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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论镇压反革命必须大张旗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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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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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一时期,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可以说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许多地方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工作,有了很不小的成绩,受到各界人民热烈的拥护。继北京、天津等各城市之后,其他各城市都先后展开了工作。最近南京市也开始发动广大群众坚决镇压反革命,成绩很好。各地已有的经验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大张旗鼓,又稳、又准、又狠地搜捕与处理大批反革命分子,这是肃清反革命破坏活动,保证人民与国家利益的有效的不可少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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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才算是大张旗鼓呢?这就是要召开各级的各界人民代表会和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讨论镇压反革命的政策和实施方针,揭发反革命的罪恶,消除各种思想疑虑,以便动员各阶层人民坚决镇压反革命。在下面还应该召集代表人物和普通群众的两种会。这些会议必须由负责首长亲自主持,并由公安机关做出镇压反革命情况的报告,分类介绍重大案件和首恶人犯的材料,用活人活事来讲解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与正义性和讲解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正确政策。在这些会议上,还必须将反革命罪证、图片、案卷、供词等公开展览,提高各界人士对反革命活动的警惕性,站稳革命的人民的立场,与反革命分子严格地划清界限。特别是要动员群众的力量,普遍检举与控诉反革命的罪行,上下结合来镇压反革命。无论在城市和乡村,都要使镇压反革命的政策,成为家喻户晓、人人明白的事情。要让各阶层人士都去参加或与闻镇压反革命的工作,整个城市的人民都要讨论并参加这个工作,大家共同来对付反革命。我们要坚决打破在镇压反革命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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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思想作风,是完全错误的,是极端有害的。有些地方,因为没有彻底克服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倾向,不注意发动最广泛的群众参加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以致在这些地方,就还没有大张旗鼓给予反革命以严重打击,形成运动中的极大弱点。因此,各地还应该努力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充分地教育与发动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瓦解与孤立敌人。这是目前加强与指导镇压反革命工作的中心环节。各地经验业已证明,只要正确掌握政策,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共同镇压反革命,就不会犯错误,而能够完全符合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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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是热烈要求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因此,凡是人民政府接受人民群众的意见,和人民群众在一起,对反革命分子实行坚决镇压的地方,社会上的正气立即伸张,群众积极性迅速提高。过去埋怨政府“不给人民撑腰”的群众,看到政府逮捕了大批反革命分子之后,立刻兴奋地说:“我们可以挺起腰杆子了”。但是,有很多群众,只看到逮捕反革命分子,还不敢积极起来;他们一定要看到人民政府杀了反革命首恶之后,才敢大胆地起来,积极协助人民政府,检举与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罪行。现在已有许多地方的群众,因为看见人民政府杀了反革命的首恶分子,他们都说“现在我们不怕控诉了”,“可敢检举反革命了”。但是,还有些地方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做得还不够,还没有充分了解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也还没有认真加强镇压反革命的宣传教育工作和说服工作。这就是说,目前在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中,小手小脚和畏首畏尾的思想作风还没有得到普遍的彻底的纠正。因此,省以上的领导机关应该组织几个有训练、有能力的工作组,分别派遣到各地区、各县,检查与帮助当地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发现有偏差的,应及时帮助纠正;对于积案太多的,应即帮助清理;对于不敢放手发动群众镇压反革命的,应该教给他们发动群众的办法,帮助开展工作。这样的工作组,对于坚决而正确地开展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会有很大帮助。最近福建、广东等省采用这样的工作组来开展工作,已有相当成效。其他各省也都应该吸取这种经验,在镇压反革命工作未开展的地区,派工作组去帮助开展工作;在此项工作业已开展的地区,也可以派工作组去帮助检查工作与总结经验。总之,要用最有效的方法,大张旗鼓地展开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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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大张旗鼓我很赞成,可不要捉错和杀错了人。”这话很对。镇压反革命是一件繁重的工作,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坚决防止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现在并没有���生这样的偏向,但是,我们必须加以预防。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捉错和杀错了人。对于反革命分子,该逮捕的不逮捕是错误的,不该逮捕的加以逮捕也是错误的;该杀的不杀是错误的,不该杀的杀了也是错误的;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问题的关键是要有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既要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又要实行严格控制,统一指挥。无论何时何地逮捕与处决反革命分子,都应当是准确的,精细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并且应当完全由专区以上的主管机关负责加以控制。近来许多进行了镇压反革命工作的地方,都证明凡是这样做了,成绩都很好,没有发生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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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许多地方已经大批地捉了反革命分子,大批地杀了反革命分子。所有已捉已杀的反革命分子,不都是证据确凿,人人皆曰可杀的吗?许多地方都开了几千人、几万人、甚至于几十万人的大会,控诉与公审那些反革命分子。我们只听到群众一片怒涛,要求立即处决反革命分子,并且有许多群众纷纷责问为什么还有很多反革命分子没有被逮捕与处决;却没有听到有谁提出捉错或杀错了人的。这是什么缘故呢?这难道不是证明那些反革命分子罪恶昭彰,欠下无数血债,以致人民群众再也不能饶恕它们了吗?这难道不是证明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是善于辨别是非、分清敌友的吗?在这样有正确的领导、有完善的政策、有广大群众协助的情况下,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可以保证是不会发生错误的。因此,人民政府越是大张旗鼓,反革命分子就越害怕;人民群众就越高兴。现在再也不应该有任何地方,对于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仍然表现畏缩不前的了;再也不应该有任何领导机关,对这个问题继续优柔寡断的了。许多地方的成功经验摆在我们的面前,广大群众正在普遍地热烈行动起来,积极协助我们,拥护我们坚决镇压反革命,这个时候,我们还能够不大张旗鼓迅速行动起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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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宣传发动人民检举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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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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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的道理,在昨天和前天的本报社论中,已扼要说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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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反革命是对每一个人民有关的重大问题,因之,就不能光依靠少数公安司法人员去做,必须动员各界人民一起来做,必须通过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充分的讨论与商量,有计划地大规模地展开宣传动员工作。只有充分地发动人民群众,把必须镇压反革命的道理作到家喻户晓,才能坚决彻底肃清反革命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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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阳市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镇压反革命的决议以后,人民公安机关,协同各界群众,已把一批作恶多端的反革命分子逮捕归案法办。昨天沈阳市又召集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朱其文市长和公安局何侠局长,根据共同纲领及中央人民政府“惩治反革命条例”,向会议作了必须镇压反革命与揭露反革命分子罪恶的报告,受害群众作了悲愤控诉。到会代表从特务匪帮血迹斑斑的罪行中,激起了高度义愤,一致拥护人民政府这项代表人民要求的正确措施。正因为镇压反革命是关系到国家人民的利害,政府镇压反革命的坚决措施为广大的群众所欢呼,所拥护,这是当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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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镇压反革命作到家喻户晓,发动更多的人民群众来检举反革命分子,目前,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运动中,迅速展开镇压反革命的宣传动员工作。首先,凡召开过人民代表会议的地方,各位市、区人民代表,应把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带回去,向各界各阶层群众进行广泛宣传,而共产党各级组,群众团体及机关、学校的报告员、宣传员,尤其应把镇压反革命作为目前宣传中心。其次,应当充分组织运用各种宣传力量,深入群众,通过报纸、广播、展览会、戏剧、演唱、黑板报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揭发反革命的罪行,激发人民对反革命分子的高度仇恨。再次,要组织被反革命所陷害过的受难者或其家属,在各种群众集会上进行控诉,用反革命分子具体确凿的万恶罪行,来教育人民认清反革命分子是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以激起群众的高度义愤,发动群众检举反革命分子,这是十分重要的教育方法。为鼓励群众起来检举反革命分子,由政府按其情节轻重依法处理,以保护国家人民财产的安全,东北人民政府已发布了“关于职员工人和人民群众协助公安机关破获财经部门内部敌特案件奖励办法”,决定对检举破获敌特反革命分子有功的职工和人民予以奖励;同时,对知情不报隐藏美蒋间谍、特务、反革命分子者,将以包庇反革命分子论罪,予以分别惩处。这是完全符合国家人民利益的一个决定,各地在宣传镇压反革命问题中,应把此办法广泛向人民宣传,切实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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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镇压反革命的宣传中,一方面要以具体事例,说明特务匪帮的破坏活动,是何等严重地危害到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和国家建设事业;另方面,更要着重说明反革命的罪行,是何等严重地直接危害到广大人民的生活。要用工人、农人、知识分子、工业商者等各阶层人民的切身经验,教育所有的人,认清反革命破坏活动对每人切身利益的关系,如果不坚决彻底肃清反革命分子,我们日益向上的美好生活,就随时有可能会受到破坏。人民是痛恨反革命的,一经向人民讲清反革命所干的罪恶,就会引起人民的高度愤怒,即或在部分众群中还存在着“东北解放的早,特务整的差不多”的思想,但在特务活动的罪恶事实面前,必然很快就会改变这种糊涂的想法,积极起来参加镇压反革命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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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抗美援朝的最后胜利,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为了保卫人民的美好生活,我们必须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只要我们广泛深入地作好宣传教育工作,不仅不会在人民中间引起什么“震动”、“恐慌”,而且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热烈欢呼,人人高兴,人人来检举反革命分子,使反革命分子无藏身之地,使镇压反革命成为有领导的广泛的群众运动,并进一步大大发挥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从而推动其他各种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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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达事件的重大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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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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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九○五部队营级政治指导员张达,带了武装,回到淮安县盐南区家乡威迫农民,倒回已被分配给农民并已确定了产权的土地。强令农民,为其反动的父母修塋祭扫。这种不法罪行,本质上是代表地主阶级向翻身农民反攻复辟、企图颠覆土地改革成果的反革命行为,是为法纪所不容的。九○五部队司令部、政治部已作出开除张达的党籍、军籍并交回原地处理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我们坚决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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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达事件严重的教训了我们,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干部,不管参加革命多久,如果不决心改造,仍然保持原来的地主阶级立场,终于会走到反革命的道路上。张达曾受过党的长期教育,他当初参加革命的目的,今天事实证明是为了保护其地主阶级的利益。当农民起来革他的地主家庭的命时,他就不顾一切的站出来干涉,坚决包庇自己的地主家庭。1946年“五四”土地改革时,他就认为对其家庭处理“过重”,企图干涉,表示不满,而在解放战争时,他对他的父母、妻子依仗敌伪势力,向农民复田倒租,为敌探送情报,都无动于衷。在该地以后土地复查时,农民又依法收回土地,并义愤的将其父母打死,他竟敢辱骂农民积极分子为“土匪”、为“坏蛋”、为“投机分子”。并派其妻回家,企图倒回房屋未遂,后又写信回家,表示不满,威吓农民。终于亲自还乡,用欺骗淮安县委、威逼农民等卑鄙手段,不仅倒回土地,还无法无天的侮辱翻身农民。这种公然与农民为敌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行为不是偶然的。一切地主家庭出身的干部,必须深切体会张达事件的教训,自觉的斩断与地主阶级的一切联系,倒向农民这边来,积极赞助与支持农民的正义斗争,才能永远保持为人民服务的光荣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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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县的盐南区,是苏北较老解放区之一,曾经过抗日时期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及“五四”土地改革、复查平分,并在1950年秋季结束了土地改革。在这样较老的解放区,张达竟敢明目张胆的向农民反攻,这应当更加提高在老区工作的干部们的警惕。目前在少数干部中正滋长着一种麻痹松懈思想,他们以为土地已经分过了,农村阶级斗争也应该没有了,这是一种主观主义的想法。去年冬天,在海安县的一个老区里,不法地主向农民倒田、收租、盗卖等反攻复辟的罪行,共达105起之多。淮安县的平桥、石塘等区,也连续发生类似情况。这些事实都说明了:长期骑在农民头上的地主阶级,还不甘心灭亡,还想死灰复燃向农民进行报复。我们对这样情况不能熟视无睹,不能认为是“小问题”或“个别现象”。对阶级敌人必须引起高度的警惕,任何对这方面的麻痹,都只能造成有利于地主反攻的空隙。因此,在一切业已完成土地分配的地区甚至已经结束土地改革的老区,应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检查。凡发现类似情况者,都必须立即处以应得之罪。凡地主阶级曾向农民倒田报复而未处理者,都必须追究法办。凡地主向农民倒田报复而干部徇私包庇者,都必须分别轻重,予以应得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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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张达回家倒田的事件时,中共淮安县委书记张美璠等完全离开了党的原则立场,采取了不可容忍的官僚主义态度。他们对待张达向农民反攻复辟、诬蔑报复的反革命行动,熟视无睹,甚至还批给1200斤杂粮,实际上等于鼓励了张达这个反革命分子。他们开始对张达的欺骗蒙蔽,不经调查,便信以为真,以后对区委的真实反映,又置若罔闻,这就严重的暴露了张美璠等同志的阶级意识模糊,政治警惕性不高,对原则问题缺乏严肃性,官僚主义及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恶劣倾向。这就纵容了张达的反革命行动,严重的损害了人民的利益及党与人民的联系。中共苏北区党委、苏北人民行政公署对张美璠、王大林、张玉琢等同志分别的作出处分决定,这也是完全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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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苏北全体共产党员、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战员,对有关这一事件的文件,应普遍的进行学习,认真克服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与政治上的麻痹大意,坚定阶级立场,为完成土地改革,坚决镇压反攻复辟的地主及反革命分子,深入巩固抗美援朝运动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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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苏北土地政策文献》中共苏北区委员会农村工作委员会、苏北人民行政公署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印,195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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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抗美援朝运动推进到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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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在最近五个多月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同时也相当普遍地受到了抗美援朝的爱国教育,形成了空前广泛的爱国热潮。这是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反对美国单独对日媾和、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保卫祖国、保卫亚洲与世界和平的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当此全世界劳动者战斗的节日,我们中国人民应该进一步检阅我们的力量,把抗美援朝运动推进到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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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人民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积极性已经大大地提高了。工厂中热烈地展开了“马恒昌小组”竞赛运动,农村中广泛地开展了丰产竞赛和缴纳爱国公粮的运动,工商界中的许多人踊跃纳税,学生教授纷纷下乡进行抗美援朝宣传。人民中流行的口号是“美帝不倒,运动不停”、“只要齐心干,不怕原子弹”。在这个爱国运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全国各地应即按照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三月十四日通告的建议,及时地使运动继续普及并由普及转向深入和持久化。最近华北已经召开了抗美援朝的代表会议,各地也应该召开同样的会议,动员各阶层各行业的群众力量,集中力量消灭爱国教育与宣传工作的空白点,为深入与巩固抗美援朝爱国运动而共同努力。根据华北的经验,我们认为今后各地抗美援朝的爱国教育工作,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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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各级党委必须以全力抓紧时间,集中精力突击抗美援朝运动的薄弱地区。例如华北区七千万人民,受过抗美援朝爱国教育的,截至四月中旬,虽已约达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比例,但同时也还存在着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空白区或是薄弱区,因此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大城市以天津为例,据抽查结果,发现有的工厂未受到爱国教育的工人达百分之三十,居民中占百分之五十,学校中占百分之二十。华北不少省份农村偏僻地区和山庄的居民,以及流动职业的人口很少受到教育。经过爱国运动的地区也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未受到教育。据中共河北三河县委抽查三个村庄的结果,青壮年男子中有百分之二十八,青壮年妇女中有百分之三十一未受到抗美援朝的爱国教育,其中据康湾村统计,平常参加开会的人数只达到全体人数百分之十六。这种不平衡现象值得注意。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党委加强领导,切实检查普及宣传教育计划的执行程度,派人继续进行典型调查,以便发现各种问题,并迅速而有效地帮助下级解决。同时高级领导机关要配备较多的宣传力量,集中突击空白区薄弱区,如派遣宣传队,准备宣传材料、宣传提纲、图画等。华北各地在普及抗美援朝运动中已经使用了广播大会,橱窗宣传,在文化馆民校中进行宣传以及规定干部按处按人实行“包干制”,逐街、逐巷、逐片、逐户地进行宣传等办法,受到人民欢迎,证明这是使宣传普及深入的较好方法。这些宣传方式方法,各地均应按照不同条件,大力提倡推广。这对于今后的深入工作会有极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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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深入抗美援朝爱国教育必须进一步使宣传工作的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的宣传队伍相结合。华北区过去曾在这方面创造了很好的经验,去年华北冬季共产党员整训运动中,曾普遍地进行抗美援朝教育工作,党员受训回去后即成为各地抗美援朝运动的领导骨干。去年在和平签名运动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华北曾涌现出大批宣传工作的积极分子,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有些地区党委对于建立宣传员工作的认识不足,加以缺乏经验,这些积极分子中有许多人没有被巩固下来成为经常的宣传骨干。因而也就使党对人民群众的宣传工作不能进一步加强。这一情况在党中央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发布以后已经有了改进。但是,有不少地区对于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建立宣传网仍重视不够,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一个负担,打算到“抗美援朝宣传教育运动完了之后再行建立”,或是认为“建立宣传网影响中心工作进行”。这是十分错误的。应当认识到,建立宣传员报告员工作,是抗美援朝宣传教育工作由普及转入深入、持久的重要关键。各地应抓紧时机尽可能地建立与加强党的宣传员报告员工作,有计划地分配宣传员报告员参加各种宣传队伍,使宣传工作逐渐转入经常化和制度化。“五一”以后,各地在总结抗美援朝宣传教育的经验时,应同时总结宣传员报告员的工作经验,以便在深入抗美援朝爱国运��中真正发挥宣传网的作用,巩固五一劳动节前后各地大规模宣传活动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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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五一”以后,各地都应抓紧总结四月下旬的群众活动和“五一”爱国大示威的工作,进一步了解运动的全面状况,检查宣传效果,检查爱国公约执行情形,表扬各种宣传工作模范,推广先进经验,发现各种问题,并在总结的基础上制定深入抗美援朝宣传教育的计划。及时地将群众性的抗美援朝热情引导到加强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发动群众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工厂要更热烈地掀起“马恒昌小组”竞赛运动;农村要适应目前生产季节,努力生产,支援抗美援朝,动员农民为争取完成今年农业丰产的总任务而斗争。无论在城市或乡村,五一以后的抗美援朝运动进行的方法,应与四月下旬的有所不同,最重要的是应当减少大规模的群众活动,防止开会过多,并应十分注意珍贵干部和群众的时间与精力,以便在抗美援朝爱国运动中持久地进行对人民的思想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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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惕反革命分子的报复破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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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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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各地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以来,反革命分子已遭受沉重打击,其内部的动摇、分化现象日益滋长,不少的反革命分子,害怕人民的威力,因而发生了动摇,纷纷向人民低头,进行登记,交出组织及武器。全国各地反革命的土匪武装现已大部绝迹。人民政府这一英明的措施,大大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鼓舞了广大人民生产建设的热情,有力地支援了全国人民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运动的开展,使广大农村和城市的气象为之一新。但是,我们必须不要忘记,就在这样的时候,仍然有少数死心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正在以更恶毒的手段向人民进行报复破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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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反革命残余进行报复破坏活动的手段是非常阴险、毒辣的。这是在美蒋匪帮的指使下,有计划地进行的。台湾的蒋匪帮最近曾指使潜伏大陆的反革命分子要以“恐怖”手段对付全国人民热火朝天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阴谋“有计划地暗杀,有计划地破坏”,并且说“时局要吾人加强行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根据这些正在采取最野蛮、最无耻的谋杀、放火、暴乱等报复手段。在西北、中南、西南、东北等地区,最近都发生反革命分子放毒,企图对人民实行集体毒杀的事件。西南行政区发现反革命分子组织的“暗杀组织”和“放毒小组”,川北仪陇县全县中毒者达三千人之多。反革命分子组织暴乱和纵火破坏等事件,在华东、中南、西南等地也发现了。最近川北、川东等地区曾发现暴乱事件达十起。西北甘肃临夏地区的反革命分子,曾阴谋于三月七日发动武装暴乱,进攻县城。陕西褒城的反革命分子在三月十六日纵火烧毁了城内民房二百多间。东北齐齐哈尔某厂的一个车间被反革命分子放火烧毁。他们图谋以此破坏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运动,破坏国家的生产建设,打击人民的生产情绪,借以挽救其垂死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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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分子在中国人民沉重打击之下,还胆敢如此疯狂地进行报复破坏活动,是容易理解的。历史上任何一个垂死的阶级,决不肯甘心等待死亡。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集团,二十多年来,一直惨酷地统治着人民,他们从没有想到自己会被人民推翻,而当他们一旦被人民推翻,即将毁灭的时候,他们就将进行疯狂破坏,作为最后挣扎的唯一手段。其次,反革命分子如此疯狂地进行报复破坏活动,是和美帝国主义正继续进行侵略朝鲜的战争,阴谋将战火延向我国边境,并图借潜伏中国大陆的特务分子,来破坏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伟大事业,以利其侵略战争这一点是分不开的。因此,美帝国主义就经过了各种各样的关系,指使蒋匪帮特务及其直接间接掌握的特务间谍分子,以毒辣的爆破、纵火、暗杀、放毒等手段来破坏我们的各种工作和各项建设。因此只要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残余存在一天,潜藏的反革命分子就一天也不会停止他们的反人民的罪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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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分子如此阴险、恶毒地向人民进行报复活动,这自然并不表示他们的力量强大,而恰恰表示他们死亡的迫近。各界人民以及人民公安机关完全有决心有力量来肃清他们,并从而杜绝破坏事件的发生。例如,潜伏在湖南祁阳一带的“中华反共游击自卫军”所属“放火大队”,曾阴谋在三月二十日放火破坏祁阳城,但在三月十六日就被我人民公安机关全案破获。零陵县纵火的特务,仅在事件发生后的十余天内即被人民政府逮捕处决。这就足以说明,不管反革命分子如何阴险凶残,人民是有力量有办法来对付他们的。反革命分子的蠢动不仅吓不倒人民,而且使人民更加深了对他们的仇恨,更加坚定了彻底消灭他们的决心。但是,不能否认,这一期间反革命分子的报复活动仍然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这是什么缘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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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目前在我们一部分干部的思想上,还有不少的缺点和问题,使得反革命分子还有可乘之机。从各地发生的案件来看,这些案件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某些地方在镇压反革命工作中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有些地方至今还显得缩手缩脚,对于执行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方针,表示犹疑,不敢大胆地向广大的人民进行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宣传工作,以充分发动群众,使广大群众随时随地严密注意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因而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奸除奸工作的积极性。有一部分干部看到在镇压反革命方面已经作了一些工作,就也滋长着麻痹思想,认为“���不多了”,丧失了对反革命分子的高度警惕,为反革命残余留下空隙。这些空隙的存在,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及时予以消灭,才能避免或减少反革命分子所给予国家和人民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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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和所有机关人员,在镇压反革命的轰轰烈烈的运动中首先必须学会一件事,这就是养成对于反革命分子的警惕性,经常提防与注意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目前距离彻底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要求尚远,反革命分子决不会在受到一两次沉重打击之后,就停止活动的。消灭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这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我们要求各地人民政府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大力开展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觉悟,充分发挥群众的防奸除奸积极性,使镇压反革命的工作真正成为广大群众的经常工作。在群众和政府的密切合作之下,我们就能够乘敌人还在策划破坏行动的时候,迅速破案,因而粉碎他们的一切阴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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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发动群众,控诉反革命罪行,检举反革命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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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日报》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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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各地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之规定,经过长期周密的侦察、调查,并根据。人民检举、密告,于四月廿六日逮捕了一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之后,已使广大人民的政治积极性更高的发挥起来,他们眉飞色舞,兴高采烈,而反革命分子则陷于极端惶乱状态中,他们坐卧不宁,寝食不安,稍有声动即满身大汗,面色如土。就以沈阳市情况为例:在逮捕一批反革命分子、与处决一批罪恶深重的敌特恶霸之后,全市人民都奔相传告:“政府给我们除了大害”“我们可真翻身了”“镇压反革命是咱们自己的事,得好好协助政府肃清反革命分子”……市公安局最近每日都收到各界人民控诉和检举反革命分子的密信数十件。群众所检举的材料,据审慎调查,一般都正确无讹。还出现了弟弟、妹妹检举当特务的哥哥;女儿控告反革命的爸爸等许多范例。至于广大市民自动集会控诉反革命罪行,联名请求政府“严惩反革命分子”“可别把他放了”等事例,更不胜枚举。各机关团体厂矿的干部、职员、工人和学生,在逮捕反革命分子归案法办后,除安心积极生产、工作之外,一般都在深入进行镇压反革命的学习,并联系检讨麻痹轻敌思想,并进一步地控诉检举反革命分子,说明了那种认为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就会造成社会波动”的看法是错误的,无根据的。人民群众是反革命分子直接危害的对象,人民见到为他们铲除了祸根,只是欢狂地“跳动”,没有什么“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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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人波动呢?有的!这就是那些负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在我们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措施下,那些应当法办而尚未归案的敌特分子,今天确乎是引起了极大“波动”,他们在人民面前感到四面楚歌,心惊肉跳。以沈阳市而论,有的反革命分子已在投案自首;有的变相缴械,如四月廿八到五月二日间,在中山公园、北市区、皇姑区等地,公安人员和人民群众接连发现将反动证件、武器丢弃道上的事情达廿余起;有的天天作梦被逮捕。这些家伙在人民群众起来坚决镇压他们的时候,他们想要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波动是很自然的;甚至某些怙恶不悛分子还会疯狂挣扎,进行报复。如我们逮捕反革命分子后,铁西等地发现反动标语,有的工厂被破坏了重要机器,北陵发现暗杀事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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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情况,我们认为今后必须继续大力地长人民群众的志气,灭敌特恶霸的威风,以便坚决彻底地肃清反革命分子。要达到此目的,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深入发动群众。揭发反革命罪行,展开群众性的检举反革命分子。对此,特提以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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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进行广泛深入的镇压反革命的宣传教育工作。各机关、团体、厂矿、学校,应认真组织学习“惩治反革命条例”及其他有关镇压反革命的报告、文件,并组织座谈、控诉,从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特别是受过反革命分子迫害的),组织他们向群众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同时,各单位的宣传员,当前亦须集中力量作镇压反革命的宣传员。沈阳市已开始这样做,一千三百名宣传员已深入街道,通过唠喀、漫谈等方式,启发群众控诉反革命罪行,检举反革命分子;文艺界、学生也已动员起来,以漫画、相声、大鼓、广播等多种多样形式揭发敌特恶霸罪行,激起群众对其痛恨。这种做法值得各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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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织对反革命分子的控诉时,要注意以群众最熟知最痛恨的反革命分子为主要控诉对象,并要组织受害家属作典型控诉,这样便于引起群众普遍而具体的发言,教育意义也较深刻。必要时可将群众要控诉而且已经就捕的反革命分子押赴现地,由人民指面控诉。控诉与公审相结合的办法,也可研究采用。但是,主持会议的同志必须注意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将群众的具体控诉加以归纳总结,和一般的反革命活动联系起来,使群众认识到敌特反革命分子个个都是人民的敌人,以便引导密告检举隐匿的反革命分子;二是向群众说明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政策,对反革命分子,一定依据法律和人民意见给予适当处理,以消除群众顾虑,掌握会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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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反革命分子的检举,一般不宜通过群众性的会议;而应发动职员、工人和人民群众,直接向行政、政府公安机关进行口头的、书面的控告、密告,除证据确凿的现行犯,人人有责逮捕送交政府外,一般的均应由政府调查后予以适当处理。这样既可使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做到稳重和准确,而且可以防止人民群众受到意外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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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动群众坚决镇压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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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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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时期,我们中南区各城市通过各种代表会、群众公审、大会控诉、展览反革命罪行以及报纸、广播宣传等等方式,大张旗鼓地对反革命进行了镇压以后,群众兴奋万分,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纷纷表示“今后一定要积极协助政府肃清反革命”,并且认为“政府早就该这样做”。有的市民,已自动组织起巡逻小组,订立了爱国公约,并检举、密告反革命分子。湖南长沙市公安局,两天之内即曾收到检举信件一百二十余封,亲自到局密告者八人。又如四月三十日本报所载:武汉市“五一”节前夕,搬运工会工人群众自动检举了四十一个反革命分子;球场联络站居民检举了十八个反革命分子;三十一小学的少年儿童队员邓文专,帮助政府捉住了正在洒汽油企图放火的特务。这些事实证明,镇压反革命必须大张旗鼓,必须依靠群众,而一旦群众起来,政府就会得到可靠的支柱,反革命分子就会进一步受到打击,人民的利益也就会得到更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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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是不会因此罢休的。一些执迷不悟、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正在更加处心积虑地、迅速变换着各种破坏花样,加紧危害人民,并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社会关系,进行高度隐蔽,寻找空隙,待机而动。特别在城市,反革命分子虽然已被我们捕了一批,杀了一批,但总的说来,我们对反革命的打击还不够沉重。同时也由于城市是我们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中心,是工商业集中与人口集中的所在,因而又成为反革命进行破坏的重点。我们如果对于这一点认识不足,轻视了反革命对我们危害的严重性,就将会遭致极大的损失。难道不是这样吗?正当我武汉市人民热烈准备四十余万人的“五一”示威大游行肘,正当群情激愤,积极要求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时,特务分子却胆敢在“五一”前夕——四月三十日夜晚,跑到中山公园、民众乐园等地企图散发反动传单标语。这一争实再次证明:反革命是不甘死亡的;它们仍在利用一切可钻的空隙,进行暗害活动。因之,有些人认为,“镇压的差不多了,用不着大张旗鼓了。”这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说法,是一种对敌人缺乏警惕和忽视镇压反革命是长期斗争的麻痹思想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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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人们认为:镇压反革命只是政府的事,或者是公安、司法机关的事,“与我关系不大”,甚至还抱着所谓“明哲保身”的态度,以为只要我自己不是反革命,别人反革命与我何干?总之,这些人们,对反革命分子没有应有的仇恨心。他们还没有认识到反革命是全体人民的公敌,是我们可爱祖国的 死敌。但是事实又是怎样的呢?武汉工商界联合会陈大寰先生有一位二十多年的“老友”,当了特务之后,就企图从陈先生的工厂里纵火,并把周围的仓库和学校烧毁,难道说这个反革命分子不是在危害陈先生和破坏国家建设吗?还有许许多多事实,都教育了我们:对待这些失去了人性的反革命分子,是不能拿一般常人的心理去衡量的。因之,对于镇压反革命采取旁观态度,无疑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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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些人看到被捕或被处决的反革命分子当中,有自己“熟知”的人,因而怀疑“政府是否镇压错了呢?”而他们的根据则是多年以前的情况或今天片面的了解,就以为某某绝无问题。今天本报公布处决的军统特务詹子明,曾长期的从事反革命活动,解放后继续潜伏活动;但詹匪从一九四六年起就利用着武汉中学教务主任的身份,不露声色地在武汉捕杀过三十几位革命志士;而且他还是制造“六一”血案的参与者。因之,我们必须明白:反革命分子千方百计地伪装起来是为了长期进行阴谋活动不被别人识破。所以那些只看现象,只看表面的人,往往会把伪装起来的反革命分子误认为“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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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由于以上原因,有些人看到人民政府镇压了某些隐藏在工商界里或其他职业界中的反革命分子以后,就怀疑“政府不保护工商业了”等等,显而易见,也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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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凡被政府逮捕和处决的反革命分子,无一不是经过调查研究,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慎重处理的。今天的人民政府决不会轻信片面材料,更不会误中敌人反噬好人的奸计。政府决不放过一个反革命,但也决不错办一个好人。人们从自己的经验中,可以知道政府对一切事情都是采取了为人民利益着想和慎重负责的态度,人命关天的大事,当然更会极度仔细。各地处决��罪犯,直到今天只听到群众欢呼“该杀”,并没有发现说“杀得冤枉”,这就是很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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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反革命必须坚决镇压,镇压反革命必须依靠群众,依靠群众就必须大张旗鼓,继续阐明镇压反革命的正义性与必要性,尽情揭露反革命罪行,克服目前城市部分人民中对镇压反革命的一些错误看法,解除由此而产生的一些思想顾虑。只有这样,才能教育与发动更广泛的群众,再接再厉的协助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保护国家与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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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总结前期工作经验,做好今后土地改革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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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新华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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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全区已在六千余万人口的地区,大体结束了清匪、反恶霸、减租、退押的斗争。在这六千余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所有这些地区目前农民都在以无比的喜悦来进行春耕生产,干部则除领导农民进行生产外,大都在总结工作或将总结工作。认真总结前一时期的经验对于今后的土地改革是有重大的作用的。兹特就总结经验做好今后土地改革方面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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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过去清匪、反恶霸、减租、退押运动和部分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都是极端尖锐剧烈的斗争,今后第二期、第三期的土地改革规模将更为宏大,斗争也将更加尖锐剧烈。首先应明确肯定土地改革的全部过程就是农民起来向地主进行斗争的过程,这就是说,每一个步骤的胜败关键都是决定于群众是否发动。所以,在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的总路线之下,如何发动群众,特别是如何发动贫农、雇农是必须解决的中心问题。这不仅由于很多地区过去主要的缺点是贫雇农发动不够充分,以致未能对地主阶级给予歼灭性的打击,特别是对于大地主打击一般不够;而且是由于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在于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国家工业化开辟道路。如果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贫雇农没有发动起来,土地改革便失去依靠而不能彻底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形式上分了田地,农村生产力的彻底解放谈不到,地主的反击也就随时都成为可能。因此,土地改革是否真正完成就必须从土地是否真正分配,群众是否真正发动这两方面来加以考察。所以在总结工作中对于发动贫雇农的问题必须加以解决。一方面要从运动客观的发展,规律上来检查,另一方面也要针对新老干部的不同情况,从立场、观点、工作方法等方面进行检查,而且应该把这一方面作为主要的方面。根据现有材料的了解,老区来的大部分斗争的骨干一般说依靠贫雇农的观点是比较明确的,但是由于新区的情况复杂提出一系列的新问题,任务又繁重紧迫,而在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上的问题又未很好解决,因此工作常常深入不下去;同时,其中少数同志并有狭隘经验主义的偏向和怕犯贫雇农路线的思想,这就阻碍了深入贫雇农和充分发动贫雇农,并发生了所谓任务和政策的矛盾问题,强迫命令作风也滋长了。在新干部中一般是立场、观点等基本问题尚未得到全部解决,在思想情感上和农民之间存在有若干距离,和贫雇农的距离就更大。这就是为什么说在总结工作中主要方面应该由干部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和工作作风等等方面来加以检查,而特别着重把各地在发动群众问题上的好坏典型分别认真加以总结,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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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巩固和扩大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对于减少运动中的阻力分化与孤立敌人是有很大作用的。各地凡是注意了这一问题,善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报告讨论重大问题,组织了民主人士下乡参观或参加了运动的,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他们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听取了政府报告,参加了讨论,他们就明确了斗争的方向。他们在农村听了农民的控诉,看了农民悲惨的生活,看了地主在斗争中的顽强抵抗、破坏和杀害农民和恶毒行为,他们也听到了领导上的意见,看了农村干部在工作中的具体表现;他们从活生生的对比当中明确了真理和正义是在农民方面。因之,怀疑的不再怀疑了,想从斗争中受到锻炼的亦得到了预料以外的收获。过去帮助农民说话的就更实际地以耳闻目睹的事例来扩大宣传,进一步的赞助农民;少数曾经受到地主若干影响而相当同情地主的人也承认地主叫嚣是无理的了,并宣传农民起来向地主进行斗争。这对于地主阶级是一个有力的政治攻势,对农民就是一种正义的声援。这对分化孤立敌人,打垮地主阶级的反攻破坏有重大的意义。由于反封建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因而也就使城乡间的关系易于合理解决,既顺利地使农民得到应得的果实,又使城市的秩序和工商业不受影响,使城市工作与农村工作在各方面结合起来。这就说明发动群众是基本的,但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同时必须注意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明确敌我界限,以便团结自己战胜敌人。但这一问题在若干同志中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这也是需要在总结中进一步加以解决的。这一问题解决好了,就可以更加明确敌我界限并将干部的政策水平、策略观点大大提高一步。在斗争中就不只是能抓住发动群众这一基本环节,同时也能够不放松一切反封建社会力量的运用,而在今后实际斗争中就会注意到欢迎民主人士参加或参观斗争。