大家想办法，自力更生。这种道理只要认真给群众讲清楚，群众是能够接受的，对政府是能够谅解的。这样做了，就可以解决很大的困难。 + +　　７、８月通常是防汛最紧张的季节，各地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作好战斗的准备——堤防、闸坝、水库等的隐患和险工的检查和修整，防汛抢险的物料器材的运输准备，分洪、滞洪区的迁移、救护和安置工作，基层防汛抢险民工队伍的组织，尚存的水利纠纷的解决，所有这些工作都必须及时做好。 + +　　为做好这些工作，各地应当很好地总结和运用去年的经验。过去的某些失败的经验，同样应当引起注意，使坏事变成好事。比如因獾穴鼠洞未被发现而造成决口，因抢堵不及时而造成决口，因抢险方法不当而造成决口，因涵洞闸门关闭不及时而致倒漾成灾，因河道障碍物拆除迟缓而致漫溢成灾，等等，今年注意起来，采取适当措施，就可以避免这种缺点错误的重复。 + +　　目前雨季已经来临，各地随时都有可能大降暴雨，发生水患。适应这种情况，很多省、专区和县都召开了防汛会议，成立了防汛机构，布置了防汛工作，取得不少成绩；但是也还有不少地区上动下不动，还没有布置到乡，基层防汛组织还没有建立，有的是有将无兵，流于形式，或官兵互不相识，准备工作进展迟缓，堤上无人也无料。这种麻痹现象必须立即改变。 + +　　做好防汛准备工作和汛期中的各项工作，是争取农业大丰收运动在目前季节的最主要内容之一。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必须不要因为整风而放松了对这一工作的组织和领导。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69.txt b/CCRD/1/3/2/00096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412a5c7ee69f4719eb043c4531c4cea20200c5c --- /dev/null +++ b/CCRD/1/3/2/000969.txt @@ -0,0 +1,19 @@ +# 反击右派不能温情主义 + +　　<《新华日报》社论> + +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以来，反击右派的斗争已进行二十多天了。人们在报纸上不断地，越来越多地看到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向中国人民进攻的大量事实。许多人原来不相信在今天还有人想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现在开始相信了；许多人原来以为反击右派是小题大做，现在也逐步看到题目本来就不小，大题一定要大做的必要性了；许多人本来顾虑反击右派的斗争会误伤善意帮助共产党整风的人，比如提了一些错误意见或意见提得尖锐和激烈的人，现在也逐步解除了顾虑，看到这是一个必要的消毒消蛊的斗争，是为了保证整风运动更顺利地开展了。总之，随着斗争的逐步开展和逐步深入，原来对反击右派斗争有着某种疑虑，以至有着某种抵触情绪的人，现在已经逐步地消除了疑虑，减少了抵触。反右派斗争的本身教育了人们，使他们认识到这是保证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不能缺少的一场斗争。这一切说明了进行反右派斗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只有正义的斗争，才能为自己开辟道路，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这是一条客观真理。 + +　　人们不难看到，反右派的斗争，是共产党人的事，是各民主党派的事，是工人、农民、机关工作人员、大学生们的事，也是一切高级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的资产阶级的事，这正和建设社会主义是大家的事一样。因此人们都前前后后地投进这个伟大的斗争里来了，反右派斗争的阵营和声势是越来越浩大了，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人们还应当看到事情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还有一些人在犹豫观望，没有投入这个斗争；还有一些人虽然投入了斗争，却是三心二意，顾虑多端，斗志不坚。 + +　　这里必须指出：整风半中间插进了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右派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这是善意的人们所始料未及的。他们原是一心一意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向党提批评，帮助党整风的。他们没有料到半路上杀出一个右派来，搞了一套颠覆社会主义的阴谋。他们最初只是感觉到：开始情况很好，怎么意见提着提着，味儿就不对了呢？怎么原来许多有目共睹的成绩一忽儿都变为一无是处了呢？怎么晴朗朗的天空一忽儿都变成天昏地暗了呢？怎么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一忽儿就变成‘三害’的根源了呢？怎么原来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忽儿却变成对抗性的矛盾、要和共产党誓不两立了呢？难道世界上真有“眼睛一霎，老母鸡变鸭”的事情吗？他们开始发生了疑问。随后，他们发现了，他们懂得了，这一切，原来是右派分子捣的鬼，他们乘共产党整风、请党外人士提意见和大鸣大放之机，举起了魔术棍，刮起了阴风，唤来了一阵冰刀雹剑，向人民进攻。右派分子口中念念有词，催动阴风，不但刮起飞沙走石，还放出许多牛鬼蛇神。他们真是可恶，的确可恶！这就是许多人认识右派阴谋的一个大体过程。可是还有不少人对右派这种牛鬼蛇神的阴谋活动的危害估计不足，有一些人甚至远远地估计不足。这些好心的人们以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巩固的，我们党的威信是很高的，我们有久经锻炼的人民解放军，有久经锻炼的干部，右派分子能把我们怎么样呢？是的，这些都是事实，都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保证。右派分子是否也看到了这一点呢？他们也是看到了的。他们之中明目张胆叫嚣要共产党下台的，毕竟只是他们中间不懂或不讲斗争策略的极个别人；而他们的主帅、军师、大小头目一般都是很讲策略的。比如他们要建立“政治设计院”，这就是那些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要和代表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共产党，共同“设”建设社会主义之“计”，是他们平分秋色的阴谋的巧言令色。又比如他们说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是形式主义，要改为上下议院，要各党派轮流执政，否则你们共产党就是“党天下”。这也是巧言令色，既可以骗取许多自觉不自觉地染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感情的人们的拥戴和共鸣，壮大他们的声势，又可以不必冒武装夺取政权之险（右派分子知道他们没有本钱来赌这一宝），逐步取得政权。这就是他们偷天换日的手法，企图移梁换柱于无形之中。但是，这对他们难道就够了吗？不够，他们还要上下呼应，既有理论，又有行动；既要夺取全国政权，还要一个机关团体，一个学校，一个科学研究机关的逐个夺取。理论呢？多得很。除上面提到的以外，他们还有“资产阶级是文明的专政，无产阶级是野蛮专政”、“无赖专政”、“成品论”，“服从共产党领导就是教条主义”、“官有法，民无法”，等等。这不就是从“理论”上否定了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了人民民主专政吗？还有“共产党不懂科学，不能领导科学”、“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工农干部是土包子饭桶，不学无术”、“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有职无权”、“人事部门是特务制度”、“反对万能干部”等等。这不就从实际上否定了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和共产党员在各个部门的作用吗？谁都知道，共产党的领导，正是共产党决定方针、政策和路线，而贯彻方针、政策和路线就和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分不开，右派分子竭力攻击这些方面，显然是企图从这些具体的方面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方向，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大家想想，如果让这些恶毒的谬论横行而不加批判，使一些天真的人们对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区别不清，使一些对资本主义民主怀有幻想和存有感情的人们，误以为这些谬论是“真理”，是香花，坠入其泥坑而不能自拔，这难道是可以允许的吗？南京大学有一个教授说：“过去把中国前途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想不到中共也是一团糟，中国没有希望了。”南京有些工人在右派分子放毒最猖狂的时候，吃不下饭，担心天下又要大乱，有的工人甚至准备和共产党下乡一起打游击。这些事实，难道不是说明右派放毒的危害性？当然，他们的顾虑都是幻觉（但是如果不反击也会有实现的可能），他们看清楚事实以后是会打消这些顾虑的，可是这种毒害作用决不能忽视。人们知道：意识形态是基础的反应，同时它反过来又会影响基础。进步的理论掌握了群众以后，就会变成革命的力量。但反动的理论一时占有了群众，也会变为反革命的力量。中国人民在政治体制上、经济制度上的社会主义方向是肯定了，不可动摇了。但是在思想领域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战争还远未结束；谁战胜谁的问题，还须要经过比较长期严重斗争才能最后决定。因此，思想战线上斗争的胜负，也会影响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动摇社会主义根基问题。右派分子放毒，大放谬论，而且大肆活动，自然也就牵涉到动摇国本，动摇社会主义社会的根基，恢复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我们反击右派的斗争，也就是要巩固国本、保卫中国人民社会主义的方向的问题。由此可见，这是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更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是一场以政治方向为主的阶级斗争。人们能说，这一场关系六亿人民前途的阶级斗争不必要吗？这样一种性质的斗争难道还不够严重吗？ + +　　有人说，章罗联盟揭发出来以后，我相信反击右派是一场阶级斗争，是一场政治斗争的说法了，我认识到了这一场斗争的必要性了，也认识到不先反击右派，不能顺利进行整风的道理了。但是，江苏是否也有右派？也有有组织右派呢？这个问题，事实已经作了初步的回答。我们江苏省有有言论的右派分子，看来不是少数，而是有一批人的。一定要把这批右派分子的谬论，在各种不同影响的范围内予以歼灭性的打击，使它再不能有市场，再不能起毒化作用。这里必须交代一句，有一些好人也有个别错误观点存在但这不应该视为右派分子。他们可以在反击右派的斗争中来得到纠正和提高。他们的思想问题，可以在整风中，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如果把他们的个别错误观点与右派分子系统的反动谬论混淆起来，这是个大错误，应该避免犯这个原则错误。上面说的是有言论的右派分子，此外，还有既是言者又是行者的右派分子，在江苏，如邓昊明、李世军、钱孙卿之流，也还不是个别的。这些人是老右派，在历次伟大正义的运动中，他们或则居于反对派之列，或则耍两面手法，表面拥护，暗地反对，破坏不遗余力。近来，他们的抱负，看来更有了很不小的发展。他们用不同手法同样地利用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整风、大鸣大放的空子，已经在不同范围内扩充他们的影响，发展了一批势力，并且还力图作更大的发展。当然，他们发展这些势力，如果为了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无可厚非；但是他们的志不在此，他们发展他们的势力，目的是要和共产党平分秋色，待机取而代之。他们谬论背后的险恶用心就在于此。此外，还有一些右派分子，他们之中有些人的特点是，一向以学者、高级知识分子面目出现，其中有些人，以前还是以进步的面目出现。他们在人民群众的观感中和那些马路政客、政治混子不同，人们一时不易识破他们，也不易相信这些一向自命清高的人，竟也有政治野心。可是历史是多么不容情啊，他们的真面目，毕竟由他们自己扯破了。据他们自己说：“高等院校的政治工作不需要专职干部，由教授兼管已有条件”，又说：“高级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已经改造好了”还说：“工农干部、复员军人不学无术，高等院校和科学研究机关要选举有才能的人来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云云。他们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认为共产党在大鸣大放中，已经“垮了”，“瘫痪了”他们就积极准备“民主治校”，安排人选，准备接力；有些干脆“民选”什么委员会来代替党的领导。他们的战术是各个占领，而后聚零为整，造成事实上的分治局面，和共产党平分秋色。这类右派分子中有老右派分子，但也不乏新进。如一些对党不满和对党仇恨的人，平日不注意思想改造，一任错误思想日积月累，久而久之，就由政治上落后变为政治上反动，最后变质成为右派分子。这种新进的右派分子也不乏其人，很值得大家警惕。现在，在斗争日益展开之后，人们已看到许多蛛丝马迹，不少右派分子已不仅是所谓自发“共鸣”，而是有后台的阴谋活动。人们切不能中“帮助友党整风”之计，真以为我们江苏特殊。人们应该接受伏契克的忠告：“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啊。” + +　　在反右派的斗争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手软，打不下去。原是老朋友，老同事，或者有些是学者，专家。人们怜情惜才，原是常情，可是，朋友误入歧途，我们能视死不救吗？至于有专才实学的人走错了道路，则更为可惜，更应该挽救。人们对他们的斗争，正是对他们的挽救。他们走得越远，给他们的帮助和斗争愈要有力，否则他们回头的可能就愈小。这仅是从个人角度说的。从整个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人类整个前途来说，我们更不能为小失大，更不能因为对个别右派分子的温情，而陷整个国家、人民于水火之中。如果始终保有这个温情，那就是怜个人而不爱大众，惜小才而不惜大才，小温情而大不人道，是为仁者所不应取，有些人说，斗就斗吧，但要和风细雨，使他回头。是的，如果和风细雨，右派分子能够回头，是最好也没有的事。但是这仅仅是好心的设想。他们干的是要推翻共产党领导，反掉社会主义前途的大事，他们是横了心的，是红了眼睛要与人民为敌的，我们不和他们作坚决的大规模的斗争，他们不但不会回心转意，而且还会以为人民是软弱，是可欺！特别是那些右派中的骨干分子，代表人物，我们向来对他们错误的批判就是和风细雨的，他们是否因此就是悬崖勒马了呢？他们的反动言行不是更加猖狂了吗？企图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搞清楚这些右派分子的问题，是一种书生之见。君不见，章乃器至今仍顽固不化，章伯钧仍是挤牙膏一样，挤一下，交代一点吗？君不见，邓昊明、李世军、钱孙卿等，直到现在不是仍然两面三刀，百般狡赖或故作镇静吗？如果右派分子不真的缴械投降，我们就必须刮起更大的群众性的暴风骤雨。右派分子越顽抗，风雨就越要猛烈。这应该成为一个正比例。有人说，反右派分子不要点名、登报，登了报就臭了。事实是，右派分子本身就是臭的，而且，有些老右派分子原来就是很臭的。人民原来宽大为怀，想替他们洗洗刷刷，看能否减少一点臭气，可是他们太不自爱了，自己和人民背道而驰，只有臭上加臭。对这些人而言，点名登报也是臭，不点名登报也是臭。反正他们是臭定了。臭了也有好处，人们不会再上他们的当，他们的反动谬论就会没有市场，毒害不倒人，这岂不是大大的好事？自然，有些平常伪装得很巧妙的右派分子，自己放了一个臭气，硬赖着说是别人放的，或者说仅仅是“共鸣”；甚至还摆出一付学者专家出面目，说：“政治是龌龊的，将来一定辞职不干了。”装出自己一身香似的。政治是龌龊的吗？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本来是清白的，香的，只有企图阴谋为资产阶级复辟，那就变成龌龊的了，变臭了，这不能怪政治本身而只能埋怨那种“变”的人。对于这样的伪君子，点名登报看来更为必要。因为这无非是让大家见识见识这些伪君子，使人认清他们的本来面目，使他们众叛亲离，完全孤立起来，使他们想进行的龌龊政治勾当而无所施其伎俩，使人们不致再大上其当，这难道不是功在社会泽及众人的大大好事吗？有人说，斗可以，不能扣大帽子。乱戴帽子当然不好，不戴帽子恐怕也不成。有头都要戴帽子，问题在乎是否合适。是右派分子就须戴右派分子的帽子，是右派骨干分子就戴右派骨干分子的帽子，都不是就不作兴戴，戴了就是戴错了，就应当替他摘下来。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还有人说，这样子不就一棍子打死了吗？不是和与人为善的原则不相符合吗？我们说，我们是与人为善的，但和右派分子的斗争，是属于阶级斗争范围，人民对于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的阴谋是不共戴天的，对于这种阴谋难道不需要打死吗？当然，对于右派分子本身，只要他们能够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我们是可以不打死他的，是可以与他为善的，是可以留下来继续改造的，只要他能脱胎换骨，他们的前途仍然是光明的。事实是他们不与我们为善，不是我们想不想为善的问题，我们现在对于这种对抗性矛盾用解决非对抗性矛盾的方法来处理，难道这还不够雅量，还不够仁至义尽吗？ + +　　总而言之，人们斗争右派的手软，这是由于温情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人们对反右派斗争的性质和严重性估计不足又是温情主义的主要根源，人们的一些小仁小义的观点也减少了人们的大仁大义，即对右派分子的斗争勇气和决心。这些，对反右派斗争极其不利，对我国六亿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极其不利，这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事了。现在我们写这篇社论，目的是帮助好心的人们能有所进步，积极勇敢的投入斗争。当然，这些话是对好人说的，是对建设社会主义事业采取一条心的人，甚至半条心的人说的。对那些表面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建设，实质上阴谋破坏的右派分子，对那些向人民假投降的右派分子，和人民采取两条心的右派分子，则根本是另外一回事。他们要老老实实的向人民交代，放下屠刀，回头是岸。只要他们不自绝于人民，人民也就宽大为怀，不绝他们的生路。不要还以为伪装善变，可以蒙混过关，任你使出全身解数，耍尽花招，休想逃出人民这个如来佛的手掌心。 + +　　最后，我们希望人们在反击右派的同时，继续帮助共产党整风。我们反击右派是坚决的，右派分子不歼灭，我们决不收兵；同样，我们整风，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也是坚决的，我们继续欢迎一切善意的、尖锐的批评，帮助我们改进工作，巩固党的领导，大家更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 + +　　 ---- 原载《新华日报》1957年7月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73.txt b/CCRD/1/3/2/00097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e9a127543b42c1593bcf9efa17f413eaf81380c --- /dev/null +++ b/CCRD/1/3/2/000973.txt @@ -0,0 +1,25 @@ +# 上海市委办公厅等单位干部关于“苏共中央全会决议”的思想反映 + +　　现将市委办公厅、组织部、团市委、市工联、新闻日报等9个单位干部的思想反映综合如下： + +## 一、 对此事件本身的反映 + +　　市委办公厅机要交通局一个党员科长在四日晚听到消息后说：“心里很难过，象斯大林逝世时一样”，当夜反来复去没有睡着。他说：第二天考试也没有考好。中福会儿童剧院干部四号晚八时听到无线电广播这个消息时，开始不信，认为自己听错了，在十时再听，还是不大相信，到报纸登出后才相信是事实。从报上公布后党内外普遍都非常重视和关心，很多人都买了报纸。都觉突然，不少同志震动很大，新报日报一个党员说：“要死啦，又出了一个问题啦。”不少单位党员说：“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岗诺维奇等都是老布尔什维克，对革命有很多贡献为什么还会犯这样的错误”“谢皮洛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看来，似乎是一个理论家，怎么还会有问题？”对取消他们在苏共党内的职务，觉得惋惜。市委组织部一个党员说：“过去与斯大林同志在一起的老同志都下台啦！苏共中央领导核心的团结是否有问题。”表示对苏共的巩固是很担心的。市委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的党员同志说：“斯大林同志逝世后苏共党不灵光了”。中苏友协群众和团市委党员同志说：“为啥斯大林同志逝世后，社会主义阵营内怪事情（意指贝利亚事件，波、匈事件、中国右派问题）这样多呢？”个别群众说：“社会主义怎么问题这样多，而资本主义国家却没有这样多的问题。”右派分子或有右派言论的人，对这问题很注意，但不表示态度。人民电台一右派分子高兴的说：“哦！又出了事啦”另外新民报同志反映“为啥把这个问题登在第一版的下面呢？我们党中央为啥没有表示态度呢？” + +## 二、对此事件性质的反映 + +　　党内外较普遍反映：“从苏共中央决议揭发的事实来看，反党理由是不足的”，主要是“属于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不是什么反党问题”，觉得“反党的帽子太大了”。市委办公厅一室干部普遍反映“称为反党，我们思想不通。”有的说：“莫洛托夫同志年纪大了，对目前新的形势接受较慢，较顽固一些，一下子转不过弯来也是很自然的。”有的说：“这些同志都是斯大林同志的亲信，受斯大林同志影响深，一下子还转不过弯来”。意思是进行教育的问题。“他们又没有搞资本主义复辟或反对党中央，又没有个人野心，而出发点是反对帝国主义，这还是好的，也很难看出组织上有宗派活动”有的说：“所揭发的事实也值得研究的”，如：“不同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的问题是否正确还不可知”“关于开垦荒地问题上，倒/到底应开生荒地还是熟荒地是值得研究的，我们中国就不是这样做”对改善苏南关系问题上认为：“首先是南斯拉夫本身不好，是否为了迁就，拉拢南斯拉夫，就牺牲了我们的老同志”。很多同志提出“这个事件与高、饶事件的性质有啥不同”“与李立三、王明、博古犯路线错误有啥不同。”“与贝利亚事件性质有啥不同。”“与越南长征同志犯错误有啥不同。” + +## 三、对苏共中央处理方法上的反映 + +　　党内外较普遍反映“这样处理太简单，是一棍子打死的办法。”“赫鲁晓夫同志在处理斯大林问题上也是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否定一切，是太粗暴了。”“不是从团结同志出发，没有掌握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而中国党对李立三同志、王明同志、博古同志犯错误的处理法就不同了，他们现在还是中央委员呢！这不是很好吗？为啥苏共不这样做呢？”“如果这事发生在中国，毛主席一定不会这样处理”“可能苏共对我们的经验不重视，至目前还不承认人民内部有矛盾”“莫洛托夫等同志主要是思想认识上问题，为啥苏共党内不能保留同志的不同意见呢？中国党章就规定允许同志可保留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是否就是反党呢？”“是否说明苏共的软弱，因此只好用纪律来处理了”“苏共中央是6月29日通过决议，而现在就公开发表了，这说明他们不是先从党内后到党外，这样做法不好，又要给敌人造谣生事了。” + +## 四、对此事件可能产生对世界和我国的影响方面的反映 + +　　“认为党内的事这样搞法，会给帝国主义利用，什么“斯大林分子”与“非斯大林分子”来造谣、污蔑苏共，破坏苏共的团结。”“帝国主义一定会借这个问题挑拨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这样一来铁托就要翘尾巴了，他一定要说我早就知道苏共有“斯大林分子”与“非斯大林分子”，这样他就要更狂妄自大，对真正团结南斯拉夫也是不利的”部分党员和积极分子反映：“这样一来对我国反右派斗争也不利。”“右派是否会浑水摸鱼呢？”“是否借口苏联这样老党员也出了问题，我们不知你们党员那个是对，那个是不对。” + +　　最后党内外都希望能作一次报告。 + +　　 中共上海市委直属机关委员会宣传部整理1957年7月 6日 + +　　来源：上海市档案馆A77-2-401 P.1-3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74.txt b/CCRD/1/3/2/00097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513edd177fd617fe7e403ee3b821508c3f81b14 --- /dev/null +++ b/CCRD/1/3/2/000974.txt @@ -0,0 +1,33 @@ +# 章罗联盟要把中国带到哪里去? + +　　<《文汇报》社论> + +　　章伯钧、罗隆基反动联盟的罪恶图谋已经初步暴露。在人民面前展开了一幅阴森可怕的群鬼图。人们的眼睛开始亮了起来。 + +　　右派野心分子是绝不肯一下子就坦白、彻底地招认他们的诡计的。在广大人民斥责、反击的威力下，他们才不得不一点一滴地暴露自己。积累了许多点以后就可以连成面。群鬼图的轮廓就是这样勾勒出来的。 + +　　上月中旬反击右派的警钟开始敲响以后，很多被右派分子的谬论迷惑了的人还觉得这不免是小题大做、危言耸听。怀疑右派分子只有言论，不会真的有什么行动。错用了一副好心肠来对待右派分子，一些都看不出在甜言蜜语里面包藏着的祸心。或者认为这些右派分子也不过是些“有职无权”的人物，只是空口说几句白话，实在没有大张旗鼓反击的必要；至于碍于温情，不肯起而攻之者也颇不乏人。如此这般种种想法，不一而足。现在这样的议论已经逐渐消沉了。可是在有些人面前，这个罪恶同盟的丑恶面目依旧并不十分清晰，群鬼图上面还笼罩着一片薄雾，只见鬼影憧憧，却还不十分明白他们的最终图谋到底何在。进一步的探索就显得十分必要。 + +　　根据初步揭露的材料来看，这个联盟是在去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开始形成的。波匈事件在章罗二人心中挑起了熊熊的欲焰。表面掩盖起来的资本主义火种又重新燃烧起来。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社会制度要变一变。天下一定要变。而且估计中国在一两年之内一定要有变化。那就是说，在所有制方面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的国家，是依旧可以推翻、变质的。 + +　　在这种利令智昏的危险估计之下，章罗开始了进攻力量的组织。他们加强了小集团的活动，进一步发展组织、夺取阵地，积蓄力量，待机而动。于是就开始夺取报纸的阵地。派出亲信的骨干分子打进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在民盟中央内部，排挤左派，把大权抓在手里。在地方上，就把小集团的亲信骨干分子分布在重要的岗位上。想在全国发展盟员一两百万人，把盟组织推到下层，深入到县一级去。 + +　　整风运动开始，这个罪恶联盟的疯狂性进一步高涨了。在一次紧急密会里，章伯钧召集了六位教授，会商当前的形势，得出了更狂妄的利令智昏的形势估计。产生了具体的行动纲领。章伯钧首先在民盟内部组织了“科学规划”、“高等学校党委制”、“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职无权”四个小组。这无异于向人民向党进攻的四把刀子。 + +　　在从北京到地方的整风会议上，章罗二人和他们的同伙鼓起了上下串连、八方呼应的毒舌。用恶毒的谎言打击党的威信，利用肃反的题目破坏党群的团结。把持舆论、封锁正义之声，搅起混天的黑雾。潜入基层，处处点火。“党天下”的“诊断书”和“政治设计院”的“药方”，也在这紧要关头投掷出来。其总的目的无他，造成天下大乱、整垮共产党，取而代之而已。 + +　　群鬼图就是这样勾勒出来的。正是有纲领、有严密组织和分工的一伙，一个反党反人民的阴谋集团。 + +　　这个罪恶的集团想把中国人民带到什么道路上去呢? + +　　章罗联盟念念不忘中国要变的近景是匈牙利的十月事件。这还不是太久以前发生的事情。人们还会清楚地记得布达佩斯街上充满了被破坏的建筑物、工厂和千百万平民的血泪。凡是有良心的人，看到这些想到这些是都会激起对反革命分子罪行的无比愤怒的。走过了艰苦斗争道路的中国人民决不允许历史倒退，他们坚决不愿看到重建的家园更遭残害，艰辛缔造的工业建设受到丝毫的损伤。可是章罗联盟的一伙却不这样，他们即使是在睡里梦里也还是含着微笑希冀这些场面的出现的，人民的鲜血会染红送他们登上统治宝座的阶石。他们一想到这里就会眉开眼笑的。但是右派分子却偏偏忘记了这一点，反革命武装即使在匈牙利造下了这种滔天大孽，他们可耻的图谋还是失败了。 + +　　什么是章罗联盟所想望的远景呢? + +　　章伯钧念念不忘津津乐道的上下议院、海德公园，宛转地道出了另外一种社会基础。他还没有明白地向人民说出他的意愿。如果更具体化一些，章罗联盟的内心语言就正是这样:“工人们，把工厂交还资本家!农民们，把田地交还大地主!亲爱的中国人民，让我把这一串漂亮透顶的资本主义项练套在你们的头颈上吧!” + +　　人民是并不健忘的。人民打碎了这条“漂亮的项练”还不过是八年以前的事情。章罗联盟的“快乐的往昔”在人民说来是必须用最恶毒的字眼来诅咒的往昔。 + +　　章罗联盟拿出来的这张罪恶的政治蓝图，就是这样。这一群魔鬼抓住了这样一个大题目，大作文章，花样百出。人民群众的备加反击，正是今天的当务之急，小题大作云乎哉!不坚决地彻底地打垮这个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集团，中国人民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7月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78.txt b/CCRD/1/3/2/00097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38081bd4e966f782354286c3e2139724194c352 --- /dev/null +++ b/CCRD/1/3/2/000978.txt @@ -0,0 +1,19 @@ +# 斗争正在开始深入 + +　　<《人民日报》社论> + +　　我国人民群众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现在正在开始向深入发展。开始深入的标志是：广大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革命的知识分子、拥护社会主义的工商业者的觉悟大大提高了，积极地投入了反对右派的斗争；各民主党派、各高等学校、各机关对本单位的右派分子，陆续地展开了严肃的批判和揭露；右派分子已经陷入被动和孤立，右派的许多堡垒已经开始被攻破。右派在全国范围内最重要的指挥机关章罗联盟，在各方面的围攻之下，内幕已经开始暴露。在新闻界方面，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也已经无法掩藏自己的秘密了。 + +　　由于斗争开始深入，由于右派的真面目进一步暴露，许多原来不相信有什么右派、或者不认为反对右派有什么必要的人们，现在在大吃一惊之后，也逐渐改变态度了。他们开始认识到，右派确实存在，确实在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活动，确实是人民事业的心腹之患。人民的国家是巩固的，但是它之所以巩固，当然不是因为它对于敌对性的活动熟视无睹，而是因为它经常对于这些活动保持警惕。为了提高广大群众的警惕，为了提高广大群众的革命觉悟和革命积极性，单单依靠正面的教育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反面的教育。右派分子的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行，对于广大群众就是最好的活生生的反面的教材。 + +　　但是斗争还只是开始深入。右派的阴谋还远没有完全揭穿。对于右派谬论的有系统的反驳，也还只是在开始进行。正因为这样，有一部分处在中间状态的人们，对于反对右派的斗争还在将信将疑，还在抱着观望态度。他们在心里盘算着：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有一些人甚至以为：这是不是共产党受不了批评，不想再整风了，因而转移了目标呢？为了说服这些人，必须完全揭穿右派的阴谋，完全驳倒右派的谬论。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使斗争继续深入下去。 + +　　为了使斗争继续深入，现在需要防止两种倾向。 + +　　一种倾向是对于右派分子的温情主义。抱着这种倾向的人竭力原谅右派分子，把右派分子描写成为中间分子，把他们的错误的言论行动描写成为偶然的疏忽、修辞上的夸张、被人利用等等，不愿意同他们分清界限，更不愿意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这种倾向显然妨碍着反右派斗争的发展，妨碍着群众觉悟的提高。温情主义者生怕伤害了右派，但是他们为什么不看到，右派分子的言论行动是怎样地伤害了人民的事业呢？为什么他们对于右派分子那样多情，对于人民的事业却这样寡情呢？而且，我们已经说过，除了屡犯不改，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的以外，对于一般右派分子，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还是适用的。因此，目前的反右派斗争对于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固然完全必要，就是对于一般右派分子说来，也是他们痛改前非、洗心革面的一个机会。温情主义者的养癕贻患的立场，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来，都是完全错误的。 + +　　另一种倾向是对斗争的指导采取急躁粗暴的态度，希图用简单的方法“速战速决”。反对右派的斗争要求对于右派进行充分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批判需要依靠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经得起反驳的说理，揭露需要依靠确凿的、经得起检查的事实。为了说明某些右派分子目前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源，追溯他们的过去的若干事实是有教育意义的，但是揭露的重点仍然应该着重在目前。总之，急躁粗暴，简单从事，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有些单位，不让犯错误的人进行答辩或者保留自己的意见，不给犯错误的人指明出路，或 + +　　（者对犯错误的人轻率地作出组织上的处理，这些办法都不利于斗争的深入。斗争的深入当然需要时间。斗争将依重点的转移形成不同的段落，在这些段落之间还会要有一些间歇。欲速则不达，在思想性质的问题上特别不能急躁。我们应该准备付出必要的时间，而不应该过低地估计斗争的复杂性艰苦性，满足于表面的暂时的效果，草率收兵。在斗争的过程中，既要坚决勇敢，又要认真调查研究，严格分清是非轻重，采取正确的说理的方法，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错误。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达到团结和教育最大多数而击败少数右派分子的目的。）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79.txt b/CCRD/1/3/2/00097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aa05429707d56bac7a59389c72d40253a5127af --- /dev/null +++ b/CCRD/1/3/2/000979.txt @@ -0,0 +1,29 @@ +# 人民的干部不容诬蔑 + +　　<《文汇报》社论> + +　　右派野心分子疯狂向党进攻的重要策略之一是尽情诬蔑我们的革命干部。他们提起污水桶，手执大粪帚，任情倾洒，随手乱挥，弄得一团乌糟之后，说道:“请看这还像个样子吗?国家大事还能由这些人继续掌管吗?”……右派图谋推翻党的领导、取而代之的“理论”，就是从这里取得“根据”的。 + +　　从今年春季以来，在这一问题上，本报犯了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大量发表了这类污蔑党和党的干部的恶毒的文章，成为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工具。像主张用一棍子打死的方法来对待官僚主义；(“能一棍子打死官僚主义又有何不可?”及几篇响应这一论点的文章)讽刺我国国家干部只有社会主义忠诚而无常识；(“亲爱的先生之余波”)极恶毒的诬蔑歪曲国家干部的右派分子施蛰存写的“才与德”；描写我们的干部成为蛮横的教条主义者的“一位领导者的‘演绎法’”；用“恶婆婆”和“败家子”这些恶毒的字眼来污蔑党和党的干部。……这样一连串反动文章竟相继出现在我们的版面上。现在回顾起来，实在令人痛心，愤恨，这是我们不可饶恕的罪过! + +　　右派分子这种恶毒的障眼法在工人农民面前是使不开的。底牌一眼就被看穿了。人们看得清清楚楚，花团锦簇的新中国正是由这些遭受诬蔑的革命干部手创出来的。工农业飞跃的发展更不是什么“太虚幻境”里的假相。可是右派分子这种恶毒的破坏作用却不可轻视。有一些脚跟不稳的人，在歪风过处就不免摇摇晃晃，头脑晕眩。老话说，“君子可欺以其方”，就是说只要抓住弱点，加以煽惑，即使是君子也还是可以进行欺骗的。要治这种摇晃眩晕的毛病，就只有认清道理，站定脚跟。使一切妖魔鬼怪都“难网以非其道”。还需要反复说明，更需要再思再想。 + +　　早在1938年，毛主席就教导过我们，干部政策要遵循正确的“任人唯贤”的路线。所谓“贤”，是指能够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的干部品质而言的。这个“贤”字，是包括了“才德兼备”的意义的。铁的事实证明，在这种正确伟大的干部政策之下，中国共产党涌现了无数大公无私的英雄。他们的英勇事迹，在人民的心里、口中是占据了重要地位的。 + +　　（党的干部并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天兵天将。他们是通过火热的革命斗争锻炼出来的无产阶级的战士、真正的人、大德之人。德才虽然并称，重要的还是一个德字。正因为他们具备无产阶级的优秀品质，所以才能在斗争锻炼中变成革命的通才。在过去进行阶级斗争的时代如此，在今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也是如此。） + +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走雪山、过草地的英雄已经不怎么行时了。好像在今天的建设时期，德才兼备的标准可以重新考虑了。可以才第一而德第二，甚至可以不必要德，只要有“才”就可以了。这种议论不独见之右派野心分子的明文，它在社会上的走私市场也颇不小。 + +　　照右派分子王造时之流的说法，我们今天干部的水平是“很低”的。而且越到基层就越“严重”。根据他们的“建议”，今天“水平不高”的农村干部自然要由“水平很高”的旧保甲长之流来接替；工厂干部也可以移交给旧社会的工贼。行不行呢?保甲长和工贼的“才能”都是很强的。可是要问，那是怎样的“才能”?那是骑在人民脖子上面进行奴役、剥削的“才能”。 + +　　右派野心分子想在这里混水摸鱼，骑到人民脖子上来的企图，是决不能够容许的。选取干部的标准还必须是“德才兼备”，不能偏废。而且这德也必须是社会主义之德。假货不得蒙混。 + +　　毛主席在很早以前就曾经告诫过广大的革命干部。在革命战争中学来的一套知识很快就要搁起来了，必须加紧不懈地学习适应新的革命形势的新的斗争知识。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干部们热烈地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他们在不同的新的岗位上刻苦地向群众学习，纷纷变成新的红色专家。红军战士成为炼钢的能手；长期做机关工作的干部变为设计机床的专家。几年前还是个别的现象今天已经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了。工农干部正在大踏步地成长为红色专家，事实证明，共产党人是没有学不会的本领的。不但在过去，在今天和将来，他们也都是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的斗士和通才。 + +　　右派分子们利令智昏、目光短浅，他们看不到这种排山倒海的形势。他们的毒箭，不单集中在老干部身上，也普遍地向新干部和广大的积极分子纷纷射来。新干部和广大积极分子，是右派分子的眼中钉。通过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各项运动，在各条战线上涌现了大量的新干部和积极分子，他们对人民事业抱有无限忠心，以积极态度投入战斗。这有什么不好?这好得很。而右派先生们对新干部和广大积极分子恶毒的污蔑，只能证明他们对人民事业怀有贰心和蓄意抱着消极、破坏的态度。新干部和积极分子参加革命还不久，还缺乏锻炼，还存在不少缺点。这是事实。可是右派分子看不清楚这些存在于广大新干部和积极分子身上的缺点是可以从教育中从革命锻炼中逐渐去掉的；他们新的才能也会在锻炼中逐渐成长起来的。 + +　　右派分子的居心是非常恶毒的。他们不但诬蔑丑化党的干部，打击党在人民群众中间的威信。而且还企图造成广大知识分子和党之间的隔阂。把“用人唯贤”的政策，花言巧语地说成是“用人唯亲”。说什么这就是宗派主义的根源。他们希望广大的积极分子从党的周围瓦解开来。希望广大知识分子脱离党的领导。这种图谋，也经不起事实的驳斥。毛主席早就教导过，对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大量积极分子，党的责任是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也善于使用他们。事实上，党是一直真心诚意地帮助、用热烈的同志的态度对待靠拢党的积极分子的。对广大知识分子，党也是一直采取无限关怀和热忱帮助的态度的。 + +　　在扫清了右派分子的恶毒谰言之后，群众的眼睛就会更明亮，脚步就会更坚定，将进一步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向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展开坚决的斗争。右派分子失败的命运是注定了的。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7月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85.txt b/CCRD/1/3/2/00098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a9e9af7d3a592cb132b69fbb57cabbe2f92263a --- /dev/null +++ b/CCRD/1/3/2/000985.txt @@ -0,0 +1,15 @@ +# 看你站在哪一边 + +　　<《解放军报》社论> + +　　反右派斗争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政治上的大考验。你不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到同情和支持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斗争的进程已经把人们的政治态度昭示得异常明显。中间摇摆的人是不可能维持多久的，最后他总得倾向于一个方面。 + +　　要使得这些中间摇摆的人们，能够迅速地转到正确的立场上，积极参加到反右派斗争中去，重要的一着，就是要彻底揭露右派分子的真面目。有些人之所以分不清右派言论和一般错误思想之间的界限，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于他们被右派言论的某些表面现象所蒙蔽了，看不到它的反动实质。右派分子就会玩这么一手：他们往往抓住我们工作中的某些弱点和错误，加以歪曲和扩大，并以此来否定党的一切，向党放出毒箭。明眼人当然一看就明白，但是也有些人却看花了眼，并且说：“是呀！他们讲得有些道理。”“言者无罪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何必这样大惊小怪！”一旦人们起来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他们就说：“这简直是小题大做！”“这不是和风细雨”，“伤害了整风的积极性。”这样，右派分子就得到一箭双雕之利：既攻击了党的领导，又笼络了群众；反过来说，群众被他们笼络了，更有利于他们对党的进攻。为什么右派分子曾猖獗于一时，得到一些人的鼓掌叫好，这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有些人对党有些不满，爱发个牢骚，右派分子特别喜欢这一点。你不满，我更有意见，彼此可以谈得情投意合，亲如手足，但是一个是无心，一个是有意，做了人家的应声虫还不自觉，并认为自己颇有“正义感”云云。这一点，正是我们值得警惕的地方。所谓对每个人的政治大考验，就是看你对待右派分子的态度。在反右派斗争这个大风浪中，我们许多同志都朝着党指定的方向，和右派分子展开搏斗，他们沉着，他们勇敢，他们在斗争中锻炼着自己。他们不愧是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的真正“卫道者”。（右派分子常常骂我们的积极分子是“卫道者”，我们正是卫的社会主义之道。）但是有些人在这个大风浪中却晕了船，他们叫苦连天，怨声载道。也有少数人站不住脚，被激浪转进水里去了。 + +　　我们要使得每个人，特别是那些晕了船的人们懂得在大风浪中我们必须“同舟共济”的道理。中国有句老话：“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现在右派分子向我们发动猖狂的进攻，妄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党的领导。对我国人民来说，这就是“外侮”。大敌当前，我们是团结起来打敌人要紧呢，还是撇开“外侮”不管、关起门来解决内部问题呢？有些人说我们现在不反“三个主义”而来反右派，是“转移目标”。其实说这种话的人，本身就有转移目标的嫌疑。他们希望我们不去看到右派进攻的严重危险性，大敌当前让我们不去团结起来进行战斗，而是仍旧关门解决内部问题。而且，说这种话的人，还在进行挑拨，企图引起一些过去对领导有意见的人更加不满。我们可以说清楚：现在是要集中力量抵御“外侮”，咱们兄弟内部的事情好说。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不是好东西，我们一定要下决心铲除掉，但是这一步棋可以稍微移后一点。我们把右派打垮了回头再来对付这三个主义，不但领导精力可以顾得过来，而且经过反右派斗争的政治锻炼，大家头脑更清醒，立场更坚定，是非更明显，这些都会成为我们反对三个主义的有利因素。当然，这并不是说，目前能够纠正的缺点和错误，也非一律等到以后再去纠正不可。如果我们这样作，右派分子可能又会钻空子，煽动群众说：“看！他们就是没有决心整风。”可见得，能够纠正的缺点和错误马上纠正，能够解决的问题及时解决，对右派分子也是一个打击。 + +　　我们说人们对待问题都有“倾向性”，其实指的就是立场。在阶级斗争中，两条道路摆得清清楚楚，你不是站在这一边，就是站在那一边。人们决不能脚踏两只船，决不能长期摇摆不定。问题就是这样明确，你要装腔作势也不行。然而，我们在分析具体事物和指导斗争进行的时候，却不能把问题看得如此简单，得把脑子搞得复杂一点。因为客观事物本身，都是在复杂多变的过程中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的。就拿右派言论来说，我们也要作具体分析。有的人是年轻无知，不知天高地厚，右派分子一叫骂，他们也跟着起哄。有的人是自己对党不满，经不起右派分子的煽动，一拉就下水。这两种人虽然也放出了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他们对人民也是有罪的，但是只要他们憣然悔改，彻底交代，仍然可以得到人民的谅解，不必过于去追究。而对于那些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而且拒不交代的右派分子，不管他们采取什么恶毒狡猾的手段进行顽抗，我们都要进行彻底的揭露和严肃的斗争，使他们的罪恶面目完全暴露出来，在人民面前陷于孤立的地位。对于右派分子的政治思想来说，我们一定要跟他们把界限划得一清二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一定要坚决批驳，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含含糊糊，模棱两可。但是对于具体的事物和具体的人，我们却要作具体分析，不能按照一个公式简单从事，而忽视了矛盾着的双方之间的复杂变化多端的情况。否则，就会把本来是中间摇摆的人也可能推到右派分子方面去了，把本来可以争取改造的右派分子也同那些顽抗的右派分子一样去打击了。看起来，这样作立场是非常坚定，是非也很鲜明，但是他们的努力，却会使自己得到相反的结果。 + +　　看你站在哪一边，首先决定于你对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抱着何种态度，决定于你自己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我们广大的官兵听了右派分子对党的叫骂，就义愤填膺，要和他们去拚命；而有些人听了，不但不起反感，反而表同情。全部的奥妙就在这个立场里面，用不着多讲。不过我们总希望，经过这次反右派斗争，每个人都用政治天平去把自己衡量一下，看自己在这个斗争的舞台上，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 +　　 ---- 原载《解放军报》1957年7月1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87.txt b/CCRD/1/3/2/00098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7960431c41eb30347179ba5ea8d475e0be847bb --- /dev/null +++ b/CCRD/1/3/2/000987.txt @@ -0,0 +1,33 @@ +# 组织工人学习毛主席报告彻底击败右派分子的进攻 + +　　<《工人日报》社论> + +　　自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以来，职工群众大为振奋，每天抢着看报，读报组大为活跃。各基层工会组织，一方面组织职工阅读和讨论报纸上有关反击右派分子的社论和文章；另片面又组织干部向工人作有关整风教育和反击右派的报告。各厂矿企业绝大部分职工，都参加了这个学习。 + +　　目前学习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不普遍、不深入。各工厂都还有百分之几或者更多一些的工人，没有受到反右派斗争的教育，没有加入反右派斗争的行列。其中还有不少人不了解目前反右派斗争的重大意义，这些人只要经过组织和宣传，就会立即投入斗争中去的。还有一小部分人，主要是入厂不久的青年工人，他们没有吃过旧社会的苦头，对新社会缺乏由衷的热爱，因此对于这个斗争不大关心。在已经参加学习的工人中间，还有一部分人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不能从道理上给予有力的批驳和回击。因此还必须组织职工深入地学习毛主席的报告，继续开展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 + +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对许多理论问题作了创造性的分析。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根据毛主席报告的方针，总结了一年来的政府工作，有力地驳斥了右派分子对党和国家所进行的猖狂进攻。最近期间，必须认真组织职工学习这两个报告，以这两个报告作为进行当前反击右派分子的有力武器。 + +　　这次向工人进行反右派斗争的教育，是一次有的放矢的教育。“的”是右派分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矢”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报告。以这两个报告为武器，用来分析和批判右派的言论，使广大职工认清右派言论的反动性质，认清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学习毛主席报告时要结合批判右派言论；批判右派言论时，要运用毛主席报告中的论点。这次反击右派的斗争和学习毛主席的报告，对于全体职工是一次极为重大的思想教育和阶级教育，是一次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的伟大运动。 + +　　这次学习是最便于理论联系实际的。随着近几年来工人阶级队伍的发展，工人中的成分有了变化。昨天的小生产者、剥削者，今天成了工人。他们参加了工人阶级的队伍，取得了工人的成分，但不少人的心灵深处还存在资本主义的思想。因此，右派言论在这里还会找到市场，引起共鸣。在这次学习中，必须分析和批判这些人的思想和言论，帮助他们得到改造。 + +　　向工人进行反击右派的教育，就是向工人进行一次现实的阶级斗争的教育。这次的斗争，实质上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工人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去改造世界，而资产阶级却要按照他们的世界观去改造世界，这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抗美援朝斗争，破除了某些人的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划清了敌我界线。三反、五反斗争，划清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线，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问题，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还存在着长期的严重的深刻的斗争。这次反击右派的斗争，就是决定工人阶级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呢，还是让资产阶级按照他们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取得斗争的彻底胜利，不胜利决不收兵。 + +　　学习的目的和要求是什么呢? + +　　第一，提高职工的政治嗅觉和辨别是非的能力。毛主席在他的报告中早已指出，现在阶级斗争虽然基本结束了，但并没有完全结束。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还会长期地存在着。右派分子是两面派，他们用的两面手法是巧妙的，如果我们不运用阶级观点分析问题，就会解除自己的武装，就会上当。 + +　　第二，要在风浪中站稳立场。在这次风浪的考验中，充分表现了工人阶级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天性，证明我们工人是有很高的阶级觉悟。站稳立场，划清人民群众的批评和资产阶级右派的攻击的界限，坚决保卫共产党的领导，对于我们工人阶级来说，对于全体人民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离开了这一条，就没有什么社会主义了。 + +　　第三，使职工了解反击右派斗争与整风运动的关系。只有打垮了右派分子的进攻，整风运动才能健康地发展。没有对右派分子斗争的胜利，就谈不到整风。打过这一仗，整风会整得更好。 + +　　第四，人民内部的矛盾，一定要按着毛主席指示的原则去处理。使职工懂得正确地看待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懂得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的性质，并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这种矛盾，力求避免闹事。 + +　　第五，把职工群众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政治热情，引向当前的生产节约运动中去。密切工厂中领导干部与群众的关系。能够解决的问题，迅速地加以解决；不能够解决的问题，老实地告诉工人。 + +　　工会组织必须认真领导和组织这次学习，这是目前工会工作中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这是向职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一次极好的时机。经验证明，在各项政治运动中向职工进行教育，收效很大。抗美援朝运动中，我们所进行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成为当时推动生产运动的动力。广大职工普遍签订了爱国公约，这样就把全国人民组织到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中去。三反、五反运动，在短短的半年之内，击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使广大工人群众认识了资产阶级的丑恶面目，从政治上思想上与资产阶级划清了界限，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些运动都是采用了群众运动的方式，一方面充分发挥了群众的力量，使运动获得了胜利；另一方面，通过运动，教育了群众，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由于在运动中针对职工思想情况，解决了思想问题，这种教育方式便是事半功倍的。 + +　　这次向工人进行反击右派的教育是生动的、现实的、活泼的，教育的方式可采取多种多样，除了作报告和组织职工讨论以外，还可以请老工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作典型报告，也可举办各种建设成就的图片展览，等等。我们一定要抓紧当前反右派斗争的时机，广泛地在职工中进行一次阶级教育，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教育和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教育。 + +　　 ----《活叶文选》第27号，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57年7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88.txt b/CCRD/1/3/2/00098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080957a6fdc69995cdf2aaa703dbca72426dd59 --- /dev/null +++ b/CCRD/1/3/2/000988.txt @@ -0,0 +1,29 @@ +# 把斗争进行到底 + +　　<福建日报社论> + +　　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相继传来许多重大的胜利消息。右派愈来愈孤立，人民反右派斗争的队伍愈来愈壮大了，广大群众的眼睛愈来愈亮了。情况很好，令人振奋。 + +　　在看到胜利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右派的鬼计多端。他们这些天来感觉日子很不好过，巴不得快些过关；但彻底交代、低头认罪的还是少数，拼命顽抗者仍大有人在，多数右派分子不曾彻底交代，妄想蒙混过去。吞吞吐吐，避重就轻，竭力把罪恶勾当描绘成“一时说错了话”“动机是好的”，拒绝彻底缴械，意在伺机再来。这一帮人继承了反动阶级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有的还当过旧统治者的“军师”。如果把他们看得那样容易投降，就太天真了。复杂的艰苦的战斗还在前面，斗争正在开始深入。 + +　　这样的斗争形势，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要求只有一个：把斗争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 +　　牛鬼蛇神既然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冲出来了，把蓄积已久的毒放出来了，怎能不消毒呢?这毒非同小可，是反共的毒，是反人民的毒，是反社会主义的毒，是危害我们国家命脉的毒。必须彻底消毒。否则，把正确的看作错误的，把错误的看作正确的；把真的当作假的，把假的当作真的；香的贬成臭的，臭的倒说成香的；是非不分，善恶不明，社会主义如何建得成？彻底消毒，把理讲透，人们嗅觉才能灵起来，一时被迷惑的清醒过来，观点模糊的明确起来，立场动摇的端正过来，才能团结一致，建设社会主义。 + +　　我们的同志懂得，资产阶级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不是偶然的。这表示着社会上的衰朽力量不甘心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时时刻刻梦想复辟。进步的力量维护先进的阶级的利益，热爱先进的社会制度，推动社会的发展；一小撮右派分子为反动阶级的利益辩护，仇恨先进的社会制度，硬要拖着历史的车轮离开它自己的轨道。阶级本能都是以自己的阶级利益为转移的。问题在于，推动社会发展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障碍社会发展的则是危害最大多数人民的毒瘤，那么，毒瘤是割开来治好呢？还是掩盖起来好？掩盖起来只能使毒害继续蔓延。肃反运动的经验告诉过我们：反革命未被揭发之前老是出纰漏，揭发了反革命，人们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是反革命在里面搞鬼！”今天资产阶级右派别有用心，同全国人民貌合神离，一到紧要关头就倒戈，社会主义队伍内部的团结是难巩固的，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往往被人为地扩大化的重要原因。那么，这一次是彻底解决好呢？还是马马虎虎地过去好？是把右派分子中间可以救药的人争取到社会主义立场上来好呢？还是现在不要撕破脸皮，不要触动痛处，使整个运动变成夹生饭好呢？为人民的团结着想，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着想，为使我们的国家在安定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右派不可能再组织这样猖狂的进攻，以便全国人民同心合力地建设社会主义着想，还是把他们驳得丑态毕露，体无完肤好。 + +　　是不是“过火”了呢？发出这种疑问的人，可能是看到某些右派分子表面上承认有错，动了恻隐之心；却不了解这些人口头上承认有错是假象，怀恨在心才是真象。承认了一点错误，却掩盖着更大的错误。他们这样猖狂的进攻，我们只是用事实驳倒他们，右派分子只要没有触犯刑律、幡然改悔的，仍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不是已经十分宽大了吗?我们讲的是真理，右派分子不同意仍然可以同我们公开辩论，这有什么“过火”呢?我们早就说过不要开大会，右派说开小会不能丢共产党的丑，坚持在广大的范围内放毒，今天就需要在同样的范围内消毒，一点也不“过火”。我们从来就反对粗暴，反对如同右派那样不凭事实，不讲道理的办法；但是，仁慈也不应当乱用。正在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人说过：狼总是吃人的，对右派分子的任何姑息，都是对人民的残忍。可见，在阶级斗争中对敌人的残酷斗争，对于人民正是莫大的人道；在阶级斗争中对敌人的无情打击，正是对于人民最深厚的感情。右派发动了阶级斗争，难道对于他们的这种猖狂进攻可以纵容吗?对于一切与社会主义为敌的思想，必须毫不留情地批判!毒草要彻底铲除! + +　　我们队伍中的大多数人懂得这些道理，劲头很足，士气旺盛。问题是右派点火刮风，搞得一时乌烟瘴气；今天要扑灭烈火，杜绝妖风邪气，必须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否则是无济于事的。今天需要使所有认识不清的人都懂得，右派分子是狡猾的，不可为任何假投降或耍无赖等伎俩所骗，不可松劲，不可急于收兵，更不可半途而废。也要使右派了解，除彻底交代以外别无出路。 + +　　当然也不要急躁。这一场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靠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只能是对症下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一个堡垒一个堡垒的逐步解决战斗。简单地大喊一声：“这是右派！”或“这是毒草！”固然可以引起些戒备，但毒草未挖根，仍有后患。重要的是要把右派藏垢纳污的盖子揭开，把一切肮脏污秽的东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人们见识见识，认清它丑恶的本质。右派分子在这样的情况下，理屈词穷，不得不低头认罪。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才能提高，抗毒的能力才能增强。 + +　　没有理，是资产阶级右派的根本弱点。真理完全在我们这一边。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要充分运用这个有利条件去反击右派。资产阶级要经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变去消灭它，资产阶级思想则要靠着说理去战胜它。我们所要说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社会主义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就是主客观一致，主观正确反映客观，按照事物本来的面貌认识事物，而不掺杂任何主观上的虚构捏造。资产阶级右派没有真理，所以不能不伪装。或伪装作共产党的朋友，或伪装作为人民服务的大善人，或伪装作拥护社会主义的志士：这一切都是假的。虚假是右派的致命伤。以事实对虚假是揭露右派最有力的武器。 + +　　前一个时期，右派不惜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甚至捏造事实，无中生有，唯恐骂共产党骂得不够，不管是真是假，愈耸人听闻愈好，这无非是为了丑化共产党，把共产党赶下台去。这一小撮右派分子吐出来那么多经不起查证的话，作为向党向人民进攻的炮弹，竟然忘记了这是要自食其果的：群众难道不会调查一下，右派的话有真凭实据吗?共产党员真的“无恶不作”吗?肃反运动真的“糟糕透顶”吗?果真“解放后人民生活没有提高”吗?果真社会主义“不民主”吗?这一切，难道是真实的吗?说这些假话的目的何在呢? + +　　他们的虚假还在于：把个别夸大成一般，用局部代替整体，似是而非，听起来好像有些道理，好像有些“事实”，但这些“事实”是专抓次要的，抛开主要的，是舍本逐末，经不起全面分析和推敲的。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只要我们全面地观察问题，就可以拖出右派的狐狸尾巴来。比如某校揭发了一个品质恶劣的党员，右派分子就大喊大叫：“这不过是揭发了十之一、二!”那么，现在请问：十之八、九在那里呢?这是他必须回答的。尤其应当交代：这样夸大的目的何在呢?右派分子把偶而发生的打架的事，渲染成“打风很盛”；然后推理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最后得出结论：“党委领导是一切歪风根源”。这是什么逻辑?制造出这样离奇的“公式”的人是根据什么道理呢? + +　　右派最倒霉之处，最大的虚假之处，正是口是心非，表里不一。他们当面称颂共产党伟大，暗地里要“狠狠地整他一下”；人前拥护共产党领导，人后颠复共产党领导；表面上举手赞成三反五反，背后煽动“化悲愤为力量”。这是些什么货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呢，还是资本主义?对人民耍这一套尔虞我诈的手段是为了什么?右派的“私房话”，岂可让他们不交代出来？ + +　　用事实，反击其虚假；用全面分析，反击其歪曲夸大；用他们表里矛盾的言行，反击其两面派的行径。这些都是说理。右派在这些最平凡最起码的真理面前，将丑态百出，寸步难行。他们不得人心，真理才是人心所向。在反右派的斗争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将把更多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大步前进。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89.txt b/CCRD/1/3/2/00098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d4ee9909e21a60f31569dc9bc30306e652c4ab4 --- /dev/null +++ b/CCRD/1/3/2/000989.txt @@ -0,0 +1,15 @@ +# 报纸就应当这样干下去——斥许君远向党报进攻的政治阴谋 + +　　<《文汇报》社论> + +　　今年5月21日，许君远在本报第二版发表了“报纸应当这样干下去吗?”一文。这是一篇什么性质的文章?这是一篇打倒工人阶级办报路线拥护资产阶级办报路线的文章。 + +　　八年来，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新闻战线和其他各条战线上一样，成绩是巨大的，且是主要的。新闻界右派分子喜欢用票房价值来算社会主义报纸的账。好吧，就算它一算。单拿上海一地来说，报纸发行总额较诸解放以前昀高的一年，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而且不止增加一倍或两倍而已。仅以本报来说，本报被徐铸成咒为满纸“教条”的时期，曾经销达二十多万，这是本报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销数，较诸解放以前约增加了五倍。许君远说解放以后的“报纸和读者之间有了一道高墙”，我们就不知墙在那里。当然，票房价值不能作为计算报纸成绩的唯一标准，因为报纸供应的是精神食粮，所以，区别报纸办得好与办得坏的根本标准还是政治标准，是看它的思想内容正确与不正确，健康和不健康，有益于人民还是有害于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还是有害于社会主义。从这个大处来着眼，解放后工人阶级的报纸，尤其是我们的党报，继承和发扬了自“新青年”以来革命报刊的优秀传统，确实尽了人民教科书的作用。资产阶级报纸靠谣言吃饭，我们的报纸靠真理吃饭；资产阶级报纸诲淫诲盗，我们的报纸教人敦品励行；资产阶级的报纸煽动战争，我们的报纸保卫和平；资产阶级的报纸替剥削者搽粉，我们的报纸替劳动者说话。那末，显而易见，只有拥护资本主义复辟的人，才会颠倒是非，把解放后的报纸说得无人要看，一钱不值。请问，那些能从鸡蛋中找出骨头来的先生们，如非别有用心，怎么会看不见解放以来人民报纸巨大的成绩反而大喝其倒彩呢?许君远说:“过去常常听人讲起，‘我是大公报二十年的读者了’，话里弥漫着深厚的友情，叫人听起来很舒服。解放后很少人不看人民日报，但却没有人说他是人民日报的老朋友。”请问，许君远如非别有用心，怎么会把曾经在历史上替蒋介石反动统治服务的报纸认为良友?怎么会把我们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诋毁成不是读者的朋友呢? + +　　右派分子的惯技，是否定开国以来的工作成绩，因为成绩一否定了，社会主义的方向也就否定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否定了，自然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了。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之流，在政治战线、文教战线及经济战线上用了这套手法向人民进攻，许君远也在新闻战线上如法泡制，所以，他在攻击“人民日报”之后，接着向人民的报纸发动全线进攻，诬蔑“解放后的报纸只顾说教，忽视趣味”，“大部分党报还在摆着‘党员面孔’，没有笑容。”图穷匕首现，于是，许君远迫不及待地要求党报“拆墙”，尺度“更放宽些”，提出“中国报纸的一种优良传统”来，据说这种“优良传统”就是“趣味”。所谓“拆墙”“更放宽些”以及“趣味”化等等，无非是要党报不走工人阶级的办报路线，去走资产阶级的办报路线。听说解放日报批判了王中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之后，有人拿“新闻史”来替王中辩护。可惜之至，一部新闻史不仅不能替他们遮羞，反而拆穿他们的西洋镜。中国革命报纸的优良传统，恰恰不是趣味性，而是思想性，也就是许君远口中的“说教”或者“党员面孔”，中国革命报刊的历史告诉我们，优秀报刊吸引读者的道路，正是以先进思想指导与教育读者。信笔举几个例子说，五四运动时期的“新青年”，风行一时，难道是“趣味”之功么?五卅运动时期的“热血日报”，传诵人口，难道也是“趣味”之功么?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掷地有声，触手生电，又是什么原因?这些革命报刊不仅拥有千千万万的读者，而且推动千千万万的读者走上革命的道路，难道这不是被先进思想所感染所鼓舞的缘故么?老实说，不管办报的人，主观上如何反对思想性和指导性，报纸既然每天用几万字去供读者阅读，客观上总要起指导作用，若不是指导读者走上正路，就是指导读者走上邪路，两者必居其一。“贫穷从大门进来，爱情从窗口出去”。在人民报纸编辑部反对思想性讲究趣味性的结果，实质上不过是赶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接来资产阶级思想的指导而已。本报就是一个例子。徐铸成口口声声反对“教条”，反来反去，不过是把本报在一个时期内变为传布资产阶级思想的宣传品而已。 + +　　许君远之如此强烈地反对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党报，除了阴谋变党报为资产阶级报纸外，还有其政治原因。谁不知道“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各地党报是各地党委的机关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许君远表面上骂在“人民日报”的头上做文章，实则是向党中央打了窝心一拳。许君远表面上反对党报，实则是反对党对全国人民的领导。所以，“报纸应当这样干下去吗?”这句话的真实语言，应该是“中国应当让共产党这样干下去吗?” + +　　本报在前一时期发表了许君远这篇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文章而不准备及时加以批判，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谨此向读者告罪!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7月1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90.txt b/CCRD/1/3/2/00099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3d141b24bd85a3c8844335dcceef0ff0201f948 --- /dev/null +++ b/CCRD/1/3/2/000990.txt @@ -0,0 +1,21 @@ +# 上海文化界反右派斗争深入展开 + +　　<《文汇报》社论> + +　　上海文化界的反右派斗争正在开始深入展开。 + +　　文学艺术界、新闻界和出版界以及文化界的其他方面，连日正在分别举行座谈会，进一步揭发与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在文化界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与罪行。 + +　　上海是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集中的地方。毫无疑问，上海是资产阶级右派所策划的向社会主义、向人民民主制度、向共产党大举进攻的重要据点。他们抓在手里作为进攻工具的两张报纸——光明日报和文汇报，一张是在北京，一张就在上海。右派分子对上海文化界是存着极大的野心的。单就陈仁炳自己吞吞吐吐地交代出来的一点点材料来看，就足见其用心之狠毒。据他自己说，放火的范围包括电影、国画、京剧、地方戏、文学等各界，但事实上岂仅止于此。右派分子在上海文化界策划的政治阴谋活动是不可轻视的。 + +　　在文汇报上敲响了“电影的锣鼓”的时候，右派骨干分子陈仁炳正在上海电影制片厂连续召开五次放火座谈会，鼙鼓相应，若合符节。硬说解放以后的电影不如解放之前，和这个调门相仿的各种各样的论调，都趁共产党整风的机会，一齐出笼，从文化界的各方面合奏出了资产阶级复辟的狂想曲。譬如，在新闻界就有许君远大谈其办报经验。是些什么经验呢?是替国民党办报、替国际特务于斌办报的经验。什么“文人办报”和“同人办报”的口号也出来了；“老报人归队”的口号也出来了。所谓“文人”“同人”“老报人”是指的什么“人”呢?不正是徐铸成、陆诒、许君远等等之流么?由这些人来办报，那个报纸的方向，也就可想而知了。这种否定解放以来的成绩的论调，也出现在出版界、文学艺术界。总之，把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说得一团漆黑，因而领导这个事业的共产党也就浑身上下一无是处。其结论自然是，搞垮一切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不要共产党领导。事实上已经有人在动手了。国营剧团和合营出版社里，不是已经有人在策划纠合一批人另搞剧团和出版社么?徐铸成、陆诒之流不是在推广赶走共产党员的“拆墙经验”么?搞垮社会主义事业，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一条什么道路呢?毫无疑问，这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是颠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右派的主张，就是要我们亡国。 + +　　当然，右派提出他们的主张的时候，他们决不会公开提出资产阶级复辟的主张或者颠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口号的。他们不但提出了迷人的口号，而且在做法上也极其毒辣。他们企图首先夺取知识分子较为集中的如文化、教育、科技、工商等界的领导权，然后进一步夺取全国的领导权。如陈仁炳之流，在窃取了民盟上海市委的领导权以后，就疯狂地在上海文化界招兵买马。电影、话剧和对群众影响较大的几个戏曲剧种，如京剧、越剧、沪剧、评弹等，都在他们网罗之中。他们用种种蠱惑人心，挑起不满，污蔑领导的谬论，施展了吹、拍、骗、拉等等无耻手段，企图裹胁文化界的知识分子，骗取他们的盲从，作为政治资本，来夺取文化界的领导权。 + +　　这些右派分子，利令智昏，过低估计了文化界知识分子的觉悟程度。他们没有估计到解放八年来，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一淘，经历了周总理所说的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都在思想上政治上有了进步。他们中间虽然有一部分人经不起右派的煽惑，而一时糊涂起来，跟着乱跑了一阵子。但是在反右派斗争展开以后，右派的谬论与罪行经揭发与批判而清楚地暴露出来以后，这些被迷惑的人就很快清醒过来，而离开了他们。右派分子用吹、拍、骗、拉所纠集来的政治资本就很快地输光了。 + +　　资产阶级右派的复辟阴谋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且别具用心的右派分子毕竟只是少数。但是值得我们严重警惕的是，右派之所以敢于大举进攻，正由于他们觉得他们的思想还有市场。在广大的知识分子中的确有一部分人虽然被迷惑了一个时期便很快清醒过来。但是他们之容易被迷惑，或者至今还有一些人没有完全清醒过来，也是铁一般事实。据说上海戏曲界中还有这么一个演员，曾经受过罗隆基的蠱惑，可是至今逢人还说感激罗的知遇之恩。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正如陆定一同志所指出，“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中，有许多人，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很热心的，愿意为之坚决奋斗的，但对于社会主义革命，虽然愿意接受，却并不那样热心了，并不那样愿意为之坚决奋斗了。”这些人就经不起右派的蠱惑煽动，一阵风卷了过去；就很容易被裹胁上右派所阴谋策划的反动道路去。这种人在文化界是不在少数的。 + +　　因此，上海文化界的反右派斗争必须继续深入展开。要把混在文化界的右派分子的谬论与罪行进行彻底揭发与深刻批判。把右派完全孤立起来，并且让广大的知识分子通过这一场斗争，好好地上一堂政治课，大大地提高政治觉悟，这对为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将有极大的好处。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7月1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92.txt b/CCRD/1/3/2/00099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6c6e1560042d9a4630791ad3eca5e670a1f6d7 --- /dev/null +++ b/CCRD/1/3/2/000992.txt @@ -0,0 +1,27 @@ +# 要以六项标准检查自己改造自己 + +　　<卢汉> + +　　我听了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先念、薄一波副总理，彭真秘书长，董必武院长，张鼎丞检察长，各位首长的报告，又学习了这些文件，我完全同意，热烈拥护！在我个人不止是全面的了解八年来，特别是去年一年来政府工作的巨大成就和今后努力的方向，而且具体生动的受到了一次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 + +　　事实证明，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胜利，通过五大运动，完成三大改造。伴随着改造高潮的到来，在这一年内，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个飞跃的发展，经济事业和文教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都大大地超过了五年计划的前三年，有些甚至超过前三年增长的总和。随着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也得到显著的改善与提高。 + +　　当然，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个别的偏差和缺点，但我们应该肯定，成绩是主要的。党和政府有百倍的信心和力量来逐步克服这些偏差和缺点。 + +　　党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把国家事务领导得更好、更健康，主动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倾听群众意见，克服“三害”，这是非常明智的措施。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主义前途都是有利的。我们帮助党整风，应当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实事求是”诚心诚意的提出批评和建议。可是，就在这次整风运动初期，资产阶级的反动言行就突出的表现出来，他们否定成绩，夸大缺点，他们甚至有纲领、有组织、有联盟，丧心病狂的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破坏中苏友谊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企图把国家倒拖向腐朽落后的资本主义道路，要想从根本上动摇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 +　　这些右派分子猖狂的在向党和政府进攻，在周总理的报告中，曾经逐一的揭露和驳斥了这些谰言谬论，揭露了他们的诡计，使我们擦亮了自己的眼睛。在这些问题上能够明辨是非，站稳立场，我们应该对这些右派分子展开不可调和的斗争。同时，我自己也要以毛主席所昭示的六项政治标准和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来检查自己、要求自己，和右派分子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划清界限。衷心诚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坚决不渝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改造自己，并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 + +　　我在上半年，曾经到云南省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视察工作，粗略的了解了一些地方的情况，除了全组的报告已向人代常委会反映外，现在就我个人见到的几项问题，向大会提出建议： + +　　第一是关于云南的教育问题。云南省以往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人民生活贫乏，所以教育方面，一直到解放以前都是比较落后的。解放后经过改革和调整，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比之国内其他省区，仍然质量不高，这是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学校不多，如高等学校只有云南大学、师范学院、工学院、医学院，大中小学的设备也不够完善，师资非常缺乏。对教授们的生活照顾不够，科学研究和工作安排也有问题，以致使有些教授都不想在云南工作下去，不十分安心。其次是学生的质量问题，云南学生由于基础很差，成绩一般比内地学生低，如象云大招考，云南学生较少，外籍学生较多。我建议教育部和高教部应当重视边远地区的教育工作，特别是师范教育。提高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使边疆青年在文化上能够与其他省区逐渐看齐，早日改变云南边远地区教育方面的落后状态。 + +　　其次是云南省的政协工作。云南解放较晚，民族和阶级关系较为复杂。因此，统一战线工作是最重要的。云南省区内的政协工作，几年以来是做得有成绩的。但为使社会关系和民族关系处理得更好，更加团结，应该加强和进一步重视起来，它可以协助政府推行政策法令，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会充分发挥它助手的作用的。所以我建议在云南省可否在适当的市县建立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广泛吸收社会人士参加，使他们能够更好的协助党和政府处理一切具体的工作。 + +　　最后一点是云南起义人员的问题。云南的起义人员大部分已经得到政府的适当安排，但有个别还没有分配工作，生活困难，我在视察时，他们希望我代为反映。我请求政府对他们予以适当的照顾。还有个别起义人员，因历史交代不清或其他原因被拘押劳改的，可否请政府查明情况，分别轻重早日予以处理。 + +　　以上三点是我的建议，也是我的请求，请予考虑！ + +　　末了，敬祝大会圆满成功，并颂各位代表先生们的身体健康！ + +　　（---- 原载1957年7月16日《人民日报》,原题为：“要以六项标准检查自己改造自己: 卢汉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93.txt b/CCRD/1/3/2/00099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0f1b612ff1bb00c306b0d89f40abb9987c177fb --- /dev/null +++ b/CCRD/1/3/2/000993.txt @@ -0,0 +1,23 @@ +# 应该适当地节制生育 + +　　<《人民日报》社论> + +　　近几年来，我国广大的企业职工和机关工作人员，迫切地要求卫生行政部门帮助他们节制生育。许多农民也开始提出了这个要求。党和政府是支持人民群众的这个要求的。早在１９５３年８月，政务院已经指示中央卫生部帮助群众节育，并且批准了中央卫生部修订的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刘少奇同志在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２７日召开了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座谈会以后，国务院第二办公室指定有关部门负责人组织了节育问题的研究小组，提出了开展节育工作的一些办法。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又一次说明应该“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各级卫生行政机关根据党和政府的指示，虽然已经采取了若干节育的措施，但是仍然束手束脚，因而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这个迫切的合理的要求。 + +　　我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六万万人民已经创造了许多伟大的奇迹。由于我国人民政治地位的根本改变，经济、文化、卫生等条件的大大改善，人口的增殖率也提高了。人口的不断增长表示着民族的繁荣和兴旺，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 +　　但是，我国过去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奴役，经济和文化都很落后，要根本改变这种落后状态需要几十年时间。这种落后状态当然不能不限制人民生活的迅速改善，当然不能不留给我们许多一时不容易完全克服的困难。对于多子女的父母说来，这些困难往往特别显著。解放以来，职工的工资尽管逐渐地有所增加，托儿所和学校的发展速度更为解放前所不能比拟，可是，这些都还不能满足多子女的职工的需要。许多做了父母的职工，由于过重的生活负担，不仅自己的工作、学习和身体的健康受到严重的不利的影响，而且他们的家庭生活和对子女的教养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和妨害。例如，上海铁路工人张小弟每月收入五十多元，生活本来可以过得去，但是因为他们夫妇有了六个孩子，生活就很困难。到了月底没有钱，丈夫就怪妻子不会安排，妻子也怪丈夫不知艰难，两人常常吵嘴，不如从前相处得好。上海荣升里的妇女代表顾大姐，生了十四个子女，现在身体非常虚弱，下雪天也出汗。有许多职工因为孩子过多，不但没有工夫去教育孩子，反而常常打骂孩子，即便孩子有病也不能及时治疗。这些现象各地都有。因此，一般父母为了自己和子女的切身利益，迫切地要求节制生育。他们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 + +　　农民现在也开始提出节制生育的要求。解放以前，农民生活极端贫苦，农村中溺婴现象十分严重，婴儿死亡率也很高。近年来农民生活获得稳步的改善，溺婴现象大为减少，婴儿死亡率大为降低，农村人口的增长速度也就大大加快了。根据许多典型地区调查材料推算：自从政府提倡和推行新法接生以后，目前全国农村中每年平均比解放前多五百万左右的婴儿摆脱了死亡的威胁。这当然是值得庆幸的。但是，因为农村人口增长太快，影响农民生活的改善，这也使农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农民感觉到有节制生育的必要。河北玉田县举办过一个避孕展览会，七天中观众达五万多人。有些市镇运到一些避孕药物和书籍，很快就被抢购一空。由此可见，农村中的避孕问题，也是迫切地需要解决的。 + +　　几年以来，我国的人口每年大约增长２．２％左右，超过世界上别的一切国家。同时，我国的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１０％左右，农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５％左右。这是很高的经济发展速度。正是由于我国的工农业比我国人口增长得更要迅速，保证了我国人民生活仍然能够逐年有所改善。但是，如果人口增长得慢一些，那么，人民生活的改善就会更快一些，这是很明显的道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主张在全国范围内，除了人口特别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外，都应该适当地提倡节制生育。这不但适合每个家庭和每一个人的当前利益，而且也适合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我们主张适当地节制生育，这同马尔萨斯主义根本不同。马尔萨斯主义的基本论点是认为生活资料生产增长的速度，永远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我国的实际生活已经证明这种论断的错误。但是指明马尔萨斯主义的错误，却决不是说生育过早过多过密有什么利益和必要。 + +　　那末，应该怎样节制生育呢？ + +　　第一，应该改变早婚的习惯。结婚愈早，生育愈多，而且对年轻的夫妇所造成的困难愈大。为了节制生育，提倡晚婚是必要的。我国民间过去有早婚的恶习，曾经使青年男女受过很多痛苦。为了改变这种习惯，婚姻法规定了结婚的最低限度的年龄。但是，这种规定并不是说到了最低限度的年龄就必须结婚。事实上，过了二十五岁结婚是有益而无害的。目前很多青年不但不到二十五岁，而且不到二十岁就结婚，结果是造成了生活上的许多困难。在许多农村中，甚至还有低于婚姻法规定的年龄而结婚的现象。因此，必须努力在群众中进行宣传教育，打破早婚的恶习，提倡晚一点结婚。 + +　　第二，推广避孕的方法。在不妨碍健康的条件下，各种有效的避孕方法都应当推行。在同样的条件下，多子女的父母也可以自愿地实行绝育。卫生部门过去在这些方面限制过严是不妥当的，今后应该尽量放宽。 + +　　节制生育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情，也是国家的事情。我们应当积极地宣传和提倡，普遍地说明节制生育的积极意义，普遍地正确地传播男女生理常识，广泛地介绍简便、有效的避孕方法，充分地供应价廉、可靠的避孕工具。在这些工作中不容许任何强迫命令。当然，我们也要充分估计到在群众中推行节育工作可能遇到的许多困难。但是，那些困难都可以积极地设法加以克服。只要普遍提倡，同时采取各种具体措施，这个工作一定可以逐渐收到成效。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94.txt b/CCRD/1/3/2/00099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9dc62c8811e2301c91a2673ceb8dca52745edff --- /dev/null +++ b/CCRD/1/3/2/000994.txt @@ -0,0 +1,29 @@ +# 不平凡的会议 + +　　<《文汇报》社论> + +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是一次不平凡的会议，它是在全国人民度过了一个不平凡的春天以后召开的。这个大会再一次表现了空前无比的全国人民紧密团结的伟大力量。在会议召开前夕，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正式发表了。在历时二十日的大会里，人民代表满意地听取了周总理和国务院提出的政府工作报告、预决算报告、经济计划报告。全国人民都清楚地听见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大踏步前进的声音，取得了无比的战斗力量，人民代表们衷诚地拥护率领全国人民进行史无前例光荣事业的中国共产党，他们提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们从不同工作地区，不同工作岗位上亲眼目睹铁的事实证实了这个正确的看法。 + +　　在这个大会召开的前一段日子里，一小撮右派野心分子曾经在全国范围内搅起了漫天的黑雾，企图施展妖法，偷取人民的胜利果实。人民焦急地盼望这一次大会的召开，正像在天昏地暗的时候盼望太阳出来一样。真的，这次的大会就正像金光四射的太阳，它一出现，就把满天乌云都赶得四散奔逃，消失溃散。大地上重新洒满了金色的光芒。人民正在进行不懈的追击，务使妖魔无所遁形，使大地上不留下一些暗影，使新中国的天空成为万里无云真正明净的天空。 + +　　右派野心分子亲手制造的满天乌云是从四面八方的每个角落里散发出来的。人民就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追击、扫荡。人们用祖国建设一日千里的巨大发展，海陆空运四通八达的伟大成就、工业、农业战线上的辉煌胜利狠狠地给右派分子一连串响亮的耳光。把这些坏东西打得现出了原形，揭穿了他们倒算社会主义革命的罪恶企图。人们愤怒地喊出，谁要抹煞新中国几年来的伟大成绩，谁要反对社会主义，就打碎他的脊骨!就在这种严厉的正义的声音下面，那一小撮右派野心分子不能不畏缩地逃遁到人民公敌的死角、向隅而泣了。 + +　　（人民能干的双手，创造出了怎样的奇迹啊!） + +　　就以农业合作化来说，到今年春天为止，全国农民参加合作社的已经达到了97%，绝大多数的社员增加了收入。农业合作化的进度之快是空前的，广大农民对农业社的信任也是空前的。 就在这样的基础上，山东爱国社的著名劳动模范吕鸿宾提出了充满信心的豪迈的展望，到1962年，全社社员都要达到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使安徽省在1956年的重灾之年里获得了全省农民的生活得到提高的奇迹。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使打着“广东人民接近饿死边缘”的恶毒谎言下乡“视察”的右派分子罗翼群在农民的愤怒包围下几乎无计脱身。 + +　　这是一个不平凡的会议，因为它进一步明确了全国人民的方向，也进一步动员了一切前进的力量，它将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充满信心、勇迈地大踏步前进! + +　　这个不平凡的大会回顾了我国社会经济制度伟大变革的1956年。在这一年里，我国社会经历了一次极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革命。这种革命是极度发挥了建设作用而避免了破坏作用的。但是人民却看得清楚，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这种社会革命的成果是不肯甘心的。他们处心积虑地想钻空子、施展破坏、进攻的诡计。在人民看来是好的一切，在他们口里就都是糟的。人民创造了奇迹，他们当然不舒服，要称之为“好大喜功”和“冒进”；人民取得了胜利，他们偏偏要说成“失败”；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根本不存在的。 + +　　不过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人士却决不容许右派分子胡说乱搞。他们在人民的讲坛上驳斥了这些恶毒的谰言。 + +　　这次会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全面展开了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在胜利的第一个回合之后，斗争还必须继续深入下去。 + +　　人民代表们指出，在这次反右派的惊涛骇浪之中，的确有很大一部分中间的知识分子神魂无主、思想混乱。那原因应该从立场问题里去寻找。事实证明，在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中，知识分子的立场问题分明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他们对自己的思想进步估计过高了，才不能不接受这一次深刻的大教训。 + +　　代表们指出，离开了共产党，知识分子是必然会一事无成的。接受党的领导是知识分子改造的关键。这些在反右派斗争中获得的经验教训，是极为深刻的。他们重复记起了毛主席语重心长的讲话:“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 +　　代表们异口同声地说，这次斗争是一次最好的革命锻炼，它使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上了生动的一课。在经过了一个不平凡的春天以后，在这次不平凡的会议上，知识分子重新读了毛主席的这个著名的讲话，他们得到了最温暖的鼓励，最严切的督促。他们不会有负毛主席殷切的期望，全国的知识分子必然也将以实践回答毛主席的督责。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7月1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95.txt b/CCRD/1/3/2/00099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bb789bb4f39f0b0acc1874acdfe29e136af33c9 --- /dev/null +++ b/CCRD/1/3/2/000995.txt @@ -0,0 +1,15 @@ +# 反右派斗争的一次伟大胜利——祝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闭幕 + +　　<《人民日报》社论> + +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已经胜利地完成了它的任务。大会经过了充分的讨论之后，通过了关于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１９５６年国家决算和１９５７年国家预算和关于１９５７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问题的决议，关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决议，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决议，关于死刑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的决议，关于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的决议。 + +　　这次大会开会期间，正是全国人民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进入高潮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一斗争实际上是１９５６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继续，它对于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全国人民的命运关系十分重大。因此，从大会的各项报告到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一直充满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革命精神。代表们用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驳斥了右派分子散布的错误言论，证明中国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论在大会发言中和小组讨论中，代表们（除极少数右派分子以外）都表现了对右派分子的极端愤慨，表现了对共产党的路线、政策和对国家的根本制度的热烈拥护。代表们还揭露了许多右派分子的反动活动。他们的义正词严的责问，迫使代表中的右派分子不能不低头认罪。这是反右派斗争的一次伟大胜利。 + +　　这次大会的进程，生动地证明了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大团结是十分巩固的，不可动摇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向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猖狂进攻的时候完全没有估计到这一点。利令智昏，他们对于人民内部的政治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他们的赌博落空了。这次大会还证明了知识分子的改造和工商界的改造虽然远没有完成，但是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工商界的代表在这一斗争中是站在拥护社会主义方面的，而且经过这一次斗争的锻炼，他们的认识更明确了。 + +　　在这次大会上，代表中的右派分子们经过各方面的揭发和批判，对自己的错误作了检讨。其中，有些人的检讨表示有悔改的决心，虽然检讨的诚恳程度各有不同；有些人的检讨，究竟是企图用避重就轻的欺骗手法蒙混过关，还是也有若干交代悔改之意，需要他们今后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也有些人的“检讨”，一望而知是还没有交代悔改的诚意的。但是，只要他们不是怙恶不悛、自绝于人民，只要他们真正开始承认自己的错误，总是值得欢迎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会发生变化，右派分子们也在变化。由于人民向右派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右派分子现在孤立起来了，只要他们不愿自绝于人民，那末，他们现在除了彻底认错、重新作人以外，已再没有别的出路。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们希望，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他们是开着的。”只要他们回心向善，那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对于他们还是适用的，他们还是有可能由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 + +　　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得很好，不仅会大大推进我们的各项工作的前进，而且大大推动了全国人民的反右派斗争。但是应该看到，在政治上、思想上完全粉碎右派的活动，还是一个长时间的任务。我们应该在已经取得的胜利的基础上，继续采取揭露右派的反动活动事实和说理的方法，使斗争深入下去，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得到彻底的胜利。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1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996.txt b/CCRD/1/3/2/00099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b714442c87e1c4812577076aaa2450a96467339 --- /dev/null +++ b/CCRD/1/3/2/000996.txt @@ -0,0 +1,27 @@ +# 粉碎右派猖狂进攻的胜利大会 + +　　<《解放军报》社论> + +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已于７月１５日胜利闭幕。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体人员热烈祝贺这次大会的成功！ + +　　在半个多月的会议过程中，代表们听取、讨论和批准了周恩来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１９５６年国家决算和１９５７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薄一波副总理关于１９５６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１９５７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董必武院长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报告、张鼎丞检察长关于１９５６年以来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彭真秘书长关于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报告、乌兰夫副总理关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报告、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会议过程中，代表们还以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雄辩有力地驳斥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 + +　　会议在总结我国过去的特别是１９５６年的工作成绩中，表明在解放后短短的七年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已经获得了史无前例的伟大胜利，使我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的变化。 + +　　１９５６年，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国一亿二千万农户和五百多万个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已经变为集体经济，七万户私营工业企业和将近二百万户私营大中小商店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变为社会主义经济，从而基本上结束了我国几千年来阶级剥削的历史，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 + +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１９５６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获得了巨大成绩。这一年，我国的工业总产值达到了五百八十六亿元，超过了五年计划所要求的１９５７年的指标。这一年，我国虽然遭受了几十年来最大的一次灾荒，可是，粮食产量还超过了五年计划指标，达到三千六百五十亿斤，比１９５５年增加了一百五十四亿斤；全国农业总产值约为五百八十三亿元，接近了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指标。 + +　　在工农业生产和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我国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也有了显著的改善。１９５６年全国农民的购买力已由１９５０年的八十一亿元上升到一百九十一亿元。８０％左右的合作社增加了产量，７５％左右的农户，收入也有所增加。１９５６年，在校的小学学生已从１９４９年的二千四百多万人增加到六千三百多万人，中等普通学校和专科学校在校学生达到五百八十六万多人，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三十八万多人。解放以来，除城市和工矿区的文化事业有了巨大发展外，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更是从无到有，一日千里，截至１９５６年底，全国已有三十七万个农村俱乐部和十二万个农村图书室。 + +　　新中国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速度是过去任何时代所不能相比的。就钢产量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合计将达到一千六百三十万吨，而旧中国从１９００年到１９４８年四十九年的钢产量总计还不过七百六十万吨。以粮食和棉花来说，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５６年五年间合计粮食产量为一万六千五百八十亿斤，棉花一亿三千万担，其中还经过两个大的灾荒年，而旧中国从１９３２年到１９３６年间是我国解放前农业收成较好的年份，粮食产量合计只一万三千亿斤，棉花只六千零五十万担。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共新建铁路八千五百公里，而国民党政府在二十二年的统治期间只修建了二千六百多公里。 + +　　以上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它极其生动地说明，饥饿、贫困与孱弱的中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光辉灿烂、繁荣幸福的新社会。全国人民为此欢欣鼓舞，怀着更大的信心来迎接更加幸福壮丽的明天。可是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却瞪着眼睛说瞎话，他们恶意地夸大个别缺点和错误，硬说解放以来我国“一事无成”“搞得一团糟”“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提高”，污蔑我们所说的“成绩是基本的，缺点错误是个别的”是“教条主义”。但是只手终究遮不住太阳，谎言是抹煞不了事实的。人代大会所反映出的大量事实恰恰有力地证明，“成绩是基本的，缺点错误是个别的”不是公式，而是最确凿不过的实情。连联合国也承认，１９５６年世界各国工业生产量增加得最快的是中国。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们睁着眼睛却看不见眼前的事实，除了说明他们是故意造谣、别有用心之外，不能有其他任何解释。 + +　　我国所以能够在短短的八年之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由于有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较之资本主义制度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由于全国人民特别是工人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忘我的劳动，而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历史所作出的结论。翻开我国的历史，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戊戌政变、义和团、辛亥革命，都失败了，中国革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才展开了崭新的一页。我们在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后，在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后，又很快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使我国面貌大大改观。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领导革命不断走向胜利，是因为她是工人阶级这样一个大公无私的最伟大的阶级的先锋队；她体现着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她最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情况，使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紧密结合；她在革命行动上是最坚决最勇敢的。中国人民深切地理解到，今后要把中国引向更加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明天，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再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可以担负起这个艰巨而伟大的任务。因此，他们坚决地拥护并且捍卫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可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否定我国建设成就的同时，污蔑我们党的领导为“党天下”，提出要搞什么“政治设计院”，“轮流执政”，企图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螳臂不能挡车，在六亿人民要求共产党领导、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意志下面，右派分子阴谋是绝对不能得逞的。这次人代会上许多代表的发言，就代表六亿人民发出了不许右派争夺党的领导权、不许右派改变社会主义方向的强大的声音，给了右派的恶毒阴谋以沉重的彻底的打击。 + +　　我国建设的成就，和苏联慷慨无私的援助也是分不开的。右派分子不承认这一点，他们对苏联极尽了恶毒的污蔑。可是铁的事实摆在面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的一百五十六项大型基本建设项目完全是苏联帮助设计和供应设备的，是苏联，给我国提供了大量的长期的优惠贷款；是苏联，派遣了大批技术专家帮助我国进行各项建设工作；目前帮助我国加紧建设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α粒子回旋加速器的也是苏联。特别在美帝国主义推行扩军备战政策，经常威胁世界和平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苏联、中国与社会主义各国的巩固团结，没有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日益扩大，我们就不可能争取到今天的国际和平环境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右派分子所以故意抹煞苏联对我国的真诚援助及其重大意义，其目的不过是企图挑拨中苏友谊，破坏国际团结，从而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但是，右派分子的这个阴谋也彻底地破产了。中国人民永远忠实于中苏两国的坚强团结，并把它视之为世界工人阶级和和平民主阵营的最高利益而加以保护。 + +　　现在，一届四次人代大会已经闭幕了。这是一次总结胜利的大会，这是一次反击右派进攻的大会。通过这次大会对社会主义建设成绩的总结和对右派阴谋的反击，不但对人大代表对全国人民而且对我们军队每个同志，都是一堂最最生动实际的政治课。我们应当从这次大会反右派分子的斗争中，提高觉悟，汲取力量，坚决和全国人民一起，为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保卫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到底。 + +　　 ---- 原载《解放军报》1957年7月1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02.txt b/CCRD/1/3/2/001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603b15c71592ffe5e0c511b9d48ec1a22d854ef --- /dev/null +++ b/CCRD/1/3/2/001002.txt @@ -0,0 +1,25 @@ +# 从“盛世遗民”说起 兼论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关系 + +　　<《文汇报》社论> + +　　在金光四射的新社会里，竟有人自称所谓“盛世遗民”。徐铸成就曾经这样坦白地说过。 徐铸成经常以“老报人”自居。他和文汇报的关系有二十年之久，这以前他是在大公报工作的。在大公报他从一个“聪明、能干”的年青记者一直爬到总编辑的地位。他从这张老牌资产阶级报纸的老板张季鸾胡政之那里承继了一套衣钵，那就是他至今念念不忘、津津乐道的“文人办报”的话头。 + +　　“文人”是知识分子的雅号。既然是人，在阶级社会里是一定有他的阶级性的。但一称“文人”，好像阶级性就顿然消失了，变成了超出对立阶级之外的第三种人。这本来是资产阶级欺人的手法。它们不像无产阶级那样敢于坦率地暴露与正视阶级对立的客观现实。它们千方百计地企图掩盖这个现实，为的是怕自己的面貌暴露。因此，为资产阶级效力的所谓文人，也就讳言阶级了。他们就像罗隆基所“指示”的，“要超然一些”。其实这些“超然”的“文人”，还不是暗开后门乖乖地为他们的东家效忠的吗? + +　　徐铸成在文汇报一贯排挤打击党员和进步分子，使文汇报的历史道路形成一种曲折摇摆过程的正是这种“超然”的注脚。在解放前文汇报遭遇困难时，徐铸成“超然”地拒绝了党的援助，但却想接受蒋介石御用“文人”陈布雷的巨款。这又是一个“超然”。 + +　　像徐铸成这样的“文人”，活生生地就是像鲁迅先生笔下的“二丑”。面上装出倾向革命，骨子里时刻不忘故主。到了他所效忠的阶级已经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以后，他那怀旧的心情便不可抑止地流露出来。他恰如其分地自称为“盛世遗民”。身居人民中国的盛世，而黯然神伤地梦游他的故国。人们不禁要问:徐铸成究竟是那一个国度的公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还是中华民国的?他不是道道地地的一个资产阶级反动派的保皇党么? + +　　这样一个遗老，对无产阶级、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怎么会有好感呢?他对党员干部怎么会有好感呢?对党的领导怎么会听从呢?对社会主义怎么会真心热爱呢? + +　　他在扮演着二丑角色的时候，还只是对党采取了消极抗拒的态度。当党支持文汇报于去年十月在沪继续刊行，并且对他仁至义尽，推心置腹，给他极高的信任与荣誉，让他担任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访苏代表团的团长的时候，他的阶级本能却使他昏了头，以共产党为可欺，把保皇党的辫子翘得天高，竟死心塌地充当了章罗联盟的号筒，粉墨登场，以反派角色跟党唱开了对台戏。从对党的消极抗拒到猖狂进攻了。 + +　　他在编辑部宣传“人弃我取”的方针。凡是人民认为好的东西，在他看来一定是糟的。人民的报纸要刊登什么，他就主张“弃”；相反，只要对人民不利的，他就主张像宝贝一样的拾了来。有巨大政治意义的重要文章，在他看来是“应时文章”，要不得；人民政府的指示文告，在他看来，也是没有刊登的必要的。这样，他就拒绝了党交给报纸为工人阶级服务的任务。至于宣传马列主义在他看来就是“教条主义”，就更不足为奇了。在鸣放期间，特别当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而党和全国人民群起反击的时候，他反对“两点论”，只许谈缺点，不许谈成绩，认为成绩是大家看到的，谈了成绩就会影响知识分子的“放”。也反对反批评，认为反批评就是要知识分子“收”。党组成立了，他就要“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怕党会碍了他的手脚。不但党组的话他不听，市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和他也没有共同的语言，市委第一书记的话在他看来也是不值一顾的。他要到“中央”去解决一切问题。徐铸成这时的确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中央”，民盟右派章罗联盟的“中央”。到了这个时候，他的“缅怀故国”的那种空虚落寞之感已经一扫而光了。再也不徬徨、犹豫；心里的十五个吊桶，一齐都放了下来，再也不七上八下了。他已兴起了复辟的雄心，以进攻的姿态出现了。 + +　　对抗性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之下都可以转化的。但徐铸成就不懂这个道理，并不是人民拒绝徐铸成这样的知识分子过关，正相反，欢迎得很。倒是他自己拼死也不想过来。不只自己拒绝过关，而且还要把别的知识分子也拖出关外，拖回资本主义去。 + +　　只要是肯走进社会主义关口来的人，人民是一律欢迎的。工人阶级的态度就是这么明确，工人阶级的气量就是这么恢宏。像徐铸成这样的知识分子，工人阶级是出了高价请了来为人民服务的。给他很高的政治地位，给他住在高房子里，给他汽车坐，支付出大量的薪水。比起一个普通工人来，那待遇相差何止十倍。但不管这方面如何“恩比天高”，在他那方面依旧是“情如纸薄”。回头倒咬一口，想把工人阶级拖回永远不能超生的资本主义地狱。普天下哪里有这样绝情寡义的西席，他也实在狂妄地把工人阶级看得太良善可欺了。 + +　　自然，在徐铸成这样的右派分子面前，也还是有路可走的。那就是彻底悔悟，重新作人。“遗民”的念头可以抛弃了，倒还是回过头来老实的做一个工人阶级的朋友比较明智些。想过社会主义的关口，是不可能没有困难的。特别是像徐铸成这样的人，那困难就要来得更深些。这困难就在于知识分子必须按工人阶级的面貌来改造自己，必须建立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这条道路是唯一的光明大道。除此之外，决无第二条路。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7月1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06.txt b/CCRD/1/3/2/0010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d6085dc013d7d465b8a584619d074a76acf8ede --- /dev/null +++ b/CCRD/1/3/2/001006.txt @@ -0,0 +1,19 @@ +# 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有大勇 + +　　<浙江日报社论> + +　　当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以古今历史上所未有的谦虚谨慎态度，发起了再一次的整风运动，殷切地希望全国人民和党外人士帮助党克服缺点和错误，以便更好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但是这个严肃的运动刚刚开始不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抡起板斧，趁机而入，大杀大砍起来。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全国人民展开了反右派斗争。和全国一道，本省的反右派斗争也已展开，在民主党派中、大专学校和部分机关中，已经揭露出一批右派分子，对于右派分子所散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正在进行系统地驳斥，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和辨别是非的能力，正在迅速提高，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是另一方面，有些单位的反右派斗争还未展开；有的人还没有投入反右派斗争；或是虽然投入了斗争，还表现了犹豫不前，顾虑重重。总之，还有些人并未感到有反右派的必要；有些人虽然觉得右派应当反，但是却怀疑这样大张旗鼓地揭露，彻底驳斥的做法是否适当，在这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表现了温情软弱，缺乏旺盛的斗争热情。这种右倾情绪不克服，是不能胜利地开展反右派斗争的。 + +　　有的人虽然也认为右派分子公然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问题是不小，可是又觉得小小的几个右派分子，量他也成不了旗号，是“老鼠尾巴上的疖子——没有多大脓水。”同志，你的枕头塞得太高了，没看见，右派分子在中央有联盟，在地方有据点，在基层有腿脚；他们竟然能夺取了报纸，到处点火煽风；整套整套的资产阶级纲领也搬出来了；招兵买马，于×年×月执政的阴谋策划已久；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在于有这样一些野心勃勃的右派分子，还在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间，有不少的人立场模糊，对资产阶级的进攻缺乏免疫力，容易被右派分子煽动起来，容易在大是大非面前迷失方向，被人利用。由此可见，反右派斗争，不仅仅是为了击败右派分子；而且是为了提高广大群众的觉悟，增强广大群众对资本主义政治思想的战斗力，锻炼社会主义的队伍。只有全国人民在立场、观点上彻底划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界限，社会主义才能取得全胜。 + +　　有人认为：对右派斗争是应该的，但是应该“和风细雨”，象现在这样大张旗鼓地登报、点名，戴上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把名声搞臭了，岂不太粗暴吗?这想法未免太天真了。这些右派分子，如果用和风细雨的方法能挽救他们，那自然最好不过了；可是事实告诉我们，那是幻想！对于许多右派骨干分子，党和人民政府不念旧恶，委托以重大的责任，给他们很高的地位和优厚的待遇，对他们所犯的许多错误，长时期的采取了耐心说服、等待觉悟的态度。他们有没有悔悟过来，放弃原有的立场呢?这一次猖狂地向党进攻，就暴露了他们的本性，原来他们把党和人民的宽待和期望看成是软弱可欺，他们嘴里高喊社会主义，骨子里却时刻梦想“天下大乱”，好让他们来“收拾残局”。他们撒下弥天大雾，想把我们晴朗的天空搅浑，岂是和风细雨所能澄清得了的!只有掀起人民的暴风雨，掀起社会主义的暴风雨，才能使资本主义复辟的烟云消散，阴影敛迹。至于说给他们扣上右派的帽子，点名、上报，搞得臭哄哄的，这好不好呢?好得很!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浑身散发资本主义臭气，本来就不香吗!他们不知从哪里偷了点脂粉香水，抹在身上蒙蔽人民，装得很象“革命派”，现在人民替他们冲洗一番，让他们显出本来的气味，叫人民别再上当，这正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在尖锐的政治斗争中，是免不了要扣帽子的，问题要看扣得恰当不恰当。右派分子给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扣了多少大帽子，可是真金不怕火炼，香自香来臭自臭，人民的眼睛雪亮，嗅觉灵敏，社会主义是骂不臭的，共产党是骂不倒的。相反，恰好暴露了右派分子的真面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的确不小，可是右派分子的头本来就那么大，并且不必扣，是自己伸出头来的。这怎么能说是粗暴呢?我们有什么理由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如此薄情?而对危害国本、命根的人却如此宽厚? + +　　这是一场关系社会主义存亡的大辩论、大斗争，所有衷心热爱社会主义而不是口头上热爱社会主义的人，都应当挺身而出，以高度的战斗热情来投入斗争。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有大勇!在这样的斗争中，最有害的是温情主义，对右派分子撕不开面皮，因小情小义而模糊了大是大非。有的人觉得右派分子和非右派分子不易划清楚，担心斗争错了，将来无法交代。右派分子和非右派分子是不是那样难以划分呢？事实并不如此，是非自有其标准在。从批评的态度上来看，右派分子是在恶毒地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善意批评。从根本立场上看，右派分子是站在与党与社会主义制度对立的方面，来一个全盘否定，直至搞垮而后快。非右派分子则绝不敌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而只是对某些缺点有意见。从根本的立场、观点、态度上，是可以判断一个人的真实面目的。何况全国已经大量揭发了右派的言论和行动，可以说是已经不缺乏标兵了。至于明明有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摆在眼前，却嗅不出，看不见，那就是政治嗅觉迟钝，麻木不仁，就应当迅速地警觉起来，清醒起来。由于怕搞错了而犹豫不前，更是不必要的，因为这次斗争完全是靠事实靠说理，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必然有据可查，有人为证，绝不无中生有，而且是强调以理服人，怎么会斗争错了呢?怕搞错了而不积极参加斗争，那才是大错误，因为这次斗争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啊! + +　　有些以往和右派分子接近的人，受到右派分子的影响，甚至曾经同情过右派的言论的，在斗争中表现了紧张、惊慌，生怕沾到右派的边，怕被人当作右派分子来斗争，因而对运动抱消极态度。这样的人，的确已经站到危险的边缘，很容易被右派分子拉过去，唯一的办法是坚决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向党靠拢，积极投入反右派斗争。只有这样，才能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不是右派分子；才能在斗争中与错误思想划清界限，从而树立正确的立场观点。如果顾虑重重，回避斗争，反而有被右派分子欺骗利用的危险。平日和右派分子接近的人，必然更多的知道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勇敢地揭发出来，彻底加以驳斥，还可以在斗争中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这对国家对人民对自己都是极为有益的。人们都应当在这次斗争中努力锻炼自己，争取为社会主义事业更多地贡献力量。而且是不是右派?自己心里完全有数的，如果自己并不仇视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只是对某些问题有错误看法，心里没有鬼胎，何怕之有呢?完全应该放开胆量，向右派分子反击。党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好人，是善良的人，即使对某些工作有意见，甚至提了一些片面的批评，也绝不至于被误会为右派分子的。 + +　　在斗争中，也有人被右派分子的狡猾手段所蒙蔽，因而泄了气，下不得手的。要知道，右派分子是狡猾的野心家，就是在事情败露以后，也要千方百计蒙混过关。有的做假检讨，痛哭流涕，扣上几顶空帽子，却不承认事实；有的矢口否认，赖账，说自己根本未说那样反动的话，是别人“记错”，报上“登错”了；有的甚至装成左派，说自己忠心耿耿为社会主义，也有的装糊涂，说实在出于无心；有的则是耍赖皮，大叫冤屈，死不服气，要打官司到中央去；……没有斗争经验的人，很可能被他唬住，草草收兵了。我们应当坚决斗争下去。做假检讨的要他交清事实；对赖账的要找出人证物证，使他无法翻案；对假装左派的，则彻底揭穿他的假面具，把他的臭家底倒翻；对于死不服气的要驳得他体无完肤，不得不低头认罪；总之，要彻底揭发，彻底驳斥，不到他向人民伏罪绝不罢休!君不见，罗隆基、章乃器不止一次的打保票，说就是把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出丝毫的反党。曾几何时，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人了。如果相信了他的保证，草草收兵，岂不让他溜掉了吗?对任何右派分子都应当有这样坚强的决心，应当善于识破他们的狡猾手段。 + +　　反右派斗争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事，是关系到每个人立场思想改造的大事。在这样大是大非面前，每个人都应当以最大的勇敢来揭露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驳斥右派分子的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谬论；以最大的勇敢在斗争中改造自己的立场观点。 + +　　以最高的政治热情投入斗争吧!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08.txt b/CCRD/1/3/2/0010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b14318878f31cde4bef5381798e55b1e0e81e90 --- /dev/null +++ b/CCRD/1/3/2/001008.txt @@ -0,0 +1,19 @@ +# 当前的阶级斗争 + +　　<大众日报社论> + +　　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斗争正在向深入发展，不达全胜，决不收兵。 + +　　这场激烈的政治斗争是由资产阶级右派发动的。右派的阴谋是：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搞垮社会主义。因为他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组织者、领导者，推翻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就能够自由地对社会主义革命实行翻案，把中国拉回到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上去。但是，全国人民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反右派斗争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因此，当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阴谋一经暴露，全国人民就立即起而反击。首先，工人阶级起来了，农民起来了，青年们也起来了，随后，爱国的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也起而参战了，人们在保卫共产党、保卫社会主义的战斗口号下，给了右派分子以致命的打击。现在，右派分子已经陷入四面楚歌的重围中，除了彻底交械，向人民低头认罪以外，没有别的出路。 + +　　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发动疯狂的进攻，绝不是偶然的，而是蓄谋已久的政治阴谋的大暴露。这有以下事实为证：第一，这次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的“大帅”章伯钧、罗隆基辈已经招认，他们为着进行这场战斗，曾经进行了长期的谋划。章伯钧招认，在他的长期的政治野心的发展的基础上，自1956年起，他和罗隆基组成了联盟，在民盟内作了一系列的组织工作，然后在他认为部署既定时机已到的形势下，才发动向党的进攻的。在我省，例如青岛民盟的陈仰之和薛艺农、冯德先这个反党反人民的小集团，也是长时间以来就在进行着他们的反党活动的。第二，右派分子中，绝大多数是一贯反党反人民的。他们有的原本就是国民党当政时的当权派，大头目如黄绍竑、龙云等，小头目如我省的范予遂、葛兰生、张象冬等；有的是政治野心分子，大头目如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小头目如我省的张今铎、陈仰之等；有的曾经是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爪牙，如徐一贯、王桂浑、姜子修，束星北等；有的则是封建余孽，如孔繁霨等；有的是有政治野心的浸透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如陆侃如、张汇泉等。这些人恨透了共产党，恨透了社会主义制度，恨透了劳动人民已取得的地位。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是自然的，他们是积谋已久，成算在心，伺机而动。第三，右派分子中有一部分是党员和团员，其中虽有少数是在这次斗争中背叛党和工人阶级而向右派投降的，但多数则是混入党内、团内的阶级敌对分子，他们对于党的方针、政策，如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肃清反革命和三大改造等，怀着深刻的敌对情绪，时常有所表露，这一次，当右派发动了对党的进攻以后，他们就起而响应，实行里应外合，向党进攻，暴露了他们反党的真面目，扮演了最卑鄙可耻的叛徒脚色。 + +　　事实是这样明白，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谋远虑的。他们之所以选择目前的时机，则是由于他们认为时间已到、机不可失。右派分子头目章罗等辈已经供认，他们认为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和波匈事件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不那么美妙，社会主义阵营要分裂了。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承认人民内部有矛盾，承认人民中有少数人会闹事，中国共产党要整风，都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巩固、党的领导有问题、人民的天下不牢稳的表现。如他们所估计的：学生一上街，他们到基层一点火，工人职员也会跟着起而闹事，共产党要收不能收，要放就会放得稀烂，就会出现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事件，“要收也容易，三百万军队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费孝通语)”，就只有由右派出来“收拾残局”了。但是，正因为右派利欲熏心、丧心病狂，他们是最大的主观主义者，他们把形势完全估计错了。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和波匈事件之后，虽然国际帝国主义者发动了遍及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共反苏浪潮，但共产主义却以更有力的姿态向前发展，社会主义阵营不是分裂了，而是更加团结了。在我们国内，人民群众的觉悟很高，右派不仅在工人、农民中找不到盲从者，就是在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中，也只招募了寥寥几个应声虫，而民主党派内部的多数人，也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与右派作斗争的。于是：形势对于党和人民是非常好的，而对于右派分子却真的非常不妙。人民的江山如此稳固，右派老爷们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今天选错了时机，今后任何时候，也还是找不到有利于他们的机会的。 + +　　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人民的进攻是个阶级的行动。当然，这不是说我国的资产阶级中的所有的人，都在右派的号令下向党向人民进攻了，相反的，资产阶级中的多数人，并没有响应右派的号召，并且起来反对右派。但是，右派是作为资产阶级的复辟者起而向党和社会主义挑战的。右派的政治纲领如陆定一同志所分析的，是不要社会主义，不要工人阶级的领导，不要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不要联合苏联。他们要的什么呢?要资本主义，要资产阶级领导，要资产阶级专政，要反对苏联。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基本政纲，我们还看到，虽然这次浮到水面现了原形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中有的是合伙的，有的是单干的，但在全国各地，从北京到我们山东，济南和青岛，党外和党内，他们的语言是那样的一致，他们的行动又是那样的一致，章伯钧要搞政治设计院，范予遂要遇事不由党提出主张而先由民主党派协商，张今铎则要机关中由党和民主党派建立联合党组。储安平诬蔑“党天下”，山东的许多右派分子如束星北等则污蔑党为宗派集团，党的指导思想是“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有人山下走，不准把头抬。”黄绍竑等说肃反一团糟，山东的右派分子如周次温等，则污蔑肃反遗留的是血渍斑斑。章乃器和我省的葛兰生等，更是唱的同一支“曲子”。右派分子的行动则都是到处招兵买马、搧风点火，首先是煽动知识分子，他们都是首先要夺取学校、科学、艺术、新闻等部门和民主党派的领导权，进而夺取国家机关的领导权。这种语言和行动的一致，谋而合或不谋而合，就完全证明了这是一个阶级的行动。 + +　　值得注意的是：资产阶级右派是在我国的三大改造即社会主义革命刚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发动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的。党领导全国人民，在短短的时间内，以和平的方法，实现了我国有史以来最深刻的革命，却在经济上和社会秩序方面没有发生波动，这是一个绝大的成功，因而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欢呼和衷心拥护。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胜利，也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在我国的死亡，这对于资产阶级右派来说，当然不会称心如意，恰恰相反，他们是极端仇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的。因此，在三大改造胜利之后不久，资产阶级右派就发动了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就不难理解了。很明白，资产阶级右派是要对社会主义革命实行翻案，要来一个倒算运动，进行反革命复辟。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疯狂进攻的事实，生动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原理：旧的统治阶级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而在它被革命力量推翻之后，它还是要伺机进行反扑的。因此，不给资产阶级右派以反扑的机会，而当他们发动反扑的时候及时予以迎头痛击，在政治上彻底粉碎他们，就是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中的绝对不容忽视的政治任务。我们决不让右派反扑，决不容许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为此，我们坚决要以全力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并坚定不渝地要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亲密地团结在一起。这中间，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通过共产党)是最根本的问题，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一切，有党的坚强的领导，则右派的任何阴谋也是不能得逞的。 + +　　资产阶级右派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进攻，是什么性质的矛盾呢?毫无疑义，是对抗性的矛盾。既然他们抱定推翻党的领导、消灭社会主义的目的，而采取了各种阴谋手段，企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这还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是什么呢?右派分子在人民面前是犯了罪的，因为他们采取了欺骗手段，骗得了人民的信任，取得了高位，一旦有机可乘，就下毒手，向人民开枪。右派分子曾经举手拥护宪法，拥护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而现在则背信弃义，恬不知耻地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公然向党进攻，向人民进攻，反对社会主义。然而，人民对于他们的斗争，一直采取了最宽大的态度，只是揭露了他们犯罪的事实，驳斥了他们的反动言行，并诚恳地劝导他们彻底交代，低头认错，重新作人。周总理在向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希望，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他们是开着的。”人民日报在祝贺“人大”胜利闭幕的社论中说：“只要他们(指右派分子——引用者)回心向善，那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对于他们还是适用的。他们还是有可能由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又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会发生变化，右派分子们也在变化。”我们希望右派分子立即下定决心彻底认错、重新作人，这是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唯一出路。如果有人竟然一直对抗下去，甘愿自绝于人民，人民就无从挽救他们了；如果有人竟然触犯刑律，人民是一定要办他们的罪的。 + +　　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所发动的疯狂进攻，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他们是我们的很好的教员。这堂课讲的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在这以前，有一些同志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作为资本主义根蒂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存在了，因此，我们国内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间的斗争，将要直线式地减弱减弱再减弱，一直到阶级界限的泯没，而再不会有什么激烈的阶级斗争了，甚至没有阶级斗争了；阶级分析的观点用不着了；阶级路线也不用要了；可以用高枕头睡觉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教育了我们，所有这些观点都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都是与现实生活相抵触的。陆定一同志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发言中说：“这些右派分子是不可轻视的，他们有财产，有知识，有一定的管理和组织的能力，同国内外反动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进行政治斗争甚至武装斗争的经验。所以，我国还会有长期的阶级斗争，而且这个斗争有时还会采取很尖锐的形式，这是肯定了的。”陆定一同志在这里指出了我国现时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的阶级斗争的规律，分析了右派向人民发动进攻的国内和国际的根源，实际生活正是这样的。这一个期间，我们看到了右派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方法地向党和人民的进攻，同时也听到了从台湾到华盛顿有人在为右派喝采、助威。生活教育我们，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阶级斗争，同任何其他事物一样，它的发展过程既不会越来越尖锐，也不会一直减弱下去直到泯除，而将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即它将长期存在着、有时还会采取很尖锐的形式。既然如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观点，阶级路线的原则，就是还用得着的，还必须用的。离开了阶级分析的观点，我们将不能分析一切社会矛盾，离开了阶级路线，我们将不能处理一切社会矛盾。当然，我们应当看到国内阶级情绪的发展变化，并根据这种变化去正确分析和处理问题。但是，我们必须牢牢地记住，阶级斗争不但还存在着，而且有时还会采取很尖锐的形式，因此，高枕无忧的麻痹态度是绝对要不得的。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14.txt b/CCRD/1/3/2/00101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6107e4ca6b68e734e3d856c873131ca19fce43d --- /dev/null +++ b/CCRD/1/3/2/001014.txt @@ -0,0 +1,27 @@ +# 正确开展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关键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几年来少数民族文化工作有相当大的发展和成绩。各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受到了保护和发扬，许多曾经被埋没的诗歌、音乐、舞蹈、美术、历史文物等，不断地被发掘、整理出来。新的文艺创作也在欣欣向荣。少数民族的群众文化艺术活动也较前活跃。国家举办的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文化事业，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以电影放映单位、出版发行机构、文化馆、文化站、文化服务队等的发展较大。所有这些文化工作，在配合国家和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建设任务，对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和团结，丰富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从而推动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方面，起了显著的作用；并且在工作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培养了一批民族干部。 + +　　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资源一样，是极为丰富的。各族人民蕴藏着巨大的智慧。我国各民族不仅在过去共同创造了我国的历史和文化，而且必将在我国社会主义民族的新文化建设中，显示巨大和卓越的创造才能。 + +　　几年来随着少数民族政治、经济的迅速发展，各民族人民对于文化生活的要求是迫切的。满足他们的迫切要求，积极地和稳步地把各民族的文化提高到现代的水平，是我们的重大和艰巨的任务。 + +　　这样的任务，当然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实现的。我们现在已经取得的成绩，没有理由可以自满。必须在现有基础上，肯定成绩，克服缺点，进一步开展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以便在一定时期内，达到把各民族的文化提高到现代的水平的伟大目标。 + +　　要进一步开展少数民族的文化工作，当前的关键问题在那里呢？ + +　　关键在于坚决地彻底地克服大汉族主义思想。尽管新中国成立以后，大民族主义的阶级基础正在逐渐改变和消灭，但是这种思想影响的残余仍然存在，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反映到我们的工作中来。几年来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正说明这种思想的危害性。 + +　　大汉族主义思想首先表现在文化部门对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重视不足。中央主管文化部门长期没有把它放到应有的重要地位，及时地进行全面规划。而在经常工作中，又对少数民族地区各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对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复杂性，缺乏必要的认识，使指导流于一般化。其结果是，文化事业的若干方面如电影、出版事业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客观的需要。对各民族间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状态，缺乏有效的办法加以克服。 + +　　大汉族主义思想还表现为对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轻视。有一些汉族的文艺工作者，认为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是贫乏的、落后的。他们在搜集、整理工作中，采取了无视各民族文化艺术传统的粗暴态度，随便地“加工”“提高”，丢掉原有的风格和特色，引起少数民族人民的不满。对于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民间的传统文化艺术活动，有一些汉族干部不是认为“提倡迷信”，就是认为“有伤风化”，进行无理的干涉和禁止。其结果，就使少数民族的群众文化艺术活动不能充分发展，他们的丰富的文化遗产，特别是口头文学，有失传的危险。 + +　　大汉族主义思想还表现为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干部的歧视。有一些文化行政部门，认为少数民族干部文化低、能力差，不愿吸收、使用；即使吸收使用，也不敢大胆放手，一切包办代替。有的汉族干部甚至以少数民族干部是否汉化，作为进步和落后的标准，实际上是鼓励他们脱离本民族的人民群众。其结果是，少数民族干部不能大量地迅速地成长，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开展受到很大的阻碍。 + +　　文化部不久前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坚决地和尖锐地批判了这种大汉族主义思想，并且明确指出，克服大汉族主义思想是进一步开展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关键。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过去依靠各民族的共同努力，创造了我国的历史和文化。今后在创造我国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的光荣任务中，更需要依靠各民族的共同努力，共同提高。事实证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的遗产是非常丰富的。到现在为止已经发掘出来的，仅仅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这些优美的诗歌、音乐、舞蹈、美术，不仅已经为全国人民所珍视和喜爱，并且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就说明，各少数民族的发展水平虽然不一样，但是绝对不是所有的少数民族在一切方面都落后。有一些民族在某些方面的发展比汉族还高，值得汉族人民向他们学习。当然，由于历史形成的条件限制，少数民族在文化建设方面，还需要汉族人民的大力援助。应当说，目前这种援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完全有必要继续鼓励汉族的文化艺术工作者为少数民族服务，献身于各兄弟民族的文化建设事业。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发展，主要还是决定于各少数民族文化干部的成长。因为民族干部最熟悉本民族的情况，同本民族的人民群众有着血肉的联系。他们所起的作用，决不是汉族文化干部所能代替的。因此，在开展少数民族的文化工作中，必须大量地吸收各民族干部参加工作，必须以最大的热忱培养和帮助本民族干部的成长，否则就根本谈不到真正开展少数民族的文化工作。 + +　　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所确定的今后一个时期的方针是：密切配合各民族政治、经济的发展，根据各民族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全面规划，合理部署，加强领导，积极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工作，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的建设和繁荣。这个方针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正确的。希望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和一切从事于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同志，在原有成绩的基础上，认真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坚决克服工作中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思想，使这一方针得到有效的贯彻。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1月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15.txt b/CCRD/1/3/2/00101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ae7bbe16ed17c10ddcbf0a723fe37423b0af8be --- /dev/null +++ b/CCRD/1/3/2/001015.txt @@ -0,0 +1,39 @@ +# 政协会议开始大会讨论 + +　　<新华社> + +　　据新华社７日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开始大会讨论。今天在大会上发言的共有十四人。其中有许多人对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工作发表了意见；有的谈到了目前大家特别关心的节育问题；还有的谈到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问题。 + +　　周建人在发言中举出许多事例，说明科学技术的进步都与党的正确领导相关联，他说，科学技术与政治是连接在一起的，有进步的政治，科学技术才能为人民服务，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 + +　　列席会议的支应遴在发言中着重说明了农业高级合作化的优越性。他说，去年山西省许多地区都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由于实现了高级农业合作化，这些地区不但战胜了灾害，还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增产。 + +　　杨子廉在发言中强调指出：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思想工作还远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他说，思想教育工作愈做的多，做的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就会更加巩固和扩大，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就会得到充分发挥。杨子廉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来说，是一项极其光荣的任务。但有些人把“互相监督”理解为是分庭抗礼或在工作中找岔子；或认为只能监督别人，不愿别人监督自己，这是不符合“互相监督”的精神的。“互相监督”，首先要辨明是非，凡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行就是“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行就是“非”。本着上述原则，在做好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监督。 + +　　王遵明说，现在，球墨铸铁的机械性质方面，我们已经达到了世界的第一流水平。他希望不要因此自满，在改进球化处理的方法，稳定球墨铸铁成品的质量和开辟情况比较复杂的新用途等方面，都要作进一步的集体努力。关于工业科学研究机构的分布问题，王遵明认为应该逐渐添设一些机构以补足门类的空白和地区的空白。 + +　　杨亦周在发言中说，为了扩大高小和初中学生的在校人数，使更多的青年、儿童有学习机会，普遍推行二部制是一个较好的办法。他分析了目前实行二部制工作中的缺点及其产生原因，并且介绍了天津市人民委员会在克服二部制缺点中采取的几个有效措施。 + +　　黄鸣龙说，向科学进军首先要有严密的分工合作和互相配合。中国科学研究人员很少，但还有几个单位重复进行同一研究工作的，这是人力物力极大的浪费。他说，必须克服人员分配上的盲目安排和本位主义，使每个科学人员都能学以致用和发挥所长。他认为大专学校毕业生统一分配制度是一个正确合理的制度，然而过去几年在统一分配大学毕业生时出现了很多不合理现象。 + +　　王一帆就交通运输问题发言。他说，要进一步重视地方道路的建设，特别是山区、老区、少数民族地区的道路建设。在不影响农业生产和充分爱惜民力的精神下，各地区应该继续妥善地贯彻国务院关于民工建勤修养公路的指示。王一帆还谈到，应该发挥一切潜力来缓和运输的紧张局面，特别重要的是要大力组织和利用民间运输工具。 + +　　李德全在发言中首先谈到过去的一年中我国在防治各种疾病的斗争中取得的成绩和中医工作的情况。李德全接着就大家特别关心的避孕问题发表了意见。她说，我们的人口增长率如以千分之二十五计算，每年就得增长一千五百万人，第二个五年计划人口就达七亿以上，这样高的人口增长率，我们的工、农业生产纵然增长飞快，也必将无法更好地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她说，提倡节育避孕，适当地调剂生育密度，有计划地进行生育，正是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表现。但是李德全指出，对于少数民族，不但不提倡避孕，而且鼓励和帮助他们增加人口。 + +　　税西恒说，有些单位的行政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之间联系不够密切，科学技术人员的科学技术没有很好地与政治结合，致使行政和科学技术的力量都没有充分发挥。他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使得行政领导工作与科学技术工作密切联系起来。科学技术人员要克服忽视政治的倾向，坚持进步，继续结合工作实践来加强思想改造。 + +　　在抚顺从事人造石油工作多年的顾敬心说，抚顺烟煤很适合于进行低温干馏，可以提炼液体燃料和一系列的化学产品，但是目前绝大部分却直接燃烧掉了。他希望早日实现抚顺烟煤的综合利用。 + +　　翁文灏和王家桢两人联合发言。他们对我国的煤、石油、电力、铁路等的生产建设分别提出了建议。他们建议，最好把同蒲路的南段向西延长，渡黄河，入陕西，接西安，使汾河流域丰富的煤可以大量供应西北。为了供应武汉到上海的长江流域的用煤，河南的平顶山大煤矿和皖、苏两省间发现的大煤田，都宜大量开发。他们还主张，根据我国的条件，水力发电应当看重。同时，在大的煤田区可以设立中心火力发电站。 + +　　列席这次全体会议的陈景甫接着发言，他介绍了绍兴市举办工商业者短期讲习班的情况和经验。他认为，要办好这种讲习班，必须坚决贯彻自愿入学、自由思考、自由辩论和自觉联系实际的“三自”方针。 + +　　在今天的会议上最后一个发言的是何思源。他说，民革北京市委员会在成员和社会人士中组织了一个业余的外文研究组，以便使各人拿出力量，配合向科学进军，参加的有一百几十人，有许多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这可以说明觉悟了的旧人员是能够积极地发挥他们可以发挥的一点一滴的潜在力量的。何思源说，在台湾的旧人员如果了解共产党的统战政策，看清楚为什么在大陆的旧人员愿意这样发挥自己点滴力量，他们就不会有顾虑了。 + +　　今天的大会在下午二时半开始，六时四十五分结束。上午，全体委员进行了分组讨论。 + +　　周恩来主席在今天的大会举行以前，同新增补的全国委员会委员们进行了谈话。 + +　　明天，会议将继续举行。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8日，原题为：“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各抒所见　政协会议开始大会讨论”。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17.txt b/CCRD/1/3/2/00101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0cf671005431952ccd54e1f343e0bb4d837b0e8 --- /dev/null +++ b/CCRD/1/3/2/001017.txt @@ -0,0 +1,15 @@ +# 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袁雪芬、常香玉、陈书舫和郎咸芬，在本月２１日向戏曲界提出书面意见，要求提高戏曲的思想质量和艺术质量，多演有教育意义的优秀剧目，不演丑恶、淫猥、恐怖、有害人民身心健康的坏戏。这是切合时宜的重要号召，我们希望全国戏曲界积极加以响应和支持。 + +　　正如他们的意见书所说，自从文化部开放二十六个停演剧目以来，戏曲界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新情况。在一方面，由于不利于戏曲艺术发展的“清规戒律”的消除，广大艺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为提高，各地戏曲舞台呈现了活跃的新气象。但在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对人民艺术事业缺乏责任心的剧团放出了不少“毒草”，如“杀子报”之类，有些城市甚至出现了好几个剧团“竞放毒草”的现象，引起了很多观众的指责，也引起了不少有声望的戏曲艺人的不满。这种指责和不满是正当的。戏曲艺术是富有广泛群众性的艺术，每天影响着成千成万观众的思想感情。若不注意剧目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乱放“毒草”，那就是开倒车了。这当然不是文化部开放剧目的本意。 + +　　产生这种偏向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对于“开放剧目”的意义的误解。“开放剧目”是在新情况下改进领导方法的具体措施之一，为戏曲工作的顺利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气氛。七、八年来，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正确方针的指导下，戏曲剧目的挖掘和戏曲改革工作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戏曲艺人和广大观众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也都有所提高。新的情况要求新的领导方法，已经可以把上演剧目的决定权交给剧团。通过艺人的研究和讨论，通过观众的监督和社会的批评，完全可以确定哪些戏应该搬上舞台，而哪些有害的戏如果搬上舞台，应该怎样去进行批判和斗争。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说：“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这是我们对待毒害人民的坏戏所应取的态度，也是我们对待一切毒草所应取的态度。 + +　　全国戏曲剧团和艺人一方面必须坚持大胆放手挖掘剧目的方针，另一方面又必须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上演剧目。哪些剧目可以原封不动地搬上舞台，哪些剧目必须加以适当修改，哪些剧目没有修改条件，都要认真研究和讨论。演出剧目应该力求广泛、多样，不但要珍重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剧目，而且要珍重一切内容比较健康而又能给予观众以美感享受的剧目，甚至对某些一时不易辨别好坏的剧目，也不应该轻易地加以否定，可以让观众和社会评论来作鉴定。但是显然对观众有害无益、又没有修改条件的剧目，如果搬上了舞台，当然必须加以严正的批判。对于坏戏的上演采取听其自然的态度是错误的，那是一种右倾观点的表现。 + +　　从已经演出的戏曲剧目看来，绝大部分都是好的，对观众有益，受观众欢迎的，引起许多观众反感的“毒草”毕竟占少数。我国戏曲遗产是那样丰富，一定还可以继续挖掘、整理出不少可演的剧目来。所以对演出剧目采取审慎态度，非但不会减损演出剧目的丰富多采，而且能够不断提高戏曲演出的质量。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2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18.txt b/CCRD/1/3/2/00101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a0e3cd667853c38f556f1bbd41cc187ce577f57 --- /dev/null +++ b/CCRD/1/3/2/001018.txt @@ -0,0 +1,27 @@ +# 论“两本账” + +　　<新华日报社论> + +　　右派分子邓昊明曾经恶毒地诬蔑党，说“党有两本账，一本好账，一本坏账，要你时用好账算，有问题，用坏账算”。——其实，党哪里有两本账，所谓账，不外是国家对干部的每人一份历史档案而已。邓昊明这个右派头子在一边用“两本账”进行煽动，另一些右派分子在另一边就叫嚣“要当众焚毁人事档案材料”。从这里，人们不难看到，邓昊明吐出所谓“两本账”的蛊惑性言辞，不过是反对国家的人事档案制度的阴谋口实罢了。 + +　　国家要不要建立干部的历史档案制度呢？回答是绝对的必要。这是国家的一种人事制度，是国家的根本制度之一。世界上根本没有人事制度的国家，是不存在的。我们国家的人事制度，按照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和实现社会主义的要求，以及工人阶级选拔干部的标准，配备干部，组成政治力量，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路线，这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这是关系国家命运和政权性质以及贯彻政治路线的重大原则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容许右派分子对这个制度加以动摇。大家还应知道，我们国家建立干部历史档案的目的，正是为上述原则服务的。建立干部的历史档案，是为了要全面地了解干部的品德才能，系统地考察干部的成长过程，弄清干部的基本情况，以便正确地分配他们的工作，切合实际地教育提高他们，保证国家机关的纯洁，组织他们积极地、忠实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很显然，这样的人事档案制度，为团结、提高干部所必需，为正确配备干部、贯彻政策路线所必需，是积极性的制度，并不象右派分子所歪曲的那样，是一个什么消极性的防范干部的制度。 + +　　右派分子邓昊明所说的什么“两本账”，这不是事实。国家对干部的历史档案，只有一本，没有两本。至于账内所记，一般说来，确非一笔，有功也有过，有优点也有缺点，有好的部分也有坏的部分，那都是一本账的两笔。这里值得说明的是，所谓一本账的好坏部分，主要是指干部在阶级斗争时期政治上的表现而言，亦即指干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革命、对人民的态度如何，关系怎样而言。凡是同人民关系好的，站在革命一边的，为人民做事、为革命出力的，就是账中好的部分；凡是同人民关系不好，剥削人民、压迫人民，与人民为敌、损害革命利益的，就是账中坏的部分。每个干部都有自己的发展历史，都不能离开社会生活，由于阶级出身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以及斗争锻炼、自我改造的不同，在不同的社会和同一社会的不同时期，许多干部对人民的关系和对革命的态度就表现得不一样。因此，也就有干部档案中不同的好坏部分，形成一本账中的好坏两笔。有的人好多于坏，有的人坏多于好，但都不会绝对只有一笔。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并不是党和国家凭空制造出来的。党和国家只为干部记账，并不为干部造账，账中所记的内容只是干部本人生平言行的客观记录，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现在右派分子抓住账有两笔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巧费匠心地加以歪曲，捏造出“党有两本账”的谣言来，妄图由此来谣惑人心，攻击我们国家的人事档案制度，这只不过暴露了右派分子的阴险、毒辣而已，是并不能迷惑广大干部于万一的。 + +　　人们不难懂得，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是复杂的，革命的胜利也是为时不久的，许多干部都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他们的政治经历当然不会那么单一化。特别是大批旧中国的军政人员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了工作，他们不但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家庭，而且其中很多人就是直接的剥削者。他们在旧社会生活了好多年以至几十年，他们的政治历史一般都是比较复杂的。除了大多数人处于中间状态外，其中也有不少开明人物，过去同人民的关系较好，有的还直接间接地参加了革命，但是也有不少的人，曾经无恶不作，残害人民，干出许多滔天的罪恶，后来，他们看到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有了转变，愿意向人民靠拢，对革命事业也有若干的帮助，因而人民可以宽容他们，但是在他们的历史上，自然仍旧留下许多坏账，人民暂时还不能忘记。由此可见，他们那一本账里的好坏部分，全是他们自己创造的，全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对于账中那些坏的部分，人民尽管可以存而不论，但是也不容抹掉，这也是尊重客观实际。这有什么值得右派分子来造谣惑众呢？ + +　　当然，对于广大干部来说，每一本账里的好坏部分，并不是绝对的，不可变化的。任何一个干部都有他的正确方面和他的错误方面，也就是说，不会完全是好账或完全是坏账。完全是坏账，就不成其为一个干部，完全是好账，这也不符合事实。所以问题不在于有好又有坏，问题是在于每个干部必须自觉的努力，从自己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多做好事，增加账中好的部分，这就相对地缩小了账中坏的部分的比例。比如有些人过去同革命站在敌对的方面，是一笔坏账，但是后来变好了，做了很多好事，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在现中国也还不乏其人。反之，有些人虽然本来有一笔好账，但是后来变坏了，以至走上背叛革命的道路，堕落成为反革命，如张国焘等，这也是完全可以了解的，所以，账的好坏，对干部来说，是相对的，有发展变化的。干部历史档案上记载下来的好坏部分，只能作为一种历史参考，不能作为评定干部的唯一依据，考察干部的政治品质，更重要的还是向前看，看当前和将来实际斗争中的表现。那种完全忽视干部的历史发展情况的态度固然是不对的，但是那种完全“唯历史论”，不从发展中和现实斗争中去考察干部的倾向，也是错误的。 + +　　总之，国家对干部应该有本账，扼要地记载他们的出身经历和工作表现。这不是为了和干部“过不去”，而是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为了保证工人阶级对于整个国家政权的领导不受动摇，为了按照工人阶级的政治标准来挑选干部，也是为了帮助干部进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一切忠心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对国家的这种人事档案制度都是拥护的，都希望国家有一本账，把自己的历史记录得一清二楚。惟独右派分子最怕国家的人事制度，最怕有一本账(干部档案)，记录他们的历史和现在的言行，这是因为他们不但历史上肮脏污浊见不得天日，而且他们在人民给以宽大处理和适当安排之后，还是其心不死，要进行反共反苏反人民的罪恶勾当，所以他们最怕人家知道他们的反动丑史。他们不敢正面反对国家的人事制度，他们就从侧面拼命诬蔑和攻击“党有两本账”，妄图混淆视听，争取党羽，造成声势，以达到取消干部档案制度的目的，使人无法知其罪恶，甚至装出光明磊落的样子，便于进行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同时，人们不难设想，假如按照右派分子的意见，不要人事制度，任凭一些政治面目不清的别有用心的人窃据要津，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将陷入多么危险的境地！由此可见，右派分子邓昊明口中的“两本账”，实际上包含着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阴谋。 + +　　右派分子还有另一个阴谋。那就是反右派斗争开展以来，各地不断揭发了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和丑恶历史，使他们原形毕露，完全孤立起来，他们就叫嚣说：现在党不要他们了，又用坏账来算了。他们还说，他们没有罪，并不反共，他们不过是意见提得偏激了一点，党对他们翻脸无情，做得太过了。他们的这种新的谬论，在知识分子中已经起了一种腐蚀作用，有一部分中派的知识分子虽然觉得右派的言行不对，但是看到群众起来揭露右派的丑史，开展斗争，又有些惶惶不安，有的甚至真的怀疑是否应该揭露右派分子的罪恶历史。关于这一点，应该说说清楚。 + +　　大家知道，在右派分子中，有很多人不仅现在有罪，过去也是有罪的。如黄绍竑、龙云、邓昊明、李世军之流，他们过去曾经反对过革命，残害过人民，血债累累。对于这种情况，人民并非完全不了解，只是因为这些人曾经表示愿意皈向人民，带罪图功，党和人民政府总是给人们一条路走的，当然不应该也没有理由拒绝他们弃暗投明。解放几年来，党和人民政府对待这些右派分子是仁至义尽的，不仅照顾了他们的生活，安排了他们的工作，而且给他们一定的“名位”，希望他们在党的感召下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党和人民政府的这种宽宏大量、不咎既往、大公无私、毫无宗派成见的态度，能够说是党和人民政府对他们无情吗？可是这批豺狼成性的家伙，表现怎样呢？他们并不真正地改过自新，立功赎罪，反而口是心非，心怀仇恨，利用人民对他们的宽大来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企图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的复辟，恢复他们那种骑在人民头上的日子，这岂不是他们背信弃义，以怨报德，向党和人民猖狂进攻吗?现在大量的事实证明：不是党和人民对他们翻脸无情，而是他们对党和人民翻脸无情。不是党和人民做的太过，而是他们对党和人民欺侮太甚。党为了保卫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巩固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领导人民给右派分子以坚决的断然的反击，这不是什么感情、度量的问题，这是关系到国家命运、人民生死的问题，这是关系到社会发展方向、六亿人民幸福的大是大非问题。对于这样的重大问题，党和人民能够置之不理吗？不能的！我们应该毫不迟疑地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展开斗争。我们同右派分子的斗争，是一种政治斗争，是另一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如果我们在这场斗争中仍然迟疑不前，表示软弱，那么右派分子不但不会投降，而且还会得寸进尺的。这是一切阶级斗争中的必然规律。 + +　　为了彻底战胜右派，所以我们不仅要彻底批判他们的一切谬论，揭露他们的一切阴谋，我们还有必要追查他们的罪恶历史。追查他们的罪恶历史，是教育人民、战胜右派的必要步骤。这可以使人民认清他们反共反人民的活动是一贯的；可以有效地教育广大群众，提高政治觉悟和革命警惕性，看准他们的要害去反击；可以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中派，彻底打垮右派；可以加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热爱，提高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千百倍地努力来巩固党的领导，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右派分子的丑恶历史及现在的反动言行，是从反面教育人们的活教材，我们应该充分地揭露他们，毫不容情。同时，右派分子现在的反动言行，和他们的阶级本性、过去的历史是分不开的，不彻底揭露，就不容易认清他们的真面目，也不能真正打垮他们。这个道理也不难理解。 + +　　至于对于一切善意的批评，对于一切偶而说错了话的好人，我们就决不援用这个原则。大家可以看到，在整风过程中，我们对于一切善意的批评，都已诚恳接受，逐步改正，即使有些批评失之偏颇或与事实还有出入，只要这些批评不是从根本上反对党的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我们也都采取欢迎的态度。我们同这些提批评意见的朋友，今天不是仍然相处得很好或者比以前相处得更好吗？我们并没有翻脸，更不应该翻脸。在这些朋友中，不是也有极少数的人过去也曾经做过一些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吗？但是今天他们表现很好，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不是谁也没有牵涉到他们，更没有人提及他们的往事吗？应该看到，党始终是坚持与人为善的，是不喜欢算人家的老账的，这一点，许多人都是有实际体会的。 + +　　事情既然是这样明显，为什么还有人说反右派的斗争做得太过，不该揭露他们的罪恶历史呢？那显然是温情主义在作怪。或者应当说，持这种见解的人，如果不是有意地充当右派的保镳，掩护右派的退却，就是中了右派的蛊毒，当了右派的俘虏。 + +　　话再说回来，即使到目前为止，党对右派分子仍然采取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的态度。只要他们能够彻底交代，幡然悔悟，接受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他们始终是敞开着的。右派分子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人既有言论又有行动，一种人只有言论并无行动。党对这两种人的政策，人民日报在7月1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中说得很清楚：“对既是言者又是行者，是否要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们中间又多是头面人物，可以宽大，不必办罪，……只有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改，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另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言论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无破坏行动，对这种人，那就更要宽大些了”。党对右派的政策总是宽大的，网开三面，始终给他们一条去路，但是这条去路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不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如果他们仍然背道而驰，走向资本主义，自然就会重新走到网里来，那就是死路一条，也叫做自投罗网，就不能怪党张网无情了。中国有一句老话：网开三面，去路一方。何去何从，右派分子速自抉择!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20.txt b/CCRD/1/3/2/00102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955f86fa75e2a778a3680dead3d99faa38c8254 --- /dev/null +++ b/CCRD/1/3/2/001020.txt @@ -0,0 +1,17 @@ +# 知识分子要不要党的领导——驳罗隆基的“三顾茅庐” + +　　<《文汇报》社论> + +　　据罗隆基的自我表白，即使把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其实，用不着费什么大力气，从今年三月二十三日罗隆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我们就找出他的反骨。 + +　　罗隆基在这篇发言中说，“中国旧社会的‘士’，愿做脱颖而出的毛遂者少，愿做陇中(本报按:陇中应作隆中。)待访的诸葛亮者多。若得三顾茅庐，必肯鞠躬尽瘁。”因此，罗隆基得出这个结论: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和三顾茅庐、礼贤下士是有矛盾的。党必须依照罗隆基的路线改变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 +　　团结、教育、改造，这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三顾茅庐、礼贤下士，这是罗隆基之流的知识分子政策。两者之间根本分歧在那里?答曰:根本分歧有两点。知识分子要不要党的领导?此其一。知识分子要不要思想改造?此其二。限于篇幅，今天先谈第一个问题。 + +　　诸葛亮是何等人物?名分上，刘备、刘阿斗和他是君臣关系，诸葛亮须叫刘备一声主公，叫刘阿斗一声陛下。骨子里，诸葛亮是王者之师，蜀汉有关内政、外交、军事的国策，由他一手制订；在刘备死后，蜀汉的军政大权，由他一手独揽。刘阿斗说得好:“政由葛氏，祭则寡人。”所以诸葛亮虽为人臣，实是蜀汉的真正领导者。罗隆基之流既然自比诸葛亮，那么，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在他们心中，等而上之则为刘备，等而下之则为六万万个刘阿斗了。刘备须待诸葛亮为国师，刘阿斗须事诸葛亮如父，不管罗隆基之流把我们当作刘备还是刘阿斗(其间相差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比而已)；总之，照他们的意思，今天的局面要倒翻一个身，不是知识分子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了，而是工人阶级接受知识分子的领导；不是罗隆基之流接受党的领导了，而是党接受罗隆基之流的领导。也许有人会说:罗隆基并无取刘阿斗而代之的大志，只是想做诸葛亮而已。你们不要深文罗织，故入人罪。那末，不妨听听罗隆基在今年三月民盟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的私房话，他说:今天的矛盾是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与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的矛盾，而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本报按，罗隆基所说的“小资产阶级”，其小字应该圈去，方符合罗的真意。)倘若有人还是疑信参半，那末，可以看看事实: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是个什么玩意?若不是为的专权揽政又为的何来?由罗隆基指使、储安平发难的“党天下”，其意何指?若不是为的推翻党的领导又为的何来?在全国高等学校点火，取消党委制、提倡教授治校的又是何人?反对党对科学有领导权的科学纲领，出之何人的手笔?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等等不就是章、罗两位好汉的策士么?有理论，有纲领，有组织，又有行动，而且人证物证一应俱全，罗隆基还“自问绝对没有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的野心与阴谋”。欺人乎?欺天乎?我们六亿同胞不是昏瞆无知的刘阿斗，不会为罗隆基所愚弄的。 + +　　也许有人会说:诸葛亮有济世安民之才，鞠躬尽瘁之德，就让罗隆基之流知识分子出来领导，又有什么坏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资产阶级的脆弱性是人所共知的，内无彻底反封建的勇气，外无彻底反帝国主义的雄心，所以既无力量领导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的民主革命，又无力量领导推翻殖民主义的民族革命。戊戌政变是资产阶级发动的，然而失败了，辛亥革命也是资产阶级领导的，然而小产了。反帝、反封建的大业，是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完成的。中国资产阶级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无领导的资格，社会主义革命更轮不到它来指教了。否则，何异痴人说梦。百年历史，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如果不倒向工农，必然一事无成。今天四十以上饱经世变的人，皆可作证。历史上写得明明白白，即使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最好革命志士，也只有接受了党的领导，才有生气，才贡献得出智慧；而一旦离开了党的领导，则虚度光阴，枉抛心力，绕了许多弯子，找不到可走的道路，最后还是回到人民怀抱中来。至于知识分子中的右翼，他们和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并不相同，是坚决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我们查一查章伯钧、罗隆基之流的底细，就可知道是一票什么货色。他们对谁鞠躬尽瘁?举一个例吧，罗隆基不是说过么，“美国买马买错了，如果把给蒋介石的钱的十分之一拿给民盟会要好得多。”从这句话可以看出，罗隆基对帝国主义是如何效忠，对蒋介石是如何吃醋，而对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敌意又是多么深。如果请他们出山来领导，中国除亡给帝国主义外，没有旁的前途。我们不妨想想看，章伯钧、罗隆基的拜把兄弟不是“四一二”的刽子手杨虎么?如果章罗联盟执政，共产党还有噍类么!观微知著，罗隆基连自己家中几亩田被农民分了尚且大发雷霆，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这样的人若能公忠谋国，那真是上帝创造的奇迹了。 + +　　以“王者之师”自许，是知识分子的通病，因此罗隆基的三顾茅庐、礼贤下士，在知识分子中不是没有市场的。自然，这些人以诸葛亮自居，其用心是和罗隆基有很大程度的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这种“三顾茅庐”思想，不仅仅是一个自高自大的问题，且是一个立场问题。屁股坐在非工人阶级那边，自然要大摆架子，和工人阶级讨价还价，非重金礼聘不可。如果屁股坐在工人阶级这一边，兴亡有责，痛痒相关，“俯首甘为孺子牛”，根本用不着三催四请了。北京大学有一位教授在鸣放期间说的几句话，很打动人。他说:“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国翻身。现在这个希望实现了，共产党把国家弄成现在的气派，我拥护他。我和党同奔一个门，事实证明，它认路比我认得好，我自然跟他走，没有什么被领导的不愉快之感。”这种爱国爱党的感情是多数知识分子所共有的语言。可是，章伯钧、罗隆基就不同，他不但骂共产党，而且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那就必须予以反击，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7月2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21.txt b/CCRD/1/3/2/00102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0130d2b61f20b94e4bdf15772f95b818b81fe7a --- /dev/null +++ b/CCRD/1/3/2/001021.txt @@ -0,0 +1,21 @@ +# 胆敢翻案！——兼论农村里的牛鬼蛇神 + +　　<《南方日报》社论> + +　　右派分子吴林（民盟海康县负责人、海康副县长）翻土改之案，带头向农民反攻倒算，在海康县煽起反攻倒算、造谣生事、破坏合作社。（详见人民日报七月二十六日一版）这一毒辣事件大大增长了人们的见识。 + +　　我们同右派展开斗争已经一个多月了。右派分子组织的猖狂进攻已经被打退。但是，他们还没有缴械投降，放下武器；所以，这一场斗争还必须坚决进行，不能草率收兵。为什么对他们的斗争要这样坚决呢？理由是他们要倒算，要翻案。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愿意接受社会主义，但是少数右派分子却反对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决不甘心放弃剥削，梦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所以，他们看到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不甘心，要来一个倒算，来一个翻案。这些右派分子，同国内外反动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们还要替已经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翻案，还要替已经被打垮的地主阶级分子翻案。不是有个右派分子罗翼群吗？他口袋里不是装着几十封这种翻案材料吗？他到兴梅“视察”不是大受地主阶级分子和被管制分子的欢迎吗？现在，人们又看到右派分子吴林，被地主分子称赞成“最心爱的人”，地主分子恐吓农民，要向农民倒算的时候说：“你不还房子给我，我找吴林县长告你一状！”请大家看看吧！右派分子就是这样胆大妄为的，是这样罪行深重的，依照他们的主张行事，是要亡国的，人民群众不仅丧失一切既得的利益和幸福的前途，而且要被打进十八层地狱的。所以，同右派的斗争，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非坚决进行不可。右派分子不缴械投降，不低头认罪，不彻底交代，是不行的；投降了，认罪了，彻底交代了，才不至于走绝路。 + +　　右派分子大放厥词，猖狂活动的时候，在农村里也吹起一股歪风。地主、富农敌对阶级分子，反革命残余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对右派言行高兴极了，拿他们的言论来“武装头脑”。他们利用当时农村里宣传和贯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实行民主办社的过程当中，干部对新的工作方法还不熟习，对两类矛盾的界线还不善于鉴别的弱点，利用我们的政治工作薄弱、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薄弱的弱点，放肆活动。地主分子向农民反攻倒算了，有的要索回房子，有的要索回土地。地主、富农分子破坏合作社，有的兴风作浪，挑起退社、闹分社、闹散社的风潮，有的攻击党组织的领导，搞垮干部，篡夺合作社的领导权。迷信活动日见增加，赌博之风盛行，神棍赌徒，肆无忌惮。严重损害人民生命财产的械斗事件，屡有发生。凶殴打杀干部的案件，不断出现。这些情况，在全省各县里，有的县多些、严重些，有的县少些、轻些，但是都不可忽视。 + +　　上述这种现象，叫做牛鬼蛇神出洞。我们在农村里的工作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对这种现象，觉得很不正常。牛鬼蛇神出洞，究竟正常不正常呢？可以说：有可能是正常，也可能不正常。牛鬼蛇神，是本来就有的，是个客观存在；不过，过去藏在洞里，表面看来牛鬼蛇神就似乎不存在。他们闷得久了，现在看到城里右派分子替他们讲话，替他们撑腰，“申冤诉苦”，看到农村里也大讲人民内部矛盾，揭露出工作中有许多存在的问题，就认为是时候了，纷纷爬出洞来，张牙舞爪，兴风播毒。这是合乎规律的。他们自动爬出洞来，现出原形，正好一把抓住，同他们展开斗争。如果我们把思想武装起来，动员群众同他们展开斗争，把他们一一缴械，又从而教育了群众，锻炼了自己，那么，事情就应当说是完全正常了。当然，如果相反，由于我们思想混乱，犹疑不定，或者看到牛鬼蛇神张牙舞爪而悲观消极，那么，事情就应当说是不正常。 + +　　现在不是强调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矛盾，强调要用民主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吗？为什么现在又说要同牛鬼蛇神展开坚决的斗争呢？岂不是“一时讲一套”，岂不是“难办事”？这就是干部和群众思想混乱的症结所在。我们说：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的时期已经过去，这是千真万确；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必须用民主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也是千真万确；但是，谁也没有说民主可以施于人民的敌人，专政的武器可以从此废弃。现在，事情很清楚，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我们向右派分子坚决反击，这就是一场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农村里的事情就更加清楚，那些敌对阶级分子、残余反革命分子要反攻倒算，翻土改之案，要搞垮合作社，要篡夺合作社的领导权等等，那还不是非常明显的阶级斗争吗？他们既然胆敢向农民发动阶级斗争，为什么我们不发动农民来向他们进行阶级斗争呢？不论城里的事情和农村里的事情，都在说明阶级斗争并未结束，在一定的期间、一定的条件之下，阶级斗争还很激烈。我们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对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则实行专政。现在农村里兴风作浪的牛鬼蛇神，有一些是根本没有公民权的，没有公民权的人，怎能乱说乱动？对他们怎能实行民主？农村里把地主、富农、被管制分子安排入社，有些是社员，有些是候补社员，有些管制生产，这些无非是人民对反动阶级、反动分子的进一步宽大的措施，他们即使被承认为社员，摘掉帽子，也还要在人民监督之下继续改造，决不能胡作胡为的。现在农村里出现的许多牛鬼蛇神，按其所作所为应当划入“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以及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这一类，对这一类坏分子，必须实行专政。 + +　　此外，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制裁，虽然这和对敌人实行专政有原则的区别。在过去一段期间，许多同志对于两类矛盾的界线，民主与专政的界线搞不清楚；或者虽然口头上搞清楚，但由于缺乏感性知识，碰到具体问题便觉得“难办”。有些同志因牛鬼蛇神的出现而惊惶失措，或者给他们的歪风吹向右歪。现在，事情明确了，思想疙瘩解开了，事情也就不是“难办”，而是“易办”了。至于革命队伍当中，包括党员、团员，如果有人同牛鬼蛇神联成一气，例如参加倒算以及其他罪恶活动等等，那么，他们也应划入牛鬼蛇神这一类，一视同仁。 + +　　现在事情究竟怎么样办？应当发动群众坚决向敢于猖狂进攻的敌对阶级分子、残余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坏分子展开斗争。凡属反攻倒算、破坏合作社的分子必须拿到群众中去斗争，违法者依法惩办。严禁赌博，以赌营生的地痞、流氓、赌棍应当依法惩办。迷信活动要干涉。这种活动牵涉众多群众，他们是无知被骗的，应当向他们进行宣传教育；为首分子借此诈骗敛财，破坏社会秩序，必须追究和按情节轻重处理。严禁械斗。械斗对于人民的生命财产具有很大的破坏性，是严重违法行为，政府不是不管，而是不能不管。发动械斗的为首分子，要受法律的制裁。牛鬼蛇神说：“打干部不要紧，政府不管”。这是什么话！打人，侵犯人权，是犯法的。人民犯了法，也要办罪。对殴打干部的人，一律要查究，轻则警戒，重则法办；至于行凶杀人，则不论是谁，都要办罪。 + +　　最后，话得说回来。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学会采用民主的方法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民主办社，是巩固合作社的基本方针，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学会正确贯彻这一方针。我们对农村里的内部矛盾，必须继续主动地去处理。我们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们的工作作风，必须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作认真的改进。而我们打击农村里的牛鬼蛇神的猖狂活动，也同样是为了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搞好生产办好合作社这个目的。　　　（本报略有删节） + +　　 ---- 转载于《人民日报》1957年8月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23.txt b/CCRD/1/3/2/00102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2e45b0e50e8d4b0e1a20166da38e55d5f7b1856 --- /dev/null +++ b/CCRD/1/3/2/001023.txt @@ -0,0 +1,27 @@ +# 解放军是知识分子良师益友 + +　　<《文汇报》社论> + +　　今年的“八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三十周年的纪念日。毛主席曾说过:“没有人民的武装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今天为了保卫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并且为了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没有我们人民的武装，也是不可能的。全国人民从亲身体会中深刻了解，人民军队对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就，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人们都以兴奋热烈的心情在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八一”建军节。 + +　　正在这一时期，由于资产阶级右派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进行猖狂进攻，妄图破坏中国人民经过艰辛困苦、流血牺牲得来的革命胜利的果实，妄图把中国拉回到解放前的老路上去，全国人民更加体会到，强大的人民军队的存在与发展对社会主义事业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从而更加鲜明地认识到，必须与人民解放军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彻底打垮右派的猖狂进攻，坚决捍卫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方向。 + +　　右派分子曾公然用了旧社会流行的一句俗话来对人民军队进行恶毒的污蔑，说:“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所谓秀才，自然是指那些自以为足不出户、识穷天下的人。这些人自以为比什么人都聪明。他们有知识，而且这些知识也的确很有用。但这些有用的知识究竟为谁所用，用于什么方向，如何用法，用了对谁有利。逢到这样的大道理，这些人反又讲不清了。例如，在右派猖狂进攻的风暴中，就出现了不少迷失方向，糊里糊涂被裹胁了去的人。这些人在平时何尝不自以为比人知识高、学问大，自以为耳聪目明的呢?当然，当全国人民展开了反右派斗争，对右派分子进行胜利反击的时候，这些一时糊涂的人们中间绝大多数，都或早或迟地清醒过来，重新走回正路了。但或多或少总糊涂过一阵子，毕竟是事实。为什么会失去了聪明的呢?自以为知识高、学问大，又高在那里，大在何处呢?可见，他们的知识不管有多少，似乎总缺少一门最基本的知识学问。缺少了这门最基本的知识，就会使一个知识分子失去立身之本，像无根之本一样，经不起风暴了。 + +　　在新社会里这个最基本的道理，“秀才”们常常讲不清的，倒是兵能够讲得很清楚。要学这门最基本的知识学问，应该拜人民解放军为师。 + +　　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够在战斗中英勇顽强，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打击敌人，能够顽强地克服一切意想不到的困难，坚持战斗，取得胜利，就是人人了解自己究竟为谁而战，为什么而战；人人了解，一切为了广大人民群众和全民族的利益；人人了解，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们对敌我界限，分得最清楚；爱憎最为分明。他们对老百姓是多么仁慈友爱，他们对敌斗争又何等勇猛顽强。他们之所以能够战胜在装备与人数上强于自己无数倍的敌人，终于完成解放全中国的大业，就是因为全军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教导下学到并掌握了一门最基本、最重要的大学问。这一门学问是任何敌人无法学会也无从掌握的。这门学问比之任何一种兵种武器都犀利；这是一种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武器。这门学问、这种武器是全军的灵魂，人民英雄的灵魂。 + +　　这门学问、这种武器、这个灵魂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 +　　如果知识分子要来和人民解放军比一比谁的知识高、学问大，可以说，知识分子是肯定比输了。秀才遇到了新中国的兵，就在这一条大是大非的道理上远远赶不上、说不清了。如果连这一门最基本、最重要的学问都说不清，那还算得什么学问家，算得什么知识分子呢? + +　　（亦许有人会反驳说，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又有什么了不起?要谈这门学问，可以倚马千言，写出几本厚厚的书来，并非难事。诚然，说话不难，写文章亦不难。可是一遇到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那些平日夸夸其谈、皇皇巨著的自以为有知识有学问的人，为什么一下子变得手无寸铁，立刻向右派分子挂白旗投降了呢?看看我们的兵，他们虽然不及知识分子会讲话，更不大会写文章，可是他们在敌我界限上，在大是大非面前，却一点不含糊，从来没有摇摆过。秀才遇到兵，就在这一点上，贤愚立判。） + +　　知识分子常常抓住自己所专有的一点点知识，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借口共产党对各项专门知识不熟悉，就提出内行与外行的话头。而右派分子就趁机制造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蛊人口号。但是在反右派斗争却充分暴露出来，许多知识分子在自己本行之内似乎很内行，可是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何在新社会里，在我国宪法所确定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立身行事，却是十足地外行。否则怎么会有不少人蒙了眼睛跟右派瞎跑一阵子呢?经过这番风雨之后，知识分子总该承认，要走社会主义的路，必须紧紧跟着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才是道地的老内行。而人民解放军三十年的光荣历史早已充分地证明了。如果不信，可以问问我们的兵。 + +　　毛主席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人而失去了灵魂，就如空中飞絮，水面浮萍，纵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亦属枉然。 + +　　人民解放军是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从他们身上，知识分子可以学习到数不尽的宝贵的有益的东西，而其中最重要的，也是知识分子最感需要的，就是正确的政治观点，就是人民解放军的灵魂。毛主席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因此，向人民解放军学习，学习他们的世界观，是知识分子的当务之急。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7月2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25.txt b/CCRD/1/3/2/00102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925271bf5c9d8cc6ce3f8faea4ba87c8f145c5 --- /dev/null +++ b/CCRD/1/3/2/001025.txt @@ -0,0 +1,11 @@ +# “园地”编辑部认为：“党不懂文艺，不能领导文艺工作” + +　　新華社福州8日訊 “黨不懂文藝，不能領導文藝工作”；“你可以做一個好部長，可是不定能做一個文藝編輯”；“刊物最好交給個人或幾個人辦，黨委只要給錢給人就行”；“宣傳工作好做，按中央指示照抄照轉就行，文藝編輯卻是一個創造性的勞動。”這是“園地”（福建省文聯主辦的文學刊物）編輯部的一些編輯人員在出席了去年全國作家協會召開的文藝編輯會後發出的錯誤論調。在這種錯誤思想指導下，他們過分強調刊物的獨立性和文藝的特殊性，不聽從組織意見，獨斷專行。如編輯人員認為“園地”這個名稱太庸俗，象個墻報的名字，要求改名。省文教部認為名稱不是根本問題，主要是提高刊物的質量，因此未予同意。編輯人員對此時大為不滿，謾罵文教部“無理干涉”和部長“無知”，有的還提出罷工不幹了。不久，他們又擅自在今年2月號的“園地”上刊出廣告，聲稱7月份改名，並徵求刊名，應徵者給酬五十元。 + +　　“園地編輯部把很大的力量花在向北京、上海等地有名的作家拉稿上。他們收到詩人艾青來稿後，欣喜若狂，幾個人下館子大吃大喝，席間為艾青乾杯。他們在這篇稿子編後語中雲：“艾青的詩像水晶體一樣，沒有半點雜質。他們有以付出高價稿費拉作者的思想，如給詩人蔡其矯的稿費過高，引起作者來信表示不安。他們這種做法已引起北京某些雜誌編輯不滿，來信說“園地”是典型的崇拜個人權威的刊物。 + +　　在“園地”編輯部中，小資產階級情調甚濃，整治空氣淡薄。他們對各種集體學習和會議不感興趣，不願參加社會活動。部分編輯特別強調個人天才，他們認為自己的天才是自我努力所得，不是黨培養的。他們瞧不起自認為水平低的人，而對那些他們認為天才有天才的人，則以彼此吃、喝來交朋友，互相包庇，互相吹噓。有的黨員編輯也是如此。 + +　　中共福建省委對“園地”編輯部中的這些不健康情緒已有警惕，正在加強對他們的領導。（徐曉）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47期，1957年3月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29.txt b/CCRD/1/3/2/00102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d202e8b425475fb3b20edca2ce74c77ff862432 --- /dev/null +++ b/CCRD/1/3/2/001029.txt @@ -0,0 +1,21 @@ +# 为什么民主党派必须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 + +　　<《光明日报》社论> + +　　民主党派正在集中全力进行反右派斗争。这场伟大的斗争，是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对于民主党派的政治立场、组织面貌以及今后的整风运动、成员的思想改造，都将发生决定性的作用。反右派斗争进行得好，进行得彻底，就会使民主党派的政治立场、组织面貌和今后的工作，逐步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从而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来进一步改造自己，继续为人民效力，为祖国尽忠。对于民主党派的成员来说，彻底批判右派分子的言论和行动，就会使许多人在斗争中受到锻炼和教育，就会在不同程度上明确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大是大非的标准。在这个基础上，再转入正常的整风，和风细雨，深入细致地检查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在政治上站稳社会主义立场，将是事半而功倍。 + +　　这一个多月反右派斗争揭露出的事实，也足以说明，深入进行反右派斗争，对于民主党派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许多事例证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共产党进攻的时候，往往是利用民主党派组织作为基地。章罗联盟把持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中央，右派集团篡夺民盟上海市委员会的领导权；陆侃如、陈时伟把九三学社山东大学、籣州大学的基层组织，变成了反对共产党的司令部。用心险恶，是如出一辙的。 + +　　为什么会如此？因为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他们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有些人在旧社会服务多年，对新社会的制度和要求，还不能适应，甚至有些人有所抵触。这种情况，必然反映到民主党派的内部。民主党派成员在政治上的现状是，左派少，中间状态的人占大多数，还有相当的数量是右派。