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ff --git a/CCRD/2/6/8/000002.txt b/CCRD/2/6/8/000002.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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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6/8/000002.txt
@@ -0,0 +1,45 @@
+# 中共武威地委关於送往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人员清理工作的总结报告
+
+　　（省委、并发各县委、直属党委：）
+
+　　遵照省委指示，从去年六月开始至今年二月底止，对全区送往夹边沟农场的劳教人员全部列为专案，进行了内部清理，现将主要情况报告如下：
+
+## (一)
+
+　　根据省委关於清理夹边沟案件工作的指示和要求，地委成立了专案领导小组，抽调专干，成立了办公室，任务较大的县，也先后成立了专案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具体领导和办理所属单位的清理工作。对专、县42名专干，首先组织他们认真反复地学习和讨论了中央、省委有关政策规定和指示，提高了专干的政策水平，为清理工作打下了思想基础。在具体作法上，采取先易后难，先搞档案齐全的，后搞档案不全和无档案的，先搞人在的，后搞死亡的和先近后远的原则，逐个做了清理和写了清理结论，基本上达到了质量要求。
+
+　　经过上述工作，全区共清理出送往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的人员217人(已死亡132人)，其中在甄别工作中作了结论的26人(已死亡10人)，占劳教总人数的11．98％，此次清理的191人(已死亡122人)，占88．02％，在217人中，原定为反革命分子的109人(已死亡78人)，坏分子9人(已死亡4人)，右派分子75人(已死亡40人)，反党分子9人(已死亡2人)，反社会主义分子2人(均已死亡)，原未定性的8人(已死亡6人)，其他的5人。截至1964年2月底止，在217人中，已清理结案的209人(包括原甄别了的26人在内)，占劳教总人数的96．31％，这些人的清理结果是：原定性和处理都正确的176人，占已清理总人数的84．21％，原定性及处理都错了的30人，占14．35％，原定性正确，但不应该劳教的3人，占1．44％。从清理结果来看，这些人大多数原定性及处理是正确的，问题也都是敌我矛盾性质的，其中仅反、坏、右三类分子，就占了已清理定案总数的88．51％，这些从大都是长期隐瞒反革命身份和在整风运动中，恶毒攻击党的有关方针、政策等问题，因而对他们进行劳动教养是应该的。通过这些案件清理工作，更证实了党的审干、肃反、反右派斗争等运动的伟大和正确，它对於巩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保卫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起了重大作用。但由於在这些运动中，特别是在58年贯彻省二届二次党代表会议精神期间，有些地区和单位没有完全按照党的政策规定办事，错斗争错处分了不少的好同志，给党造成了一些不应有的损失。通过这一次清理工作，使我们弄清了我区送往该场的全部劳教人员的情况，对其原定性处理心中有了数，澄清了是非，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接受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
+## (二)
+
+　　通过夹边沟劳教人员案件的清理工作，我们的体会是：
+
+　　一、在任何工作中，都必须认真学习和坚持贯彻党的政策，在处理干部问题上更需要严肃慎重，避免发生错误。在1957年下半年至60年西北局兰州会议以前的一些政治运动中，由於对党干部政策学习不够认真，贯彻执行中有些不严肃，在处理具体问题上，有些是非界限不清，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人民内部问题当成敌我矛盾处理，把正确的东西当成不正确的对待，对一些愿意改正错误重新回到革命立场上来的人，教育改造和争取工作做得不够，以致对一些人定错了性质，作了错误的处理，对另一些可定可不定的分子和可送劳教与可以不送劳教的，也给定了分子进行了劳教，这样就错处理了一些人，如民勤县的王在昭(已死)55年前任该县组织部干事时，挪用了党费12．8元，后来任乡总支书记时，挪用了公款10元，55年任组织部付部长后，把银行一干部的未婚妻挑拨的解除婚约和自己结婚，其次对一些干部的提拔使用，县委尚未决定，他就给别人说了，其他都属骄傲自满和在背地议论领导等问题，按错误事实给予适当的纪律处分是可以的，但并非敌我矛盾，而在当时却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送劳动教养。再如武威县的冯志刚，57年专区召开乡长会议进行小组讨论时，冯曾说了“农民分红少，分的时候会计要扣水费、公债，信用社要扣投资贷款，银行扣大农具、牲畜价款，供销社要扣股金，三扣两扣把农民扣光了”，本来这时当时存在的实际问题，在会上提出讨论是对的，结果认为是冯抹刹成绩，夸大缺点，否定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反对社会主义等，以此认定作了处理。再如武威县的沈增道，因和现役军人的未婚妻谈恋爱，致使女方提出要退婚(未成)，后又和女生刘亚文(少先队员)谈恋爱，并向组织要求结婚未批，其他事实均属思想落后，不安心在武威工作，对领导上有一些满怨。进行批评教育是应该的，可不送劳动教养，结果也送了。
+
+　　二、经过夹边沟案件的清理工作，使我们认识到，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是我们革命者的起码要求和神圣职责。在57年下半年至60年西北局兰州会议以前的一些政治运动中，特别是58年贯彻第二届二次党代会议期间，在具体工作中没有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如在查处案件中，有些干部不深入群众，不调查研究，不倾听群众的意见，特别是不倾听反面的意见，主观臆断，从印象出发，先有框框，后找材料，掐头取尾，断章取意，生拼硬凑，张冠李戴，歪曲事实，扩大情节，甚至指名问供，逼迫交待和无中生有的给捏造事实，这些都是与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的错误作法。例如，武威县在1958年批判斗争高伯峰同志时，指名让其交待对冯振远、段国亮、李生贵(均为老同志)等人的看法和态度，因高交待不出什么看法，竟采取各种办法施加压力，逼使高作了假交待，高说：“这些人都是我仇视的”，结果就以此给高认定为“对革命事业忠实的工农干部×××是非常仇视的，都是他认为打击的对象”等。再如武威县的杨光荃，在58年县上召开三干会议时，领导指定让其写一个全县灾情情况的报告，该杨将报告写好后，交给当时的付县长赵长年审阅，结果在批判斗争杨时，给歪曲扩大为“杨抗拒执行党委提出的增产节约措施，否定全县农业大丰收时成绩，在三干会议上积极搜集材料，帮助赵长年算了冻灾、雹灾、虫灾、旱灾等四笔帐，来向党进攻，而否定合作化的优越性”等。还有永昌县的杨守成，在59年下半年因工人口粮标准压低后，一些工人闹情绪不很好出勤，杨针对这种情况，在一次会议上教育工人说：“虽然今年粮食紧张，但我们厂里吃的比农民还多，一天总有饱的时候，在饱的时候就干活，饿了蹲下休息一会也可以”。在运动中就掐头取尾的给认定为“杨在会上煽动说：肚子饱了就干活，肚子饿了就蹲着”。
+
+　　三、必须把恶毒的向党进攻同经过党的教育提高觉悟后向党交心、说老实话，交待自己过去的错误认识区别开来。在前几年的运动中，有一些把交心中交出的问题也以错误给予认定论处，如民勤县的李顺天，58年前工作一贯积极，58年秋党号召干部向党交心，李就交了他去武威参观省工商界现场会的情况和自己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按照党的规定，交心的问题不能作为处分的依据，但结果就以交心中交出的这些问题，将李定为反社会主义分子，送劳动教养。
+
+　　四、在运动中对个别领导运动的成员和积极分子审查不严，他们以私人成见对待同志，也给党的工作造成一定损失。这也是今后应该记取的一个教训。
+
+## (三)
+
+　　在这一段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是：
+
+　　一、没有按照省委的要求按期完成任务(省委规定63年10月底完成任务)。原因首先是我们对这项工作抓得不紧，行动慢了一些。省委在去年四月份就通知开展这一工作，而我们在六月份才开始向下布置。以后，也由於抓的不紧，致使个别地区又拖延在10月份才开展工作的；其次在案件的讨论审批上，比较缓慢。有些案件查清结论了，长期讨论不上，打印材料不及时，延长了结案时间。
+
+　　二、还有八人(武威2人、永昌1人、天祝1人、古浪1人、专区机关3人)的问题没有清理。其中除一人(反革命分子)交审干查处外，还有七人因无档案材料未作清理，我们已确定这些案件由地、县改造右派工作办公室负责指定专人，清理结案。
+
+　　三、对一些清理结案了的原定性、处理错了的人员，改变原定性处理的结论还未宣布，需要抓紧处理结案。
+
+　　以上报告，如有不妥，请省委指示。
+
+　　 中共武威地委一九六四年四月九日
+
+　　已发：省委、并发各县委、直属党委。存档。(共印五十五份)
+
+　　中共武威地委秘书处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四日印发
+
+　　· 来源：
+
+　　甘肃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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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9 @@
+# 甘肃省委改造右派工作领导小组的“夹边沟农场劳教人员清理工作总结报告”
+
+　　为了从夹边沟农场劳教人员大批死亡的事件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遵照西北局和省委指示，各地和省级有关单位于去年四月开始，成立专门机构或配备专人，对送往该场的劳教人员进行了专案清理。全省投入清理工作的干部共430多人。根据省委内部清理的原则，主要采取了内部审查(查原定性、原检举和本人交待等三方面的材料是否对口)和向原单位党组织、经办人员，进行调查了解相结合的方法。对一些材料不全或虽有材料但关键问题不清的，召开党内有关人员座谈会，或派人作了调查。对于清理结论，各级党委都很重视，全部按干部管理权限进行了审批。为了慎重，各地在县委讨论后，地委改右工作领导小组又作了审查，有的地区，全部材料都经过地委审批。省委改右工作办公室对报来的备查材料，全部作了审查，有38人的结论并经省委改右工作领导小组作了讨论，从而保证了清理案件的质量。清理工作截至六四年六月已基本结束，现将主要情况报告于后：
+
+　　夹边沟农场共收容劳教人员2369人。其中死亡1165人，占收容总数的49．18％。这次共清理了1995人(包括已经甄别的)，占劳教人员的84．23％。清理结果，原定性、处分都正确的1662名，占已清理人数83．31％；原定性正确，处分偏重的71人，占3．56％；原定性、处分完全错了的262人(其中干部189人，工人68人，其他5人)，占13．13％。完全搞错的劳教人员中，原定性为反革命分子的28人(占已清理反革命分子总数的3．6％)，右派分子54人(占已清理右派的6．6％)，坏分子88人(占已清理坏分子的37％)，其他92人(其中包括反社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贪污、盗窃、流氓分子及未定性的等，占其清理总数的48％)；死亡了的83人，占完全搞错人员的37．7％。
+
+　　目前，还有106名劳教人员(占总数的4．4％)正在清理中，另外有268人(占应清理人数的10．1％)，由于原单位撤销，历年来机构、人员变动较大，档案材料失落，或者处理劳教人员时，材料已随人转到外省，现在清理确有困难，各地意见，对这部分人不再进行清理。我们同意这个意见。
+
+　　清理工作中的有关善后事宜，现在正根据1964年1月4日省委给西北局的“关于夹边沟劳教人员清理情况和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一文的规定精神进行处理。
+
+　　通过上述清理结果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劳教人员的定性、处理是正确的。这充分说明肃反、反右派斗争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成绩是伟大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是必须肯定的，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某些地区或单位的工作中，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错误。最主要的有下述几点：从执行政策方面检查，有些单位违背了党的方针、政策。如在划右派问题上，超出了中央规定的范围，有的把交心运动中作了思想检查，向党交了心的人错划为右派；有的在中学生、民警、营业员中划右派；有的给工人、农民戴上“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也有的把一些历史上虽有问题，但已作过处理，无新的犯罪活动或右派言行的人，重新处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从认识上检查，不少单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定性不准，把一些思想意识问题当政治问题处理，把人民内部的一般错误和作风问题当作敌我问题处理。在工作作风方面，马虎、草率，粗枝大叶，对材料缺乏认真的调查和慎重细致的研究，原定事实失实。部分材料有断章取义、歪曲原意等情况，甚至有极个别的是由于个人成见，打击报复造成的假案。
+
+　　由于上述原因，错误地处理了一些好同志，有些人在劳教中死去了，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给党在政治上带来极大的损失。从这一严重的事件中应该吸取的教训是：
+
+　　一、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夹边沟农场的劳教人员绝大多数是肃反、反右派斗争等政治运动中揪出的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和坏分子。这些运动的主要目的虽然是解决敌我矛盾，但是，当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在揭露敌我矛盾的同时，必然会揭发出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而使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互相交织，不易区别。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关于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的指示，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领导者要善于在复杂的情况下，正确地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按照主席关于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精神，给予正确的处理。对于一切混入革命队伍中的反、坏分子，要坚决地用专政的办法处理，决不能姑息养奸。对于右派分子，一方面，必须明确他们同人民是敌我性质的矛盾；同时，也必须了解党把右派问题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重大意义，从而给予恰当的对待、处理。对于人民内部的问题，则应采取民主的方法，即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处理。但是，有些同志处理问题时，往往与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相违背，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夹边沟案件中的错案是“以我为敌”，把某些犯有人民内部问题性质的错误的同志，给戴上了反、坏、右等帽子，采取了轰斗、开除、劳教的办法。在这次清理中，有些地区或单位，又有把确属敌我矛盾的反、坏、右分子予以平反的(已作纠正)。这又走向另一极端，以敌为我。要克服这些错误，分清敌我矛盾，必须对每个人的问题以严肃谨慎的态度，细致地区别，分清是一般思想认识问题，还是敌人的攻击；是针对个别领导人和工作中实际存在的缺点提出的批评意见，还是借机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各项政策的攻击诬蔑；是工作中的一般错误问题，还是敌人捣乱破坏；是一般的旧习气、不良作风，还是流氓、坏分子，等等。更要注意防止捏造材料，打击陷害好同志。
+
+　　二、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线，是我们处理一切问题的准绳。任何工作，违背了党的政策，就必然要犯错误，使党的事业受到损失。但是，不少同志对于党的政策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贯彻执行不力。有的人不是严肃认真地按照党的政策办事，或者以感想代替政策；有的人甚至明知故犯地违背党的政策。如关于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等定性问题，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等，中央都有明确具体的指示、政策和规定，但是有的地区或单位，没有认真执行，而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图行事，把人民内部问题当敌我问题处理，戴上各种政治帽子，把不应该劳动教养的实行了劳动教养。我们应人这里吸取深刻的教训，加强政策观点，严肃对待党的政策，同各种违背政策的现象进行坚决斗争。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钻研中央的方针、政策，努力提高政策水平，真正领会政策的精神实质，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有一些大的政治运动中，要特别注意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发现违犯政策的错误作法，及时采取措施，坚决纠正，以维护党的政策的严肃性。
+
+　　三、坚持实事求是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毛主席一再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可是，在我们党内，并不是所有同志都了解这一指示的重要意义的。表现在处理人的问题上，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往往凭一些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材料，不加查证、情况不明，就下结论、作决定，这样就必然会作出不正确的结论。这次清理的错误案件中，有相当数量的案件是由于事实失实而搞错的。有的是轻信检举，不作调查；有的是张冠李戴，把甲的问题算在乙的账上；有的是抓住片言只语，不顾其发言、文章的前后意思，任意分析、曲解原意、断章取义，其共同特点是没有确凿的事实基础，没有细致的分析问题的性质。事实，是我们处理问题的依据。处理问题，必须深入调查，落实事实，在经过调查弄清事实的基础上，找出问题的本质。调查材料，分析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坚持原则，走群众路线。要善于听取正面、反面的意见，检举人和被检举者等各方面的意见，综合这些意见、情况，作细致的研究，鉴别问题的真伪。坚决纠正那种与党的政策相违背的按框框找问题，先入为主的主观主义和任意扩大事实、断章取义的错误作法。
+
+　　鉴于清理工作已基本结束，今后有关善后工作中需要联系处理的具体问题，建议省委责成省劳教委员会负责处理。
+
+　　以上报告妥否，请示。
+
+　　 省委改造右派工作领导小组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
+　　· 来源：
+
+　　甘肃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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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6/8/000004.txt
@@ -0,0 +1,65 @@
+# 关於对送往夹边沟农场被劳动教养人员清理工作的总结
+
+　　<市委改右领导小组>
+
+　　（市委各书记、党委：）
+
+　　遵照省委“关於对送往夹边沟农场被劳动教养人员进行一次内部清理工作”的指示，市委於七月下旬研究确定：这一工作由市委改右领导小组负责，改右办公室担任日常清理工作，并从有关单位抽调了三名专职干部，成立了临时办公机构。七月底我们即向全市有清理任务的各单位作了具体布置。此后发现有些单位重视不够，行动缓慢。市委又召开了各单位负责同志会议，会上由市委梁书记作了指示并提出了要求。随后，各单位迅速地确定了负责人，抽调了专、兼职人员(全市大约抽调了专、兼职人员140余名)，开展了清理工作。在工作进行中，我们还召集了数次研究汇报会议，并经常深入下去，对清理工作进行了检查。
+
+　　此次清理工作在市委和市委改右领导小组亲自主持与重视下，历时四个多月的时间，已於63年底基本结束了内部清理工作，现将主要工作情况总结於后：
+
+## 一、基本情况：
+
+　　(一)全市共送往夹边沟农场被劳动教养人员是352人，其中：右派分子171人、反革命分子90人、坏分子30人、反社会主义分子4人、未定性的30人、其他人员27人。
+
+　　(二)死亡情况：
+
+　　共死亡156人，占总数352的44．3％，其中：右派分子死亡70人，占右派总数171人的40．8％、反革命分子死亡53人，占反革命总数90人的69．8％、坏分子死亡10人，占坏分子总数30人的33％、反社会主义分子死亡一人，占反社会主义分子总数4人的25％、未定性的死亡9人，占未定性总数30人的30％、其他人员死亡13人，占其他人员总数27人的48％。
+
+　　(三)清理情况：
+
+　　1．我市从1963年7月底开始至12月底，共完成清理任务332人，占总任务数352人的95％(内死亡数是152人，占332人的45．8％)。其中：右派分子161人、反革命分子87人、坏分子27人、反社会主义分子4人、未定性的30人，其他分子23人。在已清理的332人中，原系县级干部的3人、工程师5人、科级干部18人、一般干部293人、工人13人。尚未完成清理的还有20人，其中没有档案而无法清理的17人，内有死亡的4人。
+
+　　2．清理后维持原定性处分的289人，占总数332人的87％；改变原定性原处分的43人，占总数332人的13％。其中：定性处分全部否定的34人、定性不当该劳教的4人、定性正确不该劳教的5人。这43人中(内死亡14人)右派分子7人、反革命分子1子、坏分子11人、反社会主义分子3人、未定性的9人、其他人员12人。
+
+　　3．被清理的332人分布在全市82个单位中，其去向：除死亡的152人外，已分配工作的89人、等待处理的11人、回原籍参加农业或其他劳动29人、退职或自谋生活的24人、逃跑或下落不明的21人，仍在劳动教养的6人。
+
+## 二、清理方法和问题：
+
+　　(一)对此次案件的清理，我们是根据省委指示精神，采取了先易后难的方法进行的。首先对全市所有送往夹边沟农场被劳教人员逐个的查实名单，然后深入各单位进行督促检查，查清这些人的去向和清理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研究解决。对不明确的问题或解决不了的问题，及时请示领导，这样对问题解决的就较快。
+
+　　工作一开始，我们就本着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每一个人、每一案件、每一个问题都进行了详细的审查和查证。在审查过程中我们采取了重点的翻阅了本人交代、旁证和定性处理结论，并按照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政策界限的规定，进行了衡量，是什么问题就算什么问题。对原处理有出入的案件，均分别不同情况做了研究查对，然后再提交市委改右领导小组或市委审查定案并作出正确的结论。
+
+　　（我们认为，此次清理工作基本上是顺利的，不仅是速度快(十月底大部份单位已结束)，而且质量也合乎要求，这是由於市委改右领导小组抓的紧，各级领导重视的结果。）
+
+　　(二)从清理情况看，绝大多数原劳教分子的定性、处理是对的、正确的，合乎党的方针政策。但是也有一少部份人是处理错了，现在看，当时对这些人的处理是不够严肃的，缺乏认真负责的态度，其大致上有以下几种情况：
+
+　　1．偏听信信，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例如，市建公司原劳教分子张志信，只凭其媬姆(十四、五岁小孩)检举，就认定为强奸犯而加以处理，并实行了劳教。在此次查证明，经与原媬姆和有关群众了解，证实：因其媬姆当时年幼不懂事，听别人教才承认的。所以这一强奸案不能成立，应予否定。又如市百货公司原右派分子田首荣，在整风中或鸣放会上，均不曾有右派言行，只是当时整风领导小组成员张祖武，不加思索地叫田首荣有意识的私下与雇卿卿(组织上已掌握雇有右派言行)交谈有关报纸上发表的右派反党谬论的看法，事后田如实地向组织上反映了情况，到最后却认为是田的右派言论，因此就把田定为右派分子，实行了劳教。
+
+　　2．混淆了是非界限，把一般问题当成原则问题加以处理：例如，白银区一名工人高登弼，由於本人爱讲怪话，而被定为敌对分子并实行了劳教。经这次清理查对，认为是属於思想落后、有错误言论，可以批判教育，而不应该乱戴帽子，更不应该劳教。又如，原八冶子弟小学教师张治齐，因其工作消极，无组织无纪律(指私自找工作)，对待学生态度不好等，而被定为坏分子实行了劳教。现在看，这两个案件显然处理不当。
+
+　　3．处理奇重，对本人主动交代和群众揭发没有区别对待：例如，原天水专署建筑公司出纳员刘志学，因其贪污工人未领的小头另星工资34．96元、贪污嫌疑是25．08元(本人交代：承认工作中有粗心大意等错误，而且一再要求组织上查清他的问题，并检举了主办会计右派分子吴惠申的贪污事实)，本应从宽处理或不作处理，但却戴上了贪污分子的帽子，并决定开除了公职送劳动教养。
+
+　　4．算老账，拼捧材料：省重工业厅设计院，将张应龙定为坏分子的事实依据均系1953年至58年以来积累起来的材料，不但内容与事实不符，而且大部份问题都是在闲谈或开玩笑时说的怪话，当然讲怪话是不对的，应当进行批评教育，但以此定成坏分子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定坏分子的条件。
+
+　　以上几种情况说明：西北局兰州会议前两年，我们对犯有缺点错误的干部、职工，在处理问题上是不够慎重的，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因而，处理错了一些人。
+
+## 三、问题和今后意见：
+
+　　(一)清理中发现：有3人是属於不应该平反的，其中有一人是属平反错了的。这3人又是在62年复查中平反的，并已宣布了，有的还补发了工资。因此，我们的意见：属於不应该全部平反的，且已宣布平反，仍维持平反结论。属於平反错了的，待省上审查后，再作处理。
+
+　　(二)此次案件清理，只是内部清理，应保守党的机密。但据我们了解仍有失密现象。定西地委来信说：市城建局付局长陈寄沧同志，将省、市有关清理夹边沟劳教人员的指示文件，全部告诉了其内弟右派分子未理耳。因而造成该未向定西地委质问为什么不平反我的问题等。我们认为这是严重泄密，给清理工作代来了被动，建议有关方面查处。
+
+　　(三)目前全市还有20名劳教人员未清理，其中：17人没有档案，3人是后发现的。我们意见：除有档案的3人应继续清理外，没有档案的17人，无法清理，暂挂起来，另作研究处理。
+
+　　(四)清理后如何宣布问题。我们意见：应按省委指示办事，即由劳教人员所在单位进行个别宣布。
+
+　　以上意见妥否，请予指示。
+
+　　 市委改右领导小组1964年8月29日
+
+　　 抄送：省改右领导小组。　　(共印18份)
+
+　　· 来源：
+
+　　甘肃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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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对送往夹边沟农场被劳教人员进行清理工作的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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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庆阳地委统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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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委统战部、省改右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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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省委“关于对送往夹边沟农场的被劳动教养人员进行清理工作的通知”和有关规定，地委统战部和专署公安处共同抽人组成工作组，督促与协助有关县委所指定的作清理工作的同志，对送往夹边沟被劳动教养的人员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清理工作。现将清理情况，简要汇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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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阳专区，送往夹边沟劳动教养的人员，共二十一人。其中：男二十，女一；现在活着的十人(继续工作的三人，劳动就业的六人，逃跑下落不明的一人)、已病故的十一人(均病故于夹边沟农场)；家居本区的十六人，居住外区处省的五人；原系共产党员的十一人，共青团员四人，非党人员六名；初级骨干四名，一般干部十七人；原按坏分子处理的十二名，按右派分子处理的九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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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这次清理查证，十二名坏分子现在活着的是五人，病故的七人；原系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十一人，保留公职，劳动教养的一人。对这十二人的问题，六一至六二年，有关县委已全部进行了甄别。甄别结果：原处分决定错的八人，基本上错的四人。甄别结论，已通知了本人或其家属。并对活着的五人进行了较为妥善的安置。即：安排了工作的二人，按退职处理了的一人，劳动就业的二人。九名右派分子，现在活着的五人，已病故的四人；原定右派的处分决定，均(此处一字辨认不出)保留公职，留用察看；原加重处分决定，(此处一字辨认不出)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八名，保留公职，劳动教养的一名。对这九名右派分子的原定性处分和加重处分决定，我们均按当时中央的有关规定，实事求是的逐个进行了查对。查对结果：原定性处分正确的七名，基本正确的二名；原加重处分基本正确的四人，错的或基本错的五人。目前活着的五名右派分子，已安排了工作的一人(吴庆玉，现在庆阳仓库工作，原定性正确，加重处分不正确)，法办劳改的一人(芮正林，从夹边沟逃跑回家后，因盗窃被法办，现在子午岭农场劳改。该芮原定性和加重处分均正确)，农村参加生产的二人(姚万长，现在宁县和盛公社生产，原定性和加重处分均正确；张振甲，现在合水太白公社生产，原定性和加重处分基本正确)，逃跑下落不明的一人(刘运华，宁县坪子公社人，从夹边沟逃回家中，去年社教运动开始后迁逃，至今下落不明，原定性处分正确，加重处分不正确)。据调查，逃回农村的两名右派分子，在社教运动未开始前，均表现不规矩。姚万长从夹边沟农场逃回后，不积极参加生产，一度进项不服管教，到处申诉，要求平反，张振甲从夹边沟逃回后，长期隐瞒其右派身分，不服从领导，要求多种自留地，并偷盗队里的小麦四捆。
+
+　　根据这次清理结果来看，右派分子的原定性处分决定，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右派分子的加重处分决定和对坏分子的处分决定，大部分不正确。右派分子的加重处分决定，属于错的和基本上错的占被加重处分总人数的56％；坏分子的处分决定均属于错的和基本上错的。这种情况说明了，我区的反右运动和全国其他地区的反右运动一样，是健康的、正确的、成绩是巨大的。右派分子的原处分决定，其所以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认真地贯彻了党中央对右派分子的方针、政策，在处理右派分子中是比较严肃认真的。右派分子的加重处分和对坏分子的处分决定，其所以多数是错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从思想认识上来看：我区个别单位的负责同志，由于对主席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学习领会的不够深刻，思想上曾一度时期存在着严重的惩办主义思想，忽视了我党一贯坚持的“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和“教育为主，打击为辅”的原则。另外，从工作作风上来看：一些同志缺乏实事求是和对党对同志负责的精神，不深入调查，偏听偏信，主观臆断，事实不确凿、不充分，就给人下结论、作决定。加之个别基层干部有打击报复的不良作风。从成见出发，夸大事实，捏造证据，反映的情况不真实。下边不能如实地反映情况，上边不深入调查，这就势必要作出错误的决定。如原华池县柔远乡乡长王振玉，在宣传总路线时，生产队的一名干部找他写几张标语，当时他因工作很忙没有答应；另外，他在检查水利工作时，发现工地上对女劳动力组织的很不好，有窝工浪费现象。当时王就说这是“白费力”。这两件事本来不算什么错误，但反映情况的人却夸大为“王在大张旗鼓地宣传总路线的时候，拒绝写标语口号；一贯主张少、慢、差、费，公开反对大跃进”；诬蔑兴修水利是“白费劳力”。庆阳县右派分子吴庆玉，在被定成右派分子下放劳动锻炼期间，根本未到过崆峒山。但加重处分决定中却写：“在崆峒山劳动锻炼期间表现不规”。
+
+　　由于上述原因，所以，错误地处理了一些干部，给党在工作上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在政治上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为了弥补这种损失，我们认为除了从上述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外；还应认真做好思想教育和善后工作。凡被错误地处理了的人员，人在的，应安排工作的，由原单位安置适当工作；不宜安排工作的，该按退职处理的，按退职处理；不该按退职处理的，也应妥善安置其就业。人已死去的，应按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发给一定的退职金或抚恤金。并应作好其家属的安置和思想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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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被劳教人员清理结论二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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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庆阳地委统战部1966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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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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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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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准备地打好“四清”前哨战（节录）——乔晓光、徐麟村同志给区党委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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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此文是乔、徐两同志在苍梧县林水蹲点搞“四清”时给区党委的第四次报告。区党委于1964年11月28日转发各地、市、县、区委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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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次报告以后到现在的一段时间，经过算（算剥削帐）、比（社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生活对比）、挖（根）、揭（揭发四不清）、斗（有战胜把握的小斗争），积极层的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拳头”已逐步形成；贫下中农群众有了初步发动；以自然村为单位或以联队的形式，先后共组织了21次小型斗争会。在这样一种形式下，有些“四不清”的干部，开始感到群众的威力，或多或少地交代了一些问题。其中有几个本质较好、有悔改诚意的贫下中农出身的社队干部，经过个别工作，交代问题比较彻底。根据这种情况，有必要用“四不清”干部的坦白交代材料去教育广大群众，使群众进一步认识“四不清”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以鼓舞斗志，增强信心，为下一步全面进行“四清”作思想准备。同时，也通过典型带动，对“四不清”的干部树立一个坦白交代的样板，进一步争取、教育干部。
+
+　　在11月2日和4日，召开了两次全体贫下中农（有的是代表）及全体现任的社队干部和原大队干部参加的大会。头一次大会，由事先培养的几个社队干部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后一次大会，由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发言，对“四不清”进行全面的分析批判。这两次大会，对于提高贫下中农的阶级觉悟和壮大“四清”运动的声势，取得了显著效果；同时对于积极层，是一次战地练兵；对于社队干部，也起到了教育、分化的作用。
+
+　　在第一次大会上坦白交代的有4个干部，他们是公社信用部会计、党支部委员李发祥，公社文书、党员黎永耀，岩下十五队队长钟永泉，河村前四队队长李锦新。这几个“四不清”干部在大会上坦白交代的材料说明，他们的“四不清”问题，是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的。李发祥的下水，就是从饲料粮蒸发糕吃开始的，其他几个干部起初也是吃宵夜。先是偷偷吃，或寻找借口吃，开始吃点红薯、照蛋之类。吃了抹抹嘴，没人敢管，胆子就越来越壮，胃口也越来越大。从吃荔枝、蜜糖、米粉，到吃鱼吃肉吃鸭鹅，从暗地吃到公开吃。仅这4个干部交代，多吃的产品和多吃的名目各有10种，如：开会吃、宵夜吃、宵晏吃、宰牛吃、卖肉吃、混帐吃（混报死鸡死鸭帐）、修水车吃、送粮入库吃、上面来人陪着吃，吃得最凶的是办食堂时候，每隔三四个晚上就吃一次。群众说他们是“黄狗狼（水鸭赖）——吃鱼”、“老虎相——吃肉”、“肉在虎口，钱在光棍手，他们要吃就吃，要用就用”。为了吃喝得更方便，他们就侵占集体的耕地和鱼塘。李发祥和黎永耀，两个人就占耕集体的水田收得稻谷700斤、占用集体鱼塘得鱼30斤。他们还以发展集体副业为名，把副业场作为自己吃喝的基地于他们的手越伸越长，从水田、鱼塘一直伸到山上，多占集体的木柴、木料和石灰，多占开荒地、自留地。在工分方面，他们更不放弃任何一个多占的机会，自己多记，给家属多记，多拿补贴，在公社参加一点集体劳动也把工分记在家属名下，从而多占集体劳动的果实。就这样，他们越陷越深，发展到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群众说他们是“棺材里伸手——死也要钱”。他们自己也承认：“能贪就贪，能挪（用）就挪”。贪污的手法有23种，包括：冒领票证、吞没谷种、涂改发票、私收禁垌罚款、克扣饲料粮、利用私分无帐多占稻谷，等等。其中最恶劣的是，正当贫下中农困难户吃粗糠、啃树皮的时候，他们却私吞统销粮，贪污救济款；正当贫下中农患浮肿病的时候，他们却把医治病人的黄豆炒来送烧酒。在贪污挪用的同时，还进行盗窃，手法也有4种：晒谷时偷谷，换谷种、浸谷种时偷谷种，买化肥时偷化肥，送粮入库时偷公粮。他们又把贪污盗窃的物资用来投机倒把。李发祥和黎永耀将贪污的500斤统销粮转手倒卖，获利300元；又将贪污国家下拨的油茶种子榨油出卖，获利89元，他们还利用职权，滥用集体名义，与国营猪场搭上关系，购买平价生猪，转手高价出卖。甚至将信用社资金借给别人搞投机，坐地分赃和高利盘剥。两个公社干部，在公社的6个社干中，问题还不是最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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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干部自己检查：“懒、馋、占、贪、变五个过程已经走完，思想已经变黑了。”这是一句老实话。几年来，“四不清”的干部利用职权，采取各种手段剥削群众，发家致富。他们吃得好，穿得好，买单车手表，盖新房子，钱从何来？这几个干部的坦白交代，揭开了这个秘密。在农村，新的两极分化已开始出现了。贫农徐秀英和公社文书黎永耀的生活对比，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两人同住一个村，一边是，徐秀英贫困破产，卖房子，卖衣物，卖女儿；一边是，黎永耀大发横财，买单车，买手表，起新房。1962年他的剥削收入占其总收入的56．4％，他的总收入比徐秀英的总收入多10倍。对于这些严重的问题，如果不放手发动广大贫下中农，及早地彻底解决，再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要把已经下了水的干部抢救过来，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让群众进行狠狠的批评或者斗争，再加上对他们耐心的教育和帮助，才有可能把大多数“四不清”的干部教育和争取过来。对于出身于贫下中农，本质又比较好的干部，主要是对他们进行归队教育，唤醒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悔悟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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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1月4日第二次大会上，有11个贫下中农积极分子讲了话，他们理直气壮，义正词严，摆事实，讲道理，正面进行了分析批评。曾经被干部当着脚下泥、胆小怕事的寡妇徐秀英，公开指名控诉“四不清”干部带给她的苦难。原来怕“出头椽子挨淋雨”的女社员罗杰贞，大胆地揭发和批判干部的错误，决心把“四不清”搞得“水清石头现”。原来怕干部打击报复的黎汉新，指着不愿交代问题的干部说：“别以为你们的手法多，爬到树顶的猴子也要撵落地！”原来怕“四不清”干部“树大根深，风摇不动”的钟伟昌，号召“贫下中农团结起来，拿起锄头来挖掉‘四不清’这个新的剥削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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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之所以决心大，信心强，斗志旺，是因为有了新的阶级觉悟。他们在讲话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日做夜做吃不饱？”他们自己的回答是：“因为‘四不清’的干部剥削我们，我们替他打长工。”
+
+　　这是一种崭新的阶级觉悟。贫下中农没有这种新的阶级觉悟，不用这种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武装起来，就不能把这个革命运动提高到两条道路斗争、反“和平演变”、反两面政权斗争的水平，不能挖掉新剥削方式的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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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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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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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轰大闹的教训——关于田各庄公社四清运动走了过场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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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讯　河北唐山地委四清工作团委员会十一月十七日批转了地委四清工作团办公室关于抚宁县田各庄公社四清运动的检查报告。这个报告，详细地叙述田各庄四清工作队在工作中由于指导思想上的错误而使这个公社的四清走了过场的教训。现把地委四清工作团办公室的检查报告摘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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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各庄公社，共有十二个生产大队，四十八个生产队。这里是老解放区，也是抚宁县第一批开展四清的四公社会之一。这个公社的四清工作队共有一百三十七人（另有南开大学师生八十三人），工作队的队长是县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桑化明同志，副队长是县委常委、监委副书记吴顺同志。工作队于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二日进村，十月二日离村。在这八个多月的时间里，由于队长桑化明同志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对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不是采取老老实实、严肃负责的态度，而是总想出人头地“露一手”，工作中采取盲目蛮干，大轰大?的错误作法，严重脱离了群众，使这场革命斗争归于失败。
+
+## 错误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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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错误作法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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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门“洗澡”，脱离群众。田各庄公社在“双十条”宣讲的不深不透，扎根串连没有很好进行，贫下中农群众没有充分发动与组织起来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地召开了公社三级干部会，企图在这个会议上基本上解决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四不清问题，会后一扫尾、一查证就可以结束四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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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会共开了二十八丄。在参加会议的四百一十一人中，贫下中农代表只有二十六人。会议一开始，工作队怕四不清干部同本村有关人员互相串连，订立“保险”（攻守同盟），采取了“调虎离山”、限制自由等办法，叫甲村干部到乙村去住，乙村干部到丙村去住，并且规定不准回家，也不许同本村和家属进行联系。有时为了给干部增加“压力”，临时将他们押回本村“打态度”，其中大部分人仍然不许回家吃、住，也不准同家属谈话。当湾子村的干部回村参加大会时，家属们都在庄头和会场门口等着看望，因为不准说话，家属惶恐不安，有的回家哭哭啼啼，影响很坏。
+
+　　会议进行到第二十二天，出现了“顶牛”状态。工作队为了打开僵局，连夜整训工作队，提出了“苦战”、“鏖战”、“大战三昼夜”的口号，要求全体工作人员“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什么办法，使什么办法”，“脸上不挂灰（是指昼夜突击，脸色发灰），不算搞革命”。在连续几昼夜的“鏖战”中，不少小组在强攻硬斗中都发生了逼供信等错误。有的在小组斗完之后，还连夜带回本村在群众大会上“打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干部交代的贪污数字迅速上升，一夜之间粮食由四万多斤上升到七万多斤；款由两万多元上升到八万多元。但多数是既没有贪污的过程与情节，也没有时间与地点。当时工作队有的同志曾对这种作法提出怀疑，但桑化明同志不但没有冷静的分析研究，反而说：“没有枪毙，都算说服教育”，“实不实，只要交代就好，有水份是运动的规律。”还说什么“宁搞一百一，不搞九十九。”这样就进一步发展了大轰大?的错误。
+
+　　（在大轰大?的过程中，还出现了打人、骂人的现象。工作队队长桑化明同志曾向队员们讲：“四不清干部不老实交代的，可以动动‘手术’。”实际上这是暗示可以打人、骂人。因此，有时开会让四不清干部交代问题不是据理批评、斗争，而是讽刺辱骂，甚至动手打人。田各庄后街大队和李家堡子大队曾先后打了六名四不清干部。）
+
+　　二、不经发动群众揭发、查证，强迫定案。三级干部会议以后，按他们原来的设想，一查证、一扫尾，就可以结束四清了。但事实完全与他们的设想相反。各村干部回村以后，立即掀起了一股翻案风（这股风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平息）。如程各庄大队六十一名四不清干部，就有四十七人翻案。在这种情况下，工作队既没有把广大贫下中农群众发动起来进行揭发检举，认真地进行查账、查证等工作，弄清问题的真伪，而是由少数人一研究就定了案，有的是开大会对四不清干部进行盲目的斗争。例如程各庄第一生产队队长张庆福，在三级干部会上交代贪污款一千四百元，回村后只承认五百元，工作组便召开社员大会进行斗争。张庆福在会上申辩时，工作组员丁雨田便问群众：“张庆福原先交代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当时有的说是真的，有的不言语。丁雨田便一个一个地问，群众才都说是真的。最后，丁雨田当场叫五十多名与会群众在他的记录本上签了字，这就算定了案。而四不清干部张庆福明知工作组没有抓到证据，后来还是照样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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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仅对四不表干部采用大轰大闹开大会斗争的办法，而且对干部家属也乱开斗争会。如程各庄召开过四次不同形式的斗争会，先后斗争过四个干部家属，其中有的连续斗争四次。有的在斗争以后，还不准回家，留下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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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群众对工作组的这些错误作法，内心里是不同意的，不少人是被协迫参加的。有的工作组在开斗争会时，如果发现有人不愿参加，便当场占名，谁不到也不行，来了不发言也不行。如果来晚了或者不发言，往往要挨批评：“你为什么不愿参加会？”“你为什么不发言？”“你反对四清咋的？”因此，没有人敢提意见，开会就到，让喊就喊，让斗就斗，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空空洞洞，严重脱离群众，根本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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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济退赔，违反政策。（１）不执行退赔政策。如有的人四不清问题不大，不但一九六二年以来的多吃多占要他全部退赔，就连一九六一年的一般性的多吃多占也要他退赔，而且有的还要按高价退赔。但是，也有四不清问题比较严重的人，不仅一九六二年以来的多吃多占可以全部不退，甚至贪污盗窃部分也可以整十、整百地减免。（２）搞假退赔。有的大队经工作队队部同意，实行了一种“兑户过账”的退赔办法，即由退赔人写个欠条，交给应分得粮、款的户，言明以后归还。结果有些四不清干部事后不认账，说：“欠条是贫协逼着我写的，我没有贪污那么多。”这样，群众手里的那张欠条就成了废纸。（３）用退赔款搞了新的四不清。在处理退赔款的时候，有的村经工作组提议，从退赔款中扣留一部分作为奖金，奖给四清积极分子和军属。如程各庄大队就奖给了大队贫协主席张庆芝八十元，其它积极分子十元、八元不等。群众对这种新的四不清很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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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强迫群众“洗澡”，违反自觉自愿原则，造成了一片混乱。如程各庄第一生产队在组织群众“洗澡”时，只要是成年人，都必须“洗澡”，并且由工作组按户点名，人人过关，一个不漏。群众“洗澡”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夫妻打架、婆媳不和、妯娌不团结等等，都必须在会上交代。工作组甚至在会上追逼男女关系问题。如女社员李玉兰，过去与坏分子邹有荣有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工作组便叫李玉兰在群众会上坦白交代，追逼到深夜，直到承认了才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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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阶级敌人没有弄清，没有斗倒、斗臭。如田各庄后街窃取了大队事副队长职务的坏分子李仲九，在当干部期间，曾经打骂群众，侵占集体耕地，霸占公共财产，破坏粮食政策，腐蚀拉拢公社干部，并有严重的四不清问题。当时群众和驻村工作组一致要求开大会，进行说理斗争，但是工作队领导上根本不予报批。类似该斗未斗的情况，在湾子、田各庄前街等村都有。在对敌斗争的方法上，他们同样是采取大轰大?的办法，大都是喊口号，“放空炮”，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进行揭发、批判和斗争。因此，未能打中敌人要害，未能制服和斗倒敌人。有的敌人在会上甚至无所畏惧，不仅不低头认罪，反而进行狡辩、对抗。如程各庄坏分子邹有荣，赌博成性，奸淫妇女，并有严重的投机倒把和盗窃行为。在斗争会上态度十分恶劣，拒不低头认罪。当时群众问他：“你为什么不老实？根在那里？”他说“根子在北京”。对这种在斗争会上公然污辱我们党的阶级敌人，当时工作组并没有发动群众把他斗倒、斗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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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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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各庄公社四清中的这些错误作法，正象中央在“双十和”中所指出，给运动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主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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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四清不彻底。拿白家堡子大队来说，这是工作队领导上认为搞得最彻底的一个大队，但是据大队贫协委员会反映，还有许多比较明显的问题没有弄清楚。例如：有二百七十多斤化肥的去向，至今还没有找到；库存青麻六百多斤，同干部交代的数字对不上口；一九六二年全村都向队里交了谷皮子钱，但账上没有这笔收入；一九六二年库存高粮种籽一百三十七斤，干部说是作饲料用了，可是饲养员却说：“从来没见过这样东西”。还有，一九六一年秋，该大队从联村队湾村领取社员口粮（玉米）三千斤，因为粮食不太干，一斤二两顶一斤，可是分发给社员却是一斤顶一斤，少了六百斤。类似白家堡子大队的问题，其他大队也有很多。在我们派工作级访问过的李家堡子、田各庄前街、袁庄、程各庄、田各庄后街、朱各庄、邴各庄等大队，贫下中农都反映了许我有关四清不彻底或者是走了过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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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四不清干部进行反攻报复，打击贫下中农。拿田各庄大队来说，这个大队是公社党政机关和四清工作队部的所在地，也是工作队认为四清搞得比较好的一个村。四清以后，那里的四不清干部千方百计地进行反扑、讽刺谩骂、打击报复，情况非常严重。如下台的四不清干部说，“贫协没好人”；贫协是“偏斜”等等。四清后仍然在台上的四不清干部，有的通过分配劳动、分配物资等，故意向贫下中农找别扭、穿小鞋、给亏吃，进行打击报复。如前街大队，以原四不清干部、现任支部书记张永平为首的一伙人联合起来打击第四和第五生产队新上台的贫下中农干部，企图重新夺回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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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阶级敌人的活动仍很猖狂，反动气焰十分嚣张。程各庄是工作队认为对敌斗争搞得最好的一个大队，斗争结束以后的情况怎样呢？漏划的地主分子贺全山，判处了管制生产二年，他不但不服管制，反而跑到县法院告状。贺全山在土改时当过干部，曾以次房换好房十二间（群众的胜利果实），这次对他斗争以后，令他把好房退出来，但他却对这些房屋进行了多处破坏。四清时，还查出他在一九六二年给生产队油坊卖油时有过严重的贪污行为，他被迫进行了退赔，但在工作组离村后的第二天，他就与当过油坊会计，并有严重贪污行为的富农分子张凤鸣联合起来，进行反攻倒算。再如富农子弟、坏分子邹福民，在工作队离村以后，公开咒骂贫农，而且骑打生产队的孕畜，公开进行破坏活动。当他的这些罪行被贫农子弟张国华制止和告状后，他竟猖狂到把张国华痛打了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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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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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各庄公社社教工作队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努力的，是做了不少工作的。工作队领导上的错误，主要是来自工作队队长桑化明同志错误的指导思想。他当时是抱着严重的个人主义目的参加四清的。他的出发点不是想如何贯彻执行好中央政策，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四清斗争搞彻底，而是带着十足的骄傲情绪，独出心裁，想超人一头，一句话，就是想压倒卢王庄的经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向党“露一手”。在这种个人主义思想的支配下，他把中央的“双十条”和上级党委的指示抛在一边了。关于召开公社三级干部会议的问题，地委在他们开会以前，已作了具体指示；运动中间，地委又派工作组对田各庄四清工作进行过检查，指出了他们的大轰大?等错误，但是都没有引起桑化明同志的注意。他既没有向下传达地委工作组的意见，也没有研究改正自己工作中的错误。由于桑化明同志始终按照他自己所想象的一套，主观蛮干，结果是到处碰壁，使四清走了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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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以上谈到的属于他们指导思想方面的错误以外，田各庄公社四清工作队的负责同志在工作作风上也有严重错误。据工作队组长以上干部座谈反映，桑化明和吴顺同志工作一贯漂浮、不深入、不蹲点，光靠听汇报、看报表来指导工作。有时下去也是。“走马观花”，一转就走。桑化明同志听汇报时，只愿报喜，不愿报忧。那个村的数字大，就说是“上游”；那个村进度慢、数字小，就说是“中游”或“下游”；对情况也往往不加分析，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只要汇报人说得好，就当场给以表扬；汇报人说得不好，或者工作中遇到了什么困难，不是冷静地帮助解决，而是乱加批评，因此，有的组怕挨批评，往往报喜不报忧，甚至搞了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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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田各庄公社四清工作队的情况来看，下面不少同志是实行了“三同”的；但是工作队的领导同志却做得很差。队部的个别领导干部，甚至同公社的四不清干部、蜕化变质分子等，在一起下象棋、打扑克，有说有笑，因而贫下中农群众把他们看成是一伙人，对他们“敬而远之”。在生活方面，桑化明同志不仅在工作队整训期间闹特殊，在队员伙房里吃过烙饼、炒鸡蛋；就是下村的时候，还在群众家里吃过肉、吃过蛋，影响都很坏。工作队办公室副主任陈希增，经常去河边打鱼，桑化明同志不但不加以制止，有时自己也一同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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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５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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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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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8 @@
+贵州省“关于农村四清运动开展对敌斗争意见的报告”
+中共定西地委关于对送往酒泉夹边沟农场被劳教人员清理工作总结报告
+中共武威地委关於送往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人员清理工作的总结报告
+甘肃省委改造右派工作领导小组的“夹边沟农场劳教人员清理工作总结报告”
+关於对送往夹边沟农场被劳动教养人员清理工作的总结
+关于对送往夹边沟农场被劳教人员进行清理工作的总结报告
+有准备地打好“四清”前哨战（节录）——乔晓光、徐麟村同志给区党委的报告
+大轰大闹的教训——关于田各庄公社四清运动走了过场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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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15 @@
+# 李书波谈“遵义事件”
+
+　　<贵州、李书波>
+
+　　时间：1966年12月19日
+
+　　地点：贵州工学院第二教学楼阶梯教室
+
+　　被采访人：李书波（在遵义事件中任遵义地委第一书记，遵义行署专员）
+
+　　采访人：贵州工学院学生张再兴等200余人与会。
+
+　　会议开始，会议主持人领读毛主席语录P4、P11、P13、P148、P232、P69、P78、P80、231。然后由李书波同志介绍遵义事件情况。以下是李书波同志的谈话。本记录稿已经过李书波同志校阅。
+
+## （一）“遵义事件”的发生及经过主要情况
+
+　　主要在59年底、60年春，一直延续到61年，时间比较长。我解放以后一直在这里（指遵义）。60年4月份省里派赵欲樵代替我。
+
+　　主要是高征购，高估产。58年估高，59年也高，60年也高。高的程度达到32亿斤粮食。59年实产17亿斤。高估产带来高征购。遵义地区（59年）征购原粮10亿斤左右，（55年、56年约5亿斤左右）完成征购后群众的粮食就不够了。
+
+　　当时办食堂，国家粮食和个人粮食由集体管，并且取消了自留地。
+
+　　粮食的指标供应过低，59年冬天规定“五、五、二”，即5两粮食（注：为16两制的5两）五两代食品，2斤菜。后两项是空的。实际5两只有3两，有的食堂就靠这3两过活。
+
+　　省里指标低，卡得死，不准动商品粮。大家没有粮食就反瞒产。贵州有个“捉鬼拿粮”，是徐健生（副省长）在织金开电话会，12月3日搞的。
+
+　　这时省委苗书记批转遵义反瞒产材料，对比了个黔东南的材料。产量不高，产的粮食拿去吃不饱。
+
+　　59年国庆，由徐健生主持，在省委开粮食会，还批评了遵义动用了一亿三千万斤粮食。“反瞒产”产生了严重的违法乱纪，被省里规定了几条卡死了。遵义11月底（我于到省里参加批判经济学十个问题，元旦回去）大家反映完不成任务。省里周林、徐健生一再要求完成。可是，不但完不成，而且下面粮食发生了紧张。请示省里减5千万斤，几次不同意。完不成任务时，给省里反映了三次，59年10月、11月给周林、苗春亭、徐健生讲过（过一段时间又反映一次）。实在无粮，才减了五千万斤。徐健生从金沙到鸭溪、又到遵义，专员何林向省里反映：①粮食太紧；②卡得太死；粮食不够不准用遵义交通沿线的仓库，要到边远地区去调，这是由省财贸办公室规定的；③另外，指标低，还规定旧历年前不供应，有的交完粮就没有吃的。以后连续反映过此情况。接着陈璞如又去，见群众吃蕨粑，看见群众来信，后陈璞如将此情况交给周林。
+
+　　遵义调动了15万8千人修川黔铁路，（吴实）到了息烽等地，发生（现）了问题。他们打电话给我，我打电话给周林。我提了起码（每人每天）发半斤粮食，浮肿病人应该更多些，但周林不听群众意见，一直不理。
+
+　　60年3月，我和省里李景膺一块去湄潭，周林到了黔东南。他由铜仁回来到湄潭开了个生产队以下干部 会（3月底4月初），对虚报浮夸一直不解决。他不把底给中央讲清楚，一直瞒着中央。
+
+　　执行中央政策有两个问题：1，纠正共产风不彻底，纠一下就算了。主席的“六条”刚和群众见面，省委就发了四～五条与中央抗拒。周林把反映真实情况的人当成倒退，加以反对。有的按中央指示办了，有的没有。
+
+　　在59年春天都匀会议上，我对周林反映遵义的真实情况，他还指责我：“你老李不能打退堂鼓”（即不能右倾少报）。59年春天割麦子，遵义虾子、湄潭黄家坝有人剥树皮，我给他反映了，周林还说：“这是剐我的脸皮”。
+
+　　59年就地入仓，国家仓库与食堂合一，60年分开。59年春天主席就提出了纠正浮夸风，贵州省委不但不执行，仍不顾人民死活地定了（高）指标往各地委、县委推。不是群众浮夸，而是上面压下面，不接受就是右倾，逼得谁也不敢提意见。
+
+　　60年3月底，因湄潭出问题，省委周林主张把下面的干部该处理的处理，该法办的法办，使县、区、社成无政府状态。就这样处理了王卿臣、容镜等，以及遵义的几个县委。下面违法乱纪该检查，但下边无粮、生活安排不落实也没法。事件的罪魁祸首是省委周林，而不是下级，各级也有各级的责任。
+
+## （二）处理情况
+
+　　赵欲樵代替我的职务，（叫我）到湄潭负责。到10月份，省里开三干会，批判斗争我。开完会后，我回遵义去请罪，就撤了我的职，撤了专员、书记，叫我到六枝挖煤，后挖了三年，65年四清才回来。
+
+　　我自己写信给中央，有十条。还有群众来信，要求中央派人调查贵州问题。时间是65年2、3月份。4、5月份（还是6、7月份）中央派人来，是中央监委的（周林向中央讲了没有我不知道）。
+
+　　在都匀会议上，我跟周林讲，你要给中央反映情况，你不去我去。
+
+## （三）我的看法
+
+　　遵义事件实际上是贵州事件。如上瞒中央，下反人民，不仅仅遵义，实际上其他专区也有。他们对中央封锁贵州的消息，所以一直没有处理这件事。周说：“遵义问题由遵义负责”。实际上是推卸责任。金沙、思南也有，是全省性的问题。
+
+　　我是地委书记，遵义发生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我的责任是对省委没有顶。我本来想到中央去，他们说：“妈的，我给中央说一说就行了”。完全依靠省委解决问题。对省里向中央报没有报，迷迷糊糊。这个问题越发越严重。
+
+　　赵欲樵去后，也是瞒中央的。
+
+## （四）参加会议这提问
+
+　　问：遵义征购10亿斤粮食是谁定的？
+
+　　李：省里规定的。
+
+　　问：遵义事件死的总人数是多少？
+
+　　李：死人的事当时未统计，后由民政部门和公安部部门清理，详细情况可查问。
+
+　　问：事件造成的恶果怎样？荒了多少土地，劳力损失了多少？有啥政治影响呀？高估产高征购主要是谁负责？
+
+　　李：徐健生，估产征购由上推下去。
+
+　　问：下面报的数字与上面分的数字相差有多大？
+
+　　李：下面报36亿斤，省里认为少了，定40亿斤，实际产量不过25至26亿斤，下面报的少。
+
+　　问：“遵义事件”发生后，省里是否有指示不准往外传，封锁消息？是否有人实事求是讲了，就当成反革命分子处理？
+
+　　李：据说在贵阳不准讲。
+
+　　问：有打成反革命的没有？
+
+　　李：不知道。
+
+　　问：当时有一个师范学生给你写信后，就被关了3年？
+
+　　李：讲真话而被入狱的情况有，是借反右倾为名，全省打了四十三个反党集团。
+
+　　问：中央四清工作团对于遵义事件处理情况如何？
+
+　　李：1960年撤消我一切职务，1964年当时我在修文搞四清，我提供意见，把遵义公社以上的干部都集中，揭发地委问题，我去遵义作检查。后，李大章同志说：“遵义事件实际是贵州事件，中央处理过了，你还是回去工作。遵义事件不再作处理了”。
+
+　　问：你再讲明白点，“捉鬼拿粮是谁讲的”？
+
+　　李：是徐健生，他是在开电话会议是布置的。59年的财贸会也是徐健生主持。
+
+　　问：省里规定旧历年前不供应是什么？
+
+　　李：“五、五、二”是五两粮，五两代食品，二斤菜，实际上后两项是空的，有时五两都不足。
+
+　　问：处理王卿臣、容镜是谁？
+
+　　李：处理王卿臣是由省委决定，李景膺和我处理的。后来枪毙容镜是省委直接决定的。
+
+　　问：邓小平去过遵义没有？
+
+　　李：58年11月去过。
+
+　　问：“遵义事件”后邓来过没有？
+
+　　李：不知道。
+
+　　（到此，会议约经过1小时半结束，由学院的小车送李书波同志回家）。
+
+　　来源：张再兴编《1959-1960年“贵州事件”资料集》（贵阳，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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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65 @@
+# 张玉环谈“贵州事件”(记录稿)
+
+　　<贵州、张玉环>
+
+　　时间：1966年12月21日
+
+　　地点：贵州省农林办公室
+
+　　被采访人：张玉环(现任贵州省委常委，省农林办公室主任，“贵州事件”时任黔东南自治州党委第一书记)
+
+　　采访事由：有关1959年至1961年“贵州事件”情况
+
+　　(以下为张玉环同志口述，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
+　　1959年4月，毛主席的《党内通信》六条指示下来，5月批转了广州的文件，进一步贯彻毛主席的六条指示。
+
+　　1959年12月开始发生“(贵州)事件”的。
+
+　　1959(注：原记录稿是写的1958年，根据内容看，应为1959年)年我们黔东南估产16亿-18亿斤粮食，实产14亿斤，根据省里20亿斤(指标)，分给10亿3千万斤征购任务，征购过多。
+
+　　1959年(原记录稿为1958年)春天(实行统购统销后)，已发现有人逃荒，我和曾宪辉去雷山，于61(59？)年7月回销粮食五千多万斤。
+
+　　关键在1959年(原记录稿为1958年)秋天。1959年省里说我们产量低了，苗春亭介绍了安顺××县的经验，我们按他们的经验也作了验收，检查蹲点，调查回家信件(？)。我们估计黔东南有22亿斤，有的说26亿斤，有的说30亿斤不等。结果59年报上去26亿斤，省里框定40亿斤。怕报少了交不了帐，实产才12亿斤。
+
+　　1959年秋天，中共庐山会议未完，省里召集地(州)委书记在贵阳花溪开会(我未参加，只在会议快完时参加过)，内容有：(1)陈璞如传达毛主席对鞍山钢铁工业方面的批语，意思是说工业方面要反右倾鼓干劲；(2)介绍遵义×地反瞒产经验，说产量上有两条道路斗争。会议的中心是反右倾。说当时食堂未巩固都散了，是右倾。徐健生在会上提出“边收边入”(即先下手为强，不让粮食留在农民手里)，要我们回去搞产量问题、重新办食堂。我们回去后，国庆节前基本交完了粮。
+
+　　我们去龙江蹲点(王德安去过一次)搞反瞒产经验，说富裕农民叫苦。10月16日前后，我有病去花溪到春节。在凯里县我参加过一次会，批判了几个报不上数的干部。上面搞下来的是4亿斤，报的只有3亿斤，(说是)农民说那么多，省里就批判(右倾)。
+
+　　1959年12月初，麻江县有个基层干部(专业军人)给我们写信，说断了粮，要求供应粮食。我给家里打电话要求解决，他们去调查，有铁路的民工饿死的，镇远有饿死的。春节我回去到剑河，问赵林修，他说情况较好。三穗粮食少，清浮肿病(人)数，他们不敢说真话，要了九百八十万斤粮食。问黄平，他们说不够。
+
+　　在11月底，省里开电话会议，徐健生开的。提出“捉鬼拿粮”。一面叫人安排生产，一面“捉鬼拿粮”，说毕节搞出了两千多万斤。芦山县粮食不够，问地委要，我给了他们。我说只能看不能吃，电话会议(注：应当是省里徐健生“捉鬼拿粮”电话会议)后，就卡住了，没发下去，问题更大了。由于不摸底，我们发了几千万斤粮食，反映过的地方发了粮，缓和了，其他地方严重了。
+
+　　1960年2月至3月，省里苗春亭主持召开了有关粮食的会，会上介绍了都匀食堂的报告，说办“全民食堂”，粮食集中放，没有贪污，没有大嘴老鸦，可以过去。会后讨论文件，说要骨干好，就能办好食堂。总结了办食堂的八大好处。苗春亭还写了文章在《红旗》杂志上发表。
+
+　　省里的坏点子就是办食堂，起草了有关食堂的文件；割私有制的尾巴，取消自留地，食堂集中管，不浪费(实际上没有粮食)。食堂大搞机械化，瞎指挥。另一方面却要大家鼓干劲。59年剑河县搞了“小秋收”(收植物)，徐健生要树剑河为样板，59年10月还开现场会，都是假的。
+
+　　1960年5、6月上海会议，批评了贵州等地的主观主义、形而上学。10月份中央发了整风整社十二条，大办农业。60年说老实话，上报产量只有8至9亿斤，农民头上揭了右倾帽子，没有粮食向省委要粮，说每人每天半斤原粮。农民起来抢粮，苗春亭12月去看，他说有人捣鬼。我向省里写了个报告，说西口、黎平县有四类份子抢粮。接着每人每天才6两(16两制秤)，有的“五、五、二”即5两粮食、5两代食品、二斤菜，后二者都是空的。
+
+　　61年底有人饿死。死人最多的是60年春季。其原因：
+
+　　59年反“右倾”从8月到11月，一直反右倾。说常、夏、李反省委，不尊重省委，开会批判；
+
+　　反右倾，产量估得高；
+
+　　搞高征购，产量实际少；
+
+　　搞大食堂。主席讲：临时食堂是共产主义萌芽，没有执行。农民没有自留地，没有小自由。
+
+　　问：你们在后来揭发省委主要问题是什么？如像与主席指示对抗的，是不是有个几条，对抗《党内通信》？
+
+　　张：整风中，主要问题有：苗春亭60年写的关于食堂的报告，提出的东西是假的，欺骗中央。及省委反“常、夏、李”的决定。
+
+　　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信》公布以后，周林、苗春亭曾说：“主席回家，群众提了意见，有压力，六条是应付群众的，不要全信他的(大意)”。我们本来很高兴，又动摇了。而后，周林起草了六条(？)与主席指示对抗。这个问题整风中曾经问过。
+
+　　59年庐山会议前半段(彭德怀反对毛主席以前)主席有个十九条，说真话问题，周林一字没有传达，省委常委也不知道。据说广东执行了很好。中央四清工作团查问此事才知道。我们追问这个严重的问题。
+
+　　61年，中央决定下放食堂，开会回来后，周、苗说：“三面红不红，红还是红，不要多说三面红旗了，少宣传(大意)”。周林、苗春亭都说过，我们整风，也追问过。
+
+　　关于黔东南的材料，笔记本都交了。
+
+　　这些材料整理过，上报了。听××的口气，是给邓小平还是彭真压下来了。
+
+　　结束。
+
+　　 来源：张再兴编《1959-1960年“贵州事件”资料集》（贵阳，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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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6/9/000002.txt
@@ -0,0 +1,155 @@
+# 何林同志谈“遵义事件”(记录稿)
+
+　　<贵州、何林>
+
+　　时间：1966年12月22日晚上7点半
+
+　　地点：贵州工学院阶梯教室
+
+　　记录：贵州工学院学生张再兴等与会师生200余人。
+
+　　（注：何林同志现任贵州省物价委员会主任。“遵义事件”时任遵义行署专员。本次采访，同采访李书波同志一样，会议主持人在领读毛主席语录后，由何林同志介绍“遵义事件”情况，然后由与会教师、学生提问，约1个半小时，会议结束后，工学院派小车送何林同志回家。以下是何林同志谈话记录）。
+
+　　我有罪于党，有罪于人民。遵义地区死了那么多人，我反了党，反了人民。“遵义事件”前后的重大问题我说一下。
+
+　　“遵义事件”发生，开始是59年11月初。59年大旱80多天，晚包谷大部分干死，望天水田基本上很少收成，有一部分水田没有保证，干裂了，死了一部分。只有水田才收了。这么大面积的干旱，大大的减产。据回忆，整专区整个收成17亿斤（原粮），征购任务达10亿4千万斤—10亿6千万斤。征购后，所剩廖廖无几了。这是一个情况。
+
+　　另一个情况，以周林为首的前省委要求在国庆节前如仓。高山上未收割，就在平坝地区积粮入仓，所以产粮区（坝上）死人特别多，就是因为平坝地区替高山地区入仓了。58年按收成是丰收年，但未丰产。因为大炼钢铁未收，有很多都烂在田里土里。包谷红苕都烂在土里，甚至有稻子烂在田里。赵欲樵说：“大炼钢铁，在所不惜”。
+
+　　农村来了个吃饭不要钱，农村基本未分配，集中吃大锅饭。59年2月份开始断粮，地委当时作出了措施：“哪里缺粮哪里发”。59年5月份，周林从都匀转到湄潭，发现虾子区剥树皮。我当时在湄潭，他到了遵义，找到了在家的地委，说“剥树皮就是剥我周林的脸皮”。还说：“剥树皮就是有反革命在捣乱”。发觉我们开了仓，于是又宣布：“谁动我的仓就砍谁的爪子”。以后开了几次会上都点了我们的名，并限期归还国家仓库。
+
+　　59年8月份，在花溪××地召开地(委)书(记)会议，这个会我也参加了。会上要研究征购分配问题。周林不在家，在庐山会议上。苗春亭主持的会议。会议上，分配的征购任务大家都不接受，反映很大，很激烈。记得在反映情况以后，苗春亭给周林挂了电话，请示周林如何办？周说：“现在我们是右倾思想在作怪”。接着反右倾。反了右倾思想后，大家心灰了，就说：“你分配吧”！于是大家就未再讨论这个问题，就散会了。8月底9月初，就开了三干会，反右倾，反“常、夏、李”。这个会议开得大家的思想都很紧张。常颂在59年研究常委的一个文件时，提出了修改意见，这个会议我参加了。以后就说他提的是一个反党纲领。我认为常颂提的意见是对的。
+
+　　（59年春天，食堂都自动的解散了，于是又带来了罪名，就要在我们地区抓反党集团。）
+
+　　最毒辣的是59年10月，徐健生从金沙拐到遵义，进一步布置反瞒产。就是他所谓的“捉鬼拿粮”。“捉鬼拿粮”的意思：没有粮食（交不出粮食）就是有鬼（有人捣鬼的意思），有鬼就要捉。实际上就是反瞒产。从此我们地区绑人吊人打人等违法乱纪的现象就出现了，正是这时候没粮食就来了个“捉鬼拿粮”。
+
+　　发现死人后，向省委报了，要求拨指标。周林说：“你们真是富而不仁。就是说，遵义是个产粮区，还伸手要粮。这一次是电话汇报，这是第一次。不但未给指标，反得了个“富而不仁”。最后说：“不准开仓”。说老实话，没有开仓是假的，开了发得少是真的。当时发了一个礼拜的粮食，动员上山挖蕨根，有的当时上山已爬不动了。
+
+　　死人最多的时候是（59年）11月、12月、（60年）元月、2月。到了元月（注：由其他资料印证应是60年2月）6日、7日，省里派了50多人慰问团，去遵义慰问（吴实带队）就发现了问题。从遵义到桐 梓，我们沿路检查沿路安排，一路都发现了死人。特别严重的是泗渡，发现了一个大队，有的全家躺在床上不能动，当时给我们很大一个教育。我们走一段查一段。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大队长，全队人都瘦了，瘦得很，他却吃得很胖。当时我们就把他带到区里。到了区里，我找区里研究怎么办？叫他们都下乡去，当时我和吴实作了布置。
+
+　　（到了桐梓 ，当时正在开党代会，我叫他们马上回去解决问题。吴实当时给周林挂了个电话，我给李书波挂了电话。当时李不在家，我打电话给秘书长。当时请示周林。元月（注：应为2月）8日开电话会，确定每人每天发半斤粮，重病号集中起来，作了措施。）
+
+　　当时分析了一下，遵义（县）、湄潭、桐梓大致死了几万人。回来后（吴实）把李书波狠狠地批了。回来后我认为吴实会原原本本地向省委反映（反映否，不知道），当时周林在息烽养病，一个副书记（遵义地委副书记杨少荣）向他汇报情况，当时他在打牌，老是不听人汇报，那位副书记等不愿了，他还说“等我打完这一遍后再说”。吴实汇报后不但不听吴实的，还批评了吴实。曾听人说，周说过这么一句话：“血淋淋的事，你还提它干什么”。封建思想说人道主义，他连这点人道主义都没有。
+
+　　当时研究了这个问题，要指标要了一亿七千万斤的指标（从元月[注；应为2月]到夏季），是李书波去要的。周林说：“你去找徐健生”。徐说：“我哪有那么多粮食给你？”反而到处造谣说：“给了我们4千万斤粮食不要”。先说是何林不要，以后说李书波不要，后说管财贸的鸣跃忠不要。特别从元月（当为2月）开始，关于死人的问题，到5月份，就是赵欲樵去以前，这时，我们统计了七次（病饿），向省委报告，并写过报告，电话报告，口头报告，派人报告，并派了秘书长李洪涛亲自报告。正式文件是两次，电话报告是每隔二、三天一次。记得60年3月，有一个邹凤前同志到省里开民兵会，要1亿4千万斤粮，他们只零星拨了点。苗春亭参加会，说：“你要那么多粮食干什么？”要粮要钱不但不给（5月份我正式撤职），反而说：“谁开支的谁负责”（这是徐说的）。5月，中央派了工作组来，周林布置赵欲樵，布置欺骗中央的布置，以及怎样报数字等，给下面布置的。这个会议有赵欲樵、李书波、倪仲珍，当时没有撤职的委员都在，是在遵义宾馆开的。时间是5月份左右。会议的前一段我参加了，后来我未参加。
+
+　　湄潭有人吃人，有这么一个报告，未封锁住，交到中央去了。中央发现后就派了姓金的来。杨用信陪着到遵义、湄潭去的。当时推说何林不在家，出去了，而我当时确实在家，他们怕我和他们见面。李书波当时在湄潭，姓金的是中央监委的。
+
+　　第三方面的情况我介绍一下中央在当时的方针和策略，而省委的执行情况、对抗情况等。
+
+　　(一)《党内通信》是贯彻了的，开了会议，开到了大队。县里开了四级干部会，唸了，初步讨论了。但未深入。要传达到生产队 ，大部分的队是宣读了，小部分的队未宣读，就是说贯彻不得力。
+
+　　后来，省里提出不稀不密，1万至1万5（每亩种）窝，后来省里提出1万5至2万窝，直接把毛主席的（党内通信）六条指示给歪曲了，有文件没文件我们不知道，总是有个东西出来，就是在主席六条后的很短一段时间搞的，和主席的六条相反。关于张玉环说的那个会（就是张玉环说“周、苗说的毛主席的六条是应付群众的”的会）我未参加，所以不知道周、苗污蔑毛主席的话。
+
+　　第二个事情，中央有反平调的指示，也是59年春天，中央文件精神是：有原物赔原物，无原物的折价赔偿。59年6月在苗春亭的指示下，在南白镇开了一个会，附近的县委书记也参加了，远的未参加。主要内容是反“牵牛拉马”。在平反的指示下，个别农民想把牛马拉到自己家里去使用，是有的，苗春亭就说该“反”，打倒资本主义尾巴！于是由遵义县整理了一个材料，由苗春亭批准并转发各专县，和中央的文件唱反调，冲击中央文件。那年中央发的指示、赔的钱未赔下去，以后就算了。后来省里把它收回去了。拨的指标是1千几百万还是几百万我记不清了。赔后，剩多少不知道。大概全省剩余的起码是两千万元。这个问题，不但未搞好，59年秋天又反过来了。这就是关键的政策上和中央相反的地方。
+
+　　（以下是群众提问，何林同志回答）
+
+　　问：你知道庐山会议前，主席的十九条吗？
+
+　　何：不知道。上海会议大部分是说领导方法问题。
+
+　　问：搞食堂的情况怎样？
+
+　　何：搞食堂的事，是由苗春亭起的草，大体写了稿，在60年2月份的地书会议上（花溪会议）拿出来的。这报告欺骗中央和毛主席，以后就有全国粮食厅厅长来参观，到了贵阳、遵义，具体到了遵义松林区，发现了死人现象。当场会议上就有舆论。以后主席就发现了是假的。主席有批语，大概是两句，很短，是说这个报告是好的，就说：我原来的批语作废。
+
+　　小食堂还好点，从那个时候办大食堂，几里路一个食堂，上上下下，家里锅瓢碗筷也没有了，老太太小娃娃，死人也有原因。
+
+　　自留地也没有了，“捉鬼拿粮”又把家里粮食弄个精光，春天又只有原粮半斤。
+
+　　“五、五、二”是五两粮食，二斤菜，五两代食品，这是地书会议上传达的，李书波带回去的。
+
+　　这个事情（指饿死人的事）发生较早，铜仁、黔东南、毕节、安顺、贵阳周围也都有，安顺好一点。人口比重来说，铜仁、黔东南较轻。
+
+　　我现在怀疑的地方是：一个三干会，一个常委扩大会，揭这个问题。三干会是1964年9月份，常委扩大会是1964年9月底10月初，这两次会议都揭了这个问题。是李大章、钱瑛主持的。对这方面揭了许多材料，到65年2月份以后，就把事情一概不提了，提问题时，只讲62年以后怎么样，而62年以前就不提了。据说，李井泉说：“以前的事就不提了”。
+
+　　65年，省里开了个三级干部会（实际上是二级干部会，名字不叫三干会），这个会就根本不提这事了。同年9月，周林提出翻案，说整他的材料是假的，人们大有议论，要求重新处理他。周林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反而不认帐，我们在会上几次提出处理太轻，实际上是没有处分。后来程洪义在财贸会上传达贾启允的指示，贾说：“前省委的问题不再提了，谁提就是组织纪律问题”，时间是65年9-10月（周林提出翻案是8月底9月初）。程洪义是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现在也有问题，是北京市委的一伙。参加这个会的财贸部厅局长。
+
+　　60年4月份，省委就布置撤下面的职，发动一部分人斗争基层干部。5月份左右，关的关、押的押，一个电话就撤职，没有什么文件。处理遵义地委有文件，处理我是撤消专员和地委副书记的职务。李书波是10月份撤的。
+
+　　62年5月份，我给毛主席写了信。信中说“我是遵义事件的罪人，但对我的处理不同意。下边没有责任，应该找上级，首先找地委省委，每一个事情都请示了省委。但省委说：‘遵义地区的事情，遵义地委负责，省委不负责任’。”我写了材料给毛主席，后来转中央监委，中央监委来信给我说：“你的问题已叫贵州省委处理”。62年8月28日省委来文件，处理“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
+
+　　以后中央谢富治来处理了一个李书波。
+
+　　处理下边不同了。处理区长、公社级，遵义专区光区级扣押入狱的120-150人左右，有的判了一年多，有的几个月。区、公社、大队级的共400-500人被撤职，达干部的90%以上，留下的还不到10%。
+
+　　“七千人大会”后（中央开的），毛主席承担了责任。但遵义还有三条罪状，一般问题有省委认帐，重大、关键问题不认帐（“七千人大会”包括县委书记和县长以上的干部）。毛主席亲自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回来后省委根本不贯彻（62年元月召开的会），“七千人大会有省委去参加了的。”
+
+　　邓小平去遵义，是58年冬季去的，搞深翻土地问题。去年二月来过娄山关，湄潭未去过。邓在58年种小麦的时候来的。
+
+　　问：“遵义事件”反瞒产的经验是从何而来的？
+
+　　何：李洪涛到三岔公社搞的。苗批示说（大概）：“这个经验很好，全省推广”。
+
+　　（李洪涛去三岔后，党内党外作了动员，写了材料，这材料上报的情况是假的。地委上报了这份材料，批示过（李洪涛是当时地办副秘书长，现在在绥阳）。）
+
+　　遵义地区条件较好，但发生了这事件又是什么原因呢？（一）平调）；（二）加上不分配；（三）高征购。主要是打乱了基层经济。
+
+　　学生问：李井泉对六条指示有个批语，这个批语就是说要大家以积极的方面去理解，怕起反作用，不要给基层传达，贵州是如何执行李的指示的？
+
+　　问：湄潭死人严重吗？
+
+　　何：湄潭死人是严重的。
+
+　　问：长达多久不发粮？
+
+　　何：春节前叫不发粮，2月份以后，按规定的指标发。2月份是半斤，3月份是12两，大体上是元月——2月两三个月的时间。
+
+　　问：上面反映情况怎么办？
+
+　　何：报数字，上面要统一口径。
+
+　　问：当时省委下指示，叫不准说这件事否？
+
+　　何：省委有信件。
+
+　　问：查信件省委有无指示？
+
+　　何：正式文件没有，口头指示是有的。就说谁告状了查清了要处理。但是是谁（说的）不清楚。
+
+　　问：思南怎么样？
+
+　　何：思南县有告状的。县委叫邮局限期追回。听说政法系统有这个布置，到底那里来的，不知道。64年追问我这件事时，遵义专署公安局副局长说有这种布置，湄潭人吃人的事，未封锁清楚，就漏到中央那里去了。
+
+　　问：“捉鬼拿粮”精神，遵义怎么布置的？
+
+　　（何：就是到处挖，找山洞。徐还介绍了在山洞里藏粮食。说有一个农民参加藏了，另外几个人怕他（这个贫农）暴露了，就把这个贫农打死了，并把其爱人弄到很远的地方。后来找着尸首，就发现了这件事。所以徐健生说：没有粮食就有鬼。捉鬼拿粮就是这样来的。）
+
+　　问：开了反瞒产的积极分子会吗？
+
+　　（何：未开。）
+
+　　问：处理王卿臣、容镜的情况？
+
+　　何：当时是李景膺去的（当时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委书记）。容是凤岗绥阳场的（耿焕明去开过现场会）。他制造了把（人）关在烤烟房里的万人坑，把街上的人都赶走了，制造了假现场。耿焕民当时发觉了，透露了一点消息，但未汇报。又说容镜有历史问题，参加了国民党，就写了个材料上报中央最高人民法院。
+
+　　王卿臣逼人打人（作风），他还叫人打死了一名干部。县三干会上，斗了一批人，揪耳朵、私设监狱等。不向上报，因此把他扣押起来了。
+
+　　问：上报的产量和实际的产量情况？
+
+　　何：开始报了也有25-26亿的，还有31亿的，30亿的。这是下面报上来的数字，但省里后来加了码，加到41亿。李书波到省里开了产量会议（59年10月左右）就加到41亿的。当时李未给我讲这个数字。第二年问财政厅的张平“到底分了多少”？他说是41亿斤。59年实际只收了16亿多。增产年成可达25亿。
+
+　　问：谁规定年前不发粮？
+
+　　何：省里。
+
+　　问：……
+
+　　何：元旦发了一次，春节发了一次。
+
+　　问：死人的数字谁管？
+
+　　何：死人的时间大概是三年，59-61年秋收。省委可能有数字。我暂不说好不好？……全省不下一百万人。
+
+　　问：三岔蹲点是谁搞的？
+
+　　何：是地委蹲的点。
+
+　　问：苗春亭亲自在南白搞过什么材料？
+
+　　何：是反对“牵牛拉马”的材料。
+
+　　结束。
+
+　　来源：张再兴编《1959-1960年“贵州事件”资料集》（贵阳，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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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6/9/000003.txt
@@ -0,0 +1,101 @@
+# 李庭桂谈“遵义(贵州)事件” (记录稿)
+
+　　<贵州、李庭桂>
+
+　　时间：1966年12月24日上午
+
+　　地点：贵州工学院第二教学楼阶梯教室
+
+　　参加者：《321111》尖刀兵团、红卫造反团、“九·一五”红卫兵战斗团爆破筒战斗队等共20余人。
+
+　　被采访人：李庭桂，时任贵州省财办主任。59年被打成“常、夏、李反党集团”。
+
+　　(在本次抄录时，省略了与“遵义(贵州)事件”无关的段落。以下是李的介绍)
+
+　　(略)
+
+## (五)“遵义事件”
+
+　　情况我了解不多，64年揭发和过去听到一些。
+
+　　58年7-8月，在花溪开了一个会，会上整了我和金风，还有常颂。金风被整得凶，那时我们知道我们要被调，周林说过：“把你们这些人提起来，算我瞎了眼”，周林把我们看成眼中钉、肉中刺。
+
+　　58年周林估产特别高，我当时在财贸部，他把产估得特别高，我估计产量到100亿斤，他却估产有140亿、150亿。国民党时达66-67亿左右，58年到100亿多一点。他主要想多报产量，取得中央信任。按征购比例来说，征到20%，再多就值得考虑。如果只收17-18亿斤就成问题了。在会议上批判了我和金风，原因是右倾。当时定(征购？)22亿，我坚持收18亿。58年丰收(产)了，我在会上说，钢铁必须炼，但劳力必须安排好，粮食收不进来，不行的。钢铁能吃，我同意；不能吃，我坚决反对。结果被抓住了。59年征购很高。58年把群众的定额收得差不多了，59年又交征购，这样一来，影响到59年的问题。
+
+　　58年把群众的问题搞了个差不多了，59年又大闹共产风，把粮食估得很高，60年中央发觉有点不对，提出如果没有粮食，可以拨给，周林怕欺骗暴露，就没有要。
+
+　　59年他搞有什么“捉鬼拿粮”反瞒产。59年征购了28亿斤(平常征购14-15亿斤)。60年苗春亭的大办食堂的报告，还组织全国人参观。主席说(听说)：“贵州大办食堂如果是真的话，就好”。后来发觉是假的，主席在中央七千人的大会上批评了，不要欺骗中央，说老实话。
+
+　　“遵义事件”是60年61年最厉害。60年中央派谢富治来，周林怕李书波如实向中央反映，就把李支开，把赵欲樵同志调到遵义坐阵，压盖子。
+
+　　64年整风，对李、何的处理，我们完全赞成，对下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要处理，但根子在周林，周林不处理是不合适的。“遵义事件”这是我党历史上一个惨痛的教训，我们在炮火连天的年代，还作救济工作，保了人。但现在，还没有保到，64年提起此事，大家都掉泪，“遵义事件”周林又欺骗中央一点也没有共产党气派。后来从云南调几千辆车来拉粮食。
+
+　　问：全省情况如何？
+
+　　李：思南是稍严重，黔东南有几个县，毕节的金沙。按地区来说：遵义、黔东南、铜仁、毕节，安顺稍好些。
+
+　　（问：全省死了多少人？）
+
+　　李：统计不清，有的说一百万，有说几十万，至于会上吵了半天，没吵清。全省不下60万。
+
+　　问：周林有哪些指示与中央对抗？
+
+　　李：不是对抗，而是头脑发热，显示自己，搞成胡闹了，没有执行中央指示。
+
+　　问：对61年60年的情况不准人讲，一讲就上纲就是反三面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
+
+　　李：这是周林搞的，封得很严。
+
+　　问：当时有人向中央反映情况，被打成反革命，是谁干的？
+
+　　李：是周林干的，这种人大部分被处理了，中央派人来都没有得到真实情况。周林叫李书波把这个事情背下来。他们作了许多工作，我不知道。61年总理来，周把我关在小屋子里，怕我见周总理。
+
+　　问：64年提这个问题了没有，意见大不大？
+
+　　李：提出来过，大家认为责任在省委。大家都说李大章、钱瑛处理了就算了。当然几个重大问题的处理，以后几次开会发言，简报都上报中央，总是转到各主管部门了。这几年贵州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干部都感到恼火，大家都想好好干，但不行。
+
+　　问：对周林为何不处理？
+
+　　李：64年对周林处理了，下了结论，上报中央。四清后，人换得不多，多是原班人马，汪小川仍是常委和部长，说周林升官也不行，省委第一书记责任比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大，这其实是处理了。
+
+　　64年提到这问题时贾说：“这个问题要讲就等他讲，到别人不听也就不讲了，就算了”。
+
+　　我们对贾启允报有很大的希望，但不想到比周林还糟。
+
+　　问；我们对“遵义事件”进行调查，你有何看法？
+
+　　李：这个问题要搞一搞也好，这个问题不是不清，是很清楚。61年这几个人搞过一次，64年又搞过一次，当时中央来人了。如周如何叫赵欲樵下去压的，电话记录、电报稿文等都查问了，当时主要是西南局书记处书记陈刚负责专案问题。梁国斌搞了几天(上海)，工作组没有依靠地方干部，抽来几千干部。
+
+　　问：材料有多少？
+
+　　李：大会记录简报是一式几份，别的是工作组搞的。材料贵州省委有存档。周林在讲翻案，说四川的问题不比贵州轻，他不服气。64年赶他他不走，后被斗了一次，他才走的。
+
+　　问：“富裕农民”是谁搞的？
+
+　　李：是周林。
+
+　　问：《论中农》是谁写的？
+
+　　李：记不清，可能是苗春亭。
+
+　　问：挑动群众斗争基层干部是谁？
+
+　　李：周林布置夺权斗争。
+
+　　问：对周林的处理呢？
+
+　　李：不服。
+
+　　问：“五风一化”是什么？
+
+　　李：无偿调动群众的东西。
+
+　　问：四川情况怎样？
+
+　　李：也死人，全国有几个省都发现，贵州严重，河南严重。
+
+　　(上述材料均由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
+　　 1967年12月27日整理
+
+　　来源：张再兴编《1959-1960年“贵州事件”资料集》（贵阳，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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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6/9/names.txt
@@ -0,0 +1,4 @@
+李书波谈“遵义事件”
+张玉环谈“贵州事件”(记录稿)
+何林同志谈“遵义事件”(记录稿)
+李庭桂谈“遵义(贵州)事件” (记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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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0/000000.txt
@@ -0,0 +1,9 @@
+# 中共南阳地委给河南省委的《关于合作化后诸多问题的报告》
+
+　　一、普遍存在着轻视副业、轻视多种经营的单一化农业倾向，致使本已经很穷的农民更加贫穷。方城县劵桥区东方红高级社去年时还有副业22种，今年转入高级社后仅剩下9种，初级社时从事副业生产的540多人，今年只有90人，仅从事运输业这一项就减少收入65%；泌阳县春水区五星农业社1169户农民中，去年养猪1120头，转入高级社后减少到346头，锐减69%。据对内乡、唐河、镇平3个县580个高级社30371户访问调查发现，由于高级社后丢掉了多种经营和副业生产，社员缺粮、缺钱的现象相当严重。调查发现，经常吃不到油盐的社员有45149户，占走访调查农户的14%；有病没钱治疗的8124户，占走访调查农户的2.51%；因缺钱而无法购买返销粮的6842户，占总户数的2.12%；无房却无钱购买，房屋破烂却无钱修补的973户。不少社员“吃饭没食盐，看病没有钱，晚上瞎摸，走路光脚。”为了勉强度日，不得不把家具、衣服、首饰等物件卖掉换钱，把树木和家具破坏后当柴烧。内乡县新华高级社一队50多户人家就出现16户烧家具，5户逃荒要饭，4户卖掉自己的孩子悲惨谋生的严重问题。
+
+　　二、出勤率虽高，生产效率却很低，更有窝工、消极怠工、糊弄集体、损公肥私和糟蹋东西等消极现象。方城县平高台乡联盟高级社有土地6870亩，夏种时竟有60亩好地啥也没种。该县劵桥乡东方红高级社今年夏季霉变小麦32万斤，秋田中竟有3000多亩麦茬地未有犁耙，造成减产80万斤。6个月来该社损坏车辆犁耙大中型农具77件，小件农具386件。865头大牲畜因管理不善和饲料不足饿死98头，累死11头，瘦弱182头。周边唐庄包产队3300亩扁豆因为收割进度迟缓，全部因遭受雨淋沤烂到地里。
+
+　　三、干部水平低下，管理手段武断、粗放，违法乱纪的事情多有发生。走访社队干部和社员们发现，现社队干部最关心的是如何讨好上级的问题，却很少关心社员们的疾苦。他们甚至认为对社员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实行高压政策，说什么：“有的人清是下贱，你不狠狠地整他，他们就不听话，狠整狠治就是对农民们最好的改造办法”。在把农民当奴隶错误思想地驱使下，一些高级社胡乱制定纪律，随便克扣社员们的口粮，扣罚社员工分，打骂社员，甚至随便把社员关押到黑屋里进行惩罚，还动辄就在大会上斗争社员，搞了不少假枪毙等违法处罚办法。据镇平县286个高级社的不完全统计，有557个社队干部突出存在着强迫命令的问题，22个高级社干部存在着乱罚款或扣工分等问题，85个社队干部打骂过社员，8个高级社干部给社员判过徒刑，32个社队干部搞过社员的女人。以至于该县薛庄乡社员们说，要想有粮吃有钱花，得有三个好：“自己的姑娘或老婆长得好；吃了大亏不吭气装的好；对社队领导处处巴结的好。”这种情况在走访的7个县580多个高级社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未列入调查对象的4个县也有此类似现象。
+
+　　来源：赵宗礼《1956—1961：南阳反右志逸》未刊稿，2023年2月6日。赵宗礼，《南阳日报》社退休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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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0/names.txt
@@ -0,0 +1 @@
+中共南阳地委给河南省委的《关于合作化后诸多问题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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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1/000000.txt
@@ -0,0 +1,11 @@
+# 陶孟和表示要“向党请罪”
+
+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7月6日给中国科学院党组张劲夫、裴丽生同志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
+　　我曾经在我院整风小组会上作过一次发言（按：全文载本刊78期）由于在这些日子里，我学习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矛盾问题的讲演，听了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许多位代表的发言，我开始感觉到我的那次发言是十分荒谬的，无论在思想上，在修养上都犯了极端严重的错误。我也开始认识到自己多年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并没有获得进步，旧知识分子的立场观点并没有改变。我不配在这八年里占据着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职位，我实在对不起党和国家。
+
+　　我为我的那次发言向党请罪，请求予以处分。我还请求将我的发言全部撤销。
+
+　　我保证今后要努力加紧学习，要努力端正自己的立场观点，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好人民。
+
+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总第二六八期）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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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1/000001.txt
@@ -0,0 +1,17 @@
+# 中共国务院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江凌党籍的决定
+
+　　江凌（原名刘松云），男，现年47岁，山东长清县人。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份学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失掉党的关系，1943年骗取组织信任取得了党籍。历任淮北行政公署教育处长、旅人行政公署教育厅长、中央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副司长、中央扫盲委员会研究室主任、前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教育组组长。江凌的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
+　　长期对党隐瞒向敌人悔过问题。江凌于1940年4月在河南南阳被国民党逮捕（当时与党失掉联系），押解到洛阳“劳动营”以后，贪生怕死，向敌人悔过，执行了敌人要他发表反动言论的任务，在该营特地召开的一次大会上发表了反党的演讲，污蔑地说：“中国以农立国，工业不发达，共产主义是痴人说梦”。颂扬“国民党是救国的党”，“三民主义是救国的主义”。并向敌人“悔过”说“过去受赤匪、奸党的影响、利用是不对的”，“自到营后在大队长的教导下有所改悔”。这个问题，江凌一直隐瞒至1955年8月肃反期间因弃职潜逃被我公安部门逮捕之后才作了交代。
+
+　　在取得党籍时对党蒙混、欺骗。1940年7月江凌由洛阳“劳动营”到豫皖苏解放区以后，豫皖苏区党委和淮北区党委对他被捕的一段历史曾进行了审查。江凌对党隐瞒了自己在洛阳“劳动营”向敌人“悔过”的真象，欺骗组织说他“没有变节”，“抗拒了自由”。为了表白自己“英勇”、“坚定”，又伪造了逃出“劳动营”以后，敌人派出四路“追兵”，“缉拿以江凌为首的逃犯二、三十名”等根本没有的事实。1941年还写了一篇辱骂“劳动营”的“公开信”以表示他确无变节自首等问题。江凌就这样骗得了党的信任，于1943年经淮北区党委批准，取得了党籍。
+
+　　为了掩盖自己向敌人“悔过”问题，坐视反革命分子魏鲁光在我军窃据要职。魏鲁光原是洛阳“劳动营”的少尉区队副，江凌被捕期间魏曾直接监视过他。后任国民党炮兵连长，淮海战役中被迫起义，一直在我炮兵9师17团工作，由于他隐瞒了反革命历史，又多方表现“积极”，由连长升至营参谋长。1950年7月和1952年9月魏鲁光经过组织转给江凌两封信，要江凌给他写证明材料，以便混入党内。信中说因为他“放走了江凌”，曾受“开除三青团的处分”，当年江凌是“抗日有为的青年”，“崇拜”江凌“不怕牺牲”和“坚强斗志”。江凌明明知道魏鲁光是个特务机关的骨干分子，不但没有检查揭发，反而认为这两封信对自己有利，便保存起来，企图作为以后组织审查他的历史问题时的“证明材料”。
+
+　　生活上腐化堕落，屡教不改。1943年江凌在淮北工作时以欺骗手段（说正与其妻刘尹楠离婚）和当地一个文工团团员雪培通奸，影响极坏，受到党的批评。1950年在中央教育部工作时，以私人关系，把正在与别人恋爱的孙映雪从旅大教育厅“调”来北京，和孙通奸，孙怀孕。江为了掩盖其错误，曾为孙打胎灭迹。为此曾受到党的警告处分。1952年江舍弃了共过患难的妻子刘尹村，和孙结婚。1954年因孙与别人通奸，经组织同意，和孙离婚。1955年组织派江凌到沙河县葛村做调查工作，又向一个已订婚的18岁的姑娘张金荣进行欺骗拉拢，把张认作“干女儿”，促使其父和地方干部为和解除了婚约；为了达到他的私人目的，对沙河县委则说他愿“帮助”、“培养干部”，打算叫张来京上学；回京后又写信叫张向村支部提出提前入党（张本为发展对象）和来京上学的要求。张金荣遂于1955年6月来到北京，江凌从此即和张通奸。对别人则说张是他的“侄女”、“保姆”。群众对此反映很坏，当组织查究这件事的时候，江凌又急急忙忙，通过私人关系为张找了工作。
+
+　　抗拒党的审查，弃职潜逃。1955年肃反运动中，国务院第二办公室组织决定审查江凌的历史问题和他与张金荣的关系时，江凌对党采取了抗拒态度，运动初期借口有病不参加学习。后来表面上对组织应付，暗地里却作了周密的逃跑计划，蓄谋逃跑。他一方面拉拢二办主任办公室公务员探听五人小组对他审查的布置；另方面把他妹妹刘毅从山东师范学院叫到北京，用欺蒙恐吓的手段取得她的帮助，并约定将来和她用假名通讯，叫他带了东西先回济南。江凌遂于8月12日下午剃去长发，换了眼镜，穿上新作的衣服，弃职潜逃。在离开北京前，还寄给二办五人小组一封“绝命书”，声言他已“投井自杀”。8月18日逃到济南，被当地公安局逮捕，押送回京。1956年9月他的问题已审查清楚，是政治历史问题，被释放。
+
+　　江凌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情节是恶劣的。这不仅因为他对党长期隐瞒了向敌人“悔过”问题，伪造事实，骗取了党籍，更重要的是江凌身为共产党员，国家领导机关的负责干部，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竟然抗拒党对他的审查，不顾党和国家的纪律，弃职潜逃，自绝于党。使党的威信和工作遭受到重大损失。江凌所以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他虽然较早地参加了革命，也曾为党作了些工作。但他出身于富农家庭，本人是一个知识分子，旧社会所习染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江凌思想上根深蒂固，虽经党的多年教育，却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这，因而在敌人面前经不起斗争的考验；在党的面前，不忠诚、不老实，多次欺骗组织。全国解放以后，居功自傲，政治积极性完全消失，堕落腐化，沉溺于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中，最后失掉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政治上堕落成为一个蜕化分子。为了纯洁党的队伍，严肃党的纪律，根据“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肃反斗争中有关党的纪律问题的几项规定”中第四条规定，经党委决定：开除江凌出党。并建议行政上给予撤职的处分。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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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 @@
+陶孟和表示要“向党请罪”
+中共国务院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江凌党籍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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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59 @@
+# 关于我对孙喜魁同志进行政治迫害的检查交待
+
+　　<云南省建水县县委书记、谢方良>
+
+## 最高指示
+
+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
+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
+　　58年秋收前曲溪和建水两个县合并，当时孙喜魁同志任利民公社党委书记，在并县后的第一次县委扩大会议上，对农业生产进行估产，由于我当时一心要骗取一等红旗县的荣誉，提的口号是每亩产粮1000斤，即所谓千斤县，各公社负责人都在我的压力下承认了每亩产量1000斤，唯有孙喜魁同志说利民公社只能达到亩产400斤（因为利民公社是个山丘公社，山田多，水田少，各方面的条件也都很差，能达到亩产400斤，已经是很好的收成了），但由于我一心要骗取一等红旗县的荣誉，怕孙喜魁同志的亩产400斤的产量会影响全县的千斤县的水平，所以就对他很不满意，就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对孙喜魁同志进行了批判。（最后全县只达到亩产300斤的产量）。
+
+　　在大战钢铁中，出于我要把建水县搞成一个全面跃进的一等红旗县，又进行欺上压下，弄虚作假，三天一个卫星，二天一次苦战，一天报几千吨铁，这些东西都是假的，铁也炼出来一些，但没有那样多，但为了骗取荣誉，就虚报数字，对上进行欺骗，对下就采取高压手段，强迫摊派任务，而且只准完成，不准完不成，谁要说个完不成，我给谁扣上右倾，保守的帽子，完不成任务要提头来见。另外是我为了骗取荣誉，就把别人的成绩算在自己的头上，当时我所在的工地，没有炼出铁来，而孙喜魁同志所在的工地，由于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和全体人民群众的努力炼出了铁。我就利用我副总指挥的职权，把孙喜魁同志所在工地群众炼出来的铁算在我的头上，而反过来还说孙喜魁同志右倾保守并在电话会议上给他施加压力，说孙喜魁同志如果再完不成任务，就要提头来见。
+
+　　在钢铁下马时，马义工地有三部马车，原来就是利民公社自己买的但我一定要调到县上来，孙喜魁同志不同意调，我就说他不服从县委的领导，三部马车本来是属于利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的财产，我要调到县上来归全民所有制是错误的平调，孙喜魁敢顶，是对的，我说他反对县委领导是对他的诬蔑。
+
+　　58年利民公社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公社的群众在总路线的鼓舞下发挥了冲天的干劲，在农叶上获得了丰收，59年在58年跃进的基础上又获得了增产，但我在公余粮任务上就给利民公社增加一倍由原来的70多万斤，增加到140多万斤，并要求在15天内完成任务，由于我违反公余粮政策，公粮应是以率计征，以法减免，余粮应是多余多卖，少余少卖不余不卖。而我是以行政命令的手段，去代替党的政策，去强迫别人接受，当时孙喜魁同志就不接受这个任务，他不接受任务，我就不让他回去，把他留在县上，把公社党委付书记■明科，派回去完成任务。而且把公余粮任务不经过公社直接分配到管理区，这是我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瞎指挥，要求各管理区在15天内完成任务。同时平调了利民公社的25万斤粮食，这样以来群众的口粮就减少，造成利民公社部分生产队缺粮，同时发生了一些肿病，也出现了死人，在这种情况下，孙喜魁同志先后15次要粮，我都不给他，还说他还有粮食，并且说在粮食问题上谁再张嘴就要割舌头。伸手我要剁爪子，直到后来孙喜魁同志反映到地委的王付书记后才给群众解决15万斤粮食，我不但不给孙喜魁同志解决粮食问题，反而派人到利民公社去检查粮食的去向，我曾经派问保安财办付主任和粮食局长黄其昌到利民公社去检查粮食，他们回到县上向我汇报说：利民公社有粮食，但在他们去的当天晚上孙喜魁同志把粮食转移了，因此我就说孙喜魁搞黑仓库，说没有粮食是欺骗县委，其实利民公社并没有黑仓库，孙喜魁同志是为了有计划的付粮，对全公社的粮食，进行有计划的管理，这样做完全是正确的。他没有欺骗县委，也没有黑仓库，我说他搞黑仓库是对他的诬蔑！孙喜魁同志为了全公社群众的生活，敢于抵制以我为首的县委，也是正确的。
+
+　　由于我在58年弄虚作假，虚报粮食产量，又多拿了公余粮，加上一平二调瞎指挥，造成全县粮食的普遍紧张，农村食堂的吃粮标准一直压到7钱米，而以我为首的县委还到处召开7钱米吃饱饭的现场会议，不但农村食堂没有粮食，我又把机关干部和城市居民的粮食定量都降低了，机关干部由27斤降到21斤，城市居民由25斤降到18斤，因此不但农村发生大量的肿病死人，就是机关干部中也有大量的肿病发生在这样情况下，以我为首的县委中一小撮修正主义特权阶层，却过着花天酒地的资产阶级的生活，当时的书记处的7个书记都是全家吃中灶，规定每人每月3斤肉1斤油，实际上吃什么有什么，要多少拿多少，除此之外县委中灶还有特殊供应，每天都是几十斤肉，和其他物资，有上级领导干部来时又有特殊供应，实际上是无限量的。需要什么就拿什么，要吃多少就拿多少，不但我们吃，而且还拿着这些东西去到处请客送礼，如为了我们少数人小病大养的方便，就送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59医院一汽车各种付食品，并用12吨红薯去和云南日报社换回小汽车一部，供我们少数人享受，并大量的向省地委送礼，除送礼外，大请客，也是经常的，单是为了推广红薯的吃法，就大摆红薯宴席6次以上，省里在建水县召开过一次插秧机现场会议，就请客近百余桌。为了我们少数人享受的方便和便利到处请客送礼，我还专门设立一个53万斤的黑仓库。供给我们少数特权阶层享受的东西都是从全县人民身上刮来的。由于以我为首的修正主义特权阶层，不顾全县人民的死活，只顾自己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就在召开7钱米吃饱饭的现场会议时，我们都单独做饭吃。不但吃得饱，而且吃的好，在生活上我完全走上了修正主义，特权阶层的道路。
+
+　　58至59年我的平调风是严重的，为了修水利就无价平调，利民公社500个劳动力和300多条牛，而这些人在水利工地上由于粮食不够吃，大都生肿病，有的在回家的路上就死去了。300多条牛也大都死在水利工地上，严重的破坏了生产力和集体经济。
+
+　　利民公社在付业生产中积累了几万元的资金，我认为是孙喜魁同志平调来的，我就要把它调到县来，孙喜魁同志说不是平调是伐木赚来的，孙喜魁同志不同意调，我就叫银行把它冻结起来，其实这笔钱是从伐木中积累起来的，应当归集体所有，我要调到县上才是真正的平调，孙喜魁同志顶住不同意调是做的对的。我却认为是他不听话，就要找机会整他，一个党员干部应当听党的话，按党的政策办事，而我所说的不听话是以我为准的，因为我是以党的化身出现，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就是反党。孙喜魁同志敢顶是对的，他所反的就是以我为首的县委中一小撮特权阶层。
+
+　　（有一次林建中和我到利民公社去。到我们走到那里，孙喜魁同志跟到那里，我就说他是有意封锁。其实我们去了因为孙喜魁同志是公社党委书记，和我一起走走看看是应当的，如果他不这样做，我又会诬蔑他是反党。）
+
+　　58至59年建水县的一平二调瞎指挥的风是严重的，强迫命令也是严重的，大战钢铁中为了解决燃料问题，我把建水城里的一条街扒了半条，后来供县委中一小撮特权阶层的享受，又一次通过平调的办法，只拿了7000元买材料，把居民的条石强迫拿让城关镇的居民出义务劳动，修了一条大街，这条大街从东门只修到县委会。
+
+　　58年为了骗取一等红旗县的荣誉，经常进行田间评比，在评比中名为互相促进，实为强迫命令，如58年在一次评比中，就把■庄区的付区长刘文发拿去压杠子，原因是水没有放到田里。而这种做法又是经过县委常委研究确定的，因当时我是县委书记处书记之一，因此我也参与了对刘文发的迫害。
+
+　　58年一心要骗取荣誉，而不顾一切，当时提的口号就是，不管你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在这种修正主义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不管你是一平二调瞎指挥，或者是强迫命令只要能满足千斤县的需要就行，因而在全县召开的评比大会上，把一个强迫命令严重的公社党委书记杨治和树为全县公社党委书记的标兵，并把所有的标兵的大象片挂在电影院的大门口。但是对毛主席的象就没有到处挂，就连毛主席给全国生产队长的一封公开信也被我们压起来不和群众见面，当时接到这封信时，黄天明原地委书记，在县委常委会议上传达，传达后他就说，对于毛主席的这封信要从积极方面去领会，不然会起付作用。气可鼓而不可泄。因此不要往下传达，当时建水县正在搞千斤县运动，表面上搞的轰轰烈烈，毛主席在信中提到全国3个地区的产量是华北亩产300斤，中原亩产500斤，江南亩产800斤，所以就认为黄天明说的对，怕这封信和群众见面后，就搞不成千斤县，所以就压起来，一直到7千人大会后才和群众见面。
+
+　　利民公社也由于我的一平二调瞎指挥，调粮食调耕牛，调资金和劳力，使利民公社的生产力和集体经济都受到严重的破坏，全县也是如此，因而社会上出现一些混乱现象，地、富、反、坏、右出来大搞资本主义复辟，而广大的农民群众因生活困难而自发倾向有所发展，但这些问题都是以我为首的建水县委内一小撮修正主义特权阶层造成的。但是我们并没有去正确对待这个问题，反而认为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或镇反不彻底，和基层干部搞自发而形成落后，因此在全县范围内进行改造落后运动。在改造落后运动中，把斗争的矛头不是指向我们自己，也不是指向地富反坏右，而是指向所谓资本主义带头人，即广大的基层干部，当时的错误认为那里的生产上不去那里的干部就一定有问题，在方法步骤上要求最快，即以最快的速度去改造落后，提出来要以秋风扫落叶之势，雷厉风行，闪电战，速决战，速战速决，做法上要跳出干部圈子，即不■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由工作组一手包办，具体要求上全县要逮捕150人，批斗基层干部30%至50%，工作组一进村第一条就是搞斗争干部，然后报材料。全县被逮捕的150人除面上每个公社，一个以外都分配在曲江，南庄东山等几个重点公社在改造落后中，既不打击地富反坏右，也不打击县委中一小撮修正主义特权阶层，而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的基层干部，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了一大片，保护了一小撮，违背毛主席要团结两个95%以上等领导，所谓改造落后，实际上就是压制民主，转嫁责任的错误运动。
+
+　　由于我对利民公社的平调和下放生猪等严重的破坏了利民公社的生产力和集体经济，同时也严重的违犯和破坏了党的政治路线，孙喜魁同志敢于向我的这种错误做法作斗争，顶住这股黑风是正确的，是坚持党的政治路线的。但由于我坚持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不但不检查认识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在反五风运动中对孙喜魁同志进行报复打击，把一平二调三抽款的五风恶毒的全部强加在孙喜魁同志头上，对他进行了批判斗争，对孙喜魁同志的斗争是残苦的，从40至50到3000人的大小斗争会达40至50次，孙喜魁同志生病起不来床，还要组织人到他住的房门口去开他的斗争会，批判斗争后就把孙喜魁同志关压起来，进行反省，长达2年零4个月之久，在关压期间又对孙喜魁同志行进一步的迫害，首先是3个月没有给孙喜魁同志发工资，使他一家三口断了生活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孙喜魁同志被迫的无路可走只有把部队带下来的雨衣、胶鞋、和热水瓶拿去卖掉来维持生活，但是我反而诬蔑他是摆摊又是给共产党丢人。
+
+　　在关压期间还不供应孙喜魁同志纸烟。当时不是没有纸烟，大重九纸烟在发霉，而全县只规定供应28个人吃纸烟，这28个人就是以我为首的一小撮修正主义特权阶层外，还有其他一些■■级以上干部，孙喜魁同志没有纸烟抽就跑到商业局去买。对只供给28个人而不供给他纸烟的修正主义做法不满意是完全应当的。但我反诬蔑他是大闹商业局。
+
+　　孙喜魁同志在关压期间，因为生活困难，而我又克扣了口粮，粮食又不够吃，一家三口人都生病，他就带上爱人、孩子跑到县委会找我们说理，控诉我们对他进行迫害的错误，他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我又给他扣上大闹县委会的罪名，并说他爱人小孩生的肿病是吃胖了。目的就是要把孙喜魁同志的全家置于死地而后快。
+
+　　在过中秋节时，其他人供应1斤月饼，1条烟，2瓶酒，没有给孙喜魁同志供应羔点，他只好带上爱人孩子跑到城墙上去散闷，这时候他的心情已苦闷到了顶点，但我又给他扣上和党离心离德，对党刻骨仇恨的罪名，孙喜魁同志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最热爱，最忠实，我说他对党刻骨仇恨，我是站在以我为首的县委中一小撮修正主义特权阶层的立场说的，孙喜魁同志所仇恨的就是以我为首的一小撮修正主义的党。孙喜魁同志在气愤已极的情况下，要砸烂县委的小汽车，这部小汽车是用城关镇饲料粮，12吨红薯向云南日报社换来的，也是全县人民的血汗换来的，但我又反诬蔑他是反党行为，孙喜魁在我的种种迫害下，一直是坚持和我的错误进行斗争，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他准备把县委内一小撮修正主义特权阶层分子对他的迫害，写成大字报贴在东门楼上让全县人民都知道，孙喜魁同志的这种革命行动都被我诬蔑为无理取闹。
+
+　　孙喜魁同志在我的种种迫害下，他并没有屈服，一直坚持斗争，后来他就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了控告书，控告以我为首的县委中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对他的迫害，中央接到控告后就派人到建水县进行了解，并找孙喜魁同志谈话，但我为了掩盖错误，对工作组进行封锁，安排看戏，看电影，后来工作组找孙喜魁同志谈话，又派二个同志到建水县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落实后，全盘否定了我们给孙喜魁同志强加的一切罪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但不承认和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污蔑孙喜魁同志大闹工作组，拒绝工作等。对孙喜魁同志压又压不垮，留下又怕他揭发我们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又勾结地委的走资派把孙喜魁同志排挤出建水县，但是孙喜魁同志被排挤出建水县以后对他的迫害，并没有停止，在63年五反中又一次对孙喜魁同志进行打击迫害，把他打成反党集团的主要骨干，即所谓四大金钢之一，这个所谓的反党集团的四大金钢是：茹永春，转业军人，宋志晓，转业军人，范学义，转业军人，孙喜魁转业军人，更恶毒的是把孙喜魁同志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的控告信，打成反党集团的纲领，这个所谓的反党集团所反对的就是县委中的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在这里我不但诬蔑了转业干部，也诬蔑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时剥夺了一个党员应有的可以越级控告的权力。我打击迫害这些同志，正说明这些同志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的立场上，为了维护我们一小撮特权阶层已得的利益，怀恨他们，对他们进行打击迫害的，而他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和我们作斗争，反抗我的压迫和迫害。为了迫害孙喜魁同志在五反中又一次和地委中的走资派上下勾结，准备把孙喜魁同志要回建水县进行斗争。但没有得呈，但是对孙喜魁同志的迫害也没有就此罢休，64年在省委党校学习我又一次对孙喜魁同志进行迫害，在五反学习中，我又一次把我在建水县给孙喜魁同志捏造的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向校方汇报，使孙喜魁同志又一次受到批判斗争，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一方面显示自己，争取早出学，好得到黑省委的提拔重用，另一方面就是要把孙喜魁同志置于死地而后快，另外是我在建水县工作时想把我爱人吴美英拉入党内，有一次对孙喜魁同志说过，想叫他介绍我爱人入党，但因利民到县上离有150里，孙喜魁同志不了解吴美英的情况，他就没有拿党的原则做交易（是在一次全县性火线入党宣誓大会期间），因此我就对孙喜魁同志报复打击。
+
+　　由于我对孙喜魁同志的打击迫害，使孙喜魁同志长期以来在政治上受到摧残，我向孙喜魁同志承认错误，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向孙喜魁同志请罪，并赔情道歉，并宣布政治上彻底为孙喜魁同志平反，恢复政治名誉，过去所整孙喜魁同志一切黑材料宣布无效，并请烟草公司，红河地委机关，建水县委机关造反派的同志清理当众烧掉，或者交受害者孙喜魁同志自己处理，以后任何人不得以过去所整孙喜魁同志黑材料为依据。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时间和地点，都不得用以上的黑材料，和我所给孙喜魁捏造的罪名对孙喜魁同志进行打击迫害，谁做谁负责。
+
+　　我决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和革命群众一齐和我的错误作斗争，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重新做人。
+
+　　打倒刘、邓、陶、李、阎！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
+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检查人：谢方良1968年4月18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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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 @@
+关于我对孙喜魁同志进行政治迫害的检查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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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11/000000.txt
@@ -0,0 +1,19 @@
+#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关于撤销王元泰叛国投敌罪的刑事判决书
+
+　　被告：王元泰，男，27岁，四川省大邑县人，住中华巷14号。
+
+　　被告王元泰曾在思想上不满报考大学未被录取，自认为是受到家庭政治情况的影响，曾一度在思想上对现实有过不满情绪。在与个别同学议论有关高考问题是发牢骚说：“目前一片黑暗，没有一丝阳光”。此外还在其日记中写过“父亲之死，罪归当权者”。经查其所写的日记中除上述一词有明显的政治错误外，其余部份并无类似内容的词句。至于原判认定被告阴谋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和伺机响应蒋匪窜犯大陆等犯罪行为均与事实有出入，应予否定。上述事实经本院再审属实。
+
+　　根据上述事实，本院认为，被告王元泰的上述言论和词句显然是极其错误的，但其主要是出于一时一事的不满，并非以反革命为目的的造谣煽惑，应属政治思想上的错误，故原判认定被告对我怀有刻骨的阶级仇恨，待机报不共戴天之仇的反革命犯罪行为，系属定性不当，同时原判所认定的其余部份犯罪事实均不能成立。鉴于原判在事实与性质方面均有重大出入，因此，应予纠正。综上所述，本院特依法判决如下：
+
+　　1.撤销本院（63）刑字第607号刑事判决书。
+
+　　2.宣告王元泰无罪。
+
+　　 1979年8月31日
+
+　　如不服本判决，得于接到判决书之次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和付本，上诉于四川省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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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11/000001.txt
@@ -0,0 +1,27 @@
+# 对董永寿予以平反的证明和现行反革命问题复查的决定
+
+## 安徽省巢湖地区公安局白湖分局
+
+## 白公（79）复查字第3号
+
+## 关于对董永寿现行反革命问题复查的决定
+
+　　董永寿，男、39岁、学生成份，上海市人。自幼读书至58年，后因反革命分子一案被劳动教养，63年解教留场就业。70年以现行反革命经白湖农场公检法军管组决定，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现其对70年处理不服，多次提出申诉。原认定董永寿从1965年以来，先后两次和刑满就业人员高德庆、史晓峰拉拢勾结，企图偷越国境；写反动诗词，借古讽今，散布攻击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言论，妄想变天复辟。经复查：上述问题，事实不能成立。原决定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是错误的。现决定：撤销白湖农场公检法军管组（70）军管刑复字第029号批复。对董永寿予以平反。
+
+　　 1979年10月31日
+
+## 证明
+
+　　董永寿同志原系我校高中3年级学生，1958年整风期间，在社会主义教育课辩论中因思想言论问题送劳动教养。经复查，根据中发（1978）55号文件精神，予以改正。现已经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区分局批准同意，撤销对董永寿“收容劳动教养”的决定。
+
+　　关于其工令，根据中央统发文（1979）143号第13条规定，应从1958年10月收容劳动教养时算起。并请有关单位参照其工令给予评定工资。工资差额应从1978年10月份起补发。
+
+　　 上海市中国中学1979年12月5日
+
+　　董永寿同志确系在反右斗争中因“右派言行”而受劳教处分。现经复查，已予改正，撤销劳教处分。其工资、工令等问题，应享受中共中央（78）第55号文件及其有关规定的待遇。
+
+　　 上海市徐汇区教育局1979.12.6.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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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11/000002.txt
@@ -0,0 +1,25 @@
+# 中共上海市直属机关委员会关于恢复田日农同志党籍的决定
+
+　　田日农、男、五十九岁，山东省广饶县人，一九四四年入伍，一九四八年七月入党。原任福建省水电厅驻上海办事处副主任
+
+　　田日农同志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反右倾运动中被认定为进行反革命活动，于一九六O年一月被拘留审查，同年二月三日经中共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机关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以沪人委监（60）字第06号决定开除党籍。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
+　　现经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复查查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福建省驻沪办事处三楼厕所所发现攻击毛主席的反动词句，再进行字迹鉴定，倾向不是田日农同志所写。原案犯罪事实证据不足。不予认定，并改判为：“一、撤销本院一九六O年度沪中刑字第516号判决；二、宣告田日农无罪”。据此，将田日农同志开除党籍也纯属错案。故决定：撤销一九六O年二月 三日沪人委监（60）字第06号决定；恢复田日农同志的党籍。
+
+　　 中共上海市直属机关委员会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九日
+
+##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79）沪中刑申字第360号
+
+　　申诉人：田日农，男，五十八岁，山东省广饶县人，原在福建省驻沪办事处工作，现住山东省广饶县大王公社田门大队三小队
+
+　　申诉人田日农因反命案，于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由本院以一九六O年度沪中刑字第516号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田日农对判决不服，提出申诉。
+
+　　现经本院复查查明：原判认定田日农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反右倾运动中进行反革命活动，涂写反动标语，污蔑我人民领袖的犯罪事实，证据不足，不予认定。为此，特判决如下：
+
+　　一、撤销本院一九六O年度沪中刑字第516号判决；
+
+　　二、宣告田日农无罪。
+
+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九七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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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11/000003.txt
@@ -0,0 +1,11 @@
+# 中共上海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关于戴荣春同志复查结论的批复
+
+　　（市直属机关党委：）
+
+　　市直属机关党委关于戴荣春同志复查报告悉。
+
+　　经我们讨论，同意你们对戴荣春同志的复查结论。撤销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市委监委给予戴荣春同志留党察看两年，行政上撤职和降二级的处分以及市委甄别工作领导小组一九六三年三月一日关于戴荣春同志问题甄别结论的批复，从一九七八年十月起恢复原工资级别(行政十三级)
+
+　　 中共上海市为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
+
+　　抄送：市委办公厅、市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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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11/names.txt
@@ -0,0 +1,4 @@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关于撤销王元泰叛国投敌罪的刑事判决书
+对董永寿予以平反的证明和现行反革命问题复查的决定
+中共上海市直属机关委员会关于恢复田日农同志党籍的决定
+中共上海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关于戴荣春同志复查结论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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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12/000000.txt
@@ -0,0 +1,51 @@
+# 甘肃省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关于杜映华反革命一案的复查报告
+
+　　【杜映华，为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成员。1970年文革中“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杀。】
+
+　　杜映华，男，汉族。终年43岁，陇西文峰区土店子人。家庭中农，本人学生，高中文化程度。曾任区委书记，合作部长，县委书记处书记。1959年反右倾中被批判。
+
+　　杜映华因反革命一案于1962年11月23日经武山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1970年3月因反革命集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一、原判认定主要犯罪事实。
+
+　　1、196O年4月杜与向承鉴勾结大肆污蔑党的各项政策，攻击革命领袖，并参加右派反革命集团，曾多次与首犯张春元、向承鉴秘密集合，策划反革命组织名称、反动纲领；杜犯曾经介绍赵××、朱××未遂；杜犯并向反革命组织提供粮食、武器等重要情报，企图煽动群众暴动。
+
+　　2、1970年判决认定，犯罪事实：
+
+　　(1)一九六四年和匪首张春元联络后，两犯来往信件极为频繁，猖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
+
+　　(2)该犯先后给首匪张春元书写反革命信件，并请示张犯出去后如何搞？
+
+　　(3)张犯写的“上层建筑、政治、经济、军事、斗争策略”等反革命纲领、联络信件由该犯保存，妄图释放后在社会上勾结地、富、反、坏、右分子，建立所谓“民主统一战线”，实现所谓“民族共产主义”。
+
+　　(4) 1967年3月，该犯又与一贯道犯王永侦串通案情，及表示对一贯道钦佩。
+
+## 二、复查结果。
+
+　　196O年4月向承鉴与杜映华接触后，在交谈中，对反右派、反右倾和当时不良的倾向都感到不满，有不同看法，这是正常现象。杜与向接触中曾交谈过串连干部、组织名称等问题；杜曾与赵建基、朱光汉接触过；杜与向谈话中曾谈到县上干部携带手枪情况和全县粮食仓库发布情况，但杜本人不承认有反革命目的，且证据不足。故杜映华参加反革命集团应予否定。
+
+　　杜映华在劳改期间，曾通过黄荣、史茂珍、史朝忠、孙克歧等人与同监犯张春元、王益三传递信件，其情况属实。该犯在第三监狱曾先后给张春元写信三封，给王益三写信一封，给孙克歧写信一封，由黄荣、史茂珍、周学礼等犯转递。内容一是对张春元说明他从云务山被送三监狱的原因，和王益三被加刑的原因，一个是叫张春元安心服刑，认真改造，另外给孙克歧写了一封“中国近代史”，无具体内容，上述信件仅仅系犯人口供交待，均未发现其反动内容。
+
+　　张春元先后给杜映华写了七次信，其内容可归纳为下面几个方面：一、相互之间的问候。二、张春元对当前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的看法。如对印尼右派问题，赫鲁晓夫的下台，中苏分析等。三是对彭德怀的怀念和同情。四是通过传递信件，张春元散布了他的反动思想。如对史茂珍说：“你们可以在杜的周围一块儿学习最时髦的东西——毛著，可以伪装自己，另一方面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吸取有用的东西。”
+
+　　关于杜映华请示张春元：“我们出去如何搞”的问题。经查杜映华未做交代。只有张春元在1967年4月23日的口供中说：“杜映华说他的刑期不长了，出去怎么办。我就通过史茂珍传了个条子，叫到农村去，好好的搞，总结一下我们过去失败的原因，为什么我们都坐了监狱。好好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史茂珍证明：杜映华曾经跟他说过他的刑期快满了，出去怎么办的话。仅有史交代，没有其他证据。
+
+　　关于张春元写给杜映华的“上层建筑、政治、军事、组织斗争策略”等反革命纲领的问题。据史茂珍、史朝忠证明，张春元写信属实。共写三、四页装在肚疼丸的药盒里，借上厕所之机交给史茂珍看后，转给了杜映华。但无原始证据，具体内容没有落实，杜又未交代，不予认定。
+
+　　关于组织名称问题。张春元交代可能写在给杜映华的信中，提到过“民族统一阵线”和“民族共产主义”的话。史茂珍交代“在张春元写的上层建筑中写的是民族统一阵线”，但均未承认它就是该反革命组织的名称，故不应认定。
+
+　　关于与一贯道王永侦串通案情，并对一贯道组织表示钦佩的问题。经查，杜曾与王永侦谈话中说过：“你们一块儿的都是好人。”后来于3月17日犯人开过批斗会后，写一纸条给杜，上写：“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的道门的话，我作为介绍人，先把号挂上，你出去后找何首中求道。”但杜尚未看清就被发现。此问题不应定罪。
+
+　　该案原审特别粗糙，审讯不深不透，又无证据，只凭犯人的口供交待材料认定。特别是对有些重要问题和情节都没有很好的深追。
+
+## 三、处理意见
+
+　　杜映华由于受到反右倾受到批判，怀有不满情绪，并对当时浮夸风、瞎指挥及生活困难问题，有不同看法。杜没有参加“右派反革命集团”。
+
+　　杜在押改造期间，据犯人口供，杜与张春元、王益三等曾互相通信，企图释放后组织反革命集团。但没有确凿证据，故对杜映华参加组织反革命集团问题应予否定。
+
+　　经中院党组1980年元月29日研究，对杜映华两次参加反革命集团问题，应予否定。撤销1962年11月23日武山县人民法院民字第96号判决书和天水地区革命委员会保卫部天革保审(70)001号判决书，对杜映华宣告无罪，并做好家属善后工作。
+
+　　 1980年3月20日
+
+　　来源：谭蝉雪 编著：《星火：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纽约：国史出版社，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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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12/names.txt
@@ -0,0 +1 @@
+甘肃省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关于杜映华反革命一案的复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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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13/000000.txt
@@ -0,0 +1,35 @@
+# 甘肃省天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宣告张春元无罪的刑事判决书
+
+　　【张春元，兰州大学调干生，为“右派反革命集团主犯”。1970年文革中“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杀。】
+
+　　（原审被告：张春元，男，汉族。70年36岁，河南省上蔡县城关镇人，家庭农民，本人工人，大学肄业。）
+
+　　上列被告因组织反革命集团一案，于1965年元月20日被天水市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在劳改期间，又因反革命集团案，于1970年3月被天水地区保卫部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本院依法组织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查明：
+
+　　张春元在下放天水劳动期间，于1959年多次书写文章和散布言论，内容是对其被错划成右派不满和对当时农村的一些问题的看法；虽然这些文章和言论中有某些政治性错误，但未构成反革命罪。张春元在服刑期间，对原判不服，坚持其观点，在犯人中串连、传递字条属于违法行为，再次以反革命集团罪判处死刑不当。据此，特宣判如下：
+
+　　一、撤销天水市人民法院1965年元月20日(64)法刑字第19号刑事判决书和天水地区保卫部1970年3月9日的天革保审(70)第001号刑事判决书。
+
+　　二、对张春元宣告无罪。
+
+　　本判决书为终审判决。
+
+　　 甘肃省天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杜贞祥审判员 谈世清审判员 高克强
+
+　　 1981年4月28日书记员 高玺
+
+　　（附：）
+
+## 中共兰州大学委员会关于张春元右派问题的复查改正结论
+
+## 1979.07.04
+
+　　张春元，又名宁进，男，汉族，1932年生，河南省上蔡县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工人。1956年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学习，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给予保留学籍，劳动考察的处分。同年8月送天水县跑马泉公社劳动。
+
+　　根据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对张春元的右派问题进行了复查。经复查认为，张春元在1957年整风鸣放中没有右派言论，因此，原划张春元为右派分子是属错误，现决定给予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撤销原给予保留学籍，劳动考察的处分决定。
+
+　　 中共兰州大学委员会1979年7月4日
+
+　　来源：谭蝉雪 编著：《星火：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纽约：国史出版社，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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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13/names.txt
@@ -0,0 +1 @@
+甘肃省天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宣告张春元无罪的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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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14/000000.txt
@@ -0,0 +1,39 @@
+#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林启武反革命案的刑事判决书
+
+　　申诉人（即原审被告人）：林启武，男，46岁，广东省潮阳县人。原住本市新闸路1051弄34号。现在安徽省庐江县215信箱就业。
+
+　　申诉人林启武因反革命案不服本院（83）沪中刑字第367号刑事判决，提出申诉。
+
+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查明：原判认定林启武1958年去香港后向国民党特务分子提供我政治、经济情报，依据不足，不予认定。据此，判决如下：
+
+　　一、本院（83）沪中刑字第367号刑事判决撤销；
+
+　　二、宣告林启武无罪。
+
+　　 1985年4月30日
+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
+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楼康安代理审判员　杨仓山代理审判员　夏??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1985年4月30日书记员　吴?生
+
+##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
+## （80）沪中刑中字第331号
+
+　　（林启武：）
+
+　　你的来信收到，对你要求发给平反证明或通知一事，答复如下：
+
+　　我院于1985年5月送达你的撤销原判，宣告你无罪的（80）沪中刑申字第331号刑事判决，证明你原被错判，已平反纠正。该判决具有法律效力，故不再另发证明或通知。
+
+　　特此告知
+
+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1988年11月18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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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14/names.txt
@@ -0,0 +1 @@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林启武反革命案的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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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15/000000.txt
@@ -0,0 +1,17 @@
+# 成都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撤销吴文英反革命罪的刑事判决书
+
+　　原判被告人：吴文英，女，现年78岁，汉族，湖北省恩施县人，现住本市华西后坝小学路5号。
+
+　　1958年12月5日，本院（58）刑字第1053号刑事判决书，以反革命罪判处吴文英剥夺政治权利3年。
+
+　　现经本院复查：原判认定吴文英在其丈夫被逮捕之后的言论，属于认识问题，至于所写诗词，纯属思想范畴的问题，均不构成犯罪，原判反革命罪不能成立。据此，本院判决如下：
+
+　　撤销本院（58）刑字第1053号刑事判决书，对吴文英宣告无罪。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1987年5月3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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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15/names.txt
@@ -0,0 +1 @@
+成都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撤销吴文英反革命罪的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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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16/000000.txt
@@ -0,0 +1,23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驳回周居正太太曾昭英申诉的通知书
+
+　　（曾昭英：）
+
+　　你对本院1963年度刑二字第20号（甲）刑事判决不服，以周居正写《民主社会主义论》是针对当时“左”的错误提出自己的看法，没有从事反革命的实际活动，属思想认识问题，不构成犯罪等为理由，向本院提出申诉。
+
+　　经本院审查，周居正为首组织“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的事实存在。周居正1957年被劳教期间，于1961年7月与劳教分子彭恢荣商定成立“中华工农民主联盟”。之后，周居正草拟了《三大战略十战术论》。1962年3月，周居正发展魏昭加入该组织，魏昭提出修改组织名称为“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并由周居正草拟了政治纲领《民主社会主义论》。周居正与魏昭又共同商定了该集团的总路线、方针、任务和组织路线。1962年5月，杨应森加入该组织后提出修改组织纪律的建议。周居正制定了该集团的组织系统，设立中央委员会，自任书记总长，并对魏昭等组织成员进行了任命。该反革命集团共发展成员69人。上述事实有汤从才、丁志超、姚风起、刘大学等多人的检举；经公安机关侦查缴获的纲领、宣传资料、战歌、组织成员入盟时交的凭证、成员照片等等书证、物证；其他组织成员的审讯笔录、亲笔交待，以及周居正的供述、亲笔自传等予以证实。如周居正亲笔交待：“自从1961年7、8月，我与彭恢荣开始进行反革命组织后，就考虑到武装夺取政权的问题，并由我初步拟定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战术。……思想上就打算着去川东山区将来建立武装根据地的问题，但首要的问题是建立组织的问题……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问题，除上述情况外，还没有在其他方面或地方作过打算和行动，这是由于时间短和环境的关系。”
+
+　　本案大量证据证实，周居正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通过武装夺取政权。该组织有纲领、组织严密，反革命目的明确，周居正的行为已构成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罪。
+
+　　本院认为，你对该案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申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再审条件，本院原二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
+
+　　特此通知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章）1988年11月9日
+
+　　抄致：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
+　　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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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16/names.txt
@@ -0,0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驳回周居正太太曾昭英申诉的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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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17/000000.txt
@@ -0,0 +1,25 @@
+# 曾昭英泣血再申诉周居正一案
+
+　　（最高人民法院：）
+
+　　我是重庆市小龙坎小学退休教师，现年71岁，我的丈夫周居正原是中共地下党员，1946年因参加学运被反动派关押在中美合作所白公馆，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重庆解放前夕，同罗文斌等同志一起越狱脱险。解放后，被分配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党校（后改为中央第七中级党校）担任文化教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被送四川省公安厅筑路支队劳动教养。1961年被捕，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初审，被定为反革命集团——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的首犯，被处死刑。上诉后，经最高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判，核准死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我提出申诉至今已有15年。在焦急无比经年累月的盼望中，竟然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一张驳回申诉通知书。
+
+　　这张通知书无异于又一次在政治上宣布周居正的死刑。这张通知书似乎周居正罪大恶极，铁证如山。但是，根据同周居正一起在四川筑路支队，永川茶场劳教或就业的幸存者以及和他同案被判刑、被关押的人提供的情况，我进一步坚定了申诉的信心：周居正一案是在当时极“左”的错误政策指导下，捕风捉影、刑讯逼供形成的冤假错案。特向最高人民法院再申诉，请依法立案复查，依法重新审理，撤销原判，宣告周居正无罪。
+
+　　一、通知书认定：“周居正发展魏昭加入该组织”。但是，四川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魏昭伙同周居正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通知书又认定：“魏昭提出修改组织名称为‘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周居正与魏昭又共同商定了该集团的总路线、方针、任务和组织路线”。但是，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于魏昭的判决书对此重要事实、情节并未认定。一个案件，法律文书叙述不同，可见事实不清楚。而且，被判处死缓的魏昭申诉称：本案完全是当时刑讯逼供，指明问供搞出来的假案。
+
+　　二、通知书认定：“周居正制定了集团的组织系统，对魏昭等成员进行了任命。但是认定担任中央局书记的魏昭，至今坚持申诉称：“这完全是虚假的，是逼供信的产物”。被关押审讯的蔡异北证明：“当时审讯人员指明问供，说周居正任命他担任外交部长，占由于他守死不乱招供，幸免于难”。
+
+　　三、通知书说：“上述事实有汤从才等多人检举证明”。但是，据当时劳教、就业的幸存者反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某些人为了求得早日解除劳教，无中生有，虚假检举。历史已经证明：陈有为无辜判刑，蒋文场被无辜关押刑讯，是姚风起诬陷别人，骗取立功。姚凤起等人的话可信吗？而且姚是该组织的组织部长，他是同案被告，他不能成为本案的证人。
+
+　　四、通知书说：“上述事实还有公安机关缴获的书证、物证为证。但是，其中所谓周居正制定的“纲领”——《民主社会主义论》提出要反对帝国主义、实行民主政治进行经济建设，怎能成为反革命的罪证？又如：根据姚风起检举参加该集团的凭证是一张邮票，陈有为被判处徒刑12年。1982年，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确认原判事实错误，撤销原则，宣告陈有为无罪。这种所谓书证、物证，应当重新审查核实。
+
+　　五、通知书引用周居正的亲笔交待，说周居正考虑用武装夺取政权问题，拟定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战术，打算去川东建立武装根据地，但是，根据周居正解放前为人民解放事业出生入死的政治信仰，解放后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表现，特别是他在逆境中，给我写信（文革中被抄去）回家探亲的嘱咐，要我教育子女相信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他的所谓亲笔交待，不是他的真实思想，是在刑讯逼供下的胡乱招供。根据魏昭、陈有为等多人的反映，当时办案人员刑讯逼供是不容否认的。而且，周居正交待的都是“考虑”、“打算”都是思想范畴的东西，并没有实际实动，是不能据以定罪的。
+
+　　总之，恳请最高人民法院调集原卷，立案复查，召开听证会，听取意见，核实证据，澄清事实，依法再审，撤销原判，宣告周居正无罪，还他一个清白和公道。
+
+　　 申诉人：曾昭英（签字）2004年12月4日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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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英泣血再申诉周居正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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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新生
+
+　　<华东政法学院四年级九班、钱仞千>
+
+　　一年以前，我曾认为像我这样一类人也许不会进步了，即使有进步，那也是极微小的，我明明知道自己的思想是很错误的，但就是不想改或改不掉。但是经过整风运动，特别是在思想小结后，在大家的帮助下，终于对一些基本问题有了初步的认识。如果说在这以前的心情是紧张的、沉重的，那么今天的心情是愉快的、轻松的了。因为我已把心交给党和群众。而党和群众也伸出友谊的手在推动我前进。我现在完全有信心和决心来正视现实，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以便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
+　　过去，我认为人的一生应该是轻松愉快的，而不是严肃呆板的，因此我在选择职业时也以此为标准。我觉得音乐工作本身就是像玩一样，又容易成名。因此，准备高中毕业以后去学音乐。到了快毕业的时候，又觉得外交口译很好，整天随外交使节和专家往外国跑，很有意思，而且工作又轻松。而其他工、理科之类不是整天坐办公室，就是在工厂中，这是我最怕的事。
+
+　　考取了华东政法学院，我很懊丧，因为我知道做政法工作不可缺少的条件是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丰富的社会经验等，而这些我都不具备，并且也不想具备。到了学校以后，工农同学和调干生很多，这又增加了一件不高兴的事，因为我觉得他们一点也不活跃，很呆板，而我喜欢活动。转学又不可能，于是只得在无可奈何的心情下念下去，我想我的一生就这样默默无闻地被埋没了，而当我看到好的音乐会或芭蕾舞，心情更沮丧，我想如果进了音专或艺术学校，也一定会有此成就，而现在，一切都完了……。
+
+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用灰色眼睛去看一切问题，本来我就没想过人活着是为了什么，而现在我就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去考察，觉得生活不外乎吃饭、睡觉、工作学习，再加上些娱乐，最后人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说人活着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么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也是为了使人人物质生活好，归根结底人活着还是为了物质享受。人死了什么都不知道，闻名有什么用，名誉地位究竟是抽象的东西，还是物质享受来的实惠。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开始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生本来是享受，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活着就应该尽量享受”。
+
+　　在生活上，我主张在自已经济条件允许范围内尽情享受。有了钱就用来使自己快乐，什么节约、勤俭，我从来不考虑。我觉得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不会再有失业的危险，而且以后的生活将愈来愈好，要储蓄干什么，难道想把钱带到棺材里去吗！我认为一个人只工作，而不知尽情享受，生活就失去意义了。因此我在每天的休息时间，尤其是星期日或星期六晚上，就尽量开动脑筋，积极地想法娱乐。我最喜欢跳舞，所以常常参加舞会，尤其喜欢参加私人舞会，因为舞伴好、音乐好、地板好、灯光好，有“浓厚的愉快”气氛。其次，喜欢荡马路、看橱窗、看漂亮的衣物、翻杂志做农服，或看中古世纪的翻译小说，而且受影响很深。而对中古世纪的农民起义等进步记载则不感兴趣。对音乐的欣赏，大多喜欢西洋的，尤其是西欧国家的，因为我觉得他们的音乐，尤其是跳舞的音乐很能激起人的快感，而对本国的歌选等则不感兴趣，我觉得总是老一套、公式化。
+
+　　在生活上我喜欢自由，不要有任何约束，如自修时间由自己支配，星期日最好不要再有集体活动。而对周围的事物尤其漠不关心，不问不闻。
+
+　　在学习上，由于我讨厌政法专业工作，因此对学习不感兴趣，平时学习马马虎虎，也不自觉地遵守学习制度，到了考查考试时，临时抱佛脚，别人批评我也不接受。尤其当我看书看久了，眼睛痛或头痛时，更原谅自己，我想身体最要紧，还是去睡一会吧！
+
+　　我很讨厌开会，因为休息时间已经很少，还要占用来开会，尤其当星期天开会开得长的时候，我更不满。在开会时，心早飞到外面去了，我觉得开会很费时间，老一套，尤其是小组会翻来复去真没意思，所以心不在焉。对组织生活也有同样看法，认为组织性、纪律性束缚自由。对政治运动则更不感兴趣，一方面认为运动对自己没关系，另一方面运动中很忙，与自己活动有冲突，所以更不高兴。但是开会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又怕挨批评，只得发些言来敷衍一下。结果运动过去了，对自己的教育不大。
+
+　　我很害怕暴露思想，恐怕挨批评，对组织不信任，不敢对组织讲心里话，情愿对自己的所谓好朋友讲，因为他们不会批评我，又不会汇报给组织听，还会安慰我，或一同发发牢骚，心里也畅快些。另外，我对汇报制度也有偏见，我不知道这是组织性、纪律性的问题，而认为汇报是拍马屁，想借此抬高自己打击别人。
+
+　　我们学校里工农同学和调干同学很多，我觉得他们没有车青人的“朝气”，玩不拢，话不投机，又怕某些人“脏”，因此我不愿接近他们，在思想上与他们对立。
+
+　　对于劳动我觉得又脏又累。对星期日的义务劳动更不高兴，因为妨碍了我的私生活，而根本不理解劳动的意义，还觉得脑力劳动也是建设社会主义，何必一定要体力劳动，多此一举。当听说毕业后要下乡劳动时，心里更不舒服。我想念了4年下乡劳动什么都忘光了，至于安家落户更是大材小用，浪费人材。最后我想劳动随便怎样苦我也情愿，如果叫我同农民一起吃饭，我吃不下，于是想出一个妙计：在吃饭的时候，我向他们说我有肺病要传染，使他们不敢同我一起吃饭。
+
+　　在政治上没有上进心，别人说我落后，而我可不在乎，我觉得象我这样的人社会上很多，只是在政法学院似乎突出一些，出去后也就一般化了。在专业上也不想成名，只要一般化就行了。我也知道搞政法工作必须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但是我想这很容易，只要将来办案时一切都从劳动人民利益看问题就行了，至于私生活是资产阶级一套，只要不妨碍工作，在工作时负责就行了，何必大惊小怪，大会小会开个不停，还要个别教育，真麻烦。对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既不恨又不痛，有时还自我欣赏一番。
+
+　　第二次反右派斗争开始了，我还不知道在我们班里要与谁进行辩论，当群众提出要与×××等同学辩论时，我有些怀疑，因为在鸣放时也没意识到他们的言行是反动的。当同学们揭发右派言论时，有的地方我也觉得很反动，要与他们辩论，但在批驳观点时，却是有气无力，当别人批驳时，我还弄不明白为什么下这样的结论，有时还怀疑右派的某些言论的目的是否真是在向党进攻。例如，有个右派分子说她“署假回到家里，看到合作化后，农民生产情绪不高，太阳很高才下地，而在合作化以前，农民天不亮就下地了”。又说“合作化后农民生活很苦，与城市相差太远”，等等。当时大家认为这是对党的合作化政策的进攻、污蔑，但是我却在想：合作化在大多数地区是好的，但是在个别地区因为干部执行政策有偏差而造成错误也是可能的，我根本没想到她会捏造。
+
+　　在整个反右斗争中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我看到自己对敌斗争柔弱无力，对党和群众不够信任，也不懂别人的批驳的内容……这一切到底为什么会产生呢？我想了很久，最后找出答案，这就是我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而又不要求改造自己的结果。因为自己的思想感情偏向于资产阶级方面，必然在看问题时也带上这种情绪，资产阶级认为对的东西，我也认为不错，资产阶级认为不好的东西，我也认为有些不好。自己没有无产阶级思想，也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是非标准。
+
+　　通过教学检查与教学整改，对我的教育也很大，使我更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立场是模糊的，并且也体验到要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实在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必须在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才能逐步树立起来。例如，以前我听老师讲了无罪推定原则后，还以为这是我国民主表现之一，至于其他错误观点，我也发觉不了，这反映了我的立场观点是模糊的，根本谈不到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立场。以前从来不知道没有无产阶级思想感情，就不可能体会劳动人民的喜怒哀乐，不可能分清是非，不可能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进行工作。以前我总认为工作时是无产阶级思想，生活是资产阶级的一套，二者可以并存，现在我体会到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只要自己不愿放弃资产阶级思想感情，在工作中就不可能不犯错误，并将给工作带来很大损失，这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非常有害的。
+
+　　这样我开始迫切地要求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为人民服务。我暗自着急，要求在政治斗争和劳动中锻炼自己。
+
+　　这时候学校开展了除八害运动，我积极投入了运动。有一次，雪下得很大，我和一位同学跑到真如火车站去捉虫，一上午捉了700多个，回来后，手冻得发僵。下午我又去了一次。党团组织表扬我了，真使我感到意外，从前每当表扬和批评时，表扬总没有我的份，批评常有我一份，但是今天竟然受表扬了。当时，也感到很惭愧，因为有很多同学比我好，团组织重视和关怀着我的刚刚萌芽的一些进步表现，我要鼓足干劲对待各项工作，坚决改造自己。
+
+　　“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建设热情，每天的报纸、广播传来了各单位的生产捷报。许多产品在很短的时间内已经接近或赶上国际水平了。这一切使我看到了“人人为人人”的现象。我开始懂得生活的意义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觉得以前太对不起党和劳动人民了。劳动人民辛勤地创造物质财富供我享用，但是我却并没有付出艰巨的劳动。只有每个人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人人才会有幸福。尤其政法工作对人民和国家的生命财产有很大的关系，我更应该重视。这样我就把自己的一切行动与“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思想联系起来，我更也不感到政法工作不好，成不了名、枯燥……。当我很忙很紧张时，也能自觉地坚持。
+
+　　在我思想斗争的过程中，党、团组织一直在关怀、鼓励、支持着我，使我改变了对组织的错误看法，在思想上接近了组织。在我们班里开的一次谈心会上，党支部书记老王首先检查了他以前对我们几个同学的看法是有些问题的，他说：“过去我认为钱仞千是个小姐，什么苦事她都不愿干，我真拿她没办法，但是这次运动中，她所表现的事实教育了我们不应该如此看人”，并且又检查了他自己在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上的一些不好的地方。以后，其它党员和干部也都主动地检查了他们过去对我们的看法，这些使我很感动。我心里想，以前是我们自己不好，不能怪干部，但是现在，他们反而责怪自己，我想我以前太对不起党了。党员、干部、同学都这样诚恳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我更应该以心换心。
+
+　　在这次思想小结的学习运动中，当我在小组会上检查的时候，同学们都首先肯定我的进步和成绩，鼓励我前进。这一切使我觉得同学和组织是在很诚恳地帮助我进步，虽然批判很严格，但是绝大多数符合事实，使我提高了认识。当我回顾一下我过去的思想和生活，那自私自利的享乐思想和追求不劳而获的寄生腐化的生活是多么的肮脏和丑恶！在我的整个脑海所盘踞的不是光辉远大的理想，不是辛勤的工作和学习，而只是盘算着眼前的个人享乐，吃、喝、玩、乐。我把丑的抱住当作美的；臭的抱住当作香的。事实上肮脏和丑恶的、使人掩鼻而过的不是别人，而正是自己的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享乐腐化思想。
+
+　　（总之，经过整风思想小结，使我更感到心情舒畅，就像洗了一个热水澡，又烫又舒服。我有决心和信心，在今后的劳动中锻炼自己，彻底抛弃旧我，并且加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提高自己分清是非的能力。在党的教导下，时时警惕自己的旧思想，树立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人生观。坚决听党的话，把心交给党，坚决服从统一分配，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
+
+　　来源：中共华东政法学院委员会社会主义教育办公室、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自觉革命奔向红专》，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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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自我批判
+
+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瑶>
+
+## 一
+
+　　我所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有许多严重的错误，虽然这部书已经停印了四年，我也曾在《文艺报》上做过公开的检讨，但不只那个检讨很不深刻，而且由于这些错误的产生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客观条件，例如写作时间较早或资料不足等原因，而是都与我自己的立场观点和学术思想密切联系的；经过这几年来党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特别是在伟大的整风运动中所给予我的教育，使我深切地感到必须对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文艺思想作一次彻底的批判，才有可能向红透专深的目标跃进。因此我愿意就表现在这一部书中的严重错误，重作一次认真的检查，一方面促使自己与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做彻底的决裂，在思想深处插上红旗，一方面也消除一些这部书在读者中所散播的不良影响。现在就我所认识到的一些严重错误，写在下面，并给予批判，希望能够继续得到同志们的帮助。
+
+　　首先，我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性质的认识就是错误的。我强调中国新文学是一贯反帝反封建的，它的基本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虽然我也说明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而且这是为社会主义扫清道路的必须工作，但对于毛主席所明确指示的在文化中所存在的“社会主义因素”这一重要原则却并未领会，这当然就会给工作带来根本性质的错误。毛主席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又说：“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反映到我们的国民文化也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见《新民主主义论》）这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与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带有根本性质的分歧所在，就因为我们的新文学是为无产阶级所领导的缘故。但在我的书里，根本看不到对于社会主义因素的任何重视，而只是片面地强调反帝反封建的性质，这就混淆了我们的新文学和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学的区别，它的客观效果只能是为资产阶级张目的。这实际上也同样是对于无产阶级的领导、对于党的领导作用的忽视和贬低。虽然我在绪论中也指出从“五四”起新文学的领导思想就是无产阶级思想，并且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党的领导作用也逐渐加强和巩固；但所谓“领导”并不是一句空话，正因为我们的新文学是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因此在它发展的方向、路线、以及杰出作品的思想倾向和创作方法上，就都带有明显的社会主义的因素和倾向。我虽然也谈党对文学战线领导的逐渐加强和巩固；但我只着重在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方面，而忽略了社会主义因素的成长方面。这实际上就是忽视了党的领导作用；因为反帝反对建的民主革命如果不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话，即使民主革命胜利了（这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是绝不可能的），那结果也只能是走向资本主义道路；正因为有了党的坚强领导，才能保证我们新文学的发展路线向着社会主义的方向。由于我在这一点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因此虽然我也提到党的领导作用，但从全书看来，我是把这种作用抽象化了，并没有能够贯彻下去，使读者感到党对现代文学发展的重大作用。其次，和这相联系的，对于社会主义文艺路线的发展方向，在我的书中也是非常模糊的。这是很自然的。我们说从“五四”起，中国新文学就是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前进的，那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和起决定作用的社会主义因素的缘故。文学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并不只是在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文学中才存在，而是在为社会主义扫清道路和准备条件的民主革命时期就实际存在的，就因为这个文艺运动是由无产阶级所领导的缘故。我既然忽视了社会主义因素的重大意义，又把党的领导作用抽象化了，那么对于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前进方向，当然就都不可能明确地体现出来了。而社会主义的方向路线如果模糊，那在客观意义上当然就没有解决两条路线的问题，当然就不能不是为资本主义方向张目了。我当然没有这样明白主张过，但我不能不承认事实上存在着这样的客观意义。我在全书中的每一时期都写了一节关于思想斗争的论述，我也扼要地叙述了每次论争的经过，但对于思想斗争的意义，特别是对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斗争的重大意义，我的理解是非常不够的。我只是一般地从经过、原委、正确与错误来理解，而并没有联系到方向路线的问题、领导权问题、谁战胜谁这样与政治密切关连的问题来考虑，那结果就使得现代文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非常模糊，使读者看不清楚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和党的领导作用了。
+
+　　我们说“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总的说来是在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下的革命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文学，我既然忽视了社会主义因素的巨大意义，又看不出革命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和原则区别，而是将二者混淆了，统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反帝反封建的，那实质上就只剩下了民主主义的文学。这种错误理解的根源，当然是和我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密切关联的，由于自己的出身、经历、教养等等关系，资产阶级思想非常浓重，解放后又没有认真地进行改造，仍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因此不可避免地就会在工作中产生一连串严重的错误。由于我在旧社会也受到压迫，对反帝反封建具有一定程度的热情，也喜爱读一些新文学作品，因此就片面地夸大了自己的感受；现在检查起来，我个人对反帝反封建的某种热情和要求，从根本上说都是由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出发的，而如果用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去看新文学的历史，那当然就会看不到它的社会主义因素和方向路线了。对于党的领导作用也一样，关于无产阶级的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和不妥协性方面我就比较容易理解，而对于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方面就感到很抽象，好象社会主义还非常遥远。现在检查起来，这一切都是由我的资产阶级立场和观点来的；我觉得这是一切错误的总的根源，它使我在新文学的性质、方向路线、领导思想这样一些关键问题上都产生了一连串的错误，那这部书中的其他具体论述的错误百出的地方，就可想而知了。
+
+　　中国新文学史所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文学战线上的斗争经历和辉煌成果，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首先就说明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应该也是研究现代文学史的重要指针，但我恰好就在这种最重要的问题上犯了原则性的错误。道理也很显然，这是文学的党性原则，是与我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根本对立的。
+
+## 二
+
+　　这部书中最突出的、带有原则性的错误，是我当作正面论断来引用了许多胡风、冯雪峰的意见。人们从我的书中只能得到这样的印象，就是胡风、冯雪峰是著名的理论家，鲁黎、绿原、路翎等人是有才能的作家，而且都是对于革命文艺有贡献的。仅只这一点，也就足够说明这部书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所发生的危害作用了。当然，在我写这部书的时候，他们的反动的政治面貌尚未揭露，但这是否可以为我的错误辩解呢？完全不能；因为他们的所谓文艺理论以及“作品”中的反动性是从来就存在的，而我对此并无觉察，那除了说明在我的思想上有和他们共同的地方以外，是很难有其他解释的。我虽然在书中还写过一节关于革命文艺界对手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的论述，但我是怎样理解的呢？书中说：“这些人都是进步的小资产阶级，主观上都是倾向革命的，自然与那些根本反动的思想不同。但也正因为如此，那些错误的因素就更容易在一些文艺青年中散布作用。”这种说法只能说明我对他们根本的反动思想毫无认识。一直到1955年胡风的反革命活动被揭露以后，我在政治上是划清了界限的，并较早地写了批判文章，但对于他的文艺理论的根本错误，就理解得很不清楚，因此我没有能够写出从理论上批判的文章来。经过文艺界在1955年对胡风的批判，我仔细阅读了每一篇文章，思想才逐渐有所提高，我开始对冯雪峰的理论有了一些怀疑，因此在反右以后，我才能比较系统地写出了一篇批判冯雪峰的文章。现在问题很清楚，在文艺理论上的根本观点上，胡风和冯雪峰是完全一致的；对于我来说，我写的批判冯雪峰对于现代文学史的错误观点的文章中虽然还有许多缺点，但实际上是带有很大的自我批判的性质的。因为仅就我所批判的那几个问题说，其中就有一半是表现在我的《中国新文学生稿》中的；因此我在那篇文章的最后说：“我自己就在许多问题的理解上犯过严重的错误。这使我认识到，现代文学史并不是一门可以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科学，它是与中国人民革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密切关连的。”虽然当时我还没有认识到根本问题是一个立场问题，但我写这些话时的心情的确是很沉重的，因为我初步认识到了一些自己的错误。
+
+　　由于革命文艺界1948年在香港已经比较深入地对胡风的思想做了批判，因此我在引用胡风的意见时，是多少有一点警惕的；而对雪峰，则我几乎是把可引用的话都引用了，并没有甚么抉择。我引用胡风的材料大半集中在他的《剑·文艺·人民》一书中，因为我对抗战初期的史料掌握甚少，这一时期的材料又不易觅到，而这本书中大部是论述这一时期的文艺运动的；我当时想把它当作材料来用一下也许无妨，因为这是在毛主席《讲话》以前发表的。现在看起来，他的每一论述都是浸透了他的反动思想的，而我对此并无识别，这是和我在引用冯雪峰意见时的情况完全一样的，只能从我自己的思想中来检查。
+
+　　如果说我的思想和他们的完全一致，那也是不合事实的，我的书中也有许多和他们的意见完全不符合的地方；但我现在要检查的不是这些，而是和他们的反动理论的共同点。应该说，凡是为我所正面引用的材料，都是在我写作的当时所认为正确的，也就是在我思想中存在问题的地方。资产阶级的思想虽然可以五花八门，但归根到底总是一脉相通的；我现在想以“大众化”这一问题为例，来检查我和他们的思想一致的地方，并进行批判。“大众化”是贯串在现代文学史中的一条中心线索，它的真实意义就是如何促使新文学更好地和更有效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问题，如何促使文学与群众相结合的问题。从“五四”的提倡白话文开始，左联时期的提倡大众文艺和大众语，抗战时期的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直至毛主席明确地提出了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以及普及和提高的辩证关系，都是沿着现代文学是中国人民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原则发展下来的。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最容易暴露出资产阶级的真面目，而且也最容易看出它与毛主席文艺方针相违背的地方。而恰好就在这里，我同意了胡风、冯雪峰的荒谬论点。胡风在关于民族形式的论述中，完全无视提倡民族形式的重要意义，孤立地抓住“内容决定形式”这一命题，目的只在阻碍文学的群众化，宣扬资产阶级的反动文艺思想，而我却引用了他的一段话，并说这是接触到了问题的中心的。在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上，我引用了冯雪峰的说法，说甚么“就一般新文学作品说，它的不普及实在是因为它的不提高——它还不够高度地反映了人民现实生活中的要求和力量，以及创造了和这内容相适应的民族形式。这就是说作品的所以不够大众化，是因为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还不够很高。”这事实上是把普及和提高完全等同了起来，并实际上取消了“普及”。为甚么在这样关键性的问题上我会接受他们的反动意见呢？从根本上说，就是我和他们一样不重视文学“为甚么人”的问题，不重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问题，因此就看不到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和迅速接受的重大意义。现在我们知道胡风和雪峰都是极端轻视劳动人民以及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的，胡风宣扬过反动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他认为人民是落后的，而知识分子则是人民的先进；雪峰也常常夸张地描述人民群众的落后麻木，而且认为“大众艺术不在迁就大众，却是提高和改造大众”，他们的这种反动论点是根本违反毛主席的指示的，是与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文学当然首先应该为他们服务，因此必须普及第一，这是方向性质的问题；知识分子则必须与工农兵结合，向他们学习，来改造自己的思想。由于我仍然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根本没有建立群众观点和劳动观点，思想深处轻视劳动人民，常常不自觉地夸大知识分子的作用，因此对于他们的这些反动论点就很容易接受，我想这就是使我犯了许多错误的根本原因。
+
+　　这部书中和他们论点的共同地方并不只上述的这些，但因为这不但是根本的、有代表性的，而且是直接违反毛主席《讲话》的精神的，那么其余的错误百出，就可想而知了。这里深刻地说明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如果没有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思想深处没有插上红旗，那么尽管自己主观上有一些良好的愿望，但在工作上是不可能抵抗反动思想的侵蚀、不可能不给社会主义带来危害的。我必须从这里汲取足够的教训。
+
+## 三
+
+　　在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述中，这部书中也同样严重地暴露了我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我错误地肯定了许多反动的作品，把毒草当作香花，起了很坏的影响。胡风分子的作品，我大部是加以肯定的，还特别立了一节谈《七月诗丛》，究竟我肯定这些作品的甚么东西呢？翻开我的书，不外是“情感丰富”之类的词句，而脱离了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政治倾向，抽象地谈甚么“情感丰富”之类的东西，正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特点。情感是有阶级内容的，而且当资产阶级的文艺家抽象地谈问题的时候，其实也还是贯串了资产阶级的阶级内容的，这在我身上也毫不例外。由于自己根本没有得到改造，立场仍然站在资产阶级一边，那么由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体味作品，自然就浸透了阶级的偏见。除过胡风分子的作品以外，我还肯定过丁玲的反党作品《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冯雪峰的《灵山歌》和《乡风与市风》等杂文集；对这些毒草的内容我毫无批判，而是当作香花来肯定了，这除了说明在我的立场和思想感情上有和他们共同的地方以外，是很难用其他原因解释的。
+
+　　就是对于许多应该肯定而且我也肯定了的作品，也并不就是没有问题的。既然我的文艺思想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它就不可能不在许多地方表现出来。譬如对于一篇作品的分析，我最先注意的常常是人物性格是否鲜明，结构是否完整，以及是否有独特的风格等等，而不是首先从主题思想和教育意义上来着眼。在我个人对于文艺作品的接触中，长期以来我很喜欢旧现实主义的古典作品，这些作品中对于个人力量、个人感情的夸大的描写，对于社会黑暗的刻划，很投合我的爱好；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中，我喜欢陶渊明、李白的诗，《世说新语》式的散文，我欣赏那种孤独寂寞而又孤芳自赏的抒情，喜欢那种冷嘲热讽式的“隽永”，这种种影响长期以来就培养了我的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由于自己根本没有得到改造，这种腐朽的思想感情就不断地表现在我的文章里，发生了很大的危害性。譬如对于《人民文艺丛书》中的小说，我很喜欢柳青的《种谷记》，但柳青自己在一篇文章叫《毛泽东思想教育着我》中，就检查他在《种谷记》中的那种烦琐的描写和心理刻划是带有旧现实主义倾向的，可见我欣赏的恰好正是他自己所批判掉的东西。这就说明，虽然我口头上也讲毛泽东文艺思想，但由于立场问题没有解决，根本不可能理解毛主席《讲话》的根本精神，而在灵魂深处却仍然是保存着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的。在我关于“新月派”和“现代派”诗的叙述中，虽然我也批判了那些作品的内容是要不得的，但又肯定了他们的技巧有一定的成就，而所谓“技巧”却正是为那种内容服务的。这种脱离内容来讲技巧，正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特点。
+
+　　表面上看，这是把政治性和艺术性割裂开了，而且把艺术标准当作了文学批评的第一标准。其实毛主席所指示的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乃是客观的规律，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即使他标榜的是艺术至上主义，实质上也仍然是政治标准第一的；不过对于政治的看法和要求，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内容罢了。这在我身上也不例外，象鲁黎、绿原的诗，丁玲的《在医院中》等毒草，即使脱离了它们的反动内容来看，究竟又有甚么艺术性可言呢？这就说明，根本原因仍然是这些作品的反动内容与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有相通的地方，而不是甚么艺术成就。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我对具体的作家作品作评述的时候，当然不会不是错误百出的。
+
+　　在我开始作检查的时候，我以为我的评价作家作品只是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要求出发的，不管一个作家站在那一个阶级的立场，只要作品的内容有一点反帝或反封建的要求，我就一律都肯定了；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时期也还是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要求的。这种评价标准实质上就已经说明这部书中所表现的立场观点是从资产阶级出发的，它不可能显示我国新文学发展的真实面貌。但仔细检查的结果，我的错误的程度还远不只此；有些作家作品是根本没有甚么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可言的，而且可以说是已经为时代淘汰了的，也都被我拾起来写到书中了。李金发的诗，沈从文的小说，余上沅的剧本，梁遇春的散文，类似这些作品又有甚么必要来写进文学史中去呢？那内容又有甚么反帝反封建可言呢？虽然我在评述这一类作品时是都作了一些批判的，但不只非常不够，而且根本就不应该把这些作品也写在文学史里。这样处理的结果势必使现代文学中的发展线索混淆不清，使主流、支流和逆流搅成一团，使蚂蚁和大象并列，结果当然是因而降低了重要作家作品的突出的地位和影响。这就使我意识到，我所介绍的作品除了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内容的以外，还有一些其实主要是资产价级知识分子的抒发个人主义情绪的东西，因为这种情绪在我身上也有类似的存在，因而即使这些作品在当时并没有甚么进步意义可言，我也就把它们收罗进去了。
+
+　　1955年我曾在《文艺报》上检讨过这部书中的客观主义的写作态度和它的危害性，现在检查起来，那时的认识还远没有接触到关键问题。在评价作家作品的标准上可以看出，我的态度是一点也不客观的，处处都流露着我自己的感情和爱好，而有些毒草之被当作香花，就明显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这里也同样说明了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虚伪性，因为在立场、观点的根本问题上，是没有甚么超然的“客观”可言的。所谓客观主义正是资产阶级立场观点的一种掩饰，如果仔细分析起来，掩藏在客观主义下面的正是作者的主观随意性，我在评述作家作品时所犯的严重错误，就明显地证明了这个事实。
+
+## 四
+
+　　由于立场观点根本错误，在我写作的态度和方法上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同样严重的错误。我们为甚么要研究文学史或者写一部文学史呢？归根到底当然应该是为政治服务、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但在我的工作中，我就很少考虑到研究文学史的目的和会产生甚么样的社会影响这类问题。我在解放前写的《中古文学思想》的自序中，在谈到传统所谓“八代之衰”的问题时说：“即使是衰的，也自有它所以如此的时代的和社会的原因，而阐发这些史实的关联，却正是一个研究文学史的人底最重要的职责。……本书的目的，就在对这一期中文学史的诸现象，予以审慎的探索和解释。作者并不以客观的论述自诩，因为绝对的超然客观，在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的；只要能够贡献一些合乎实际历史情况的论断，就是作者所企求的了。”这可以说明我一向作学术工作的态度；现在姑不论那些文章中的错误百出的内容，首先在我的追求目标上就只是着重在说明现象和解释史实，而并没有想过这种工作有甚么社会意义和为谁服务的问题。现在看起来也很容易理解，一个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人，根本没有改造世界的无产阶级世界观，那他怎么会自觉地为革命的政治服务呢？当然，从客观意义上说，任何工作总是和政治有密切连系的，何况象文学史研究这样富于思想意义的工作，事实上我的文章也还是为政治服务的，不过不是为社会主义，而是为资产阶级罢了。这种写作态度当然也就可以说明我的文章的内容和质量，因此在我的那些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书籍中，也同样是错误很多的。在《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写作中，这种态度仍然没有改变，而且由于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方向下发展起来的，我的这种资产阶级客观主义态度的虚伪性就暴露得特别明显，危害性也就特别大。
+
+　　由于抱着这种态度从事写作，在方法上也就暴露出了许多问题。首先是材料主义，研究文学史当然必须掌握丰富的材料，但材料主义的特点并不在于它掌握得材料多，而在于它把材料不分主次和真伪，平列地铺陈出来，实质上是以材料来掩蔽观点，宣传资产阶级思想。我的这部书中就不能不承认带有这样的性质。其次是形式主义，这在这部书的体例和章节安排上表现得最为显著；我不是按照文学史的真实面貌、有重点有主次地来写的，而是象切豆腐一样地弄成了一些方块块，表面上章节分明，很整齐，实际上正是割裂了文学史发展的内在联系的。治学方法本来是服从于世界观的，象我这样在立场观点上都有严重问题的人，在方法上的错误是必然会产生的。
+
+　　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的根本态度是从科学地分析研究对象开始的，是实事求是的。而我写这本书的根本态度就是不严肃的，可以说是粗制滥造的。当时的教学任务要求我快点编出讲义来固然是事实，但根本原因却在于我的抢先出版的个人主义动机。写得好和出版早并不能算是坏事，但我把“快”和“好”对立起来，不负责地粗制滥造，不考虑它给读者的影响，那就不能不由我的资产阶级立场来负责了。我也知道这个工作很不好搞，容易犯错误，但我当时想到的只是这门学问以前很少人研究过，在旧大学里根本没有这一课程，基础不够，无成规可循等等，却并没有认识到所谓“容易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根本在于我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由于我想到这一工作容易犯错误，于是我就在写作中力求“稳妥”，办法之一就是多引用文艺界的一些著名批评家的意见，而少发表我个人的看法。这是和我的所谓客观主义的方法相联系的，我以为这样可以少犯错误。胡风、冯雪峰等人的言论就是在这样的动机下为我所引用的；当然我也引用了许多正确的意见，但不论是正确的或错误的，我都没有经过很好地消化，只是觉得这样做比较“稳妥”，可以少犯错误。在对作家作品的评述方面，我也努力避免尖锐的批评，总是设法去肯定他们的成就，因此总的说来，凡是值得肯定的作品，不管我写的是否中肯和得当，都肯定下来了，很少有遗漏的；这也许可以叫做“肯定无边”罢，我不但对许多作品中所显明存在的思想上或艺术上的缺点没有批评，而且肯定了许多的毒草。当时我也注意到许多作家的政治面貌，但只是注意他们是否和国民党政权有关系、是否逃到台湾等等，而并不是从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阶级实质来作细致分析的。从第一次文代大会的文件中，我体会到毛主席《讲话》的发表是在现代文学发展中严格地划清了无产阶级文艺思想与一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界限，因此我就确定了1942年以前的作品评述从宽、1943年以后的从严的办法，也是觉得这样做比较稳妥。以上种种说明一个事实，就是我的写作态度是不严肃、不科学的。它不是从客观实际、从研究对象的认真分析出发，而是用各种小心谨慎的办法来力求稳妥的。其实这种资产阶级作风就是最不稳妥的，现实的发展给我带来了深刻的教训。一个人如果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立场，富有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他知道他工作的目的和意义，他是不怕失败和错误，也绝不追求所谓“稳妥”的。我的这种想法就充分说明了我的从个人主义出发的立场，那我的工作怎么会替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带来危害呢？
+
+　　在伟大的整风运动中，在社会主义大跃进的时代气氛中，我的觉悟也开始有所提高，痛切地感到在自己身上所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从以上的检查中可以看出，我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是资产阶级的，这部书当然也是一面产生了很大危害性的白旗；是白旗就必须迅速、彻底地拔掉它，坚定地树立起共产主义的红旗来，我有决心也有信心能够在自己的思想深处努力来完成这个插红旗的光荣任务。从这次的检查中我也认真地体会到了一点，文学史的研究工作最根本的不是知识和材料的多寡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思想感情问题。如果立场问题得不到解决，政治没有挂帅，那么我就再小心谨慎，在文字的斟酌上再力求稳妥，仍然是丝毫不能解决问题的实质的。而文学研究工作或教学工作本身就是思想工作，如果它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就必然要为资本主义服务，就必然要对人民产生危害作用。这点感受虽然很肤浅，但对我说来的确是非常深切的。在全国人民向着共产主义大跃进的今天，客观现实已经为我的加紧改造提供了最良好的条件和机会，我一定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首先在自己的思想中拔白旗，插红旗，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一定要在政治立场上、学术思想上、生活作风上争取红透，然后以红带专，向着共产主义的明天勇敢地跃进。
+
+　　来源：北京大学中国语文学系编辑《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第三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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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7 @@
+# 拔掉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白旗
+
+　　<华东政法学院四年级十班、王苗青>
+
+　　伟大的整风运动已经进行了一年了。在这不平凡的日子里，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日千里地跃进；人们的政治思想面貌也焕然一新。“15年赶上英国”的豪迈口号激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人人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乘东风向共产主义高歌猛进。
+
+　　沉睡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阴沟里的我，也被整风运动的春雷惊醒了。开始睁开双眼，看到了自己身上的污点，我下决心洗个痛痛快快的热水澡，彻底地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洗刷干净。
+
+## （一）
+
+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表现在我身上最突出的是唯利是图的利己主义。主要有下列表现：
+
+　　1．贪公家便宜，无所不为：如当别的同学享受了病号伙食或申请到补助，而自己得不到时，就不满意。觉得自己吃了“亏”。有机会可乘时，不论大小，都尽量捞他一把。1957年春，生了双胞胎。当时就这样想：“既规定生一个孩子有40元生产费，我生两个，当然要加倍补助。”学生科不同意时，就大为不满，觉得“不合理”。又母亲来校时，我不按食堂制度去买客饭。却从大灶中把自己一份菜拿回来，再多打些饭，两人分而食之。还觉得这样“节约”了2角钱，得意非凡。因病到卫生科敷药，嫌医生给的药膏和纱布少，自己动手取，能多拿一些，就多拿一些。
+
+　　2．强调特殊，要求额外照顾：生育后，就强调家里无人照顾孩子，要学校解决房子问题。按制度规定，学生是不能带家属住校内的。而我根本不考虑。认为自己情况非常特殊，非照顾不可。当学校破例照顾我时，又嫌分配的宿舍离校太远。不怪自己挑肥拣瘦，还公开责怪负责同志不体会“女同志的痛苦”；不照顾“同学在学习上的便利”。企图用大帽子压别人，以达到自己的要求。
+
+　　3．为求五分，破坏学校制度：屡次不按规定时间补考。原因是：“没有把握考五分。”我的原则是：“什么时候准备好，什么时候去考。”考试制度，我置之不理。当教务科要我检讨时，我还冠冕堂皇地说：“我想多复习几天，考今五分，又有什么不好呢？”
+
+　　4．漠视国家制度，竟叫火车中途停车：有一次，我乘宁沪慢车返上海，该车次规定在真如站不停，但我却去向列车员提意见：“这趟车，我们学校的同学很多，能不能在真如站停一下，我们回校近一些。”当列车员表示不能考虑时，我还不满意他的态度。说他不接受“人民群众”的意见。当同学向我提出意见后，我还钻在牛角尖里：“提意见是我的‘自由’，对不对他们可考虑。”“意见本身就是主观的，我提意见有什么不对啊？”反正是自己有理，别人的话半点儿也听不进。
+
+　　5．逞能干，不惜违反国家政策：1957年3月给外地其幼儿园代购奶粉。当时市场零售供应很紧张。商业部门规定限量出售，并不供应外地。我就到处钻营。一直跑到市服务局找业务处处长和局长。当时，我想：“越是找大的干部，越能解决问题。”又想：“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你领导干部不能不接见我。”当局长答应破例给我买五打时，就兴高采烈，觉得自己很有办法。后与公司联系说无法供应时，我就赖在那里，非买五打不走。学校团委几次打电话要我立即返校，我仍坚持己见。
+
+## （二）
+
+　　从上面事实可以看到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利己主义是我一切行动中的黑线。这也就是我的人生观。我一向认为个人主张不能轻易放松。这实质就是要千方百计达到自己的个人要求。在这思想指导下，我到处伸出手来要，要补助、要房子，要占便宜的特权和“自由”。只要对自己有利的，就多多益善，“得寸”就要“进尺”。在我脑海中日夜思考的就是从集体和国家那里得到了多少，从不考虑自己给集体多少。我要求人人为我，我不为人人。很明显，我是把自己个人利益放在集体之上。我个人的满足，是以牺牲集体利益为代价的。
+
+　　我错误地认为现在是人民当家作主了，我是人民之一。国家照顾我个人利益是理所当然的。当别人不能满足我要求时，我还怪别人不能全心全意为我这个“人民”服务。事实证明，我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了。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并不否定个人利益。但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就必须服从集体利益。至于我的所谓“个人利益”事实上早已超过集体利益在目前所能允许的范围了。我的个人要求已发展到破坏学校、国家的制度、违反党的政策才能满足的地步了。这就不是什么个人正当利益，而是个人主义的非法要求。党的政策、国法和校纪是广大人民利益的具体体现，要求照顾个人利益而去违反国家的制度和党的政策，这就是要求集体利益服从我个人利益，这就是要求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我正是把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的欲望看成个人合理的利益，因而恬不知耻地以“人民”自居，到处要求“特殊”照顾。
+
+　　我还认为“个人主义人皆有之，没有什么了不起。”显然，这又是为我个人主义作辩护的遁辞。首先，个人主义并不是人皆有之。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地上，多少英雄人物在忘我地进行着劳动和斗争。他们脑海中只有集体的得失，没有个人的得失，他们只有共产主义，没有个人主义。他们也有个人生活上的要求，但能服从集体的需要。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规律只适用于剥削阶级。在目前的确极不少人的头脑中或多或少地还有个人主义思想。这是有历史和社会根源的，并不奇怪。问题不在于目前有没有，而是在于，用什么态度对待个人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绝不能允许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存在，必须自觉地在斗争中搞臭它、挖掉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必然被消灭，共产主义思想必然获得解放。而我过去非但不觉得个人主义有什么可恨，相反地，还留恋着它，觉得它给自己带来不少便宜。问题严重之处就在于此。
+
+　　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给国家、给自己到底带来些什么呢？从国家方面来看，首先个人主义推动我经常作出损公肥私的事情，严重地浪费国家的财产。更重要的，是由于我不遵守国家制度和党的政策，因而扰乱了社会秩序，妨碍了党的政策的贯彻，影响了国家、行政各方面的工作的开展，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危害了集体利益。对我个人来说，后果也是严重的。随着我的个人欲望的不断扩大，我和组织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和党的政策，国家纪律越来越抵触了。错误地认为组织不温暖，不关心我，渐渐从和组织疏远而发展到和组织对立起来。我处处不满组织、不满党的政策。把党和国家的领导，团和学校的组织纪律看着是发展我的个人主义的障碍。再发展下去，必然要走到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道路。许多右派分子不正是从个人主义走向反党的吗！个人主义只能起使我走向堕落的作用。那种认为思想上存在着个人主义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想法是十分错误的。
+
+　　产生我这种无法五天的利己主义思想和行动的根源是由于我出身小资产阶级家庭，容易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影响，加上母亲再嫁，自己社会地位低下，常受人侮辱。因此从小就养成用自己的力量来捍卫自己一切个人利益的习惯和心理。这种性格在旧社会中还有一些反抗作用，而在要求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一致的社会主义新社会里就是极端反动的，是带有严重破坏性的。自以为占到便宜才是能干、有办法的表现，这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道德观点。在剥削阶级看来，谁最能剥削别人，最善于损人利己，谁就算是最能干，最有才华的人，谁就得到人的尊敬和羡慕。在无产阶级看来，这种“损人利己”的才能是最不道德的，其臭无比。只有共产主义思想才是我们高尚的道德品质。
+
+　　在党的教育下，我清醒了。我一定要在党、团组织的教育下，下决心要拔掉资产阶级利己主义这面白旗，在自己的思想领域里插起红旗。让红旗永远飘扬！
+
+　　来源：中共华东政法学院委员会社会主义教育办公室、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自觉革命奔向红专》，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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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2/000003.txt
@@ -0,0 +1,25 @@
+# 坚决克服“中庸之道”
+
+　　<华东政法学院一年级二班、王世荣>
+
+　　我入团已8年了，但进步不快，总是在慢慢地爬行着。是什么原因使我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停滞不前？通过整风思想小结，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病根，即所谓“中庸之道”的思想。“中庸之道”在我身上的表现是形形式式的，主要可归纳为这几方面：
+
+　　（一）不求先进，但求稳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人家骑马我骑驴，回头一看还有挑脚汉。以“知足者常乐”来自我陶醉。要前进，但怕吃苦，落后了又怕当典型被批评。太积极，易犯错误，易招人忌。太消极，怕组织不信任，将来分配工作有影响，材料一入档案袋是一辈子的事。于是，既不要太积极，也不要太消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马马虎虎，应付应付，是所谓“稳妥”的道路。
+
+　　（二）靠拢组织有分寸，集体的事情不过问。与干部接触得谈思想、谈工作，与其在这上面动脑筋，还不如搞点学习。组织的事我少问，叫我做一点，就做一点，不叫我做，我就不管。集体的事，人家去管，开头炮的事人家去做，我是不动脑筋，不想办法，大空看书，小空玩玩，免得“过火”，免得患“头痛病”。当干部要带头，实在不自由，工作太积极，别人会说是出风头，假积极，最好当个“普通兵”。
+
+　　（三）两种意见争论时取乎其中。不敢坚决反对一方，怕得罪人，又会失之过激；赞成一方，又显得自己无独特见解，面子不好看。“您也对”，“他也对”，最主要是“我也对”，来个皆大欢喜。于是称兄道弟，一团和气。好好好，是是是，你别批评我，我也不批评你，即使有些批评，也是不痛不痒、空空洞洞、躲躲闪闪、避重就轻。
+
+　　这些“中庸主义”的表现，贯穿了我的全部活动。就在整风期间，我还是以“中庸”的身分出现。鸣放时，我不能不放，不放怕说是对抗党的号召；但我认为不应鸣放太多，太多了就不好。重大问题最好不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等待一下再说。发言时正面话多说，免得招惹是非，反面话不说几句也不行，人家会想难道你一点相反意见都没有了吗？反右斗争中虽做点工作，但是推一推动一动，不愿多做工作，老想多休息早睡觉，当有同学忙得一夜不眠的时候，我却过着较为安适的既不忙也不闲的生活。
+
+　　为什么我的“中庸”思想是这样根深蒂固呢？这是有其阶级根源、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的：
+
+　　（一）我出生在一个破产的剥削阶级家庭，父亲是个知识分子，一生指望教书混饭吃。因父亲早故，母亲就拖着我们兄弟三个长大，她经常对我说：“长大后，好好念书，念到有你爸爸那样的学问，就可以养家糊口，自己也有福享了”。所以，我从小努力学习，以免辜负母亲对我的期望；同时，感到母亲受了多少辛苦，将来念好书有事做，让她享享福，尽尽儿子的孝心。我十多岁时，母亲死了，我就想：以后没有老的可孝了，念书念得差不多就行了，能保住一辈子的饭碗，找个称心如意的爱人，少吃些苦也就心满意足了，还为谁苦学苦干呢？可见我的中庸思想主要是受了剥削阶级家庭的影响，使我一切都从个人出发，看不见国家、集体和群众，因此，只有彻底叛变原有的剥削阶级的个人主义立场，与家庭划清思想界线，才能从根本上克服“中庸之道”的思想。
+
+　　（二）背了家庭包袱，也是造成“中庸之道”的根源之一。当自己要求进步时，地主家庭的成分使我苦恼和悲观，觉得我前进道路上最大的障碍就是出身不好，入党是不可能了。将来做政法工作党性是很强的，自己不是党员就不能独立工作，只能永远在人家的领导下，老老实实地不好不坏地当一名无名小卒算了。因此思想上进取心不强，干劲不足，政治上暮气沉沉，想走“中庸之道”。事实上，党不是唯成份论者。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如能真正叛变原有的阶级，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为什么不可以入党呢？不少优秀的共产党员不也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吗？而我这种患得患失思想实质上还是站在个人主义立场上对待入党问题，同时，也表明自己没有决心背叛自己家庭，彻底改造自己。因此问题关键还在于自己主观的努力。
+
+　　（三）在过去，我认为这种不前不后的“中庸主义”也没有妨碍我的学习，在工作上虽未被表扬过，也从未被批评过，于是颇感满意。另外，看到听到一些人的经历后，觉得一些人犯错误的原因，不外乎：不满组织，对抗领导；工作上冒进，犯了“左”的错误。所以，吸取了这些“经验”，认为还是不左不右跟着别人走稳妥些，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事实上，这是带有个人主义的情绪来接受政治教训，而不是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错误而彻底放弃个人主义，这样怎么能达到兴无灭资的目的呢？
+
+　　现在我初步认识到“中庸之道”的人生观是错误的、反动的。首先，“中庸之道”是种极其颓废的人生处世哲学。过去剥削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宣扬“中庸之道”来麻醉人民。但今天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里，在这生产大跃进的时代里，党和国家要求我们高度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来建设社会主义，以期早日建成社会主义。因此，“中庸之道”的思想与共产主义的思想风格是水火不相容的，这里反映了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克服“中庸之道”，思想不解放，就不能很好地工作，学习和生活，必然严重地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其次，“中庸之道”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一个人的思想如不是跟时代前进，那就落后于事物的发展，二者必居其一，决没有中间道路。今天，是大跃进的时代，一个人如不做革命的促进派，也就是促退派。而“中庸之道”实质上是促退派，它是“自甘落后”思想的防空洞，“中庸之道”的人生观，必然会使人落后而堕入不能自拔的泥坑。同时，“中庸之道”骨子里是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思想；不求进步，为的是怕自己吃亏；不敢创造，是怕犯错误；装作好人，是怕得罪别人，于己不利……。因此，中庸思想与集体主义思想是完全敌对的，不破中庸思想就不能立共产主义的集体主义思想。由此可见，“中庸之道”的思想对国家对自己都造成了极大危害。过去，“中庸之道”使我像小脚女人，老是埋怨别人走快了，走快了；现在，我才认识到它的危害。我有决心坚决克服这一阻碍我迅速前进的丑恶思想，鼓起勇气，力争上游，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
+
+　　来源：中共华东政法学院委员会社会主义教育办公室、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自觉革命奔向红专》，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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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67 @@
+# 坚决抛弃走旧专家的道路
+
+　　<清华大学、舒进章>
+
+## 一、 来物理工程系前
+
+　　回顾过去所走过的道路是痛心的，是歪路。
+
+　　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毕业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这是一个流传着本校物理、化学考60分，外校能得80分的学校。
+
+　　在迎新会上听到考入清华成绩平均60分以上，又看到学习环境如此好，就认为将来有所作为的基础具备了。我填了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因为根据教师介绍是最新的专业，在苏联也是刚设立不久，且培养目标是总工程师，这个名称是吸引人的。
+
+　　在同学中交了一个好朋友，时时交换学习经验，并大谈青年应有的抱负，认为将来要在科学上有所创造，是最高尚的志愿，说到为国家服务这是必然结果，因而名扬天下就成为做科学家的主要动机。
+
+　　在这期间看了好多科学家的传记，如“科学名人传”“爱因斯坦传”等。这些书中歌颂了天才，好象就是这些人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就是这些人丰富了人类知识的宝库。如牛顿奠定了力学，马克斯威奠定了电磁学。爱因斯坦的质能守恒和相对论则为研究微观世界奠定了基础。我把这些人作为自己的榜样，我特别注意了书中如普朗克是如何由于对热力学深刻研究而提出量子论的，认为是向科学迈进的好方向。我心里盘算着，以后基础打好后，一定要选一门课仔细研究。这些书籍巩固了我做科学家的目的，并具体化了。
+
+　　（为使自己知识广泛，就广看杂志，物理学报根本不懂，但看到作者中胡海昌名字很多，就觉得这人了不起，钱伟长是编委当然更崇拜了。）
+
+## 二、调入物理工程系后
+
+　　1．转入“地下”
+
+　　调到物理工程系时，真是喜出望外，由于辅导员介绍这是崭新的科学技术，保密性很强，认为这是走向科学家道路的一个跃进。1955年底国内形势大大推动了自己出思想，也曾经批判过做“专家”的思想。
+
+　　1956年刮来了“副博士”风，做“专家”思想又活跃了。自己订出了下面的目标：“政治上向党员看齐，业务上向老专家看齐”。就在国家所需要的“小抱负”的美名下，继续走回头来，只不过走向地下而已。
+
+　　班上有很多课是老教授教的，我就专门抓住联欢访问等时机向他们请教，问他们是如何走上科学家的“宝座”的。每次谈话都充实了自己做科学家的新内容，如应注意外文多读文献之类等。
+
+　　在清华我特别崇拜钱伟长及何成钧，认为钱伟长什么都懂，是一个全才，既晓原子物理又懂力学，连黄花鱼产子都懂，真是知识渊博。他的应用数学，我就听了一学期，听不懂仍觉得讲得好。
+
+　　听说何成钧没有留学，自学俄文到能读真理报，又精哲学，因而推崇极了，每次新年总去拜年，去听一次教诲。
+
+　　教授们说我们外文太次，自己就拼命挤时间念外文，作为学习第一任务。徐亦庄老师说看英文小说后外文才能巩固，自己就去买一本英文“钢与渣”，准备以后精读。
+
+　　为了消除这些行动和政治上要求的矛盾，我接受了一些谬论，使自己心安理得起来。
+
+　　我认为科学事业是最崇高的，对社会贡献最大，有做科学家的抱负是为国家所需要的，这些思想掩盖了矛盾。下面的思考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某晚我在自问自答：
+
+　　问：党要你做中学教师怎么办?
+
+　　答：首先不可能，其次经过思想斗争后，会服从分配，但一定会觉得痛心。
+
+　　2．一些理论至上的谬论
+
+　　关键性问题都是理论上解决的，当然对理论推崇备至了。鼓吹理论的指导意义随着科学的发展作用愈大，并举某教师所讲：“没理论指导，实验就无结果”，以此来抹煞实践是理论的来源和鉴定者、是根本的东西。
+
+　　又鼓吹理论是万能的，甚至片面引用钱学森的话说，理论有可能完备到将来用求极大极小值来决定合金的成分来说明这点。
+
+　　这些谬论在辩论会上都得到了批判。
+
+　　我赞美着完备的理论，如马克斯威方程组简直象一首好诗。有一次上完量子力学课后去理发，感叹地想到世界上竟有这么美妙的东西，自己若不念量子力学该有多遗憾。当然我认为其他劳动仍是社会不可少的，但却是平凡的。
+
+　　3．政治上摔跟斗
+
+　　由于这些思想和钱伟长的一套是相符合的，再加上对他的盲目崇拜，我就非常赞同钱伟长历次关于教学问题的发言。
+
+　　整风开始后，我接洽了访问钱伟长的事宜，我参加了反党的班上的“理工合校工作组”，并担任了副组长(其他四个组长都是右派)。我们和他们访问过钱伟长，在反右派时我还为钱伟长辩护。对何成钧成为右派表示过惋惜。这次政治上摔交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自己有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思想，就完全嗅不出反党的味道，还参加了反党活动。同志们!要警惕呀！当在革命关头要使每一个人表示鲜明态度时，个人主义就将使你站在和党对立的立场上。这次教训我将终身不忘。
+
+　　4．目前认识
+
+　　反右斗争使我认识了钱伟长、何成钧的丑恶面目，以前的印象象梦幻似地消失了。也认识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目，他们有少数人是仇恨党的，有的是三心二意的。我怎么能以他们作为我的榜样呢?
+
+　　又有机会参观了科学院的大字报，有一个全国有名的旧专家在他一人手中就积压浪费了百万计的资金，且业务上保守，长期不安心工作，招待外宾喝清茶来消磨时间。更有不少相互排挤，不懂装内行，打击青年科学工作者的科学家存在。他们在没有改造前决不是什么促进者，而是祖国建设的促退派。我决不能以他们为榜样，我要做促进者。
+
+　　我坚决抛弃做旧专家的道路，按照“又红又专”的道路前进，做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平凡劳动者。我一定要尽速地改造思想，争取入党。
+
+　　来源：《批判个人主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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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5 @@
+# 坚决与个人主义决裂
+
+　　<华东政法学院二年级十二班、石志明>
+
+　　我生长在一个医生的家里。我的幼年时代大部分日子是和祖父在一起度过的，祖父是个资本家。在家庭里，我是个倍受宠爱的少爷，一直生活在养尊处优、饭来张口、钱来伸手的环境中。这段优越的生活，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了极深的痕迹。在我的想像中，人间无非是像祖父时常讲述的那种黄金般的桃李世界。父亲往往以“诗礼传家”自夸，并以当时的所谓“名流”当典范来教育我，常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好好念书，以后当个学者，或者……。”也常在与朋友谈话中称赞我“长得一副相国脸，今后大有可为。”家庭的熏陶，父母的期望，使我自幼就怀着一颗强烈的好胜心和无穷无尽的抱负。幼年的我便想入非非，感到总有一天会飞黄腾达，一鸣惊人，那时，荣宗耀祖、漂亮的爱人、舒适的生活，父母欢乐幸福的晚年…这一切都会如自己所想像的那样美满。
+
+　　1952年，我怀着对革命的好奇和赶时髦的动机参加了工作，然而更多的因素是为了寻找自己幸福的未来。但是，4年的革命生活，除了个人主义到处碰壁外，私欲并未得到满足：入党问题既未解决，科长也没有当上。就埋怨自己不该在未成熟的时候参加工作；时刻企图寻找捷径，好让自己出头露面。
+
+　　高考的结果，如愿以偿，成为一个大学生了。自负、盛气凌人更狂妄地发展起来。虽然毫无成就，却感到身阶已高十倍。离家的前一个夜晚，父亲再三叮咛，要我不辜负父母一片苦心，希望我能成为“承前启后”“成器”的人。父亲指着我和弟弟说：“家有良医（弟弟是学医的）良相，是我们祖宗的恩德。”就这样，我怀着强烈的个人欲望踏进大学的大门。
+
+　　第一个学年，我过得很好，学习“认真”，成绩“优良”，因为我暂时满足了现状。但是我所想的事和所读的书，除了为着个人的前途外，党利国家、人民和社会主义在我脑海中占的位置是微乎其微。我准备把4年完全在课堂上和图书馆里度过，因为只要有本领，走遍天下都不怕！
+
+　　去年校内关于书记员问题的辩论，给我一个很大的震动。当时，我认为做一个检察员、审判员总比书记员地位高些，光彩些，况且像我这个自认为“才华横溢”的人，在社会上又干过几年工作，念了4年大学还做个书记员，不是大材小用吗？辩论时，我就想通过自己的论据吸引群众，取得群众的支持；也想通过辩论炫耀自己，出出风头。但是，在这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思想激烈交锋的论战中，不仅表明自己无产阶级的立场不坚定，做了右派分子的应声虫；也完整地暴露出自己灵魂深处蕴藏着大量令人作呕的计较个人名誉地位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
+
+　　我并没有吸取这个教训，清算自己；反而感到心目中的希望破灭了，思想上异常沉闷。认为未来几年的大学生活，即使付出更多的劳动和精力，也不过如此而已。因而开始懊悔起来，怪自己不该考政法专业。数理化虽然早已陌生，但如攻读历史、中文以及诸如此类的专业，又何尝不可呢？以后，我为自己选择了两条出路：一是自己在文艺方面兴趣很浓，也有若干“基础”，可以抽出一切时间，大量阅读文学书籍。人总有一天要死的，如果将来在文学上能取得成就，有所著作，也可以扬名千秋，流芳百世。二是向理论方面大力发展，系统地博览经典著作，政法专业不“专”无关紧要，能“专”透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样可以一鸣惊人，放出异彩！因此，一心一意地希望实现自己的欲望，就设法摆开一切，安静地、“实实在在”地读一些书。认为除了学问以外，一切都是虚假的。
+
+　　由于个人主义不加抑制地发展，我开始相信资产阶级的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种荒谬绝伦的鬼话。尽自己的精力为社会工作；要漂亮的爱人；过舒适的生活，就成为我的人生“哲学”。能够真正地全心全意地把自己的精力贡献给我们的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本来是好的，而我并非如此。“为社会工作”虽然摆在前面，不过是我的达到私欲的一种手段，在这种漂亮的装璜下面，不但自己是“我为我”，而且还要“你们也应该为我”。这就是我的浸透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哲学”的实质。所以，我对于班级活动不是关心，而是厌烦。在讨论勤工俭学问题时，我就主张劳动时间应尽量缩短，认为以“勤工”的时间来多读些书要好些。去年国务院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劳动生产，我给报社写了一篇题为“劳动是豪迈的事业”的文章，大力歌颂劳动的光荣；但在今年寒假返乡时，却“教训”弟妹们：“作一个科学家比作一个农民光荣，作个文学家比一个工人有名气。”要他们珍惜“一寸光阴一寸金”，为书中的“黄金屋”奋斗。这不仅是封建士大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腐朽思想在我意识领域里的回光返照；而且，这种言行相孛却正是我的“哲学”的虚伪性的一个很好的注脚。
+
+　　个人主义像魔爪一样伸向我生活的各方面。我狂妄自大，看不起班级里领导我的同学，认为“我可以指挥别人，人不能指挥我”，“我只服从比我强的人”。他们工作能力平凡，做不出什么新鲜事。所以，接受任务时，表面上服从，思想上不服气。和同学们也很难亲密相处，别人向自己提意见，往往不虚心接受，反而怪人家是“家长口吻”，“教训别人”。
+
+　　更严重的是由于个人主义而引起对政府的不满。父亲把早一个时期积蓄的钱购买手表，未缴进口税，经税局核算，须纳税400多元，并限期缴清。家里来信说，经济非常拮据，手表卖不出。因而思想上就埋怨政府不肯体谅我们家里的经济收入，给予减免或延长限期。在个人主义思想支配下，往往仅就自己那点小小的利益打算，只看到个人、家庭的利益，忘记了国家整体的利益。
+
+　　为什么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许多腐烂的东西会在自己身上潜伏着和无止境地蔓延呢？家庭虽然为我在生活的道路上埋下无数的绊脚石，但主要还是没有自觉地改造自己。过去几年，我也感到身上有一个包袱，时常压得自己难于伸张，成为十分沉重的累赘。虽然也常常受到来自同志们的帮助，但我却没有勇气正视这一切，勇敢地站起来，防微杜渐，清底扫穴。不仅宽恕自己，不肯自拔；反而容忍它们，姑息它们，和它们同床共寐，使自己沉溺在污秽的个人主义的泥沼里，好像除了自己，空间并无存在。
+
+　　整风运动以来，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下，经过同学们的帮助，使我清醒了。认识到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根，百病之门”，它不仅是灵魂上的一种慢性自杀剂，而且当环境适宜的时候，它便会爆炸，以致致命地残害自己。反右斗争中揭露出来的事实证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要保留个人主义思想，就必定要反对集体主义；要满足贪而无厌的私欲，就会损害别人的利益。如果听任个人主义思想发展到登峰造极，其结局必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成为千百万人民所唾弃的罪人，这是每一个人应该引为鉴戒的。
+
+　　个人主义者是不能客观地反映现实和拥护真理的。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中指出，个人主义者对事物的认识是极有限度的，因为他“常为个人利益而自觉地抹煞、掩蔽与歪曲真理。”他们权衡真理的标准不是革命的实践，而是个人的私利。个人主义者常常夸大与他有利的一面，抹煞与他不利的一面。别人看得很清楚的平常道理，他们却无法理解，抑或颠倒黑白，偷天换日，这正是个人主义者在认识客观事物上的最大“悲哀”。我在书记员问题的辩论中所以充当了一个并不光彩的角色，不正是如此么！
+
+　　个人主义者被无止境的欲望所麻醉，既无“知人之雅”，也无“自知之明”，通常不是自卑就是自大。只看到自己的优点，看不到自己的缺点；或只看到别人的短处，而看不到别人的长处。认为自己是“神童”、“才子”、“才华出众”。当自己的利益满足的时候，便沾沾自喜。先是“得寸进尺，得陇望蜀”；后是“自我扩张”，野心勃勃。而一旦私欲达不到时，便怨天尤人，感到怀才不遇，玉埋昆冈。这正是个人主义者堕落的前奏曲。古今中外，多少野心家最终还是被抛出时代的列车，成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难道不是走这条羊肠小道的结果吗？
+
+　　对于个人主义的危害性和反动性，早在18世纪，法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利叶就有过揭示，他说：“医生希望市民常常并长期患疟疾；检察官希望每个家庭都发生纠缠不清的诉讼；建筑师希望发生大火灾，使城市的四分之一的房屋化为灰烬……”。这段话鲜明地揭露了在私有制社会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人民群众的尖锐矛盾：有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就没有人民群众的幸福。何况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反动性不更是十分明显吗？死抱住这种思想的人，只会对社会主义起消极破坏作用，最后成为资本主义的殉葬者
+
+　　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伟大、惊人的跃进时代。历史是最无情的，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它总是飞速地发展着。重要的问题在于自己：是依然原封不动，整日在个人主义的阴沟里爬来爬去，弄得满身污泥，最终把自己埋葬在这里或者竟梦想拖住历史的车轮来一个“倒行逆施”呢？还是痛下决心，斩掉这根既脏又臭的个人主义尾巴，到阳光底下晒一晒，洗一个澡，跟着历史一道前进呢？何去何从？难道还有选择的余地吗？不，为着伟大的祖国，为着壮丽的社会主义事业，我应该扔掉这个臭包袱——坚决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决裂，轻装前进！
+
+　　来源：中共华东政法学院委员会社会主义教育办公室、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自觉革命奔向红专》，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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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2/000006.txt
@@ -0,0 +1,75 @@
+# 检查我的个人主义
+
+　　<华东政法学院、郑列>
+
+　　由于我出身在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再加上从小就看了许多有关歌颂个人崇拜的小说的影响，在参加革命后，又一直是在温暖的怀抱里成长起来，在历次思想运动改造中，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未能得到很好的改造。因此，几年来我在工作中、学习中，以及在自己的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缺点和错误是严重的。我深知这些有害人体健康的细菌如不在这次党的整风运动中加以根治，我就会有被社会淘汰的危险，也就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因此，在检查自己的思想之前，首先应该感谢党的伟大的全民性整风运动。
+
+　　在我所有的缺点和错误中，归纳起来基本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虽然我在城乡问题上也有平均主义思想及其他方面的错误思想，但这些思想的老祖宗仍然是个人主义，这是万恶的祸根。
+
+　　当然个人主义在一个具体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五颜六色的，有的表现享乐，有的表现名利……而在我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则是下列的几个方面：
+
+## 一、个人狂妄自大，不把别人放在自己的眼里
+
+　　1．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我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在新的生活环境里，总是对周围的同志进行一番研究，把他们和自己进行比较，然后，把他们划分为几个类型，再定出自己对不同类型的态度。如果自己认为各方面差不多的，甚至比我高的，我就很愿和他接近，甚至崇拜他，觉得他什么都好。如果认为在性格爱好上不太一致的，那就保持一般的关系，碰到就打打招呼，在思想上可以井水不犯河水。至于自己认为差的，那就根本不在话下，甚至懒得与他们谈话。对那些自己看不顺眼的，碰到他思想上就反感，即使在一个单位工作，也装不认识他，自己常常这样想，算他是不存在的吧!
+
+　　几年来在集体的关系上，一直以个人主观上的好恶来给同志划分类型，结果，使我自己严重的脱离了群众。因为事实很明显，凡是我认为看得起的人，实在是寥寥无几。
+
+　　（2．友谊观上的问题：随着个人对集体而来的是自私自利的友谊观。我在初中的时候，看了一篇关于孔子对友谊的看法的文章，那里有一句话对我影响很深：“有不如己者”，这就是说不要和比自己差的人交朋友，因为对自己没有好处。虽然我是极力主张有知心朋友的，但由于我这种友谊观的支配结果，自己所交的朋友也是极少的。）
+
+　　3．个人和团组织的关系问题：在个人和团组织的关系上也是很有问题的，我是团员，却不热爱自己的组织，认为团的组织不能解决我的思想问题，团对我不起什么作用，有时把团的组织生活当作一种负担。支部的决议自己认为对的就服从，自己认为不对的，就提提意见，假使不接受，我就自己管自己的。
+
+　　由于对团组织的这种错误态度，也就很难谈得上把自己的思想汇报给组织，久而久之，就使自己成了形式上的团员。
+
+## 二、个人名利思想
+
+　　我的名利思想集中表现在考大学的动机及录取在政法学院后的学习态度上，自问我考大学是为什么?回答是为了个人。我生长的那个村里共有两姓——林和郑，林、郑两姓之间由于山林和土地的问题终年纠纷不休。我们姓郑的大都是种田的。而姓林的有钱，他们的子女有念大学的，所以打起官司来能出入衙门的都是他们那些穿长衫的。因此，很小的时候，我听到我的长辈这样说：“几时，姓郑的也出一个大学生，来为姓郑的出出气”，这是我升大学的—个原因。
+
+　　在我参加革命之后，因为是在一个专区的中心文化馆工作，力量强，很多同志是音专、艺专学生，能唱能画。可我就不会，别人填表格时写上大专，我只是初中，多可怜。1953年，那时在干部中来一个技术干部归队。他们有专长的都走了，到更高级的机关去了。而我一无所长，没有地方可归。自己就下定决心，非考上大学不可。1955年虽然当时机关工作很忙(海防文化工作)，单位领导不同意，结果我就直接去找县长、县委书记要求批准，结果批准了。尽管团里曾为我的考大学问题召开几次会议，批判我的个人主义。可是，所有的批评始终没有动摇我这个个人主义的“斗志”。
+
+　　大学考上了，但很遗憾，不是自己的个人志愿，怎么办?我知道转学是不可能的，退学又可惜，因为政法学院毕竟是一个大学的头衔，于是在我的思想上作了这两种打算，一方面马马虎虎混下去；另一方面我多看一些文学的东西，买了好多书，希望将来毕业后当一个律师，一面可以写出一些东西，一旦我的作品问世，我想那时不要自己要求转业，领导上也会请你去。当时想，李希凡不也正是这样吗?
+
+## 三、资产阶级思想、轻视劳动、讲吃穿
+
+　　我出身在农村，我的祖辈都种庄稼。但我却并不愿意劳动，那怕是处理个人事务上的一些轻微的劳动。在每次的义务劳动和勤工俭学中，我虽未借故脱逃，但思想上并不是全心全意的，大家都去，我不去也不行，而且这是国家的教育，我是被教育者应当服从。这就是我的自慰。勤工俭学时，同志们都和工人交朋友，谈得津津有味，可我就认为我来是为了完成规定的任务，四小时干完了就走。因此，在劳动中根本就谈不到和工人同志建立感情，也就对工人爱不起来。道理很简单，感情和爱都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任何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是不存在的。我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我缺乏工人阶级的阶级感情和工人阶级的爱。
+
+　　我的生活方面，过去在机关工作，我觉得还比较朴素的，但自从到学校就不同了，我很爱吃好的东西，我也尽量使自己各方面整整齐齐，使人家知道我是一个善于生活的人。我买东西，喜欢买好一些，宁可用少一些，我不喜欢在学校里看电影，要早去、抢座位、麻烦，到外面去看，虽然多花几角钱可是多舒服。总之，这些追求高级、舒适的资产阶级的享乐思想，在我的身上已有表现。
+
+## 四、自由主义个性第一
+
+　　我的自由主义表现是多方面的，也是严重的。表现如下：
+
+　　1．过多的强调个性，一切都凭个人兴趣，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对文娱体育活动向来不愿意参加，对别人的批评很反感，有时我想，任何批评都是多余的，论个性我本来就孤僻，论活动我本来就是好静的。
+
+　　2．有些事情自己错了明明知道，可就不想改正。如：群众关系问题，几年前就发现是致命伤，每年的工作鉴定上都写上群众关系不好，但我不去改，愿永远脱离群众。
+
+　　3．在机关工作时，我高兴的就做，不高兴的就不做，即使去干了也不愿意。来学校后在班上也是这样，愿干就干，不干的干脆不干，叫我说不愿干的理由，没有，就是不愿意干。搞工作也是凭个人的印象出发，对交给我工作的人印象好的就去干，不好的就不干……。
+
+　　几年来我所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严重的，所以严重那就是因为：
+
+　　一、我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有一贯性，远在中学时代，就是为个人的前途而读书，把知识当作将来可以飞黄腾达的本钱，在参加革命后，就在革命的队伍里追求个人的名利(天天钻书本，在一定的程度上妨碍了工作)，而特别严重是放弃当前重要的工作，不顾同志们的批评，来考大学。在考入大学之后，又不安心政法专业的学习。总的可以这样说：自从我懂得自己存在的意义那天起，就一直在为个人奋斗!其次，我的个人英雄主义也是一贯的，过去在工作中也是如此，1951年我在华东革命大学学习，思想总结时，同志曾狠狠地批判了我的个人英雄主义。当时我甚至哭起来，可是以后却仍没能很好的改过。
+
+　　二、我的个人主义不但表现在个人名利和对人的错误看法上，更严重的是对某些问题竟站在资产阶级的右派立场上去了，我扩大党的缺点。工人、农民为了捍卫社会主义的命根而痛斥右派，我认为他们不能代表工农的利益，而严重的是在那段时期竟把自己和党组织对立起来，当时常常在口头上说：“你们共产党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我当时思想上的糊涂，我现在简直不敢分析下去。这里我要说这样一句话，对当时的我来说，如果匈牙利事件真的在中国重演，那么我将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是立场问题，也是政治上的问题。
+
+　　三、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所造成的结果是严重的脱离群众，脱离集体，在一定的程度上，给班上的团结带来了危害。三年来，我在班里留给同志们的印象已很明显，大家都认为我架子十足，骄傲极点，怕我、不敢和我接近。
+
+　　我把同志们加以分门别类，这应该说也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一个根本的群众观点问题，如何看待群众?孔子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我认为群众有等级的。比我坏的合不来的，就不在话下，试问有多少人能给我看得起?这与孔子的群众观点有什么不同?
+
+　　其次，在我和团组织的关系上，我把过组织生活看成是负担，团的任务和决议，我可以高兴就干，不高兴就不执行。这些问题究竟说明什么?是组织服从我，还是我服从组织?是组织高于我?还是我个人高于组织之上，事实难道不明显吗?这已不是个人自高自大而是目无组织，目无纪律的表现。
+
+　　（五、产生错误的根源）
+
+　　我们知道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而产生的，它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物，历史上所有的剥削阶级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竟把个人主义大肆宣扬，说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出身于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家庭，并且也曾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因此，我有个人主义思想，这不是奇怪的。为了更好的能说明我的问题，这里有必要回忆一下我的身世。我的父亲本来是一个工人，在旧社会由于他抱着一个发财致富的愿望去外国。那是1936年的事，在他出国的第二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一切交通阻塞，结果他和家庭失去了联系，家庭生活因此发生了困难，这时我的一个堂伯父在浙江青田开营造工厂，他无男无女，于是在我十三岁的时候，祖父把我过继给他，我在伯父家中念完了小学和初中，由于伯父是从事剥削的，因此那个环境对我影响很大，当时我常常这样想，伯父他不做工而吃穿都很好，在工厂做工的那些工人天天干活很苦，可就没有出息。两者一对比，于是我就一心一意不愿当工人，而要读书，将来可以过好生活。我伯父曾经要我去学木工，我怎么也不去，就是要读书，认为读书积本钱，前途无量。奋斗!奋斗!一切为了个人愿望而奋斗！
+
+　　这里我再附带说明一下我的自由主义之所以严重，我的性情上的孤僻和那一个环境也有极大的关系，伯父母要我是为了不使他们没有后代，可是他们都不爱我，并且待我很冷酷，每学期除了给我付学费外，什么也不管。因此在我少年时就种下了这么两个东西：
+
+　　1．由于伯父对待我严酷，这就使我要挣扎，摆脱这种无情的束缚，激烈要求个性解放。这是我的自由主义根源。
+
+　　2．由于伯母对我什么也不管，我一个人住在一间小房间里，一切生活上的事都要自己处理，甚至有时病了，他们也不知道。于是我很悲观，仿佛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爱我，也没有什么人值得我爱，但是我也激烈寻求爱，于是在初中的时候，我就开始看小说，读古代的诗，特别是李白的那些歌颂自然美的诗，企图以诗歌来自我陶醉，甚至有看做红尘、产生厌世的思想。这些都是个人清高，性情孤僻的一个重要的根源，直到现在。有时还喜欢晚上一个人逛逛草坪，欣赏大自然。
+
+　　这种思想更严重的是不问政治，我认为法律太枯燥，所以不热爱政法专业，对政治理论始终没有兴趣，即使看一点理论书，也是自己在强迫自己。
+
+　　反右派斗争给了我一个活生生的教训。那就是使我认识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危害性及其反动性，它是培养右派分子的温床，要使自己真正的成为工人阶级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就必须坚决的，不断的克服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唯有破个人主义思想才能立共产主义思想。在今天来说：一个人能否克服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就是他能否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具体标志。
+
+　　在未进行检查思想之前，说实在，我搞不清楚什么样叫做“红”，可是一检查之后，问题就明白了，原来我思想是不“红”的。通过这次思想检查，使我懂得了“红”的实际意义和进一步明确了我前进的方向，我几年来为什么不能进步，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今天终于找到了。所有这一些我都应该感谢党，感谢党的整风运动对我的教育，使我能够从睡梦中清醒过来。
+
+　　来源：《批判个人主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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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51 @@
+# 检查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
+　　<华东政法学院四年级二班、翟所川>
+
+　　[编者按：在这次以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中心的整风学习过程中，华东政法学院同学发扬了自觉革命相互促进的精神，针对着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每个人都进行了自我检查，写出了整风思想小结初稿。我们选择了几种不同类型同学的思想检查，摘录了其中部分内容，汇集在这里。从这些思想检查的内容来看，同学们基本上做到了大胆暴露自己的思想，并且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批判，表现了在两种思想的斗争中，坚决拔白旗，插红旗的决心。但由于同学们的水平限制，在分析批判方面还显得不够深刻，某些问题的提法和看法，也还有值得斟酌之处，因而，仅供读者们参考。]
+
+　　伟大的整风运动教育和提高了我，它给我在政治、思想，工作、学习等各方面都带来了全面大跃进。同时，也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五气”和“六个坏主义”的严重危害，尤其是“万恶之源”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它已成为我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为了巩固运动的收获，扫除红专道路上的障碍，为了实现更大的跃进，我必须挖深，批透、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
+## 一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具体表现
+
+　　在我身上的集中表现是资产阶级个人名利观点和骄傲自满、自高自大情绪。它体现在我的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
+　　1．组织观念不强，也就是党性不强，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位置上摆得不正确。我从部队转到地方，自己就大为不满，发牢骚。当转到公安局后我强调“我没有工作能力，医药设备不好”等等，不去担任基层工作。
+
+　　2．在工作中存有本位主义、个人英雄主义，一旦取得成绩就沾沾自喜。表现在党委、总支向支部要人去搞全院和班级工作时，自己不愿放，唯恐影响到班里工作。平时，在分析和讨论问题时，对人家的意见尊重不够，认为自己总是对的，工作中也有不服气思想，对人家好的地方虚心学习不够，反而找人家缺点，存在较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在支部工作中，仅看成绩而不看缺点，如在反右斗争中，本班右派分子投降较早，去援助其他支部，我把这些也看作是自己的“成绩”。
+
+　　3．希望名誉好听一点，地位高一点，待遇多一点。我参加部队的后半期，一直担任着医务工作，由于考虑到自己没有一定文化知识和专业水平就不能够很快地得到提拔，待遇小，地位低，因而对医务工作不安心。当时认为政法工作提拔快，只要政治理论上有一套就可以了，所以想做政法工作。再如转业费问题，我在49年转业到地方时，既无转业费，又没有转业证明，自己想来想去还是感到有点吃亏，为此曾写信给周总理和谢觉哉部长。另外，回到原机关遇见老同志，听说他们都当上了军医和科、处长，而自己还在学习，以后还不知如何？总想如果在原机关，七八年来不提三级也得提二级。回家探亲时，我总是含糊地说在学校里，不说还在学习，但当别人奉承说：“咱乡里就你一个大学生，将来官大，拿钱多”，自己就感到很合心意。
+
+　　4．进入城市以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对自己的思想侵袭很大。初来城市时感到许多地方都看不惯，后来慢慢习惯了，接着又感到自己吃的、用的破破烂烂，又进一步发展到想仿效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但自己又没有物质基础，供给制、包干制，感到自己待遇低，开始不满了。同时看到一些旧的留用人员拿钱多，自己也有不满。来院后，生活补助问题上也存有个人主义。自己身体不够健康，就怪组织不照顾，怨言一大堆。组织上取消了过去速中给我营养补贴和家庭补助费感到不满意。弟妹年龄已大，不符合学校规定补助原则，自己总感到吃亏，认为“应该补助的不补助”。
+
+　　5．背“老干部”包袱。我喜欢表现自己革命已十几年，一天到晚数指头，南征北战，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背着老资格包袱，和人家比资格、比地位、比待遇等、看不起别人，尤其是对那些出身于剥削家庭的同志，认为“参加革命三天半，什么排级、连级，有什么了不起”。
+
+　　6．领导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问题。在领导思想和方法上，与群众商量和研究很不够，工作作风简单、急躁，有时有漂浮现象。看问题也不够全面和敏锐，对某些同学看法不全面。往往是只看到了人家的缺点，忽视了人家的优点，这样就自然不能充分发挥积极因素，更好的团结群众。在平时工作和学习中，自高自大，自以为是，与同学相处还没有真正做到在政治思想上完全打成一片，日常生活中体贴和了解群众也很不够。
+
+## 二  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初步批判
+
+　　我虽然出身较好，并且是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也经过了多次政治运动，但由于自己的阶级觉悟不高，在以往的历次运动中，对于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具体表现及其危害性认识不足，总认为像我这样已谈不上什么个人主义，就是有的话，也是生活细节，是小个人主义。从未把问题都摆开来，特别是对思想上的一些个人主义打算，更没有深刻挖掘。有时还要原谅自己，说什么生活在社会里谁没有点个人打算，抱着一种“没有关系”的态度。
+
+　　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的性质是比较严重的。如任其自由发展下去而不加以制止，将会发生非常危险和不堪设想的后果。江华同志在浙江省党代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党内右派分子在政治上的堕落，不是偶然的。从思想上说来，他们都是一些极端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这是他们走向右派泥坑的一条共同道路”。由此可见，个人主义不仅是个人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同时也是对于党和国家、对于革命、对于人民有着严重的危害，特别是当个人主义发展到极端严重程度时，它会使人们直接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就会祸国殃民。
+
+　　骄傲自满和自高自大情绪也是相当危险的。1954年4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一个人如果滋长着骄傲自满，他就不会兢兢业业地工作，因而也就是不可避免地要犯严重的错误。同时，骄傲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得以发展的温床。”社论又指出：“如果它不受党的坚决制止，就会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直至发展成为个人主义的野心家或为这种野心家所利用，走上帮助敌人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
+
+　　伟大的整风运动，向我敲起了警钟。当我回顾自己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表现以后，感到问题很严重。我衷心地感谢党和同志们，如果没有这次整风运动，这些错误和缺点任其自由发展下去，将会达到不堪设想的地步。
+
+　　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它是“万恶之源”，“百病之门”，个人主义思想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点，共产主义思想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点，我要做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我一定要彻底铲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要终身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中指出：“一个共产党员，能够使他个人的利益不论任何情况下都能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是考验这个党员是否忠于党、忠于革命与共产主义事业的标准。”接着又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要估计到党的整个利益，都要把党的利益摆在前面，把个人的问题，个人利益摆在服从的地位。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员的最高原则。”但是，我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把个人利益放在前面，而把党的利益放在后面。这种思想既有害于社会主义，又阻碍着个人的进步。为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我要坚决地破个人主义思想，立共产主义思想。我相信在党的领导和同志们的监督、帮助下，加之自己的革命自觉，一定能把这些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全部扫除掉。
+
+## 三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根源
+
+　　通过检查和初步的分析批判之后，使我认识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骄傲自满情绪的严重危害性。铲草要除根，必须对以上的缺点与错误的根源作进一步的检查。它们产生的根源是多方面的。现在归纳如下：
+
+　　1．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我出身于贫农家庭，年幼时就给地主扛活和放牛看羊，深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因而对当时的暗无天日的吃人的社会制度深为不满，打了土地和饭碗，有着革命的要求，但谈不上有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思想。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正由于我出身于农民家庭，受到了个体农民的狭隘和私有心理的影响，只看到眼前而看不到将来，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面，在刚参加革命时就存在“全国解放了回老家，三十亩田一条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思想，由于私有观念严重，在参加革命后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
+
+　　参加革命后，虽在党的教育下逐步提高了觉悟，但无产阶级思想之根尚未牢固起来。更由于自己警惕性不高，因而在进入城市后，就经不起资产阶级的影响，个人主义不断上升，茌生活上从看不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到羡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
+　　2．我参加革命十几年，理该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和阶级觉悟、政治理论水平较高的国家干部，但由于自己在历次的运动中缺乏自觉革命的要求，没有自我改造的决心，在过去的运动中，是处于半自觉状态下前进的。我深深体会到一个人要想彻底改造自己，无论有多么优越的自我改造的客观环境，如果没有自我改造的决心是不成的。同时，我也深深体会到要改造思想就不能向错误思想妥协，要把错误思想看做是自己的敌人。斗争的过程是痛苦的，但只是暂时的痛苦，问题想通了，斗争胜利了，那就会得到最大的愉快。
+
+　　3．没有很好地联系思想实际来进行理论学习。自己身为共产党员，但对马列主义、时事政策的学习是不够的。同时学习也没有很好地与个人所存在的问题联系起来，仅仅是教条式的学了几个名词而已。由于平时没有很好地学习，政治修养较差，对许多问题就没有提到高度原则上来分析，如资产阶级今人主义思想在工作、学习、生活中都有反映，但总认为是小事，处处原谅自己。同时也没有经常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很好地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
+
+　　以上这些是产生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骄傲自满情绪的主要原因。今后，我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彻底克服个人主义思想，把红旗插得更牢，使共产主义思想大放光明。
+
+　　来源：中共华东政法学院委员会社会主义教育办公室、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自觉革命奔向红专》，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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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47 @@
+# 交出我的白旗，拔去它！
+
+　　<冯沅君>
+
+## 学术思想上的白旗
+
+　　作为一个文教工作者，学术思想上的白旗是众多的。以下交出较重要的。
+
+　　（1）让学术为个人名利服务。
+
+　　三十多年来，我一贯地让学术为我的名利服务。解放后虽然常说为人民服务，但那是门面话。两个事例可说明。1952年到1953年，我教写作实习。因为我一向是教古典文学的，而写作实习则属于新文学方面，因而在作写作理论（如主题，人物，结构等）报告时，就需要付出加倍的劳动。这样，我就不想再教这门课，只愿要古典文学方面的老把戏。1953年，出版社要重印我在解放前写的《中国诗史》与《古剧说汇》，我既无暇修改，就应拒绝重印，可是，我不仅同意重印，而且很高兴。这完全是为个人名利，而不考虑书出版后有什么不良影响。这两个事例说明，在教学与著述上，我整天想着下小本钱，做大买卖。厚古薄今合乎我的要求，我就抓着不放。从未想过厚古薄今与厚今薄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
+　　（2）胡适影响下的厚古薄今。
+
+　　我的厚古薄今和其他老教师不全同，胡适给我的影响极其严重。远在我写小说前，我早已专搞古典文学。同胡适直接来往时，我早已是古典文学方面的青年讲师；但他的“整理国故”的恶毒口号确引导我更深的钻向古书。
+
+　　阶级立场的相同，使我当时错误地将胡适当成个学者，认为在古代哲学与古典文学方面，他还带来“新”风气。由于这种错误的认识，我将胡适笼络青年的卑鄙手段，看作重视，我以受他的“重视”为荣，觉得这可以抬高自己的身价；我还将他那套反动的治学方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应用到我自己的著述里。
+
+　　《中国诗史》（下卷）中胡适的影响最为明显。其中，词的起源部分基本上用了胡适的《词选序》上的意见；关于词人张泌的考订也用他的说法；尤其荒唐的是硬要宋代只讲词，元明清只讲散曲。这种安排完全破坏了古代文学发展系统，排除了不少值得讲述的古作家，或者降低某些作家的应有的地位。如果不受胡适的影响，我是不会这样干的。这确是对祖国文学遗产犯罪，也就是对人民犯罪。《诗史》外，在我的其他著述中也有胡适的影响。如在《古剧说汇》中，我幻想关汉卿有两个，因而东拉西扯地找所谓证据；又如在《古优解》中，我硬拿法国的行吟诗人比中国的“师、医、瞽、史”，还说中国古代的优人是从师、医、瞽诸人的集团中分化出来的。这也都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践。胡适的恶劣影响还表现在我的教学中，如1952——53年，我给学生讲文学史，讲《三国演义》时，我还引用胡适的谬论。甚至于1956年，我起草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其中关于《醒世姻缘》的作者的意见仍然采取胡适的论据。这些事例都说明：直到1956年，我在某些学术问题上还被胡适牵着鼻子走。如果现在大家不为我敲起警钟来，我还要继续作他的应声虫而散布毒素哩！
+
+　　胡适对我影响还不止此，它引导我脱离现实斗争。
+
+　　象我这样剥削阶级的人，本来就是惯于向后看，不惯于向前看，对政治斗争极为冷淡的。走上“整理国故”的道路后，更是变本加厉。我不参加“左联”，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持袖手旁观的态度，都是为此。直到解放后，这些年来，对于学本思想、文艺思想的斗争，如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等等，我都不是主动而热情地参加，这都应视为当年的遗毒作祟。胡适的“整理国故”的阴谋，本在于将青年引向古书堆中，远离革命斗争，我确是为他的阴谋所俘虏了。
+
+　　总之，胡适的影响不清算，我的学术思想与对待学术的态度将永远是错误的。这面白旗必须拔去。
+
+## 我的白旗对社会主义文教事业的危害
+
+　　我的白旗对社会主义文教事业的危害，主要表现在教学与科学研究上，更具体的说是在严重的厚古薄今上。
+
+　　我对古典文学作品，往往是糟粕与精华不分，甚且宣扬了前者。如对《一捧雪》传奇中莫诚这个人物的错误分析，对《聊斋志异》中《黄英》的“自食其力”的错误称许等。古典文学作品都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宣扬其中的糟粕，也就等于传播封建思想或其他落后思想。
+
+　　对优秀作品的落后面，我采取容忍态度。例如《红楼梦》的后40回（高鹗作），何其芳先生与茅盾先生都曾批评过，指出它的不少缺点，可是我在《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中却不提。这能说是正确地对待古典作品吗？这会影响到各大学的文学史教学。
+
+　　对某些古典作家的评价，我往往摇摆不定。如对李煜与苏轼的批判都是先后轻重不一（详《文学史稿》与《中国文学史简编修订本》）。这都给读者不良影响。
+
+　　烦琐考证是我的拿手戏，《古剧说汇》与《古优解》是最突出的。对无关重要的问题大考特考，附注长得怕人，多得怕人。
+
+　　解放后，我的著作如《诗史》、《古剧说汇》等，先后印达二十万册左右。受到我的错误学术思想的毒害的人，可能还超过此数。
+
+　　就山大言，我在这里任教十年以上，学生与青年教师受我的恶劣影响的数目也不太小。在群众的揭发中，已指出某某青年教师、某些同学都由于我这个坏榜样，而搞起烦琐考证来，或钻进古书里，头也不抬一抬，……。
+
+　　作为一个人民大学的教师，我的责任是为人民培养出又红又专、敢想、敢说、敢做的劳动者，来实现总路线中的文化革命，使我国尽快地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可是实际上，由于我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脑袋资产阶级学术思想，通过教学与著述，将许多青年腐蚀了。这种错误，实际上是罪恶，真叫人为之毛骨悚然，冷汗被体！
+
+　　白旗必须拔尽，不拔尽将继续犯罪。拔旗必须老老实实的听党的话，深入地联系实际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在群众的帮助下，彻底改变政治立场，改造思想。
+
+　　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古典文学厚古薄今批判集》（第三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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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2/000009.txt
@@ -0,0 +1,21 @@
+# 揭我的黄灰色的人生观
+
+　　<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张义>
+
+　　“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它对于人只有一次，如果不吃、喝、玩、乐，当你回顾往事时，真是虚度年华。”这就是我的人生观。
+
+　　我认为人生有三个痛苦期，少年丧母，中年无妻，老年丧子，我自认为已经过了两个痛苦期了；三岁死了母亲，慈母爱，对我不存在，而且现在已经是中年亦无爱人。少年丧母是命中注定，但是中年时期，万不能放过，自己幻想过大学毕业后有个幸福的小家庭，薪金足够玩、乐的可耻理想。高中就作过相当努力，失败后，心想来日方长，有志气的男儿还怕小丫头不上钩；大学发榜后，心里作了计划：大一瞧、大二交、大三好、大四儿郎叫，来到钢院一看，简直是和尚庙，感觉自己的理想破灭了，当然亦进行了一些瞧和交的工作，但结果仍然是一事无成。所以我曾和别人意味深长的说：“快三十岁的人了”(实际才二十三岁)考虑一下我周围的环境，除学校外，别无门路，出去工作，钢厂更是恐慌，可能作光棍了，我认为世界上和尚是最大的傻瓜，妓女是她们心甘情愿，为光棍着想，这一行存在亦未尝不可，甚至觉得母系社会是彻底根除和尚和光棍的良好社会。
+
+　　我感觉人生三个痛苦期，就要成为我的历史，一度想过，活着真无聊，人生路途的终点，摆着坟墓，出生的第一天就向那里走去，何苦活着受痛苦，不如早死更幸福，既然自己命运是这样悲惨，所以生活中绝不能自己给自己找别扭，这是我的人生哲学，亦是我对自己要求不严格的根本原因。
+
+　　我为什么要活着呢?结论是母亲生下来，所以就只好活着，活着干什么；吃、喝、玩、乐尤其对于玩、乐百般追求，人生在世时间短暂，青年时代更短，老年精力不足，所以绝不能放过青年时期，一定要大玩大乐一场，这样才不虚度年华。
+
+　　特别羡慕旧演员的生活，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随便，职业就是玩、乐，但是亦怕别人瞧不起，所以又想投身于航海事业，各处都可以去，乐趣无穷，后因为北京招生没有航海，只好考钢院了。
+
+　　对黄色歌曲，亦很欣赏；何日君再来、今日有酒今日醉、……吃完小菜……。觉得这种生活亦很有滋味，当然对于那些生活中能吃苦的同志，一方面尊敬，另一方面感觉他们不想玩乐真是十足的傻瓜!