并真正分别对待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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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结合抗美援朝与镇压反革命问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是当前中国人民的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是推动一切工作的动力。而反革命分子直接间接和美帝国主义有关联,封建地主阶级则是帝国主义侵略奴役中国人民的社会基础。所以清匪、反恶霸、减租、退押阶段和土地改革中的每一个步骤应该而且必须与抗美援朝爱国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密切结合起来。如果把三者结合起来,斗争的规模就更大,群众的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也就能加速提高起来。但这一问题在不少的干部中不仅工作方法上还没有得到解决,思想认识上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现在很多地方在反封建斗争中已经注意了将反帝斗争与之结合起来,也大张旗鼓镇压了反革命,并从中取得了经验。但一般地说,对这些经验还没有很好地总结起来。所以如何总结这些经验,使今后在斗争中更好地将三者结合起来,使运动更一步一步地深入,群众觉悟程度更一步一步地提高,也是必须引起注意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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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个问题如果在总结工作中真正得到解决,其他如关于充分运用农民代表会议、农民训练班、整顿农会组织、领导方法等等问题—般也就会从中得到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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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作已经大大深入提高一步了,在工作中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只要我们很好地将这些经验总结起来,今后更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就会稳步地更顺利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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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计划地有领导地解决土地改革中若干遗留问题,稳定各阶层生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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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土改简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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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各地反映,在初步结束土地改革的地区,由于基本上正确执行了土地改革的政策,农民的生产情绪,一般是高涨的。但在有些地区,在土地改革之后,各阶层的生产情绪还不很安定,不敢积极进行生产。其中表现得突出的,首先,是中农、富农的“力有余而心不足”,存在若干顾虑。其次,是贫雇农除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生产困难外,并有若干雇贫农思想上存在着“以穷为荣”,而不积极生产的。这些思想顾虑的存在,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地主阶级的造谣影响(如说:“今年改地主,明年改富农,后年改中农”);富农在反封建斗争火力下的恐惧;雇贫农自发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和我们宣传春耕生产十大政策不够而形成,但是,这些地方在土地改革中曾发生个别的错划阶级成份,因而个别的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富农经济以及土地改革中所发生的其他一些执行政策上的偏差而又至今迟迟未加纠正,加之土地改革之后,未能大力巩固农民协会组织,发挥农协领导生产的作用,则是形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因此,亟需在转入生产之后,在生产工作中,有计划地有领导地有步骤地解决土地改革中若干偏差问题,巩固与提高农民协会的组织,藉以打破富农、中农、贫农的生产顾虑,稳定与提高各阶层的生产积极性,则实为必要。为此,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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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必须结合动员与布置生产工作,适当的解决土地改革中若干偏差问题。所谓适当解决,即是说:先结合生产,将有关影响生产进行的较大问题,先予解决;而不是去全部解决土地改革遗留下的问题。因为目前正处春耕紧张季节,初步结束土地改革地区,群众忙于春耕生产,而领导上也应以领导生产为中心去进行工作,因此对于土地改革中所遗留下的问题,就不可能全力的去全部解决(全部的解决,要待进行复查时去解决)。但另一方面,也不能藉口生产忙或现在主要搞生产,而一概置之不理。适当的解决,不仅不影响生产,而且有利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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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纠正土地改革中若干偏差时,必须是通过群众去纠正,避免干部包办代替,以免对群众泼冷水。为此,首先必须很好的打通乡村干部及群众对此问题的抵触思想,使其了解,所以这样的作用是什么,而采取积极的态度。其次,要经由群众讨论,召开农代会、农协小组会,从对生产的利害上,发动充分讨论,打通思想,定出办法,由群众自己来解决,这样,才能使不仅不因此而引起群众的不满,相反地是提高群众政治觉悟水平与增强农民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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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错订阶级成份者,必须纠正:对于被错订为地主的富农和中农,或错订为富农的中农,应经群众讨论清楚后,一定要当众给予订正,并按照改正后的成份改变其政治待遇,比如错定为地主的富农,应即取消对他们的管制,错划为富农或地主的中农,应立即给以人民的权利,赋予参加农协的资格。这样做,即令经济上不能一时全部赔偿,也可相当稳住他们的情绪。应该很好的说服贫雇农,中农是自己的亲密朋友,富农又是土地改革中的中立者,把他们错订成敌人,不仅对被错斗的富农、中农不利,对贫雇农自己也不利;而同时也应该教育被错订阶级成份的富农和中农,不要因此而怀恨在心与农民格格不入,应该和农民更亲密的团结,安心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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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经济上,侵犯了中农的财产,应全部补偿;侵犯富农的财产应适当补偿;侵犯了工商业的,应予以补偿。果实如已分配,可以不退原物,由农会在剩余果实中去解决或另设他法解决。如果某些村在赔偿上,确实有困难时,可采取逐步解决办法,先赔偿几户,其他的除了在政治上纠正外,经济上可留待复查或发土地证结束土地改革时再解决。但一定要先赔偿几户,以达给予被错订成份者以事实证明,安定他们的情绪,相信政府与农会是说到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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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土地改革中对老实农民错戴“狗腿”等帽子的(如为反动地主隐藏财物,而被叫作“狗腿”者),应加以解释与纠正。对某些不事生产的游民及地主的爪牙,也应以争取与批评教育为对待他们的基本方针。应鼓励他们劳动改造。分田太少太坏者,应加照顾。某些地方给地主分配土地太少太坏,使他们参加劳动以后,仍无法维持生产者,亦应从所留机动土地中适当补足一部份,使他们获得劳动改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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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除经过以上工作,更加提高雇贫农的觉悟与积极性外,必须在以上工作和生产工作中,继续加强对贫雇农的思想教育,使其认识土地改革以后,谁穷谁就是耻辱的,以树立劳动致富,生产发家的思想。并结合时事教育,打破变天,提高觉悟,以安定与提高其生产情绪。对于贫雇农的生产困难,要特别注意解决。士地改革之后,仍有不少贫雇农是缺牛、缺种籽、缺农具和肥料,加之今年由于分田、开会,农民没有工夫去搞副业生产,收入减少,更增加今年生产的困难。因此,除政府应给以生产贷款外,并立即检查与迅速分配积压果实,并大力宣传春耕生产十大政策,解除富农、中农怕借贷怕雇用雇工的顾虑,藉以解决雇贫农的生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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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应在以上工作和生产工作中,认真巩固与健全农民协会的组织,使农民协会确能团结全体农民,巩固农民既得的胜利,领导广大农民进行生产运动。此项工作,在工作基础还不太好的乡或一乡之内工作基础不太好的自然村,尤应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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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上册),195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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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党的生活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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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从五月十六日开始,对于最近在北京及各地演出的一部电影——《武训传》提出了严正的批判,今天本报又为此发表了社论①,指出《武训传》的放映及其所引起的评论,不但证明了我国文化界思想混乱的严重情况,而且证明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的严重事实。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看过歌颂武训的论文的共产党员都不应对于这样重要的思想政治问题保持沉默,都应当积极起来自觉地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如果自己犯过歌颂武训的错误,就应当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担任文艺工作、教育工作和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与武训、《武训传》及其评论有关的北京、上海、天津、山东、平原等地文化界的干部,尤其应当自觉地、热烈地参加这一场原则性的思想斗争,并按照具体情况作出适当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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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场思想讨论将会极大地提高每个党员的思想水准,丰富我们党的学习生活。通过这一场原则性的讨论,将使每个党员懂得了革命者与封建统治拥护者的原则区别,人民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区别,民族传统中落后的、消极的、反动的东西和进步的、积极的、革命的东西的区别。同时,也会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性,使我们了解一个共产党员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应当表扬什么,反对什么,对于错误是应当采取自由主义态度还是应当采取革命的斗争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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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放映过《武训传》的各城市,那里的党组织都要有计划地领导对《武训传》的讨论,要把领导这一讨论当作一个严重的思想教育工作。在讨论中,要足够估计武训、《武训传》以及有关武训的传记、画册、评论在某些同志中可能产生的错误影响,为了更好地帮助党员学习,领导上还可以提供以各种必要的参考材料,当然更重要的是帮助党员掌握到认识和分析问题的基本武器,以便通过这一具体例子教育党员弄清楚党的世界观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共产主义、人民民主主义的革命内容,帮助党员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和毛泽东同志理论著作中所发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武训、《武训传》以及有关武训各种赞扬文字的反动的错误的思想进行有系统的批判。应当了解,领导这样的批判工作正是党的组织应当经常用以提高党员觉悟的思想工作。忽视对错误思想的批判工作便是取消了党对思想工作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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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受到《武训传》影响相当大的一部分观众或读者,每个党员在弄清《武训传》所犯的错误内容和实质之后,都有责任向群众进行教育,帮助群众从各种有害的歪曲的思想中解放出来,正确地认识自己民族的光荣革命传统,认识到毛主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道路,认识到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发展历史和未来的远景,这些教育应当同真正爱国主义的教育结合起来,成为其中生动而又具体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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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员起来 坚决取缔一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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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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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本市人民政府布告严厉取缔反动的封建迷信组织一贯道,市公安局已奉令把一贯道首刘素亭、常万保、罗永固等75人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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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这一措施,完全符合全市人民的意志与要求。本市二届首次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一九五一年工作方针任务中,把“坚决镇压反革命,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严格取缔道会门”当作主要工作之一,本市“各界反美爱国行动纲领”中,也把“开展群众性的除奸防特工作,严厉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列为主要内容,这说明全市人民对于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以保障国家及人民的安全十分重视。这次政府取缔一贯道,正是具体实现各界人民的这种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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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缔一贯道,是镇压反革命,巩固革命秩序,保护人民利益的极重要工作之一。因为一贯道一贯是在帝国主义及蒋匪控制下的、祸国殃民的反动组织。在抗战初期,它投靠了日本特务机关,该道大头子张光壁作了汪靖卫的外交专员,大汉奸褚民谊、王揖唐也是该道的重要人物。就以本市的一贯道来说,抗战期间,著名汉奸王林阁、裴秀峰等都是该道重要头目,他们勾结日本特务机关,帮助日寇做了许多危害祖国和人民的伤天害理的事情。日本投降后,一贯道又勾结上蒋匪国防部特务于少璞等,很快就变成了蒋匪欺压人民的工具。本市解放后,一贯道在蒋匪特务指使下,不断进行造谣破坏,扰乱人心,近更配合美帝对我国的侵略,大放谣言以散布恐美思想,破坏抗美援朝运动。一贯道对一般群众,采取多种卑鄙手段敲诈、骗财、奸淫妇女,使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甚至丧失性命。其罪恶到处皆有,这里因篇幅有限,不多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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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贯道既是被汉奸、特务,及诈财害命、奸骗妇女的罪犯们所操纵的反动组织,那么为什么还有许多人受它的影响?为什么有不少的老百姓入道呢?原因是:多年来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与官僚资本的重重压迫,造成了广大群众的生活贫困和文化落后,在连年动乱不安、一部分群众对种种悲惨遭遇无法抵抗的情况下,就产生了对现世的悲观失望,有的就想求神仙保佑,有的想在修“来世”中找安慰,还有的想靠一种势力来保障自己的生命财产,这样就给了一贯道以大肆活动的机会。一贯道常以“末劫年”来恐吓、欺骗群众、诱胁群众为“免灾”而入道;他们经常制造神怪迷信,“乩语”、“神训”来给人看病、解疑难,从而引诱入道;在日寇及蒋匪时代,他们假借敌伪势力,以保障生命财产作入道之诱饵;解放后,又以散布“变天”思想来威胁群众。总之,他们抓住了一部分群众的思想弱点,采取欺骗、诱胁及各种卑鄙手段拖人入道,以壮大其反革命势力。由此可知,在一贯道的一般道徒中,绝大多数人并非存心作恶,只是由于思想落后而被拉入歧途。对这些人,应当进行说服教育,把他们从一贯道的精神统治下解放出来,使他们认清一贯道的丑恶面目,痛恨道首们对他们的欺骗和毒害,从而坚决脱离一贯道,并帮助政府检举潜伏的一贯道分子,暴露一贯道的种种罪恶,以之教育各界群众,使大家警惕反动道会门的阴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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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逮捕了一贯道首要分子,这只是工作的第一步,为了彻底取缔一贯道和挽救一贯道统治下的道徒,与教育其影响下的群众,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并且这不是少数干部,而是要靠全体干部和全市人民来共同完成的。由于一贯道是蒋匪特务的工具,我们取缔一贯道,是为了斩断特务的爪牙,所以特务分子和各种反动分子,一定会乘机造谣破坏,我们必须展开群众性的除奸防特工作来压倒敌特的一切阴险活动。由于一贯道是以群众的封建、迷信思想为基础,所以要消灭它,就必须对道徒及其影响下的群众,进行深入的反迷信教育,而这工作也必须发动大家来做。此外,我们还须预计到一贯道中一部分死硬分子的阴谋破坏,他们早就在一般道首和道徒中作了抵抗取缔的布置,他们欺骗说:“能经得起考就能上天”,并以“五雷轰身”的邪说来控制道徒,使他们不敢供出真情,此外,他们还规定了一套应付政府的办法,如假坦白、假自首等等。要打破他们的抵抗,把被骗的群众争取过来,需要进行复杂的斗争和反复的规劝、说服工作,这也必须发动群众来做,总之,要想胜利完成这一工作,必须动员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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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各界爱国同胞,紧急动员起来,积��参加取缔一贯道工作,展开大规模的宣传活动,镇压反革命分子的造谣破坏,劝说一切被骗的道徒退道,把祸国殃民的一贯道彻底打垮,使一切反动会道门都没有活动的余地。这样做,就是实践我们的反美爱国行动纲领,就是为我市的治安工作建立巩固的基础。希望各界同胞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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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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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表杨耳同志《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意义吗?》一文时,我们说希望因此引起对于电影《武训传》的进一步的讨论。为什么应当重视这个讨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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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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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试看下面自从电影《武训传》放映以来,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城市中报纸和刊物上所登载的歌颂《武训传》、歌颂武训、或者虽然批评武训的一个方面,仍然歌颂其他方面的论文的一个不完全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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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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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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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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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发动群众控诉与检举反革命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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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手发动群众控诉与检举反革命分子,是正确引导人民群众参加镇压反革命运动,高度发扬群众防奸细反特务积极性的主要方法,是保证彻底肃清反革命活动的必要条件。这种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群众路线,各地人民政府认真执行的结果,获得了极大的成效。最近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乃至乡村集镇,各民族各界人民纷纷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对反革命罪犯的控诉会,直接受害者以及受害者家属,均在血泪控诉中倾吐了积压多年的冤恨,充分揭发了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无边愤怒,使他们的政治觉悟大为提高,划清了敌我界线;并在这种基础上,展开了检举、密告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有些城市的人民,并已将“检举反革命分子”列为爱国公约的内容之一。因而许多城市的人民公安机关,在运动展开之后,每天都要收到几十封这类的信件。仅仅上海常熟区八十八个里弄冬防服务队,就检举了近七百名反革命分子。不少地方还出现了子女检举特务父亲等等的动人事例。事实证明,只要人民政府能够接受人民群众的正义要求,广大人民就敢于起来控诉与检举反革命分子。而且根据各地人民政府的调查,群众的检举、密告,一般都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这给公安机关提供了充实的材料和可靠的线索,甚至帮助公安机关破获了难于破获的案件。人民群众的这种为保卫自己革命成果与生命财产安全的自觉行动,已使反革命分子更加孤立起来,使他们在人民的巨掌中战栗失色,深感无处藏匿,而日益暴露于人民面前。过去,有些人害怕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会引起“社会震动”,现在,面对着群众的伟大革命行动,那种多余的顾虑完全打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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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积极参加控诉与检举运动的结果,使人民政府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公安机关,获得了千千万万的有力助手。人民公安机关乃是人民政府对于反革命实行惩罚的机关,负有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神圣职责,它们已经并且要继续为人民作出更多的事情;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忽视广大人民群众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伟大作用,以致把人民公安机关的工作,束缚在狭小的圈子里面,而不去放手发动群众,因为为了群众而又依靠群众,乃是人民政府进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是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原则。目前正在开展着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更不能例外。事实证明,正是群众性的控诉与检举的这种群众路线,与人民公安机关的调查研究工作相结合,才最能够保证正确地处理反革命案件,而不牵连一个好人。群众性的控诉、检举与人民公安、司法机关的调查研究工作相结合,已使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起来,并已获得很大成就。但是,对于这样的成就,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已经认识得清清楚楚。直到现在,还有些人不大放心,恐怕群众的控诉,特别是检举与密告,会发生“挟嫌诬告”的现象,以致“冤枉了好人”。这种关心虽然是善意的,但确实是没有必要的。事实上,各地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结果,人民群众的一致反应是“该捕该杀”,“宽严分明”,“有法有天”,而没有说“冤枉了好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是因为:第一,中央人民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九条上,不但规定了“对反革命罪犯,任何人均有向人民政府揭发、密告之权”,同时,还规定了“不得挟嫌诬告”。对于中央人民政府的这一法令,广大人民是严格遵守了的,因而他们的检举、密告,一般地是十分准确的。第二,人民政府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公安、司法机关,有着丰富的对敌斗争的经验,他们对于反革命分子可能的阴谋陷害,有着高度的政治警惕性,决不让敌人诬陷了善良的人民,因为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的目的,就在于保护人民。第三,人民政府处理反革命案件是谨慎而严肃的,这表现在一方面十分重视来自人民群众的检举、密告材料,一方面又不是单凭一两封密告信就去捕人和处理任何案件。人民政府的处理反革命案件,是依靠反复的调查研究和不容置疑的人证物证。在上述这三方面的条件下,广大人民的控诉、检举与密告,就成为有坚强领导的群众运动,决不是自流的;因此,它完全有助于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决不会有什么坏处。这样看来,某些人对于发动群众检举、密告反革命分子所持的怀疑态度,显然是不应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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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反革命分子虽已遭受了严重的打击,但是他们并没有死心,也不会死心,一部分坚决与人民为敌的怙恶不悛的分子,仍然力图报复,其活动方式更趋隐蔽,其破坏手段也更加毒辣。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人民政府必须继续充分发动群众,更好地开展人民群众对反革命分子的控诉与检举运动,才能扑灭反革命分子报复的凶焰,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不致遭受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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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过去的经验,开展群众控诉、检举运动的中心环节,是大规模地组织宣传工作,揭露反革命首恶的罪行,解释人民政府的政策;并以实际行动为人民撑腰,即坚决处决那些血债累累的要犯。各地人民政府应该充分地信任群众,继续采用各种方法,如人民代表会议,协商会议,各种职业团体会议,街道、工厂的代表会议,以至居民的小组会议,引导这个运动走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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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镇压反革命推动成为群众性的经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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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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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自四月末展开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以来,由于大力进行宣传教育,发动了广大人民积极参加,执行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惩治反革命政策,东北全区的镇压反革命工作,已获得空前重大的胜利。广大人民群众对人民政府这一英明措施,一致欢呼称快,政治积极性和生产热情空前提高,目前各地人民正积极检举、密告过去罪行累累,现仍隐伏破坏国家人民利益的反革命分子,截至五月廿日止,仅就沈阳、哈尔滨、锦州等九个城市的统计,政府公安机关即已受理了人民检举,密告信件七千一百九十起。这一群众性的检举、密告运动正日益广泛深入地发展;政府公安机关对人民这种正义的要求,正采取非常重视同时又是非常审慎、稳重的态度来接受,保证对该捕者获得确实证据后定予逮捕法办;对不该捕和介乎可捕可不捕之间的决不逮捕,既不错放一个真正反革命分子;也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与此同时,反革命分子在受到沉重打击之后,陷于极端慌乱状态。他们在我“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下,内部动摇分化现象日益加剧,纷纷向人民低头认罪,仅就五月上旬统计,反革命分子自行投案或登记自首,交出反革命武器、证件,供出反革命组织者,即有八百余起之多。其中像“中国民族反共抗苏救国会”案中位仁智那样,立功自赎,检举并协助政府捕获全案反革命罪犯者甚多。因而目前反革命活动日益敛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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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决不能忘记,反革命的大本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依然存在,他们决不甘心在中国大陆的失败、时刻在梦想着卷土重来。只要帝国主义和蒋家匪帮残余存在一天,潜藏的反革命分子就一天也不会停止他们的罪恶活动;不消说现在反革命并未肃清,即使现有的反革命分子被全部消灭了,敌人也会千方百计地从台湾、美国等地继续派来,而且在被人民已经打倒了国内封建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以及受其影响的人群中,仍有着反革命活动的社会基础。事实上,就在反革命分子受到严厉镇压的现在,少数死心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仍在以恶毒的手段进行着报复活动,如今日报载辽西等地发现反革命分子放毒、纵火、行凶拒捕、暗杀等等,就是很明显的一例,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再一次告诉我们,镇压反革命是长期的艰巨苦的斗争,我们必须再接再厉,时刻提高警惕,发动群众,做好经常性的反奸防特工作,不断地监视和防止一切暗藏敌人的阴谋活动,给以连续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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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把镇压反革命工作引导成为广大群众性的经常工作呢?根据沈阳、锦州、长春、哈尔滨等市及沈阳麻袋厂的经验,基本关键在于深入宣传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惩治反革命政策,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把群众镇压反革命的热情,以订立防奸反特提高生产和工作的爱国公约形式巩固起来。辽西、锦州等市,不仅在逮捕一批反革命分子当时,就发动了千余宣传员,和公安人员配合,当场揭露被反革命分子的罪恶,说明政府为什么逮捕他们归案法办;而且在召开大型会议控诉、处决反革命罪犯前后,组织一切宣传力量,深入每一个居民组和工厂车间,以小型的座谈漫谈方式,对照“惩治反革命条例”,联系具体罪犯的事实,讨论什么样的该处死刑、徒刑、什么样的应该从宽处理,使广大人民认识到镇压反革命是保家卫国的主要工作之一,是人民自己的事,政府只不过是人民意志的具体执行者。而且经过讨论,大家对惩治反革命政策也有了比较明确全面的认识,因而群众很少顾虑,自动积极地检举密告反革命分子,进而订立爱国反奸公约,成立经常性的反奸组织。这样一来,使反革命分子更加孤立起来,投亲,亲检举;投友,友告发,走头无路,插翅难逃,以致某些逃匿的反革命分子感到遍地有人民的眼睛在盯着,不得不又回来投案,听候政府适当处理。把这种群众性的反奸防特工作推广开来,并坚持经常,毫无疑问,将会布成人民的天罗地网,使反革命分子无藏身之所,无活动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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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地均已相继开始结合控诉、检举订立爱国反奸公约。但根据了解,尚有以下问题值得特别加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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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订立爱国反奸公约的过程就是具体深入宣传教育的过程。除了深入宣传“惩治反革命条例”和反革命分子各种危害国家人民罪行,���到家喻户晓,使人人抱定与反革命不共戴天的敌忾心之外,还必须使人人懂得发展生产和反奸防特保卫生产的一致性。如果只管生产不知保卫,我们的血汗就会有变成白流的可能,如像沈阳橡胶一厂及××工厂那样,千百职工辛勤建设了三、四年的厂房、机器设备,被敌特一把火焚烧殆尽;市郊有些农民爱国作一年所得,被反革命分子一把火就化为灰烬等惨痛教训,是决不能让它再重复的。同时更必须使人人懂得: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运动的一致性,以及反革命分子危害的严重性。抗美援朝是我们全体人民最高的一致的正义要求和行动,我们要坚持这个斗争,保卫自由幸福的生活,保卫生产建设。而反革命分子则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千方百计极力破坏这个运动,策应其美国主子对我们侵略,这些潜伏在我们腹内的毒菌若不消灭,我们的国防建设和后方秩序,就难以巩固,就会拖延抗美援朝的最后胜利。这本是尽人皆知的道理了,但,最近不少人产生了“镇压得差不多了,剩下寥寥几个反革命还能逞什么势?等麻痹轻敌思想,而放松了应有的戒备。我们要知道,经过我们大张旗鼓地坚决地镇压之后,反革命分子虽已大大减少了,但离彻底消灭还有相当距离,而且就是极少的反革命分子,我们也不能轻视其危害性的,斯大林曾告诉我们:“……为了建筑第聂伯尔工程,是需要成千成万的工人,但要炸毁这一工程,也许至少只需要几十个人。为要打胜仗,是需要几军的红军,但为要在前线上破坏这一胜利,却只要在某个军部,甚至只要在某个师部内有几个能偷出作战计划而交与敌军的侦探就够了……”这句名言,已为东北的事实所证明,沈阳橡胶一厂及某厂自动交换台的被毁,就是一两个敌特用少许汽油和两支火柴所破坏的。我们所有的宣传员、报告员和参加做镇压反革命宣传工作的同志,都应以当地具体事实,联系有关镇压反革命的文件,向群众反复宣传,在宣传中启发群众,把自己如何与反革命作斗争保卫国家人民利益的具体决心,用条文把它固定下来。只有把群众的政治觉悟和警惕性提高起来,才能使订立爱国反奸公约成为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当成爱国人民必尽的责任和义务,把公约条文付诸实现。那种把宣传教育和订立公约分割开来,或由上而下制订条文,草草一念举手通过的做法,是极易流为形式主义的,必须注意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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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反奸防特爱国公约,是群众自觉自愿行动的章则,在发动群众订立时,必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把积极检举密告反革命分子,保证“不得挟嫌诬告”,列为首要的基本内容,这是人民集中的要求,不容忽视。同时各界还应以生产与生活的基本组织为单位,根据实际情部,检查本地本处有那些可资敌特反革命分子乘机破坏、活动的漏洞,研究防止办法,有重点地提出共同遵循的具体条文来。如在工厂矿山的车间、坑口与主要仓库动力部门中,则应与安全生产结合起来,着重加强防护工作,严格遵守各种安全制度,保护厂矿生产要害,防止敌特报复、破坏。在城市和农村人民中,则应以居民组、行政组或互助组为单位研究讨论,具体规定严加管制坏人办法,分工负责,监督其劳动改造,只准他规规矩矩,不准他乱说乱动。并严格遵行户口管理、报告制度。机关、团体、学校则应着重严密人事、保密、审查等制度。镇压反革命是爱国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反奸公约的订立,还应当与订立爱国公约结合起来。过去已这样做的地区、单位,目前主要是通过镇压反革命的宣传教育,提高群众觉悟和警惕性,把反奸的内容,加以充实和具体化,进一步贯彻执行;还未订立公约的地区和单位,应在深入普及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的爱国主义教育中,把反奸作为爱国公约中的一部分,结合订立。但是,不论如何,都必须以便于群众具体检查执行为原则,切忌空泛笼统,限于一般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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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立爱国反奸公约,实际上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继续,我们必须通过这一工作,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把人民群众热爱祖国反奸防特的积极性巩固起来,坚持下去,变成经常坚决与反革命作斗争的一种组织力量,让美蒋爪牙——特务反革命分子在人民的巨掌中,动转不得,趋于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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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税的夏征工作就要到来了。本月二十五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一九五一年夏季征收公粮工作的指示》。夏征虽不如秋征那样普遍,却也是关系到几万万农民和国家财政的一件大事。今年夏征工作,是在广大新区刚刚完成土地改革之后。这些地区的封建土地制度已经消灭了,农民再不用向地主交纳地租了,但他们在生产上仍有许多困难。许多土地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带苗转移,使夏收和负担上产生了许多复杂问题。同时,在土地改革完成的地区,还要在夏收后开始征收土地证费。因此,今年夏征工作,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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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做好夏征工作,应当注意那些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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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适当分配夏、秋征比例。去年许多地区做到了依率计征,但没有适当确定夏秋分征比例,以致发生“夏轻秋重”的缺点,造成农民秋季交纳的困难。今年除各地无例外地进行查田订产,严格依率计征而外,还必须适当确定夏秋分征比例。那么,确定夏季和秋季分征比例的原则是什么呢?一般说,应大体按照夏秋产量占全年总产量的比例来确定。比如,某地夏收秋收各占一半,那么,夏征大体应占全年应征额的一半。另一地区,夏收占全年产量三分之一,秋收占三分之二,那么,夏征大体应占全年应征额的三分之一。但某些地区夏收较少,广大农民赖此度荒,可以酌量减少征收额。某些地区,夏收较多,农民吃用有余,可以多征一些。至于同一地区内,个别户夏收比一般农户特少,也应当加以照顾,分别少征或不征,待秋收后按税法规定补征。未种夏季作物的田地(包括种棉和种植烟叶的土地),都应当在秋季一次征收,以免除农民对种植棉花和烟叶等经济作物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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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今年夏征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因为青苗地的转移而引起的负担问题。在土地改革中分配土地时,已种下作物的青苗地或刚加工施肥的土地,可能不分给原来的佃户,这就需要根据“谁种、谁收、谁负担”和“保护劳动所得”的原则来处理,才不致造成农民中的纠纷,影响夏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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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做好入仓和照顾送粮群众的工作。夏季天热多雨,因此,做好夏征入仓工作,不是一件容易事。各级干部应在抗美援朝运动的基础上,深入动员农民交纳好粮,并认真检查粮质,特别要责成各乡(村)干部切实检查。县、区政府应当订出详细的送粮和收粮计划,做好一切组织上和物质上的准备,注意解决送粮人畜茶水、食宿、医疗等问题,以防止人畜伤亡。去年征收中,有的地区因急于转入土地改革,限令农民于短期内扫数送粮入仓,谷子未及晒干,水分过大;如要把水分降低到百分之十三安全标准,其差额等于公粮二十五万吨,这是多么惊人的损失。粮食过湿,容易霉烂生芽,损失更大。送粮人畜伤亡的现象,去年已较前大为减少,但若干省份仍有此类事件发生。这一缺点,希望在今年夏征中切实加以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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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适当地确定征收物的种类。这里应当考虑到这样几个问题:一、为了保证国家所必需的粮食,今年夏征中应当在一切产麦区征收小麦,在不能征收小麦的地区,酌征一部现款、杂粮和经济作物。对存棉户可允许以棉花抵交夏季公粮,其比价不得低于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棉粮比价的规定。经济作物的征收应由财政部门与贸易、合作部门订好合同,共同办理。二、有些地区,盛产蚕茧、春茶和果木,并且在夏季大量出售,对这些地区,可考虑酌征一部货币。三、在过去十余年的战争环境中,我们的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但是,征收经费因此也是很大的,一般占百分之一左右。在交通闭塞的地区,征收的粮食,处理尤感困难。现在物价已经稳定,人民币已逐步流入农村,在保证征收所需的小麦的原则下,可多征一些现款。但是这是一件十分复杂的工作,需要分区分期征收,并与贸易收购、信贷、投放及合作社等密切配合。对于这个重要问题,应当及早对农民进行宣传,使他们早作准备,切忌临时短期突击征款,造成粮贱伤农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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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人民政府对夏征工作加强领导,是做好上述工作的关键。去年的征收工作由于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曾获得伟大的成绩。但今年不能因此而稍有自满。必须根据上述的工作要点,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加强领导,广泛宣传解释,认真贯彻政策,��争取夏征工作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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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倒麻痹!人人都来防范和扑灭反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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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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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贵州遵义县特务放毒放火案件之后,汉口又发生了特务放火的案件,使万余市民无家可归,十七人被烧死。我们谨向遇害和被灾的同胞致以哀悼和慰问。同时我们要求全国同胞必须从这件悲痛的事件中得到教训。什么教训呢?这就是:已经遭受严重打击的反革命残余分子,正在进行最疯狂的挣扎!因此,我们决不应该满足于镇压反革命所已得的成绩而麻痹起来!打倒麻痹!人人都警惕起来,积极防范和扑灭反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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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月以来,由于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由于全国人民协同全国公安工作人员的巨大努力,纠正了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宽大无边”偏向,采取了大张旗鼓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方针,广大群众动员起来,控诉与检举反革命分子,许多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被逮捕或处决,使敌人的凶焰大大降低,人民群众革命的正气大大伸张了,形成了全国性的镇压反革命的高潮,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拍手称快,进一步地巩固了人民大革命的胜利,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在这种胜利的基础上,我们的正确方针是巩固胜利,并有计划地运用这种胜利所创造的一切条件,例如人民反特务防奸细的爱国热情的高涨,敌人的恐慌动摇,人民公安机关取得的丰富经验,继续肃清反革命活动,给国家建设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全国人民公安机关,也正是遵循着这种方针,继续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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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可否认,在某些公安工作人员中,在某些政府工作人员、共产党员和群众积极分子中,仍然存在着麻痹思想,或者是开始产生新的麻痹思想,并且已经因此使国家与人民受到损害。汉口特务纵火案居然能够发生,就是这种麻痹现象的一个明证。汉口的公安工作人员在镇压反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同所有公安工作人员一样,是有成绩的,有功劳的。所可惜的是他们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伟大胜利面前思想上有些麻痹了,因而对于防止反革命的破坏和报复也就有些松懈了,他们不懂得应该怎样去巩固与发展这种胜利。如同斯大林同志所曾经指出过的,有一部分同志的错误往往是“因有胜利而头昏眼花起来,丧失权衡轻重的知觉,丧失了解实际情况的能力,一味夸大自己的力量,轻视敌人的力量”。其结果就是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使国家与人民遭受本来应该避免而又可能避免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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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危险的麻痹思想,必须坚决地彻底地加以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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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来铲除这种麻痹思想呢?每一个公安工作人员都必须牢记毛主席所告诉我们的:“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斯大林也曾教导我们:“我们愈往前进,阶级敌人就愈为凶恶。”因此我们必须时时刻刻依靠群众,继续提高对于敌人的警惕性,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发扬人民群众反特务斗争的积极性,随时随地发现反革命分子,立即检举,予以逮捕法办。如果反革命分子胆敢轻举妄动,就必须使他们粉身碎骨。我们必须善于依靠人民群众。必须使人民群众完全懂得:反革命同革命是绝对不能两立的。镇压反革命的斗争,绝对没有因为杀了一批反革命分子而完结。只要有反革命存在,它就必然要千方百计来反对人民政府来危害广大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因此人民群众就必须个个提高警惕性,时时刻刻提高警惕性,时时刻刻防范反革命活动,准备扑灭反革命活动。现在广大群众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已经有了很大的觉悟,问题就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有效地发扬这种积极性,并把这种积极性组织到正在继续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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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同时发表了天津市人民协助政府检举大批反革命分子的通讯。这个通讯表明天津市人民在两个月里已经检举了一千九百六十七件反革命案件,检举人包括工人、职员、工商业家、农民、学生、妇女和儿童。他们都把协助政府防范反革命活动、发现和捕捉反革命分子订入爱国公约,并且认真地实行了起来。天津的这个经验,应当在全国普遍地推广起来,使全中国变为监视反革命分子的天罗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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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证明,群众的爱国防奸公约,群众的治安保卫委员会或治安小组,乃是群众进行反特务防奸细斗争的良好形式。这次汉口特务纵火案件,反革命分子曾经作了长时间的准备,并且乘群众全去开会的时候,来施其阴谋。如果群众的治安工作做好,公安人员又不松懈、麻痹,大家��时都有高度的警惕性,敌人的阴谋就可以在事前制止。因此,全国每一个爱国同胞,城乡男女老少居民中的每一个积极分子,每一个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宣传员、工会会员、农民协会会员、工商联合会会员,特别是每一个公安工作人员,都应当从遵义放毒案、汉口放火案中间得到沉痛的教训,打破任何麻痹思想,普遍成立爱国防奸公约和治安小组,严密地保卫社会治安,防火防毒,防止破坏,监视可疑分子的行踪,保证遵义、汉口的这一类惨痛事件今后不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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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缔道门会门的组织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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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蒙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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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绥蒙各地发现的封建迷信道门会门中,特别是一贯道近来对革命的造谣破坏最为猖狂。它在少数国民党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利用下,诱胁群众入道,敲诈群众钱财,毒害群众思想,打击群众生产情绪与革命热情,对我各种政策和工作则肆行造谣、歪曲和破坏、使革命秩序和群众利益受到很大的危害。所以绥蒙人民政府宣布解散道门会门的组织,是完全必需和适合时宜的。为了贯彻政府这个贤明指示,我绥蒙全体干部和人民,对一贯道等会门道门,应有充分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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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贯道等道门会门是一种群众性的封建迷信组织,而受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分子所掌握和利用。因此应该分别清楚:除了很少的一些特务、反革命分子、地主富农和流氓之外,绝大多数是劳苦群众,不应夸大其中反革命的力量,更不应把一般道徒看成是政治上跟着特务和反革命分子走的。否则会造成惊慌失措,和特务如麻的思想。但另一方面,必须警惕其中确有少数特务和反革命分子,他们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利用这些道门会门或封建迷信的组织形式,利用群众封建落后的思想习惯,来进行其各种反革命的活动,并且已经和正在给我们工作以很大的危害。否则就会熟视无睹,麻木不仁,给特务、反革命分子扩大其破坏活动的机会,给革命造成巨大的障碍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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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处理道门会门问题时应有明确的方针,对受诱胁参加的劳苦群众,要深入宣传政府的布告,用具体事实和切身的痛苦经验,启发其阶级觉悟,使其认识参加这些道门会门的罪恶和害处,而自觉的跳出泥坑。绝不应采取简单的、急躁的办法,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必须避免侮辱强迫、盲目的乱斗乱打的现象发生,免给反革命特务分子可乘之机,来兴风作浪,煽惑群众。