同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在这样的政治和思想情况下，右派的言论和行动，容易在民主党派内找到市场，引起一部分人在不同程度上的共鸣。因此，右派分子们看中了这块园地，认为大有可为，右派的头子，积极地在民主党派内部和社会上，收罗和组织右派分子，形成一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力量，把能够抓到手的民主党派组织，加以控制，企图把民主党派拉出社会主义的轨道，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作为他们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桥头堡。 + +　　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主党派的一部分组织，已经被右派分子改变了面貌，实际上是处在一个反对社会主义的地位上，变成了共产党的敌手，危害着全国人民的利益。如何彻底粉碎这种阴谋，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是民主党派目前最迫切的任务。 + +　　反右派斗争是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一场阶级斗争。民主党派必须通过这场严肃的阶级斗争，解决自己的政治立场问题。这是民主党派能不能过社会主义大关的生死存亡问题。 + +　　有人对这个重大的任务认识不足，认为只要对右派分子作一些组织处理，改组某些组织机构，即可万事大吉。这是一种显然错误的看法。许多右派分子虽然暴露出来了，但是他们的丑恶面目还未彻底揭露，他们的各种伪装和谬论，还未能一一彻底受到批判。处在中间状态的人，还未能真正辨识这些反动言论的危害性，思想处在模糊的状态中，政治上就不可能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政治上划不清界线，更谈不到思想认识的提高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若是草率收兵，就必然是在民主党派内还保有右派分子的市场；毒草未能根除，未能化为土壤中培养香花的肥料，遇有适当温度，必然会“春风吹又生”。表面上解决问题于一时，实际上是养痈贻患于无穷。 + +　　真正解决问题，是要彻底揭露右派分子，并在政治上和道理上驳倒他们。使这些巧言惑众的人，体无完肤，原形毕露。只有这样深入地用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进行说理斗争，才能锻炼群众，教育群众。群众在这样一场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教育中得到提高，对六项政治标准有所体会，才能在政治上、思想上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这样，右派分子真是失掉了市场，问题也就易于解决了。争取绝大多数的人向左走，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倒退，是我们的目的，是反右派斗争的真正胜利。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主党派才能真正坚定地站到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组织、工作和思想面貌，才会有根本的变化，才能逐步地与社会主义的要求相适应。 + +　　真正解决问题，还要把这个斗争推及到所有民主党派的基层中去。有右派可斗者则斗之；没有发现右派分子的，则对于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和教训进行认真的学习，深入检查思想。这样做是很必要的。我们绝不能说，某一个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里，没有发现右派分子，就等于是没有右倾思想。改造成员的思想，是民主党派的最主要的一项任务。使所有的成员，能在政治上以六项政治标准为武器，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更是民主党派的当务之急。 + +　　民主党派的成员，通过这个斗争，处于中间状态的人，认识提高了一步，开始向左迈步，在政治上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然后在正常的整风中，在民主党派内部开展批评自我批评，进一步检查思想，相互学习，共同进步。这将会大大坚定许多人的社会主义政治立场。这对许多人将是一个思想丰收的季节。对于右派分子，也只有彻底批判他们，孤立他们，才能迫使他们接受改造。因此，我们说：民主党派当前的关键在于深入进行反右派的斗争。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30.txt b/CCRD/1/3/2/00103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376756088aebf4b232627b798054b398110d2c0 --- /dev/null +++ b/CCRD/1/3/2/001030.txt @@ -0,0 +1,23 @@ +# 党的领导是我军胜利的决定因素 + +　　<《解放军报》社论>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革命的狂风暴雨中，经历了伟大而光荣的三十年。 + +　　我军三十年的斗争经验一再证明，我们之所以能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以劣势的装备战胜强大的国内外的敌人，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离开了党的正确领导，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有我们这支武装部队的胜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叫嚣什么“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无非是暴露了他们妄图反对我国社会主义和恢复资本主义的阴谋诡计而已。 + +　　我们知道：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我们党就开始参加和领导了武装斗争。当时党处于幼年时期，经验还不足。正当革命的紧急关头，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蒋介石国民党发动一个反革命政变，就把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烈火扑灭下去了。后来，我们党迅速地纠正了这个错误路线，根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特点，确定了以武装斗争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的正确路线，制定了首先实行农村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方针。根据这个方针路线，党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立即在南方数省组织了武装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并且制定了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战略战术和政治工作制度。当时条件虽然极为艰苦，敌人的进攻异常频繁，但是我们仍然坚持下来了，接连打垮了敌人的军事进攻，发展和壮大了革命力量。可是正当革命向前发展的时候，党内被以王明、博古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所统治，他们实行的错误路线使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力量遭到严重的损失，直到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才坚决批判和纠正了这种“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从此以后，我们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之下，执行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所以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武装力量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和四年的解放战争，党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运用这支人民武装力量，最后战胜了侵入我国的日本帝国主义，战胜了八百万国民党反革命军队，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在这个革命胜利的基础上，党又领导全国人民用和平的方法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 +　　在全国革命胜利以后，党领导着我军执行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积极准备解放台湾的光荣任务。为了有效地执行这个任务，我军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并结合苏联军队建设的经验，进行了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工作。经过几年的正规建设和正规训练，我军官兵的军事技术、政治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提高，部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也大大增强了。特别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所取得的辉煌胜利，更是大为丰富了我军战胜现代化技术装备的帝国主义军队的作战经验。现在，我军不但有强大的陆军，而且有坚强的空军和海军。此外，由于我军在近几年来积极参加和支援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在我军内部又进行了几次政治思想改造运动，这样就使得我军在政治上思想上得到很大的锻炼和提高，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受到不断的批判和纠正。这一切都充分地说明：我军在战胜国外强大的敌人和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和成就，是和党的正确领导完全分不开的。右派分子妄图“削弱”和“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的阴谋，已经被我军三十年的历史事实击得粉碎！ + +　　目前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时期，为了执行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保卫祖国和防御帝国主义的任务，我们除了继续进行现代化建设以外，更重要的是，对全军广大官兵进行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坚定每个军人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服务的坚强信念，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资产阶级思想。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完成的，而且是采用的和平改造方法。我国的经济基础虽然迅速地改变了，但是人们的思想意识还没有完全随之改变。目前的反右派斗争正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在政治上、思想上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因此，必须对全军人员进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和思想改造工作，使他们在社会变革的大风浪中能够站稳立场，明辨是非，坚定地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 +　　为了加强社会主义教育，必须更好地组织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这种学习必须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必须努力学习党的政策决议和毛主席的著作。反对那种只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才算理论，而把党的政策决议和毛主席的著作当作“时事政策”的错误作法。我们应当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学习。因为党的政策决议和毛主席的著作都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所以我们应该认真地学习。 + +　　我们必须看到：社会主义革命是要涉及到全国人民的思想和生活的。由于阶级立场和政治觉悟的不同，党的各种政策也常常在每个人的脑子里起着不同的反应。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制度，这一点我们已经基本上做到了；而且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否则，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没有希望。可是这种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是比推翻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更加复杂、更加艰巨的任务。因此，每个革命军人不仅要经得起战争的考验，而且还要经得起社会主义革命的考验。在这个革命斗争中，我们应当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立场，忠实地执行党的政策决议。目前，部队中存在的对于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工农生活水平和肃反等等问题的一些错误观点和糊涂思想，干部思想上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平均主义，以及工作作风上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都应当进行严肃的批判和纠正。应当明确认识：提高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是我军当前重要的任务。只有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才会做得真正有成效。 + +　　为了加强全军的社会主义教育，必须在部队中，首先是在党内造成一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风气，反对那种只愿听到表扬，不愿听到批评，特别是不愿听到来自下级和士兵的批评的现象。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推动我们政治上思想上前进的重要动力。人们要天天洗脸，才能保持清洁卫生；武器要经常擦试，才能保持战斗准备；我们要经常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及时地纠正错误。我们的批评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是为了帮助同志进步而不是恶意的攻击；是为了巩固我们的纪律而不是削弱纪律，是为了增强我军的团结而不是妨碍团结。右派分子妄图利用“批评”这个武器来向我们进攻，目的是为了削弱我们党的领导和军队的纪律，破坏我们的团结。对这种所谓“批评”，我们必须坚决加以反击。而对于一切善意的批评，凡是正确的、合理的部分，都应该接受，并且根据这些意见来改正我们思想上工作上的错误；对错误的批评，不合理的意见，或者意见是合理的、但是暂时做不到的，我们也应该进行耐心的解释。 + +　　我军三十年的历史已经充分地证明：党的正确领导是我军胜利的决定因素。今后，我军所担负的任务仍然是繁重的，艰巨的。因此，必须继续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全军官兵的社会主义教育，使我军政治上思想上更加坚强和团结，军队内部、军队与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无间，全军学习现代化军事科学技术的积极性更高，从而使我们更有力量、更有信心地去完成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光荣的历史任务。 + +　　 ---- 转载于《人民日报》1957年7月3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34.txt b/CCRD/1/3/2/00103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dc00563cece75dc874d6cdcaeb79f55af9bece3 --- /dev/null +++ b/CCRD/1/3/2/001034.txt @@ -0,0 +1,25 @@ +# 伟大光荣的三十年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六亿中国人民的解放者——伟大的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了。这三十年的中国社会，经历了从民主主义革命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翻天复地的伟大变革。这个伟大的历史变革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来的英勇奋斗分不开的。今天我国人民满怀兴奋和感激的心情，热烈地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三十周年，并向解放军的烈士、残废军人、复员转业军人、现役军人致崇高的敬礼。 + +　　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中国人民革命一开始就不能不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革命的军队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起了特殊巨大的作用。事实证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人民革命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基本支柱。不能设想，如果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怎么能够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之下解放出来，怎么能够有今天这样的条件来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 + +　　今天，人们应该回忆一下，在三十年前，正当北伐战争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国民党反动派举行了反共反人民的政变，背信弃义地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的人民，白色恐怖笼罩了全国。那个时候，有许多人以为黑暗将永远遮住光明，以为革命没有希望了。可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的人民是决不屈服的。就在三十年前的今天，南昌起义了，接着是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地区的起义。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举起了革命的大旗，建立了革命的武装和革命的根据地，百折不回地坚持和发展了中国人民革命的事业。三十年来依靠着革命的武装力量，中国人民终于战胜了国内外强大的敌人，建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 +　　为什么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够无往而不胜呢？这就因为它是人民的军队。它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说过：“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正因为这样，人民解放军的全体官兵，都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他们为祖国的独立，为劳动人民的解放，离开了家乡，不为名，不为利，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献给人民革命事业。他们在军队内部官兵之间和上下级之间团结一致；在军队外部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亲如家人。他们无论在战争期间或者在和平时期都经常参加生产劳动，做群众工作。他们具有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并且从来不以自己的功劳向人民夸耀。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革命气概和光荣传统是永远值得歌颂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经历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战胜了敌人的分割、封锁和无数次“扫荡”“合围”，战胜了敌人的“三光政策”，并且以精兵简政、劳动生产战胜了各种困难，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八百多万兵力，解放了我国大陆。人民志愿军继承和发扬了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同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打败了现代化装备的美国侵略军。在祖国和平建设时期，解放军不但努力巩固国防，并且积极支援了工业建设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帮助了少数民族的社会改革和各种生产。人们说：那里有困难，解放军就到那里；那里有解放军，那里就有胜利。这就证明，人民解放军真正是人民的军队，它将永远属于人民。 + +　　在正确的政治路线指导之下，人民解放军有它正确的军事路线。它在革命的各个时期，按照当时革命发展的形势，分析阶级关系的变化，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三十年来，人民解放军完全学会了把军事斗争同其他各种斗争配合起来的方法。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党已经能够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斗争形式同其他许多的必要的斗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就是说，把武装斗争同工人的斗争，同农民的斗争，同青年的、妇女的、一切人民的斗争，同政权的斗争，同经济战线上的斗争，锄奸战线上的斗争，思想战线上的斗争，等等斗争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或者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配合起来。”这个军事路线在各种情况下都有力地保证了人民解放军的胜利。 + +　　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路线是充分的民主路线。这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在这个路线指导下，军队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从建军初期开始，人民军队的民主作风不断发展，形成了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三大民主。所谓军事民主，就是部队在作战和训练当中，提倡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在战斗的前后，只要情况许可，就开诸葛亮会，想办法，评指挥，评战斗；在训练中，评教评学。所谓政治民主，就是在一定的场合，不但军官可以批评士兵，也允许士兵批评军官；日常的班务会、排务会、军人大会、士兵代表会等形式，保证士兵对工作和生活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每年还举行一次民主检查运动。所谓经济民主，就是士兵可以参加伙食的管理。这些民主生活的内容，使军队士兵的积极性大大提高，纪律巩固，官兵团结，军官的威信大大提高，部队士气始终旺盛。这实际上就是群众路线的办法。把作战、训练、工作等计划，让士兵讨论，接纳士兵好的建议，修改领导上考虑不周的地方，就是把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同时，因为计划经过了群众的讨论，群众就能够了解计划的内容，提高他们执行计划的信心和积极性。对军队领导者来说，这样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人民解放军在最困难的时候，依靠这种方法，克服了一切困难；在现代化建设中，这个方法继续实行了，使训练工作取得了优良的成绩。人民解放军的这个群众路线的作风，给全国人民做出了榜样，无限地增强了我们实行群众路线的信心。在目前的整风运动中，我们应该普遍发扬群众路线的作风，充分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如果说，人民解放军能够在各种情况下坚持群众路线，那末，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难道不能这样做吗？ + +　　中国人民解放军所以能够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建军路线，不断地发展壮大，不断地取得胜利，它的最根本的条件是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革命战争和国家建设的一切问题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有截然不同的两条路线。照资产阶级的路线走去，那就必然断送了革命；只有坚持无产阶级的路线，才能把革命引向胜利。在我国过去的三十年间，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能建设人民的军队，就不能进行人民革命战争，就不能取得人民革命的胜利，更不要说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了。历史的事实已经铁一般地证明了这一点。 + +　　现在，人民解放军已是具有陆、海、空军和各种特种兵的现代化军队了。我们的陆军装备大大革新了，我们不但有了强大的炮兵，并且有了装甲兵、化学兵、工程兵等新的兵种。空军的建设在很短的几年内已取得优良成绩。海军也建设起来了，他们将胜利地和其他军种结合，保卫祖国的海防。几年来，我们建设了许多军事学校，军队的干部在军事、政治、文化的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各军种和兵种在改善装备的基础上，进行了协同作战的训练，并且在训练中继续贯彻了群众路线的方针，取得了优良成就。部队中涌现了几十万的优等射手、技术能手和无数的积极分子。在一系列的国防工程、交通道路、基地等的建设中，人民解放军都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使我国的国防有了迅速的增强。 + +　　在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的今天，我们号召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继续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巩固军队内部和外部的团结，提高纪律，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和新的军事科学、军事技术的学习。军队的老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应当把自己的经验很好地传授给新的青年一代，提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决心做人民的勤务员。大家要坚持进步、决不落后；坚持艰苦作风、决不追求享受。大家要永远记住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所说的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希望近几年来参加军队的几十万知识分子，努力加强革命斗争的锻炼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向老干部学习，把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永远保持下去。已经转业到各种生产岗位上的数百万复员军人，要在生产上和在国家生活的各方面起模范作用，革命军人的家属和烈士家属要继续保持光荣。人人都要更加努力，从各个方面用自己的模范行动争取更大的光荣。 + +　　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光荣的和伟大的。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保卫和平，保卫国家的安全，保卫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现在台湾还没有解放，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那一小撮残余势力一天盘据在台湾，我们解放台湾的斗争就一天不能松懈。我们号召全国人民和全体解放军官兵，要用一切方法加强我国的国防，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随时准备解放台湾。如果帝国主义敢于发动侵略战争，我国军民还将全力以赴，共同负担起保卫祖国的神圣任务。我们要用一切努力来巩固人民解放军，拥护人民解放军。让我们高呼：中国人民的解放者——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8月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35.txt b/CCRD/1/3/2/00103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1748129237bc4d7effb1ed002940c17f11b926f --- /dev/null +++ b/CCRD/1/3/2/001035.txt @@ -0,0 +1,25 @@ +# 对团内右派分子决不宽容姑息，为保卫共青团的纯洁而斗争! + +　　<《中国青年报》社论> + +　　现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的斗争，正在各界各机关团体，包括共青团的领导机关和许多基层组织在内，蓬勃地开展起来了。 + +　　有人至今还在问：青年团系统内也有右派分子吗?其实，人民日报在7月1日“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社论中，早就回答了这个问题，社论说：资产阶级右派“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最近揭发的右派分子刘宾雁、肖获、张地生、刘重、周庆才、邵耀志、盛禹九、刘恪山、陈秀昆、徐学铭等人的事实都说明，在共青团系统内，不但有右派分子，而且不是个别的。 + +　　这些右派分子在政治上思想上极端反动，对党和社会主义满怀憎恨而外，都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竭力用他们腐朽的资产阶级右派思想，不断地向青年散布毒素，和我们党争夺青年；妄图改变共青团的面目，把共青团变成反党的急先锋。因此，这些右派分子是资产阶级在团内的代言人，是团组织内部的腐蚀剂。我们和他们的斗争，是肃清资产阶级右派在团内影响的斗争，是保卫青年团的纯洁性，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 +　　右派分子首先用颠倒黑白的方法，一笔抹煞事实，把几年来青年团工作说成一团糟，企图涣散大家的信心和斗志。右派分子刘宾雁就说：“我看几年来团的工作有原则性和路线性的错误”，右派分子周庆才甚至在河南省团校发出“取消共青团意见书”，明目张胆地提出，在和平建设时期，青年团已失去存在的必要性。谁都知道，这几年来，青年团在党的密切领导下，工作上得到极大的发展，团员已经达到二千三百多万人，一个强大的先进性的青年群众组织已经建立起来，青年团在祖国建设的各个战线上都是一支英勇积极的力量，邓小平同志在团的“三大”的祝词中说：“青年团在自己的工作中，表现得不愧为祖国的优秀儿女的旗帜，不愧为党在各个战线上的有力的助手”。当然，青年团工作中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然而决不是右派分子所捏造的什么“原则性的路线性的错误”。他们所以要取消团组织，这是因为他们看到共青团是一支可靠的革命力量，这便成为他们的眼中钉。他们所以这样仇视、攻击共青团的存在，不过证明他们对革命力量心怀惧怕罢了。团内右派分子肆意攻击党的领导，在团内散布不信任党的情绪，不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使团脱离党的领导。团西宁市委的右派分子徐学铭，便公然主张团组织不应该按党的“意图”办事，应该摆脱党的“附庸”和“助手”地位，他狂妄地不承认党同青年团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把这种正确的关系，说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关系”，这种话，只有别有用心的分子才说得出，这是对于我们党的一种最恶毒的污蔑！刘宾雁在他的“隔着一层”这篇文章中，也认为“青年团不能不对党所领导的国家工作各个方面，”加以过问，从他所谓党、政“忽视了人民生活，官僚主义有些滋长，民主生活不够活跃，有些干部脱离群众”，到劳动力调配制度以至车站旅客堵塞之类的事，都要团管起来。这样做，就要改变共青团的性质和任务，使共青团驾临党之上，“监督”和“干预”党的一切工作!大家都知道，保证党对共青团的领导。是青年团全部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共青团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保证党的领导是绝对的。我们共青团所以有力量和取得成就，是和党的领导不能分开的。共青团一旦离开了党的领导，必然会迷失方向，走上闹独立性和反党的歧路。 + +　　右派分子百般仇视和抨击青年团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在青年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右派分子盛禹九、刘恪山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反对团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反对把青年的思想问题提到阶级立场上来分析，把青年的许多错误思想都说得是由于知织不足、认织不够所致。盛禹九极力主张把“中国青年”杂志办成一个多谈生活琐事、少谈政治的刊物。刘宾雁对于团的革命传统教育，也极尽攻击之能事，他说：“老讲红军长征吃皮带，老讲刘胡兰有什么意思?”他还反对团的政治思想工作的种种措施，反对在青年中宣传先进人物。不但如此，右派分子在“反官僚主义”“干预生活”“独立思考”的美名下，提倡青年人有“棱角”“自己的见解”，处处煽动青年怀疑新社会、不满党的情绪，诱使青年充当反党的走卒。把他们引进反党反人民深渊。右派分子谭天荣等在北京大学办了一个“百花学社”，就把几十个青年一时弄的昏头转向， 如果不是后来党挽救，几乎成了右派的俘虏!右派分子就是这样利用青年的幼稚、偏激、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弱点，向他们贩卖资产阶级右派货色，逐渐地腐蚀青年的心灵的!以共产主义教育青年，是共青团的基本任务，是贯穿一切工作中的灵魂，也是我们和一切资产阶级的青年团体的根本区别。社会主义的制度的真正巩固，还必须解决人们头脑中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问题，因此今后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就越发的重要，这一工作，不但不能放松，而且应该十倍地加强! + +　　团内右派分子还极力挑拨团群关系，制造团内的不和，瓦解团的组织。右派分子周庆才就造谣生事地说，由于青年团的存在，造成广大青年的不满，产生和滋长了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右派分子肖获也在天津青年报上一篇文章的插题中，把团和群众的关系，比成是“耗子和猫”，这不是恶意的挑拨是什么?右派分子在团内使得组织涣散，意志松懈，有些团支部就是因为有了一、二个右派分子，搞垮了整个组织!总之，右派分子是团内的害群之马，那里有他们，那里的工作和团组织就受到莫大的损害! + +　　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在先进的青年团组织里，在团的干部中，也会出现这些右派分子呢?我们说，青年团是不能离开现实社会而存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团内的猖狂活动，正是阶级斗争在团内的反映。我们团的干部和团员的成分是复杂的，在和平顺利的环境中，个别的阶级异己分子混入了团内；有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他们或深或浅地沾染了原来阶级的毒害，如果有人不求进步，加以过去团组织政治思想工作不够，要求不够严格，使这些人在入团后思想没有得到改造。往后一遇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矛盾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就可能占上风。而他们最容易受资产阶级腐朽人生观和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常常在一些重要关头动摇不定，以至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右派，在前几个月的“大鸣”“大放”中，团内的反对派和动摇分子，就乘机和团外的右派分子互相呼应，甚至暗里勾勾搭搭，兴风作浪!所以，团内右派分子的出现决非偶然，而是有它的阶级根源和认织根源的。 + +　　因此，摆在青年团各级组织面前的任务，是毫不留情地揭发团内的右派分子，而且决不放走一个!要把他们的反动言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群众织别他们，驳斥他们的狂言蜚语，揭穿他们的一切阴谋伎俩！只有这样，才能使右派分子在群众中彻底孤立起来，才能完全铲除他们所散布的恶劣的影响，才能通过这场斗争提高多数团干部和团员的阶级觉悟!在这个斗争中，一切真正的青年团干部、共青团员，都应当坚定地站稳立场，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而不容有任何的温情主义! + +　　应当说明，右派分子在我们青年团系统内，只是极少数人，我们绝大多数的团干部和团员都是积极的好同志，这是不能加以怀疑的。右派分子有的单位有，有的单位可能没有，任何夸大敌人力量，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都是应当加以防止和克服的。各地共青团领导必须紧密地依靠各级党的组织，在党的领导下，严肃认真地细心地做好这一工作。 + +　　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我们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担负着极其艰巨的任务。为此，纯洁我们的队伍，在目前就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肃清团内的右派分子，是纯洁团的队伍一个严重的步骤。这一工作作好了，将使我们青年团的思想水平和组织水平大大提高一步。目前各地团的领导机关，肩负着引导青年参加反右派斗争、生产建设及其他工作任务，这些工作都可以密切结合进行。我们希望在今后半年内，在这几条战线上，都能争取打胜仗。同志们，紧张地动员起来，勇敢地投入反右派的伟大的战斗吧! + +　　 --- 选自《反右派斗争学习材料》，共青团长春市委宣传部编印，1957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36.txt b/CCRD/1/3/2/00103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a4c4aa589fb998c2edf12bff405d9c6620e6bf9 --- /dev/null +++ b/CCRD/1/3/2/001036.txt @@ -0,0 +1,33 @@ +# 充分动员科学技术人员的力量 + +　　<税西恒> + +　　我完全拥护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我同样完全拥护周总理、李副总理和陈副主席在本会的报告。 + +　　自本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着重讨论了知识分子问题和向科学进军等问题后，中国共产党对学术发展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在统一战线方面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一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认识有了一定的进步，各种科技文教单位的领导工作也有一定的改善，从而对向科学进军的工作创造了很多有利的条件。总的说来，一年来的工作成绩是显著的。根据我一年来的工作实践和视察见闻，谨反映一点粗浅的意见以供参考。 + +## 思想认识上的几个问题 + +　　党领导科技工作，经几年来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同时科技人员在党的领导下，也贡献了一些力量。但是在我所接触的单位在有的干部的工作方法中和在有些科技人员的思想认识中，还存在一些问题，致使行政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之间联系不够密切；科技人员的科学技术没有很好的与政治结合，致使行政与科技的力量都没有充分发挥，因而造成损失。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　　（一）由于有些负责的科技人员思想认识较差，对靠拢组织的工作做得不够，因而在单位中未能与闻政策方针方面的工作，常是静候领导的决策和分派，以纯技术人员的身份来接受和奉行工作。虽然有时曾经过征求意见或开会讨论，但由于他们平时没有与闻本单位的整体问题，思想准备不够，开会时除对个人派定的工作事件，从技术上作局部发言外，对事件的左右联系和上下承系的一些整体性的问题的考虑都无法发挥作用。 + +　　（二）由于有的领导干部没有积极动员有关负责的科技人员，没有充分发挥他们应起的作用，有时就单独由行政干部来决定工作计划，由于有的干部对科技工作不够熟悉，就用单纯的行政方法处理问题，致有些和科学技术有密切关系的重要因素都没有被引入问题内部来考虑和研究，以致有的文教、企业和建设单位的规划安排和执行工作的质量都做得不够高，甚至有的陷于计划性不够的状态，因而受到或大或小的损失。 + +　　（三）在这样的单位中，科学技术的人员和他们的工作都逐渐与行政有了距离，名义虽然是从属的关系，但实际上是被孤立起来了。这就忽视了政治与业务相结合的原则。有的行政领导首先单独对工作作出某种安排和规划交与各个部门分别做成计划，计划成后再交回领导简单地汇集起来，在规划和汇集的两次工作中较少经过科技性质的考虑、分析、组织和配合；甚至有的单位视科技人员如同旧的开业医生，有病才找他们诊治，平时没有使他们较为全面地了解和掌握本单位科技的实际问题。因而科技人员也就逐渐变成了脱离实际的纯技术人员。这样就使得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科学技术不能发挥现实作用和从工作实践中获到提高，并且使得掌握科技的机构不容易健全地成长起来。 + +　　（四）科技人员的一般政治思想虽有所提高，但有的人对政治与业务结合方面的认识还不够，没有明确党的领导的实际意义，把党对科技的政策方针的领导与科技人员的科技工作的管理混同起来。有的人在业务实践上没有很好的争取党的领导，有的人又认为有了党的领导，自己就不必再参加整体工作的考虑，裨得专搞科技工作。其次有些人由于自己有了一定的科技水平，对群众的集体力量和劳动人民的创造力量估计不够，常丢开群众力量孤立起来搞工作，处理问题，没有很好地重视工人群众的意见，并且对他们的种种建议不够关心，没有很好地审查和加以应有的帮助，使得好的建议没有及时得到利用。有缺点的建议没有得到改正，因而造成损失。 + +　　由此可见，在我们科学技术界，虽然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是存在的问题还是不少，需要逐步解决，才能充分动员我国科技力量，很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这一方面我有下面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 +## 改进工作的几点意见 + +　　一、进一步加强党对科技的领导，使得行政领导与科技工作密切联系起来。目前各单位都已增加领导力量，发展一些新党员，并且有不少党员干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学习科技业务，这是行政与科技工作密切联系未来的有力保证。但是我觉得两件事物的联系必须是互相超过头的，才能密切有效，所以党的领导工作还要深入下去，了解科技的情况，进一步加强对科技人员的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要同时提高某些负责的科技人员参与一些整体工作，如本单位的政策方针的研究和掌握，参加上一级的某些会议等，使得行政领导工作与科技专业取得密切的联系，以适应今天日益扩大和精细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 + +　　二、培养新生力量，同时提高老的科技人员。目前各单位对新生力量的培养都已积极注意，并已取得成绩，我觉得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科技人员还是一支力量，他们在新形势下都要求进步，而且有了科技基础和较全面的工作经验，也容易提高，他们在某些较全面的工作和在培养新生力量等方面都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所以目前对老科技人员需要更加团结教育，要从理论认识上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并从科技的工作实践上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 + +　　三、科技人员要克服忽视政治的倾向，坚持进步，在社会主义改造达到高潮后，科技人员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普遍要求进步。响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在研究科技方面作了不少的努力，这是很好的。我觉得要求进步应该同生活实践结合起来才有更好的成绩。目前科技人员在拥护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和党领导的同时还有在业务实践上争取党的领导不够的情况；在向科学进军的同时还有忽视现实生产任务和不安心于行政工作的；在提倡百家争鸣和反教条主义的同时，还有硬搬老一套或忽视苏联先进经验的；要求政治结合业务多年，还有不愿意参加应有的社会活动和必要的会议的。所有这些情况，都是科技人员与政治结合的碍障，也就说明了我们必须继续结合工作实践来加强思想改造的现实意义和必要性。我们科技人员对自己，希望提出更高的要求，要在党的领导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照耀前进的道路，继续改造各种非社会主义的思想，克服各种形式的脱离政治的思想倾向，才能充分发挥积极性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最大的力量。 + +　　以上这些不成熟的意见，敬请各位指正。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8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充分动员科学技术人员的力量　税西恒的发言”。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40.txt b/CCRD/1/3/2/00104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dc9c1c5efa914e89f033979651d18dba77a0c24 --- /dev/null +++ b/CCRD/1/3/2/001040.txt @@ -0,0 +1,17 @@ +# 深入开展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 + +　　<《人民日报》社论> + +　　最近召开的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参加者有全国二十六个省市，一百多个教区的主教、代主教、副主教、神甫和教徒代表共二百四十一人，代表性是很广泛的。会议讨论了两条道路问题、教会内的肃反问题、中国天主教徒反帝爱国运动的问题、中国天主教同梵蒂冈的关系问题以及宗教政策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争辩，驳斥了许多错误言论，并且同教会内的右派分子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到会的代表们经过了反复讨论之后，终于达到了一致的认识。他们表示中国天主教徒一定同全国人民一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一定要团结一致，继续深入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保卫世界和平。 + +　　关于中国天主教同梵蒂冈的关系问题，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代表们进一步揭露了梵蒂冈过去和现在对我国的种种反动言论和政治阴谋，基本上划清了中国天主教同梵蒂冈在政治上的敌我界限，确定在宗教上中国天主教必须由中国天主教徒独立自主地自办。这是一个根本的方针问题。 + +　　中国天主教同梵蒂冈的关系问题，是牵涉到两个根本对立的政治立场问题。梵蒂冈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美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控制梵蒂冈，利用梵蒂冈为它的侵略政策服务。梵蒂冈一贯反共、反苏、反对人民民主国家，特别是对我国一贯采取敌视的态度。梵蒂冈不仅在我国解放前就长期利用中国天主教为殖民主义的侵略工具，而且在解放后仍然力图继续利用中国天主教作为帝国主义反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工具。梵蒂冈一方面承认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另一方面指使和支持暗藏在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对我国进行各种阴谋破坏活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梵蒂冈发出的秘密的“通谕”和命令就有好几起。如１９５２年１月１８日的“致中国天主教徒通谕”、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７日的“致中国总主教和其余教区司铎及服膺宗座的信友通谕”等，都是以煽动中国天主教徒反对人民政府、反对共产党、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目的的。当着中国天主教徒展开了反帝爱国运动的时候，梵蒂冈就利用它的宗教职权，以所谓“摘神权”、“停神功”、“弃绝”等手段来处罚爱国的神职人员和教徒，企图借此阻挠和打击中国天主教徒的反帝爱国运动。这些事实，使爱国的天主教徒看得很清楚：远在梵蒂冈的天主教会的所作所为，显然已经超出了宗教活动的范围。它利用宗教进行反动活动，干涉我国内政，侵犯我国主权，也侵犯了我国天主教徒的宗教信仰自由。这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 + +　　我国的许多爱国的天主教徒早就已经表示了他们的决心，要同梵蒂冈划清界限。现在，他们经过了这一次代表会议，更深刻地体会到，为了维护自己的宗教信仰，必须进一步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必须建立全国性的爱国组织——“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他们将通过这个组织，去团结全国的天主教徒，调动三百万天主教徒的爱国的积极性，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可是，正当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举行的时候，梵蒂冈当局一方面发出消息，诬蔑和破坏“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不准教徒参加，并且不准教徒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任何组织，否则就要受到最严厉的“绝罚”（开除教籍）处分；它还要求教徒为实现它的政治阴谋而“流血致命”。同时，梵蒂冈又命令上海天主教会，再次否认该教区合法代理主教张士琅，企图从上海打开缺口，准备将来向中国各地爱国的天主教会进攻，以实现它继续利用中国天主教进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可是，梵蒂冈打错了算盘，它的这种荒谬而狂妄的反动命令，立即激起了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们的无比愤慨，受到了一致痛斥。代表们并提出了严正抗议。中国天主教徒的这种正义的爱国行为，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 + +　　中国天主教徒完全有权自办中国的天主教会。中国天主教会不但要同梵蒂冈割断一切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关系，而且要梵蒂冈尊重中国的主权，尊重中国天主教会在宗教上应有的权利，不得任意干涉中国天主教的教务。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天主教才能够在不丧失爱国立场，不损害我国主权和人民利益，并且有利于教会本身教务的条件下，同梵蒂冈建立一定的宗教联系。 + +　　这次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开得很好。它进一步提高了天主教人士的政治觉悟，确定了今后爱国爱教的努力方向。这个会议的结果表明，中国天主教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前进。希望参加会议的代表们把会议的精神和决议传达到全国神职人员和教徒中去。大家努力加强团结，克服困难，努力工作，把中国天主教的反帝爱国运动向前推进一大步，让中国的天主教徒们都能够和全国人民步伐一致地沿着社会主义的大道前进。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8月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41.txt b/CCRD/1/3/2/00104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f80d136a9def43b39136582c2c6580ff7764446 --- /dev/null +++ b/CCRD/1/3/2/001041.txt @@ -0,0 +1,19 @@ +# 坚持社会主义的办报路线 + +　　<《新华日报》社论> + +　　江苏新华日报８月４日以“坚持社会主义的办报路线”为题发表社论。内容摘要如下： + +　　办好一张人民的报纸，必须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坚决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所有的新闻报道，都应该是为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事业。这是一条正确的革命的路线。如果离开了无产阶级这一根本立场，离开了党的领导，离开了社会主义，那么，报纸就一定要走向资产阶级的方向，堕落成为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报纸，这是一条错误的、反动的路线。前一时期的文汇报，就是走的这条路线。 + +　　当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在新闻工作的理论方面，也有人在公开地贩卖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学观点和各种错误论调。他们掮出了资产阶级的所谓“新闻自由”的招牌，诬蔑我们的报纸不该强调党的领导，而应该强调“读者”的需要，据说报纸是一种出五分钱买的商品，具有商品的性质；说什么报纸的思想性、指导性就是教条主义；说我们国家没有新闻自由……等等。这些反动的观点和论调，是新闻工作中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具体反映。新闻工作理论上的这些反动论调，如主张取消党对报纸的领导等等，正表现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篡夺新闻战线的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 +　　事实又一次证明了，任何报纸，不能没有立场，这是由于任何报纸都不能是超阶级的，它一定是要为阶级服务的。要么是无产阶级的立场（它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要么是资产阶级的立场（它代表了剥削阶级的利益），第三者的立场是根本没有的。 + +　　从立场问题，也可以看到党对于报纸的领导，是办好报纸的最根本的问题。本报的右派分子说，没有共产党领导，也可以办好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他们由此而准备办一张“同人”报，与党报对抗。试问，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办报纸不要共产党的领导，又要谁来领导呢？文汇报的变质不正是由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徐铸成、浦熙修等排斥党的领导，掌握了该报的结果吗？ + +　　同样，说接受了党的领导，就使新闻自由没有了保证，这也是天大的谎话。自由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新闻自由呢？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还是无产阶级的新闻自由？很明白，我们要的是无产阶级的新闻自由。在我们报纸上，通过具体的事实宣传着全体人民所信仰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们报纸上，宣传着、报道着党与政府各项政策法令及其在群众中贯彻的情形；在我们报纸上，反映着全体人民的生活、劳动和斗争，反映着他们对我们党与政府工作中缺点的批评与建议。而在上述一切场合，又无一不渗透着人民群众直接间接参加办报的活动。这难道不是最大的新闻自由吗？ + +　　我们的报纸代表了党的利益，也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党和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党对报纸的要求和人民对报纸的要求也是完全一致的。右派分子想把党对报纸的要求和人民对报纸的要求对立起来，然后他们装出一副代表人民要求的脸孔，企图从此打开缺口，否定党对报纸的领导，否定报纸的党性，篡改党报的政治方向，使我们报纸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有力工具。这就是右派分子在新闻工作战线上猖狂一时的阴谋活动的目的。 + +　　 ---- 转载于《人民日报》1957年8月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43.txt b/CCRD/1/3/2/00104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f655923e844d01551065536839fb4907e0aa452 --- /dev/null +++ b/CCRD/1/3/2/001043.txt @@ -0,0 +1,21 @@ +# 汉阳事件说明了什么？ + +　　<《湖北日报》社论> + +　　湖北日报社论指出：民盟右派集团在暴乱中起了点火作用；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意义更可以从这次事件中得到证明。 + +　　＊　　　　　　　　　＊　　　　　　　　　＊ + +　　湖北日报６日在评论汉阳第一中学反革命暴乱事件的社论中指出，以反革命分子王建国、杨松涛等为首的匪帮制造暴乱的罪恶勾当被完全揭露出来，这是人民的一个胜利。 + +　　湖北日报这一篇社论的题目是“汉阳事件说明了什么？”社论指出，这伙摆着人民教师面孔的反革命黑帮，长期以来就在学校里进行了一系列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 +　　社论说，全国范围的鸣放开始以后，民盟在汉阳的成员杨焕尧在武汉禀承了右派首领的旨意，不仅大肆宣扬章罗联盟和马哲民反动集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而且忠实执行右派集团积极招兵买马的指示。杨焕尧把汉阳一中列为他们发展组织的“重点中的重点”，封王建国这个小集团为右派集团的马前先锋，要他担任民盟的学校小组长。在暴乱发生的前四天，王建国、杨松涛等和杨焕尧就着手策划争夺共产党领导权的具体行动纲领。这伙匪徒利用学校召开学生代表会的机会，通过他们所挑选和训练的代表，在会上发出了正式进攻的信号：要求五个党员干部退出学校，并声称“限期解决问题，否则要搞大民主。”王建国反革命集团更不等代表会结束，紧接着就过渡到公开的暴乱。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民盟右派集团在汉阳暴乱事件中是起了点火作用的，是犯有罪行的。 + +　　社论说，一切忽视历史发展规律的丑类，总是要犯盲目主观错误的。当他们一旦认为时机成熟，就情不自禁地显出了原形。这个由十多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历史特务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革命和恶霸地主的亲属所组成的魔鬼集团，已赤裸裸地露出了他们仇恨共产党、仇恨新社会的丑恶面目。象这个集团的“军师”杨焕尧曾任伪法官二十多年，是一个负有血债民愤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对于共产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心怀不满久矣；这次暴乱中的“罢课委员会秘书长”滕永俊，他父亲是恶霸地主，土改中畏罪自杀，他自誓要为父亲报仇，一朝得势，就要大杀共产党。象这些败类在社会大变动时期，一有机会就起来兴风作浪，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奇怪的是右派先生们一再攻击我们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改造的政策，攻击对旧知识分子改造的政策，攻击和污蔑我们的肃反运动，诋毁我们的人事制度等。从汉阳事件来看，我们能够让心怀敌对阶级思想感情的人不必改造吗？难道对于隐藏在人民内部的反革命分子、特务嫌疑分子、以及一些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不应该彻底清查出来吗？难道用人可以不管政治条件，可以让王建国、杨松涛、杨焕尧这种败类身居要职吗？我们的结论是：党必须加强学校的领导，知识分子必须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反革命分子必须肃清和依法惩办，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加强。这一切正是我们和右派必然展开一场尖锐斗争的关键。 + +　　社论最后指出，汉阳事件的严重教训，就在于敌人、反革命分子还存在，在于敌我阶级斗争并未结束，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坚决肃清反革命。同时也应该看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这个斗争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反击右派斗争的严重意义更可以从汉阳事件中得到证明。这说明了在维护党的领导，和确保社会主义道路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我们和右派、反革命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因此，我们对右派作斗争必须要狠，决不能存有任何温情主义。我们必须把反击右派的斗争坚决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 +　　 （新华社） + +　　 ---- 转载于《人民日报》1957年8月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44.txt b/CCRD/1/3/2/00104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03d32b56f36f98ed71e056ab72058f9e93efed4 --- /dev/null +++ b/CCRD/1/3/2/001044.txt @@ -0,0 +1,13 @@ +# 一面反击右派　一面改进工作 + +　　<青岛日报社论> + +　　边整风边改进，是这次整风运动的一项既定方针。在自下而上开展批评的时候，就需要根据党内外提出的合理的批评、建议和要求，及时抓紧改进工作；而在开展大鸣大放和反右派斗争以后，同样也不应放松改进工作这一环节。为了进一步贯彻边整边改方针，坚决克服存在于党组织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目前中共青岛市委已作出相应的决定。这个决定的制订和贯彻执行，无疑将对改进各种工作，贯彻整风和反右派斗争起重大的作用。 + +　　整风运动开展以来，本市参加第一批整风单位的党组织，都已对鸣放中，党内外提出的批评和意见，进行了认真的整理排队和分析，区别那些是善意的批评，那些是恶意的攻击，那些是合理的建议、要求，那些是不合理的建议、要求。为了接受一切善意的批评，采纳正确的建议和要求，努力改进工作，各单位并建立了专门性的改进工作委员会或小组，负责具体工作。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单位在改善领导作风、改进工作方面，都程度不同的有了收获。因而鼓舞了群众帮助党整风、对党实行监督的积极性，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但是也还有些单位在这方面还做的很不够，进展还很迟缓。如有的对群众提出的一些急需解决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还拖拖拉拉没作处理；对于看来虽然比较复杂、难办但经过充分研究还是能够解决的问题，抱畏难情绪，不去积极创造条件，着手解决；对于一些在现时条件下尚不能作妥善处理，或从全面从长远考虑不宜举办的事情，也没有及时向群众说明解释，以致群众仍有意见。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在客观上确有一定困难，如领导精力不够集中，人力、物力受到一定的限制等；但从主观方面检查，是对于贯彻边整边改方针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执行的决心不大，没有把它当作重大的政治任务来抓，以及缺乏必要的组织工作，存在无人负责现象，等等，是主要一方面的原因。 + +　　根据前一时期进行这方面工作的情况看，要把这方面工作进一步做好，以下三方面的问题须要注意。第一，各级党委和领导人员，还须要提高对边整边改精神的认识。即要充分认识到：在整风过程中，根据群众提出的正确意见，认真地有效地改善作风，改进工作，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便更好地团结全市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是这次整风运动的目的；同时也是实现整风、工作两不误，把整风和工作结合起来，不致顾此失彼的正确途径。而在当前反右派斗争日益深入的时候，如果我们愈是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对自身存在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能够严肃而坚决地加以消除，从而使人民的事业得以更加健康和顺利的发展，那么党和群众的团结就能够愈加巩固。这在实际上，也就是更加增强了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人民的正义力量，而更加孤立了反动势力。因此，我们必须更牢固地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用坚决接受善意批评，认真改进各种工作的实际行动，来回击右派的猖狂进攻。 + +　　第二，前一时期的经验证明，要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仅只各单位的领导人员一般的重视还不行，还必须做具体的组织工作；只靠主要领导人民动手还不行，必须组织层层负责，大家动手。现在有些领导人员出于一片好心，想事事都亲自处理，结果是包下来，而实际上办不了。特别是这一时期事情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如果不善于组织各有关方面的力量做，都放在主要领导人员那里，就容易被挤掉，或被拖延，使马上能解决的问题解决不了。经验还证明，只交给整风办公室还不行。因为这些意见涉及到党、行政、工会、青年团等各方面的工作，改进起来牵涉到许多方面的变动，而且又需要许多方面的人力、物力的支持和配合。同时，组织各部门人力处理他们业务范围内的事情，这不但能给群众解决问题，又能使有关人员直接听听群众对他们所属工作的意见和要求，使他们更了解下情，提高认识，便于改进今后的工作。这也比整风办公室包揽，有很多的好处。当然，重大问题的处理，领导必须亲自参与，日常工作党组织还是必须加强督促和检查。 + +　　第三，要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听取各方面群众的意见。不听群众的意见，不和群众商量，只凭良好的愿望处理，当然容易出错；但是，听了群众的意见，听的不全面，或者对实际情况研究的不细致，也难免出偏差。前一种情况当然应该防止，而后一种情况也须要注意。已经有这样的单位：听了一部分人的意见，没有全面地细致的研究，就草率地将旧的规定或做法加以改变，结果又引起另一部分人不同意，而经过认真考虑研究之后，证明这部分人的意见又是合理的正确的，于是不得不又改回来。这样草率从事形成朝令夕改，影响工作，是必须防止的。因此，许多事情的处理，都需要从上下左右、里里外外地多方面调查研究，还要瞻前顾后地作全面的长远的考虑；一定不要草率从事，在解决矛盾的同时，又产生新的局部与整体或暂时与长远利益的矛盾。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45.txt b/CCRD/1/3/2/00104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cdb1a25e7eed85dddc188f22071398e0c0495d6 --- /dev/null +++ b/CCRD/1/3/2/001045.txt @@ -0,0 +1,19 @@ +# 一切上过右派分子当的人站到党的立场上来 + +　　<《解放军报》社论> + +　　有这么一种人：大鸣大放时，他们劲头十足，勇气百倍，对“三个主义”大有不共戴天之势。写大字报，开小组会，他们都是打“先锋”。火烧得越旺越好，对领导的压力越大越好。谁要是提出与他们相反的意见，就要遭到“三害的卫兵”、“抱大腿的”等等罪名。可是，现在呢？这些人不吭气了，小组会上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了。现在查明，这些人原来就是右派分子，他们是在利用整风的机会向党进攻。现在，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原形毕露了，千夫所指，他们怎敢发作旧日余威！ + +　　还有另一种人，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有很多落后的因素，立场不稳，他们往往从个人的利益着想，对党发出怨言，对党的政策怀疑，对自己的地位、待遇等等不满；特别是有些肃反中被斗的人，虽然领导上已经作了正确处理，但是仍然成见很深。右派分子正是抓住了这些人错误思想的小辫子，利用他们的不满情绪，在他们背后扇“鹅毛扇”，给他们打气，出点子。这些人也就摇旗呐喊，跟着起哄，作了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工具而不自觉。 + +　　反右派斗争以来，右派分子的真面目被揭露了。过去上了右派分子当的人，有很多已经觉悟了。他们觉得很痛心，教训很大，立意要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积极地参加反右派斗争。这是值得欢迎的进步，因为他们已经开始认清大是大非，把屁股扭转过来了。但是也还有些人（虽然他们并不是右派分子），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觉悟过来，不敢积极地参加反右派斗争。他们有的是对右派分子抱着温情主义，不愿和老“朋友”过不去；有的是害怕自己揭发右派，自己的脏东西被右派给端出来，因此他们发生顾虑了。“算了吧！事情很快就会过去的！”“我不讲，别人也知道。”但是他们持这种态度，群众是不答应的。群众要将他们的军，说：“你和右派分子某某过去是朋友，交往甚密，了解最详，你为什么不站出来揭发？”在群众一再督促和鞭策之下，他们不得不被迫地、不关痛痒地讲几句，写几句。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真心诚意还是装腔作势，一看就明白。 + +　　怎么办呢？他们现在的处境确实很尴尬。唯一的办法就是坚决地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站到党的立场上，积极地参加反右派斗争。就自己所知道的，把右派分子一切乌烟瘴气的东西全部、彻底揭发出来。这些人对右派分子的底细摸得最清楚。他们一行动起来，右派分子就会完全孤立起来，失去最后的藏身之所。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在正式的会议上和大字报上总得有点顾虑，总要转弯抹角，才能起到欺骗煽惑的作用。但是和这些所谓“朋友”在一起，就可以痛痛快快地自由主义一通，真是天南地北，无话不讲。这些上了当的人如果勇敢地把阴暗角落的脏东西也揭发出来，不但有助于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而且也可以初步地改正自己丧失党的立场，为右派分子充当反党工具的罪过。 + +　　要做到这点，他们必须对于自己的错误进行认真的交代和检讨。这样，一来右派分子无辫子可抓，自己就主动了；二来自己的错误和右派的向党进攻是搅在一起的，只有交代清楚，才能够分清界限。不过对于犯有这种严重错误的人来说，教训应该是极为深痛的。老实讲，他们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沿。如果不痛改前非，就势必造成难于挽回的错误，甚至有可能走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 +　　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应当重视做好这些人的工作，因为他们不是右派分子，是犯了严重原则错误的同志。应当严厉地、耐心地指出他们错误的性质和危害，发动他们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至于他们个人的错误，目前可以将与右派分子有关的问题首先进行检查，至于彻底的思想检讨和挖根，可以留到今后再进行。 + +　　我们应当动员一切可能动员的力量来向右派分子作斗争，把那些上了右派分子当的人也争取过来，向他们晓以大义，团结起来争取反右派斗争的胜利。 + +　　 ---- 原载《解放军报》1957年8月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49.txt b/CCRD/1/3/2/00104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575bb574f0558f66c1a415b5e47419c9b4e6842 --- /dev/null +++ b/CCRD/1/3/2/001049.txt @@ -0,0 +1,19 @@ +# 粉碎右派篡夺高等学校领导权的阴谋 + +　　<《光明日报》社论> + +　　章罗联盟为篡夺高等学校的领导权，有领导、有计划、有纲领地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罗隆基早就制造出所谓“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即党不能领导高级知识分子的荒谬论调。在“鸣放”期间，章伯钧、罗隆基亲自出马到高等学校“点火”，鼓动教师学生向党进攻。更毒辣的是，章、罗竟公然歪曲毛主席4月30日在最高国务会议关于党委负责制问题的讲话，捏造说要取消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制。他们并且把这个歪曲了的讲话内容，印在民盟中央的“工作简报”上，发给民盟各地方组织，要它们按照这个“指示”开展活动。章罗联盟和其他右派分子在全国各地高等学校展开了全面的猖狂的进攻，叫嚣取消党委负责制，把党驱逐出高等学校。不少教师和一些学生也一时为他们所迷惑，随声附和，喧闹起来。这一时期，全国各地高等学校真像卷起了狂风骇浪，凶恶得很。由于反右派斗争的及时开展，才把这个攻势打了回去。 + +　　在这一时期，章、罗曾经亲自策划和组织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工作组”，由章罗联盟的主将黄药眠负责，参加的有右派分子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等。他们制定了一个“我们对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这个反动的纲领，集中地充分地反映了章罗联盟和各地高等学校右派分子篡夺党的领导权的野心。右派分子在这个精心设计的纲领中，尽管使用了“在党的领导下实行民主办校”这样好听的词句，但是并不能丝毫掩饰他们篡夺党的领导权的野心。按照他们的“建议”，高等学校设置校务委员会为最高领导机构，负责讨论通过学校的一切重大的措施和规章制度，如教学计划、科学研究计划、教师的聘任、升级、留学生的选拔、预算、决算、基本建设、重要人事变动等。学校的重要事情都“必须经过校务委员会的通过才能发生法律效果”。这就是说，右派野心分子要通过校务委员会来篡夺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 + +　　右派野心分子心目中的校务委员会是什么性质的领导机构？它与学校党组织的关系怎样?他们在“建议”中告诉我们，校务委员会是以系主任、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的代表组成的，而“教授、副教授应在校务委员会占多数”。他们规定：学校党组织在校务委员会制订规章制度时，它的负责人只能把党的有关的方针政策加以说明，代表组织陈述陈述意见。他们还规定：党员校长或副校长执行校务委员会的决议不同意某项决议时，只有一次否决权，当校务委员会再次通过此项决议时，“仍必须执行”。这就很明显了。右派分子要利用现在党员教授和副教授还很少的情况，把党的核心领导从学校最高领导机构中降低到无足轻重甚至等于零的地位。此其一。其次，他们把学校党组织对于校务委员会的关系，规定为只能说明方针政策和“精简扼要”地陈述意见的关系，党组织只有执行决议的义务，至于校务委员会是否接受党的方针政策，是否根据党的方针政策来办事，党组织是无权过问的。 + +　　右派野心分子更狂妄的是，竟然在“建议”中限制党的活动范围，规定党的任务为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党的建设工作和动员党团员起带头、保证作用。实际上，由于右派分子既然把党置于他们的校务委员会之下的无足轻重的地位，既然只能“陈述陈述意见”，那末，党的方针政策是根本无法贯彻的。我们知道，要在高等学校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必须有党的核心领导，而且要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还必须有党的各级的组织领导的保证。由于党的领导地位的丧失和组织领导的取消，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也是无法进行的，心然要落空的。所谓“动员党团员起带头、保证作用”，只能是带头、保证贯彻执行右派控制的校务委员会的决议和意图。 + +　　总之，从资产阶级右派野心分子这个反动纲领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妄图彻底破坏现在高等学校党的领导，从而取而代之。这就是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也是这个反动纲领的实质所在。章罗联盟篡夺高等学校的领导权意味着什么?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不仅我们的高等教育要遭殃，要被拉回到殖民地的旧路上，更严重的是，这批野心勃勃的右派分子，将把高等学校当作基地、缺口，来进行资产阶级复辟。这是章伯钧召开的“六教授会议”和最近揭露的许许多多事实告诉我们的公开的秘密。因此，右派野心分子篡夺高等学校领导权，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存亡、千百万人头落地的严重问题! + +　　这次全国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所揭露的事实证明，在高等学校里，走社会主义路线还是走资产阶级路线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两条路线的斗争激烈地进行着。在平时隐蔽着自己真实面目的右派分子，借整风的机会，猖狂地向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等教育展开了攻击。他们反对高等学校党的领导，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反对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抹杀教学改革的巨大成绩，削弱和破坏高等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目的性和计划性。如章罗联盟的首要分子钱伟长，就是凶恶地攻击社会主义教育路线，妄图把我国高等教育拉回到殖民地道路上的急先锋。右派分子的这一进攻提醒了我们：必须坚决地粉碎右派分子的谬论和阴谋活动，才能保卫社会主义的教育路线的胜利。而要在这一场斗争中取得最后的完全的胜利，最重要的又是加强和巩固党的领导，使党的领导立于绝对巩固的地位。离开了党的坚强领导，高等教育就会迷失方向，根本上谈不到社会主义教育路线的胜利。 + +　　全国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很大胜利，把右派的猖狂进攻打了下去。在高等教育领域内进行的反右派斗争，是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部分。为了巩固和加强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取得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巩固和完全的胜利，我们必须继续进行这一斗争，把斗争进行到底。前些日子，右派分子在高等教育方面散布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至今还不能说这些谬论已经完全没有市场，不能说已经没有人再受迷惑，为此必须对这些谬论坚决予以还击，进行深入的系统的批判，并且把这项工作当作长期的极为重要的任务。 + +　　（来源：《反右派斗争专辑之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编印。一九五七年八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50.txt b/CCRD/1/3/2/00105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334e0d242b4a7cc3ae6bd84eba1efa2c1796677 --- /dev/null +++ b/CCRD/1/3/2/001050.txt @@ -0,0 +1,27 @@ +# 肃反好得很 + +　　<《大众日报》社论> + +　　“肃反运动好得很，还是糟得很?”这个问题在全国人民中间早已有了明确的结论，简而言之，就是：好得恨，不仅大为必要，而且大有成绩。但是，右派分子的看法，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恰恰与人民完全相反，他们声言说：糟得很；并且在这次向党和人民发动的进攻中，俨然以“包龙图”自居，到处奔走，大声疾呼地为反革命分子“叫屈”“喊冤”，处心积虑寻找对肃反不满的人，代打“不平”，为此之故，他们尽了歪曲、捏造之能事，诬指肃反的成绩“等于零”，攻击党和政府，辱骂革命的人民。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嚣张和疯狂已经到了神乱智昏的地步。 + +　　右派分子在肃反问题上作了哪些翻案文章?到底是为了什么?现在我们就来揭开这个谜底，看个究竟。 + +　　右派分子诬蔑肃反问题的谰言是多种多样的，主要的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 +　　第一，右派分子首先完全否定肃反的必要性和伟大的成绩。他们诬蔑说“肃反是庸人自扰”，“肃反的成绩寥寥”，等等。按照右派的逻辑，肃反不仅没有成绩，而且没有必要，不过是共产党平地里掀起的一场风波罢了！是这样吗，右派老爷们?革命的人民和你们有着绝然不同的答案。我省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肃反运动，和全国一样，获得了巨大的成绩。成绩何在?答曰：第一，这次肃反，在省、市、专区级机关和大专院校等部门中，清查并定案了三千二百九十五名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其中有潜伏派遣的特务分子，有其他现行反革命分子，有杀害过革命干部和群众的血债累累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也有反动道会门头子、土匪、恶霸，还有重大刑事犯罪分子和流氓分子等。这些人隐瞒了自己的反革命身分和历史罪恶，混进了国家机关、学校和人民团体内部，有的甚至窃居了相当重要的职位。他们企图做些什么呢?已经揭露的事实表明，他们怀着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刻骨仇恨，无时无刻不在趁机进行破坏活动，而且已经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危害。对于这些人是把他们及时清查出来呢，还是继续让他们混在革命的机关中进行危险的暗害活动呢?人民当然是不允许这些当年的“东霸天”“西霸天”之类的恶鬼披着人皮继续为非作恶。由于坚决地把他们清查了出来，群众就划清了敌我界限，革命的组织也就得以保证了纯洁，也就从根本上保卫了人民的最大利益。这实在是一件绝大的好事。第二，由于肃反的开展，弄清了一部分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在我省肃反运动中，就有一万四千一百五十三人向组织坦白交代了隐瞒的政治历史问题。这样，他们就取得了人民的信任，放下了长期背着的思想包袱，缩短或消除了和党、和人民之间的距离，可以积极愉快地进行工作。这对党和政府在今后大胆放手地使用他们，调动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都大有好处。第三，教育和锻炼了干部和群众，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和革命警惕性，内部的团结增强，党群关系更为密切，并推进和改善了国家机关的工作。不说别的，只从以上三点，就可以看到肃反的巨大成绩。当然，在认识肃反的巨大成绩时，仅仅作这样的估计是不足的。人们可以回想一下，1955年肃反运动开展的初期，我国当时是怎样的客观形势呢?那时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前夜，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即将全面展开，正是谁战胜谁的紧要关头，阶级斗争十分尖锐。那些仇视社会主义、仇视人民的反革命分子在这种形势下就更加疯狂，他们到处蠢动，妄图阻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在农村里、在工厂里以及各机关团体中，这个时期内反革命的阴谋破坏活动，都有所增加。这正是剥削阶级不甘于退出历史舞台的垂死挣扎的表现。但是，由于坚决开展了肃反运动，严重地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气焰，这就给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到来扫除了障碍，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证条件。难道这不可以充分地说明肃反运动的巨大的历史意义和伟大的成绩吗?而右派分子却别有用心地硬要抹煞这个事实，充当反革命分子的辩护人。大家想想，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竟然有人反对肃清反革命，这是些什么人?我们认为，右派分子对肃反的攻击，正说明了是被推翻的统治阶级极端仇视人民民主专政，并且幻想复辟的一种表现。除此以外，找不到任何其他恰当的答案。 + +　　第二，右派分子抓住了肃反运动中的一些缺点错误，任意夸大，企图否定全局，得出“糟得很”的结论。他们认为这一着该是赢局了。其实怎么样呢?肃反运动中有某些错误和偏差，恰恰是我们提出来的，而不是右派老爷们的新发现。有些什么错误呢？这就是在第一批肃反中，主要又是小组斗争阶段，在我省有些单位中，斗争的面宽了一些，斗争了一些可以不斗争的人，甚至在个别单位错斗了极少数的好人。发生错误当然不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怎样认识和对待这些错误，在这里，人民又和右派分子有两种绝然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在人民看来，第一，这些错误是局部的、暂时的，而且很快被发现，立即得到纠正，并没有造成严重的恶果；第二批、第三批肃反中，就基本上消灭了类此错误。我们并没有错到底，我们执行了“有错必纠”“不冤枉一个好人”的指示，去年以来全省就曾组织力量认真地进行了检查和善后工作。错误不能抵消成绩，成绩仍然是根本的，推翻不得。第二，象这样一个极为深刻和广泛的群众性的运动，尤其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狡猾抵赖，斗争复杂，完全避免错误，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估计到了这种情况，所以中央便规定“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我们应当切实防止错误，但不能因噎废食，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错误，而不去进行肃反，给人民留下祸根。第三，肃反中被斗争的人，除极个别的人是因为检举材料不符合事实以外，一般都有一定的根据。比如说，有些可以不斗的人斗争了，是指的哪些人呢?这些人中，有人平素有反动言行，有人历史上有反革命的问题未交代清楚彻底，有人本来就有反革命罪行，只是党执行了宽大政策未作反革命分子论处。至于错斗的好人有多少呢?在第一批肃反中只占了全部审查对象的2．54％。而且即使在某一个单位中没有清查出一个反革命分子，也不能认为是没成绩的。成绩就在于进一步弄清了工作人员的政治历史情况，这无论对个人、对组织、对今后工作，都大有好处。 + +　　肃反中还有另一方面的错误，这就是有些单位，由于群众发动不够充分，调查研究不细致、不深入，也还有少数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没有清查出来。不久前，我省馆陶县浮渡乡乡长申林台一家七口被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申孟春杀害的事实，即是一个明证。对此，政府自然要采取措施继续进行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工作。 + +　　总之，不论那方面的错误，都应该努力纠正、引为教训。包藏祸心的右派分子从少数单位的个别缺点错误，引伸出肃反运动糟得很的结论，从而达到否定肃反运动的巨大成绩的企图，永远不会得逞。 + +　　第三，右派分子特别攻击了肃反斗争采取群众运动的形式，并且咒骂肃反中的积极分子，诬蔑他们“以别人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乌纱帽”。肃反要不要搞群众运动呢?绝对需要。群众路线，是我们工作中的根本路线，肃反这样一件关系全民利益的重大事情，不去发动群众来一个千军万马的大攻势，就不能彻底；我们这样做了，群众的政治觉悟提高，有了辨别反革命分子的能力，许多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被检举了出来，仅第一批肃反中就有一万三千八百多人向政府写了检举材料。群众斗争和专门机关的工作相结合，就结成了天罗地网，这就保证了肃反运动取得胜利。许许多多的革命积极分子在肃反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发扬了高度对革命负责的精神，艰苦地进行了为民除害的工作。右派分子反对肃反，当然就特别仇视在这个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当然就要抓住积极分子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尽量夸大渲染，这不过是他们反对肃反的一种手法而已。 + +　　右派分子针对肃反运动所射出的毒箭就是以上这些吗?当然不止，还有很多，但是共同的一点就是他们都说：“糟得很”。 + +　　人民称赞肃反，右派分子咒骂肃反，两种声音如此不同。奇怪吗?不，人们认真嗅了一嗅，原来这并不是一件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人们发现，原来许多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如民革中央的黄绍竑，他本人就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大刽子手，解放后人民宽恕了他，但他和反革命分子的关系却是藕断丝未断，到处代他的部下“喊冤”。黄绍竑的例子很有代表性，根据揭发的材料，我省的一些右派分子解放前也有类此反革命恶迹，如民革的张象冬、民建的葛兰生、山东大学的束星北之流，就都是有反革命行为的人。解放后他们虽然不得不给人民办事，但对革命却怀着刻骨之恨。肃反中，一些反革命分子被查了出来，其中不少是他们的亲朋密友。物伤其类，他们在兔死狐悲之余，一旦想起资产阶级复辟的支柱被摧毁时，便不由怒火中烧，压不住的阶级本性便暴露出来了。如此说来，肃反对于他们说来自然是“糟得很”了！但是事情不止于此。右派分子们看到了还有一些在肃反中被斗错了人，至今对党感情上仍有裂痕，也看到了有些未作反革命分子处理有反革命罪行的分子，内心未彻底低头认罪，更看到了有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肃反有偏见，或者还不大了解事情真相，立场模糊，或者有的单位善后工作确实粗糙了些，于是便认为有机可乘了。他们便借党整风之机，针对肃反大肆煽动。从这里人们找到了共同的答案：原来右派分子怀着对革命的仇恨出发，着重攻击肃反，最终目的不过是想动摇革命的成果，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社会主义，为其资产阶级复辟的阴谋幻想，开辟一条直达之路。 + +　　革命的人民深深懂得，右派在肃反问题上阴谋的极大的危险性。我们绝不允许野心勃勃的右派分子翻案倒把，肃清反革命是人民的一项长时期的战斗任务。今后我们仍将继续坚决贯彻“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继续大力巩固国家的基础，确保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前进。 + +　　 来源： 选自《我们同右派分子的根本分歧》，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济南。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54.txt b/CCRD/1/3/2/00105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6c3d0a8e430858d0e5127d39d6d36bca3773aa6 --- /dev/null +++ b/CCRD/1/3/2/001054.txt @@ -0,0 +1,17 @@ +# 王亚生居心何在 + +　　<《中国青年报》社论> + +　　右派分子王亚生在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写了一篇文章：“当前的全国团代大会和整风精神相距十万八千里”。这篇文章，除了攻击团代会“不民主”和没有“批评”以外，没有提出任何积极的建议。王亚生把这种“不民主”和“没有批评”称之为和“整风精神相距十万八千里”！ + +　　团的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果真和王亚生心目中的“三大”相差的这么远吗？我们却和王亚生的看法不一样。 + +　　在我们看来，团的代表大会的根本任务，就在于要根据马列主义原则，总结团的工作经验，要用发扬民主的精神，来研究和制定一个时期的团的工作方针和任务，制订新的团章，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三大”就正是忠实地按照这个原则做的。如大家所知道的，这次大会的工作报告，不但在预备会前经过团中央委员会多次的讨论和修改，而且在预备会期间又交全体代表进行了讨论，根据代表们提出的上百条意见作了修改，然后才正式向大会作报告。说到新团章的制订过程，早在去年上半年，团中央就把团章初稿发到全国县以上团的机关，及部分基层组织作了讨论，集中了广大青年工作者的意见。团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也是通过充分的讨论、酝酿，采用无记名投票选举的。这些事实难道不都是说明了团的“三大”正是充分地运用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吗？不正是大大发扬了无产阶级民主的精神吗？这些事实在王亚生看来都不是民主，那么王亚生要的是什么样的民主呢？他要的是可以随便攻击党的事业的“民主”，按照王亚生的说法是要和“时代”相适应的民主。王亚生说的这个“时代”，是指5月20日前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疯狂地大举向党进攻的“时代”。 + +　　王亚生还狠狠地攻击了所谓团代会没有开展“批评”。大家知道，我们青年团自建团之日起，就以共产党为榜样，按照党所教导我们的实行批评自我批评的原则，运用这个武器去揭露缺点和改进工作。但是，我们不是为批评而批评，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改进工作，而方法则是要实事求是的，态度上是与人为善的。在我们看来，团的“三大”正是运用了这个批评的原则。大会的报告里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提出了团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大会代表的发言中，几乎都用这种精神去分析了团的工作，对团中央和团的工作提出了有益的批评和建议。这些批评是改进团的工作，提高团的工作水平的金玉之言。所有这些宝贵的意见，所有这种批评自我批评的精神，主要的反映在团代会的各种文件里面。可是，王亚生睁眼说白话，把这些成绩一概抹煞了否定了。我们还应该指出，在王亚生看来，我们团的工作，几年来是没有成绩的，甚至是一团糟的。因此他要求在团代会上的“争论”和“分歧”越大就越好，把一个团代大会搞乱搞垮，他就称心如意了。这就告诉我们，王亚生和我们的距离岂止是十万八千里，而是根本不同的。因为他的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观点和我们的立场、观点根本就是对立的，说不到一起的。 + +　　从上面这些，我们很清楚的看出原来王亚生是想把团的最高权力机关——团代大会，开成一个吵吵嚷嚷、相互埋怨、争论不休的、分裂的、失败的、混乱的大会，而不是团结的、胜利的大会；是想把团代会变成攻击团中央、否定团代会、否定团的工作成绩、向党进攻的讲坛，而不是肯定成绩、检查缺点、更好地作党的忠实助手的誓师大会。但是王亚生的如意算盘失算了，当他进行这个罪恶活动的时候，就受到了大会主席团和各个代表团的严厉斥责，当着他放的这把火苗还未燃烧起来的时候就被扑灭了。 + +　　在我们青年团组织中，象具有王亚生这种否定青年团成绩的观点的人，决不只王亚生一人。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本报连日来已不断地有所揭露，象徐学铭、周庆才等人就和王亚生是一丘之貉。我们希望各地团的组织对于具有这种观点的人要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更好地提高共青团员的政治思想水平，更好地巩固和发展共青团的战斗力，更好地发挥共青团的助手作用。 + +　　来源：（原载1957年8月8日“中国青年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55.txt b/CCRD/1/3/2/00105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33adc7625df4524d48fba1847e8eb3254641336 --- /dev/null +++ b/CCRD/1/3/2/001055.txt @@ -0,0 +1,15 @@ +# 在暑期中做些什么？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广大学生今年暑期的活动同往年比较，内容更为丰富，也有许多特点。这就是各地除了注意组织多样多采的文化体育活动以外，还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和公益劳动、家务劳动，组织学生进行关于反右派斗争的政治学习。上海将有三万多中学生在暑期中分批下乡参加义务劳动。广州市在上月１０、１１两天内有两千多名初、高中学生下乡帮助农民夏收。江西省教育厅和共青团省委要求中学生在暑期里，组织关于反右派斗争的政治学习。这些，是当前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中心问题，也是当前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大事。通过这些活动和学习，可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 + +　　过去，中小学教育有忽视政治和脱离生产的偏向，劳动教育往往只是在课堂上讲授一般的道理，很少参加实际劳动。我国普通教育的目的，是要把学生培养成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勤劳朴素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的国家建设人才。可是，这一点并没有完全为教师、学生和学生家长所了解。而要能真正了解教育结合生产的意义，也只有从生产实践中才能得到深刻的体会。暑期就是使学生参加生产实践的很好的时机。学校在这个时候可以适当地组织各年级学生到农村去参加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或者从事其他公益劳动、家务劳动，参观工厂、农村，使他们了解劳动人民的甘苦，培养他们劳动的习惯，增加生产知识，使学校的劳动教育和生产实践结合起来。这对于克服学校教育脱离实际的缺点有很大好处。今后中小学应当尽可能利用假期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使他们在生产劳动的实践中受到教育。 + +　　利用假期参加工、农业生产和服务性行业的劳动，不但可以使学生得到锻炼，而且还可以得到一部分收入，作为学习或家庭生活费用。北京第四十九中学在崇文区人民委员会劳动科的帮助下，有六十多名家庭生活困难的中学生当了临时工，每人每天能得一定的报酬。这样，他们下学期买书和买文具的费用就可以自己解决。这种勤工俭学的办法，既有教育意义，又有经济意义，对于个人和国家都有好处，也是应该提倡的。 + +　　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深刻的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一场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是我国国内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许多高等学校的学生都投入了这一斗争，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普通中学也应当利用这一阶级斗争的现实材料，向学生进行教育，提高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这个斗争实际上对中学生不是没有影响的。一部分中学生对于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缺乏识别能力，因而存在许多模糊思想；极少数的学生在社会上以及学校内部右派分子的煽惑或支持下，对于我国国家制度、政策以及学校的党团组织进行污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某些高等学校的反社会主义分子曾经将带有煽惑性的书信、传单等寄发给一些中等学校的学生，企图利用部分中学毕业生对于升学和就业的一些不正常的心理，制造混乱。因此，在暑假期间，应该抽出一定时间向中学生讲清楚反右派的斗争对于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于巩固党的领导、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大意义，组织学生好好学习有关的文件，澄清学生的一些模糊思想，提高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同时，结合反右派斗争的政治学习，还应该向中小学生进行关于正确地对待升学和就业问题的教育，妥善地安排不能升学的学生，教育他们不要听信流言蜚语，不要上坏分子的当。 + +　　当然，暑假是学生休息的时期，除了这些活动以外，各地应当有领导地开展各种有趣味的活动，如举办夏令营、儿童乐园、旅行、露营、文娱晚会、故事会等各种文化体育活动，使青年和少年儿童有充分的休息，增进健康，能够有充沛的精力迎接下学期的学习任务。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8月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56.txt b/CCRD/1/3/2/00105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bdaa41d8118081e86e44b8c302887737d4f76fa --- /dev/null +++ b/CCRD/1/3/2/001056.txt @@ -0,0 +1,31 @@ +# 不是偶然的巧合——评述在右派分子猖狂进攻中的反革命破坏活动 + +　　<《人民日报》社论> + +　　今年春季里，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中，残余反革命分子也积极进行破坏活动。 + +　　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 + +　　在春季里，他们对于我国国内政治形势作了一致的估计。他们都认为，“共产党已经维持不住了”，“共产党很快就要垮台了”，“现在中国处在‘匈牙利事件’的前夕”……。他们以为他们的“春天”到了，正是放肆活动的大好时机。于是，他们开始了此呼彼应的活动。 + +　　在大“鸣”大“放”中，右派分子又恶毒地攻击肃反运动，攻击司法工作，公开为反革命分子喊冤。黄绍竑把人民司法工作说得漆黑一团，罗隆基等更提出了组织所谓“平反委员会”的荒谬主张，企图为反革命分子“申冤”“平反”。反革命分子听到这些反动的言论和主张，以为有了后台，便张牙舞爪，大肆活动。北京、上海、武汉、重庆、广州、哈尔滨、南昌等地的一些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有的出来质问公安机关，有的发誓要“狠狠地整整公安人员”，有的则公开侮辱肃反中的积极分子。山东工学院民盟和九三学社组织召开的所谓“平反问题座谈会”上，在肃反中被斗争的反革命分子就当众斗争了肃反积极分子。 + +　　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目标之一是学校。他们在各地学校到处点火，制造混乱。他们反对学校党委制，要共产党退出学校，反革命分子马上积极响应。６月１７日，反革命分子向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曲正的住宅投掷了炸弹。北京师范学院的反革命分子也立刻贴出反革命标语，声称“要把所有党员、团员杀死”。成都第一师范学校的反革命集团“大同党”和学校中的右派分子勾结起来，煽动学生上街闹事，并且殴打工人、民警，包围公安派出所。南京反革命组织“中华建国党”，就在南京大学内部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诱骗这个学校的学生参加反革命活动。 + +　　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所以把学校作为进攻重点，是想利用学生缺乏政治经验的弱点，煽动风潮，推波逐浪，制造“匈牙利事件”。 + +　　在党进行整风初期，右派分子提出了所谓“算旧帐”问题。这给农村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的地主阶级分子以极大鼓舞。这期间，反革命分子向农民“算旧帐”的案件屡有发生。湖北襄阳县相树张村农业社生产队长张照豪、妇女组长谭桂香（都是土地改革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没收委员），被反革命分子反动地主用斧头砍死。湖北省阳新县中罗乡反革命分子李志明，因为在土地改革时被陈婆婆的儿子斗争过，他怀恨在心，要算旧帐，在５月１９日趁陈婆婆上山挖笋子的时候，将她连砍四刀。山东省馆陶县浮渡乡乡长共产党员申林台全家九口，惨遭反革命分子申孟春等杀死七口。 + +　　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还把触角伸向职工。５月间，当右派分子企图在上海煽动职工闹事的时候，就有一个反革命分子公开对职工说，“要搞大民主，我来扛大旗；要闹匈牙利事件，我打机关枪。”上海市一个平日深藏简出的反革命分子，在大“鸣”大“放”中积极活动，准备鼓动某工厂职工闹事。另外有一个反革命分子，在某工厂的青年工人的枕头下面偷放信件，指示工人要如何如何“闹事”。 + +　　社会上残余的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也格外嚣张。据沈阳市统计，自５月中旬到６月中旬一个月内，发现的反革命标语、传单、谣言、恐吓信件的案件，共有九起，比１至４月份增加了一倍多。鞍山市５月份发现的同类案件共十二起，等于一至４月份的总和。 + +　　５月间，甘肃省公安机关正在右派分子污蔑肃反运动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时候，在正宁县破获了反革命组织“创造国家人义军国防部”企图暴乱案。陕西西安市公安局也破获了一个反革命暴乱组织“中国国民党陕西游击纵队”案，首犯张云德，骨干分子蔡殿杰、赵忠鼎等全部落网。张云德是个血债累累的惯匪，解放前参加蒋介石的“中委会川陕直属小组”特务组织，后来又被委为所谓“川陕游击军第二纵队司令”。１９５４年，这个特务组织被破获，张云德却漏网潜逃，以后，他又纠集了反革命分子蔡殿杰等十多人，潜伏起来。这次，他们听到了右派分子的叫嚣，便狂妄地以为“中国至少有一亿人反对共产党，只要顺水推舟，便可一举成功”，可以“三年消灭，五年肃清”共产党。这些万恶的匪徒制订了行动计划，要贴布告，散传单，动摇人心，要消灭区乡政府和派出所，夺取武器，壮大实力，进行抢劫和进行所谓游击活动。“成功”以后，他们要剥共产党的皮，要把共产党员和一切积极分子挂到树梢上，一刀一刀的割。 + +　　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给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特务机关以极大的鼓舞。从５月以来，美蒋特务机关在他们的报刊上给右派分子喝采，同时在行动上支持右派分子的进攻。最近，美蒋特务机关印制了许多挑拨离间、煽动暴乱的反革命宣传品，通过设在我国周围的特务据点，使用邮寄、气球、偷运、空投等办法，大批地散发到内地来，加强所谓“心理作战”。同时，特务机关并多方继续向我境内派遣特务间谍分子，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不久以前广东、湖南等地公安机关所破获的特务案件，就是属于这类性质的案件。 + +　　右派分子和残余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是不会实现的。人民已经选择共产党的领导，已经选择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强大的人民力量面前，右派分子和残余反革命分子必然要遭到失败。 + +　　但是，残余反革命分子配合右派分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破坏活动，都说明了一个事实，这就是右派分子故意散播的“无反革命论”，所谓“共产党说现在还有反革命活动，只不过是危言耸听，制造紧张”等谬论，是别有用心的，是企图麻痹人民的警惕性，以便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人民不会上他们的当，广大人民牢记住毛主席的指示，继续提高革命警惕性，继续向一切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作坚决的斗争。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8月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57.txt b/CCRD/1/3/2/00105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641986926b1e7a41e251030ac3c4a1ca883e1b2 --- /dev/null +++ b/CCRD/1/3/2/001057.txt @@ -0,0 +1,29 @@ +# 更充分地发挥妇女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 +　　<《人民日报》社论> + +　　我国阶级剥削制度的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铲除了几千年来妇女被压迫的根源，为妇女解放事业创造了最优越的社会条件。我国各族妇女为此欢欣鼓舞，用无比的热情投入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妇女解放事业的各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 + +　　１９５６年参加国民经济各部门、医务卫生、文化教育、国家机关工作的女工、女职员据初步估算，约增至三百万人左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女劳动力增加到一亿一千多万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女社员达到一百五十多万人。她们克勤克俭，积极劳动生产，努力工作、学习，厉行节约，创造了优良的成绩。广大职工家庭中的妇女，努力实现“五好”，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女工商业者和工商业者家属努力改造自己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各个战线上都涌现了成批的妇女先进人物，仅先进生产（工作）者中的妇女已增至二十七万人。 + +　　许多优秀的妇女被选拔到各种工作的领导岗位上。在城市居民委员会中，女干部占干部总数的８０％左右。不少省、县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乡乡有女乡长，社社有女社长”的号召。山西、广西、河北、黑龙江、浙江、河南、四川等省，８０％左右的乡和社有了正、副女乡长和女社长。１９５６年基层选举中，据二十五个省、自治区不完全的统计，当选为基层人民代表的妇女占代表总数的比例，已由１９５３年的１７％上升为２２．５％。 + +　　妇女们热情地向文化、技术、科学进军。三千多万妇女参加了扫除文盲的学习，不少妇女脱离了文盲状态，充实了文化科学知识。许多女的医务卫生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文化艺术工作者、科学工作者，勤学苦练，艰苦劳动，为人民服务。中国科学院颁发１９５６年科学奖金时，有三位女科学家得奖。 + +　　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高度发挥妇女的聪明才智，显示妇女的巨大力量，使妇女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才；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妇女逐步取得和男子完全平等的权利。 + +　　但是由于我国经济、文化依然比较落后，由于各方面对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的政策贯彻执行不力，经验不足，摆在妇女群众面前的困难还是不少的。例如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轻视、歧视妇女的思想习俗，仍旧相当普遍地程度不同地反映在人们对待妇女、儿童、婚姻、家庭的各个方面。大多数妇女还处在文盲状态。已经参加社会劳动的妇女，多数的业务水平还不高，经验还不足，生活上特殊的困难还有很多没有解决。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必须继续努力，改变我国经济和文化的落后状态，把我国建设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为进一步实现男女完全平等创造更优越的社会条件；同时要从各方面努力贯彻执行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的政策，着重帮助妇女提高政治思想水平，掌握文化、科学知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作熟练程度，减少妇女特有的困难。 + +　　在纪念今年“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时候，党组织、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责任，是要鼓励妇女满怀信心地、精神饱满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引导妇女在当前增产节约运动中更加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积极性，创造更大的成就。为此首先要经常注意对妇女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不断地提高她们的共产主义觉悟。在目前要特别注意教育妇女热爱社会主义，热爱集体，以克勤克俭的精神建国治家，以爱国主义的精神对待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所遇到的一些困难。要为充分实现妇女的合法权利而斗争，同时要教育妇女深刻地认识：幸福的生活、男女完全平等的地位，要依靠妇女自身的艰苦劳动才能逐步取得。不愿艰苦地劳动，轻视体力劳动，不安心于农业生产，甚至想通过恋爱婚姻来达到追求物质享受的目的，这都是不正确的，应当加以批判。 + +　　要向妇女、向社会各方面广泛宣传用共产主义思想原则对待妇女、儿童、婚姻、家庭，提倡在社会各方面及家庭中进一步树立男女平等的风气。目前，我国人民的共产主义道德思想正在成长，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对待妇女、儿童、家庭、婚姻问题。不论城市或乡村，美满的婚姻，和睦的家庭，都已经占了优势。但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重男轻女的旧思想，摧残或损害妇女儿童身心健康的旧习惯仍然存在，必须继续努力转变这些旧思想旧习惯，提倡新思想新习惯。 + +　　第二，在进一步发挥妇女劳动积极性的同时，要注意保护妇女儿童的安全和健康。人是最宝贵的财产，妇女既是各种建设事业中的劳动力，又是孕育人类后代的母性。在劳动中，照顾她们担负的两重职责及由此产生的困难，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去年在农业增产运动及城市先进生产者运动中，有些地方没有很好地照顾妇女的家务劳动，没有充分注意保护妇女、儿童的安全和健康，以至发生了若干妇女儿童的伤亡事故，孕妇流产早产的比例一度增长。今年各地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必须吸取这个教训。一方面，要教育妇女爱护自身的健康，做到生产好，工作好，家务好，身体好。同时，有关领导方面要努力贯彻生产安全措施，并坚持举办必须而又可能举办的妇女儿童福利事业。现有的机关、企业的托儿所、幼儿园，要本着克勤克俭的精神，改进业务，提高工作效率，克服崇尚形式、讲究排场及一切脱离群众的作法；吸收近几年来群众性托儿组织在这方面创造的经验，积极发展儿童保育事业，为目前正在迫切要求寄托子女的女工、女职员、女社员解决困难。 + +　　为了更好地保护妇婴健康，为了更好地教养子女，为了家庭生活过得更加幸福，人民群众迫切要求节制生育。应当逐步满足群众的要求，在全国范围内，除少数民族地区外，适当地提倡节制生育，向男女双方宣传按照自身的条件，根据自己的愿望，有计划地生育子女，调节生育密度。劝导他们采用当前行之有效的并对身体无害的避孕办法，说服他们不要怕麻烦，不要乱吃堕胎药。 + +　　第三，在各种工作和各项活动中，要大量培养妇女骨干。要爱护和支持现有的妇女骨干，帮助她们克服困难，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充实知识，深入钻研业务，真正能带领周围的男女同志一齐前进。凡是没有配备一定数量女干部的机关、团体、合作社，要大胆地选拔女骨干。党的组织、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要把培养妇女骨干作为干部工作的一部分，经常地有计划地进行。 + +　　妇女解放最重要地是依靠妇女自身的奋斗。除了党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继续努力贯彻执行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的政策外，已参加社会劳动的妇女，要在现在的岗位上，克勤克俭，艰苦劳动，努力学习；家庭妇女要继续贯彻“五好”，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的各级组织，应当主动地积极地切切实实地做好妇女工作，努力实现妇女群众的正确要求，组织妇女群众进行自我教育，鼓舞妇女的上进心，发动妇女群众用互助合作的方法解决困难。妇联的工作人员，必须密切联系各族各阶层妇女群众，熟悉妇女群众的思想和愿望，跟广大群众同甘共苦，带领她们坚定不移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迈进。我国劳动妇女是有勤劳节俭、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的。我们希望全国妇女发扬这种传统，贯彻勤俭建国、勤俭治家的精神，同全国人民在一起，为争取今年农业大丰收，争取圆满地完成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迎接第二个五年计划而努力；为进一步树立承认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的新的道德风尚而努力。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58.txt b/CCRD/1/3/2/00105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5b8aa6a9d4d59c13ec8d9d63d9ddbb57e6f0ae9 --- /dev/null +++ b/CCRD/1/3/2/001058.txt @@ -0,0 +1,25 @@ +# 欢迎上海工商界整风 + +　　<《大公报》(社论)> + +　　上海市工商联和民建上海市委接受中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的建议，决定在全市二十万工商业者中间全面开展整风运动。这个决定是值得欢迎的。 + +　　为什么要在工商业者中间开展整风运动呢? + +　　我们认为应该这样看：去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全国工商业者都是有贡献的。他们自愿地把企业交给国家，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改变了企业的所有制。同时，由于企业性质的改变和公私双方人员的合作共事，一年多以来，大多数工商业者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也都有了程度不同的进步，这些都是应当加以肯定的。但是，也必须清楚地认识这一点，在那次公私合营高潮中只是进行了一次经济上、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在工商业者的思想领域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 + +　　事实证明也正是如此。今年党开始整风以后，在“鸣放”期间，右派分子章乃器等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在工商界中还有很大的市场。这就充分说明了在工商界中除了极少数人以外，绝大部分的人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还是站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十字路口的，他们的立场还是动摇不定、可左可右的，如果再不毅然决然地抛弃资产阶级立场，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就经不起风吹雨打，也很容易被右派分子所蒙蔽利用，甚至堕落到右派的泥坑里。因此，工商界中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是完全必要的。而这次整风运动的目的，就是继公私合营高潮之后，再形成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使广大工商业者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进行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因为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关，只有经过这一关，才能改变资产阶级立场，把自己从一剥削者转变为一个劳动者。因而这就要求每一个工商业者必须以积极的态度，踊跃参加整风运动。 + +　　工商界的整风应该采取什么方式进行呢?中共中央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指出：“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这个对党内整风的指示精神，我们认为对于工商界的整风也是完全适用的。 + +　　在工商界中进行整风运动，是一件新事情。也许有人由于对整风运动还没有正确的认识而产生一些顾虑。我们认为顾虑是不必要的。因为整风运动是一种群众性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教育运动，方法又是和风细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只要自己虚心倾听别人的意见，诚恳地向别人提出意见，互相批评，互相帮助，对自己对别人的缺点错误，都能作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分析，又能作出正确的结论，就会对每一个人都有莫大的好处。当然，整风运动也确是一场严肃的、尖锐的思想斗争，通过这场思想斗争，要把资本主义思想和作风改变为社会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也就不能没有一点思想痛苦。大家知道，资本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是水火不相容的，要想驱除资本主义思想树立社会主义思想，不经过一场剧烈的思想斗争，是不可能办到的。但是，只要自己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半途而废，坚决跟着共产党走而不三心二意，就能够在整风运动中把自己的立场端正过来，把自己的思想改造过来。 + +　　工商界的整风运动的目的，既然是解决政治立场和思想意识问题，那么在整风运动中就必须紧密地联系工商界的实际，用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六项政治标准作为明辨是非的武器，以此来检查自己思想和言行，尤其应该着重检查以下三个问题：第一，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党教导我们说，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中国人民走向幸福美满生活的必由之路。但是右派分子却信口雌黄，竟诬蔑社会主义企业不如资本主义企业，要复辟资本主义。因此，坚决走社会主义的路，反对走资本主义的回头路，在这上面不能含糊。第二，共产党的领导问题。党教导我们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服从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但是右派分子却大肆叫嚣，要公方代表从公私合营企业撤出来，又说向工人阶级没有什么可学的。这更是一个关键性问题，必须从思想上弄明确。第三，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党教导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工商业者唯一的光明大道。但是右派分子却说工商业者已经不存在两面性，不必继续改造了，企图把工商业者拉回资本主义的老路上，断送他们的光明前途。对于这个重要问题，也必须从思想上弄清楚。当然，参加整风的工商业者，由于各个人的思想情况不同，存在的问题不同，不能强求一致，但是上面所说的三个重要问题，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必须弄明白的。 + +　　工商界的整风运动，也包括反右派斗争在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坚持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右派分子虽然在各地工商界中是少数，但是他们的危害性是很大的。工商业者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坚决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斗争到底，彻底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的丑恶言行，把他们搞垮、搞臭，不再让他们毒害工商界。 + +　　各地右派分子不一定都像章乃器、毕鸣岐那样出头露面，在许多还未“鸣放”的地方，或“鸣放”不透的地方，有些右派分子还没有浮上水面，但是他们的存在是肯定的。因此，工商业者就必须深入挖掘，把他们揭露出来，让广大工商业者认清他们的丑恶面貌。 + +　　必须有工商界反右派斗争的彻底胜利，工商界的整风运动才能顺利进行。现在各地反右派斗争虽然已经获得很大胜利，但还需要再接再厉，把反右派斗争引向高潮。 + +　　在上海工商界整风运动带动下，全国工商业者也必将开展这一伟大的运动。经过这个运动，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工商业者进一步受到教育和改造，进一步提高认识，全心全意地跟着工人阶级一道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走向光明幸福的道路。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61.txt b/CCRD/1/3/2/00106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8748f195419d9059323ab2c155dc8e39a5ba33f --- /dev/null +++ b/CCRD/1/3/2/001061.txt @@ -0,0 +1,17 @@ +# 阶级敌人并没有睡觉 + +　　<《文汇报》社论> + +　　从上海市公安机关最近破获的一批现行反革命破坏案件中，可以看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形形色色。在这批反革命分子中，有的是从台湾派遣来的，有的是由于他的敌对阶级本能，抗拒社会主义改造，一贯仇视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或者由于自己的极端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行动，因而隋落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而这些反革命分子之所以特别敢于在最近时期冒头如此放肆活动，不正是由于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的猖狂进攻，煽起了他们冒险的妄想么?不仅如此，有的反革命分子还干脆就想和右派合谋造反。 + +　　这批现行反革命破坏案件的破获，不仅再一次告诉我们，反革命分子还是有的，而且更加具体地告诉我们，反革命分子所以还会出现的原因。从台湾派遣，潜来上海，是一个来源。而另外一个来源则是那些一贯反对社会主义，抗拒改造，不甘心剥削制度被消灭的分子，面对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他们的反动的阶级本能使他们越来越仇恨社会主义，仇恨共产党，以至变成了现行的反革命分子。那种认为反革命分子已经肃清，或者认为纵有残余亦不足为患的想法是大错特错的。 + +　　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在全国六亿人口中，还有着一小撮人不心甘情愿地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路的。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处心积虑，阴谋破坏，妄想颠复人民的新中国，为资本主义复辟。已经破获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破坏案件，就是明证。而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的猖狂进攻，不也是出于同一个目的么? + +　　从上海市公安机关最近破获的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案件来看，以及从其他各地所破获的类似案件来看，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显得嚣张起来。如上海最近破获的罪犯陈顺樑公然冒出头来，去找右派分子进行勾结。这不是偶然。这叫做物以类聚。对于反革命分子，右派曾经散布谬论说:“共产党说现在还有反革命活动，只不过是危言耸听，制造紧张。”这不明明是企图麻痹人民的警惕性，以便利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么?之流都是对肃反运动抱着敌视态再看，右派分子罗隆基、黄绍闳度。向肃反运动算倒帐，翻旧案，是右派向党进攻的一颗重要的炮弹。他们这个阴谋充分表现出他们和反革命分子之困存着如此深情厚谊，那么，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向右派捧场喝采，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向右派伸手，或相策应，或相勾结，便不足为怪了。 + +　　可是，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广泛展开的时候，还有人怀疑这场斗争是否小题大做，怀疑这场激烈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对这一斗争有关社会主义成败的严重意义认识不足。事实胜于雄辩。右派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歪风一起，邪火一放以后，反革命分子、不法地主和富农等等不是都群起响应，纷纷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攻了么?5月间，当右派分子企图在上海煽动职工闹事的时候，就有一个反革命分子公开对职工说，“要搞大民主，我来扛大旗；要闹匈牙利事件，我打机关枪。”难道这还是小题大做么?还不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么?还不是一场决定社会主义前途的斗争么?因此，一切决心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路的正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没有丝毫理由或任何事实根据来对这场生死存亡的斗争采取怀疑或者犹豫、旁观的态度的。 + +　　对于反革命分子缺乏警惕性，正如对右派的温情主义一样，都是右倾思想的表现，都是十分有害。因此，在对右派展开坚决斗争的同时，必须以同样的决心，提高警惕，坚决贯彻有反必肃的方针，为保卫社会主义而斗争。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8月1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70.txt b/CCRD/1/3/2/00107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caf750b1c56a3f7f36ae037c88234b29b52d2ef --- /dev/null +++ b/CCRD/1/3/2/001070.txt @@ -0,0 +1,15 @@ +# 文艺界两条道路的大辩论 + +　　<《文汇报》社论> + +　　上海文化、艺术和电影界连日分别召开大会，进行两条道路的大辩论，系统地驳斥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论点。这类辩论会的举行，说明上海文化、艺术和电影界的反右派斗争正在更加深入展开。 + +　　资产阶级右派在文化、艺术和电影界所散布的反动论点，如:文艺事业今不如昔，党和行政在这方面是外行，因而不能领导，实质上反映出两条道路的斗争。不管右派提出更多的具体的论点，如所谓人才积压，传统被抹杀，创作没有自由等等谰言，归根结蒂只是右派用了歪曲事实的手法来提出隐藏在这些论点后面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譬如，今不如昔的问题。如果说，解放以后，文艺事业已走了为工农兵服务的社会主义道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是越来越发展，并且越健壮了，因而在右派的眼中看来，他们所憎恨的是在不断增长，而他们所热爱的却在不断消灭，今不如昔之感，倒是极自然的事。他们所叫嚣的一团漆黑，实质上不是指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而指的是右派的前途，是他们所醉心迷恋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右派说糟得很，我们说好得很。我们可以列举事实，说明解放以来，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是历史上空前的。但是右派硬不承认这些是巨大的成就。因为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的成就。而社会主义对他们并不意味着幸福，而是灾难。他们梦寐以求的是资本主义的复辟，是社会主义的复灭。他们既然对社会主义是如此刻骨仇恨，他们怎么会同意说，今天的新社会是超越千古，胜过往昔呢?而今天的成就是由共产党领导取得的，他们怎么肯跟共产党走呢?因此，对于今昔的比较，对于要不 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走社会主义的路，实质上是阶级的立场与观点的问题。 + +　　从这次辩论会的发言中所摆出的事实和讲出道理，都鲜明地看出了正确的立场与观点。这个立场与观点之所以鲜明表现出来，充分说明了，反右派斗争的锻炼对文艺工作者们是具有何等重大意义!文艺工作者是被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而文艺工作者之能否当此称号，要紧的是自己先要有灵魂。不能设想一个没有灵魂的人面能够称当一个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灵魂在何处呢?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政治观点是反动的。他们便是没有灵魂的人。在大鸣大放期间，也曾有些人一时受了右派的迷惑，站不稳立场，模糊了观点，因而就一度变成失魂落魄一般。经过反右派斗争才唤醒了他们，又从右派所摆下的迷魂阵中走了出来。他们的灵魂是失而复得的。自然也还有一些人至今没有完全清醒，甚至还有停留在昏迷状态中的。这就须要深入展开斗争，继续向他们敲起警钟。而各种规模的驳斥右派论点的辩论会的举行，无疑地将让人们通过辩论更加明确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使人们的灵魂健全起来。 + +　　人们往往在重大的较为抽象的原则问题上，很能够保持政治观点的正确性，而一接触具体问题时，便会模糊起来。或者可以说，立场与观点的问题并不是轻易能够解决的。必须经过不断的锻炼和反复的考验。 + +　　这次文化、艺术和电影界的辩论会是一个极为良好的开端。从此给文艺工作者启示了广阔的前景。资产阶级右派向我们猖狂进攻的时候，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企图来模糊我们的观点，动摇我们的立场。我们坚决给他们以致命的反击。我们有力驳斥了他们。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地予以追击，要把右派驳得体无完肤，没有立锥之地。不仅要就两条道路和六项标准等等大的原则上彻底辨明是非，而且还须在具体的实践中所发生的问题上来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只要文艺工作者们都有了经得起考验的正确的政治观点，就一定能杜塞右派篡改文艺方向的可能，一定能够使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更加繁荣起来。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8月1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71.txt b/CCRD/1/3/2/00107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2f9c39af4d2ecbdb8e82ce31da986a719407f25 --- /dev/null +++ b/CCRD/1/3/2/001071.txt @@ -0,0 +1,15 @@ +# “左叶事件”的沉痛教训 + +　　<《文汇报》社论> + +　　文汇报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曾犯了反人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我报编辑部绝大多数编辑记者同志，以沉痛负疚的心情，认识到在这次对人民犯罪的严重错误中出责任。因此，七月初以来，互相策励，决心向人民立功赎罪。一面全心全意投入反右派斗争，使我报回到人民的手中，成为反右派斗争的有力武器；并彻底揭发和批判我报和右派的种种关系，和报社内部右派分子展开斗争。另一方面，彻底揭发和批判我报在这一时期中言论、报道、编排各方面的政治错误及共恶劣影响；并坚决与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和立场作不调和的不懈怠的斗争。 + +　　一个多月来，随着我们立功赎罪的斗争逐步深入，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右派分子的凶狠恶毒的本质，认识到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成为右派煽风放火的武器所散布的毒害的严重性，认识到右派之所以处心积虑，使尽一切阴谋诡计，一定要把报纸夺到手里，同时由于我们和右派斗争的软弱无力，任其劫持，终于使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成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喉舌。我们应该对人民负何等严重的责任。另一方面，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由于我们编辑部中许多同志立场不稳，我们头脑中还充满着资产阶级思想，因而害了政治上的软骨症。 + +　　“左叶事件”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这个所谓“事件”就是由文汇报制造出来的。这个小纠纷发生以后，罗隆基的亲信、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右派分子刘光华就如获至宝地把这件小事情在办事处内大肆宣扬，加油添酱，揑造夸大，进行煽动；而另外一个右派分子杨重野，则大事渲染，把它拟成为一个专电。这还惟恐火力不足，又去特地邀约了社外编委、右派分子彭子冈写了一篇社论，连夜拍发到上海。这“事件”就此传遍全国，煽起了反人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火。这正如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邓拓同志所指出的：“文汇报关于这件事情的报道和社论是借题发挥，别有用心的。” + +　　右派分子制造这个事件，其用心之阴险狠毒，自毋待言。使我报编辑部同志们特别感到沉痛负疚的是，当接到这个专电和社论的时候，我们并未识别它的政治上的反动性。我们仅仅删去一部分，加上个别的肯定我们的人民民主政权是尊重新闻记者的字句，而仍予刊登。这个专电与社论的反动观点并未因删改而有所丝毫改变。不仅如此，在发表这个专电与社论之后，我们还继续发表了新闻和文章，并举行了记者座谈会，把对左叶同志的攻击，扩大为对许多机关和干部的攻击。人民日报社论严正指出：当时的文汇报，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最凶狠最恶毒。这完全是事实。如果我们自己头脑不是充满了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等等谬误观点，如果我们能坚持维护党的利益的原则，我们怎么会刊登这个消息，而且从此扩大开去呢？事实极为清楚，制造“左叶事件”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文汇报的右派分子，是罪魁祸首。而我们却由于自己的满脑子的资产阶级思想作祟，因而迷失了政治方向，助长了右派的罪恶活动。这是一个十分沉痛的教训。 + +　　“左叶事件”不过是我们过去所犯的严重错误中的一件。每一件错误事实都教育着我们：在社会主义报纸的编辑部中，必须时刻警惕，和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与立场作不懈的斗争。同时还要警惕，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与立场是在不同情况下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显露出来的。因此，从错误吸取教训是最现实的教训。我们要积极投入反右派斗争，不仅用报纸这个武器来反击右派，而且要从揭发与批判右派的反动言行来提高自己；同时还要彻底检查我们的错误，来批判我们的资产阶级思想。我们决不能放过一个右派分子，同时我们也决不放过自己的错误思想。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正向人民立了功，赎了罪。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8月1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72.txt b/CCRD/1/3/2/00107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8b970da13ba40310fa18a5885ad3b0d35d48d72 --- /dev/null +++ b/CCRD/1/3/2/001072.txt @@ -0,0 +1,15 @@ +# 文艺工作者要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 + +　　<《解放军报》社论> + +　　最近我们接到一些读者来信，责问军队文艺界的同志：在全国人民反击右派分子的伟大斗争中，你们究竟采取什么态度？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非常适时。因为这次的反右派斗争，是政治上思想上的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个斗争里，每个人都必须明确表明他是站在哪一边；他是保卫党和社会主义，还是反对党和社会主义；他是准备勇敢地通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还是打算做一个逃兵或企图滑过去。这是一次严重的考验，我们不能也不应该逃避这个考验。 + +　　军内外的右派分子，对军队的文艺工作，曾经作了许多恶毒的污蔑和猖狂的攻击。他们进攻的主要矛头是三个方面：第一，否定党和军队政治机关对文艺的领导。他们否定军队文艺工作的一切成绩，并且把军队的文艺工作现状描画为漆黑一团、横暴可怕，说领导上不懂文艺、“外行”，说军队中文艺工作的领导是教条主义、行政命令和宗派主义的结合。他们的结论就是必须取消这种领导，应当把领导权交给他们那些所谓“内行”云云。第二，改变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用抽象的所谓文艺特性来排斥文艺的党性原则，排斥文艺的思想性和教育作用，认为“为兵服务”的方针已经过时，认为要文艺工作为政治任务服务就是庸俗社会学，他们并且公然反对说文艺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一部分。第三，主张在军队里无条件地放和鸣，不问是毒草还是香花，都应让它无限制地无条件地放。这种主张，显然是和毛主席所指示的必须按照六条政治标准去判断是香花还是毒草，“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等基本精神相违背的。 + +　　对于右派分子这种猖狂进攻，我们决不能置之不理，我们一定要坚决予以还击。因为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是在文艺领域中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我们如果不在这一类问题上和右派划清界限，我们就不能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不能使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同时自己也不能做一个真正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也许有人要问：右派当然要反，可是对文艺工作中的“三害”怎么办呢？是的，文艺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是要反的，缺点和错误必须坚决纠正。但目前首要的任务则是反右派，是保卫文艺事业中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才能在正确的前提和共同的基础上改正文艺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才能正确地判断文艺争论中的小是小非。须知没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还谈得到什么反对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 + +　　可是，让我们检查一下，目前，我们军队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进行得如何呢？实际情况，很难令人满意。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某些文艺工作部门、团体的负责同志的右倾思想在作怪。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抱着温情主义的态度，还有一些人由于自己附和过右派言论，或者也发出过一些错误的言论，而顾虑重重。因此，他们对反右派斗争，就抱着一种消极态度。这是十分有害的。对右派分子、右派言论抱温情态度，实际上是在这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立场不稳的表现。如果他们态度不改变，客观上他们就起了包庇右派的作用。至于说自己在整风初期，曾经有过错误言论，只要他们今天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在向组织向群众做了交代以后，就完全可以打破顾虑，立刻积极地投入反右派的斗争，并且使自己在斗争中得到锻炼改造。否则，如果顾虑重重，既不进行自我检讨，又不奋勇地加入反右派的战斗，那就必然会辜负党和国家的付托，甚至会使自己堕入资产阶级右派所设的陷坑。 + +　　军队文艺界一切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站起来！组织起来！拿起你们的武器，更热烈、更积极、更坚决地投入反右派的斗争！揭露和驳斥各种各样的右派言论，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去战胜资本主义的文艺思想，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去战胜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达全胜绝对不要停止战斗！ + +　　 ---- 原载《解放军报》1957年8月1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73.txt b/CCRD/1/3/2/00107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0210392e63a13d94f1dc1b13811a6ee8dc11f5e --- /dev/null +++ b/CCRD/1/3/2/001073.txt @@ -0,0 +1,25 @@ +# 使斗争深入，再深入！ + +　　<《人民日报》社论> + +　　从６月上旬开始的反击右派的斗争，已经进行两个多月了。目前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的斗争正在深入发展；专区和县一级的机关，城市区一级的机关，大的工厂矿山，中等学校和工商界，斗争也正在逐步展开。 + +　　由于坚持团结教育大多数、孤立右派分子的方针，由于坚持说理和揭露事实的方针，由于一部分人在斗争中的右倾思想和简单粗暴的倾向受到纠正，斗争在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在许多新的战线上，例如在文艺战线和工程技术战线上，反右派斗争开展起来了。在斗争深入发展的地方，总起来说，新发现的右派分子比前一个阶段所已经揭发的，不是减少了，而是大大增加了。一部分躲在幕后策划的右派骨干分子，以及潜伏在共产党内、共青团内的右派分子，陆续暴露出来了。所有这些右派分子，已经在群众中陷于孤立。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群众中的广大进步分子，经过了右派猖狂进攻的大风大浪，经过了同右派的大辩论，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大大地提高了，社会主义的立场更加坚定了。许多原来认识模糊的人，也大都辨明了是非，深切地体会到反右派斗争是一场必须进行的斗争。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已经积极投入了反右派斗争，同党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了。 + +　　但是斗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不仅由于各单位开展斗争的时间的先后，而且由于各单位对斗争的指导是否抓得紧，工作是否深入。还没有展开斗争的单位，需要有领导有计划地逐步开展斗争。斗争开始得比较早的单位，有少数已经基本上告一段落（例如许多高等学校），今后除了继续解决没有解决的问题以外，需要转入系统的思想教育和改进工作的阶段；大部分单位斗争还正在高潮，需要继续扩展和深入；也有一部分单位对右派分子的挖掘、揭露和批判还很不够，既不广，也不深，总之是没有搞透；有些单位的领导者甚至还有草率收兵的思想。总的说来，目前的任务就是要使斗争在全国普遍地展开，而在一切已经展开斗争的单位，要使斗争普遍地深入。 + +　　为什么一部分单位的斗争还没有深入呢？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单位的领导人员对反右派斗争的伟大历史意义仍然认识不够，或者是缺乏认真的具体的领导。 + +　　反右派斗争是我国过渡时期不可避免的一场阶级斗争，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我国人民已经在１９５６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但是如果我们还没有取得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胜利，还没有在这些战线上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巩固地树立起来，那就不能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已经成功了。相反，如果听任敌视社会主义、敌视无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右派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猖狂进攻，那么，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也就有归于失败的危险。去年十月的匈牙利事件，就是一个明证。因此，我们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首先是在政治界、教育界、新闻界、科学技术界、文学艺术界、卫生界、工商界，全面巩固地树立无产阶级的党的领导，取得社会主义道路对于资本主义道路的彻底胜利。 + +　　反右派斗争既然是决定我国命运的斗争，既然是关系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生死存亡的斗争，那末，显而易见，这个斗争决不容许半途而废。任何一个有右派分子的组织，在这次斗争中把右派分子的面目暴露得愈彻底，把他们的阴谋打击得愈彻底，这个组织就愈巩固，它的成员的觉悟就愈高，它在今后的工作就愈能够顺利发展。因此，凡是斗争开展已久而至今还没有搞透的单位，必须检查领导思想，坚决纠正对于斗争意义认识不足、企图草率收兵的错误倾向，急起直追，转变目前的落后状态。 + +　　不少单位的反右派斗争没有深入，是由于那里的主要负责人对于斗争没有认真负责，那里的领导骨干和积极分子满足于空喊斗争口号，企图用简单化的方法解决问题。他们对于本单位右派分子的言论和行动往往还没有作认真的调查研究，因此在斗争中往往讲的道理说服力不大，提出的事实不充分，或者不够准确。他们对于大多数群众的思想动态了解得也不够完全，没有把他们紧密地团结起来，对于群众中间的某些疑虑也没有及时地加以解释。当他们发现简单化的方法是错误的，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斗争不容易深入下去了。事实当然不是象他们所想的那样。相反，只要这些领导者真正加强对于斗争的具体领导，真正对于大多数群众（特别是还处于中间状态的群众）进行了充分的团结教育工作，认真解除他们的疑虑，启发他们的正义感、责任心和积极性，真正把反右派斗争的队伍组织好，用社会主义的真理和大量的有关的事实把他们武装起来，真正对于斗争的目标进行有系统的、详细的、确切的调查研究，那么，斗争就必然能够一步一步地深入。经过这样的努力以后，就必然能够使任何右派分子的真相水落石出，使他们看到除了向人民彻底投降以外，再也不能有其他的出路。 + +　　为了深入反右派的斗争，为了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必须对于右派分子特别是右派骨干分子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揭露，不要让他们蒙混“过关”。姑息养奸，养痈遗患，这不但对于社会主义事业不利，对于一切可以转变、愿意转变的右派分子的改造也不利。但是同时必须严格划分右派分子和中间分子的界限，不要把只有一些右倾思想而并不敌视社会主义事业、并不敌视党的领导的人们错误地划为右派。在同右派分子作斗争的时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必须注意坚持辩论方式，摆事实，讲道理。而且事实必须确凿，不要虚夸；道理必须有分析，能够令人心服，不要强词夺理。 + +　　在反右派斗争中，一定要同时注意改正工作中的错误，改进作风。不积极参加和领导反右派斗争，是右倾思想的表现；不积极努力改正错误和克服缺点，也是右倾思想的表现。必须在两个方面“狠”：狠狠地斗，狠狠地改。能马上改的马上改；因为没有条件，暂时不能改的，或者需要深思熟虑，调查研究，不能马上改的，要向群众进行解释，或者作具体的准备。不应该改的，当然决不要改。 + +　　反右派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样是我们国家当前的中心任务。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应该认识它的严重意义，认真执行国务院７月２６日所通过的决定，“把参加这一运动和斗争看作是自己的崇高的义务和应有的责任”。全体参加反右派斗争的人们，都应该争取这一斗争的深入再深入，争取这一斗争的彻底胜利，使社会主义制度在所有制方面的胜利巩固起来，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巩固的基础上不断地发扬光大。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8月1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75.txt b/CCRD/1/3/2/00107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8c9508c219d19b18be32d40c9408302b0b38fc9 --- /dev/null +++ b/CCRD/1/3/2/001075.txt @@ -0,0 +1,15 @@ +# 反右派斗争中提高了阶级觉悟： 西北畜牧兽医学院教职员座谈个人体会 + +　　<《甘肃日报》> + +　　本报讯 西北畜牧兽医学院教职员在8月17日举行座谈会，座谈个人在反右派斗争中的体会。 + +　　他们认为在这次斗争中：认识了必需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重要性。兽医系副主任、教授陈北亭说：反右派斗争开台后，我觉得大鸣大放中有些人的言行不对头，但不敢公开批驳。这主要是当时着重考虑的只是所谓“团结”问题，而很少考虑在这场斗争中自己应该站在什么立场。幸亏许多同志对我进行了帮助，使我站到了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向右派分子展开了斗争。否则，要是敌我不分地去和右派分子“团结”，后果将不可设想。讲师任继周说：反右派斗争使自己深深感到，如果不以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待问题，敌我矛盾也会被误认为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 +　　大家还一致认识到学习马列主义和进行思想改造的重要性。肖志国助教说：立场不稳，就容易犯错误，而要坚定不移地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不只是说说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这需要脱胎换骨，改造自己。侯新惠助教说：在反右派斗争中，自己虽然对右派分子非常仇恨，但对于右派分子的反党言论，却不能及时给以透彻的驳斥。这说明自己的理论水平仍然不高，今后必须加强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彭大惠教授也说：教师多半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个人主义很严重，如果不努力学习、改造自己，今后仍然会有被历史抛弃的危险。 + +　　大家体会到：只要相信党、永远跟着党走，多会也不会迷失方向。王万寿副教授说：要彻底改造自己，只有相信党和依靠党；要找到正确的方向，也只有相信党和依靠党。张钧昌助教说，以前他对于党是否能领导科学也怀疑过，可是，当他看到党揭穿了右派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以后，他认识到党能够领导科学，而且也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的科学才能很快地达到世界先进科学的水平。 + +　　教职员们在座谈会上还一致表示：他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与右派分子继续斗争到底。 + +　　 ---原载《甘肃日报》1957年9月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76.txt b/CCRD/1/3/2/00107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c1529e87c6ed1f53e0d492b4349fa0aa7093504 --- /dev/null +++ b/CCRD/1/3/2/001076.txt @@ -0,0 +1,11 @@ +# 革命战士的警惕 忠勇果敢的行为! + +　　<《中国青年报》短论> + +　　受过党三十年培育和教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坚定地为人民事业奋斗的革命军队。在这个英雄大集体里的战士，都具有鲜明的立场和明显的爱憎。他们为了人民的利益甘愿赴汤蹈火，粉身碎骨，表现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伟大革命气魄。经过长期的、残酷的阶级斗争锻炼，他们有着犀利的政治眼光，和高度敏锐的政治嗅觉。善于明辨是非，一旦嗅到与人民的利益不相符的气味时，他们会挺身而出，誓死捍卫人民的利益，无情地和敌人进行搏斗。 + +　　今天本报登载的在右派分子马哲民策动的“小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中，张学万等十四个复员军人挺身而出，英勇地向暴乱者进行坚决的斗争的消息，生动地体现了革命战士的高度警惕性和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贵品质。在暴乱的紧急关头，曾在朝鲜前线立过三等功、负过伤的张学万同志，勇敢地闯进重围，紧紧地扶着县长，保卫着革命干部。其余的复员军人向学生的反动行为进行了严厉的驳斥，一部分受骗的同学，在真理面前低了头，惭愧地流了泪。张学万等十四个复员军人的正义举动，生动地说明了人民战士的坚定的政治立场，保持了人民战士高贵的品质，在惊涛骇浪中他们站稳了脚跟，在阶级斗争的大熔炉里，证明他们是真金。他们是祖国的忠实儿女，这正如他们说的：“我们是复员战士，任何时候都有保卫祖国的义务”。他们这种对革命和祖国高度负责的精神，是我们青年人应该效法的。 + +　　目前已有几十万复员军人，光荣地回到了农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前不久，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在农村中进行一次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辩论，弄清国家和农村中的大是大非。在这一次带有根本性的辩论中，我们相信，回到农村中的复员军人同志们，会保持人民战士的高贵品质，积极地投入这一辩论中，起骨干作用，学习张学万等同志的精神，在这一场明辨大是大非的斗争面前提高政治觉悟，取得胜利，使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更稳健地突飞猛进。同时通过“小匈牙利”事件表明：虽然在我国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结束了，但是在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斗争仍未结束。目前反右派的斗争，就是一场恶战。阶级敌人时时刻刻想策动“匈牙利”事件来推翻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因此在这一场剧烈的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学习张学万等同志的精神，随时提高革命警惕性，捍卫我们社会主义事业! + +　　 ----来源：选自《反右派斗争学习材料》，共青团长春市委宣传部编印，1957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78.txt b/CCRD/1/3/2/00107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b68593fd135685f9ad789a167c00a71065208e3 --- /dev/null +++ b/CCRD/1/3/2/001078.txt @@ -0,0 +1,31 @@ +# 科学研究要更好地为生产服务 + +　　<王遵明> + +　　我热烈拥护毛主席的讲话和周总理的报告，并同意各位首长的专题报告。 + +　　我参加过关于铸铁的生产、教育和研究工作，也有机会接触到一部分厂矿、高等工业学校和研究机构。我想对铸铁问题和工业科学研究机构的数目和分布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意见。 + +## 努力开辟铸铁的新用途 + +　　一、铸铁是重要的金属材料。它的每年产量大约是铜的五倍或棉花的四倍。充分利用铸铁的各种新成就是改进机器和设备的质量并降低成本的经常可靠的手段，也是大量节约钢材和部分铜料的立即见效的方法。 + +　　约当全国解放之时，球墨铸铁在世界的铸造工业中出现。中国的铸造工作者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加强了团结，打破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隔阂，因而能够迅速掌握并改进生产球墨铸铁的技术。在球墨铸铁的机械性质上，他们达到了世界上的第一流水平。也就是说，在代表力量的抗张强度上和代表韧性的冲击值上提高到解放前铸铁的这些性质的三倍或更多。我国若干工厂使用球化剂的效率在世界上也是最高的。远在１９５２年经常生产球墨铸铁成品的车间就已遍布全国。这几年球墨铸铁在我国各个机械制造部门以至冶金、煤炭、铁道、交通、纺织等部门都已取得显著的增产节约的效果。但是，也不能因此自满。我以为在改进球化处理的方法、稳定球墨铸铁成品的质量和开辟情况比较复杂的新用途等方面都还应该作进一步的集体努力。 + +　　我国从事铸铁工作的技术队伍还很年轻，对可锻铸铁、孕育铸铁、合金铸铁、白口铸铁还注意得不够。用其所长，这些种类的铸铁也能起广泛的增产节约的作用。例如，采用新手段就有把握缩短可锻铸铁的生产过程、简化生产设备、提高它的机械性质、放宽对铸件尺寸的限制。综合利用各种新手段也可以减少合金铸铁中合金元素的使用量从而降低成本，或改进合金铸铁的性质以扩大它在化学工业、动力工业中的用途。铸造性质优良、机械性质正在飞跃地提高、生产设备依旧简单是铸铁的特色。我国在二千多年前就已使用铸铁，这是很早的，因此为各国学者所称扬。这几年由于一连串新发展的出现，铸铁在全世界正处在多方面推进的境界。我相信，我国的铸造工作者生长在毛主席的时代一定会抓住铸铁的特点主动地利用和改进各种铸铁，以加速机器和设备的制造并降低成本，从而为我们的亲爱的祖国积累巨大的财富。 + +## 增添研究机构补足空白门类和空白地区 + +　　二、这几年科学研究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进展。但是直接对工业生产的服务还是不够，间接为工业创立新基础的事例也是不多。加强组织工作是提高科学研究的效果的重要措施。现在正在大力进行科学研究的协调工作。关于工业科学的研究机构的问题，我以为应该逐渐添设一些机构以补足门类的空白和地区的空白，同时目前还应该避免在各部、局设置数目过多而性质相近的机构。 + +　　工业科学的研究机构的设备必须密切结合我国的条件和要求，并参照各国工业科学研究的情况和方向。几年来我国的工业生产不但在数量上增多，在品种上和质量上也提出日益增长的要求。工业科学的研究工作应该为强化产品数量、开辟新品种和提高质量的生产过程铺平道路。因此，就显得目前忽略了某些门类的科学研究。有必要逐渐添设一些研究机构以补足门类的空白。其次，研究机构在地区上集中有优点也有缺点。最初几年比较集中是有好处的，这样做效力较高。经过这几年就显露出对各地区照顾不够的缺点。我国面积广大，各地区的物产、气候、交通和生产能力很不相同。现在许多地区、许多省的研究力量是很薄弱的。应该逐渐在各地区添设人力物力比较充实的研究机构。 + +　　以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铁道部、交通部、冶金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电机制造工业部各部、局为例，它们的生产对象不同，例如车辆、船只、注砂管、钢锭模、重型机器、通用机器各不相同，但它们使用的生产技术有很多相同的门类，例如铸工、锻工、焊工。目前工业科学的队伍还不够大，倘若各部、局分别建立一个以至若干个研究机构，就会浪费资金，还找不到足够的研究人员。不如合建比较少数的研究机构以满足性质相近的要求，人员和设备就会比较充实，能够早日为生产解决问题。将来随需要和可能，再把合建的机构分成几个或添设新机构。 + +　　最后，我想说一下科学技术队伍的日益壮大给我的印象。五年前我在东北工作过。去年我参加了视察东北的工作。在九个工业城市我看见各车间的中级初级技术人员的密度增加到五年前的三倍至五倍，因而对生产战线上的辉煌成绩起了技术上保证的效果。几年来在我国的厂矿广泛开展了十分有效的补习班和夜校。高等工业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各专业也向工业部门提供了相当数量的毕业生。但是，这只是科学技术队伍壮大的开始。 + +　　有觉悟的大量科学技术人员的成长是祖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根据。我看见我国科学技术队伍的日益壮大的汹涌的波涛。 + +　　我完全相信，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１９６７年我们必定能够将我们的伟大的祖国建成一个强大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在科学的各个主要部门达到或接近那时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8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科学研究要更好地为生产服务　王遵明的发言”。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80.txt b/CCRD/1/3/2/00108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36a33af64002612ab30a9c4a7f6664a4132d584 --- /dev/null +++ b/CCRD/1/3/2/001080.txt @@ -0,0 +1,13 @@ +# 彻底粉碎徐璋本反共反人民的猖狂进攻 + +　　<清华大学校刊《新清华》评论> + +　　正当全校反右派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言行遭到全校一致声讨，澈底批判、从而陷入完全孤立的时候，徐璋本却突然暴跳出来，公然打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旗，组织反革命政党——所谓“劳动党”，有理论、有纲领、有计划、有策略、还企图有组织地向党向人民发动拼死的斗争。 + +　　在本刊揭露徐璋本的反共言论以后，引起了全校同志的极大愤慨。理论物理教研组为此召开了三次会，对徐璋本的反动言行进行批判。徐璋本非但毫无悔悟，反继续发出反共反人民的叫嚣。在会上他除了继续撒出他那从资产阶级腐朽反动的垃圾堆中东拼西凑得来的反动透顶的“理论”——实质上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陈词滥调——以外，又进一步公开为帝国主义、蒋介石、地主、反革命分子辩护，居然说什么“杜勒斯也是为了人民”“老蒋不代表帝国主义”“弱者不是反革命”“地主只是小猫”等谰言，替右派分子叫“屈”，为地主阶级喊“冤”，诬蔑五大运动是“妨碍言论自由”，号召地主“不要沉默”，替地主阶级的幽灵招魂。进而诬蔑共产党对人是“独裁”与“剥削”、妄想修改宪法，取消人民民主专政，公然宣称要反对甚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一片疯狂的叫嚣，与台湾广播、“美国之音”等完全是一个腔调! + +　　不仅如此，为了实现他的反革命纲领，徐璋本公然明目张胆地积极进行反动活动。他居然狂妄地“动员”共产党员张维、王英杰等教授退出共产党而参加他的“党”，并妄想拉张子高、徐亦庄、王宗淦、童诗白等教授签名支持他的反动宣言，8月4日他还到王明贞教授家，趁几位留美归国教师李恒德、王明贞等教授在座，又大肆煽动，李恒德付教授走后徐又企图强拉其他人充当所谓“劳动党”的发起人。并公然向物八学生煽动，要他们不要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不要以政府的意志作为自己的意志，要他们起来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并举臂狂呼：“中国青年就是我的青年!”“我就是要争取青年!”甚至见了十几岁的少年儿童也不放过，挑拨煽动地说：“你拥护我还是拥护毛主席?”——完全出乎徐璋本的意料之外，他的这一切疯狂活动，毫无例外地都遭到了严词拒绝与驳斥。但他仍然死不甘心，当大家愤怒斥责他的反共阴谋活动时，他竟大叫：“我的活动是公开的、合法的!”“我不是阴谋，我是阳谋!” + +　　阴谋也罢，阳谋也罢，实质都是一回事：即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之谋，“阳谋”则更显其出猖狂凶恶!人们已经看出，这根本不是徐璋本伪装的“学术性辩论”问题，也根本不是他所谓的“言论、结社自由”的“合法”活动，更不是徐璋本的神系统中发生了特别故障而发出的不省世事的呓语，而是明目张胆、反动透顶的反革命罪恶言行，是徐璋本所一直否认，我们所坚决奉行的阶级斗争的铁的规律的又一表现，即：反动派是永远不甘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徐璋本作为资产阶级右派中的死硬代表，是不会因我们反右派斗争的胜利而自动鸣金收兵的。相反，他进一步向我们发出了疯狂的挑战。“蜉蝣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但是利令智昏，徐璋本已到黄河，心还不死，还以为可以从右派队伍中搜罗残兵败将，或者在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中找到支持。但是，反动派往往是“为乐观估计所蔽”的。反右派斗争使一切敌视共产党与人民政权的反动分子早已溃不成军，完全孤立，谁敢东山再起，就会被人民的铁拳击得粉碎。反右派斗争又教育了广大的知识分子，人人提高了政治警惕，徐璋本的反动言论休想找得市场。但是徐璋本并没有从右派先生们的命运中吸取教训。那么好罢，让我们全校同志在反右派的伟大的胜利进军中，再接再厉，继续战斗，澈底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粉碎右派死硬分子徐璋本的猖狂进攻，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 +　　 ----来源：《新清华》1957年8月1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81.txt b/CCRD/1/3/2/00108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255988b68ca1ed02306eab9d2a67ebe21c89555 --- /dev/null +++ b/CCRD/1/3/2/001081.txt @@ -0,0 +1,17 @@ +# 为坚持无产阶级新闻路线而斗争 + +　　<《新湖南报》社论> + +　　今年是我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的一年，是全国人民在反右派斗争中，开展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伟大的一年。 + +　　当去年我们国家在经济战线上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个翻天复地的大变革中，有的人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依靠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有的人尚在犹豫不决，依违两可；有的人不甘心资产阶级的灭亡，决心顽抗，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这些右派分子不仅到处散布毒草，而且利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兴风作浪，夸大和捏造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挑拨煽动知识界反共反社会主义情绪，从四面八方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首先在教育界、新闻界、科学技术界、文学艺术界、卫生界、工商界进行了篡夺领导权的斗争，他们的根本目的是打垮共产党，取消人民民主专政，把我国历史车轮扭向后转，回复到阴森黑暗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里去。因此，反右派斗争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只有在这两条战线上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才能够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把我国建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 +　　资产阶级右派根据自己的历史、社会经验，深刻地体会到报纸的作用，曾经煞费苦心地派遣一些爪牙(如储安平、浦熙修、徐铸成之流)钻进新闻界来，又从新闻界中拉拢一些叛党分子(如刘宾雁之流)过去，通过他们散布毒草，夺取报刊，把报刊作为他们反动宣传的武器。这种情形在我省新闻界同样存在。本报今天发表了党内右派分子苏辛涛等的右派言行，就是一个有着顽强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严重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错误地援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辞句，断章取义曲解党中央文件和指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小集团。他们表面上承认报纸要面向广大群众(包括干部)，首先是工农群众；同意宣传经济建设，骨子里却排斥经济宣传，例如去年春天是我省基本上实现合作化的第一年，“定额、三包”是广大社员有秩序地进行生产的重要经验，需要大力加以介绍推广，可是他们认为这是缺乏重大政治意义和重大经济意义的东西，“内部刊物的货色”，不应在报纸上刊登。他们表面上承认报纸有指导工作的任务，实际上却要求党委尽可自去召开会议，利用电话电报和文件指示，而不必利用报纸。他们叫嚣报纸不是会议记录报、公告版，谩骂领导不懂得报纸特点，不按照他们这些资产阶级专家的意见办事。他们表面上承认党报和人民报纸的一致性；但是又极其错误地强调党与群众之间的矛盾，认为党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这些人既然与群众有矛盾，党和群众又怎可能没有矛盾呢？由此类推，党的机关报与人民的报纸是有矛盾的，报纸应该替群众说话，监督党委的行动，批评党委的错误，成为“群众的喉舌”，这就只能按照他们的本意把党的机关报与人民的报纸对立起来。他们并且认为现在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消灭了，不承认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但是，事实已经证明这是谎话。实际是他们正在积极地想把新湖南报引到资产阶级方向去，他们正是要求把新湖南报变为资产阶级的斗争武器。 + +　　省委当然不会接受这些右派分子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也不允许新湖南报走资产阶级方向，每次发现他们想脱离省委领导、改变报纸面貌的时候，便向他们进行批评教育，并加以具体控制，可是决心反党的右派分子哪里听得进去。他们不敢公开抗拒，只好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来对待党的批评教育，起先攻讦省委“干涉过多”，“不懂得报纸特点”；并说“省委不了解报社情况，偏听偏信”；“只是某些省委负责同志的意见，不一定对”。后来整风开始，报社外面右派分子趁机到处点火，向党猖狂进攻，威胁报纸要“有闻必录”，不管什么问题都刊登到报纸上来。这时候，报社内部的右派分子认为时机已到，得意忘形地剥去伪装，里应外合，胁迫省委允许报纸乱鸣乱放。党是不能容忍这种反党行为的，省委指示必须坚决执行党中央大鸣大放的方针，但要防止乱鸣乱放，不能在生产基层单位点火。这些右派分子表面接受了，沉默了，暗中却更加顽强地进行反抗，一方面想方设法钻空子继续走私，以致报纸上仍然刊登出一些丧失立场、有利右派分子的标题、新闻和文章；另方面又更卑鄙地对省委进行攻击。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他们就有计划、有步骤、有策略地退却，以求保全实力，守住老巢，伺机再起。但是，右派分子这些卑鄙行为，总是不能瞒过党、瞒过阶级觉悟已经提高了的群众。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终于粉碎了内外右派分子的进攻，保持了我们报纸的社会主义方向；同时，剥去苏辛涛等右派分子的伪装，暴露了他们的丑恶面目。这不仅对于教育提高中了他们较长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本报工作人员有好处，对于巩固提高我们报纸有好处，而且对于全省新闻工作人员以及全省报纸刊物也有重大的教育作用。 + +　　新湖南报几年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宣传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导实际工作，联系和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等方面，是有很大成绩的。但却存在着缺点和错误，例如，我们报纸的党性和思想性还不够强，联系实际不够密切，反映人民群众多方面活动也不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还不够充分和正确，经济宣传不够丰富、活泼，在编排方面不够生动、醒目，等等。这些缺点和错误是必须积极批判、改正的。我们从不拒绝改进报纸工作，并且积极寻求改进报纸工作的途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今后会更加如此，但报纸的立场问题必须首先彻底解决。过去由于我们和右派分子是站在两个立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上争论问题，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比如新闻路线，我们坚持走无产阶级新闻路线，他们却决心要走资产阶级新闻路线；又如对党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看法，我们认为这是革命胜利前进中的缺点、错误，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可以改正、能够改正的，他们却认为这是病入膏肓，不可挽救，非打倒不足以谢资产阶级，那么，当然无法求得统一而各走一端，成为对抗性的矛盾了。现在右派分子已经清查出来，他们再也不能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蒙蔽群众了。我们就应该一方面把斗争深入、再深入，彻底揭露和彻底批判这些右派分子；另方面要认真整风，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和错误，团结广大群众，把报纸办得更好。 + +　　为了办好我们的报纸，必须在省委的领导下，坚持无产阶级新闻路线，加倍努力，克服一切困难，改进工作。希望全党、全体干部、全省人民群众帮助揭发过去报纸上的错误，提出批评和建议，我们当虚心接受大家意见，积极改进工作，使新湖南报能够继续坚持明确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更加密切联系群众，而且在编排技巧方面，也能够更加进步，更加为广大读者所欢迎。至于右派分子采用走私的诡诈手段利用本报所散布的毒素，以及他们假借本报名义在各地所进行的阴谋活动，更是必须彻底加以检查，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 +　　 ---来源： 原载1957年8月19日《新湖南报》，选自《批判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长沙。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82.txt b/CCRD/1/3/2/00108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674dcebdf65376a3bf00a1d7e7df4462ebb25cf --- /dev/null +++ b/CCRD/1/3/2/001082.txt @@ -0,0 +1,23 @@ +# 没有考上高等学校的学生应该做什么？ + +　　<《人民日报》社论> + +　　今年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的录取通知书，已经开始送发出去，投考的同学们最近几天内就都可以看到了。至于初中和高中录取新生的情况，全国各地都已经陆续发榜了。关于这个问题，本报过去已经发表过评论，不久还要加以评论。现在在这里只谈一谈高等学校新生录取的问题。 + +　　今年由于高等学校招生计划比去年减少，而高中毕业生人数和报名参加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的考生却比去年增多，学生来源和招生计划的比例，由去年的一点九比一增加到二点三比一。今年全国报考学生共有二十五万多人，其中本届高中毕业生（包括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有十八万人，而今年高等学校招生录取名额只有十万七千人，因此有一部分高中毕业生今年要落选。在目前高等学校新生录取发榜的时候，我们愿意在这里向没有考取的同学们说几句话。 + +　　大家知道，报考高等学校的人数比较多，录取的人数比较少，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今年有，而且今后年年都会有。这是因为国家办的高等学校本来就比中等学校要少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是这样，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同时，报考的人数多些，录取的人数少些，可以使高等学校录取新生有一定选择的余地，这对于保证高等学校新生的质量也有好处。 + +　　目前由于全国各地开始注意加强对高中毕业生的思想教育工作，许多高中毕业生对升学和就业问题已有了正确的认识。有许多人表示，如果不能升学，就去参加祖国农村的建设工作，作祖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最近请求到农村去的高中毕业生人数不断增加。他们是高中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好榜样。 + +　　但是，还有不少高中毕业生，没有巩固地树立起社会主义的劳动观点。他们对于就业问题，从个人的爱好和利害来考虑的多，从国家需要方面考虑的少。他们虽然从道理上承认农业是社会主义建设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而却看不到农业生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巨大作用和参加农业生产的光明前途。他们片面地认为农村生活苦，因而不愿参加农业生产。有的人说，当科学家、工程师、干部是大前途，下农村是小前途。有的人甚至认为高中毕业生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是“屈才”，是“丢人”。他们认为普通劳动用不着文化，认为自己念了高中再去农村未免太可惜。这些思想都是非常错误的。这些思想实质上就是轻视劳动，是一种剥削阶级的思想。今天去农村参加农业生产是一条非常实际的道路。我们今天去农村参加劳动，是要改变祖国农村几千年来的落后面貌。中国农民本来有丰富的生产经验，我们要学习这些经验，吸收这些经验，并且加以提高和科学化。我们要建设全新的完全社会主义的农村，这是一项非常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要完成这项任务没有文化怎么能行呢？我们不仅需要有高中毕业生到农村去参加劳动，而且还需要有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去参加劳动，这能说是“屈才”吗？当然不能这样说。到农村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是一条有远大前途的光明道路。 + +　　还有一些高中毕业生，对升学和就业缺乏正确的认识。他们把升学当作唯一出路。他们报考高等学校未被录取，即使愿意就业，也是挑剔得很厉害，他们表示愿意去工矿、企业、机关，不愿去农村。他们不了解今天需要人的地方是农村；而在工矿、企业等没有进一步发展以前，人员并不缺少。同时，国家机关中的编制也有限制，决不能强求政府安排。许多政府机关中目前还有大批干部要下放到农村去，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政府机关再吸收一批人员呢？ + +　　有些毕业生对不能升学就暂时自学的办法，也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认识，有的学生讲怪话。他们对自学的目的认识不清。有条件的，当然可以经过自学明年再报考大学；但是，一般的还只能经过自学为就业做好准备。而参加生产的同学也可以一面劳动，一面结合生产进行学习，向工人和农民学习。共产党和青年团的乡村组织应该设法指导参加生产的同学进行学习，特别是要从思想上政治上去帮助他们；学生家长和教师以及社会各界也要给予帮助。 + +　　也可能有些学生因为没有考上高等学校而产生悲观厌世的心理，或者迁怒于人，认为自己没有考取是教师教得不好。少数坏分子或右派分子更会利用这种情绪，煽动学生对政府不满。因此，有关方面要引起注意，进一步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向学生指明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使学生识破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的阴谋诡计，不要上他们的当，并且要以实际行动回击他们的进攻。 + +　　我们知道，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凡是没有考上高等学校的高中毕业生，都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就业和自学问题，尤其是应该踊跃参加农业生产。应该了解，在城市安排就业的只能是少数人，大部分同学只能安排到农村去。因此，凡是有条件的都应该愉快地走向农村劳动岗位；凡是家在农村的同学，应该主动地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家在城市的同学，有自学条件的可以自学，没有自学条件的，应该尽量自己设法或根据当地政府的安排，愉快地到农村去。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8月2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83.txt b/CCRD/1/3/2/00108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11581b491d4c5ff78829d1a9caf23021d689ce7 --- /dev/null +++ b/CCRD/1/3/2/001083.txt @@ -0,0 +1,23 @@ +# 必须坚持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 + +　　<解放日报社论> + +　　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曾经明确规定了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这就是说，我们在整风运动中，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耽误生产和工作。 + +　　为了贯彻执行这一项重要原则，我们上海市的整风运动，如同全国各地一样，是分期分批进行的。就是在一个单位，也需要作出妥善安排，既能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又能保证整风运动胜利展开。 + +　　本来，整风和工作，整风和生产是不矛盾的。我们为什么要整风?整风正是为了揭露我们在工作和生产中的矛盾，找出克服矛盾的办法，根据边整边改的方针，逐步解决各项矛盾，改善工作，发展生产，推动我们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前进。因为整风而妨害了工作，是根本与整风的目的背道而驰的。停止工作、关门整风，则是根本不允许的。几个月来，由于我们坚持了这项原则，虽然整风和反右派斗争非常紧张，但是，由于大家的社会主义觉悟不断提高，积极性创造性大大发扬，我们的各项工作和生产，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证明：整风和工作两不误，不但是必须的，也是完全可以作到的。 + +　　但是，随着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逐步深入，参加的单位逐渐增多，有些单位的领导人，对这项原则坚持不够，也没有深入地解释这项原则，因此，这项原则还没有为各单位广大群众所掌握，个别的别有用心的分子利用这种情况，故意破坏这项原则，因此，有些单位的工作和生产已经受到某种程度的妨害，这是必须加以注意和克服的。 + +　　我们认为，下述三点是必须坚决遵守的： + +　　第一，必须妥善地安排时间。在目前的情况下，主要的不是没有安排整风的时间，而是过多地占用了工作时间。个别单位，领导上只管整风，不管工作和生产，甚至连续地、整天地占用工作时间，只管进行整风，许多急迫的工作放下不作，甚至把应当派出的工作人员调回机关开会整风，这是不对的。我们的工作和生产任务很繁重，决不允许放松或停顿，而且，我们的工作是同广大人民的生活有关的，整风必须和处理人民内部问题密切给合起来，一个单位的工作秩序的紊乱以至停顿，势必影响别的单位，影响到和人民的关系。因此，必须坚决改变这种情况。事实上，有许多事，用不到占用工作时间，在生产单位更不能占用生产时间，就是党政机关，也只能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占用少量的工作时间，个别谈心，写大字报，写墙报，更应当在业余时间进行。这样会不会妨害整风的进行呢?许多单位的经验证明：只要大家都从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出发，就能够合理地安排时间和人力。很难设想，只对整风有兴趣，工作可以放下不管，会造成什么结果。当然，借口工作，不进行整风也是不对的。 + +　　第二，必须遵守劳动纪律。不论是工作机关或企业生产单位，没有正常的工作秩序，没有劳动纪律，是不能进行任何有效的工作或生产的。整风的目的，决不是为了使组织涣散、纪律松弛，而是为了使我们的政治生活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只有民主、没有集中，只有自由、没有纪律。有些人借口整风，不受纪律的约束，甚至公然违反劳动纪律，工作爱干就干，不爱干就不干，都是完全错误的，都是必须纠正的。还有些人，借口工作制度不合理，借口他已经提出了批评，领导上应当立刻改正，否则他就可以不执行。这也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第一，你所提出的批评，可能是正确的，应当接受的，但是，我们的工作和生产中的制度，往往不是一个单位规定的，需要由上级机关统盘研究解决，在上级机关没有作出决定之前，不能自行废除；就是本机关规定的制度，也需要领导上研究之后，由领导上决定是否改变和怎样改变，不能各人按自己的意见行事。第二，你的意见，可能部分对，部分不对。第三，你的意见，可能完全错误。在后面两种情况下。显然都不能按照你的错误意见办事。也就是说，领导上，对正确的意见，不加考虑、不加采纳，是不对的；采纳了错误的意见，同样是不对的。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都必须由领导上决定，任何不遵守劳动纪律的现象，都是没有理由的，都是妨害工作的，都是必须加以克服的。 + +　　第三，必须服从组织领导。道理很明显，任何机关和生产单位，一时一刻也不能没有领导。有些领导人有缺点，甚至有严重的错误，大家可以提出批评，也应当提出批评。但是，这决不能理解作可以不服从他的领导。因为，第一，不能没有领导人，第二，我们批评他，正是为了帮助领导，巩固领导，提高领导，而不是为了削弱领导，以至使他无法领导；第三，我们认为领导犯了错误，事实上也可能是他并无错误，或仅有缺点，这不能贸然作出结论。即便是领导人真正犯了严重错误，也只能由上级机关或同级的权力机关改换他的工作，在上级机关或同级权力机关没有决定以前，我们还是要服从他的领导，不然我们就违背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我们的工作就要处于瘫痪状态，那是十分有害的，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允许的。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服从领导的原则，绝不能破坏这项原则。各级领导人，也必须坚持这项原则，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上级机关或同级权力机关没有撤消你的职务，就决不能放弃职守，任何不敢领导、放任自流、不布置不检查工作、不敢与破坏劳动纪律现象作斗争等等“躺倒不管”的现象，都是必须坚决克服的，否则就要犯重大错误。 + +　　我们提出这几项原则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整风和工作两不误，决不是为了限制整风运动的进行。恰好相反，如果不坚持这几项原则，不但我们当前的各项工作和生产将要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而且，我们的整风运动也将无法正常进行。在整风运动中，只要我们妥善地安排时间，遵守劳动纪律，服从组织领导，我们就不但能保证工作，也能保证整风，使我们的各项工作和生产建设，和伟大的整风运动，同时取得胜利。 + +　　我们相信：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是所有的觉悟的工人、职员和机关工作人员能够理解，也一定能够坚持的。我们希望各个单位的领导上，加强思想教育，保证这项原则坚持地贯彻执行。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84.txt b/CCRD/1/3/2/00108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e19d6122499e3a23200ca4dd847d9c674a00d9a --- /dev/null +++ b/CCRD/1/3/2/001084.txt @@ -0,0 +1,25 @@ +# 右派要的什么“民主”？ + +　　<《大众日报》社论> + +　　反右派的斗争中暴露，许多右派分子在民主问题上，向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展开了猛烈攻击。他们在这一方面的进攻中，散布种种谰言，诬蔑社会主义民主，鼓吹资本主义民主，公开地向社会主义制度挑战。 + +　　右派分子进攻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们巧妙地把意在诋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披上了一件要求“全民”民主、“绝对民主”的虚伪外衣，在人们中间放毒点火，说什么在我们的国家里“民主自由太少了”，“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民主”，甚至“不如资本主义国家有民主”等等。右派分子所以采取这种卑鄙的两面手法，乃是因为他们深知，在今天社会主义深入人心的情势下，直接地、正面地提出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定会遭到全体劳动人民的唾弃和坚决反对，因此便不得不打着“全民”的幌子，贩卖资本主义的货色。我们必须揭穿他的虚伪面貌。 + +　　有没有“全民的”民主?历史事实给人们的回答是：在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全民的”民主和“绝对的”民主。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民主有着不同的内容，不同的对象。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尽管资产阶级采取各种伪装，把他们那里的民主说得多么美妙，但是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这一基本事实是掩盖不了的，这一条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的民主，不过是对一小撮资本家、少数剥削阶级的民主；而占最大多数的失去了生产资料的劳动者阶级，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的。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由于实行了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占最大多数的劳动人民获得了真正的民主，而被消灭的少数的剥削阶级，则是专政的对象。由此可以看出，归根结底，在阶级社会里，民主始终是反映着拥有物质力量(即生产资料的占有)的阶级在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和那些失去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的被统治地位，这两者构成民主的阶级内容的全部实质。由此也就可以了解，任何国家里绝对的全民民主是不存在的，民主和专政始终是相互联结而不可分割的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对什么人民主，对什么人专政，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形就绝然不同。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制，一个是无产阶级民主制，而关键问题又是专政，这就是我们认识民主问题的出发点。 + +　　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无产阶级民主制，也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换句话说，也就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和对极少数人的专政。在我们的国家里，也还有一种特殊情形，这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因其在民主革命时期不同程度的参加、支持了革命或者表示中立，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又表示赞成和拥护社会主义，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因而也属于人民内部的成员，他们同样享有一切公民所具有的民主权利。完全可以说，这种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彻底最高度的民主，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已有了充分的表现。根据我国宪法，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民主自由权利，公民们有着丰富的民主生活。我们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人民选举出来的，它代表着全国人民的意志，因此人民都能通过自己的代表切实参加国家大事的管理工作。我国政府的各级领导人员，都是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我国的选举制度真正保障了最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同时又照顾到在全国人口中占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使他们在国家权力机关中也有一定比例的代表；并且在选举代表时，都是由各党派团体协商酝酿联合提出候选人名单，发动人民讨论评比，历次参加选举的投票率总是达到90％以上。人民的民主权利不仅如上所述，而且在实际生活中有着最广泛的内容和可靠的保证。首先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进展，人民不仅永远摆脱了压迫和剥削，而且物质文化生活都有了很大改善，并在逐步提高，这就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使得广大人民有可能充分地享有和使用自己的民主权利。他如，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和许多重要法律，如兵役法、婚姻法等在制订的过程中，都经过了群众的充分酝酿和讨论；国家经济计划的制订，也是由国家主管部门提出初步方案由基层生产单位讨论后才最后确定；在企业里也正在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发动广大职工参加企业的管理和监督；在农业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里，都贯彻了民主办社的原则。我国公民，经常通过人民代表、监察机关、人民团体、报纸刊物以及各种集会对政府工作提出批评建议，也常常直接用来信来访的形式向各级领导机关申述意见。去年以来，我党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更促进了国家民主生活的活跃。即以最近开展的整风运动来说吧，社会各方面的人士都能够向党和政府提出批评和意见，包括右派分子在内，虽然他们恶毒地咒骂了党、政府、社会主义，但人们对他们的谬论恶行，也不过是进行了自由争辩，也还允许他们参加争论，难道这不是最大的民主吗?但是右派分子却还喋喋不休，感到没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权利。我们正告右派先生们，你们意念中所要求的民主，在我们这里确实是没有的。我们完全可以毫不隐讳地说，社会主义民主是有范围的，不是无限制的。这个界限就是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在这个界限和范围内，可以有充分的民主，逾越了这个界限和范围，就无民主，只有专政。比如，有人要公开出版反动刊物公开传播反动言论，不准；有人妄想永远保持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制度，不准；有人要组织反社会主义的反对党，不准；有人要取消共产党领导，摧毁社会主义，不准；一切反动分子和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乱说乱动煽动造反，则更是不准。类此等等，就属于专政的范围。没有这个限制，社会主义民主就没有保证，越出这个范围讲什么“绝对民主”，就是意味着对全国几万万劳动人民极大的不民主，而只有几百万个资产阶级分子的民主，也就是恢复旧中国极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统治和专政。结果怎么样呢?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诸君请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高举着的这杆“全民的”“绝对的”民主大旗后边隐藏着一个多么恶毒的政治阴谋! + +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口口声声地赞扬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如何有“全民的”民主，把那里的民主描写得“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绘形绘色。其实怎么样呢?右派先生不过是拾起了已经被资产阶级自己踏践了的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一杆民主自由破旗在呐喊，而今日的西方资产阶级则早已把自己的反动面孔暴露在人民面前了。右派先生的宣传是拙劣的过时的宣传。人们清楚地了解，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并没有所谓“全民的”民主，享有民主权利的只是极少数的金融寡头资产阶级，而不是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工农劳动人民。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宪法，但他们那本宪法，归根结底是维护资本家的所有制的。他们的宪法也规定了公民的选举权利，但却又以居住年限、财产多少、教育程度等等为限制，实际上剥夺了劳动人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最重要的还由于劳动人民在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剥削的重压下，饥寒贫困，生活朝不保夕，缺少基本的生存条件，实际上也就被剥夺了一切民主自由的权利。虽然，资产阶级的当权者有时也给劳动人民一点点民主权利，那是因为资产阶级离开了工农劳动阶级就不能生存，用来借以缓和阶级矛盾。