+
+　　心里闷的很，读读古书吧!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反右斗争结束，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得不到组织上的信任，同志们另眼相待，觉得自己没有前途了，有个同学给我讲：你这个犯有错误的团员，连我这普通同学亦不如了……，不如了，是没有前途了，那时生活中亦不追求玩乐，反而感觉“很烦”，处处不顺心，只好看三国演义，自己真象电影“家”中的“觉新”那位大少爷一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作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简直象鼓足气的皮球，谁有气就往里打，任人打过来打过去，我曾想过到清华园卧轨自杀，但是又觉得没有玩够，而且死得太可怕，又想从家里要些钱，卖掉我全部东西，到各地玩乐一番，然后死去。反右斗争中饶昌荣右派的死，大家结论是死不悔改，顽抗到底，这样我就不敢再那样想了。
+
+　　感谢党，号召了全国人民的大跃进，终于感动了我，挽救了我的生命，今天我要活下去，而且一定要把心交给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落户，而且要做个“清洁”户。
+
+　　来源：《批判个人主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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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2/000010.txt
@@ -0,0 +1,15 @@
+# 揭我的人生三部曲
+
+　　<北京航空学院　秋轩>
+
+　　我的人生三部曲是肮脏的阴暗的，是在向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发展，因而使我进步缓慢，对新事物的敏觉和接受十分迟钝，对政治活动热情不高。所以我必须把它揭露出来，让这肮脏、阴暗的东西见见太阳，把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来个大扫除，以无代资。
+
+　　因为我家庭贫寒，所以小时候就参加过各种劳动——田间劳动，家务劳动，检拾煤渣、香烟头等，因而从小就培养了热爱劳动的习惯。那时候念书，但没有钱交学费、书费，怎么办呢?在那黑暗的旧社会里穷人想念书是多么不容易啊!我就以自己的劳动来求学，从此开始了勤苦的学习生活，我每年暑假卖冰棍、做短工(田间另碎活)，寒假去卖大饼油条，整天到街上去叫卖。每天如此，也培养了我的阶级爱憎，我清楚记得火车司机为了使我们检煤更多，故意把未烧尽的煤放出炉底。车站上的搬运工人帮助我们到旅客车上去做买卖(生意很好)，而车站上的“红帽子”(军警)很憎恨我们这些人，被他们撞见了，东西就要被没收，人也要入禁闭数小时。在学校里富人家(地主)的孩子见了我就叫“穷小子”，我真气极了，我狠狠地下决心：在将来做番大事业给你们瞧瞧。在解放前穷人念书是多么难啊!因此我奋发学习，成绩在班里总居一、二名。后来解放了，我们家与其它穷人一样翻身了，我哥哥有了工作，我在校里也享受了人民助学金。在学校参加了少先队，学习不差，社会工作(学生会主席，少先队大队长等职)也很积极。后来入初中，在中学里也多方受到国家照顾，享受助学金。自己的学习、工作也还可以。在团的教育下在1952年底参加了共青团，在初中毕业时原打算考中等技术学校，但由于组织需要，仍然考入原校高中(学校条件虽然比较差)。在那个阶段进步很快，曾是优秀学生，是学习积极分子，体育锻炼积极分子，曾担任了支书，学生会文化部长等职，工作也热心，群众关系也不差，那时曾一度努力创造条件争取入党，但经过参加党的整风，觉得自己条件还差得远，因此求进步的思想逐渐降低了，到了高三思想就变了，认为自己人大了些，也该“懂”事了，对周围，未来和过去必须“独立思考”，于是思考的结果，就决定了我的人生三部曲。
+
+　　所谓第一部曲就是中学高三以前的那个阶段。认为这个时期进步得差不多了，自己有劳动求学的“光荣”历史，已担任过大小不同的各种社会工作，也在“艰苦”的岁月里参加了共青团(我认为1952年——1953年参加团是比较难的)，因此常常欣赏过去的一些成绩，觉得自己是“饱经风霜”的“红”人了，若以“红”论也差不多了。接着打算的第二部曲是从高三起到大学毕业阶段。这是专门学知识的时期，为“专”打基础的时期，到高三时认为过去干得差不多了，所以高三虽然担任宣委工作，但劲头不大，应付而已，主要功夫化在啃书本上面。当接到大学录取信时，自己乐得难以形容，认为第二部曲的开始是“顺利”的，完成得很出色。接着想：到大学么，坚决不搞工作，决心不把过去的“历史”让人知道，但结果还是被别人知道了，所以仍然担任了社会工作。但自己思想没有端正，工作当然干不好，加上由于工作方法和干部间配合不够，给工作带来了损失，开始出现馁气，加上听到有些干部对我的看法是不愿搞社会工作，我听到这些心里很难过，常常唉声叹气，认为自己工作还是在干的，结果却是“白卖力气”“吃力不讨好”，工作就更不主动，觉得自己是个受“委屈”的人。党提出十二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口号时，觉得自己暂时没有关系，目前的任务是为“专”打好基础，因此对学习较为抓紧，每天实行三点一线法——宿舍、饭厅、教室的循环流动，而结果呢?学习很差，画法几何得了三分，心里难受极了，结果使自己失去了一个年青人应有的朝气，整天除了对学习稍有些劲头外，其余一切“与我无关”“无动于衷”，过着暮气沉沉“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的生活，遇到各种矛盾交合在一起时，偶然就会有“厌世”的观念闪出(当然是一会儿)。因此对各种新事物接受得很少，虽然受客观形势的影响，有时也有进步，但维持不久(例如寒假勤工俭学，开学时的全民大跃进运动对我教育很大，但目前已完全消失了)，反倒欣赏一些消极悲观之类的伤感诗词，自己也写些山水鸟语雪花诗。例如我对宿舍里的国画“牧归”特别欣赏和爱好，并为它题诗。在除夕晚上送给别人的礼物时更表现了这点，——送的是楼台亭阁，在上面提诗道：“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进入花丛层，如蔓神花景。”这是热衷于深山古寺与世隔绝的清高生活思想。对同学们的批评和关心很不够，采取了“各扫自家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态度，以上这些就是第二部曲的开始。……入大学后一般是退步(或进步不大)，而在1958年2月—3月的勤工俭学和全民大跃进运动中确受到一定的教育和进步，那时收获确实不小。但可惜维持不久，……。可见，我单纯求专，忽视政治的结果，已使我在向一条危险的道路上发展。
+
+　　所谓我的人生第三部曲乃是大学毕业后的阶段，我认为那时已成为一个工程师了，是“专”和赶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时候了，那时一方面工作，一方面搞些“研究”，该多“好”啊！我幻想着那时的“幸福”，每月薪金数百元，组织个小家庭，真是吃喝玩乐的良辰美景时期，年老的时候，欣赏欣赏过去“光荣”的历史，并且写些著作作为死后的“铭刻”，如此结束我的一生!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生观和生活方式，难道还不明显吗?我却憧憬着它，为它的实现而奋斗。
+
+　　同志们，这就是我的人生三部曲，是多么渺小阴暗与肮脏啊！
+
+　　来源：《批判个人主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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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来我在歧途上后退
+
+　　<北京大学、沈国金>
+
+　　我在部队的时候，就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组织上送我到北大来学习，是为了深造、为了将来能胜任工作。起先，我并不想来北大，因为我不想教书，我想到军事岗位上去。在我想来军事岗位带有很大的机密性与准确性，只有觉悟高、业务好的人组织上才能把这种工作托付给他们。我以为留在学校里的人是不受信任的。另外我有一个比较要好的女友到军事岗位去，我想和她在一起。但是，在这件事上我并未引起思想上很大的波动，因为马上我又愿意留在军校当助教，并为能到北大来学习而高兴了。原因是：第一，我一看留下当助教的人在学习上都是很好的，也还听别人说留校当助教的总是最好的学生，这样一来我也就满意了；第二，念念大学，丰富丰富知识，将来履历表上也好看一些；第三，认为大学生觉悟一定比我低，我跑去一定是“先进人物”，入党大约也会容易一些。至于这位女友反正也只不过是一般的朋友，想想自己年龄还小，所以也就放下了，从不愿意到愿意，这里有过上述复杂的思想活动，我没有把这种思想活动全部向组织汇报，只是汇报了“不愿意”的个人打算，至于为什么又愿意了?人家要是问我，我就漂亮地回答：“服从组织分配”。当时我就这样隐瞒了自己的个人主义打算，因而实际上我的个人主义思想就又发展了一步。
+
+　　思想上大风波的开始，是和我一同来北大进修的同志们入党。初到北大，我曾以为到北大来入党要容易一些。1956年2月魏正元入党给了我一些震动，1956年7月丁又新入党了，这给了我一辈子忘不了的刺激，我认为丁又新过去比我“落后”得多，他入团也比我迟得多，可是他现在竟然比我先入党，加上，同时有一位和我们一同来的同志(他在党支部工作)在背后讲我不动脑子，有些糊里糊涂，正巧给我听见，和我一起来的其他同志又觉得我学习不努力，不抓紧时间，这些因素使得一向认为“先进”的我大为悲伤，苦恼的情绪就此长了根。我以为人家看不起我，我之所以不能入党是因为党支部工作的同志对我有成见等等。我经常想到别人对我没有入党的看法，常常想起别人在背后说我的话，于是我从此常常为此堕入痛苦之中。我感到痛苦的时候，我总是觉得生活很闷，我甚至觉得生活里象充满了煤气似的使人窒息，个人的患得患失，因而引起无穷无尽的苦恼，使我离开党员的标准越来越远，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能入党，就越是患得患失，越是苦恼。有时候我也想开一些，我想我不入党也不见得比你们入了党的来得差，反正时间会证明我是永远忠实于党和祖国的，我又想为了将来能表现出为祖国服务得好，现在就应该加紧学习，于是我又为自己喊出了“无穷尽工作吧”的口号，我在企图以知识来解除我的痛苦，这就是说我想在业务上搞好，以此来满足计较个人得失的欲望。
+
+　　这时候我难过不仅仅是因为别人都说我落后，还因为事实迫使我不得不承认我多方面都落后了，我开始怨恨自己，恨自己不能成大器，为此竟然常常涰泣，为了发泄我经常的苦闷的感情，寻找温情与安慰，我谈起恋爱来了，初期恋爱确给我不少慰借，出乎意料之外的顺利使得我情绪大为高涨，爱情给了我一些动力，但正常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恋爱就影响到我的学习，常常还只是星期四，我已经想到了星期日，星期日才见过面，星期一、二又要化很多时间去写很长的信。因为纠缠于恋爱之中，考虑进步学习也就更少了，自己越落后就越悲观，觉得别人更看不起我了，于是就更加钻进恋爱中去，企图找到更多的温情与慰借。但是过了五个月，恋爱起了风波，女友要求和我断绝关系，这时我开始考虑为什么女友在答应我之后又拒绝我，从我的心病出发，我认为因为她看不起我，嫌我觉悟不高，上进心不强，学习不好等等，甚至怀疑她是嫌我长得难看。个人的悲痛、烦恼重新变本加厉来袭击我，我在这个时期经常同别人说“我的生活不如意”，情绪越来越坏，学习劲头越来越小，期终连规定的论文也交不上，只得请老师免除，随着恋爱关系的破裂，我的情绪也就降到了零点，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苦命的人，凡事都不如意，“生活是空虚的”成了我经常的感受。此外，我又常常从别人看不起我出发，怀疑我的好朋友也不信任我，因此我得出了“不可轻信人”的结论，我决定以后不再向谁吐露衷肠，这样对一向我认为好朋友的人也很少甚至根本不再谈什么内心的话了，我变得孤独起来，有时候我感到孤单到了极点，死的念头也就经常徘徊在我的脑子里了，我觉得死是解除痛苦的方法，一方面因为太苦闷了，另外也多少出于对女友的报复，我采取了摧残自己身体的做法，饭吃得很少，甚至两天不吃，我从来不喝酒，这时候竟拿白酒来麻醉自己。同志们为我的情况非常担心，并善意的劝导我，我并没有听进去，我已经陷得太深，而且在往下陷的时候，我不仅找一些可以引起共鸣的书来看，如“约翰·克利斯朵夫”“新诗集”等，这样一方面我越陷越深，另一方面我也竟然欣赏起自己的病态来了，而且打算一辈子做一个浸在深沉的忧郁中，喜怒无常的人了。这些思想我也没有向组织汇报，长期的个人考虑早已使我把组织忘了。
+
+　　活生生的事实有时也使我振奋一下，但是我振奋的时候更常常是因为个人主义的促使，譬如有时我也努力学习，并不是我感到生活的意义，而是因为我想为自己争口气，但是即使这种为个人的“振奋”也只是很短暂的，因为有时我想回到了部队，事实上并不能按照我个人打算去作，于是我又泄气了，再一想到生活中种种不如意，于是身上又重新回到生活是空虚的感觉里去，重新回到前途渺茫的感觉中。
+
+　　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也没有使我苏醒过来，只是到了斗争的末期我参加了班上的一些实际工作，这些工作使得我和群众接近起来，使得我的心开朗了一些，全国大跃进的形势鼓舞了我，每天涌现的新事物使我很激动，我开始思考自己的问题，觉得自己走错了道。
+
+　　我决心在这次运动中把自己的思想向组织和同志们彻底暴露，让大家帮助我明确生活的目的。
+
+　　来源：　《批判个人主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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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55 @@
+# 批判《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
+　　<刘大杰>
+
+## 一  历史根源
+
+　　由于我长期生活在旧社会里，在国内国外都是受的资产阶级教育，加以在解放前没有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于是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一直成为我研究学问的指导思想。我在写《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时候，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不理解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知识。只从资产阶级学者所编写的哲学概论中，知道一点关于唯心论和唯物论的一般的不正确的概念。当时在文学理论上给我影响最深的，都是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或是具有浓厚的资产阶级观点的著作。特别要指出来的，是下列这几种：
+
+　　1．泰纳的《艺术哲学》和《英国文学史》。
+
+　　2．朗宋的《文学史方法论》。
+
+　　3．佛里契的《艺术社会学》和《欧洲文学发达史》。
+
+　　4．勃兰克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
+
+　　在这些书里，他们虽说也批判了文学上的观念论，否认文学是独立的精神产物，强调研究文学必须注意政治经济的社会环境及其他种种条件，但并没有接触到阶级斗争的基本内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而只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和进化论的混合产物。我当时读了这些书，非常钦佩，认为是进步的理论。我编写《中国文学发展史》，就是把这些理论，组织成为自己的系统，来说明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历史。很明显的，讲《诗经》的发展时，是用的佛里契的观点，说明《楚辞》的特质时，是用的泰纳的观点，在文学史中强调浪漫主义的作用和地位，是受了勃兰克斯的影响，写作态度，是受了朗宋的影响。当然不只这些，我所指出来的，不过是一些显而易见的具体例子而已。
+
+　　其次，在国内我受了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的影响。在他们的著作里，充满了唯心主义、保守主义和实用主义种种不同的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我在国内大学读书的时候，我爱读他们的著作，把他们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的权威。他们给我影响最为重要的，不是文学史的理论（胡适的进化论，实际也是受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影响），主要是在古典作家和古典作品的评价方面。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梁启超的《陶渊明》，胡适的小说论文等等，在我评论唐宋词、元人散曲、陶渊明诗、《老残游记》及其他作品的时候，所受的影响是较为显著的。再如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源流》一书，在我评论明末散文和金圣叹的章节里，也可以看出它的影响。
+
+　　我上面说了这些，并不是把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完全推到客观原因。毫无疑问，正因为我自己受了长期的资产阶级教育，自己具有资产阶级立场和感情，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才能深入到我的头脑里，为我所接受所欣赏；无论国外国内的那些腐朽的资产阶级的观点方法，才能成为我研究学问的观点方法。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当然是主要原因。
+
+　　解放后，我初步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我的思想上有了一些转变，我也初步发现了在这部书里的一些错误。但因为自己没有澈底改变资产阶级立场，头脑里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没有肃清，所以在学习中进步很慢，理论水平仍然很低。《中国文学发展史》虽说在解放后作了一次修改，进步仍然很小，资产阶级的错误观点，仍然贯串在这本书里。在这次群众性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运动中，教师和同学们给我提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使我明确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所存在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主要错误方向，给我很大的帮助。
+
+## 二  主要错误
+
+　　一、资产阶级庸俗进化论的思想  在这次批判中，同学们首先指出来，《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思想基础，是资产阶级的庸俗进化论，这是很正确的。我现在认识到，这是一个主要关键。资产阶级进化论的错误，是说明社会和生物的进化发展，归之于自然现象和外部原因，否认阶级斗争。我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也谈到了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也谈到了文学和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但只是平铺直叙，罗列一般的现象，专从事物外部去找寻发展的原因；并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基本原则，没有运用历史唯物论的科学分析，去说明文学在斗争中的发展历史和发展规律。在这里，就违反了列宁的两种文化的准则，违反了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基本规律。我在书中，把两条道路斗争的文学历史，作为一条单线来叙述；虽说在其中也大略指出了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以及形式主义、拟古主义等等的作家和作品，因为自己不是从两条道路斗争的阶级观点出发，结果各派作家的产生，成为一种自发的现象，不仅不能鲜明地反映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精神实质，反而模糊了两条道路斗争的基本规律，终于走上了违反历史唯物论的进化论的道路。好比，在叙述《诗经》的发展过程时，我以《周颂：大雅》为神权、宫廷服务的贵族文学，以变风变雅为社会诗歌，国风中一部分为民间抒情诗歌，我自己原来以为这样写，是分清了诗歌的内容和性质，又以为从宗庙、宫廷到个人、社会，是符合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的。经同学们指出，如果只抽象地说明作品的内容和性质，不从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来叙述，而只从单线的发展来叙述，这正是进化论思想的表现。又如汉赋，我虽批判了它们的缺点，说明它们是为宫廷服务的形式主义文学，因为受了传统评价的影响，不能否定它们的历史地位，在叙述时，按照时代的先后，放在《史记》乐府之前，作为汉代文学的主流，这种错误是很显著的。这样的例子，当然还有不少。就只通过这两点，也可以看出在这本书里，根本没有运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基本规律，而是以资产阶级的庸俗进化论，代替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这一关键问题，到今天我才认识清楚。
+
+　　二、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问题    文学的历史，本来就是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历史。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是文学发展史的基本规律。在《中国文学史》中，只有现实主义才是推动文学向前进展的进步力量。我在写《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时候，并不理解这一基本规律。解放后，知道了这个规律，但仍然表示怀疑。列宁论两种文化的理论，我觉得他并没有明确指出是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而我理解为是进步思想和反动思想的斗争。如果应用到中国古典文学方面，我当时的解释是这样的：“在每一时代的文学里，都存在着民主性的进步文学和封建性的反动文学。在民主性的进步文学里，有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在封建性的反动文学里，有形式主义、消极浪漫主义、感伤主义、拟古主义等等。”如果只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这个定义，便无法说明中国几千年来错综复杂的文学现象；而同时势必取消积极浪漫主义作家和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我的错误看法在于：
+
+　　1．强调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的定义，不合于这个定义的，不能称为现实主义的作家和作品，因此，我不承认积极浪漫主义基本上是属于现实主义的。
+
+　　2．强调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文学的两种创作方法，它们是并行的，而不注意它们的反映现实的创作态度是共同的。
+
+　　经过同学们的反复说明，使我对于这一问题，得到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是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但它们在反映现实的创作态度上基本上是相同的。说积极浪漫主义基本上是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是指的相同的创作态度，而不是指的不同的创作方法。同学们这种意见，确实很有理由，我认为是正确的。这一问题，在苏联批评界到现在还在争论，还没有得出结论。我当时受了苏联艾里斯别克的影响，写了两篇文章在《文艺报》上发表，可能引起了不良的效果。我觉得这个问题解决后，我今后写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思想史，将得到很大的帮助。
+
+　　三、人性论    由于自己的进化论思想基础，在文学史的叙述中，必然不能贯澈阶级斗争的路线，不能反映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基本规律；从而对待文学现象的分析，对待作家的分析，也就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而走到以人性论代替阶级论的错误道路。文学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它的特点，是要通过具体感人的艺术形象，表现历史的其实，反映人民的思想感情，表现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在阶级本质的基础上，表现人物个性的特征。因此，对待文学现象，分析作家，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才能抓住文学的精神实质，得出正确的结论。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把文学看作是表现人类的共性，否定了或是模糊了文学中的阶级性，而以表现人类的共同特征来代替阶级社会中人的阶级本质，结果就走向了人性论的错误。我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许多地方也犯了这种错误。对于某些作家（如司马相如、王维、李义山、温庭筠、李煜、晏殊、李清照、苏轼，等等），都没有从阶级观点去对待他们的作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适当的评价，而强调他们善于抒写一般的感情，或是强调他们善良的本质，或是同情他们没落的境遇，从而抹杀或是模糊他们的阶级本质，美化他们的作品，使他们在文学史上得到过高的地位。
+
+　　在批判中，同学们初次提到人性论的时候，我当时还有点怀疑。后来经过细细思考，觉得这意见是正确的。从资产阶级的进化论（不从阶级斗争来说明文学发展的过程），必然走向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来对待文学现象，这是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进化论和人性论，正是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在文学思想上的联系反映。这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历史唯物论，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
+　　四、评价标准的错误    评价古典作家和古典作品，本是一件艰难细致的工作。简单地肯定和否定，不适当地提高和贬低，都是错误和损失。同学们指出，要做好这一件艰难细致的工作，首先是一个立场问题。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才可掌握正确的方向。方向正确了，即是在结论上稍有差别，但差别是不会太大的。因此，我们对待古典作家作品的评价，必须站稳立场，根据毛主席指示的“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的标准，加以科学的分析批判，才可得到正确的结论。处处要遵照“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才能正确地指出文学遗产的精华与糟粕，不至于模糊读者的认识，而发生不良的影响。我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对待作家和作品，就没有做到这一点，而犯了评价标准的错误。特别是对待那些思想内容不强和基本上是反现实主义的作家和作品，就表现了显著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观点。这些作家们，在长期的传统中，有很高的地位；但作品的思想内容是贫弱的，政治态度是落后的甚至反动的。我在分析评价的时候，就强调他们的艺术技巧和语言风格上的成就，以及他们在写景抒情上的艺术特色，放弃了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轻视了作品的思想倾向和社会意义，维护了他们在封建传统文学史中那种过高的不适当的地位。特别显著的例子，是对庄子的散文，南北朝的山水散文，王维的山水诗，李商隐的抒情诗，温庭筠、李煜、李清照诸人的词，苏轼的作品以及元人散曲、《老残游记》等等的评价，都犯了这种错误，都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文学观点，都违反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基本原则，给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是过高的或是不适当的。
+
+　　其次，就是对待某些代表作家，只是一味肯定其进步部分，对于他们由于阶级限制和时代局限而产生的消极因素，没有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必要的批判，就是有的批判了，也是不全面的，或是软弱无力的，这样就必然产生精华糟粕不分，而在古典文学遗产为今天社会主义文学服务这一重要任务上，也就必然产生了不良的效果。好比，对于庄子，只强调他的散文的艺术成就，对于他思想中的虚无主义的消极因素，不加指出批判；对于陶渊明的作品，强调它的现实意义和艺术特色，关于他的消极思想和逃避现实的精神内容，批判得很不够。对于李白，固然要强调他的积极浪漫主义的诗歌成就和反封建传统的思想内容，但他的人生态度，确实存在着颓废虚无的一面，我没有很好地加以分析批判，把他们在艺术上在人生上写成为完整的统一体，这就对于青年读者，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会产生很大的危害。许多青年们说，如果不加批判，读了庄子、陶渊明、李白、李煜、李清照们的作品，是会引起读者意志的消沉的。资产阶级的文学观点，在这社会里会造成这样大的危害性，难道我们还不赶快改正错误，还不赶快自我革命吗？虚心接受批评，决心改正错误，澈底肃清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我们今后改造自己的正确道路。
+
+　　另外，同学们还提出许多意见。说我夸大某些作家的个人作用；说我在谈到某一时代文学兴盛的原因时，有时夸大了统治者的政治影响；说我谈到文学形式的演变时，受了王国维唯心主义的影响；同时对于某些作家作品的评价，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看法；这对于我都很有帮助。我因为生病，不能写长文章，对于这些问题，我不打算在这里详细地说了。我将来有力量改写这本书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参考这些意见，加以修正和补充。我在上面所谈到的，是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同学们所指出来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主要错误方向。我认识了这些错误方向，才能够批判和改正这些错误观点，才能争取用新的观点进行改写，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或许可以达到较高的水平。
+
+## 三  体会和方向
+
+　　通过这次群众性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使我首先深一层地体会到党领导的正确。党重视老年知识分子的作用，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与提高，表示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在今天工农业大跃进的新形势下，在共产主义思想日益高涨的新要求下，如果知识分子不认真地兴无灭资，不澈底转变资产阶级立场，不在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上进行自觉自愿地深刻革命，不把这一个顽固地缠绕在我们身上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毒瘤割得干干净净的话，我们不仅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反而要起促退派的作用。党及时地关怀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自觉地投身到这个运动中，澈底地改造自己，深刻自我革命，向红专的路上前进，以便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
+　　其次，我又体会到群众的智慧和集体的力量。这次同学们和青年教师们集体讨论了我的文学史，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从各方面对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态度谦虚，而又诚恳。我从前没有看到的错误，现在指出来了；从前我以为写得很得意的地方，现在指出来是不对了；从前我以为很进步的地方，现在指出来是落后了，等等；都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过程和革命过程。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发挥群众智慧和集体力量，才能收到这么大的效果。
+
+　　（另外，我也体会到对待这一运动，自己必要有正确的态度。如果以资产阶级态度对待这个运动，必然要感到消极和抗拒，怕丢面子，怕损失威信等等，实际也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位思想的反映。我们如果以工人阶级大公无私的态度，投身到这个运动中，一切为了社会主义，那就能自觉自愿地感到心身愉快，在兴无灭资的思想战线上，也就可以取得较大的成就。旧的不死，新的不生。我们要大破大立，我们不要留恋腐朽的旧思想，要建立正确的新思想。我今后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如果能恢复健康，要争取下乡下厂，参加劳动，在生产实践中改造自己，改变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使我在未来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得到进步和提高。）
+
+　　来源：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教研组编《“中国文学发展史”批判》，中华书局，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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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43 @@
+# 把心交给党，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
+　　<中央美术学院、言元>
+
+　　现在，我要把我错误最严重的两个问题谈出来，让党了解我，教育我！
+
+　　在人生问题上我的看法：
+
+　　我很小的时候就性格孤僻，喜欢空想，记得入学前寄居外婆家，外婆是个拜佛念经的老太婆，成天讲慈悲为怀，讲究修个来生。关于“人为什么要活着?”这个问题我问她：“外婆，人为什么要活着呀?活着真没意思!”我的外婆没有想到，她这么溺爱我，成天守在我旁边，不许别的小孩侵犯我，要什么给什么，结果我反而说活着没意思，她惊异地呵斥我说：“这么点小孩就这样想!为什么活着你长大了就明白了!”我看见一些受苦的人，很同情，关于他们为什么这样，外婆回答：“他们命不好，前世造了孽。”
+
+　　这种“将来明白”和命运之说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留下了印象。
+
+　　（以后回家，我妈妈教育我：“要好好读书，读书才是自己的，读好书将来才有办法!”我从小听话，很容易喜欢接近我的人，我很快地又喜欢我的妈妈，全心全意接受她的教育。我当时觉得我活着是为了妈妈，因为我要是死了，她一定很难过；再有一个就是为了她读书，因为她要我好好读书，虽然那时对她的“读好书才有办法!”的话，我还不明白。）
+
+　　逐渐长大后，我开始看大量的小说，记得我从八岁起就看剑侠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有本事”的，他们心肠好，同情别人，但是他们是“高尚”的，因为他们“有本事”。我就决心当个行侠仗义的人。解放后，大量新的书对我起了一些好作用，我认识到剑侠是没有的，所以我应当作另外一种人。但是作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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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许多资产阶级文艺作品，封建文艺中去寻找答案，我对无产阶级的文艺并不感兴趣，我认为千篇一律，在这些书里是歌颂的集体事业，与我的想作人上人的想法是格格不入的。在没落阶级的颂歌中，我找到了与我小时候心里所接受下来的东西相吻合的东西，那就是：人的一生就是走着瞧，今天不知明天事，过一天算一天。再有就是要追求个人名利，这样可以过得舒服一些，可以比别人更“高尚”、“有办法”。
+
+　　这个结论是我在看了许多小说后得到的，于是我就应用起来。我虽然觉得“人生如梦”，但在活着的时候应该为了活得舒服，比别人清高，高人一头。那么就应当是有名，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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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在入团时我也决心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可是旧东西对我影响太深，这个新的为集体的生活目的站立不住，它很快从我脑中被挤出来，我的个人主义东西又大摇大摆的跳出来，成了我思想的一切了。
+
+　　为了学美术比较容易、轻松，艺术家风度是我所欣赏的，艺术家的生活我认为是富有诗意的，更重要的是象这样的人毕竟比旁的学科的人更少，容易有名有利，所以我在高中毕业以后，就考了美术学院。虽然我在报名申请书上说是为了将来为人民服务，但是我实际上是为自己打算，为了将来成名成家，自己生活得舒服一些。
+
+　　可是事实不是如我想象的那样，我学习很困难。在艺术的道路上，不是宽敞平易的，它需要人的艰辛劳动，才能取到一些成就。我虽然一方面追求个人名利，可是又觉得“人生如梦”，意志消沉，这个人主义的东西不能支持我去克服困难，所以我学习不好非常自卑，没有信心赶上去。认为这辈子算完了，将来不能成名成家，幻想的舒服生活也不会有了，那生活就更没意思了，所以我在对待生活上，是暮气沉沉，更加上又生病，自己觉得更是倒霉透顶，前世造孽，这世受苦了，我想：“我现在学习、生活还不是为了将来生活。倒不如现在也不生活，何必活那么长呢?与其现在这样什么也学不会，将来丢脸，倒不如早死了好，这样人家倒可能认为我将来可能有前途，能是个大画家，可惜夭亡了！”我越想越觉得对，就想到自杀，故意不遵医生嘱咐，把安眠药存起来，向同学打听要多少才能永远不醒等，我又想到自杀了会被开除团籍，会被别人骂为祖国的叛徒，这样自己不会有好名声的，因而就没有那样作，改换“慢性自杀”的方式来进行。开刀割阑尾后，我故意想把伤口弄坏，甚至在手术时希望能出点岔子，自己可以死去，这样可以逃避现实，但又可以不被别人骂。
+
+　　（我的这种可耻的危险想法，灰色的人生观表明：我是个自私、软弱、卑鄙到极点的人!真的，我在这样想的时候我是连妈妈也没想到，更不用说别的；组织、人民，我更没想到自己要对他们负责！作为社会的起码一分子，我白白吃了十九年的饭，享受了别人的劳动成果，而没有想到要为社会尽自己的义务。更何况我还是个共青团员!我确实是一点团员的味道都没有了！今后，唯有确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生活目的，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用实际行动来赎我对党、对人民犯下的罪过！）
+
+　　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我是这样看的：
+
+　　我认为人应当和睦相处，既然活着只不过象梦一样，那又何必勾心斗角呢?这实际上还是一个自私的目的，所谓不勾心斗角，是怕别人妨碍我的个人发展，怕别人比我更强，是怕别人对我的错误思想作斗争。
+
+　　我欣赏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精神，追求感情生活，喜欢别人为我服务，要求别人很严，对自己很放松，这实际上也有剥削的成份在内。我一旦在生活中稍觉别人对自己不是体贴照顾周到时，就怨天尤人，大发感叹：“唉!人与人之间不过如此而已!互相不关心、冷淡、欺骗、强胜弱……人世没一点温暖，人是狡猾而没感情的……”
+
+　　我认为只有妈妈对我才是忠诚热切地关心和爱护的，所以我把我的感情寄托在她身上，我虽想到如果她死了，我也只好不活了。自己的感情可以说和她的一样，她是从旧社会生活几十年过来的，从来就受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教育，当然不会有好的感情，而我，一个共青团员，却全部承受了她的这样一些“遗产”，这是对团员称号的污辱!就是作为一个新中国青年来说也是极不相称的!
+
+　　总括地说，我对人与人间的关系是认为除了母子之间有真正的感情外，其他的人是总对你不真心的。我完全忽略了在生活中有阶级斗争，把同志的最关怀爱护的批评认作是勾心斗角，自己剥削思想得不到满足时认为是人世冷酷，生活无意义！对这样的思想，只有进行坚决斗争，才能很好对待现实，——对待同志的帮助，报答党和人民对自己的哺育！
+
+　　我下了最大决心把我的东西全端出来，让同志们帮助我认识批判，哪怕是最卑鄙、可耻的东西，也应该摆出来!只有烧得透，才能改得彻底!我说出来后，觉得自己放下了大包袱，心情愉快了!觉得周围充满着关怀!温暖!自己只有在集体中间才有力量!因为现在不是我一个人在对我的脏东西作战，而是那么多同志一起，是党在支持保护我们!这场斗争定能取得胜利，自己定能改造，进步！
+
+　　我深深地同意“个人的历史是用自己的言行写成的”这句话，自己的思想，你即使不暴露也会反映在你的言行中!有脏东西就应当及早丢掉，坚决自我改造，否则有失良机!愿我们的个人历史是用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勤奋劳动来写成!
+
+　　来源：《批判个人主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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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我的厚古薄今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
+　　<王运熙>
+
+　　我是一个青年教师，学识很浅薄，在业务上并没有系统的见解和成就。但由于出身地主家庭，少年时即受到许多年的儒家经典教育，诵读四书五经。中学大学，受的都是资产阶级教育。因此思想中接受了许多封建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大学毕业后开始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时，全国还未解放，研究方向和方法，完全受资产阶级思想的指导。解放后经过不断的学习，逐渐认识自己的错误缺点，要求改变，但由于认识不深，努力不够，在学术上的兴无灭资的工作，还仅仅是开始。现在这里分两点作初步的自我批判，希望获得大家帮助，以期澈底在学术思想上拔白旗，插红旗。
+
+## 一  重材料，轻理论烦琐的考证方法
+
+　　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第一个突出的表现是重材料，轻理论，往往以烦琐的方法来对史料进行考证，而不能运用马列主义观点对作品的思想艺术进行正确深入的分析。我一共出版两本书：《六朝乐府与民歌》、《乐府诗论丛》。前者几乎全部是史料考证，后者也有约三分之二篇幅是考证。两书的原稿大部分是解放前写的，在解放后经过修改增订。近几年来，也认识这毛病，但改进不多。如写的有关唐代诗歌、传奇的论文，也还是考证的文章居多。这是从数量上看。从质量上看，也是史料考证方面的文章写得比较深入，容易有一点自己的心得；而理论分析，的文章就写得浅薄、一般化。如过去在教研组小型科学报告会上提出的论文《读虬髯客传》，就犯这个毛病，经同志们指出过，因此后来发表这篇文章时索性把分析的部分去掉了。有几位学术界的前辈先生遇到我，很惊讶，想不到我这么年轻。这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文章偏重考证，缺少新鲜气息，使读者认为出自老年人之手。这种重材料轻理论的现象也反映在教学中间，我第一次教《乐府专题》课，偏重史料考证，同学颇多意见；后来第二次教，有所改进，但理论分析还很不深入。这一年教文学史特别是最近半年，主观上也作了一些努力，但理论分析还很不深入，有时只能根据大纲作肤浅的阐释。在培养青年教师方面，过去那种只注意要青年人念懂线装书，不重视帮助他们提高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的培养，我也曾经赞同，而且照着执行，没有发现其中的重大缺陷。也是一个例子。
+
+　　这种重材料、重考证，轻理论、轻分析的现象是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方法的一种显著表现。资产阶级历史学者常常是把历史看成为杂乱无章的东西，没有规律可寻，历史的任务只是罗列事实，说明表面现象。因此他们把事实、材料看得高于一切，满足于现象罗列和说明。其结果是不能由表及里，说明现象的本质规律，使历史科学“变成一笔偶然现象的糊涂账”（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而且由于对个别的孤立的事实有兴趣，就往往会陷入烦琐考证的泥坑，为考证而考证，不知目的何在。在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方面，这种学风就表现为对于个别语句解释，个别作家的生卒年代，个别作品的本事等等，进行烦琐的不厌其详的考证，而对于整个作品的思想艺术的成就如何，作家的创作特点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用如何，反而不加注意或注意很少。这样势必不能阐明优秀作家作品的思想、艺术特点，阐明文学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使人从文学史的学习中获得丰富的经验教训，从而推动新文学的创造。这样的情况必然会造成厚古薄今。我的《六朝乐府与民歌》一书，这种毛病比较突出。书中对吴声西曲各曲调的作者、本事、谐音双关辞格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考证和探讨，内容显得很琐细，而对于这些歌辞的思想艺术特征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就不能运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来进行正确深入的分析。这样的研究，明显地表现出资产阶级治学方法的错误。
+
+　　必须指出，马列主义者也是非常重视材料的。毛主席要我们重视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时候，掌握并钻研了非常丰富的材料。但他们并不停留在表面上，以搜集罗列材料为目的，更不是以资产阶级的观点对材料进行错误的解释和分析，而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从大量的材料中引伸出正确的结论，阐明事物的本质规律，指出历史的发展方向，从而能够正确指导人们发挥革命战斗精神，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用这样的观点方法去研究历史，研究古典文学，就不会淹没在史料堆中，脱离实际，为考证而考证，而真正能够做到古为今用。
+
+　　我的所以犯了重材料轻理论的毛病，是有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在大学学习时代，受当时资产阶级学风影响，就认为有价值的历史著作应当是引经据典，材料丰富，考证详确，而不问其立场观点如何；对一些运用马列主义观点而史料不充实的作品，则感觉浮浅，不予重视。大学毕业后开始作研究工作，受到一些前辈先生的影响，更认为要作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必须多读古代各方面的史料，阅读掌握的史料越多，就越可能发现前人未注意的东西。当时所醉心阅读而向往之的著作是清代学者的一些著作，在当代学者中，喜欢读陈寅恪、闻一多的单篇论文。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的一些论文也是我非常钦佩的。当时正是全国解放前夕，革命斗争非常剧烈，民主运动空前高涨，我却闭门读书，埋头于故纸堆中，不问政治。就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我写下了《六朝乐府与民歌》一书的初稿。这本书解放后虽然经过修改，但基本上是旧面目，它所以突出地表现了重材料轻理论的毛病，显然不是偶然的。
+
+　　解放以后，经过不断的学习，自己也认识到这方面的缺点，想有所改变。平时比较注意学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想把它运用到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去。但由于刻苦钻研很不够，加上自己在政治方面的立场观点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还很严重，因此就不能很好以马列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研究工作方面的理论分析也就不能深入，常常显得浮浅，当然更谈不到运用马列主义创造性地解决中国文学史上的实际问题了。自己对此也不满意，但不能进一步努力解决，反而常常回过头去想：理论工作很困难，发展很快，容易犯错误，不如多做些史料考证工作来得切实一些，变化少。又因自己外语学得不好，许多外国的特别是苏联的文艺理论和文学史著作都不能读到，不能得到很多的借鉴，更感到要在理论分析方面深入下去很困难。在这种怕难思想指导下，平时还是把更多的力量放在写作史料考证的论文方面。对文学史中的某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怕谈，如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问题，报刊上曾发表过若干论文，同学曾要我在文学史课中谈谈，我却因对现实主义的概念理解不透彻，对外国文学史中的现实主义文艺发展历史，没有什么理解，怕谈起来犯错误，没有答应。慎重地谈是应该的，问题在于因为感到自己在这方面基础差，怕犯错误，就根本不去深入钻研，争取由不懂到懂。试问，作为一个高等学校的文学史教学工作者，对如此重要的问题不进行研究，怎么能胜任愉快地完成任务呢？对于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具体复杂的现象，马列主义并没有现存的结论可供我们搬用，假如因怕犯错误而束手不干，不通过实践来提高，又怎么能使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呢？我们的文学史教学工作是为新的政治经济服务的，是为发展新文学服务的，我们必须不害怕困难，努力学习并掌握新鲜事物，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起促进作用。
+
+　　今后，我决心克服重材料轻理论的资产阶级学风。最近阶段我参加了本系《中国古典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工作，着重探讨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研究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发展过程及各阶段的特点。现在的教材还比较粗糙，今后我们将通过集体备课，深入探讨。文学专业古典文学专门化教学计划中有一门“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发展”课，着重探讨“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史研究中两条道路的斗争，若在过去，我是怕教这样的课程的，现在我决心参加这门课的教学工作，通过它来进一步克服重材料轻理论的毛病。
+
+## 二  盲目颂古的倾向
+
+　　在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第二个突出的表现是对古典作家作品肯定太多，批判不够，形成精华与糟粕不能严格区分盲目颂古的现象。例如南北朝乐府民歌吴声西曲的歌词，有不少地方包含庸俗色情成分，是应加批判的。但我在为《语文教学》杂志所写的《南北朝乐府中的民歌》一文中，就没有作必要的批判，使读者对这些歌词会产生不全面的理解。在《陈子昂和他的作品》一文中，对于子昂《感遇诗》一些思想感情消极悲观的篇什，其中充满了对于人生的祸福无常的感叹和忧虑，对于神仙和隐逸生活的赞美和追求。我也指出这些篇什反映了佛老神仙思想对陈子昂发生了消极作用，但接着用更多的篇幅去论证这些篇什是对于当前政治的一种间接的批判，实际上也包蕴着不与统治者合作的反抗精神。（见《文学遗产增刊》第四辑109—110页）肯定多于批判，这是不妥当的。这种肯定多于批判的现象，在隋唐五代文学史的教学中暴露得相当显著，如对李白的求仙学道，纵酒放浪，较少批判其宗教迷信和颓废的人生观的一面，更多肯定它的反抗统治者追求个性解放的一面。对王维的田园诗，较少批判它的消极出世一面，更多肯定它的大自然形象的描写能力和精炼的语言这一面。对李商隐的爱情诗，较少批判它的感伤消沉的一面，更多肯定它大胆表现爱情、真挚执着的一面。
+
+　　这种对于古典作品中的糟粕批判不够或没有批判的现象，显然是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思想的反映。它的危害性是很大的，毛主席告诉我们说：接受我国古代的文化，必须“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坚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的不是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新民主主义论》第十五节）对于古典作品中的糟粕批判不够甚至没有批判，同时肯定过多，就是毛主席所说的颂古非今，赞扬封建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就会起引导他们向后看的坏影响。在批判厚古薄今运动中，全国各个高等学校，揭发了许多触目惊心的事实，说明古典作品中的毒素，是如何地在腐蚀青年学生的意志和生活。我校中文系学生中，就有人学习李白，生活自由散漫，喜欢喝酒；有人学习王维，整天徘徊林园池沼，不问政治。当然，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主要原因之一，难道不是古典文学教学工作者和研究工作者的颂古非今的错误倾向吗？作为一个人师，在青年学生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成长方面，所起的不是促进作用而是促退作用，能不深深警惕和痛心吗？在警惕和痛心之后，能不多想一些具体途径来坚决纠正这种错误的倾向吗？
+
+　　近几年来，在古典文学的研究领域中，普遍地产生了厚古薄今现象，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对古典作家作品作了许多不应有的赞扬和称颂，盲目颂古，美化死人，引导读者向后看，发生极不良的影响。在此种风气下，我当然也受到影响，例如对李白、王维、李商隐等作家的评价，都受到别人文章的影响。但这只是次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在思想上存在问题。这可以从人生观和艺术观两方面分别来谈。
+
+　　在人生观方面，由于自己过去一向不大关心形势，不爱参加社会活动，喜欢一个人关起门来念书写文章，喜欢过安静的生活，脱离政治为学术而学术的倾向很严重，因此对一些隐遁山林消极反抗现实的作家常常容易发生好感，觉得他们人格高尚，不同流合污，不争名夺利；对他们作品中描绘的幽静的生活环境，更感优美，甚至有向往之感。这样，就会只注意他们那种愤世疾俗反抗现实的优点，不注意那种消极避世悲观失望的重大缺点。新时代跟过去时代已经完全不同，新社会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为每一个人提供了发展个性贡献才能的充分可能，“怀才不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固然应该同情过去作家的不幸遭遇，但不应该无批判地欣赏他们的超尘出世的思想和行动。这样的理解，自己在理论上也还是认识到的，但由于长期脱离政治，没有能得到很好的改造，在对待具体作家和作品上，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肯定过多，缺少批判了。
+
+　　在艺术观方面就是重视艺术性忽视思想性，重视古典作品的艺术形式的完整和语言的精炼，忽视其思想内容的包含毒素。我在少年时即诵读古典作品，接触时间较长，对它们的辞句的优美，音调的和谐，非常欣赏和喜爱。如李商隐的七言律诗《无题》之类，就是觉得格律严整，语言沉着而又宛曲，念起来味道元穷。如果艺术性较高的作品在思想内容上也能引起我的共鸣，那就更能使我喜爱。如王维、孟浩然，刘长卿等一类诗人描写山水环境，发抒自己悲凉情绪的作品，我是很爱讽诵的。所以深入一步讲起来，所谓重视艺术性、轻视思想性也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凡是我们所赞美的艺术性较高而思想上包含消极因素的作品，常常是我们思想上跟这些作品内容自觉或不自觉地有着共鸣，至少是嗅觉不灵没有发现或重视其中的糟粕，没有意识到应该做消毒工作。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在评价艺术作品时，“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因为文学艺术是最好的宣传工具，任何阶级在阶级斗争中都要利用它来为自己服务。重艺术性轻思想性在艺术批评上是形式主义思想，是反动的艺术观，实质是起着宣传反动思想即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思想的作用的。
+
+　　由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在评价具体作家作品时，就很自然地产生肯定过多，缺少批判的现象。我平时所留意的常常是：要同情古典作家的遭遇，尊敬他们的成就，避免粗暴的否定（当然粗暴否定是不对的），不要厚诬古人等等，好像文学史的任务就是专门表扬古典作家作品的成绩似的。至于这类作品对群众对青年学生的思想行动影响怎样，就很少考虑到。这不是厚古薄今是什么？
+
+　　同学很年轻，思想一般比较单纯，容易受各种思想的影响，特别容易感受艺术感染力强大而包含消极因素的作品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现在还有不少同学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过去有较长时期接受资产阶级教育，解放后还没有进行澈底的思想改造，在思想感情上也存在不少不健康的东西，容易与古典作品中的消极因素发生共鸣，把它们作为自己精神上的同伴。对于同学这样的思想情况，我和教研组的其他同志们都是不了解或者了解极少的。我们自己思想上存在问题，又不了解同学的情况，在教学方面当然不能做到使古人为今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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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决心克服这一错误现象。新编的古典文学史教材，对各时代的作家作品，都注意指出它的局限性，批判其封建糟粕部分，突出历史上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一些一时不易解决的问题，以后要通过集体备课，发动同学鸣放来深入解决。更重要的是要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工作，澈底克服脱离政治，为学术而学术的倾向，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真正用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和艺术观武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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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教研组编《“中国文学发展史”批判》，中华书局，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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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2/00001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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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我在文学史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
+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林庚>
+
+　　双反运动以来，大家对于我在文学史研究上的一些不正确的观点提出了很多意见，而且主要集中在“寒士”、“布衣”，与“盛唐气象”、“建安风骨”两类的问题上，这说明这两类问题突出的表现了我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和方法。最初我不大能理解问题究竟在哪里，我想寒士与权贵之间的矛盾，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这里难道寒士不是站在进步的一面吗？杜甫的诗“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寒士如果没有进步性，杜甫想让他们都“欢颜”的思想又为什么评价很高呢？长久以来我就看见自己这一方面的理由，而且越想越有理。读了苏联《历史研究》编辑部“论封建社会形态的基本经济规律”的讨论总结中说：“可是，在封建生产关系还保证着生产力进一步增长的时期，封建主阶级是起着进步作用的。”（1955年，《史学译丛》第五期）我想我在封建社会的上升期并没有肯定地主阶级有进步性，只是肯定寒士阶层（封建地主阶级的中下层知识分子）起着进步作用，而且是在反对豪门权贵特权阶级，要求扩大政权基础和开明政治（兼济天下）这样一个中心倾向上肯定寒士的，自以为这里应该不至于会有大错，同时《历史研究》的讨论总结还说“怪不得农民起义的口号通常是要求恢复原来的状况（指增加地租时原来的地租），是要求取消新的贡赋和苛捐杂税”。我想这不也是开明政治的要求吗？那么我说寒士的斗争与农民起义之间有其吻合之处（当然也有共不同之处），似乎也不会大错。而且我很强调封建社会中的进步性应该与农民的利益或要求有一致的地方，正是为了要强调农民的利益或要求乃是一切进步性的准绳。这有什么不好呢？长期以来我没有能认清到底问题在哪里。这一次大家意见提得非常多，而且很集中，我才开始发现我与大家的分歧不在寒士是否有进步性上，也不在于这个进步性是否符合于农民一定的利益，而是在于我只强调其进步的一面而没有更清楚的指出其阶级局限的一面，只强调其与农民利益或要求吻合的一面，而没有强调其与农民利益或要求的矛盾的一面，这就必然夸大了，其进步性而冲淡了阶级的局限。发现了这一关键性的错误之后，对于许多问题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例如我对于古代作家没有加以批判的问题也正是同一性质的。只是肯定（尽管肯定上也有高低之分）而不加以批判，正如我们只看一个人的优点而不看他的缺点，势必就会把这个优点片面的夸大起来，而我对于寒士的问题也正是逐步的夸大了的。当我在《文学简史》中用“寒士”这一名词时，我还没有把“寒士”的概念与“人民”的概念混同起来，可是当我在《诗人李白》中用“布衣”这一概念时，由于“布衣”原意就是古代“平民”的意思，我就觉得他与人民的概念十分相近，我想以布衣自居的人也就是以社会群众的资格出现的，而人民的概念与阶级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并不一定都是完全一致的，例如解放战争中，由于当前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所以民族资产阶级也可以算做人民，虽然我们的理想，最后乃是社会主义革命，是要取消剥削制度的。布衣既然是与权贵对立的概念，那么在古代反权贵的历史任务中，似乎也可以算做人民，这样我就觉得古代以布衣自居的进步作家似乎可以算做人民。例如曾经参加黄巢起义的皮日休就自号“闲气布衣”。我这样不知不觉的就把古代进步的作家由具有进步性、人民性，竟而夸大成了可以算是人民。经过同志们指出，这是完全错误的，我这时才认识到片面肯定而不加批判的危害性，它使得我越肯越多，而阶级的界限也就越来越模糊。而我自己还认为自己是在这里作阶级分析，在分析古代作家的进步性与农民阶级的吻合之处。自以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前期，文学作品主要既是抒情诗，而抒情诗多半以作者自己作为抒情的主人公，很少直接描写农民的生活，那么要判断这些抒情诗有无进步性，只有分析它与农民阶级的利益或要求有无吻合部分。我以为这才是阶级分析的复杂之处，而阶级的区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区分，是明显的，不言而喻的，并且介绍古代的作家主要当然是介绍其值得介绍的一面，首先是有无人民性的问题。所以阶级分析主要应该是分析其有无进步的一面，可是我这样片面的分析，其结果却是阶级界限越来越模糊。从同志们的许多意见中我现在才清楚的认识到，在封建社会中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剥削与被剥削的界限，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界限，而我却着力的在权贵与寒士之间划了一条突出的界限，单就这条界限说，它不是不可以划的。但是如果由于这条界限划得太强调反而使得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界限不被注意，这就是错误的。它使人仿佛觉得统治阶级的封建性只是集中在封建贵族阶级的身上，这也是不正确的。寒士的“兼济天下”的抱负固然有其进步性，但仍然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放松了这一点，就脱离了阶级分析的基本原则。我的错误就在这里。列宁说：“人的认识并不是直线（也不是循着直线进行的），而是那无限地近似于螺旋形的曲线，这曲线的任何一个断片、截片、小片，都可以转化（片面的转化）为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一直线就会导引到泥坑。”（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219页）寒士的斗争如果可以说有进步性，也只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断片。我正是把它片面的转化为独立的完整的直线，因此也就引到唯心主义的泥坑。列宁这段话我以前读它时并不觉得引人注意，今天才有真正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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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建安风骨”、“盛唐气象”一类的问题，其实就是时代性格与风格的问题。诗人的思想感情除了表现在具体的诗歌内容上，也还表现在作者所具有的风格上。对于抒情诗来说，诗人的风格其实也就是诗人的性格形象。我又读了恩格斯关于典型环境典型性格的论述，在《给哈克纳斯的信》中我体会恩格斯是特别强调了一个大时代的环境对于形成典型性格的重要性。联系到抒情诗上，我就觉得一个时代环境也会形成一个典型的抒情主人公的性格。这个抒情主人公的性格和风格也就是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的，诗人们除了通过作品中诗人的具体思想内容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也还通过诗人所具有的风格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我想象盛唐气象这样富有时代性的风格难道事实上不存在吗〉这里说的虽然只是抒情诗，然而如我们所能看到的唐代的壁画、雕刻不也具有类似的风格吗？而且关于那些壁画、雕刻一般人还认为多半是出于劳动人民之手，然则这个风格能说并不普遍存在吗？乐观主义精神是民间文学的优良传统。如果文人作品在风格上突出的具有乐现主义精神，我们能认为它在思想感情上与人民的思想感情毫无联系吗？我总觉得盛唐气象所反映的时代精神面貌是有进步性的，虽然盛唐时代还是在封建统治之下，正如爱国主义精神也是有进步性的，虽然所爱的国家仍然是在封建统治之下。盛唐时代经济繁荣生产力迅速的发展，这里首先决定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改善，这主要是由于农民起义斗争所推动的。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改善，无论均田制、轻赋税，或其他开明政治措施，首先又都由于能让农民生产情绪提高，那么盛唐气象中所反映的健康的爽朗的蓬勃朝气，能够说是只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吗？当然这不等于说盛唐气象就直接反映了农民的全部思想感情，只是说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带来了朦胧的憧憬和希望，而社会迅速的繁荣发展又客观上是符合农民的利益的。这时进步的力量抬头，腐朽的势力受到压制，因此反映了这样时代精神面貌的性格与风格，是有进步性的。最后我想：是不是风格根本就无所谓进步不进步呢？或者虽有进步性而又与广大人民没有联系呢？是不是风格中不具有任何思想性而只是一个语言技巧的问题呢？长期以来我一直纠缠在这些具体问题上。这次经过大家一再的提意见，现在我认识到时代精神与风格的问题也是—个片面转化的问题。问题主要的并不在于存在不存在这样的风格，也不在于这个风格是否有进步性思思性，而在于我把风格中的思想性片面的转化为独立的东西而代替了全部的思想。我以为在抒情诗中，风格就是诗人的性格形象，诗人的具体思想感情可以有喜怒哀乐，可以因其面对不同的具体事物而有所不同，而诗人的风格与性格形象却是长期形成的，比较统一的，它可以更概括的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而我的题问也就出在强调这个概括性上。因为这个思想性既然比较概括，也就更为抽象，即使它是进步的，也不能保证这个风格之下的每一个具体思想情况。正如一个正面的人物性格形象，他的思想情况有时候可能进步些，有时候就可能不进步些，甚至于在某种情况下也可能是落后的，虽然总的说来它是进步的。这说明风格中的思想性只是一个总的精神面貌，不能作为判断作品中思想性的依据，只能作为参考而已。而我所强调的精神面貌又是时代的精神面貌，这就更为概括。因此我对于作家生平—般的也不重视，因为我觉得作品的价值不在于表达了作家自己的什么，就是抒情诗它的价值也还在于能够通过诗人自己的抒情概括了表达了那个时代中人们普遍存在的思想感情。那么诗人个人的生平就并不重要。归根结底我强调的还是反映了时代的精神面貌，还是概括性，至于具体性较弱我觉得这原是抒情诗的本色，而抒情诗并不因此变得空洞，则正在于有性格、有风格。因为风格直接的塑造了诗人的性格形象。我这样强调抒情诗中的概括性与风格，又强调风格中的思想性与进步性，现在看起来我的《文学简史》，就等于一部抒情诗歌风格史。而风格无疑是属于艺术范畴的，这里暴露了我的纯艺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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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所以强调概括性，又由于中国古代抒情诗往往概括性很强而细节真实较少；一般题材的抒写很多，而具体社会生活内容的写出较少。要认明这一部分数量相当大的诗篇究竟反映了时代的什么，具有什么样的思想性，就需要同时参考它的风格。而我又以为抒情诗因为缺少细节真实，所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就不容易得到充分的发展，而浪漫主义较为概括的创作方法是更为适合的。贯串着中国文学史中古代以抒情性为主的发展，我也就特别强调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我对于屈原李白特别喜爱的原因在此，我特别强调作品中解放的情操与追求理想憧憬着光明面的热力，其原因也在此，虽然那理想是有着历史局限的，那憧憬是并不十分具体的。这就使我在思想上强调反权贵，反礼教，反庸俗，追求开明政治、人才解放、个性解放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进步性的事物，在风格上强调摆脱束缚、富有展望的性格形象。总之，既然强调积极浪漫主义，就不能不强调理想面，对于没有鲜明的正面形象而单纯暴露黑暗的作品，也就不够重视，因为这些虽然是现实主义的诗篇，但它的创作方法在抒情诗中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我的偏见以为古代诗人除了杜甫曾经掌握了高度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外，一般诗人的现实主义作品多半还是停留在比较粗糙的阶段。既然没有充分发展，因此在文学史上也就不够重视。当然我是会看到这些作品中的思想性的，我也通过它来说明作家的思想。例如李白《古风》中的一些诗，我曾经强调它来说明李白的思想。但是作为李白的主要成就，我还是强调李白的富于浪漫主义精神的乐府诗。我觉得《古风》中的一些诗可贵的只是思想，还没有达于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而他的乐府诗才是真正有风格的作品。总之我强调的最后还是这个概括性的风格。我没有想到现实主义在古代抒情诗中既然一般的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那么点滴的成就就更应该珍视，即使比较粗糙，也应该强调出这个传统的可贵来，因为它是反映现实生活更为直接的创作方法。然而我却片面地强调了浪漫主义，我只从艺术成就上来取舍。这是完全错误的。
+
+　　一年来大家对我的期望和帮助，使我今天能够认识自己在学术思想上的错误。这些错误有的表现在片面性上，有的表现在艺术性上，而其根源都是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在主观上我是想要运用阶级分析，想要在艺术分析中贯串思想分析，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可见观点方法不正确，最后总是错误的。资产阶级甚至封建残余暗中把我引到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的泥坑，片面则必然是唯心的，抽象则必然是形式主义的。而厚古薄今迷信古人，使得在古典文学研究上总不能摆脱旧的一套。例如对于古代已有定评的作家作品总愿意肯定得多些。比方阴鉴的诗自己也说不出它有什么可肯定的地方，然而因为杜甫说“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鉴”，又说“颇学阴何苦用心”，觉得这总不能不肯定，好在那些诗也并不反动，就引了些前人的评语，姑且肯定在那里，不肯割爱。而优秀些的作家作品，就更要强调他们的进步性人民性。当发现大多数优秀的作家们都具有寒士的思想感情，而寒士在古代历史上又有一定的进步性，自然而然地就把寒士特别强调起来。总之对于古人原谅多，批判少，以为当时一般作家人所难免的缺点不过是历史局限而已。而自己在思想感情上无疑的与旧时代的思想感情有着若干联系，所以就是批判也没有力量，或者这里虽然批判掉，在别处又肯定了，在理性上虽然否定了，在感性上还是肯定的。例如王维后期寄情山水的隐逸诗，我是认识到它的落后性的，而且也是从来不加以肯定的。然而在分析思想性的时候虽然加以批判，在分析艺术性时还是引了一些这类的诗句作“诗中有画，画中有词”的说明。为什么不能引一些其他较为进步的诗来说明它的艺术性呢？这里除了感情上还没有完全加以否定，是很难有其他解释的。这里说明残余的资产阶级以及封建的思想感情，必然影响正确的观点方法。而方法上的片面性又必然使得不正确的观点有机可乘。例如研究古典文学“古为今用”的问题，这应该说是好的了，可是我就想起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提法来。我想社会主义内容在古典文学里恐怕不容易找到，而民族形式当然是由来已久，古典女学大有可为。而且社会主义内容是属于思想性的，民族形式是属于艺术性的，那么古典文学可以古为今用的地方，主要的恐怕在于它的艺术性。我这样不知不觉的又片面的强调起艺术性来，这显然是错误的，我尤其没有看到文学史正如其他的社会科学，主要的还要贯彻社会主义教育。不破不立，双反以来，破了我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我现在认识到肯定必须与批判相结合，风格必须与具体思想相结合，浪漫主义必须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科学研究必须与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相结合，必须首先划清阶级界线，然后才能分析阶级间的联系，这样才能克服资产阶级的残余，免于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的片面性，树立起马列主义的唯物辩证观点和方法。
+
+　　这次从大家的意见中，使我获得更多警惕的是只强调历史观点而没有现实观点，必然是会犯错误的。例如反礼教，反权贵，反庸俗等，这些封建时代中正面的形象，必然会产生个性解放、平等自由一类的概念。这类概念在不同的时代中当然打上了不同时代的烙印，有着不同时代的涵义。然而我们既还没有封建时代中这类概念的专名词，就不免会与资本主义早期的思想相混，虽然这些思想在历史上是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的，但是在今天现实中却早都已落后，那么只有历史观点而没有现实观点，就显然会带来了危害性，这里深深的又使我体会到强调现实主义的重要性。因为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基本上是批判现实主义，具有强烈的批判力量与消毒力量，它将有助于加强历史观点中的现实观点。这正是我从来所缺少的。那么为什么缺少现实观点呢？归根到底是因为在思想上还没有政治挂帅，在立场上还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这就是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最后根源。
+
+　　来源：北京大学中国语文学系编《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第二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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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我的灰色人生观
+
+　　<北京航空学院、古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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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在党的培养下成长的穷家女，按理应是党的忠实的儿女，然而以往的我并非如此。“现在我再也不能这样了，我应从此好好地干，为将来更好地为党底事业而干，决不再使党遗憾了，决心不使党失望了。为此在今天双反烈火四起时，我再也不能再隐藏我的罪过了，请同志们也不要原谅我过去的罪过，只有狠狠地烧去过去身上的污物，才会有崭新的身躯。现在让我揭发我过去的罪过吧！
+
+## 一、立场问题
+
+　　过去谁说我立场有问题，我是绝对不承认的，我自己认为我一向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我是爱党的、我是拥护党的，如不是党救了我，哪会有今天大学生的我，哪会有家庭经济生活的提高，哪会有父亲退休得到照顾……这一切的一切没有使我忘记党的恩情，正由于党对我有利，所以我是从心里感谢党的，热爱党的，如果党不对我有这么多好处，我是否还会真的热爱呢?我从前没有想过，现在想来是肯定的回答：不会的。我的爱党是从我个人及家庭经济地位的提高产生的爱，在政治上就没很好的考虑过，这些也就是没有使我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的因素。
+
+　　我没有反党，这是主观上想想而已了，然而实际又做得怎样呢?从我的日记中就可看出：我是抽象地肯定了热爱党，具体的表现是：否定了党。
+
+## 附：57年3月11日日记片断
+
+　　……为什么我会这样呢?归根到底是专业问题，我讨厌一切人，但我并不讨厌共产党，我讨厌的一些人是假仁假义的(注：指党员同志)
+
+　　一进入大学分配在经济系就很不高兴，就怨党不照顾我，怨本班党组织不了解我的痛苦，因而对党组织不满，与党员同志接触时总是格格不入，见到党员同志在动员别人打通思想时，总这样想：他们一定不是说心里话，都是假积极。这样想法我认为是有一定基础的，记得入大学后第一次小组会上就谈专业问题，一位党员同志就谈了许多大道理，当时我也深受感动，感到这人真不错，然而不久就看到他本身也在闹专业思想问题，并因此将身体搞垮了，这事对我的影响不小，同时一开始时就有几个党员同志转到其他系。从此也就逐渐产生了对党组织、对党员的不满。
+
+　　严重的右倾思想：对“再论”学习很不感兴趣，认为与我无关，在讨论争论问题时不愿听正面意见，认为正面意见没啥可说的，就是那么回事，即使偶然的发几句言也是微不足道的，并在讨论大民主问题时表示同意：认为只要不反党就能用，感到大民主解决问题痛快。
+
+　　整风初期对右派的猖狂进攻一点也嗅不出来，而对初期的大字报颇感兴趣，看了后并在某些方面心内有同感，当时对3303大字报很感兴趣。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表现了我的对党的不满情绪。
+
+　　反右斗争开始时认为突然，后来对右派的恨，这是因知道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但由于立场不是很明确的，在反右中并不积极，不专心学文件，开会也不专心，严重的是在脑海中有过退团的想法。这是在反右初期，因为我在右派进攻时表现很不好，想到要整团，一定会“挨整”，退团后不是就不挨整了吗?随着反右斗争进展，我的这种想法才打消了，意识到退团是可耻的。
+
+　　对右派是恨的，但对老同学中右派就表现得很温情，如政法学院有一老同学成了右派，虽说叫他真实地彻底交代，然而在做法上却表现了严重的温情主义，临走时还握手告别。又一次是暑假回家，一个右派同学和其他同学到我家去，既去了又不好意思赶他走，仍当客人招待，并握手欢迎，这都说明了我在敌我关系上没有划清界线。
+
+## 二、个人主义
+
+　　1．个人主义是我最大的脓疮，也是我一向表现不好的根源。在中学时，就因个人主义几次申请入团未被批准，而对团抱有成见，觉得不入团，对个人面子不好看，并不是真心认识到入团的重要意义。到高中时，也还没写入团申请书，到1954年时，还是团员同志问到我后才写，当批准了我入团，个人的要求也就满足了，至于如何进步也不再考虑了。从小学入中学时，都担任了一些社会工作，也是不愿干，工作未搞好也没有得到多大批评，在每次的成绩单评语上，还受到几位班主任的夸奖，自己就骄傲起来，成绩单拿回去，父母也很满意，当回家帮助干了一些活时，邻居们也都夸奖。因此从小在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下，个人主义就逐渐的滋长起来了。
+
+　　高中毕业时，在填报考大学的第一次志愿书上全是填的工科，而且均是离家近的上海、南方的学校，最远的是在杭州，当时我父母愿意我在南方。有一次教导主任在高三全体同学会上，批评了我的错误(没提名)，会后我就大发牢骚，班主任找我谈话，还和他吵了一架，哭了一场。后来报考航院我很高兴，因为学校在首都——北京。另一方面女学生念航空，是希罕的事，感到很荣幸。
+
+　　到了航院并非个人所理想的那样，就产生不好影响：还是南方好，温暖的气候，丰富的物产，生活条件好，这还其次，更主要的是遇到了专业问题，没开课前闹得我头昏脑胀，但我没提出，之所以没提是因我在志愿书上填过“服从祖国需要”，又害怕来自同学们的批评，更怕是受到团纪处分，(因我找不出充足理由，所以处处怕)不提出不等于解决了问题，因此我一直心中不满，对任何事情都感到反感，引不起我的兴趣，遇到政治活动更没兴趣了，再加上学习上的吃力，因而也就逐渐产生了各种想法；早知如此，不如在南方，寒暑假还可以返家，“真是见不得爷娘，回不了家乡”；早知如此，在报考时，不服从也就不会有专业问题了。事实上并非如此，有个人主义的人，是永远不会满足的。记得考大学完后，由于考得不好，所以就高唱“只要能取，什么学校都可以，总比没学校进强。”考取了，有大学进了，但并非满意，还是整天牢骚不休，记得有次张文龙同志找我，谈专业问题，举了很多例子给我听，一个多小时的谈话没有动摇我半点个人主义的想法，一再强调兴趣，至少说了几十个“我就不喜欢，就不高兴，学什么经济不经济的，如果叫我现在不念书而去做工人，我一定乐意”，这回答的本身就也意味着个人主义，为什么不愿说去做一个农民呢?
+
+　　经过一些运动后，专业问题总算解决了，不再如此苦恼了，愿意学了，但并不等于个人主义清洗了。我曾经为三年级分专业问题想过，想的不是祖国需要、不是兴趣爱好，而是拣厂址在南方，离家近的专业，这南方实在使我太留恋了，还为毕业后，在何处工作想过：坚决不愿留校，一定要到工厂。通过这次检查，我想个人主义是会有所减少了，但一旦遇到新问题时，还会产生的，但我也相信，那时的思想斗争会很快胜利的。
+
+　　三、人生观问题
+
+　　人为什么要活，活着又是为什么?从现有理论水平来说可以大讲一番了。但我从前是怎样想的呢?我高兴时扫兴时各不相同，在开朗时愁闷时又不同，但是灰色人生观在我思想领域中占领的时间长，请让我以日记来说明吧!(我只在最痛苦及最高兴时才写日记)
+
+　　57年2月21日
+
+　　近几天生活过得特别无意义，好象生活在苦海中一样，生活得几乎一点生气也没有，真是还是死了好，生活多么没趣啊！是我固执呢，还是现实对我来讲不满呢?难道人家会开心我就不会开心吗?当然现在的心情与以往的一切的一切都使人痛苦，家庭……
+
+　　……唉，念一天算一天，烂泥萝卜吃一段洗一段吧!再加上我即使念完了大学，将来又能做什么呢?我想象我这种人不会做出大名堂的，可能到那时，本位工作还完成不了呢！万一真是这样，倒不如现在工作的好。然而现在有谁给工作你做呢?事实上客观上不可能，而且我主观上还不十分乐意，因人家都进大学啊！而你呢?既无技术又无知识……
+
+　　57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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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午的时间没很好看书，人家抓紧时间复习其他功课了，而我什么也不高兴，这样继续下去真是后果不可想象，前途也就可想而知了!工作的能否也成问题了。唉，为什么呢?如果我现在在南方的一个什么工业大学里我将是多么愉快啊！我可能不至于变得这样沉闷，可能学校的什么活动我都会参加的。而现在呢?我就是不高兴，就是不高兴啊!连看见人家笑都在生气的，看到人家唱歌跳舞我也是气，当然参加是成问题了。我最讨厌的是跳什么青年舞，真可笑，我今后坚决不跳，这并不是保守和封建，我感到生在人的世界上无味了，希望做避世之人。
+
+　　57年2月28日
+
+　　死吧！死吧!快死吧！赶快死了真快乐。
+
+　　生活有什么意义，生活有什么意义啊!人的一生不是属于我的。我活在世上象一只绵羊，甚至连绵羊也不如，象猪狗，象鬼，象死人，象恶魔，象冷酷的心，象死去一百年前的人那样。甚至还不如。我象原始人，唉，不象原始人，象原始时代的昆虫，唉，不象，象原始时代的一个细胞，唉不象，象无生命的微生物。
+
+　　我恨，我恨我自己。我恨我的过去，我恨我的现在，我恨我的将来；我爱我过去的母亲，我爱我现在的母亲，我爱我将来的母亲。母亲为了我而辛苦了一生，化费了毕生的劳动，而我对母亲呢?却是一无所有，一无所有。使母亲失望，使父亲恼恨，唉!现在在悲痛万分的情景下，四面楚歌，四面是大火，四面有虎豹，前面有大山，后面有凶虎，前怕狼后怕虎，总有一天得会完蛋，唉！完蛋吧！完蛋吧！我希望现在赶快生一场必死无生无药可医的病，一病就死，那是多么快乐之事啊！在地底下的生活是太愉快了，那儿是极乐的世界，那儿没有争吵，那儿没有打骂，那儿可以安逸，可以安逸啊!
+
+　　我不寻死，我若真的寻了死，那些家伙(是指周围人)定会造谣胡说一大场了，要死得不给人讲坏话，最好现在生病死了好啊！
+
+　　我数日来的日记是我记载凶兆之言，总有一天，并且一定会来到凶兆，让凶兆赶快来到吧！
+
+　　57年3月11日
+
+　　……我以后永远不看电影，我以后除非到棺材里才高兴，我没一天是高兴，我讨厌一切，讨厌人生，讨厌生活。
+
+　　生活有什么意义，只不过是为了衣食住行，任何人的工作都不过如此。只不过有的是为了个人，有的是为了多数人。而我呢?既没有为别人生活而生活，也没有为自己的生活而很好地生活。
+
+　　以上是在我极端痛苦时的日记。痛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此不多谈。在我的痛苦解决后，就对人生的看法有了改变。现在也以日记片断来说明吧！
+
+　　58年1月13日
+
+　　一个人应怎样的生活着?
+
+　　……人应怎样生活呢?首先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然而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除掉以往的一切阻碍是不容易的，是要有一痛苦的过程的。遇到小事时不能再按自己高兴怎样就怎样了，这样会埋没自己的一生，会使党失望的，是对不起党的，党——我亲爱的救命人，要不然我现在在何处是不可设想的了。
+
+　　…………
+
+　　生活是美丽的图案，应该培养对生活的热爱，培养自己对人的感情，培养对全人类事业——共产主义事业的热爱，对未来的热爱。未来是美好的，未来的一切是我们的，是我们青年人的，应该为美好而努力，应该在现在为美好的将来作不懈的努力，作不懈的努力，努力！
+
+　　经过反右斗争，我的人生观是有了改变，不再是那样灰色甚至黑色的，但并不是说我已经建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就拿要求入党这个问题来说吧!自己意识到是有很多缺点的，因而也就不敢写入党申请书，同时还用这样的说法：“入党不入党不是一样为社会主义服务吗?郭沫若不也是民主人士吗? 他不是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吗?”来原谅自己，实际上也就是没有建立起共产主义人生观，没有意识到参加党团是站到共产主义先锋战士岗位上去这一点。“中国青年”上有这样一段话，我曾摘录：“参加了党团就意味着你决心站到共产主义先锋战士的岗位上去，自觉地服从人民的需要，负担起更大的责任，遵守党团组织严格纪律，甘心情愿放弃个人利益和名誉，为党为革命贡献自己的一切”。我虽然摘录了这段文章，但并没有真正从思想上去接受。总起来说，我的共产主义人生观是没有建立起来，这次双反是革命，我的灰色人生观从此被革掉，我要为建立共产主义人生观而努力！
+
+　　来源：《批判个人主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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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我的资产阶级享受思想
+
+　　<北京矿业学院、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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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一个人的一生应当是过得舒舒服服的，所谓舒服，就是吃、喝、玩、乐、享受而已。至于别的，想得很少，甚至没想。虽然说起来也知道一大套理论，但实际上我所走过的道路，是资产阶级思想给铺起来的。
+
+　　由于有吃、喝、玩、乐的享受思想，它指导我的一切，因此在各方面都反映出来：
+
+　　(一)政治立场  由于有吃喝玩乐的人生观，对政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看法。我认为政治是与我无关的，因此对一切运动都漠不关心，但也不完全这样，当与切身利益有关时就特别关心了。如对统购统销政策不满意，认为只要有钱就不应当受限制，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买不到面粉、花生米，就不能使自己在“吃”的方面得到满足。对思想批判，我也不满意，认为这是限制思想的“自由发展”，也即是限制我“理想”的实现。由于不关心政治，也不愿好好改造自己的思想，满脑子一直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突出表现在反右斗争中丧失立场，几乎走上了反党的道路。
+
+　　(二)学习方面  在很小时候，就想作个医生。并不是为了治病救人或济世行医；而是考虑可以保养自己，充实“享乐”的资本，且打算开个医院使生活得更好。来矿院后，自从与爱人接近，特别是明确关系后，使我对学习抓得不紧，错误地认为爱人家里的经济优裕，不需要我好好学习，甚至有条件可以不学习作个家庭妇女。留在学校只不过为了求“名”。因此对学习马马虎虎，纯粹是混。对课外作业也是“应付差事”，经常拿别人的一抄了事。平时养成了抄的习惯，于是就给“建筑学”考试的作弊，打下了基础。这件事，我从未将真实情况向任何人谈过，但一当别人提及“建筑学”三个字，我就要心惊肉跳。
+
+　　(三)生活作风  首先表现在男女关系上，我认为结婚仅是一种形式，如果愿意的话，何必非经过这种形式不可，根本来考虑到社会道德和国家的法律。对同学不诚实，坐汽车进城，偏要说成是骑车的。怕人家说我有钱，而影响我领助学金。
+
+　　其所以产生这些思想的根源，是因为母亲经常教育我要好好念书，将来可以作大事，就不至于耽在乡下“受一辈子苦”。此外母亲也经常灌输我“年轻时应穿好些，老了应吃好些”。小时家里与一个大资本家合开了一家布庄，这资本家经常带我去逛舞厅玩，一种大吃大喝的习惯就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师大附小上学时，看到富家的子弟，上下学都有汽车接送，心里非常羡慕。上中学时在慕贞女中，很多是贵族小姐，与她们相处，耳濡目染更加深了我的资产阶级“享乐至上”的人生观。
+
+　　对我的错误以前也想到过，但并没想到去改正错误，相反的，认为自己这一辈子完了，因而悲观失望。这次运动初期，我也有过尖锐的斗争，怕说出来被人看不起，但事实不是这样。现在回想过去是多么可怕，若没有这次运动，我将会变为怎样呢?!我一定要继续将这些脏臭的坏东西烧干净，使自己早日成为又红又专的劳动者。
+
+　　来源：《批判个人主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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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91 @@
+# 万里长征第一步
+
+　　<北京航空学院、丘文镇>
+
+## 一、 从暮气谈起
+
+　　1．“听天由命、与世无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事不如无事。与我无关的人和事，能不管的，尽量不管。改变自己多舌快嘴的习惯，少说，少引起一些争端。在生活中，以弱者、下游自居，有意见就往自己肚子里埋，尽量忍耐，而且以“宽洪大量”作自己精神上的安慰。
+
+　　我相信命运(虽然，要我完全相信上帝就象要我完全不信上帝一样的困难)。因为我想把自己放到大风中去任他飘荡，以求得生活的轻松，心情的舒坦。
+
+　　2．无所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生最后，一死了之，所以总的来说，我对自己要求是不严格的，(虽然有时要求严一点，但那是因为看到别人比自己强，不服气的原故)，我感觉约束自己，进行严格的思想斗争，是痛苦的事，能够避免则尽量避免。
+
+　　3．死：“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这两句话自小为我所喜、所尊，但是，叹千古风流人物，英雄豪杰，(以我比之，差之远矣)，他们亦未免白骨一堆，我还有什么可惜的呢?以我之才，成不了李白、杜甫，以我之德，比不上屈原、文山，即使奋斗一生，看来，最多也不过象他们而已。而“奋斗一生”这句话又谈何容易呢?“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留芳百世对于已死的人来说，也没有什么，他既感受不到子孙的尊敬，又听不到后人的颂扬。
+
+　　这样，我常常是悲观失望，放任自流，心胸的宽大容得下宇宙，眼光的短浅却又常常只看到自己的鼻子尖，作出许多因个人患得患失而愚笨、可笑的事情，和同学们相处得不好，更助长了自己孤独的性格的发展。
+
+　　就是这样，随时都“视死如归”，毫不在乎，而又随时都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二个矛盾同时存在着。
+
+　　4．玩世不恭、混世思想：由于以上的思想，当我失意，感到痛苦、孤独时，想到过自杀，然而对我的年青的生命，却还有些惋惜，而且，主要的是我根本轻视那失却生活勇气，逃避现实的可耻行为，我决定生活下去，采取了听天由命、与世无争、玩世不恭的混世态度，因为人生的道路，我才走了那样短的一段，来日方长，既然跑到人间来走了一次，至少也应该多看看。
+
+　　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有时就完全解除了思想武装——虽然当我进行正面的思想斗争时，我也痛苦地感到这样作等于自杀，而且比自杀还要可怕，但是放任自流的思想却那样合自己的口味，阻住了自己。
+
+## 二、世界观、人生观
+
+　　我认为，以上暮气的表现，还得从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来求得解答。
+
+　　1．世界观问题：——我的思想认识的矛盾的一个方面。
+
+　　从小，我就考虑了很多七里八怪的问题，而主要的就是世界观和人生观问题，这些问题直到现在，没有很好的解决(如果，这些问题用上帝、神仙——事实上是用莫明其妙来解释，倒是可以解释得“通”的。)：
+
+　　常常我会突然感到周围的一切对我是那样的生疏，我不明白这些树草、房屋……以至于人，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些东西。我很奇怪我自己，有感觉、会动、会走、会吃，而且，这一切又只限于我(指感觉，“我”只能给“我”感觉，而不能代替人家去感觉)。每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就感觉到自己特殊，以为我大概是因故被罚到这个世界来“体验生活”的。
+
+　　这种以“我”为中心去考察世界的结果，必然引出两个结论：
+
+　　(1)这个世界，是为“我”或者“我”一类的人特设的。这样，周围的一切，对“我”来讲，只不过是摆设，幻觉而已。
+
+　　(2)“我”是有根基的，我之所以到这个世界上来，一定有一番作为，非大鹏下降，必白虎托生，因而，使自己眼高手低，有时候，很狂妄。把自己看得与众不同。
+
+　　一般来讲，小时候(2)占主要地位，18岁以后，(1)占了主导地位——消极悲观，失望，空虚，占了主要地位。
+
+　　在我的幼年，曾虔诚地拜过菩萨，在我的童年，因受过连环图画的影响，也曾和一些“同志”商量过去峨嵋山学道成仙，后来被母亲知道了，挨了一顿骂，而且举我四叔的具体例子，打消了求仙的想法(四叔曾私上南岳一周多，无遇，饥而归)，后来学了科学，迷信被否定了，我心中的阎王、玉皇大帝，被割去了。这样，对于生前死后的问题，就感到空虚渺茫了，这就给老、庄的思想大开了方便之门。
+
+　　2．人生观问题：
+
+　　前面已经讲过，我对自己是莫明其妙糊里糊涂的，我的思想，因别人不能回答我生前死后是什么而转不过弯来，思想上，我感到人生的空虚、渺茫、没意思，行动上，必然表现得没有朝气、暮气沉沉。
+
+　　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决定了我唯心主义的人生观，我以前在生活中也曾追求过留芳百世，光宗耀祖，但是，近两年来，应该说，我什么也不追求(如果一定要说追求什么，就是，醒来时，希望有知识，以填补思想的空虚，否则就是：睡觉)，在古小说中，有很多关于人生的事，讽刺那醉心于功名富贵的人，感到很亲切，很清高，我也的确认为光是为了功名地位而生活，是极无聊的。
+
+　　3．道家思想对我的影响：
+
+　　对于老子和庄子的具体思想，还是近年来才略有了解，(其实，他们的思想产物，早就知道一些)，以前，在春秋的十一家中，道家是我所看不起的一家，(因为，封建王朝，常常用的是儒家的思想和道家的方法——权诈，愚民政策等——进行统治的，和儒家一样，道家是个阴险的帮凶。另外，看了郭沫若对老子的描写，骑青牛而过函谷关，也颇有不肖之气)。当我具体接触了一些他们的思想后，不得不惊叹他们思想之丰富，而尤其是较合我的胃口。
+
+　　几年来，由于人生观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我对任何事物一般来讲，态度都比较冷淡，我曾经想过：到一个鱼米之乡，山青水秀，却又人烟稀少之地，盖一精巧而简朴的茅房，自耕自食，自己打鱼自己晒网，闲时，或则书房高卧，或则细读经史，或则轻抚琴弦，或则面对大自然，狂歌乱舞，毫无约束。其实，它不过是我思想上的世外桃源罢了，我也知道这是个空想，因为，高卧不起等和自耕自食、打鱼、砍柴多少总有些矛盾。庄子告辞楚国的宰相不做，却安静地，与世无争地在钓鱼这个故事，却给我这种思想以支持。
+
+　　老子和庄子，由于世界观的原故，都有着复古的反动思想，老子，主张有车马而不用，鸡犬相闻，民自老死不相往来，恢复到氏族公社或者更早的社会形态去，而庄子竟全恢复到混沌(盘古未开天地以前)的状态去，庄子的这种思想，在我的思想里(从前)也曾有过，虽然没有在我的思想上占据过一定的地位，但是，我即使现在也并不厌恶它，这也许是因为我对庄子本人有着好感的原故。
+
+　　我前面的处世方针：听天由命，与世无争，以弱者自居，等等，也和道家的思想分不开，(这种虚无主义的思想，我早就有一些。)
+
+　　在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的过程中，插进来道家的这一没落阶级的人生观并不是奇怪的事情，这是因为我本身就具有着虚无飘缈，悲观厌世这样一种没落阶级的思想和前述的世界观。
+
+## 三、根
+
+　　在我七、八岁逃日本人以前，家庭经济状况是较好的，但是，逃难以后，经济情况一落千丈，由中等资产阶级没落到小资产阶级的下层，逃难前的大家庭也支离破碎了，而我的思想的萌芽时期，正好在抗战胜利以后，(九、十岁左右)，在小学里我第一次接受了“平等”、“自由”等思想，而且是带着没落阶级的感情，(或者说对没落阶级的同情吧)以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深深地接受了它。
+
+　　抗战胜利后，“家”却继续没落，以至于到柴米油盐不可开支、连吃饭也成了严重的问题的地步，我的思想就是在这种没落的过程中，发生成长起来的，记得在逃难时(逃到遵义，寄居在友人家)，由于家庭情况的突然变化，对于别人的白眼，感到特别难以忍受，在小小的心灵里，第一次烙上了难忘的烙印，也就是厌世的烙印。
+
+　　关于阶级根源，应该说现在我的认识还是不够的。
+
+## 四、有信心来个思想大跃进！
+
+　　对于我，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在思想上并不是毫无阵地的，有时，这个阵地也还是比较强的。因为我毕竟在新社会生活了这么多年。
+
+　　在我的思想中，常常是矛盾的双方同时存在，一个时期矛盾的这一方面占优势，而另一个时期又可能是矛盾的另一方占优势，思想就是在这矛盾的过程中发展着。死，曾经使我悲观失望，可是，当我看到牛虻的死时，我却感到这是幸福，因为他是那样强烈地激动着人的心弦，一个人倒下，天下为之感慨，叹息，他心里充满了阳光，没有惭愧，因为他把一切献给了正义的事业，献给了祖国和人民。我也认为这种幸福是庸人所想象不到的，所享受不到的，是真正的幸福。
+
+　　又如，我对一切事物，虽然有着“听天由命，与世无争”的无所谓的态度。但我也有过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人民的想法。
+
+　　所以，在我的思想战场上，目前，力量雄厚的是两支人生观，一支是前面讲过的，清闲安逸，(听天由命、随遇而安)与世无争的人生观(暂且称之为“黑色”)，象蜗牛一样，缩在个人的壳子里，作世界的旁观者，冷冷清清地度过一生；另一支就是革命的人生观，红色的，把一生投身于火热的斗争中，热忱永远不灭，光辉永远不熄，可能要遇到很多困难、麻烦事，但是，是世界的建设者，是世界的主人。
+
+　　前一种人生观，应该讲，对我现在处在支配地位，当我停下来，找原因时，想起古丽亚的一句话：“顺流而下是容易的”，想起我身上现在存在的一股懒劲，是呀，要往上走，一定要斗争，要碰到更大的困难——要自己约束自己更严。
+
+　　虽然，我曾经痛击过那黑色的人生观，把他称为“活着的死人”“未烂的尸身”，可是，这仅仅是一时感情冲动，远没有使我厌恶它，真正地否认它，相反，心里总有股说不出的依恋味。
+
+　　但，回过头来说，走向共产主义社会，把我的血和汗，洒上红旗，毕竟也是我的愿望。我有决心把自己从蜗牛壳里拖出来，来个思想大跃进，使自己做一个真正的共青团员。
+
+## 五、万里长征第一步
+
+　　把思想摊开来还是比较容易的事，然而，真正的大破大立，却更困难，前面，我所否认的思想(算“检查”吧)，现在并没有大破，我所肯定的思想(算表白吧)，现在也并没有大立，现在，只是开始，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在我的思想上，也许还要经过好多的大战，我，不想说大话，但是可以肯定：在我的思想里，除掉红色的人生观以外，其他颜色的都不会被肯定，虽然心里对它们还有些依恋，舍不得，这就是我的艰巨的任务：斗争。
+
+　　万里长征。我迈开第一步，让雪山草地，让皮带干粮，等待我吧，我一定一步一步赶上！
+
+　　来源：　《批判个人主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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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83 @@
+# 我尝到了整风的甜头
+
+　　<华东政法学院四年级七班、寒竹>
+
+　　“割尾巴”，听起来容易，而割起来是痛的，但又是愉快的，这一点也不假。下面就谈谈我是怎样割尾巴的。
+
+　　学校党委会姚力同志的报告，对我的教育启发很大，使我认识到进行自我改造中必须靠自觉，尤其需要革命的决心和毅力。回顾一下过去，自己长期以来不习惯“洗澡”，身上实在又臭又脏，需要彻底清洗一下灵魂深处那些腐朽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扫除红专道路上的障碍，大踏步前进。当我认清了这一点以后，便展开了思想斗争。正在这时，党又伸出手来拉我。党支委找我个别谈话，了解我的思想，我大胆暴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并坚决表示不怕痛，有勇气割掉个人主义的尾巴，在思想战线上打一个漂亮仗。支委很支持我，这时我自觉革命的劲头加强了，就立即行动，写出了初步思想检查提纲并征求党支部的意见。支部认为我抱住了西瓜，切合实际，要把我的提纲在黑板报上刊登介绍。起先我不同意，怕这些见不得人的肮脏思想赤裸裸地暴露在全院师生员工面前，实在不体面，而且不知他们将会对我抱怎样的看法。经过思想斗争，发觉在检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过程中，新的个人主义又偷偷地在拖我的后腿了，结果是同意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同学们都对我这分检查提纲很感兴趣，看的看，抄的抄，给予我莫大的支持和力量。这时我更担心起来，我想，提纲写出去了，但实际问题还没有挖出来，挖不深怎么办？支部书记老刘又亲切地帮助我说：“只要你把实际错误思想彻底暴露出来，问题就好办，至于分析批判和挖根，你自己可以多看一些文件，或者与同学多交换交换意见，老根是一定能挖出来的。”对，我决定照党的话去做，以老老实实的态度来揭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
+　　可是在写的过程中问题又来了。例如写到自己在反右斗争中为什么会迷失方向、敌我不分、失去立场，做了右派分子的传声筒，并同情和怜悯右派分子等等，思想上原来是这么想的，但就是写不下去，老是在词句上打圈子，推敲文字，推敲到自己立场问题时，就想写立场不稳好呢，还是干脆地写失去立场好？思想上又展开了一场激战，自己问自己，这又是为什么？是不是感到痛呀？自己是怎样在党的面前表示决心的？自己最清楚自己的思想，难道还要把它伪装起来吗？一想起姚力同志报告中“自觉革命”这句话，我就警惕到个人主义又在思想上作祟了。这样，我又再次打退了思想敌人的进攻。接着又碰上了新问题，在检查某些问题的时候，必然地要牵涉到某些同学，顾虑又来了，怎么办呢？思想革命，主要检查自己，把同学们牵在里面，他们会不高兴的，不但伤感情，而且对我的检查要有另外不正确的看法，如果不把同学们写进去，又不能说明问题。这时我清楚地知道这又是个人主义的患得患失，但还是有顾虑、苦闷，困难在面前就是不能克服。当我把思想顾虑告诉了党支部以后，支部书记又耐心地帮助我说：“各人都要进行思想革命，要彻底，必须心情舒畅，否则就要留着尾巴。你自己原来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讲吧！只要你做得对，同学们不会有意见，而且会感谢你。”我的包袱放下了，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都检查出来了。但在进行分析批判挖根的时候，一连挖了两三天，就是挖不下去，思想也非常苦闷，清夜扪心自问，觉得勇气和决心倒有，就是不知从什么地方下手。党支部和辅导员又帮助我、启发我，关心地说：“挖不出，别着急，要多看些文件，头脑发胀，就出去散散步。”我就照他们的话去做，干脆停止挖根，先看文件，如看完一本书中关于个人主义的反动性及其危害性一文后，的确对我的启发很大。个人主义所以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有它一定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这样就自然而然地联系到自己的出身，自己的地主家庭，发现自己的出身、家庭对自己有很大的影响。如父母从小就有意识地培养教导我，要我好好地读书，获取资本，取得名利地位来永远保持封建家庭“书香门第”的声誉。这种反动的名利思想在我的思想深处根深蒂固地隐藏着，并暗暗地在活动、在发展着，以致到了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差一点被革命的列车所抛弃。
+
+　　以上这些就是我要检查过程中思想演变的主要情况。在这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解决思想问题是要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的，但是只要自己有决心，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当着斗争胜利了的时候，就会感到无比的愉快。在这次思想斗争过程中，我更认识到我们党的伟大，是党教育了我，帮助了我，在这里，我衷心地感谢党对我的关怀和同学们对我的帮助。今后我一定听党的话，在党的教育和同学们的帮助下，坚决克服右倾和个人主义思想，努力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现在将我的思想小结写在下面：
+
+## 一  来校后的思想演变过程
+
+　　1．入校前的情况：我是1953年3月由部队转业到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的，起先对业务不熟悉，但自己还肯钻。后来，工作较顺利，自认为能出色的完成任务，内心滋长自满情绪，逐渐不安心专业，认为“一天到晚与数字、算盘打交道，没有意思，算盘上打不出前途，在银行里发挥不了自己的才能”，因此总想改行升学。再看，我哥哥大学毕业，是个工程技术人员，他虽不是党员，但国家很器重他。因此就想升大学。1954年我向领导上提出要求，结果批准了。
+
+　　2．由于实现了个人的升学目的，所以来校初期，思想比较安定，虽然有一些思想波动，如认为待遇低，学习紧，四年毕业出来，要变成“老太婆”，学习生活太紧张等等，但这些小波动都随时克服了。在学习上是偏重于追求分数，错误地认为只要学习上有了威信，政治上的进步和入党即不成问题。一、二年级时，考了几个“五分”，自认为群众威信有了。于是，就自以为学习有办法，目中无人，个人主义尾巴越翘越高。
+
+　　3．1955年暑假“肃反”开始，我是抱着搞运动的思想，搞人家的思想，自己是没有什么可“肃”的。当同学们批判了我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我错误的认为是前届支委都已退学，新选的支委对我印象不好，个别党支委有意刁难我，因此对支部不满，消极、悲观，不相信党，采取互不侵犯的态度，我也不想正这里入党了，要入党出了校门再说，总不要你们这几个当支委时入党。对团组织也是这样。于是学习上就有混的想法，过了二年毕业就算。
+
+　　4．1957年暑假，“反右”开始，由于自己也有右倾思想，因而采取了旁观的态度，认为搞运动是支部的事，与我没关系。这次，不知谁又要倒霉。我在斗争右派时，形式上也发言，但思想上没有动，只是对运动表示一般的态度，尽可能避免嫌疑。第二次“反右”中，自己怕当右派的思想更加严重，整个运动过程中，“包袱”背得很重。
+
+　　5．“双反”运动推动了我，要想转变，但没有勇气，鼓不起劲来。认为组织已经把我抛开，就是对我不相信，即使拿出劲来，组织上也看不到我的成绩，后来参加了复员建设军人大会才有所转变。其实，领导上是重视我的干劲的，如我参加勤工俭学，做了应该做的事，组织上就表扬我，同志们如亲兄弟姐妹一样关心我。
+
+　　4月21日听了院党委姚力同志报告，在党团组织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我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打破了重重顾虑，扫除了自觉革命的思想障碍，取得了思想斗争的初步胜利，尝到整风的甜头。
+
+## 二  个人主义的具体表现
+
+　　（一）反右派斗争中的右倾思想：
+
+　　1．对本班右派分子张斌、卢忠兴的看法及对反右斗争的态度。第一次反右一开始，认为反右是党支部的事，我只是旁观。在揭发张斌时，我同情他，认为他出身好，是贫农，老解放区来的，思想纯洁，只不过是看问题片面而已。同时我觉得他也狂妄自大，来校后犯了些错误发了些牢骚，我想，仅仅这些就当作右派斗，组织上太不客气了。我还认为右派总要有集团、有组织，但他没有集团、组织，凭什么说他右派。在斗争过程中，他跳河伪装自杀，我想可能他是被冤枉了，受不了怨气才要自杀的，一定是党支部搞错了。思想上更进一步同情他，怜悯他。在第一次反右斗争结束时，他最后承认自己是右派，并表示决心要听党的话，改造自己，这时我又想：你这个家伙，一下子跳河，一下子承认，自己真是不负责任，究竟怎么搞的，另外我想，右派分子是从理论高度上分析的，承认右派分子也可以。他倒底是贫农出身，能承认自己，能从理论高度上来分析，是有些阶级觉悟的。
+
+　　第二次反右，我想这次不知又是谁倒霉，后来张斌又被斗，经过摆事实讲道理，张斌第二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被揭发，我吃了一惊，我想：“原来你是这样的人”！但是总恨不起来，批判时软弱无力，因为有些问题，如选举问题上的谬论我也有，农民生活苦方面我也是共鸣的，如果批判这些问题时，实际上等于批判了自己，承认自己是右派。因此在批判时，我总拣一些与自己无关的问题来谈。另外，我所以要发言批判，也不是出于真正要驳倒右派，而只是表示一下态度而已，我想在运动中自己不发言，影响不好，视线会转移到我身上来。还有，我想虽然与张赋平时相处不算好也不算坏，还有几个月就毕业，客客气气算了，这是党的事情，与我无关，因此没有把他当作敌人来看待。右派分子卢忠兴与我原在一个小组，平时生活上也谈得来，对他的口才、组织能力我都很崇拜，又想，只有几个月就要毕业了，面情摊不开。在斗他时，思想深处也不是以敌人来看待而仍当他是同学。批判时也显得软弱无力。我批判他的“党天下”论点时，他狠狠的反击我。这真是哑子吃黄连，有苦不能言，自己挨了一下打，话也讲不出来，我想：“我对你很客气，你倒这样对待我。”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训：你不恨敌人，敌人倒刻骨仇恨你。对他的“党天下”谬论，我怀疑其他同学驳斥的论点也只是从高度理论上来分析的，右派分子卢忠兴的真实思想是不是这样，我还表示怀疑。另外我想它这种思想在个别支委面前也经常暴露，但平常不帮助，运动来了批判他，支部是不是要负责。我对右派分子恨不起来，思想上极端右倾，行动上消极，除了上面讲的外，还因为第二次反右时，自己主导思想是怕当右派，因为“肃反”后我离开了党，发了牢骚，鸣放过程中放了一些不正确的言论，同学和组织都对我影响不好，我的右倾思想组织上也看得出来。因此我错误地认为：只要党认为是右派，群众起来一轰，大字报一贴，不是右派也是右派。于是一天到晚怕当右派，班里同学在写大字报，我就怕写我，打听别的同学是写谁的大字报，他不肯答复我，我怕极了，连饭也吃不下，晚上也梦见被斗而吓醒，包袱是重极了。我想如果真划我为右派，我只有承认，先扣上帽子再说。但当了右派是不堪设想的，我想：我怎能回家见父母？反正没有出头日，就自杀吧！
+
+　　2．处理右派分子张斌、卢忠兴时我的看法：我认为对右派分子都应该留校察看（现在对他们处理是保留学籍，送去监督劳动了），处理上不宜过严，认为他们年青，有改造希望。对右派分子卢忠兴的处理上，我就发表了意见：应该留校察看。对张斌我未发表处理意见，因为我看风势不对，他问题较严重，又在大会上斗过，我要再发表意见，又要说我右倾了。实质上我没有领会政策，而是主张宽一点好。
+
+　　3．对朱××、奚××处理与右派分子关系的看法：（朱、奚二人的男朋友都是右派分子）朱××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奚××，劝奚与右派分子张庆环划清界限。我想，你自己的爱人是右派，自己态度也模糊，划不清界线，与右派保持爱情关系，还认为是好朋友，自己敌我不分，还要学时髦，假进步。事实上，朱××写这封信也是经过斗争的，而我把人家看得一成不变。奚××是我的好朋友，这样写她，我当然很不高兴。奚××还为此事来找我，我说：“你思想上与他划清界线，有什么事实帮助揭发他”她说：“我与他关系怎么办？”我说：“右派也没有什么可爱。”但我后面拖了一句：“现在你主要问题是揭发他，不要过多考虑你们之间的爱情关系”，并以电影“生活的一课”为例，说明对有缺点的人还是要进行帮助。事实上我的意思就是说可以在思想上划清界线，爱情上仍旧保持关系，不过没有讲出口罢了。我在思想上是爱情至上观点，缺乏阶级观点，又感到她过去“肃反”时在爱情问题上受了刺激，现在又受刺激，因此更同情她。其实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对右派本质认识不足，这与自己的右倾是分不开的。
+
+　　4．对大字报的态度：为了奚××的事情，三班里写了一张大字报：“参谋长寒竹”，意思是说我做奚的参谋，叫奚与右派分子张庆环保持关系，我很不服气，认为我不在你们班里，你们凭什么来主观分析一套。况且我仅是思想活动，话也没有讲出来，你们怎么乱扯，是打击我，污蔑我，我认为我没有讲过什么不对的话，因此他们写我大字报是不合情理的。后来经过团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触动了我的真实思想，使我认识到我自己很不对，我还得感谢三班的同学对我的帮助。同时，也深感大字报力量的确很大，它击中了我的思想深处。
+
+　　总之我在反右斗争中，右倾思想是严重的，口头上虽然也说，右派是敌人，但自己恨不起来，关键还是个立场问题，自己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参加革命后又没有积极改造自己，反而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泛滥，对党疏远，与组织分离，因此在这种紧要关头，迷失方向、丧失立场，对党的事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
+　　（二）错误言论：
+
+　　1．对选举问题的看法：我觉得班内选举，表面民主，内部统一。“肃反”后团支委落选，我感到在群众中没有威信了，党组织也不信任我，一切就算了。但在“肃反”后，我又被选为班委，我想，你们怎么搞的？又要捧我又要打击我，你们既不相信我干吗又来这一套。既然相信我为什么“肃反”时要批判我，好吧！你们叫我担任就担任，你们党支部要考验我，就给你们考验吧！同时，有一同学对我说：“王××是党员，在男同学中威信不高，学习吊而郎当，为了保持党员的威信，就把他选上了班委。”我就更以为我的怀疑是正确的，于是我在鸣放中就说：你们党支部是表面民主，内部统一。事实上我的看法是错误的。党的统一领导，与民主没有矛盾。事实证明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充分发扬民主。我的怀疑是自己不相信组织、不相信群众，也不相信自己，从而引伸出对选举不正确的看法。这种错误意见，形成后果是与右派共鸣，配合了右派言论，做了右派的传声筒。
+
+　　2．在“肃反”过程中对党支部的看法：我认为党支部包庇党员，特别是蒋××的自由主义与我差不多，甚至还严重些，而我受批判，他不受批判。我之所以会有这样错误的看法，这是由于自己思想上不服气所致。事实上党的原则性是很强的，据我所知，党内是对蒋××展开批评的。奚×ד肃反”时在班内受批评，她也不服气说不符事实，我说：“可以向团委反映，如果解决不了我来给你写信给‘中国青年’好了。”事实上，奚××并没有被审查错了，她自己也说：“对我的问题的处理，实事求是，我很感激党。”
+
+　　（三）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
+
+　　我对同学的批评，一贯抱对抗的态度，对有些同学的批评，我认为连考虑的价值也没有。如郑汉卿在“肃反”中提了我很多意见。我认为她干巴巴的，专门挑剔人家，表现自己。把人家作为自己进步的基础。对邱金娥，以前与她很好，她在“肃反”中对我提了意见，我很不服气。我想，有些话，因为我们二人要好才讲的，而你何必在“肃反”中不顾情面，一齐都给我倒出来。因此我就逃避群众，特别在女同学中，我一个也看不顺眼。我借口有病，挑了一间房子独住。很明显，这没有别的，主要是思想病，想采取逃避的办法，这就是我坚决不接受党与群众的批评教育和监督的表现。
+
+　　对我意见多的，我就在小组会上啃她一下。例如，在评优等生过程中，我大谈程晶的缺点，并且尽量夸大，存心啃她一下。看到别人的错误，我也不反映给组织。事实上这是一种严重的自由主义的表现，是完全错误的。总之我没有理解批评是治病，正是一种同志间最崇高友谊的表现。
+
+　　我对人家有意见当面不提，背后就讲，看到人家缺点，我就抱笑笑的态度。如程晶，我觉得她很自私，很渺小，但看到一些具体问题，我也不提。这种自由主义不负责任的态度，不但对别人没有帮助，而且破坏了同志间的团桔。
+
+　　（四）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
+
+　　“肃反”后我对组织采取决裂的态度，我对党支部的态度看法，具体体现在几个支委身上，特别对支书老刘，我感到他对我不信任，一脚踢开，他的看法在支部中起决定作用，因此我一辈子也入不了党，要翻翻身、透透气是不可能的。我看不惯他的那付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导作风，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对我们这种人不喜欢，只喜欢一些不声不响的人。我对个别同学的入党也有意见，认为党支部凭什么发展他入党？还不是凭老刘对他印象好，没有原则。
+
+　　1958年4月开预备党员转正会时，支部邀我参加，开始时推说要看病，不想参加，但是这次大会上支部对转正同志的处理给我教育很大。例如，对丁××的转正问题，我觉得党坚持了原则，因为丁对家庭界线划不清，隐瞒成份，党作了严肃的处理。从这里充分体现党的集体领导，从而改变了我过去对党支部书记老刘的错误看法。
+
+　　“双反”中起初我认为组织把我老丢在一边，我想，算了，随你们吧！反正快毕业，要各走东西了，但是以后我有了些转变，组织上对我的进步还是抱欢迎的态度。在我进行思想检查时，我遇到了困难，党就给我支持，启发我，帮助我打消顾虑，并具体帮助我分析批判，提高对问题的认识。
+
+　　对团组织过去也是不信任，认为“萝卜头干部”，革命的饭没有吃过，自己连是非也分不清，你们帮助也解决不了问题。事实说明，脱离了组织我是很危险的。
+
+　　（五）个人英雄主义：
+
+　　第一学期考了二个“五分”，第二学期是四个“五分”，就自满起来了。我想人家每天捧了讲义，考试时还是三分、四分，我就认为人家学习都是不行的。我的个人英雄主义是在嚣张，把学习成绩作为进步的资本。当时党支书经常帮助我，于是我认为党组织很重视我，就冲昏了头脑。叫我担任团支委工作，更认为自己各方面都了不起，突出地表现在排演“黄继光”一戏时，文娱委员程×开始时没有抓，我就自己抓，想在一切工作中表现一番给党看看，这样就可以钻进党内。后来看到我抓了，文娱委员还是不肯负责。我就向党支部反映人家如何不负责，实质上是在变相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后来这个戏得到好评，我想党应该看到这是我的成绩。于是更嚣张。对团内各支委是互相竞争，大家思想上害怕你先入党，我先入党，闹不团结，于是团支部工作当然搞得不好。“肃反”后受批评，个人英雄主义打下去了，于是什么也不想了，革命的干劲也没有了，上课思想不集中，下午看电影，工作不想搞。从这里可以看到我的个人英雄主义表现是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
+
+## 三  分析批判
+
+　　上述一切说明，我的个人主义思想不但很严重，而且已经发展到严重的右倾思想。这种思想使我与组织对立，在某些问题上与右派分子共鸣，敌我界线不清，立场不稳。它不仅严重地阻碍了我个人的进步，而且已经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许多损失。例如，我对党支部的对立态度、对选举问题上的谬论以及在反右斗争中的温情主义和右倾思想，都直接助长了右派分子的嚣张，阻碍了我班和其他班反右斗争的开展。如果不是党及时的挽救了我，其危害势必更大。
+
+　　为什么我会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呢？除了自己的认识水平不够以外，最主要的是没有改变原来的立场。我出身于地主家庭，这对我的影响很深，从各方面给我灌输了个人主义的思想意识和剥削阶级的人生观。父亲经常说：“旧社会里女孩子在社会上立足是不容易的，我的责任是培养你们入大学，读书是资本，有了资本就会有立足之处”。我的祖父是前清秀才，父亲常说要我继承“书香门第”的传统（实质上是继承剥削阶级的思想）。我外婆家很穷，因此母亲受父亲的气，她常教育我要为她争口气。哥哥是大学毕业，他认为像我这样的平淡是不行的，总要有套本领才能吃得开。这一切都培养了我一切为个人而奋斗的思想，也形成了我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自认为是20世纪的花木兰，天生的英雄，女性的先锋。参加革命以后，我常这样想，在旧社会里，妇女没有地位，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解放了千百万劳动人民，妇女也翻了身，男同志能做的事，妇女也能干。这种思想支配了我的行动，在工作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现在看来，积极的为革命工作是对的，但问题在于我的出发点是为了表现自己。正因为存在着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所以每当有了成绩时，就经不起表扬，一表扬更觉得自己了不起，就飘飘然浮起来了；每当有了缺点和错误受到批评时，就不虚心，有反感，甚至拒绝别人的帮助，脱离组织，脱离群众。这样怎能不犯错误呢！
+
+　　其次，参加革命工作后，一直一帆风顺，工作也是从干部当起，领导上对我也很信任和培养，但自己没有正确的对待这一切，反而冲昏了头脑，内心滋长自满情绪，认为自己虽出身于白色（地主）家庭，但现在自己已成为“红色”的了，因此忘了时自己立场和思想意识的改造，对自己的错误老是采取原谅的态度，强调思想改造是长期的，只能慢慢来。实质上，这种指导思想是否定思想改造的必要性，缺乏自觉革命的决心和勇气。出身封建地主家庭的我，受家庭的教育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如不彻底进行改造，叛变本阶级立场，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其结果必然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从李世农的反党事件告诉我们，他们一贯坚持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没有确立和巩固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不管他们的地位多高，党龄多长，总会离开党，最后成为党和人民的罪人。
+
+　　第三，学习理论没有很好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从而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仅仅停留在理论上的学习，也就是说，教条主义的学习理论，以此夸耀自己，充当一个冒牌的马列主义者，在思想实质上，是把学习理论当作政治资本，而根本没有认识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必须和自己的思想密切的联系起来，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改造自己的思想。既然自己的剥削阶级意识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因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毒瘤就会越长越大，从而犯更大的错误。
+
+　　通过这次检查，我认识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已成为向红专跃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但我有决心在党的领导下，挖掉这条祸根，大踏步的前进。
+
+　　来源：中共华东政法学院委员会社会主义教育办公室、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自觉革命奔向红专》，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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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7 @@
+# 我的病根
+
+　　<北京石油学院、李汤>
+
+　　环顾左右，比来比去，总觉得自己很不错，希望自己永远在业务上走在“前头”。因此，一发现别人比我多看了一些文献，心里就很紧张，想急忙赶过去。常以聪明自居，多少带点自己有“天才”的味道。我曾经这样想过，“石油开采”是很窄的一个部门，即使搞出些甚么来，也不易为世人所知，而且认为世界上天然石油资源究竟有限，美国石油资源已感枯竭；我国九年来探出来的油田也不多，油采完了，这门科学，也就寿终正寝了。不如从事自然科学纯理论研究的好，作了改行准备，热衷于科学院的力学研究生。数学是万能的，极力抠之。
+
+　　好象凡我不懂的，别人一定也不懂，很少和别的同志在一起研究问题，上学期讲课之初，就觉得自己业务水平高，能说会道，受欢迎是毫无疑义的。备课中不是仔细考虑钻研，觉得甚么都很简单，不愿下功夫，搞一会儿就烦了，出了问题之后总是找客观理由，原谅自己，觉得不是自己不懂，而是自己不小心，错的不是原则问题，别人还不如我……同学意见来了之后，很紧张，怕别人说自己水平不高，影响升级和“名誉”。
+
+　　有时在课堂上故弄玄虚，不是想尽一切办法从同学原有水平出发，深入浅出地解释，力图使他们懂，而是事先觉得同学不可能懂，喜欢用公式、用高等数学观念说明问题，在堂上卖弄玄虚，炫耀自己。
+
+　　看到别的同志在教学上成功，有愤愤然、妒嫉不服气之心。表现在不是感到高兴，而是觉得这不说明你水平高，不过是慎谨小心、小巧之技而已，别得意，我总会赶过你去；或是阿Q式地想道：教书反正就是背那末一些玩艺儿，没啥了不起。看到一些同志讲课失败，又觉得得意，“看你究竟不如我。”“讲这简单的问题都弄不好，真次。”看到别人讲课出点问题就想：“讲师还不如我。”这些思想形之于言表，就是尖酸刻薄。
+
+　　我一贯这样想；“人有资本，才会骄傲”。因此当别人向自己提意见时，甚至有点沾沾自喜。觉得我还是有资本的，作检讨的时候对这些东西也抱欣赏态度，检讨作的深刻又成为骄傲的本钱，好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始终未得到根本克服。
+
+　　和同志接触中，尽量炫耀自己“博学多才”，甚至以挖苦别人，弄得别人很窘，以显示自己的口才。虽已有所克服，但仍有发生，这是很恶劣的。
+
+　　看来在业务上超过别人是满有把握的，只是在政治上“低人一头”，竭力想在政治上和别人站在同一水平上，因此猛钻理论，会说会讲。于是目空一切，自命不凡。似乎只是历史问题牵住了我，如果历史没有问题，早就入团了，也许现在作了团委书记了呢!
+
+　　肃反后，在政治上出头露面之念已如死灰。“好，咱们就业务上见高低吧，不入团更好，读书的时间多了。”这样就把以前一点积极的东西抛入九霄，自己索性不拿政治原则来要求自己了，觉得我反正只搞业务了，不想在政治上怎样，何苦自找麻烦。
+
+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又产生了“人生几何，对酒当歌”的思想，总觉得自己在政治上出不了头，心情颇郁郁，有不得志之感。甚至发展到有时想成了名，又怎样，过几十年还不是一死，不如快快活活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在这个时候，我甚至会理解到为甚么有些人愿作汉奸和叛徒，遗臭万年的道理，认为那究竟不是物质上的损失，乐得图个眼前舒服，管他以后如何。虽然当这样的丑恶思想冒出来时也觉得危险，但毕竟出现过。
+
+　　天天只想看戏，去年暑假几乎每场不拉。想吃遍北京名饭馆，穿的好一些，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衷的借口下，和以前自己瞧不起的人搞在一起了。
+
+　　很显然，我这种表现的病根是个人主义，它已发展得很危险，而且已一系列地支配了我的行动。我首先把它揭出来，我也一定下决心今后来消除它！
+
+　　来源：《批判个人主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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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43 @@
+# 我要跳出家庭和个人的圈子！
+
+　　<北京矿业学院、黄意>
+
+　　彭真市长的报告给了我极大的力量，使我有勇气接触到自己的根本问题。反右斗争中我丧失立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很明显，是由于我坚持地主阶级立场，下面我作较系统的追根：
+
+　　抗日胜利后，祖父母由美国回来，于是在乡盖楼房，买土地，吃租，放高利贷。这时我进入小学三年级，吃得好，穿得好；不久我又有了手表，家中还有收音机。在初中时祖母给我很多钱，我买了脚踏车，派克钢笔，我过着“高人一等”的生活。1949年我乡解放，1950年末开始土改，土改过了半年后接到父亲来信说我家要被清算，我当时非常气愤，觉得我家不是土豪恶霸，钱是祖父在国外劳动挣得的，就算地主也是华侨地主，政府应优待，为什么乡干部“不执行”优待华侨政策?为什么强迫我家出钱?为什么上屋搜查?我觉得今后全完了，以前“幸福”的家庭没有了。这时十四、五岁的我怀着仇恨的心情回到家里，把父亲的好衣物带到学校藏起来，就这样种下对党怨恨的种子。那时学校经常教育我，思想虽有一点转变，但我仍觉得不应这样处理我的家，清算也不能清算这么多，党这种做法完全说明了“做是一套，政策又是一套”。以后党给了我不少教育，我也为抗美援朝，镇反，三反五反等胜利所影响，同时政府清算了我家的剥削账后，还分给我家房子、傢具和土地，父亲也开始劳动，生活也过得去，日子久了些，“党是对不起我家的”这种思想渐渐地淡了下去，但我的反动立场没改变。每当个人主义燃烧起来的时候，我又想起了以前“幸福的家”，我留恋过去的吃、穿、收音机和脚踏车，我就又埋怨起党来。
+
+　　中学的五年，我很少有过愉快的日子，我没有跑出家庭和个人的圈子，这五年中，我对党有很深的沟，谈不上对党有感情和热爱。
+
+## 大学期间
+
+　　踏上大学，经常为新鲜事物所激动，我开始对集体感到温暖，我入了团，入团后觉得该松一口气，政治要求低了，而灰色的恋爱观又出来。我又进入了苦恼和悲观的境地，不想过集体生活，只想安静念书，多多休息。虽然我也曾在组织教育下一度振作起来，但后来收到父亲的信言及“不解放你也有大学读”，当时我虽写信批评他，但“土改”又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有时觉得土改是必要的，没有土改就没有社会主义，但有时又认为土改时对我家的处理是不恰当的(其实是按政策处理的)，甚至还想起以前的生活，想起了脚踏车，收音机，就又开始埋怨党。
+
+　　不久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由于对党有不满，虽没想反对党的领导，但也没想维护党的领导，停课时觉得影响学习、休息、实习和还乡，很不满意，从而反对停课，后来听到右派分子诬蔑党搞政治运动“宁左勿右”，我在内心发生强烈的恶化，我想起了土改，认为土改处理我家是“宁左勿右”的表现，因此我的反党情绪开始燃烧。同时我对院党委很反感。这时我和党完全处于对立状态，我的反动本质完全暴露出来，可说什么也不怕，当看到“共青团员要站稳立场”的标语时，觉得是吓唬人，是加深墙和沟。这样我就完全丧失了共青团员的立场，成了党的对手，跟随右派向党进攻，现在想起来是沉痛的，我是很对不起党的，我辜负了党八年来对我的关怀和培养，八年来我一直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对党不满和埋怨，对过去剥削生活不仅没痛恨，反而恋恋不舍，把以前喝农民血汗的生活看成合法，我亲眼看到农民把劳动果实挑进我家，我不感到耻辱。我丧失了中国人起码的良心，我要控诉旧社会，我恨自己长期以来拒绝改造，隐瞒错误。市长和院领导的报告，同志们的交心都给我很大动力，使我有勇气接触到根本问题，我还顾虑什么呢?
+
+## 人生观
+
+　　由于我站在地主阶级立场，因而我的人生观是：
+
+　　人生观＝衰退＋没落＋无聊＝反动
+
+　　(一)生命“诚可贵”
+
+　　我最怕的是死，所以我绝对不参军，高中参军时，母亲说：“你千万别报名。”我说：“你放心吧。”1954年8月30号由家回京。母亲嘱咐：“你身上要经常留些钱，有什么三长二短(即战争)，好赶回来。”我说：“不想战争，战争全家就完了，同时北京最安全。”
+
+　　假设：当敌人把我抓住并严刑，我会不会出卖革命?答曰：“出卖是肯定的。”
+
+　　(二)爱情“价亦高”
+
+　　1．我理想的爱人：A．思想进步。
+
+　　B．外表美丽，富于感情。
+
+　　C．文娱活跃。
+
+　　我有时把“B”放于首位并深夜思之。
+
+　　2．我反对停课原因之一是，停课推迟考试、实习和返乡，而我打算在实习中提早一周返乡为了早见家人，去见我的女友。而我之所以申请入团，也是因为女友说：“我多么想望有一天，你能对我说：我已成为一个光荣的共青团员了。”
+
+　　可见，我的生活是多么自私、空虚啊!这与“共青团员”的称号是太不相称了。现在，党挽救了我，我抱着莫大的愤慨向旧社会控诉，我有勇气揭发暴露自己，我也有决心改造自己成为真正的共青团员。
+
+　　来源：《批判个人主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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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2/000022.txt
@@ -0,0 +1,23 @@
+#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是集体事业和个人前途的腐蚀剂
+
+　　<北京政法学院、方旭昌>
+
+　　最近在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运动中，有人对于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是反动的、是集体事业和个人前途的腐蚀剂表示怀疑，他们或挺身而出公开主张个人主义是前进的动力，或含情脉脉地认为个人主义思想可以与社会主义并存不悖，不必厚非。这里我愿以个人的亲身经历来证明这两种看法的错误。
+
+　　我出生在旧社会一个经济上不很富裕、社会地位不高的地主家庭，从小就接受了“刻苦奋斗、升官发财、扬名显亲”的教育。的确，解放前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是埋头苦读并在学习上取得了一定成就的：学期考试总是名列前茅，投考学校也是一帆风顺。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自命不凡、自高自大起来，在自高自大的基础上追求个人名利的思想就更加强烈了。解放后，在党的教育下，虽然我的政治觉悟有一定的提高，加入了团组织，懂得了社会主义的伟大，和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荣，并决心以社会主义建设者自许，积极的学习和参加社会工作，但上述追求个人名利和自高自大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批判和克服。因而在积极学习和建设祖国、为社会主义事业发挥自己的光和热的愿望中，潜伏着一股个人主义的暗流——谋求个人的名誉和社会地位。即是说，在实质上不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目的，而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手段来达到取得个人名利的目的。这种思想在过去没有很好的觉察，即使有时觉察到了，也没有认识到它的严重危害性。这是因为在学校学习时，唯一的任务是学习，学习可以是为人民服务准备本领；也可以是替个人追求名利积蓄本钱，基于个人主义思想往往也能积极学习和取得一定成绩，因而个人主义的危害性往往不容易暴露(当然我这里不是说的一般的和绝对的情况)。但是，如果说个人主义思想在学生时期还暂时没有张牙舞爪地来破坏集体事业的话，则一旦离开学校，踏上工作岗位它便原形毕露了。我的上述思想情况，在学校毕业后到工作岗位上的表现便是明显的例证：
+
+　　1956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毕业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民法教研室工作。当时党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社会上盛行着搞副博士的浓郁空气。由于个人主义思想作祟，我对待这种号召的态度是不正确的：没有把它看作是党和人民在社会主义文化战线上向知识分子发布的战斗命令，它要求我们不畏任何困难、不计个人得失、全心全意为发展我国科学事业以满足国家建设和社会实践的需要而奋斗；而是认为这是个人发展的好时机，把向科学进军当成是个人取得副博士学位的途径。因而打好了一副小算盘：在工作中尽量抓紧个人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争取在三、五年内取得副博士学位。并把这一个打算在工作中实行起来。抓紧时间学俄文、搞翻译；在业务上也喜欢埋头单干，不愿与同志们一起讨论和研究问题，看不到这些同志几年来的教学经验和实际专业知识，也不去关心和帮助他们的工作。思想上总是觉得他们的业务水平跟自己差不多，没有什么好学习的，与他们一起讨论问题会把时间白费了，不如自己埋头读书，倒还可以收获得多些、提高得快些。至于自己应该关心集体工作、应该把过去党培养自己的知识用之于人民，现在也只能为了工作而学习等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则置诸脑后了。突出的表现在我对教研室的业务会议特别是领导同学课堂讨论前的准备会议感到厌烦。老是认为课堂讨论的题目没有什么太困难的，自己准备准备就够了，用不着花时间去集体讨论。因而是被动的参加讨论会，在会上也不积极发言并认为别的同志也没有什么新鲜见解。当自己对于某一问题发表一点意见之后，即坚持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别人的不同意见都不对；别人要进行争论时，自己则抱着“不屑与之争”的态度，大有“我说了算”的味道。同时还认为讨论深入不了，对自己没有什么帮助，真是白费时间，因而对于会议的继续进行感到厌烦，心想不如赶快散了会，自己一个人看看书还好些。真是“身在会中心在外”，我的心已飞往自己个体经营的“小块园地”上去了。
+
+　　由于我这套小计划的实行，便不能不严重的影响工作。工作态度上是严重的单纯任务观点：自己既不主动争取工作，对教研室工作也是不闻不问漠不关心；而是领导上分配给自己的工作就作，按时上下班，工作中不认真，缺乏应有的责任感，只求能够交代任务就算了。表现了工作上的资产阶级雇佣观点，缺乏革命干部应有的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态度。这种态度给工作带来了不少损失：第一期领导同学课堂讨论时，曾出现了由于事前准备不足，因而不能引导同学深入讨论和作出确切的结论的现象，甚至迟到了两次；第二期担任讲课时，同学们也提出了不少意见。这种在工作上的责任心不强及其所造成的损失乃是抱着个人主义打算的必然结果。正好象在集体经济中大搞个人小块园地就不能不影响和破坏集体经济一样。
+
+　　在这段时期中，我对政治、对自己思想改造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很自然是冷淡了、走下坡路了。在大学毕业以前我就提出了入党申请，但由于自己对思想改造要求不严格，觉悟提高得很慢，入党问题长期没有能够解决。到了工作岗位以后，入党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因而便疲沓下来；更重要的是基于前述个人名利思想的滋长和发展，我在入党问题上产生了一种极为错误的态度：认为只要自己把业务搞好了入不了党问题也不大，作党外的专家(民主人士)可以成为党的统战对象，会更有社会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我对党团组织的关系疏远了，若即若离，平时不主动汇报自己的思想情况，总以为自己是进步的，没有什么思想问题可谈，即使有点思想问题自己也能解决。的确，一个人如果不要求进步，不随时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警惕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他是很难发现自己的缺点和需要组织上的帮助的。正好象“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一样。我的名利思想和自高自大思想还表现在对领导的态度上，一直是不积极靠拢的，认为“我凭本事吃饭”“我作我的工作，你作你的领导”，表现了一种所谓“清高”之风。很明显，领导同志是在执行党分配给他的任务，正是这种上下级组织和分工负责，才能把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联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才能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力量强大和生气勃勃。因此，接近领导同志反映自己和周围的情况，提出工作上的意见和创议乃是协助领导、推动工作的需要；尊重和维护领导的威信也是顺利开展工作的必要条件；另外就领导同志个人的政治修养和工作能力来说，也是值得学习的。所以，我对领导上的“清高”实质上也就是对革命事业、对人民群众缺乏阶级感情，缺乏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人翁态度的表现。
+
+　　人是离不开政治的。一个人的思想意识总是与其政治立场一脉相通。经过反右派斗争和双反运动的教育，我觉察到由于我思想上个人主义邪气的上升和社会主义正气的下降，在整风和反右期间我的立场是动摇的，我怀疑过党的工作，附和过右派言论，也同情过右派分子。如在去年五月我曾赞赏过右派分子攻击院党委书记的大字报是敢于大胆向领导上提意见；签署过右派分子所操纵的反党的二十人大字报，还曾为一些右派分子的“才华”表示惋惜等等。这场深刻的教训打破了我过去自以为政治上“差不多了”的迷梦。深深感到：一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思想是不能和平共处的，放弃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它就必然蔓延发展并占领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并在生活、工作和政治各方面顽强地表现出来。因为这种思想对未经彻底改造的知识分子来说，是根深蒂固、由来已久的。不克服这种思想不仅不能迅速地提高觉悟，使自己的思想面貌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且还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向抗拒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道路。
+
+　　一年多来在个人名利思想和骄傲自满情绪的支配下，我虽然用心于搞个人业务，但是在这方面也是得不偿失的。这不仅表现在上面说过的由于未认真备课和虚心吸取他人教学经验，因而教学内容和方法上有很大缺点；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自己脱离政治，缺乏明确的阶级立场，因而就不可能去深刻理解和掌握自己所学的法律专业，也不可能树立起从实际出发、为了实践需要而进行科学研究的正确态度。
+
+　　（政治是灵魂、是统帅、是一切工作的保证，这一真理具体到法学工作者来说，更具有特殊意义。法律科学是政治性、阶级性最强烈的科学，它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是政治关系的体现。离开了政治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掌握法律科学。也就是说，不红就不能专，先专后红的道路是绝对没有的。）
+
+　　（我以上的检查表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丝毫也不是个人前进的动力，相反的它是集体事业和个人前途的腐蚀剂和破坏力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与无产阶级思想是水火不相容的。无产阶级思想只有在人们自觉地与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中才能发展。我们应当积极的兴无灭资，作为达到又红又专的前提和基础。）
+
+　　 来源：《批判个人主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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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什么事，以“个人主义”为动力，是难巩固的！
+
+　　<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刘伟>
+
+## 一、红
+
+　　我对一个人应该关心政治是毫不怀疑的，我对自己的要求还不仅是关心政治，而且还要搞政治!由于家庭出身，从小我就抱定这个想法，从来就没有过“搞一辈子原子、分子，而不管窗外事”的念头。直到现在为止，我都主张“搞政治”，我认为那些不关心政治、不求上进的人是白活了，没出息。
+
+　　为什么我主张关心政治呢?以前，我关心政治不是为了为人民服务，我所想的是做官，有名有利，耀武扬威，正因为我是从这种个人主义思想出发，所以我训练自己要有教育别人、感召别人的本领，认定自己要站在群众的前头。虽然我关心政治，做了一些工作，但并不是为了革命事业，而是想高人一等，站在他人头上。
+
+　　这里，就不得不问，我究竟是关心什么样的政治?从我搞政治的出发点来看，只要个人有名有利。出人头地，这个政治可以是白的、黑的，也可以是其它颜色的。很难设想，如果生活在旧社会，我也许就会搞起国民党的政治来了，多末可怕!
+
+　　正因为我是从个人主义的动机出发，所以我虽然生活在光辉的新中国，但我思想上却曾羡慕过资本主义的东西。我想过：“不管怎么说，美国仍然保持着最高的生产水平”“法国人如此幽默，美国人如此开朗……”总认为资本主义还有些好东西可以研究。后来，只是因为自己对资本主义太不了解，自己又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就没再往下想。
+
+　　虽然，近年来对搞政治的看法也有了一些转变，认识到这是搞人的工作，认识到必须关心的是共产主义政治，在政治上有些进步。正如我在1957年的一篇日记里，曾经这样写道：
+
+　　“回到现实，我只能是搞共产主义政治，原因是：一、共产党为我们国家作了不少好事情，这样巨大的成绩，不由你不从心底里向党致敬。二、这是现实，不但是今天的现实，而且是永不可动摇的现实。三、共产主义者在理论上的渊博和不可战胜，用马列主义可以解释一切社会现象。共产党人对一切都有自己精湛的看法和英明的策略，说明对未来充满了坚定的信心。就这样，令人信服的说明，必须搞共产主义的政治，要改造思想，要‘红’!”
+
+　　（但由于原来个人主义的动机没有得到彻底批判，有时动力仍是不足，目的不明，改造思想的干劲不大，决心也不坚决，一些政治进步规划往往因遇到困难，半途而废，政治冷热病也常常成了我的朋友。）
+
+　　我这个情况证明：从个人主义出发搞政治是红不了的，那仅仅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客而已。必须树立正确的立场、观点，方能真正改造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
+
+## 二、“专”
+
+　　因为我对政治感兴趣，从前我就想学外交，军事，做一个历史上的出名人物，但在报考高校时，由于学校没有这方面的名额，再则那时时髦考工业，自己心想只要考上大学就好，结果就报了颇感兴趣的机械，当录取时，我还是颇为得意的。
+
+　　但到了学校，成天数理化，蓝图图表，图表蓝图，总是个维护修理，就有了离心倾向，开始对专业有所不满，旧的志愿也重新翻腾起来!不仅如此，心里头还有点抱怨组织呢!因为想到，如果在过去，由于家庭关系我想学个外交或军事是不成问题的，而现在志愿竟成了泡影，不禁有时代亏我之感。实际上是与组织的关系，疏远了一步。
+
+　　总的来说，这些因素影响了我对专业的热爱程度，但后来心想“今天你学也得学，不学也得学”。为大势所迫，只好去搞业务，这种只好如此的专业思想，必然表现得干劲、钻劲不足，有时想到我这样无学将来搞什么呢?因此就在学习中注重课程的系统，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逻辑性，心想有了这样的思想方法，将来搞别的也大有可用。
+
+　　同时搞好业务还出于这样的想法，既然这一辈子要干出点事儿来，就应该处处能干，任何岗位也行，学习上当然也要出人头地，这也推着自己前进去搞好业务!
+
+　　看来，这种专也是专不成的，正如我对待政治的问题一样，单凭“个人主义”的动力是难巩固的。
+
+　　来源：　《批判个人主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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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43 @@
+# 自高自大害了我
+
+　　<华东政法学院一年级二班、李志一>
+
+　　一年多来，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自觉革命，又给我带来了思想上的解放。从检查出的问题看，我的错误是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我的自高自大。它使我目空一切，忘了集体，忘了党，忘了人民的利益，给党的事业带来难于弥补的损失。
+
+　　我从启蒙的时候起，由于接受知识较快，自己就觉得天资聪明，才华过人，将来大有希望。加上一些大人的褒奖和赞扬，就使我这小小的心灵上种下自大的种子。1950年参军以后，由于部队党组织的不断教育和同志们的热情帮助，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受过上级首长的表扬，自己心里就沾沾自喜。51年镇反时，主动地交待了过去的一个历史问题，受了表扬，同年4月，就由战士被提升做文书工作。这时，心里不禁有些飘飘然了，把这些东西当成是个人奋斗来的，把党和集体，全抛在脑后了，心中有的，只是我自己。
+
+　　1952至1953年部队的“文化大进军”，我参加了学习，在为了增长个人的知识和骄傲的资本，使得将来“吃得开”，“从部队复员了也不怕”等学习动机的推动下，曾一度表现得积极，成绩也不错，受过首长的表扬和物质奖励。这样，就冲昏了自己的头脑，认为人家是傻瓜，只有自己最聪明。
+
+　　1954年，参加了一年的东北作家协会文学讲习班的学习，听了作家的几次报告，写了几篇短文，更洋洋得意，发展了骄傲情绪。
+
+　　1954年10月，我由部队复员走上了建设的战线。当时，我是怀有个人野心的。我觉得，在部队几年，虽然没有汗马功劳，但也有苦劳，国家应该照顾到我这些，把我分配到符合自己理想的岗位上工作。当把我分配在交通部一个野外勘察单位工作时，就认为这个工作是艰苦而危险的，“不能发挥我的才能”。
+
+　　1955年5月底，我提出了投考高等学校的要求。我在写给领导的报告中盛气凌人地、带有威胁性地说：“我坚决要求考高等学校，如果考不上，你们可以除我的职，我自己也不干了！”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我竟达到这样狂妄的地步！
+
+　　领导上考虑全面情况后，批准了我的要求，我又再次要求一定到北京去考试。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慌忙应考，结果没有录取。怎么办？回安徽勘察队工作吗？不，即或回去工作，也要先在这儿闹一下！在北京招待所里，我写了一封信给人事部门，提出三点要求：（1）留在北京工作；（2）或者把我送回原分配工作的机关（北京市人委），重新分配工作；（3）回安徽勘察队工作也可以，但请事先批准我1956年一定考大学的要求；否则，就请领导看着办好了！这不只是在对革命工作讨价还价，而且是向领导下最后通牒了！当然，领导上是不会答应这种无理要求的。
+
+　　1956年3、4月间，我又提出了投考大学的请求，并在思想上作了准备。因工作需要，领导上没有批准。个人主义得不到满足，必然怨气冲天。我当时曾连续给上级人事部门去了两封信，又同样用复写写了几封信，分别寄给“人民日报”编辑部、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党委监察委员会、交通部党委，诉苦一样地诉说领导许了愿不算，我个人在浪费青春等。得到的答复是：要加强学习，要改造自己，认清工作的需要。我的耳朵里根本听不进这些良言善语，反而一意孤行，任着个人的性儿干下去。
+
+　　在这以后，中国科学院、国务院专家局等五个单位联合招聘高级科学技术人员。我就异想天开，既不考虑个人的能力、资历、学历，又不考虑影响，就写信给上海市招聘委员会，要求应聘。我在信上表示：我已具有一定运用文字的能力，可以担任一般报社的记者、编辑和中学语文教师等职务。在这同时，我又写信给上级人事部门，请求他们支持我的这种要求，并给予帮助。
+
+　　我在日常工作中，对个别领导也是看不起的。认为老干部能力差、方法少、态度生硬、不深入下层。他领导我怎么能领导得好呢？对同志也是不放在心上，总觉得“你们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老一套？”所以，我走的道路，一直是“孤军奋斗”，脱离群众的危险道路。
+
+　　到学校学习以后，自大的情绪并没有克服。比如同学之间，不是首先以别人的“长”补自己的“短”，而是先看到自己之“长”去填别人之“短”。作文簿上被老师批了个“甲”，中国青年报上有了篇小文章，我就觉得别人的文章不如我。小报刊（如院刊、政法青年黑板报）我不写，大报刊出一下风头，就能有钱又有名。
+
+　　比较突出的是对书记员问题的辩论。当时有人提出毕业后是否要当书记员的问题时，这是和我的名利思想有严重矛盾的，因此，在反对当书记员的一派中，我就挂了“帅”，并千方百计地要把对方辩倒，表现自己。对待别人公正的、有充分论据的意见，则是挑剔其中不完全的地方来加以指责，否定一切。
+
+　　辩论的结果是输了。但我又觉得，输是输了，但足以自慰的是我出了风头，有了名。我当时把辩论当做自己获取名声的条件，可见，这种出发点的本身就充满了资产阶级的臭气！
+
+　　骄傲自满的恶性发展，就使我不能客观地认识问题，分不清是非，以致在风浪中迷失方向，丧失立场。譬如，1955年“肃反”期间，我竟公开为我所在的单位里三个有历史问题的人在某些方面作了辩护，认为领导上检查错了，对领导不满，犯了立场不稳的错误。
+
+　　以上情况表明：我的骄傲自满、狂妄自大是极其严重的。通过党团组织的教育和同学们的帮助，我开始认识到，这是向红专跃进的严重障碍。为了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必须认真地批判自己。
+
+　　骄傲自大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我自己认为有“才能”和“知识”，高人一等。但是，我的所谓“才能”和“知识”到底为谁服务呢？在分配工作上的不满，正好说明我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个人争名夺利。骄傲自满的人就是这样，把眼光集中在自己身上，不适当地夸大自己的“才能”，并以这种夸大了的“才能”作为资本来要求人民给他名利。他的根本错误在于把个人与群众的关系颠倒过来，把自己放在群众之上，认为他就是唯一有“才能”的人，而目空一切，唯我独尊，趾高气扬，蔑视群众。这实质上是一种剥削阶级思想的反映。因为，历史上的剥削阶级都是高踞于劳动人民之上，作威作福，要劳动人民听任他们摆布的。那些剥削者并不是“上帝”赋予了他们什么特别的“才能”，不过是依靠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而过着可耻的寄生生活。我把自己像泡沫一样地吹得很大，而伸手向人民索取“报酬”，这同那些剥削者不是大同小异吗？其实，不仅任何一个个人的“才能”不可能超越群众，即使他的一点点可怜的“知识”也并不是他的头脑中凭空想出来的，而是整个人类长期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不断积累的经验总结起来的，是亿万劳动人民实践的结果，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自己不正是如此吗？除了党的教导以外，我那里还有什么“才能”、什么“知识”呢？所有的一点点“知识”同劳动人民积累的经验和智慧来比较又是多么渺小！至于自己工作上有过一些成绩，受过表扬，就沾沾自喜地骄傲起来，这不正是由于只看到自己的所谓成绩，而忘记了这些成绩的来源么？而且，即使我个人有一定的成绩，但是，比之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那真是沧海中之—粟，又有什么值得骄傲呢？这除掉说明自己由于为自我欣赏所陶醉，而变得鼠目寸光，看不见党和人民群众的力量的伟大以外，还能说明别的么？
+
+　　自高自大的结果，使我缺乏旺盛的革命朝气和充沛的热情，工作上忽冷忽热，思想上患得患失，意志薄弱，遇到困难就萎缩惧怕。譬如，我申请入团没有批准，就自认为丢了脸，伤了自尊心，便心灰意冷，自暴自弃，工作上日渐稍沉，终日郁郁寡欢，怨天尤人，自叹命运不佳。其实这不过是自高自大在碰了钉子以后而转化到它的反面——自卑自馁的表现。这就说明自高自大并没有使我得到一点好处，而是相反，它使我徘徊不前，成了我前进的绊脚石。
+
+　　社会主义是集体的事业。而骄傲自大的人由于过高地估计自己，个人的欲望就要比他实际所应该得到和可能得到的大得多。当他有某些满足的时候，就会更骄傲，欲望也就更大，永远也不会满足，因为这是社会主义所不容许的。坚持骄傲自大，并听任它发展下去，最后必然会与社会主义的集体利益相对抗，而走上背叛集体、反对社会主义的罪恶道路。我自己从报考高等学校一直到进了大学以后，个人欲望不正是越来越大以致对领导上心怀不满吗？如果不加克服，后果何堪设想？右派分子刘绍棠的堕落就是我的前车之鉴！
+
+　　毛主席教导我们：“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自己的过去更证明了这个真理。今后，它将是我时刻警惕骄傲自大出现的座右铭。我要紧紧依靠组织，依靠群众，把自己始终放在群众的监督之下，在群众之中，共同奋发前进！
+
+　　来源：中共华东政法学院委员会社会主义教育办公室、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自觉革命奔向红专》，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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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9 @@
+# 关于“自由王国”——管庄问题的检讨
+
+　　<建筑材料工业部部长　赖际发>
+
+　　我们完全接受人民日报1957年11月30日发表的“‘自由王国’——管庄”一文对我们的批评；我们完全拥护国务院派工作组来检查和帮助我们解决管庄问题；我们必须以革命的精神，通过整风，坚决彻底地改变管庄的混乱状态，把管庄建设成一个有 领导、有秩序的新管庄。
+
+　　管庄问题的发生，应该认为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管庄问题，说明我们部的领导上一开始在管庄进行建设的时候，就存在着主观主义的错误。当时我们只是片面地考虑 到把部属的地质、设计、科学研究和施工等单位集中设在一起，既可以满足建设用地，又便于管理、节省投资，而没有估计到这些单位建立以后，可能会发生一些什 么问题，也没有很好地考虑到如何加强这些单位的统一管理和互相之间的协作，以及如何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加强这些单位的政治思想领导工作。相反地，我们对这些单位却采取了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在党的工作方面，我们没有在管庄成立统一的党委，而是把各单位的党组织分头划归部的机关党委和有关局的总支领导；我 们对于各单位党的组织和工作关心不够，缺乏具体的帮助，这就削弱了党对这些单位的政治思想领导工作。在行政工作方面，我们把各单位分头交给部内的几个司、局管理，致使各单位自成系统，工作上各搞一套，互不协调。对于这些现象，我们部的领导上没有及时地采取有效措施，结果本位主义、分散主义也就日益严重地滋 长起来了。另外，由于我们部的领导上盲目地把这些摊子铺的很大，有些摆的过早，因此造成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严重现象。所有这些，不仅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多的困难和损失，而且也给管庄种下了混乱的根子。管庄各单位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泛滥，不是偶 然的，这是同我们部的领导上长期忽视政治思想工作分不开的。管庄是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根据水泥工业设计院、建筑材料工业设计院、水泥工业研究院、建 筑材料工业研究院四个单位的统计，共有职工二千五百七十四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约占全体职工的40％左右，青年知识分子又占全体职工的绝大多数。他们中间 有些人在旧社会里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很深，或者是刚从学校出来不久，没有经过阶级斗争和劳动锻炼。这种情况说明，对于这样一支技术队伍，如果不进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改造，要完成我们所担负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是不可能的。管庄各单位担负着国家的部分地质勘探、设计、新产品试验研究和建筑安装等项任务，工作是繁重的。因此，不抓业务是不对的，但是只抓业务，而放松政治思想工作也是不对的。而我们的错误就在于偏重了业务，忽视了政治。在我们的工作中，常常是一般 指导多，具体帮助少；很少进行工作和思想情况的检查，或者检查的时候也是看好的多，看坏的少。我们在解决管庄机关工作中的困难问题时，往往只看现象，不看本质；从物质生活上考虑的多，而对职工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做的少，因而也就不能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不能使许多问题从思想上求得根本的解决。 我们这种忽视政治思想工作的错误，在管庄机关的一些领导干部和党员中也严重地存在着。管庄机关的个别领导干部，不仅对“又红又专”的意义缺乏正确的理解， 而且也没有贯彻执行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甚至有的领导干部在评定工资时公开主张“以技术为主，政治为辅”；有的还竟然宣称：党组织在行政工作时间 进行活动是“非法”的，说党的工作干部是“政治二流子”。在这种错误思想影响之下，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和青年知识分子脱离政治的倾向和资产阶级思想，也就更 加严重地发展起来了。例如有些人只要技术，不要政治，有的人竟说：“让我拿时间来搞政治我是不干的”，认为技术是“铁饭碗”，“有了技术就有了一切”。有 些人把钻研技术当成了追求个人名利的一种手段，他们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业务书”。甚至有的单位的团组织，在发展团员的时候，也有所谓“把一切有 技术的人都吸收到团内来”的说法。在某些党的组织中，政治空气稀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开展，对不良倾向缺乏斗争的勇气，甚至少数党员对政治斗争和组织生活 不感兴趣的现象，也相当严重。
+
+　　管庄混乱现象的发展，同我们部的领导上的右倾思想有直接关系。我们在建立和扩大机构的过程中，不仅存在着盲目性，而且缺乏高度的政治警觉性。我们对招收来 的人员没有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使少数流氓分子、盗窃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混了进来，造成了机关内部的严重不纯。加上过去的一些政治运动搞得不够彻底，对于反 革命分子、违法乱纪分子打击不力，处理不严，因此他们就更加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例如在几百件盗窃案件中，有伪装的工程师和高级知识分子作案，有白天行窃的勾当。至于流氓分子的活动，更是无法无天，有的竟敢在公开场所侮辱妇女，甚至强奸幼女的案件也有发生。对于这种严重的情况，我们部的领导上长期以来缺乏 足够的认识，甚至认为：人员多了情况不免复杂，良莠不齐在所难免，因而对反革命分子和违法乱纪分子，就没有及时地、坚决地进行严肃处理；有的虽然处理了，也失之过宽；也还有些问题在处理上存在着姑息迁就的错误。正是由于我们存在着这种右倾思想，使管庄的社会主义秩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
+　　管庄问题，以往我们虽然也知道一些情况，但是我们并没有深入下层，抓住本质的问题进行认真的处理。甚至当管庄各单位的领导人员反映工作上的困难时，我们不是采取虚心听取、仔细研究的态度，而是往往把责任推到下面的本位主义方面。人民日报公开揭发“自由王国”的情况以后，虽然开始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但是对于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却仍然认识不够。直到国务院派了工作组深入管庄之后，我们也还没有派出主要负责干部去管庄进行整顿，更没有考虑到从管庄问题的发生来检查 我们部的领导所应当负的责任，并且从中吸取教训，而只是认为：部里在整风过程中已经抽调一名局长和专做党的工作的干部，成立设计管理局，建立统一领导管庄 的党委，就可以解决管庄的问题，这种态度显然是不够严肃的，也是我们在政治上缺乏敏感性和责任心的表现。应该承认，管庄之所以形成“自由王国”，是由于我们部的领导上犯了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严重脱离政治的右倾思想错误。这就是说，我们盲目地把上万人（包括家属）的机关设在管庄以后，没有采取必要的 措施去加强这些单位的党的领导和行政的统一管理，严重地忽视了政治思想工作；再加上对这些单位中的一些刑事犯罪分子和违法乱纪分子没有及时地严肃处理，因而就使管庄问题越来越加严重，终于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暴露了出来。我在管庄第一次机关职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没有进行自我批评是错误的。管庄问题已在人民群 众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给工作带来了不少损失。应该说，这些错误我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
+　　管庄问题，深刻地教训了我们：凡是放松党的领导，存在着严重官僚主义的地方，就必然会产生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就必然会发生违法乱纪的行为。管庄问题，还教训了我们：政治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灵魂。管庄的事实有力地说明了：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任何削弱，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加强。同时也证明 了：任何一项业务工作，如果不同政治思想工作密切结合起来，就不可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就必然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失。
+
+　　我们建筑材料工业部领导上的缺点和错误是很多的，管庄问题是我们的缺点和错误的一次集中暴露。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集中力量解决管庄问题，把这个问题列为整风运动的重点之一。我们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管庄机关工作人员中，认真开展一个深入的整风运动，以革命的精神，加强整 改，坚持到底。并且通过整改，切实整顿组织，克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使我们的组织机构和工作制度能够更好地适应国家建设任务的需要。为了加强管庄 各单位党的工作的领导，我们必须在管庄建立统一的党委。管庄机关党委除了受上级机关党委的领导以外，同时还必须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认真贯彻执行地方党委 的指示。为了克服各自为政、互不协作的本位主义、分散主义的现象，我们必须立即建立统一的行政管理机构，加强对管庄各单位行政工作的统一管理。与此同时， 我们还必须开展一个反对浪费的斗争，使全体职工群众受到一次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深刻教育，树立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为了消灭管庄的混 乱现象，我们还必须在管庄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反对各种刑事犯罪分子和违法乱纪行为的斗争，通过这个斗争，坚决打击破坏分子，使好人得到保护。同时，加强对职 工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我们必须教育管庄的每一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服从当地政府的领导，认真执行政府的政策、法令，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参加当地人民群众的活动。我们的国家干部和工作人员家属，在当地都是普通公民，并没有任何特殊的权利。
+
+　　最后，我相信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管庄的问题，一定可以得到彻底的解决。　（新华社）
+
+　　来源：1958年1月15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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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7 @@
+# 我要坚决改正错误
+
+　　<李劼人>
+
+　　李劼人代表说，去年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展开疯狂进攻的时候，他曾在四川省委统战部和四川省文联座谈会上发表了一些不利于党和社会主义的话，这些话在四 川特别是在成都市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这次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就是他的立场仍然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他愿在今后以有生之年，坚决改正错误，转变立场，切实地起 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螺丝钉的作用。
+
+　　我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和吴玉章主任向大会所作的各项报告。
+
+　　去年春夏之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趁党整风之机，向党向社会主义展开疯狂进攻的时候，由于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作祟，以致政治界限不清，大是大非不明，不但预感 不出右派言行的反动实质，反而随声附和，在四川省委统战部和四川省文联的座谈会上发表了一些不利于党和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话。这些话在四川省、特别在成都市 的群众中曾造成不良影响。关于这些错误，我虽先后在四川省和成都市人代会上及四川省文艺界代表大会上作过自我检查，但都不能算深刻。后经党内外许多同志帮 助，方才明确我的错误产生，绝非偶然，且也不能诿口于某种客观原因，实实在在是因为一个根本问题尚未解决之故，即我国革命虽已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转变为社 会主义性质，而我的立场却仍然站在资产阶级方面。这是我此次犯错误的根本原因。
+
+　　检查起来，这种立场之形成以及未能得到根本转变，是有其历史根源的。我出身于一个小市民家庭。按理说来，小资产阶级虽非剥削阶级，但最易接受资产阶级的观 点，且在有条件时，也最易变成资产阶级的一个组成分子。我自幼曾在封建社会内受过教育，迨至后来，又曾身受过西欧资产阶级的文化教育和政治生活的影响。在 国内，长期置身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同时，在解放前的十余年中，我又经办过一个民族企业，具备了民族工业资本家的身份。存在决定意识，因此，资产阶级 思想意识也就不能不逐步形成，并深藏在我的思想深处；资产阶级及其学者有意识宣扬的“民主”“自由”等等空泛概念也就不能不影响于我的政治观。在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时期，一方面，我直接感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与民族企业有利益上的冲突；一方面，则感到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与任何“民主”“自由”都 是相对抗的；因此，我对于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结构深恶而痛绝。在此种情况下，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和党所提出来的纲领颇能接受，且把改造中国社 会的希望寄予共产党。解放后，我对自己的上述立场和政治观点，未能仔细地进行阶级分析，当然，也就不能清楚地认识到这种立场和政治观点在民主革命中虽有其 进步的一面，但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及至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这种立场和观点便只能起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了。正因如此，解放后我也就未能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 加之解放以来历次运动均未牵涉到我个人，使我得以置身事外，从而我不仅未能从历次运动中得到教育，反而加重了对自己进步的估计。其实，细思起来，不能说我 对于历次运动的认识都与党的要求完全一致。有些运动属于民主革命的范畴，与我的立场、观点差距不大，我当然没有异议。然而对于如“三反”“五反”这样的带 有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运动却就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了。“三反”“五反”虽也未牵涉到我，且我对于这个运动的本身也不反对，但在运动初期，我却觉得有些作法似 乎“过猛”了，以至在思想感情上有一些格格不入之感。实则，这种“过猛”之感正体现了我对运动的怀疑，只不过通过对具体作法的怀疑表现出来罢了。
+
+　　在去年黑云满天、邪风四煽之时，我所犯的错误和我上面检查的根源是有必然联系的。其一，当我看到右派分子葛佩琦的恶毒叫嚣后，曾在文联座谈会上说：“其言 不足取，其意却可嘉”。意思是说葛的态度的确恶劣，言论也十分杀气腾腾，所以，“其言不足取”，但他敢于“坦率”地说出来，这个“意”就可嘉了。其二，当 四川省文艺界严正批判“草木篇”时，我却认为这是“小题大做”，并认为作者年轻无知。至于作者对社会主义的刻骨铭心的阶级仇恨，却未能从其文字中嗅出。这 两点错误暴露了我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点，因为我把右派分子的言论也看成了合乎“民主”的现象，实实在在这种民主观点正是资产阶级一贯宣传的所谓超阶级的民主 观的反映。其三，我的严重错误还在于：当四川省右派分子张默生向省文联负责同志和省文联党组猖狂进攻时，我不但未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反而引用了当时的 右派言论，说如有错误，其咎不在省文联，而在省委宣传部和中央宣传部。当时我初意本欲为省文联负责同志解围，殊不知如此一来竟帮助了右派分子把进攻的矛头 指向了党中央。这一错误十足地暴露了我尽管在口头上接受了“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的口号，然而在思想底里，对于这个口号尚有相当距离。也因此故， 在此次右派分子妄图夺取党对文艺的领导权时，我不知不觉地倒向了右边。去年我在成都市人代会上检查时，曾说自己确已“掉入右派泥坑”，即指此而言。
+
+　　反右斗争以来，经过数次痛苦的追根，才逐步弄清楚了我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实为此次犯错误的根源。但在检查之初，也曾由于对错误的严重性缺乏认识，因此检 查不免肤浅，追根难免表面。后经党的帮助，方始感到一个具有资产阶级立场、观点的人，在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愈益深入时，不管这种立场、观点平时如何深藏不 露，譬如未经铲除的草根，一旦气候土壤适合了，它自然就会发芽滋长，铸成大错。“除草务尽”，的确有至理存焉。诚然，也不可讳言，改造自己有时也难免切肤 之痛，但如下定决心，操刀以割，割后也会感到大欢喜。此次检查，我虽尽力之所及，但看来也还不能鞭辟入里，希望诸位代表多加指正。总之，今而后，我定以有 生之年，坚决改正错误，转变立场，切实地起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螺丝钉的作用。
+
+　　来源：1958年2月14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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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53 @@
+# 复旦大学三十五位教授的集体规划
+
+　　<复旦大学、陈望道>
+
+　　复旦大学陈望道等35人在已制订又红又专个人规划的基础上，热烈响应中国科学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机构17位科学家的倡议，三月一日签名通过了“红透专深、坚决做政治上的革命派，学术上的革新派和教学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促进派！”的集体规划，与全国科学研究机关、高等学校的科学家、教授，展开社会主义竞赛，集体规划提出十三项奋斗目标：
+
+　　（1）针对自己的思想实际，按照中共上海市委提出的知识分子改造的五项初步目标，彻底改造思想，在三年内全部成为左派，已经是左派的要求更红，以共产党员的标准锻炼自己，争取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建议全校讲师以上教师争取在三年内有70％成为左派和中左。
+
+　　（2）把心交给党，交给人民，全心全意拥护党的领导。维护党的利益，对一切不利于党的现象坚决展开斗争；贯彻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认真做好教学、科学研究、政治思想教育和行政工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坚决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
+
+　　（3）关心国内外形势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精读党报社论；消灭知识私有观念，毫无保留的把知识交给工农；真正做到以普通劳动者自居，主动团结同志，大胆暴露思想，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每半年进行思想小结一次，克服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真正做到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
+　　（4）联系思想、联系实际，结合业务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实践，认真学习马列主义，以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武装自己，努力培养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增强党性。
+
+　　（5）积极参加义务劳动、爱国卫生运动和绿化工作，加强劳动观点；在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做到勤劳不懈，利用一切机会接触工农群众，培养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努力做到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
+
+　　（6）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中带头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积极参加学术自由讨论，根据摆事实、讲道理和坚持真理、纠正错误的精神，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
+　　（7）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克服保守思想，打破陈规，不断改进教学工作，提高学术质量，做到对培养学生、特别是对培养工农学生的工作全面负责，加强对学生学习的指导工作，关心学生政治、品德的成长和健康。
+
+　　（8）积极推进社会科学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大力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工作，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方针，克服教条主义，加强社会科学教学中的党性和战斗性。
+
+　　（9）以身作则，发挥自己所在的教研组和研究室在科学研究上的集体作用；在选题上做到能反映国家规划和工农业、文化发展的需要；以毛泽东同志关于两类矛盾的学说为指导思想，进行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密切和实际工作部门、研究机关和兄弟学校的协作关系和苏联有科学合作任务的同志，保证做好合作工作。
+
+　　（10）不断提高科学研究工作的水平，争取五至十年内在微分几何学、函数论、奇性积分方程、液体理论、固体光电学、稀有元素、络合物化学、电化学、分子光谱、放射遗传学、种子微生物及种子生理、真菌学、神经中枢机能系统及其动力相关的一些问题、世界古代史、西洋哲学史等学科的研究工作上达到或接近国际水平，争取五年内使本校在语法修辞、历史地理、中国历史上的土地问题、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微分几何学、函数论、光学、半导体、稀有元素、分子光谱、放射遗传学、种子微生物及种子生理等学科的研究工作上成为全国研究中心之一；在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两类矛盾的学说研究社会现实问题和在祖国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工作上写出专著；五年内共写出科学著作41部，论文348篇。
+
+　　（11）做好培养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工作，把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关心他们在政治上、业务上的成长，对他们提出严格的要求。五年内，使目前所指导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中有96人达到具有独立担任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其中有63人达到副教授水平。
+
+　　（12）坚持贯彻勤俭办学、勤工俭学、勤俭生产的方针，充分发挥潜在力量，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除年老体弱的同志外，做到每天至少工作十小时，每学期都有教学、科学研究任务，争取多开课程。
+
+　　（13）为了能够精力充沛地达到以上奋斗目标，坚持每天至少十分钟的体育活动，增强体质。
+
+　　我们全体同志决心实现以上十三项奋斗目标，坚决执行已经制订或经修订的个人规划，力求红透专深，保证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大跃进中，永远做政治上的革命派，学术上的革新派，教学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促进派，力争早日成为又红又专、更红更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
+　　复旦大学：
+
+　　方俊鑫  王福山  王鸣歧  卢于道  卢鹤绂  丘日庆
+
+　　田汝康  张汇文  全增嘏  李振麟  李铁民  吴文祺
+
+　　吴征铠  吴浩青  吴斐丹  陈守实  陈传璋  陈望道
+
+　　陈建功  严志弦  苏步青  周同庆  周谷城  胡曲园
+
+　　郭绍虞  徐燕谋  曹亨闻  曹国卿  程博洪  杨岂深
+
+　　蒋学模  谈家桢  漆琪生  谭其骧  顾冀东
+
+　　（按姓氏笔划排列）
+
+　　 一九五八年三月一日
+
+　　来源：原载1958年3月4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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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7 @@
+# 城固县人民法院对不法富农王慈民刑事判决
+
+　　本院于1958年3月12日由代理审判员陈建平和人民陪审员付永贞、蒋素莲组成审判庭，书记员王文全担任记录。在代检察员汪庆德的参加下，在审判庭公开审理了受审人王慈民不法富农一案。查受审人王慈民，男，38岁，富农出身，汉族，陕西省城固县人，现住原公区九山乡南沟村，职业务农，有前科。
+
+　　本案经本院审理完结，现查明：
+
+　　被告王慈民系富农份（分）子，国民党员，伪军官，55年因偷漏税款，拉拢干部等罪被捕关押，56年12月释放回家，被告回家后，仍不痛改前非，竟对群众 煽动说：“受法(注：应是坐牢的意思)比农民吃的好”，57年3月借当日工分未宣布的空隙，煽动社员说：“政府太亏我们了”故意煽动群众，并在修水库中不 服从组长指挥，4月协同其兄将已入社的土地七分夺回耕种，引起其他社员也将已入社的土地私种，被告并私挖公有坡一分多，5月夏收中偷窃社内麦子两背斗叫其 子女背回，并偷砍农民小数（树）两根，8月出售尿水中给尿掺假，56年公粮拖欠至今未缴纳，特别是被告的犯罪事实，经王德芳等人检举后，被告心怀不满曾企 图看时机杀害王德芳等人。总（综）上事实，被告供认属实，且有王宗堂等人检举为凭。
+
+　　查被告王慈民反动气焰嚣张，55年通过改造仍坚持其反动立场，造谣煽动群众，霸占社内土地，偷窃社内粮食及其他人树木，特别严重的是企图谋杀检举人，此类屡教不改的反动分子，应予严惩，故依法判处：被告王慈民有期徒刑8年(刑期由1958年3月12日至1966年3月11日止，但被告已于1958年2月 6日至今羁押41天，应由主刑中扣除，故被告应于1966年元月31日刑满)。
+
+　　如不服从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付本上诉于汉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
+　　 1958年3月12日
+
+　　· 来源：
+
+　　来自网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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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9 @@
+# 我对红透专深的看法——西北大学学生刘星给西安日报编辑部的信
+
+　　（编辑同志：）
+
+　　我是一个共青团员，二十来岁，现在西北大学物理系一年级学习，在大跃进的今天，人们都纷纷向党交心，我也有一些想法和心里话需要谈谈。
+
+　　我受党和新社会的教育已经九年了，本想全心全意跟着党走，按照党的话去办事。但是，我的一些看法不知为什么总和党的看法不一致。这最突出的表现在“红”与“专”的问题上。
+
+　　先谈对“红”的看法。我从小就有一种想法：我不能象野草似的自生自灭，无声无息，来世一遭，应该给人类留一点东西。我认为在现今的历史条件下，对人类贡献最大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在政治方面推动社会的人；另一种是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他们造福人类，从根本上推动着社会前进。这种人虽然看起来似乎没有前者那样受人爱戴，但社会发展却离不开他们。所以我选择了后一条路，决心作后一种人。为什么呢？因为我出身于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自从党提出在各项工作中必须贯彻阶级路线以后，我认为象我这样的青年，是不会受党太信任的。这个党组织信任了，另一个党组织一看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一定得重新考验。由此可见，我要作前一类人可说是“难于上青天”。可是作后一类人吧，没有一点“政治”也不行，首先得有一个正确的灵魂。于是我选择了一条创造性的道路，即在政治上“保本”的前提下，作后一类人。
+
+　　我的“保本政策”和党提出的对自然科学家的要求，没有原则性的区别。我对“红透”的看法和党的根本分歧，只是在于程度上和方法上都不同。我的“保本政策”的中心思想是保住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这个前提，保住这个根本。“又红又专”的提法我是同意的。但是，我认为“专深”是对的；“红透”不必要。我觉得某些个别的、少量的个人主义并不妨碍保住拥护社会主义这个根本，它还是可以和集体主义思想在人们头脑中和平共存的；不严重的个人主义也可以让其存在，只是划定一定的空间让其活动，不让越出，当自己感到有越轨时，就展开思想斗争。我认为搞社会工作并不是“保本”的必要措施，但它是有益于“保本”的。所以交给我的社会工作一般说都是干的，只不过干的不出色。在参加会议时，我发言较少，好象是一个裁判员，又好象是一个受教育者，只是坐在一边听大家的争执，“取其精华，舍其糟粕”。反正我觉得世界不断在前进，我只要能跟大家走就行。“红”可以，但不必“红透”。这是我对“红”的看法。
+
+　　“专深”的问题，我的看法和党一致。但我认为执行“保本政策”也可能做到“专深”。“专深”需要两大前提：一是社会生产需要；一是社会物质条件。执行“保本政策”，恰好可以达到这两个结果。保住本了虽然也许不如“红透”的人条件好，但只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学习颜回（按：孔子曾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和巴尔扎克的勤勉，是一定能“专深”的。爱因斯坦为了“专深专透”，整天钻在实验室；牛顿二十岁就成名了，都是由于主观努力和勤奋的结果。
+
+　　我的“保本政策”是我观察生活、分析事物从实践中得来的，而且经过了检验、修正和补充。在鸣放时期，我就没有附和右派。由此，我感到“本”不但保住了，而且是从心里保住的，保得自然。
+
+　　“红”一下，“保住本”，“专深专透”，这是我的奋斗目标。不知是否正确，我希望你——编辑同志，帮助我提高认识，帮助我进步。
+
+　　 刘星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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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3 @@
+# 向真理投降
+
+　　<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
+
+　　在双反运动以前，由于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我对于许多事物有严重的错误看法，其中最突出的是对思想改造和对党的领导的看法。
+
+## 关于思想改造
+
+　　在三反运动中我的收获是很大的。那时我有亲美恐美的思想。经过三反运动，此种思想彻底打垮了，分清了敌我。后来我荣幸地参加了赴朝慰问团，在朝鲜看见听见志愿军无数的英勇事迹，深深感动，在敌我立场上站得更稳了。但是因为我出身于封建家庭，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在我心中根深蒂固。三反的重点是分清敌我，故对于一般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得不透，而且我认为批评时的态度有些粗暴，故此未能将其打倒。再加上我有爱国、历史清白、为人正直等包袱，认为我已经决心跟着共产党走，政治立场已经没有问题了，对于政治的要求极低。我又是有纯技术观点的人，认为只要将化学知识传给学生就是为人民服务，因此对于政治学习不关心。久而久之，资产阶级思想不但不比三反结束时减少，反而占了上风，使我抱残守缺将旧货当作宝贝，认为我已经没有要不得的思想。要想将这些旧货扫除，就会引起反感，因此五年来我在思想上毫无进步。
+
+　　双反运动开始后，我看见北大化学系毕业生的废品展览会，使我大吃一惊，因为那些学生中有不少是我教过的，不可能没有受到我的影响。自那时起我开始怀疑我的思想是否要得，后来听了彭真同志的报告，他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幼至长全是在资产阶级的学校中受教育，那能有社会主义的思想。现在我们要走进社会主义了，必须将旧思想丢掉（大意如此），这句话惊醒了我。接着看了许多学生的大字报，才知道我给他们带来了多大的损害。这个发现使我万分难过，因为我在腐蚀他们的纯洁心灵。自青年讲助的大字报及谈话中，知道有不少的青年教师以我为旗帜，向白专进军。至此我对于我在北大青年中的危害性才充分的认识了。我痛恨自己，自问为何会产生这么大的恶果。经过同志们的不断帮助和自己思想的激烈斗争，我终于认识到这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人在教学上必然产生的结果。我也体会到，要想真正的解决问题，只有彻底的改变立场。现在回顾从前逃避思想改造的理由，没有一个是站得住的。我自命是爱国的人，但是对爱国二字的体会却是非常空洞的，只是一种由于久受异族压迫而引起的民族情感。在未解放时，此种感情还有其积极作用，但是到了今天祖国已经走向社会主义，而我的爱国还停留在狭隘的民族立场阶段，那就太不够了。在今天，一个真正爱国的人，首先必须爱共产党，一心一意地跟着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要想走社会主义的路，就必须彻底地铲除与社会主义抵触的资产阶级思想；要想铲除这种思想，就必须接受思想改造。我却逃避改造。这能算爱国么？显然不能。我又是一个自命正直的人。正直就是有勇气向恶势力作斗争，也有勇气改正错误。在国民党时代，我不敢批评。到了忍无可忍时，我逃往美国，钻进象牙之塔。到今天共产党正领着六亿人民走向光明，我却借口正直，忽视思想改造，这是有勇气改正错误么？这种“勇气”不是正直而是歪曲。我自以为是跟着党走，政治立场已无问题。倘若真是跟着走，立场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党以六亿人民的意志为意志，走社会主义的路，我是照自己的意志，走资产阶级的路。南辕北辙，怎能说是跟着党走呢？更真实一些是背着党走。我认为我以传授化学为人民服务，学习不学习政治没有关系。化学诚然没有阶级性，但是掌握化学的人却不能没有阶级性。对于一个个人主义者，化学只为他或少数人服务；对于一个社会主义者，化学才是六亿人民的。我以个人主义为主导思想来教导同学，这就是拉他们后腿，哪里能算是为人民服务。就是这样的初步分析，不需要思想改造的理由已经全部破产了。由此可见，我不愿意接受思想改造的真正理由，只是舍不得丢弃早已臭了的资产阶级思想。最初所持的理由只是在无理由中为自己找理由来骗自己，久而久之也就信以为真了。
+
+## 关于党的领导
+
+　　1953年我到了石油学院。那时学校才成立，设备当然很差。我想开始化学研究，但仪器、药品、实验室全不够。当时我不仔细考虑一个新成立的学校有多少比研究更重要的事需要进行，就认为院领导不支持我；他所以不支持，是因为他不懂化学。我是一个狂妄自大而具有纯技术观点的人，认为在文教事业中，外行人可以在方针政策上领导，对于科学技术的具体领导就必须是内行人才行。石油学院的经历更坚定了我的这种看法。后来我离开了石油学院，但满腹怨气并未消除。1955年9月我在化学通报发表了“高等学校的化学研究——一个三部曲”。这篇文章产生了极大的坏影响，因为它不但使读者得到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结论，还可以推广而得到党不能领导科学的印象。外行不能领导的论点有两方面：（1）只有内行才能领导；（2）外行不能领导。无论哪一方面全是荒谬的。先看从第一个论点得什么结果。我是学胶体化学的，对于有机化学就是外行；学有机的人对于胶体也未必内行。化学的门类繁多，不可能有一个人对于各门全是内行，因此根据这个论点就没有人能领导化学研究了。推而广之，更没有人能领导科学了。结果中国的科学就成了无政府状态。这条路显然是死路。现在看看第二个论点——外行人能不能领导。1956年我参加了科学规划工作。起初我完全心中无数，以为只要党宣布一下我国的建设次序的轮廓，科学家根据自己的专长选择研究项目，制定计划就万事大吉了。那时一个自命为内行的人对于科学规划——科学的具体领导的办法就是如此空洞，而想法同样模糊的还不止我一人。此种办法实际是对党的领导原则接受，具体否定，不但空洞，而且流弊百出，因为如此一来，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这个空空洞洞的发展科学的大帽子下进行为科学而科学的研究而不受批评。实际上科学规划是这样进行的：党根据国家的需要提出若干任务，将任务分为若干中心问题，再将中心问题分为若干具体的研究项目，然后再根据需要与可能，目前和将来，拟定具体的措施。自培养人材的数目和年限，仪器设备之筹划，空白学科的如何填满等等大小节目皆有着落。这样就十分具体，可以执行了。以任务带动研究，以研究完成任务，比起许多“内行人”所想的空洞无物的计划真是天渊之别。当时领导作规划的人有许多是所谓的“外行人”。他们对于拿试管的确是外行，但对于领导会拿试管的人却不是外行而是内行。为何他们能够领导，而像我们这样自命为内行的人却不会领导？理由是很明显的。规划之所以完备，因为任务是根据六亿人民的需要而提出来的；办法之所以具体，因为领导的人是集体主义者，又掌握了马列主义，能够发挥群众的智慧能力，而旧式的科学家却多半是个人主义者。一两个人的智慧能力，无论多么大，比起群众的智慧能力自然十分渺小。以上只是领导的方法，现在再看看领导的结果如何。解放以来，交通、水利、矿产、农业以及各种工业的发展规模与速度全是史无前例的，而这些全是技术性很高的事业。在文教事业中每年培养出来的青年人材之量和质也全是和解放前不能相提并论的。在研究成果方面有些部门已达到国际水平。最近在化学肥料方面提出的大、中、小、小小型氮肥厂的计划立将实现。这是在化学工业中具有革命意义的一件大事。这些只是一部分成就而已，但已是旧式的老科学家所梦想不到的。所以在短短的七八年中能有此惊人成绩，又是马列主义加集体主义的结果。自上举的事实，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论点真是井蛙之见，不攻自破了。那时我之所以提出这个荒谬的论点是根据资产阶级的狭隘观点出发，根本不认识集体主义之伟大。其实自1949年以来，谁领导谁的问题就已经不存在了。
+
+　　在双反运动中我重读“三部曲”。经过同志们的帮助，我才发现其中还有很严重的错误，其严重性并不下于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荒谬论点。当写“三部曲”时，我还以为除了科学研究以外，在方针政策上我是服从党的领导的。这是自欺欺人之谈。在科学研究中党也有方针政策，否定了党对科学的领导，就等于否定了党的方针政策。
+
+　　解放后科学文教事业成绩之伟大是我所知道的，也是我生平所希望的，但是我在“三部曲”一文中却全未提起，而是满腹牢骚地举出一些缺点并将其大为夸大。原因何在？当时自以为这是出于爱国热忱，指出缺点，希望能够改善，但是仔细分析起来，动笔时的主导思想还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倘若真是希望改善，何以语气却是怨气冲天，毫无对待同志的与人为善的气味？这不但表现出我的狂妄自大，而且流露出我的感情。前已提过，我对于资产阶级思想是有好感的。凡是遇到与资产阶级思想矛盾的事物，就或多或少地有抵触情绪。党的方针政策是实现社会主义，学校中的一切措施自然也以此为目的。这也就是说，与资产阶级思想矛盾。因此我就常常不满了。归根结底还是政治立场问题。一个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人不可能一心一意的服从党的领导。从前自以为在一心跟着党走，完全是自欺欺人。经过同志们的耐心启发，现在我才真正地认识到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
+　　双反运动中同志、同学们的猛烈火力将我烧醒，否则我还不认识我的思想中有那许多毒素。若不将其彻底铲除，不知更会给青年带来多少危害。我现在有勇气向真理投降，下定决心改变政治立场，站到左边来，郑重其事的改造思想，建立新的人生观，争取在最短期间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
+　　来源：原载1958年5月1日《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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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67 @@
+# 我坚决和党一条心
+
+　　<华罗庚>
+
+## 过去对党的看法
+
+　　在检查这方面问题之前，我的情绪上是有过抵触的：谬以为八年之前，一般人还在观望，而我就决心从美国回来，就是一心一意跟共产党走的表示。为什么还会有和党是不是一条心的问题？经过了不眠的夜晚，我才看清楚了一些，才开始认识即使是跟了党走，也不能证明就是一条心，特别是在我国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鸥鸟跟随了海船走，并不是由于它和海船有相同的目的地，而是从海船上可以获得一些食物。古人说：同心同德。我如果保留着资产阶级思想，当然就和社会主义之德的标准完全不同。既不同德，当然也就不会同心。所以我这个充满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决不会和共产党同心同德的，决不会和无产阶级同心同德的，所以不同心是自然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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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反、思想改造运动对我说来，是我的思想的一次总暴露。那就暴露了我并不是同路人，而是异路人。如果提到今天的水平来看，说我那时有反党情绪也不为过。危险极了。感谢党，不是认为我不可教，并且及时地主动地对我进行帮助，耐心地等待我的觉悟，等待我的悔改。这是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不会不感动的。反过来看，就更加清楚了，如果听任自流，让我发展下去，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不是走上脱离祖国成为叛徒的绝路，便会成为一个反党的右派分子。我深夜扪心想到这儿的时候，睡不安席。我衷心地感谢党，感谢党救了我的命，挽救了我的政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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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今天的思想情况，回想当年，真有隔世之感了。可是今天我认为可怕的思想，正是当年印在我心上印得最深的思想。在三反、思想改造运动以后，我把大家的好意当成恶意，把揭发当成诽谤，把批评当成攻击，怀疑这，怀疑那，怀疑有人借运动对我攻击报复。总的一句话，我是在找运动中的缺点和偏差，而不从正面来估计运动的意义和作用，特别是对我个人的教育意义。
+
+　　我对待三反运动时一些干部的态度最可以说明这一现象。在我见到他们的时候，就觉得心在收缩，情绪对立。不把他们看成为党所领导的给我治病的医生，相反地把他们看成给我添病的人。这不识好歹的情绪延长得很久，即使当自己知道不好，应当克服的时候，还是不时流露。
+
+　　三反、思想改造运动以前，我抱怨过清华大学、利学院的党组织在学术上不认识我。三反、思想改造运动以后的不长一段时间内，我又谬认为他们不该在政治上把我估计得这样低。我不了解党的批评和教育正是党对我的爱护和重视。直到1953年的春天，我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的访苏代表团，并且在访苏期间，知道了苏联向中国政府征求意见，是否同意给我斯大林奖金，而中国政府立刻同意（后来因斯大林去世，学术奖金停发），并且电调我回国搞“堆垒素数论”中文版。这时候我感激得很，我觉悟到我的怀疑都是错了；并且联想到在争取我回国过程中对我的关怀，转而认识早在我回国之前党就关心和了解我了，只是我的资产阶级思想蒙蔽了我，使我自己糊涂起来而已。
+
+　　在知道了党完全信任了我以后，另外一个副作用又出现了：我越发地趾高气扬了，越发地自高自大了。我的尾巴翘得很高，越翘越高。毛主席所说的把尾巴翘到了一万公尺高的人，其中有一个一定是我。学问上更自高自大，目中无人。政治上也觉得自己很进步了。这种情绪使我变为毫无自知的人。在最近我谈到这些空包袱臭包袱的时候，我女儿很确切地说：“你那个空包袱臭包袱谁都看得出，就是你自己瞒了你自己。”在学术评奖的时候，我觉得“当仁不让”，不肯撤出，造成了不少困难。这都是尾巴翘得太高，放不下来，架子摆得太大，小不下来的缘故。实质上，1953年以后，我走上了“恃宠而骄”的情况了。
+
+　　这种“骄纵”阻碍了我的进步，使我眼高于顶，气溢于胸，目中无人，因此不能容人，不能团结人；也使我觉得我的能力了不得，遇事轻易，谬以为我有能力，可以把政治和业务结合得很好，两方面我都能够担任很多的工作。但是，这次运动把我这一虚假现象完全拆穿了。诚如同志们所说的，我对“红”与“专”的定义都还是模模糊糊的。所谓政治仅是出席了很多的会，写了些质量不高的文章；所谓业务只不过做了些学术论文，并且是不够严肃的。总的一句话：“红”谈不上，“专”快垮了。感谢这次运动，使我认识了我这致命的缺点，使我深刻认识到毛主席所说的颠扑不破的真理：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落后得实在太厉害了。我要急起直追，力争上游。
+
+　　在我想到党对我的爱护的时候，在我想到我辜负了党的时候，在想到我把党对我的教育看为不了解我的时候，在我想到我把党的重视化为骄傲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沉重的。今后唯有在工作中时刻体现党的意图，更全心全意地做好党所交给我的工作，鼓起干劲，力争上游，坚决和党一心，向前向前，拚命地向前。
+
+## 要更好地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决不再以私害公
+
+　　现在我再检查另一方面。我现在只用一个例子作为典型加以说明。我曾经说过：“数学问题是最容易辨别是非的，如果在数学上还不能展开讨论，拉不下面皮进行批评，我们还能希望在生活中进行互相批评吗？”这句话一方面是抬高自己，为我在讨论班中的滔滔发问、不问垮不止的情况找理论根据；另一方面，也是对一些讨论较少的讨论班进行一种侧面的威胁和打击。更可怕的是，影射着由这一点可以看出政治上的进步不进步。
+
+　　我真的把讨论班中的争辩提到理论高度了吗？实际上是完全谈不到的。说明我的看法的最具体的例子还是我自己的话，我说过：“就是个人主义者也应当欢迎人家对我进行学术上的批评，因为错误找出来得早，出丑的范围也就比较小。如果在我们的讨论班上找出来，知道的还不仅仅是我们这些人吗？如果登到数学学报上才发现错了，丑就出得更大了”。这是把批评和自我批评极端庸俗化了的说法，但这正是我心底里的话。我所谓的学术上的批评，仅仅是希望大家多指出错误，免得在更大的范围内出丑而已。我要求人家、有时候接近于逼迫人家对“数论导引”提意见，都是由这种个人打算出发的。我也曾经说过“对不肯给我提意见的人，我不指导他做研究”。今天检查起来，这句话的同义语应当是“你不给我好处，我也不给你好处”。这真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买卖。
+
+　　就是这样的个人主义形式的“批评”也是没有很好地贯彻过。文章中或手稿中发现了错误，不是自己资备自己，反而总是责备帮我看过的人，责备旁人不负责、不小心。另一方面，在旁人找到了错误的时候，有时并不虚心听取，有时还要发脾气，甚至于有时刚愎自用认为人家看不懂。所以做我的助手或学生实在不容易。不提意见不行，提了意见又要碰钉子，无理地挨骂。差不多所有和我共同工作过的人，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都是有过这种经验的。
+
+　　这种夹杂了个人目的，歪曲利用大原则和方针政策的事是举不胜举的。对于党的方针政策和大原则，既然可以夹杂了个人因素而予以歪曲利用，这也就充分说明了我和党的关系很不正常了。有人说我有家长作风，也有人说我像名誉所长，这两种说法都对，就是看在什么场合出现。作为一个个人主义者对事物的规律是：对自己有利的就积极，对自己无利的就消极；高位要座，责任怕负，表扬恨少，批评怕多。
+
+　　我今后一定要更好地学习和体会党的方针政策，保证决不以私害公，一切以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前提，做到把一切献给党，包括知识、力量和生命。
+
+## 不能再以“我”为中心来对待研究工作
+
+　　北京大学的同志们给我提的意见，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的确是把“我”，“我所研究的”，“我所领导的组”放在最中心。
+
+　　先谈研究工作。我对研究工作的看法是不完全正确的，我现在来揭露出黑暗的一面。研究工作是我起家的本钱，我之所以有社会地位是和我不间断地从事研究工作分不开的。既然它是起家的本钱，当然也就力求其多，力求其精，力求其对我个人来说的“多快好省”。我对科学研究一向的认识是：搞出结果来是我扬名于世界、垂名于后世的标志，只有研究工作才是我的。这些腐朽思想在我脑海中根深蒂固。解放后，在枝节上虽然改了一些，但是这些腐朽的丑恶的本质还是客现地存在着，并且不时地流露出来，因而毒害了数学研究所的年青同志，并且给全所的同志带来了不正当的论文压力和业务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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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我对研究工作的看法，是完全由个人出发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就以此为核心，围绕着它来安排其它工作。我并不想否定我这几年来所进行的训练青年的三个步骤：第一，写一本可以使青年们循此进行某一分支研究的书，在写书的过程中可以使一些青年学习和锻炼；第二，帮助青年在一个主题之下，搞些专题资料。在搞资料的时候，可以使他们认识那些主次。把资料印出，可以使其他的人也易于掌握这一领域；第三，进一步走上研究道路。这种方法正确与否我们可以讨论，但在我执行的时候，却显露出资产阶级思想支配下的进行方式。第一步变成为组织了些人帮我写书，由我个人得名得利。第二步变成为我帮助旁人，使他们得名得利，在资料上还少不得提我一提。两步一做：成绩如何，暂置勿论。但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大家都沾上了资产阶级图名图利的思想。进入了第三步，就更是自高自大，不可一世的充满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所谓人材了。这就是我这三个步骤的写照。与其说我对数论代数组关心，还不如说，我对写一部“数论导引”、写一部“典型群论”更关心；与其说，我对青年们的训练关心，还不如说，我更关心大家给我多提意见，使我把书写得更好。
+
+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当然对所里面的其他组的工作也就关心得更少了。微分方程组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组是重点，但我对他们的关心远远地不够。对常微分方程和偏微分方程都有些意见，但是总是以外行来宽恕自己，而不想通过交谈来提高自己，同时也许可能提醒旁人。对数理逻辑、拓扑、泛函分析没有放在我经常考虑之中，就更不必说了。我是在1953年搞科学规划前不久，听到数理逻辑和电子计算机有关，才予以注意的。
+
+　　我的保守思想是和我对人民事业不够忠诚、和我在科学研究工作上走下坡路分不开的。我每年看的新文章不过一、二十篇，我的学术思想水平停滞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我以往对数学的一般性的了解就没有很好地注意过，仅仅是道听途说地听到一两句。同时我又是不注意理论学习的人，这样就当然不能符合今天的要求了，特别显出和我今天所负的责任不相称了。至于在全国范围内的数学事业的发展更是注意的不够了。如果说偶而注意一下，也不过是蜻蜒点水式的极少的几次而已。这当然是大大地不能符合客观要求的。我今后一定更好地通过科学规划小组和数学会，多多地注意全国数学的发展，尽力之所能地在集体领导的基础上进行一切工作。
+
+## 厚旧薄新，厚己薄人，是造成不团结的根源
+
+　　总的说来，我在学问上出现了厚旧薄新的保守思想，我在一切工作中间出现了厚己薄人的个人主义思想。
+
+　　这种厚己薄人的思想在生活作风中表现得更为清楚。自己搞的问题是重要的，旁人搞的除去特别重要我无话可说的以外，很难得到我的好评。对自己和对人的分辨的依据是如此，对自己的学生和非自己的学生间的分辨的依据也是如此，对自己所专长的分支和自己所不专长的分支是如此，对所内和所外也是如此。
+
+　　和我工作久了的同志一定曾经听到过我常说的话：“我对内要求是严格的，同时我并不是不知道全国的水平和世界的水平的情况；在对外的时候，我会作恰当的合乎客观的估价的。”这句话的含意是什么？就是你们不要为我抓得紧、或者责备了你们而不高兴。在对外的时候，我会替你们吹嘘的。事实上，我也如此做了。在这种吹嘘中造成了一阵歪风，只“专”不“红”的风，不正当的业务压力的风。
+
+　　这种厚己薄人是造成不团结的根源。数学界的不团结，就我现在所处的地位来说，我应当负最大的责任。最使我痛心的是我和数学界许多人解放前都是没有积怨的，解放后有积怨的人都已经纷纷地改善了，但是我反而和很多人造成了不团结。这还不足以说明我应当负多大的责任和给人民带来多大的损失吗？
+
+　　自高自大是我不能团结人的内在因素。我总看不见旁人的优点和自己的缺点。我总是强调旁人的缺点，使我自满，使我不能好好地向旁人学习，不能够团结人。如果我多从人民事业来考虑，我就会感到把仅有的少数老数学家全都团结起来，还不足以满足国家的需要。如果我多多想到同志们的优点，而向他们学习，我会更加爱同志们而团结无间的。在我写检查稿的同时，我也写下了那些与我有过意见的同志们的优点。我一定要从心底里挖掉不团结人的老根子，和同志们团结，共同前进。
+
+　　感谢整风运动，让我们把旧账结了，我们在新的思想基础上，在共同进行对数学的集体领导的基础上，互相批评，互相团结，互相学习，互相爱护，向前猛进。同时，也希望群众监督我们，帮助我们。特别是我，如果有时背后乱说，务请同志们给我来一个不客气的迎头痛击。
+
+## 我的志愿
+
+　　我立志要做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我立志要做到又红又专，我立志要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我立志要争取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做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伍的战士。
+
+　　（在数学研究所交心会上的自我检查摘要）
+
+　　来源：原载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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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抚顺市委关于清除马克出党的决定
+
+　　马克，原名马秀廷，男，现年三十八岁。原籍河北钜鹿，中农出身，学生成份。1938年参加工作，历任科员、秘书，工商支局长，中学教导主任、校长等职。1952年调至抚顺市任教育局长，市人委党组成员。现在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
+
+　　（一）审干调查证明：马克是个混入党内一贯伪造历史进行欺骗的投机分子。在审干前后，组织上找马谈过七、八次话，本人写过六、七次材料，先后共交待了六个不同的入党时间、地点和介绍人，经过审干花费了三年多的时间，到河南、河北、北京、沈阳、旅大等省市调查了30余人，结果证明马克并未入党。他所提供的线索，调查结果证明他当时不是共产党。马克最后肯定说：是1939年6、7月间在太行办事处由袁汉英介绍入党的，并说当时在一起过组织生活的有曹纯之、田润之、郭维栋等，但是调查的结果，曹纯之、田润之、郭维栋等当时都不是共产党员（那时曹纯之从监狱刚逃出来，没有党的关系），袁汉英虽系共产党员，但他证明：马克在太行办事处不是党员（至于说由他介绍入党，就更记不得）。这就证明马克历来所交待的入党经过都是伪造的，是个混入党内的假党员。但是至今马克仍狡猾抵赖，继续对组织进行欺骗，不肯交待混入党内的事实过程。同时审干过程中还发现马克一贯吹嘘和伪造历史，对党隐瞒欺骗。如他把1938年参加革命，虚报为1937年，把曾任过科员的职务谎报为交际主任、总务部长和党支部书记，把突出队员虚报为队长，把营业员虚报为主任和总支书记，把高小文化程度谎报为师范等等，一贯的对党欺骗蒙混，进行政治投机。
+
+　　（二）整风运动中揭发的大量事实材料证明，马克也是个严重腐化堕落品质极端恶劣的坏分子。
+
+　　严重腐化堕落，利用职权玩弄女干部，已达严重违法乱纪的地步。据已揭发的材料证明，马克从1953年以来，利用职权调戏和奸污在其领导下的女干部、中学教员等达五名之多。他为了达到玩弄妇女的目的，竟不惜采取各种卑鄙手段，甚至乘文化局某副局长到外地学习的机会，将其爱人约到办公室和家里进行调戏、污辱。对二中一女教员借谈思想为名，叫到家里进行调戏，企图奸污，吓的该教员“宁肯不教学，也不在马克领导下工作”，并于第二天就离开了抚顺。这种利用职权玩弄女性的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已经给党在群众中造下了极坏的影响。
+
+　　马克在政治上衰退，工作上长期消极怠工，放弃职责，毫无革命意志。他到抚顺工作几年来，一方面长期消极怠工。对党的工作不负责任，不积极工作，对党的工作和党的会议不感兴趣，常找各种借口拒绝参加会议，在工作时间回家关门睡大觉。工作上事不躬亲，总结报告等重要文件从不亲自动手，在电台、报纸上以个人名义发表的稿子甚至参加市党代大会的发言稿，也都叫下边干部和非党干部给起草。另一方面却狂妄自大，摆老资格，骄傲自满，夸大个人成绩。吹嘘自己过去是副教授待遇，有“才能”，对现在的地位待遇不满，说过去在他领导下的干部现在待遇都比他高；并且常与省市教育厅、局长比。1954年上级派来抚顺一位副市长，他则表示不满的说：“抚顺这么多局长，为什么要从辽东调来个厅长当副市长呢？”，埋怨组织不提拔。特别是在下放到农村去劳动锻炼时表现更坏，他把下放看作是退休，痛哭流涕，在欢送会之后，教育局两名非党副局长向他说：“没想到马局长能下放！”，他则回答说：“没想到的事多哩？阿Q不是说过，人生都要枪毙一次？”等等。在到农村之后表现在生活上讲排场，不能与农民同甘共苦，在劳动中不积极，借口写材料不参加劳动，群众意见很多。
+
+　　上述事实说明马克是一个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长期拒绝党的教育改造，以致堕落发展成为违法乱纪的坏分子。党组织对马克一直采取了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了长期的教育改造，在整风运动中经过多次会议 ，真是苦口婆心，仁至义尽，但是马克却一直采取了极端狡猾的态度，坚持错误，不作认真检讨，出尔反尔，在历次写的材料中都注明：“以我这份材料为准，以前写的材料作废”，再写一份材料仍是“以此为准，前一份作废”，或者前边承认错误后边又推翻，就是确凿的事实证明了他是混入党内来的，他也始终不交待混入党内的事实情节，甚至狂妄的向党提出条件：“第一对我的问题要保密；第二只开这一次会，不要再开会了；第三要组织上在十天内对我的问题处理完”。所有这些都表明马克是个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坏分子，始终对党两条心，至今毫无改悔之意。为了纯洁和巩固党的组织，经市委讨论决定清除马克出党，并建议行政撤消一切职务。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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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2/000033.txt
@@ -0,0 +1,23 @@
+# 中共重庆市委批准清除阶级异己分子刘文泉出党
+
+　　刘文泉，男，年四十八岁，四川省阆中县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三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原任市监委常委委员，市监察局党组书记、局长。
+
+　　根据近二年来和整风中所揭发的大量材料证明：刘文泉是一个长期隐藏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多年来，他一直向党隐瞒着他的父亲任过伪甲长并在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建立苏维埃政权时畏罪自杀的事实。由于有这一杀父之仇，刘对党极为仇恨，蓄意“为父报仇”。因此，长期以来在党内拨弄是非，捏造事实，对党进行污蔑和攻击，挑拨党内团结，破坏党的威信，情节十分恶劣。主要事实如下：
+
+　　一、刘文泉的父亲刘焕章曾任过多年伪甲长，一九三三年我党在川北阆中一带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时，在群众的革命声势下畏罪自杀。据调查证实，刘文泉在当年底即已知道这一消息（他当时就在当地县委机关工作），一九三八年又从家信中再次得悉其父亲畏罪自杀的真实情况。但在一九五一年以前，他却一直隐瞒这一事实，反而欺骗组织说他父亲是“被白匪杀死的”，并曾在党员干部登记表中将自己参加革命的动机填写为“要为父兄报仇”。一九五二年，在难以继续欺骗的情况下，才简略地交代出其父亲系畏罪自杀，但同时则又谎称是西南解放后才知道的。此次整风中，经过揭发批判，在确凿的事实面前才不得不承认他在一九三八年即已得知其父畏罪自杀的事实。
+
+　　二、由于其父在苏维埃运动中畏罪自杀，加之一九三四年刘在川陕省委宣传部作油印员时，因在宣传品上的重要地方，将“红军”二字刻为“刘湘”的重大错误，被关过禁闭，罚过劳役，因而对党更加怀恨不满。刘为了发泄对党组织的不满情绪，竟然屡次拨弄是非，兴风作浪，捏造事实，破坏党的团结和威信，对党进行恶毒地攻击和污蔑。如说：他走到那里，那里的组织就示意群众嘲弄他是“汉奸”、“王八蛋”、“瘟神”。一九四六年，刘在军队工作时，因在张家口私换便衣逛戏院，违反纪律，不守秩序而被派出所拘留，刘文泉对此至今仍颠倒黑白，攻击党组织对他乱加怀疑，借故整他。
+
+　　在一九五六年五月市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进一步暴露了他的阶级异己分子的丑恶面孔。他在大会发言中，猖狂地攻击市委平时对问题的分析和观察是“道听途说”、“偏听偏信”、“先入为主”、“主题臆断”、“怀疑猜测”，并恶毒地污蔑苏共中央和我党中央。他说：“主观、怀疑、猜测的根子是舶来品，中国有过，但主要是发源于斯大林。”又说：“有了主观、怀疑、猜测的老子，就产生了一些主观、怀疑、猜测的儿子。”（对此，刘文泉一时交代说，他指的是市委某些负责同志，一时又交代说“老子”是指斯大林，“儿子”是指中国党）……等。会议期间，主席团曾对其进行教育，他不但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诽谤党组织检查了他的私人信件；污蔑市委某负责同志在市党代会期间，为了保卫省委负责同志而搜了他的腰包。
+
+　　（三、反对党和上级领导，与省监察厅分庭抗礼。刘文泉在原西南行政委员会监委任秘书长时，由于他企图当监委副主任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未能得逞而心怀不满，对副主任乔钟灵同志，借故百般刁难，甚至对于乔钟灵同志所传达的西南局的指示，他也说成是乔的个人意见而拒不贯彻执行，使工作受到了不少损失。刘文泉到市监察局任局长后，他的反党行为有了进一步发展，竟然不服从省监察厅的领导。省监察厅传达第五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时，经市委负责同志再三批评说服，他才勉强派了两个干部去出席。与此同时，他却决定召开市的监察工作会议，同省厅唱对台戏。此后，他既不传达省监察工作会议的精神，又不将市监察工作会议情况向省厅作报告。）
+
+　　刘文泉对于市委的指示也是抱着公开抗拒或者阳奉阴违的态度。如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的市人代会上，党组曾向党员代表作过动员，宣布过选举纪律，而他在投票时竟违背党组的指示，借口党组织事先未将候选人名单通知他而不投某些人的票。又如一九五五年底，市委指示各单位检查右倾保守思想，刘在该局党组会上说：“我们有什么可检查的！”公然抗拒市委指示。
+
+　　四、刘文泉的品质是极端恶劣的。他在市监察局工作期间，为了培植个人威信，竟不择手段地对干部玩弄两面手法，私下对一些干部封官许愿，企图进行拉拢；而对敢于向其开展斗争的干部则加以压制、打击。甚至在反右派斗争中，再三要把向他提意见较多的干部划为右派，企图趁机进行报复和陷害。
+
+　　对于刘文泉的上述反党行为，党组织曾进行过多次批评教育，促使其觉悟和彻底交代问题，并曾作了二年之久的耐心等待，但他却执迷不悟。当地的罪恶事实在整风运动中被彻底揭发后，他仍百般狡赖，拒不检查；后来在市人委三级干部会议上，为了蒙混过关，虽作了一些交代，但会后随即将主要事实推翻，出尔反尔，反复无常，态度极其恶劣。这说明刘文泉一直坚持其反动立场，自绝于党，为了纯洁和巩固党的组织，经市委全体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批准市监委的决定将其清除出党。
+
+　　市委认为，将长期隐藏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刘文泉揭发出来，并将其清除出党，这是我市党的整风运动的又一重大胜利。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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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2/000034.txt
@@ -0,0 +1,27 @@
+# 彻底清除个人主义，坚决迈向“又红又专”
+
+　　<刘星>
+
+　　在党和同志们无微不至地关怀和耐心教育下，通过反复的、痛苦的思想斗争，“保本政策”彻底破产了，在我面前展出了一条平坦的光明大道。
+
+　　诚如大家所指出的，“保本政策”实质上保的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本”。今天，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已经彻底臭了，无处容身了，而我却基于一种阶级的本能，用一系列的错误观点，给它披上一张美丽的画皮、合法的外衣，让它自由存在，害己害人。
+
+　　少量的个人主义可以和集体主义“和平共存”，这是我的“保本政策”一个基本论点，并且决定了我对许多事物的处理态度。到底共存得怎样呢？还是看看我自己吧！以搞社会工作为例，我不愿意搞是怕耽误了业务学习；愿意搞是觉得多少还有利于“保本”。最终还是从“我”出发。这样在工作中总是时冷时热，拣轻怕重，木依靠群众，当然也就干的不出色。又如当右派分子企图挑起群众对党的不满，故意歪曲事实，诬蔑西北大学“穷”、“差”的时候，我也从个人欲望出发，在思想上发生了共鸣，要求这个，要求那个，由于没有达到目的，便怨天尤人，这就清楚地看出：“共存”的结果是个人主义思想占了上风，说“划定一定范围让其活动”，实际上是自欺欺人的鬼话。其实，个人主义早在我的头脑里“泛滥成灾”了，还怎么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呢？
+
+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基本特点是贪得无厌，得陇望蜀。就是少量的个人主义，在我那样爱护备至之下，谁能保证不发展到大量的个人主义和更危险的境地呢？事实上，我自己已经在向这个方向发展，只是自己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认识罢了。我对个人主义那么情长谊深，视为至宝，想给它以合法地位，加以保护，怎么还能感到越轨和不越轨呢？在以往的生活中，有时作错了事，我就自慰说：“这是不伤大雅的，是小个人主义，没关系！”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自我麻醉，个人主义早不是控制在什么范围内了，而是发展着，使自己沿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条危险的道路，逐步挨向罪恶的深渊。
+
+　　现在十分清楚了。我的什么“独善其身”、“开会时的裁判员态度”等等，都是源出于个人主义的东西。这些观点也不是孤立的，它们相互联系着，汇合起来又是为了保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本”。独，就是不愿意置身在火热的集体生活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处处关心的是鼻子下面的个人得失，“善”着个人主义的“身”。这样的人，对集体主义事业采取“裁判员”态度，也就是必然的了。
+
+　　我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什么那么情长谊深、处处设法保护呢？这不能不说是官僚地主家庭的影响和解放后自己没有摆脱这种影响的结果。家庭的教育，旧社会的影响，在我的心灵里曾打上了强烈的名利烙印，所谓不能“自生自灭，无声无息”，“给人类留一点东西”，实际上是想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历史上，留芳百世。小时候，家庭教师给我讲了信陵君的故事，我便很想作信陵君那样一个人，既是王孙公子，又是受人称赞的英雄，风流人物，流传千古。这就是我的人生理想的基本出发点。
+
+　　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我为自己寻找了一条“成功”的道路。正是由于自己的阶级偏见，便用反动的世界观看待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抹煞了广大劳动群众的伟大作用，颠倒黑白地认为是少数科学家、政治家推动着社会前进，是英雄造时势。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英雄呢？两条道路：一是当政治家，一是当科学家。又认为党是贯彻阶级路线的，对我这样阶级出身的人是不会太“信任”的，因而，作政治家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于是便以退为进，走科学家的道路，同样可以名利双收，出人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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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面这些可以明白地看出，我的错误思想，正是旧阶级影响的产物。我一切从“我”出发，戴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有色眼镜去观察客观事物，因而在人生观、世界观、道德观和“处世哲学”中，都体现出了强烈的个人主义思想。就以看待党的阶级路线为例，  自己根本没有彻底改造思想，转变立场，不喜欢党的考验，却深怕党不信任自己，用“唯成分论”来看待党的阶级路线，给自己布置了一条“红一下，保住本”的道路——实际上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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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明白了，知识并不是什么玄妙的东西，它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从千千万万劳动群众的生产实践中，通过无数科学工作者的辛勤劳动总结和发展起来的；知识也只有在指导实践时才会显示它的作用，脱离劳动和实践的知识是一文不值的。知识分子的知识正是多少年来劳动群众生产斗争经验和阶级斗争经验的积累。知识分子要真正学到知识，要将知识变为创造社会财富的物质力量，就必须用知识为劳动人民服务，就必须紧紧地同劳动群众、同生产实践相结合。这也就是“红”和“红”的过程。离开了这些去求“专”，除了起一个蛀书虫的作用外，就别无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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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说来，我的“保本政策”是在严重的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影响下提出的。在形成“保本政策”的整个过程中，我回避了解决立场、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的问题，而提出了“为人类”服务的超阶级观念。在实际作法中，又回避了艰苦的思想改造，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的办法，千方百计地为反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辩护，使它逐步成了自己行动的指导思想。这样下去，不但不能“专深专透”，而且必然导致个人主义在思想领域内的恶性膨胀，葬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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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党和同志们的关怀教育下，我已猛省。我深深感到在我的前面摆着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彻底背叛旧阶级，努力改造思想，作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呢，还是坚持反动立场，作死亡阶级的殉葬者呢？我有勇气、有信心作前一类人，这勇气和信心是党和同志们赋予我的。我决心悬崖勒马，在学习和劳动中彻底改造思想，转变立场，走真正的光明大道——党向知识分子指出的——“又红又专”、“红透专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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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西安日报编辑部编《向红透专深的目标前进》，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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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罗山县委关于在粮食问题上所犯右倾保守错误的检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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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中共罗山县委员会就1958年夏收工作所谓“右倾保守思想，以及忽视在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的错误，写给中共信阳地委的检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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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来，罗山县在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特别是经过去年的社会主义教育和整风、反右派、双反双比等运动，我们不仅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而且在生产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因而，农村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全县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空前高涨。我们的事业正以“一日千里”，“一天等于20年”的速度向前猛进。但是，县委在这种新的革命形势下，确产生了严重的右倾保守思想，突出地表现在粮食问题上忽视了两条道路的斗争，在麦收之前，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即抓住自然灾害制造减产空气。部分县委和少数基层干部，由于受了潘、杨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毒害，迷失了方向，丧失了立场，也跟着资本主义分子叫喊。麦收后更为严重，一度掀起一股逆流。在此情况下，县委成员，特别是书记未能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这一问题。因而把逆流看成主流，把丰收看成减产，把群众高涨的革命干劲看成悲观失望，把苦干一冬大干一春的劳动成果看成了了无几，把高额丰产看成虚报，划不清大是大非，被假象所迷惑。因此，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不良的影响，检查起来是痛心的，也是严重的。现仅就罗山县委关于在粮食问题上所犯右倾保守错误作如下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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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今春的小麦的丰产作了错误的分析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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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小麦丰产这是不需要怀疑的，这是党的领导和宣传贯彻总路线的结果，也是全县人民苦战一冬大干一春的结果。但是，由于县委在新的跃进形势下，存在着严重的右倾保守思想和忽视在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对资产阶级在粮食问题上向我们进攻警惕不够，对今年小麦丰收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在采用错误的方法（书记、委员不去发动群众，亲自打场过称（应为秤））摸产，越摸越低情况下县委对下面报的产量就信以为真，因而把今年小麦的丰产看成是减产；把资产阶级在粮食问题上向我们的进攻，看成是某些人民群众的一种不满情绪；把干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低报产量看成是实事求是，把群众大量瞒产私分，看成是少量的、个别的；把邻县的丰产（如光山）和本县某些农业社的高额丰产，看成是虚报。如有的县委说：“今年的小麦产量让我看来，至多不过150斤，再多的话除非是虚报”。理由是：正当小麦扬花，阴雨连绵，再加之麦田管理不善，种植太稀，品种不好，那怎么会增产呢？对光山的300斤是有怀疑的。总之对自己的产量相信，对别人的产量不相信；对一百多斤相信，对二百多斤、三百多斤不相信。如第一次县委扩大会议上，潘店乡党委书记吴笃圣（县委）报小麦单产180斤，结果大家都笑他，认为他是虚报，想得红旗。结果第二次开县委扩大会议时，产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由180斤降到108斤，并说：“这次的产量是真的，上次的产量是虚报”。
+
+　　按道理讲，县委对这种情况应该加以分析，弄清大是大非，充分的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摸实产量。相反的，县委却采取了另一种态度，即是认为：“180斤是虚报，108斤是接近实际”。因此，全县的产量由170斤（第一次给地委报的予（应为预）产数），很快降到109斤。这时全县的空气就完全变了，到处看到的是“小麦减产”“今年不如去年”根本听不到丰收的歌声。
+
+　　干部是苦闷悲观，群众是生产情绪不高，资产阶级和坏分子则一时嚣张，向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不仅叫喊粮食减产，而且叫喊征购任务完成后就要饿肚子，使农村处于紧张状态。正当这紧要的时刻，地委王书记来罗作了指示，认为这种局面必须扭转，否则不仅影响到夏季丰收，而且更严重的是影响秋季丰收。当即县委就采取了措施，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进行扭转。但是，由于县委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是右倾保守思想和忽视在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因此，虽然采取了措施，但并没有扭转这种被动局面，一直延续到地委粮食会议对罗山提出了批评，县委又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决心要在这次会议上解决问题。可是由于县委在指导思想上仍然是有严重的右倾保守思想，看不到粮食问题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跳不出右倾保守思想的圈子，在产量上根本就没有考虑到200斤、300斤的问题，只是考虑到麦糠每扬净，麦秸没打净，某些社队有瞒产私分，再搞也不过一、二十斤的问题，再不会有多大油水。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经过三天的会议，产量由109斤增加到135斤，县委可高兴了，认为这次会议解决了问题。一直到地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九次会议精神，揭发和批判了潘复生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结合检查了我们信阳地区的工作，特别是在粮食问题上的右倾保守思想，对罗山又提出了批评，认为罗山的问题不只是历史问题，而是思想问题，当时是有些想不通的，后经同志们的帮助，这才逐步认识到罗山县委在粮食问题上由严重的右倾保守思想和忽视两条道路的斗争，如不扭转势必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巨大的损失和政治上给党造下不良的影响。因此，根据地位的指示，在7月20号召开了6000多人的四级扩干会议，传达和学习了省、地委的会议精神，严肃的开展了在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致（应为至）此我县夏季产量才算核实，思想问题才基本得到解决。
+
+## 二、忽视了在粮食问题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
+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已经明确的指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 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可是在粮食产量上，县委把这一点忽视了，错误的认为农村经过去年的社会主义教育和整风、反右派、双反双比等运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已经大大提高（这是事实），再也不会有什么瞒产私分（实际上就是再也不会有两条道路的斗争），即便有的话，也是少量的、个别的，特别是去年以瞒产私分辩论和法办了一部分人，今年还敢瞒产私分吗？对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估计的过高。因此也就忽视了对农民在粮食问题上进行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只是强调了要摸清实产，而没有强调摸清实产的重要意义，更没有强调要摸清实产，首先必须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要在粮食问题上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否则粮食工作是搞不好的，可是县委并没有这样做。因此，农村的地、富、反、坏和一部分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付（应为富）裕中农则乘机向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到处散布：“小麦减产”“今年不如去年”等谬论，混淆是非，迷惑群众，制造减产空气，挫伤群众的生产情绪，企图达到瞒产私分、破坏生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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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次四级扩干会议上暴露和揭发的一些事实，在粮食问题上不但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右倾保守思想，而且忽视两条道路斗争；不但有瞒产私分，而且是普遍的、大量的，什（应为甚）至有不少生产队有私设小仓库，其数量是惊人的。据此次会议统计，全县共瞒产私分、偷盗是5695起，小麦39359889斤，加上其他原因，少算和错算12636099斤，超过原报产量129.5%；参加瞒产私分的有37042人，其中社干206人，队干4560人，社员32276人，其中党员679人，团员1558人，差不多社社队队都有瞒产私分现象。在瞒产私分的方法上，使多种多样的，综合起来有十余种：（1）少报收获面积；（2）麦草不打净；（3）集体私分；（4）食堂吃粮不记账；（5）以斗代称（？字迹不清），估谱论堆；（6）大称进小称出；（7）留麦种不记账；（8）下扬不扬净；（9）私设小仓库；（10）偷盗；（11）麦头麦脚不算称；（12）将麦子藏在麦垛里；（13）坏麦不记帐；（14）自留地不记产量。总之，千方百计不择手段的进行大量的瞒产私分，发展资本主义，攻击党的粮食政策。如彭新乡新塘社第二队在分粮时对对折记帐，计多分粮食5600斤。周党乡同心社第二队以队长杨瑞荣为主的组织集体私分，全队14户82人，每人按60斤分，共私分小麦4920斤。五队队长张炳信自称150斤小麦不记账。该社晏楼队共28户，将13600斤小麦不记产量，放在食堂集体吃了。红专社第九队队长童新山在私分前召开队委会说：“社里没粮食，我们先分一点吃吧”，结果全队33户分了12600斤，并且他又和光身汉童松山、童伯山结伙与赵伯英搞皮绊，将2600斤小麦共同分掉，以作“人情”。南李店乡熊林社光自留地一项瞒产5万多斤。南李店社陈继学生产队用大称称一项瞒产1200斤（每称多十斤以上）。朱堂乡白马社喂鸭子的1000多斤麦子也不记数。双桥乡红专社用大斗进（每斗75斤）。小斗出（每斗55斤）。青山乡跃进社四队以生产队长徐德元为首的，将1.2亩试验田3565斤小麦全部瞒产私分。湖南社×队队长包德扬自己揭发本队私设一个小仓库，存小麦4400多斤，他在会上发言时，当场拿出了仓库的钥匙。特别严重的是县委重点社——朱洼农业社也有严重的瞒产现象。该社宋桥队有3000多斤小麦埋在草垛里不上报，通过这次揭发检举，不仅澄清了实产，而且深刻的教育了县委和全体干部。
+
+　　总之，我们在这次6000多人的四级扩干会议上，通过揭发批判潘复生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通过在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严肃认真的检举和批判了保守思想和忽视两条道路斗争的错误，有160人在大会上作了检查，有5461人在小组作了检查，并对244人（包括县委2人，乡干27人，社干37人，队干178人）坚持错误思想，抵触上级党委指示的干部进行了辩论，开展了严肃的思想斗争，通过辩论，提高了觉悟，划清了粮食问题上的大是大非，从而解放了思想，核实了我县夏季粮食产量，拔掉了资产阶级白旗，插上了无产阶级红旗。全县小麦面积29万亩，总产由原来的4015万斤增加到92145980 斤，比去年增加了172%。并出现了高额丰产的卫星。如南桿乡南桿社第13队有1.8亩南大二四一九小麦试验田，总产8440斤，亩产4688斤。该社第八队有0.75亩小麦试验田总产2590斤，亩产3453.48斤。青山乡跃进社四队三亩小麦试验田，总产3565斤，亩产1188斤。
+
+　　上述事实告诉我们，在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不但存在，而且是严重的。只是在粮食问题上坚决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才能取得粮食工作的全胜。
+
+## 三、在粮食问题上的几个错误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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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小麦产量由计划亩产300斤。连续降为250斤至200斤至180斤，最后连150斤也把不住了，加上地委的七次指示和评判县委十分焦急，但未能从右倾思想中清醒过来，充分发动群众，开展粮食问题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压倒邪气，树立正气；反而相信自己用错误的办法摸的产量，认为减产已成定局，非检讨不可。为了接受减产的教训，就从各方面收集减产的原因，不自觉的提出了许多错误的论点。其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
+　　第一、条件论：认为罗山是非产麦区，群众对种麦不习惯，再加之今年兴修水利任务大（正当小麦追肥、锄草时，有十余万人投入兴修水利），地多人少，劳力不足（北部每个劳力平均在13亩耕地以上），麦田管理不善（有的麦田只锄一道草），种植太稀（8—12斤），品种不好（80%以上都是本地麦），正当小麦扬花阴雨连绵20余天等等客观理由，说成是减产的主要原因。没有认识到别县也是如此，为什么人家能增产，而罗山偏偏减产呢？难道说与别县真有天地之别吗，这显然是一种荒谬的说法，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是为自己的右倾保守思想和忽视在粮食问题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打掩护，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是对党不忠诚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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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怀疑论：由于罗山县委有严重的保守思想，看不到先进事物，思想远远落后于客观实际，对群众苦干一冬大干一春的劳动成果认识不足。因此，不仅对本县的某些丰产有怀疑，而且对邻县的产量也有怀疑（如光山），认为是虚报，其实呢？不是人家虚报，而正是自己虚报。对外县产量的怀疑，实际上也是对党对人民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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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迷信论：1、迷信于过去的产量，认为过去的产量是实的，每年只增加十斤左右，而今年在严重的自然灾害（下了一个月的连阴雨）下却增产几十斤，超过了过去的几倍，这还能说不实吗？事实证明，不仅现在的产量不实，而且连去年的产量也不实。2、迷信于国营农场（五一农场）、县农场和青年农庄，认为他们不会瞒产，其实他们瞒产最多。如五一农场小麦在全县来说，是较好的，可是他们的产量很低，第一次仅报130斤，现在才搞到170斤（农业社全县平均317.7斤），对周围农业社的影响很坏。3、迷信下放干部。我县共有省、地、县下放干部179人，分布24个农业社，他们所反映的情况差不多。因此，县委对他们是相信的，认为他们是不会瞒产的。可是没有考虑到他们也同样有右倾保守思想和忽视两条道路的斗争，他们所知道的产量也是假的，也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如北李店乡尤店社下放干部关庆峰向县委汇报说：“我们的产量是我们亲手过称称的，每亩只合90多斤，我始终是在稻场睡觉，没有其他问题。”但在四级扩干会议后，每亩单产平均却达到272斤。4、迷信于干部的过称（应为秤）。有不少农业社的小麦都是乡干部亲自过称的，认为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没有考虑到群众的思想问题不解决，就是过称，粮食也是搞不出来。正如南李店乡南李店社生产队长陈继学说：“我们的思想不解决，就是省委吴书记来也不行（该社原报160斤，这次核实亩产430斤）。”
+
+　　（第四、悲观论：小麦登场后，县委对今年的小麦丰收发生了动摇（由300斤降到200余斤），可是试打以后就更加动摇了，由200余斤退到100余斤。特别是第一次县委扩大会议，根据各乡的汇报，全县才平均单产109斤。这是有不少县委认为减产已成定局，要想多打，除非是明年。根本就不考虑2百斤、3百斤的问题。因此地委的几次指示和批评，不但不能解决县委的思想，反而增加了不同的抵触情绪，认为地委的批评是为了逼产，根本不考虑粮食问题上的右倾保守思想和忽视两条道路的斗争，更不考虑这样下去的后果，会影响秋季大丰收。这不是给群众鼓劲，而是给群众泄劲，不是上游而是下游。）
+
+## 四、工作方法上的错误：
+
+　　由于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因此也就不可能有正确的工作方法。在粮食问题上，我们完全忽视了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通过斗争，搞好粮食工作；而是采取了干部包办代替，不相信群众，不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去摸实产量。干部整日忙来忙去，自己打场，自己过称。结果产量不但摸不实，反而因脱离群众，遭到群众的不满，好事办成了坏事，实产搞成了虚产。如原来东铺乡烧盆社的干部背着称这队称到那队，产量只称到71斤。经过和两条道路的斗争，现在实产达到290斤。九里乡的干部忙的不得了。只搞到140斤，现在却达到394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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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对地委的指示和批评以及对光山发生讨饭事件的态度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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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粮食问题上，地委有过多次的指示和批评，但是由于县委右倾保守思想比较顽固，地委每次的指示对我们老说，好象（应为像）是作用不大，没有什么启示、什（应为甚）至队地委的指示和批评有程度不同的抵触情绪，认为地委不了解罗山的真实情况，地委是想多要点产量。如果我们的产量是4百斤、5百斤的话，保险地委再也不批评了。因此，地委每次指示虽然县委也作过研究和讨论，但是没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相反的认为自己的工作做的差不多了，产量已基本落实了，如果地委不相信的话，可以来检查。我们对党是忠诚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对光山的产量是不够相信，认为光山孙铁铺和我们一河之隔，麦子长的都差不多，为什么我们百十斤，他们三百余斤呢？虽然说不是我们产量虚报，就是光山的产量不实，而实际上是认为光山是假报，在此思想支配下，对光山讨饭现象的发生持不正确的态度，未能坚决维护社会主义利益打击其中不法分子，什（应为甚）至以此来证明光山虚报产量，很明显对光山的不相信，实际上就是对党的不相信。因为光山人民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是搞社会主义，而不是搞资本主义，事实证明，地委的指示和批评是完全正确的，而错误者正是我们。
+
+　　总之，我们在夏季粮食产量上的错误是严重，不仅有顽固的右倾保守思想和忽视在粮食问题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而且有严重的错误缺点和执行地委指示不坚决的消极抵触情绪。在工作上则是偏听偏信，有严重的官僚主义，未能认真的去发动去群众，依靠群众，搞好粮食工作。因而使全县干部和群众一度迷失了方向，划不清大是大非，不仅未拔掉资产阶级的白旗，使无产阶级的红旗泛乱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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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错误的产生及其危害以及应该吸取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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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山县委产生右倾保守思想，以及忽视在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历史性。自从53年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以来，我们处处表现了在粮食问题上对农民让步，认为罗山连年丰收，“群众应该多吃一点”“国家应该少购点”“购多了会影响群众的生产情绪”，根本不考虑国家的问题。直到57年上半年发展更为严重。农村的地、富、反、坏和一部分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付（应为富）裕中农，他们勾团（注：原文如此勾团）在一起，配合城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我们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首先，他们说：“我们的粮食统购统销搞糟了”“农民生活太苦”“共产党不关心农民”时，农村搞得乌烟瘴气。但当时县委并不认识这是由于县委领导上的右倾麻痹和忽视粮食问题上的两条道路斗争所致，反而埋怨上级粮食购的太多了。一直去年下半年青岛会议、毛主席的“夏季形势”发表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和整风反右派斗争，这可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树立了正气，振奋了人心，使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才出现了去冬今春的大跃进的新形势。可是县委并没有记取去年的教训，相反的在新的跃进形势下，又产生了严重的右倾保守思想，忽视了在粮食问题两条道路的斗争，以致把今年小麦说成是减产，大大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忽视了群众的苦战一冬大干一春的劳动成果，给党在人民群众中造下了不良的影响。这种做法，切实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只起到拔红旗插白旗的作用。那么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么严重的错误，其根源是什么呢？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忽视两条道路的斗争，认为农村经过去年的社会主义教育和整风反右派斗争，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已经大大地提高（这是事实）。因此也就不可能再有瞒产私分（这实际上也就是说不可能再有两条道路的斗争）。其二 ，是由于罗山几年来工作上一帆风顺，特别是在农业上连年丰收，群众的生活比较富裕，出售余粮比较多。因此县委就产生了一种骄傲自满情绪，看不到工作中的缺点，特别是在粮食问题上的右倾保守思想，满足现状，不求上进。其三，是对上级党委的指示缺乏认真的研究和学习对当前的形势缺乏阶级分析，看不到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往往把主流看成是支流，把支流看成是主流。其四，在工作上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对先进事物缺乏敏感性，不是在工作上经常注意先进，发现先进，总结先进，支持先进，推广先进，而是采取了经验主义，墨守成规不相信先进的落后的保守思想。思想不解放，看不到群众的力量和智慧，跳不出右倾保守的圈子，对问题只看到一面，而看不到另一面。
+
+　　在粮食问题上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呢？1、整个过渡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马列主义的灵魂。因此在任何时候就不能离开阶级分析，必须以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思想方法来对待观察事物，处理事物，特别是在粮食问题上不经过两条道路的斗争，要想搞好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阶级敌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粮食问题上，他们是不喜欢我们多打粮食，更不喜欢我们把粮食搞实，因此他们千方百计的在粮食问题上和我们作斗争。如楠桿乡楠桿社13生产队，由于富农分子彭德龙和坏分子张家友的煽动，将小麦单产仅报108斤，其余粮食全部私分。如坏分子张家友活动说：“我们的产量不能报实，如果报时实的话，政府一定多要统购粮”。因此他们就将1.8亩小麦总产8440斤，单产4688斤全部隐瞒，这充分说明了在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不仅存在的而且还很严重，可是县委并没有很好的理解这一问题，在政治上产生的严重的麻痹思想，因而使粮食工作遭到很大损失，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多的困难，这就是我们在粮食工作上的主要教训。
+
+　　2、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离开群众，必须充分的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只要有了群众，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不能做到的事情也能做到，不敢想的事情也可 成为事实。可是县委并没有这样去作，相反的在粮问题上完全采取了干部包办代替，不相信群众，不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单纯的为要粮而要粮，为了摸清实产而摸清实产，结果粮食工作不但没有搞好，反而脱离了群众，造成了群众不满，打击了群众生产积极性。这就是在粮食工作上给我们的第二个教训。
+
+　　3、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加强党的领导（特别是政治思想领导），认真的学习、研究上级党委的指示，特别是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更应该坐下来，以马列主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仔细的研究各个时期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便采取措施进行解决。可是县委对这一点不是那么清楚，相反的忽视了党的政治领导，忽视了上级党的指示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对地委的指示采取了消极抵触态度。因而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莫大的不幸，这就是我们在粮食问题上应该记取的第三个教训。
+
+　　4、我们的工作必须在总路线的照耀下前进，离开了总路线就犯严重错误，可是我们在粮食问题上恰恰忘掉了这一点，不是给群众鼓劲，而是给群众泄劲，不是总结群众的生产技术，树立旗帜，而是总结减产的教训，孤立旗帜，如第一次县委扩大会议，铁铺乡虽报了188斤，大家都怀疑他，认为他是假报，而他报110斤、120斤认为他是接近实际，其实铁铺乡的产量也不实。经过省委第九次会议精神的学习，特别是批判了潘复生等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对照检查了我们的工作，铁铺乡的产量核实为420斤，这很显然说明我们在粮食问题上不是站在前方面——社会主义方面，实事求是核实产量；而是站在落后的方面——资本主义方面，不切合实际的核实产量。这就是我们在粮食问题上的第四个教训。
+
+　　5、必须肃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潘复生等在粮食问题上给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他的资本主义纲领——“宣传要点”给罗山人民的影响更深，不是发展社会主义，而是发展资本主义。在粮食问题上的瞒产私分不仅现在有，而且过去也有，并且是相当严重的。可是县委并没有很好的记取这一教训，更严重的是在八大二次会议对潘复生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揭发和省委九次会议进一步地揭发，县委仍未对潘复生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罗山的思想影响，特别是在粮食问题上的影响未作足够的认识，未能认真学习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和省委九次会议精神，结合检查自己的工作和思想，特别是在粮食工作上的右倾保守思想和忽视两条道路的斗争，反而错误的认为潘复生对我们的影响不很大，一直到地委扩大会议，这才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全县队长以上的四级扩干会议，传达了地委和省委九次会议精神，进行了讨论，开展了大鸣大放，揭发和批判了潘复生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检查了我们的工作，提高了认识，划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思想界限，初步的清除了我们的右倾保守思想，鼓起了干劲，树立了信心，拔掉了资产阶级的白旗，插进了无产阶级红旗。大家一致拥护省委九次会议，并表示在党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继续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乘胜前进，为争取秋季更大的丰收而奋斗。
+
+　　以上检讨，如有不妥之处，请地委批评指正，并望地委根据我们的错误事实给以应得处分。
+