对坛主以上的少数首要分子,也给予自救自新的机会号召他们到政府声明登记,保证不再进行违法活动。对真正有罪恶的特务反革命分子,则须依法惩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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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上必须采取审慎的、有步骤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首先要在党内和机关、团体、部队中进行取缔道门会门的教育。组织力量,结合生产和其他工作来进行宣传、揭发、登记和处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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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为了达到彻底取缔各种封建迷信组织,还需要对广大群众宣传劳动致富,革命才能翻身,和科学常识的教育,使群众认识过去穷苦的社会原因和出路,以及彻底破除迷信。目前:还应加强群众卫生工作,如举办医药合作社等,给群众在疾病时有治疗的机会,以消除群众在这方面所受道门会门的欺骗和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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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必须把道门会门组织与一般宗教区分清楚,一般宗教团体(如天主教、耶稣教、喇嘛教、回教等)及信教者,只要他们遵守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是允许其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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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农民在数千年封建统治束缚下,长期处于愚昧落后状态,加上反动分子的蒙蔽欺骗,与道门会门本身具有隐蔽活动的传统等原因,我们在取缔各种封建迷信组织工作中,必然会遇到一些困难,但在全国人民解放事业快要全部胜利的形势下,只要我们正确的掌握政策,善于发动组织群众,审慎地有步骤有计划地来进行,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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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宣传土地改革政策,搞好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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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黔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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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今年的农业生产,是在清匪、反恶霸、减租、退押反封建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开始的,个别地区则开始于土地改革重点试验胜利完成的基础上。由于封建统治势力之被打垮,封建经济制度之被削弱,广大农民初步获得了必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农民生产情绪空前高涨:例如挖塘修渠,兴修水利,添置耕牛农具,积极从事生产,并制订生产计划,提出生产竞赛等等,这是我省历史上所没有的,已为完成1951年农业生产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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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绝不容许我们产生任何麻痹自满情绪。在反封建斗争胜利后的农村,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情况复杂,任务繁重,需要我们及时了解情况,认真研究分析,一个一个地加以解决;特别是在约630余万人口的地区,即将开始进行土地改革,这是全省人民所最关心的一件大事,如不注意解决运动中所发生的每一个问题,则将影响广大农民的生产情绪,并将影响今年的农业生产任务。据初步调查,在不如地区,同时存在着以下情况:地主破坏生产,富农消极怠耕,中农动摇观望,贫农雇农则消极地等待分配果实。这主要是由于各阶层对土地改革政策不摸底,对生产存在着许多顾虑。再从各地反映的情况看来,在生产工作中,还普遍发生和发展着严重的违犯政策的错误和偏向,其中最主要的是表现了强迫命令,大大地侵害了中农利益。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强迫互助”或“不等价互助”。有的是搬用老解放区曾是错误的“老一套”,如遵义地区曾经组织了千余人的互助“小组”,其他地区也有200或300人的所谓互助“小组”,甚至有的集体喂牛、集体积肥、吹哨子起床、打钟上工,表现了形式主义,强迫命令,违背了群众自愿结合的原则;有的则表现了单纯“贫雇观点”,贫农雇农吃中农的饭,中农则无代价帮贫农雇农做工,帮贫农雇农不要工资,帮中农则计算工资,甚至强借耕牛农具,违背了等价交换的原则。一是“强迫借贷“,曲解“自由借贷”政策,单纯照顾贫农雇农困难,强借中农和富农的粮食,甚至封锁余粮出售,造成目前粮食不能上市,形成粮食倒流,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一是调剂佃中农租入的土地,违背了“谁种谁收”的原则,影响农民生产情绪。这样做的结果,显然是直接损害了中农利益,违背了保存富农经济的原则,破坏了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政策,必须立即坚决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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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了解:组织起来是必须的,这是农民由穷变富的道路,是使农民由分散的个体经济逐渐走向集体化的道路;但又必须认识,建立在农业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劳动互助,必须是建立在农民一定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基础上,即是说必须有一个过程。仅仅经过清匪、反恶霸、减租、退押之后,贫农雇农不仅没有土地或者很少土地,同时也缺乏农具和粮食。根据实际体验,在这种情况下来强调劳动互助,不仅对中农不利,也对贫农雇农不利。即在土地改革完成之后,也必须是就农村原有的劳动互助的习惯形式,逐步改进,逐步提高,重点突破,创造经验,并必须切实执行“自愿两利,等价交换”的原则。许多同志不仅对原有群众习惯的形式不作了解,不加研究,不去和农民商量适合于当时当地群众的一套办法,反而硬性地搬用“老一套”,甚至是搬用错误的“老一套”,群众不通,则强迫命令,结果脱离群众,影响群众生产情绪。自由借贷是需要的,但也一定是由双方协商自愿,自由议定利率,立据写契,有借有还。任何强迫命令的办法,都是对群众不利的。在今年秋季前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对于秋季收获处理的原则,是“谁种谁收”。这一政的普遍深入宣传和确切执行,对维护农民正常生产情绪,保证今年生产计划完成,是有其积极意义的。某些同志不从积极出发,片面贫农雇农观点,标新立异,提出调剂佃中农租入土地,忽视了对“谁种谁收”政策的宣传,结果侵害中农利益,分化农民队伍,影响农民生产情绪,这种作法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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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上述错误和偏向的原因,一方面是某些干部的“老一套”和单纯贫农雇农观点作怪,一方面是对土地改革的各项具体政策宣传不够。一年多来,在农村群众运动中,由于他们坚持反对和克服“老一套”的结果,纠正了“束手束脚”“小手小脚”的作法,创造了大规模放手发动群众的经验,使我们的工作大踏步地前进了一步,���是很可宝贵的,必须坚持。在生产方面同样如此,必须彻底清算存在于干部中的“老一套”思想方法,一切工作必须从当时当地具体情况出发,从当时当地群众觉悟水平出发,机械地搬用“老一套”是错误的,机械地搬用错误的“老一套”则更是错误的。其次,是克服某些干部单纯的或片面的群众观点。“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分别地有步骤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是土地改革的一条完整的总路线,不容颠倒,不容割裂,也不容曲解。强调发动依靠贫农雇农,同时要注意巩固团结中农;那种在政治上排挤中农,在经济上侵害中农利益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坚决纠正。最后,是大力宣传土地改革政策,解除群众生产顾虑,安定各阶层生产情绪,这在目前是特别重要的。目前正值农村插秧季节,插秧好坏,将是决定农业生产好坏的基本关键。秋季前准备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即将开始,但一切工作都不应妨害农业生产工作,必须保证把秧插好,并必须保证及时耕耘,切实做到不违农时;而更重要的还是宣传土地改革政策,安定农民生产情绪。因此,全省各地,应毫无例外的对当前的生产工作进行一次普遍检查,肯定成绩,纠正错误,端正政策,使农业生产在现有基础上前进一步。侵害了中农利益必须赔偿,强迫借贷现象必须停止,调剂中农土地的作法必须制止并作适当处理,对劳动互助中的某些不正确的做法必须坚决纠正。为了适当解决贫农雇农种籽、肥料和粮食困难,一方面是继续贯彻反封建斗争,按照政策将地主应该拿出的东西拿出来,一方面是迅速发放农业贷款和积谷。在这一问题上,必须纠正某些部门或干部的拖延迟缓的官僚主义作风。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都必须按照政策法令办事,并紧紧发动依靠群众,决不允许添枝生叶、标新立异,坚决与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的现象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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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武训是一课生动具体的马列主义思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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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日报》社论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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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日报在六月十日发表题为《批判武训是一课生动具体的马列主义思想教育》的社论,号召各级党的组织和文化教育界展开关于武训问题的讨论,通过这次讨论,提高党员和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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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首先指出了东北教育界和文化界思想混乱的严重情况:“前‘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编审,东北书店一九四九年出版的高中国文教材第三册中,即编选了‘武训先生纪念会上的发言摘录’课文,文中对武训推崇备至,这本教材已在广大教师与学生中散布了有害的影响。旅大师范学校在校门前悬挂武训的画像,还计划修建‘武训亭’,提倡武训办学的‘坚韧精神’。沈阳市文教局曾在优秀文教工作者大会的晚会上特别放映《武训传》影片,以资学习,沈阳市文教局负责同志并曾在北市区第一次人民代表会上以武训精神鼓励群众办学,引起群众盲目崇拜。松江省文教厅出版的《识字通讯》,连载《武训传》连环画,用以推动识字运动。此外,在市场上流传的歌颂武训的书刊,则有《武训画传》、《千古奇丐》、电影小说《武训传》、《武训先生的传记》及关于武训的数种连环图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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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继称:“《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是一个阶级立场,阶级观点的问题。歌颂封建统治的拥护者武训的反动宣传,能够在包括某些共产党员在内的革命的文化教育工作者中间有它的‘市场’,它不仅未受到批判,而且有的同志还加以推崇和宣扬,这说明了这些同志在关于武训这个问题上,是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立场、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模糊了历史唯物论和阶级斗争的基本观点。正是由于他们离开了阶级性去观察问题,所以才得出一套错误的结论。模糊了阶级斗争的基本观点,就会在不同程度上为各种不同形式的阶级调和的反动观点所腐蚀,为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所腐蚀了,所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揭露和肃清对于它的错误认识,是具有极为现实的教育意义,因为阶级斗争观点的模糊在我们这里不仅表现在对武训的错误认识这个问题上,而且也表现在其他的具体问题上。例如对于反革命分子——阶级敌人的麻痹思想和认为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可以‘劳动改造’,认为反革命分子的罪恶可以‘既往不咎一视同仁’,认为镇压反革命是不‘民主’等等的错误认识,其实质也都是敌我不分、敌友不分的阶级观点模糊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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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最后号召文艺工作者联系《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检查自己的思想,提高自己的工作:“文艺工作者应该从电影《武训传》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检查自己在文艺创作上的阶级立场、阶级观点,和创作方法上的问题,进一步明确歌颂正面的积极的英雄人物的创作思想,开展文艺批评,更好地贯彻毛主席为工农兵的文艺路线。应克服那些文艺上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文艺批评上无原则的和平共居,以及那些热中于奇迹式的旧事物,而不积极地正面地歌颂新生事物的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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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对土地改革政策的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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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黔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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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在秋收前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第一期的重点试验乡或村已经开始了,有的则即将进入划阶级或没收、征收的阶段,其中有些地区曾经重视了土地改革的宣传工作;有的是在农民代表会议上,结合诉苦和试划阶级,比较具体地讲解和讨论了有关土地改革的各项具体政策;有的并有计划有领导地组织了宣传队,利用农闲或结合帮助群众生产,接近农民群众进行宣传。这样,不仅可以争取更多的人同情土地改革,扩大了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减少了运动的阻力,更重要的是在于启发了群众觉悟,鼓舞了群众的积极性,把政策变成了群众自己的要求和行动,使群众认识到“土地还家”的合理合法,并敢于起来向统治农民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作斗争。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应当进一步加强,并做到普遍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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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一工作中,还存在着以下主要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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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对土地改革政策的宣传教育不够。在干部整风学习当中,一般是偏重于检查总结工作,偏重于检查干部思想作风,对于土地改革则只偏重解决了方针路线问题。而对于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问题,有的只是在原则上或者口头上解决了,有的仍存在着片面性,对于发动依靠贫农雇农阶层的思想问题和具体方法,一般还未彻底解决。至于对土地改革的各项具体政策,则没有在干部中进行很好的学习和讨论。因此,在干部回到乡里之后,一般是表现情绪急躁,硬性的贯彻清匪、反恶霸、减租、退押运动,盲目地发动和依靠贫农雇农,这样就助长了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的作风,甚至发展了吊打和变相体罚的错误做法。有的为了纠正这一偏向,也会在农民代表会议上提出来着重解决,但由于干部对某些政策问题尚不明确,也就很难说服农民群众的某些不正确看法。如有的农民会曾提出要求征收富农雇人耕种的土地;经反复讨论,结果还是:“毛主席规定的政策不会错”,“人民政府的法令要坚决执行”。干部和农民,对于保存富农经济的政治意义,都还没有完全接受。在今年或今秋前不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也只偏重于生产问题和贯彻反封建斗争,同样忽视了对土地改革的宣传教育工作,结果群众因对土地改革政策不摸底所引起的对生产的各种顾虑,没有很好的解决,农民生产情绪仍不稳定。其次,在土地改革政策宣传方面,一般都存在着两个主要偏差;一是不先宣传应该没收什么,应该征收什么,没有注意对群众进行思想发动,没有教育农民严密监视地主阶级的各种破坏活动;只是宣传“不该这样做”“不该那样做”,结果束缚了群众的手脚,约束了群众的行动。一是只宣传没收什么,征收什么,忽视了保护中农利益、保护工商业、保存富农经济、对小土地出租者妥善处理等政策的宣传,或者是单纯强调了对地主阶级必须斗争的一面,忽视了对地主大、中、小及守法与违法应该加以区别的一面。由于这些原因,就形成了某些地方有的富农消极怠耕,中农动摇观望,贫农雇农消极等待分配果实,地主阶级有的也更加顽强抵抗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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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一情况,在目前加强对土地改革的宣传教育工作,对于彻底实施土地改革,对于解除各阶层顾虑,对于安定农民生产情绪,是有其重大政治意义的。这里提供以下几点意见供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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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要使所有干部认识宣传土地改革的重要性。做好土地改革政策的宣传工作,是我们正确执行政策、贯彻群众路线的首要环节。政策一为群众所掌握,便会形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也只有把土地改革政策变为广大群众自觉的行动,才可能彻底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对土地改革政策的宣传工作,要求普及,要求深入,不仅在目前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要加强,在目前不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也耍加强;不仅要普及到农村的每一集镇村落,也要普及到城市的每一工厂、学校和街坊;要做到家喻户晓,务使人人直接参加或全力援助这一伟大的群众历史革命行动。因此,这就不只是几个做宣传工作同志的事情,也不只是农村工作同志的事情,而是人人有责,大家都要参加土地改革政策的学习,大家都有责任进行土地改革政策的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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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土地改革政策的宣传中,首先应着重宣传土地改革法令中有关没收、征收以及应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首先分给无地、少地农民的各项政策,并须通过诉苦、挖穷根、算地主发家史,使农民懂得“谁养活谁”、“土地还家”的真理,认识土地改革是天经地义的行动,从而提高农民阶级觉悟,展开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如果不这样做,则不可能制止地主阶级的抵抗与破坏活动,农民就发动不起来。只有农民起来敢于同地主阶级进行斗争,才谈得上对地主阶级的个别处理。只有地主老老实实遵守法令,才谈得上对他们的宽大对待。但对“保护中农利益”、“在原耕基础上分配土地”、“保护工商业”、“保存富农经济”、“对小土地出租者不以地主对待”等项政策,也要同时交代清楚,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各阶层人民的同情,扩大与巩固反封建统一战线,顺利完成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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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必须结合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进行时事宣传,并与当前各项任务密切结合。对于恶霸地主和特务分子的各种谣言要及时揭发,对“惩治反革命条例”和“惩治不法地主条例”要广泛宣传,并及时镇压地主阶级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加强对农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发农民的斗争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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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对于“谁种谁收”维护生产的政策,要作反复的宣传,在一切工作的进行中一定要作到“不违农时”。那种在农忙季节,仍然机械运用“白天做活路,晚上开会”的做法,一定要克服。在生产工作中,曾经产生的”强迫互助”、“强迫借贷”、“调剂中农土地”等项错误办法,一定要检查纠正。保护中农利益、保存富农经济,这是党和人民政府坚定不移的政策,不仅要注意加强宣传,更重要的问题是在于实践。原则一定要坚持,错误也一定要纠正。组织生产、领导生产,这是党和国家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头等重要任务,在土地改革的全部过程中,必须紧密结合生产,切实保证完成今年的农业生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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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各级党委和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土地改革政策宣传工作的领导,这一工作必须贯串于土地改革的全部过程。不同地区应结合当地情况定出不同要求。在秋收前尚不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应以生产为主,继续贯彻反封建斗争,并根据当地群众思想情况,着重解除群众因对土地改革不摸底所引起的某些顾虑。在已经开始或即将开始的地区,应首先着重解除群众顾虑,安定群众生产情绪,并结合工作的每一步骤和群众思想情况,反复宣传和解释关于土地改革的各项具体政策。对各个阶层,要针对不同对象,进行不同内容的宣传。对农民要讲清土地改革是合理合法和完成土地改革对发展生产的好处;对小土地出租者要说明他们不是地主,不要害怕土地改革;对富农要讲清保存富农经济,并指出富农应赞成土地改革、靠近农民、积极生产;对地主则应由政府召集他们训话,指出要服从土地改革法令,交出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指出他们劳动改造的前途,并警告他们不准破坏土地改革。在城市工人、学生、职员及工商业者当中,也要广泛宣传和解释人民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和法令,使他们了解并同情农民、帮助农民,不要去庇护地主。为此,就要善于运用一切形式和一切机会进行宣传教育工作。除了组织读报和组织学习之外,还有善于运用各种会议和群众集会赶场等一切接近群众的机会,进行个别的或小型集会的口头宣传。各地除有计划地建立宣传员网,并加强对他们的领导,及时供给宣传内容和宣传材料外,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善于组织各种力量,如干部、小学教师、农村知识分子、特别是农民积极分子等,加以短期训练,建立群众性的土地改革宣传队,并经常的对他们进行教育,使他们了解政策并布置他们向群众宣传政策。如果我们能够有计划地加以组织和领导,将会在这一基础上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群众性的宣传鼓动队伍,这不仅对土地改革有帮助,也将会有力地推动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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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团结前进——评各民主党派中央会议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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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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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人民胜利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之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于去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先后举行了中央会议,中国农工民主党则举行了在京的中央执监委员会议。各民主党派的中央会议,对各民主党派当前的政治任务和今后各民主党派的组织的巩固与发展,进行了热烈而严肃的讨论,而且获得了重大的成就。这次会议是各民主党派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巩固的一个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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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主党派的中央会议都着重地讨论了两大议题,即如何集中力量实行抗美援朝,与如何巩固和发展各民主党派的组织,并分别对上述问题作出了正确的政治决议和组织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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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主党派中央会议对于抗美援朝这一议题的讨论及其所作出的政治决议,表明了各民主党派及其所联系的阶层,对于抗击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具有坚定的意志;表明了全国各阶层人民已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团结成钢铁堡垒,捍卫着祖国的和平。各民主党派中央会议一致支持去年十一月四日各民主党派的联合宣言,并决以更积极的实际行动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这些会议经过认真的热烈的讨论和批判,使到会的代表受到了重要的政治教育,提高了政治的认识。参加各民主党派中央会议的代表们,一致认识了世界民主力量的强大,认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现于亚洲,及其一年来的巩固与发展,在世界民主阵营中所起的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认识了帝国主义阵营的脆弱及其不可克服的矛盾,特别认识了美帝国主义的力量,揭穿了这只纸老虎的本质,因而增强了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观念,巩固了对争取持久和平的必胜信念。这就保证了各民主党派在正确政治路线上的思想一致和行动一致。无疑的,这个政治上的收获将使各民主党派在今后的抗美援朝运动中发挥其更大的作用。各民主党派中央会议后在各地的表现,都证明了这一次会议的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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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主党派的中央会议,都决定以巩固与发展组织作为今后中心任务之一。这是基于对各民主党派在新中国建设中的历史作用之正确估计而作出的重要决定。这种决定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必须依靠巩固的健全的而又有相当规模的组织,才能保证各民主党派有效地达成其政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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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所周知,各民主党派在过去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曾参加过民族的和民主的革命运动,并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合作奋斗的历史,正因为如此,才在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中增强了人民阵营,加速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各民主党派又都参加了民主联合政府,都以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为自己的纲领,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此以后,各民主党派在肃清国内残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建设新中国的革命事业上,又发挥了而且还要继续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因此,各民主党派组织的巩固与发展,是完全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使各民主党派更有效地执行自己的历史任务,即以共同纲领去影响与教育它们所已经联系的和可能联系的对象,把他们团结在中央人民政府周围,为抗美援朝,与新中国的建设而共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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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各民主党派的会议适当地规定了发展组织的主要对象。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决定以在职公务人员特别是其中的旧国民党员为主要吸收对象,同时,对一般的旧国民党员,凡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或土地改革工作中经过考验而有良好表现者亦加以积极争取。中国民主同盟的发展对象以文化教育界的知识分子为主,包括文化教育工作者和大学生等。民主建国会决定着重吸收中小民族工商业家,并深入到各行各业中去。中国民主促进会确定发展的重点是文化界、教育界和科学技术工作者,并注意向中小学教职员方面发展。九三学社确定以学术界人士为主要发展对象,以吸收文化、教育、科学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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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各民主党派对于发展组织的对象的确定,是切合它们各自的历史条件与实际政治需要的。这些决定的贯彻执行,将使各民主党派更有力量去团结与教育它们所联系的阶层,使各阶层社会人士更有组织地走到保卫和平与建设新中国的斗争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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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贯彻发���组织的决定,必须有正确的组织工作的方针。对此,各民主党派的中央会议也都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各民主党派在这一方面的讨论,共同认为:在发展组织工作中,应遵守下列几个基本原则:第一,有重点地而不是普遍地发展组织,集中力量在头二等城市中建立适当规模的组织,而避免分散力量。第二,吸收党员、盟员、会员、社员应有一个基本条件,即必须拥护共同纲领,并愿为其实现而奋斗。第三,以谨慎严肃的态度来发展组织,防止“左”的或右的偏向,即一方面要反对消极的关门主义,另一方面又要反对无原则的“开门”。第四,采取发展与巩固相结合的方针。与发展同时,应巩固内部的团结,加强工作和学习,培养干部,充实领导机构。所有这些发展组织的方针都是十分必要的。只要这些方针见诸实行,并把发展组织与每一时期的实际运动紧密联系起来,即在积极参加与推动实际斗争中来发展组织,我们相信,各民主党派的组织是会更加巩固和壮大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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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对于各民主党派所作的政治决议与组织决议,表示热烈欢迎,并愿从各方面加以积极协助,使之顺利实现。为此,各机关、团体和学校中的党员,应该正确地认识各民主党派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历史作用,并向群众进行有关这一方面的宣传,同时采取各种方法帮助它们贯彻政治的和组织的决议,巩固和发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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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各民主党派中央会议的决议正在各地执行。我们相信,由于这些决议的认真执行,将使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一步地巩固和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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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好一九五一年农业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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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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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二十一日颁布了《关于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这是根据国家的税收政策,参照一九五○年农业税工作的经验和当前全国农村经济的不同情况制定的。它比去年的农业税负担办法更合理更实际。农业税在目前以及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国家的最主要收入之一,而合理负担的农业税收政策的贯彻,不仅对于国家财政收入是一个重要保证,而且是鼓励农民积极生产的重要条件。在这一个意义上,上述文件的发布,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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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政务院颁布的《关于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今后,农业税在三种不同地区有三种不同的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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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比例税制。这个办法实行于现约有一亿四千万人口的老解放区。在这种地区内,地主和旧式富农的土地,早已经过分配。农业税已相继改行比例税制。这个税制虽然还有华北、山东、陕北等区的有免征点的比例税制,和东北那样无免征点的比例税制的差别,但都简易合理,对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都起了很大作用。在目前,老解放区农村经济的基本情况,仍然适宜于实行比例税制。在老解放区中,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农民生活正普遍提高,中农占农村人口的最大多数(一般约占农业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土地关系虽有部分变动,但以调整生产(如坏地换好地,远地换近地,卖地买牲口农具等)为目的者居多,土地集中的现象尚不显著,据东北、华北五省十九个县二十五个村的调查材料,新式富农户数只占总户数百分之○·二○八,即在农村中还不占重要地位。因此,在老区仍沿用比例税制,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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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累进税制。这是实行于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新解放地区。这些地区内,目前约有一亿人口。这种地区基本上还存在着封建的土地关系。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占有的土地和收入相差很大,因而各阶层负担能力相去甚远。因此,在这种地区,继续实行一九五○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是基本上适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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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缓进的累进税制。这种税制实行于已实行土地改革的新解放地区。这种地区,现在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这种地区内,地主阶级已经消灭,土地关系已起了根本变化,所以不应和未经过土地改革的新解放区采取同样的累进税率,但已经土地改革的新解放区还保留了旧式富农经济,又不完全相同于老解放区,所以也不宜实行比例税制。因此,政务院决定实行较缓的累进税。累进最高率以百分之三十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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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已实行土地改革地区内的租佃地的负担,一般不应照未土地改革前的方针办理。因为土地改革后,租佃关系,已不是农民对地主的关系,而是农民内部的关系。出租户主要是缺乏劳力和从事其他职业的劳动人民,因此,出租地的收入和租佃地的收入不必再分别折算,一般只应按各自收入计算负担。这样才能有利于农民的团结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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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经这样问:为什么不制定统一的农业税,而要同时实行着三种不同的税制税率呢?这主要是目前中国农村,事实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情况,不能不需要三种不同的负担办法。只有这样,才能与国家当前农村经济具体情况相符合。当然,到明年,新解放区全部完成土地改革之后,第二种地区没有了,第二种负担办法也自然不必要了。至于已实行土地改革的新区和老解放区的农业税收办法是否也要很快统一呢?那就要看农村经济的发展情况来决定。事实上,我们的国家是十分辽阔,情况是十分复杂,即使在同一类型的地区之内往往也有很大的不同,农业税的具体办法因地而异,不但无害于统一的政策,而且可以更确切地体现了国家统一的政策。去年中央人民政府在新解放区坚决实行了统一的农业税法,实行“查田定产,依率计征”的方针,曾经收到很大的成绩,克服了一九四九年征粮工作中“按阶级征收”,“负担面过窄”,“层层加派”这些严重的偏向。但统一的农业税法,对于各地方不同经济特点的照顾上,是有不足之处的。所以今年就进一步在统一政策下实行一定范围的因地制宜。可以预料,实行政务院这个决定之后,一九五一年的农业税收工作将会有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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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顾虑,在中央强调照顾各地不同情况而因地制宜之后,是不是会造成地方政府在农业税收上的自由行动,不实行依率计征,甚至会重复一九四��年的混乱现象呢?这是不会的。一九五○年征收农业税的经验证明,各级人民政府,都能按照中央所规定的政策办事的,并超额完成任务。而且上述指示第五条已明白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必须严格依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核准的税率计征,不得自由增加或减少”。同时,各地所拟订的税率,都要经政务院批准才能执行,这是最有效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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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一年的农业税工作是否很容易完成任务呢?是不是可以因为一九五○年农业税工作已取得很大成绩,今年政务院又适时地颁布了正确的指示,而可以自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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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今年农业税的任务还很重,必须艰苦地工作,才能完成任务。在农村中,目前存在着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全国人民正在进行着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在广大新区正在进行土地改革运动。这些运动大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和爱国主义热情,他们懂得抗美援朝和国家建设事业都需要全国人民用大力予以支持,因此,踊跃交纳农业税已经而且将要成为广大农民爱国的实际行动。另一方面,由于国防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农民的负担还不能减轻。在新解放区,由于土地改革的结果,土地既已转移到农民的手里,土地收入完全为农民所得,农业税也就不能不全部由农民来负担。而且土地分散之后,累进降缓,政府为了保持与去年同样的收入,税率便不能不有适当的调整和提高。因此各级人民政府及财政部门公粮征收工作人员,必须对新翻身的农民进行恳切耐心的宣传工作,使农民群众充分认识征收农业税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这样中心的政治任务的关系,以鼓舞农民纳税的热情,并充分警惕反革命分子破坏征粮的阴谋。向农民说明政治形势,是保证农业税征收成功的关键,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十分注意关于农业税的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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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正在前进中的广东农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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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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酝酿已久的广东农民运动,现在发动起来了。范围普及于43个县,口号是退租退押、清匪反恶霸。虽然还是土地改革运动第一阶段的斗争,但运动一起,群情高涨,斗争猛烈,影响传播极快,牵动了全省城乡一切人士的注意。“好的很”,“糟的很”,又成了若干人士当中的争论。说“糟的很”的那一面,大都采取了隐蔽的、变相的说法,因而形成一种明松暗紧的思想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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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不少读者来信,要求本报就此有所论列。认识是行动的向导,认识有错误,运动就难得圆满。对这个问题加以分析、找到一个正确答案是必要的。目前很重要的事情确实是如何正确的认识这个运动,以便吸收运动的根本经验,武装我们的干部与群众,把运动推向前去,争取更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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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于革命斗争传统的广东农民,远在1925——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在党的领导下,发起了对阶级敌人的英勇斗争,积极支持与参加了东征北伐。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严重的反革命围攻下,还有十几个县边区地带的农民,举着红旗坚持了士地革命。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有广大地区的农民参加了党所领导的游击战争,坚持了革命根据地,发展了十几万人民武装,最后,迎接与配合南下大军,解放了全省。广东农民为了自身的解放,经过多次的严重斗争,起来一次,又被打下去,再挺身站起来,斗争精神是十分顽强的。这种斗争的顽强性,反映了他们要求从帝国主义与封建制度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迫切愿望。这种愿望得到了我党的支持与领导,就成为有意识的、有系统的和有组织的革命行动。这样就更加巩固了农民群众坚决跟着我党走的决心,而党与农民联系的加深也就推动了革命事业不断的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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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解放了,支援战争、肃清土匪任务完成了,农民在胜利的鼓舞下,依据他们对党的信任,伸出手来,要求党与人民政府领导他们完成他们历代希望满足而没有满足的消灭封建、实行土地改革的愿望。当地最高党、政领导机关也曾迭发指示,号召全体干部坚决领导群众行动,满足群众的要求。只是当时革命阵营内部,还有一些人未能充分了解农民问题在广东革命事业中的严重意义,或者只是停止于字面的、口头的了解,而不是真正的实际了解。他们把农民运动和许多别的工作平等排列,口头上列为中心,而在实际上又把它放在可早可晚、可轻可重的不重要地位。虽然在十几个县内发起了土地改革,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因为农民革命热情得不到集中的发挥,所以从全省看来,运动仍然脱不出零落无力的状态。不待说,党的领导机关是不能允许这种状态继续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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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今春2月、4月间接连召开了两次农运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尤其是后一次会议,曾在扭转工作局面方面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首先,在党内自上而下做了思想检查,又由内而外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动员,号召全省各级同志,大力开展农民运动,实行退租、退押,准备分配土地。现在,已经组织了党与非党干部、军队与地方干部数万人下乡,加强了运动的指导力量,大大振奋了群众的斗志。为时不过2个月,上千万农民就在党的口号下热烈行动起来了。12县的土地改革和43县的退租、退押这两大斗争相汇合,运动就进入了高潮,全省气象便从此为之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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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农民运动,也只有经过这样一个农民运动,才使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的革命认识得到进一步的提高。运动暴露了当地社会阶级的实际状况。大批党与党外的干部从实践经验中懂得了农民问题在广东的严重意义,因而更加坚定地站到革命的立场上来了。许多错误的见解,受到事实的驳斥,已日益为广大群众所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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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人说:“广东商业发达,封建并不严重”。现在业已证明它是不合事实的说法了。商业发达是事实,这一点是应该承认的。但更加重要的事实是:封建土地剥削的普遍存在。从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进行土地改革时,必须注意保护这种非封建的商业,不要把商业当封建来打击。绝不能得出另外的结论,说甚么商业发达,农民土地问题就没有严重意义了。过去的农民运动和今天的农民运动,它本身就说明农民土地问题的严重性与农民要求革命的迫切性。只从商业着眼,并不能断定社会经济结构是属于那一种样式,这是一个起码��识,本不应该在这里多费笔墨。退一步就单从商业来分析,在全部商业中,还有一种随帝国主义侵略而生长起来的买办性商业。这种买办性商业,是依附于帝国主义而又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封建剥削制度的维持,既对帝国主义有绝对需要,这种买办性商业,就绝不会培养起资本主义经济来代替封建主义。相反,它乃是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农村的爪牙。它不但利用一部份原有商人,而且主要地是通过封建之手,掠夺农民,发展农村高利贷,从而成为残酷剥削农民、维持封建制度的武器。此外,还有一种商业,它只是在地主直接掌握之下,利用租佃剥削收入和高利贷,对农民进行中世纪式的残酷盘剥的工具,不过是封建制度的直接附属物。例如在那里,临近乡村的若干商店,实质上就是地主的大账房,业务是放滚利账,买青苗,其利润的来源是农民的倾家荡产,并不能称为什么正当商业。所以,笼统地说商业发达,就是封建制度的衰弱或衰亡,是错误的(当然,大都还是正当商业,是须要严格区别加以保护的)。封建还是封建,根本性质的变化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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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比如有人说:“土地分散,地少人稠,反封建没油水”。事实业已证明:并不是土地分散而是土地集中。地主加祖尝田占全土地面积50%以上,这和全国本没有什么大差别。正因为土地相对少,土地就成为封建势力有效的剥削工具。封建剥削份量更高,剥削形式也更多。租率在收获物50%至80%,高利贷利率高至300%。农民每年都是“放下镰刀无米吃”,靠副食渡日,一有歉收,卖儿押女,凄惨极了。土地少只苦了农民,并不会苦了地主。正因为人相对多,所以人就成为“不值钱的东西”。如若干地方还保留有类似的家庭奴隶制度,有因全家无以为生而向地主立约出卖为奴,并写明可以任凭打骂转卖者。直至土地改革农民运动起来,也只有农民运动起来,这批家庭奴隶才被发现和最后的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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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农村妇女本是最辛苦的劳动者,但“最不值钱的”也就是妇女。做婢女、做房妾,实际上是做奴隶,被抢夺、被买卖、被迫从事奴隶劳动,这就是贫雇农妇女的命运。这是全国稀有,而在广东则是平常现象。一些不曾接触实际的知识分子,凭一知半解,妄加推断,认为土地不关紧要。但农民却是知道占有和不占有土地所产生的利害关系。简单的事实是一分田分给了农民所有,即可添谷一石,毋怪分毫之争,都会成为阶级斗争的重要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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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这些错误了解,还有很多,经过了这次农民运动,却一一宣布破产,而让位于正确的了解了。运动给人们一个思想改造机会,大部份同志一经从上述错误观点下解脱出来,就能够从广大农民革命实践里吸取到新的力量,更加坚定自己的革命立场,并用革命思想武装起来。“无封建可反,无租可减,无押可退”,变为封建可恶、有租可减、有押可退了。过去还有人自满:“虽然还没有发动了农民运动,可是我做了许多革命工作呀”;现在发生后悔了:“虽然做了许多革命工作,可是没有发动起农民运动呀!”从此,大家算是懂得了争取农民是一个根本革命任务。怜惜地主,疏远贫雇,把照顾各色人等,提在第一位,满足贫雇放在末一位,这些看法和做法都在迅速地受到批判,而又迅速地有所转变了。把农民发动起来,把封建彻底打倒,已经成为上下共同的决心。这个决心,将成为今后运动的一个动力,而这正是这次运动的一个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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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了这样一个农民运动。也只有经过这样一个农民运动,才使整个党的队伍、整个革命队伍,获得一次考验,而组织不纯的弱点也已被揭露出来,在运动中整编队伍的必要性就更其显示得明白无疑了。在阶级斗争积极推动下开始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组织改造运动,坚决贯彻下去,其结果将是群众政治积极性的高涨和革命团体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纯洁与巩固。这个政治果实,如果不是坚决领导了农民运动,发扬了农民群众政治积极性,是不可能得到也无从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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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地检查材料中看出,这次农民运动是有些不健康现象的。这些不健康现象又是和当地基层组织不纯的情况有密切的联系。一般说来,组织不纯情形最严重的地方,也就是发生偏向错误最多最大的地方。错误和偏向固然不仅仅是来自这一个根源,干部的肓目性、形式主义和急性病,农民群众的自发性,也都引来不少错误和偏向。对这种性质的错误和偏向,绝不可放松注意,也必须��格不苟坚决地予以纠正。但更当警惕的是另一种性质的错误和偏向,即由组织内部不纯分子以破坏活动所引起的错误和偏向。