右派先生特别称赞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政党轮流执政，其实不论如何轮流，都不过是代表资产阶级的一丘之貉。美国的劳动人民懂得，执政者是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给他们带来的不是民主，仍然是压迫、剥削和统治。试问，至今有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未经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下，曾经允许无产阶级的政党也来执政。由此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的全部内容，不过是以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不自由为代价的少数资本家的民主，不过是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的代名词，他们彻底地把“民主”这个神圣的字眼糟蹋了。资产阶级右派先生内心里是明了这种情形的，那为什么闭塞眼睛说瞎话呢?这乃是因为他们所要求的民主背后实际上是要建立资产阶级专政，但在社会主义的公民面前又不得不伪装起来，这大概也是一种苦恼吧! + +　　资产阶级右派先生在民主问题上大作文章，是有不可告人的阴谋的。他们看到了当前有一些人对于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的原则区别，有时还分辨不清；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较普遍地存在一种心理状态，那就是喜欢幻想中的极端民主，喜欢把个人的自由扩大到一切领域，具有无限制的自由。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将会在一些人中间存在相当长的时期。右派分子就利用了这一个现实，针对着一些人的糊涂观念，提出了“全民的”“绝对的”民主的口号，在人们中间兴风作浪，尽量美化资产阶级民主，丑化社会主义民主，迷惑群众的眼睛，涣散群众的意志，来动摇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实雄厚的基础。然后也许就可以如他们所妄想的，天下大乱，反动分子东山再起，建立反革命的专政。那时候，对他们就很有民主了，而对劳动人民则是绝大的不民主。 + +　　必须指出：所谓“全民的”“绝对的”民主的思想本质原本是反动的，在今天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提出这种主张，就更加鲜明地露出了它的反动性质。提倡这种民主，就是要实际上取消党的领导，取消我国人民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就是要把全国人民拖到一盘散沙的地步，从根本上摧毁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的基础。 + +　　右派分子所要的民主，简而言之，就是这样的民主。但是，右派分子的这一如意算盘却又打错了。 + +　　关于民主问题，我国人民在近百年来的社会变动和革命实践中，已经有了深切的体验。事实教育人们，一切资产阶级的民主，对于最大多数的人民都是虚假的，都是骗局。只是由于共产党的领导，全国人民三十多年的革命奋斗，最终推翻了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革命胜利，人民解放，才真正获得了民主自由。现在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劳动人民已经永远摆脱了剥削和压迫成为国家的主人，人民的民主权利正在日益扩大并且日益得到更充分的保障。这种广泛的民主，保证了我国各族人民团结无间充满信心地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 +　　在劳动人民面前，社会主义民主万古长存！让那些幻想资产阶级民主的右派先生们向隅啼泣去吧! + +　　 ----来源：　《我们同右派分子的根本分歧》，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济南。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86.txt b/CCRD/1/3/2/00108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a5b21eff85f08f325f2e6b2baa6c287c5724285 --- /dev/null +++ b/CCRD/1/3/2/001086.txt @@ -0,0 +1,97 @@ +# 青浦城北社社员放鸣出来的问题 + +　　<张元清> + +　　青浦城北农业社是县委的大放大鸣试点社。自8月24日起至9月1日止，先后召开了各联队社员大会、全社社员大会以及青年团、妇女、贫农、中农等小型座谈会，有一千二百八十八人参加了大放大鸣，放鸣出来的问题很多，兹分述如下： + +## (一)关于粮食统购统销方面 + +　　一、“留粮标准低，五百二十斤不够吃。” + +　　老下中农吴国仁说，五百二十斤确实不够吃，国家统购要少一些，统销要放宽一些，若能增加到五百四十斤到五百五十斤就够吃了。新下中农王雪云说，现在不好讲五百二十斤不够吃，上级问你“三定”是谁举手通过的，你就没回答了，真是“哑子吃黄莲，讲不出苦处”。新下中农林根弟说：一个人只有一个肚皮，又不能吃到肚皮外头去的，五百二十斤早已吃光，连双季稻的糠都吃了，猪吃的南瓜梗，人也吃了，看上去社会主义到不了。 + +　　二、“城乡供应标准不合理，农民应比城里人多吃些。” + +　　老上中农吴才兴说，城里工人每月吃四、五十斤粮食，农民一年吃五百二十斤，太不合理了，毛主席是好的，下面小鬼伯伯(干部)做错了。城里人少吃一些勿要紧，他们上馆子，买馒头、大饼、面条、馄饨充饥，我们农民那里有钱去买。老上中农钱德忠说，农民吃五百二十斤，城里工人吃七百多斤，农民天刚亮就下田，天黑才回家，一天劳动十几小时，工人一天只劳动八小时；街上人早饭吃豆浆，二根油条过门；但粮食都比农民多，这是什么道理？ + +　　三、“农业社平均摊派口粮不合理，多缺饿饱不一。” + +　　新下中农施志皋说，社里分粮不合理，我们四个人，二大二小，每人五百二十斤，旁人家有几个小囡，也是每人五百二十斤，一家吃完饿肚皮，一家还笃笃定定。最好同城里人一样，大小人定开，这才合理。老下中农陶仲明说，一岁也是五百二十斤，一百岁也是五百二十斤，所以粮食要紧张，不过先紧张的人家全是大人多的，小囡多的人家是瞎紧张。 + +　　四、吃代食品不当饱又浪费钱。 + +　　新下中农陆阿金说：龚海元全家七人，吃一顿南瓜要二十五斤，每斤四分，要一元钱，吃粥只要二斤米，三角钱还不到，同样一顿，要相差七角；而且吃南瓜还容易饿，真是叫“面黄昏，粥半夜，南瓜当饱饿一夜，一吃就饱，一饱即饿，水颗颗，多撒尿，多撒汗”。老下中农徐永根说，节约粮食吃代食品，肚皮里天天唱空城计，现在弄得人瘦皮黑、头昏眼花了。老下中农朱岳云说，俗话说得好，“城里人不算菜，种田人不算饭，打铁人不算炭”。农民自己种出的粮食，还吃南瓜，想想有点搞不通。通过黄梅季节一天吃五顿，有鱼有肉；现在农闲三顿，农忙一天四顿还勉强，开春讲节约就好，为什么现在提出来呢？政府天天喊节约粮食，多吃代食品，实际上叫我们浪费钞票。 + +　　（五、“‘三定’政策说得好，做得不好。”） + +　　（老上中农付金林说，政府要三定，我们要政府二定：一定肥料，二定饲料。政府不定，我们不卖。五百斤吃完了算数，政府不关事了；国民党是抢来吃，共产党是骗来吃。贫农李林波说，上级干部讲：先吃自己粮；慢吃周转粮，再吃麦调粮，后吃国家供应粮，现在没啥啥；三定辰光讲：三不一保证，现在为啥不吃供应。老下中农朱炳根说：县委工作组同志官僚主义，掌握了几个典型户，硬喊不会缺粮，我们农民吃苦就在几个典型户上，真是没钱没粮吃有钱有粮人的亏，种田人忧吃，不种田人不忧吃，下次再看见啥人上台指手划脚做典型拖他下来，上级宣传卖余粮，政策也很清楚，就是做法二样，弄得稀里糊涂。老下中农严福庭说，统购不卖不成功，三次大会四次典型，个别谈话，总结补充，最后一句，当心坏蛋破坏，大家都不响，一到明早，干部带路，团员敲锣，积极分子摇船，把一船一船谷子送进仓库，办法实在好勿过；统销就吃力哉，排队、摸底、评议要过三关。） + +## (二)关于工农关系方面 + +　　一、“工农收入、生活悬殊不合理。” + +　　新下中农王雪云说，工厂有保险，工业品风吹不倒，雨淋不脱，工人还有福利、劳保，生病住疗养院，药费报销，困难补贴。农民是露天工厂，谁都不敢保险，洪水淹，螟虫咬，台风刮，真象严寒冬天，不知什么时候起风浪。严小炳说，工人生产的成品，原料、人工、损耗、利润都计算成本，农民种田的肥料、种子、人工、家具也是成本，否则八斤谷怎么能收六百斤呢？生产一粒谷要流多少汗？这点政府恐怕没有替农民考虑过，农产品不计算成本，是农民生活不好的根本原因。王约勤说，工人三八制，出进坐车子，吃的食堂，住的洋房，农民一年做到头，农忙时要坚持十二、三小时，青浦城内一个扫马路工人每月工资三十元，一年三百六十元，农民咬紧牙关一年做三百工，八角一工，只有二百四十元，总之农民赤了脚还追不着。妇女杨林宝讲：最苦是农村妇女，不如街上一个倒马桶妇女，她们一个月拿二十元工资，吃饱穿暖，我们吃苦煞，还要做煞。老下中农许炳千说，农村青年叫苦连天，找不到对象，青年妇女一心想往城里跑，找干部，找工人，现在有句话，叫“愿嫁四十岁的挟皮包，不愿嫁十八岁青年扶犁梢”。 + +　　二、“工农没法联盟，共产党领导不如过去。” + +　　老下中农朱炳根说，政府说要工农联盟，但是二眼看待，工人在天堂，农民在地狱，天地之差，还联什么断命盟。富裕中农蒋元立说，若要工农联盟，工人生活要降低一些，农民生活要提高一些，照现在情况看起来，是不能联盟的。富裕中农李坤林说，现在共产党领导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不是代表农民利益，工人好团结起来，增加工资，农民团结不起来，如果农民团结三年不卖余粮，看工人阶级怎样领导，非把他们饿死不可。富裕中农吴德云说，农民不能翻身，除非要到红脚桶里翻身，若要农民生活好就要农民来领导。富裕中农陈秀龙说，共产党领导不愿农民苦，将来要象太平天国一样，洪秀全开始闹革命为的是农民，所以能胜利，后来不顾农民就失败了；毛主席领导革命，刚解放还好，现在登在北京，专门封大官、大将，官、将封得越大，钞票拿得越多，小兵苦煞，六元一月，打仗跑在前头；当兵起初不分等级，现在也分得清清爽爽。 + +## (三)关于工农业产品价格方向 + +　　一、“工农业产品价格高低悬殊，农民太吃亏了。” + +　　贫农曹友琴说，工业品现在爬在屋顶上，一升米钱换不到一包飞马牌香烟，劳动牌、双斧牌小号改大号，实际是以这个名义提高价格。贫农许品舟说，解放前食油一斤只有三角多，解放初卖四角多，现在要卖六角多；解放前一斤糖三角二，现在要卖六角四；酱油解放前九分一斤，现在要卖一角九，最好的要卖二角三。中农陶文华说，一刀草纸过去卖一角七，现在要卖二角七；身上穿的布，过去二角多一尺，现在也涨起一角，照这样货价跑三年又要走到老路上去。老下中农朱福山说，农忙时一件蓑衣要卖九角半，现在只卖四角；草裤农忙时一条卖一角七，现在只卖一角；西洪桐油去年九角一斤，现在要卖一元三角四，一斤涨起四角四，啥道理？要政府答复。老下中农曹永良说，一斤盐一角四分半，钞票要付一角五分，五厘硬剥削，过去厘头还找给几张草纸或一支香烟，现在没有哉。贫龙沈泉林说，一只凉帽过去卖二角七，现在要卖三角七；过去一盒洋火塞来紧来，现在摇起来响来。新上中农徐金刊说，搭车棚的毛竹，去年寒里卖一元一根，今春要卖三元五角，就是讲物价调整，也没这样二成一跳。新下中农吴顶才说，解放以来只有米和铁锅子不涨价，其他都涨价。畚箕解放前卖四角半一只，现在要卖七角半；解放时一只耥四角半，现在卖一元零五分。新下中农马永琴说，现在比过去国民党时不好，过去物价涨，稻谷也会涨，叫水涨船高，农民不怎样吃亏；现在只准工业品涨，不准农业品涨，农民只好等死。新下中农杨士福说，照现在货价，稻谷起码要一角半一斤，要提高农民生活，工业品便宜点，稻谷提高点，就好了。老下中农郭秋生说，我们农民卖买二头吃亏，稻谷最不值钱，一包双斧香烟，要二斤谷钱，卖掉一百斤稻谷，没啥买头。老上中农陆品良说，解放时一个鸭蛋好买一包老刀牌香烟，现在一斤谷买勿到一包香烟。 + +　　二、“购销地区差价不合理。” + +　　老上中农傅凤祥说，粜一百斤周转粮的谷，籴起来来只有七十二斤，轧起来要有七十五斤，政府剥削了三斤粮，粜一百斤稻谷八元五角，籴七十五斤来要十元零二角，剥削了一元七角，这比过去吃债米一石还三斛还要利害。贫农钱德民说，农民粜给国家白米每斤一角一分八厘，籴回来要一角三分七一斤米，农民要蚀掉一分八厘二。老下中农朱锦中说，收购生猪价格有高低，为啥卖出来的肉都是一样价钱，啥个道理？挂的生猪牌价总归称勿牢，挂的牌价骗农民，称进去一担猪三十六元，卖出来的肉要七角二分一斤，不知啥个利润。副社长吴国仁说，在一个县里，同样货色有二种价钱，同样北山货毛竹城厢要卖五十元零五角一担，金泽只卖二十八元八角，到浙江西塘天任庄、尤车港那边只卖二十三元五角；同样棕绳苏州只卖一元五角六分一斤，青浦要卖二元四角四分，上次社里买了一千多斤吃了亏；再有卖出来的二八糠，价格太高，算一算成本，清糠二十斤七角八分，砻糠一百斤二角八分，加工费一百斤一元二角，总共二元二角六分，而卖出来要二元七角。食品公司收购生猪规定最少九十斤，我们社里一只猪少四两也不收，结果十几声西瓜皮吃了就收了。副社长严小炳说，去年一斤菜油四角八分，今年要卖六角多，这个涨价不合理，今年吃的油是去年的菜子榨的，今年菜子涨五分，油价应该明年涨；另外青浦一担粪卖二角七分，看看只值二、三分，清来喝得下，连臭味亦没有，清洁所盖的新房子都是农民的血汗。老上中农张永良说，过去一升米可做十斤酒，现在一斤酒要卖八角四分，这是暴利。老上中农顾进生说，稻柴卖一元二角一担，加工后，稻柴糠要卖三元二角一担，这不是暴利剥削吗？新下中农王雪云说，棕绳收进五角一斤，卖出来要二元五角一斤。老下中农陶德明说，青浦新洋桥上的南瓜，买进三元多一担，卖出四元多一担，要多卖一元多一担，税亦不收，国家应该管。 + +## (四)关于食油、棉布、饲料、肥料计划供应方面 + +　　一、“不够用。” + +　　老上中农霍友鸣说，人民政府号召要提高产量，但是肥料不给我们，怎样叫我们增产。新下中农徐文明说，过去不种小麦，有麸皮买，现在种了小麦，面积还扩大，产量亦提高，却不见麸皮的面，养好猪的只有机关、部队。农民一个月每只猪只供应四斤糠，上次一只猪下棚二十四斤，养了四个月只有三十六斤。老上中农胡才兴说，种田实垩实收，勿垩不收，政府肥料不来，怎样可以丰收。贫农姚星元说，牛是宝中宝，但是寒里花饼没有吃，那能养得好，对生产不利；饲料供应少，养猪养勿好，肥料就要少，明年增产保勿牢。贫农陶仲明说，养猪要有一百二十斤才出口，没有饲料供应是养勿到的，过去有大豆饼，现在到那里去了，其他都增产，难道大豆饼不增产。如果没有大豆饼垩田，现在垩的肥料好象人吃南瓜。老上中农傅林宝说，一个人十尺布那能够用，过去自己可以织布，现在从鞋面鞋夹里，滚条、托底，直到兜头布都要买的，无论如何不够用。新下中农马爱妹说，十尺布票，有了面子没有夹里，做了布衫，没有裤子，单衣裳好做做，棉布裳勿来是。新下中农陈大观说，妇女一条兜头布要二尺半，二条就要五尺，再做双鞋子就完哉，叫农民赤膊下田。 + +　　二、“不合理。” + +　　副社长吴国仁说，城北社每只牛要顶五、六十亩田，但是饲料没有好好吃，其他地方有泔水(牛饲料)卖，青浦为啥没有，麸皮一点不见，啥个道理？去年政府贷款九万多元，今年只有二万多元，讲起来贷款是有的，实际紧在乡里，乡干部都是皮笑肉勿笑。贫农王志义说，青梗地上大粪为啥供应得多，我们水稻田为啥供应得少，将来稻谷少收了，你们吃点啥。新下中农傅德荣说，我们把小麦、菜子运了出去，麸皮、菜饼一点亦弄勿到，上海倒大量供应，养鸭亦有麸皮、豆絤吃，这样叫啥个自产自销，自给自足。老上中农蒋洪海说，种菜不见菜饼，种豆不见豆饼，种麦不见麸皮，这些饲料那里去了，养猪要亏本，养了五个月，不到八十斤，吃的是粗糠，养不大食品公司不收；食品公司养的猪，吃的大豆饼、清糠，国家养的鸭也有饲料，象县农场米粞藏到顶梁高，我们社为啥不供应。老上中农朱美芬说，城市、农民一样十尺布，农民一年到头做生活，彻湿、塔干，又加是洋布耐穿容易坏。城里人不做啥也要十尺布，并且他们买毛货、呢货、丝绸不要布票，布票应该减下来，农民布票多发一点。贫农傅府林说，上海吃油每人十四两，我们只有五两，要想多吃点，上面叫我们从六亿人民出发，难道上海不在六亿人民之内吗？叫我们比高淳县，为啥不叫我们比上海市。新下中农王德标说，毛主席领导不合理，农民食油每人每月五两，城里居民为啥六两，农民买肉少，油应该多，城市买肉多，油应该少。老下中农高正言说，上海市郊区农民食油每人十二两，我们只有五两，为啥天下农民有二样，紧的地方太紧，宽的地方太宽。 + +　　三、“不及时。” + +　　党支部副书记傅根荣说，产量要提高，三包要完成，但是肥料供应不及时，为啥早点不来，弄到现在听说菜饼、豆饼要分下来了，正是劳民伤财，我们要考虑考虑。贫农傅富林说，肥料是吃饭的根本，但供应总归放马后炮，小暑里不来，处暑里来，有啥个作用？老下中农严丘观说，生产是个硬任务，肥料是个软任务，来得一斤二斤插秧辰光一斤，××辰光一斤，完成其他任务，要保证时间，肥料、饲料时间不保证，生产任务那能完成。老上中农傅凤祥说，寒天牛上料时需要花饼勿供应，放青了来花饼哉，人民政府叫农民生产订计划，自己供应无计划。老上中农张其清说，开店不着一时，讨娘子不着一世，政府肥料供应无计划，种田人不着一计，农民要苦三年。团支委严全龙说，国民党把东西运到美国，共产党将东西装到苏联，大的猪罗、好的东西要出口，苏联有啥？只有洋布，日本倒有肥田粉、尿素。老上中农朱龙生说，东西政府有的是，都压在仓库里，就是不肯大量供应。 + +　　四、“供应部门干部工作不负责。” + +　　倪福兴说，供销社干部是四金刚摊铺，象朝奉，摊场大来，不到时间不开门，到了时间就关门。新上中农傅全林说，青浦县饲料负责人向上汇报吹牛皮，做典型，要面子，空喊青浦饲料做到自给，不要供应，最好拖他到猪棚里看看屁股尖的猪。老上中农杨林宝说，今年春天，供销社干部来同我们订供应合同，会议倒开的不少，纸头也写了不少，结果一点没啥啥。新下中农高锡其说，青浦的饲料干部不负责，昆山都有麸皮供应，我们为啥没有？老上中农朱品良说，南门糠麸部有几个干部同单干户张德开关系很好，一个干部叫计梅忠，经常向他借钞票，因此一有饲料就寄信叫单干户来买，而对农业社干部态度很不好。社长姚雪根说，青浦县供销社干部不负责，向省社买的稗草子，直到现在还不去提。 + +## (五)关于合作社的生产经营管理方面 + +　　一、“农业生产改制劳民伤财。” + +　　老下中农陶仲明说，政府号召种双季稻不灵光。今年前季稻只有收三百四十六斤，后季稻最多收一百斤。一共只胡四百四十六斤产量，产量低，稻柴少，人工多；单季稻起码五百多斤，产量高、稻柴多，人工省。不知什么算计，真是劳民伤财。老上中农傅林宝说，订计划要千斤田，双季稻浪费了泥饼、工分、种子、红花草，宣传得脑子热烘烘，“若要生活好，要种双季稻，吃蹄膀，困铜床，听摊黄(沪剧)”。一到割稻晨光，大家都叫伤心稻，双脚跳，吃粥汤，困竹床，啃脚膀。新下中农严小炳说，去年带头种双季稻，带头抄掉双季稻，起初计划种四千亩，后来缩到三百九十七亩，浪费了种子六万斤，另外红花草、人工亦不知浪费了多少，双季稻变成了伤心稻。贫农曹月英说，下洋施了肥，稻还是黄黄的，不知他们怎么管理的，将来分红是一样分的，想想真不通。新下中农诸仁龙说，过去施肥田粉是没有办法的穷人买来垩的，现在垩的都是肥田粉，产量增了什么？老上中农陶根法说，办社第一年积肥倒积得不少，质量也好，现在到处是鱼池，河床变光，上海积肥大门关闭怎么积，今后积肥保证又差又少哉。 + +　　二、“副业生产面广量大，管理不善，损失不少。” + +　　老上中农严金大说，饲养场肉猪、母猪不知死了多少，养的鸭尽愿饿死，真是社里搞副业，社员吃黄莲，三年养猪，一年穷尽。老下中农严丘观说，饲养场八十斤一只肉猪，掉进粪坑淹死了，三天后才发现，这些人不知在搞点啥。饲养场像杀人场，死猪罗要开坑埋，到处弄得臭气冲天。新上中农傅金林说，赵饲养员请假十四天有替工，在饲养场一半，自己家里一半，铜钱倒勿曾赚着，将来分红人工倒比我们还要多。老上中农王杏宝说，社里一只小老母猪养勿大，卖给社员养，现在小猪也落了十二只，勿知啥个道理。贫农曹友勤说，木业组木头被偷掉了也不晓得，直到昆山县公安局查出后告诉我们才晓得，社员也一声不响。贫农高凤英说，木业组修的船只只漏，自己社里水产队的网船为啥要到胜利社木业组去修？老下中农徐志奎说，木业组工分太大，连一个不会做的人也有一百六十多工，做出的东西不好，工分倒拿的不少。贫农朱明生说，养鱼养到陈家桥，养来太多了，无人看，无人管，保险要逃走。老上中农朱志清说，旱地组卖菜，是半路上出嫁，在路上也不开发票，在街上亦是如此，没有手续，贪污不贪污只有凭良心，我们是有怀疑的。老上中农王仰高说，社里排场太大了，养猪养鸭盖瓦屋，副业搞了很多，就是一样没有弄好。我看今后还是少一点，搞来好一点。老下中农许华清说，我们农业与副业分开搞一年看，倒底那个搞来好。老下中农施宝泉说，副业搞要搞，就是要公布账目，让我们晓得晓得。现在亏本、赚钱都是莫明其妙，将来都算在我们头上，我的意见：农业、副业二本账，分开算。 + +　　三、“财务管理混乱，开支太大。” + +　　新下中农高锦其说，社里采购员不负责，浪费很大，到广州去一次用掉几十元，东西一点没买到。后来在苏北买了几千元的咸鱼，结果鸭不要吃，至今原封不动的放在仓库里，弄得买肥田粉倒没有钞票。贫农傅夫林说，大熟成本在小熟预分时说扣下来了，为啥到大熟施肥，买肥料还是没有钞票，要我们生产队设法投资解决，社里用钱就是没有计划。老上中农严金大说，社里开支总归太大，我们当时在小社里出去买东西，住住几天用了几块钱，现在副业干部出去一次要用几十元。新下中农高锦其说，老社分红一元三角一工，并社后听听是产量增加，事实生产亦搞得不差，但为啥分红只有八角一工，高级社的优越性那里去了。贫农傅夫林说，人没有粮食吃，猪鸭倒吃了六万多斤。社里生产成本蛮轻，分分没有了，我看到底是开支大的毛病。新下中农丁小毛说，我们黄奄的几只低荡过去收二百多斤，生活到也能过去，现在产量年年在提高，生活倒一年不如一年。新下中农吴福根说，现在做生活比长工不如，社里东西烂掉，死人不管，单干户倒没有的。照这样“磨剪刀，削铁水”的弄下去，还要穷下去，种田人要想发财总归难。老下中农陶仲明说，单干户的农具爱护，落雨开沟，现在是合作社了，死人也不管。贫农曹全福说，社员生病借不到钞票，干部吃烟吃酒倒一借就是，贫农傅夫林说，困难社员借支，最好在分红时就帮助解决，让他们不粜周转粮。因为吃周转粮，不但人工要跑脱，钞票要多花(一百斤谷差二元)又要影响生产。缪永林说，财务制度上规定，不在计划内的大开支要通过社员大会。现在听说社里养了几箱蜜蜂，不知通过啥人，这算什么规定。老上中农陈金洪说，去年下洋开的鱼池帐，直到现在没有公布，连队长也不知道，帐目不清，我们是有顾虑的。贫农王得照说，小熟分红柴款已经扣下了，但柴到现在还没有给社员，现在没有柴烧的在拆房子烧哉。新下中农钱得明说，会计工作不负责，账目不清楚，马马虎虎，去年把社员欠的山芋钱，一起划在我的帐上。新下中农钱德中说，合作社奖惩制度不执行，今年小熟超产到现在还没有奖。还有去年我们上交的蚕豆，结果会计室里爆豆吃，现在不知哪里去了。新上中农谢安全说，割野草时说超额完成有奖励，我们超额了，到现在还没有拿到。 + +　　四、“大社不如小社好。” + +　　新上中农陆阿金说，我们仓元并在大社里总归吃亏。不并，保险收入多，到现在还可以有吃有用。贫农傅夫林说，慢入社的不交入社费，他们还说不合理，我们想想真是“瘟猪头”。新上中农傅金林讲：现在社里产量分上中下三等，小麦有的队五十斤，有的队七十斤，有的队一百五十斤，为啥不是大家一百五十斤，这不是拖人下水。老上中农吴宝生说，社里不讲政策，把我的车、犁、耙、篇、栈条都不作价，现在用来坏完哉，用完后看他们再用点啥。贫农许雪桃说，以前仓元社并社时养鱼盘存有七千多元，结果只捉了三千多元，亏本四千多元，摊在我们大家头上算哉吗？老上中农陈炳仁说，合作社太大了，社长全面照顾不到，排涝时到底那个队严重都不知道。老上中农陈金洪说，社小到好，吃死饭少，分红就多，现在是吃闲饭的多，社员倒霉。 + +## (六)关于干部作风方面 + +　　普遍反映“干部太多”“儿子多不养爷”，对班干部吃穿好有意见。对下放的乡干部，认为是“加重负担”，有一部分社员对干部在经济上有怀疑。老上中农吴近明说，副业干部跑跑用用，车钱一报销就是几十元，一点也不替社里打算打算。新下中农王雪荣说，会计借钞票比社员又便又多，皮鞋穿在众人头上。新下中农徐文明说，社大相公多，不做也有三百工。其实社长三个够哉，其余可以加强生产队。新上中农傅金林说，干部下放，加重我们社员负担，杨元第五队麦到秋里才脱粒，傅根荣(原来乡副支书)在那边不知负责的啥，宋得均(乡长)下放下来闹情绪，会勿开，吃饱饭捉捉鱼，将来人工那能算。新上中农傅金林说，社里社长弄了七人，副业干部不知多少，朱锦中(副业干部)空下来在家里抱抱小孩，淘淘米、倒蛮惬意。新下中农颜国云说，干部都是仓元的，吃家饭，护家人。有一次一只牛的肉，杨元不欠，全部欠给仓元社员，不大公无私。贫农许雪桃说，干部手脚长，借三、四十元不用手续，我们社员要借一元，要经过几个阎罗王(指审批的队长社长)。新下中农颜国云说，这批枪毙鬼(社干部)现在戴了手表，穿了皮鞋，勿晓得弄在啥人头上，向他们提提意见说我们是右派，他们不知捞了多少钞票。老上中农颜全金说，这些干部都是石灰包(意思是到一处不好一处的)，统统叫他们下台，勿要他们当。新上中农林敬昌说，会计室玻璃台板一人一块，简直是浪费。贫农朱品余说，人家香烟吃不出，他(指旱地组会计施炳庆)吃美丽牌，钞票不知那里来的，勿贪污相信。曹引宝说，我们黄奄无社长，样样事体吃亏，仓元几百元造三个坑棚倒可以的，我们黄奄要造个牛棚也不答应，分东西也少分。新下中农张小弟说，社里干部官僚主义，社员提的意见没作用，我们提出叫社里少养点猪，朱金中就说：你们要想走资本主义路吗？就用大帽子套上来。新下中农陈秀龙说，会计吃粮勿管事，我们前次轧米时向社里借几斤米。到现在还没有入账，账目肯定是不清爽。 + +## (七)关于肃反及法制方面 + +　　对肃反和法制问题普遍反映：人民政府肃反政策太宽大，要求政府严一点。人民政府对犯人也太优待了，在牢监里有肉吃，有电影看。他们对农村中的地、富、反管制得不严，及城镇的地主富农的子女当干部都有意见。贫农王志义说，人民政府捉反革命分子，一个也没有捉错过，只有少捉了几个。老下中农严美林说，伪乡长王光中在日本鬼子时曾诬告十四个老百姓为新四军，结果他们都被日本人捉进去，现在人民政府太宽大了，还放在他朱家角教书，如果放在我们手里，斗也斗杀他哉。勿捉、勿杀、勿关，这样太便宜了他们。袁家村顾炳生说，人民政府对犯人太优待了，现在犯人住起了新房子，我们农民倒住草房子，犯人吃得饱农民吃勿饱，犯人星期天吃肉我们肉也吃勿到，农民现在不如犯人了。新上中农陆阿金说，原来讲地富反要划几类，现在划与不划一样，社员与地主富农不分了，他们仍旧自由地跑来跑去。新下中农马永明说，人民政府对地主富农管得勿严，有时紧有时松，现在农村里的地富反比社员利害了，干部派工他们要讨价还价；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也当起干部来了，所以工作弄勿好。老下中农许三官说，现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勿好哉，我们队里地主李纪云，干部叫他开鱼潭，他拿了篮子直往街上跑，不听分配，人民政府勿管他，我们对他也没有弄头。老上中农朱志清说，袁家村李补生、张友祥失职烧掉鸭棚，损失二千多元，政府处理太宽了，起初风头很紧，监察院也来过，到现场拿皮尺七量八量，还要叫我们提意见，又在青浦报上一登。我们当是要处理哉，结果一点没啥啥，现在他们照样天天上香花桥(小镇)吃茶，损失了二千多元，这是社员的血汗，政府勿重点处理，我们有是意见的。 + +## (八)有关其他方面 + +　　李坤林说，现在三定变成了不定，物价不定，粮食供应不定，饲料勿定。我看什么也不定，就是把眼睛定了(指死)。新下中农颜国云说，国民党勿好，农民要造反，现在共产党领导，猪罗、洋纱装到苏联去，我们自己少吃少穿，如果勿改变，农民也要造反。叫我们提意见，无啥提头，手底下都是钞票捞饱，戴手表、穿皮鞋都在啥人头上。这些都是枪毙鬼。贫农孙伯金说，蒋匪帮歹，吃饭米不要愁；共产党好，叫我们吃草。我已经讲拉哉，吃官司不怕期长，冲军不怕路远，杀头不怕寿短。老上中农颜泉金说，养猪也要欺农民，吃饭也要欺农民，掌握政权的都是反革命。老下中农张桂林说，过去国民党时，鸟叫做到鬼叫，现在与国民党差勿多，把我们农民当牛马。老上中农吴宝英说，稻谷是我们交在仓库里的，没有吃大家去抢。曹树根说，农民当家作主，其实有啥权利，作了那些主，还不是弄好的圈套叫我们钻，逼我们钻，上面掌握的都是大地主，要我们死，工作有利不有利他们一点都不考虑。老上中农吴宝英说，学生读书，现在先取街上人，农民不能取，只好回家种田。徐文明说，过去(解放前)三百天好过，六十天难熬，现在(共产党)六十天好过，三百天难熬(意思是生活不如过去)。贫农傅富林说，双华犁硬买，盲目推销，买来了做做典型，参观学习浪费了不少人工。傅德云说，城市要建设，乡下就不需要建设，邮电局有房子还要新造，清洁所、厕所造得象洋房，而农村里几顶桥就不肯造，人淹死、牛跌坏，一点也不管。徐金坤说，附加税从四斤到十三斤，乡下的桥就不肯好好的修造。傅富林说，医院说什么为人民服务，急病住院一定要先付二十四元，看病也要办公时间。并说，公粮要比租米大，每亩要一百六十九斤，租米每亩只要一百四十斤。老上中农傅金林说，当官地主最惬意(指工作人员)他们一个月几十元。我们一个农民十几元，他们吃勿忧着勿忧，我们吃要忧、着要忧。新下中农曹月英(党员)说，干部说我们想勿通，啥人勿通，月月丰收拿钞票，思想总归通的，宋乡长(下放干部)为啥回来后思想不通，什么会都不参加，还不是钞票没有拿了，做生活怕吃苦，其实比我们还不好。傅富林说，乡干、社干有固定收入，召我们开会，一开要到十点、十一点，思想勿通要开到通，不管人家明天还要田里去做生活，晚一点出工就要扣工分。吴金根说，一个一般干部我们要种十二亩田养活他，一个部长算算要种三十亩田养活他，算算看，我们农民生活那很好。 + +　　 来源：新华日报1957年9月13日《内部参考资料》。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87.txt b/CCRD/1/3/2/00108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707c6fa1789fa1791d5c705a2a14319c679a14a --- /dev/null +++ b/CCRD/1/3/2/001087.txt @@ -0,0 +1,21 @@ +# 在全民性大辩论中 击败右派改造自己 + +　　<《文汇报》社论> + +　　昨日解放日报、新闻日报和本报联合邀请了一部分本市人民代表，座谈参加这次本市人民代表大会的切身体会。代表们一致认为，通过这次大会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展开的一场激烈的斗争，不仅打击、孤立了右派，而且让每个人受到了一次极其深刻的社会主义的阶级教育；而且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进行的大辩论，确确实实是政治上和思想上进行阶级斗争的一个极好的方式方法，是对全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极为生动极为有效的办法。 + +　　事实正是这样。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所发动的进攻，虽然来势猖狂，掀起一阵风暴。但他们手里究竟有什么了不起的法宝呢?经过反击之后，拆穿了。他们所倚仗的无非是捏造、歪曲、诬蔑，一句话，他们所根据的所谓事实，是摆不出来，见不得人的。真是谎言活不长。右派分子不仅是说谎造谣的能手，而且还是诡辩专家。他们用一些站不住脚的所谓事实，再装上一套资产阶级右派的歪道理，撒豆成兵、剪草为马地摆下了迷魂阵，厮杀过来。一时便显得阴风惨惨，黑雾漫漫，颇有一些声势，因而也唬住了、迷惑了不少人。然而，曾几何时，这些魑魅魍魉一个个原形毕露，土崩瓦解。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们手中法宝是经不起无产阶级武器的反击的。无产阶级的武器就是摆事实、讲道理。“炼印”这出戏里告诉我们的方法就是:要辨真假，可用火炼。真金不怕火，一炼就分明。无产阶级做的事，讲的理，是真金。真理愈辩愈明。因此，无产阶级不怕炼、不怕辩，要炼得够，要辩得透。这次“炼印”，是右派发起的。他们向无产阶级放了火，却不料反把自己手里的假印烧成一道青烟，化为乌有。 + +　　再说，在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不少人之所以被唬住、被迷惑，也正是因为他们的眼睛一时被右派所造成的假象蒙了眼，被右派所讲的歪理迷了心。因此，要帮助那些一时被迷惑了的人们从速彻底清醒过来，也只有用摆事实、讲道理这一服良药。 + +　　摆事实、讲道理的大辩论，确确实实是击败右派、教育人民的好办法；这是无产阶级手里的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这是马克思和列宁教给我们的武器。在马克思和列宁一生和无产阶级的敌人作斗争的时候，一直天才地使用着这个武器，利用出版物和讲坛等等，摆事实、讲道理，和敌人作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斗争，既击败了敌人，又团结教育了人民群众。即使在无产阶级已十分壮大、在我国无产阶级已确立领导权的国家，我们也应该很好地学会使用这个武器，而且要在实际斗争中去学习和掌握这个武器。这个锐利的武器，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使用；资产阶级右派是用不来的。资产阶级右派只能用捏造、歪曲、诬蔑、诡辩等等手段；可是一碰到无产阶级摆事实、讲道理，他们就输了，彻底地输了。因为真理永远是和无产阶级在一起的。 + +　　这里一定要归结到立场、观点的问题上来。在座谈会上，代表们对立场问题都有深刻而生动的体会，认为通过这次大会期间的反右派斗争，更加感觉到立场、观点问题的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之所以能够很好地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斗争武器，首先就决定于我们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和正确的政治观点。必须站得稳，看得准。而经过大辩论的斗争，又可以让自己受到锻炼，使自己站得更稳，看得更准。立场、观点问题决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是非常具体的，有着极为丰富内容的东西。在我们立身行事中随时会接触到这个问题的。而我们对于这个根本性的大问题，往往从正面着想多，从反面着想少；从理论领会多，从实践领会少。因而有不少人遇到右派从反面，从似是而非的具体的言论行动来进攻的时候，他们的立场便摇摆，观点模糊起来。对这些人，投入大辩论的斗争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 +　　立场、观点的问题实质上是阶级利益的问题。资产阶级是以私有制为最高利益的，而无产阶级则以取消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为最高利益的，也是符合于人民的最高利益的。现在在我国私有制已经取消了。这是资产阶级死不甘心的，因而他们在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中，表现出坚定的资产阶级立场。这是与人民为敌的立场。而另外也还有很大的一部分人，虽基本上拥护公有制，但还没有完全忘情于已经取消了的私有制，这就成为他们立场不稳、观点模糊的根源。物质世界的私有制已经取消了，而某些人的精神世界里，思想意识上的私有制还没有取消，或者取消得不彻底。因此，一场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十分必要的。 + +　　在座谈会上，代表们从立场问题，就谈到了思想改造的必要。其实，对待思想改造的态度，也还是阶级立场问题。如果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就必然会看到自己思想意识上还残留着不少和无产阶级立场不相容的东西。因此，无产阶级立场愈鲜明，要求自我改造的决心也愈大。从而更清楚地看到，这场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既是有关国家存亡、民族兴衰的大事，也是和每个人切身有关的大事。也就是说，每个人必须过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社会主义这一关。有些人认为思想改造是被迫的，甚至以为是不光彩的。这种看法，显然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观点出发的。因而是错误的。 + +　　让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展开全民大辩论。通过这场大辩论，既击败了资产阶级右派，又让我们得到了自我改造的锻炼，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为伟大的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8月2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88.txt b/CCRD/1/3/2/00108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e34be7de933b0d65833e6b7db730966c3a46718 --- /dev/null +++ b/CCRD/1/3/2/001088.txt @@ -0,0 +1,29 @@ +# 联系群众勇迈前进　陈调甫提出向科学进军中的八个问题 + +　　<陈调甫> + +　　我们伟大的祖国将通过几个五年计划把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为先进的工业国，以提高人民的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英明伟大的毛主席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并要求到１９６７年在重要的科学部门能接近国际水平。这一号召深深地激动了我们科学工作者的心弦，请允许我在此谈谈向科学进军中的几个问题。 + +　　用“进军”来比拟研究科学是非常确切的。第一是以进军来表示研究科学工作的艰巨性，我们要学习解放军的不怕困难挫折，雄纠纠气昂昂的乐观精神，勇迈前进。其次要学习解放军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我们科学工作者决不是单干，必须具有群众观点，依靠群众，才能在短期内取得成绩。目前我们向群众宣传科学进军的重要意义，与向群众学习，取得群众的支持，这方面的工作是做得不够的。 + +　　现在科学工作者正在三个战场上进军，也可称谓科学界的三军。就是（１）基本科学军——以在科学院及各研究机构中从事研究工作的同志组成之；（２）教学军——以在高等院校、专科学校从事教学工作的同志组成之；（３）生产军——以在厂矿从事生产的同志组成之。虽然总的人数还嫌不够，然而这三军声势浩荡，士气非常旺盛。为了取得辉煌的胜利，必须扫除进军中的某些障碍，就我个人观察所得，提出下列几点，请各位指正： + +　　（一）三军的协作问题——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还不到一年，各方面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完全做好，仍保留一些各自为政的做法。如三军之间互通声气、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方面，就还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生产部门本是结合实际的应用科学，是科学进军中的先锋队，而研究与教学部门的同志中，有一部分人对生产是不很熟悉的，实际上生产部门是一个扩大的试验室，其中有许多感性知识，可以充实到理论上去的。另一方面，生产部门的工作同志往往忙于完成生产任务，对于基本科学方面缺乏研究时间；尤其是中小型的企业，往往采取一些临时应付办法，虽确实解决了生产上的某些问题，但没有系统地研究整理做好总结，从理论上提高与巩固下来，就又去搞新的任务了。如果理论与实践这两方面能够协作得很好，确能使我们科学水平迅速提高。 + +　　（二）科学工作者之间的分工问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一切都有计划地分工；而现在各研究部门之间仍在做了一些重复工作，浪费了人力物力。例如用酸水解纤维使它糖化后制成酒精的工作，上海某研究所与天津油脂化学公司都在做，听说林业部也在研究。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很多。如能密切地配合与分工，可以你做一题我做一题，彼此交换意见与资料，互借仪器与资料；也可以在一个总题目之下，你做一段我做一段，最后汇总得出结论。这样能使我们在缺乏人力物力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力量，实在是当前最重要的事。北京有三个水利研究所，据专家说，内容大致一样，这样重复工作是否恰当，值得深刻研究的。 + +　　（三）在分工中还要适当地照顾兴趣问题——进军中应当有军队般的纪律，服从组织分配的分工，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分配时也要考虑到适当地照顾各人兴趣。因为兴趣所在，钻研自深，也就必能施展其所长，也就是人尽其才，最经济合理地使用我们很缺乏的人力。照顾的办法最好是分配任务时不要限制过严过死，只指定较大的研究范围，在此范围内可以自由发展。尤其有些高级基本科学研究，其结果在目前可能还用不上，而最近的将来，会发生极大作用的，我们把眼光放远一些，是极有价值的。并且科学研究工作，在时间上也不能要求太紧，限期交卷。因为有不少的研究成果，是在长期刻苦钻研之后偶尔触机而领悟的。甚至有“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况。如青霉素就是偶然发现细菌受了酶的影响，不能繁殖，于是继续研究下去，成为医药上很大的贡献。如果当时因为没有计划，就不给以物质与时间的支持，使其继续研究下去，就可能搁在一边，这个重要的发现就会延续了若干年才能为人类谋幸福。 + +　　（四）科学工作者的时间问题——科学工作者时间的安排，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善，一般都能照周总理的指示，保证以六分之五时间从事于科学工作。但仍有一部分人忙于行政事务工作，和参加不必要的会议。这种情况，生产部门似更严重，应当设法避免。我更进一步的希望国家珍惜科学工作者的精力，最好不要予以“某某长”一类的职衔，与领导行政工作或领导某些社会活动。因为我体会科学工作者以六分之一的时间参加社会活动，其目的是使其不脱离社会实际，似没有使其担任领导工作的必要。还不如让他们专心领导一小组人员向科学领域内进军所得的效果更大些。这里我顺便提一下，有些科学家的助手或学生还少些，如能多给几个人让他领导与培养，则更可节省科学家现在的某些次要工作时间，多多培养新生力量，对将来也有好处的。 + +　　（五）图书资料问题——科学工作者阅读图书杂志、消化前人成就，可以少走弯路，是十分必要的。这好比是军队中的粮秣，极其重要的后勤工作。但在图书资料工作中还存在一些缺点，在此提出，以供各省市图书馆参考：（１）勿多买书，要精选后再买——新办图书馆的往往为了增加藏书数量，无书不买，是不聪明的。应当先请教专家或经杂志上的新书推荐，了解书的内容，对本馆读者的作用大不大，是否邻近图书馆已经收藏可以借阅等等条件，然后再决定买不买。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书商，为了牟利，竞出新书，而其内容大同小异，只要择优买一、二种即可。（２）勿专买新书，须兼顾旧杂志专刊——科学工作者固然需要新书，但也要旧杂志作参考，尤其我国生产落后，有些国外若干年前的旧资料，却对我国现在实际生产情况大有帮助。但是旧杂志专刊有些已经绝版，补救之法，唯有利用影印本（印在胶片或纸上），价廉、体积小、保管容易。各图书馆应多备放大阅读器，有些图书馆还应有摄影书刊的设备，以利读者。（３）旧图书馆应协助新图书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图书馆，须经长期的培养，不是朝夕之功，某些急于求成的倾向是不恰当的，应当纠正。而随着内地新建工业城市的发展，也亟需建立起新图书馆来。因此建议旧图书馆尽量整理出重复的书籍支援新馆，由此旧馆也可空出多余的藏书地方。听说有些大图书馆由于没有地方搁置，未开箱的书很多，以致霉蛀，十分可惜。 + +　　（六）科联和专门学会的问题——科联与其领导下的各专门学会是联系三军的桥梁，在各学会负责人的努力推动下，可以积极发挥会员的作用，也是科学进军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如天津某厂生产直流发电机有９８％的产品因整流时火花太大而不合格，经电机工程学会组织了专家深入现场，以两天时间的研究考察，提出改进措施，终使９０％以上的产品达到设计要求。天津化工学会协助利中硫酸厂改进设备，使硝酸消耗量降低了三分之二。其他的事例尚多。但仍有些地方的专门学会未能展开多种多样的技术活动，发挥会员们的潜力，或者所起的作用还不很大。今后应当加强这方面的领导；同时科联与各专门学会的活动经费太少，也是实际上的困难，希望能有所增加。 + +　　（七）科学进军中的总的领导问题——三军中应有总的统帅，能担当统帅的大任者，只有中国科学院。有人认为各研究、生产、教学部门都各有其领导，再加上总的领导是否会双重领导，产生流弊？我认为如果中国科学院负起了总领导的责任，它应做的工作是联系各方面，掌握全面发展的平衡，有如银行业中的票据交换所一样。具体工作，可能有以下几种：（１）检定研究题目——各研究单位的研究题目由科学院集中审批，科学院可以指定其是否单独进行或与某单位合作，如已有某单位研究解决了的，就可以不必重复做了。这是防止浪费的最好办法。（２）代为搜集图书资料——各单位送选题时，可附送参考资料清单，科学院可以审查补充；而且科学院藏书最富，与国外图书馆也有联系，如有必要可通过科学院向国外索阅或影印，使工作者在动手前充分掌握资料。（３）协助采购仪器设备——有些必须向国外购置而利用率不大的仪器，科学院即可介绍几个单位合购共用，以节省外汇。有些试验用药品数量不大易为贸易部门忽视，科学院可以集中各部门所需，转告贸易部门采购，可以比较重视，也节省人力（天津南开大学有一次定购一些精细的化学试剂，贸易部门因其量太小，不予采购）。 + +　　（八）思想问题——科学工作者必定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因此他本身必须学习马列主义，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彻底认识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向科学进军的必要性，才能鼓起勇气，完成任务。目前有几种思想情况是值得注意的：（１）必须遵从勤俭建国的号召，学习前辈富兰克林、居里夫妇们刻苦工作忘我劳动的精神。有些人太重视物质条件，脱离了我国现时的可能性，要求有良好的设备图书等，否则便认为无从发挥其能力，这种思想是不恰当的。（２）在现在的物质条件下要养成亲自动手独立作战的本领。如化学师应学自吹玻璃，机械师应会自配零件。有些试验室往往仪器坏了便抱怨没有小工厂承修，不如国外方便等等。照目前情况，有一部分困难须科学家自己动手克服的。（３）还有些人要求参加重点突击工作，参加伟大工程部门，否则就认为自己的工作与向科学进军没有多大关系，贡献不大，甚至发生自卑感。其实科学工作的范围非常广阔，在各个不同岗位上努力都是参加了科学进军。例如飞机制造确很重要，但如没有好油漆就会大大影响飞行的速度与飞机的寿命，所以油漆也是极重要的工业。与飞机工业有同等的重要性。 + +　　最后，在今年增产节约运动中，科学研究经费听说并没有减少，图书购置的外汇听说还有增加，郭院长说科学院今年要建六座大楼，这真是贤明的措施。我作为科学工作者之一，感到异常兴奋。事实上也只有发展科学才是最大的增产节约。例如长芦区的盐平均含氯化钠８８％—８９％，最低只８２％—８３％，后经久大永利工厂研究，知道利用该厂蒸铵塔废液中的氯化钙加入盐卤中，就可以使盐中的氯化钠的含量提高到９０％—９３％。经粗估计，如盐质提高１％后，每年永利碱厂就可以节约十万元左右。所以我们知道增产节约运动与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是分不开的，并且在此增产节约运动中，国家是打了大算盘的。我们科学工作者应当努力向科学进军来报答国家对我们的期望。我深信在党、政府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科学界的知识分子一定能和工农群众一样地以忘我劳动与艰苦朴素的作风，接受世界的先进技术与承继祖宗的丰富遗产，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康乐并且有高度文化水平的国家。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9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联系群众勇迈前进　陈调甫提出向科学进军中的八个问题”。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89.txt b/CCRD/1/3/2/00108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478bbff90b3b8c66359908d2da0eb2bed6550a5 --- /dev/null +++ b/CCRD/1/3/2/001089.txt @@ -0,0 +1,17 @@ +# 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 + +　　<杭州日报社论> + +　　中共杭州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已经胜利闭幕了。这次会议，检查和总结了过去二年多来杭州市的各方面工作，着重讨论了目前的形势，经过热烈的辩论，统一了认识，提出了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全民性的整风运动，把反右派斗争贯彻到底；就是要进一步广泛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毫无疑问，这次会议是推动本市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力量。这里，我们先就反右派斗争发表一点意见。 + +　　今年5月间，正当这次大会的预备会议在讨论如何整风的时候，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为时机到了，向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和全国各地的右派分子一样，以反对宗派主义为名，来反对我们党的领导；以反对官僚主义为名，来反对人民民主专政；以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为名，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们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分布很广，到处都有；他们的力量固不足惧，但也不可轻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不仅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策略，而且是蓄谋已久的。他们早就成立了各种反党集团。积极拉拢落后群众，扩展反党力量。他们企图先争局部，夺取文教界的领导，再争全部，夺取我们党的整个领导权。就在五、六月间的大约一个月的短时期内，他们利令智昏，四出活动，到处放火，有意打乱我们党的整风步骤，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狂妄已极，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但是，右派分子愈猖狂，也就愈能暴露他们的庐山真面目，愈有利于我们击败他们。 + +　　到了六月中旬，广大群众于忍无可忍之余，发起了对右派分子的反击，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现在，这个斗争正走向深入，并已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广大的工农群众、青年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拥护社会主义的工商业者，他们的觉悟程度大大提高，社会主义的立场更加坚定，纷纷参加了反右派的斗争。有些一时被蒙蔽的人，也开始擦亮眼睛，辨明是非，与右派分子划清界线，逐渐靠拢我们。右派分子经过揭发和批判，他们的种种外衣已被撕下，他们的庐山真面目已大白于世。原来，他们中间，有的是民主革命时期民主党派中的右翼分子，他们在这次进攻中，起了带头者和组织者的作用；有的是过去的当权派，是国民党时期的台上人物，他们早已臭名远扬，而又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这次他们以为天下就要大变了，又纷纷出动；有的是政治上一向心怀不满的人，以及其他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不甘于我们亡了他们的国，共了他们的产，他们总是在寻找机会，妄图实现资本主义的复辟。目前，这些右派分子已经身陷重围，他们的谬论已被驳得体无完肤，他们内部也已开始分化瓦解，有的已经低头认罪，有的却还在负隅顽抗。 + +　　但是，从全市范围来看，反右派斗争的发展还是不平衡的。民主党派、中教界、新闻界、文艺界、工商界等开展了；科技界、卫生界、小教界、宗教界等则未正式展开；市、区两级国家机关中，也只有部分单位展开，更多的单位即将开展。就已经展开斗争的单位的情况来看，有的已经搞得比较彻底，有的还搞得不深不透。某些躲在幕后策划的右派分子，以及混入共产党内、共青团内的右派分子，也未被全部挖掘出来。因此，当前的任务，就是要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 +　　必须认识，这次反右派斗争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是一场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去年，我们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解决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所有制方面谁战胜谁的问题。但是，光有所有制方面的胜利，是不够的，也是不巩固的，还必须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巩固地树立起来。这样，社会主义革命才算真正成功，社会主义制度才算完全巩固。这次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给我们生动地上了一课，使我们深切地认识到如果我们不在反右派斗争中取得完全的胜利，社会主义的事业是没有希望的。去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不就是一个有力的教训吗？因此，这次反右派斗争，是关系到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切身利害的斗争。在这个斗争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不确定对这个斗争所抱的态度，不能不有鲜明的立场，走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呢？还是走资产阶级领导的资本主义道路呢？何去何从，是丝毫也含糊不得的。我们希望大家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在斗争中，站稳立场，分清敌我，辨明是非，抓紧每一个宝贵的机会，努力改造自己，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 +　　为了争取这次斗争的完全胜利，市一级民主党派和工商等界，应当在斗争告一段落后，转入基层组织和各行各业中去。其他各界和市、区两级国家机关，也应当有领导、有计划地迅速开展起来或者深入下去，使全市的反右派斗争向纵深发展。在即将转入基层组织继续开展斗争的过程中，凡是已经开展斗争的单位，要继续深入发动群众，把斗争搞深搞透，对于已经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要加以系统的、深刻的批判，使他们完全孤立，决不可以松劲。在转入各行各业和基层组织以后，各级党委和国家机关党组应当加强对这个斗争的切实领导，党组织的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身掌握这一工作，把党内党外的右派分子全部挖掘出来，挖深挖净，一个不剩。对于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必须彻底揭发和批判，来不得半点温情主义。对于混入共产党内和共青团内的右派分子，应当同党外的右派分子“一视同仁”，决不能有丝毫的同情和姑息。我们决不要让任何右派分子都蒙混“过关”。姑息养奸，养痈贻患，这不但对我们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不利，就是对于一切可以转变和愿意转变的右派分子的改造，也是不利的。同时，我们也要严格划分右派分子和中间分子的界限，不要把只有一些右倾思想而并不敌视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人，错误地划为右派。在同右派分子作斗争的时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必须注意坚持辩论的方式，摆事实，讲道理。目前有些已经开展斗争的单位，对右派分子的批驳还不够有力和系统。我们必须组织力量，深入调查研究，用确凿的、经得起检查的事实，揭发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特别是要用经过分析的、有充分说服力的道理，深刻的、系统的批判他们的荒谬言论。这样，我们团结和教育最大多数的目的就能达到了，少数右派分子，不管他们低头认罪也好，无耻狡赖也好，他们最后总是被完全孤立和击败了。 + +　　这次会议决议指出，开展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是我们当前的两大中心任务。为了完成这两大中心任务，全市各级党组织，必须对各项工作进行统一领导，分工负责，明确重点，交叉进行，切实做到反右派斗争和生产、工作两不误，并且通过这个斗争，来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生产积极性，搞好增产节约运动和其他各项工作！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90.txt b/CCRD/1/3/2/00109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6f56d85234bcf8e7481a648a0349685b45d4ee0 --- /dev/null +++ b/CCRD/1/3/2/001090.txt @@ -0,0 +1,17 @@ +# 右派怎样歪曲“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 +　　<新华日报社论> + +　　一年以前，党中央根据多年与民主党派合作共事的历史条件，根据民主党派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愿望，为了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全面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出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是对民主党派的一个政治方针，也是对民主党派的一个希望。希望民主党派能真正继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改造自己的成员，并帮助其所联系的群众进行改造，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个方针是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的。我们知道，在抗日战争时期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先后产生的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影响下，都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有过不同程度的贡献。它们不仅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接受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表示愿意将自己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政党。几年来，它们对所联系的阶级和阶层的成员，起了一定的团结、教育和改造的作用，为社会主义事业作了不少工作。今后，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民主党派的成员及其所联系的群众，都要过社会主义的关，“脱胎换骨”，改造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如果民主党派能够按照它们曾经表示过的愿望，继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帮助其成员及其所联系的群众不断进步，继续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这不仅是它们所联系的群众所欢迎的，也是全国劳动人民所欢迎的。然而民主党派中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们却不愿这样干，由于他们一向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蓄意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所以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国内外的政治情况，当他们一听到这个方针的时候，就以为他们和共产党分庭抗礼，向共产党进攻的机会来了，于是歪曲这个方针，进行了一系列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有计划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实质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反动统治。 + +　　在我们江苏省，右派的头子们如“民盟”的陈敏之、“农工”的邓昊明、“民革”的李世军、“九三”的高觉敷之辈，他们禀承章伯钧、罗隆基之流的意旨，在民主党派内外，散布反党的思想和进行别有用心的组织活动。他们散布谬论说：要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民主党派就再也不要听共产党的话了，不要看统战部的颜色办事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了，只有民主党派能代表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了，等等。他们还说：要监督共产党，就要搞资本主义的议会，共产党只能在议会里讲讲话，不能实际进行领导，而民主党派，就要“大发展”，为议会制做好准备，为“监督”共产党创造条件。他们还利令智昏地认为共产党问题太多，整风局面不可收拾，非得民主党派出面不可。右派头子们在这种反动思想的指导下，便在江苏展开了广泛的活动。我们看到“民盟”的陈敏之耍弄两面派手法，忠实的执行章罗联盟的反动路线，煽动各级盟组织向党进攻；我们看到“农工”的邓昊明仆仆风尘，四出奔走，忙于在徐州、苏州、常州、扬州、南通等地布置据点：我们看到“民革”的李世军设宴于镇江，与旧社会的大地主、官僚政客“济济”一堂，发表填表，招兵买马；我们看到“九三”的高觉敷混身于南京高等学府之间，以“九三”院校长、秘书长之多相炫耀，以示诱惑。他们为了搜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资本，甚至不顾一切，企图把对党不满、政治历史面目不清、在过去历次社会运动中被斗争过的人，或者在反动政府中地位高、罪恶大的人，都打算网罗到民主党派中来。 + +　　很明显，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关于歪曲“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谬论及其组织活动来看，他们是企图将民主党派改造成为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政党，以便首先改变民主党派的社会主义方向和组织路线，摆脱共产党的领导，达到与共产党平分秋色、分庭抗礼的目的。然后时机一到，他们就要取共产党而代之，将中国拖回到右派分子所歌颂的资本主义“文明专政”的道路上去。事实也正是这样发展的。在大放大鸣之前，右派头子们早有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野心，等到大鸣大放开始了，右派头子们就有意地夸大缺点，抹杀成绩，到处点火，并且利令智昏地估计当前形势已到了“匈牙利事件的前夕”，自以为夺取党的领导权的时机来了，因而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貌便来了一个大暴露。现在，经过了对右派反动言行的大揭发，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了右派的言论是荒谬的，右派的活动是非法的，右派的立场是反动的。右派不仅违反了宪法，也违反了各民主党派“章程”所规定的政治纲领。他们是根本不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治基础了。 + +　　什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条方针的政治基础呢？简单说来就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要民主党派为人民效力，为社会主义做好事，而且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以取得人民对民主党派的信任。反之，如若民主党派被右派分子领上反社会主义的道路，则必将得不到人民的信任，则共产党对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愿望，也就无法实现。所以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人民的信任，是民主党派能否长期共存的关键。关于这一点，民主党派中的进步分子，也是懂得的，所以他们早已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帮助其所联系的群众进行改造，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等政治条件，规定在民主党派的“章程”中。而且多年来，民主党派中的左派和中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作了不少工作，办了不少好事，目前还正在积极地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行着尖锐的斗争。然而右派分子的理论与行动，却是与此背道而驰的，他们不要民主党派成员按照社会主义的需要进行改造，他们梦想着资本主义的两党制或多党制，要搞什么轮流执政，他们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他们还用什么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合法利益”作幌子，实际上他们所代表的只是资产阶级想复活资本主义的所谓“利益”。试想如果民主党派的领导权为右派所篡夺，他们还会按照社会主义的要求来改造民主党派吗?他们还会走社会主义道路吗?当然不会的。果真如此，所有的恐怕只是旧中国曾经有过的屠杀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屠杀劳动人民的局面罢了，还有什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础呢？ + +　　民主党派要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单靠它们自己的力量行不行呢？事实说明，世界上没有任何剥削阶级会自动放弃其剥削立场和世界观的，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办到。因此，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与否，首先关系到民主党派能否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同时关系到民主党派的成员能否改造的问题，这又是一个重要关键。当然，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不是不可以通过批评和提意见，向党实行监督的。实际上，共产党不是自从成立以来，就在接受着全体人民(首先是劳动人民)的监督吗?民主党派所代表的是人民中的一部分群众，它们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对共产党实行监督的事实，也是早已存在了。现在，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只要按照毛泽东主席所提六条政治标准，通过批评和提意见对共产党实行监督，共产党都是欢迎的。对于民主党派这样的监督，当然也是欢迎的。但是，右派分子却不甘心遵循上述六项政治标准发挥互相监督的积极作用，他们借“监督”之名，搞反共的阴谋勾当，争取什么不要共产党领导的所谓“平等”，他们硬说接受共产党领导，就不能对共产党实行“监督”，而专门在搞寻找并夸大共产党缺点的“监督”，搞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领导的“监督”。其实，这算是什么“监督”，只是要搞垮共产党而已。所以我们必须指出，经过右派所歪曲的“监督”，实质上是反对共产党，搞垮共产党的“监督”，经过右派所歪曲的“共存”，实质上是“我(右派)存你(共产党)不存”。 + +　　这样看来，右派分子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旗子下，所积极图谋的是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改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采取的手段是拒绝改造，推翻共产党，向党争夺对国家的领导权。所以在大鸣大放和帮助党整风的时候，右派分子集中火力拼命地向党进攻，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了。但很值得我们警惕的是：民主党派如果按照右派所指点的方向走去，那就不是为人民效力，不是为社会主义做好事，而是为社会主义做坏事，是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这当然要遭遇到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反对，就是爱国的广大知识分子和爱国的资本家，也是不会同意的。如果真要到了这个地步，民主党派在中国还有什么与共产党“长期共存”的社会基础和政治条件呢？连“短期共存”的条件也没有了，更谈不到与共产党“互相监督”了。可见，右派为民主党派设计的道路，是自绝于人民的道路，是自杀的道路。 + +　　现在，江苏省人民正和全国人民一道，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工人阶级的带动下，进行着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一场伟大的革命斗争中，所有劳动人民固然都要过社会主义的关，而民主党派及其成员，尤其要过这一关。民主党派能否在这场斗争中站稳社会主义的立场，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接受共产党领导，积极改造思想，粉碎右派势力，并清除其思想影响，与民主党派之是否能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政党，是否能取得人民的信任，是否能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着决定性的关系。我们希望江苏省所有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各民主党派成员，动员起来，和人民群众一道，坚决地向右派展开广泛深入的斗争，为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创造条件，并从斗争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坚决走向社会主义。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92.txt b/CCRD/1/3/2/00109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ce1e9152ed151574640013f22cd189f6cb4008e --- /dev/null +++ b/CCRD/1/3/2/001092.txt @@ -0,0 +1,15 @@ +# 共青团需要什么样的干部 + +　　<《中国青年报》社论> + +　　共青团云南省委机关，经过群众性的揭发和斗争，查清了该省的团委副书记董学隆，原来是一个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件事，再一次地向我们提出了共青团应该选拔怎样的人来担任团的领导工作，共青团的干部应该是怎样的人。 + +　　大家知道，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助手呢?它是党进行革命斗争的助手，是团结全体青年为消灭剥削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助手，是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一代的助手。正因为共青团是一个这样的组织，它担负这样重大的任务，因此它必须选拔对共产主义事业最忠诚可靠的人，来担任团的领导工作。政治是共青团选拔干部的首要标准。这就是说，共青团的干部首先要有自觉的坚定的工人阶级的立场。他不仅在过去能够为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奋斗，而且在今后也能够为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而斗争到底。他要有高度的政治警惕性，能够随时识破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准备随时挺身起来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共青团的干部要能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他懂得青年运动只是党所领导的全体人民运动的一部分，没有党的领导，也就没有共产主义的青年运动。我们的干部当然应该朝气蓬勃，富有创造性和主动性，而这一切目的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党的主张，更好地去完成党所提出的任务，因此他总是自觉地牢牢依靠党的领导，遵守纪律和组织原则。共青团的干部还应该是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人。他不闹个人野心、不闹风头主义、不计较个人得失，因此他也能够表里一致、光明磊落、作风正派。这一切，是所有共青团干部、特别是高级团委领导干部所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条件。我们必须保证共青团的干部，在政治上个个都是最坚定的、最彻底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不可能想像，如果共青团的干部都是些政治上不坚定的人，共青团还能够充当党的可靠助手。我们更不能容许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篡夺团的领导，腐蚀团的饥体，把青年引向政治的歧途。保证共青团干部政治上的纯洁性，是我们团的建设最最重要的事情。 + +　　那末，大家来看看董学隆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在国民党镇压进步学生运动的时候，临阵脱逃，又在革命大局胜利已定的时候，混入了共产党。他用欺骗、吹嘘的办法，骗得党的信任，又用许愿、吹拍、讨好等恶劣手段拉拢干部，树立个人威信。他利用所窃取的职务地位大量贩卖资本主义的私货，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素。他又把整风运动看成是进行反党活动、篡夺团委领导的好机会，到处点火，拉拢落后支持右派，挑拨、打击团省委领导，企图实现其个人野心。试问这里哪有一点共青团干部的气味呢?我们让这样的资产阶级野心家窃据共青团的重要职务，那不是最大的危险吗?欺骗总有一天要拆穿的，在革命队伍里搞投机也一定要失败的。这次整风运动的重大收获之一，就是一些混入团内的野心分子、投机分子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阶级异己分子，暴露了他们的真实面目，这也就大大有利于我们纯洁团的干部的队伍。 + +　　许多右派分子总是想用“才能”来动摇我们选拔干部的政治标准。董学隆就吹嘘自己是“知识里手”、“富有才华”、“最能干的人”。我们团的干部要不要有才能呢?当然要的。我们党就一贯提倡干部要“德才兼备”。但是即使对于才，我们还是从政治观点去看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两种完全相反的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才能和反社会主义的才能。例如董学隆把所谓“思想活跃”作为才能的一种表现。我们就要查一查，这是什么思想在活跃，是资产阶级思想呢，还是工人阶级思想。一切右派分子都是经不起这样一查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董学隆要竭力反对“阶级分析”的缘故。 + +　　在青年团的干部中出现了一些右派分子，这是并不奇怪的事情。在革命的高潮中，必然会有一些不纯的分子混进革命的队伍，而暂时没有被发现，在今天革命转变的关头，也必然会有一些不坚定的分子，不纯的分子，过不了社会主义的关。但是如果我们对这种现象不加以警惕和重视，也就会对我们团的工作造成极大的危害。干部工作应该成为我们日常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我们都要学会正确地去识别干部。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为要保证我们团的干部政治上的纯洁，除了要选拔政治坚定可靠的人来担任领导工作，坚决清洗一切阶级异己分子外，还应该加强对干部日常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我们共青团的全体干部都要在斗争中经受锻炼，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对于许多没有经受劳动锻炼的知识分子干部，还要提倡到工矿、农村的基层中去工作，努力改造自己成为真正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 +　　 ----来源：《反右派斗争学习材料》，共青团长春市委宣传部编印，1957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93.txt b/CCRD/1/3/2/00109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45697c467ea0965cdc72f5bbccc367cc6d9c586 --- /dev/null +++ b/CCRD/1/3/2/001093.txt @@ -0,0 +1,25 @@ +# 彻底粉碎省文联的右派反党集团 + +　　<《安徽日报》社论> + +　　以戴岳为首的省文联右派反党集团的材料已经连续在报上公布。这个右派反党集团不仅罪行严重，而且极其凶恶，为了要粉碎这个反党集团的破坏言行，我们必须认识它的几个特点。 + +　　首先，这个右派反党集团的反动言行是由来已久的。他们的反动言行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二百”方针提出以前：这个右派反党集团的首脑戴岳，由于怀有政治野心，就蓄意笼络和重用反革命分子及其它坏分子，培植自己的反党势力，并玩弄两面手法，进行反党的阴谋活动。文联的其它右派分子也散布过许多反动谬论，例如，早在一九五三年，右派分子王影就曾经丧心病狂地对全国人民所爱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造谣中伤，他诋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纪律不好，企图破坏中国人民军队纪律严明而为举世闻名的荣誉。在学习“八大”文件时，右派分子谢竟成等人，除子散布破坏合作化运动、攻击双季稻等反动谬论以外，并且恶毒地反对社会主义选举制度，诋毁我们的选举制度“不民主”。“二百”方针提出以后，这个右派反党集团歪曲和利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口号，猖狂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破坏活动。首先，他们打着贯彻“二百”方针的幌子，明目张胆地篡改了“江淮文学”的政治面貌，把“江淮文学”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在“江淮文学”上连续不断地放出了更多的毒草，从各个方面诬蔑和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事业。其次，他们曲解“鸣、放”政策，并作出了香花和毒草可以同时共存的论点，以此抵制一切正确的批评。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实质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甚至公然要挟省委只反教条主义，不反修正主义，企图以反动的资产阶级观点来篡改我们的文艺方针。再次，他们借口反对林洛里的批评文章，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省委。今年三月上旬，本报发表了林洛里批评“江淮文学”编辑部的文章，这篇文章指出：“江准文学”上发表了许多坏作品，“江淮文学”编辑部内部腐败不堪，戴岳等人大闹长江饭店和钱锋等人生活腐化。通过上述事实，针对“江淮文学”编辑部的领导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这篇文章基本上是正确的(在当时来说，方式上有些粗糙，但是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批评得还很不够)。戴岳认为本报发表这篇文章是省委整他，于是，抓住这篇文章作为由头，发动这个右派反党集团疯狂地向省委进攻，企图实现他们蓄谋已久的反党阴谋。他们企图用搞大民主的办法，密谋印发“呼吁书”，通电中央和邻省有关部门(因为遭到反对而停止)，妄想利用别人不明真象，骗取支持和同情，进行混水摸鱼。同时，他们诋毁本报发表林洛里的文章，是由于省委缺乏“放”的精神，大喊大叫安徽是“冬末”、“春寒”，并且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诬蔑省委不懂“二百”方针，不能领导文艺。他们还利用宣传会议攻击省委，推翻省委关于林洛里文章的正确结论，诬蔑省委对林洛里文章的结论“只讲是非，不讲政策”，企图迫使省委放弃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接受他们反动的资产阶级观点。除此以外，这个右派反党集团还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事业大肆诬蔑和攻击。他们公然为帝国主义宣扬资产阶级民主，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诬蔑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都是“形式”；他们诋毁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政策，诬蔑实现了合作化的新农村是“树砍光、鸡杀光、农民没钱买粮食”；他们攻击党的干部政策“是用组织手段培养官僚主义”，诬蔑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奴才性”，辱骂党的积极分子都是“搧小扇子、拍马屁的人”；他们对党的领导干部表现出刻骨的仇视，诋毁党的领导干部都是“官僚主义者”，毫无人性地狂嘷“要把这些官僚主义者统统杀掉，用蒸笼蒸”。戴岳还制造谣言，说中央电报责成省委检讨国民党作风，企图以此煽动一切右派分子向省委进攻。其卑鄙竟至如此。反右派斗争开展以后：这个右派反党集团的一系列阴谋活动被揭发出来，激起广大群众的公愤，遭到了迎头痛击。这批右派分子采用了其它右派分子所使用的一切卑鄙手段，千方百计地玩弄各种花样，顽强地抵抗人民的反击。他们避重就轻，进行抵赖，订攻守同盟，甚至还躺下装死，并且散布谎言，欺骗群众，无耻地把他们长期以来所进行的反党活动，说成是由于林洛里的文章引起的，是“个人之争”，是“意气用事”。此外，他们还从理论上进行诡辩，掩盖他们反党的实质，说他们反党范围只限于文艺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企图蒙混过关，梦想东山再起。 + +　　其次，这个右派反党集团之所以闹得这样凶恶，这样猖獗，是由于这批右派分子由“单干”到“合作”，由党内到党外，逐步发展成了一个反党的组织。这个反党的组织是个牛鬼蛇神的大集合，各种妖魔鬼怪应有尽有，“主帅”戴岳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治野心家，它的几个核心人物中，有曾经当过汉奸的王影，有既是政治上招谣撞骗的流氓又是一贯玩弄女性的道德败坏分子钱锋等人；这个右派反党集团的成员中，还有叛徒吴文慧、罗秋帆，胡风分子张禹，当过反动军官的吕伯俦等人。这批一贯仇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肮脏人物，在戴岳的组织和指挥下，更猖狂地进行了反党活动。在省文联机关里，和他们臭味相投愿与他们朋比为奸的人，他们就认为是“好人”，积极争取、拉拢；而对站在党的立场上，维护党的利益的同志，他们则认为是“坏人”，竭力打击、排挤，有的同志被排挤出去了，有的同志被打击得不敢讲话了。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操纵了整个省文联的领导权，把省文联机关一度变成了资产阶级所控制的组织，反革命集团所控制的组织。 + +　　第三，因为这批右派分子结成了一个反党的组织，同时他们的反党活动又是蓄谋已久的，因此，这个右派反党集团不仅有政治纲领，而且他们的反党活动都有计划、有步骤、有指挥。他们的政治纲领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一切政策，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切成绩。他们以反对省委作为实现反动政治纲领的一个重要步骤，利用各种机会有计划地进行反党活动。这个右派反党集团由戴岳在幕后运筹帷幄，密授机宜，由钱锋、王影、石青、耿龙祥等人在前线冲锋陷阵，而那些政治历史上极其肮脏的叛徒、胡风分子、反动军官则分列两班，供献计策，充当“军师”。在这个右派反党集团里，右派分子还作了具体分工，各有各的专门任务，钱锋负责“外交”活动，王影负责研究对策，石青负责控制“江淮文学”，耿龙祥负责搜集“情报”，事实上就等于组成了一个反革命的活动委员会。所以，这个右派反党集团决不是一个一般的右派集团，而是一个极其阴险恶毒的反动政治集团。 + +　　省文联右派反党集团怎么会发展到这样严重程度的呢？这一事件给我们一些什么教训呢？首先，通过这一事件使我们进一步看到自由主义的危害。省文联右派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有些同志不是毫无知晓的。但是，由于这些同志存在着严重的自由主义，因此，对于破坏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言行，明知不对，也不作原则上的争论，也不展开批评和斗争，也不越级反映，而放任不管，听其自流，保持一团和气。因此，这些右派分子就肆无忌惮地加紧其活动，从容不迫地发展反动组织，就越来越嚣张。很明显，这种嚣张气焰是自由主义思想纵容起来，是自由主义的土壤使其滋长蔓延起来的。由于这种客观上的纵容，结果使省文联机关和党组织被反党分子所盘据，而成了反党分子的独立王国。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提醒我们：自由主义是革命队伍内的腐蚀剂，是一种十分有害的思想，为了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彻底战胜资产阶级，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和克服自由主义。只有这样，才能贯彻积极的思想斗争，才能更高地举起马列主义的战斗旗帜! + +　　其次，更为严重的是，在省文联右派反党集团事件中，还暴露出我们党内有某些同志存在着不可容忍的右倾情绪。这些人对于疯狂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熟视无睹，甚至把牛鬼蛇神当作好人，因此，不仅不向反党分子展开斗争，反而对反党分子受到批评而大叫委曲的无耻谰言表示同情，甚至不惜加以袒护，在某些问题上错误地为之进行诡辩，力图代其掩饰。这就更加助长了反党集团的反动气焰，促使他们更加明目张胆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制度进攻。这种右倾情绪的产生，基本原因在于他们的阶级立场不稳，他们不仅对当前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的尖锐复杂的性质认识不足，而且分不清大是大非，譬如对林洛里的文章，他们不支持他的正确立场，反而对其方式问题吹毛求疵，是非颠倒，结果反党分子气焰嚣张，革命事业就不可能不受到损失。从这可见右倾情绪是右派分子的帮凶。所以，我们在反右派的斗争中，不仅要认真克服当前的温情主义，而且要认真揭发帮助右派分子滋长蔓延的右倾思想。 + +　　省文联右派反党集团之所以嚣张到如此境地，当然主要是由于这些反党分子的资产阶级立场所决定，但是，有关同志放松了政治警惕和政治斗争也不能不是这恶果之所以发展的重要原因，这正说明涓涓不壅可成江河，养痈不治可遗大患的道理。事实也都证明：不管任何地方和任何部门，只要放弃了政治思想斗争，那末，那个地方、那个部门就会成为敌对的思想观点复活和发酵的肥土沃壤，各种坏分子就会自然而然地聚集起来，抓住这个“缺口”，张牙舞爪，兴风作浪，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所以，为了维护党和社会主义的利益，为了不给牛鬼蛇神有空子可钻，我们就一刻也不能放松政治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对于各种错误的和反动的思想言论必须及时展开严格的批判和坚决的斗争，使各种毒素和细菌不能在革命队伍中滋长。 + +　　现在，省文联右派反党集团的阴谋已经揭发出来了，其中也有人已交代了不少材料和作了初步检讨(如石青)，这是我们反右派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些反党分子所造成的危害是相当严重的，影响是十分恶劣的。他们操纵了省文联党组和“江淮文学”编辑部的领导权，并利用这些工具在群众中散布了不少毒素，而且为其它右派分子制造了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的炮弹。这个反党集团的疯狂性已经达到极点，他们为所欲为，毫无忌惮，任何人都不能碰它，正如他们自己所形容的象“一窝马蜂”，谁要惹它，就群起而攻之，连省委也不能批评他们。这些反党分子不仅这样嚣张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而且还施展各种手段，腐蚀了许多立场不稳和有严重个人主义的人，把他们拉到反党的泥坑中。要是没有这次反击右派的斗争，没有这次大辩论，可以预计，这个反党集团还会干出更多的恶行，还可能更加扩大其活动范围，由文联机关而发展到别的许多部门，也可能篡夺更大范围的党的领导权，大肆兴风作浪。因此，我们必须足够认识这个反动集团的反动本质及其严重危害，象粉碎党外右派分子一样，彻底粉碎这个凶恶的隐藏在党内的右派反党集团! + +　　为了彻底粉碎这个右派反党集团，我们应当乘胜追击，不能温情主义，不能草率收兵，不能被右派分子的假检讨所蒙蔽，不能被怪议论所迷惑，必须把这般牛鬼蛇神所有的反动言行全部挖掘出来，给以无情的驳斥；同时，必须揭穿他们企图蒙混过关的各种阴谋诡计，粉碎他们所谓“仅仅是文艺思想问题”、“反党是由于意气用事”等无耻谎言，决不容许他们以花言巧语混淆视听，减轻罪责。在这场尖锐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过去曾经受过这个右派反党集团所蒙蔽、所影响，有过错误言行，有过右倾情绪的同志，应当进行深刻检查，切实改正错误，而最能证明自己是否有改正错误的决心的标志，是坚决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积极投入到反右派斗争中去，和反党分子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不能认为光写个不接触实际的检讨就能改正自己的错误，只有站出来和反党分子斗争，在风浪中考验自己，才能有利于自己的思想改造和政治锻炼! + +　　目前，整个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发展中；在文艺等战线上的反右派斗争也已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了。为了要使文艺队伍中的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我们也要和整个反右派分子的斗争一样：根据团结教育大多数、孤立右派分子的方针，根据说理和揭露事实的方针，再接再厉地使反右派斗争深入，再深入，把一切右派分子的真面目彻底暴露出来，对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给予彻底的打击。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首先要把省文联机关中以戴岳为首的反党集团彻底粉碎，因为这个反党集团是文艺队伍中反党的首脑集团，不彻底挖掘和粉碎这个集团的反动言行，那末在文艺队伍中的反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就不能顺利前进。 + +　　 来源：《安徽日报》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95.txt b/CCRD/1/3/2/00109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cec58bc8f81943cb6a9bdc05b93f983d4ed517f --- /dev/null +++ b/CCRD/1/3/2/001095.txt @@ -0,0 +1,23 @@ +# 事实胜于雄辩 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粉碎了右派的恶意诬蔑 + +　　<《文汇报》社论> + +　　近来在全国和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上，提交代表们审查的关于1956年决算和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以及1957年预算和国民经济计划，以各种数字表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取得了巨大成绩之后继续胜利前进。这就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否认我们八年来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性的恶意诬蔑。 + +　　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1%，是近年来工业生产增长最快的一年，已经提前一年并且超额9.5%完成了五年计划。以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计划数字同1952年的实际数字相比，增长一点二倍之多。农业生产即使在遭受了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自然灾害之下，全国农业和副业总产值仍比上年增长4.9%。1957年的农业计划如果完成，农业总产值将比1952年增长26%。除工农业生产外，其他如基本建设、文化教育或者财政收支等方面，也都表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成功。 + +　　右派分子诬蔑我们的建设没有成绩。拿新旧中国的工业生产比一比吧。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的钢产量将达一千六百三十万吨，而1900一1948年这49年间的钢产量只有七百六十万吨。再以工业基地的上海来说，从1843年上海开埠到解放前一年这105年的生产总值，仅仅相当于1956年一年所增长的产值。到底建设没有成绩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新中国，还是在满清王朝、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下的旧中国? + +　　我国各条战线上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是全国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是共产党所领导的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的胜利。以社会主义改造来说，全国农户的96.3%和手工业者总数的92%都已组织合作社，七万户的私营工业企业已经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将近二百万户的私营商店已经变为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或者直接变为国营商店。由于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这就大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 +　　右派分子把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都说成“一团糟”，是完全错误的。仅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来说，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业总产值，1956年比1955年增加32%。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最集中的上海，1956年新公私合营企业的生产总值比1955年私营时期增加42.90%，同期间的劳动生产率也增加了27.30%。如果不是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这些公私合营企业的生产力能获得这样飞跃的发展么? + +　　随着解放后我国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得到逐步的提高。1956年国家机关、公私企业和事业的职工增加到二千四百万人，七年来解决了一千三百万人的就业问题。1956年职工的平均工资比1952年提高了将近37%。农民的收入也有所增加，1956年凡受灾不大或没有受灾的地区，约有75%左右的农户增加了收入。 + +　　右派分子故意抹杀这些事实，诬蔑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了，甚至现在还在诬蔑国家的积累太多了，不重视人民的消费。社会购买力，1956年比上年增长了15.6%，历年来国家用于社会文教费的支出也不断增加。这不是表明广大人民生活显著改善?至于国家是否积累过多而不重视人民的消费呢?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积累约占22%，消费约占78%，大体是适合我国的具体情况的。再以1956年的情形来说，该年职工的人数增加多了，职工工资的增加也有一部分人增加得多了一些，再加上其它因素，使得去年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供应都较紧张，并且因此而减少了国家的物资后备力量。这当然是1956年工作中的缺点，但决不是如右派分子所恶意诬蔑的那样，说什么国家积累过多而不重视人民的消费，他们这种说法是故意歪曲事实，离间人民和政府的关系。 + +　　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1957年，现在将近有三分之二的时间过去了，照1957年的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来看，基本上是良好的，预计可以超额完成计划。工业生产预计将超过五年计划指标13%以上，基本建设将超过14%，如果能够争取农业丰收，不遭受大的自然灾害，我们就能顺利完成1957年的各项指标。到那时候，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将要超额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就将要建立起来了。 + +　　自然，由于我国人口多、耕地少、经济落后，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前进过程中的困难还多。拿目前来说，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赶不上人民生活水平逐渐增长的需要，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发展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生产资料的发展方面，原材料工业的发展又落后于加工制造工业发展的需要。我们全国人民除了应当继续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勤俭建国的方针，努力完成国家的各项计划指标外，必须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右派恶意诬蔑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切谰言，同时对于政府的经济工作随时提出善意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以便正确地解决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出现的矛盾，使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获得更多更大的成就。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8月2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096.txt b/CCRD/1/3/2/00109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f1ebd409f521f81840a8d4bbf3675d7e4d1322a --- /dev/null +++ b/CCRD/1/3/2/001096.txt @@ -0,0 +1,31 @@ +# 右派分子攻击老干部的阴谋何在 + +　　<《解放军报》社论> + +　　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总要拿出一支毒箭，对准我们的老干部射来。他们辱骂老干部是“贵族集团”，“叫教条主义灌死了脑子”，“摆老资格，思想硬化”，“不学无术官气凌人”……。右派分子为什么对我们的老干部这样势不两立呢？他们这样恶毒地攻击老干部的阴谋何在呢？ + +　　其实，右派分子的鬼把戏并不难戳穿。他们发动对党的进攻，其野心是要推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使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但是，他们在打这个如意算盘的时候，却有一支钢铁的人民军队在他们的身边。右派分子懂得：不整垮这支军队不能达成其推翻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的“大业”；但是要想整垮这支军队，又谈何容易！右派分子就如此这般，想出一条“锦囊妙计”——丑化和攻击军队的老干部。他们心想：老干部是军队各个方面的栋梁之材，把这些栋梁整垮了，党对军队的领导这座大厦岂不是不攻自倒？这样，他们就可取而代之，实现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美梦”。 + +　　他们制造这个诡计是煞费苦心的。既要达到整垮老干部、篡夺军队领导的目的，又要寻找和制造各种攻击老干部的口实，来欺骗和煽惑群众。 + +　　右派分子说：“老干部过去打仗行，有汗马功劳；现在领导现代化建设，领导科学不行，应当下台，让位给懂科学的人来领导。”他们说的是让位给懂科学的人来领导，实际上是要让给右派分子来“领导”，不过借此煽起一些知识分子对老干部、对工农干部的不满罢了。 + +　　我们的老干部，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对党的事业抱有无限的忠诚，有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坚强意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政治立场坚定，原则性强，经得起革命大风浪的考验；他们与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他们有着丰富的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和部队实际工作的经验。正是因为我们的老干部具有这种优良的政治品质和领导革命斗争的才能，所以不但过去能够率领军队战胜国内外强大的敌人，而且在今天也能够按照党指出的方向领导我们完成我军现代化建设和保卫祖国的任务。我们党对军队的领导，我军光荣传统的保持和发扬，正是通过老干部在各方面工作中的骨干作用和核心作用来实现的。近几年来，我们部队在现代化建设中能够获得如此迅速的进展，我们的国防如此巩固和坚强，是与我们老干部所起的这种作用分不开的。如果我们军队的工作不是由我们久经考验的老干部来领导，而是让位给右派分子来“领导”，那我们几十年英勇奋斗的结果，我们用鲜血换来的人民的幸福，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岂不是会断送得一干二净吗？ + +　　我们很多老干部都是工农出身，科学文化水平低是事实。但这是旧社会给工人农民带来的痛苦，怎么能责怪他们自己？应该看到，很多工农出身的老干部，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由于党的教育培养和自己努力，文化知识水平是提高了；虽然现在仍感不足，但是并不因此就使他们不能够担负领导我军现代化建设，领导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的重任。在军事问题上，在领导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问题上，我们那些经过几十年战争锻炼的老干部决不是“外行”，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内行，右派分子妄图拿老干部科学文化水平低这一点来作进攻的借口，那叫做枉费心机。当然，我们的老干部决不会满足于自己的水平，他们要继续努力学习建设现代化军队的本领，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并且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克服工作和思想作风上的缺点。这是为了使我们的事业前进所必需的，但是，这和右派分子的诬蔑谩骂完全是两回事。 + +　　右派分子还骂我们的老干部“凭老资格吃饭，占住毛坑不拉屎”。他们甚至狂妄地说：“把钱算给他，打发他走”，“多给点薪水，让他们去当马夫”，“送他们到功勋养老院，把他们养起来”。右派分子对老干部这种诬蔑谩骂，只会引起我们无比的义愤！ + +　　（老干部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有光荣的革命历史。他们为了革命的胜利，受尽千辛万苦，流血流汗，英勇不屈，数十年如一日。他们这种“老资格”是我们永远值得学习的榜样。我们说，我们选拔和使用干部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但这不是一句空话。看一个人的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不能凭着一时一事的表现，而需要从长期的斗争中来观察他的本质。为什么我们让一些久经考验的老干部来担负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原因就是他们不但具有领导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他们更具有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心，而且这两方面都是经过长时间的考验的。我们军队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支柱，是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堡垒；我们不把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交给政治上最可靠、最有革命斗争经验的老干部，难道说还交给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不成么？） + +　　在我们军队中，除了老干部、工农干部以外，还有大批的年轻干部、知识分子干部。这两部分干部，都是根据他们的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来适当地分配他们的工作职务。在工作中，他们能够紧密团结，相互学习。工农老干部带领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并向他们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知识分子干部尊重老干部，学习他们优良的政治品质和革命斗争经验。这是我军的一个光荣传统，也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再向我们指示的。