+　　 中共罗山县委员会1958年7月31日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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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我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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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大学、齐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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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学改革运动中，我犯了严重的错误，我用各种论据维护了资产阶级教育体系，与党的教育方针相对抗，因此错误的性质是属于两条道路斗争的范围的。党的正确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远景出发的，因此符合于六亿人民的当前利益与根本利益：这个方针也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的学说出发的，因此也符合于科学发展的利益，我的教育思想则恰好相反，是从维护现状、顶多作一些改良出发的。我所维护的现状，简言之就是理论脱离实际，科学脱离劳动人民。这种现状的形成，一方面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后果，另一方面，在中国则是半殖民地地位的反映。我长期身受旧中国数学教育的薰染，反过来又维护旧中国数学教育的体系。因此，我的教育思想与党的方针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而表现在以下一系列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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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理论联系实际问题。理论来自实践然后又指导实践，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之一，数学当然也不能例外。实践主要是指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实践，数学的发展基于生产发展并无时不受阶级斗争的影响，这在数学史上是十分明题的。因此，数学为生产服务，为政治服务，具体地说，在当前就要为总路线服务，这原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既是六亿人民的要求，也是数学发展本身的要求。但是，按照我的观点，数学理论并不来源于实践，也不必为政治服务，如果服务了就会妨碍数学“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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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把数学各分支分为三类，并且说是“金字塔”，其中一类是能直接为生产服务的，一类是间接为生产服务的，而第三类则是“金字塔顶上的”，它们是由数学“内在需要”而产生的，是为了解决数学本身的问题，所以与生产的关系是“间接而又间接”的了。我曾认为这就是数学发展的“规律”，认为在大量数学材料积累之后必须要加以“总结”和系统化，而且把总结的过程与直接由生产中提出问题的过程对立起来，看作是数学发展的一种“倾向”，是“理性认识阶段”。我并且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从事研究“第三类”数学的人可以不必了解生产，而只要“严肃”对待自己的工作，只研究那些有“远景”的问题，不要跟在前人后面“检战利品”，写一些毫无价值的文章。只要这样也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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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的这些“论据”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所谓第三类，原是指十九世纪后半叶以至本世纪产生起来的一些很抽象的数学分支。资产阶级学者不但认为“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女王”，而且说这些分支是“数学的女王”；我只不过改头换面，说是“金字塔顶上的”，是“理性认识阶段”而已。其实说总结，说理性认识则不但在第三类中存在，即在第一类中也同样存在；没有总结，没有理性认识就不可能有数学。尽管抽象化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总结的材料都同样是由生产中来的。为什么要总结？也只是为了生产需要。我曾以十九世纪数学分析基础的奠定作为总结这个“倾向”的代表，其实，数学分析基础有问题早在十七、十八世纪就已众所周知，当时不“总结”，而要等到十九世纪，这不是偶然的，而只是因为到十九世纪数学分析应用愈广，不加以系统化就不能适应生产需要。资产阶级又常以罗巴契夫斯基几何的产生来证明数学可以自身发展，我也是一样。然而，如果说这种几何的产生只是由于第五公设不完善，则何以从其他的公设不能产生一套几何学？数学史证明了：这种几何的产生，首先是由于罗巴契人斯基考虑到怎样使几何更好地反映现实。他的这种唯物主义规点也不是偶然的，他是普希金、格林卡和十二月党人的同时代人，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也只能是时代的产物，而且这种几何之所以能有巨大的发展，也只是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现实，在相对论中得到了证实。所以总结得是否正确也只有从实践中来证明。因此，就这些基本方面而言，数学各分支无不相同，谈不上有所谓“总结”这种独立“倾向”，而最多只是抽象化的程度有不同，联系实际有比较地直接与不直接之分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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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论据”还反映了另一个资产阶级成见。数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随着生产和数学本身的发展，自然有各部门的划分。然而各部门之间并没有确切不移的界限，甚至可以说数学正是在打破这些相对的界限中发展起来的。但是资产阶级却把它们人为地割裂起来，规定这就是“代数”，那就是“几何”，界限分明，不得逾越。于是一部分分支被看做是“纯粹数学”，是高人一等的，另一部分是“应用数学”，言外之意，就说它们不是正统，而是邪道。我自己就听过不少这样的议论：“数论是数学的女王”，“学计算数学只要肯干，学代数（这是很抽象的）却要天才”，“偏微分方程（这是应用较广的）只烦不难，”换言之就是不要“天才”。我的“金字塔”论调和这一些又有什么区别！为什么“高”？只因为“难”，要“天才”，只因为它们是玄之又玄，是有“逻辑性与严格性”——这是我的说法。于是从事这种“高”级研究的人就可以不必了解生产，而只要“严肃”，只要研究“有远景”的问题；但是离开了实践，怎能“严肃”？与实践无关的问题除了牛角尖之外又能有什么“远景”？所以这一些论据说穿了不过就是脑力劳动“高人一等”这一类腐朽的成见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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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认为理论商人一等，它不必从实践中来，也不必回到实践中去检验，自然而然的结论就是反对数学为政治服务。我所持的论据就是数学的发展已经超过了工业生产，因此联系实际无助于理论的发展。我曾因为过去工厂企业很少向我们提出数学问题，就认为这是“中国工业落后”的表现。但是，在我提出这个说法的时候，中国的数学还保存着很大的半殖民地特点，没有在中国的土地上生下根来。工业中最需要的数学分支当时几乎中一无所有。而有的却是从外国搬来的一些较抽象的东西。由于数学的特点，它们在中国是有过一些发展，出了几个卓越的数学家，然而就是这些分支也只是跟资本主义国家跑，完全与实践脱节。这样，是谁落后本来很明显，而却一定要数学“高”，是因为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对中国数学的这个情况不以为耻，却引为中国数学界的“骄傲”，美化了这个半殖民地特点。其根源还是因为自认数学、特别是抽象的数学高人一等。我还说过“现代数学是大工业的产物，尤其是尖端技术的产物，所以数学只能联系现代工业和尖端技术”，从这种观点出发，就是重提高，轻普及，只对三峡水电站等等大问题感兴趣，认为那里面有重大的理论问题，对民展数学有好处。这种观点在思想本质上和“中国工业落后论”是一脉相承的：既然数学是尖端的产物，而尖端总是很少的，因此数学又超过了实践。其实，在尖端和一般之间也没有绝对的界限，今天被视为一般的东西，在昨天也都曾经是尖端，在中国已经成为一般的东西，在外国却可能是尖端。所以，主观地认定，哪些东西里有数学问题，哪些东西里又没有数学问题，本来就毫无根据。事实也证明，在我认为不是尖端的东西里明明有着严重的理论问题。为什么对这些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为什么要人为地把尖端与一般、提高与普及绝对地对立起来，追溯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不是从国家建设需要出发。如果从国家建设出发，尖端固然要，但是只能摆在一定的地位，而不应该为尖端而尖端；不但要为尖端服务，而且也应该为一般服务。从国家建设出发，不是不要理论，而是首先要研究生产中的那些严重的理论问题；这样，数学一方面为政治服务，另一方面政治又推动了数学的发展。但是按我的想法，则是从数学高人一等出发，用一道道鸿沟把数学与政治、与生产隔绝起来，数学只能搞尖端，数学只能搞提高，数学中间有一部分根本不能联系实际……等等。这样反对数学为政治服务，名义上是为了发展数学理论，实际上则恰好窒息了理论的发展。我为什么看不到生产中那些严重的理论问题？这只是因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经过大量繁重的具体工作，然后才能上升到理论形态，不可能一上来就有什么“逻辑性、严格性”，而我所理解的“理论”就是那些在外国文献上可以找得到的，已经定型了的具有严格性、逻辑性的东西。很显然，把数学限制在这样的圈子里是不能发展数学的，而只能使数学脱离实际，首先是脱离中国的实际，而随着外国文献屁股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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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于数学与劳动人民的关系问题。我曾经认为在数学中不大可能出现李始美，因为数学有它的特点，那就是“逻辑性、严格性”。我认为数学既是一门严格的科学，那么掌握数学就只有唯一的一条道路，那就是按步就班地来学。特别是因为数学很抽象，它不是直接由体力劳动产生的，所以李始美很难出现。如果事实真是这样，那末就命定数学应该由少数人来垄断，这些人之所以能垄断数学，不但在于他们有“天才”，而且在于他们有条件可以脱离体力劳动，换言之，就是可以不从事体力劳动而有饭吃。因此，由我的这种观点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劳动人民不是数学的主人，数学不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因此是劳动人民所不能问津的。数学究竟是不是劳动的产物，这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不但初等数学是由劳动中来，高等数学也是一样。否则，为什么一定到十七世纪才产生微积分，而在希腊时代就不可能呢？难道希腊时代的许多大学者不也是具有绝大天才的人吗？劳动人民究竟能不能掌握数学，这也是很明显的问题。这一次对我的思想批判中就有不少同志举出了许多具体的事例。如果说在旧社会劳动人民中也会产生数学家，在新社会又何以不可能呢？所以我的怀疑实质在于：不相信劳动人民由实践的锻炼而具有无比的智慧，而认为只有经过“按步就班地”学过的人才有智慧，才能掌握所谓“逻辑性、严格性”。其实，数学中的逻辑性与严格性只不过是客观事物发展的逻辑性的反映。不但学数学要按逻辑性办事，从事生产又何尝不如此？前些时下乡抗旱，才了解连车水等一切劳动都有一定的操作过程而不能违反，这也是一种逻辑性和严格性吧。但是劳动者既能在劳动中掌握生产的逻辑性，为什么在数学中就掌握不了逻辑性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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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直到现在数学与劳动是有着较远的距离，到现在为止，学数学的人大都是在走那“唯一的道路”。问题在于，我把这一切都肯定下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实是，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剥削阶级影响的后果，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有义务去打破这种现状，使数学能回到劳动中去，要开辟另外一条道路。问题不在于今天还没有出现数学上的李始美，而在于自己作为一个党员应该如何去促进李始美的出现。事实上，我们不时接到一些群众来信，知道有不少人因为为工作的需要正在学习数学，但是在这次运动以前，我们绝少对这些人给以热情的关怀，顶多是回一封信，我自己也没有丝毫例外。所以怀疑李始美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立场问题。说这是立场问题还可以从自己思想感情上找到证明。看到李始美的消息首先是怀疑，不久，从道理上想通了，就觉得，以后在数学上必然会出现李始美，而“我们”这些人，如果不改造，那就一定会被淘汰。不是为李始美的出现而欢欣鼓舞，而甚至感到“我们”要被“淘汰，”这不证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完全具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感情了吗？所谓“我们”难道不说明，我已经把一个共产党员的地位降低到和一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了吗？既然数学是远远地超乎生产劳动之上，是劳动人民所不能问津的，那么从事这种高人一等的脑力劳动的人要不要做一个普通劳动者？特别是还有“金字塔顶上”的，不必了解生产的人要不要做普通劳动者？我曾经这样设想，一个学数学的人，除了搞他的数学而外，又用一定的时间来从事体力劳动，这不已经就是普通劳动者了吗？然而，如果一个人，在他的生活的主要部分里，是从事着一种自以为是高人一等的工作，是一种与劳动完全绝缘的工作，那末就不能设想他会是一个普通劳动者，而具有工人农民的情感。哪种体力劳动不过是点缀或者说是镀金罢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仍然存在。所以我的一切论据也无非是维护这种对立，把数学垄断在少数人手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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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专家路线与群众路线问题。由于我认为数学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科学，只好由少数人来垄断，因此在依靠谁办数学系的问题上，自然是选择了专家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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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认为，数学既是一门严格的科学，则只有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掌握，所以谁最有知识谁就最有发言权。这样，自然在办数学系的问题上只有资产阶级专家最有发言权，学生就没有发言权。我的这个论点首先在逻辑上就是行不通的，因为现今的数学无非是过去数学家发现的，过去的数学家在发现这些规律时是经历了一个由不知到知的过程，现在的同学在学习这些规律也是由不知到知的过程，加以现在同学总的科学水平比之过上要高，那末何以过去的专家有发言权（他们发现了这些规律），而现在同学却没有发言权了呢？如果真没有发言权，学生永远不能超过老师，那末只好承认科学的发展是一代不如一代，否则就只能说是少数人因为有“天才”而超过了老师，发展了数学。更重要的是这个论点在政治上是错误的。现在讨论的是办学的社会主义方针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怎样也不能想象，仍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专家是最有发言权。可以说，党是比较地缺乏具体的业务知识的了。那末党是最没有发言权，因此党不能领导数学，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数学只有拱手让给资产阶级专家去垄断了。其实，什么叫做有知识，什么叫做没有知识，首先应该用政治标准来衡量，不论在过去，或者在双反运动中，事实总证明了，方向不对，学问再多也没有用，更何况究竟有多少学问本身就大大值得怀疑。所以，我所认为是最有知识的人就变成了最没有知识的人，最有发言权的人却原来是最没有发言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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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还有一点“论据”。主要的是，谁知识越多，谁就越能了解数学的实质，所以谁提出的意见就更深刻。我把这称为“居高临下”。当然，了解了数学的实质就能提出更深刻的意见。然而，要了解实质，这是理论思惟的问题，在这里，决定性的是有没有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居高”才能“临下”，但是问题在于居什么样的高，也就是用什么样的政治挂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居于资本主义的“高”，因此只能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个人主义等等货色来“临下”。党所领导的群众则是居于共产主义的“高”，因此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用六亿人民的根本利益来“临下”。高总是要居的，问题是在于两个“高”峰看你“居”哪一个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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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种思想出发，就产生了我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错误估计和错误对待办法。我只看到他们有一定的业务知识，由此就认为，他们是系里的主力和骨干，是少不得的，少了就不能办数学系，所以自1956年以来，就一直强调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然而，在另外一方面，却看不见他们中间许多人政治上仍然动摇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有些人虽然是左派，在教育思想上却有严重问题。有的人是恃才傲物，心目中只有自己，没有六亿人民，自以为有一些知识，就向党讨价还价，与党根本是两条心。对这许多严重情况都熟视无睹，也不进行思想斗争，那末所发挥的“积极性”自然只可能是个人主义的积极性，调动出来的不是什么积极因素，而是消极因素。由这种错误估计出发，在对待他们方面就是调和迁就，一味讲团结，不敢斗争。我不主张插红旗：早在1957年初系里讨论党政关系时，有左派老师批评我们不是旗帜鲜明，不用党的方针来号召群众，发动群众。又有几个中右分子教师说党总支不必旗帜鲜明，反正行政上也是贯彻党的思想，党总支又何必再来一套。我却是错误地附和了后者的意见。怕什么？怕别人说是“党政不分”，“宗派主义”等等。总之是怕得罪了这些先生们。关于群众斗争，我也觉得不必，因为数学既然是莫侧高深，数学家自然也是莫测高深，群众既对数学没有发言权，对数学家的事自然也没有发言权，所以，一不要党，二不要群众，总之是不插红旗，而依靠少数党员专家去“和平谈判”，取得“暂时的协议”，这一切都做“团结”。另一方面，我又不主张拔白旗。在党提出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时，我曾认为不应以此来“苛责”教师，因为我们是没有实际可联系（中国工业落后），这样就把资产阶级专家反对理论联系实际轻轻地开脱了。我曾认为有些人是“白”，但是不一定是“旗”，他们的“白”在于政治观点，既然政治观点已经批判了，已经臭了，就起不了什么作用，何得为“旗”？然而事实证明，政治上臭了，在业务问题上仍然可能是一面“白旗”。有些人是真正有问题了，既“白”又是“旗”，对这些人又不敢斗争，不敢去拔，怕“材料不足”，怕“不能说服人”，总之是既不相信党，又不相信群众。怕拔不掉，又成麻烦，又成了“遗留问题”，至于政治上是左派、教育思想上桂着白旗的人，则更觉得不应该拔了。总之，有的是“白”而非“旗”，有的是不敢拔，有的是不应该拔，那末就是不拔白旗。不插红旗，不拔白旗，那就只有“和平共处”，接受他们的思想影响。久而久之，自己教育思想上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就越来越多，这也是形成自己一整套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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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以上这一系列的错误思想，自然就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现状要不要改变？我的答案也很明显，那就是不要。我的看法是：过去的这一切乃是几百人、几千人用终身精力搞出来的，未必都没有道理。当然，道理是有一些，但也未必都有道理，我所维护的恰好是最没有道理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只是几百人几千人搞出来的，而是整个资产阶级在几百年里搞出来的。我所维护的，综合起来有二：其一是对数学的唯心主义理解。我口头上也承认恩格斯关于数学的著名定义，但实际上支配着我的思想的却是：数学就是有逻辑性、严格性的东西。这种逻辑性与严格性被我抬举到天上去了，成了动也不能动的金科玉律。然而，逻辑性与严格性只是相对的，过去被认为合逻辑的东西，在今天是被认为不合逻辑的了；它们又只是认识客观规律的工具，而不是客观规律本身，认识的真正来源与认识的最后检验者只能是实践。其实形式逻辑在数学认识中还不是最重要的工具，真正认识的过程最本质的是辩证逻辑。那怕我们做一个习题，恐怕也很少有人就是用“大前提”，“小前提”等等来思考，真正想起问题来，总是要分析问题的各方面。用各个方面来比较，来联系，考虑各种条件的影响，这样经过多次尝试与失败，才最后达到形式逻辑上的严格性。资产阶级学者说“数学就是游戏的规则”。如果说数学就是逻辑性、严格性，而不问它与实际的关系，那与“游戏的规则”确实也没有什么差别。其二就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在我的一切论点中都贯穿了数学高人一等的想法：学数学的人可以不联系实际，可以不为政治服务。明明他们所学的只是跟着外国人跑，自己是站不起来的，却又自命是超过了工业发展；他们经过“按步就班”的学习与训练，所以高于劳动人民；他们能够“居高临下”，因此“最有发言权”，甚至比党还有发言权。数学就一定要垄断在这批人手里。就在数学中还要分门别类，有所谓第一、二、三类之别，有“金字塔下面”与“金字塔顶上”之别，谁最脱离实际，谁就最高人一等。总之，他们是高于普通劳动者的另外一类人。我所认为“未必都没有道理”的就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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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如果这些东西真是“未必都没有道理”，天经地义，那末培养出来的学生怎么可能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怎么可能是又红又专的干部？很明显，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只能是旧时代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不会去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按照他们的阶级本能是只会去“建设”资本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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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些东西真是“未必都没有道理”，那末党又何必再提出一条新的教育方针？因此，归结到最后，也就是究竟要不要党的方针，究竟在教育战线上要不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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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高举马列主义红旗前进--武汉大学的教育大革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湖北馆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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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2/000037.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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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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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大学、张远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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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齐民友同志在教育思想上犯了错误。同志们起初批评他的时候，我还想不通，非常同情他，的确有替他抱不平的感觉，认为同志们在吹毛求疵。经过这些时同志们对我的揭发与批评以及自己的思想斗争，现在我才明白了我过去究竟走的是哪一条道路，究竟是在替谁说话。我今天特向全系师生检讨我过去的思想及言行。我的检讨分四段，第一段谈我原来对数学的看法，也就是同志们替我总结出来的圈子论。第二段是想谈一谈，经过同志们的批判及自己思想斗争后现在的认识，来分析一下数学圈子的看法实质上究竟是些什么东西，说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第三段谈一下我认识转变的过程。第四段谈我的思想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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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谈我原来对数学的看法。原先我把数学看得很死，也就是把它的范围了解得很窄，也正如这次同志们批判我的圈子论。的确，我是把数学划了一个圈子，而且在圈子里面我又主观地划了一些小圈子，例如代数、几何、分析等等都各有一个小圈子。由于圈子的概念在我脑子里印象根深蒂固，而且由于我主观地认为彼此是绝缘的，于是就拿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样样都懂，只能精通一门为论据，强调必须社会分工。思想上认为门门懂等于样样糟。环绕着分工的论点，就尽量地替分工找论据，说数学是概念化形象化的东西，它比较特殊，与其他的自然科学不同，它是逻辑推理的科学，所以学数学的人就是搞理论。后来，教师们辩论下工厂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些青年同志们坚决要下工厂，于是我急了，认为这样搞会搞乱的，会搞糟的，从未听说过学数学的要下工厂，因此说这些青年同志们不务正业，东打一拳西踢一脚，并认为他们是随便地在改行，于是说改行是犯罪的。当时李国平同志是赞成下工厂的，而我的思想上认为李国平同志光喊政治口号，只知道在系里放火，不考虑结局。后来同学们敲锣打鼓到系里来要求下工厂，我认为同学只是一股热情的盲动，心里非常着急，认为无法控制了，并对齐民友同志说：“党委还不出来讲话，结果会弄出偏差来的。”总之，我的这些思想和言行都是由于分工。为什么要分工？也就是由于我对数学有圈子的看法。也正因为我受了圈子的限制，所以我主观地认为数学系对物理可学也可以不学，故在辩论当中我是坚决主张取消物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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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再来谈一谈上面我这些思想和言行的实质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圈子论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当然，我现在的认识是经过同志们这些时来狠狠地批判以及我思想上由苦闷烦恼而斗争后所获得的。现在回想起来，我非常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热情帮助，抚今思昔不寒而栗。好险啊，差一点点就执迷不悟。我们大家都不否认数学是起源于生产实践。数学既然起源于生产实践，为什么又脱离了生产实践呢？这显然不是数学本身的愿望，而是过去人为的结果。尤其是十八世纪以后的所谓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之别，我思想上也就接受了。所谓数学特殊，它是概念化形象化的东两，它是逻辑推理的科学，这样一说，所有其他的科学就用不着逻辑推理了，这实质上无异是承认只有数学才是科学，别的都不是科学了。逻辑推理仅仅是人们思惟的过程，我并不否认逻辑推理的必要，但思惟起源于什么呢？思惟起源于客观存在，也就是起源于生产实践。若生产实践这个客观不存在，那么怎样去思惟呢？这不是思惟，而是胡思乱想。按照我原来的说法和想法，就是去掉了头（即去掉了生产实践）而光搞理论，而搞理论的目的又是为理论而理论，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检验，这又是去掉了尾。总之我是把头尾都割断了，只拿中间一段作数学的圈子，这实质上岂不是承认了数学是唯有天才才能搞的东西吗？本质上与英国的唯心的数理哲学家罗素对数学的看法并无两样，这是十足的唯心论。由于自己限在圈子的范围内，就主张分工，但实质上分工只分得搞理论，分得的东西是理论与实践脱节，分得的东西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家。数学起源于生产实践，搞理论只不过是人们的认识过程，而认识为的是更好地说明问题，其目的是为了很好的回到实践，为生产服务。然而按照我的分工的说法，那才是分得四分五裂，这才不是正路，也就是拿我的话来答复我，我搞的才是不务正业，这是资产阶级欣赏的办法。当然，我并不否认社会上要分工。但是要明确的是，一种是因生产的社会需要而起源于生产的社会分工（例如工业、农业、手工业等），还有一种是起源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而产生的人为的分离，我却把二者混为一谈，并把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而产生的人为的分离当作必然的社会分工对待，这实质上是认为理论至上，脑力劳动至上，体力劳动是卑下的。这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替资产阶级辩护，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问题，看得不合，就说不务正业，东打一拳西踢一脚。用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方法来处理问题，所以说改行就是犯罪，并且要坚决取消物理课。当然，象我这样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来处理问题，党是不能同意的，因为这完全违背了人民的需要。现在社会主义的建设是要我们学以致用，而我用资产阶级社会里治学的办法来搞学以不致用，学的目的为欣赏，这说明我死死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不愿打破资产阶级的阵地，也就是我的教育思想过去是坚决地走资产阶级的道路，与党要我们走的道路是针锋相对。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不相信群众，认为群众盲动，群众不懂理论，会出偏差，不信任党的号召，这实质上就是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现在再回想一下，结果是谁出了偏差呢？全校在教学改革运动中，只有数学系最落后，这个事实说明了是党出了偏差呢？还是我不执行党的政策出了偏差呢？这不仅是偏差不偏差的问题，而是我犯了罪的问题，因为数学系在教学改革中落在最后，不是我要负很大责任吗？所以现在回想起来不寒而栗，原因就在这里。当然，经过党对我细心的教育，同志们对我热情的帮助，我现在头脑清醒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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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我就想谈一谈我认识转变的过程。原先，因为我想不通，我尽量找根据与别人辩驳。我曾经用下面的一段话去驳别人，我说：“有些同志说，有些苏联数学工作者能懂得弹性力学，什么学，什么学，所以他们能够联系实际，不象我们光为理论而理论。然而这究竟还是说明了数学这个东西是不能联系实际的，它是间接而又间接的。那些苏联数学工作者之所以能者，是因为他们懂得什么学什么学，光数学还是不行的。”同志们对我这种说法虽未驳我，但我思想上这些时波动得很厉害。我虽然用这样话驳了别人，但随时又在想这句话的道理，后来觉察到，到底现在我们讨论问题，是讨论数学这个死东西呢？还是讨论数学工作者这个活的人走什么路的问题呢？由这里我想到主要是讨论数学工作者愿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我们是否走资产阶级学者所走的路呢？即光搞理论，什么也不管，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起不起作用一概不理。这是一条路。还是改向，走党现在提出来的道路呢？即走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为社会主义的生产需要贡献自己的努力。很明显，我们现在要走后一条道路，前一条路是为党和人民所不允许的。后来在这个认识基础上又想：数学究竟能不能为生产服务？如不能，那末即使人愿望如此，要走联系实际的道路，那又怎能走呢？经过了反复思索，认识到所谓科学不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分，除此以外，就是哲学。自然科学是与自然作斗争的产物，即生产实践的产物，而社会科学从阶级斗争的产物。数学属自然科学范围内，这是大家所公认的。既如此，它就是生产斗争的产物，因此它就自然而然地能为生产服务。过去所以使某些人对数学有一种特殊的看法，是资产阶级学者人为的，非数学本身发展之道，因为实践——理论——再实践这个公式是正确的。实践——理论——理论或者其他的公式都是错误的。我这种认识是经过较长时期的斗争及党的耐心教育和同志们的热情帮助逐渐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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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来谈一下我的思想根源。思想根源分两方面，一方面是客观的，另一方面是主观的。客观的有两点，一是家庭根源，二是社会根源。我出身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在汉口经营大米商，家庭生活优裕。而且我小时候又有祖母对我的溺爱，居于养尊处优的地位，从小有公子哥儿的习气，好闲情逸致。后来读数学也就中了前人（资产阶级学者）治学方法的毒，觉得这种治学方法与我的思想一致，用不着到处奔波，只消坐在房子里闲情逸致欣赏欣赏就够了，所以当然谈不上考虑人民的需要。因为自己过的是剥削阶级的生活。其次就是社会根源。仔细检查是三位数学老师对我的影响很深，一位是我读高中时的数学老师。这位先生公子哥儿气很深，名士派，因书教得好，我喜欢他并怕他，结果就尊敬他，因此他的思想言行对找影响较深，他是闭门只读数学书，天塌下也不管，这样就越发助长我的书呆气。第二、三个人是北京师大的傅积孙及武大的萧君绛，这两位先生都是宣传对数学唯心的看法，加上我在高中时对数学发生兴趣而进了大学又很尊敬这两位先生，所以无形中中了他们的毒，例如萧君绛先生常对我说读数学是有福的人这类话。除了家庭根源与社会根源这两个客观原因以外，最主要的还有我主观上的一个重要因素。解放几年来，我以为每次运动那没有涉及到我，因此主观上自己就放弃了思想改造的要求。自己以为政治上没有问题，跟着党走就够了，不是自觉的思索问题，考虑问题。几年来仅仅停留在对党的认识是感性的阶段，党说了就算是，不仔细思索其中的道理，为什么党要如此。这次党提出了四结合的教育方针政策，我开始没不认识到这是文化革命的教育方针政策，所以一开始我就认为在数学系只要搞两个结合，一是政治与业务结合，二是师生结合，认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并非数学系的事。从这样的思想出发才犯了上述的一些错误，使得系的工作这次受到严重的损失，这完全是我没有自觉地要求自我思想改造的结果，也就以为只要跟着党走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也正由于不自觉，加上自己感情的脆弱，自尊感很强，因此受到严厉的批判时就又感到自卑，于是正当同志们批判时，自己思想上联想到1952年思想改造时某某先生的情况就觉得在系里今后领导不起来了，恰好这时有同志批判我说自己不觉悟今后怎能领导系的工作呢？于是在这刹那之间，脑子里呈现了一个暗影，觉得自己思想太落后于形势了，领导不起来了，大家也不信任了，自卑与自尊两种感情夹杂着，觉得等到撤职或有人劝我辞职就越发不光彩了，不如自己先表明一下态度听从组织考虑。这种思想感情的脆弱也正说明我的不自觉，不认识同志们的热情帮助正是给我以鼓舞给我以力量，正是要我很好站起来，今后更好地来领导系里工作，而去从个人得失方面考虑得多。
+
+　　通过这次教训，使我认识到数学系在这次教学改革中受到很大的损失，齐民友同志的错误固然他自己要负责任，但我在这次运动中对他说些与党的思想对抗的言论，我的错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齐民友同志的党性不强，迁就我而不批判我固由他负责，而我主观上放弃思想改造，这责任就由我负。党和人民信任我，给我重任，结果我背道而驰，我现在感到痛心，使系里工作受到严重的损失。问题的严重并不只在我个人的问题，主要是在影响后辈，使他们在思想上中毒。感谢党及时教育我，等待我的觉悟，感谢同志们热情的帮助和鼓舞，使我清醒过来，没有愈陷愈深。我今后只有下定决心加强自觉的思想改造，更好地贡献我的一切，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努力奋斗。
+
+　　来源：《高举马列主义红旗前进--武汉大学的教育大革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湖北馆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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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3 @@
+# 向真理投降
+
+　　<武汉大学、尖兵团、袁绍唐>
+
+　　经过了几天的激烈辩论，我们的论点被狠狠地击中了要害，我们认识了真理，我们投降了。
+
+　　我们的观点错在哪里呢？首先，我们把资产阶级学者所说的数学特性看成为数学的真正特性。我们表面上虽不反对理论联系实际，但总觉得数学是有特殊的要求，因为数学有别于一般自然科学的特性。我们觉得一些数学部门不能直接和生产联系起来，它研究的对象是抽象的——有些甚至是非常抽象的；因此，这些部门的数学（例如群论、整函数等），只要能为旁的一些边沿科学理论解决些问题即可，你提出问题来，我帮你解决，你再用到生产实际中去，这就完成了这些数学联系实际的任务。到工厂、工地去如果是为了参加体力劳动，培养成为劳动者是必要的，但要我们在那里去寻找发展一些数学分支的方向，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数学是研究抽象的东西。我们以上的观点都是基于对数学的一些“特性”的认识而提出来的，可是在大家问我们有何根据说在生产实际中不能闯出一些数学部门的问题来？我们却只能在思想上有这个感觉，提不出任何事实的回答。因为原子理论和群论有关，原子能工业中势必用上群论。在电路中应用到矩阵，里面很可能有群的问题。李国平老师他过去也是觉得为能与生产实际结合的半纯函数后来发现是和生产实际结合的这个事例，有力地粉碎了我们的论点。在事实面前我们认识了我们的看法是错了，是站在资产阶级学者的圈子里的看法。虽然目前一些数学还未能知道它与生产实际结合的很具体的做法，但认本质上看来，它既是由实际产生，就一定有途径用回生产，而且，事实上已有人作出了榜样，因此我们再没有理由说生产实践中不能用到群论这些数学了，也没有理由说到生产实际中去是不必要的了。因此，我们承认了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看待数学的，是想采取一些稍为改良了的资产阶级学者所用的研究发展数学的力法来作为今后我们的做法。我们的错误根源也就在这里。
+
+　　其次是妨碍数学发展的错误的“分工论”。我们认为一些数学部门（如群论等）只要是旁的边沿科学向它提出问题，解决了，再交回边沿科学工作者应用到别处，那就算是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因为分工需要这样，如果大家都埋头在生产中找问题，一些“上层数学”理论怎能发展？边沿科学向它提了间题有谁来解决？岂不把它闷死了吗？我们上面的观点是基于一些数学与生产结合的间接性而提出的；问题不在于一些数学的间接性，而是我们的态度。究竟我们对数学的间接性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们的态度是两头不搞只在中间搞一搞理论，不从生产实际中找问题，解决了些问题也不用回到生产，这种态度正如大家所分析的那样，是处在被动、片面的地步。第一：不能正确和全面地了解到生产实际向你这门数学（即使是间接的）提出的问题。单靠边沿科学提出，就被牵着鼻子走，即使实际有问题要你解决，但边沿科学未能及时和全面地反映出来时，你还蒙在鼓里，极为被动，甚至边沿科学反映不正确，那就搞得怎样完善也是白费。第二：如果不知道边沿科学提的问题的实际来源，是很难使研究对准实际生产的，这种例子是常见的。第三：解决了问题，如果不把它的应用过程了解，很难知道这问题要求这些数学如何发展，数学上许多定理的条件都是由实际提出来的，不能光在边沿中打圈子。当然，数学工作者不仅要钻在生产实际问题上，也要在理论上综合分析，才能很好指导，但按我们的两头实际不搞、只搞中间理论的分工，是把数学和实际分开了，闷死数学的并不是到生产实际中去，相反倒是我们这些主张“分工论”的人，这经大家一分析是很明显的。因此，我们的“分工论”被驳倒了。其实我们的“分工论”也不是什么看到数学对生产实际的间接性而得，还是看到许多资产阶级学者这样做，模仿过来而已。
+
+　　我们的论点最初很有迷惑力，许多人还有点相信，但经过大家集中火力的攻击，垮台了。连我们自己也不信了。我们失败，但我们也胜利了，因为我们战胜了资产阶级的一套，找到了前进的正确道路。
+
+　　来源：《高举马列主义红旗前进--武汉大学的教育大革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湖北馆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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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2/000039.txt
@@ -0,0 +1,15 @@
+# 中共浙江省委关于清除曹千里出党的决定
+
+　　曹千里，原名董泗洁，男，48岁，山东长清县人。家庭出身地主。个人成份职员，1939年7月入伍，1946年8月入党，原任省人委办公厅秘书处处长。
+
+　　曹千里的主要错误是长期向党隐瞒重大的政治历史问题。肃反运动结束后，山东省公安厅转来了托匪分子张庆义的坦白材料，发现了曹参加过托匪组织，并积极进行过托匪活动。经查明事实：1931年曹千里在山东济南高中读书时，开始参加托匪活动，他与同班同学马忠华、刘乐亭（都是托匪）等人关系非常密切，经常在一起看第三党的“行动月刊”，托匪的“火花”，托匪任日署著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等反动书籍，宣扬托派的反动观点。1932年秋，曹开始先给张庆义、张梦九看托匪自传，“中国革命问题”、“火花”、“无产者”等，同时宣扬托匪的所谓英雄事迹，而后介绍他们参加托匪组织，当时不举行什么仪式，只作几次谈话形式的聚会。之后经常聚会，讨论国际和国内形势，批判斯大林一国建设共产主义的理论是“右倾”；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在江西等地建立革命根据地，乃是放弃城市工人阶级而成了农民的政党等等。上述活动，曹不仅过去向党隐瞒，在肃反运动中拒不交代，甚至组织上掌握了充分材料找其谈话后，仍不承认有托匪活动和参加托匪组织。
+
+　　曹在1938年参加过革命，同年3月动摇脱离革命。1939年7月重新参加工作。1943年春在任太西专署工商局分局长时，为抵旧债，将手枪一支，子弹三发送给伪乡长张新符，并通过张的关系，企图投降敌人，后因形势变化未成。对这一政治动摇的错误，曹亦长期向党隐瞒，直到肃反后期在群众压力下，才被迫交代。
+
+　　肃反运动中由于曹受到了党的审查，他极为不满，以为冤枉了他，曾用“回忆战场整十年，鞠躬尽瘁历艰险。江南八载春已去，发发半白堪叹矣”的诗句来发泄他的不满情绪。到整风运动时，他就以肃反问题向党进攻，说：“办公厅肃反扩大化”。
+
+　　曹千里在敌我界限上也是极端模糊的，解放后曾介绍过政治面目不清的分子参加革命工作。他的妻子朱赛丹，原是伪国防部军统特务的老婆，三青团的分队副，至今未审查清楚，曹却将党内机密文件，如“斗争”，中央统战部的“工作简报”，“党史资料”等带到宿舍去给朱看，1954年嘉兴验收机场回来，将机场情况也告诉了朱，严重地泄露了国家机密。在平时还一贯流言蜚语，散布不满情绪，对党离心离德，工作上采取消极对抗态度。
+
+　　从上述事实说明：曹千里出身于地主家庭，在历史上参加过托匪组织，参加革命后，二次动摇，企图投敌，对这些重大政治历史问题，长期隐瞒，被揭发以后，仍然不作彻底交代，对党极不忠诚老实，且他一贯来对党离心离德，对党的肃反政策进行恶毒攻击。曹千里是一个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决定清除曹千里出党。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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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2/000040.txt
@@ -0,0 +1,49 @@
+# 湖北麻城县陶顺世、冯学贵、罗德华关于大塘角乡乡社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检查报告
+
+　　大塘角乡自入春以来，乡社干部中不断出现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事件。有的已经给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失。特别是7月24日该乡组织全乡第五次参观检查，于当晚以总支副书记周才应和团总支书记汪东仁为首的藉辩论为名，进行变相斗争。用“炒豆”的办法（炒豆的是该乡实行强迫命令的一种方法，其实是手推、拳打、脚踢、挞）因伤势造成生产队长龚守德死亡。该乡干部对此严重的违法现象，组织隐瞒不报，后经群众告发，县委及指定县委组织部、县监委、检察院、法院等部门组织了检查组，配合宋埠指导组（该组先后有杨宗明、肖泽善及舒凤益同志参加）。以龚守德死亡事件为主结合该乡自入春以来，该乡干部中所发生的强迫命令进行了检查，现将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
+## （壹）生产大队长龚守德由于辩论变相斗争以致因伤造成死亡事件的经过
+
+　　27日是该乡组织第五次参观（参观成员乡干、社分支书、妇女主任、先进队长、五好社员计32人）的第四天，这天白日是参观检查泉源、三、四两社，当晚在三社的了头山（垸）总结。该乡参观检查后，对落后地区（社、队、垸）和三类社员“炒豆”形成规律，故此当晚仍采取常作办法。会议负责人是乡党总支副书记周才应，乡团支书汪东仁。这次会议成员参观代表及三、四两社队委以上的干部达百余人。与此会议同时，相隔丈余之地，由副乡长李升堂同志召开三社社员大会（此会由周才应决定召开）。参观总结会开始由团总支书汪东仁说了检查的重大意义及此次检查的问题，提出三社社员干劲不足，四队550斤早稻，只插了1亩7分田，以及四社割、犁晚秧等奇事，要以整风形式进行整风等话。于是由分支书记周汝义和李必珍分别介绍三、四两社参观所存在的问题。在介绍时周汝义着重指出：三社四队（即龚守德队）吃早稻种缺面积，紧接着由分支书记叶子良指出四队问题，叫四队全体队委站出来。无话可讲的龚守德（生产大队长）龚守栋（生产大队副）龚正堂（生产小队长）龚正德（队保管）龚正太（生产小队长）一一站在会场中间叫其坦白。龚守德发言说：“冒事谈，对大家不住，谷种我都浸了，只怪秧田损多了”。代表却说他吃了，为什么报早稻面积8亩，只1亩7分呢？此时汪东仁发问了，不是吃了，为什么插1亩7分报8亩，不交代清楚赔8亩田的产量。龚守德谈的时候无人理睬，追得他无言可答，无话可讲。这样，周才应同志大发雷霆，大家搞、追，以炒胡为原则，于是就开始动手“炒豆”了。由分支书记叶子良（总支委员）动手耸到分支书记周汝义（总支委员）面前，周汝义耸到分支书记王和清（总支委员）面前，王和清耸到分支书记李继香，于是一推就跌倒在地。自动爬起来继又辩论和“炒豆”，炒的成员逐步增多，代表刘焱元等四人仍是推耸，第二次跌倒在地。分支书记王和清用手把龚守德耳朵牵起来，而周才应和汪东仁都骂老狗××的不坦白，继续炒豆。而且周汝义踢了两脚，继又第三次跌倒。周才应拉起放在侧边坐着责令考虑坦白交代，这时才对龚守德的非法行为停顿了一会儿，于是追搞龚守栋等四队委，追得无话可言。代表在周围施行“炒豆”，将龚守栋等四人炒得哭，然后又进行追逼，继之又将龚守德搞到参观代表中继续“炒豆”，第四次跌倒在地，周才应拉起交给该社分支书周基国坐在会议边继续审。由于年老，加之身体又有打、踢伤痕，数次跌倒在地，一会儿自动昏倒在地，当时不语，次日仍续不语，虽经宋埠卫生所急救终于不语不食，无效于31日晨死亡。经医生鉴定，死者因年老体制发育不良，身有打踢伤迹，跌挞于地震动了脑部血管，引起脑内出血，因血液又积于脑部压迫神经，发生偏瘫失语，昏迷眼睛不能闭，各种反应消失……等症状，以致死亡。
+
+　　死者龚守德男年55岁，贫农成分，农民出身。解放前在1943年以前当过花店店员，以后一贯务农为主。解放后任村长、闾长、初级代表、高级社社委、生产队长等职，群众热爱，工作吃苦，在技术革新中有些保守思想，为人忠实。死后该垸人人为他悲痛流泪。对周才应此一恶劣作风造成人命是纷纷反映，恨之入骨，一致要求处理。
+
+　　辩论的问题。经查实早稻种确系550斤，由于秧田管理不善，损苗占70%以上。其他各队均有损秧的现象，不过只占50%左右，加之迟下的174斤谷种[有20余字难以辨认]害怕继续辩论，故多报早稻面积6亩3分。其他什么分谷种、吃谷种是无根据的追逼。
+
+　　当龚守德昏倒在地失语、抬至龚的家中时，周才应、汪东仁召集李升堂、周×男等人小型会议，由周商讨布置，例如人死了怎么办？上面找着了怎么报销？虽然提出问题，大家总是默默不语[以下12行、约400字模糊不清]
+
+　　综上所述龚守德之死，全系藉辩论变相斗争非法手耸、拳打脚踢、挞等因伤而造成人命，此次会议主要负责人系该乡总支副书记周才应同志，当时间发生以后，以各种手段大肆活动，继续隐瞒欺骗。而周的作风一贯恶劣，自今春调至该乡工作以来，直接掌握“炒豆”罚跪等手段侵犯人权的达数十余人（见报告下段），为挽回党在群众中不良影响，纯洁革命队伍，对此已严重违法乱纪分支开除党籍。建议政法部门给予法律处分。
+
+　　汪东仁系该乡团支书（总支委员），是龚守德死亡事件主要成员之一，而平时工作作风虽次于周才应[约20字模糊不清]应给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
+　　叶子良（分支总支委员）王和清（分支书总支委员）周汝义（社分总支委员）李继香（分支书）[20余字模糊不清]平时都有打人罚跪事实，[20余字模糊不清]
+
+## （贰）乡、社干部中强迫命令的检查情况
+
+　　大塘角乡总支委员会在58年领导方法上采取强迫命令是很严重的，现已造成严重恶果，虽经县委第二次检查中，[以下6行约200余子模糊不清]强迫命令主要是“炒豆”、自己打自己、下跪、罚、揪头发等，除打死一人外，初步了解受辱人数154人，其中干部54名，社员100名，男139、女15，贫农98、中农42、富农5、地主7，其以下主要手段说明：
+
+　　（1）“炒豆”55人，其中干部31人，社员24人；男53名，女2名；贫农35、中农12、富农3、地主3、伪人员2；（2）下跪86人。其中干部27、社员59；押75，女11人，贫农53，中农29，富农2，地主2；（3）自己打自己9人。其中干部4，社员5；男8人，女1；贫农8，中农2；（4）下跪回去服毒1人，系干部，男，贫农（未遂）；（5）受捆2人，其中干部1人，社员1人；男2，贫农2；（6）守押1人。系社员、妇女，贫农。该垸已侵犯人权数占全乡人数1.8%。其中贫农占贫农总数1.6%，中农占中农总数2%，富农占富农总人数1.6%，地主占地主总人数3%。从以上事实来看，群众对他们的侵犯是忍无可忍了。尽管他们用强迫手段，逢县、组来乡参观前，各社召开社员大会威胁一套，（说）有人向县委参观团说“炒豆”、走后就要处理等语大言威胁。坚贞不屈为党为人民的人，他们是不怕任何报复。如一社周家垸程正果、李淑华、郭玉全等三人向县委参观团告诉了大塘角乡“炒豆”情况。第二天王锐到他垸去，追说：“是哪个说的，不说出来我要把她的头扭掉它”。结果三个妇女自己好胆战心惊的承认，并叫她们自己打自己（罚跪，自己用手打自己脸）。
+
+　　以总支书记和副书记为首的带头用强迫命令乡长、副乡长，团总支书记、妇女主任及社干，连来乡工作的同志、指导组团干、粮店的工作人员，也是积极施行强迫命令，今年春耕生产时，在抢插中，一天下着大雨，周才应走到三层垸看群众有的在家吃饭，没有出工，周大发脾气，破口大骂。叫全垸没有出工的社员都跪着。社员见到他，寒毛似落，胆战心惊，只好跪下。共跪9个，最大的67岁。周又走到四层垸，社员同样的在家吃饭、剃头，仍要他们全垸到到稻场跪着，共跪16人，其中女6人。并有孕妇一人。在稻场上跪着的生产队长赵炳利被（周）才应拉到地下跪着了。在插秧中总支书记王锐在一社二队检查生产，发现秧插稀里，叫社员刘山坡跪着，共跪5人。一社×家店××垸吴和发被汪东仁搞到兴隆寺“炒豆”回来，身上痛了几年。[以下有约两行模糊不清]在下秧季节，乡组织检查，由王明堂带队，到李家检查后，总结发现其中损秧过多，[有10多字模糊不清]罚跪3人，其中孕妇一人。妇女主任蔡[有10多字模糊不清]亲自掌握对××炒豆，罚跪场合多次，一次在炒队长×××时亲自用拳头炒，队长是痛心忍耐。检查到地主赵文彬未出工就是几耳光。
+
+　　在插秧中周才应、熊××检查六社的一队，发现秧稀，在一块斗坵田埂跪着插秧的社员11人，其中颜宏海跪着笑，（怕说下跪不满意）周骂道：“死的×屎脸”。在一次斗半田仍发现稀秧苗，8个社员均叫到山上去跪着了。继又发现叶家老屋，他们秧插稀了，一走上田埂就叫队长过来，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插？叶礼坤认错了，而周硬要队长在田埂上跪着。队长总想辩一辩认错，熊佐如一双手把叶礼坤双耳揪着，按在田埂上跪着。周又叫三社员跪着。从这些事来看是严重的，可是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三类队中进行炒豆藉以发动群众。周才应曾将在八社说要使三类队上就是要整几个人。八社是个三类社，7月初周才应到八社以检查抗旱为主结合检查财经，发现小麦种不对头，王锐（总支书）随后来召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队委会三种人代表会，周才应提出三队稻种差30斤，三队队委会都出来（就是到人群中）[以下约7行模糊不清]打的最狠的是汪东山，回去走不得，半路上由他儿子背回去的。回去睡了12天，喝了三服药，现脑部有伤迹不能出大力。[以下约10余字模糊不清]为革命牺牲了，本人参加过革命受过伤。全乡“炒豆”后受伤严重尚未痊愈的有六人。社员赵炳武说：“……58年跃进我们欢迎，不知政策么样变了，生产也要挨打……”。群众普遍害怕乡里检查生产。在群众口头上流传说：“县委参观团是轰轰烈烈，啊荷翻天（表示欢迎）。乡里参观时战战兢兢（表示害怕）”。邻县红安群众反映说：“大塘角乡生产是打出来的，三不学大塘角：一不学捆打骂、二不学炒豆、三不学罚跪”。该乡干部对群众的控告施行打击报复，群众确敢怒而不敢言。如六社汪忠楚反映说：“周书记要在我社搞三年保证人都搞完蛋了。我们六社吃了他的热屎，连吃饭听说周书记来了，哪个敢吃完”。八社四垸有个生产队长被炒豆后到处准备钱，跑到他二哥那里（在沈阳）去，问他二哥看现在的政策是否变了（他二哥是师级干部）。总之工作作风特别恶劣，侵犯人权，后果严重，反映极坏，影响不良。
+
+## （叁）分析处理意见
+
+　　1、周才应系乡总支副书记，汪东仁系乡团总支书记（总支委员）社分支书记，叶子良、周汝义、汪和清（均系总支委员）李继香等人均系了头山打死人事件的有关人员，其处分意见，见了头山事件报告。
+
+　　2、王锐系乡党总支书记（指导员），对全乡严重强迫命令，不仅对上级不做任何反映，反而威胁群众，不准向上级反映。蒙哄上级敷衍错误。身为总支书记、指导员，对此情况熟视无睹，反而亲自动手和掌握“炒豆”、下跪等违法乱纪行动，应给予撤销指导员职务处分。
+
+　　3、王明堂（乡长总支委员）、蔡茂芝妇女主任（乡总支委员），在工作中是同样掌握“炒斗”、下跪等违法行为。“炒豆”是蔡茂芝传说来的新办法，应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
+　　4、来乡工作的舒凤益同志，身为指导员，对其该乡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和总支只是一般抗议，对上级从未反映，并亲自参加过“炒豆”、下跪场合，虽未动手，但不作很好的制止，应作深刻的书面检讨。
+
+　　5、张储忠系指导组团干、粮店熊佐如（党员）在乡工作一段正是插秧季节，强迫命令严重，动手叫人下跪。推、揪耳朵，群众反映厉害，应给予严格批评。
+
+　　以上报告妥否，请县委指示。
+
+　　 县委检查组陶顺世冯学贵罗德华1958年8月5日
+
+　　· 来源：
+
+　　湖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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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武汉市监委员会关于彭瑞英、祝和清、刘善武等所犯错误处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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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将彭瑞英、祝和清、刘善武等所犯错误处理决定通报发给你们。供你们在处理工人、农民、营业员民警党员犯错误的案件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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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武汉市监委员会1958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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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彭瑞英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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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瑞英，男，32岁，湖北南漳县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农民。1949年5月在本乡参军，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炮手，志愿军机司助手。1959年复员回乡生产。后由该县介绍到中南工程局运输处任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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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同志参军以后，工作积极，战斗勇敢，能吃苦耐劳。在1949年7月剿匪时，曾立小功2次，1951年赴朝任志愿军司机助手时，工作埋头苦干，组织性强，群众关系较好，也肯钻研技术。但是，平时有骄傲自满情绪，对人态度生硬，1952年贪污土改胜利品银元2块，在三反中拒不坦白，因此受过行政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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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瑞英在1955年转业回家后，正是农村进行统购统销工作，可是他在结婚时，不顾党的政策和群众影响，把亲戚朋友请在家里大肆挥霍浪费，将自己的转业费都用光了，将其母亲留下的口粮也都吃光了，婚后生活遇到困难，又将家里三间半房子出卖了，过了不久，钱又用完，就伸手向政府要求救济，政府也给他救济了十五元，但是救济的钱用完后又要求救济，当时乡里负责同志对他这种行为进行了批评，这时，彭瑞英不但不认识自己的错误，反而对政府产生不满，发牢骚说：“老子打天下，今天有困难还得不到帮助。”1956年来汽车队后，虽然工作表现还好，但有时也在背地里向群众发牢骚、讲怪话。特别是在大鸣大放中更突出的暴露了他的不满情绪，放出了许多很错误的言论，对党和政府进行了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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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攻击“农村是一片黑暗，人民政府扛着人民的旗帜不为人民服务，其结果必然要走上李闯王的道路”，他说：“我们那里没有自由，老百姓没有解放，农民终年劳动，但种田人没有饭吃，种棉花的人没有衣穿，养鸡的人没有鸡蛋吃，喂猪的人没有肉吃，老百姓反映毛主席好，还叫我们没有吃的，真是换汤不换药。”他认为“上级党说漂亮话，不做实际事，卖狗皮膏药，我在朝鲜时上级就说祖国生活如何美好，事实并不如此，我转业后饿得睡了三天（无此事），思想真不通，我认为革命革出罪来了，革到自己头上来了。党是解放全国人民痛苦的，为什么不给我饭吃，为什么强迫农民卖余粮。”他又说：“我看我们那里没有自由，有苦无处说，中央和上级机关的大门是不能随便进去的，你又有什么办法呢？老百姓天天盼解放，盼到今天还没有解放，农村就是一片黑暗，那里不黑暗呢？城市不黑暗，那里按党的政策办事，那里就不黑暗，如果不整风，这是很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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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他还特别攻击了农村干部，他说：“统购统销搞糟了。我认为统购统销太厉害。中央规定把口粮留足，可是农村干部都是恶霸地主、二流子、催命鬼，不执行中央政策，有也逼，没有也逼，逼得农民说白话，卖口粮，这样是会影响社会主义建设的。老百姓饿着肚子终年劳动，过着牛马生活，好过的是干部，是会拍马屁的人。真是干部拉黄屎，老百姓拉绿屎。”他又说：“我真痛恨那些乡干部狗日的。光抓我们转业军人的小辫子，一点也不自由，和过去一样。享受的还是享受，受罪的还是受罪。古人说吃饭不忘种田人，我们干部忘了种田人。农民种的粮食一概给政府购去了，政府剥削农民。收谷子时每斤给八分，卖谷子时每斤要1角零5。把粮食放在仓库里烂，也不卖给农民吃。中国人都不够吃，为什么对外贸易，难道中国人不是人吗？干部进城后忘了本，吃的有红有白，就是记得抱老婆，和过去资本家一样没有区别，完全是走向资产阶级道路上去了。”因此，他要求“中央应派干部化装深入农村，调查访问，把乡干部全部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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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他对党的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的政策，在认识上也有偏见，他说：“工农干部打天下，知识分子坐天下，党对老干部有功之臣是忘恩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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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瑞英同志在鸣放期间，还在某些大政方针上尚能站在党的立场上，维护党的利益。他所鸣放的错误言论，经过辩论后，也能及时回头认错，作了深刻的检讨，表示决心愿意改正错误，并保证今后不再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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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述事实看来，彭瑞英同志在鸣放期间，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丧失了党员的立场，大肆的攻击了党的政策和农村干部，其错误言论是很严重的。但是我们认为：该同志所犯错误的性质，还不是从根本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他自从参军和入党以后，工作一贯表现积极苦干，能坚决完成上级所交给的各项任务，曾经立过战功。这次鸣放的错误言论，主要是由于他居功骄傲，滋长了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并深受中农思想的影响，当他一再要求政府救济的愿望没有完全达到时，就怀恨不满，在鸣放中乘机发泄私恨。与此同时，他又在某些大政方针上坚持党的立场，维护党的利益，并对自己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检讨，又有决心回头改正错误。因此，我们决定：给予彭瑞英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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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南工程管理总局监察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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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开除祝和清党籍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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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和清，男，22岁，湖北孝感县人，家庭出身贫农，个人成分工人，1956年1月在裕中织布厂入党，后兼任党支部宣委、团支部书记，现为中共硚口区委训练班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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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鸣放中的主要错误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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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7日祝在小组会上攻击土改运动说：“土改初期凭印象，有些过火，完全是采用镇压的办法，是搞风头耍威风，象狂风暴雨过一阵，有一个乡就枪毙了13个人，有的是不应该的。并采取压服，把他们划为地主。”又污蔑说：“政府开始叫农民斗地主，把别人斗夸了连吃的都没有，这样是犯法，还有些地主没有什么罪，也不加区别都枪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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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攻击镇反运动说：“镇反时也是耍威风，开始时每天毙人一次，罪恶大的整汽车的枪毙，未必都查清了，我认为趁热打铁，象拖猪的。”并说：“运动过后政策改变了，坦白从宽。开始搞得恶恶的耍威风，材料没掌握也进行，有些是不应该镇压的，太过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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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8日在小组会上又污蔑地说：“五反在我们武汉来说是过火了，有的资本家说迟死不如早死，有的自杀了，党的威风耍得太恶了，太急了，用毒辣的手段对待资本家。五反搞得不象话，把人进行榨进行斗，武汉市长有责任，中央说不打不吊是假话。”当小组反驳他的这种错误言论时，祝仍坚持地说“我认为开始时党耍威风，我认为武汉市市长想得功，而造成很多工人失业，他想到中央去他功，而不顾人民的利益和国家利益。在11月19日辩论会上又说：“五反过火，是苦打成招，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进行榨，把资本家搞得人心惶惶，死了不少。说资本家的死是自愿死，白天白死，黑天黑死，这是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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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6日小组辩论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时，祝说：“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确实有冒进，冒进的地方是夫妻店，小商、小贩他们挂上了公私合营的牌子，失掉了合营的意义。确实是一阵风，”“赶鸡子上笼”。在继续辩论中，祝仍坚持污蔑地说：“小商小贩是在压制下进行公私合营的”，又说：“续买政策实际上是变相剥削，我看7年定息，毫无疑问割掉了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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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组讨论干部政策时祝歪曲说：“提拔干部确实是从印象出发。”朝里无人不做官，是官官相卫”提拔的干部有的缺才，有的缺德，缺德的不象“粮食”，提拔会吹会捧的，象过去汉奸捧日本人一样。56年提拔冒进了，提拔了不顶事，盲目下放，受罪受淘汰，当产品推销。”又攻击说：“调下来的干部架子太不称职，有其名无其实，又无才，又无德，是调皮捣蛋的家伙，所以造成了厂里混乱，形成小型厂是“收杂货”。并在10月17日攻击裕中织布厂人事股长和车间主任是不称职的干部，只能做打扫厕所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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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3日小组辩论“增产节约”方针问题时，祝恶毒地攻击说增产节约方针不正确，政策上有毛病，中央不可能不知道，但为了解决国家当前困难，中央知道也不说。党中央是挖心战，杀人不见血。”接着又说：“粮食问题，我们的确是不够吃。而国家不是不够，是故意找麻烦。”刘介梅说统购统销搞错了，我认为是代表了广大群众的要求，党抓住他的辫子进行教育是不恰当的。”又说：“布票太少了，人民生活降低了，买什么东西都要站队，粮食调整越调越少了。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做是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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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工资改革不满说：“工资改革是压制性的定级，别人有意见不同意，再降职，或撤职，太不合理。”“过去临时工做几个月可以转正，现在国务院规定把临时工都刮掉，这比资本家的手段还狠”还污蔑攻击党中央说：“我国有资产阶级的大方思想，宋XX访问缅甸很大方，地说：中国要捐给缅甸几多钱，但是我国受了灾，自己还粮解决不了。这是侮辱缅甸。”并说：“中央对XX付主席不重视，发挥他的作用不够，象个名誉主席”“我国对苏联有崇拜思想，重视大国，对小民主国家不够重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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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对错误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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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鸣放辩论时，祝和清的态度很嚣张，在反驳批判他的错误言论时仍坚持自己的错误。之后见情况不妙，又抵赖推脱说：“我没有说，是别人做纪录捏造的。”后经辩驳在事实面前无法抵赖时，态度仍不老实说：“好吧，算我说的……。”直到训练班结业时，检查仍不够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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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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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和清虽然出身于贫农家庭，入厂工作后，曾一度表现积极，并被评为纺纱工业系统甲等先进生产者。但是，由于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逐渐发展，骄傲自满，不尊重领导，并认为党对他不信任，他对于自己没有得到提拔，对党深怀不满，之后合厂时，没当上团支部书记，个人欲望没有实现，于是更加不满。由于个人主义不能满足（这是不可能满足的），因而发展到仇视党。所以，之后在工作上消极，不负责任。后乘党号召大鸣大放之机，认为时机已到，竟有意扩大、捏造事实，肆意污蔑和恶毒地攻击党，攻击党的各项政策，并污蔑党是“是挖心战，杀人不见血”。且错误被揭发批判后，仍然坚持错误，直到党训班结业时，检讨仍不深刻，无悔改之意。这表明祝和清完全丧失了党的阶级立场，政治上已蜕化变质，成为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因此，决定开除祝和清的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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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硚口区监察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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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刘善武同志的处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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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善武，男，33岁，湖北省汉阳人、家庭雇农出身，本人工人成分，1950年入厂，1954年入党，入厂后一直任制鞋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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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平时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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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厂后一般表现较好，在生产上能协助组长搞好小组工作，在思想上要求进步，对政治宣传工作热情，曾先后被评为优秀宣传员和先进生产者。在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均表现积极，于55年调专职搞肃反工作，在工作中完成任务一般较好，由此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主观性强，不接受群众的批评。肃反结束回车间生产后，由于工作数次调动等怀疑车间付主任对其报复打击（在肃反时为要付主任写一证明材料而发生争执），由于此问题未得及时满意的解决，同时，又受到了批评，因而对支部其他的同志亦表示不满，逐渐消极，不愿意参加组织生活，不做社会工作，不支持爱人参加街道活动，此段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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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鸣放中的错误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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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月26日的大字报题为：“共产党员诉苦”，对支部、党委、市委进行污蔑，攻击把这些党组织说成是旧社会中的“官官相卫”，黑暗的没有一个“包青天。”内容是：“共产党员把冤伸，我经黄连苦万分，报复打击都受尽，无处把冤伸，古代有个包大人，四下河南有人告得准，如今工厂有了厂党委，我7次、8次也告不准，反而受到批评，提起痛苦我眼泪滚，想起工会是自己的家，谁知道工会主席也入了他们的帮，你看再到何处把冤伸，只有到市委去把苦诉，那知市委官高卫门紧，一告去无有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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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月30的大字报，题为：“再看刘洪生是个怎样的一个人”，在这张大字报上，恶毒的污蔑支部书记。内容是：“三国小说看的深，借刀杀人太无情，存在的问题向他来反应，官官相卫没有党性，我去到市委把冤伸，他到处发动却以组织为名，谈话没有党性，大猴子毡小猴子一二股不讲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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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对其他支委也进行了污蔑和攻击，总之，把支委会的成员说成“一团糟”，如说：“黄运权的汇报害死人，别人卖屁股他卖咀巴，坐在楼上把报汇”，又说：“姜国珍把支委当，我的饭碗由他放。梅其贵现在也想入他们的帮，再也不把真话讲”，最后形容自己的冤屈说：“我的将来身弱体力劳动差，得罪大官不要紧，得罪小官我就活不成，暗中害死我谁晓得，官官相卫告不准，不久我将来一命见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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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对错误的分析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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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善武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他这些错误言论，当时，在客观上，助长了厂内右、坏分子向党大肆进攻的气焰。损害了党的利益。该同志所以犯了上述的错误，主要是因为他，几年来，在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因此便滋涨了一些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不再积极学习。政治水平较低，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上有些偏激模糊，由于对个别人怀疑不满，曾受到了支部的批判，以至发展到对党的个别组织和某些同志不满，所以，在鸣放中放出了上述攻击性的错误言论。根据他的错误，本应受到党的纪律处分，但考虑到该同志平时一贯表现较好，在鸣放中对肃反等重大问题，维护了党的利益，而且，对错误的认识又比较深刻，并表示今后要彻底改正错误，永远跟着党走。总之，对错误是有了真诚悔改之意。因此决定免予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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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武汉市皮联厂监委会1958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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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印发：湖北省委，各级监委，基层党委，总支。共印7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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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郭学礼同志所犯错误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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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学礼同志，是我厂的代理厂长，党委委员。在最近几个月紧张的工作中，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是犯了严重的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的错误。极端缺乏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产主义协作精神，严重的违背了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党的组织原则。他正当武汉市在原材料供应紧张的时候，不顾党的整体利益，在厂内大搞本位主义。在这以前，省、市委在原材料和设备上已经作了明确的规定：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开展互相协作配合。省里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协作会议。当时郭学礼同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然而，他对这些规定和协作会议的精神，不但未积极的贯彻执行，相反地却在厂内大力提倡和宣扬本位主义。在干部会议上公开的要材料科的干部“解放思想”，“材料不管用不用见到就抓 ”，不积压1千万元的材料不算完成任务。为了掩饰他的本位主义思想本质，他还说什么：“现在到处都是这样，连武汉市也不是好孩子，不拿东西换他也不给你东西，”歪曲的说：“见料就抓是张省长的指示”，在其错误思想指导下，曾先后擅自派出了22人到处抓材料，抓设备，甚至他去北京开会也是抓材料和设备，几乎每天都打电话回厂，指定某某干部抓什么材料，抓什么设备。他把不择手段完成任务当作“经验”，在党委扩大会议上加以宣扬，当作法宝，教给干部，他说：“到中央厂管局要材料，谁会唬，谁会拍桌子瞪眼睛，谁就能要得着”“对待工作非得会说、会道，非得大干部不能办事”，他还指示：“一般干部出差可以写科长、厂长名义的介绍信，这样人家就会重视”，过去曾公开说：“不管黑猫、白猫，促住老鼠，就是好猫”，言外之意，就是告诉干部只要能抓到原材料，不管采取什么手段都行，都是好干部。他完全散布着一些资产阶级思想观点和极不正派的工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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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如此，甚至把别一单位寄放在我厂里的东西，也划为己有。如与我厂毗邻的江岸机务段，放在我厂一台锅炉，他要干部算成江岸工厂的，不准人家动，有人说：“这是机务段的，这样做不恰当”，他说：“管他谁家的，放在江岸工厂就是我们的”。郑州局寄放在厂内两台锅炉，他也擅自把其中一台答应与别的单位换材料，我们厂里有50吨生铁已经卖出了，钱也用了，可是他硬不讲理，非要强制的把铁留下，不准人家运走，硬与人家扯皮。但是，当兄弟厂和兄弟单位要求他支援的时候，他却拒之门外，曾数次指示干部说：“材料只许进不许出，工具设备一点也不能外调”，并叫保卫科，在厂子大门检查生人，防止偷材料出去，在厂内造成了人为的紧张。他怕别的单位要求我厂支援，他叫人把材料放在室内，不叫别人看见。还叫干部、制两种符号的介绍信，一种是我们研究解决的，一种是推拖敷衍的。又指示，在工厂大门口设一秘书，专门应付来厂要求支援的单位，不叫入厂。武汉油厂改装榨油机，需要元钢做主轴到处找不到，后来该厂党委书记拿市委工业部的介绍信，亲来我厂几次，并打了几次电话要求支援几根废车轴，当时我厂确实存有45根废轴，党委和行政其他负责同志也都同意给以支援，而郭学礼同志却坚决不同意（现已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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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学礼同志，在掌握学徒工和抽调工人支援重点建设上，也表现了严重的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并且已经发展到公开的对抗市委的指示和党委的决议的地步，市委曾经决定，要我厂抽调6个工人支援重点建设。郭学礼同志拒绝抽调，实际上是抗拒市委这一决定，后来，市委工业部姚部长，又指示党委书记，叫党委正式讨论，作出决议，党员不执行党委的决议，还要不要党籍。郭学礼同志听了党委书记传达姚部长的指示之后，在党委会议上气冲冲的说：“不要扣大帽子，开除党籍，我也不怕，不犯大错误，他也不能开除党籍，我有困难得叫我提，调人我是不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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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招雇工人的问题上，郭学礼同志，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市委关于制止私招乱雇工人的通知，在报上公布后，郭学礼同志不但没有以这个通知的精神检查和克服自己过去的错误思想行为，反而批判负责招工的干部“招工人不大胆”“没有解放思想”。他仍指示负责招工的同志说：“你们大胆的去干，反正开除不了党籍”，后来党委根据市委的指示，作了专门的决议：在招的学徒工中，是在校学生，该退回的一律退回，已报名的学徒工的名册送劳动局统一分配，我厂需要的劳动力，报请市委统一调拨。在党委作出这个决议以后，郭学礼同志仍指示人劳科通知报了名的学徒工到工厂上班，并且又指示总务科暂时赔钱也要包几个手工业合作社，挖合作社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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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学礼同志在对厂里的全面工作和党委已经决定的重大问题，既不研究如何贯彻，也不作具体安排，脑子一热想起什么就布置什么，他一会说要筹备题炼焦炼铁，造水泥，一会说要集中力量超额新造车，不作大中修，一会又说，新造车没有，要超额完成大中修，不作新造车。在工作上是出尔反尔，朝令夕改，没有中心。所以下面普遍反映：方向不明糊里糊涂，不知干啥好。7月分党委已经决定，在今年要生产100—150吨矽钢片来支援兄弟工厂和自己使用，他也没有积极的组织生产，7月分根本没有下达计划，8月分下达了3吨任务。郭学礼同志的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使厂内的生产受到了很大影响。特别是7月份厂内的计划完成的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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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面这些事实来看，郭学礼同志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他的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的思想，在厂内一部分干部中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党委为了肃清这种思想影响和帮助郭学礼同志本人认识错误，使他很快的转变过来。在党委最近召开的扩大会议和党的代表大会上进行数次的揭发和批判。大家都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对他的错误思想和行动进行了耐心的帮助和教育，郭学礼同志也作了几次检查，从几次检查的情况来看，郭学礼同志对错误的认识是一次比一次进步的。但总的看来郭学礼同志对错误的认识还是不够深刻的。必须再进一步的反省，作出深刻的检讨，视其检讨情况再作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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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江岸货车修理工厂委员会1958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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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监察工作通报》，第五期，中共武汉市监察委员会编印，1958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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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2/000042.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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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内务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反革命分子周维斌党籍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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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维斌，男，现年50岁，辽宁省辽阳县周三界坝村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学生。1928年参加了国民党。193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苏联极东情报组织。1938年充当河北省宝坻县大口屯镇伪警察分局长，1945年隐瞒了自己的历史罪恶混入了革命阵营，同年重新加入了共产党，并在党内盗取了重要职务，先后当了哈尔滨市公安局长、民政、社会局长。1949年调中央内务部任民政司副司长，后任户政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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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维斌于1931的9、10月间，经中共东北特委批准，负责领导以警备为中心的武装暴动，周不但未完成任务，反而被汉奸于镜源说服，使抗日武装暴动全盘计划破产。之后周又接受于镜涛的任务到南京通过伪中央特务分子张冲向大特务头子陈立夫汇报东北整个局势，旋即将伪中央对日寇妥协态度转告于镜涛，从此，周投降日寇，成为效忠敌人的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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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周维斌在宝坻充当日伪警察分局长时，曾抓捕抗日干部王惠香、王充谦等，捕后送宝坻日寇宪兵队均遭杀害。另外，还逮捕抗日部队炊事员王树华，经托人说合，交周300元伪币才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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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周维斌被日寇宪兵队逮捕后，造成罪恶更加严重，他将苏联极东情报组织及赴苏学习所走的路线、上海联络点、联络暗号以及该组织内中国籍的王几圣、徐风超、周维德等人全部出卖。并供出关系及朋友赵乃昌、冷书田、于景阳、赵大卫等数人。在带领日寇抓捕王几圣时，使周维德、冷书田等人均遭逮捕，在敌人酷刑拷打下，周、冷、赵等人均死在狱中，于景阳死在狱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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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后，周维斌将其反革命弟弟周维义（周侠）安插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汽车司机学校当会计，并包庇反革命分子袁公瑾、袁公瑜，甚至给军统特务分子乐彦[此处有一字不清]修改自传编造历史。
+
+　　根据周维斌的上述罪恶事实，于1955年8月4日报请中央批准办理了逮捕手续，已将全部案情查清，并根据“中共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精神，向法院提出刑事控诉。于1958年2月5日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为此，中共内务部党委会第十六次常委会议（1958年8月16日）根据“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肃反运动中有关党的纪律问题的几项规定”的精神决定把周维斌清除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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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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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2/00004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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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批判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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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王欣夫>
+
+　　毛主席的所有著作，总的说来，都是指导人们走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因为他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而得出的结论，所以在任何一个阶段，同样是非常适用的！同样是起着伟大作用的！就《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经典著作来说，虽是写在1941年6月，但在今天仍旧是指导我们如何学习的指南针，尤其是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照妖镜。
+
+　　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是非常严重的，因为没有很好的思想改造，不自觉地在讲课时常常流露出来，而影响了青年们。在上次同学们的大字报揭发了一部分，我自己也检查出了一些，已经作了初步批判，但是很不够的。我所担任的两门课——中国文学史和文献学，尤其是中国文学史是思想性比较强的一门课，因而我犯的错误也比较多。现在根据毛主席《改造我们的学习》文章中所指出的问题，全面地检查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决定搞臭它！丢掉这个沉重的包袱！
+
+　　我讲中国文学史不论历史或作品，除了解释文字以外，也常常“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字句。”什么阶级斗争、人民性、现实主义……也照样能够分别地贴上际签。可是“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例如：编写魏晋至五代作品选读讲义时，引用了许多古人的评论，自梁代钟嵘直至明代的钟惺、孙矿、清代的沈德潜、方东树……一一罗列，而没有考虑他们是什么时代的人？站在什么立场？当然，他们有历史的限制，是封建思想的代表。他们的评论，无非是“温柔敦厚”、“抗怀忠义”二套话，在封建社会中，自然认为是正确的，可以互相引用的。在今天仍把这种腐朽的评论不加批判地介绍给青年，不是毒害是什么呢？在分析作品内容时，也多用陈陈相因的旧观点，即使参考了些现代人的文学史，如：刘大杰、李长之、谭丕模、林庚等，以为他们已经具有了现代观点，可以搬用一下，自己就可以不负责任。又怕犯错误，自己很少创造新的见解，十足的“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造成了以误传误，谬种流传的状况，然而终究推不掉责任的，因为你引用了人家的话，就是代表你自己的话了。由于怕犯错误，又不能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来分析，那就只有避重就轻，强调文章的措辞如何美丽，结构如何巧妙，讲庄子不指出他的虚无主义，讲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不批判他的颓废思想，专在艺术方面兜圈子，加以欣赏赞美。毛主席说：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艺术”研究上，这为害性无疑是更大了！甚至可以影响有些青年产生了消极厌世的思想，岂不可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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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论主观主义态度说：“在这种态度下……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我的理解是：凡是研究历史的，无论昨天和前天的面目，今天的面目，都必须明白了解，才能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才能不“割断历史”。否则一定犯主观主义。根据“厚今薄古”、“学古为今”的原则，尤其应该把古的东西注意它发展到今的过程，从而得出它的规律。我授的文学史主要是第二段——魏晋至唐五代，并没有联系到今天的面目，把古与今分隔为两截，没有一贯的精神，也是割断了历史。又认为担任的是古代部分，对于今可以不管，孤立地来研究，便不是系统的周密的了。例如：讲南北朝民歌时，对于源出于《诗经》的国风这一点，不过简单地提了一句，没有详细加以说明。对于后来民间文学发展的影响，更忽略过去，一字不提。又如：注解作品时，多引古书材料，不加浅近的说明，令青年看了注解，仍是不懂。地名的注解，常引《汉书地理志》、《唐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元和郡县志》以及《明一统志》。看情况的需要，引用古地理书是可以的，但必须注明今地名。我就没有这样做，令青年对于韩愈、白居易是什么地方人，仍是不清楚。这都是主观主义表现得非常明显的！
+
+　　司马迁《史记》是一部最好的通史，也是一部最好的文学作品。讲文学史，应该强调它的文学方面，我却把它材料的来源，作史的经过，年代的考证，体裁的创造等等，讲得非常详细，占了很多篇幅，而对于文学的特点，反而简单得多。这无异是讲“司马迁的历史学”、或是“《史记》专书研究”，并不符合于文学史的要求。原因是：我对《史记》曾做过一番研究工作，注重在上面所说的材料来源等方面，凭自己兴趣出发，谈得津津有味，忘却了是在讲文学史。有时也想到我讲的一套，略有些心得，他人所不讲的，可以炫耀我的博学。这样，不但是“主观主义”，而且“有哗众取宠之心”了。
+
+　　文献学一课虽是偏重于材料方面，却并不是说没有资产阶级思想在里面。即就材料来说，我“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也是可怜得很，从……故纸堆中零星地捡来的”。然有人推崇我，说我是目录学、版本学专家，我却并不检查自己有许多地方是“一点不懂，或懂得很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讲课时，把材料安排成“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不过罗列现象罢了。遇到某些问题如版本的形式呀，目录的源流呀，触及了我的兴趣，便“夸夸其谈的一大篇”，并不考虑青年们是不是需要和是不是能够接受？材料固然为研究工作所不可少的条件，必须占有的，但是“不凭死的书本”，我只在死的书本上提供材料，谈不到活的运用，更不用说“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了。例如：工具书的使用法，讲了许多工具书的内容、形式、分类、性质，却对于《辞海》、《佩文韵府》、《联绵字典》等书，青年们仍不会自己去查用。上学期增加了实习课，也不过走马看花式的看见了书的外表罢了。这是违反了“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原则。
+
+　　我的学习方法，因为长时期生长在旧社会里，又多与年老一辈接触，所以是陈旧的。以前在文学教研组谈到培养助教的问题，要求他们标点全部《汉书》和阅读《说文段注》、《杜工部集》整部书作为打好基础，我是赞成的。因而指导徐鹏、秦家琪两同志就照这样做。平日又鼓励他们阅读二百九十四卷的全部《资治通鉴》，说是介绍我自己的学习经验。这完全是封建时代的学习方法，厚古薄今的具体表现，并且违反了多快好省的原则！在党提出了“厚今薄古”的政策后，我虽立即认识了以前的错误，然青年们受我的影响，已经不浅了。我指导的研究生吴大逵同志，在某次讨论会上，流露了厚古的情绪。徐鹏同志也被同学们贴了大字报，说他像“老夫子”。这都无疑是受我影响的事实，那末，历年来多数的同学们被我所影响的一定为数惊人了。毛主席说：“……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这段话完全指出了我的病患，但“中国问题”若改为“现代问题”更对我为确切些。
+
+　　以上不过举一些例子，是很不够的！现在正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高潮，我已经贴出了大字报，坚决表示向党和群众伸出手来，要求帮助，必须拔去思想上的白旗，插上无产阶级的红旗！现在结合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作为初步检查。毛主席说：“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我决心丢去错误，走向正确的道路！
+
+　　 1958年9月23日
+
+　　来源：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教研组编《“中国文学发展史”批判》，中华书局，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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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一下厚古薄今的根
+
+　　<北京大学、周一良>
+
+　　历史系的“厚古薄今”表现在教学计划里中国、世界现代史的压缩，考古班选修近代史；表现在现代史师资力量薄弱，也表现在教师科研和同学毕业论文的题目上。总的根源是由于不能深刻认识到历史是服务于现实斗争的战斗性的科学，认为历史是脱离实际的象牙塔里的摆设。
+
+　　关于这个问题，系委员会的各位领导同志们应当检查。我先来烧自己。
+
+　　我对于“略古详今”的道理有一定认识，亚洲史古代、近代、现代各占1／8时间的安排，也是我一直坚持的。但在去年讨论压缩基础课时，没能很好地再坚持原则。考古班不学近、现代史，最初我也不同意，曾建议各教研室为考古同学另开一个比较精简的近、现代史。这个意见得不到教研室支持，我也就放弃原则，因噎而废食了。这事一方面反映出对“略古详今”认识还不够，反映我的缺乏斗争性，一方面也反映教研室领导同志们缺乏最大限度发挥潜力互相协作支援的精神。现在看来，去年的意见还是值得考虑的。
+
+　　再谈亚洲史课程。四年以前，我室经过自愿协商后，决定亚洲古代史由我讲授。这样的分配当然有其理由，但现在检查，当时我是有一种“喜古畏今”思想的。“畏”的原因主要不是怕犯政治错误，也不是“浓茶白水论”（当然这两方面原因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过）。最主要的是怕现代史“材料太多，驾驭不了”。陈寅恪先生曾说过，先秦两汉时代史料太少，不易论证；宋以后史料又太多，掌握不全。所以他选择了南北朝隋唐一段，史料多到够论证，但又不至于无法遍读。同志们！这是什么思想？这正是资产阶级史学家一切靠材料的思想，也是从个人成名的观点出发去搞研究的思想！我对于现代史之“畏”，也就是这种思想，今天我决心要消灭这种“畏”的情绪，正确地对待材料，对待现代史，争取在近、现代史方面多作些工作。
+
+　　（陈伯达同志提出“厚今薄古”，围绕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挖出不少错误的思想。让我们乘此良机痛挖痛烧一下，认清楚历史科学的性质，在教学和研究上来个大跃进！）
+
+　　来源：《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人民出版社，195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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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痛的教训
+
+　　<清华大学、虞金重>
+
+　　我班有暮气的同学很多，其中要数我为“暮气之王”，任何稍稍接近我的人就会得出“面色阴郁，沉默寡言，不问政治，脾气古怪，对一切都不感兴趣……”的断语，而且这些断语都绝对确切。当然我并不是生来就如此的，记得我小时候也很活泼，什么“顽皮”事都干。为什么现在成了“暮气之王”呢?原因当然很多，最主要的还是思想上的原因，我的暮气确实是一场失败的思想斗争的结局。
+
+　　我的祖父是个地主，因此我幼时是生活在地主家庭里的，虽然很早就脱离了这种生活，但对我幼小心灵的腐蚀还是很大的。从小养尊处优，不知劳动为何事，形成后来自尊自大，轻视劳动人民，重脑轻体的恶劣思想。在学校中学习成绩也不坏，那时虽不知道“红”与“专”的问题，但正是走着标准的只专不红的道路，一心想学好本领显亲扬名。当时(解放前)备受同班同学的崇拜，都说我了不起，众人望尘莫及，自己看看，也的确没有一个同学能赶上我。加上老师及亲友的夸奖，说我学习成绩优良，且又循规蹈矩，是个好学生，将来必有出息……等等。在这一片夸奖声中，小小心灵哪里还能藏得住得意和骄傲，当时在班上确实就是如此以“权威”自居，久而久之，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
+　　解放后学校中开始建团，当时我对共产党既无恶感又无好感，把她和国民党同等看待；母亲本着她的怕事心情常告诫我们兄弟三人说“别多管闲事，只管念书好了，念好书还怕没饭吃”；加上团组织在班上事事作主，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引起我很大的反感，我想“你们这些毛头小伙子懂什么，有什么了不起!哼，瞧着吧！”就这样我一意与团对立，虽不明示，暗地里可坚定着呢。班上搞宣传工作，没有人画画，只有我会，必得找我，这下子我可掌握优势了。每次有了宣传任务时，我总是故意装不知道，非等团组织一请再请，才勉强去画。虽然也作了一些工作，但那些纯粹是为了表现自己。“哼!你们这些团员神气什么，我做工作，并不比哪一个差”!虽然这些缺点是很明显的，但是当时团组织因为我还能作一些工作，因此还是积极主动来找我谈话动员我入团，以便在团内更好地进行教育。而我当时就拒绝了。原因不单是由于赌气好胜，主要还是看到如果入了团就会受到约束，妨碍自己的“个性自由”，就“念不好书”，当不了“权威”。团组织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对我的帮助，但我却公开表示“讨厌”。到了高中，团组织力量壮大了，过去我所自持的一张王牌——会画画不顶用了，会画画的人有的是，不在乎我一个。当时我就负气想：“哼!瞧着吧!毕业后再说!”采取消极态度，对周围一切——开会也好，搞运动也好，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参干运动时，借口身体不合格，连名都不报，心想“一参干就会念不成书，自己‘理想’不就成了泡影吗?”三反五反当然更与我无关了。总之，置身于一切运动之外，以旁观的心情对运动瞎加评论，整天和班上落后同学搞在一起，对运动积极分子加以冷潮热讽说：“傻瓜，在此刻出风头，书念不好，将来就出不了风头”。有时间就看书，一心想上大学，心想“大学生”总会好些，不会再有这些毛头小伙子为王了。
+
+　　在团组织教育下，很多以前与我混在一起的同学都入了团，自己周围的人愈来愈少。更重要的是自己以“第三者”；眼光，冷眼观看团支部，也确实找不出大毛病，这时自己开始有点惶惑，心想“好吧，算输了吧，但是要想我入团，是办不到，除非你们来请我”。当然并没有真正认输，抱着这种想法不放手，当然组织不会来就你。于是采取自暴自弃的态度，“好吧，做落后分子吧”。组织也曾屡次帮助我，但我总因为没有“请我入团”而不理，当时表现得非常沉闷，也很少讲话，开会当然更一言不发了。
+
+　　到了清华，这一下可高兴了，主要并不是由于考上了著名大学，可以更好扣书，而是认为这下子可以松口气了，可以为所欲为了。虽然到了清华的第二天就丢了一件毛衣，但心情还是很舒畅，并且积极参加锻炼。可是不到半年，定睛一看，糟了，仍旧有一群毛头小伙子在主持一切，干涉一切，完全与中学里一样，马上就灰心丧气。但还存在着二线希望：一线是这样毛头小伙子不会象中学那样来“扣”思想，因为大家到底是大学生了，该留些面皮啊，一线是退一步想：“大学还是这样，社会上该好些吧，好凶顶个六年，毕业后再说”。当然第一线希望马上被粉碎，这群毛头小伙子“扣”思想简直比中学还厉害，当然我就采取且战且走，退守第二线的策略。谁要来和我谈思想，马上就给顶回去。批评吗，干脆不理，装没听见，你们扣得比中学厉害，就顽抗得更厉害。对党我这样想：“顶多再给你们支配几年，毕业后可谁也管不着我了”。于是一切仍同中学时一样，而且更深化一步，开会时绝对不发言，绝对不谈思想问题……。当然这期间，并不是说自己的思想一点儿都没波动，历次运动时我思想一点儿都不影响。恰恰相反，这一个时期正是自己思想陷入极度矛盾和混乱状态的时期。进步思想开始与落后思想作争夺战，表现在学习上忽而拼命扣书，忽而又觉得前途茫茫，扣书又有何用!表现在社会工作上，忽而高兴，就作一些，忽而烦闷，就一概拒绝；除了上课，就看小说，练毛笔字，或者坐着发呆，再不就是睡大觉。当然这些情况不会永远继续下去，要么是进步思想战胜，积极改造思想，要么是落后思想战胜，继续发展下去。可惜进步思想的力量还太小了，还只能进行“游击战”，落后思想往往占上风。于是我便从逃避思想斗争发展为抗拒思想斗争了。西风吹来了，这种抗拒心情就更加“活泼”。
+
+　　事实证明，抗拒思想改造，披着不问政治的外衣，叫着只专不红的口号，这实际上就是在向右派分子丢眼色说：“喂，我与你是站在一起的，你说话我一定支持。”因此在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时，自己从内心就感到幸灾乐祸。虽然由于自己“高明”的保身哲学没有公开表示赞同右派言论，但是闭口无言，一点也不能掩盖实际思想情况。右派分子徐民苏说，党委没有决心鸣放，自己极有同感。右派进攻时，自己袖手观虎斗。右派挑拨说“专门化分配是由几个党员决定的”，马上就勾起“旧恨”，燃起“无名之火”，反右开始时立即表示反感。
+
+　　匈牙利事件发生时，自己偏要以“纯法律”观点说：“苏联出兵不合乎国际法”。所有这一切，都赤裸裸的暴露了自己的反动思想，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住的。
+
+　　事实证明：抗拒思想改造就已经具备了“候补右派”的资格。
+
+　　反右斗争等于给我一记耳光，使我在痛定之后清醒了过来，开始冷静认真的考虑自己的问题，开始问自己：“我以前所走过的道路对不对?”“反党真是不一定反人民吗?”
+
+　　说起来惭愧，明明自己走的是“只专不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路线，却还要自欺欺人的说：“只要为人民服务，管他什么党不党的。”思想又开始了争夺战。
+
+　　红专大辩论时，是争夺战最剧烈的时候，记得在一次辩论会上，由于自己极度苦恼，竟被主席疑为“睡觉”，当众点名批评了我。正值心情不适之时，且又是当众点名，由此极度的苦恼，一时竟化为“火气”，会后与主席吵了一通，回宿舍又发了一通脾气。“火气”发泄完，理智开始抬头，它强迫我痛苦地承认：“是的，过去的道路走错了”，“右派就是反动派”。然而还只是理智上承认，在情感上还不能完全接受。例如我还不相信右派全都是反动派。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参加了处理右派的大辩论，加入了反面辩论团，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参与政治思想问题的讨论。这次辩论，除了认清“右派全是反动派”而外，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收获还是认清了过问政治即“红”的必要性，要端正政治方向，首先就得关心政治，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在斗争中才能真正的认识正确的方向。
+
+　　说要参与政治斗争，可是作起来可并不是那么容易。究竟应该怎样参加政治斗争?争取入团吗?自己已超龄了；争取入党吗?简直是胡想！那么怎样才算参加政治斗争呢?当然参加斗争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改变立场，可是泛泛的改变立场行吗?具体应如何作呢?由于自己不依靠组织，不主动争取组织帮助，只是自己拼命想，结果是什么也想不出来，不由灰心绝望，重又陷入苦闷。根深蒂固的落后思想又乘机想复辟。苦闷之余，就以古诗词来消磨时光，希图逃避斗争，暂时忘却痛苦，刚开始萌芽的进步要求，几乎又遭摧残。幸亏党及时提出了“参与体力劳动，改造思想”的口号，使我从半昏睡状态下猛醒，这是参与政治生活的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啊!就在这时，党号召大家参加十三陵水库工程义务劳动，真使我心花怒放，千万不能放过这个极好的锻炼机会。
+
+　　短短的八天劳动生活，真使我感触无限，这是一个劳动的集体，而我也竟成为这个集体的一分子，亲手参与祖国的水利建设，多么令人喜悦和兴奋！
+
+　　是的，只有加入集体才能寻到自己的归宿，才能感到自己的温暖，回顾从前的我，连自己也吃一惊，过去的我，曾经自豪过的我，竟是那么矮小、自私和目光短浅得可怜！
+
+　　来源：《批判个人主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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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古轻今，厚古薄今
+
+　　<北京大学、夏自强>
+
+　　我系为了庆祝六十周年校庆，曾征集了六篇论文。这固然是我们科学研究的成果。可是在这些题目中，完全没有近代现代史方面的论文，而且这些古史方面的文章也都不是联系当前实际来阐述的，很难反映出今日北大六十周年的时代特征。这使我连想起我系近几年的科学研究工作，除了在政治运动中，在领导上再三的催促下，我们曾经写过一些配合当前阶段的文章。可是在经常的研究计划中，却找不到一个这样的题目。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的科学研究究竟为什么服务呢？
+
+　　教学工作也是如此，1952年所拟定的教学计划，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古代中古与近代现代部分都是两年，去年修订教学计划，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被压缩为一年。世界现代史压为半年，还有奇怪的是：连搞近代现代的人也轻视现代史。教现代史的同志往往最近的历史不讲，中国现代史不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世界现代史就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人们不禁也要问：我们既是要培养出又红又专的干部，为什么不以当前的现实事物来教育青年呢？
+
+　　我们中国近代现代史、世界近代现代史以及亚洲史三个教研室，在师资力量不论在数量与质量方面都是近代强，现代弱，亚洲现代史教员是个右派，现在没有人开课只是拼凑而成，世界近代史有四个人（助教），现代史只有三个人（都讲助，一位尚未开课），中国近代史有五个人（一位教授，三位讲师，一位未开课助教），现代史三个（一位讲师，一位未开课助教，由于长期无人过问，现代史的同志教学得不到提高，存在不少问题，系和党组织是应该负有责任的。
+
+　　（我认为这是我们历史系的一种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有些人怕犯错误，不敢去讲去研究当代问题；有些人以为现代史是常识，不必去搞；更有一些人轻视以至鄙视近代现代史，以为古代史是“浓茶”，现代史是“淡水”，近代现代问题不屑于一搞，不是学问。我们衷心地拥护陈伯达同志的号召：“厚今薄古”，我们的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必须从象牙塔中走上现实的战斗岗位，从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出发，从事我们的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
+
+　　来源：《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人民出版社，195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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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2/000047.txt
@@ -0,0 +1,129 @@
+# 批判我的哲学史观点
+
+　　<北京大学、洪谦>
+
+## 一
+
+　　去年举行中国哲学史讨论会的前后，在哲学史的研究中曾经产生一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歪风。我当时发表的《谈谈学习西方哲学史的问题》（《人民日报》，1957年1月6日）的文章也充分地表现了这样的观点，助长了这种歪风的滋长。现在我举出所认识到的主要几点，进行自我批判，并欢迎同志们对我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哲学史观点，继续进行批判。
+
+## 二
+
+　　首先我在那篇文章里面所表现的立场就是必须批判的。我的立场不是当前对于哲学史应采取的立场，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而是与它对立的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立场。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列的一些话中就不难看出：“我们如果将哲学史的学习重点放在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任何的一边，那末就不能达到学习哲学史的基本要求。”“要想避免产生这样不良的结果，最好我们不要简单地以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差别，而以哲学史中影响不同和大小不同的各种哲学派别和哲学家的标准，来判定学习哲学史的重点。
+
+　　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点来说，整个哲学思想归根到底是从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发展出来的，而唯物主义久为科学所证明是正确地反映了整个哲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将研究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作为哲学史的学习重点，这是丝毫没有什么理由能引起我们的非难的。
+
+　　而且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学习对象，实际上并不排除哲学史中的主要的唯心主义派别。只是在这个学习的目的性上与学习唯物主义有所不同：就是我们不是为发展唯心主义而学习唯心主义，而是为了更好地批判它，深入地了解这两种代表不同阶级的世界观的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而学习唯心主义。
+
+　　然而我竟认为从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对待哲学史的学习，是会失之“偏见”，失之“片面”，因而不能“客观”地，“全面”地掌握哲学史的“知识”，达到学习哲学史的基本要求的。我上面所引用到的那两段话实际上就是表示了这样的意思。
+
+　　我们怎样才能达到学习哲学史的基本要求呢？我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放弃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在它们的斗争以外，采取一种“超派别的”，“超阶级的”，“客观的”的“中间立场”。我的这种立场不是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立场，是什么呢？
+
+　　客观主义的哲学史观点是资产阶级没落时代的产物。在这样资产阶级的社会中当然不能产生所谓“超派别的”，“超阶级的”，“客观的”的哲学观点的。实际上客观主义者借助于“超派别”，“超阶级”等的动听名词，来掩盖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和党性的把戏，来掩盖他们的反科学的反动本质的把戏，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和日丹诺夫早就给以无情的揭露了。
+
+　　一般的客观主义者为了更好地在他对唯物主义的斗争中获得成就，于是将自己的阶级性和党性掩盖起来，大肆宣扬其客观主义的反动的哲学史观点，而我则由于不敢公开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宣扬客观主义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于是企图从学习哲学史的要求和方法上来转移在哲学史这门科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方向，从而将与之对立的唯心论的哲学史观偷运到哲学生的研究范围中去。
+
+　　然而我为了掩盖这个事实，于是在那篇文章里面提出这样的学习哲学史“不仅仅没有客观主义的毛病，而且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学习方法”的错误见解。我的唯一的理由则是：“唯物主义既然从对唯心主义斗争中发展出来，那末我们对于这个斗争过程了解愈全面，唯物主义的发展历史愈感到内容丰富。”
+
+　　但是将整个哲学思想发展作为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过程来看待，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学习哲学史的实事求是的方法。我怎样能用之以掩盖自己的客观主义的唯心论观点，用之以证明客观主义反科学的方法是“实事求是”的方法呢？
+
+## 三
+
+　　我站在这样的立场来考察哲学史的问题，当然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的基本原则是根本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点与我自己的主要对立之点，就在于我对于整个哲学史抱着一种错误的看法：我不认为“哲学史是决定于关于社会物质生活的需要而引起的阶级斗争反映在意识形态中的历史，是代表在这个斗争中两个敌对阶级的世界观的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我认为哲学史只是对于哲学中某些重大事件的系统的记载，只是对于哲学中某些主要哲学家的思想体系的总的陈述；这些记载和陈述就是整个哲学史的内容。掌握了这些内容，就是学习哲学史的基本要求。
+
+　　因此我在那篇文章里面曾经说过“要想达到学习哲学史的基本要求，最好我们不要简单地按照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差别，而要按照哲学史中影响不同、大小不同的哲学学派或哲学家的标准，来判定学习哲学史的重点”……“我们总不能认为一位只知道德谟克利特而不知道柏拉图，只知道柏克莱或休谟而不知道洛克或霍布士，只知道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而不知道十九世纪德国唯心主义的人是很好地掌握了哲学史的知识吧？”
+
+　　我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的根本对立，归根结底是要归结到我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法上的对立。所以要想指出我的哲学史观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性质，则必须找到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立的思想根源。人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立的思想根源是多种多样的，因人而异的。但是对于我来说：除了个人的资产阶级立场之外，马赫的实证主义的与逻辑实证论的认识论方面的唯心论思想，则起了主要作用的。
+
+　　哲学中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在认识论中是反映在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对存在，物质对意识的关系问题。但是我对这个问题由于受了马赫的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论的影响，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按照马赫来说：思维对存在，物质对意识的关系问题是典型的“形而上学”问题。在自然科学中要素是实际上指“心”“物”的基础；“心”与“物”的关系是依存于要素KLM和αβγ的不同联系。马赫企图根据所谓要素的“中立性”来否定这个哲学问题，来建立他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外的第三条哲学方向——“中间路线”。
+
+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这条“中间路线”，到了逻辑实证论还进一步地加强。逻辑实证论者不但继承了马赫的整个看法，而且还自以为通过所谓语言的逻辑分析“发现”了这个“形而上学”问题的逻辑意义：它不仅仅不是一个由于实际关系而引起的有关实际的问题，而是一个由于“误用语言逻辑”而引起的“无意义的问题”。它不仅仅不能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且“科学的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将这类的问题从哲学中澄清出去。
+
+　　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早就给马赫主义的“中间路线”的反动本质以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他科学地论证了似乎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外揭示出真理的马赫主义，实际上是在使陈旧的、柏克莱式的、休谟式的唯心主义或不可知论重新复活起来。
+
+　　然而我没有很好地了解列宁对于马赫主义批判的正确性，没有从这种唯心论的哲学思想中解放出来，于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得出极其错误的结论。我认为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的思维对存在、物质对意识的关系问题，从认识论方面来说：既无充足的存在理由，那末我们怎样能够将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斗争作为哲学的基本对象呢？怎样能够将这个斗争作为整个哲学的发展动力和主要内容呢？
+
+　　以上是我所认识到的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对立的思想根源。这个思想根源阻碍了我不能认识：“哲学史是决定于由于社会物质生活的需要而引起的阶级斗争反映在意识形态中的历史，是代表这两个敌对阶级的世界观的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这个思想根源还指使我认为哲学史只是哲学中某些重大事件和一些哲学体系的内容的记载和陈述，至于反映社会存在意识形态的发展规律的哲学发展规律是不通过哲学史可以揭示出来的。
+
+　　在这里不能不提到：我以上所指出的对于哲学史的基本看法，也是我从实证主义的哲学史观点上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对立的另一证据。实证主义对哲学史观的另一特点，就是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哲学史，它否认哲学史是能揭示整个哲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一门科学，它甚至于蔑视过去一切伟大的哲学遗产，而将人类思想文化创造和成就归功于自然科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则将哲学史如其他的社会科学一样作为一门揭示哲学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科学，它是非常重视哲学的文化遗产的；它对待这门科学也如其他的社会科学一样，认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又是不可忽视，不可缺少的。
+
+## 四
+
+　　在研究哲学史的问题中有两种基本不同的看法：一种是结合社会历史背景并阶级分析方法作为基本方法来研究的，一种是完全抛开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分析方法，单纯以某些哲学家的认识论基础或思想体系为基础来研究的。这两种方法同时表明了两种基本的方向：前者是唯物主义的方向，后者是唯心主义的方向，亦即我自己的学术思想的方向。
+
+　　虽然我在那篇文章以内也曾经提到前一种研究方法，我说：“哲学史是研究各种哲学观点发展的历史，而各种哲学观点是在意识形态中反映了某个时期的社会物质条件和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的，因此我们要想客观地，科学地了解某个时期哲学历史发展的过程，则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
+
+　　至于对于阶级的分析方法我也曾在那篇文章内有过这样的话：“唯心主义的基本原则如具体事物是理想的模写，客观存在必须依赖于主体，如果追问下去，则不是柏拉图，柏克莱或黑格尔在他们的‘细致’理论之外可以答复的。关于这些问题则必须回到他们哲学反映的历史条件和阶级关系，并加以具体的分析，才能得到科学的答复的”。
+
+　　但是我上面所提到关于历史观点和阶级分析在我们整个的学习方法中是极其次要的，甚至于可以说是作为陪衬的。因此我说过上列那些话之后，马上就接着强调了哲学思想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它的发展的一定继承性，强调了它们对于学习哲学史的重要性以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的局限性。
+
+　　我在那篇文章里面曾经说过：“哲学虽然在思想中反映各种阶级社会的观点，但是这种反映由于以前流传下来的思维材料和思想方法的影响，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思想形态。因此我们无论对于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哲学进行学习，必须紧紧地抓住这种思想形态的形成过程和具体内容，才能对于它们得到正确的认识。”
+
+　　我错误地认为学习哲学史最主要之点，乃是对于某些哲学家或哲学学派的那种独特的思想形态的认识，因此就过分地强调了哲学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和思想继承性对学习哲学史的重要，从而将那种思想形态与产生它们的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关系完全割裂开来，从而将哲学思想发展中的相对独立性和一定继承性绝对化了。
+
+　　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在那篇文章里面还嘲笑了从阶级分析和社会历史条件来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的一位同志，说他这样的学习方法是将历史主义庸俗化了，是徒劳无功的。我明确地提出：“要了解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的发展是要从他的《形而上学》，《物理学》等著作方面，不是从他的老祖宗那里去看，因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并不是从他的妈妈肚子里就形成了的，而是他继承了柏拉图的思想并加以批判地吸收才产生出来的。”
+
+　　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在那篇文章里面也曾说过耶样的话：“学习哲学史无论对于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都必须注意它们发展的一定的继承性（例如在唯物主义哲学中从德谟克利特到费尔巴哈的继承关系，在唯心主义哲学中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也有着一定的继承关系），这是正确而必要的，但是这种继承关系也不是简单地从历史条件和阶级立场中可以引伸出来的。”
+
+　　从上面所提到的几点来看，我可以明白我对于研究哲学史问题的看法，是不折不扣地承袭着资产阶级的旧的一套，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是极端对立的。这对于我来说，并不是出乎意外。因为某一种思想方法都以它的哲学基本方向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肯定哲学与社会经济生活和阶级关系是互相依存的，它是在意识形态中或世界观中反映了关于经济条件和阶级意识所引起的阶级斗争，所以才能产生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
+
+　　我与一般资产阶级的唯心论者一样，既没有认识哲学与社会经济生活有这样依存的关系，更没有认识哲学是在思想意识中反映出的阶级斗争——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所以对于研究哲学史的看法当然不能走出所谓“思想的继承”，却新思想从已有的思想中产生的过程圈子之外，当然是要走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道路上了。
+
+　　在这里我还须提到的：就是我在那篇文章里面曾将“哲学史中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说成是，前者肯定或保卫科学而后者反对或歪曲科学的斗争。所以我认为从西欧科学发展上考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哲学发展，是最能深入地了解它们对于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意义。”
+
+　　这种对于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在表面上似乎是正确的；因为哲学思想的发展取决于一个国家中社会发展的每个历史阶段中的阶级斗争的性质和特点，同时也取决于科学发展的性质和水平，尤其是自然科学发展的性质和水平。不过这种研究方法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才有其积极的意义，如果不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从科学的发展来考察哲学史中的问题，那末至多只能接近十八世纪机械唯物论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辩证方法相去还很远。至于应用那种思想方法即能“深入地了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于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意义”，当然谈不上了。
+
+## 五
+
+　　资产阶级的哲学史观还有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的特点，就是从它们的民族主义的反动观点来看哲学的发展。它们过分夸大一些民族在哲学发展史上的成就，贬低了另一些民族在哲学发展史上的意义。例如它们过分夸大了西方国家这两千年来对于哲学的贡献，将东方各国在这个时期内在哲学方面的成就说成是远远落在西方之后。这就是哲学中所谓“西方中心论”的资产阶级观点。
+
+　　我在那篇文章里面所提到的两种哲学史：即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就是这个“西方中心论”典型的代表作。黑格尔的哲学史观以藐视东方民族和斯拉夫民族著名的；只有日耳曼民族才是所谓绝对理想的体现者。在罗素的名为“西方”哲学史这部书里面东欧各国的哲学成就，特别是斯拉夫民族在哲学上的创造，根本一字不提。
+
+　　虽然我在那篇文章里面也曾提到这两部资产阶级的哲学史，并且将它们的唯心论的反动观点加以评介。但是作为它们的考察哲学史问题的基本原则之一的“西方中心论”，就根本没有加以指出和批判。我之所以对于这个反动观点没有加以指出和批判，实因为我对于这个观点抱着同情，甚至于在我对于哲学史的看法中也有与这个“西方中心论”相似的思想。
+
+　　当然我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哲学史思想，是以与黑格尔或罗素的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我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哲学史思想，就是哲学史既然对于过去哲学中的重大事件和某些哲学家的体系内容的记载和陈述，那末这两千年来哲学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和主要的哲学家是产生于西方，而不是产生于东方的任何国家。例如象哲学史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就以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斗争中那样尖锐的论证和全面的发展来说，就不是在东方任何国家中可以见到的，象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样严密而细致的哲学系统，也不是在东方任何国家中可以见到的。
+
+　　甚至于象马克思主义那样具有哲学史中革命意义的哲学体系，我也认为不是在西方哲学过去的发展的基础上是不会产生出来的。因此在我看来，勿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或在其以后，西方哲学的发展总是占全部哲学史中心的位置，主要的地位的。
+
+　　我既然以西方哲学为中心的态度来对待哲学史和哲学史的研究。所以曾经对于西方哲学史的意义和作用作过夸大的宣传。我曾经公开地提出：不仅仅学习哲学史要偏重西方哲学史，就是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甚至于学习中国哲学史也不能忽视西方哲学史，也要与它结合起来学习。
+
+　　我在那篇文章里面对于这一点曾经那样说过：“学习辩证唯物论哲学不与西方哲学史结合起来，这种学习方法是不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观点有些抵触？”“西方哲学毕竟经过了资产阶级的发展阶段，掌握了自然科学精神和思想方法，因而才产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史是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加以整理的，那末如何可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根源置之不理呢？”
+
+　　马克思主义是与这个“西方中心论”的哲学史观点是根本对立的。它与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立场对立之点，就在于它彻底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反动哲学史家将东方各个民族的整个哲学思想说成是伦理宗教的唯心主义思想，是直觉的神秘主义思想，是无任何科学根据的谰言，它科学地论证了在中国、印度、阿拉伯和其他东方国家，在俄国和其他斯拉夫民族对于过去世界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对于唯物主义的发展，如西方一些国家一样有过卓越的成就和贡献。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中贯彻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的表现。
+
+　　资产阶级反动的哲学史家为了企图破坏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精神，于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割裂开来，于是将马克思主义说成是纯粹“西方”的产物。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列宁的学说正如马克思的学说一样，具有国际性质；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的直接继续和发展。”（《新编哲学史》《导言》）
+
+　　就从马克思主义批判西方中心论的哲学史观点来说，我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哲学史思想的发展已经达到极其严重的地步，因而我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的对立也已经到达极其尖锐的地步。关于这一点，我是须要作进一步的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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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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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个对待哲学史的基本原则，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学术为政治服务。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不仅仅给以单纯的书本知识，而且还教导我们如何正确地对待这些知识，运用这些知识；使它们成为对反动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斗争的锋锐武器，使我们成为这条思想战线的老练战士。
+
+　　然而我是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联系实际和为政治服务的基本原则呢？关于这个问题从我在那篇文章里面对于提出哲学史的学习质量的看法中，就可以看出，我认为要想提高中国当前哲学史的学习质量必须具有下列的三种条件。
+
+　　（1）要培养具有阅读外国文能力的青年，“因为要想学好西方哲学史不与原著接触，这是不可想象的”；
+
+　　（2）要大量翻译西方古典哲学作品，使能直接阅读原著的人能够钻研哲学史教本以外的古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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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要开展关于哲学史方面的研究工作，来解决教学中发生的问题，来提高教学内容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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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点来说，这三种条件是提高哲学史的学习质量不可缺少的，但并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条件则在于我们怎样能够将哲学史的知识理论与当前实际结合起来，在面前遇到的思想战线上发生作用，解决问题，达到“古为今用”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哲学的要求就是哲学思想从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斗争发展出来，我们又应用他作为参加这个思想斗争的思想武器，同时从这个斗争中将它丰富起来。马克思主义对于哲学的要求是如此，对于哲学史的要求也是如此。
+
+　　虽然从理论联系实际方面来说：哲学史并不如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那样直接和容易，但是也并非是根本就不可能。因为在思想斗争的战线上，敌人往往应用哲学史中的材料来作为他们的思想武器的。例如在去年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期间，他们曾经引用卢棱的自由民主学说来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度；他们曾经歪曲黑格尔的辩证的唯心主义来作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根据，他们曾经引用车尼谢夫斯基的“合理的利己主义”来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作辩护等等。这些乱用和歪曲哲学史的事我们完全根据哲学史的知识，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加以揭露和驳斥的。
+
+　　至于从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方面来说，在当前国际思想斗争这样剧烈情况之下，哲学史更易于联系实际为政治服务了。例如批判新康德派的修正主义，就可以应用批判廉德的唯心论的伦理学说的论据；批判新实在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批判柏拉图的理想论的一套多少也可以应用。批判马赫主义，实用主义，逻辑实证论，则必须联系到柏克莱的主观唯心论和休谟的不可知论；批判新托玛斯主义则批判中世纪经院哲学那一套，也可以拿出来等等。
+
+　　在国内批判现代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中，哲学史的联系实际情形也是如此，例如从杜威的实用主义来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从柏格森、杜里舒的直觉主义观点来批判张君劢，张东荪，梁漱溟的反理性主义，从美国的新实在论来批判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系统，从新黑格尔学派来批判贺麟先生的唯心论思想等等。
+
+　　但是尽管如此，由于我没有用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和为政治服务的原则，所以没有能够认识哲学史联系实际的可能性以及它的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性。我还是抱着资产阶级学者研究哲学史旧的看法，认为哲学史是一门纯粹理论的科学，是属于纯粹的理论工作范围，因此无论我们学习它或提高它的质量，都必须钻研、从书本上学院式的研究中要求实现，与任何实践是无法联系起来的：哲学史既然与“任何社会实践无关”，那末用它来解决实践问题或作为一种思想斗争的工具来应用，自然不可能的了。
+
+　　但是这种唯心主义的哲学史观点事实上确是与任何社会实践无关系，即完全脱离实际脱离政治吗？当然不是的。它所提出的哲学史不联系实际与不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事实上就是一种联系实际和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换句话说：资产阶级哲学史家这种号召，是要我们不要应用哲学史的知识来解决当前思想战线上的问题，或作为参加这个思想斗争的工具，是要我们永远作为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俘虏，是要我们永远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处于根本对立的地位。这不是事实上将哲学联系了实际又是什么呢？这不是使哲学史为政治服务又是什么呢？
+
+　　资产阶级的哲学史家应用这种“为理论而理论”，“为科学而科学”的手法来麻醉我们，来维护资产阶级反动的意识形态，为巩固他们的自己的阶级服务；而我则不仅个人甘受其麻醉，而且尚从它的立场观点上来对待哲学史的问题，为这样反动的唯心论的哲学史观作宣传，而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对立起来。关于这一点我也是须要作进一步的批判的。
+
+## 七
+
+　　仅仅从我《谈谈学习西方哲学史的问题》的文章里面，已经能够见到我对于哲学史的许多错误看法。在这些错误的看法中包含了许多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例如我的客观主义的立场，对于哲学史中两条路线斗争的怀疑，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以西方为中心的哲学史思想等等。这些观点的形成对于我来说，是有其一定的思想根源和实际理由的，就是一方面逻辑实证论的唯心论哲学对于我的影响的根深蒂固，另一方面我这些年来没有很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足够的政治锻炼，所以没有将我的资产阶级立场和唯心主义思想根本地改变过来。
+
+　　（我今后必须在“破”“立”这上面积极努力，即积极地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通过我的实证论的学术思想的批判，彻底破除我以往的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学术观点，建立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的学术观点。希望同志们对于我的资产阶级的哲学史观点或其他方面的唯心主义思想提出批判，帮助我在思想意识中的兴无灭资的工作能够顺利地进行，能够迅速地得到结果。）
+
+　　来源：《北京大学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论文集 [科学研究大跃进专刊]》，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12月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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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2/000048.txt
@@ -0,0 +1,67 @@
+# 批判我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
+　　<北京大学、齐思和>
+
+　　陈伯达同志在今年5月4日北京大学6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北京大学年纪较大的教师，一般有两个包袱，一个是西方资本主义没落时期的影响，一个是封建意识的影响。他号召大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继续改造北京大学，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的新北京大学。”陈伯达同志这个指示是非常正确，非常重要的。我听完这个讲话以后，就联系到自己的学术思想。感觉到自己的学问虽然不大，更谈不上有过什么贡献。不过几十年来，从作学生到从事教学工作，一直是搞历史这一行的。久而久之，自己对于历史这门学问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这一套看法确实是资本主义没落时期学术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混合物。以前支配着自己的教学和学术研究的主导思想是这一套反动的、唯心的思想；今天阻碍着自己奔向红专的道路的绊脚石仍是这一套东西。因此，必须先扫除掉自己的非无产阶级的、反动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学术思想才能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学术思想。双反运动以来，由于同志们、同学们的帮助，和自己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与思想检查的结果，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比以前有所提高。但是由于自己的理论水平和觉悟程度仍是很低，这些初步的检查仍是很肤浅的。这篇初步自我批判，只是提供一些线索，以供同志们进一步对我进行帮助时的参考。
+
+　　我从很小就接受封建教育和资产阶级教育。从小学中学起，我所接受的主要地是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同时，在家庭中和在学校中，又接受了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这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思想意识方面的反映。当我在小学和初中读书时，除了学校功课之外，自己还读一些中国旧书，养成了我对于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学的爱好。在高中时，有几位老师提倡章太炎一派的学问，对我发生很大影响。这些老师们告诉我们：治经必须有家法，不可乱搞。汉儒去古未远，师承分明，对于经书的解说最为可信。清儒用训诂考证的方法治经，疏通证明，成绩尤大。宋人虽然也是研究经学，但是他们不讲考据，好发空论，他们的说法都是靠不住的。这就引起了我对于清代考据学的重视和爱好，而对于专讲理论的书就不愿意去看，以为这是空论，是宋学。老师们又告诉我们：汉学中又有今文家、古文家的分别。如康梁之流，牵强附会，讲古比今，这是政治，不是学问。这对我又产生了为学术而学术的想法。在这些老师们的影响下，我买了一部《章氏丛书》，啃不动硬啃，越看不懂越对他迷信。开始读戴、段、钱、王等考据家的著作，对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确定了以后自己要走学术的道路。当时自己读的书并没有几本，却以古文学派自居，要搞这一派的学问。于是除了在其他方面接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影响以外，中国旧日封建主义的学术思想也对我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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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大学后，我开始专门学习历史。这时我除了继续阅读中国旧日的史书和清人的著作外，开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没落时期的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史学思想。在这方面，我最初接触到的书籍是美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鲁滨孙的《新史学》。在这本书里，作者提出要用“新史学”来代替他所攻击的旧式的历史，即是指着专讲政治军事，罗列人名年代，枯燥无味的旧式历史。由他所举以为例的几段引文，我不禁联想到自己小时所念过的《纲鉴易知录》。遂认识到西洋旧日的史书，和中国旧日的史书，在内容和叙述方法方面，颇多类似之处，都是以政治军事为中心，而且都是叙述多而分析少，人名地名应接不暇，枯燥无味。因此，对他所提出的要扩大历史的领域，包括人类过去活动的全部，并且要用发展的观点去叙述社会发展的过程等主张，感觉非常正确合理。以后在大学中读了几种美国人编的西洋史课本，也都是这一派人写的，主张和他差不多。我遂被“新史学”的命名所吓倒，以为这就是关于历史学“最新的”理论了，而不知道这一派资产阶级历史家实在是在“新”字的掩盖下贩卖资产阶级没落腐朽的反动唯心观点，为垂死的资本主义进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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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学的史学方法班上，我又读了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家朗古鲁和赛尼保二人合著的《历史研究导言》。这部书是资产阶级历史学方法论的基本书籍之一。当时我感觉到这书中所讲的研究历史的方法，如搜集史料，研究版本，校勘文字，考证事实的方法，和清人的考据方法也差不多，但是比清人讲的更加透辟，更加有条理。因此，一方面我对于书中所讲的很容易接受，以为是分析入微，一方面把这洋考据学和自己所学到的中国旧日的考据学结合起来了。这书中的第一句就说：“历史学是研究史料的科学，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学。”下面又着重说明外文对于研究历史的重要性。读了这本书以后，使我对于外文和史料更加重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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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学中讲授中国史的教师们，对我影响较大的也是几位接受了资产阶级治学方法的先生。其中如顾颉刚先生，他是用研究民间传说的方法来研究古史传说的。他并且以为要研究古史传说的发展，就必须先断定每种古书的真伪和它的著作年代。他不是把五经四书当作讲道理的书来念，而是当作史料来利用。我当时觉得这种看法很新颖，遂决定了以后要把中国上古史作为自己研究的范围，要专门去搞中国上古史。我跟顾先生学了几年，大学毕业时的论文是《黄帝制器的故事》，就是用顾先生治古史的方法来作的（以后这篇文章被收入《古史辨》第七册）。但是，跟顾先生学习了几年之后，也察觉出顾先生研究古史的方法的缺点。我觉得研究古史的目的应当以明了当时的历史真相为主，即是传说的本身也多少反映一些历史事实。顾先生用搞“孟姜女的故事”的方法来研究古史，把古史看作故事发展的过程，至于古代历史的真相如何，从不过问，这已经不能令人满意；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史料较多，传说较少，就无法利用研究民间故事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了。况且研究古代史必须具有古文字学、考古学、原始社会史、世界古代史等各方面的知识，才能进行研究，顾先生对于这些方面很不熟悉，因此就不可能把这门学问真正地建立起来。同时，顾先生受过康有为的影响很深，把许多古书都推到刘歆的身上，而不能正确地推定一些重要古籍的著作时代。我一向是不大相信今文家的说法的，因此对于顾先生的这套说法就很难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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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在大学里教我们中国上古史的还有一位陆懋德先生。陆先生是一位留学生，同时教西洋上古史，他知道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研究古代史的方法，因此主张用古文字学、考古学作为研究古代史的工具，应该用西洋资产阶级学者搞西洋古代史的方法来搞中国上古史。我听了以后大为佩服；觉得这才是正确的方法，因此陆先生的指导更加强了我对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向往。
+
+　　大学毕业后，我到美国去留学，进了哈佛大学研究院。自1931年到1935年，我在美国住了4年，直接受着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在那里我的学习工作是以美国史为中心的，目的在于学习美国人研究他们自己的历史的方法。以后因学美国史又选修了与美国史有密切关系的英国史方面的一些课程，和中世纪方面的课程。当时在哈佛大学历史系主讲美国史的是史莱生吉尔，他是属于美国的“新史学”派的，是研究美国社会史的。跟他学习以后，我更进一步明了了这一派的理论与方法。他主张研究历史应该把生活方式的演变作为对象，其中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他根据他的主张主编了一套13册的《美国生活史》。我很佩服，心想美国的历史年代不过等于我们历史中的清代，但是我们关于清代还没有这样大规模的现代著作，我们也应该用这方法来整理自己的历史。在美国学习几年之后，我更加深信，尽管我们过去在历史方面有丰富的资料和悠久的传统，但是近百年来，由于西方社会经济的突飞猛进和科学技术的发达，西洋人在历史学方面早已经超过了我们，我们的历史学已经落了伍，我们必须用资产阶级的历史学来改造中国旧有的历史学。
+
+　　从外国回来以后，我自以为学到了“最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遂决定以后要用这一套理论方法来教人，来进行研究，来改造中国的旧史学。于是对于资产阶级历史学遂从学习阶段进入到宣传教育阶段了。回国后头两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教学工作，我为我所开的《史学概论》一门功课编写了一部讲义。在这本讲义中，我阐述了鲁滨孙这一派的历史学说，并且介绍了资产阶级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这本讲义因仓促写成，自己也不满意，因此未正式出版，但是其中所提出的主张却是我自己对于历史学的看法。这些看法当然并不是我的创见，而是贩卖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看法而已。从1937年夏起，我转到燕京大学工作，因余闲时间较多，遂结合《春秋史》、《战国史》两门课程的讲授，进行了一些专题研究。从1937年到1948年，我环绕着中国古代封建制度这个问题为中心，写出了一二十篇论文。在这些文章中，我企图发挥我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主张：（1）把古代的典章制度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2）把中国的封建制度和西洋的封建制度作一个比较的研究，（3）把清人的考据方法和资产阶级的考据方法结合起来，（4）总结清人研究的成绩，在这基础之上加以发展，（5）用文言文和比较古老的形式写出来，在旧的形式下加上新的内容。
+
+　　在教学工作中，我提倡钻研原始材料，和清人对于这些原始材料研究的成绩。教给学生们作卡片、搜集资料和积累材料的方法。对于学习世界史的学生们，我便指导他们读英、美资产阶级历史家的专门著作，并且要他们学习这些书中的治学方法。当时我自己还以为是把研究历史唯一的正确方法告诉给他们，使他们所走的不是旁门邪道而是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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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说来，我在解放以前的学术活动大概如此。从上面简单的叙述，可以看出，我对历史这门学问的看法，实在是资本主义没落时期学术思想和旧中国封建思想意识的混合物，但是其中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成分更占着主要的地位。这一套学术思想正是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在意识形态中的反映；而我所传播的这一套也正是为此期的反动统治服务的。
+
+　　在这时期我对于历史学的基本主张，总括起来，有以下几点：（一）历史是一门纯学术，研究历史除了要恢复历史事实的真相以外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目的。研究历史的态度应该是纯客观的，为学术而学术的。（二）研究历史应该用考据方法，包括搜集史料、鉴别史料、分析史料等步骤。历史可以算是一种科学，也就是指着它的考据方法而言。至于历史事件的本身却是偶然的，不会重演的。（三）历史事实发生的原因是复杂的，我相信多元史观。（四）研究历史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现在和推测将来，特别是可以帮助我们对于现今政治、经济制度的由来，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增加了解，此外别无其他作用。（五）我们应该用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整理他们自己的历史的办法来改造我们自己的史学。历史应该随着历史家眼光的改变和新史料的发现，不断地进行重写。我们应当用西方资产阶级研究西洋史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史，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研究西洋史，把二者密切地接合起来。在当时，我认为这些主张是研究历史最正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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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后，我开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当时我还不认识我所传播的一套是反动的，唯心的。我觉得我既不象宋学派那样讲什么“道统”，什么“十六字心传”；又不是搞西洋哲学的，对于什么“世界历史是自由意识中的进步”等玄妙的说法向来是不能接受的。我研究中国古代史，也是先研究当时的经济状况，比如我所写的《战国制度考》一文，（原载《燕京学报》第24期，1938年出版）也是先从“土地私有制的形成”，“工商业之进步”，讲到“集权政体之出现”，先经济而后政治，这能说是唯心主义的观点吗？同时，我又想，比如俾尔德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他的研究方法，是从美国宪法会议的成员所代表的经济利益来分析美国宪法最初究竟是代表哪个阶级利益的，这不也是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解决历史问题吗？怎能说这些资产阶级历史家的研究方法是唯心的呢？当时我除了看出资产阶级历史家都是拥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其中一小部分是改良主义者以外，竟看不出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和无产阶级的历史学是永远不能调和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同时我对苏联历史学者所写的历史著作中战斗性较强的部分也不能接受，觉得这是政论，不是历史。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学是有抵触情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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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后，在党的教育下，在祖国飞跃形势的推动下，通过理论学习，参加各次运动，和群众的帮助，自己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特别在这次双反运动中，我和同志们一样，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在祖国全面跃进和工农同志冲天干劲的鼓舞下，我也和同志们一样，深感形势逼人，必须加速自己的思想改造，抛弃自己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把自己尽快地改造成一个红透专深的知识分子。我也和同志们一样，制订了红专规划，决心以毛主席的著作为纲，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向工农学习，向青年学习，依靠群众的帮助，批判、清除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在党的教育下和群众的帮助与监督下，我是有决心，有信心能完成这个重要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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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新的思想觉悟的基础之上，来重新检查—下自己过去所接受的、所传播那一套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就比较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套学术思想纯粹是反动的，唯心的，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伪科学。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为无产阶级伟大的革命事业服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二者之间永远进行着不调和的斗争。真科学一定能战胜伪科学；先进的一定能排除掉落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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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就认识到，我以前对于历史学的几条基本主张根本是站不着脚的。第一，我所标榜的历史学是客观的、超阶级的、和当时政治无关的说法，就完全是不合乎事实的自欺欺人之谈。历史学是上层建筑的—部分，永远是为它的基础服务的，无论历史学家是自觉的或是不自觉的。历史学从最初就是政治性十分强的一门学问。中国最早的一部组织完整的历史书是经过孔子编纂的《春秋》。孔子因为什么作《春秋》呢？据孟子说，是因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孔子惧，作《春秋》。”又说：“《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旧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家司马迁因为什么要作《史记》呢？他的《自序》中说：他要“网罗天下散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旧中国最著名的编年史家司马光因为什么要作《资治通鉴》呢？胡三省的《新注资治通鉴序》说的最清楚。他说：“温公之意，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以为是书。”他又说，书里的许多议论是对王安石的新政而发的。由此可见，即是在封建时代，历史著作也是和当时的政治密切联系着的。从西洋史学史来看也是如此。欧洲最早的历史家希罗多德、修昔的底斯歌颂雅典的民主政治不遗余力。欧洲中世纪的编年史家对于巩固基督教会和封建领主的统治是起过很大作用的。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历史家如福尔特尔、吉朋等对于天主教会和封建专制的攻击是极其强烈的。他们的学术活动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一部分，他们的阶级立场是极其鲜明的。只是到了资本主义没落时期，资产阶级的历史家才提出“超然”，“客观”，“实事求是，不应有任何目的”等说法，来掩盖他们的反动立场，以便对读者进行欺骗，其实他们都是拥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为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进行辩护的。著名的德国学派的创始人兰克就是提倡用纯粹客观态度来研究历史，除恢复历史真相外，不应有任何其他目的。实际上，兰克的历史学和黑格尔的哲学一样，都是为普鲁士的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因此他们才受到政府的重视，兰克并且晋封子爵。英国十九世纪后期资产阶级历史家葛林在他的《英国人民简史》一书中写道：“本书不是英国帝王将相的历史，也不是叙战争和政治阴谋的历史，而是讲论英国人民的历史。”这话从表面看来，未尝不对。我以前对于这段话非常佩服，认为这是历史学民主化的宣言书。实际上资产阶级历史家所说的“人民，并不是指着劳动大众，而是资产阶级，他不过是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代替封建贵族阶级的观点罢了。最近英国的进步历史家莫尔顿写了一部《英国人民的历史》，才真正地把劳动大众当作历史的主人。鲁滨孙等也提倡历史要以人民大众为对象，其实他所谓的“人民大众”也只是指着资产阶级，他们不过把美国的一小撮垄断资本家作为歌颂的对象，来代替旧日历史家的帝王将相而已。鲁滨孙也标榜客观态度，他说“客观的历史就是没有任何目的历史”。但是，他写历史真正地客观、真正地没有目的吗？显然不是的。他的一切著作的写作目的都是要拥护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要推翻它的。一切历史著作都有它的阶级烙印，无论它的作者愿意承认或不愿意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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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何尝也不是这样呢？尽管我所教的和研究的对象是在年代上距我们遥远的上古，和在地理上距我们遥远的西洋，尽管我标榜“客观”，“超然”，“为学术而学术”；实际上我所教的和所写的都是和我过去的反动政治立场分不开的，而且是为它服务的。在中国史方面，我提倡用考据方法来研究中国上古史，标榜为学术而学术，言必称三代，提倡读古书，读清儒著作，这就吸引着一部分青年脱离现实革命斗争，埋头到故纸堆中，消磨岁月。特别是在“七七”以后，大批的爱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都纷纷离开北京，走到后方，投入抗战斗争。而我呢，还留在北京，在美帝国主义主办的奴化教育机关（燕京大学）迷惑青年，使他们贪恋着学习，不愿马上去到解放区投入革命抗日斗争，这就实际上是削弱革命斗争的力量，替帝国主义培养忠顺的奴才。况且我的讲课的内容和研究论文的内容，并不是科学地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必然性，帝国主义失败的必然性，古为今用，理论联系实际，使青年学生对于革命的前途增加信心，得到鼓舞。相反地，我是把历史看成为一系列无规律可寻的偶然事件；研究历史不是为寻求社会发展的规律，而是随着个人的兴趣，信手拈来，作一些支离破碎、枯燥无味的考据文章。这就势必导致人玩物丧志，脱离现实斗争，渴望周围环境稳定，一切不变，不管国家的存亡，不管群众的死活，“超然物外”，好象把头埋在沙中的鸵鸟，对周围的事物，充耳不闻，闭目不见，这不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所需要的忠顺的奴仆吗？所“不问政治”，“专搞学术”的实质就是支持反动统治势力，反对革命运动；而国民党反动政权和美帝国主义肯于拿出一点钱举办高等学校或文化研究机关，雇用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鼓励他们进行这样的学术活动，也正是因为他们这样作是对于他们的反动统治、文化侵略有利的。一切学术思想都是为它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世界上根本没有脱离政治的学术。我所搞的那一套，显然是为国民党反动统治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服务的。这和我当时的反动政治立场是相适应的，不可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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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我又认识到，我以前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唯心的，是错误的，因此，我所搞的那一套不是科学而是伪科学。但是在解放后初期开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时候，我听说旧知识分子搞的那一套历史研究都是唯心主义的历史学，我一时还搞不通。我想我既反对宋儒的“道统”、“心学”的空论，又不赞成黑格尔、克罗齐等西洋哲学家把历史看成抽象概念的玄妙说法，我是主张实事求是，言必有据的，怎能说我也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呢？经过学习之后，我才逐渐明白，在马克思、恩格斯创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前，历史家对于他所叙述的事实只是凭着他自己主观的想法加以解释，这些说法无论是成体系的或是不成体系的，都是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学说。自从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历史学才由支离破碎、杂乱无章、偶然现象的堆积中摆脱出来，而成为一种科学。我过去认为人类的过去的历史只是一系列的偶然事件的堆积。因为强调历史绝不重演，我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抱着不可知论的态度；不懂得从事物内部的矛盾和事物间的互相联系来研究事物发展的原因。那么我过去所搞的那一套，不是唯心主义的，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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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我对于历史事实的解释以前是相信鲁滨孙一派历史多元论的说法的。当时我还以为这是比较“新”的说法；经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才知道所谓历史多元论实在是腐朽透顶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实用主义”在历史学上的应用。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产生以后，“在资产阶级那里，除了公开的极端露骨的反动的唯心论以外，还出现了庸俗的进化论，出来对抗唯物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288页）资产阶级哲学中的实用主义和资产阶级历史学中的历史多元论都是引用庸俗进化论出来对抗马克思主义关于宇宙发展的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因为马克思创造的历史唯物主义把历史学改造成一门体系完整、有规律可寻的科学，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这种学说对于人民大众的吸引力日益强大。资产阶级学者再不能用赤裸裸的唯心主义理论进行欺骗，于是其中有一部分人遂引用庸俗的进化论和腐朽落后的实用主义哲学，制造出历史多元论的学说，来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对抗。他们首先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决定论”，然后又伪装承认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但是又反过来指出，经济因素不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他们要把地理环境、人口增加、民族性格、宗教思想、政治道德、文化教育等因素和经济基础不分主次，齐头并列。他们硬说，他们的学说已将历史唯物主义包括在内，而且比历史唯物主义更加全面。其实这完全是不值一钱的野狐禅。我们知道：地理环境，人口增加，这些都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不是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毛泽东选集》，第290页）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最基本的原理。资产阶级历史家因为害怕革命，就不敢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来说明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从社会的外部去寻求社会发展的原因，这当然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毫无共同之处。他们所说的“多元”，有的如地理环境、人口增长等，只是社会发展的外部条件。至于政治制度、理论、观点等，都是属于上层建筑的范围的，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上层建筑决定基础。所以历史多元论者所举的许多“元”，并非马克思主义没有考虑到，而是全部恰如其分地考虑到了。马克思主义也并非不考虑这些“元”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而是科学地把条件、基础、和上层建筑区别清楚了。历史多元论者把这些东西，不分主次，不加区别，等视齐观，纷然杂陈，认为历史发展是杂乱无章、无规律可寻的。这显然是在“多元”的幌子下掩盖它的唯心主义。因此，历史多元论实在是唯心主义的变种，这种反动学种正是为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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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所写的全部历史论文都是在这种主导思想支配之下写成的。在以前，我还以为我也是研究西周地理（《西周地理考》），也研究西周的农业（《毛诗谷名考》），也研究生产技术的进步所引起的社会变化（《牛耕之起源》、《战国制度考》），自以为不是唯心论者。今天看来，这种想法是荒诞可笑的。因为区别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标准是对自然现象的看法、和研究它、认识它的方法的不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到历史研究中来。它和唯心主义历史学说的不同，也是在于对社会发展的看法，和研究它的方法的不同，而不在于研究的问题。我以前虽然也研究过一些经济史的题目，但是我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和研究的方法并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当然也就不会得出符合于社会发展的正确结论。比如：我在《西周地理考》（原载《燕京学报》，第30期，1946年出版）一文中，除了考证一些古地名之外，我是把地理和气候等条件作为西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的原因来看待的，而不是从周初社会内部的矛盾来寻求它的兴衰的原因。我并且用了美国气候决定论的主张者韩汀吞的荒谬说法来证明我的看法。这种专从事物的外部寻求事物发展的原因的方法就是形而上学者惯用的方法，它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是截然不同的。我在这篇文章里，就陷入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再如我在《牛耕之起源》（原载《经济研究季报》第1期，1941年出版）、《战国制度考》等文中，指出铁犁的发明和牛耕的出现所引起的社会重大变化时，我只强调了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的作用，而忽略了掌握这些生产技术、使用这些生产技术的劳动人民。离开了使用这些工具的人，光靠生产工具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我在这一些论文中，看不见劳动．人民在历史中的主导作用，看不出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这就说明我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而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来研究历史。方法是唯心的，而不是唯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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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我以前对研究历史所抱的目的是反动的，错误的。关于研究历史的目的，以前的封建历史家本来有吸取政治经验教训、提高道德生活等说法。中国、西洋，大致相同。近代西洋资产阶级历史家抛弃了这些说法，又提倡客观的历史不应有任何目的，历史的教育作用只在于帮助人了解现在和推测未来这两点。这是鲁滨孙在《新史学》一书中所提出的主张。多年来我对此说深信不疑，以为这种说法应该是定论了。我过去所写过的东西中，常提到此说。比如我在《西洋史教学之基本问题》（1941年出版）一书中写道：“依现代历史家之主张，历史知识之大用，在于帮助吾人了解现在与推测将来。盖宇宙间一切事物皆历时间以存在，即皆为历史的存在，非将其现在与过去联合，决不能了解其现在。因之，吾人于日常事物，对于其过去所知愈深，于其现在亦愈明了。是故吾人于个人及周围环境之了解，全赖个人之记忆作用。然如吾人欲了解现代社会，现代中国，以至现代世界，则个人渺小之记忆便不敷应用，而有待于大家对于社会、中国、世界之记忆，而历史不可不研究矣。”（原书，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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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我才明白，资产阶级历史家所谓用客观的态度来研究历史，纯属欺人之谈，上文已经谈过，不必复述。资产阶级所提倡的历史的功用，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反动的。所谓“了解现在”实在就替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历史发展的最高峰。资产阶级的历史家们就忙于从历史中替资本主义制度找根据，企图证明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的，是合理的。这正是腐朽透顶的实用主义所宣传的“一切现存的东西就是最合理的东西”的反动学说在历史学中的应用。他们所谓推测未来，并不是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规律，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实现的必然性。相反地，他们企图证明资本主义万古长存，越来越好，用庸俗的进化论来欺骗群众，使他们幻想美好的未来，不必进行革命斗争。显然，资产阶级历史家所指出的历史教育的作用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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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在《实践论》一文中教导我们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毛泽东选集》，第272页）。封建史学家和资产阶级历史家因局限于当时的生产规模和他们的阶级偏见，是不可能而且也不愿认识社会发展的真正的规律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才真实地阐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然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重大意义还不仅在于使人们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更重要的是劳动人民掌握了社会发展规律之后，便可自觉地、勇敢地投入改造世界的革命斗争。这才是历史教育最重要的作用。这个道理我是经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才逐渐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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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我从前对待史料和考据学的看法是错误的。我过去因深受清代考据家和资产阶级历史家的影响，认为大量搜集史料、整理史料、根据这些史料作出考据文章，便算是尽了史家的能事。历史之所以能成为科学，亦即就它的考证方法而言。因之对于朗古鲁和赛尼保在《历史研究导言》中所说的“历史学就是研究史料的科学”奉为名言，深信不疑。因之我过去的主要时间和精力也就消耗在繁琐的史料整理和史事考证工作之中。对于历史理论的阐述，无论是新的或是旧的，在过去我都不能接受，认为是“空论”，无学术价值，把它当作“理学”来看待，以为这是和考据学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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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我才逐渐认识到史料仅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材料，并不是研究历史的目的。翦伯赞先生最近在《历史科学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文中讲的最好。他说“史料之于史学，正象砖瓦之于房子，布帛之于衣服。我们可以说，没有砖瓦盖不起房子，没有布帛做不成衣服。我们能够说，砖瓦即房子，布帛即衣服吗？”（《人民日报》，1958年，7月15日第7版）。这本来是很明显的道理，但在从前，我因受了资产阶级史学的影响，对于这个道理竟不明白。当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并不是就不需要史料。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十分重视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的。从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对于搜集史料是如何辛勤，如何细心。他自己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文中也曾指出：“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资料，分析材料的种种发展形态，并探究这种种形态的内部关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便不能对于现实的运动有适当的说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所以重视史料，是和资产阶级历史家根本不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利用史料来研究和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来阐明革命理论，并且运用这革命理论来为当前革命斗争服务。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说来，搜集和整理史料只是一种手段；而资产阶级历史学的研究工作往往就只停留在搜集资料、整理资料的阶段，炫博弄奇，自己以为了不起，这和只满足于拥有若干砖瓦，而不用来建造房屋，将它加以利用，有什么区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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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建时代的历史家和资本主义没落时期的历史家又好就着一些小问题作一些考据文章。我过去也是如此。所以选择小问题的原因，即是小问题材料不多，容易搜集完备；题目越是偏僻，就越容易吓唬人。这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就使人们陷入繁琐的考据里面，把历史分割成一系列的孤立的、彼此不相关系的小问题，这就使得他们不可能高瞻远瞩，看到历史发展的全貌和主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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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我过去研究中国古代史是以封建制度为中心的，但是由于我采用了资产阶级历史家对于封建制度的解说，因而所得的结论完全是错误的。“封建”在中国史书中本是一个老名辞；但是中国史书中所说的封建，是指封侯建国而言，秦汉以后，更常指封爵位而言，和现今我们所说的封建制度并不是一件事。欧洲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家把封建主义看成一种特殊的政治社会制度。但是资产阶级历史家并不是从它的生产方式的特点来理解封建制度，而是只从政治制度来解释，这就是不管它的生产关系如何，凡是一个国家当中央政府衰弱、地方势力割据强大时，就目之为封建时期。于是他们把古代埃及的中王国时期，古代两河流域的巴比仑时期，古代希腊的迈西尼时期，都说成是封建时期。拿古代希腊来说，他们认为封建时期以后又出现了奴隶制时期。可见资产阶级历史家对于封建制度并未能作科学的解说，他们的说法是极其荒谬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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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既是根据这种错误的说法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当然所得到的结论就不会正确。比如，我根据资产阶级历史家对于封建制度的特征来看，把战国时期作为封建制度开始瓦解的时期，至秦而彻底崩溃。因为按照资产阶级历史家的看法，封建制度和统一制度是互相对立的。中国到了秦汉时期，大一统的制度已经建立起来，当然就不是封建制度时期了。我在《战国制度考》一文中的基本论点大抵如此。但是从秦汉以后，既不是封建时期，又是什么时期呢？能说这个时期是资本主义时期吗？现在一个小学生都可以看出这种说法是荒谬可笑的。但是资产阶级历史学根本就没有社会发展规律性的观念，因此我当时，也就看不出这种说法的荒诞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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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所说的几点看来，在解放以前，我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对于历史学的认识完全是错误的，因为我是站在反动统治阶级的立场，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方法来从事这项工作的；因此所得的结果当然也是十分错误的，荒诞不经的。但是资产阶级历史学对于我来说，既是先入为主，同时又和我的反动政治立场相符合，这就使我对它坚信不疑，而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学却是格格不入。当我在大学读书时，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初版，1929年）已经出版了。这是最早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一部著作。当时我也买了一本，并且对于其中的论断也很佩服，但是我不愿走这样的研究道路。以后，吕振羽先生也写出几种研究中国社会发展的著作，我就更不能接受。我以为这是社会学，不是历史。在一篇文章中，我对吕先生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历史的著作竟大肆攻击。我写道：“到了民十八北伐成功以后，一部分学者对于专题研究又发生怀疑，认为他们研究的问题太琐碎，他们研究的结果，对于国计民生没多大关系。于是这些新史学家们便着手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他们要知道中国社会现在是处在什么阶段，将来进入什么阶段。”其长处在于能由大处着眼，而短处在于题目太大，材料太少。有的甚至仅翻弄矛盾、演变、崩溃等名辞，发些八股式的议论，而不去用心搜集资料，所以成绩不太大。”（《中国史学界的展望》，1946年）我在这里是用史料来反对理论，用繁琐的考证来反对历史学为政治服务。这就是用资产阶级的历史学来和无产阶级的历史学作斗争。这本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自己既是站在反动统治阶级的立场，在学术思想上就必然是反对进步的，拥护反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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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解放后，在党的教育下，我才开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史学家的著作。1952年院校调整后，我担任世界中古史的教学工作，因此学习苏联的先进历史科学的机会就比较多一些。但是由于旧的资本主义没落时期学术思想的包袱和封建主义学术思想的包袱沉重，学习起来就格外吃力，有些问题搞不通。对于苏联教材越是战斗性、思想性较强的地方就越觉得抽象、空洞。在教学工作中，虽然采用了苏联教材，但是不能深入体会苏联教材精神实质，仍存在理论和事实不能密切结合，仅满足于罗列事实，过分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等缺点。双反运动中，在党的教育下，在祖国飞跃形势的推动下，在群众的帮助下，我检查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个人主义。这次运动对我说来是一次极其深刻的政治教育。在这新的认识的基础上，重新检查一下自己的学术思想，深感自己虽然半生从事于学术工作，但是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衡量一下，自己的知识实在是贫乏得可怜，荒唐得可笑。即是知道一些杂乱无章的片断事实，这些东西对于革命事业也是毫无用处的。人民所最需要的东西自己毫无所知，而自己的思想体系是对人民的革命事业有害的。
+
+　　在检查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过程中，同学们的帮助对于我有很大的启发。历史系三年级一班同学们所组成的“红旗学会”，系统地读完了我以前所写过的东西和我所担任的世界中世纪史的讲课内容。梁英明同学综合同学们对于我所编写的《世界中世纪史讲义》的发言，写成一篇书评（已发表在《光明日报》《史学》第139期）。同学们指出，我在讲课和教材中，并没有作到政治挂帅，贯串红线；过分强调帝王将相和个别人物的活动而看不见人民大众在历史上所起的主导作用；对于名辞术语考证得过多，对于封建主义发展的规律阐明得不够；对于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不正确或不全面等。这些批评显然都是正确的。仔细检查所以产生这些错误的原因，实在是由于自己的政治立场并未完全改变，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并未全部抛弃，因此在教学工作中，虽然力求立场、观点、方法正确，但是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仍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给工作带来严重的损失。这就使我感觉到，在检查自己的学术思想时，同学们的帮助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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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以后，更使我感觉到思想改造的迫切需要。我必须用大破大立的精神，拔掉自己思想的白旗，竖立红旗，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以毛主席的著作为纲，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向工人农民学习，向青年同学学习，这样在思想改造和教学改革中才能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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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北京大学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论文集 [科学研究大跃进专刊]》，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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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2/000049.txt
@@ -0,0 +1,25 @@
+# 中共武汉市武昌区监察委员会关于清洗邓钧出党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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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钧，别名邓绍初，男，43岁，湖北来凰县人，家庭出身恶霸地主，本人成分教员，大学文化程度。1944年参加国民党、三青团、均为一般成员，从1936年起，历任中学教员、教导主任、校长等职。1950年2月隐瞒反动党、团员身分入党。在党内曾任支部组织委员、支部书记等职，现任二十五女中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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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父和两个哥哥都是恶霸地主，反动党团会道门骨干，解放后私藏武器，企图暴动，被我镇压。
+
+　　邓钧入党以后，犯了以下极严重的错误：
+
+　　（一）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敌视和抗拒党的领导。他以“党不懂业务，领导学校有困难”，“党管政治、行政管业务”为借口，掩盖党的旗帜，排斥党的领导。他担任支部书记兼校长时，突出个人，突出行政，不贯彻市委关于取消一长制建立党委制的决定。重大问题，如教育业务、班主任、教研组长人选等问题，不交支部讨论，不进行党的教育，把党降为行政的付属机构。当有专职支部书记时，则采取排斥回避消极应付的态度，不真实反映情况，不认真执行决议。并以“家庭政治不好，父亲、哥哥被镇压，不会得到党的信任。”“有关、管、杀关系的人都会划为右派。”为名，长期对党不满，存戒心。
+
+　　（二）经常在群众中散布反党的言论，泄漏党的机密，在运动中阳奉阴违，站在反动立场上向党进攻：1、攻击侮蔑肃反运动，包庇反革命。在肃反中向反动党、团骨干分子、拟审查的对象，泄漏党的重要机密，说肃反斗争对象李光弟“是刺杀闻一多的凶手，公安局要搞他。”公安局拟逮捕一反革命嫌疑分子黄建华，要邓控制不让其离校，邓未采取任何措施，而让黄回家了，鸣放中，积极支持二个反革命分子向区委和法院控诉进行翻案，并攻击肃反运动“没有照顾知识分子特点，影响了教师积极性。”2、在工资改革运动中，说教育局故意把学校工资压低了一级，策动了几个教师去教育局请愿，鸣放中侮蔑教师地位“今不如昔”3、攻击党的干部政策有宗派，“党员提拔得快，非党员慢”，有“裙带关系”，“重德轻才”。4、整风中，把右派和双料货划成了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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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排斥工农干部和左派，重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以他们为骨干形成学校领导核心。他所重用的教导主任、教研组长中，有2个双料货、3个右派、2个历史反革命。并极力为他们争地位争待遇、送庐山休养，给予优厚的福利金，并煽动反革命分子樊树芬根据八大精神写申请书、争工资，撤销左派教研组长，换上反革命分子，认为工农干部水平低，是包袱，发展党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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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坚持资产阶级办学路线，认为“为教育而教育有它的积极性”，认为党不能领导，要有“几块王牌”教师就能搞好学校。认为肃反、整风“误了教学”，学校不能“搞多快好省”。因此是关门办学，不重视政治活动和劳动生产。）
+
+　　综合以上事实，表明：邓钧是个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右派。邓出身恶霸地主，本人为反动党团成员，与我们有杀亲之仇，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反对党的领导，破坏肃反运动，污蔑教师地位今不如昔，重用包庇资产阶级右派和反革命，排斥工农干部和左派。且对错误也认识不足，认为“不是有意反党”、“有口难说”，最后在事实面前低头认罪，承认自己是反党分子右派分子。
+
+　　为了纯洁党的队伍，教育全体党员，经市监委批准清洗邓钧出党。
+
+　　 中共武汉市武昌区监察委员会。195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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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印发：湖北省监委、各级监委、总支、支部、市委各部委、支部生活编委会、长江日报、市监委委员。本期共印44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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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监察工作通报》第七期，中共武汉市监察委员会编印，1959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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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77 @@
+# 中共武汉市委员会关于开除巴南冈党籍的决定（经湖北省委12月8日批准）
+
+　　巴南冈，男，山东福山人。现年45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教员，1938年2月参加革命，1939年8月入党，现任武汉市文化局局长，党组书记。巴南冈的错误事实如下：
+
+## 一、违犯党的组织原则，向党闹独立性，反对党的领导，公开攻击党。
+
+　　1、在1959年市人代大会上，巴南冈向省市委和省市人委发起了一个进攻。巴在大会发言中，不仅不检查自己几年来在文化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而大肆攻击省市党政领导“重视经济，不重视文化”，说：“武汉市是否还有文化气息”，值得怀疑。他把自己扮演成一个对人民文化生活“最关心的人”，要请大会给文化局以“支持”，他的发言中对中央与地方、军队与地方、群众与领导的关系都有挑拨的因素，总之他的发言极力形容、挖苦、讽刺党不懂和不重视文化，他的发言引起一部分代表思想上的混乱，得到右派分子鼓掌欢迎。巴发言后宋一平书记对他进行了批评，他很不满，还要求在报纸上全文发表他的发言稿。后来发言稿未予公布，他更加不满，认为党内没有民主，不公平，要以人民代表身分和党斗争。他还发动了一部分人为他鸣不平。
+
+　　从1956年7月到1957年5月，巴一直要求向党鸣放。去年5月11日，巴在省文联主席团扩大会议上公然说：“党员是不是可以在党外公开批评党的领导？”“关于党的方针政策，党员是不是可以争鸣？”“剧院的工作，市委文教部直接抓了，我们怎样管？”“文教部的领导，没有接触到文艺的实际问题”等等。从这些发言中，可以清楚的看出巴南冈已经是完全站在和党对立的立场上，向党进行恶毒的攻击。
+
+　　2、在戏曲团体工资改革问题上，巴极端无组织无纪律对抗党的领导，于56年2月不向市委和市人委请示，就下命令到各剧院实行“工资调整”。56年3月市委讨论文化局工作时谈到剧团企业化问题，巴提出减低高、中级演员工资作为企业化的一项重大措施，当时宋侃夫同志和孟夫唐同志都不同意这个做法，但巴违抗市委指示，仍在下面大搞所谓“工资调整”，实际上形成了大减薪，艺人意见纷纷，给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文教部为了纠正这种错误做法，要文化局借7月分工资改革的机会加以纠正，却立即遭到巴的反对。文教部开会研究了7、8次，巴仍然不执行决定，并在会上发牢骚说：“不要认为文教部是管增薪的，文化局是管减薪的”说“市委只相信区委，不相信文化局党组”。并迳直向中央文化部打电话伪称武汉市已经实行了基薪分红，借以取得文化部的支持，来对抗市委的领导。市委文教部李衍绶部长亲自去找巴谈这个问题时，巴竟然向李部长提出辞职，理由是：“既然不相信我，我只好不干”，向党要挟。
+
+　　3、个人决定问题，不要党的领导。巴在工作中对上很少请示报告，许多重大问题不交局党组讨论，由个人决定，对下随便答复问题，培植个人威信，造成群众只认他“巴局长”，不知道组织。巴所领导下的工作，党不能检查批评，如1953年市委宣传部曾惇部长，带领检查组到剧团检查工作，巴就对党怀疑不满，在会上说：“我在这里你们不方便，我是否可以退席”。巴对党这种傲慢的态度，近几年来，已发展到惊人的程度。以至于向党闹独立性。巴自己以为对文化工作是内行，而认为党是外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市委不能批评他，否则就对党不满，他提的意见，党委不能更改，否则就是“不依靠文化局党组，对文化局看缺点，不看成绩。”
+
+　　巴对区委领导文化工作，常常发出怨言，说：“区委干部业务水平低，领导不了文艺团体”，“区委抓了工作，文化局无法插手”。“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把政府的威信降低了，不好工作”，“市区分工，剧团交下去，区委文教部解决不了问题”。他还再三提出要以文化局党组名义代表市委领导区委文化工作，实际上就是想揽大权于一身，不要党领导。
+
+　　（市委要求各剧团在整风中把两条道路的斗争进行到底，而文化局党组却不顾市委再三指示，同意剧团到各大城市巡回演出，以致使有些剧团整风停顿下来。）
+
+　　4、以巴南冈为首的文化局党组，几年来对市委领导是抗拒的，在工资改革问题上，巴在党组散布对市委不满情绪，发展到整个党组对市委不满、对抗。党组对市委许多指示，不认真的研究执行，甚至拒绝。仅就一年多的整风运动来看，党组对市委提出的许多重要环节就不执行。市委指示要迅速解决下面提出来的问题，局里却一推再推。对双反运动根本不认真领导，违反市委指示精神，自行召开文化跃进大会，使文化单位的整风运动受到影响。文化局党组在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文艺为政治、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企业化的方针和“两百”方针等重大方针政策上，都表现了严重的右倾。
+
+　　文化局党组内部存在着严重的不团结现象，这主要是由于巴南冈对待批评往往采取压制、打击的态度，对那些从不批评他或阿谀、奉承的人，他认为是好干部；对那些能够敢于向他展开批评斗争的人，认为是坏干部。对待干部经常从个人出发，唯心猜疑，主观臆断，对一部分干部进行拉拢，对另一部分干部进行打击，如对吴乙天等同志说：“姜一林是在幕后反对我最厉害的人，在党的会议上，姜一林不同意你入党。”这不仅说明了巴南冈在干部中进行宗派活动，更说明了巴南冈的品质是极端恶劣的。
+
+## 二、严重的脱离政治，敌我不分，丧失立场：
+
+　　巴南冈对戏曲队伍的看法缺乏阶级观点，如说：“戏曲界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一部分，而我们的干部队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巴本人在内）”。对整个戏曲队伍不从政治上加以具体分析，却反对党提出的戏曲队伍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范畴”的看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戏曲队伍长期未得到彻底整顿和思想的改造。
+
+　　在依靠谁的问题上，巴南冈走的是专家路线。如他要楚剧团支部书记依靠五大台柱办好剧团，这五大台柱是：沈云陔、关啸彬（违法乱纪分子）、熊剑啸（现划为右派）、袁壁玉（现划为右派）李雅樵（坏分子已捕）。又如他要汉剧团依靠陈伯华，说：“没有陈伯华就不能建院”。在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上，巴南冈严重地脱离政治和丧失立场，在解放初期，他曾录用了一批敌伪政工人员、反动党团骨干，以及其他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作为业务上的骨干。巴南冈用人一贯不重视政治条件，甚至敌我不分丧失立场。去年巴在党内提出让一贯反党的秦敢当群众艺术馆第一付馆长，反右后，秦被划为极右分子，处理是监督劳动，巴却提出可以让秦敢看“群艺”的稿件和校对。
+
+　　在建党路线上，巴南冈也表现了修正主义的错误，降低党员标准。巴认为名演员入党条件，不能和干部一样要求，如：主张袁壁玉（三青团区队付）等人入党；又如：梁广殿参加过特务外围组织，进行过特务活动，发展过人，买过枪枝。巴知道这些情况，还介绍他入党，说他年轻。经区委审查，取消梁的候补党员资格，巴还不同意。
+
+　　巴南冈在肃反运动中也犯了许多错误。巴在肃反运动开始的时候抓了一下，以后就长期放任不管。在对反革命分子的处理上，他表现严重右倾和丧失立场，如反动党团重要骨干分子廖钟太，54年经公安机关批准交群众管制3年，而巴不同意，认为交代完了就算了，致使这个处分决定到现在未能宣布。又如反革命分子林雨，经司法机关发觉其历史罪恶进行传讯后，巴还在民众乐园对林说：“不要紧，我给你问问。”文化系统过去曾被逮捕过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释放后绝大部分被重新录用。
+
+　　（去年5月19日开始大鸣大放时，巴违背市委文教部的指示，不顾李部长的阻止，坚持自行召开了肃反对象的会，共召集了10个斗争对象，其中有5个是反革命分子，2个反党集团分子，2个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1个受胡风分子影响并有政治历史问题。（对这些人斗争是完全应该的，对他们的结论和处理也是正确的）巴南冈在这个会上首先就丧失立场地说：“大家都是挨斗被押的，今天请大家谈谈，组织同意重新处理，该怎样就怎样，错了就陪礼。过去我们斗你们，今天如果你们有意见尽管提，要斗我们也可以。”结果这个会就形成一个攻击党的肃反运动和攻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向党反扑、向党进攻的会议，到会人纷纷发怨言，叫委屈，甚至攻击党。而巴南冈在会议结束时却说：“今天会开的很好，大家谈的都是很诚恳，和风细雨，当时思想问题政治问题分不开，这也就是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分不清。从今天来看，很多同志不该捕，甚至不该斗……。当时我是5人小组长、文联付主席、支部书记，责任应该由我们来负。思想问题那时不是说服而是压服，但是还是压服不了的。当时重大胆怀疑，一大胆怀疑就打起来了。今后怎么办呢？有错必纠……道歉、陪礼。关于搜查问题，有的没有通过公安局。”充分说明了巴南冈的右倾机会主义，向敌人投降缴械，严重的丧失立场。没有被召集参加这次会议的肃反对象秦敢、李辉等人会后跑到文化局质问、谩骂：“你们为什么不召集我们来开会，你们不敢！”）
+
+　　反革命集团“海鸥剧社”掌握了巴南冈的弱点，要以封官（给他名誉社长）和找漂亮女人包围的两个办法骗取巴批准，巴对这个“剧社”不做任何审查，就表示同意。以至于使反革命分子大肆活动，到处以“巴局长同意了”为招牌，拉拢人入伙。这是巴南冈严重丧失立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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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南冈在参加局属单位的整风时，违背党委指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表现为严重的右倾和丧失立场。大鸣大放时巴在汉剧团鸣放会上说：“你们现在是晴朗的天，你们放吧”，会后又说：“你们要注意现在是阴云密布啊！”当时杨宝瑜（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在场，泄漏了党的机密。巴南冈去年在北京参加斗争吴祖光的会上，对陈鹤峰说：“你要是鸣放一定会划为右派。”所以陈回汉一直没有鸣放。
+
+　　去年10月底，汉剧团鸣放达到高潮的时候，有些青年右派要杀人。巴看到此情况要求发言，支部不同意，会议开到中间巴沉不住气了，也不征求支部和区委的意见，就在会上说：“我们目前整风第一阶段发动大鸣大放，第二阶段就要反右。我希望大鸣大放的积极分子要成为反右的积极分子。”使汉剧团的鸣放马上陷于停顿，使运动受到严重挫折。事后巴对汉剧团支书杨秉林同志说：“群众随时随地都在犯错误当中，我居心不忍。”当巴知道楚剧团陈梅村等人划为右派后，他主张对陈等应摘掉帽子，并认为演员右派划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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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执行文艺方针上的修正主义错误。
+
+　　巴南冈在执行文艺方针上，对待政治和文艺的关系、继承民族传统和反映现代生活的关系，往往强调艺术，忽视政治，强调上演古曲剧目，忽视反映现代生活，强调专业，忽视群众文艺，强调艺术物质，忽视文艺的思想战斗作用，强调文艺的娱乐作用，忽视教育作用。1953年巴南冈在武汉市文联、长江日报文艺组联合召开的“关于武汉市工厂文艺活动问题座谈会”上说：“今天确实有些地方搞不清文娱活动、宣传鼓动和文艺活动三者的关系。把文艺用来赶任务，所以写出来的东西确实不好。”“过去提的自编、自导、自演也已不行了。”“工厂是否要生产宣传呢？需要。生产宣传是否能代替文艺活动呢？不能。是否能要求文艺在工人中普遍生根开花？当前情况是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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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5月间他在长江日报发表了一篇“让职工业余文艺活动百花齐放”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更集中更系统的表示了他的错误观点。在这篇文章中他说：“文艺创作是创造性的复杂的精神劳动，有它自己的特征，有别于化装宣传现场鼓动工作，因此，不能要求所有的文艺创作和演出都去及时的配合生产斗争，结合中心任务，直接的为政治服务。文艺活动有它的特殊规律最大的特点是用吸引的方法，在群众自愿的原则下通过文化娱乐的形式，使群众受到感染和教育，而不是直接的进行硬性的说教。……如果不顾及它的特点和规律，而把为政治服务作了狭隘的、庸俗的理解，则必然把艺术引向概念化，公式主义。失掉艺术的感染力。“由于片面的理解文艺为政治服务和工农兵方向，有不少的作品和演出多反映本厂的生产活动，只表现工农兵题材而忽略对工农兵以外的广大社会生活题材；把文艺当成宣传鼓动材料，去图解政策，演绎政治口号，表演生产技术和生产过程。……而在形式的利用上，因为不适当的强调内容的教育作用，因而对那些不能突出表现内容的器乐、舞蹈、杂技、魔术等形式，或者虽有内容，但不能密切结合生产的传统剧目、外国的东西，以及爱情和家务事等节目，演出的较少，确使人有内容贫乏样式单调之感”“如果仍停留在过去那样靠群众自己创作，演自己的东西，当然满足不了职工的要求”。巴南冈发表这篇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文章时，正是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反对党的为政治、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的时候，巴的这篇文章起了和右派分子里应外合攻击党的文艺方针的作用。
+
+　　几年来剧团内有些人反对下厂、下乡演出，文化局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而是跟着叫喊为工农兵服务与企业化的矛盾。在贯彻企业化方针问题上，巴片面地强调自给自足，批评赔钱，鼓励赚钱，迫使剧团走纯营利观点的道路，放松了为工农兵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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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戏曲观摩会演以后，巴南冈错误的理解了这次会演的精神，发展了修正主义的错误，使现代剧目逐渐的在舞台上减少、绝迹，上演大量以“才子佳人”、公案神话为主的剧目。56年夏，中央文化部召开戏曲剧目工作会议以后，曾有一个时期牛鬼蛇神充塞了舞台，给群众以极其恶劣的影响。他面对这种情况，长期未采取有力措施，改变混乱局面。他不去贯彻中央剧目工作会议的精神和市委文教部对剧目工作的指示，反而提出了“香花与毒草竞赛”的荒谬论点，并标榜自己重视民族传统，把自己扮演成一个民族戏曲艺术的忠实保卫者，实际上是厚古薄今，而不是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民族传统剧目，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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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文艺为政治、为生产、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对巴南冈来讲，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他实质上已经走上了反党的道路。）
+
+## 四、政治上的衰退，思想上的蜕化，作风上的放荡。
+
+　　巴南冈近几年来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又有很大的发展，他热中于名誉地位和个人权威，对政治不感兴趣。省委传达二中全会精神，巴却参加戏曲会演而不去听传达。巴对名誉地位很关心，曾伸手向党要地位，当黄居易同志（当时文化局局长，党组书记）在北京学习时，巴公开向党提出要求给他代理局长名义，市委未同意；后又要求党组书记名义，市委因黄未离职而没有答复；巴很不满意。黄工作调动后，巴又正式提出要当党组书记、要当正局长，并在下面散风说未批下来是文教部在搞鬼，直到中央批下来后才算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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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一、二月间党号召干部下放锻炼，充实基层。巴在会上几次表示，愿意下基层锻炼。但当市委决定派巴到楚剧团时，他却不愿意，巴看到通知后，激动的拿着通知，质问于黑丁付部长：“这样简单从事，我们今后如何工作？！”后来市委又考虑到巴有必要到工厂锻炼一下，而巴却认为市委对他的看法不好，表现非常不满。这说明巴当时要求下放锻炼，只是一种应付而已，巴处处在计较个人得失。
+
+　　巴近几年来很少踏实的考虑工作，喜欢表现自己；慕虚荣、爱铺张、浮夸嚣张，风头突出，贪图享受；不愿过党的组织生活，不按时交纳党费，曾有三、四个月没有按期交纳党费，把自己看成特殊党员。
+
+　　巴与陈伯华的关系，给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各大城市来信反映，而巴旁若无闻，检查是检查，行动是行动，只要能和陈搞在一起，他就可以不顾一切。屡教不改，违抗党委决定，仍与陈伯华保持不正当的关系，生活放荡已成习惯，完全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道德品质。巴长期对党隐瞒他与陈的关系的真象，直至此次文教工作会议后期，才不得不向党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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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在参加外交活动中，不从政治出发，有庸俗低级趣味，有个人出风头的思想。因之在外交活动中常出漏丢丑，影响国家体面。如南斯拉夫歌舞团来汉时，他在宴会上举杯说：“为皮克总统的健康干杯”。印度文化代表团到武汉，巴在欢迎代表团团长钱达时上前拥抱；受到钱的拒绝，充分说明巴的失礼，起了不好的政治影响。巴在歌剧院招待日本松山树子芭蕾舞团的会上吹嘘“武克仁是作家”，说“白毛女这个故事是武克仁带到延安的”，接着武克仁在会上大吹一通，说什么白毛女被解放军打死了……等。在政治上造成极其不良影响。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
+
+　　上述巴南冈一系列反党言行，在今年庐山省委扩大会上，曾进行了初步揭发。但巴没有真正从思想上认识自己的错误，相反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强调成绩是主要的，掩饰自己的反党行为。从庐山回来以后，翻阅大批的文件资料，企图找根据和党打官司。
+
+　　在这次文教工作会议上对巴问题的进一步揭发后，他对党更为抵触和不满，认为不该翻旧帐。当材料组和他核对材料时，他采取了蛮横无理的态度，强调时间、条件、地点，进行狡辩、驳斥和解释。会议后期，经深入揭发批判，在党的教育下，态度开始有了转变，初步检查了他的错误态度，交代一些内心的阴暗活动和一些问题，但对自己所犯错误的认识，还是很不够的。
+
+　　巴南冈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长期性和一贯性。
+
+　　巴南冈出身于中农家庭，但他并没有参加过劳动，对贫困、压迫、劳动生产只有抽象的概念，没有具体的实践，自幼受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教育的思想影响很深。参加革命后，虽受了党的长期的教育，但巴对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并没有很好的进行自我改造。他在民主革命斗争，一贯右倾，土改中即犯过错误；在男女关系上，巴曾屡犯错误。
+
+　　1949年，进入城市以后，巴南冈以胜利者和解放者自居，在思想上逐渐解除武装，放松政治警惕，更没有认清自己思想改造和不断革命的必要性。他把党所领导的文化工作的成就归为己有，沾沾自喜，目空一切，狂妄自大，唯我独尊，追求名誉地位，贪图安乐享受，不接受党的监督和拒绝群众的批评。党早就发觉了他的错误，对他多次进行教育，等待他的觉悟，但他对党的教育充耳不闻。当其极端个人主义达不到目的，受到党的批评教育时，他即怀恨在心，对党不满，以致发展到在组织上向党闹独立性，反对党的领导，公开攻击党；在政治上敌我不分，丧失立场；在工作上对抗党的文艺方针，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在思想上蜕化，生活作风上表现十分放荡。巴南冈在政治上已变质，屡教不改，不可救药，堕落成为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为了纯洁党的队伍，教育全党，经市委决定并报请省委批准：开除巴南冈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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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武汉市委员会195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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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监察工作通报》第七期，中共武汉市监察委员会编印，1959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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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2/000051.txt
@@ -0,0 +1,35 @@
+# 武汉市农管局党委关于棉粮二场下放干部整风中违反政策情况的处理意见及检查报告
+
+## 市监委批示：
+
+　　农管局党委关于棉粮二场事件的报告，反映出当前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中存在着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不良现象，应该引起全党警惕。
+
+　　在对待和解决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时，必须采用两种不同的态度和方法。对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说服、帮助而不能用压服的方法。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讲理、说服的一种群众性的自我教育方法，也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很好的民主形式。但是有的同志，却运用这种形式，做为压服的手段，把辩论会歪曲成为斗争会，把讲理、说服变成为压服、斗争、“整人”、强迫命令，乃至发生胡作非为，横施肉刑的违法乱纪行为，以致形成空气紧张，人人自危，甚而发生人身死亡的恶果，棉粮二场事件，就是突出的一例。农管局党委进行严肃地检查和处理，我们认为是必要的正确的。
+
+　　全党同志，应该很好的读读这篇报告，从中取得教益，防止这类现象的发生。但是据我们所知，在其他个别单位中，也有类似情况发生，因此各单位党的基层组织，对于一经暴露揭发出来的这类问题，就应该迅速地加以处理纠正，以挽回给党在群众中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
+　　 1958年12月30日
+
+　　一、10月19日，党委发现棉粮二场，下放干部张克明在整风中自杀事件后，即组织力量，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历时4天。经过检查，不仅基本上弄清了整风情况，也进行了一些政策教育，初步稳定了群众情绪，使党、团员、积极分子认识到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统一了认识，解除了顾虑，扭转了“左”的情绪和紧张空气，使运动转向了正常的发展。
+
+　　二、该场整风运动是9月中旬开始进入交心，10月10日基本上完成了交心和分析批判。这一段的整风运动基本上是正常的，也获得了很大成绩。但在转入大是大非的大辩论后，有的队发生了“左”的偏向；在指导思想上和做法上不仅混淆了，对敌我性质与人民内部性质的两类不同矛盾，必须采取两种不同的态度和方法；而且还用了追、逼、打、骂、罚跪等违法乱纪的手段。全场共6个生产队，有3个队（6+000、六作业区、场部）在大辩论（实际上是斗争）中，使用刑罚。受罚跪的9人（其中跪煤渣的3人、顶砖和被捆的3人、被打的3人）。由于斗争的结果，新沟、场部两个队发生自杀事件。这些被斗、被罚的人当中，当然都是有各种不同的问题和错误的：有的有严重错误言论；有的平时工作表现不好，爱说怪话，发牢骚；有的有历史问题，虽已交代，当时有些怀疑。但经过这次检查，尚未发现一个是右派分子或坏分子。即是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也不能用这种办法。从检查情况看：在斗、罚的过程中，情节是很严重的。如：6+000队，在辩论陈晞的问题时，说他态度不好，不坦白，直斗争一通夜，从夜3点钟跪煤渣直跪到第二天上午7、8点钟，把腿都跪出血了。特别是场部队更严重。如：场部队三组在辩论陈修贵的问题时，用绳子捆住要往梁上拉（后未拉），并叫陈跪下，两手伸直托着砖，有人还在一旁笑，陈被打得曾两次找场党委书记王安仁同志说：“王书记，你给小组说说吧，再不能打我了，再打我，我活不成了”。又如：一组在斗争钱家启时，说他态度不好，叫他跪，他不跪，组长杨忠想去请示该队支部书记罗平凡，罗说：“整整他的态度（其意即要群众打他几下），你先不要进去，过后你再进去制止”，杨回去给核心组布置，由杨振华、肖笃光两人把钱一边打了一个耳光，钱被打跪下。并且在斗争钱家启和王子勤2人时，另把5个被批判对象跪在会场上“照相”（即叫群众看），钱、王二人还赤着腿跪在煤渣上，腿弯用砖顶着，一个民工用手巾捆了3块砖压在钱的脖子上。罗平凡曾对杨文献（一组付组长）、杨振华同志说：“钱家启说我们是公鸡（在鸣放中，曾将工地主任划成一个到处哈的公鸡的漫画），我说他是乌龟、老猪……”，于是杨在斗争会上，借此质问钱：你是不是乌龟？钱说：“是、是”又问：乌龟有什么用？钱答：“可以煨汤”又问煨什么汤？答：“煨八卦汤”。由于乱斗，乱罚其他被批判对象非常恐慌，其中被批判罚过跪的张克明，吓的发抖，后逃跑了，19日吊死于汉川县尹家台村外的树上。被批判对象吴松山吓的饭也吃不下，浑身发抖。再如：民工赵春林因偷了仓库2.8尺布，多领了3天的工资，拾了3角的饭票，即在民工中开大会“辩论”，在会上乱打了一顿，会后由看守民工吊打了5、6天，并且打着还叫他唱河南梆子，在吃饭时，用绳子牵着，叫他在地下打滚，似玩猴子一样，有的民工踢他一脚，还叫他谢谢。
+
+　　由于上述违法乱纪的结果，不仅被批判的对象，胆战心惊，而且党、团员、积极分子情绪也很紧张，谁也不敢多说话，也不敢和被批判对象讲话，怕连累自己。直到检查组检查时，还都说：“运动是正常的健康的”，“收获是很大的”“罚跪、打人是他们不老实，引起群众的激奋，领导上没有责任”等等。
+
+　　三、问题发生和处理意见：
+
+　　（1）场部队发生的问题，主要是支部领导上的“左”倾思想所造成的，支部书记罗平凡负有主要责任。如在吊打民工赵春林时，他不但不向民工进行政策教育，坚决制止，反而把下放干部批评了一顿，说大家不发言，是立场问题、阶级观点问题，叫大家进行自我检查，从而大部分同志检查了自己的“立场不稳，观点不明确”，给干部灌输了“宁左勿右”的思想。如干部组长张希祥同志说：“斗赵春林时，我不叫吊，罗书记批评后，我很害怕，在检查会上我也说该打，后斗张庆和，我就按着张的头叫他跪下”。罗在指导下放干部整风中，也采取了一些错误的方法，实际上是同意和支持了打骂刑讯的做法。他发现罚跪“照相”，也未坚决制止，还指示“整整”（其意即打几下）钱家启的态度，并曾对钱说：“你不好好的交代，群众叫你们跪，领导也管不了”。当干部下放办公室王景车同志对打骂罚跪行为，提出意见，罗以“运动不是绣花”为借口，加以拒绝。之后，二组要求再开大会“辩论”时，下放干部办公室的同志不同意，罗以群众意见为借口，仍坚持开大会，后经请示党委，由王安仁书记亲与罗谈话才制止。同时，在整风中用人上也缺乏阶级观点。如将犯修正主义错误而被开除党籍的XXX搞队部辩论报的编辑，历史反革命分子XXX搞刻腊板。
+
+　　罗平凡的错误是很严重的，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严重的违反了党的政策，给党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为挽回影响，教育本人及全党，决定给以留党察看2年处分。
+
+　　（2）二场问题的发生，王安仁同志应负很大的责任，在新沟生产队发生自杀事件后，没有很好的引起警惕。6+000生产队发生打骂罚跪的情况后，又没有严肃处理和认真的进行政策教育，特别是场部队的斗争大会他曾参加过，但在会上看到打骂罚跪的情况，也未坚决制止，当王子勤在大会上罚跪时，罗平凡问王安仁同志怎么办，王安仁同志说：“他（指王子勤）态度老实叫他少跪会，不老实叫他多跪会”并允许对第二个对象钱家启的斗争，王安仁同志放弃了对下放干部整风的领导，没有很好的掌握党的政策和坚持党的原则，致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和不应有的损失，为了挽回党的影响，教育全党和王安仁同志，局党委决定给予王安仁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
+　　（3）二场问题的发生局党委是有一定责任的，主要是对下放干部整风没有很好的抓，既没有系统了解下放干部整风的情况，也就没有认真的研究，特别是第一次发生自杀事件后，仍没有很好的引起党委的警惕而严肃的处理，以致发展到严重的追逼打骂罚跪，肉刑的审讯，并造成第二次自杀事件，党委会除对有关人员讨论处理外，并严肃的作了检查，并指出组织部、下放干部办公室应该认真的检查，从此事件中接受教训。
+
+　　（4）为了教育全党并决定将此检查报告和处理意见通报各场党委和支部。
+
+　　以上报告和处理意见妥否，请批示。
+
+　　 中共武汉市国营农场管理局委员会1958年11月29日
+
+　　来源：《监察工作通报》第七期，中共武汉市监察委员会编印，1959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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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1 @@
+# 沉痛的教训，衷心的感激
+
+　　<余谦>
+
+　　我痛恨，我控诉！控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对我的灵魂的腐蚀，和给人民革命事业造成的不可弥补的损失！
+
+　　我生在一个小私有者的家庭，加上解放前的封建、买办、资产阶级教育，形成了我的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并且站在反动立场，为反动派服务。解放后，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历经各项政治改革运动，本应幡然悔悟，向真理投降，向人民投降，但由于孽根深固，九年以来，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并未彻底改变。老觉得自己在政治上“没前途”，只有抓紧业务，才是一条“进可以取，退可以守”的“平稳道路”。
+
+　　在这种反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支配下，我对“红”、“专”问题，从概念、关系到如何达到“红”与“专”的过程，都作了错误的理解和处理。我没有认识到“红”和“专”是要解决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好务的问题，而错误地把它们看作是猎取个人名利的手段。认为“红，就应该作一个政治家；专，就应该作一个专家、学者，这才够味。”我没有认识到“红”和“专”的统一关系，一个人必须“又红又专”，而且必须“红透”才能“专深”的真理；却认为二者有矛盾，不可得兼。我没有认识到在达到“又红又专”的过程中，必须是“边红边专”，“红透专深”；却荒谬地选择了“先专后红”、“多专少红”，实际是“只专不红”的资产阶级道路——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进退维谷的死路！
+
+　　死路！——今天我一想到这条道路，就感到绞心的痛苦。我原想通过业务学习求“红”，提高认识，建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实际上我只取得了马列主义某些经典著作中的片言只语，没有联系思想、联系实际来改造自己。我自以为只要自己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谨言慎行，不犯政治上的错误就行了，可是在大鸣大放期间，看到右派分子的某些言论，思想上却起了共鸣。特别难过的是，当时在内心深处，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完全站在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在平时，在抽象的意义上我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但在大风浪中，在具体问题上，我却没有保住自己在政治上不犯错误，这是我最痛心的事情。
+
+　　不问政冶，闭门钻研业务、求“专”，结果怎样？既不“红”，又不“专”。因为我的观点、立场、方法不对头，灵魂无主，目标不明，经常患得患失，动力薄弱，虽然终年辛苦，却事倍功半。越是这样，我越感到自己不行，就越想摆脱一切，专搞业务，结果是越搞不出名堂。我陷入了个人的不可解的连环中，陷入了抱殁守缺、孤陋寡闻的可怜境地而不能自拔。随之而来的便是在接受教学任务上挑肥拣瘦，在课堂教学中脱离政治、脱离实际，教书不教人……。
+
+　　九年过去了！我在个人主义的名缰利索中一事无成地过去了！生命浪费得可惜！对人民事业的损失，再怎么也是弥补不起来的，来者固犹可追，可是教过的学生已经毕业了，怎么追补呢？这是我又一痛心之处。
+
+　　不经过这次整风运动，不经过“红”与“专”问题的辩论，我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会走上什么样的危险道路！党救了我，同志们救了我，把我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绝路上救了出来。
+
+　　我感激党对旧知识分子的亲切关怀和教育，也感激同志们对我的批评和帮助。今后我要在党的监督下，在同志们的监督下，彻底改造自己，抓紧政治理论和时事政策的学习，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实践和劳动锻炼，兴无灭资，脱胎换骨，使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红透专深”的名副其实的人民教师。
+
+　　来源：西安日报编辑部编《向红透专深的目标前进》，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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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51 @@
+# 到底是什么思想支配着我?
+
+　　<中央美术学院、闻力>
+
+　　我就自己的主要问题作个初步检查。这个主要问题，就是表现在“红”与“专”上面的个人主义思想问题，诚恳的希望同志们帮助我。
+
+　　同志们对我的批评，十分尖锐地击中了我的要害，有同志说我只是在搞运动的时候，才看得出是党员，又有同志说我是两点红，就是说在肃反和反右派斗争中还有点红，而在两个运动中间这一段的表现是大成问题的，这些意见是尖锐中肯的。
+
+　　为了真正的自觉进行自我革命，这些天来，我力图找出自己的主要问题，我重新翻看了参加革命以来的思想总结和鉴定，反复考虑同志们的意见，我想为什么曾经是一个革命的政治工作者的我，竟然是在运动中才被感觉是个党员?为什么我作为一个党员，对江丰提出的片面的独立思考会全盘接受呢?我是美院党组织的一个成员，为什么对美院党组织的涣散、江丰之反党毫无觉察呢?这些年来，尤其是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下半年，到底是什么思想支配着我的表现呢?
+
+　　现在检查起来，这一个阶段有种情绪在我身上几乎起着主导的作用，这就是一种不得志的情绪，就是一种觉得过去做工作多划不来的情绪。
+
+　　我思想上常常有一个问题。想起来就很不愉快，这就是和一些过去的同志比，和马珍比。
+
+　　我和马珍是同学，年龄一样大，我们同一个时期到解放区，文化水平也都一样，我们同时期入党，当时我们年岁都较小，而且凭良心说，由于我们各人的家庭关系，我们都是同样受到党的关怀和培养。只是有一点大不相同。这就是马珍也许是由于艺术天份要好一些，因此接触业务的时间和条件上较多，业务上的进步也就较快。而我，当时除了学习之外，较多的担任了一些社会工作，主要是团的工作。这本来是革命的分工，在当时，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可是1953年(难忘的1953年)，团中央提出转入学习，学校也正规化改为五年制，个人年龄也比较大。对自己个人前途也就多考虑起来，我觉得自己不能搞一辈子青年团。1955年我得到学习的机会，这时的思想是：赶快大捞一把，拼命钻业务，别的事情少管。这种想法在1956年下半年，发展得最为严重，不仅因为这时是国际修正主义泛滥的一年，是江丰片面的提出独立思考，学生思想大混乱的一年，是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一年。对我自己起着直接作用的，是1956年我没有考取留苏，这是我思想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政治热情低落，个人主义抬头，而且牢骚满怀。
+
+　　我开始错误地认为：我过去作了不少工作，别人学习，别人放暑假去画画，我积极工作，搞运动。可是结果呢?我的业务进展慢，别人看不起，而别人越搞业务，越有成绩；越有成绩，党越培养，业务成绩就越大。我当时愈想愈觉得事情很明显，林恒等人不是就是死心钻业务，画出一张画，最后可以留苏吗?个人主义使我丧失理智，我看不见他们思想上的一些错误的东西，我觉得自己政治工作来，政治工作去，结果一事无成。我老想着和马珍比，我总认为我俩所不同的就是自己当时没有抓业务。这种想法确实很合乎个人主义的逻辑，不把艺术事业看成是党的事业，不把各种工作看成是革命的分工，自己思想退化了，戴着个人主义的眼镜，我觉得自己看透了，业务还是最主要的，谁让自己不早抓业务，现在也晚了，只有马上下决心干吧!于是我一心一意日夜考虑的就是如何提高业务能力，班上的事，我根本不想管，一切有利于我业务进步的，我为它奋斗到底，一切不利于我业务学习的，就放手不管。
+
+　　我不愿作工作，党分支选举时，我采取能推就推的态度。对一些会议，我很反感，甚至对节日游行，也觉得没意思，我心里想，会议我开够了，至于游行，从开国大典起，我每次都参加，我已参加了不少政治活动，现在我缺少的是业务。五一的意义可以给人家作一个报告，可是自己却缺少热情。
+
+　　个人主义和党性是不相容的，个人主义增加，党性必然削弱。把搞业务看成是自己的事情，必然就会和政治发生矛盾，多作了工作就觉得划不来，其实个人主义是永远也满足不了的。比起留苏自己是差，而比起许多同志，自己能在美院学习，难道就不是党的培养?和我一起学习，而后来在朝鲜牺牲的同志，又该说什么呢?
+
+　　个人主义不仅是永远不能满足，而且是会发展的，江丰片面的提出独立思考，被我无保留的全盘接受，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江丰那次报告之后，我兴奋得晚上失眠，个人主义使我丧失了嗅觉，他的一套措施和我当时的思想完全吻合，我成为这些措施的积极拥护者，江丰的这个报告，加上我平常的那些想法，就形成了我的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抓紧一切时机，学业务，搞好毕业创作，将来职业化。这种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明确的个人奋斗的道路的形成，反过来又促进了我个人主义的发展。
+
+　　我更加不关心周围了。不但不能在班上起好的作用，反而在某些问题上起了坏的作用，我支持同学中一些不正确的或不完全正确的要求(象反对点名，提倡可以画不下去就不画，要求不考试，延期考试等)，有的时候甚至是这些不合理的要求的倡议者和代言人。
+
+　　不仅如此，由于和自己不得志的情绪的结合，我当时对待官僚主义等现象的斗争上，不是采取平等善意的帮助的态度。我痛恨当时确实存在的官僚主义，可是我采取的是讽刺打击和发脾气、发牢骚。我对伙食团的同志大耍态度，当时有人在意见簿上写了一些不是善意帮助的话，如“人寿几何”等，我也是积极的支持者。
+
+　　为什么我的思想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呢?应该检查自己的艺术事业观。
+
+　　我缺少真正对艺术事业的正确看法，我学艺术完全是从个人爱好出发(我喜欢画，到解放区时带着一盒水彩，因此以后就搞了这行)。我十分喜爱和向往画家的职业，我也承认艺术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它是阶级斗争的武器，但这些只是理性上的东西，是党的教育的结果，对我这样没有经过很好的革命锻炼的人来说，这些思想，不是自发是外来，不是感性而是理性的。
+
+　　这不是问题的本质，问题在于原来就缺少巩固的艺术事业观。这几年政治上的退化，个人主义的增长，“艺术为人民服务”实际上是一句空话，我向往画家职业，不愿作一般工作，觉得如果叫我打一辈子算盘，有点碌碌无为，好象自己才是有事业心的，就是老让我作政治工作也是不甘心的。
+
+　　在我还在工作的时候，有一次金浪(右派)问我作什么工作?我说作团总支和科干事的工作，他笑了笑说：“还是在作小职员啊。”他这句话对我刺激很大，正刺着我的个人主义的心事。于是我所想的，就是赶快摆脱这种小职员的处境。
+
+　　内心深处抱着这样的想法，自然就很容易的发展到为个人奋斗的道路上去。
+
+　　没有坚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从事艺术事业是十分危险的。我们画画是个体劳动，脱离群众，我们个人进行创作，虽然创作的前题和条件是千万人民群众为我们创造出来的，可是工作的成绩却完全是通过个人表现出来，艺术表现了人民群众，也教育了人民群众，但艺术家一举闻名，名利双全，却常常使他脱离人民，瞧不起群众，把成名成家作为自己的目的，容易发展个人主义。
+
+　　这几年自己埋头钻业务，自以为是看透了，可是却没有想到，实际上自己忽略最本质的东西——红。要作艺术家，要经得起艺术这种职业的考验，首先是要建立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而不是为自己的事业观。
+
+　　从反右以来，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社会主义革命了，我和蒋介石有不共戴天之仇，因此参加民主革命和自己利益完全一致，革命成功之日，也就是我个人得以报仇之时。参加土改也与自己毫无矛盾，我是民主革命的积极分子。在工作中得到党的教育，觉悟有提高。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确实曾是我生活的动力，但那时社会主义对自己来说，毕竟还只是理想，是不具体的东西。我不是资本家出身，就是天翻地复的社会主义改造，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革命和自己也是毫不矛盾的。而现在又要进行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能不碰到思想上的资本主义的老根，我曾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和影响，个人主义就是我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个革命和自己是有矛盾的。
+
+　　这几年思想里的斗争，就是这种矛盾的表现。
+
+　　很多右派从严重个人主义发展到反党的事实证明，个人主义现在已经是反动的东西，它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直接矛盾，它须要我们自觉的进行改造。即使是共产党员，如果不求自我改造，思想也会退化，共产党员的称号本身还不能说自己就已经是红了。
+
+　　我觉得这是一个沉重的教训，我自己的检查和批判是很不够的，但是我有决心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
+　　来源：　《批判个人主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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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81 @@
+# 丢掉自由主义包袱，勇往前进！
+
+　　<华东政法学院、李志心>
+
+　　整风运动至今已近一年，在此不平凡的—年中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祖国已出现了新的局面：无论在工农业建设方面，思想改造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新的在代替着旧的。在思想领域里反动的思想受到了批判、新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在迅速的成长着。在我的脑中也同样，时时刻刻的新的思想与旧的思想在斗争着，旧的思想在被新的思想所代替。为了巩固成绩，为了使自己在较短的时间里改造成为符合祖国需要的建设人材，就必须将自己以往的错误论点及表现拿出来加以批判，以便在此基础上更跃进一步。
+
+　　以下是我的错误的几个较重要的方面。
+
+## 一、盲目崇拜美国，充当美帝国主义的义务宣传员
+
+　　(一)崇美思想的表现：宣扬美国科学发达，说美国东西好，中国的不行。向往美国生活方式。
+
+　　(二)崇美思想根源，我的崇美思想是有其很长的历史的。上小学时候(抗日战争时期)，学校里每天念报，宣称“盟军”对中国如何如何帮助……等等(国民党反动的媚外宣传)。此时在我幼小心灵上就沾上了崇美的思想。到了抗日胜利后这种思想更浓了，因为当时反动报刊大力吹嘘美国的“原子威力”及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起的作用。接着，美国利用蒋介石卖国政策乘中国刚胜利创伤很重的情况，大量的向中国推销剩余物资——“救济品”。当时每个学生都分了点臭奶粉或其他的东西，于是我更加对美国有好的印象了。再下来，蒋匪在抗日胜利后不但不接受共产党的忠告、全国人民的愿望——建设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相反的按美国的意旨对人民进行屠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工业停顿了，美货充斥整个中国市场，尤其我家乡因为靠近南洋美侨区，所以更是明显，甚至买卖也以美钞、港币计算。学校里大力提倡学习美国，英文成为王牌的科目，英文教师为了刺激学生学习也就大捧起美国来了。记得有一次一个英文教师在课堂上这样讲过：“你们不学英文是大错而特错，我现在正因为懂得英文而乐观，假如我没有职业可去洋行(指当时美国在华商行)为翻译，一个月可以拿很多钱。”这话给我印象很深，于是我认为美国是很有钱的，美国人是幸福的，为美国人服务也是光荣的。
+
+　　解放后，因为停学没有参加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因此这种思想没有得到清算。不仅如此，比这更坏的还在后头呢。1953年我又念高中，考入厦门集美中学，这所学校是华侨中学，许多来自菲律滨、泰国、印尼等地的华侨学生带来了美国货及美国生活方式，他们到处宣扬美国生活方式。这对已有崇美思想、解放后又未曾清算的我是一个致命伤。于是我也毫无根据的赞扬起美国货，美国生活方式来了。
+
+　　(三)初步的认识及批判：盲目崇美的危害性是很大的。首先我因为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欣赏而成为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主义者。其次，宣扬这种观点对同学的危害极大。第三，它会使我失去民族自尊心，看不到祖国的成就，看不到形势的发展，甚至有可能作为祖国的不肖子孙去维护美国利益。
+
+　　解放几年来，通过了一系列的理论学习及亲身体验，对美国是有了了解，认识到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是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障碍，它正在走向灭亡。但我为啥要赞扬它呢?最主要的一点是脱离政治的去看科学，认为美国政治虽然腐败但科学是发达的(?)。将科学必须为政治服务完全抹煞了。通过整风学习、“红”与“专”的辩论后，我认识到政治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科学是为政治服务的，腐败的政治是将科学用来残杀人民或作为获得利润的手段。事实也是如此，美国有许多新的发明，但劳动人民是用不到的，如美国千万贫民不但没有电视机，电汽冰箱甚至连面包都没有；美国虽很早就掌握了原子能，但他用来杀害人民，相反的，第一个原子能发电站却在社会主义苏联建立起来了。
+
+　　总之，科学成就是千万人民在向自然作斗争中所获得的，是人民劳动、智慧的结晶，它必须被用来为人民服务。美国科学虽然发达，但它主要是用来为战争、为少数剥削者服务，因此是反人民的。只有为人民服务的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在目前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下，根本就没有什么可迷信的。
+
+## 二、严重的自由主义
+
+　　(一)自由主义的表现：
+
+　　(1)不问政治：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不断的发展，于是政治嗅觉渐渐的失灵了，政治热情没有了。相反的对政治表示厌烦，不问政治的倾向表面化了。例如：对政治性书籍不喜欢看，对革命歌曲也不喜欢唱(专拣抒情的唱)，对真正反映我国政治面貌的电影也认为是“公式化”了，对专业也强调其科学性，(右派分子在报上发表否认法律科学的党性的文章时，我在思想上深感同情。)政治性的报告也认为是“老一套”。认为反右斗争是“事不关己”，右派分子葛佩琦向党进攻时虽然也骂他几句，但没有行动起来向他们斗争，相反的将思想还控制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在我院揪出右派后，还认为我院没有右派(说我院宣布的三个右派只是为了使运动更好的开展而找出的典型)。对因反右派斗争而延期放假也表示不满。
+
+　　(2)不遵守制度，要求“自由”：对学校的制度(尤其开会制度)不满(由于脱离政治的倾向在发展)。所以有时候不参加，有时虽然参加了，但头脑都没有带去。处处强调“自觉”的遵守制度，自由支配时间，认为遂心所欲，自由自在是最自由不过的。
+
+　　(3)不求上进，悲观失望，暮气沉沉，由于严重的自由主义，认为参加组织要受组织束缚，不自由。但是又感到学政治的人没有政治生命是不行的，更由于轻信了社会上右派分子的谬论，认为毕业后非党团员是受歧视的(所以在鸣放中就说自己没有前途，将来只好当法警)，因此又想入团以便镀镀金。既怕受束缚又想入团，抱着这种思想，当然组织上是不会接受的，于是就悲观失望，表现消沉，同时在思想上立下了这样的总路线：得过且过，马马虎虎，混过这四年，毕业后万事从头做起。就这样暮气一直上升。
+
+　　（(4)没有起码的组织性，有问题不向组织反映而背后发牢骚：由于暮气上升，所以不但不将自己思想情况反映给领导，连对周围同志的看法也不跟组织谈，而是背后发牢骚，讲怪话，企图博得大家的同情。）
+
+　　（(5)自以为是，主观片面：固执己见，不勇于承认错误，认为自己知道得多，因此闹得同学难于与自己接近。主观片面，这点是很突出的，常常只知道一点点就捕风捉影地加上自己的主观意见。如因看到个别党员表现不太好就否定一切，认为只有党的几个领导同志才是可敬的!由于家乡(农村)的特殊条件而稍为落后，就在思想上认为农村很糟；1956年寒假学生会将“大学生之家”搬到交谊室，我不加调查研究就认为学生会不为同学服务，将“大学生之家”撤消了，大发牢骚，想征得同学同情，搞一搞学生会。总之，碰到了什么事我都不大作分析，不论影响多大就是爱乱讲，认为这才是自由。）
+
+　　(6)对组织“二心”：我对团组织的态度是表里不一的，表面上好象要求入团，但是心里对团是毫无认识的，认为组织对自己没有好处。当然更谈不上对组织的忠诚。我认为入团是为了将来工作更便利，所以只想马马虎虎入团，心根本没有交给组织。
+
+　　(二)自由主义的形成
+
+　　我出身于中农家庭，在解放前是国民党压迫的对象，因此从懂事起就对反动派种下了恨，希望有一个自由的、没有压迫的社会，但是问题就出在这儿，当时所向往的“自由”就是没有压迫，没有人管人，没有领导，各自为政的“自由”。
+
+　　解放前夕，那时在初中念书，由于当时反饥饿，反压迫，要求自由的浪潮席卷全国各地，学校也参加罢课。这时我对运动的认识是模糊的，我所追求的是极端自由——无政府主义。
+
+　　解放后，我认为自由的社会来了，认为可自由自在的生活了，就做起小生意来了。在此时期(二年的小贩时期)我现在认为是最值得咀咒的时期，此期间不但脱离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伟大运动，而且发展了自私自利，自由(竞争)主义，至此我的自由主义已经由无政府主义转入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了。
+
+　　1953年我父亲认为这样下去对我的害处很大，就给我念高中。复学后自由主义当然也跟着去了，这还不算，更遗憾的是我在高中又接受了个别华侨同学宣扬的资产阶级的“自由生活”，如在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非常自由，不念书也可以拿文凭，只要有几个钱也可以打老师，有钱的被告可打法官，想买啥就有啥，喜欢上课就上课，否则玩也可以，不受任何约束。于是我也逐渐的向往这种生活。对学校的团组织采取对抗情绪。在生活上自由散漫、是非不分，对纪律制度不满，到处发牢骚，讲怪话要求“自由”。
+
+　　来高校后，由于政治气氛浓厚，并且通过了阶级教育后自由主义比以往是克服了些。但仅仅是小部分，而大部分还在泛滥着。
+
+　　总之，由于自由主义在我的脑中有了它极长的历史根源及其阶级出身分不开的阶级根源，更由于解放后一方面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没有参加大运动)，另方面本身也不努力克服(指在高校不下决心克服)，所以使它逐步发展直到今天。
+
+　　(三)对自由主义的初步认识和批判。
+
+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自由竞争的产物，在资产阶级革命初期，它是作为革命的促进力量被提出来的，所以对推翻封建社会，建立资本主义社会而使生产力有发展的机会来说是有其进步意义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为了掩盖剥削，资产阶级就大力宣传这种“自由”，抹煞自由的阶级性。但是，问题是很清楚的，这种“自由”的后面蕴藏着主宰一切的金钱，钱与自由是成正比的，没有钱自由就不可能(如我前部分所说的华侨学生说有钱的被告可打法官，当然，相反的没有钱就只好挨法官的打了)，而在生产垄断，资本集中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有钱人仅是那几个大肚皮，所以资本主义的“自由”是资本家专有的。
+
+　　再者，资本主义的“自由”它是建筑在千万劳动人民痛苦之上的，有钱的随便打人，当然被打者是无钱的人，有钱的可自由嫖妓女，而作为妓女难道她为了享受这份“自由”而甘受践踏吗?不，这是因为她们没有钱；资本家住高楼，贫农住破房，这也是贫民们“自由”选择来的吗?不，这是因为贫民的血汗被大肚皮们“自由”的剥削去建筑高楼大厦了，所以他们就只有住贫民窟，失业，挨饿的自由。总之，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的铁幕下，是千万劳动人民的流离失所、衣食无依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可恨的、该唾弃的、虚假的自由，只有社会主义制度下，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才是一切为了劳动人民。人民有劳动的机会，有政治上的各种权利才是真正的自由。
+
+　　自由是有阶级性的。资本主义的“自由”是属于资本家的，相应的，它对劳动人民是一种压迫。社会主义的自由才是劳动人民的自由，相应的对剥削阶级则是不自由的。如我们为了使劳动人民在政治上获得自由就必须推翻反动政权，剥夺他们的自由(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自由”)，否则我们就没有自由；为了使劳动人民有劳动、生活的可能就必须剥夺反动资本家、地主的生产资料……。因此要理解自由，首先必须有正确的立足点。
+
+　　自由主义的危害性是很大的，它涣散了我们的斗志，从思想上瓦解我们，使我们敌视社会主义制度，将我们搞向资本主义。从我个人来讲也是如此，它拉住我的后腿使我精神涣散，不求上进，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抱幻想，对社会主义制度抱怀疑的态度。最后的道路，必然是与党对抗而走向资本主义道路。
+
+## 三、我在反右斗争中的立场问题
+
+　　我认为在检查自由主义之后来看看我的立场，更能说明我思想发展的阶级性，它影射出自由主义发展到狂妄的程度时，必然背叛无产阶级立场。
+
+　　(一)立场问题的暴露：
+
+　　由于自由主义的严重，我在严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就经不起考验了。当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时候，我还认为“事不关己”，仍然“不问政治”，但在某些方面却在同情他们，如认为党既然叫他们“放”，就不该反他们。对新民报上丑化我们基层法院的老干部的文章等曾经共鸣。抹煞了法律科学的党性。
+
+　　(二)立场问题的现有认识：
+
+　　在阶级社会里，一个人所想所做都代表这个或那个阶级的利益，这就是立场问题。也就是说，阶级社会的人都代表着一定阶级的利益，站在一定的立场上，不代表谁的利益、没有立场的人是没有的。
+
+　　在我国，就目前的斗争现实来看，是有两种不同的利益在斗争着，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要社会主义或要资本主义、要前进或要后退的斗争。前者(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前进的)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是统一的。而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着衰退的一面。
+
+　　作为农民出身、解放前受过阶级压迫的我来说，本求是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来为人类的理想而奋斗，但我没有做到这样，因为我在追求个人的满足，因此，我就自然地向往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我的立场也就渐渐的站过去了，以至到右派向党进攻时，也居然能不闻不问了。这说明我的立场已经动摇了，并且在向资产阶级立场靠拢，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严重问题。
+
+　　整风给予我教育，使我明确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应该是要什么，唾弃什么?爱什么和恨什么?
+
+　　来源：《批判个人主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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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41 @@
+# 个人主义给我带来了什么样的生活?
+
+　　<北京大学、陈天利>
+
+　　在中学的时候，我就培养了一个成为大数学家的欲望，到了北大，我的所有活动都是为了实现这个欲望而进行的。
+
+　　我不愿参加政治活动，不愿参加体育锻炼，不愿参加文娱活动，把一切可能拼凑到的时间都用来为自己的业务学习服务。我们的社会是提倡集体主义精神的，每个社会活动，不论大的小的，都使具有极端个人主义的我感到难受。
+
+　　譬如说，几年来，我很少愉快地参加过一个会议，大会也罢，小会也罢，我总感到不愉快，认为这是浪费时间，为什么呢?现在看来很简单，因为，开会占去了我搞个人主义学习的时间，特别是会上讲的话总是和个人主义相抵触的东西，因此，就必然产生那种想法。
+
+　　在肃反的时候，我的这些思想和言论受了批判，这对我的企图成为数学家的欲望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开始悲观，有了灰色的人生观。
+
+　　和一般同学谈不上什么友谊和感情，尽管在房间里，我也常和同学说笑话和开玩笑，可是没有一句真心话可谈，常常是企图用笑话和玩笑来忘却心中的空虚和苦闷，可是在笑话和玩笑之后，遗留下来的却是更大的空虚，更大的苦闷。
+
+　　我常常一个人独自从北大散步到附近的新华书店，目的并不是买书，只是希望这样能使心情舒畅些。
+
+　　我不愿从大路走，总是沿小路前进，因为我害怕在路上遇到熟人，独自一个人好象就更自由些。
+
+　　说实话，我很害怕那些永远只是空泛的玩笑和笑话的生活，我渴望避开它，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散步之后，摆在我面前的依然是这样的生活。
+
+　　个人主义的成名欲望曾经刺激过我努力学习，不过，这并不是永远有效的刺激素，不久它就显得不起作用了。
+
+　　我企图用读书来逃避空虚得可怕的生活，不过这当然也是无用的。所以，我的学习长时期地处在十分混乱的状态，现在回想起来，我不能不非常痛心。
+
+　　因为我个人主义没有得到满足，于是我开始对新社会不满，对很多新事物抱着怀疑和反感的态度，我觉得我们的社会约束得太紧了。太难受了。
+
+　　对进步同学我不满，我讨厌他们什么都要管。
+
+　　因为带着这种情绪，我便在很多问题上抱有偏见，错误的主观的看法，比如说我常常那样容易地发现一个同学的即使是细小的缺点，而且常常把它夸大，而对同学们的优点却常常熟视无睹。又比如在右派气焰十分嚣张的时候，对我看来是十分明显的问题，那时却看不出来，如政治课选修问题，我竟觉得，可能会减少一些政治课的。又如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我只认为这是俄罗斯民族的某种特殊气质的原因而不能看出党的作用，又如苏联卫星上天，给我的震动很大，为什么苏联能超过美国呢?我丝毫没有看到党教育下的苏联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美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本质区别。
+
+　　几年来，我戴着有色眼镜去看问题，在我的脑子中积累了不少偏见，不少极端错误的看法、思想。更严重的是：我长期以来自以为这些东西都还是正确的，我还以为自己是以所谓客观的立场在看问题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不禁感到害怕，个人主义竟使我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
+
+　　在我处在这样的思想情况下，发生了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事件。在反右派斗争刚开始时，我还自以为这次我没有犯下错误，自己没贴过大字报，会上没有进攻就可以了。但不久，周围很多和我相接近的人都已堕落成为右派，我不能不为自己担忧，那个时候，我经常不睡午觉，甚至有时化整段时间与两个“同病相怜”的同学出外散步，目的是企图用散步来解脱心中的恐惧和不安。散步之后，依然是恐惧和不安，那段时间，生活很不正常，经常失眠。我甚至还对某同学说：“我们生活得象个童养媳了!”严重的个人主义已使我终日惶惶不安，对周围一切疑神疑鬼起来。还是党教育了我，使我正视了自己的错误，摆脱了那种整日恐惧不安的自我紧张状态。我已经感到以前的路不能再走了，是必须改变了；我开始认识到个人主义竟能使我走到这样可怕的危险的地步。然而，个人主义的克服不是一下就能做到的，我在不久以前，当我考虑到，假若走红专道路的话，就可能失去很多学习的时间，而且参加政治活动说不定还会带来什么意料不到的麻烦时，我又感到非常痛苦。摆在我面前的矛盾是：过去走的路是不能走了，可是，另一条路自己却又不敢去走。我茫然不知所措，感到生活毫无动力，常常是睡觉以前还很兴奋，醒来后，感到可怕的空虚，我不知道在这新的一天到底会做些什么事，坐在床上很久穿不上一件衣服。这时候，我便强调自己个人主义严重，犯的错误也较大，改造是非常困难了。想以此博得同学们的原谅。可是，后来，我想到，单有同学们的原谅又有什么用呢?同学们也许能原谅我，可是社会发展规律、历史的飞轮将永远不会原谅我的。这又使我进一步展开了思想斗争。这才使我认识到：个人主义已使我变成了失去生活乐趣、失去辨别能力、失去了人的自豪感的一个人了；个人主义使我整天生活在惶恐不安的危险的边缘上，可是我却还对它恋恋不舍。我想到了一日千里的祖国建设，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这样强烈的事业和我的成为数学家的个人欲望相比，自己未免显得太渺小了，太可耻了，我又看到周围的为了共产主义忘我地奋斗着的同学，他们是这样的愉快，不管如何的劳累也不会使他们发愁，仿佛在他们的身上有着一个取不尽、用不竭的力量的源泉，而自己呢?却还是在考虑个人的学习时间和政治会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仍然是充满了个人主义的臭气!
+
+　　于是，我终于下定了决心，我决心和个人主义决裂，和旧我决裂，我再也不愿过自找的童养媳似的生活了，我要和大家一样活得象个人的样子，我决心抛弃为个人的学习目的；要树立起一切为共产主义的革命人生观，过去我曾经说过将来毕业分配时，我只愿到上海、北京等几个大城市去，现在为了和个人主义决裂起见，我决定在毕业分配时一定主动争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
+　　最后，我真诚地希望，过去曾经被个人主义毒害过，而现在还在犹疑的同学请你们仔细地想一想吧!飞快地发展着的时代不容许我们再彷徨了，果断地决定吧!让我们坚决地从个人主义的小圈子中跳出来，出来见见宽广的世界吧!
+
+　　来源：　《批判个人主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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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56 @@
+我的新生
+《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自我批判
+拔掉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白旗
+坚决克服“中庸之道”
+坚决抛弃走旧专家的道路
+坚决与个人主义决裂
+检查我的个人主义
+检查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交出我的白旗，拔去它！
+揭我的黄灰色的人生观
+揭我的人生三部曲
+两年来我在歧途上后退
+批判《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把心交给党，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批判我的厚古薄今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批判我在文学史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烧我的灰色人生观
+烧我的资产阶级享受思想
+万里长征第一步
+我尝到了整风的甜头
+我的病根
+我要跳出家庭和个人的圈子！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是集体事业和个人前途的腐蚀剂
+不论什么事，以“个人主义”为动力，是难巩固的！
+自高自大害了我
+关于“自由王国”——管庄问题的检讨
+我要坚决改正错误
+复旦大学三十五位教授的集体规划
+城固县人民法院对不法富农王慈民刑事判决
+我对红透专深的看法——西北大学学生刘星给西安日报编辑部的信
+向真理投降
+我坚决和党一条心
+中共抚顺市委关于清除马克出党的决定
+中共重庆市委批准清除阶级异己分子刘文泉出党
+彻底清除个人主义，坚决迈向“又红又专”
+中共罗山县委关于在粮食问题上所犯右倾保守错误的检查报告
+检查我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
+我的检讨
+向真理投降
+中共浙江省委关于清除曹千里出党的决定
+湖北麻城县陶顺世、冯学贵、罗德华关于大塘角乡乡社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检查报告
+中共武汉市监委员会关于彭瑞英、祝和清、刘善武等所犯错误处理决定
+中共内务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反革命分子周维斌党籍的决定
+通过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批判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挖一下厚古薄今的根
+沉痛的教训
+重古轻今，厚古薄今
+批判我的哲学史观点
+批判我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中共武汉市武昌区监察委员会关于清洗邓钧出党的决定
+中共武汉市委员会关于开除巴南冈党籍的决定
+武汉市农管局党委关于棉粮二场下放干部整风中违反政策情况的处理意见及检查报告
+沉痛的教训，衷心的感激
+到底是什么思想支配着我?