这一种错误和偏向,不论其数量多少,无例外地都是对农民运动健康状态的一种致命侵害,它意味着农民运动领导权一定程度的旁落和被篡夺,这比起暂时性的不善于领导和放松领导的缺点来还更危险万倍。如所周知,在广东,当农民土地改革运动还未发动以前,各乡村就早已建立起党的支部、农民协会、乡政府、民兵、青年团等全套组织。这些组织有一部份基本上是纯洁的,经过提高改造是可以担负领导农民革命斗争任务的。另有一部份,现在证明还是一大部份,其成员并不是严格地按照建立党、建立人民团体所要求的标准吸收进来的,而在建立组织之后,又因种种主客观条件限制,不曾在斗争中重新加以教育整顿和清理。因此,在这些组织内部,就不可避免地混进许多成份不纯思想不纯的分子,其中有些人本来就是地主阶级政治上、组织上在革命阵营内的直接间接的代理人。这些分子在这次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受到牵动,才把自己的原形暴露出来。有些是对农民斗争心怀不满的分子,他们为了发泄他们对运动的抵抗情绪,便不惜阳奉阴违,破坏党与政府的政策,先把事情弄坏,然后好出头说话:“错误了吧,还是收场吧!”又有些是伪装起来的阶级敌人,他们既善于假装积极,迷惑领导,又善于利用领导方面的任何一个漏洞,施行破坏。他们最惯用的办法是借刀杀人,乱捉乱杀、乱没收、假斗地主,真斗农民,或假斗恶霸,真斗弱小地主,并和公开的反动地主一呼一应,从内外两方分裂农民阶级团结,破坏革命事业。这一种错误做法,本来是一种敌对分子的破坏行为,但又打着我们的旗号,在纠正时分辨不清,就极容易上当。这样一种情况,加上少数流氓分子,乘势窃取,兴风作浪,二者相互勾结,就更使得我们缺乏经验的同志分辨不清。或者通统看作是农民运动的“过火”现象,不敢也无法去制止、纠正;或者怀疑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而裹足不前。我们如果不去帮助我们的同志去分辨情况,拿出办法;又如果对于干部的盲目性及农民的自发性和敌对分子的破坏不加区分,笼统地称之为错误;而对这些不同性质不同来源的错误又采用同一办法去制止,就必然会使真革命的干部和广大群众感到伤心,而这些假革命的异己分子敌对分子反而感到快意。这就会使运动受到挫折,领导陷于被动。当前的运动正好把这种特殊的情况暴露出来了。这就教导了一切革命同志,必须小心,必须警惕:要严格分清是非,纠正错误;更要严格区别敌我,发扬革命正气;特别注意在运动中紧紧团结农民积极分子,团结广大群众,严防敌人乘隙。同时也就教导了领导机关,懂得必须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去实行纠正偏向:对好干部和农民的偏向,要用教育他们自觉纠正的办法;对异己分子的破坏,就必须坚决依靠多数群众,并发动群众予以揭露,分别情节,实行制裁。解决问题的总方向,就是——有计划地把农民运动和整编队伍这两个任务密切结合起来,达到既发动了农民,而又纯洁、巩固了革命队伍的目的。所有这些情况和做法,已在和将在大多数同志思想上明确起来,许多同志都正在和将要照着这个方针去行动,这正是和将是运动的又一个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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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了这样一个农民运动,也只有经过这个农民运动,才使得一切革命同志的实践经验丰富起来。一年来,本区农民运动在中央与中南局指导下,取得了丰富经验,这些经验,业已成为每个从事农民运动的干部不可缺少的工作武器。但这些经验怎样在一定时间地点的敌我主客观条件下加以运用,却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对于那些并未亲身参加运动只有间接经验的一些同志们,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想运用熟练,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深入群众运动,在实际斗争中去重新学习。现在,运动进一步的发展业已提出许多迫待解决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简单抄袭既有经验可以解决的,要求领导机关及一切工作人员,从实际出发,反复考虑,结合群众力量,认真加以解决。在这许多方面的问题当中,我们感到有一个关系一切方面的问题,这就是如何经过群众斗争组织起一个有阶级觉悟的与巩固团结的农民政治队伍。这自然是个艰苦的长期的工作,但是必须努力做好而不可稍为放松的工作。它之所以值得特别强调,是因为在当前斗争中业已暴露了这样一种情况:广东农民运动发动较迟,但地主阶级防御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却做的很早。他们已收集起一切可资利用的力量和方法来了。其中最恶毒的一个方法,是利用农民暂时的不觉悟状态,利用宗族会门等封建统治形式,来分裂农民之间的团结。而那一些成份不纯的基层组织,又在这方面充当了地主阶级的合法助手。战胜这个预有准备的、异常狡猾的、手里掌握着多种斗争工具的敌人,只有依靠大多数农民团结起来的强大威力,只有依靠农民在阶级觉悟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斗争智慧,只有依靠党在农民当中的政治影响的不断深入和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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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凡利于团结农民大多数、提高农民阶级觉悟的做法,如进行深入的思想发动和访苦串连工作;如有系统地运用农民代表会议,交代政策,统一斗争纲领和斗争布署;如教育群众运用合法斗争形式去战胜敌人;如由点到面培养积极分子、推动运动高潮等等;这些做法都是有用的,都必须认真贯彻。那种足以混乱群众阵营、妨害农民团结、利于敌人进行破坏的做法,诸如乱吊打、用肉刑,无区别地对待敌人;如依靠少数一轰而起,缺乏统一布署,三五成群,这村斗那村,彼姓斗此姓;或者单纯依靠着组织去“轰局面”,放弃了在斗争中重新由小到大组织群众的工作;或者只是注意从组织的新旧上区别参加者的好坏,而不注意从阶级成份上区分敌我,把旧组织中普通群众和某些可以争取可以改造的分子都一律踢开,甚至给戴上“狗腿”帽子加以管制,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宗派活动等,类似这些错误方法都必须坚决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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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些地方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从错误中吸取了教训,找到了新的前进方法。又有不少地区从运动开始就创造了良好的经验。这些都是当地干部和群众切身实践的产物,是在本地土壤上开的花、结的果,是应当特别珍贵的。领导机关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好经验推广起来,使它变成所有干部和所有群众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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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与组织农民群众、消灭封建制度,这个历史任务,在广东省内,通过了全党一致的行动,业已变成为广大农民的实际行动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现时仍须扩大土地改革动员工作,团结一切革命力量去支持农民这个正义斗争。要发扬成绩,纠正偏差,更加果敢地前进!这是第一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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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持这个革命运动的健康发展,取得最后胜利,必须结合运动,不断进行整编队伍的工作,使党的正确领导经过中、下层广大干部而与广大农民群众行动密切结合起来,增强党和农民的政治联系,用以迎接今冬更大规模的全面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实行分配土地的任务。这是第二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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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忠实于人民事业的党内外干部同志们,及各民主党派的同志们,在党与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团结起来,坚定地领导农民向封建作斗争,克服自满情绪,克服工作中的盲目性,勇敢地开展自我批评,揭露工作中的弱点,纠正一切错误,尽一切可能消灭工作中可资异己分子利用的各种漏洞,更紧密地联系群众,坚定不移地站稳革命立场,为保护与贯彻党的正确路线、政策而斗争。这是第三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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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议广东方面,在现时,当运动业已取得初战胜利,干部有了自己的切身经验,运动本身提出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而群众正忙于7月收稻之际,应像去年其他各省那样,普遍地召开一次干部会议。在会议上,用总结工作经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干部,整顿队伍,藉以贯彻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方针。一切上级领导机关,要派大员亲临战地,负责领导,力争把会议开好,然后再由干部分散下去召开农民代表会议,加强农民协会,通过代表会议及农民协会的直接指导,把党的方针贯彻到广大群众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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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上册),195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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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发动群众,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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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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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广大农村经过土地改革运动以及各种民主改革运动,特别经过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运动,群众政治觉悟空前提高,生产情绪空前高涨,社会秩序亦空前安定。但是否已没有问题了呢?不是的,在许多地区仍然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不少地方连续发现地主的破坏活动。例如崇仁三区花园乡地主,欺骗拉拢落后群众,召开秘密会议,阴谋杀害干部;丰城二区、十二区皆发生地主夺回果实,高安七区万善乡发现地主、反革命分子教儿童唱反革命歌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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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近情况看出,地主、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的特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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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用自然灾害与某些群众的迷信落后思想,破坏我们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如我们春季修堤,他就散布“堤修多高水涨多高”;我们提倡生产,他就以“30年大劫,今年大旱”来破坏;我们进行镇压反革命,他就说“雨多是杀人冬了。”以及造谣说:“天旱是五一游行游的。”来破坏抗美援朝与抗旱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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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宗派房股关系拉拢分化农会。“亲不亲一房人”“家丑不可外扬”“一家斗一家祖宗不光荣”“网烂别断缰”等,来维持与恢复其封建组织,模糊农民的阶级观点。在鄱阳九区发现有给地主沿户凑米者,临川、靖安、上犹等地发现有分了地主的房子不敢去住,说“有鬼”,分了家具送回,甚至无代价地帮助地主耕田种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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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其爪牙出面间接进行破坏。好些地方发现“大封建不敢乱了(指大、中地主),小封建(指保、甲长、流氓)出头捣乱”(群众语),挑拨干部关系,袒护地主,反对农会;或钻入农会阴谋篡夺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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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装穷叫苦,收买欺骗群众。如叩头求情,假装讨饭进行破坏活动;无耻的以其老婆、女儿勾引干部和积极分子,或以分散的财产收买人心,企图以此软化与腐蚀农民群众的斗争意志等鬼蜮伎俩,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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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地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并未有任何停止,且更趋复杂,益形猖獗了。究其原因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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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先由于地主阶级这一顽强狡猾的敌人是不会甘心被消灭的,他们时刻都在准备阴谋复辟。如在已土改区,占相当数量地区中,虽然经过反霸与镇反运动已给乡以上的地主当权派以严重打击,但对地主阶级统治的一系列的问题,如封建帮会,股房派系及其他反动组织等封建残余势力尚未彻底肃清。因此地主阶级进行破坏的空隙,仍然很多。在未土改区,对地主的打击则更差,如南昌、高安等地发现解放后地主逼去债务者相当普遍,前年租“明减暗不减”者很多,去年又收去租者亦不在少数。至于居住城市的某些地主,对农民退租废债,实行土改的正义行动,表现软拖硬抗,颠倒是非。特别是逃亡地主,不仅抵抗政府各种法令,而且是散布谣言,勾结匪特,威胁群众的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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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群众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盲目乐观情绪,特别在已土改区发现了不少人认为“地主打倒了,农民翻身了,天下太平了,万事大吉”,“土改过了,大家不都是一样吗?”滋长着严重的松劲情绪。不少地方对地主采取一手推开,让地主住在村边的祠堂、庙宇中,有的虽然也订了管制办法,实际上是一套形式,根本无人过问。对管制地主进行劳动改造有数处发现有的农民无代价的给地主代耕的怪现象;有的地方将数家地主分田于一起,致使农忙期间,农民无法进行监督,造成地主相互勾结串通进行破坏活动。逃亡地主虽也曾抓了些回来,但流落各处者依然很多,有的地方群众对这些逃亡地主放松追查。不少农会日趋涣散,有些干部、积极分子要求换班(如丰城枫林乡四村,干部小组长都是轮流“交差”,只有当过八年保长的文书不换,形成保长当权);有的私自解散了民兵,有的自动要求退出青年团组织,似乎这些组织皆有为土改而设随土改而去,以上所举虽然不是普遍的现象,但已是够严重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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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领导上,有的未能在以生产为中心的前提下,密切结合对地主阶级的必要斗争,错以为斗争会妨碍生产,对阶级敌人的公开活动的减少而误认为老实,陷于麻痹大意。或因工作方法不对头,整日忙于日常事务。头痛医头,脚疼医脚,放松了阶级斗争这一基本环节。未土改区则有等到土改时再和敌人算大账的错误想法。因此,失去了敌情观念,在思想上解除了武装,对封建残余无论如何不会甘心,随时随地都在窥伺我们工作中的空隙,企图报复与复辟。当前我省土地改革正在进行,而已土改区还须继续大力加以深入和巩固,未土改区应积极准备。因之反封建是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基本的斗争任务就被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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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扭转上述情况,巩固已土改区的斗争胜利,为未土改区创造坚实的基础,其中心一环是要继续深入发动群众,猛烈开展对地主阶级反革命分子的连续进攻,彻底摧毁与镇压地主阶级的反攻破坏活动,使其在人民面前确实低头,老老实实,规规矩矩,惟命是从。只有这一新情况的出现,才能使生产运动,以及各种建设顺利进行;才能为农村人民民主专政奠定巩固的基础。但究应如何来管制地主阶级、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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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先在干部领导思想上,强化敌情观念,坚决纠正盲目乐观情绪。毛主席说: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一英明指示,须要深刻体会,我们虽已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但我们革命的远大目的尚未达到,地主阶级与反革命分子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但仍在千方百计来破坏着人民与国家的利益及各种建设事业。如误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的伟大胜利,就算革命成功,误以为实行了土改,就没有了阶级斗争,误以为斗争就会妨害生产,误以为经过镇反,敌人就不敢捣乱等。说明某些干部对革命事业的前途与一些基本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与片面性。“我们对敌人的残暴不可怕,而可怕的是我们自己思想上的麻痹失去警惕。”因之,在干部中再度敲响警钟,反对盲目乐观松懈麻痹就成为对敌斗争中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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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贯彻以生产为中心的前提下,要发动群众,对地主阶级开展系统而有力的斗争。在已土改区选择问题较多,夹生程度较大的地方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复查。查敌情、查翻身,检阅自己力量。所谓查敌情,就是要查地主是否劳动守法?是否有漏网?是否都打得准?发动群众对地主来一次审查,并区别加以对待,对仍敢于进行破坏活动者,要及时地依法严惩或加强管制;对劳动守法者,让其安心生产,不准捣乱;对漏网者,要进行说理斗争,依法予以没收;对划错阶级者,亦应坚决纠正,给予妥善处理。所谓查翻身,就是要发动群众回想过去,看看现在,在政治上是否已翻身作主?在经济上是否合理合法适当的得到满足?思想上是否分清敌、我、友界限?是否确定团结自己、斗争敌人、当家作主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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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检阅自己力量,就是在各种群众组织的骨干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着重检查领导骨干是否与农民一心?自己功劳有多少?有没有缺点?看青年团、民兵为谁办事?农会组织力量大小?以进一步加以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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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一切皆为了确实打倒地主阶级,达到巩固农村人民民主专政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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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土改区就是要发动群众,普遍开展退租、废债、反霸斗争,解决农民青黄不接的生活困难中,提高广大农民的觉悟性与组织性,发现与培养大批积极分子,要求将土改运动的这头一个战役取得圆满的胜利,打倒地主阶级当权派,扫灭敌人气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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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入农民的阶级教育和抗美援朝教育。广大农民努力生产的热情是可贵的。但必须懂得有阶级存在,就有阶级斗争的道理,懂得要彻底摧毁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及其影响,把地主管制的真正低头、老实,是一个长期斗争的任务,要懂得地主反革命分子在美帝和国民党残匪存在的今天对他们的复灭是不甘心的,会多方进行破坏。因此要提高与保持经常的阶级警惕,树立生产与斗争相结合的观念,加强抗美援朝教育。不仅要能打退敌人的公开破坏,还要随时随地善于揭露敌人阴谋,粉碎敌人利用群众的迷信宗派等残余的落后思想,及运用其狗腿、爪牙间接进行破坏的阴谋活动。在方式上要注意在阶级教育中与当地具体情况,与当前的斗争行动相结合,不断地整顿农协,加强农村基层组织,以巩固对敌斗争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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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纠正管制地主工作上的形式主义。管制地主是严防地主捣乱,巩固斗争胜利必不可少的重要方式。但绝非开一个会可以解决的;也非定一个制度就万事大吉,更不是采用消极躲避,让地主远远的独住祠堂、古庙的办法可以解决的。相反的,这是等于取消管制,且带有很大的危险性。必须遵照毛主席所说的“要向他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这样就必须:一、对可能捣乱的地主及其家属要实行重点管制;二、要向被管制者严申法令,不准捣乱,并让其自立守则,违者惩办;三、要将其分散居住在村中,以便于群众监督;四、农会要分期派人管制,工作要定期总结;五、在强制其劳动改造中要适当地解决其生产中的困难,消极躲避的办法是不对的;六、城市中党政领导机关要结合民主改革运动中更有效地配合农村清查逃亡地主。对地主或其他成份兼地主者,如有任何抵抗与破坏退租废债或土地改革的违法行为,政府应以积极态度,支持群众,对违法者予以应得的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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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学习,稳步前进——再论广东农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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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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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两月来的农民运动,已经证明还要继续证明以下两条真理:其一,农民的革命力量是异常伟大的,这种力量一经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发动起来之后,就能迅速显示出来。其二,我们一大批从事农民运动的干部进步是很快的,所发挥的作用是很大的,只要他们坚决从事这样的革命实践斗争,并且不断地在实际斗争中进行有组织的学习,他们就会取得真正的进步,作出更大的成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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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在运动发起前的广东,反革命分子活动嚣张,广大群众生活困难,而各种革命工作则上级布置的很好,到了下边就走了样子。许多工作本来是善政,但却也往往引来人民怨言。领导机关一再强调贯彻政策,但政策总难贯彻下去。不少干部因为完不成任务或完成的不好而苦恼。上受上级批评,埋怨上级;下遭群众反对,又责备群众;一句话,不知如何是好。思想不一致,革命朝气得不到充分发扬。但是,自从坚决贯彻执行华南分局关于减租退押反恶霸清匪的农民运动的指示,在广大范围内深入农村,辛辛苦苦做了一段工作之后,群众即逐步发动起来。一方面,大批土匪、特务、反革命分子,被群众检举出来,封建反动势力受到严重打击;另一方面,群众得到大批经济果实,解决了春荒,春季生产得以顺利完成。其他各项革命工作,如抗美援朝、参军捐献、修堤打坝等事,件件都好做了,而且做的很好。人民兴奋,干部信心提高,大家充满了愉快情绪。农村面貌为之一新。这个变化确实说明:“农民的英勇热情是十分可爱的,干部的艰苦积极是十分可敬的”(见叶剑英同志纪念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周年与华南当前的斗争任务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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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一切也说明,只有坚决从事农民运动,把广大农民发动起来,农民才会踊跃响应我们的号召。也只有经过农民运动,农民潜伏的革命力量才能得到发挥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就应当对那些看到运动有些偏向而惊慌失措并发生动摇的人们说:动摇是不对的。要心中有数:群众起来带来的一点偏向,比之群众起不来,我们应当选择那一个呢?只有坚定起来,领导农民前进,彻底完成反封建斗争,才是我们必须走的道路。站在旁边指手划脚是不对的。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同志,都必须保持自己的清醒头脑,了解我们已得的成绩较之我们所应获得的成绩,还差的很远;工作中的弱点缺点,也确实不少。有些地方,曾因为当地领导同志浸染了自满情绪,因而发生了自流倾向,没有去兢兢业业地研究当地实际情况,切实指导农民行动。农民因得不到正确领导,发生了若干本来可能避免的缺点;而有些异己分子则乘机篡夺了领导,这样,就使运动的健康状态遭到损害。与工作做得较好的地方相较,干部的进步也就显得缓慢起来。根据这一点,我们又应该对干部同志说:你很坚定,又很艰苦,诚心诚意为农民服务,取得了不少的成绩。这是好的。但是不够的。还必须努力学习,从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中去学会深入群众,正确掌握党的政策与工作路线,领导群众前进。既要坚定地做一个群众的好的勤务员,又要切实地做群众的政治向导者。给群众做学生,还要给群众做先生。要坚定地保证党的路线在群众中的贯彻实施,不要给敌对分子留下破坏空子,也不要因为自己的错误而诱致或助长农民的自发性错误。“必须善于依靠群众的创造力,善于引导群众的自发势力进行斗争,并克服由自发势力所引起的混乱状态,引导自发运动走上土地改革的正常轨道。”(同前文)如果你感到这些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还很欠缺,那就努力学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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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事前没研究,最怕当事亳不研究”,华南分局这个指示说的很对。现在我们正处在当事的时候,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提出了许多急待解决的新问题。不研究,不学习,找不到适当办法加以解决,连前进一步都是很困难的。运动本身就是我们的先生和学习对象。向运动的经验学习,就是我们的学习题目。在我们的对面是一个有准备的、狡猾多端的、拿着各种武器的敌人——地主阶级。而在我们这一边则是长期在封建势力统治下并在封建思想影响下过活的、原来就是分散的、无组织的、缺乏政治觉悟的农民。经过了这一段农民运动,才只是打了一个序战。这一仗基本上打的好,敌人受伤了,但并没有被打倒;群众胜利了,还��有确立优势。群众只是初步发动,还不是充分的发动。农民队伍在斗争中组织起来了,但还不够强大不很巩固。敌人又正加紧布署,采取里应外合方法,准备随时反扑。这是大的情况。大的情况下还有些个别部份的具体情况。有的地方,初战打的很成功,算是全战场的模范,再战的准备已经完成了。有的地方打的不很成功,再战准备很不充分或毫无准备。在这些地方,工作中就难免埋伏着若干缺点,甚至有一些重大错误。我们绝不可存留任何自满的想法,必须对这些情况有清醒的了解,必须用自己的作战经验教育自己。成绩要保护发扬,缺点尤必须坚决纠正。鼓舞三军士气,而又提高他们的作战能力,把整个领导提高一步。只有这样,今后胜利才能更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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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社论,我们建议召开一个初战经验总结会议,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会议的目的,是整顿队伍再打一个大胜仗,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好这个会议,必须实事求是,解决一些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些什么问题可以算作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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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分局及其负责同志,业已提出许多问题,做了明确指示,这些指示都是正确的。在这里,只择两个较重要的问题加以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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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地方曾发生了一些混乱现象,在这个现象面前,运动的反对者在那里叫嚣,缺乏系统见解的同志在那里怀疑,幼稚粗疏的同志,还未去了解而继续蛮干。很显然,如何发动群众而又坚持政策,正是大家希望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分两方面来研究,一方面是群众行动与政策的关系,一方面是群众意见与政策的关系。先就前一个方面来说。首先,必须肯定群众行动是执行政策的基础。没有群众行动,不根据群众行动的规律去规定执行政策的方法,所谓执行政策就成为纸上谈兵,是绝难发挥它改革社会的力量的。由此就得出一条结论:必须放手发动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来执行政策。那些反对者、动摇者的错误,就在于不认识或不愿认识这个道理。但是,也必须肯定,政策又是群众行动的出发点。只有群众行动而无政策指导,群众行动就变成一种盲目的行动,实际上就是执行了一种错误政策,将群众引入歧途,结果是破坏了群众自身的利益,断送了既得胜利。由此就得出第二条结论,放手发动群众又必须正确掌握政策,及时纠正偏向。右倾动摇与“左”倾蛮干的同志,或者只讲(实际是藉口)政策,害怕群众行动,或者只赞扬群众行动,而不分析运动的实际情况,不注意政策的掌握,他们所以发生这些错误,就在于他们两方都不了解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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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政策用法令形式表现出来虽有很多条款,但其重要原则不过几条,最基本的方面是彻底消灭封建,满足农民要求,团结农民阶级。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既坚决发动群众,满足农民要求,又必须注意有区别地对待敌人,照顾朋友,结成反封建统一战线。属于右的错误者,就是保存了敌人,压抑了自己。属于“左”的错误者,则是扩大了敌人,孤立了自己。两者结果都是一样的。在放手发动群众前提下,坚持有偏必纠,这样一个坚定的态度,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问题只在于如何去纠偏。这在广东已经可以找出许多值得仿效的经验。如经过农民代表会议,向群众交代政策,抓紧业已发生的典型事例,实行好坏对比式的讨论,好的表扬,坏的批评,使群众懂得掌握政策的好处,使政策法令成为群众自己手中的斗争武器。既发扬群众积极性,又引导群众自动防偏,自动纠偏,贯彻执行政策,这就是一个好方法。与此相反,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不去纠正偏向,或者更坏的是一手包办,一意蛮干,结果必将脱离群众。或者在执行政策时和群众对立起来,站在群众行动之外去限制群众的一举一动,又或者当群众出了偏向时又无能去指导群众纠正错误,只把“政策”当一盆冷水,泼在运动的火焰上。这当然是不能许可的一种错误,是一种坏办法。总之,对待错误,必须采取严肃、坚决的态度,及恰当易行的方法,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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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这个方针检查一下我们的工作,就可以发现如上所述的各种错误观点和工作方法,是在很多同志身上存在着的。业已发生的错误怎样认识,如何纠正,而在纠正时又如何注意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这个问题从上到下都弄明白了,运动就会更迅速恢复健康,取得更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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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群众意见和政策的关系来说。“群众要怎样就怎样”固然是不对的,但从实际经验看���,往往是这样:凡是按照我们的政策方针去发动群众,而真正广大群众例如数量上占80%、90%以上的群众“要怎样”时,这个“怎样”大体是和政策相符合的。即使不大符合,也只能先随群众去“要”,在行动中坚持说服其“不要”。如果只是群众中的少数例如百分之几的少数积极分子“要怎样”,并非广大群众“要怎样”时,这个“怎样”,大都是和政策不相符合的。即使完全符合,当群众还没有此种要求时,我们只能说服这些少数去迁就多数,而不能附和少数,脱离多数。最坏的是另一种情况,本来不是群众“要怎样”,而是干部自己“要怎样”。有的同志原来是站在右倾的一个极端,一经批评就转到另一个极端——“左”倾极端,想用“左”来掩盖自己的右。或则企图以此换取组织对他的信任,或则藉此以发泄其对抗农民运动的情绪。他们脱离群众,实行许多过急过“左”的口号和行动,你批评他,他就说:这是群众要求呀。这是一种明知故犯的错误,也是一种最危险的错误,必须坚决制止。还有部份同志对农民运动缺乏系统的认识,过去工作有过“左”的错误,当时或因得不到正确指导,纠偏时又用右纠了他们的“左”,现时因右的错误受到批评,他们就发生误解,以为还是过去自己的“左”对,说甚么“左”比右好,因而就蛮干起来。对于这种同志的行为,党应该怎样对待呢?只有一个办法,耐心地告诉他们,“左”跟右是一样的错误,让他们坚决纠正这种错误,纠正了错误就会把工作做好,自己就会取得真正进步。总之,当我们听说“群众要怎样”这句话时,一定要分析一下:什么群众?多少群众?谁代表群众?如不加分析,笼统接受,是会上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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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地方,发生类似去年“大轰大擂”的急性偏向,以致运动浮而不实,没有真正发动了群众。这是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症结就在于许多同志还没有掌握住群众运动必须有步骤地前进这样一个规律。无步骤的前进,就是脱离广大群众的冒进,自然发动不了群众。根据当时当地群众觉悟水平,引导群众逐步前进,而不要超越群众水平前进,这就叫做有步骤。大凡一个群众性的行动,必须有个酝酿过程,不酝酿就前进,必然是少数进、多数不进,干部进、群众不进。而许多错误,大部就由此而生。斗争要由点到面发展,群众队伍要由小到大地编成。每一项都有一个“到”字,做不好这个“到”字,不晓得在“到”字上用功夫,过急或过慢,都会脱离群众。目前的退租退押运动,正值春荒威胁、群众迫切要求解决食粮困难的时候,运动本身既有较为快进的可能,客观形势又要求快进,当时下乡的同志心里就只记住了一个快字,而忘记上边所说那个“到”字,因而就发生一些急性偏向。许多地方是一进村访到了几个贫雇农,敌我界线还未在群众思想上初步的划清,斗争布置尚未确定,群众队伍还未初步组成,就一轰而起。点本来做的不好,在面上又无领导,于是就形成三五成群,这乡斗那乡,本姓斗外姓。表面热闹,而实际无力,并由点的混乱发展而为面的混乱。按正常办法,由点到面,是指点上做充分酝酿,发动多数进入斗争,利用本身斗争经验的影响,运用积极分子去向外串连,运用农民代表会议统一布置与发展面的斗争,以分乡斗争做基础,在一个行政区形成运动高潮。它既不等于重点搬家,做好一乡再做一乡;也不是依靠这一乡去远征另一乡;更不是村村点火,到处有斗争,而到处无领导;结果为地主阶级所利用,变质成为宗派斗争,而不是真正的阶级斗争。须知任何形式的宗派斗争只能分裂群众,决不能发动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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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队伍,乃是开展与深入群众运动的基本条件。它不能一次做好,但必须从第一天起就努力去做。没有队伍的作战,或只凭一个弱小零散的队伍的作战,只能打败仗。由小到大地发展是运动酝酿时期组织队伍的基本方法。大家晓得了必须串连贫雇,这是好的。不串连贫雇,只靠不纯的旧组织去斗争,会引来很大错误。可是,切不要认为只要每乡串连了少数几个贫雇农,就算组织起了队伍。实际上这只是下种扎根,为队伍的扩大打个好基础。还须一面串连,一面从思想上发动多数,酝酿斗争,并及时在斗争中团结多数,用农协形式把这个多数组织起来,由一乡而至一区一县,“由小”以“到大”,真正做到团结80%的大多数。斗争深入一次,组织的强大巩固程度提高一步。只有这样,才算编成了群众队伍,有���群众做依靠。而只有编成群众队伍,有了群众做依靠,才能彻底打倒敌人。害怕艰苦,跳越逐步组织队伍的过程,总想一蹴而就,是断难形成有力的运动的。而我们许多同志恰恰就是在这方面做出了许多错误。有的是靠旧的不纯组织斗争,有的虽然懂得重新串连,但不晓得由小到大争取多数。比如有些同志对于旧组织内群众的问题,不懂得用阶级分析方法去认识。不了解各乡所有旧农协大部不纯是事实,但一般说来,不纯的是组织的领导成份,而不是下边所有的会员群众。作为一个组织,旧农协绝不能依靠。作为一部份群众,组织里的贫雇农成份还是必须依靠的对象。用新旧界线代替阶级界线,把这些群众划在团结圈以外,形成群众内部的对立,是错误的。又比如有些同志不懂得每个乡村在斗争中,必然有一部份群众在初期是很难发动的。他们大多是受地主封建思想熏染较深。顾虑较大的贫雇农。这部份群众虽然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但却是将来击破地主抵抗的有力后备队。如把这些群众置之不理,所谓发动大多数就成为空谈。有些地方,领导干部不明白这个道理,放纵少数积极分子蛮干,甚至将这些群众都像敌人一样宣布要管制,也是万分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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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说,在运动中要执行政策,要掌握步骤,是为了达到两个要求:一是要争取多数,二是要争取胜利。脱离这两个要求,讲政策讲步骤是无意义的。所谓政策,就是群众革命斗争的政策。所谓步骤,就是群众斗争时所走的步骤。时至今日,还不是所有同志都了解这个道理。有些工作组,曾在工作中出过一些形式主义错误。例如:有人给全村群众定斗争日程表,不准变动。也有人替群众编诉苦词,要群众背诵。有的为了做好所谓庆祝胜利这个“步骤”,强迫群众误了生产去扭秧歌。也有的为了赶斗争步骤,加快串连,第一天1人串24,第二天48,第三天就100余人,有其名而无其实。还有的地方,群众还没有发动,地主当权派还没有打倒,走了几个过场,就认为万事大吉,于是就发起订爱国公约,而且挨门挨户强迫订立,结果引起群众散场。并不是说这些工作都是不该做的,只因为做的不适其时,不得其道。只是我们要做而不是群众愿意去做,只是我们去做而不是群众起来做,所以做了等于不做,甚至比不做还坏,因而就成了一种错误。这种形式主义做法乃是对政策和步骤的讽刺,应该不留情地丢掉它。不丢掉反而是有害的。缺乏农村工作经验的同志们,竟然把它当作一件可爱的东西迷恋着不放,那是很不应该的。对于这部份同志讲来,重要问题是学会“凡事与群众商量”,不要凭自己的“天才”包办群众的事务。首先办到这一条,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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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不论是谁,也不论他有多大本领,不学习终不免要碰钉子。我们坚信,绝大部份同志们经过他们的实践,又经过开会总结,只要他们用心学习,是一定能够学好,能够学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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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英勇斗争的农民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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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坚决领导农民运动的干部同志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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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肃法纪,为保卫国家财产和国家机关的纯洁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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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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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国家机关中,有少数营私舞弊的坏分子混进来,这是决不能容忍的,是必须加以揭发与清除的。北京市人民检察署检举了陈居洪等贪污渎职案,这是严肃法纪,保卫国家财产的重要措施。这些坏分子利用职权勾结私商贪污舞弊使国家财产遭受严重损失。这是值得高度警惕的。其他地区、其他部门都应该以此为教训,整顿自己的机关和领导工作,为严肃法纪,保卫国家财产和国家机关的纯洁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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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分子之所以能够混入政府机关,并进行非法活动,显然是由于我们的某些政府机关,还保持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他们在进行基本建设,订购物资,包修工程等工作中,事前既不进行缜密的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在进行过程中又无严格的制度和经常的监督,事后又不仔细检查,以致奸商得以欺蒙诈骗,偷工减料,经手人员亦往往从中舞弊。这种情况,如果不提起各级政府机关的干部加以严肃的注视,那末,我们人民国家的财产和建设事业,必将蒙受严重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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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许多干部,由农村进入城市以后,遇到了许多生疏的事情。但是,我们业务部门的某些干部却不肯虚心钻研,以提高业务水平,有的反而不懂装懂,盲目自大,不走群众路线,不向群众学习,以致被奸商钻了空子,受了蒙蔽和欺骗,自己还一无所知。这难道还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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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有一些负责干部,对于贪污分子姑息放纵,对于犯法的技术人员也盲目地加以庇护;甚至以为对于违法的工商业者的处分也会妨害私人资本。因此,他们对于贪污舞弊分子从轻处理者居多,认真严办者极少。甚至某些领导干部缺乏严肃的人民法律观点,往往由本单位自行处理贪污舞弊事件,很少把这类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这样就使得坏分子认为有隙可乘,以致贪污与盗窃国家财产的事件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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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肃清政府人员中贪污舞弊等不法现象,纯洁国家机关,我们首先必须坚决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坚决依靠人民群众,重视调查研究,努力学习并精通自己的业务,发挥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严肃对待违法乱纪的分子,根绝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贪污舞弊等不法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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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全国工商业者必须在公私两利政策之下,自觉地严格遵守各级人民政府的法令,爱护祖国财产,消灭旧社会假公济私损人利己的恶劣作风。少数奸商,现在依然投机取巧,明骗暗窃,损害国家财产。对于这种非法行为,人民绝不能予以宽容,人民政府必须加以严办。人民政府所保护的是正当的奉公守法的工商业者,而绝不是那些害国殃民的少数败类;正当工商业者应自觉地协助政府,检举这些害群之马,以维护工商界的信誉,使正当的工商业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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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希望各级政府、各人民团体以及全国人民,要一致起来,严肃法纪,保护国家财产,经常注意与贪污舞弊的不法分子作坚决斗争。在人民群众中应加强爱护国家财产的教育,使每一个中国人民都认识到爱护祖国财产是人民应该自觉遵守的道德;而贪污舞弊则是极端可耻的反人民反革命的行为。因此,人人都应该积极协助司法机关,检举贪污枉法之徒。人民的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过去检举与审判贪污案件,已经表现了显著的成绩,但还没有更主动地更有计划地进行这一斗争,在量刑标准上也还有失之过轻的现象。列宁对于处理贪污不法案件问题上曾经指出过:“不把受贿者枪毙,而给了这样开玩笑似的软弱而轻微的判决,这对于共产党人及革命者乃是可耻的行为。”列宁对待盗窃国家财产的不法分子的这种严正态度,我们应该学习。只有彻底肃清了贪污舞弊现象,我们才能保证国家的一切建设工作顺利地进行,才能保证人民的财富不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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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斗争锋芒对准地主阶级彻底消灭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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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新华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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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是最后从历史上消灭地主阶级的斗争。地主阶级是绝不会自动下台的,它在退出历史舞台以前必然要用尽所有的力量和办法来进行挣扎和反抗的,绝不可设想要消灭地主阶级,地主阶级会规规矩矩地任你消灭的。因此要彻底消灭封建阶级,不能采取“和平土改”的办法,必须坚决击破地主阶级的任何反抗,从经济上政治上消灭这个阶级。土地改革这一个大的历史任务是否完满地实现,不仅要从是否确实地分配了土地方面去考察,同时还必须要看看农民群众首先是贫雇农是否充分发动。如果地主阶级没有彻底消灭,群众并没有充分发动,即使分配了土地,人民民主专政是不巩固的,地主阶级还会随时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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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西南各地第二期土地改革,目前是都在稳步前进着,许多参加土地改革的干部由于经过第一期的土地改革,经过整风又将经验进行了总结,政策水平提高了,策略观点明确了,依靠贫雇农的观点和发动贫雇农的办法也都更加巩固和丰富了。所以,总的看来第二期的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是比较深入正常的。但从发动群众和打倒地主阶级的角度来看,则问题还是不少的。不只一个地方反映贫雇农还没有充分地发动起来,地主虽然表面上装出一副低头的穷相,实际上反抗破坏的花样更为翻新,违法的行为不断发生;有些地方的不法地主,特别是大地主的气焰还相当的嚣张,他们把讲理讲法看成是农民软弱无力的一种表现,他们以为人民政府对他们无可奈何,政策也是有空子可钻,于是竟敢公开抵抗或威胁利诱某些落后农民,利用他们过去的统治淫威操纵农民协会和农民群众武装,从内部和外部进行各种破坏。更严重的是我们有些干部对此种情况严重性还没有应有的警惕和认识,并且有时表现内外不分,敌我界限模糊。巴县就曾有“民兵”将开会的贫雇农扣押起来而县区干部却未即时加以处理的事情发生。这就不仅不能使斗争的锋芒集中起来对付地主阶级,而且实际上是长地主的志气,灭农民的威风。也有少数干部虽然对问题的严重性有一定的认识,但是束手束脚,在土地改革运动的各个步骤中不能认真结合斗争,贯彻从斗争中打倒敌人,彻底消灭地主阶级的方针。他们对不法地主和反革命分子未能及时采取革命的措施,在反动的思想言论面前挺起身来,未能很好地运用土地改革法这个武器并从理论上彻底击碎各种反动思想和言论;对于来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各种妥协调和的思想言论也不能从理论上进行批判和斗争,甚至反受其影响,把自己的手脚更加束缚起来。他们把群众的行动限制在自己事前制定的具体部署以内,不能走出一步,结果就使运动不能形成有力的广大群众性的斗争,以贫雇农为主的阶级队伍也不能从斗争中更加加强起来、巩固起来,地主反抗破坏的社会基础也就不能从根本上铲除。凡是这种地方,不管表面上看起来如何正常,也不管主观上的指导思想如何,客观上则必然会形成“和平土改”。而“和平土改”的结果就是土地也许分了,群众却没有充分发动,地主没有打倒,农民群众随时有被袭击和进攻的危险。很明显的,对此种“和平土改”的倾向不及早加以严重警惕与坚决纠正,必致将来还须重新做起。根据此种分析,当前运动中,一切就必须以集中斗争火力对准地主阶级彻底消灭封建为出发点。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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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必须充分地发动贫雇农,坚决地依靠贫雇农。对于贫雇农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必须严肃地对待,并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要反对单纯的经济观点,这种观点会妨碍群众政治觉悟的提高,结果群众的经济要求也不一定能够达到,或者即使达到了也不能巩固,方针路线的正确执行因此也必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也要反对只强调政治忽视群众经济要求的观点,如果不能适当地满足贫雇农的经济要求,同样不能达到充分发动群众的目的。任何群众革命的斗争都是为了达成一定的政治目的,但只是片面的单纯地强调政治,而对于贫雇农可能而应当解决的经济要求不加以解决,则所强调的政治目的也就必然会落空。所以要充分地发动群众就必须认真地、有领导地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斗争,并从斗争中适当地满足群众的经济要求,适当地解决贫雇农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如果对贫雇农起码的要求都不能加以解决,要让他们饿着肚皮对敌人进行斗争是不可能的。因此从政治上、经济上扶植贫雇农的政策必须一起贯彻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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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必须从对地主阶级不调和的斗争中组成一支巩固强大的阶级队伍。这支队伍必须是以贫雇农为主体,首先必须确立真正以贫雇农为主的农会领导。没有一支健全的、在斗争中能够充分发挥其战斗力量的反封建的农民大军,要最后彻底地消灭地主阶级是不可能的。这支队伍的健全、巩固与强大则只有在不断的斗争中才能形成。也就是说,必须经过严重的斗争,而这个斗争必须是群众自己起来向地主进行的斗争。所以既要反对包办代替、强迫命令,又要反对束手束脚;既要反对不进行艰苦深入的宣传教育,又要反对尾巴主义。必须坚决地贯彻完整的正确的群众路线,使这一伟大的农村反封建斗争真正成为群众性的,这样才能把斗争的锋芒完全集中到地主阶级身上;也只有在群众性的斗争中才能把地主阶级打倒。不少地区的经验证明,没有一个真正的群众性的运动,群众没有真正起来,斗争锋芒是不能集中到地主阶级身上与完全地对准地主阶级的。没真正群众性的运动,反封建的农民大军也就不能达到真正纯洁而坚强有力。因此要组成一支强大的农民阶级队伍必须坚决依靠贫雇农,充分发动贫雇农,从而才能巩固地团结全体中农及一切反封建的人们,掀起—个强大有力的群众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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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必须充分地运用各种武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人民法庭就是土地改革斗争中的一个有力武器。人民法庭是属于人民的统治工具,不是一个阶级调和的工具,所以人民法庭必须首先为农民申冤平愤,要正确地运用这个武器就会使运动能更有秩序地前进。所以还没有运用这一武器的,今后斗争中就应该运用起来,而运用不正确的则坚决纠正。因为只有把这一武器的作用在农村中充分发挥出来,农民对地主讲理讲法的斗争才会显示出力量。要使地主知道,任何违法破坏的行为都会受到人民法律的惩处和应有的裁判,不准他们乱说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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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必须要有高度的政策观点和明确的策略观点,要善于依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首先就需坚决镇压恶霸、反革命分子和违法破坏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击破地主阶级的任何反抗,这是进一步发动群众,彻底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的开端,也是分化孤立敌人、巩固和扩大反封建统一战线的重要关键。对于守法的地主,在根据土地改革法将其应被没收的土地财物没收后,要让其安心从事劳动生产。