今年八一前夕，刘伯承元帅对本报记者的谈话中也明确地指出：“老年干部大都是大革命时代和十年内战时期参加革命的，他们现在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至少是四十五岁以上。那时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很少，大部分是工农分子。他们虽然斗争经验丰富，但是文化程度低。抗日战争时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进来了，但是也不很多。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参加我军的知识分子是多了，因此，要把我军光荣传统继承下来，并且发扬光大，就必须老年干部和年轻干部结合，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结合，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由此可见，我们这两部分干部要很好地团结，有工作经验的人和有书本知识的人要很好地结合。特别是对年轻的知识分子干部来说，因为他们参加革命时间短，缺乏实际革命斗争的锻炼，有些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在政治上和思想意识上还存在很多不健康的因素，在大风浪中常常站不稳立场，明辨不了是非，因此，他们必须虚心地向老干部学习，加强对自己的思想和政治改造。右派分子谩骂我们老干部“凭老资格吃饭，占住毛坑不拉屎”，无非是企图煽起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干部对老干部的不满，挑拨老年干部与年轻干部，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不团结，以便坐收渔人之利。 + +　　右派分子攻击老干部的再一个口实，是说老干部待遇优厚，生活“特殊化”，不合乎“按劳取酬”的原则。说什么：“如果真正按劳取酬的话，老干部的劳就不如知识分子，但是现在老干部拿钱多。” + +　　右派分子攻击老干部的所谓“特殊化”，所谓“不合乎按劳取酬原则”，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是出自“平均主义”的要求。如果把他们对老干部的这种诬蔑，仅仅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那就正好上了他们的当。因为他们用这种借口攻击老干部的目的，并不在于满足他们薪金待遇上的平均主义要求，当然他们更不是为了帮助某些老干部克服生活作风上的缺点和不够检点的地方。他们的用意完全不在这里，而在于利用某些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平均主义思想，利用某些老干部生活作风上的缺点来大做文章。他们甚至诬蔑老干部已经“向着特殊人物方向转化”，已成为“特殊化集团”，说什么“旧的阶级消灭了，新的阶级出现了”，认为我们老干部是“新的剥削阶级”。右派分子丁乙甚至威胁说：“革命本来是活不下去了才引起的，将来如有活不下去的时候，革它一命又何不可！”右派分子攻击老干部的目的，原来是要煽动人们起来“革命”。他们是要革老干部的命，革共产党的命，革社会主义的命，难道不是很明显吗？ + +　　我们说，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还刚开始，人民生活水准还不高，因此，我们的薪金待遇不能过高，上下级之间不能过分悬殊，这当然是对的。国家在制定军官薪金标准时，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从去年起，师级以上军官的薪金还有所降低。但是尽管这样，我们干部之间的待遇，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就是在过去的战争年代里，由于工作的需要，在物质待遇上也还有某些差别。我们干部的薪金根据职务的不同需要有适当的差别，这正是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是公平合理的。在我们有些同志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他们不去和别人比劳动，比对革命的贡献，比工作的成绩，而专门比薪金多少，比待遇享受，因此不满意自己的地位待遇，反过来对职务和待遇比自己高的同志，就认为是“特殊化”、“不平等”。在我们职务较高的同志中，个别的思想作风上有缺点，有的追求享受脱离群众，这种现象当然是不好的，应该批判和纠正。因为，右派分子正是钻这些空子来向我们进攻，来达到他们攻击老干部、攻击我们社会主义的按劳取酬原则、煽动群众对党进攻的卑鄙目的。 + +　　右派分子攻击老干部的阴谋何在呢？用右派分子胡士元不打自招的供认，就可以作出结论。他说：“要是把老干部都撤掉，毛主席就得下台。毛主席就是靠这些老干部，把老干部撤掉，就像砍掉他的手足一样。”原来这就是他们的“锦囊妙计”啊！现在怎样呢？玩火者自焚，该是他们自食恶果的时候了！ + +　　 ---- 原载《解放军报》1957年8月2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100.txt b/CCRD/1/3/2/0011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7bdafd8d2c75603f9bc43c77fc0ad4624d6f288 --- /dev/null +++ b/CCRD/1/3/2/001100.txt @@ -0,0 +1,17 @@ +# 论智与愚 + +　　<《新华日报》社论> + +　　社论说：有一些右派分子叫嚣什么“愚者退位”，“智者就任”（也有的地方是提“贤者”）；“愚者滚蛋”，“智者上台”。他们把忠心耿耿为社会主义工作的共产党员，统统加以丑化，骂为“愚者”，要将他们扫地出门；而把那些披着专家、学者外衣的右派分子，统统加以美化，封为“智者”，要使他们登台挂帅。这些右派分子显然想用这智愚二字，作为反共的弹药和凶器。 + +　　社论说，但是，他们的目的是达不到的。因为一个人的智愚的问题，首先是政治立场、政治方向问题，也就是人们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关系问题。革命是智，反动是愚，这是问题的根本。但凡一个人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和历史发展的规律完全一致，因而能够认清客观真理，维护历史前进的利益，这才是智者；反之，但凡一个人站在反动的立场上，违反历史前进的方向，因而利令智昏地歪曲客观真理，阻挠社会的进步，那就是愚人。以此言论，人们就可以知道，共产党员，工农干部非但不愚，而且是大智。因为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团结群众，曾经为民主主义革命而战，现在还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战，他们的阶级立场是坚定的，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他们的行动是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的，他们才是真正智慧的人。反之，右派骨干如高觉敷之流，过去曾经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帮蒋介石研究什么“士气，为何不振”的士兵心理，现在又干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在中国已经完成了民主主义革命和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还想把历史车轮拉向后退，那就尽管他的知识很多，也不能改变他根本上的反动和愚蠢。 + +　　社论中写道：难道一个人可以离开一定的阶级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的地位，来空谈他们本身的什么智愚吗？右派分子正是这样来空谈智愚、妄图煽起反共的火焰，这是根本荒谬无理的。 + +　　社论说：对于一部分右派分子吹嘘他们具有科学知识这件事本身，也要作具体分析。知识有两大类，一类是生产斗争的知识——自然科学；一类是阶级斗争的知识——社会科学。历史证明，进步的社会科学，总是属于进步阶级的，反动的阶级不可能具有真正作为科学的社会科学。就是自然科学，归根到底还是由物质生产的需要和整个社会发展的需要来决定的，进步的世界观对于自然科学也是有严重影响的，所以也总是进步的阶级才能代表自然科学的发展。由此可见，并不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们才是掌握科学的聪明人，而倒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才是真正促进科学发展的巨大力量。工农劳动人民不但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文化的创造者，他们才是大智大慧的英雄。当然，我们承认，有些右派分子也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的知识，但是，他们在社会科学方面却是很糊涂的。比如有一些右派分子，满脑袋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思想，他们说什么“马列主义不如佛学”，宣传什么“密宗”的“灵魂不灭”，叫嚣什么“是你错的辩证法”等，他们在这方面就是最愚蠢的人。至于他们所具有的自然科学知识，那也是有一定范围的。他们所知道的，也不过是一种科学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分支，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万能博士”。今天科学对于宇宙各方面的研究，广阔如海，根本不值得拿自己的一点点科学知识就来傲视一切。这样做，也不是什么聪明的事。更何况这些资产阶级右派，由于他们的反动立场，他们是并不能代表自然科学的发展要求的。 + +　　社论又说，大家还应当知道，一切知识都来源于实践，而并不是学者专家闭门纯粹思考的结果。所以，工农劳动群众及其干部，即右派所说的“土包子”，并不缺乏知识，反之，他们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倒是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当然，他们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过去的确有很多人没有受到系统的教育，缺少某些必要的专业知识，但是这并不是“钻也钻不进去”，而是可以学会的。社论说，劳动人民掌握科学文化的问题，并不如右派故意讲的那样神秘。右派分子有意抹杀工农干部学习科学技术的潜力（如具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具有革命的毅力和刻苦钻研的精神等等），把他们自己描写为“天生的”聪明，把工农干部描写为“劣等人种”，“钻也钻不进去”，这简直是在贩卖“人种优劣”的法西斯主义的论调。很显然，在这里，右派分子还有意回避知识的来源问题。绝口不谈科学产生于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的真理，而把他们一点书本知识扩大起来，目空一切，敌视工农劳动人民，根本否定直接的实践经验的意义，否定实际知识的价值，这只能是他们反动立场的表露。人们不难懂得，如果没有历史上千千万万农民的种植耕作，能有什么农业科学呢？象周拾禄那样研究水稻的人，研究的对象难道不是千千万万农民的劳作经验吗？离开了农民的种植，周拾禄从什么地方可以加工、整理、提升出水稻科学来呢？由此可见，右派分子拿着自己的一点知识，就来与人民对立，忘记了知识的源泉正是在人民当中，这就未免是既反动而又愚蠢。我们还希望知识界的许多朋友们，也能由此吸取教训，纠正那种轻视实践、轻视劳动、轻视工农的错误思想，努力改造自己，使自己真正成为具有马列主义世界观、同工农打成一片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这样，知识分子才能成为我们国家的有用之才。 + +　　社论最后说，总之，智乎？愚乎？阶级立场不同，看法各异，右派谓之“愚”，正是人民谓之“智”，人民谓之“愚”，正是右派谓之“智”，右派分子妄图利用抽象的智愚概念，指智为愚，指愚为智，煽起反共情绪，这种阴谋是不能得逞的。大家都可以看出：一些右派分子正是利用这一个“智”字，拍另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马屁，想叫他们出来反共；同时，这些右派分子又利用这一个“愚”字，丑化共产党员、工农干部，要赶走他们，以达到否定整个共产党领导的目的。这就是他们叫嚣什么“愚者滚蛋”、“智者上台”的阴谋。这种阴谋是必须彻底揭穿的。 + +　　 ---- 转载摘要于1957年9月4日《人民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101.txt b/CCRD/1/3/2/0011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04263228fdcfff374a8004d990ff77c638d7953 --- /dev/null +++ b/CCRD/1/3/2/001101.txt @@ -0,0 +1,27 @@ +# 更坚决、更深入地开展反右派斗争! + +　　<《文艺报》社论> + +　　资产阶级右派胆敢把人民看成阿斗。他们假借着“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到处放火煽火，向党向人民大举进攻。常言道，玩火者必自焚。果然，一场人民的怒火，到底烧到他们自己头上来了。 + +　　这次右派的进攻，首先是从文化教育界开始的。右派野心家们看准了知识分子的特点，看准了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是有隙可乘的。他们看到在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至今骨子里还迷恋着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对社会主义抱有敌对的情绪。他们把这些人鼓动起来，替他们冲锋陷阵。至于知识分子中的大部分人，解放后经历了一系列的革命斗争，思想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赞成社会主义并且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右派也看到，就是在很多革命知识分子的头脑里，资产阶级甚至封建阶级的思想毒害也还没有肃清；这些人有不同程度的主观主义，看问题常带片面性，他们不愿意看到革命事业的复杂性、艰苦性和曲折发展的过程，总希望甚么事情能够在一个早上统统办好，要是事情不如他们的心意，就不免要在旁边冷言冷语，甚至义愤填膺地激动起来；这些人有不同程度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些思想和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不免时常要发生一些抵触，一有抵触就不免感到“拘束”或“委屈”，产生抱怨的情绪；这些人还有不同程度的自高自大、看不起工农群众和其他一些由来已久的缺点。右派野心家自以为懂得知识分子的心，他们千方百计地利用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思想上的消极面，用甜言蜜语迷惑他们，在他们中间寻找右派思想的同情者，并且拉他们下水。 + +　　这一回，右派野心家的确抓住了知识分子的短处和疼处，开始的时候的确迷惑了一部分人。可是，他们自己就是主观主义者，他们对广大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的革命性估计不足，对党在知识分子群众中的强大影响估计不足，他们野心勃勃的计划落空了，他们尝到了自己种下的苦果。 + +　　右派在整个知识界发动进攻的同时，他们在文学艺术界也发动了一场猛烈的进攻。章伯钧、罗隆基之流懂得甚么文学?懂得甚么艺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进步的文学艺术和作家艺术家遭受反动派的百般残害，几曾看见他们出来说过一句公道话?现在，当新中国的文学艺术在党的领导下大步前进的时候，这些野心家忽然对文学艺术格外“关心”起来了。他们派出自己的党羽到处点火，到处拉人。他们把文艺界党的领导诬蔑为三害的化身，把自己装扮成文艺的保姆。我们并不反对民主党派在文艺界发展组织。在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中，有不少正派的文艺工作者，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和亲密的战友。但是，这回在章罗联盟的指使下，右派是怎样发展组织的呢?他们一方面挑起了一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战斗，一方面采取所谓“火线入盟”“火线入党”的办法，把对共产党不满的人搜罗为自己的部下，同时采取封官许愿等等极其恶劣的办法，企图把一批有声望、有成就的艺术家拉下水去，以便把文艺工作引向反动的资产阶级方向。章罗联盟在文艺界的这些卑污的、非法的阴谋活动，已经遭到文艺界的鄙弃和痛斥。 + +　　严重的是，当右派野心家在文艺界调兵遣将、向党大举进攻的时候，他们居然在文艺界的共产党员中间找到了内应。党内的右派分子以及有右派思想的人，和党外右派分子用的是同样的手法，他们都是把党所领导下的文艺工作的成绩说成一文不值，把文艺界党的领导描写成一片黑暗，从而达到取消党的领导、把文艺工作引向资产阶级方向的当然结论。他们不仅这样说，而且这样做。他们在党内和革命组织内聚集力量，用各种办法争取实现他们阴险的计划。党内右派虽然为数不多，但是为害甚大。在共产党员中间，居然有一些不明大义的人，起来附和他们，在说话写文章的时候，壮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右倾情绪在一个时期中间有了新的滋长。 + +　　摆在我们当前的问题，就是要站稳立场，认清大是大非，和右派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究竟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这就是关系到六亿人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在一切工作上是这样，在文艺工作上也是这样。有些人口头上赞成社会主义，但是拒绝共产党的领导，他说的社会主义是骗人的鬼话，我们千万不能相信。有些人口头上接受党的领导，但是在实际上，在关键性的问题上却拒绝党的领导，他的话也是骗人的，我们千万不能上当。文艺上的问题固然很多很复杂，决不能简单地对待，但是目前要争的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根本的问题解决了，取得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基础，其他问题也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 +　　这是意识形态上谁战胜谁的问题，这是进入社会主义的决定性的一战。在这一场斗争中，每一个热爱社会主义的人，每一个作家艺术家都不能置身事外。你说你是热爱社会主义的，你说你是热爱共产党的，你说你是共产党员的文艺家，可是当资产阶级右派向社会主义、向共产党大举进攻的时候，你为甚么却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对于那些逃避斗争、冷眼旁观的人，大家都有权利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 + +　　对于每一个知识分子，对于每一个文艺工作者来说，参加这一场火热斗争，在斗争中受到锻炼，这就是争取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过去的历次革命，都是真刀真枪，敌我阵线是很分明的；而这一次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和平的转变，阶级关系是犬牙交错的，变化是复杂而且微妙的。经过一场锣鼓喧天的欢呼，物质上的所有制问题解决了，但是思想上的所有制问题在许多人头脑里并没有解决。在知识分子中间，许多人对新的一套还很不习惯，对旧的一套还依依难舍。他们自以为已经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其实并没有过去。右派的复辟思想这一次在知识分子中间，在文艺工作者中间找到了可以推销的市场，不正是尖锐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吗?因此，我们不但对敌人不能麻痹大意，对我们自己思想上的非社会主义成分也不能麻痹大意。办法就是积极投入当前的反右派斗争，在斗争中考验自己的社会主义立场，争取胜利地通过社会主义这一关。 + +　　在反右派斗争中，必须反对温情主义和自由主义态度。对右派分子、右派思想采取温情主义和自由主义态度，就是姑息养奸，就是对党对人民的不忠实和不负责任；对犯错误的人说来，也不是爱人以德，不是帮助他而是害了他。同时也要看到，这是一场火热的政治斗争，也是一场细致的思想斗争。它要打垮的不仅是右派政治上的威风，它要摧毁的还有我们许多人思想上的资产阶级阵地。因此，粗暴的、急躁的办法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一定要做许多细致的、复杂的工作。对右派分子的花言巧语，必须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批判，从理论上驳倒它。对右派的阴谋活动，必须研究事实，公开地揭露它。总的说来，要坚持说理的态度，以理服人的态度，分析事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样才能真正打垮敌人，在斗争中提高大家的政治思想水平。 + +　　整风还要继续进行。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还要坚持不渝地执行，一点也不能动摇。右派的可恨，也在于他们破坏了整风，破坏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常进行。打垮了右派，分清了大是大非，整风和鸣放才能在共同基础上得到健康的发展。正象资产阶级思想反不了教条主义一样，教条主义也无助于解除右派思想的武装。即使在反右派的斗争中，已经发现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错误，也必须坚决地予以克服。 + +　　反右派的斗争已经在全国文艺界逐步展开了。这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它比以往几年来历次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都要深刻而复杂，其影响也一定更为深远。文艺界的同志们!更积极、更坚决地投入反右派的斗争!大家来揭露右派的罪恶活动!大家来批驳右派的反动言论!大家来过社会主义这一关!斗争要更深入地开展下去! + +　　（----来源：原载《文艺报》一九五七年第十六期，选自《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上册》，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七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102.txt b/CCRD/1/3/2/0011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ba2452ed2d7b4a2afba36ec0473dfc90bb27b09 --- /dev/null +++ b/CCRD/1/3/2/001102.txt @@ -0,0 +1,21 @@ +# 粉碎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反党集团，保卫党对文学事业的领导 + +　　<《人民文学》社论> + +　　目前，文艺界正进行着一场反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人的反党集团的大斗争。这场斗争是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保卫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与背叛社会主义方向，恢复资产阶级文艺方向之间的激烈斗争。 + +　　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到目前为止已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这个反党集团的面目是十分凶恶的。它的主要成员——丁玲、陈企霞、冯雪峰，都是长期披着党员作家或理论家的外衣，实质上进行着反党活动的个人野心家。他们那些罪恶的反党活动，报刊上已有披露，这里不再重复。我们只提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事实，这就是他们的集团活动，也就是分裂活动。为了达到取消党的领导这个目的，他们总要公开地或是隐蔽地拉拢、纠集一批人，对他们进行欺骗、挑拨、散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名利观点，引导他们走上反党的道路。长时期以来，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反对党的领导者、反对靠近党、拥护党和保卫党的路线和方针的同志。为此，他们就结成一个集团，从事分裂活动。他们这种反党的分裂活动是有历史渊源的。冯雪峰在抗战前的“左联”时期就是和胡风等人勾结一起挑拨鲁迅和党的关系，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丁玲在一九三三年就有叛变革命的行为，冯雪峰并不查问，就把她送到延安。到延安后，丁玲和陈企霞一起编“解放日报”副刊，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自己的反党文章“三八节有感”。解放后，丁玲、陈企霞、冯雪峰把“文艺报”当作他们反党的阵地，在他们的周围结成一个小集团，公然抗拒党对他们的领导。因而使“文艺报”连续发生严重的错误。当一九五五年他们的反党活动被揭穿了，他们不但不肯痛改前非，反而更加对党仇恨了。特别在去年匈牙利事件以后，他们利用国际的反共浪潮和今年国内右派的向党进攻的机会，公然向党再度反扑。丁玲、陈企霞阴谋在今年十月间公开退出作家协会，企图造成文艺界的大分裂。冯雪峰配合这个攻势，和“文艺报”的陈涌、唐因、唐达成秘密筹办同人刊物，企图分裂“文艺报”。这个反党阴谋活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为了达到这目的，他们要拉拢一批人，争取一批人，嘁嘁喳喳，鬼鬼祟祟，散布种种反党的流言蜚语，攻击党的领导，甚至订立攻守同盟，制定策略，做出各种不可告人的勾当。这些勾当在这些会议上都被揭发了。 + +　　人们不由要问：为什么丁玲这些人要这样丧心病狂地反党，分裂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队伍呢?其实，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些人原来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他们虽然混进了党，但是他们的思想却一点也没有动。他们参加革命不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不是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名望地位。只要他们私人的名利稍稍受到革命组织的限制和批评、他们就会立刻仇恨革命，仇恨党，以至反对党。而当革命日益向前发展，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这种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和党的集体主义和组织原则，愈不能相容，他们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也愈不能调和。因此就必然发展到进一步的反党活动。 + +　　丁玲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她参加“左联”是为了自己的名位。她的心中只有一个“我”字。当她被国民党政府逮捕，面临着生死斗争的时候，她就自首变节了。她那个要革命为她服务的人，怎么肯为革命牺牲什么呢?为了达到个人名利地位的卑污目的，她长期向党隐瞒着在南京变节的这一段丑恶的历史。当她不得不作某些交代时，就采取避重就轻，交代一些，隐瞒一些，捏造一些的不老实态度。这不过是想用欺骗党的手段，来保存她的虚伪的面子，好继续“向上爬”，抓取更大更高的权利和地位。她利用自己的工作职权，在报刊上，在讲演和个别谈话中，不断散布各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毒素。她向青年们宣传“一本书主义”，这正是列宁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的文学上的地位主义和个人主义。她说：“做什么事情都不是自己的，只有写出书来才是你自己的，只要你能写出一本受人欢迎的书，你就可以什么都不怕，谁也打不倒你。”她认为自己有“桑乾河上”这样“一本书”，谁就不敢再碰她一下了，她自诩为一个和托尔斯泰并列的“大作家”。向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吹嘘自己如何受到国外作家们的尊敬。她认为她那一点点创作上的成就完全归功于她自己的才能。我们丝毫也不轻视作者自己的创作，但是只要作者稍稍离开人民斗争的实际，流露出她的真情的时候，我们就立刻看到她那付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嘴脸了。象那篇仇视解放区，仇视党的“三八节有感”不正是丁玲的真情实露吗?丁玲的灵魂深处既然有着一个顽强的个人名利思想统治着，而当她在文学上取得一定地位的时候，这种个人主义的名利思想就发展到企图篡夺文艺界党的领导权的个人野心了。她的反党、分裂党和文艺队伍的行动，不就是这种野心的表现么?一个思想上只有“我”的人，不长期反党倒是怪事了。 + +　　一直成为丁玲的支持者的陈企霞和冯雪峰，在思想实质上和丁玲是一样的。他们都是把个人放在党之上，凡是他们掌管一部分工作的时候，党是不能监督和批评他们的。人们知道，陈企霞是非常蛮横粗暴的，他不论对新老作家，党内外作家，只要不同意他的观点，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其实，他不仅在批评作品时采用这种蛮不讲理的态度，他对党和同志们的善意批评和帮助也采取这种态度。在受到党的批评以后，就要疯狂地向党报复。但是遇到和他气味相投的人就无原则的拉拢。凡是他圈子外的，就要大杀大砍，只要属于他圈子里的，就不许别人碰一下。总之，他的心目中也只有一个“我”字。根据揭发的材料，我们知道陈企霞在私人生活上也是极端堕落的，充分暴露了他那种自私自利的本质，这也正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一个表现。 + +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冯雪峰的反党行为，是具有更深刻的唯心主义基础的。在这个共同基础上，他的文艺思想和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很一致的。长期以来，他和胡风一样，反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根本轻视普及第一的方针，瞧不起解放区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对国统区的创作，只肯定胡风编的“七月诗丛”，而抹煞当时反映一定生活的好作品。他还为舒芜的宣扬唯心主义的“论主观”辩护，反对一九四五——一九四八年中党对胡风的批判。在前年批判胡风的时候，他也采取沉默的态度。他和胡风一样，反对文艺批评上的政治标准第一的意见，宣扬什么艺术性就是政治性的谬论。他对世界观的看法也是和胡风一致的，他们都轻视作家取得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决定意义，从而否定了作家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冯雪峰对“五四”以来的文艺事业抱着虚无主义的态度，他说除了鲁迅以外，什么东西也没有了。他自命为鲁迅的继承者，然而恰恰在基本精神上，他是和鲁迅相违反的。鲁迅对人民、对历史、对革命有坚定不移的信念，而冯雪峰对于现实则经常流露一种阴暗的虚无主义思想。特别在他个人野心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的虚无主义的思想就表现得特别明显，在他一些杂文中间，都反映了这种思想。尤其是在匈牙利事件以后，冯雪峰的虚无主义思想发展到了更可怕的程度，他竟然说出“人类没有希望，进化论行不行”的话，这是他那个虚无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最突出的表现。也可以说是他心目中的“我”受到现实的限制，得不到“自我扩张”，因而产生的没落情绪。 + +　　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人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总根源。必须指出，今天大多数作家和知识分子是由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因此，他们这种思想并不是没有市场的。事实上，他们利用职权，通过他们的创作、论文和其他活动，向群众散布了很多恶劣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于文艺事业的危害性，是应当充分估计的。近几年来，特别是波匈事件以后，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思想，在我国文艺界中有相当的发展，很有一些作家和青年，包括一部分党员作家在内，在思想立场上模糊了，对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产生怀疑了，有一些人被个人名利思想所迷醉了，追求荣誉、地位和生活享受，成为一种倾向，这是当前文艺界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而这种思想倾向的发展，和丁陈冯反党集团那种腐朽思想的影响，是有很大关系的。事实上，已经有相当作家和青年作家，在这种影响之下被腐蚀了。这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作家不是紧紧的依靠党，深入生活，改造思想，和群众打成一片，他就很容易被这种反动思想所侵袭，成为这个反党集团的俘虏。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这场斗争的必要性和严重意义。 + +　　我们感谢党及时地揭穿了这个反党集团的丑恶面目。在党所领导的这场明辩大是大非的斗争中，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这些反党分子陷入极端孤立的地位，曾被他们拉拢、欺骗或腐蚀过的人们逐步在斗争中提高觉悟，转而和他们进行斗争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文艺观点必须受到彻底地批判。这样，文艺界才能在新的基础上，紧紧的团结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贡献出每个人的力量。这个两条战线的斗争必须进行到底，决不能草率收兵，半途而废。我们坚决拥护这场保卫文学的党性原则的斗争，投身到斗争中去，并在斗争中提高自己，改造自己。 + +　　（----来源：原载《人民文学》一九五七年第九期，选自《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上册》，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七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103.txt b/CCRD/1/3/2/0011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f77ca6105ba33acc49348023ff873e097502ac9 --- /dev/null +++ b/CCRD/1/3/2/001103.txt @@ -0,0 +1,47 @@ +# 更深入地开展文艺上的反右派斗争! + +　　<《文艺月报》社论> + +　　文艺工作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重要的一环，为了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成功，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彻底胜利，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树立起无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的领导地位，因而，也必须在文艺战线上确立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权，确立文艺上的为社会主义、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当前的反右派斗争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我国过渡时期不可避免的一场阶级斗争”，只有在这场斗争彻底胜利之后，才可能保证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的决定性的胜利。而在文艺工作的领域内，也只有在反右派的斗争彻底胜利之后，才可能保证无产阶级文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工农兵方向的文艺的决定性的胜利，才可能达到文艺创作、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的繁荣，才可能巩固文艺工作者的坚强团结，形成文艺工作的坚强队伍。因此，从文艺工作的角度来看，反右派斗争也是当前最主要、最迫切的课题。每一个认真、严肃的文艺工作者都必须坚决地投入这个斗争，积极地参与这个斗争，在这个斗争中锻炼自己、提高自己、考验自己，决不能把这个斗争看作与自己的业务无关的“闲事”! + +　　文艺工作者经常在谈论“干预生活”、“体验生活”的问题，而当前的反右派斗争就是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的最尖锐、最严重的问题，积极地参与这个斗争，就是最好的干预生活，最好的体验生活。如果对这个斗争视若无睹，置身事外，那就是极端的脱离政治、脱离生活，无异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留下一片黑“市场”。 + +　　反右派斗争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一场艰难、复杂的斗争，需要有最细致的耐心和最坚强的韧性，然后才可能得到彻底的胜利。特别是在上海，由于这个城市的历史特点和现实特点，更显出这里的反右派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一方面，上海在历史上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最集中的地方，从一九五六年以来，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虽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但是，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刚在改造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还是大量地存在，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资产阶级思想还有相当广大的市场，因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有着活动的地盘；另一方面，今天的上海又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是最重要的文化、艺术中心之一，因而，反右派斗争就更加有着它的无比重大的意义。右派分子所策动的所谓“电影的锣鼓”从上海敲起，右派分子在话剧战线上的进攻以上海为最猖狂，而文学方面的各种右派分子的谬论也有不少从上海发端，这一切的事实都并不是偶然的。这些都说明了上海的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有着更大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 +　　然而，上海毕竟是有长期的革命的光荣传统的城市，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开始建立，中国的工人阶级在这里累积了极为丰富的斗争经验，中国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思想首先在这里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从这个城市里锻炼出了大批文化艺术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及其拥护者，中国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在这里进行了最重要的战斗，特别是解放以后，经过历次的改革、改造运动，在党的周围团结了广大的先进的知识分子——拥护社会主义的文艺工作者。由于这些有利的条件，我们坚决相信：上海的文艺战线上的反右派斗争一定会得到全面的彻底的胜利。 + +　　而决定这个胜利的关键性的条件，就在于每一个文艺工作者对待这个斗争的态度。由于这是一场关系社会主义革命的巩固、关系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成功的大斗争，因此，就需要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下定决心，站在党的立场上，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全心全意地来参加这场斗争： + +　　首先，必须坚决克服右倾情绪和温情主义。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中的右倾情绪和温情主义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而它们的思想根源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由于对整个形势缺乏较深刻的认识；有的由于对这个斗争的严重意义缺乏较全面的了解；有的由于对自己周围的情况存在麻痹思想，估计不足；有的又由于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力量估计过高，对群众缺乏信心；有的由于怕斗争妨碍业务的观点，不能把反右派斗争和业务工作放在适当的地位；甚至也有的由于自己存在着对右派分子的某种程度的思想共鸣。这一切出发自思想认识上的问题，都必须在斗争中及时地解决。每一个人都应该认识到：反右派斗争是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只有通过这场斗争，才能帮助绝大多数人过社会主义的关，解决各种程度的资产阶级思想—一特别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负累。因而，这场斗争的胜负，不仅关系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也关系于每个人的前途。每一个人都必须坚决地克服各种程度的右倾情绪和各种形式的温情主义。 + +　　其次，必须坚持辩论的方式，坚持说理的斗争，只有根据真凭实据，反击右派分子的诬蔑，据理力争，才能真正地击败右派分子在文艺方面的谬论，并教育绝大多数的文艺工作者。一切草率从事，急于求成或是急求收兵的倾向都是有害的。我们必须认识：反右派斗争是一场以端正政治方向，批判反动思想，提高大多数人的思想水平，团结广大的群众为主要目标的斗争，因此，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坚持说理辩论，注重调查研究，坚决克服一切急躁情绪、粗糙作风及草率倾向，只有如此，才能使这场斗争更深入，更透彻! + +　　右派分子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是在党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向党提意见的情况下展开的，而今天，在反右派斗争的过程中，我们仍然要坚持整风运动的继续进行，而且还要全面推广，进行全民性的整风，使社会主义教育更加普遍和深入。我们必须与反右派斗争的同时，认真地来分析各方面所提出的善意的批评和建议，并且继续听取各种善意的批评和建议，及时地、有步骤地坚决改进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改进我们的作风，以期更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 + +　　但是，在当前，我们必须首先把反右派的斗争进行得深入和彻底，否则，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就不可能顺利地推进!只有在击退右派分子的进攻，彻底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右派思想，并教育了绝大多数人之后，才可能顺利地解决我们文艺工作和文艺思想上的问题。 + +　　由于文艺工作的性质比较着重个体劳动，集体主义精神在文艺工作者身上往往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反之，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却易于在他们的心里生根，以致发展为顽强地抗拒真正的思想改造，醉心于“个人的成就”，醉心于追求个人名利、个人地位、个人享受。有的，纵使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是没有入党，对党有三心二意，把个人的地位、自己的小集团的地位放在党之上。只有当党和人民的要求与他们的个人利益一致的时候，他们才“拥护”党；而一旦发现党和人民的要求与他们的个人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就会反对党，敌视党。他们把党委托他们主持的事业看作个人的地盘，看作自己的“独立王国”，拒绝党的领导，拒绝党的批评，甚至把具体领导他们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当作死敌，当作不能两立的仇人。因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发展到极端，就必然会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野心家，必然会成为篡夺文艺事业领导权的阴谋家。丁玲、冯雪峰、陈企霞、王若望等的事实就是一部生动的教科书。 + +　　那些顽强地表现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工作者，一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里，他们就过不了这个关，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就必然会暴露出来，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们在一系列最主要的问题上，会和我们发生根本的分歧： + +　　例如，在过去的历史阶段里，我们曾经以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目标，团结了广大的文艺工作者，结成文艺界的统一战线；今天，我们仍然坚持统一战线的方针，坚持团结广大文艺家的方针，但是，在新的政治形势面前，这个团结的原则却有了新的发展，那就是今天应该以坚持社会主义革命为团结的原则，分析起来说，也就是毛主席所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因而，今天在文艺工作中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思想(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思想和反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而右派分子却要把这些根本性的矛盾说成是“宗派主义”问题，他们口中的所谓“宗派主义”、所谓“统一战线”、所谓“创作自由”、所谓“自由结合”，实际上只是反对党的领导，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借口。我们坚持文艺上的统一战线方针，坚持文艺界的团结，但是，我们否认“抽象的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不变的团结原则，今天文艺界团结的最主要的政治原则，应该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改造和建设、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我们认为文艺事业必须成为党所领导的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什么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自由市场”。 + +　　又如，我们肯定“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我们同时必须承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①(见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①(见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前一时期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全面进攻，以及文艺领域内的表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理论和作品的大量出现，特别是丁、陈集团对党的猖狂进攻，就是最明显的证明。反党分子冯雪峰公然主张以所谓“现实主义的精神”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装(世界观)，要求作家以这种唯心主义的“精神”来站在党的领导之上，“尖锐地提出问题”。(②见一九五六年，“文学期刊工作会议”上冯雪峰的讲话。)因而，今天及今后，文艺上的思想斗争都不是可以放松，而是必须加紧，并且，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扩大马克思主义文艺队伍的阵地，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文艺思想中的领导地位。 + +　　再如，我们认为：文艺创作必须以政治思想为基础，衡量文艺作品的价值必须以政治倾向为前提，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我们主张在这样的原则之下，来要求政治性和艺术性的统一，来要求社会主义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顽强地反对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反对政治倾向对文艺作品的决定性意义。冯雪峰竟公然诬蔑“政治性”与“艺术性”是“抽象”的“代数学式的说法”。因此，在今天，我们必须坚决地与这种脱离政治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作斗争，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坚持文艺的工农兵方向。 + +　　我们深信在今天，“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并且懂得如果离开社会主义事业，离开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他们就会无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①(见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②(见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这新的政治形势面前，对于文艺队伍中的左、中、右划分的看法，必须树立新的认识，对待党的领导、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态度，应该是划分左、中、右的主要标准。假如按照这标准来看，那么，在今天，无疑地右派分子是少数，但左派分子也还只是少数，这在帮助党整风的“鸣”、“放”过程中表现得极为明显，而在当前的反右派斗争中也还表现得相当明显。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快发展，需要极为广大的无产阶级文艺队伍来为它服务，因此，特别需要锻炼出大批新的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包括从旧社会来的、经过彻底改造的、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老文艺家，以扩大文艺队伍中的先进力量——拥护党的领导、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武装自己、支持社会主义的文艺力量。这种力量的扩大，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无产阶级文艺的胜利的最有力的保证! + +　　在上述这些主要的原则问题上，过去，我们编辑部在认识上也是模糊的，特别是在六月号的社论中，我们还作过某些错误的和不恰当的估计，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失去了应有的警惕；而在编辑工作中也作过一些错误的和不适当的处理。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展，才使我们的认识逐渐有所提高，开始来纠正我们的错误。文艺月报，作为上海的一个文艺刊物，我们有决心贡献出我们的力量，在党的领导之下，担当文艺思想战线上的战斗的任务。首先要在当前的反右派斗争中认真地担当起号兵和战斗兵的任务，推动文艺界的斗争更普遍、更深入地开展，撕破右派分子的种种彩色斑斓的假面，揭出他们丑恶的真相，批驳他们荒谬的论点，使他们在广大的群众之中无可隐遁，陷于完全的孤立。这是一场政治性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在这些大斗争、大辩论之中，来锻炼我们的思想，提高我们的警觉，改正我们的错误，纠正我们的缺点，加强我们内部的团结，以提高我们自己的战斗力! + +　　我们坚决反对右派分子(如许杰、王若望之流)所倡导的刊物不要主流和基调，编辑不要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的谬论，我们一向主张刊物必须有立场、有主流、有基调，编辑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装。而通过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通过丁、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更使我们加强和巩固了这种认识，特别是使我们明确了党的领导对于刊物的必要性，以及所谓“以作家为中心”，“由同人办刊物”的论调的危害性。 + +　　我们主张刊物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编辑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武装；坚持刊物必须以社会主义思想来教育劳动人民，担当思想战线上的战斗任务；坚持刊物必须服从党的领导，使刊物成为整个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螺丝钉”。 + +　　（我们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且把它看作长期的方针。但是，我们坚决反对右派分子所倡导的香花毒草无需辨别，都要“一视同仁”，要给作家以“百无禁忌”式的“创作自由”的说法。我们一向承认：文艺事业“无条件地必须保证个人创造性、个人爱好底广大原野，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底广大原野”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列宁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但是，我们必须肯定“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底一部分”②(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列宁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前提。我们主张“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③(见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是，我们确认“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批评的必要性；我们提倡“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艺术上的是非”可以“自由讨论”④(见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是，我们首先坚持“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坚持“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⑤(见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原则，坚决反对“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而“不加批评”⑥(见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总之，我们是在坚持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坚持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的前提下，提倡文艺上的“自由竞争”、“自由发展”、“自由讨论”，以期通过实践，来正确地、慎重地解决文艺上的是非问题；同时，深入、细致地来揭露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及其共鸣者的文艺“理论”，文艺“创作”，展开对文艺上的是非问题的辩论，和读者们一起来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细致地认识真理和伪饰。我们认为只有按照这样的方针，才可能真正地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步地达到促进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的目标。） + +　　我们要加紧地努力在“百花齐放”的文艺竞赛之中来培植鲜艳而健康的社会主义的花朵，培植新生的无产阶级的花朵!努力在“百家争鸣”的文艺辩论之中来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水平，提高无产阶级的文艺战斗力! + +　　我们要一面学习、一面战斗，和广大的作家和读者亲密地携手，团结成一股力量，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旗帜举得更高!把社会主义文艺的号角吹得更响!把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下的文艺道路揭示得更鲜明!让我们和作家们、读者们一起在斗争中前进吧! + +　　（----来源：原载《文艺月报》一九五七年第九期，选自《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上册》，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七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104.txt b/CCRD/1/3/2/0011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9887c69d8366052316f06dfe7c52c9adee0aef6 --- /dev/null +++ b/CCRD/1/3/2/001104.txt @@ -0,0 +1,23 @@ +# 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全面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中，文学艺术界揭发了丁玲、陈企霞、冯雪峰、江丰、钟惦棐等人的反党活动。这是一场辨明大是大非的原则性的斗争，是党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结果，必将在文艺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 +　　党的文艺路线和反党的文艺路线的分歧，集中表现在这样一些根本问题上：文艺应当为广大工农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呢，还是只作为个人的或少数人的事业，只为满足个人的名利欲望和野心？文艺工作应当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呢，还是拒绝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党坚持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服从于各个革命时期的革命任务。在今天来说，文艺就是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鼓舞人们去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因此，我们的文艺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而党对于文艺工作，如同对其它一切工作一样，必须正确地加以领导；只有这种领导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各种反党分子所切齿痛恨和集中攻击的，正是党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他们反对党领导文艺，其目的就是要使文艺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使文艺成为给资产阶级服务的工具。 + +　　反党分子尽管披着各色各样的外衣，在反对党的领导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江丰反党集团都是这样。和一切右派分子一样，他们总是说党不懂文艺，因此不能领导文艺工作，只有他们才是懂得文艺的，因此才有资格领导。请看一看他们是怎样“领导”的吧：他们把党委托给他们领导的工作单位或工作部门，当作自己私人的地盘和独立王国，对于党的方针和决定，合意的就执行一些，不合意的就阳奉阴违或根本拒绝。他们把党的领导和监督，看作是对于他们的干涉和束缚。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作为他们向党闹独立性的资本，他们到处拉拉扯扯，吹吹拍拍，进行无原则的感情拉拢，把一些具有反党情绪的不满分子结合起来，一有机会，就“倾巢出犯”向党进攻。很明显，让这类反党小集团存在和发展下去，就休想在文艺方面贯彻党的方针，实现党的领导，党的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就一定要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害。 + +　　这些反党分子的共同思想基础，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们把文艺事业看作猎取个人名位的手段，所以，稍有成就，就骄傲自大，目无组织，个人的“声望”越高，党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就越低。他们在得意的时候，趾高气扬，把自己放在党的上面，谁也不能领导他们，他们只愿听奉承话，而不愿听一句批评他们的话。他们稍不如意，就牢骚满腹，怨气冲天，好象党和人民欠了他们还不清的债似的。他们用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去腐蚀文艺界，在党内外作家、艺术家中间，特别是在青年文艺工作者中间散布毒素。他们提倡“一本书主义”，说“有了作品，便谁也打不倒”，把作品当作向党向人民讨价还价的资本。他们鼓励骄傲，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和个人恩怨，把私人利益和私人友情放在集体利益之上，提倡“士为知己者死”，而不是教人谦虚谨慎地去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效劳尽忠。他们把自己看成党的文艺队伍中的一种特殊的“精神贵族”。在这种恶劣风气的影响下，近年来，在许多文艺工作者中间滋长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他们脱离人民，不愿到群众中去，不愿过艰苦的生活，不愿从事艰苦的劳动（包括创作的劳动在内），而热中于追求名利，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神圣职责。他们一天天和党疏远，渐渐感觉党不是他们的了。有的人甚至在生活方面道德败坏，腐化堕落，失去了普通公民应有的品质。他们侮辱了“灵魂工程师”的光荣称号，而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灵魂的蛀虫”！ + +　　这些反党分子所提倡和实行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路线，跟党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跟大多数愿意为人民服务，愿意进步的正派的文艺工作者的愿望和实践，显然是不能相容的。因此，他们就千方百计地破坏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一方面在文艺思想上散播种种反党、反人民、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另一方面，用挑拨离间，拉拢这个，打击那个的手法，从组织上破坏和分裂文艺界的团结。他们曾经从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受到了鼓舞，妄想在中国如法炮制那样的局面。他们从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观点来曲解党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他们不了解或者不愿意了解，实行这个方针是为了通过自由辩论和自由竞赛的方法来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他们错误地以为我们共产党人会在思想战线上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会象他们那样，也在腐朽透顶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反动的文艺面前拜倒；他们错误地以为文艺从此可以离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崇高目标，而把揭露和描写新社会人民生活中的阴暗面作为文艺创作的首要任务，实际就是要把文艺变成攻击和诽谤社会主义制度的武器。我们党经常指出，毒草是必须锄掉的；他们对此却充耳不闻。因此，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整风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这些反党分子就立刻里应外合，在文艺界刮起了一股妖风，企图在这种空气下迫使党接受他们的文艺主张，满足他们的个人欲望。而如果他们的目的达不到，他们就想选择时机，公开退出党所领导的文艺团体，用这个办法来向党要挟；他们还背着党秘密筹办所谓“同人刊物”，以便同党所领导的文艺刊物相对抗。本来，文工团体是自愿结合的组织，作家是可以根据正当理由退出的，但是，他们既然作为党员，就应该受到党的纪律的约束，他们既不向党请示，也不向党报告，却准备以退出作家协会的办法来向党发动突然的进攻，这就显然不是正常的行为，而是别有用心的阴谋；特别是作为作家协会领导人之一的丁玲，她的这个手段，很明显地是为了在文艺界造成混乱，是为了迷惑国内外的视听，以达到其分裂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的目的。作家根据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自由竞赛的原则，在文艺团体的统一安排和同意之下，创办刊物，本来也不是不可以的事情，但他们却要通过所谓“同人刊物”宣传反党的文艺思想和文艺路线，并且以刊物为资本，积蓄力量，作为进行反党活动的基地。他们怀着这样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只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泄漏他们的计划，却完全背着党的组织，背着文艺团体。这些阴谋计划，显然是对党的挑战。 + +　　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战斗中发展壮大起来的。这是一支极可宝贵的队伍。我们依靠这支队伍，打击了并且战胜了封建买办和资产阶级的文艺，逐步建立和发展了人民的革命的新文艺，组成了一条有力的文艺战线。全国解放以来，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和关怀之下，这支队伍不断扩大，它的成员在思想上和艺术上不断提高，文艺界在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共同信念下找到了团结的坚固基础。这个队伍的牢固的团结和党对于这支队伍的坚强的领导，是保证我们的文艺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关键。我们决不容许任何人来分裂这支队伍，来破坏或削弱党对于这支队伍的领导。（⑴⑷） + +　　党和非党的共产主义作家、艺术家是这支广大的文艺队伍的核心力量。这个核心必须忠实地遵循党的文艺路线，坚决地执行党的文艺政策，使各方面文艺工作者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他们应当具有崇高的思想、品德，不但在作品中，而且在实际生活中，用社会主义精神影响人们。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有创造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的充分自由，有发挥个人才能的充分自由，但是，决不容许任何人利用这种自由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有充分的自由可以互相学习、观摩，并且可以结成创作上和艺术风格上的不同流派，但是，决不容许任何人有暗地里搞小宗派、搞反党集团的自由，不管他们有多老的资格，有多大的“声望”！我们的国家是巩固的，因此我们有信心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我们不怕毒草，因为可以把毒草锄掉，并且可以肥田。但是，毒草是必须锄掉的。任何人要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要搞反党集团，我们就要起来为大是大非而大争，就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无情地揭露他们。 + +　　为什么这些文艺界的“老作家”、“老党员”敢于这样无法无天，长期进行反党活动呢？除了因为他们有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根源之外，文艺界的党组织对他们监督不严，在批判和处理他们的错误思想行动的时候，往往采取了姑息和温情主义的态度，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这是严重的教训。所以，这一次对反党集团的斗争，必须坚决地进行到底。一方面，必须彻底揭露他们的反党事实，撕破他们的一切假面具，彻底批判他们的反党思想，决不能让他们蒙混过关，卷土重来。只有这样做法，才能教育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教育青年的一代，使他们中间许许多多的人产生免疫力。也只有这样做法，才有可能把反党分子中还可以挽救的一部分人挽救出来。姑息足以养奸。温情主义表面上看来似乎是爱人，实际上却是害人，它会断送我们整个的文艺事业和文艺队伍。因此，必须抛弃温清主义，必须动员广大文艺工作者参加斗争，让大家在斗争的烈火中锻炼，把腐朽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彻底烧毁，不让任何反党野心家有隙可乘。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从这场斗争中吸取教训，警惕自己，永远不要骄傲，永远和劳动人民保持密切联系，永远跟着党和人民一道前进，不要落后；只要离开党，离开人民，就会落后，就会被时代所抛弃。 + +　　我国社会主义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前途也是无限光明的。从这次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之下，也并不是不会产生浸透资产阶级思想的所谓“文艺家”的。为了培养出工人阶级的广大的文艺队伍，我们要从过去的工作中吸收经验，规定出办法，来尽可能地保证我们的文艺队伍成为工人阶级的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文艺队伍。这需要文艺界大家来讨论，大家来努力！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9月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106.txt b/CCRD/1/3/2/0011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2bf0d6b7d95473fdfdde138796870dd7ae94163 --- /dev/null +++ b/CCRD/1/3/2/001106.txt @@ -0,0 +1,21 @@ +# 城市用粮必须努力减少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在1956-1957粮食年度中，全国市镇销售粮食四百二十多亿斤，保证了一亿左右居民的食粮，保持了粮食价格的稳定，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但是，这一年度较上一年度多销了五十九亿斤粮食，其中有十五亿斤到二十亿斤是不应该多销而多销了的，原因是有的城镇或城镇中一部分居民吃粮的标准过高。 + +　　在全国粮食并不充裕的情况下，城市粮食供应偏宽、销售过多的现象必须坚决改变。城市需要的粮食，数量很大，约占国家征购粮食半数以上。如果城市供应不合理地增多了，就会影响全国粮食收销计划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就不得不被迫地向农民过多地收购粮食，或者不得不被迫地减少出口供应，或者减少国家库存。上一年度，国家是以减少库存的办法求得粮食局势平稳的。不管采取以上那种办法，都将影响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因此，所有城市的粮食供应必须严格控制：一方面要保证合理的需要，一方面也必须堵塞供应中的漏洞，大力提倡节约，反对浪费。 + +　　有些人说，城市已经实行了定量供应，去冬今春各地又已经整顿了定量工作；对于居民口粮供应标准，有的地区压缩了二斤，最少的也压缩了半斤或者十二两，因此城市供应已经再也不能压缩了。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粮食部前些日子调查了六十七个大中城市的粮食供应情况。在大米主食区，有的市镇的口粮供应水平是二十四斤左右，有的却高达二十七、八斤，个别的还超过二十九斤。在面粉杂粮主食区，有的市镇的口粮供应水平是二十八斤左右，有的却高达三十斤、三十一斤，个别的竟有超过三十一斤的。虽然，由于各地经济条件和消费习惯不同，地区之间的居民口粮消费水平是可以有合理的差别。但是，据调查，不少地区和某些城市的部分居民确实有浪费粮食的现象。以北京市为例。最近两个月抽查了四百零六个伙食单位，其中就有二百十八个单位不重视节约粮食，伙食管理制度松驰，存在有不缺报缺、缺少报多、虚报冒领、粮食有余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其他地区也不少。 + +　　还有人以为，一部分市民的供应水平虽然可以压缩半斤、一斤甚至二斤，但数量不大。这种想法也是不正确的。我国市镇人口多，用粮数量大，每人每月多用或者节约一斤、二斤，全国全年的数量就是十多亿或二十多亿斤。如果将这样巨大数量的粮食用之于其他方面（农村市场、出口供应和国家库存积累），对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稳定全国粮食局势，都会发生重要的影响。 + +　　城市节约用粮不仅有很大的经济意义，而且有很大的政治意义。自从我们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以来，许多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不断地用各种方法挑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加油添醋地把工农生活上一些历来存在的差别夸大成为天堂和地狱般的悬殊。一般农民不了解实际情况，也就会信以为真，对党和政府的政策发生怀疑。这种心理上的障碍不加破除，那就会影响工农联盟的巩固。在这种情形下，城市节约粮食运动的开展，统销数量的适当压缩和部分居民偏高的供应标准的适当降低，将使农民进一步消除误解，与市民亲密团结，共同努力节约粮食。这样，工农联盟就将更加巩固。 + +　　城市历来生活水平较高，消费粮食较多，现在让他们降低粮食消费量，他们不会埋怨党和政府么？我们认为：第一，节约用粮并不会降低城市人民生活水平。实行粮食统销几年来，城市人民并没有什么忍饥挨饿不够吃的。现在压缩销量，也只是压缩过去浪费了的部分，并不是压缩必不可少的口粮。这怎么能降低生活水平呢？第二，解放以后，人民政府结束了解放以前粮价一日数涨、粮商囤积投机、人民粮食不足的局面，安定了人民的生活。广大群众根据几年来自己的切身经验，深刻地认识到国家粮食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对人民有利的。只要我们向广大人民群众说清楚了节约粮食对于建设祖国和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的政治和经济意义，城市居民就一定会积极地支持和执行节约粮食的号召。 + +　　事实上，只要我们主观努力，就一定能够收到成效。比如，辽宁省从去年１２月份采取积极措施紧缩城市粮食供应以来，到今年６月份，城市粮食总供应量比原来的下降1５．５％。抚顺市组织家庭主妇节约粮食，全市从今年２月到７月，共节约粮食一百八十九万九千多斤。吉林省四十一个市县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统计，市镇整顿粮食统销工作和压缩不合理消费的结果，已使粮食总销量比原来的下降三千四百六十多吨。其中二十个市镇查实人口以后，减少了二万七千多人的粮食供应。其他地区，也有许多这样的情况。他们的普遍经验，是深入到居民中去，与居民共同计算，发动群众想办法节约粮食。凡是这样做了的，收效都很好。 + +　　这些事实说明，市镇方面节约粮食的潜力还很大。今后应当在保证基本需要的原则下，适当控制城市销量，并且确定居民口粮定量标准不再增加，把供应水平稳定下来。在供应过宽和标准过高（或只有部分居民标准偏高）的地区，应作适当的压缩。同时，市镇粮食部门还应当进一步健全定量供应制度，严格掌握供应人数、供应标准和供应水平，自上而下地控制供应计划，加强对集体伙食单位的用粮管理，坚持流动人口凭粮票供应粮食的制度。对于工商行业用粮，也应当维持在目前的供应水平。除了在地区间和行业间可以作必要的调整外，一般的不应提高指标。市镇粮食工作部门应该积极地推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依靠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来做好粮食统销工作，为国家节省每一粒能够节省的粮食。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9月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107.txt b/CCRD/1/3/2/0011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eff0cd3b6189ea19a83e503651b924f46329477 --- /dev/null +++ b/CCRD/1/3/2/001107.txt @@ -0,0 +1,29 @@ +# 从自觉的改造中前进 + +　　<《文汇报》社论> + +　　上海一部分教育工作者在市教育工会的领导与帮助下，到中南各大中城市参观访问了祖国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毛主席的故乡和早年学习与革命斗争的地方。回沪以后，在本报和教育工会联合举行座谈会上，他们都热情洋溢地谈出了自己的体会。他们心情中，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对毛主席的热爱，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对工人阶级的热爱，对苏联的热爱。同时，他们增长了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憎恨。他们说，在参加访问之后，他们有了更多的事实与道理，有了更多的资本来和右派分子作斗争了。他们深深感到自己所知的实在不足，应该不断地提高自己。古人说过，“学然后知不足”。这是前进的过程中的必然体会。知识分子目前所面临的方向正是反击右派、改造自己，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的方向。 + +　　解放以后，在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战线上一直在进行着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有时隐蔽、有时显露，但从来不曾中止过。正是这种斗争使社会主义的阵线日益巩固、增强了，拥护、赞成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了。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进步，应该予以适当的估价，忽视甚或无视这种进步是完全错误的。 + +　　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却不曾放弃寻找知识分子身上的缺口，从而迷惑他们，拖住他们的腿，拉他们回头走死路。他们从帝国主义者那里贩来了“洗脑筋”的日调，把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运动说成是“抽筋剥皮”，形容得黑漆一团、阴森可怖。在知识分子前进道路上洒下一片暗影，使他们逡巡却顾，迟疑不前。右派分子这种阴毒险狠的作法已经受到广大知识分子严厉的驳斥，知识分子已经初步取得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但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应该更进一步从思想深处探求缺口的根源，才能在新的基础上取得思想改造进一步的胜利。 + +　　颇有那么一些知识分子不喜欢改造这个字眼，认为既为清高的士流，一提改造就不免大大地失了面子，引起了无端的自卑之感。其实如果认真地剖析一下，隐蔽在这种“自卑”后面的，实实在在却是“自大”，是一种虚伪的经不起考查的“清高思想”。 + +　　知识分子一直认为在自己身上有着了不起的“本钱”。首先当然认为自己是有知识的。似乎既然号称知识分子，这一条总是无可置疑的了。然而事实证明，知识分子的知识往往只不过是偏于一隅的辁才小慧，在知识的海洋里真正只不过是点滴的浪花，本来就不值得做为骄傲的资本。更何况在不久以前，很多知识分子在大是大非面前脚跟不稳，认识模糊，在工农群众面前充分暴露了自己对当前最重要问题一无所知的弱点呢。 + +　　知识分子还有一张自己十分看重的“护身符”，他们以为，比起地主和 资本家来，这个阶层并不靠剥削吃饭，没有什么铜臭气，实在够清高的了。既无剥削，自然就用不到像工商界那么同样认真地进行思想改造。这一条看来颇为“理直气壮”的道理，难道是经得起考查的吗? + +　　事实证明，在旧社会里，要取得知识是需要本钱的，而这笔本钱，除了剥削阶级可以应付裕 如之外，无产阶级是无力担负的。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们自己并未完全直接参与剥削，但他们求得知识的本钱，却无例外地间接来自剥削。知识愈高，则依赖于剥削者愈重。同时，知识分子在旧社会出卖他们的知识，也总是要寻找剥削阶级的雇主，靠剥削者的残羹来养活自己，这难道不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吗? + +　　也有些知识分子认为学习是应该的，但这只是自己的事。既然是自己的事，那就该自觉地进行的了。然而又不。他们只是想把思想改造说成强迫进行的事，而加以反对。他们虽然口里欢迎改造，声明要转换立场，其实自己依旧牢牢地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看不起无产阶级。这样就不能不在思想上产生抵触，对改造的看法就不可能是自觉自愿的欢迎的；而必然会产生被迫的“你来改我”的痛苦。 + +　　必须指出，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是必须抛弃的。做为一个具体的社会的人，面临当前的形势，应该毅然主动扔掉自己身上旧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徘徊瞻顾，希望它能幸存；或听天由命，等候外来的力量来解决。被动而不主动地抛弃旧的立场与观点，那才真正痛苦呢! + +　　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光明正大的以真正社会主义主人的身份在新社会里生活，逐渐抛却身上旧有的脏东西，换上新的。这样，他就会精神愉快，充满了勇敢的信心。他对思想改造的看法也就会从基本上扭转过来。事实上，这并没有什么可卑可怕，恰恰相反，正是十分光荣，值得高兴的事。毅然脱掉身上的脏衣服是值得尊敬的勇敢的行为；只有那些死抱住舍不得舍弃的人才是可鄙的。这样就再也不会有寄寓之感，再也没有过客的心情。每逢批判了一分旧我，建立起一分新我的时候，自尊感就会进一步得到新的巩固。 + +　　社会正在进行着急遽的变化，人们的思想如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就不能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需要，就必然会发生矛盾与痛苦。只有思想感情和社会时代密合无间的人才是真正的最快乐的人；相反，被痛苦扭缠住的正是那些对社会主义怀着二心的人。 + +　　教育工作者们从访问中所得的深切体会，正为自我的进一步改造打下很好的基础。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者既然爱憎分明，就必然会自觉地热情百倍地去和右派分子展开斗争，去不断地改造自己，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9月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108.txt b/CCRD/1/3/2/0011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22640321c5cf56e4435e17b051335dd59eb5423 --- /dev/null +++ b/CCRD/1/3/2/001108.txt @@ -0,0 +1,17 @@ +# 高等学校积极安排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程 教学将密切结合当前阶级斗争 + +　　<新华社> + +　　据新华社３日讯各地高等学校正在积极准备开设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程，迎接新学年。 + +　　北京、上海、天津、西安、武汉、成都、哈尔滨等地各高等学校中的中国共产党委员会都很重视这项工作。北京大学、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四川大学等校党委会都成立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委员会”来统一布置、检查总结各政治教研室的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上海政法学院等院的党委书记、副书记和校长、副校长等还领导组成讲师团，准备自己给教师、员工讲授这门功课。 + +　　许多学校都成立了专门小组来搜集整理本省本市和全国报刊有关反右派斗争的材料，作为讲课时参考。目前，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方案已经初步拟好，共分为十二个专题，还准备在开学以前把学习资料编印出来，尽可能发给学生人手一份。 + +　　各地还注意组织教师认真学习和加强辅导力量等工作。北京、四川等地许多高等学校的马列主义教师，从８月中旬就开始学习各种有关的材料和基本文件，对这一课程的性质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检查、批判了过去在政治理论教课中结合实际不够等缺点，认识到今后教学必须密切结合当前的阶级斗争、党的政策和教育对象来进行。上海某些学校还准备抽调各系原来做学生思想工作的党、团书记，来加强政治课的辅导工作。 + +　　这门课程的教学方法，也将与以往不同。许多学校都决定采取先由教师作系统讲课，接着进行大辩论的方式。 + +　　各地高等学校都准备在下学期增加这一课程的讲授时数。中国人民大学是每周学习一天，共学一年。上海各高等学校除增加这门课程的学习时数外，还准备在必要时组织教职员和学生到农村、工厂去参观访问，请人作专题报告。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9月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109.txt b/CCRD/1/3/2/0011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36f4ac0b3ddfb79e24e99e656d9c878d49805bb --- /dev/null +++ b/CCRD/1/3/2/001109.txt @@ -0,0 +1,53 @@ +# 关于贯彻宗教政策的一些问题 + +　　<吴耀宗> + +　　这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听了毛主席的报告，在政协会议上听了周总理的报告，这两个报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很大的鼓励。 + +　　我现在要就贯彻宗教政策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 +## 几年来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成绩和缺点 + +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一贯地、忠实地执行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这个政策在共同纲领和宪法中都有明文规定。毛主席在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８日对西藏致敬团讲话时说：“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这几句话更是我们宗教界人士所乐于引用的。毛主席在这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处理宗教问题的指示，虽然只是三言两语，却把整个宗教政策的精神阐发得非常清楚，我们宗教界人士非常佩服。 + +　　在解放后的几年中，政府对贯彻宗教政策，作了很大的努力，也有了很大的成就。就基督教来说，从１９５０年起，我们进行了三自爱国运动。这个运动纯洁了教会，缩短了基督徒和广大人民间的距离，开始改变了过去被帝国主义利用的中国基督教的面貌。如果不是在新中国的环境里，如果没有政府的同情和支持，这个运动是不可能进行的。政府对教会的需要，也给予了许多具体的帮助，例如：房地产税的减免、教牧人员和信徒的学习等。教会的正当宗教活动都得到保护。许多地方干部经常关怀教会工作，经常与教牧人员联系。有的乡村干部在教会修建礼拜堂时，赶来参加劳动。有一位干部，为要处理一个乡村教会外面一棵树的所有权问题，在内涝期间，涉着齐胸的深水，走了好几里路到那个地方去。许多地方干部对教牧人员个人生活上的困难，用各种方法来协助解决。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政府帮助教会揭发了一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集团，使广大信徒进一步分清敌我，辨别是非，使教会内部更加团结。随着中国人民的解放，新中国的基督教也脱离了西方教会的控制而站立起来了。为了中国基督教这个历史的转变，我们不得不对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表示衷心的感谢。 + +　　但是，这几年来，宗教政策的执行并不是没有问题的。到目前为止，在全国若干地区里，还有一些教会没有恢复礼拜。这些教会所以没有恢复礼拜，原因之一，就是在土地改革期间，地方干部奉到上级指示，要教会暂时停止聚会。为了避免土改时可能引起的纠纷，这个措施的用意是好的。土改后有许多教会已经恢复礼拜，但也有些地方干部借口没有奉到上级指示，不许教会恢复礼拜。在小城市和乡村教会中发生得较多的是房屋和家具被机关团体占用、借用的问题。有的是占用、借用教会多余的房屋和家具，有的甚至是占用教会用来做礼拜的房屋和家具，使宗教生活受到阻碍，甚至不能进行。在乡村教会里，信徒的宗教生活有时也受到干涉。有的干部威胁信徒，不许他们做礼拜；有的借口生产，阻止信徒参加宗教活动；有的把信徒的圣经和赞美诗拿走。有一个乡村里的干部到教会和信徒家里搜去圣经和赞美诗等一百三十二本，经过几年，这个案件还没有处理。有些干部对信徒的宗教情感不但不尊重，反而采取粗暴或侮辱的态度。也有些干部，企图用行政手段来限制宗教活动，给教会制订一系列的“禁令”，例如：不准奉献、不准修建礼拜堂、不准发展信徒等。有时教会负责人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的属会去探访或工作，也受到阻碍。 + +　　教会内部的不健全也是教会问题所以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有的教会没有组织，没有领导；有的教会被坏分子、反革命分子、反动会道门混到里面，甚至被他们控制。小城市和乡村教会的负责人，政治水平大都比较低，他们所讲的话、所做的事，容易引起教外群众的不满。此外，还有一些客观的原因，例如：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在中国进行侵略的事实在有些地方所留下的痕迹，灾荒所造成的特殊情况等。 + +　　上面，我提到了与贯彻宗教政策有关的一些有形的问题。现在，我再提出一些与贯彻宗教政策有关的无形的问题。今天新中国有宗教信仰自由，这是事实。但新中国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是以马列主义，包括马列主义的无神论为指导思想的。这两个事实的本身并不是互相冲突的，因为不管是相信马列主义的，或是相信宗教的，他们都可以在建设祖国、保卫和平、为人类谋幸福的共同愿望下团结起来。 + +　　但是，虽然如此，问题还是会发生的。有些机关和学校对基督徒采取一种特殊的看法：不管他们的工作或学习成绩怎样好，他们的宗教信仰往往被看作一个缺点。例如：有一个医院，在评选先进工作者时，把宗教信仰列作落后因素之一。有些高等学校的基督徒学生反映：在肃反后，因为他们信仰基督教，他们就被看作是有问题的人，因此，他们不敢去做礼拜，不敢与基督徒同学谈论宗教。 + +　　这种情况所以产生，是由于有些人对宗教所抱的成见和这个成见所造成的对宗教信徒的歧视。成见是怎样产生的呢？原因当然是很复杂的。基督教过去同帝国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历史的原因。在基督徒里面，直到现在，还有些人受了帝国主义思想和基督教内反革命分子的影响，这种影响随时都可能在机关学校的生活里表现出来。 + +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一些关于批判宗教的出版物的偏向。在过去一年多当中，各地区的出版社出版了不少的批判宗教的小册。我们对批判宗教这一件事，没有意见；信仰宗教的有自由，不信宗教的、批判宗教的也有自由。我们也不是因为有人批判宗教，便感到不舒服。一个虚心追求真理的宗教信仰者，是不怕别人批判他的宗教信仰的。 + +　　目前关于批判宗教的出版物，是怎样一种情况呢？我们不能不坦白地说：这些出版物的内容，有不少的部分是片面的、主观的、不符合事实的、一笔抹煞的。很自然地，开宗明义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对古今中外的一切宗教给予一个总的宣判：“所有现代宗教——基督、犹太、伊斯兰教、佛教等等，都叫人民群众绝对服从压迫者，都力图把人剥削人的制度神圣化，为它辩解，使它永久存在。”“宗教是一向替统治阶级服务，捍卫阶级不平等和剥削制度的。”“宗教是陈腐的反动思想和观念的体现者，是一切腐朽东西的支柱。”根据上述的宣判，下面的结论也是很自然的：“坚绝（决）的，积极不断的反对宗教残余，宗教偏见，宗教迷信的斗争是必要的，因为它们阻碍着人民向共产主义前进，它们阻碍着人民群众创造力的发展。”是不是在宗教信仰者里面也有进步的成分呢？似乎作者们连这一点也否认了。“‘进步的’僧侣——这是僧侣中变得更聪明的、因而也就是更巧妙地掩饰他们仇视科学和仇视人类发展的那一部分。”有一位作者为要否定宗教，索性作出一个全面的结论：“所有的人都是无神论者。”为要证明这个结论，他就运用他的想象，提出下面这些问题：“为什么他们要耕地和播种呢？难道说万能的神不能在未开垦的荒地上生出黑麦和小麦吗？”“为什么信徒们那样害怕瞎了眼睛呢？……难道根据神的意志，他们就能用手和鼻子来看东西吗？”结论似乎是：信徒们既不相信可以不耕而食，不相信可以用手和鼻子来代替眼睛，他们就都是无神论者。 + +　　这一类批判宗教的宣传，将会产生什么效果呢？首先，我们并不否认在宗教的组织和实践方面（就基督教来说）有许多坏的东西，这些坏的东西，教外的人反对，教内的人也应当反对。但是，我们认为这些小册子对宗教的片面的、不公正的看法，一方面将会使西方基督教里面反苏反共的专家们振振有词，另一方面也会使基督教和其他宗教里面热爱真理、热爱正义的人士，感到他们受了冤屈。这些小册子的作者和编者们似乎不晓得在新中国的各个宗教里面，都有一个爱祖国、爱和平的运动；他们似乎不晓得：甚至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面，还有象约翰逊、文幼章这些和平战士，和许多为正义而斗争的，不大知名的宗教界人士。抹煞这些事实，抹煞这些人物，就是否认他们在许多对人类有益的事业中的地位和贡献，同时也助长了在宗教里面被帝国主义利用的力量。其次，这一类批判宗教的宣传，将会使人怀疑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真实性。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但要保护宗教，也要尊重宗教信仰。批判宗教是一件事，在批判宗教时，不根据事实来作判断，对宗教采取粗暴轻蔑的态度，这是另一件事。 + +## 两点意见 + +　　根据以上所说的情况，对如何更好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问题，我愿意提出两点意见。 + +　　第一、希望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级人民委员会对宗教工作更加重视，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作更多的、更有计划的、更有效的宣传教育。这种宣传教育应当在工作干部中进行，也应当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应当是消除对宗教的片面的看法，提倡对宗教及宗教界人士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的同时，我们也希望政府加强宗教事务部门的人力，特别在基层干部方面。 + +　　第二、希望中央有关部门在宪法第８８条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文以外，考虑制订一些与贯彻宗教政策有关的补充条文。许多经验证明：宪法上概括的条文是不够的，因为执行宗教政策的人对这个条文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有时是互相矛盾的解释。补充的条文当然不可能是包罗万象的，但我们可以根据这几年来所发生的主要问题，来规定这些补充条文的内容。制定补充条文时，应当征求宗教界人士的意见。这样的补充条文对宗教政策的贯彻可以有很大的帮助。 + +　　我们知道：贯彻宗教政策不是政府片面的事，我们宗教界人士也应当负起责任。就基督教来说，我们应当进一步肃清帝国主义思想的影响，热烈地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地参加保卫世界和平运动。我们应当彻底地完成自治、自养、自传的任务，使过去一百多年中被帝国主义控制利用的中国基督教完全改变它的面貌。 + +　　我们认为进一步贯彻宗教政策，尊重宗教信仰，不但可以满足信徒们在宗教生活上的要求，安定他们的情绪，也可以提高他们对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 +　　在过去几年中，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污蔑宣传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新中国宗教的情况，更是他们所喜爱的一个题目。他们当中最极端的宣传家们曾经说：中国的教会都关门了；牧师们都被枪毙了。但是，新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事实已经使这些宣传家们不得不逐渐改变他们的口气。上面所提出的那些问题，是不是又会使这些宣传家们得到造谣诽谤的借口呢？是的，他们看到这篇发言，一定会感到高兴，他们一定会尽量利用这篇发言来作宣传的资料。但是，他们又能得到什么新的收获呢？他们的宣传是不是比过去更有效力呢？我以为不会是这样的。这几年来新中国的教会在许多方面呈现了新生的气象。有的教会建筑了新的礼拜堂，有的教会按立了新的牧师和主教；教会的活动增加了，做礼拜的人数也一般地增加了。就以圣诞节而论，信徒参加庆祝的情况，一年比一年热烈。许多信徒做了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全国各地的教会里面，涌现了成千成百的积极分子。每一个到新中国来访问的国际友人，都可以为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作见证；任何歪曲宣传都不能改变这些事实的真相。 + +　　我们并不否认在宗教政策的执行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已经逐渐获得解决；经过一定的时间，必定能够完全解决。我们也不否认：在新中国里面，在宗教与非宗教之间，在有神与无神之间，存在着矛盾。但这只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一定可以得到适当的处理的。几年来的事实证明，许多人民内部的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 + +　　新中国基督教的情况不需要西方的宣教家们替我们担心。相反的，他们应当担心的，却是他们自己的教会。一位美国牧师斯梯芬·Ｈ·弗里区曼在１９５６年９月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美国的宗教自由正在逐步地但是肯定地遭到剥夺。仿佛有一套准备好了的陈腔滥调，你若不说这一套话，就会失去说话的自由。” + +　　那些企图维持国际紧张局势的人们，妄想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打开缺口，妄想在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当中制造分裂，妄想使社会主义国家中可以解决的人民内部的矛盾转变为不能解决的对抗性的矛盾。宗教就是帝国主义在这些阴谋中所用的一种武器。杜勒斯在几个月前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上，不就是用“无神论观念”作为他的“改变共产党世界”的一个借口吗？但是，他们的阴谋是一定要失败的，他们的幻想是一定要破灭的。 + +　　我们中国基督徒不会受帝国主义宣传的迷惑。我们热爱灿烂光明的新中国；我们热爱领导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我们要把我们的教会管理得很好；我们要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我们最大的力量；我们也要与全世界爱好正义、爱好和平的基督徒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9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关于贯彻宗教政策的一些问题　吴耀宗的发言”。）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110.txt b/CCRD/1/3/2/0011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aba953e90cf04af419721d77c46d64cfc9d201b --- /dev/null +++ b/CCRD/1/3/2/001110.txt @@ -0,0 +1,27 @@ +# 民革、民盟、民进、九三学社和致公党　将召开全国整风工作会议 + +　　<新华社> + +　　据新华社３日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２日举行第十五次会议（扩大）。会议决定在９月１２日召开全党整风运动工作会议，以进一步明确反右派斗争的政策方针，交流全党反右派斗争的初步经验，动员全党深入和广泛地开展反右派斗争。 + +　　会上，民革主席李济深就召开全党整风运动工作会议问题作了说明。中央整风办公室副主任陈此生报告了近两月来全党反右派斗争的情况。 + +　　陈此生说，民革各地组织一般自６月下旬起先后开始进行党内的反右派斗争。到８月３１日为止，根据已收到的不完全的材料统计，全党各地组织已揭露的右派分子有四百三十九人，这个统计表明，民革党内右派分子活动的情况是严重的。估计运动在深入和发展中还会揭发出更多的右派分子。 + +　　陈此生说，在两个多月的斗争中，各地组织在实际工作中也有了不少的好的体会与做法：一、在反右派斗争的每一环节上，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即可以加强战斗力量，加速胜利。二、结合省或市人民代表大会揭露批判右派，组成从我们党内到社会各界的广大坚强的反右派战线，有利于鼓舞士气，克敌致果。三、灵活运用战术，多数地方组织已由大会揭发批判的方式，进而采用大会与小会相结合的斗争方式，多数事例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 +　　陈此生最后说，反右派斗争在全国范围普遍开展和深入，我们必须紧紧跟上形势的发展，使斗争更广泛更深入的展开到每一基层组织去。 + +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梅龚彬、李世璋、陈劭先、朱学范、朱蕴山等人。 + +　　最后，会议就人民日报８月２９日社论：“各民主党派的严重任务”，联系民革组织的实际情况，交换了意见。 + +　　据新华社３日讯　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和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中央最近分别举行的整风领导小组会议，都决定召开各党派在全国各级组织中进行整风的工作会议。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整风工作会议决定在９月１０日举行，九三学社的整风工作会议决定在９月１２日举行。 + +　　这些民主党派召开全国整风工作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明确反右派斗争的方针任务，交流斗争经验，以便在各级组织中更深入、全面地开展这一斗争，保证各级组织在反右派斗争中取得彻底胜利。 + +　　在民进中央整风领导小组会议上，还通过了民进中央常务委员杨东ｐò＠①作的关于整顿民进北京市委整风领导小组工作的报告。杨东蒪指出，为了扭转民进北京市委反右派斗争不积极现象，民进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召集人已经在８月３０日决定撤销雷洁琼的北京市委整风领导小组召集人职务，改由民进中央整风办公室副主任冯宾符担任。 + +　　本报讯　中国致公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行政会议和中央整风领导小组于９月２日举行联席会议，一致决议：为了在致公党内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把整风运动发展到基层去，决定于９月１１日在北京召开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整风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外，还有各级组织的整风领导小组的代表。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9月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111.txt b/CCRD/1/3/2/0011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e400b85f766e8aa71e429be7cd866c37562d7b1 --- /dev/null +++ b/CCRD/1/3/2/001111.txt @@ -0,0 +1,27 @@ +# 工会要依靠积极分子贯彻群众路线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全国总工会召开的全国工会积极分子代表会议是一个重要的会议。工会积极分子大军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我国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发展，１９５６年底已有二千二百多万人，而工会积极分子就有三百多万人，几乎每六个职工当中就有一名积极分子。事情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这支队伍的庞大，而且还在于这支庞大的队伍每时每刻同群众生活在一起，同群众有千丝万缕的血肉般的联系。 + +　　工会积极分子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人。他们在完成了自己生产岗位上的任务之后，利用自己的一部分休息时间毫无报酬地为群众服务。他们不为名利、不辞辛苦、日日夜夜、任劳任怨地执行他们光荣的社会义务。他们对于职工群众的生产、生活、学习都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他们自己在这些方面又是群众的模范、表率。许多工会积极分子，是先进生产者或先进工作者，是学习模范，是团结互助、勤俭持家的模范。正是因为这样，工会积极分子得到了群众的热诚爱戴，称他们是“雪里送炭”和“雨中送伞”的人，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榜样。 + +　　工会组织依靠着这些有觉悟的同群众密切联系的积极分子，团结群众、发动群众，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些积极分子广泛地经常地联系着群众，才使工会真正成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工人阶级的组织，才使工会真正能够把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把群众与党紧密地联系起来。我们相信：只要善于运用这支力量，总结起这方面已有的经验，工会就能够在今后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 +　　现在全国各阶层人民正在进行整风运动，全国工人群众也正在陆续进入整风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工人群众将向各企业的领导者提出批评建议，帮助他们改进工作，同时也将对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展开讨论和辩论，纠正错误的意见，揭露和批判反动的意见，以便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因此，摆在全国工会组织面前的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在这一运动中发挥充分的积极的作用，通过小组会、座谈会、大字报、辩论会等种种形式，帮助工人群众革命觉悟的提高，帮助工人阶级队伍的整顿，帮助工人阶级内部矛盾的正确解决。 + +　　人民内部和工人阶级内部有各种矛盾，而对于工会工作者特别重要的，是领导和群众的矛盾。正确处理好了领导和群众的矛盾，其他许多矛盾也可以迎刃而解。而解决这个矛盾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贯彻执行党所一再强调的群众路线。这就需要工会组织更好地联系群众，深入了解和分析矛盾的各个方面，根据毛主席所指出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来解决这个矛盾，通过解决这个矛盾又进一步提高群众的觉悟，密切领导和群众的联系。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下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文件中曾经指出：“当资本主义和小生产底残余依然存在时，整个社会制度中这些残余与社会主义新芽之间的矛盾，是无可避免的。……为了有效地进行职工会工作，只是正确了解职工会的任务是不够的，只有正确的职工会机构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种特别的机智，善于在每个具体情况下，用特别的办法去接近群众，以最小的磨擦，而能在文化、经济和政治方面把这些群众提升到更高的程度上去。” + +　　为了密切领导和群众之间的联系，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就是加强群众监督，克服官僚主义；一方面就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高职工群众的阶级觉悟。这两方面，都需要工会组织善于运用积极分子进行深入的细致的群众工作。（⑴⑷） + +　　工会组织应该发动群众、启发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经常地认真地揭露企业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现象，企业行政领导也应该诚恳地欢迎这方面的群众批评和意见。但是，工会组织的责任决不能只满足于“揭露”和“批评”。这只是问题的提出。要解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发动群众以主人翁的态度，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帮助领导来克服官僚主义。五三厂工会组织在解决加班加点问题的时候，开始只是批评指责，但并未解决问题，一直到第四次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依靠了群众自己的力量，改进了工作，改进了领导，才基本上消除了经常加班加点的现象。这就说明了解决这个矛盾必须充分走群众路线。这样，不仅可以满足工人群众的正当要求，“以最小的磨擦”改进领导，克服官僚主义，而且还可以借此提高群众，加强团结。 + +　　加强群众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工会组织在解决领导与群众矛盾当中另一个方面的工作。因为群众不了解全面情况，或者不能正确地处理个人利益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也常常是发生企业内部矛盾的一个原因。在进行这个工作的时候，也须要充分走群众路线。自上而下的系统的宣传教育工作，是必要的，但这只是对少数积极分子的教育方式。对群众的政治教育，主要是启发群众进行自我教育。这就是以群众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来教育群众自己。并且，要发动群众参加各种重大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斗争，让群众在斗争中受到教育、受到锻炼。目前在厂矿企业即将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运动，应该贯彻群众路线的方法，以不断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这样，将使职工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大大发挥，劳动纪律大大加强，某些群众的不合理的要求也将会自觉地放弃，促使领导与群众的矛盾得到缓和与解决。 + +　　以上两方面都足以说明，只有当工会组织充分走了群众路线，它才能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这一点正是目前不少工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弱点，需要加以克服的。 + +　　贯彻群众路线，需要充分发挥积极分子的作用，需要很好地总结和运用积极分子的经验。全国工会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上交流的经验，其中绝大多数就是在基层各个方面的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的经验。这些经验从各方面的积极分子身上体现出来。积极分子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骨干力量。领导者依靠他们把自己同群众结合起来，通过他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每当发动一个群众运动的时候，如果没有积极分子的骨干作用，群众的热情将不能持久，群众运动将不能健康地发展下去。每一个领导者都要充分认识到积极分子的重要性。正确使用积极分子，充分发挥积极分子的作用，对于加强基层工作，对于在基层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具有重要的意义。积极分子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组织起来，才能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广大工会积极分子已经组织在工会之中，应该说这是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要充分发挥他们的力量，必须加强党对工会组织的领导，充分发挥工会的组织作用。 + +　　全国工会积极分子代表会议闭幕了，出席会议的代表们将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同那些没有出席会议的千千万万的工会积极分子们一起，继续为社会主义事业、为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去努力工作。我们预祝他们的工作获得更大的成就。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保持光荣，戒骄戒躁，永远和群众一起，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前进。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9月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112.txt b/CCRD/1/3/2/0011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e87ba4d31f1fb171c18b0149b47c7cbfd86ec28 --- /dev/null +++ b/CCRD/1/3/2/001112.txt @@ -0,0 +1,21 @@ +# 祝贺上海市二届人代会二次会议胜利闭幕 + +　　<《文汇报》社论> + +## 欢呼胜利 坚持战斗 + +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经过18天预备会议和大会，于昨天胜利闭幕了。这次以狠狠地打击资产阶级右派为主要内容的会议，开得有声有色，有理有力，从头到尾贯彻了说理斗争的精神。这是全市规模的一场伟大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参加会议的人民代表和列席代表共一千余人，除在大组小组的预备会议中进行激烈的论战外，在大会发言共六百余人，占出席与列席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代表们在这场斗争中，学会了掌握毛主席所教给的“摆事实，讲道理”的武器，愈战愈强，愈战愈勇，使一小撮右派分子不能不弃甲曳兵地全线崩溃。大多数不得不向人民低头认罪，即使有极少数的顽固不化的右派分子，还图负隅顽抗，也只不过更加暴露出他们丑恶面目，更加引起人民的义愤。因此，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胜利。 + +　　这个胜利告诉我们，资产阶级右派一定可以分化，一定会被击败的。那些把无产阶级的力量估计过低和把右派的势力估计过高的右倾思想是完全错误，应该加以彻底批判的。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资产阶级右派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现在虽然打败了。他们并不心死，一定会梦想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因此，我们决不能因胜利而麻痹松懈，予他们以可乘之机。我们必须乘胜追踪，深入挖掘，犁庭扫穴，继续开展争斗，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 +　　通过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一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社会主义革命是消灭剥削制度、消灭阶级的革命。而以剥削制度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已经存在了几千年。要把这个存在了几千年的社会彻底改革成无剥削的无阶级的社会，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作为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私有制，是取消了，并且改为公有制了。如果仅仅变革了经济基础，而让上层建筑还继续保留，那么，这些旧的上层建筑对新的经济基础决不会起积极的推动作用，一定要起着消极的破坏阻碍作用。同时，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心服。因此，仅仅改革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彻底打败资产阶级右派，同时要在广大人民中间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把和剥削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点、作风、方法以及道德观念等彻底加以改造。否则社会主义就没有希望。一切热爱祖国，迫切期望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人们应该积极地投入反右派斗争，彻底击败右派，并让自己受到锻炼，改造成为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 + +　　从这场斗争中，令人信服地感到，在明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的时候，凡是来自被剥削阶级，身受剥削压迫痛苦极深的劳动人民所摆出的事实是那么生动感人，所讲的道理是那么明确有力；他们的立场是那么鲜明，他们的斗志是那么坚决。显然地，他们心里只有一条路: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对他们来说，只是痛苦、灾难和死亡。 + +　　可是有不小部分的知识分子却不同。他们在这两条道路的面前是动摇、犹豫、三心两意、七上八下的。他们和资产阶级右派展开斗争的时候，常常不像劳动人民那么理直气壮。经过了斗争的考验，在和劳动人民的对比下，不难看出这些知识分子和剥削制度的关系，跟劳动人民和剥削制度的关系是不同的。知识分子虽然并非都直接参加过剥削。然而在剥削制度下，他们以知识为私有，用来为剥削阶级服务；他们靠剥削阶级吃饭，甚至想自己变成剥削者。虽然知识分子不过从剥削者的肥腴的脂膏中得到一些余润，却就此感恩知己，和剥削阶级千丝万缕地联系起来。他们的思想感情和剥削阶级打成一片，牢不可分。他们满足于剥削者所给他们的余润，而轻视劳动人民。现在剥削制度已经消灭了。劳动人民伸出双手来欢迎知识分子共同劳动，同享幸福的时候，他们倒反流连着过去在剥削者手下讨生活的日子，对真正尊重知识劳动的社会主义制度，抱着犹豫怀疑的态度。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生活了八年以后，被资产阶级右派一声呼唤，仍不免心猿意马，神魂颠倒。可见在剥削阶级手下所受的影响之深，竟会使人是非不分，香臭莫辨；包袱沉重，寸步难行。这是值得严重警惕的。 + +　　经过这场全民性的大辩论，真是“听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特别对知识分子，是一次极其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从此可以悟到，社会主义道路，对知识分子来说，比起资本主义道路来，真是有天渊之别。只有劳动人民才是真正热爱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切莫再留恋从剥削阶级手里讨生活的日子了。可是，要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就必须下决心把跟剥削阶级的万缕的情丝一刀两段。只有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才能顺利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同志在这大会闭幕式的总结发言中对知识分子的殷切期望，真是语重心长，足以发人深省的。 + +　　这场声势浩大的斗争的胜利收获是巨大的，不仅全线击溃了资产阶级右派，深刻地教育了各界人民，而且在这巨大的胜利形势下，各位代表将像久经沙场的战士一般，分布到全市各条战线上去，把全市各界的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波澜壮阔地推向深入，汇成新的高潮，使本市的社会主义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9月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113.txt b/CCRD/1/3/2/00111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38ba6f12ecf3ebf4a0c6b6921d867657284da85 --- /dev/null +++ b/CCRD/1/3/2/001113.txt @@ -0,0 +1,19 @@ +# 加强运动竞赛中的政治思想工作 + +　　<《人民日报》社论> + +　　近几年，我国体育运动发展极为迅速。在广泛开展的群众体育运动基础上，出现了许多优秀运动员，他们的技术水平提高很快，运动道德作风也受到赞誉。但是，在今年一些国内或国际性的运动竞赛中，也发现了动作粗野，不服从裁判，观众起哄等不良现象，引起了广大人民的不满和责难。 + +　　产生这些不良现象的原因，主要是运动竞赛的宣传教育工作做得不够，有些政治宣传工作没有很好地结合具体情况和问题进行。为了更好地继续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正确地进行运动竞赛，巩固和提高技术水平，必须加强运动竞赛的宣传教育工作，切实改进政治思想工作方法。首先，应该继续教育广大运动员认清我国体育运动的性质和任务。经常地、反复地、通过各种具体活动，使他们知道作为一个运动员的光荣和责任。我国体育运动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是向人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手段。发展体育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健康状况，增强人民体质，以便更好地为生产和国防服务。必须坚决反对那种投机取巧，打击报复，“锦标主义”等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行为。克服脱离社会生活，脱离群众的现象。提高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觉悟。勤学苦练，将提高个人技术、善于合作默契和勇敢顽强战斗的作风很好结合起来。为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服务，为祖国争取荣誉。 + +　　其次，正确地进行关于参加运动竞赛的教育。运动竞赛是检阅平时锻炼成绩，互相交流经验，以便继续促进和提高体育运动的发展。运动员应该在竞赛前作好准备，临场比赛时充分发挥自己的技术，正确的运用战术，勇敢、顽强、机警、沉着，努力争取胜利。绝不是单纯地为了夺取“锦标”。受到表扬和奖励，绝不能骄傲，应该帮助对方，诚恳地交流经验，不仅将自己的经验提出供对方参考，也可以从失败的对方学习经验。受到批评和谴责，也不气馁，只要总结经验，学习对方的优点，继续努力，必然可以争取胜利；将一切表扬或批评都作为鼓舞自己前进的力量。 + +　　对裁判员必须尊重，服从。所有的领队、指导、运动员或主持竞赛的人员，在比赛中都必须如此。观众也应如此。这不仅是绝对必要的纪律，也是对裁判员应有的礼貌。不能允许当场责难、纠缠、不服从，更不能容忍侮辱、殴打裁判的行为（如有侮辱、殴打行为，应受纪律制裁）。对裁判员的某些判决不明了，可以由队长善意的提出询问。经裁判员说明后，无论是否同意，都必须执行裁判的决定。在裁判工作中，难免有个别疏忽和误判，这种失误，在其他任何工作中也是存在的，应该在比赛后经过一定方式提出，求得合理解决。同时，也要提高裁判工作水平，要求裁判员公正严明，积极负责的执行任务。裁判工作人员是一场竞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承担了主持竞赛方面、运动员和广大观众的信托，应该使竞赛完满地进行。裁判的好坏，直接影响运动员的技术、作风，以及观众情绪。目前，我国裁判工作人员是积极努力的。知识和经验也在不断提高和丰富。但是由于体育运动的普遍发展，运动技术不断提高，裁判员数量已经不足，知识、经验赶不上需要。必须要求有关方面加强对裁判员的培养和帮助；要求裁判员努力学习，总结经验，提高工作水平。要批判裁判员中那些姑息、偏袒情绪，坚决维护规则和纪律的尊严，向一切不合理的行为作斗争，更好地完成自己光荣而严肃的任务。 + +　　此外，还要加强临场对观众的教育。我国观众是热情的、公正的，组织性纪律性也好。在许多次竞赛中对运动员都起了很好的鼓舞作用。来我国访问的外宾也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但是在有些比赛中，也发现有些观众不冷静。如包围裁判、包围运动员等，这种现象是应该改正的。观众如有意见，可以在事后向主持竞赛的单位，向裁判员，向运动队和运动员提出，要求他们继续进步。决不能当场表现无理的行动。必须批判由旧社会带来的那些残存的不正当的行为，培养和树立团结、友好与人为善的精神。观众也要保证竞赛的顺利进行，促进我国体育运动的正常发展。 + +　　要求所有的体育工作领导人，必须切实注意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亲自动手，检查和改进思想教育的内容和方法。那种只作一般号召，不作具体指示；只提问题，不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提要求，不帮助解决实际工作的困难；只交给下级去作，自己不动手想办法总结检查的作法，都必须改正。我们的运动员一般是年青的，政治上、技术上锻炼都不够。他们是愿意进步的，他们要求学习和帮助。只要大家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动起手来，一定能够获得新的成绩。 + +　　今后国内外运动竞赛活动日益开展，希望这些活动进行得更好，更完善。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9月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114.txt b/CCRD/1/3/2/00111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bc6f4e8897965d2e0002135e83a20fb81d7c972 --- /dev/null +++ b/CCRD/1/3/2/001114.txt @@ -0,0 +1,31 @@ +# 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党的整风运动和人民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经过几个月以来的发展，目前正在扩大成为一个全民性的整风运动。除了民主党派、国家机关、教育界、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的反右派斗争已经陆续展开以外，全国的工商业者，全国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城乡劳动者，也都正在或者将要分期分批地用摆事实和讲道理的方法，就许多有关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展开群众性的大辩论。 + +　　这次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对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对于小资产阶级（原来的个体农民和其他的城乡小生产者），特别是富裕中农，也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对于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则是整顿作风，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问题。这本来是属于性质不同的两个社会范畴。但是，由于都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摆事实和讲道理的大辩论的方法，因而都叫作整风。 + +　　党的这个方针已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大家现在都看到，如果不采取这种整风的方法，不采取这种群众性的大辩论的方法，就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使这样多的人大大提高政治觉悟，并且使形形色色的错误的和反动的意见受到揭露和批判。但是直到现在，也还有不少同志对于在工厂农村展开群众性的大辩论抱着怀疑的态度，不敢发动群众起来大鸣大放大争。他们多少还有些害怕群众的批评揭露，害怕群众中的落后分子和混在群众中的右派分子的煽动，害怕大字报、座谈会、辩论会的斗争形式。他们想：这种办法，在高等学校和国家机关中间或者是有效的，但是为什么要把它推广到全体工人、农民中间去呢？这不会搞得“天下大乱”吗？ + +　　其实，就在高等学校和国家机关中间，在大鸣大放的初期，许多同志又何尝没有这样忧虑过呢？但是事实证明，人民的“天”非但没有坍下来，相反地，由于广大群众在辩论中认清了是非，提高了革命积极性，人民的天下是更巩固了。倒是那些得意忘形的右派分子，很快就被群众包围起来，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围攻。工商界和知识界的许多中间分子，由于他们的立场还没有根本的转变，虽曾受过右派言论不同程度的蛊惑和煽动，但这也只是暂时的现象。在反击右派的斗争中，他们也逐步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站到人民群众方面来了。 + +　　事情的这种伟大转变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了：第一，我们的事业的正义性是不容怀疑的。广大人民已经坚定地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任何人要想反抗广大人民的这种意志，都只能遭到可耻的失败。第二，任何重大的问题，首先是涉及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只要我们坚定地依靠群众的多数，相信群众的革命性和觉悟性，有领导地在群众中展开讨论和辩论，群众就一定能够分清是非，辨明善恶，决不会被错误的和反动的言行所蒙蔽。第三，只有在革命斗争的风暴中间，只有在同错误的和反动的言行作斗争中间，才能给予干部和群众最好的教育和锻炼，使他们增长见识、经验和才干。那种不经风雨的、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鲜花，是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的。这次反击右派分子的全民性的大辩论，是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凡是参加到这个斗争中来的人，都已经感觉到受了极其宝贵的教育，他们的头脑豁然开朗了，他们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大大地提高了。 + +　　我们共产党人在进行任何工作和解决任何问题的时候，都必须坚定地依靠和相信群众的多数。今年２月２７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的演讲中指示我们：“凡属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这里所说的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也就是群众路线的方法。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间，我们的党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处理党与群众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以及这部分群众和那部分群众之间的矛盾的，并且已经在这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我们必须在今后坚持这种方法，才有可能在我们的国家里造成这样一种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有了这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更加巩固，我们的党和政府就会较易于克服困难，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会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从而更快更好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 +　　如前所说，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和人民内部的整风，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社会范畴的问题。但是都采用了群众性的大辩论的方法。这是因为，在揭露和批判右派的问题上，也必须依靠群众，也必须走群众路线。 + +　　为什么有一些同志到现在还害怕用群众性的大辩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来开展反右派的斗争的问题呢？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同志还没有深刻理解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性，还没有养成坚决依靠群众和有事同群众商量的习惯。 + +　　有一些同志不希望群众在大鸣大放的过程中公开批评他们的缺点和错误。他们听不得群众的批评，一听就沉不住气，就觉得丢了面子。这种想法当然是非常有害的。一个人的缺点和错误是客观的存在，既不会因为受了群众的批评而无中生有，由小变大，也不会因为躲过了群众的批评而由大变小，由小变了。群众如实地公开地批评了，这就给缺点的克服和错误的纠正造成了有利的客观形势，这就有力地推动了而且保证了工作的改进。犯错误的人在群众的帮助和监督下面检讨了而且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这有什么不好呢？群众看见你认识和改正了错误，仍然会继续信任你。相反，把自己的错误隐瞒起来，使自己的思想继续受毒害，使党的工作继续受损失，这又有什么利益呢？事实上，错误是隐瞒不了的，愈隐瞒只有使错误愈发展。别的不说，谁要是违反党关于依靠群众来整顿作风的指示，谁就首先犯了一个无法隐瞒的严重错误。（⑴⑷） + +　　另外一部分同志害怕群众性的大辩论，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群众能够通过辩论分清是非，他们害怕某些不正确的意见会在群众中乘机抬头，这就会使他们过去的政治教育“前功尽弃”，这就会给他们今后的工作造成很大的“麻烦”。这种想法也是完全错误的。群众中间如果有些人有不正确的意见，是根本不让他们发表，因而得不到对症下药的教育好呢，还是让他们发表出来，让他们通过辩论改正自己的认识好呢？毫无疑问，通过辩论以后，群众的绝大多数必然会站在真理的一边，这比人云亦云地甚至言不由衷地附和正确意见要可靠得多，比在普通课堂上的学习要生动得多。这样的政治教育，才能真正解决群众思想上的问题，才能真正产生深刻的影响。也只有通过这种政治教育，群众才能得到认真的训练，不但对于落后分子和中间分子是如此，而且对于先进分子，对于教育人的人，也是如此。 + +　　总之，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害怕群众性的大辩论是没有丝毫理由的。我们共产党人是人民利益的坚决捍卫者。我们的目标是要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在我国建立起人人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目标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了达到这个伟大的目标，我们同人民群众一起，向国内外的敌人进行了坚决顽强的斗争，不惜忍受任何艰难困苦，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既然革命和建设事业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在推进这个事业的过程中碰到的困难和矛盾，不依靠群众的集体力量、集体经验和集体智慧来克服，还依靠谁呢？正由于我们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唯一依靠，我们才能够放手地发扬民主。甚至在手执武器的人民军队中，党也在一定的范围内和集中的指导下实行了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民主，因而密切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因而使军队的士气高涨，战无不胜。在军队里尚且能够采用的方法，为什么在工厂、农村中反而不能采用呢？共产党人连帝国主义反动派都不怕，难道反而怕自己的亲人——老百姓么？ + +　　依靠群众的力量和通过群众的辩论解决问题，这当然不是说可以放弃领导，可以放弃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放弃劳动纪律和行政纪律。相反，辩论的目的正是为了加强领导，加强应有的集中和纪律，而不是为了削弱它们。就是在辩论的过程中间，也必须遵守一定的集中和纪律，不允许妨碍生产和造成无政府状态，而且必须有领导有步骤有计划地展开讨论和辩论。群众不可能自然而然地、自发地了解一切事实的真相，因此他们当然也会发表错误的意见，或者暂时受错误的意见所迷惑。但是只要我们加强领导而不是放弃领导，不但善于用群众自身的经验来教育群众，并且积极帮助群众掌握全面的真实的情况，那么经过讨论和辩论，群众的绝大多数就一定能够站在正确的方面。 + +　　通过群众路线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改进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进行社会主义的教育，通过群众路线开展反右派的斗争，开展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当前的全民整风的内容。这对于中央和省市的许多领导干部，已经逐渐熟悉起来了；对于专区、县、区、乡和厂矿企业的许多干部，还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为了熟悉，就需要大谈特谈。要在正确地解决了一批这样的问题以后，就认真地总结经验，广泛地传播教训。这样久而久之，人们也就会习以为常，不以为怪了。而作到这一点的关键，就是要相信党，相信群众。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9月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117.txt b/CCRD/1/3/2/00111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c8eaf8023fbe29ab70668d297152b1f0638f1ef --- /dev/null +++ b/CCRD/1/3/2/001117.txt @@ -0,0 +1,19 @@ +# 大辩论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好方式 + +　　<《文汇报》社论> + +　　最近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在会议期间进行的反右派斗争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右派的阵线被全面击溃了，人民受了一次极其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这是全民性大辩论的胜利，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 +　　全民性大辩论的目标，就是想在我国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有了这样的政治局面，就可以更进一步动员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全民的力量，更快更好的建成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贯彻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目标。也就是要把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在一个共同政治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团结起来，在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上取得更为整齐的步调，使每一个新中国的人民对国家大事都有一种共同的语言。 + +　　人民和右派分子在一切根本性的问题上是都没有共同语言的。我们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真正的民主，可是右派分子却不以为然，他们偏要说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的自由要更多些；我们主张要具体的有领导的自由，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可是右派分子却企图搞违反人民利益的无政府状态的抽象的民主和自由。中国人民认为匈牙利事件是一个违反人民群众利益的由匈牙利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煽动起来的不幸事件，可是右派分子却暗暗高兴，希望那样的事件在中国也能照样出现。……总之，人民和右派分子的想法和希望就是这么背道而驰。人民之所好者，右派恶之，人民之所恶者，右派好之。不可能设想，人民的阵营里如果隐藏着这种胸怀异志，居心叵测的右派分子，人民的事业会不遭到损失。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什么没有共同语言的问题了。右派分子的企图是要人民亡国、亡党、亡头。也不可能设想，在人民内部隐藏着这种右派分子，还在进行罪恶活动，使大是大非没有能够在全民范围内充分辨明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可能出现一种人心舒畅、生动活泼的理想政治局面。 + +　　事实证明，要彻底打垮右派，要在全民范围内搞清关系国家命运的大是大非，最好的方法是，把铁的事实摆出来，用讨论、批评、说服教育的方法来透彻地讲明道理。也就是说，用展开全民大辩论的办法来使右派分子低首伏罪，使全国人民在正确的认识下面达到更紧密的团结。 + +　　也可能有人会这样想。为了驳倒一小撮右派分子，却要这样兴师动众大张旗鼓地辩论，未免过于麻烦，小题大作了。自然，强制、压服的办法，自然简便得多。可惜的是简便固简便矣，问题却是难以解决的。 + +　　右派分子是狡猾的。他们中间有些人是民主革命时期民主党派中的右翼，有一些政治经验，他们的“民主教授”“进步人士”的伪装在一部份群众中间也还有一定欺骗作用。他们多少年来就一直干着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扯谎、巧辩也都各有功夫。要对付这种狡猾的敌人，简单化的方法怎么能行呢?事实证明，右派分子还会耍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花招来，企图在群众面前撒出一阵扑朔迷离的烟雾，使人们眼花撩乱，他就可以乘机混过去。这时，就更须很好地运用辩论的武器，像照妖镜一般，使他滑不过去。也有右派分子在明知理屈词穷的时候，又会耍出他的一贯的强词夺理，文过饰非的故技，有意激起你的愤怒，使你不耐辩论下去，因而可能会产生粗暴、简单的做法。于是他便乘此装佯装死，似乎说，“你看，他们无理，他们在压服我”。对待这种无赖之徒，更应该正确运用辩论的武器，使绝大多数人完全清楚地认识他的无赖面目，让绝大多数人完全清楚地辩明真理。 + +　　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群众的智慧是无穷，让群众在大辩论中不断地受锻炼，他们的智慧与勇气便不断提高起来。越遇到顽固不化的敌人，越可以让群众得到增长智慧与勇气的锻炼机会。经过这样锻炼的人，以后便在风浪中能够站得稳了。这样坚强的人愈多，社会主义便愈巩固。而资产阶级右派呢，最怕的是全民性的大辩论。因为他们那些在黑角落里策划的阴谋和发了霉的谬论，是见不得阳光的。摊出来，一经辩护，他们那些破烂货色便没有销路了。因此，全民性大辩论既使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又缩小以至消灭资产阶级右派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就将大大地向前迈进。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9月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118.txt b/CCRD/1/3/2/00111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34abd1c1887740891ef9b80b3cad1e767ae92f8 --- /dev/null +++ b/CCRD/1/3/2/001118.txt @@ -0,0 +1,19 @@ +# 坚决镇压反革命 + +　　<《长江日报》社论> + +　　昨天，汉阳县1万多群众集会，公审制造和发动汉阳一中的反革命分子。主犯王建国、钟毓文、杨焕尧等3人已经依法判处死刑。罪犯杨松涛、余心平、胡斌（女）、余世中等4人依法分别判处徒刑。还有罪犯张良绍已于前日逮捕法办。人民政府对这批反革命黑帮采取坚决镇压措施，真是大快人心，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 + +　　汉阳一中事件，按其性质说来，彻头彻尾是一件反革命暴乱事件。它是由汉阳一中内外的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蓄谋已久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策略的反革命暴乱。在不久前大鸣大放期中，有些右派分子唯恐天下不乱，一心以为“匈牙利事件”会在中国发生，好让他们出来收拾残局。这是他们的美妙的幻想。他们也太过于得意忘形了，他们把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信估计得太低了，他们把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也估计得太低了，他们不了解群众中的大多数是坚决拥护共产党和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在我国国内发生全国性的“匈牙利事件”是为大多数人民所不允许，是不可能的。当然，敌人在某一单位、某一部门或某一局部地区内，利用群众暂时不明真相，钻我们工作中的空子，制造“匈牙利事件”，这倒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汉阳一中的反革命暴乱，就是他们的这种尝试。很显然，如果让他们的罪恶企图得逞，那将是一个什么局面呢？那必然是反革命飞扬跋扈，革命者人头落地，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无可挽救的损失。因此，人民应当给他们以回击，那就是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依法坚决予以镇压。对一切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该杀的就杀，该关的就关，该管的就管，一点也不能含糊，不能马虎。对反革命是不能讲仁慈、讲温情的，对他们任何不应有的宽恕，到头来总免不了人民自己吃亏。 + +　　从汉阳一中反革命暴乱案件，还可以吸取许多教训。 + +　　有些有严重麻痹情绪的人，认为我国已经经过了大规模的镇反、肃反运动，以后就不会有反革命了。这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无知，阶级斗争理解得太简单化了。这是不知道反革命已经基本肃清，并不等于已经全部肃清，潜伏漏网的反革命分子仍然在蠢蠢思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还在多方派遣反革命分子混人人民内部，有些历史反革命分子，虽然人民对他们已经宽大，但他们仍不死心，并且随时伺机对人民进行反攻倒算。像汉阳一中反革命暴乱主犯之一的杨焕尧，就是历史反革命分子，解放后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在汉阳一中反革命暴乱中，起着策划和指挥作用，至死估恶不悛。由此可见，反革命分子是存在的，他们是不会死心的。看不见他们的存在，不承认他们会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不坚决和他们进行斗争，这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当然，如果反过来说，认为今天的反革命分子比肃反以前还要多，也同样是错误的。 + +　　有些天真的人们，认为在人民内部，不再有什么阶级差别了。他们不了解，在人民内部，是包括着各种各样的人群的。其中就有那些被迫放弃剥削未经彻底改造的剥削阶级分子特别是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当中的顽固派，是经过改造难以改造过来的。如果他们没有放弃他们的反动立场，坚持和工人阶级及劳动人民为敌，他们就必然走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道路。汉阳一中教师中不就有一批坚持地主阶级立场对人民怀有刻骨仇恨的分子像杨松涛之流的人么？他们在汉阳一中反革命暴乱事件中扮演的脚色，不就充分地证明了他们的坚决的反革命立场么？ + +　　有人说，闹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该没有什么大了不起吧？其实，这也不是简单的问题。这好像仅是一个思想问题，其实也关联到政治问题。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是社会主义的思想革命的对象，这些思想是反动的，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发展到极端个人主义、绝对自由主义，如像汉阳一中反革命暴乱主犯王建国那样，就会感到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政权都会成为他的障碍，都必须把它们搬掉，这样就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人民内部矛盾，在—定的条件下，就可以转化成为外部的、对抗性的敌我矛盾，这难道还不够明白么？ + +　　还应当着重提到的，就是某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如果没有从阶级立场和阶级观点这些根本问题上得到比较彻底的改造，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不坚定，那么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也就会表现出动摇或背叛，也就有被反革命利用的可能，或者自行失足堕入了反革命的泥坑里。在大鸣大放中和汉阳一中反革命暴乱中，都可以看出，有些党员和团员，在这—次严重的阶级斗争中，就经不起这种考验。这对党员团员们应当是一个多么深刻的教训！ + +　　因此，在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同时，还必须深刻认识反革命产生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在人民内部进行提高革命警惕性的教育，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同时加强对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深入地进行思想改造；这样才能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堵塞反革命存在和生长的道路，防止类似汉阳一中反革命暴乱事件的重演。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1119.txt b/CCRD/1/3/2/00111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4dcc0f8ad51c7b32aabf0540e44c131f071bb86 --- /dev/null +++ b/CCRD/1/3/2/001119.txt @@ -0,0 +1,11 @@ +# 斩断反革命的魔爪 + +　　<《湖北日报》社论> + +　　制造汉阳暴乱事件的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王建国、骨干分子钟毓文、幕后策划指挥分子杨焕尧已经由人民法庭判决，处以极刑。主要分子杨松涛、余心平、胡斌、余世忠也分别按照他们罪恶的大小，和逮捕以后的坦白程度给以应得的制裁。严厉地镇压这批反革命分子，是全省广大人民一致的坚决的要求；也是继续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措施。两个多月以前，这些反革命罪犯趁着全国右派分子在大鸣大放中向党猖狂进攻的时机，在省民盟右派分子马哲民、陆鸣秋的指使下，恶毒地实现了他们策划已久的反革命阴谋，制造了他们所谓的“小匈牙利事件”，妄图用暴力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破坏人民民主专政，遂行资本主义复辟。可是，人民决不让他们的妄念得逞，在工人农民坚强有力的反击下，迅速制止了这伙匪徒发动的暴乱。这就充分说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比任何时候都巩固和强大。广大的工农劳动群众都是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决拥护人民民主专政。反革命分子的任何罪恶活动都绝不能为人民所容忍，只要反革命的魔爪一伸出来，就立即把它斩断。 + +　　在汉阳一中发生的暴乱事件，无可置辩地表明：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国内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大规模的暴风骤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并不等于阶级斗争的火焰业已熄灭。而且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点、一定的条件下斗争甚至是十分激烈的。发动汉阳暴乱事件的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有：虽被政府宽大，但还对党怀抱势不两立态度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有因为要求地位，要求入党不遂，就对党仇恨的分子；有心怀阶级仇恨，力图伺机报复的分子。这些人对于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采取极端仇视的态度，他们长久以来进行了或明或暗的反革命活动，并且日夜伺机制造更大的破坏。这批匪徒；在右派分子疯狂进攻的时候，就把过去比较隐蔽的斗争转为公开激烈的阶级斗争，要把他们和右派分子的进攻联合起来，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很显然，如果让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这种的阴谋得逞，那就是意味着反革命的专政，那就将使共产党员、工人、农民和进步人士，千千万万的人头落地，那就意味着解放了的中国人民重新回到被压迫被奴役的悲惨地位。因此，对于这些危害人民、危害社会主义、危害人民民主专政的反革命分子，就必须专政，必须依法惩办这伙匪徒。这批反革命分子受到严惩，是罪有应得，人人为之称快。为此，我们必须坚决驳斥右派分子无须继续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谬论，并彻底粉碎一切右派分子的进攻；如果我们不坚决地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不粉碎右派分子的进攻，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无法进行。 + +　　中共汉阳县委在处理汉阳反革命暴乱的过程中，在上级党委帮助下是采取了正确的态度的。当事件发生后，立即肯定了事件的性质是敌我矛盾，肯定了有反革命分子在指使操纵。于是，充分发动群众，进一步揭露隐藏在人民中间的反革命分子，及时采取了逮捕和审理的镇压手段，使这一事件得以迅速水落石出，使反革命分子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因此，为了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我们决不能有任何右倾麻痹思想，必须继续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坚决贯彻执行“有反必肃”的方针，坚决打击各种反革命的现行破坏活动，继续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 +　　我们国家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基础是工农联盟，因此要继续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就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和阶级警惕性。在汉阳一中的暴乱事件中，蔡甸镇的工人和附近乡的农民首先站在一起出来制止反革命分子制造的暴乱。他们自动组织起来保卫党政机关，保卫党政干部，追踪和捉拿反革命分子，就充分表现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高度的阶级觉悟，鲜明的阶级立场和坚强的对敌斗争精神。由此可见，只要我们广大的工人、农民群众经常保持阶级警惕，就能及时给反革命分子以严重的打击，一切反革命活动都会被完全粉碎。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names.txt b/CCRD/1/3/2/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d67d70777a48fb960690be1bc238a1aaedf2e08 --- /dev/null +++ b/CCRD/1/3/2/names.txt @@ -0,0 +1,1120 @@ +研究清华大学中共和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关系问题的座谈会继续举行 +关键在于电影剧本的创作 +新年的展望 +安徽懷遠縣發生農民集體哄鬧事件 +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北京厂矿企业大鸣大放中证明：大字报是推动整风的良好形式 +首都职工大鸣大放热火朝天 +把两条道路的斗争进行到底 +坚持文艺、新闻的社会主义方向 +推动全国工商界全面整风　民建中央和工商联执委会举行联席会议 +知识分子们从反右派斗争中汲取教训提高觉悟 +做一个社会主义的知识妇女 -- 祝第三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开幕 +北京厂矿整风进入新阶段 +帮助大学生进行思想改造　首都高等学校政治课教师讨论教课方针 +严肃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 +刘文辉介绍四川举办政治学校和短期讲习班的经验 +斥“党天下” +国家对农民经济支持有多大？ +大字报——推动整风的良好形式 +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 +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农业税秋征的任务一定要完成 +我国电影事业成绩很大 +大胆的放，坚决的放，彻底的放 +农场管理上的重大改革 +广西省容县、宜山两专区最近约有一万一千名农业社社员闹退社 +在企业中大鸣大放边整边改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 +为革命者，才能为文艺家：再致青年文艺工作者 +打倒“一本书主义” +用革命的精神精简企业管理机构 +工商业者应该积极投入整风运动改变政治立场 +下决心整顿作风改进工作 +从刘绍棠的堕落中吸取教训 +为了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百年大计 +欢呼国庆八周年 +我的两个意见 +坚持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 +庆祝八年来伟大成就 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到农村去！到劳动战线上去！ +我国劳动人民生活普遍提高　驳右派分子所谓“今不如昔”的谬论 +经过大辩论整顿落后社 +两个“坚定不移” +右派分子的动机是好的吗？ +正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两面性 +“探求者”探求什么? +发挥集体力量 向科学进军 +论爱国 +在政法战线上还有严重的斗争 +统计工作应该怎样改进 +坚决打击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复辟活动 +中小学教师们，积极参加整风运动 +要有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 +和平共处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时代 +继续克服深入反右派斗争中的右倾思想 +克服政法工作中的两种倾向 +伟大的理想实现了 +关于文化工作的两点意见 +从刘绍棠的堕落吸取教训 +论当前知识分子的特点及其改造 +民主党派反右派斗争必须进一步深入开展 +工商界要全面深入地开展整风运动 +不能安于中间状态 +大胆地改，坚决地改，彻底地改 +维护公共秩序是每个公民的光荣义务 +做一个什么样的作家 +放手发动群众，掀起整改高潮 +进一步开展科普工作更好地为增产节约服务 +社会主义是现阶段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 +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 +这是关系每个人生活的两项重要规定 +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一定要加强国家纪律 +从多方面帮助青年自学 +有志气 有决心 到劳动中受锻炼 +我们的口号是：又“红”又“专” +全民整风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发展 +我的三点意见 +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 +十月革命万岁！社会主义万岁！ +各民主党派四川基层组织部分成员不同意李维汉同志讲话中对民主党派性质等问题的一些提法 +论高等学校的整改 +为科学研究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党内座谈会会议记录 +要在农村中安家立业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党外人士座谈会会议记录 +坚决捍卫无产阶级的办报路线 +作家当前的重大任务 +朱继圣谈天津工商界的变化和存在的问题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自然科学小组座谈记录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出版局小组座谈记录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文学、美术、音乐、电影、戏剧小组座谈记录 +论当前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 +是“先专后红”？还是“又红又专”？ 上海上万名大学生展开激烈辩论 +应当坚决紧缩机构，减少人员，改进工作 +改进工业、商业和财政的管理体制 +共青团省市委书记会议指出当前首要任务 引导广大青年过好社会主义关 +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脱离政治——从卫生界的反右派斗争谈起 +参加辩论 改造自己 +深入开展斗争保卫党的文艺路线 +办好这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 +彻底批判党内右倾思想和地方主义 +薛笃弼就民主党派的工作提出具体建议 +贯彻人民政协的新精神 +全面贯彻“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 +上海有很多民主人士参加政权工作 +云南省宣传工作会议学习毛主席的讲话　党内外人士一起展开热烈讨论 +民族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么？　许多民建会员和工商业者展开热烈讨论 +上海市工商联举行小型座談会中上層工商界談放松改造問題 +吉林民主黨派發展組織中的一些問題 +关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反映（一） +我国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的良好榜样 +《人民日报》邀请出版工作者举行座谈会 +武汉市教授专家在本报座谈会上畅谈填平党群鸿沟时机已届 +论社会主义民主 +市委直属机关各支部阅读“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的反映（一） +甘孜藏族自治州平息叛乱情况 +伟大的革命宣言 +石挥——反派的典型 +一个有重大革命意义的措施 +从通州试点经验谈合作商店的社会主义教育 +严肃处理大学生中的坏分子 +建立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庆祝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祝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生产整社两不误 +略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左派 +关于中间分子的立场问题 +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 +太原工学院、山西医学院部分学生闹事 +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扩大会议指出当前整风的迫切任务 +从一个展览会看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 +在同工农结合的道路上前进——纪念“一二·九”运动二十二周年 +手工业合作社为什么要整风? +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和汉语拼音方案 +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 +上海工商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收获 +严肃认真地对待群众的意见 +进一步推行勤俭持家的方针 +华南水上居民需要特别加以照顾 +全国高等学校加强政治教育工作　许多校院长和党委书记主讲政治课 +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 +政法部门需要彻底的整顿 +正确地对待个体农户 +在鸣放高潮以后要立即掀起整改高潮 +手工业劳动者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关于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报告（节录） +清华大学学生展开“红与专”问题大辩论 +一次收获巨大的省党代表大会 +建立工人阶级作家队伍的道路 +克服培养地质人材工作中的缺点 +民革委员吴惟平部分同意铁托、卡德尔的论点 +马叙伦谈对怎样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体会 +政协全体会议的大会讨论热烈进行 +中学教师质量降低了 +長江大橋一臨時工隊鬧事情況 +地方卫生工作要赶上客观发展的需要 +重慶、瀋陽等地少數工廠連續發生罷工、怠工和請願事件 +坚决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 +劳动教育必须经常化 +目前国际关系问题的我见 +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对教条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 +河北省部分地區農業社社員又鬧退社 +湖南部分地區發生春荒 +继续编纂地方志：顾颉刚、李培基、叶恭绰联合提出八条实行纲要 +共同协商克服分散现象，黄文熙介绍几个水利科学研究机构合理调整的情况 +廈門市有些資本家和中小業主要求退出合營企業和合作社 +加强对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 +涼山平息叛亂工作有新進展 +目前商业工作中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刘昆水谈个人的意见和体会 +如何发挥高等学校教师在科学研究上应有的潜力 +发扬民主团结前进 +浙江省有不少地方發生違反宗教政策事件 +歌舞艺术发展上的几个问题 +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上海不少工商業者對今年的公債任務表示困難 +同群众商量办事 +高等师范学校中的科学研究工作 +上海市部分高級知識分子對肅反和思想改造運動不滿 +国务院三个办公室联合召开工商座谈会 +李烛尘谈怎样对待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问题 +李宗恩谈医学界向科学进军中的几个问题 +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需要些什么雨露阳光 +社干部要参加生产劳动 +我所见到的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制止工厂机关过多征用土地　黄凉尘提出三点建议 +关于政协工作的几点建议 +加重责任　加强锻炼 +从民革二中全会看民革內部思想情况 +劉松章向黨中央提出的關於改善農民生活狀況的十項建議 +愈辩愈明——记民革三届二中全会关于几个问题的争论 +上海一资本家要求赎买二十年 +积极安排和调整今年的工业生产 +上海工商界人士纷纷申请去香港 +上海工商界人士纷纷申请去香港 +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 +山东部分民主党派成员片面理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上海宗教界人士对有关宗教问题宣传的意见 +广东化县公安局一副局长下令拆除国立麻风病院的农民开枪打死打伤十三人 +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评朱光潜、蔡仪的美学观 +团中央宣传部通知各地团组织开展“怎样作一个共青团员”的教育活动 +安徽淮北地区灾民外流和动员灾民回乡生产的情况 +安徽受灾的三个专区死亡耕畜六万多头 +工农的劳动都是光荣的　工农的生活都有了改善 +改进翻译工作 +广东一些基层干部对处理农民入社、退社问题态度粗暴 +上海各界代表人物对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报告的反应 +武汉市部分中级干部对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一些疑问 +培养青年美术工作者 +天津部分资本家对增产节约运动抱消极态度 +排除困难，胜利前进——庆祝匈牙利解放十二周年 +安徽濉溪、定远等地有些社在社员大会上公开绑打农民 +云南部分高等学校中高级知识分子对生活要求过高 +加强自我改造是全省工商业者的光荣任务 +教育者必须受教育　谈知识分子的改造 +西安各高等院校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学生社会主义觉悟普遍提高 +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 +临沂专区还有不少社员鬧退社影响春耕生产 +内蒙古狼山县晋北青年垦荒队骚乱滋事 +一个青年团员的退团声明书 +发挥国家监察机关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的作用 +中共花坪区委在农村开展所谓“评先进、斗落后”运动引起群众极大不满 +读周扬同志答本报记者问 +温州专区不断发生群众哄闹事件 +知识分子闻“放”之初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学习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沈阳市文艺干部对执行“百花齐放”政策有顾虑 +为“放”而争 +何所惧，何所不惧 +武汉大学党群关系不好 +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上海文艺界对毛主席报告的反应 +上海文艺界对毛主席报告的反映 +滥开牧场引起了民族纠纷 +山东临沂专区部分农村基层干部用强迫命令办法处理人民闹事事件 +中国农工民主党举行六届三中全会着重讨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各地积极讨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上海党内外人士学习毛主席讲话后　眼睛明亮了　思想解放了 +我们赞成“放” +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 +民革成員張舜卿要求政府早日制訂各種法律 +纪念刘胡兰，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文艺报”改版后的新面貌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什么？　北京市文艺界展开热烈讨论 +天津的教授们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 +河北省干部对毛主席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存在许多疑虑 +河北省干部对毛主席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存在许多疑虑 +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不断发生重婚纳妾案 +广西省平乐专区和横县大批饿死人的情况 +经济学界开始争鸣： 许多教授学者认为政策应公开讨论 +上海知识界讨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莆田縣農村幹部群眾關係不行 +在“争鸣”中求得统一和提高　首都学术界、文艺界人士的意见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党能领导哪些不能领导哪些 +多听不同的意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连续举行扩大会广泛讨论和检查政府工作 +武汉民主人士谈统战工作的五个缺点 +新闻记者的苦闷 +政协北京市委员会讨论毛主席讲话 +祝电影事业日益繁荣 +座谈新情况下的电影工作 +上海、無錫、鎮江等地青年職工對贖買政策有抵觸情緒 +貴州省民族地區糧食工作中的問題 +天津举行宣传工作会议　云南邀集各界人士座谈 +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　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沈陽市委統戰部副部長孫毅夫婦虐待孫母致死 +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　党内外干部一起研究党的方针 +“不平则鸣”　政协江苏省委员会讨论“百家争鸣”方针 +參加中共廣東省委宣傳工作會議的宣傳工作幹部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疑慮和分歧意見 +广东宣传工作干部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疑虑和分歧意见 +河南部分干部对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的思想反映 +一批黨員來信揭發杭州部分高級幹部在吃中藥上的嚴重浪費情況 +河南省省級及專市級部分幹部對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講話的思想反映 +民建中常会召开宣教工作座谈会　讨论今后宣教工作的方针 +民盟通知各级组织深入学习毛主席的讲话 要求明辨是非加速改造协调各方关系 +第一书记紧紧抓着思想工作　上海市委同知识界代表倾心畅谈 +江苏省经过学习的干部提高了认识　人民内部有矛盾并不可怕 +解放军文艺工作者座谈“鸣”“放”方针 +心心相印 无话不谈 +只能“放”不能“收” +工商业者要继续改造，积极工作 +农工民主党通知所属组织学习毛主席讲话 +“部长”与“抄写” +文艺刊物如何贯彻“放”的方针？ +辽宁文艺工作者对省委提出批评 +全党必须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旧花新放” +大胆地“放” 大胆地“鸣” +开始改进工作作风　四川各级党委抓紧思想工作 +陕西省委迅速掀起一个学习高潮 +上海知识界的新气象 +湖南高等学校负责人在座谈会上批评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订好今年的农业计划 +上海党员干部讨论毛主席讲话时流露出相当大的抵触情绪 +上海黨員幹部討論毛主席講話時流露出相當大的抵觸情緒 +提高高等学校新生质量 +浙江一鄉支部書記因吊打群眾被群眾打死 +从各民主党派的会议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为剧目的“大放手”欢呼 +冲破“齐放”和“争鸣”的障碍——记九三学社的两次座谈会 +錯誤的辦法帶來了不良的後果：新疆自治區農業廳農業訓練班學生罷課、絕食事件的處理經過 +大胆放手，开放剧目 +发扬民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 +堅持說服教育，解決實際問題：昆明市各中等專業學校廣東籍學生集體請願事件的處理經過 +天津作协讨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西北大学民主人士以主人翁态度展开“鸣”“放” +从民革二中全会看民革内部思想情况 +京津教授对人民日报的〈按语〉表示不满 +替教师撑腰 +田汉与西大中文系师生座谈 +天津各界人士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反应 +天津市文艺界座谈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作家曹禺老舍臧克家漫谈“齐放”与“争鸣” +拉薩發生武裝騷亂事故 +“东风到处百花开” 科学院邀请科学家座谈科学工作中的矛盾 +北京市医学界开怀畅谈矛盾 +大胆地放　热烈地鸣 +关于“定息廿年”的建议引起各界很大兴趣 +李康年建议定息廿年　民建市委会热烈讨论 +什么是学校的主要矛盾，如何来处理？ +天津市处长以上的党员干部在学习毛主席的讲话中暴露出许多糊涂思想 +天津市文艺界座谈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云南省知识分子对毛主席的讲话提出了不少具体问题 +平息阿壩藏區武裝叛亂前後 +浙江省领导仍未揭开盖子，文联举行座谈会提出批评意见 +广西师范学院鸣放空前活跃 +上海作协讨论毛主席报告中的意见综合 +首都各大学大字报的综合报道 +中国作协讨论毛主席报告中的意见综合 +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 +没有大“放”的原因何在？ 上海文艺界巴金等人对领导提出批评 +勤俭建国 +上海知识界谈贯彻“百家争鸣”问题 +上海中小学教职员的呼吁：拆除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高墙” +畢鳴岐被安排作天津市副市長後的思想動態 +艺术上的问题更要大胆争大胆鸣 首都戏剧界座谈妨碍戏剧发展的原因 +出版界的内部矛盾需要解决　上海市委召开文化、出版界座谈会 +为什么要整风？ +武汉知识界的“鸣”“放”密云不雨, 许多知识分子希望领导大胆放手 +浙江省政协代表对党和政府的意见 +“赎买存单”的优点何在？ +关键在于改变领导作风 +江苏美术界 +江苏省美术界对“齐放＂和“爭鳴＂的一些意見 +農村來信摘要 +我省公私合营企业一年来获巨大成就 +如何理解“赎买到底”？市工商联常委座谈“定息廿年” +上海市工商界知识分子讨论毛主席报告时畅谈工商界为什么会有松劲思想？ +上海市工商联举行小型座谈会中上层工商界谈放松改造问题 +同群众共甘苦 +争辩讨论是推进学术的最好办法 +整风会，学习会，团结会——记辽宁省文艺工作座谈会 +大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纪念五四运动三十八周年 +加强互相监督 开展民主生活 改进党群关系 +李康年敢“鸣”的精神很好 +沈阳文教部门“鸣”“放”空气比较稀薄，问题在于党群关系不正常 +浙南許多老區沒有被承認，不少堅持地下鬥爭的黨員幹部被攻擊 +为何“放”得不好，“鸣”得不够？ +为着社会主义而劳动——纪念“五四”青年节 +卫生部工作缺点颇多，既有官僚主义又犯上冷热病 +西安有些高等学校没有贯彻“放”的精神、教师顾虑重重不敢畅所欲言 +《光明日报》编辑部在上海邀请民主党派成员座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改善党群关系 +春风度过武胜关　东湖畔畅叙衷肠 +马寅初对揭露内部矛盾有顾虑 +矛盾摊开了——记西北农学院教师对学校领导工作的意见 +让内蒙文艺百花齐放——访纳·赛音朝克图同志 +中共江苏省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区委书记会议 +加强编辑部同作家的团结：北京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 +文化艺术界人士畅抒心里话:民盟市委会邀文化艺术界盟员座谈 +中共统战部，清华大学党委会、民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　讨论改变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问题 +安徽有些农業社因統購粮食过多加重了春荒 +高等教育部：解决领导学校工作中的问题 +海南行署副主任、黎族自治州州长王国兴对政府不满 +海南行署副主任、黎族自治州州長王国兴对政府不滿 +民族事务委员会：联系民族工作检查领导作风 +上海第二次作家座谈会 +为什么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 +任何时候都要重视安全 +西安大、中学校领导人和教师在学習毛主席講話中存在的問題 +浙江省粮食黑市活动情况严重 +官僚主义在中山大学: 教工学生初步揭发校内存在的问题 +贯彻“鸣”和“放”的方针，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 +科学院第三次座谈内部矛盾　着重讨论体制问题 +陝西省汉中專区今春因粮食供应紧張連續發生鬧社事件 +上好第一课 +首都中学教师发出声音 +天津專区教会活动新情况 +浙江文艺工作者对文化局领导上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文艺界的“鸣”、“放”很愤慨 +吴金萃文章引起北京工商界很大兴趣 +西安各民主党派讨论毛主席讲话；对发挥民主党派作用提出很多意见 +湘西土家族知识分子和部分群众要求单独搞区域自治 +邢台、昌濰、貴州西部和象山等地謠言和迷信活动流行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多次座谈会记录 [全部报导]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一) +中央统战部召开的研究清华大学中 党组织与民主党派关系的座谈会 +尊重新闻记者 +北京师大领导不肯大胆的“放” +部队中不能开展百家争鸣吗? 部队文艺工作者批评部队文化部门领导上的教条主义 +出席湖南省宣传工作会议的大学教授和非党人士对党政工作提出了很多意见 +出席江苏省宣传文教会议的党内外人士对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根源看法不一 +大学教授们对本报记者谈“百家争鸣”问题 +各出版社负责人座谈出版工作中的问题 +哈尔滨的十多位教授、科学研究人员对党群关系和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 +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加强编辑部同作家的团结: 北京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续） +教育事业中的矛盾种种　—— 记一次教育工作者座谈会 +内蒙古党委宣传工作会议上文艺小组大胆揭发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宣传后上海报界有些记者、编辑热衷于“放火” +现阶段资产阶级有没有两面性 +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宣傳后上海报界有些記者、編輯热衷于“放火” +小学教师尖锐批评教育行政部门三大主义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二) +“党内知识分子”的顾虑 +第一机械工业部等七个单位对整风运动的初步思想反映 +东北工学院机械系八十二名教师签名请求沈阳市委书记支持他们“鸣”“放” +访陈寅恪教授 +改进党群关系　办好师范大学 教授们积极提出意见帮助党组织整风 +交大西安部分的师生关于迁校问题的争论十分激烈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 +教授治校好，还是党委制好？ 九三学社召开座谈会初步讨论改进高等学校制度问题 +民革武汉市委员会帮助共产党整风 +四川民主人士帮助党内整风　提出党和国家体制有矛盾 +杨康华委员在发言中的检讨党在领导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缺点 +在京少数民族干部在民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建议 在全国开展宣传民族政策的运动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三) +共产党人应该积极改造自己 +河北省委请民主人士帮助整风　刘清扬批评省内鸣放都不够 +京剧界有些什么矛盾？ 本报和文化部昨天邀请一些京剧演员座谈 +科联兰州分会筹委会讨论百家争鸣 +地質部正定幹部學校發生學生示威遊行事件 +民革北京市委员会座谈党与非党的隔阂 +内蒙古高等院校存在什么主要矛盾？ +农工民主党成都市委扩大会议批评共产党基层组织的宗派主义 +上海市各报编辑、记者对某些机关领导干部不重视新闻报道和不尊重记者职业特性提出了批评 +上海市各报編輯、記者对某些机关領导千部不重視新聞报道和不尊重記者职業特性提出了批評 +上饶地区和福建各地干部对毛主席讲话的反应 +它鼓励我们大胆去探索——参加省文艺工作座谈会后的杂惑 +温州市委干部讨论当地统战工作问题 +西安师院墙高沟深　教授提出尖锐批评 +廣東省開放塘魚自由市場的教訓 +小商販們要求不要把他們和資本家一样看待：張德山等四人致毛主席的信 +浙江省政协代表对党和政府的意見 +整风和工作要两不误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四) +祝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开幕 +党与自然科学 +工商业者要大放大鸣：北京、天津、上海工商联负责人举行座谈 +向学生家长讲清道理 +“春风未渡剑门关”　四川党外人士批评省内尚未大开言路 +北京农业大学揭发党的工作的缺点 党员很少自我批评又脱离群众 +廣東省不少革命老根據地人民對政府不滿 +评民主党派发展组织的工作 +成都某些高校领导缩手缩脚 教授们想放未放 +工商业者对有关资产阶级政策的几个问题发表意见 +期待着天津的作家们“鸣”和“放” +赎买要延长到二十年吗？ 北京市公私合营工商业私方实职人员争论定息问题 +太原工学院教职员尖锐批评党的宗派主义 +谈职工闹事 +筱翠花说：“我要唱戏！”　北京市文化局竟置之不理 +医学教育和医学科学研究工作中的问题——医学界六十多位教授、专家发表意见 +邮电部干部揭发党内宗派主义 +山東省不少地區農村人口外流現象嚴重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五) +北京农业大学教授继续揭发宗派主义官僚主义 +北京师范学院邀请民主党派教职员座谈 +成都大专学校教师对“放”的顾虑 +成都某些高校领导缩手缩脚： 教授们想放未放，中学教师开始倾诉衷肠 +出版界老前辈们座谈出版工作 +发动全国教师帮助教育部整风 中共教育部党组订出五项具体办法 +江苏省信敎人数剧增 +清华园里百余教授开怀畅谈　不该用搞运动的方法办教育 +上海卫生部门墙沟纵横， 医务界人士严予指责要求改善 +四川成都、江津等地曾發生大、中学生自杀和神經失常事件 +收起“帽子”，放下“棍子” : 福建民盟盟员批评党员领导干部不敢放手开展批评 +听取各民主党派的意见 +重庆部分民主人士对章乃器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发言的反应 +“赎买二十年”的办法好不好？ 上海工商界热烈讨论李康年的建议 +把憋在心里的话讲出来——人民银行党委听取非党干部的批评 +本市中、小学教育工作者揭露矛盾: 学校里党群间的鸿沟应该填平 +不间断地“放”和“鸣”，推动整风运动前进 +更高的要求 更大的希望——祝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工商界代表揭发合营企业内部公私矛盾: 工商界座谈会 （第一次座谈） +最近兩个多月来合肥有六个單位發生工人集体請願事件 +河北省和保定市一些机关干部在整风学习中暴露出来的思想问题 +江苏省党内外干部整风思想动向 +解决校内矛盾提高教学质量——五月十五日乌鲁木齐市中等教育界座谈会记录摘要(续) +解决校内矛盾提高教学质量——五月十五日乌鲁木齐中等教育界座谈会记录(摘要) +昆明师范学院的反动标语和反动公开信事件 +劳动　学习　团结　祝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南京的鸣放在下层阻碍不少，轰开局面还看领导 +思想解放了　山西省和太原市各民主党派组织讨论会旁听记 +天津市部分作家开始打破文学界的沉寂局面 +填沟拆墙揭开幕布帮助党员整风 电力部工程技术人员畅谈党群关系 +县、区領導干部在农業社里的“經济特权” +張家口市部分厂矿負責干部不承認人民内部矛盾是当前的主要矛盾 +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十八次工商界座谈会（全部报导）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六) +《电影技术》编辑投书本报，揭发电影局制止争鸣 +帮助共产党除“三害” 对外贸易部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座谈 +北京航空学院教授在座谈中批评学校官僚化 +北京新闻界“鸣”起来了:新闻工作座谈会 （一） +改善党群关系，办好高等教育：广州一些教授和专家在本报座谈会上的发言 +高级研究人员张达钧等人提出批评 “科学院不象个学术研究机关” +关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反映 （三） +工商界代表继续批评党的缺点 （第二次座谈） +经济学界开始争鸣 许多教授学者认为政策应公开讨论 +刘光华、李光维等教授说财经学院存在双料的宗派主义 +南京市十位学者对撤销南京大学法学院提出批评 +钱伟长批评学校里的宗派主义认为这是清华大学的主要问题 +山东大学党委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 +我们要什么样的学风　记北京大学周辅成教授的谈话 +西北艺专教师座谈对学校领导的意见 +永嘉、黄岩兩县有五名乡、社干部和民兵被群众打死 +关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反映（二）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七) +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对学校领导提出批评建议 好大喜功和教条主义的毛病要赶快治好 +帮助共产党除“三害”　对外贸易部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座谈 +报刊不重视　清规戒律多　漫画家下笔难 +陈叔通希望党在整风中检查一下 +改进高等学校领导工作的关键何在——记九三学社讨论教授治校和党委制的两次座谈会 +工商界继续批评统战工作中的缺点：成立两个小组分别研究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工商联工作问题 （第三次座谈） +共同努力填平党与知识分子间鸿沟 +广东省化县发生公安局副局长指挥民警向反对建立麻疯村的农民开枪的严重事件 +航空学院大字报事件的情况 +安徽有些地区不断發生反革命分子准备組織暴乱、散發反动标語等事件 +华中工学院教师座谈会 +欢迎非党同志帮助我们整风 +教育界人士向本报记者揭发一系列问题 +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重大意义 +旅大部分知识分子对党有不信任的情绪 +南开大学教授们道出急待鸣放心情 +农业部党组邀请非党人士座谈 +墙高沟深还隔山：上海业余中学教师批评教育局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陕西民主人士在座谈会上向省委提出意见 +黃岩县很多超支户要求退社 +上海有人要民建会出面请求政府重新处理傅家邦反革命案件 +武汉知识界谈党群关系问题 +在对外贸易部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做错了的就承认错误 能解决的就积极解决　北京大学整风开始深入 +鞍山市干部对大胆“鸣”、“放”顾虑重重 +本市中学教师应邀参加座谈批评行政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 +拆掉党和高级知识分子之间的高墙 +第一条船平安无事：本市工商界鸣放起来 +工商界座谈会上展开争论: 资产阶级有没有消极性？　公方代表要不要撤除？(第四次座谈) +鼓励鸣放、支持鸣放： 张仲良同志和工程师亲切谈心 +安徽灾区部分灾民情緒不稳灾民集体起哄事件时起 +河北农学院非常知识分子积极帮助党员干部整风 +江苏省民主人士对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的反应 +教师们在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揭露学校存在的严重问题 +商业部民主党派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　批评商业部工作的缺点 +提出许多新闻理论和实际工作中的问题: 新闻工作座谈会 （三） +西北师院教师踊跃揭露内部矛盾 +象在家里谈心一样　财政部党组邀请民主党派人士座谈 +在开封地委召开的座谈会上 中小学教师大胆揭露矛盾 +在省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教授畅谈学校内部矛盾 +張雲川等在視察河南省工作時發現的一些問題 +河南临汝县一个包括三万人囗的地区發生“'鬧社”事件 +浙江臨海縣十三個鄉發生農民哄鬧事件 +中等学校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中共陕西省委邀请高等学校教授座谈 +中国人民大学一百三十多位教师座谈 揭露矛盾批评学校工作中的缺点 +重庆市当前“鸣”、“放”的形势 +宗派主义束缚了教师们的积极性 +北京大学学生自发的贴出数百张大字报，要求学校积极开展整风 +冰心对我党整风的一些看法 +高教部工作有严重缺点: 广州高级知识分子在本报座谈会上尖锐批评 +广东民主人士连日举行座谈会 +無錫市搬运工人絕食罢工 +继续争鸣，结合整风 +农工民主党武汉市委会座谈“鸣”和“放” +清华大学教授尚未做到开怀畅谈，有些教授的发言中漏出清华大学存在不少问题 +说实话要比歌功颂德好 -- 傅鹰先生谈百家争鸣 +天津大学党委邀请党外人士座谈 +天津师院教师揭露校内矛盾 +天津市文艺工作者如鲠在喉一吐为快 +武汉地区一部分教授在光明日报座谈会上说：请高等教育部听听我们的声音 +武汉师专教师座谈就学校党群关系提出尖锐批评 +安徽省各地普遍發生群众毆打干部和扒粮等事件 +北京师范大学民盟座谈会讨论治校方针，一致主张取消党委制，实行教授治校 +工商界继续讨论阶级关系 (第五次座谈) +公私双方在法律面前是否平等？ +广州市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上小学教师畅所欲言 +民主人士在江苏省委召开的座谈会上 批评人事制度和保密制度中的缺点 +内蒙古文艺界继续争鸣揭露矛盾 +区梦觉同志到广州中医学院听取教师们对工作的意见 +唐山市文学艺术界揭发内部矛盾 +武汉医学院学生罢课 +中国作家协会整风近况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中有哪些缺点 高院整风领导小组邀请院内民主人士座谈 +鞍山工程师的内心话 +北京高等学校负责人在座谈会上　向高等教育部提出批评和建议 +北京各厂矿企业党委书记提出整风中几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北京航空学院官气十足，在党群之间有一座“万里长城” +不合理的生活制度在群众和领导间筑成一座墙 +国家体委邀请首都体育界人士座谈 +江苏省宗教界思想动向 +口腔医学领导中的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 +良好的开端 +河南临汝县“闹社”事件调查 +民建中央召开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 +宁波专区农村基层干部对毛主席报告的反应 +如何教好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 高教部邀请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 +山东大学教师座谈会继续举行　并贯彻边整边改精神 +赎买二十年好不好？　撤出公方代表行不行？ +水利部高级知识分子对党群关系不正常的现象提出批评 +推倒人为的墙——记卫生部检查统一战线工作 +一定要扩大民主生活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八) +四川省文艺界的思想动态 +资产阶级分子要不要继续改造？　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 (第六次座谈) +北京法学界讨论法律、法学的阶级性和继承性 +继续开好座谈会　虚怀若谷地接受批评 +民革开封市委举行座谈批评某些党组织 +黔东南侗族上层人士要求单独成立自治州 +区梦觉同志到中山医学院听取意见、教授们推心置腹畅谈矛盾 +山西农学院教职员热烈“鸣”“放” +天津市工商联举行常委会对党的工作提出批评建议 +王伯雄、于熙钟在工商界座谈会上说: 公方代表不能撤出(第七次座谈) +云南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负责人批评党对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情绪 +关于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问题 +中共天津市委邀请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会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九) +中山医学院开座谈会谈内部矛盾 +作家协会党组听取非党作家的批评 +北京大学学生已由原要求学校积极整风变成对胡风问题和高、饶事件真相的辩论 +春城无处不飞花 ——抚顺市文艺座谈会旁听记 +对院领导工作提出批评 +改进外国书刊进口工作　国际书店邀请科学家举行座谈会 +关於学生的质量 +阿壩藏区上層目前的主要思想情况 +广州党外人士对党提意见的顾虑很多 +河北省部分农村基层干部对毛主席报告有抵触情绪 +花香鸟语报春来 +没根据特点领导少数民族教育工作 +内蒙古师范学院党委会召开的座谈会 +南京大学教授们初步揭露学校内部存在的矛盾 +上海新闻日报争鸣见闻 +谈学院领导的官僚主义 +为我院体育工作鸣一声 +文字改革委员会部分常委和委员不同意公开批判章伯钧、罗隆基对文字改革工作的发言 +力争今年农业大丰收 +武汉地区大专学校民主党派负责人帮助党开展整风运动 +西安市部分中学校长、教导主任和教师举行座谈 +新疆各族作家要求贯彻“鸣”“放”方针 +在兰州市委召开的宣教会议上大胆鸣放畅谈内部矛盾 +北大的“儒林内史” +工商界座谈会上很多人说　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客观存在 (第八次座谈) +广东省部分干部对少奇同志在广州的讲话有不同意见 +华南农学院教授批评共产党 +南开大学贴出五、六十张大字报要求“鸣”、“放” +给新工人以政治教育 +武汉医学院被迫停课情况 +小学教师发出呼声：怀、尊重小学教师的疾苦和劳动 +作家协会党组连续召开座谈会　党外作家提出尖锐批评 +帮助共产党除“三害”: 华南工学院教授初试“放”“鸣” +北京大学表面形势似趋缓和，但事态正酝酿扩大 +各地学生在整风中的动态 +关于陕西高等院校整风运动情况的材料（附：高等院校闹事简况） +广东省直属机关和广州市级机关党内外干部对整风顾虑重重 +科学家、教授谈“百家争鸣” +清华大学教授继续座谈　对学校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展开讨论 +钱伟长先生谈科学 +六十多名复員軍人集体哄鬧西安人民大厦 +陕西地区高等学校在“鸣”、“放”过程中不断发生风波 +怎样认识公私关系和赎买政策？工商界人士发表各种不同意见 (第九次座谈) +“帮助共产党种牛痘”: 黄炎培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书面全文 +北大部分学生坚持控诉会——江隆基一席话在北大学生中又引起了新的风波 +北京大学学生开辟“民主墙”：一边努力学习，一边提出不少意见，帮助整风 +北京师大学生准备派代表到党中央请愿 +吉林省有些工会领导干部提出党中央和全总应该重新考虑1951年全总党组扩大会对李立三同志错误所作的结论 +民革青岛市委会召开非党人士座谈会 +清华大学学生“放”的劲头不足 +天津市有些中、小資本家認为“私营比合营优越＂ +北京高等学院里几个值得注意的情况 +北京许多学校的党员左右为难 +法学界人士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召开的座谈会上 提出对我国法律制度的意见 +继续发动党外人士帮助整风 +民盟衡阳市委主任委员屈子健委员说“我认为党员有宗派主义，而且有一定的严重性” +青岛市在“鸣”、“放”中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天津第四十七中部分应届初中毕业生成立秘密组织并串连其他学校准备游行 +听取机关干部意见改进实际工作　国务院机关党外人士举行座谈 +怎样保证整风和工作两不误 +专家教授在农工民主党座谈会上提出很多意见 +安徽省党内外干部思想动态 +工商界第十次座谈会着重讨论　如何正确处理公私关系 +内蒙古作协召开座谈会打破文人相轻揭露作协内部矛盾 +南开大学少数学生闹得最凶，多数学生要求安心学习大字报矛头指向肃反问题 +四川省委办公厅四川省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会议文件（节录） +学非所用　埋没专长: 外贸系统非党知识分子批评领导用人不当 +药学工作问题多　衷情苦水诉不完 +对广东省“放”“鸣”情况的估计和分析 +工学院教授继续“放”“鸣” +广西十四家小型报纸负责人要求中央修改同级报纸不能批评同级党委的决定 +阿壩藏区对平息叛乱政策的反应 +国务院党外人士继续举行座谈 +南开大学形势暂趋缓和 +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讨论公私关系和批评统战工作的缺点 （第十一次座谈） +人大开始放手“鸣”、“放”不少大字报主张不要党的领导、认为“老虎领导怎能捉老虎” +上海基层工厂职工要求“放”的情势日趋紧张 +上海市税务局在整风中发生职工闹事事件 +天津市委员会大院里贴出一百二十多张大字报，揭发某些领导干部生活特殊化等缺点 +在国营企业中逐步推行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办法 +改进了领导作风　平息了学员闹事 +四川中江县农村中反革命殘余分子又在活动 +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大鸣大放 +兰州大学学生自发“鸣”、“放”起来 +李康年整装赴京参加鸣放 +南通医学院教授和副教授对院党委提出批评和意见 +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 （第十二次座谈） +山东省民主人士对“鸣”、“放”顾虑重重 +天津大学掀起了大字报风潮 +我让盲人复明也有罪了吗? +西北农学院的“三害”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十 续昨) +云南紅河哈尼族自治区和平土改的經驗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十) +广西省宣传工作会议上的风浪 +南京大学突起“鸣”、“放” +南开大学的新风波 +能解决的问题要马上解决 +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 （第十三次座谈） +四点意见 +谈谈我在“争鸣”中的遭遇 +天津大学许多学生贴出大字报追查于逢原教授自杀事件 +广西大苗山的暴动平息 +武汉高等学校最近“鸣”、“放”形势综述 +在山东大学海洋系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 +在山东大学体育、政治两教研组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继续举行座谈会　教师们从不同观点提出问题 +丹阳碧城小学教师虞英来信说: 基层是数九寒天，不见半点春色 +四川省委办公厅，省会，各市，地（州）委关于传达和贯彻省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节录） +天津大学学生的大字报 +有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二三问题 +第一汽车制造厂一百多名工人正酝酿游行示威 +耿伯钊的八点建议 +貴州中部苗族地区有騷乱征候 +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 (第十四次座谈) +华南师范学院继续座谈内部矛盾: 教授们提出许多批评和建议 +华南师范学院教授座谈 对党委制存废意见不一 +九三学社太原分社对高等教育部等单位提出严格批评 +天津市有些工廠企業從去年11月以來連續發生工人停工、請願事件 +加强编辑部同作家的团结：北京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续完） +苏北农学院的教授们对学校党委和领导提出尖锐批评 +陕西地区九位工程师　批评党员作风和基本建设工作 +唐山铁道学院教授和民主党派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 +包头市部分負責干部的子弟在学校中品行惡劣 +希望雷海宗、杨志玖两先生进一步申述自己的见解 +能立即改进的就立即改进 +陶铸倾听华南师范学院、中山大学教师的意见 +教授们揭露各高等学校不敢大胆“放”“鸣”的情况 +对于哲学史研究中两个争论问题的意见 +正确处理今年学徒的转正问题 +从拆墙说起 +中共天津市委教育部举行座谈会 中学教师畅所欲言帮助党整风 +上海、天津的工人“鸣”、“放”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天津资本家思想上的波动 +浙江省工商界对“定息”“摘帽子”等問題的意見 +北京有些院校学生自动组织委员会要求请愿的学生愈来愈多 +首都文艺界人士和部队作家举行座谈 批评部队文艺工作领导者的缺点 +民盟广东省委邀请高等学校教授座谈党委制 +南京大学学生到新华日报贴大字报 +在力学会上 +上海职工闹事有发展趋势 +是什么阻碍着内蒙古文艺事业的发展 +本市中等学校教师继续大放大鸣 严厉批评各项工作中的“三害” +西安各高等学校教师继续大鸣大放 +最高国务会议举行扩大会议, 毛主席就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了话 +奇怪的设计：驳所谓“政治设计院”和“上议院” +进一步加强人民警察的建设 +跟着党走才不会迷失方向 +略论左中右 +上海新闻界应当深入开展办报路线问题的辩论 +“锣鼓”声来自何方? +粮食问题和思想问题 +提高警惕，不让敌人钻空子——评汉阳第一中学反革命暴乱 +年轻人，要向老工人学习 +各民主党派的严重任务 +南京工学院学生开始大“放”大“鸣”目前争论的中心是停课反停课的问题 +山东师范学院“鸣”、“放”情况 +省文联召开座谈会听取会员批评 +四川大学学生“放”、“鸣”中几个值得注意的新情况 +四川工商界人士在“鸣”、“放”中反映出来的问题 +北京团市委大学团干部学习会上明确提出当前任务 +唐山铁道学院教师批评院内宗派主义 +天津市高等院校鸣放空气浓厚 +西安师范学院整风侧记 +西北大学展开了大“鸣”、大“放”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十一 续昨)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十一) +重庆市“鸣”、“放”情况 +党委在学校里不要包办一切 +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负责制 +高校应否撤消党委制？