+丢掉自由主义包袱，勇往前进！
+个人主义给我带来了什么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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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45 @@
+# 湖北麻城县对朱长楷违反政策和强迫命令等问题的调查报告
+
+　　（县委、县人委：）
+
+　　我们根据陈县长指示：组织三人联合检查组对朱长楷的问题进行了检查。深入干部和群众中进行座谈和个别访问。通过三天的时间，问题基本查清，报告你们。
+
+　　从我们这次检查情况看，朱长楷错误是严重的，一贯违法党的政策和强迫命令作风，严重的破坏党的政策，影响党群关系。给党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不可估计的损失。确属品质恶劣，一错再错，累教不改的分子。现将其主要错误事实分述如下：
+
+## 一、违反政策
+
+　　1，违反政策调拨粮食。从县万人大会学习毛主席关于人民公社体制指示后，大家都认为毛主席这一指示英明正确，从而提高了觉悟，批判过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错误作法。而朱长楷对这一指示则是阳奉阴违。如同年七月下旬，在陶元管理区调拨粮食28559.8斤，其中五中队调给一中队5594斤，七中队14200斤，三中队调给一中队1828.8斤，四中队调给一、七中队共4910斤，均未作价。除七中队借给五中队360元外，其余部分分文未付。有的是打的领条，有的是打的借条，手续也是极其混乱的。在调拨方法上还是采取瞒上压下：（1）他以副社长兼陶元总支书记的职务，动员干部调拨粮食。当时五中队支书熊昌荣说：“我是个穷队，目前经济困难，抗旱的动力柴油、化肥、社员的油盐都没有钱买”。朱置若罔闻，还是分配五中队二万斤调拨任务（给一、七中队各一万斤）。五中队从干部到群众都思想不通，不愿调拨。朱打电话批判财经中队长朱长安说：“你们为什么不调，怕不怕犯错误”，并要朱到管理区反省。又说：“你们如果把粮食卖给粮店，全部贷款要还清，卖的粮食不顶任务，你们借七中队的动力机器要还给他们”等。由于朱长楷样样采取卡的办法，下面只有如数照拨。（2）朱在调拨一万九千多斤后，才同党委说：陈书记批评后，他回去又调七千多斤，并对批评不满。故意打电话给党委说：“陶园有三千多人饿肚子”，以威胁党委掩盖错误。（3）假借县委吴书记和公社党委陈书记同意，打电话粮管所，因而骗取了粮管所刘书记同意。群众反映：1，怀疑是党的政策变了；2，富队卡穷队的油。恰巧调出的三、四、五中队是三个穷队。去年调拨农产品四兑现时，未全部兑回。光五中队就有510多元未兑回来。而调入的一、七中队是两个富队，不仅全部兑现了，同时这两个队还各多兑回来现款一万多元。四中队说：“我们是扁担打蛇，两头空”。陈县长在电话会议上批评他和公社党委，宣布他反省后，朱抱着抵抗情绪。并说：“反省过×，检讨过×”。更严重的是宣布他反省的当天，朱在分支书记会议上批评五、七中队分支书记，并说：“叫你们莫说，你们要说，我是为了哪个啊！还不是为你们。现在我的总支书记搞掉了，要怪你们两人”等。进行威胁和拉拢，引起到会干部不满。朱长楷在凉亭夏征预购会上曾向干部说：“将来早稻收获时，可以互相调拨”。这是他犯错误的思想根源。
+
+　　2，布置干部瞒报油菜产量做肥料和叫干部油菜打一次等问题。今年油菜收获时，曾在分支书记会上和在中队干部会上明地暗地多次布置说（在三中队干部会上布置过三次，个别向三中队分支书记朱寿安暗地布置过三次）：“今年上面的商品肥料没有，你们大家要想办法”。同时又提出“油菜籽的肥效大，一粒油菜籽可以肥钢铁大一块泥巴”。并说“瞒上不瞒下。一万五千斤，你们可以不报。”有的干部说：“油菜面积那样大，将来么样报账？”朱说：“连年只看见上面抓的是粮食产量，没有看见追查过油菜产量。如果要追的话，每亩20斤、30 斤的产量还不是由你们报”。因朱的错误的指示，本来四中队产量一万六千多斤，只报八千多斤，三中队八千五百斤只报三千五百斤。结果四中队干部在经济上算不过来（安每亩80斤算）。大家认为油菜是到手的东西，一斤油菜可以买3斤多谷，再往泥里送确实划不来。因此，大家不同意这样搞。朱见下面没有按他的指示办事，多次追问为什么不搞。同时还批评四中队支书陶德耀是保守鬼。因批评的无法，四中队试验几分田，下菜籽41斤。因打二次（压榨），朱多次批评三中队支书不听他的话。他们为了避免再受批评，当（到）朱说只打一次。从黄书记来后，朱改变了方法，不公开叫打一次，采取一天打四榨，力图逼他们打（榨）一次。丁兴亭发现这些问题后，曾听他们听过意见，朱说：“当乡干部本位主义严重，他们想多收购点，多搞点手续费，不要相信他的话”。丁说：“我相信国家政策”。并批评朱这样作是违法行为，点名批评过他，但他思想问题仍未解决，故意借管乡干部调拨二中队菜籽未通过他为名，先狠狠地批评一顿，就叫他滚。弄得这个干部大哭一场。……（有30多字模糊不清）。
+
+　　3，弄虚作假，虚报成绩。今年小麦征购入库时，朱长楷同志为了完成任务，小麦没打下来，就要粮管所给办理19800斤的手续，此时粮管所主任刘厚永提出这样不符合政策。朱对刘大肆批评说：“有我负责”。结果无法，办理手续。等麦子打下后，差3800斤不能完成任务。朱采取一错再错的办法，用减少群众口粮抵这个数字。这样造成群众极为不满。
+
+　　4，违反生猪收购政策。今年4月份，朱长楷不顾国家政策，利用社长职权，硬要食品干部将其收购的生猪，把一头化为奖励生产好的队。公社党委陈书记发现这一问题，对朱进行了严格的批评。朱不但不深刻认识错误，反而追问食品干部为什么要把情况向公司反映。
+
+　　此外，朱利用职权，凭个人意气，乱发放社会救济款。13个干部共得救济款差不多占××救济款的3分之1。由于发放不合规，致使该多发未多发、该发未发。同时造成干部之间互相有意见。
+
+## 二、强迫命令
+
+　　朱长楷[有约6个字模糊不清]最不好的映像是：群众叫他为“朱大菩萨”。为什么群众要这样称呼他呢？因为朱长楷同志平时在工作作风上，由于强迫命令、打人、骂人，信口开河。群众不敢接近他所造成的结果。经过这次在群众中了解，具体反映有如下几方面。
+
+　　1，1957年春正式收获油菜的时候，陶元五中队第五生产小队××××杨德牙、杨春义都是十几岁的小孩在田里割油菜，由于他两闹的好玩，相互打骂，杨春义对德牙说：“你肏娘快割”，此时德牙又回答杨春义：“你肏娘像个×”。正当他俩争吵高潮的时候，恰巧碰上朱长楷穿着大皮鞋从此经过，听到他们骂出不堪入耳的语言，就怀疑这两个小孩是有意骂他的。结果就将在田里割油菜的小孩杨德牙叫到田岸上站在自己面前，不问青红皂白，就脱下自己的大皮鞋，直向杨德牙身上进行猛打，事不尽×情。正当朱打德牙的当中又将手持的大皮鞋掉到水田里去了，这样又给朱增添了更多恶气，觉得这样打还不能消去他胸中的怒火，如是又将德牙带到管理区从新进行拷打。据证明人说：“朱长楷同志准备取出板凳的脚作为惩罚的刑具，后被人劝阻才算罢去了德牙不应受的刑罚”。德牙自被朱拷打后，下过几次血，吃了两季药才算慢慢去掉伤迹，恢复健康。现在一提起此事，德牙的父和德牙本人就是热泪满眼，表示十分委屈不满情绪。群众都无不摇头道长道短。
+
+　　2，今年麦收的时候，参观评比时，铺分杨和杨千太同志是一个土改到现在的干部，一直表现很好。因为有块地被水冲坏了，棉花生长的不好，犁了准备重种，该队在生产上也不算好。朱长楷不是采取批评教育的方法来提高干部、达到改变落后的目的，而是采取粗暴手段揪住杨千太的耳朵叫他跪下，并说杨是破坏生产，不是好家伙，有反动思想等等大发脾气。要将杨送去扣押，这样杨的思想感到很难受，痛哭流泪，觉得这个干部没有什么干头。
+
+　　3，朱长楷同志的强迫命令显得最突出的口号是：去年消灭三类苗的时候，朱在一中队五小队的群众会上说：“棉花没长好，你们都得跪下，等到棉花几时长好了，几时你们再起来”。并抓住李明录的耳根要他跪下。
+
+　　4，万人大会时，在陶元一中队小队干部会上贯彻大会精神，他谈到干部的作风问题时，朱说：“原总支书记李立成贪污几百元，副书记陶竟成贪污180多元（查无此事），现在都要进行处理”。并说：“李现已调动反省”。此时提出“李立成的二哥李竟成（小队干部）也有问题，你们大家大胆提”。当时有一个小队干部说：“他个性强，爱骂人”。朱说：“怕么事，他不接受意见先撤他的职，再停他的火。两天后再开群众大会，公开逮捕××”。此时朱又提出李竟成的问题是如何的严重。李两次会均未到会，可是会上的情况他都知道。群众会第二天，李到云x去，杨浦人问他昨夜开么事会，李说是逮捕××人。他叹一口气说：“过二天我也不和他一样（逮捕的意思）”。从此后他很害怕，思想斗争激烈。同时他又觉得李委屈，家里40多斤粮食是湖儿送来的。因此包袱越背越重，越想越不通。相隔三、四天的早晨，他便主动扎朱社长想说明此事。早饭后他回到家中，面色和行为表现很不正常。他侄儿婿妇很怕他出问题，暗地注意他的行动。后来觉男女不便，去找她叔爷来，李竟成乘此机会喝了1605 药，死于中午饭时。死者家属也认为他死的不明不白，曾向公社和政法部门控告过数次，朱也主动上门三次向死者家属道歉，可是死者家属还是有意见。我们认为李竟成之死朱常楷同志有重大责任。因宋埠政法组先后进行了两次调查，我们未作详细深入调查，其××情况政法部门更清楚。
+
+　　其次朱长楷同志对待干部有了错误不是实行批评教育，达到提高干部的方法。从陶元各个生产队的干部反映来看，朱长楷同志对干部是逼迫一样粗暴无理惩罚的行为。如上月28号朱同四中队的干部一起回中队时，由于四队在生产上存在一些问题，朱就拉住几个中队的干部扬声大说：“这是×入娘个屄，我在这里培养一些党员是干吗？都是一些反革命坏分子，他娘的屄都撤职他”。朱长楷同志口出别人是“反革命坏分子，撤你的职，给我反省”这些重语，从陶元队的干部×××傻了，大家都说这是朱社长的出口话。由于这样，使得很多干部思想背包袱，顾虑撤职，不能发挥其积极作用。关于陶元管理区xx谷大队长强迫命令和违反政策等问题另有专题报告。
+
+　　 三人联合调查组李品文  郑国华  胡文兵1959年8月5日
+
+　　（县委：）
+
+　　关于朱长楷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事实经李品文等同志调查完全确实。朱长楷同志一贯不执行党的政策，我们建议县委给该同志行政上撤销副社长职务，党内给以严重警告并撤销党委委员职务。
+
+　　 程子玉59年8日
+
+　　· 来源：
+
+　　湖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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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3/000001.txt
@@ -0,0 +1,69 @@
+# 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及其批判
+
+　　<张世禄>
+
+　　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主要表现在下列的三个方面：1．对于汉语的错误的看法；2．对于语言的唯心观点；3．对于语言研究的形而上学方法。分别叙说如下：
+
+## 一  对于汉语的错误看法
+
+　　从前我竭力维持传统的错误说法：汉语是单音节语、孤立语、声调语、列位语；近几年来呢？虽然说是“有些是不正确的，有些是可以采取的。”而实际是保留原来的错误说法。
+
+　　关于汉语是单音节语的看法，到近年我实在还没有完全改正过来，我过去是竭力主张这种错误看法的。到了1954年所写的“中国语言学概要”这种讲义里说：“语言词汇里的词，多是双音节的，而创造词汇的原料又原来是单音节的，同时那种单音节的文字，又给语言以一些反影响，所以在汉语当中，常常有复音词和单音词互相转化的事实。这种单音和复音伸缩变化的现象，就显示汉语里词的一种弹性作用。由此可见，汉语不是单音节语，但是它的复音节的性质，又不象别的语言里那样板定的。”这样表面上否定汉语的单音节性，可是又说汉语的原料原来是单音的，同时又强调单音和复音相互转化的现象，可以伸缩变化，实际就是维持原来的谬论，而且给以辩护。到了1956年，我讲词汇的时候，讲到词和字的分别，已经明白地主张汉语不是单音节语了。可是在写“文字改革的理论和实践”里的一段，这一段是讲表意文字的形成的，说：“这种简易化的图形，由于经常的书写和使用，又趋向于定型化，同时在意义方面也逐渐地明确起来；于是原来表达完整句子的图形，变做一个个的字体，用来表达语言里一个个完整的词了。这就是从图画文字转变做表意文字的过程。”这段话，原来是参考谢尔久琴柯“关于中国文字的几个问题”这篇文章里的话。原文是：“书写符号——表意文字在这里不象图画文字似的表达完整的句子，而是表达个别完整的词或是词的独立部分（可能是音节）。”（“中国语文”41期20—21页）原文的“或是词的独立部分（可能是音节）”给我漏掉了，而只剩作“一个个完整的词”；这样提法显然是旧有的“单音节语”的观念在作祟。
+
+　　关于汉语是孤立语的谬论，到近年也还没有完全改正过来。我在1952年所写的“中国语文概论”讲义提纲里说：“形态三分法，认为中国汉语是孤立语，便不很确当；汉语里虽然没有变形作用，而有语法关系的派生作用，……所以现在可以断定中国语并不是纯粹的孤立语。”这样提法实际也就是肯定了旧有的“孤立语”的论点。后来在普通语言学的讲稿当中，说：“汉语不是绝对的孤立语，也有形态变化。”所谓“不是绝对”，就是“相对的否定”，也就是“相对的肯定”。
+
+　　关于汉语是声调语的谬论，到近年还是承认的。汉语里是不是利用声调来作为表示语法关系的一种派生作用，这还待讨论。可是我就根据这一点来说明汉语为声调语的特性。又在“中国语言学语音篇”讲义里说：“过去利用声调的区别来作为单音语对于同音词的一种补偿，显然是不济事了，所以为着避免同音词增多的混淆，必须使语言促进词语的复合化。”“中国语言学概要”讲义当中也说声调的区别是避免同音词混淆的一种补偿作用。这种补偿的说法是采取房德累耶斯关于语言发展的“赔补作用”的理论的。首先应该加以批判。这里表明声调语对于单音节语的一种补偿，就是承认了声调语，实际也就是肯定了单音节语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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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汉语是列位语的谬论，到近年也还是竭力主张的。在1952年的讲义里，曾说：“语序的重要，确是汉语的特征”；“依照语序来确定词性，依照词性来解释意义，这便是掌握中国语文的唯一方法。”在1954年的讲义里，又说：“汉语是世界上分析语的代表，在语法方面，注重词、语位置的排列法和虚词的应用，正和许多印欧语的语言注重词形变化的综合语性质相对立的。”这是完全依照西洋人向来对于汉语的错误看法。
+
+　　这几种论点之所以是错误的，就是由于汉语的事实不是如此。汉语从古以来在词汇里就存在着复音的词。至于孤立语这一个名称，根本不能成立，因为一般词在语言里总是有组织的关系，不是孤立的。或者叫做“词根语”，这也和汉语里从古以来就有词根和词根组合成为“合成词”的事实相违背的。现代语里，更显然具有几种词头、词尾，所以词根语的性质一说，在汉语里也是不能成立的。用声调来区别词义，实在不只汉语或汉藏语系的语言里有这种现象，世界上其他语言，例如瑞典、挪威语，也有这种现象。我承认应用声调的区别来和单音节语相互补偿的说法，承认了声调语，也就是肯定了单音节语，这是整个错误理论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列位语的意思，实际就是孤立语的意思，就是所谓“好象一套建筑的木料，都是同一形式集合拢来”，“表象主义，原子主义，把许多事物一件一件地单独地排列出来，用原子安排让人看出其中所生的关系。”所以要否定汉语是孤立语的说法，就应该否定汉语是列位语的说法。至于汉语语法上关于词序规则的重要性，并不能和列位语的性质混为一谈，正象一些复音词和单音词相互转化的现象，并不能和单音节语的性质混为一谈。所以我过去对于汉语的原来的看法和旧有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
+
+## 二  对于语言的唯心观点
+
+　　我从前曾经根据布龙菲尔德的“语言学导论”里心理学的观点来说明语言的本质和起源，说：“语言是用语音来表现意义的，语言只是人类的‘表现运动’所演化而成。”又说过：“有了思想和感情之后，用语音机关所发的声音表达出来，就成为语言。……思想和情感的增进，就是语言内容的扩充；语言的发展，处处是依照心理上的发展的程序的。又说过：“我们要解答语言的起源问题，最好并采诸说，而以精神作用说为归宿。”（见“语言学原理”“语言学概论”，1929—1933年间所作）提出“表现性”“表现运动”来作为语言产生的根据，这是十足的单纯心理学的唯心观点。这种唯心观点，就是以语言的表达功能为第一性，语言的交际功能为第二性，认为语言不是反映客观现实，不是社会本质，而是根据于人类的表现运动，形成为一种社会的习惯；这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观点。
+
+　　解放以后，虽然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斯大林的语言学著作，可是对于这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语言学观点还没有经过彻底的清算，所以表面上好象有些改变，而实际是原封不动。我在1954年的讲义里还是写着：“语言既然是一种用声音来表达意义的工具，又是根据于社会的制约的；”接着就把工具和社会的关系分割开来说明语言的性质。在1954年讲义关于词汇和词义部分，也写着：“语言是用声音表达意义的，而用哪种声音来表达哪种意义，又是依据于社会习惯所决定的。”这还是把语言的表达功能作为它的第一性，把社会上的交际功能作为第二性。忽视了语言的社会本质和它的基本的交际功能，当然要泯没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以及其他一切社会现象实际在语言当中的反映。把表达功能当作语言的基本实质，当然也就把心理现象来代表语言的一切活动。因此在1954年的讲义里，也竟然把概念来替代词，错误地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词组也认为是词，说：“因为它们都是语言组织当中的最小单位，实际上都是在语言结构上代表一个概念或一种功用的。”这样，便把词和某些词组也混淆不分了。
+
+　　我又把词汇里的一些变化简单地看做“事物名称的变更”。例如过去的“薪俸”变做现在的“工资”，过去的“仆人”变做现在的“工友”等，我虽然说“有些是直接反映着社会制度的发展、变化的”（“普通话词汇”73页），而把它们只是属于名称的变更。这是泯没了阶级斗争的历史事实的。“仆人”、“薪俸”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和“工友”“工资”是本质不相同的概念；这种变化是反映社会本质的变化，不只是名称的变更。又如我在现代汉语词汇的讲稿里，把“好人”“老实”认为可以当作委婉说法来代替“懦弱无能”“没有活动能力的人”等，这也是违反当前社会现实的。（这两个例子，我是和高名凯先生犯了同样的错误，在本年9月号的“中国语文”413页里他已经受到批判了。）又如我在1954年的讲义当中说：“在战争当中的报道，对敌军的移动或撤退说是‘奔窜’‘逃跑’等”是属于“增强刺激作用，用强烈的说法来更换词语的”；说“自己军队的移动或撤退，则说成是‘转进’‘转移阵地’等”是属于“缓和刺激的作用，用委婉的说法来改造词语”的。这不仅是抹杀语言词汇反映客观现实的真实性，而且代表了反动派所惯用的虚伪宣传的污蔑语言的手法。这是由于泯没阶级斗争和社会实际现象在语言当中的反映。
+
+　　至于把心理现象代表一切语言的活动，我在1954年讲义当中以及在词汇的讲稿中，可以找到很多例子。用缓和刺激作用来作为委婉说法的根据，用增强刺激作用来作为强烈和夸张说法的根据，我当时自以为有巴甫洛夫的“词是条件刺激物”这句话做依据的，实际还是用心理现象来代替语言活动，抽掉语言对于社会的绝对依赖性。又如，我一向应用心理学上联想的作用来说明语音和语义的关系、同源词的产生和词义的变化等。说：“声音和意义之间，在民族的习惯上，常常形成某种联想的关系，这就是所谓‘音义相关’。”“同源词是以同样的音素来表示相同或相类的概念。”又说词义的变化，依据于联想作用的“类似律”、“接近律”、“对比律”；说多义词也可以分做类似的（歧义）、接近的（歧义）、对比的（歧义）三大类。这可以见得当时完全是用心理学观点来处理词汇、词义的现象的。
+
+　　在1954年的讲义当中有一段话：“语义的确定，是为着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而语义的变化，也是为着适应社会生活的发展，所以每一个词有它的‘特定的价值’，又有它的‘现行的价值’。”这又是用房德累耶斯把语义作为价值的唯心观点来掩盖语言里的社会作用。又如我讲到词汇、词义的形成和变化，强调词的“适应作用”，说“没有这种适应作用，就要失去它的生活力；”强调构词里词的发展“成熟”的程度；这又是用自然主义的生物观点来抹杀语言里所反映社会发展的实际斗争。讲到语言的连续性或继承性，又说语言“是在历代的传习当中，创造、发展、形成的，”强调语言创造、发展、形成的方式，没有注意到人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历史是语言创造、发展、形成的原动力。其他，讲到文字发展、词汇变化、音韵源流、语音历史等，都是语文本身的发展、变化的现象，很少跟社会发展的历史和当前社会现实的斗争联系起来说。这都是由于用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语言现象，并且认为表达功能是它的第一性，因而忽视了它的社会作用。
+
+　　其他如房德累耶斯语言发展的“补偿作用”的理论，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理论，我应用它来说明声调的区别和单音节语的关系，这就是用唯心派的理论来卫护对汉语的错误看法。此外，我的唯心观点，在对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各家各派的态度上也完全暴露出来。我在普通语言学的教学当中，对自然主义派、个人心理主义、心理社会主义、结构主义、唯美主义等，都是先肯定它们的所谓可取的一面，认为是“优点”，再来批判它们的错误；这显然是站在资产阶级语言学的立场来批评它们的。
+
+　　对于汉语的错误看法和对于语言的唯心观点，当然是和我在语言研究当中所应用的形而上学方法分不开的。
+
+## 三  对于语言研究的形而上学方法
+
+　　把单音节的孤立语当作汉语固定不移的性质，这是十足地代表一种形而上学的语言观；形态三分法把世界的语言划分做孤立语、接合语、变形语好象绝对有区别的三种类型，其实是和事实相违背的。形态三分法的开始成立，在方法上也是极不科学的。当十九世纪初年，德国有个斯拉喀尔（F．schlegel）开始认为梵文和欧洲许多语言有亲属关系，于是他把印欧语和非印欧语分做两大类，后来又把中国语列成一类，这样就成为形态三分法。它原来是以印欧语为本位的一种分类法。我没有推究这种分类法的来源，就依据传统的说法，用它来规定汉语的性质，并且应用汉语词汇里一些伸缩变化的现象，所谓“弹性作用”来给它找证据，作辩护。这又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方法了。又如我把产生于本质不同的社会的词语，如“仆人”和“工友”、“薪俸”和“工资”等，竟然等同起来，认为是名称的变更，正如“中国语文”上所说“在方法论上是形式主义的，在认识论上是缺乏阶级观点的，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把表达功能作为语言的第一性，就把语言看成是心理的活动；这样就把语言里的声音和意义分割开来，把语义和社会的现实分割开来，把语言的产生、发展的经过和人民的历史、社会的历史分割开来，这都是孤立地、片面地对待语言的问题。
+
+　　除了上面所说的三个方面——对汉语的错误看法、对语言的唯心观点、对语言研究的形而上学方法——以外，还有重洋轻中（例如讲语言学理论，以西洋语言学为基本教材）、厚古薄今（过分强调古代作品的优点，甚至推崇儒家思想的作品，以致造成为封建主义思想来作辩护的后果；又以现代的事实任意地来和古代的事实相比附，产生许多不良的影响）、客观主义态度（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学说，都用优、缺点并举的方式来批判）、脱离实际（烦琐的考证，不从解决实际的问题出发）等这些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的表现。
+
+　　这种种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存在，当然有其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我从少长期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教育，也受了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影响。所以解放以前，我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当中，整个充满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一部分所形成的封建殖民地思想。当初主张所谓“全盘西化”，想用西洋资产阶级的伪科学来作为整理中国学术的基础；对于西洋的所谓语言学，几乎想全部地无原则地加以接受。在语言学理论方面，开始引用布伦菲尔德的“语言学导论”，后来又采取房德累耶斯的学说。在汉语语言学方面，完全接受高本汉的学说，到处给它介绍、宣传。甚至高本汉有些污蔑我们中国和汉语的论点，也不加觉察、欣然地加以接受。当时又有很浓厚的封建资产阶级思想，高本汉推崇汉字和文言文的学说，也加以接受；同时又维持许多传统的学说，象形态三分法等。此外还有个人名利思想在作祟，想抓冷门，赶时髦，认为高本汉的音韵学是新科学；当时有“古今中外派”来跟“高本汉派”对抗的，我认为古今中外派是陈旧的，势力也不及高本汉派之大。再后来，我曾经和一些反动政客有来往，想找所谓“根据”来为反动统治者粉饰，来为反动统治者散布有毒的思想；例如我在解放以前曾经根据高本汉的谬论，发表过反对新文字和汉字拼音化的文章，和当时进步人士处于对立的地位。所以解放以前，我之形成那种学术思想，是跟我的阶级立场、政治面貌以及个人浓厚的名利思想分不开的。
+
+　　解放以后，党给我很多教育，虽然在政治思想上有所转变，而在学术思想上改变得很少，或者原封未动。例如学习了斯大林的语言学著作，偏重于“语言学的主要任务是在于研究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而疏忽了斯大林的这段话：“语言是属于社会现象之列的，……因此要了解某种语言及其发展的规律，只有密切联系社会发展的历史，密切联系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去进行研究，才有可能，”不能领会斯大林语言学著作的唯物思想，所以我的语言教学和研究还是没有抛弃唯心观点，以致忽略了语言发展当中的社会作用。对于在汉语学说里的一些错误看法和高本汉学说当中的一些反动本质，还没有加以严肃的正视和彻底的清算。这是由于我自觉革命的努力不够，同时又错误地把政治和业务两方面分割开来，以为学术思想并不象政治思想那样急需改造。这样，我就放松了业务的改造和学术思想的批判，以致继续散布了资产阶级语言学说的毒素，造成教学和科学研究上的巨大损害。这是我深深地辜负了党的教育和期望。
+
+　　我对于汉语的错误看法和对于语言学的唯心观点、形而上学方法，这样一些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表现，从它们的然害性来看，主要可以举出如下的几点来说：
+
+　　（1）说汉语是单音节的孤立语，用来证实形态三分法，实际是为着种族主义者的语言优劣论做注脚，在语言学上为着帝国主义侵略者对待殖民地的罪恶行为来找理论的根据。
+
+　　（2）说汉语是列位语，导致汉语无形态、无词类的结论，以及虚无主义的汉语语法论，实陈也就是说汉语是无机的、原始的、低等的语言，对于我们伟大的民族及其语言横施以罪恶的污蔑。
+
+　　（3）说汉语是单音节的孤立语，用来说明汉字的性质很适合于汉语，否认汉字和语言之间矛盾的存在，为着主张单音节制的方块字不能加以改革的论调找语言学理论上的根据。
+
+　　（4）说汉语是声调语，特别强调汉语里声调现象的重要性，对于单音节语有一种补偿作用；于是就以为拼音字母不便于表示声调的变化，以之作为一种反对文字拼音化的理由。这是一种违反广大人民利益的谬论。
+
+　　（6）用心理现象来代表一切语言的活动，导致语言的研究脱离社会的现实，脱离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不但使得语言学成为一种空洞的理论，而且用来给帝国主义者和反动统治阶级供作粉饰和散布毒素的“根据”。
+
+　　（6）把一切语言的活动看作是心理的现象，在词汇学上也就抽除了词义的客观真实性，把词义的解释引导到近似反动“语义学派”的结论。
+
+　　（7）把语言的发展和社会的历史分割开来，使得音韵学和历史语音学都成为一种脱离实际的科学，并且使得词汇的研究也脱离了社会现实的斗争。
+
+　　（8）把语言学脱离现实的社会，因之对于古代作品的解释，就不能结合当前的思想教育来给古代的封建思想以有力的批判，甚至对封建思想给以无意识的宣传。
+
+　　从上面所举出的几点危害性看来，我的种种腐朽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过去不知毒害了多少青年，迷惑了多少读者，给了他们多少恶劣的影响，而招致教育文化上难以估计的损害。在解放后这几年，受到了党的教育，还是保留着这种包含毒素、变质发臭的所谓“知识”，没有加以彻底批判，以致在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害，这实在是无可原恕的。近几年来，我自己在政治思想上，也受了这种沉重的学术包袱的拖压，不能轻装前进地迅速改变自己的阶级立场。
+
+　　当前处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祖国正在加速社会主义的建设，向着共产主义过渡，时不我待，如果还不决心自我革命，脱胎换骨，那末，我的存在的意义，正如人民日报社论所说，将只是个“反面的教员”而已。毛主席指示我们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同志们、同学们给我的帮助当中，曾经提出关于我的思想改造和政治立场问题，世界观的问题，对于新社会的感情问题等等，确实使我最受感动，我必须不断地用来警惕自己。我一定要端正自己对学术批判的态度，克服种种顾虑，诚心诚意接受党的教育和同志们、同学们的帮助，一方面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一方面把存在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加以彻底的清算，同时对于高本汉等语言学说的反动本质也加以无情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务期拔尽白旗，树起红旗。希望同志们、同学们继续多多帮助。
+
+　　来源：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系语言教研组编《资产阶级语言学思想批判》，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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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3/000002.txt
@@ -0,0 +1,43 @@
+# 浙江省昌化县委关于洲头乡鸠南社阶级异己分子复辟事件的处理决定(摘要)
+
+　　去年八月下旬，洲头乡鸠甫农业社党分支书记俞龙山(非正式劳动农民出身，其兄俞龙时系反革命分子已被判刑，因而对党不满)，乘乡、社主要干部去县开会之际，勾结村治安员汪澄(系地主出身的流氓分子，其堂兄是伪乡长，已被枪决，因而心怀不轨)，假借以制止小偷偷窃为名，开办小偷集训班，先后集训了十六人(其中临时抓来××的三人)，历时二十三天。被集训的人员中，有贫农十名、中农三名、地主二名、富农一名；年龄十八岁以下的五人，最小的十一岁，最大的六十三岁。
+
+　　集训方法极其残酷，尤其对待贫农和土改、镇反中的积极分子的手段更为恶毒。他们对集训的人员，白天强迫劳动，晚上集体睡觉，每天只准吃稀饭。他们还私立公堂，严刑拷打，采用老鹰扑鸡、四肢捆缚、高空悬吊，以及用小刀、刺刀、竹刀、竹×、捆棒、罗绳、铅丝、铁索等刑具进行吊打，刑审逼供。由汪澄设计坦白交代登记进行审问，社卫生保健员金国平(其叔父金品昂系反动地主，一九五一年三月被判刑七年，同年八月畏罪吞金自杀；其父一九五一年诬告干部被逮捕法办，判刑一年，因他对党心怀私恨)，负责记录并兼管伙食。被集训的十六人中，受悬梁吊空、老鹰扑鸡、乱棒毒打的六人，戴上手铐脚镣的二人，被吊打得大小便撒在裤上的二人；其中轻伤四人，重伤致死的一人，折磨致病的一人。
+
+　　被害最严重的是土改时曾积极向地主开展斗争的贫农郑仙花。郑的丈夫已去世，有四个孩子，最大的十三岁，最小的不到二岁，家里生活贫困，但从不贪人家便宜。其女李妙红，十一岁，年幼无知，曾偷社管理委员李维林(党员)家苞罗三蒲，被郑发觉后，当即批评其女，并亲自将三蒲苞罗送还李家，向李道了歉。而李竟抓住不放，当即拖郑在苞罗前罚跪半天。集训班成立后，郑又被以“教子女偷东西”的罪名送去集训。当时由汪澄动手捆缚，李维林在楼上拴绳，将郑悬吊在梁上，然后叫民兵俞汉宾等七人轮流进行毒打。从吃晚饭吊到半夜，郑多次要求解大小便也不准，结果大小便拉在裤上。民兵俞汉宾、俞定根、俞铁牛等人嫌臭，又先后将郑拖至牛栏里、祠堂里吊着，致使郑右臂、胸口受伤，双脚发肿，至今未愈。郑被吊打的当天晚上，家中只留着一岁和五岁的二个小孩无人照管。
+
+　　郑的十一岁女儿李妙红，被李维林、俞龙山、汪澄等人用铅丝缚住四肢关起来，开始吊得较宽，该女孩先后脱逃四次都被抓回毒打，最后一次用老虎钳绞紧粗铁将其四肢捆绑，轮番进行毒打。该女孩被打得遍体麟伤，大便闭塞，小便不能控制，全身×臭，阴道流出三根血带。此时，汪澄见状不妙向俞龙山报告，俞竟毫不在乎地说：“××是吃苞罗发涨，不要紧的”。后来情况更加严重，才叫其母郑仙花带回，经郑再三哀求，才准解开脚镣，但不准解开手铐。领回第三天晚上李妙红就死了，死时手上还缚着铅丝。郑仙花的二个儿子也曾被悬梁毒打过，大儿子李百荣被吊打二次，右手受伤，××李安法被捆绑折磨得昏倒数次。他们并数次提出要将郑仙花全家赶往安徽省去，因遭到他社干反对未达目的。
+
+　　贫农俞林海的儿子俞生浩，现年十二岁，因拾了二十五颗山核桃，被罚了二十五颗工分，一元钱。后又被俞龙山抓到集训班里，用刺刀毒打，并指使民兵将其拖出假枪毙，进行威吓。俞生浩被折磨得大便拉满裤子，他们就将其裤子脱掉悬在梁上毒打，×致脚被打伤出血。俞林海的女儿俞红娥，也被诬为偷东西而拉进“集训”。当时俞林海的妻子生病，家中无人烧饭、带孩子，俞只得自己跑到集训班来顶替女儿坐牢一夜。×女儿未回集训班，就不让俞返家，直到其子赶来说俞妻病重得昏过去了才准偷返家。
+
+　　中农俞少君，其妻受汪澄勾引通奸，汪企图长期占有俞妻，就借“该人思想落后要改造”为名，将俞抓来集训，并将俞父送到教养队。俞被关在集训班中不给吃饭，不准睡觉，折磨致病，又不给水喝，他只得用破碗接屋管水充饥解渴。
+
+　　中农陈君也遭受严刑逼供。开始时，金国平用刀打陈面部，继而汪澄、金国平、陈君悬梁吊打，并威吓说：“如果交代不出，永世不让回家”。陈熬受不过，被迫承认已被捏造好的材料。俞龙山看了洋洋得意地说：“人真犯贱，不吊不讲，吊了坦白这么多。”陈因被折磨过重，右手受重伤，已花医药费近十元，至今未愈。
+
+　　他们进行这些罪恶活动，生怕泄露出去，就在集训班大门口贴了一张“谢绝参观，不得停留”的条子，路过的人虽时闻屋内的呼号声，也不敢向里探望。有些群众就私下议论纷纷，说共产党的政策变了，有些社干部也不敢向上反映情况，一度造成人心惶惶，干群思想十分混乱。
+
+　　在这件事件发生以前，该社也以俞龙山等人为首举办过所谓“教养队”。在四季豆成熟期间，李维林曾以抓小偷为名，毒打过郑仙花之子李安法，当时社长许栋梁不但不以制止，反而在大会上宣称：“对小偷看到就要打，什么地方偷就吊在什么地方”。因而该社六——九月份不断发生吊人、打人现象。乡里知道这些情况也制止不力。这次事件发展到积端严重时，社长许栋梁曾写信给副乡长王明德，说：“社里办了集训班，李安法、李妙红快被打死了，要求乡里速派人来解决，否则自己责任担当不起”等等。王明德见信后，丢在一边置之不理。许未见派人来处理，又写信给乡总支书记胡干云，胡阅读信后，只叫邮电员带个口信说：“不准打、不准吊”。直到县委发觉了这一情况后，指派公安局干部邵振朝、乡长邵树火前去释放，继之又派了检查组先后作了三次调查，认为这是一个由于组织不纯，阶级异己分子、世仇分子和坏分子趁机反攻复辟，加上某些干部的革命警惕性不高，和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缺乏深入检查和有力制止，因而造成伤害人命的沉痛事件。
+
+　　县委认为这一事件一方面反映了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反攻复辟和打击报复活动，××××包含着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在处理过程中必须充分发动群众，经过放鸣辩论，×××是非界限，严厉打击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的不法行为，并且由组织部副部长、监察院书记、法院院长等七人组织专案工作组，对有关人员进行严肃处理。结果如下：
+
+　　村治安员汪澄，男，二十九岁，漏划地主，解放前不劳动，曾随其堂兄汪翰(伪乡长、××地主，已枪决)一起生活，至一九五零年分家。后参加我县大队工作，于一九五六年失业回家，不积极劳动，争工分，对社里生产不负责任，给社看管的二条耕牛，一条××死，一条被老虎所食，至今未作赔偿，社员极为不满。由于堂兄被我镇压，汪心怀恨，趁此机会对我基本群众——贫农进行残酷迫害。在办集训期间，汪亲自悬空吊打了六人，其中一人致死，三人受重伤。汪还指使金国平限紧口粮，不准被集训的人吃干饭，强押他们服劳动苦役。该人犯罪情节十分严重，决予逮捕法办(已捕)。
+
+　　党分支书记俞龙山，男，二十八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一贯不劳动，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其兄俞龙时是反革命分子，曾任国民党昌化县党部佐理员，于一九五八年八月被我判刑二年，双方关系相当密切，因而心怀不满，是本事件的主谋者。俞与汪澄密商策划这一事件，亲自吊打三人，其中李妙红即由其亲自加铐并与汪澄一起毒打致死。汪还与李维林一伙企图用赶走方法迫害郑仙花一家。该人犯罪情节极为严重，决定开除其党籍，依法惩办(已捕)。
+
+　　卫生保健员金国平，男，二十五岁，中农。其父金华源，土改时曾诬告我干部而被逮捕法办，其叔父金品昂是反动地主、伪乡长，土改时吞金自杀，为此怀恨在心。在办集训期间，金接受俞龙山、汪澄的指使，并蓄意为其父、叔报仇。如在审问陈君时说：“你为什么在土改时斗争我父亲、阿叔这样积极？”金是吊人打人最凶恶的一人，参加打死的一人，打伤的二人，并对被集训的人限紧口粮。该人犯罪情节十分严重，决予逮捕法办(已捕)。
+
+　　上述罪犯在办集训期间，一面叫社内日夜记工分，一面要被集训的人交纳灯油费用(已收十元)，以此敲诈勒索。
+
+　　管理委员李维林，共产党员，意气用事，迫害吊打郑仙花及其子女四人，参加毒打十一岁女孩李妙红致死，并积极策划要把郑仙花一家赶去安徽省。据此，应予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行政职务。
+
+　　（副乡长王明德，接到社长许栋梁反映此事的来信阅后丢在一边，置之不理，不关心群众的疾苦，严重的官僚主义失职行为。当县委追查此信时，王又隐瞒不交，推卸责任，欺骗组织，对党不忠诚。应撤销副乡长和人民委员等行政职务，并向群众作深刻检讨。）
+
+　　乡总支书记胡干云，接到社长许栋梁来信反映情况，知道此事而未引起足够重视，只叫邮电员带个口信了事。李妙红死后又未及时前往调查处理，事隔十一天才派人把被关押的人释放，对死者家属和受伤者也未进行抚恤慰问。这是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应作深刻检讨，并酌予纪律处分。
+
+　　社长许栋梁，在办集训前后有错误言论，但在研究决定集训人员时不在场，也未参加吊打。问题发展到严重时，许曾二次写信向乡领导反映，目前工作也较积极。据此，(下缺)
+
+　　来源：四川省委办公厅“各省市、自治区农村人民公社文件汇编(1959)”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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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3/000003.txt
@@ -0,0 +1,25 @@
+# 四川梓潼县委的检查报告
+
+　　……
+
+　　……扩大百分之十二点四，但是由于决心不大，计划没有落实到队、到块，因此计划是计划，行动是行动，结果只完成了三十万七千九百六十亩，与去年比较反而减少百分之十六点三六（原报减少百分之十八，经最近核实只减了百分之十六点三六），如果以亩产一百五十斤计，仅此一项就减产百分之十五左右。
+
+　　再从少种多收上检查，大面积的高额丰产田和一般田的培植上也是存在虚报浮夸的现象，丰产田既未做好，一般田也搞得很差，约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小麦是结穗很短的“蚊子脑壳”，除去种子每亩只能多收十斤、二十斤，所以单产增长的幅度也不大，由于面积的缩小，单产虽较去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五，但两相弥补终于降低总产增加的幅度，使小春生产成绩不显著。
+
+　　第二，在贯彻小春技术规格措施逗硬上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虚报浮夸现象，这是不能提高单产增加产值的根本原因。首先从播种季节上检查，由于未贯彻一开始就抓紧，因而播种进度不快，一直拖到十一月底，还有百分之二十的小麦，仍在下种。农时季节不等人，第一环措施就落了空。再从播种质量上检查，当时各区、乡自报深耕一尺五以上的面积为十三万八千亩，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施肥量在二万斤以上，密植条××播面积占到百分之四十以上，实际情况如何呢？真正深耕到一尺五以上，底肥达五万斤。××用种五十斤以上的只是少数高额丰产田，其余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一般田，都是深耕五寸至八寸，底肥不足万斤，用种量在三十斤以下。
+
+　　在转入田间管理阶段时，又由于我们抓得不紧，劳力调配使用不当，所以也未突击上去。十二月底，正属全力投入小春田间管理的最好时期，但是我们安排搞了一次除四害运动，一月初旬集中百分之八十的劳力，突击发展多种经济，直到电话会上地委批评了梓潼田间管理落后时，才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立即采取措施进行了扭转，虽然广大干部和群众一直奋战到大年初一才下火线，但与先进地区比较，显然已掉队很远了。
+
+　　第三，为什么措施不能逗硬呢？主要是由于我们对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不好，贯彻群众路线不够。应当肯定干部中大多数是干劲十足，能真正的贯彻党的政策指示的，但是在飞跃发展的形势下，却有少数同志的思想是落后于客观形势发展的，在大势所逼的情况下，全县十八个公社党委第一书记中有二个（占百分之九），在困难面前畏缩不前，在贯彻技术上采取了说假话，欺人自欺的手段，另有六个党委书记（占百分之三十三点六），由于自己就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右倾保守思想，对上级党委提出的任务、要求，自己思想上就不通，在怕挨批评的幌子下，有意见不提，所以在实际贯彻执行中走了样，腰不硬，劲不大，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缺点，也就更加显得软弱无力了。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贯彻群众路线上就不敢大胆发动群众，而是怕群众中的落后思想占了上风，自己没法解决，怕要求太高群众办不到，会埋怨自己在“冲壳子”，所以在贯彻技术措施时，产生了不是强迫命令，就是放任自流的两种偏向。加以我们又未充分的运用表扬先进，树立标兵，总结成功经验，用事实教育提高群众，抓两头带中间等一系列的政治思想鼓动工作和先进的领导方法，所以增产措施不能及时地贯彻到群众中去，有许多地方只是停止在生产队上。
+
+　　第四，从我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上检查，是存在着一般化和不深入的官僚主义作风。一九五七年三区发生“闹皇帝”事件后，地委即指出我们今后应多从克服官僚主义作风，贯彻群众路线上下工夫。事隔二年，虽然在这方面有了不少的改进，但距地委对我们的要求仍是很远的，除小春增产不多外，最近又发生文兴公社，因组织不纯，尅扣粮食，造成饿死人的事件（正在处理中）。由于我们深入实际不够，或者是深入实际，但是抓不住关键，掌握下面的具体情况少，所以在工作的布置上存在中心不突出的缺点，由于中心不突出，领导一般化，就很难使下面的同志抓住每个时期的特点，组织动员起广大群众展开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的小运动，真正造成声势，脚踏实地的把每项事情做实在。
+
+　　正由于我们工作不深入，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这就极容易助长下面的虚假浮夸。远在去年九月大搞钢铁的前夕，我们在二区召开全县性的评比大会，当时二区区委会为了获得全县的红旗，有意虚报一九五八年增产百分之一百二十一。当时我们虽觉查到这点，但未及时严肃地提出批评，借以教育干部，纠正正在萌芽的虚假浮夸不良倾向，致使这股歪风逐步蔓延，发展到有些区乡的负责干部也照样虚报情况，明知所报小春普遍追肥三次有假，既不纠正也不反映，虚报的结果使全县小春产量不高。
+
+　　再从县委的领导方法上全面安排统筹兼顾上检查是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的，特别是去年大搞炼钢时，表现得较为突出，九月份省委发出全民炼钢的指示后，全县共抽调三万人上山，占总劳力百分之二十以上，当时劳力已显得紧张，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缺乏全面安排，未积极的从开展技术革新，提高工效上打主意。正值抢种的十月中旬，为了支援前方，又组织了五万人上山烧炭（前后十天左右），由于当时劳力组织得不好，又（下缺）
+
+　　来源：四川省委办公厅关于农业生产工作的指示及井泉同志在温江各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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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3/000004.txt
@@ -0,0 +1,57 @@
+# 贵州省黄金区水狮乡和大同区的华平乡关于党员违法乱纪情况及组织处理意见
+
+　　[贵州省地县关于监察工作的会议文件]
+
+　　（上缺）要克服姑息迁就的右倾思想，又要防止简单粗糙的作法。对犯有错误的党员可以在党内改正的，且本人愿意改正错误的党员，应该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把他们留在党内加以教育，帮助他们改正错误。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发动群众揭发和批判他们的错误。如果经过揭发批判表示坚决改的，不一定给予党纪处分。如果他们表现不好，这次整党中又不接受批评，不愿下决心改正或者改的决心不大，应分别错误性质，情节轻重，给予适当的党纪处分，甚至开始党籍。如果三类党员中系预备党员一般应延长预备期，如果已经延过一次预备期，这次应取消预备党员资格。至于三类党员处分面的问题，根据两个乡的甄查和支部研究的结果，在14个党员中需给予组织纪律处分的预计为3人（其中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1人）占三类党员的3.18%。
+
+　　现将三类尚需受组织纪律处分的错误事实和处理意见，分别列后：
+
+　　王炳演，男，年30岁，汉族，家庭成份贫农，现在新下中农，本人出身农民（系华平乡三合社人），1956年元月26日入党（预备党员），现任三合社生产委员。
+
+　　（1）今年元月25日通知社员开小队会，有意煽动社员，对粮食工作不满，他说：“你们不来开会吗？找不倒放法，像火烤谷子那样，每100斤要抵18%（因火烤谷子比太阳晒乾，18%是相差的水气）的口粮不合理，这样老火！你们现在不谈，将来又说是我们社干与你们教的。在修青顶上水闸的工地上，说我想犟了，硬是要谈，去劳改还好点”，在当天的小队会上，鸣放时说：政府把火谷抵18%口粮不合理，卖余粮不抵任务，分给社员要抵，干部吃得多，农民吃得少，你们（指干部）不拿与我们吃饱，如何干得起活啊？毛主席这个计划我不懂，“搞建设是搞农民的肚皮”，今年粮食硬是老火，山上毛狗儿都找光了（是一种野生的红将头），我若今年不饿死，嗅牡丹也要开三年的红花。（他认为没有吃是个别社干整他）。
+
+　　（2）在县预备党员训练班学习回来的第二天早上，就大叫今年要“饿死人”，“农业社那样都整光了”（指烧山土地属于社有），“政府硬要整死人”。
+
+　　该员闹粮不分场合地点，逢人便说：大喊大叫今年“要饿死人，老火得很，政府要整死人”等语。从他闹粮起到元月25日止有两个月之多，全家8口人，自己叫吃菜20多天，据了解每天每顿食米4盒到6盒（这样吃只有半个月），前后共在外面借米7升，由于在他影响下姚春悔、汪柱良、曾树成等10多家人跟着闹起来了。
+
+　　（3）在今年的兴修水利也不积极、不热情，有时还反对。在小会上讨论培修福星园水塘时，群众一致提出要修，但他思想不通，说：修来干啥，反正不起作用；
+
+　　（4）在推广双季稻和扩大油菜作物时不愿种，认为种菜子费工，又不抵任务，不如种麦子强，支部再三强调服从国家计划，要坚决完成播种任务时，他说：“以难为难再吃斤半”。推广双季稻时说：双季稻不好，你们看吗这个样，浪费人力、物力，太种多了。
+
+　　（5）四级干部会议后，支部贯彻县委提出的粮食增产赶潮安，生猪生产赛绥阳时，社把社员的土地都整光了，自己种菜吃都不够，有那样喂猪啊。
+
+　　组织处理意见：取消预备资格。
+
+　　黄明清，男，35岁，成份老上中农，个人出身农民，汉族，不识字，系华平乡桂香社人，现任桂香社主任，1954年11月份入党，正式党员、党小组长。
+
+　　主要错误事实：
+
+　　（1）在1957年粮食征、购工作中不执行支部决议，先私后公，该社粮食任务未完成，未请示支部，就将口粮（按以人定量）分80%给社员，支委委员林夕贵（下放社主任）发觉后进行阻止，但他仍然坚持自己意见，分给社员黄谷20000多斤，并威胁支委林夕贵说：“不分，我的工作立马就不干了”。
+
+　　（2）对粮食征、购不但不执行支部决议“先公后私”，相反的还要在大同酒馆和孔家搞出去的路上发出一些不满的言论“今年的粮食工作这样搞，明年生产搞不好，我们社员思想就不通，就不干生产了”。这样的谈论，是经常的并不是偶然的。
+
+　　（3）在57年11月份四级干部会议期间，因为林夕贵（下放在桂香社主任，支委委员）到县开四级干部会议，他伙同学员吴中林（舅子），毛成章把国家统一收购的商品桐子挑去卖给四川（因为四川价格比贵州高点），又组织社员把桐油子来打油三榨，共30多斤油，油打后把打油的小榨毁了，以免支部发觉。另外，不向国家纳税。
+
+　　处理意见：严重警告。
+
+　　代正文，男，33岁，家庭出身新上中农，本人成份农民，系大同区华平乡人，1954年入党，现任华平乡支部书记职务。
+
+　　主要错误事实：
+
+　　（1）对粮食工作有严重的右倾思想，不执行区委决议。9月20日区委开大会讨论增、减产问题时，对何生才说：“今年任务重，目前，五云社（区已往的重点）有些人就没有饭吃了，明年要出现五四年那样的情况，会议决定全区是增产5%征、购任务是11月5日完成任务，10日后推尾欠。11月10日华平乡未完成。自己住的五云社就差30000斤，占全部任务49.1%，又指使三合社主任不要运输了。又在整党会上说：“你们这些主任硬是老火，怕啥完不成，你们就说完不成的话，你怕说不到找吗”。11月份区委书记周文炳同志赴省开会，召开的支书会，区委决定各乡回去开一天半的支部会，他只开了支委、社主任合并开了半天，使粮食工作、蔬菜播种解决不深不透，简单的说：你们不要怕，完不成不会打屁股，对其他社强调先公后私，自己住的五云社扣了三万斤，影响全乡140000斤，拖延到12月份才完成任务。
+
+　　（2）制造粮食紧张空气，区向乡布置粮食任务后，就回家对自己的爱人王德珍说：“今年的粮食紧张得很，你去赶场买点红苕来掺着吃（因王德珍怕麻烦未买），王德珍就这样运粮，不在家中吃早饭，到场上去买饭吃，有时因饭卖完了还要在场上闹，不要驻社干部李学明、贾金成等在他家吃饭，该员说：“我家劳力少，分的口粮不多，将来乡的干部吃饭都要各人去想办法，今年的粮食硬是老火，我全家七口人，每天还要摊一升米”。自己住在五云社，带米下组，检柴在社员家中煮来吃，并将自己这种办法，在华平乡干部中进行传播交流，故意在群众中制造粮食紧张空气。
+
+　　（3）对反瞒产抱着不负责任的态度，甚至抵触，盲目叫喊减产，带头瞒产。在华平乡的干部会议上向乡干部布置，我们全乡反瞒产，只有劳动、三合两社未彻底，有搞头，其他的八个社都已转向合作化为中心，实际全乡各组反瞒产未彻底。民族社即增产7%。并带头瞒产，将红苕收入800斤报为300斤至500斤，包谷收入1斗，只报2升至3升。
+
+　　（4）对完成今年的小季任务（播种）有严重的右倾保守思想。在乡召开的社主任会议上，对区委布置的任务929亩，未作深入的思想工作，只简单的向社主任说：“完不成怕啥，反正是实事求是”。不坚持党的原则，连自己家中自留地可种7方丈菜籽，认为种菜籽费工，养粪，收入少，只种4丈，从而使全乡有364亩未完成任务，占任务50%。
+
+　　在1957年反击地、富、反、坏的斗争和大辩论中，立场不坚定，抱着同情的态度。如自己掌握的五云社，斗争陈孝先，自认为拉兵是过去的事，斗争他没有什么现实作用，因而，就对会场放松领导，形成自流的现象。在大辩论中，三合社驻社干部李学明向支部请示辩论王玉清（系代的内公）富裕中农（占社内土地，侵占国有林放高利贷，做投机生意等），该员说：“这些人是社干家属，教育就可以了”。（根据群众反映是他包庇的漏网富农）
+
+　　（5）侵占社内土地。在工作中，依靠富裕农民，因自己家中侵占社内土地2亩，为了避免别人揭发，在去年就亲自掌握三合社，将一个老上中农黄子云选来当社主任，对党员陈海江（贫农）抱着鄙视的眼光，向代反映问题不相信，三合、五云社的积谷找一个老上中农李明光保管了五、六年至今未算（下缺）
+
+　　来源：1959年2月23日“关于党员违法乱纪情况及组织处理意见”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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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3/000005.txt
@@ -0,0 +1,17 @@
+# 中共四川潼南县委关于解散柏梓乡琼江社党支部及该社贪污集团的处理决定
+
+## （一）
+
+　　柏梓乡琼江社是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由七个小社建成为高级社的。全社共有四百二十三户。社内建立了党支部，有党员二十三人。贪污集团首要分子卓兴盛（区委委员、社主任），从五四年建立初级社起，就与会计卓云金（党员）互相勾结，开始贪污合作社财产。建成高级社后卓兴盛、旧云金又把党支书夏全五、副主任龙绪友、出纳陈昌海拉下水，形成了贪污集团。至五八年建立公社时，该集团成员扩大到二十三人。计有党支书一人，正副主任三人，会计一人，出纳一人，监委主任一人，区队委员一人，治安委员一人，副业组长一人，大队长七人，大队会计四人。其中有党员十四人（区委委员一人，分支委员七人）占党员总数百分之六十。共青团员二人。先后贪污了合作社财产二万零二百零七元二角四分（其中包括集团私分四千八百六十四元七角五分）。事实查清后，经过教育目前已追出赃款三千四百五十八元二角二分，新棉絮十四床，各种衣物三十九件，皮鞋、[此处有1个字不清]鞋九双，各色布匹一百六十九尺八寸。
+
+　　该贪污盗窃集团，一直活动了五年之久，社内主要成员都成了贪污集团中的首要分子，相互勾结，狼狈为奸，贪污巨大金额。他们采用了收入不上帐、收多报少、造假帐、贪污社员现金、撕毁单据、涂改发票、互相证明、谎报开支，以及贪污贷款等手段大肆进行贪污盗窃活动。如五六年、五七年社上卖棉花给社员，贪污集团分子将收入现金以多报少，贪污了人民币九百一十四元三角五分；五八年贪污了砖瓦和运输收入的人民币二千三百五十六元四角九分；五八年二月社上出售肥猪十四支，价款四百三十元，全部未上帐，被社主任卓兴盛、会计卓云金、出纳龙绪友、陈昌海等四人共同贪污了。一九五五年转高级社时，小社余有现金四百三十元，卓兴盛与卓云金共同策划，在帐上做了一笔假支付帐，将此款全部贪污了。并用伪造假帐重扣重收等方式贪污社员现金收入。如五八年卓兴盛等将社存余款和储备粮筹卖给社员，打成欠条，在小春分配中，除按所欠金额全部扣除外，会计又在帐上做成社员超支帐，从中贪污现金三百七十五元三角六分。对于政府历年发放给社员群众的各种贷粮贷款，他们采用了统一由社内偿还，贪污私人还款、私人借贷由社付给等办法，贪污了人民币三百零四元。如卓兴盛五七年私人向社员借款二百元，就是合作社用了，全部由合作社偿还。建社后又从合作社现金内扣除了一百零四元，付还耕牛款。再次是，互相证明，谎报开支，涂改单据，从中贪污，五八年卓兴盛给社土购买毛猪借故说发票掉了，自己出了一张证明，将价款报大，从中贪污了人民币二百元。
+
+　　该贪污集团为非作歹，欺压群众，社员有话不敢说。如五七年预备党员何光富向区反映了卓兴盛等贪污事实，区委陈德贵同志不查事实真象，错误的认为何在党内制造是非，破坏团结，停止了何的预备党员资格，助长了卓兴盛等的嚣张气焰。直到发现贪污集团时止，没有一个支委坚持真理，主张正义。五八年十月贪污集团分子龙绪友等将公社的棉花拿了二百多斤去制棉絮，龙向氏向其他社员摆谈了这一情况，被龙知道后，对龙向氏进行百般威胁，要弄座高板凳（一种残酷的肉刑）。卓兴盛更是任意殴打社员群众。六十几岁的社员卓云兆，因年老体弱，吃饭去迟了，没有菜在厨房拿了一点盐巴，被卓一阵拳打脚踢，还把卓云兆担在门坎上，群众敢怒不敢言。
+
+　　该贪污集团，长期未被查觉的主要原因是：领导上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驻该社的干部樊崇德同志，工作不深入，事情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竟还一点都不知道。区委陈德贵同志，不倾听群众意见，把坚持真理、向党反映情况的预备党员何光富同志，错误的给予了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处分，助长了卓兴盛等的气焰，使该集团得以继续进行贪污活动。一九五八年卓兴盛、夏全五都花了一千多元现金修了新瓦房，每场聚集十多人在合作食堂大吃大喝，一天两三次，杯盘满桌，一次要买罐头十来筒，烧腊十几二十斤，挥金如土，贪污事实已明显暴露，乡上也有发觉，总支也会讨论过他们的贪污问题，但由于决心不大，认为不好查，没有及时进行处理，使该社的贪污问题长期没有揭发出来。以致发展到有些社员也乘机盗窃社的财产，如三队食堂会计高秀云，管了两个月伙食，就贪污了现款十三元，大米二十斤，猪肉三斤。该社的三十二个船工，五七年、五八年先后集体私分了运输费八百九十一元七角五分之多。根据调查统计：全社一千七百八十一人，有六十多人都有程度不同的贪污、私拿社上财产等行为，问题非常严重，大大地影响公社的发展与巩固。（下缺）
+
+　　来源：四川省委办公厅“省委关于整顿人民公社工作的指示(三)，1959年”。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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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3/000006.txt
@@ -0,0 +1,17 @@
+# 中共武昌铁路地区党委监委关于武昌北站货运车间违反粮食政策对有关人员的处分决定
+
+　　武昌北站货运车间在3月下旬领取职工夜班补助粮时，由于粮店人员的疏忽大意，在发放粮票时，将其中一卷10斤一张的粮票当成了1斤一张的发给，同时在其他几卷粮票中也有多出的，共计多出粮票885斤。在发觉粮票多出之后，本应迅速将此粮票退回粮店，而货运车间经办领粮票的陈宾泽同志却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我们缺粮同志很多，正是要都没有地方要的时候”，再说“这又不是钱，不能讲贪污，没有什么关系”，不愿将此粮票退回，并将此一情况向车间工会周连达、杨裕才（党员）和货场主任刘高发（党员）等同志作了汇报。周连达、杨裕才知道此事后，不但没有制止，反认为“这次工会可以为职工办一件好事了，是一个好机会，退回去可惜”，而同意将此粮票留下。货场主任刘高发身为车间负责干部，不但对这种违反粮食政策的行为没有坚持原则，制止此事，同时还授意陈等将此粮票换一部分全国粮票留着机动掌握，其余分给车间所谓缺粮同志。当换全国粮票时，陈宾泽曾找过武昌北站付站长徐永庭同志给写介绍信，并将多领粮票情况向徐作过汇报，徐听到此事后也没有予以批评制止，而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说“要写证明，你们车间去写”。在刘徐等的同意与授意之下，换了全国粮票380斤，另将476斤粮票分给了车间的46人（分配名单也经刘高发看过）其中分得30斤4人，20斤5人，其余15斤到3斤不等，车间的干部一般都分到了10至30斤，刘高发、杨裕才、陈宾泽等各分到了30斤，周连达分到了20斤。
+
+　　货运车间违反粮食政策的行为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由于领导上严重的官僚主义和政策观念薄弱，再就是陈宾泽、周连达等经办人员一贯忽视粮食政策。如在1959年1至3月分领取夜班补助粮和临时工补助粮时，采取虚报人数，假报夜班等方法，先后冒领粮票635斤。
+
+　　从上述情况看，货运车间违反粮食政策的行为是严重的。单纯从考虑本部门和个人出发，不顾整体，不顾党的政策和群众影响，也不注意去帮助和教育职工计划和安排好生活，节约用粮，而用投机取巧的办法冒领粮票，致造成粮食的浪费。这种行为是极端错误的，性质也是恶劣的，为了严肃党纪，教育党员和全体职工，遵守国家的粮食政策，节约粮食，共同克服目前粮食困难，决定对有关人员进行如下处理：
+
+　　货场主任刘高发，不坚持原则并纵容和支持陈宾泽等违反粮食政策，私分粮票，错误被揭发后，开始对错误认识还不很深刻，也不去认真检查自己，经过组织一再帮助后，才作了较为深刻的检查，决定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
+　　为事员陈宾泽，身为经办粮食的具体负责人，一贯虚报隐瞒，弄虚作假，冒领粮票，这次多领粮票没有即时退回，陈本身也负有相当责任，决定行政给予记过处分。
+
+　　主任司磅员周连达（车间工会付主席），对于陈宾泽违反粮食政策的行为，知道后没有制止，纵容和支持陈的违反政策的行为。而且还亲自主持分发粮票，这次多领粮票没有即时退回，是和周的错误思想完全分不开的。决定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
+　　车站工会付主席杨裕才、付站长徐玉庭知道此事，没有坚决制止，并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杨裕才还分到了粮票30斤。党委责成他们作出深刻检讨，同时也责成货场支部，将已分发出去之粮票全部予以追回，缴回粮店，并应向粮店主动作出检讨。
+
+　　来源：《监察工作通报》第13期，中共武汉市监察委员会编印，1959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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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3/000007.txt
@@ -0,0 +1,25 @@
+# 中共湖北麻城县委关于夏建华同志所犯错误的处理通报
+
+　　夏建华同志系宋埠人民公社党委委员，岐亭管理区总支书记。由于个人主义严重滋长，不顾党的利益，不顾新（洲）麻（城）两县人民的关系，多次无理的与新洲县鲇鱼坝水库闹事，以致造成打架打伤2人事件。现将错误事实和对夏建华同志的处理通报如下：
+
+　　夏建华同志1959年万人大会以后，借口纠正人民公社化中的某些偏差，无理与新洲鲇鱼坝水库闹事。鲇鱼坝水库是1957年修建，挖压了岐亭管理区第一生产队土地近700亩，水库建成后，又经双方商议，将第一生产队水库下8亩水田一口鱼塘，让给水库经营，这些土地在修建水库中，本来已经按照合理价格赔偿了岐亭的损失。夏建华同志却借口以纠正人民公社化中执行政策的某些偏差，向水库提出合伙投资、共同经营等不合理要求，并坚决要水库答复。又对此质问、批评水库的负责同志。当水库负责人蔡序丰同志答复水库是国营单位，不能与群众共同经营。并认为水田、鱼塘都已订了合约，赔偿了损失。夏建华同志不仅不认识自己的要求是无理的，反而又亲自指使第一生产队支部书记赵基立没收水库田地鱼塘。还扬言“要求不答复，群众要闹事”来威胁人家。赵基立在夏的这种思想指挥下，公开于6月9号组织群众到水库打渔，以致造成打架、打伤水库工人刘香林的严重事件。
+
+　　当县委发觉夏的这一错误后，由公社党委责成夏到水库做深刻检讨。夏不听这一指示，迟迟不去检讨。
+
+　　夏建华同志所犯上述错误，不是偶然的。早在1958年春季以来，就不执行党的政策，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对待群众。去年春季，夏到谢家检查生产，发觉该垸的棉花营养钵质量不好，不去耐心帮助，用脚将营养钵踢去1000余个，大骂一通。又一次去大队检查抗旱时，竟认为大队抗旱情绪不高，将小队长张良×和一个社员放在大太阳下晒了一顿。去年夏建华的工作作风是：说服少，压服多，亲自动手打了3人，跪了两人。群众见了夏建华就弯路。在夏的这种作风影响下，岐亭管理区的部分干部强迫命令的作风发展到十分严重。总支副书记杨国斌亲自动手打了5人，跪了50余人。对群众开口即骂，群众给杨送了“杨阎王”的称号。
+
+　　全管理区7个生产队。就有5个发生类似情况。夏建华由于本身作风恶劣，对那些干部的错误既不加以制止，又不向上级报告，以致造成生产、工作受到了很大损失。
+
+　　夏建华同志不仅政策观念模糊，作风恶劣，与水库闹事，同时还带头挪用公款，多占社员粮食。58年夏季在二队将该队公款挪用70余元。又借信用部5元，到现在仍未还清。5月间夏又以总支书记的职权，将二队早稻借去220斤，换回粮食带回自己家中，至今未还。特别是今年春季，正当粮食紧张时，夏不去教育自己的爱人参加劳动，将爱人送至敬老院，只吃不做。群众反映纷纷。夏为了避免社员反映，又将爱人送到缝纫厂。社员说还是要当官。夏书记的爱人可以住敬老院，当工人，我们社员是做不到的。
+
+　　由于夏建华同志没有起到应有带头作用，没有按照上级党的知识转变干部作风，岐亭管理区在万人大会以后，连同鲇鱼坝水库事件一起，共发生四次打人的恶劣行为。
+
+　　上述事实证明，夏建华同志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不仅违反了党的政策，影响了新麻两县人民的友谊，同时，夏身为总支书记，带头破坏党的粮食政策，多占社员的粮食，使党的威信受到了影响。全党必须从夏建华同志的所作所为中吸取教训。这即是，必须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坚决走群众路线，有事同社员商量，遇事谦虚谨慎。任何个人主义、骄傲自满的情绪都是十分错误的。
+
+　　为了教育夏建华同志，挽回党的损失，严肃党的纪律，县委决定给予夏建华同志撤销党内一切职务的处分。
+
+　　（[下缺]）
+
+　　· 来源：
+
+　　湖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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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3/000008.txt
@@ -0,0 +1,37 @@
+# 中共武昌区委关于武昌区五金交电批发商店弄虚作假隐瞒库存违反供应政策的检查和处分决定
+
+　　区五金交电批发商店存在着不少问题，经过这次检查和揭发，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弄虚作假，欺骗领导，隐瞒库存，违反供应政策，以物易物，保守惜售，单纯买卖观点等几个重大问题。牵涉面广，情节极为严重。
+
+## 一、以多报少，以少报无，弄虚作假，隐瞒库存。
+
+　　由于1958年全民性的大办工业，市场上某些物资一时较为紧张。区商业局为了及时掌握市场情况作好市场安排，于1958年12月2日通知该店将元钉、白铁皮、油毛毡等13种主要商品的库存量，进行旬报。该店业务办公室组长林自伟同志接到通知后，看到要求上报商品都是紧张物资，在旬报时，请示行政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孙利义同志，问对元钉问题怎样上报，孙即指示说：“适当少报一点”。因此，林在单位领导这种意图下，在每次旬报中将库存量作了大量隐瞒，在今年元月22日的一次旬报中，所报的9种主要商品都有隐瞒。如元钉当时市场供应很紧张，而该店实际库存为29吨，但只报了6吨，占库存量的20%。白铁皮库存量为2500公斤，只报了249公斤，占10%。单股皮线153卷，全部隐瞒未报。后来元钉隐瞒情况被上级发觉，电话向孙询问时，孙还不承认，并将29吨说成2.9吨，企图从29吨元钉中拿出2.9吨另放一处，以应付上级检查。当隐瞒库存情况被揭发后，林感到很害怕，请示付主任韩树连同志说：“全部作了隐瞒的单股皮线怎么办？”韩仍指示其不报，继续隐瞒。在单位领导的影响下，柜柜隐瞒，逐级隐瞒，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如1959年元月22日的旬报中，原库存花线330卷，柜上只向商店报了132卷，隐瞒了198卷，而商店报局只报22卷，又隐瞒了110卷，这样一来，两次两级共隐瞒了308卷，隐瞒数占总数的93%。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使旬报完全流于形式，失去了应有的作用。
+
+　　区五金批发商店的这种隐瞒库存，以多报少，以少报无的错误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早在1958年7月，为了准备有关部门参观库存，该店各营业柜对各种商品进行了大量收藏，孙利义同志还亲自率领一部分职工晚上跑到仓储公司收藏库存（被该单位拒绝才未成功）。1958年9月分在大办钢铁中，由于轴承供应紧张，区钢铁生产指挥部常付区长指示：将轴承全部库存调指挥部统筹安排，以支持钢铁上马。孙利义同志当时表现很不满的说：“大大小小（指各种规格）库存只有700个。”其实当时实际库存有2376个。轴承被调走后，水运学院因办钢铁急需轴承，向该店购买4个，孙不给解决说：“没有！区委都拿走了。”以此发泄对上级的不满情绪。
+
+## 二、违反物资供应政策，不考虑需要，单纯盈利观点。
+
+　　大办钢铁以后，该店大部分商品都是采用以物易物进行交换的。据初步统计，去年10月至12月这一个季度就到广州、湖南、上海、大冶以及本地各单位进行了交换计有340余次，不考虑需要，从中获得渔利。如去年12月分，该店将本市基建紧张物资钢板2吨、无缝钢管1吨、电动台钻1个，神仙葫芦1个、元锯片4个，经孙利义同志同意，在湖南换回指甲钢3吨，后又将换回之指甲钢400公斤到上海换回砂轮、机用锯条、砂布等7种价值9万元的商品。特别是在1959年2月3日，区委张书记在传达市委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精神时，曾指示：禁止交换。同月上旬，区局和工商科在该店检查物资外流时也指出以物易物应予制止。但该店仍继续搞交换活动。1959年2月至3月与大冶钢厂、省建二公司等10个单位共交换了23次。如韩树连付主任将在汉口车辆商店调回之手推车360部，向大冶钢厂、省建二公司、武钢二公司等单位换回元钢25.8吨，钢板900公斤。今年2月经孙利义同志同意，在和东西湖进行交易时，还换回了猪肉90斤，牛肉40斤，粉条100斤，供应了食堂。
+
+　　由于以物易物已成习惯，有商品不愿拿出来供应，保守惜售，造成与加重了市场上人为的紧张局面，顾客上门来营业员就说：“没有”，把顾客推出了事，将大量商品都积压在仓库里，以备与人交换之用。
+
+　　造成上述错误的主要原因：
+
+　　首先，区五金批发商店领导上，组织观点薄弱，对上级的指示和决议执行贯彻不力。该店自从属区管辖之后，领导思想不通，认为区局对五金业务不熟，认为区局只能管卖烧饼、油条，领导不了五金商店。因此，在重大问题上不请示不报告，局的指示和决议不很好贯彻执行，严重脱离局党委和行政的领导，是产生错误的主要原因。
+
+　　其次，单位领导存在着单纯买卖的盈利观点和本位主义思想、资本主义经营作风，完全违背了中央提出的“全国一盘棋”的方针，不顾大局，借“互通有无”而以物易物，以“细水长流”而保守惜售，不顾建设需要。
+
+　　其三，领导工作不深入，官僚主义很严重，不抓政治思想工作，书记、主任整天忙于接洽和审批物资，热衷于“销售计划”和“利润”。
+
+　　我们认为：区五金批发商店这种违反“全国一盘棋”的方针，违反国家统购政策，造成市场紧张的行为，错误是严重的。为了严肃党纪，教育全党，提高认识，吸取教训，经区委决定，对有关人员分别给予处分和处理。
+
+　　一、孙利义同志身为行政主任兼支部书记，在执行上级指示和上报库存中，弄虚作假，带头隐瞒。当错误被揭发后，不主动向组织检讨交代，反而继续进行隐瞒活动，一再欺骗领导，致使该店发展成普遍而严重的隐瞒现象。违反国家供应政策和统购原则，造成市场某些物资人为的紧张局势，对这次错误应负主要责任。
+
+　　孙利义同志对自己的错误，开始时消极被动抱无所谓的态度，通过党的教育和帮助，现在有了初步认识，但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了教育本人，决定党内撤消党支部书记的职务，建议行政上给予撤职留任的处分。
+
+　　二、韩树连同志是商店付主任，在上报库存中不坚持原则，伙同孙利义同志一起欺骗上级，隐瞒库存，违反供应政策，并亲自带头进行交换。同时，个人主义思想表现很严重，组织观点薄弱，在检查中消极被动，不暴露思想，不主动检查错误，对这次错误应负重要责任。决定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建议行政上给予记过处分。
+
+　　三、对这次犯有错误的其他同志责成区商业局党委给予适当的处理。
+
+　　 1959年4月23日
+
+　　来源：《监察工作通报》第12期，中共武汉市监察委员会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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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3/000009.txt
@@ -0,0 +1,13 @@
+# 中共武汉市青山区委关于姚名刚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姚名刚，男，现年28岁，湖北汉阳人，家庭成分贫农，本人出身工人，1950年参加革命，1952年入党，先后担任警卫员、保管员、人事、保卫干事、股长、党委干事、监委秘书等职，现任青山区豆制厂党支部书记兼经理。
+
+　　青山豆制厂，由于忽视安全，对锅炉未及时检查，于元月27日锅炉爆炸，无法生产，在2月上旬便向武钢三医院借高压锅炉一只，由于缺少些零件未安装使用。此时武钢所属程潮铁矿厂，急需锅炉用，便派陈维振等同志四处探访，终于在青山豆制厂发现有一只锅炉未用。程潮铁矿厂的同志当即要求青山豆制厂支援，并提出用钢板、钢管来换。在此情况下，青山豆制厂的党支部书记兼经理姚名刚同志认为：“将借这个锅炉，换回钢板、钢管做它两个锅炉，还给别人一个，自己未花本钱，就赚了一个，这是很划得来的买卖”。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为了达到目的，便采取欺骗手段，对武钢卫生处领导同志撒谎说：“借用你们的锅炉已安装好了（实际未安装），拆卸归还，浪费很大，我们用铆钉做新锅炉还给你们”。由于卫生处领导不明真象，就同意了。姚名刚同志认为卫生处已同意，就在3月5日私下与程潮矿厂签订了以物换物的协议书。并当即将借来的锅炉换取钢板5块计4300公斤，2寸无缝锅炉钢管450公尺（实际给了260公尺铁管），角钢100公斤，生铁200公斤，元钢6根。
+
+　　姚名刚同志身为党支部书记，不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决议，明知故犯，其错误是极其严重的。省、市委一再指示要“确保武钢，支援武钢”，区委并将省、市委的这些指示，在全区范围内召开过各种会议，作了贯彻和发过书面通知。3月2日全区1959年跃进誓师大会上，赵书记又进一步贯彻了全国一盘棋的方针，并传达了市委关于执行全国一盘棋方针所规定的8条纪律，其中第二条规定“禁止以物易物……。”但并未引起姚名刚同志的重视，相反的，对党的这些决定采取了无所谓的态度，只要有利可图，竟采取蒙哄欺骗的卑鄙手段，骗取武钢卫生处的信任，用借武钢的东西，换武钢的东西，从中取利。这实质上就是用资产阶级投机取巧的手法，达到损人利己的目的。这些问题直到武钢卫生处来了解做锅炉的情况，是否合乎规格，准备取用进行安装，这时才揭穿了事实真相，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向二局党委谈了欺骗武钢的作法。
+
+　　根据以上情况，说明姚名刚同志所犯错误情节实属恶劣、严重，身为党的基层领导，不仅不能维护党的利益，坚持党的原则，以身作则领导群众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相反的采取欺骗的手法挖重点单位材料，严重地违反了全国一盘棋的方针贯彻执行，造成三医院锅炉不能及时安装，同时也严重的影响了地方党委和武钢党委的关系，给党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问题被揭发后，姚名刚同志的态度是老实的，对错误有所认识，并作了初步检查。为了维护党的利益，坚决贯彻“全国一盘棋”的方针，反对本位主义和资产阶级损人利己的思想作风，并严肃党纪，教育本人，决定给予姚名刚同志撤消党内职务处分，并建议行政撤消其经理职务。
+
+　　 1959年4月24日
+
+　　来源：《监察工作通报》第12期，中共武汉市监察委员会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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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3/000010.txt
@@ -0,0 +1,11 @@
+# 中共孝感地委监委批转大悟县委监委从检查处理李复奎反党、贪污集团案件中所取得的几点经验和教训
+
+　　（各县委监委会：）
+
+　　（“到落后地区或单位去拔白旗、插红旗，这是各级党委监察部门参加中心工作，为中心服务，充分发挥党的监察工作的战斗作用的一个重要方法”，也是工作任务之一。大悟县委监委注意了这方面的问题，并写来了专题报告，我们认为很好，现发给你们参考。）
+
+　　（从报告中吸取的教训来看，要求各级监委必须进一步加强对落后地区和单位的领导，经常深入下去，发现问题，深追深查，分析原因，找出白旗。（编者按：根据最近中央监委指示精神，今后在检查处理党员干部犯错误的案件中，一般不要提“拔白旗”，要实事求是地根据党员干部所犯错误是什么性质，就按什么性质处理。）树立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和全面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反对不艰苦深入的官僚主义作风和主观片面的思想方法。同时要求各级监委必须十分重视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工作，加强分析研究，发现问题，跟踪追迹。）
+
+　　（1959年4月24日）
+
+　　（来源：《监察工作通报》第13期，中共武汉市监察委员会编印，1959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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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3/000011.txt
@@ -0,0 +1,29 @@
+# 中共武汉市建筑二公司委员会关于203工地有关干部弄虚作假骗取粮食错误的处分决定
+
+　　一、错误事实：
+
+　　1、203工地由于平时对粮食管理不严，3月下旬粮食发生紧张，管理人员天天叫喊粮食不够吃，这时调配员桂质盛就向工地总支付书记夏双合同志说：“凭合同补粮食，我们就造一个假合同补粮食吧！”当时夏书记不同意，桂又找到公司劳工科联系说：“我们工地有一部分临时工人没订合同，不能补粮食怎么办？”劳动工资科谢树生答复说：“找个工人当代表盖个章子订合同到区里去批就行了”。于是桂东拼西凑造了一个80名临时工的册子，（这些人都是不应再领补助粮的）填了一张从1958年11月5日到1959年11月5日止的假合同，并找老临时工（已有户口的）甘义洪盖上私章，作为乙方工人代表（桂没有告诉甘是代表乙方的）。在3月25日骗取了区劳动科同意合同生效的批件。事后，桂将合同、批件、名册一并交给了管理员刘远楚，刘见合同中有10人户口在工地和8名鹦鹉洲的临时工（他们不在工地吃饭），为了不使区粮食科察觉，便将这18个人的名子都改了，连夜从新赶造一花名册，填上申请补粮数，于26日早交总支付书记夏双合同志盖章。当时夏在工地粮食紧张的思想指导下，又见有区劳动科的批件，没有详细审查，就马马虎虎的盖上了私章和总支的公章，但盖完章后，想起了合同乙方代表是甘义洪的名字，这是个老临时工，怎么现在才订合同，但产生怀疑，但这时刘已去粮食科，便也没有追查。在此以前，行政公章及主任私章掌管人朱能培（党员，工地财务组长）明知合同是假造的名册是乱编的，也只考虑工地粮食不够，就毫无原则的盖上了主任私章和工地公章，事后也没有向工地主任汇报。结果骗得了区粮食科的批准，补助粮食1190斤。第二天夏双合同志找到刘远楚询问合同情况，当夏知悉内情后，只作了一般的批评，既未作认真处理，也未向总支委员会报告。
+
+　　2、4月15日工地勤杂人员张海龙持购粮证向五里墩粮店兑取粮票1400斤，因粮店经办人签字盖章不清，张海龙和管理员王海清当时想到工地粮食紧张，就认为有机可乘，便将私戳和数字字迹用手擦掉。下午张海龙又去粮店购粮，张为了争取主动，对区粮食科经办人王同志谎说：“由于自己不慎，把购粮证放在外面，被工人同志瞎划了”。王同志一面说，下次可不能这样做，一面就批了1千斤粮食，就这样骗取了1400斤粮票。后该队支部书记李良栋和工地行政组长董保生两同志，将以上情况向工地主任、党总支委员（党委委员）肖国森同志汇报，肖当即指出：“这种作法不对，是违法的”，并提出将粮票退回去。后来董保生说：“不好退还”，肖也就改口说：“不好退还就烧掉。”董又说：“如果烧了，我们差5、6天粮食不能解决怎么办呢？”肖知道党的粮食政策，而没有坚持原则，反而考虑到工地粮食紧张的情况而产生“万一不够再作决定”的想法，说：“现在不烧放到月底再烧吧！”事后一直再未过问此事，也没有将这一详细情况向总支汇报。
+
+　　二、基于上述情况，该工地有关干部的错误是严重的，上级党委一再指示各级领导，要严格执行国家粮食政策，采取积极措施，建立制度，堵塞漏洞，节约粮食，而该工地有关干部，不但不认真执行党的粮食政策，决议，竟弄虚作假，欺骗隐瞒，伪造劳动合同和名册及涂擦购粮证字迹和图章，非法骗取国家粮食，严重地违反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造成极不良的影响。为了严肃纪律，教育犯错误者本人和全党同志及国家干部，经公司党委会决定，对有关人员分别给予处分和处理。
+
+　　1、夏双合同志，在桂质盛、刘远楚伪造合同和名册，弄虚作假事件中，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不审查合同和补粮名册就盖上总支公章和私章，并在发觉名册上有老临时工甘义洪（户口和粮食关系在工地）的名字，当时也认为不对头，但仍不积极追回名单，纠正错误，事后又没有对这种违法行为作出处理，退出粮食，追究责任，也未及时向总支和上级党委报告。因此，决定给予夏双合同志党内警告处分。
+
+　　2、肖国森同志，在涂擦购粮证字迹及图章，弄虚作假的事件中，不但不掌握党的原则，反而包庇这种违法行为，在董保生向他汇报此事时，虽提出不同意见，但未坚决制止，思想动摇，无原则的同意董的意见助长了这种违法行为，事后也未向总支和上级党委报告，企图隐瞒错误来欺骗组织。因此，决定给予肖国森同志党内警告处分。
+
+　　3、桂质盛工地调配员，造假合同，弄虚作假，欺骗上级和工人，订合同明是为补粮食，却将农民，有户口有粮食关系的临时工也编在名册里，骗取劳动部门的批件，是骗取1190斤粮食的发起者。因此，决定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
+　　4、刘远楚工地管理员，编造假花名册，千方百计的弄虚作假，骗取领导盖章，在骗取1190斤粮食事件中，充当了主要角色，决定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
+　　5、王海清工地管理员，涂擦购粮证字迹及图章，对勤杂人员张海龙的错误行为未予直接制止，工作失职，对骗取1400斤粮票负有主要责任，决定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
+　　6、张海龙勤杂人员，涂擦购粮证字迹，骗取粮食1400斤，政策观念薄弱。但考虑该同志水平较低，思想认识模糊，而且事后能主动彻底坦白自己的错误，决定免予纪律处分，责令作深刻检讨后，再予批评教育。
+
+　　7、董保生行政组长，政策观念薄弱，明知粮票是骗来的，却坚持说“不好退还”并且准备用来解决工地用粮，对刘、王两管理员平时未予教育，工作失职。但事后能认识错误，并采取积极措施，加强粮食管理，保证了粮食不仅够吃，而且还有节余，决定不给纪律处分，责令作深刻检讨，再予批评教育。
+
+　　8、朱能培共产党员财务组长，明知合同是假的，名册是乱编的，却毫无原则的盖上了工地公章和主任私章，助长了错误成为事实，但能承认错误，决定不给予纪律处分，责令其作深刻检讨后再予批评教育。
+
+　　 1959年5月4日
+
+　　来源：《监察工作通报》第12期，中共武汉市监察委员会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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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3/000012.txt
@@ -0,0 +1,15 @@
+# 中共武汉市郊区区委关于开除张仲文党籍的处分决定
+
+　　张仲文，男，30岁，湖北汉川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1949年2月参加工作，1953年2月入党。曾任武汉市青年文工团团员、硚口区团委干事、市机械团委宣传部长、洪山区团委书记、中共洪山区委文教部付部长、办公室付主任。犯错误前任郊区化肥厂厂长、厂党总支委员。
+
+　　其所犯错误事实如下：
+
+　　为了支援西藏的民主改革运动，帮助广大西藏人民从被剥削压迫的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区委决定并经省、市委审查同意，调张仲文去西藏工作。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也是对张仲文自入党以来的第一次严重的考验，因为这与一般的调动工作不同。而张仲文在这次考验面前，表现了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不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当5月25日第一次找他谈话，动员酝酿调他去西藏时，他首先考虑到的就是所谓自己的身体不好，西藏的自然条件非常艰苦，去了怕吃不消等，表现犹豫，不愿去。鉴于这个情况，组织上指出了这次调西藏工作的任务光荣和意义重大，并给予了他一段考虑问题的时间。6月5日，又进行了第二次谈话，并直截指明组织上已决定调他去西藏工作，应立即作好动身准备。张始则不肯答应前去，继而表示可以去，但干二、三年后要求再调回武汉。经组织一再教育说服，迫不得已，只好假意表示“服从组织分配”，而心下想到市委组织部再去讲价钱。果然，他第二天到市委组织部谈话，就坚决拒绝调西藏工作。正如他后来所检查的，他根本没有丝毫作去西藏工作的打算，一心只是想到西藏地方的“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泥没足；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腊、骨冻折……”的艰苦情况，以及什么“身体、爱人、孩子……”等等问题，而不考虑帮助西藏人民新生的政治意义。虽然经市委组织部一再说服教育，晓以义理利弊，张仲文还是一味的埋怨组织“不体谅他的困难”，诬蔑“党不了解他”，说他“受了委曲”等等，并且质问组织：象他这样的干部很多，为什么一定要他去？在这次谈话中，充分暴露了他完全无视党的组织原则和没有群众观点，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应有品质，另一方面，他对化肥厂党总支又玩弄一种狡猾欺骗的手段，扬言组织上已经同意他不去西藏了，并装作毫不在乎的样子，企图蒙哄组织和群众，隐瞒自己的错误。虽然如此，党为了挽救他，还没有放弃对他的教育和考验。接着区委以及化肥厂党总支，对他进行了数次谈话，指出了他的违反组织原则错误的严重性。指出了他调西藏工作的迫切意义和不可改变，指出了只要他最后能够接受教育，服从党的决定，还是很好，最后还指出了这是党最后一次向他伸手温暖的手，希望能够把他从个人主义的泥坑中挽救出来。面对着这种仁至义尽的思想教育和纪律教育，张中文始终为这种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迷了心窍，完全无动于衷，并且在最后干脆拒绝这种教育，表示就是“接受处分”也不去西藏工作，以此来要挟组织。
+
+　　我们知道：一个共产党员，自从入党的那一天起，就应该时刻备着接受党的考验，服从革命利益的需要，当他个人利益和革命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就应该无条件的服从革命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以致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不可移易的原则。可是，张仲文却恰恰相反，他是要革命的利益服从他个人的利益，他为党工作只是在有利的条件下就干，只能在“一帆风顺”的环境里享受革命的果实，而不能在党需要他的时候，挺身而出，分担党的任务。由此可见，张仲文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并且工作了10年，其实，他在思想上并没有入党，他入党不过是投机而已。因此，当党一旦给他考验的时候，这种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本来面目就完全暴露出来。
+
+　　由于张仲文出身于地主家庭，带着一种投机思想参加到党内来，入党以后又根本没有经过严格的革命斗争的考验，他思想上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因此，他在这次调西藏工作中，严重的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其实，张仲文在他过去的工作中，也一贯表现得骄傲自满，不能诚恳的、虚心地对待组织和群众。他在对于此次错误的检讨，也是极不老实、极不深刻的，只是在组织已经决定即令他要去西藏也不调他去了时，他才说什么“愿意服从组织”，而对自己的错误，总是推向客观，不去挖掘他不去西藏工作的真实思想活动。根据以上事实和情节，说明张仲文已经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为了严肃党纪，教育党员和他自己，根据支部大会讨论决定，经区委决定给予张仲文开除党籍处分行政上撤消其化肥厂厂长的职务（由17级降为19级）。
+
+　　 1959年7月7日
+
+　　来源：《监察工作通报》第13期，中共武汉市监察委员会编印，1959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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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3 @@
+# 一次深刻的教育
+
+　　<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学生、刘诗昆>
+
+　　一九五八年，我和学校的几个同学共同创作了一部“青年钢琴协奏曲”，这部钢琴协奏曲受到群众的欢迎，大家认为它是一部具有民族风格、反映新中国青年一代精神面貌的协奏曲，内容和形式都是新型的。今天，当我们谈到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的时候，总不由得回想起自己在创作实践中所受到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使我深深体会到，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一个党的宣传员，必须以毛泽东思想挂帅，用毛主席的文艺观点和文艺路线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来指导自己去同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作坚决的斗争。
+
+## 钢琴能不能表现大跃进
+
+　　一九五八年的夏天，我在苏联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会上获奖后，从莫斯科回到北京。离开祖国虽然才八个月，但在那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的年代里，八个月中，祖国的一切起了多么深刻、多么巨大的变化啊！大跃进中的每一件事情，每一项成绩，都深深地吸引住我，激励着我。尤其在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时所见到的一切，更使我受到教育，受到鼓舞。记得在一天的傍晚，我下了工，走上一个山头，从山头往下看，一幅壮丽的图画，顿时呈现在我的眼前：无数的灯火像满天星斗一样地闪烁在那广阔的大地上，就在这些灯火的照耀下，劳动的人群如洪流一般的流动着，劳动的歌声夹杂着机器的隆隆声，像一个宏伟的交响乐一样，响彻在山谷中。这是一个何等动人的场面呀！这时，我突然间想到：我们的音乐武器，我们的专业乐器——钢琴，能不能也反映出这个伟大的场面？能不能用它也来弹奏出这样一个伟大时代的交响乐？顿时，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一幕一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永远担任突击队的解放军战士；那肩挑六筐土、八筐土而勇猛飞奔的民工们；那手推独轮车和男同志并肩赛跑的姑娘们。这一切，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能够不去表现它吗？我觉得有一股力量在鼓舞着我，在激励着我。
+
+　　但是怎样用钢琴这个乐器来表现大跃进的时代呢？过去，在我长期学习的过程中所接触到的，所弹奏的钢琴乐曲，绝大多数是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时代作曲家的作品。这些作品所反映出来的内容，当然只能是当时的时代精神，而现在，要用钢琴来表现出今天的时代精神，这对我来讲是不熟悉的，不清楚的。“器乐曲和歌曲不一样，器乐曲不能反映当前的政治，你弹钢琴，你拉提琴，你能说哪一点弹的是大跃进，哪一点拉的是共产主义吗？”这种言论我不只一次听到过。虽然大跃进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力量，我愿意用钢琴来表现这个时代，用钢琴来直接为政治服务，但是，到底怎样做？到底行不行？我的思想是模糊不清的。
+
+## 遵循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用钢琴为政治服务
+
+　　一九五八年底，在准备元旦献礼工作中，党把一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了我和另外几位同志，即用一部由几位同学创作的协奏曲的初稿作为基础，创作出一部钢琴与民族乐队协奏的钢琴协奏曲，作为献礼节目。创作前，党明确地用毛主席的思想教导我们说：“一定要用这部作品更好地来为政治服务。”我们又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而明确了钢琴既然是门艺术，它就应该，也一定能够为政治服务。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心里亮堂多了。我们下决心，一定要让这部作品能够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集体主义的英雄气概，从而达到鼓舞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由于我们身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教育，特别是我们在十三陵参加了一个时期的劳动，自己有一定的感受，我们也相信能够实现党的这个要求。
+
+## 在民族音乐传统的基础上创作
+
+　　在动手写作之前，我们又给自己规定：这个协奏曲一定要在民族音乐传统的基础上去创作、革新。
+
+　　但是怎样使钢琴和民乐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呢？既要充分发挥出钢琴的效果，又要显示出民乐的特色。第一次试奏、第二次试奏效果都不理想，钢琴的效果没有发挥出来而被民乐压倒了。这时，冷言冷语又来了：“钢琴根本就不能与民乐结合！”“过分强调民族特色，就会使钢琴在音域上、调性上受到限制而无法发展。”听到这些话后，我心里就想：钢琴和民乐合奏，这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情，既然以前并没有实践过，这个“理论”又从何而来呢？我又想起毛主席说过：“要继承传统，借鉴西洋，来创作我们的民族新文化。”我明白了：认为钢琴根本就不能与民乐相结合的人，他们心目中，钢琴是一种“高级”的乐器，其所以“高”因为它是外国的；民乐是“低级”的乐器，因为它是中国的；高级与低级不能混在一起，这便是他们的“逻辑”。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办事，非得突破这一难关不可！党了解到了我们的困难，便派了作曲老师来辅导我们。同时在创作中，我们又采取了“串琴房”的办法，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挨琴房去串，征求意见。就这样，许多关键性问题，在群众的启发下得到了解决。在党的领导下，在老师的指导下，在群众的帮助下，第三次试奏终于成功了，钢琴的效果发挥了出来，民乐的特点也得到了同样的显示。“钢琴民乐不能结合论”被事实完全粉碎了。协奏曲的内容，也基本上反映了大跃进中青年一代的精神面貌。
+
+## 政治标准第一
+
+　　元旦献礼音乐会开始了。第一次演出这个曲子，群众就给它以热烈的欢迎，以后每一场演出也都得到了很好的反映。有的听众来信说：听了这个曲子后，觉得非常熟悉，感到浑身有劲儿。我常想：这部作品还存在不少缺点，为什么群众这样欢迎它呢？学习毛主席著作，又给了我启发。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我们的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他指出“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革命群众要求文艺作品反映出他们革命的生活，反映出他们的社会斗争与自然斗争的生活，要求文艺作品具有共产主义的时代精神特征。钢琴也不例外，它反映了群众的生活，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又运用了群众所熟悉的形式，群众就欢迎，否则群众就不欢迎，不爱听。
+
+## 火热的斗争是最丰富的创作源泉
+
+　　有人说：“创作需要灵感，夜深人静，一人独坐琴旁，灵感最易来到。”“有些人生来没有天才，就永远不会产生灵感。”等等。通过“青年钢琴协奏曲”的创作过程，对这一个问题，我也有了和过去不同的体会。过去我没和劳动人民深入接触过，也没有参加过劳动，生活圈子很窄，根本体会不到什么叫做斗争。总路线、大跃进、党的教育方针和劳动实践教育了我，鼓舞了我，激励了我，使我产生出表现这个伟大时代的革命激情。我总觉得有一股子情感在内心冲动，有一股子激情在心中沸腾。要说“灵感”这就是我的“灵感”，它是来自大跃进的群众运动。毛主席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今天我再学习这些话，觉得领会得更具体、更深刻了。
+
+　　（“青年钢琴协奏曲”的创作过程是一个思想斗争的过程，通过创作，我受到一次深刻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进一步体会到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今后我一定要时刻听党的话，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断改造思想，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前进！）
+
+　　来源：共青团北京市委大学部编《在红专道路上前进》，北京出版社，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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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51 @@
+# 黄克诚同志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的检讨发言
+
+　　（同志们：）
+
+　　二十多天来，我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常委同志的耐心教育下，在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下，逐步认识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逐步认识彭德怀同志的错误和野心家伪君子的真面目。我曾经在小组作了几次检讨，再就现在认识水平把小组检讨综合起来向全会检讨。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
+## （一） 我的检讨
+
+　　我七月十九日的发言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发言。发言中的观点与彭德怀同志信中的许多观点是一致的，不管我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是配合彭德怀同志的信，向党的总路线向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进攻。
+
+　　我的右倾机会主义发言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
+　　对大跃进的伟大成绩估计不足；
+
+　　对大跃进中暂时的局部的缺点看得过重；
+
+　　对缺点所引起的后果看得过于严重；
+
+　　把人民公社和共产风混淆起来，把整顿后的人民公社和原来的高级合作社的性质等同起来，因而说人民公社迟点办也可以。内心还认为在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青海牧区，不应过早办人民公社，这实际上是说去年全国的公社化运动是主观的产物，不是广大群众的迫切需求；
+
+　　认为北戴河会议对农业增产估计过高，是大办工业提高工业指标的主要原因，不知工业指标实上早已提高了；
+
+　　因为对缺点和因缺点所引起的后果看得过于严重，内心存在怕出乱子的思想，因此在军委扩大会上谈增产节约的指标时说过因工人、农民好，主席和党的威信很高，否则就可能出乱子。
+
+　　在总结经验认为讲成绩同时应该讲缺点，对不讲缺点不满，发言时态度很不好。而没有看到，许多缺点已经作了多次检查，并且已经纠正和正在纠正；不注意大是大非，非常注意生活小节，在小组发言中讲生活小节的时候，态度很不好。
+
+　　强调讲了已经过去和已经纠正的缺点，而对当前主要右倾危险一言不发，对彭德怀同志信中许多我不同意的地方，未作批评，实际是对广大群众干部泼冷水，不是鼓气，而是泄气。
+
+　　这个右倾机会主义发言，表面看来，是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动摇，实际上是在配合彭德怀同志的信向党的总路线向毛泽东同志和中央的进攻。
+
+　　我这个右倾机会主义发言，不是偶然发生的，是长期思想积累的结果。
+
+　　自从搞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搞社会主义建设以来，我内心的思想也在议论上流露过，一是怕争，二是怕猛（怕刮台风），总想搞得四平八稳，稳步发展，对猛烈群众运动害怕产生副作用，对运动所产生的一些副作用看得过于严重，而不看主流。在高级合作化的时候，思想上曾经感觉搞得太快，怕出偏差，在五六年跃进的时候，也怕出偏差；在反“冒进”的时候，对反“冒进”的言论是同意的，对降低生产指标是同意的，在大跃进中，平日总感觉过急过猛，这次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发言，是平日一贯的右倾思想的集中表现。
+
+　　我是一个带着激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和有着模模糊糊的社会主义倾向而入党而参加革命的人。在民主革命的时期，有一定的积极性，多数时期还能跟着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走。对社会主义革命则缺乏真正的思想准备，当革命要消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消灭个体经济，特别用猛烈的群众运动，急风骤雨的办法来消灭这些阶级的经济基础和精神阵地的时候，我就动摇、彷徨、害怕、耽忧，甚至当某些地区出现某些比较严重现象时（如浮肿病，饿死人，农民流亡等），耽忧到睡不好觉的程度。这种精神状态，完全是城市资产阶级和富裕中农的精神状态在我的头脑中的反映。我的发言实际成为资产阶级和富裕中农在党内的代言人。
+
+　　我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是经验主义，是爬行论。我的经验主义的特征，只是按经验办事，平日看问题、处理问题的时候往往过于重视不利条件，重视困难和缺点，对于有利条件估计不足。这样就常常表现犹豫、动摇以至退缩，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方法，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这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不相容的。
+
+　　（以上说明，我的立场、观点、方法都是错误的，我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为庐山“军事俱乐部”的重要一员，绝不是偶然的。）
+
+　　我过去和彭德怀同志相处很久，完全知道他一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近几年在军委一块工作期间，常常听到他对毛泽东同志的不满言论，甚至指桑骂槐的谩骂，以及他的恶劣的领导作风等，我曾对他个人作过直接批评。但这种批评不是完全从党的利益出发，主要的是从爱护彭德怀同志个人出发的，是一种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态度。从来没有站在党的立场，根据组织原则在军委会议上进行公开揭发和严肃斗争，也没有向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汇报，这是我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犯了严重的错误。
+
+　　我为什么犯这种严重的错误，主要是由于：
+
+　　（对彭德怀同志的野心家、伪君子的面貌没有认识，对他这些阴暗东西，具有破坏党的团结，分裂党的组织的危险性，缺乏认识，毫无警惕。）
+
+　　维护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威信，对全党对全国人民，对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意义，认识不足，没有能够象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来保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威信，同一切损害毛泽东同志领导威信的行为和反动言论作坚决斗争。
+
+　　我对彭德怀同志的一些错误言论庸俗化，不是从党的原则上来考虑问题，而是从个性上来原谅他。他内心所怀有的不满，在个别问题上，我也抱有同情态度，他发表的一些错误言论，我则以为是发牢骚来原谅他，而不认为是阴谋诡计，有意破坏党的团结，损害党的伟大领袖的威信。久而久之，就丧失警惕，在政治上对他毫无戒备。
+
+　　从这些事实说明，我在对待彭德怀同志平日的错误言论上，对党不是一心一德的，是不忠诚的，个人情感关系超过对党的情感关系，是严重缺乏党性的表现。
+
+　　在这次会议中，我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另一个严重错误，是同周小舟、周惠、李锐三同志在我住地谈过两次话，特别是在七月二十三日晚上的谈话。
+
+　　我在湖南与周小舟同志等一块工作三年，我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对周小舟、李锐等同志有较深的影响。我到北京工作后，仍有一些联系，他们告诉我一些湖南地方工作情况，我也向他们反映有关湖南自己家乡一些情况，周小舟同志到北京开会，也来我处谈谈。这些都会给他一些右倾保守思想的影响。
+
+　　我到庐山之后，他们到我的住处来谈了一些湖南情况和毛泽东同志在湖南视察的情况，我也谈一些我的家乡农民反映的情况，另外还谈了一些前一段会议的情况。“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我们在讲缺点和对缺点的看法上有共同点。因则，不管我主观愿望如何，他们卷入“军事俱乐部”，实际上我是起了桥梁作用的。
+
+　　第二次是在听了毛泽东同志七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之后，周小舟同志打电话给我，要求谈谈，我答应了。他们来了之后，谈了一些反党反毛泽东同志的话。主要的是：
+
+　　“听主席讲话之后，一时转不过弯来”；
+
+　　怀疑中央的集体领导；
+
+　　怀疑主席讲话精神下达后，又会出现“左”的现象；
+
+　　诬蔑主席有些骄傲，会不会有斯大林后期的情况发生。他们还说了其他一些话。听得不清楚记不得了。
+
+　　我当时对他们这些反党反主席的话，批评了他们，并要他们多想想主席讲话的精神，检讨自己承认错误。
+
+　　在这次谈话中，我虽然批评了他们，但是，象这样严重的反党言论，没有向中央汇报，又没有及时在小组会上揭发，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是严重的错误。
+
+　　我之所以如此，同样也是由于我和他们之间有宗派精绪，未能从维护党的领袖的威信和组织原则出发，实际上是对党不忠诚，帮他们打掩护，是严重的缺乏党性。
+
+　　我在高饶反党事件中，曾犯了严重的错误。我在七届四中全会作了一般检讨，在恩来同志主持的座谈会上作过揭发；但没有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作交代，是完全错误的
+
+　　我是在高岗反党活动中被高岗拉拢的重要对象之一。我虽未替高岗进行过什么活动，但与高岗谈话几次不向中央报告，实际等于是高岗反党活动的参与者。
+
+　　我和高岗认识给始于东北哈尔滨，我当东北后勤部长的时候。在东北局会议上见面，我长期认为他是西北正确路线的代表，在东北又是拥护正确路线的，尔后又认为他在东北经济建设工作和支援抗美援朝工作有成绩，中央任他当中央政府副主席，因而在未察觉高的反党活动前对他有好感。
+
+　　高岗对我进行他的反党活动是在一九五三年春，他在我面前曾经制造流言蜚语，诬蔑中伤中央领导同志，和对我封官许愿。
+
+　　我同高岗在北京他家见面有六次。第一次是高岗从东北刚到北京计委工作不久，去看过他一次，没有谈什么；两次是同其了同志一起去的。我个人同他谈话较多的有三次。
+
+　　第一次他先谈了他自己在西北挨整，吹嘘东北建设成绩，如何在莫斯科见斯大林，斯大林叫他张作霖等；其次谈了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同志的坏话，最后谈了诬蔑少奇同志的坏话，如：审干、和平民主新阶段、土改、天津讲话、合作化等。我当时表示有些同意，有些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有些不了解情况未表示可否，并说他应当向主席谈，不应该跟我谈。他说他已经向主席谈过。
+
+　　第二次是向我利用所谓政治局名单，说有薄一波没有林彪同志，我当时认为这样作不公平，表示气愤。后就谈到诬蔑少奇同志搞宗派，我表示我不相信少奇同志会搞宗派。同时，他拿出中央委员补选名单问我的意见，我表示这些人可以考虑。
+
+　　第三次，他向我说，政务院将要改组为部长会议，他说恩来同志犯过错误，政治上不强，不能再当部长会议主席，要以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时表示林彪同志在养病，年纪还轻，现在怎能当，过几年等他身体好了再当不迟，何必急于要他当主席。他又说，我有当政治局委员的资格，我当面骂他胡来，我这时才发觉高岗是在进行小组织分裂党的活动，很危险，以后就没有再去过他那里了。
+
+　　高岗诬蔑少奇同志搞宗派，高岗搞小组织活动的危险和拉拢我的情况，我曾和陶铸同志等谈过，前二点也和陶铸同志等向陈云同志反映过，我当时认为很危险，要杀头，我们再不能同高岗往来，陶铸同志曾要我向少奇同志反映，当时我对少奇同志怀有成见，怕他听不进去，以致没有能够向少奇同志反映，这件事我内心长期感觉对不住少奇同志
+
+　　彭德怀同志和高岗关系很深，过从甚密，他们互相吹捧，狼狈为奸。
+
+　　彭德怀同志曾对我宣传高岗过去如何正确，如何能干。
+
+　　高岗也向我吹捧过彭德怀同志的功绩。
+
+　　他们异口同声地诬蔑少奇同志和恩来同志，攻击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同志等。彭德怀同志并挑拨我和少奇同志的关系说进军东北时期少奇同志要撤我的职。
+
+　　至于高、彭之间，曾经有过什么具体阴谋计划和活动，我确实不知道。但是，从事后看来，当时可能：
+
+　　高岗拉拢彭德怀同志控制军队。彭德怀同志利用高岗组织地方队伍。共同勾结攻击中央同志，从而实现他们的篡党阴谋。希望彭德怀同志彻底交代。
+
+　　我对高岗反党分裂党的危险已觉察到，但没有向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报告，更严重的是，毛泽东同志亲自与我谈话的时候，没有把前后情况详细报告毛泽东同志，只在恩来同志所主持的座谈会上才作了揭发。
+
+　　对高岗反党活动当时为什么不向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报告呢？当时固然有各种复杂的情绪，主要是因为我在党的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面前，没有站在党的立场，个人患得患失，对党对毛泽东赎对中央不忠诚，因而在政治上组织上都犯了严重的错误。
+
+　　毛泽东同志与我谈话之后，要我向一些同志透露党内有人阴谋分裂党篡党的情况。我跟肖劲光同志谈话就是在这个授意之下去谈的。本来应该根据主席意旨直接了当地谈，但是，我绕了很大的弯子，谈了一线二线人选等主席没有指示和不应该谈的话，这是严重的错误。
+
+　　由于我在高饶反党事件中，没有汲取沉痛教训，没有在代表会谈作交代，把我的面貌在全党公开来取得同志们的帮助和监督，改造自己，以致在这次又成为彭德怀同志的军事俱乐部的重要一员，又重犯政治上和组织上性质相同的严重的错误。真是罪该万死，痛悔莫及。
+
+## （二） 对彭德怀同志的错误和面貌的认识
+
+　　这次会议彻底揭露了和批判了彭德怀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野心家伪君子的真面目，是个伟大的胜利。保卫了总路线，保卫了党的团结和统一，保卫了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领导威信。“割去毒瘤，根除隐患”，对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的百年大计，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
+　　彭德怀同志那封信，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反对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领导的反党纲领。
+
+　　他从否定成绩，夸大缺点，把大跃进的形势说得漆黑一团，不是好得很，而是糟得很，实际上是反对大跃进。
+
+　　他对大办钢铁土小高炉，不以为然，认为有失有得。
+
+　　他反对人民公社运动，他说人民公社办早了，高级合作社的优越性没有使用完，甚至从政治经济学上引经据典、说苏联搞农业公社早已失败，我们偏偏不接受人家的失败教训，还要去重复。
+
+　　他反对政治挂帅的口号，说什么也第一书记挂帅，实际是不要党的领导，而由他自己来挂帅。
+
+　　他反对全民办钢铁，全民办铁路交通，全民办教育……等的口号，说只有一个全民那能办这么多，实际是不要群众运动。
+
+　　他转弯抹角地说：“基本上证明总路线是正确的”，言外之意是说总路线并不一定正确。
+
+　　如此等等，说明他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群众运动。
+
+　　彭德怀同志的信中，有不少的地方是含沙射影地攻击毛泽东同志和中央领导的。如：
+
+　　“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处理经济建设不如金门打炮和西藏问题那样得心应手”；“计委工作因种种原因，难于决断”；“一般地不追究责任”；“有指标任务，无具体措置”。这些都是暗射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
+
+　　彭德怀同志的信，是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向总路线向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进攻。
+
+　　（他经常注意阅读有关大跃进中缺点方面的材料（内部参考、拾零、政工简报等），对缺点材料很有兴趣。）
+
+　　他看了缺点方面的材料，就常转给毛泽东同志，表面上是怕毛泽东同志看不到这类材料，内心里是有意将毛泽东同志的军。好象说“出了这么多问题，你犯了错误了”。
+
+　　他回国后我和他谈过国内经济情况，实际也是供给材料。
+
+　　彭德怀同志从北京到庐山开会的路上，沿途发表言论，散布流言（如说出匈牙利事件），扩大影响。
+
+　　到庐山后听说他在中央常委会上抢先发言，比过去任何一次会议讲的又多又长，企图影响到会同志。
+
+　　在西北小组夫上积极发言，频繁插话，放射暗箭，散布自己的观点。据他秘书说，写信前他曾说，“常委一个人也不讲话”。意思是说“常委不出来检讨。那些都没有达到目的，就写一封信，写信时他估计可能有百分之十到二十的人同意他的观点，并且认为如果毛泽东同志七月二十三日不讲话，同意的还会增多。
+
+　　信发出后，他有三个估计：一是毛泽东同志找他谈；二是在中央常委会上谈谈；三是印发讨论，并说那样也好，只是多伤一些人。以上就他的准备和狂妄的计划。
+
+　　组织就是“军事俱乐部”。我是重要成员之一。在他回国后，向他谈过国内经济情况，谈过我对当前问题一些看法，对形成他的纲领起了重要作用。我在湖南工作过，对周小舟、李锐同志等有较深影响，到庐山后又谈过话，这对他们卷入“宫事俱乐部”起了桥梁作用。
+
+　　彭德怀同志跟张闻天同志早有来往，私下议论，说要中央检讨，到庐山后，过往甚密，交换意见，议论长短，彭德怀同志的信念给张闻天同志听过，张闻天同志的发言提纲送给彭德怀同志看，有互相联合，互相策应之势。
+
+　　周小舟同志在彭德怀同志写信前，曾两次走访彭德怀同志。根据小组揭发周小舟同志鼓励彭德怀同志写信，供给材料，商量写信内容等。这就是组织情况。
+
+　　彭德怀同志写信的目的，我认为是低限度是逼毛泽东同志作检讨，损害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威信，造成党内思想混乱，破坏党内团结。宣扬他的纲领，扩大影响，也可能是他的更大野心，更大阴谋的一个步骤。
+
+　　彭德怀同志这次向党进攻不是偶然的。他一贯反对毛泽东同志和中央的领导，是企图实现他历来具有的个人野心的继续和发展。
+
+　　彭德怀同志历史上一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立三路线时期，坚决打城市，不搞根据地，在袁州会议上反对党毛泽东同志不打南昌打吉安的主张，在峡江会议上，反对过赣江，说毛泽东同志是机会主义。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坚决执行当时攻取中心城市的决定，坚决执行打赣州，打赣州失败之后，在江口会议上，坚决反对毛泽东同志向赣东北发展的主张。在长征时期，他也反对过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方针，我当时对战略方针不理解表现动摇。二次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又是拥护者和执行者。三八年在临汾和三四四旅传达了王明右倾路线的纲领，不传达洛川会议的精神，我一直不知道洛川会议有什么正式决议。
+
+　　毛泽东同志提出“基本的游击战， 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彭德怀同志到前方提出“运动游击战”。百团大战违反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政治上军事上都是错误的，事先也没有请示报告，中央批准。
+
+　　毛泽东同志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彭德怀同志出版“平等、自由、博爱”。资产阶级理论的小册相对抗。
+
+　　高饶反党事件中，高彭结成联盟，在反对刘少奇、周恩来同志的名义下，反对毛泽东同志和中央领导。
+
+　　彭德怀同志在一九五零年抗美援朝起，就同高岗密切往来，高岗曾在五一年和五二年两次到朝鲜。五三年彭德怀同志回国，高岗曾到彭德怀同志住地谈六、七次。彭德怀同志也到高岗家中多次。
+
+　　彭德怀同志五二年到安东回沈阳，五三年去朝鲜签字回沈阳时，都与高岗亲信张秀山进行过长谈。
+
+　　五三年春，军委召开参谋长、主任会议，彭德怀同志的讲话稿是最后送高岗定稿。
+
+　　五三年彭德怀同志曾经请高岗在军队高级干部作财经情况报告。
+
+　　五三年十二月军委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这个会议上彭德怀同志作四年军事工作总结报告，彭德怀同志在大会公开要高岗修改定稿，显然是有意扩大高岗影响。
+
+　　彭德怀同志在我面前讲少奇同志坏话，挑拨我和少奇同志的关系，说少奇同志曾要撤我的职。这些事实都足以说明高岗与彭德怀同志的关系的密切。
+
+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常常向主席对抗或擅作主张。回国主持军委工作期间，经常散布对毛泽东同志的不满，破坏毛泽东同志的威信的言论：
+
+　　我督促他向主席请示报告工作，他不愿去，说一去就顶起来。足见他分庭抗礼的态度。
+
+　　说主席处理军事问题多变，说志愿军都过鸭绿江了，主席又打电话要他停止前进。
+
+　　他说从总的来说，主席是正确的，但具体问题不一定都对。
+
+　　对主席在上海会议说“我是主帅，小平为副帅”，他不满，说难道他还没有挂帅吗？
+
+　　对各地修房子不满，反对唱“东方红”歌；对喊毛主席万岁不满；
+
+　　调文工团员，他骂肖华和罗瑞卿同志说“选妃子”，实际是骂毛泽东同志。
+
+　　讨论问题时，有人提到是毛主席的指示，他说“什么都抬着毛主席”，“什么话都当圣旨”。
+
+　　他很少在军委传达毛主席的口头指示。
+
+　　他不尊重主席指示，不请示报告。听说主席有意实行志愿兵和民兵相结合的兵役制度，他说那是随便讲的，不了解情况，没有研究。主席说给民兵发抢和子弹打靶，他说行不通。主席说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他不宣传这个战略思想，而从战术上搞“空潜快”的方针。金马斗争是一个复杂的斗争，毛泽东同志亲自掌握这个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一切军事行动和有关措施都应请示毛泽东同志决定。但是他轻举妄动。空军入闽是重大战略行动，他擅作主张，不请示批准就要空军入闽。金马斗争中，总政草拟了告蒋军官兵书的宣传口号，没有送主席批准他就批发了，结果出了问题，总政作检讨，他不检讨。对向主席请示问题写了报告送他签字他不肯签。
+
+　　根据以上事实证明，主席说他是三分合用，七分不合作，完全合乎事实，据我看来合作还不到三分。
+
+　　对主席尚且如此，对中央其他同志更是不服，对有些元帅同志根本不放在眼里。彭德怀同志是个人野心家，个人野心根深蒂固，他常讲，如果他不参加革命，一是被人杀头，一是自己当总司令，当皇帝，说“救中国舍我其谁”。
+
+　　参加革命后的各个历史时期，一贯拥护错误路线，反对毛泽东同志和中央的正确路线。实际不是真正拥护那些人，难道他真正拥护李立三、王明吗？而是利用人家的旗帜，企图达到个人野心的目的。
+
+　　自搞一套独立王国，以华北一段时间特别严重。
+
+　　抗美援朝胜利后，自以为打败美帝国主义，在国际国内有了威望，骄傲居功，野心更大了，他对军队组织放在国务院，国防部不同于苏联，没有指挥权，表示不满。他曾经说，要成立人民解放军军事委员会，统一军队指挥训练和各项工作，这实际是想取消党军委，独立自主管理军队的一切工作，全部掌握军权。
+
+　　近年来，积极扩大自己的影响，争取群众，用各种巧妙手段拉拢干部，培养个人势力。
+
+　　反右派时，给青年代表讲话抢先。照相时，陪主席照相不愿意，以他自己为主照相很积极。
+
+　　外出到处讲话，军内也讲，地方也讲，到西北、湖南、江西都二次到四次，把自己言论和视察报告广泛印发部队。
+
+　　军委一些重要文件，如保卫祖国战略方针，建军原则、反教条主义等都是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指示下办的，他凭借款这些作为资本，扩大自己的影响。曾要求把反教条主义的文件发到地方县委。
+
+　　这次庐山会议的活动和写信给主席，又一次暴露了他的野心。
+
+　　彭德怀同志是伪君子，表面上装作正直无私的样子，实际是野心勃勃，不是小私而是野心家的大私。表面上装得艰苦朴素，实际是借此骗取群众拥护、言行不一，说假话。他口头上常对我说，对毛泽东同志服了，实际上他内心很不服，遇事对抗，甚至企图乘机造反。
+
+　　他常说自己是老奸巨滑，老于世故，但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上又自称类似张飞，有其粗而无其细，他写信原是准备毛泽东同志发表的，以后又说没有想到会发表。
+
+　　他常宣扬说真话，实际上他并不向党交心，常常说假话。
+
+　　到处讲党委集体领导，发扬发主，但他自己在军委主持日常工作，实际是个人专权，连元帅都说不上话。
+
+　　他常说要辞掉国防部长，实际是假的，内心是对以军委委员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不满意，并且试探中央对他是否信任。
+
+　　犯了错误不担当责任，有功自居，有过推给别人，百团大战是他错了，他应完全负责，反而推到刘、邓身上。一九五三年修改内务条令时的一长制思想他也有分，但在反教条主义时，他推得一干二净，自己不做检讨。
+
+　　直到现在为止，还有严重抵触情绪，并没有低头认罪。毛泽东同志二十三日讲话后，还说写了一封信引起这末大的问题，以后谁还敢讲话，发展下去会变成斯大林后期的情况。又说，“这次要把彭德怀搞臭，我已经臭了，再搞也不怕”。又说毛泽东同志把一切功劳都归到自己身上有什么好处。还没有真诚悔过的决心。
+
+　　根据以上事实说明，彭德怀同志是一个野心家、伪君子，是当前党内的一个头号危险人物，也是将来党内一个最危险的人物。
+
+　　彭德怀同志虽然参加革命三十多年，但他的思想并没有得到改造，或者说没有得到基本改造。抱着个人野心参加革命，把党看成股分公司，利用党作幌子，一贯企图用自己的面貌改造党，改造国家，改造世界。
+
+　　彭德怀同志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资产阶级在被消灭的时候，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必然作垂死挣扎，彭德怀同志参加革命后，对于革命战争有些功劳，容易麻痹人，骗取群众，因而就更危险，彻底揭露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揭露他的野心家、伪君子的面目，就成为党当务之急。
+
+　　过去毛泽东同志经常指出我们党还有分裂的危险，我过去还认为是过虑，没有想到分裂危险就在彭德怀同志的身上，我长期被他的假象所蒙蔽，同这个头号危险的人物，结成了很深的关系，客观上堕落成为他的帮凶，这是极端痛心的。
+
+　　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彭德怀同志一贯是仁至义尽地团结帮助，彭德怀同志在过去历史上虽然犯了那末多严重的路线错误，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都是热心帮助，耐心教育，只有批评，并未在党内公布，也没有给予任何处罚。高饶问题，又保护过关，有意放过。他对这些仁至义尽的教育、帮助，并不感动。这次他又乘机进攻，党和毛泽东同志仍以最大的忍耐，帮助和等待彭德怀同志的觉醒，给以出路，党对彭德怀同志是宽大的，是关怀倍至的，是仍然寄予希望的。
+
+　　彭德怀同志应该痛下决心，站在党的立场上，彻底认识错误的严重性，放弃自己野心家的企图脱掉伪君子的画皮痛改前非，心悦诚服的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周围，为党的事业埋头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
+　　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屡次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犯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对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有负毛泽东同志和中常委同志的教育，有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信托。我的心情极为学生极为痛苦。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常委同志，极大的耐心的深刻的教育和启示下，在同志们的热情帮助和彻底批判下，使我逐步认识自己所犯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严重错误，同时逐步认识彭德怀同志的野心家伪君子的面目，认识彭德怀同志是今日和将来破坏党的团结分裂党的组织的头号危险人物，使我从濒于毁灭的环境中挽救出来。因此我诚恳接受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常委同志的深刻诚挚的教育。诚恳接受同志们的帮助和批评。我现在向全会表示我一定站到党的立场上来，痛改前非，重新作人，坚决与彭德怀同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和错误路线，划清界线，并对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永远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保卫党的统一和团结，保卫贯彻执行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党的事业埋头工作奋斗到底。并请求全会给我以最严厉的纪律处分。
+
+　　来源：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翻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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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3/000015.txt
@@ -0,0 +1,35 @@
+# 中共湖北麻城县委关于红专公社政策执行、干部作风问题的检讨报告
+
+　　（地委并报省委：）
+
+　　我县红专公社执行政策和干部作风问题，在省委、地委工作组检查和地委指示以后，县委立即派了工作组去，并在县委会上进行了专门研究，分析检讨。各项问题立即处理兑现。现将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及处理结果报告如后。
+
+　　一、红专公社的执行政策和干部作风问题是十分严重的。突出的是没有坚决执行人民公社体制的政策。占用生产队土地，扣用生产队的收入和占用农民房屋。万人大会后，没有退给生产队和农民。计有土地1100亩，现金24000元，房屋283间。这个公社是去年公社化时，以从宋埠迁来的国营农场为基础，县直机关全体干部参加，吸收周围几个农业社，准备成立一个全民所有制的公社，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而建立起来的。建立以后，六个生产队虽然没有立即转入全民所有制，可是土地、房屋等却被搞工厂和农场而大量占用了。县委当时认为横直是要转成全民所有制的，占用了没什么问题。万人大会以后，当时决定农民部分仍搞集体所有制，土地房屋等问题却搁置下来。直到七月份还未处理。公社挪用生产队的钱垫农场的亏空也未尝还。不仅如此，红专公社领导干部思想上转全民所有制的念头还没有断，而且他们还暗下积极酝酿四个队马上转全民所有制。其次，是这个公社执行党的其他各项政策和指示也是很差的。干部强迫命令作风相当严重。包产问题不是按毛主席和省委指示去办，还是少数人包办：口粮不分到户；自
+
+　　……[原件缺一页]
+
+　　主义，这样这次才能普遍执行得好。否则，哪怕是眼跟前也会有大问题。
+
+　　第二、在干部作风问题上，我们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处理问题不及时的毛病。在省委工作组检查之前，县委对于该社干部作风问题检查很少，没有什么了解。虽然经常也去人，但只是看看禾苗，布置一下生产而已。赵金良、陈化民兼任党委书记和社长是个空牌子，很少具体管事。从这一点看来，恰恰证明了我们对于干部作风问题虽然也三番五次的喊过，条文规定的很多，但抓的很不具体。就连城边的一个小公社也没有深入彻底检查过。以致少数干部的强迫命令长期未被纠正；另一方面就全县来说，干部作风也没有迅速地彻底转变。宋埠公社在7月中旬还三天接连三个人因偷盗怕斗争而自杀（另有报告）。除了这些干部本身应负责外，县委没有抓典型及时地大张旗鼓地进行处理，并在干部中扎扎实实地开展讨论，不断地深入检查，因而干部受教育不深刻，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
+　　从红专公社干部本身来讲，在万人大会以后，没有坚决克服强迫命令，反而新的一些方式发展强迫命令。如搞罚工分、罚款、流放、劳改等，这是他们自己应该负责的。他们已经把党的群众路线丢在一边了，如果不立即纠正这种错误，后果是十分危险的。
+
+　　三、如上所述，产生问题的根源在于领导，解决问题的关键也在于领导。因此，县委决心首先处理好这个公社的问题。
+
+　　（1）坚决执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的体制政策，同群众宣布讲明全民所有制是更优越的、是前进的方向，但是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群众自愿了才搞，现在还是搞集体所有制。国营农场在秋收以后搬回宋埠，原六个生产队成立一个管理区，农场所占田地退给原生产队，机关干部在生产大队占用的土地全部退还，各工厂占用的土地，凡属多占的一律退还，修建厂房所占基地按国家征用土地法令，给以合理地价。现在工厂已退出19.5亩土地，机关大队和农场所占土地已与群众协商好，收一块退一块，由机关大队和农场付一定报酬，以补偿损失。农场挪用生产队的24000元全由县里偿还。这笔钱×××，结算了多劳多得和超产奖励，机关大队占用的房屋已全部退还，工厂、农场占用的已退还一大部分，农场占用的到秋收后全部退完。占用劳力除工厂确不能抽出的以外，其余全部回生产队。突击队、脱产剧团已解散。同时通过当前作好秋收分配，把各生产队的供给×比例提存比例进一步定好，三包未落实的，结合分配工作一齐搞好。
+
+　　（2）彻底执行省人委八条规定，自留地应恢复的345亩全部到户，早稻口粮通过群众讨论标准后，全部分到户，全年留粮和粮食任务肯定下来。
+
+　　（3）通过选举运动，进行一次群众性的检查政策和鉴定干部，彻底检查、纠正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对于一般性的作风不好但检查深刻、转变彻底的干部，一般不予处分。但罚工分、罚款等事要向群众检讨。对少数错误极其严重，违法乱纪，群众意见大的，则严肃处理。由群众在选举中撤换下来。现在选举工作正在进行。
+
+　　（4）在贯彻政策、转变作风的基础上，组织新的生产高潮。事实充分证明这次处理抓住了群众的要求。二生产队十小队社员毛世拍说：“共产党说改真改，我们心里格外舒服，要好好搞好生产，争取得超产奖”。他向小队长建议，一定要多找点秧多插二季稻。这个小队20户，原有12户不积极，现在都变积极了。
+
+　　在处理这个公社问题的基础上，县委还决定在全县范围内以管理区为单位，组织有优秀社员参加的检查组，检查抗旱，同时把政策执行情况和干部作风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坚决纠正错误，及时解决问题。据初步了解，虽然其他公社不同于红专公社曾想搞全民所有制问题没有这样突出，但政策执行上的遗留问题仍然不少，例如城关公社的畜牧场（专繁殖猪仔），还欠原来五四一队的母猪，账未还清。公社农具厂里还有闵集街上几个铁木匠没有全部归队。还有好几个公社欠生产队的账没有还清（当然也有些生产队欠公社的款子）。干部作风问题上也很普遍，目前正在深入检查。我们已决定把宋埠死人问题和望花山六生产队社员外逃问题作为坏人坏事典型，同时在总结几个执行政策好、工作作风好的好人好事，树立对立面，在全县干部中展开讨论，群众检查和自我批评互相批评相结合，坚决执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干部作风问题的规定，严肃纪律，以保证党的政策和群众路线作风得以彻底贯彻（检查情况另写专题报告）。鉴于红专公社问题县委负有重要责任，请求地委给予处分。
+
+　　以上报告当否，请指示。
+
+　　 中共麻城县委1959年7月30日
+
+　　· 来源：
+
+　　湖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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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3/000016.txt
@@ -0,0 +1,29 @@
+# 彭德怀同志在八届八中全会上的发言之一
+
+　　（同志们：）
+
+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我的错误的决议，完全拥护“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完全拥护“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
+
+　　我同意在关于我所犯错误的决议中，增写军阀主义和大国主义两点。我的军阀主义思想，表现在我错误地把自己参加革命，当作对革命“入股”，在工作中闹独立性；在处理张国焘分裂党和军队的活动时，我曾经向中央领导同志建议过采用武力手段；也表现在我的领导作风上，独断独行，粗暴蛮横。我的大国主义思想，表现在对朝鲜党和金日成同志不够尊重，缺乏团结精神；这次出国访问，对某些国家警卫森严，礼节繁多，公开向人家表露不满。这可以说，是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
+
+　　在庐山会议和八中全会期间，大家对我的错误进行了认真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使我已经认识到，我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那封信，以及写信前后的有些议论和行动，不是个别性质的错误，而是反党、反人民、反住房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大量的事实表明，我的这些错误议论和行动，是一种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是对党的总路线、对大跃进、对人民公社的进攻，是一种破坏党中央的领导威信，破坏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威信，制造党内思想混乱和分裂的罪恶行为。这种罪恶行为，在国内外敌对势力向党进行的恶毒攻击中，如不得到党中央及时制止，将要起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党外右派相互配合的作用，我事实上已经成为他们在党内的代言人。我这次所犯错误，是和我在高饶反党活动中所犯的错误，有密切联系的。在高岗的反党活动中，我帮助高岗传播了对少奇同志、恩来同志的流言蜚语，破坏了党的团结；在不少同志中，替高岗作了吹嘘宣传，为他的反党活动增加了资本；包庇了高岗的反党阴谋。所有这些，都是我对高岗阴谋活动的有力支持。我不仅成为高岗企图控制军队的桥梁，而且成为高饶反党阴谋野心家的同伙，实际上成为高饶反党联盟中的重要成员之一。
+
+　　经过大家的分析，我已经认识到，我之所以屡犯错误，特别是这次犯了更加严重的错误，决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根源。我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参加党，主要是带着反帝反封建的要求进来的，是带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进来的。这种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是我身上的表现，就是唯我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些反动的思想，一直没有得到改造，就使我长期存在着反动和革命的两面性。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作了一些工作，但是在几个重大关头，执行过错误路线，而且长期没有认识和改正错误。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在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即要最后灭亡的时候，我的反动性方面有了发展，犯了更加严重的右倾错误。一有机会，就企图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选党、改选军队、改造世界。
+
+　　这次中央全会，对于我的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加以及时的、彻底的揭露和批判，是党的伟大的胜利。现在及早的揭发出来，较之以后揭发对党、对我个人都更为有利。这样就不仅在当前保卫了党的总路线，保卫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保卫了全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而且也根除了党在今后革命过程中的一个隐患。对我个人来说，也获得了最后的挽救。决议中提出调离我的国防工作岗位，确保党对人民解放军的绝对领导，我是衷心拥护的。
+
+　　最后，我诚恳地向中央全会保证：
+
+　　一、 继续坚决地揭露自己的一切错误，彻底地改正自己的一切错误。
+
+　　二、 坚决服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在别的同志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也同样坚决服从领导。在任何情况下，坚决维护党的团结，永远不搞分裂党的派别活动。
+
+　　三、 全部地、彻底地抛弃以七月十四日那封信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坚决拥护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踏实地执行这个总路线。
+
+　　四、 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彻底改造自己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并且中央能够给予我这样的机会。
+
+　　五、 愉快地、心悦诚服地接受党给我的任何处分。
+
+　　六、 今后不论党分配我做什么工作，都要抱着“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老老实实地、全心全意地为党的事业而奋斗到底。
+
+　　来源：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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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3/000017.txt
@@ -0,0 +1,101 @@
+# 彭德怀同志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的检讨
+
+　　（同志们：）
+
+　　庐山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对我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联系我在历史上所挂靠的错误路线和参与高岗反党活动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对我有极深刻的教育意义，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我诚恳地感谢同志们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对于我的错误，我在七月二十六日和八月六日的小组会上，作过两次较为系统的检讨，但是都不够深刻。在最近几天的小组会上，得到同志们的帮助，逐步提高了一些认识，又作过几次检讨和交代。现在，根据毛泽东同志、党中央常委会和到会全体同志对我的帮助和我自己的体会，向八中全会全体会议，再一次检讨自己的错误，可能还是不深刻的，希望同志们帮助和指示。有些事实和材料我在小组会讲过了的就不多重复了。
+
+## （一）
+
+　　我首先检讨历史上犯过的几次路线错误。
+
+　　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我对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不理解，不理解中国革命战争，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特别是不理解建设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思想；加上我从旧军队带来了浓厚的单纯军事观点，认为军队作战主要就是攻打城市。这就显然没有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和人民战争的特点，也没有了解中国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相结合的潜在力，因此也就不能了解在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游击战争是可以逐步壮大革命军队，取得最后胜利。也就是不能认真的依靠人民群众。因此，就忍受接受了当时“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
+
+　　立三路线时期，我执行了错误的立三路线。原来红五军军委在毛泽东同志建立农村根据地思想的影响下，曾在一九二九年冬，向中央提出过的幕阜山区（即湘鄂赣地区）开辟根据地的建议，但是受到当时中央的批评，不仅没有完全实现，而且轻易地抛弃了正确路线，毫无抵抗的接受了错误路线。又看到军阀混战，敌人后方空虚，给攻打城市提供了便利条件上。这样，三军团前委就决定先攻占鄂南数县和湖南的临湘、岳阳等城。后来，又在粉碎何建部队对平红的进攻以后，在追击中攻占了长沙。这个战斗，虽然在军事上是个胜仗，但是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仅没有利用有利时机扩大和巩固苏区，而且过早暴露了红军的力量，引起军阀对红军的过大注意，促成军阀战争的停止，并加紧了对红军的进攻。一、三军团会合成立一方面军以后，在袁州会议上，三军团有人仍坚持要打南昌。我这时没有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不打南昌的正确主张。这次争执，几乎造成一、三军团的分裂。在这件事情上，我当时不愿意一、三军团分裂，但对打南昌也抱有怀疑，对三军团内部团结也有顾虑，又没有理由说服别人，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在当时就的摆不定。在一军团打下吉安以后，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总前委领导下，三军团渡过赣江，避免了一、三军团的分裂。
+
+　　在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我执行了攻打赣州的错误决定，结果伤亡很大，攻城未克，又丧失了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准备粉碎敌人新进攻的有利时机。这不仅是战役、战术上的错误，也是路线错误。赣州战役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在江口会议上，提出了向赣东北发展的正确主张。我对这个方针仍然不理解，表示反对，同意了中央局一些同志的错误意见。特别错误的是同毛泽东同志争吵，态度很不好。并从此种下了对毛泽东同志极端错误的个人成见。
+
+　　抗日战争时期，同样由于我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理解得很迟。抗战开始后，我对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和进行性估计过高，没有真正理解只有发动群众，才是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对毛泽东同志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正确路线和纲领，发生抵触，贯彻不力。首先，表现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军分会的决议上，提出了与“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相违背的错误的作战方针。其次，当王明错误路线的纲领提出时，我又接受了这个错误纲领，并在一九三八年春，在临汾作了传达。在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民族义愤模糊了阶级立场，这就不可能真正的认识发动群众的重要性，太行地区的群众运动，这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就作得不好，从反右到反“左”，三起三落，其中我是应当负主要责任的，但是我并没有接受这一教训。一九四零年的百团大战，在组织上说，未请求中央批准，擅自决定，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把日本军队主力从正面战场吸引过来，有利于国民党，而给敌后抗日根据地带来了严重的困难。这很显然是民族义愤，模糊了阶级立场。在新民主主义论出山版后，我没有认真组织讨论，而且错误的宣传了法国卢梭的全民政治——自由、平等、博爱。也就是模糊阶级观点，混乱思想战线的又一表现。
+
+## （二）
+
+　　我在高岗的反党阴谋活动中陷得很深，成为高饶反党联盟的一个忠实成员。
+
+　　高岗和我本来不熟悉，抗美援朝开始以后，才开始接近的。一九五零年十一月高岗到朝鲜，正是布置第二次战役的时候，只谈了一般问题，没有讲其他什么话。一九五一年六月，高岗第二次到朝鲜。向我讲了少奇同志的坏话，主要是讲彭真同志的坏话。一九五二年四、五月间，高岗第三次到朝鲜，又向我讲了恩来同志的一些坏话。还说他到莫斯科时，斯大林讲要撤我的职，他替我讲了好话。我从朝鲜停战签字回国以后（一九五三年六月中旬去朝鲜，八月下旬回北京），高岗到我家中次数较多，我也到高岗家中去过。在这些来往中，私下谈论很多，比较重要的是，他说少奇同志要篡党，当时我表示不相信，但是没有向中央报告。其次是财经会议，高岗说开得如何好，大概在九月约高对军队高级干部作过财经报告，他谈到组织工作会议时，他要军队提出补选中央委员名单，我说军队方面恐怕肖华、邓华两同志合适些，其他同志还须待考虑。一九五四年一月，我参加毛泽东同志在颐年堂召集的会议时，表示赞成毛泽东同志外出期间，由少奇同志代理主持中央工作，而高岗反对。第二天高岗来我处谈：“你为什么支持少奇同志代理，而不支持我来代理呢？”我说：“这是我个人的认识。”高岗当时就气势汹汹地走了。又过了几天，高岗到我家时说：“你这里增加了卫兵，加强了警卫，连我都很难出入了。”我说：“没有的事”。这两件事，当时虽然感到高岗情绪有些异常，但是，也都没有向中央报告。直到又过了几天，邓小平同志正式向我谈高饶反党问题，我才清醒过来，并将上述情况告诉了小平同志。我在高饶反党阴谋中进行的罪恶活动是：帮助高传播了对少奇同志、恩来同志的流言蜚语，破坏了党的团结，几乎造成了党的分裂。在不少同志中，替高岗吹嘘宣传，一部分同志对高岗有了错误的认识，为他的反党活动增加了资本。（比如，在朝鲜向志愿军和人民军干部们讲了高岗如何支援抗美援朝，应当给高授勋。在一九五四年军队高干会上，表扬高岗修改报告稿。）包庇了高岗的反党活动，“派”性超过了党性，相信高岗超过了相信中央。从上述事实分析，我不仅是高岗的义务宣传员，而且是高岗反党阴谋野心家的同伙。我所以同高岗搞在一起，是他的反党活动和我的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臭味相投。而他所攻击的同志，又是我对他们也怀有不服、不满和成见的同志。所以对高岗的话就容易听得进去。同时，也因为被他所吹嘘的“一贯正确”、“积极学习”、“理论水平高”的假象所蒙蔽。
+
+　　在一九五四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我虽然对这次错误作过检讨，但是其承认错误被高岗利用，当了他的义务宣传员，这是很不够的。是不符合上述事实的。是对党隐瞒，对党不忠诚的表现。同时，也是由于我一贯的无产阶级立场不稳，观点模糊所致。因此对问题的看法落后于客观现实，不仅没有预见，而且见事很迟。小事情容易看见，而且抓得很死，大是大非辨别不清，这是使我在高饶反党联盟问题上犯错误的基本原因之一，也是我在其他重大关键问题上犯错误的基本原因之一。
+
+## （三）
+
+　　现在，检讨我这次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
+　　我在庐山会议的小组上，特别是在七月十四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上，发表了一系列右倾机会主义的谬论。向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进行了攻击。同时，打击了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损害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威信。现在我了解这是一种罪恶。七月十四日的这封信，事实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
+
+　　同志们已经对这封信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和批判。我认为，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因为这些右倾观点，不仅我一个人有，在党内还有一小部分人也有。另外有一些人，则表现认识模糊。经过这场严肃的思想斗争，将会使这些人头脑清醒起来，右倾情绪和右倾错误，将会得到更好更快地纠正，这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继续跃进，是有利的。
+
+　　我的右倾观点，主要表现在：把党所领导的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对轰轰烈烈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大泼冷水，横加指责，伤害群众和干部的革命干劲和建设热情。把已经纠正和正在纠正的缺点，片面扩大，说成是“左”的倾向，政治性的错误。把个别的局部的缺点，夸大为一般的、普遍的缺点。把九千万人大炼钢铁的巨大意义，说成是“有失有得”。人民公社化运动，本来是适应我国工农业大跃进的需要而出现的，是人民群众的自发性运动。北戴河经毛泽东同志提出，作出决定加以推广，为全国民人欢欣鼓舞地接受和拥护。我却抱着消极的看法，认为搞早了些。把由于比例失调而造成局部的、暂时的紧张，并且这种紧张已经逐渐缓和，说成是引起了阶级关系的紧张，等等。更错误的是采用含沙射影的手法，攻击毛泽东同志，损害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引起党内的思想混乱，破坏党的团结。
+
+　　这次攻击，正是在党处于内外夹攻的情况下发起的，这就增加了严重的危害性。如果这些谬论传播出去，将成为敌人打击我党的有力武器，将助长那些反对总路线的人们的气焰，将使那些本来不坚定的人，更加动摇，对广大干部和群众来说，将起极坏的泄气作用。这些结果汇合起来，就会取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陷于冷冷清清，少慢差费的局面。从这些分析来看，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言论，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反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我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
+
+　　这次错误的严重性，还因为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偶然错误，而是一种有准备、有组织的行动。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军事俱乐部”，就是发动这次进攻的“司令部”。具体事实，就表现在我和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同志的关系上。
+
+　　现在我来简单交代一下我和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的关系。
+
+　　张闻天同志在北京有时来我处，次数不太多。这次我出国回北京后一两天，他到我家，我谈了东欧各国的一般情况。他向我谈了毛泽东同志四月二十九日的“党内通讯”说：这封信起了好作用，但是也树立个人作用。我当时不仅没有表示不同意见，而且也有相同的看法。这次来庐山后，住地相邻，来往较多，谈的问题也比较多了。谈了对小土高炉的看法，他说是得不偿失，损失很大。还谈了一千三百万吨钢，三亿四千万吨煤难以完成计划。也谈了些他七月二十一日发言中的某些观点。他谈到庐山会议压力大，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政治局会议，只是一些大的报告会，没有集体讨论。我对此不仅表示同感，也交谈了些紧张情况，特别谈到甘肃情况出人意外。他提到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大概是指反教条主义），与斯大林晚年一样。我当时抱同情态度，并向他说，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历史比党内任何其他同志都熟悉，历代的王朝第一个皇帝总是厉害的英明的。我七月十四日的信写出草稿后，张闻天同志恰巧来了，我念给他听，他未听完就走了。张七月二十一日发言，事先我不知道，那天晚饭后在门前散步碰到了，他说讲了三个小时，我说：“讲了些什么，看一下你的发言”。当天晚上他秘书送来了提纲，我要参谋念了一遍。第二天早上他来时带走了。毛泽东同志二十三日讲话以后，又见过一次，彼此心情都很紧张，他说不能讨论了，我说讨论一下弄清一些模糊思想也好。没有谈什么其他问题。
+
+　　从上述情况看，我和张闻天同志都存在着右倾思想，并且事先也有过交谈。而且由于我们两人都对毛泽东同志心怀成见和不满，这就促成我们一起向党发起了攻击。虽然这种攻击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但是两个心心相印，互相配合，确是很明显的。
+
+　　我和黄克诚同志相处很久，工作上接触很多。上海会议后回到北京时，我向他谈了毛泽东同志在会议上主要批评了我。还向他说了毛泽东同志讲的挂帅问题，我认为应从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时算起，不是从现在才挂帅。我说，不知道常委同志们怎样看法？黄当时就向我提出不要到处乱讲。从现在看来，由于我对毛泽东同志有成见，怀疑毛泽东同志推卸责任，曲解了毛泽东同志的意思。 这次从国外回来，我向黄谈了东欧各国一般情况，和在毛泽东同志那里所谈相同。黄向我谈了国内情况，提到有些地区严重，特别是甘肃情况严重。他在谈这些问题时，也表现有火气。人民公社搞早了一些的观点。另有一次谈到庐山会议，我要黄来，我因出国疲劳想休息，他不来我只好来。我七月十四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黄事前完全不知道（黄在高饶反党联盟中提他当政治局委员事，我是不知道的），黄到庐山后，信已印发，他看了以后说：“写得不好，有刺”。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事前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右倾观点相同，过去交谈中相互有影响。因此，两人都发表了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谬论，这绝不是偶然的。我不愿当国防部长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问题，对他谈过多次，他认为我提出这些问题不对，而且中央已作决定不要再提。
+
+　　周小舟同志来庐山后，到我处两次。第一次谈了湖南的一般情况。第二次谈话中，他表示感到庐山会议总结经验不够，有压力。周对当前困难看得严重惯，去年粮食收得不好，小土高炼铁等浪费很大，这一些不仅与我有共同点，而且与他交谈这些意见。我向他谈了自己有些意见，往西北小组零碎谈了一些，有些未谈，想写信给毛泽东同志。他劝我亲自向毛泽东同志谈，周说他们三人（大概是周惠和李锐同志）和毛泽东同志最近有一次谈话很好，要他们把不同意见提出来。我说，我有时爱“戳”人，谈不清楚。这些谈话是七月十二日以前的事。我给毛泽东同志写信的内容，他事前是不知道的。我回忆武昌会议后，我在湖南时，周小舟同志对我说，粮食产量本来没有这样高，可否向中央反映，周说，可以。我回京后忘记了，现在看来，周对谭震林同志恐有不满情绪。我和周只在思想上有一些共同的地方。
+
+　　上面就是我和几位犯错误同志间的联系情况。
+
+　　我这次犯错误的原因，除了政治思想的右倾以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夹杂有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成见，这些将在下面谈到。
+
+## （四）
+
+　　我在历史上屡犯错误，直到现在，又一次犯严重错误，这次不是偶然的。我参加革命以前，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准备很差，也可以说根本没有准备。相反的，在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对我的影响却很深。我所以走上革命的道路，主要是由有着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加上党的影响的结果。当时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理解还是很抽象的。参加革命以后，虽然长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参加实际斗争，但是由于个人发展比较顺利，经常存在自满情绪，党内组织生活的锻炼很差，主观努力也非常不够，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始终没有得到改造，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没有真正确立。
+
+　　从错误的世界观出发，加上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自然，对于观察革命问题的立场，解决革命问题的方法，就不可避免地要经常发生错误。例如：在革命战争问题上，我对于毛泽东同志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所规定的正确革命路线，长期不能理解。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执行错误的路线，或者自以为是地提出错误的主张，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相对立。在对待群众运动问题上，我虽然在毛泽东同志的影响下，从道理上懂得了群众运动对于革命的重要，但是，由于对群众的恩赐观点，包打天下的英雄思想，不是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因此，在实际指导群众运动中，并不真正懂得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常常是在群众刚刚发动起来，就急于反“左”，而扼杀了真正的群众运动。对群众运动的态度，不是满腔热忱的爱护群众的积极性，而是站在群众之外，评头品足，横加指责，向群众泼冷水。
+
+　　由于我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不仅使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常常在革命的路线上，革命的方法上犯错误，而且使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缺乏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虽然自己主观上也有实现社会主义的要求，但是，因为立场、观点的错误，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政策和措施，容易表现支援，有时表现怀疑，有时甚至表示反对。一九五四年，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正在广大农民的自觉要求下，迅速发展起来的时候，我就表现了动摇，同情了停止发展，加以巩固的错误政策。一九五六年冬大跃进出现了不协调现象，我也主张慢一点。这一次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从认识方面来检查，也是正在全国人民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大跃进的时候，我对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发生了严重的动摇。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具体政策和措施上，我也有不少错误的认识。其中有许多错误，都是产生于缺乏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准备的。在庐山党中央常委会上主席批评我时，我插话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内恐怕还要一次思想革命，这是指自己所感而言的。
+
+　　以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对待和处理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就必然陷入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我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就充分表现了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因此，那封信，虽然表面上似乎是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利益，实质上却是要按照我的资产阶级的观点来改造党，改造世界，是一个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纲领。
+
+## （五）
+
+　　我犯错误的另一个思想根源，就是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思想针锋相对的，是根本不相容的，而这种思想却在我的意识中根深蒂固，长期存在，没有得到克服。
+
+　　这种思想，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常常使我在革命的集体事业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渗杂着个人野心和杂质，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党，对待领导同志和其他同志，常常不是为着整个革命利益，维护团结，照顾大局，维护党的领导威信；而往往是为了维护自己不正当的自尊心，感情冲动，这样就会涣散党的团结，伤害党的领导威信。不能虚心听取正当的批评，不能愉快地接受党的监督。我对毛泽东同志感情上的成见，对其了同志的成见，大都是由于这种狭隘心里状态所形成的。毛泽东同志在历史上曾经对我的错误进行过多次严厉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最近在上海七中全会上，再一次对我进行批评，同时还有鼓励和支持，这些批评本来都是对我有益的，我却从个人英雄主义出发，心怀不满。这次我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就夹杂着这种不正常的情绪，有意识地要“戳”他一下。这种行为，就是一种私人报复，破坏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反对毛泽东同志的行为。如果不是及时受到揭发和批判，就会发展到个人野心家的严重地步。危害党、危害人民、危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
+　　我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在组织纪律方面，是无组织无纪律行为的基础。我曾经对全国性、全军性的重大问题，擅自作主，不请示报告中央，不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一九四零年的百团大战，一九五八年告金门蒋军官兵书和宣传口号，以及这一届国防部副部长和副总参谋长的名单，未经军委讨论，就用军委名义报告中央，在组织原则上，都是有严重错误的，我是有严重责任的。
+
+　　我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表现对同志的关系上，对上级是傲慢任性，公开顶撞，不顾影响。我这种傲上思想，从社会历史根源来看，是在旧社会中反抗反动统治和压迫所养成的，在当时有一定的革命作用。但是参加干革命以后，没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彻底改造，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因而常常带着这种思想情绪，来对待党的领导和党的领导同志，这就成为一种极其有害的东西。对同级和下级，是盛气凌人，方式粗暴生硬，责人严，对己宽，使人望而生畏，严重脱离群众。对别人的功绩，常常不加重视，对别人的错误和缺点，甚至是已经改正了的错误，倒是念念不亡，别人对我的批评，即使是正确的，也表现难予公开接受。对批评我的同志，如果感情不合，或者批评与事实稍有出入，常常不能从批评的基本精神去理解，而斤斤计较方式，态度和枝节问题，即心怀不满，产生成见。我在高岗反党活动中，表现和高岗情投意合，陷得很深，以致成为其中的重要成员，和我这个缺点是有重要关系的。对外关系上的大国主义思想，也是个人英雄主义表现的一个侧面。
+
+　　我在工作中，表现主观任性，自以为是，简单粗暴，方式生硬，虚心听取和采纳别人的意见很差。在口头上自己非常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发扬民主，集中大家的智慧。而在会议上，常是自己讲的多，很少给别人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听到反面意见，有时不让人家讲完，给顶回去，态度很不冷静。认为别人对于会议上要讨论的问题没有很好研究，发表的意见不是真知灼见，即不加重视。在工作中，深入调查研究很差，到下边去走马观花多，下马观花少。不是耐心同下边同志研究情况，而是看到一点，就急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因此，有时下去产走了很多地方，还不能了解下边的真正问题所在。所有这些不良的工作作风，和我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都有着内在的联系。
+
+　　总之，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成我在革命斗争中反动性的一面，已经给革命事业带来过重大损失。如果再不警惕，痛改前非，任其发展下去，后果是非常危险可怕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张国焘、项英、高岗、饶漱石等人分裂党、分裂军队的错误，就是从这些根源产生的。这是前车之鉴，我现在重温这些惨痛的教训，不禁毛骨悚然，但是对我避免重犯类似的错误，却是极其有益的。
+
+## （六）
+
+　　不了彻底纠正我所犯的错误，最主要的是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观察问题，克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经验主义。在中国，在我们党，学习马列主义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向毛泽东同志学习，学习他的各种著作，学习他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对于马列主义的运用。我过去对于这一点，重视不能够，既没有好好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也没有好好向毛泽东同志学习。因此，就陷入经验主义的泥坑里，在政治上常常迷失方向。
+
+　　当然，我的学习，首先必须和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密切结合。我这次所以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主要在于自己既不懂得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又不完全了解中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仅仅凭着一知半解的经济概念，凭着零星片面的材料，就估计形势，发表意见。以致在当前需要反对右倾的情况下，我却错误的提出反“左”，在某些少数同志中一度造成认识上的混乱。因此，对我来说，密切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加强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是改正错误的重要工作之一。
+
+　　今后必须尽最大的主观努力，继续进行自我批评，把错误思想的根子彻底挖掉，克服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一九四五年，在延安举行的华北座谈会上，大家对我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虽然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但是后来旧病仍然经常复发。主要原因，就是当时自己总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纠缠，过后又没有注意进行经常的自我批判，因而错误思想的孽根未除，等到气候适应，就乘机复发。这个沉痛的教训，一定不再重复。
+
+　　加强党性锻炼，加强组织纪念观念，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的思想意识中，渗杂着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是其中比较突出的。此外，还有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这种有害的思想，主要表现在对待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态度上，不够尊敬。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由我自己的思想意识有毛病；另方面由于自己在旧社会中，认为依靠个人的“英雄”行动就可以改变社会，忽视集体组织的作用，这种思想，也影响了我的组织观念。
+
+　　同时也由我对于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特别是对领袖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作用，领袖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作用，认识不清。在这次会议上经过同志们的批判，经过自己的反省，现在我认识到领袖的威信和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是一致的。自觉地维护领袖的威信，就是维护革命的利益，维护全党和党中央的团结，就是维护党的生命。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过群众千百次的亲身体验，经过千百次的事实证明，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挑选出来的、代表正确路线的，最有威信的领袖，是全党和党中央团结的核心。我过去在这个问题上觉悟是低的，今后必须努力提高这种觉悟。我长期以来，错误地认为，只要不是反革命，什么话都可以讲。因此，讲话常常不看场合，不顾影响，随意“放炮”，不计后果，犯了严重自由主义的错误。以致伤害党的团结，损害领导同志威信，也容易为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
+
+　　毛泽东同志讲的“骄傲使人落后，虚心使人进步”，对我来说，是特别需要牢记的。今后要彻底放下包袱，老老实实地、虚心地向别人学习。我在待人接物上的横蛮、粗暴，决心改正。要真正作到以平等态度待人，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劳动者，站在群众之中，而不是站在群众之上，作一个人民踏实的勤务员。在党的原则下，坚决和同志搞好团结。
+
+## （七）
+
+　　这次会议，全面地、严肃地揭发和批判了我的错误，对我个人、对全党全国人民都有极大好处，这是党的一个伟大胜利。三十多年以来，毛泽东同志一直对我进行无微不至的帮助和教导，并且不止一次地将我从错误中挽救出来。在我这次陷入错误泥坑而不自拔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又一次伸出热情的手，对我进行耐心的帮助，更使我感愧交加。我现在向全体同志诚恳表示，我坚决地全部地抛弃那封信的错误立场、观点，坚决抛弃对毛泽东同志的一切成见，坚决回到党的立场上来，脱胎换骨，重新作人。竭诚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党的总路线，永远作党的驯服的工具，不管今后党中央的领导人有什么变化，都愿坚决服从领导，在党的监督下，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并愿尽自己的余生，无限忠诚地为党的革命事业而奋斗。
+
+　　最后，我恳切的向党中央表示，人民解放军是党的有力工具，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我这样的人来掌握，是非常危险的。加上我缺乏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军事科学也非常贫乏，继续搞军事工作也很困难。我万分诚恳地提议，撤销我国防部长和军委委员职务，并愿接受党的任何处分，请求党分配我去作党认为适宜的工作，籍以加强自己的锻炼，从实际工作中改造思想，认真读些马列主义书籍和毛泽东同志著作。并建议把我的错误，在全党、全军殿开批判，进行教育。以补救我的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使大家引以为戒。
+
+　　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已近六年，缺点和错误不仅很多而且严重，这里不作详细检查，等以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再进行专门检讨。
+
+　　来源：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翻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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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3/000018.txt
@@ -0,0 +1,17 @@
+# 中共麻城县委关于罗学怀严重违法乱纪的通报
+
+　　罗学怀是中共夫子河管理区总支副书记，一贯作风恶劣，强迫命令，打骂群众，摆个人威风，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的特权思想，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高尚质量，损坏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信。
+
+　　1959年7月15日，戴家北门社员戴定亨（贫农，19岁，复员军人），戴定金、戴太品三人在车水抗旱，罗学怀同志至此看棉花，当时戴定金问戴定亨是哪个，戴定亨答道：“还不是哪个姓罗的×日的”。由于这样骂了一句，罗学怀听着了，当即将戴定亨带到管理区，进门后，罗将大门关住恶声骂道：“跟我老子跪倒”，气势汹汹的进行审讯说：“你为什么骂我，对共产党有什么不满。”连续进行追问，戴定亨逼得无法才说：“我看到你不去生产才骂你”这样更引起了罗学怀的气愤，当即叫通讯员小梅拿一根绳子给他，照戴定亨的背上打两绳子，并踢了两脚，这样罗学怀的气愤还不能平息，当即打电话给四生产队支部书记，责成他对戴定亨进行处理。跪至下午（大概跪两小时左右）才叫他起来，罚他给慰问团担粉子下乡，回到管理区时不让他回家，两餐不给饭他吃，当晚在催家河筑坝时，罗学怀又亲自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对戴定亨进行斗争，戴定亨在会上承认错误，并向罗作了检讨，而罗学怀还不罢休，要戴定亨交待为什么要骂他，将戴的耳朵揪住往前一推，并踢了一脚，罗继续审问为什么要骂我，戴定亨不敢作声，罗学怀拿一根扁担骂道：“你这个×日的好好交待，不交待我一扁担打死你。”当时群众扯住未打，群众看到戴定亨已作了检讨，承认错误，向他要求算了。罗学怀威胁说：“为了教育大家，现身说法，要他在全乡作典型。”散会后下午两点，罗亲自将戴定亨带到星火一队关押，并叫人看守，第二天罚他劳动“改造”，给星火一队薅秧。
+
+　　1959年6月底，望花山管理区青松一队支部书记尹立青同志在巴家嘴垸（罗的家乡）叫群众割草做肥，次日苏成福（贫农，66岁）在罗学怀原来田岸上割草，罗的老婆发觉不要苏割，当天下午罗学怀同志回家，他老婆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他就气愤地跑去找苏成福，苏当时与社员薅棉花正在休息，他一见到就大声骂道：“娘卖×的，你为什么把我的草割了，社里不供给我家口粮，我的田岸草不要人割，田入了社俺草冒入社，你们晓不晓得政策”等，骂得苏不敢作声，罗要到乡去讲理，将苏的衣服扯破，又把苏的手扯住，苏在地下坐着，拖了一丈多远才被群众扯开，罗学怀还是继续大骂，苏成福害怕了，叫他弟弟苏成寿把草送还罗家，罗还说：“不行，要与我一根根的接住。”
+
+　　1958年2月，罗学怀怀疑侄儿罗先法与其老婆搞皮绊，把先法叫到家中，用绳子将罗先法捆住，硬性要他承认与其老婆搞皮绊，罗先法不承认有此事，他就将绳子捆得更紧，捆得罗大叫，无法才承认。罗又继续追问：还有哪些人到他家去过。罗先法不说，罗将绳子提着背靠背的将罗先法驼起来，罗先法受不住，说有苏开喜（贫农）到他家去过，罗学怀当即命生产队长罗学礼将苏开喜找来，狠狠的打了两耳光。他还在家找刀子扬言要把罗先法杀死。罗先法的母亲听说要杀她儿子在家里大哭，他又拿一根棍子赶至她家要打这个老大娘。
+
+　　据群众反映罗学怀及其老婆经常为些小事，在垸里大骂群众，称王称霸，群众不赶惹他，因为他是干部，怕打击报复，群众对罗学怀意见很大，但只是敢怒不敢言。
+
+　　此外，他在熊家沟和望花山工作时打过不少的群众。
+
+　　从上述情况看来，罗学怀的作风已经不是粗暴生硬，而是恶霸作风，违犯了纪律，他的行动，证明他已经完全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质量，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信，成为群众所憎恨的坏人了。因此县委决定开除其党籍，并由法院依法处理。
+
+　　全体党员，全体干部，应该对罗学怀的犯法行为进行一次讨论，从中吸取教训，坚决和一切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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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3/000019.txt
@@ -0,0 +1,19 @@
+# 中共麻城县委关于夏建华同志所犯错误的处理通报
+
+　　夏建华同志系宋埠人民公社党委委员、岐亭管理区总支书记。由于个人主义严重滋长，不顾党的利益，不顾新（洲）麻（城）两县人民的关系，多次无理的与新洲县鲶鱼坝水库闹事，以致造成打架打伤2人事件。现将错误事实和对夏建华同志处理通报如下：
+
+　　夏建华同志1959年万人大会以后，借口纠正人民公社化中的某些偏差，无理的与新洲鲶鱼坝水库闹事，鲶鱼坝水库是1957年修建，挖压了歧亭管理区第一生产队土地近700亩；水库建成后，又经双方商议，将第一生产队水库下3亩水田，一口鱼塘让给水库经营。这些土地在修建水库中，本来已经按照合理价格赔偿了岐亭的损失。夏建华同志却借口 要纠正人民公社化中执行政策的某些偏差，向水库提出合伙投资共同经营等不合理的要求，并坚决要水库答复，又多次质问批评水库的负责同志，当水库负责人蔡序丰同志答复说水库是国营单位，不能与群众共同经营，并认为水田鱼塘都已订了合约，赔偿了损失。夏建华同志不仅不认识自己的要求是无理的，反而又亲自指使第一生产队支部书记赵基立没收水库田地鱼塘，还扬言要求不答复，群众要闹事来威胁人家。赵基立在夏的这种思想指导下，公开于6月9日组织他们到水库去打鱼，以致造成打架，打伤水库工人刘香林的严重事件。
+
+　　当县委发觉夏的这一错误后，由公社党委责成夏到水库作深刻检讨，夏不听从这一指示，迟迟不去检讨。
+
+　　夏建华同志所犯上述错误，不是偶然的，早在1958年春季以来，就不执行党的政策，用强压命令的方法对待群众。去年春季，夏到谢家山检查生产，发觉本垸棉花营养钵做的质量不好，不去耐心帮助，用脚将营养钵踢去1000余个，并大骂一顿；又一次去大队检查抗旱时，夏认为六队抗旱情绪不高，将小队长张银明和一个社员拉到大太阳下跪了一顿。去年夏建华的工作作风是：说服少压服多，亲自动手打了三人，跪了两人，群众见了夏就弯路。在夏的这种作风影响下，岐亭管理区的部分干部强迫命令的作风发展到十分严重，总支副书记杨国斌亲自动 手打了5人，跪了50余人，对待群众开口即骂，群众给杨送了：“杨阎王”的称号。
+
+　　全管理区七个生产队，就有五个发生类似情况，夏建华由于本身作风恶劣，对那些干部的错误既不加以制止，又不向上报告以致造成生产，工作受到了很大损失。
+
+　　夏建华同志不仅政策观点模糊，作风恶劣，与水库闹事，同时还带头挪用公款，多占社员粮食。58年春季在二队将该队公款挪用70多元，又借信用部5元，到现在仍未还清。8月间夏又以总支书记职权，将二队早稻借去220斤带回自己家中，至今未还。特别是今年春节，正当粮食紧张时，夏不去教育自己的爱人参加劳动，将爱人送到敬老院，只吃饭不做事，群众反映纷纷。夏为了避免社员反映，又将爱人送到缝织厂，社员说：“还是要当官，夏书记的爱人可以住敬老院，当工人，我们社员是做不到的。”
+
+　　由于夏建华同志没有起到好的带头作用，没有按照上级党的指示转变干部作风，歧亭管理区在万人大会以后，连同鲶鱼坝水库事件一起，共发生四次打人的恶劣行为。
+
+　　上述事实说明：夏建华同志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不仅违反了党的政策，影响了新麻两县人民的友谊，同时夏身为总支书记，带头破坏党的粮食政策，多占社员的粮食，使党的威信受到了影响，全党必须从夏建华同志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这即是：必须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坚决走群众路线，有事同群众商量，遇事谦虚谨慎，任何个人主义、骄傲自满的情绪都是十分错误的。
+
+　　为了教育夏建华同志，挽回党的损失，严肃党的纪律，县委决定给予夏建华同志撤销党内一切职务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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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小舟同志给毛泽东同志的信
+
+## 毛泽东批示：
+
+　　“印发各同志。毛泽东  八月三日”
+
+　　（主席：）
+
+　　接到您一日夜的信和“邱迟与陈伯之书”。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以我这样一个曾经在主席左右做过一段工作，近年来接近主席取得指示的机会较多的人，在历史紧要关头，竟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心情是痛苦万分的。特别在您二十三日讲话之后，我还在动摇之中，直到列席常委会议之后，我才觉悟到彭总还有另外一套东西，而这些东西是我过去一直没有嗅到的。我已经迷失方向并且走得相当远了。您责备我，同志们怀疑我，在自己还没有觉悟之前，我是没有理解的，觉悟之后，我才想到这是当然的。究竟是什么鬼附着我的身，使我迷失方向呢，我痛苦地想了几天，想把这种心情告诉您，我是一个出身于地主家庭还没有改造得好的知识分子，主观上对革命与建设事业是满腔热情，对党的领导、路线、方针、领袖是坚决拥护，然而我的立场是不坚定的，遇着大风浪有动摇的，有些时候甚至严重地动摇，例如在这一次为了保卫总路线的大辩论中我的表现就是这样的。我同情和同意彭总的信，其深刻根源在于我的灵魂深处有着和他的某些思想相通的东西。彭总在湖南的视察以及这次在庐山和他的谈话（这些具体情况已经向您报告了）实际上起着向他提供材料的作用，至于他给主席写的信，印发之前我是不知道的。这证明有细菌在身，病总是要害的。我回想起一些历史情形。在解放前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在合作化运动中、在去年的三大运动中，在这样许多伟大群众运动中，我的思想总情况首先是拥护这些运动、鼓动参加和领导，但是运动一起来就怕出乱子，前怕狼、后怕虎，容易发生动摇。由于这样一种立场，在思想方法上就容易偏于右倾保守。假如说我主观上否定大跃进、总路线，我总是觉得冤枉的，然而脑子里总是装着一大堆的问题，“忧心如焚”，这样实际上就有可能反过来成为我思想中的主流而不自觉。您昨天问我是不是当了彭总的宣传员，扪心自问，我是当了义务宣传员的。黄克诚同志在湖南工作，相处数年，我对他是敬重的，他的思想方法，我感觉也是保守一面的东西较多，这种情况也予我以影响。周惠同志在农民运动方面是比我经验较多的，他在这个方面是有长处的，时常是在我看到缺点主张刹车的时候，他主张更多地注意宝贵群众的热情、防止泼冷水，两个人互相合作，取长补短，相处还好。同志们又批评我有怨气、骄气。去年挨过一些批评，这些批评首先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但是乍听之下，心里有点不舒服，先在郑州向少奇同志、后在长沙向您谈过之后，感到问题已经说清楚了，也就再没有什么意思了。但是私下言谈，对于左邻右舍，有所评论，还是有的。加之在最近省委召开的县书会议上有盲目乐观情绪的一面，我们也批评了这方面的思想情绪，常常警惕自己不要有自满情绪，然而下意识里，爱听说好的，以为自己的工作虽有缺点，大体不错，这样一种情绪，我想是同志们感觉我的调子不同的深刻原因。我没有参加过这样路线斗争的会议，主要由于自己的立场、观点、思想方法都有毛病，政治嗅觉很迟钝，同时还有一些右倾观点抵触着，党的历史知识很少，言语行动又有缺点，这些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您对我的责备和同志们对我的怀疑。我现在了解到这完全是我的错误。您几次找我们谈话，今天又特别给我写信送书，情意深挚，我完全体会主席的意思，我诚恳地把我所想所做的，老老实实地向您告诉。我希望经过这次深刻教育之后，坚定地站稳立场，改选思想，进一步地把工作做好。
+
+　　敬礼！
+
+　　 周小舟八月二日二十四时
+
+　　来源：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翻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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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小舟同志的信
+
+## 毛泽东批示：
+
+　　印发各同志，全篇挑拨离间，主要是要把几个秀才划进他们的圈子里去，并且挑拨中央内部。
+
+　　 毛泽东  八月十四日
+
+　　（主席：）
+
+　　八月十二日六时信敬悉，昨夜从您处回来，和周惠同志谈到深夜，把对您的指示要点的体会都谈到了。根据全会精神，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军事俱乐部是反党、反中央、反主席、反总路线的性质，彭的信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而我本人曾和彭有接触，和黄克诚同志的关系较深，和张闻天同志曾有一次谈话，其中详细经过，在八月十日晚以前有重要隐瞒，如此等等，推论结果，我必然是反党、反中央、反主席的俱乐部成员之一；同时我有许多右倾思想和观点，推论结果，又必然作出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结论。周惠同志和我同住一处，我和彭谈过的话，有一些曾和他谈过，在庐山第二次到彭处去谈话，又是他完全出于好意地劝我去的，因此他也沾了军事俱乐部的边；他在群众运动和许多其他问题上的立场比较坚定，但是我既然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性质，他也不能完全没有责任，推论结果，他至少犯有这种性质的一定程度的错误。此从当前反彭反右斗争总形势来看，势有必然，而解剖我们自己，披肝沥胆，又感觉与实际情况确有出入，我想到假若戴上这样两顶帽子，我对主席、中央、全党，湖南党员和人民，甚至对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必须说我犯了反党、反中央、反主席、反总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两条错误，然而再说下去，势必泪潜潜下，不尽欲言。谈到这里，周惠同志感情奔放，放声大哭，我则吞声忍泣，泪与言俱。我在这样两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这是完全肯定的（周惠同志与我有很大区别）。今早十时，接到您的来信，要我写成详细材料。本来昨天我是想把一切所想、所为系统地向您报告的，由于您插话较多，有时我的思路也被打乱，因此时间虽长，意犹未尽，我想趁这个机会，把我一切所知材料和我的思想状况向您报告。请求您相信我的忠实与诚恳，我以我对您、对党中央、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和我的生命保证我所反映的全部材料的真实，由于记忆力差，某些语言、细节或者记忆不到，至于关键性质的材料，是决无保留和遗漏了。
+
+　　我想分作几个问题来写：
+
+## （一） 我和彭德怀同志来往和谈话经过。
+
+　　1·武昌会议后彭到湖南视察和谈话内容，具见八月三日我的检讨（全会简报第十号）。应该补充的是我现在觉悟到彭的那些谈话有抬高自己和拉我一把的用意，我当时是没有嗅到的。
+
+　　2·到庐山后和彭的正式谈话两次，第一次是七月三日或四日上午，是我找他去的，不是他找我的，内容除见八月三日我的检讨以外，还有彭谈到的一些问题。
+
+　　甲、 中央常委之间，少奇同志当了国家主席之后更不便说话，恩来，陈云同志犯过错误不能讲话，朱德同志意见较少，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了解情况不多，不甚说话，小平同志，亦不便多说，意指常委之间，某些问题或者难于展开讨论。
+
+　　乙、 他自己对于某些工作缺点，敢于讲话，并且时常给主席送些反面材料看，例如广州军区材料（他手里拿着，我当时未看），他说这一些，可能主席不满，撤职也不要紧，黄克诚可以当国防部长。
+
+　　丙、 他从欧洲回来，向主席汇报，谈到铁托左右有数十人逃离铁托跑到阿尔巴尼亚去了，他说说到此处，主席顿时脸色发红。
+
+　　丁、 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前，主席召集陈云、富春等六人讨论过今年钢铁指标，陈云同志提出二千万吨不可能完成，主席未表示意见，而会后外面空气则说武昌会议开完不久，即有人动摇指标，意指富春同志作出宣传，但未明说。
+
+　　戊、 主席以个人名义直接写信给基层组织和干部，不知是否经过中央。
+
+　　己、 彭在西北小组会议上的讲话摘录（见庐山会议简报四十八号）各项，除第二页七月四日第二条“我犯过四次错误”，第三页七月六日一、二、三条没有和我谈过之外。其余各条大体谈到，但语言没有这样露骨地直指主席，意思也不和摘录完全相同。
+
+　　3·第二次和彭谈话是在您找周惠、我、李锐同志三人第一次谈话之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即七月十一日或十二日），我们体会主席的意思是庐山会议肯定成绩，总结经验，缺点也可以谈出来。周惠同志完全善意地认为主席的意见可以告诉彭（因为我曾给周惠说过，彭有些意见想给主席谈，但又怕谈错，情绪紧张），我同意周惠同志的意见。
+
+　　这次谈话时间不长，我把主席找我们谈话过程和我们所体会的精神向他谈了，大约四点：甲、综合平衡，非常必要，过去计委对此搞得不好。乙、会议不应有什么压力，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丙、谈到去年估产过高时，我曾说到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丁、主席谈到蒋干的故事，说曹营的事情不好办。国乱思良将，家贫想贤妻。
+
+　　这时他说正要给主席写一封信，我说何不把你的西北小组的发言作为记录写出来送给主席（他说他在西北小组作了发言，但简报上未登出来，到底是些什么，他当时并未系统对讲）。他说，很好，你当了我的参谋。我劝告他写信必须冷静、客观，因为上次我规劝过他和主席谈话决不可以不冷静。
+
+　　至于他要写的信，内容如何，如何写法，以及何时写好，何时发出，我完全不知道。
+
+　　4·以后还有两次见面。一次在七月十八日上午，我、周惠、李锐同志同去看黄克诚同志，和黄谈话约一小时（内容另项详），之后一块儿去参加总理如今的会议，出门碰到彭，没有说什么。
+
+　　又一次在七月二十三日晚，即主席讲话之后（主要是我和李锐的思想不通）感觉紧张，去找黄克诚同志谈话（内容另项详）将近结束时，彭到黄室内来，我说我们被抛到三十公里处了，彭说那有什么，还有三十公里嘛。他没有说几句话就走了。
+
+　　5·我对彭的过去，除了听说百团大战他没有执行中央决议外，其它关于彭的历史情况完全不知道，总以为彭是个好人，故对他的有意拉拢，毫无警惕，对他说的话，也以自由主义的态度对待，由于我自己有许多右倾观点、错误观点，所以谈话也相投，我所谈湖南情况，其中包括许多右倾观点，可能对彭有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起了向他提供材料的作用；反过来，我谈这些错误观点，又是当了他的义务宣传员。
+
+## （二） 我和黄克诚同志的关系
+
+　　1·我和黄系在湖南工作时相识，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零年底，他当省委书记，我当宣传部长，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九月，我当湘西区党委书记，九月，黄离湘来中央，我回省委任副书记。
+
+　　2·他和彭过去是什么关系，我不知道，此次彭之向党进攻，黄起什么作用，我不知道。
+
+　　3·我过去对黄敬重。认为他为人正派，处理工作果断，但粗一点，他对群众运动经验不多，思想右倾保守，从困难方面考虑的多。个人生活确实艰苦扑素，我和他比邻而居凡一年，故深有所感。他在湖南期间把地方所积累的钱都办了地方工业；省、地方盖房子，大体上是他离开后才开始的。
+
+　　4·我每次到北京开会都到黄、雪峰、先念同志处（以后和震林同志熟了，也常去）谈谈工作情况，而黄处去得较多。对于工作情况，他总是从不利方面、困难方面要我设想者多。他不和我谈中央人事，只有一次我谈到湖南粮食情况涉到震林同志时，他说谭是好人，但是不准。我扯到中央人事时他便阻止，说不要谈这些。这是我过去对他有深刻印象和敬重的原因之一。我和黄偶有通讯，每年一、二次而已，都是具体工作问题。
+
+　　5·他在二月间到过衡阳，我和他未见过面。他从衡阳打过一次电话给我，意思大体是：甲、从衡阳车江公社所见粮食情况尚好，乙、有那个地方现在还用木炭炼铁，要我停止；丙、他认为衡阳县委第一书记魏凡同志不能胜任，要我们考虑调换。其后他去郑州参加会议前在长沙机场候机，在机场和周惠同志见面，据周惠同志记忆，所谈大体也是这几点。
+
+　　6·庐山和黄谈话两次，都是我、周惠、李锐同志三人去的。
+
+　　第一次在十九日早八点左右，李锐同志是我电话约去的。除谈到湖南工作几个问题（木炭炼钢、浏阳工作缺点、衡阳县委书记不胜任等）之外，谈到会议情况，我和李锐同志说到会议空气有点不能多说缺点的压力，把主席和我们谈话的精神简单地谈了一些，黄说主席在郑州会议以后就已经注意改正这些方面的缺点了；谈到彭的信，黄说粗看了一下，有漏洞、有问题、，有刺，照实际说，还可以说得重点，但是不能对彭说。八点五十分左右，彭进黄室来，没有说什么，就到交际处去参加总理如今的会议了。
+
+　　第二次谈话在七月二十三日晚九点左右。主席上午讲话之后，我思想不通，有抵触情绪（周惠认为方向完全对，但我们回去如何做法，还要具体考虑）。黄昏时候，我想到黄处去谈谈，周惠同志本不愿去，其时恰巧李锐同志来了，李的情绪大体和我相同，他说听完主席讲话，他和伯达、家英、冷西同志去游小天池，三人都感到沉重，思想有抵触。他的情绪很激动，我也很激动，说对主席讲话，根本不通，周惠的态度较冷静，并说，你们这样说法不对，李锐说到主席这篇讲话是钓鱼、翻云复雨，说主席几年来各方面取得胜利，国内外威望很高，有点“翘尾巴”，说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假若以后不加六条标准就是修正主义的东西；周惠同志虽然未多说话，这时也加了几句，说二中全会下马的决议，主席也参加的；在家看到主席和斯特朗的谈话记录，斯说马恩列都不如主席，主席当时应该说几句话。我当时由于有抵触情绪，想马上到主席那里去谈。因为其先已约到黄处去谈，周惠同志虽不愿去，也就拉着他同去了。在黄处谈约一个钟头。首先是我说到对主席讲话感到突然，一百八十度转弯，不知是何道理。李锐同志则把上面一些话都讲了。我说到主席是不是有些象斯大林晚年，意指有些骄傲、独断，并问到中央集体领导如何。我又说到我们想直接见主席去谈。周惠同志这时并未说话。黄劝我们不要激动，说中央集体领导很好；说主席讲到方向问题、立场问题是正确的；说有错误缺点可以检讨；劝我们不要在激动之下去见主席，于是我们才冷静下来，周惠同志这时说了几句，大意是主席讲话精神反右倾是对的，但如何做法，应该考虑，上面他所说的话这时也说了。这一段三人议论到四人议论，主要是我和李锐同志的错误，李的情绪比我更激动些。如此谈过之后，我们感觉冷静下来了，于是又谈到早稻收获和当前抗旱等一些湖南情况。将要回来时，彭进黄室内来，谈了第八页第四条上所写的几句话，我们就分头回来了。回来之后，我们很后悔，感觉情绪不对头，犯了错误，周惠同志的后悔心情更厉害，说犯了这样大错误怎么办，其实我的心情也很紧张，说错误已经犯了，以后总要还账的，这个时候只好暂时不说。这段谈话，当时和在以后列席常出门时，我曾要求黄暂时不要再谈，过些时候一定向党作交待，黄在十日下午小组会上把这些话都说出来了。
+
+## （三） 我和张闻天同志的一次谈话
+
+　　我在延安与闻天同志开始认识，但除在延安向他谈过一次一二九运动材料外，未作过其他谈话。闻天同志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这我是知道的。
+
+　　七月十九日我在新编小组有一次发言（内容见庐山会议简报十八号第八页），会毕同路出来，我问他我的发言如何，他说可以，他邀我到他家里去谈谈，路遇田家英同志，田拉着我们同到他那里去谈谈，当时在座的除我们三人外，还有伯达、乔木、冷西同志，和主席处的警卫处长王同志，李锐同志碰着来了，扯到会议空气有些压力，肯定成绩之后，缺点也可以谈谈，当时乔木、伯达、冷西、王同志等四人未讲什么，但是看来这样一种思想是有同感的。不久，即在田处吃饭。饭后，闻天同志邀我“还是去谈谈吧”，我就去了，谈话约三、四十分钟，内容是：
+
+　　（1） 会议在具定成绩之后，应该谈谈缺点方面的经验，均有同感。
+
+　　（2） 党内民主问题：一方面每个人应该有话就说，敢说，另一方面要造成一种使人敢说敢讲的气氛，当时对此点有同感，并无实指，只是泛论。
+
+　　（3） 刘杰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说大跃进中某些缺点，只是由于缺乏经验，对于某些主观主主义、片面性根本不说，闻天同志认为不妥。
+
+　　（4） 闻天同志主张取消公社供给制，我不赞成他的意见。
+
+　　谈话只此一次，内容就是如此。
+
+## （四） 和李锐同志的关系
+
+　　1·我和李锐同志认识在一九四九年南下到湖南时。当时他任报社社长，我任宣传部长，在直接工作关系，以后有一个短时期我任部长，他任副部长。我对他的印象是聪明、颇有才华，过去印象为人尚好，骄傲，狂妄，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他和周惠同志早在个案青委时代即相识，周惠同志对他的印象与我大体相同。这次来到庐山，在七月二十八日列席常委会议之前，他来我们处闲谈约有四、五次。七月二十八日之夜，就没有再来过了。
+
+　　2·李锐同志八月十一日中午所写“我的反党、反中央、反主席活动的扼要交待”（全会文件四十六）是一个言不由衷、推卸自己政治责任的东西，前提错误，其一、二、三条基本不是事实，四条之前提不对，其余所写许多自由主义和无原则的谈话，有的不合事实，有的夸大。而且这次我们犯这样目无党纪、破坏领袖威信的严重政治错误，一方面主要由于各人都有错误根源，但另一方面确实首先是由于李锐同志的狂妄胡说而引起的。
+
+　　3·但是他隐瞒了他谈到的许多问题：
+
+　　甲、 田家英同志谈过想要求离去主席秘书职务，离去之前，他将要向主席大胆建议三事：（1）希望主席避免斯大林晚年的错误；（2）主席能治天下之事，而于左右人员某些错误难于知道；第三件李说后，我忘记了。
+
+　　乙、 乔木、伯达、家英等同志认为会议将要肯定成绩，总结经验，而在彭德怀同志信件出来后，乔木同志认为基本形势变了。
+
+　　丙、 在主席怀疑我们有派别活动之后，乔木同志示意田家英到主席主席处谈清，同时李锐同志向主席写那封检讨的信。
+
+　　丁、 乔木同志曾谈过主席谈到海瑞，但又不要海瑞。
+
+　　戊、 在主席提到湖南派的时候，他听说中央已在起草反对反党集团的决议了。
+
+　　己、 陈云同志在反冒进后有些灰溜溜的，说柯庆施同志等似乎拉着大棒打人，说他是经过大风浪的。言谈之间，有些情绪。李锐同志曾担任过陈云同志的秘书，故所知较多，李说好在陈云同志此次未来，否则恐怕把他扯进去。
+
+　　这些自由主义的乱谈，是否事实，我完全不清楚。谈后他说当作烧掉，他的用意是乔木、伯达、家英、冷西等同志确实都是好人，不要连累他们，并且又把事情弄得愈来愈复杂。他的交代不谈到这些，我认为这一点用心是善良的。请您考虑，可否把这段情况只在中央少数同志之间查明，不要传布开去，因为我确实认为乔木、家英、伯达诸同志都是善良的（虽然也有自由主义的错误），把他们扯进去对党没有好处。
+
+　　庚、 彭德怀同志和我谈过话以及谈话内容，除了和周惠同志谈了一些以外，确实未向任何其他人扯过，李锐同志曾问过我，我也没有告诉过他。
+
+## （五） 我还和乔木同志、尚昆同志谈过话。
+
+　　和乔木同志谈过两次话：一次是讨论主席的两首诗，第二次是在我们和您第一次谈话后，我把我所体会的精神告诉了乔木同志，他说好，对他写“形势与任务”（第一稿）有帮助。谈完之后，我还扯到，（1）主席、中央有的指示（自留地、出布告事）直发基层，此种做法，似不可多，曾举湖南执行六月十一日指示有困难，两次请示震林同志批准我们的办法的例子。（2）中央集体领导情况如何。和乔木同志谈到这些，是因为李锐同志扯到他们那种思想状态我才谈出来的（我和乔木同志过去并不很熟悉）我在当时，并无用心，乔木同志却很注意了。在八月十一日下午的小组会上，乔木同志据此推论我是从俱乐部里得到什么东西来活动的，这个完全不是事实，这种思想完全是我个人的，并且和乔木同志谈过的这些话，不是乔木同志提起，我确实已经忘了。
+
+　　和尚昆同志谈过一次话，是在送“形势与任务”稿的一个晚上，把我所体会的主席和我们第一次谈话的精神和他谈了，尚昆同志说好。在后一、二天的一次会上（彭信出来之前）相遇，尚昆同志告诉我，你们提些意见很好，要顶住。我的体会，尚昆同志也有对会议在肯定成绩之后应该谈些缺点，总结经验的感觉。
+
+　　还和罗瑞卿同志谈过一次对主席第一次谈话的体会。此外，任何别的地方都没有谈过。
+
+## （六） 我的思想状态和严重错误
+
+　　1·我对主席有几条意见：甲、南宁会议反对反冒进是正确的，但是当时目标指向恩来、陈云同志，批评很重，是否可以采取其他方法，既反冒进，对同志批评又不太重。乙、上海会议批评的人是否多了一些。说到小平同志当副帅，是否使少奇同志等人不太好做事。丙、主席讲话有时是远大理想（如土地使用三三制等），我们体会应该懂得这些道理，不能不根据具体情况办事，又如某些具体工作作法，似不能规定太死，如麻城经验要从算账入手解决干部与群众关系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但各地办法可以容许有所不同。
+
+　　2·庐山会议，我们带着“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思想来的，希望总结经验带着任务回去，根本没有想到总路线、大跃进会有路线上的争论，对于会议初期在肯定成绩之后，提到一些缺点方面的经验，许多同志有不同看法这种心情我们体会不深，在几件具体事情之后我感觉有些“压力”（见会议简报十号，我的发言）所以向您谈了，这完全是个看法，不是从军事俱乐部里来的什么东西。彭信出来之后我之所以基本上同意，除了由于有许多思想、观点一致的根本因缘，当时也是出于这种心情。直到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主席讲话，把彭信提到方向问题、立场问题上来，提出新的反右倾任务。这在我当时确实没有转过弯来，思想上抵触很深。我的想法是在肯定成绩总结经验之后提出新的任务。要提反右，我的思想是能够接受的，因为我们下面工作已经经出现右的现象，我们在六月底的县书会议上并且已经作了一些布置，但是我想必须在总结经验之后。同时，当时对彭之向党、总路线进攻，由于对彭过去历史不了解，从信的字面来看，又有和自己的许多右倾思想相同的地方，故完全处于突然，思想毫无准备，转不过弯子来。怀疑事情那有如此严重，这种思想，在二十三日我上我是想直接向您来报告的，在黄克诚同志处的谈话，使我冷静下来。直到列席常委会议，了解到彭确实是向总路线进攻，锋芒直指中央和主席，这时才如梦初醒，懂得是怎么回事情。
+
+　　3·为什么我在八月二日给您的信不讲真话，欺骗主席呢？第一、周惠同志劝我去彭处（第二次）确是好心，毫无恶意，扯到这些，势必累及于他，心有不安；第二，特别重要的扯到在黄克诚同志处的谈话，势必把李锐同志所谈那些都扯出来，影响所及牵涉面甚广，而我所了解这些同志（乔木、伯达、家英、冷西、尚昆诸同志）都是好人，即令事实总会查清，而正当会议高潮，势必增加许多麻烦；第三，事情像三个圈子，李锐同志和秀才那里有一个圈；我、周惠、李锐同志这里又有一个圈；我和彭谈过话，与黄关系较深，又和张闻天同志谈过话，故我又与彭的俱乐部有这样的联关，哪此三环相扣，我一时很难于自解。为此原因我想把一切后果由我自己承担下来，蒙混过关，等到一定时机，冷静下来之后再向您和中央彻底交代。正国为这样一种心情，所以决定隐瞒这些情节，同时自己又知道即令是暂时隐瞒，也是对党不诚实，痛苦万状，如在煎熬。十日晚这些情节被迫揭开后，这种心情才稍有改变，也才敢于在昨天请求和您谈话。
+
+　　4·我这次所犯错误是极其严重的。深刻的根源在于我的立场没有得到彻底改造，脑里存在许多右倾思想观点，加以对党的历史知识太少，政治上嗅觉不灵（当然还是立场不稳），言语行动有缺点，另上骄傲自满情绪，这些就使我在紧要关头，发生严重动摇，造成严重政治错误。在您、中央和同志们帮助之下，我已经彻底觉悟过来，希望深刻地接受这次错误的严重教训，彻底改造自己的错误立场。至于我的许多右倾错误思想，我将另作检讨。
+
+　　（敬礼！）
+
+　　 周小舟八月十三日早二时
+
+　　来源：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翻印影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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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3/000022.txt
@@ -0,0 +1,17 @@
+# 中共大悟县委员会给因个人主义抗旱不力的黄站管理区总支书记邓崇林撤消党内一切职务处分
+
+　　邓崇林，男，现年32岁，大悟县新城公社大悟管理区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学生。1951年2月参加工作，1952年入党，历任县人委会计、卫生院股长、民政科付科长、河口区付区长、吕王公社党委付书记，现任黄站管理区总支书记。
+
+　　该同志参加工作以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工作虽有一定的成绩，但由于自我改造不够，有严重的个人主义，一直发展到目无组织纪律，不执行公社党委决议，在抗旱斗争中，消极怠工，严重失职，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
+　　去冬为了加强管理区的工作，党调公社党委付书记邓崇林任黄站管理区党总支书记，邓思想不通，说党委调动干部不是从工作出发，要质问县委组织部为什么要调动他的工作，对他的看法么样。经县委及公社党委对他谈话教育后，虽勉强到了职，但是在工作中始终对公社党委不满，干劲不足，致使该管理区的工作长期处于被动，从今年下秧到现在，各项工作一直处于落后状态。不执行党委决议，如对粮食征购任务有意见，不是积极反映情况，而是抵触不理，公社党委7月中旬分给该区5万斤早稻任务，一直拖延不往下分，到8月5日县委刘书记发觉，并指出其不执行党委决议的错误后，才把任务分到队。特别严重的是在当前抗旱斗争期间，仍因闹个人主义而消极怠工，严重失职，不亲临前线，不发动群众，该区旱情很严重，而邓只向公社党委汇报过两次旱情（其中有一次是成立抗旱组织情况），并三次以病为名（实际病不严重）拒绝参加公社党委召开的总支书记碰头会，第四次会议在公社党委的严格督促下，才参加了会议。8月5日贯彻定额嘉奖的精神后，回区又置之不理，致使该区抗旱运动声势不大，工效不高。从县委工作组在该区长岗生产队了解的情况看，是非常惊人的。该队682亩面积，保收的只有221亩，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237个劳力，参加抗旱的仅只64人，财经付主任方大炮在放牛，保管何传贤在长岗小队坐在屋里，根本不知旱情，支书李义阶、学校老师张宏幸、粮店组长石XX等3人虽去到七乘车的埠头，组织群众抗旱，吃睡在车旁，每人每天吃2斤粮，但由于没有执行定额嘉奖，简车的规定全劳力一天8分，半劳力一天6分，加之劳力、水车等价交换不合理，支援单位，社员的报酬40%由受益队负担，60%由本队付给，弄得双方都有意见。因此，工效非常低，七乘车四天四夜只车灌了一石田（管理不周到，有的水漏了，有的下了河）造成劳力的严重浪费。从全区工具、劳力管理的情况看，问题也很严重。该区147乘水车，能用的136乘，每天行动的只117乘。2502个整、半劳动力，每天出勤抗旱的仅只1301人，占总数的52%。另方面又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拦坝截流，特别严重的是有很多一两乘车能车灌的田没有车救，造成大面积禾苗干枯，使人痛心难舍。据县委工作组检查，石门冲九堰，只拦了一条堰，黄站1里半路长的西河只拦了一道坝，1里路长的东河仅仅只拦了一道吃水堰，1952年用10多乘水车，保住丰收的一冲稻谷白白丢掉。黄站北岗门口，一个管救37亩田的大塘内，虽有普救一餐的水成（下面还可以从旁处救7亩田的水在外）还关在塘内，致使37亩禾苗干枯。在邓的重点新合一社，只要一至二乘车保收的7亩田也由于没有理采，而被干得发红。致使全区旱情扩大，造成严重损失。
+
+　　可是，面对着旱情严重，战斗激烈的局面，身为总支书记的邓崇林，却无动于衷，不是站到战斗的最前线，以自己的模范行动率领和团结群众，与天争粮；相反地，在作风上表现不艰苦、不深入。抗旱以来，只到附近三几个生产队逛过几次，对旱情熟视无睹。对全面的情况，了解得也很肤浅。相反地对自己的身体却很能体贴照顾，只要有一点轻微的病情，也不能克服，经常上卫生所可与爱人一块同住。
+
+　　公社党委开党委会帮助他，他不但不虚心检查自己，痛改前非，反而当会抵抗，硬说同志们不实事求是，扩大事实，扣他的帽子，并说去年党委处分XX同志是捏造的一些材料。
+
+　　根据以上情况，邓崇林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作为一个公社党委成员竟不执行党委决议，在与干旱作斗争的严重情况下，不艰苦发动群众，消极怠工，不关心群众疾苦，该抗旱的不抗旱，造成不应有的损失。这是一种严重的个人主义狂妄自大，目无组织，严重失职的行为，不仅破坏了党委集体领导原则，还直接影响到社员的收入和群众生活。根据省人委紧急命令中对于干部执行赏罚严明的精神，为了扫除抗旱运动中的障碍，保证抗旱运动健康顺利的发展，确保抗旱运动的全胜，并教育全体干部及邓本人，大悟县委研究决定，给予邓崇林同志撤消党内一切职务的处分，工资由21级降到22级。
+
+　　 1959年8月9日
+
+　　来源：《监察工作通报》第13期，中共武汉市委监察委员会办公室编印，1959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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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3/000023.txt
@@ -0,0 +1,23 @@
+# 中共湖北省第二建筑公司委员会关于水电工程处挖雇工人的检查处理报告
+
+　　我公司水电工程处是成立不久的新机构，生产工人很少，在招收一批工人时，发生了严重的挖雇事件。去年12月初，由水电工余平章（党员）以私人关系，用吹嘘和许愿的办法，从武汉市超美水暖电器安装公司挖来了六级技工杜汉生等3人，接着又由杜汉生返回原单位进行串连活动，宣扬省建二公司如何大，如何好，如何有前途，这样连续两次又从该公司挖来了12名工人。据调查，这些工人中的政治成分极为不纯。水电工程处党总支对于这种错误行为没有及时了解和制止，特别是该处付主任戴泽书（党员）事前明知挖雇工人的情况，不但没有反对，反而对挖来的工人表示欢迎，并未请示公司领导，就急忙的办理了固定工人的手续，给这些工人发了工作服、手套，还预支了一部分工资，随即分配到工段去生产。
+
+　　超美公司的工人知道了这种情况后，又有很多人要求脱离原职，转到水电工程处来工作，造成群众思想一度极为混乱，直接影响了生产。为此，该公司立即派人来水电工程处交涉，要求退回这15名工人，并说明了这些工人中有对党不满的分子，有坏分子，有肃反对象等复杂情况。但是该处党总支采取“了解以后再研究”的拖延态度，没有退还工人。
+
+　　更严重的是，在超美公司经公安机关批准办好了法律手续，派人持拘留证来该处工地拘留杜汉生、黄和卿、熊廷义等坏分子和肃反对象时，该处工人和干部不仅不协助执行国家法令，反而当着拘留对象公开抵拒拘留，如团总支付书记唐洪义（党员）就抗拒说：“黄和卿由我处代替拘留，你们的手续不合法……”。党员余平章还说：“不要拘留杜汉生，拘留我好了”。由于他们的态度粗暴，蛮不讲理，助长了被拘留的对象也抗拒拘留，形成当场顶牛，互相争吵，结果拘留未遂，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
+　　事后，超美公司的同志，就找到我公司党委反映了这种情况，公司党委书记和经理听到了反映后，立即采取了坚决措施，首先指示公司保卫科派人协助，进行拘留工作，并专开一辆小汽车到工地将杜汉生等犯拘留归案。接着就责令该处党总支马上退还全部工人，认真的检查错误，还委派了2名干部到超美公司赔礼道歉。
+
+　　水电工程处党总支在公司党委的指示下，积极的召开了总支扩大会议，对这事件的错误，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辩论，经过检查辩论，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在于：损人利己，不顾大局，违背了中央指出的“全国一盘棋”的原则，也违反了公司党委早已强调发扬的整体观念和共产主义风格，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本位主义和违法乱纪行为，对于不听党的话和执行党的决议，给兄弟企业造成严重损失，给本公司造成极坏的影响，深感痛心。在此认识基础上，有关人员都分别作了自我检讨，党总支也向公司党委写了检讨报告，请求处分。
+
+　　与此同时，在公司党委的督促下，该处以党总支书记为首的组成了善后工作组，对超美公司来的工人进行了许多说服动员工作，在去年12月底以前将挖来的工人全部退还了原单位，并再次向该公司作了赔礼道歉。
+
+　　公司党委为了教育全党和全体干部，反对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提倡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在元月上旬的党委扩大会和2月上旬的党代会上，采取了“现身说法”的办法，责成水电工程处党总支先后两次在会上作了深刻检讨，并打印成书面材料，分发到各小组讨论，从而开展了群众性的严格的分析批判，使全党同志都从这一事件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
+　　超美公司对于这一事件的处理，也表示满意。
+
+　　我们认为，水电工程处非法挖雇工人的错误是严重的，本应对有关人员进行严格的处分，但在公司党委的领导下，该处党总支和有关人员认真的检查了错误，分别写出了较深刻的书面检讨，请求处分。后又在几次会议上作了口头检讨，开展了群众性的批判教育，并积极的进行了善后工作，迅速退还了全部工人，一次再次的向超美公司作了赔礼道歉，这说明他们对错误有了深刻的认识。因此，我们决定不再给予纪律处分。但为了教育全党和全体干部，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决定通报全公司。
+
+　　本期印发：市委书记处，省监委，市监委委员，市委各部，市属各级监委，总支、支部。共印6100分。
+
+## 来源：《监察工作通报》第10期，中共武汉市监察委员会编印，1959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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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3/000024.txt
@@ -0,0 +1,17 @@
+# 武汉市建筑工程局党委监委因打击报复撤消何宝善党内外职务处分
+
+　　原市二建筑工程公司预制厂付厂长、支部委员何宝善，在1942年任伪保长3个月，1947年至1950年在私营营造厂当小包头和监工。1951年参加工作，1954年入党，先后任过检工员、施工员、付厂长等职。
+
+　　在召开四级干部会议期间，党一再发动职工群众针对企业管理、领导作风等问题进行鸣放整改。原在预制厂工作的混泥土工人刘雨桐（现在武东六工地工作）于6月1日从武东六工地送来了一张大字报，其主要内容是：何宝善对“三同三化”作的不够，爱到伙房炒菜吃，剥削了大家的食油；1957年整风时不接受群众的意见说：“老子革命好几年，吃一点好的，你们工人还提意见。”如此等等。何看到这张大字报后，抵触情绪极大，怀恨在心，总想寻机报复。有一次因工作去武东六工地时，何就借机找刘，但因武东工地很大，没有找到，只好回来。支部知道后，找何谈话，指出他这种思想和作法是错误的。何并未接受帮助，报复思想反有进一步滋长。7月3日早上，刘雨桐因放假来预制厂玩，在食堂吃早饭时，被何宝善看见，当即火高万丈，气势汹汹地喝住刘雨桐，以质问的口吻说：“你来我们厂里干什么？”刘说：“我来玩一玩。”何气咕咕的说：“这里没有什么好玩的，你这个兵痞子，你这个反革命分子，你到我们厂里来放火。”在这种情况下，刘就顶了一句：“你看到我在那里放了火的？”这一顶，何宝善更加恼怒，一把抓住刘雨桐的领口：“走！到保卫组去，你这个反革命分子，过去晓得你杀了多少人？”正在吃饭的职工群众，谁也不敢拢去解劝，便急忙到支部喊来了王书记。但何仍不放手，经书记严厉批评后，何才勉强放了手，气愤地走开。
+
+　　这一问题的发生，给群众造成的影响坏极，背后议论纷纷，疑虑重重。工人们纷纷反映：“得亏我没提意见”，“我再也不提意见了”，如此等等。如在贯彻整改20条技术组织措施时，混泥土车间40多个，没一个发言。这给刚发动起来的群众运动，当头泼了冷水，严重地影响开好四级干部会议，同时，生产上刚出现的新气象，也顿时下降。
+
+　　何宝善这种恶劣的思想作风，是带有一贯性的。在预制厂几年来，依旧承袭私营营造厂包工管理工人的方法进行管理。他喜欢别人奉承赞扬，谁个说他好，谁就是能干有为的人，对提意见的人却当成眼中钉，以致界限不清，没有原则。如庞继华，会吹善拍，他就百般体贴关怀。庞因乱搞两性关系，被法院拘留了3个月。释放后，何很同情，认为庞辛苦了，补发3个月工资，还准假3天。对工人的产品质量不好，从不正面教育，而是采用训斥、捣毁的粗暴方式训骂工人，并且还恬不知耻地表白：对工人就得那样，否则他就不听你那套。
+
+　　何对错误的认识开始是很差的。支部为了帮助他认识错误，多次帮助，指出其问题的严重性，并要他进行检查。他说：“我没有什么检查的，刘雨桐要不来，不就没有这回事了吗？你们（指支委）这样搞我吃不消。”又说：“我这个人就是喜欢爽快，再叫我深刻检查，我检查不到。”后来公司党委又进行个别帮助，何才稍有些认识，但并不深刻。
+
+　　由此可见，何宝善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身为付厂长、支部委员，对来自群众中的意见，不是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检查自己，改进领导作风；相反地，仇视给他提意见的人，这足以证明封建小包头欺压工人的思想影响，在何宝善的思想领域中是根深蒂固的。市建筑工程局党委监委认为，为了充分发扬民主，支持批评，畅通言路，必须扫除种种压制民主打击报复的行为，为此，局监委决定并经局党委批准，给予何宝善撤消支部委员职务处分，并建议行政上撤消其付厂长职务。
+
+　　 1959年8月10日
+
+　　来源：《监察工作通报》第13期，中共武汉市监察委员会编印，1959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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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3/000025.txt
@@ -0,0 +1,41 @@
+# 中共信阳县邢集公社党委会关于人口盲目外流的检查报告
+
+　　<中共信阳县邢集公社党委会>
+
+　　邢集公社是信阳县的边沿地区。全社共有32个大队，189 个生产队，11679 户，51349 人。八个月以来，由于公社党委对人口管理重视不够，管理不严，对广大社员思想教育工作作的尚差，因此造成人口盲目外流现象甚为严重。根据县委指示，乡党委于九月五日指派孙世春、李忠林两位同志在县检查院康检查专的亲自领导下，配合各管理区和大队支部，组织了详细调查。在方法上采取了重点调查与一般电话联系相结合；召开外流人员家属座谈会与外流回归人员谈心相结合；邀请大队支书、包产队长、治安主任进行逐户座谈排队与访问群众相结合的办法，经过几天的深入调查访了六个大队。电话联系，收集情况的26个大队，查实了外流情况，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
+## （一）外流情况：
+
+　　全乡盲目外流的目前未归的尚有 217户 702人，其中成年人（包括劳动力）421 名。从阶级成份上看：地主12户21人，富农 9户28人，中农74户 254人，贫农 122户 399人，内有五类份子17名。从外流的时间上看，春季外流的22户，占 10%。五六月份外流38户占 17.5%，七月份外流64户占 29.5%，八月份外流的93户占 43%。从外流去向上看：流入湖北随县接近我县边界的二道河一带有 106 户，占 53.9（应加%——编者），流至我县边境桐北的有15户，流入确山南部新安店一带的有14户，6.5%，流入泌阳县境的 8户，2.7%，尚未出县境，在平昌、明港一带的44户，20.6%，尚有30户实在去向不明，18.7%。从盲目外流的特点上看：绝大部（应加份——编者）是先和去处通气，深夜偷走，全家外流。从外流者的住址分布上，以尹桥、马檀（原稿为‘木’字傍，右边一个‘云’字）、王岗三个大队外流为最多。如尹桥大队尚有外流未归的30户73人，该队秦弯包产队共79户 325人 121个劳力就外流20户73人42个劳力。马檀大队外流26户97人57个劳力。王岗大队外流30户72人47个劳力。
+
+## （二）盲目外流的主要原因：
+
+　　1、 一些常在外流窜者偶而回队串连，以及有个别不法份子的煽动，造成外流。如尹桥大队常在外流窜的戴从高于七月中旬一次就串连到湖北二道河去的15户46人。从最近回来的梁新洲、梁顺祥、梁顺昌三户在座谈中反映，全是受常在外流窜的梁顺成的串连，于八月八日深夜偷去新集的。梁顺昌在座谈中说：“盲目外出，大人难为的哭几场，小孩挨了不少打，……”并表示：“有这一回，再说的好，也不上这当了。”如王岗大队方从劳改队释放的李法义（一年徒刑）煽动群众说：“真不如劳改队，劳改队还能吃白馍，出去转转，犯了法再去坐劳改。”他于八月中旬偷走的时候还带走了四户。马檀大队常在外流窜的土匪马国训五月份回来时煽动群众说：“确山生活好，每月工资七、八元。”临走时也带走了五户。
+
+　　2、 由于部份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对社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作的较差，未真正树立以社为家，立志由穷变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劳动上存有懈怠和畏难情绪，稍遇影响，就盲目外流，如兰店管理区比较穷，领导对政治思想工作作的好，没外流现象，申阳台管理区较富裕，但领导重视不够，曾有八户外流。部份干部开始麻痹大意，不向党委反映，发生严重了又束手无策。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致使造成连续盲目外流。
+
+　　3、 个别大队、包产队对食堂管理不好，社员生活调剂不当，工资发放不及时，加之头秋旱象严重，部份社员瞻顾今冬明春生活，不如早作打算。如双元大队泾保河生产队在紧张抗旱中，对食堂吃粮一天一批，造成社员吃饭不及时。如外流回来的梁新洲说：“几个月未发工资，连吃盐的钱和给小孩做件小衣服的钱就没有，想出去干两个月给小孩做件衣服。”尹桥队中农社员徐德禄对其弟徐德祥说：“你要跑，趁早跑，咱们庄稼也不好，农活又重还光喝稀的，不发工资，秋后不是不叫吃吗？等你接好地方了，我也去。”
+
+　　4、 个别干部的工作方法不当，作风不够民主，态度生硬，对社员教育少，批评的多。如尹桥、秦弯两个包产队外流较多，也与干部工作方法有关。
+
+　　上述情况将直接影响到当前生产，和社员的安心劳动，外流较多的大队，影响更为严重，特别是目前仍有少数坏份子在煽动、恐吓干部，如尹桥大队坏份子秦子顺威胁队长说：“还批评咧，人都被你批评走了。”地主蒋德运说：“生产大检查的干部再来了，不要给他们好的吃，光给他喝开水，稀糊涂给他喝多了，他就忘（应加不——编者）了群众的疾苦。”在个别干部中开始麻痹大意，党委再三追问，却不说实话，以后束手无策，不敢教育，群众中有部份见旱情严重，思想动荡，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将有继续外流现象的发生。
+
+　　公社党委检查了原因，一致认为主要是乡党委有官僚主义，未很好深入了解具体情况，采取措施。其次是对社员的政治思想教育不够，部份社员觉悟低，未树立以社为家、艰苦奋斗精神，而有畏难情绪。乡党委应负主要责任，应向县委作出深刻检查，并立即改进。同时对当前情况进行了分析，如不即时采取措施，势必发生不良后果，经党委讨论研究决定采取如下措施：
+
+　　1、 公社抽出一个党委委员（宣委毛多明）带领六个大队干部于九月十一日出发，执县委介绍信，随带路费往湖北、桐柏外流人员去处，动员返乡，并作好回乡后的适当安排。
+
+　　2、 妥善安排好社员生活，发放好工资，对食堂认真整顿一次，召开好服务人员会，清出不纯份子，认真调剂好生活，保证社员吃饱吃好吃省。抓紧准备，按时发放工资，在九月十五号前全公社各大队要将九月以前的工资全部发到社员手里。同时，对外流主动回来的人，生活、住宿妥善安排。
+
+　　3、 大力贯彻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和决议，用人定胜天的典型活事，算粮食增产账和大丰收的事实，对社员广泛的进行政治教育，使其树立高昂的朝气，以社为家，坚（应为艰——编者）苦奋斗，团结生产，安心劳动的决心，争取晚秋作物的大丰收。
+
+　　4、 以工地饭场广泛开展“是抗旱好，还是外流好？现在外流，秋后生产怎么办？我们外流，别地吃粮从那来？”的大辩论。通过辩论，提高觉悟，树立坚决抗旱到底，力争秋季大丰收的信心和决心。
+
+　　5、 坚决打击敌人和坏份子的煽动行为，严重的整理材料上报，请示处理，一般的进行训话，使其老实生产。
+
+　　以上措施好否，请县委指正。
+
+　　 中共邢集公社党委会1959、9、11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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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3/000026.txt
@@ -0,0 +1,25 @@
+# 关于以江一真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当集团的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
+
+　　<中共福建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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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个报告的起草过程，张维兹回忆：“在讨论向中央写处理‘江魏集团’的报告时，省委秘书长主持。讨论后决定按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上报中央，建议给予江一真同志撤销省长职务，调到三铜任副厂长的处分……主持人提出一个问题：给中央的报告只写江魏合谋要赶走叶飞同志，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中央不批怎么办？与会分管农业的一位省委常委就说，我有一个材料，可以打中江一真的要害。江一真同志不久前去龙溪地区给干部做报告，说到领导干部不能瞎指挥时，说起他前不久遇到一位老区的同志对他说：‘听共产党的话，大听大死，小听小死，不听不死。’江一真说，当然这话是不对的，但我们当领导的，听一听有好处。主持人听后说，这个材料好，可以打中江一真的要害，我看就这么写：‘江一真说：听共产党的话，大听大死，小听小死，不听不死。这话虽然不对，但当领导的，听一听有好处。’与会的另一位省委领导说，干脆把‘这话虽然不对，但当领导的，听一听有好处’也删去。结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的是：‘江一真说：听共产党的话，大听大死，小听小死，不听不死。’彭真看了这个报告后，非常生气，批道：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不是‘右倾’是什么？中央批准了福建省委的报告。”钟兆云、王盛泽《赤子之心——江一真传》(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484-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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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反党集团成员的反党言论、活动和材料前已分别报告中央，现将其主要错误和我们的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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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去年秋天就攻击大办工业、大办钢铁，今年春天开始，他们就处心积虑地到处搜集大跃进中的所谓“错误”和反面材料，向党进行攻击。江、魏两人曾亲自跑了4个地委、十多个县调查反面材料，并把搜集和捏造的材料集中起来攻击省委攻击中央。与此同时，他们还把省监委、省委党校作为他们向党进攻的据点，进行有组织的反党活动。江一真同志不仅在省委几次会议上反对大跃进，5月以后还在省人民委员会和省政协委员联席会议等许多党内外会议上公开攻击总路线，攻击党的领导。江6月土0日在龙溪地委和龙溪县委负责同志联席会上以“接受教训，继续跃进”为题的报告，就是他完整的反党纲领。魏金水同志（在江指挥下）除在晋江地区组织监察工作会议、省政法工作会议等许多会议上，对总路线和党的领导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并指示省监委起草“省监委向省委全会的工作报告（第二次稿）”，作为他和江一真相呼应的反党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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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事实说明，这个反党集团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党的领导、群众运动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和全面的否定。他们说“大跃进，大错误”。他们认为大办工业是“急躁冒进了”，“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工业没有为农业办一点好事”。他们说“农业上的错误是去年错误的集中表现和突出反映”，“农业生产减产，农民收入减半”，弄得农民“饥寒交迫”。他们说“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公社是三光政策，扫地出门”；他们所提“公社超越了客观可能性，超越了农民觉悟”，结果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不相适应，一切问题都出来了”。他们说“去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是“立三路线”，“造成了政治上经济上严重的空前的损失”；“三十年的创业，九年的太平，不到半年就搞掉了”。江一真同志说：“错误主要是产生在去年8月北戴河会议以后，根据我的看法，错误还不仅局部地区，而是带有普遍性的，也是较为全面的”，“归纳起来四句话：头脑发热，优良传统丢掉了，情况估计错了，方针、政策、措施出了毛病”。因此，他又说“听党的话，大听大死，全听全死，不听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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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江一真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不但公开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攻击省委和叶飞同志，直至攻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还蓄谋已久地暗中进行了一系列破坏党的团结、分裂党的领导的阴谋活动。……他们估计庐山会议是整风反“左”，认为他们向党进攻的时机到了，因而他们计划在庐山会议后省委准备召开的全会上「摊牌」，以实现他们的罪恶目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在省委常委传达后，江、魏觉得矛头不对，决定收兵，即亲自或直接告诉有关人“不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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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完全是一个有准备、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目的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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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江一真同志说，在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和镇压反革命、农业合作化、反右派、反地方主义斗争等几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问题上，都曾表现了右倾动摇。江一真同志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几年来表现也很突出：当叶飞同志工作重点仍在部队，委托他主持省委日常工作时，他则表现兴高采烈；当1957年叶飞同志工作重点转到地方，江分管农业后，他就对自己的地位不满，不安于农业工作，一心想抓全面；当党确定他当省长后，他就要求离开省委而到省人委去办公。叶飞同志对江一真同志是很信任的，提议他当省长，也曾提议他当第一书记，而江却蓄谋已久地攻击叶飞同志企图取而代之。其野心之大可见一斑。魏金水同志参加革命虽然已有30年，原为闽粤赣区党委负责人，但因他只有民主革命思想，缺乏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就是民主革命也是不彻底的，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就一直有抵触，同时又有严重的地方主义情绪。卢是一个没有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准备的人，同时也有严重的地方主义情绪，因此，当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阶段，高速度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农村人民公社化的时候，他们就都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当这个伟大的群众运动出现了某些缺点的时候，他们就大叫搞糟了，搞错了，起而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反对党的领导，并结成联盟走上反党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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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金水同志的态度较好，承认了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交代了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并且表示愿意深入挖掘错误的根源，在党的领导下，改造自己，为党工作。江一真同志则始终坚持反党立场，毫无悔过表现。当这次扩大会议揭发出卢、魏的反党活动时，江开始还企图包庇魏、卢，并以书记的身份压制斗争；当魏、卢大量反党事实揭出来后，江要魏订攻守同盟，以便自己蒙混过关；当汪的反党言行被大量揭发以后，江则把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问题说成是个人关系问题，阴谋改变问题的实质，直至把他的大量反党活动的人证、物证摆出来后，他还说：「平和、龙溪的报告不能说成是反党纲领」。省委常委曾和他进行数次谈话，他始终狡赖顽抗，毫无悔过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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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保卫党的总路线，保卫党的团结，为了教育全党，也为了挽救犯错误的同志，我们根据「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精神，和江、魏、虚三人的态度，拟给江、魏、卢三同志以下处分：撤销江一真同志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委和省长的职务，保留省委委员；撤销魏金水同志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监委书记的职务，保留省委常委和副省长的职务；撤销卢叨同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党校副校长的职务，保留省委委员。
+
+　　以上报告是否有当，请批示，以便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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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钟兆云、王盛泽《赤子之心——江一真传》(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480-4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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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湖北麻城县委整风办公室“揭露李克成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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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整风运动，揭露了县委核心的领导成员之一、县委书记处书记李克成同志（兼任农工部长、生活福利部长）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并予以批驳粉碎。对我们党来说，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必然使我们党的组织更加团结，党的战斗力更加坚强。现将李克成同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揭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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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反党集团——“民主部”与“五人核心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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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3月，正当全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高潮时期，农工部内以王维捷为首的有曹铎、胡裕宽、熊德清、丁开焱等五人，组织反党集团——民主部。他们的宗旨有两条：（1）反对政治挂帅，反对党的领导，把农工部当成他们的独立王国。（2）反对党的方针、政策和县委的指示、决议，主张“百花齐放、标新立异”。成立“民主部”以后，由王维捷请示李克成同志。李当时既未加以批驳粉碎，又未向县委回报、交待，只是“一笑而已”。实质上是支持这个反党集团的活动的。
+
+　　“民主部”的名声传出以后，主要成员王维捷、曹铎、熊德清等人发觉方法不对头，于是就改头换面，觉得组织“五人小组”，由王维捷请示李克成同志。李即表示：“五人小组”名字不行，叫“核心领导小组”。就综合为“五人核心领导小组”。李同意后，由王维捷负责在部务会上（18个人）宣布的。并由王维捷当组长，曹铎当副组长。当时王维捷对李说：“他们不服从我领导怎么办呢？”李鼓励他说：“要大胆领导，积极工作”。
+
+　　“五人核心领导小组”成立的当天，由李克成同志亲自召集他们在他的屋内开会，布置开展反党活动。这次主要活动，是通过搞低产、否认党所领导的大跃进。他们的行动纲领是：分配产量不是生产产量，宁低勿高。并说：“要坚持真理，将来总要见见包公”，决定分头下去搞低产量。王维捷到白果，曹铎到中一，胡裕宽到宋埠，熊德清到张家畈，丁开焱到龟山。结果：熊德清把张家畈从增产20%报成减产5%；胡裕宽在宋埠把46个社报成34个减产，制造冷空气，否定大跃进。
+
+## 主张解散农工部和县妇联
+
+　　1958年秋天，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李曾主张解散农村工作部，和县办公室合并。主张解散妇联，和生活福利部合并。
+
+## 封官许愿，拉拉扯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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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成同志为什么主张解散农工部和县妇联呢？他是有企图的。他通过封官许愿、拉拉扯扯的办法，把他的“部下”都放在自己活动的地区去，作为他向党进攻的基础。他个人私自决定：王维捷到白果公社当社长（已经选举了）；曹铎到中一公社当部长（已经选举了社委）；胡裕宽到宋埠当部长（已经选举了）；丁开焱到龟山当副部长。
+
+　　（李克成同志曾散布要提王维捷（五人核心小组长）当农工部副部长。亲自找县委候补委员程子玉同志（现任铁门公社党委书记）说：“我兼任农工部长，你当副部长”。并派曹铎向赵金良同志（县委书记处书记、负责管干部工作）说：“我们农工部决定了‘请程子玉同志到农工部当部长’”。）
+
+## 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
+　　李克成同志调麻城以来，处处吹嘘自己，建立自己的威信，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
+　　1958年，李在白果对干部说：“县委决定要赵金良同志管棉花，地委不肯，决定要我管棉花”。在农工部干部会上说：“县委决定要赵金良当农工部部长，地委不肯，决定要我当农工部部长”。
+
+　　在中一王集检查棉花生产时，见未打顶的棉花长的很好，问魏杏华同志（中一公社党委书记）说：“没有打顶的棉花好不好？”魏答：“好！”他说：“这是我斗争得来的。老赵（指赵金良同志）主张打顶，我主张不打顶”。在白果对省“七一”杂志社潘康年同志也这样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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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在宋埠李胜对干部说：“赵书记会吹，吹了个李胜1405斤”。又说：“我今年一定要郑登长同志（当时李胜的总支书记）坐飞机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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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在中一召开的一次插秧现场会上他说：“老赵主张搞密植，我主张搞稀植，老赵这个人爱‘左’，我就爱‘右’”。
+
+　　1958年在白果公社有县妇联召开的妇女现场会，夫妻二人互相吹嘘，一唱一和。甘智明（李克成同志的爱人、县妇联主任）说：“麻城县委重视妇女工作，特别是李书记”。在总结会上，李克成同志说：“麻城过去妇女工作一团糟，自从甘智明来了后，就有了起色，搞得好”。
+
+　　由于他平时到处吹嘘他的“部下”，如王维捷也到处帮他吹嘘说：“李书记不动笔，一动就是大材料。在黄冈地委是第二支‘笔杆子’，在麻城是第一支‘笔杆子’”。
+
+## 造谣污蔑、攻击县委核心领导
+
+　　李克成同志经常在干部会上造谣、污蔑、诽谤谩骂县委核心成员，煽动基层干部对县委不满。
+
+　　更阴险的是造谣生事，攻击县委第一书记吴德简同志。1958年全党全民大办钢铁的紧张的战斗任务，吴德简同志带领着钢铁大军，深入钢铁基地，日以继夜地工作，召开电话会，李报个到就睡觉，睡到第二天早晨起来，听说电话会开到天亮才结束。他不满意的说：“哪这多事谈，什么领导方法！？”以后向地委易鹏书记造谣生事的说：“吴德简同志领导方法有问题，开个电话会开了两天两夜”。闹得全专区都晓得。这种造谣污蔑县委第一书记，降低第一书记的威信，居心何在？
+
+　　对其他核心领导成员更是“无孔不入”。书记处其他五个书记他都攻击到了。
+
+　　（1957年冬，在福田河修水利，打电话给梁启杰同志（书记处书记）要几个水利技术员。因为去迟了一点，他就大骂道：“娘卖×的，别人要就有，我要人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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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为要6万斤饼的问题（未经县委研究决定）对郭刚同志（地委宣传部副部长）说：“在麻城我没有权，赵（金良）管肥料，陈（化民）管财经”。并污蔑麻城是：“赵陈之县”“赵陈之天下”。并在干部中谩骂赵金良同志和陈化民同志，他说：“赵书记是拉蛮的‘祖宗’，陈县长是相公不下乡”。
+
+　　1958年在唐郁不经县委研究决定，硬要供销社赊生产物资。丁兴庭同志（当时供销社主任）不肯，说要经过陈县长批准，他吼道：“老赵能赊，我怎么不能赊，是书记领导县长还是县长领导书记？”
+
+　　1958年在三河修水库时，在干部当中，散布干部对陈化民不满，他说：“我没有权，要这没有，要那没有。×书记在明山，要么事有么事”。并说：“我要陈化民来挂帅”。
+
+　　李克成同志不仅自己极力攻击县委核心领导成员，而且还指使他的爱人甘智明造谣污蔑县委书记。甘对干部散布说：“吴书记是老干部，有水平，不会说，不会写；赵书记的工作拉蛮强迫命令；我克成，有水平，有能力，能实干，会写文章”。在省妇联会上，甘造谣污蔑说：“吴书记在许家培养地主当干部。赵书记在梁家畈工作，培养一个模范是富农。”并以对吴德简同志的不满来攻击责难汤汉同志（吴德简同志爱人、县妇联秘书），写一个报告，自己不改，总要汤汉同志改五、六次，逼得汤汉急的哭。汤汉开刀后不久，甘逼着她下乡，说：“你愿不愿意改造，愿就下去，愿意听县委的话就不下去”。结果汤汉同志下去了，因为过河水浸致病肚痛。可甘自己生一个小孩，产前产后竟休息了一百多天。
+
+## 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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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待一般县委委员同志，则采取挑拨、拉拢等办法来破坏党的团结。当面做好人，背后挑拨。今年国庆节的时候，为副食品供应问题，县兵役局李少南和商业局局长李同选同志在人委商议增加点供应问题，李碰着，问明情况，当李少南的面说那要解决，我回去跟老吴（指吴德简同志）说一下。并指示李同选同志增加点供应。问题解决了，李克成跟着李少南同志找他要手枪子弹，李少南同意给他5发，李克成同志硬要7发。
+
+　　李克成同志回到县委会以后，见吴德简同志说：“老吴，兵役局老李同志，他们反映国庆节的肉供应少了，李少南对我说：‘我们大尉军官规定吃中灶，因为不供应肉，不能吃’，他说他只是‘请老侯（侯尚武同志，已调西藏）同志的客，他才饱吃一顿’”。并对吴书记挑拨说：“看来李少南同志对县委会、人委会吃中灶有意见呢”。9月30日晚上，人委请冶金部下放干部的客，李少南因事未参加，李克成同志对陈化民同志挑拨的说：“老陈，李少南他不会来的，他对你有好大的意见”。企图煽动陈化民同志对李少南的不满。
+
+　　李克成同志除了自己挑拨离间外，还指使他的爱人甘智明同志散布流言蜚语，挑拨县委内部关系。甘曾造谣污蔑说：“吴书记、赵书记是‘官官相卫’，赵书记为着小汤（汤汉同志，吴书记的爱人），吴书记为着小杨（杨菊英同志、赵金良同志的爱人），把她们都留在家里不下乡”。他们的手段是多么地毒辣，企图从爱人问题上堵住书记的口，使书记们内部不团结，使他们阴谋得逞。
+
+## 阳奉阴违、破坏人民公社体制
+
+　　李克成同志兼任县委农工部长，在人民公社体制规定上，他是很“内行”。当县委集体研究人民公社体制时，他积极主张正确意见，背后就不执行。
+
+　　在宋埠研究秋收分配时，地委姜一书记亲自指示，分配要按等级发工资。县委对执行地委指示做了决定。李当场表示同意，而且表现是积极分子。背后他在宋埠法庭召开“五人核心领导小组”会议，另外布置一套，说：“按等级发工资只能搞一个重点试一试，其他还是按三包发工资”。在口粮半供给上，县委决定按人口供给，他在背后布置“按人口大小定量供给”，“按劳动工分分口粮”，严重的排斥了贫农，党的政策不执行。这就是他们的“百花齐放，标新立异”。
+
+　　万人大会上贯彻公社集体明明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李却大量主张一切下放小队。他在晏店八队将鱼塘、松山、副业都下放到小队，并算了一个账，“鱼下放到小队，可提存30万斤；柴山下放到小队，可收入2000元……”在中一公社党委会上他这样做了经验介绍，并把龙门大水库（县管的）都放到管理区了，集体越办越小，私有越扩越大。中一十一队夏收分配时，生产队分给社员只1200元，生产小队分给社员1500元，打击了社员对公社大集体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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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食堂的态度[有约6个字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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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成同志兼任县委生活福利部长，对食堂工作不坚持积极办好的方针。在一次公社党委第一书记会上（从襄阳开会回来），藉贯彻省委指示为名，大讲“入食堂要自愿”。他说：“粮食紧张，没有物质基础，食堂办不好的”。并指出：“群众要散就散吧！食堂和人民公社的本制没有关系”。他在晏店八社以总结散食堂有五大好处：（1）节约粮食；（2）可以搞野菜；（3）可以带“底子”；（4）可以吃鸡蛋；（5）可以互让少吃。并组织垮食堂典型对比。在一次生活福利干部会上，干事翟臣生反映说：“食堂真垮了怎么办呢？”他说：“要搞就搞，不搞叫他滚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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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两面手法，搜集低典型，否定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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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成同志在每次县委会上，对大跃进却表示赞成，没有提过反对意见（不过，当公社党委书记顶牛的时候，他就不吭声），下去以后，他就否定大跃进。李曾在中一的小队长会上公开检讨说：“去年冒搞好，对不起你们了，我们很痛心。你们不要骂共产党、毛主席，要骂就骂我们，要打就打我们”（你是代表谁呢？）。并公开威胁说：“麻城人民觉悟很高，要不就要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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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他否定大跃进，所以他对1958年的产量就打翻案。把中一原报产量12000万斤降为3600万斤，并支持魏杏华反对县委，叫他跟县委“顶牛”。在降总产量时，有的党委不同意，李劝说：“1958年是一个糊涂账，今年再来吧！”李承认他认为：“1958年既然大跃进了，为什么打饿肚，浪费也没有这样多，看来还是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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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不仅打1958年的翻案，而且打1957年的翻案。在白果对汪凤元说：“1958年比1957年搞的好，1957年的百斤皮棉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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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共产党员要带头吃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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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春季粮食一度紧张时，李故意制造紧张空气。中一公社武装助理员赵银山同志从省里开会回来，他见他就说：“现在艰苦呀！共产党员要带头吃草”。在王集工作吃了一餐饭，他说：“唉！我今天算是吃饱了一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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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晏店工作，他把工作组干部的米票都搜集起来，交给群众，使干部无法吃饭，上山找野草，下河摸螺丝，不能工作。群众生产不积极，干部没有采取措施。他说：“群众打饿肚子，只要出工就不差，每天做一个小时也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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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搞大协作是“劳民伤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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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成同志对大协作“大兵团作战”很不满意，他说：“大协作群众有意见，没有积极性”。评论：“搞大协作是‘劳民伤财’”。因此造成中一大协作冷冷清清、凄凄惨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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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开“稀植”、“包低产”现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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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成同志自己承认说：“我听到几天完成个什么任务，几十小时完成个什么任务，我就‘刺耳’”。对待包产，他的主张：“宁低勿高，留有余地，到小队有产可超”。县委要求平畈水田亩产千斤以上，他却大喊“五、六、七”（即亩产500斤、600斤、700斤）。“五一”一队1957年就是水稻千斤社，今年李派曹铎去包产，只包500斤。李并主持在这里开现场会，推广了他们所谓的“宁低勿高、留有余地、到小队有产可超”的经验。结果把中一公社原来计划总产7300万斤，第二次改为5700万斤，第三次改为4800万斤，第四次改为3200万斤（1952年麻城大旱还收2999万斤）。
+
+　　对“八字宪法”的密植也是反对的。县委要求平畈地区2×5寸、3×5寸，他却主张搞稀植。在晏店召开稀植现场会，推广4×5寸的。对该乡总书记陈明照搞密植大加批评，以后又对他说：“你们这里田多劳力少，还可以稀点”。结果，他所住的晏店八队，1200亩水稻，除300亩密植外，其他都是4×5寸、5×7寸、6×7寸、7×8寸。李的红旗冲单产只有400斤。
+
+　　中一今年是省委棉花重点、湖北国庆参观重点之一。种棉花时，棉花撒播，豆棉间作。社党委书记周代清同志主张返工，他批评道：“你又在搞乱，群众吃这点粮食，种下去就不错了”。结果全社棉花90%是撒播的，使棉花倒退8年，成全县最落后的地区。
+
+## 反革命暴动抢仓库，他送“解和粮”
+
+　　1959年春天，在李住的中一公社，曾发生两次反革命暴乱事件。
+
+　　一次是迎集反革命分子有伪军保长方文香等操纵群众抢国家仓库，该乡总支书记万立贤持枪镇压。该乡工作的王醒非（地委科长，李的好友）压制道：“不准动手，我来谈判”。王带着一些群众，当着群众的面给李打电话说：“不拿粮食，不能退兵”。并把粮店面粉弄给暴动的人吃了。
+
+　　李接到电话以后，就批了20000斤粮食，然后就向县粮食局要供应指标，说：“粮食问题不解决，要出广西事件”。结果要了20000斤供应，说这是“解和粮”。
+
+　　暴乱发生第三天，李和王骑着车子到王集去了，总支书记万立贤同志详细向他彙报了情况，申述这是反革命暴乱事件，要求处理。李不表示态度，骑着车子在乡内转了一下，不闻不问的就走了。
+
+　　另一次是晏店反革命抢供销社的暴乱事件，和围攻检查团的事件。李都未作处理。在公判抢供销社的坏分子时，李正在开小队干部会。公安人员徐福明要求公判，召开生产队群众大会，李不准，只准开一个垸的会。这样大的事件结果只有28人参加，造成冷冷清清的局面。
+
+　　在平息暴乱中，李对武装干部赵银山和积极分子采取压制打击态度。武装助理员赵银山同志请示他要到迎集平息暴乱，李不准赵带手枪，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迎集富农熊大有（转业军人，党员）公开骂共产党，总支书记万立贤要发动党员开展批判，李反说万搞错了。逼着万向熊检讨说：“你不检查，我就处分你”。并把熊叫在一边安慰了一番。
+
+## 生活腐化、丧失阶级立场
+
+　　今年夏季，李有病时，县委决定他到五脑山去修养。在治病中，李不很好修养，请右派唱戏取乐。与女右派陈家玉（陈家玉是伪鄂东司令陈汝怀的侄女，极右分子）打麻将，影响很坏。在治病中，不相信人民医院的医生，请反革命分子周天朴看病（周是历史反革命，国民党少校军医，国民党员，曾任过福建省常定县分院长等职务，曾杀死我干部子弟一个）。看了病以后，县卫生科长赵升丙等同志跟他看病，李宣扬反革命分子周天朴有技术。县院医疗股长张觉说：“他就是说空洞的理论”。李大批评：“你们这是什么态度，不相信别人的经验……”听了周天朴的刁唆以后，对县医院不满，说县医院对他看病不负责任，不给真药，要坚持处理（其实都是主要医生会诊的）。治病中并要提前释放反革命分子周天朴。
+
+　　在五脑山林场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李辉，李克成同志对他很同情。见他病了没钱诊，叫游第波同志写信，向国家财政局借给右派分子李辉人民币150元到汉口看病。李并对该场长刘传启同志说：“你们要设法跟他诊呀！他也是个人吧！”借去的150元到现在还没有下落。
+
+## 严重地违反党的政策
+
+　　1957年，是麻城县群众路线取得红旗的一年。可是李克成同志在梁家畈搞社会主义大教育重点时，打的一塌糊涂。据当时大揭发，第一次全乡召开一千多人大会上，集中辩论8个人，8个都被打了。共产党员、乡妇女主任董淑华的娘被辩论时，从桌上推下拉上，头发扯落了好多，李不制止。当时向他请示，要求制止一下，他说：“群众运动不是绣花”。重点会后，全乡大打起来了，全乡共打了130多个。李在的第一队共打了11个中农，3个贫农，2个干部。给面上的社会主义大教育，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群众不敢鸣放。反映说：“梁家畈已经打开了，你们还要我们‘放’哩！”
+
+　　1958年在宋埠工作，大塘角因强迫命令，两次必逼死人，县委责成他去处理制止，一直不能解决，结果使这个支部两次改组。
+
+## 原来是一个伪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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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成投资平时在生活上，装着很吃苦的样子，但实际上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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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冬天，在三河修水库。李有二件布大衣，把一件好的寄回家，把一件坏的送给一个农民，赢得农民作诗在工地上到处歌颂他。不两天他就利用武装部队支援农民廉价的出售的大衣买了一件新的，而且硬要买三河公社党委书记盛国元的。以后，宋埠××发生火灾，支援张家畈二次捐赠寒衣，李却无动于衷。
+
+　　今年春季，在粮食紧张时，县委第一书记吴德简同志带头跟农民过着暂时艰苦的生活，真正“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李在这时也曾带头把工作组米票交给群众，各部门摸螺丝，他也去摸螺丝，摸了一下，就说饿得不行，跑到供销社煮饭吃，买了70个鸡蛋，以后又是买70个鸡蛋糕，并叫福利部干部翟臣生从县内送油饼给他吃。
+
+　　走到哪里，哪里落后。李克成同志从1956年调来麻城，县委对他一直是信任的，分配他相当××的工作，那么他作的如何呢？这次大家评论一下：走到哪里，哪里落后。
+
+　　1956年县委分他在中一、宋埠地区工作，守麻城的“大门”。他在春季一开始，就闹了一个大草荒。经过集中支援突击，方才解围。
+
+　　1957年分配他在梁家畈搞重点，在那里违畈政策，打的一塌糊涂，影响全县社会主义大教育的发动。
+
+　　1958年工农业大跃进，分配在宋埠搞棉花重点，结果不仅生产未搞好，而且所在地区接连发生死人事件，使大塘角总支两次改组。
+
+　　1959年省委在中一搞棉花重点，准备迎接国庆参观。结果搞的棉豆间作，大部分撒播，使生产倒退八年。把这个红旗地区，搞成一个落后白旗。
+
+## 挖出李克成同志反党的根子
+
+　　从这次自我检查和揭发批判的情况证明：李克成同志并不是过去伪装的那样，一身“清白”。他自我交待：从1945年就开始了他的升官发财、统治人民的念头。1945年初中毕业后，就当上了中学会计。同年见伪鄂东财训班出来可以当科长、会计主任，就到伪鄂东财训班住了一册，历时四个月（住学期间参加三青团未交待），毕业后没有达到目的，于1946年古历元月份就跑到汉口，找伪保安司令部四大队陈则天（同乡人，两个是什么关系，未交待）当了20天文书上士，以后又由陈则天负责培养他，把他送到湖北省第一师范（培养的意图是什么、交待了什么任务，未交待）到1949年解放前毕业，返回武汉，乘机参加了革命。他承认，我是为了×机参加革命的。这次反党是想当第一书记。但对他 反党的目的，真正的内幕没有具体的交待。
+
+　　他爱人甘智明，家庭是一个大地主，父亲甘达夫当过日伪××（汉奸）。大哥，吕照仓（为什么改姓，甘未交待），过去在国民党××部队干事，现在是右派。二哥吕合军青年党、青年军，现在台湾。甘曾隐瞒成分、历史，三反前填写家庭是小土地出租者，对二哥也填下落不明（据说1953年还和他台湾的哥哥有联系）。他的反党言行充分证明了他本阶级对革命仇恨的反映。
+
+　　 麻城县整风办公室1959年10月15日
+
+　　· 来源：
+
+　　湖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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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3/000028.txt
@@ -0,0 +1,15 @@
+# 湖北麻城县委整风办公室“陈国昌对历史问题的补充交代和检讨”
+
+　　（我将我的历史问题补充交待和检讨如下：）
+
+　　我的历史问题中，关于家庭、个人出身、社会关系等方面，入党以来都未交待清楚。多年来，组织上反复调查的，也是我心中总在斗争的，就是参加三青团组织问题。过去我一直抱的是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从我内心来说，过去之所以不报，确实是记不清当时的情况。要报参加了，又交待不清参加的具体时间、活动等。而自己老记的是没有参加过。为此我曾多次××，心里是这样打算的：要就是我记对了，就是没有参加过；要就是记错了，接受处分。确实我不曾以为把这事争辩清楚了就能取得信任，报了就影响组织对我的信任。现在组织上经过反复调查，证实了我是参加过三青团，这是对党不老实，长期以来隐瞒历史上的关键问题，是伪装历史清白。现在承认这个错误，请求按党纪给我处分。
+
+　　根据对证（我确实记不准当时具体情况），我第一次参加三青团是194×年在恩施小龙潭读初中时，那时我12岁多，是集体参加的。参加后的活动记不清了；第二次是1945年在恩施金子墉读高农一年级时，由同班同学×业威介绍参加的。在二上时和陶宏春等一起办过刊名为“农声”的壁报，写过反党文章（文题和具体内容也记不清）。这是我在旧社会对人民犯的罪恶。
+
+　　现在，还有不少同志说我是个来历不明的人，不知是什么人。还有人怀疑我的年龄等等。我请求组织上调查清楚，给我作出结论。
+
+　　 陈国昌1959年10月16日
+
+　　· 来源：
+
+　　湖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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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3/000029.txt
@@ -0,0 +1,41 @@
+# 湖北麻城县委整风办公室“陈国昌同志反对党的总路线，破坏党的集体领导的言行摘录”
+
+　　陈昌国同志是麻城县委委员，县委办公室主任。从1956年参加县委以来，一贯右倾。特别是1958年工农业大跃进以后，陈的这种思想行为，更加突出起来，已发展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地步，这次党员骨干整风会上，同志们极其愤怒地揭发批判了（他）许多反对总路线、破坏党的集体领导的事实，现将他的检讨和揭发的材料，综合如下：
+
+## 否定大跃进，攻击县委第一书记
+
+　　对1958年伟大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陈昌国同志是否定的（他承认由动摇到否定）。他是县委办公室主任，每次研究全县总产时，他都参加了。县委确定：1958年大跃进的总产为6.3亿斤，他同意，举了手。并由他执笔落案，向省、地委上报了。
+
+　　陈对大跃进产量是当面承认，背后否定，阳奉阴违。直到乘机攻击县委第一书记吴德简同志和其他县委书记和常委同志。今年春季，汪凤元（白果公社党委书记）魏杏华（中一公社党委书记）否定大跃进，否定大跃进产量。魏杏华同志在会上公开与吴德简同志“顶牛”，反抗县委，把中一公社原来报的4200万斤产量降为2977万斤。吴德简同志再三说明情况，证明6.3亿斤是正确的，魏狂妄的反抗说：“你是你的，我们不管你那一套”。吴德简当即批评了魏杏华。正在这个关节时期，陈国昌同志拿出他自己准备的低产量材料，乘机顶吴德简同志说：“1958年下面报来的没有那么多，实际只有5.3亿斤，那是后来加的”。企图使吴德简当场做检讨。在另一次会议上，县委确定证实1957年全县每人平均口粮有530斤，绝大多数的县委和公社党委书记都同意了，陈却拿出低口粮典型“五四”一社口粮480斤的材料，否定以县委第一书记为首的绝大多数县委同意的论断。但他却把“五四”一社由他亲自帮助要的18万斤供应，不计算在口粮之内，故意降低口粮标准，否定1957年的成绩。
+
+　　在每次县委和右倾思想的人做斗争的时候，陈却默默不言，等到关键时期，站在县委的反对面，放弃县委决定的材料，拿出自己准备的材料（未经县委同意）三言两语，反对吴德简同志，支持右倾思想的人。这种言行的实质，不仅仅是一个反对大跃进的问题，而且是破坏党的集体领导，打击县委第一次的威信，提高自己，建立自己威信的野心活动。
+
+## 怀疑高产，责难王全成
+
+　　白果麻溪沟建国社，王全成同志创造亩产36000斤的奇迹是他亲自参加过验收的，而且写了文章，并准备写：“掇秧论”科学理论。后来听见一些右倾保守思想的反映说是假的，他也就很快的认为是假的。曾再三逼着赵金良同志（县委书记）表明态度，并责令办公室干部再三打电话，要王全成做交待，做检讨。