要使这些地主知道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并不是要消灭地主的人,而是要彻底消灭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制度;是要他们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是要他们从事劳动,在劳动中得到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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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指出的几点只是几个主要的方面,所有这几点中一个共同的精神就是要集中斗争锋芒,对准地主阶级。而如何集中斗争锋芒对准地主阶级,从斗争中将地主阶级的抵抗破坏打落下去,则是目前必须集中加以解决的问题,而其关键则在于充分发动贫雇农、依靠贫雇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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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贯彻执行婚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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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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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废除封建婚姻制度与建立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大法。它是中国广大人民斗争胜利的果实,是实现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坚强保证。它关系着全国人民和后代的幸福。对这个严肃而意义重大的国家大法,采取有效办法,坚决正确地贯彻执行,是各级人民政府和各人民团体的共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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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军政委员会发出关于贯彻执行婚姻法的指示,是非常重要和切合时宜的。现华东土地改革已大部完成,人民生活有了初步改善,觉悟程度已有显著提高。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广大男女青年迫切要求婚姻自主,因此各地司法机关受理的婚姻案件不断增多。据山东胶州专区的统计,婚姻案件占全部民事案件的百分之九十;其他各地民事案件中也均以婚姻案件占大多数。这可以看出,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思想的变化,广大人民,特别是受尽旧婚姻制度迫害的妇女,在男女关系上和家庭关系上要求民主自由是何等的迫切。华东各地自婚姻法颁布后,虽然在群众中已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但由于一年来各地对婚姻法的贯彻执行还来不及作系统的布置,不少县区仍有妇女因婚姻关系而自杀和被杀的严重不幸事件发生。山东全省从一九五○年一月至十月,有案可查的因婚姻问题自杀和被杀的妇女达一千二百名。苏北淮阴专区九个县一九五○年五月到八月的统计,因婚姻关系被迫自杀和被打死的妇女有一百十九人。皖北六安县新安区,六天中因婚姻纠纷,打死了四个妇女。这样严重的现象,是必须引起注意的。还有许多男女双方自愿的婚姻,却得不到家庭允许,而遭受到第三者无理干涉;也有许多妇女身受虐待压迫要求离婚而得不到离婚的。“这种黑暗腐朽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如不彻底消除,对妇女的家庭奴隶制如不推翻,则男女平等的口号和民主自由的社会生活是不可能实现的,广大妇女的劳动积极性的发扬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见一九五○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在这种情况下,适时的提出贯彻执行婚姻法,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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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看不见废除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残存下来的封建思想和恶习的艰巨性和必要性,对婚姻法的执行采取自流态度,这是错误的。须知实行婚姻法,废除封建婚姻制度,建立新的合理的婚姻制度,这是整个反封建革命斗争重要任务之一,是从人民思想上、社会风俗上及国家制度上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任务之一。对于这个任务如不力求贯彻,则不但婚姻法本身难于正确实行,而且使全面深入发动群众与普遍提高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工作受到严重的限制,并妨碍新社会正常秩序的建立和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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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不研究婚姻法,不了解婚姻法的积极意义,简单盲目地把婚姻法看成离婚法,以为实行婚姻法,许多人都会要离婚,将搞乱社会秩序,因此不敢在群众中宣传婚姻法,或竟阻止婚姻法的宣传,这是完全错误的。婚姻法并非离婚法,它包括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的两方面。在封建的包办买卖婚姻制度之下,造成了许多的“怨偶”;许多妇女受着奴役虐待,苦恼悲观,企图自杀,像这样的婚姻,不是怕离,而是应该离;这种离婚只是一部分男女婚后不得已的特殊行为。婚姻法既保障结婚自由,同时又保障“怨偶”有离婚的自由,因为不合理婚姻的存在,正是产生社会上男女关系混乱现象的根源。只有把婚姻法的精神和内容如其它国家大法一样,做到了家喻户晓、老少皆知,婚姻法才能顺利的实现。各地经验证明,凡是大胆深入宣传婚姻法的地方,对执行婚姻法就更容易取得良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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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些人明知婚姻法的精神是废除封建婚姻制度,建立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但是牵涉到自己或与自己有关系的人的时候,就曲解婚姻法,故意断章取义以求遂其个人目的;或由于旧社会剥削阶级意识的影响,对婚姻问题不采取慎重正确的严肃态度,以致造成许多不应有的离婚纠纷,甚至造成若干不幸事件。因此,负责处理婚姻纠纷案件的机关和干部,应依据婚姻法的精神,分清不同情况,作不同处理。对原系封建压迫婚姻的离婚案件,应从实际出发,酌情准予离婚;对那些不正确的离婚案件,就应向他们进行严肃的巩固婚姻关系的教育,作必要的调解,以保证婚姻法的正确执行。只有这样,才能培养男女在新社会里的新婚姻观念,建立幸福团结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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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婚姻法不仅要有计划地在群众中深入展开宣传教育,而且首先要有计划地在干部中进行细致的研究学习,使其领会婚姻法的精神,并以身作则,忠实地为婚姻法的贯彻而努力。特别在农村基层干部中,他们在男女关系上的封建思想还很严重,有的认为妇女提出离婚就是不正派不老实,因此硬性压制,不作公平处理;有的把妇女当财产,妇女受了虐待还不许离婚,要离婚,就得给男方粮食或金钱,说这样才不致“人财两空”;有的年纪大的乡长,乡支部书记或农会主席,一面领导群众向地主阶级进行反封建斗争,另一面却又自己抱童养媳,或则为年轻的儿子娶年长的老婆。因此,必须抓紧对基层干部的教育。对于个别干部擅敢破坏婚姻法,干涉男女婚姻自由因而造成被干涉者的伤害或死亡者,应坚决依法严加惩处。只有这样,才能使婚姻法在群众中真正贯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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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法是伴随着中国人民的解放而产生的。诚如中共中央给全党的通知上所说:“正确地实行婚姻法,不仅将使中国男女群众——尤其是妇女群众,从几千年野蛮落后的旧婚姻制度下解放出来,而且可以建立新的婚姻制度、新的家庭关系、新的社会生活和新的社会道德,以促进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发展。”但婚姻法的制定和颁布,仅仅是问题获得解决的开始,并不等于旧婚姻制度的死亡。坚决地、认真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婚姻法,这是各级人民政府、各人民团体以及广大群众的共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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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防止“和平土改”的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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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新华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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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各地现在正在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从各级领导思想上来看,一直是反对“和平土改”的,也随时注意了提醒干部防止“和平土改”的危险。但是并不能因此就做出结论说“和平土改”的偏向不可能发生。相反的,如果领导上不认真掌握,及时了解运动的实况,实事求是地研究运动中的各种问题,及时总结斗争经验,加以推广,避免可官旨发生的偏向,那末,“和平土改”的危险也就可能产生。根据土地改革运动现阶段的情况来看,严重地警惕“和平土改”的危险性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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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在土地改革运动中的领导骨干很少,主要的成分是青年知识分子,这些同志虽然有从运动中改造自己的决心,但还没有经过很好的改造,他们的思想情感和作风不少的都还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和作风,这种思想情感和作风如果在斗争中没有受到深刻的批判就可能产生“和平土改”的危险。其次是在反封建统一战线中还有一些人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他们在运动中有的片面地强调政策法令和片面地强调讲理讲法,而不知道充分发动群众和贯彻政策法令是没有丝毫矛盾的,政策法令就是发动群众的武器,只有充分发动了群众,才能贯彻政策法令进行讲理讲法。有的则公开主张“和平土改”。这种观点和言论特别是片面强调政策法令强调讲理讲法的观点,在运动中是会起一定影响与作用的。如果在一个村里受到这种观点和言论的影响,这个村里就会出现“和平土改”,如果在一个县里受到这种观点和言论的影响,这个县里也就会出现“和平土改”,个别地方也确有此种情况产生。第三,有出现“和平土改”的危险性,还由于有为数不多的老同志,由于过去的工作一般做得不坏,任务大都顺利完成,因而滋长着一种自满的情绪,他们在工作中往往“头昏眼花起来,丧失权衡轻重的知觉,丧失了解真情实况的能力,一味夸大自己的力量,轻视敌人的力量”;他们认为封建势力经过清匪、反恶霸、减租、退押的斗争已经打垮了,即使没有完全打垮,也用不着费多大的力气就可以将土地改革完成了。就上述干部的思想情况来看,确有产生“和平土改”的危险,就敌我的力量来研究,问题也是不少的。根据各地运动中的情况来看,是否会产生“和平土改”的倾向,其关键在于运动中是否形成了坚强有力的农民阶级队伍,即这个队伍是否以贫雇农为领导骨干。一般地说,如果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农民协会领导还没有确立,以贫雇农为骨干的阶级队伍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不仅有“和平土改”的危险,而且更糟的是还会弄成假“土改”。已有的经验大体可以说明,凡不是以贫雇农为领导核心与领导骨干的农民协会,而是以中农为主要领导成分的农民协会,“和平土改”的危险就更大。这是由于中农的动摇妥协性所决定的。毫无疑问的,中农不仅赞成与拥护土地改革,而且也能够与贫雇农一道彻底消灭地主阶级;以至和工人阶级一道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但是正如刘少奇同志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说:“……农民协会中的主要领导成分应该由贫雇农中挑选,但必须切实地联合中农……”这也就是说,必须坚固地团结中农,同时首先必须充分发动贫雇农、依靠贫雇农,否则便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凡是以中农为主要领导而贫雇农还未发动起来的地区,如果不去发动群众进行斗争,从斗争中培养贫雇农骨干,形成以贫雇农为领导骨干的包括全体农民的反封建大军,就必然会发生“和平土改”的偏向。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也会进行几场斗争,也许还有地主低头认罪的场面,以至土地也分了,但依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不能真正从经济上、政治上彻底打倒地主阶级,因而经济的果实也就不能巩固地保持。至于为地痞流氓所篡夺领导的农民协会,不管形式上如何,实际上一般都会为地主所掌握。这种地方是不能真正进行土地改革的,即使勉强进行了,也不会真正的实现土地改革的目的。根据我们了解,贫雇农未发动、农民协会的领导仍以中农为主的地方还不是个别的现象;而农民协会为地痞流氓所掌握的也还不是很少的现象。所以从组织情况来看,也是有“和平土改”的危险性的。再从敌人方面来看,敌人的气焰也没有完全打落,许多地方的地主阶级的气焰是很嚣张的。这种情况是和贫雇农未充分发动、农会不纯、干部束手��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斗争有很大关连的;同时这和土地改革是农民阶级最后消灭地主阶级的斗争性质也分不开,这一点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地主违法和农民反违法的斗争方面。根据以上各方面的情况说明,凡是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地主的凶焰还没有完全打落,而领导上又未大力发动群众进行斗争的地方,就不仅有“和平土改”的危险性,而且这种危险性是严重存在着的。当前各地领导上对此必须引起极大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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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和平土改”的偏向的发生,第一,必须使所有参加土地改革的干部进一步认识土地改革的性质。土地改革是最后消灭地主阶的斗争,不论过去在反封建斗争中对封建势力的打击如何重,那并不是最后消灭了封建势力,只能说是造成了最后消灭封建势力的条件。土地改革是要从历史上消灭地主这个阶级,因此斗争的规模必然是异常尖锐和复杂的。毫无疑问,当前整个革命的形势会使不少地主认识到反抗破坏结果是罪上加罪,只有规规矩矩才能获得农民群众的宽大处理。但是绝不可因此设想作为一个阶级,一个统治农民达数千年之久的凶恶残暴的地主阶级会因为大势所趋就和平放弃他的统治,特别是大地主和带恶霸性的地主更不会甘心向农民低头的。实际的斗争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所以那种认为土地改革不必发动群众经过一系列的剧烈斗争,就可以和平实现的想法是错误的,是一种十分有害的空想。所有诚心诚意支援与协助农民进行这一翻身大业的人们不仅要明确认识这个问题,而且要挺起身来向“和平土改”的错误想法作斗争,和为这一错误想法所侵蚀的各种思想情绪及一切不正确的观点进行斗争。所有的参加土地改革的工作人员必须坚决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来,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真理,认真地走群众路线,,把群众发动起来。而当前发动群众的关键就是充分发动贫雇农的问题。第二,要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农民协会的领导成分,组成以贫雇农为主的或占优势的,并吸收一定数量的中农积极分子参加领导的阶级队伍,向地主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同时,在斗争过程中要进一步地提高其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为此就要耐烦地向群众交代政策,使政策为群众所掌握。要使群众认识土地改革的政策、党和人民政府的一切政策都是群众最大利益的集中表现,都是有利于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而不是束缚群众手脚的。政策也只有通过真正的群众性的运动才能全部地圆满地贯彻实现。所以放手发动群众有领导地进行斗争是主要的,特别是在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地主阶级被打击得还不重的地方更要认真地大力举动群众进行斗争。而且在土地改革的每一步骤或全部过程中必须自始至终坚决贯彻这一精神,一直到土地改革以后,也不能有丝毫松懈和自满。最后,还要善于随时分析敌我情况,把斗争的锋芒首先集中到主要的敌人身上,对于违法的进行破坏的地主必须及时加以惩处;对于反革命的活动和严重的违法破坏必须毫无犹豫地采取坚决的措施加以镇压。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打倒地主阶级的任何反抗破坏,而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和平土改”的偏向也才可以完全避免,地主阶级才能彻底消灭,农民群众才能在经济上同时也在政治上彻底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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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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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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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了薄一波部长《关于一九五一年度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及一九五二年度国家预算草案编成的报告》,并通过了一九五二年度国家财政收支预算。这个报告指出,一九五二年我们国家的财政收支已经达到完全平衡。而收支平衡、经济恢复与物价稳定,则标志着我国财政经济情况已经根本好转。这是我国人民在建设祖国的事业中的辉煌胜利,这显示了我国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展现了我国今后大规模建设的胜利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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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是在排除重重困难中又保持着大踏步前进的情况下实现的。这是毛主席英明领导和全国人民奋勇劳动的结果,毛主席在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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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我和大家都相信,这些条件是完全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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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能够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其实现的。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了。”今天,事实证明了毛主席的卓越的预见,而且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在两年内就使毛主席的预见提前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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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来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我们全国人民响应了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恢复、改造与发展国家经济及文化建设事业中,已获得了显著的成绩。我国的工业生产总值,一九五一年比一九五〇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六点七,一九五二年又将比一九五一年有更大的增加,全国三十五种主要工业产品,已达到战前最高年产量的百分之一百二十六。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已经完成土地改革,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农业总产量在一九五一年已恢复到战前最高年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二点八,一九五二年,粮食总产量将超过我国历史上最高年份的水平;棉花也可达到完全自给。而粮食、棉花达到完全自给,就改变了我国百年来贸易上的逆差现象。此外,铁路、交通、林业、水利以及国营贸易等方面,两年来也都有显著进步。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文化建设也有显著的进步。一九五一年,全国高等学校达二百一十所,学生十七万五千人。中等技术学校及普通中学五千四百四十二所,学生二百〇五万人,公私立小学五十四万一千余所,学生四千三百余万人,占学龄儿童的百分之五十五。一九五二年,文化教育事业还要继续发展,将为国家建设培养更多的人材。由于国家经济力量的增加,人民生活也正逐步改善,购买力一天天提高。这—切成就,便为我国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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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来我们国家所面临的情况,是美帝国主义强占了我国的台湾,发动了侵略朝鲜的大规模的战争,实行了对我国的海上封锁,并在我国境内进行了残暴的细菌战。因此,我们不得不进行抗美援朝斗争,不得不加速地增强国防力量。这就是说,我国的财政开支,不得不同时兼顾到抗美援朝、稳定物价和重点建设三个方面,但是,即令财政开支每年都有增加,但由于国家经济的迅速恢复,财政收入也不断增加了,因而我国的财政情况仍然是一年比一年好。转一九五〇年度财政预算实际执行结果,即已接近了收文平衡。一九五一年度由于国家财政经济力量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及人民经济恢复与改造的基础上,以空前的速度向前发展,特别是经过了“三反”“五反”运动,国家预算执行和核算的结果,出现了远比原来预计更加良好的情况,不仅没有发生赤字,而且有了盈余。而一九五二年度的国家预算,在编成时就已达到收支的完全平衡。财政预算的这一成绩,又为我国今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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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一年度国家预算执行的情况和一九五二年度国家预算草案,也鲜明地表现了我国人民从事和平建设劳动的坚定意志,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对于不断改进人民经济与文化生活的关怀。一九五二年度的国家财政虽在还担负着严重的国防任务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拿出巨大的财力来大规模地进行国家的各项建设。在全年预算支出计划中,国家建设费占了第一位,超过总支��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在今年度已经进行和即将进行的各项工作中,包括钢、铁、煤、电、棉纱、纱布等工业产品的进一步增产,包括一千多公里铁路的修建,恢复与改建;包括已完工的荆江分洪工程和继续进行根治淮河的第二期工程,包括学校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和在全国范围推广速成识字法的扫除文盲运动,也包括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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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巩固与发展和平建设事业为目标的我国财政预算,与帝国主义集团疯狂准备战争的预算成了鲜明的对比。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因为扩张军备和加速增加军事费用,而使他们的财政状况处于极端的困境。美国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会计年度的上半年内,预算赤字达到七十五亿美元,占同时期全部预算的四分之一;杜鲁门在今年春天提出的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年会计年度的预算,赤字又增到一百四十四亿美元。这种情况,甚至在美国的很多议员中也引起了不满,他们攻击杜鲁门说:现政府的花钱政策,“已经走上毁坏美国经济的道路”,“是在执行着自杀政策”。为了追随美国垄断资本家加速扩张军备的要求,英国财政收支的逆差仍在不断地增长,黄金美元的储备,仅在一九五一年下半年,就减少了百分之四十。英国财政大臣毫不避讳地谈道:“如果继续让黄金美元储备锐减下去,那末,我们在这个岛屿上的人在今年年底以前即将没有每日需要的面包;要不然,就将没有就业与生产所赖以维持的原料。”而英国还是北大西洋侵略集团内经济力量最强大的美国伙伴,英国既然如此困窘,也就不难想象到扩张军备在帝国主义阵营中其它国家内会发生的后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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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帝国主义集团的情况根本相反,我国一九五一年度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及一九五二年度国家预算,对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将是极大的鼓舞。这个预算案现在已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了,在今后执行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断定它将更加促进我国大规模建设的高潮。在执行一九五二年度的预算时,我们将虚心接受一九五一年度财政经济工作的三个基本教训。这就是:一、努力发掘经济的潜在力量,反对保守倾向;二、树立财政监督制度,反对本位主义;三、加强基本建设的领导。我们特别要与财经工作中的保守倾向作坚决的斗争,这种保守倾向,主要表现在对我们国家现有财政经济的潜在能力及其发展速度估计不足,对于胜利了的中国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及农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估计不足,因而在规定各项计划的指标数字时总是偏低的。这些偏低的指标数字,又往往为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所打破。而这种保守的结果,实际是大批地积压了国家的资金,从而缩小了国家的建设规模,缩小了我们应该而且可能做的事业,这是极端有害的。我们必须反对这种保守的倾向,才能领导人民群众积极努力为完成更高的同时也是可能的目标而奋斗。我们一定要使国家的建设计划按照实际应有的规模去制订。当然,在反对保守倾向时,也应该指出:不从实际与可能的条件出发,夸大计划的指标数字,也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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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庆贺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我们必须进一步地把一切可能发掘出来的力量都掘发出来,一切可能集中的财力都集中起来,以便开展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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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贯彻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彻底消灭地主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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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新华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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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是我们胜利完成土地改革伟大历史任务必须遵循的总路线。所有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人员必须时刻遵循着这条路线前进,在整个土地改革过程中,从始到终必须认真地正确地贯彻这一总路线。贯彻这一总路线的基本环节首先就是依靠贫雇农,发动贫雇农。只要真正掌握了这一基本环节,同时巩固地团结中农,从而中立富农,消灭地主就有了可靠的基础,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不断地巩固扩大,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为什么依靠贫雇农是贯彻这一总路线的基本环节呢?土地改革为什么不可以笼统的提出依靠农民呢?其道理本来是很明白的,因为农民中间不仅有贫雇农和中农而且还有富农,富农是剥削阶级;中农虽然一般不剥削人,而且在旧社会中一般是受到剥削和压迫的,但是由于其小有产者的地位,在斗争地主中往往表现不够坚决,有时动摇犹豫,只有发动贫雇农,坚决领导中农胜利地向封建阶级作斗争,同时不损害并照顾中农利益和给以政治教育,才能克服中农的这种软弱性。所以不能笼统地提出依靠农民,只能而且必须依靠贫农雇农。雇农是农村的无产阶级,贫农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而且他们是农民的大多数,占农村人口70%以上,土地改革最基本的任务就是要满足贫农同雇农的土地要求。因此,他们是进行土地改革唯一的依靠。他们受的压迫和痛苦最多最大,阶级仇恨也最深,土地改革对于他们失去的只是痛苦和压迫,得到的则是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所以他们觉悟以后就特别表现得勇敢、坚决,就会克服一切困难去战胜地主阶级。这已是历史上无数次的经验,也是我们西南工作的亲身经验所完全证明了的。这个极其明白的道理,人们在口头上容易接受,但在思想上特别是在火热的阶级斗争中实践起来,则是很不容易的。这就不仅关系到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的问题,而且也是根本的立场问题。在根本的阶级立场没有全部解决,在思想上存在着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人是不能全部接受的。在斗争中也就很难坚决地依靠贫雇农。我们在进入西南,反对农村封建的战略任务落实到肩膀上以后一直即强调此点,可是当进人最后消灭地主阶级的农村反封建斗争中,一般地贫雇农发动得还不够充分。这一方面反映了发动贫雇农的艰苦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农村工作的同志对于依靠贫雇农这一基本环节还认识不够,抓得不紧。甚而有的思想上还有若干的抵触。就如在农民起来向封建阶级进行一系列的斗争中,虽然贫雇农在斗争中表现了坚决勇敢斗争到底的优良品质,也正因为如此,才使群众声威压倒一切,才使运动具备了应有的规模与气魄。可是不少地方在运动中如何培养贫雇农领导骨干的问题不仅在工作中没有解决,在思想上也没有完全解决。有的公然说依靠贫雇农在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实际工作中是有问题的。理由是所谓贫雇农落后,不会说话、不会写字、不会办事等等。所以也就随着有所谓中农和贫雇农不能一齐发动,先中农后贫雇农的说法,还有什么天下农民是一家,不应有中农与贫雇农之分的错误说法。因此在斗争中就不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而是依靠中农;或者错误地把依靠流泯地痞当作是依靠贫雇农;或者不敢向中农公开宣传依靠贫雇农,怕刺激了中农。有的人甚至觉得得罪了贫雇农没有什么,刺激了中农就会影响到政策的贯彻。这是我们在前期反封建斗争中没有充分发动贫雇农,贫雇农一般还没有成为运动的领导骨干,还没有组成一支以贫雇农为主团结中农的阶级队伍的根本原因;这是某些地区的斗争所以呈现僵局,发生界限不明,阶级阵营混乱,一些大地主和恶霸地主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的根本原因;这也是某些地方中农和贫雇农关系不够正常的根本原因。这问题经过整风以后,特别是在斗争逐步深入,由减租退押深入土地改革,中农斗争积极性日渐下降的时候,在干部思想上一般是比较明确了。在第二期土地改革中,一般地注意了发动贫雇农,从斗争中培养贫雇农领导骨干的问题。所有过去贫雇农发动不够的地方也大都补做了这个工作。但也还不能现在在所有的干部中就已经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相反的,工作中不依靠贫雇农,不注意适当地解决贫雇农的问题,或把依靠贫雇农作为��成这一任务的一种手段等待情况还是有的。所以如何紧紧地掌握与贯彻土地改革总路线,其中心问题在当前依然是从斗争中明确干部对于依靠贫雇农的观点,从斗争中廓清一切不依靠贫雇农的非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深入运动,深入贫雇农认真进行艰苦的工作的问题。从思想上解决了依靠贫雇农的问题,在运动中能够掌握这一基本环节,并切实地注意到联合中农的问题,团结中农也就没有问题了。经验证明,只有在贫雇农真正发动,贫雇农领导核心业已形成。同时在斗争中切实保护中农利益不受侵犯,击破地主的反攻破坏以后,才会坚定中农和贫雇农一道进行斗争的信心,使他们进一步地靠拢贫雇农。否则中农在紧张的斗争中不仅会表现动摇妥协,而且在贫雇农还没有起来的时候,往往会有压抑贫雇农,对于贫雇农的经济要求不予重视的现象,所以巩固地团结中农是贫雇农发动的标帜之一。但是这并不是说巩固地团结中农问题用不着强调也会自然地得到解决;也不是说在强调依靠贫雇农,在实际工作中也确实地依靠了贫雇农,而就用不着做团结中农的工作了。如果这样的话,那就会在强调依靠贫雇农的时候,又产生排斥中农甚至把中农一脚踢开的错误。由于某些干部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和贫雇农在思想上还没有充分的自觉以前,产生这种偏向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事实上有些地方在实际工作中就有把依靠贫雇农和团结中农截然分开的倾向。如在整顿组织时,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既不向贫雇农进行团结中农的宣传教育,也不向中农进行必须依靠贫雇农的教育,甚至一脚把中农踢开;或者开会时不要中农参加,如某村召开贫雇农会议时(其中有中农成分参加)干部在会前就宣布“中农自觉请出会场”;有的在查田评产中,只许中农跟着看,不许中农讲话,以致有些地方中农成分的村干部工作消极,形成不利于农民内部团结而有利于敌人挑拨离间的现象。类似以上情况虽然不是普遍的,但也是必须加以克服并应引起严重警惕的,否则就有脱离中农,使贫雇农陷于孤立的危险,而土地改革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就不能胜利完成,陷于失败。必须明确认识,消灭地主阶级是一个很激烈的斗争,我们必须依靠贫雇农为骨干,适当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同时又须坚固地团结中农,才能把事情办好。毛主席曾明确的教导我们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中必须注意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必须满足贫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只要我们掌握了这两条基本原则,我们的土地改革任务就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1947年12月毛泽东:《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中农的向背是决定土地改革成败的因素,不重视团结中农以至排斥中农的任何倾向都是极端有害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和这种倾向斗争,必须从各方面很好地团结中农。对于中农的阶级成分绝对禁止任意提高,切实保护中农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受侵犯;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中必须吸收一定数量的中农积极分子(中农的代表)参加,否则,团结中农的政治任务就不能贯彻。当前贯彻土地改革总路线的中心任务虽然是如何依靠贫雇农充分发动贫雇农的问题,但同时必须是正确地即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本质地而不是形式地掌握另一环节,也就是说必须在实际工作中注意切实地团结中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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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了贫雇农,团结了中农,从斗争中组成一支以贫雇农为领导的团结中农的农民大军,富农的中立就更加没有问题了。现据各地的反映,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富农只要在农民的优势已经形成,一般地就都倾向农民而保持中立。事实证明了并且说明着,带有半封建的中国富农在今天革命胜利的形势之下,在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领导之下,我们采取保存富农经济,争取富农中立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目前问题的关键依然在于如何发动贫雇农,树立贫雇农的领导骨干,组成以贫雇农为主的团结中农的农民阶级队伍,才能争取富农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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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说来,当前土地改革运动并存的两种情况,即贫雇农没有充分发动;地主阶级拼命进行反攻破坏,是基本的和主要的。要击破地主阶级的顽抗必须充分发动贫雇农;同时必须有分别地对待地主,即在政治上区分恶霸与非恶霸,守法和违法;在经济上区分大、中、小。抵抗最顽强的一般是大地主和恶霸地主,所以如果不集中力量打垮这些恶霸��主和大地主的抵抗破坏,就不能促进地主阶级内部的分化,也就不能造成进一步发动群众的有利形势。总而言之,当前的中心问题是充分发动群众打垮地主阶级中的当权派。对于那些敢于反抗的地主必须根据其反抗的性质和程度给以应有的镇压和惩治,对于他们的任何反抗与破坏,绝不能听之任之,必须及时地予以粉碎性的打击。对于地主中能够服从人民政府法令和农民协会决定的守法地主,则依法从宽处理,使他们安心进行生产,并从劳动中加以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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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全面地、完整地、正确地贯彻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在斗争中及时地总结经验,从总结经验中提高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和政策思想与策略观点也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相信,在运动中加强思想领导,及时总结经验,把工作热情及积极性与虚心向群众、向斗争学习的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努力掌握总路线的基本环节并坚决予以贯彻,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斗争,地主阶级任何反攻破坏的垂死挣扎终将无济于事。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消灭,农民一定要彻底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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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复查,充分发动贫雇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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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南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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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从开始到现在已3个多月;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各级干部的艰苦努力,广大群众的积极行动,已获得伟大的成绩。到目前为止减租退押数字,一般县均达70%以上,(较彻底县有达到90%的,最差的边远县份也达50%以上)。全区农民得到的利益,抵50年公粮的一倍到两倍。这不仅解决了部份农民的生活问题,而且也大大刺激了农民生产情绪。以井研为例,全县买牛324头,猪3019只,犁1002把,耙419把,水车183件。经过诉苦等阶级教育与实际斗争的锻炼,农民的觉悟大大提高,组织日益巩固发展。全区农协会员由150万发展到约300万,人民武装自卫队员由30万发展到约60万。许多地方,妇女、儿童也都卷入了反对封建的剧烈斗争,成为坚强的力量。农村旧的保甲统治已被推翻,新的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建立。在减租退押运动中,还普遍的开展了清匪首、挖匪根,查匪枪及轰轰烈烈的反对恶霸的斗争,结合人民法庭,普遍地镇压了罪大恶极的恶霸、匪首,大大鼓舞了农民斗争的热情。总之经过3个月的工作,群众有了普遍、初步的发动,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农村的面貌已大大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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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运动的时间短,领导上经验不足,加上不法地主破坏与抵抗,致运动发展还不够深入,群众发动得不够充分,特别是广大贫雇农没有很好的发动起来。地主阶级还没有打垮,有些恶霸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非法地主还在进行阴谋破坏,如造谣惑众,派遣狗腿子或代理人打入农会,软拖硬抗不退出押金等。在某些农协中还存在成份不纯,作风不纯现象,如包庇地主,贪污果实,强迫命令等,这些缺点的存在有其客观的必然性,但如果领导上思想明确,缺点可以大大减少。因此,我们一方面应该适当估计运动成绩,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认识运动中存在严重缺点,抓紧时机,把运动推向深入,为土地改革与大生产运动作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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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复查工作的中心环节,是如何充分发动贫雇农问题;这也是充分发动群众的关键,经过3个月工作,应该承认一部分贫雇农(主要是佃贫)是有了发动,但由于减退本身阶级内容的限制,特别是某些同志依靠贫雇的思想不明确,广大贫雇农并没有发动起来。正因为贫雇农未充分发动,所以农协领导虽经不断整顿,而至今仍有不纯的现象,对中农的团结还缺乏以贫雇农为坚强的依靠,农村反封建斗争的统一战线不够坚强与有力,地主阶级还没有彻底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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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发动贫雇农问题,首先应加强干部思想教育、阶级教育,明确依靠贫雇观念,树立相信贫雇思想。由于许多新干部出身于地主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缺乏明确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严重存在看不起贫雇农的思想。他们错误的认为:贫雇不会讲话,办事情无能力。(他们所喜欢的是能说会道,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能够以强迫命令方法完成“任务”的人。)他们不关心贫雇农的生活疾苦,不了解贫雇一天不卖力儿全家就要挨饿,不替贫雇想办法解决困难,反过来责骂贫雇为“落后分子”。在这种错误观念的指导下,广大贫雇被排斥在农协以外,或者只是形式上参加了农协,而实际上并没形成领导核心。我们应该向这些同志敲警钟,明白告诉他们: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非党思想、非无产阶级思想,如果不立即转变,在政治上就要犯大错误,就可能被反封建斗争的大风浪所淹没。我们应该教育这些同志明确认识:贫雇农是农村中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是党在农村的依靠力量,由于他们受压迫,受剥削最深,他们反封建要求最迫切、最彻底,如果不发动贫雇则不可能巩固地团结中农,使富农离开地主,不可能进行彻底的农村改革,反封建斗争不可能取得真正的胜利,中国的农业生产不可能发展。通过耐心教育,反复打通思想,把所有干部提高一步,这是充分发动贫雇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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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发动贫雇,必须适当满足贫雇农经济要求。由于地主阶级长期的压迫、剥削,广大贫雇大多无衣无食,缺乏必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资本:有的一天不卖力儿,全家就要挨饿。过去一个时期,各地忽视在可能条件下适当满足贫雇的经济要求,是妨害了贫雇发动的一个主要原因。在复查中必须注意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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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满足贫雇经济要求,只能面对封建,向恶霸、匪首、不法地主作坚决斗争。根据我们了解,还有一部份匪���、恶霸分子和封建势力的“幕后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未受到应有打击,部分客籍地主去钻我们城乡配合不好的空子抵抗退押;过去退还的押金中,普遍高价退出家具、破坏衣物,农民吃了很大的亏,非法地主还在进行各种反抗与破坏。我们应当坚决的发动群众,向匪首、恶霸、不法地主进行斗争,在政治上打垮封建,在经济上适当满足贫雇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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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必须注意从思想上发动贫雇,提高政治觉悟。经济上适当满足贫雇要求,是思想发动的物质基础,但仅仅注意经济上满足,忽视阶级教育,必须造成经济主义的倾向,不可能形成自觉的阶级力量。因此,必须有领导的,自然的进行诉苦教育,提高阶级觉悟。结合斗争,每一步都要进行思想启发,都要有计划交代政策。要随时了解贫雇的思想动向,从实际出发,逐步教育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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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贫雇发动的基础之上,要稳步的实行整理农协领导,扩大农协组织。今天领导不纯虽然存在,但与过去情况已经不同,只有一部分是地主及其代理人掌握了领导,大部份是中农比重过大,实际上不能起领导作用。因此我们应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针。对于阶级异已分子应坚决清洗;对中农领导比重过大,以及一部份历史和政治不纯的分子,则应采取教育改造方针,进行耐心教育说服工作,使他们坚决在贫雇领导之下继续向恶霸、匪首、非法地主作斗争。在斗争中,在贫雇发动的基础上,根据群众要求,实行民主选举。调整领导,必须采取民主路线,任何急躁与强迫命令,均将造成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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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地方,还有把广大贫雇,排除在农会以外,应在贫雇发动的基础上,吸收他们全体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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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够争取在春耕以前,大体完成复查,把贫雇农发动起来,那么,在农村彻底消灭封建势力,今年完成土改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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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上彻底打垮地主阶级,树立农民优势,是减租退押运动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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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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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农村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是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专政),是农村反封建斗争的首要任务,也是取得斗争胜利并巩固胜利的重要保证。这是因为:不把乡村的政权确实拿到农民手中,在政治上树立起农民的绝对优势,要想打垮地主阶级,取得反封建斗争的完全胜利,是难以想象的;保持并巩固胜利,更是不可能的。农民运动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运动,只有在政治上征服了地主阶级的抵抗和破坏,农民才可能确实得到经济利益,并使这些利益有了确实保障。不如此,就不足以防止“明减,暗不减”和“明退,暗不退”等偏向;就不足以制止地主阶级向农民反攻和篡夺基层政权的危险。而征服地主阶级,又必须首先打垮地主阶级的“铁纱帽”(当权派、政治威风),才有可能分化中、小地主,争取他们守法,真正向农民低头。这就要求:减租退押运动要与反霸斗争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经验证明:这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可能的。凡是这样做了的地区,便形成了声势宏大的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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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减租退押运动中,不少地方经过实践,总结了自己的经验,领会并掌握了上述精神,从而提高了领导,提高了干部;恰当地解决了农民运动与其他重要工作结合进行的问题,既执行了以减租退押为主流的方针,又推进了其他工作。使整个减租退押运动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声势壮阔,步伐坚实,发展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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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晋宁的经验是特别值得介绍的。由于该县县委明确了减租退押运动的政治目的,一开始就与抗美援朝紧密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认识打垮地主阶级就是挖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徒的须须根,使抗美援朝成为减租退押运动的直接动力。最近,该县县委又亲自掌握重点,典型示范地解决了部分干部认为“镇压反革命就要停止减租退押”的错误认识。明确了发动群众控诉反革命罪犯越彻底,对地主阶级打击也越严重,就是直接推进了减租退押运动。使镇压反革命、反恶霸斗争和减租退押运动密切结合起来,把发动雇贫农、树立雇贫农领导骨干,组织苦主控诉反革命分子罪行,组织群众提供反革命活动罪证,发动群众反恶霸,算地主的租押剥削账,并争取反革命的胁从分子及其家属、和恶霸地主的狗腿子,分化稳定守法地主和中、小地主等等一系列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一个运动中,以个别串连与各种大会、小会相结合的方法发动了群众。因此,团结了大多数群众,争取了广泛的包括反革命分子家属反革命胁从分子在内的社会力量。群众觉悟大为提高,知道“打掉反革命分子才能搞好减租退押”。因而运动的政治性非常强烈,农民翻身的正义行动形成了宏大的规模。反革命分子、恶霸分子完全孤立,企图顽抗的大地主也不敢顽抗,不得不老实地向农民低头,赔偿农民损失。农民在政治上掌了权,经济上也获得了利益。同时,考验了干部,涌现出大批农民积极分子,以贫雇农为骨干的农民队伍真正在斗争中组织起来了。有的乡在半月时间内,就完成了减租退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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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的地方,对必须从政治上打垮地主阶级的意义认识不够明确,或者是领会还不深,有些干部的思想上还十分模糊。因而对这一方针只是一般地在口头上表示接受,一遇到实际工作就发生对抗。有的把镇压反革命与减租退押完全对立起来,认为“要镇压反革命就得停止减租退押”;有的把“以减租退押为主流”错误地解释为“不能反霸”;有的甚至不许农民控诉恶霸,庸俗地说:“要钱算了”,错误地认为:“只要拿到钱,就完成了任务”。因此,不少恶霸和大地主没有打着,或打击得很不够,至今气焰很高,拒绝赔偿农民损失,并玩弄各种阴谋花样。但有些干部却只看见地主的顽强,看不见群众的伟大力量,不了解只要坚决依靠贫雇农,发动群众,集中力量进行斗争,一定能把地主阶级的顽抗打垮。因而产生了“斗小,怕斗大”,甚至主张“不要斗争”,采用“吓唬”的幼稚办法;或者只是“动员地主开明”,直至企图使地主自动“拿出点钱来就完了”等等。这显然是小资产阶级的妥协、调和的思想表现,是完全错误的,无原则的;是对群众的侮辱,对地主阶级的放纵,其恶果是十分显然的。如呈贡某些乡就曾走过这样的弯路:有的干部把发动群众与政治上打垮地主阶��分割开,竟说:“减租退押与反霸是本质上的不同”,“只准减租退押,不许反霸”,否则就认为是“模糊了阶级界限”。实际上则是取消了群众斗争,造成“和平减租退押”的偏向。结果,地主阶级在政治上未被打垮,恶霸、大地主顽抗,中、小地主观望,农民没有得到经济利益,群众情绪不高,这是很值得各地重视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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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彻底认识怎样叫做从政治上打垮地主阶级,和怎样从政治上去彻底打垮地主阶级,首先,应当看一看地主阶级在农村中政治统治的主要形式是什么:第一,他们向来操纵着乡、镇、保、甲的一套政权,有他们的公堂、刑罚、法律、“乡规”、“乡约”、“族规”、“族约”等等,凭藉这些工具,他们横征暴敛,残酷地剥削农民。这种政权在解放以后不合法了,也就不敢公开了。但若干地方,他们以派遣代理人直接篡夺着领导,继续其非法活动。第二,他们向来掌握着武装,除了乡、镇、保队之外,还有土匪,这是支撑其政权的力量。解放后,他们还在进行公开的、隐藏的武装活动,如搞土匪,搞叛乱等。第三,他们还有他们的阶级组织,如所谓“富农会”、“青年党”、“兄弟会”等等,并且还有其特务组织及反动会道门:“一贯道”、“白洋教”、“第三党”等等。他们就凭恃这些政权、武装、特务等等组织,去进行公开的(现在若干地方则为半公开的或秘密的)对农民的血腥统治;而以恶霸——地主阶级当权派的直接或幕后操纵,为地主阶级政治统治的代表。所谓从政治上打垮地主阶级,就是:彻底打碎他们这些统治机器;剥夺他们的一切权力;扫清他们一切阴谋活动;剥夺他们反对农民的自由。