农工民主党广州市委员会邀请高校成员座谈 +行行都需要专家 +广州师范专科学校发生学潮 +广州中山大学继续大“鸣”大“放”学生批评的锋芒指向前任党委书记龙潜 +南京高等学校“鸣”、“放”情况 +武大学生关于胡风问题的辩论 +北京各高等院校最近“鸣”、“放”情况 +华中工学院部分教师座谈批评党委没有贯彻知识分子政策 +济南四所高等学校“鸣”、“放”情况 +结合整风运动，加强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 +津市工商界人士座谈会继续举行 +人民代表在视察成都高等学校后批评有些党员缺乏民主作风 +关于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的一些问题 +私方人员也是国家的主人翁 +西安师范学院学生在“鸣”、“放”中提出要求解决的四个问题 +虚心倾听批评　积极解决问题　上海高等学校采取措施改进工作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十三) +中山大学民革负责人谈教授对“鸣”、“放”的顾虑 +大“放”大“鸣”之后还必须大争 +大胆放鸣帮助共产党整风 +东北人民大学的大字报风波 +访问梁思成 +广开言路继续揭发矛盾 中等学校非党教师座谈会继续进行 +华东师范大学学生“鸣”、“放”情况 +民革陕西省委召集教育界成员举行座谈 +南京大学学生在新华日报门前张贴大字报 +上海各高等学校“鸣”、“放”情况 +省委统战部邀集高等学校党外人士座谈 +汤蒂因和胡子婴在工商界座谈会上　谈迁往内地工厂商店的问题 (第十五次座谈) +武大情势急转直下不少学生偏激得厉害 +武大学生派代表团到湖北日报、长江日报质问两个报社为什么不报道学生“鸣”、“放”消息 +整风运动要同增产节约运动结合起来 +安徽师范学院在大“鸣”大“放”中出现反党言论 +广东省温贯村农民骚动事件经过 +定息是不是剥削？工商界热烈争辩 +广东教育行政学院教授开始“放”“鸣” +广东教育行政学院教授们开始放鸣 +和风送暖寒意消——记河北农学院的整风运动 +华南农学院教授继续“放”“鸣”: 对改进学院工作提出建议 +华南师院等单位负责人和教授批评省教育厅的官僚主义 +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 (第十六次座谈) +上海市领导机关研究知识界的批评和建议 提出改进文教工作的初步方案 +市委邀集各院校教授座谈会今天继续举行 +四川江津等地中学想搞“大民主” +吴惟平的三点建议: 国家的重大政策要争鸣；要建立工人代表会；要开放反面消息 +一面劳动，一面读书 +在教育厅党分组召开的非党干部、教师座谈会上批评教育厅工作忙乱、被动，“三害”现象严重 +在山东大学数学、物理两系助教座谈会上 +在山东大学外文系教师座谈会上 +在外文系，政治、体育两教研组助教座谈会上 +中山大学学生开始“鸣”、“放” +采取积极态度，从团结愿望出发帮助共产党整风 +复旦大学的辩论会 +关於学术领导问题 +中共云南省委文教部举行座谈会研究加强学校政治思想工作 +广州高校着手解决能够解决的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鸣”、“放”、情况有发展 +坚决地同资产阶级办报倾向作斗争 +南京农学院6日开始停课停考 +南京农学院农机系教授对高教部和院党委提意见 +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第十七次座谈） +武汉大学局势十分紧张 +西安市委继续邀集各院校教授座谈 +中央国家机关大“鸣”大“放”中出现的问题 +用集体主义教育农民 +广州中学教师开始大“放”大“鸣”揭露教育领导部门的“三害” +华南农学院教授昨日继续座谈,对于党委制存废问题各抒己见 +上海有的学校在大“鸣”大“放”中出现侮辱苏联专家等反动言论 +市委邀请教授举行最后一次座谈: 对办好高等院校广泛提出意见 +孙晓村、千家驹、孙起孟在全国工商界座谈会上批评种种抵抗改造的论调（第十八次座谈） +傅角今教授认为：党委在学校不应居于领导地位　学术空气不浓厚是党委的特权使然 +河北省周家庄农业社在整风试点中党员群众揭发了农村工作中的许多矛盾 +毛啸岑批评统战工作缺点 +上海高校的“鸣放” +市工商联常委继续座谈 +辽宁省文学刊物编辑座谈“百花开放、百家争鸣”方针贯彻执行情况 +武百祥(列席)发言：提出定息十八年的主张 +武汉市整风中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 +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教师座谈会上 +这是为什么？ +为互相监督开拓了新路 +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 +中共山西省委邀请医学院、工学院教授和讲师举行座谈 +帮助党进行整风就要提反面意见 +福建民主党派在整风中的活动 +辽宁省委召开大专学校政治工作会议 +工人说话了 +关于高校党委制的我见 +广州市中学教师继续座谈对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等提出批评 +合肥师范专科学校学生在“鸣”、“放”中贴出许多辱骂我党的大字报 +山东省民革座谈党与知识分子关系 +河北省委文教部邀请医学院党外朋友座谈 +华中工学院四个民主党派联名写信不同意李维汉部长的讲话 +划清界线 继续鸣放 +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 +人民银行江苏分行工作人员王啸峰对工资制度提出意见 +情况汇报 +荣毅仁在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和市人民委员会对资改造办公室召开的座谈会发言 +山西教育厅党组织邀请非党同志举行座谈 +中共山西省委邀请师范学院教师座谈 +必须由共产党领导 +对两种人要有两种态度 +明辨是非 +西安市委邀集高等学校青年教师座谈 +整风不能误了生产 +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 +天津市干部、工人、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的思想动向 +历史的车轮永远不会倒转 +在“放”中前进 +中共山西省委邀请农学院教师座谈 +程士范在“鸣”、“放”中一些值得注意的言行 +论算旧账 +民盟湖南省委、长沙市委举行联席扩大座谈会就大放大鸣的当前情况发表意见 +明确方向 继续前进 +去年广西因灾饿死人事件是怎样发生和怎样处理的？ +是不是立场问题？ +是展开大争的时候了 +雲南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土改後的幾個問題 +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我的几点意见 +西安地区“鸣”、“放”中出现的反动言论 +在山东大学生物、海洋，水产三系助教座谈会上 +中共河北省委文教部邀请农学院党外朋友举行座谈 +斥“轮流执政”论 +认清反批评的必要，继续大“放”大“鸣” +整风的两条路线 +办报要有立场 +驳储安平的谬论 +关于“百家争鸣”的一些材料 +欢迎督促和帮助 +异哉，所谓“党天下”论 +高等学校应采用什么领导体制？ +坚决粉碎右派的进攻 +坚决同漠视民命的官僚主义作斗争 +民盟的反右派斗争 +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民盟内部展开激烈思想斗争 +毛主席的讲演是六亿人民的指路明灯 +站稳立场　明辨是非 +一个党外人士给毛主席的信 +百色专区农民缺粮现象严重 +共青团员要随时自觉地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我们赞扬清华大学罗健敏同志的行为 +龙云、黄绍竑的爱爱仇仇 +一个基层干部对目前“放”、“鸣”的看法 +不平常的春天 +一封无名信向刘顺元同志恳切进言: 警惕党内“阶级”的产生 +“风流事”、“夫荣妻贵”及其他: 广州市委大字报揭发了领导干部生活上的一些严重问题 +究竟对谁有利 +手工业当前生产中的重要问题 +四川省在“鸣”、“放”中提出来的问题 +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意见”的意见 +向大学生的反右派斗争行列欢呼 +学好这重要的一课！ +这一次人民代表大会 +王造时代表谁的利益? +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变化和发展趋势 —- 读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鲤鱼跳龙门”论 +再论立场问题 +决不允许玷污共青团的旗帜 +青年们，为保卫社会主义斗争到底 +各民主党派重庆市组织举行“双周座谈会”交流联系群众等方面的经验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再访傅鹰 +和右派划清界限——答读者问 +请大家来讨论 +向人民请罪 +必须划清界限，不许姑息养奸 +从文汇报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从政府的三个报告看一九五六年 +坚持工人阶级的新闻路线 +痛切改造自己 +上海、漢口、重慶等地文藝界思想動態 +文汇报向人民请罪 +触目惊心 +从“草木篇”的错误报道吸取教训 +广西省饿死人事件公布前后平乐地区干部的思想情况 +汛期开始以后的紧要工作 +再谈不让右派分子混过关 +反击右派不能温情主义 +积极参加反右派的斗争 +克服资产阶级办报倾向 +天津工商界对肃反的反应 +上海市委办公厅等单位干部关于“苏共中央全会决议”的思想反映 +章罗联盟要把中国带到哪里去? +整风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 +从‘北大民主墙’报道中得到的沉痛教训 +中大学生在反右派斗争中前进 +斗争正在开始深入 +人民的干部不容诬蔑 +党不能发号施令吗？ +坚决站定脚根，勇敢投入战斗! +论李世军的三恨 +天津工商界對肅反的反應 +在反右派斗争的风雨中考验我们谁是劲草、谁是败叶 +看你站在哪一边 +妥善安排中小学毕业生下乡 +组织工人学习毛主席报告彻底击败右派分子的进攻 +把斗争进行到底 +报纸就应当这样干下去——斥许君远向党报进攻的政治阴谋 +上海文化界反右派斗争深入展开 +把个人的志愿同祖国的需要统一起来 +要以六项标准检查自己改造自己 +应该适当地节制生育 +不平凡的会议 +反右派斗争的一次伟大胜利——祝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闭幕 +粉碎右派猖狂进攻的胜利大会 +坚决保卫无产阶级办报路线办好青年报刊 +谈“老报人归队” +要求为农民“鸣”“放”的种种意见 +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 +知识分子要在反右派斗争中改造自己 +从“盛世遗民”说起 兼论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关系 +“国共党”反革命案件的破获告诉了我们些什么？ +武汉市八个公私合营企业试行民主管理制度中发生的问题 +深入开展办报路线问题的辩论 +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有大勇 +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和岗位上去 +当前的阶级斗争 +坚持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可能堕落成为政治上的右派 +用人可以不问政治吗？ +保卫科学!保卫马列主义! +工商业者都应积极投入反右派斗争 +进一步教育工商界青年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 +正确开展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关键 +政协会议开始大会讨论 +明辨香花毒草，提高戏曲质量 +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 +论“两本账” +战斗的号角 +知识分子要不要党的领导——驳罗隆基的“三顾茅庐” +胆敢翻案！——兼论农村里的牛鬼蛇神 +反右派斗争是对于每个党员的重大考验 +解放军是知识分子良师益友 +把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扩展到祖国的各方面去 +“园地”编辑部认为：“党不懂文艺，不能领导文艺工作” +驳右派的“糟得很”论 +工艺美术的方向问题 +全国青年积极行动起来参加全民性的社会主义大辩论 +为什么民主党派必须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 +党的领导是我军胜利的决定因素 +上海作家们进一步深入展开反右派斗争! +反对文艺队伍中的右倾思想 +必须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伟大光荣的三十年 +对团内右派分子决不宽容姑息，为保卫共青团的纯洁而斗争! +充分动员科学技术人员的力量 +事实粉碎了谎言——读一九五六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 +民主党派应争取和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青年们，记住这堂政治课 +深入开展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 +坚持社会主义的办报路线 +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 +汉阳事件说明了什么？ +一面反击右派　一面改进工作 +一切上过右派分子当的人站到党的立场上来 +发挥旧知识分子的潜力 +右派为什么特别诬蔑党是宗派集团 +反右派斗争必须继续深入 +粉碎右派篡夺高等学校领导权的阴谋 +肃反好得很 +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 +北京部队发出通报：不要把落后分子当右派斗争 +青岛市大中学校肃反运动的成绩不容抹煞 +王亚生居心何在 +在暑期中做些什么？ +不是偶然的巧合——评述在右派分子猖狂进攻中的反革命破坏活动 +更充分地发挥妇女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欢迎上海工商界整风 +周次温、任迁乔的叛党告诉了我们些什么？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阶级敌人并没有睡觉 +一次严重而深刻的考验 +在农村中大放大鸣大争 +驻京单位反右派斗争已获初步战果 +国家对华侨事务的又一重要措施 +他们是赤胆忠心的英雄好汉: 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不容诬蔑 +进一步改进地方交通工作 +在肃反问题上同右派划清界限 +对新闻工作者的一个教训 +文艺界两条道路的大辩论 +“左叶事件”的沉痛教训 +文艺工作者要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 +使斗争深入，再深入！ +做一个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勇士 +反右派斗争中提高了阶级觉悟： 西北畜牧兽医学院教职员座谈个人体会 +革命战士的警惕 忠勇果敢的行为! +王若望必须向党向人民伏罪 +科学研究要更好地为生产服务 +自由市场要严格管理 +彻底粉碎徐璋本反共反人民的猖狂进攻 +为坚持无产阶级新闻路线而斗争 +没有考上高等学校的学生应该做什么？ +必须坚持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 +右派要的什么“民主”？ +进一步增强民族团结 +青浦城北社社员放鸣出来的问题 +在全民性大辩论中 击败右派改造自己 +联系群众勇迈前进　陈调甫提出向科学进军中的八个问题 +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 +右派怎样歪曲“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中间路线”是不存在的 +共青团需要什么样的干部 +彻底粉碎省文联的右派反党集团 +青年文学创作者走哪一条道路? +事实胜于雄辩 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粉碎了右派的恶意诬蔑 +右派分子攻击老干部的阴谋何在 +右派分子争的是什么样的“言论自由” +反右派斗争要向深广发展 +政协会议继续进行大会讨论 +论智与愚 +更坚决、更深入地开展反右派斗争! +粉碎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反党集团，保卫党对文学事业的领导 +更深入地开展文艺上的反右派斗争! +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 +为维护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为维护文艺界的团结而斗争! +城市用粮必须努力减少 +从自觉的改造中前进 +高等学校积极安排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程 教学将密切结合当前阶级斗争 +关于贯彻宗教政策的一些问题 +民革、民盟、民进、九三学社和致公党　将召开全国整风工作会议 +工会要依靠积极分子贯彻群众路线 +祝贺上海市二届人代会二次会议胜利闭幕 +加强运动竞赛中的政治思想工作 +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 +在反右派斗争中继续欢迎党外朋友的善意批评 +编好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 +大辩论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好方式 +坚决镇压反革命 +斩断反革命的魔爪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00.txt b/CCRD/1/3/3/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459080cc73e687e5ad35ff96eb776424afdc782 --- /dev/null +++ b/CCRD/1/3/3/000000.txt @@ -0,0 +1,33 @@ +# 乘风破浪 + +　　<《人民日报》社论> + +　　人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实际，对于客观形势发展之快估计不足。回顾１９５７年，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谁能不得出这个结论来呢？ + +　　苏联两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在几十天中间，把整个世界形势的面貌改变了。苏联人造卫星上了天，宣告了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的开始，最有说服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莫斯科会议表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已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共产主义力量空前强大和空前团结。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的力量胜过帝国主义的力量，和平的力量胜过战争的力量，如果在不久以前，甚至在共产主义者中间对于这一点还有争论的话，那么，现在在西方世界中，这却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了。现在西方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所谈论的，已经不再是什么“共产主义的危机”、“苏联的衰退”等等，而是“自由世界的危机”、“美国的落后”了。 + +　　在社会主义力量迅速上升的同时，亚非各国民族独立运动在过去一年中有了巨大的发展。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从亚洲涌到了非洲。在埃及人民取得了反抗英法和以色列的侵略战争的胜利之后，叙利亚人民粉碎了美英帝国主义策划的国内政变，并且胜利地挫折了美国和土耳其的侵略阴谋。印度尼西亚人民展开了收复西伊里安的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坚决打击荷兰殖民者的势力。加纳和马来亚已经宣布独立。在阿尔及利亚、也门、阿曼、西属摩洛哥等地，到处燃烧着反殖民主义斗争的烽火。目前正在开罗召开的亚非团结大会，有力地表达了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十八亿亚非人民争取独立自由和世界和平的斗争的高涨。亚非各国人民的独立运动深刻地动摇了殖民主义的基础，大大地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社会主义力量和亚非各国民族独立运动互相支援，构成了当代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 +　　帝国主义阵营的情况同社会主义各国和反殖民主义力量的情况相反。由于社会主义力量的空前团结和壮大，由于亚非各国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由于各国和平运动的发展，帝国主义的困难大大增加了，它们内部的矛盾更加尖锐了。美帝国主义对叙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干涉都没有成功，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虚声恫吓也失败了。在苏联发射洲际弹道火箭和人造卫星成功，而美国的“先锋”号卫星试验失败后，美帝国主义的以“实力地位”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彻底破产了。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西欧各国对美国加紧扩军备战政策的抗拒，不能不引起美国和它的盟国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不久以前在巴黎举行的北大西洋集团最高会议，一方面固然反映了美国统治集团妄图督促其西欧盟国加紧扩军备战步调，但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美帝国主义的原定计划的失败。 + +　　１９５７年国际上三个会议——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北大西洋集团最高会议和亚非团结大会——如此生动地表明了我们时代的新的转折点，社会主义力量和各国民族独立运动正在走上坡路，而帝国主义正在走下坡路。和平、民主、社会主义事业展现着无限美好的前景。当然，人们也应该看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正力图扭转它们的颓势；美国统治集团正疯狂地策划加速扩军备战；甚至有些战争狂人竟鼓吹“先发制人”的战争。因此，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再接再厉地为和平而奋斗，决不能让美国侵略集团的战争政策得逞。现在，社会主义力量同各国民族独立运动和各国和平运动团结在一起，有足够的力量制止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各国爱好和平人民坚持斗争，一定能够停止军备竞赛，实现和平共处。瞻望未来，各国爱和平的人民满怀信心，在１９５８年中，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必将更加团结和壮大，各国民族独立运动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世界和平运动必将更加高涨，国际局势必将有进一步的缓和，和平、民主、社会主义事业必将获得更大的成就。 + +　　在我国，１９５７年也是全国人民在各个战线上取得辉煌胜利的一年。 + +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国展开了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这是继１９５５年和１９５６年基本上完成了在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战线上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依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表现为敌我矛盾（资产阶级右派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的情况是比较少数的，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则是大量的。而且，人民内部矛盾有属于两条道路斗争性质的，也有不属于或者不完全属于这种性质的。因此，在１９５７年初，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接着又展开了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资产阶级右派乘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对党、对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激起了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的义愤。因而整风运动就进入以处理敌我矛盾为主的阶段——反右派斗争阶段。经过了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被粉碎了，右派分子被孤立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了，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了。这是我国人民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次伟大胜利。目前，全国多数单位的整风运动已经从反右派斗争转入以整改为主的阶段，即转入仍然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阶段。在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大呜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已经证明不但是教育和团结人民群众对敌人进行斗争的有效方法，而且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方法。在整风运动中，干部和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大大提高，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 + +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 +　　当前的任务是在１９５８年５月以前，争取这次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上取得完全的胜利。整风运动是推动一切工作的动力，应该把整风运动作为“提起一切工作的纲”。在机关团体、工矿企业、农村、城镇居民中全面地贯彻整风运动，使全国人人都受到整风的教育。凡是反右派斗争取得了胜利的单位，都应转入以整改为主的阶段，坚决整顿作风和改进工作，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在整改告一段落之后，应转入各人学习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的阶段，批判个人主义、本位主义、自由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争取改造思想的胜利。在整风运动的整个过程中，都应该通过大呜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群众路线的方法，批判错误思想，划清是非界限，提高群众觉悟，克服工作缺点。这样，就将使我国出现这样一种政治局面，这就是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又有纪律又有自由的、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将是整风运动的有重大意义的收获。我们相信，胜利地完成这次整风运动，将使我国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将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将掀起一个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工作的规模宏大的高潮。 + +　　在全民整风运动的推动下，我国１９５７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获得了巨大的成就。１９５７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中，我国工农业生产继续有了很大的增长。工业方面，１９５７年工业总产值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预定指标的１７．３％左右，比１９５２年增长了１３２．５％；钢产量达到了五百二十四万吨，生铁五百九十万吨，煤一亿二千八百万吨，发电量一百九十亿度，棉纱四百六十一万件。（⑴⑷）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共有四百五十个限额以上的工厂建成，其中包括苏联援助的一百五十六项中的五十七项。我国现在已经拥有能够制造飞机、汽车、蒸汽机车、远洋货轮、新式机床、发电、冶金和矿山设备等近代工业企业。农业方面，１９５７年虽然遭受不小自然灾害，粮食产量仍比１９５６年增产，达到三千七百亿斤，比１９５２年增加了六百一十多亿斤；棉花达到三千二百八十万担，比１９５２年增加了六百七十多万担。其他如交通运输业、商业以及文教、卫生事业，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辛勤努力，由于苏联以及其他兄弟国家的帮助，已经胜利地超额完成了。 + +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仅仅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的万里长征中的第一步。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算起，还要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只有经过十年到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有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这个基础现在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我们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再用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我国人民光荣的伟大的和艰巨的历史任务。我国人民既然能够推翻了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既然又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有了飞跃的发展，那么我们就完全有理由相信，我国人民一定能够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强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我国地大、物博、人多，我国人民又勤劳又勇敢，我国又有了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尽最大努力实现这个远大的理想。 + +　　１９５８年是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我们应该利用整风运动的伟大成就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以及其他一切有利条件，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根据勤俭建国的方针，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创造一个胜利的开端。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方针，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是决不能动摇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使我国重工业继续高速度地发展，并且使为农业服务的重工业有更多的发展，同时还要相应地发展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以适应日益增长的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农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应该比第一个五年有更大的发展。党中央提出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不仅是全国农民的行动纲领，而且全国各个部门的职工也应当积极支持实现这个纲要草案所规定的目标。目前全国农村已经掀起了空前的生产高潮。各地党委必须积极地妥善地领导这个高潮，争取１９５８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 + +　　事在人为。在１９５７年以前，人们何尝预料到，在世界和中国，会如此迅速地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如果我们善于接受教训，那末，我们首先就必须彻底纠正那种落后于客现实际的思想状态，就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扫除消极、怀疑、保守的暮气。１９５５年底１９５６年初的干劲，曾经造成１９５６年的我国经济事业中的大跃进。目前，这种干劲又在活跃起来，显出威力来了。安徽全省去冬今春原计划兴修水利八亿土方，现在已经超额完成，并且决定再做八亿土方。这是一种何等可贵的革命气概！我们的事业是革命的事业，最最需要的就是革命的乐观主义，就是在战略上藐视一切“强大”的敌人，藐视一切“严重”的艰难困苦——虽然在战术上需要重视它们，需要一个一个地加以征服，但是这也只有在战略上藐视它们的前提之下才能够实现。古人说要“乘长风破万里浪”，在我们的面前正是万里浪：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成强大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先进的科学文化。但是我们完全有信心达到目的。让我们乘风前进！ + +　　让我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 + +　　 来源：《人民日报》1958年1月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01.txt b/CCRD/1/3/3/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9b92157000a93bc78b62cc872235ce2ee2631e4 --- /dev/null +++ b/CCRD/1/3/3/000001.txt @@ -0,0 +1,37 @@ +# 党的领导是坚持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的保证 + +　　<王谟> + +　　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建设起来。离开党的领导，便没有社会主义。我国的新闻事业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它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是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人民的讲坛，因此，必须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里。如果新闻事业稍一削弱或脱离党的领导，它就必然会被资产阶级所篡夺，变成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和鼓吹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变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武器。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规律。资产阶级右派是十分了解这个道理的，因此，当他们进行阴谋复辟的时候，他们就千方百计地夺取新闻事业这个武器，到处煽风点火，以便进一步夺取全部政权。 + +　　党性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灵魂，而党的领导乃是坚持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的决定性的保证。因此，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进攻的矛头，主要是指向新闻事业的党性和党的领导的。 + +　　请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种种伎俩。 + +　　第一，右派分子硬说党不能领导新闻事业，他们大肆喧嚷：党委不懂新闻业务，不懂报纸的传统，所以党委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究竟谁是内行，谁是外行呢？前面说过，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是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人民的讲坛。那末，对于这三个任务是谁了解得最清楚最透彻呢？谁是内行呢？当然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任何高明的资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无法掌握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这是为其剥削阶级的本质所决定的。要是办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那末共产党就必然是内行，而资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必然是外行；要是办资本主义的新闻事业，那末资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才能称为内行。并且，新闻事业是进行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最尖锐的武器。政治是第一位，是决定新闻事业面目的东西；技术是第二位的、从属性的东西，它既可以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服务，又可以为资本主义新闻事业服务。只有新闻事业的政治方向，才是区别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和资本主义新闻事业的标准。办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首要条件，就是掌握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试问，世界上还有什么政党能比共产党掌握社会主义政治方向更好的呢？至于继承我国报纸的传统，这也只有我们的党报才能做得到的。我国报纸的传统中，有进步报纸的革命传统，也有反动报纸的反革命传统。我们的党报不仅是进步报纸革命传统的继承者，而且把这个传统发扬光大了。怎能说党委不懂得报纸的传统呢？ + +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些新闻工作者存在着一些糊涂思想和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他们过分地夸大技术的作用，因而得出“技术第一、政治第二”的结论，甚至走上削弱和反对党性的道路。这是值得万分警惕的。如果技术第一、政治第二，那就必然会漠视新闻事业的政治方向，就会被敌人所利用，走向资产阶级所设的陷阱。那也就必然会认为只有作过新闻工作的人才是内行，而各级党委和广大的党的工作者倒反被认为外行，不能领导新闻事业。这样就会取消全党办报、全民办报的方针，而把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办成编辑部少数人的事业，把党报变成所谓“同人报”。当然，这并不是说，新闻业务中的技术问题是无足轻重的问题。不是的，新闻工作是最紧张的文字工作，没有一定的文字技巧，是很难把它办得丰富多采、生动活泼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在这方面付出巨大的劳动。 + +　　其次，右派分子对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最恶毒的攻击，是把党性同群众性对立起来。他们说，报纸如果代表党说话，就不能代表人民群众说话；如果代表人民群众说话，就不能代表党说话。他们集中火力进攻党的机关报。右派分子范四夫说：“机关报是官方的报纸，只能说机关话，打官腔，而不是舆论机关。”右派分子赵琪说：“党报是机关所有制的报纸，所以有些话不便讲，有些话不能讲，有些话不敢讲。”并且，他们把报纸办不好的原因完全归之于党的领导，百般造谣污蔑；“心目中一有了领导，报纸就办不好；一有了群众，就办得生动活泼。”于是，他们得出结论：报纸应当是群众的喉舌，不应是机关报；应当创办“同人报”，取消机关报。这是对党的新闻事业最恶毒最凶狠的攻击，企图借此煽动群众，推翻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从而推翻党对国家工作的领导。 + +　　新闻事业的党性同群众性是否矛盾呢？我们说，一点也不矛盾。党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集中的表现，也是群众性集中的表现。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就是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也就是党的最高利益。除了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以外，党再没有自己的其他利益。因此，党的利益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现在，中国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是实现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思想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因此，对社会主义认识最深刻、拥护最坚决的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小资产阶级，更不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愿望是实现资本主义，小资产阶级自发地发展也只会走向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少数人发财致富、绝大多数人贫困的道路，因此，不论资产阶级也好，小资产阶级也好，是都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的。总之，无产阶级代表着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大公无私，才能在考虑问题时，从六亿人口出发，既照顾到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又照顾到他们的长远利益。那末，党性同什么有矛盾呢？我们的党性是同资产阶级性极端矛盾的，是同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极端矛盾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说的群众性、人民性，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性。 + +　　有些新闻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分不清大是大非，发生过思想混乱，有些人甚至作了右派的俘虏。他们片面地了解报纸的群众性，认为要强调报纸的群众性，就可以无选择地无批判地登载来自人民群众中的意见和呼声，不管这些意见和呼声是否符合党的政策，也就是说，是否合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由于不了解党报是党的机关报，同时又是人民群众的报纸；报纸的党性同群众性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报纸缺乏充分的群众性，也就是缺乏党性；同时，如果报纸不能根据党的方针政策有选择有批判地发表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也是缺乏党性的一种表现。无选择无批判地发表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是正中了资产阶级所谓“有闻必录”的诡计，是同报纸的党性原则极端相违背的，也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冲突的。这是因为，人民群众中包括着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包括着进步的、中间的和落后的三个部分。来自他们中的意见和呼声，有的是正确的，是符合社会主义利益的；有的是错误的，是违反社会主义利益的。因此，报纸应当根据党的政策有选择地有批判地给以刊载，用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教育人民群众。这是报纸的党性原则所要求的。 + +　　有些新闻工作者，对于党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政策，作了不正确的理解，以为既然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纸就可以无选择地无批判地开放香花和毒草，可以同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平共处。这是非常错误的，是违反报纸的党性原则的。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是为了繁荣香花，而不是发展毒草；是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为了宣扬资本主义。毒草不是不可以放，但是应该有目的地放，放了就要消毒；有了毒草就要锄草，绝不能使毒草同鲜花“长期共存”。 + +　　自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后，有一部分新闻工作者，过分地夸大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领导同被领导间的矛盾，片面地夸大他们之间的矛盾的一面，而忽视了根本利益完全一致的更加重要的一面。他们不了解在我们的国家内，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是在根本利益完全一致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矛盾。其产生的原因是某些领导方面犯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而群众方面又不免有些片面观点和不正确认识。因此，对于这些矛盾，只要采用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就可以顺利地解决。我们现在所用的全民整风的方法，就是分清是非，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克服领导上的三个主义。这个方法也就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领导上的三个主义，是同党性和群众性极端相反的；人民群众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完全违背的。只有加强新闻事业的党性，向这些坏东西进行不懈的斗争，才能有助于正确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 + +　　第三，右派分子猖狂地反对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硬说有了党的领导，便没有新闻自由。右派分子刘宾雁打着“革新者”的旗帜，向党发出一连串的毒箭，公开污蔑：“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是限制，是多此一举，是妨碍新闻工作者充分发挥作用的。”右派分子丁望更恶毒地污蔑我们的报纸是“半殖民地”。他们的说法不一，而目的却是一致的，就是要取消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把我们的新闻事业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武器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自由是具体的，是有一定的阶级内容的。有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便没有资产阶级右派的资本主义新闻自由；有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资本主义新闻自由，便没有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党的领导是否会限制新闻工作者的个人自由呢？是否会阻碍他们发挥个人作用呢？这就要看是什么样的自由，以及发挥的是什么样的作用。如果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自由，以及发挥的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作用，那么党一定要加以限制和阻碍；反之，如果是社会主义的自由，以及发挥的是促进社会主义的作用，那么它就不但不会受到党的限制和阻碍，而且会受到党的鼓励和表扬。 + +　　有一些新闻工作者有着极端民主化的思想和浓厚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对于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有着错误的认识。他们说什么党委对编辑部干涉过多，限制了新闻记者的个性发展以及创造性和积极性的充分发挥，要求所谓“自主性”和“独立性”。这是对党委同报纸的关系作了错误的了解，是削弱甚至否定党的领导的一种倾向。报级是党委领导下的一个部门，它同党委的关系是领导同被领导的关系。领导本身就包括着干涉。事前发施号令，是领导的一个方面；事后检查督促，表扬批评，基至给以组织处分，也是领导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要干涉，就是不要领导。报纸应当欢迎和争取党委的领导，在党委的领导下发挥自己独立负责的精种，而决不应当向党委要求什么自主性或独立性。党的领导只会有助于发挥新闻工作者的社会主义创造性和积极性，而决不会有限制的作用。 + +　　有些右派分子主张报纸上刊登的东西一概“文责自负”。这也是一种取消党的领导的思想。我国的新闻事业，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应当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投稿者千千万万，有赞成社会主义的，也有反对社会主义的；还有一些认识是片面的，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所谓“文责自负”，显然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一种借口。试问，党报要一个编辑部干什么呢？不是要它对党和人民负责吗？如果把这个重大的责任交给任何一个投稿者，那末一个报纸不是有了千千万万个编辑部了吗？这样的“编辑部”编出的报纸，岂不成了五光十色的大杂烩，还有什么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呢？因此，发表任何新闻和文章，编辑部都应该是对党和人民负首要的责任的，虽然作者也要对他的文章担负一定的责任。 + +　　第四，有些右派分子，要限制党对新闻事业的全面领导。只要党作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不要组织领导；只要党发施号令，而不要党“插手”新闻机关的具体工作；只要党管新闻方针政策，而不要管新闻干部。右派分子彭子冈所积极鼓吹的旧大公报“只发路费”的领导记者的方法和开辟新闻干部自由市场的谬论，右派分子陈铭德所发出的“老报人”归队的叫嚣，右派分子徐铸成所传播的“拆墙”经验，以及其他一些右派分子所提出的改组报纸编辑部的意见，都是要从组织上取消党的领导的最毒辣的阴谋。大家知道，党的方针政策，必须通过党的组织工作去贯彻，必须通过忠实而又能干的干部去实现。如果党只有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不管组织领导，不管干部工作，不作具体的检查和督促，那末党的方针政策岂不成了纸上谈兵？因此，在加强党的政治思想领导的同时，必须加强党的组织领导。党中央１９５４年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指示：“各级党的委员会应该把它们的机关报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从政治上、组织上大力健全和充实自己的机关报。”党中央最近又号召各级党委大力培养工人阶级的新闻队伍。这都是为了从组织上保证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重大措施。 + +　　党委同报纸和其他新闻单位的关系，是领导同被领导的关系。报纸不仅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并且要同党委呼吸与共，息息相通，步调完全一致，而决不应闹任何独立性。党的机关报同时是人民群众的报纸，它代表党讲话，同时也代表人民群众讲话，而决不应只代表编辑部少数人讲话。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应当完全遵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决不应当夹杂个人的好恶和兴趣；应当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使自己的好恶和兴趣尽量符合党的方针和政策，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兴趣。如果个人的利益和兴趣同党的政策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发生矛盾，那就应当无条件地牺牲个人的利益和兴趣，坚决服从党的方针政策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坚持报纸的党性原则所必需的条件。 + +　　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是贯彻新闻事业社会主义方向的决定性的保证，是体现新闻事业党性的必要条件。没有党的领导，就没党性，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不论是党报还是党所领导的其他新闻事业（包括民主党派的报纸），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任何削弱党的领导的作法，都会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泛滥大开方便之门，甚至被敌人利用，篡改我们新闻事业的政治方向。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教训，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月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02.txt b/CCRD/1/3/3/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a4951ad1990282270c59449fce6308786fca2ea --- /dev/null +++ b/CCRD/1/3/3/000002.txt @@ -0,0 +1,15 @@ +# 把思想工作做好做透 + +　　<《人民日报》编者按> + +　　现在，许多国家机关中已掀起了干部报名要求下放参加劳动锻炼的热潮，到处是欢欢喜喜、热热闹闹。党的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已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 +　　但是，是不是每一个报名下放的干部都真正认识到干部下放的政治意义了呢？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理解到下放对自己的好处了呢？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很自觉地要到劳动中去锻炼、改造自己呢？这是需要冷静地进行分析的问题。根据有些单位的分析，在开始报名的人中，有一部分人是真正认识到干部下放的重大政治意义、坚决要求下去锻炼、改造自己的；有一部分人是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报名的，下放的决心并不是很大；还有一小部分人对干部下放政策有抵触情绪，不愿意下去。这就是说，虽然掀起了报名下放的热潮，甚至百分之百的人都报了名，但并不能证明每个干部的认识都很清楚，思想都很坚定、明确，心情都很舒畅。 + +　　这种情况，就给领导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不能满足于报名的热潮，还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要通过辩论、座谈、小组会、个别谈话，使每个干部都能够正确地理解下放对自己对国家的好处，从而自觉地到劳动中去锻炼改造自己。同时，也要通过各种办法，使干部畅所欲言，把自己对下放的认识、真实的思想情况、各种顾虑和困难，大胆地、毫无保留地反映出来，领导上再针对着这些情况做工作，帮助干部端正认识，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消除各种顾虑。 + +　　当然，做思想工作是要花一些时间和精力的，但是，为了认真作好干部下放的工作，为了对下放干部负责，多花一些时间和精力是完全值得的。否则，干部对下放没有正确的认识，思想上还有不少问题，即使下去了，也是锻炼不好的，而且还可能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将来要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更加困难，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也会更多。昨天本报发表的文化部的作法和今天本报发表的水电总局的作法，是值得参考学习的。文化部在干部下放以前，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认真地、比较细致深入地解决了下放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和实际困难，因而做到了去者愉快、留者满意。电力部水电总局用大辩论的方法，解决了思想认识问题，下放干部名单公布后，群众情绪很高，原来对下放有不正确想法的同志，也很愉快地贴出大字报表示要下放好好劳动锻炼改造自己。 + +　　文化部和水电总局的情况都说明：干部下放工作中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是多么重要，多么不可少！希望每个单位都能把思想工作做好做透，不要只看到干部的热情很高，报名下放的很多，就放松了细致的思想工作。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月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03.txt b/CCRD/1/3/3/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653de15c1d8bd95059fd8d8e20673af49a3e3a5 --- /dev/null +++ b/CCRD/1/3/3/000003.txt @@ -0,0 +1,9 @@ +# 浙江大学教师对教育方针有抵触情绪 + +　　新华社杭州17日讯　浙江大学很多教师对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提法有抵触情绪。普遍认为毛主席提出的培养目标是具有普遍性的，大、中、小学都可适用；同时提得不具体，工人、农民、技术员、工程师等都是劳动者，它不能反映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要求。讲师高有潮认为高等学校培养目标应该是工程师，工程师是培养目标的主体。他还说：毛主席提的培养目标是一个普遍原则，我们要具体化，可修改，可以把培养目标修改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工程师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助教胡生明认为培养目标如果以劳动者为主体，文化为副体，那只要办训练班好了。助教徐正平说，一个工程师，如果没有资产，光靠自己薪金来过活，就是劳动者。一个人是不是劳动者主要看他的经济收入，右派也是劳动者，是资产阶级的劳动者。 + +　　很多教师对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有抵触情绪，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际，重教育轻劳动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教授王仁东认为理论是极端重要的，能解决一切问题。在学校中要贯彻多快好省的方针，就是要多教理论。他说：苏联人造卫星所以能上天，美国人造卫星所以上不了天，就是因为苏联解决理论彻底，美国解决理论不彻底。机械系有的教师说：理论是科学之纲，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有了理论，碰到具体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 +　　不少教师对勤工俭学问题同样存在抵触情绪。教授仇俭说，学校里对勤工俭学活动花的时间过多，势必减低学习质量，有的教师说，学生在校参加劳动应是手段，不应是目的。部分教师认为，边学边工，不如集中劳动，提早一年毕业出去劳动好了。副教授傅丰说，勤工俭学对教学、科学是有影响的，教学人员和技术人员是不能兼顾的。（黄客萍编） + +　　来源：1958年7月24日_第2538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04.txt b/CCRD/1/3/3/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123fc9092057f4e11b22bf79e81edf517903e79 --- /dev/null +++ b/CCRD/1/3/3/000004.txt @@ -0,0 +1,27 @@ +# 工会组织必须把整风运动进行到底 + +　　<《人民日报》社论> + +　　中华全国总工会于８月６日召开了第八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确定了当前工会工作的任务，补选了全国总工会主席和增选了副主席，补选了主席团委员，调整了书记处的人选，这是对工会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议。 + +　　这次会议是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获得重大胜利的基础上，是在全国人民共产主义精神大高涨，鼓足干劲为实现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高潮下召开的。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确定在工会组织中继续深入整风运动，把整风进行到底，以便通过整风彻底克服工会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工团主义、经济主义错误，使各级工会组织，在政治上、组织上和业务工作上完全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一步发动、教育和组织广大职工群众贯彻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更好地发挥工会组织在全民思想、生产大跃进中的积极作用。所以这次会议，解决的各项问题比较顺利，也比较切合实际。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我国在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带有决定意义的斗争；同时它也是带动一切工作的纲，它带来了共产主义思想大解放，推动了全民的生产和建设的高潮，也给工会工作带来了新的气象。 + +　　自从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以来，在工会组织中已经清除了一批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些反动分子为数虽然不多，可是，他们的危害是很大的。他们不甘心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千方百计地破坏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可是，在今天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一日千里的发展，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形势下，他又不敢直接地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装成革命的样子，实际干着见不得人的反革命勾当。在工会组织中的右派分子，常常是把自己装扮成为一个“工人利益的关心者”，渲染成为一个工会工作者的“内行”，污蔑党不关心工人利益，不懂工会工作，破坏党的威信，破坏党和工人群众的关系。而我们某些工会干部由于思想上有行会观念，工团主义、经济主义思想情绪，有的就不能识破右派分子的真正面目，不能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甚至被他们所利用。因此，努力提高阶级觉悟水平，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克服各种错误思想，高高举起无产阶级的红旗，是狠狠地打击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把右派分子从工会组织中清除出去的重要条件。而把右派分子从工会组织中清除出去，是党的事业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胜利，是扫清阻碍工会工作前进的危险敌人的胜利。 + +　　在整风运动中，由于采取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放手地开展了对我们工作中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工会干部中的脱离党的领导的工团主义和脱离政治的经济主义思想、不能和党一条心的不同程度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错误等，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纠正。工会在党的领导下和职工群众的关系密切了，许多工会干部确实有新的姿态，心情舒畅，鼓足干劲地工作。这是可喜的新的气象。 + +　　可是，是不是所有工会组织，每一个工会干部都作到了这样呢？还不能这样说。就以全国总工会为例，在去年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前工人日报社社长、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陈用文竟安然无事。只是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学习了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文件和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解放了思想，树起了红旗，擦亮了眼睛，提高了认识，全国总工会的整风运动进一步深入了的时候，才把陈用文这个右派分子的真实面目完全暴露出来。这正像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说的，“从去年５月开始的整风运动，现在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如果陶醉于已有的成就，以为已经万事大吉，那就是完全错误的了。必须看到，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有一些单位、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人们中间，整风运动进行得还不深不透。个别的单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作风还没有动，甚至还由右派分子或坏分子占领，群众的积极性还受到压制。”全国总工会最近的进一步深入地进行整风，证明了刘少奇同志这个估计的正确性。全国总工会深入整风中揭发出来的这一情况，是不是只是全国总工会才有，而全国各地工会组织的整风都搞深搞透了呢？就在全国总工会机关中，是不是就只是工人日报的整风不深不透，其他单位都搞深搞透了呢？不能这样看。如果这样看，也会是错误的。 + +　　工会的整风运动进一步深入，暴露了某些干部的思想上，还存在着脱离党的领导的工团主义、脱离政治的经济主义倾向；有的已经发展到标新立异，自立山头，自搞一套，和党对抗的不可容忍的地步。他们已经走到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边缘。而这种严重情况，在整风初期并没有给予应有批判，只是在整风运动进一步深入时才被揭露出来，受到彻底清算。 + +　　不少工会干部中也还存在着反映落后工人思想、不从全局出发的行会观念，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只顾业务，不问政治的狭隘经济主义思想。而这些正是某些工会干部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错误思想的反映。有这种思想作风的人，正是右派分子利用的对象；这种思想作风，也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土壤。个人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敌人。对个人主义容忍，就不能树起共产主义红旗。对个人主义和平共居，就是纵容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进攻。必须彻底克服个人主义思想，才能彻底改进工会干部的作风，完全和党一条心，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和群众打成一片，有效地完成党的政治任务和中心工作。而要克服工会干部思想上的各种错误，就必须把整风运动深入下去，进行到底。 + +　　目前我国正处于共产主义思想大解放，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工会工作要不落在群众后面，不落在运动后面，就必须彻底克服某些工会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和言行，使工会工作在这样一个伟大时代中，以不断革命的精神，推动运动前进。这里的关键是把整风运动深入下去，进行到底。目前，在工会组织中继续深入地进行整风，是工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 + +　　工会组织整风的任务，就是使工会完全在党的领导下，克服一切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就是要树立全局观点，从六亿人口出发的观点，加强工农联盟；克服分裂工人阶级团结，分裂全国人民团结的现象；就是要政治挂帅，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克服行会思想、狭隘的经济主义思想，使工会组织真正成为具有鲜明党性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使工会工作真正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 +　　在整风中，对右派分子要坚决地把他们清出工会组织；对待犯错误和思想上有毛病的人，应该是严肃批判，分别对待，贯彻“思想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 + +　　目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各个方面都在大跃进，这是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胜利发展的结果，也是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的结果。工会组织要深入整风，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执行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也才能使工会组织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8月1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05.txt b/CCRD/1/3/3/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4f0776204feffa2016f7376fff0c995d4dd66f2 --- /dev/null +++ b/CCRD/1/3/3/000005.txt @@ -0,0 +1,13 @@ +# 陈叔通谈他对党的要求和对一些民主人士的看法 + +　　新华社上海8日讯　陈叔通最近在上海和罗叔章（民建常委）交谈时，谈到他对党的一些要求以及对某些民主人士的看法。 + +　　他说，我这一辈子已不妄想做共产党员。我女儿陈惠两年前提出入党要求，今年交心时才把这件事告诉我。我对她说，你胆子太大了，我就是不敢提。但我要求靠拢党，希望共产党对我作更多的帮助。我在工作上接近党员的机会并不多。共产党对我总是客客气气。黄玠然，我对他什么话都讲，要求他帮助，他对我是客气。许涤新，我对他比对黄玠然还愿意交谈，他比黄玠然好一些，但还是客气。我感到不够，希望党指出我的缺点和错误，但对我批评的党员可以说没有。 + +　　谈到民主党派时，陈叔通说：这些负责人中能够帮助共产党提些政治上的建议性意见的，简直没有多少。李济深？黄炎培？张治中？我接触民盟、民建两个单位的人比较多，以前马叙伦还比较好一些。 + +　　陈叔通专门谈到了李烛尘。他说，李烛尘背了进步包袱，总以进步分子自居，好像自己什么问题都没有。他和侯德榜共事多年，两人关系不好。这次提人民代表候选人名单，他看到共产党名单中有侯德榜，知道别人已入了党。李烛尘当时脸色很难看。这件事出乎他意料之外。 + +## （徐寿铿编） + +　　来源：1958年8月16日_第2558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06.txt b/CCRD/1/3/3/0000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2c8029bba83d212ff0091a32b917f280b220e65 --- /dev/null +++ b/CCRD/1/3/3/000006.txt @@ -0,0 +1,13 @@ +# 不断地跃进，不断地自我改造 + +　　上海市委在本月15日发出的跃进再跃进的号召，以及为了贯彻这个号召的精神而组织出动的万人检查团的规模浩大的行动，已经在全市吹起了跃进再跃进的大风。它刮着全市工、农、商、学、兵各个战线；它刮到全市的每一个角落。原来起着跃进大浪头的地方，经这个大风一刮，将刮起更大的浪头。原来跃进浪头不大的地方，经这个大风一刮，浪头便大起来丁。特别是那些一向风平浪静，一池死水的地方，经这个大风一刮，那一池死水不仅是吹皱了，而且会被刮得兜底翻腾起来。我们将看到，全上海经此大风一刮，风助潮势，潮长风威，一定出现一个乘风破浪的跃进再跃进的新高潮。 + +　　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这个矛盾的规律就是社会不断发展与前进的规律。我们善于揭露这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就在不断革命的道路上不断跃进。因此，政治挂帅，学习先进，赶上和超过先进，克服落后，不断革命，就是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全部生活的精神实质。干劲有尽时么?当然是无穷尽的。上游有止境么?当然是无止境的。多快好省有底么?当然是没有底的。那么，跃进再跃进，何时不再跃进了呢?当然没有终点。这就是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 + +　　广大的知识分子，正如刘少奇同志所指出的，“在反右派斗争和紧接着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中，在生产建设和各项社会主义事业的大跃进中，在不同的程度上改变了或者正在改变着他们原来的政治面貌。他们中间的多数现在感到‘形势逼人’，必须继续进步，不能停留在原来那种中间状态了。”事实正是这样。在市委的振奋人心的号召下，他们经过学习与讨论市委的号召和几个先进工厂的经验，都深深地感到自己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工人农民同志。有的说，“工业、农业大跃进的浪潮，把我们远远地抛在后面了。”有的说，“和上钢工人那种分秒必争的精神比起来，我们的干劲和钻劲发挥得还不够，必须再跃进。”又说，“铜仁厂的工人连吃饭、睡觉、做梦都在想着生产。”因此认为，自己的干劲比工人差得太多了。广大的知识分子正以这样的力争上游的心情，在逼人的形势面前，鼓足干劲，学习先进的工人同志，努力前进。 + +　　形势确是逼人。正因为不断革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客观规律。跃进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突变；就是飞跃，就是革命。这样的客观形势的飞跃不能不反映到人们的头脑里来。这就不能不和原来残留在头脑里的旧思想发生矛盾。是树立了反映革命形势的新思想，克服了和新形势相对立的旧思想而赶上形势，一同跃进呢?还是反过来甘愿落在形势的后面。这个问题是经常在飞跃的形势下敲着每个知识分子的大门，要他们及时作答的。我们看到多数的知识分子都已经、或者正在回答这个问题，而且大多数回答得很好。他们将在今后的新形势下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他们都感到，答好这个问题的过程就是拔白旗、插红旗的过程。回答得好，就在红透专深的大道上跃进丁一步。 + +　　知识分子怎样才能够拔白旗、插红旗，不断地赶上形势，在红专的大道上步步跃进呢?那只有死心塌地、心甘情愿地做工农群众的小学生。有一位工程师谈自己的体会说，这样做了，“不但可以向工人群众学到很多宝贵的东西，而且也有利于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市委的号召，八个厂的先进经验，使我们更加坚定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信心。”这应该是广大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心里话——在大跃进中更好地改造自己，让自己更好地为大跃进服务! + +　　 ---- 原载《文汇报》1958年8月1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07.txt b/CCRD/1/3/3/0000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f6e2dd0ecc0ac3f98c92d65492b40071154048f --- /dev/null +++ b/CCRD/1/3/3/000007.txt @@ -0,0 +1,17 @@ +# 安徽师范学院过去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中厚古薄今思想严重 + +　　新华社合肥19日讯　安徽师范学院过去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中厚古薄今的思想相当严重。主要表现以下几点： + +　　首先在教学计划和科学研究题目中，“古”的比重大大超过了“今”的比重，甚至以古为重点。如中文系古典文学的教学时间就占全部业务课教育时间的80％。就是讲现代文学，也很少讲党的文艺方针和现代优秀文艺作品。讲外国文学也是如此，只讲西欧资产阶级的文学，不讲或很少讲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该系去年科学研究的十篇论文，全是古典文学方面的，没有一篇是现代文学的。历史系教师编写的中国古代史讲义，五分之四是节录“尚书”、“史记”、“汉书”、“淮南子”、“资治通鉴”的一些原文，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古代史的精湛论述，则根本不提。 + +　　其次，在古典文学和古代历史教学中，有些教师不是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而是颂古非今，为古而古，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毫无现实的烦琐的考证。如中文系一位教师在评介古诗十九首时，用三百七十行篇幅的讲义，烦琐地考证了作者、编者、作品年代等等，而分析内容只有廖廖六行。有的教师甚至对杨贵妃的脸是长形的还是圆形的，安禄山的肚子大到什么样子等等，也要详细的“考证”一番。但是在讲到白居易的诗时，对“重赋”、“卖花”等具有强烈人民性的优秀作品，却是蜻蜓点水，一念了事。对描写统治阶级宫廷生活的“长恨歌”，则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有声有色地讲解唐明皇的荒淫无耻生活，说“杨贵妃的灵魂是崇高的，美丽的”。还有的教师在教学中至今仍然用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说黄巢领导农民起义是“造反”、“叛乱”，社会发展规律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说“老子所说大兵之后，必有凶年；是因为战争触犯了天帝，天帝才降以凶年。” + +　　这些人对于古典文学全盘肯定，对于现代文化完全否定。有的教师荒谬地说：“古典文学是经过时代考验过的，好象经过筛子筛过的一样，而现代文学没有经过淘汰和提炼，粗糙的多，精华的少”。“现代作品艺术上的成就没有一部能赶上红楼梦。现代文学不如奴隶时代的文学。” + +　　有的教师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上严重地脱离现实和当前的政治斗争。如古典文学教师，对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不闻不问。文艺理论教师，对批判丁玲、冯雪峰等反党分子的反动文艺思想不关心。 + +　　由于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中存在严重的厚古薄今的思想，给青年学生带来了极坏的影响。有的学生一味崇拜古人，崇拜古代作品。学了一些启蒙时期的作品，就把它看成是最新鲜的东西，如获至宝，对现代作品则不感兴趣。有的学生由于受古代作品的影响，产生了消极厌世情绪，对社会主义的宏伟建设和广大群众的冲天干劲，无动于衷；却一味响往着陶渊明的隐逸生活，企求到“深山旷野，筑几间茅屋，与鹿豕为群，与木石为侣，过着与世无争的安逸生活。”还有的学生响往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反对社会主义的组织性、纪律性、反对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是“不仁不义”、“残酷无情”、“过左过火”、“没有人性”的事。有的学生居然要学习屈原的反抗性来对待今天的社会主义现实。 + +　　对于上述厚古薄今的现象，安徽师范学院党委正在组织批驳。（高文斌编） + +　　来源：1958年8月28日_第2568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08.txt b/CCRD/1/3/3/0000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e555e60aae2a71d05584f87e2e52a61a813f00d --- /dev/null +++ b/CCRD/1/3/3/000008.txt @@ -0,0 +1,11 @@ +# 浙江应届高初中毕业生思想情况 + +　　新华社杭州20日讯　浙江省今年七千多个高中毕业生和三万八千多个初中毕业生思想情况如下： + +　　一、毕业生思想中表现最突出的是剥削阶级子弟对贯彻阶级路线有严重抵触情绪，有的带有反动的成份。有的人否认阶级性，认为“向工农开门的教育方针是‘不公平的’”，说“非工农子女和工农子女都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长大的，思想意识差不多”；有的认为在学校里贯彻阶级路线是违反法制的。杭州第一中学高三班杨克勇最近在鸣放中贴了一张大字报说，“向工农开门是违反宪法所规定的各阶层人民享有平等权利的精神的，也违反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精神。”有的对坚决贯彻阶级路线表示悲观，说：“现在是政治挂了帅，政治五十分，社会关系二十五分，功课只有二十五分。工农子弟条条道路通大学，我们条条道路通农村，种田有份。”金华二中富农子弟祝先广说：“出身不好，表现再好也没有用，因此我是安于‘中游’了。”对工农子弟保送不服气，说“保送一定是成绩差的”。有的说：“今年高等学校试题这么容易，真是形式主义，以后只要保送就行了。”杭一中地主子弟徐素娟，平时功课很好，原想在功课上压倒工农子弟，在这次升学考试中认为试题太容易，自己没有希望录取了，要中途退出考场，说“大家都考得很好，我不要考了，还是早点回家去”。大资本家的子弟陈占熊说：“像我的成绩，如果是工农子弟，笃定保送，录取与否，早已命中注定，书也不高兴看了。”有的甚至说：“国民党时期毕业即失业，现在也是毕业即失业。”诸暨县第一中学学生袁法洪说，“这次如果搞学生运动，由我来作领导人。” + +　　二、部分工农子弟由于家庭经济问题或因本人年龄较大，想急于找工作，不打算继续升学。黄岩一中一个学生说：“张瑞林（浙江的小土专家）只读过一年初中，也能创造发明当专家，我何必再升学呢？”经再三动员，虽参加了升学考试，但仍很勉强。有的虽参加了升学考试，但仍在试探“考上后不来读是否可以？”、“考上后去找工作是否可以？” + +　　三、还有很大一批人升学志愿和国家需要发生矛盾。初中毕业生普遍要求进技术学校，不愿报考高中、师范。余杭县一百四十二名初中毕业生志愿投考高中的只有两人，投考师范的也只有两人。东阳县一千八百八十三名初中毕业生中考技术学校的就有一千二百三十六人，占65.53％。桐庐中学80％的保送生不愿进高中。汤溪的学生反映“考技术学校有三大好处：“花钱少、毕业早、名誉好（工人阶级）。”考进技术学校，前途就大，出来是技术人员，国家包下来。”有的表示：“考不上技术学校，宁愿种田，也不升别的学校。”（黄客萍） + +　　来源：1958年8月28日_第2568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09.txt b/CCRD/1/3/3/0000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759857b1147ef30e50671b719857a8b5e8c583a --- /dev/null +++ b/CCRD/1/3/3/000009.txt @@ -0,0 +1,19 @@ +# 学术批判是深刻的自我革命 + +　　<《文汇报》社论> + +　　在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批判中，高等学校的教师们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批判了自己思想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取得了相当重大的胜利。现在高等学校的教师们，为了贯彻社会主义教育路线，为国家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继续投入了教学改革、学术批判的斗争。这是当前我国教育革命的重要一环。 + +　　学术批判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是比以前各次思想批判更深刻的自我革命。有一位对唯心主义有深厚的感情的哲学家说，宁愿和爱人离婚，也不愿和唯心主义分裂。有人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知识有如资本家的资本，当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受到批判的时候，其痛苦之深，有如资本家看到自己的资本在贬值或被没收。还有人说，学术思想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命根子。这些自白或者比喻并不为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搞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的在内，大都生长于地主、资本家的家庭，受了资产阶级二十年左右的教育，再进入社会，以“知识”为本钱为资产阶级服务。他们之中的少数人一直和反动政客为伍，全心全意为反动统治者服务，他们长年累月所思考的是如何找“根据”来为统治者粉饰，来为统治者散布大量有毒的思想。他们不仅是反动统治者的随从，他们还“创造性”地为反动统治者编造一套迷惑人的学说。他们曾经是反动统治者麾下的一员战将。他们的全部“学术思想”都浸透了反动统治阶级的观点。仅仅因为党和政府在解放以来不断进行的政治运动教育了他们，他们才幸免于成为资产阶级右派。这种反动统治阶级御用的知识分子，如果还不决心自我革命，脱胎换骨，那么他们存在的意义，将只是个反面的教员而已。另一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对蒋介石祸国殃民的政风有反感。他们却听信了资产阶级“为学术而学术”“为科学而科学”的一套谎言。他们查资料、找文献，埋头于故纸堆；或找题目，钻窍门，孤立作研究。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的目的在于一举成名，得到“黄金屋”和“颜如玉”；也还有一部分人一心求名，对荣华富贵比较淡漠，有的还一度有过反蒋抗日的热情。这类知识分子，二、三十年以来在寒窗下积累了一些东西，有的人确实有一些真才实学。他们的知识是宝贵的，但是由于他们的治学方法是脱离实际、脱离生产、脱离劳动人民的，他们的学术思想是资产阶级的，再加上他们的个人名利思想，他们的宝贵的知识里面已经细菌密布，变质发臭，不经过批判，不经过去伪存真的工夫，用来教育社会主义的青年一代，必然有很大的副作用，甚至使青年人得不偿失。另有一小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曾经在学术上作了一点努力，写了篇把好论文，从此成了学者。此后，他们就暮气沉沉再也不求前进了。他们的知识是二、三十年前的一些陈旧的东西。就是那些东西，也是充满了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他们怕学术批判，怕露自己的原形，其实，他们的本事，明眼人早已看透。只有揭开来批判自己，打掉暮气，赶上前去，他们才有前途。 + +　　解放以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逐步地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在整风、反右和双反运动中，大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起了重大变化。首先他们认清了自己前进的道路，不是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时，认识到在自己的思想意识、学术观点、治学作风上都印下了资产阶级的烙印。他们在党和群众的帮助下，开始了自我革命。目前他们一面洗涤自己身上的个人主义臭气，一面以实际行动来改造自己。许多知识分子走进了工厂、农村深入实际去观察问题，访问工人、农民虚心地向劳动人民请教，或亲身参加工农业劳动，立志把自己变为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在这个时候，六亿劳动人民在总路线的照耀下正以更大的热情向前跃进，时不我待，面对着这一形势，教师们必须以更大的努力，响应党的号召，来从事学术思想批判，进行教学改革。 + +　　有许多教师看清了今天跃进的形势，感到不前进就只能落伍。他们觉得，再不批判自己的学术思想，“下学期就没有办法上课了”。他们积极地参加了学校中的勤工俭学活动，主动地修改自己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他们并勇敢地提出要求教师、学生们一起来开展对他们过去学术思想的批判。他们以自己旧有的学术思想为靶子，进行严肃的斗争。他们作得对，经过这一批判，他们将紧握红旗踏上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有些教师，在这一革命的面前迟迟不前，踌躇不进。他们一向把知识作为自己取得信任、尊敬的老本钱。把老本钱贬了值，那还怎么混!同时，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的错误还不能有深刻的正确的认识。他们在批判自己学术思想的时候就勇气不够，立场不稳，半推半就，遮遮掩掩。群众的眼睛是亮的，当群众决心使学术界也来个大跃进的时候，任何伪造的“科学”、“权威”都迎头遇上了一面照妖镜，玩不得半点玄虚了。俗话说得好，“丑媳妇总要见公婆”。想躲是躲不了的。教师们的本钱，是大是小，是真是伪，群众早已有底。早批判是批判，迟批判还是要批判，所不同的是早批判就可以早些摆脱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束缚，可以更早更快的和群众一起向前跃进。那种自欺欺人的所谓面子，实在不值一文。人民重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有的一部分知识，因此在等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清形势，丢开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站到工人阶级的队伍中来。有少数教师，与此相反，他们明知自己与整个社会已不合拍，但是，却不想有所改变。他们自怨自艾，认为自己生不逢辰。为了应付眼前群众中开展的学术思想批判，“好汉不吃眼前亏”，他们口是心非地把一切帽子都包下来戴上。什么“反动啦”“无耻啦”“立场啦”“脱离实际啦”，检查得好象很热闹，而实际上却避实就虚，企图顽抗。在他的教学思想中，到底什么地方有错误，错误的性质如何，没有老老实实地分析。人民不能仅仅等待。青年的工人、农民、学生正在学术上奋勇前进，老一代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死抱着谬误不放，青年一代只有走上前来把白旗拔掉，把红旗高高地插到学术界的每一块领域上去! + +　　在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学者要想奋勇前进，赶上时代的洪流的话，只有向前看，丢开一切个人顾虑，从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来重新看自己的所谓“知识”。当然，要自己来批判自己是有某些困难的，一个人的立场要从根本上有所改变，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作到的。怎么办?最好的办法是向党伸出手来，要求帮助。向群众伸出手来，要求帮助。中国共产党经过几十年的阶级斗争，有着十分明确的阶级观点，在党的指导下，认真检查自己，就能跃进。依靠群众，通过群众的讨论，在讨论中就能比较深刻全面地认识问题。资产阶级学者们在任何问题上，依靠党、依靠群众，总可以得到多快好省的解决。学术批判也绝不例外。那种以为党是外行，群众没有自己知识丰富，打算闭门思过来批判自己学术思想的想法是少慢差费的办法。当然，依靠党、依靠群众，首先要有自我革命的决心。没有觉悟到要在学术思想上也来一个自我革命，那就根本不会想依靠党和群众了。 + +　　为了更好的帮助资产阶级学者们进行学术思想批判，在学校中，领导者要大胆地发动群众，要使教师、学生都有发言权。全国许多高等学校的事例已经说明，青年人由于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束缚少，在政治挂帅、联系实际、集体研究的条件下，已经表现出“后生可爱”的气概，他们大胆地提出一些新的、重要的系统的好意见。同时通过发动群众，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也就能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过去在群众中所散布的有毒的影响起消毒作用。在发动群众进行学术批判时，必须认清，学术批判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批判的过程中，应当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让不同的意见，都能得到充分发表的机会。真理是越辩越明的。不同的论点多一些，争辩的时间长一些，是好事。这便于把真理弄得更鲜明。辩论中要充分摆事实、讲道理，一时还找不到充分事实和理由来驳倒对方的，就应当进一步去分析研究。如果不能说服，而企图“压服”，那只是学术上无能的表现。“压服”在思想领域中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学术思想问题和一般思想问题又有不尽相同之处。它需要以丰富的事实为依据。某些学术问题，在一定的时期内，由于材料还不够充分，条件还不完全具备，就不能下结论。这时候，我们就必须等待，等到条件具备了的时候，是非真伪就会清楚地显露出来。 + +　　祖国在飞跃前进，人们要求学术界一同跃进。让工农和知识分子，让青年人和老年人一齐前进吧，学术界的各个领域在不久的将来就会飘扬起一片鲜艳的红旗! + +　　 ---- 原载《文汇报》1958年8月3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10.txt b/CCRD/1/3/3/0000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7c4c61cfa2429876b373f20320b3bd858ccc94f --- /dev/null +++ b/CCRD/1/3/3/000010.txt @@ -0,0 +1,19 @@ +# 根据党的教育方针来改革教材 + +　　<《人民日报》社论> + +　　河南省农林业教育工作者，在中共河南省委农村工作部、省人民委员会农林厅的领导下，对于农林业学校的教材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改革。在短短五个多月的时间，新编了高、中、初三级农林业学校整套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新编的教学计划、大纲、教材体现了党的教育方针，教材的政治思想性、教材与生产实际特别是与河南的生产实际的联系大大加强了。河南农林业学校教材的改革，使教育和生产的结合又向前跨进了一步，给今后的教学改革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 +　　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方针，对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进行一次大改革，是目前教育工作中的迫切任务。各级各类学校目前正在大力贯彻执行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育革命，它势必会引起学校内部一系列的变革。社会主义的教育结合生产劳动、理论联系实际、脑力劳动结合体力劳动；资本主义的教育脱离劳动，理论脱离实际，脑力劳动脱离体力劳动，两者是完全对立的。新的教育方针开始执行以后，旧的东西必然被破除，跟着就需要建立新的教学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计划、大纲、教材必须根据教育方针，彻底地加以改革。目前我国的工农业生产一日千里地前进，迅速地改变着国家的面貌。这种形势也迫使学校教育加速地进行改革。这在各级农业学校表现最为明显。尽人皆知，今年我国的农业单位面积产量几倍几十倍的增长，各种作物都出现了“卫星”。这一事实不仅意味着我国的农民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而且意味着我国在改造自然、改进农作物耕作等方面科学技术的新发展。我国各级农业学校的原来的教学内容，从农业大跃进的形势来看，已经远远地落后于实际。农民种的高产水稻亩产量已经以万斤计了，而学校讲的还是六百斤、一千斤；小麦亩产量已达到七千、八千多斤，教课书中却还说它是低产作物；群众在作物栽培、植物保护、土壤的改良、施肥、灌溉等方面有许多革新、创造，而学校讲的仍然是旧的一套。许多生产的实际问题例如小麦、水稻倒伏、棉铃的脱落问题，群众在生产中已经解决了，而书本上却讲不出个所以然。凡此种种，都逼使农业学校不论在教学内容还是在教学组织、教学方法上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否则，农业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就不能促进农业生产，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科学技术水平。 + +　　教学计划、大纲、教材的改革，是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大家知道，教学计划、大纲、教材是进行教学的行动纲领，是教师进行教学的主要依据，如果没有一套体现党的教育方针的、没有一套在政治思想和文化科学知识方面符合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和符合于我国实际的教学计划、大纲、教材，就不能实现对于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实现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因此，教学计划、大纲、教材的改革是有重大意义的。 + +　　那么，教材怎样进行改革呢？河南省农林业学校教材的编写工作提出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其中最根本的经验就是编辑教材必须从本国和本省的实际出发，和生产实际结合，坚决克服教条主义。他们在新编的教材中不仅在专业课方面大量增加了乡土材料和群众的生产经验，而且普通课也增加了与生产实际密切相关的材料。这条经验非常可贵，这是针对过去教材中的主要缺点所采取的正确措施。过去各级各类学校的教材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我国实际的教条主义现象。有些教材的内容不是分量过轻就是分量过重，有些教材的内容不切合或不完全切合我国的实际，因而学生纵然学了一大堆书本知识，但到生产实际中，不是不会应用就是用不上。这次河南新编的教材就基本上克服了这些缺点。农业学校的特点是主要为本地培养人材，同时农业生产也有很大的地区性，各地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作物品种、耕作方法等都有很大差异，因此课程中大量增加乡土教材是完全应该的。至于普通学校或其他学校不一定要求同等的分量，但是，也必须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且也尽可能地与本地的具体情况相结合。 + +　　教材的改革是一个破资产阶级思想和教条主义思想，立无产阶级的理论联系实际思想的斗争。河南省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有人就主张编教材只能照旧教材的蓝本去编，否则，就破坏了教材的系统性、科学性。有人甚至这样说，只有书本上的知识才是知识。有人在编写作物教材的时候，对我国以及该省群众创造的并且已被实践证明的先进生产经验，不肯采用，而偏偏从书本上去抄引日本、英国等国的材料。在这些人的眼里，所谓系统性、科学性就是按原有教材的编排系统，照书本上的材料照抄照写。这不是什么系统性、科学性，而是对书本的迷信，对于外国的迷信。这种所谓“系统性”、“科学性”是要大破特破的。编辑教材要有系统性、科学性，这是完全对的。对于原有的一些教材的编排系统不能一概否定，但更重要的是不能照葫芦画瓢，而应当从具体的客观情况和主观条件出发，何者该废，何者该立，根据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对象而有所差别。例如过去中等农业学校的土壤学这门课程，教材的编排系统一直都是从土壤的形成讲到各种各样的土壤分类，不管这些土类有用无用，都要面面俱到的去讲。这是以土壤形成的历史为系统来讲的，对专学土壤的人，有这一讲的必要；但对于中等农业技术学校的学生来说就不需要过细的样样都讲。我们编教材不是为系统而系统，为知识而知识，而是使学生学了以后能够更好的理解、更好的应用。因此，编写教材的时候，不仅材料应当有所选择，教材的结构系统也应当有所考虑。这次河南新编的土壤学教材就改变了原有教材的编排系统，另行组织了新的系统，削减了一些与我国无关的东西，增加了河南的地质史料以及长葛县深翻土地、内乡和新乡等地改造上浸地和盐碱地的实际材料，而把土壤学说、土壤的分类等放在最后去讲。这样的系统不是由古及今，由外国及中国，而是由中国及外国，由今及古；既有理论又有实际，学生容易接受。这样的系统比之原来的教材系统不是更好吗？ + +　　编写教材的方法同样要跳出旧的圈子。过去，教材的编写工作大都集中在中央少数专门机关和少数专家身上，让他们关门闭户、单枪匹马的去干。这些同志也辛辛苦苦地编出了许多教材，但由于方法不对头，力量单薄，教材的编写总不合需要，有些教材甚至在长时间内编写不出来。这次河南教材的编写工作也一反常规，采取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发动群众编写教材。参加编写教材的人员不是什么专家，绝大多数都是从未编过教材的年青教师。他们的资料来源不光是大宗的图书杂志，还亲自到群众中搜集了大量的丰富的活生生的实际材料。他们不是单枪匹马，而是取得了群众和有关部门的协助。他们不懂的问题就向老农、向有关部门请教，同群众一起座谈、一起研究。群众提供材料、出主意，直接间接参加了教材的编写工作。这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也是多快好省的方法。教育是人民的事业，办教育要走群众路线，编教材也要走群众路线。我们应当把中央和地方的力量结合起来，把专家的力量和群众的力量结合起来，要使专家和教师经常地接触实际、接近群众，并且经常地及时地总结经验。编教材也要两条腿走路，中央编，地方编，专家编，教师和群众也编。在这方面也要破除迷信，打掉依赖思想，不要以为编教材是神秘的，只有专门机关才能做，不要只伸手向上边要，而要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河南省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编写出一套完整的教材，其他省也一定能够做到。问题在于政治挂帅，在于党委加强这一工作的思想领导，在于走群众路线。 + +　　各地学校已开始教材改革的尝试。现在不少下放农村劳动锻炼的高等农业学校的师生，也计划组织师生完成改编教材的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我们相信，在各地教材改革的基础上，经过分析研究，综合最好的东西，就可以编出普遍适用的教材来。我们必须在文化革命的浪潮中，使教科书也彻底地翻身。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0月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