+
+　　（不仅对三万六陈不承认，而且对其他一般的高产也是怀疑的。）
+
+　　对于报高产的人不是积极、热情的鼓励、支持，而是追逼、冷视，抓住一点问题就加以否定。宋埠有一次报了一个亩产8000斤的高产典型，他算了又算，审了又审，只差300斤，就将这个高产事实否认了。
+
+## 一九五九年，到处“泼冷水”
+
+　　陈否定1958年大跃进以后，对1959年到处泼冷水。对干部、群众冲天的革命干劲和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不是加以支持，而是加以压制。打着“实事求是”并“不能浮夸”的招牌，主张：“产量越低越好，越少越好”。阎河公社在小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上，规划1959年跃进指标总产9000万斤，陈一再打电话说：“不能搞高了，要从实际出发”。并亲自将阎河指标降为7000万斤。小七元总支书记高延发参加广播会准备介绍800斤小麦规划，陈批评说：“你又在起闪”（高骄傲的意思）。结果经过他五次修改，压到350斤。这次高延发同志批判他说：“人家一鼓干劲，都被你压下去了。我见你四次，你泼我四次冷水”。李家楼报单产600斤，他硬说没有那么多。质问似的威胁干部说：“真有600斤，你们就得保证不饿肚子”。并不要李家楼送粮食入库。结果该乡征购任务没有完成。
+
+## 听到先进事情，脑子就一炸
+
+　　陈自己检讨说：“我怕革命前进快了，怕技术革早了。我听到一些先进的东西，脑子就一炸，思想就一凉，怀疑‘这样行吗？高了一些，有些拉蛮’”。并承认这实质上是反对高速度，主张少慢差费、冷冷清清。
+
+　　的确，陈国昌同志是这样的，在每次研究高产指标和技术革新的措施上，他很少发言，很少出主张。即是同意了县委的决定，他是口服心不服。他认为：“县委拉蛮，特别是赵金良同志”。他自己是“实事求是”的，是“科学”的。春耕大生产时，阎河公社郑顺彬（社长）布置开展20天积肥运动，他批评说：“你脑子热到了45度”，并曾通知各公社把3000斤以上的试验田牌子都扯了。这次在饭右倾学习的会议，研究大搞多种经营，每人再捞50元，他很武断的说：“根本办不到”。县委们批评他说：“有什么根据呢？”他说：“要是搞到了，我……”研究中一个主意不出，他对群众运动不是认为：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不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而是扩大缺点，缩小成绩。按他的说法：“群众运动要搞得百分之百才算胜利”。因此凡是在群众运动中有缺点，就不能算是胜利。
+
+## 散布流言蜚语，破坏县委领导的威信
+
+　　陈对县委核心成员是不尊重的，在干部中散布流言蜚语，给县委书记们画像，他评论说：“吴书记（指德简同志）稳一些；赵书记（指金良同志）猛一些；侯书记（侯尚武同志）好说话些；陈县长（指话民同志）爱打扮些”。另一次评论，“吴德简同志有水平，有能力，表示拥护；梁启杰同志看问题差、片面；陈化民同志水平差，看来好像不称职的样子”。陈通过画像显示自己能干，在群众中扩大威信，这也是个人野心的。
+
+　　陈国昌同志在办公室工作，县委是给予了他很大权力的，但他到处喊没权，反映陈化民同志说：“陈县长的掌握财权太紧了，办公室的干部不能直接掌握使用”。实际上，县委以吴德简同志为首的在土门办的重点，他把干部抽走了。拆了吴德简同志的台。
+
+　　（[下缺]）
+
+　　· 来源：
+
+　　湖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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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3/000030.txt
@@ -0,0 +1,13 @@
+# 湖北麻城县委整风办公室“陈国昌同志给吴书记的信”
+
+　　（吴书记：）
+
+　　这次学习是我参加革命以来，受教育最深、收获最大的一次。我感谢县委和全体同志对我的帮助。我现在感到心里明亮多了。我今年恰进30岁，前十年我对党有很大的过错。以这次学习为界，从今以后，决心改好。我确信在党的教育下，我是能改好的。能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送上我的检讨，请审阅。
+
+　　关于我的历史问题，我单写了一个检讨，请求按纪律处分。检讨中所说过去的思想活动，确是那样，这个话如不说出来，我近几天来就憋的不舒服。可能有的同志说我这还是不老实。不管怎样，我心里是这样想过的，我要说出来，并非想减轻情节以减轻处分。直到现在，除了那天大会上指点给出的材料以外，我再记不清那以外的其他具体材料。对这件事，我现在只求按纪律处分，并无其他意图。
+
+　　 陈国昌1959年10月16日
+
+　　· 来源：
+
+　　湖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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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3/000031.txt
@@ -0,0 +1,7 @@
+# 中共中央对福建省委10月8日《福建省委关于以江一真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的批示
+
+## [发至省军级]
+
+　　从这个报告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江一真等人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党的同路人。……只要看看反党分子江一真竟说出了“听党的话，大听大死，全听全死，不听不死”这种反动透顶的谬论，就完全可以看清他们的真实面目。按照江一真反党活动的严重性质和恶劣情节，是可以开除党籍的。但是，考虑到他们在民主革命阶段还做了一些工作，同时，为了给他们以改恶从善的机会，所以，中央认为，福建省委根据“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他们从宽处理是适当的。
+
+　　来源：钟兆云、王盛泽《赤子之心——江一真传》(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4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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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3/000032.txt
@@ -0,0 +1,11 @@
+# 中共大悟县委监委会关于杨贵权同志泄密的处分决定
+
+　　杨贵权同志，男，现年27岁，山西省屯留县人，1947年入伍，1950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排长。1958年3月转业，因转业时不服从分配，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现任湖北省大悟一中总务付主任。
+
+　　杨贵权的主要错误是泄露党的机密，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今年9月16日杨在县直党员大会听了县委办公室主任陈贤炳同志传达关于八届八中全会的精神，杨返校后就将会议内容（XXX同志所犯错误情况）向非党员熊扬华、陈文尉等人说了，陈又向非党教员辜存文说：“有一个不好的消息，XXX犯错误了……”等，使某些群众发生误解，支部发觉后，及时向群众进行教育工作，制止继续外传。
+
+　　根据上述事实，杨的错误是严重的，为了教育杨本人和全体党员，经县委监委研究决定，给杨贵权党内警告处分。
+
+　　 中共大悟县委监委会1959年10月17日
+
+　　来源：《监察工作通报》第14期，中共武汉市监察委员会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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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3/000033.txt
@@ -0,0 +1,39 @@
+# 湖北麻城县委整风办公室“陈国昌同志最后一次向县委的书面检查”
+
+　　（县委：）
+
+　　党的这次反右斗争，是为了保卫党的总路线、保卫人民公社、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加蓬勃地向前发展。现在这一斗争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全国范围内已经出现了规模空前的建设高潮。我们县里也是这样。在这次全县党员骨干大会上，揭发和批判了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过，这是是我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新起点。我痛恨我过去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衷心感谢党的教育。现将我的错误事实及产生根源彻底向党交待如下：
+
+　　我的错误表现在四方面。
+
+　　第一、是否定1958年我县农业的大跃进。我的这种思想在1958年秋季就有了。我当时认为：受灾严重，生产也不够平衡，产量不会大跃进。然而，由于县委领导上态度坚定，我手里也没有材料，我不愿公开反对，表面上还是提出了符合县委当时看法的产量草案，同意了县委对大跃进的肯定。思想上则已经抱着“看最后结果”的算账态度。认为县委对58年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去年冬季省里开四级干部会议，我在家召集党委书记准备产量材料时，就根本没有坚持县委肯定大跃进的态度，就低不就高。他们报多少就是多少。今年春季出现了粮食紧张，我认为是没有大跃进的证明。以后，万人大会报的只有53000万斤，经济工作会议少到49600万斤。我以为49600万斤差不多。从此，感到自己的看法有下面来的材料证实了，想以此否定大跃进。所以，在这次党委书记和县委争论产量的会议上，我都站在否定大跃进的人一边，拿出偏低的材料作证，向县委进攻，否定大跃进。并且从此以后，对干部群众讲话。我都故意不讲农业大跃进的具体成绩。
+
+　　对于我县1958年的几个突出高产，我也是不相信的，以为有虚假。特别是白果建国社王乾成同志的36000斤高产，虽然我曾去看过，写过文章，是省、地、县三级验收的。但后来听人说是掇秧的时间有问题，我就信以为真。当外面有人来追问时，我也向县委进攻，并几次责难王乾成同志。正由于我对这些高产不相信，所以对高产报奖不积极。死扣凭据，审问再三，有的就拖压下来，起了极坏的压制作用。
+
+　　我对于1959年的继续跃进，也是怀疑的。也认为今年灾重，虽然抗旱成绩大，但是产量只有5亿多斤。我曾专门到铁门公社看过灾情，叫喊阎河公社早、中稻不能完成全年粮食任务。该公社党委上报的安排生活的总产量只有2500万斤，是很低的。我内心以为实际情况，不会高于此数，所以没有纠正。今年抗旱全县搞的很好，高燥落后岗，也取得了很大胜利。我原来都看不到这些成就，不但自己没有写这方面的材料，办公室干部向外写稿我还批评。这样，不及时公布战果鼓舞士气，实际上证实我对持续跃进信心不足的反映。同时也是对群众运动的一种压制。
+
+　　第二、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怕革命，怕群众运动。首先是在县委会上讨论各项生产指标、技术措施和各种任务，多数情况我总是搬教条、算旧账，说是县委要求高了，指标喜欢低些、任务喜欢少些，一切从困难方面想的多。而在执行中，我又借“因地制宜”，违反县委的指示和决议。例如密植、几天完成某项战斗任务等有不少事情，我都是这样的。实际上，这是在县委坚决贯彻总路线的时候，我在那里反对总路线。其次是很少到下面去工作或者和下面同志谈工作，很少积极鼓干劲。相反的也是算×账，要科学根据，打着实事求是的招牌而大泼冷水。正如福田河公社小漆园总支书记高延发同志所批评的：“人家一股劲，你就把人家按下去了”。我和这位同志接触四次就泼了他四次冷水。去年冬季县委发动他向全县发出冬播挑战，我叫他把指标压得很低，大大减低了带头鼓劲作用。今年春季我借口要先进可靠，打电话叫城关公社把3000斤的小麦试验地牌子都拔了。闵集水稻姑娘王学堂计划1959年亩产3至5万斤的丰产经验，我嫌她没有根据，叫她只报25000斤。今年万人大会上，阎河公社规划全年粮食总产达到9000万斤，本来是力争上游的，我说他们脑子还在发热，强迫他们改为7000万斤。今年经济工作会议上，我组织典型发言，审查各单位的规划，也是再三追问是否可靠。强调“做不到的不要说，不要浮夸”。还要他们检查58年的缺点，吸取教训。铁门公社冯家凉亭管理区总支书记刘大群说把晚秋作物要抓回全年粮食任务，可以搞100亩的稻场种800亩荞麦等，我都怕做不到。现在实施都已超过。今年抗旱修渠时，阎河党委书记王学良向群众宣布第二天十二点钟以前要放水，我也批评他要求太高，对群众态度不好。所有这些，说明了我向许多同志泼过冷水，也起了不少的泄劲坏作用，实际上成了革命的绊脚石了。也正因为我有右倾，所以1957年在许家乡、1958年以后到阎河帮助工作，工作都做的很坏。
+
+　　大搞群众运动，是党的优良传统。可是我过去对待群众运动却不是满腔热情，而是资产阶级老爷似的态度。去年有些高产经验，如晚粳掇秧失败了一些，我就有很大的埋怨情绪。大办钢铁开始时，我以为对农业生产有影响，有过不满。县委东木会议批判后才纠正了这个错误思想。我平时在工作中，总是喜欢平平稳稳的，把大动员大集中看成是形式主义，挑剔缺点加以责难。可是对坏人坏事，例如阎河整党会上，甘本荣等思想很坏，党委要求大会斗争，我就不叫大会斗。就是已经斗的两个也不狠，怕过火。1957年在许家工作时，对于坏分子的破坏，我也没有及时组织斗争。这说明了我由于思想右倾，便对坏人坏事仇恨不深，缺乏革命斗争的彻底性。
+
+　　第三、反对县委的集体领导，反对第一书记，恶毒向党进攻。如前所述，在平时，由于我右倾保守，在县委根据总路线精神提出任务、贯彻和执行时，我就有许多事是反对县委领导的，以为县委不是实事求是。自己高明，不是和县委一条心。不是自觉地坚决地贯彻县委的决议。特别是在对于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7年的产量上，我不仅反对，而且向县委和县委第一书记进行了恶毒的进攻。在几次县委与于一些公社党委书记争论的关键时刻，我拿出材料作反证。尤其是1957年的55000万斤总产量，本来我是参加了研究，并且举了手的，但是我内心却认为这是不可靠的。下面报的只5亿斤左右。既然不承认就应该改过来，才是实事求是。所以，当中一党委书记魏杏华等向县委第一书记打翻案时，我积极支持，并拿出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口粮材料作证明，想把55000斤改过来。显然，我这样做不仅是否定了57年的成绩，更是破坏县委和县委第一书记的威信，抬高我自己。
+
+　　除了上述进攻以外，平时，当下面反映情况请示工作的时候，我往往以“实事求是”回答，想在中间当“好人”。并且利用机会吹嘘自己。去年腊月叫阎河抢种了一点小麦，就宣扬自己做的好。今年三月底粮食紧张时，县委及时给阎河拨了粮食，我竟无耻的说这是我对阎河人民的一番心意。同时背地舆论县委主要成员。认为县委吴书记把人的主观能动性估计的过高；赵书记好拉蛮；李克成太骄傲；陈县长也好拉蛮。并且感到经济部门的手续限制得太严了，我在家解决生产资料问题太不方便。这实际上是我想抓权。我对于县委机关和县委办公室的工作，很少抓思想教育，只强调抓好业务，实际上也是反对政治挂帅，搞的业务挂帅。以致办公室干部工作态度傲慢，思想右倾，个人主义严重，工作质量效率都低。
+
+　　第四、对于人民公社，本来应该积极促进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的，但是我却不是这样。我往往对上级指示中“允许”的方面很感兴趣，而不是坚决执行所提倡的方面。例如对公共食堂，我就是消极领会“自愿参加”的。夏收后，我也认为粮食不多，回家吃有好处。那一段很少总结积极办食堂的的经验。相反，在电话联系时，片面强调“自愿”。还介绍中一晏店安排回家吃的作法，起了消极作用。我还积极主张把粮食统购任务分配到生产小队。这个意见被县委否决之后，我又写进以县委名义起草的“十定”草案中去。以致地委为此事批评县委。这件事我应负责。主要是我认为这样能发挥生产小队的积极性。实际上这是削弱生产队基本所有制，使国家任务难以完成的。今年春季，白果李学文在夫子河按每天工分供给粮食，实际上是强制群众劳动，我竟以为这是好经验，很快跟几个公社党委介绍了。幸亏向吴书记汇报后，吴书记及时纠正了。我对这感兴趣，反映了我对群众的不信任，显然这是一种资产阶级观点。此外，在确定生产队向公社上交提存的比例问题方面，我也是在规定的负担内就低不就高。
+
+　　我的这些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通过这次学习，我才认识到根子是对待社会主义事业的阶级立场问题 ，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根源的。
+
+　　我之所以否定大跃进，就是因为我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看不到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绩。我对大跃进不是首先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满腔热情地，充分肯定成绩，而是夸大问题，缩小成绩。我看不到人民力量，完全可以使农业生产百分之几十乃至成倍地增长，教条地认为农业生产不会跃进。我还以为我手里有来自下面的材料，有根据。从这次学习才领悟过来。看事情，如果立场不对、思想方法不对，县委和大多数同志看的是抗灾成绩大，生产空前平衡，而我却看的是问题多些。这样，我就不可能正确认识问题。至于我原来的那些材料，由于是在冷空气袭击下搞起来的，显然是偏低的。搞材料也要有正确的观点，否则，虽然是来自下面的，也是不真实的。我这次学习以来反复认识以后，特别是15号的报喜大会，事实有力地回击了粉碎了我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我现在认识到，57年全县是有55000万斤产量的。因为57年全县粮食空前充足，生活水平很高，没有55000万斤是不会这样好的。下面统计的数字，由于思想的和技术的等等原因，是不可能统计足数的。1958年灾情那样严重，还能比前年多完成任务。今年春季一段的粮食紧张，用去年秋收后的浪费完全可以补起来。同时出现了那样多的高产，当然是大跃进了。1959年遇到70年未有的大旱，早、中稻大丰收，晚稻作物大捞了一把。与58年比较，当然是继续跃进了。粮食任务比去年提前几个月完成了，许多公社都超额了。张家畈公社全年平均稻谷单产到938斤，这些铁的事实，证明了我过去虽然老打着实事求是的招牌，实际上是看不见事实。睁着眼睛说瞎话。
+
+　　我之所以反对总路线，怕革新，到处泼冷水，一贯的右倾保守，根源更明显的是立场问题。首先就是我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没有精神准备，我把客观事物的发展看着是缓慢前进的，意识不到人民在认识客观规律之后，是可以推动建设事业向前跃进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人的主观能动性起决定作用的。我总是把客观困难估计的太大了。对人民的主观能动性估计的太小了，迷信书本知识和自己的经验。作为一个革命者，我太缺乏革命的破旧立新胆略。自己不能敢想敢干，对别人的敢想敢干也不相信。同时，由于我没有受过苦，并且对于劳动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也认识不清，我体会不到总路线是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看不到群众对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生活的强烈愿望，看不到这种愿望里蕴藏着无法估计的伟大力量，所以我总是觉得这要求高了，那太急了，什么事都要求“要根据”算死账，在这次学习我才意识到：我这样把客观条件绝对起来，看不到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这样所谓“实事求是”，恰恰最不实事求是，而是在按自己的主张办事。把争取办得到的事不办到，降低积极性，实际上是主张少慢差费、冷冷清清的路线，是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破坏。由于我担任着要害部门的工作，我的这种思想观点，已经给党带来了不小的损失。
+
+　　我之所以反对县委领导，除了上述思想观点上的原因外，还有着个人主义野心在作怪，这当然更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根子。我出身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家庭。在旧社会里，我父亲先为伪军官，抗日战争以后转业当中学教员，后又当几年伪职员。我家虽然没有土地房屋、资本等财产，到处飘荡，全靠工薪收入过生活，经济情况很不稳定，但生活不苦。经济地位的这些特点，形成我思想上的患得患失、动摇软弱，总想往上爬。同时对劳动人民的疾苦和思想感情毫无感受。1949年武汉解放时，我在伪湖北农改所当小职员，接管后被留用，只有工作，母子两人的生活才有着落。最初，我是以这样的动机来参加了革命。以后，在党的教育下，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脑子里也有了一些为社会主义奋斗的思想。但是由于自我思想改造不够，旧社会带来的个人主义思想仍然存在，并且渐渐抬头，想往上爬。一方面工作中伪装积极艰苦（实际不艰苦），并且圆满历史中的关键问题。我在1942年在恩施小龙潭读初中时，那年12 岁多，第一次集体参加过三青团。1945年我15岁的时候在恩施金子墉读高农时，由同班同学黄业威介绍，第二次参加三青团。在读二年级时办过叫“农声”的壁报。我写过反党文章。这个问题我长期未交待，伪装历史清白，以取得领导的信任。另一方面，利用机会反对领导，抬高自己。正由于有这种个人主义思想，我把个人与组织关系搞反了，我自以为是。有些思想在会上不谈，事后不遵守集体决议，打翻案。连自己同意了的也推翻。有些问题我觉得县委不是实事求是，以为自己高明，不能自觉地服从和坚决执行决议，不是积极维护县委的威信，而是拆台，以抬高自己。这些事情说明，我过去是很虚伪的，既使用两面手法，又当面硬抵，两种都有。完全把个人放在集体之上，当革命的绊脚石，做了国内外敌人攻击党的内应。当然，我从内心讲，我的这种个人野心，还没有想到马上要反掉哪一位负责人、夺取什么职位。但是，这种思想发展下去必然会更严重的反党，并彻底烧毁我自己。
+
+　　感谢党这一次把我的这些臭东西都挖出来了，这是我政治生命上的一次新生。现在我找到了改造的方向，彻底挖掉资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我向党保证：我能够这样做。因为我在党的教育下，我有着热爱党的事业的一颗心。过去这颗心被资产阶级迷住了，这次党的阳光，把心上的臭东西照出来了。今后，我一定再不辜负党的教育，树立和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坚决贯彻党的总路线，树立敢想敢干的革命胆略，自觉服从那个集体，服从领导，维护党的威信，掌握辩证法的思想方法，满腔热情地对待群众运动。我以我的行动来证明上述决心。请求党给我处分。也给我改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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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国昌1959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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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
+　　湖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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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3/000034.txt
@@ -0,0 +1,43 @@
+# 中共章丘县委关于黄河人民公社原高官寨乡因无粮饿死人惨痛事件的初步检查报告
+
+　　（中共济南市委并山东省委：）
+
+　　根据市委一再指示和不断督促下，县委派出书记处书记邢念乾同志，副县长孟兆俊同志，监委书记孙迎增同志代领工作组，在市委工作组的具体帮助下，通过整社发动当前生产，安排群众生活入手，对黄河人民公社原高官寨乡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从调查的情况来看，问题是十分惨痛和十分严重十分突出的政治事件，确给党给人民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
+## （一）
+
+　　黄河人民公社原高官寨乡事件发生的情况：县委58年春季发现该乡粮食紧张，自1958年古历2月底到7月20日左右共调拨供应粮食451,340斤，小麦分配460,610斤，每人仅平均分粮42斤。粮食调拨后，又采取平均分粮，加之粮食发放的时间上又不及时（如梨行村在6月3号发了一次小麦，每人平均一斤，吃了11-20天），同时县委对58年夏季产量的分析上，和征购任务的分配上有严重错误，因此造成了因饿而死非正常死亡617人（其中自杀的23人），因饿出卖子女53人，外出逃荒的685人，这样一个极其惨痛的政治事件。从事件发展的情况检查是十分严重的，如前进生产大队柏道伦现年32岁，身体非常强壮，全家八口人，是劳动较好收入较多的户，于58年2月底就缺粮，至旧历4月27日四岁的女儿被饿死了，相隔半月的时间1周岁的女儿又被饿死了，5月10日某父亲也被饿死，6月29日他自己又被饿死了，临死的前一天，无东西可吃，干了一天活晚上吃了一碗榆叶就去开会，会后回家途中摔倒被抬回家当夜就死了。朱家庄李孟现年46岁，全家5口人，其母因饿整天要东西吃，并说“小麦熟后那怕喝半碗糊涂死了也不屈”，5月11日分的小麦，12日就死了，当时李孟饿的肿腿，两个人架着他给他亡母送浆水，于6月7日他也死了，在死的当夜饿的要东西吃说“有两个甜瓜就能救活我这条命”，其女儿当夜借了五角钱没有买到甜瓜，只好烧了点开水喝，到天明从高官寨买来藕粉，未做熟就死了，其妻当时因饿吃野菜肿脸肿腿卧床不起。又如梨行三大队李树山的祖父，因吃槐叶全身发肿致死，其祖母也因挨饿而死。当时李树山也饿的卧床不起，三四个人架着去摔瓦，到次日他自己也就被饿死了。还有的干活死在坡里，如朱家庄李海泉栽地瓜死在场园屋子里。马柱庄宋树珍，群众称他“老黄忠”，因吃菜吃麦糠大便不通，二天没有吃东西，去饭店买饭没有排上号，只好到酒店喝了四两酒，躺在椅子上就死了。前进生产大队，无依无靠的老年人张张氏因无粮饿的没办法逼得吃湾泥。
+
+　　再从投井上吊服毒自杀的23名中看，如朱家庄贫农宋树森现年44岁，身体很强壮，因无粮他弟弟（转业军人）给他五角钱，买了几个甜瓜吃了，个人越想越感到无有出路而上吊自杀。王庄王道三之母服六六六粉自杀，在未死前还向儿媳说“好好的照顾孩子”，还说“你们下地劳动，我在家无啥做饭活不成了”。再如杜家庄杜怀斌之妻，因挨饿想到娘家住几天，结果娘家不收留，吃了一顿饭就送回来了，回来后，越想越走投无路，而上吊自杀。张家庄贫农张林英之妻29岁，全家六口人，于二月间就无粮食，麦前一周岁的孩子饿死了，而麦后生活仍无法办，因此于6月15号下午把丈夫、婆母、10岁的孩子都打发下了坡，自己用两包老鼠药掺在剩下的面子里，作成饼子吃了，还叫六岁的孩子吃，被发觉后，大人抢救无效，孩子抢救脱险。
+
+　　因生活困难卖婴、离婚、改嫁，造成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情况也是十分惨痛的。如单庄贫农阎西元，全家八口人，因无粮将三个亲生的子女出卖了，大女儿10岁送了人，5岁的男孩子15元钱卖在历城桃园村，6月讨饭时将10个月的男小孩也卖了。又如朱家庄吴敬西，二月份将四岁的男孩子送了人，麦后将九岁的男孩子卖了五元钱，吃了一顿饭买了五斤花生米，就光了，其妻整天啼哭。梨行村王继同之妻代着两个孩子去济南讨饭，将男孩子卖了1.5元，还有四个窝窝头，也有的送孩子找不到主，而扔了不管。如付家滕子安之妻，于六月间代着孩子讨饭，想把孩子送给别人，没有找到主，因此把孩子扔到老僧口不要了，幸亏被该村社长将孩子找了个主抚养。再如梨行徐角祥贫农全家7口人，因整天吃野菜，肿腿肿脸而死，当时其妻还代着孩子外出讨饭，而徐死后，其妻将两个孩子送与别人，一个寄托邻居抚养，而自己代着两个孩子改了嫁。单庄孙英荣，现年48岁与妻结婚17年，生了5个孩子，夫妻关系很好，因生活困难，其妻提出离婚，另谋生活，而将一个孩子送给别人，自己代着一个改了嫁，临走时将自存的1.5元钱给了婆母5角、丈夫1元，确系迫不得已改了嫁，其婆母丈夫想起来就啼哭。
+
+　　（外出逃荒要饭的685人，大部分是在麦后，付家村滕化宗72岁，于8月份去历城一带逃荒要饭，最后被饿死在王舍人庄。冯为立去历城要饭，死在老僧口村场园屋子里，至尸体发臭才发觉。）
+
+　　总之，从上述事件的情况来看，是十分惨痛和十分严重的政治事件，给党给人民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
+## （二）
+
+　　县委除同意市委工作组对此事件发生的情况和三个方面原因的分析外，我们检查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根本原因：
+
+　　一、以段锦洲同志为首的章邱县委，从57年至58年贯彻了一条错误路线，也就是以段锦洲同志为首的章邱县委，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路线方面犯有严重的地方主义的错误。57年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的非常明确，存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当前主要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而我们章邱县委，以段锦洲同志为首却把因干部作风有问题，和某些社因分配不合理所引起的人民闹事看成是“城市右派分子和农村中的地、富、反、坏与富裕中农汇成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这股逆流，大肆向着党的领导，合作化，粮食征购政策三个方面猖狂进攻”，以段锦洲为首的章邱县委确定的方针路线是与党中央的指示违背的，因此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乱斗乱罚以及乱捕乱押等一系列的错误作法。虽然在县委常委会议上，没有这样决定，只是决定搞试点，但从试点实际效果看来各有不同，从阶级教育的结果来看不仅体罚、斗争、打骂近1,684名，其中基本群众占63.48%，造成15起惨痛的自杀事件，而且把57年夏季群众应分的90斤口粮，全县买回了1,567,085斤，同时还挖出了群众56年手中节约的秋粮，这样作的本身是严重的违犯党的粮食征购政策，因此群众手中粮食少了，吃了过头粮，又加地瓜霉烂了一部分和部分浪费，这就造成58年春，大部分社出现粮食紧张，到处看到吃树叶、吃树皮、排队抢购副食品等严重情况。虽然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同志作了严肃的批评，但并未引起县委重视，更没有调查分析产生这一严重情况的原因，而段锦洲同志却一再最县委和各乡党委追查责任打破坏树株的分子，这是造成这一重大事件的直接原因。58年大搞钢铁和秋收秋种期间，总的看成绩是很大的，但这个时期群众有许多合理的要求，没有得到解决，又加领导作风与干部作风上存在着严重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因此许多群众对党的领导有意见，在某些方面产生消极因素。正因如此，影响着钢铁、煤炭、农业生产的跃进。但县委以段锦洲同志为首既不作调查研究，又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结果跃不上去，反而单纯的采取组织手段，批评下边右倾，地方主义，以及单纯的限时间、下命令等等。县委某些负责同志对基层组织，对群众态度非常蛮横，因此，大搞钢铁煤炭期间，造成了全县范围内严重的乱打、乱罚、劳改队等办法镇压群众。上述事实说明，这不仅仅是作风问题，而是从57至58年以段锦洲为首的路线性错误，这是造成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
+
+　　二、县委在集体领导方面，段锦洲同志由个人骄傲自满，发展成为欺上压下，独断专行，狂妄拔扈，目无组织，在委员会和其他书记之间，存有严重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不正常的现象。这是组织原则上的错误。如57年在贯彻执行省委阶级教育的通知中，段锦洲同志没有经过县委讨论，公然提出一些标新立异与省委路线相违背的错误口号，现在看不仅仅是口号问题，而是路线性的问题，如“向资本主义进军”“向资本主义开炮”，“冲垮这三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等等。这些问题虽然在常委会议上作过争论，进行文字上的修改，但会后段锦洲仍以个人名义电话上指示各乡党委，发动猛攻资本主义，并提出群众发动起来打几个人和死几个人是必然的，不要向群众泼冷水。当县委查觉后，对这种错误，并没决心斗争到底，坚持党的原则。除了有些同志因水平关系，而盲目信任和个人思想有毛病以外，主要是存在着怕影响关系等患得患失的个人主义，因此斗争没有开展起来，使错误继续发展下去。如在58年搞钢铁期间，并未经县委研究段锦洲个人为了应付省委谭政委来检查工作，公然把全县27万整半劳力，全部调到钢铁，给谭政委摆个阵势看，这时正处于在大搞钢铁与秋收秋种极为繁重的季节，结果使27万人在钢铁上持续十天到半月的时间，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不符合工农业并举的方针。而县委有些同志，对这种错误作法有意见，但存有个人主义患得患失，怕说右倾，怕说大搞钢铁不通，因此并未开展斗争。同时将这些问题只看成是领导作风问题，未看到是路线性的错误，是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这充分证明了在57年四级干部会议和党代会议，虽进行过斗争，但搞的不深不透，反而错误有了缕缕雪展。
+
+　　以段锦洲为首的章邱县委，存在着严重的虚夸不实，欺上压下的错误，因而对章邱党的组织，是有一定影响的。从58年3月—11月，先后共处理了乡党委书记6名，乡长2名，县委扩大会议上和粮食征购会议上，先后揭发批判辩论了乡党委书记、乡长级的干部23名，其中为粮食产量和征购销问题，揭发批判辩论的14名。特别是58年夏季，在分配征购大会上，两次辩论了11名，开除党籍的一名，撤销工作的一名，停职反省的2名。正由于以段锦洲为首的章邱县委，采取对下压服的手段，造成许多基层干部不敢讲真话，不敢反映真实情况，特别是高官寨乡小麦实际上每亩产量55斤12两，而会议上确定为亩产110斤，从而在征购任务的分配上，和社的扣留以及社员口粮的分配等方面，违犯了党中央所规定的夏季粮食征购政策。该乡58年夏季总产量，比57年夏季减产314,857斤，而58年夏季征购分配任务90万斤，超过57年一倍（实际完成733,387斤），社内扣留944,740斤，而社员实际口粮每人只分到21斤3两。严重的违背了中央所指示的粮食政策，这是造成这一事件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又如以段锦洲为首的县委，在领导思想作风上，严重的存在着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在58年3-7月间，虽然调拨451,340斤统销粮，但调拨不及时又没有进行思想工作，因而形成平均分粮，同时从58年7月份到59年1月份，有关因粮食问题，而挨饿、逃荒、自杀等人民来信114起，长期积压在人民来信办公室，从书记到委员，从未有过问，这也是造成这一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再从对待上级党的组织态度来看，从57年到现在，县委从未向地市委回报过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当然工作中的成绩是主要的，但许多问题是虚夸不实，虚报成绩。如大搞钢铁期间，特别是第二个战役，实际完成炒钢任务400余吨，而虚报为1,070吨，上述问题被上级党委发觉提出过正面的批评，而以段为首的章邱县委，不是实事求是的大胆正视这些错误，而产生了消极对抗，甚至借帮助党整风猖狂的向省委进攻，如57年省四级干部会议上为“基层干部鸣不平”，58年市委负责同志当面批评后，而心怀不满，并扬言说“县委某些同志攻击他”。县委虽然对段锦洲上述错误，进行过批评和斗争，但是一方面由于水平不高，是非不明，界限不清，又加个人主义患得患失，甚至在若干问题上，有的同志实际上变成了贯彻这条错误路线的积极执行者，如象处分上述干部中和58年夏季小麦产量等问题上，是经过县委讨论和研究的，而且也同意了这样一种错误的作法，特别是当高官寨事件被市委工作组检查发觉后，县委同样持有一种错误的态度，认为产量不实，饿死人，外出逃荒不相信。因此，在这一惨痛政治事件的调查和处理过程中持有一种不严肃的错误态度。由于作风恶劣，欺上压下，集体领导不民主，不正常，因而造成基层干部不敢讲真心话，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坚持党的原则，存在严重的个人主义患得患失，这也是造成这个事件的主要原因。总之，县委在这个十分严重十分惨痛的政治事件中，应深刻的接受以下教训：
+
+　　1、作为一级党的组织来讲，在任何时期贯彻党的方针，路线过程中是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过程，也是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路线正确与错误的斗争问题。县委从57年到58年，在两年实际工作中，虽然对这些错误倾向进行过斗争，但是由于县委不少领导同志，存在着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丧失了党的阶级立场失掉了党的原则，这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反映，这些思想反映到党内，必然产生丧失党的立场和原则，坚持的不是真理而是个人主义。正因为如此，段锦洲同志的错误思想和错误路线，虽然在57年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进行过批判，但至今仍然严重的发展着，这是这次惨痛的政治事件中应深深接受的这一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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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不论在任何时候，在处理国家、社、社员三者关系上，既要有整体观念，集体观念，又必须有群众观念，三者不可偏废。但章邱县委，从57年到58年，在处理社员关系方面是有错误的，这个问题，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有许多同志，对群众的疾苦没有关心。除上述三个方面外，要正确执行党的方针路线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在于深入的加强调查研究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但章邱县委从57年至58年两年来，一直是既不相信群众又不作调查研究工作，一口咬住产量有问题，是思想问题，单从主观想象去分配任务，再从57年到58年购销政策执行来看与上级指示是相违背的，57年夏季社员实际分到的口粮不足90斤，而秋季分配中却按90斤扣除了，又加错误的存在单纯为了完成任务，让社员退回应分的口粮，和挖56年群众的余粮，这就造成了58年夏季这个粮食季度将普遍的缺粮，许多社在8、9两个月间吃了秋季控头粮，又加秋季实行以人定量，和坚持口粮全年通算的办法，扣除夏季两季的控头粮，每人实际上所分得的口粮不足270斤。造成了58年春季粮食较为普遍紧张，不少地区出现了吃树叶，外出逃荒等现象。再如高官寨乡，在统销工作方面，同样没有进行艰苦的思想工作，而进行了平均分粮，一个乡40万斤粮食，如早作好工作，不至于发展到这样严重，当前安排群众生活中，更应接受这条深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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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县委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路线的过程中，除犯有地方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错误以外，还应正视基层干部思想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的现象，这也是一条教训。如高官寨乡朱家庄朱玉环，因压坏了脚，不能干活，队长（党员）朱怀茂强迫其赶车，而宋不同意，便用扁担痛打一顿，将扁担都打断了，后被群众讲清才算了，结果宋被打后五天就死去了。此外，高官寨乡粮食紧张，但队长以上干部却没有因缺粮饿死人或外出逃荒的现象。如原民主社17个干部，就有13个干部吃社的粮食，社长李现成就贪污社的粮食350余斤。这个地区组织不纯，虽然没有更可靠材料证明这一点，但是根据这个地区的历史情况，县委认为这次事件发生与组织不纯是有关系的，这个方面的问题，正在通过安排生产生活进行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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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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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这一惨痛的政治事件和市委指示，为了挽回党的影响，教育全党，深刻的接受教训，经县委研究决定，采取如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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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为了接受高官寨乡这一惨痛的政治事件的教训，突出的（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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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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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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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53 @@
+# 中共湖北麻城县委“关于对王维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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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维捷，原名王为明，男，现年29岁，系湖北省麻城县白果人民公社×家畈管理区人。家庭贫农成分，本人学生出身。初中文化程度。1937年至1938年私墪读书。1946年至1947年在宋埠新陵中学读书，1948年冬于麻城中学毕业。1949年上半年在家生产，1949年10月住青训班，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入团。1952年10月入党。历任宣传干事、团区工委书记、区供销社主任、区委副书记，现任麻城县委农村工作部干事。
+
+## 反党的主要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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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组织反党集团，反对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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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维捷于去年四月在李克成的指导下，组织反党集团“民主治部”，继而建立“五人核心领导小组”（成员是王维捷、曹铎、胡富宽、熊德清、丁开焱），是这个反党集团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同时又是以汪凤元为首的白果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反党集团的主要纲领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反对总路线，攻击大跃进，破坏人民公社，篡夺麻城县委领导，由李克成当麻城县委第一书记，王维捷当农工部长，曹铎、胡富宽等分别担任公社党委书记、部长等职务。反党集团成立后，在李克成、王维捷的领导下，积极进行反党活动。他们先后六次猖狂地向县委进攻，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污蔑县委。特别毒辣的是攻击县委核心领导，给县委画像。王说：“赵书记光拉蛮，死吹牛，讲形式主义，光爱听好的，不爱听坏的，群众不与他说真话”。“吴书记在省委受了政治压力，回来愁眉苦脸”。说：“侯书记没有水平，布置工作不具体，当不了家”。同时，他又向省农工部的干部郑耀南告县委的状。说：“县委不重视农工部的工作，你们做的工作比县委做的多，我们敢向你们说真话”。向省委农工部王处长告状说：“产量基础高，任务年年加，口粮年年少，生产不好搞”。企图省委检查麻城县的工作，处分几个县委。尤其疯狂的是当他数次向县委进攻没有得逞的时候，就积极和李克成合谋解散农工部，并且在白果公社召开反党集团全体成员会议，进行研究，一直通过，解散农工部。同时，还决定王维捷到白果公社当社长，胡裕宽到宋部公社当部长，曹铎到中一公社当部长等。企图一面威胁县委，一面分散反党活动，反抗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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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攻击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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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维捷领导和组织的反党集团的成员，打着产量不实际的招牌，否定一切高产，否定县委重点跃进，捏造全面低产数字等三个办法，运用彙报、会议攻击、向上级报告等三种形式，六次猖狂地向县委攻击大跃进。
+
+　　第一次是搜集和捏造低产量。首先由李克成领导开了一个反党集团会议，分工到各公社搞低产否定大跃进。分工是胡裕宽到宋埠、曹铎到中一、丁开焱到龟山、王维捷到白果、铁门，熊德清到城关，搜集和捏造的低产量是：梁家畈的稻谷本来亩产1700斤，王维捷只作800斤。闵集本来亩产1500斤，只报800斤。熊家铺只亩产600斤，宋埠和中一的产量一样低。回来向赵金良同志彙报，结果被赵金良同志打回去了。第一次进攻没有得逞，就积极组织第二次进攻。当时还提出口号“要坚持真理”。他们捏造低产量，王维捷、曹铎在白果的县委重点管理区梁家畈搞的九个生产队有八个生产队减产。胡裕宽在宋埠公社搞的46个生产队，只12个生产队增产。熊德清在张家畈公社重点张家畈七生产队搞的比57年减产5%。他们像这样连续的一次比一次更加疯狂地向县委攻击大跃进。不仅如此，王维捷还同曹铎、熊德清一起极力攻击“三万六”，否定一切高产。曹铎对试验“三万六”是知道的，熊德清是“三万六”的验收者。王维捷组织他们到处诽谤“三万六”高产是假的，作为否定“三万六”的得力见证人。王维捷特别毒辣的是指使胡裕宽在宋埠公司搜集和捏造材料供给地委会干部张笃行同志向地委写宋埠公社减产报告。据此证明，以王维捷为首的农工部反党集团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手段是毒辣的攻击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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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破坏人民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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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王维捷为首的反党集团对破坏人民公社也是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他说人民公社办早了 ，办糟了。他提出的要挖人民公社的“酿子”，即是破坏人民公社的体制，反对人民公社的方针、政策。他提出“百花齐放，标新立异”“物质刺激”的破坏人民公社的反动方针。他不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说：“文艺搞百花齐放，经营管理工作也要搞百花齐放”。并声称：我们的工作就要与别人不同，要“标新立异”。他放的是破坏人民公社的毒草，他标的是资本主义之异。因而，在白果经营管理现场会上有计划有目的地作出反对人民公社几套经营管理的规定和保留高级社的一套方针。其中极其错误是大力推行“三包到小队”和按产计酬，反对按劳分配原则。他到处宣扬个体积极性，破坏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强调物质刺激，反对政治挂帅。说生产范围越小，生产积极性越大。把梁家畈的鱼塘、藕池等副业下放到小队。把望花山的晚秋作物下放到户。把熊家沟的柴山下放到小队。大包干越低越好。把人民公社的生产往单干上拉。他布置曹铎在燎原一社搞包低产重点。想通过包低产重点在全县推广，阻碍生产的发展，搞垮人民公社。他们极力反对党的分配政策。上级指示执行按等级发工资，他不执行。大搞三包发工资。并指使胡裕宽在晏店搞按三包发工资试点推广全县。这样，全县370个队是这样做的。还有王集一队是按户发工资，一个队按队发工资。上级指示按人口供给，他不执行按人口定量供给，按老幼、按劳力供给。白果公社103个生产队是按人口定量供给的。说：“按人口供给是平均主义。按等级发工资，土地多的生产队吃亏”。他主张扩大自留地，和包产到户。他在燎原五队搞的自留地比原高级社扩大一倍。刘宪章在三星搞的包产到户，县委叫王去检查纠正，检查后回来说包产到户有积极性，可以推广。彻头彻尾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人民公社，把集体农民引向单干的道路。更其恶毒的是捏造材料，丑化人民公社，他到夫子河星火四队捏造材料：
+
+　　（1）夫子河星火四队八小队三十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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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社化前养猪  31头，公社化后养猪8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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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社化前养鸭300只，公社化后养鸭100只；
+
+　　公社化前甘蔗100担，公社化没有；
+
+　　公社化前21人运输收入260元，公社化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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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六小队社员戴太成，9个人。公社化前，他家种的菜一年吃不完，每年还要卖150元。公社化后，全小队种的菜还不如戴太成公社化前种的多；
+
+　　（3）五小队全队只种一棵茄子的菜；
+
+　　（4）七小队全队只种7棵茄子，5棵葫芦；
+
+　　王维捷还捏造群众的思想动态是：（1）群众不相信毛主席的政策；（2）农民从根本上动摇了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信心；（3）等一年再说。
+
+　　上少数事实，充分证明了王维捷彻头彻尾地破坏人民公社的反动本质和立场。
+
+## 四、反对总路线
+
+　　王维捷对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不满意的。他提出“风吹跑的越快，阻力越大，技术不强避险为佳”。实际埋怨社会主义搞快了，搞糟了。
+
+## 分析和处理意见
+
+　　王维捷一贯反对党的领导，不执行党的政策，捏造材料回假报，欺骗领导。在乘马区工作，反对李进喜同志（区委书记）的领导。调来县委会又反对梁启杰同志（县委书记）的领导，作风恶劣，品质败坏、违法乱纪，乱搞男女关系。在国内外敌人猖狂进攻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的时候，他积极组织反党集团，反对党的领导，攻击大跃进，破坏人民公社，反对总路线。这次整风学习中，抗拒运动，自己检查交待的少，别人揭发的多。他交待的和书面检查的反党言行，事后又不承认打翻案。前后经过大会、小会十多次斗争，他在证据确实面前，不但不低头，反而污蔑会议不是实事求是，言过于实。根据上述错误，王维捷实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严肃党纪，教育全党及王维捷本人，经县委59年10月26日讨论决定，给予王维捷开出党籍、撤销一切职务、由19级降为25级的处分。
+
+　　 中共麻城县委1959年10月26日
+
+　　· 来源：
+
+　　湖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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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9 @@
+# 中共湖北麻城县委“关于游书臣同志反党的错误结论”
+
+　　游书臣，男，现年51岁，麻城县东木人民公社木子店管理区人。家庭贫农成分，个人农民出身，现有高小文化程度。未参加革命工作前，一向在家生产。1947年8月参加革命。1948年入党。历任农会主席、贫农团长、副团长、区长、区委书记等职。1954年参加县委为委员，现任麻城县副县长兼任云务人民公社党委书记。
+
+## 一、恶毒攻击大跃进
+
+　　1958年我国的大跃进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正当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歌颂和欢庆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的继续大跃进的时候，游书臣配合着国内外敌人对大跃进的污蔑和猖狂进攻，到处散布冷空气，散布诽谤大跃进的流言蜚语，和明目张胆地恶毒地否定一切高产和攻击大跃进。他说建国社的“三万六”高产是假的。并歪曲事实说：“三万六高产的谷蔸没有根，把全省全国的人都骗了，现在全省全国都写信骂麻城”。他还向参观“三万六”的云务公社干部说：“我要知道你们去参观，我是不让你们去的。我要在半路上碰到你们，就要把你们挡回去”。他否定一切高产，如黄市的亩产六千多斤、闵集的亩产一万五千多斤等等。他说这是做不到的事情。龟山的亩产万斤芝麻，这是县委阎恒才同志和省农业厅的干部去试收的。他捏造事实说“龟山的芝麻是把别处的芝麻弄在一起插的千。”他到处说麻城县的红旗是吴书记、赵书记吹起来的，说麻城的大跃进是假的，把全国全世界的人都骗来了。他说：“县委这样搞不得了，将来要‘穿案’，将来有些人要受处分”。更其恶毒的是歪曲事实，公开攻击县委攻击大跃进。他去年向县委写了三次云务公社粮食比1957年减产的假报告，报告里说云务公社1958年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减产，而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云务公社去年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增产[原文留空]。当县委把他的假报告顶回去了，他反而污蔑县委“拉蛮，不从实际出发”，不仅如此，还乘一切可钻的孔子、哪怕是一点小事就利用来污蔑和攻击大跃进。今春吴德简同志病了一场，他向干部说：“吴书记哪是病了，是急的[原文留空]70万人没有吃的，生产搞得像么样子，我县该不要出现广西死人的事，这是虚报浮夸的结果，看将来要处分一批人的”。从上述事实，完全说明，游书臣同志散布的流言蜚语完全是恶毒地猖狂地攻击大跃进的反动言行。
+
+## 二、反对县委领导，搞独立王国
+
+　　游书臣同志一贯反对县委领导，不执行县委的决议。县委的指示和决议他赞成通过的，事后也不执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今春县委决定山区立夏前的半月下秧，他一面同意这项决定，一面打电话给云务公社下命令不要早下秧，谁要先下秧谁负责。结果生产推迟了一个季节，受到很大损失。夏季麦收后，县委决定每人留粮六、七、八十斤小麦的标准，他不执行，竟决定云务公社每人留90斤～110斤。还说，六、七十斤哪里能吃得到。更其恶毒的是到处丑化县委，给县委画像，说：“吴书记、赵书记不是种庄稼的人，不懂生产，光爱听好的，不爱听坏的。光拉蛮，夸海口。麻城的红旗是他们吹起来的”。说：“陈县长是地主出身，不晓得农民苦”。说：“侯书记在英山犯了错误，他说话我懒听得”。说：“李局长麻到个脸，大喊大叫的不懂生产，他还提我的意见，我还不如他，我懒得理他”。说：“邱部长是学生出身，不懂农业知识，把田搞坏了，光搞形式主义”。他把茶场当成独立王国，到处吹嘘自己说：“茶场是专署投资，专署领导，县里没得权利管，生产的东西要直接上交，不经过县里不如底”。因而，在行动上事事与县委分庭抗礼。场里有万把斤元豆，县里缺元豆种子，他不卖给国家，自己磨了粉。熊家铺国家粮店存的大麦、元豆种子，县委决定拨给龟山、白果公社，他从中卡住不拨。县委决定余家河不拨给茶场，他擅自去宣布余家河拨到茶场，引起反革命分子薛昭耀煽动群众到场，闹不生产。他把茶场当成自己的王国，胡作非为，违法乱纪。把工人暗送去劳改。工人邹淑明偷了一点谷子，他不进行批评教育，而叫余佩伦派人去逮捕，送到劳教队管制改造。又把犯了错误的的共青团员王开志、曾凡丙也送到劳教队改造几天。工人蔡昌植与王永龙的妻搞皮绊，他批评蔡昌植，蔡当面顶了几句，他大发雷霆，当场叫个人捆起来就打，打得蔡口里出血。据此，游书臣同志污蔑丑化县委，反对县委领导，搞独立王国的反党行为是猖狂的。
+
+## 三、反对总路线，反对技术革命
+
+　　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搞技术革命，大搞群众运动，游书臣同志是极力反对的。58年，他在熊家铺带头在八斗坵搞6×8稀植，与邱慧轩在另一个八斗坵搞2×5寸、3×5寸密植赛，唱对台戏。并与群众说：“哪个不通来看我的”。还说邱慧轩同志种不到庄稼，把田都搞丢了。蔡光金同志坚决执行县委指示带头技术革新，大搞3×5寸密植，他责难蔡光金同志说：“哪个叫你搞密植？将来缺秧丢了田要追究你的责任。你要不服从领导，就开除你的党籍”。1958年春耕生产开展全县大检查，他领导一个检查团。县委提倡鼓励的他就反对，县委反对的他就大力推行。在张家畈公社检查时，黄市五中队的社员们积极响应县委的号召，大搞3×5寸、4×5寸密植，他反而大批评特批评，说不该搞3×5寸密植，要大力提倡推广6×8寸的秧。公社党委书记钟玉芝提意见说密植是县委决议，他说：“你是北方人，根本不懂南方生产”。搞得公社干部的工作被动，群众也很不满意。不仅如此，他对一切技术革新都反对。今年冬播，县委提出深翻土地八、九、十寸的要求，他在公社的小队长会上说：“县委的决定不从实际出发，我们这里只能搞犁六、七寸深”。县委分配云务公社种一千亩的晚粳，他不完成，反而向干部说：“晚粳只适合于平畈，不合于我们山区”。他叫干部不下晚粳秧，把种子搞完了，不愿意种就算了。熊家铺大搞工具改革，积极实现平畈车子化，山区滑丝化，沿河水利化，他对这些事物是极不感兴趣。他向干部泼冷水说：“这些做不到的事情何必乱搞”。游弟波同志在黄市管理区大搞虫光、稗光、田岸光的“三光”的群众运动，他说：“弟波冒险得很，做不到的事也提出来。波伢要能做到‘三光’，我把头砍了他”。
+
+## 四、扩大家族势力，丧失立场，反对政治挂帅
+
+　　游书臣同志利用家族关系，拉拉扯扯，接受与自己有点亲戚关系的人参加茶场，并全排在主要工作岗位上，以扩大自己在茶场的家族势力，反对县委领导，搞独立王国。东木叛变分子毕成东（他的表弟），群众恨之入骨，他以亲戚关系把毕安排在茶场当保管。当时东木派出所不给迁移证，他亲自出马硬逼着派出所长毕介香办迁移证。说我是县长，一个人还管不了。毕成东到场后，受到他的支持和宠爱，就贪污腐化，胡作非为，把米票870斤拿回家，到处送人情，拉拢落后群众。后来被揭发了，公安局逮捕了毕成东。游书臣还骂毕介香不讲良心（意思说毕介香是游介绍参加工作的），把我的好干部判了徒刑。他招收亲友到茶场来的人是很多的，游勉良（自己屋的兄弟）安排在鸡龙山当会计，在工作中贪污猪油48斤，×银110多元。尹华清揭发出来，他不但不处理，反而狠狠地批评了尹华清一顿。事后，又将游勉良安排在韩家庙专业队搞会计。今年上季他把垸下的侄女（富农成分、哥是右派）介绍给事务长夏清安做爱人。又叫右派分子在场里住了几天，回去时把场里的包谷500斤给他挑回去了，引起群众极端不满，说游县长家族观念重，敌我不分。小李（他的姨侄儿）先安排在卫生院搞会计，犯了贪污错误后，又安排搞公社通讯员。地主胡思尧（女的）吸收为公社电话员。以上事实充分证明了游书臣同志严重地丧失立场，扩大家族势力，反对县委领导反对政治挂帅，搞独立王国的手段是极其毒辣的。
+
+　　游书臣同志恶毒地污蔑和攻击大跃进，一贯的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诽谤县委，反对县委领导，反对总路线，反对技术革命。利用家族关系拉拉扯扯，丧失立场，扩大自己的家族势力，搞独立王国的反党活动是十分严重的。他在反右倾斗争中，表现又极为不老实，不愿暴露和检查自己的反党言行。别人揭发他，他还不承认。
+
+　　根据上述错误，游书臣同志确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
+　　 1959年10月26日
+
+　　· 来源：
+
+　　湖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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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3/000037.txt
@@ -0,0 +1,47 @@
+# 中共湖北麻城县委“关于李克成同志反党的错误的结论”
+
+## 关于李克成同志反党的错误的结论
+
+　　李克成同志，男，现年32岁，湖北英山县草盘公社占河管理区人，家庭贫农成分，个人学生出身。高中文化程度。1949年7月由湖北革命大学入伍，1952年入党，曾任黄冈地委通讯科通讯干事、办公室秘书、副科长等职。现任中共麻城县委书记处书记，兼任县委农工部长。
+
+## （一）反党的主要错误事实
+
+　　第一、支持反党集团——“民主治部”与“五人核心领导小组”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大跃进。1958年3月，正当全国工农业大跃进进入高潮的时候，农工部以王维捷为首的有曹铎、胡裕宽、熊德清、丁开焱等人，组织反党集团“民主治部”。它的宗旨有两条：1、反对政治挂帅，反对党的领导；2、反对党的方针、政策和县委指示、决议。主张“百花齐放，标新立异”。这个反党集团组织起来以后，李克成同志支持了他们的活动，一直未向县委彙报、反映，使他们长期保留下来。继之又组织“五人核心领导小组”。这次是由李克成同志直接指使的。并指定王维捷为负责人。王走后由曹铎负责（实际是组长、副组长）。当面鼓励王维捷说：“要大胆领导”，积极工作。成立以后，由李克成同志亲自召开会议，布置分途了解低产典型，否定大跃进。在这个反党集团向县委进攻的六次中，有三次是他亲自布置的。一次是他指使的。据此证明，李克成同志对农工部反党集团已经由同情、支持他们活动，到直接领导、掌握这个集团，并指使他们进行反党活动。
+
+　　第二、主张解散农工部和县妇联。到处封官许愿，拉拉扯扯。为扩大反党势力，李克成同志在1958年秋天，曾主张把农工部和办公室合并，把县妇联解散和生活福利部合并。把他的部下，分散到各处进行活动，作为向党进攻的基础。他决定把王维捷放到白果公社当社长（已经选举了），曹铎到中一公社当部长（已选举社委），胡裕宽到宋埠当部长（已经选举），丁开焱到龟山当副部长。今年还封县委候补委员程子玉同志当农工部副部长。这证明他是要把王维捷作为他长期的、忠实的反党助手。
+
+　　第三、散布流言蜚语，污蔑县委领导，打击别人，抬高自己。1957年在福田河修水利，技术员到迟了一步，他骂梁启杰同志（县委书记处书记）：“娘卖×，别人要人就有，我要人就没有”。至1958年以后，他的野心就更加发展，公开骂陈化民同志（县长）是“相公”。骂赵金良同志（书记处书记）是“拉蛮的祖宗”。他攻击赵金良同志“会吹”“爱左”“喜欢搞形式主义”，处处打击赵金良同志的威信，抬高自己的威信。在白果公社对干部说：“县委决定老赵当农工部长，地委不肯，要我当农工部长”。为了制造党的分裂，挑拨县委之间不团结，他说：“麻城吴管全面，赵管农业和干部，陈管钱，我没有权”。污蔑麻城是“赵陈之县”、“赵陈之天下”。并指使他的爱人甘智明到处散布说：“吴书记、赵书记是‘官官相为’，他们是老干部，吴书记只听赵书记、陈县长的话，我克成没有权利”。
+
+　　李克成同志不仅攻击书记和常委，更恶毒的是乘机攻击第一书记吴德简同志。当地委易鹏书记来麻城检查工作时，李告状说：“老吴的领导方法有问题，开个电话会开了两天两夜，连自己也睡着了”。闹得全专区都晓得。实际没有这回事，完全是污蔑。
+
+　　第四，否定大跃进、破坏人民公社体制。对大跃进的态度耍两面手法。在会上赞成，会后就反对。恶毒攻击一切，否认一切。他污蔑说：“58年大跃进是大风大雷，下了一点小雨”。“有其名，无其实”。在中一个是公开对群众承认说：“58年冒搞好，对不起你们”。在中一公社为降低产量问题说：“1958年是个糊涂账目今年再来吧！”“要是大跃进了，为什么打饿肚，浪费也没有这样多，看来还是个物质基础问题”。为推翻1958年大跃进产量，他到粮食局、办公室搜集情况找根源。他还打1957年的翻案。在白果公社对汪凤元（原党委书记）说：“1958年比1957年好，57年百斤皮棉是有问题”。
+
+　　对待上级的指示,他也是采取两面派的手法,当面拥护，背后反对。秋收分配时，地委姜一书记在宋埠指示要按等级发工资，按人口供给。李当面赞成，会后却召集他的反党集团“五人核心领导小组”成员会议，另作一套，布置“按级发工资只为一个重点试一试，其他还是要按三包发工资”。口粮要按人大人小定量供给，按劳动工分分粮。指使他的爪牙在中一、宋埠、白果等公社进行。
+
+　　在贯彻以“队为基础”时，他歪曲政策说：“越小越能发挥社员的积极性”。在晏店八队将鱼塘、柴山、副业却下放到小队。并总结削弱集体、扩大私有的经验到中一公社推广。严重地打击了广大社员要求办好公社的积极性。
+
+　　食堂是共产主义的萌芽，他不积极支持发展，反而采取拆台的手段把食堂撤散。从襄阳开会回来，借贯彻省委指示为名，歪曲省委指示，片面强调入食堂要自愿，并说：“粮食紧张，没有物质基础，食堂是办不好的。群众要解散就解散吧！食堂和人民公社体制是两回事，食堂垮完了也在所不惜”。在晏店八队搞解散食堂对比重点，他解散食堂试点，七天粮食吃了十天（有意组织的），谢复华搞食堂重点，七天粮食只吃了七天。由此，得出解散食堂有五大好处：（1）节约粮食；（2）可以吃野菜；（3）可以××老底子；（4）可以吃鸡蛋；（5）可以互让着吃。总结印成文件，在中公社进行推广，结果这个公社食堂全部垮尽。全县食堂垮了70%。他对食堂的态度是：“……”（10个子模糊不清）
+
+　　第五、反对总路线，反对农业八字宪法。他主张少慢差费。并说：“我一听到说几天完成什么任务，我就‘刺耳’”。说：“大协作是劳民伤财”。包产他主张“宁低勿高”。中一“五一”第一生产队1957年就是水稻千斤社，今年他派曹铎去搞“包产”，只包500斤。并亲自召开现场会推广，打击了广大群众的干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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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反对农业八字宪法，他私自跑到农业局许殿卿房中，私自修改县委制定的技术措施。在贯彻执行中，在晏点召开稀植现场会，将县委决定的2×5寸、3×5寸改为4×6寸，并说：这里人少田多，还可以稀些。结果栽成5×8寸。中一总支书记王启农坚持密植，他要王作检讨，强迫推广稀植，造成中一大面积减产。中一是省委棉花重点，他却在这里大搞散布，大搞棉豆间作，使中一棉花在技术上倒退8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造成巨大损失。
+
+　　第六、同情反革命暴乱，严重丧失阶级立场。1959年春天，中一发生二次反革命暴乱事件，一是以伪保长王文香为首的抢仓库事件，一次是以XXX为首的抢供销社事件。李克成对此不予镇压，反而制止不准武装干部带枪，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当迎集抢粮事件发生后，就亲自打电话给粮食局要供应，并威胁说：“不拿粮，不能退兵”。结果硬要二万斤“解和粮”。在公判晏店事件他不同意开大会，结果只有28人参加，造成法庭冷冷清清局面，支持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
+　　李克成同志患病，县委为了照顾他，送到五脑山修养。在修养期间，生活腐化，严重丧失阶级立场，与右派陈家玉打牌取乐，找反革命分子周天朴诊病（此犯判8年徒刑），同意游第波同志县财政中借给右派分子李辉150元到汉口去看病。还提议要提前释放反革命罪犯。准备安排右派工作，严重丧失了一个党员的阶级立场，给党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
+　　在春季粮食一度紧张时，他不积极带领群众想办法战胜春荒，竟把干部的米票搜尽，让干部上山找野菜，下河摸螺丝，搞的干部吃不上饭，饿得灰溜溜的，严重损害了干部的积极性，失去了对工作的领导。可他自己却到处买鸡蛋吃、鸡蛋糕吃，叫干部从县里送烙饼吃。
+
+　　第七、严重违法乱纪，破坏党的政策。1957年是麻城群众路线贯彻执行好取得红旗的一年。可是李在白果公社梁家畈搞社会主义教育，却打得一塌糊涂，运动中打了自己人180人。县委发现后，责成他检讨，他欺上压下，只承认骂了几个人。使这种违法乱纪现象不能制止，严重损害了党群关系。
+
+　　1958年在宋埠工作时，大塘角用强迫命令逼死人命，县委责成他去处理，他一直未能制止，致使这个总支二次改组，给观众造成了严重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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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错误性质及其处理意见
+
+　　李克成同志所犯错误是极其严重的。根据他一贯地散布流言蜚语、污蔑、谩骂县委，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党内封官许愿，拉拉扯扯，争权夺利，挑拨县委团结，企图篡夺第一书记职务，丧失阶级立场，破坏党的政策，反对总路线，否定大跃进，破坏人民公社体制等问题，证明他是一个野心家，属于反党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性质。在整风会议期间，态度又极为不老实，开始百般抵赖，企图混过关。经过斗争以后，仍极不老实。检讨六次，不仅不诚恳交待，反而记仇记恨，心怀不满，仇视领导，喝酒解愁。据此情况，李克成实属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严肃党纪，保证党的团结和巩固，教育全党及李克成同志本人，经县委59年10月26日讨论决定，给予李克成同志撤销书记处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及一切兼任职务，保留县委委员，行政上由15级降为17级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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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10月27日
+
+　　· 来源：
+
+　　湖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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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3/000038.txt
@@ -0,0 +1,51 @@
+# 中共湖北麻城县委“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朱长保的反党结论”
+
+　　朱长保，男，现年32岁，白果公社麻溪河管理区朱家套人。家庭贫农成分，个人农民出身，高小文化程度。1939年至1941年在本垸私墪读书。1945年至1946年在白果花石桥学篾匠。1946年5月至1946年11月在伪乡小保队当勤杂。1949年12月参加革命。曾任工作员、团干、组干、组委、抽水机站长等职务。现任中一拖拉机站长，公社党委委员。
+
+## 主要反党事实
+
+　　1，正当全国人民欢庆58年大跃进的时候，朱却站在敌对阶级方面反对大跃进。他说：“既然年年增了产，年年跃进了，为什么没有饭吃呢？麻城红旗是吹起来的，特别是赵书记上北京回来后，吹的更狠”。还说：“下面干部好大喜功，上面官僚主义，不从实际出发，搞得农民饿肚子”。说：“今年四月我回家去住了一夜，看到垸里的人饿得不像样子，变了相。另一次我倒姐家去了一趟，看到姐姐家的几个小伢饿得不像样子，心里难过，我就埋怨共产党，内心痛恨共产党。觉得共产党整人没有道理，县委不关心群众生活”。
+
+　　2、恶毒攻击高产试验和高产卫星，说“建国社亩产三万六千斤是见鬼，用箩筐装谷也要放好大一块，也没有那么多，是浮夸起来的”。
+
+　　3、反对总路线，反对大办钢铁。说：“多快好省是叫人劈边。大办钢铁是劳民伤财”。并把党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说成是“增加劳动强度太狠。几个同时，几个并举把农民整得五更半夜不能睡觉”。“我要回家搞几年就是死。做得很，吃得差，我幸亏没有直接搞这些运动，不然早犯错误”。“说农民干劲冲天，这是上面的捏造，我不相信”。
+
+　　4、反对党的领导，与党离心离德。一贯对党不满，特别56年撤区后调他到农业局搞抽水机站时更为突出，认为没有在区里权利大，到处说怪话，散布不满情绪。57年春与抽水站的会计刘举（地主）订回家“攻守条约”。同年下季在破堰河修水库时对干部说：“我要不是互助组、合作社剋住了我，我早就回家生产去了”。58年从修配厂调出来时，他谩骂领导说是县委调干部是提影子。在工作上一贯消极，不执行党的方针政策。54年在西张站工作时， 公开抵抗粮食征购任务。55年在中一方家河搞三定粮食任务差一半未完成。今年抗旱深翻，不但不支援拖拉机，反而把原来在用拖拉机抽回去，造成很大损失。
+
+## 分析结论及处理意见
+
+　　朱长保一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总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58年大跃进以来更为疯狂，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拉拢落后，恶毒的攻击麻城红旗是吹起来的。否定大办钢铁成绩、高产卫星和高产试验。在整风运动中态度极不老实，拒不交待自己的错误，反而拒绝同志们对他的帮助。根据以上事实，朱常保确系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了纯洁党的组织，经过县委59年10月26日讨论研究决定，开除其党籍，降为25级使用。
+
+　　 中共麻城县委1959年10 月27日
+
+　　（附：）
+
+## 朱长保本人的意见
+
+　　（县委：）
+
+　　我对我的结论不完全同意。
+
+　　1、结论中有三点实事不符
+
+　　（1）57年春（抽水站刘翥订回家共守条约，这不是事实。当时是刘主动对我说要不是合作社不自由我就要回去，并回去修电筒、钢笔，我对他的说法，既没有当面反对，也没有向组织上揭发，这是我的错误，并不是订条约）。
+
+　　（2）抗旱深翻中并没有把正在使用的拖拉机抽回去闲着、而有意破坏生产。在工作中没有搞好，没有充分发挥机器应有效能，这是事实。
+
+　　（（3）我在整风运动中态度是老实的。我的反党言行，基本上都是自己交待的，并不是抗拒批评、抗拒运动、抗拒改造。在自己的反党言行中，除周代清同志揭发的，就在破堰河说要不是合作化捆人，早就回家生产外，其余均是自觉交待的。）
+
+　　2、结论，开除党籍和降为25级使用我是不服的。我认为处理太重了。错误主要是×中在县委对我的工作调动上，我认为调的太多，同时又没有达到个人欲望“提拔”“有权”，故而怀疑，认为不相信我。
+
+　　至于大跃进、总路线、高产经验、大办钢铁，这些都是思想认识问题上的模糊，从我的内心讲并不是有意攻击，也没有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而是这次整风中向党交心说的。
+
+　　3、给我的怎样处分才同意呢？我认为根据我的错误，应该是撤职、留党察看一年或二年，以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行政降为23级以能维持个人和家庭生活。
+
+　　以上意见请县委参考。
+
+　　（敬礼！）
+
+　　 朱长保10月28日
+
+　　· 来源：
+
+　　湖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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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3/000039.txt
@@ -0,0 +1,11 @@
+# 中共武汉市硚口区委监察委员会关于余汉臣同志所犯错误处分决定
+
+　　余汉臣，男，现年28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工人，系湖北汉阳县人，1952年8月参加工作，1952年9月入党，现任硚口区民政工厂党总支付书记。
+
+　　余汉臣同志在接到市委关于9月25日以前向党外传达八中全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和八中全会“关于以XXX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三个文件的通知后，没有很好的研究通知的精神和应传达的范围，也没有将通知交给书记赵福来同志看，便于9月24日中午擅自扩大范围召集各分厂的非党干部厂长和会、统人员53人（其中有团员12名），全文传达了3个文件。事后查明，在这53人中的政治情况极为复杂，其中有劳改释放犯7名，缓刑1名，反动党团骨干1名，伪校级军官2名，海外关系2名，资本家1名，天主教徒1名，民主党派2名，其他有政治历史问题的14名，计31名，占53名的58.48%，造成严重泄密。
+
+　　由于余汉臣同志政治上麻痹没有很好的研究文件的精神，也不请示区委，就擅自扩大传达范围，造成严重泄密，给党在政治上造成严重的损失。为了教育全体党员干部和余汉臣同志本人，经监委常委讨论决定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
+　　 中共硚口区委监察委员会1959年10月27日
+
+　　来源：《监察工作通报》第14期，中共武汉市监察委员会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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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3/000040.txt
@@ -0,0 +1,71 @@
+# 田步霄写给王振的绝命信
+
+　　【田步霄，男，汉族，现年33岁，家庭中农成分，本人教师出身，陕西渭南县人。49年3月参加革命，50年6月入党。1956年田当上了仅30岁出任县长 在大跃进中被县委书记席道隆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此信为田自杀前的绝命信。据传他还在写下了“土地荒了，人民饿著，咱们把罪犯下了”后自杀。死后的第二天，他被开除党籍，机关干部对其进行批尸活动。 1980年代被平反。】
+
+　　（王振同志：）
+
+　　我的话都向你谈了，我原来想叫老阎，老阎开会去不在，我给你谈的和给席，张书记写的基本相似，请转。
+
+　　别后也可能说我是老顽固，事出无耐（奈）。
+
+　　现有两件事告诉你。能办即办，不要为难。
+
+## （1）设法派一人将家属送往原乡，并请照顾，好言相劝。
+
+　　（2）别后深深掩埋，深约7尺，能送即送，不能以罪论。
+
+　　（3）有一百号英雄笔1支，有人要出售，无人要告诉家中，那支笔19元。
+
+　　（4）倪中汉那里有我一个110存折。
+
+　　最后祝你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我已想到绝路。
+
+　　敬礼
+
+　　 田步霄（1959年）10（月）28（日）
+
+　　还有水投资卷（券）150元，是否可对现（在家）。
+
+　　注：此信见中共通渭县委《关于反党集团首要分子田步霄自杀情况报告》之附件。中共产党通渭县委第251号。
+
+## 田步霄给席道隆和张峰的检查书
+
+　　（席书记）
+
+　　（张书记：）
+
+　　我的错误是严重的，这一点我是认识的，我和反党分子王（杰）、李（枝盛）原来在一起有不满和反党言论，这是我的错误，是辜负了党对我的教育，我给人没有做下多事情，反欠了党的帐，这是应当还清，这是完全应该的。
+
+## 但是，我是反党的首要分子我是思想还（按：原打印件是“不”字，后用毛笔加了个走字底）通的，王、李早已党反了，（告县委闹县委——原注）我是不知道的，真的不知道。他拉拢我这因历史没结论的不满者和个人主义者，我是上了当，这是我错误而且是严重的错误。
+
+　　我和老白（尚文）有一些隔阂，是事实，我也检查了，根子还是个人主义。
+
+　　我和你两人没有啥意见，我这人在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都是很大的毛病，看问题有很大片面性，思想不通，圈子转不过，在说话也不注意，因而引起同志们的误会，特别是在工作（和关书记没有意见——原注）由我自己主观片面，对问题的看法总是不全面，这不但对工业、农业、文教都一样。
+
+　　我对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大办地方工业我是衷心拥护的，人总是有优点有缺点，这是思想方法问题。
+
+　　王志雄的发言稿给我是一个事实，我并没有看，我和王志雄粮观点是两个，我现在还同意县委的看法。王的错误是严重的，我没有教育是我的错误，但王的问题真的除了粮食、公安部吃饭以外我是不知道的，现在检查我严重的官僚主义。
+
+　　同志们提的意见，大部分是善意的，是正确的，有的是不正确，有的恶意攻击的，检查不能张口，所以只有（不）喘，如段鸿说的我真记不清，我们真苯，区书区长都在常（场）我就说这事你想，马俊吉说，我在县委襄南都接近马世俊，我在襄南就不认识马，就是认识，见了很少说话，马还在可证明，如王志雄的电报，一言难尽。
+
+　　现在我再回顾一下几年来的工作，党代会前骄傲自满严重，工作积极，56年5月至56年底，自卑埋怨，消极怠工，56年——57年，思想上有包袱，忽冷忽热，时明时暗，时起时伏，57年一般，58年跃进，59年严重右倾。
+
+　　这次会上，第一次我检查思想准备不够，思想紧张，检查的不好，在检查中对张学圣、粱耕星同志有一些讽刺打击，我现承认错误，当时我的意思是工作推不动，还加了人，我没有找到根子——右倾。
+
+　　总的参加工作十多年，没有给党给人民办事，反变成了党和人民的罪人。
+
+　　现在告别。
+
+　　毛主席万岁！
+
+　　中国共产党万岁！
+
+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万岁！
+
+　　我的问题说不清楚，别人怀疑是应该的，通渭5年工作总有问题，是非难辨。
+
+　　最后
+
+　　（敬礼）
+
+　　 田步霄59、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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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3/000041.txt
@@ -0,0 +1,51 @@
+# 中共湖北麻城县委“关于阶级异己分子朱长楷的反党的错路结论”
+
+　　朱长楷，男，现年36岁，麻城县白果人民公社麻西河管理区人。家庭富裕中农成分，个人学生出生。1949年12月由麻城青训班入伍，1954年由王学良、胡发仁介绍入党。先后担任土改队员，民政助理员、副区长、指导组副组长等职，现任铁门人民公社副社长、党委委员。兼任陶园管理区总支书记。
+
+　　朱长楷在读初中二年级时（1944年）加入伪三青团，后又参加伪麻城县青年学生读书会。1948年在高中时，参加过麻城同学、同乡会，同时组织过兄弟会。伯父朱乐山系伪乡民代表，匪分队长。父亲恶巴，压迫农民。妻弟是小保队匪兵。
+
+## 反党的主要错误事实
+
+　　1、反对大跃进。正当全国人民组织1959年的工农业更大跃进的时候，国内外反动派造谣污蔑我国大跃进。朱竟然挺身而出，忠实地为反动派充当代言人，反对大跃进，说：“粮食没有大跃进，只工分跃进了，开夜工跃进了，饿肚子跃进了”，“跃进是上面说的，下面实际没有跃进。是纸上空谈跃进。再跃进几年，要跃死人”，“上级说跃进了，是把产量提高一些，完成征购任务后，把空头留给社员做口粮，群众没有吃的，县委未必不知道！拉蛮要产量，总把建设社会主义措施当成完成任务的手段”。朱公开在群众中讲：“大跃进就是磨死人”。市场紧张一点，很不满意说：“过去的猪粮，今天喂自己的父母亲”。这些言论大大打击了群众的干劲，泄了社员的气，造成工作长期被动，长期限于三类状态。
+
+　　朱对大办钢铁也是极力反对的。找各种借口，从行动上、言论上百般反对大炼钢铁，说：“农民不会炼铁，浪费了人力物力，妨碍了冬播。大办钢铁是劳民伤财”。自己以少报多，污蔑高产卫星是假的，说：“我特别不相信黄继光炉子（县委第一书记的实验炉），我有一次将2吨报20吨”。办钢铁中，假借县委名义，无中生有的说：“停止一切活动，全部上山”。结果几千人在路上来去窝工多。这样对大办钢铁和冬播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
+　　2、责难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说：“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和高级社差不多，只多提有一个上交公社的提成比例。人民公社按等级发工资，最糟了，是乱打平分”。主张按“三包”发工资。对于公社化后出来的新鲜事物，不仅不加培养，发扬光大，而是谩骂、打击。说食堂是“象花子下营一样，细伢骂，女的叫”“办食堂只有粮食紧张时可以办，好节约粮食”“农活一般季节不需要食堂，他自己有东西，自己煮、自己吃还好一些”。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根本不到食堂吃饭，他工作地区的食堂全部垮光了。
+
+　　丑化社会主义制度，捏故成词降低社会主义标准。他公开在群众会上宣布说“社会主义，每人只要有一床被子、几件衣服、一双碗筷，走到哪里吃到哪里”（讨米之意思）。
+
+　　3、反对总路线。总路线是各项工作的灯塔，全党全民都在积极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朱一马当先反对总路线。他说：“总路线不起作用，干劲鼓不起来。社员、干部日以继夜的劳动工作，还未鼓起干劲，劲要鼓到怎样才算上游，什么地方多，到什么程度。58年我在凉亭检查，有两个社员不如57年的收入，用多快好省起什么作用，多快好省是牛军冒出马军来。上级拉蛮，不从实际出发”。他在群众中公开说“县委布置工作总是在我头上止步，我不向下布置”。因此，他在陶园工作，处处用少慢差的方针去工作。他说：“我在陶园搞棉花，搞撒播，群众没有吃饱，搞得这样还是算好的”。
+
+　　4、反对党集体领导，一向不执行党的政策、决议。特别是在铁门公社表现更为突出、更为严重。他说：“黄祖光能写会算，工作不深入，陈子玉（常委第一书记）工作艰苦，能联系群众，文化水平低，不能百分之百的领导好”。党委决议他是采用两面手法的，一是自己说的：“合口味就执行，不合口味就不执行”。一是他经常性地的表现“明服从，暗反对”的办法。县委的累次决议，他没有向下贯彻。党委对他工作地区的每项要求不仅没有完成，而且蓄意破坏。在小麦征购时，他叫办空头粮食手续，影响全公社不能按决议完成任务。生猪任务不完成，不经党委批示，私自杀猪24头。党委决议2×5寸、3×5寸，朱在执行中，大张旗鼓的搞稀植，插4×6寸。不论是哪项决议、措施，朱都不是心欢愉快圆满完成，而是故意拖拉应付了事。
+
+　　5、处处流言蜚语，事事违法乱纪。他说：“革命革得妻离子散”，大跃进“磨死人”，“万人大会是拉蛮大会”，“陶园总支是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要解散他，要枪毙几个才好”，“阎河一面搞死人，一面还要粮食入库”。公开在群众会上煽动“拿扁担去打粮食干部”。在工作中，对待群众不是打，就是骂。不是罚跪，就是斗争。在陶园一次斗争会上，使一个人服毒自杀。宠爱右派分子李裕昌年轻有为，就是好积极分子。同时以总支书记职权，套取国家麦麸60斤、红糖、牛肉、枣子、猪肉等十多斤，派通讯员送到家里。贪污党费，挪用生产队公款，买手表、送钱回家。强赊供销社面盆、衣服，长期不给付款，造成影响极坏。
+
+## 分析结论及处理意见：
+
+　　朱长楷系富农家庭出身，运用请客送礼，拉拢许连文改为富裕中农，参加革命是为了逃免斗争。求得一官半职，大肆压迫人民。在党的十年教育下，朱的思想没有彻底改造，处处认为党对不起他。事事违法乱纪，蓄意破坏党的政策，把国民党作风带进党内来，开口骂、举手打。从58年起，更为猖狂。与国内外敌人呼呼相应，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破坏党的总路线，挑拨离间，破坏集体领导。流言蜚语，恶毒向党进攻。利用职权，贪污挪用，偷窃物资。据此，朱长楷确系一个反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阶级异己分子。为了纯洁党的组织，教育朱本人，经县委59年10月26日讨论研究决定，给予朱长楷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降为25级使用。
+
+　　 1959年10月28日
+
+　　（附：）
+
+## 本人对结论的意见
+
+　　（县委：）
+
+　　这次反右倾、鼓干劲的社会主义学习，对我的错误所作的处分是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降为25级使用。这个处分我认为是恰当的、正确的，而是对我很宽大的，对这个处分我没有什么意见。
+
+　　（1）关于我的家庭成分说我是拉拢陆连士，把我家中富农成分改为中农，这本是我在挖根子时承认的，但当时小组会上如不承认，我又恐怕说我接受意见不虚心。陈子玉书记说对过我家的门要划地主，这一个材料请调查一下陆连士（他在黄梅农场工作，或者把我家的土改册子查对一下），如果是要以土改划富农复查改中农，这来结论我是一个阶级异己分子，我认为是有点不太恰当。如果以我的工作作风来划，那还是对我宽大的。
+
+　　（2）关于在陶园一次斗争会上，使一个人李进成服毒自杀。这个事情不是斗争会，而是万人大会后县教会，以管理区为单位开群众大会、贯彻万人大会的精神，宋埠法庭结合扑土匪、赌博犯夏青成大会。这个会上批评过李进成把粮食私卖到新州（李没有到会），第二天才服毒的。这有法庭袁聋子、监察员饶正明在当前，认为与我有关系，但关系不大。借钱买手表是李培远、夏贵生、陶德成私人的，不是公款。
+
+　　其他材料都无讹。
+
+　　我虚心接受处分，决心改正错误，在今后的工作中和群众运动中来改造自己，搞好工作来报答上级党对我的教育和培养。
+
+　　有一个要求，因为受理处分，开除了党籍，在工作中恐怕农村有些干部的看法不同，工作中或多或少的有些困难，请领导上如果是安排我的工作时考虑到这一方面些来安排我的一个适当的工作，以便利我的改造。
+
+　　 朱长楷（盖章）1959年10月28日
+
+　　· 来源：
+
+　　湖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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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3/000042.txt
@@ -0,0 +1,45 @@
+# 中共湖北麻城县委“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汪凤元的结论”
+
+　　汪凤元，男，现年27岁（出生于1932年），家庭中农成分，本人学生出身，麻城县张家畈公社黄石管理区人。
+
+　　1939年至1947年上季在本地读书，1947年10月由伪队长欧汉文介绍任伪自卫队文书十余天。1948年在麻城初中读书，1949年10月前在家生产，1949年10月考入我独三师青训班，1950年5月复员。1950年9月参加工作。曾任区工作员、宣传干事、区工委副书记、区委副书记、书记、指导组长，现任白果公社党委书记。1950年5月入团，1952年5月入党。
+
+　　父亲汪继恒是房长，当地一恶巴；哥哥汪雨斋是伪保长，是47年龙龙潭冲暴动指挥人。
+
+## 主要反党事实
+
+## 一、组织反党集团，反对党的领导
+
+　　汪凤元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特别是1958年以来，他的反党活动更为猖獗。去年秋季，汪凤元在白果地区，搜罗一些历史上犯过错误、对党不满的人，组成一个以汪凤元为首的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有汪凤元、李学文（白果公社副书记）、易志慎（省委下放干部）、刘耀典（白果公社副社长）、程启华（总支书记）、王维捷（县农工部干事）、曹铎（农工部干事）等七人。这个反党集团有八大纲领：第一、甘居中游，反对上游，反对总路线；第二、攻击先进地区和先进人物；第三、迎合富裕中农心意，全部解散食堂；第四、反对红旗竞赛，提出所谓“不出风头，要扎扎实实干一年”的口号；第五、任何人向报社写稿，不准向外地介绍经验；第六、不向县委汇报工作；第七、反对县委决议和指示；第八、散布流言蜚语，破坏县委威信。
+
+　　汪凤元用拉拉扯扯、封官许愿等手段，搜罗爪牙。如程耀华当工业书记，彭其祥为工业部长（总支书记），赵能佐当财经社长（商店支书）。对李学文说：“公社除了我就是你”。他通过这些办法扩大对反党势力，反对县委领导。去年赵书记叫白果种30000亩小麦，他只种17000亩；县委决定白果夏收任务为65万斤，他只卖35万斤。并在公社干部中煽动对赵书记的不满；县委决定为了抢救稻谷抢修明山渠道，他公开抵抗吴书记，说吴书记为此（铁门）薄彼（白果），并煽动总支书记抵抗吴书记。当书记批评后，他对易志慎说：“我要到省去吐苦水”。县委决定对不关心群众生活的刘耀典的处分，也拒绝执行。召开反党集团会，叫他们“坚持真理”。会后指示李学文公开反对县委的决议，还怂恿刘耀典上诉。
+
+　　汪凤元反抗县委的另一手法，是到处散布流言蜚语，破坏县委威信，他说：“吴书记不公平，梁书记强迫命令，罗嗦；赵书记是强迫命令的老祖宗，好形式主义；郭院长、李政委不行；侯书记是家婆”等等。汪凤元一面反抗县委、侮辱县委，一面叫他的爪牙到处宣扬他是“县委部长材料”，企图搞垮县委，打入县委组织，篡夺县委领导。
+
+## 二、反对人民公社，反对总路线
+
+　　以汪凤元为首的反党集团，把人民公社贬得一无是处，他说：“人民公社是空社。工业下马，兵属兵役局，学校归文教，转社搞到一身债，看不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汪凤元还疯狂的扼杀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他污蔑食堂六大不好（不优越、爱吵嘴、不节约、柴不好办、不好做饭、不方便），下令解散了全公社的食堂。上交比例只提3%，社员自留地每人5分，鱼塘、工厂全部下放，青年的白果人民公社受到汪凤元和他的帮凶疯狂的破坏。
+
+　　汪凤元反对党的总路线是极其猖狂的，他说：“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形式主义，去年组织16000人深翻4000亩，简直是劳民伤财，这就是力争上游的结果。58年的高产试验是形式主义，大路政策”。汪凤元一面反对总路线，另一面他宣扬一条居中游、反上游、反竞赛、打击先进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今年以来，他常在干部群众中说：“去年出够了风头，今年争上游，就搞中游算了”。他不仅反对和压制白果人民鼓干劲、争上游，还策动城关、宋埠、中一等公社搞中游。
+
+　　对于先进，汪是极端仇视。县委 今年表扬了福田河和张家畈的生产干劲，他不仅在县委召集的会上反对，还在群众中污蔑福田河去年不卖粮（实际超额完成任务），跟县委顶。“今年有粮吃，群众才有干劲”。对于高产试验他极端反对。他主张指标越低越好。高额丰产试验人王全成，遭到汪凤元和他的爪牙的恶毒攻击和排挤。企图摧垮大跃进中的旗手，其阴谋是极其毒辣的。
+
+　　社会主义红旗竞赛和大协作也遭到了他疯狂的反对，他说：“红旗竞赛××后奖先进，送红旗是赌博”。他说：“搞协作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傲”。于是他布置他的喽罗们压制群众竞赛和大协作热潮。因此，白果地区的生产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
+
+## 三、否认大跃进，攻击麻城红旗
+
+　　汪凤元和他的反党集团，从去年秋季以来，就恶毒攻击58年大跃进的红旗。今年春，他到处大叫：“去年没有跃进，要是跃进为什么饿肚”。他指使帮凶李学文、王维捷等在省委农工部王处长面前控告县委，说：“县委浮夸，58年粮食产量不到6亿，县委硬要报8亿斤”。还叫他的帮凶易志慎向省委王书记告状。汪自己扬言：“我要去省委吐苦水”。他否认大跃进的另一恶毒手段是：叫爪牙王维捷、曹铎去白果燎原调查低产，拿低产抵县委、控告县委。
+
+　　去年我县70万人民以冲天干劲夺得大灾大丰收，受到地、省委和全国各地人民的赞扬，对此汪凤元极端仇恨。因此，他选用了最恶毒的手段精心攻击。他说：“麻城红旗是吴书记吹起来的。王全成吹出一个36000斤，骗了全省全国全世界，骗来的红旗不光彩”。责令公社干部蔡玉林将全国各地赠送的红旗全部摘下来。由此可见汪凤元对于58年大跃进和农村红旗是何等仇视。
+
+　　汪凤元为什么如此疯狂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将他的皮剥开来看，就可以真相大白，汪凤元家庭是漏网富农，父亲是当地一霸，哥哥汪雨斋当过伪保长，是47年龙潭冲暴动的指挥人。汪凤元也参加这次暴动，此后，在小保队当文书。解放后，他不是来革命的，而是混入革命保护其父兄。正如他母亲所吐露的：“国民党来了我有雨斋，共产党里有我凤元”。这就完全可以看出他为什么参加革命。当他篡夺了原黄市区党的领导职务后，不仅包庇其父兄未受打击，他家附近四条冲残存的反革命，都被掩护下来了。在工作中，一贯耍两面手段，上欺下压。他在黄石发展的党员，反坏分子占很大比例。将叛徒张国仲吸收入党，并提为区委兼总支书记，与张订立双保险合同，叫张保护他家，他在党内保护张国仲。后来看到张对他动摇时就威胁张，企图让张自杀灭口。虽然张国仲自杀了，但汪的罪恶活动还是被群众在56年揭发出来了。当时领导上为了抢救他，只给党内警告处分，汪不以为恩，反以为怨，更加变本加厉的反党反人民。
+
+## 分析结论及处理意见
+
+　　汪凤元为了庇护其反革命父亲混入革命阵营。混入革命后，伪装积极，骗取领导信任。但其阴谋被揭穿后，受到一些轻微处分，汪不以为恩，反以恩报冤。尤其是58年大跃进以来，他疯狂的组织反党集团，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的总路线，否认大跃进，破坏人民公社，攻击红旗，打击先进。在运动中企图混关，态度极不老实。因此，汪凤元确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了严肃党纪，教育汪凤元本人，经县委59年10月26日讨论决定，给予汪凤元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一年、由18级降为23级的处分。
+
+　　 中共麻城县委1959年10月28日
+
+　　· 来源：
+
+　　湖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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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9 @@
+# 中共南阳地委《关于副专员朱晓山和专署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刘文祥严重右倾错误的报告》摘要
+
+　　“副专员朱晓山对党的有些决议屡屡想不通，有埋怨情绪。研究工作方面的问题时，总认为主观能动性在条件允许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得更好，在困难或条件不好的情况下就是很难有效地发挥出来，为此屡屡在政治运动中遭批判，是地委、行署机关有名的‘运动员’。
+
+　　1957年整风运动中，朱晓山斗争右派不积极，专署的干部们都叫他为‘老右’或‘温情主义者’。他常说，形势大好是抽象的，前进中的实际问题则是看得见、摸得着、客观存在的。
+
+　　在对待上报粮棉产量问题上，朱晓山多次说，我是主张低一点，因为下边虚气太大了。唐河县报告说城关公社种棉能手牛桂莲的皮棉每亩单产4000斤，建议把其推荐到省里和北京进行展出宣传，林晓书记同意后他仍持反对态度，说棉花产量不可能那么多，这个数字肯定有问题。
+
+　　省、地都支持县委意见，让牛桂莲的棉花产量在郑州和北京宣传，植棉经验在全国推广，就是在这种情势下，朱晓山还对此事持怀疑和否定态度。”
+
+　　曾先后担任过南阳市法院院长、南阳市市长的刘文祥其主要问题是，‘三反’时，因为刘文祥的右倾思想造成市法院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始终没有挖出‘老虎’。别的单位都挖出‘老虎’后，刘文祥还持怀疑态度，说什么，是否真有那么多的‘老虎’？贪污那么多的钱？我看此事不一定可靠？受到上级严肃批评后，刘文祥仍坚持认为市法院有个人清是不像老虎。‘三反’后期政策放宽后，‘老虎’数量下降，他极力主张不斗争‘老虎’。其自我解释的理由是，没有事实就斗争人，容易斗错，应该加强材料工作，让事实说话，这样才能斗得稳，斗得准。
+
+　　肃反斗争中，刘文祥对每个单位都有反革命分子的说法始终持怀疑态度，对进一步挖掘隐蔽敌人的有关指示贯彻执行的很不坚决，打了许多埋伏，总觉得有些人不像反革命分子；反右派斗争时，他常说，要稳一点，准一点，不能冤枉一个好人；还说什么，既然说右派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种代表人物也只能出现在上边，下边的小人物们根本无资格当代表人物，因而不可能有真右派。在这种温情主义和右倾思想的支配下，刘文祥所在的市政府集训小组开始时竟没上报一个右派分子。后来经地市委重新审定后，该小组内50%的人被划为右派分子。
+
+　　在大办钢铁建炉过程中，刘文祥一直主张少建土炉，多建洋炉，曾多次说，已经建起的5个大土炉子都不出铁，再建土炉就会造成更大的浪费，再说劳力不够，也安排不下，不能顾此失彼。他在桐柏毛集铁矿蹲点指挥炼铁时，矿领导给他汇报说，要组织放出一天炼铁一万吨铁的大卫星，刘文祥奚落说，甭说一天搞出一万吨的铁，就是一天能搞出一万吨铁矿石也不可能。
+
+　　 南阳地委1959年10月28日
+
+　　来源：赵宗礼《1956—1961：南阳反右志逸》未刊稿，2023年2月6日。赵宗礼，《南阳日报》社退休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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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武汉市第二商业局委员会关于杨玉兰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杨玉兰又名杨震妮，女，31岁，热河省赤峰县人，1946年参加工作，1948年12月入党，现任市蔬菜果品公司调味厂支部付书记。
+
+　　9月间党内传达“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XXX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后，在家里与其爱人李运生（系武汉财贸学院学员，共青团员，有右派言论尚待处理）议论，当李以探听似的口吻说：“财贸学院动员开展反右倾运动了，反正我是一心工作，不作犯法事，反不到我头上来”时，杨竟失掉警惕地说：“那不一定，谁对当前形势认识不足，在前进上发生怀疑，也同样会犯错误。慢说象我们这样的水平，XXX他那么大的人物，水平那么高，还不是也一样犯错误。李追问XXX所犯的错误时，杨又说：“还不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新形势认识有错误，对跃进的缺点看成是大问题”。并泄露了XXX的一些言论。李知道后便在财贸学院向周围群众当“新闻”传播，被学院党组织发觉后始才制止。在此以前。杨还泄露过有关工资改革的问题等机密。
+
+　　杨玉兰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主要是对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足，缺乏自觉地党性锻炼，在政治上表现嗅觉不灵，警惕性不高，特别是在家庭中，偏重于私人感情，对爱人平时的错误言行，不进行批判，采取听之任之，更错误的是泄露党的机密。严重地违犯了党的纪律，在群众中造成了极不良的影响。
+
+　　上述错误当组织发觉找其谈话后，杨玉兰同志能及时的觉悟过来，承认错误，作出了较深刻的检讨，并揭发其爱人平时的一些错误言论，为了严肃党纪，教育全党及其本人，经党委研究决定给予杨玉兰同志党内警告处分。
+
+　　 中共武汉市第二商业局委员会1959年11月2日
+
+　　来源：《监察工作通报》第15期，中共武汉市监察委员会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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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3/000045.txt
@@ -0,0 +1,19 @@
+# 中共武汉市江岸区委员会关于开除反党分子刘成萱党籍的处分决定
+
+　　刘成萱，男，32岁，东北旅大人，1949年入党，1949年南下来武汉，曾先后在江汉船舶厂任保卫干事；市委工业部干事、科长；湖北农具厂付厂长；农具标件厂厂长及党支部生产委员等职。
+
+　　刘长期以来，一贯拒绝党的领导，不愿或拒绝参加党的会议，从1957年5月至1958年8月，在这15个月中，据自己交代仅参加过4、5次会。他认为上级会议“都是教条主义的老一套，没有什么新东西，我闭着眼睛就能说上几条，总不是什么党领导的，走群众路线了……”。如是支部通知他到区委开会时，不是先蹓了，就是公开不去，或者会议中途开了小差。他还说“要开会不如在家看看报纸、文件还强些。要听报告除李尔重、张平化同志报告可以听听外，其他部长，秘书长根本没有什么听的”。在1957年整风中期，区委召开党政领导干部会议，由区委书记传达省、市委重要指示，刘竟然拒绝，尽管主持会议的负责人亲自电话通知，刘仍然未去。
+
+　　由于刘成萱在思想深处对党种下了不满的根，对党是离心离德，怀疑党和决议和政策。在整风期间他认为区委召开基层党政领导座谈，对区委领导提意见是“先放后整”，在他接到通知后，大为不满的说“我不去，我又不是苕，先放后整，那个不知道”，57年决定调到党校学习，认为是整他的思想，结果就坚决不去，特别是区委书记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时，全党感到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而刘成萱却在会上写了一首相反的诗，内容谓：“天气热难当，会议内容长，报告听不进，只有睡觉强”。不仅如此，并对支部书记提出下午不参加会了，尽管在书记的严肃的批判和劝告下，由于他和党背道而驰的结果，下午竟然到冻肉厂看打球去了。
+
+　　削弱和抵制党在企业的领导，他认为党在企业和行政是平行关系。如是他召开行政会议，非邀即聘党支书参加列席。党支部开会要通过行政厂长批准。并公开以厂长室名义向党支部下通知说“凡各部门开会，需得3天以前告诉厂长，酌其情况决定开与不开”等语。在其错误的指示下，党支部在车间通知工人开会有的不参加，有时参加了会议的工人被打旷工和扣工资。在其对支部的态度上，要支部主动向他联系，厂部不应向支部联系。当党支书提出，党政相互加强联系时，他说“这是马列主义新创造”，在整风“整改”中，经上级批准利用二个下午的生产时间让职工代表集中辩论方案。支部决议交刘成萱在职工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上贯彻。刘却拒绝贯彻，并在会上说“整风矛盾越整越尖锐，你整我一顿，我整你一顿，这个决议我在支委会上没同意”等语，结果在其操纵下，把党的决议搬到群众会上推翻了，他认为党在企业的领导是“以党代政”，“支部是好大喜功”，他个人是“傀儡厂长”。
+
+　　整风中刘的反党言行也极其显明。他不仅自己找很多借口常常不参加整风会议。反而所谓“整风影响生产，区委光只搞政治运动，不问生产”来限制整风会议时间，并经常把正在参加会的人（积极分子、群众、右派）喊去参加他的会或他指定其他工作等。鸣放中在他带头下集体写了一首诗：“吃饭在路旁，仓库在街上，睡觉在桌上，拉屎跑万丈，天热求神风，天冷喝北风”（头四句是他自己写的）。以此来污蔑厂子。同时经常写打油诗发泄私愤说“原在高山水长流，今落洼地被絻纠”，“身在深谷攀高峰，愿为人民当孺牛，寸心不死精神在，要学悟空创奇材”；他极力反对“三同三化”，他说体力劳动“是不是拿了几个钱过不去，如果参加体力劳动就不当厂长了”。党提出干部参加劳动以来他仅参加过一次。群众反映说“书记干，厂长看”。
+
+　　刘成萱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当组织上一再帮助教育他的时候，由于他的反党实质，刘更加嚣张。区委李书记对他谈话后，刘说“是一次尊重组织，不是这样，再来就训他”，并说“新形势，要采取新态度”。翌日在支部会上不发言，支书征求他意见时，他说：“没有什么，我是水蜇过河顺大流”。
+
+　　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后尽管支部开了十几次扩大会议对其进行批判和帮助，仍然没有很好的检查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在大办钢铁中是消极应付，有时喝酒，喝得薰薰大醉，在群众中说“支部把他当右派”，“张书记手段毒辣整人”等语，以上充分表现了无悔改诚意。
+
+　　刘成萱之所以走上反党的道路，是由于出身军阀家庭和生长在日伪干事的舅舅家庭，有钱有势，从小养成了独断专行的习性，随后进入日伪工厂作工，不仅没有认识反动统治的压迫和剥削，而认为“日本人说了话就算”，独裁手段是好，刘从小到作工所受资产阶级毒素很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根基是根深蒂固。解放后参加工作以来，一直是一帆风顺，没有经过严格考验，特别是本身一贯忽视政治，长期抱着纯技术观点。放松自我改造，所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一直蔓延发展，认为自己没有提拔，工资待遇低，对党不满，逐渐对党疏远。近一、二年内其阶级本质暴露得更加明显，反对党的领导，与党对立，而成为反党分子。故为了纯洁党的组织，巩固党的统一和团结，以“严肃谨慎，区别对待”的方针，经区委1959年1月12日讨论通过决定开除反党分子刘成萱的党籍。
+
+　　来源：《监察工作通报》第8期，中共武汉市监察委员会编印，1959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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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3/000046.txt
@@ -0,0 +1,167 @@
+# 对我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检查
+
+　　<中共新华社机关党委、鲁石>
+
+　　今年当国外敌人集中火力向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由于我的剥削阶级的人生观、世界观多年来没有得到改造，对当前形势作了歪曲事实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计，于是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居然配合敌人对大跃进、对总路线、对党中央和毛主席进行了恶毒的攻击，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一错误当然不是一般的小错误，就它的性质来说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罪行。两个多月来，经过党和同志们的严肃尖锐的批判，热忱耐心的帮助，使我逐步地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现在我向全社同志检查我的错误和对错误的认识。
+
+## 一、反党言行及其发展过程
+
+　　大跃进以来，由于自己革命意志的衰退，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缺乏热情，工作中暮气沉沉，没有干劲，怕紧张，怕乱，怕运动，怕打破常规，开始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有抵触了。但当时由于各种振奋人心的消息不断传来，自己在整风中刚刚批判过中游思想，这种和总路线的矛盾还未形成尖锐的对立。
+
+　　今年以来，市场上一部分商品出现了某些紧张局面，自己不加分析地把它夸大为“不是那一项紧张，而是全面紧张”。思想上陷入迷惑不解，胡思乱想。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大跃进以后还会这样紧张？对大跃进中工作紧张和今年市场紧张都不满。后来又听到了一些粮食紧张的消息，对这些零星、片断的材料不加具体分析，反而夸大幻想出了一幅全国“粮食危机”的悲惨画面。当时想，副食品紧张些还不要紧，至多是排队，少吃些，影响不好，而粮食如果不够吃，却是要出大乱子的。在这一问题上真是想入非非，非常离奇，曾想到城市粮食供应是否会减少，如公社是每人每天四两，城市可能每人减少到半斤。农民是否会闹事？如果农村粮食不够，农民不让收购，城市的工人、机关怎办？如果城市收购，农民怎办？把工农关系看得极为紧张。如果闹事以后，要不要派军队镇压？出现了混乱局面，美帝国主义、台湾国民党会不会趁机进攻？总之把形势看得漆黑一团，悲观绝望。当时还想粮食紧张的消息一定要注意保密，赶快采取紧急措施补救。如把仓库存粮拿出来用，出口的粮先扣下，度过危机，到夏收后再说。现在看来，这些想法简直是白天见鬼。这时，自己对党的领导、群众、社会主义制度都完全动摇了。曾设想了四种情况来污蔑我们的社会：甲，工作不紧张，生活也不紧张；乙，工作紧张，生活不紧张；丙，工作不紧张，生活紧张；丁，工作紧张，生活也紧张。自己认为第一种最好，第四种最坏，完全站到敌对阶级的立场上来攻击了。甚至对社会主义制度都怀疑起来了。难道我多年来奋斗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吗？悲观失望到对社会主义都没有信心了。
+
+　　在对形势的极端悲观估计之下，自己吓昏了头。于是要“追根究底”，“打破砂锅问到底”，实质上就是要追究党中央的责任。很快地形成了自己一套完整的、系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观点和想法，也就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为了叙述方便，把它归纳为如下几点：
+
+　　第一是反对快。我觉得所以这样紧张，是去年大跃进太快了。我把“快”看成为万恶之源。一切缺点好像都是从快字上产生的。比如粮食紧张问题我是怎样分析的呢？别人说：农民吃多了，科收粗糙，粮食管理工作不好，浪费了一些粮食，我对这些一概不信。农民吃多了，为什么农村粮食还比城市紧张呢？我认为粮食紧张的根本原因是虚夸。那时我已知道7500亿斤的数字有虚假。我觉得这不是一省一县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虚夸。为什么虚夸呢？别的同志埋怨下边虚报，我却认为谎报者和受骗者都有责任。我认为中央所以受骗，是由于不断反右而带来的副作用。在反浮夸作风过程中自己听到了一些干部、记者检查风格不高问题，不敢大胆讲反面意见，就认为这是虚夸的主要原因。虚夸的另一原因自己认为是丰产不丰收，在秋收的紧要关头大批劳动力调去炼钢去了。本来这是缺乏经验，劳动力安排不当，受了点影响，自己却归罪于炼钢任务紧急。为什么任务那样紧呢？就觉得1070的指标偏高了。1070是毛主席提出来的，自然就把责任归到毛主席身上去了。
+
+　　对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我也认为得不偿失。有一股妖风说：土高炉不顶事，白劳动了。地里庄稼没有收好，炼的铁又没用。我当时还觉得这种说法太过份，否定一切是右派言论。我觉得土铁还是有些用的，不过是得不偿失，工业上得了一点，农业上损失太大。
+
+　　对人民公社，我认为生产关系的改变太快了。影响了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如手工业、副业、副食品等，旧的垮了，新的还没建立起来，必然产生脱节现象。
+
+　　工业生产中事故增多，我也不加分析地认为是太快带来的，中央有责任。我觉得中央一方面强调安全问题，另一方面给的任务太急，没有检修设备的时间，因而事故增多。
+
+　　今年四大指标偏高，更成为我攻击党的一个重要事例。和刘金恒同志辩论时还居然质问：如果是右，为何不再提高一些呢？原先说跳一跳可以摘下来的果子，现在不是摘不下来了吗？将来如何向世界上宣布！对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某些缺点，那值得这样大惊小怪？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攻击不是非常明显吗？
+
+　　总之，自己抓住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缺点或者是夸大了的缺点，要来反对中央的“左倾冒进”了。自己明知道1957年反冒进的错误，中央再三指出反冒进出现了马鞍形，以后不要再反了。可是自己那种顽固的反动立场使自己头脑发昏了，对“步子跨大了些”的说法认为是轻描淡写，不能深刻认识错误，还在卢山会议之前，就放出了反对“左倾冒进”的向党进攻的第一炮。变成了反党的急先锋。
+
+　　第二是反对乱，反对“一阵风”，实质上就是反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我的主要论点是“建设不同于革命”论。我认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已经都完成了，而且完成得很彻底，不仅完成了三大改造（我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标志），而且还进行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革命——反右派斗争。现在剩下的问题主要是建设了。这实质上就是阶级斗争完结的理论。因而提出革命是要暴风骤雨，迅猛异常，而建设则应是“毛毛雨”，慢慢地“跃进”，从容不迫地、四平八稳地步步高升。建设搞群众运动，就会是“一阵风”，弄的很乱，使比例失调，失掉平衡。而且还歪曲事实得出了这样一条规律：大跃进——大紧张——整顿——大跃进，以此来吓唬人。并且以固定不变的“平衡论”来反对“不断革命”论。
+
+　　第三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把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毛主席。
+
+　　在前面的错误分析之下，自然对党中央不满了。要把自己的一套想法，强加于党中央，说什么党中央变了，“不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啦，只反右不反左啦”说什么“反右是轰轰烈烈，反左是轻描淡写，保护过关，这样下去，会助长干部中宁左勿右思想。”说什么去年是“胜利冲昏头脑”，觉得人民日报上应发表一篇像斯大林那样“胜利冲昏头脑”的文章，毛主席讲过一句虚名而得实祸的话，自己也用来攻击去年大跃进是务了虚名，今年大紧张是得了实祸。因为毛主席在徐水讲过一句“粮食多了怎么办？”就觉得毛主席也不够冷静了。毛主席太着急了，还是拿着革命时期的作风来搞建设，弄得大家太紧张。污蔑中央没有自我批评精神，“错就错了，为什么不可以讲清楚”“偷偷地改，不但报上不说，党内也不说。”把“九个指头一个指头”“不要给群众泼冷水”“不要反冒进”等真理，也看作是一个框框，助长了左的偏向。
+
+　　由于自己站在反动立场上，要顽强地宣传自己这一套右倾观点。可是做贼心虚，又有些害怕。于是一方面使用“原则上同意实际上不同意的手段”找着“总结经验教训”的虚伪幌子，装出一付“公正”“中庸”的面貌来进攻，如表面上说我还是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我说的“左倾冒进”不是路线问题，而是执行总路线中的“左倾冒进”；另一方面就恶毒地攻击党的民主，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说虚夸是不断反右人们不敢讲话的结果，说这样紧张所以没有闹事，也是反右后人们不敢讲话的结果。毛主席在一封信中说他“唱低调”，自己很感兴趣，可是同意一个干部的反映，低调只有毛主席敢唱，别人一唱又是右倾了。实际上自己的右倾低调和毛主席的低调毫无任何相同之处。
+
+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迅速纠正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个别缺点，局面好转的很快。自己却认为这是由于党和毛主席在人民中有高度的威信，可是如果不注意“深刻”地总结经验教训，党的威信是有限度的。自己觉得速度太快，要出大问题，会闹大乱子，真有些“心所谓危不敢不告”的感觉，曾想到运用党员权利，给中央写信。可是考虑结果，风格还是不高，怀疑自己的见解是否完全对，材料也不充分，怕弄不好还要检讨，作了戴煌第二。
+
+　　庐山会议时自己还想，那么多中央委员难道就没有不同意见？应该争论一下，好好总结经验教训。自己在设想过开会后中央公布的文件，首先肯定1958年的成绩是伟大的，然后指出发生了一些左的偏向和错误，应该纠正，同时提出在反左时要注意防止右倾的抬头（如指标落实过低）最后提出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继续跃进。实际上核心是要中央反左倾冒进。事与愿违，中央反右指示指出右倾是当前主要危险，这无异于给自己浇了一瓢凉水，可是还未醒过来。心里想：“现在是一顶帽子变成大小不同的三顶了：右派（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二号）右倾思想（三号）以后谁还敢讲心里话呢？”本来就对不断反右有反感的我，这时无可奈何地回到家中，感慨地想：“反右！反右！自己既无力纠正别人，也不愿被别人纠正。”在传达了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后自己感觉到是错了。以后每听一次传达，越感觉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在增加，直到这次批判才彻底认识了自己的错误。
+
+　　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当时在宣传报道上的反映就是消极泄气。党的宣传工作者的任务是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可是正当敌人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在攻击潮笑我们的时候，自己却解除武装，向敌人投降。报道上觉得左右为难，没有办法。而且认为宣传工作上的这种被动是由左倾冒进带来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嘲笑我们：“中共记者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自己觉得很恰当。穆之同志召集编委扩大会讨论如何鼓干劲的报道，自己毫无办法，认为宣传工作者如果自己思想不通，如何能向别人宣传？自己的原则是宁可少说不要，不要错说。审稿中采取消极把关的办法。在各项报道中的表现如下：工业报道上：怀疑小土群的作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也不敢讲了，工人超额完成计划跃进到某年也不敢讲了，发明创造也不敢讲，核对再核对。包钢今年出铁，也不敢讲，怕出不了铁形成被动。报道中的战斗气氛不顾宣传。如报道武钢的一组稿件，编辑标题是：“这里是分秒必争的战场”，我把它改为“扬子江畔建钢城”。思想上认为“战场”“战斗”“大战”这些字眼用的太多。各种数字也是尽量不讲。农业报道上：虽然公社的所有制不能报道，但公社的优越性也不敢多讲了。在小麦丰收的报道上数字不好讲，自己也不能积极设法克服困难从其他方面宣传丰收。在财经报道上：讲什么都怕刺激，收购问题不敢大胆讲，特别是报道海南岛收购后，有一读者反映不妥，自己更不敢讲。副食品的报道也怕刺激，告诉编辑不要提大量供应，大量上市（有些副食品暂时不讲是对的，但自己的情绪是什么也不敢讲）。文教报道上：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劳动方面不敢多宣传了，只讲提高教学质量，师生关系等。从这里可以看到右倾思想危害之大。
+
+## 二、对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批判
+
+　　我的右倾机会主义是系统的、完整的、非常猖狂和明目张胆的。一切的机会主义观点最后都归结到攻击总路线，而且还狂妄地想把自己这一套祸国殃民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强加于中央，代替光芒万丈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是何等的不自量。一位工人同志说得好：总路线是宝贝库，要什么有什么，如果实行了我这一套观点，必须是悲观失望、甘居下游、少慢差费地建设社会主义，结果是没有社会主义。现在我从以下几点来批判自己的错误。
+
+　　（一）我的右倾机会主义最突出的一点是反对快、反对大跃进，以此来反对总路线。大家知道，速度问题是建设路线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方针问题。少奇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过：“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人民日报社论也说：高速度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是总路线的灵魂，它像一根红线贯串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我恰恰在这样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向党进攻，想抽掉总路线中的这根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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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们建设社会主义要采取高度速度呢：第一是我国一穷二白，人民生活水平很低，只有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改变我国的落后状况，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第二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我国是大国，对世界局势有重大影响。如果我们不加快建设，就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对国际无产阶级、对世界和平没有尽到我们应尽的责任。如果实行我的那一套“毛毛雨”“慢慢的跃进”“从容不迫四平八稳地步步高升”“每年提高一点点就行了”的观点，不但不能提高人民生活，在帝国主义进攻时将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而且推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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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快究竟有什么不好呢？没有什么不好。自己原先认为太快产生了缺点，造成了大紧张的那些根据都是站不住脚的。是自己活见鬼。比如今年上半年市场是否像我说的“全面紧张”呢？不是。今年上半年社会商品零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23%，6月的商品库存比去年同期增长15.9%。大多数重要商品的供应比去年同期都有很大增加。供应量减少的商品也不过十来种，如猪肉、蛋品、糖、皮鞋、手表等。这能说全面紧张吗？比如我耽心的粮食是那样紧张吗？不是。今年春季一般很短的时间内，全面不到5%的地方由于去年有灾情，没有安排过好日子，收割粮食有些粗糙，在使用上也缺乏计划，吃得多了一些，加上今年春季又有新的灾荒，因此，曾经一度出现过粮食供应不足的状况。把自己吓昏了头的那些所谓“粮食危机”的事实，不也就是百分之五吗？比如虚夸问题，是否像自己所说的是大炼钢铁挤掉一切，人们不敢讲话的结果呢？不是。粮食数字虚夸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缺乏估算经验，因而计算偏高。至于生产事故增多，既不是全国情况，某些单位也只能看作是大跃进中对安全问题注意不够而产生的个别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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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跃进、快速度是否带来了紧张呢？是带来了一些紧张。可是少奇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早已讲过，这种紧张是前进发展中的紧张，没有什么可怕，相反，慢一些所带来的紧张，却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紧张局面。自己就是因为这点紧张就起来攻击大跃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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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第二个错误是反对群众运动。大家知道：大搞群众运动是实现总路线的最重要的保证。总路线中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就是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性。我污蔑群众运动“一阵风”“太乱”“失掉平衡”，实质上也是在攻击总路线。不搞群众运动如何能够高速度呢？那里还有什么多快好省？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是区别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试金石，党的群众路线的方针自己是知道的，自己所以弄出一套“建设不同于革命”的谬论来反对在建设中搞群众运动，本质上就是不要社会主义革命。自己认为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了，革命已经到头了，建设可以慢慢来，自己应该享福了。对广大群众那种要改变一切二白面貌的社会主义革命积极性，无动于衷，冷眼旁观；对群众运动中的缺点，指手划脚，百般挑剔，这只说明自己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毫无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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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第三个错误是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来反对总路线。总路线中的一条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自己却散布了许多反右以后没有民主，人们不敢讲话的右派言论。是不是现在没有民主观？当然不是，而自己所以产生这种不民主的感觉，就是觉得自己有许多右倾言论不敢放出来，放出来怕遭到打击，蹩在肚子里又闷得慌。因而就感到不民主了。民主是有阶级性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资产阶级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无产阶级民主，就没有资产阶级民主。让资产阶级的毒草自由生长，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自由泛滥，那就必须削弱无产阶级专政，损害了社会主义事业。自己这种反右以后不敢讲话的论调，正是代表资产阶级右派要民主。现在我认识到这种民主不但不应有，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向前飞跃发展，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一切思想、观点、习惯势力的时候，还应该加强专政，绝不能让它自由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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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第四个错误是反对党的领导。散布对中央的不信任，削弱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谁都知道党的领导特别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绝不可少的保证。任何对它的削弱和破坏，都是直接打击了社会主义，都是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也在这里。那么再问，自己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攻击是否有根据呢？没有，毛主席是否不冷静呢？恰恰相反，毛主席不仅领导群众以冲天的干劲大跃进，而且大跃进中的个别特点都是毛主席首先提出来纠正的。党中央是否反右不反“左”呢？不是。党中央是有右反右，有“左”反“左”，今天所以不断反右，正国为右倾是站到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的一种顽症。自己和党的矛盾，恰恰说明不是党中央变了，而是自己变了，自己蜕化变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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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其性质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原先我还想不通这一点。我觉得我之所以反对总路线，是由于对形势作了主观主义的估计，对成绩估计不足，对缺点片面夸大（一是抓住缺点追根，一是把各种缺点加起来），把局部当作全局，把支流看成了主流。可是反问一下，为什么对成绩视而不见不感兴趣，对缺点则任意夸大，直般挑剔呢？为什么对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热情，冷冷清清，而对攻击缺点则那样积极呢？这不是很好说明自己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吗？原先也想自己虽然反对快，但不是不要建设社会主义，而是要一个慢慢的社会主义，现在要问，谁喜欢快一点？谁喜欢慢一点？慢一点是代表什么人的利益，代表什么人讲话？这个立场不是很明显吗？现在还要问；在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可能有一条慢慢建设的社会主义道路吗？社会主义不是在真空管里建设的。社会主义是在和资本主义的生死斗争中来建设的。是充满了激烈的阶级斗争的，自己把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常识都忘记了。任何延缓社会主义建设的行为，必须是延缓资本主义的死亡。列宁说过，或者灭亡，或者是开足马力前进。自己攻击总路线的行为，就是反对了社会主义，就是当了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的清道去。从这里可以看出自己错误的严重性，是向敌人投降，跑到敌人怀抱里的大错误。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是反映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必然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只有反透右倾，才能挽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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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自己堕落为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正是说明由于自己剥削阶级的立场、人生观、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因而在国内外反动派进攻的面前，站不稳立场，接受影响，变成他们在党内的代言人。参考消息是自己接受国外反动派影响的来源之一。这里最突出的例子是尼赫鲁的一段话。尼赫鲁说：中国的建设速度是很快的，但人民付出的代价太大，中国是勒紧裤腰带也要出口的。自己被这颗炮弹打中了。自己觉得我们十年来的建设成就是辉煌的，无数工厂，铁路，北京十大建筑等等，但代价是大了些，如果放慢速度建设，少付些代价，不是更好吗？自己完全和敌人站到一边了。国内资产阶级分子的叫喊也影响了自己。主要来源是我的父亲。市场供应紧张时不断听到他的叫喊：“肥皂、碱都买不到，这是人民生活最起码的要求，又不是要大吃大喝。”“商店里除了‘五满足’什么也买不到了”（指橱窗里贴的五满意标语），“社会主义好，就是过渡时期受不了”这些明明是攻击社会主义的言论，自己也辨别不出来，最后就滚到右倾机会主义的泥潭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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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右倾机会主义的历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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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一线贯串，一脉相承。是由小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发展到大的右倾机会主义。1952年组织上对我的鉴定是这样写的：“缺乏乐观的，战斗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小资产阶级的悲观消沉情绪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缺乏积极上进的革命事业心和克服困难的勇气，对新鲜的东西缺乏高度热情，对旧的东西却常有留恋。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原则性不强，在西南总分社和川北记者组工作时，缺乏党的战斗性，不能尖锐地批评错误。”这一鉴定概括地说明了我的右倾思想老根。现分三方面来看看我的右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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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从工作上看，我在工作中一贯是有名的右倾保守，是个促退派，而不是促进派，畏难、叫苦、松劲、泄气、怕困难、怕麻烦、怕矛盾、怕斗争是我一贯的作风。在川北记者组当组长时，打不开报道局面，三个月连吃鸡蛋。当时认为是突不破的难关，实际就是右倾思想在作怪。在摄影部工作中也是个促进派。在中央记者组工作时，不敢发展记者，怕人多了不好指挥，认为中央组工作只要作到不发生错误就是胜利，发展地方摄影部工作上，不是热情支持，解决矛盾，而是顾虑重重，求全埋怨（如对山东、辽宁分社就是）。对人民日报服务的问题上，不主动积极解决问题，而是因噎废食，牢骚满腹，在发展世界性通讯社问题上，竟害怕出国，不敢学外文。1957年整风时，否定成绩，反对冒进，散布悲观空气，说摄影部是个烂泥坑，需要来个诸葛亮。当时这些右倾错误言论，曾被右派分子利用，作了他们向党进攻的炮弹。今年则发展到反全国的冒进，成为反党的一个先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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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倾思想反映到业务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1952年即检查过政治上着眼不够，注重技术小节的缺点，现在仍未克服。它的特点是：重技术、轻政治；重形式、轻内容；重绿叶、轻红花。总之就是在报道中不是政治挂帅，而是技术观点，在摄影部从1953年起就闹图片特点问题，即从形式出发考虑问题，这也不好报道，那也不适合报道，对完成计划、增产节约的图片都看作老一套，枯燥无味，发展下去就是取消派。文艺观点上就是唯美主义与形式主义。反右以后，这种观点还未彻底解决，碰到一些内容好形式稍差的稿件说什么“不受欢迎的好稿”。对文教报道中的“百花园”“江山多娇”“周末消夏曲”等稿件，很感兴趣，对狼牙山五壮士英雄的事迹反而不主张组织报道。对路透社记者漆德衡赞佩他有本领，一个人写了不少稿件，对我们自己的新闻总觉得写得枯燥没味道。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实际是一个严重的立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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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从对待历次的革命群众运动看。也是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观点。老是怕乱，怕过火。如土地改革运动中怕斗争地主过火。晋绥整风审干的群众运动，成绩很大，自己熟视无睹，对运动中的一些偏差和缺点，则牢记在心，津津乐道。生怕冤屈了一个好同志。反右派斗争，自己也是怕过火，有温情主义。怀疑是否有那么多的右派分子？当讨论某人是否右派时，顾虑重重，左右为难，说左了怕冤枉了好同志，说右了又怕犯右倾错误，最后往往是不负责任的随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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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这种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实际是宁右勿左，宁漏勿错的右倾思想。对群众运动老怕左，实质上是惧怕革命，不要革命。在群众运动中的右倾情绪，正好说明自己站在了剥削阶级的立场上，如土改中右倾，因自己家庭就是地主。如反右派中右倾，正因自己有许多赃东西和右派差不多，距离不远，怕过火了跑到自己头上来。在敌我斗争中讲中庸，当“好好先生”，实质上是以伪善的面孔阻止革命，帮助敌人，我这个在肃清反革命、反右派时的“好好先生”，现在反党却露了一付凶相，不正好说明是一个伪君子吗？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敌我不分，采取调和主义、改良主义的“好好先生”态度，只能证明他是反动阶级的帮凶。应该彻底揭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这种假面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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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对党内斗争、对待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态度。在党内斗争中，自己一贯抱着机会主义态度。没有鲜明的立场和原则性，没有鲜明的是非观念，而是好好先生，随大流。这实际上是种投机思想。这种模棱两可，是非不分的态度，发展下去，必然走上敌我不分的道路。在中央记者组工作时，既不敢大胆批评记者的缺点，也惧怕别人对自己尖锐的批评，想用好好先生的态度来达到团结的目的，其结果是一团和气，并没有达到真正团结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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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自己的错误思想长期以来采取机会主义态度，是自己不能脱胎换骨改造的根本原因，对缺点采取宽容态度，检查只是展览缺点，检查完了，放在抽屉里存档，结果使错误思想得到了继续发展。三反时检查了资产阶级思想，整风时又检查了中游思想，但根本立场未动，这次又犯了如此大的错误。这次对错误必须完全决裂，决不能再采取姑息养奸的机会主义态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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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右倾机会主义的阶级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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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老根在哪里呢？就是参加革命后，原来的一套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世界观原封未动，历次的整风运动虽然进行了一些清扫，但没有触及到思想中这个反动阶级的老窝。现在分几方面来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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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庭情况及给予自己的影响。我的家庭成份是地主兼职员。父亲是山西汾阳美国教会办的汾阳医院的一个高级职员——会计（后升会计主任）。月薪由二十五元一直上升到九十元，我离家时大概是六十元左右。出租土地二十五亩（或二十八亩），土地质量好，在一般年景下，收的租可供全家七口人全年食用，只在欠收时才补充购买一部分粮食，另外还有三处房子出租，现已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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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我，从小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每天吃着牛奶鸡蛋，肉类水果也是经常可以吃到。自己完全是一个伸手穿衣、张口吃饭的地主少爷。经济基础决定人的思想意识，十六年的家庭生活给了自己一些什么影响呢？一是养成了自己不劳而获、好逸恶劳的剥削阶级思想。二是养成了自己安于现状、不求上进的思想，没有坚忍不拔、克服困难的革命毅力。三是养成了自己那种自私自利的牢固的私有观念，追求那种舒适的小市民生活方式。（我家可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相结合的典型家庭。除了封建性外，父亲又从帝国主义那里学来一些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如听听留声机、玩玩照相机，春天旅行，夏于避暑等，这些生活方式不能不给自己留下深刻的印象）。四是养成了自己“好好先生”的中庸哲学思想。我父亲就是以他的封建阶级的中庸思想来处事的。他是一个地主和为帝国主义服务的高级职员，他的人生目的就是保持那种舒适的剥削生活，并不断向上爬。所以他表面上装成一副“好好先生”的样子，不过问政治，其实他对帝国主义洋大人和统治阶级是小心谨慎、安全守己，胆小怕事，必恭必敬；对劳动人民则是残酷剥削，毫不留情。农民来送租他可以请客吃饭，一团和吃，可是欠租却是分文不能短少。也就是地主阶级中的那种假善人。这种封建阶级为麻痹劳动人民的中庸之道，对自己有深刻的影响。可是自己长期以来对这种思想的反动性没有足够的认识，还认为父亲是旧社会中的老好人。参加革命后有十一年和家庭完全断绝了联系，全国解放后和家庭取得联系，这时家庭经济情况有显著变化，但思想并未改变。自己在和家庭接触中没有划清阶级界限，又接受了不少影响，对自己所犯错误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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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参加革命动机和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抗战初期，自己被抗日浪潮卷到革命队伍中来，以一个革命同路人的身份参加了党。原先还以为自己的动机不错，有一定的社会主义觉悟，现在来看，当时的革命积极性，也不过是有爱国热情和受了一定的进步影响而已，根本没有什么社会主义觉悟。参加革命时没有树立起共产主义人生观，这并不奇怪，严重的是经过了党的长期教育，度过了革命和战争的漫长岁月，今天仍然原封不动地保存了剥削阶级的人生观世界观，这对一个老党员来说是非常危险和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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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什么呢？就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自私自利的人生观，这里面有资产阶级的东西，也有封建阶级的东西，总之都是剥削阶级的，不是共产主义的。指导自己行动的世界观主要是封建阶级的中庸思想，自己把它美化为“中游辩证法”。这种人生观和世界观是极其自私的，考虑一切问题都要对自己有利，工作可以轻松些，享受却要丰富些。这种世界观是保守、维持现状，反对革命的，惧怕一切的矛盾和斗争。去年整风检查中游思想的各种表现，恰恰集中说明了这种反动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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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于现状，不求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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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卑保守，缺乏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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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不分，爱憎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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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朝气，甘居中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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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束手束脚，畏缩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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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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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无大志，少管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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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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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豫动摇，患得患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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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团和气，息事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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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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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争无竞，善与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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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怕斗争，顾虑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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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闲自得，风平浪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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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部就班，循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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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条不紊，四平八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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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世无争，舒适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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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情主义，“和平共处”；
+
+　　不批评人，怕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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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信天才，迷信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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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不行，天生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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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世界观表现在政治上就是是非不分、敌我不分，毫无原则，害怕革命，表现在工作上就是安于现状，不求上进，自卑保守，没有信心；表现在同志关系上就是不批评人，怕人批评，一团和气，息事宁人，表现在生活上就是悠闲自得，风平浪静。这种世界观是封建阶级维护其反动利益，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的愚民哲学，是非常反动虚伪的。这种世界观当然和革命的、战斗的、乐观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相对立，格格不入。具有这种世界观变成革命的反对派也是很自然的。
+
+　　这里举一个例子说明这种世界观的反动性。辩证唯物主义主张矛盾是绝对的，统一是暂时的，因而要求不断解决矛盾，不断革命。我却想以“平衡论”来对抗不断革命论。觉得不平衡太痛苦，并举夫妻关系、同志关系为例来说明应保持绝对平衡。是反对发展，反对革命的，要求经济生活中也要经常保持平衡，因而产生了一套“建设不同于革命”等谬论。
+
+　　这种中庸哲学在观察问题时当然也是唯我主义的，合乎我的利益的就拿来，不合乎我的利益的就不管。结果必然产生主观主义直到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程度，如我这次对形势的分析就是把支流当主流，把现象当本质，结果是光明变黑暗，成绩变缺点，正确变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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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自私自利的人生观，在生活的目的上也是非常渺小的，自己所追求的不是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是一个舒适幸福的小家庭，只要达到这个目的似乎就满足了。参加革命后，恋爱婚姻问题始终是自己个人主义的主要问题。占据了我革命历史的大部时间。从1943年闹起一直闹到1956年结婚为止，整整十四年。这种个人主义虽然不表现在闹名誉、闹地位、闹待遇、闹个人英雄主义上，但悲观消极、朝气不足、灰溜溜的情绪成为十四年革命生活的主调，其严重性只有超过而不会不足。因恋爱问题影响到自己革命的积极性能看成是生活小事吗？不能。为了一个爱人问题，可以不干工作，可以不顾一切，可以不管残酷的敌后游击战争，可以不管艰苦的解放战争，可以不管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土地改革运动，完全沉醉于自己的个人痛苦之中。如果说我的人生观是“为老婆而奋斗”也不算夸大。甚至在第一次离婚以后，想到过自杀和杀人。要和离婚的爱人同归于尽。这又是多么自私。那时爱看的书，主要是“少年维持的烦恼”和普希金的“茨罔”。第二次失恋以后，不接受同志们的劝解、批评，竟说马列主义也不能解决自己的恋爱问题。这那里还有一些党员的气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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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活的情调上，喜欢那种悠闲自得的生活，遇到个人生活不如意时陶醉于那种悲观消沉、寂寞孤独、感伤颓废的气氛中。看电影欣赏“蝶恋花”（在重庆）看小说欣赏红楼梦，留恋封建生活，欣赏郁达夫的作品，因为其中有自己的影子。去年大跃进到下边去，对人民群众的干劲，观察到的不多，在西安游骊山时，竟羡慕一个小庙里老道的生活。这和共产党员的称号又是多么不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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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私自利的私有观念，从几件小事上可以看出来。自己抽烟，既不向别人要，自己的也不给别人，有人要，还说打破了自己的规划。上电车买票，既不愿别人代买，也不愿给别人代买，几个人一块上车，买票问题苦恼不己，既不想出钱，又怕暴露出自己的自私小气。银行储蓄本是为支援国家建设，可是自己则在利息上打小算盘，有奖储蓄得不了奖就改存有利息的储蓄。这又是多么一付丑恶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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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革命热情的衰退。在腐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支配下，从进入城市后，革命热情就开始衰退。整风时曾检查对革命的厌倦情绪，“过了一关又一关，关外还是山连山。”正如少奇同志说的，有一些党员认为中国革命胜利就是中国革命业已完成，因而他们没有准备继续进行革命斗争。斯大林同志说：“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以夺取政权来完成的，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却只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毛主席说，“夺取全国胜利，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很明显这些党员不是这样看法，因而他们就没有共产党员所应有的那种坚持革命的精力。自己正是这种党员，到1956年建立起小家庭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自己的地位有了，再高的地位自己还嫌责任太大麻烦，薪资也不低了，爱人小孩也有了，于是就觉得只要每天八小时工作，下班后就可度自己的家庭生活了，听听收音机、看看电影，星期天逛逛公园。革命意志消磨快尽。工作态度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对各种运动、改革、群众创造，当然不发生趣兴，连唱“社会主义好”的歌曲都没兴趣。觉得政治性强，艺术性差，喜欢唱柳堡的故事中插曲九九艳阳天。这也正是反映了自己革命热情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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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思想上也有三不足：一是没有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复杂尖锐，阶级斗争的观念很淡薄，似乎帝国主义不进攻，就没有什么阶级斗争似的，没料到武装斗争虽然少了，可是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很尖锐激烈的。二是对消灭资产阶级的一切观点、思想、习惯，也准备不足，没有想到要革自己脑袋瓜的命。三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艰苦性认识不足，没想到社会主义革命还这么紧张，还有这么多困难，还要吃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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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跃进一来就扰乱了我的平静的生活，产生了三种不习惯；第一是觉得太紧张，吃不消。八小时工作制就突破了，每天从早夜的工作，可是还有人说：我们的干劲比农民差多了，自己听了就反感，开始想：如果这种生活正常化了怎么办？党提出苦战三年，这还不到一年就受不了啦！八小时突破了，自己提出能保卫住星期天就不错了。过春节时，要抽一些人去帮厨，我的火就来了，紧张了一年，连过春节都不叫人轻快一下。第二是任务来的多，变的快，要的急，今天一个动员会，明天就要多少张大字报，工作、学习、炼钢、练兵、卫生、唱歌……齐头并进，每项任务都急如星火。我对“一阵风”开始不满，大字报我也不满，贴那么多，看也看不了，卫生运动来了，又要擦洗墙壁。第三是厌烦运动太多，打乱了正常生活。时时在想：那一天才能恢复正常呢？自己的人生观和大跃进对立起来了，处处不协调。今年大跃进后出现了一些个别缺点，自己就抓住小辫，变成了反党的急先锋，一个共产党员由革命热情的衰退，最后堕落成为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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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我的决心和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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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批判，使我认识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顽固性、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反动性、虚伪性。特别是反动的中庸思想。原先还以为中游思想比较安全保险，现在来看是很不保险。革命好比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现在我已经从中游退到右倾机会主义的泥潭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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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错误给我的最大教训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应当做中间派，在大跃进不可能安居中游，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大风雨中，必须彻底挖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保守、开倒车的思想。现在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要不要革命？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作一个党员？党和同志们伸出了热情的手，把我从错误的泥潭里拉出来，挽救我。我决心重新从思想上入党，重新点燃起革命的火炬，和大家一起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向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跃进。我保证：
+
+　　（一）今后对错误决不再采取机会主义态度，必须说整就整，说改就改，说到做到，一刀两断，坚决和错误决裂。
+
+　　（二）这次的批判仅仅是改造的开始，今后必须采取不断革命论的办法，在实际行动中改正自己的错误。特别希望下放到劳动人民中去劳动锻炼，彻底改造自己。
+
+　　（三）相信党的领导，相信领导，积极参加到实际斗争和运动中，锻炼和改造自己。
+
+　　（四）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提高觉悟，树立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
+　　 （1959.11.9日晨写完）
+
+　　来源：中共新华社机关委员会：《批判鲁石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发言选辑》，1959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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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3/000047.txt
@@ -0,0 +1,205 @@
+# 中共商城县委关于商城县整风运动初步总结（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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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城县的整风运动是从十月九日开始的，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半月了。在这段时间内，县委进行了整风，下面进行了试点，各公社召开了有社员代表参加的整风会议，大揭盖子。参加整风的各级干部3786人。现在整风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大举进攻 ，乘胜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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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　　以王汉卿、张念仲为首的商城县委的错误不是从去冬今春才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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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七年冬他们就违背中央和省委的 正确政策 ，借着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机会，开始了向农民进攻，斗争了不少对农业社经营管理和干部作风的正值的群众。
+
+　　一九五八年秋又乘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尚无经验的机会，在“一夜集体化”“一律化”的口号下，对农民进行了一次大扫荡。大并湾子，大拆民房，大搜查，个别特别严重的地方扫地出门，群众除了几件衣服，被子外，别的几乎全部净光，当时上石桥公社小辛店大队确定一夜实现“集体化”，把全队674户社员都集中起来，男女老幼分别居住，每四个人只准带两套衣服、一个碗、一双筷子，同时家家不准留人，不准锁门，然后组织人逐户搜查封门，搜出人民币和银元600多元，家俱两千多件，鸡、鸭、鹅400多支（应为只），有一百多户一扫净光、社员为了表示反抗，把自己的家俱砸毁四千多件、最惨的是群众搜光以后，还向群众要银元，群众拿不出来，就捆绑吊打，当场毒打三十多人，社员季（？）府被吊起来后压上土坯、朱正福的爱人被斗后投水自杀。
+
+　　一九五九年春季，钟铺公社观庙六营等大队已发现食堂停伙，饿死了37个群众。当时探家军属徐学富向周总理发电报反映情况，王汉卿发现亲自指使邮电局付局长王天和扣押 电报，并派他的地霸出身的老婆杨明月随同工作组前往检查，歪曲事实真相，给徐学付（应为富）带上“算账派”“活右派”的帽子，直至徐学富到潢川发出电报，中央派工作组进行检查，发现这个地方的确没有粮食，指示王汉卿不要把观庙林湾的仓库粮食外调，拨给当地群众安排生活，王汉卿当时虽然被迫给群众一些粮食，但工作组走后，又把观庙林湾仓库的粮食调走了。
+
+　　去冬今春，王汉卿、张念仲等完全违背了中央毛主席和省委的正确政策原则，披着共产党的外衣，采取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种种残酷手段，全面系统地展开了向农民的大举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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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首先抓住了“民以食为天”的粮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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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七月初当晚秧 还没插完的时候，全县就普遍出现了旱象，一直发展到九月底，共连续三个多月，受灾47万5千多亩，占总耕地面积的79%，经过全县人民的抗旱斗争，平均亩产200多斤，总产一亿斤左右。比58年减产38.4%、比57年减产47.7%，在这样严重的灾荒情况下，按中央、省委指示就该统销、救灾，但王汉卿、张念仲等人明知灾情严重，却故意把灾年说成是大丰收，毫无根据的把全县粮食单产定为749斤，总产三亿五千万斤 ，比实产高两倍半。以这个数字向农民要粮，确定征购任务八千万斤，接着采取反瞒产、搜查、捆绑吊打、不给饭吃等手段，强迫农民交出粮食7300多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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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下旬，晚稻刚刚割完，就在全县开展了大规模的反瞒产运动。当时各公社大队都是收一点，打一点，交一点，不允许大队、生产队，食堂有粮，有的交出了粮食，食堂就停伙。九月十日钟铺公社朱楼大队就有17个食堂停伙。十月一日有组织了全县性的入库高潮，口号是：向国庆节献礼。这一天组织了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挑的挑、拾的拾、背的背，把所有的粮食都送入国库。当时只是拿粮食献礼的就有二万八千多人。有的群众拾的三、五斤粮食，有的被逼送到仓库，有的交了粮食没有吃的，痛哭流涕。这天全县入库一百二十三万多斤，因献礼而使1098各食堂停伙，有118000多人没粮食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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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四日县委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以贯彻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反右倾为名，开展反瞒产斗争。会上批判了粮食“低产论”，提出征购任务不完成，干部不准回家。凡是正直的、说实话的干部，都要被斗争。参加这次会议的共1246人，就斗争了262人，占到会人数的21%。斗争的办法有：摘帽子、罚站、开“弯腰会”、“炒盐豆子”、揪耳朵、拔头发等。共斗争了七天，直斗的人人自畏（应为危——编者），不敢说真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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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委作出模样后，要求各公社仿形。县委四级干部会议后，县委书记、委员到各公社亲自主持召开党员干部会，进一步开展反瞒产斗争。会议上违法乱纪行为更加严重和残酷。如何店公社到会616人，会上斗争了118人，伤残81人，当场死亡一人。这次会议后，接着各地分别召开了社员代表会，队队都开会，队队都斗争，一斗争，就摔、损、捆、绑、吊、打、直至打伤、打残、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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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进行反瞒产的同时，就发现不少食堂停伙。上石桥公社十月上旬停伙的就有五十多个食堂。龙堂大队39个食堂到十月九日就全部停伙，到十月中旬，全公社就有40%的是他停伙。下旬，全公社43个大队，除太平等六个大队外，其余全部停伙。浮肿病、死人现象接着发生。全县十月下旬停伙的有1539个食堂，占食堂总数的40.9%，有13万6500多人吃不到粮食，占总人口的33.1%，发病约3万5000人左右，占总人口的8.5%，死亡约一万人左右，占总人口的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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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上旬，全县各公社都发现有食堂停伙、浮肿病、死人问题。这时县委贯彻了地委鸡公山反瞒产现场会精神，从县到社均调大批干部，到处反瞒产重点，到处开假现场会议、万人誓师大会，到处点反瞒产之火，到处斗争干部、斗争群众，对群众进行翻箱倒柜的大搜查。王汉卿指使县委农工部长刘德馨，在何店公社四顾墩、王沟大队搞反瞒产试点，制造假现场会，将王沟大队群众的瓶瓶罐罐、枕头套、被子都搜集起来，用翻出来的五百多斤大米、二千多斤稻谷和在竹园湾 国家仓库挑来的二百五十多斤粮食，都装在里面，组织全公社和管理区干部参观。并写出假经验，向全县推广。接着各公社都召开了反瞒产假现场会，进行大搜查、大斗争，见烟就搜，见吃就斗，一直斗到不少地方家家户户都不敢点火冒烟。有的 群众夜晚煮野菜吃，怕干部看见搜查，把灯放在水桶里罩着。有的把群众全部撵走，挖地搜查。（此处2字不清——编者）公社（此处2字不清——编者）大队十多户社员被逼后搬家，搬家后挖地三尺，进行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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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中旬，各地的一些正直干部和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起来与王汉卿、张念仲斗争，提出：“早就没吃的了，人都饿死了，那还有粮食送给国家！”王汉卿听到这种正义呼声后，不仅不解决吃饭问题，而且王二十二日连夜集中二百多个县直机关干部，到上石桥公社继续大搞反瞒产。王汉卿在干部临走时说：“现在社社有瞒产，队队有瞒产，组织有瞒产，下去要顶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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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六日张念仲又在上石桥集中了104名干部，到张畈、龙堂搞反瞒产重点。一到这个地方，就发现食堂普遍停伙、疫情严重，全管理区发病3600多人，已经死了一千多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决定继续大搞反瞒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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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十一月二十八日，全县各公社普遍发生停伙，停伙时间最长的已经达到两个多月，农民已饿死成千上万，有的暴尸在路上，没人掩埋。这时王汉卿、张念仲看形势的发展对他们不利，惧怕农民起来反对他们的罪恶行为，就在上石桥南司管理区召开了常委会，会上把食堂停伙、疫情发展、死人严重问题，归罪于两条道路斗争，是敌人搞的恐怖手段。会议结论：“当前的斗争并不是一个粮食问题，最根本的是敌人抓住粮食这个最能迷惑和煽动群众的问题，来破坏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粮食问题不是实际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工作问题，和敌人施用恐怖手段。”并结论：“今年的私分、瞒产、偷盗，是普遍问题，特点是：动手早，数量大，花样巧妙，放的隐避（应为蔽——编者），一时不易突破，有的够吃一年、二年，甚至五年、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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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九日，又跑到上石桥召开了常委会议，提出了“顶、引、要”三个办法。要求要顶住，不给下面粮食，用少量的粮食抛砖引玉，来进行反瞒产。在实在顶不住的情况下，可以向上面要点粮食。会议最后结论：“集中精力，全党全民总动员，核实产量，搞好分配……。开展政治攻势，开展两条道路斗争。”要求各公社、管理区、大队分别召开群众誓师大会，继续搞粮食。当时因不少群众饿的面黄肌瘦，有的连路就走不动，逼得群众拄着拐杖，互相扶着去开会。钟铺公社在铜山召开万人誓师大会，会没开完就冻、饿死三个群众，会议结束后，社员陈兴旺饿的不能走，抬着回家，抬到半路上就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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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已经搞得食堂大量停伙，疫情到处延，死人现象普遍发生。根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停伙2214个食堂，占食堂总数的47.9%。其中停伙时间最长的已有三个月。群众没得粮食吃，吃树皮、草根、青蛙、老鼠，有的把死去的亲生儿女身上的肉割下来吃。当时浮肿病已发生到十多万人，死去了四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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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中央、省委发觉商城灾情后，拨来1900万斤粮食，安排好群众生活。而王汉卿、张念仲仍不死心，虽然停止了（此处3字不清——编者），但又采取反瞒产的手段安排生活。于十二月十四日在长竹园召开了生活安排现场会，对各公社有分配了三百万斤反瞒产任务（即所谓工作量），提出口号是：“在那里搞的粮食就在那里安排生活。”省委规定每人每天十二两，而王汉卿、张念仲只给群众半斤、六两、四两，其余部分是“工作量（即反瞒产）”有980个食堂一点粮食不给，要求继续顶下去。对供给粮食的大队搭30%的稻壳，抵作口粮。同时张念仲还规定四不准吃：即五类分子不准吃，富裕农民不准吃，瞒产私分不准吃，小偷小摸不准吃。在这个时期，全县又死去三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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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反瞒产后期，又搞了一次“倒兑现”，逼迫群众投资买粮食。群众没有钱，就进行非法搜查斗争，全县共搜查了3万7500多户，有8530多户被搜得净光。何店公社观帝庙大队采取了“打、要、封（即打人、要钱、搜查、封门）”等办法，搜查了321 户，封门三户，捆绑80多人，逼得群众倾家荡产，有260户卖了衣服，103户卖了被子、家俱。第二中队刘作林全家六口人只有两条被子还卖了。社员刘万珍因为去冬没吃的偷杀了一只母鸡，兑现时予以算帐，一个鸡生五十个蛋，每个蛋浮出一只小鸡，每只小鸡一元钱，加上老母鸡二元，合计罚款52元，没有钱被斗争、毒打，并没收了全家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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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会议，几次运动，拔群众搞的三起三落，人财两空，有的一家十几口人死的只剩下一个孤儿，有的“儿孙满堂”死的剩下一个老人，有的死绝了户，有的成庄、成冲死的没有人烟。全县统计，去冬今春停伙的食堂共2587个，占食堂数的68.8%，共25万6千多人，占总人口的60.8%。其中停伙时间最长的有106个食堂达四个月，一般停伙在八十天左右。发病16万3796人，占总人口的38.9%。死亡88119人，占总人口的20.93%，其中死亡劳力46205人，占死亡人口的52.46%，占总劳力的27.3%。死绝户的6103户，17913人，遗下孤儿3729人，老人1600人。因死绝和死人过多而合并了1289个村庄。光钟铺公社就有271个村子死绝和颈部死绝人烟。何店公社陈楼大队彭冲生产队二十个湾子、502口人，死的只剩下190人，现在只有四个湾子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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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仅抓住粮食问题致群众以死地，而且对群众施以灭绝人性的人身摧残。他们披着共产党的外衣，残害人民群众，大规模地进行地主阶级的报复、国民党的报复、资产阶级的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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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证明，王汉卿、张念仲等人早已成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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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汉卿中农成分，学生出身，一九五〇年与商城大地霸杨瑞生的女儿杨月明结了婚，其岳父杨瑞生曾担任河南省财政厅办事员，冯玉祥部政治处政治员，商丘财政局长、事务主任、（此处1字不清——编者）阳县财政局长、开封第九处专员，信阳第二区区员，湟川第二区处长，84军上卫干事、军事科科员等职务。一九五三年三月分，商城人民法院提出要枪毙杨瑞生时，王庆凯（当时县委委员，杨明月的姐丈）和王汉卿（当时邓集区委书记）进行包庇，不同意镇压。以后，商城人民法院直接呈请湟川专员公署和分院批准后才予以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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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汉卿与杨月明结婚后，即追求地主阶级的 腐化堕落生活，脱离广大群众。五二年土改复查时，他就不与群众“三同”，带着精米细面下乡工作。干部多次向王提出警告：“不要和老虎睡觉”，王不但不接受，而且给干部带上了“辱骂领导”的帽子，说：“老干部与地主女儿结婚根本没问题。”一九五七年他负责主持商城县委工作后，就完全变成地主阶级生活方式，他一个人在县委单立小伙，与他的地主老婆同吃。下乡带着炊事带着一个破落地主阶级出身的破鞋张光琴（其哥是反革命分子）和他同住，过着花天酒地的腐化生活。几年来都是顿顿不离荤，天天有饺子，吃鸡不吃皮，吃肉光吃红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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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汉卿在生活上腐化堕落以后，在政治上就完全蜕化变质了。他反对中央和省委领导，对抗党的方针、政策、指示，很少在党的会议上传达中央、省委的指示全文，强调什么“因地制宜”“灵活运用”“不能死搬硬套”，说“省委不一定正确”，去年中央郑州会议以后，他说：“三级所有制不一定适合我们县的情况，不适合各地情况就不执行。”并且亲自打电话给路宪文。王汉卿事实上是反对人民公社，全县多数公社不挂人民公社牌子，只挂乡人民委员会的牌子。主席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发给生产队以上干部的一封信，发下去后还不到二十天，王汉卿即命令收回来，他狂妄地说主席的信“起附（应为负）作用。”去年三月他在省里开会回来，有同志问他见到毛主席没有，他竟然说：“看见了！我一只眼看常香玉，一只眼看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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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汉卿提拔和重用的是一些什么人呢？我们查了一下，经他提拔的有县委常委县长熊满银（街痞流氓）、县委委员、农工部长刘德馨（封建迷信道士），县委委员、付县长何善普（伪小炮队文书），付县长杨功时（土匪、伪保干事，其叔父和干父都是土匪头子，七爱人是大地主，系特属，外逃台湾），原县委书记处书记牛宝印（蜕化变质分子），原县委宣传部长余重禹（严重违法乱纪，致死人命），财贸部付部长兼公社党委书记余尽臣（中农成分，三青团员），邮电局支书孙成林（天津的流氓，伪兵痞）等科、局长级以上干部97人，其中地主13人，富农4人，中农22人，小土出租3人，贫农55人；从政治面貌上看：国民党员6人，三青团员14人，青帮3人，反属1人，伪兵6人，小炮队1人，土匪1人，伪军官2人，同善社1人，一贯道3人，有历史问题的共38人，占提拔干部总数的3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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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念仲，虽然贫农成分、雇农出身，但由于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已蜕化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经常不在县委机关吃饭，在家中单立小伙，叫商业局、粮食局、上石桥公社送粮食、肉和其他付（应为副）食。去年张念仲在双铺搞反瞒产重点时，单立小伙，群众大量死亡，而他在屋内吃白馍、糯米饭、猪、牛肉、大鱼、糕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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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汉卿刚刚离开商城，张念仲就仿照王汉卿的办法，在县委会独断专行，大量培养和提拔坏干部。经他提拔的有县委书记处书记姚秉衡（蜕化变质分子）、组织部长阮佐（严重违法乱纪、致死人命）、文教部长宋保恒（隐瞒成分、历史的三青团员，其叔父是伪保长，其父是伪甲长，宋本人是伪保长的户籍登记员）、工会主席朱德田（伪班长）、公社党委书记王子明（伪小炮队，伪乡长的护兵、三青团员）、刘海清（富农成分，其父解放后被我判刑）、公社党委付书记戴云霞（其亲属大多数是伪党团骨干和会道门头子，本人吃斋念佛）、法院付院长李相贤（其父亲是伪甲长）、公安局长王昆明（土匪、直接抢劫过群众）。等科局长级以上干部79名，其中地、付（应为富）4人，中农和小土地出租19人，贫农50人；从政治面貌上来看：国民党员5人，三青团员12人，青帮1人，反革命家属6人，伪兵痞8人，土匪2人，战地青年服务队员1人，共有历史问题的36人，占提拔干部总数的49.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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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大都是王汉卿、张念仲的打手，披着共产党的外衣，干着地主阶级的事情，利用职权残害群众，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他们上台以后，又勾结了一批地、富、反坏分子，向农民大举反攻，王汉卿除在县委指挥外，还坐着汽车到处点火，张念仲、刘德馨搞重点，创造经验，何善普、杨功时、余尽臣等人分兵把口，积极配合反瞒产斗争，用种种残酷手段，残害人民群众。唱道出身的刘德馨（县委农工部长）一方面在四顾墩搞重点，逼死人命三条；一方面指使地主分子、国民党员蒋文忠（住队干部）在燎原大队向贫苦农民大举进攻，把六个贫农成分的生产队支书和四十多个贫农社员提为中农成分进行斗争，亲自吊打贫农社员八十多人，致死十五人，并组织了一个搜查队，搜查群众的钱、财、衣服，把社员的新衣服脱光，只留一件单衣，同时，组织一些坏人画漫画，把贫苦农民画成牛鬼蛇神，进行丑化。张念仲在双铺搞反瞒产时，指使三青团员宋保恒（文教部长）和伪小炮队文书何善普（付县长）亲自主持斗争龙堂大队队长、共产党员芦伯成和张畈大队付支书余传道，采取毒打、推、摔等办法，打得芦伯成昏迷不醒，斗后不准给全家吃饭，派人监视，将芦家门封了，赶出原籍，芦因无家可归、无饭可吃，伤痛、饥饿而死。迷信道徒戴云霞（原城关公社党委付书记），根据王汉卿、张念仲的指使，在城关成立“收容所”，派国民党员、伪乡政府书记室书记张青山（福利厂厂长）负责“收容所”内设立“剥人厅”和“落魂厅”进行冻、饿，并采取“鲤鱼扣腮”（用自己的手扣自己的咀）、“猪啃蹄”（用自己的咀啃自己的脚）、“鸭子浮水”（面向下吊起四肢）等手段残害群众，收容2900多人，致死120人。同时将国民党员、反革命分子徐昌华放在熟菜队当会计，将徐的儿子放在公社当打字员，并叫国民党员竹玉奎（街道主任）参加公社的党代表大会。三青团员余尽臣（公社党委书记）把伪县长的儿子、特属、三青团员余庆先放到公社党委办公室当主任，把被判刑一年管制三年刑期未满的阚广月拉到公社党委办公室当打字员，以后又放到冯店管理区当秘书。余尽臣和他的打手在余集大队后围子召开作业组长以上干部会，斗争了三十多个作业组长以上干部，斗后死亡三人，会后余又指使施河管理区行商出身的陈先发（管理区书记）召开全管理区反瞒产会，会上捆绑吊打、摔损三十多人，当场斗死二人，斗伤三人。土匪、伪保干事杨功时（付县长兼公社党委书记）到王沟大队核产时，利用国民党员王克干（大队付队长）制造假现场会，用手枪逼迫群众交粮，会上和会后，共捆绑和吊打群众1112人，劳改78人，打死的55人，伤残的133人。富农成分、三青团员冯万群（组织部付部长兼公社党委书记）把钟铺公社十一个贫农成分的党委书记委员都调到生产队工作，把党委办公室的贫农党员刘德甫等人放下去，把孙杨山、孙振香、冯立君等四个地主成分的三青团员安排在公社党委办公室工作，把孙杨山、孙振香等二人安排在党委办公室当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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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坏人在县里掌握控制法院、公安等专政机构，在下面到处设立教养队、劳改队、收容所、拘留所，向农民专政，把因饥饿而逃外谋生、在市场买饭吃的喝为保命而杀牛、进行小偷小摸的基本群众、都和地、富、反、坏分子一样关押起来，县公安局在王汉卿、张念仲亲自指使下，去冬今春扣押了767人，其中基本群众占63% ，仅在监狱内死亡431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基本群众。再加上“三不算（抬出监狱门外死的不算，在外面拘留而死的不算，捕后在路上死的不算）”而死的人数九更多了。公安局劳改股干部吴家声在原公安局长王志纲（伪警察）指使下，把大批没有死的犯人抬到监外山上冻饿，有一次即活着抬出去冻死和活埋的32人，有的一个坑子里埋好几层。张念仲亲自带领公安局长王志纲等十多个政法干部在双椿铺拘留所、教养院重点，二十多天内就关押了八十一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基本群众，关后不给饭吃，死了54人。接着叫各公社普遍办教养队、拘留所等。据全县统计共办教养队、拘留所等157个，关押5849人，其中基本群众3301人，关后死亡627人，其中基本群众42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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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初步揭发站队，全县共有严重违法乱纪的生产队支书、队长以上干部2019人，占干部总数的55.7%，其中致死人命的干部共476人，占干部总数的12.8% ，共打死1400人，打伤1319人，打残616人，活埋4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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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直机关干部违法乱纪共八十一人（县委书记三人，正、付部长五人、科、局长12人，一般干部14人），占干部总数的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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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社和管理区干部违法乱纪246人（党委书记、社长11人、付书记、付社长14人，党委委员61人，一般干部160人），占干部总数的32.7% ，其中致死人命的九十九人（党委书记、社长5人、付社长八人，党委委员十七人，一般干部六十九人），占干部总数的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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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队、生产队干部违法乱纪的1786人（大队干部827人、生产队干部959人），占干部总数的66.5% ，其中致死人命的300人（大队干部218人，生产队干部172人）占干部总数的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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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违法乱纪的手段来看，有的是非常残酷、毒辣的。归纳起来有：罚站、摘帽子、开弯腰会、揪耳朵、拔头发、炒盐豆子、捆绑吊打、铁丝烙、火钳夹耳朵、鲤鱼扣腮、猪啃蹄、摔损、泼冷水、雪下冻、用稻草绳拉肉、石头压、灌大粪、非法搜查、封门、罚款、劳动教养、赶出原籍、活埋、陪葬、逼吃死人肉等三十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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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石桥公社张畈大队第三生产队队长李发龙（其亲哥当过伪保丁），去冬把因为饥饿而吃死人肉的社员付义田衣服脱光，吊在梁上，强迫十六个社员每人打十棍，谁不打就打谁十棍，在他逼迫下，十六个社员共打付义田一百六十棍，加上李发龙自己打几十棍，合计打了二百多棍，木棍打断了，用铁棍打，绳子打断了，人落在地上，就用脚踢，当时打的昏迷不醒，次日即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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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铺公社梅楼大队贫农社员黄定宽、黄定友兄弟二人得了浮肿病，哥哥病死，弟弟病情很严重，大队支书张永田（青帮、其亲叔国民党员已镇压）在埋黄定宽时，把仍然活着的弟弟黄定友也抬去埋了，临埋时黄定友活着说：“不要埋我，我还能活几天。”而张永田说：“活着也得埋。”结果把兄弟二人一块埋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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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店公社四顾墩管理区支书刘乃发（直接打死二人，指使别人打死8人），于去年十一月反瞒产时，凭空说社员侯传轩有粮不向外拿，便将他捆起来、摔在地上、身压石头，再上人踩，当即压的口吐鲜血，回去不到三天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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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石桥公社阮岗大队支书杨允年（一贯违法乱纪、共致死21人），于去冬冰雪在地时，强迫该队社员王天福、蔡根礼等七人在冰田里拉梨，当牛当马，杨允年拿着棍站在田埂上，谁不走就用棍打，结果七个人当场被打、累、冻、饿而死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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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店公社观帝庙大队队长倪少贵（严重违法乱纪，共致死七人）亲自组成一个十人打人专业队，又一次疑为一个贫农成分的社员张正凯有瞒产，便弄到食堂进行毒打，当时被打得头部鲜血直流，倪又命令赵脸朝地，头足并拢，成半圆形，上两个人压踩，当场死去，死后又用大针在赵脸上、手上扎十几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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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集公社葛庙大队付支书汪后宽（严重违法乱纪，致死人命），去年冬天强迫贫农社员刘治荣投资，刘说没有钱，王便亲自动手把刘吊在屋梁上，以后把烙铁烧红，在刘的脸上、胸部和后背上烙了十七处，烙得皮烂流油，体无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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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竹园公社党委付书记吕恒义（老上中农，一贯违法乱纪），又一次到木厂河大队检查工作时，路上看到一个贫农，社员陈六炳摘了四个玉米棒，当即叫随同的团支书熊荣贵把他拉出去枪毙，团支书不敢，吕恒义便亲自动手把陈六炳捆起来，用抢拖子毒打，并找来一把砍柴刀用刀背在陈六炳的颈脖上砍，以后又拉到大队部扣押起来，不给饭吃，不久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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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这伙坏人的破坏和干部的严重违法乱纪，给商城人民造下了一次空前的大灾难，人民的经济生活和生产原（应为元——编者）气受到了严重和破坏。全县去冬今春毁灭民宅2516处，拆毁房屋38525间。不少社员没房住，即便现在没有倒塌的房屋没有一部分由于长久失修，不避风雨，一遇大风大雨，就有房屋倒塌砸死人的事件发生。群众家底十有九空，有的没有棉衣、棉被，夜晚滚到草堆里睡觉，有的没有锅、碗、用具，用瓦盆吃饭，还有的由于没有锅，用瓦盆炒米吃。这种景象，简直就象原始社会一般。现在群众体质经不起一点风吹雨打，一个寒流到来，群众就成百成百的死亡。因此，国家不得不拿出大批物力和财力进行救济。生产元气大大破坏，去冬今春共损失农具十万余件，死、杀耕牛3386头、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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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46205人，占总劳力的27.3%。何店公社莲二塘大队原有整半劳力870人，现有382人，死亡490人，占原有劳力的56.3%该社王沟大队周湾食堂原有70人，去冬今春死了40人，现在只剩30人了，原来30个劳力，现在只有12个了，其中还有6个身瘦体弱，不能参加生产。由于劳力大量死亡，当前劳力积（应为极——编者）为缺乏，夏季全县有61382亩田地荒芜，秋季有些大队稻子枯在田里无人收割，有的稻子收割无人担，在秋忙之季不得不利用一些儿童生产。群众说：“去冬今春比日本鬼子扫荡还厉害，日本鬼子扫荡还可以躲一躲，而去冬今春是走投无路，只有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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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由于党的组织被极少数坏人掌握，党的严格的组织纪律被破坏，政治思想工作极为薄弱，加上这伙坏人带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影响，因此不少党员干部思想衰退，思想上蜕化变质，资本主义思想在党内泛滥。共有科、局级以上干部99人，其中贪污的6人，搞女人的3人，生活腐化堕落的17人，资本主义行为的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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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委书记处书记姚秉衡一个月吃二十四斤游（应为鱿——编者）鱼，二十五元钱海参，用糖水活（应为和——编者）面做馍，用清香油炸板猪油兑白糖吃。每天四餐，顿顿不离面，顿顿不离荤。逢年过节时，局长、科长都得向他送礼，每月吃几十元只给十二元伙食费。每月子女多补助三十元，逢年过节补助更多，今春补助五十元，结果领一百元。凡下乡比派通讯员送腊肉、和上等糕点，去冬在地委住党校时还派通讯员送三次，一百多斤糕点。他一个人用五个通讯员，三个年轻女内勤，专门端碗、送水、摊床、摺被、倒夜壶。女内勤给他送东西时，得走一步退一步，不准背着面走出去。热天吃饭时，叫女内勤站在两旁打着扇子。用公款买了两部手提收音机和一部摄影机，走到那里带到那里，看到啥就拍照。不仅个人生活腐化堕落，而且家中也是鸡、鱼、鸭、肉、糕点吃不完。同时用公款到处请客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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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电局支书孙成林采取变卖公家的自行车、照相机、收音机、公开拿公款、私分福利费等办法，贪污3793.3元。同时建立花园、鱼池、灯光球场、请客、送礼等共浪费4259元。整天大吃大喝，不做工作，领着几个女电话员在野外游山逛景。从专区借来小客车到固始套购罐头。用机密邮电袋掩护，从北京套购糕点、烟、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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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水利局付局长年刘俊亭在铁佛寺水库单立小伙，卡民工和病号的油、肉、粮食、付食品等大吃大喝。去冬今春共虚报冒领粮食一万五千斤，多吃多占油二百斤、肉一百斤，糖一百二十斤，合计140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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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店公社党委书记杨功时，去冬在食堂普遍停伙、死人严重的情况下，在官畈，召开八百多人的福利大会，抽出一百多个做招待员，调炊事员25人，杀两头牛，杀羊四条，吃猪油40斤，糖8斤，酒12瓶，香烟56条，大米一千九百斤，用蜡烛60包，鞭炮一箱，肥吃海喝时，社员徐承山没吃饭饿急了找大会要点饭吃，杨即指使别人将他活活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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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竹园公社党委书记刘海清吃饭经常不给粮票，不完全统计多吃多占短欠食堂粮票114斤。其爱人坐月子时专门找铁厂加上了50斤挂面，一两粮票也不给。其弟来公社时，刘以私人名义叫粮管所开临时周转证供应大米70斤。同时一家六口人都在食堂单立小伙，鸡、鸭、蛋、鱼、肉经常不断，去冬以公社名义叫各大队送油70斤，鱼200斤，蜂蜜2斤，大吃大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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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权店公社党委付书记冯兰德共诱奸、强奸妇女36人，生活上腐化堕落，从58年10月到59年11月，共13个月不交伙食费，经常带领几个干部到河湾炸鱼，光用炸药就有五百余斤，雷管一千多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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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店公社苏仙石管理区秘书夏久林今年春节时布置各大队给他送猪、牛、羊肉六百余斤。苏仙石大队支书杨文国58年以来，贪污公款1463元，又一次就把出售杉苗款全部贪污。
+
+　　干部中的资本主义思想也很严重。上石桥公社党委书记张昆山叫公社猪场给自己喂两头小猪，饲料全是公社的，喂大后猪归自己所有。钟铺公社从公社到生产队大多数干部都无偿的叫大队、生产队喂鸡鸭，并且实行保本保质，喂大后干部拿去吃或高价出售，从中取利。原县委委员兼钟铺公社党委书记余重禹叫大队喂鹅七支（应为只），鸭子二十支（应为只）。原来五角钱一支（只）买的小鸡，喂大后卖给食堂每只五元，饲料全部由大队负担。该公社干部戚新仁叫朱楼大队喂了一百支（应为只）鸭子，买时十元钱，喂大后自己吃了三十只，卖了七十只，共卖七十元，除十元成本外，赚三十只鸭子吃和六十元钱。何店公社曹楼大队七个干部采取同样办法喂了二百多支（应为只——编者）鸭子，大队支书夏治宗一人就喂七十只，其中有老鸭三十只，老鸭生的蛋孵成小鸭又喂大，并且规定一个蛋不准丢，一个鸭子不准死，收入全部归自己。有些干部做投机买卖，剥削群众。钟铺公社吴冲大队付队长徐何贵买鸭蛋四百个，每个八分，出售给社员每个一角五分，仅这一项就赚钱二十八元。全县生产队长、支书以上干部就有20%搞资本主义活动。
+
+　　商城党的组织在这一伙坏人的把持下，整个组织处于混乱和瘫痪状态。
+
+　　各级党委形不成领导核心，各种事情听命于少数坏人，没有正气，没有纪律，一个人可以提拔干部，调动干部，甚至决定一切，根本不用靠党的组织进行活动。县委委员有的经常不过党的组织生活，常年不交党费。县直机关有的支部成年不开支部生活会，以行政会代替党的支部会。粮食局自五八年以来只是名义上有个支部，但没有支委，县委委员，粮食局长刘鸣鹤以局务会代议替支部会议。各公社党的组织也同样如此。上石桥公社党委会现在有多少党委委员、谁是党委委员、有的就不知道，有的被选为党委委员而本人却不知道。该社党委第一书记张昆山私自宣布公社党委会付书记王万明为第二书记，钟铺公社党委书记冯万群私自将不是党委委员的朱玉荣、周益谦提拔为公社党委付书记，并以个人名义提拔了五个党委委员。不仅把坏干部提拔上来，而且有的正直的好党员、好干部受到打击和排斥。?
+
+　　各级党的组织，特别是县委和公社党委，近几年来没有在党的委员会上，认真的研究党的方针、政策，党的许多重要政策和指示在商城不能正确贯彻执行。中央郑州会议精神在商城就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人民公社建立后，商城实行了四级（公社、管理区、大队、生产队）所有，体制很不健全。中央郑州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决议规定人民公社实行队为基础三级所有，而商城县仍未改变原公社体制，继续实行四级所有，有的公社甚至一锅汤，分不出几级所有。“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年年刮、季季刮，一直刮的不停。中央、省委几次指示整社、算账、纠正“一平二调”，而商城县委却未认真贯彻执行。全县各级乱调的物资、劳力共折款387万0295元，直到现在还有183万1463元未有清算兑现，占54.34%。现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仍相当混乱，在许多干部和社员的心目中没有人民公社这面旗帜，实际上三面红旗只有两面，绝大部分人民公社只挂乡人民委员会牌子，不挂人民公社牌子，公社党委只挂乡党委牌子，不挂公社党委牌子。公社干部普遍叫做区干、乡干，干涉干部到生产队亦为住社（即农业社）干部，许多农业生产大都叫营、连、排、叫农场、林场、大学、青年场、妇女场等。一直到今年夏季，全县还有青年场、妇女场、农场、大学等各种名目的场子423个，8594人。因乱调劳动力而分散家庭的2354户，7499人，其中一家分为两处的1510户，分为三处的4341户，分为四处的209户，分为五处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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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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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城问题从主要方面看已经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是敌我矛盾性质。当然，从这段整风中看，也有一些是好干部办了坏事，但这只是次要的方面。这样要解决商城问题，就不能不采取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必须采取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首先是从敌人和坏分子手里夺去领导权，组织群众重新翻身。
+
+　　整风开始时，对商城问题的性质在我们思想上并不是很明确的，只是刮了一阵大风揭了一个小盖子。革命的声势和规模不够大。中央、省、地委的指示后，我们就采取了更坚决的革命措施：大举进攻，乘胜前进，全面揭开盖子。
+
+　　在这段整风运动中，我们采取了这样的办法：
+
+## 一、夺取领导权。
+
+　　县委于十月十七日开始了整风，整风是需要一个纯洁的领导核心来进行领导的。
+
+　　商城县委是个烂掉的摊子，不可能依靠这个烂摊子来领导整风，必须采取果断的办法，依靠上级派来的干部和工作组来领导。
+
+　　县委于十月十八日成立整风领导小组，由吸纳派来的县委第一书记霍云桥同志和省委派来的工作组长、省检察院安克南检察长等七位同志组成，代行原来县委的一切职权进行工作。
+
+　　县委又组织了七十五人的整风队伍，分为三个工作组，由省委派来的魏世昌、张健民、周占宜等同志带领，到四顾墩（何店公社）、施河（余集公社）、双椿铺（上石桥公社）三个管理区进行整风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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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组达到这些管理区后，立即成立了整风领导小组，代行管理区党总支的一切职权，接着召开整风会议，撤掉了原来压在群众头上的“活阎王”，这一下子就轰动了群众，四顾墩把致死十多个群众的刘乃发搬掉以后，群众反映说：“这可真象当年反霸土改时期的共产党”、“共产党、毛主席的干部又回来了，再也不会挨打受骂了。”他们纷纷找工作组干部申冤诉苦，揭发坏人坏事，要求向坏分子开展面对面的斗争。群众的斗争热情和土改反霸时期那样高涨。
+
+　　县委整风领导小组成立后，于十九日在县直机关干部中进行了整风大动员，揭开去冬今春所犯错误的盖子，大讲党的政策和整风重大意义，表明决心，二十号开展鸣放。
+
+　　面上调虎离山，把过去残害群众严重、民愤极大，现在又压在群众头上的一些坏人，立即调离工作岗位，到县集中训练。对错误不十分严重的干部，规定纪律，约法三章，不准继续作（应为做——编者）坏事。
+
+　　县委整风领导组召开整风会议，原来的县委委员全部参加。集中力量解决张念仲的问题，戳破县委的“马蜂窝”。为了给一点压力，主要的是使他们受到教育，县委整风会议吸收各公社党委书记和县直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参加。
+
+　　整风没开始前两方面就展开了斗争。敌人抓机会、抓空子，开展攻势，以攻为守。第一书记霍云桥同志来到后，张念仲就放出空气，背后煽动说：“霍云桥同志来到后光挑毛病，找缺点。商城就没成绩！？”今秋水稻单产本来只在三百斤左右，只能完成三千多万斤征购。而张念仲等人硬说单产有四百斤以上，需向农民要四千万斤粮食，若按他们的估产，全县得多购一千多万斤粮食，将有（此处12字不清——编者）万八千人饿肚子。凡是得向他请示，如果只请示霍云桥同志，没向张念仲说，张就质问：“为什么不给我说？”在研究确定整风试点时，张念仲不同意把点设在他去冬亲自进行反瞒产的双椿铺，企图隐瞒他在双椿铺的罪恶活动。
+
+　　在整风会议上，张念仲十分狡猾，哭哭啼啼，大叫“我的六万群众”在检查时，把自己的一切罪恶事实“推上边”“压下去”。县直机关干部和整风试点上的广大群众揭发了张念仲大量罪恶事实，而他都不加理会，四次检查都是照模儿搬一个样子。
+
+　　县委其他领导成员的问题，只是露了一个苗头揭了一个小盖子，问题还不是很清楚的。
+
+　　这时广大干部和群众心里还有“疙瘩”，没有解开对去冬今春的许多罪恶事实说而未说，他们怕“住不长，搬不倒，倒大霉”。
+
+　　到十一月四日，时间已过去了十八天，回过头来我们仔细想了一想，群众的忧虑是有道理的。前一段只是刮了一阵大风，揭了一个小盖子。
+
+　　人们的认识是根据运动发展而提高的。原来我们对商城问题认识还不是很明确的，对敌人还缺乏一个“恨”字。原来县委的主要人物都烂掉了，参加县委整风会议的公社党委书记也大部分烂掉了，依靠这些犯罪者来解决自己的罪恶问题，不发动全县群众、大揭盖子，这样“风”是正不好的。
+
+## 二、大揭盖子，乘胜前进
+
+　　张念仲于十一（应加月——编者）五日法办，王汉卿被撤职察（应为查——编者）办以后，我们立即通过有线广播，向全县人民宣布。各公社、大队、生产队都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张念仲、王汉卿的罪恶，宣布商城县出了坏人，发动群众起来斗争，昨天还不敢说话的群众，现在马上轰动起来，真正是扬眉吐气，人心大快，到处是揭发，到处是控诉，普遍反映说：“党和毛主席的政策没有变，原来是半路发了岔，出了坏分子。”
+
+　　十一月六日县里召开控诉张念仲、王汉卿的群众代表大会，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同志和地委第一书记戴苏理同志在会上讲了话，宣布承办坏人，提出了十项政策。会议实况通过有线广播传布全县，对全县的人们是个极大的鼓舞和支持。
+
+　　（我们抓住这个有利形势，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整风运动。全县组织了一支二百多人的整风队伍、地委派来的工作组和县委书记处书记等骨干大部分都出动了。工作组到各公社后，以这些骨干为核心。成立了整风领导小组，召开了整风会议，全面揭开了盖子。）
+
+　　公社整风会议一般开了五至七天，参加会议的不仅有公社、管理区、大队、生产队的各级干部3029人，而且有1321个社员代表和被害者的家属。
+
+　　（工作组一和社员代表、苦主和基层干部见面，就把政策交给群众，大讲政策，大讲整风的目的和意义，说明去冬今春的错误不是党和毛主席的政策，表明决心，坚决给群众撑腰作主，号召大家检举揭发坏人坏事。）
+
+　　原来许多通知参加会议的苦主，而重点人不让参加，换上了重点人的亲戚、辩护人和“皮琶（重点人的破鞋）”。钟铺公社群众发动起来后查出一百多个假代表，听到政策，知道正风以后，社员代表和苦主立即就把消息传出去了，原来没来的苦主陆续参加了会议。钟铺公社原来通知的社员代表和苦主263人，实到会472人，其中有49人都是自愿背着干粮来参加会议的。个别没有到会的重点人也被苦主要来了。何店公社河凤桥管理区付书记周海山，有八条人命，装病不参加会议，公社通知几次他都不来，后来社员代表把他押解到会，进行揭发斗争。伏山公社住毛坪河大队干部彭仁金，严重违法乱纪、残害群众，来时把他的“皮琶”陈明华代替苦主参加了会议，群众揭发彭仁金的罪恶事实时，她在一旁辩护，后来群众把她揪出来撵跑了。会议首先集中力量解决公社党委的问题，由公社党委书记向群众检查交待，接着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从揭发的材料看，全县八个公社，一个农场，就有六个公社党委基本上全部烂掉了，其余三个公社的党委部分烂掉了。这些烂掉的公社党委的主要负责人绝大多数都是王汉卿、张念仲在下面的代理人，是历史上有重大问题、残害人民群众的坏分子。九个公社的党委书记，有八个严重违法乱纪致死人命，其中历史上有重大问题的六人（土匪一人，伪保干事一人，小炮队一人，三青团员二人，迷信道徒一人）。二十八个党委付书记中，严重违法乱纪的二十二人，其中致死人命的十人。八十一个党委委员和社长，严重违法乱纪的二十七人，其中致死人命的十二人。
+
+　　公社党委盖子揭开以后，下面许多坏人的靠山就被拔除了，群众革命的胆子就大起来了，他们自动的把斗争的锋芒转向大队、生产队，许多坏人被群众包围了，只花费一天多的时间就把大队、生产队的问题基本上弄清楚了。
+
+　　问题基本弄清楚以后，把问题比较严重、需要给以撤职以上处理分的48人，集中到县进行普训，把罪恶严重、民愤极大的559个坏分子分别送县进行特训，为了行动迅速，对（字迹不清，缺三个字）个坏分子的材料进行了查对，办理了手续，依法逮捕，作到了准、稳、狠的打击敌人。
+
+　　整风运动于十二月一日继公社整风会议以后在全县各大队普遍开花。各生产大队普遍建立贫雇农代表委员会，生产队建立贫雇农代表小组，作业组长由贫雇农代表小组的组长、付组长兼任。口号是：一切权利归贫雇农代表委员会，这一下子就把政权从坏人手里接管过来了。贫雇农代表委员会和代表小组有了职权以后，他们积极的审查干部，组织群众开展生产救灾，从坏人手里接管食堂，接管枪支，组织民兵武装，维持治安，工作进行的有声有色。何店公社芦湾管理区238个作业组长以上干部交贫雇农代表委员会审查以后，只有97个没问题或问题不大，其余都是混进来的地、富、反、坏分子和严重违法乱纪致死人命的坏分子。
+
+## 三， 上下夹攻。
+
+　　关键在于领导者的决心，而领导者的决心又在于对情况的了解和对问题性质的认识，领导者的决心不但要向群众讲，更严重的是见之于实际行动。首先要搬大的，搬上面的，如此最有利于发动群众，群众越发动，整风也就越有声势，问题也就越暴露的彻底，解决的越快。
+
+　　事实是，去冬今春的许多坏政策、坏办法是从县里贯下去的，许多坏人就盘踞在县委里，而公社这一级，又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中间大多数是贯彻坏政策、坏办法的积极分子，有一些在历史上就是犯罪分子。县社两级是下面许多坏人的靠山，是群众最害怕的，所以最大的决心就要下在这两级上，把这两级的坏分子搬倒以后，就人心大快。去冬今春天空乌云密布，群众认为不能再见青天，现在“拨开云雾见青天了”。
+
+　　县里把王汉卿、张念仲等大坏人搬倒以后，马上轰动全县，群众议论：“这回真解决问题。”到处检举揭发王、张的罪行。可是群众的心里还是有忧虑的，他们害怕，在言语和行动上都避免触动他们的“顶头上司（即公社这一级）”。这时我们就把力量压下去，把重点放在公社这一级，迅速搬掉公社的坏人，夺取公社领导权。在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我们宣布六个公社党委书记停职反省后，群众就风起云涌，下面成千上万封的控诉、检举信，象流水似的流进县委第一书记霍云桥同志的办公室里和工作组同志的手里。上级派下去的干部走到那里，群众就围住问这些“毛主席派来的干部”，要求伸冤诉苦。
+
+　　除了上边采取果断措施，搬掉坏人、揭开盖子外，最重要的是群众压力。王汉卿、张念仲在县委整风会议上是不老实的，洋洋得意，满不在乎，后来召开全县群众代表大会，让他们和群众见面，群众以生动的事实向他们展开面对面的控诉斗争，在铁的事实面前，他们不得不部分的承认罪恶。公社召开整风会议时，吸收社员代表参和苦主参加，几者见面，这样盖子就直截了当的揭开了，坏分子一个一个的被揪出来了。
+
+　　（下面夹攻的重要的一条是让社员掌握政策。政策是发动群众最有力的武器，是投敌（应去此字——编者）向敌人的一把匕首。为了使群众的斗争更加有力，就必须向群众大讲政策，把政策交给群众，把群众的申冤、诉苦提高到政策上来，以政策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翻身，使斗争层层深入，关关突破，一战到底，不留尾巴。）
+
+　　当我们大揭盖子的时候，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发来了，接着省委提出十项政策，我们抓住这个有力武器，向群众大力开展了宣传。政策一和群众见面，就使广大群众受到极大的启发和鼓舞，他们把中央十二条和省委十条政策与去冬今春王汉卿、张念仲的坏政策一对照，立即觉醒起来。原来坏人把去冬今春的罪过说成是“中央的政策”“党的政策”，使群众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受到迷惑。当群众真正看到党的政策以后，便手持党的政策，向坏人开展了控诉斗争，使坏人陷于群众的包围之中。坏人也是最怕政策的，当党的政策一经亮明并被群众掌握之后。各种坏人再也无法狡赖。如何店公社邓集管理区干部检查时，把自己的捆绑吊打群众，致死人命，说成是“刮共产风”，群众马上围上去反驳“什么共产风，搞的家破人亡，比十二级台风还厉害。”
+
+　　政策不仅要讲，而且要迅速的贯彻执行，保证政策兑现。过去是“政策来了一阵风”，事情过去后“羊皮是羊皮，旧靴是旧靴”，根本不按党的政策办事。去年秋季他们口头上虽然也宣传党的粮食“三留”政策，但作起来都是“羊皮”“旧靴”，不让群众吃饭，大量饿死，所以群众最怕“羊皮”“旧靴”，不按党的政策办事，了解了群众这种心思以后，就迅速组织政策兑现，给群众分自留地24355亩，退出房屋12895 间，修补房屋6668间，赔偿小锅546口，并推出了去冬搜查社员的衣服、被子、家禽、家畜等。同时，实行劳逸结合，执行了放假制度，半日劳动，半日休息，组织医务人员下乡给群众治病，活跃了城乡集市贸易。这样就代替了去冬今春的一切错误政策和坏办法。群众把这生动的总结为：“过去是致人死，现在是救活人。”
+
+## 四、和生产救灾拧在一起
+
+　　去冬今春群众的经济生活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身体瘦弱、家底已空，同时，时间已是冬季，天气寒冷，群众的衣、食、住、行问题很大，生产救灾成为当务之急。所以，我们抓整风的同时，又抓生产救灾。
+
+　　具体作法是：是两套组织，两套人马，两只手抓。县委、各公社党委成立了两个办公室，一个是由上面派来的干部和经过挑选的当地干部成立整风办公室，一个是把县委、公社党委的中心办公室、福利办公室和人委生产救灾办公室统一起来，组成生产救灾办公室，县委和公社整风领导小组，一手抓整风，一手抓生产救灾。大队、生产队由贫雇农代表委员会和代表小组抓生产救灾。
+
+　　我们认真贯彻执行了“保人保畜，生产救荒，半日劳动，半日休息，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整党整社，纯洁组织，端正政策，转变作风”的方针，突出抓住了发放棉衣、棉被，修盖民房，突击治疗疾病，解决冬季取暖，组织小型付（应为副——编者）业生产。在这个时期，我们发放了救灾款188万元，救灾棉絮11万斤，临时布证36万尺，解决棉衣10万2000件、棉被3万6000床，修盖民房6668间，组织了527个医务人员对病人进行巡回治疗。整风以来，组织小型付（副）业收入132万多元，发放社员两个月工资241930元。群众基本上摆脱了无衣穿，无房住的原始游牧生活，情绪基本上安定下来了。
+
+　　抓住了安排群众的经济生活，开展了生产救灾，对整风运动是很大的推动。同时，由于整风运动的开展，给生产救灾创造了有利条件。过去生产救灾发下去的许多东西被许多坏人和违法乱纪分子扣留，冒名顶替，集体私分，贪污多占，有的发给不是灾民的自己亲属，有的拿着救灾物资挥霍浪费。国家发给余集公社项冲大队救灾款400元，而该社财政所干部余功礼全部扣下不发给灾民。国家发给伏山公社燕湾大队救灾棉絮825斤，而大队干部只发给灾民443斤，救灾布证1528尺，只发下去830尺，以致该大队还有150人没有棉衣，59人没有棉被盖，钟铺公社油坊大队四个大队干部贪污救灾款30多元，棉花24斤，棉布12尺。该社王砦生产队的队长管志荣，棉衣、棉被样样具全，还冒充灾民领了一斤半棉花，以后他又以假名领走了9斤棉花，26尺布证。国营化工厂厂长彭禹贤本来有棉衣棉被，而最近又把发给灾民的棉花扣克多占了13斤、棉布25尺，该厂会计吴德玉一人即私自贪污多占棉花35斤。上石桥公社何楼大队二中队队长王传付冒名把一个双目失明的灾民的棉衣领走了。群众起来以后把这些坏人搬掉，把违法乱纪分子揭发出来，并且成立了自己的贫雇农代表委员会和小组，领导群众开展生产救灾，直接发放救灾物资。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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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3/000048.txt
@@ -0,0 +1,67 @@
+# 中共麻城县委关于从大塘角事件和杨宗炽同志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的通报
+
+　　我们全县的干部应当很好回想一下，为什么我县能够在1957年两次受到严重旱灾威胁还能获得大增产，实现了百斤皮棉县。特别是1958年，为什么能在大旱70天，平地倾刻成汪洋，一昼夜洪水遍全县的情况下，还和全国各地一样，并肩在大跃进的行列中前进，受到了上级党的亲切关怀和表扬，全国各地有许多代表不惜长深途跋踄亲临我县指导。问题是很明显的，从1957年起，我们按受了1956年春季强迫命令的教训，1958年 的大跃进是靠在党的总路线的照耀下，全县干部贯彻了群众路线，我们以自己的带头行动和深入的进行思想发动工作，使得广大群众都解放了思想，鼓足了干劲，不论有多么大的困难，由于我们充分和群众商量，依靠群众，群众就发扬了以“天塌我们顶，地塌我们填”的英雄气概，使一切困难都迎刃而解。我们的力量泉源是在什么地方，不就是在于我们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吗？能够把党的任务——即群众的内心要求，交给广大群众，使广大群众都能自觉地为完成各项任务而忘我地劳动。
+
+　　但是，最近时期以来，有些同志好像忘记了1956年的教训，忘记了1957年、1958年是怎样取得胜利的，强迫命令的苗头普遍地出现了，个别地方甚至十分严重，这是非常危险的。宋埠公社大塘角大队党总支，在1958年中，前总支书记王锐、副书记周才应等刚刚因打死人而受到党组和法律的制裁，继任的总支书记陈定辉同志，竟然不能接受前不久的沉痛教训，在58年冬季的整社工作中，又犯了强迫命令的错误，造成逼死人命的恶果，这该是多么严重的事件。当然，大唐角接连出问题，那里可能有隐藏的坏人在作怪。但从陈定辉同志思想作风看来，干部作风是主要的。陈定辉同志由于个人主义思想严重，他改造大唐角落后局面的办法，不是去依靠和发动群众，而是对基层干部采取一味批评的办法，对群众是想“整”好，这样作当然是做不通的。三河公社饶永畈党总支书记杨宗炽，虽然过去工作很积极，但是，在担任领导工作以后他却骄傲起来，工作作风变恶劣了，他本是贫农出身的人，可是他对农民群众的态度，却是十分恶劣的。竟然指使干部捆打群众，并将一个老婆婆推倒在阳沟里，特别严重的是由于他直接一再威逼，把一个老实农民饶光法逼得自杀了。从这样一犯再犯的恶劣作风看来，错误不是偶然的，是一贯的。一个共产党员对待群众还能这样吗？显然他已经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的高贵品质。同时，他贪图个人享受，生活特殊化，并在工作中隐瞒缺点，谎报成绩。这些事说明了杨宗炽失去了勤勤恳恳，艰苦朴素和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的高贵质量。
+
+　　上述陈定辉和杨宗炽两人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县委已经进行了处理（陈定辉撤销总支书记职务，杨宗炽开除党籍）。现在，为了使我们全县同志都能从这两个事件中受到教育，吸取教训，达到彻底改变作风的目的，特将他们的错误事实通报全县，要求各公社党委，各机关支部，在讨论县委元月12日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时候，把这两个教训合在一起讨论，好坏对比、学习先进、批判错误，从中明确我们必须坚决贯彻群众路线，和坚决反对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恶劣行为。
+
+　　 中共麻城县委1959年1月20日
+
+　　（附：）
+
+## 1）关于大塘角事件的调查报告
+
+## 2）关于杨宗〔炽〕所犯错误的报告
+
+## 中共宋埠公社党委关于大塘角事件的调查报告
+
+　　（县委：）
+
+　　（兹将我社大塘角大队总支以陈定辉同志为首的严重强迫命令的调查情况报告你们。）
+
+　　大塘角大队在上级党的正确领导下，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年代里，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1958年的工农业生产取得了大跃进，战胜了六十多天的干旱，获得了大丰收。公社化后，广大社员欢喜若狂，干劲更大，在很短的时间内，工农业生产又取得了巨大成绩。
+
+　　但自秋收冬播生产以来，三个多月的时间内，会连续发生逐户搜查社员私分粮食的不良现象，以招致逼死人命的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事件，造成生产队和作业组许多干部不干，群众生产情绪低落，生产相当落后的严重后果。
+
+　　经过我们的调查了解，事件发生的主要根源是与总支书记陈定辉严重个人主义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的。陈定辉同志是在处理了这个总支前任书记王锐，副书记周才应等同志以后由野鸡岗大队调来的。陈定辉同志在野鸡岗大队任总支副书记时，即与该总支其它支委闹得不好。在调来大塘角时，存着一颗急子改变大塘角大队落后面貌来压倒野鸡岗大队的雄心，使人们从事实中可以看到自己的作用。
+
+　　由于前任总支书记王锐、副书记周才应因打死人命依法制裁，还处分了一部分干部，因此这个大队的干部当时在工作中有些束手，陈定辉一来就看出了这个问题，但不讲任何策略，在干部大会上说：“你们怕什么，大胆的搞，怕个×啊！只要你们不打他不骂他，死了怪老×，死了人不要你们负责。”这样助长了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
+
+　　为了不走王锐、周才应的老路，陈定辉同志的强迫命令换了手法，他对大队干部说：“我与老王他们不同，一定要做到群众又怕又爱。因此，采取了只抓干部，不去深入发动群众的办法。特别对生产队（原小社）和作业组（原生产队）的干部采取硬扣，批评，辩论三个法宝。对群众大张法律，罚款。与群众见面的大小会上就说： “不怕你们大塘角落后，有些调皮人，我与周才应不同，调皮就判你们的徒刑。”不从思想上去发动社员，而是以法律去驯服群众。
+
+　　抢割谷时，一天夜晚陈定辉到三生产队去检查割谷，发现这个队金家田垸没有行动起来，当晚即在这个垸里开了会，处以罚金五十元。并到处张言这个处分，此后，全大队社员对陈书记是敢怒不敢言。陈定辉自此以为自己威信已经在群众中树立起来了。
+
+　　为了取得上级好评，竟不择任何方式、手段和场合，对干部总是采取恶毒的批评。在县委扩大干部会回来时，连夜召开了随同他一路由县回来干部的电话会，会上叫各生产队干部汇报生产情况，分支书方爱根和三生产队分支书赵金文因为刚回来没有掌握了生产情况，他即在电话里大骂道：“我×大塘角的娘，你们是干部，是狗卵子干部，开会，开个大×”。把电话耳机一丢走了。方爱根气得说：“干部有么干头，当干部要贴娘骂”。干部情绪低落下去了。第二天总支又召开了生产队干部会，叫大家再汇报情况，干部都不发言，只有头天未参加电话会的赵柴意按照实际情况说：“以前为了不挨批评多报播种面积，现在水库要劳力，多报了做不出来将来负不了责任，冬播面积比以前缩小了。赵柴意的话还未说完，陈定辉站起来大骂道：“你是干部，狗卵子干部，反正你不怕批评也不怕辩论，你这个东西该枪毙”。并发动大家辩论了他。赵柴意近五十岁的人了，受不了这个恶骂回去大哭了一场。生产队的干部忍受不了这种侮辱，三生产队支部书记赵全文、四生产队支部书记龚守堂商量申请不干，但又怕挨批评，龚守堂跑到汉口去找工作，有两个干部往三河跑，六生产队支部书记叶再东硬性提出不干，在家里睡着不起来。
+
+　　在县扩大干部会前夕，布置在家的大队长李深堂的工作时说：“我们走了，你们在家里，搞粮食工作要搞彻底，搞狠些，回来要完成任务。”由于各生产队主要干部到县开会去了家里搞了几天没搞出名堂来，但又怕陈书记回来挨批评，急得他们只有来个沿家逐户，翻箱倒柜的大搜粮，这样当然是不能收到良好效果的，相反引起了群众的反应，反映说：“像日本人打掳一样。”陈定辉同志由县回来以后，发现了这个问题并未立即制止，反而搜集有关材料，企图判处一批隐瞒粮食的干部和社员，在支部书记会议上摸了底子，提出要判处金家便垸地洞隐瞒粮食的班长李应连，私分粮食的李光采和朱受成，还在赵家庙召开了二百多人的活动分子大会上将李宏连等典型，叫会计在墙壁上画成漫画进行展览，画的是几个戴着绿高帽子，挺着大肚子，丑得不像人，再叫大家去参观展览。并几次要分支部书记赵金文去搜集李宏连等的材料，写控诉书，并叫赵金文去把郑耀华这个连的指导员和 班长，（原来的生产队长）和李宏连等找到大队部来追根源，说要拘留他们，虽然李宏连已经把瞒产向他报出了，陈定辉还要他写反省书。这样，三生产队金家田垸 的李宏连就再不好见人了，赵金文去他垸开会他躲了没到会。
+
+　　第二天，陈定辉同志骑着脚踏车亲自来到金家田垸，这个垸的另一个干部李光耀看到陈书记来了，本来要脱脚下畈，还只脱下一双袜子就往畈里跑怕挨批评。只碰着了连长李光凯进行追问，李光凯一五一十的将私分粮食讲出来了，他又问粮食分到那些人了，李光凯说：“记工员那里有帐。”又马上把记工员李必中找来了，李必中不讲，陈定辉问记工员是个什么成份，李必中说“是中农”。陈定辉同志大发脾气说：“就是你们这些中农坏极了”。在李宏连的塘外边大声吼起来。说：“必中！那里去，跟我一路去大队部反省”。陈定辉同志骑着脚踏车到李宏连家里来了，进屋说：“宏连起来，和你谈个事情”，这时李宏连非常害怕，因为他被罚过款，又画相展了览，故意（未）不答应他。等李光凯进屋来时，宏连才喊：“光凯，你来我说句话”。光凯一进去，宏连把手上的茶碗交给他说：“我喝了药”，等他们走近去一看，果然是，当即绑担架往卫生所抬，可是抢救不及，到后面岗上死了。群众一致反映是陈定辉和赵全文逼死的。
+
+　　大塘角总支，在工作上，没有起到集体领导作用，只树立了总支书记的个人威信，有一次到三河去的干部，是由总支委员会决定的，可是以后陈定辉同志一手修改，决定三生产队支部书记不去，他在九生产队对干部说：“莫信他的话，（指付书记赵全坤）少去几个没有关系。”因此，以后每次总支会大家都很少出主意，总支内面没有一点民主气氛。
+
+　　陈定辉同志的本位主义也很严重，搞那行为那行，别的工作不过问，如大办工业，副书记赵全坤几次商量他要求作个统一安排，他不理。以致人员到现在还没有上马，计划上马二百零四人，只去一八九人，原来分配办钢铁的人数是一千人，只去了八百人，水库分配七百五十人，至今只去三百五十人。
+
+　　由于总支书记的严重强迫命令，没有亲身参加生产领导生产，没有实实在在的办试验田，大队干部乃至生产队干部的试验田大都是名义。由于他们的工作没有直接深入到群众中去根本不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原来陈定辉在三生产队搞重点，连会计室对面的垸子都只去过两次，群众反映说：“陈书记只晓得骑着车子跑一二三生产队的大路，上边几个社没有去过”。光依靠电话检查生产，实情不知。因而下面的情况真假不分，小麦播种面积比去年少了，但在数字上比去年却增加了。
+
+　　 中共宋埠公社委员会1959年元月12日
+
+## 中共三河公社党委关于杨宗炽所犯错误及处分的意见给县委的报告
+
+　　（县委组织部并报县委：）
+
+　　兹将我社饶家畈大队总支书记杨宗炽同志所犯错误的经过及处分意见报告你们，请指示。
+
+　　杨宗炽同志现年三十岁。家庭贫农成分，个人农民出身。解放后，在上级党的正确领导和教育下，该同志觉悟很快，工作也很积极，曾参加过土改工作队。1951年入团，1952年入党，担任过乡团支书，农会主席等职务。1956年，合区并乡时，又调到饶家畈乡担任总支书记职务。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杨宗炽同志的进步是很快的。可是，杨宗炽同志把党对他的教育和培养所得的成绩看成是个 人的天生本领，因而居功高傲、忘本变质，固步自封，不求进取，在工作中不艰苦，不深入，违法乱纪，强迫命令，以致造成严重的不良恶果。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遭到不应有的损失。
+
+　　（杨宗炽同志所犯错误的事实是这样的：）
+
+　　第一，强迫命令，打骂群众，逼死农民饶光法。1958年 六月十九日（古），杨宗炽同志在他工作的第三中队组织参观评比时，看到饶光法打水粪种菜。饶光法是个单身汉，这天已向队干事先请假，上午洗衣，下午种菜，本来这是应该的。可是由于杨宗炽一向作风恶劣，死者饶光法见他去后，怕受批评，就跑到山上去隐藏起来，怕见杨宗炽的面。杨检查到这里见粪桶不见人，就马上上山搜查，当即将饶光法找出来了。并质问饶光法为什么偷社里的水粪。饶答复是向队长说了，并打了条子。杨又追问他说：你既然打了条子，见我们来了又跑什么？饶光法说：“看到你们来检查，我害怕。”杨宗炽听了这话，不检查自己的工作作风，反而大发脾气，追问饶光法说：“我们又不是日本人，你怕什么？”并扬言不说清楚要带到乡政府去反省。就在这天晚上的评比检查总结会上，对饶光法进行了一次辩论（实际是斗争），第二天又因某妇女与财经主任熊光华搞皮绊追到饶光法头上。这件事本与饶无干，而杨宗炽硬要死者承认，威胁地说：“不说要辩论、反省。”饶光法非常害怕，就在当天晚自缢而死。事情发生后，群众很不满意，使党的威信在群众中受到不良影响。而杨宗炽并没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强迫命令的恶劣作风，反而变本加厉。对待群众态度十分恶劣，经常以辩论、反省、斗争等吓唬群众，打骂群众，会指使干部捆打贫农李应松，并将李大奶推到阳沟里面。在杨的影响下，该乡部分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也助长了。
+
+　　第二，对党不老实，假报成绩，由于杨宗炽工作不艰苦深入、因而瞒产假象未能突破，他的重点队细收细打也没做好，该队的粮食任务没有完成。冬播任务分配2117亩，只完成1784亩，而且播种质量很差，给1959年更大跃进带来不可补救的损失。这些严重问题，而杨宗炽当时并没有具实向上级反映情况，相反，在每次会报中，总是夸大成绩，骗取荣誉，欺骗领导。
+
+　　第三，蜕化变质，生活特殊化，杨宗炽同志自从同乡妇女主任结婚后，工作更不深入了，经常在家抱小孩，对全大队工作，就靠电话来指导，爱人的妹妹、父亲吃群众的饭不给钱，公社化后，农村搞食堂，他岳父不到食堂吃饭，私自搞小灶，偷社里粮食，杨宗炽不予教育，反而批评群众不该反映。
+
+　　以上事实，经公社党委调查属实。为了严肃党纪，挽回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公社党委讨论决定，开除杨宗炽的党籍。是否妥当，请县委批示。
+
+　　 中共三河公社党委1959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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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3 @@
+# 中共武汉市硚口区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双桥耐火材料厂刘永林等同志抗拒领导非法挖僱劳动力错误的处分决定
+
+　　1958年上半年，双桥耐火材料厂（以下简称双桥厂）通过被新乡耐火材料厂（以下简称新乡厂）开除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冯子瑞（现已逮捕），以抬高工资方式，挖雇了新乡厂的在职合同工赵文来等4人，严重的影响了新乡厂工人的思想情绪，要求提高工资，甚至发生停工怠工事件，破坏了该厂的生产。新乡厂特派付经理高世臣来汉请求区委解决。区委、区人委和区机电局党委曾三番两次的书面和口头指示命令双桥厂将赵文来等4人退回新乡厂。但是，双桥厂的领导人和区民政科付科长王湘，却对区委和区人委的指示命令，根本没放在眼里，他们为了抗拒领导，使非法行为“合法化”，一方面同郊区民政科科长杜维仁勾结，批准赵文来等4人转为固定工，另一方面派人事干部徐学才带着赵文来，到河南修武县董村乡，勾结会计陈奉儒，利用作废公章，伪造合同，来欺骗组织，谎说合作社同意将这4人留在双桥厂做工。当区监委根据所掌握的情况，坚持执行区委决定，责其立即将人退回去以后，他们见欺骗未逞，于是双桥厂厂长刘永林，到处制造新乡厂合同是假的，双桥厂合同是真的“烟幕”，企图蒙哄领导；同时，区民政科付科长王湘，便利用市民政局曾经“向双桥厂借耐火砖工人的机会，将这4个工人暗地里交给民政局，借以躲藏起来，再次欺骗组织，谎说这4个人已经走了，不知去向。后来在区监委的追查下，他们才于9月14日勉强的将赵文来等4人交给了新乡厂高世臣同志。
+
+　　赵文来等4人被迫交给新乡厂后，他们的内心并未罢休，于是采取了更为恶劣的手段，先后派出两路人马，再搞非法活动，企图再次挖回这4个工人。首先，立即派出徐学才紧跟着工人后面追赶，直接赶到河南赵文明（被挖雇工人之一）家里，追回2个工人；然后又于10月中旬，派出陈少华和万世凯去河南省劳动厅交涉，企图办理合法手续。但该省劳动厅没有同意，于是在陈的主持下，陈、万两人在省厅演双簧，万伪称陈是厂长，陈就冒充厂长，捏造假情况，作假检讨，从而取得了该厅的信任，骗取了河南省劳动力调拨单。即是这样，陈少华还不罢休，他一方面动员陈范村（赵文来的家）派人去新乡厂交涉，不要再向双桥厂要人，来往路费均由双桥厂负担；另一方面，又串通会计陈奉儒，利用作废公章，写假证明书称：新乡厂不执行与该村签订的合同，高经理去汉带的合同与介绍信，都是来我村骗去的等语。企图以此来混淆是非，败坏新乡厂名誉，达到继续欺骗组织，抗拒区委和区人委的目的。
+
+　　上述情况表明，双桥厂严重的违反劳动政策，通过私人关系，以抬高工资的手段，非法挖雇新乡厂的在职合同工。更为严重的是，当区委等上级组织决定将人退还新乡厂以后，他们不但没有无条件地服从和执行，反而变本加厉，他们千方百计地捏造情况，制造假证件，借以欺骗组织，抗拒领导，发展到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由于该厂领导人存在着这种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错误思想，因而在日常工作中也犯有违反党的政策的错误。例如据1958年9月检查：该厂共有职工210人，工人中除11名游民是由市民政局收容的以外，其余的工人都是从郊区、湖北、河南等地招来的学生和农民，这些人大部分没有户口，甚至把地主分子、管制分子也招来了，并同郊区民政科科长杜维仁勾结，批准110名临时工转为正式工，严重的违反了劳动政策，违反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严重的影响了省与省、市与市、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协作关系，造成极不良的影响。为了严肃党纪，教育犯错误者本人及全党同志，经区委常委会决定，对有关人员分别给予处分和处理。
+
+　　一、刘永林，中共党员，现任双桥厂厂长，党支部委员，一再非法挖雇工人，违反劳动政策，拒不执行党的决定和上级的命令，主持伪造合同，并制造紧张空气污蔑新乡厂的合同是假的，企图欺骗组织、推翻区监委的检查；在检查时，态度不够老实，检讨不深，对错误认识差。刘永林同志在历史上也犯过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在公记玻璃厂任厂长时，擅自购买车床，扬言说：“不管同意不同意，先买来再说，还怕领导不给钱。”在化工肥料厂工作时，又擅自购买大批家具，受到上级批评。在双桥厂工作时，曾3次阻碍公安局对违犯治安条例的工人执行任务。因此刘永林的错误是带有一贯性的，对这次挖雇事件应负主要责任，决定给予撤消党支部委员职务的处分，并建议行政撤销厂长职务。
+
+　　二、陈少华，家庭出身工商业兼地主，本人成分伪职员，在该厂成立时，由私人介绍参加工作。在这次挖雇事件中，他充当了主要角色，积极参加和策划了挖雇工人的非法活动。在河南串通陈范桥农业社会计捏造情况，用作废公章写假证明污蔑新乡厂；在河南省劳动厅采取演双簧，冒充厂长作假检讨的卑鄙手段来欺骗组织，骗取调拨单，调来17个工人的户口。从而影响了省、市之间和单位之间的协作关系，造成极不良的后果，因此，建议行政上给予开除留用察看的处分。
+
+　　三、王湘，硚口区人委民政科付科长，中共党员，该同志对双桥厂挖雇劳动力，不执行上级决定和命令，在前期积极参与并支持了双桥厂非法挖雇工人的活动，将新乡厂的合同工私自转移到市民政局，以此来抗拒领导，并错误的指示双桥厂伪造情况，欺骗新乡厂来的同志；还与郊区民政科长擅自批准该厂30名临时工转为正式工，违反了劳动政策。因此，决定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
+　　四、 邹洪臣，前该厂党支部副书记，在非法挖雇工人的事件中，不但不掌握党的原则，反而包庇这种错误行为。在刘永林主持伪造合同的会议上，虽提出不同意见，但未坚决制止，事后也未及时向上级党委报告，并在王湘的指示下，向硚口区机电党委和机电局汇报假情况，来欺骗组织。因此决定撤销党内付支部书记的职务。
+
+　　五、徐学才，双桥厂人事干事，中共党员，支部委员，厂长派他带赵文来去河南订合同时，由于工作不负责任，将空白纸交给工人赵文来，使其勾通农业社会计盗盖公章，返汉后又不将这种错误行为向上级报告，直到找其谈话时，还不肯老实交代，企图隐瞒事实，欺骗组织，因此决定责成其作出深刻检讨。
+
+　　六、郊区民政科长杜维仁，曾于去年8月24日、9月12日前后两次批准该厂80名临时工转为固定工，违反了国家劳动政策，特别是他明知该厂挖来新乡厂的职合同工，组织上正在检查，还擅自这样做，因此建议郊区监委给予适当处理。
+
+　　 1959年1月20日
+
+　　来源：《监察工作通报》第8期，中共武汉市监察委员会编印，1959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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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3/000050.txt
@@ -0,0 +1,17 @@
+# 湖北省建筑工程管理局劳动工资科关于省建一公司劳动工资科在外地非法私招乱挖工人的调查报告
+
+　　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由于建筑任务加重，现有工人特别是技术工人感到不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公司党委研究决定通过劳动部门到外省招收一些技术和失业工人。去年8月派出公司劳动工资科付科长李振福等人到湖南长沙市，派劳动工资科干部任明俊到上海市，去年11月又派该科干部牛世刚到南京市，分别招收工人。这些同志赴各省市后，虽然先以正式手续与当地劳动部门联系过招工问题，但均被拒绝。这时，他们就避开当地政府，利用私人关系，设立秘密联系点，进行个别串连活动，以高额工资待遇私招乱挖了一些工人。结果均被当地企业单位和公安机关查获，该公司派出人员有的被当场拘留，有的偷跑回来，被招雇的工人有的已被迫退回原地，还有一部分现仍在该公司工作，造成影响极坏。
+
+　　据调查，李振福等人在长沙通过私人关系，暗地进行个别串连，私自乱雇了97名工人，为了吸引工人来汉工作，在串连时动员说：“到汉口后，一个月评级，三个月固定，要去的只要有户口证明就行，还可先支路费和安家费”。接着李振福拍电报要公司汇去了人民币11000元，对表示愿意来汉工作的工人，只要有点凭证，不管是什么户口证，粮食证，调配证，工会证，国防建设立功证等，凡是见证之一，就发给每人安家费50元，另用钱4元，97名工人共开支5238元。但是，钱发了，工人还是走不了，因为当地公安局在火车站检查很严，对不合手续的工人一律不准出境，禁止上火车，所有工人的户口也都迁移不出来。这时李振福等人先后二次去湖南省劳动厅，企图交涉办理手续，但均被拒绝，于是他们就想出非法手段，先把工人弄走，其办法是用小船通过水路将工人偷运到小车站（因小站检查不严），然后乘火车来到汉口，至于户口关系准备再通过武汉市劳动局去办。不料此事也被长沙市公安局查觉，当即将李振福拘留起来，并坚持不退回工人，就不释放李回家。后经过公司派员前往长沙交涉，退还了工人，该市公安局才将李振福释放回来。但是在退回去的工人中，又有6名工人跑来汉口，该公司又留用下来，其中有2名肃反对象（现已退回）。
+
+　　同样，任明俊到上海后，没有取得该市劳动局许可，便私自通过本公司退休职工陈士生和职工家属洪小福等人，在上海、泰兴、泰州、南汇、川沙、宜兴、武进、扬州、浦东等地私招民工400余人，每人发给费用25元至40元。此事经上海市公安局查觉后，任明俊见势不妙，赶紧偷跑回来。但是这400余民工已来到该公司工作，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政治情况复杂，有6名盗窃犯，其中有一个贪污1万多元的大盗窃犯，还有劳改犯、流氓阿飞和身分不明的坏分子多人。对这批人的工资待遇，也有些确定得很不合理，如上海招来的2个阿飞，仅根据口头查问，就分别定为5级工和6级工，后经同来的工人揭发，才纠正过来。
+
+　　去年11月，该公司又派出牛世刚到南京招雇工人，经先与江苏省劳动厅联系，要求支援一批工人，但该厅答复是：“本地任务紧张，无法支援”。这时，牛世刚也采取非法手段，通过3个私人关系，建立据点，进行秘密的挖雇活动，并宣传说：“汉口是计件工资，每月八、九十元，加班费外贴，多的可拿100多元”。结果从南京木器厂和南京建筑公司挖雇了正式技工15名，省建一公司还汇去现款1500元，先开支了这批工人来汉的路费200多元。接着，牛世刚又准备继续在该市招雇第二批工人，并已通过私人关系联系好五、六十名技工，均已谈过话，其中有7人已办好户口迁移证，准备来汉。由于他们的活动面大，搞的人太多，直接影响了有关工厂的生产，造成工人思想不安，此事被南京公安局白下区分局查获，当即将牛世刚拘留起来，后经该公司派人前往南京交涉，才将他释放回来。
+
+　　省建一公司劳动工资科私招乱挖的工人共有500名左右，这些人大部分没有户口和粮食关系，各地要求退回，目前已经退回去了一小部分，往返费用损失了5000多元。还有南京的15名技工、上海的400多工人，现仍在该公司工作，尚待处理。
+
+　　上述事实，说明了该公司劳动工资科不顾国家整体利益，违反劳动政策，一次再次的在外地私招乱挖工人，以高额工资待遇引诱兄弟企业的生产工人脱离原工作岗位，严重的破坏了企业之间和地区之间的互相关系，直接影响了有关企业的生产秩序，助长了工人的个人主义和经济主义思想，引进了一次政治成分极为不纯的人员。这些不良后果，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也都给本企业造成了损失。因此，我们认为一公司劳动工资科的错误是严重的，是一种违法乱纪的行为。为了杜绝今后发生类似事件，建议该公司党政领导对此事进行彻底检查，对有关人员进行严肃的批判教育。
+
+　　 湖北省建筑工程管理局劳动工资科1959年1月26日
+
+　　来源：《监察工作通报》第10期，中共武汉市监察委员会编印，1959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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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3/000051.txt
@@ -0,0 +1,93 @@
+# 徐士奇在凤台的检查报告
+
+　　（县委并报地委：）
+
+　　这次下来到了几个乡，听了回〔汇〕报，研究了当前粮食、生产和群众生活等，进村庄看了7个食堂，听取了一部分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后来，凤、蒙、怀（远）三县搭界地区，作了了解对比。25号回凤，仝县委超伯良、刘先坤等仝志交换了意见，对有关问题作了研究和安排。
+
+　　该县生产等工作取得的成绩是不小的。截至本月26号积肥82000万担，占计划68亿担的12.1％。追肥910507么，占秋种面积1152000么的72.9％，春节前可再追一遍，每么达到500担。冬耕527000么，占计划面积54万么的94％；冬浇152242么，占秋种面积的12.2％；河网化完成6069078万土方，占计划土方1亿8千万的3.37％；午秋征购完成10683万斤，占任务11000万斤的97.3％；复收复打1129602斤；付业收入266465元。
+
+　　根据“走马观花”所获取材料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由于时间短促，不暇详细核对，其中所反映材料可能有的不够准确，如有不妥希纠正。
+
+## 一、粮食方面：
+
+　　通过层层召开会议，干部思想基本解决，但尚不够深透。一般的说，营、连干部解决较透，排干较差。从看的几个乡比较，阚町好些，马店差些。
+
+　　从初步暴露的情况来看，瞒产私分现象较为普遍而严重。阚町发动营连干部自报，报出57万多斤。潘集在灯塔营组织实物过磅，发现瞒报数量均在50－80％。如秫秫报400斤，过磅为1349斤，瞒报949斤；谷子报1900斤，过磅为3840斤，瞒报1940斤；黄豆报500斤，过磅为1722斤，瞒报1222斤；花生报200斤，过磅730斤，瞒报530斤；芝麻报500斤，过磅为2500斤，瞒报2000斤，另有豆种3000斤，小麦60斤未报，共瞒产1万余斤。
+
+　　瞒产私分花样奇多，有的把东西藏在树上、梁上，有的埋在地下、床下、灶下，有的放在猪圈里、狗窝里、草垛里、被套里，有的泥在夹壁墙里、套间里，也有原物堆起加草盖着的……上下左右，分散埋伏。阚町乡谷圩9营3连指导员靳凤鸣将3万多斤粮食分放13处。马店子8营连长官井卫，把2000多斤黄豆塞到草垛里。据工作队调查，该营光私人粮食，够吃三个月的。该乡15营有1600斤黄豆，装成三缸窖到料[露]天地里，上边封土种菜，现在有一缸烂坏三分之一。这些粮食，有的是集体隐瞒，也有单人独计企图私吞的。
+
+　　什么思想支持这种行为呢？主要是怕吃亏。阚町12营1连文书韦维明说：“产量报实了，叫政府调走，自己要喝稀饭（？）。留点吃，群众拥护，政府不知道，一举两得。”四营四连连长官应祥说：“报实产量就要支援外庄，谁干这种吃亏事。”这种思想，在部分丰产区占上风。
+
+## 二、生产方面：
+
+　　路上，追肥、灌溉的人很少，热潮没有形成。追肥一般每么才追200－300担，好的500－600担，差的100担左右。明罗山附近，还有一部分白岗地。灌溉比追肥还要差劲。
+
+　　行动迟缓的原因，主要有四条：（1）正在层层开会，营连干部不在家，下边干部没有很好抓；（2）群众生活有问题，思想不稳定，生产情绪不高；（3）肥料、水源缺乏。庄村上粪堆很少，有的地方（如潘集）要打井取水灌溉；（4）部分干群存有抵触思想，他们有的认为“冬季天冷，追了不起作用，出力气收效小”。和阚町一部分连干部谈到灌溉，大家都低头不吭。
+
+　　种菜有的地方搞了，有的地方群众思想还没有很好解决，他们说：“现在种不如明春种”。
+
+## 三、生活方面：
+
+　　到的是较差的地方。从这些地方看：群众主要吃葫萝卜。了解了一下，现有的葫萝卜也很少了，多的地方够吃7－10天，少的地方够吃5－7天，个别地方已发现断炊。丁集乡大王庄食堂已垮五天，曹楼食堂也只能再维持一天。大多数地区一天吃二顿饭。少数地区吃一顿或三顿。看的7个食堂中，除一个连部食堂吃一点面之外，其余食堂均是清水煮葫萝卜。马店李庄食堂的一个80多岁老头不满的说：“我从小到老，经过几个朝代，没见过月把不吃面的。”。老年人喊肚子疼（据说是喝葫萝卜汤喝的），孩子跟着妈妈要吃馍，少数老人和孩子脸变色。个别地区生活问题需迫切解决。
+
+　　食堂中，吃油、盐吃的很少。个别地方，月把没见盐。
+
+　　据潘集409个食堂排队：吃三顿饭有点面，有时能吃到油盐的106个；吃二顿饭，喝葫萝卜汤的200个；吃一顿饭的65个；断炊的38个。
+
+　　付业一般搞的还好，但还须进一步组织。现有付业项目：有粉坊、豆付坊、油坊等，种类不多。对花钱少、收益大的付业，如打兔、打雁、打黄鼠狼、打鱼等，部分的地方未大力开展。
+
+　　庄村的柴垛也很少，有的食堂已经断烧，做饭时拾一把烧一把。据刘先坤仝志讲：潘集上河工880人，每天有400人出外拾柴，其他地方，也组织群众刨豆茬、割荒草、扒树根；几天之后就搞光了，有的跑到几十里以外，现在已由乡村刨拾到城郊。沼气煤开始搞了一点，由于配料和技术上的缺陷，没有试验成功，干群有点丧失信心，现在庄子上烧柴不多，也没见搞。
+
+　　对于以上问题，基层干部感觉面宽，没有办法，产生等待依赖思想，群众表现恐慌、发急，有的讲怪话、发怨言。
+
+　　另外，少数地区发现疾病，丁集乡发现急性脑炎135人，已死7人。毛集乡发现脑炎18人，重流行性感冒50人，一般流行性感冒100人，白喉3人，出血热2人。张集发现麻疹。有的地方肿脸的不少（陈巷子20多个人中有四个面孔浮肿）。
+
+　　牛草；现有的一般能吃到旧历元至2月，缺到3、4个月牛草，个别地区眼前就有问题。一般牲口瘦弱，没有料，还没有发现上抬的。丁集乡发现病牛，死21头。
+
+## 四、整社方面：
+
+　　一般抓的较紧，估计2月5日左右可基本结束。群众思想基本解决，过去不敢暴露问题的人，现在敢了；过去不提意见的人，现在提了；过去不猥干部的人，现在猥了。工作队到那里，群众很快就围上来，部分群众还有一点不放心；怕整社干部走了，问题不处理。不少地方干部作风开始转变。据高质良仝志讲：丁集乡80％的干部作风变好了，90％的群众靠近工作组。丁集乡罗集营营长李士杰，过去不参加劳动，现在带领群众到处拾粪，群众反映：干部有笑脸了。但是，也有少数干部企图威胁群众，阻止鸣放。丁集营长王开礼威吓群众，不叫“乱说乱讲”。曹楼一个排长张文山公开向群众讲：“你们提我的意见吧，工作队走了，我把刀磨快，一个一个割你”。（已予处理）
+
+　　整社中发现几个问题：
+
+　　（1）财务比较混乱，有些干部贪污挪用。潘集乡永光营会计刘国策污90余元，群众反映：“当会计第一天镶上金牙，第三天穿上大衣”。该营清帐中，有一万多元不对头。联合营会计，清帐中还假造单据。该营二个会计看一次戏花6块多钱公家报销，群众编快板：“几个干部到了合谭集，黄瓜杏子代看戏，花了6块7毛1，没有单据来报帐，社里支款随便批”。10－11月份，光该营干部随便支款达835元，营干陈德兴一天就支100元。
+
+　　（2）基干不纯。潘集×营营干徐方进（共产党员），解放后还当土匪抢人。×营营书记胡道三，屋里挂天地祖先堂，悬绣球，每天烧香祈祷。丁集连干中，有5个是释放的刑事犯。第五营一连连长李士兵是圣贤道家谭主。桂集一营会计中，有三个地主，2个监督生产的，一个伪保长；炊事员中，有地主11人；饲养员中有地主二人。丁集一个党支书是三佛门道徒。
+
+　　（3）少数干部作风恶劣。体罚群众，打骂群众。丁集乡■凤■（当过土匪、地主狗腿子）和付乡长童娃子，常责罚妇女跷腿，骂妇女为“破×女人”，群众在庄后种植的葵花、南瓜、蔬菜被他们拔光，说是“影响了除四害讲卫生”，并指使下边干部冒查卫生之名逐户翻粮。在社员曹万发外出时，把锁打坏撞进屋里，拿走曹小园地生产的麦子100斤和12块钱。群众怨怒载道。曹楼连长崔新五，全庄群众几乎都受过他的责罚和打骂。骑自行车叫群众在后边撵，追不上就是不跃进，把社员曹凤庭两只老母鸡、一只羊、一串辣椒偷去吃掉。一个妇女卖猪收入一块钱未投资，被拉到屋里打了十棒棰。并扬言：“不打人，别人咋知道我是连长”。关店子秃头连长抹妇女妈〔奶〕头、拉妇女亲咀，女方不让，便威胁是“看不起我连长”。潘集乡一个干部和军属搞关系，并将社里女会计灌醉，拉到屋里强姦。8营4连指导员，和一妇女搞关系，又给女方找对象，女方不愿被灌醉强迫结婚。
+
+　　组织生活松弛。丁集乡有少数支部，成立以来没有开过会；党员杨桂友、盛立业一年没过组织生活。杨桂友并偷盗和赌博。
+
+## 五、社会治安方面：
+
+　　（1）少数地区镇反不彻底，五类分子未受到坚决打击。丁集乡排队：地富反坏右1985人，未受到打击的有908人，占45％。顾桥童耀五，是血腥反革命，身背人命而未惩办，有个道首还被送到敬老院吃斋。
+
+　　（2）坏分子乘机破坏造谣。丁集乡13营杨开品（富裕中农，当过伪保长，国民党区分部委员），鸣放会上公开辱骂：“毛主席的江山不长了，去年扫帚星兆蒋介石，我有希望了，他回来我还当我的保长”。移沟三佛门徐玉琢公开活动我们的排长说：“你看，这些干部都要死在你前头。”大王庄一条牛，肚里被人插进一根一尺多长的木棒。
+
+　　最近，个别地区发现谣言。丁集乡流传“人民币不使了”，一个老头把钱全部拿去作了衣服，现在明白了，气的直哭。潘集乡流传“到潘集赶集，有人看脸，胖的就是家里有粮食扣住不叫走，瘦的没有事”。又传“现在别的地方已经是大反大乱了”。
+
+　　（3）部分地区发现小型偷盗。潘集华光营，有的鸡被人偷吃；朱庄，二把犂子20斤白芋被盗；灯塔营4把犂子被盗。
+
+　　六、群众对我们在工作上和生产上有不够满意之处，据了解有以下几点：
+
+　　（1）稻改歉收的地区，对稻改不满。部分地区由于茬口安排不当，没有考虑到水源，有的稻子指把长即枯死，出力大，收益小，耽误了其它农活。
+
+　　（2）对拔掉成长作物不满。有的把长的很好的豇豆、秫秫拔了种水稻，或栽红芋，有的把很大的冬瓜和蔬菜拔去，而改种的作物又收的不多。
+
+　　（3）对种庄稼不和群众商量不满。
+
+　　（4）对工具改革不实用不满。主要是大车改两轮，耩子改竹齿，增加麻烦，又不能提高工效。
+
+　　（5）对秋收粗糙，大量抛弃粮食不满。少数地区夜里突击收红芋，从垄上冲一犂子，很多丢在地里霉烂。
+
+　　（6）个别的地方对连夜苦干不叫休息不满。
+
+　　（7）对浪费柴禾不满。夜间耕作、收种点火把、烧堆火以及燻土肥浪费很多柴草，这主要在烧草奇缺的地方。
+
+　　（8）对少数干部违法乱纪，体罚打骂群众不满。
+
+　　（9）对社队之间无计划的乱调东西不满。有些丰产社外调粮食过多，影响社员生活，违背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蒙城周庄外调多，使该庄社员生活发生困难，一个老头不满的说：“王主任（周明庄乡长王治国）正[整]天叫力登上游，力登上游，把群众登的吊蛋毛桃”。
+
+　　（10）对食堂过大不满。有的食堂过大，影响生产，群众有意见。潘集陈巷子食堂100余人吃饭，用3口锅蒸饭，吃一顿饭需做18锅，一天要作54锅。该食堂系三庄并成，远者吃饭往返跑三、四里路，群众最发愁阴雨天。
+
+　　 徐士奇1959年元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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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52 @@
+湖北麻城县对朱长楷违反政策和强迫命令等问题的调查报告
+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及其批判
+浙江省昌化县委关于洲头乡鸠南社阶级异己分子复辟事件的处理决定(摘要)
+四川梓潼县委的检查报告
+贵州省黄金区水狮乡和大同区的华平乡关于党员违法乱纪情况及组织处理意见
+中共四川潼南县委关于解散柏梓乡琼江社党支部及该社贪污集团的处理决定
+中共武昌铁路地区党委监委关于武昌北站货运车间违反粮食政策对有关人员的处分决定
+中共湖北麻城县委关于夏建华同志所犯错误的处理通报
+中共武昌区委关于武昌区五金交电批发商店弄虚作假隐瞒库存违反供应政策的检查和处分决定
+中共武汉市青山区委关于姚名刚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中共孝感地委监委批转大悟县委监委从检查处理李复奎反党、贪污集团案件中所取得的几点经验和教训
+中共武汉市建筑二公司委员会关于203工地有关干部弄虚作假骗取粮食错误的处分决定
+中共武汉市郊区区委关于开除张仲文党籍的处分决定
+一次深刻的教育
+黄克诚同志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的检讨发言
+中共湖北麻城县委关于红专公社政策执行、干部作风问题的检讨报告
+彭德怀同志在八届八中全会上的发言之一
+彭德怀同志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的检讨
+中共麻城县委关于罗学怀严重违法乱纪的通报
+中共麻城县委关于夏建华同志所犯错误的处理通报
+周小舟同志给毛泽东同志的信
+周小舟同志的信
+中共大悟县委员会给因个人主义抗旱不力的黄站管理区总支书记邓崇林撤消党内一切职务处分
+中共湖北省第二建筑公司委员会关于水电工程处挖雇工人的检查处理报告
+武汉市建筑工程局党委监委因打击报复撤消何宝善党内外职务处分
+中共信阳县邢集公社党委会关于人口盲目外流的检查报告
+关于以江一真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当集团的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
+中共湖北麻城县委整风办公室“揭露李克成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湖北麻城县委整风办公室“陈国昌对历史问题的补充交代和检讨”
+湖北麻城县委整风办公室“陈国昌同志反对党的总路线，破坏党的集体领导的言行摘录”
+湖北麻城县委整风办公室“陈国昌同志给吴书记的信”
+中共中央对福建省委10月8日《福建省委关于以江一真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的批示
+中共大悟县委监委会关于杨贵权同志泄密的处分决定
+湖北麻城县委整风办公室“陈国昌同志最后一次向县委的书面检查”
+中共章丘县委关于黄河人民公社原高官寨乡因无粮饿死人惨痛事件的初步检查报告
+中共湖北麻城县委“关于对王维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的结论”
+中共湖北麻城县委“关于游书臣同志反党的错误结论”
+中共湖北麻城县委“关于李克成同志反党的错误的结论”
+中共湖北麻城县委“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朱长保的反党结论”
+中共武汉市硚口区委监察委员会关于余汉臣同志所犯错误处分决定
+田步霄写给王振的绝命信
+中共湖北麻城县委“关于阶级异己分子朱长楷的反党的错路结论”
+中共湖北麻城县委“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汪凤元的结论”
+中共南阳地委《关于副专员朱晓山和专署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刘文祥严重右倾错误的报告》摘要
+中共武汉市第二商业局委员会关于杨玉兰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中共武汉市江岸区委员会关于开除反党分子刘成萱党籍的处分决定
+对我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检查
+中共商城县委关于商城县整风运动初步总结（草稿）
+中共麻城县委关于从大塘角事件和杨宗炽同志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的通报
+中共武汉市硚口区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双桥耐火材料厂刘永林等同志抗拒领导非法挖僱劳动力错误的处分决定
+湖北省建筑工程管理局劳动工资科关于省建一公司劳动工资科在外地非法私招乱挖工人的调查报告
+徐士奇在凤台的检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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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7 @@
+# 关于赤水县葫市反动“救国集团”调查初步综合报告
+
+　　（党组并公社党委：）
+
+　　周俊祥暴露，以傅九林为首的组织反动“救国集团”，该集团是以习水官渡为重点搞起来的。现在初步获悉情况是：
+
+　　周俊祥，男，现年二十二岁，高小文化程度，家庭地主成份，全家三人，父亲傅银章系贫农成份，母亲官家勤地主分子，住旺隆公社葫市管理区大顺生产队。自供1959年冬月初，傅在葫市闷头溪挖红苕，由傅约他参加“救国集团”。在参加之前要立功，主要是考验受否有胆量，然后再写申请书参加。于60年3月27日在旺隆大沟头，由傅和一个山东人叫何林给他布置任务有两条：（1）烧国家仓库；（2）放毒在公社水缸内等。当时曾经去烧了侗家坝，但结果没有谷子。毒药被公社干部查获收去了（六六六粉）。又称，何林管赤水县的，傅住官渡石宝寺一姓王的家里面。最近还来我处联络一次，因我在病中未联络上，傅仍然回家去了，我没有正式参加。组织上要我立功后才写申请，我们的组织有纪律，有纲领，有公章，在傅出存起的，发展的方法是，一个人只发展一个，只知道发展自己的和被发展的，其他的不能知道，这主要是为了秘密。
+
+　　在获悉上述情况之后，根据县委政法党组的指示，在公社党委的具体领导下，于4月25日对该案进行传案侦察，首先利用共青团员明××（反革命子女）以落后的面貌出现，以送药（明是医院的会计）关心病情入手，骗取了周的信任之后，逐步探悉该组织情况，利用各种方式，给我关系暴露了上述情况。根据几次所悉情况和我们掌握（在公社训话交待）的情况基本相同，多次与交谈中供称：组织是傅九林主持。我们为了弄清傅的下落，通过侧面在群众中了解，据反映傅九林在四川东山搬筏子，有人在合江见到过。但周的终说在习水石宝寺。据此，我们为了进一步查清该组织及傅的下落，又派了胡从（反革命）要参加该组织为名，打入进去进行活动。但周未加任何拒绝，仍接上关系，在找关系叫他布置任务的时候，周说：“任务暂时不布置，等我去会傅以后再说，找关系要求写申请参加”。又说要等会傅以后再写。只要会后我在傅面前说几句就可以参加，并坚持要去和傅联系之后看情况在研究确定。到傅那里去要叫明去队上给请假，以后病重不能医治未藉口，出去医治到傅那里去联系等。并要明准备6斤米票和4元人民币以资路费。
+
+## 周与傅的关系及社会关系问题：
+