而建立起农村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是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专政。因此,要贯彻从政治上彻底打垮地主阶级,确立农民的政治优势,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激烈的斗争,才能达到。根据各地的经验,这些斗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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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必须与反霸斗争紧密结合:首先坚决地、一个不漏地彻底打垮恶霸,才能从政治上彻底打垮整个地主阶级,经济上严重削弱地主阶级。同时,又必须与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相结合,直接推动减租退押运动,使其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充分显示农民翻身的正义行动的声势与宏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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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必须坚持面对面的斗争:组织群众向恶霸地主进行控诉,算剥削、压迫账等等,坚决打下地主阶级威风;必须结合群众斗争,运用人民法庭去镇压地主阶级的反抗;必须结合群众斗争,高度地运用策略,区别对待,以达分化守法地主与中、小地主,孤立顽固的恶霸地主与大地主,顺利征服其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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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必须粉碎地主阶级任何非法的阴谋活动:发动群众监视与管制地主阶级,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准他们乱说乱动,随时提高群众的警惕,防止并彻底粉碎地主阶级进行暗杀、叛乱、会道门、放毒等等破坏行为与任何类似的恶毒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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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必须在斗争中建立并健全农民的专政工具——农代会、政权、民兵,以及农民自己阶级的组织——农民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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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键在于:首先要反复地教育干部。以明确的阶级观点、反封建斗争的目的性向干部进行耐心深入的教育,并结合实际情况和总结经验,具体地反复说明斗争的艰苦性和严重性,坚决克服把群众斗争的政治目的与经济目的割裂看待的错误,和不敢发动群众向恶霸、大地主展开进攻的等等小资产阶级的妥协、调和思想。这样,才能使干部不是置身斗争之外,不是置身农民队伍之外,而必须深入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体会群众的感情,并了解必须从政治上彻底打垮地主阶级的深刻意义。其次,要放手发动群众控诉。控诉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罪行,发动农民讨还血汗债,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威风,并从中提高群众觉悟,组织起以雇贫农为骨干、团结中农的坚强的农民队伍,认真交代政策,让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自己起来掌握政权,掌握武装。事实证明:农民只要一经教育、领导,觉悟一经提高,首先就要求政治上彻底翻身,这一冲击的力量是不可遏止的,地主阶级的任何顽抗和阴谋,都必然被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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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地的减租退押运动正根据不同具体情况进一步深入开展。在每一个环节上,必须明确都是为了集中力量进一步向地主阶级进攻的目的,使运动发展的每一步都与打击地主阶级紧相联系。这就要注意使整个运动与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运动密切结合起来,使运动具有更强烈的政治性,并形成宏大的规模,以便政治上彻底打垮地主阶级,保证农民获得经济利益,并确立农村的人民民主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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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捐献运动中的强迫命令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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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通讯》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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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各地材料,在爱国捐献运动中,现在已有不少地方发现了强迫摊派或变相强迫摊派现象,值得引起各地普遍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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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第五区西柏果园和西瓜圃桥两处所发生的事件带有最严重的性质。该区抗美援朝支会在7月5日开会时,区委同志没有很好说明捐献武器的意义、捐献必须与增产结合的方针、以及要用宣传来推动这个工作的方法,反而让一些积极分子在会议上展开仅以捐献数字的多少为内容的互相挑战,因而各派出所的积极分子都包办认捐了一笔很大的捐献数字。7月8日起,该区抗美援朝支会委员周兰亭在西柏果园连续召开居民会议,强迫居民写“自觉自愿捐献”的条子。他看到捐献不足他预计的数目,就大发脾气。一个靠老婆当褓姆每月津贴5万元过活的居民戴润生写了“每月认捐5千元”,竟被他大骂,并且说:“所长就是我,我就是所长的代表,要杀你就杀你。要不是看你有两个小孩,早就枪毙你了!”结果戴被吓得跪下来说:“我加!我加!”其他与会者也一个挨一个被他骂了一顿。有的从6万元被迫加到42万元,有的被迫加了六次,他仍嫌不够。会议从当天早晨九点钟一直开到第二天早晨五点钟。但过了一个半钟头,他又把积极分子喊起来开会,并告诉他们,在会上讨论认捐数字时,他不抬头,就不要举手。结果会上有的居民捐款从40万元加到90万元,他还不抬头;一家有四个孩子仅靠十四岁的大儿子卖篮子为生的寡妇张玉兰,把她家仅有的一张棕床和两只破桌子都写在条子上,他也不抬头。居民李金亭被迫在条子上写着:“除我本人以外的家产全部捐献,以后找到了工作,除吃饭外也全部捐献。”后来大家已经加到无可再加了,离他预计的数字还差200万元,他就强迫农民黄全川三兄弟包下来。许多人被他逼哭了,一个人要跳塘,两个人要自杀,其中一人并已上吊,因被救未死。有的群众要搬家,有些干部和积极分子也表示要辞职、搬家和不愿意干了。周兰亭在7月9日晚到西瓜圃桥主持开会时也采取了类似的方式。据一位军属(退职的铁路职员)瞿联庆投书新华日报说:“周兰亭在讲话时不但不宣传捐献飞机大炮的意义,反而说西柏果园有多少坏蛋,已拿出多少多少数目,并问群众西瓜圃桥有多少坏蛋。最后由群众大声呼喊说有三个,即萧、储、瞿三家——我也被列为坏蛋之一,并指定我们三家是特等户,要开明一点,多拿点出来,完成西瓜圃桥1200万元的任务。”当这位军属起而批评这样做法不合自愿原则时,群众即作嘘嘘声,并将他的一个儿子逐出会场。为了斗争瞿家,这个会直开到深夜二时。瞿家第二天认捐了60万元,周仍认为不够,并继续开会,定要他捐300万;瞿被迫提出要将全部财产变卖,捐献一成,“他们仍然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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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大冶师范也发生了积极分子对他们认为捐献得少的学生进行斗争的严重现象。他们在讨论会上对捐献较少的学生作了所谓“严格的批判”,并登在黑板报上“警惕”全体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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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彰明较著的强迫摊派现象,在山西屯留县也发生了。该县一个区干部在西莲村开群众大会布置捐献任务时,就有意识地摆了一个每人3万元的圈子。一困难户农民王琐,全家两个大人,一个小孩,他自愿捐献两斗米,但在大会上看见旁人至少都捐2斗,就咬了咬牙,捐3斗。但记账人认为“不合标准”,把笔往桌子上一放,问道:“你家的翻身果实,叫谁给你保卫啊?”直到他被迫加到4斗,记账人才把他的名字和捐献米额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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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有些农村也相继发现了村干部强迫农民群众增产捐献现象。辽东省庄河县有的村干部强迫群众订爱国公约,并催群众增产。有些群众说:“我们不能增产。”干部就问:“你们不爱国吗?”群众闹得没有办法,只好说:“能增产。”干部又问:“增产的东西怎么办?”群众只好说:“买飞机!”因此庄河县有一户农民捐到1千斤粮食的。热河省乌丹县二东荒村长和汗脑营子村人民代表在动员捐献时,都没有宣传捐献的意义和方法,却错误地告诉农民群众说:“上边叫咱们要飞机大炮钱呢!”结果29户一共只捐献了30斤小米,20个鸡蛋。黑龙江省绥化县长发区和平村王庆山订捐献计划时,某工作干部问他:“捐献多少?”王说:“捐2万。”又问:“你再考虑一下。”王说:“4万。”再问,说捐5万。至此,某工作干部即拂袖而去。等一会回来时,王庆山即被迫��捐7万。松江省双城县久援村,平均地布置了每垧地拿15斤到20斤的捐献数字,又不进行宣传解释,结果形成强迫摊派。该省尚志县马延区有的村采取了比家底的办法来捐献,谁富谁就多拿。该省呼兰县福利村干部说:“捐献是自愿的,但每垧地从50斤以上自愿,40斤以下不许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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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不但发现了强迫多派捐献数字的现象,也发现了工作干部规定很低的捐献数字,限制群众增产捐献积极性的现象。例如,河北通州地委区有的村干部要群众每人拿600元,少了不行,多了不要。内蒙宝昌二区察干崩崩村发动了所谓“每人一斤米、面的竞赛运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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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北京郊区、天津、山东昌邑等地也先后发现强迫摊派的现象。北京郊区某村干部拿着居民名单挨户“上捐”,农民捐的很少。山东昌邑县徐鄑水村有的妇女工作干部被上级派去逢着妇女就“要钱”,不但被要钱的人莫名其妙,就是要钱的妇女工作干部也不知道要钱去买飞机大炮是干什么的,因此只好向人说:“反正人家叫咱收钱,咱就收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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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明显的强迫摊派现象以外,各地在捐献中还发现了各种形式的变相强迫摊派现象。其中一种是让积极分子提出过高的捐献数字,造成对群众的压力,然后号召群众向他看齐。例如察哈尔省龙关县三区的工作干部就是采取这样的方法开展捐献运动的。该区关子口村共产党员常德胜卖掉骡子,换回毛驴,捐献36斤米。接着区干部即让该村党的支部召开党、团员会议,号召大家向常德胜看齐,而且“只许超过,不许拿少”。村长在会上认捐8斗米,但被区干部批评了一顿,说是少了。村长没法子,拿了1石。第二天即召开全村群众大会。农民们都说:“常德胜都把骡子卖啦,咱们少拿也是不行!”所以群众对捐献都很发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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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是上级机关硬性规定捐献数字,向下布置。例如山西省临汾县第二区领导机关曾把捐献和负担错误地混淆起来,确定群众“多负担10万斤粮”。松江省鸡西县哈达区领导机关也作了每个人“捐献”2万元以上的布置。湖北省浠水县河东乡规定每石稻田要“增产”1斤米,每石蔗田要“增产”10斤糖,每石棉田要“增产”2斤棉花。河南镇平县领导机关把全县增产捐献的奋斗目标,分头向群众直接提出号召。该县五里河乡乡长在县里开过会回乡后,召开群众大会说:“周县长说哩,咱县要捐献一架战斗机,全县每人平均4000元,越多越好,这是爱国表现。”结果实际上均形成强迫摊派。在工商界的捐献运动中也发现了类似情况。例如苏北泰州南货业公会的增产捐献计划中规定每店要拿出每月营业额1%来捐献。南京市纸业同业公会,采取了与缴营业税相同的“评议”方式来发动捐献:以5月份的营业额为标准,进行评议,派谁出多少就出多少。在西安市及其他地方,也发现有同样的作法。所有这些,都引起群众不满,认为是“共产党巧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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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是,虽然不规定一定要多少,但是拿“不爱国”、“不拥护毛主席”、“忘本”的帽子来压人。例如浙江省城岭区有一干部向农民群众说:“土地改革后,你们都分到了田地,今天不捐献飞机大炮就是忘本。”结果引起了群众的反感。又据南京郊区八区大庙乡大庙村翻身农民王福礼投书新华日报说:在大庙村和大王村、笆斗山村、燕子矶、迈皋桥一带好多村镇,都发生了变相强迫捐献的事,大庙村村长杨恩寿在大会上说:“上级要咱们捐飞机大炮啦,大家自动吧,不报,点出来可不好看。”大家摸不清为什么捐飞机大炮,但村长要大家报,就报了。有的2万元,有的5万元,有的50斤稻,有的30斤种。杨嫌大家自报的数目少,又说:“咱们分了地,有了房,有吃有穿,就忘了毛主席?”接着王福礼写道:“同志!我们怎会忘记毛主席的恩呢?所以大家都又把所报的数字加了些,2万的就加到15万,5万的升到20万,50斤的升到100斤,30斤的升到80斤,这样就散会了。到底为什么捐献大家都没搞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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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面所说的这些强迫摊派或变相强迫摊派的偏向,现在各有关地区的上级领导机关都已经加以注意,有的并已采取坚决步骤加以纠正。根据现在的材料看来,这种偏向还不是十分普遍的,但无疑是必须坚决纠正和防止的,因为如不纠正这种偏向,就会使这次捐献运动不能达到支援前线、巩固国防、教育群众和推动国家建设的全部目的,反而要造成人民群众的严重困难,并造成党和政府在政治上的重大损失。因此,各地都有必��深入下层作一次抽查,看看有没有这种现象发生,以便及时加以纠正。尚未发现这种偏向的,也应注意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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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地的材料看来,捐献运动中强迫命令偏向的发生,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是有的地方党委尤其是有的市委、县委、区委不了解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是开展这次捐献运动的关键,因此,他们没有首先向下层工作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使他们充分认识这次捐献运动的政治意义、开展这次运动必须依靠做好宣传工作来启发群众的爱国热情,并须引导到增加生产的方向上去。甚至相反,有的县、区党委本身就把这次捐献运动当作是收粮、收税工作来布置,或者是听任下层工作干部不顾实际情况地进行盲目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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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下层工作干部本身长期存在强迫命令的工作作风,而不懂得或不善于用宣传来推动工作。这种倾向不但表现在这次捐献工作上,而且也表现在别的工作上,他们有一套必须用强迫方式来推动工作的“理论”。例如,南京的有些工作干部和积极分子,认为“群众是落后的。捐献运动必须强迫命令,否则,任务便无法完成”,“如果自觉自愿,他们便会一个钱也不肯拿出来”。山西屯留县西莲村一个村干部说:“不能让群众随便捐,否则捐献数目一定会少得不像话。”有的是误解或者故意曲解了捐献的意义,例如辽东省庄河县有的农村干部说:“捐是强迫,献是自愿,捐献是强迫与自愿结合。”这些意见都是非常错误的。必须针对这些错误观点,并抓住典型事实,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反复的教育来反对工作干部中的强迫命令作风。要认识,工作干部中尤其是各种小资产阶级成份出身的干部中的强迫命令作风,是在反动派长期的专制统治的影响下并在个体小生产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是顽强的,因此,必须进行顽强的斗争,才能克服这种不良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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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捐献运动中的强迫命令偏向的关键,是有系统地、由上而下地、由党内而党外地做好宣传工作,特别是要首先做好对工作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教育工作。反对强迫摊派或变相强迫摊派,并不是要听任运动的自流,而是相反,必须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最主要的是要加强对人民群众的一般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和具体的增产捐献的宣传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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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宣部《宣传通讯》1951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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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废除建筑业中的封建把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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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日报》八月二十六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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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六月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建筑业工会工作会议,曾指出了目前建筑业中存在着严重的把头统治和封建剥削。今日刊登的徐州市建筑业反把头的消息,更充分证明这一点,也说明了解决这个问题是多么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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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头制度,起源于旧建筑业的包工制。在包工制度下,建筑公司和营造厂不负招揽工人和调配劳动力的责任,而由专门从事中间剥削的把头来担负这一工作。层层转包,层层剥削,奴隶式的统治,非法的压迫,便由此产生。解放以后,各地区对建筑业的组织领导还没有走上轨道,旧的制度还没有经过改革,基本建设的任务却已十分紧迫。我们有些公营建筑公司的负责干部,在这种情况下面,竟忘掉了人民的建筑事业也应该和必须依靠工人阶级才能搞好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他们与旧的建筑公司毫无区别地依靠把头来完成任务;甚或以“生产”为名,单纯以赚钱为目的,和私营营造厂商混到一起,不顾国家建设的利益,也不顾工人群众遭受封建剥削的痛苦,安然卷入层层转包的漩涡中去(象本报今天发表的山东建筑工程公司徐州分公司的那种做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这种旧制度得以继续存在,或改头换面,变相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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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头们对工人的剥削是十分残酷的。据参加全国建筑业工会工作会议的代表反映:有些地区,工人实得工资仅占应得工资的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工人应得工资的百分之五十到七十,都被把头们剥夺去了。而且,连工人实得的这区区之数,把头们也还要巧立名目,想尽花样,加以剥削。如代办伙食,扣家具费等等。北京市某把头,因为偷漏国税被政府罚款,把头强制工人去向政府“请愿免罚”。工人没有去,把头就把政府对他的罚款,按日摊派到工人身上去。这是何等骇人听闻的事!在把头们敲骨及髓地层层盘剥下,工人们求得一饱,已经很不容易,当然谈不上怎样去钻研技术,提高工程质量。因此,工作草率,效率不高,材料大量浪费,工程质量低下,就成为普遍现象,而最后蒙受损失的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建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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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十分明显,如果我们要保证国家基本建设任务的完成,那就必须废除建筑业中的把头制,使广大建筑工人在政治上经济上彻底解放。没有这一条,我们就不会有坚强的雄厚的群众力量作依靠,就谈不到什么对旧建筑业的严肃的改革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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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建筑业中的把头和煤矿、搬运工人中的把头,还有些不同。从剥削方法和剥削性质来说,二者都是封建性的超经济剥削。但建筑业的把头,不少是技术工人出身,他们有一定的设计和施工经验,有些小把头自己也参加劳动。为了利用这一部分力量到建设事业中去,建筑业反把头的方法,也就应该和煤矿、搬运工人等有所区别。封建筑业的把头,除掉少数为工人痛恨的和有血债的分子须依法惩办外,对其余的均应设法加以教育改造,使他们得到自新的机会。当他们向工人低头认罪放弃其剥削生活之后,应当让他们继续工作,为国家的建筑工业贡献他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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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根据各地区的初步经验,建筑业反把头制度的斗争,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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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于包工制度的继续存在,许多公私建筑公司或营造厂。差不多完全依靠把头制度来招雇工人和进行施工。所以有些行政人员或工会工作者,就对反把头抱有顾虑,借口“工作紧急”,“把头有技术,不依靠把头不能完成任务”,或者说“没有一套新的管理制度无法反把头”,因而不愿反把头,或怕“打草惊蛇”,因而不敢反把头。因此,清除行政和工会干部这种似是而非的思想,坚定依靠工人搞好人民建筑工业的信心,是开展反把头斗争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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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把头斗争,既然目的是解除建筑工人身上的重重枷锁,它就必须要成为工人群众自己的运动。为此,就要把工人组织起来,通过揭露把头制度的罪恶事实,教育工人,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由工人群众自觉地去打碎这个封建剥削制度,绝不可能单靠一纸命令就反了把头,也不是由行政或工会干部代替包办所能办成的。甚至单从制度上废除把头制度也不足以代替工人群众自觉的斗争。北京某公营建筑公司,为了废除把头的中间剥削,把工人应得的超额奖励金(北京的建筑业通常叫做“分红”)直接分发给工人,但离开公司以后,工人还是把钱凑出来交给把头。这一事例,值得我们深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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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反把头斗争中,一定要同时解决固定工人和统一调配劳动力的问题。在全国大陆基本解放已经两年的今天,把头仍然对工人具有极大的控制力,想怎样便怎样,神气十足。这里边的根本问题,是把头掌握了招收、调配和解雇工人的大权。北京有些建筑工人表示:工会是好,但不能常给工作做,把头剥削,但他能给找活做。有的工人把工会比作烟,把把头比作饭,说是“烟可以不抽;饭不能不吃”。上海有些打桩工人表示:“虽有剥削,也跟把头。”这些工人把把头看作是一只“瘪奶头”——“虽说吃不饱,但只要抱紧了,也不会饿死!”各公司固定一定数量的工人,由政府的劳动行政部门和工会负责,统一调配建筑业的劳动力,一方面可以使施工和人力调配更有计划,保证劳动力的充分供应,避免人力的浪费,同时也就从根本上消灭了把头控制工人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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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反把头运动中,一定要对职工进行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的教育,树立和巩固建筑工人的主人翁思想,让大家随时提高警惕,防止反革命分子的破坏,避免工程遭受损失;并及时把工人的热情引向生产,注意改善现场的劳动条件,在完成工作任务、保证工程质量的基础上来解决工人的生活困难。要防止把运动引向单纯地“要钱”、“算账”,以致与当前全国的中心任务和生产建设任务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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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清镇芦荻乡右二村看到土改未重视生产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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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黔日报》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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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报上发表了清镇一区芦荻乡右二村丢荒了大量田土的消息,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清镇县是正在进行土地改革的中心地区,而该县芦荻乡是今年春耕即完成了土地改革的重点试验乡,在完成土地改革四五个月以后的今天,又检查出尚有大量荒田,这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虽然该区已在动员群众挽救,并已种上了一部分,但尚有不少田土未完全解决。这一情况说明了我们虽然一再地提出应当重视领导群众生产,土地改革必须和生产紧密地结合起来;但是仍有一部分干部尚未引起注意,或者只是口头上接受或者注意了,而没有在具体工作中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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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清镇县芦荻乡右二村这一情况,看出丢荒田土者各阶层都有,而造成荒田的原因也很多;但是必须承认,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领导上忽视生产领导,在土地改革的指导思想上对生产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这主要表现在:土地改革之前对于土地改革的政策宣传还不够深入普遍,尤其对“谁种谁收”的政策,宣传得不深入具体,没有很好地领导群众充分的讨论,使群众真正领会政策,以致影响了农民的生产情绪,造成某些农民认为“犁了田还不知道是谁的”,产生了“分田后再说”的等待思想。而在土地改革之后,又没有很好的重视领导群众进行农业生产,虽然在这里也已经提出了生产的口号,或者叫得“还很响亮”,但领导上并未深入进行检查,具体地帮助、领导生产,而盲目地认为土地改革之后,群众生产情绪高涨,因此工作组住的寨子荒了田还不晓得,插秧时哪组差多少秧、栽上好多都没有注意。很明显的,某些干部对于领导群众生产缺乏重视,对于群众切身利益采取了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没有把土地改革与生产紧密地结合起来,没有认识到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是着眼于生产的”(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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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领导上没有重视领导生产就造成了在土地改革中及土地改革之后一连串的具体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如:某些群众的“等待思想”没有很好克服;谣言未及时揭破;某些缺乏劳动力的人因怕改变成分,说是剥削而不敢出租田土或雇人耕种,形成丢荒了一部田土;在土地改革中对劳动力照顾不够,一些烟鬼、游民在分到田土之后没有认真组织他们进行劳动改造,或者有的根本不愿或不能从事生产的也分了一份田土,以致丢荒;对群众在生产中单纯依赖政府的观点没有及时克服,如某些人认为种子、下脚粮政府都要发,便产生了消极等待的思想。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土地改革运动中或之后可能产生的现象,但问题在于干部不能深入地具体地予以帮助解决自如果干部能深入群众,认真负责地帮助群众解决一切可能发生的问题,生产就会提高一步,群众觉悟也会提高一步;否则就会造成恶果。清镇一区芦荻乡右二村就是因为领导上没有这样去做,所以造成了大量荒田,使生产受到影响,给工作的进展造成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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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这些地方,我们不应单纯地责备村农民协会的干部、积极分子和在当地工作的下级干部,而首先要从县、区领导思想上进行检讨,检查过去不重视领导群众生产的思想;以求在其他地方不再发生类似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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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应说明当地工作干部及县、区领导在发现了这一问题之后已引起了注意,积极领导群众设法进行挽救,并积极宣传各种政策,对群众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帮助群众解决生产中的具体问题,这都是非常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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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这一问题能够引起其他地方的注意,检查是否有类似现象发生,从领导上重视群众生产,使土地改革运动真正和生产紧密地结合起来。尤其目前我省秋收即将到来(个别地方已经到来),各级领导更必须认真研究与解决秋收和土地改革结合问题,具体宣传各项政策,尤其应具体宣传解释“谁种谁收”的政策,解决群众各种顾虑;以便秋收一旦到来能够集中全力领导秋收,不致产生困秋收到来而土地改革运动即简单粗糙进行的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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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领导生产是各级人民政府、中共各级党委和人民团体的职责,是和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反封建斗争不可分割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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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贵州省委员会政策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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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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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改未结合生产形成严重丢荒现象芦荻乡领导已作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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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黔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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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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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镇讯:清镇一区芦荻��右二村是今年春季土地改革试验区。土地改革后,于八月间经检查,该村丢荒田土现象很严重。地主荒田6升,常年产量532斤。中农荒田一石九斗一升,常年产量8520斤;土二斗四升,常年产量1109斤。佃中农荒田六斗,常年产量2076斤;土一升半,常年产量60斤。贫农荒田三石零五升,常年产量13640斤;土一斗六升半,常年产量925斤。雇农荒田四升九斗,常年产量2396斤;土五升二合半,常年产量300斤。小土地出租者荒田一升四斗,常年产量626斤;土半升,常年30斤。游民荒田三升五斗,常年产量1782斤;土八升,常年产量546斤。其中以贫农丢荒土地最多,自耕中农次之。全村合计共荒田六石六斗,占全村田面七十石零六升二合的9.42%;共荒土五斗七合半,占全村土面五石四斗五升的9.78%,共丢荒产量合32564斤,占全村总产量的53517斤的6.33%。所以造成如上丢荒田土的严重情况,主要原因是该地各级领导忽视领导生产,指导思想上对生产的重要性认识不明确;对土地改革后的生产问题没有深入下去了解情况,只盲目认为土地改革后群众生产情绪高,在这上面可以不必多化(花)工夫。因此,在宣传政策的时候,开始只着重开大会讲大道理,达到农民敢向地主要回自己的土地。没有深入具体地去解除群众顾虑稳定群众生产情绪。土地改革前农民都不犁田,恐怕犁田后自己吃亏,等待“分田后再说”,如佃中农杨亮全说:“犁冬田做什么?将来分给别人不是白花了工夫吗?”工作组虽已了解了这个情况,但并没有及时解决,致造成未冬耕犁田、庄稼坏、缺秧苗(今年该村三石一斗六升田面缺秧苗)和丢荒田土。土地改革后,又没有讲明租佃、雇佣自由,只是机械地动员群众生产,一些缺乏劳动力者,为了避免剥削改变成分,怕把田土出租。如中农黎明春,共有七斗田,前几年出租二斗五升,今年全部收回自己种,结果荒了田二斗。碰到谣言没有及时揭发,如某些不法分子造谣:“你们生产马虎点,将来政府反正每天每人给半升米外,其余粮食都要拿去的。”没有得到及时揭破,对于群众生产情绪影响很大。发现群众有依赖思想;如部分群众认为:“人民政府反正是我们自己的政府,没有下脚粮、没有谷种政府都要发的。”如贫农黎顺清把浸了的谷种晚上又捞出来磨吃了。而干部并没有针对这些思想加以教育、说服、动员。在执行政策的时候,土地改革中,对劳动力照顾不够;土地改革后,具体布置检查不够,只是空把生产口号叫得很响。光听一些农民说:“往年没有田要讨来种,今年分了田当然要加油干。”但是就在工作组住的寨子荒了田,干部也不知道。对于插秧时哪一组缺秧苗,缺多少更是没有注意。在客观上,该村耕种土地面积较宽,人口少,劳动力缺乏,加上田地土质很差,历史上农民都有轮种习惯等,当然也是致成该村丢荒田土的原因,但不是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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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比较深刻的检查,指导思想逐渐明确了生产的重要性,注意了生产的领导。一方面积极宣传土地改革以后田土不再变动,生不再补,死不再抽,分给谁就是谁的。并说明土地改革后租佃雇佣自由。同时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使大家认识到生产重要,认识到国家利益与自己切身利益的一致而发挥生产的积极性。一方面就农民以前有过的换工习惯,具体布置到每个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加强领导,带头换工生产,避免强迫命令,流于形式。现在该村荒田荒土已种上秋荞的有田面一石零七升,占所有荒田的16.21%,土面三斗七升三合,占所有荒土的67.86%。准备种秋荞的有荒田面一石七斗九升,土面二斗二升。不能种荞子、麦子的水田大家都在爱国公约上定了一条,保证犁好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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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清镇县委会右二村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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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视土地改革后的工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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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黔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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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目前所处的情况是在全省近600万人口地区,已经完成或即将完成土地改革。因此,重视与加强土地改革后的工作就成为各级党的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但就已完成土地改革地区的情况看;在某些干部和群众中却发生了“松一口气”的思想和行动。他们认为“没有什么工作可做”或者“不知干什么好”,因此也就出现了农民协会的组织开始松弛,某些反动的地主阶级在跃跃欲试,或开始进行反攻破坏活动等现象。有的农民协会开会时会员不愿参加;有的村干部要求“换斑”;有的反动地主竟然向农民进行倒算复辟,谋害和暗杀村干积极分子。所有这些情形我们认为是极严重的。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我们松一口气,而且要求我们应当更好地认识这些情形,分析其来源,重视研究土地改革后的工作究竟要做些什么,并且找出其主要关键所在,确定明确方针并认真切实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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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生产,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教育,建设农村人民政权是土地改革之后的三大中心工作,这是已经确定了的。但为要贯彻这一方针必须从已完成土地改革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已完成土地改革地区所存在的问题,基本上由于贫雇农还没有充分地发动,地主阶级没有被彻底打倒。这是已完成土地改革地区所遗留下来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过去的土地改革过程中,一般地说是注意了依靠和发动贫雇农,因而在发动贫雇农的工作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也就保证了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但由于若干干部对发动贫雇农存在有某些不正确观点,某些工作方法也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因而就留下了对贫雇农发动不够充分的问题,其主要表现是:贫雇农阶层还有的没有普遍发动起来,特别对于帮工、老佃户的思想发动还不够深入,甚至还与地主划不清阶级界限;就整个看来,贫雇农在群众中还没有形成真实的核心领导;贫雇农的办事能力还未得到很好的锻炼,农村的人民民主专政力量没有合乎要求地树立与巩固起来。另一方面在打倒地主阶级问题上,由于贫雇农没有充分地发动,某些干部的包办代替以及有些地区在斗争中没有很好地运用策略,留下了某些顽抗的不法地主还没有彻底被打倒,以致在土地改革以后又来进行破坏活动、反攻复辟的问题。为了克服上述缺点,正确的处理土地改革遗留下来的这一重要问题,关键还在于更进一步的深入和充分地发动贫雇农。为达此目的,必须继续检查和克服干部对发动贫雇农的某些不正确的认识,深入到贫雇农中去全面地了解情况,具体地加以分析,针对各种不同的贫雇农思想情况以各种方式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并逐渐地提高。对他们在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方面没有得到解决的,应当继续予以适当解决。特别要继续注意对老帮工、老佃户等人的深入发动,以期将贫雇农阶层普遍地发动起来。在深入发动贫雇农过程中,要认真的树立贫雇农的核心领导骨干。这一问题的中心环节在于经常耐心地培养贫雇农的办事能力,现在某些地区有计划地轮训积极分子的做法是必要的,各地均应进行。当贫雇农的办事能力提高后,他就敢于而且能够担负起农村反封建斗争、和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领导骨干作用,在土地改革工作干部调任他处之后,他们也能独立自主地领导群众继续对地主阶级进行斗争。在发动贫雇农中还必须注意正确地整顿与扩大农民协会的组织,将广大的农民组织到反封建斗争的队伍里来;巩固和团结中农,树立起以贫雇农为骨干的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土地改革斗争的胜利果实。为要更充分地发动贫雇农和更彻底地消灭地主阶级,还必须有分别、有步骤地继续贯彻对地主阶级各种反攻与破坏活动的斗争。首先是坚持斗倒顽抗的不法地主和安定守法地主的方针,坚决粉碎某些顽抗地主的反攻复辟阴谋。其次是加强农民对地主的管制,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准他们乱说乱动。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已,使已被打倒的地主阶级没有任何反攻破坏的机会。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树立并进一步巩固以贫雇农为骨干的、巩固团结中农的、对地主阶级及反革命分子的人民民主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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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为要充分发动群众,为要充分发动贫雇农,使广大农民在现有基础上前进一步,必须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教育。首要问题,是继续加强对农民的阶级教育。应向农民群众说明:虽然土地分配了,但地主阶级并未最后消灭,而且他们还会寻找机会,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阶级斗争依然存在。我们不但不能“松一口气”,放弃阶级斗争,而是要更清楚地认清地主阶级的反动本质,随时警惕和坚决镇压不法地主的阴谋破坏,保卫翻身胜利果实、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其次是加强对农民的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以加强农民的国家观念,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统一起来。目前农村中正在结合土地改革及反封建斗争开展捐献、订立和推行爱国主义公约运动,要抓紧这一有利时机,广泛而深入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进而开展爱国增产运动与切实推行爱国公约,由此克服农民的某些狭隘思想。再次是加强对农民的前途教育,“松一口气”表现的另一方面正是反映了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特点。他们以几亩田和一头牛为满足,因而麻痹起来,忽视与阶级敌人继续进行斗争,看不到社会远景,如长期下去,就会使我们的国家停滞不前,不能很好地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更不能前进一步走上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因此,我们要向农民群众说明:土地改革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分几挑田,主要目的是为了要把我们中国建设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进而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也只有社会推进了,达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农民的贫困问题才能彻底的解除.才能过着更加幸福、更加美满的生活。对农民进行前途教育,不仅现在要加强,而且要当做一个长时期的和细心的工作来做。只有注意了以上的三种教育,才能使农民群众的思想从政治上提高一步。这三种教育是紧密结合的,而阶级教育又是最中心最基本的内容,爱国主义教育和前途教育的实质正是阶级教育。某些干部中存在的偏重爱国主义和前途教育,忽视阶级教育的观点是错误的,应当加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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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点仅是目前完成土地改革地区的两项主要工作,对于土地改革中所遗留下来的其他问题,如划错阶级成分、侵害中农利益、纯洁农协领导成分以及对工商业、富农、小土地出租者、典当土地等政策执行中的某些问题也必须在进一步发动贫农、雇农,坚决击破地主阶级反攻破坏的前提下按照具体政策法令,认真妥善地加以解决,解除农民思想顾虑,并在不断加强对农民思想教育和继续建设与巩固乡村人民民主政权的基础上领导农民继续前进,为即将到来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而努力,为完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和为最高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在目前正在进行土地改革和今后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则应接受已完成土地改革地区的经验,将这十系列的问题在进行土地改革过程中认真地加以解决,防止简单粗糙,防止赶任务、赶时间,以免遗留问题过多,增加将来更大更多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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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要解决这一系列的严重问题,必须与各该地区当时的中心工作结合完成。目前全省秋收季节即将到来,因此,在已经完成土地改革地区,必须立即准备并全力转向以组织领导秋收生产为中心。从“发展农业生产是土地改革的终极目的”这一意义来讲,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还必须把发展农业生产作为一个永远的中心来全面考虑今后如何领导农民生产问题。紧密结合秋收生产,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来解决土地改革中的遗留问题。通过生产来进一步解决贫雇农实际困难,贯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长期扶植贫雇农的方针。并在继续发动群众和加强教育的基础上,通过互助变工和开办合作社,将农民进一步的组织起来,从而有步骤地、有计划地解决城乡互助、城乡交流、城市领导农村、工人领导农民、巩固工农联盟等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在目前则是围绕着这一中心,认真树立贫雇农领导骨干,彻底肃清封建残余势力及其影响,达到建设与巩固乡村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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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完成爱国捐献计划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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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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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广大人民爱国主义基础上的捐献武器运动,四个月来已经获得很大的成绩。据抗美援朝总会的统计,截至本月中旬为止,全国人民已经认捐飞机二千四百八十二架,大炮一百二十九门,高射炮七十七门,坦克四辆,此外尚有热河省人民认捐的实物黄羊一万二千一百只。以人民币计算,这些武器和实物的总值共在三万九千一百七十七亿元以上。截至本月二十五日止,各地人民银行代收捐款总数已达九千九百七十亿余元,即占认捐总数百分之二十五点四强。爱国捐献运动所获得的巨大成果,将极大地加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威力,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去打击侵略者,以保卫祖国的安全和亚洲的和平。另一方面,这次捐献运动的进行,对于提高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对于推进我们国家的建设工作,也发生了极大的作用。因此,这次运动已经取得的成绩,是令人满意的。目前我们全国人民的任务,就是要巩固和扩大这个运动的已有成绩,就是要努力完成爱国捐献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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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着巩固和扩大爱国捐献运动的已有成绩,为着按期完成并争取提前或超额完成已有的捐献计划,要解决那一些主要的问题呢?目前捐献运动的发展存在着那一些主要的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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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爱国捐献运动的主要缺点之一,就是这个运动在各个地区各个单位的发展还不普遍、不平衡。以半年为期的捐献运动,时间已经过去一半,但是这个运动在若干地方还没有普遍开展起来;大多数地方的捐献运动虽然已经比较普遍地开展,但是捐献的成绩在各个地方和单位间却存在着程度很大的不平衡状态。有些县份虽然在人口和富力方面都几乎相等,但是捐献数字却相差四五倍甚至十倍之多。有些城市的工商界的捐献数字,按照他们的经济状况和捐献能力来说,也比别的城市、别的阶层低得很多。这种情况是应当改变的。我们全国各地各界的同胞,都要高度发扬爱国主义的精神,大家都要向先进的地区、先进的单位看齐,大家都要争取站到爱国捐献运动的光荣前列。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地方和单位的群众,爱国的热情很高,认捐的数字实际上超过了自己的捐献能力。他们的行动是值得敬佩的,但是他们的捐献数字最好是适当地减少一些,以免他们的生活因为捐献过多而发生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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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捐献运动中目前存在的另一个缺点,就是若干地区和单位没有完全贯彻抗美援朝总会六月一日文告中所规定的捐献必须根据群众的自愿并必须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运动相结合的方针。有些地方和单位直到现在还发现有强迫摊派或变相摊派捐款的严重现象。此外,有些地区还发现有重复捐献的现象。这些错误的作法,都造成了群众的困难,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必须继续坚决纠正。各地工作干部和爱国积极分子都要认识,抗美援朝总会发起这次捐献运动,不仅是为了募集武器捐款,而且是为了以爱国主义的思想再一次普遍地教育人民,并借此进一步推动国家的建设工作。因此,即使我们募集了很多的武器捐款,如果我们不向人民群众进行充分的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不使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在这次运动中提高一步,那末我们就决不能算是完成了领导这次捐献运动的任务。为着达到教育人民和教育这些犯了强迫命令错误的同志的目的,凡是犯了这种错误的同志和负责的机关,都必须深刻检讨和迅速纠正这种错误,并重新向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重新发动群众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量力而为地订立捐献计划。因重复捐献而超出自己的捐献能力者,可以酌量减少捐献的数目。凡是捐献没有与增产结合者,应该提倡重新订立增产的计划,在农村中更应利用秋收后的农闲时间组织群众发展副业生产,借以增加群众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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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就是不少地方和单位没有按期缴纳武器捐款。虽然捐献运动的时间已经过去一半,而缴款总数却只占认捐总数的四分之一,这就足以说明目前缴款工作的落后状态。捐献运动中的这种落后现象的发生,最主要的原因是有些地方的领导机关在发动群众订立了捐献计划之后就放松了或根本放弃了领导,有些地方甚至把领导捐献工作的人员完全调走。结果,捐献计划的执行情况怎样,执行中有什么困难,均无人过问。而由于领导机关放松了领导,放松了督促检查,有些地方的个别主持捐献运动的机关或人员,就���利乘便,不把群众缴纳的爱国捐款及时送交中国人民银行,而加以任意挪用;极少数的坏分子甚至把爱国捐款中饱私囊。这种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必须坚决纠正。对于那些无耻地贪污和侵蚀爱国捐献的坏分子,必须依法严惩。为着防止这种现象的继续发生,除了领导机关应该加强检查督促之外,主持捐献运动的机关和人员以及抗美援朝会的各级组织,都应按时向群众公布收款及向上解款的情况,基层单位应将交款者的姓名、交款数目及银行所发给的收款单据全部公布,以昭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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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收款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农村居民和城镇中的工商界。这不但是因为他们认捐的数目占了全体人民捐款总额的大多数,而且也因为组织他们缴款,比对别的阶层的人民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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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秋收已过,正是农民集中缴纳爱国捐款的时节。负责代收爱国捐款的各地人民银行,必须联合各地粮食分公司和合作社,迅速拟定在农村中收受爱国捐款的具体办法,并迅速有效地进行收款工作。一般地说,为着便于农民就近缴纳捐款,各地人民银行可以委托各县的区、乡合作社代收捐款。为着照顾农民缺少货币的困难,为着减少农民在新谷登场时所受的粮食价格下跌的损失,应该允许农民以粮食缴纳捐款。这种粮食,粮食公司应负责按照适当的价格购买。合作社收进粮食后,各县粮食公司应即拨款交县人民银行入库,并由县人民银行按规定将捐款迅速逐级上解。在这方面,苏北区的中国人民银行分行、中国粮食公司分公司和合作社联合总社在七月间所联合拟定的《农村中的捐献缴款办法》,是很好的,各地都可仿行。(按:该项缴款办法,抗美援朝专刊第三十四期已全文发表,见本报九月五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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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工商界,应该提倡集体缴纳爱国捐款。上海、无锡、武汉、郑州、石家庄的工商界,已采行这种办法,获得很大成绩。这种办法的好处是:由于在事前进行共同协商,确定了统一缴款的时间,因此,各行业、各户之间就可以互相督促、检查,互相鼓励、推动,工商界及银行用于缴款和收款的时间和人力,也可以大大节省。如果全国工商界都能采行集体缴款的办法,工商界的爱国捐献运动一定可以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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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破坏开城谈判和单独对日媾和,为了迎接伟大祖国的第二届国庆节,不少大中城市的工商界都展开了提前缴纳爱国捐款、争取超额完成捐献计划的运动。他们的这种光荣的爱国行为是值得全国人民欢迎的。我们希望全国各地的工商界都向他们看齐。除了工商界以外,其他各界人民最近也纷纷提前缴款,并保证超额完成捐献计划,这同样是值得全国人民欢迎的,我们希望凡有能力提前缴款的同胞,都向他们看齐。只要我们全国人民把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更高地举起来,我们不但可以百分之百地完成已经订立的爱国捐献计划,而且可以大大超过原定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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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厉镇压反动的“圣母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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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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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者仇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除了企图从外部捣乱中国,以实现“卷土重来”的荒唐梦想而外,还阴谋在中国内部破坏中国人民政权,危害中国革命秩序。掌握了胜利果实的中国人民对于敌人的回答,是严密巩固自己的国防,肃清国土内帝国主义一切残余的反动势力及其罪恶影响。因此,我们坚决拥护政府镇压帝国主义的反革命组织——“圣母军”的严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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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军”是一个国际性的法西斯犯罪组织,它已有三十年的反革命历史,今天美国帝国主义显然是这个反动组织的主要支持者与策动者。被派到中国来的黎培里、莫克勤之类的帝国主义分子就是凶恶的法西斯匪徒;他们反对中国革命的一切破坏活动,都是在宗教的外衣掩藏下进行的。在他们策动之下的“圣母军”留下了不胜列举的犯罪纪录,诸如勾结蒋匪武装特务、吸收恶霸、逃亡地主、反动道会门等扩大反动组织,搜集情报,施行恐怖;破坏中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和天主教中的爱国运动;散布反动谣言,隐藏电台武器,印发大量反动书刊,传播仇视中国的反动思想,破坏新民主主义教育,挑拨师生团结,捣乱学生组织,诱骗毒害少年儿童;破坏中国的政策法令等,破坏天主教的三自革新运动,打击爱国的纯正天主教徒;凡此都说明“圣母军”及其组织者是中国人民的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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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前,天津、青岛、济南等地的天主教觉悟教友和一般爱国分子检举了当地“圣母军”的犯罪活动,这个国际性的反动组织在那些地方已经遭到严厉取缔,但是罪恶昭著的“圣母军”在上海仍未停止阴谋活动。其中的犯罪分子胆敢蔑视中国革命政权,处处与中国人民为敌。在上海公安机关逮捕了苏冠明、古悦天两犯以后,上海市军管会接受上海市协商委员会的建议和广大市民的要求,下令取缔“圣母军”并公布了“对于‘圣母军’人员登记及退团办法”,这是粉碎帝国主义破坏中国阴谋,保卫人民民主政权的一个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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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宗教信仰的自由,这是人民中国的不变政策。但是我们决不能容许帝国主义者利用宗教外衣来进行任何反对中国人民的罪行。如众周知,“圣母军”实质上不是什么宗教结社,而是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匪帮组织。因此,凡属纯正的中国天主教徒不仅站在爱国主义立场上要坚决反对这个危害中国人民的巢穴,同时站在卫教的立场上也应该跟这个犯罪组织作坚决斗争。因此纯正的天主教徒要大张旗鼓展开肃清“圣母军”残余势力的运动,协助政府检举隐匿的反动分子;已经被骗受胁参加“圣母军”的“团员”和“职员”必须遵守政府法令,迅速退“团”,并和爱国教友一同清算潜伏在教会中的反动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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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为要消灭“圣母军”的卑鄙罪行,不单是要取缔这个犯罪组织,同时还要结合这次镇压展开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反革命的思想教育斗争。扩大宗教组织中爱国主义活动,提高宗教信徒特别是天主教徒防范帝国主义的警惕,团结广大天主教徒参加反帝国主义战线,贯彻三自革新运动,这些都是与肃清“圣母军”反动势力有关的重要任务。因此取缔“圣母军”决不是消极的政治措施,而是积极的保卫革命的斗争,是整个爱国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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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湖南报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说明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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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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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湖南报从7月18日起展开的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到目前已经持续了将近3月之久了。这个讨论,组织得是好的,发展得是健康的,起的作用是很大的。人民报纸的巨大教育能力和组织能力,在这一次讨论中是充分突出地表现出来了。对于这个讨论,本报曾有两次综合介绍,用心的读者自然会从中体会到许多有益的东西。现在,我们再把这个讨论中所反映的几个重要问题,加以扼要的论述,目的是引起大家对于类似“李四喜思想”的严重注意,并采取有效的说服教育办法加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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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喜思想,本质上是当前历史时期中农村小生产者落后思想的反映。它产生的历史背最,是中国人民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农村的土地改革取得了和正在取得伟大胜利之后,农民的悲苦生涯已成过去,幸福生活的日子已经到来的时候。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能不引起广大农民群众的满怀欢喜与对未来的无限希望。这就是说,他们在获得解放之后,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要摆脱旧日的贫困境地,奔向富裕生活的前途。但是,一方面,由于农民小生产者经济生活的落后性和分散性,使他们眼光狭小,常常看不到更大范围的全面事物,看不到前进的正确门路;另一方面,我们在农村工作中,对农民群众的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做的还很不充分。因此,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李四喜思想的特征就是:埋头生产,不问政治,只顾自己的局部利益,不顾国家的整体利益,“对阶级敌人丧失了警惕性,对革命的远大前途迷失方向”,总之是一种松懈麻痹思想,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只看到眼前利益看不到长远利益的思想。显然,在上述的情况下产生李四喜思想,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而且这种思想,既然是一种落后的农民思想,就不是乡干部李四喜其人所独有,只是在一部份觉悟不高的乡村干部中表现得更为尖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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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胜利后的农村,在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中,必不可免地要产生李四喜思想,这就是新湖南报李四喜思想的讨论所放出来的有力警号。一切已经、正在或将要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严重的注意这个事实,谁要忽略这一事实,谁就要在农村工作中大栽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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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问题还不仅在于我们是否看到这个事实,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对待这一事实。是的,李四喜思想是会产生的,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应该重视和批判这种思想,积极纠正和克服这种思想。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的极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和各种各样的非工人阶级思想做斗争,使一切非工人阶级思想在人民群众中被孤立起来,以保持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地位,和用工人阶级的思想去教育农民。可惜的是:在许多地方,这种李四喜思想不是被孤立了,而是任其泛滥;不是被限制了,而是任其发展;不是被缩小了,而是一天天在扩大。这样就损害了党与国家的工作,和农民本身的利益,松懈了我们在农村进行的社会改革与生产建设的斗争,削弱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新湖南报的讨论中,已经提供了许许多多的生动材料,这里举两个例子就够了。益阳县一区在参加乡村干部会的126个干部中,就有120个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李四喜思想”。又据宁乡七区6个乡的调查,半脱离生产的乡干部中,有75%的人不想干了。这种情况,当然决不止在湖南的一些地方才有,在其他省份也是有的。例如据湖北浠水县麻桥区(过去是土地改革重点试验区)21个乡的统计,299个农民协会委员和344个小组中,有39%以上的人产生了严重的麻痹松懈思想。据江西上饶专区玉山、贵谿、弋阳、上饶4个县不完全的统计,有11个土地改革重点乡(而且原来认为土地改革已彻底的乡),都因为干部松懈麻痹,发生了严重的“回生”现象。这只是一部份的材料,却已足够说明:党在农村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在许多地方是太薄弱了,太被忽略了。这许多现象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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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22日社论“坚决克服农村工作干部的骄气与松气”中,曾经指出:“在这种大踏步胜利前进(按指去年以来的土地改革工作的巨大胜利,以及财政经济、军事剿匪、文化教育等工作的胜利)的情况下,群众拥护,各方叫好,任务完成,自然而然地、不自觉地就在干部思想当中产生着和滋长着一股骄气和松气,进入新区时那种兢兢业业刻苦谨慎工作的劲头已经有些减退了,各种各样的个人��求与个人问题是在逐渐增长了。”而这种骄气与松气,“虽然没有占到统治地位,但业已成为当前农村斗争中的一种敌人。如果不反对,不批驳,不坚决克服,就会变成严重的错误倾向,就会对一切工作造成可怕的危害。”这里,我们着重批判的是从老区来的,骨干干部的松气和骄气。很显然,这批骨干干部是农村工作的主要指导者,他们的这种松懈自满情绪,就不能不放纵了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李四喜思想的滋长泛滥。他们的“因胜而骄、因骄而昏,因昏而松”,就有可能使党在农村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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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喜思想讨论中所暴露出来的中心问题,正是反映了许多地方的党的组织,在农村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十分不能令人满意。这大半是因为骨干干部的松气与骄气而来,也有一部份是由于一贯不重视宣传教育而来的。不管它来自何处,都是一个严重的、危险的倾向。这个倾向如不能迅速克服,我们的农村工作就休想前进。在李四喜思想的讨论中,曾有人主张用“压任务”的办法来“堵塞”李四喜思想这股逆流,显然是完全错误的,是明目张胆的命令主义的“理论”。难道党和政府所布置下来的工作任务,不正是依靠群众的自觉才能实现吗?过去李四喜思想的发生和发展,并不是农村没有任务或任务很少,而正是有不少地方只“压任务”,不进行宣传教育工作,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3个月来李四喜思想讨论的经验证明:凡是及时地改善了宣传教育工作、展开了李四喜思想批判的地方,那里的李四喜思想倾向,就很快缩小了、孤立了。只有加强党在农村的政治思想工作,才能保证党对农民的政治思想领导,从而才能保证党在农村的经济领导和组织领导。这要算是一个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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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湖南报在湖南省委领导之下所发起的李四喜思想的讨论,其最大的成功就在于:它不仅吸引大量的农村干部与农民直接地参与了讨论,从中取得了教益,教育了自己;而且以它巨大的说服性,引起许多地方党的组织的警惕,并惊醒了不少濒于“骄气和松气”的危险中的骨干干部。许多地方党的组织和农村干部,都在广泛地组织这个讨论。批判李四喜思想的战斗声音,已经扩展到湖南的广大地区之上了。这个讨论,现在着重在农村的干部中展开,显然是正确的。但因为这种思想并不仅仅存在于干部身上,湖南省的各级党的组织和新湖南报,除了更深入地在干部中进行外,还应当有计划地引导土地改革完成地区的广大农民参与这一重要的思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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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区一万万农业人口地区的土地改革和土地改革复查运动即将开始了,这是严重的、艰巨的任务。完成这一工作的基本条件,少不了广大的乡村干部的积极性和农民的高涨的政治热情。问题现在是十分明白的,如果不能基本上克服李四喜思想倾向,要顺利完成这一伟大任务,是不可能的。新湖南报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为各地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经验。最近各地报纸,都注意开展对于农村工作干部骄气松气思想的批判和讨论,河南日报并具体开展了和“李四喜思想”同类的“雷玉思想”的讨论。这里,我们郑重地向各级党的组织和各地的报纸建议:在复查以前,选择你们那里的李四喜式的思想典型,首先在报纸上展开讨论,然后由各地党的组织广泛地有领导地扩展开去,坚持到底。这无疑是土地改革运动和土地改革复查工作的一个重要的准备,把这个工作做好,将会给土地改革和土地改革复查工作大开方便之门。至于在复查工作和土地改革工作的过程中,应当大力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是不待说的。这里重要的问题是:不要只谈农民的生产发家,也不要只讲农民和地主的关系,其他一概不讲,这是绝对不行的。必须把目前整个政治形势向农民讲清楚,必须把农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相互关系讲清楚,必须把反封建主义的教育和反帝国主义的教育结合起来,必须进行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必须加强工农联盟的教育。总之,必须加强对农民群众的教育工作,树立长期的敌情观念、胜利信心和一往直前的斗争意志,同时要给他们指明新民主主义发展的基本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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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我们从李四喜思想讨论中所应该得到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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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展开高等学校教师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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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国内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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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北京、天津各高等学校的教师,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统一领导下,进行了有系统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这是当前改革教育工作上一件值得十分重视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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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全国各高等学校一般都初步进行了一些课程改革和院系调整工作。为了使高等学校适应于国家培养干部的需要,这种改革是完全必要的和不能拖延的。一年来的经验证明了,要做好这改革工作,必须首先提高高等学校教职员的政治水平。如果高等学校教职员没有认真树立起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没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来武装自己,没有抛弃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庸俗观点和欧美反动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那么,高等教育的改革工作,就必然遇到种种障碍和阻力。因此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作,乃是改革旧教育的重要前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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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学习,和其他学习一样,必须把革命理论和学习者自己的思想意识密切联系起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避免教条式的空论和无目的的漫谈,认真开展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在现在的大学教师中显然是一个难题,但又是一个必须彻底解决而绝对不可回避的问题。新时代的大学教师,必须对于各种错误的或不正确的思想,进行严肃的、大胆的批判,必须一方面着重检讨自己,反对自满自负目无余子的态度;另一方面勇于互相批评,抛弃明哲保身的虚伪的客气。很明白,如果今天的大学教师们自己不能对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身体力行,以身作则,那么,怎样能希望他们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来训练青年的一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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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学习,也必须和学校与个人的业务工作密切地联系起来。在学习过程中,必须实事求是,具有明确的目标,使经过一定时期的学习后,在学校的教育计划和个人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都能够实现明确的改变,逐步实现整个高等教育的彻底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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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津各高等学校的学习运动,虽然还在开始阶段,但大多数的教职员对于这次学习已经表现了重视和热心;尤其是周总理的报告,给了大家以极大的鼓励。在学习过程中,自然也可能有少数人对学习的意义还缺乏正确的认识,因而采取冷淡敷衍的态度。学习的领导者应该帮助他们了解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克服不正确的观点。我们相信,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的严肃负责的领导下,这次学习是会得到预期的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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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津各高等学校教师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对于全国高等学校,具有示范的作用。希望中央教育部能够把这次学习运动的经验,及时地推广到全国各高等学校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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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工作是全国人民目前的中心任务——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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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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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着中国人民的伟大意志,在去年十月二十五日开到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军肩并肩地抵抗美国的侵略,到现在是一周年了。全中国的人民都欢欣鼓舞地庆祝一年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斗争的伟大胜利,并决心继续加强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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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我国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在一起,进行了英勇的、坚苦的、机智的作战,给了美国及其帮凶和傀儡的军队极为沉重的反击。从去年十月二十五日到今年十月十日共计十一个半月的时间内,中朝人民部队毙、伤、俘敌军共达三十八万七千余人,其中美军占十七万六千六百五十五人;击落、击伤和缴获敌军飞机二千三百一十架,其中绝大多数是美国飞机;此外还缴获及摧毁了敌人的许多武器装备及其他作战物资。遭到痛击的帝国主义侵略军,早在去年年底即已由鸭绿江边被赶回到他们发动侵略战争的起点,即三八线附近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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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来我国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一起所取得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在打倒蒋介石反动派之后所取得的又一次有历史意义的胜利。正如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开会词中所说:这个胜利“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企图侵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进而侵入中国大陆的狂妄计划,从而鼓舞了朝鲜、中国、亚洲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使他们增加了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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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朝鲜前线作战相配合,在我们国内,全国人民的抗美援朝爱国运动一年来也获得了伟大的成绩。差不多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已经参加了这个运动,在运动中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抗美援朝运动的热烈展开,不但有力地支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正义的反侵略战争,而且进一步地消灭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侵略势力和政治思想影响,并推动了巩固国防、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发展工农业生产和政治文化教育等各项民主改革和建设事业的加速发展。一年来的经验证明,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的自我教育,对于完成中国人民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任务,都是经常起作用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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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抗美援朝斗争的胜利,是由于全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国一致努力奋斗而得来的,首先是由于由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所组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一起经过英勇、艰苦、机智作战得来的。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一周年的时候,我们谨向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热烈的祝贺,我们谨向光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家属、烈士家属致敬和祝贺,我们谨向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致敬和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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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着我们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一周年的时候,朝鲜停战谈判刚好在两个多月的停顿以后恢复。我们希望美国方面在今后的谈判中抛弃过去的拖延和阻挠的策略,使谈判迅速得到公平合理的结果。但是无论如何,美国侵略军现在还在继续着绝望的进攻,美国在谈判中是否增加诚意现在也没有任何可靠的答案。停战谈判虽然从七月十日就开始了,但因美国方面不断地制造各种障碍阻挠谈判的进行,直到现在还没有获得结果。此外,美帝国主义者还在侵占我国的领土台湾,继续侵犯我国的领空,继续对我国实行封锁和破坏。与坚持侵略朝鲜和我国的台湾同时,美帝国主义者已经强制它的仆从国家和它一起,签订了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印度和缅甸参加的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并与它的日本吉田傀儡政府签订了“美日安全条约”,以便肆无忌惮地长期占领日本,奴役日本人民,并武装日本反动派,威胁中国、苏联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安全。这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抗美援朝斗争还有继续加强的必要。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会词”中指示我们:“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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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着执行毛主席关于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工作的指示,正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决议所指出的,我们全国人民就要进一步动员我们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支援志愿军的作战,就要继续发展和深入爱国主义的教育,就要彻底地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侵略势力和影响,就要开展一个普遍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就要努力完成和继续扩大捐献武器运动,就要继续加强优待军人家属和烈士家属的工作,就要围绕上述各项工作以及我们国家其他各项当前重要工作来进一步普及和深入爱国公约运动,使这一运动成为推动上述各项工作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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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地来完成这些工作,并和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各国的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抗美援朝正义战争的胜利,并取得建设我们伟大国家的胜利和保卫世界持久和平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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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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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已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1次会议通过。这个条例的实施,将使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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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已经看到,为中国人民所根本打败了的反革命势力,并不甘心死亡。潜伏在我国大陆的土匪、特务、恶霸、反动的会道门和其他反革命分子,还在千方百计地进行反革命活动。这些反革命分子还在梦想着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残余匪帮来“反攻大陆”。他们还在抢劫杀人,破坏生产,甚至进行所谓“大陆游击”。这类猖狂的反革命活动,是任何一个革命的人民所决不能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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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反革命,这不是什么一种权宜的措施,而是人民民主国家所必须对人民负责完成的根本政治任务。毛泽东同志在解释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时说:“人民……在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为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大家很清楚。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从过去一个时期中反革命分子的放肆活动来看,更加显得正确了。可以说:凡是反革命活动存在的地方,就是人民民主国家权力被破坏或简直不存在的地方。事实难道不是如此吗?如果在一个地方,土匪恶霸可以明目张胆地杀害农民、农会会员和干部,可以任意地抢劫人民的财物,烧毁人民的房屋、生产工具和生产品,而人民无计可施,那么,这里还有什么人民民主国家的权力呢?这种情况如果听其存在,怎么能够说人民革命已经胜利完成了呢?当然不能。去年6月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7届第3次中央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又曾着重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若干地区内采取了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煽动了一部分落后分子,和人民政府作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又组织许多秘密的特务分子和间谍分子反对人民政府,在人民中散布谣言,企图破坏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企图离间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和合作。特务和间谍们又进行了破坏人民经济事业的活动,对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采取暗杀手段,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收集情报。”因此,他指示我们:“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这是保卫人民利益和人民国家权力不受破坏所必需的,非如此就不是人民民主专政,其结果就将成为反革命土匪恶霸特务的恐怖专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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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同志不懂得镇压反革命是人民民主革命必要的完成,而竟然认为在革命胜利之后,对于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也要施以“仁政”。他们似乎忘记了由于无数先烈流血牺牲的结果,才使我国人民推翻了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革命政权。这就是广大被压迫的人民起来,压迫过去长期压迫人民的少数压迫者。国家政权就是这样从原来少数压迫者的机关,变成为今天最大多数人民压迫少数压迫者的机关。我们人民的革命对象,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那一小撮反革命势力。革命和反革命是不能两立的。人民对于一切决心脱离反革命阵营,回过头来为人民服务的,都已经给予宽大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现在愈加分明了。现在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既不会自己甘心死亡,就必须彻底革掉它们的命,决不能容许它们来革掉人民的命。一切怙恶不悛的土匪、特务、恶霸、地主等反革命分子,过去压迫凌辱了无数善良的人民,在他们血腥的魔爪下,曾不知有多少人民家破人亡,衔冤不白;现在人民翻身了,正在建设人民自己的美好的生活,难道还能够容忍这一些反革命分子继续来扰害人民,使人民不得安生吗?!很显然,对于这些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的“仁慈”,就是对于人民的最大的不仁。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早已说过:“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我们人民的国家和人民的政府是必须坚决保卫人民革命的利��的,因此也就必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就必须对反革命活动实行坚决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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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不但要努力保卫人民革命所已得的利益,而且还要努力于生产建设,发展人民的国防、经济和文化事业,争取实现人民更高的利益。但是,大规模建设事业的进行要有一定的条件,如果缺乏这些条件,就必须首先努力创造这些条件。生产建设所必需的条件有许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消灭破坏人民建设事业的反革命分子。有许多惨痛的经验已经证明,如果不消灭反革命分子,我们就不能或者很困难进行建设。我们有些企业,虽然经过干部和工人群众积极努力,改善生产管理,开展革命竞赛,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因为在政治上麻痹大意,工厂保卫工作不严密,使反革命分子有隙可乘,实行暗害与破坏,就使得许多干部和工人群众很长时期劳动生产的结果损失于一旦。北京电车公司前年突击生产几个月,却被特务分子一把火烧毁了50几辆电车,就是一个眼前的例子。我们有的同志只看到革命胜利的一面,只看到自己工作成绩的一面,而忽略了对反革命分子的暗害与破坏行为作斗争。他们认为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是最大多数,反革命分子只是极少数,因此就可以不必害怕反革命分子的暗害与破坏。这种认识是非常错误的。1937年3月3日斯大林在联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就曾批评过类似这样的错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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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指出:“暗害分子的人屈指可数,而拥护布尔塞维克的人却有千百万,这当然是对的,可是,决不能因此就说,暗害分子不能给我们的事业以极严重的损害。为要实行捣乱,实行暗害,并不需要大批的人。为要建筑第聂伯工程,是需要成千成万的工人,但要炸毁这一工程,也许至多只需要几十个人。为要打胜仗,是需要几军的红军,但为要在前线上破坏这一胜利,却只要在某个军部,甚至于只要在某个师部内有几个能偷出作战计划而交与敌军的侦探就够了。为要建筑大的铁路桥梁,需要数千人,但要炸毁这桥梁,却只需要几个人就够了。像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这就应该引起我们所有的干部和人民群众的高度警惕,我们决不要盲目地安慰自己,放松了镇压反革命的工作;而应该充分认识惟有消灭了反革命分子,我们才有进行大规模建设的可能。如果说,目前反革命分子还没有完全被消灭,因此,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还不可能顺利进行;那末,我们就应该努力创造条件,坚决镇压反革命,作为大规模建设的必要准备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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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是相当长期的和复杂的,不能想像在一个早上就可以干脆地“毕其功于一役”。我们国家的人民以伟大的雄姿站起来,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战线上能够这样迅速地发展,在全世界博得空前未有的声誉,在这一方面会更加提高与巩固我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更加增强我国人民与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各国人民的友谊团结;但在另一方面,被我国人民革命所打败了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帮的反革命势力,必然要在他们临近死亡的最后挣扎中,更加绝望地向我们进攻与破坏。从这里也不难了解,为什么在我们广大人民所热爱的伟大国家的内部,还会有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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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反革命分子的社会基础是不是已经被彻底产除了呢?没有。土地改革在全国有许多地区还没有进行,地主阶级及其他封建势力仍然存在;有的地方,封建势力虽然已经被压倒了,但是它们还企图报复。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匪帮,暂时还占据着台湾,不断地准备“登陆”。更重要的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世界上还未被消灭。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向我们伸出侵略的矛头和报复的血爪;他们也时时刻刻在怂恿着我国内部封建势力进行报复的欲望。过去所有依赖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帮的反革命统治、以压迫人民为生的反革命分子,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中,既不能任意鱼肉人民、横行霸道,又没有决心改造自己、重新做人;这些人就仍然在妄想恢复过去的生活,继续与反革命势力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进行反革命的活动。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早已告诉我们:“所有这些反革命活动,都有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背后策动。这些土匪、特务和间谍,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因此,在与反革命进行斗争的这一个问题上,我们应该高度地警惕。只要反对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者继续存在一天,我们国内的反革命活动也就会继续发生。在前���所举的斯大林的报告中,他曾警告苏联共产党的同志们说:“还有许多国家——资产阶级国家,还继续过着资本主义的生活,并包围着苏联,时刻等待时机,以便实行侵犯它,打碎它,或者至少是要损害它的势力而削弱它。我们的同志竟忘记了这个基本事实,殊不知,恰是这事实决定着资本主义包围与苏联相互关系之基础。”他列举事实,说明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和帝俄、德国、奥国、英国之间,怎样各自派遣自己的侦探、暗害者、军事破坏工作者和杀人凶手到别国去进行谋刺、破坏和间谍活动。他又列举事实,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在法国、英国、德国、日本和美国之间,情形也是如此。然后他说:“试问,资产阶级国家对待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应当比它们对待自己同类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态度柔和而友善些呢?它们派到苏联后方来的侦探、暗害者、军事破坏工作者以及杀人凶手,为什么应当比它们派到自己同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去的侦探、暗害者、军事破坏工作者以及杀人凶手少些呢?这是从那里得来的结论呢?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作相反的推测恐怕要比较更正确些罢,就是说,岂不是应当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所派到苏联来的暗害者、侦探、军事破坏工作者以及杀人凶手,要比它们派到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后方去的还多两倍三倍吗?只要资本主义的包围依然存在,则在我国后方便将继续有被外国侦探机关派来的暗害者、侦探、军事破坏工作者及杀人凶手从事活动,这岂不是显而易见吗?”斯大林的这个精辟的分析,对于我们的国家今天所处的情况是同样在原则上适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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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告诉了我们,要彻底消灭反革命分子,并不是很短的时间所能达到的,而应该足够地估计到这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斗争。我们应该估计到,如果我们在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中,不采取坚定彻底的方针,那末,在我国今后建设发展的过程中,反革命的破坏就将难于避免。这又正如斯大林对联共同志们所说的:“我们今后的进展愈大,成绩愈多,则已被击破的剥削阶级之残余对我们的仇恨亦更甚,他们将更加决意采用更激烈的斗争方式,更其加紧损害苏维埃国家,他们将更利用最冒险拼命的斗争手段以作最后的挣扎。应当注意到,在苏联已被击破的阶级之残余,不是孤立无援的,他们从苏联境外的敌人方面得到直接的援助。如果以为阶级斗争的范围只限于苏联境内,那是错误的。苏联境内之阶级斗争战线,是同时连接到包围我们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关于这一点,已被击破的阶级之残余,是不能不知道的。正因为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今后也将继续其冒险拼命的袭击。“但是,我们中国的人民接受苏联经验,应该有信心,只要我们采取坚定镇压的方针,反革命的活动就会日益减少,最后归于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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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有了适应广大人民要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这就可以保证今后在全国范围内有领导地贯彻实行正确的镇压反革命的政策。共同纲领第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对于一般的反动分子……假如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必须予以严厉制裁。”惩治反革命条例,正是这一条纲领的具体化。根据这个条例,不但可以防止与纠正在处理反革命案件中的一切右的或左的偏向,而且可以保证坚决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地主及其他反革命分子,继续完成我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为我国今后大规模的建设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我国人民长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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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实现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决议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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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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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总结了过去一年来我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丰富经验,规定了今后全国各项工作的方针。按照会议的决议,在今后一个时期中,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应团结广大人民,着重进行三项中心工作,即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运动;提倡和推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广泛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有系统地组织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运动。这次会议无疑地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现在会议已经结束,全国各地方各阶层各民族人民的任务,就是为实现这次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议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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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迅速地顺利地实现我们今后奋斗的目标,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都应该认真传达、讨论和学习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各项文件,了解它的精神和实质,以便进一步动员一切力量,贯彻执行会议所决定的三项中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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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工作是我国人民保家卫国、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的神圣任务。过去一年间,我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沉重地打击了美国侵略者及其帮凶和傀儡的军队。全国人民在后方展开了历史上空前大规模的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百分之八十的人民受到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许多地方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口订立了爱国公约,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广大人民群众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和参加战地工作,积极增产捐献支援前线。人民政府迅速地扫除了美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镇压了帝国主义的特务、间谍分子。各项改革工作和建设工作,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也都迅速地前进了;各阶层人民的团结更加巩固了。在我们为正义而斗争的强大的人民力量面前,外强中干的美国侵略者在朝鲜战场上遭受了异常严重的失败,从鸭绿江边败退到三八线附近,损失愈来愈重。这就逼使美国侵略者不能不进行关于朝鲜停战的谈判。以上这些,就是我国人民抗美援朝斗争的主要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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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野心不死的美国冒险家们还在不断地制造各种障碍来破坏和阻挠朝鲜停战谈判的进行,并在前线继续着他们绝望的进攻。他们还侵占着我国的台湾,继续侵犯我国的领空,继续对我国实行封锁和破坏,并且正在重新武装日本,威胁我国的安全,威胁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因此,我们决不能满足于已得的胜利,而松懈了我们抗美援朝的爱国斗争;相反的,我们全国人民必须再接再厉,按照毛主席在这次会议的开会词中所指示的,把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必须坚决为实现这次会议“关于抗美援朝工作的决议”而奋斗。这就是要进一步动员我们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继续支持抗美援朝的正义战争;要继续发展和深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人都能确实受到这种教育;要高度发扬人民的爱国心,彻底肃清暗藏的帝国主义特务间谍分子;要努力完成和扩大捐献武器运动,加强优待革命烈士和革命军人家属的工作,进一步普及和深入爱国公约运动;特别要努力开展一个广大规模的爱国增产节约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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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和推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特别是厉行精简节约,对于继续支援我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的正义战争是有巨大意义的。毛主席在这次会议的开会词中告诉我们:“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增产节约对于增强我国国防力量、增加工农业生产、保持金融和物价的稳定、改善企业经营、提高各种工作效率等方面也都具有重大的作用。