+　　傅九林，现年30岁，解放前为伪保丁，一贯抢人。解放后积极参加沈缺子匚部担任排长。匚患平息以后，被判刑两年，53年释放返家之后，曾一度时间比较老实。合作化以后，又继续进行投机活动。在土城、太平渡一代套购麦等东西。在葫市、金沙、蒿枝溪等一带高价出售。58年起就不搞生产，四处乱窜。曾集训多次。58年秋至现在，没有在队上做生产。伙同队上周俊祥、周治才等人偷窃队上粮食，曾多次查获被斗。只有父亲，母亲已死。现父亲双目失明，由队派人照顾。周俊祥的母亲官家勤地主分子，石龙人。周之父亲昔年丧命，官改嫁傅之叔兄傅银章处（傅叔兄弟二人均同居），关系较好。周平日爱说大话，一贯好逸恶劳，不搞生产。群众说：周不干活路死皮懒滑的。从59年3月起就有病，现在发肿。母子二人住临时医院，医治一月余还未出院。周58年至59年混入食堂当会计、小队记分员。在此期间，进行贪污盗窃社上粮食、钱等。被清洗后，更对我政府不满。据此，两人臭味相投，对政府不满。平时关系密切，阴谋暴乱是有可能的。
+
+## 今后意见：
+
+　　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案件的真实性理由不十分充足。除平时关系较密切外，未发现其他情况。目前暴动能否搞起来，我们认为不大可能。其理由是：从住院与傅未联系，身体还未恢复健康。未查清全部真相，我们意见：
+
+　　（1）对周暗中监督，加强控制，暂时不让出院，待政法会议转来后再研究；
+
+　　（2）关系继续保持，进一步获取该组织和人员等；
+
+　　（3）坚持查清傅的下落，究竟在什么地方，只有查清傅下落的基础上，才能认定案件性质的真伪。
+
+　　以上报告，请指示。
+
+　　 蓝洁  魏成聪1960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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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4/000001.txt
@@ -0,0 +1,133 @@
+# 王汉卿所犯错误事实材料
+
+　　<中共商城县委>
+
+## 一、弄虚作假，隐瞒错误，欺骗领导。
+
+　　王汉卿对上级领导一贯地抱着一种不忠诚、不老实的态度，不择手段的欺骗组织，欺哄领导，千方百计地想方设法炫耀自己成绩，隐瞒自己错误，骗取荣誉，以达到个人主义的目的。1960年元月分，公安局普查人口时，上报1959年我县死亡人口27000多人（上报时未经王批准），王知道后，因怕领导追查责任，暴露出自己的错误，便把法院李象贤付院长叫到屋里大熊一顿说：“谁叫你们上报我县死亡2万多人，瞎啰啰，你们很好的审查审查，我县正常死亡是2～7千人，加上疫情死亡2、3千人，合计不能超过一万人，你们怎样统计的，不经县委批准随便上报，这个数字根本不合规律。”各乡党委根据这个指示精神，将2万多人压缩到11000多人，这个数字又拿给王看时，王说：：“只按9千人报。”1959年10月在县委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参加会议1246人，其中被斗的就占262人，占参加会议人数的21%，而只叫办公室曾昭仁同志报被斗117人，少报被斗争人数145人。
+
+　　王汉卿为了达到自己个人主义，骗取荣誉的目的，不惜采取打击报复和破坏党报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的手段。1958年秋，县委水稻试验田实际单产1200斤，他却便叫上报单产1万斤，并动员群众给他贺丰收，因为群众吴华周说：“说实话，万斤没得，千把斤差不多。”王确生气的说：“吴是破坏大跃进，破坏人民公社，破坏县委威信。” 最后还指使张光琴发动群众辩论了他一次；58年超英人民公社建立时，实际全社只有一百多个工厂，而王汉卿确（应为却——编者）在河南日报上发表文章虚夸为43000多个，水稻实产800斤，他却虚夸为2700斤。特别严重的是，王汉卿为了隐瞒自己的错误，千方百计捏造事实，欺骗领导。59年观庙死人事件发生后，中央派李处长前来检查，王汉卿向李处长汇报说：“观庙每天还有2、3百斤粮食上市，观庙的粮食问题，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之后，李处长亲自去观庙作了了解，根本没有粮食上市，死人事件完全属于粮食问题；59年12月大号拘留了很多人，公安局王志刚局长请示王汉卿说：“大号死人上报不上报。”王说：“有病能不叫他死吗？这是正常死亡，不报。”王志刚同志说：“不报不行了！”王汉卿当时给出歪主意说：“可以三不算：没有进大号死在路上的不算，没判刑的不算，快死了抬出来的不算。”结果按照王的这个指示，在两个月中共死了313人，只上报120人，少报193人。
+
+　　王汉卿，一贯压制民主打击报复。1959年3月钟铺公社军人徐学付（应为富，下同——编者）同志回来探家时，发现观庙大队食堂停伙和死人问题，连两次向国务院周总理发电报反映情况，都被王汉卿扣压，地委检查组对他提出意见说：“你扣压人家电报上不对的，限制人家通信自由。”他说：“只有他通信自由，没有他通电自由。”并说：“徐学付是右派思想，右派言论。”当时电示该公社党委第一书记余重禹同志将徐扣押送县，因徐已走，未能达到王的目的。这一问题地委已作处理。1959年12月，县人委下放干部朱本荣同志，向地委反映和揭发了钟铺公社铜山大队因生活安排不好，食堂停伙和死人的真实情况后，地委责成商城县委检查处理。当时由县长熊满银同志带领两个干部前往钟铺公社作了调查，回来向王汇报说：“情况反映的有出入。”王说：“整材料斗争他。”结果把朱本荣同志斗争了两次。
+
+　　王经常对待群众的监督和批评是喜人奉承，打击批评，只准说好，不准说坏。1958年在何店公社燎原大队工作时，背着照相机带着一个与他乱搞男女关系的女干部张光琴游山玩水，社员李士芳对他俩批评说“活像二流子”时，他叫生产队长王砚成，了解他的历史，批评、辩论他，除在群众大会上公开提出批评外，并专门召开40多名的团员大会对李士芳（系共青团员）进行了辩论。群众对李士芳反映说：“你真是个傻大姐。”1959年在一次县委扩大会议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当时国营农场场长赵汝城提了一个意见说：“王书记爱听好的，不爱听坏的。”王听了后大发皮（应为脾——编者）气，当场组织与会同志们斗争了张汝城。在斗争中，王对赵指责说：“你是怀疑派！你与右派上呼下应，你说县委爱听好的，不爱听坏的，难道县委不喜欢社会主义吗？想把社会主义搞坏吗？这就是右派思想，这就是对待总路线问题。”斗后赵痛哭流涕。
+
+　　王汉卿不仅对下级干部如此，而且对上级干部也是抬高自己，打击别人，骄傲自大，唯我独尊。1959年9月王与县委张崑山书记在省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芦（应为庐——编者）山会议精神），有意攻击张念仲书记说：“今年我们县的秧栽迟了半个月”（因插秧时王到武汉治病，全面工作由张念仲书记负责），“张念仲对粮食是右倾”，并对张崑山同志拉拢说：“上石桥你在那里年年超额完成任务，张念仲去后年年完不成了。”张崑山同志驳斥说：“这里有实际问题呀！近两年严重旱灾。”没有达到王在会议上共同攻击张念仲同志的目的，王当时很不高兴，从此，王就处处对张不满，找理由打击报复。如1959年12月17日，长竹园生活安排现场会议后，张崑山同志向王反映疫情，要求采取措施解决问题时，王斥责带挖苦的说：“你五尺长的个子，揹张嘴，光会要粮食。”在1958年大办钢铁时，商城土法炼钢现场会议上，地委路书记问张崑山同志：“达权店公社木炭多不多！”张说：“一年也烧不完。”又问：“钢铁数字有没有虚报，是统计还是估计！”张说：“有估计数。”而王向路书记假报说：“木炭现在就没有了。”
+
+　　路书记当时批评了王汉卿，因此在大会总结时，王拍桌子打板凳的污蔑张崑山书记假报钢铁数字说：“县委书记连斤和吨就分不清，把斤当吨报，说达权店木炭一年也烧不完，从今后你每天给我250吨铁，少一吨给我写个检讨过来。”并自足的说：“我是第一书记，你是书记处书记。那就听我70%，听你30%，你勤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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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汉卿对同志们的反映的真实问题，不是冷静头脑，分析研究，采取措施，而是声言厉色，批评指责、讽刺打击。1959年11月县委库立成书记和县妇联主任蔡正芳同志，反映鲢鱼山和田元大队食堂停伙和死人问题，王都不调查研究，主观臆断的批评说：“有右倾思想的人，是办不好事的。”并质问说：“你们认为是思想问题，还是实际问题？右倾思想解决了，就有粮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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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12月，县委农工部付部长曾厚仁同志，因向王反映农村粮食紧张情况，他经常在大会上批评说：“你是老右倾，是要粮干部，组织干部斗争你。”并对张畈大队一个干部向他要粮时威胁说：“要粮就不能要党员，要党员就不能要粮食。”由于他一贯压制批评，打击报复，达权店公社党委书记陈明凤同志反映说：“我对王汉卿同志有三不敢：不敢向他反映真实情况，不敢向他报真实数字，开会不敢先发言，俺们党委书记都是看脸色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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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抗拒上级领导，破坏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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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汉卿自任商城县委第一书记以来，利用自己职权，经常对抗上级的决定和指示，使党的方针、政策，不能完满无缺地在群众中贯彻执行，给党在政策上经济上造成了很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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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不执行中央指示。 1959年春张念仲同志开会回来，传达贯彻中央三级所有制精神时，王汉卿否认党的政策的正确性说：“三级所有制不一定符合我县具体情况。”由于他这种错误思想指导，在他所住的何店公社，把95个高级社，共划了38个生产大队，违背了中央以高级社为基础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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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隐瞒和分散国家统一调拨的物资，拒不执行全国一盘棋方针。（1）58年大炼钢铁时，地委决定调我县热电篓20个，王汉卿知道后，指示钢铁厂将此物资隐藏在县委机关里；（2）1959年地委决定调我县四个鼓风机（在信阳未运回），当时县长熊满银向王作了汇报，王说：“鸡巴！什么都是一盘棋，你马上派汽车给我运回来。”后来地委追查责任时，王确把它推到商业局采购员丁冠的头上，丁冤枉的写了检讨后抱头大哭一场；（3）1959年为了保证重点建设，地区计委和商业局决定上调我县五金器材，王汉卿知道后，指责县长熊满银说：“你怎么搞的，谁叫你都搁那放着，谁叫你不向下分呢？”结果分散了价值20多万元的五金器材没有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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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破坏党的统购统销和物资管理政策。59年春他随便打个白条子 没拿粮票叫通讯员小彭到面粉加工厂去买了75斤的面，因不合乎手续，没经局长批准不卖，没有买着，他张嘴就骂道：“你娘的屁，你粮食局长还能管住我了。结果又去一趟没给粮票买了四斤；1959年冬，王汉卿叫把木炭（白灰系管理物资）送几汽车给县委会，县委书记处书记姚秉衡同志（当时商业局党委书记）说：“我们任务120万斤，没有完成，这是中央管理物资，不能买了，别机有意见。”他骂道：“妈的，管理能管到县委头上来了。”结果又叫达权店竹园送来两汽车； 1960年7月，王汉卿从信阳来商城接小孩时，利用原有职权，不给布票，强制营业员，硬叫卖给蓝卡机（应为咔叽——编者）布20尺，临走时对营业员培荣说：“你们局长姓啥？叫你们局长批一下。”结果局长没批准，布票也未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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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不执行上级指示和决定。1958年地委组织部通知牛保印任中共商城县委书记处书记列为张念仲书记之后，县委组织部杨允绩拿着通知去请示王汉卿是否向下发通知，王说：“不通知。”杨允绩同志说：“张念仲、牛保印书记，谁前谁后，地委有规定。”王说：“什么谁前谁后，影响工作，影响团结。”结果谁前谁后没通知。1959年为了保证重点工程施工，省决定抽调我县民工支援，县长熊满银同意给400人，以后熊向王汇报后，王大熊而特熊说：“不经我的同意，谁叫你给的。”熊说：“上级有指示。”王说：“有指示怎么样！可以不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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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毫无群众观点，不管群众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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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汉卿自己的生活却一贯的饱食终日，吃吃喝喝，逍遥玩乐，放荡不羁，不关心群众的疾苦和死活。 1959年冬在县委扩大会议上，有的同志反映下边死亡死人问题，他说：“死了就死了，死了少一个吃饭的，又能节约500斤粮食。”1959年11月7日，县委张崑山书记由公社回县专门向他汇报上石桥公社的观音山、回龙2个大队的疫情，已病63人，死10人，他集中精力的看“小说”，不加理睬。在张崑山书记连续追问下，他脸一红，把桌子一拍说：“死人是常见的，不要大惊小怪，中国人这么多，不死往那里堆呀！” 1959年冬王汉卿对兵役局付政委郭增耀同志说：“老余（余重禹县委委员兼钟铺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打电话来，说：‘钟铺公社群众又有病了，食堂停伙了，又死人了。’”当时郭增耀同志（县委常委）很着急得问他说：“那怎么办呢？”王说：“我在电话上已经告诉他了，有病给医治，死了抬去埋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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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王汉卿的这种资产阶级反动观点对待群众的生命，所以他对别人反映下面因缺粮食而造成的食堂停伙，群众生病和死人的惨痛事件，抱着置之不理、批评指责，训斥，仇视的态度，如60年元月中旬，县委张崑山书记从上石桥回县途中碰见两个死人，其中有一个衣服被别人给剥的光光的，到县后就立即向他汇报说：“超英公社疫情也很严重，路上死人没人埋。”他生气的指责说：“你扯蛋，多管闲事，你搞的怪好吗？”并说：“你说死多了是光荣事怎的。”1959年县委姚秉衡书记向他汇报上石桥公社两个大队死了370多人，连说三遍，他只看“小说”，不加理睬。1959年12月有检察院检察长焦希明同志向他汇报上石桥路上死了5个人，没人埋，想请他想个办法，他说：“想啥办法，谁能阻住不叫他死。”1959年11月17日在电话会议上，县委张昆山书记向他汇报说上石桥南司、观音山、回龙三个大队的疫情，其中王老湾、塘角2个生产队已病36人，在7天中已死6人，他不仅不设法解决，反而质问说：“你认为是什么原因，是否与粮食有关？”并批评说：“就是你的指导思想问题，认为上石桥没粮食。”（实际上就是没有粮食了）1959年冬县长熊满银同志向他汇报说：“据反映何店公社青山大队食堂停伙半个月的时间还死的有人。”他不断（应为但——编者）不解决，反而大批评说：“我不相信，观关于粮食问题我早就查（应为察——编者）觉了，你有右倾，你的观点有毛病！ 57年你就扎下根子了，你是站在富裕农民立场上，找地委要粮，要来后给我写检讨。”（以后未写）。1959年11月28号县委张念仲书记在上石桥公社双铺管理区调查，因没粮食吃就死3600多人，29日在电话上向王作了汇报，他不相信说：“是真的吗？”张念仲书记当时说与粮食有关，叫他向地委汇报，他不愿意汇报。张念仲书记说：“你要不好说，就说我在下面调查汇报的，地委要叫去汇报，我去。”结果他不向地委汇报。1959年10月3日晚，县委农工部付部长曾厚仁同志和中央下放干部董如江同志向他汇报说：“卜店大队支书芦永明反映峡口大队一天死40多人，他说：“那（应加小——编者）子！是反右派漏网的，思想坏的很，是个坏分子，你们怎么听他的反应呢？”结果峡口大队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死了1100多人。1959年12月县委张昆山书记在电话会议上向他汇报说：“上石桥没有粮食了，生活不好安排。”他说：“张昆山，你不能过于相信上石桥党委。”结果问题不给解决，造成死人的严重后果，破坏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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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汉卿毫无群众观点，不管群众死活，表现是多方面的。再于1959年11月中旬，因农村食堂大部分断粮，很多社员把自生的小孩到处乱摔，于是城关街道天天皆有，该镇党委付书记戴云霞同志先后四次向王汇报，他不解决，当第3次向他汇报大街上摔17个小孩后，他说：“这是思想问题，是富裕农民破坏，不要大惊小怪。”最后戴云霞同志拿着小孩的地址和名字又向他汇报时，他当时提出三条错误办法：（1）小孩谁要给谁；（2）知道地址的，那里小孩，送到那里去；（3）注意抓住送小孩的大人进行处理。对抓住二个送小孩的人，都被王责令送进了大号，结果不到几天就死去一个，释放一个。由于在王汉卿的这种错误指使下，城关镇党委先后拾养了78个小孩中死去13个，给党在群众中造下不可弥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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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粮食工作上表现也较为突出。1959年冬季，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讨论生产救灾时他说：“救啥灾，商城那有灾。”1959年反瞒产时，首先强迫干部假报粮食数字，事后验收时，他采取一种特殊的手段，在党委书记电话会议上说：“凡是报出来的粮食都有，不再验收了，要就地作抵社员口粮。”不仅如此，同时，地委去年11月分通知不准再搞反瞒产运动，而王汉卿在去年2月正是粮食紧张，食堂停伙和死人最严重的时候，他亲自在何店公社燎原大队召开万人大会大搞反瞒产运动，住队干部王玉珍同志向他反映说：“燎原大队没有粮食了，食堂停伙了；死人问题很严重。”蒋文中（住队干部）为了反瞒产逼死了两个人（徐管珍、梅庆昌），他不仅不加追究，反而在大会上说：“燎原大队粮食多的恨，可以吃几个月，几年，不能因为这些问题，就不搞反瞒产了。”散会回来普遍大搞反瞒产运动，20天内就斗争干、群347人，死4人，伤2人，造成该大队83个食堂，有66个停伙，死了1001人，糟踏家畜150头。严重的破坏了党与群众关系，给党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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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汉卿毫无群众观点，不管群众死活，还表现在人民来信上。1959年，有武汉军区付司令员李庭希同志给王汉卿来信说：“商城芦家畈大队，很多群众给他去信，反映了粮食问题。”（因为那是他家乡）。并对王汉卿提出三条意见：（1）县委要很好讨论一下粮食问题；（2）把农村食堂整顿一下；（3）领导要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而王汉卿在这一问题上，不但不理，将信件私自扣了起来。1959年11月底，地委几次转来人民来信反映商城粮食问题和死人问题，而王汉卿曾多次说：“现在告阴状的人不少。”咒骂群众，压制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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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汉卿毫无群众观点，不管群众死活，特别严重的表现在南司、上石桥和长竹园这三次会议上。他在这三次会议上错误的估计了59年的丰收形势，高估产量，否认了有些队、组因灾减产的实际情况。他不仅在这三次会议上，而且在很多大会、小会上多次的这样讲：“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今年大丰收，下边粮食多的很，问题主要是两条道路斗争问题，是思想问题，立场问题，观点问题，谁要动摇这一点，就要犯严重错误。”正因为他是这个指导思想，所以他在粮食工作中，始终是采取了开展两条道路斗争和大搞反瞒产的方法，一直到疫情和死亡情况严重的时候，县委书记处书记、委员、下级干部、群众多次向他反映死人情况，他始终还是坚持他的错误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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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11月29号在南司常委会议上，张崑山书记汇报了上石桥工作情况，主要有三个方面：（1）干部思想情况，从乡党委委员看，突出的被疫情、死人吓倒了；（2）生活安排不下去；（3）死人情况很严重，光双铺一个管理区死1120人。张念仲书记在会议上汇报全公社死人3612 个，这个情况很严重。 王汉卿不仅没有以此引起高度重视，认真的进行分析情况，研究采取正确措施，反而当场毫无一点根据批判了张昆山书记，说：“对形势认识有错误，90%以上的干部都是好的。”对张念仲书记汇报的死人数字有怀疑，王认为：死人不埋，这是主要的；有个别干部不纯多报死人；根本问题是敌人破坏。并且说：“在过去打仗死了半个连，多大一片啊！说死这么多人，怎么没见到有多少新坟呢”。因此，在这个会议上，他的结论是：“今年的私分、瞒产、偷盗是比较多的，特点是动手早，数量大，一时不易突破，有的够吃一年、二年甚至五年、八年。”“粮食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工作问题和敌人施放散布手段，上石桥的粮不管从那一方面比较和算账，粮食问题不是实际问题。”“当前的斗争不是一个粮食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敌人抓住这个最能迷惑煽动群众的问题，来破坏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会议最后决定决定向地委写报告，如实地反映情况。结果在写这个报告中，王汉卿不叫按会议上汇报的3600多个死人数字。他说：“这次会议上的数字有出入，不准确。可按上石桥乡党委报告（常委会前送来的）上的2200多个死人数字上报。”并将报告中写有一条向地委要粮食的问题（是当时在家几个县委讨论通过的），指责办公室陈主任说：“你怎么写这一条，叫我就不写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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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南司常委会议王汉卿同志对粮食工作和疫情死人问题作了完全错误的 判断，并将他在会议上的总结印发到各公社党委、县直机关支部，致使食堂停伙死人问题越发展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于12月10号在上石桥公社召开第二次常委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张念仲、熊满银、祝海亭等同志详细地汇报了上石桥、何店、钟铺公社的食堂停伙，死人问题和生产搞不起来等严重情况，在这个会议上，本来因该正视问题，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迅速的解决实际问题，而王汉卿确坚持他的错误立场说：“根据大家汇报，钟铺、何店、上石桥三个公社安排一个月需600万斤大米，现在包不下来。”因此，他在这次会议上就提出了三个方案：（1）拿一部分粮食，搞1、2个大队，抛砖引玉；（2）不管是思想问题，实际问题，统统先安排半个月，认真作好工作；（3）再顶它三、五天，看看情况是什么样。不管采取那种办法，县委是没有粮食，需要请示地委解决。到会五个常委，有三个不同意顶下去的办法，张念仲书记发言说：“顶的办法我不同意，再顶下去疫情还要发展，死人还会更多。”“顶与不顶” 是当时会议上争论的交（应为焦——编者）点，王汉卿最后结论说：“我的基本意见，再顶十天。”这个会议仍没有解决实际问题，还是动员全党全民大搞反瞒产运动，来解决安排生活问题。因此，他在这个会议上的结论仍然是：“集中精力，全党全民总动员，核实产量，搞好分配，安排好生活，开展政治攻势，进行两条道路斗争，打击敌人破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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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严重的是12月17号，王汉卿亲自主持在长竹园公社召开了粮食现场会议，这个会议主要的目的是证实下边粮食还多的很，粮食问题是思想问题，工作问题，两条道路斗争问题。因此，在这个会上，采取了算大帐的办法，对公社、大队分配了“工作量”，以空头指标进行安排生活。张崑山书记在会上如实地反映了上石桥公社的情况说：“上石桥的情况不好，浮肿病还在发展，死人严重，要采取措施，解决问题。”王汉卿手指着张崑山书记批评说：“你就没有办一点好事，你的指导思想，就是伸手要粮食。”在长竹园回来后，张崑山书记又找王反映：“下面死亡情况怪严重，要设法解决。”王毫无人道的批评说：“天塌下来有地接着，有我王汉卿，你不要大惊小怪。”这次会议的根本错误是：王汉卿拿长竹园的情况（好情况）来作为证实粮食问题不是实际问题，是思想问题，工作问题，两条道路斗争问题的依据，进一步的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大搞反瞒产运动。所以他在总结上特别强调提出：“继续搞重点，创造经验，债款现场会议，使先进经验全面开花。”因此，致使全县食堂停伙和死人情况越发展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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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独断专行，破坏集体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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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汉卿同志一贯自命不凡，以当代英雄自居，狂妄自大，毫不谦虚谨慎，工作中独断专行，把自己驾凌于组织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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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7月在一次县委扩大会议上，王汉卿提出安排上石桥公社几个少数民族子弟的工作问题，县委张念仲书记提出情况不清，暂时不能安排的正确意见时，王说：“我说安排就安排，非安排不行，是我说的算，还是你说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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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秋生猪上调时王汉卿与会计宋文华说：“不准上调。”县委书记处书记焦福贞同志原不知道这个情况，就批准县委机关上调两口肥猪，他对会计宋文华说：“你们卖猪到底是我说的算，还是他说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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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冬，地委路书记指示，新蔡、商城两个县钢铁厂联合办公，事后办公室同志，正在研究具体如何联合办公问题，王在办公室看到说：“这个问题把县委决议推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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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冬，县委研究提原达权店学校校长张殿文同志任文教局局长，还没批下来，王为了显示个人威威（应为信——编者），就对张本人说：“老张跟我一块回城去，就调回到文教局去了。”破坏了集体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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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丧失无产阶级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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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汉卿，平时对他顺从的和有“感情”的人，进行拉拉扯扯，一至（应为直——编者）包庇县委办公室秘书王鹏举系地主成分（有国民党嫌疑），曾在1948年至1949年任伪127军电台，准尉译电员付官，入党时一直隐瞒，直到57年才被查出，定为普通反革命。在整风中又被划为中右分子。在处理时整风办公室县委机关党支部意见开除党籍。当时整风书记牛保印也同意了，但请示王汉卿时他说：“问题弄出来了，领导知道了，就算了，不要开除他的党籍，留在党内有好处。”结果只给他留党察看二年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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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王汉卿在何店公社廖原大队工作时，不住贫农家里，住一个国民党员，当过伪班长的王砚成家。57年10月在整党时，工作组提议说：“王砚成是国民党员，伪班长，取消他的预备党员资格。”王汉卿还批评别人说：“你别胡啰啰，他怎么是国民党员呢？取消不算。”直到王走后，王砚成的预备党员才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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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和反革命分子妹妹，右派分子老婆，公开反党的张光琴乱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在群众中造下极不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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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整风反右时，原县委书记处书记牛保印犯了严重右倾错误和腐败堕落错误，在斗争时他不积极，在斗争高潮中他泼冷水说：“要有新的意见就提，没有新的意见不再提了。”别人揭发牛保印反动言行时，他说：“老牛应该没说吧。”揭发牛保印折（应为拆——编者）毁新机器时，他说：“如果是技术革新，还要提倡。”斗争后他对牛保印说：“你主要是悲观情绪，别的还有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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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至1960年4月，王汉卿先后两次雇佣曾任伪职12年士兵、班长、上士谍报员等重大历史问题的徐鹄春老婆给自己小孩当保姆。徐在49年解放后混入革命内部，曾三次被开除，在城关镇监督劳动，但徐以探亲为名于60年4月向王汉卿请假逃往新疆至今未回。并于今年7月王在接其回到信阳去的同时，又去派驻（应为出——编者）所（商城）将徐的户口、粮食转到新疆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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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贪图安逸，生活腐化，玩弄女性，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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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汉卿自任商城县委第一书记以来，就滋长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利欲熏心，工作中怕艰苦，求安逸，生活腐化堕落。据59年11月、12月正当粮食紧张阶段死人最严重的时候，3个月中只下去5次，其中三次是为了开会，有时虽然下去了，也是坐着汽车早出晚回。如去年11月29日县委开常委会他不感羞耻的说：“我原计划到上石桥公社观音山大队去搞反瞒产重点，要去搞几天，搞不出粮食来，非得几个月，所以我不去。”在此会议上张崑山书记三次提出让他到南司附近地方看看群众生产、生活情况，他却官气十足的说：“没什么看头，不去。”并经常对同志们说：“我是抓原则问题的，具体工作，书记都各有分工，我是不管。”这完全是一种高高在上，处处考虑个人得失的资产阶级的工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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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汉卿在生活上十分特殊，他到群众食堂不是与群众同桌共餐，而是单做饭吃，在机关也高于别的书记一等。常吃八种饭，无荤不下肚。他有三不吃：吃肉不吃肥的；吃鸡不吃皮；味不好不吃。去年到汉口治病，一个7月通讯员就给送102斤粮票，吃不了，还送给女护士几十斤（他自己给的）。常在机关吃饭时说：“我一天连四两粮票也吃不完，跟你们一块我活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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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王汉卿还以第一书记的职权，用公款购买贵重高级药品和食物，来满足自己私欲，进行挥霍浪费。他屋内经常不断高级果子、好糖、牛奶、葡萄糖等。1958年7月至1959年7月因病修养时，大肆挥霍浪费，不经县委研究和上级批准，私自派三个干部到上海、北京等六个大城市购买高等人参1218元。据58年8月不完全统计，共吃葡萄糖粉32瓶，计洋72.9元，脑力体质甲40瓶，计款45元，炼乳32元。总计1368.9元，全部叫公家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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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他到何店公社燎原大队工作时，带着炊事员，明着是住“三同”，实际上是独特的小伙。在过正月15时，把县委机关的鸡、鱼、鸭、肉、成蒸笼的往何店抬。县委机关干部经常反映说：“王书记吃的是小伙的小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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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汉卿，以吃喝为重的特点，已为下边同志所掌握，1959年秋季，他去伏山公社、长竹园和达权店公社检查工作时，都炸红芋园子给他吃（因为都知道他好吃这一样），到伏山时，因红芋园子不焦，没有洋糖，兑的红糖汤不吃，公社为了他吃顿红芋园子，又现派一个人进城，往返120多里给他买回白糖他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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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汉卿，由于在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处处考虑个人得失，时刻考虑个人利益。调到地委工作后，说地委房子少，自己住的房子不好，要求到小单位工作。下到鸡公山工作时，在群众食堂吃饭，不与群众同吃共餐，经常单做饭吃。工作不深入，经常看小说，打扑克。在商城时公用通讯员成了他的私有，到县直机关时，较通讯员在面前跟着，提着茶瓶子，拿着板凳，走在大街上叫通讯员给他点火吃烟，看电影时，通讯员给他抱着板凳，拿着茶瓶。群众反映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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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汉卿卑鄙的资产阶级思想，还表现在淫乱放荡，搞不正当男女关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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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汉卿，自1948年调商城工作以来，不顾党的影响，用流氓手段，先后玩弄妇女5人，特别在1957年与原县共青团女干部张光琴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在群众中造下很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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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骄傲自大，目无组织，谩骂领导，配合领导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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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汉卿的唯我独尊，认为自己有才有能骄傲自大，目空一切，谩骂领导是狗养的的。特别是近几年来表现的更为严重、突出。1958年中央在商城召开全国土法炼钢现场会时，省委、地委的同志给筹备会议，叫办公室郑家旺同志买了一个桌面子，他知道后批评说：“谁叫你们买的，不管省、地委来的这处长，那处长，到了商城，统统都由商城县委领导，不管什么东西，都统统由我来管。”
+
+　　县委张念仲书记1959年在省委开会回来，传达六级干部会议精神时，王连说三遍：“省委规定政策，不一定正确。”张念仲书记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决议时，他说：“我早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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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地委王书记张书记和地监委邱书记来我县检查工作时，他就很不尊重的叫“王达夫书记”、“老邱”等，地委张书记参观时他借故有病，回来睡觉，不陪同参观，也不配同吃饭，自己单吃小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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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严重的是诬蔑谩骂领导。他说：“地委王达夫书记好睡觉，石书记吊事不谈，说话不算话。”地委组织部长“老梁”、张专员叫“老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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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省委杨书记在现场会上总结和王汉卿的发言，打印时（应该先打省委杨书记的），他叫先打他的，后打杨书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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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经常听电话报告时，只听地委路书记的，其他地委书记电话报告他不听，叫别人听。1959年一次听地委电话报告时，他满不在乎的吃着烧鸡喝着酒，边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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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调级时，常委研究调他为14级，在他自己审查时，自己私自改为13级，以后没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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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委商业厅瞧厅长在1958年刚下放到商城后，王吹嘘的向瞧厅长说：“路宪文同志在商城当县委书记时，我当县委宣传部长，后当县委付书记（实际是他在长竹园当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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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年中央在商城召开土法炼钢现场会议时，王汉卿陪同省委赵书记和夏耘付部长参观，胡晓同志跟中央、省委负责同志前走了，而王把胡拉过来批评说：“你怎么到处乱跑，不跟着我！”会中有些问题，中央冶金部夏耘付部长提出要研究，王汉卿叫通讯员去喊夏部长到他那里来研究。这样骄傲自大，目无领导，谩骂领导，按一个共产党员谦虚谨慎的高贵品质来说是极其错误的。总起来说，也就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
+
+## 八、态度蛮横，作风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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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汉卿自任商城县委第一书记以来，就认为自己了不起了，已为天下第一，为所欲为，对上级对抗，对下级更不顾影响的进行侮辱、训斥。1958年7月26日王汉卿作夏收夏种广播报告，因县报社没发表消息，王当时对文教部付部长宋保恒同志说：“报社干啥吃的，去封他的门！”当晚报社负责人向王作了检讨，并把王的广播稿全部发表才算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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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年反瞒产时，由于上石桥、何店两个公社打不上去，王在电话会议上对两公社党委书记说：“你们没能力，可以写申请，不能当（党委书记）就叫别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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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口就乱骂通讯员“妈的”，小子，开出你。”1959年有一次小郑给陈彬书记端一盆洗脸水，王看见了就大发雷霆的说：“放下，小子，开除你！ ”非叫小郑把水盆放下，先给他弄水不可，使小郑吓的大哭。因生活问题与陈彬、吴（此处字迹不清——编者）祥两个书记不团结，使工作受到很大损失。
+
+## 九、品质极端败坏，抢占他人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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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汉卿自任商城县委第一书记以来，只有见到别人有一样好的东西，想方设法搞到手，其手段是以旧换新，以破换好，少给或不给钱等方式，先后占换派克金笔两只，毛毯一床，皮鞋一双，毛线围巾一条，好裤料7尺，手枪两支，在外吃饭不给钱等。58年王汉卿在省开党代会时吃的10元伙食费还是熊县长给的，当时熊县长和他开玩笑说：“王书记，你不拿钱我替你垫了。”而他还以县委第一书记的架子把熊县长大训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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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商城县委1960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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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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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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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王汉卿同志错误事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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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公山会议办公室材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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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汉卿同志，在58年12月商城县钟卜公社，因生活安排不当发生饿死人情况后，转建军人许学付向国务院反映，王曾两次扣压电报、封锁情况，并对抗地委检查组，说什么“宪法上只有通信自由，没有‘通电’自由”等。其并于58年以来，就和右派分子李健民的爱人张光琴（中右，并有政治历史问题）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并利用职权几次阻拦将张调出县委机关和不准群众对张进行辩论，以及生活特殊单吃单做和不经县委批准购买高等人参，葡萄糖自食价值1000多元等错误，曾于60年春先后受到党内警告和撤销县委第一书记职务工资级别由14级降为15级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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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根据商城县委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初步揭发，综合王汉卿的错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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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去冬今春对待群众生活问题的指导思想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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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不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此处15字不清——编者），王曾在电话会上公开向各公社布置说，不管是种籽或什么粮，只要是粮食都要拿出来当征购任务入库，结果形成各公社都把种籽，口粮作为公、余粮入库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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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知情不报，不听下边的反映，压制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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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年11月上石桥公社已发生食堂停伙和死人情况后，王不仅不采取任何办法解决，反而在电话会上公开批评说：上石桥党委和在那里工作的县委，如果征购任务再这样拖下去，要考虑你们的党籍，你们到底对59年大丰收抱什么态度等。
+
+　　2、59年11月7号县委书记处书记张昆山同志，发现上石桥停伙，和浮肿病，仅王老湾、大塘角二个大队就有浮肿病36人，其中死亡者6人的情况后，亲自向王汉卿作了汇报，要求解决，王当即批评说：你的指导思想有毛病，你就认为上石桥没粮食吗？并提出三个解决办法：（甲），开展政治攻势，审查干部有坏人，首先从你们指导思想检查；（乙），集中医生治疗；（丙），征购停止三天安排生活10天。张问浮肿病死人怎么办？王答复说：死人不是常见的吗？中国人要不死还堆不了呢？张说：“这是浮肿病死人啊！”王又批评说：你不要大警（应为惊——编者）小怪，那都是坏人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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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年12月县委书记处书记姚秉恒同志，从上石桥公社回来，向王汇报说：仅双铺一个管理区浮肿已死亡367人，要求解决，王当时还在看小说，连头也没抬，只是亨（应为哼——编者）一声说：我都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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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年11月16号，县委书记处书记（当时任组织部长）库立成同志，向王汇报说：仅上石桥公社田竹园一个大队已有浮肿病人3000多人，其中死亡者60多人，食堂普遍停伙，群众情绪不安。王即批评说：上石桥主要是思想问题，坏人破坏，情况张昆山已向我汇报啦！要粮食没有。最后说：有右倾思想的人就是办不了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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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年11月29号，县委在南司召开的常委会上，张昆山同志汇报：上石桥浮肿病已发展到8个大队，仅观音山5个小队已死亡15人；张念仲同志汇报仅双铺一个管理区已有浮肿病3600多人，其中死亡1000人左右，王听后不仅不采取办法解决，反而追问张：你都亲眼见过吗？是男是女等。并提出解决办法是：（1）开展政治攻势把党员集中起来说“实”话，把五类分子集中起来训练；（2）拿出10万斤碎米和5万斤黄豆“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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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9年12月7号在上石桥如开的县常委会议上，张念仲同志将经过逐名登记双卜一个管理区已死亡1000多人和据了解食堂已全部停伙。一天烧一顿锅的户占30%；白天不烧锅夜里烧锅的户4%；不烧锅的户占30%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要求报告地委解决。王听后提出三个方案叫大家讨论。（1）顶，继续核产；（2）拿出一部分粮食“抛砖引玉”；（3）向地委写报告要粮。绝大多数同志都同意写报告要粮，而王却在会上一再坚持说：我的基本意见还是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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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此处23字不清——编者）几次追问办公室主任陈道发同志：你们为什么要向地委报告要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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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9年12月全县死人已发展到严重时（截止12月15号统计知姓名的已死亡7855人）不仅没有引起王的高度重视，反而以王为主的在长竹园召开了搞出粮食安排生活的现场会，会上质问张坤山同志：（此处7字不清——编者）粮食，张回说：粮食不好搞时，王就指着张说：你就没有办过一点好事，你的指导思想有问题，你就想（此处20字不清——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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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59年12月县商业局下放干部朱本荣反映铜山大队死人情况后遭到公社斗争，到地委申述后，地委一再指示县委调查处理不准斗争。而王汉卿同志，却对地委的指示置于脑后，反而偏信于调查人员的不真实材料，批准对朱进行了三次斗争，使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受到了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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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应为10——编者）欺骗组织：59年12月县法院统计全县第四季度死亡人口29000人，找王看后，王不叫向专汇报，并指示按8000人上报中级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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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特权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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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年在县委扩大会上，因安排一个回民工作，张念仲同志提出应审查下政治情况再说，王就拍着桌子说：到底是你说算呢？还是我说算呢？我说提就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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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年春张念仲在地委开会，报上交建设资金50000元，回来后王坚决不给，并说：不经我的同意就不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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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年12月长竹园会议上，因公社书记（此处2字不清——编者）给县委汇报时，说叫商业局截去了，王就立即追问商业局党委书记姚秉衡同志：你是怎么搞的。当姚答：这是二项物资是上级规定时，王就大批评说：啥上级规定，制度也不能制到县委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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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年王叫通讯员到粮店给他买面，粮店要粮食局批，王就大骂说：娘那个×粮食局也管住我拉！
+
+　　 鸡公山会议办公室材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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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所犯错误的再次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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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河南省息县县委第一书记、徐锡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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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县常委会议和正（整——编者）风会议上，同志们对我的错误进一步的揭发和批评，我表示衷心的欢迎和无限的感激，虚心接受，深刻批判，决心改正。真正做到 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老老实实的工作，代（带——编者）罪立功，全心全意的为党为人民服务。我的错误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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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在去年秋季粮食工作中，违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导原则，违背了党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违犯了党的方针政策。在粮食分配方面和组织人民经济生活方面 犯了极为严重的错误。由于生活失去安排和没有安排好，群众生活发生了困难，造成全县社会秩序一时混乱，不少人员外流，很多食堂少柴无粮，断炊停火，引起了浮肿病和其他的病大量发生，损失了几万个阶级兄弟和宝贵的人民生命，损害了人民身体健康，牲畜、生猪、家具农具、房屋受到了破坏，生产元气和农村自然面貌 受到了损害，给党的政治上经济上造下了很大损失，给今后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带来了困难。
+
+　　以严重的个人主义态度、主观主义的指导思想，对去年秋季遭受严重干旱后的农业生产情况，作出了错误分析，对于抗旱斗争取得的伟大成绩和带来的严重困难缺乏 恰当的理解，对于粮食产量的估计和落实没有从实际出发，没有自上而下，没有实事求是，以主观主义的指导思想，以算账、自下（上——编者）而下的套、算的方 法计算的定产量，对产量作出了过高的估计，使估计产量很大距离的脱离了实际。去秋粮食产量在9月份的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就预计好了，全县总产31000万斤，以后又在夏庄会议上抬了30000万多斤，县委四级干部会议搞了23000万斤。各公社分配会议上搞了18000万斤，最后县常委为了给地委回（应为 汇——编者）报，又主观主义的报了13000万斤。各公社大队根本不知，虽然产量不断变化，但很长的时间，把粮食分配方面和安排生活建立在23000万斤的基础上。这种把国家、集体和社员三者关系重大的粮食分配问题、安排生活问题，建立在一个既（应为极——编者）不可靠的基础上，建立在浮夸的基础上。向 （应为从——编者）全县当时的生活情况和产量情况看，本来是受灾减产，硬在大叫大喊大丰收。去年的生产情况在于干旱时自己是知道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如城郊公社的生产情况，麦收后也去看过，并代（应为带——编者）着大队干部参观和开会研究过，认为搞的不好，也有不少同志回（应为汇——编者）报过，下面吃青的情况，但也不去正视，不承认，硬大叫大喊大丰收，否认了灾情，也否认了余粮自足和缺粮的历史情况。全县257个大队，不管情况如何，普遍地分配了征购任务，把灾年当做丰收年，把穷日子当做富日子过了，把客观实存在实际问题（原文如此——编者）说成是思想问题，在整个粮食工作中特别是春节以前，多数时间和精力都用到解决面积和产量上。夏庄、包信、临河等现场会议，县委的扩干会议，以及公社的大会小会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在纠缠面积产量。在许多会议上，不是自下而上的、实事求是的修正数字，而是拿着主观主义的产量数字，逼迫下边接受，逼住下边套，如果达不到目的地不罢休，只有达到了或超过了则成（应为称——编 者）心满意。由于我有名利的个人主义思想、主观主义的思想，对待产量是宁高勿低、喜高厌低、愿听好不愿听坏，以不能否认大丰收，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低产论 的错误论调来掩护个人的主观主义思想观点，从而压制和堵塞了下面真实情况的反映。去秋10月21号到东岳公社听了几个书记的回（应为汇——编者）报了种麦 情况和粮食工作情况，他们回（应为汇——编者）报的总产1342万斤，三项扣除6661300斤，正（应为征——编者）购430万斤，扣留和完成任务后还 有余粮。当时听了后，主观的认为很好。同时又搞了些具体情况，既没有分析，又没有下去调查研究，就叫汤泽民同志起草了个报告，以个人名誉（应为义——编 者）报告了县委。这个报告传达了各地之后，在全县发起了反瞒产的大动员。11月5日到中项店公社党委回（应为汇——编者）报了个大队上来的数字，总产为 15568599斤，三项扣除9699680斤，社会余粮5868919斤，征购任务25？万斤，三留扣除完成后还余粮336万斤。听了以后当时认为情况 很好，粮食很多，完全可以搞好。11月8号到了朱店大队，是公社孙世？确定的，虽说抗旱时他在那里，该队抗旱成绩很大，生产很好，是中项店专区抗旱模范大队，自己有了印象。接着又听了大队支部回（应为汇——编者）报麦收面积6183亩，总产2378550斤，征购任务251300斤，当时只完成28000 斤，既没有到下面，又没有很好分析研究，就主观确定认定了，果然情况很好，大有搞头，需要很好地搞，决心把粮食搞出来，振（应为镇——编者）定了反瞒产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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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粮食征销作工作中，和安排群众生活上，一贯的坚持反瞒产，以极端错误的手段对待干部和群众，造下了严重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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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县反瞒产是我一手造成的。我经常这样说：抗旱斗争取得伟大胜利，获得了大丰收，我们的粮食不是少，而是很多。但是粮食搞到哪里去了呢？又分析瞒产私分了，开了后门。在分析瞒产的情况时说：参加瞒产的有集体，有个人，有干部，有群众，但集体是大量的，个体是少数的。在东岳公社总合了十种瞒产花样，并提出 了错误的作法，在全县各地和夏庄会议上进行了？？，对全县反瞒产起了动员作用。当粮食工作发生了抵牛局面的时候，我还坚持这样说：“粮食的问题是？？的， 是工作问题。”以后又提出：“在粮食问题上有思想问题，也有实际问题，但思想问题是主要的”。下放了些粮食，说是“安心粮”，是为了“抛砖引玉”，，始终认为下边有粮食，始终认为下边干部、群众把粮食私分了，我曾说出了不少的错误论调：“说粮食问题是个大问题，是要不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问题，是 要不要粮食制度的社会主义的问题，粮食问题是目前的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紧急动员起来，搞好粮食工作，打退资本主义向我们的进攻”。用这些错误论调来 促使各级干部承认瞒产和坚持大搞反瞒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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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县的反瞒产中，采取了许多错误的方法，产生了严重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造下了严重的恶果：1，过高过急的要求，频繁的会议和评比，当时的主要领导方法，经常提出“反右倾，鼓干劲大干几天，苦战几夜，保证完成任务”，“长准备，短突击，一鼓作气，保证完成任务”。在夏季中就提出了 “先下手为强”，“？打一场入一场”，“不管什么粮都要”，“以后鲜红芋也收，带皮的麻杆也收”，依时追求增加完成数字。为了急于求成，几乎是天天开会 {电话会}，甚至一天几会，夜夜评比，有时搞到通宵。弄得下边白天黑夜不可收拾。2，利用假现场召开会议，大造声势。夏庄会议实际上是推广长陵大队完成任 务的经验，但长陵大队历史上是统销队，当时也分配了正购任务，完成任务也还是把？？减了后计算的，所以这个现场是假的。常委没有讨论研究，当时我在包信， 仲书记在电话会上和我商量后确定的，这个会议上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为了反瞒产，在1532人中辩论了95人，撤职了13人，法办了3人。在会议上错误的总 结的六字工作法，这个会议上的错误，我的主要责任，后会后向我回报，我听了后的很满意。会议上总结的六字工作法不但同意，还？补充了两个字，即“管”和“ 用”字，构成了八字工作法。这个会议后，全县反瞒产掀起了一时的高潮，包信会议实际上是柿子园大队是的现场会议，常委几个人交谈后决定的。开始后的第一 天，为了宣布粮食征购工作结束，我也去了。到了？李店后，看到了7500多人，住了一、二十里大的范围，几十个庄子，感到不便，所以主张搬回了包信，柿子 园现场我去看了两趟，听介绍是30多万斤红芋，6万斤粮食，但对红芋有些怀疑，问干部和群众都说很多，要扒开看看，他们说不能扒，一看风就烂。张付专员去 看时这样问，干部群众也是这样说的。这个现场会东西是有些，但也不真实，利用不真实的现场，鼓励下边大搞反瞒产，也是非常错误的。在这个会议上还是纠缠面 积和产量，但没有辩论斗争。临河会议以杜？孜为现场，是公社党委回报，粮食办公室检查总结的，是一次安排生活现场会，当我看了现场后，认为有粮食，怀疑没 有13万斤，七八万斤是有的，当时没有发现什么漏洞，也没有去调查粮食的来源，参观了后也很满意。以后听说是专门搞的个假现场，利用了假现场动员反瞒产， 安排群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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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没有群众关（应为观——编者）点，没有党性和人性，不关心人民群众生活，只要个人名利，不要人民群众，只求个人生活享受，不管群众生活疾苦和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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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关心群众生活，在粮食工作中，偏（应为片——编者）面国家观点，单纯为了完成任务。虽然也提出了安排好群众生活，但叫喊的多，具体解决的少。用（反—— 编者）瞒产的办法安排生活，有些食堂停伙，或吃的菜多粮少。夏季在东岳，秋季在魏店也看见过，在会议上也听见过，但我不承认是实际问题，错误地分析了停伙 的原因，说什么“停伙是富裕农民对我们的威胁”，食堂虽然停伙，实际上还是“两钱饭“，”大伙不开，小锅做，白天不吃夜晚吃。”用这样错误的论调盖着了下 边的实际情况和问题。这种情况发生后，没有粮食，既不向上回报，又不想法解决，任其拖下去，使问题趋向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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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人民不负责任，对人民的疾苦不觉痛痒，对人民的不去挽救，我县因生活问题造成一时社会秩序混乱，人员外流和引起浮肿病和其它疾病，造成死亡现象，我是知道的。在11月中旬的项店一次生活会议上，西部四个支书谈了他们队有疾病和死人现象。12月初包信会议时，到柿子园参观时看到一个小孩死在路上，还有一个活在路上（活的代走了），会后回来的路上见到了三个尸体。城关东南部的死人埋放情况，胡安魁检查后也向我回报过。对于这些情况，当时我还错误分析是“敌人破坏”，“给我们搞展览”，以后病情严重了，又分析为“有灾必有疫”，根本不承认是生活问题。李宗建同志报告五一大队的死人情况，没有亲自动手处理，不负责任的推给了别人如果当时把那个 报告拿在正召开的县委扩大会议认真讨论一下，一方面可以把全县情况暴露出来，另一方面可以研究一下讨论的措施，损失可能大大减少，但我没有这样去做，这是个严重的过失。疾病和死人情况张寿明、朱金铎和其他同志都我回报过当时只说再查一查，或必须搞好不能再死了等，不负责任的答复。总之，全县发病这么多，死 人数字这么大，死人程度这么惨痛，完全由我负责，罪责应归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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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党不老实，对上级领导不忠诚，对于疾病和死人数字不能如实向上回报，在春节前向地委报告的死亡数字最多是7000人，去年12月初向张付专员回报的数 字，也是不实的。12月底省委宋书记来时向他回报了死亡情况，他不相信。宋书记指示叫在当时的会议上从新整记一下，本来是登记了两万人左右，向宋书记了 8000人，这个情况我也知道，向他回报我也同意，明目张胆地欺骗了上级领导。5月份县委四级干部会议上登记共死亡3600（应为36000——编者）多 人。以后，各社总登记的不实，须要复查一下，自己也感到数字过大，连续两次复查，下降为23000多人，将此数字报告了地委，又一次欺骗了组织和上 级，36000多人的数字在鸡公山会议才正式向地委回报。更错误的是，在鸡公山会议专门组织力量进行普查，全县统计死亡48000人，仍感到数字太大，又 叫程书记再查一下，又下降了30000多人，向地委回报时，淮滨地区数字多报，？？地区数字下降3000人，这是不忠诚不老实的态度的作法。屡次欺骗了党和上级组织，想减轻自己的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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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群众生活极为困难，人员外流，食堂停伙，疾病和死人严重时候，不但不关心，不想法解决，挽救损失，相反地发展了资产阶级的生活，大吃大喝，享乐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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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冬在项店地区工作阶段，前后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去年11月5日到今年元月15日左右），主要是在项店公社的魏店、朱店三个地方，除了到地委开会，参加几 次大的现场会，回县开会和在家里外，在项店地区具体工作和生活的时间，计有20天。在此时间生活非常特殊。在魏店的六、七天中，公社代着炊事员、公务员， 代着吃的东西在大队食堂做饭，每天三、四顿饭，每顿不是大米就是面，也有红薯，也吃过精丝红芋，顿顿都有肉、鱼、蛋之类。在公社和朱店也是如此。不论在公 社和大队，都是专门腾房居住，男的警卫，女的招待，吃好饭喝开饭（原文如此——编者），冷了有火烤。到东岳、包信、夏庄和其它公社、大队也都是被当做“上 级 ”招待，吃的都是另外的好饭，严重的脱离了群众，破坏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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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机关里吃饭，也非常特殊。机关原有小伙，当时显不出来。今年夏天，为了关心群众生活，为了和群众打成一片，地委有指示，县委有决定，取消小伙，多数同志 都能按照这一规定搞大伙和同志们一起吃饭，但我没有这样做，名义上取消了小伙，而自己仍然在继续，仍是在大伙上单做单吃，多吃多占，差不多每天都有肉、鱼 之类和鸡蛋，特殊享受了国家外贸物质。严重的是当我在家时，自己的爱人来时，每天早上也是和我一样特殊享受，同桌同吃，在机关干部中影响极坏。
+
+　　（3）（原文如此——编者）各级书记搞重点，我提出了集中力量，突破一点，了解全面，各公社都搞了，每社组织有 50左右人。我在项店公社，和公社一块在魏店大队搞的。在这个大队工作中错误百出，危害严重，搞的群众家破人亡，倾家荡产，应有（应为由——编者）我主要 责任，入队后对干部基本上是“一脚踢开”。全队11个干部，只依靠了两个，丢开了支部建立了领导小组领导工作，然后又采取了大队、生产队干部集中学习上边 工作组领导会议，下边发动贫雇群众，鸣放揭发瞒产私分，所谓两头挤的办法来解决干部问题，接着根据贫雇群众揭发的情况进行了辩论，我亲自批准辩论了生产队 长王少臣，还提出了在群众中扎根串联，依靠发动贫雇农和干部算粮食收入支出帐，搞的干群关系很不正常，并组织发动群众，向隐瞒粮食的富裕农民、地、付（应 为富，下同——编者）分子开展了辩论和斗争，以后扩大了基本群众，最后一直把群众手里的粮食以把瓶瓶罐罐的粮食也集中起来为名，也搞了出来。在工作中辩论 斗争，到处都有，一直搞到搜查，发生了打人现象和打死人的严重后果，造成了十分惨痛的损失。
+
+　　（原文无第4部分——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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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原文如此——编者）违背了党的阶级路线，否认了绝大多数是好的，这一根本原则，曾经错误的分析参加瞒产的集体和干部是多数的。多数干部参加，产量 又主要是部分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和作业组长，提出在粮食工作上不能依靠他们去搞，不少地方在一个时期把他们“一脚踢开”，不依靠他们，用“两头挤”的办 法和开会学习的办法去解决他们的问题，使不少好干部受到了辩论和斗争，受到了无情的打击，伤了干部的感情，损伤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和工作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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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代头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我主张对于粮食、工作上存有右倾思想的干部进行批判，对有瞒产私分的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干部发动群众揭发和辩论，对有瞒产 私分的地、付分子组织辩论斗争和依法处理，在东岳、项店和魏店大队都是这样说的，和指示这样做的，在全县会议上也不只一次的这样布置安排过，东岳公社生产 队以上干部会议辩论了23人，项店公社组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每个大队辩论了2人，魏店大队辩论的不少。在各级书记碰头点时我曾经讲，“下最大的决心，尽最大 的力量，坚决搞好，搞不好不回来。”在公社组长以上和春节前的分配会议上，我是由“开不好解决不好不散会”，“哪个大队搞好，哪个大队回去”。去年十月 底，在一次电话会议上，我在公社提出公社开会时“每人代一万斤粮食，达不到自查责任”，又在一次仲书记提出，我同意公社开会时，“每人代一百斤粮食，？ 油、麻也可以”。有的公社搞的不好，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了张致武，徐天赐、罗雅丽、张存福等书面检讨。在项店时为了制止杀牛现象，我在会议上讲了，现在一 头牛等于几个劳动力，分析了杀牛如杀人，对干部群众进行威胁。在全县各地传达后，因为制止杀牛，犯有强迫命令的不少，不少地方把人打伤打死。为了制止杀 牛，经公安局股长傅万金同志承？，公社党委决定，我批准补（应为捕，下同——编者）了七八个人，全县因杀牲畜，逮补了64人。项店公社私设有监狱，随便扣 押人，我住在没有发现和制止，也充分表现了我的严重官僚主义。项店路楼大队支书王？友，在？？会议上主持辩论了老党员路得英，并大叫母老虎，并大喊狠斗， 我发现后没有立即制止，这也是非常错误的。项店公社和未店等几个大队，在反瞒产中，发生了严重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但我身为第一书记，负责那个地区的 工作，有时住在那里，这么严重的局面，没有及时发现和制止，应由我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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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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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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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类公社、二类管理区关于项启文材料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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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沿河县委监委]>
+
+　　项启文，男，现年42岁，汉族，家庭成分贫农，务农出身，沿河县城关公社下坝管理区义群生产队人。解放前：37年至39年在伪县保井队当兵，后任班长，43年任甲长一年，44年加入哥老会，吃生鸡血酒两次，49年在保长唐秀举手下当甲长半年。解放后，任初、高级社主任，56年入党，现任义群生产队分支书。其错误事实如下：
+
+## 一、 吊打群众，逼死人命。
+
+　　1，59年12月份，义群队饲养员冉细、田荣喜、付项英等六人私分生产队死牛一头（200多斤），被项启文知道以后，亲手用铁丝将这六个人捆送队委会，召开群众会斗争，斗争中均不承认偷杀耕牛，项启文即指使民兵队长王应生（已捕）用脚将田荣喜从两丈多高的土坎上踢下去，当时不省人事，后被社员田世生背回家，第二天田荣喜就死了。
+
+　　2，59年12月20号社员田贵坤等三人将跌伤的耕牛一头杀死私分，第二天另一个社员冉隆和去背了六斤骨头熬汤吃，被项启文知道，即指使民兵队长王应生用铁丝将冉捆送队委会开群众会斗争，会后吊了一整天。以此同时，贫农冉隆贵、冉从坤父子两人，为吃牛肉一事，项指使王应生将两人捆送队委会，用柴块毒打逼供，打后又将两人在雪地上捆露一天一夜，返家后由于受伤过重，医治无效，七天后冉隆贵伤重死亡。
+
+　　3，59年12月份，贫农田贵尧、冉隆奎两人杀死自己的耕牛一头，被项启文知道，指使民兵将田贵尧用杉木棒棒毒打一顿。
+
+　　4，58年冬搞居民点时，项启文强迫中农冉隆全从冉家搬到项家小队居住，59年冬因生活不成习惯，冉隆全要求搬回，项不允许，搬后，冉为此被项罚苦工并扣饭10天。另外一个社员冉从富类似情况也被扣饭五天。该两户人均因被他扣饭以后而生病，加之当时吃粮少，先后不到一月死亡15人。
+
+　　5，59年古历腊月，贫农田贵川偷粮食10多斤，社员田荣先报告给项启文知道以后，亲手将田毒打一顿，并查封财产，罚款30元，由于田负伤过重，第二天就死了。
+
+　　6，59年12月份，贫农王先贵等七人因病不能出工，均被他扣饭七天，均死
+
+　　以上被项启文亲手吊打后，直接致死的有田荣喜、冉隆贵、田贵川三人，因扣饭而间接死亡的22人。
+
+## 二、贪污腐化。
+
+　　项启文在59年冬和60年春，粮食压缩供应的时候，翻箱倒柜50多户，查封家产11户，将从中查收出来的粮食、副食等，贪污1800斤，猪、牛肉700多斤（迄今还有干牛肉吃），草烟50多斤，现金13.50元。
+
+　　上述罪恶事实，在60年7月份的三反运动中，阻止群众揭发，而自己又不向组织交待，三反后特别是整风整社开始的初期，阻止“一一家官”不准暴露他的问题。后经几次斗争，证据确实，人证物证的情况下，才勉强的承认错误。为此，我们认为项启文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
+
+　　1960年3月28日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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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45 @@
+# 参观学习对加速自我改造有很大帮助：罗隆基委员的发言
+
+　　<罗隆基>
+
+　　（主席、各位委员：）
+
+　　首先，我向党表示衷诚的感激。我感激党对我这样一个犯过严重罪过的人，几年来继续不断地给予我在自我改造上各种学习的机会，特别在最近一年来，给予我到北 京以外许多地方去进行实际参观学习，例如1959年7月到东北三省各城市参观重工业建设事业，1959年12月到河南的安阳参观“由土到洋，土洋并举”的 大炼钢铁事业，今年3月到湖北省武汉市参观新兴的轻重工业和到丹江口参观大型的水利工程事业。这一系列的实地参观学习，对我的改造有了很大的和很好的帮 助。
+
+　　通过参观，我亲眼看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这许许多多惊人的奇迹，它们就无可争辩地证实了总路线是绝对英明正确的；大跃进是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高速度按 比例发展的成果，并且今后必定持续地跃进；人民公社愈益显示了伟大的生命力，它的发展已经从乡村迅速地扩展到了许多重要的城市，它必定有光辉灿烂的前途。 这一切辉煌巨大的成绩，就充分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在最近两三年来，所以能够取得这般飞跃的进展，原因就是真 正地实现了政治挂帅，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贯彻了群众路线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实践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
+　　上面所举各端，今天已经是全中国人民异口同声歌颂的事实，用不着我再来重复地加以说明和赞扬。今天在这里我只愿结合我的思想情况，特别结合我对自我改造的殷切愿望，来谈谈我在最近几次参观学习中所得到的启发和教育。
+
+## 政治挂帅，加强领导，听党的话，一心一意跟着党走，永远跟着毛主席走
+
+　　第一，从参观学习中，我进一步地了解了“政治挂帅，加强领导”这两句话的真实意义，并且更清楚地认识了自己以往的严重罪过。过去我错误地以为党的领导只是 政治思想的领导，在贯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现方面，又只是国家政策和方针的领导，只是总计划和总方案的领导，因此，我就认为这些只是党的高级领袖们的 领导。过去我自以为我是肯听党的高级领袖们的话的，并且自以为我已经接受了党的领导，因而狂妄无知地轻视党的中下层的领导。反省以后，我才知道像我这个资 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的人，改造以前，是不可能一心一意地接受党的领导的。从这次参观学习中，我又认识到党的思想，政策和方针等等必须通过党的基层的领导， 见诸实施。基层的干部就是真实地理解了并且掌握了党的思想、政策和方针的领导人。因此，不接受党的中下级组织的领导，实际就是不接受党的领导，就是拒绝政 治挂帅。我亲眼看到党的基层领导人真是躬行实践的负责人。他们领导的方法不是指手划足，而是胼手胝足。他们真保持了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传统的高贵品质和高尚 风格。他们在工作中总是冲锋陷阵的先锋，把方便留给别人，把困难抢归自己。例如在湖北省丹江口水利工程围堰和合龙的时候，工程的总指挥，他已是省委书记和 省长的身份，却亲身上阵，赤足下水，挥汗指挥。这不是亲自带头的领导吗？这不值得我的敬佩吗？他在对我们参观团讲话的时候就说：“我们做共产党干部的人， 不会忘本”，而他所指的“本”是游击战争中饿肚皮，住茅棚，打赤足的“本”，是两万里长征中过雪山，走草原的“本”。因此，他又说“生活要向后看，生产要 向前看”。这对我真是意味深长，发人深省的教训。我所举的不是个别的例子。通过参观，我发现工厂和公社中党的领导干部，差不多都具有这样的品质和风格。他 们都有真诚纯朴的态度，大公无私的精神。他们对事业是认真负责的人，真是“先厂社之忧而忧，后厂社之乐而乐”。对这样的领导不应该尊重吗？中国谚语有“吃 尽苦中苦，方做人上人”。我在参观学习中又体会到，党的基层领导干部是“吃尽苦中苦，不做人上人”。由于他们“不做人上人”，他们才真正贯彻了毛主席指示 的走群众路线的方针。毛主席在实践中曾经指示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主要是指工作上的决策定计说的。我对党的基层领导干部又有了这样的认识： 他们是“出身实从群众中来，干活总到群众中去”。我在参观中所接触到的厂社中的领导干部，差不多都是从工农群众中凭自己的工作成绩选拔出来的，而工作却仍 然是工农群众中的一员。那末，这样的领导干部，在理论知识和工艺技术上是“外行领导内行”吗？事实又彻底地驳斥了我这个思想落后人以往荒谬的阶级成见。他 们是从实践中来的人，他们的宇宙观才真是马列主义理论的根源，而他们的实践经验，才真是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动力。
+
+　　我在参观学习中看到的这许多具体的事实，真给了我最深刻的教训。当我回忆到当年我不虚心接受党的领导的罪过，我就汗流浃背，愧惭无地。我的确认识到，我改造的对症药方是：政治挂帅，加强领导，听党的话，一心一意跟着党走，永远跟着毛主席走。
+
+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继续进行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绝对英明的
+
+　　第二，从参观学习中，我进一步地认识到，毛主席根据马克思不断革命论的真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渡时期中，继续进行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绝对英 明的。中国到了1956年，经济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党和毛主席又及时地提出了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两个伟大的号召。毛主席把“向自然界开战”同阶级斗争 结合起来了。这就保证了中国建设事业的胜利。有了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就有了1958年建设事业的全面大跃进；有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提出的“右反 倾，鼓干劲”的运动，就又有了1959年国家建设事业的继续全面大跃进。这是具体的例子。这次我在湖北参观的时候，看到在许多建设事业中，每因右倾落后思 想作祟而使生产率稍有迟缓的现象，经过一次阶级斗争，生产率就马上有了飞跃的上升，而生产量也就马上大大的提高了。在国家各项建设事业中，这样的事例真是 举不胜举。例如武汉锅炉厂，在1959年经过“反右倾，鼓干劲”的运动后，若以7月的产品做基数为一百；8月产品就提高到一百二十四；9月为四百九十 五；11月为五百九十五。工厂1959年11月的产品为同年7月的五倍以上。当我问到工厂领导人，为什么生产率会这样突然地飞跃提高的时候，他们前后一致 的答复是：经过思想斗争，劳动人民的思想觉悟提高了。这种事例，就充分地说明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必须扫清残余资产阶级思想这种障碍，必须随时进行 阶级斗争，以保证在这个过渡时期中，一切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
+
+　　在1957年春季的时候，毛主席说：“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在同一篇讲话中又说： “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当时我这个思想落后的人，就断章取义地来了解这段话，就特别注意 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这一句话，并且无知地认为“向自然界开战”同“阶级斗争”是不相关联的两回事，是不可能同时进行的。 我就荒谬地认为资产阶级思想或可偷安苟活，苟延残喘。这就放松了我自己的学习和改造，终于自陷于严重的罪过。经过最近几次的实地参观，才认识到残余的资产 阶级思想存在，必定会妨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必须加以彻底的消灭，才能保证“向自然界开战”的胜利。毛主席在1957年提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 束”，后来接着又提出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两个号召，正用事实证明了不断革命论这条真理。从参观学习中得到这一点体会，这对我认识自己过去的错误和加强自我 改造的决心，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绝不会容许，也不可能容忍残余的资产阶级思想偷安苟活的。像我这样犯过严重罪过的人，唯一适存之 道，只有加速改造自己，追到时代前进的车轮，赶上车去！
+
+## 新人物的高贵品质和高尚风格，使我受到了教育，加强了改造信心
+
+　　第三，通过参观，看到新社会中新人的高贵品质和高尚风格以及他们对国家和人民的幸福的贡献，推动我更加强了自我改造的决心和信心。由于阶级立场和世界观不 同，社会中就真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类型的人。一种是不怕困难，勇于克服困难的人；另一种是为困难所吓倒，见困难就缩头的人。前者是思想改造了和解放了的人， 是新社会中的新人；后者是社会中具有残余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这种对照的事实，我在参观中看到了许多，而最使我受到深刻感动的是我听到的丹江口水利工程最 初上马与不上马的一场思想争论和斗争。
+
+　　丹江口的水利工程是目前规模巨大的工程之一，建成以后，它将永远消灭汉水百年一遇的洪水灾害。它将可能起引汉济淮和引汉济黄的南水北调作用，使几千年来黄河和汉水的水患变为水利。这真是“向自然界开战”的一场艰巨激烈的大战。
+
+　　丹江口这样一项宏伟巨大的工程，在1958年9月将要开工的时候，工程工作上的筹备是怎样呢？工具设备和生活设备的条件是很缺乏的，缺少工作机械，缺少运 输工具，没有电力，没有燃料。缺少工人的居住房屋，工人的日用粮食，工人疾病的医药等等。这一切都要一边上马，同时一边来筹集。工程的上马或不上马成了当 日极为尖锐的争论。然而在党领导下的新社会中新的劳动群众却坚决地战胜了这场斗争，把怯懦的，畏缩的，为困难所吓倒的少数思想落后的人战败了。反对上马的 人，认为准备的条件不够，而党的领导人则认为“最好的准备是思想准备，最好的条件是政治觉悟的条件”。这真是发人深省的壮语。丹江口水利工程就在党的领导 下，用“土洋并举，以土为主，先土后洋”的实事求是的办法上马了。鄂豫两省的人民公社，就共同抽调了十万劳动农民，最初每人主要只凭着一根扁担，两只箩 筐，勇敢地向自然界开战了。他们的战歌是：“掘开汉江底，捣毁龙王宫，天寒地寒心不寒，冻手冻脚不冻心。”这真是惊天动地，震撼人世的歌声。这就是新社会 中新人的品质，风格和气概！当我到了丹江口工地参观的时候，真是睹物生情，万感交集。我就设身处地的追想，倘使1958年9月我是一个在丹江口工作的干部 之一，我敢赞成上马吗？我相信以我当日的落后思想，一定为困难所吓倒，一定是一个反对上马的头目。我又回想起前面提到的四句雄壮的战歌，我不禁惭愧得偷偷 地落下泪来。我独自沉凝深思地站在围堰里的工地上，静默默地，两眼望着那千人成队，万人成群的劳动队伍，看他们肩担泥筐，脚踏泥途，满身精力，满面笑容， 正在往来不停，循环不息地同水和山作战斗。我这个不耕而食，不织而衣，袖手旁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真有自惭形秽之感。此际，才真令人体会到“剥削”两字 的意义。我对那些不怕困难，吓倒困难，并且勇于征服困难的辛勤工作的劳动者，衷心致以崇高的敬佩。他们真是气吞山河，叫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英雄。他们 的品质，精神和风格给予我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以痛入骨髓的讽刺和鞭鞑。这些英雄的劳动者正是我改造和学习的师傅，他们是我应该勉励学习的对象。这是我在 参观中得到的又一点体会和觉悟。
+
+　　总结起来说，通过参观学习，我对“政治挂帅，加强领导”，对党和毛主席提出来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个法宝，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确有了进一步 的认识，每多参观一次，就使我对自己以往的罪过多增加了愧悔，对今天新社会的新人新事，就受到了无限的感动和感化。
+
+　　在参观丹江口水利工程的时候，我还觉悟到这样一点：今天党和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的人民力量，在向自然界作战争的场合中，真是无攻不克，无战不胜。几千年为 害中国人民的黄河，汉水，和丹江，人民可以使它们听命驯服，不许泛滥乱流，可以使它们灌田，发电，养鱼，甚至南水北调，化为害为有利，难道党和毛主席领导 中国六亿以上的人民，以这样伟大无比的力量，还不能扫荡资产阶级的残余，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吗？今天党和毛主席执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政策，对自然界的战争，是 要变有害为有利，在思想革命中，又一再指示过，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而对犯过罪过的人，是要化消极为积极。这正是使一切穷途末路的人，通过改造，走上光 明幸福的大道。体会到这些，就更加强了我改造的决心和信心。
+
+　　今天全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运动中，真是越来越发挥冲天干劲和创造精神，越来越发扬共产主义的高尚风格。他们万众 一心，鼓足干劲，正在向自然界战争，改造客观世界，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这种全国普遍的蓬蓬勃勃的新兴气象，实令我这个过去犯过严重错误的人，在参观的时 候，到处自觉渺小和愧悔。当我在丹江口工地上面对着千千万万辛勤工作的劳动者的时候，我就记起了毛主席三年前在“红旗”第一号的文章里的这几句话：“从来 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我就觉悟到毛主席这几 句话有无限的威力，是绝对的真理。在丹江口的时候，我真感到自己是陷在劳动群众汪洋大海中的一个人，我再一次地受到“不想变也得变”的鞭策了！
+
+　　存在决定意识。外因推动内因。今天国家的景象是这样的光辉灿烂。今天全国人民的前途是这样的光明幸福。人非木石，我能不深受感动，心为感化吗？党和政府对 我这个犯过罪过的人，过去予以这样宽大的惩处，而几年来又复给予我改造和学习的种种良好的机会。我真诚地感激党。我要一心一意地听党的话，永远跟着党和毛 主席走！
+
+　　古语说得好，“穷则变，变则通”。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动的变的。都在动在变，这是客观的规律。何况今天国家客观的环境，使任何犯过错误的人，有改变的必 要，更有改变的可能。人是可以改造的。我要改造。我会改造。我有改造的决心和信心。我立愿听党的话，永远跟着党走，跟着毛主席走。我必定努力加速自我改 造，变消极为积极，变有害为有利，变无用为有用，以求报答党、国家和人民于万一！
+
+　　这次，我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列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听到了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的报告，我决心好好地学习这些宝贵的文件，以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帮助自己的改造！
+
+　　来源：《人民日报》1960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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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市建材局党委监委对市耐火材料厂违反粮食政策的处分决定
+
+　　市耐火材料厂从1959年5月分起到1960年元月分止，共冒领和错领粮食51929斤，其中：提高工种定量冒领40851斤，谎报夜餐粮6278斤，错领4800斤。目前除库存19769斤和合理开支的2050斤外，其余不应开支和浪费约30110斤，这批粮食的去向是：由于食堂出售熟食用粮多，收回粮票少，约亏空11190斤，用搭配的黄豆和蚕豆做菜（不收粮票）约浪费8090斤；无原则的补助5396斤，没有户口和供应关系，在工厂吃饭不缴粮票，“五一”、“国庆节”游行发馒头未收粮票，附近农民每天约6、7个人给厂食堂送菜，吃饭不收粮票等约浪费2557斤，其他漏洞约浪费粮食2727斤；剩饭喂猪约糟踏粮食150余斤。
+
+　　出现虚报冒领和错领国家粮食的主要原因是：该厂在1959年3、4月间由于大批家属盲目流入城市，吃空了食堂粮食，一食堂近20余天全天吃稀饭，虽经粮食部门补助解决了暂时出现的困难，但在各级领导的思想上却留下了粮食紧张的气氛，滋长了严重的本位主义。如二食堂在1959年4月间，因粮食店工作人员粗心大意，错给大米4千斤，承办人员将此情况向所在车间支部付书记王均同志作了汇报，王不但没有督促上缴，反而指示食堂管理员将错领之粮留作机动粮用，此事到8、9月间向厂党委报告后，也未及时处理，以致陆续被吃掉。该厂虽然从1959年5月开始实行了个人定量，但没有按照国家颁布的标准实事求是的申报，却采取了虚报高工种人数，从中冒领国家粮食的错误作法。此事厂领导长期未发觉，直到9月分当市委发出必须彻底清查人口按人核实定量的指示和对违犯粮食政策的通报后，仍未引起厂领导的高度重视，亲自抓核实定量的工作，而只交由行政付科长占文卿同志办理，也没有进行督促检查。因而占虽在形式上召集了有关经办伙食的同志学习了市委发下的有关文件和通报，但由于占在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本位主义和法制观点薄弱，所以在学习文件时说我们只要做到酌情办理，基本上正确就行。在其思想影响下，经办人程益章（群众）采取把低工种工人编报为高工种，甚至将订量27斤的26个干部也编入定量为56斤的大车工和成型工中，名册造好后，占未加审核就盖上私章，呈报厂长室和厂党委。党委韩建新同志在审查时发现他和刘继才等人报为56斤的定量，就将虚报情况向厂党委吴书记作了汇报，吴指示韩转告占修改，占认为韩、刘二人是厂的老人，汉阳区对他两熟悉，怕被发觉，所以将他二人定量改了，其余均未改，次日又欺骗刘继才同志盖上了公章，正式报到汉阳区粮食科。为了骗取国家粮食，当汉阳区粮食科来厂检查时，占亲自跑到劳二科对人事调度员说“把工种牌子收下来，以免粮食科发觉，倘若他们要问工种情况，就照我告诉你的数字说，就这样骗取了正式购粮凭证。应该指出该厂虚报冒领粮食的问题，不是个别食堂，而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全厂3个食堂都有程度不同的虚报冒领现象。
+
+　　市耐火材料厂虚报工种定量冒领和错领国家粮食的情节是严重的，上述错误集中的反映出该厂领导在贯彻执行国家粮食政策方面，有严重的错误和缺点，如1959年“四级干部会议”期间，群众揭发厂工会主席李恒毓同志非法冒领双分粮食160余斤，群众对此极为不满，要贴大字报，但党委吴书记却不同意贴大字报，并说这是个内部问题，以后处理。就这样由1959年5、6月间，拖到整风期间才作处理，这里充分表明厂党委对违反粮食政策问题的斗争态度是不坚决的。不仅如此，更严重的是，该厂个别领导还公然对行管科提出：“要想尽一切办法结存一些粮食，要吸取3、4月分吃稀饭的教训”。由于厂领导的严重本位主义，对虚报冒领和错领粮食问题的出现有着很大关系。此外，大批粮食的浪费是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如把粮店搭配的豆类做菜不收粮票，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熟视无睹。鉴于上述我们认为市耐火材料厂虚报冒领和错领国家粮食的现象，以及大批粮食的浪费，该厂领导要负一定的责任，为严肃党的纪律，挽回影响，更好的吸取教训，我们意见厂党委应向党委作出书面检讨。
+
+　　从虚报冒领粮食的过程来看，行管科付科长占文卿同志要负主要责任，其错误在于没有认真地执行粮食政策，不仅与经办人员一道弄虚作假，非法冒领国家粮食，更严重的是，当汉阳区粮食科派员来厂检查时，还计谋隐瞒，造成国家粮食的大量浪费。在整风期间，没有主动交代，虽在大家的帮助下，作了检查，但整风进入结束阶段，又企图推卸责任，说明占文卿同志对其所犯错误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为了教育群众及其本人，我们意见给予占文卿同志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
+
+　　伙食管理员蔡林富同志对粮食政策掌握的不严，不仅将豆类做成菜食卖，造成粮食的浪费，其爱人来厂没有户口，在将近1年的时期内，不仅未缴足粮票，反而在整风期间，私取食堂粮票40余斤，用于换布票，其错误被群众揭发后，未主动作出深刻检查，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决定给予蔡林富同志党内警告处分。
+
+　　资产阶级分子余子谷，经管之账目不清，有700斤粮票去向不明，并擅将800斤粮票送人情；有历史问题的反动军官程益亭，大肆虚报工种，冒领粮食，其经管的账目亦不清。上述两案责成厂党委进一步查明后进行处理。
+
+　　其他人员采取通过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的方法吸收与违反粮食政策有关的党员中层领导干部参加，针对违犯政策事件进行认真的检查；一般党员干部采取支部扩大会议形式进行批判。
+
+　　目前市耐火材料厂除去浪费的粮食以外，虚报冒领和错领的粮食，尚存19000多斤，请局党委酌情处理。
+
+　　为了正确地贯彻执行国家粮食政策，坚决贯彻执行好市委关于节约粮食的指示，我们意见各厂应对广大职工进行广泛深入地宣传教育，大讲形势，大讲政策，大讲道理，教育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人民有困难，党员、团员和干部要带头克服。做到模范地遵守粮食政策，积极节约粮食。为此，要求各厂指定一个书记或委员管理这方面的工作，不仅要经常对职工进行遵守粮食政策和节约粮食的教育，同时要抓好付业生产，做到既使大家吃好，又要保证有余粮。
+
+　　以上意见是否有当，请党委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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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4/000007.txt
@@ -0,0 +1,31 @@
+# 中共武汉市江岸地区党委监委对江岸机务段严重违犯国家粮食政策检查处理报告
+
+　　江岸机务段自去年以来，严重的违犯了粮食政策，多报冒领国家粮食17406斤，对政府给予的夜班补助和机动粮食，既不严格的掌握，又没有一定的管理制度，随意挥霍贪污，浪费粮食，据有帐可查的即达到11084斤。
+
+## （一）
+
+　　1959年11月分以后，该段陆续从农村招收了一批新工人，其中有户口无人21名根本没有来报到，有7名到段不久即走了，在1959年2-10月中又陆续走掉12名，共计40人，事前虽非有意多报，但事后发现均未及时的将他们的户口转走或注消。此一情况管理室的工作人员曾多次向领导作过汇报，同时也说过每月多余粮食的数字，没有引起领导上的重视。去年6月分，虽然机务段党委向地区党委作了该段有人无户口和有户口无人怎么办的口头汇报（但并没有反映多领国家粮食的问题），当时地区党委指示“有人无户口的赶快补办，有户口无人的应立即转走或注消”但仍未引起该段领导上的足够重视，继续多报冒领，严重的违犯了国家粮食计划供应政策。
+
+　　在贪污挥霍浪费方面也比较严重，政府给予的夜班补助和机动粮食等计84562斤，加上多报冒领国家粮共计141968斤，除现库存，政府从多领中扣走（5千斤）上调，夜班补助以及比较正当的支出外，贪污、挥霍、浪费糟塌的粮食即达11084斤。其中有借无还2678斤，无原则补助2931斤，将粮食喂猪、喂鸭糟塌了1660斤，个人贪污送人情达1044斤，将粮食卖给职工和有关部门而不收粮票计2771斤。
+
+## （二）
+
+　　造成错误原因主要有：
+
+　　1、该段党委在执行粮食政策上，不严肃不认真，有比较严重的本位主义倾向，总怕没有粮食吃而影响生产，虽然事前并非有意多报户口冒领粮食，但知道后并没有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或督促管理室向粮食部门上交或声明，特别是地区党委指出后也没有立即纠正。
+
+　　2、该段对待职工节约粮食问题上，政治思想挂帅不够，表现在平时对职工节约粮食教育差，在领导思想上对少数职工干部不够吃，是以明借暗不还的形式，不分情况，有求必应，进行补助来安定职工思想情绪，不是以政治思想教育职工计划用粮过好日子。如该段付段长远泗益同志调走时提出家庭人口多，每月缺粮问题，党委书记亲自诺许每月给予一定的补助。又如该段段长杨德庆同志每月党委也给予一定数量的粮食补助家庭缺粮之用。团委书记候庆南等2人在市党校学习，除本人定量外一个半月就拿走35斤。业余文工团会演，仅去年5月14—25日12天就动用粮食69斤。肃反外调，出差开会，住学等（少者5斤，多者20斤以上）都不应该补助的也补助了。每月段属各车间分拿补助粮有时几百斤，有时千斤以上。这样的庞大支出分配，党委从未作过研究，仅由少数几个干部自行决定，但事后也无收据和名单，是否补助恰当也从未检查。
+
+　　3、该段对粮食管理不严，制度极为混乱，不论户口是否在段或调走，随意借粮不登帐，事后又不催还，在粮食收入，支出的帐目上总是上月转下月，专粮不专用，一贯纠缠不清，帐本单据不能妥善保存，丢失残缺不全，任意烧掉借据，表现极为混乱。如这次检查时，从旧报纸中翻出60斤过期粮票，从私人的日记本中翻出了30斤全国粮票，漏洞百出。段和车间级的领导干部随身都保管有公有粮票，如申法雨同志说：“自己与公家粮票都分不开”拿时没有手续，以后不了了之。特别是具体管理粮食的工作人员严重的不负责任，混水摸鱼，贪污挥霍送人情，如管理员杨章云贪污263斤，送人情90斤，人事主任申法雨贪污115斤，送人情325斤，管理员陈依鉴贪污125斤， 送人情124斤，其它个别人也有类似现象。这就给粮食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严重的影响了粮食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
+
+## （三）
+
+　　基于上述，该段党委在执行粮食政策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本位主义，明知冒领国家粮食，没有及时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在节约粮食问题上，政治思想挂帅不够，特别是粮食的重大支出收入，事前未研究，事后未检查，致使造成严重的贪污浪费，党委要负一定的责任。因此决定该段党委作出检查报告，书记赵云起写出书面检讨，其它有关人员分别如下处理。
+
+　　1、申法雨（人事主任，党委委员）党委责成他管生活，在工作中不负责，随意乱借乱用，不坚持原则，对粮食管理上，没有一套严格制度，而且多领了粮食也不加制止，特别是粮食大量支出不提交党委集体研究，即自行决定，事后也不督促检查，应负主要责任。另外自己不能以身作则严格遵守粮食供应定量，反而利用工作之便，贪污挥霍粮票，公私不分，随意乱吃，送人贪污达440斤，在群众中影响极坏，决定给予党内撤消职务处分。
+
+　　2、杨章云（群众）管理员，负责管理室全面领导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制度混乱，明知户口不对，仍继续多报冒领国家粮食，造成粮食大量被挥霍浪费，同时乘混乱之机，进行贪污自肥，受贿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建议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另行分配工作。
+
+　　3、陈依鉴（党员）管理员，对管理室存在的问题，不向党委反映，将大米大麦、红薯，不请示领导，私自喂猪鸭，平时是大手大脚拿公家东西送人情，同时自己私分白面，有贪污粮食的行为，党内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
+　　（来源：《监察工作通报》第15期，中共武汉市监察委员会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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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4/000008.txt
@@ -0,0 +1,77 @@
+# 中共定西地委关于通渭、陇西问题的检查报告
+
+　　（省委并仲良同志，加发白银市委、各县委：）
+
+　　通渭、陇西问题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我们坚决贯彻了省委指示，并在秉祥、迪民、坤润、润华等同志的亲自领导下，经过两个月来的努力，目前情况有很大好转。地委对这两个县发生问题的检查报告本应早日送来，我们在通渭期间写了个初稿，回来后又接着准备五干会没有来及很快讨论，因此送的迟了。这点只好请省委容谅。
+
+　　这个检讨还是初步的，有些检讨仍不够深刻，我们继续深刻检查，在五干会上讨论改造落后的过程中，通过这两个县的问题去进一步检查其他烂包和落后社、队的根子。进一步吸取教训，把坏事变为好事，坚决不再重复这个错误，一定把工作做好，保证今年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而奋斗。
+
+　　我们的(此处二字辨认不出)检讨再报。
+
+　　后附报告，请示。
+
+　　 中共定西地委1960年4月20日
+
+## 关于通渭、陇西问题的检查报告
+
+## (一)
+
+　　这两个县的问题是极其严重的。损失是惊人的。教训是沉痛的。地委过去虽曾发现了一些问题，也有负责同志在那里工作，特别是去年十二月地委常委会在通渭开过现场会，但都没有发现问题的本质。后来虽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作了一定的安排，但仍没发现量是那样大。因此，仍未引起地委的足够重视，解决的仍不力，这就使问题特别是在春节前后向恶化发展。最后经省委一再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后，特别是在元月三十日省委亲临地委召开现场会后，才给我们敲起了紧急警钟。两个月来，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并在秉祥、迪民、坤润、润华、陈煦等同志的座镇亲自指导下，我们坚决迅速地贯彻了省委指示，采取革命的手段，大搞群众运动才彻底挖出了问题的本质。
+
+## (二)
+
+　　这两个县全烂了，主要是因为通渭以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陇西以县委第一书记张克勋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份子和反革命份子篡夺了县委领导，共同以极“左”的面貌出现、以积极完成任务的“幌子”作掩盖、以严重违法乱纪作手段、以宗派主义结成反党集团。完全推行了一个完正体系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大肆进行破坏。这是两个县的问题的总根子。通渭问题就尤为严重，已经超越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范畴，而是以席道隆为首，完全包庇和重用了一伙地、富、反、坏、右份子。从县委各部委、县级各单位直到基层组织，已经形成了一个反动统治体系，大大破坏了三个万岁，搞垮了人民公社，解散了公共食堂和各种集体福利事业，致使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严重损失。
+
+　　通渭、陇西两个县的问题虽然在性质上、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总根子都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致。因此，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和规律，这就是：
+
+　　第一、在政策上一贯推行了一个完正体系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早在初级合作社转为高级合作社的时候，席道隆就提出“统一核算，统一积累，分队生产，按队分红”的办法，名为高级社，实则倒退。通渭县在初级社时共329个分配单位，到高级社就成为644个分配单位，公社化后又实行以小队进行分配，成为1195个分配单位。特别以去年春季算账运动开始，席道隆、张克勋趁机大刮了一股反社会主义的妖风，竟然背离中央、省委的指示，制定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策”纲领。公社实行四级所有制、以小队(原初级社)进行分配，甚至有的以小组三户、五户为基本核算单位；大量土地实行“谁种谁收”、“谁收归谁”，甚至还提出“不交公粮”的口号，使富裕中农纷纷抢种好地单干；大型农具和牲口采取了分到户的办法。不少地方连猪、羊、树木等，全部退给社员，让私有、私养、私用。所有这些都大大鼓励和提倡了单干，形成严重的混乱局面，人民公社名存实亡，生产队趋于解体，集体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集体福利事业几乎全部散光，这就为发展资本主义大开了方便之门。
+
+　　第二、在政治上同情、包庇和放纵五类份子。席道隆自1955年到通渭后，对五类份子没有严厉打击。相反，他一直认为“通渭镇反很彻底”。56年席道隆亲自主持释放了160多个犯人，其中还有罪大恶极的一贯道大道首和反革命份子，虽经省、地委多次指出，但一直夺理搪塞，拒绝纠正，去年六月，地委批准要立即逮捕一大偷盗犯，而席道隆七月擅自下令释放。他还多次要政法部门考虑“对一些人判刑要从轻”。在他的授意下，不少重罪轻判，轻罪不判。张克勋也曾提出“要把有技术的犯人都放出来，不然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陇西县委书记处书记郝维勤和公安局长马海福，亲自主持就擅自释放了114个犯人，其中有反革命份子61名。在他们的拉拢包庇下，有些五类份子也趁机钻进党内和国家行政机关，窃取了重要职务。
+
+　　第三、在组织上是拉拉扯扯的宗派主义。他们在使用和提拔干部政策上，完全是按个人所好，拉拉扯扯，认人为亲。借去年正社算账运动中，两个县的基层干部来了个大换班，扯换了一大批能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忠于社会主义的好干部。相反，他们所依靠和重用的都是一些能弄虚作假，会“抬轿　子”的严重违法乱纪份子和五类份子。这就严重形成干部队伍中的不纯，通渭县公社党委书记以上的147名骨干中，有各种大小政治历史问题的共84人，占到57．1％。在719名大队以上的公社干部中，犯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直接致伤致死人命的有114人，占到15％，其中公社党委正付书记32人，占公社党委正付书记的32．9％。
+
+　　第四、在手段上是严重违法乱纪。当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高潮下，他们为了极力掩盖其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又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对劳动人民采取了无情打击和严厉镇压的粗暴手段。特别在去秋粮食征购工作中，席道隆在通渭全县范围内大搞“万人斗争大会”，“大兵团作战”，到处设立“社办劳教队”。对于富裕中农的“政策”是“双倍打击，加倍赔偿”，和“想打就打，想骂就骂”，“翻箱倒柜，见啥拿啥”的一扫二光的手段。他们惟恐天下不乱，对贫农也提出“贫农有隐瞒、私分行为的也列为打击对象，开展斗争”。这样，对贫、下中农也采取大捕大抓的办法，仅去年征购粮中，各公社共劳教了1，094人。席道隆还亲自组织“打人队”，在群众会上公开喊打说：“打人要鼓干劲哩！”县委书记处书记陈景虞在斗争大会上也喊打说“打死几个人怕什么！”就这样上行下效，不少公社党委书记也(此处一字辨认不出)打群众说：“打死人沤绿肥”，“打死人熬动物油。”谁要打人最多、最狠，就被席道隆赞扬为“红色干部”，“顶风英雄”。打人之(此处一字辨认不出)不仅普遍于农村，也盛行到学校，通渭中学校长成鸿儒把十四个教员打了12个。陇西县的违法乱纪程度虽有所不同，但也是骇人听闻的。不少地方都有斗、打、捆、拘留、禁闭、拧耳朵、鸣枪威胁等十多种违法乱纪刑法、尤为普遍盛行的“炒豆子”，据统计全县520名正社干部中，严重违法乱纪，打人骂人的达205人，占到33．4％。
+
+　　正当他们严重违法乱纪的时候，专区粮食工作组在通渭也积极参加了违法乱纪的活动，后来其中有些人也作了处理。
+
+　　第五、席道隆、张克勋还胡作非为，乱平乱调，以物换物，大搞投机倒把破坏国家计划。两个县为了换吉普车，公1959年内擅自调往新疆、东北、兰州等地的钢7．64吨，棉布59，039公尺，猪、羊、牛肉44，737斤，大麻、麻绳5，925斤，木材166立方，电灯泡7，500个，还有缝纫机、纸烟、铁皮等几十种物资。张克勋还不惜一切的拿劳动人民的财产大肆挥霍送粮、送礼，仅1959年内，给兰州化工厂、西汽厂、医学院、陇西机务段等处(此处二字辨认不出)的猪肉9，731斤，鸡蛋2，000斤，食油708斤，优等面粉1，000斤，木材320立方等，计价值达一万五千多元以上。
+
+　　由于以席道隆为首的通渭县委和以张克勋为首的陇西县委，根本早就背离了中央、省委的政策指示，制定和推行了一正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广大贫农、下中农实施了极其严重的违法乱纪的粗暴手段和犯罪行为，严重的搞垮了人民公社，瓦解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和集体福利事业，致使两个县到去年十二月初，就形成了严重的人口外流，疾病(此处二字辨认不出)流行，和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尤其通渭最为严重，社会秩序相当混乱，奇奇怪怪的案件不断发生，人心慌慌不安，不少地区生产已处于停顿状态。
+
+## (三)
+
+　　当问题还没有发现这样严重的时候，地委曾派常委冯兆芳和张建业同志，分头到通渭、陇西帮助工作。但开始也未发现问题的实质，只是解决了通常性的问题，后来发现了带根本性的问题，但仍没有认识到那样普遍性，也没认识到领导班子会烂的那样严重。特别是在这之前于去年十二月中旬，地委也到通渭召开过现场会，但当时也只主要是解决了一下“大兵团作战”、“社办劳教队”，人口外流和强迫命令等问题和正社中的许多错误作法，对这些最根本性的问题则没有发现。当然这除过他们有意隐瞒和当时人的外象，还不容易发现问题以外。但根本的是我们不深入，特别是迷信了所谓“他们的主导方面是好的”，放弃了对他们的政治监督和政策监督。后来到春节前夕，虽然发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主要是人口外流、剥树皮、也发现有死人现象，但又仅仅当作生活安排和笼统的、两条道路斗争去对待，仍没有去抓本质。因而在拨了些指标安排过节的情况下，又自作安慰，但是正是过春节前后，也正是问题恶化的时候。尤其严重的是直到元月三十日，健君、承华等同志到地委专门研究通渭和陇西问题的时候，我们只认识到这两县问题严重，但仍未抓住本质。因此，在地委指导思想上还认为通渭问题比陇西好(当然只是比较)，主要指县委领导核心。这说明我们既是有失职守，又很顽固，我们的错误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从元月三十日起，特别是从二月上旬地(市)州委第一书记会议时，才给我们敲起了紧急警钟。当时又从专区机关抽调七十多名干部(其中中级骨干十一人)、并由冯兆芳、张建业、尹益三(计委主任)、关秉钧(财贸部长)、王贤哲(秘书长)等同志，分头率领到这两个县去进行工作。紧接省委也抽了大批干部到这些地区工作。
+
+　　二月九号明海同志从省委开会回来传达后，也连日赶到通渭，为了迅速稳定群众情绪，扭转混乱局面，我们坚决执行了省委指示，决定采取先安后正的办法。首先安排好粮食，全力抢救病人，当夜又从专区给通渭运去白面、大米共二十万斤，由省、地委工作组干部同县、社干部，连夜直接送面上门，亲自担水，做饭给病人吃。在这个基础上，发动群众，全面进行粮食安排，凡是当下没粮食吃的，都按每人每天十二两的标准进行供应。工作组干部挨门逐户，反复访问，全面安排。对于病倒的群众，组织医务人员，登门医疗，熬药，干部送糖、送油、送糕点，亲切安慰，亲自烧水做饭，他们极为感动的说：“多亏毛主席又救了我们的命！”“共产党永远比爹娘都亲”。“土改时的干部又来了”，等等。并感激的说：“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病好了要加劲生产”。对于无依无靠的儿童和老人，专、县、社、队分别组织了托儿所、福利院。对于由于生活而外流的人口，沿大路社、队和较大的村子，都设有收容所，负责收容、安排和遣返工作。
+
+　　同时对从事破坏活动的份子，根据他们的罪恶和错误，有的已报经省委批准进行了依法和纪律处分，有的还正在查证处理中。
+
+　　经过以上工作，两个县的情况大有好转，粮食全部安排下去，疾病基本上得到制止，外流人口往回走，群众情绪趋于稳定。把坏事变成好事。通渭已办起农村公共食堂2609个，有83％的农户和75％的人口参加了食堂。陇西县组织食堂2931个，有62．5％的农户，和57．1％的人口参加食堂吃饭。通渭县仅陇川、义岗、什川等公社就有1843户自动报出粮食217，942斤，放在明处安排生活，其中有37户就能自己安排到田熟。
+
+　　在这些地区目前主要正在抓紧作好以下工作：
+
+　　第一，彻底肃清席道隆、张克勋等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影响，同时要划清右倾机会主义的界限，进行全党消毒。把坏事变成更大的好事。
+
+　　第二，建设好人民公社，积极办好集体生活福利事业。在纠正了四级核算的同时实行了三级核算(通渭是两级核算)，在这个过程中对全体社员深入广泛的开展人民公社优越性的教育和爱社教育，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
+　　第三、开展三反运动，做好59年的收益分配工作，重新建立制度，和做好评工记分、三包一奖等。政策兑了现劳动出勤率大大提高，通渭马营公社咀头生产小队35个劳力，原来只出勤60％，作了分配的第二天出莂增到82．5％。
+
+　　第四，(此处几字辨认不出)好生产，在这些地区播种质量一般是不好的。但是只好先保证种上，然后再积极加工，争取多打粮食。
+
+　　第五，对农村党员普遍进行一次重新登记，彻底整顿基层组织，在此基础上，重新选举新的领导核心，一定要把根子扎正，再不重复教训。
+
+## (四)
+
+　　这两个县这样严重的问题，地委为什么没有及早发现其本质呢？在这个问题上地委是有失职守的，辜负了党对我们的信任和委托。我们为了变沉痛的教训为力量，特别是不再重复这样血的教训，我们经检查，认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教训是应该深刻记取的。
+
+　　第一、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命根子，正因为它是命根子，因此一切右倾机会主义和反革命份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时候它首先就要搞垮人民公社，而我们就必须象爱护生命一样去保卫人民公社，巩固和建设人民公社。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主要阵地。这种斗争反映在党内、特别是反映在党的领导核心中的掌舵人的身上给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失，就要比社会上成千上万个反社会主义份子的危害大的多。席道隆、张克勋由于他们坚持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搞垮了人民公社，实行了四级核算和单干，这就把两个县搞烂包了，给党的事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因此，我们坚定不移的保卫、巩固和建设人民公社，既是我们的神圣职责，也才不致犯方向性的错误。同时，这种斗争是长期的，有时也是尖锐的。我们只有经常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经常保持清醒的头脑，才可不再重复这种错误。
+
+　　第二、对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人必须加强严格的政治监督和政策监督。席道隆、张克勋和他们的主要成员，抗拒党的政策，贯彻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地委没有及早发现，特别是席道隆历史上保留了严重的政治问题，我们没有发现，因而连续重用，这说明我们是有失职守。因此，对干部的使用必须熟悉全部历史材料，识别一个干部的好坏。必须从他的工作实效出发，绝不敢单凭影响出发，党对一个同志的绝对信任。必须取决于他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碉堡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这个教训必须深刻记取。
+
+　　第三、对问题必须有锐敏感，现象是本质的反映，通过现象看本质。对我们来说有了更深刻的体验和教训。通渭和陇西问题之所以发展到如此严重，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一些现象以后，没有深入的分析和抓住本质造成的。在去年公购粮入库时，速度很慢，且已经发生了人口外流，也零零星星发现有死人现象，但笼统的当作主要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去对待，没加具体分析。因而又叫他们钻了我们的空子，以完成任务为幌子，采取了极“左”的严重违法乱纪，甚至犯罪的手段，使问题更加恶化，而且也迷惑了一些群众，因而到现在还有人认为席道隆被捕是因为完成公购粮任务造成的。因此，我们看问题的方法，任何时候都不能把现象和本质分开，至于一种现象反映的什么本质那是具体调查分析的问题。
+
+　　第四、关于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这是看问题的思想 （原稿未完）
+
+　　· 来源：
+
+　　甘肃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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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4/000009.txt
@@ -0,0 +1,15 @@
+# 四川彭县县委关于违法乱纪分子岳先明的材料
+
+　　岳先明，男，40岁，现任义和公社七管区五分队队长。彭县义和乡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小商，1955年2月入党。历任青年委员、土改代表、互助组长、小社付社长等职。1951年任土改代表时，因包庇地主胡守文，曾受撤职处分。58年转公社时，担任义和公社七管区五分队队长到现在。
+
+　　岳在工作中，一贯违法乱纪，打骂群众、贪污、隐瞒私分。岳在担任生产队长工作中，不顾党纪国法，任意打骂群众。被他打过现已知道的就有13人。其中社员7人，少年儿童3人，富农2人，地主1人。如今年1月27日上午，岳假借给社员分红糖为名，偷吃食堂红糖，被社员何光宗发觉，当场提出质问：“你们该吃，我们就不该吃”。岳不但不接受社员批评，反毒打何一阵耳光。8岁儿童李克兴见岳这种严重违法行为，也不满地说：“你们就该吃吗？”岳反过来又痛打李克兴一顿，又如去年9月，60多岁的贫农社员梁克固在田坎上放牛，据岳称：梁克固摘田边上的谷吊。把梁毒打一顿，又将梁推在田头。
+
+　　同时，一贯贪污、隐瞒私分。现已查清楚的先后贪污就有9次，他采用社员们汇款拦路腰截，帐目以少报多，卖东西不上账等办法，先后贪污200多元，如58年9月与鲁后金到人和场买耕牛一只，买价80元，第二天到中心场开发票为96元，从中贪污16元。59年12月分，他负责收的干部伙食费，每人0.35元，共计6.70元，被全部贪污。岳还一贯隐瞒私分。56年担任小社付社长时，以每个社员多分50斤黄谷，共隐瞒私分黄谷15000多斤。58年10月，他和地主肖建雄等人又私分黄谷2000多斤。59年分叶菸时，实际两个连分叶菸130斤，而只报一个连分80斤。
+
+　　根据上述事实，公社党委正研究处理中。
+
+　　 60年4月25日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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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4/000010.txt
@@ -0,0 +1,17 @@
+# 四川彭县县委关于陈文德的材料
+
+　　陈文德，男，30岁，现任红旗公社致和大队党总支书记。彭县红旗公社人，家庭出身新上中农，本人成分农民，1952年9月入党，历任武装队长、区农会主席，付区长、区委付书记、书记等职。
+
+　　陈在工作中，为了表现自己，骗取领导信任，一贯弄虚作假，欺下瞒上。1958年收早稻时，陈在一次支部书记会议上布置说：“没有1000斤报不了账”。结果造成有的社没有收到1000斤也报1000斤。如六管区原独柏二社平均亩产800多斤，就虚报为1400斤，骗得县委早稻丰产奖和四川日报表扬，后送农业展览馆正式展出。这一事件发生后，陈当时仍在独柏二社，知道该社早稻产量有假，但一直隐瞒，不向组织报告。县委薛书记到该社检查工作时，曾问陈：“你的产量究竟是不是确实的？一定要说实话”。陈欺骗地说：“没有问题，硬是那么多”。去年小春播种时，陈分到十管区工作，该管区油菜仅播种710多亩，尚差180多亩，就向县委报全部播完。去年1月份，县委要各公社、管区上报现有的生猪数目，该大队统计结果，有生猪12000多头。比58年建公社时减少5000多头。陈见生猪减少严重，怕受处分，在党支部书记会上说：“这个数字我报了咱个得了手啊！那一定要处理我这个党委书记，你们想点办法吧！”在陈指示下，各支部将生猪谎报为14000多头，陈认为14000多也小了，他在向县委汇报时，谎报为16000多头。更严重的是去年11月县委在召开的反右倾干部大会上布置抓好粮食储备，陈为骗取领导信任，弄虚作假，搞假储备粮堆。陈在会议期中，就专门派十管区支部书记唐海清回管区搞假储备粮堆。陈向唐布置：“把二粃谷、谷连续拿来堆起，把堆堆堆大些，地看得过眼。一晚上必须搞好”。唐回管区后，即组织了300多个社员搞了3天，将50多万斤库存黄谷分散成18堆，在每个谷堆下放入稻草、桌子、拌桶等。假谷堆搞好后，陈就向县委虚报十管区有储备粮110万斤。骗得县委在该管区开了现场会。后经县委组织了120人的验收组去十管区过称验收后，实际只有50多万斤粮食。
+
+　　此外，陈的右倾思想也较严重。在食堂问题上主张越小越好。陈在去年6月一次党支部书记会议上布置说：“食堂大了不便于生产，分小些好。”致使11管区原来搞得很好的一个大食堂，分成了5个小食堂。全大队十个管区中有5个管区将原10个食堂分成了22个。在食堂吃饭问题上，陈还主张食堂只吃早、中饭，夜饭干脆分给社员拿回家去吃，他说：“这样就可把私人的粮食逗出来”。去年6月毛猪下放时，陈又在党支部书记会上布置说：“仔猪集体喂不好，干脆分下去叫那些有经验的老婆婆喂”，“凡是三类猪，全部下放”。造成全大队下放了很多仔猪和三类猪。
+
+　　在自留地问题上，主张分给社员种。陈在管区干部会上布置说：“凡是田边、沟边、荒包、古埂，不上一分的熟地，干脆给社员们种。”陈还表扬六管区富裕中农庄国民一家人自留地收500多斤粮食，说：“你看人家搞得好，收好多啊！”“这次我主张搞得好的要评模范”。还批评一些干部说：“为什么卡那么紧！干脆分点地给社员们种吗！”因而每个管区划给社员很多，现在还有少数富裕农民占用公社的熟地。据全大队不完全的统计，现在还未收回的自留地，就有64.5亩，陈的父亲也种了一分多。陈对党的农业技术措施、八字宪法也不积极贯彻。
+
+　　根据上述事实，县委正在研究处理中。
+
+　　 1960年4月26日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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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4/000011.txt
@@ -0,0 +1,19 @@
+# 四川彭县县委关于大贪污分子喻安蛟的材料
+
+　　喻安蛟，男，24岁，共青团员，红旗公社人和大队三管区信用站会计。彭县红旗公社人和大队人，家庭出身新上中农，本人成分学生。
+
+　　其父是伪保长，袍哥大爷；大哥喻安兴当过伪保队付；三哥喻安文是个右派分子。
+
+　　喻从小一直读书，53年高小毕业，由于从小就受家庭的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影响，54年担任小社会计时，就开始拉用和贪污。公社化后，调作三管区信用站会计，又继续贪污。去年5月初旬县召开的万人算账大会上，喻交待贪污公款80多元（退出现金7元多，尚差70多元）党组织考虑到喻贪污数目不大，又系本人交待，人年轻，可以改造好，没有给予处分，继续留任信用社会计。
+
+　　喻不但不痛改前非，相反又在去年秋天，将公社信用部拨给该管区的预购粮食款三千七百八十一元九角，用40多个假名字，将这笔公款改为私人存款。后将单据烧掉，贪污了这笔巨款。由于公社信用部的账目混乱，做的账目收支平衡，加上公社、大队、管区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致使喻的贪污，长期没有发觉。
+
+　　今年3月初，县委财务检查组去三管区清理财务时，社员反映喻平时用钱随便，又曾带领全家到成都耍了四、五天，他的经济收入不多，哪里来的钱呢？通过深入群众了解后，检查组的同志找喻谈话时，喻一直回避抵触，不承认有任何贪污，后经检查组同志多次耐心的教育帮助，仅承认贪污过两分钱，后在管区干部会上，又交待贪污57元，为了彻底搞清喻的账目，大队党总支留喻在大队反省交待的同时，并决定对三区的私人存款进行审查，喻见自己的贪污罪行即将暴露，才不得不承认贪污3781.90元的事实，并交出存单39张，计3564.7元和用贪污购买的毛衣一件，以及粮票22斤。
+
+　　综上所述，喻确是一个坚持资本主义立场的大贪污分子。人和大队党总支已决定撤销喻任信用社会计职务，追回全部贪污款。
+
+　　 1960年4月26日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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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4/000012.txt
@@ -0,0 +1,33 @@
+# 四川彭县县委关于贪污腐化分子徐继祥的材料
+
+　　徐继祥，男，二十七岁，现任红旗公社人和大队一管区党支部书记。彭县城关镇人，家庭出身小商，本人成分小商。四六年前有田三十多亩，全部租出，靠剥削为主。四六年先后把土地卖光，做纸烟和米生意，投机倒把剥削人民，土改错划为贫农。
+
+　　父邓中禹，伪保长，袍哥大爷，现劳改；老表卿启顺，商人，特务，从五三年管制到现在；三姑爷、三孃是地主。
+
+　　徐父早亡，父死后住舅父、三孃家读书；四九年跟着老表做银元生意；五零年至五二年曾先后推车贩卖米和糖果。五二年参加互助组任组长，无代价剥削别人劳力；五五年建社任社长，后调乡工作，因表现不好，五七年精简回家；公社化后调一管区作党支部书记。
+
+　　徐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立场，拒绝接受党的教育，瞒上压下，胡作非为，估吃霸占，抓拿撞骗，坐吃人民血汗，大搞倒退活动，其罪恶分述如下：
+
+## 一、 坚持资产阶级立场，依靠坏人工作。
+
+　　右派分子李吉成（原管制劳动）被徐调到中队部守电话，失泄党的机密。又依靠地主女儿李秀芳（民师）、坏分子马自英（彭县师范校开除的学生）管理食堂，致使该管区六个食堂有五个食堂被特务、管制分子、国民党员、二流子、商人所掌握，六个食堂五个经常停火。他们大量克扣社员口粮、油盐，将四两的米筒锯为三两五。吃稀饭不够就渗冷水，社员吃了拉肚子，菜也很少，有的没有菜吃，吃盐水，吃苕菜不淘，天蛎子很多，社员吃后生病，造成全管区发病人数多。死亡率也较大，从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三月底，发病的一百零六人，死亡四十八人，严重的影响生产。
+
+## 二、追求资产阶级腐化堕落、醉生梦死的生活，贪污拉用盗窃公款，抓拿撞骗。
+
+　　以徐为首和主管会计曾昭春（伪邮递员）等组成贪污集团。用钱不上账，上账造假条，一年来才注入十三笔账，公布了一次账目也是假账，白条子占发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他们为了隐瞒罪证，毁灭证据，还一齐宣誓说：“如果谁先说就杀谁”。现据他们初步交待共贪污八百多元（其中未包括他们日常生活的非法开支）。
+
+　　他们办小灶伙食，大吃大喝（参加的有管区干部、民师、售货员等八人）。据去年六月以来九个月的统计（不包括菜蔬），共开支四百六十八元，其中，非法报销一百一十二元九角二。吃粮三千八百九十六斤，每人每月平均三十六斤。国家统购的物资——花生、海椒，他们不上交，藏起来自吃。海椒一口袋，已吃三十五斤，花生九十多斤，已吃四十九斤。八个人每月吃三十八人的油。各连打牙祭还要给小伙食团送。他们经常吃鸡、鸭、鹅、兔，不给钱，不记账。代销店是为他们几个人服务，想吃什么就任意去拿，如鸡蛋、海带等。管区的米票。随便拿用，经常找人到“味兰”端甜食。吃酒要吃沪州老窖，吃烟要吃牡丹牌。会计曾昭春结婚，办喜事的钱、米、照像等费用全部由中队报销。总之公款任意贪污，生活腐化到顶。社员反映说：“这些干部和解放前的烂兵差不多。”
+
+　　徐从不参加劳动，不关心生产，白天东游西逛，深夜大吃大喝。每天十点才起床，骑上自行车这连转到那连，看了好菜就扯，碰上鸡、鸭在田里就打来吃。回管区就搞收音机，写情书，找李秀芳（女），冯自英（女）逛马路。甚至叫会计吴同福（老上、跟其父贩卖过牛）男扮女装，照假夫妇像。管区家属从不参加劳动。因此，社员反映说：“一人当官，全家享福”。
+
+## 三、不执行党的政策、指示，采取对抗欺骗、蒙混等态度。
+
+　　去年小麦、油菜播种，不按县委规定的规格技术和质量。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田不下底肥，有的田不犁就下种，下种后不加强管理。向党委假汇报，没施肥说施了肥，没丐水说丐了水，丐了一次说丐了二次。不少麦子、油菜长的又矮又细、又黄，甚至有些基本无收。
+
+　　根据上述事实，经人和大队党总支决定开除徐的党藉。
+
+　　 一九六零年四月二十六日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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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4/000013.txt
@@ -0,0 +1,19 @@
+# 四川彭县县委关于王文善的材料
+
+　　王文善，男，31岁，现任义和公社二管区生产队长。彭县义和乡人，家庭出身新上中农，本人成份农民。解放前务农，50年参军，54年9月在部队入党，55年转业回家，曾担任小社付社长、社长等职。
+
+　　其错误事实如下：
+
+　　（一）违法乱纪，吊、打群众。王对社员的缺点不是耐心说服教育，而是施以吊打和扣饭。今年2月28日贫农社员周述英（女），去食堂称酒，比周迟去的人都称走了，王还不给周称，周找王说理，王反而说：“你等久了该倒霉”。周一气回家，误杀了别人一只鸡，王知道后，于3月12日将周叫去食堂开会斗争，要周交待认罪，周不开腔，王就把周捆起，边打边问，随后又把周吊起在樑上，屎尿被吊出来糊了一裤子，当时在场的社员都不敢开腔。据了解，王先后还打过社员张华琼的儿子、刘哑巴等10多人。王还经常谩骂不合他意的社员。如社员陈文贞在食堂称盐，王不但不给反而大骂，扬言“要吊陈的鸭儿浮水”。社员当面不敢讲，背后议论说：“王是啥子共产党员啊，比国民党还凶”。
+
+　　(二)自私本位，多占多吃。今年元月县委、公社党委、管区支部再三强调春节付食品由食堂统一购买，正月初一不准停火。他拒不执行县委和公社党委的指示。把全部付食品分到户，管区拨给每个社员的半斤糯米，只给社员五两（老称），余下的30多斤，被他私拿回家，致使部分社员初一天找不到饭吃，埋怨说：“大年初一就饿饭”。今年3月底，管区党支部决定撤销红专校食堂与该队食堂合并，王怕红专校占了队里的便宜，就主持把该食堂剩下的大米66斤、小麦99斤、菜油24.13斤，分给每个社员大米四两、小麦六两、菜油一两五钱。分完后才与红专校合并。
+
+　　王经常在食堂多吃多占，私煮饭吃，既不给食堂饭票，也不给钱，今年他结婚时还捉了食堂公有鸡4只，兔5只，以及清油、蔬菜等办了九桌席请客，至今还差食堂12元不给。
+
+　　根据以上情况，义和公社党委4月9日决定，开除王的党籍，撤销行政职务。
+
+　　 1960年4月26日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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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4/000014.txt
@@ -0,0 +1,13 @@
+# 金堂县沱江公社云顶大队关于干部处理复查报告
+
+　　（上缺）死解放军，并有大量的贪污盗窃和严重违法乱纪，便和几个县委委员交换意见，当场批准扣留张发友。事后公安局又根据发言材料当反坏分子掌握领导权又先后批准扣留了五人。结果11个大队一级干部当场被撤职了8个，共扣了6个（内开除党籍2人），另有2个因恐惧，先后自杀和逃跑至今未回。从此，云顶便肯定为落后大队，问题的性质是组织不纯，反坏分子掌握了领导权。
+
+　　事情发生以后，云顶大队妇女主任赵相成（共青团员），曾专门向总支反映过。当时检查组同志不愿正视错误，反而提出要追查“这是什么人？为啥子要这样说”。直到4月下旬，检察院把扣留的材料查证清楚以后向县委汇报第一书记知道后，感到问题严重，一面亲自到十区检查纠正（也扣的多），一面布置淮口区委亲自动手处理，问题才得到纠正，但是由于发觉较迟，致使被扣干部押了40多天（回来都患了病）；反坏分子嚣张一时，群众说“糟糕，这一下贼娃子翻身了”；新干部不敢大胆领导，怕得罪了群众“走老干部的道路”，生产进展落后了一步，政治上亦遭到不应有的损失。
+
+　　据初步审查，原定案的事实有很大出入。什么当土匪、打死解放军、饿死人、强奸妇女、隐瞒红苕十多万斤、红苕烂了几窖、大肆贪污盗窃和私杀猪羊等均不是事实；问题的性质，既不是组织不纯的问题，也不是严重违法乱纪分子为非作歹的问题。被处理的几个人中，虽然大多数是有或多或少的错误和缺点，个别的还比较严重，如张发友贪污160多元（解放以来），捆绑吊打过有小偷小摸行为的群众、占便宜、多吃多占等（其他事实全系捏造），但错误性质还是属于好人做了蠢事，不是反革命分子，不该扣留。再如支部书记李开坤，一贯劳动，系老实农民，解放后参加工作，52年入党，由村主任、互助组长到支部书记，工作一贯积极、踏实，立场坚定。原定的错误事实当过土匪，跑过滥滩、分猪肉、杀羊子、贪污胜利果实、扣饭饿死人、强奸妇女、为首作恶、压迫群众、隐瞒红苕十多万斤，在群众大会上宣布开除党籍拘留送审。后经查证，十年来共贪污大米、包谷、人民币合计30多元，曾集体瞒产8000斤（清产时坦白交出），多吃瘟猪肉，斗争、吊打过小偷和嫌疑犯，其他的事实均系捕风捉影和坏人的诬陷。此外，扣留的四人，都不够条件。撤职2个人中也只有一个有少量的贪污拉用和占小便宜。所以总的看来，处理偏差较大，错误不小。根据县委指示精神，初步排队：被撤职的8人中，可以恢复职务的4人，可以落选的2人，原撤职不变的只有2人，其中两个开除党籍的都应恢复，其中张发友可以考虑另给予适当的党纪处分。目前除李开坤（原支部书记）、罗兴荣（生活主任）放回来后，当面进行解释、安慰，宣布恢复党籍、恢复原职务，事务长庄世荣安慰解释以后，要其回去努力生产（准备落选），改正自己的错误以外，其余的人均未最后处理。还有一个现金保管李安金贪污几十元，前次未作处理，亦应进行教育，视其认识程度再作结论。
+
+　　在复查处理工作中，县委很重视，区委亦积极。在处理李开坤、罗兴荣、庄世荣等人的问题时，我们同区委书记始终坚持严肃慎重的态度，既要防止犯错误的人翘尾巴，又要防止泄基本群众和新选干部的气，先分别召开各种座谈会，然后召开群众大会。都要讲明情况，讲明是非，讲清党的政策，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在被处分干部会上，注意启发他们进一步认识自己的错误和缺点；在新干部会上，注意讲明党的处理方针，要团结帮助犯错误的人，大家合力搞好工作；在群众会上，着重交代党的政策，分析错误的性质和原因，指出问题的发生是上了反坏分子的当，尽量发动群众自己起来分析自己教育自己。因而会后大家心情舒畅，团结愉快，群众中有人进行自我检讨，也有的人批评检查组同志“走的什么路线啊”，“我早就知道李开坤不是那种人”等等，接着趁热打铁（下缺）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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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4/000015.txt
@@ -0,0 +1,31 @@
+# 四川彭县县委关于严重违法乱纪分子郭跃明的材料
+
+　　郭跃明，男，26岁，义和公社六管区党支部书记，出身商人，成分粮商，彭县义和乡人，解放前五年，经常同父亲郭善荣到什邡、绵竹等地购买大米和杂粮，到蒙阳、义和等地出售，进行粮食投机。51年参加工作，54年4月入党，55年6月转正。历任武装队长、社长、党分支书记等职，58年建公社后，担任义和公社六管区党支部书记到现在。
+
+　　郭跃明一贯无视党纪国法，欺压群众，侵犯人权，破坏党的政策。自58年以来，先后被其非刑体罚者达28人，严重地损害了群众身体健康，并整死逼死人命两条。同时一贯贪污偷窃。真是国民党作风十足，实为群众中的坏分子。
+
+　　（一） 无视群众疾苦，体罚病人，估逼病人吃石头，鸡屎等，整死逼死人命两条。
+
+　　60年1月26日，郭在该管区一食堂组织劳动力，社员杨金富（贫农，33岁，有病）来食堂吃饭，私自去饭桶内舀了一瓷盅稀饭，被炊事员文宗安看见，打了杨一拳，杨当即倒在地上。郭对文这种非法行为，不但不加批评，郭对文这种非法行为，不但不加批评，反叫文把杨：“跟我拖出去”。文把杨倒拖三丈多远，郭又叫杨站在板凳上交待，因杨有病，站不上去，郭就跌杨两足，又令杨跪在板凳上。并辱骂杨说：“你狗日的饿得很，你究竟要吃好多才吃得饱，吃了又要偷，马木河的石头你吃不吃？”杨在气愤之下说：“要吃。”郭即令拣石头与杨吃，分队长肖建章（上中农）拣来一个饭碗大的砖头，在板凳上一砸说：“你快与我吃了”。付队长郭善秀（贫农）见肖未找到石头，便拣了一个六分长，指姆大的石头送给肖，郭跃明叫肖：“拿去给我喂嘛！”肖即把石头塞进杨的口头，并用手按杨的腮和将杨的喉管，逼其吞食，郭检查杨吞石后，又令分队长曾宪银（老下）用燃着的纸烟烧杨的脸。次日杨的肚子发胀，向社员付元秀说：“我吃了石头后，心头慌得很”。七天后，杨即在向家拱桥附近死去。
+
+　　59年冬月29日，社员高德金（男，贫农，30余岁）因修河病了返家治疗，未带介绍信，郭叫炊事员不给高的饭吃，高连饿了两天，只得用泡菜充饥。高因气饿交加，病势骤重，于腊月3日死亡。
+
+　　60年正月初，社员曾宪刚因病不能出工，曾去吃饭时，郭站在食堂门口大骂：“你装病不出工，都要吃饭，该吃屎”。在曾的背上打了两拳后，即拿猪屎叫曾吃，曾拒绝不吃，郭又用篾片挑起鸡屎估逼曾吃，与曾糊了一嘴鸡屎，曾的病至今未癒
+
+　　（二）对有缺点的社员，任意处以打骂、扣饭、罚跪、剥衣服、罚冻等，作风十分恶劣。60年正月初，郭亲自下令并主持斗争了私逃工厂，又自动回来的贫农社员刘元海。在斗争会上，指使分队干部向吉顺揭发刘不安心农业生产，将刘的衣服脱了。又借故说刘偷米票，强迫交待，因刘未做过此事无法交待，郭即叫群众拨冷水。马代元取了一盅冷水拨在刘的身上。郭又令分队干部马代元，社员刘大志等用芦竹棍和白夹竹毒打刘一顿，最后令刘订出保证。60年2月初栽洋芋中，有个别社员偷吃了洋芋种，被郭发现，吃中午饭时，郭即把吃洋芋的社员徐国绍、杨启秀、周纪珍、曾宪娥等13人集体罚跪斗争，后扣饭一顿
+
+　　（三）郭自52年以来，一贯利用职权，采用支出以少报多，收入以多报少，涂改单据，做假账，收入不做账等办法，大肆贪污公款。57年社内出售苕青，每斤八厘，改为五厘，又黄谷3000斤，每斤五分五厘，改为五分三厘，从中贪污13.5元。58年该管区成立公共食堂，在仓库购买大米4000斤，已做社员预支账，但年终决算时，郭又从复计算，扣社员现金464.58元，并称此款是自己已垫付的，58年转公社时，原小社存有现金1054.98元，除修公共食堂支出390元外，还余664.98元。郭伪造假单据39张，将所余款全部贪污。同年郭购集体用的被盖50余床，支出305.19元，在账上已报销此款。但在59年5月决算58年账时，郭又将被盖卖给社员，得款305.19元。据查实，郭在公社化前贪污人民币1075.50元，公社化后贪污1489.95元，共计2565.45元
+
+　　（四）贪污套购国家粮食，破坏粮食政策。
+
+　　郭还贪污军属代耕粮，套购国家大米等1180多斤。如53年2月，郭将军属的代耕粮280斤用来抵了自己的统购任务，54年又将社员刘安俊、王阳金二户的购粮证80斤改为180斤，150斤改为250斤，套购国家大米200斤。
+
+　　（五）不参加劳动，生活腐化。58年转公社一年多来，郭参加劳动不到10天，他女人也不参加劳动，在食堂吃饭不定量，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还经常叫炊事员给他炒菜、煮面吃。甚至为了满足自己的大吃大喝的资产阶级生活，不惜破坏国家的统购政策，损害集体利益。如郭曾叫收购组长段全贵给他套购鸡蛋。从建立公社后，郭共私吃公社的鸡、鸭、鹅等100多只，蛋1000多个，猪肉300斤，以及花生、蜂糖等10余斤。
+
+　　 县委还在研究处理中。
+
+　　 1960年4月26日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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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4/000016.txt
@@ -0,0 +1,23 @@
+# 四川彭县县委关于张发均的材料
+
+　　张发均，男，二十六岁，现任共青团红旗公社人和大队三管区支部付书记，五连生产队长。彭县红旗公社人和大队人，家庭出身新上中农，本人成分农民，一九六零年参军，五五年转业回家，曾任小社付社长。
+
+　　张转业回家后，一贯不参加劳动，欺压贫农、下中农，重用历史反革命分子，大肆贪污盗窃克扣社员口粮，破坏公共食堂，损害病人身体健康，枪劫行人，抗拒县清理财务组的检查，给群众生活、生产造成严重损失。
+
+　　一、贪污克扣社员口粮，压制民主，危害社员身体健康，破坏共公食堂，严重的影响了生产。该连食堂有社员二百八十多人，去年按照管区吃粮标准，每天每人四两细粮，每天就煮米七十斤。但他不给社员吃够标准，每天只许炊事员煮十多斤米，并规定炊事员要收回四十五至四十七斤饭票。叫炊事员徐正明把社员的稀饭尽量煮稀些，稍干一点就骂一顿，马上渗下生水。据社员反映，每碗稀饭仅有8至12颗饭。今年一月份，他们把米扣起来，把已发霉的臭萝卜叶煮给社员吃了一周多。社员吃后普遍闹肚子泻、发吐、脚手软。张和付连长王升泽（党员）经常将克扣的米，深夜煮干饭吃。有次只剩下十三斤米，他还和王扣了三斤来煮干饭吃，据初步了解，他们共吃了大米二百九十六斤（五次拿的），麦种六十斤，洋芋一百六十斤，红苕十斤，灰面三斤，高粱面二斤，花生四斤，食堂鸡蛋四十个，牛肉十八斤，蔬菜一百多斤。张还把连上种的菜，绝大部分卖掉，不给社员吃，社员忍受不了提意见，他怀恨在心，千方百计地打击报复，社员李文秀（贫农）在树上看见干部煮洋芋吃，张知道后，第二天就无故扣李文秀丈夫两顿饭，说他没有把妻子教育好。又威协李说：“你是四类分子，造谣破坏，企图搞垮食堂”。又向群众宣布说：“把李捆起送二、六连监督劳动生产。”社员谢章发（贫农）给他提意见，张就大骂谢是坏分子。因此，群众不敢开腔。张还经常无故的扣社员的饭。据了解五连社员大部分都被张扣过饭。仅五连三排统计：二十户人，其中就有十五户先后被张扣过饭。由于他们的贪污，克扣粮食、吃菜不讲卫生，当时生病不能出工的达五十九人，有一天就病了二、三十人，不到一个月，就死去八人。炊事员建议把社员生活改善一下，他说：“你把脑髓挖给他们（指社员）吃了，还是有意见”。又说：“死不完，总有几个混眼睛的嘛”。他骂社员说：“老子十四岁参加革命，推不垮，要垮除非没有党、团员了”。
+
+　　二、欺压贫农，下中农，不关心群众疾苦，和反革命分子混在一起，并重用坏人。社员病了不能出工，他说：“拿鞭子来给我打出工，不出工的不给饭吃”。社员何廷贵（贫农），因病卧床不起，不能出工，被张扣了三天饭，活活死去。何死前，三排排长罗索芬给何讲情，叫张给何一顿饭吃，张不同意。何临死时，还叫要吃饭。
+
+　　张把历史反革命分子杜正柏（女特务，伪县参议员）弄在食堂过称，记账，管饭票，有时还掌握库房钥匙。杜在张面前献小殷勤，帮她哥张发贤打毛衣，帮张做三双鞋，没有要钱，他就更相信她。有时还叫杜参加干部会，叫社员喊杜先生，而且还重用破坏生猪的猪贩子杨德荣（老上，排长）。
+
+　　三、以守菜为名，劫取财物，布置假现场，嫁祸于人。张和杨德荣今年正月间借故守菜，对扯本连马路边上萝卜的行人，敲诈勒索。凡扯一个萝卜罚五角，如果无钱，有啥东西就当什么东西，当来的东西私分。张发均就分有围腰一张，包头帕二张，衣服一件。群众称张：“拦路腰劫，沟边代王”。
+
+　　六零年二月下旬，张伙同王泽生（党员付连长）、杨德荣（排长）等人盗窃该连食堂保管室的大米后，将墙壁打起洞，造假现场报公安局，诬告社员偷粮，企图嫁祸于人。
+
+　　四、大肆贪污盗窃，抗拒检查。县财务工作组同志刚到该连时，他公开威协群众和干部说：“不准任何人说连上的事情”。又欺骗群众说：“工作组的人是兽医先生，住不上几天时间，那个如果说了，以后要一个一个的整。”更恶劣的是，财务整顿已经开始的六零年三月七日，又私分二十七斤大米，偷社员的鸡六只来吃。同时还贪污大米四百九十一斤（四次）玉米三百斤，红苕三十斤，洋芋三百三十斤（二次），糯米一斤，根据以上事实，经人和大队党委总支三月三十日批准撤销张发均党内外一切职务。团县委三月三十日批准，撤销张团内一切职务，开除团籍。
+
+　　 一九六零年四月二十六日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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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4/000017.txt
@@ -0,0 +1,13 @@
+# 四川省彭县县委关于违法乱纪分子夏明阳的材料
+
+　　夏明阳，男，32岁，现任敖平公社信用社主任。彭县敖平乡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1953年11月入党，曾历任武装队长，村主任等职务。
+
+　　夏的主要错误是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逼死人命一条。
+
+　　1959年底夏被分配在敖平公社八管区工作。在工作中，作风生硬，经常训斥群众，社员反映说：“老夏歪得很”。严重的是今年2月28日，社员刘月期发现凃安发（社员、老上中农）与何福元2人在何的家中炒窝笋吃，即向夏反映：“涂偷社内窝笋”（实际上是扯涂母戴洪秀的窝笋）。夏得知后，既不问本人，又不向群众调查了解，当日下午即对食堂炊事员杨隆秀说：“不要舀饭给涂安发吃，他偷窝笋，又懒”，杨问：“我们不舀，咱脱得了手喃”。夏说：“你叫他来找我嘛。”当时晚上，管区召开社员大会解决生产问题，会前夏和干部研究，提议辩论涂安发。当时其他干部未表示态度。夏就在社员大会上威协涂说：“你不交待清楚，我明天与你写个贼名，每顿吃饭就念，涂安发贼娃子。”会后欲辩论涂，但因涂有病早已回家，此时，夏竟在大会上宣布：“涂安发偷窝笋，明天早上不给饭吃，扣他3天饭。”次日吃早饭时，涂的儿子涂帮千到食堂已将饭舀好，当时社员涂帮会说：“昨晚开会夏社长宣布的不舀饭，为啥不执行？”夏听说涂的儿子舀了饭，就跑去质问炊事员杨隆秀说：“那个喊你舀饭给他的！？”杨无话回答，只好将饭倒回。结果涂未吃到饭，而气愤回家，向其妻陈大珍说：“把娃娃带好，这么活过卵么，夏明阳还要饿我3天饭。”遂于当日早饭后上吊自杀。
+
+　　 1960年4月26日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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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4/000018.txt
@@ -0,0 +1,25 @@
+# 四川彭县县委关于严重违法乱纪分子曾广生的材料
+
+　　曾广生，男，三十三岁，红旗公社致和大队六管区党支部书记、大队党总支委员。彭县致和大队人，家庭出身新上中农，本人成份农民，解放前务农，学过木匠，解放后曾任村农会主席、村主任、联社社长、分支书记，五八年公社化后任管区支部书记。
+
+　　一、 严重违法乱纪，亲自布置捕捉、毒打神经失常社员张孝生致死。
+
+　　张孝生。男，26岁，中农，红旗公社致和大队六管区二连人，死前神经失常，偷过本管区的玉米包、洋芋、各类蔬菜，大队蔬菜营的蔬菜，元丰亨的灰面、海椒，牵过本连和畜牧站的耕牛，整坏过农水局的气象测量仪。
+
+　　五九年七、八月，张孝生疯病加重，经常偷窃。管区支部书记曾广生先后在中队干部会上和红专校学员中说：“一、二连与我抓，抓到后使篾片与我打”。并亲自组织和率领张友全（贫农、连长，违法乱纪分子）、张志先等八人捕捉张孝生。还奖励参与者每人每晚玉米酒四两，自此以后，张友全、吴祖民（老上中农，惯匪，劳释分子）等，经常抓住张孝生就毒打。五九年八月十九号晚，张孝生偷“元丰亨”的灰面、海椒、胡豆，被张友全、吴祖民、李德顺等八人发现，张孝生丢下东西就跑，张友金等拾得，拿回去分了。第二天（二十号）早晨，张友金率领社员甘远水、刘义祥、刘继金，到张家中，将张孝生捆起押到中队部，早饭后，以张友金为首领导青少年甘远水、庄孝云、吴恩世，用叉头扫把的白夹竹子轮流毒打张孝生。中午时，张孝生挣脱绳索，翻房子逃跑，张友金等发觉立即追赶，追到水电站时，张友金竟用步枪向张孝生射击，打在张的后面地上，追到农技校时，学员陈家寿等人挡住，张孝生再次被捆押到中队部，张友金指定柯西贵、陈家寿、甘远水三人到社员何家云处砍木金花条子，何等砍来两捆，用木金花条子轮翻对张毒打。身为管区支部书记的曾广生，由县上开会返回管区，知道后置之不理，被张友金等绳捆索绑、脚带铁链、嘴勒铁索、连续毒打而口干舌燥的张孝生，要水喝，又被曾经整张孝生坐老虎凳的代国云（商人，违法乱纪分子）端了一瓢冷水，从张头上淋下，张的伤体着水后，绳子勒得更紧，疼痛难忍，大声呼救，张友金等公然不理，指定红专校学员陈家培、何西贵、李万富、陈家寿等四人看守，他到中队部开会，张孝生叫喊到晚上，陈家培听见张孝生由呼救转到呼气，十点后陈家寿照亮去看，张孝生已经死去。红专学校学员冯引清立即到中队部报信。身为管区党支书、亲手布置毒打张孝生的曾广生这时正在开干部会，闻讯后，立即宣布散会，留下党团员，分配部分看守死者，带领陈明武、廖刚春等到死者家去欺骗其母（曾未出面）说：“张孝生已病死，我们已经用枋子装好埋了。”张母不信，曾返回后，竟捏造事实说：“我与公安局打了电话，公安局说埋了就是。”指定社员陈家寿、陈家树、张友金等六人将死尸抬到两华里远的十二村地界上埋了。为了掩盖罪恶，曾到十一村代销店买了八、九斤酒，几包烟，煮一大锅饭，招待埋尸社员和参与看守等大吃大喝一顿，又发给每个埋尸社员现金一元，以收买参与看守者。二十一日早晨，张孝生母亲哭往十二村，挖开尸体，发现浑身是伤，大声痛哭，社员议论纷纷。亲自看到张友金毒打死者的儿童何洪根等说：“不是病死的。”曾广生还怕他的罪恶事实被揭穿，当天早饭时，又到一、二连食堂威协群众说：“张孝生是‘缩阴症’死的，我与陈区委（大队党总支书记）、公安局都说过，公安局喊埋就是”，“那个说是整死的，那个看到。那个说的打一火！”群众在曾的威协下敢怒不敢言。
+
+　　张死后，曾怕党总支追查，又打电话欺骗党组织，向党总支付书记周寿彬说：“张孝生病死了”。周听说张死，叫曾与公安局报告。曾在电话上找到公安局干部陈忠，捏造事实报告说：“张疯子到处偷东西，准备放火烧中队部。昨日在街上偷东西，被人打了几拳，回家就死了”。陈听后，也未追究此事。第二天，张的母亲到公安局去控拆她儿子被人打死，公安局即派陈忠到六管区去调查，身为国家干部的陈忠到该管区后，对这样重要的人命大事，不深入群众了解，只是问了一问曾广生：“张的母亲还闹没有？”曾说：“没有闹了，陈区委（陈文德，大队党总支书记）叫我批评了她一下”。陈听说张的母亲没有闹了，也就走了。今年四月上旬，民愤不平，怨声未息，县委再令公安局调查，乃真象大白。
+
+　　曾在日常工作中，也有许多违法乱纪行为。如任意克扣社员口粮，饿社员的饭等。六零年一、二月，县委规定，每人每天至少吃四至六两大米，他私自安排三两三，病人只吃二两，向大队却又假报安排的八两，食堂主任何玉芬（老上）把稀饭煮的稍干一点，他看到后就亲自加入冷水。今年三月还无故扣社员贺文群等三人的饭。由于克扣口粮，使管区八个食堂就有五个食堂今年二月份吃了七、八天的净菜，第六食堂吃了十三、四天。由于食堂掌握在富裕中农手中，任意克扣贪污社员口粮，不关心社员身体健康，发病人数多。据四月三日的统计：全管区尚有五十六个病人（其中重病号十九人），从一月份至四月三日就死九十九人，仅六连就死亡二十六人，占全连三百零五人的百分之八点五。社员发病死亡情况，他不但不及时向大队报告，千方百计设法医治，反而在一、二连的群众大会上大骂社员说：“狗日的一、二连，死完了都不要紧，死一个不好埋，死两个担起埋，有的是碉堡板板”。
+
+　　另外，曾在工作中，一贯消极抵抗，不执行上级党委指示。目无组织纪律。如五九年十月大队布置六管区要三百人搞小麦深耕，曾不执行。全区六百九十七亩小麦田全是浅耕。丐小麦时，毛坑里的粪水很多，也不派社员丐，使全管区百分之七十的小麦一次未丐。已丐的百分之三十中，有一部分只丐了田边四周。致使小麦的二、三类苗占百分之五十。分配的一千零五十八亩油菜，只完成一千零二十五亩。由于播的太迟，有六十五生长很坏，全部犁掉，浪费不少种子和人工。
+
+　　又如，不执行党大力发展毛猪的指示，克扣毛猪服料。他擅自决定将毛猪精饲料二千多斤碾来吃。由于领导不重视，组织不纯（全管区五十六个饲养员。有老上十七人，老下四人，贫农三十二人，小土地出租者一人，地主二人），饲养不善，致使全管区五九年底的一千多头毛猪，死了三百多头。剩下的六百五十三头猪中，三类猪就占百分之十以上。
+
+　　根据上述事实，红旗公社致和大队党总支于四月四日批准，撤销曾广生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出党。
+
+　　 一九六零年四月二十七日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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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4/000019.txt
@@ -0,0 +1,41 @@
+# 四川彭县县委关于坏分子周继光的材料
+
+　　周继光，男，28岁，竹瓦公社党委付书记。本社五管区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分农民，48年前务农，49年至52年，农闲挑钱纸卖，农忙在家做农活。
+
+　　解放后曾任村委员、村会计、付社长，57年调竹瓦乡工作，曾任治保主任、公社党委委员、政法公安部长，今年3月提任公社党委付书记。
+
+　　周在工作中一贯严重违法乱纪，品质极端恶劣，目无党纪国法，屡教不改，群众敢怒不敢言，称他为“活阎王”。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
+## 一、 任意打骂捆绑，脱群众衣服。
+
+　　今年3月14日，五管区二连社员阳泽惠（新下）在食堂吃饭后，拿走食堂两个碗，被周发觉后，将阳弄回食堂捆起，叫管区主任严孝友脱阳的衣服裤子，在群众苦口请求下，才给阳留了一条内裤，又逼阳赤着身子去积肥，社员们看见不忍心，才借了一张围腰给阳把乳房遮住。
+
+　　今年一月间小女孩廖明珍（贫农）掐了社里一把苕菜，被周捉住后，不但饿饭，站板凳，把全部上衣脱光，还打了两下耳光才放回家。其母将身上的衣服脱了一件给廖穿，第二天去食堂吃饭，被周看见了，又叫社员张继贞（新下）将廖的衣服脱了。廖母女二人又气又受冻，致使生重病，现在尚未痊愈。
+
+　　今年1月12日，赵吉英（贫农）、邱建琼（贫农）均为14、5岁的少女，拿了管区保管室的花生1斤多，在金竹林内吃，连长李连贵看见，告诉周继光，周叫李将赵、邱两人捉去管区办公室审问，又叫管区主任严孝友、连长李连贵把邱之母陈述芳（贫农47岁）捉到管区办公室，硬说陈支使女儿偷吃花生，叫管区主任严孝友、连长李连贵，社员辛德芳脱去3人的衣服。社员辛德芳叫两个少女自己脱，还说：“你不脱，周书记要整你！”结果自己将上衣全部脱光。陈因拒绝不脱，周又叫严孝友估住将陈的衣服脱去，只剩上下单衣各一件。陈、严二人又把3人绑在管区办公室台子前的柱子上（两个少女捆在同一根柱头，陈一人捆在一根柱头上），当着干部、群众大骂一场，叫整修房子的木工守住。当时正是严寒季节，当晚又打白头霜，两个赤着上身的少女，忍受不住，在夜深无人看守才弄脱绳子逃走，随后陈也把绳子挣脱逃跑回家。天亮后，陈无衣服加，无法到食堂吃饭，连长李连贵，硬逼陈出工，扬言不出工就扣全家的饭，陈的丈夫又正生病，不能起床，没奈何，只好将丈夫的烂棉衣穿上出工，因天冷受冻，致使生病。
+
+　　今年2月5日，社员们在田间劳动，有十多个社员，每人拔了社里的二、三个红萝卜吃了，被周发觉后，第二天早晨，下令停开全管区（只有一个食堂）社员的早饭，把社员集中到管区办公室门口。周叫各连连长把扯萝卜的石清太（贫农）、廖明春（贫农）、庄成英（贫农）等10多个社员拉出来，又叫一连连长陈作发等人将他们的上衣脱了，在白头霜很的情况下罚站板凳、受冻一个多小时。连50多岁的田大娘（贫农）也未逃脱如此刑罚。周的堂兄周继中（老上）偷社员的鸡，则未受到一点批评。3月9日中午，社员挑谷种晒时，有的抓了几粒谷子吃耍。周看到后，加以盗窃谷种罪名，将吃过谷种的10几个男女社员的衣服脱了。
+
+　　今年1月份社员石青太（贫农），因病不能出工，周说石装病，叫严孝友把石的衣服脱去。13、4岁的张启贵，因在挖了生姜的地内拾到一斤多生姜，被周发觉，硬说张偷生姜，也将张的上衣脱光。石、张二人，因无衣穿，生产小队长卿光秀，第二天找周与石、张求情，退还他2人衣服，周不但不退，反骂卿是同情“右倾分子”，还说：“你怕把他们冷死了”，“死一个不好埋，死两个好担去埋”，“死一个人当不到烂一根红苕”，“烂一个红苕我还要呻唤，死个人我都不呻唤”。
+
+　　据了解周调五管区工作期间，从59年8月到今年3月，亲自动手、脱过贫农温立秀等4人的衣服。在他支使下管区主任严孝友等4人也打、脱过29个社员的衣服。8个月来，他们脱了社员的衣服、裤子40多件，丢在管区保管室、管区图书室的地上。今年4月初，当县委发现后，令其全部退还，但因时间过久，扯烂、扯掉一些，有的也认不出是谁的了，现在虽已将衣服退完，但未全部退清。
+
+## 二、 无视群众疾苦，逼死人命多条。
+
+　　53年10月10日，周任村公所委员时，通知互助组长刘善德去乡上开会，刘说：“我要犁田，不空”。该互助组组员何叶氏（贫农）怕刘去开会无人犁田，不满意地说：“你去嘛！把牛丢在田里，它晓时拉”。周就以何破坏开会为名，在13日晚于群众大会斗争何，还亲自掀何两掌，吐何的口水，致使其他干部也动手打，何在气愤之下，便跳水自杀。
+
+　　去年冬月，社员杨惠清70多岁的父亲（原为社养4头牛）生了病，杨几次向周哀求，称点米煮给他父亲吃（因当时食堂吃红苕），周不但不准称米，反而大骂说：“还没死，是装病”，“老人留了做啥，死他的嘛。”杨父病重后，想吃些饭，杨又将父亲用鸡公车推去见周，请求给点米，并向周下跪，周还是不给，又大骂说：“我怕你这阵就死”。杨见哀求无效，只好将父推回家，第4天就死了。
+
+## 三、 弄虚作假，集体扣饭。
+
+　　今年3月，全管区劳力集中在三分队老院子，背后种洋芋，周要两个连必须栽完五亩，才准吃饭，因为没有栽完，直拖到中午才给社员早饭吃。今年3月二、三连全体社员一次播种玉米时，没按时完成播种面积，被周集体扣饭一顿。去年11月底食堂做红苕九大碗，社员正在高兴的吃饭，周听说县委生产检查团马上就要去五管区，就逼着社员马上下田薅油菜，有的社员还未吃完，只好将剩下的饭、菜倒在自己的木桶和瓦钵内拿走，周见后，大发雷霆，即令严孝友把社员的全部菜饭倒了，又拌坏社员木桶30多个，碗钵100多个。其中：周亲自拌坏40多个。还威胁社员，不准向检查团的同志讲。
+
+　　58年9月周分配到五管区工作以来，很少和社员一起吃饭，与管区干部开小伙食，经常吃干饭，粮食无定量。周和其他干部一起吃了三连一只鹅、五只鸭和管区十二支鸭子。自己还私吃花生10多斤，三连连长陈作发送的鹅蛋20个。社员今年过阴历年剩下的猪肉，面、红糖，又被他私吃完了。据了解，周从59年3月到今年3月，在五管区吃饭，只给了34斤半粮票，11元钱。他在乡每月领19斤粮票，除回乡吃的外，其余全部贪污，不仅如此，他去年还倒借管区71元钱和5斤粮票，到现在未还。
+
+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周在工作中一贯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实属品质恶劣，屡教不改的坏分子，县委正在研究处理中。
+
+　　 1960年4月28日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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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4/000020.txt
@@ -0,0 +1,47 @@
+# 中共光山县委关于发生浮肿病和其它疫病造成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
+
+　　<中共光山县委>
+
+　　（地委并报省委：）
+
+　　我县两年来，同全国各地一样，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光辉旗帜照耀下，在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委的英明正确领导下，出现了持续大跃进的大好形势，工农业生产超额完成了计划，各项工作蓬勃发展。目前，光山全党和全县人民正乘风破浪，以高涨的劳动热情，冲天的革命干劲，为实现1960年的持续大跃进而积极努力。
+
+　　但是，在繁荣兴旺的大好形势下，由于严重自然灾害的袭击，特别是由于县委领导上，没有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以及省、地委历次关心群众生活的指示，对群众疾苦关心不够，对群众生活安排得不好，对疫病的防治抓得不紧，措施不力，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作风，因而，从去年11月份以来，在部份地区先后发生了浮肿病和其它疫病。到4月30日止统计，全县发生浮肿病和其它疫病累计70201人次，死亡14126人（包括正常死亡7390人在内），其中因浮肿病死亡4528人，紫疳症死亡1397人，其它疫病死亡8201人。较为严重的有五个公社，占公社总数的 33.3%，164个大队，占大队总数的 46.2%。全县现有浮肿病和其它疫病共7348人。现已分别集中到县和公社治疗（有的集中到片），只要采取坚决而有力的措施，不久即可痊愈。从上述情况来看，发病和死亡率是极为严重的，已使少数地区生产受到影响，使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都造成了很大损失，县委深感痛心。
+
+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中央和省、地委的屡次指示下，疫情不仅没有得到彻底扑灭，反而在个别地区于四月份又稍有发展，这样严重的问题，县委虽有查觉，但未能及时全面具体了解，直到中央和省、地委检查发现后，才感到问题严重，提起了我们警惕，作了深入检查。尤其是通过省委六级干部会议精神的初步贯彻，各级党委，特别是公社党委的觉悟提高、态度端正，敢于正视问题，反映问题后，才使我们基本搞清了这一严重问题。这足以说明，县委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是十分严重的。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严重的问题呢？具体来说：
+
+　　1、 领导上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正是由于领导上的严重的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指导思想和工作作风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深入检查不够，加上愿听好的，不愿听坏的，以致情况掌握不准。从干部来说，有少数人，对讲实话，谈问题与右倾思想界线划分不清，患得患失，真实问题不敢反映，弄虚作假，蒙混上级。去冬以来，县委从未接到过有关疫情与死人情况的具体报告，即使片断的回报材料，也比真实情况缩小了许多。因此，情况一直掌握不准，所以提出的措施由于失去确切的事实基础，也显得不力，也就不能认真实现，致使问题发生得比较严重。入春以后，县委虽下定决心，指令各级党委将所有浮肿病人无论轻重，不惜一切代价，一律集中治疗，取得了很大的治疗效果。县、社计分别集中了4063人，治愈1822人。但是还是很不彻底，发病和死亡现象仍然未能根本杜绝。究其原因是：领导上有盲目地满足情绪；而少数干部则认为过去没说实话，怕暴露了问题，有损个人得失，把顾及个人超过了关心群众的利益。因而，既不真实地向上反映，又不积极地采取措施。县委如果能够及时地全面地掌握实际情况，主观上高度警惕，作好工作，虽不会绝对不出一点问题，但总会少些好些，即使有问题也会及时解决。
+
+　　2、 部份地区的群众生活安排得不好，在去年征购时，没有将征购和分配紧密结合起来。特别是领导上，对严重旱象中所出现的插花性灾情估计不足，注意不够，征购负担不尽合理，部份地区购了过头粮。加之，部份地区又出现了变相反瞒产的作法，致使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些思想顾虑，有粮也不敢拿出来。因此，少数食堂曾经一度发生停伙现象，部份食堂曾经一度吃粮较少，吃菜过多，热量不够，营养不足，促使了浮肿病和其它疫病的发生。去冬和入春以来，在省、地委大力扶助和支持下，拨发了我们大批粮食统销指标，县委也及时地发到社、队。但是，在领导思想上，又满足于拨了大批粮食统销指标，对于从指标的拨发直到每个社员真正的按规定的标准吃到肚里还有些具体问题：如是否有钱、柴和干部作风如何管理如何等。估计不够，解决不力。社员吃粮标准仍然偏低，造成浮肿病不能杜绝。
+
+　　3、 劳逸结合不够，不少地区对生产任务要求过高过急，劳动强度过重，休息较少，睡眠不足，久而久之就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抗病力减弱，以致发生了浮肿病，象水利工地、工厂、机关、学校等，吃粮标准都较高，但也有些人发生浮肿病，就是因为劳逸结合不够所造成的。
+
+　　4、 群众性的卫生工作，经过几年努力，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不讲卫生的不良习惯还没有完全改变，不少地方还习惯于喝冷水，吃塘水，饮食不清洁，环境不卫生，尤其是对大旱之后，可能发生疫病流行认识不够，预防不力。再加上有些地方病、慢性病和流行病没有完全消灭，都是造成浮肿病和其它疫病的重要困素。另一方面，在大抓治疗的同时，群众性的防疫工作又跟不上，集中治疗以后，对散发病人的巡回治疗又抓得不紧，治疗出院后，强调继续适当休养，又注意不够，以致病情续有发生。
+
+　　5、 去年夏秋两季发生了严重干旱，广大群众誓夺丰收，日夜苦战，体质受到影响。加之，去冬今春以来雨雪较多，气候忽冷忽热，变化无常，稍有不慎，感冒风凉，病情易于复发，这对疫情的发生又有很大的影响。浮肿病易治易发，多次复发（多者复发四、五次，最多的达八次），体质减弱，容易引起合并症，增加了治疗上的困难，造成了严重死亡，据四月底住院病人1900人检查，发生合并症者达1191人，占总病人的 62.7%。其中心脏病 142人，肝脏病28人，肾脏病58人，结核病72人，哮喘病68人，血丝虫病70人，勾虫病 219人，蛔虫病 150人，胃病 150人，其它病 234人。
+
+　　正由于部份地区一度生活安排不够好，疫情未能及早消灭。加上个别干部的恶劣作风，造成了少数地区人员外流，过去虽曾派人四处寻找，但由于未抓住主要关键，也就是没有抓住安排好生活、彻底扑灭疫情、切实改变干部作风的根本问题，困此，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外流未能根本杜绝。全县先后外流4736人，除已返乡2022人外，尚有2713人在外未归。当此紧迫繁忙的生产季节，却发生了人员外流现象，这是极不应该的。
+
+　　当发生了疫情和人员外流的严重问题以后，在省、地委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
+
+　　第一、 全党动员，突击消灭。坚持书记挂帅，广泛深入开展群众性的防
+
+　　疫灭病运动。县委确定书记处书记孙广生同志专抓，公社党委确定一个副书记专抓，继续本着地委指示的不惜一切代价，千方百计，采取有效措施，迅速彻底消灭疫病的要求。全县除原已抽 112名干部，594 名医生，268 名护理人员外，再抽干部 305人，医生 347人，护理人员 730人，投入防疫灭病工作。从五月一日起，决定在全县范围内，组织一批力量，对消灭疫情情况进行普遍大检查，逐社逐队逐弯逐户加以澄清，了解病情，作到一个不漏，重者到县，轻者到公社，严重瘦弱者，集中到大队疗养，采取有效措施，一抓到底。同时，确定书记处书记刘文彩同志赴新县作好外流人员的返乡工作。
+
+　　第二、千方百计，大抓治疗。无论轻重病人一律集中，免费医疗，重的集中到县（共 369人），轻者集中到到公社（共5206人），除了抽调医生和护理人员外，指定了 417个干部住院加强领导，对临时医院，加强对医、护人员和病人的政治思想领导，发挥医护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治疗方法上，采取土法上马，土洋结合的办法，全县共发动医生献出验方 237种，已采纳有效的达37种。普遍推广了西药双氢克尿塞，中药消肿丸和二两散，单方灶矾泡酒，疗效很好。对休养的病人，除在饮食上适当照顾增加营养外，大服养心汤，和实行针灸补健法，促使病人很快恢复健康。
+
+　　第三、全面安排好生活，加强食堂管理。对当前安排较差的食堂，在省、地委大力支持下，县委又增拨了 200万斤统销指标，拨款 8万元，保证吃粮达到十一两。同时，大抓蔬菜生产，全县已种25.3万亩（包括南瓜在内）每人每天保证吃到二至三斤鲜菜，大制各种淀粉，大量采集各种代食品，大搞扑（应为捕——编者）鱼捞虾，多方改善群众生活。大力加强食堂管理，坚持执行依人定量，实物到食堂，指标到户，凭票就餐、节约归已的办法，作到计划用粮，主副结合，调剂好生活，以从根本上制止疫情发展、杜绝外流。
+
+　　第四、防重于治，全面预防。除了安排好生活外，突出抓两点：一是强调劳逸结合，不突击不加班，根据体力适应派活，所有病人，不论轻重，一律停止劳动，安心休养，对刚好的病人，也多休养少做活。在休养期间，照发工资，照样享受各种物质和政治待遇；一是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结合春耕生产积肥运动，开展群众性的大扫除大洗刷。对群众进行卫生常识教育，特别搞好食堂卫生，保证食堂清洁，作到不吃生冷，不吃生盐，防止食物中毒。
+
+　　第五、改进干部作风，继续组织党员和干部学习毛主席“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著作，教育全党和全体干部，高度的关心群众生活，与群众同甘共苦，脉脉相通。改进领导作风，深入实际，遇事与群众商量，大兴六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娱乐、同想办法）之风，同时教育干部，既要有冲天的革命干劲，又要有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勤勤恳恳，老老实实，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实事求是，正视问题，积极想办法，解决问题。在领导上，抓好思想工作，抓好表扬好干部，并选择好坏典型，组织干部进行讨论。对于已发现的坏人，结合整社和改造三类队，通过群众讨论，坚决换掉。总之，要达到思想、生产、生活齐抓好，在全县范围内形成全党团结，干群团结，积极热情组织生产新高潮的局面。
+
+　　通过采取上述措施，疫情已经好转，外流已陆续返乡。但是，疫情和外流所造成的损失是严重的，教训是极为沉痛的。造成这一损失，县委应负主要责任，为了弥补损失，挽回不良影响，从中吸取教训，县委除请求上级党给以严厉的处分外，我们将从这一问题中吸取深刻的教训。教育光山全党，团结一致，改进工作，决心将坏事变成好事，密切联系广大群众，带动全县人民，树信心，立大志，搞好当前生产，积极实现1960年的特大跃进。
+
+　　上述报告当否，请指示。
+
+　　 中共光山县委1960年 4月30日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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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4/000021.txt
@@ -0,0 +1,35 @@
+# 中共商城县委关于对余集公社几个问题的检查报告
+
+　　（地委：）
+
+　　县委根据地委邱书记5月1日的电话指示，5月2日以县委监委会秘书吴忠良和人委人监科雷程银二同志迅速前往余集公社有关地区进行了检查。现将检查情况和对有关人员的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
+　　（一）关于余集公社两个过路民工的问题。4月26号中央、省委检查组发现余集公社施河管理区郭庙大队公路旁两个过路民工，系余集公社余集大队人，其中有一男一女，男的于4月26号死去，女的经中央、省委检查组抢救，现已脱险。具体经过：
+
+　　史祖运，男，现年42岁，贫农成分，住余集公社余集大队腰塘生产队，家有4口人。本人在古历3月因病住院，当月下旬出院，在出院时并没有完全恢复健康，还待继续修养。但回去后，生产队副队长余功治（老上中农）强迫劳动，并说：“不劳动不给饭吃，要吃饭就得拿钱”等，史祖运因不能劳动，终于在3月中午和下午两顿没吃上饭。22日早食堂打给两碗稀饭，因没钱没吃，中午又去食堂将每人应分担两个半菜馍拿去，吃了一个半被余功治发现，将没有吃完的一个半夺走，并大骂说：“你不要脸，不劳动还要吃饭”等。死者就心中难受，痛哭流泪，当天下午就前往城关镇走亲戚（据说到他小孩舅张裁缝家），因没有粮票，身病未痊，不能常住，才又转返回乡，在阴历的4月25号躺倒郭庙大队的公路旁。当被郭庙大队青年场长何代青同志发现向大队报告，有副队长占克文同志给背到本大队部，因大队不给饭吃又给送到当地熟食组（因大队第一书记陈贤法同志正在开会）并令其做饭，这时天已到深夜12点左右，当饭做好后，死者一碗面汤只吃一半，加之当天下雨，气候较冷，夜中无被（只给一床草席），因而病情加重，于4月25号上午10点左右死去。
+
+　　齐重秀，女，年25岁，贫农成分，住余集公社余集大队，家有2口人（爱人任义荣系转业军人在城修养）。该女在古历正月17日由生产队抽调去伏山水库劳动，调去3天，因身体瘦弱水库负责同志让其回家休养，于2月13号又有生产队长余良元和妇女队长张家英令该女去伏山水库，14天时间，因思念母亲，加之有病干不了重活，曾有两顿因不能干活吃不上饭，于2月27号星夜逃走，离住家50里路，共走将近一个月时间，直于阳历4月25号到达本公社的大柳树大队，与死者史祖运见面，叙述了详情（他们虽系一个大队开始并不认识），当晚住在一起，有大柳树的红专大学每人送一碗稀饭吃，24号两人同往途中的施河集熟食组（一天只走5里路），住居一夜，每人只吃一碗面汤，25号又同往郭庙大队公路旁（离施河只7里），而史祖运一倒，该女直往郭庙大队熟食组，26号上午有中央检查组用车带回公社，住院休养，现已脱险。
+
+　　（二）在弄清上述问题的同时，并对该公社的莲塘大队部，为了讲排场，讲阔气，拆毁群众的民房盖大队门楼，造成不应有的浪费，也进行了检查。具体情况是：
+
+　　莲塘大队部整个住宅，现有42间瓦房，除铁、木工厂占用一部外，下有房屋做大队办公室、保管室、会议室、住屋等完全够用。今年2月以住大队干部余有芳同志（乡党委书记）为首的与大队支书、队长商量研究，，规划以旧换新，要盖104间房屋，除整修现有42间外，还要新盖62间和一个洋式的大门楼，共购买石灰1800斤，瓦1500块计浪费现款117元之多（因原材料是废物）。二月份以来，共45天时间，浪费劳动力514个，在整个建修过程中，每天平均劳力26人.他们劳力的来源有四种：1，干部义务劳动；2，九个生产小队，每队固定一个劳力，直到完全任务为止；3，对所需要的技工，除每天1.2元请外队一个技工外（主要盖大门楼），其他均有大队铁、木工厂包建；4，发动社员大搞突击，如（此处空一格，应加立——编者）架、订（应为钉，此处空一格，不知为何字——编者）上瓦时，每天60多人，约4天时间，每顿吃饭8桌。为了加快完成任务的速度，除增加干部的劳动时间外（每夜到12点），还规定凡是开会，不管是干部，还是群众，每人都要担一挑到两挑（此处空一格，应加砖——编者）。更不应该的是病号参加修建，如3月底在（此处空一格，应加立——编者）架、订（应为钉，此处空一格，不知为何字——编者）上瓦时，竹业厂工人余培强也参加劳动，炊事员余科新也参加上瓦（都是浮肿），虽未造成后果，却使他们尽早恢复健康受到一定影响。
+
+　　由于大队干部参加修建，有时对其重大问题考虑较少，该大队疫情虽是好转，但并未完全消灭，现有轻重病号94人住院，其他每个食堂均有3至5个，对病院中存在的问题，也很少发现解决，有时虽是发现解决一些问题，也不及时，直至现在住院的病号要求出院，没住院的病号不去住院。如铁工厂工人陈铁匠40多岁，已病2个多月，就不去住院，自己身体还很瘦弱，到大队去背米做饭吃。刚出院的病号陈大银，也叫参加劳动（担粪水浇菜），这些问题都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
+
+　　（三）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县委对毛主席“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学习不够，对干部教育差，有官僚主义，对少数生产、疫情、生活安排和干部作风，缺乏深入细致检查和严肃处理，使有些问题发展到严重程度，得不到解决而影响群众身体健康，影响生产，特别是个别干部作风恶劣，造成史祖运丧命的惨痛事件，是与社委严重官僚主义分不开的，负有一定责任。为了挽回影响，弥补给党造成的损失，除要求地委给商城县委应得处分外，县委并对有关人员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
+　　余集公社党委对少数干部的严重违法乱纪，平时缺乏教育，造成史祖运丧命的惨痛事件，事后仍不了解，存有严重官僚主义，事先既没发觉，事后发现也为及时检查处理。因此要认真分析原因，找出危害，吸取教训，坚决杜绝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
+
+　　余集大队党支部严重官僚主义作风，对史祖运丧命的惨痛事件，事先没发觉，事后仍不了解，因此应负一定责任，除认真吸取教训，彻底改变作风，切实关心群众生活外，并写出深刻的书面检讨。
+
+　　郭庙大队支书陈贤法同志，严重的不关心群众疾苦，亲眼看见青年场长何代青报告史祖运生命危险时，不积极想办法抢救，不妥善安置，死者要吃时，把他交给熟食组。政府早已规定，特殊用粮用款，可以实报实销的政策他不执行，借口大队部没粮没饭，不给安置，将死者交给熟食组后，没被子自己也不管不问。陈贤法同志身为共产党员，又系大队第一支部书记，严重的不关心群众生活的作风是恶劣的，应做深刻检讨。
+
+　　（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余集大队腰塘生产队副队长余功治，严重的没有群众观点，不关心群众生活，强迫病人劳动，克扣病人吃饭，造成史祖运外逃丧命，应负主要责任。因此，给予余功治撤销副队长职务，交群众监督生产，劳动改造。）
+
+　　以上报告是否有当，请地委指示。
+
+　　 中共商城县委1960年5月6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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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4/000022.txt
@@ -0,0 +1,65 @@
+# 贵州赤水县元厚公社党委关于管理区陈树荣事件向县委的检查报告
+
+　　（县委：）
+
+　　关于我社同心管理区兴隆生产队陈树荣事件的经过具体情况，洪部长已向县委报告。现将我们从陈树荣事件中所取得的教训，向县委报告如下：
+
+　　陈树荣，男，65岁，新上中农成份，住同心管理区、兴隆生产队。其妻刘洪裕现年59岁，其子陈林（原在赤水民警队工作）现在思南教书。
+
+　　解放前，陈与他哥哥陈老二、弟弟陈老四和匪首袁尊五、刘伯成等流窜元厚、土城、川风凹一代进行抢劫三年之多，陈任土匪管事。因作案过多，陈老二、陈老四被杀。陈又因盗窃当时伪区长袁树香大米400斤多，潜逃习水的良村、温水一代绑匪抢劫，并在当地开设烟馆，直到46年，又因为匪抢劫，被伪政府捉住，陈越险逃回同心乡板桥沟唐生岩居住，一直到解放。
+
+　　解放后，陈一不参加会议，不参加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直到一九五八年二月，儿子陈林从思南请假回家中，经过动员才勉强的顺大流加入人民公社。但是只田入社，土和耕牛农具就不入社。为了不参加集体生产活动、不参加公共食堂，并经常散步流言蜚语，制造××年元月一日，生产队长王中全的母亲龙明英，在他家做完粑粑时，他说：“王中全（生产队长）不要太积极了，以后干不长”。又说：“倪智为（国民党区党部书记，已杀）的脑浆都打飞了，你们这些，将来国民党回来，还不是一样”。今年生产队安排他看小麦（未收割的），他把小麦偷走后，队里问他时，他说，我只能帮助你们看猴子，那个给你看强盗，并将他种的四亩多地小麦私自收入。
+
+　　为了把粮食很好地集中起来，公社党委副书记胡志明同志代领工作组杜济涛、喻静德、陈传富，和管理区的干部马云清、张俊英等到兴隆队工作，并对陈进行了多次的说服教育，动员他把粮食交出来，集中保管，但陈坚持不肯。6月8日，又经胡志明、分支书记袁兴明再次教育动员后，他才勉强承认有点荞[原文荍字]子，叫去背来。6月9日生产队派王中全（小队长）、黄飞珍（食堂厨师）、袁宗明（社员）三人到他家去背湿荞三背，干荞5斤，小麦五斤。6月10日又由分支书记袁兴明、小队长王宗全、保管员周昭华又到他家去动员交粮食，陈说：“没有了”。王宗全等三人就翻找。陈的爱人刘洪裕说：“反了”。陈接道说：“打那狗日的东西”。连说就拿弯刀砍周昭华。陈的爱人刘洪裕手拿棒棒伙同打周，一连四刀，三刀未中，第四刀砍中了周的头部的二寸长、2分深。结果三人都被打伤。袁兴明右手被打得吊起，右腿打肿。王宗全被打了几棒，三人摆脱逃回。
+
+　　次日，陈放火把房子和家里的粮食烧掉。经检查，共烧掉粮食280多斤，桐子40多斤，盐巴5.6斤，米饭豆6斤，盐菜30多斤，大烟工具一套，以及其他物资，继后畏罪逃到山上。爱人刘洪裕身穿5件新衣，和带上29元人民币，于当日中午投河自杀。
+
+　　6月11日半夜，陈从山上下来，来到回龙小学校教师刘朝元（女），一面叫她姐姐从后门出去，到队委会报告，一面招呼和安慰陈树荣在校内休息。不久队长杨绍清、小队长王宗全、党员袁仲后、团员王宗贵四人赶到回龙学校。杨绍清说：“陈三爷有话好好说，把问题弄清楚，你何必这样做呢？”陈说：“杨大爷，你与我无仇无气，他们要整我吗，我整一个是本钱，两个是利钱”。随即手拿木棒吹火筒就往杨头上打，一连打了五棒，王见事不好，就朝陈的腿上打了一火枪，中了七粒铁砂和一颗铁钉，当时将他捉住。事情发生以后，当即就向住在兴隆高兴小队的胡志明同志进行报告，先后胡志明书记和公社公安特派员周绍才、管理区公安特派员甘大明立刻到了现场。公社党委在接到上述情况之后，立即派卫生院张天德、刘明刚前往救急。但因伤员留血过多，急救无效，于六月十二日下午四时死亡。13日，按照当地群众习惯进行安葬。同时对受伤人员进行了治疗和安慰，解除思想顾虑。并一面召开了干部会、群众大会，进一步交待了党的政策，指明了陈树荣的错误，讲明了我们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不够，教育干部转变作风，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不准翻箱倒柜，要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更好地执行党的政策，完成党的任务。一面通知陈的儿子陈林，并说明原因。
+
+　　我们认为，陈树荣事件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与党造成了不良损失。因此，从这一事件中我们吸取的教训是：
+
+　　一、粮食工作是一个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只有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充分地作清思想工作，放手发动群众，依靠贫下中农，坚决纠正某些干部的强迫命令和简单粗糙的恶劣作风，任何不顾党的政策、翻箱倒柜的违法乱纪行为都是极端错误的。从陈树荣的事件来说，就是由于干部工作简单粗糙，不按党的政策办事，以翻箱倒柜来代替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从指导思想上，急躁而麻痹自首，而对未来的不幸之争缺乏分析认识，以致造成了严重的死人事件。
+
+　　二、必须加强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理论水平，教会干部懂得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交待任务必须交待办法。陈树荣事件说明了，只要党的政策贯彻得深透，思想工作作得充分，方法得当，是可以避免的。当陈树荣到回龙山小学时，刘朝元之姐姐到兴隆队委会去报信，管理区干部马银清是知道的，但是他不亲自出马，又不交待办法，以致造成了开枪打死人。
+
+　　三、必须坚持政策兑现，按照政策办事，以解除群众的思想顾虑。就陈树荣来讲，本人由于从不参加会议，对党的政策也是不了解或了解得不够，兼之某些方面与党的政策有抵触情绪，对粮食集中保管的好处缺乏认识，而认为干部整他。对粮食交出来，是不是要给钱，在怕×××，有的20%粮食也是不了解的。同时应看到，生活安排未落实，群众思想是有顾虑的。因此，陈之所以拒绝交粮、毒打干部，最后放火烧其家具房屋、粮食烧光，其妻投河自杀，陈本人准备上山逃跑。
+
+　　四、必须坚决听党的话，重视执行党的政策，如实向党反映情况，不弄虚作假。兴隆工作组不顾党的政策，采用翻箱倒柜的错误作法，从来未向党委报告过。并且在干部和群众中公开提出，“查贪污、查盗窃”的口号。并又提出粮食是集体的，“你不集中我就帮你集中”。在指导思想上认为这就是对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恨，因而对问题发现后，不加制止。事件发生后才悔之后实。
+
+　　未来吸取这一教训，教育全党和全体干部，公社党委会召开了管理区以上党员干部会议，进行通报和教育。并在全社范围内，反复不厌向群众宣传粮食政策，对干部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注意工作方法的教育，指出错误的严重性和不良的后果，以提高政策水平和政治觉悟，积极工作，更好的执行党的政策，完成党的任务。
+
+　　同时，对胡志明同志、马云青同志的严重失职，进行教育和帮助，责其检讨。对亲自带头翻箱倒柜的分支书记袁兴明在党内[下缺]
+
+## 关于元厚公社同心管理区新隆生产队陈树荣案件的的调查报告
+
+　　（县委：）
+
+　　陈树荣，男，现年65岁，新上中农。居住元厚公社同心管理区新隆生产队高兴小队。爱人刘洪裕，现年59岁。儿子陈林，原在赤水民警队工作，现在思南教书。解放前，陈树荣与自己哥哥陈老二和袁遵五、刘伯成等伙同抢劫，当了三年多土匪。其哥哥陈老二为土匪老窑，在解放前因犯案被杀；本人因偷盗伪区长袁树香四百斤大米，因被发觉怕被捕，逃窜到习水县温水、良村一带，开设烟馆多年。于1946年才返回现住的家里。陈树荣家居住偏僻，离高兴小队食堂约有十里路左右。解放后，对我政府不满，一贯不参加会议，也不参加学习，不很好改造旧恶习。农业互助组不参加，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也不参加。直到1959年2月，儿子从思南请假回家，极力动员，才勉强参加了公社。但也只是田入了社，土和耕牛、农具均不入社。入社后不参加集体生产，土内种的作物也不交社，只是按月到生产队领口粮，每人每天商品粮11两，直到现在。
+
+　　早在1958年12月，因陈不参加合作社，社里曾收过他粮食1300斤，经手人有王宗明（高兴社主任）、曾宪辉（大同社主任）等人。当时陈树荣就准备和这些人拼命，由于人多未能下手。过后他对杨绍清（少数民族，现是新隆生产队队长）说：“谷子给我收去了，老子今后抓到一个是本钱，抓两个是利钱”。经杨绍清再三劝告，事情算平息下来，但他仍怀恨在心。今年6月1号，王忠权（生产队小队长）母亲龙明英到他家做粑粑吃，他说：“王宗权不要太积极了，以后干不长”。还说：“在十天中报你的仇”，又说：“倪治（已镇压、反革命）脑壳打飞走了，你这些干部将来国民党回来还是一样”。今年队里在他房子下面砍火土点粮，他就搬石头打人，不准放火土。上述事实可以看出，陈树荣对过去恶习不改不但不改，而且对党、对政府、对干部都是敌对态度，恨之入骨。
+
+　　今年社里种的一块小麦，离他的房子近，离生产队太远，队里叫他看管。他偷了以后，队里问他，他还说，我只能给你看猴子，那个给你看强盗。并且他种了四亩多地，队里未去收割前，他就私自收了，一颗粮食也不交给生产队，反而每月到生产队领取口粮。未了把生产队粮食集中起来，统一掌握，元厚公社党委副书记胡志明曾再三动员（先后三次）他将收割队里的粮食和自己种的粮食交出来。管理区干部马银清也曾七次动员他。生产队分支书记袁新民（女）也曾数次动员，他不承认。6月8号公社党委副书记胡志明对他进行教育。经过动员后，他才勉强说有些荞子[原文为荍子]，叫拿人去背。6月9号，生产队派王忠权（生产小队长）、黄飞贞（食堂厨师）、袁崇明（社员）三人到他及去背荞子，他说荞子在岩岩头。三人背回割后未打的湿荞子三背，五斤多干荞子，三斤多小麦。6月10号这天，有袁新民、王忠权、周昭华（保管员）三人又到他家去，再次动员他交粮食，他又一口拒绝说没有了。王忠权见形成僵局，叫走。袁新民叫检查一下，大家同意就动手干。先在柜子里发现有一斤大米，一斤小麦，一斤黄豆，抽屉里得荞面3斤多，小麦面1斤，荞粑三个，小麦粑2个，鸡蛋4个，又在抽屉脚下找到半篮包谷五斤多。因他的屋在岩脚下，面积窄狭，粮食藏在床下和垫铺。当周昭华揭到他的被盖时，因他两口有准备，他的爱人刘洪裕说反了，陈树荣随即答应说打那狗日些。当即手持弯刀向周昭华砍去，爱人刘洪裕手拿棒子向周昭华打去，陈树荣先后持刀向周昭华头部连砍四次，前三次被人拦住，最后一刀砍在周昭华头部正中砍了长约2寸，深约2分一条口。因有拦住故未致命。结果把队干三人打伤。袁新民左手打来吊起，右腿打肿，胸部挨了几脚，已发肿。王忠全挨了几棒，周昭华头部被弯刀砍了2寸长两分深的一条口。因当时他们赤手空拳，无力抵抗，就分散跑回生产队。
+
+　　陈树荣打伤队干后，不但不向人民低头认罪，而是蓄意与人民对敌。更其恶毒的是家里粮食抱来拾了，连同房屋放火烧尽。房子烧后，经检查共计烧掉大麦六、七十斤，绿豆五六十斤，黄豆10多斤，胡豆30斤左右，大麦面四、五斤，洋芋30多斤，板栗20多斤，桐子40多斤，包谷五、六十斤，盐巴五、六斤，大米饭五、六斤。盐菜30多斤，还有吃大烟工具一套，以及其他家具用具等物资。陈树荣放火烧掉房子和粮食等物后，见其罪恶越来越大，畏罪逃上山；爱人刘洪裕因系女性，随身穿了五件新衣服，身带29元人民币，于十号中午畏罪跳水自缢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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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1号半夜，陈树荣从山上下来，走了十余里，路过回龙山小学，到学校教室去歇稍（教室在路边，门是开着的），放背篼在桌上，因桌子坏了只有三支脚，桌子倒的声音被学校教师刘朝元（女）听见，问他是谁，陈树荣答应是我（因陈的爱人姓刘，曾和刘教师认过亲戚关系，今年刘教师又买了一个小猪给他代喂，房子烧后，刘教师把猪牵回来了）。刘老师一面叫其姐姐刘朝先从后门去到队管会去报，一面招呼陈树荣进去歇稍。陈先前因怕有人追打，不敢进去，后经刘老师说外面冷，进来我烧点火给你烤，歇个稍在走，他才进屋去，然后出来把背篼背进去。刘老师故意拖延时间，等队里人来，慢慢地给他烧火烤。陈一边烤火，一边烤叶子烟吃。吃完第一袋烟后，刘老师拿油麦炒面给他吃，他要包起拿在路上饿了用青杠叶撬来吃，刘老师劝他才吃了一些。在刘老师左劝右劝，把陈树荣挡下来了。等陈树荣吃到第三袋烟时，队里杨绍清（生产队长）、王忠权（生产小队长）、袁仲均（原来的主任、党员，已被撤职）、王忠贵（团员）四人赶到了。四人进屋后，首先叫他不要动，然后杨绍清好好地劝他说：“陈三爷有事好好地说，把问题弄清楚，你何必这样呢”。他说：“杨大爷你与我无仇无气，但他们要整我吗，来吧，我整到一个是本钱，两个是利钱”。说着说着，左手拿着木棒，右手拿着吹火筒（当时陈还在灶门前）就向杨绍清打去。杨绍清挨了几棒就退回来了。王宗贵看势不好，就向陈树荣腿上打了一火药枪，枪内有七粒砂子，一粒溜子，结果铁砂子未打川出。事情发生以后， 当即向住在新隆的胡书记报告。不多一会，管理区公安特派员甘大明、公社副书记胡志明、公社公安特派员周绍才陆续到现场，并立即打电话到公社卫生所来给他治疗。因流血过多，治疗无效，于6月12日下午四时许死了。未死之前，公社党委副书记胡志明和他谈话，先不承认房子是他烧的，后才最承认了。经过再三的对他教育，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作，他流出眼泪说：“胡书记官，他们像你这样就好了，他们不像你这样吗”。临死前还向胡书记说：“岩岩里还有麦子一百多斤（还没有找着），房屋侧边还有油麦一大块”，要队上去收。
+
+　　6月14日，我们遵照县委指示，前往元厚公社同心管理区新隆生产队高兴小队调查了解此案。首先我们对受伤人员进行慰问，解除他们思想顾虑。公社党委对受伤人员非常关心，派去医生对他们医治，现在受伤人员袁新民、周昭华、王仲全三人已经快要恢复健康。他们非常感谢县委和公社党委对他们的关怀。然后，我们又到出事地点进行了查勘访问，经过情形如上述报告。晚上，召开了高兴小队社员会议，组织群众讨论了陈树荣事件，并对社员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要社员与党一条心，一股劲，坚决听党的话，听党的招呼，跟着党走，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陈树荣就是不听党的话，不听党的招呼，采取对抗态度而死的。大家对陈树荣都非常气愤，异口同声地说：“队里哪些地方对不起他，他种的东西一颗未交队，队里按月发口粮、食油给他”。会上，62岁的老社员陈金和说：“陈树荣没有孝道，他父亲是疯子，病了不给他治。走不得叫他背，他揍他父亲几拳。死了也不安埋，还是我们给他抬出去埋的。母亲死了他不管，尸首停在棚棚里，被野兽咬去吃了”。第二天早上（6月15日），我们召集了几个干部座谈，除在给予安慰外，并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用两种不同工作方法，取得不同效果的对比方式给他们指出了工作方法上的一些毛病。主要是党的政策的宣传不够深透，思想教育工作不够充分，有些粗糙。当时，分支书记袁新民流泪，并表示说：“我深深感谢党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教育，我在工作上有错误，党还这样慈祥地教育我，又派领导同志来安慰我，又这样耐心帮助，我今后一定要吸取教训，改进工作方法，积极搞好生产来报答党对我的关怀”。
+
+　　从以上案情中可以看出，陈树荣不听党的话，与党采取对抗态度。因此，陈树荣和他爱人刘洪裕的死应由他（她）自己负责。但是，从上述事实中也看除我们个别基层干部在执行党的政策、做深透的思想、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等工作是有缺点的，应该在今后工作中改进。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
+　　1、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按党的政策办事，坚决听党的话是完成各项任务的重要关键。只有党的政策与群众见面兑现，群众才会积极拥护，并自觉贯彻执行。如陈树荣案件中，队里背了他多占土地种的三背荞子，既没有偷盗，也不明确是多占土地，或者是自留地种的，更没有按照党的有关政策来进行处理，因而他首先有顾虑，不愿继续交出粮食。
+
+　　2、坚持发动群众，做透政治思想工作是党指示的正确工作方法。任何工作都不能采取简单粗糙的方法去代替它。新隆生产队在粮食集中的工作上，个别基层干部就是以简单从事的办法代替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如该队高兴小队从6月8号起就到王炳生（中农）、刘树辉（中农）家收过粮食。到陈树荣家收粮食也是第三家里。这种作法应该立即纠正。这是我们工作中应引起严重注意的问题，随时教育基层队干。
+
+　　（抄送：）
+
+　　县监察委员会
+
+　　元厚公社党委会
+
+　　 中共赤水县委元厚工作组1960年6月17日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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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4/000023.txt
@@ -0,0 +1,33 @@
+# 中共湄潭县委关于湄潭事件的检查情况和处理意见向地委的请示报告
+
+　　去冬今春，由于坏分子原湄潭县委第一书记王卿臣，书记处书记柳耀华等，把持了湄潭县党的领导，反对党的方针政策，弄虚作假，欺上压下，严重违法乱纪，造成了湄潭县死亡4万5千余人的严重事件，其中正常死亡1万1千余人，各种流行病疫死亡1万9千余人（伤寒、麻疹、大头瘟等），非正常死亡1万5千余人（其中一部分因遭受严重旱灾后，生活安排不落实死亡，一部分系公共食堂散伙折粮引起的死亡），使党和人民的事业遭受了极严重的损失。
+
+　　1959年，湄潭县遭受了八十多天的大旱灾，由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威力，一部分地区仍然获得了丰产丰收；一部分地区保产或略有增产，但仍有一部分地区因水利基础薄弱，人力不可抗拒而减产，这部分地区要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24.3%。同时，由于农村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少数富裕中农大刮减产风、瞒产私分，贪污多占，攻击总路线，否定大跃进，破坏人民公社，个别地区组织不纯，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如敖溪公社由于坏分子原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房居广篡夺了党的领导，进行了包产到户和解散公共食堂的活动，再加上全县集中5万多名劳动力，大修茶园、果园和大肆经济作物基地，以及兴修湄江水利工程等等原因，全县粮食比较紧张，在这样尖锐复杂的情况下，湄潭县委没有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没有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妥善安排，而在原县委第一书记王卿臣、书记处书记柳耀华等反党分子的把持下，虚报成绩，硬套千斤县，骗取领导，迷惑群众，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并在全县开展了“反瞒产运动”，强迫群众接受他们主观决定的“增产”指标，按指标集中粮食，逼着部分确实因减产的受灾地区也要造成是增产，并采取高压手段，不许干部反映真实情况，把那些确实反映真实情况的干部，也不加区别的说成是“右倾”、“刮妖风”“找消极因素”，甚至给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对不能完成征购任务和所谓“反瞒产不彻底”的地区的干部，组织大会斗争或者撤职，抗拒省、地委关于“充分发动群众，交待分配政策，完成征购任务，安排群众生活”的指示，不进行秋收分配，却荒唐地提出“搞不出粮食就不发口粮”的错误口号。59年12月地委指示“那里有问题，先发粮后做工作”，并强调指出不许饿死人，今后出了问题要追究责任。王卿臣、柳耀华等对地委这一指示，不但置之不理，而且大言不惭地说：“出不了兴义事件”，把“反瞒产运动”一直坚持到60年元月底，二月份地委常委倪忠珍、斩文斋等同志到湄潭检查工作，和王卿臣一道检查了敖溪等几个公社，发现了我村群众缺粮而出现病饿致死的严重情况，并在县委扩大会上指出：“农村生活安排很不落实，必须迅速采取措施，妥善安排”，王卿臣对此大为不满，在会上公开地说：“哼！十二级台风也刮不倒我”，“刮妖风刮到县委会来了，死了几个人没啥，人总是要死的”。对地委多次督促必须采取非常措施，纠正错误，转变局面的指示，不加理采，全县有三个多月，一部分地区群众生活没有安排落实，以致造成人民生命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严重事件。
+
+　　特别严重的是由于王卿臣、柳耀华等破坏党的方针、政策的错误而造成的农村社会秩序混乱，出现部分群众偷菜偷粮，杀猪充饥的情况时，王卿臣、柳耀华等不但没有认真分析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和性质，相反，却把这一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笼统地说成是“两条道路你死我活的斗争”，违抗中央指示的“三少”方针、荒谬地长出什么“打击现行”，开展“大捕大押”运动的口号，专门召开全县管理区主任、公安员、治保主任、民兵队长等700多人的“治安”会议，怂恿干部对群众进行非法的搜查，并确定凤冈、湄潭、余庆三个点关人，支持下边捆绑吊打关押群众，设立临时法庭，并规定十年以下徒刑不必上报，可以就地宣判，先判处，后研究，在这种错误的方针指导下，坏分子又利用这个机会插上一脚，挟私报复，陷害好人等，造成了严重违法乱纪的混乱局面。据不完全统计，在一个多月时间内，全县共逮捕2974人（地委只批准65人），其中90%以上都是基本群众。在监禁和押送途中死亡186人，王卿臣甚至还亲自下令把卖树皮蕨根巴的群众和遵义送回来的盲流人员也全部扣押起来。被捆绑吊打的群众也达一千余人，其中被打死的二百多人，重伤残废的121人。一些公社管理区甚至还订立了“法规”，没有“劳改队”和“监狱”派专职民兵看守“犯人”。至于体罚、扣饭、罚款、斗争更是层出不穷，严重地破坏了国家法制，打乱了政策界线和阶级界线，使人民生命财产失去了最根本的保证。
+
+　　王卿臣、柳耀华等还直接地反对了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59年3月，中央和主席关于人民公社体制七条十四句话和关于“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指示下达后，王卿臣、柳耀华既没有在县委会上传达学习，也没有认真研究，贯彻执行，仍然大刮其“共产风”，利用大搞商品基地，大养其猪，无偿抽调各公社4万多头生猪，建立“万头猪场”；抽调4万多名劳动力，大修茶园、果园、桑园，各公社和机关也纷纷无偿抽调生产队的劳力、物资，占用生产队的好田好土。全县平调的物资（包括公社、管理区抽调生产队的）初步折价达一千零八十八万元，仅永兴公社就抽调了六十多万元。致使一部分生产队两年来无法进行决算分配，“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不能贯彻执行，削弱了生产队的发展，严重地挫伤了社员群众的积极性。王卿臣、柳耀华等还擅自将国家扶持穷队的投资款，抽调一百零四万元修建银耳、果林、猪场、茶园等基地，使穷队生产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
+
+　　为了隐蔽和错误，虚夸成绩，王卿臣、柳耀华等还采取了一系列可耻的两面手法，欺骗组织，瞒哄领导。早在去年9月底，全县征购任务只完成70%左右时，他们就向地委汇报“超额0.2%提前完成任务”，实际到11月底止，全县才完成征购任务的85%。蚕茧总产量本来只有1700担，却向地委假报为3700担；对公共食堂没有安排，也谎报为“85%已安排落实”。今年4月在省委召开的四级干部大会上，还把仅有的4万8千多头猪，谎报为58万头，瞒蔽真象，特别是今年3月，当省、地委发现了湄潭事件的严重情况，派工作组来进行检查时，王、柳等人仍不知悔悟，老老实实地协助工作组弄清情况，纠正错误，反而采取封锁的办法，派公安、卫生、民政部门，连夜沿公路掩埋尸体，把剥了树皮的树连根拔掉，把病员和小孩锁在房子里，派民兵看守，不许外出等等。当问题被全面揭发后，省、地委指令他们作检查时，仍然狡赖，企图滑过去，王卿臣还煽动其他书记说：“要在大风浪中闯过去”，一直拒绝作出检查。
+
+　　四月下旬，在省、地委的直接领导下，县委对王卿臣、柳耀华等人的罪恶事实进行了全面地揭发批判，一致认识到湄潭事件的性质是极端严重的，事件的教训也是极其深刻的。分别检讨了自己由于政治嗅觉不高，放弃了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对不起党和人民，并和王卿臣、柳耀华等人划清了界线，为了严肃党的纪律，我们根据严肃谨慎的原则，划清原则界线和是非界线，经过认真讨论研究，特提出以下处理意见，请省、地委批示。
+
+　　一、原县委第一书记王卿臣，破坏党的方针政策，弄虚作假，欺上压下，是造成湄潭事件和严重违法乱纪的主要负责人，并且拒绝检查，态度十分恶劣，情节十分严重，应该开除党籍，撤职查办。
+
+　　二、原县委书记处书记柳耀华，也是湄潭事件的决策人之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行为，负有直接的重大责任，情节十分严重，鉴于他本人尚能认识错误，建立开除党籍，下放基层锻炼。
+
+　　三、副县长容镜，原绥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县委常委，系混入党内的坏分子，一贯欺上压下，组织假现场会，把群众赶上山去，并派民兵监视代表活动，克扣群众口粮，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对人民犯有严重罪行，民愤很大，应该开除党籍，逮捕法办（已捕）。
+
+　　四、原敖溪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房居广，抗拒党的方针政策，灾行“土地下放，包产到户”，解散公共食堂，不安排群众生活，克扣群众口粮，造成人民生活财产的重大损失，对人民犯有严重罪行，民愤很大，应该开除党籍，逮捕法办（已捕）。
+
+　　五、原县委书记处书记周建发，负责湄江水利工程，不关心群众生活，停止工地口粮供应，造成民工死亡700多人的严重事故，应该受到严重警告处分，调离书记处书记职务。
+
+　　六、其他县委书记处书记、常委、县委委员和有关人员，不能坚持党的原则立场，应该分别认真地作出书面检查，并根据本人所犯错误情节和改正态度，分别给以处理。
+
+　　以上报告是否有当，请审阅批示。
+
+　　 中共湄潭县委员会1960年5月9日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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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4/000024.txt
@@ -0,0 +1,25 @@
+# 许文波同志代表罗山县常委关于去冬今春在粮食工作上所犯严重错误的检查（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
+　　县常委依据鸡公山会议精神，对我们去冬今春在粮食工作上所犯严重错误进行了讨论，现在我代表县常委作初步检查，希望同志们彻底揭发和批判。
+
+　　罗山党和全县人民，在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委、地委的正确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充分发挥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1959年在大旱80多天的情况下，仍然获得了秋季大丰收，秋季粮食产量达到二亿五千万斤，这个成绩是很大的。如果我们能够按照这个数字去进行工作，不仅能安排群众生活，而且能完成征购任务，但由于县委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对农村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对秋季粮食产量估计的过高，把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扩大化，对干部的浮夸风制止不力，征购分配过重。全县普遍购了过头粮，使人民群众生活一度发生严重困难，造成食堂停伙，人口大量外流，浮肿病大量发生，人口大量死亡。据统计，全县死亡达二万多人，不仅使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而且给我们党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严重损失。检查起来，我们所犯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教训是是沉痛的，对不起党，对不起罗山35万人民，我们在人民面前犯了罪，应该受到历史惩罚，在大丰收的情况下，死了这么多的人，是完全不应该的。我们为什么会犯这样严重错误呢？应当接受的教训是什么呢？现在初步检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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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罗山县委对去冬今春农村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表现在两个方面：
+
+　　（1）1959年大旱80天，由于全县人民向干旱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获得了秋季大丰收，这个事实应该承认，但我们对大旱80天带来的复杂情况认识不足，只承认丰收，不承认一部分地区因各种原因而造成减产，按一些丰产典型来推算一般，因此凡是下边报的高产，就偏听偏信，甚至加以表扬，凡是反映低产的，就不相信，甚至加以批评，造成下边干部不敢说实话，使县委不能掌握真实情况，使全县产量估计过高，不能落实，错误的把秋季粮食产量定为三亿四千万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10月份在彭新召开现场会议，以彭新来推算全县。通过彭新会议，给全县（？）了一个大丰收的印象，对核实产量起了浮夸的作用，在会上光找了几个没有代表性的先进典型介绍了经验，并在总结中对全县粮食工作作了错误的判断和安排。可以看出，县委在当时的指导思想是非常错误的，由于县委一直坚持了错误的看法，所以来自各方面的反映不加分析，不相信，因此（或而），造成粮食产量一直搞不清，群众生活安排不下来，这是造成人口死亡的根本原因之一。
+
+　　（2）县委对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也作了错误的分析，农村有两条道路斗争是不可否认的，否认就要犯右倾错误，但如果把两条道路斗争扩大了，就要犯“左”倾错误，我们把当时的一切问题都说成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其实，当时的主流还是粮食问题，绝大部分还是实际问题。但是县委（疑为“不”）承认这个事实，相反的大搞反瞒产斗争，利用反瞒产的办法来核实产量搞征购、搞分配、安排群众生活。在反瞒产斗争中，个别地方也搞出了少量粮食，县委就以这些没有代表的性的典型，断定“社社队队有瞒产”“大量的粮食在社员手中”，因而就采取了一系列的错误作（应为做）法，系统的进行了反瞒产斗争，彭新现场会议，槐店现场会议，都是反瞒产的现场会议，这两个现场会议，对全县影响很大，特别是槐店现场会议，到会同志都感到没话可说，这个现场会议，更加巩固了县委的错误认识，从那时候起，全县的反瞒产斗争又进一步地发展了。11月分（应为份），县委直接召开了“落后队”的干部会议，会上，杨店大队党支部书记万春银同志，对本队减产完不成征购任务提了五条根据，并反映部分食堂已经发生停伙。县委对这些正确意见，不但没有虚心听取，反而对万春银同志进行了批判斗争，说他是“右倾”，是“抵触粮食政策”，打击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的情况同时，为了反瞒产，还专门集训了五类分子，“落后队”训练预备（缺字，疑为党）员，直到一部分食堂发生停伙人口大量外流，街道上、大路上丢小孩，县委仍认为是“思想问题”，是富裕中农的“进攻”，并搞了一个所谓“八大讲”、“五大搞”，作为反瞒产斗争得武器，这样不但没有搞出粮食相反的造成粮食的浪费（如有些把粮食埋在塘里、埋在土里烂掉等），造成了人为的紧张，脱离了群众，因而，我们在立场上，对待两条道路问题斗争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了严重恶果。
+
+　　第二，在处理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问题上，违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也就是违背了党的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关系的政策，强调了国家利益，忽视了群众利益，强调了征购，忽视了生活安排，只有“任务”二字，没有“生活”二字，对群众疾苦采取了漠不关心态度。开始听到有人反映食堂停伙、人口外流的情况时，县委根本不承认这是粮食问题，认为群众闹粮现象年年有，不会饿死人，并抓了一些没有代表性的典型来教育干部，一直到人口大量外流，浮肿病大量发生时，还没有引起县委的注意，实际上死人在10月分（应为份）就开始了，如果那时能当机立断，解决问题，错误也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从我个人来讲，在潢川会议以前，根本不承认是粮食问题，潢川会议以后，有所动摇，到莽张朱洼以后，思想认识开始转变，但还认为是个别地区的问题，加上存在着个人主义，怕追责任受处分，对下边报的死人数字仍然不相信，如公安局、周党反映的数字，我都没有相信，并在电话上进行了批评，甚至在地委王部长反映的数字也有怀疑，总是从各方面找理由，证明罗山死人少，因此，使人命关天的重大问题，几个月没有如实的向地委反映，以致错误发展到极为严重的地步，这说明，我们丝毫没有群众观点，对党是极不忠诚的。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我们不但不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火上加油，抽调八万劳动力大搞水利建设，不仅要人，还要带粮，并错误地认为一部分人不愿意去搞水利，就是有粮食，水利上一部分人往回跑，也是有粮食，一个劲地搞征购，不要安排群众生活。更错误的是，在这样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还在大搞非生产性的建设，盖礼堂、盖剧院、盖居民点，盖民兵楼，水利工地上，还在加班加点，不注意劳逸结合，这种作风群众是不同意的，实际上就是不关心群众的死活，使我们严重的脱离了群众。
+
+　　第三，我县的广大干部，经过各种运动的考验，90%以上大好的，在一部分干部中，也确实存在着不少严重的问题。从1958年大跃进以来，特别是1958年夏季，在粮食工作上受到地委批评以后，由于我的右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界限划不清，对干部的心理状况了解不够，喜欢听高产、高指标，不喜欢听低产、低指标，因而使罗山的浮夸作风滋长越（？？字迹不清），只有热的头脑，缺乏冷静的科学分析，这种浮夸作风，到去冬今春发展到极为严重的地步。去年冬天，开始县委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不了解下边，光凭主观想象来处理粮食工作上的一切重大问题，当听到反映有问题时候，又采取否认的态度，不调查、不研究，光怀疑，不相信，当觉察到问题严重时候，又产生严重的个人主义，不敢正视错误，怕影响罗山（疑为成）绩、怕追责任、怕受处分，总是从各方面找理由，向地委少报死亡人数。现在回忆起来，10月分全县死人已经上千，11月分上万，元月分（应为份）达到二万，使这样重大的事情，在几个月时间里，没有如实的向地委反映。这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表现，也是对党极不忠诚的的表现，这是对起党，对不起全县人民。
+
+　　第四、县委在工作方法上，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我们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对来自群众的意见，不加分析，全盘否定，认为反映真实情况的人有问题。去冬，周党写来一个无名信，内容主要是反映粮食问题，但县委接到这个信以后，认为这个人有政治问题，叫公安局对笔迹，侦查破案，在问题初发生的时候，如果县委头脑稍微冷静一点，下去调查一下，问题也不会发展这么严重，有不少基层干部反映真实情况，我们不但没有采取，反而认为他们是“思想问题”有的被批评斗争，甚至受了处分。特别是在槐店会议上，仅错误的提出干部过“五关”，即：叫喊关、停伙关、不搞生产关、外流关、造谣关。不相信群众的多数，相信了少数的虚夸，一直是你哄我，我哄你，以假当真，从假里来到假里去，使我们的耳目长期闭塞起来，严重的脱离了基层干部和群众。
+
+　　（第五，在县委集体领导上，几年来县委基本上是团结的，发挥了集体领导作用。但检查起来是很不够的，特别是去冬以来，县委很少过组织生活，有很多重大问题，没有提到委员会上提出，只是几个人说说就往下贯彻，没有发挥集体智慧，委员有意见不敢向书记讲，互相不通气，有许多重大问题，只是少数人知道，不少委员是不知道的。这说明常委，特别是我个人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更为严重，我们20多个委员，不能说都是官僚主义，下边的真实情况，不少委员是知道的。如张家贵同志（不脱产县委）对下边的情况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敢说。对于上级党委的重要指示，也很少在委员会上进行研究，贯彻执行的也不坚决，甚至有些作（应为做）法，与上级党委的指示是对立的，这就很难把工作做好。由于县委存在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加上组织生活制度不严格，致使个别县委和公社党委负责同志，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贪污享受、大吃大喝、不干工作，甚至发展到腐化堕落，给党在群众中造下了极坏的影响。）
+
+　　以上仅系初步检查，不深刻也不全面，希望同志们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彻底揭发和批判，以达到增强党的团结，改进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搞好今后工作。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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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革命分子汤炳胜的反动笔记
+
+　　宪法上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可是现在却没有这些自由，好像我，因为说了话，现在来坐班房，只能说共产党好，不能说共产党不好，说共产党不好的人 就要倒霉。当我看见报纸反右倾的时候，我就对同犯说：现在又出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这不是正说明了共产党越来越使人不相信了吗？对它的政策有怀疑的人不 是越来越多了吗？这下我们坐班房的朋友又要多起来了。狱规上不是规定要老老实实，认罪服法吗？我们就“忍”罪服法吧。
+
+　　赫鲁晓夫去美国访问，先登门拜访人家，这不是也说明苏联的实力不如美国吗？这不是苏联在向美国作软弱表现吗？
+
+　　赫鲁晓夫提出裁军，为什么我们中国又大肆加强建军工作呢？这不是使人有所怀疑吗？赫鲁晓夫在演说中，谈到苏联有多少导弹等武器，这不是苏联指望和平平吗？爱好和平，为什么又在宣扬他的军事威力呢？苏联说美国没有和平的诚意，可是赫鲁晓夫的诚意又是怎样呢？
+
+　　在连（续）几次调犯人去劳动，都没有把我和胡本愚调去，这是什么原因呢？也许是国际局势紧张吧！放出去怕我们逃跑吧！关在号子里要杀的时候更方便。
+
+　　逃跑的问题在我脑子里，确实盘旋过不止一次两次，而是有段漫长的时间存在着，有机会，就乘机逃跑，有机会，就要把那个什么支部书记杀了。
+
+　　我思想上确实存在着希望国民党有到回的那一天，只有国民党回来才是我的出头之日。
+
+　　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场所，只要说的是诽谤共产党，污蔑政府的坏话，我就十分有劲，心里也感到特别痛快，如果有谁在说赞扬共产党，说共产党好的人，不消说，那我是非常脑他，恨他，甚至想骂他。
+
+　　 （摘自于都县政法工作简报第12期）
+
+　　来源：1960年6月由江西省赣南行署公安处编印的“供领导参考”的《情况汇报》第35期上转发了于都县政法工作简报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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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79 @@
+# 中共贵州省第六次监察工作会议的几个案例
+
+## [中共贵州省第六次监察工作会议文件之三]
+
+　　罗国民，男，现年35岁，赤水元厚公社人，中农出身，农民成份，1954年入党，现任高丰队队长。
+
+　　主要错误事实：
+
+　　一、利用队长职权，拉用公款26元，今年算账运动中经过批判已将款还清，此后又拉用公款46.34元。
+
+　　二、去年公化社时，公社决定生猪全部入社，而罗却将自己喂的猪卖掉一只，只留一只入社，在群众中影响不好。
+
+　　三、道德败坏，与陈明珍等两妇女发生两性关系。
+
+　　四、今年收小麦时私自将小队的小麦800多斤分给社员，自己分得180斤。
+
+　　经过支部批评帮助，已承认了错误，党小组意见给予警告处分。支部意见给予严重并警告处分。公社党委电话汇报，现查明该员历史上参加国民党，本人不承认，过去不务正业，依法70多元，私分小麦几百斤，乱搞两性关系2人，与女流氓余文英乱搞，弄去遵义等地，把粮食给她吃，结论坏分子，决定清洗出党，县监委1959年10月20日根据公社党委电话汇报的结论竟见，于1959年10月29日批复，同意开除党籍。
+
+　　徐国州，男，现年43岁，赤水县人，贫农出身，农民成份，1955年入党，现任米粮生产队小队长。
+
+　　主要错误事实：
+
+　　一、1958年9月主持集体私分碎米40斤，同年12月又集体私分碎米210斤（每人14两）。
+
+　　二、1959年2月与袁正香伙同盗窃国家就地保管的小麦21斤，花生15斤炒来吃了。
+
+　　三、1959年元月清仓时发现队里有谷子500斤，大米271斤，该徐不但不报，反而主持将谷子分掉（徐分得15斤米）又将271斤大米“献粮”卖给国家，得8.30元，分给社员（徐分得1.10元）。
+
+　　四、1959年3月借泡谷种机会，隐瞒谷种550斤拿到食堂集体吃了。
+
+　　徐的错误经过支部批判教育，已完全承认事实，作了检查，并表示决心改正，支部决定给予警告处分，公社党委电话汇报，该员出身小商贩，为首组织五次贪污粮食2000多斤，盗窃国家麦子120多斤，又以献粮骗取小用，不干工作，一年多不参加生产。59年该队严重瞒产私分，食堂办不好。决定开除党籍，县委监委根据公社党委电话汇报结论意见，于1959年10月20日同意开除党籍。
+
+　　汪海清，男，现年31岁，大同公社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解放前当过伪保丁，参加过哥老会，掉过把。解放后195？年入党，现任洞坝生产队支部副书记。
+
+　　主要错误事实：
+
+　　一、解放初期积极为匪抢劫人民。1950年正月参加以王子昌（匪首已杀）为首召开的组织土匪的反动会议，汪在会上补香吃血酒，明誓说：“解放军来不投降，要同甘苦，共患难，谁有反骨，照香行事”等，先后在窝沱、大石盘、石顶山、月台上、天星桥等十二处抢劫人民财物，持枪与我军对抗，并到处造谣说：“解放军来了要杀人，不要投降”等煽惑人心。同年四月，在我军追剿下，假向我军自首，后又于5月同匪首王德华等到复兴血拍坪抢劫行商，扰乱社会秩序。
+
+　　二、反对人民公社，主张“单干”。他诬蔑人民公社办“糟”了，不如“单干优越”。今年三月，在群众中煽播说：“自办初级社以来，我就看清楚了，生产一年要比一年减产，一天比一天坏，原来我种的地，自入社以来，没有那年有我单干时收得多”，又说：“要得生产搞得好，只有一家一户，各人干各人的，统购统销分到户，保证生产搞得好，群众吃得饱，国家仓库装得满”。因此，在包工包产时，把田土包到户，把集体的豌豆种分给私人种。同时，还在群众中造谣说：“组织托儿所，幼儿园要把小孩运走”，煽动群众，企图撤散集体福利事业。
+
+　　三、反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今年插秧时，到处煽动说：“政府把粮食卡紧了，秧子栽不下去”，“往年干部多好呀，现在干活无心肠，过去干工和积极，回来有白米饭吃，现在干一阵回来饿得清口水长流，路都走不起，象纸人一样，风都吹得倒”，逢人便说：“吃这点粮食，脚都提不起，如何干活”，甚至丧心吊泪地说：“我从娘肚子里生下来就没有过过这样的日子，路都走不起，真吃大亏”，并诬蔑说：“今年得水肿病的原因是粮食吃少了，营养不足，活路太老火”等进行煽动。在粮食证购中，到处散布减产空气，说：“洞坝的田水源不好，肥料不足，受了星灾，栽了老秧，又有几百石未栽，今年亩产77斤，我看完不成征购任务”，又说：“有了国家的，就没有社员的”等，抗拒完成征购任务。
+
+　　四、消极怠工，不参加生产。该员对集体生产不管不问，不参加会议，经常呆在家里抱娃娃，搞自留地，不领导群众生产，群众反映极坏。
+
+　　汪海清解放前当过伪保丁，参加过哥老会，解放后两次为匪，多次抢劫人民财物，抵抗我军解放，扰乱社会秩序，入党后工作消极，对人民公社、粮食政策等恶奉进行攻击。总支意见该员历史复杂，曾二次参加土匪，入党后强迫命令，特别是在人民公社、粮食等问题上进行恶毒攻击，在群众中影响极坏，是一个混入党内的不纯分子，开除党籍。公社党委认为，该员在会前经总支和公社党委多次教育，拒绝改正错误，经重点批判后，仍不作彻底交代，坚持错误，无悔改表现，决定开除党籍，经县委1959年11月1日研究决定，同意开除党籍。
+
+　　 1959年11月2日
+
+　　罗太明，男，现年32岁，汉族，赤水县复兴公社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分农民，解放前参加过哥老会，1053年参加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过村长、乡长、党支部书记，现任天台管理区总支副书记。
+
+　　主要反党事实：
+
+　　一、反对党的领导。罗太明1956年因强迫命令，受到党内严重并告处分后，一贯对党心怀不满，常说：“我是个坏分子，又贪污，又搞男女关系，又通匪，上级党把我的问题弄清楚，我好去劳改”。在去年粮食征购中，公社指示他一天汇报三次粮食入仓情况，他极为不满地对群众中说：“我三个钟头到三次台湾”。今年三月在省开六级干部会时恶毒地攻击说：“共产党来领导，嫁生基，卖田水，伤心不过卖家园”，诬蔑党的领导。同时还经常说：“我不是共产党员，我入党是王世富估倒（咕捣）叫我入的，申请是张月分给我写的，宣誓时举手都教我几个月”等。
+
+　　二、攻击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罗太明今年三月在省参加六级干部大会期间，积极为阶级异己分子提供反党材料，攻击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疯狂地向党攻击，诬蔑说：“人民公社整得家如水洗，家破人亡”。大肆吹嘘，主张“单干”。到处搜集少数富裕农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进行攻击说：“公社化后，集体养猪不好，大跃进搞得农民搬家无屋住，家俱房料都卖光”。并恶毒攻击农业“八字”宪法，说：“深耕密植搞糟了，收的麦子连种子都不够，连泥巴带杆杆都没有25000斤，冤枉花费了几个工程，收来吃顿麦羹浆都不够”。又说：“明明是减产，上级硬说是增产”。
+
+　　三、反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罗太明长期以来，对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就在干部和群众中或明或暗的加以反对和攻击，特别是今年秋收开始，积极配合农村中少数富裕农民乘机进行攻击，公开拒绝上级党委布置的征购任务，主张“先私后公”“少购多销”，叫喊“今年粮食证购任务重了、大了”，“社员没有口粮，吃不饱，共产党对农民太苛刻”等，从而在秋收一开始，就大量把粮食预支给社员，以达抗拒完成征购任务的目的。
+
+　　上述罗太明的反党活动，不是偶然的，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的，他自参加工作以来，就一贯对党布置的工作任务抱着抵触态度，甚至公开拒绝上级党委的指示和决议。特别是在1956年因违抗党的指示和犯有严重强迫命令，党为了教育他，给予严重警告入分后，一直对党不满，经常散布不满言论，以致发展到完全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代表一小部分富裕农民，对党的领导、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粮食政策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诬蔑，在批判中态度顽抗，无悔改表现。为此，应结论为蜕化变质分子，为巩固党的团结，纯洁党的组织，公社党委意见，开除该员党籍、工作籍，经县委1959年11月11日研究决定，同意公社党委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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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11月16日
+
+　　罗永仲，男，现年36岁，汉族，初小文化程度，家庭出身老上中农，本人成分农民，解放前当过伪甲长一年，自卫兵一年，解放后任过兴隆乡乡长，1958年下放到长远生产队任支部书记（总支委员）。
+
+　　主要错误事实：
+
+　　一、丧失阶级立场，为首纠集劳改释放犯杨友义，伪甲长罗太芬，伪保长罗永福，富农罗永中等人，组织瞒产集团，采取（1）丰收报减产，如该队已收的280亩田产，只报收粮食3万多斤，平均亩产100斤左右；（2）晚上打谷，无人知道；（3）散布减产论调，说：“今年的谷子是看得打不来”；（4）拒绝协作，管理区调60多人到该队协作抢收，该员不要，经支部批判后有意将这60多人弄去高山边远地方去收打个别乾花谷等手段大肆瞒产，8月份已收割的446亩田产中瞒产粮食达225000斤，同时还以留种7000多斤报1800多斤，隐瞒5000多斤，经公社党委发觉指出后，不但拒绝检查承认，反说：“今年受了灾害，只有这样多”等抗拒完成征购任务。
+
+　　二、攻击党的领导。该员59年下放当支部书记后，一直对党不满，到处扬言说：“下放是别人报私仇，出气”，是整他的，与总支闹对立。社员有事找他时，推去找总支，待支部把问题解决后，他又在群众散布说：“我是有职无权”，并对公社党委进行诬蔑说：“区委宋书记和罗朝金只有款咀劲，说话不执行，背起包包，召开群众会都到不齐”进行攻击。
+
+　　根据上述事实，总支意见撤销党内总支委员和分支书记职务。公社党委认为，该员为首瞒产，严重丧失阶级立场，属实屡教不改，应结论为蜕化变质分子，清洗出党，撤销行政职务。（未经县委批准已清洗出党）。
+
+　　 1959年10月25日
+
+　　（下缺）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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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4/000027.txt
@@ -0,0 +1,35 @@
+# 中共光山县委关于发生浮肿病和其它疫病造成死人情况的再次检查报告
+
+　　（地委：）
+
+　　去冬以来，由于县委领导上没有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及省、地委历次关于关心群众生活的指示，对群众疾苦不关心，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存在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对群众生活安排不好，对疫病的防治，措施不力，因此，去年十月份以来，在全县各地先后发生了浮肿病和其它疫病，造成认可严重死亡，据最后落实统计，全县自去年十月一日起到今年四月份止，共死亡达49357人（包括正常死亡14553人在内），最为严重的是去年十一月下旬和十二月上旬。其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去年十月到十二月为问题严重发生时期，今年元月到四月为日益好转时期，到今年五月份以后才根本上好转。由于这一情况的发生，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首先，给党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政治影响，一部分群众对党的政策产生怀疑。在群众中，思想状况一度比较混乱，存在恐慌心理，热情不高，干劲不大；其二，对社会秩序有影响，在一个时期内，部分地区出现了混乱局面，曾发生过偷盗，抢劫事件，出现遗弃子女、人口外流的反常现象；其三，去冬，对生产有严重影响，去冬，在一部分大队，群众忙于应付生活、闹病体质虚弱，很少参加生产，麦田管理搞得不好。入春以来，由于人口死亡，即使剩下的劳力，也多属体质不壮，劳力不足的矛盾又突出暴漏出来，部分大队耕作粗糙，小麦生长不好，春播、夏种也未达到预定的要求其四，对家畜家禽，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有严重破坏，全县四月底比去年九月底耕牛减少2622头，猪减少22390头，羊减少7999头，家禽减少347282只，有的房屋倒塌，少数地区（计有18个大队，476个小队）因资金缺乏，购粮需款要群众拿钱，因此发生了生产资料和家俱损坏；其五，群众物质文化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衣服家俱不够用，工资未能按时发放，有的托儿所、幼儿园也被解散。
+
+　　这一情况的发生，竟在我们建国十周年，各项工作获得辉煌成就，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和1959你连续大跃进之后，是极不应该的，使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都造成了极为惨痛的损失，县委深感痛心。
+
+　　为什么在这样大好形势下，会出现这样严重突出的问题呢？除了客观上遭受80多天的旱灾外，主要原因是县委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存在着严重的错误，领导上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具体说来：
+
+　　首先，对情况的分析有错误。1959年，经过抗旱斗争，获得了大丰收，这是党的正确领导的结果，是三杆红旗的光辉胜利，广大群众对此欢欣鼓舞，普遍称赞。但是在肯定大丰收的前提下，对丰收程度却作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错误估计，脱离了实际，县委对下边回（应为汇，下同——编者）报产量数字，虽注意审查修正，但在统计上过分偏高，1959年9月5日，公社上报秋季粮食混合单产汇总为656斤，县委报地委为548斤。1959年2月22日，公社上报为521斤，县报地委为497斤，但是，经过现在落实，每亩单产平均为253斤，较原每亩少244斤。当时在思想上，不承认有灾，对插花性的受灾估计不够，没有看到在大丰收的公社中有受灾大队，丰收大队中有受灾小队，整个面积中有15.88万亩根本未收。基于这一错误估计，分配征购任务普遍偏高，与实收产量不相适应，在受灾队，甚至全部产量还不足分配的征购任务。在丰收地区，虽然能够完成征购任务，但是全县为求完成总任务，对丰收的公社用协商办法多次多购；一个公社为完成总任务，对丰收大队又多次增派任务，最多者增派任务达2八次以上，普遍购了过头粮。
+
+　　其次，工作方法上有严重错误。正因为错误地分析估计情况，在工作方法上也产生严重的错误。由于按照主观估计的水平来肯定去年的大丰收，相信有粮，认为完成征购后还可以安排好生活，因此在抓法上，就没有从分配上入手，采取了先征购后安排生活的方法，一到基层，就只抓征购，不顾生活，到了征购后期，部分地区确实无粮，却认为是两条道路斗争，是反动富农从中捣鬼，瞒产私分。加之，当时在部分地区少量存在的瞒产私分现象，当为普遍地大量的现象，领导上虽然只提出澄清家底，检查漏洞，没有提出反瞒产，而在基层实际工作中，实际上就形成反瞒产，搞批判斗争，甚至非法搜查群众。这时，在少数地区已开始出现了整天吃菜，途有尸体，间有遗弃小孩，人员外流，宰杀耕牛现象发生，尤其是出现了砦河的东林铺、砖桥的斛山等严重问题。虽然立即采取了措施，并通告全县各地检查，引起高度警惕。但是，在思想上仍然错误认为有粮，把它看成两条道路斗争，认为这是少数富裕中农和敌人的破坏花园（这种情况也存在，但不是主要的），是大旱之后必不可免的现象，没有认真地、冷静地来分析。下边分明无粮，即使有粮也不多了，万亩还在那里开万人大会，以后又召开分配会议来搞粮食。而没有抓住问题本质，采取根本措施，以致使问题越发展越严重，造成严重损失。
+
+　　其三，县委的群众观点不强，对群众疾苦不关心，愿听好的不愿听坏的。较为严重的是划不清右倾和反映真实情况的界限，怕反映了问题，是右倾，是否认大跃进。在当时，不仅公社党委没有反映这些严重问题，而当时县委下乡检查工作，大部分到较好地区注意总结经验（这是需要的），但对落后地区注意不够，有时到了有问题的地方，由于下边怕追查责任，又多方掩盖，封锁消息，即使发现了问题，也的确了一些发生严重的问题，但却错误认为大旱必有大瘟，认为是特殊现象好个别现象，没有加以正视。这说明了县委的群众观点不强，政治上不坚强，对如此严重的问题，没有严肃的正视它，既不如实地向上反映，又没当即采取坚决的措施，直到问题发生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才查（应为察——编者）觉问题严重，当时在地委大力支持下，拨发了粮食，杜绝了问题的继续发展，但已经造成了严重损失。
+
+　　其四，在基层组织中，一部分党员和干部，滋长着坏思想，坏作风，较为突出的贪污多占口粮，他们只管自己吃喝，不关心群众疾苦。加之，原来有些存粮，多集中在大、小队干部手中，在问题发生时少数的只管自己吃，不把群众吃，当上边拨了粮食，他们又多吃，叫群众少吃，没有及时发到食堂。特别是一些三类队的问题更为严重，少数违法乱纪和蜕化变质分子，胡作非为，克扣粮食，甚至非法搜查群众粮食据为己有。对敢于反映问题的正直群众，加以打击阻拦，助长了问题的发展。
+
+　　其五，公社化以后，我们的干部对管好以食堂为中心的集体生活，还缺乏经验，炊事管理人员不够纯洁，生活管理制度不够健全，对发生问题也有影响。
+
+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对这样极为严重的问题，县委开始在认识上是不够自觉的，在接受教训上是不够深刻的，直到四月中旬，中央检查组来我县检查，才开始提起注意，特别是省委检查组深入细致的检查，帮助了我们严肃对待这一问题，经过深入贯彻省委六级干部会议精神，教育了各级党委，提高觉悟，端正态度，敢于正视问题，才全面澄清了情况，的确感到问题严重，教训深刻。觉悟有了提高，县委决心把这一严重问题，作为一个深刻教训来记取，以此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全党干部，改进领导，做好工作。发展生产，弥补损失，把坏事变成好事。
+
+　　首先，在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县委和公社党委，对这一问题开展一次检查总结，县委已召开了扩大会议，公社召开了党委会，进行初步检查，找出教训，改进工作，在夏收夏种后，打算再进行一次，达到从这一沉痛事件中，教育提高全党，认真吸（应为汲——编者）取教训，树立坚强的政策观念，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纯洁基层组织干部队伍，发挥党的战斗堡垒作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坚决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不犹豫，不动摇，树立艰苦深入，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全党干部，特别是县、社领导干部，必须以主要精力和时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推广经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全党和全体干部中，大兴六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同学习，同娱乐）之风，关心群众疾苦，与群众打成一片，亲如一家；树立踏踏实实、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敢于正视问题，反映问题，严格请示报告制度，既保持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精神，把工作搞得既轰轰烈烈，又踏踏实实。
+
+　　其次，抓好当前工作，大力发展生产。当前突出抓好夏收夏种，力争秋季有一个更大丰收。对于灾情严重的131个灾队和三类队，特别加强领导，派强有力的工作队经常住该队，采取措施，发动群众，大力发展生产，力争今年恢复生产元气。办法上，县、社出力大力扶植，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大力支援，做到三照顾：分配征购任务照顾，提取公共积累照顾，分配义务工照顾。六优先：发放救济款、贷款优先，农副土特产品收购优先，化肥、农药生产资料供应优先，技术革新先进工具供应优先，劳力支援协作优先，生活安排优先。同时在这类队，树雄心，立大志，发动群众，制订生产规划，贯彻执行（县委正拟方案下达，待后再报）。从现在起，努力抓好当前生产，打好夏收夏种这一仗，大力发展家畜家禽，力争今年恢复生产元气。
+
+　　总之，这一问题是严重的，损失是惨痛的，教训是深刻的，县委除认真接受教训，改进领导，做好工作，发展生产，弥补损失外，特请求地委给予处分，以深刻教育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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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报告，当否请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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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光山县委1960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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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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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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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马龙山错误事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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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公山会议办公室材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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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龙山在50年任区长时, 因利职权包庇其恶霸地主岳母, 派民夫给其岳母干活, 送钱给其岳母作清算金, 以及贪污公款、公物等, 曾受过撤消党内当众警告、行政职务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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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根据光山县委几个负责同志的初步揭发, 综合马龙山同志新的错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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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在对待去冬今春群众生活问题上的错误指导思想和态度:
+
+## (1)知情不报, 给粮不要, 压制真情, 打击说实话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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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9年11月, 孙铺公社党委书记吴夏保同志向马反映: 下边食堂断炊, 要求统销粮食. 马听后曾多次在电话上批评吴“思想不对头, 糊涂无能”。
+
+　　2, 59年12月底, 各公社报缺粮100多万斤, 马听后大怒, 立即召开公社第一书记电活会, 批评说: 任务没有完成, 又要统销, 这是严重的右倾思想, 当了富裕中农的传话筒. 并责成要统销粮食多的孙铺公社, 要在党委会议上展开思想批判, 叫北向店党委书记徐德保写书面检讨.
+
+　　3, 59年12月, 马主持在白雀公社召开的粮食工作会义上, 当时各公社报实缺粮2564万斤, 马龙山叫三番五次压缩, 最后压到248万斤. 当时文殊公社党委书记魏旧铎同志汇报已有15个大队182个食堂停伙, 缺粮484万斤, 马就当即批评魏是“胡说八道”, 结果只给10万斤. 城郊公社汇报缺粮283万斤, 马批评是指导思想不明, 安排生活没信心, 令重新填表三次, 最后压缩到13万斤. 并对浮夸严重的白雀公社(当时实缺粮38万斤, 而硬说一斤不要, 保证每天一干二稀吃到接上麦子)大加表扬.
+
+　　（4, 60年元月中旬, 全县除白雀、南向店外, 其他公社都缺粮. 地委在潢川召开的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上, 指示叫各县正视问题, 该销必销. 而马龙山却向地委汇报不缺粮.）
+
+　　5, 60年2月中旬, 各公社实报缺粮2000多万斤, 马说: 各公社简直是无底洞, 半天空说话, 就毫无根据地向地委汇报只缺粮300万斤. 地委知道实际情况后, 硬拨给该县2000万斤, 才算一度的安派了群众生活。
+
+　　6, 60年3月县委书记处书记刘述增同志,了解城郊实际缺粮50多万斤, 向马反映后, 马曾对几个常委同志说: 这个吊刘述增就没有脑子了, 思想也歪了. 并声言要开常委会对刘进行批判.
+
+　　7, 60年4月, 地委一再找县委汇报缺粮情况, 要县委说实话, 实际仍有部分公社缺粮, 而马却在常委会上布置说: 我们不能再要了, 缺粮的话不能再提了. 结果向地委汇报不缺粮.
+
+　　8, 60年4月, 在省六级干部会议以前, 马一方面对浮肿严重的白雀公社大加表扬, 一方面对说实话缺粮的北向店党委书记徐德保、文殊党委书记魏旧铎在县委扩大会上作为典型批判一天, 并在临去出席省六级干部会议时, 指示县监委, 叫徐写书面检讨, 给魏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
+　　9, 60年4月, 在省委六级干部会议期间, 各公社报实缺粮300万斤, 在家坚持工作的同志, 仅只向地委报缺100万斤, 马知道后, 就由省打电话追检责任, 问谁向地委报缺粮. 在此期间, 白雀公社副书记祝永庆反映缺粮(实缺38万斤, 仅反映缺15万斤). 马说祝不是好东西, 不能负责全面工作, 私自决定把祝拉下来. 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采同志反映北向店公社现粮没有183万斤(实际只有17万斤), 马就由省打电话说: 刘是刮冷风, 有右倾, 要写书面检讨.
+
+　　10, 60年3月, 地委（此处有16字不清——编者）秘书长崔经三同志, 到光山后发现不少食堂缺粮, 有的甚至每人每天只吃六两( 当时规定标准11两 ), 而马却说: 不缺粮. 最后, 地委硬拨给90万斤, 才算按排了群众生活.
+
+## (2)在人口伤亡问题上欺上压下, 打击陷害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
+
+## 一、数次压缩死人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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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9年11月县委书记处书记赵明英同志, 向马反映砦河公社东林大队的死人情况, 马批评赵是把嘴一列一列就算了, 经过调查确实死亡280余人, 而马又叫连续五次划界限, 最后压到100余人才上报地委.
+
+　　2, 60年元月, 当时全县已死亡43604人, 而各公社只报死亡700余人, 马又强调界限不清, 对报死亡多的公社大加批评, 令各公社重报, 结果压缩到300余人才上报地委.
+
+　　3, 60年3月地委要各县报人口死亡情况, 各公社报死亡1200多人(实际光山县委掌握的东林大队和斛山公社的片断材料, 已知死亡1500余人), 马认为数字太大, 亲自召开公社第一书记电话会, 强调划清界限, 批评报死亡人口多的孙铺公社是「瞎估计」,「赶热闹」,令各公社重新统计, 结果向地委报只死亡700余人.
+
+　　4,60年4月，汇报实死亡64000多人, 比原向地委汇报的多5000多人, 马一方面指示办公室主任赵政良同志“要把多的数字隐蔽好”,另一方面又叫召开电话会, 以重新征求公社党委书记意见为名说: 你们这次报的不确, 仍按过去报的数字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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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封锁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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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0年元月6号省委宋书记、省监委刘书记、地委路书记到光山时, 马对下边反映的缺粮情况一字不谈, 当场保证安排生活没问题, 并暗地布置办公室主任赵政良“准备材料时困难一点不能提”,另一方面又亲自在电话上对省、地委负责同志要去检查的公社和沿途布置说: 省委宋书记、省监委刘书记、地委路书记要去检查, 一路上不准发现问题, 把干部分好, 分段包干, 路上不准有死人和病号, 食堂要安排好, 生产要搞好. 因城郊公社未布置好, 让刘书记碰到一个病号, 马得知后立即叫党委书记朱万林写一书面检讨. 在宋书记等人未去马畈以前, 马指示县委书记处书记孙广生同志又通知一道, 致使马畈公社党委书记冯安中将干部、工人、学生、社员都布置在沿途放炮迎接, 严密封锁消息.。
+
+　　2, 因生活未安排好, 有一度农村社员将孩子往城里丢, 马为了掩盖真象. 指示城关公社派民兵四路站岗, 禁止社员往城里送孩子, 并布置说: 发现富裕农民送孩子把他捉住。
+
+## 三、对抗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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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0年4月地监委副书记邱进敏同志去光山检查工作, 发现泼河公社（此处42字不清——编者），结果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时他不在家, 不然也跑不了划他右倾机会主义份子.
+
+　　2, 60年4月中央监委李坚同志来光山检查死人情况时, 马背后散布说: 他们有偏见, 是专门来找岔子的; 5月省委派中级党校梁主任来光山检查疫情时, 马背后漫骂说:梁主任算个吊, 魏校长还不是省委委员他算个吊; 6月份省委杨书记来光山后指示县委要接受教训, 作好工作, 杨书记走后, 马到处说: 省委书记来了就没有追问死人的事, 就是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指监委的同志)难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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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不接受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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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9年12月在孙铺开会, 县委赵、刘书记向他汇报仅砦河公社浮肿病已死700多人, 马听后批评说: 有些人对死几个人就大惊小怪, 我听说自从盘古开天地就有死人的, 今后一万年还有死人的; 60年4月县委刘述增同志向中央李坚同志汇报死人情况时流了泪, 马却嘲笑说: 这有什么泪可流, 长胡子的人流泪最可耻; 5月份地委财贸部副部长崔经三同志在光山问马死人原因时, 马一连说几遍: 某*原因(啥吊原因), 还不是多征几两粮食。并经常宣扬说:说假话要有价值, 临死也要拉个垫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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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打击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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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9年冬文殊公社陈湾大队群众陈世栋, 因两次到省监委找刘名榜书记反映情况。马得知后, 立即布置管政法工作的刘文采同志, 借外流破坏生产为名, 将陈世栋逮捕起来, 象王小实那样(捕后就病死在看守所内)搞他。后因刘名榜同志去光山后提出可安排陈到那个区工作才未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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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9年11月晏河公社联盟大队副队长鲁茂智向毛主席去信反映生活、疫情、干部作风等问题,在马龙山同意下被逮捕法办了。直到地委路书记批评后才释放.
+
+　　3, 60年元月, 省委宋书记来光山时, 交给马一封匿名来信, 其内容是反映疫情和生活,马认定是诬蔑, 立即指令组织部长李芳璋派人查出来信者姓名, 对来信者进行处理。后因承办人员不慎使信丢失才未能进行。
+
+　　4, 60年3月县委农工部副部长简国安同志, 向马反映了城郊公社同二大队浮肿病和人口死亡情况, 马就说简不够党员条件, 叫县委整风办公室到处收集材料斗争简. 没经地委批准, 就在其临出席省六级干部会议前向张天山、李芳璋布置说: 我走后你他可以生活名义组织人斗争简。
+
+## (二)严重的违法乱纪, 致死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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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马主持会场, 并亲自动手打死原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福洪, 当时结论为蜕化变质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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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争前马和张的关系非常好, 除经常夸张生活简朴、工作艰苦外,并在书记排队上把张福洪排在张天山前边, 后经地委批准仍将张天山排在前边的, 马还不满意的说:地委是老眼光看人。特别是近年来张福洪腐化堕落经常在住室内放电影、演戏都是和马同看。用公款购买手提收音机、白木耳、人参、海参、尤鱼、燕窝都是和马共同分吃分享。马的（此处22字不清——编者）以后，裴仍经常到作风极坏的张秀芝家大吃大喝，往来勾搭。裴曾送给马鞋、袜各一双, 马又经常请裴到家吃喝。正因为马、张关系好, 马对张的错误始终采取包庇态度,表现在57年整风时晏河公社妇联主任李凤诚揭发张福洪搞女人,情况属实。马不仅没有清查, 反而说: 只有右派才说张书记搞女人。结果给李带上反党帽子, 开除了党籍和公职(后经复查又恢复了公职),其次是张福洪的腐化堕落错误, 地委路书记、武书记曾当面指示马召开县委会对张进行批判, 而马始终拖延不开.
+
+　　反右倾整风开始后, 张的错误从群众揭发出来, 地委批准后马不得已才组织对张进行斗争。斗争开始时, 马对张非常体贴, 强调斗争方式说: 斗争张要同斗争坏分子李义夫区别对待. 当同志们追向张的胡作非为时, 张当众对马说: 这些问题不完全怨我, 马书记你也知道。马怕连累自己听后大怒说:你是啥家伙,还咬我, 大家狠斗. 接着马亲自主持大动员说: 斗争不打不推、不   不象个斗争样子. 人的思想与肉体是有联系的, 光批判思想不打肉体不解决问题. 马带头上前将张踢了一脚, 斗争群众也就一拥而上, 有拨头发、打耳光、脚踢、膝盖顶、拳头通, 你推我   毒打起来. 11、12日, 在县委扩大会上共斗两天, 把张打的嘴、鼻和一个耳朵都流血, 头发被拨掉一块, 一件黄军装掛子, 被撕得一条一条的, 行路困难. 13日把张交县委机关斗, 当时马动员说: 张不老实要区别对待, 斗争方法上一是揭发, 二不讲方式动一动手脚也可以. 于是了解情况的连揭发带打, 不了解情况的（此处7字不清——编者）斗争，马除掌握会场外又打了张两耳光, 斗了一天把张打的不能走了。14日又交县直科局长斗了一天。15日又交城公社斗了一天, 张福洪完全不能支身, 爬在地上, 大家用脚踢, 头发一块块被光了。16日又交给文殊公社斗半天, 此时张已快死了才拉回张住室。据当时治疗医生和送饭的炊事员证明: 张此时, 头发巨（应为局——编者）部脱落, 头部有一块周围约20公分面积的外分一处, 组织已化浓（应为脓，下同——编者）, 头发和浓血沾在一起,前后胸部肿胀, 四肢浮肿, 大小便拉在床上, 头日放啥样第二天还是啥样一点没变, 口吐血水, 饭一点也吃不进去, 即是喝口水也要把嘴一列（应为咧——编者）牙一兹（应为龇——编者）还要哼一声。17日吃过午饭马说张想疯又叫县整风办公室干部到张床前斗一顿。18日上午马说张盼蒋介石又组织干部把张从床上拉到地下斗一顿。当日夜张已奄奄一息, 叫着要水喝没人给, 后来又喊靠近他住的财贸干事聂永勋说:你行行好给我一点水喝我还有钱, 聂也不理。19日早上勉强喝了两口汤, 于中午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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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福洪死后, 马千方百计隐瞒歪曲真相, 叫组织部长李芳璋给地委写报告说: 张是绝食死的, 送罐头不吃, 送饺子尿到碗里. 叫办公室主任布置通讯员谁也不准说张是打死的。并叫农工部副部长简国安通过雷秘书长探听地委对张福洪死的反映和对他的态度。
+
+　　2, 在县委扩大会上除张福洪外, 马亲自带推（应为头——编者）斗争的三个人全遭毒打。商业局副局长李义夫被打的卧地下不能动, 拉一裤子屎; 槐店公社党委副书记王厚山庇股被打肿腿打坏; 晏河公社党委副书记张本深头被打肿, 吓的星夜逃跑钻到城东“紫水塔”过一宿.在马龙山严重违法乱纪影响下,县委扩大会上被斗争的46人全被打。特别是会议结束后, 下边违法乱纪情况就更加严重, 据现掌握材料, 仅自10月至今年4月六个月时间统计: 全县被违法乱纪打死的群众就有404人。
+
+　　（3, 59年10月马到城郊公社同二大队, 因该大队完不成征购任务, 将西湾小队长裴传坤当众宣布撤职, 并说负责打场的社员裴其瑞私藏粮食(实际没有), 当场宣布法办, 令人将裴捆绑起来。）
+
+## (三)严重丧失阶级立场:
+
+　　1, 马的岳父家系大地主, 其妻祖父任过伪县长、父黄裕仓任过伪副军长, 马50年因包庇其岳母受过党纪处分, 处分后至今仍不改变其阶级立场, 57年将其岳母接到机关居住, 单起小伙, 专门加工细米白面, 副食品首先满足供应。如有一次商业局给他送10斤猪油, 其岳母就骂着说:“这一点吃他娘那个ⅹ”。59年又利用职权将其妻妹安排到医院工作, 同时又将其妻弟安排到机械厂当工人。因此干群反映极坏, 如说: “过去的官太太, 现在的老夫人, 过去的官小姐, 现在的官太太, 真是新、旧社会幸福人”等。57年整风时, 马德光同志提了马立场不稳的意见, 画了一张“张老狗”——骂马龙山的地主反属岳母——的大字报。马当时就提出要划马德光为右派分子(因县委不同意未划)。 整风后组织上批准马德光下放锻炼, 在劳动中非常极积, 搞了不少创造发明, 多次被评为模范. 组织部把他的材料作为模范（此处13字不清——编者）马龙山批评说：“为什么把他的材料拿回展览? 赞成组织部立即把马德光的模范事迹除掉.。
+
+　　2, 对有重大政治历史的人一提再提, 如原商业局副局长彭尚根, 56年肃反时已查清其父任过伪民团分队长, 又系土匪头子, 打死过群众3人。本人随同其父为匪打死过群众一人, 解放时曾一度随同伪县党部书记耿衡轩与我为敌, 而马确经常说: 看彭尚根就是好。于是今年2月将彭提为正局长, 又提为粮食局党委书记, 现又准备提为副县长, 特别严重的是, 在地委未被批回彭任粮食局党委书记之前, 县监委同志, 对彭的历史情况又向马作了反映, 并说据了解民愤很大, 而马仍不向地委汇报, 批回后又进行了宣布.
+
+## (四)目无组织, 蔑视领导, 专横特权, 作风恶劣。
+
+## 1, 目无组织蔑视领导:
+
+　　(1)58年省委钢铁慰问团在省党校校长魏钦公带领下来光山时, 马不接见, 走也不送, 并事后对人说: 同他们在一起太麻烦。
+
+　　(2)58年省监委焦书记到光山时, 住在与马隔壁的客人房里。马从乡下回来后, 立即将原县监委付书记赵明英同志大熊一顿说:“那（应为哪——编者）里来的啥家伙?”曾不顾赵一再说明:“这是省监委焦书记, 住一夜明天就走”,而立即责令叫把焦书记连夜搬走, 后由办公室主任说了些好话, 才免强叫焦书记住了一夜。
+
+　　(3)59年春地监委付书记邱进敏同志, 来光山时, 对生活安排工作上提了一些意见。马对办公室主任赵政良说: 邱进敏看问题偏面, 思想右倾, 我就是不答理他。
+
+　　(4)59年夏天, 地委统战部付部长王秀轩同志到光山帮助工作, 马对赵政良同志说:他连个地委委员都不是, 听他的话搞啥, 他过去在驻马店工作, 农村工作根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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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年4月中央监委李坚处长到光山检查工作时,马根本不准备接见, 而叫刘述增同志汇报, 并在汇报时连县常委会议室也不叫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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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年6月地委书记处书记武建华和财贸部副部长崔经三同志到光山时, 马对赵政良同志说: 武书记到新县去一趟根本没有解决新、光两县问题。说崔部长当了几年财经办公室主任, 农村工作根本不懂, 我根本不理他, 他只能提问题不能解决问题。
+
+## 2, 破坏集体领导原则:
+
+　　(1)马经常说:“第一书记没有特大能力, 确有特大权利“，因此在和书记处书记关系中, 带以“管”字来代替, 如马畈公社党委书记冯安中向马反映副书记林芝普同志的问题时, 马就大批评说:你真无能, 你连个党委副书记都管不了吗?