中央人民政府重要的财政经济政策之一就是节约增产。共同纲领第四十条明白规定要“厉行精简节约,逐步平衡财政收支,积累国家生产资金”。东北行政区今年在经济上节约和增产的成绩,达到了一千万吨粮食的价值,就足以说明节约增产的重要性了。伟大的苏联所以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并向共产主义社会猛进的原因之一,也就在于苏联人民在列宁、斯大林的教导下,认真实行社会主义的节约,依靠苏联人民自己的力量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资金问题,发展了巨大的工业。我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在经济上是以���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为领导的,因此,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必要的条件,可以学习苏联社会主义节约的理论和实际经验,把节约运动与提高生产力的增产运动结合起来,消灭浪费和贪污,合理使用一切人力物力,从全国范围的一切方面,节省出大量的财富,用到经济投资和国防建设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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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许多财政经济部门,因为管理不善和某些干部对人民财产不负责任,以致发生了许多不能容忍的浪费。政府机关、团体和个人也有若干铺张浪费现象。还有一部分品质恶劣的工作人员,沾染了地主、官僚、买办的腐化堕落的作风,发生了贪污行为,使人民和国家的财产遭到不应有的损失。我们必须把全国各种可能被浪费和贪污的财富用到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上去。因此,各级政府机关、国营企业以及部队、团体和个人,都应该在不妨害工作和健康的条件下,坚决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精简机构,提高生产和工作的效率,并为此制订切实有效的办法,保证其彻底实现。一切干部和人民都应该发扬英勇勤劳和朴素的光荣传统,坚持忠诚老实和廉洁的优良作风,克服从旧社会带来的铺张浪费的坏作风和坏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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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对于一切坏思想、坏作风、坏习惯,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毛主席在这次会议的开会词中告诉我们,“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这种思想改造,又正如毛主席所一再告诉我们的,应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唯一的方法来进行。过去一年来,我国人民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三大运动中,展开了广泛的、有组织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极大地提高了政治觉悟。但是我们决不应该把我们在思想战线上的成绩估计过高,我们还必须继续作极大的努力,彻底地批判与清除过去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在中国长期散布的反动思想影响,有系统地进行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际的学习,使全国人民的革命觉悟得到巩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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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人民群众有彻底的革命觉悟,就必须按照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指出的,使他们自己彻底“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所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这种彻底的革命觉悟,只有在代表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领导之下,只有在中国具体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即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下才是可能的。中国人民所已经得到的一切胜利,都离不开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在这次会议上各方面代表人物的发言,都更加充分地证明了全国人民要求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热情。人们从实际生活和斗争的经验中认识了真理,于是就积极要求学习和掌握这个真理,借以战胜与克服各种反动的和错误的思想,借以改造自己、改造世界,这种迫切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这次会议在决议中规定“广泛展开思想改造运动,有系统地组织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运动”。现在这个运动已经迅速地在许多高等学校教师中,在各民主党派和各方爱国民主人士中逐渐开展了。我们相信这个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一定会在思想战线上发生重大的效果。它将进一步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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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还做了其他重要的决议,而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运动、展开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和广泛展开思想改造运动,则是这次会议所决定的三项统一不可分的中心任务。我们应该动员一切力量,完成这些中心任务,来带动各方面工作继续稳步前进,以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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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一个有组织的爱国主义缴粮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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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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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秋收工作已大体结束,农业税秋季征粮工作,即将全面开展,这是各级人民政府当前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农民的爱国主义教育,必须切实贯彻农业税收的政策法令,必须加强农民缴纳公粮的组织性,以便开展一个有组织的爱国主义缴粮运动,更好地完成今年的征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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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征粮工作中应当注意那些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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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进一步加强对农民的爱国主义政治教育和负担政策的教育。有人说:“现在农民觉悟已经大大提高,只要一声号召,就可以把公粮缴齐。”这一估计的根据是,经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后,农民的政治觉悟确是进一步提高了,更由于爱国丰产运动和城乡物资交流,农民在生活上也得到了改善,因而更加热爱祖国,这是很自然的。但因此就说今年农业税秋季征收没有什么困难,用不着费劲,用不着做多少工作,就会一帆风顺地完成任务,却是错误的。必须足够估计到:第一、今年农业税的税率由于国防和经济建设的要求比去年略有提高,因而,农民的负担是比去年增加了些。第二、新解放区大部地区土地改革已经完成,土地由地主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去年新区的农业税不少在形式上是由地主手里缴出,这些农业税今年却是由农民直接来负担。第三、农民生产虽有增加,但因农民普遍踊跃地捐献了飞机大炮,所以这种增加不能估计过高。这三个条件,都将形成今年农业税征收工作的某些困难。因此,我们必须对农民反复进行宣传解释,使农民认识到眼前利益和远大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要使农民懂得:只有卫国才能保家,才能保卫胜利的果实;缴纳公粮是国民的天职,只有巩固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才能大力发展生产,才能改善生活;要引导农民自觉自愿地为实现人民政府的农业税收政策和法令而奋斗。在宣传征粮工作时,不要只是一般地提出“缴爱国粮”的口号,而要着重提出:“爱国农民实报田亩产量”、“爱国农民依率缴税”、“爱国农民按时缴好粮”等具体口号,把政治教育和负担政策的教育有机地联系起来。要十分警惕特务分子和不法地主的造谣破坏,随时予以揭发和驳斥。忽视宣传教育工作的倾向,正是强迫命令作风的根源,必须严加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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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必须贯彻查田定产、依率计征、依法减免的方针。税率是人民政府负担政策的集中表现,依率计征乃是贯彻负担政策的基本方法。因此,凡是群众条件已经具备的地方,比如说实行过减租、退押、清匪、反霸,或已经实行了土地改革的地区,应一律争取实行查田定产、依率计征,不实行这一方针则是错误的。根据报告,在去年秋征和今年夏征中,绝大部分地区已在努力贯彻这一方针。但是还有个别地区和部分干部怀疑和反对这一方针,他们仍然主张“死任务、活税率”,实际上就是反对依率计征。这些同志习惯于强迫命令、简单从事,而不愿意做耐烦的工作,脑中只有单纯的“任务”观点,而且把任务永恒化、孤立化。过去他们忧虑的是:“依率计征完不成任务怎么办?”后来事实证明依率计征完全可以完成“任务”,而且完成得更好。现在他们又发生新的忧虑:“依率计征超过任务怎么办?”总之,他们目的只有一个,要求“死任务、活税率”。应该指出,在过去,群众尚未充分发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把人口、土地、产量完全查清楚,因而不得不采取分配“任务”的办法;因此,在过去,不能说这是错误的。但也不能说这是应该永远保存的办法;恰恰相反,即在当时,分配的“任务”也难免带有某些盲目性,因而负担上畸轻畸重的现象也难完全避免。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较好的群众工作基础,已经有可能实行查田定产、依率计征,为什么还不实行呢?只有实行查田定产、依率计征,才能使农民负担公平合理,才能克服畸轻畸重现象,才能使农民摸到税收的“底”,敢于放手生产,才能要求干部依法办事,才能使各阶层同表满意。这是有利无弊的政策。并且今年的税法税率是各大行政区根据中央统一的政策并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慎重拟订、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核准的,较之去年更加适合各地具体情况,还有什么理由不实行依率计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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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率计征的基础是查田定产。所以只要条件具备了的地方,一定要尽可能的进行查田定产。在定���方法上,应普遍采用“自下而上评订地等,自上而下调查定产”的方法,即由各乡群众评出田地等级,再把几个乡以至全区的田地等级合并起来,由县区人民代表会订定产量。这种方法便于吸引广大群众防止自私本位的流弊,订出的产量比较容易做到真实平衡,为依率计征打好基础。依率计征的另一方面就是依法减免,对于因灾歉收的纳税户及烈、军、工属缺乏劳力而生活贫困者,孤寡残老生活贫困者,必须减免其税额。华东和中南并规定对新得地农民给予适当的照顾,也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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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切实做好征粮中的组织工作。所谓做好征粮中的组织工作,从全国范围说,就是要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许多地方都做了不少工作)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内把大约一万万个农户的人口、土地、产量计算清楚,计算出每户应纳的税额而没有错误;就是要动员几万万农民把多少万万斤粮食晒干扬净,并用手推车、扁担、小船、大车等有秩序地按时送粮入仓,就是要用木杆秤和少数磅秤在短促的时间内把多少万万斤粮食一袋一箩地秤清楚,并开给收据。试想:这是何等庞大、复杂而细腻的组织工作?如果对这一工作的计划、组织、检查稍有疏忽,就会发生混乱现象,我们怎能不加以足够的重视呢?但是,在去年秋征和今年夏征中,某些地区曾满足于农民缴粮“轰轰烈烈”的现象,把如此重大的组织任务,看成“无关大政方针”的“技术工作”,结果,在某些地区就造成了税额计算错误、粮食水分过大、送粮秩序混乱,因而增加了保管上的许多困难,造成人民和国家财富严重浪费,甚至发生人畜伤亡等严重现象。今年必须改正这些缺点和错误,做好征粮的组织工作。举凡税额的计算、纳税通知书的送达、粮食的扬晒、送粮的组织、账目的清结、尾欠的清收等一系列的工作,都要求认真加以计划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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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爱国主义政治教育是贯彻负担政策,做好征粮组织工作的前提和基础,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只有切实贯彻负担政策,并对征粮工作加以严密的组织,使农民按照合理的办法有秩序地缴粮,农民缴粮的爱国热情,才能更加巩固和发扬起来。忽视政治教育,或者忽视贯彻负担政策和组织工作,都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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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税征收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干部必须深切认识:农业税是关系几万万农民的大事,是国家财政重要收入之一,这是国计民生大事,不能等闲视之。因此,要求各级人民政府把它当作一定时期的中心工作,在尚未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更应当适当安排,既不可拖长征收时间,影响土地改革,亦不可因急于进行土地改革,对征收工作潦草从事。希望各级人民政府加强领导,保证秋征工作的完全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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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贪污腐化倾向展开坚决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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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腐化倾向在我们党内已不是个别的现象。根据过去材料不完全统计,华北五省、京、津二市和内蒙古分局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上半年所处理区以上干部三千九百四十七个违犯纪律的案件中,贪污案件即有五百三十一件。华北军区及直属军区各单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所直接受理的违犯纪律的案件,其中案情属于贪污腐化堕落性质的,约占全书百分之三十六点四。绥远省人民检察署检查公职人员贪污渎职共六十八件,九十六人(其中经济、企业部门四十五件,五十人)。仅六个贪污案件统计,损失达八十多亿,相当于一万五千个农民的全年生活,或可买五架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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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极端恶劣的倾向在党内正在不断地滋长。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去年十个月时间处理贪污者三十二人,而今年六个月时间内就处理贪污者三十三人。华北全区去年一年共处理了干部党员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者三百零三人,今年仅上半年就处理了此类案件五百三十一人。又据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去年十、十一、十二三个月很不完全的统计,贪污腐化者共一百零七人,而今年九月份一个月的贪污案件即有一百零二人。兹将业经查明处理者举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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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太原市七区区委书记赵城、区长任华等,自入城以来,除集体贪污浪费、挪用公粮公款共约折合米麦八万九千余斤外,并勾结死伤投机倒把。赵城身兼三家商店的董事长,在私人煤窑顶有两个好汉股,并和十四件私商集股开设电磨房,已俨然成为一个有政治特权的商业资本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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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山市粮食分公司负责干部,因吃请受贿故意给私商以方便,高价代购,低价代销,使私商从中渔利小米三万余斤;该公司建立不到两年吴国损失麻袋及席子折款达四亿元左右,尚被偷盗、浪费小米十七万余斤,迄今找不到下落。河北徐水县银行经理赵增肥等,收了私商贿赂,在物价波动时,把农贷十二亿元带给私商做投机生意,物价稳定后,怕私商赔累,又少收利息并折收实物,使国家损失达六千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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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山西交城县县长张进才等,在移交机关生产时,大吃大喝,编造假账,诈骗国家小米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余斤;该县政府和县委会两机关,一年来即挥霍浪费小米三十二万四千余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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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山西交通局保管科副科长赵以儒等十二人,组织三个偷盗小组,共偷盗汽车器材一千零七十四件,按流程作价折米八万五千五百二十八斤,并收私商贿赂,贱卖贵买各种器材,共损失合约小米百余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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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华北军区后勤部汽车学校政治委员李晋吾(长征干部),被有重大特务嫌疑的私商引诱宿娼,吸食料面。李发觉大同市公安局对该私商怀疑时,竟向其告密。此外,并隐藏特务恶霸的儿子,伪称叔侄关系。终至畏罪携公款三千余万潜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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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河北省供销社西北小组,受了私商贿赂,在私商借我巨款不还时,竟以国家资金和干部替私商经营走私漏税,帮私商赚钱、还账,省社领导上不予纠正,反加以批准。结果损失公款八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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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仅是过去的部分材料,未经注意和未经检查的地区和部门,此类问题的严重程度尚不摸底。仅就这些材料和例子来看,已经值得我们警惕。目前贪污蜕化倾向在党内得以滋长发展,说明了什么问题呢?首先,在革命形势下,一部分在思想上、政治上未经彻底改造的分子有故态复萌之势,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阶级的腐化影响亦已严重地侵入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阵营,有的人虽号称共产党员,但他们所关心的不是抗美援朝的胜利和国家工业化的实现,而是个人家业的积累,个人的享受,他们居功自傲,向党和人民索取非分的报酬,利用自己政治地位和职权,盗窃国家与人民财产;他们讨厌党的生活,憎恶党的纪律,提倡一团和气,压抑批评,害怕群众性的检查工作,培植邪气,排斥正气,这样的人在我们党内虽然还是一小撮,但其对党的集体的腐蚀却极其严重。其次,是说明了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对于这种恶劣情绪的滋长,领导上缺乏应有警惕和教育,不是长期未能发觉,就是发觉了有的也是在“家丑不可外扬”、“照顾干部情绪”、“管生产的干部吃喝点没关系”、“不管怎样,能赚钱就行”等极端错误的思想支配下,对这种严重现象熟视无睹,或看得很“平常”,既不检查出来,也不想上级报告,采取了一种无原则的自由主义的态度,这就使得那些业已腐化变质的分子逃避了应有的制裁,使得一些沾染了腐化享受倾向的人没有得到可能的挽救。从已处理的几个重大贪污案件中,从问题发生被发现以至处理结案,一般要经一、二年的时间。经验证明:哪一个单位领导思想麻痹,不检查工作,不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制度不严,纪律松懈,党的生活被漠视,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开展,哪里的问题就最多最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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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如不迅速地加以改变,不大力克服这种极端恶劣倾向,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和战斗力将受到严重损害,我们就会脱离群众,革命事业就不能前进,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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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求各级党委对目前党员干部中正在滋长的贪污和浪费倾向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党内外普遍进行教育,指出贪污、浪费对我们正在进行的争取抗美援朝战争必胜的斗争和国家经济建设的伟大历史任务的严重危害性,贪污、浪费的思想行为必须坚决打倒,不行放任;放任贪污者同样说明他的思想也是既不健康的。号召一切党员和革命工作人员必须提高政治警觉,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积极地参加增产节约运动,并围绕这一运动参加反贪污、浪费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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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检查不问政治倾向的基础上,在增产节约的原则下,结合整风、年关鉴定等工作,在所有机关中有领导有准备地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反贪污、浪费的民主运动,有个机关负责同志亲自领导,实现收集材料作报告,进行教育,然后号召党员、群众广发地讨论、揭发、检举、批评贪污、浪费的思想行为和官僚主义作风。为此,必须充分发扬民主以法定强制的积极性,严防压制、报复行为的发生,但也要实事求是,方式恰当,防止夸大与诬陷;必须组织力量深入检查,以检查出来问题教育干部和群众。经过这些步骤,在党和政府机关中树立起憎恨贪污、崇尚廉洁、爱护国家公共财产的风气,为今后进行增产节约的运动打下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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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必须严惩贪污分子。对那些情节严重、不可救药的分子依法给以严厉的制裁,并开除其党籍,其他则按其情节轻重和悔悟程度分别给以应得的党纪、法纪处分。凡自动坦白、承认错误、并要求立功赎罪者,应减轻处分或免予处分;凡情节较重经检查属实而仍不坦白且持抵抗态度者,应加重其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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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级党委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检查署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应以有计划有组织地检查贪污、浪费的问题为重点,并抓紧典型材料,及时地在报纸、党刊公布,组织讨论,教育干部和群众。此外,各级领导机关必须从行政方面和党的组织方面同时加强管理,严格党的生活,健全各种制度。与反对贪污、浪费现象同时,必须注意表扬那些廉洁朴素、艰苦奋斗、爱护公共财产的好党员好干部,藉申张长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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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建设》1951年11月12日第1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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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通县地委重点检查贪污、浪费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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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县地委为开展反贪污、浪费的斗争,曾抽调各有关部门干部组成检查组,对若干县份进行了重点检查(其中又以经济、企业部门为重点)。检查的方法一般采取教育启发,提高党员、干部觉悟,使犯错误者积极坦白,并经过多数党员、干部和群众互相揭发错误,收效很大。根据检查,目前干部中的贪污渎职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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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私自利,丧失立场,接受私商贿赂,初则互请吃喝,继则向私商借钱或买东西不还账,最后合谋贪污。如三河县修京榆路时,该县以工商科长、建设科长为首的五个干部受贿达八百五十六万元,买木料时公开帮助私商提高木料价格,使公家多开支一亿余元。房山县公安局长张林和公安队指导员张德库各接受私商游泳表一只。专署总务股长李占英,今年结婚时曾接受修缮工头和私商被褥两床(绸子的),款一百万元。房山县看守所长刘保华接受在押反革命分子崔某鸡蛋七十个,并与反革命分子石某的小姨子互换手表。蓟县银行以行长为首接受私商礼物——计牛肉四十斤,驴肉二十斤,梨一百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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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腐化堕落,盗公肥私,违犯财政制度,最后实行半公开的贪污。如顺义县公安队长刘振远,曾先后虚报车费十五万元、米五百八十余斤,并私自卷烟六种,偷税达五百余万元,还以机关生产资金私做买卖。房山县银行曾动用公款订购白面一千斤,企图物价上涨时窃取便宜。昌平县政府秘书兼财政科长张俨出卖地方粮,不愿由信托公司代售,而私自压价卖给十户私商(也有机关生产部门),使公家损失达八千九百多万元。蓟县银行曾无原则地低息贷给私商款前后达十多次,计款五亿二千多万元,规定利息四分六厘八,但按一分五——一分二收息。使得国家少收利息二千二百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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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贪赃枉法,倒卖公物,损公利己;还有个别干部利用职权,借用公款长期不还。如蓟县一区供销合作社十五个干部借用合作社资金米八千多斤,并挥霍吃喝浪费计款一千余万元,仅该社主任宋国忠一人即借用小米和玉米三千五百余斤。该县银行干部私借公款已达二百四十万元。房山县公安局十八个干部借用机关生产款达三百五十八万元。专区粮食局第一直属库主任王伯文,倒卖庙内铜像的铜和库内土粮食与破麻袋等共达三百二十八万元,供个人和其他干部共同挥霍浪费。三河县副区长刘占斌,经济会计张文胜贪污河工款一千三百六十九万元。蓟县银行高玉喜,良乡王培秀竟贪污储蓄户利息共十八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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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机关修建中的贪污浪费情形也普遍地存在着,不执行决议、超额开支的现象很严重。仅蓟县、三河县和昌平县男师学校和五区区公所已超额开支小米五万余斤。主要是本位主义和制度不严,把不应修的修建了,其次是干部缺乏修建经验,因旷工、多支材料等而造成大量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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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种种现象已严重地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严重地破坏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通县地委指出其原因是:(1)有些干部政治觉悟低,革命意志不坚定,感染了旧社会和资产阶级的影响,因而入城后堕落腐化,直到丧失立场。尤其是经济企业部门人员复杂,缺乏严格的审查和思想教育,有些人也恶习未改,致贪污腐化一再发生。(2)领导上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和麻痹思想,发生问题长期不理或不作及时有效的处理。甚至个别领导干部感情拉拢,互相包庇,使错误愈积愈大。(3)领导上平时对党员、干部教育不够,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开展,普遍存在着纪律松懈、生活散漫现象;经济企业部门忽视政治倾向严重,对干部缺乏经常的爱护国家财产的教育与纪律教育。(4)财经制度不严,手续不清,又缺乏检查,使贪污者有机可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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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坚决、彻底克服此种严重恶劣倾向,通县地委提出如下几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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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已经查明的问题,应分别性质和情节轻重,分别加以处理,不得马虎。在处理中,抓住典型例子向干部深入进行教育。对违犯国家法令者,要依法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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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此次未进行严格检查的单位,应根据此次检查的经验认真地进行检查。检查贪污浪费是教育党员干部、提高群众觉悟、杜绝贪污的有效办法。检查中亦证明“哪个单位存有麻痹大意现象,哪个单位的问题便最多最严重。因此任何麻痹轻视拖延不检查是错误的。检查内容应同时包括一切腐化堕落、消极怠工、玩忽职守等错误行为,因为这些行为也是造成或放纵贪污浪费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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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经常的教育工作。这是基本环节,各级领导必须重视。严格机关生活制度,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组织性与纪律性。要求各级党委在实际工作中经常注意这一问题,以求彻底纠正与防止这种恶劣倾向的继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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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建设》1951年11月12日第1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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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惩贪污!为保卫国家财产,保卫党和国家机关的纯洁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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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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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发表了前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务室主任路星元的重大贪污腐化案件。华东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此案件已分别作出决定。我们认为这些决定都是完全正确的,是为保卫国家财产,保卫党和国家机关的纯洁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各个机关部门都应当从这一案件中吸取教训,引起普遍的警惕,特别在目前展开的精简节约运动中,必须严肃地整顿自己的机关和领导工作,坚决向贪污腐化、铺张浪费以及官僚主义等倾向展开斗争,以保卫国家财产,保卫党和国家机关的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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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出于人民革命的胜利,我们已彻底摧毁了国民党腐朽的反动官僚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的国家。在这个新国家内,人民是主人,国家和一切革命组织的财产也就是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八条、第四十二条曾明确规定:爱护公共财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和义务;第十八条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历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中国共产党更反复地教导自己的党员,必须遵守革命政府和革命组织的纪律,在各种革命事业中起其模范作用。事实也这样证明:我们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是复行了这条义务的,表现了他们的共产主义的崇高美德;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一般也都是能自觉地遵守国家的政策法令的,因此,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廉洁的政府,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人民勤劳朴素、刻已奉公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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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解放以前,以腐败透顶的国民党为代表的旧的反动政府则集中地体现了地主、官僚、买办的贪污腐化、腐烂堕落的恶习,并将这种毒菌散布在社会各方,使许多人沾染了这种可耻的习气。即在人民国家成立以后,这种恶习还没有来得及完全肃清,仍有可能影响着许多人,甚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成为我们建设国家、建设党所必须扫除的障碍。在革命队伍中发生路星元的贪污腐化及其他类似的案件其根源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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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星元参加革命工作已经有十几年,但是,事实证明他的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并没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得到改造,因而经不起在新的复杂条件下的考验。路星元虽然在组织上加入了党,但在思想上却表现为一个没有一点共产主义气味的人。特别是在进入江南大城市以后,他羡慕腐化堕落生活,他羡慕非法商人的“自由”,在非法商人的引诱下,终于是上了腐化堕落、盗窃国家和人民的财产供个人的享乐的死路。而在领导上发现了他这种不法行为之后,他不但不知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准备脱离革命,企图逃避党纪国法的制裁,这就最后地完全地变为一个可耻的罪犯,终于被清除出了共产党的组织,被司法机关依法逮捕且将要受到应得的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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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应当从路星元案件中得到的第一个教训,就是:不论一个共产党员或革命工作人员都只有从思想上进行彻底的改造,才能够很好地为人民服务,而这个改造又主要地依靠自觉。不然,就不可能理解为什么有人改造得很好,有人就改造得不好,有人就根本没有改造。而共产党员则更要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没有任何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打算,否则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的先进战士。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还有一部份党员往往把许多严重的原则问题当作“生活细节”、当作“小事”,而不知道大事是从小事来的;又有些人错误地以为“进城了,应当改善生活了”,或则认为“革命成功了,不必像以前那样节约了”,而忘记了毛主席所谆谆教导我们的,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还只是走完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在我们实现伟大共产主义的道路上,还需要我们作极大的努力。有了以上类似的错误想法,就必然会松懈斗志,并为坏思想、坏作风、坏习惯的侵入开了方便之门。更为严重的是:有一部份品质恶劣的工作人员,已经在思想上甚至行动上犯了路星元同样的错误,而还不知道危险。路星元案件就给这些人发出了一个警号:他们必须立即回头,改正错误,否则就将同样走上路星元的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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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星元的案件还给了我们以下的几点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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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正如华东人民监察委员会和上海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所指出的:��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领导上是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的,而官僚主义又恰恰是一切坏思想、坏作风、坏习惯得以存在的防空洞和得以滋长的温床。因此,凡有类似情况的地方,都应当改善自己的领导,加强对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建立严密的工作制度,经常地深入地检查工作的执行情况,并及时地表扬进步的、好的工作人员,处分违法乱纪的工作人员,藉以发扬正气,克服邪气,提高每一个国家机关的政治质量及严格其组织纪律。共产党的基础组织——支部必须加强自己的工作,真正成为党在一切工作中的战斗的保垒。目前部份机关支部的严重松懈现象,必须加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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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为了彻底消灭贪污,必须发动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和革命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进行广泛的监督。斯大林曾针对一九二六年时苏联的情况在“论苏联经济形势与党底政策”的报告中教导人们,对于盗窃国家财产的贪污分子,“依靠国家保安部是不能把他们全部除尽的。这里需要另外的、更有效更严肃的办法。这种办法,就是在这些贼周围造成一般道德抵制及周围群众憎恨的气氛。”只有如此,才能使这些贼不能存在。我们是应当也可能造成这种气氛的,每一个觉悟了的人民是爱护国家和人民的公共财产的,是拥护人民政府严惩贪污分子和那些非法商人的,是拥护共产党清除这种贪污分子的。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和我们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就在这里。我们各个机关,我们的人民监察机关,应当更充分地发挥这些力量,肃清一切贪污浪费现象,推动增产节约运动胜利前进,为保卫国家财产,为保卫党和国家机关的纯洁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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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九日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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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汇报》1951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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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关于“李四喜思想”讨论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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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湖南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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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在湖南已进行了三个多月,现已逐渐形成为全省规模的思想批判运动。除新湖南报外,大众报、湖南青年报及各专区的建设报、湘中报、滨湖日报、资江农民报、岳南人民报、衡阳新闻、彬州群众报,都先后展开了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中共长沙地委、常德地委和许多县委都发出指示,布置了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常德、彬州、零陵等地委,有重点地检查了乡村干部的思想情况。汉寿、益阳等十余县在布置秋征的时候,都在干部会上抽出一定时间批判“李四喜思想”,以纠正干部中的松懈情绪。全省农民群众和绝大多数的农村干部都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提得很恰当,纷纷表示意见。因此仅新湖南报就收到来自全省各地的稿件和信件有两千余件。全省以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讨论得最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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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许多农民已开始懂得“李四喜思想”是错误的。有的农民就这样来警告工作不力的乡村干部:“你快要当李四喜了!”长沙县十五农裕乡副乡长朱中立,今年五、六月间,坚决辞职不干;后来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经过许多人的说服教育,才继续工作下去。在参加了这个讨论,并学习了党史以后,他的思想转变了,在区、县召开的干部会上,作了自我检讨,表示要努力工作。湘阴县包市乡乡长刘福保,在今年六月已卷起铺盖回家,但在参加本村的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后,又背起行李回到乡政府工作,表示坚决革命到底,再不“闹情绪”。平江县公安乡乡长方崔楼,本来不想继续工作的,而在参加这一讨论后,已经安心工作,并且改善了自己的工作方法,工作作得很有成绩,使该乡成为全区工作最好的一个乡。这不过是几个比较突出的例子。此外还有不少乡村干部也在不同程度上扭转了松懈情绪,表示要继续工作下去。有的把克服“李四喜思想”订在自己的爱国公约里,或写信给省人民政府王首道主席和报社,表示决心革命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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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是怎样提出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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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研究了目前农村情况以后,发现在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的地区,有部分农会组织趋于涣散;乡村干部情绪松弛,许多人“请长假”回家,有的甚至私自将工作交给别人就回家了;不少民兵则把武器交给农会,说“地主垮了,没有事啦!”足证农民的麻痹思想是相当严重的。因而地主及其狗腿子就趁机篡夺乡村政权。今年四月底,汉寿县五区曾发生不法地主武装暴乱的事件。五月间,潜伏在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相当猖狂,造谣、放毒、纵火,无恶不作。这种情况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报上也不断发出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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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在六月一日《响应国家号召,开展售棉储棉运动》的社论中,批评了“要发家、种棉花”的思想。这使我们开始感到:新湖南报对农民的思想教育没有负起应有的责任。后来又根据上级的指示和薄一波同志《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和人民日报《加强报纸工作的思想性》等文章,对我们的宣传工作进行了检查,使我们进一步注意了对农民的思想教育。于是决定组织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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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我们向读者发出的讨论提纲,偏重揭发批判“李四喜思想”,还没有把如何克服“李四喜思想”作为讨论的重点。这种提法是不全面的。因而在开始讨论的十几天中,我们曾被某些枝节问题所迷惑。经过一个时期的摸索,才明确认识应通过对这种思想实质的揭发与批判,进一步讨论如何克服“李四喜思想”,并弄清了克服“李四喜思想”的关键在于加强思想领导。现在,这个讨论是按照下列要求进行的:一、主要是克服乡村干部在土地改革以后产生的麻痹松懈思想,坚定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意志,使他们继续努力工作;二、促使各地领导机关重视对乡村干部以及农民的政治教育,检查过去的领导思想和领导方法;三、使一般农民初步认识“李四喜思想”的错误,使“李四喜思想”在群众中孤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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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组织这一讨论的过程中,曾遇到一些思想障碍。例如:有些人认为湖南解放不久,乡村干部的“退坡”思想是个别现象,不如老区的严重。有些人认为乡村干部产生松懈麻痹情绪是必然的,每进行一项中心工作以后,总会有这种现象。有些人认为讨论固有必要,但目前工作太忙,无法进行。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这种思想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乡村干部生活困��。归结起来,都是不大赞成这个讨论,至少是目前不必讨论,等一等再说。也有人认为讨论是必要的,但不必讨论太久。当时由于思想水平的限制,我们还不能对这些意见进行批判,反受了它们的影响,以致表现了犹豫。直至八月下半月——讨论的第二个月以后,由于在全省第一次宣传会议上提出了关于“李四喜思想”的问题,中共湖南省委负责同志强调指出批判与克服这种错误思想的重要性;会后,王首道同志又写了《批判〈李四喜思想〉,加强干部思想教育》的论文;人民日报、新华社、学习杂志、长江日报又都发表和广播了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的文章,才纠正了上述不正确的意见,引起各地对这一讨论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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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过程中,我们曾采用了以下方法:(一)以群众自己的经验教育群众。例如:举出许多不法地主反攻倒算的事实,以说明土地改革的完成,并没有“万事大吉”;举出不法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篡夺乡村政权破坏生产的事实,以说明只顾生产、不问政治是不行的。(二)发表有“退坡”思想的干部的自我检讨或克服这种错误思想的经过的文章。(三)表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四)发现新问题,及时提出讨论,以使讨论逐步深入。例如:我们曾发现有些乡村干部认为“轮流当干部是合理的”。他们说:“蟆蝈(青蛙)跳三跳,也要歇下气!”“应该象国民党时代的甲长一样,六个月轮一次,免得一个人吃亏。”我们就把这种思想提出来讨论,这就使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深入了一步。我们又发现有些领导干部认为:乡村干部的松懈情绪用“压任务”的方法可以解决。对于这种错误思想,我们也提出来讨论,并给了它以严厉的批判。(五)组织与发表本省各地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调查材料,推动全省各地党委领导这个讨论。有一位县的负责干部最初认为问题不严重,说该县有“李四喜思想”的乡村干部,最多占全县干部百分之二十。经调查后,发现有“李四喜思想”的干部竟占全体干部的百分之七十。这一来,该县也就注意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此外,报上还每月作讨论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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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人民日报十月二十九日“党的生活”栏编者按语所指出的:“这一讨论目前还不够深入,这是因为有些地方的干部对教育农民的长期性和艰苦性认识不足,开过一两次讨论会就以为‘没有问题了’。有的地方,领导机关虽作了布置,但未督促检查,因此,这一讨论也未能很好地展开。这些地方的党组织应注意克服某些形式主义的缺点,把讨论深入一步。”我们完全同意这一意见,并努力经过我们的宣传工作来改变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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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视查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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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土改简报”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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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偃师县西蔡庄、王七公、段湾、西口子4个复查试点乡在查漏网地主中,新划出的16户地主,就有10户提高阶级成份而错划并均加以斗争和没收的情况,值得各地注意。复查运动中,是必须进行查田查阶级,以达到彻底打倒地主阶级,而且,事实上在分配土地中,也确有一些地主(尤其是第三类型乡)未被划出,但必须了解,查阶级(即所谓查漏网)斗争是一件很细致而严肃的事情,如不注意掌握,必然发生新的偏差。为了正确的处理这一问题,必须解决以下三个问题:即明确干部的政策界限;深入群众的政策教育;领导上的有效控制;这是贯彻查阶级斗争的三个环节。因此:(一)应该教育干部,认识复查中阶级斗争必须认真按照划阶级文件所规定的原则办事,错划地主是错误的,但有意多划地主,将本来不是地主的人划成地主,同样也是错误的,此外,必须懂得,查阶级斗争与土地改革其他各个工作一样,要深入发动与依靠群众,不能自己包办代替,或只依靠少数而不依靠农民群众的大多数。(二)对农民群众也必须进行政策教育,以达农民一方面敢于彻底打倒地主阶级,一方面又不要去打击不该打击的人。政策教育是思想发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任何忽视把政策交代给群众,而采取包办代替,硬追硬找的做法,没有不碰壁的。(三)如发现漏划成份,原该划富农小土地出租者、中农,现须改为地主者,必须经区一级批审委员会核准,未获批准前,暂不动其财产;同时,对划分成分中疑难问题较大者,应请示县土地改革委员会批准,以达既正确执行政策又团结自己孤立敌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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