+
+　　(2)马独断独行, 省、地委每次电活指示之后, 既不和书记处书记或常委研究, 就主观布置, 每当讲完之后又总是加上一句“这是我个人意见”。特别严重的是去冬今春以来的粮食征购、统销、分配、救济（此处5字不清——编者）的重大问题, 大部是由马自己决定的. 今年2月份，地委给县拨下来返销粮4000万斤, 马没有征得任何人的意见就分下去了。更严重的是今春光山召开的大队支书会议就是由马个人决定的。
+
+　　(3)对其他书记进行压制, 如今春在马出席省六级干部会议期间, 在家县委向地委汇报去秋每亩单产500多斤, 马知道后就大怒说:这是胡作非为, 为什么不先告诉我。结果形成有许多问题, 马没在就没人敢汇报。刘述增书记因提了意见, 和反映了真情, 被马在县扩大会上曾数次进行批评, 并两次准备对刘进行批判。
+
+　　(4)在县委之间经常搬弄是非, 制造不和, 破坏其他同志威信, 发展个人崇拜。马经常说:刘述增书记有个人主义, 自由主义, 说话啰嗦, 爱人是小姐作风应该劳动锻炼; 张天山书记是个大暮气, 根本搞不成工作; 赵明英书记(老红军)吃点喝点算了, 讲能力是不行的, 爱人崔术芳无知无能; 刘文采书记是个糊涂虫办不成事. 说县委委员中, 组织部长李芳璋小聪明有骄傲情绪, 爱人不是个好东西; 财贸部长刘昭义是个文庭, 是个二货; 高中校长田执臣不用脑子不能办大事; 公安局长李烈君大粗不细工作不稳当等. 每当地委要他汇报干部情况, 他都要在书记委员面前宣扬说我又把县委每个人的情况汇报了等. 并在光山县志上, 把个人编上了开辟光山的头等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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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利用职权批准其爱人入党和提拨. 其爱人黄宗仁反属. 工作表现不好, 支部根本没作发展党员对象, 而马龙山同志利用职权拉拢张福洪硬到人委支部划人研究其爱人入党问题（此处3字不清——编者）县委孙广全当介绍人，当孙提出叫其他人作介绍人时, 张马就对孙进行威胁, 张说:看你怪聪明的, 想学陈瞎子(右派陈耀斋), 马也接着说: 看你个子怪高,拔掉两撮头发就老实了, 强迫孙当介绍人。又将县委组织部长李芳璋找去, 马、张首先表示我们都同意你有啥意见, 李也只好表示同意. 由马自行批准, 发展其爱人为中共党员。60年马又采取同样的手段提拨其爱人为县妇联副主任. 首先找组织部长李芳璋同志说要提拨妇女干部, 组织部长提名, 马都表示不同意, 说这个没能力, 那个不称职, 只逼得李芳璋提他爱人名时才表示同意。更恶劣的是在县常委会上研究时, 刘述增书记表示不同意, 马就来用更卑鄙的手段当场提出要刘的爱人裴傅贵县团委副书记。但刘第二天快发通知时, 马又找组织部说裴有小姐作风, 叫改为团委组织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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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私自批准斗争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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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年10月马到孙铺公社时, 硬性指示叫县委书记处书记吴良保(兼公社书记)同志, 斗争公副社书记黄光前, 当吴提出黄没啥问题时, 马就不耐烦的说: 一斗问题就斗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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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不关心群众疾苦, 腐化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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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年12月全县食堂普遍停伙, 死人正严重时, 马主持在白雀公社召开的粮食工作现场会上, 布置公社向大会献礼计有肥猪12头、羊15只、鱼500斤、豆腐500斤, 剌巴（应为糍粑——编者）600斤全部吃掉, 一次浪费1200多元。自己并带着县委小伙炊事员,事务长单吃单做. 对群众生活连理也不理.最使人痛心的是, 马在此会结束回县时途中碰见路上死4个人, 马连看也不看就扬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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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全县自60年元月集中浮肿病人以来, 县临时医院仅和县委相隔还不到半里路。马至今连一次也没去过. 更使人不能容忍的, 马的小孩今年七月份吃瓜得了病, 马龙山竟对临时医院集中的几百个病人的死活不管不问。反而把院长和最好的医生都抽来日夜看守给其小孩治病, 马还说没技术，又从公社和到信阳人民医院等先后找来七个医生. 给其小孩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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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今年3月马派专汽车送其爱人往返汉口治病, 经检查无病; 5月又两次派专车送其爱人到信阳治病. 更严重的是今年7月27日不仅派专车, 而且还叫通讯员和县商业局党委书记文福顺一并前往. 路上照料和到信阳给其爱人找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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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马龙山个人生活上也是极其特殊的, 除专门盖了一个书记处院, 住房系五级水泥台阶并有地板, 设置沙发、台灯、自动电话等外，并为马专门修理了一个私人大院。三个通讯员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照顾马和其老婆孩子。马经常是无车不下乡. 因此, 运输站无论运输任务再忙, 也要经常留一辆大汽车准备着马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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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在生活上的腐化享受是由来以久的。早于56年在城郊公社同二大队搞重点时, 就令人把该队(当时系农业社)仓库腾出来, 马从县委收上来的（此处23字不清——编者）让该仓库全部换上了玻璃窗。59年春节时, 曾开着气车,带着剧团10个女演员, 从新县许湾、沙窝等地正近转一天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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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公山会议办公室材料组1960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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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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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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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麻城县“关于李裕德罪恶事实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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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德裕，男，41岁，家庭贫农成分，个人坏分子出身，系麻城县东木公社木子店管理区第五生产队铜车垸人，整风前任该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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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犯1942年至1949年解放为止，历充伪乡丁、乡公所班长、小保队班长。1947年11月曾参加台子垸暴动攻打我县政府。1948年任小保队班长。在汪家山打探解放军时，曾组织毕长恩、李裕忠二人企图杀我贾指导员。因毕等害怕，不同意，未遂。49年解放后，拒不放下武器，将长枪两支、手榴弹一个暗藏在皮绊家里，后到处流窜躲避达半年之久。直到同年下季才为我剿匪部队俘获，继放回家。51年混入我基层组织，为民兵班长、社主任、生产队长；54年因隐瞒历史罪恶，伪装积极，混入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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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犯不但是个兵痞，而且流氓成性，一贯玩弄妇女。强奸、搞皮绊、强占民妻，无所不为。1948年任小保队长时，持势强占贫农李凤楼的老婆陈翠香一年多，公开住在陈的家里，把李甩在一边。52年任民兵班长时又持势强占侄媳、贫农李仲存的爱人郑贵玉，公开在郑家睡觉，不准李仲存与郑同床。同年8月又指使郑贵玉与丈夫离婚，公开与郑姘居。最后才骗取了一个结婚证。不久该犯因贪污被群众斗争撤职，郑又与他离婚改嫁了。强奸、搞皮绊是该犯的家常便饭。铜车垸的青年妇女只要稍微长得好一点，不论亲疏、长辈、晚辈，他总要不择手段的加以侮辱。解放前该犯共搞了姪媳陈初香、何咏兰等四个皮绊。解放后又搞了姪媳占朝玉和叔伯妹李先桃等六个皮绊。更严重的是强奸了姪孙女李孝梅、李含咏等两个少女、外孙女郑友如、姪媳占脂香、姪孙媳郑冬梅等三个青年妇女。1956年10月，该犯任初级社主任时，一天晚上与姪孙女、17岁的妇女小队长李孝梅等到汪家榜开会，夜晚回来时，孝梅因喝茶掉了队，该犯故意在半路等她。走到铜车垸祠堂门口附近，该犯突然转身把孝梅拖进祠堂里，孝梅骂他是牛并且要喊，该犯不准她喊，用暴力按在草上强奸了。59年又企图强奸妇女队长邱玉肖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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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犯自59年春当上生产队长以后，与反革命分子李续普（支部书记）勾结在一起，做尽了坏事，犯了滔天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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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培植亲信爪牙，建立反革命统治。支部书记李续普，是该犯姪儿。手下的四个“参谋”“打手”：一个是该犯的姪子、贯盗、被我从内部清洗的贪污分子李远松，系该犯和李续普派驻汪家榜的食堂主任，具体掌握汪、张两姓89户的粮食大权；一个是该犯的房姪，李续普的哥哥李宏普，系铜车垸李姓50户的小队长与食堂主任，具体掌握李姓一切大权（该队只有汪、张、李三姓）；一个是该犯的外孙、伪连长的儿子汪玉平，为生产队会计，具体掌握全队财经大权；一个是该犯皮绊的丈夫，被镇压的恶霸地主的儿子汪勋升，为生产队保管，具体掌握全队的粮食大权。以该犯和李续普为首的六个人，简直是群众头上的奴隶主。叫他们掌握一切权利，剥夺了人民一切生活、人身、言论、行动的民主自由。群众称这个生产队是一块“黑天”。称该犯和李续普是“活捉三郎”的催命鬼，三岁小儿听到他们二人说话都吓得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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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打击报复，排除异己：这个对只有青年团员、管理区派的团支书汪木成和汪的爱人、共产党员、妇女队长邱玉肖夫妇两人。对该犯和李续普同志敢说句把话，敢向公社、管理区反映他们点把问题。因此，该犯和李续普就把汪、邱二人当作眼中钉，在工作上不用他们，处处找岔子整他们。去年六月，该犯无理地要罚社员汪砚成五元钱、15斤口粮。邱当众说，不能罚，不合理。该犯马上把邱找到厨房里大骂一顿，说她不服从党的领导。当夜又召开干部会，除向邱进行恶毒斗争外，又向她威胁说：“今后如我队再发生偷盗，你要完全负责！”邱气得痛哭流涕，想到有冤难申，散会后走到塘边想跳水自杀，绕塘三周，后因想到自己是共产党员，不能死得不明不白，才回家了。同年6月，因天雨，汪木成将50斤麦头子从稻场挑到家里暂存，该犯和李续普即诬汪是偷麦，是想瞒产私分，罚他42元钱、5斤口粮。同年8月，与汪已经分家的父亲汪绍显偷了几刁高粱，该犯和李续普除罚绍显3.50元钱、18斤口粮、停火18餐外，把木成、玉肖二人的伙也停了36餐。同年9月在管理区开生产队干部会时，该犯和李续普又借口上述两件事向汪木成进行斗争（邱因病未去），并罚跪毒打一顿。汪受屈不过，回家后曾两次企图持枪自杀，幸被邱玉肖发觉制止。同年11月，汪被李续普兄弟二人逼得没有办法，出走到富水水库去了后，该犯和李续普、特别是该犯就集中精力折磨邱玉肖。邱有病，管理区留她在家一面工作，一面修养。该犯却天天派邱做重活，经常找岔子，几次开会对邱进行斗争。哪一个不斗，就说哪个包庇。邱气得经常哭，几次要求该犯给打迁移，要回娘家13生产队去住。该犯坚决不肯，说：“死也要死在这里”。同年12月，有一次邱带张子孝等20多个妇女扯黄豆，因饿不过，一面扯一面剥生黄豆吃，一面哭，被该犯看到了把邱打骂一顿，威胁说：“今后再吃，要杀你们的脑壳”。并把干枯的黄豆禾硬叫给邱等三个妇女吃。同月下旬，有一天夜晚，管理区召开生产队干部会时， 该犯只要邱与他同去。去时，在路上说了很多下流话。回头的时候邱先走了。该犯随后猛追上来，除说下流话外，并将邱的颈子搂住，满身摸，企图强奸。因邱结扭反抗要喊人，才未遂。从此以后，该犯更对邱恨之入骨，不但天天要邱做重活，而且还要邱抱病下冷水。有一天下大雪，到处结了冰，该犯却要邱一人大早上树夹木子。以后又借故说邱调皮，召开党、团员、干部会向邱开展斗争。最后，该犯又与李续普商量，要把邱调到水库去整。叫保管汪勋升不把饭给邱吃，停了邱的伙。硬逼邱带病、饿着肚子上了水库。邱玉肖经该犯在家里和李续普在水库两下一整，最后折磨得不成人形，几乎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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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为了残酷统治人民，去年春季，该犯与李续普商量后，开始实行一大堆最残酷的惩罚制度。规定一切小偷小摸的、拣谷、拣麦的‘说调皮话的、与“干部”争嘴的，不服从“调动”的、出工迟了的、收工早了的、种私菜的、有偷盗“嫌疑”的……总之，只要他说是坏人、坏事的，他和李续普以及手下四个打手，都可以决定罚款、罚口粮、停伙。罚的范围可以从一个人到几个小队。不管什么事，只要他们六个人当中有一人说声“罚！”就非罚不可。说罚谁，就罚谁。说罚多少，就罚多少。全队139户，受到罚款处分的96户，共罚款1242.10元。每户平均近13元。其中该犯直接负责的31户，共罚款404.45元。受到罚口粮处分的84户，共罚口粮1713.12斤每户平均20.7斤；其中由该犯负责直接责任的20户，共罚口粮581.4斤。受到停伙处分的113户，349人，共停伙17580餐，每人平均50.4餐；其中该犯直接负责任的86户，241人，共停伙6930餐，停伙时间80%以上是在去年10月至今年2月初的粮食最紧张时期。去年11月李续普上水库以后，虽然经常回去，但留在家里负责直接责任的是李德裕。他折腾群众的手段与李续普没有二样，惩罚群众的手段，同样是特别毒辣的。去年6月，他叫社员汪中佐等十一人每人把公社砖厂在该队的篾箢拿一担挑土，挑后仍旧放在原地方。第二天他将这十一挑篾箢藏在会计室的楼上，以后砖厂要箢子，他说是汪中佐偷去了，罚他们13.20元钱，每人1.20元。去年12月，汪中全八岁的孩子清儿饿不过，摘了一点生黄豆吃，该犯看到后，把清儿的脚拉住倒拖几十步远。当天晚上，借口这件事和少数妇女出工迟了点，把汪家榜和张家垸所有的人召到食堂大骂一顿。晚上，把两垸67户164人，集体停伙一顿。同年8月该队打渔时，该犯叫汪勋荣摸鲫鱼，结果汪在石缝中摸到一个二两重的小鲤鱼，以为是鲫鱼，捉不住捏死了。该犯说汪不该捏死鲤鱼，罚他一元钱。今年元月，该犯称汪家榜食堂不见了150斤大米，将汪、张两姓群众80户、214人停伙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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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大势抄家：该犯和李续普把抄家当作家常便饭。去年一年，全生产队，户户都被抄过三次到六次家。张家垸7户，被他们下门倒柜地背地抄家十余次，以后群众干脆不锁门。除他自己家的粮食外，从群众家里抄出的近一千斤粮食，全部被该犯和李续普没收了。被抄出粮食的群众，个个被他们戴上“偷窃”的帽子，受到各种各样的惩罚。贫农汪忠全被该犯从家中抄出五斤谷后，被罚口粮70斤，人民币1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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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欺上蒙下，严重克扣社员口粮。去年抗旱时，汪家榜至张家垸屋面前100多亩稻田受旱，有一卷车到三卷车车水，就可以基本得救，可收谷4万多斤。该犯和李续普为了骗取领导信任，假造“声势”和本位主义，硬把全生产队全部劳力调到铜车垸附近抗十几卷车车水的少量高田。结果汪家榜门口100多亩田只收5000斤谷，减产35000多斤。而铜车垸附近的为数很少的高田，也只收谷一半。到了十一、十二月和今年元月，公社、管理区规定每人每天吃口粮七两至半斤谷，实在不够的可以供应。按照这个标准，该队的粮食可以吃到12月底。为了骗取领导信任，该犯和李续普硬说按照这个标准可以吃到今年元月底。他们不向群众宣传上级规定的粮食标准，并欺骗群众说：“我们队的灾情重，应该比别的地方少吃些”。有一次妇女队长邱玉肖向一些妇女说“管理区规定我们一天可以吃七两谷”，该犯知道后，把邱狠狠地训练一顿。说邱是“没有根据地乱说”。全队去年11月至今年元月，每人每天只吃五两谷。其中汪姓、张姓86户（除汪勋升、汪玉平等三户）大部分时间每人每天只吃四两谷。小部分时间吃五两至六两谷。去年11月底至12月初，该犯竟经常把粗糠发给群众抵口粮。隔一天两天发一次，一次发一天到几餐。加起来共有七、八天。很多人吃的解不出大便来。有的吃蔴子泻肚子，泻得骨瘦如柴，走不得路。汪勋普一家六口人，个个泻得倒了床，差一点都死了。到第三天幸第十三生产队的毕表兄送半升米来煮点粥吃救活了。有些人解大便时用铁丝、棍子向外扒扒得肛门直流血。小孩子解大便老是哭，大人只好用手指头耙着向外掏。粮食这样紧张，又不准社员种蔬菜。去年11月至今年元月该犯在家具体掌握全面工作时，凡是在家的男女劳动力，不管有病无病，一律强迫日夜出工，不留一点空隙。病情太严重，实在不能出工的，一律停伙。把群众折磨得喘不过气来。很少有可能种菜，全生产队没有一个小队有公菜。种有私菜的也不多，就是种了也少得可怜。去年冬播前后，有些社员抽空在山上开荒种了点把私豌豆、小麦，等到禾苗长到三寸长的时候，该犯和李续普用锄头统统挖掉了。两人挖了一整天。70多户人家种的七亩来小麦、豌豆被他们一次挖掉了。而该犯和李续普等自己种的却保存得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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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捆绑、吊打中、贫农11人。凡是该犯看不顺眼的人，不是骂就是打。去年10月有一天，该犯叫汪天桃（15岁）上山砍柴，汪没有去，该犯即把汪的脚拉住倒拖二、三十步，头被拖得没有皮。最后又停他两餐伙。他不准旁人把给他吃。下中农汪忠树去年12月从水库请病假回家后，一家四口人，该犯每天只给他们7两米。汪饿得没有办法，一天晚上到谷堆上偷点谷，该犯发觉后，当即把汪拉到自己的小伙房李吊起来，一直调到第二天早饭后，直到吃中午饭，才松绑。汪的两只手都捆吊肿了，回家后病越发严重了。睡在床上起不来，第三天该犯又叫会计汪玉平要把汪从床上捆起来送上水库。汪吓不过，只得自己扶着手杖上水库去了。15里路，走了一天才走到。贫农汪化信，今年三月在三河修水库时，一天夜晚因病不能出工，经管区的游主任批准休息后，该犯说汪是装病，把汪的被子掀开拉着汪的脚倒拖了2丈多远，硬把汪拖到雪地里去冻，幸被游发觉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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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私设监狱。去年12月下旬，该犯“小伙房”用的铜壶不见了（汪中寅的壶），该犯诬蔑是刚从水库请假回来的下中农汪中树、汪中全、中农伪排长汪中福偷去了。即把这三个人连同汪中福的6岁小孩平安关在一间敞开天井的空堂屋里，要他们把铜壶交出来才放。每天白天强迫他们出工，晚上就把他们所在这件牢房里。解大小手都不让他们出来。这几个本来病的不能起床的人，在这种情况下，白天既要出工，晚上又要挨冻（当时天正在下雪），特别是汪中福父子俩个，被子在水库被人偷去了，每天晚上只能睡一捆草，又被该犯停伙12天，全靠亲房、邻居给些野菜、米汤渡命。坐到十几天后，汪中树等三个病人病得更严重了；汪中福的小孩因饿得了重病，肚子肿得很大，脚酸手软，走不动路，后来者三个人要求去住病人院，该犯说：“病人院不诊你们这些坏家伙，把你们诊好干么事？死了还好些”。后来，汪中寅发现铜壶是他的弟弟中品拿到水库去了，该犯才把汪中树等私人放出来。出来后，由于病势严重，经医生批准进了病人院，直到今年四月份才进步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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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群众在该犯和李续普的百般折磨（克扣口粮、罚口粮、停伙、捆绑吊打、坐牢房）下，大量害病死亡。全队449人，从去年11月至今年2月半，先后病了360多人，占全队人口80%以上。最多时重病号达到100多人。因被该犯克扣口粮、停伙饿死和折磨死的32人。其中该犯应付直接责任的16人。应负同谋责任的6人，都是中贫农。此外，该犯还摔死贫农小孩一人。这些人死在该犯的手下是极端悲惨的。例如贫农张世高一家三口是这样死的：张世高，35岁，原有梅毒，后来诊好了张的老婆童自琴，28岁，身体很好，仅残废了一只手；张的孩子3岁，长得很爱人。去年11、12月，该犯每天只发给张家十一、二两谷，张家三人饿得不像人形。有一天，张世高饿不过，在汪榜垸食堂里搞了一把黄豆生吃了，该犯发觉后，罚张4.50元钱，25斤口粮。长期停止一个人不发粮。这样一来，痛肉加针，到了12月间，张家三口人完全饿得起不了床，有一次一连五天未开伙，第三天，童自琴爬到舂屋帮张拨谷舂，结果爬不起来，被张牵回后，就再起不来，也吃不得了。第二天下午气绝而死。当天晚上张为童送烟把，回来时倒在菜园边也起不来。经汪姣容、汪素丹两人牵到床上后，当天晚上也死去了。张的小孩张绪明当天下午坐在汪姣容家里，有气没气的哭，天黑回家时走不动，是汪姣容把他抱回去与父亲睡在一起的。第二天清早，汪素丹发现张世高死了，张绪明非常危险，就把绪明抱在小凳上坐着喂了一些茶，马上就到汪家榜向李德裕报告说：“张世高死了，他的小孩也很危险，应该救一下（有一碗米汤就可以救活）。救活以后，把他名下的口粮交给哪个，请人帮忙养起来”。可是该犯爱理不理地回答说：“人死了就算了，至于他的小孩，既然很危险，就让他死了算事。没有父母，哪个愿养他。你赶快去夹木子，死人的事不用你管！”说完又睡他的觉。这样吃了早饭，汪素丹等能动点把的人都被该犯调出去夹木子去了，张世高的尸体和小孩丢在家里无人管。到中午，该犯慢慢摇去了，一进张的屋，看到张的小孩还坐在凳子上喘气没有死，该犯当即把他坐的小凳子一抽，抓住他的右手向屋当中一摔，就把这孩子摔死了。该垸妇女汪仙娥当时看到这种情形，泪如泉涌，但不敢说。又如贫农张世宾，去年12月饿不过，搞了半把黄豆生的吃，该犯当即看到了，即将张猛力一举向下一摔，又狠命的踩两脚，当夜就停了张母子的伙。第二天早餐起，又接连停了3天。3天中张全靠吃野菜度日。张的母亲夏金枝，67岁，掉了很多牙齿，吃不烂野菜，囫囵吞又过不得，只好硬饿。夏因身体健壮，前段吃4两谷一天，已经饿的骨瘦如柴，加上这一饿，结果一双眼睛都陷到骨头里去了，看到怕人，饿得脚酸手软，完全下不了床。几天后，睡到半夜无声无息地死去了。夏饿死后，连棺材也没有。人死得最厉害的时候，共产党员、妇女队长邱玉肖向该犯说：“人太死多了，支部有责任，要想个办法”。该犯冷笑一声说：“那怕么事，死了人大家多吃点粮食，你怕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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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在该犯和李续普的摧残下，该队灭门绝户的8户，有该犯副主要责任的4户，负同谋责任的2户，均系中贫农。负主要责任的4户是：张世高，三口人，都死了（前面已经说了）；汪绍文，一口人，饿死了；汪化恩，一口人，饿死了；汪绍鑑，一口人，饿死了。该犯和李续普逼得外逃流浪、嫁人的17人，其中由该犯负同谋责任的13人，负主要责任的4人。佘引定母女二人被该犯克扣、停伙饿不过，于今年元月逃到金寨流浪，讨饭20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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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该队群众在该犯和李续普等的严重摧残下，死的死了，病的病了，逃的逃了；没有病，没有死，没有逃的人，也是东倒西歪的，大多数人对生存丧失了信心。34岁的全劳力汪中桃，从稻场拿一捆草给牛吃，走二、三十步歇了三肩。30多岁的社员汪念祥，一下子不能把一把草头锄拿上肩头。绝大多数人不洗脸，不洗澡，不理发，不扫地，出门就解大小便，到处搞得臭气熏天。在家里，在路上，在田野，人民见面说上三句话就要流泪，谈死。妇女队长、共产党员邱玉肖和张子琴等青年妇女，一谈话就少不了一边哭，一边说：“今天脱鞋，不知明天穿不穿？”“我们不晓得哪个先死啊！”连5岁的小孩子，也有的说自己死了就好了。很多母亲看到孩子哭，就向孩子流泪说：“儿呀！你莫哭了，晓得是你先死，还是我先死呢？”很多人饿得没有办法，看到黄豆禾，就找黄豆摘下来生吃，特别是小孩，摘黄豆吃的最多。全生产队有200多人摘食过生黄豆。汪塝垸还有汪天桃、汪志清等五、六个小孩吃生元豆禾和糠，该犯对这些吃生黄豆、吃生糠的人，无论男女老少，看到一个罚一个，还要戴上“偷”的帽子。今年元、二月份全生产队只有30多人能够出勤，而且只能干锄草一类的轻松活，还得经常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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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队受该犯和李续普摧残得最厉害的是63户人烟的汪家榜。该犯经常说：“汪家榜的人不整死一半，我不忍心”。他们所以这样仇视汪家榜，主要是该垸（汪姓）与李姓在历史上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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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群众被摧残到这种地步，可是该犯和李续普等却大肆贪污，大吃大喝，吃小灶。该犯兼财经队长，直接掌握生产队的石灰窑。先后贪污石灰款300多元。去年10月一次集体贪污150余元。该犯和李续普、汪勋升各得50余元。今年元月该犯带民工到三河修水库时，又贪污本队水利公款40余元，买了几丈布，一个茶缸，五把电筒和喝酒用了。该犯把贪污的石灰款子扯了两套绸子衣服、三套卡机棉衣、两双深球鞋、两个洗脸盆、三件卫生衣、喝了50多、100多元钱的十全大补酒等上等酒（存下空酒瓶三十七、八个）。该犯自去年初任生产队长后，一贯吃小灶。在汪家榜汪中寅家里专门设立个小伙房，每天吃三、四餐干饭，经常吃糯米粑。既不定量，也不把钱。一天吃两、三斤米，吃不完就给皮绊何定香一家人吃。以该犯和李续普为首几个家伙，去年以来，吃了400多斤糯米，1000多斤粘米。他们从群众家里没收到生产队的600来斤粮食，被该犯和李续普等连吃带偷了500来斤。上述粮食该犯吃得最多。特别是去年冬季该队死了40多人，该犯一个也不让群众抬，都是他带上几个亲信干部和自己的亲房人抬（他自己不动手）。抬一个就吃十几二十斤米的饭，为这一樁事，共吃了700多斤米。此外以该犯和李续普为首，去年12月至今年元月先后吃了政府照顾浮肿病人的糯米65斤，黄豆30斤，红糖、红枣绝大部分是他们吃掉了。春节时，政府照顾病人的90斤大米，被他们全部贪污了。去年11、12月，以该犯为首宰食了生产队两只大公羊，吃掉了生产队2亩最好的试验油菜。5升地的萝卜种。李续普从水库回来杀生产队一只羊，该犯也参加吃了。铜车垸死一条牛80多斤肉，该犯和李续普等贪污了50多斤。今年该犯带9个民工在三河水库过春节时，生产队送去28斤糯米，7斤半鱼，3斤豆腐，2斤4两猪肉，35个糖粑等，社员只吃了3斤糯米，其余都是该犯吃了。今年2月初，他从三河水库回来，整了100多斤糯米，除了在家与汪勋升和自己的皮绊等大吃了几天外 ，其余六、七十斤他挑到水库一个人蒸糯米饭吃了。去年7月扣社员李润琴50斤小麦的口粮不把，结果用麻袋背到自己家里去了。该犯贪污回家的粮食共有300多斤，他的家属经常吃干饭。起码是吃干稀饭。群众饿的真可怜，可是该犯和李续普这些人的家里直到今年整风时，还有腊羊肉、羊油、猪油、牛肉。
+
+　　该犯为了压制群众，逃脱罪责，挑拨党群关系，经常公开向群众说：“有的人说我拐（坏），我拐么事，上级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要说拐，上面比我们还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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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起该犯和李续普，这个队的男女老少，无不恨之入骨。谈起他们统治时期人民群众受的痛苦，没有一个妇女不流泪痛哭，没有一个男子不咒骂、喘气。五岁以上的小孩没有一个不切齿痛恨的。开始整风的时候，妇女队长邱玉肖说：“让我先哭三天，吐口气！”群众说：“不杀李续普、李德裕没有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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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该犯罪大恶极，不杀不能平民愤，应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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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人  贺东寅何炳烈整理人  何炳烈1960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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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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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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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4/000030.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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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错误交待
+
+　　<原商城县委书记处书记兼砦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孙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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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1959年10月县委扩大会上批判张福鸿问题
+
+　　根据张福鸿所犯的错误，对张福鸿进行批判斗争，当时我认为是应该的，在斗争中没有本着批评团结的原则和正确的斗争方法，以致在批判斗争的过程中发生了违法乱纪，在县委扩大会上，虽然没有发生打，后来也形成了叫他站着，在县委扩干会上发生了违法乱纪，扩干会城郊公社在人委礼堂一个片的干部斗争，我看到几个干部都推打了他。当这些目无法纪的情况发生以后，自己当时又没有站在党纪国法的原则立场上坚决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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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福鸿死后，我不仅没有积极分析查明张福鸿死的真实原因，反而听信了马龙山说张福鸿是畏罪绝食自杀而死的话，后来县委召开两次会议研究向地委的报告在会上也同意了马龙山对分析张福鸿死的原因。检查起来在张福鸿问题上自己是有责任的。
+
+　　县委扩大会议上斗争张福鸿是马龙山亲自主持的，刘述增、张天山、刘文彩都在场，斗争开始县常委研究划分三个小组，县直机关一个组，公社党委书记划分两个组。会上并确定赵明英、李芳璋我分别掌握，参加研究这个问题的常委有马龙山、刘述增、张天山、赵明英、李芳璋、我，小组斗争是十月一日开始的，这一天县委又决定叫我去主持国庆节大会。这天下午我参加了小组斗争会，这下午斗争张福鸿是马龙山亲自主持，刘述增、张天山、刘文彩都在场。第二天上午就把两个组合并一个组斗争张福鸿，马龙山主持的会场，上述县委也都在场。就在这一天上午我发言斗争了张福鸿，发言中提到他爱人岳母在人委同睡一床床（看不清楚，疑似如此——J）上。
+
+## 二、不坚持组织原则，介绍黄宗仁入党
+
+　　黄宗仁入党我是介绍人之一，这个问题是1959年4月4日上午马龙山张福鸿为黄宗仁入党问题，亲自去财政局，这时我在商业局开会，张福鸿派人委通讯员把我找回来的。回来后，马龙山、张福鸿主动就把黄宗仁入党问题提出来了并争取我、杨永成、王泽贵有什么意见，随后张福鸿提出叫我同杨永成作介绍人，这时我不仅没有坚持党的组织原则，反而随声附和的同意作了介绍人。
+
+## 三、砦河公社反瞒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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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10月19日在砦河公社召开的小队长会上批准斗争了五人，批准法办了五人。
+
+　　四、批准杀牛犯问题，1959年冬，农村发生杀牛问题后，当时把这一问题错误的分析为两条道路斗争，富裕农民破坏生产的花样，象这样情况经我批准法办也冤枉不少的（此处看不太清——J）人（批的数字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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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1959年11月20号亲自召开一次政法三长会布置了对杀牛犯组织下乡公判宣传。
+
+　　上述检查交待请县委批示。
+
+　　 孙广生（1960年）六月二十五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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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4/000031.txt
@@ -0,0 +1,25 @@
+# 中共赤水县委关于元厚公社陈树荣事件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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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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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将我县元厚公社同心管理区新隆生产队陈树荣事件的经过和处理情况，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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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树荣，男，65岁，新上中农，住元厚公社同心管理区新隆生产队高隆小队；其妻刘洪裕，现年59岁，儿子陈林(原在赤水民警队工作)现在思南教书。解放前陈树荣与哥哥陈老二和袁遵武、刘伯成等伙同抢郏，当了三年多土匪，其哥被杀，陈本人曾在习水县温水良村一带，开设烟馆多年，于1946年近家。解放后一贯不参加会议，不参加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也不参加，直到1959年2月，儿子从思南请假回家经过动员才勉强参加公社，但入社时，由入社，土和耕牛农具均不入社。今年元月一日，王宗权(生产队长)的母亲龙明英在他家做巴巴吃时，他说：“王宗权不要太积极了，以后干不长。”又说：“倪治(反革命已镇压)的脑壳打飞了，你这些干部将来国民党[此处有八字不清]今年生产队一块小麦，他偷了以后，队里问他时，陈说：“我只能给你们看猴子，哪个给你看强盗。”并私自种了四亩多地，私自收了。为了把生产队粮食集中起来，统一保管，元厚公社党委副书记胡志明和管理区干部马银清，生产队分支书记袁新民曾多次动员将队里粮食交出来，但也不肯。6月8日胡志明再次动员教育后，他才勉强说“有些荞子叫人来背”。6月9日生产队便派王宗权(小队长)黄飞珍(食堂厨师)袁崇明(社员)三人到他家里去背了湿荞子三背，五斤多干荞子和三斤多小麦。6月10日，有袁新民、王宗权周昭华(保管员)三人又到他家去动员交粮食，陈说：“没有了”。王宗权等就翻找，陈的爱人刘洪裕说“反了”，陈说“打那狗日的东西”，手持弯刀，砍周昭华。陈的爱人刘洪裕手拿棒棒，伙同打周，连砍周四次，前三次被人拉住，最后一刀砍中周头部的二寸长，2分深，结果把队干三人打伤，袁新民左手打来吊起，右腿打肿，王宗权被打几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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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树荣打伤队干后，把家里粮食房屋放火烧了。经检查，共计烧掉各种粮食280多斤，桐子40多斤，盐巴586斤，米饭五、六斤，盐菜30多斤，大烟工具一套，以及其家具用具等物资。陈放火烧掉房子和粮食等屋后，畏罪逃跑上山，爱人刘洪裕穿了五件新衣，身代人民币49元，于当日中午跳水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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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1日半夜陈树荣从山上下来，到迴龙山小学，教师刘朝元(女)一面叫其姐姐去报队管会，一面招呼陈树荣歇稍，等队里杨绍清(生产队长)王宗权(不队长)袁钟均(原来的主任，党员)王忠贵(团员)四人赶到了，杨绍清说“陈三爷有事好好地说，把问题弄清楚，你何必这样呢？”他说“杨大爷，你与我无仇无气，他们要整我吗？来吧“我整一个是本钱，两个是利钱”，说着、拿着木棒，吹火筒，就打杨绍清。王忠贵看势不好，就向陈的腿上打了一火药枪，中了七粒沙子，一粒钉子，事情发生后，当即向住在新隆的胡书记报告(公社党委副书记)先后管理区公安助理员甘大明、胡志明，公社公安员周绍才陆续赶到现场，并立即打电话到公社卫生所来给他治疗，因流血过多，治疗无效。于6月12日下午四时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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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委发现这一问题后，立即组织了工作组由县委委员洪奠华同志率领，6月14日前往新隆生产队高兴小学调查了解此案，首先对受伤人员进行慰问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派医生给他们医治，对死者进行了安埋。然后，又到出事地点召开社员大会，反复交待了党的粮食政策，指出陈的错误，并向群众说明我们宣传和执行党的政策不够，不准翻箱倒柜。队干部表示要改进工作作风，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多做思想工作。更好的完成党的各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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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产生这一事件的主要原因：(1)我们对党的政策宣传不够深透，执行不坚决，有些应该兑现的没有及时兑现，群众的思想顾虑未得解除；(2)个别基层干部急躁情绪，作风粗暴，不执行党的政策，违法乱纪；(3)由于陈树荣长期不参加会议，政治觉悟低，对党和政府有些不满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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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吸取这一教训，我们在全县范围内，进一步向全体党员干部进行了教育，强调坚决执行党的粮食政策，反复的不厌其烦的在广大群众中宣传粮食政策。对个别觉悟低的群众，坚决说服教育，孩子简单粗暴和强迫命令作风，禁止翻箱倒柜打骂等一切错误作法，必须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发动和依靠群众，提高群众觉悟来完成一切任务。并对造成这一事件的主要党员干部进行批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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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报告妥否，请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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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赤水县委会1960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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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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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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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城关公社朱岗大队徐祖德在三反运动中自杀情况的检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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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罗山县委检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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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关公社朱岗大队上朱岗生产队，付（应为副，下同——编者）队长徐祖德，在整社三反运动中因被辩论，自杀的情况。我们遵照县委指示，于9月24日在县委监委、农村整社三反办公室、人民检察院、城关整社三反办公室配合，组织检查组前往进行检查。通过座谈了解、登门访问、现场观察等形式，将近半天的时间情况已基本弄清。现将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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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杀者徐祖德，男，现年42岁，下中农成分，农民出身，历史纯洁，家系朱岗大队徐湾生产队人。于1957年任徐湾生产队长，至1959年秋在水利工地任中队长，现调任上朱岗生产队付队长，其工作积极、责任性强，群众谓之其是“关公”的生产队长。但是，方法简单、态度生硬、手段粗暴，犯了些严重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错误。突出的是1959年冬，在南湾灌渠任中队长时，对有病的和干活消极的民工进行不同程度的扣饭达28人，占70人的40%（每吨（应为顿，下同——编者）每人三碗饭，被扣者少给一碗饭）。有的被扒掉棉衣、摘帽子有8人，并亲自动手打了3人。严重的是1959年12月一夜，有7个未请假没上夜班的（其中有两个病号，3个出远差晚归的），他便组织对7人辩论，都被摘去帽子、脱掉鞋袜，在严寒的霜夜罚苦工（担土）一夜，第二天早餐并每人扣饭一碗。同期对朱本才（中农），因未请假回家，加之朱偷了10斤红薯，被其扒掉棉袄、帽子和鞋袜，推出门外，在正下着大雪地上很（应为狠——编者）冻，朱多次求饶，其不准进屋，而朱本才无耐（应为奈——编者）拿刀将自己手指砍烂四个，其并不同情，反说：“朱为偷懒不干活，砍去手指”，又扣饭三天（每吨三碗，少吃一碗），至成残废。平时凡是被处分的民工，都是敢怒不敢言，只好暗地啼哭。对请假回家的民工也少给粮食。如徐祖英、朱秀英等三人回家70余里路程，每人只给十两（老称——编者）米做四天口粮。但其一家三口人都住在水利工地进行多吃多占，克扣社员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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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社地委根据其错误事实，研究同意在其本大队召开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对其进行批评。因此，由住队工作组长章承华、何安贵同志（都系公社地委委员），于9月23日夜，召开干部会，对徐进行批判，到会42人（有部分苦主），会前武装了积极分子30人，交待政策，介绍了被批判人的主要错误。在批判中始终坚持了党的政策原则，摆事实讲道理，没有动手动脚现象发生，而且会后徐本人，也将错误作了交待检查认错，同时会终由何安贵同志对本人作了善后工作。其回家后，第二天表现心情愉快，工作如常，无什么变化。但工作组长章、何二位同志与三反领导组，认为徐虽认错，思想未得到批判，就又确定于24号夜继续召开干部会，对徐又进行揭发批判，到会24人，方法仍然是本人检查，后大家批判，会中只发言3人，天下雨了，大家都要求不开了，回家盖谷垛子，便一哄而散。章承华同志只说：“明日再搞”。会终仍由何安贵同志作善后工作，只说：“徐检查不深刻，代（应为戴——编者）大帽子过关”。并指出要进一步准备明日再检查等就了事。这个会上虽无动手动脚现象，进行猛烈，批判较很，言语粗糙，徐的思想增加了压力，背上了包袱。徐回到家庭，临睡时只叹了一口气，并未与爱人说话。第二天其爱人放早工回来（七点时）喊他吃饭不去，并叫他爱人在食堂吃，其趁此时上吊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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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徐祖德自杀的主要原因，我们认为有三点：（1）由于运动以来，有部分人对其痛恨，在大字报上揭发他在水利上打死两个人（经检查对证已否定），这方面问题虽在会上未揭发，但他非常害怕，这是主要一面。（2）加上24号夜其三叔徐乃银（大队粮食站长）在会上过激的批判说:“你做这样的事（指其犯的错误），把你死去的老先人都丢丑了，今后你咋有脸见人呢？搞得我们也没法见人”（指自己和其弟徐祖功都是大队干部），增加其压力大，产生绝路思想。（3）工作组干部有官僚主义，在经过两次批判终了，善后工作都做的不细，对死者性情直硬的特点不加分析掌握，与其谈话缺乏交待政策，在他的大部分错误交待后，第二天批判没结果，声言再搞，因此他很害怕。总之，第一种是造成自杀的主要原因。而整社三反工作组同志在执行政策上没大的错误，主要责任应死者自己负，但事后大队党支部并帮助死者家庭进行安葬，对其家属加以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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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来讲，自杀事件是影响运动的健康的，我们必须深刻吸取教训。为此当着在队工作组干部划清责任界限，解除了不必要的顾虑，对广大干部、积极分子讲明死者的错误，与其本人的态度，划分界限，挽回不良影响。同时城关公社党委立即召开了各队、厂的三反工作组长会议，进一步研究批判斗争中的方法及应当注意的问题，并对前段进行情况加以检查，吸取教训，严防类似事件的发生。同时要求运动中不要小手小脚，要认真细致的、深透的把运动健康的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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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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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罗山县委调查组1960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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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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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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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下放干部四川队：林脉在下放劳动中犯了右倾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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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们在整风学习中，揭露了林脉在下放劳动锻炼中的右倾言论，经请示县委，对林脉的错误进行了认真严肃的批判，他已表示承认错误，并作了检讨，愿意在今后劳动锻炼中改正自己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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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脉的主要右倾言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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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说大跃进是大紧张。他把这里的劳动紧张情况描绘得十分可怕，说：经过连续夜战社员都愿干重活不愿干轻活，以免打瞌睡；肿病是最近两年才有的，这主要是劳动紧张和缺乏营养；社员肚皮疼也是劳动紧张造成的。他还把市场说得很紧张。说：北京连几分钱的香烟都买不到，毛线定量供应；江口吃早点都要粮票；仁寿城里商品不多，饭馆里吃的东西很少，不像饭馆，等等。认为市场越来越紧张，到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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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错误地认为帝国主义把人民公社污蔑为大兵营有道理。他不顾这里社员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事实，而把社员们的生活说得十分凄惨。说这里菜多粮少，群众脸色不好（面有菜色），穿得破破烂烂，认为群众生活苦，可怜。并说：岭南大学一教授，到河南嵖岈山公社参观后，流了眼泪，说共产主义就是这样。他对社员生活上的一个样也看不惯。对吃一个样的饭有意见。觉得社员（没有个人发展的自由），（社员不自由……），所以社员生产情绪不高，但是不干又不行。此外，再加上他觉得群众劳动紧张、生活艰苦、大兵团作战、送饭上山、食堂没有办出水平，对老人、病人、孕妇及客人没有照顾等等，于是，认为帝国主义的通讯社把人民公社污蔑为大兵营还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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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抹杀大跃进的成就。他下放到仁寿县后，认为这里工具落后，田间操作落后，群众生活苦，肿病多，市场上买不到东西，干部作风强迫命令……。于是曾在两个同志面前说：（有人说仁寿是小西藏）。蜂蜜公社是仁寿县一个先进的公社。可是林脉却片面地夸大蜂蜜公社工作上的缺失。认为蜂蜜公社先进主要是完成国家任务好，但这只是靠强迫命令。他还在下放干部中间散播了对大跃进的悲观论调。他说：（豌豆、胡豆受了灾，小麦收成不太好，水稻赶不上去年）。实际上，今年蜂蜜公社小麦比去年收得多，水稻比去年长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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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把个别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夸大为这里强迫命令是成套的，层层强迫命令。（公社干部对管区干部强迫命令；管区干部对生产队干部强迫命令；生产队干部对社员强迫命令）。并对公社党委副书记梁子勤作了十分恶劣的描述，说他见人就骂，动手就打。他还污蔑（青年仅是打人□）。他说为基层干部强迫命令，这和上级有主观主义，规定的任务大，要求急分不开，而上级的规定和要求又是为了大跃进，于是，认为大跃进带来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
+
+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林脉在劳动、生活、群众关系等方面的表现都不好。
+
+　　在劳动方面，他怕艰苦、□安逸、老嫌劳动坚持，向部分落后社员看齐，出现窝工现象时，很少积极主动找活干，一有机会就停下来休息，每次休息时间都比较长，中午稍微早几分钟叫他出工就有意见，午睡稍微少一点就说是缺德。他在劳动上的理论是：今天干了明天还要干，上午干了下午还要干，只要不太落后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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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群众关系方面，他以老爷式的态度对待群众。他一个人睡一张大床，可是，对全屋的保管员睡在囤子上却无动于衷。王良同志外出工作，保管员睡在王良的床上，林脉对此深为不满。王良回来后，林还向王道歉，说自己没有替王良把床铺照顾好。保管员不小心打破了下放干部的热水瓶，林脉坚持要他赔偿。保管员把他们房间(保管室)的钥匙丢掉以后，林脉很不高兴，剩下的一把钥匙不愿意给保管员，弄得保管员只好把门上的活页取下来，拿了东西以后，再把活页按上。社员向下放干部要红汞水搽皮屑上的伤口，林脉坚持不给，说：社员们好占便宜，给了一个，以后一个个都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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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活上，怕艰苦，贪图享受。在下放开始半个多月以后，他吃饭时，速度很快，给自己和同桌的人装饭时，装得又干又满，群众影响很不好。到生产队后，他老说自己所在的食堂办得不好，对吃面糊意见很多。他从北京带了一些粮票，每逢休假，即进城到饭馆打听有没有肉菜，有什么好吃的，每次进城都大吃大喝。
+
+　　在对待疾病问题上，他的思想顾虑也很多。比如，在他得肿病以前，他听说下水田会感染上病菌以后，就尽量不下水田，并且不敢到水田里洗手洗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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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脉出身于职员兼小土地出租者的家庭，父母的家里都是地主，在他父亲的影响下，从小就有好逸恶劳和自私自利的思想。他在参加革命后，不靠拢组织，不肯暴露思想，不重视思想改造，所以他的这种思想并没有得到改造。在这次整风中，他检查：认为党绝对地统治着全国，到处都有中的领导。党的话是金科玉律，大家都要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对储安平的（党天下）的缪论，思想上引起共鸣；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一些商品要计划供应，个人不够自由，不能随心所欲。社会主义建设花费了很多人力物力，造成市场紧张；新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紧张，不讲感情，运动一来，平时的亲友，立刻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对去年组织上不同意他回去料理他父亲（右派的后事，心里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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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脉对下放劳动锻炼，思想准备很不足，改造自己的决心不大，认为一年时间不长，很快就过去了，对他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的改造，尤其重视不足，对到农村过艰苦生活，也缺乏思想准备。到农村以后，仍然不靠拢组织，不重视思想改造，所以错误逐步发展，由对劳动紧张，生活艰苦不满，而发展到对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不满，对当地工作和基层干部不满，并以他的资产阶级观点，不惜歪曲事实，夸大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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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下放干部四川队领导小组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于仁寿县蜂蜜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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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四川省委组织部《省级、各部及中央外委、民委、农业部、新华社下放幹部的情况和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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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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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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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光山县委监委关于对廖祖友所犯错误事实的系统材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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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祖友、男、现年37岁，贫农成份，住泼河公社刘岗大队刘岗弯人，49年参加工作，52年入党，原住泼河公社宣委，59年11月份被调到芳弯大队住队。该员工作一贯（应改为惯——编者）不艰苦、不深入，破坏党的方针政策，生活极端腐化，以无耻手段骗取国家粮食和克扣社员口粮与坏分子一起大吃大喝，挥霍浪费，同时作风恶劣，立场不稳，住在漏网富农简秀荣（破鞋）家中，成天为其打打闹闹，在群众中反映极坏，其主要错误事实是：
+
+　　一、多吃贪占，生活腐化，以无耻的手段骗取国家粮食和克扣社员口粮与坏分子进行大吃大喝，挥霍浪费。该员自59年11月份到蔡弯生产队后，却与大队副支书黄从友（蜕化变质分子）勾在一起，成天不搞工作，住在大队办公室，不在群众食堂吃饭，私在大队代销组起小伙，经常煮干饭，吃牛肉，喝酒等特殊生活，据不完全统计在大队办公室来取大米1648斤，吃牛肉100余斤（和大队干部同吃的）。60年3月份刘渡弯死了一条牛，该员硬性强迫给他们送来牛肉60斤放在代销组（此处脱印一字——编者）着，慢慢的吃，同时，其在今年3月又亲自写介绍信叫民兵队长柯德厚到椿树店给买牛肉8斤，面粉7斤（和大队牛肉9斤）等指使送往家庭，在群众中反映极坏。不仅如此，其为了自己尽量多吃多占，达到腐化的目的，仅不顾党纪和国家政策，将该大队实有900多人，有意向县、社报为1283人，从中多领粮款。特别严重的是借以报销外流人员吃粮为名，进行虚报假名，计多领粮食2000余斤，最多的一次虚报134人，这些假数字都是廖审查盖章，其多领的粮食大部分被他浪费吃掉或送往家庭，严重的影响了社员生活安排和破除了国家粮食政策。
+
+　　二、阶级立场不稳，包庇坏分子黄从友，与漏网富农同住共食，亲如一家。其自59年11月份到芳弯住队时，去后，住在大队办公室内，县委决定取消大队小伙时，后来又转到群众家庭烧小锅，为了个人腐化，安逸享受，在六○年2月份其与黄又从大队迁住柯弯小队，漏网富农和出身反革命家庭简秀荣（破鞋，家只有婆媳2人）家中住居，简娘家父亲简文胜在划成份时，上吊而死，其大爷简文汉是恶霸在镇反时被逮死在大所内，其姐夫代宏谋系伪国民党员，又系特务分子，在镇反时被我人民政府镇压。其简婆家公爷柯贤齐在过去是个大奸商，系漏网富农成份。但廖与黄搬到简家后，婆媳2人殷勤招待，经常不上工，专为其2人办吃弄喝，清扫住室（其与黄住三间屋两头房）送水拿饭等，同时廖与简的关系非常密切，其为了玩弄流氓手段，调简性，将食堂的米、面、油、肉等拿到简家大吃大喝，如在今年过端阳节时，其与黄在食堂私取油10两，在大队取米35斤和该小队死了一条牛，廖指使不叫向公社报，分给社员吃70多斤，还下剩20多斤和肠肚等全部拿到简家进行共同大吃大喝，不搞工作，并与简成天打闹，缠在一起，在评模时，其硬性将简评为模范，并要提简当大队团支书（大队未同意），在群众中影响极坏。其与副支书黄从友（坏分子）的关系密切，亲如一人，因此，对黄所犯的错误不作处理，反而进行包庇，如黄在王弯小队工作时，将社员王思成的耳朵割掉，和扒社员张桂兰的3间草屋等错误不作处理，并成天与其吃吃喝喝，勾在一起。给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破坏了党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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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散集体组织，给生产造成损失和瞒产私分，同时指使社员偷盗国家财产。该大队柯弯和王弯原来是一个小队，本来生产很便利，食行方便，而社员硬性强割分为两个小队，造成劳力工具分散，不集中，影响了生产的进展，社员反映很坏，如社员一致反映说：“我们两个弯上下不到三条田埂，数来是一个队，队长在中间一喊都出来了，人力工具都齐全，干活多热闹呀！政府政策是发展大集体怎么又分开呢？致使分开后，无人管理，造成柯弯小队富裕农民趁今春麦收时，瞒8斗田的大麦私分吃掉，该员也不作处理。在六○年4月份，其与黄在柯弯小队社员会上指使社员到椿树店街上去偷商店的煤烧，并说：“你们去偷，肚子饿了，每人一趟给6两米做饭吃，先后共偷两次计煤1300余斤。给国家财产造成了不应有的破坏了生产。
+
+　　上述错误经县委监委研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之处分。特报县委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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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光山县委监委1960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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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4/00003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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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铁路局第五工程处党委监委对第二工程队十一分队违犯粮食政策的检查报告及对有关人员的处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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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工程队十一分队违犯粮食政策的行为是严重的。从1959年6月起至1960年2月止，累计多吃224个人的空名额，共多领国家粮食10528斤。另外经过2月分检查后，3月24号，又多领国家粮食987斤，以上两项共多领国家粮食11515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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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1万多斤粮食除现在库存5105斤外，其余6000多斤大部分都给浪费了。（1）不严格执行粮食定量，随便给工人增加粮食，干部不按定量等共多吃4400斤；（2）有的工人和家属没有粮食、户口关系也在食堂吃饭，共多吃390斤；（3）用米饭喂猪、喂鸭，浪费糟蹋粮食1565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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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队违犯粮食政策的错误情节是严重的。党委关于严格执行粮食政策问题，对各支部有专门指示，该支部没有贯彻执行，对粮食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1959年6月党委曾发现该队有违犯粮食政策的行为，当时就对该队进行了检查，让其立即纠正。但该队不执行党委指示，仍然继续违犯。工人对队里浪费粮食的情况非常不满，去年11月总路线教育时，曾贴了不少大字报，都被队里领导压制下去了。事务员徐洛黑曾3次提出注销多余的户口，领导却不同意。更严重的是不断的用米饭喂猪，在2月13号检查时就发现猪槽里有米饭块，食堂里还放着4桶准备喂猪的稀饭，仅据工人记忆起来的，就专门给猪煮过4次稀饭。在当前粮食供应比较紧张之时，该队却大量的浪费粮食，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误行为，也是党纪绝对不允许的。为了达到教育的目的，使党的各项政策在我处顺利贯彻执行，因此，对有关人员作如下处理：
+
+　　该队支部书记石怀义，不执行党委关于严格执行粮食政策的指示，有意违犯国家粮食政策。1959年6月曾发现该队有违犯粮食政策的行为，当时处党委监委就对其进行了检查，并通知石怀义本人写出检讨，工程队党委也通知让他写出检查。但石怀义始终不写。紧接着，该队又违犯粮食政策，石怀义是知道，但不加任何制止，实际上石怀义是支持了违犯粮食政策的。就在2月分对该队违犯粮食政策的错误行为进行检查后，让其全部消掉多余的空名额，但该队到3月24号才消掉。当事务员向石怀义请示3月分的粮食是否可以买时，石说不买也行，如果要买回来了存起来不要动，结果3月分又多领21个人的粮票（987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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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队违犯粮食政策的错误被工人揭发后，石怀义的态度是不够老实的，不能实事求是，谈问题总是避重就轻，并在交代粮食的去向时，有编造假数字欺骗领导的行为。石怀义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情节是恶劣的，对该队违犯粮食政策的错误应负主要责任，直到现在写了5次检查仍不深刻，对自己的错误缺乏应有的认识。据此，经党委监委研究决定给予石怀义留党察看1年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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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队队长（党支部委员）刘树忠，分工负责管理工人生活，对违犯国家粮食政策自己明知道，但不加任何制止，更严重的是1959年11月分，该队事务员徐洛黑3次找刘树忠请示，要求将多余的空名额消掉，但刘都没有同意，并对徐说：“这些空名字又不是你搞多了的，你管他干什么，出了事有领导负责”等。
+
+　　另外，自己的爱人没有户口和粮食关系，在食堂吃饭半年之久。违犯劳动政策，私自任用一个没有户口、粮食关系的工人，经检查后才解雇。按照上述情况刘树忠同志对该队违犯粮食政策的错误应负直接责任。其情节也是严重的，本应严加处理，但该同志在最后交代问题时比较诚恳，态度比较老实，并有决心改正错误，因此，经处党委监委研究决定给予刘树忠撤消党内职务处分，并建议行政给予适当的处理。该队事务员邓文祥直接负责掌握购买和食用粮食，对违犯粮食政策应负一定责任，建议行政给予适当处理。
+
+　　该队炊事班的部分炊事员随便用米饭喂猪，并专门煮稀饭喂猪，这种浪费粮食的行为是非常严重的，因此应召开会议，责成其检查，以杜绝浪费粮食的行为。
+
+　　来源：《监察工作通报》第15期，中共武汉市监察委员会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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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5 @@
+# 中共潢川县委关于疫情伤亡人口惨痛事件的检查报告
+
+　　我县从去年10月分（应为份，下同——编者）起，发生紫绀、浮肿病疫情，先南后北，11月分普及全县，双柳、仁和发生疫情为最早。11月分和12月分上中旬，蔓延的最普遍、最严重。经省、地、县工作组共同检查的结果，从去年10月分至60年四月底，全县共伤亡55,032人，占原有人数的12.84%，其中：属于浮肿、紫绀死亡的有28,900人，绀（应为干——编者）瘦死亡的有7,867人，正常死亡的有18,265人。分公社看：城关公社死亡475人，占原有总人数的1.09%；上油岗死亡3,036人，占10.2%；邓店死亡有3,284人，占12.1%；来龙死亡5,764人，占12.7%；卜集死亡3,945人，占11.3%；隆古死亡6,26、51人，占13.47%；黄岗死亡3,342人，占13.1%；传店死亡6,255人，占14.4%；双柳死亡3,774人，占16.4%；伞陂寺死亡6,668人，占14.7%；桃林死亡4,974人，占16.4%；仁和死亡7,263人，占21.8%。一般的都占10%以上，个别较轻的占1.09%，个别最严重的占21%。分大队看：全县173个大队，死亡人数占原有人数2——5%的有8个大队；占5——10%的有38个大队；占10——20%的有99个大队；占20%以上的有28个大队。上述情况表明，我县疫情死亡人口的情况，是极为严重的，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的损失也是极为严重的；同时，也说明我们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是极其深重的，思之痛心，忆之流泪，伤痛已极，惨痛的事件，给我们极其深刻的惨痛教训，掂腹难忘（原文如此——编者）。
+
+## （一） 造成这一惨痛事件的原因和我们所犯错误的检查认识。
+
+　　县委为了吸取教训，曾多次进行检查与分析，一致认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情况很复杂，基本上是客观上和主观上两方面原因所造成，但主要的是主观原因起决定作用。由于我们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对客观实际上的认识上，表现主、客观不一致，脱离实际，以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指导思想，严重的官僚主义虚伪作风，指导和安排工作，因此，产生一连串的错误，其具体分析有以下几点：
+
+　　一、估产偏高，脱离实际。对去年特大旱灾的复杂性认识极为不足。对抗旱保丰收的成绩估计偏高，其原因是调查研究工作中犯主观主义的错误，通过参观评比、试打等办法，进行调查，看好的多，看坏的少，看早稻多，看晚稻少，看丰产方多，看一般的少，试打的早稻多，好稻多，晚稻少，坏的少，没有能够全面地反映客观真情，被部分丰收的景象所迷惑，满脑子大丰收思想。因此，估产偏高，脱离实际。去秋第一次在公社党委书记会上估产产量为44,028万斤。以后公社反映高了，第二次估产总产为35,670万斤。当时，大部分公社党委都接受了，个别接受不愉快（桃林）。当地委分配我县秋粮征购任务9,000万斤商品粮，县委和公社党委会上，一致认为任务不重，都表示有信心完成，特别南部几个公社传店、卜集还表示超额完成任务。因为对大丰收的认识上有片面性，因而对秋季征购、分配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就产生一错再错。表现对执行先国后社、国社兼顾的方针不坚决，认为国家任务不重，完成任务不会影响口粮、种子，特别是对先下手为强的做法，有很大片面性理解，强调了先国，忽视了国社兼顾。因此，使征购过了头，难以妥善安排好社员生活问题，致使在秋征后期，发生食堂停伙现象，由个别到普遍，由吃粮到吃菜，成为发生浮肿病疫情主要原因，造成人口大量伤亡。
+
+　　二、由于在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错误的指导思想下，把实际问题当成思想问题，把任务完不成的原因看成两条道路问题。由于错误的指导思想，采取了错误的工作方法，在干部中大反右倾，在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开展两条道路斗争。当任务只完成60%以上的时候，再难进展，几天不能上升1%。我们并没有冷静分析情况，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研究，仍然主观臆断，把部分的私分瞒产现象看成是主要的，对下边干部叫喊减产，完不成任务，有的食堂停伙，认为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思想问题是主要的，实际问题是次要的，批评他们右倾思想，把个别瞒产私分现象当为普遍的，把本来是实际问题停伙断炊，看成是富裕中农思想影响，在群众中在基层干部开展反瞒产，组织辩论、斗争。白露河大队12个干部就批判了11个，加上在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之后，在干部中没有注意作（应为做，下同——编者）好思想工作划清正确反映情况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意扩大、捏造向党进行攻击的区别，因而，使下边干部划不清是非界限，怕批判，怕反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患得患失，明知有问题，不敢反映真实情况，看到群众一天吃两顿或吃菜，还说下边有粮。我们偏听偏信，信以为真，符合主观见解，使估产偏高的错误未能得到纠正，当潢川任务完成进度占倒数第三位，地委批评，省委宋书记在电话会上点名，我们并没有认识有实际问题，而一直检查认为是抓的晚，是属于工作问题，完不成任务，难免惭愧，因此，就不能抓住事物本质，解决实际问题，使停伙断炊现象迟迟得不到解决，直值省委宋书记第二次由潢返省，在电话会议上宣布结束征购，全面转向大抓分配，安排社员生活时，我们指导思想才慢慢转过来。时亦稍晚，社员生活已受到损坏。
+
+　　我们主观主义错误发展到如此严重程度，仍然得不到解决，其原因主要是群众观点不强，对基层干部的看法发生错误，低估了他们社会主义觉悟程度，把个别瞒产私分现象当成普遍现象，因而把反映灾情、叫喊减产、完不成任务认为是思想问题，对公社一级干部因划不清是非界限，不敢反映真实情况的思想情况缺乏足够估计，使我们被假象迷惑，爱听高产，不爱听低产，忠言逆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越陷越深，给党的事业造下巨大损失。
+
+　　三、 强调鼓足干劲，战胜干旱，忽视劳逸结合，使群众过于疲倦，减低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也是浮肿病、紫绀病疾的重大原因。
+
+　　去年干旱情况严重，广大群众为战胜干旱，争取丰收，形成广泛地、持久地群众运动。忘我的劳动，昼夜不息，田间扎大营，大搞大兵团作战，数十天不下战场，风雨袭击，炎热如火，亦所不顾。我们对工作干劲是一鼓再鼓，而忽视了劳逸结合，虽做过布置，但强调的不够，抓的不具体，因此，使群众在长期的抗旱斗争中，过于疲倦，加上饮食生冷，喝些塘水，病菌侵袭，久劳成疾，减低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这是发生疫情的重大原因之一。
+
+　　四、公社化后，在管理集体生活方面，我们缺乏经验，加之去年秋季征购没有全面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的四边五好和先国后社、国社兼顾的方针，重视了征购入库，忽视了三留和安排社员生活，一开始就造成了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紧张心理，同时，食堂粮食管理不严，执行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很差，近一个月时间内超吃现象比较普遍，据去年全县4,320个食堂站队，9月份超吃浪费粮食1,347个食堂，一个月超吃浪费粮食370万斤，再加之食堂炊、管人员不纯，克扣群众的口粮，也给安排生活造成一定的困难，当时全县统计，有729个食堂炊、管人员不纯，他们有用职权大肆贪污多占，越是粮食少，他们越贪污多占，严重影响了生活安排。
+
+　　五、少数三类队干部不纯，骑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残害人民，贪污多占和严重的违法乱纪，也是造成死人的原因之一。全县站队，死亡人数占原有人口20%以上的大队共28个，其中就有10个三类队。仁和陈湾大队（三类队），59年9月底实有2,512人，在今年四月底伤亡953人，占37.9%。仁和高庙大队死亡人数占原有人口的32%。仅大队副支书曾少甫（阶级异己分子）就打46个群众，打后死亡的10人，打残废3人。仁和公社王楼大队（三类队）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25%。第一书记胡世全（老上中农）拉拢副大队长陈国民（上中农）、会计胡圣贤（反属）贪污统销口粮7,000多斤，造成食堂停伙，群众吃不到粮食，挨饿致死。
+
+## （二）对疫情发生发展过程中我们所犯错误的检查与认识。
+
+　　（1）停伙断炊是疫情发生的主要原因。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孤立的看待疫情，认为疫情是旱灾之后必然的规律，因而没有抓住粮食这个主要问题加以及时解决，采取和以往对待一般疫情的态度去解决，只是组织医生进行治疗扑灭。最早双柳发现疫情后，组织一批医生进行治疗，而对食堂停伙没有能够通过疫情的发生面了解到是实际问题，仍然认为停伙问题是思想问题。同时，也没有通过观察疫情的发生引起注意，采取措施，对其他公社进行检查，没有早发现迅速处理。因此，使全县很快蔓延起来，还未能及时发觉停伙断炊、疫情发生情况，发生之后即向地委路书记作过三次当面汇报（ 月 日）（原文无数字——编者）。汇报时也没有很好分析找出疫情的主要原因是粮食问题，从现在检查情况，解决粮食问题已经晚了些，经过这次调查，停伙断炊发生在11月中、下旬就已经普遍起来了，没有找出疫情发生的主要关键，是我们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所致，不调查，不研究，从经验主义出发，迷信于旱灾后发生疫情是必然规律性，缺乏群众观点，对人命关天大事采取官僚主义态度，丧失一个共产党员高贵品质。
+
+　　（2）对疫情的调查工作抱着官僚主义态度，对省委工作组开始重点公开调查的做法不是积极的支持，主张内部进行调查，过于耽心泄密，怕造成政治影响不好，我们在调查中，强调了这一点。地委指示在扩干会上全面统计，我们只是叫党委书记找生产队逐个调查了解，不敢公开在会上进行调查，当省委工作组延处长在桃林公开调查，认为不妥当，会失密，当时在党委书记碰头会上我们还强调说那样公开调查不好（当时省委几位处长在场），有敌人存在，泄密会被敌人利用进行破坏，并说今后为了保密起见，调查疫情必须有介绍信。我（应加们——编者）对省委工作组延处长的这种态度是不信任的态度，这不仅是对延处长个人问题，实质上是对待组织上不正常的态度，组织观念不强的表现，虽然犯了这种错误，仍不自觉，一直认为我们这样做法是妥当的，把错误的思想认为是保守党内机密，维护党的利益，经过武书记指教，认识到我们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组织观念不强的表现。其次，对省委工作组张富同志调查的情况，认为数字大，发生怀疑，不相信张富同志，也同样是不相信组织的一种表现。产生这种态度的原因，是我们对领导调查疫情工作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所致，对疫情始终存在着麻痹自满情绪，认为潢川向地委反映情况中，粮食问题解决的好，采取措施及时，扑灭的快，比别的县问题小，经过调查统计，死亡人口才4，361人，认为符合实际情况，再没有进行调查；直到地委指示在扩干会上再次进行调查的结果，死亡人口为31,557人，比前调查4，361人增加将近7倍。经省委工作组调查最后的结果，死亡人数为55,032人，比扩干会调查又增加23,163人，一次比一次多，我们发生怀疑思想，认为是没有那么多，对省委调查组抱有不信任态度，这是极为错误的，这说明我们既犯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错误，又缺乏群众观点、组织观念，错误是严重的。这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组织观念不强，是缺乏群众观点，对人命关天大事莫（应为漠——编者）不关心的具体表现。
+
+　　（此处约200字不清——编者）
+
+　　 中共潢川县委一九六0年七月二十九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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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4/000037.txt
@@ -0,0 +1,11 @@
+# 中共亳县县委接到中央紧急指示信后的检查报告
+
+　　（地委并报省委：）
+
+　　自接到中央紧急指示信后，我们即根据中央指示，对照了我县在执行政策方面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参加省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专门学习中央指示，通过逐条学习，对我们教育更大，初步认识到不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就等于破坏了党的政策，以致严重的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甚至于破坏了生产。通过这次学习，我们应作深刻检查。
+
+　　郑州会议后，党中央、毛主席再三再四的指示必须坚决纠正“共产风”。59年春,省委又召开了六级干部会议，对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展开了批判，并提出了有力的措施。县委也曾召开了五级干部会议，继之各公社都召开社员代表会，对人民公社化初期的“共产风”作了一次清算，平调的物资也退还和赔偿了一部或大部。全县计兑现201837元，牲口1151头，农具5815件，羊20139只，猪12510头，家具13768件，民房7191间，土地30955亩,劳力7512人。59年秋又召开了五级干部会议，经过几次会议，“共产风”在全县范围内来说已经基本停止。“一平二调”的问题大部已作了处理。但由于我们对“共产风”问题认识不足纠正不够，在59年一些地区仍未完全杜绝，特别在1960年上半年，在一些问题上又犯了“共产风”的错误。这样就更加严重的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表现最突岀的为五马公社，坏分子当道，严重违法乱纪，自58年以来“共产风”一直未有停止，公社大队，无偿调拨小队劳力1487人，牲畜191头，猪1032头，其它家畜家禽1387只，粮食387294斤，人民币29335元。集中私人猪2195头，羊2616头，家禽8239只，占用社员房屋1675间，砍伐树木11173棵。除此外，60年上半年他们又提岀“四大”一消灭的口号“四大”即大兵团（未完）
+
+　　· 来源：
+
+　　安徽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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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4/000038.txt
@@ -0,0 +1,51 @@
+# 鸡公山会议办公室材料组关于马龙山错误事实补充材料（续一）
+
+## （1）封锁消息：
+
+　　1、60年元月省委宋书记、省监委刘书记到光山时，马除在电话上向公社布置沿途不准发夙问题外，并向北向店党委书记徐德保布置说：要找专人把刘书记的大嫂招乎（应为呼——编者）住，不准和刘书记见面，即是（应为使——编者）见面也要事先和她谈好，不准乱说。结果该公社派一个党委副书记将刘书记的大嫂看住，始终没让和刘书记见面。
+
+　　2、60年5月省委杨书记，地委路书记到光山检查工作时，马在电话上向泼河公社党委书记熊大明同志布置说：杨书记、路书记要去检查，你要准备三条：一公路两旁要修好；二路上不准有瘦弱、病人行走；三汇报材料要准备好。
+
+　　3、今夏播时，马到北向店检查工作，对徐德保同志说：最近地委雷秘书长要去马畈检查工作，你要将道路两旁准备好，不准出问题。
+
+## （2）对待群众生活问题的态度
+
+　　1、59年秋粮入库时，马一连召开10余次电话会议，批评公社进度慢，仅泼河公社党委书记熊大明就被批评10余次，并责成其写书面检讨五次。59年12月又在电话会上指示公社召开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搞粮食安排生活，布置叫各公社斗几个，法办几个。并亲自指定叫泼河公社斗争7人、法办2人。由于马作风恶劣脱离群众，60年3月马到泼河公社前二大队检查工作时，大队长姚兴发和其他干部听说后都跑到边界地区不敢接见；60年3月18号马到北向店公社杨墩大队检查工作，公社党委副书记杨文开和大队支书孙和贵等人也都跑出去不敢接见。
+
+　　2、59年12月，食堂普遍停伙时，马到北向店检查粮食工作时，见到街上有13处群众买糠馍非常拥挤，马不仅不生法解决，反而立即找商店付主任大批评说：市场管理你不管不问，是有有意破坏，并质问公社党委书记徐德保说：这是你布置的不是，要是你布置的光这一条就够代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啦！更严重的是中午吃饭时，公社在营业食堂给他做的油馍和鱼肉，马布置说：不能从街上端，莫叫群众给抢吃了。
+
+　　3、60年3月因北向店公社党委书记徐德保反映了缺粮情况，遭到马的批评，除责承（因为“成”-编者注）徐写书面检讨外，并于四月上旬在县召开的生产队长干部会上斗争一天，致使下边干部都不敢说缺粮，因此造成食堂又一次停伙和浮肿病再次发生，仅北向店一个公社统计自3月28号-4月12号就死亡2443人。
+
+　　4、自去冬今春以来，因如果反映了粮食和生活问题，据不完全的统计全县2个县委委员、公社第一书记26人中，被马龙山批评、斗争就有21人，占77.54%，责成写书面检讨的有7人。如北向店公社党委书记徐德保就受到过批评、斗争20余次，写书面检讨6次。
+
+　　5、59年10月，公社党委书记议论泼河至砦河公路沿线死13个人时，马听到后就大声批评说：死人问题不要大惊小怪，思想不能动摇，这是涉及到两条道路斗争问题。是富裕农民进攻的又一花招。59年11月马又在电话会上说：人总是有死有生，人老是总是要死的，不死就没有地方放了。
+
+　　6、60年5月马在公社党委第一书记会上布置说：报死人问题，大家要慎重考虑不能报多了，就是报多了也评不上红旗。并常向下边讲，死人问题要少报一点，这不是绝对的等。因此形成下边，一直把真实数字报不上来。
+
+## （3）丧失阶级立场，包庇地主，打击陷害积极分子。
+
+　　马的岳父家系大地主，全家主要成员和亲属都系伪上层人物，但马龙山同志，自从和地主结婚以来，对其地主岳父家进行种种包庇，并利用职权打击陷害积极份子。
+
+　　1、49年马在孙铺任区长时，经常到地主黄宗仁（现爱人）家吃饭，睡觉，贫农黄少群反映马是先占后娶，被马知道后立即将黄少群拉到区公所扣押一天一夜。
+
+　　2、土改时群众要求斗争黄的母亲，清算剥削帐，马不支持，相反的却对乡长马传贵说：她孤儿寡母，无劳力可怜，指示将减租的粮食给她76斤。
+
+　　3、50年夏种时，黄母仍欺压佃户，叫佃户给她车水，被乡长马传贵批评了一顿，黄母禀告马龙山后，马借故将马传贵捆起来，并大骂道：“你当乡长有权有势、压迫人民”等。
+
+　　4、原砦河公社五一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守龙，工作一贯积极，系土改时的农会委员和斗争其岳母的积极份子。而马却怀恨在心，今春借审干为名无中生有的对砦河公社党委书记周志清同志说：王守龙不好，当过土匪，给伪乡长背过手枪，把他撤下来。经过公社党委审查，王除给伪乡长当过长工外，其他什么问题也没有，故没有撤换。但在今春县召开大队支书会时，马见到王参加会，立即对周志清进行严厉批评说：“你太右倾啦！他不是好干部，赶快撤换”等。公社党委没法处理，但又怕以后开会时再被马发觉，而将王调到排灌站工作。
+
+## （4）特权享受，铺张浪费：
+
+　　1、马于今年5月到？店公社搞三类队重点时仅住了三夜，就叫大队供销点搬走，而自己住，并叫公社将其送三斤油炸花生仁和县将其送5斤杏苏点心，甚至在出席省六级干部会议期间，还叫通讯员由光山往郑州送鸡蛋吃。
+
+　　2、马本无大病，但58年-59年两年来吃西洋参、白木耳等贵重补养品，现已查清仅从福利费一项开支（医药费开支还未查）就有343.23元。60年7月上旬，又用公款购买西洋参二两，价值76元。
+
+　　3、严重的铺张浪费。59年9月马亲自设计盖书记室13间，计款四万多元。59年马一连搬三次家，光为他修理住室就浪费公款530元。59年12月马的二哥到光山时，县委、县人委一连请客五次，浪费款200余元；在马的作为下，59年县委正副部长调离工作，就请客10余次，浪费款400余元。
+
+　　4、马的特权作风也是极其严重的，马的小孩因到小厨房拿东西，被炊事员潘涣伦说了几句，马得知后就大批评说：你是啥家伙，我的小孩要你管？叫你丢我人，我开除你。后因赵明英、赵政良二同志讲请才没有开除。58年马叫通讯员到粮局买花生仁，因没介绍信粮局不供应，马得知后，就打电话叫粮局副局长王云成写检讨，并责成检讨、花生仁一并送来。
+
+　　 鸡公山会议办公室材料组1960年8月11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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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4/000039.txt
@@ -0,0 +1,39 @@
+# 关于去冬今春发生浮肿死人问题的检讨
+
+　　<原河南省商城县委书记、王汉卿>
+
+　　这次会议上听了省委杨书记的指示，李书记的指示和路书记代表地委常委的检查与补充检查，对我教育很大，我完全同意路书记代表地委常委的检查，几天大会的发 言和对自己的错误的揭发，更觉得私人惨痛，错误严重。几天以来，我在省、地委的教育帮助下，特别是省委李书记、地委路书记、王书记、武书记和监委邱书记、 贾副部长，这些领导同志亲自对我进行了谈话和个别教育，以及同志们在小组会议和大会对我的批评和帮助，我表示欢迎，在领导和同志们这种严肃诚恳地帮助下， 使我进一步地认识到我的错误的严重性和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危害性。因此越回想越沉痛，觉得我是一个罪人，向党、向人民无法交待。
+
+　　我在商城工作十几年，给人（字迹不清缺10个字）。由于违背了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委的指示，所以在去冬今春处理人民群众经济生活上，犯下了不能饶恕的 重大错误，给党在政治上、经济上造下了极为不良的影响，破坏了生产力，破坏了党与群众的亲密关系，（当然党中央、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还是很高的）但 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
+　　商（原文如此）全党和全县人民进行彻底的检查，这里现将我在商城工作时期私人问题，党的集体领导问题，生活作风特殊问题，作如下的检讨：
+
+　　商城去冬今春发生浮肿病死人问题，应由我负主要责任，商城发生浮肿病死人是在去冬十一月中旬左右先后，在夹口、上石桥的观音山，钟铺观庙卜，几个地方发生 了食堂停伙和疫情死人的情况，以及后来的南司常委会议和上石桥的常委会议，疫情死人就已经严重起来，特别是南司会议如果能够正视当时的实际情况，及时地向 地委请示或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商城死人问题会大大减少，可是这两方面都没有作（应为“做”）到，现在检查起来，我确实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 错误的估计（字迹不清缺三个字）好（疑为“毫”）无群众观点，人命关天的大事真不关心。对大量存在死人情况无动于衷，现将当时的情况分述如下：
+
+　　首先，县委书记祝海停同志在电话上汇报了夹口大队食堂停伙和发生疫情死人的问题。
+
+　　其次，县委书记张坤山同志亲自汇报了上石桥观音山六队食堂停伙和发生疫情死人的问题。
+
+　　其三，县委宣传部长余重雨同志汇报了观庙铺食堂吃饭不正常和发生疫情死人的情况，当时，听了这些汇报，总认为是疫情，所以就在电话上和当面给他们研究提出 几个措施，但都是不力的。后来虽然召开了县委常委会议，责成祝海道、张坤山、余重雨、杨功时等几个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到疫情严重的地方去，但由于没有解决粮 食问题，所以浮肿病仍未停止发展，以致后来张念仲同志电话上汇报了双春铺浮肿死人的严重情况，才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了南司常委会议。这次会议本来是解决疫情 问题，但由于自己的指导思想有错误，个人主义严重，确把会议的中心转移了，当然所采取的措施也就无力了。当时会议上张坤山、张念仲同志汇报了食堂停伙（此 处模糊，约23字）认为不会死这样多的人，并说死这样多的人？？就有好些。说也有将死人的病情、成分、正常、非正常、年龄等情况进行统计。为什么这样办 呢？这也是从个人主义出发的，假若以后反我的右倾，我就拿出你们统计上？？？，正因为我有这样严重的个人主义，所以就不敢正视当时的那种严重的问题。因 而，便从主观主义的现（此处模糊，约20字），说我假？（如不相信死人数字），对这样的严重问题，没有当机立断，采取有效措施，相反的，对形势作了错误分 析，解决疫情问题的会议，成了反瞒产的会议，会议上提出向地委汇报，而自己没有按照会议上的意见，认真严肃的给地委写报告（在电话上给路书记立即汇报了， 但没有把真实情况讲清楚），这种严重情况，仍在发展，因此，又召开了上石桥常委会议。在上石桥会议上，经过张念仲同志的汇报情况仍是严重的，但在讨论中， 自己提出了三条办法，让常委讨论。一是再顶十天看看；二是拿部分粮食搞两个点队，实行抛砖引玉（也就是反瞒产）；三是请示地委全部解决粮食。在讨论中自己 发表意见基本趋于顶，可是这时有些同志不愿顶，这时自己自己又提出向地委要粮食的三条办法（此处模糊，约6字）办法让我们去一个人给地委汇报，二是有电话 进行汇报，三是写报告，这个慢一些。讨论的结果是让我打电话。会议结束的当天下午回到机关，就给地委打了电话，是雷秘书长接的，当时汇报了死人（死人45000）和停伙的情况，提出常委讨论要粮食的数目（4、500万斤），雷秘书长说到底多少，我说500万斤，后来给100万斤，在五次会上，自己对形 势的分析仍然是错误的，对疫情死人还是怀疑的态度，当然提出的措施仍是无力的。为什么经过这样两次三次反映这样严重的情况，自己是无动于衷打不动自己的心 呢？自己满脑子里商城是大丰收，下边有粮食，征购没完成，晚秋未完，粮食问题不到时候。所以自己的观点没有改变，这明我的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已经发展到 枯，特别是自己又没深入，别人汇报又不相信，这也说明我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严重程度。
+
+　　产生这样一系列的错误我当时的主导思想是什么呢？现在回忆检查起来主要是：从严重的个人主义出发，（此处模糊，约9字）形势，毫无群众观点，对人命关天 （此处模糊，约3字）毫不关心。主观主义已经发展到绝对化的程度。不正视现实，不承认客观存在。当时的想法是什么呢？现在征购还未结束，晚秋尚未收完，抗 旱斗争的伟大胜利，商城是大丰收，粮食下边有，不是实际问题，是思想问题，如果认为是粮食问题，就是否认抗旱斗争的伟大胜利，就是否认大丰收，就是否认大 跃进。是粮食问题，也不是到时候，如果是粮食问题，这和大好形势不（此处模糊，约13字），因而，拒不承认几十天所造成的难避免灾害，仍然虚夸产量产很高 （全县水稻753斤），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主义就更加严重起来，征购没完成任务，又闹有、又死人，这不是自己的工作没有成绩吗？这样不好向地委交待。在大 家面前面子也不差。又怕批判自己是右倾，立场不稳，对大丰收动摇。又怕反瞒产真的反出粮食把自己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因而就想用主观造出一个来。一边在下 边反瞒产，立杆见影，亲自到长竹园公社召开了全县的现场会议，证明下边有粮，这就是我所采取的一系列的主观主义，不客观事实的错误态度。
+
+　　事情很清楚，不管什么问题，人是死了几千。这样重大的问题为什么不给地委积极认真的写报告，企图就是隐瞒真象。为什么要隐瞒事实真象呢？就是批判右倾。如 （此处模糊，约25字）从个人主义出发，人就成为我死去，（此处模糊，约5字）斤斤计较个人丢失。这就是用人的生命换取党对自己的信任和荣誉，毫无群众的观点，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条件，完全违背了党经常所教导的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
+　　在党的集体领导问题上，我破坏了党的集体的独断专行领导原则，实行家长式的领导，遇到与自己争执不下的问题时，使用谁说了算的恶劣态度，（此处模糊，约25字）如商城盖的商城饭店，价值几万元就是少数人交换意见解决的，京剧团转国营也是少数人交换意见解决的，在处理问题是草率简单，对上级的指示认真学习 研究少。因此，对上级的指示精神领会得不渗透，贯彻不力，象发生浮肿病，这样重大问题，没有陆续、忠实的向地委请示报告，则是更大的错误，自己严重的发展 到唯我独尊，独断专行，自以为是，个人驾于组织之上，如自己57年，59年先后买两次人参（57年是医生汪立均、李云山开法配药丸子买了二两）计800 ——900 元左右和58年扶助城夫5万元都经县委讨论，在讨论重大问题的时候不尊重别人的意见，不愿听反面意见，随心入手，对自己意见一致的就听，反之就批评、训 斥，特别是每年讨论产量的时候自己总比别人主张的高，57年计（字迹不清 缺5个字）遣兵局提出民政科，组织负责，他们不（字迹不清？？疑为“满意”）（？）大发雷霆争执不下，57年上石桥提留量标准低也未很好的讲清道理，硬说 这些，58 年大办钢铁时，自己想找路书记要焦炭，张坤山同志说达权店的木炭还可烧二年（实际连一年也烧不了）结果路书记没给焦炭，自己就把张坤山同志大批评了一伙 （疑为“顿”），因而使下边有意见不敢提，实际情况得不到反映，集体智慧得不到发挥，民主得不到发扬。商城大部分的干部共同的反应是怕我，有事不愿找我， 这样便造成了脱离关系、脱离群众，孤立自己，为什么形成这样呢？主要是自己组织观念不强。如地委59年春要5万元自己当时主张不给钱，自作聪明，觉得自己 比别人强，因而，使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
+　　个人作风特殊的问题：我这个人在工作上是不艰苦，不深入的，58年以后很少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下乡不是住乡（社）里就是住大队里，走马观花，不认 真的作调查研究。在生活上是贪图享受，与群不同，特殊他人。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如58年河张光琴 ？？“此处缺6个字”）讲吃、穿，（？）要求搞的好。如57年后（字迹不清，缺14个字）大队，后来变成食堂，这时虽然小伙取消了可使自己仍然单作（应为 “做”）着吃，每顿吃鸡、鱼、肉、水饺、面条之类，在这点上不仅特殊一般干部，而且特殊县委委员书记，59年肉类、蛋类萨上调后，自己又喂了三、四只鸡所 以蛋仍然未断。我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仅脱离了群众而且也脱离了同级干部。在思想上，对同级，对下级，特别是工作任务紧的时候，而不是耐心教育，而是抱着急躁 情绪，用粗暴恶劣的态度，批评训斥。这样以来使他们心情不舒畅，有话不敢讲。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使下边作工作压力大，不断出现强迫命令，这主要是自己， 自命不凡，高人一等的特权思想所支配。为什么这样讲呢？如57年、58年两次病买人参4两，因有肝炎病吃葡萄粉卅多瓶，未经县委讨论，为什么这样办呢？这 就是自己觉得自己是县委书记，我可以这样办。这种作风，脱离了群众，影响了团结，给党造下了不良的影响。
+
+　　我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把在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委正确领导下，广大群众辛勤劳动的成绩归功于个人，不适当的夸大自己的作用。应该知道，一切成绩应当 归功于党中央和毛主席，归功于广大劳动人民，（此处模糊，约25字）成绩记到自己帐上了，因而产生了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为什么有这样的不良倾向呢？主要 是觉得自己58年在工作上成绩很大，如农业生产、绿化山区、水利化、除四害讲卫生、人民公社化到商城去参观，大办钢铁河南有名的县城，实际上就在 19？？年？上地委会？室评比后就种下了根，那次评比觉得自己的工作都不错了，从而就骄傲起来，正由于自己有这种骄傲自满情绪，工作上也不深入了，态度也不谦虚了，结果也是脱离群众，给工作带来了损失，给党造下了不良的影响，这就说明与完全违背毛主席所教导的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格言。从而竟发展 到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目无组织，不尊重领导，如58年与梁书记闹着玩，睢福增同志说你怎么和他闹这很呢？我说他是书记，我是部长，后来我也是副书记（不是指路书记），以及叫地监委邱书记叫老邱，叫睢福增同志老睢，有时叫雷秘书长老雷。为什么这样呢？原觉得，这都是老同志，老上级，这样叫更比（应为 “加”－编者注）亲切，现在检查起来是一种不尊重的表现。因而便使自己发展到对组织不老实，不忠诚，愿说成绩，隐瞒缺点，脱离群众，特权思想，这样就给党 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
+　　为什么我犯了上述严重的错误呢？我认为除去了我的阶级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外，最主要的是：我们工作中违背了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委的历次指示，特别是违背了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委关于正确处理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关系的历次指示。我这样的错误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是极大的。我犯这样的错误也不是偶 然的，而是我以往错误的总暴露是我个人主义发展后果的总暴露，是骄傲自满情绪的总暴露，是我工作上不忠实浮夸的总暴露。我对以上错误除作认真检讨外，我今后愿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原在实践工作中锻炼改造自己，我愿今后努力工作，立功赎罪，我愿接受党给我的任何处分。
+
+　　但，我要求党把我的问题弄清，解除我一些莫须有的罪名。
+
+　　以上检讨不深刻之处，请指示。
+
+　　 王汉卿1960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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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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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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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4/000040.txt
@@ -0,0 +1,45 @@
+# 中共罗山县委关于外流人口情况的检查报告
+
+　　（地委：）
+
+　　我县在党中央 ，省，地委的英明正确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绩，特别是1959年，在特大旱情的情况下，仍获得了秋季农业大丰收，粮食总产达二亿五千万斤，这个成绩是极其伟大的，空前的。今春，自贯彻中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后，全县人民更是意气风发，干劲冲天，为响应县委提出的“大战60年，突破粮食关”的号召，目前掀起一个以抗旱为中心的秋季超产运动高潮。但在这种大好形势下，由于县委在工作上存在着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对去年农村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对去秋粮食产量估计过高，征购任务分配过大，普遍征购了过头粮，加之对少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和浮夸作风，制止不力，致使人民群众生活一度造成困难，食堂停伙，浮肿病发生，人口大量外流。据统计，自去冬到今年麦收后，全县共发生人口外流4611人（包括劳力3134人），其中去冬今春外流3249人（劳力2214人），麦收后外流1362人（劳力920人）。从流入的地区来看，流到外省的1273人，本省外专的783人，本专外县的2555人，县境以内的1530人。这些问题的发生，不仅影响了生产，且给党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检查起来是非常痛心的，对不起罗山35万人民，为了记取这一血的严重教训，弥补上述损失，挽回党的影响，县委除对人口外流问题进行认真检查，找出原因外 ，并采取了有力进行制止。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
+## 一、造成人口外流的原因：
+
+　　（一）我县人口外流现象是严重的，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县委在去年粮食工作中存在着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对去年的大丰收形势缺乏正确的认识，只看到丰收的一面，看不到存在问题的一面。在工作作风问题上缺乏深入调查研究，因而脱离实际，将全县二亿五千万斤粮食产量定为三亿四千万斤，因而征购任务在任务分配过大，普遍征购任务分配过大，普遍征购了过头粮，致使群众生活曾一度发生困难，部分食堂停伙，如地方国营双桥牧畜场只有74个食堂，在去年10月至11月因缺粮断炊的有43个，一个月外流人口达354人，占总人口的47% 。
+
+　　（二）今春以来，虽县委重视安排了群众生活，按时拨给了社员口粮，但由于少数食堂干部和食堂管理人员觉悟不高，多吃多占，卡（应为掐——编者）社员的油，因而造成群众不满，引起人口外流。如楠杆公社郑堂大队只有16个食堂，今春有6个停伙，但大队干部收3700斤细米藏在夹墙里不给群众吃。瞿畈食堂社员魏明仿到大队要粮不但不给，支书黄大刚并指手画脚对群众说：“你们这些人，饿死活该”，魏说：“你们当个干部一家人有，不拿分文有吃有喝，苦了我们，我饿死饿到外边，也决不饿死你面前”。 结果返回后，带着老婆、孩子流入外地。全大队因为干部不关心群众生活，多吃多占，造成人口外流37户，121人，其中劳力34人，公社发现后立即发给2万斤粮食，但人口已外走，致使今年土地荒芜127亩。
+
+　　（三）少数干部工作作风恶劣，强迫命令、打骂群众，违法乱纪，而造成人口外流现象，也很严重。如定远公社鸡笼水库鸡笼大队民兵营长黄德启，59年冬打骂群众52人，其中打伤致死3人，社员张云和有病，躺在床上不能上工，黄见了后，把他从床上拖打到地上。社员张云和哭诉说：“营长，我几吨（应为顿，下同——编者），不能上班啦。”黄又说：“妈的，装病！”并又拳打脚踢说：”不给饭吃！“后令其上山抬树，到山上就死了。黄德启不仅在鸡笼水库打骂群众，在鸡笼大队芽店小队，社员黄柱和也是因病不能上工，被他毒打一吨，两天后死去。社员反映说：“白天累得要死，吃不到饭，还挨打受骂，这有啥屌搞头？到哪里还能吃不到饭，度不了命吗？”仅这一个小队就外走55人，（黄德启已被开除党藉、撤职，交给群（应加众——编者）斗争后，逮捕法办）
+
+　　（四）田地多，劳力少，生产任务大，加之劳逸结合，生意不够，社员嫌劳动强度高，因而也引起了人口外流。杨老湾生产队，中农社员刘仁高（南湾移民）说：“我队每人要种20多亩，白黑搞，累死也搞不完，真不如我河南湾”。因而他一家三口人在五月分（应为份，下同——编者）全部搬跑了。该小队，原来122人，劳力57人，春上外流31人（其中劳力17人）。现在在家只有40个劳力了，又如竹竿公社庙仙大队，在目前抗旱运动中，因劳逸结合不好，每天早晨，五点上班，夜晚干到十二点，社员感到劳动受不了，仅胡弟一个小队，在7月份一天就就如外地7人。
+
+　　（五）因犯错误害怕处分而外逃。如县农场业余剧团事务员李友华贪污公款110.17元，害怕惩办，并听说新疆口粮标准50斤（当时是59年11月），农场粮食紧张，每月只能吃粮15斤，他乘人不知携带公款逃往新疆。
+
+　　总之，我县人口外流现象是严重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主要原因还是县委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所造成的，为了扭转这一混乱局面，县委应深刻记取这一血的教训。
+
+## 二，采取的措施
+
+　　为杜绝人口继续外流和迅速动员外流人口返乡，县委曾召开三次电话会议，县委第一书记许文波同志和书记处书记胡德仕同志亲自专抓这一工作，坚决吸取这一深刻教训，采取坚决的措施，下决心克服这些缺点，做好工作弥补这一不应有的损失。
+
+　　（1）全面检查，澄清情况，找出原因，划清责任界限，逐（应加个——编者）问题认认真真地加以解决，属于干部作风，而致使外流者，要向群众作检查，提出保证，该道歉的道歉，该处理的处理，对现在还在外流人口要以专人进行说服教育，迅速动员返乡，并要做好迎接安置工作，必要时召开欢迎会，安置座谈会，对已返乡的要保证不歧视，不讽刺，不追查原因，对返乡经济困难的，要钱给钱，满足合理要求，妥善的安排劳动生产。
+
+　　（2）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大讲有利形势，大讲发展国民经济以为基础和大战60年（应为天——编者），突破粮食关的重大意义，大讲解放十年来所取得的光辉成就，大讲党的一向关心群众生活所取得的成就，大讲保粮保钢，夺取今年双丰收的意义，开展新旧社会回忆对比，大讲盲目外流的坏处和安心劳动发展生产好处，进行鸣放，辩论，通过鸣放辩论，提高干群思想觉悟，划清是非，安定情绪，从积极方面杜绝人口外流。
+
+　　（3）加强对全党和广大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继续深入的将“三反”运行进行到底，通过学习改进思想作风，纯洁基础组织和干部队伍，提高马列主义思想和理论水平，改进领导方法，改变工作作风，加强调查研究，充分发扬民主，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推行“二五制”的领导方法与群众作好四同，克服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进一步深切党与群众的关系。
+
+　　（4）坚决安排好群众生活，切实管理好食堂，进一步学习毛主席著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著作，学会既抓好生产，又抓好生活的两条腿走路的工作方法，高度关心群众疾苦，切实安排好群众生活。目前除坚决按标准吃粮，实行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凭票就餐挂牌吃饭外，大抓蔬菜生产和食堂家底生产，调剂好社员伙食，不断改善社员生活，保证社员吃饱吃好。对现有疾病彻底就治好，保护群众的身体健康，按月发放工资，保证社员有零钱发，群众的衣食住行，婚、丧、养子等等生活福利全面的抓好。
+
+　　（5）妥善安排劳动力贯彻按劳取酬。对田多地少的生产队加以适当的调整，加以领导，加强劳力，加强协作，并且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从根本上解决田多而缺乏劳力的困难，并且坚决做好劳逸结合，保证社员有劳有逸，饱满的精神，旺盛的生产情绪。
+
+　　（6） 责成公安、民政机关加强治安管理，采取必要措施，控制人口外流，凡是盲目流入城市或其它地方偷盗乞讨及捣乱社会治安者要进行教育，指明前途，提高其觉悟，使他们能够自觉的、愉快地返乡生产。对个别偷盗现象应进行适当处理。同时对各地新有外流人员不准接受，并送交有关部门返回原籍。
+
+　　由于采取以上措施，目前基本上杜绝外流，原已外流出去的人口，经过各级党委的耐心教育，目前有883人（其中劳力620人）已返乡生产，其余还正在继续返乡。
+
+　　以上仅是初步检查，既不深刻，又不全面，除希地委批评指导外，并要求给与我们因该的处分。
+
+　　 中共罗山县委1960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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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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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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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4/000041.txt
@@ -0,0 +1,53 @@
+# 中共商城县委关于对去冬今春在粮食工作上所犯严重错误的检查
+
+　　（地委：）
+
+　　我们由于对去年秋季农村形势估计的错误，对产量估计过高，未有完全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使部份地区群众在经济生活上一度发生严重困难，造成食堂停伙，人员外流，疾病发生和严重死人现象，因而县委犯了极为严重的错误，在经济上、政治上遭受了很大损失。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委很快发现了这一问题，指出了我们的错误，拨给了我们粮食3004万斤，使这一问题迅速得到纠正。尽管如此，所造成的损失是不可弥补的。
+
+　　现将我们在粮食工作上所犯错误的检讨，报告地委。
+
+　　一、1959年，我县在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委的正确领导下，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照耀下，经过全党全民的艰苦奋斗，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实现了持续大跃进。特别是去年夏、秋全县持续了一百多天的大旱灾，经过全党全民的顽强斗争，仍取得了农业大丰收。去年夏秋，全县粮食播种面积为548108亩，实际收获面积400177亩，占播种面积的73%，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一亿四千五百万斤。据全县 223个大队的站队：大丰收的28个大队，占 12.5%，丰收的31个大队，占 14%，平收的47个大队，占 21%，减收的 117个大队，占 52.5%，其中减收五成以上的大队22个，4—5成的大队24个，3—4成的大队24个，2—3成的大队25个，1—2成的大队18个，一成以下的大队 4个。这种情况说明，经过伟大的抗旱斗争，农业虽然是丰收了，但一部份地区减了产，而减产的程度也不一，情况相当复杂。但是，我们对这一形势，估计、分析、认识的不够，对产量估计过高，根据这种情况，进行粮食分配，未有完全执行党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因此，在处理人民经济生活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在经济上、政治上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
+
+　　由于粮食征购透底，卖了过头粮，对灾区该统销的未统销，致使部份地区生活困难，食堂停伙，造成人员外流和严重的疾病、死人的惨痛事件。这种情况，去年十月个别地区开始发生，11月分到今年 2月分发展到极为严重的程度，到 4月分就已经好转。据统计，从去年11月 1日到今年 3月底，全县先后共外流到外省、外县的有7500人，仅何店公社就有2526人；发病人数 84205人，占全县总人数的 20.5%；除了经过抢救治愈、恢复健康的以外，共死亡的 44756人，其中因疫病死亡的 30292人，正常死亡的 14464人（可能大些），死亡人数占总人数的 10.9%。分公社来说：何店公社占 14.1%，农场（今春合过来的四个大队原属何公社管）占 14.7%，上石桥占13.13%，钟铺占 10.2%，达权店占 10.6% ，余集占6.7%，伏山占5.8%，长竹园占4.6%，城关占3.4%。从 223个大队站队：死亡占 10%以下的 133个大队，占 59.6%，11-20%的66个大队，占 29.5%，21-30%的11大队，占5%，31-40% 的10个大队，占4.4%，41-50%的三个大队，占1.5%。上石桥公社砂岗大队，全队共死亡 625人，占总人口的 49.8%，何店公社陈楼大队共死亡 932人，占 40.3%，钟铺公社朱楼大队共死亡822 人，占 42.8%。从各公社汇报全县死亡的人中，有正半劳力26298 人，占死亡人数的 58.7%。全县仅因疫情死亡党员69人，团员 172人，干部 390人。特别痛心的是，全县死绝的有1220户；无依无靠（指都无大人的）全靠公社、大队抚养的孤儿1482人。有些病人在上级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下，经过数次治疗，但身体健康受到很大损失，需要一个时间，才能完全恢复健康。尤其是妇女更为严重，全县妇女患难与共子宫下垂的有8364人，占成年妇女的 10.7%，大部份长期闭经，生育比过去大大减少，这是一个十分惨痛的教训。
+
+　　家禽家畜、农具的损坏和房屋的倒塌也很严重。从去年11月到今年四月10日，全县共杀和死牲畜 428头，猪、羊 28783头，家禽135661只，损坏农具、家具 23998件，倒塌房屋 13126间。这些绝大多数是因为生活困难所造成的。
+
+　　生产力（指人和牲畜）的死亡，生产资料（指农具）的损坏，影响了农业生产按时播种、收获，甚至田地荒芜。上石桥公社赵棚管理区芦砦大队今年就有 400多亩田地未种上，观音山大队一个小组有水稻 400多亩，仅有11个劳动力。全县有77个生产大队，因死人严重，劳力丧失过多，使生产造成严重困难。要恢复这些队的生产元气，将需要一个艰苦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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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堂停伙，人员外流，疫情发生和严重死人的结果，不仅损伤了一部分生产力，影响了生产，而且在政治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如部份群众怀疑党的政策，说党的政策变了，不要农民，有的想到死去的亲人就痛哭流泪。上石桥公社观音山大队死者家属在古历七月十五（群众说是鬼过节）的时候不吃饭，也不干活。就是我们错误所造成的。
+
+　　总之，由于我们的错误，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在政治上造成了极坏影响。我们的错误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了。我们所以犯了这些严重错误，其性质主要是没有完全执行党的关于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的政策，违背了党关心群众疾苦的原则，毫无群众观点。其主要根源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在个人方面的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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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去冬今春，我们在粮食工作上所犯严重错误造成食堂停伙、人员外流、严重死人的原因和教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
+　　1、 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过高地估计了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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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必须肯定，1959年秋季，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经过全党全民的艰苦斗争，战胜了百日无雨的特大旱灾，取得了秋季农业大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一亿四千五百万斤。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由于各地情况不同，抗旱成绩的大小不一，有的丰收，有的平收，有的减收，有的无收，就是在丰收社、队也有减产的大队和生产队，形成了生产的不平衡性。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冷静的分析、认识这一客观存在，不正视灾情，并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确定不同的任务。全县粮食实际产量是一亿四千五百万斤，而按三亿五千万斤进行分配、征购和安排群众生活。结果，使丰收社、队征购透底，卖了过头粮，灾社、灾队卖了口粮。特别是当征购任务完不成、食堂停伙、人员外流、死人严重的情况下，县常委还不认真分析情况，正视问题，改变自已的主观认识，不承认客观事实，竟固执地认为瞒产私分是大量的普遍的，把征购任务完不成、食堂停伙、群众生活困难归罪于瞒产私分所造成的，说瞒产私分“社社有，队队有，组组有”，“有的能吃几个月，有的能吃一年、二年甚至七、八年”，因而，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开展了反瞒产私分的错误作法。这样搞的结果，使得农村的情况越来越紧张，食堂停伙越来越多，疫情和死人现象越来越严重，我们必须深刻接受这一教训，承认客观实际存在，并在实际过程中，改变自已的主观认识，修正自已的计划，这样，我们才能避免主观片面性，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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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没有完全执行党关于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关系的分配政策，违背了党关心群众生活的原则。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委一再教导我们：生产与分配、积累与消费是一致的，偏重任何一方面都必然犯错误。我们对这一重大意义认识不足，把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相对立，因而，抓住国家征购任务的完成，忽视了群众利益；强调了生产，忽视了群众生活。这就违背了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委的指示。去秋全县实收粮食总产量是一亿四千五百万斤，如果能够正确认识这一客观存在，合理进行粮食分配，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安排好群众生活，就可以避免犯错误。可是，我们错误的把粮食总产量估计为三亿五千万斤，以这个不切实际的产量，进行征购和安排群众生活，结果加重了征购任务，卖了过头粮和口粮，造成了生产、分配、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更错误的是，当粮食征购任务完不成，群众生活发生严重困难的时候，并未当机立断，请示地委，停止征购，转向安排群众生活，而对丰收社、队和完成征购任务的社、队，征购任务一加再加，对各公社、大队还分配了粮食“工作量”，保证限期完成，以过头指标去安排群众生活。12月初省、地委发现这一问题，宣布征购结束后，禁止反瞒产，但我们未执行这一指示，又以反瞒产的办法，查漏洞，挖潜力，安排群众生活，使分配一空再空，群众生活越来越困难，死人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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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线，扩大了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斗争的范围。去冬今春，由于我们对农村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形势缺乏正确的估计和分析，把当时少数富裕中农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攻击扩大到严重程度，对广大贫农和下中农在人民公社化以后，在农村占绝对优势的政治经济情况缺乏足够的估计，对于大多数富裕中农愿意跟着共产党走，拥护社会主义的情况也估计的不够（当然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有），因此，在解决农村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上，缺乏冷静地、客观地分析，错误地认为粮食紧张问题，这（应加是——编者）当前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和主流，认为瞒产私分是“社社有，队队有，组组有”。当发生食堂停伙现象，认为是富裕农民对我们的“威胁”，说群众到城镇排队买饭是有意制造粮食“紧张空气”，说丢送小孩是“坏人”的操纵，说死人现象是敌人的“破坏”，把当时粮食问题的紧张的一切现象，结论为“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因此，就采取了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去解决安排群众生活问题，如开展政治攻势，打击“敌人”；“审查”党的组织；批判富裕“中农”思想；普遍开展反瞒产运动。前段以反瞒产完成征购任务，后段以反瞒产安排群众生活。不管是县委书记处书记、县委委员、或干部、群众反映停伙、疫情、死人问题的，都一概而论说是立场问题，观点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问题。特别严重的是当时生活发生到严重困难情况下，农村群众把小孩丢到城关时，个别常委同志确（应为却——编者）说是富裕中农“破坏”，叫城关镇将送小孩的扣留起来。这样我们把解决两条道路斗争和解决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相混淆起来。反瞒产私分、开展两条道路斗争的结果，使我们的干部因怕批判、怕斗争、怕说右倾，就不敢与我们说实话，压抑了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情绪，使我们真假难辨、是非不分。这样一方面造成安排群众生活的困难，另一方面使领导与被领导，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处于一种极不正常的状态。由于采取反瞒产私分，迫使部分干部强迫命令，搜查粮食，特别是少数混入基层组织的坏份子，则乘机兴风作浪，胡作非为，以反瞒产为名，进行违法乱纪，甚至逼死人命。全县统计，在反瞒产中，被吊、打、捆、绑的就有 663人，被斗争的1125人，共计1788人，其中干部 170人，群众1718人，这些人部分是贫、雇农。特别惨痛的是因违法乱纪和强迫命令而死亡的76人，残废的41人。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作，正确区别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线和不同的处理方法，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要分清阶级斗争和非阶级斗争中两种不同性质和不同方法，从而更好地团结广大群众，准确地打击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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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犯了骄傲和虚夸的错误。我们大多数干部思想作风是好的。但是，在一部分干部中，滋长着一种盲目自满和浮夸作风，往往凭自已的主观（应加愿——编者）望，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指标，盲目的表扬假高产，更恶劣的是弄虚作假，捏造事实；对任务要求过高过急；喜欢表面上的轰轰烈烈，只看形式，不看实质，不讲效果。这种虚夸作风，在去冬今春曾发展到极其严重的程度。去年县委在各部门的领导干部会议上和在干部中提出：商城县是红旗县，要保证红旗，那个部门到省、专评比时，必须要评为红旗，评不上红旗者，一则不回来，二则辩论。上行下效，各公社也推广了这种错误作法。因此，助长和迫使干部的虚夸作风的滋长。如有的公社原来叫喊没粮，经过一次会议就报出一亿八千万斤；有的报水稻亩产七万斤；有的对领导察言观色，喜欢多少，就报多少，当报少了领导不愿意时就说写错了，把本来是低产改为高产，把小数字改为大数字。对这些不切合实际的情况，往往不加分析地报告上级，并以此作为分配和安排生活的依据。这样作的结果，使上级难以了解我们的真实情况，使粮食分配、安排群众生活建立在不可靠的基础上，造成了各项工作的被动局面。在处理群众生活方面，发生严重困难。这种浮夸作风得以滋长的原因：一种是在大跃进的新形势下，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产生了盲目骄傲自满情绪，分不清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和讲空话、说大话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二种是过分相信主观想象，使主观脱离了客观实际；三种是有些同志存在着个人主义成份，怕说右倾，怕说泼冷水，怕说否认成绩，怕说落后。有的公社党委领导同志说：“在战场上打仗牺牲了是烈士，挂光荣牌，如果反映真实情况划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成为人民的罪人，可是一辈子的事。”这多数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有一些是县委爱听好的，不爱听坏的所造成的。有个别同志为了骗取荣誉，弄虚作假，谎报成绩，对上隐瞒错误，封锁消息，对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实行打击报复。这与一般虚夸在性质上是不同的。我们在作任何工作，必须坚持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向党说老实话，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弄虚作假；发扬敢想、敢说、敢干与科学分析相结合的共产主义风格，既要大干苦干，又要实干巧干；坚决克服盲目乐观和骄傲自满情绪，埋头苦干，踏踏实实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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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在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上，未有听取群众意见，认真调查研究，对全面情况抓的不够。去冬今春在核实产量、分配粮食和安排群众生活等一系列问题上，未有完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遇事不同群众商量，不听取多数群众的呼声，对来自下面的群众意见，不闻不问，甚至对反映粮食和死人情况的干部和群众，采取怀疑的态度，甚至进行批评和斗争，如朱本荣同志向地委反映疫情、没粮食、死人等材料，而被部分常委批准进行了斗争。压制了民主，打击报复，脱离了群众。这就违背了毛主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指示。满足于开会、发指示来布置工作，特别是个别常委同志经常不下乡深入实际，检查工作，即是下去，也只是到社队办公室听听汇报，不研究、不商量，以自已的主观想象作指示。特别是在粮食问题和生活安排问题发生严重的情况下，只到征购任务完城好的地区去，而不到或很少到征购任务完成不好，生活问题发生困难的地方去。因此，就装满了满脑子“好”的印象，否认了实际，以此估计形势，确定指导思想，分配任务，布置工作，这就犯了主观片面性的错误，使群众经济生活发生严重困难。各级党委要注意工作方法，改进工作作风，坚持贯彻毛主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认真作好调查研究，通过“解剖麻雀”，来找事物规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正确地指导工作；县委和各级干部，要经常下乡、下厂，深入实际，参加生产，领导生产，所有下乡干部和农村工作干部，普遍与群众“四同”，树立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的优良作风，密切干群关系，领导干部既要到先进地区，又要到落后地区，总结推广经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全面指导工作。特别是要很好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不断地提高领导水平和改进工作方法，以适应大跃进新形势的需要，更好地作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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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去冬今春，我们违犯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的领导原则。对关系群众经济生活的这样重大问题未能充分酝酿和在党的委员会上进行认真地、严肃地研究与讨论，就草率作出决定。对上级许多重要指示，也未在党的委员会上认真讨论研究，贯彻执行不坚决。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去年秋季粮食产量和群众生活发生严重困难和严重的人命关天的大事，未有及时地、如实地向上级党委报告。对来自下面和群众的意见，也未在党的会员会上讨论和研究。党的民主生活不健全，长期不开生活会，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正常开展。这样就违背了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的原则，使得许多重大问题，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不能正确贯彻党的指示，使上级不能了解我县情况，影响党的团结和党群关系，委员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特别是王汉卿同志，已发展到狂妄自大、自命不凡、个人突出、看不起别人，自作聪明，唯我独尊，天下老子第一，把一切归功于自已，把个人驾于组织之上，处理问题自以为是，说一无二，独断专行。极少召开县委会，就是召开县委会，也不听取别人意见，主观意断，决定问题，只爱听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甚至对批评者，采取各种手段，实行压制和报复。这种家长式的领导方法，使委员不能充分发挥自已的意见，人人畅所欲言，形不成真正党委集体领导，实际使委员成了“奉令下乡，照章办事”。这样严重地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害。这一教训，我们必须坚决纠正，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对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提到党的委员会上讨论，充分发挥委员的意见，集体作出决定。向一切压制民主的行为开展斗争。对上级的指示，要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加强请示、报告制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向坏人坏事开展斗争，加强党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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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接受教训，加强团结，作好工作，弥补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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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县的政治经济形势都很好，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伟大成就。在农业方面，秋季作物种的多，种的好，及时加强了管理，大力进行了中耕除草，追施肥料和防治病虫害，特别是进行了抗旱斗争，因而生长良好，丰收大有希望。三秋准备工作动手早，抓的紧，大部分社、队都准备齐全。少数队已开始收割早稻。麦种大部分进行了翻晒，进行了发芽率的试验，积肥运动正在广泛深入地开展。这就为种好小麦，争取明年夏季大丰收打下了基础。上半年工业总产值和钢铁生产计划都超额完成了。人民公社经过整顿，已经走上更加巩固健全发展的道路，日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群众生活已经安排好了，公共食堂进一步巩固了。县直三反和农村改造三类人，也都取得很大成绩。各级领导方法和干部作风，进一步提高和转变了，普遍实行了“四同”，密切了干群关系。其他如发展多种经营、财贸工作、交通运输、文教卫生等各项工作，都作得很好，成绩很大。所有这些，就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计划，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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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摆在我们全党全民面前的紧急任务是：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指导下，立即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个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力争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国民经济计划，进一步开展好“三反”运动，把官僚主义反深反透。
+
+　　我县和全国各地一样，是一派大好形势，虽然有些困难，但只是暂时性和局部性的，我们必须认真总结和接受去冬今春的经验、教训，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政治思想水平，统一思想，加强党的团结，同心同德，一心一意，鼓足更大干劲，运用一切有利条件，战胜一切困难，抓紧工农业生产，更多地增产粮食，更多地增产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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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委的正确领导，有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正确的方针政策，有全县广大群众力量，有无比优越的人民公社组织，我们完全相信，把坏事变成好事，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转变商城工作的被动局面，实现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国民经济更好更全面地持续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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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冬今春，我县在粮食工作上所犯错误，是极其严重的，也是非常痛心的，在经济上、政治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为了教育我们商城全党，提高政治思想水平，更好地作好工作，挽回我们在群众中造成成的不良影响，再次请示地委给我们以严重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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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商城县委（盖章）：中国共产党商城县委员会1960年 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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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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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55 @@
+# 中共信阳地委关于批判马龙山问题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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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信阳地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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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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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山县委随地委常委鸡公山会议后，于十八日召开了常委会议（常委七人，列席县委各部正副部长十五人），二十三日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出席包括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县直主要负责人共三十人）。首先传达了省委杨蔚屏书记的讲话、地委常委扩大会议关于信阳地区去冬今春在粮食工作上所犯严重错误的结论。通过学习文件，武装思想，提高认识，在普遍对常委领导和常委成员揭发批判的基础上，于二十八、二十九两日，重点对马龙山的错误进行了彻底地、全面地揭发和批判，使到会同志受到极深刻的教育。
+
+　　马龙山这个人，在平时工作上独断专权，生活上的享乐腐化，组织上的拉拉扯扯，只准说好，不准说坏，只能报喜，不能报忧。对说好的人，予以表扬、提拔，予以重用；对说坏的人，寻隙进行打击报复，大多数干部，意见满腹，敢怒不敢言。出席会议的同志，对清算马龙山的错误无不拍手称快，对他的问题，都进行了无情地揭发，采取的完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给予严肃认真地批判。发言排队，争先恐后，自始至终都保持了高涨情绪，对问题的揭发，由浅入深，由一般到具体，由现象到本质，步步深入，彻底全面地揭发了马龙山的问题。其错误是极其严重的，给工作带来极大的损失，给党在政治上造成极坏的影响。
+
+　　马龙山主要错误事实：
+
+　　一、杀人灭证、打死张福洪问题。在一九五九年九月以前，马龙山与张福洪的关系十分密切，一同玩弄女性，共同吃喝玩乐，多数时间，二人行（应改为形——编者）影不离，互相吹捧。马在干部中说张是：“生活朴素，工作艰苦深入，性情直爽”，提议评为模范，地委发觉张福洪的错误后，令马召开县委会议，开展批评，马都置之不理，包庇袒护；张对马殷勤奉迎，把马爱人黄宗仁（地主）拉进党内（不够条件，强制通过），对马和他的小孩、岳母（地主）照顾无微不至。马的哥哥来光山，大摆宴席，张又亲自陪同他哥哥游玩逛景，两次送路费二百多元。当时他们二人却如“父子关系”一样亲密。
+
+　　当十月县委召开县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庐山会议和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精神，开展反右倾斗争，张福洪的问题被揭发出来，经地委批准，于十月十日开展斗争，初则马表现消极，一再强调斗争方式，不能与别的一样，要区别对待。当张福洪开始交代包工包产到户、生活腐化堕落与马的关系之后，马见暴露了自己的问题，情况不妙，下了毒心害死张福洪，以灭罪证，立即阻止张继续交代，说张态度极不老实，反咬他人，亲自动员干部说：“斗争太文明，斗争思想与肉体相结合。”又亲自组织斗争，不容张一点声辩，亲自动手打、动脚踢，又对打张积极的，当场表扬“打的好”，这样，拔头毛、打耳光、用脚踢、摧摧（此处脱印2字——编者），在县委扩大会上连打两天，打的张鼻、口、耳流血，行走困难，第四天交县委机关打，第五天交县直科局长打，第六天交城郊公社打，第七天交文殊公社打，拉回机关，张头发大部拔光，头部化脓，前后颈部肿胀，四肢浮肿僵直，口吐血水，不能进饭，已不醒人事。第八日马说张装疯卖傻，又令县整风办公室干部到床前斗争，第九日马说张盼望蒋介石，组织县委机关干部把张从床上拉到地下，又斗了一天，张终于在第十日中午死去。
+
+　　张福洪死后，马却布置机关封锁消息，要干部不准乱说，并令通讯员站岗，不让张的爱人和孩子进屋，也不准哭；并叫建筑工程局派八个可靠党员，坟坑深挖一丈，于当日夜十二点后，从县委后门抬出埋掉。第二天早晨将张的儿子赶回河北。马为达到长期隐瞒罪恶的目的，立即召开常委会议，说张畏罪自杀，主要三条：（1）过去耍两面派手法，伪装积极，现在感到丢人，下不了台；（2）罪恶严重，连老带幼搞了五十多个女人，特别是在国民党徽下照象（应改为相——编者），是政治问题，他考虑的不是开除党籍，而是考虑住大所、枪毙的问题；（3）对现实生活不满，过去就说要死。因此，在斗争中，通讯员送他饭吃，把碗就打了，送汤面饺子，他把屎拉在碗内就不吃。以此向地委、省委作了假报告，并以此召开县直机关党员干部大会，开除了张福洪的党籍。
+
+　　马龙山下毒手打死张福洪的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包工包产到户，二是铺张浪费、腐化堕落。但主要的还是包工包产到户问题。张福洪搞包工包产到户，是马龙山亲自指示搞的，马在张福洪搞包工包产到户以前，对白雀公社党委包工包产到户的报告，大加赞扬，亲自批示要“各公社党委详续细研，结合具体情况，拟定同样措施，好处极大”，大力给予推广。马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发觉事情不好，曾在电报、电话上再三要家中停止包工包产到户作法。在县委扩大会议上，斗争张福洪包工包产到户，怕最后追到自己头上，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以左的面貌出现，掩盖右的本质，把张福洪打死，以达到灭证的目的。
+
+　　二、包庇地主，丧失革命立场，进行阶级报复。马龙山一九五○年与恶霸地主女儿结婚后，因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利用职权，指派群众给其岳母干活，自己拿钱替岳母交纳租金，并把群众减租粮食交给岳母吃，严重地丧失阶级立场，曾在一九五二年战地整编时，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
+
+　　马龙山并没从这一严重错误中吸取教训，痛改前非，彻底与地主划清界限，而在他担任第一书记之后，更变本加厉，无视党的政策，不顾群众的影响，于一九五七年，以看小孩为名，将岳母搬到机关，其爱人与岳母单独起小伙，商业局五个干部供应食品，一年四季，细米白面是家常便饭，猪肉、鸡蛋、果子等甚至经常不断，肥吃肥喝。他的地主岳母来机关后，好似太上皇，为所欲为，稍不如意，就动口骂人，干部议论纷纷：“过去官太太，现在老夫人，过去官小姐，现在官太太同时，新旧社会都享福！”同时，他利用第一书记职位，将其爱人的亲弟、亲妹分配了工作，而且将其族兄黄连壁（有特务嫌疑）安排到中学当教师，族妹黄忠贤安排到加工厂当工人，严重地破坏了党的干部政策和组织路线。
+
+　　尤其更严重的，利用他的有利地位，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受到岳母的指使，打击基层干部，进行阶级报复。有的土改时斗争过他岳母，有的是其岳母污告。这样的事就有两三起。如原（此处脱印一字——编者）河五一大队支部书记王宗隆（其岳母所在地），工作一贯积极，土改时当农协委员，斗争马的岳母是积极分子，今春借审干为名，无中生有，说其出身当过土匪，三翻两次，亲自指示公社党委坚决撤换。但公社调查没此事，没有执行马的指示，反受到右倾思想的批判，最后公社把王调出，另行分配了其他工作。被他打击报复的人，有的被撤职，有的被辩论斗争。因此，大大打击了群众威风，助长了敌人气焰。
+
+　　二（应改为三——编者）、弄虚作假，欺上压下，封锁消息，骗取荣誉，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恶果。一九五八年秋季，中央、省、专组织卫生检查评比，马龙山亲自出马，机关干部全力以赴，分片包干，布置假现场，临时大量用烟雾燻蚊，用纸炮裹麻雀，仅城郊一个公社就花钱五万四千元，骗取全国除四害讲卫生模范。这种不忠诚不老实的态度，发展到去年已达登峰造极的地步。马龙山只顾自己的荣誉，根本不考虑群众死活，不执行上级党的指示，专断独行，对去年秋季产量，根本不考虑客观实际，不研究下面情况，不听取下边意见。不是以事实为根据，而从思想出发，马首先肯定全县百分之六十的地区是大丰收，百分之三十的地区是中丰收，百分之十的地区是小丰收或略有减产，从这个情况看让各公社报产量，对报高产量的，大肆表扬，对报低产的，以“右倾思想”为名，一是指名批评，二是辩论斗争，三是撤职，助长了虚夸的发展。
+
+　　（去年十月，县召开四级干部会议，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马龙山亲自掌握，转以粮食为重点，不加区别真象与假象。实际问题与思想问题，从公社党委书记到大队支书，以至生产队长，连打带斗打了四十八人之多，使反瞒产运动推向了高潮，使打人之风遍及全县，造成严重恶果。）
+
+　　当十二月初，问题已发展到相当严重，最严重的斛山公社，食堂大量停伙，人口大量死亡，而马带领工作组去该社，亲自看到死人，不但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反而根据编造的假材料，说该公社通过反瞒产运动，搞出粮食八十六万斤，粮食日进度由一千多斤，增长到二十八万斤，超额完成了征购任务，三十个大队，有二十一个大队群众生活全部安排到六月底，每人每天吃主粮一斤，并掀起了生产高潮，在三天时间内，完成水库三座，中型水库一座，坝二十八口，新动工的水库一座，小型水库十一座，塘二十四口，亲自在电话上向各公社介绍了这一“经验”，组织全县推广，同时向省、地委作了假报告。
+
+　　十二月十三日，马龙山又亲自在白雀五四大队，根据假现象召开了全县公社党委书记、大队支书参加的生活现场会议，该队实际有稻十七万斤，报三十三万斤，小麦一万一千斤，外队就占一万斤。并在会议期间，把九个大队的群众口粮小麦一千六百斤作为五四大队余粮组织了假报喜。这时马龙山已完全脱离了实际，凡是报搞出粮食的都加以表扬，凡是要粮食的都加以批判，对上级作假报告，“保证不要一斤粮食”，对下信假不信真，“食堂停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死人是正常规律”，顽固地坚持反瞒产斗争，从去年十月到今年五月达八个月之久，群众生活长期安排不下来，群众大量死亡。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其损失是极其惨痛的。
+
+　　特别恶劣的是，马龙山为了怕暴露自己的问题，采取了各种卑鄙的手段，封锁消息，摆假现场，欺骗上级。当今年元月，省委宋致和书记，省监委刘名槐书记和（此处脱印2字——编者）路线文同志来光山检查生活安排工作，事前马龙山未与（此处脱印8字——编者），何店、腰（此处脱印一字——编者）等公社党委书记电话会议，专门布置假现场，要求各公社党委书记亲自挂帅，规定路上不准有死人，浮肿病不能给省里看见了，路旁生产的群众要多，干劲要大，情绪要高，沿路两旁食堂一律做干饭吃，作好汇报，并派检察长刘文彩，亲自坐着汽车，巡回检查，各公社二里路确定一个党委委员负责包干，保证不出问题。不仅如此，马龙山又指示组织部长李方（有的地方写芳——编者）璋、检察长刘文彩，要邮局凡是外出信，要严格检查，坚决控制，外出的人员要有介绍信才准外出。这样，使上级长期无法了解光山的具体情况，不能够帮助解决他们的困难，这是造成光山问题严重的一个重要方面。
+
+　　四、马龙山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党的集体领导实际是一人领导。马龙山长期以来，把个人驾于组织之上，唯我独尊，独揽一切，飞扬跋扈，独断专行。他经常与县委、部长和其他干部讲：“第一书记没有特大的能力，却有特大的权力。”对一些重大问题，很少开会研究，而是个人决定，作风粗暴，只准说好，不准说坏，打击别人，提高自己，经常有一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说：“你们个子怪高，头发怪长，顶不住一天拔的。”以压制民主，窒息言论，便于自己横行横道。这两三年来，从县委书记处书记、县委委员、部长、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各级干部，只要不顺他来，轻则批评，重则组织斗争，甚至法办。对常委委员、对书记处书记，也常常是“管”字当头，“熊”字当先，不择地点场合，随便指点批评，责令检讨，县委五个书记处书记都被熊斗过来。农工部副部长简国安同志，整风时写马一张大字报，记恨在心，在以后工作中，马以公报私恨，对简百般刁难，借故找岔子，进行打击报复。今年春节，简反映了下边安排生活和死人的实际情况，马说简是：“刮冷风，搜集材料向党进攻，快站到右倾机会主义边沿了”，对简进行严厉斥责，并责令写出检讨，这样简为此就写了十五次检讨。今年五个月来共写了七次，平均二十二天写一次检讨。从会上揭发：因整风提马意见，或以后工作上发表与马不合言论的同志，被打击报复达三十人之多。加之在组织上采取打打拉拉，两面手法，而使常委领导发挥不了作用，上下级之间离心离德，互相猜疑，出现极不正常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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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生活腐化堕落，一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道德品质。马龙山自任县委第一书记以来，很少下乡，在机关既不认真研究上级指示，听取下边汇报，指挥工作，却一心玩乐。曾为追求住的阔气，三迁住房，现在是一人三间房，并建一个私人花园，而大部分时间是打扑克、唱留声机、听收音机。在生活上无荤不餐，吃白木耳、人参、喝酒等。更严重的，马把县剧团作为私有财产，女演员好似自己“歌女”，不分白天夜晚，就把女演员叫到自己住室，或化妆演唱，或素妆青（应改为清——编者）唱，打打闹闹，说说唱唱，大肆挥霍浪费，仅与剧团一项即达七百余元。马流氓成性，玩弄女人，乱搞男女关系，与女演员合影照相，请女演员陪伴看电影，脱女人裤子，拔女人阴毛，讲女人，说下流话，不堪入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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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龙山偶而下乡，也不是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指导工作，而是身带“四员”（剧团女演员、电影放映员、通讯员、炊事员）、“三机”（留声机、照象（应改为相——编者）机、手提收音机）以及报社记者，坐着汽车游玩逛景，所到之处，就杀猪宰羊，大吃大喝，大睡大闹，即是（应改为即使——编者）深入田间，也是为了照象（应改为相——编者），让记者编造材料登报，炫耀自己。每次下乡，多则三日，少则一天。而把党的工作，人民利益置于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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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揭发的问题看，马龙山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是党纪国法所不能相容的。马龙山对待自己的错误，开始避重就轻，经过同志们的批判斗争，以及领导上的帮助，态度还算老实，还能认真交代问题，表示愿意改造自己，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但是，马龙山的错误，就其性质，就其造成恶果来说，已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和革命者的应有标准，而已成为一个违法乱纪、蜕化变质分子。为严肃党纪，加强法制，以彻底改造马龙山本人，我们意见，撤销马龙山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逮捕法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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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马龙山主要问题已经搞清，但由于他的问题多、问题大，涉及的面广，有些检查和揭发的材料，在情节上还有某些出入，所以目前我们一方面，对马龙山进一步帮助，让其作进一步交代，写好详细检查总结；另一方面，组织力量，对马的问题进行查实对证，及早定案，迅速给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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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报告当否，请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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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信阳地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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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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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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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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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4/000043.txt
@@ -0,0 +1,63 @@
+# 中共商城县委关于对王汉卿所犯错误事实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
+　　王汉卿 ，男，33岁，山东省，馆陶县人，中农成分，农民出身，1943年参加工作，1942年入党，历任工作员、秘书、付区长、区委付书记、书记、县委宣传部长、县委付书记、县委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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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汉卿自参加工作以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为党作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工作成绩。但由于他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极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没有得到改造，并且不断滋长和发展，因而犯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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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隐瞒错误，欺骗组织。
+
+　　王汉卿在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支配下，不管群众死活，不顾党的指挥，一贯弄虚作假，欺上压下，封锁消息，隐瞒去冬今春其在粮食工作上所犯的重大错误，企图逃避罪过。去年11月间，群众缺粮断炊，人口外流，疫情病蔓延时，县委常委于本月29日在上石桥公社南司管理区召开县常委会议，研究解决这一重大问题，据会上统计，上石桥全公社共死3612人，其中双铺一个管理区死1120人。王为了达到隐瞒错误的目的，当场指责说：“死人不会那么多。”并质问“是否都亲眼看到过，男多少，女多少。”会后又叫办公室上报2200人，少报1412人。12月10日正是全县食堂停伙、死人严重的时候，县委又在上石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这时据（此处疑缺一“说”字－编者注）上石桥全社已死7000多人。会上大家一致认为问题严重，并提出迅速在电话上向地委报告，或去人要粮，不能再顶下去。王汉卿却无动于衷的说：“再顶他十天。”会后王汉卿向地委反映了一般情况，要粮和死人的严重情况都未提。特别严重的是1960年元月，为了澄清死人数字，政法部门进行了人口调查，当时统计59年全县死掉27000多人，并上报了专公安处（上报时县委不知道）王知道后，为了再次隐瞒错误，把法院院长李相贤同志叫去大训一顿说：“谁叫你们报的，胡啰啰，我县正常死亡□至7000人，加上疫情死亡2至3千人，合计不能超过一万人，叫他们亲自审查。”结果各公社党委根据这个指示精神，将27000多人，压缩到11000人，经王批准报专（因县委没签字，专里不收，将原材料退回），后有公安局陈新付同志持表让其签字时，他又批示按9000人上报，经说明此表已经报专，不能压缩时，王才无奈签字同意按11000人上报。
+
+　　王汉卿对上弄虚作假，欺骗组织，隐瞒错误还表现在其他问题上。去年3月钟铺公社，观庙大队饿死人的事情发生后，中央派李处长前往检查时，他无中生有的汇报说：“观庙死人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观庙粮店每天还有2－3百斤粮食上市。”去年10月19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因反右被斗争的干部占到会总人数的21%，王怕上级发觉追查责任，只叫按9.4上报。更为错误的是，同年12月因监狱死人，公安局长王志刚同志去请示，死人数字上报不上报，王汉卿说：“有病能不叫他死吗？不准上报。”当监狱死人越来越严重时，王志刚同志又去请示“上报不上报”，这时王汉卿感到问题严重，提出三不报，即：没有判刑死了的不报，快死了抬出来死的不报，走在路上死的不报。结果按照王的指示，监狱去冬今春共死279人，只上报了120人，少报15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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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汉卿同志弄虚作假，欺骗组织，还表现在浮夸作风上。1958年超英人民公社建立时，全社只有1500个工厂，他在河南日报上发表文章虚夸为6000个工厂，水稻实际每亩产量800斤，他虚报为2700斤，骗取了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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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员吴华周说：“没有一万斤”时，他当即将吴扣上“破坏人民公社，破坏大跃进，破坏县委威信”的罪名，并在群众会上对吴进行了辩论。同年在何店工作时，带着与他乱搞男女关系的女干部张光学，背着照相机，游山逛景，社员李世芳对他俩批评说：“活象一对二流子”，王听到后，就指使生产队长王□成了解她的历史，辩论她，结果李世芳除公开在群众大会上被批评外，还专门召开40多人的团员大会进行辩论（李系共青团员）。1959年一次县委扩大会议外，农场场长赵汝诚同志批评王“爱听好的，不爱听坏的”，当即被王顶了回去，并说：“赵是怀疑派”，“右倾思想”，“与右派上呼下应”，当场将赵进行斗争。1959年3月钟铺公社军人徐学付同志回来探家时，两次向国务院周总理打电报反映观庙大队食堂停伙和饿死人的真实情况，王汉卿不但扣压电报还电示该乡党委第一书记余重禹同志将徐学付扣压送县，但因徐学付已走，未能达到王的目的。后地委检查组批评他扣压电报是限制通讯自由时，他也不承认错误的说：“只有他通信自由，没有他通电自由。”并说：“徐学付是右派思想，右派言论。”（此案地委已作处理）。更为严重的是，去冬今春正值农村食堂停伙、死人严重的时候，县人委下放干部朱本荣同志，向地委写信反映钟铺公社铜山大队真实情况，王受到地委电话追问后，即怀恨于朱，并指派县长熊满银同志，前去调查朱的“材料”后又借朱有“右倾”有“贪污”行为，在县人委机关干部大会上将朱斗争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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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汉卿对下级干部、群众如此，而且对同级干部也是压制民主，打击报复。1958年商城土法炼钢现场会议上，张昆山书记如实地向地委路书记汇报：“达权公社每天能出250吨铁木炭一年也烧不完。”后王汉卿假报情况欺骗领导说：“达权店木炭没有了。”在王受到地委路书记的批评后，对张心怀不满，在一次县委扩大会议上拍桌子、动板凳污蔑张昆山同志斤和吨分不开，把斤当成吨报，并说：“达权店木炭你说一年也烧不完，从今后你每天给我2吨铁，少一吨给我写个检讨来”，又自居的说：“我是县委第一书记，你是县委书记处书记，地委听我70%，听你30%，你勤讲了。”又如县委书记处书记张念仲同志，因平时在县委会议上坚持真理，常与王汉卿发表不同意见，遭到王汉卿的不满和歧视。去年在省开三级干部会议时，王拉拢昆山同志说：“今年我县栽秧迟了半月（栽秧时王在汉口治病，县主要工作由张念仲同志负责），张念仲在粮食工作上有右倾，到上石桥后，征购任务年年完不成。企图划张右倾。但由于张昆山同志坚持原则，王的阴谋未能得逞。由于王汉卿□压制批评、打击报复，使许多干部不敢与他接近，不敢反映真实情况，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和党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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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毫无群众观点，不管群众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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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11月份，全县部分食堂停伙，人口外流，疫情发生和死人严重的时候，县委书记处书记、县委委员、部长、部分干部、群众，曾多次向王反映情况；但王对这种极端严重的情况，则置若网（应为“罔”－编者注），不于（应为“予”－编者注）理采（应为“睬”－编者注），甚至对反映情况的同志采取批评、指责、训斥和仇视的态度。去年10月初县委农工部付部长曾厚仁同志和中央下放干部董如江同志将卜店大队支书芦永明同志反映峡口大队一天就死40多人的情况向王汇报时，不仅没有引起王的丝毫注意，反而骂道：“那小子是反右漏网的，思想坏的很，是个坏分子，你们怎么听他的反映呢？”由于实际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结果峡口大队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死掉1100多人。去年11月份县委书记处书记张昆山同志和上石桥公社党委书记王国卿向他汇报上石桥有实际问题，生活安排不下去，征购任务完不成时，他批评、指责说：“你们上石桥党委值得考虑，准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要很好审查。”去年11月份张昆山同志与商业局党委书记姚秉衡同志，先后向其汇报上石桥公社观音山、回龙两个大队病63人，已死10人和双铺大队死370多人时，他不仅聚精会神的看“小说”，对这个人命关天的重大问题不加□□，而且毫无人性的说：“死人是常见的事，不要大惊小怪，中国人这么多，不死往哪里堆呀！”1959年12月份检察院检察长焦希明同志向他汇报上石桥公社路上死了五个人没人埋，想请他想个办法，他却说：“想啥办法，谁能拦住不叫他死。”59年冬县长熊满银同志王反映何店公社青山大队食堂□□半个月和死人情况时，他不断不设法解决，反而严厉批评说：“关于粮食问题，我早就察觉了你有右倾，你的观点有毛病，57年你就扎下了根子，你是站在富裕农民立场上，要好好给我写检讨。”1960年元月张昆山同志由上石桥公社回县途中发现何店公社路上死人没埋，回去向王汇报后，王却严厉批评、指责的说：“你扯蛋，多管闲事，你搞的怪好吗？”其他有不少同志向他反映食堂停伙和死人情况时，得到的回答都是：“立场观点有问题”，“老□烦”，“要粮干部”，“有右倾思想的人是办不好事”，“要粮食就不能要党员，要党员就不能要粮食”，甚至说：“有病给他治，死了抬去埋掉”，“死了就死了，死了少一个吃饭的，又能节约五百斤粮食。”对于地委多次转来的反映食堂停伙和死人问题的人民来信，王汉卿都咒骂为“现在告阴状的人不少”，将人民来信束之高阁，根本不加理采。特别严重的是去年12月份，许多社员因生活所迫，流入城关一些社员，把自己的儿女到处遗弃时，其不但仍不下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反而给这些群众扣上“思想问题”，“富裕农民破坏”，“两条道路斗争”，“敌人操纵”的罪名。城关镇委付书记戴云霞同志向他汇报四次关于大街上乱扔小孩的情况，他不设法解决，反而指使“注意抓住扔小孩的大人，进行处理！”后抓住两个扔小孩的群众，都被王责令送进了监狱，五天时间死了一人。在他这种错误的指使下，城关镇收容的78个小孩中就死去了13名。对于流入城市的群众，王分配3000人的收容任务，送水库劳动，并指令政法部门“一次不行，再次，大胆的干”，结果迫使政法部门，从去年12月8日至今年2月29日，以“围剿”的办法，将进城买东西的人和路人的行人计有2197人，全部看守起来，进行审讯后，除将老弱、小孩强制遣返回乡外，其余全部送水库强制劳动，在收容的过程中死了17人，被送水库劳动的748人中因身体病弱和生活不好又造成死亡35人的严重后果。更为严重的是王汉卿面对上述事实，仍不顾广大群众的生死存亡，固执的坚持反瞒产斗争，并亲自于12月份先后在何店公社燎原大队召开反瞒产万人大会和在长竹园公社召开全县以反瞒产来安排社员生活的现场会，大搞反瞒产运动。在燎原大队召开的反瞒产万人大会上，住队干部王玉珍同志曾向他汇报说：“燎原大队没有粮食了，食堂停伙了，死人问题很严重，蒋文忠（住队干部）搞反瞒产逼死两个人。”对此他充耳不闻，不加追究，反而在大会上说：“燎原大队粮食多的很，可以吃几个月、几年，不能因这些问题，就不搞反瞒产了。”在他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会后大搞起了反瞒产运动，20天内就斗争干部、群众347人，打死4人，打伤2人，致使造成全大队83个食堂中有68个停伙，先后死亡1001人，糟蹋牲畜150头。在长竹园现场会议上，采取算大帐的办法，对各公社、大队分配了“工作量”，以空头指标来安排群众生活。会上当张昆山同志几次向他反映上石桥公社的情况不好，浮肿病还在发展、死人情况严重，要采取措施解决时，都被他顶了回去，并指手划脚严厉对张指责“你就没有办一点好事，五尺长的个子，背一张嘴，光会要粮”，“天塌了有地接着，有我王汉卿，你不要大惊小怪的。”而且在会议总结中他又特别强调要“继续搞好重点，创造经验，召开现场会议，使先进经验全面开花。”在反瞒产斗争中，有许多地方假报粮食，验收落空，他就不惜采取毒辣手段，要各地“凡是报出来的粮食不再验收，就地作抵社员口粮。”结果很多地方的群众都吃了空头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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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王汉卿同志对来自干部（其中大部分是县委书记处书记和县委委员的反映）和群众中的意见和呼声充耳不闻，无动于衷，以致造成全县人口严重死亡，耕畜、家禽被大量宰杀，给党在政治上、经济上，造下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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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抗拒上级领导，破坏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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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汉卿自任第一书记以来，把商城各项工作所取得的伟大成绩，都记在个人的“功劳”簿上，以此作 为向党讨价还价的本钱。1958年大办钢铁时，地委上调我县热电炉时，王知道后就指使钢铁厂将热电炉送到县委会藏起来。去年地委决定上调我县鼓风机时，他说：“鸡巴！这是中央给商城县委的，不是给地委的，“不行”，“不中”，“不给他”。”县长熊满银说：“这不符合全国一盘棋呀！”王说：“鸡巴！什么都是全国一盘棋，你马上给我派汽车从信阳运回来。”拒绝上调。1959年专计委和商业局上调我县五金器材时，王指责县长熊满银同志说：“谁叫你都搁那放着，不向下分配？”结果使价值20多万元的五金器材被分散未上调。1959年省委抽调我县400多民工支援重点建设时，他批评县长熊满银同志说：“不经我批准，谁叫你干的。”熊说：“上级有指示。”他很不满的说：“有指示怎么样，可以不执行。”1959年贯彻执行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三级制的精神时，王说：“三级所有制不一定适合我县情况。”并将自己住的何店公社95个高级社只划38个生产大队，违背了中央以高级社为基础的原则。1958年地委组织部通知牛保印任任商城县委书记处书记列张念仲之后，他说：“什么谁前谁后，影响工作，影响团结。”不让通知。此外，他还利用职权，套购木炭两汽车，棉布20尺，破坏了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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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独断专行，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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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汉卿自以为有才有能，自命不凡，在工作中一贯固执己见，唯我独尊，实行家长式的领导，许多重大问题，往往个人意见第一，独断专行把个人凌驾于组织，处处显示自己，打击别人。有时对县委或县常委的决议任意不执行，甚至加以否定。如1958年冬，县委根据地委指示，研究决定新蔡商城两县钢铁办公室联合办公，王知道后大力指责说：“你们简直是胡扯”，把县委决议推翻了。1958年县委机关生猪他不准上调，县委书记处书记睢福贞（省下放干部）原不知道而批准买了两头肥猪，他知道后就批评县委机关会计：“你们卖猪到底是我说的算，还是他（指睢书记）说的算。”57年7月一次县委会议上，他要安排一个少数民族子弟的工作问题，有的县委不同意，提出查清情况后再安排，而王就大发雷霆的说：“我说安排就安排，非安排不行，是我说的算，还是你说的算。”类似情况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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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骄傲自大，目无组织，漫（应为“谩”－编者注）骂领导，破坏领导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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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汉卿狂妄自大，目无组织，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特别是近几年表，表现更为突出。1958年传达贯彻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决议时，他说：“我早就知道了。”1959年贯彻省委六级干部会议精神时，他连说几遍：“省委不一定正确。”并经常说：“政策是人规定的，不适合当地情况可以不执行。”地委召开电话会议，他想听就听，不想听就不听，有时甚至在一边喝酒、吃烧鸡、说说笑笑，影响很坏。1958年中央召开全国炼钢商城现场会议，省、地委的同志来筹备工作，为了叫买一个桌面子，他就批评说：“不管省、地委来的这处长那处长，到了商城，统统都由商城县委领导。”在会议期间，他叫通讯员找中央冶金部夏耘付部长到他屋去研究。办公室同志给省委杨书记整理大会发言稿时，他批评不该先给杨书记整理，并要先整理他的。人民日报、大公报等报社记者来访问时，他不叫办公室的同志接见，叫跟着他。省商业厅付厅长睢福贞同志下放到商城后，他向睢吹嘘说：“路宪文同志在商城当县委书记时，我当宣传部长，以后又当县委付书记。”等（实际当时是区长）来显耀自己。此外，他还在干部中任意污蔑，漫骂地委领导同志，说地委这个书记“好睡觉”，那个书记“吊事不谈，说话不算话”等，对地委石书记喊“老石”，张专员他喊“老张”，地委监委邱书记他喊“老邱”，表现极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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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感情用事，丧失阶级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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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汉卿对只要能够顺从他的人与他有“感情”的人，就不管政治情况如何，加以重用，甚至丧失立场，包庇坏人。如1957年在燎原高级社住重点时，住在生产队长王砚成（预备党员）家里，由于王砚成对他百般依从，有了“感情”。在整党时，查出王砚成历史上参加过国民党，当过伪班长，经工作组与乡党委研究，取消了王的预备党员资格，他知道后，对工作组的同志就大加批评、训斥，说：“你们胡啰啰，他怎么是国民党员呢？取消不算。”直至同年12月王走后，王砚成的预备党员才被取消。原县委办公室秘书王鹏举，是个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整风中放有很多毒草，被划为中右分子，本应开除党籍，但王汉卿则认为其有“才”不叫开除，并说：“留在党内有好处。”后虽经县委常委研究，但在他的支持下，结果只给王留党察看二年处分。王汉卿两次雇用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被群众监督劳动的徐鹤（？）春的老婆当保姆，其他同志提出后，则不加理采，并利用职权，带徐请假和办理户口关系逃至新疆。去年在反机分（应为“会”－编者注）主义分子斗争中，当县委向有严重右倾和腐化堕落错误的牛保印（前县委书记处书记）开展斗争时，他很不积极，斗争高潮中，他反泼冷水，并为牛的错误辩解，把牛折毁机器的错误说成是搞“技术革新”，“还要提倡”，他还安慰牛说：“你主要是悲观情绪，别的还有啥呢？”给牛撑腰，致使助长了牛的狡猾态度，抗拒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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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贪图安逸，生活腐化，玩弄女性，道德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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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汉卿自任中共商城县委第一书记以来，生活一贯腐化堕落，曾先后调戏和玩弄妇女五人，并长期与社会关系复杂、有夫之妇中右分子张光琴搞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在何店公社燎原大队住重点时，白天同玩，夜晚同宿，在群众中影响极坏。同时在生活上也十分特殊，常吃八种饭，无荤不下肚，高于别的书记和委员。屋里还不断高级点心、糖果、牛奶等食品。1958年在何店公社燎原大队时，带着炊事员单做单吃，不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过“正月十五”时，叫县委机关将成蒸笼的鸡、鸭、鱼、肉往燎原抬。去年秋去达权店检查工作时，公社为他吃顿红芋园子，专派一人进城往返120余里给他买白糖吃（因□白糖他不吃）。因而在群众中影响很坏，说他是“小伙的小伙”，并给他总结有三不吃，即：吃肉不吃肥的，吃鸡不吃皮，没有味不吃。但王汉卿并不满足于他的私欲，竟又在他因病休养期间，不经县委研究批准，叫三个干部到北京、上海、东北等地，几次购买高级人参、葡萄糖粉、炼乳等共达1360多元，全部叫公家报销，严重的破坏了财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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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王汉卿腐化堕落，处处追求安逸享受。因而在他任第一书记以来，特别是去冬今春以来很少下乡。去年11月和12月正当死人严重时，他只下去五次，其中有三次还是为开会下去的，有时虽然下去了，也是坐着汽车早出晚回。别人提要他下去看看群众生活和生活情况时，他说：“没有什么看头，我不去。”常在机关看“小说”“打扑克”“下象棋”，很少过问工作，并经常对同志们说：“我是抓原则工作的，具体工作书记都各有分工，我是不管。”致使许多具体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工作遭受严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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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作风恶劣，品质败坏，霸占他人财物。
+
+　　1958年王作夏收夏种广播报告时，因报社集中全力报导县长熊满银同志在县直机关干部大会上的夏收夏种的动员报告，没有发表他的广播消息，他大发雷霆指责文教部长说：“你干啥吃的，将报社的大门给我封住。”吓的报社负责同志当即作了检讨，并及时将王的广播报告全稿发出才算了事。去年春天他随便写个箱子叫通讯员小彭到面粉加工厂买75面，因不合手续，没给局长批准，没有买到，王张嘴骂道：“你娘的屁，你粮食局长还能管住我了。”结果又去一趟买了四斤。并经常指责县委委员和下乡干部“干啥吃的”“吊事不谈”“白吃干饭”，骂通讯员“小子”，“开除你”。
+
+　　王汉卿不仅责骂干部，而且对他人的贵重物资，只要看到，就要设法设计霸占和换占归己所有。王自任第一书记以来，曾先后霸占和换占他人派克金笔两支，皮鞋一双，毛毯一床，毛线转帖一条，好细布料7尺和手枪两支。
+
+　　王汉卿除霸占他人财物外，还于1958年在省开党代会时，吃饭不给钱（10元，县长熊满银给他垫的），特别是1956年调薪时，县组织部研究调他为14级，他发现后不仅训斥组织部长“什么立场观点”，而且指使组织部长给他改为13级，不经县委批准上报地委（地委批为14级）。
+
+　　综上所述，王汉卿所犯的错误危害是极其严重的，使商城几万人民的生命、财产无故遭到惨痛损失，党群关系和生产发展遭到严重破坏，在群众中造下了极坏的影响。虽经地委鸡公山会议和县委扩大会议的揭发、批判和帮助，王并没有检查认错，态度十分狡猾、抵赖，对有些事实避重就轻，对一些重要关键问题，避而不谈，企图蒙混过关。据此，县委认为王汉卿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已经成为不可救药的蜕化变质分子。为了严肃党的纪律，教育商城全党。县委常委于1960年9月5日研究意见，给予王汉卿开除党籍，建议撤消一切行政职务，工资级别由原14及降为19级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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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报告，是否有当，请地委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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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商城县委1960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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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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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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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光山县委关于开除坏份子马龙山党籍的处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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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龙山，男，现年38岁，山东省肥城县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小手工业者，1946年入党，1945年参加工作，历任连文书、事务长、管理员、；连指导员、区长、县人委科长、秘书、区委书记、县长、县委副书记等职，现任中共光山县委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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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龙山严重的背叛无产阶级立场，已发展到腐烂透顶的程度。不仅一贯不顾群众死活，欺上压下，封锁消息，抗拒上级检查，挥霍浪费，肆意污辱妇女，而且包庇地主，重用坏人，打击好人，直至杀人灭口，推卸罪责，其主要罪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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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包庇地主，背叛无产阶级立场，进行阶级报复。马龙山自1950年与大恶霸地主的女儿黄宗仁结婚后，利用职权，包庇其地主岳母的家庭，曾在1952年，受到撤职处分。此后，不仅未能痛改前非，反而利用县委第一书记职权，将其老婆拉进党内，连续提拔为县妇联副主任。为了逃避群众监督改造，将其岳母接到县委机关侍奉，干群敢怒而不敢言，马龙山为替地主报仇，采取非法手段，将土改时斗争其岳母的积极份子，原秦河公社黄桥大队支部书记王守隆，借今春审干为名，诬说王有问题，三翻两次责令公社党委撤消王的职务。1957年反右派时，马德光同志（土改时斗争其岳母的积极份子）贴了一张“一美保三关”为题的大字报，揭露其与地主女儿结婚后进行包庇，马龙山即怀恨在心，说马德光同志攻击领导，将马下放劳动，调离县直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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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马龙山为了掩盖其反党反社会主义和挥霍浪费、腐化堕落的罪恶事实，达到推脱罪责的目的，竟然以最恶毒的手段，进行杀人灭口，活活打死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福洪。马龙山和张福洪的关系极为密切，共同大吃大喝，玩弄女性，互相吹捧，张对马进行个人崇拜，百依百顺，马将张假报为模范干部等等。地委发现张福洪腐化堕落等错误之后，数次责令马龙山对张开展思想斗争，马不仅消极抵独，迟迟不予执行，而且多方面进行替他庇护。1959年10月，贯彻中央庐山会议决议和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精神时，经地委批准对张福洪开展斗争，在县委召开的县委扩大会议上，张福洪交代到包工包产到户和腐化堕落的错误时，张说：“这些问题不能完全怨我，马书记也知道”。这时马龙山怕张继续交代下去，暴露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事实，即趁斗争张福洪之机会，以张福洪“咬人”为理由，马亲自开会动员说：“这家伙不老实，还咬我，大家狠斗”。在动员会上批评大家斗争太文明，不象个斗争样子，并说：“打不打我不说你们也明白”等等。马龙山数次动员，始终主持和亲自动手打张福洪，从10月 7日到18日，在县委扩大会议、扩干会议、县直机关负责人会议和县委机关干部会议上，先后以拳打、脚踢、推、翁、拔头发等手段，对张福洪斗争，毒打20余次，直到将张打成头部脱发化脓，颈部肿胀、前后胸和腹部青紫、四肢僵硬，口吐血水，不醒人事的严重情报况下，马还以张装疯卖傻和盼望蒋介石等为借口，又于10月18日，令县委机关干部将张福洪从床上拉下来进行毒打。次日即先把张福洪毒打死。（此处13字不清——编者）为掩盖罪责，严令机关干部不准反映真实情况，偷偷的将张福洪埋掉后，亲自主持伪造事实，以张福洪畏罪绝食自缢，向地委写了假报告。当地委检查这一案件时，马龙山得悉进行多方面封锁，掩盖事实真象，欺蒙组织，匿瞒罪恶，妄图蒙混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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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山县在马龙山直接指挥打死张福洪的影响下，一度打人成风，给党、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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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马龙山为了掩盖右的本质，推卸罪责，在粮食问题上，竟采取大捕、大斗的方法，对待群众，不顾光山人民的死活，欺上压下，弄虚作假，对反映食堂停伙死人等真实情况的人进行无情的打击，强加“否定大丰收，把大好形势诬蔑为黑漆一团”等罪名而进行斗争、法办。指示邮电部门非法扣留干部和群众向中央、省、地委反映光山情况的信件，并以对待敌人的手段进行侦察破案，有的竟遭到无情打击。当省、地委发现光山群众生活问题严重，负责同志屡次来此检查时，而马龙山仍然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封锁消息，仇视检查人员，亲自布置假现场供领导上检查，并规定路旁不准有死人、浮肿病人，生活要安排好，生产的群众要多，干劲要大，否则追查责任等，来蒙蔽领导。当马听到反映和目睹死人的严重情况后，还一再散布：“死人是规律，不应大惊小怪”等极为反动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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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原则，把个人驾于组织之上，他对县委其他成员是“管”字当头，“熊”字当先，总是飞扬跋扈，独断专行，个人决定重大问题，谁提他的意见，就给予批评或斗争。在工作上，不仅在许多事情上采取两面派手法，而且在干部中进行非组织活动，拉拉扯扯，封官许愿，极不正派，严重的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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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生活腐化堕落，玩弄女性，品质极端恶劣。他自任县委第一书记以来，很少下乡，在机关既不研究上级指示，又不听取下边回报，大肆挥霍浪费，他经常不分白天夜晚，把女同志叫到自已跟前，取笑玩弄，用尽流氓手段，追求低级趣味，在群众中影响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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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马龙山的罪恶行为，使浮夸风长期不能纠正，群众生活问题较长时间未能很好解决，违法乱纪之风遍及全县，致使上下关系，党群关系出现了一种极不正常的状态，使革命事业和广大人民生命受到极大的损失，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给党在政治上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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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龙山已经站到敌对阶级的立场上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和应有的品质，而且已经成为一个背叛党、背叛人民杀人灭口的犯罪份子。为了严重党纪国法，纯洁党的组织，挽回党的影响，经县委1960年 9月 6日研究决定，给予马龙山开除党籍，依法惩办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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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光山县委员会（印）1960年 9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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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意党对我处分，并在劳改中，绝不忘掉党对我教导，并深改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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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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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完全有意站在地主立场杀害光山人民请上级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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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对于信封锁不叫走，我未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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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半夜叫妇女到屋玩弄我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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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龙山1960年 9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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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对马龙山提出的几点意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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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光山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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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龙山提出没有布置封锁信件问题，而县委常委委员，组织部长李芳璋同志证明：1959年12月省委宋致和书记来光山时，带来了群众匿名反映生活问题的三封信，马怕暴露罪恶，就立即向李芳璋同志布置说：“你和老桂（邮电局长桂柏华同志）谈一下，今后往上寄的信，要控制、检查，免得找麻烦”。李如实作了布置，致使形成全县范围内普遍扣信、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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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一）（二）两条，结论中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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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光山县委员会（印）1960年 9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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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龙山提出的第一条意见，县委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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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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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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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河北邯郸市武安矿区区委对伯延公社党委第一书记王养功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处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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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共武安矿区区委关于王养功同志所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处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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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养功，男，现年39岁，中农出身、农民成份，1945年入党，1947年参加工作，历任区委干事、委员、副书记、书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副书记、专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副主任等职，现任伯延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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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次运动中，以大量的事实揭发出了王养功同志是一个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打着“一贯正确”和“关心生产发展”、“关心群众生产积极性”、“关心群众利益”的招牌，实际上奉行了一整套完整的、系统的、竭力维护富裕中农资本主义势力、竭力保护生产资料私有制、竭力恢复和发展农村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对于富裕中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利益是千方百计的发展，他对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是全面攻击和破坏。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想走回头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一个在党内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资本主义势力典型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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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养功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集中突出的表现在他根本反对和瓦解人民公社，破坏集体经济，竭力保存和发展资本主义的个体私有制，阴谋走回头路、让资本主义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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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破坏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伯延公社早在1956年就由21个村6500户组成一个大社，1958年又扩大到25个村7000余户，实行了基本社有制和一级核算制。几年来，很多事实充分证明基本社有制比基本队有制具有更大的优越性，更有利于发展生产，更有利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并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了条件，基本社有制是基本队有制的方向。但王养功同志却认为“社越小越好”，说：“基本社有制影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他表面要坚持办一级核算社，但他内心却想摧垮人民公社，他借着整社之机，暗地采取了“六下放”，要摧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他的六下放是：（1）把几年来公社所有的99万棵树木下放到生产队；（2）把24辆排子车下放到生产队；（3）把1122口猪下放到小队、到户；（4）把850只羊下放到户；（5）把142台缝纫机退回到户；（6）把121头牲口下放到户。他亲自在西周庄搞牲口下放到户。当时队干部思想不通，他便要党员听他的话，带头喂牲口。并下令：“没有牲口棚队上无代价给修盖。”他篡改党的政策，把原允许社员养2只羊或3只羊，在干部会上说成是“每户社员不一定留2只或3只羊，可以有7只8只羊。”六下放的结果，把基本社有制的伯延人民公社后退了一步，这是王养功企图走资本主义回头路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对于人民公社、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严重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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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大力发展小自由。1958年初，他在省委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就大肆攻击省委，说省委对“农业生产计划控制的太死”、“农民生产不自由”、“群众对党有很大意见”，要求省委权力下放，他主张“不要把下边一切都掌握在国家手里，把指标定下来就不要再管怎样去完成”。他还经常似是而非别有用图的向下灌输“办社是为社员服务，不管怎样能提高社员生活就行，社员个人收入增加了，也就等于社富了。”他还在公社党委会议上坚持：“只要搞好小自由生产，每人能收入到360斤粮食，国家不给指标也饿不死。”因而，他积极推行“五大支持”发展小自由，发展个体经济。五大支持是：（1）支持把好地、好苗分给社员作自留地，社队的小片荒地让社员随便种。只野河生产队社员开种小片荒地就有200亩，龙泉生产队社员李代一户就开种10多亩，收粮食1000多斤。（2）他篡改党的政策，支持把社耕地的地头、地边和缺苗断垄棉田间作分给社员耕种，谁种谁收，并给社员薯秧、菜秧自种自收。如南文章生产队给社员每人200棵薯秧，仅这一项社员收入红薯10万余斤。（3）由社队出农药支持社员自留地防除病虫。（4）支持社员优先用水浇自留地。（5）无代价支持社员自留地用肥。用集体经济力量发展社员个体经济，实质上是想瓦解人民公社，引导农民走回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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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企图砍掉供给制，解散了集体福利事业。他妄想全部砍掉供给制，扼杀已经生长起来的共产主义因素。他说：“供给制伤害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实行供给制后学生增多了，不是好现象，影响了农业生产。”他主张“供给制部分越小越好，没有更好。”开始他要全部砍掉供给制，经过公社党委会议上的斗争才确定了供给制部分占社员应分部分的17.3%；又经过区委批评纠正，才又被迫把供给制部分提高到30%。他觉得他这种妄想不能公开实现时，也不甘心，就又进一步提出了“以工代供给”阴谋篡改党的政策的办法，并派人到伯延和平街搞出试验，要大加推广。当别人提出这种办法对富裕中农有利，削弱了共产主义因素时，他便公开的站在富裕中农立场上说：“这是好方法，应该是人工多享受供给多，对生产有利。”仍要坚持推广。他对供给制就是那样的仇恨，想尽办法篡改扼杀，他对富裕中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利益就是这样的热情关心。他认为集体生活不自由，到处搜罗食堂的所谓“缺点”，把食堂诬蔑为三大浪费，浪费劳力、浪费粮食、浪费煤炭。他认为“食堂影响生产，没有什么优越性。”在整顿食堂时他强调自愿自由，采取了“七解散”的办法，一股劲吹散了集体福利事业。全社112个食堂，全部解散了，还解散了77个托儿所，6个幼儿园，6个敬老院，8个妇产院，73个米面加工厂，24个缝纫厂。公社党委其他同志曾多次提出建议，纠正一风吹掉食堂的错误，并提出巩固食堂的方案，他毫不理睬。当区委秋季贯彻整顿巩固发展食堂的意见时，他仍坚持说：“食堂不是方向。”他这一风吹“七解散”的办法，实质上这是他想通过生活上的倒退达到人民公社制度上的倒退又一阴谋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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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取消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大搞资产阶级的经济挂帅，图谋削弱集体经济，积极发展个体经济。王养功同志不但妄想从经济上摧垮人民公社，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瓦解人民公社，夺取无产阶级思想阵地，开辟资产阶级思想市场，图谋引导农民走资本主义回头路。他的具体表现是：去冬他以为保证90%以上的社员比上一年增加收入为借口，和“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为掩护，大搞经济挂帅，不论在工业上，农业上，不论摘棉、积肥、割白草，一律采取奖励办法。初期摘50斤棉花为一个定额，超过1斤奖1分钱，中期超过1斤奖5分钱，后期就索性取消定额，只要摘1斤棉花就奖1角钱。煤窑上规定每人除按定额记工外，每工奖2.5元。水利上的民工除定额记工外，每日每人奖金2至3角。今春又以彻底清理棉库为名，采取凡清出棉花归队50%，全部清出棉花总值12万元，归队6万元。以上几项据不完全统计，全社就拿出40余万元作了各项奖励，削弱了集体经济，增加了个体收入，也确实为资产阶级思想开辟了市场，部分富裕中农反映“今后有钱就干，没钱就散。”曾一度造成集体活集中不起人来，致使全社42000亩冬耕任务只耕起一半，也大部未施底肥，造成保墒不好，59年棉花缺苗断垄严重，影响了棉花产量。但是对于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极端仇恨，1959年社内组织的队与队之间的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社会主义建设红旗竞赛，一年未有落实。他对区委组织的社与社的红旗竞赛抱着一种“秋后看”，“夺不了红旗也不犯错误”的态度。伯延公社因未得红旗，公社党委根据区委指示要检查原因，召开夺红旗誓师大会，并向区委报告，他便当场阻止说：“不检查，不开誓师大会，不争第一，也不要向他们（指区委）报告，也不给他们竞赛了。”这种蛮横无理，百般阻挠，对下压制，大泼冷水的行动，进一步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丑态，进一步暴露了他害怕无产阶级思想战胜资本主义思想，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战胜资本主义的经济挂帅，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战胜资本主义个体经济，企图与无产阶级夺取思想阵地，开辟资产阶级思想市场，引导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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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王养功同志在国家与社、队与队、社员与社员之间的三者关系上最突出的反动论点是：“社吃国家的亏，富队吃穷队的亏，富裕中农吃贫农的亏。”他首先抓住粮食问题向党向国家进攻。在公社党委之间，在干部中，在省委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到处大嚷大叫：“一级核算社吃了亏，57年受雹灾打坏1万亩粮田，4个村庄稼被打光，要以村核算，以村计征，不但不出公粮，国家还得救济，因为是一级核算的大社，不但国家没有救济，反而以60万斤超产粮抵顶了消费指标，大社优越是国家优越，社不优越。”他企图混淆视听，把基本社有制实行全社统一核算比以队核算具有更大的优越性，说成是一大吃亏，为他的瓦解一级核算社的目的鸣锣开道。他认为他自己“最了解农民”、“最关心群众利益”，要在粮食问题上争取主动，以达所谓调动“农民积极性”之目的。他就在省委召开的四级干部大会上，明目张胆的攻击省委是“死的太死，活的太活，新的不及时”，所谓死的太死，就是不要国家种植计划，只要自由生产；所谓“活的太活”是攻击57年以丰补欠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谩骂省委说：“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所谓“新的不及时”是他怨气冲天，埋怨省委没下达新三定指标，说：“省委对农民没有个根本办法，没有个稳定的政策，影响农业生产积极性。”这些恶毒的攻击实质上都是为富裕中农打算。在自由生产和粮食问题上，达到他所说的“争取主动”为富裕中农发展资本主义势力创造条件，因为他懂得粮食是宝中之宝，只要国家不控制种植计划，让农民自由生产，不要党的领导，让富裕中农在粮食上掌握了主动权，就会出现粮食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就会到处泛滥成灾，好达到他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的企图 。他这条大字报实质上是代表富裕中农自发势力向党进攻的一条反动的纲领。他抵抗党的统购统销政策是一贯的，58年秋他怕“吃亏”，企图降低粮食产量，今年夏季他为了争取“主动”，他明知伯延公社小麦亩产可达150斤，区委分配指标145斤，他只接受140斤，结果收到151斤。今年秋季区委指示反透右倾，核实产量，他又说：“越反右倾，越会隐瞒产量。”上述事实充分证明了他一贯的代表富裕中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在粮食问题上向党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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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队与队的关系上，认为“富队吃穷队亏，影响群众生产积极性。”他无视穷队的要求，积极维护富队利益。大社机器与富队耕地、提水浇田都不收费，完全由社开支，经区委多次指标，他拒不执行，后又打折扣执行，收费50%。以大社集体经济力量帮助富队旱田变成水田，也不提高包产指标，去秋分配后，他认为富队又吃了亏，今春以大社抽出3万余元照顾了富队，但对穷队支持却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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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关系上，认为富裕中农吃贫农的亏，他闭眼不看农村缺乏劳力的人民和鳏寡孤独对于供给制的迫切需要，不看供给制对于农村广大群众的极大优越性，胡说：“供给制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力图扼杀供给制这一共产主义萌芽。这都充分证明了他是一个富裕中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利益的代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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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王养功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在区委扩大会议上开始受到批判时，他不服气的说：“区委走着一盘棋，我走着一盘棋，各自走着各自的棋，谁也不要相信谁。”的确，大量的事实充分证明了他在鸣炮开路，跳马摆车代表着富裕中农自发势力走着一盘资本主义的棋。他为了以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代替党的政确路线，就不能不发生他和党的尖锐斗争。他恶毒攻击省委，当然就更看不起区委领导，他妄自尊大，把伯延公社当成了他的独立王国，所以区委很多指示意见他都不能无条件执行或者拒不执行，甚至篡改。他对下则耍两面手法。凡迎合他的心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干部，他就大加表扬，提议提拔，凡与他走不在一盘棋上的干部他就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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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养功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执行，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给党给伯延公社人民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大大挫伤了广大党员干部和贫农、下中农社员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大大助长了某些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气焰，严重地削弱了公社集体所有制。因此，虽然伯延公社是一个基本社有制的公社，它在发展生产上有着许多有利条件，但是1959年农业生产增长幅度是不快的。这是很严重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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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养功同志所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是十分严重的，是有其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的。首先，他是在土地改革开始时抱着民主革命的观点入党的。他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和唯我主义，也即是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这种世界观是反动的，是一切从我，从我的需要，我的愿望和利益出发的。他的这种世界观，多年来并未得到改造，他承认了他入党时只接受了党的最低纲领，而没有承认党的最高纲领，但实际上他对党的最低纲领也没有完全接受，他在土地革命中也不是一个好战士，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党的指示要求放手发动群众彻底进行土改，他怕“左”了，伤害了中农利益，也常常发生动摇。特别是当着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真正的要永远被彻底消灭的时候，他既从其牢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出发，就不能不起来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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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王养功同志是中农出身，具有强烈的自发势力的富裕中农的要求，他的感情和立场，在实质上则是资产阶级的感情和立场。他虽然入党多年，他这种感情和立场根本未有得到改造。他认为“右了比左了好”，“右虽慢，但稳当不出乱子。”这在他说来不是什么左好右好的问题，而是革命越深入越进步，他就越害怕。他看待新生的革命事物，总是以旧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小农经济的私有制观点来看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所以他对新生的革命事物，就常常采取扼杀的态度。对旧的、快要死亡的东西抱着不放，这样他就不能不和党发生各走一盘棋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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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王养功同志一贯骄傲自满，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目空一切，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非常严重。他在工作中常常顶上压下，组织观念很差。当然他与党的根本分歧是各走一盘棋两条道路上的分岐，但是，他那种妄自尊大，顶上压下，把伯延公社当成自己的独立王国，不接受组织监督也是他所犯错误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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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风以来，王养功同志开始的态度仍然是向党对抗的，区委批判了他代表富裕中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在粮食问题上向党进攻，他很不服气，到省委党校学习还要让大家与他弄清是非，这实际上是不承认自己代表富裕中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向党进攻。从党校回来后，态度有好转，表示决心悔改错误，但是他的进步还不快，在不少问题上认识很浮浅，又经过连续8次小会、中会、大会批判斗争，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他终于心服口服，承认了错误，表示痛改前非，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他说：“我的立场、观点、言行已经完全滚到了资产阶级的泥坑里，我的错误给党带来了不可计算的损失，党给我什么处分，让我到哪里去检查，只要对党有利，我都没意见，因为我的观点如不彻底改造，就不能继续革命了。”他曾主动要求在伯延公社队长、支书会议上检查，肃清影响，并表示愉快地到公社召开的小队长整风大会上作检查。王养功同志的错误虽然是十分严重的，但其态度老实，认识了错误，表示决心悔改错误，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根据党的“从团结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区委意见给予王养功同志撤销伯延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职务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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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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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武安县志》（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608-6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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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光山县委员会关于开除违法乱纪份子刘文彩党籍的处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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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文彩，河南省东明县人，现年38岁，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农民，1944年入伍，1945年入党，历任工作员、公安员、县公安局长、省公安厅科员、县检察长、政法党组书记、县委书记处书记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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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文彩在任检察长兼任槐店公社党委书记期间，违犯党的政策，不顾群众死活，严重违法乱纪，造成重大的恶果。他亲自布置并座阵指挥，打死人命，他于1959年11月间亲自带领打手数十人，到郑围孜大队的张围孜小队，采取了日寇清剿抗日根据地的深夜奔袭、残害群众的残酷手段，进村先将小队干部、群众集中起来，一边进行翻箱倒柜，挖地搜查，一边对群众进行非法斗争和毒打，他们在吃饱喝足之后，轮班打人，并强迫群众自已打自已，亲人打亲人，这样一直持续八天八夜之久，结果，毒打干部、群众31人，死了 2人，受重伤 2人，未搜出粮食才算罢休。接着，刘文彩又到该大队杨楼小队，该队食堂早已停伙，刘对此一严重情况不仅不闻不问，反而采用同样恶毒的手段，非法搜查一天两夜，仅从社员家中搜出八斤米、二斤面、鸡鸭五只，小队队长余得友，为了免遭毒打，特意买了三斤酒，一条纸烟来招待，刘等将上述米、面、烟、酒吸食后，仍对余毒打逼粮，致使以后死亡。这次又毒打干部群众 8人，打后致死的 2人。刘文彩不但不反映真实情况，采取紧急措施，解决群众的迫切需要，反而非法扣押外流和宰杀耕牛的42人，其中死掉 9人，刘文彩以所谓开展反瞒产斗争为名，曾四次召开全社干部大会，以反右倾为名，逢会必打、逢斗必打，打后当场逮捕法办的 3人。由于刘文彩罪恶行为的影响和支持下，槐店公社一度斗争、毒打、抢劫财物成风，形形色色的酷刑对付群众。如斗、捆、吊、打、脚踢、拔头发、顺地拉、竹签扎鼻子、饿、冻、烙、烧等苦刑，达20余种，据不完全统计，当场活活打死和因打致死的 177人，许多干部群众伤痕仍在。如五星大队一个十六岁的社员余良千，因合伙偷杀耕牛，被民兵队长余克勤将其捆绑到大队，先吊打，后用凉水浇、冻、按在地上用石头砸，火烧腿，最后仍还出气未死，后用铁铣将头铲掉而死。有的用香烧，用烧红的火钳烙脸，毒刑之残，骇人听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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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11月间，该公社大部份食堂断炊，有的群众迫不得已将自已的小孩放到该公社附近，民政干事和妇联主任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作了收容和安置，而刘文彩知道后，残无人道责令其不准收容，结果死了幼儿 8个，并立逼着将已收容的孩子送往荒山上去，迄今三个下落不明。刘文彩将他这样罪恶行为，却反作为“经验”，加以传播和宣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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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文彩身为县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政法工作，不仅目无党纪国法，而且执法犯法，严重破坏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法令，任意为所欲为，非法拘留、撤职、斗争、法办干部和无辜群众。在其作为和影响下，仅据槐店公社农林等八个大队统计，法办 2人，拘留 6人，斗争和毒打 144 人，撤职的20人，受党籍处分的14人。该公社新星大队就私设班房三处，自1959年 9月至1960年 3月先后拘留75人，毒打致死20余人。红星大队长董明炎（贫农），因说了完不成征购任务，被斗打后自杀。由于刘文彩的严重违法乱纪的罪恶行为，该公社曾一度出现罚款和以搜查粮食为借口，进行掠夺财物的事件相当严重。据八个大队的统计，从1959年10月至1960年 3月罚款即达 18753元之多，掠夺各种物品4373件，严重的破坏了党群关系和社会秩序。群众对这些违法乱纪的坏份子编了顺口溜，愤恨的说：“合作社好酒好烟，菜园内好葱好蒜，粮库里好米好面，干部是阎王爷，大队好似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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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文彩目无法纪，滥用职权，是非倒置，破坏党的“三少”政策，任意拘留和逮捕了大批不应逮捕的好人，他常对干部说：“笔尖子能杀人”，“管他三少三不少，县委批准（实际是他个人批准）我就捕”，他这种罪恶行为的结果，造成冤枉了许多好人，不少贫农被加上反动富裕农民的帽子而遭逮捕。他胡作非为是一贯的，早在1958年大办钢铁时，街道收废铁小组将他家里铁锅收去，而刘竟把收铁锅的搬运工人邹志富非法传到栓察院辱骂毒打，后送监所扣押。犯人因吃饭争吵，刘就给戴上脚镣和背铐，非法折磨而死的三人。刘文彩还非法克扣犯人的口粮 12000 余斤，向县委报喜，他先后拿监所粮票 170余斤，油 6斤，供他家人食用，对应该取保外医的病犯，政法党组多次向他请示，而不予批准，致使部份不应死的犯人因疾不治而死。破坏尸体案，共扣押25人，他多次指示既不上呈逮捕，也不准释放，结果押死18人，他在生活作风上，大吃大喝，经常酗酒浑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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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述事实充分说明了，刘文彩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破坏党的政策，非法打死人命的违法乱纪份子，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实为党纪国法所不容。为了纯结党的组织，严正国家纪律，挽回不良影响，经县委1960年 9月 6号研究决定，给刘文彩以开除党籍，依法惩办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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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光山县委员会（印）1960年 9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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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县委对我的处分意见的决定，个人认为是正确的，没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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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处分人：刘文彩     9 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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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要求上级党对有些事实经过最好作一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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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文彩    9 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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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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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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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潢川县委关于潢川县去冬今春在粮食工作上所犯严重错误的结论（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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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潢川县同全国其它各地一样，在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委的英明正确领导下，在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充分发挥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无比优越性，充分发挥了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冲天干劲，近几年来，在工业、农业、财政贸易、交通运输、文教卫生、政法等各项工作上都取得了巨大成绩，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持续跃进的大好形势，特别是农业生产上的成绩为显著。去年秋季我县虽然遭受了近百年来所未有的特大干旱，全县广大干部和群众，在上级党的英明正确领导下，展开了伟大的全民性的抗旱运动，不分昼夜，轮番苦战，同旱灾进行了长期地、艰苦的顽强斗争，使全县 60%以上秋季作物获得了良好收成，一部份地区获得了大丰收，现在全县落实的粮食产量，仍然达到一亿四千七百万斤，在去秋严重干旱的情况下，在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过程中，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同甘共苦，发誓坚持到底，争取秋季丰收，高度地发扬了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极大的锻炼了干部和群众，坚定地树立了人定胜天的信心。去年秋季抗旱斗争的伟大胜利，促进了今年夏季小麦的全面大丰收，这就为国民经济的持续跃进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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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由于县委领导上存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在去年抗旱斗争胜利之后，对农村的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对抗旱斗争的成绩作了过高的估计，对于严重干旱带来的严重灾情和困难缺乏恰当的理解，对秋季粮食产量的估计犯了浮夸的错误。因而在进行粮食分配的时候，脱离了生产的客观实际存在，离开了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委的指示，违背了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关系的政策和党高度关心群众疾苦的问题，不仅购了丰收地区的过头粮，而且购了平收地区与灾区的口粮和种子，使群众生活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当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的矛盾暴露之后，而又不能正视客观情况，承认客观实际存在，改变主观片面认识，而是采取了普遍反瞒产的办法，企图通过搞两条道路的斗争，妥善解决粮食问题，所以，前段用反瞒产的办法搞征购，后段又用反瞒产的办法去安排生活，这就使群众的生活越来越更加困难，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浮肿死亡，使大部份大队和生产队的生产元气受到了严重损伤，在上下级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造成了一种极不正常的思想状态，致使部份干部不敢正视真理，如实反映情况，因而使我们严重的脱离了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使我们党在政治上、经济上遭受重大的损害，更严重的是，当错误发生之后，又不能正视错误，当机立断，坚决纠正错误，而是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态度去对待错误，对错误躲躲闪闪，掩掩盖盖，抵制上级组织的检查，弄虚作假，欺骗组织，以致使严重的错误在很长时期内不能得到纠正。恶果越来越大，总之，错误是极其严重的。但是，从整个形势来说，这一错误所造成的困难是暂时性的。只要我们能够认真的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就能化消极因素，克服一切困难，变坏事为好事。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彻底转变潢川工作上的被动局面，如果把这一错误扩大到不适当的程度，而产生消极悲观情绪，丧失前进的信心，那就可能会犯更加严重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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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去冬今春在粮食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不是短时期的和局部性的，而是普遍性的，并且持续了七个多月。这就证明县委在指导思想上、立场观点上、工作方法和思想作风上都存在着一系列严重错误。其主要错误事实和经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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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处理生产与分配，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方面严重的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犯了主观片面性的错误。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出：生产决定分配，但分配处理得不好，反过来又影响生产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分酏对生产又起决定性的作用。毛主席也曾教导我们“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决议中也曾写道“我们的经济工作，必须越作越细致，我们的各级领导工作人员必须善于区别事物的真象与假象，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根据的要求，对情况的判断必须力求接近实际”。而且正确处理生产和分配，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对照去冬今春我们所犯的错误，正是离开了上述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去年我县在遭受了特大干旱的情况下，秋季粮食产量仍达到 14700万斤，如果能正确认识这一客观存在，合理进行粮食分配，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妥善安排群众生活，就可以避免犯严重错误。可是，我们错误的把秋季粮食产量确定为 35000万斤，关且以此作为分配征购的依据，结果，丰收地区任务分配过重，普遍购了过头粮。双柳公社去年秋季作物总产量为1290万斤，按国家规定三项扣除应为1240万斤，实有余粮52万斤，而我们却按2713斤总产进行了分配，分给征购任务1100万斤，实际完成1050万斤，这就使群众生活造成了严重困难。对灾区本来应当从生产救灾入手，安排群众生活，我们不仅没有抓生产救灾，反而也分配了征购任务，购了群众的口粮和种子。上油岗公社实际收入 316万斤，三项留量应为1399万斤，实际缺粮1082万斤，相反的却分配该社征购任务 360万斤，实际完成征购94万斤，后来国家虽然又统销了 481万斤粮食，但由于群众生活上的严重困难，在较长时间内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也就造成十分严重的恶果。这种生产与分配，积累与消费之间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就不能不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果。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今后必须正确处理生产与分配，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必须贯彻毛主席所指示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经常注意调节三者之间的矛盾，核实产量是搞好分配的基础，应该尽可能力求接近实际。当进行分配的时候，更应当在实际过程中不断改变主观的认识，修正自已的计划，切实核实产量，按照党的分配政策，实事求是地搞好分配。只有如此，才能避免犯严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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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当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存在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又不能冷静地分析情况，承认客观实际，改变自已的主观片面意识。甚至更错误的认为当时的粮食紧张情况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和主流，错误的结论“社社队队都有瞒产私分”。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征购进展不上去，则认为是干部右倾，是思想问题，食堂停伙，认为是假象，是富裕中农操纵和威胁；人口外流，丢弃小孩认为是地、富、反、坏、右和反动富裕中农的煽动；对浮肿死人认为是一般疫情，而且还始终坚持了“大旱之后必有疫情”的论调，根本不承认是生活问题，甚至更错误的结论认为：那里粮食紧张，那里问题大，正是两条道路斗争尖锐化和复杂化的表现。因而在全县范围内错误地开展了反瞒产斗争。在干部中，以粮食为中心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层层批判，层层反，并且提出了“干部过粮食关”，征购搞不上去撤下来的极端错误的口与，对干部压力很大，助长了干部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作风。据统计，去冬今春在粮食工作上，共计批判社队（包刮生产队）干部 448 人，批判斗争群众3062人，处理大队、生产队干部 548人。正是由于前段以反瞒产搞征购，后段又以反瞒产来安排群众生活，始终不能落实生活安排。尤其是县委亲自主持在传店、邓店、隆古召开的反瞒产现场会议，和在县召开的生产队长以上的扩干会和万人贫农代表大会，都起到了极坏的作用。在这一系列的会议上，不仅错误的分析了当时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过分的夸大了两条道路的斗争，提倡大搞反瞒产私分，大挖粮食漏洞。而且在县召开的贫农代表大会上每个公社都带有3—4个所谓“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和反动的富农”当场进行了斗争，斗后逮捕八人（法办一人，扣留七人），影响极坏。这样，我们就把解决两条道路斗争和解决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混淆起来了。反瞒产的结果使我们真假难辨，是非不分，应该解决的实际问题未得到及时解决。我们更错误的是往往对某些反映真实情况的干部和群众，采取了怀疑的态度，认为他们有右倾思想，有的加以批评，有的给以处分，压抑了一些打击了些坚持正确立场关心群众生活的同志的情绪，也压抑和打击了一些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群众。去年八月至今年三月，群众来信中有14件是反映农村生活问题和死人问题，我们却把群众来信反映的真实情况错误的认为是攻击和污蔑，简单批转，草率处理。更错误的是将一封干部来信批给公安部门查处，有四封群众来信转到双柳后，对来信者进行了批评和斗争。这实际上是对来信者的打击和报复，使人们严重的脱离了干部和群众。相反的，对于一部份反映假象和浮夸虚报的同志，往往偏听偏信，加以表扬。这样，就使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处于一种不正常状态，使我们的耳目闭塞起来，长期难以完全了解农村真实情况，恶果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混入基层组织的坏份子则兴风作浪，胡作非为，以反瞒产为名，违法乱纪，逼死人命。全县去冬今春在反瞒产斗争中，打吊致死的 306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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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肯定，1959年下半年，我们根据党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开展了两条道路的斗争，反击了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进攻，批判了少数富裕中农资本主义思想言行，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对当时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的形势缺乏冷静地科学地分析，对当时少数富裕中农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叫嚣和进攻扩大到了严重的程度。对于广大贫农和下中农在人民公社化以后，在农村占绝对优势的政治经济情况，缺乏足够的估计，对于大部份富裕中农愿意跟着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情况估计不够。这说明，一方面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农村是存在的，今后两条道路是长期存在的，不认识这一方面就会犯右倾的错误；但另一方面如果把两条道路斗争扩大化，就会犯“左”倾的错误。在粮食问题上，固然有少数富裕中农和个别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干部搞粮食投机洗动，必须反对和制止，但它不是处理粮食问题和安排社员生活的焦点和主流。至于少数基层干部瞒产私分粮食，也应该加以具体分析，其中不少干部是因为我们购粮透底所引起的，只有极少数干部瞒产私分属于本位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因此，在处理粮食分配和安排社员生活的时候，绝不许采取反瞒产的办法，对少数人的瞒产私分，只能采取说服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加以解决。同时，还必须了解，采取反瞒产的办法，势必出现粮食损坏浪费现象，影响群众的生活安排，也必然会出现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行为。这一教训，必须记取。否则，必然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更加严重的恶果。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相信群众，相信绝大多数（90% 以上）干部是好的。这是我们党的必须遵守的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同时，今后在处理问题时，必须严格区别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限和不同的处理方法。而且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必须采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也就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加以处理。这是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违背了这一根本原则就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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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当严重错误发生之后，我们并不是以正确的态度去对待错误，正视错误，纠正错误，挽回不良影响；相反的确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态度去对待错误，把个人的荣誉得失放在第一位，无视党和国家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当省、地委来检查的时候，确采取了抵制检查，封锁消息，弄虚作假，欺骗组织，这更是错上加错。这一方面表现在去冬今春发生人口大量浮肿死亡的严重情况，没有主动检查澄清数字，及时向省、地委报告；另方面对省、地委的检查却抱抵制的态度，对地监委赵秘书去双柳检查，不独不支持，回来不但叫压缩老人、小孩，还向地委打电话说不应检查，第二次省民政厅张付同志来县检查，回县汇报双柳死人数字时，又不承认张付同志调查的数字，态度极不老实。省委工作组根据省委宋书记的指示，在我县搞两个重点大队死人的情况调查，我们并无采取积极负责态度，并对检查组阎处长不满，在一次党一次党委书记会上同着省委工作组的同志公开讲：今后没有县委介绍信，不准随便统计死人数字。更严重的是五月份省监委武书记率检查组来潢川调查死人问题，又公开封锁消息，在省委检查组检查期间，在一次扩干会上统计全县死亡 31800多人，认为数字很大，没向武书记汇报，又以界限不清为借口，让公社党委重作研究，公社研究后，二次向县委报告全县死亡 27330人。这个数字向省委工作组汇报后，省委工作组提出数字有出入表示不满意时，才又将第一次统计 31800人的数字汇报给检查组。经过省委检查组最后澄清实际伤亡 55032人，超过县委原统计报告数字一万余人。本来全县因生活安排不好，伤亡五万多人就是一个天大的错误，犯了严重错误之后，不仅不主动向省、地委报告，反而对省、地委检查组抱抵制态度，封锁消息，弄虚作假，以多报少，欺骗组织，就是完全丧失了党组织的起码条件，也是无组织、无纪律、党性不纯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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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党忠诚老实，不隐瞒和歪曲事实真象，是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因为共产党员有坚定的阶级立场，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共产党员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党和群众的利益，可以献出自已的一切，甚至可以牺牲自已的生命。因此，每一个党员和一级党的组织对党，对党的上一级组织必须是忠诚老实，不论是个人的或工作的错误，绝不能有丝毫的隐瞒和歪曲，一切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隐瞒和歪曲事实真象的行为，都会对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而且对党员自已也十分不利，这一教训非常深刻，今后一定虚心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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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产生上述一系列严重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概括起来说，又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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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开始估产偏高，严重地脱离了生产实际的存在，虽然是造成严重错误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并不是决定问题关键。关键问题在我们把自已的主观片面认识发展到了绝对化的程度，不能虚心承认客观实际存在，逐步改变自已的主观认识，当然是生产决定分配和消费的。但开始估产偏高和偏低，一般说是容许的，因为主观反映客观是一个过程，一开始是不可能达到完全准确的，这是正常现象，问题是当作分配依据时，一定要落实，落实当然也是一个过程，问题是要尽可能接近实际，不迷信自已的主观想象，而我们却是恰恰与此相反。因而就把分配和消费放到了一个不可靠的浮夸的基础之上了；而且又没有在实践中去自觉地，老老实实地解决分配、消费及生产不相适应的矛盾。这就使我们严重脱离了群众。犯下了重大的错误，必然反作用于生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这种反作用往往是带有决定性的，正是由于我们在粮食方面犯了严重的错误，就造成了大量的浮肿死人，使相当一部份大队、生产队的生产元气遭受了严重的损伤，这就把本来属于分配性的问题，变成恢复生产力的问题了。同时，正是由于分配同生产不相适应的矛盾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因而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也就被严重破坏了，以致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反映在政治上，就变成党与群众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尤其是我们又是采取反瞒产和两条道路斗争的方法，去解决粮食分配的问题，也就发生了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的现象，造成了越来越更加严重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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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一再指示和教导我们，我们无产阶级的政党，同其它一切统治阶级的政党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但是，我们去冬今春对广大群众的生活和疾苦，却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正确处理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也就是正确处理生产和分配，积累与消费的关系，特别是处理农民在这方面的问题，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处理的好，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能够大跃进，就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处理不好，脱离了广大农民群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可能达到发展和巩固。毛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文章中强调指出：“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求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而我们在去冬今春的错误之所以严重，就是我们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违背了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忽视了群众利益，没有把群众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抓征购，没有注意安排群众生活，甚至当群众生活发生严重困难的时候，当适当（应为食堂——编者）普遍停火，人口大量外流和浮肿死人的时候，我们还不能当机立断，停止征购，采取措施安排生活，而是表示无动于衷，仍坚持征购到底，搞不出粮食不罢休。直到省委宣布结束征购，转向安排社员生活时，我们还不够死心，仍然是一手发放统销，一手向群众要粮，以致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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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是成熟的马列主义的领导，党的总路线，方针和政策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中，能否执行好，能否取得伟大的成绩，除了尽可能的解决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的矛盾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作方法与工作作风，有了正确的工作方法与良好的工作作风，就可以逐渐掌握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发现真理，经过思考，把客观存在变为主观存在，从而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达到完成工作任务的目的。而我们在去冬今春所以会犯严重的错误，正是因为违背了上述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的结果。以致滋长了浮夸作风，对下光爱听好的，不愿听坏的，光爱听成绩，不愿听缺点错误，对上浮夸起来，光报喜不报忧，甚至千方百计隐瞒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企图骗取上级领导的表扬和信任，二则严重违背了群众路线的根本工作方法，既不调查，又不研究，不同群众商量，不听大多数群众的呼声，不重视下级的意见，满足于开会议发指示的一般号召，或者下去走马观花，只看表面现象和听取和听取少数干部的汇报，任凭片面印象和主观想象来判断情况，指导工作。这就使我们不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也就必然要违背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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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组织观念薄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严重，把个人荣誉得失放第一位，无视党、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对工作中的错误不敢大胆正视，大胆承认，彻底揭露。开始是怕说右倾，怕说落后，对错误采取掩掩盖谏、躲躲闪闪态度，以致最后发展到抵制检查，封锁消息，弄虚作假，欺骗组织，这种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态度，正是党性不纯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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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委的正确领导下，所进行的革命工作，成绩是主要的，肯定成绩，总结全面经验，看到有利因素，发扬正气，是十分重要的，这在一般情况下是主要的方面，另一方面，检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总结反面的经验，看到克服不利的因素，也是不可缺少的。这在一般情况下是次要的方面。但是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如果不纠正，暂时的也会由次要的地位转变为主要地位，也就会因一个指头的问题使九个指头受到影响。或者对一般性的缺田（应为点——编者）和错误不认识不重视，积累起来成了堆，一般缺点和错误就会变成严重的错误，我们去冬今春在粮食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也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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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中没有缺点和错误是不可能的，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一般说总是暂时的局部的，认识了这一特点，就要随时注意纠正，而我们去冬今春在粮食上的错误，是具有普遍性的，且又延续了很长时间没得到纠正，这正是错误发展成为十分严重程度的关键所在。成绩必须肯定，教训必须接受，错误必须接受，错误必须纠正，有错必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是两点论，是原则，违反了这条原则，错误就不能纠正，成绩就不能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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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严格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是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最基本的保证，而去冬今春以来，我们对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原则非常不够。许多重大问题，象实产的核定，食堂停伙，人口外流，浮肿死人，以及群众来信等，未能在常委会和县委会议上进行认真地严肃地研究和讨论，因此，就不能统一思想认识，发挥集体智慧，集中广大群众的意见，作出决定就很难避免片面性和错误。同时，对上级的许多重要指示，也未在党的委员会上作认真讨论与研究，领会不深刻，贯彻执行不坚决，许多重大问题，如死人问题，也未及时向地委报告，这更是一种党性不强，违背组织原则的行为，党内的民主生活不健全，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正常开展，这就必然影响党的团结，影响干部与群众的关系，这就不可能充分发挥广大干部和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特别是个别同志家长式的领导作风，严重的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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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去冬今春我们在粮食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全县伤亡人数占原有总人口的 12%，有28个大队死亡人口占原有人口的20-30%，仁和杨集高庙两个大队死亡人口占原有人口的 32% ，陈湾大队死亡人口占原有人口的 40%，全县有 345户人家死的灭门灭户。仅仁和一个公社就有 250户死的灭门绝户，光杨集一个大队就有57户死的灭门绝户，陈湾有64户死的灭门绝户。在伤亡的五万多人口中，男女整半劳力就有 24000人，全县现有劳力较去年九月份以前减少了 15%，仁和一个公社死亡男女整半劳力3967个，双柳新华大队第二生产队原有23个劳动力，伤亡18个，占 80%，邓店公社的双围大队原有 656个劳动力，伤亡 392个，占 60%，由于劳动力的严重损伤，造成了土地的大量荒废，这个队今年有3000多亩土地没种上庄稼，生产搞不上去，大队支书急的暗地大哭。邓店牛岗大队刘庄生产队劳力伤亡70% ，死人最严重时期，死了人无人抬，一个坑埋八个，一个坑埋十二个，象这样悲惨情景，恐怕在群众中十年八年也难会忘掉。黄岗公社马大塘大队汪围子生产队第一食堂20个男劳力死亡17个，今年全是妇女干活，有的妇女在田里犁着地哭着，象这样的沉痛事件怎能使人不感到痛心呢？去年今春不仅伤亡了大量劳力，而且也宰杀了耕畜，全县现有役畜较去年九月份以前减少 16.5%，同时也造成了房屋的大量倒塌和农具的大量损坏，全县统计，现有房屋较去年九月份以前减少 29%（不包括水灾中冲毁的房屋），大件农具较原来减少 17%，这就严重损伤了一部份大队和生产队的生产元气，给生产带来了严重困难，破坏了一部份大队和生产队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影响更是不可估量的和难以弥补的。去年的大量浮肿死人，不仅严重破坏了我们党同广大群众的密切关系，而且也直接影响到机关、部队和学校，有的干部、职工和军人家属的父母、兄妹伤亡了，他们必将对我党产生一种不正常的看法。有的军人从部队给公社党委写信，说饿死了他们的家属，政府要负完全责任。有的军人家属、学生家属向部队、学校写信反映农村生活苦和大量浮肿死人，有的部队、学校还亲自派人来进行了解。这个影响无疑是很坏的。因此，就严重影响了上下级之间，干群之间，地方和部队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状态。这种政治思想上的不良影响，只有经过较长的时期内的艰苦工作，才能被完全消除。这一惨痛的教训，我们必须深刻记取，并要在接受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党的团结，主动地从多方面加强工作，团结好广大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鼓足更大干劲，战胜一切困难，取得新的更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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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潢川县在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委的正确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各项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农业生产夏季获得了丰收，秋季虽然遭到了干旱袭击，但经过抗旱斗争，取得了很大成绩。从现在情况看，秋季仍然会有良好的收成。工业生产有了显著的增长，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已经推向新的阶段。经过整党整社，人民公社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管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改造三类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广大群众的生活得到了妥善而全面的安排，公社食堂进一步巩固，而且越办越好。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劳动热情和革命干劲非常高涨。这是我们战胜困难取得更大胜利的十分有理的条件。虽然去冬今春伤亡了一些人口，但由于这个情况是在大旱80多天的情况之下，加之问题发生之后，我们又采取了很多积极措施，进行抢救，发放了大量的统销粮和救济款，已经挽回了一些影响，群众虽有一些意见，只要我们深刻接受教训，纠正错误，转变作风，群众对我们还是能够愿谅的。这个情况我们也应充分估计，否则，如果不能正视这一情况，把困难扩大到不适当的程度，悲观失望起来，丧失了前进的信心，那就还会犯比去冬今春更严重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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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深刻接受经验教训，变坏事为好事，尽快地从根本上扭转潢川在工作上的被动面，首先要组织和领导全县党员和广大干部认真地、坚决地学习贯彻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委的指示，特别是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著作，提高政治思想理论水平，坚决贯彻执行“二五制”的领导方法，领导干部带头深入下去，与群众四同，采取解剖麻雀的办法，检查工作，调查研究，认真分析，总结经验，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严格遵守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基层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这一原理，老老实实地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有事和群众商量，彻底克服官僚主义和主观片面性，同时，还要大提倡艰苦深入，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多做少说，实事求是，反对虚夸和骄傲。基次，坚持生产、生活一齐抓的原则，高度关心群众的生活疾苦。当前，一方面，要大力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动员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千方百计夺取秋季丰收。并为秋播作好一切准备，另一方面要大抓粮食管理和食堂管理，教育群众坚持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制度，大种蔬菜，大搞代食品，调剂好群众生活，同时，要大力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防疫运动，尽快消灭季节性的流行疾病，并且要作好规划，争取在一年半至两年时间内彻底消灭地方病，保证群众身体健康。其三，在灾区坚持生产自救的方针。灾区党的组织，要加强领导，团结广大群众，战胜一切困难，搞好生产，增加收入。各个部门要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大力支援灾区。县下放的 500多名干部，重点到灾区，加强对灾队的领导。县直机关、工厂挖掘出来的劳动力，准备全部分到灾队参加农业生产。总之，要从各方面加强工作，力争在两三年内恢复灾区生产元气。基四，切实作好善后工作，除了妥善安置死者家属以外，要作好在反瞒产斗争中错斗干部和群众的赔礼道歉，错捕的群众要查清释放；对反瞒产斗争中错处理的干部，也要立即作好赔礼道歉，迅速恢复其工作，特别是要注意在适当时机。通过适当方式，向群众进行政治解释工作，尽情（快）消除政治上的不良影响，加强党群众的亲密团结。其五，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并要严格请示报告制度，对党的组织必须是无限忠诚，坚决反对和克服无组织无纪律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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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潢川全党是团结的，特别是经过这次严肃认真地总结了去年今冬和今春工作上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在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委的英明正确领导下，坚决团结和依靠广大群众，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性，鼓足全民更大的革命干劲，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一定能够尽快地把坏事变成好事，彻底扭转工作被动局面，为组织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实现持续大跃进而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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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潢川县委1960年 9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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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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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去冬今春在粮食问题上所犯严重错误造成死人事件的自我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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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中共潢川县委第一书记、梁德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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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冬今春，潢川在粮食问题上由于离开了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委的指示、违犯了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关系的原则，犯了严重错误，造成了大量浮肿病死人的惨痛事件，这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应当由我负主要责任。当然，我的错误还不仅限于浮肿病死人方面，更严重的是错误发生之后，不能正视错误，及时地向上级党组织反映真实情况，反而对错误发生后，省、地委的检查抱着抵制的态度，封锁消息，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态度极不老实，致使错误一错再错。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在地委鸡公山会议之前，我的认识是极其肤浅的，虽也作过几次检查，但强调客观方面的原因多，对主观方面的错误检查的非常不够，所以对教训的记取很不深刻。通过半个多月的鸡公山会议和连续召开了两次常委扩大会和县委扩大会对自己的帮助，在地委领导的亲切教育下，经过反复地反省和同志们对自己彻底揭发暴露了问题，进行了严肃认真地非常尖锐地分析批判，对我教育极大。不仅进一步认识到了自己去冬今春在粮食问题上所犯错误的极端严重程度，而且也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了由于去冬今春大量浮肿病死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所造成的极其严重的恶果，思之痛心已极，越想自己错误越严重，越想自己的错误越可怕，我现在已经认识到自己在党和人民面前犯下了严重的罪过，成了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群众的罪人，现将我的错误检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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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错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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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虚报产量。这是离开了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委的指示，脱离了客观实际，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严重错误事实；是对中央武汉会议提出的“压虚气，鼓干劲”，既要热也要冷的指示精神毫无体会；是党性不强的具体表现。1958年夏季，全县小麦单产最后落实是165斤，但自己认为产量高比低好，开始就向地委汇报单产250斤，特别是去年秋季，我县在遭受80多天有大干旱的情况下，粮食产量仍达到10，700万斤，但自己没有正视这种情况，错误地把秋季粮食产量定为35，000万斤，不仅虚夸了产量，欺骗了地委，并以此作为分配征购任务，安排群众生活的依据。经过半年工作以后，实产已明显的落实下来，并造成了虚报产量的严重后果之后，而自己仍拖着虚夸的产量，直至今年5月省监委武书记来潢川调查死人时，在上级检查组的督促下，才落实到14，700万斤，我的虚夸不仅是在去年秋季表现如此，而且从1958年夏季就开始了，当时伞陂寺公社党委书记马国宝虚报七里岗小麦单产300斤，而我就信以为真，并以此来衡量全县小麦产量，结果造成其他公社比他高些就表扬，比他低的就批评，就认为不是实产。隆古公社堡子口大队张建奎一个生产队，58年秋报出挖掘稻谷漏洞135万斤，我不但信以为真，而且叫他还在广播大会上介绍经验，大肆吹嘘而且宣扬，这样，就造成了下面虚夸的风潮，特别严重的是59年秋季几次核产情况自己是知道的，我从省开会回来看到当时征购只完成62% 再也进度不动的时候，自己并没有冷静分析，检查原因，而且坚持自己的主观片面认识，死扣着35，000万斤总产量不放，一天一个电话会议，催要征购任务。对来自下边干部和群众的意见，甚至是来自公社党委和县委同志的意见统统的都不相信，并且谁反映产量低，征购有困难的真实情况，我就批评他是右倾思想， 把个人的主观片面认识发展到绝对化的程度，根本不承认客观实际的存在，使产量迟迟不能落实，把征购和分配建立在一个虚伪地浮夸的基础上，这就严重的违犯了辩证唯物主义和毛主席实践论的原则。为什么我要虚夸产量呢？主要原因有四：（1）从自己的名利出发，认为产量高了，即得到上级的信任，能看出我的能力和成绩，以此来骗取荣誉；（2）有意弄虚作假，虚报产量，明知 产量没那些，但自己总认为产量低了不好，不光荣，处处想显示个人的作用；（3）有观望打比思想，不正视真实情况，去年淮南几个邻县产量都比潢川高，自己不服气，认为人家产量那么高，自己为啥上不去呢？就互相比较起来；（4）不从实际出发，看风使舵，看风使船。58年祝海亭书记到地委开会就向他讲产量要看情况办事。
+
+　　由于我在这些十分错误的指导思想和虚夸作风，使潢川的粮食产量长期不能落实下来，自上而下的虚夸作风不能很快的得到纠正，危害极大，恶果惨痛。
+
+　　2、大反瞒产，脱离了客观实际，混淆了两类性质的矛盾；用虚伪的产量去安排群众生活，安排征购任务，这样搞的结果，使丰收地区的任务分配过重，普遍购了过头粮，如双柳公社去年秋季粮食作物总产量为1.290 万斤，按国家规定三项扣除应为1，240 万斤，实有粮食52万斤，而我确（应为却，下同——编者）按2，713万斤总产进行了分配，分给征购任务1，100万斤，实际完成1，050万斤，这就给群众生活造成了严重困难，对灾区本来应当从生产救灾入手，安排群众生活，不仅没有抓好生产救灾，反而也分配了征购任务，购了群众的口粮和种子。上油岗公社实际收入516万斤粮食，三项留量应为1，309 万斤，实际缺粮1，082 万斤，相反的却分配该队征购任务36，0万斤，实际完成征购任务94 万斤。当征购任务上不去时，采取的办法，就是在全县范围内大搞反瞒产运动。特别是去秋省委三级干部会议贯彻芦山（应为庐山——编者）会议精神后，反瞒产搞的更为激烈，规模大，时间长，县委又召开了大队支书会、扩干会、五类分子会、贫农代表会，进行了一系列的反瞒产布置，特别是错误的对大队干部施加压力，开会批判斗争，助长了下边违法乱纪，甚至打、翁、炒盐豆子，捆、扣压法办，公开审判等，去年11月分全县情况已经很紧张了，我还硬着头皮召开6，000多人的贫农代表大会，会前还通知每个公社带3——4个所谓“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和反动的富农”，在会上进行了斗争，这个会上共批判斗争了27人，斗后法办了1人，拘留了7人，造成了会上死了1人，路上死了11人的事件。同时，在会上还由大号拉出犯人3个，公社进行审判，还将犯人拉到公社，大队进行巡回斗争，影响极坏。 当征购任务仍然上不去时，为了显示自己，我带领工作组亲自出马到付店公社经坊寺大队，名义上是搞整社，实际上是大（应加搞——编者）反瞒产，在这个大队组织批判斗争了3人，亲自批准逮扑了3人（保长1人，富农1人，富裕中农1人），后在公社又批准法办了4人。由于追逼，反瞒产的结果，当我离开该队十多天，一个付(应为副，下同——编者)大队长逼的自杀了，给党造成了不良影响。
+
+　　潢川反瞒产斗争为什么这么激烈，规模这样大，时间这样长呢？当时的主导思想是：（1）错误的人为当时粮食紧张情况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和主流，结论是：“社社队队都有瞒产私分”。（2）认为粮食工作上不去，都是右倾，错误的结论是：“那里右倾反的透，那里粮食任务完成的好。”（3）认为粮食入库进度慢不是实际问题，而是工作问题，思想问题。在省里开会几次打电话批评家里粮食工作上不去是右倾没反好，入库晚了，不该光搞予（应为预，下同——编者）购，抓紧抗旱（是对的），应当大力抓紧征购，并说：“那里征购上不去，不管县委、公社党委都要撤下来。”（4）认为任务完不成，不好向地委交待。要受到上级批评，对自己不利。光山、商城、固始、罗山任务完成了百分之八、九十，我们为什么才完成百分之六十呢？ 思想根本不考虑是实际问题。（5）将假象当成真相。在付店召开的反瞒产现场会议上，群众将留的稻谷、大豆、小麦、菜豆种子和口粮去卖余粮，而自己还批评同志说：“你们说下面没有粮食，这不是粮食是什么？ 不仅有稻谷，还有小麦和豆子。”这就更有了反瞒产的资本了。
+
+　　由于采取一系列的错误思想和采取错误作（应为做，下同——编者）法，把所有粮食都集中上来，造成了大部分食堂停伙，破坏了生产工具，宰杀牲畜，家禽，吃糠，吃树皮，一直发展到大量死人，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我错误的认为：食堂停伙是假象，是富裕中农操纵和威胁，人口外流和到处丢小孩是地、富、反、坏、右和反动的富裕中农的煽动；对浮肿死人是一般疫情。更错误的是认为：“大旱之后，必有疫情”。根本不承认是生活问题。并错误的结论说：“那里粮食紧张，那里问题大。”正是两条道路斗争尖锐化的表现。因而，全县的反瞒产斗争就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深化，直到批判（此处2字不清——编者）反。在干部中还提出了“干部要过粮食关”，“征购搞不上去撤下来”的极端错误的作风。其结果是，全县共批判斗争社、队（包括生产队）干部448人，批判斗争群众3062人，处理大队，生产队干部548人，在反瞒产斗争中，由于少数基层组织混入了不纯分子，他们就乘机兴风作浪，胡作非为，以反瞒产为名，违法乱纪，逼死人命吊打致死的306人，给党在群众中造下极其严重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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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封锁下边消息，打击报复，抵制上级检查。由于虚夸和虚报产量的结果，使全县5万多阶级弟兄白白的失去了生命。这本来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应该老老实实地向党、向上级如实地反映情况。但是，由于自己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不从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就不择手段的千方百计地隐瞒自己的错误。这就使我错上加错，直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为了掩盖错误，保持虚名，我用卑鄙的手段抵制检查，封锁消息，对下面反映真实情况的则打击报复。
+
+　　抵制检查的方法：（1）不反映真实情况，潢川发生大量死人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当自己知道这种情况后，没有及时主动地检查澄清情况，向省、地委汇报。今春虽向地委写过几次文字报告，但总是扣着12月分（应为份，下同——编者）统计的一个大概数字——4500人，省委宋书记、刘铭榜书记来潢数次，未曾以此反映过全面的系统的真实情况，就是地委路书记来潢川县时，问我：“你们死亡一万多人吗？（实际掌握是一万三千人）。”我仍说是死亡4千多人，最多时8千多人。（2）封锁消息，第一次是地监委赵秘书去双柳检查死人数字时，我不仅不积极去支持，反而很不耐烦，并向地委打电话请示不同意他在双柳公社公开检查。当赵秘书汇报双柳公社死亡1，700多人时，我不相信这个数字是真的，并把一岁以上的小孩子和70岁以上的老年人不统计，压缩了100多人的死亡数字。今年元月分省民政厅办公室主任张付同志到双柳调查死人2，000多人个，我只承认1，700人，当场与张付同志顶了起来，并追问张付同志从那里搞来的数字。更严重的是5月分省委、地委派人专门检察死人问题，并由省监委武书记亲自带领，当时也并不是抱着欢迎态度，而是千方百计封锁消息，对抽调干部帮助检查时，叫组织部抽可靠的党员，意思就是对县委没意见的同志，好替县委打掩护，不致暴露问题的真相。当省、地委检查组来潢后，向地委只汇报4，000多人，后来，又让赵书记到邮电局开电话会议，通知下边：省、地委来检查死人问题，各公社要实事求是地汇报。但赵书记给下边讲县委已向“省、地检查组汇报死亡4，000多人”。这样给下面讲明了，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层层隐瞒，层层封锁消息，给调查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在省里开扩干会时，同说中央来检查潢川死人情况，就打电话确定调查死人少的公社、大队。并规定紫疳症死亡比例，去年年底公安局统计死亡人口20，000多人的数字，自己不签名上报，叫再查对一下。（5）（原文如此，应为3——编者）压缩死人数字。在省、地委检查组调查期间，根据地委指示，在一次扩干会议上统计死亡是三万多人，当时强调界限不清，让公社再作研究，实际就是压缩一下。二次研究结果，压缩到二万七千多人。才向省、地委检查组汇报，省监委武书记姚这个数字时， 本来统计起来了，而欺骗武书记说还没有统计好，为了压缩数字，怕武书记当时听到了（当时武书记在县委会议室后面住），还指示同志们关闭会议室的窗户。（4）以保密为借口，不主张调查统计死人数字，去年12月分省委工作组芦处长等根据省委宋书记的指示向县委商量搞两个大队的死人数字调查，当时我不是采取积极支持的指示，当省委两个调查组下乡时，当时曾告诉办公室同志给他写介绍信，但事后了解到桃林去的一个组办公室既未写介绍信，又未用电话通知公社，使这个组没有进行调查工作，结果未搞。阎处长在桃林调查期间，片面的听信了公社党委的汇报说：“阎处长向桃林大队干部讲：“我们的国家目前正处在最困难最严重的时期，”我听了就非常不满，在招待所楼上，向着省委几位处长和公社书记，就公开大胆讲：“台湾还有敌人要注意，今后有关死人数字要保密，没有县委介绍信，不准随便统计，统计干啥，我们又不是在河南日报发表。”（5）对省、地委调查组数字不相信，怀疑。当调查结束汇报全县死亡55，000多人数字后，我还强调与总人口不符，后来又派县委部长、付部长亲自搞10个重点大队的调查结果，出入不大，才算死心。
+
+　　对反映真实情况的人，则采取打击报复，其办法是：交公安局侦察破案，去年8月至今年3月，群众来信中右14件是反映农村生活问题和死人问题，但我错误地认为是攻击诬蔑，简单批转，草率处理，如错误的批转郑州银行的一个干部（家是潢川城内的）写的一封信就转给公安局调查处，有两封群众来信转到双柳后，对来信都进行了批判和斗争，今春地委组织的福利检查团在仁和公社先后发现食堂停伙死人问题之后，向地委、县委写了书面报告，反让检查团的同志对写的报告经分析分析。对报告中所调查的食堂停伙，浮肿死人，吃人肉等严重情况，没有积极调查研究，加以处理。对县委和公社党委的反映的食堂停伙，死人情况，也未冷静分析，认真研究，采取措施来安排群众生活，特别严重的是省委在潢川检查死人问题期间，对下边的干部封锁消息，所造成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弄不清真实情况，拖长了调查时间，当省、地委检查组提出“要处理某些基层干部”时，个人反而不加支持。总认为是假象，使农村两条道路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认为反映停伙、死人、丢小孩、吃人肉的情况是被假象所迷惑，是右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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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存在这种严重的错误思想呢？（1）怕暴露了真实问题受到处分。（2）搪塞过去，免受处分，保持自己的名利地位。（3）抱有侥幸心理，并认为上级不会一户一户一人一人的查对，应乎一下就算了。（4）目无党纪国法，一直发展到自以为是（地委委员），高高在上。总之，归根结底，是把腐朽的资产阶级的个人利益放在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之上，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也是无组织无纪律，党性不强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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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脱离与违犯了集体领导是党的最高原则。（1）集体领导制度不健全，不能充分发扬民主，形成了家长式的领导作风，从57年调到潢川以来，背上了地委委员的包袱，不是站在县委委员之中，而是站在县委委员之上，不倾听委员的意见，只能听人奉承表扬，不能接受批评监督，工作中夸大个人作用，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同事，也看不起下级，所以往往在开会研究问题时，草率决定。如去秋产量和征购任务问题，没有开过全体县委会议认真研究一次，特别是疾病死人，在这样人命关天的大事情面前，也未专门召开县委会认真研究分析情况，统一认识，采取措施。 往往开会就是县委扩大会，常委专门召开会议认真地分析研究很少。 对人民来信反映群众生活上的实际问题，没有在常委会上认真研究。（2）居功自傲，好大喜功，工作上获得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把党和人民的成绩记在自己的账本上，特别是从58年到59年反麻理生右派和批判李树荣反党以后，我的骄虚自满情绪就逐渐滋长起来。认为自己来潢川以后，工作成绩大，对潢川面貌改观很大，除四害是全国的红旗，每年征购粮食多，对国家贡献大，直到发展光看自己工作上的成绩，看不到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总是以红旗县满足，就骄傲自大起来，忽视了只有集体力量才是伟大的，个人在革命事业中所占的地位只不过是这个伟大的集体中的一个小小的螺丝钉，个人离开了这个伟大的集体，是不能得到任何成就的道理。（3）不能经常在各种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从58年以来，就没有认真召开过全体县委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议特别是对自己的错误，来自下边的批评和同级对自己的批评，而我对别人呢？ 却是从印象主义出发，以致不择场合，不从实际出发，抓住一点，大批评特批评。如对仁和等公社书记批评的抬不起头来，光能批评别人，不能接受别人批评，自己的主观主义和严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到目无党纪，目无国法，党性不纯的不可收拾的地步。近一年多来，由于不能充分利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使潢川全党政治空气不高，，民主作风稀薄。所以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不能发扬民主，开展讨论，变成包办代替，个人决定问题。（4）脱离群众，违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教导：“党领导的责任，就是要善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遇事同群众商量，倾听群众的意见，关心群众的痛痒，尽力帮助群众实现他们的要求。而我呢？却恰恰相反，成了人民的老爷，不关心群众死活。县委反映情况自己不听，公社党委书记反映情况也不听，群众反映情况更不听，更谈不到如何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一直使自己严重的脱离委员，脱离群众，走上危险的道路。（5）错误的违反了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 对会说虚夸的认为是好干部，对反映实际情况的说实话的则认为坏干部。马国宝是既无德又无才，而我认为是好干部（现在已法办），贾新元、李高奎、王开良等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而我却认为有才能，有的安排了县委。由于重才轻德的思想，使有些干部提起后发现了严重问题，造成工作被动。有的工作踏实，反映实际情况的同志李德录、陈跃先等认为思想有问题，不则场合的批评过多，不能胜任公社书记职务，因而工作调动频繁。（6）特权思想，生活作风不艰苦，不深入。几年来，自己在生活作风上滋长了一种资产阶级的贪图享受的坏作风坏习气。下乡工作时，不能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认为自己参加工作十几年了，可以多享受些。不顾国家的统购政策，今年7月间在来龙检查工作时，买了5斤多香油。看电影叫通讯员抱小孩，看病很少到医院，让通讯员上药。所有这些，都是一种资产阶级剥削思想和行为，是不合乎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道德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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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违犯了全国一盘棋的方针和犯一平二调的错误，58年省投资潢川建了冷冻厂，拨了部分钢材，但自己不顾国家的重点建设，抽调部分钢材用于炼钢铁，盖工厂，盖戏院，盖招待所了。在基本建设上，违背了中央先生产性建设，后非生产性的建设方针。58年和59年春，县建设了一座招待所大楼，一座戏院，县委会盖了33间住房，这都是非生产性建设，与中央建设方针是不符的。特别是58年秋，县、社合办了一个化肥厂，抽调公社资金45万元（该厂停建了），后来虽归还了24万元，但至今仍欠公社21万元，欠公社21万元被县里拉用了，自己在这些问题上是积极组织者和倡导者，应负主要责任。为啥违犯中央建设方针搞非生产性的建设呢？ 当时主要思想是讲排场，讲阔气，受着一种资产阶级享受思想的支配。因此这种思想和行为都是极其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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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错误的危害和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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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上述错误的反省，使我深刻地认识到我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给党和人民造下了不可弥补的严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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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由于虚夸，破坏了我党一贯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虚夸的结果，使国家经济建设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1959年秋季实产本来是14,700万斤，而却向国家上报为35，000万斤。所以就不能正确处理生产与分配，积累与消费两者之间的关系。违背了在分配问题上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使党的征购政策，分配政策不能正确的贯彻执行，破坏了政策，违犯了真理，给党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另一方面使广大干部不能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不能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情况。对反映假象和虚夸的人偏听偏信，并且大表扬特表扬；而对反映真实情况的说老实话的人就批评打击，甚至有的给了处分，压抑了一些坚持正确立场维护党的利益，关心群众生活的同志，致造成邪气伸张，正气不能树立，给干部养成了一种恶劣的虚夸作风，这是党纪所不能容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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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反瞒产的结果，使真假难辨，是非不分，造成食堂停伙；违法乱纪，逼死人命和大量死人的惨痛情况，使相当一部分大队，生产队的生产元气遭受了严重的损伤。给党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的损失是惨痛的。全县死亡人口占原有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有28个大队死亡人口占原有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仁和公社杨楼、亮庙两个大队死亡人口占原有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二，陈湾大队死亡人口占原有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全县有345户人家死的灭门绝户。仅仁和公社就有250户死的灭门绝户。在死亡55，000多人中，男女整半劳力就有24，000多人，全县现有劳力较去年9月分以来减少了百分之十五。仁和一个公社死亡整半劳力3，967个，双柳公社新华大队第二生产队原有23个劳动力，死亡了18个，占百分之八十。由于劳动力的严重死亡，造成了土地大量荒废。邓店公社牛岗大队因劳力伤亡，土地过多，大队支书急的暗地大哭。邓店公社牛岗大队刘庄生产队劳力伤亡百分之七十，死人严重时，死了无人抬，一个坑里埋八个。像这样惨痛的情景，恐怕在群众中十年八年也难以忘掉。黄岗公社马大塘大队汪围子生产队第一食堂20个劳动力，死亡17个，今年全是妇女干活。有的妇女在田间犁地犁着哭着，像这样沉痛的事件，怎能不使人感到万分痛心呢？去冬今春不仅死亡了六千多劳力，而且也大量宰杀耕畜，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全县现有役畜去年9月分以前减少百分之十六点五。同时，也造成了房屋的大量倒塌和农具的大量损坏。全县统计：现有房屋较去年9月分以前减少百分之二十九（不包括水灾冲走的房屋）。大件农具较原来减少百分之十七。这就严重的损伤了一部分大队和生产队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影响更是不可估量的难以弥补的。去年的大量浮肿死人，不仅严重的破坏了我党同广大群众的密切关系，而且也直接影响到机关，部队和学校，有的干部、职工和军人家属的父母兄妹死亡了，他们必将对我党产生了一种不正常的看法，因此，有的军人家属、学生家属曾向部队、学校反映农村生活和大量浮肿病死人，有的部队，学校还亲自派人来进行了解，这个影响无疑的是极坏的。
+
+　　这样，就破坏了党群之间，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状态。总之，这个事件是非常惨痛的，特别是发生在建国十周年以后，发生在大跃进的新形势下，发生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日千里的伟大时代，是非常不应该的，也是非常错误的，不关心群众死活，不关心群众疾苦是国民党作风，但我虽不是有意让大量群众的死亡，按照这个事情的恶果，严格的分析起来，是非常严重的。
+
+　　其三，由于个人有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把个人的荣誉放在第一位，无视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在发生严重死人情况后，就不敢大胆的正视，大胆的承认，彻底揭露，开始是怕说反右倾，怕说落后，当错误发生之后，又对错误进行掩掩盖盖，躲躲闪闪的态度，以致发展到抵制检查，封锁消息，弄虚作假，欺骗组织。这种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态度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应有品质，辜负了党对我二十年来的培养和教导。封锁消息，不反映真实情况，压缩死人数字，给省、地委检查组调查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很长时间不能澄清情况，既严重的影响了工作的进行，又拖长了调查的时间，使省、地委不能很快地了解真实情况，及时扭转这一局面，造成了错上加错，实际上是一种罪恶。
+
+　　其四、，错误所以发展这样严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集体领导制度不健全，破坏了集体领导是党的最高原则，形成了家长式的领导作风。去冬今春发生大部分食堂停伙，人口外流，浮肿死人，这样大的问题未能在常委会上和县委会上进行认真地、严肃地研究和讨论，因此，就不能统一思想认识，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不能集中与听取群众的意见，作出妥善的决定，这就很难避免错误。在提拔干部，掌握与执行干部政策上，不是全面的考察一个同志，执行德才兼备的政策，而是看一时的表现和现象，片面的，主观的认为一个干部的才能，光看表面现象，不看本质，因而对工作踏实，埋头苦干，说老实话的同志一时表现不好就不择场合的大批评而特批评， 甚至工作调动频繁，影响了干部情绪，影响了干部的成长，使工作受到损失。
+
+　　其五，违犯了党的全国一盘棋的建设方针，也是我资产阶级根主义的发展，讲阔气，讲排场，不从生产出发，浪费了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削弱了生产建设的实力，这是一种没有国家建设观念的真实反映实质上也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思想观点上的错误。
+
+　　总之，上述错误检查起来，它不是偶然的，是有他的历史根源的。首先，我是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家庭。由于在旧社会残存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参加革命二十多年锻炼和改造得不够，特别自解放以后，长期过的和平环境生活，使我陶醉在一种喜人奉承赞扬、骄傲自满的境界，认为参加革命以来，从武装斗争，到和平建设，我是一帆风顺的，特别自58年以来错误的认为来潢川工作成绩很大，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别人，看不起同志，后来看不起同级，背上地委委员和县委第一书记的包袱，在处理问题时，往往不是以委员的身份出现，处处表现得个人是书记，形成在决定与处理问题时带有很大的主观见解，这样，就直接阻塞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广阔言路，犯下了脱离群众，脱离客观实际、脱离党的方针政策的严重错误。其次，由于受到资产阶级享乐腐化思想的影响，存在着处处高人一等，特别是来潢川工作以后，认为个人是地委委员，把个人领导的地区看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因此，不论是上级检查工作或研究与分析工作情况，听到缺点和不愉（应为顺——编者）耳，甚至错误的认为“缺点”对个人面子过不去，并经常认为我比其他县委书记强，高于他人之上。其三，由于我残存着资产阶级的历史影响，在革命胜利以后就逐渐忘记了同生共死的阶级兄弟，不关心群众疾苦，不关心群众死活，不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用资产阶级的错误观点对待广大人民，因此，造成了人为的死人事件，这种严重恶果是应当由我负责的。其四，由于生在旧社会，使我思想上沾染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忘掉过去做工卖身，饱受鞭策（应为挞——编者）饥饿之苦，对于去冬今春所发生的违法乱纪，打人骂人，食堂停伙，群众挨饿的惨痛情况之不理，大量死人的事件仍未引起我的悔改，在党的国法威力下后悔过来，这是背叛了阶级利益的严重后果。所有这些错误的复杂的思想影响，使我忘记了一个共产党员所必需具有的谦逊的态度，草（应为忽——编者）视了革命人生观，遂落于腐朽的资产阶级泥坑里，走向了目无党纪国法、目无广大人民群众，背叛了个人出身工人阶级家庭和党多年来对我的培养和信任，回想起来，痛心已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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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今后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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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犯了天大的错误，给党和人民群众造成极大的损失，政治影响是极坏的，后果是恶劣的，也是无法弥补的，成了党和人民的罪人，辜负了党对自己的培养教育。为挽回党的影响，再次请求省、地委给以最严厉的处罚，以教育自己和全党。今后在党的领导下，自己有决心、有信心，跌倒了，再爬起来，接受教训，做好工作。
+
+　　1、认真学习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委的指示以及在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并坚决贯彻执行。
+
+　　发奋读书，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学习党的历史经验，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人生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轮。认真地、反复地学习毛主席关于“关心群众生活，注意群工作方法”的著作，处处为群众着想，关心群众生活，关心群众疾苦，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以党的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
+
+　　同时，还认真学习党章党纲，遵守党的纪律，加强的党的团结。
+
+　　2、关于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发扬党的工作中群众路线，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当好群众的服务员，遇事同群众商量，倾听群众意见，关心群众痛痒，尽力帮助群众实现他们的要求。经常不断地同脱离群众，脱离群众生活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进行斗争。
+
+　　3、发扬党的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大力推行“二、五制”的领导方法，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遇事同商量。加强调查研究，学会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观察形势，正视客观实际，经常不断地向党反映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和群众要求。
+
+　　4、参加劳动，树立劳动观点，和勤俭过日子的思想。坚决克服一切特殊的脱离群众的坏作风。自己有决心，有信心在劳动生产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立功赎罪。
+
+　　（拿起批评武器，经常不断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牢记毛主席“人要天天洗脸，地要经常打扫”的教育。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加强党和同志们之间的团结。经常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使一个党员应有的神圣职责。）
+
+　　我向群众道歉，向人民检讨。党需要我到那里向群众检讨，我就去检讨，叫我咋样我就咋样作。为了做好善后工作，建议县委：一是要妥善安置死者家属；二是加强对劳力伤亡过多，严重损失生产元气生产地区的领导，大力支持和积极协作，使他们迅速恢复生产元气；三是严肃慎重的作好在反瞒产斗争中错斗的干部和群众陪（应为赔，下同——编者）情道歉和恢复错误处理的干部的工作问题；四是检查在搞两条道路斗争中的错批的人员，并要作好陪情道歉和受损失的补偿工作。在做好善后工作中，愿尽我的一切力量，挽回党在群众中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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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德柱（1960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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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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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潢川县委对在粮食工作上所犯严重错误的初步检查                                                  1960.09.30
+
+　　1959年以来,我县同全省其它各地一样,在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委的英明领导下，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胜利红旗，充分发挥了广大干群的革命热情和冲天干劲，在农业、工业、财政贸易、交通运输、文教卫生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特别是农业生产上的成绩更为显著。去年秋季我县虽然遭受了近百年来所未有的特大干旱，但仍然获得了14,700万斤粮食，这是党领导的胜利，是三大法宝的胜利，是三大法宝的胜利，是全县人民的艰苦奋斗、忘我劳动的结晶。为安排群众的生活，支持国家建设，促进生产的持续跃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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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由于县委领导上存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在去年抗旱斗争胜利之后，对丰收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过高估计了产量，过低估计了灾情，因而，在进行粮食分配的时候，严重的脱离了生产的客观实际存在，离开了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委的正确指示，违背了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关系的政策，违背了党高度关心群众生活的原则，犯了方针、政策性的错误，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浮肿死亡，严重损伤了农村生产元气。破坏了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使党的革命事业在政治上、经济上遭受了严重的损害。
+
+　　去冬今春县委在粮食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不是局部性的和短时期的，而是普遍性的，并且持续了六个多月。这就说明县委领导上思想、立场、观点、工作方法、思想作风等方面都存在着一系列严重错误。其主要错误事实和经过是：
+
+　　第一、错误地分析了去年秋季丰收形势，过高地估计粮食产量，对严重干旱带来的不平衡性和插花的认识不足，认为产量不超过58年就不是丰收和大跃进，再加上对反映真实情况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界限划不清，怕带右倾帽子，斤严重的浮夸起来了，硬把本年只有14700万斤产量，浮夸为35000万斤，并依此作为征购、分配和安排群众生活的依据，甚至有些地方留了一些种子，我们还错误的批评公社和大队的同志不执行先国后社的政策，，征购阶段，片面国家观点，不顾群众利益，把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对立起来了，致使丰收地区普遍购了过头粮变余粮为缺粮，给群众生活造成了严重困难。双柳公社去年秋季粮食总产量经过最后核定为1,290万斤，按国家规定留量标准，三项扣除应为1,240万斤，实有余粮52万斤，按道理说，只要正确执行粮食政策，做好工作，这个公社是不应该发生任何问题的，但是，我们却主观主义的按2,213万斤总产量进行了分配。分配征购任务1,100万斤，结果完成1,050万斤，购了群众的过头粮，造成了食堂普遍停伙，人口大量浮肿，伤亡3,700多人。在灾区本应该从生产救灾入手，大抓生活安排，县委不仅没制订生产救灾方案，抓生产救灾，安排群众生活，反而安排了征购任务，使群众生活遭到了更加严重的困难。上油岗等公社就是如此，去年秋季上油岗公社粮食总产量为310万斤，按国家规定标准，三项留量应为1,599万斤，实际缺粮1,0820万斤，而我们却分配给该社征购任务360万斤，完成94万斤，后来国家虽然统销了431万斤粮食，但由于群众生活上的严重困难，在较长时期内没有得到妥善安排，也就发生了十分严重的问题，浮肿死亡3,000多人。当然，问题的危险性并不完全在于开始估产就高，而在于我们主观认识不能在工作实践过程中反映和认识客观实际，本来去年秋季收成不如58年，我们硬说大大超过了1958年。本来有些地区歉收甚至灾情非常严重，我们硬说是全面大丰收，甚至把去年秋季的收成说成是超过原来任何一年，固执己见，使自己的主观认识发展到了绝对化的程度。自己不深入调查研究，又不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对大多数群众的反映，对大多数干部的反映，对工作组的调查，我们统统都不相信，就连公社常委书记同志反映的情况也不相信，反而对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抱怀疑态度，认为他们有右倾思想，进行了不适当的批评和责难，甚至有的受了处分。这就压抑了一些坚持正确立场、关心群众生活的同志的情绪。我（应加们——编者）在这里代表县委向为反映真实情况，坚持正确立场，而受到县委批评、斗争和处分的同志诚恳道歉。
+
+　　第二、错误地分析了去冬今春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混淆了敌我矛盾的界限，把粮食问题和两条道路斗争混为一谈，把当时由于我们工作上的严重错误，所引起的粮食紧张情况，统统说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和主流，甚至更错误的结论为那里粮食情况越紧张，正是那里两条道路斗争尖锐化和复杂化的表现，普遍开展了以反瞒产为主要内容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扩大了两条道路斗争的内容和范围，弄的敌我不分，真假难辨，造成了农村情况较长时期的紧张和混乱。尤其是对客观实际所反映出来一系列的严重问题，我们却不能正视，统统都不相信，并且却作了十分错误的分析和判断。（1）征购任务完不成，本来是因为没有那么多粮食，是实际问题，我们却认为是思想问题，是干部右倾，是瞒产私分所造成的。甚至错误的结论，去年秋季社社粮食都有瞒产私分。因而就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开展了反瞒产斗争，在干部中以粮食为中心的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层层批判，层层反，开始反生产队干部，后反大队干部，一直到最后怀疑到公社干部，县委在反瞒产斗争中还提了“干部过粮食关，征购搞不上去掉下来”的极端错误的口号，对干部压力很大，助长了干部的强迫命令的违法乱纪，在群众中形成追逼搜查、捆绑、吊打，以致打死群众。在这一方面县委是有重大责任的。特别是县委亲自掌握在传店、伞陂寺、隆古搞的反瞒产重点，比其它任何地区都激烈，声势都大。传店经坊寺一个大队，在反瞒产斗争中，就批判斗争了200多个干部和群众。斗争后，当场逮扑（应为捕，下同——编者）法办2人，还逼死一个付（应为副，下同——编者）大队长。后来县委又亲自主持在传店召开了反瞒产现场会议，传播了经坊寺反瞒产的错误作法，由此就把全县性的反瞒产斗争推向了更加激烈的阶段，使情况越发展越更加严重，尤其是10～11月份县委亲自主持在县召开的大队支书紧急会，生产队以上干部会和7,000多人的贫农代表会，都是以反右倾反瞒产为主要内容，大挖粮食漏洞。贫农代表大会，都是以反右倾反瞒产为主要内容，大挖粮食漏洞。贫农代表大会，来开会时走在路上死了12个代表，会期中伞陂寺浮肿者40多人，死去一人，县委对此严重的情况并没有引起注意，反而在那演刘介梅戏，意思是批判贫农翻身忘本了，实际并不是贫农翻身忘本了，而是我们不关心群众死活，忘掉了群众，脱离了群众。会上还从监狱里提出四名在押案犯，公审示众，企图以此对贫农代表施加政治压力。很显然，这是我们低估了广大贫农的觉悟，不相信广大的贫农群众。在贫农代表大会上，每个公社都带有3～4个当时所谓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开展了斗争，斗争中普遍发生打、翁、拔头毛等违法乱纪行为，县委主持会议同志并未采取坚决措施，坚决的加以制止斗争后当场逮扑法办和拘留为名，变相逮扑者共8人。这样以来，我们就把解决粮食问题和解决敌我矛盾问题混淆在一起了，这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县的反瞒产斗争持续时间很久，直到今年春季二月间，我们还在搞反瞒产斗争，一手发放统销，一手向群众要粮，并且提出了抛砖引玉，以粮引粮的口号，坚持反瞒产到底，搞不出粮食不罢休。在安排生活阶段，全县统计兑现粮食4,000多万斤，经最后落后只有40多万斤，还都是种子。正是由于我们开始以反瞒产搞征购，后来又以反瞒产去安排群众生活，使产量迟迟不能落实，分配、生活安排一空再空，恶果越来越大。（2）食堂停伙，本来是因为缺粮所造成的，而我们却硬说是假象，以富裕中农的煽动和威胁，抓住个别典型，误认为是普遍现象，错误的结论为群众是白天不吃夜里吃，明着不吃暗地吃。主要是受了富裕中农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人口外流，丢弃子女，本来是生活所迫，而我们却错误地认为是地、富、反、坏、右和反动富裕中农有意破坏政府的威信，甚至还说好人不外流，外流无好人，开始对外流人员采取限制的办法，后来外流人员越来越多，又采取收容的办法，不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3）浮肿死人，本来是因为生活问题所造成的，而我们却认为是一般疫情，甚至还坚持了“大灾之后必有疫情，疫情是不可避免的”极端错误的论调。11月起，虽然开始注意了，但只是从吃药、打针、休息等方面解决，不解决粮食问题，以致造成人口的大量浮肿死人。（4）宰杀牲畜问题：宰杀耕牛当然是不对的，但是在生活无办法的情况下，为了保证人的生命，宰杀了一些耕畜，这就要和有关破坏生产分别开来。从现在情况看，去冬今春我县宰杀耕牛的，大部是因为生活问题，而我们却硬说是敌人有意破坏生产，采取了镇压的手段，并且还规定凡杀牛者一律按破坏生产，逮扑法办，错斗、错办了很多好人，有的已经死在监内。这个错误也应由县委负完全责任。
+
+　　第三、对群众来信抱抵制拒绝态度，压制批评，打击报复。去年8月至今年3月，县委在受理的54件群众来信中，有14件是农村生活困难和死人问题，我们却把人民群众来信所反映的真实情况误认为是攻击和污蔑。不严肃分析，更无调查研究，简单批示，草率从事。更错误的是把人民群众的来信批给公安部门处理，进行打击报复。比如我们把郑州银行女同志的来信转给公安局调查处理后，公安局在城关进行女骗子站队、照像，影响很坏。县公安局向郑州市公安局去信要求对来信者进行处理。我们把双柳医院的医生的来信转给公社后，有关单位却对来信者进行了批判和斗争。再就是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这种打击报复压制批评的违法乱纪行为是党纪、国法所不能容许的。
+
+　　第四、当严重错误发生之后，我们又不能正视错误，下决心纠正错误，挽回不良影响；相反的却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态度去对待错误，把个人的荣誉得失放在第一位，无视党和国家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这一方面表现在对去冬今春发现人口大量浮肿死亡，这样一个人命关天的大事，开始很长时间不进行调查统计，不真实地向上级组织报告情况。2月分虽在扩干会议上进行了统计，但由于个别同志存有严重的个人主义，怕暴露真实情况，压着隐瞒不报；另一方面对省、地委的检查抱抵制态度，封锁消息，弄虚作假，欺骗组织，去年12月分对地监委赵秘书去下面检查，不是积极支持，回来后又千方百计找借口，把老人、小孩统统说成是正常死亡，压缩100多个。今年元月分省民政厅张付同志来县检查，回县汇报双柳死人数字时，又不承认张付同志调查的数字，并追问张付同志是从那里搞来的数字，态度非常蛮横。2月间省委工作组根据省委宋书记的指示，在我县搞两个重点大队对死人情况调查，我们并未采取积极负责态度，并对检查组阎处长不断地寻机进行攻击。在一次党委书记会上竟然同着省委工作组的同志公开说“今后没有县委介绍信不准随便统计死人数字”，企图以此达到公开封锁消息的目的。三月份中央监委刘处长来潢检查死人问题，在省开会的同志又从省打回电话规定紫疳症和浮肿病死亡的比例，弄虚作假，欺骗领导，更严重的是五月分省监委武书记带检查组检查期间，在一次扩干会议上统计了全县死人数字，当时认为数字很大，怕暴露了错误现象，对领导采取欺骗态度，不向武书记汇报，又召开了党委书记秘密会议，以界限不清为借口，让公社党委重作研究，压缩4,000多人，次日向省委工作组汇报后，省委工作组提出数字有出入，表示不满，才又将第一次统计的数字汇报给省委检查组。经过省委检查组最后澄清，实际伤亡大大超过县委原统计数字。本来因生活安排不好，造成人口大量伤亡，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犯了严重错误之后，不仅不主动向省、地委报告，反而对省、地委检查抱抵制态度，封锁消息，弄虚作假，以多报少，欺骗组织，这就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也是无组织、无纪律党性不纯的具体表现。
+
+　　为什么我们去冬今春会犯这样大的错误，而且这个严重的错误又持续很长的时间得不到纠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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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我们的党性不强，没有忠诚地执行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中由、省委一再强调产量一定要落实，分配要留有余地，我们与中央和省委的指示恰恰相反，在产量上浮夸起来，把分配建立在一个虚伪的基础上，而且又没有在实践中去自觉地，老老实实地解决分配、消费同生产不适应的矛盾，固执己见，把自己的主观片面认识形成了绝对化的程度。中央、省委不准搞反瞒产私分，我们却大搞反瞒产私分，用两条道路斗争的方法去解决粮食问题，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因而也就错斗错办了不少的干部和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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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毫无群众观点，对群众的生活疾苦采取了莫（应为漠——编者）不关心的态度，抓征购忽视了群众的生活安排，片面的国家观点，只强调征购，忽视了群众的分配和生活安排，违背了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实际上既无国家观点，也无群众观点。更严重的是错误地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观点和立场不明确、不坚定的具体表现。）
+
+　　其三，组织观念薄弱，资产阶级和个人主义思想严重，把个人荣誉得失放在第一位，无视党、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对工作中的错误不敢大胆正视，大胆承认，彻底暴露。开始是怕说右倾，对错误采取掩掩盖盖躲躲闪闪的态度；以致最后发展到抵制检查，公开大胆地封锁消息，弄虚作假，欺骗组织。这种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态度，与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是根本不能相容的。
+
+　　其四，没坚持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原则非常不够。特别是个别同志家长式的领导，严重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应加凌——编者）驾个人与（应为于——编者）组织之上，居功骄傲，目中无人，欺上压下，独断专行。许多重大问题，象实产的核定、食堂停伙、人口外流、浮肿死人，以及群众来信等，均未在常委或县委会议上进行严肃地认真地研究和讨论。同时对上级的许多重要指示，也未在党的委员会上作认真讨论与研究，领会不深刻，贯彻执行的不坚决。许多重大问题，如死人问题，也未及时向地委报告。这实是一种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的行为。党内的民主生活不健全，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正常开诚。更恶劣的是个别同志对批评者采取高压手段，进行打击报复，破坏了同志之间的正常关系，形成人人自卫（应为危——编者），互不信任，这就严重破坏了党内团结，在党内出现了一种极不正常的思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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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县委在生活作风上的铺张浪费也是严重的，买藤椅、盖新房，布置电话会议室，甚至为了企图享受，追求华丽，不择一切手段，隐瞒税收款不报，任意拉旧冷冻厂建筑器材，盖戏院、盖招待所大楼，违背了国家基本建设方针，和全国一盘棋的精神，影响了国家建设。以上错误梁德柱同志应负主要责任，但其他书记委员同志没有坚持原则，也没有与梁德柱同志的错误进行斗争，也助长梁德柱同志的个人主义和骄傲自大、目无组织的发展，也有的错误是其他书记亲自作的，因此其他书记委员也有一定责任，也应作深刻检查，接受教训。
+
+　　去冬今春我们所犯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政治经济上的损失是惨重的，教训是学生的，特别是我们的错误是发生在全国已经解放，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发生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之后，就显得越更加严重了。全县伤亡的人口中男女正（应为整——编者）半劳力占一半以上，全县现有劳力较去年9月分以前减少15%，仁和一个公社伤亡劳力3,967个，郑店牛岗大队刘庄生产队劳力伤亡70%，双柳新华大队第二生产队劳力伤亡占80%，仁和一个公社有250户人家死的灭门绝户，现在有很多的孤儿失去了父母，有很多老人失去了儿女，逢年过节群众到处哭哭啼啼，象这样的惨痛的情景，真使我们感到十分痛心。去冬今春不仅伤亡了大量劳力，而且耕畜上也遭到了大量的宰杀，全县现有役畜较去年9月分以前减少16.5%（不包括春季支援外地的），房屋的倒塌和农具的破坏也相当严重，全县统计现有房屋除今年夏季水灾冲毁的以外，较去年9月分以前减少29%，大件农具较去年同期减少17%，相应的也荒废了一部分土地，这就严重损伤了农村的生产元气，破坏了一部分大队和生产队的经济基础，给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使我县各项工作都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特别是政治思想方面的影响更是不可估量的和难以弥补的。去冬今春的大量浮肿死人，严重破坏了我们党同广大群众的密切关系，再加之有些干部严重的违法乱纪，捆绑、吊打群众，有的被打伤，有的被打死，有的被关在屋里活活饿死。有的群众说我们的干部是国民党，有的说现在的共产党变心了，不要群众了，我们听到这些话该是多么惭愧和伤心？我们脱离了群众达到了多么可怕的程度，要不是党的崇高威信，要不是广大群众有较高的觉悟，其后果真不可设想。人口大量死亡这个惨痛事件，影响到社会上各个方面，有的军人向当地党委写信说：饿死了他的家属政府要负完全责任，有的军人家属、机关干部家属向部队、机关、学校写信，反映农村大量浮肿死人的情况，还有不少部队和学校亲自派人来此调查了解，这个影响无疑是极坏的。这就严重影响了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地方和部队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状况。此外在县委指导思想和工作作风严重错误影响下，也腐蚀和烂掉了一部分干部。这种政治思想上的不良影响，只有经过较长时期的艰苦工作，才有可能被完全清除。
+
+　　为深刻接受经验教训，尽快消除由于严重错误而造成各方面的不良影响，提高领导水平，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加强党内外的团结，变坏事为好事，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迅速地、彻底地扭转我县工作上被动局面，首先要如实地有效地，扎扎实实地搞好当前工作，保证收好秋，种好麦，同时作好粮食工作。本着任务（此处2字不清——编者）政策，征购报从三留的原则，留足三留，实事求是的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其次，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层层揭发错误，共同总结经验教训，统一全党和全民思想认识，作好善后工作，除了妥善安置死者家属以外，要作好在反瞒产斗争中错斗干部和群众的赔清道歉工作，错扑的群众要查清释放。恢复名义（应为誉——编者），对反瞒产斗争中错处理的干部迅速恢复其工作，特别是要注意向群众进行政治解释工作，作到政治上道歉，经济上赔偿，消除隔阂，增强团结。其三，要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组织和领导全县党员和广大干部认真地、坚决地学习贯彻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委的指示，特别是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著作，提高政治思想理论水平，坚决贯彻执行“二五制”的领导方法，县委带头深入下去，与群众四同，采取解剖麻雀的办法，检查工作调查研究，认真分析总结经验，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严格遵守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基层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这一原理，老老实实地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有事和群众商量，彻底克服官僚主义和主观片面性，坚决并立即制止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如再有捆、绑吊打人者以党纪国法严加惩处。今后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干部都不准开除群众饭籍；机关、工厂、学校、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一律不准私设监狱。已设者应立即撤销，在押人犯除现刑犯要转县法院以外，其余一律释放。今后除现刑犯外一律不准随便扑人。违者以党纪国法论处。要大力提倡艰苦深入、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多做少说，实事求是，反对虚夸和骄傲。其四，坚持思想、生产、生活一齐抓的原则，经常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高度关心群众和生活疾苦。加强粮食管理，教育群众坚持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制度，大搞蔬菜，大搞代食品，调整好群众生活，大力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防疫运动，尽快消灭季节性的流行疾病，并且要作好规划，争取在一年半至两年时间内彻底消灭地方病，保证群众身体健康。其五，在灾区坚持生产自救的方针。灾区党的组织，要加强领导，团结广大群众，战胜一切困难，搞好生产，增加收入。各个部门都要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大力支援灾区。县下放的500多名干部，重点到灾区，加强对灾队的领导。县直机关、工厂挖掘出来的劳动力，准备全部分到灾队参加农业生产。总之要从各方面加强工作，力争在两三年内恢复灾区生产元气。
+
+　　总之，去冬今春以来，县委领导上，在立场、观点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都存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特别在粮食工作上的错误更是十分严重的。县委已经觉察和认识到了由于去冬今春所犯严重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失。虽然在省、地委领导和亲自主持下，曾经进行过多次的检查分析，但在很多方面的认识还很不够，对教训的接受还很不深刻。为了深刻接受经验教训，请到会同志本着对党对人民的事业和对县委每一个同志认真负责的态度，勇敢大胆地，真诚坦率地，坚决彻底地揭发县委领导上，在立场、观点、思想方法、工作作风等各方面的缺点和错误，坚决向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命令主义、个人主义、铺张浪费现象作斗争，下定决心把所有的问题都挖深、挖透、挖具体，一点不留，并且要严肃认真的进行分析批判，彻底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每个共产党员同志都应当坚持党的原则，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摆脱个人主义的小圈子，坚定不移的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划清是非界限，高举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向一切非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作斗争，向一切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县委保证虚心接受大家的批评，诚恳检查错误，保证对任何人不打击不报复，不代（应为戴——编者注）帽子。同时，只有把错误揭深、揭透，经过严肃的分析批判，才能统一思想认识，深刻接受教训，提高领导水平，团结全县，老老实实，竞（应为兢——编者）竞业业做好工作，弥补损失。
+
+　　 中共潢川县委会1960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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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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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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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4/000050.txt
@@ -0,0 +1,21 @@
+# 安徽省蚌埠专员公署关于加山县粮食局付局长尹平同志工作不负责任，严重的浪费粮食，应给予撤职处分的通报
+
+　　（各县、市人民委员会，各人民公社：）
+
+　　查加山县粮食局付局长尹平同志，严重官僚主义，工作不负责任，造成粮食严重损失。他家喂养的鸡、鸭、鹅100多只，经常到粮站晒场吃粮食，从不加制止；门市部干部回家吃饭，把鸡子关在屋里吃大米；出售的山芋很多已烂掉了。仓库管理不善，收购各种稻谷未分仓保管，品种混杂不清，糯稻、秈稻混在一起，塘稻种也混入大堆，而且仓库内还有老鼠吃粮食。对收购工作也抓的不紧，明光粮站干部，中午都回家吃饭，无人值班收购，既影响征购又影响社员生产，同时磅秤也未校正，每磅要多收进一斤多粮食。
+
+　　上述错误是严重的，除责成加山县人民委员会撤销尹平粮食局付局长职务外，特提出以下意见：
+
+　　一、立即在粮食系统职工中进行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爱惜粮食的教育，认真检查和堵塞浪费粮食的现象。粮站加工厂以及职工家属喂养的家禽家畜，一律与仓库隔开，严加管理，杜绝糟踏粮食或以粮食作饲料。
+
+　　二、加强粮食接收入库工作的领导，保证做到随到随收不误农时，并随时校对磅秤，公平合理收购，不得多收或少收。
+
+　　三、征购各种粮食，必须做到品种分开，好坏分开，干潮分开，特别是种子粮，一定要做到分品种、专仓保管，严防混杂，并结合当前粮食入库，进一步检查正顿七无粮食，消灭鼠雀虫害和霉变事故。
+
+　　抄送：专署粮食局，各县、市粮食局，各粮站。
+
+　　 1960年10月9日
+
+　　· 来源：
+
+　　安徽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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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4/000051.txt
@@ -0,0 +1,129 @@
+# 对我所犯错误的再次检查
+
+　　<原中共息县县委第一书记、徐锡兰>
+
+　　在县常委会议和正（应为整，下同——编者）风会议上，同志们对我的错误进一步的揭发和批评，我表示衷心的欢迎和无限的感激，虚心接受，深刻批判，决心改正。真正做到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老老实实的工作，代（应为戴——编者）罪立功，全心全意的为党为人民服务。我的错误具体如下：
+
+　　一，在去年秋季粮食工作中，违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导原则，违背了党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违犯了党的方针政策。在粮食分配方面和组织人民经济生活方面犯了极为严重的错误。由于生活失去安排和没有安排好，群众生活发生了困难，造成全县社会秩序一时混乱，不少人员外流，很多食堂少柴无粮，断炊停火，引起了浮肿病和其他的病大量发生，损失了几万个阶级兄弟和宝贵的人民生命，损害了人民身体健康，牲畜、生猪、家具农具、房屋受到了破坏，生产元气和农村自然面貌受到了损害，给党的政治上经济上造下了很大损失，给今后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带来了困难。
+
+　　以严重的个人主义态度、主观主义的指导思想，对去年秋季遭受严重干旱后的农业生产情况，作出了错误分析，对于抗旱斗争取得的伟大成绩和带来的严重困难缺乏恰当的理解，对于粮食产量的估计和落实没有从实际出发，没有自上而下，没有实事求是，以主观主义的指导思想，以算账、自下（应为上——编者）而下的套、算的方法计算的定产量，对产量作出了过高的估计，使估计产量很大距离的脱离了实际。去秋粮食产量在9月份的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就预计好了，全县总产31000万斤，以后又在夏庄会议上抬了30000万多斤，在包信会议上搞好（应去好——编者）了29000万斤，在临河会议上搞了27000万斤，县委四级干部会议搞了23000万斤。各公社分配会议上搞了18000万斤，最后县常委为了给地委回（应为汇，下同——编者）报，又主观主义的报了13000万斤。各公社大队根本不知。虽然产量不断变化，但很长的时间，把粮食分配方面和安排生活建立在23000万斤的基础上。这种把国家、集体和社员三者关系重大的粮食分配问题、安排生活问题，建立在一个既（应为极——编者）不可靠的基础上，建立在浮夸的基础上。向（应为从——编者）全县当时的生活情况和产量情况看，本来是受灾减产，硬在大叫大喊大丰收。去年的生产情况在于干旱时自己是知道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如城郊公社的生产情况，麦收后也去看过，并代（应为带，下同——编者）着大队干部参观和开会研究过，认为搞的不好，也有不少同志回报过，下面吃青的情况，但也不去正视，不承认，硬大叫大喊大丰收，否认了灾情，也否认了余粮自足和缺粮的历史情况。全县257个大队，不管情况如何，普遍地分配了征购任务，把灾年当做丰收年，把穷日子当做富日子过了，把客观实存在实际问题说成是思想问题，在整个粮食工作中特别是春节以前，多数时间和精力都用到解决面积和产量上。夏庄、包信、临河等现场会议，县委的扩干会议，以及公社的大会小会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在纠缠面积产量。在许多会议上，不是自下而上的、实事求是的修正数字，而是拿着主观主义的产量数字，强迫下边接受，硬往下边套，如果达不到目的地（应为决——编者）不罢休，只有达到了或超过了则成（应为称——编者）心满意。由于我有名利的个人主义思想、主观主义的思想，对待产量是宁高勿低、喜高厌低、愿听好不愿听坏，以不能否认大丰收，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低产论的错误论调来掩护个人的主观主义思想观点，从而压制和堵塞了下面真实情况的反映。去秋10月21号到东岳公社听了几个书记的回报了种麦情况和粮食工作情况，他们回报的总产1342万斤，三项扣除6661300斤，正（应为征，下同——编者）购430万斤，扣留和完成任务后还有余粮。当时听了后，主观的认为很好。同时也谈了许多瞒产私分的花样。结（应为接——编者）着开了个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又搞了些具体情况，既没有分析，又没有下去调查研究，就叫汤泽民同志起草了个报告，以个人名誉（应为义——编者）报告了县委。这个报告传达了各地之后，在全县发起了反瞒产的大动员。11月5日到中项店公社党委回报了各大队上来的数字，总产为15568599斤，三项扣除9699680斤，社会余粮5868919斤，征购任务250万斤，三留扣除完成后还余粮336万斤。听了以后当时认为情况很好，粮食很多，完全可以搞好。11月8号到了未店大队，是公社孙世夫确定的，虽说抗旱时他在那里，该队抗旱成绩很大，生产很好，是出席专区抗旱模范大队，自己有了印象。接着又听了大队支部回报麦收面积6183亩，总产2378550斤，征购任务251300斤，当时只完成28000斤，即（应为既——编者）没有到下面，又没有很好分析研究，就主观确定认定了，果然情况很好，大有搞头，需要很好地搞，决心把粮食搞出来，振（应为镇——编者）定了反瞒产的思想。
+
+　　在粮食征销作工作中，和安排群众生活上，一贯的坚持反瞒产，以极端错误的手段对待干部和群众，造下了严重的恶果。
+
+　　全县反瞒产是我一手造成的。我经常这样说：抗旱斗争取得伟大胜利，获得了大丰收，我们的粮食不是少，而是很多。但是粮食搞到哪里去了呢？又分析瞒产私分了，开了后门。在分析瞒产的情况时说：参加瞒产的有集体，有个人，有干部，有群众，但集体是大量的，个体是少数的。在东岳公社总合了十种瞒产花样，并提出了错误的作法，在全县各地和夏庄会议上进行了广播，对全县反瞒产起了动员作用。当粮食工作发生了抵牛局面的时候，我还坚持这样说：“粮食的问题是思想问题，是工作问题。”以后又提出：“在粮食问题上有思想问题，也有实际问题，但思想问题是主要的”。下放了些粮食，说是“安心粮”，是为了“抛砖引玉”，始终认为下边有粮食，始终认为下边干部、群众把粮食私分了，我曾说出了不少的错误论调：“说粮食问题是个大问题，是要不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问题，是要不要粮食制度的社会主义的问题，粮食问题是目前的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紧急动员起来，搞好粮食工作，打退资本主义向我们的进攻”。用这些错误论调来促使各级干部承认瞒产和坚持大搞反瞒产。
+
+　　在错误的反瞒产中，采取了许多错误的方法，产生了严重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造下了严重的恶果：1，过高过急的要求，频繁的会议和评比，当时的主要领导方法，经常提出“反右倾，鼓干劲大干几天，苦战几夜，保证完成任务”，“长准备，短突击，一鼓作气，保证完成任务”。在夏季中就提出了“先下手为强”，“要边收边打边入库，打一场入一场”，“不管什么粮都要”，“以后鲜红芋也收，带皮的麻杆也收”，依时（原文如此——编者）追求增加完成数字。为了急于求成，几乎是天天开会{电话会}，甚至一天几会，夜夜评比，有时搞到通宵。弄得下边白天黑夜不可收拾。2，利用假现场召开会议，大造声势。夏庄会议实际上是推广长陵大队完成任务的经验，但长陵大队历史上是统销队，当时也分配了正购任务，完成任务也还是把正购减了后计算的，所以这个现场是假的。常委没有讨论研究，当时我在包信，仲书记在电话会上和我商量后确定的，这个会议上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为了反瞒产，在1532人中辩论了95人，撤职了13人，法办了3人。在会议上错误的总结的六字工作法，这个会议上的错误，我的主要责任，后会后向我回报，我听了后的很满意。会议上总结的六字工作法不但同意，还弥（应去掉该字——编者）补充了两个字，即“管”和“用”字，构成了八字工作法。这个会议后，全县反瞒产掀起了一时的高潮，包信会议实际上是柿子园大队上的现场会议，常委几个人交谈后决定的。开始后的第一天，为了宣布粮食征购工作结束，我也去了。到了简李店后，看到了7500多人，住了一、二十里大的范围，几十个庄子，感到不便，所以主张搬回了包信，柿子园现场我去看了两趟，听介绍是30多万斤红芋，6万斤粮食，但对红芋有些怀疑，问干部和群众都说很多，要扒开看看，他们说不能扒，一看风就烂。张付专员去看时这样问，干部群众也是这样说的。这个现场会东西是有些，但也不真实，利用不真实的现场，鼓励下边大搞反瞒产，也是非常错误的。在这个会议上还是纠缠面积和产量，但没有辩论斗争。临河会议以杜围孜为现场，是公社党委回报，粮食办公室检查总结的，是一次安排生活现场会，当我看了现场后，认为有粮食，怀疑没有13万斤，七八万斤是有的，当时没有发现什么漏洞，也没有去调查粮食的来源，参观了后也很满意。以后听说是专门搞的个假现场，利用了假现场动员反瞒产，安排群众生活。
+
+　　（3）各级书记搞重点，我提出了集中力量，突破一点，了解全面，各公社都搞了，每社组织有50左右人。我在项店公社，和公社一块在魏店大队搞的。在这个大队工作中错误百出，危害严重，搞的群众家破人亡，倾家荡产，应有（应为由，下同——编者）我主要责任，入队后对干部基本上是“一脚踢开”。全队11个干部，只依靠了两个，丢开了支部建立了领导小组领导工作，然后又采取了大队、生产队干部集中学习上边工作组领导会议，下边发动贫雇群众，鸣放揭发瞒产私分，所谓两头挤的办法来解决干部问题，接着根据贫雇群众揭发的情况进行了辩论，我亲自批准辩论了生产队长王少臣，还提出了在群众中扎根串联，依靠发动贫雇农和干部算粮食收入支出帐，搞的干群关系很不正常，并组织发动群众，向隐瞒粮食的富裕农民、地、付（应为富，下同——编者）分子开展了辩论和斗争，以后扩大了基本群众，最后一直把群众手里的粮食以把瓶瓶罐罐的粮食也集中起来为名，也搞了出来。在工作中辩论斗争，到处都有，一直搞到搜查，发生了打人现象和打死人的严重后果，造成了十分惨痛的损失。
+
+　　（5）（原文如此——编者）违背了党的阶级路线，否认了绝大多数是好的，这一根本原则，曾经错误的分析参加瞒产的集体和干部是多数的。多数干部参加，产量又主要是部分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和作业组长，提出在粮食工作上不能依靠他们去搞，不少地方在一个时期把他们“一脚踢开”，不依靠他们，用“两头挤”的办法和开会学习的办法去解决他们的问题，使不少好干部受到了辩论和斗争，受到了无情的打击，伤了干部的感情，损伤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和工作积极性。
+
+　　（6）代头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我主张对于粮食、工作上存有右倾思想的干部进行批判，对有瞒产私分的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干部发动群众揭发和辩论，对有瞒产私分的地、付分子组织辩论斗争和依法处理，在东岳、项店和魏店大队都是这样说的，和指示这样做的，在全县会议上也不只一次的这样布置安排过，东岳公社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议辩论了23人，项店公社组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每个大队辩论了2人，魏店大队辩论的不少。在各级书记碰头点时我曾经讲，“下最大的决心，尽最大的力量，坚决搞好，搞不好不回来。”在公社组长以上和春节前的分配会议上，我是由“开不好解决不好不散会”，“哪个大队搞好，哪个大队回去”。去年十月底，在一次电话会议上，我在公社提出公社开会时“每人代一万斤粮食，达不到自查责任”， 又在一次仲书记提出，我同意公社开会时，“每人代一百斤粮食，食油、麻也可以”。有的公社搞的不好，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了张致武，徐天赐、罗雅丽、张存福等书面检讨。在项店时为了制止杀牛现象，我在会议上讲了，现在一头牛等于几个劳动力，分析了杀牛如杀人，对干部群众进行威胁。在全县各地传达后，因为制止杀牛，犯有强迫命令的不少，不少地方把人打伤打死。为了制止杀牛，经公安局股长傅万金同志承？，公社党委决定，我批准扑（应为捕，下同——编者）了七八个人，全县因杀牲畜，逮补了64人。项店公社私设有监狱，随便扣押人，我住在没有发现和制止，也充分表现了我的严重官僚主义。项店路楼大队支书王建友，在组长会议上主持辩论了老党员路得英，并大叫母老虎，并大喊狠斗，我发现后没有立即制止，这也是非常错误的。项店公社和未店等几个大队，在反瞒产中，发生了严重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但我身为第一书记，负责那个地区的工作，有时住在那里，这么严重的局面，没有及时发现和制止，应由我负主要责任。
+
+　　二、没有群众关（应为观——编者）点，没有党性和人性，不关心人民群众生活，只要个人名利，不要人民群众，只求个人生活享受，不管群众生活疾苦和生命安全。
+
+　　不关心群众生活，在粮食工作中，偏（应为片——编者）面国家观点，单纯为了完成任务。虽然也提出了安排好群众生活，但叫喊的多，具体解决的少。用（应加反——编者）瞒产的办法安排生活，有些食堂停伙，或吃的菜多粮少。夏季在东岳，秋季在魏店也看见过，在会议上也听见过，但我不承认是实际问题，错误地分析了停伙的原因，说什么“停伙是富裕农民对我们的威胁”，食堂虽然停伙，实际上还是“两钱饭”，大伙不开，小锅做，白天不吃夜晚吃。”用这样错误的论调盖着了下边的实际情况和问题。这种情况发生后，没有粮食，既不向上回报，又不想法解决，任其拖下去，使问题趋向严重程度。
+
+　　对人民不负责任，对人民的疾苦不觉痛痒，对人民的不去挽救，我县因生活问题造成一时社会秩序混乱，人员外流和引起浮肿病和其它疾病，造成死亡现象，我是知道的。在11月中旬的项店一次生活会议上，西部四个支书谈了他们队有疾病和死人现象。12月初包信会议时，到柿子园参观时看到一个小孩死在路上，还有一个活在路上（活的代走了），会后回来的路上见到了三个尸体。城关东南部的死人埋放情况，胡安魁检查后也向我回报过。对于这些情况，当时我还错误分析是“敌人破坏”，“给我们搞展览”，以后病情严重了，又分析为“有灾必有疫”，根本不承认是生活问题。李宗建同志报告五一大队的死人情况，没有亲自动手处理，不负责任的推给了别人如果当时把那个报告拿在正召开的县委扩大会议认真讨论一下，一方面可以把全县情况暴露出来，另一方面可以研究一下讨论的措施，损失可能大大减少，但我没有这样去做，这是个严重的过失。疾病和死人情况张寿明、朱金铎和其他同志都我回报过当时只说再查一查，或必须搞好不能再死了等，不负责任的答复。总之，全县发病这么多，死人数字这么大，死人程度这么惨痛，完全由我负责，罪责应归于我。
+
+　　对党不老实，对上级领导不忠诚，对于疾病和死人数字不能如实向上回报，在春节前向地委报告的死亡数字最多是7000人，去年12月初向张付专员回报的数字，也是不实的。12月底省委宋书记来时向他回报了死亡情况，他不相信。宋书记指示叫在当时的会议上从新整记一下，本来是登记了两万人左右，向宋书记了8000人，这个情况我也知道，向他回报我也同意，明目张胆地欺骗了上级领导。5月份县委四级干部会议上登记共死亡3600（原文漏掉1个0，应为36000——编者）多人。以后，各社总登记的不实，须要复查一下，自己也感到数字过大，连续两次复查，下降为23000多人，将此数字报告了地委，又一次欺骗了组织和上级，36000多人的数字在鸡公山会议才正式向地委回报。更错误的是，在鸡公山会议专门组织力量进行普查，全县统计死亡48000人，仍感到数字太大，又叫程书记再查一下，又下降了30000多人，向地委回报时，淮滨地区数字多报，我县地区数字下降3000人，这是不忠诚不老实的态度的作法。屡次欺骗了党和上级组织，想减轻自己的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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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群众生活极为困难，人员外流，食堂停伙，疾病和死人严重时候，不但不关心，不想法解决，挽救损失，相反地发展了资产阶级的生活，大吃大喝，享乐腐化。
+
+　　去冬在项店地区工作阶段，前后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去年11月5日到今年元月15日左右），主要是在项店公社的魏店、朱店三个地方，除了到地委开会，参加几次大的现场会，回县开会和在家里外，在项店地区具体工作和生活的时间，计有20天。在此时间生活非常特殊。在魏店的六、七天中，公社代着炊事员、公务员，代着吃的东西在大队食堂做饭，每天三、四顿饭，每顿不是大米就是面，也有红薯，也吃过精丝红芋，顿顿都有肉、鱼、蛋之类。在公社和朱店也是如此。不论在公社和大队，都是专门腾房居住，男的警卫，女的招待，吃好饭喝开菜（原文如此——编者），冷了有火烤。到东岳、包信、夏庄和其它公社、大队也都是被当做“上级”招待，吃的都是另外的好饭，严重的脱离了群众，破坏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
+　　在机关里吃饭，也非常特殊。机关原有小伙，当时显不出来。今年夏天，为了关心群众生活，为了和群众打成一片，地委有指示，县委有决定，取消小伙，多数同志都能按照这一规定搞大伙和同志们一起吃饭，但我没有这样做，名义上取消了小伙，而自己仍然在继续，仍是在大伙上单做单吃，多吃多占，差不多每天都有肉、鱼之类和鸡蛋，特殊享受了国家外贸物质。严重的是当我在家时，自己的爱人来时，每天早上也是和我一样特殊享受，同桌同吃，在机关干部中影响极坏。
+
+　　拼命的装饰自己的住室，在县委住过的几个房子，两间不好住三间，来住之前，整理刷洗房子内部，桌椅柜子，各式各样，应有尽有，一个人占用几个人的办公用品和生活用具，有电灯，有收音机，有电话机，有乐器，有门帘，有窗帘，一切设备很齐全。占公家的便宜，一年来喝的茶叶大部分是公家的，逢年过节也吸过公家的一些烟，拿公家的东西请客送礼，使用公家的福利金，从去年到现在共占用了300元。由于自己的生活特殊，有些公社给送东西，县委机关生产送的有鸭蛋50个(送给我老婆那里)，城关、关店、临河公社都给送瓜、梨和鱼等物，水利局李世喜还送给一支钢笔，在生活上什（应为甚，下同——编者）至发展到有时理发、买衣服把人叫到屋里料理，不到生产单位去，每逢我在家里时，余假（应为暇——编者）时间不去学习文件思考问题，而有时打球、拉（此处孔一格，应加琴——编者）和听收音机，干一些不务正业的事情，看电影不到影队去，叫到会议室去看，这些事例，充分说明我的生活非常特殊，脱离了党的要求，脱离了群众，正在向着各种腐朽透顶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发展，特别是我县发生了严重旱灾，农业生产遭受了严重损失，群众生活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我却不去站在抗灾的前列，以身作则，很好的领导全县党和人民群众战胜灾难，客服困难，挽救损失相反的我这种不关心群众疾苦和人民生命安全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生活有了发展，错误达到了严重程度。
+
+　　三、对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精神贯彻的不深不透，执行的不好，一平二调纠正的不彻底，自己又明知故犯。
+
+　　没制止盲目过度有的公社过度了（应为渡，下同——编者）蔬菜队，夏庄街西大队蔬菜队还在包工包产到户，我不断去夏庄没有发现，这样严重的问题，这是非常的。
+
+　　息、淮合并后，感到人多了，县委机关打算盖房子，开始计划在原有基础上向后扩大，以后又向东扩大，损坏了几十户群众的几百间房子，价值4000多元，现在房子也没有盖，几方面造成了很大损失，这不但是不关心群众疾苦和利益的表现，而且也违犯了郑州会议和省委六级干部会议精神
+
+　　（为了建立一个曲剧团，从各社调戏箱，以组织手段，以强迫手段的方法，三番五次的把东西调了上来，名义上是借用，实际上是一平二调，县营工厂调用公社的机器，有的直到现在尚未归还，如东岳、曹（此处两字不清——编者）的动力机要了多次未给，影响了公社的生产，县欠公社的帐，有的现在尚未兑现，亲自调包信的电影机一部，现在仍继续在县使用。）
+
+　　夏季遭受洪水后，东部有些大队受淹严重，加之有些大队太小，为了生产救灾方便，要求合并一部，几个常委也谈过，也给公社负责同志讲过，我几次报告请示，没有考虑这几个体（应去掉该字——编者）问题，有意违犯了党和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
+
+　　去秋抗旱时期，为了刺激群众抗旱积极性，存有把产量定到块包到人的思想，在东岳时和两个大队的干部谈了，但没有执行，紧接着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最后统一了包产到队的思想认识，才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思想，在抗旱中至于先保那（应为哪——编者）些，每人保多少我记得是地委指示后县委给我讲的，当时感觉这样做也符合我们的情况，这是一种不全面的思想。
+
+　　四、对待上级党委指示文件贯彻不认真不严肃，对上级党委的指示文件，传达的不认真不严肃，对省委工作会议吴书记的总结我自己只传达了一段，则交给了张巨成同志代替传达，自己错误的感觉传达一天累了，实际也只休息了一日，则错误的找几个人谈起来了，更错误的是会上有很多书记没有叫其它书记传达，充分表现了对别的书记看不起，不信任。
+
+　　省委召开生救会会议精神，在县委扩大会议上没有认真传达讨论，只传达了一部分文件，传达了之后也没有主持很多讨论，只在会议上作了个安排就是了，对上级指示精神采取了轻率的态度，这是极端错误的。
+
+　　关于代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的改造三类队问题我没有亲自动手，没有主持开会，没有做（应为坐，下同——编者）下来讨论研究，只是推给其它（应为他——编者）几个书记去抓，严重的违背了中央指示和省委六级干部会议精神。
+
+　　去年秋季为了支持我县及时种麦，地委播（应为拨——编者）给了我县麦种指标500万斤，根据季节分下去是完全应该的，也已经分下去了，当时仲书记主张收回来，给我说我也同意，违犯了上级的指示，当时主观认为500万斤分下去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停几天在（应为再——编者）叫下边自己拿出些种子，以后再分下去，缺种问题即可解决。另外当时正在开扩干会，怕领导干部不在家造成浪费等，这还是一种否认客观现实的主观主义思想作怪，也表现了不相信群众，推迟了某些地区小麦播种的时间，影响了增产。
+
+　　五、对党委的集体领导不尊重，带头破坏了这一重要制度。许多会议的精神和重要文件，没有在常委会议上认真讨论研究。省委五级干部会议精神，六级干部会议精神，省委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央、省、地委的许多重要指示、文件都没在常委会议上很好的、细致的学习和讨论，大都是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和其他会议上一起笼统传达贯彻，没有根据本县情况切合实际地提出要求，订出计划，提出有效措施和方法，不能很好的贯彻实现。
+
+　　许多重大问题没有在常委会议上很好讨论研究解决，去秋粮食面积、产量、疾病和死亡是天大问题，都没有在常委会议上细致讨论研究，只是一般的讨论就作了布置安排，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于改造三类队问题，息淮合并问题，生产救灾问题，工业生产，财经工作等都没有专门讨论研究过，对于县委的一些指示、计划和一些会议的文件总结，也没有很好的讨论，就自以为是的传达贯彻下去。
+
+　　唯我独尊，家庭式的领导，不民主，个人决定一切，有些问题讨论研究时，不能充分发扬民主，发挥大家的智慧，广泛深入展开讨论，而是大家说一通，自己一总结就决定了，对别人的意见不够尊重，不很好采纳，以个人意见代替了会议决议。去冬今春几次粮食会议都是我和仲跻瑞同志决定的，有时也给程书记谈一谈，其他人大都是不知道的，在会议上以个人的讲话当作指示。夏季在下庄召开的紧急县委扩大会议，是个人决定的，根本没和其他人商量。在集体中，相信个人，不相信别人，看不起别人，在工作上，过去除了对几个老书记放手以外，对别人在工作上是不放心的，不能发挥每个书记的作用，对有些在会议上传达文件快慢，说话中的差错，在对待上有时不够冷静，姚书记、江书记打电话不能认真接听，破坏了其他同志的威信。在集体领导上，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多，也开了些常委会或常委扩大会，但是没有单独召开过县委会议，使有些县委委员长期享受都和公社党委成员一样的政治待遇，没有发挥他们应有的权利和作用。
+
+　　对党委领导下的各个战线、各个部门的工作，很少作过明确的指示，不能经常的根据每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和不同部门的工作情况，具体的布置安排，大都是在全面的工作会议上笼统地布置，对于部门的各种报告，没有很好的仔细审阅，不能从中发现问题，帮助解决，对于部门负责同志口头指示，有些问题是以口答复，有些问题不能帮助解决或推给别人处理，使部门负责同志难以处决自己工作中的问题，这也是我的失职现象。
+
+　　违背了党的组织生活原则，一年以来，常委和县委都没有过过组织生活，让同志们定期座下来谈谈思想，互相交换意见，互相些批评和自我批评，借以互相帮助和改进提高，特别是息淮合并之后，也没有这样去作（应为做——编者），这首先给我的错误留下了逃避的机会，没有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监督；同时也不能使同志们之间做下来谈谈，本可以解决的问题很长时间不能解决，不少同志对这点有些意见是完全因该的。
+
+　　县委直接领导下的部门负责同志有些在生活作风上犯了错误，如徐洪基、孙启文、朱金铎、吴心乐等，他们的问题下边有检举，群众有反映，有的过去不知道，如徐洪基、朱金铎。如孙启文、吴心乐的问题我是知道的，但没有主动的提起常委会议上讨论解决，主要原因是自己有错误，如果自己去处理别人，自己感到手软无力。这样对于一些歪风邪气，和我一样的逃避过去，我成为这些人的温床和保护体，不能受到打击和制止，使他们和我一样危害了党的利益，给党造下了不良影响。
+
+　　六、在工作作风上存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不艰苦，不深入，简单漂浮，不管在那里工作，都没有很好的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和群众一起讨论研究一些问题，习惯于开会听回报，作报告，满足于一般的号召，到下边都是跑的多，看的多，到公社、大队多，到第一线少，就是到了第一线，也是走马观花，不能做下来解剖一个“麻雀”，我下乡时没有亲自动手搞出个成功的经验来，就是拿出一些资料，也是别人写的，个人看看，大部是一般化的东西，质量不高，对工作指导没力。去年夏末秋初，组织公社党委书记大检查共三十多人，每人一辆车子到处跑，当时张强付专员也参加了，只跑了两个公社因开会又回来了。去年秋季和姚书记等几个人跑遍了东岳公社。今年夏季和程书记、季书记、王光耀等同志，开始三人，以后七八人用十几天的时间几乎跑遍了全县，主要是观察小麦生长情况，今年秋季组织了生产前线办公室到下庄街西大队办公，并带有办公室主任、秘书、收发、打字员和报社、广播站的一些人员等，有男有女，搞的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其实我在那里工作的时间不过两三天。在项店时也是带着很多人，开会多，不是支书会，就是扩干会、代表会或群众大会，在魏店除了开会外，将（应去掉此字——编者）到过刘楼、李楼、朱店和张庄队，除了在大队开的一次贫农代表会，两次群众会和在张庄开了一次贫农座谈会外，别没有和群众座谈过，其他的时间都是用到干部会议上，在朱店时也是日夜参加会议，没有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高高在上的指导工作。
+
+　　（在作风上不艰苦、不深入，讲派头，排（应为摆——编者）阔气，不论到上边开会或下乡，不管忙闲都是汽车和专人专车送，下乡时带上秘书，有时带上报社编辑，带上通讯员，有时带上收音机、照相机，短枪长枪，人马齐全，前拥后呼，耀武扬威，盛气凌人。这一举动活动在群众之中，不敢为耻，反觉以耻为荣。）
+
+　　思想急躁，态度生硬，遇事不冷静，凭主观想象，过高的要求工作，要求别人，一旦比任何某一件工作搞的不好，不合乎个人要求时，什至发生了问题时，不去冷静地分析情况和原因，不去耐心的说服教育和设法帮助解决，而不满意，个性发作，不讲场合、不择方式的批评和斥责，在县委委员、正负部长和党委书记中有些人是受过我这样批评的，使同志们接受不了，影响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破坏了互相之间的团结。对于自己说的和个人作的不能言行一致，提出的要求时对别人的，把自己置于要求之外，不能以身作则，以模范行为带动别人实现：“四同”个人没有全面实现，搞好一点作的不好，摄入群众没有作到。对于这些下边作的不好，比人没有作到就批评指责，自己没有作到或作的不好，却没有反省检讨。在工作中没有创造总结经验，但也没有动手写文件，工作上的指示、计划和会议上的文件总结，都是别人搞，自己讲，或别人分头整理，个人总和再去报告。
+
+　　在思想作风上不忠诚，不老实，不能正视和反映真实情况和问题，存在严重的个人主义，计较个人得失，自从我担任了主要领导以后，（此处空两格，应加为了——编者）叫领导上看得起。为此在工作上不管物资（应为质——编者）基础和客观条件，如仍存有单纯的任务观点。去年夏季粮食工作没搞好征购任务没有完成，自认为对不起党丢了人，见了领导抬不起头来，自己背了半年的个人主义包袱，而在秋季不管客观情况如何，就主观的对上表示对下提出搞好工作，完成征购任务，弥补过去之不足，实际上是弥补个人的得失。由于个人主义思想严重，光要个人不要群众，发现了情况和问题，对粮食产量有怀疑，感到完成任务有困难同（应去掉此字——编者），没有向县委、地委如买（应为实——编者）回报反映。为了个人怕受批评，怕说右倾，怕冷淡了下边工作情绪，还在那里大喊大叫有粮食，闭着眼睛说假话。对如外流人数发病情况死亡数字明知不实，也不去设法澄清，澄清了又不如数回报，完全从个人得失出发，为了个人，害了党危害了广大人民。
+
+　　七、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违犯了党的干部政策：
+
+　　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认阶级敌对分子为好人利用，其为自己工作。58年我调信阳工作后，在息县收（应去掉此字——编者）大地主成份胡祥生（原在县人民医院当公务员）的要求下，看在她女儿的面子上，以缺人为理由，由县要到信阳自己的单位工作（到学校当公务员）我调回之后，他几次要求返回继续工作半年后学校同意即回来了，回来之后又着人安排到中学工作［任（应为仍——编者）是勤杂人员］，对于这样的大地主阶级分子我不仇恨认为好人，两次代（应为带）回安排工作等，严重丧失了一个党员的革命立场。
+
+　　我老婆的姑夫（应为父——编者）任少卫是贾林公社任店大队地主成份，他的儿子任恩让在新县粮食部门工作，任少卫有病安排到他儿子那里去一下，一方面看看儿子，另一方面治病，要我给他大队说一下，当时我给大队写了个信允许他去一趟，任去新县不到一个月即返回，虽不是有意把他放跑，但身对（应为为——编者）党的负责人员不应该对一个地主阶级分子办事，这也是立场性的错误。
+
+　　在使用干部方面缺乏明确的阶级观点，违法了干部政策没有按照上级党委的指示办事，特别是对有些出身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不但没有处理反而继续使用，付县长张致武历史上参加过三青团，几年来一直抗拒不交，既没有结论，又没有处理，一直拖下来，以后又派到东岳公社帮助第一书记工作（因徐天赐身体不好），程书生参加过地下军组织，经过斗争后才交待，没有经过长期考验，今春又提出在常委会上讨论，调到办公室当秘书，张聚成同志犯有严重右倾错误，地委结论处分，下达几个月没有公布，对于犯过严重错误的张聚成，郭亚明，没有经过长期的锻炼考验，又主张派到公社当代理书记付书记职务，对于这些重大原则性的立场问题不但不改掉，反而明知故犯，给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
+　　（马德超（严重右倾）朱学立（右派）彭培豪（反革命分子）等人员的提拔问题，过去提拔都是常委研究的，当时没有发现他们的问题，我也是同意的，在56年 党代表大会上提他们的候选人也是县委研究地委批准的，选举时县委需要作个动员解释，我当时是县委付书记，大会主席团指定我动员解释，当时动员解释的只有张光潜、彭培豪、夏学义等应为他们在主席团会议上都没有通过，马德超已经通过，朱学立没有通过。）
+
+　　（在干部策略上重才轻德，对王光耀、马鹏发、卓家发的提拔，我的主要成分起了决定作用，主要是认为他们有文化能说会道合乎（应为符——编者）个人的要求，没有考虑他们的政治品质，思想意识和工作能力等条件。违背了干部政策。）
+
+　　（违反了上级组织的决定，没有执行上级指示，地委决定张聚成、王光耀到地委另外分配工作，很早有通知几次督摧（应为促——编者）我不叫去并三番五次要求地委不调主要是当时人少，想留下来。这些人使用方便。有些人不经地委批准就宣布代理职务，如张聚成、吴心乐、李宗健、郑振宇、余姚远等这一次下乡都代理了职务，根本不合乎组织手续，明知故犯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
+
+　　（八、男女关系不正常作风不正派，道德败坏，腐化堕落犯了严重错误，失去了一个党的领导和共产党员应有的道德品质，给党造下了极坏的影响。）
+
+　　58年6月份以来，又一经常召开广播会有时召开宣传会议（县委分工我负责此项工作）开始和广播员胡凤霞熟悉，又一次当时的文教局付局长（？？字迹不清）于要和他（应为她，下同——编者）恋爱结婚并大举威胁他，他不同意，就把此事告诉了我，当时我对他说不谈就算了么，还对他进行了安慰，并鼓励他好好学习和工作。由于他刚从学校参加工作要求进步的思想较强，因为熟悉了她要求我以后多对她加强教育和帮助，有时我也给他指出些学习的内容和工作方法，从此以后关系一天天的更加密切了，接近的也比较多了，一直发展到互相来往，在一起拉拉谈谈说说关系很不正常，7月份地委决定调我到信阳工作，在未走的前几天因为很快就分别，来往更加频繁，超出了一般的同志，一直发展到无耻的称哥道妹的互相关怀的留念。8月上旬分别之后，我虽然人走了，还不断的来往通信。59年3月份我调回息县工作后，和王钦宏书记交换意见的时候，王书记谈了这一问题，当时我一方面作了解释，一方面引其（应为起——编者）了在意，是觉到这一问题的错误和不良影响，以后和接近上就很少了，又有一次和李元庆书记商谈时，也扯到了这一问题，这使我更加注意，由于一些老同志的提醒和忠告，自己也感到这事做（应为做）已经是错误了，明明也已经结婚了，他的爱人又是在自己同工作，而我一向认为是个很好的同志不能败坏了他们的幸福。因而我们这年不正常的关系，从去年秋季以来就丢失了。事情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了，但这是一笔资产阶级思想帐，应该加以算清。
+
+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分在项店搞分配重点时，公社党委从机关中抽调了一些人，在女同志中有一个邮电所的贾玉珍，过去根本不认识，分工时留在办公室看电话，互相熟悉之后，经常在一起谈谈拉拉，关系很不正常，以后又从朱（应为项——编者）店带到朱店，到公社和其他地方开会时，公社也带着她，和她经常见面，时间长了，由不正常的关系发展到和她发生过两性关系。我和她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发展到卑鄙无耻的犯罪行为。从春季以后，这个人在那里、干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
+　　招待所熊桂芳，由于她对我招待殷勤，照顾周到，我也很关心她，有时也对她进行些批评教育，她对我也没有什么畏惧，由于我生活特殊，有时到她屋里她端我吃，在那里开会时有些东西和文件也寄放在她的屋里，有时还和别人在那里谈工作说说拉拉等，因此到她那里去的多一些，接近也多一些，我和同志们下乡时她也要求跟着去，由于我没拒绝，也随众到包信一次（当日返回）。更错误的是省级六级干部会议，明文规定不准带服务人员，但她要求去借机看看城市，看看在郑州工作的小王，我明知故犯迁就了她的要求，又以人多为借口（参加82人），把她带到了大会上，由于大会不允许，加上她已见了小王，五六天后就回来了，直到我反省之前还来问我吃饭情况。我们虽然经常来往，在我思想上也有不良的企图，而没有发展到不道德言语和行为。但是，作为一个党委负责同志，和一个女公务员有这样来往，也是错误的，在机关干部中造下了极坏的影响。
+
+　　关店小陈是今年夏季到关店时才认识的，当时关店在开支书会，我给会议照了个像，也给她和妇女主任照了一个，在关店住了一天即走了，过去来县一趟，送的是梨，说是来拿照片的，因为相片照的不好，没给她并说以后好天再给她照一个，前段来一次因为她不想下放，并说王连池同志叫她来问问给她找个地方，有一天中午我正在家里准备扩干会议上的文件，她到屋里要求想个办法 ，我说只有回去生产，现在都在下放，县里根本没有地方，如果因为下雨不能走，可以先到大会上等好了天再走也行。
+
+　　（这几年来由于我的思想不健康，发展了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爱好接近女同志，愿意和女的说说拉拉，代着女干部和勤务人员下乡，从信阳到息县时和一群男女学生一起照相。这充分表现了我的思想意识败坏说话不严肃，作风不正派，这是一种侮辱妇女玩笑妇女开心取乐的资产阶级流氓作风，完全失去了一个党的领导者的身份和风度，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道德品质，给党造下了积（应为极——编者）坏的影响。）
+
+　　（九、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骄傲自满情绪，夸大成绩吹嘘个人，自高自大自命不凡，私人（疑为人）拉拢，封官许愿制造个人崇拜。）
+
+　　由于党对自己的培养教育和信任提拔，在比较顺利的工作环境中，自满于自己的一切，使我骄傲了，自己不自愿的幼稚的识（应为视——编者）为“年轻有为”，“聪明能干”“有文化”“有理论”“进步快”一直发展到自以为是，自命不凡，抬高自己显示个人，如开会时会场须要搞得严肃隆重，文件总结须要搞的规规矩矩，往往是个人报告的多，认为自己报告干脆利亮，好记易懂，自己讲别人听时要求严肃认真，别人讲自己听时莫（应为漠——编者）然了事，开会登报宣扬个人，登报时因个人的名字小了，指示报社两次检讨，还以个人名义向信阳导报、河南日报、中州评论，投稿登载，拿别人的劳动果实宣扬显示个人。愿意别人说好，不愿别人说坏，喜欢别人表扬奉承，要求别人对自己崇拜。有了这些骄傲自满情绪，对自己作出了不正确的估价，把自己放在了不恰的位置上，认为自己了不起不简单，唯我独尊，盛气凌人。
+
+　　不恰当的夸大个人，当工作有了些成绩时就沾沾自喜，当发现了解决一个问题时 念念不忘，今春夏庄生活现场会和通过烧煤解决了烧柴问题也是经常提起，（1）经常讲解在息县的伟大成绩，58年由息调信时还在会议上讲了个人离息的心情，提出了六条工作意见和一些要求，59年信阳调息后，也不断介绍如何创办学校，调走时师生如何留恋，忽视了党的力量夸大个人作用，夏季到淮滨防洪回来后。把几个书记和别人说成是放任退缺（应为却——编者），自己到了那里后如何果断，保证了淮滨县城主要是个人之功，对于党的和别人的作用只字不提借以压低别人抬高自己，对于工作中的成绩不认为是应尽之责，不是埋头苦干的工作。更错误的是剧团编剧歌颂自己丑化别人，开始虽然不知，演出虽然（此处2字不清——编者），但中间通（应去掉此字——编者）知道未为坚决制止，直至演了七、八场才制止下来。这种思想意识和作风是极端错误的。影响很坏。
+
+　　喜欢能文能武，能说会道的干部，看不起工农同志，不从本质对待，单从表面看人，对于有文化能说会道的，张聚成、王光辉、马鹏友、张喜明、余玉生等印象深刻主张以（应为一——编者）提再提，对于一些工农同志是不够尊重的。也不能放手信任，这种偏面思想观点也是非常错误的。
+
+　　存在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施用私人拉拢封官许愿，制造个人崇拜。在干部中对于已经提拔的和调走了是个人的意见，对张喜明、马鹏发、汤泽民都说过，没有提拔的说是准备提拔，有的请示没有批下来就和本人说，邵冲敏提付县长地委没批就说了，孙学用不是干部，有贪污行为，当了事务长，两个通讯员为私人服务别人吩咐不动，知道后不批评，不教育，思想品质和思想意识已经坏到了严重程度。
+
+　　十、对待错误的态度不正确不老实
+
+　　我犯下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在有历史意义的、政治意义的，鸡公山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我不自觉对自己的错误不认识，不检查，避而不谈，避而不谈，一时混了进来，在贯彻这个会议的县委扩大会议上只作了一般的检查，没有大胆的、全面的检查个人一切，再一次的混了过去。对有些错误自己不很好认识，反而想把（应为摆——编者）脱自己，想减轻自己的罪责。如对人讲：“我对死人如何痛心难过，别人对这一问题如何轻率，并说我县的问题要比几个县小等。”为了蒙蔽错误，不但少报数字，还提出弄捏幕（原文如此——编者）的办法作为伪装，用这些办法欺骗别人，蒙蔽大家，态度非常错误。
+
+　　在常委会议上虽作了检查，但不全面、不深刻，我认为大家的揭发和批评都是正确的，在大量事实面前我只有承认错误，低头认罪，认真检查，洗心改正，永不再犯，真正成为一个经过改造的新人。
+
+　　经过前段的反省检查，使我深刻感到错误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以及发展下去的危险性，我认为错误严重，给人民带来了祸害，造下了严重的恶果。深感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领导和同志们，我痛恨自己，悔恨个人，但已经晚了，只有在今后决心改正错误，好好的工作，代罪立功，将功折罪，以实际行动补偿过去损失，挽回不良的影响，以实际行动报答党和同志们对我的培养教育和关怀帮助。尽管我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反省检查，由于我在息县工作时间长，涉及的范围广大，恐有检查不到的地方；由于我各方面水平差，对有些问题的认识批判恐有不深之处，对于那里不足、不够、不深的地方，我愿意诚恳虚心的听取同志们的揭发和批评，衷心接受大家的帮助。
+
+　　为了严肃党纪，为了教育我县全党和教育改造我个人，我请求党给我严厉的处分。
+
+　　 徐锡兰1960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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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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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09 @@
+# 关于商城县委所犯错误的主要经过和后果
+
+　　<中共商城县委>
+
+## (一) 去冬今春商城县委所犯错误的主要经过：
+
+　　去年七月初，当晚秧还没插完的时候，全县就普遍出现了旱灾。开始有八万五千二百七十五亩地受旱，占总耕地面积的14%，到八月五号就发展到四十七万五千六百五十一亩，占总耕地面积的79%。这样严重的旱灾，一直持续到九月底，共连续三个多月。经过全县人民的抗旱斗争，实收面积四十万七千三百一十二亩，平均单产三百一十八斤，总产一亿零四千八百五十一斤。全县二百二十三个大队，有一百一十七个大队严重减产，占总队数的52.46%。
+
+　　县委却不承认这样严重的灾情，错误地估计了去秋粮食形势，把灾年当丰收年。按县委最后定案的数字，全县平均单产七百四十九斤，比实际单产高186.3%，总产三亿五千万斤，比实际总产高139.95%。县委以数字安排征购、分配和群众生活。全县征购任务八千万斤，实际完成七千三百万斤，占征购任务的91.25%。虽然完成了这些征购任务，但有不少社、队卖了过头粮。在这样的情况下，还组织了全县性的大规模入库高潮，向“十一”献礼。当时何店公社的姜棚、峡口、姚堰等大队，把口粮、种子、饲料都送入国库。这天全县共入库一百零六万零二百六十斤。紧接着，在十月四号县委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贯彻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精神，批判了粮食“低产论”，确定“继续反对右倾，保证完成粮、油、棉的征购任务”。在这次会议上，主要是一反右倾的名义，开展大反瞒产斗争，参加会议的共一千二百四十六人，就斗争了二百六十二人，占到会人数21%。斗争的办法有：摘帽子、罚站、开弯腰会、炒盐豆子，揪耳朵、揪头发等，会后，各公社都分别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贯彻县委四级干部会议精神，仍以反右倾为名，进一步开展反瞒产斗争，进行征购。会上违法乱纪行为更为严重。据钟铺公社统计，到会一千九百多人，就斗争了五百多人，占到会人数的26.2%。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已发现不少食堂停伙。上石桥公社十月上旬停伙的有五十多个食堂，龙堂大队三十一个食堂，到十月九日就全部“砍大锅”。到十月中旬，全公社就有40%左右的食堂停伙。到下旬，全社四十三个大队，除太平等六个大队以外，其余大部分食堂停伙。这时已经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现象。全县统计，十月下旬停伙的六百九十二个食堂，发病一万六千六百八十六人，外流一千七百六十六人，死亡4656人。到十一月上旬，不仅上石桥公社绝大部分食堂停伙，而且在钟铺、何店、余集公社部分食堂和达权店、伏山个别食堂也出现了停伙现象。由于食堂停伙，当时浮肿病有了蔓延。据上石桥公社王老湾、大塘角两个生产队调查，发生浮肿病三十六人，七天内死亡六人。另据当时上石桥公社十四个大队、二十六个作业组、何店公社的峡口大队和钟铺公社观庙大队的调查，三个地方共调查了八千七百一十人，生病的就有一千六百三十一人，占18.7%，病死的二百六十四人，占发病人数的16.1%。全县统计：十一月分有1678个食堂停伙，占食堂总数的41.95%；34023人发生浮肿病，占总人数的8.26%；死亡14680人，占3.67%，外流人口4435人，占1.08%。
+
+　　在这种严重情况下，县委又于十一月贯彻了地委鸡公山反瞒产现场会议精神，抽调干部搞反瞒产重点，到处开假现场会、党代表会、积极分子会、万人誓师大会等，大搞反瞒产运动。鸡公山会议后，由县委农工部长刘德群同志，在何店公社四庙墩大队，搞反瞒产试点，制造了假现场会，将王老湾大队群众的坛坛罐罐、枕头套、衣服、袜子都搜集起来，用翻出来的五百多斤大米，二千多斤稻谷，和在竹园湾家仓库挑来的二百五十多斤大米，装在里面，组织全公社和管理区干部参观，并总结“经验”，报告县委反出粮食二十四万零一百六十八斤，挖出地下仓库五个，地窖三十七个，缸二百六十七口，粮罐三千一百七十个。县委接着把此“经验”批转在全县范围内推广。十一月二十二日，县委连夜集中了县直机关二百多名干部，由县委书记姚炳衡、库立成和郭增成、何善普等同志带领，到上石桥公社鄢岗、赵棚、双铺等地，核实产量（反瞒产），提出两天完成征购任务的口号。临走时，王汉卿向干部交待：“现在社社有瞒产，队队有瞒产，组组有瞒产，下去要顶得住。”二十六号张念仲同志由省里开会回来，又在上石桥集中了一百零四名干部，组成工作组，到张畈、龙堂搞反瞒产重点。一到这个地方就发现食堂普遍停伙，疫情严重，全管理区发病三千六百人，已经死了一千多人。接着于十一月二十八号在上石桥公社南司召开县委常委会，会上把食堂停伙和疫情等问题归罪于瞒产私分和两条道路斗争，说是敌人搞的恐怖手段。会议结论：“当前的斗争并不是一个粮食问题，最根本的是敌人抓住粮食这个最能迷惑和煽动群众的问题，来破坏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时断言：“粮食问题，不是实际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工作问题，和敌人使用恐怖手段。”同时肯定地指出：“今年的私分、瞒产、偷盗，是比较普遍的问题，其特点是：动手早，数量大，花样巧妙，放的稳蔽，一时不易突破，有的够吃一年、二年、甚至五年、八年。”南司会议结束后，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又在上石桥召开了县委常委会，会上不仅仍然没有解决停伙、治病、死人等严重问题，反而提出“顶、引、要”三个办法。当时县委第一书记王汉卿结论：“我的基本主张还是顶下去。”会议最后结论确定当时总的指导思想是：“集中精力，全党全民总动员，核实产量，搞好分配，安排好生活，开展政治攻势，开展两条道路斗争，掀起以大兴农田水利和麦田管理为中心的冬季全面生产新高潮。”会上确定各公社普遍召开庆丰大会，核实产量，安排好生活。会后各公社、管理区、大队分别召开了群众誓师大会，发动群众，继续挖粮食。如何店公社燎原大队“献礼”，给参加会议的群众参观，以后也不给群众吃。同时，县委决定，以公社为单位，召开党员和积极分子大会，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判富裕农民思想，以此为名，进行反瞒产。会上违法乱纪的花样和手段比以往更多，更残酷，影响更大。余集公社召开党员和积极分子大会时，炒“盐豆子”，因斗争逼死一个干部，结果形成管理区干部打大队干部，大队干部打作业组长，作业组长打群众，层层的地捆、绑、吊、打。施何管理区书记陈贤法，于十一月十一日在管理区召开的反瞒产会议上，打死了两个干部，并在群众大会上说：“打死的都是富裕农民，死一个少一个。”会后，全管理区干部普遍打人。共社驻马槽大队干部肖祖海打了三十多人，死了六人，十五个大队干部，他打了十四个。共社驻施河大队干部刘一万把全队二十七个作业组长，除一个在城里学习外，都打了一遍。施河大队共一千四百五十个劳力，被打的有四百三十八人，占34%，其中打伤一百五十四人，打残废十六人，打死九人。全管理区摔死四十八人，摔残废三十六人。县委反瞒产工作组在双铺学校召开反瞒产干部会，会上斗争了龙堂大队生产队长（共产党员）芦伯成和张畈大队副支书余传道，在斗争时采取打、推、吊、捆等手段，斗后不准芦伯成吃饭，赶出原籍，芦三天后死去。在这个会议的影响下，工作组一百零四名干部中，有九十三名捆、绑、吊、打过干部和群众，两个大队共捆、绑、吊、打群众五十九人，打伤三人，打死和逼死七人。张念仲同志指使公安局长王志刚持枪逼迫社员张国喜披尸体、吃人肉，以后又将张国喜逮捕法办，死在狱中。并在双铺管理区私设劳改教养场，把五类分子、杀牛的共集中了八十三人，其中有基本群众二十五人，共死亡五十四人。四顾墩管理区在反瞒产斗争时，强迫陈楼大队彭冲生产队一百一十九户、五百零二人，全部搬家，每人只准带被子和换洗衣服，没安排住处和生活，致使社员到处流浪，没饭吃，没房住，死亡二百五十八人，外流九十余人。
+
+　　十二月上旬食堂停伙、疫情蔓延和死人现象已经发展到严重的地步。全县当时停伙的2022个食堂，其中最长的已达六十一天，群众没有吃到粮食，浮肿病已发展到58793人，已死亡23469人，外流6749人。这时虽然宣布征购结束，但是指导思想上，仍坚持以反瞒产来安排生活。县委于十二月十四日在长竹园召开了“生活安排现场会议”，会上批判了上石桥公社没完成征购任务，对各公社分配了三百万斤反瞒产任务（即所谓“工作量”），以此空头指标安排群众生活。会上提出：“当前我县的粮食工作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和工作问题，不首先肯定当前粮食问题是思想问题、工作问题，是要犯大错误……。”指出：“当前粮食工作主要是两条道路斗争问题”，并且规定“在哪里搞出粮食就在哪里安排生活”。会后提出“集中力量，发动群众，核实产量，安排生活”，并强调“搞好重点，创造经验，召开现场会”。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省里虽然分配我县一千九百万斤统销粮，但在安排生活时，还决定达权店公社的四个缺粮大队再“顶”一个时期。结果使这六个队在这段时间内又饿死五十五人。当时省确定每人每天按十二两（老秤）安排生活，而县委对有些缺粮队只给半斤，其余四两作为“工作量”。在统销指标内，确定每人每月吃三斤混合粉（用稻壳、糠、饼混合做成）顶作主粮。同时，张念仲书记在双铺安排生活时对吃饭者规定四条纪律：（1）富裕农民和有瞒产私分的人不准吃；（2）懒汉二流子不准吃；（3）地、富、反、坏、右不准吃；（4）杀耕牛、杀羊者不准吃。结果，在这时张畈大队有九十七户、一百七十九人没给饭吃，社员张恩兴全家八口五天没给饭吃饿死七口。
+
+　　在反瞒产、安排生活时，于今年元月份，又以分配兑现、执行“三包一奖”为名，继续搞反瞒产，并确定以公社为单位，召开社员代表会，会上以高包产指标和丰收的年景，进行奖惩，企图用奖惩的办法，继续搞粮食反瞒产。如何店公社燎原大队在城关召开分配兑现大会时，采取“假兑现”的办法，会上奖励超产队，发放社员工资，以此引诱社员挖粮食，报产量，会后，又将在会上发的东西私自收回。伏山公社连二塘大队再分配兑现时，对减产缺粮队，采取扣统销指标的办法，惩罚社员。当统销指标下达后，不解决粮款问题，而采取“倒兑现”（即罚款）、投资等办法，叫群众自己拿钱买粮，若没有钱，便非法搜查、斗争。何店公社观帝庙大队采取硬打、硬要、搜查、封门等办法，搜查了三百二十户，封门三户，捆绑吊打、炒“盐豆子”八十多人，当时，阮楼阮大甫的妻子被饿死。没钱不给饭吃，结果开除饭籍二十多人，群众被逼得没办法，就倾家荡产买粮食。当时卖衣服的有二百六十户，卖被子的有五十三户，卖其他家具的五十三户。第二中队刘作林，全家六口人，两条被子都卖掉了。该队社员刘方珍因为去冬没吃的，杀了一只母鸡，今春算账一个鸡生五十个蛋，每个蛋出一只小鸡，每只小鸡一元钱，加上老母鸡两元，合计罚款五十二元，没有钱就斗争、毒打，并没收了全家衣服，抵作赔偿兑现。该队四中队贫农梁祖海，因喂的牛耳朵被人割去，便被要求赔偿兑现，因无力赔偿，大队副队长王克干便组织群众对梁夫妻二人进行斗争、捆绑吊打，并用烧红的铁丝烙，不久他们即死去。之后又把梁家两件棉袄、四双袜子、两条被子、一个箱子、七十五元银洋，全部收归共有，抵作赔偿兑现。据四顾墩管理区四个大队统计，去冬今春共搜查群众二百七十二户，搜出人民币一千三百八十六元，公债六百六十三元，银洋一千三百八十八元，被子七十四床，棉衣三十八件，单衣一百二十四件，棺材三口。
+
+　　以上情况说明，县委在指导思想上，自始至终不承认灾情，坚持反瞒产斗争。在反瞒产斗争中，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了极端错误的做法。这种错误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以反瞒产来完成征购任务。大体上从九月底开始，到十一月低为止，两个月时间。二是以反瞒产来安排生活，从去年十二月份开始，到今年二月底左右。两个阶段共持续五个月时间。中间掀起了五个高潮：一是在贯彻八届八中全会时，以反右倾为名，搞反瞒产，组织入库高潮；二是贯彻鸡公山现场会议精神，同时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判富裕农民思想，开展反瞒产运动；三是召开长竹园安排生活现场会，以反瞒产安排群众生活；四是以搞好分配、执行“三包一奖”为名，进 （以下缺）
+
+　　分之四计算，共一千六百四十八人，非正常死亡的五万四千一百五十二人。死亡人口中，有正半劳力三万零八百六十四人，占死亡总人数的55.2%，占全县原有总劳力十五万三千零五十一人的20.1%。死绝户二千四百一十七户，遗下无依无靠的孤儿二千一百四十三人，孤寡老人一千三百二十一人。而县委几次向上报的数字是：一九六零年四月十九日向地委书面报告，全县去冬今春共死亡四千七百七十七人，占总人口的1.19%。五月六日在县四级干部会议上统计，死亡二万四千五百五十四人，上报一万三千四百九十八人，少报一万一千零五十六人。五月三十一日统计，死亡二万五千二百九十一人，上报同此数。七月二十九日统计，死亡二万八千五百六十五人，书面上报一万四千七百五十四人，少报一万三千八百一十一人。八月十七日统计，死亡三万四千二百一十六人，未上报。八月二十三日在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统计，死亡四万四千七百五十六人，上报同此数。
+
+　　家畜家禽死亡：据十一月一日统计，去冬今春全县非正常死亡的耕牛四百五十一头，占总头数的1.5%；驴死亡一百零八头，占总头数的8.3%；死亡猪、羊二万八千七百八十三只；家禽三万五千六百六十一只。农具丢失二万三千九百九十八件；拆毁、倒塌房屋一万三千一百二十六间。
+
+## 据上石桥公社双铺管理区五七年和六零年对比调查：
+
+　　项目 一九五七年
+
+　　实有数 一九六零年十月底
+
+　　实有数 减 %
+
+　　人口 18199 18859 23.5
+
+　　其中：正劳力 4006 2650 33.8
+
+　　半劳力 3883 1601 58.7
+
+　　农具 9371 8961 4.3
+
+　　家具 25575 21445 16
+
+　　猪 1945 439 71.2
+
+　　羊 2075 485 76.6
+
+　　鸡 21217 9269 56.3
+
+　　鹅 280 235 16
+
+　　兔 762 286 62.5
+
+　　播种面积 39961 35959 10.33
+
+　　综合单产 368 223.12 36.5
+
+　　公粮 1082622 1727345 增59.9
+
+　　余粮 2422877 ？ ？
+
+　　副业收入 74636 28804 31.4
+
+　　森林 9255 9100 2
+
+## 何店公社四顾墩管理区连二塘大队的情况是：
+
+　　项目 一九五七年
+
+　　实有数 一九六零年十月底
+
+　　实有数 减 %
+
+　　人口 1955 1341 31.8
+
+　　其中：正劳力 473 174 63
+
+　　半劳力 397 208 47.6
+
+　　每个劳力负担面积 4.15 9.42 增127
+
+　　耕牛 203 136 33
+
+　　驴 23 11 52.2
+
+　　农具 2546 1342 47.3
+
+　　家具 4402 1981 55
+
+　　房屋 1426 883 38.1
+
+　　猪 244 5 98
+
+　　鸡 2218 192 91.3
+
+　　鹅 3500 2200 37.2
+
+　　播种面积 3605 3530 2.7
+
+　　综合单产 318.8 198 37.9
+
+　　其中：小麦 115 64 44.4
+
+　　水稻 510.75 330 35.4
+
+　　红芋 183 93.5 48.75
+
+　　杂豆 107 34 68.22
+
+　　花生 132 ××× 100
+
+　　芝麻 35 13.5 60.57
+
+　　油菜 43 3 93.1
+
+　　公粮 202513 211267 增3.9
+
+　　余粮 332398 ？ ？
+
+　　副业收入 13071 10823 17.2
+
+　　作坊 13 5 61.54
+
+　　桐子 1836 1000 45.6
+
+　　木梓 16377 10000 39
+
+　　上石桥公社张畈、龙堂和何店公社观帝庙三个大队，去年九月至今年四月的损失情况如下：
+
+## 一、 人口死亡情况：
+
+　　项目 张畈 龙堂 观帝庙 合计
+
+　　去年九月
+
+　　实有人口 2419 2276 2233 6928
+
+　　今年四月
+
+　　实有人口 1425 1367 1362 4154
+
+　　减少% 41.1 40 39.1 40
+
+　　其因疫情死亡 832 846 845 2523
+
+　　占原有人口% 34.39 37.17 37.8 36.4
+
+　　被打死 5 3 11 19
+
+　　外流 157 60 15 232
+
+　　饿死人数 42 60 72 174
+
+　　遗下孤儿数 13 27 35 75
+
+　　孤寡数 23 12 21 56
+
+## 二、 劳力死亡情况：
+
+　　项目 张店 龙堂 观帝庙 合计
+
+　　去年九月
+
+　　实有劳力 779 927 915 2621
+
+　　今年四月
+
+　　实有劳力 417 473 425 4315
+
+　　减少% 46.47 49 53.57 49.9
+
+　　其中死亡青壮年劳力 301 385 452 1138
+
+　　现因病
+
+　　不能劳动 57 15 21 93
+
+## 三、 耕畜死亡情况：
+
+　　项目 张畈 龙堂 观帝庙 合计
+
+　　去年九月
+
+　　实有耕牛 161 192 173 526
+
+　　今年四月底
+
+　　实有耕牛 136 180 153 469
+
+　　减少% 15.6 6.2 11.6 10.8
+
+　　去年九月
+
+　　实有驴 9 18 27
+
+　　今年四月底
+
+　　实有驴 6 14 20
+
+　　减少% 33.34 22.3 26
+
+## 四、 农具损失情况：
+
+　　项目 张畈 龙堂 观帝庙 合计
+
+　　去年九月
+
+　　有大农具 284 350 286 920
+
+　　今年四月底
+
+　　实有数 171 249 198 618
+
+　　减少% 39.8 28.8 30.8 32.8
+
+　　去年九月
+
+　　实有小农具 692 738 589 2019
+
+　　今年四月底
+
+　　实有 519 581 535 1635
+
+　　减少% 25 21.3 9.2 19.1
+
+## 五、 田地荒芜情况：
+
+　　项目 张畈 龙堂 观帝庙 合计
+
+　　今年夏季实收面积亩数 2400 3961 1751 8112
+
+　　较去年夏季减少亩数 410 65 215 690
+
+　　减少% 17.08 1.64 12.28 8.51
+
+　　荒地面积 410 65 165 640
+
+## 六、 家畜家禽死亡情况：
+
+　　项目 张畈 龙堂 观帝庙 合计
+
+　　去年九月实有猪 120 87 67 274
+
+　　今年四月底实有 2 18 11 31
+
+　　减少% 98.34 79.2 83.5 88.76
+
+　　去年九月实有羊 63 135 385 583
+
+　　今年四月底实有 42 42 62 136
+
+　　减少% 33.4 68.9 83.9 76.7
+
+　　去年九月实有 350 1104 1675 3129
+
+　　今年四月底实有 87 189 605 881
+
+　　减少% 75.2 83 73.9 71.86
+
+## 七、 破产情况：
+
+　　项目 张畈 龙堂 观帝庙 合计
+
+　　倒塌房屋数 310 368 365 1043
+
+　　占原有房屋的% 13 13.14 8.87 11.78
+
+　　毁灭民宅 8 8 46 62
+
+　　卖家具户数 180 182 85 447
+
+　　占总户数% 33.3 34.7 16.9 22.4
+
+　　卖衣服户数 151 156 52 359
+
+　　占总户数% 27.5 29.8 10.2 22.8
+
+　　卖被子户数 27 35 15 77
+
+　　占总户数% 4.99 6.68 2.98 4.9
+
+　　被搜查户数 59 85 121 257
+
+　　款数 67 125 1526 1716
+
+　　去冬今春在方针政策方面犯了严重的错误，给全县人民带来了很大损失，破坏了生产力，严重挫伤了干群的生产积极性。不仅有些地方劳力死亡很多，而且现在的劳力，身体瘦弱，短期难以恢复健康，不能正常投入农业生产。如上石桥公社砂岗大队，原有劳力546人，现有劳力281人，其中：瘦弱不能投入生产的27人，占9.6%。不少妇女身体不好，劳动过度，患子宫下垂、闭经等病，影响生产，影响生育。据城关、上石桥、钟铺、何店等六个公社九万五千八百四十四个青壮年妇女统计，患子宫下垂的五千九百二十九人，占6.19%，闭经的一万六千八百一十六人，占17.5%，应生而未生小孩的一万五千二百一十二人。何店公社陈楼大队一百三十五个应该生育的青年妇女，去冬今春只有十五个能生育，占6.1%。余集公社万安大队去冬到现在只生了一个小孩。大耕畜的死亡和主要农具的损失也是很严重的。何店公社四顾墩管理区，去冬今春共损坏农具二百一十七件，家具三千二百零二件，杀牛二十八头，家禽一千七百四十七只，倒塌房屋一千一百零三间。王老湾大队现在全队只有两头猪，四顾墩大队第二生产队，除队长家有两只鸡外，其余社员没有一只鸡鸭鹅。上石桥公社南？大队由于缺乏劳力，有四百多亩田没有插上秧。不少群众由于家里人口死亡，过年过节时哭哭啼啼，生产情绪不高。何店公社王老湾大队周湾食堂原有七十人，是个红旗食堂，生产、生活都搞得好，可是去冬今春死了四十人，现在只剩三十人了，原来三十个劳力，现在只剩十二个了，其中还有六个身体瘦弱，不能参加生产。全队七十亩田，往年插秧十天就可以完成，今年插了一个月还没完成，有四亩没栽上，已栽上的有四十亩荒了。五七年每亩水稻单产五百四十斤，五八年四百八十斤，五九年只有二百四十斤。
+
+　　（六）干部中的腐化堕落和资本主义思想也有发展
+
+　　贪污多占、生活腐化：据全县二十八个三类队的统计，共有组长以上干部一千八百三十五人，有贪污行为的六百四十七人，占35.9%，贪污款七万七千四百八十一元，每人平均一百二十元，其中：大队干部二百八十三人，贪污的一百六十六人，占58.6%；生产队干部四百零二人，贪污的一百六十五人，占31%；作业祖干部和食堂会计一千一百五十人，贪污的三百一十三人，占27.2%。不仅三类队如此，一般队的干部贪污、腐化也很严重。如何店公社苏仙石大队支书杨文国，自五八年以来，共贪污一千四百六十三元。五九年十月份，私自出售杉苗二千五百七十株，卖给固始白果冲水库五百一十四元，全部贪污。五九年八月份，社员杨传彬偷板栗三十二斤，罚款二百元，也被杨贪污了。苏仙石管理区秘书夏久林今年春节时布置各大队给他送猪牛羊肉等食品六百多斤，五九年十一月份至六零年三月份为止，管理区干部用公款买消费品自己吃的达387.68元，其中买烟45.02元，酒111.06元，红白糖50.51元，肉类101.24元，其他物品70.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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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大队、生产队的基层干部贪污、多占，而且县、公社中的有些干部贪污、多占也很严重。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俊亭在铁佛寺水库单立小伙，卡民工和病号的油、肉、粮食、副食品等，大吃大喝，天天不离肉，顿顿不离酒。据统计，去冬今春共虚报冒领、贪污、多占病号的粮食15000余斤，油200斤，肉100斤，糖100斤，红糖20斤，计款1406元县畜牧局以副局长姜保山为主的集体贪污、私分公款1400多元。原县长熊满银家中，自五八年以来，共烧水库一万多斤柴禾不给钱。原县委第一书记王汉卿光吃人参一项就达五百多元，在汉口住院时光贪污粮票就有102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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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思想：县商业局由于资本主义思想严重，因而商品掺杂对假，不关心群众生活，有些食品霉烂后才卖给群众吃。今年四月份受水灾后，省里发来一万斤猪肉，商业局开始惜售不卖给群众吃，直到把肉卖臭，后来臭了两千多斤腌起来至今未出售。今春疫情严重时，商业局买来八千斤水果糖，不卖给群众吃，结果霉烂生虫，生虫后一部分被加工成糕点，以后糕点仍不及时出售，直到糕点发霉时才开始卖。七千斤辣椒酱兑了三千斤水出售。还把酒兑水以后卖给群众喝，同时规定买一斤酒，得拿两个瓶子换，酒另付钱。用换去的瓶子又装入散酒高价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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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县委委员兼钟铺公社党委第一书记余重禹带头搞资本主义活动，剥削群众，从公社到生产队，大多数干部都叫群众无偿地给干部喂鸡鸭鹅，不给饲料，不给群众报酬，小家禽喂大后，干部拿去吃，或高价出售，从中取利。余重禹叫群众喂鹅七只，鸭二十只。原来五角钱一只买的鹅，喂大后卖给食堂，每只五元，饲料全部叫大队负担，而利润全部归自己。公社干部戚新仁在朱楼大队叫大队帮助喂鸭子一百只，买时一角钱一只，共十元钱，后来自己吃了三十只，卖七十只，每只一元钱，合计七十元，除十元成本以外，赚三十只鸭子吃和六十元现金。何店公社曹楼大队七个大队干部，采取同样方法喂了二百只鸭子，大队支书夏治宗一人喂七十只，其中老鸭子三十只，老鸭生的蛋孵化成小鸭又喂大并责成大队保本、保质，一个蛋不准丢，一个鸭子不准死，收入全部归自己。钟铺公社吴冲大队副队长徐何贵买鸭蛋四百个，每个八分钱，以每个一角五分的价格出售给社员，仅这一项就赚钱二十八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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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党的正确方针、政策不能贯彻执行，特别是“一平二调”现象严重，破坏了公社的三级所有制，影响了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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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中央和毛主席及省委再三指示，人民公社要实行队为基础，三级所有，不准“一平二调”，而县委和公社党委不仅对以往的“一平二调”现象不及时处理、兑现，反而继续重犯“一平二调”的错误。据今年六月份不完全统计，去冬今春县调公社劳力二千零四十七个，折合劳动日五十万零九千六百八十五个，应付报酬三万二千八百四十八元；房屋七百六十间，折款四千二百六十元；土地一千六百八十四亩，应赔偿损失款八千九百一十六元；建筑木料八千九百一十六根，折款六千八百二十九元；其他投资折款一万零六百六十五元；其他款项六百二十九元。五八年各公社财政包干多交的商业利润八万七千元；钢铁赔款应下拨而未下拨的十四万元；上级补助款应发而未发的二十二万元，合计五十一万七千三百三十一元。公社去冬今春调大队的劳动力八百三十五个，折合劳动日四十万零六十五亩，应发而未发工资二万七千四百七十六元，应补助伙食费四千零四十二元，机器三十部，工具五百九十八件，车辆一八四十五辆，木材四千五百零八根，砖瓦二十四万七千五百四十四块，其他六千九百六十三件，牲畜三百七十八头，生猪四百一十四头，房屋八百四十六间，合计折款六万五千七百三十元。大对调小队的生猪四百一十五头，小家禽二千三百四十四只，家具四千九百八十八件，柴草三千一百零九担，蔬菜二万三千三百八十四斤，合计折款二万九千四百一十六元。小队（包括食堂）调社员的诸五百一十五头，小家禽八百八十八只，农具一千八百二十件，木材三百二十八根，菜四万二千四百二十斤，合计折款二万八千八百九十二元。以上“一平二调”总计折款六十四万一千三百零九元，虽已算清帐目，但至今未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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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何店公社闵集管理区五个大队调查，公社化以来，共上调劳动力二百三十九人，占该管理区总劳力的百分之七。由于劳力上调，加上疫情死人，人口外流，全管理区现有劳力比公社化时减少39.2%。霸王岗大队自五八年以来共收回社员自留地九十二亩，公社、大队、食堂共占社员房屋一百一十二间。由于乱收乱缴，造成房屋倒塌，家具严重损坏。全队两年来共倒塌房屋二百零五间，损坏家具一千八百九十七件，叫群众搬家一百一十八户，五百六十四人，其中搬一次的五十一户，二次的三十户，三次的二十户，四次的八户，五次的十一户，五次以上的五户。搬家次数最多的王传江，五八年来共搬了八次，第一次搬家时有十五件家具，到今年搬第八次家时，只有一盘竹簿和一床被子了。四顾墩管理区去年十一月份从八个大队调了一百头牛，办了一个牛场，现在死得只剩下五十头。调了一百五十只羊，现在只剩一百只。调了四百头猪，现在只有八十头。卜店大队去年十一月调社员一百多只鸡办鸡场，现在只剩三十多只，社员也不敢喂鸡了。四顾墩管理区去年夏季创造了一部日产三千斤的土法打米机，公社知道后，连夜派了一百强劳力，将机器抬到公社打米厂，自从抬去到现在再也没用过，以后四顾墩再也不敢改制工具了，怕改好后公社又调跑了。燎原大队五八年买了二十辆架子车，买来后公社调走十二辆，剩余八辆还要调。架子车坏了，大队也不修理了，专做牛车，对付“一平二调”，后来公社又要调牛车，大队索性就不搞车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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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铺公社？？大队，于五八年从各生产队抽调一百多个青壮年劳动力办青年试验场，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劳力下放指示后，直到现在仍保留三十多人，名义上撤销，实际上青年场依然存在。该大队每季都要从陈湾中队抽出三十多个强劳力到杨冲中队生产，大队发工资时，仍按包工包产发放，结果陈湾生产队每人平均工资二元九角，而被协助的杨冲生产队的工资合八元四角。社员反映说：“生产不能搞快了，劳力被调走，受累受自己的，工资是人家的，还是慢慢磨着好。”以后陈湾生产队农活都拖在杨冲队之后。花山大队山？生产队，有四个作业组。山？作业组每次都提前完成生产任务。生产队每次都要把该组劳力调往其他三个组，工分仍记在山？生产组，结果山？生产组分值一分一厘，其他三个作业组分值一分九厘。观庙管理区于去年十一月份从各大队调一百头猪办了一个猪场，现在猪死得一头也没有了，调了二百头牛，现在只剩五十头，调羊八十只，现在一只也没有了。该管理区副书记吴明顺把各场死的猪、牛、羊肉弄到自己家里，天天吃，顿顿吃，猪也没有了，钱也没有付给大队。公社于今年春天办了一个万鸡山，每个大队摊派任务三百至五百个鸡蛋，吴冲大队为完成摊派任务，开始是搜查社员的鸡蛋，以后搜查不到了，就以每个鸡蛋二角五分的高价，到合川买了二百个鸡蛋，才完成摊派任务。现在公社的万鸡山也没有办成，各大队的鸡和蛋也未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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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商城县委1960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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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城惨案,实际死亡九万多人,而商城县委上报为五万四千一百五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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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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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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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城县整风运动初步总结（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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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城县的整风运动是从十月九日开始的，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半月了。在这段时间内，县委进行了整风，下面进行了试点，各公社召开了有社员代表参加的整风会议，大揭盖子。参加整风的各级干部3786人。现在整风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大举进攻 ，乘胜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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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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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王汉卿、张念仲为首的商城县委的错误不是从去冬今春才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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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七年冬他们就违背中央和省委的 正确政策 ，借着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机会，开始了向农民进攻，斗争了不少对农业社经营管理和干部作风的正值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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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八年秋又乘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尚无经验的机会，在“一夜集体化”“一律化”的口号下，对农民进行了一次大扫荡。大并湾子，大拆民房，大搜查，个别特别严重的地方扫地出门，群众除了几件衣服，被子外，别的几乎全部净光，当时上石桥公社小辛店大队确定一夜实现“集体化”，把全队674户社员都集中起来，男女老幼分别居住，每四个人只准带两套衣服、一个碗、一双筷子，同时家家不准留人，不准锁门，然后组织人逐户搜查封门 ，搜出人民币和银元600多元，家俱两千多件，鸡、鸭、鹅400多支（应为只），有一百多户一扫净光、社员为了表示反抗，把自己的家俱砸毁四千多件、最惨的是群众搜光以后，还向群众要银元，群众拿不出来，就捆绑吊打，当场毒打三十多人，社员季（？）府被吊起来后压上土坯、朱正福的爱人被斗后投水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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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九年春季，钟铺公社观庙六营等大队已发现食堂停伙，饿死了37个群众。当时探家军属徐学富向周总理发电报反映情况，王汉卿发现亲自指使邮电局付局长王天和扣押 电报，并派他的地霸出身的老婆杨明月随同工作组前往检查，歪曲事实真相，给徐学付（应为富）带上“算账派”“活右派”的帽子，直至徐学富到潢川发出电报，中央派工作组进行检查，发现这个地方的确没有粮食，指示王汉卿不要把观庙林湾的仓库粮食外调，拨给当地群众安排生活，王汉卿当时虽然被迫给群众一些粮食，但工作组走后，又把观庙林湾仓库的粮食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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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冬今春，王汉卿、张念仲等完全违背了中央毛主席和省委的正确政策原则，披着共产党的外衣，采取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种种残酷手段，全面系统地展开了向农民的大举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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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首先抓住了“民以食为天”的粮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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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七月初当晚秧 还没插完的时候，全县就普遍出现了旱象，一直发展到九月底，共连续三个多月，受灾47万5千多亩，占总耕地面积的79%，经过全县人民的抗旱斗争，平均亩产200多斤，总产一亿斤左右。比58年减产38.4%、比57年减产47.7%，在这样严重的灾荒情况下，按中央、省委指示就该统销、救灾，但王汉卿、张念仲等人明知灾情严重，却故意把灾年说成是大丰收，毫无根据的把全县粮食单产定为749斤，总产三亿五千万斤 ，比实产高两倍半。以这个数字向农民要粮，确定征购任务八千万斤，接着采取反瞒产、搜查、捆绑吊打、不给饭吃等手段，强迫农民交出粮食7300多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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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下旬，晚稻刚刚割完，就在全县开展了大规模的反瞒产运动。当时各公社大队都是收一点，打一点，交一点，不允许大队、生产队，食堂有粮，有的交出了粮食，食堂就停伙。九月十日钟铺公社朱楼大队就有17个食堂停伙。十月一日有组织了全县性的入库高潮，口号是：向国庆节献礼。这一天组织了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挑的挑、拾的拾、背的背，把所有的粮食都送入国库。当时只是拿粮食献礼的就有二万八千多人。有的群众拾的三、五斤粮食，有的被逼送到仓库，有的交了粮食没有吃的，痛哭流涕。这天全县入库一百二十三万多斤，因献礼而使1098各食堂停伙，有118000多人没粮食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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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四日县委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以贯彻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反右倾为名，开展反瞒产斗争。会上批判了粮食“低产论”，提出征购任务不完成，干部不准回家。凡是正直的、说实话的干部，都要被斗争。参加这次会议的共1246人，就斗争了262人，占到会人数的21%。斗争的办法有：摘帽子、罚站、开“弯腰会”、“炒盐豆子”、揪耳朵、拔头发等。共斗争了七天，直斗的人人自畏（应为危），不敢说真实话。
+
+　　县委作出模样后，要求各公社仿形。县委四级干部会议后，县委书记、委员到各公社亲自主持召开党员干部会，进一步开展反瞒产斗争。会议上违法乱纪行为更加严重和残酷。如何店公社到会616人，会上斗争了118人，伤残81人，当场死亡一人。这次会议后，接着各地分别召开了社员代表会，队队都开会，队队都斗争，一斗争，就摔、损、捆、绑、吊、打、直至打伤、打残、打死。
+
+　　在进行反瞒产的同时，就发现不少食堂停伙。上石桥公社十月上旬停伙的就有五十多个食堂。龙堂大队39个食堂到十月九日就全部停伙，到十月中旬，全公社就有40%的是他停伙。下旬，全公社43个大队，除太平等六个大队外，其余全部停伙。浮肿病、死人现象接着发生。全县十月下旬停伙的有1539个食堂，占食堂总数的40.9%，有13万6500多人吃不到粮食，占总人口的33.1%，发病约3万5000人左右，占总人口的8.5%，死亡约一万人左右，占总人口的2.45%
+
+　　十一月上旬，全县各公社都发现有食堂停伙、浮肿病、死人问题。这时县委贯彻了地委鸡公山反瞒产现场会精神，从县到社均调大批干部，到处反瞒产重点，到处开假现场会议、万人誓师大会，到处点反瞒产之火，到处斗争干部、斗争群众，对群众进行翻箱倒柜的大搜查。王汉卿指使县委农工部长刘德馨，在何店公社四顾墩、王（字迹不清，疑为“沟”）大队高反瞒产试点，制造假现场会，将王沟大队群众的瓶瓶罐罐、枕头套、被子都搜集起来，用翻出来的五百多斤大米、二千多斤稻谷和在竹园湾 国家仓库挑来的二百五十多斤粮食，都装在里面，组织全公社和管理区干部参观。并写出假经验，向全县推广。接着各公社都召开了反瞒产假现场会，进行大搜查、大斗争，见烟就搜，见吃就斗，一直斗到不少地方家家户户都不敢点火冒烟。有的 群众夜晚煮野菜吃，怕干部看见搜查，把灯放在水桶里罩着。有的把群众全部撵走，挖地搜查。（？？字迹不清）公社（？？字迹不清）大队十多户社员被逼后搬家，搬家后挖地三尺，进行搜查。
+
+　　十一月中旬，各地的 一些正直干部和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起来与王汉卿、张念仲斗争，提出：“早就没吃的了，人都饿死了，那还有粮食送给国家！”王汉卿听到这种正义呼声后，不仅不解决吃饭问题，而且王二十二日连夜集中二百多个县直机关干部，到上石桥公社继续大搞反瞒产。王汉卿在干部临走时说：“现在社社有瞒产，队队有瞒产，组织有瞒产，下去要顶得住。”
+
+　　二十六日张念仲又在上石桥集中了104名干部，到张畈、龙堂搞反瞒产重点。一到这个地方，就发现食堂普遍停伙、疫情严重，全管理区发病3600多人，已经死了一千多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决定继续大搞反瞒产。
+
+　　到十一月二十八日，全县各公社普遍发生停伙，停伙时间最长的已经达到两个多月，农民已饿死成千上万，有的暴尸在路上，没人掩埋。这时王汉卿、张念仲看形势的发展对他们不利，惧怕农民起来反对他们的罪恶行为，就在上石桥南司管理区召开了常委会，会上把食堂停伙、疫情发展、死人严重问题，归罪于两条道路斗争，是敌人搞的恐怖手段。会议结论：“当前的斗争并不是一个粮食问题，最根本的是敌人抓住粮食这个最能迷惑和煽动群众的问题，来破坏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粮食问题不是实际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工作问题，和敌人施用恐怖手段。”并结论：“今年的私分、瞒产、偷盗，是普遍问题，特点是：动手早，数量大，花样巧妙，放的隐避（应为蔽），一时不易突破，有的够吃一年、二年，甚至五年、八年。”
+
+　　二十九日，又跑到上石桥召开了常委会议，提出了“顶、引、要”三个办法。要求要顶住，不给下面粮食，用少量的粮食抛砖引玉，来进行反瞒产。在实在顶不住的情况下，可以向上面要点粮食。会议最后结论：“集中精力，全党全民总动员，核实产量，搞好分配-------。开展政治攻势，开展两条道路斗争。”要求各公社、管理区、大队分别召开群众誓师大会，继续搞粮食。当时因不少群众饿的面黄肌瘦，有的连路就走不动，逼得群众拄着拐杖，互相扶着去开会。钟铺公社在铜山召开万人誓师大会，会没开完就冻、饿死三个群众，会议结束后，社员陈兴旺饿的不能走，抬着回家，抬到半路上就死去了。
+
+　　（这时已经搞得食堂大量停伙，疫情到处延，死人现象普遍发生。根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停伙2214个食堂，占食堂总数的47.9%。其中停伙时间最长的已有三个月。群众没得粮食吃，吃树皮、草根、青蛙、老鼠，有的把死去的亲生儿女身上的肉割下来吃。当时浮肿病已发生到十多万人，死去了四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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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中央、省委发觉商城灾情后，拨来1900万斤粮食，安排好群众生活。而王汉卿、张念仲仍不死心，虽然停止了（？？字迹不清），但又采取反瞒产的手段安排生活。于十二月十四日在长竹园召开了生活安排现场会，对各公社有分配了三百万斤反瞒产任务（即所谓工作量），提出口号是：“在那里搞的粮食就在那里安排生活。”省委规定每人每天十二两，而王汉卿、张念仲只给群众半斤、六两、四两，其余部分是“工作量（即反瞒产）”有980个食堂一点粮食不给，要求继续顶下去。对供给粮食的大队搭30%的稻壳，抵作口粮。同时张念仲还规定四不准吃：即五类分子不准吃，富裕农民不准吃，瞒产私分不准吃，小偷小摸不准吃。在这个时期，全县又死去三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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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反瞒产后期，又搞了一次“倒兑现”，逼迫群众投资买粮食。群众没有钱，就进行非法搜查斗争，全县共搜查了3万7500多户，有8530多户被搜得净光。何店公社观帝庙大队采取了“打、要、封（即打人、要钱、搜查、封门）”等办法，搜查了321 户，封门三户，捆绑80多人，逼得群众倾家荡产，有260户卖了衣服，103户卖了被子、家俱。第二中队刘作林全家六口人只有两条被子还卖了。社员刘万珍因为去冬没吃的偷杀了一只母鸡，兑现时予以算帐，一个鸡生五十个蛋，每个蛋浮出一只小鸡，每只小鸡一元钱，加上老母鸡二元，合计罚款52元，没有钱被斗争、毒打，并没收了全家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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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会议，几次运动，把群众搞的三起三落，人财两空，有的一家十几口人死的只剩下一个孤儿，有的“儿孙满堂”死的剩下一个老人，有的死绝了户，有的成庄、成冲死的没有人烟。全县统计，去冬今春停伙的食堂共2587个，占食堂数的68.8%，共25万6千多人，占总人口的60.8%。其中停伙时间最长的有106个食堂达四个月，一般停伙在八十天左右。发病16万3796人，占总人口的38.9%。死亡88119人，占总人口的20.93%，其中死亡劳力46205人，占死亡人口的52.46%，占总劳力的27.3%。死绝户的6103户，17913人，遗下孤儿3729人，老人1600人。因死绝和死人过多而合并了1289个村庄。光钟铺公社就有271个村子死绝和颈部死绝人烟。何店公社陈楼大队彭冲生产队二十个湾子、502口人，死的只剩下190人，现在只有四个湾子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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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仅抓住粮食问题致群众以死地，而且对群众施以灭绝人性的人身摧残。他们披着共产党的外衣，残害人民群众，大规模地进行地主阶级的报复、国民党的报复、资产阶级的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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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证明，王汉卿、张念仲等人早已成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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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汉卿中农成分，学生出身，一九五〇年与商城大地霸杨瑞生的女儿杨月明结了婚，其岳父杨瑞生曾担任河南省财政厅办事员，冯玉祥部政治处政治员，商丘财政局长、事务主任、（？疑为舞）阳县财政局长、开封第九处（缺字？？）员，信阳第二区区员，湟川第二区处长，84军上卫干事、军事科科员等职务。一九五九年三月分（应为份），商城人民法院提出要枪毙杨瑞生时，王庆凯（当时县委委员，杨明月的姐丈）和王汉卿（当时邓集区委书记）进行包庇，不同意镇压。以后，商城人民法院直接呈请湟川专员公署和分院批准后才予以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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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汉卿与杨月明结婚后，即追求地主阶级的 腐化堕落生活，脱离广大群众。五二年土改复查时，他就不与群众“三同”，带着精米细面下乡工作。干部多次向王提出警告：“不要和老虎睡觉”，王不但不接受，而且给干部带上了“辱骂领导”的帽子，说：“老干部与地主女儿结婚根本没问题。”一九五七年他负责主持商城县委工作后，就完全变成地主阶级生活方式，他一个人在县委单立小伙，与他的地主老婆同吃。下乡带着炊事带着一个破落地主阶级出身的破鞋张光琴（其哥是反革命分子）和他同住，过着花天酒地的腐化生活。几年来都是顿顿不离荤，天天有饺子，吃鸡不吃皮，吃肉光吃红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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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汉卿在生活上腐化堕落以后，在政治上就完全蜕化变质了。他反对中央和省委领导，对抗党的方针、政策、指示，很少在党的会议上传达中央、省委的指示全文，强调什么“因地制宜”“灵活运用”“不能死搬硬套”，说“省委不一定正确”，去年中央郑州会议以后，他说：“三级所有制不一定适合我们县的情况，不适合各地情况就不执行。”并且亲自打电话给路宪文。王汉卿事实上是反对人民公社，全县多数公社不挂人民公社牌子，只挂乡人民委员会的牌子。主席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发给生产队以上干部的一封信，发下去后还不到二十天，王汉卿即命令收回来，他狂妄地说主席的信“起附（应为负）作用。”去年三月他在省里开会回来，有同志问他见到毛主席没有，他竟然说：“看见了！我一只眼看常香玉，一只眼看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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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汉卿提拔和重用的是一些什么人呢？我们查了一下，经他提拔的有县委常委县长熊满银（街痞流氓）、县委委员、农工部长刘德馨（封建迷信道士），县委委员、付县长何善普（伪小炮队文书），付县长杨功时（土匪、伪保干事，其叔父和干父都是土匪头子，七爱人是大地主，系特属，外逃台湾），原县委书记处书记牛宝印（蜕化变质分子），原县委宣传部长余重禹（严重违法乱纪，致死人命），财贸部付部长兼公社党委书记余尽臣（中农成分，三青团员），邮电局支书孙成林（天津的流氓，伪兵痞）等科、局长级以上干部97人，其中地主13人，富农4人，中农22人，小土出租3人，贫农55人；从政治面貌上看：国民党员6人，三青团员14人，青帮3人，反属1人，伪兵6人，小炮队1人，土匪1人，伪军官2人，同善社1人，一贯道3人，有历史问题的共38人，占提拔干部总数的3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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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念仲，虽然贫农成分、雇农出身，但由于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已蜕化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经常不在县委机关吃饭，在家中单立小伙，叫商业局、粮食局、上石桥公社送粮食、肉和其他付（应为副）食。去年张念仲在双铺搞反瞒产重点时，单立小伙，群众大量死亡，而他在屋内吃白馍、糯米饭、猪、牛肉、大鱼、糕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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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汉卿刚刚离开商城，张念仲就仿照王汉卿的办法，在县委会独断专行，大量培养和提拔坏干部。经他提拔的有县委书记处书记姚秉衡（蜕化变质分子）、组织部长阮佐（严重违法乱纪、致死人命）、文教部长宋保恒（隐瞒成分、历史的三青团员，其叔父是伪保长，其父是伪甲长，宋本人是伪保长的户籍登记员）、工会主席朱德田（伪班长）、公社党委书记王子明（伪小炮队，伪乡长的护兵、三青团员）、刘海清（富农成分，其父解放后被我判刑）、公社党委付书记戴云霞（其亲属大多数是伪党团骨干和会道门头子，本人吃斋念佛）、法院付院长李相贤（其父亲是伪甲长）、公安局长王昆明（土匪、直接抢劫过群众）。等科局长级以上干部79名，其中地、付（应为富）4人，中农和小土地出租19人，贫农50人；从政治面貌上来看：国民党员5人，三青团员12人，青帮1人，反革命家属6人，伪兵痞8人，土匪2人，战地青年服务队员1人，共有历史问题的36人，占提拔干部总数的49.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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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大都是王汉卿、张念仲的打手，披着共产党的外衣，干着地主阶级的事情，利用职权残害群众，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他们上台以后，又勾结了一批地、富、反坏分子，向农民大举反攻，王汉卿除在县委指挥外，还坐着汽车到处点火，张念仲、刘德馨搞重点，创造经验，何善普、杨功时、余尽臣等人分兵把口，积极配合反瞒产斗争，用种种残酷手段，残害人民群众。唱道出身的刘德馨（县委农工部长）一方面在四顾墩搞重点，逼死人命三条；一方面指使地主分子、国民党员蒋文忠（住队干部）在燎原大队向贫苦农民大举进攻，把六个贫农成分的生产队支书和四十多个贫农社员提为中农成分进行斗争，亲自吊打贫农社员八十多人，致死十五人，并组织了一个搜查队，搜查群众的钱、财、衣服，把社员的新衣服脱光，只留一件单衣，同时，组织一些坏人画漫画，把贫苦农民画成牛鬼蛇神，进行丑化。张念仲在双铺搞反瞒产时，指使三青团员宋保恒（文教部长）和伪小炮队文书何善普（付县长）亲自主持斗争龙堂大队队长、共产党员芦伯成和张畈大队付支书余传道，采取毒打、推、（？疑为摔）等办法，打得芦伯成昏迷不醒，斗后不准给全家吃饭，派人监视，将芦家门封了，赶出原籍，芦因无家可归、无饭可吃，伤痛、饥饿而死。迷信道徒戴云霞（原城关公社党委付书记），根据王汉卿、张念仲的指使，在城关成立“收容所”，派国民党员、伪乡政府书记室书记张青山（福利厂厂长）负责“收容所”内设立“剥人厅”和“落魂厅”进行冻、饿，并采取“鲤鱼扣腮”（用自己的手扣自己的咀）、“猪啃蹄”（用自己的咀啃自己的脚）、“鸭子浮水”（面向下吊起四肢）等手段残害群众，收容2900多人，致死120人。同时将国民党员、反革命分子徐昌华放在熟菜队当会计，将徐的儿子放在公社当打字员，并叫国民党员竹玉奎（街道主任）参加公社的党代表大会。三青团员余尽臣（公社党委书记）把伪县长的儿子、特属、三青团员余庆先放到公社党委办公室当主任，把被判刑一年管制三年刑期未满的阚广月拉到公社党委办公室当打字员，以后又放到冯店管理区当秘书。余尽臣和他的打手在余集大队后围子召开作业组长以上干部会，斗争了三十多个作业组长以上干部，斗后死亡三人，会后余又指使施河管理区行商出身的陈先发（？疑为发）（管理区书记）召开全管理区反瞒产会，会上捆绑吊打、摔损三十多人，当场斗死二人，斗伤三人。土匪、伪保干事杨功时（付县长兼公社党委书记）到王沟大队核产时，利用国民党员王克干（大队付队长）制造假现场会，用手枪逼迫群众交粮，会上和会后，共捆绑和吊打群众1112人，劳改78人，打死的55人，伤残的133人。富农成分、三青团员冯万群（组织部付部长兼公社党委书记）把钟铺公社十一个贫农成分的党委书记委员都调到生产队工作，把党委办公室的贫农党员刘德甫等人放下去，把孙杨山、孙振香、冯立君等四个地主成分的三青团员安排在公社党委办公室工作，把孙杨山、孙振香等二人安排在党委办公室当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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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坏人在县里掌握控制法院、公安等专政机构，在下面到处设立教养队、劳改队、收容所、拘留所，向农民专政，把因饥饿而逃外谋生、在市场买饭吃的喝为保命而杀牛、进行小偷小摸的基本群众、都和地、富、反、坏分子一样关押起来，县公安局在王汉卿、张念仲亲自指使下，去冬今春扣押了767人，其中基本群众占63% ，仅在监狱内死亡431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基本群众。再加上“三不算（抬出监狱门外死的不算，在外面拘留而死的不算，捕后在路上死的不算）”而死的人数九更多了。公安局劳改股干部吴家声在原公安局长王志纲（伪警察）指使下，把大批没有死的犯人抬到监外山上冻饿，有一次即活着抬出去冻死和活埋的32人，有的一个坑子里埋好几层。张念仲亲自带领公安局长王志纲等十多个政法干部在双椿铺拘留所、教养院重点，二十多天内就关押了八十一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基本群众，关后不给饭吃，死了54人。接着叫各公社普遍办教养队、拘留所等。据全县统计共办教养队、拘留所等157个，关押5849人，其中基本群众3301人，关后死亡627人，其中基本群众42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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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初步揭发站队，全县共有严重违法乱纪的生产队支书、队长以上干部2019人，占干部总数的55.7%，其中致死人命的干部共476人，占干部总数的12.8% ，共打死1400人，打伤1319人，打残616人，活埋4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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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直机关干部违法乱纪共八十一人（县委书记三人，正、付部长五人、科、局长12人，一般干部14人），占干部总数的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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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社和管理区干部违法乱纪246人（党委书记、社长11人、付书记、付社长14人，党委委员61人，一般干部160人），占干部总数的32.7% ，其中致死人命的九十九人（党委书记、社长5人、付社长八人，党委委员十七人，一般干部六十九人），占干部总数的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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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队、生产队干部违法乱纪的1786人（大队干部827人、生产队干部959人），占干部总数的66.5% ，其中致死人命的300人（大队干部218人，生产队干部172人）占干部总数的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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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违法乱纪的手段来看，有的是非常残酷、毒辣的。归纳起来有：罚站、摘帽子、开弯腰会、揪耳朵、拔头发、炒盐豆子、捆绑吊打、铁丝烙、火钳夹耳朵、鲤鱼扣腮、猪啃蹄、摔损、泼冷水、雪下冻、用稻草绳拉肉、石头压、灌大粪、非法搜查、封门、罚款、劳动教养、赶出原籍、活埋、陪葬、逼吃死人肉等三十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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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石桥公社张畈大队第三生产队队长李发龙（其亲哥当过伪保丁），去冬把因为饥饿而吃死人肉的社员付义田衣服脱光，吊在梁上，强迫十六个社员每人打十棍，谁不打就打谁十棍，在他逼迫下，十六个社员共打付义田一百六十棍，加上李发龙自己打几十棍，合计打了二百多棍，木棍打断了，用铁棍打，绳子打断了，人落在地上，就用脚踢，当时打的昏迷不醒，次日即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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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铺公社梅楼大队贫农社员黄定宽、黄定友兄弟二人得了浮肿病，哥哥病死，弟弟病情很严重，大队支书张永田（青帮、其亲叔国民党员已镇压）在埋黄定宽时，把仍然活着的弟弟黄定友也抬去埋了，临埋时黄定友活着说：“不要埋我，我还能活几天。”而张永田说：“活着也得埋。”结果把兄弟二人一块埋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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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店公社四顾墩管理区支书刘乃发（直接打死二人，指使别人打死8人），于去年十一月反瞒产时，凭空说社员侯传轩有粮不向外拿，便将他捆起来、摔在地上、身压石头，再上人踩，当即压的口吐鲜血，回去不到三天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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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石桥公社阮岗大队支书杨允年（一贯违法乱纪、共致死21人），于去冬冰雪在地时，强迫该队社员王天福、蔡根礼等七人在冰田里拉梨，当牛当马，杨允年拿着棍站在田埂上，谁不走就用棍打，结果七个人当场被打、累、冻、饿而死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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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店公社观帝庙大队队长倪少贵（严重违法乱纪，共致死七人）亲自组成一个十人打人专业队，又一次疑为一个贫农成分的社员张正凯有瞒产，便弄到食堂进行毒打，当时被打得头部鲜血直流，倪又命令赵脸朝地，头足并拢，成半圆形，上两个人压踩，当场死去，死后又用大针在赵脸上、手上扎十几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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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集公社葛庙大队付支书汪后宽（严重违法乱纪，致死人命），去年冬天强迫贫农社员刘治荣投资，刘说没有钱，王便亲自动手把刘吊在屋梁上，以后把烙铁烧红，在刘的脸上、胸部和后背上烙了十七处，烙得皮烂流油，体无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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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竹园公社党委付书记吕恒义（老上中农，一贯违法乱纪），又一次到木厂河大队检查工作时，路上看到一个贫农，社员陈六炳摘了四个玉米棒，当即叫随同的团支书熊荣贵把他拉出去枪毙，团支书不敢，吕恒义便亲自动手把陈六炳捆起来，用抢拖子毒打，并找来一把砍柴刀用刀背在陈六炳的颈脖上砍，以后又拉到大队部扣押起来，不给饭吃，不久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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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这伙坏人的破坏和干部的严重违法乱纪，给商城人民造下了一次空前的大灾难，人民的经济生活和生产原（应为元）气受到了严重和破坏。全县去冬今春毁灭民宅2516处，拆毁房屋38525间。不少社员没房住，即便现在没有倒塌的房屋没有一部分由于长久失修，不避风雨，一遇大风大雨，就有房屋倒塌砸死人的事件发生。群众家底十有九空，有的没有棉衣、棉被，夜晚滚到草堆里睡觉，有的没有锅、碗、用具，用瓦盆吃饭，还有的由于没有锅，用瓦盆炒米吃。这种景象，简直就象原始社会一般。现在群众体质经不起一点风吹雨打，一个寒流到来，群众就成百成百的死亡。因此，国家不得不拿出大批物力和财力进行救济。生产元气大大破坏，去冬今春共损失农具十万余件，死、杀耕牛3386头、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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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46205人，占总劳力的27.3%。何店公社莲二塘大队原有整半劳力870人，现有382人，死亡490人，占原有劳力的56.3%该社王沟大队周湾食堂原有70人，去冬今春死了40人，现在只剩30人了，原来30个劳力，现在只有12个了，其中还有6个身瘦体弱，不能参加生产。由于劳力大量死亡，当前劳力积（应为极）为缺乏，夏季全县有61382亩田地荒芜，秋季有些大队稻子枯在田里无人收割，有的稻子收割无人担，在秋忙之季不得不利用一些儿童生产。群众说：“去冬今春比日本鬼子扫荡还厉害，日本鬼子扫荡还可以躲一躲，而去冬今春是走投无路，只有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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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由于党的组织被极少数坏人掌握，党的严格的组织纪律被破坏，政治思想工作极为薄弱，加上这伙坏人带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影响，因此不少党员干部思想衰退，思想上蜕化变质，资本主义思想在党内泛滥。共有科、局级以上干部99人，其中贪污的6人，搞女人的3人，生活腐化堕落的17人，资本主义行为的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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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委书记处书记姚秉衡一个月吃二十四斤游（疑为鱿鱼）鱼，二十五元钱海参，用糖水活（应为和）面做馍，用清香油炸板猪油兑白糖吃。每天四餐，顿顿不离面，顿顿不离荤。逢年过节时，局长、科长都得向他送礼，每月吃几十元只给十二元伙食费。每月子女多补助三十元，逢年过节补助更多，今春补助五十元，结果领一百元。凡下乡比派通讯员送腊肉、和上等糕点，去冬在地委住党校时还派通讯员送三次，一百多斤糕点。他一个人用五个通讯员，三个年轻女内勤，专门端碗、送水、摊床、摺被、倒夜壶。女内勤给他送东西时，得走一步退一步，不准背着面走出去。热天吃饭时，叫女内勤站在两旁打着扇子。用公款买了两部手提收音机和一部摄影机，走到那里带到那里，看到啥就拍照。不仅个人生活腐化堕落，而且家中也是鸡、鱼、鸭、肉、糕点吃不完。同时用公款到处请客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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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电局支书孙成林采取变卖公家的自行车、照相机、收音机、公开拿公款、私分福利费等办法，贪污3793.3元。同时建立花园、鱼池、灯光球场、请客、送礼等共浪费4259元。整天大吃大喝，不做工作，领着几个女电话员在野外游山逛景。从专区借来小客车到固始套购罐头。用机密邮电袋掩护，从北京套购糕点、烟、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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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水利局付局长年刘俊亭在铁佛寺水库单立小伙，卡民工和病号的油、肉、粮食、付食品等大吃大喝。去冬今春共虚报冒领粮食一万五千斤，多吃多占油二百斤、肉一百斤，糖一百二十斤，合计140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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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店公社党委书记杨功时，去冬在食堂普遍停伙、死人严重的情况下，在官畈，召开八百多人的福利大会，抽出一百多个做招待员，调炊事员25人，杀两头牛，杀羊四条，吃猪油40斤，糖8斤，酒12瓶，香烟56条，大米一千九百斤，用蜡烛60包，鞭炮一箱，肥吃海喝时，社员徐承山没吃饭饿急了找大会要点饭吃，杨即指使别人将他活活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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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竹园公社党委书记刘海清吃饭经常不给粮票，不完全统计多吃多占短欠食堂粮票114斤。其爱人坐月子时专门找铁厂加上了50斤挂面，一两粮票也不给。其弟来公社时，刘以私人名义叫粮管所开临时周转证供应大米70斤。同时一家六口人都在食堂单立小伙，鸡、鸭、蛋、鱼、肉经常不断，去冬以公社名义叫各大队送油70斤，鱼200斤，蜂蜜2斤，大吃大喝。
+
+　　达权店公社党委付书记冯兰德共诱奸、强奸妇女36人，生活上腐化堕落，从58年10月到59年11月，共13个月不交伙食费，经常带领几个干部到河湾炸鱼，光用炸药就有五百余斤，雷管一千多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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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店公社苏仙石管理区秘书夏久林今年春节时布置各大队给他送猪、牛、羊肉六百余斤。苏仙石大队支书杨文国58年以来，贪污公款1463元，又一次就把出售杉苗款全部贪污。
+
+　　干部中的资本主义思想也很严重。上石桥公社党委书记张昆山叫公社猪场给自己喂两头小猪，饲料全是公社的，喂大后猪归自己所有。钟铺公社从公社到生产队大多数干部都无偿的叫大队、生产队喂鸡鸭，并且实行保本保质，喂大后干部拿去吃或高价出售，从中取利。原县委委员兼钟铺公社党委书记余重禹叫大队喂鹅七支（应为只），鸭子二十支（应为只）。原来五角钱一支（只）买的小鸡，喂大后卖给食堂每只五元，饲料全部由大队负担。该公社干部戚新仁叫朱楼大队喂了一百支（应为只）鸭子，买时十元钱，喂大后自己吃了三十只，卖了七十只，共卖七十元，除十元成本外，赚三十只鸭子吃和六十元钱。何店公社曹楼大队七个干部采取同样办法喂了二百多支（应为只）鸭子，大队支书夏治宗一人就喂七十只，其中有老鸭三十只，老鸭生的蛋孵成小鸭又喂大，并且规定一个蛋不准丢，一个鸭子不准死，收入全部归自己。有些干部做投机买卖，剥削群众。钟铺公社吴冲大队付队长徐何贵买鸭蛋四百个，每个八分，出售给社员每个一角五分，仅这一项就赚钱二十八元。全县生产队长、支书以上干部就有20%搞资本主义活动。
+
+　　商城党的组织在这一伙坏人的把持下，整个组织处于混乱和瘫痪状态。
+
+　　各级党委形不成领导核心，各种事情听命于少数坏人，没有正气，没有纪律，一个人可以提拔干部，调动干部，甚至决定一切，根本不用靠党的组织进行活动。县委委员有的经常不过党的组织生活，常年不交党费。县直机关有的支部成年不开支部生活会，以行政会代替党的支部会。粮食局自五八年以来只是名义上有个支部，但没有支委，县委委员，粮食局长刘鸣鹤以局务会代议替支部会议。各公社党的组织也同样如此。上石桥公社党委会现在有多少党委委员、谁是党委委员、有的就不知道，有的被选为党委委员而本人却不知道。该社党委第一书记张昆山私自宣布公社党委会付书记（自己不清，疑为“王万明”）为第二书记，钟铺公社党委书记冯万群私自将不是党委委员的朱玉荣、周益谦提拔为公社党委付书记，并以个人名义提拔了五个党委委员。不仅把坏干部提拔上来，而且有的正直的好党员、好干部受到打击和排斥。?
+
+　　各级党的组织，特别是县委和公社党委，近几年来没有在党的委员会上，认真的研究党的方针、政策，党的许多重要政策和指示在商城不能正确贯彻执行。中央郑州会议精神在商城就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人民公社建立后，商城实行了四级（公社、管理区、大队、生产队）所有，体制很不健全。中央郑州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决议规定人民公社实行队为基础三级所有，而商城县仍未改变原公社体制，继续实行四级所有，有的公社甚至一锅汤，分不出几级所有。“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年年刮、季季刮，一直刮的不停。中央、省委几次指示整社、算账、纠正“一平二调”，而商城县委却未认真贯彻执行。全县各级乱调的物资、劳力共折款387万0295元，直到现在还有183万1463元未有清算兑现，占54.34%。现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仍相当混乱，在许多干部和社员的心目中没有人民公社这面旗帜，实际上三面红旗只有两面，绝大部分人民公社只挂乡人民委员会牌子，不挂人民公社牌子，公社党委只挂乡党委牌子，不挂公社党委牌子。公社干部普遍叫做区干、乡干，干涉干部到生产队亦为住社（即农业社）干部，许多农业生产大都叫营、连、排、叫农场、林场、大学、青年场、妇女场等。一直到今年夏季，全县还有青年场、妇女场、农场、大学等各种名目的场子423个，8594人。因乱调劳动力而分散家庭的2354户，7499人，其中一家分为两处的1510户，分为三处的4341户，分为四处的209户，分为五处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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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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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城问题从主要方面看已经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是敌我矛盾性质。当然，从这段整风中看，也有一些是好干部办了坏事，但这只是次要的方面。这样要解决商城问题，就不能不采取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必须采取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首先是从敌人和坏分子手里夺去领导权，组织群众重新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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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风开始时，对商城问题的性质在我们思想上并不是很明确的，只是刮了一阵大风揭了一个小盖子。革命的声势和规模不够大。中央、省、地委的指示后，我们就采取了更坚决的革命措施：大举进攻，乘胜前进，全面揭开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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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段整风运动中，我们采取了这样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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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夺取领导权。
+
+　　县委于十月十七日开始了整风，整风是需要一个纯洁的领导核心来进行领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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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城县委是个烂掉的摊子，不可能依靠这个烂摊子来领导整风，必须采取果断的办法，依靠上级派来的干部和工作组来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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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委于十月十八日成立整风领导小组，由吸纳派来的县委第一书记霍云桥同志和省委派来的工作组长、省检察院安克南检察长等七位同志组成，代行原来县委的一切职权进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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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委又组织了七十五人的整风队伍，分为三个工作组，由省委派来的魏世昌、张健民、周占宜等同志带领，到四顾墩（何店公社）、施河（余集公社）、双椿铺（上石桥公社）三个管理区进行整风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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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组达到这些管理区后，立即成立了整风领导小组，代行管理区党总支的一切职权，接着召开整风会议，撤掉了原来压在群众头上的“活阎王”，这一下子就轰动了群众，四顾墩把致死十多个群众的刘乃发搬掉以后，群众反映说：“这可真象当年反霸土改时期的共产党”、“共产党、毛主席的干部又回来了，再也不会挨打受骂了。”他们纷纷找工作组干部申冤诉苦，揭发坏人坏事，要求向坏分子开展面对面的斗争。群众的斗争热情和土改反霸时期那样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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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委整风领导小组成立后，于十九日在县直机关干部中进行了整风大动员，揭开去冬今春所犯错误的盖子，大讲党的政策和整风重大意义，表明决心，二十号开展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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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上调虎离山，把过去残害群众严重、民愤极大，现在又压在群众头上的一些坏人，立即调离工作岗位，到县集中训练。对错误不十分严重的干部，规定纪律，约法三章，不准继续作（应为做）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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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委整风领导组召开整风会议，原来的县委委员全部参加。集中力量解决张念仲的问题，戳破县委的“马蜂窝”。为了给一点压力，主要的是使他们受到教育，县委整风会议吸收各公社党委书记和县直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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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风没开始前两方面就展开了斗争。敌人抓机会、抓空子，开展攻势，以攻为守。第一书记霍云桥同志来到后，张念仲就放出空气，背后煽动说：“霍云桥同志来到后光挑毛病，找缺点。商城就没成绩！？”今秋水稻单产本来只在三百斤左右，只能完成三千多万斤征购。而张念仲等人硬说单产有四百斤以上，需向农民要四千万斤粮食，若按他们的估产，全县得多购一千多万斤粮食，将有（？字迹不清）万八千人饿肚子。凡是得向他请示，如果只请示霍云桥同志，没向张念仲说，张就质问：“为什么不给我说？”在研究确定整风试点时，张念仲不同意把点设在他去冬亲自进行反瞒产的双椿铺，企图隐瞒他在双椿铺的罪恶活动。
+
+　　在整风会议上，张念仲十分狡猾，哭哭啼啼，大叫“我的六万群众”在检查时，把自己的一切罪恶事实“推上边”“压下去”。县直机关干部和整风试点上的广大群众揭发了张念仲大量罪恶事实，而他都不加理会，四次检查都是照模儿搬一个样子。
+
+　　县委其他领导成员的问题，只是露了一个苗头揭了一个小盖子，问题还不是很清楚的。
+
+　　这时广大干部和群众心里还有“疙瘩”，没有解开对去冬今春的许多罪恶事实说而未说，他们怕“住不长，搬不倒，倒大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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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十一月四日，时间已过去了十八天，回过头来我们仔细想了一想，群众的忧虑是有道理的。前一段只是刮了一阵大风，揭了一个小盖子。
+
+　　人们的认识是根据运动发展而提高的。原来我们对商城问题认识还不是很明确的，对敌人还缺乏一个“恨”字。原来县委的主要人物都烂掉了，参加县委整风会议的公社党委书记也大部分烂掉了，依靠这些犯罪者来解决自己的罪恶问题，不发动全县群众、大揭盖子，这样“风”是正不好的。
+
+## 二、大揭盖子，乘胜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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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念仲于十一（月）五日法办，王汉卿被撤职察（应为查）办以后，我们立即通过有线广播，向全县人民宣布。各公社、大队、生产队都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张念仲、王汉卿的罪恶，宣布商城县出了坏人，发动群众起来斗争，昨天还不敢说话的群众，现在马上轰动起来，真正是扬眉吐气，人心大快，到处是揭发，到处是控诉，普遍反映说：“党和毛主席的政策没有变，原来是半路发了岔，出了坏分子。”
+
+　　十一月六日县里召开控诉张念仲、王汉卿的群众代表大会，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同志和地委第一书记戴苏理同志在会上讲了话，宣布承办坏人，提出了十项政策。会议实况通过有线广播传布全县，对全县的人们是个极大的鼓舞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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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抓住这个有利形势，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整风运动。全县组织了一支二百多人的整风队伍、地委派来的工作组和县委书记处书记等骨干大部分都出动了。工作组到各公社后，以这些骨干为核心。成立了整风领导小组，召开了整风会议，全面揭开了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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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社整风会议一般开了五至七天，参加会议的不仅有公社、管理区、大队、生产队的各级干部3029人，而且有1321个社员代表和被害者的家属。
+
+　　工作组一和社员代表、苦主和基层干部见面，就把政策交给群众，大讲政策，大讲整风的目的和意义，说明去冬今春的错误不是党和毛主席的政策，表明决心，坚决给群众撑腰作主，号召大家检举揭发坏人坏事。
+
+　　原来许多通知参加会议的苦主，而重点人不让参加，换上了重点人的亲戚、辩护人和“皮琶（重点人的破鞋）”。钟铺公社群众发动起来后查出一百多个假代表，听到政策，知道正风以后，社员代表和苦主立即就把消息传出去了，原来没来的苦主陆续参加了会议。钟铺公社原来通知的社员代表和苦主263人，实到会472人，其中有49人都是自愿背着干粮来参加会议的。个别没有到会的重点人也被苦主要来了。何店公社河凤桥管理区付书记周海山，有八条人命，装病不参加会议，公社通知几次他都不来，后来社员代表把他押解到会，进行揭发斗争。伏山公社住毛坪河大队干部彭仁金，严重违法乱纪、残害群众，来时把他的“皮琶”陈明华代替苦主参加了会议，群众揭发彭仁金的罪恶事实时，她在一旁辩护，后来群众把她揪出来撵跑了。会议首先集中力量解决公社党委的问题，由公社党委书记向群众检查交待，接着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从揭发的材料看，全县八个公社，一个农场，就有六个公社党委基本上全部烂掉了，其余三个公社的党委部分烂掉了。这些烂掉的公社党委的主要负责人绝大多数都是王汉卿、张念仲在下面的代理人，是历史上有重大问题、残害人民群众的坏分子。九个公社的党委书记，有八个严重违法乱纪致死人命，其中历史上有重大问题的六人（土匪一人，伪保干事一人，小炮队一人，三青团员二人，迷信道徒一人）。二十八个党委付书记中，严重违法乱纪的二十二人，其中致死人命的十人。八十一个党委委员和社长，严重违法乱纪的二十七人，其中致死人命的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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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社党委盖子揭开以后，下面许多坏人的靠山就被拔除了，群众革命的胆子就大起来了，他们自动的把斗争的锋芒转向大队、生产队，许多坏人被群众包围了，只花费一天多的时间就把大队、生产队的问题基本上弄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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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基本弄清楚以后，把问题比较严重、需要给以撤职以上处理分的48人，集中到县进行普训，把罪恶严重、民愤极大的559个坏分子分别送县进行特训，为了行动迅速，对（字迹不清，缺三个字）个坏分子的材料进行了查对，办理了手续，依法逮捕，作到了准、稳、狠的打击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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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风运动于十二月一日继公社整风会议以后在全县各大队普遍开花。各生产大队普遍建立贫雇农代表委员会，生产队建立贫雇农代表小组，作业组长由贫雇农代表小组的组长、付组长兼任。口号是：一切权利归贫雇农代表委员会，这一下子就把政权从坏人手里接管过来了。贫雇农代表委员会和代表小组有了职权以后，他们积极的审查干部，组织群众开展生产救灾，从坏人手里接管食堂，接管枪支，组织民兵武装，维持治安，工作进行的有声有色。何店公社芦湾管理区238个作业组长以上干部交贫雇农代表委员会审查以后，只有97个没问题或问题不大，其余都是混进来的地、富、反、坏分子和严重违法乱纪致死人命的坏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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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上下夹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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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在于领导者的决心，而领导者的决心又在于对情况的了解和对问题性质的认识，领导者的决心不但要向群众讲，更严重的是见之于实际行动。首先要搬大的，搬上面的，如此最有利于发动群众，群众越发动，整风也就越有声势，问题也就越暴露的彻底，解决的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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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是，去冬今春的许多坏政策、坏办法是从县里贯下去的，许多坏人就盘踞在县委里，而公社这一级，又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中间大多数是贯彻坏政策、坏办法的积极分子，有一些在历史上就是犯罪分子。县社两级是下面许多坏人的靠山，是群众最害怕的，所以最大的决心就要下在这两级上，把这两级的坏分子搬倒以后，就人心大快。去冬今春天空乌云密布，群众认为不能再见青天，现在“拨开云雾见青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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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里把王汉卿、张念仲等大坏人搬倒以后，马上轰动全县，群众议论：“这回真解决问题。”到处检举揭发王、张的罪行。可是群众的心里还是有忧虑的，他们害怕，在言语和行动上都避免触动他们的“顶头上司（即公社这一级）”。这时我们就把力量压下去，把重点放在公社这一级，迅速搬掉公社的坏人，夺取公社领导权。在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我们宣布六个公社党委书记停职反省后，群众就风起云涌，下面成千上万封的控诉、检举信，象流水似的流进县委第一书记霍云桥同志的办公室里和工作组同志的手里。上级派下去的干部走到那里，群众就围住问这些“毛主席派来的干部”，要求伸冤诉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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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上边采取果断措施，搬掉坏人、揭开盖子外，最重要的是群众压力。王汉卿、张念仲在县委整风会议上是不老实的，洋洋得意，满不在乎，后来召开全县群众代表大会，让他们和群众见面，群众以生动的事实向他们展开面对面的控诉斗争，在铁的事实面前，他们不得不部分的承认罪恶。公社召开整风会议时，吸收社员代表参和苦主参加，几者见面，这样盖子就直截了当的揭开了，坏分子一个一个的被揪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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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夹攻的重要的一条是让社员掌握政策。政策是发动群众最有力的武器，是投敌（原文如此，应为无此“敌”字）向敌人的一把匕首。为了使群众的斗争更加有力，就必须向1群众大讲政策，把政策交给群众，把群众的申冤、诉苦提高到政策上来，以政策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翻身，使斗争层层深入，关关突破，一战到底，不留尾巴。）
+
+　　当我们大揭盖子的时候，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发来了，接着省委提出十项政策，我们抓住这个有力武器，向群众大力开展了宣传。政策一和群众见面，就使广大群众受到极大的启发和鼓舞，他们把中央十二条和省委十条政策与去冬今春王汉卿、张念仲的坏政策一对照，立即觉醒起来。原来坏人把去冬今春的罪过说成是“中央的政策”“党的政策”，使群众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受到迷惑。当群众真正看到党的政策以后，便手持党的政策，向坏人开展了控诉斗争，使坏人陷于群众的包围之中。坏人也是最怕政策的，当党的政策一经亮明并被群众掌握之后。各种坏人再也无法狡赖。如何店公社邓集管理区干部检查时，把自己的捆绑吊打群众，致死人命，说成是“刮共产风”，群众马上围上去反驳“什么共产风，搞的家破人亡，比十二级台风还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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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不仅要讲，而且要迅速的贯彻执行，保证政策兑现。过去是“政策来了一阵风”，事情过去后“羊皮是羊皮，旧靴是旧靴”，根本不按党的政策办事。去年秋季他们口头上虽然也宣传党的粮食“三留”政策，但作（应为做）起来都是“羊皮”“旧靴”，不让群众吃饭，大量饿死，所以群众最怕“羊皮”“旧靴”，不按党的政策办事，了解了群众这种心思以后，就迅速组织政策兑现，给群众分自留地24355亩，退出房屋12895 间，修补房屋6668间，赔偿小锅546口，并推出了去冬搜查社员的衣服、被子、家禽、家畜等。同时，实行劳逸结合，执行了放假制度，半日劳动，半日休息，组织医务人员下乡给群众治病，活跃了城乡集市贸易。这样就代替了去冬今春的一切错误政策和坏办法。群众把这生动的总结为：“过去是致人死，现在是救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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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和生产救灾拧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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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冬今春群众的经济生活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身体瘦弱、家底已空，同时，时间已是冬季，天气寒冷，群众的衣、食、住、行问题很大，生产救灾成为当务之急。所以，我们抓整风的同时，又抓生产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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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作（应为做）法是：是两套组织，两套人马，两只手抓。县委、各公社党委成立了两个办公室，一个是由上面派来的干部和经过挑选的当地干部成立整风办公室，一个是把县委、公社党委的中心办公室、福利办公室和人委生产救灾办公室统一起来，组成生产救灾办公室，县委和公社整风领导小组，一手抓整风，一手抓生产救灾。大队、生产队由贫雇农代表委员会和代表小组抓生产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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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真贯彻执行了“保人保畜，生产救荒，半日劳动，半日休息，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整党整社，纯洁组织，端正政策，转变作风”的方针，突出抓住了发放棉衣、棉被，修盖民房，突击治疗疾病，解决冬季取暖，组织小型付（应为副）业生产。在这个时期，我们发放了救灾款188万元，救灾棉絮11万斤，临时布证36万尺，解决棉衣10万2000件、棉被3万6000床，修盖民房6668间，组织了527个医务人员对病人进行巡回治疗。整风以来，组织小型付（副）业收入132万多元，发放社员两个月工资241930元。群众基本上摆脱了无衣穿，无房住的原始游牧生活，情绪基本上安定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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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了安排群众的经济生活，开展了生产救灾，对整风运动是很大的推动。同时，由于整风运动的开展，给生产救灾创造了有利条件。过去生产救灾发下去的许多东西被许多坏人和违法乱纪分子扣留，冒名顶替，集体私分，贪污多占，有的发给不是灾民的自己亲属，有的拿着救灾物资挥霍浪费。国家发给余集公社项冲大队救灾款400元，而该社财政所干部余功礼全部扣下不发给灾民。国家发给伏山公社燕湾大队救灾棉絮825斤，而大队干部只发给灾民443斤，救灾布证1528尺，只发下去830尺，以致该大队还有150人没有棉衣，59人没有棉被盖，钟铺公社油坊大队四个大队干部贪污救灾款30多元，棉花24斤，棉布12尺。该社王砦生产队的队长管志荣，棉衣、棉被样样具全，还冒充灾民领了一斤半棉花，以后他又以假名领走了9斤棉花，26尺布证。国营化工厂厂长彭禹贤本来有棉衣棉被，而最近又把发给灾民的棉花扣克多占了13斤、棉布25尺，该厂会计吴德玉一人即私自贪污多占棉花35斤。上石桥公社何楼大队二中队队长王传付冒名把一个双目失明的灾民的棉衣领走了。群众起来以后把这些坏人搬掉，把违法乱纪分子揭发出来，并且成立了自己的贫雇农代表委员会和小组，领导群众开展生产救灾，直接发放救灾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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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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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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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共产风”给生产带来的损失的初步检查
+
+　　<郫县县委第一书记高义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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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12月1日上午; 中共四川省委第二期工作会议第二阶段大会发言之二)
+
+　　（省委，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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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这几天学习讨论中央的紧急指示信、省委的三十八条规定和其它有关方面的文件，使我受到了一次很深刻的教育。根据这些文件的精神来检查过去两年的工作中，自1958年秋前农村实现人民公社以来，在党三面红旗光辉照耀下，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我们不认真学习和刻苦钻研党的政策，思想方法片面，工作要求脱离实际，关于过渡，急于求成，推广的东西主观愿望方面的东西考虑得多，客观可能方面的东西考虑得少，特别是所有制方面的问题存在有不少认识上的糊涂思想和错误作法，以致在一部分公社和管区，长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共产风、浮夸风和干部特殊化等问题，使全县两年的分配工作不落实，并且打乱了这部分公社以管区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挫伤了广大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力，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现将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向省委和同志们作一初步检查：
+
+　　全县总的情况初步排队摸底是，18个公社120个营区中大体上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公社化后曾经刮过“共产风”，但去年夏季全县万人大会算账以后，就基本上停止了；或者有一小部分还在刮，但是这些地方生产年年发展，收入年年增加，象这类公社有5个，占27．8％，管区有51个，占41．66％；第二类是公社化以后曾经刮过“共产风”，但到去年万人大会算账以后，一部分区队停止下来了，一部分区队仍在继续刮，从总的来看，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都属于一般水平，象这类公社有8个，占44．4％，管区有54个，占28．34％，第三类是从始至终一直在刮“共产风”，而且年年纠正，年年刮，越刮越多越严重，从总的来看，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一般都不好，象这类公社有5个，占27．8％，管区有36个占30％。两年这些地方的“共产风”大刮数十次，小刮无计其数，几乎月月在刮，天天在刮。这些共产风，大部分出自县委。刮共产风的单位，上至省级有关机关，下至田间作业小组，逐级都有。刮的东西，大至土地房屋，小至撮箕扫把，种类达百余种。省市两级有52个单位和各社协作，据初步了解划走的土地800多亩，调走的毛猪14多支，木料920斤多。县级机关共20几个单位，没有一个不乘共产风之机，揩公社管区和生产队的油，全县各单位光是平调红光公社的物资和现金初步算账就达150多万元，刮共产风中影响最大，破坏最凶的是以下几方面：
+
+　　（1）并区并队并食堂，大动所有制。郫县历来高级社的规模就是比较大的，公社化后，我们想抓大辫子，减少单位，便于领导，提出了“百户一队，四户一区”的要求，把红光晨光等一部分公社本来规模就较大的区队进行了合并，两年内大并三次，而且越并越大，甚至有个别的竟连并七次。最大的管区有7个村，1100多户一万亩以上土地。最大的食堂竟以管区为单位，吃饭人口达14200多人，吃顿饭来回走七八里路远。合并区队、食堂以后，算账不彻底或根本不算账，因此，并一次就要打乱一次所有制，也就要发生一次思想上大混乱，物资大共产，财产大破坏，干部大调动。合并以后许多干部弄不清自己的家底，看不清自己的边界，认不清自己的社员，社员相互之间也不认识。由于人人怕变，生产责任制很难确立起来。野猪野牛的现象这些地方也经常出现，影响所及，有一些规模较小的区队也动荡不安，耽心那一天吧把它吃掉，不积极生产，不积极搞家务。
+
+　　（2）要求过急，盲目搞大全民所有制。经过我们同意，全县各个公社都搞了一个直属管区，由公社直接核算，借直属为名又来一平二调并亲自加码，搞了一个又一个。晨光公社11个管区就直属了7个，实际是想朝公社所有制过渡，在更大范围内共产，这些被直属的管区，生产消极，其结果公社管区管不了，管理区也放弃了领导，造成了两头失马，有的社变成了落后管区。有的公社虽然直属管区不多，但影响很大，其它没有被直属的也经常提心吊胆，耽心被公社直属，共掉他们的财产，也消极怠工。一部分公社为了提前过渡，也大搞平调，扩大社有经济，普遍是浮报收入，多向管区提取公共积累，有的则要啥拿啥，一竿到底往下分摊任务。如红光公社办咸菜厂，规定每户交一个肥鸡，八户人献一口缸子。新民公社条件不成熟，就急忙宣布社有制，公社要共区队的产，区队则打公社的小算盘，第一管区有的粮食最多，怕公社共掉，七天内就多开支三万多斤粮食。这个管区的第二生产队，存有二千多斤泥豆种子也怕共掉，偷偷碾来吃了，却要公社给他们解决种子。在宣布社有制以前，全社各个生产队不仅油盐不缺，蔬菜吃不完，还有现金存款，宣布社有制以后，一切依赖公社，向公社要菜吃，每个月还要贴补二千多元钱的油盐钱。由于搞的不好，对左邻右舍亦有波动。
+
+　　（3）大办红专校大搞平调。为了搞高产量，每个管区都办了红专校，一般调了七八十个劳动力，四五百亩耕地，全县初步统计办红专校抽调劳动力一万来个，土地六万亩，耕牛、农具、生猪、房屋等也随着大调动，完全打乱了生产队的“四固定”，削弱了生产队的劳动力，影响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而且有一部分红专校成员不纯，生产资料不足，生产搞得很不好，甚至有的产量不如一般生产队的产量。
+
+　　（4）大搞指挥路、丰产路、园田化、大拆房子，大搬迁、大调劳动力。我县有八条大路，都是县委、公社党委和管区的指挥路，以点带面，这本来是一个好的领导方法，但是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叫指挥田，需要的肥料和劳动力比一般地区多得多，怎样解决这个矛盾没有具体研究，因而一到下边就打乱下边“四固定”：使三包一奖无法落实，流于形式，实际造成了只抓点，丢开面，搞了指挥田，放掉了大面积高产。问题最大的是成郫路。今年二月县委一个同志在农业厅开会回来，传达规划的丰产路，要向金牛坝看齐，不是向生产看齐。问题是县委丰产路、指挥路写了一个通知，规定在十天内的时间（从2月20日到2月底止），把公路两旁各一华里宽地界内的房屋全部搬迁，拆毁的房料归管区所有，拆掉的房子化零为整，搞百户大院，有些听话的管区很快就把房子拆了，红光公社红光管区把公路两旁八华里长，一华里宽，二千多亩田面积上两个队的180多间房屋拆毁，当柴烧了卖了，被拆毁的房子的社员都搬到别队去住，而别队又搞大居民点，将食堂集中，又拆毁一些房子做了食堂的柴火，全县不完全统计，共拆毁房子一万二千多间，因此，赞成一部分社员住房拥挤，有的三姓人同住一间房子，有的公婆儿媳同住一间，还要关拦鸡鸭，搞的又窄又脏又臭，他们不满地说：“出门喜欢过门悲”。在拆房子中，有的干部根本不同房主商量，私自拨锁开门，将社员衣物抛弃遍地倾刻间就把社员一座好房变成一堆废料。有些外出人员归来找不见自己的妻子儿女和房屋、家具，十分伤心。还有的经常搬家成了游民，搬家多的一年竟达七次，一月竟达到三次，群众反映：“象这样东进西调，屁股坐不热窝，谁能够安心生产”。在搞园田化中，我们曾提出“百亩一块大田，千亩一块大田，成方成园，四方渠道，四路通车，田块种常青树和花果树，想的可真美，虽然只搞了极少数，但是引起了这些地方乱调劳动力，大拆房屋，大砍林盘，进而发展到管区搞花栗园，大量占用地和劳力，并且乱抢社员的花木栗树，不付报酬，又是一场破坏，红光管区搞花栗园等占用和浪费的土地与劳动力，可能生产全管区社员一年口粮。
+
+　　（5）搞四化，大平调，大破坏，我们县委曾提出三年内实现机械化的口号，这个方面是对的，问题是要求过急，而且方法不对。每搞一个化运动，就要乱平乱调，也就是来一次大破坏。如搞牵引机、插秧机、修电站，就乱调木料，乱砍树子。搞养猪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就收社员的锅打烂当废铁，倒铁轨，修轻便铁路，就打破社界，乱砍树子，修水电站就乱调劳动力、资金和砖瓦，现在群众就怕我们搞规划，他们说：“你们越化得多，我们越损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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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大兵团作战，打破“四固定”破坏三包一奖。从58年秋季以来，每到农忙时都以管区为单位搞大兵团作战，轮番生产，不计报酬。有的甚至男女分别集中住宿每天逐队轮换生产，不管所在队当天生产活路是否做完，第二天又调到别队生产。吃饭是走到那里吃到那里，出工迟，收工早，窝工浪费的劳动力难以详计，有的大兵团作战甚至带上托儿组一起移动，大人前面走，小人后面跟了一串串。这样一来生产队根本无法实行“四固定”，无法安排生产，三包一奖也成了一句空话，根本无从发挥生产队的生产积极性。而且造成队与队之间生产上很大差别，因此，也出现了生产队穿空换班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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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收锅和收见缝插针，这是社员群众最生气的两件事，虽然这都是下面自发搞的，但是我们制止不力，影响很宽，对社员的触动也很大。收锅从59年冬季在个别公社里就搞了一次，当时我们没有大力制止，以后在去年二月间在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大会上，红光管区主任木青荣，在大会上介绍了他们管区掌握粮食宰资本主义尾巴，断绝社员后路必须收锅的经验，当时我掌握全场，没有批评，也没有表示赞同，但是由此以后有的公社就搞开了，连夜突击收锅，他们说：红光管区是县委重点，他们都收了锅，我们也收得。”太平、永兴两个公社把没收社员的锅全部打烂，当成废铁，倒了土铁轨。红光管区没收社员的锅后社员们无法烧水、洗脸，有些妇女披头散发，满脸污黑，而轻信收社员锅的管区支部书记侯孝明却规定不洗脸不准进食堂，逼着妇女和小孩都到冰冷的水沟里去洗刷，引起了不少社员生病。收锅后社员没锅搞小自由，把洗脸盆、吊壶和其他盆盆罐罐都拿出来当锅用，花样翻新，怪象百出，群众一边做吃的，一边咒骂干部，在收锅中有些手脚不干净的干部和坏分子，乘火打劫，大揩其油，把自己的小锅掉换社员的大锅，把自己的烂锅掉换社员的好锅，并且有的乘机剿社员的家，见啥拿啥，捉鸡捉鸭，有些社员的泡菜、盐蛋、盐巴和海椒全部没收，人人自危，搞的人心大乱，谁敢不服从，干部拿的，就要宰你的资本主义尾巴，给你戴上一连串的帽子，什么资本主义分子、右倾分子等等，而且还要教育别人一顿，说什么现在是共产主义了，是无产阶级，啥子是你的我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都是集体的，没有个人等等，搞的群众有苦说不出来，敢怒而不敢言。更叫社员生气的是，有相当一部分管区年年收社员的见缝插针，每到种的时候，干部都宣传谁种谁收，而到收的时候，干部把自己的先收了，然后对社员实行“你种我收”，提出先吃社员，后吃集体等口号，无条件地将社员见缝插针的瓜菜全部收完。而且有的地方竟年年如是，季季如是，社员只得干脆不种，宁愿把地荒着。而有一些管区恰恰是在食堂生活不正常，群众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收去社员的锅和社员见缝插针。大集体保不住，走小自由也保不住，逼得社员有些走头无路，生活频于绝境，造成一些疾病和死亡。有些品质不好的干部，借收见缝插针为名，乱拿社员的东西，红光管区原七队队长张速革，挨户搜查，捉鸡捉鸭，拿同志大吃大喝，并拿走社员的泡菜、海椒、麻皮，还洋洋得意对别人说，老子吃是要吃的，检讨是要检讨的，今天吃了，明天检讨都没关系。这个第五队有个社员，为了报复干部收家的作法，专门捉了一条活蛇放到米坛子里，有一天干部又去他家收家，伸手进坛子里摸粮食，就差点被蛇咬了一口，可见社员们当时不满到什么程度。由于一些干部不钻党的政策，乱调乱干和违法乱纪，造成社员思想上恐慌，人心不安，怕自己的小家有被共产了，也争相拆房子和卖家具。社员之间互相乱拿乱占的情况也经常发生。有的把自己的房子拆成废料卖掉，搬到别人的房子里去住，他们说：“现在只有身上穿的和吃到肚子里的是自己的以外，其他都是公社的，有的说：把东西振光了好当工人，成无产阶级，住洋居民点。由于公社各级乱拿没收社员的东西，影响社员也不爱护公共财物，例如红光管区中心食堂，县上给他们买了一千多个瓷盆瓷盘瓷碗和几百个白碗，在开饭的时候，仅管有两个公社党委副书记一个把前门，一个把后门，但是仍然几乎被社员拿光，以后，县上又帮买了六百多个大红碗， 不久又掉了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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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共产风相继而来的浮夸风，我县各级都有，而且由来已久，普遍而又严重。很多单位借浮夸风刮共产风，比如，公社按虚报收入计算分配，向管区  提留公共积累，就是这个一回了，因为只有说得多，东西才刮得多，说得少，东西也就刮得少，这是公社干部几手，没有一个不知道的秘密，我县浮夸风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产量年年虚报，卫星天天上天，其结果两年决算分配不落实，社员的口粮和毛猪饲料不落实，社员分到一堆数字拿不到手，大大伤害积极性，严重的是少数个别管区当安排社员口粮落到最低限度以下的时候，就出了问题，生产放弃，社员外流，疾病增多，发生不正常死亡。浮夸虚报首先是从产量上开始而后扩张到生产上各个方面，从种到收，都有所谓“神仙数字。”“跃进数字”，生产进度浮夸，生产质量浮夸，有的发展到难以置信的地步，有的平均每亩下肥几十万斤，有报增种面积超过们的实有成绩几倍的，总之，有的干部不作艰苦工作，专门在数字上赛跑。今年大春中红光管区支部书记侯孝明很早就给县委报秧子全部栽完，薅完了，而收完谷子的时候，一检查却有一半的秧子根本未薅过头道。六月上旬他给县上汇报未栽播面积只有一千二百亩，县上派去劳动力支援他不要，而栽了一个多月以后到七月中旬他给县委汇报还有一千多亩，结果派人去检查，还有两千多亩未栽，而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打早稻了。此风不杀不得了，否则，工作不辩真假，偿罚不明，真正的经验被埋没了，缺点错误被掩盖了，上下不通气，领导不落实，群众难以监督干部，领导难以检查和安排工作，同时助长了一些干部弄虚作假，阳奉阴违，长此下去，一些好干部将被这种风气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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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部特殊化。在我县一部分公社特别是共产风浮夸风严重的公社是比较突出的，其中少数干部甚至发展到违法乱纪，他们乘“共产风”之机大揩群众的油，大吃大喝，而且他们不作艰苦工作，好逸恶劳，弄虚作假，浮报虚夸，欺下瞒上，在共产风和浮夸风的掩羞下，为非作歹，本人不劳动或少劳动，家属不上第一线，吃饭开小灶，“群众定量，干部尽量”，他们的孩子都优先进管区办的全托儿所，享受到刮共产风来的优厚待遇。有的甚至浮报人口冒领口粮，营私舞弊。红光管区食堂浮报了17．5％的人口，今年内浮报人口多领国家粮食十三万多斤，布票990多丈，清油810多斤，这个管区有一个生产队的队长和事务长，即冒领了百分之二十几的人口的口粮，工资、布票和油票，搞特殊化和贪污盗窃挥霍浪费了，其中一个事务长就贪污了90个人的油票，新民公社三管区九队队长，私人有一个服务员，早上给他端洗脸水，晚上给他端洗脚水，每天给他端饭到寝室，每天伙食费开支五角以上，永厂三管区有一个兵痞出身的队长吃了社员和食堂几十支鸡，一千多个鸡蛋，和公社一级干部中，有少数闹特殊、脱离群众的情况也是比较严重的，属太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聂德春，除经常大办酒席外，个人生活中每天有三大，即“大前门、大曲酒、大胡豆”，擅自办文工团修礼堂花了二万多元，红光公社党委副书记兼红光管区支部书记侯孝明，在今春群众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一方面强迫收社员的锅和见缝插针，致使一部分贫苦群众走头无路，四处外流，而另一方面却开办干部食堂，大米白面，有酒有肉，要鸡捉鸡，要鱼捉鱼，规定各队死了的牛都要送到干部食堂，几个干部吃的牛肉即达二百多斤，一个社员食堂过年杀了一支150斤重的猪，干部食堂就拿去90多斤，几百个社员只吃了五十多斤，二队死了一支羊，也被干部食堂拿去，吃不赢变成一堆臭肉，群众伤心地说：“干部食堂酒肉臭，社员食堂喝清汤”，侯孝明还借口招待客人大办酒席，几个月时间内由管理区开支所谓招待费900多元，他不但漠视群众疾苦，不关心群众死活，而且动辄打骂群众、罚跪、扣饭、扯耳朵……群众对他很气愤，给他取了几个绰号，叫他“侯爷”“侯刮鼻”“侯代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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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以上共产风、浮夸风和干部特殊化等严重问题长期存在，未获得根本解决，以致打乱了这一部分公社以管区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挫伤了广大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农业生产力，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些地方水稻亩产一般比57年减少20—30％，问题特别严重的管理区，生产年年下降，收入年年减少，征购年年拖欠，负债年年增加，口粮国家年年供应，耕牛毛猪农具等遭到大破坏，各方面都大伤元气，不是一年两年可以恢复过来的。刮共产风、浮夸风较严重的红光管区就是一个例子，这个管区水稻亩产58年为六百多斤（以支代收503斤），59年降为500多斤（以支代收458斤）今年又降为4百多斤（管区实际掌握328斤）。交售国家征购去年完成了308万斤，今年只完成190万斤，去年负债六万多元，今年负债十四万多元，每户平均150多元，而且到明年春耕以前还要贷一大笔款子才能过去得了，去年国家供应粮食三十五万多斤，今年供应55万多斤，而且到明年夏收以前至少还要国家供应30万斤，耕牛公社化时有90头，现有62头，减少31％，毛猪公社化时有2200多头，现有1140头，减少50％，现有主要农具都比公社化时减少，计犁减少35％，耙减少25．4％，拌桶减少52％，打谷机减少44％，围子减少48．4％，风车减少44．5％，罗匡减少74．8％，晒席减少88．4％，此外，还发生一部分劳动力生病和死亡。由于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致使今年的生产很差，大春中有将近10％的水田荒芜，栽种的6040亩水稻，有4千多亩违误农时，其中有一千六百多亩应栽中稻而栽成了晚稻，有三千亩左右根本未薅过秧，野草丛生与禾苗争茂，水稻平均每亩掌握起来的产量才328斤。当然这样的管理区不是很多，但也不只一个两个，教训是十分沉痛的，也是十分深刻的，我们应当永远记取。
+
+　　为什么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和干部的“浮夸风”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和制止呢？
+
+　　从“共产风”来讲，公社化初期，由于对人民公社的政策还不够了解，误认为公社建立后各个管理区和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误认为高级社转变为人民公社就是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因而发生“一平二调三收款”，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错误，这是不难理解的，问题是，为什么在1959年算账会议以后，中央和省委有了明文规定，地委也发了许多指示，仍然一再刮“共产风”呢？这主要是我们对中央、省委和地委的一系列指示，没有认真的很好的学习，严肃对待，由于没有认真的学习和钻研中央和省委指示，因此领会指示精神上也有偏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即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我们总认为这是就全国范围说的，对自己的情况则作了不适当的过高估计，认为郫县的条件好，自然条件优越，生产基础也不错，机械化又有了初步的基础，便认为郫县是属于过渡较快的前一类型地区，即三、四年内可以完成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对农业机械化，也认为只需要三五年内即可实现，由于我们县委的指导思想是这样，因此从上而下的各种措施，如搞社有制试点，搞直属管理区，搞“四化”规划，搞大地园林化等等都由此而产生，我们不切实际的总想跑快点，想把明天才做的事情今天办完，想把逐步走完的过程一步走完，想把将来才实现的事情今天实现，不懂得任何客观事物的发展总要有一个过程。人民公社是一个新生事物，它在巩固发展中，在从小集体转变到大集体，从集体所有制转变到全民所有制中，也要有一个过程。人民公社刚从高级社转变过来，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这些问题，需要时间也更需要作很多工作才能解决。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现阶段人民公社以管理区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是适应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但是我们全然没有理会这些，总想跑在前面，群众批评我们不切实际要求过急是“站起来，垫起脚，还要搭梯子”，而我们还不自觉。本来，按照公社化后群众高涨的生产热情，如果我们踏踏实实地按照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办事，群众的生产热情是会更加高涨的，情况是会更加良好的，但是我们却贪早贪快，结果是弄巧成拙，欲速则不达，损害了公社三级所有制，损伤了群众积极性，破坏了农业的生产力。红光公社是县委的重点，现在看来，这个重点生产已经掉了队。
+
+　　由于对党的政策未很好学习，对“共产风”的危害性也认识不深，在若干具体问题上也界限不清，分不清那些是“共产风”，认识不到在管理区范围内调动劳力、土地、耕牛，就是刮“共产风”，更没有认识到维护公社三级所有制生产就能上升，破坏它生产就要遭到破坏，另外，在考虑一些重大问题上常常带有片面性，象搞丰产路、搞规划等等，这些都是好事情，问题是不加考虑，说干就干，既没有一套对各项实际问题的处理办法，也没有和下面的干部群众商量，搞丰产路要集中那样多的肥料和劳动力，从那里来？会不会削弱其它田规划，需用多少时间完成，如何完成？这些都没有很好考虑，结果下面却产生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的错误。我们也派过工作组去改造落后，在这些地方也搞过整风、三反等一系列运动，但却没抓住问题本质，都没真正彻底解决问题，看到农具等无人管理遭到破坏就只认为是生产责任制没有建立起来，看到群众生产不积极，只认为是思想教育工作差，而看不到所有制上出了问题。
+
+　　从全县来讲，“共产风”之所以一直没有“杀住”，责任主要在县委，因为大的好几次“共产风”都是从县委布置吹下去的，领导机关的缺点和错误对于基层是有重大影响的。某些东西，即便我们没有提出乱调人力、耕畜、物资，但要它搞起来，就必然要打乱三级所有制，对刮“共产风”中某些作法的错误有些是我们不认识的，下面自发搞的，我们认识到并了解的就都纠正了，凡不认识或虽认识但官僚主义不够了解的则未纠正，而纠正中也未雷厉风行下决心，搞抽搞透，因此，这股风边纠边刮边刮边纠一直刮。地委曾经多次多次教导我们，头脑要冷心要热，冲天干劲要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创造性要和纪律性结合起来，而我们在许多问题上则表现了无组织无纪律，党性不强，只凭心血来潮，想当然办事，不请示又不报告，以致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一深刻的沉痛教训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
+　　“浮夸风”的危害性和严重后果也同“共产风”一祥，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浮夸风的结果，第一给生产带来损失，使分配不能落实，群众生活安排受影响，没有栽秧的可以报成栽秧了，没有下肥的可以报成下肥了，没有薅秧可以报成薅秧，结果产量不高，产量没产那么多又可以改为产那么多，最后分配不落实，群众生活安排受影响。
+
+　　第二、在一切工作上使领导失去了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正确判断，因此指导工作必然发生错误。
+
+　　第三、埋没了真正的成绩和经验，掩盖了真正的缺点和错误，甚至造成在某种情况下，把好的变成坏的去批判，把坏的当成好的去表扬。
+
+　　第四、在群众中使党的政治威信蒙受损失。
+
+　　我们痛心的是：长久以来对“浮夸风”的严重危害性一直认识不足，对全县干部中较为普遍存在的“浮夸风”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制止和纠正。
+
+　　为什么长久以来“浮夸风”一直没有得到制止和纠正呢？首先是我们有个人主义，我们由于自满而对自己的工作和工作的情况总是从好的方面估计的多，喜欢听好的，工作也浮飘起来，从58年产量开始，领导上就没有揭开盖子，具体落实，下面当然不敢揭盖子，所以浮夸成风，有时我们虽也感到下面报的多了有虚假现象，但自己又未下辛苦去调查研究，澄清真象，所以底子一直不清，说不清楚到什么程度才比较真实，领导不落下去，揭开盖子，因此“浮夸风”就仍然吹，虽然到59年底我们落了一下，但现在看来并未落到底，所以下面仍然在落的基础上层层加码，不加怕批评，怕说右倾，怕说减了产，所以此风由来已久，之所以没有“杀住”，关键在于我们县委，我们县委即不实事求是，下面就可想而知。这股风越刮越宽影响越大，后来，才越看到其危害，要收拾已经造成了损失，已经成风，而且有的干部就借浮夸风大刮共产风，甚至进行贪污盗窃违法乱纪。五九年我们的征购超额完成了，生活也安排了，自以为情况很好，不知道下面还埋有炸弹，产量有虚假，买了过头粮，生活安排并未落实，结果给群众造成了思想混乱，给生产带来了严重影响。
+
+　　（经过这一次学习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一系列政策指示，我们深刻地感到错误是严重的，教训是深刻的，给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失是不可弥补的，我们将继续反复地认真地学习中央和省委的指示，通过学习领会指示精神，提高自己的觉悟，进一步继续用指示精神检查我们的错误，并决心坚决改正这些错误，保证将中央和省委指示不折不扣地、认真地坚决贯彻下去，把“共产风”“浮夸风”和干部特殊化彻底纠正，把整风整社运动搞好，以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把生产突上去，争取明年的大丰收。）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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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4/000055.txt
@@ -0,0 +1,41 @@
+# 关於一平二调问题的初步检查
+
+　　<成都市金牛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李怀培>
+
+　　（1960年12月1日上午，中共四川省委第二期工作会议第二阶段大会发言之一）
+
+　　学习了中央的“指示信”，认识到了金牛公社所犯一平二调“共产风”的错误，现初步检查於后：
+
+　　金牛公社共有社员7825户，30670人，现有劳力10657人；共有土地41300亩，其中粮食作物占三分之二，蔬菜占三分之一。建社两年来，在省、市委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成绩，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也犯了严重的一平二调“共产风”的错误，否认了以管区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共产风”越刮越厉害，一直刮到今年八月才停止下来。
+
+　　刮“共产风“突出的表现在四个方面，即现金、粮食、生猪和蔬菜，现金方面，共在菜区调用917000元，从一个先进菜区即调64万元，这些钱一部分办了工厂，一部分修了居民点，还有一部分发了工资；在粮食方面，无偿调用653万斤，拨给社办工业，新菜区和欠收区；生活方面，公社共上调2350头，最多的管区（灯塔）调了1000多头。管区向生产队调3500多头。另外，其他单位也调了一部分，市工会调了23头，区上调了14头；在劳动力方面，公社化后大抽大调，组织卫星团、营和高产队，共调用劳力58万个，影响了生产。如一个生产队200多亩土地只有10个劳力，其中只有6个男劳，生产队长没办法气的哭。
+
+　　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带来了严重的恶果。现金被调用后，群众极为不满，如在七一管区调的64万元，有一部分是五八年的分配，并且已向社员宣布，我们无法向群众交代，便哄骗说，要买汽车、修房子，结果一样也没有办到，该管区本应发工资22．8万元，由於平调实际只发到17．4万元，占76％。社员情绪低落，工效不高，出工率仅达60％多，无种和有种无收的土地即达1200多亩。蔬菜日上市量下降到今年复天的3万斤，现在也只有13万斤。粮食平调600万斤，群众有意见，瞒产黄谷10多万斤，红苕十几万斤。有的是多吃少报，有的将粮食大量浪费，团结管区一斤米煮了5．5斤饭，而且还很干；灯塔管区用粮食吹肥了8头卫星猪，全部由伙食团宰杀。由於公社平调管区的粮食，管区就将生产队在田边地角见缝插针种的粮食全部收回，因而社员不再种粮食，全部种成蔬菜，以防管区收去。团结管区见缝插针种的高粱，食堂吃了一顿，被管区发觉，不但全部收去，而且还受了批评。社员反映说：“有的是三扁担，无的也是扁担三，种了粮食反而受气”。致使今年掌握粮食甚感吃力。在劳力上的平调也十分严重，特别在兴修水利、组织大兵团作战、修万猪场、轻便铁道等方面，更为严重，调劳力的任务总是层层加大，以作为逃跑的保险系数。劳力的浪费也很大，调来调去，除去走路的时间，一天只能劳动半天。如从团结管区调劳力200多个，耕牛40头到茶店子抢栽晚稻，后又调三管区、跃进村等地去扯草，对本身生产影响很大。劳力外调后，工效不高，是“东一站，西一站，抱到锄头到处转”，同时质量很差，如有的把40多亩油菜秧种成瓢儿白。因为平调，管区间彼此也有意见。被支援的经常被支援，支援单位经常支援别人，支援单位的社员很有意见，说：“自己屁股上在流血，还给别人医痔疮”。被支援的单位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思想和消极等待。腊月三十日七一管区帮助跃进村抢栽莲花白，跃进村的社员却在杀鸡过年，七一管区的社员提意见，还说：“我们又没有请你们来”，七一管区因支援别人突击种菜过年未打扫卫生，还受了批评，由於劳力的平调，大大挫伤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劳动效率普遍不高，20个人一天扯不了一亩地的草，全社共荒芜了土地5400多亩，未栽的有1000多亩，栽后因管理不善无收的有4000多亩。生猪问题，调来调去，越调越少，和平、曙光管区猪少，便从猪多的灯塔管区调去，因而发生了私自宰杀的现象。公社万猪场的猪，全都是从管区调来的，不但调了猪，而且还将全社90多个优秀饲养员也调来，结果，第二、三天就开始死猪。由於“三主”方针贯彻的不好，养猪的在吃肉，不养猪的也在吃肉，挫伤了养猪的积极性。七一管区一个社员公开骂饲养员：“你养来养去，拿到钱没有”，对饲养员刺激很大，第二天就开始死猪。前进一个管区即吃死猪达197头。在土地问题上，占而未用和多占少用的达689亩，占总耕面积的1．67％。各管区修机耕道119条，多占土地284亩，修轻便铁道、城关公路多占339亩，区里修建交通机械厂多占38亩，区委修房子多占19亩，管区送四川日报七、八十亩，送供销部32亩，不但土地无偿占用，而且公粮还要由管区负担。因多占土地，全社约收粮食（以每亩800计）55万斤，可供1500人吃一年。
+
+　　公社对社员的私有财产侵犯也很严重。两年来共占用、拆除房屋3252间，其中只有36间出了租金，其余全是无偿占用。其中管区占用289间，生产队、伙食团拆房776间。搞高产路时拆了16个院子，小金牛十队200多亩土地只留了一个院子，丰收时粮食都装不到，社员住到土桥。友谊管区一户社员九口人住了一间房子（原住三间）。七一管区生产从长林家明，房子被占用，自己背着包袱到处流住，东西都住掉了，社员要求他给修补房子，他说：你还有房子补，我连房子还没有哩。”社员不满说：“现在除了老婆、娃娃、被盖是自己的，其余全是公社的”。房子的破坏也很严重，因年久失修而倒坍的房子有765间，社员自拆377间，已烂未修的776间，在农具方面，两年来因不等价互利，破坏很大，全社原有农具42314件，两年来破坏15854件，损失37％。最多的管区损失达60～70％。晒席丢了6297床，箩筐5562挑。社员对农具不爱护，拌桶放在田里，油菜长到几寸高，还放在田里。对今年的生产有一定影响。
+
+　　一平二调打乱了生产队的组织，使土地、劳力、农具、耕牛无法固定到生产队使用。大大削弱了生产队的劳动力。由於生产进度缓慢，公社就乱指挥生产，夏收时一天下了栽秧、收小麦、打菜子的三道命令，群众无所适从，生产队长说：他现在只有吹哨子的权力，哨子吹乱了群众还不出工。中央“指示信”下达后，社员说：这个指示很伟大，早下来十天，每亩即可多收小麦50斤。干部乱指挥生产，使“三包一奖”根本无法贯彻，虚报浮夸风严重。粮食产量57年亩产1130斤，58年报为2215斤，59年报为2415斤，实际并未有那么多。去年水稻指标，公社订了850斤，管区订为900斤，生产队订为1000斤，结果包不下去，“三包一奖”不能贯彻。甚至得奖的队指标也未达到，使产量流於形式。
+
+　　一平二调的结果，使生产力受到很大的破坏，今年共荒芜土地5400亩，仅这一项就少收粮食300万斤，因而口粮显得紧张。去年吃粮人口21000人，留口粮700斤，今天吃粮人口不变，只有400多万斤（包括薯类）。生猪头数下降也很大，公社化时，全社为11900头，现在只有7400头。灯塔管区减少最多，公社化时，有1669头，后来发展到2800头，九月来死猪2455头，平均每月死猪273头，现在只留924头，减少47％。此外，不爱护公共财物的现象也比较严重，私拿谷草的现象比较普遍。社员出工不积极，有的还说：“干不干，三顿饭，只说不兑现，干好干坏还是一样拿钱吃饭”。
+
+　　在干群关系上．也比较紧张，群众不相信干部，干部又埋怨群众。生猪下放时，群众不相信说：你们的条条款款都被我们抓到了，就是不兑现。这次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信”后，又说：这个指示，只要执行到80％，生产就搞好了。干部对群众有怀疑，埋怨群众落后，不听话，有严重的强迫命令，特别是夏收前，打人、骂人、罚款的事件到处发生。幸福管区还规定，开会不来罚暮气款，抓到社员一支鸡罚款5角，偷吃一颗胡豆罚款5分。新生管区还规定偷一个洋芋罚款2角。
+
+　　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给贪污分子大开了方便之门，也坏了一部分干部。今年三反揭发出有较严重贪污行为的干部170人，占干部总数的50％。共贪污现金35万元，粮食33．5万斤、猪肉6180斤。灯塔管区还成立了“无害处理站”，死猪都拿到这里处理，干部开完会后就吃肉，又吃又拿，吃了也不给钱，先后共吃死猪肉6180斤。干部闹特殊，铺张浪费的现象也很严重。公社化以来，仅扎牌坊、办体育运动会、买收音机、自行车、请客等即浪费的现金达五、六万元。同时，还坏了不少干部，全社十二个管区坏了支部书记7个、坏了公社党委书记一个，主任一个，公社干部四个。这些人有的贪污达1000元以上。
+
+　　以上错误长期没有得到克服的原因是：
+
+　　（一）对社会的发展认识不清，违背了中央现阶段人民公社必须实行以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的指示，否认了生产队的所有制，认为越快越好，贪心图大，因而，大搞公共积累，大搞社有经济，对管区为基本核算单位虽经市委再三指示，但一直是明放暗不放。对发展社有经济相当积极，公社化以来，社办企业投资达160多万元，修居民点3万多平方，新建厂矿14个，另外修了一条小铁路，钱都是从下面调来的。另外，还修了43个养猪场，时间只用了11天。公社修了一个现代化的大猪场，造价110多万元，平均每头猪100多元，结果机器马力不足不能开动。这种盲目扩大社有经济，不从现阶段人民公社的生产水平和社员觉悟水平出发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
+　　（二）自己出身於农民，很容易接受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思想，对穷队是要啥有啥，对富队是有啥拿啥，用抽肥补瘦的办法来帮助穷队发展生产，提高生活，结果大家都不积极了。
+
+　　（三）认为金牛公社条件好，收入多。目前各管区都没有欠债，只有社员欠国家六万多元，因而不顾党的领导和客观经济发展的规律，想一股劲搞成社有制。由於存在这种“特殊论”、“先进论”的思想，使我们落后了，大大挫伤了干部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
+　　中央的“指示信”下达后，得到了群众的衷心拥护，情绪很高，反映说：“毛主席把我们的心都看透了，这样是把刀枪架在脖子上，也要把生产突上去”。目前全社已间种粮食1966亩，增种278亩，间种蔬菜1976亩，菜子追肥2469亩，松土869亩，现正加强小春的田间管理，为争取明年大丰收而努力。
+
+　　通过这次学习，对自己提高很大，回去后一定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方针，把生产搞好。
+
+　　来源：原题为：“关於一平二调问题”，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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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4/000056.txt
@@ -0,0 +1,25 @@
+# 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劳动教养领导小组解除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劳动教养领导小组关于刘壮寰的劳动教养通知书
+
+　　劳动教养分子刘壮寰，男性，现年45岁，汉族，　省天津县（市）　人民公社（街）人。因贪污等于1958年3月12日经上海市民政、公安局劳动教养处决定劳动教养。经过劳动教养已经有了确实改造好的表现，决定予以解除劳动教养。
+
+　　特此通知
+
+　　（原判剥夺政治权利　年从本通知书发出之日开始执行）
+
+　　 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劳动教养领导小组1960年元月22日
+
+## 上海市公安局关于撤销对刘壮寰劳动教养处分的决定
+
+## 1980.05.06；沪公劳教复（80）371号
+
+　　刘壮寰，曾用名刘立群、男、1915年3月生，天津市人，家庭出身旧官吏，本人成份职员，原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长宁区办事处出纳员，1958年3月以“一贯贪污盗窃、消极怠工，破坏劳动纪律”等问题被收容劳动教养。1973年3月死亡。
+
+　　经复查：刘壮寰解放初期在经济上所犯的错误，已作过处理。关于“消极怠工，破坏劳动纪律”的问题，与事实有出入。原将其送劳动教养是不当的，应予纠正。
+
+　　据此，撤销1958年3月对刘壮寰收容劳动教养的处分决定。
+
+　　 上海市公安局1980年5月6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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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4/000057.txt
@@ -0,0 +1,25 @@
+# 孙广生的罪恶材料
+
+　　<中共信阳地委办公室>
+
+　　孙广生，男，现年31岁，中农，学生，山东阳谷县人。1947 年入伍，1949年入党，历任武工队、通讯员、县银行出纳员、正副股长、正副行长、副县长等职，现任县委书记处书记。1953年任副行长时工作失职，积压救济款，受过党内警告处分。
+
+　　一、忠实执行马龙山的反党路线，积极开展反瞒产斗争，在1959年百日无雨的情况下，遭受了旱灾的袭击，粮食作物减产，实际单产为199斤，而孙给地委报为506斤，因而全县征购完不成，粮食透底，造成食堂普遍停火断炊，人口大量死亡，各公社已死2000多人，还未能引起重视，反而变本加厉地在电话会议上威 胁下边说：“我县粮食问题全是思想问题，谁要动摇就是右倾思想抬头。”、“人有生有死，是新城代谢作用，不要大惊小怪。”并积极执行马龙山的现粮一粒不留的反瞒产政策。下边无法仍继续进行反瞒产，并效法马孙的斗打手段，致使全县在去冬今春的八个月中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破坏了光山县的生产元气。
+
+　　二、积极与马龙山一道进行阶级报复，残害人民：1959年12月份，全县食堂长期停火断炊，人民生活无着的情况下，发生社员宰杀耕牛的事情，而孙说是两条路 线的斗争，即从政法部门抽调干部9人，带领32名所谓犯人下去处理，威吓干部与群众，同时又擅自批准判处6名死刑，后上级未获准。去冬今春孙计批准法办 28 人，其中错捕15人，死17人；批准拘传110人，其中错拘留87人，死36人；先后经孙批准法办、拘留138人，其中错捕和错拘留102人，无辜死于狱 中26人。如1959年11月份晏河公社联盟大队长鲁茂智（党员）写信向毛主席反映了真实情况（缺粮、死人），马龙山、孙广生指责为反动，而非法捕入狱中。
+
+　　三、积极帮助马龙山杀人灭口，打死原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福洪，当时孙挺身出马担任战斗小组长，积极带领县直干部斗打张福洪于死地，事后又积极同马龙山共谋捏造假 报告欺骗上级，替马龙山开脱罪责，说张是绝食而死。直到省、地委发现情况之后，几次派人前来光山检查，孙亦未能反映真情，仍坚持错误，替马龙山打掩护进行 包庇。
+
+　　四、包庇反革命，拉拢坏分子入党；1952年孙广生与反动会道门圣贤道坛主女儿王明玉（也是道众）结婚之后，即利用职权把反动圣贤道坛主（曾用剪子剪过“杀朱 拔毛”四个字的反动活动）搬到机关居住；王明瑛（王明玉大姐圣贤道分坛主），原安排到手工业社工作，因贪污被开除之后，又安排到机关代销组工作。同时对马 龙山积极奉承把马的老婆黄宗仁（地主阶级分子）积极拉入党内，并提拔重用。接收地主流氓梁怀钦（大哥是特务，二哥是右派），等数人拉入党内，并安排到要害部门（县委办公室）工作。
+
+　　五、任意挥霍浪费国家财产。以马龙山、孙广生为首的形成特殊阶层，拿公款请客送礼，动用国家粮食和统购物资，过和地主阶级花天酒地生活。如马龙山的两个哥哥来光山时，孙曾先后送公款295元给马龙山哥哥用、孙的父亲来光山，马又用同样办法也给公款150元给孙的父亲。总之，这些特殊阶层在去冬今春的八个月中共 挥霍浪费公款22万元，粮食1600斤，花生仁160斤，肉类2200 斤，鲜蛋1450斤，油880斤，布票1676尺 等等。
+
+　　 1960年12月5日
+
+　　印发：省委，存档。（共印1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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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信阳地委办公室 1960年12月7日 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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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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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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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5 @@
+# 张仲良同志在西北局书记处会议上的检讨(节录)
+
+　　这次西北局会议，检查甘肃工作，确实是救了甘肃1400万人民，挽救了省委，也挽救了我个人。同志们对我个人错误的耐心帮助，分析批判，对我帮助很大，我是感激的心情。在中央检查组各同志讲各地情况过程中，我是越听越寒心，越想越痛心。从这些材料中，我检查了自己在农业上错误，确实造成了罪过，在党领导下10年的成绩，去今两年给了很大的破坏。农民遭到很大损失，伤了元气，大量死人，妻离子散，绝了后代。过去也听到过一些这方面的材料，但不是象现在的心情去了解的。现在我确实很痛心。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基础动摇了，就影响到其他一切方面。铁的事实已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因为我的思想作风恶劣，确实带坏了许多干部，对工作损失之大，难于用数字计算。说老实话的受到打击，浮夸成风，说假话成风，封锁成风，是非不清，界限不明，党内思想混乱，干部队伍很乱，很烂。对这些问题今年上海会议后，已经开始察觉到了，但没有想到根子在自己身上，认为是下边干部的问题。在这次省委常委检查时，才开始意识到政策贯彻不下去，是省委和自己的责任。三干会着重讨论贯彻政策的问题，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对我的思想作风的检查，是这次常委会议才开始的，我这样大的错误的根子究竟是什么?我同意同志们对我的错误根子的分析，是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并且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缘。
+
+　　1943年冬，延安党校整风时，对我检查了3天，主要是个人主义。自那次检查之后，个人主义思想压缩了一下以后是时高时低。过去还有时看看个人检讨，这10年来就忘记了。到甘肃后，自己的思想是不愿落于人后，不服人，急于求成，对光山秃岭就见景生急。建设事业发展了一下，有了些成绩，就好大喜功，个人主义随之发展，眼也就被蒙蔽了，也不多考虑客观实际了。1943年的检查，只是对个人压缩了一下，没有克服掉，因此，几年来个人主义思想一直是时隐时现，时高时低。对到甘肃工作，开始不愿意来，感到情况复杂，有困难，怕犯大错误，以后又把这些都忘记了。现在看来是旧病复发。1958年至1959年我的个人主义发展最为突出，为什么?(1)因为1958年是个大发展，在经济上成绩比较大，认为农业过了关，没有问题了，有200亿、224亿斤粮食(1959年春订180亿斤)，因此大炼钢铁后就未管农业。胜利冲昏了头脑，个人主义随着浮夸而发展了。这是经济原因。(2)政治原因是二次党代表大会反右派斗争胜利。1957年五六月以后，当时处境有困难，事情很难办，一反掉右派就取掉了阻力，在当时党内两条道路斗争的对立面就没有了。×××为了投机捧我的场，于是就骄傲了，个人主义就大发展了。个人主义发展的规律是：在困难的时候就收缩，顺利的时候就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工作中的许多严重问题，当然就不能去正视。没有把成绩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自己背上成绩的包袱，因为多顾了自己的荣誉，便很少考虑群众的生活。听到有人说甘肃干劲大，粮食产量高，就很高兴，一听有人说发生死人，自己不虚心，听不进去。我认定1959年粮食产量一定要超过1958年。不增产就是右倾，所以就逼下面接受任务，不顾客观实际的可能性。
+
+　　因为个人主义严重，对人从好恶出发，合乎口味的亲近，不合乎口味的就厌恶。……
+
+　　现在看来，我对中央确实是不忠实的，请示报告很少，有些报告也未如实反映真实情况。对死人数字总是要分开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生怕暴露自己的弱点。对国务院派马永顺来检查工作，也是不满意的。
+
+　　不愿意借陕西的粮，不愿意让天水、平凉的人到陕西赶麦场，觉得陕西不给甘肃顾面子。我对过去甘肃工作是不服的，有错误的看法，认为德生同志过于小心谨慎。
+
+　　特权思想是封建剥削阶级的思想，我过去就有。
+
+　　“左”的思想根子由来已久，1957年前，“左”的右的都有，但是“左”的多。下边干部“左”的思想受我影响很大。1957年林校学生闹事，捕了10个学生，中央批评了。从这个事件中未真正接受教训。
+
+　　对中央二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的决议、指示贯彻得不好。对主席的六条指示只是印发下去了，但省委未很好地讨论。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也贯彻得不好。批判冒尖人物、镇反多捕人、多杀人等，凡是“左”的东西不是自己提出来的，就是同意别人意见的。
+
+　　经过这次会议，要下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当前最紧急的任务是下水救人，舍己赎过，向地、县、社干部作检讨，公开承认错误，调动干部积极性。我总是个共产党员，我总是要革命的。党挽救了我，这样和风细雨地批判我，我还能不下决心改正错误!我犯了这样大的罪过，请求西北局和中央给我纪律处分。
+
+　　来源：原件藏甘肃省档案馆  编号：1—办1—2—640。
+
+　　· 来源：
+
+　　甘肃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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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4/000059.txt
@@ -0,0 +1,59 @@
+# 舒同在山东省委1960年12月扩大会议上的检讨
+
+　　<山东省、舒同>
+
+　　[舒同：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
+## 我的检讨
+
+　　[前缺]为什么在山东会造成如此严重危险局面呢？主要原因不在于两年来的自然灾害(有较大的影响)，不在于“工业跃进的太快”，更不在于下面干部的思想作风而在于农村工作本身没有搞好。特别是我个人工作上和领导上所犯的严重错误。过去总是从上述三个方面去找根源，尤其强调干部的思想作风问题，结果风马牛不相及愈来愈不对头。现在回转头看，这个总根子是在省委的领导，是在我自己。我在最近两年来特别去年以来，在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上犯有严重的错误。在工作作风上犯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思想意识上的个人主义，风头思想和严重的缺乏群众观念。
+
+## 一
+
+　　我在方针政策上的错误集中地表现在一九五八年郑州会议之后。对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指示领会不深，贯彻不力，甚至有的地方阳奉阴违背道而驰。在这以前虽然也有若干问题，但这些问题也和全国性的问题一样，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属于普遍性一般性的问题。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到今年八月这一年多的时间内中央一共召开过十二次重大会议，我省召开过十四次全省性的重大会议。为了检查我在这方面的错误，我想有必要对这些会议做一些简单的回顾。
+
+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中央召开第一次郑州会，主席在会上引导我们研究大跃进以来农村中所发生的新问题新情况，一共作了六次讲话，他的中心思想是要我们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头脑如何冷静并着重研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付酬，多劳多得以及如何发展公社的商品生产等。接着在十一月召开六中全会，(武昌会议)通过了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解决了人民公社的几个过渡问题，并初步落实计划指标。一九五九年一月又在北京召开会议，再次研究一九五九年的计划落实问题。主席指示我们计划要积极可靠，措施要很好落实，冲天干劲要与实事求是的精神相结合等。虽然对这些会议我们曾经召开过书记处会议(十一月)四级干部会议(十二月)党代表会议(一月)作了传达和布置，主席讲话也念了，纪录稿也印了，措施也提了，但没有能够把主席指示的精神实质，在干部和群众中展开充分的讨论，动员全党来认真总结和接受一九五八年的经验教训。在省党代表会议上，对五八年的成绩作了足够估计这是对的，但对五八年的“高产”，并未落实，还停留在八百亿斤的盘子上。对五八年大跃进中出现的新问题如浮夸、作假、共产风、强度劳动……等等并未作足够的认识，对于一个指头的问题也没有切实加以研究和求得彻底解决。领导干部和头脑未真正清理过来，因而对一九五九年的生产计划，仍然提出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高指标(1,420亿斤粮)。我们所设想的与主席所指示的精神，仍然相距很远。
+
+　　一九五九年二月至三月，农村问题开始暴露，主席到过济南，对人民公社问题作了深入地调查，亲自找东郊公社干部谈了话。接着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二月底三月初)。在这个会议上主席更明确的提出了公社三级核算，队为基础，反对三风，反对“一平二调三收款”的指示。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央又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七中全会，仍然以郑州会议为基础，提出了人民公社十三个问题的文件，主席讲了工作方法问题十五条。对于这些会议的精神，我们也召开了六级干部会议(五九年三月间)，济宁会议(四月初)，地、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五月底)，传达了主席指示，布置了工作。当时菏泽、济宁地区的严重情况已经发现。应该说，这几次会议尤其是六级干部会议贯彻得比较广泛深入的，经过各种努力总算解决了或者基本上解决了当时的几个突出问题，对山东形势曾经有个概括的估计：即“形势尚好，困难甚多，逐步扭转，危机未过”，领导头脑开始比较冷静。尤其是毛主席给公社党委书记的信印发以后，群众情绪很高，形势日益好转，但由于对馆陶、济宁事件沉痛的经验教训没有从领导上认真加以总结，求得彻底解决思想问题而未采取更坚决更积极的措施，因而使这个好转的局面没有维持很久，当郑州会议的精神还没有全部兑现，人民公社体制问题尚未完全巩固的情况下，又在庐山会议已后，刮起了浮夸风、共产风，把前一阶段的工作吹掉了。
+
+　　一九五九年七月至八月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在这个会议上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对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的进攻，随后全党开展了反右倾鼓干劲的整风运动，这是完全正确的。山东党内党外，也不是没有右倾思想，进行一般的反右倾鼓干劲整风运动也是需要的。错误就在于没有很好的从山东党内外实际情况与省委的领导状况出发，而是机械地执行了反右倾的指示，脱离了郑州会议精神，并一度引导到反瞒产私分方面去，使运动发生了严重的偏差。
+
+　　一九六〇年一月，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三月主席召开杭州会议，仍然围绕着人民公社问题计划落实问题，特别批转了广东人民公社的五个问题，要我们继续坚持一九五九年郑州会议人民公社三级管理制的原则，防止共产风，强调改进工作作风。这次会议以后，我们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二月)，六级干部会议(三月)订出了一套解决公社体制政策问题、解决公社的过渡思想问题的规定办法，强调反对一平二调。应该说，这是我们摸清山东情况，扭转三风的又一个重要关键，但由于我始终没有摸清粮食底子，仍然以高产当基础，从五八年380亿出发没有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把一九五九年产量落实为400亿，高产风又在继续刮。
+
+　　一九六〇年六月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讨论了形势问题，计划问题，再次研究计划落实，措施可靠。主席总结了十年建国经验，突出强调以农轻重为序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我们在六月召开的地、市书记会议上进行了传达，计划落实作了比较具体的研究。对主席十年建设经验总结，也作了口头传达，但是由于我领会不深，未能引导大家认真讨论主席的总结(以为中央只限制在出席上海会议的同志)，更未能根据主席的精神以批评自我批评方式，总结我省经济建设中的主要经验，而是打算由下而上进行总结，以为这样可能搞得更好。现在看来这种布置是不现实的是不可能得出什么真正的经验教训来的，因为省委首先就没有自我批评吗？尤其是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未能亲自掌握进行一次专门的认真的讨论，而是一般的号召和布置。思想问题解决得很不深透，在各级领导干部中未能形成为统一的指导思想，没有集中主要力量去抓农业生产。对解决农业中现存的各种严重问题以及今后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计划措施都不够有力，甚至把会议精神引导到工农业关系问题上去，致使农业部门大肆指责工业部门支援农业不够以推卸农业减产的责任。
+
+　　今年七月间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以形势问题、工作问题为中心内容。主席做了指示，对农村问题要我们抓紧时机，集中劳力，力争秋季多打粮食，多种菜，大抓秋种，争取明年夏收比那一年都好。中央关于农业、工业、财贸的三大指示也在这时发出。我们接着召开了青岛会议(地(市)县第一书记参加)形势问题传达讨论了，生产救灾的紧急措施搞了两天，两年来的经验教训与思想作风问题进行了一般的检查。粮食统购统销根据新的情况新的口粮标准(每人每天五、六、七、八两)进行了初步落实(全年220亿)和初步安排(尚差6—8亿斤)。在总结报告中一般的讲到各项政策问题，以后又搞了十八个政策问题的文件，但由于形势问题占的时间较长，对其他工业、计划等工作问题则没有来得及专门传达和讨论(只准备了专门文件由分工书记发言作重点讨论)。错误的是这个会议只满足于一般的布置，而没有针对当前灾情十分严重的紧急情况，下决心从省委领导上(尤其我个人)揭盖子，检查出几条基本的经验和教训，真正摸清当前基本情况，真正采取更加切实而有力的措施，抓紧和抓好当前的生产救灾，妥善安排群众生活，踏踏实实地抓两个月，一抓到底，那情况肯定会比现在好得多。而我当时未能这样做，把三级干部拖在青岛一个多月，错过了又一个很好的时机。
+
+　　从上述这一段历史过程上看，我对中央方针政策和指示的贯彻执行是很不够的；有的领会不深，贯彻不力；有的连传达也不够；有的在重大问题上竟至阳奉阴违背道而驰。从目前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也就是从结果上来看，党在农村中的政策界限已被完全打乱，公社的所有制，耕作制也被完全打乱，许多公社发不起工资连吃饭也成问题，实际上没有政策了。而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没有政策就必然在农村中造成现在这样的严重恶果，造成现在这样被动的危机局面。
+
+## 二
+
+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特别作为一个省委第一书记的我，应当如何以对党对群众负责的严肃态度，来对待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那末我为什么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以来特别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来竟如此不严肃不认真乃至违反党的方针政策呢？我对我自己怀疑我象对待重病号一样来对待自己的错误，决心剖解一番，以便从错误中吸取深刻的同时也是痛苦的经验和教训。
+
+　　首先，我对中央历次会议决议和指示尤其是两次郑州会议决议和指示，缺乏认真的连贯的思索。没有全面领会它的精神和实质并融会贯通，形成为自己的思想体系，在指导工作中象红线一样贯串在实践的各方面和一切过程之中，而是把它各个孤立起来。中央开一次会，我们就传达布置一次，形式上好象都照办了，实际并未认真贯彻下去，甚至前后互相脱节，互相矛盾，前一个会议精神为后一个会议所否定。两次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体制政策的决议是人民公社在现阶段的历史产物，因而也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战略任务和方针。贯彻郑州会议精神与克服三风决不是一时的问题，而是一个较为长期的反复教育与斗争的过程，而我却满足于两次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以为解决的差不多了，没有同其他会议连贯起来，同当时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继续不断地加以贯彻，实际上把三风看成是一时的现象看成一阵风，特别是庐山会议后不但没有继续贯彻郑州会议精神，反而把它机械分割成为两个互不相关或互相矛盾的东西。以为庐山会议以前思想主流是右倾下坠，形成一时的马鞍形，庐山会议之后运动主流是反右整风，因而对于继续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没有引起严重注意，没有很好认识两者是对立的统一是相反相成的，是又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两个阶段。其目的都是如何正确地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以不断促进农业生产的持续高涨。只有克服三风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才能反掉真正的右倾，鼓实实在在的干劲，才能有阵地的前进。正是因为这个错误认识，再加个人的风头思想，唯恐落后在全国形势的后面，便急忙忙地随风转舵。在传达庐山会议的三级干部会议上没有肯定继续贯彻郑州会议精神的必要性，也没有检查一下贯彻郑州会议精神的程度，采取必要的补充措施，以便在巩固的基础上进行有领导有步骤的恰如其分的反右斗争。甚至把裴孟飞同志在这以前落实产量的精神说成是右倾，要他在发言中进行自我批评。这就混淆了实事求是是与右倾保守的思想界限，造成下面乱反右倾不敢讲真话。同时对中央反右倾的指示在领会上也是不全面的。只看到问题的一般性没有看到问题的特殊性。对彭真谭震林同志关于在山东不要大反右倾的指示考虑不够，没有具体研究如何照顾山东党内的历史特点。更错误的是我去淄博地区检查工作的时候，对地委汇报关于县委一级少报百分之二十的产量的意见和对惠民县委关于县的五级干部会议反瞒产私分情况的反映，没有仔细分析研究和进一步调查，便信以为真贸然代省委批转惠民县委关于五级干部会议的经验报告(经省委审查同意后发出，当时刘季平同志在家)，展开以反瞒产私分为两条道路斗争与社会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这样就把中央反右整风精神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出现了严重的偏差，造成到处翻新倒柜，上下顶牛，整个淄博专区因为反瞒产私分而形成的紧张局势我要负直接责任。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庐山会议之后，又一度刮起浮夸风、“共产风”、命令风而把郑州会议精神吹掉了，并且在农村中造成很大的假象，而我又为这个假象所迷惑，追求所谓更大的跃进，就这更加助长了三风的发展。
+
+　　第二，对一九五八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特别象象陶济宁事件那样的经验和教训，我没有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两次郑州会议精神，采取老老实实、严肃负责的态度进行一次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总结，以致重复了并且发展了以前所犯过的错误。一方面由于我个人近年来滋长着个人主义的骄傲自满情绪，只看见成绩看不见缺点和错误(还有作风问题)；或者只欢喜讲九个指头不欢喜讲一个指头(其实在山东不只是一个指头问题)。另一方面又由于自己个人主义的患得患失，害怕彻底暴露领导上的缺点和错误，因此在每次开会的时候总觉得领导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而把责任看成是下面的，经常批评下面为什么不反映真实情况！不讲真话呀！为什么硬要浮夸作假一平二调，强迫命令呀！为什么政策老是贯不下去不能兑现呀！为什么老是征过头粮，不实行四兑现而只一兑现呀！为什么缺粮不早反映早解决，为什么有粮不发，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等等。使得下面同志精神越来越紧张，顾虑越来越多，开起来来心情总是不那样舒畅感到有压力，其实这些问题的总根子现在看得很清楚不是在下面而是在省委的领导首先是我，但一到问题真正翻出来的时候，又怕暴露得太彻底，怕搞得过火，会牵涉到整个领导问题，有时顾虑山东过去党内斗争很不正常会增加领导上的困难。因而总是有点掩掩盖盖躲躲闪闪，不够大胆勇敢。向上面反映情况也往往成绩方面讲得多缺点问题方面讲得少。有些问题甚至就不反映(如益都人吃人的问题)。因而在会议上没有充分发扬民主，大胆展开尖锐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生怕火放起来会烧到自己身上生怕引起大的震动。正是因为这样，矛盾就不能彻底暴露，矛盾的性质也就不能完全弄清，总结经验也就只能是一般地认识事物的普遍性不能深刻地认识事物的特殊性，真正主要的矛盾(譬如领导的思想作风问题、省委尤其是我个人的领导问题)反而得不到及时地正确地解决。其他如一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遗留问题当然也就不可能彻底解决。去年馆陶济宁事件发生后是如此(只提出一般经验教训与措施)，四月党代会议也是如此(总结几条不关痛养的经验)。今年六月上海会议后要下面先总结，实际没有总结，直到青岛会议仍然没有从当前严重形势出发，痛下决心，引咎自申，主动揭自己的盖子，展开上下相结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彻底揭露矛盾。而我还在那里因循犹豫，吞吞吐吐，还在一般地检查思想作风经验教训(实际上是搞下面的)，领导上只是抽象地讲些“挑担子”“有责任”的话。甚至一开始就传达彭真同志三点指示(其中有一点是讲他担心山东党内问题刚刚解决是否这时又会有人起来反对省委，彭真同志讲这个话是对的我不应在常委扩大会上去讲)实际上是拿来当挡箭牌，不要下面批评省委。而当省委几个书记尖锐批评张新村同志的时候，又没有看风使舵，把问题和盘托出，打开当时的局面，仍然很快收场了。因而青岛会议没有彻底解决最根本的问题，更不能采取带根本性的措施，迅速扭转当前局面。正是由于这样，就使得郑州会议精神始终未能完全贯彻下去，一九五八年的错误有可能继续重演，三风不但时伏时起，而且愈刮愈大，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了。
+
+　　第三，在贯彻郑州会议精神和反对三风斗争的过程中，我往往是从主观框框出发，思想僵化，犯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一九五八年冬春我是坚决反对当时的浮夸风“共产风”与命令风的。对寿张范县的高产风以及形式铺张，曾经多次提出批评，最早就批判范县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思想并纠正范县、寿张、阳谷以县为单位统一核算的县人民公社的做法。省召开的两次六级干部会议都根据中央指示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以求克服三风，但为什么我后来又刮三风呢？正如前面所讲的，庐山会议之后反右倾鼓干劲的整风运动发展了偏差，以致在农村中造成很大假象(庐山会议时粮食产量由420亿加到450亿，后来又回到420亿)而我又为这个假象所迷惑据以指导工作，追求所谓更大的跃进，这样就使得本来没有完全解决的高产风又在重新抬头。今年五月间在省的分配会议上重新考虑去年落实的产量，我又偏听偏听张新村同志所拿出来的盘子400亿没有同意裴孟飞同志所主张的320亿，怀疑为什么五九年反而少了这么多呢？是否又和去年庐山会议以前一样下坠重刮低产风呢？是否因为天旱而产生一种紧张心理大家都不敢讲真情报实产呢？而张新村同志算出来400亿比原来落实数字少二十亿比五八年的实产多二十亿似乎比较合理，再加上听喜不喜忧听高不听低的思想情绪以为这样才象个继续跃进的样子，没有认真分析张所算的帐目(把一些不可靠的因素也打进去了)也没有很好考虑一些同志的反面意见，甚至硬压。形式上是落实了，实际上还是落空。这样就使六0年的产量一时落不下来，而征购任务就不能不高，严重地影响到群众的口粮和分配政策的实现。这里有深刻的教训就是，第一我不应该从几个死的数字上去兜圈子，特别从五八年的380亿的基数出发去考虑高了还是低了，而应当透过这些现象甚至是假象去具体调查研究若干可靠的典型，研究当前农村实际情况及农民生活状况去实事求是的落实产量，如果五九年有400亿斤，为什么农村情况如此恶化，农民口粮如此紧张呢？五八年的产量虽然由1,600亿落到800亿最后落到380亿但现在来看仍然是有虚假的，为什么不去大胆怀疑这个数字而硬要作茧自缚，跳不出这个主观框框呢？第二，五九年秋旱情相当严重：有3,000多万亩重灾，一部分绝产，很可能比五八年减产。鉴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实事求是的落下来，而不应当追求什么更大跃进，更不应在假象基础上去搞跃进。第三，山东长期粮食紧张，连续几年都遭到自然灾害，五八年以来又不断刮“共产风”，群众家底空虚，有些地区已经伤了元气，在今年五月旱情严重威胁的情况下，落实产量应当宁低勿高，即使估低了也没有什么坏处，粮食总还落在群众手里嘛，何必要务那个虚名呢？虽然我主观上不是硬要刮高产风，但由于脱离实际很远思想僵化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始终没有摸到粮食实底，而又摆不脱五八年三八0亿的死框框、和追求所谓更大跃进，结果就形成既反高产风又反低产风既怕高了又怕低了的矛盾状态。而因为没有弄清实情又不相信一些接受实际的同志的意见，这就在实际上起了刮高产风的作用，既主席所讲的务虚名而得实祸，这是一个带关键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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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由于我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在制定各种计划和提出各项具体任务的时候往往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超过实际的可能性要求过高过大过急使党的政策与任务不相适应，而在政策与任务发生矛盾的时候又不能及时地发现及时地加以解决，因而妨碍政策的贯彻执行乃至破坏党的政策。我主观上总以为山东是个人口多粮食不足的省份(长期存在着粮食紧张的矛盾)，应当尽可能快的多搞点粮食，企图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内使粮食过关；以为山东工业落后了七八年而资源劳力又极雄厚，应当快马加鞭、迎头赶上先进省份，企图在三年或稍多一点时间内一跃而为全国重工业省之一，特别铁的生产能够越多越好以满足工农业生产及外调任务之需要，常常是考虑需要方面多，考虑可能方面少，设想好的方面多，设想困难方面少，并且在赶先进争上游的情绪支配下，还要与先进的兄弟省份盼比。本来一九五八年以来我的头脑一直没有很好冷静下来，郑州会议算是收缩了一下，庐山会议后为一时假象所迷惑，头脑又开始发热，没有把握真实情况就想在这个有很大假象的农村基础上继续搞大跃进。因而在去年冬季就大搞水利工程，今年三月间天津北京会议之后又想大搞小土、小洋。只要主观上认为有可能甚至有时明知困难很大也硬着头皮采取逼上梁山的办法根据算大帐和典型推测定出许多不切实际的指标。如粮食550亿—600亿、铁300—350万吨、钢60万吨、煤3,200万吨，今年五月还要争取实现日产万吨铁的省份，开展一、二、五、十的群众运动(即：一万吨铁、二万吨焦、五万吨矿石、十万吨煤)基建投资二十多亿，水利工程九亿，没有瞻前顾后、综合平衡，认真考虑各方面的比例关系，以致超过了一定的限度，更谈不上可靠和留有余地了。这样就把纟玄子拉得很紧、经常加班加点，口头上讲冷热结合劳逸结合，实际变得热而不冷劳而不逸，劳动强度越来越高，城市人口越来越多(由五七年的400万到现在达600万)，反过来又在劳动资金、土地、器材、粮食、运输等方面加重了农村负担。征购任务也就由此加重(全年原定七十亿斤)。虽然以后看到形势不对不断落实指标，八月青岛会议又一次大砍，并采取了若干具体措施，但为时已经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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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农业最大的还是去冬以来大搞水利工程。由于估产过高对农村形势过于乐观，就想提前实现水利计划，使粮食能够很快稳定上升。于是去冬召开了六边现场会议，昌潍全省水利现场会议。我们想两年到三年基本实现水利计划，下面就想一年提前实现。光大中型工程就有一五五项，小型的据说有十六万左右。动员青壮劳力800多万，投资九亿元(有六亿是取之公社，每人负担为十五——二十元之多)。没有考虑农业生产上的劳力、投资、钢材、工具、粮食等许多方面的问题，甚至有很多大中型工程下放到专县以致迫使下面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与命令风。打乱了生产队和小队的劳动组织耕作制度，很多社队连评工记分也没有了，大大破坏了公社原有的体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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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由于对农村形势估计过高，在公社过渡问题上也采取了一些急燥的步骤。以为队有经济发展较快，过渡须早作准备以便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有领导有步骤地，并且分期分批多种多样逐步地过渡(原定三年后改五年，实际以为可能提前)。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搞了三十六个社队实行过渡试点，还合并了一些较小的生产队(核算单位)后来失去掌握竟合并了百分之三十，还有一些政策办法也规定得不甚妥当。社队工业企业发展很快，由原来二十多万人发展到七十多万人(青岛会议砍掉五十万人)，这又是刮“共产风”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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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产指挥方面，也是主观主义的。不问实际效果，不顾生产规律，不走群众路线，不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因地制宜，到处胡乱指挥。造成人为的许多灾害。作物种植只抓两头(麦子地瓜)要求过多的种地瓜，挤掉高梁谷子，逼使群众翻掉大豆玉米改种地瓜，在大规律水利工程中，只搞灌溉系统不搞排碱系统，致使很多土地碱化脱离当地实际条件和群众觉悟水平；硬性推广各种典型经验(如改用五脚楼，改南北陇为东西陇，以及有些地方不根据具体条件和群众路线强迫推行徐克劲的拆屋积肥经验等)，有些现场会和通报因失去掌握而自由泛滥起来介绍了一些错误的经验，报纸有时也起了一些不好的作用，使农业生产遭受很多不应有的损失，发展着更为严重的命令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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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还表现在我对山东目前农村情况的估计不足和满足于一般措施，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在青岛会议期间和以前总以为问题虽然严重但还是带有一般性质的，而在问题最严重的二十个县和四个专区以为差不多均有省委的工作组和省委书记或常委分工负责包干，有十几个县去年秋季就在开始抓；部分县的情况已有好转，逐渐赶向稳定(如曹县巨野冠县等)；一部分县正在开始好转(如益都、惠民、寿光等)；另有一部分则是新发现的(如即墨、胶县、安丘、莱阳等)正在派人去抓，有二十六个县是比较好的；其他二十四个县似乎接近于中间状态，在发展过程中也是时紧时松此起彼伏。总以为还是带局部性暂时性的问题，完全扭转过来须要有一个过程。而且过分相信所得的灾情，以为如果今年麦收不因天旱而比去年减产二十亿斤，夏荒可能不致发生，局面不会如此恶化。因此就满足于北戴河会议后所采取的一般措施。如产量落实，强调过秤入仓(麦子由原估九十亿落到六十亿，全年产量由原估400亿落到220亿到济南又变成160亿)，两次发出生产救灾的紧急指示，大种蔬菜(原有1,000万亩要求再扩大几十万亩)大搞小球藻扁藻及各种代食品，动员劳力到农村生产第一线(约200余万)，下放机关干部十二万(省直6—7千人)，城市人口减六十万人，社办工业减五十万人，水利工程由去冬800万人砍到现在二十万(后拟十万)人，基本建设投资由以前二十多亿砍到现在十亿多，一般地研究一些经验教训，思想作风问题，拟发十八个有关政策问题的文件。根据谭震林同志指示，按五、六、七、八两新秤标准和购销平衡不起的困难情况下，初步安排生活(当时差六亿——七亿斤粮)，以为如果中央允许不外调四亿斤并能支援一、二亿斤再把工作做好还是可以勉强渡过去的。因而仍然处在半睡不醒的麻痹状态，以致发展到麻木不仁。没有想到情况变化得那样迅速，原先估计今年产量可能400亿青岛会议落实到220亿，一到济南就只有一百六十亿(不到一个月)，其他如荒地碱化外流死亡等数字也都有很大出入。这只说明我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是如何严重(主要没有解决省委尤其我个人的领导问题)，而且已有的这些措施，也还没有落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掌握和受到群众监督，生产救灾动员不够深入，没有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如果我再想一想五八年馆陶、济宁事件的惨痛教训，想一想三风所给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失，想一想山东连续几年的天灾(特别今年)，想一想人民的家底已经弄得很空，生活无法维持，想一想到处逃荒外流死亡这种惨痛的情景，应当如何惊心动魄打破常规下决心检查领导引络自申自请处分并采取一切更积极的可以急救的措施。这也只能说明我的个人主义本质，个人主义罪过，严重地缺乏群众观念，严重地丧失对于群众的阶级同情，更没有什么群众路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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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个人主义除了表现在对待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的态度方面，而且也反映在党内生活以及上下左右的关系方面。作为第一书记来说，我应当学会当班长学会弹钢琴，以充分发挥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山东党内由于长期以来进行不断斗争而产生的不正常状态更加须要有一个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但由于我近年来逐渐滋长着个人主义的骄傲自满情绪，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在党内生活上没有严格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形成家长式的个人领导，窒息党内民主生活，削弱以至破坏党的集体领导。虽然省委书记处、常委会、委员会、代表会一般都照常召开但会议活动往往一般化、公式化不够严肃认真生动活泼，缺乏充分的民主讨论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空气。特别对不同的意见很少展开争论与思想交锋，求得真正的一致即民主的集中。对反面意识不够尊重，甚至在很多场合做不恰当的批评，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紧张空气，增加到会同志的顾虑，实际上也就压抑了民生，使会议不能畅所欲言，上下左右不敢讲真话，下情不能上达，上面的东西不能很好的贯彻，互不通报，互有戒心。书记处的同志与常委同志也很少谈心。有些重大问题带方针性政策性的问题没有组织认真的讨论，往往我个人讲一讲没有不同意见也就结束了，甚至以碰头会的形式三言两语就解决了问题。固然这一时期各方会议很多，书记常委经常分散(时常只有一二人在家)多少有些影响。但主要还是我自己没有尊重大家的民主权利，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办事，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我个人有自满情绪觉得党内近几年来日益走向团结统一，书记处的几个同志经常注意维护领导核心，于是就麻痹大意起来，以为党内没有大的原则分歧即使有些不同意见也觉得问题不大，因而就马虎过去了。实际上由于我的作风不民主同志们有些意见不敢提，所谓“话到嘴边留半句”而我没有引起严重警惕，特别错误的是在书记处漫谈中有些不成熟或者一时错误的意见被提到原则高度加以批评，使人不敢谈心，更错误的是庐山会议后的省三级干部会议上要谭启龙、裴孟飞同志做自我批评，这就增加下面的顾虑，使人不敢在党内自由发表意见。从我个人思想意识上来检查，确有显示自己正确而他们错误的意思实际上也就是贬低别人提高自己。谭启龙同志的错误本来在庐山会议期间谭(震林)柯(庆施)两同志均当面批评过他。回来后只要在书记处讲一讲就够了，不应让他再在大会上去讲。特别不应当在他发言的初稿上加上那么几句话(虽然内容是他自己承认过的)，而在我的总结中又没有替他们两个讲几句话以示照顾和鼓励(只笼统讲几句挑担子的话)。这是对党不利的个人主义表现。我与谭启龙同志相处很多，来山东后在党内斗争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基本是一致的，我对他的工作能力和经验一般是很器重的经常要他担任第一线工作，很多地方是依靠他。但对他一些比较突出的缺点也是经常有意见的，有时也进行过批评。我对谭在会议上的发言一般都是重视的，但有时觉得他把问题讲得太突出太尖锐声色俱厉有咄咄逼人之感。去年四月在菏泽时曾与裴谈过(因裴与我谈到他同谭的关系问题)，谭在济宁用个人名义向中央报告济宁荷泽事件。我开始是有意将它压下的，一则觉得省委搬到济宁开会办公正在向中央做全面报告(主要是菏泽济宁情况)为何不用省委名义而要用个人名义写这个报告呢；二则觉得他的报告有些情况讲得过分些，比之为广西事件不很适当。其实是我自己不愿意把问题讲得过于严重。虽然最后还是送给谭震林同志看了但我不应当迟疑犹豫。两个报告同时送中央，即使情况分析稍有出入也没有什么不好而且个人完全有权向中央直接写报告。至于批评谭启龙同志用个人名义经新华社报导关于农村十个问题的意见，这本来是余秋里同志(中央石油部长)在庐山会议时当面批评他的(他自己也承认不对)。我在回来后联系着讲了一下也感到这样的问题应先提到省委讨论，而且省委的几个文件都提到有关这些问题的解决意见在右派向党进攻的情况下更用不着采用这种形式去发表。一九五五年五月(？)[原文如此]他在胶州地委参加会议看到大众日报公布谭启龙同志为第一书记(中央曾一度准备调我去人民日报社工作但后来停止不调了)，又联系到军区苏联首席顾问初到时介绍我是前政委(谭在场没有做声)使我怀疑他为什么对这样的问题不追查纠正并向我解释一下(他那时在家里)。觉得自己的工作不好做回来时我曾在书记处当面批评过他，这也是我胸怀狭仄不能容人的个人主义表现。今年北戴河会议期间柯、曾两同志提出调谭去安徽工作。我开始不愿意后来勉强答应了(过去中央组织部、福建省委也曾提过我都表示不能调走)，回来后鉴于组织上没有正式决定未便告诉启龙同志，但我却在书记处传达北戴河会议精神时随便谈了一下，这是错误的，不合组织原则。我对白如冰同志一般印象很好，觉得他积极肯干，尊重组织我对他很少正面批评，但有时讨论计划指标也觉得他有点保守，落在形势后面而暗示不满。使他陷入被动或一时紧张(对邓也有相同之处)。虽然计划指标最后都是通过计委提出的，但从思想上来讲不是他保守而是我冒进了。我对书记处的几个同志一般都是尊重的，觉得这个班子比过去强也很顺手，因而也是大胆放手让大家工作的，在各人分工的范围内一般我都是尊重分工书记的意见的。其中有点欠妥当甚至是错误的：一则鉴于各人的工作很忙凡是可以不用开会形式不要找分工书记面谈的尽量避免，而往往找其他部长或主管具体业务的同志来谈，有些问题牵涉到计划、组织或较为重大措施的时候我顺便提出一些个人意义要他们再向分工书记汇报考虑研究，有的可能未经书记处正式讨论也就照办了，这样就使得其他同志感到被动而且也不符合组织原则；二则在农村工作问题或有关农村问题上当书记处的同志与张新村同志发生意见冲突时，我往往是支持张而没有尊重书记的意见，使他们感到不好办事，这也破坏了组织原则。我之所以相信(的确是偏听偏信)张新村同志是因为对张有过高的估计，以为他熟悉农村情况又有长期农村工作经验可能接受实际些，现在来看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是有片面性的；另一方面也由于张提出一些数字计划能适合我的意愿容易被接受。我曾经准备向中央建议提他和另外两位同志为省委后补书记，是觉得谭启龙同志须要长期休养，裴孟飞同志主管农业也要兼顾财贸，恐怕忙不过来，想要张多抓一点业务，多负一点责任(裴本人也向我提过)。张的主观性很强，蛮横拔扈，到处伤人，弄得关系紧张，上下左右都对他有意见我是知道的，也几次准备找他谈话进行批评，青岛会议末期矛盾突然揭发几个书记都对他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很多同志也都想提意见，如果我当时下决心把矛盾揭开，是完全可以暴露出许多问题，展开一场辩论与思想斗争，展开上下结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对于揭开省委盖子摸清当前实际情况，认真总结几条基本的经验教训，解决当前若干关键性的问题，是有极大好处的，并且十分需要的。但我当时嗅觉不灵，没有看出这个苗头和趋势，没有也未同几个书记商量一下，便很快讲了一通收场了。又是一个带关键性的错误。我的另外一个错误就是对人严对自己宽，有时别人讲错一句话，往往扭住不放，旁敲侧击，如对李文同志过去(时间记不清)批评省委关于要胶东丘陵地区打井的意见说成是没有常识觉得太挖苦人了，所以后来有几次讲水利问题时暗示过不满。我在烟台(五八年)对李文同志的批评(说他骄傲自大工作落在后面去了等)。对穆林同志的批评(说他下放到临沂县委后不应老是抓地委抓农村工作应把临沂县搞好等)是代表省委书记处多数同志的意见的，至少是我与谭启龙同志的意见，是否态度有点生硬值得考虑。我在处理个别同志的错误的时候，有时未经组织讨论便轻率做出结论，如对齐东县马县委我在大会上提出过刑事处分的意见。(现在来看处分过重，当时听说他历史上很坏，所以有点冲动)即墨县委第一书记撤职也是和青岛市委直接讲的，没有通过组织便个决定，这是不应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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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中央汇报和反映情况也常常好的方面讲的多，坏的方面讲的少，甚至有时不讲，形成一种蒙蔽欺骗。去年四月间主席路过兖州我到车上向主席汇报了当时济宁菏泽情况，并检讨自己过去向主席反映的情况现在知道很多是假的，欺骗了主席。今年三月间小平同志等过济我汇报情况基本稳定，大问题不致发生(太乐观了)。五、六月间主席过济我到车上只汇报技术革命技术革新以及农村四化五条龙三泵三气一风一波的情况和经验，并组织临时有关这方面的展览参观(当时因主席想了解四月天津会议讲十四条以后有关情况和仿照河北参观展览的经验)，没有反映农村当时存在的问题。特别青岛会议向中央做了一个假报告。虽然这个报告不是我授意起草的。但我没有弄清实情纠正错误便马虎批发了。也说明这报告是迎合我的品味的，故不加怀疑和修改。这是蒙蔽欺骗中央的一个典型例子，我应负完全责任。在传达中央和主席的指示时，有时把一些不应当得到的也都讲了，如二次郑州会议主席讲到我当社员及路过天津、济南时得到刘子厚和我的一些反映材料表示感谢，我回来后不仅在书记处传阅纪录而且也顺利谈到了实际上等于自我表扬。在对外宣传和活动方面有时个人突出。开起会来常常照象，到下面去总有记者和摄影师跟着，虽然也不断拒绝拍照和用个人名义发表新闻，但不够坚决，有时主观上还是愿意这样做。我曾向大众日报谈过，发表新闻报导要有原则有分寸以示报纸的党性，并且批评过他们对于报导刘季平同志的一次讲话感到不太适当，过于强调个人号召，没有代表省委。当然也愿意把自己突出一点。所有上述这些都是我的个人主义的突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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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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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会犯这样性质的错误，个人主义发展到这样严重呢？这绝对不是偶然的。第一，我是一个贫寒的中小知识分子(旧制师范毕业)入党以前受过长期的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教育，旧社会的影响是很深的；参加革命以后虽然由于党的教育培养与革命战争的锻炼，共产主义觉悟不断提高，个人主义受到严格的组织约束与革命战争环境的约束，表现为隐蔽的形式。但由于我的小资产阶级的孽根没有尽除，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因而在比较独立自主与环境较为顺利的情况下，个人主义就容易潜滋暗长以致突然袭击而失去自觉的控制。第二，我参加革命以后除大革命时期领导过一段全县的革命斗争，一般都是做军队工作缺乏系统的地方工作经验，缺乏领导全局工作的经验，自觉能力不强，理论水平较低，因而来山东主持工作六年期间，前四年是比较兢兢业业小心谨慎的，不懂就问，不会就到处跑跑研究些情况，向干部向群众学习，虽然思想作风上也有不少问题，但比较起来还是带一般性质的，特别由于中央和谭震林同志的关怀和支持，广大干部和省委几个负责同志的监督与辛勤工作，尚没有出什么大的差错。可是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后，尤其庐山会议之后自以为懂得一点农村情况，开始摸索到一点规律(其实并不真懂)。加上大跃进以来钢铁煤电发展得比较快，农村形势又一时为某种假象所迷惑，党内状况日益走向团结和统一，于是便不知不觉地逐渐滋长着个人主义的骄傲自满情绪，思想不艰苦、工作不踏实、作风不民主，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好出风头，唯恐落后，许多问题不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考虑需要方面多，考虑需要可能方面少，考虑有利条件多考虑困难条件少，喜欢讲九个指头的成绩，不喜欢讲一个指头的问题；对中央和主席的指示缺乏认真的思索和全面的领会；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缺乏严肃认真的态度，对一九五八年以来尤其馆陶、济宁事件的经验教训没有深刻的接受；对许多同志的意见没有虚心考虑，对当前严重形势仍然估计不足满足一般措施，严重地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严重的缺乏群众观念，这也就是前面所讲的五个方面的痛苦经验和教训，而归根结底又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即我们有许多事情不是从山东五千万人民群众当前的切身利益出发(许多应当务之急)，对五千万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吃饭问题缺乏高度的负责精神[后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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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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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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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4/000060.txt
@@ -0,0 +1,23 @@
+# 我对自己所犯错误的检讨
+
+　　<山东省、张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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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中共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张新村在1960年12月山东省委扩大会议上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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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缺]1959年到今年11月全省外流未归109万人，从1959年到今年上半年非正常死亡达56万人，人民饥不得食，弃婴卖子，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以致发生人吃人等骇人听闻的惨痛事件。……几千万人吃不饱饭，四百二十多万人生水肿病，乾瘦病和其他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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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缺]强调必须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坚决贯彻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强调产量落实，计划指标要积极可靠，留有余地，时刻教育指示我们要注意解决一个指头问题。我都把中央的政策指示全部忘记了。我在去年上半年没有根据中央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指示，对自己在一九五八年大刮三风的严重错误，进行认真的检查，正确接受教训，自己极端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思想没有得到批判，左倾冒险的思想根子没有挖掉，完全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没有扭转过来。到去年下半年不仅没能按照中央郑州会议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指示，继续纠正三风，而且完全拥护舒同同志的错误领导，从对情况估计到许多重大任务措施安排掌握上，违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和中央的方针政策背道而驰，大刮了五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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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我对粮食产量做了虚夸的估计，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去年八月研究一九五八年的产量落实和一九五九年产量预计的时候，裴书记先在青岛听了李建修陈挺同志的汇报，又经过调查研究对一九五八年的产量估计为三二五亿斤，一九五九年产量预计为350—380亿斤，征购六十二亿斤。我在机关继续研究都错误的估计为380亿斤，一九五九年产量预计因大旱减产，为369亿斤。到舒同同志从庐山回来后，他认为380亿斤的估计比较稳妥，到和各地市委核对落实情况后，差十一亿斤，我汇报后，舒最后肯定了按我的错误分析380亿斤不再变动，为了统一口径，又对各地区数字作了平衡调整。关于一九五九年的产量预计，舒认为是动摇，不能因旱灾就减产，必须力争增产百分之十至十五（即420亿斤到450亿斤），当时重新研究可能搞到380多亿斤，算上萝卜可能到达四00亿斤，就是这样一个估计基础上，舒最后肯定保证400亿斤争取450亿斤的指标，按这个指标分配了计划数字和七十亿斤的征购任务，在片面反右倾鼓干劲加高指标的压力下，把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压出来了424.9亿斤，七十亿斤的征购任务也拿上来了。由于估产虚夸，各方面的盘子都安排过大，特别是水利基本建设摊子捕的过多过大，大刮了三风。粮食本身因为征购过头前方吃后方粮等等原因造成今年春季全省性的大紧张，不仅对过去的灾难不能弥补，而且迅速发展扩大了灾荒，造成一系列的被动。我对粮食产量估计从一九五八年一直是虚夸的，长期背着高产包袱落不下来，在极端个人英雄主义骄傲自满和极端片面思想方法支配下，因执己见，又不深入群众摸底，一错再错的搞不清楚，从去年春季对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落实，一直搞到去年六月，认为400亿斤是落实了。思想停顿住下不来了，认为再少了不符合事实，其实质是思想深处背着高产包袱不敢正视现实。那时候各方面反映许多批评意见，没有虚心研究，而主观认为落实下来了，好好干上去就可以了，其实做了掩护自己错误的挡箭牌。在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支配下，骄傲自满不虚心认错，弊着一口气，若干几年，还上这笔虚夸债，出一口气，也正是这种不老实的态度，迷信了自己的眼睛，不正视现实，不能实事求是摸清情况正确前进。去年七月在庐山听到粮食产量只有325—350亿斤我就考虑一九五八年庄稼确实好，怎么产量回到大跃进开始提的计划数上去了呢（第一次指标是保证320亿斤争取350亿斤）到回来了解了一下情况，认为四百亿斤可能有点虚数，但总得比一九五六年增产百分之三十，背着虚假的上游包袱落不下来，八月看到中央关于反对右倾保守的指示，我是片面歪曲的理解，认为自己估计的对了。中央指示中指出当时的右倾是主要危险，是完全正确的，当时包产到户，拆散基本核算单位，等等右倾思想正在滋长。中央指示是一针见血指出了当时的形势，而我是非界限不清，把当时实事求是落实产量当成了“低产风”，把对过去大刮三风造成的灾难等等激怒愤慨情绪当成是责难攻击，对于夏季分配中因为一平二调，不执行超产奖励政策，购粮过头而引起的某些少报产量，当成是实产多的根据，又经过对各方面材料的算帐分析认为定380亿斤是比较牢靠的，因这些材料合乎自己的主观框子就相信无疑，同时在庐山时舒也认为325—350亿斤是太低了，更增加了自己的自信力，舒回来后肯定了我的错误估计，并大反了低产风，我不仅没有认识是犯了极大的错误，而是更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在舒对我批评预计五九年产量动摇，对农业部门政治工作不够等右的方面时，起初思想还有些那么通，随着片面的反右倾鼓干劲压出来的一些虚假情况，头脑又逐渐热起来，特别到粮食产量报到420亿斤的时候，盲目认为舒看的远，认为自己确实有些右了。大刮了一个冬春的五风，首先是寿张小麦现场会。这次会议大刮了浮夸风，共产风，提出了高计划指标，高竞赛指标，肯定了大搞大面积丰产力，用化肥支持二县五社十四个大队创高产等等，会议报告虽然是裴做的，但主要应由我负责，报告是我亲自主持起草的。接着六边现场会，畜牧大会……我在这时掌握情况主要是靠片面反右倾高指标压出来的材料数字，对情况完全摸不着真底，而又极端错误的认为去冬今春成绩很大，水利搞上去了，再抓好高产作物和增产措施，粮食搞到五00亿斤是有希望的，正在发高烧的时候，粮食是大紧张的，五月会议裴书记要各地产量落实到完全正确的，我错误的认为粮食紧张的只有二十多个县，其它县是少数单位问题严重，不相信340余亿斤的估计，认为去年秋季产量落实基础上的估计，虚数不会太大，对裴书记的正确看法不同意，极端错误的认为是刮“低产风”，狂妄自大的认为自己估计的正确，拿出了400亿斤的虚夸估计，又反了低产风，那个估计的分析是毫无群众观念的，是从各方面考虑粮食不会那少的主观框子支配下得出来的。分析方法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是我在高产包袱卸不下来，对群众疾苦不关心，而迷惑于反右倾压出来的，材料得出来的结论。更错误的是小麦经决定一律过秤入库了，对小麦估产还不虚心研究，到六月中旬研究小麦产量时，还认为可以达到原来的估计，造成夏季一连串的被动，七月下旬小麦入库进展不动，才慢慢清醒一点，猛抓摸底落实，我完全脱离了群众，不从群众考察一下真实情况不想想人民的死活。个人主义、锦标主义思想支配着自己的头脑，看不见群众生活状况，六月上旬寿张小麦现场会又更错误地作出了大旱之下获得大丰收的荒谬估计，提出了脱离实际竞赛指标。大吹大干的搞超产运动。自己吹上去了，假象出来了，自己钻不出来完全是作茧自缚，自己把自己变成耳聋眼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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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不认真调查研究情况，对情况估计过高，又不关心群众疾苦不顾群众死活，不认真研究中央政策，而主观盲目的想一下子把水利搞上去，急于抢先过渡赶快发展社有经济搞过渡试点大搞丰产方，大刮了共产风。1、大搞水利没有从人民公社体制政策上认真研究，过大了是否许可，没有考虑七八百万人上阵对当前生产影响到什么程度，而盲目地投入了水利运动造成普遍的一平二调刮了最严重的共产风，我开始头脑还少有清醒，越来越发高烧，盲目干下去，去年九月中旬我主持研究的水利规划草稿是冬春动员400万劳力，搞十六亿土石方，再组织百分之三到五的劳力常年作业搞四亿土石方，全年搞二十亿土石方，在当时情况下，应在秋收以后集中解决体制政策算帐兑现收益分配等工作，确定全年二十亿土石方400万人干一冬春的任务。到十月底十一月初我出发回来赶赴沂水六边现场会议，看到会议文件中的水利建设规划草稿，要求一千万人上阵，大干一冬春完成六十五亿土石方，再组织300万劳力的常年作业完成十五亿方，全年共八十亿土石方的任务，我急着找江国栋同志重新研究提出了六百万人干一冬春完成二十三亿土石方，常年作业搞七亿土石方约需经费5.5亿元的建议，向舒、裴汇报后都同意了，舒到上海又来电话说任务太小，要重新研究搞四十亿土石方，我思想有些顾虑大，但又考虑舒的劲头足，自己有些跟不上，个人主义顾虑犯右的错误，又好大喜功，认为也可能搞上去，而不严肃从政策从实际情况思考，又同意修改为冬春完成三十亿土石方全年四十亿方的任务。错误的认为水利是农民自己的事，今年多搞，即便差一点，咬咬牙搞上去，蓄水灌溉以后就好办了。其次是对洛口工程我错误的当作特殊工程孤立起来看，认为是省直接掌握的三大枢纽工程之一，不搞这个工程不能充分发挥东平湖的作用，少搞其它工程，一定把这个工程搞下来，因此不顾一切，犯了严重错误，开始确定要办的时候，已研究了削减四十三项工程了，当时邓书记曾向舒提议暂时不搞，我认为这是特殊工程积极主张搞。今年八月我听到济南市委请示白书记和舒同意停建这项工程的时候，我仍要坚持把这项工程干下来，积极要求继续兴建。其三，二月发觉水利搞多了，中央一再警告搞多了以后压缩劳力，削减工程的措施不力，压缩的缓慢，到四月份还有一八八万人搞水利，六月份还有五十万人搞水库收尾工程和水库防汛。如果政策观念明确从体制政策上卡住，坚决不准无偿调用劳力工具，那会立即大批工程停工下马，并抓紧处理一平二调的问题。对移民安置，本末倒置先动工后安置，不考虑被移民的死活，对工程抓铺摊子，不抓利用，抓基建工程不抓灌溉工程，抓灌溉工程不抓排碱工程，造成大量工程不能利用，大批土地碱化，单纯任务观点，没有群众观众。2、去年秋季以来，在急于抢先准备过渡的思想下，认为生产队农业生产发展快，社有经济发展慢，对将来过渡不利，盲目强调发展社有经济，为过渡准备条件，去冬曾提出社有经济由现有百分之十五到一九六0年发展到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建议，而又没有严格划清发展社有经济的政策界限，造成大量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劳力畜力工具林木生猪等搞社有经济。按当时的虚夸统计数字，全省收入150元以上的生产队只有二四四个，200元以上的生产队只有七个，没有必要忙着搞过渡试点，但思想上混乱，了解了一下基本社有制的大王木石公社的情况，认为过渡后生产搞的还好，可以搞过渡试点，动摇了基本队有制的思想，搞了三十个过渡试点，都是把生产队的耕畜农具社有队管，是“社共队的产”而不是“队共社的产”。对于生产队的规模，当时应该根据人心思定的动向，肯定一律不动，因为合并队也是变动了所有制。思想上认为少数十几户、几十户一个基本核算单位的对生产不利，而提出了少数规模过小、距离较近、经济悬殊不大的生产队，如果社员要求合并时，可经地委审查报省批准的意见。思想深处是愿意合并，而又怕合并多了出毛病，本质上是愿意合并。当时的情况是由于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大搞丰产方，强调发展社有经济等等，大刮三风的措施造成了一种合并生产队的趋势，并队并不是群众的真正要求，没有群众观念也就没有从群众出发对这种情况分析清楚，又没有从政策上提出严格界限，而只从组织上控制是控制不住的，合并了百分之三十的队，又没抓紧检查帮助督促按照政策认真处理合并中的问题。对于大面积丰产方，开始单纯从创高产的观点出发，没有从体制政策上提出严格界限就盲目的提出了社搞一至二、三个万亩方，队搞一至几个千亩片，小队搞百亩块等等要求，造成打乱体制，一平二调，打乱耕作制度，不能因地种植和过多集中劳力工具等等一系列错误，春季虽然从政策上规定了但又没认真检查处理，一直乱下来了。大搞水利，搞过渡试点，强调发展社有经济并队大搞丰产方等等一系列不当的措施，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连续不断的发展，打乱了生产关系，破坏了生产秩序。破坏了生产力。把分配搞乱了，一九五九年的收益分配规定扣分比例一般的是扣四分六，但实际执行结果是形成倒四、六，社员拿不到工资，供给制工资制比例、超产奖励政策都不能认真执行。破坏了按劳分配政策，破坏了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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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不同自然条件作物生长规律和耕作制度，不因地制宜不问实际效果，不听群众意见，对生产胡乱指挥，大刮了瞎指挥生产风命令风。我对搞1960年计划时在高产包袱还债思想支配下，盲目的认为水利条件增大了，抓住高产作物，扩大复种面积，大搞大面积丰产方，可以比1959年的虚夸数字增产百分之三十以上，粮食产量保证500—550亿斤争取600亿斤。围绕着这个大计划高指标，要求大搞大面积丰产方、多种地瓜，提出了完成脱离实际的竞赛指标等等错误措施。不是从实际出发，踏踏实实地鼓干劲，而是盲目蛮干搞浮夸。片面强调多种地瓜，违背了因地种植，破坏了耕作制度，挤掉了高梁谷子，造成强迫命令群众拔苗改种，种在涝洼地里，提出春地瓜每亩三千棵，夏地瓜四千棵五千棵的过密规格硬性推广，浪费秧苗，影响种植失时和作物生产。地瓜面积过大，造成调整茬口困难，劳力使用过分集中，加剧了劳力紧张，由于种种错误要求 ，不仅造成了严重减产，而且造成烧柴饲草困难，人光吃地瓜，我为什么主张多种地瓜呢，认为地瓜高产保收，这是支持大计划高指标的一宝，开始研究计划时就是考虑不种三千万亩地瓜很难达到产量计划要求，而没有考虑地瓜需要底肥，用工多，农活集中，秧苗困难等等，要求过多了，不仅不能高产，反而会造成减产。思想方法极端片面。舒抓住七千万亩小麦始终不放，我跟着摊派任务，催耕催种，结果种植失时，造成减产，增种春麦，既减产，又挤了高梁谷子玉米，我对地瓜面积意见是三千万亩，到今年三月发现各地计划三千九百万亩其中春地瓜1,800万亩的时候，感到大有挤掉高梁谷子的危险，我在三月三十一日省委召开的电话会议上强调了要控制地瓜面积全年三千万亩，其中春地瓜一千万亩，保证谷子高梁经济作物面积，后来向舒汇报时，舒指示地瓜多些不要紧，保证经济作物面积就行，舒又在六干会上只强调不能因种地瓜影响经济作物面积，我也就在抓好地瓜这一宝的思想支配下，不从严肃对人民生活出发，不再抓高梁谷子，其实当时如果坚决压缩下来，只要从产量指标要求上砍下来，再做工作是可以压缩下来的。但是因为想压地瓜这一宝没继续研究，以致地瓜种植过多，造成人光吃地瓜。对于工具改革农具改革的乱改乱造，造成乱调群众财物，粗制滥造不能使用等错误没有检查，今年夏季我又提出了大力搞五腿耧播种机，不光粗制滥造，而且许多地区不能使用，今年三月，我在全省农具改革大会上具体部署了三化四条龙限期推广的任务，更错误的是把舒的更盲目的要求，当作他大抓工具改革，不仅在工具改革本身犯了错误而且在组织态度上犯了严重错误，为了工具改革和计委工业关系搞的很紧张，而不检查计划过大的错误，还随着舒的过高要求，要求其他方面跟上。舒对三化、四条龙不满足要把车予化改为胶轮化，三化、四条龙改为四化五条龙，虽然我汇报了材料情况，说明材料可能有困难，舒认为可以解决，自己就盲目相信。舒在六干会上不仅肯定要搞四化五条龙，而且要力争提前上半年完成，我听到后认为太急，后来听说他已征求过工业部门意见可以完成。自己也就未再考虑到底是否有困难，而盲目乱抓乱改，四月舒提出三泵三气一风一波并亲批所需材料，邓不同意，我不但未检讨盲目要求的错误，而不同意正确方面的意见。完全违背了从实际出发的精神，盲目蛮干。六月常委扩大会议我的错误主要还是从材料、工具、劳力上有些问题不好解决有意见引起的，但是我的当时的情况根本不是从支援方面所能解决问题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农业生产搞的那么糟，只应该对自己有最大的意见，只有彻底解决自己的错误思想作风，才能搞好工作。当时是农事紧张繁忙季节，天旱不雨，抗旱播种保苗任务紧急，只有彻底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作风，克服违背政策解决农业内部劳力工具使用过分分散的错误，才能把抗旱搞上去，不然全部工业都支援农业，农业也搞不好。当时农业任务急、困难大，不从自己找原因而怨天尤人，毫无自我批评精神。批评指责工业支援农业不够，批评地市委同志抓劳力工具不够，完全放松了对自己错误的检查改正，推卸了自己搞农业的责任，蛮横无理的批评别人，伤害了同志关系，影响了团结，失掉了研究解决好农业问题的有利时机。这完全是由于个人主义思想，对农业内部严重问题看不到，光看到工业支援农业不够，没有从人民群众出发，检查自己错误的觉悟。不考虑几千万人的积极性是根本的大问题，而认为在舒同同志支持下，会议可以搞好工业支援农业问题。不彻底清算我的错误思想作风，工作是搞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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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极端严重的骄傲自满自以为是，不仅在执行政策上犯了严重错误，而且在组织态度上也很恶劣。犯了许多错误，对领导同志的意见不虚心不尊重，洛口工程动工前邓提出缓动工，就应虚心考虑，不应积极要求去办，中国裴提出考虑从洛抽劳力支援卧虎山不管有什么理由也应认真研究以后再说。特别八月市委请示停工，舒、白都同意了，还是固执己见，一意孤行的积极要求继续干，六月会议不虚心检查解决农业问题，认为舒支持解决工业支援农业问题，不仅大肆批评指责了工业支援农业不够，而且批评了各地同志不抓劳力工具，青岛会议时白讲没挤农业材料竟还狂妄的你怎么说我也不相信，五月会议对产量估计和裴书记有分歧，更应虚心考虑裴书记的意见，既便拿出自己的看法也应先和裴书记酝酿，到底怎么办。裴对小麦产量很关心，几次提示是否估高了，没有认真去摸，裴要从洛口抽人支援卧虎山不同意，裴指出卧虎山水库政策上可能有问题要检查，本应借此展开检查，而只采取简单贴补办法弥补一下。裴书记的正确领导意图不好贯彻。去年五六月间对刘了解的情况也是怀疑是否黑暗面搞多了。一九五七年谭和李震同志找我改分配意见很冲动，不愿改，谭讲河南鱼麟坑时我表示很不虚心。对舒看成正确，唯命是听，对其它领导同志就不虚心不尊重，有些问题认为舒支持自己的意见，就一意孤行，目无组织，目无领导，破坏了集体领导的原则。对同志不虚心，不尊重别人意见，对杨节同志帮助很差，态度简单生硬。对李建修、陈挺同志的正确认识，当成错误进行了批判，讲了很多武断的话，伤害了他们的积极性，对部的领导上作风不民主，事务包办家长式的领导方式，干部调查来的材料很少领导研究，而靠反右倾高指标压出来的材料当作研究问题的根据。不管上下左右之间，常常是简单生硬，盛气凌人，以致发展到蛮横拔扈，到处伤人，和同志们关系紧张，自己长期不觉悟。而以态度不是重大原则问题做档箭牌，而原谅自己。骄傲自满长期不能克服。一九五八年寿张范县虚夸到5,000斤，没有认真检查批评帮助接受经验教训，去年下半年以来又对寿张完全相信，去年现场会时鼓励他们去掉浮夸顶住冷风坚决搞上去，今年现场会又鼓励他们三战千斤县，又是四战五战，一定要搞到不是帮助他们研究政策调动积极性去搞，结果，群众陷入灾难。我对寿张为什么相信认为刘传友是老同志，熟悉他，扎实能干，完全不从变的观点看问题，五八年突变了也不警惕，原因就是自己没转过来。一九五八年参加聊城地委召开的现场会，用寿张将其它各县的军，大刮了浮夸风命令风，现在还继续开现场会刮。不检查真实情况，原因就在于我的一个很坏的思想片面相信，适合于自己刮三风的需要，不然无论如何也该警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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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犯这样严重的错误，绝不是偶然的，我是一个贫农出身的小知识分子，从小受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教育，受旧社会的影响很深。虽然受到了党的长期教育培养和革命斗争的锻炼，但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据子很深，资产阶段世界观人生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个人英雄主[后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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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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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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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4/000061.txt
@@ -0,0 +1,69 @@
+# 关秉钧同志代表通渭县委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关于县委错误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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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秉钧为当时的通渭县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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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中央和西北局检查我们甘肃的工作，特别是检查通渭工作，是非常及时和正确的，是具有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挽救了甘肃人民，挽救了甘肃党，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否则发展下去，是不可设想的。的确在我们通渭县委，错误是严重的，问题是突出的，大家知道，通渭县是甘肃烂了的11个县、市中最严重的一个县，全县人民遭受饥饿、疾苦、外流、疾病、死亡，连续3年之多，在这3年中，一年不如一年，时间越来越早，范围越来越广，问题越来越严重，人民群众遭受到的损失越来越大。为什么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蔓延发展，这主要是在60年2月以前由于以席道隆为首的破坏活动和地委领导上的严重错误，因此人口死亡52133人，其中58年3687人，59年前半年6400人，后半年至60年4月底42034人。外流人口59年前半年12293人，后半年至60年2月底6725人。牲口死亡33367头，其中58年3566头，59年前半年5932头，后半年至60年2月底23928头。羊只59年后半年至60年2月底死亡30346只。产量年年下降，如58年单产84斤，59年单产56斤，60年单产24斤，销售逐年增加，如58年1636万斤，59年2331万斤，60年需3000多万斤，弄的许多群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断子绝孙，人吃人，剥树皮，挖草根来充饥，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不少同志说：“进了通渭县，两眼泪汪汪，断墙截壁，房屋倒塌，鸡犬无声，不见人烟，如战后惨景，一片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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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今年2月省委派来大批干部，由省委王秉祥书记亲自带领，背米、送面，亲自做饭，医生上门，临床治疗，抢救人命，经过4、5个月的时间，安排了人民生活，视察了各级组织，进行了思想建设，整顿了人民公社，重举了三面红旗，恢复了生产，挽救了通渭20多万人民，使通渭面貌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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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新的县委组成以后，没有吸取这一沉痛教训，没有很好的听党的话和按照党的政策办事，没有发动群众安排生活，缺乏阶级情感，加之，我们领导上特别是我个人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思想上主观片面，作风不民主，因此对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的根子不仅没有挖掉，而且疾病、人口死亡、外流等问题一直没有制止，特别是11月以来，还有所发展。这是什么原因？一个是今年遭到特大灾害，全县遭受旱、虫、病、霜、冻灾害的面积共92万亩，占57％，成灾的67万亩，占42％，粮食大大减产，但主要是我们的工作问题，工作没有做好有严重错误，最严重的是执行政策和领导上（特别我个人）的思想作风问题，全县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生产瞎指挥风）作怪，影响很大，现在从县委开始，坚决改正，要反掉五风，把党的优良作风（忠实执行政策、实事求是、遇事和群众商量、艰苦朴素、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扬起来，这是改变全县工作的关键。县委初步检查所犯的主要错误有如下几点：
+
+　　一、没有很好的听党的话和按党的政策办事，由于对党的政策学习不够，领会不深，在指导思想上怕犯右的错误，因而在具体执行中曲解，打折扣，其具体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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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原有的“共产风”没有纠正，新的“共产风”今年又继续刮起来，在社办工业中的九厂二队，在办食堂中，房屋、器具、吃的菜和土地、劳力、牲畜以及吃的口粮等都有平调。据初步检查，今年3月以来，平调总值达6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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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在处理社员个人肥料问题上强调困难，只是执行了“分摊任务，评记工分，参加分配”。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实行“分摊任务，按质论价，折记工分，参加分配，超额部分，现款收购”的这一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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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对以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认识不清，对发展社有经济处理不好，对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抓的不紧，否认小队小部分所有，打乱了四固定，乱平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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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在收益分配政策上，积累部分多，分配部分少，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对半开，同时三包一奖一直未搞好。
+
+　　（五）在粮食方面，对“计划用粮，节约自己”认识不足，认为每天每人只有6、7两粮，无法节约。
+
+　　（六）自留地先后变了3、4次，直到现在还是搞不定。
+
+　　（七）在安排生活上，对中央五句话的方针贯彻的不全面，对“低标准”注意了，对“瓜菜代”抓的不紧，食堂办的不好，对管好粮食、劳逸结合执行的很差。
+
+　　（八）对中央12条政策中的第九条有曲解，打折扣，怕右，怕食堂散伙，因此就极端错误的我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讲：“在这一点上我们不执行，是要办好食堂，坚持制度”。对中央政策没有原原本本的宣传和全面贯彻执行。
+
+　　（九）对西北局安排生活的六条指示没有很好研究，在执行过程中，措施不具体，更贯彻的不力。
+
+　　（十）在生产队干部回避的过程中，公然错误的把小队干部让回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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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在执行党的政策上，突出的领会差，变动大有这些错误，造成下面的混乱，这是上不相信中央，下不相信群众，党性不强的具体表现。
+
+　　二、群众观点很差，人民利益是党的最高原则，办一切事情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但是，我们倒把人民利益放在脑后了，对于人民群众的具体困难、迫切要求很不关心，在抓生活的同时，没有把安排好人民生活，作好一切工作的基础，没有认识到办好食堂又是安排好群众生活的关键，没有下狠心把食堂办好，食堂中的没钱打粮、吃不够定量标准，断顿扣饭等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对疾病、人口外流、死亡等问题没有采取紧急措施迅速制止，因而问题一直发生，从5月到现在死亡2596人（自杀50人，被杀3人，老死631人，病死1760人，饿死101人。其它事故而死的51人），其中：5月828人（自杀4人，老死162人，病死592人，饿死63人，其它7人）6月471人（自杀7人，老死91人，病死344人，饿死17人，其它12人），7月268人（自杀1人，老死58人，病死195人，饿死8人，其它6人），8月214人（自杀5人，老死75人，病死127人，饿死4人，其它3人）9月143人（自杀1人，被杀1人，老死33人，病死103人，饿死5人）10月168人（自杀4人，老死48人，病死106人，饿死3人，其它7人）11月258人，（自杀18人，被杀1人，老死80人，病死146人，饿死1人，其它12人）12月246人（自杀10人，被杀1人，老死84人，病死147人，其它4人）。外流人口3月255人，4月340人，5月459人，6月569人，7月389人，8月406人，9月174人，10月85人，尤其是11月份以来，随着粮食产量的下降，社员的口粮标准一压再压，有的队吃4两、5两，还有的吃3两，发生断顿。外流263人，比10月份增加了3倍，有病人1413人，宰杀羊只253只，发生抢劫案5起，凶杀案2集，反动标语1张，人心不安，出现了紧张局面，同时对群众的穿衣、住宿及没钱打粮、没钱看病等问题，死扣制度，死扣支付命令，一直没设法彻底解决，对800多名孤儿放在生产队抚养，没有很好安排。总的来说，对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认识不够，没有认真吸收沉痛的教训，教育全党，避免重犯错误，甚至对一些具体问题还有错误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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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人口死亡问题：一是认为席道隆的破坏十分严重，伤了元气，一下子恢复不过来；二是对1800人的瘦弱病认为是吃了死人的关系，无法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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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对疾病也认为马上恢复不了，前半年吃12两粮，没有恢复，现在吃6两，更难恢复健康，同时对有些病认为是临时病，问题不大。
+
+　　（三）对外流人口认为通渭生活困难，别的地方生活好，因此不能在短时间内很快制止，同时有一部分失了丈夫的年轻妇女，出去找爱人这是实际问题，因而也很难制止外流。
+
+　　（四）认为通渭条件差，群众的穿衣、铺盖，原来就是破烂不堪，改换面貌极有困难。畏难情绪很大，这样就信心不足，心情不舒畅。
+
+　　（五）对通渭问题的教训吸收不深，认为是席道隆造下的烂摊子，要改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不往前看，往后看，总认为现在比以前好，放松了艰苦细致的工作。
+
+　　县委领导同志特别是个人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生活情况很少，关心的很少，在工作中没有很好走群众路线，不是充分发动群众和群众商量办事，没有把我们的心、我们的底子交给群众，而是跳不开干部面子，所以听到的群众反映，呼声很少，干群关系疏远了。
+
+　　对干部缺乏政治思想教育，对严重违法乱纪处理不严肃，不及时，因而违法乱纪不断发生，全县3100多名小队长以上干部，在11月以来，打骂群众、搜查、扣饭的就有28人，占0.9％。
+
+　　三、县委领导作风上有严重的官僚主义，思想上有严重的主观片面性，民主作风差。对通渭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农作物的栽培、群众的风俗习惯等研究不够，掌握不住，今年发生了干旱、病虫、冰雹、霜冻等自然灾害达8次之多，给我们来了个措手不及，造成了严重减产。同时，工作作风上不深入不具体，一般化，方法简单急躁。缺乏从各方面分析形势，研究情况，指导工作；电话会议多，深入基层少，一般布置多，具体研究少，空喊口号多，具体措施少，在有些工作上要求过高过急，过高过大，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
+　　特别危险的是对当前严重问题认识不足，满足现状麻痹大意，麻木不仁，总感到现在比以前强，不会发生去冬今春那样大的问题。
+
+　　党内民主作风不够，对下级批评多，帮助少，乱顶乱碰，影响团结，同时县委的集体领导作风发挥不够，在常委会议上，每个常委多不发表意见，因而大家的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指导工作没有力量。
+
+　　为什么会犯这些错误呢？原因主要是：
+
+　　（一）在执行政策中由于变动大，加之思想上怕犯右的错误，认为左比右好，助长了下面的宁左勿右的思想。
+
+　　（二）缺乏阶级情感，不深入了解群众的生活状况，不懂得群众的心，没有真正体贴到群众的困难，解决群众的疾苦。
+
+　　（三）有严重的个人主义（我个人）本来通渭问题大，困难多，条件差，要彻底解决问题，总得向上面要东西，怕批评，怕犯错误，因而拖拖拉拉，长期得不到解决。
+
+　　（四）对党的政策学习不够，领会不深，不能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具体贯彻，不是生搬硬套，就是断章取义。
+
+　　总之，县委（我个人）的错误是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这个检查仅仅是初步认识，请同志们继续揭发批判，再进一步深刻的检讨，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吸取教训，在实际工作中坚决改正错误，做好工作，尽快的扭转局面。
+
+　　 1960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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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4/000062.txt
@@ -0,0 +1,87 @@
+# 关于对政府各部门五风的检讨——陈化民同志在麻城县整风会上的发言
+
+　　[陈化民：麻城县县长]
+
+　　（同志们：）
+
+　　大会开了几天时，我到专署算账，昨天才回来，看了会议简报和同志们的揭发批评材料，我觉得对县委和我个人的批评是诚恳的，我虚心地接受。会议期间有金良、仲仪、海蛟三同志，代表县委把三年的工作进行了检查，特别是金良同志代表县委检查了以“共产风”为主的五风，这些检查我完全同意。同志们说金良同志是五风的头子，我也是当中的一个。有些问题，他们已经讲了，我不再重复。现将政府工作的五风和我个人的错误作如下检讨。
+
+## 一、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五风问题：
+
+　　三年来，在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委的正确领导下，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克服了困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工业、水利、交通、文教卫生等各项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总的说成绩是巨大的，问题是严重的。只有我们下定决心改正，前途是一片光明的。
+
+　　三年来，由于以共产风为主的五风刮得很大，刮得很厉害，其结果是破坏了以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破坏了生产，破坏了政策，破坏了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挫伤了群众生产的积极性。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虽然中央、省、地委的多次指示，由于水平不高，对以共产风为主的五风认识不足，因此，一刮再刮。这次听了传达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的精神和地委的指示，以及同志们的批评揭发，使我深刻地认识到五风的危害性，我们心情是沉痛的。因危害了生产、危害了生活，造成了不应有的灾乱。根据省、地委的指示，今冬明春以整风整社为主，发动群众，揭开盖子，放下包袱，深刻检查，纠正错误，彻底清算，分期分批坚决兑现。
+
+　　在政府各部门、各单位以共产风为主的五风刮得很大，刮得很凶，在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交通、文化、卫生、大搞车子化、大办社有企业、大办县有企业、大搞收购等，不执行等价交换互利的原则，执行价格政策，违背了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原则。正如同志们所揭发的，共产风把山刮光了，房子刮倒了，田地刮荒了，群众收入刮少了，群众生活刮苦了。更是人痛心的事情，就是去年到今年全县非正常死亡达一万三千多人。拆毁社员房屋38,000多间，占压土地44,000多亩，淹没青苗32,000多亩，砍伐树木2,000多万棵，调走劳动力32,000多个，还有器材、工具和家具等，共折款1,952万元，这些损失是惊人的，使人痛心的，加起来等于五年的公粮任务。
+
+　　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刮共产风，不仅表现在乱抽乱调上，还表现在不执行价格政策、不执行等价交换的原则。两年来收购的棉花，没有二级的，都是三级到四级。收购的粮食也是中级多，上级少。木材的价格比市场片柴价格低。在市场上，不执行价格政策，划山买树，拆屋买砖，收购群众家具，上至房屋，下至夜壶，应有尽收。
+
+　　大搞非现金结算。开初还在白杲开了一个三统一包的现场会，财务下放。不管生产队和生产小队出卖的东西，一律以公社为单位搞非现金结算。这实质上是强迫扣款。穷队扣，富队也扣。该扣的扣，不该扣的扣。张家畈是在一分钱以上，都要搞非现金结算，一分钱以下付现款。在税收上，也是不执行政策，乱收。不该收的收了，多收税款19万元，死了牛也要交税。还错误地提出：出门一把抓，回家再分家，这样破坏了生产，挫伤了群众生产的积极性。
+
+　　共产风还表现在强买强卖、强占。国家要办的东西，群众不卖的要卖，不卖的动员。硬性的分配。如各种机器、农具、机械、过期的化肥、农药、骨粉等。国家办场，任意占用群众的房屋，乱调群众的东西。由于刮共产风好多东西找不到头，群众没有权利管理自己的东西。因此，群众就没有责任心，又不关心财产。
+
+　　其次，浮夸风、命令风，各部门也是相当严重的。浮夸风表现在收购放卫星，提出开门红、月月红、红到底，满堂红。由于任务大，要求高，时间短，造成下面不讲政策，不讲方式，不择手段去完成任务。还召开报喜大会，广播大会，放卫星会。上面任务紧，下面就强迫命令，采取追、逼、打、压、捆、吊等现象。强调美化家庭，把群众的东西卖出来，看起来是好心，实质上是不等价交换，造成了弄虚作假，买空卖空。还提出苦战一月，每人增加收入50元到100元。这样搞有八、九个公社欠国家的款子一百多万元。同时，我个人的强迫命令相当的突出。分配任务，强调时间，要求正体化一。完不成任务就质问说，别人能完成，你为什么完不成任务。由于有这种指导思想，当报产量时，和公社党委书记顶产量。
+
+　　再次，瞎指挥风也是相当严重的。一个收购员，可以指挥群众拆房卖砖，打锅卖铁，拆楼板卖木材。在瞎指挥中，把不适当的肥料、农药，首先未经过试验，盲目地向下推销，造成生产投资大、损失也很大。例如全县推广氨水，结果把好的水稻变成壳水稻，严重地破坏了生产。
+
+　　第四、特殊化作风也很严重。为了讲排场，盖大礼堂、饭店、医院、展览馆、买小汽车、摩托车。为了招待外宾，买被子、椅子、吃西餐用的刀子、×子等。吃了全国的名烟名酒，如山东的大曲，贵州的毛台。吸的香烟从老牌到新牌，再到名牌，应有尽有。光修房子和招待费60多万元，58年仅招待费花了28万元。广播站是应该办的，但设备好了一点，到处买新式设备，一切从讲排场、讲阔气出发。最是人痛心的事，盖麻城饭店时，全县正在100日大旱，我们看不见人民的痛苦，为了讲排场，面子上好看，不讲人民生活，完全忘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应有品德。
+
+## 二、产生根源：
+
+　　五风产生的根源，主要是由这样几点：
+
+　　1、对党中央、毛主席以及省、地委的指示缺乏认真的学习，就是学了也不懂，学懂了又不执行。特别是对毛主席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英明指示认识不够，认为自己是一个革命者，干革命总不犯法。反右派斗争后，认为左比右好，快比慢好，多比少强，迟早要过渡，早过渡比迟过渡强，总要到共产主义，这个思想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由于对毛主席教育的革命阶段论不懂得，因此，一切事从左求快出发要求工作。
+
+　　2、背上了严重的红旗包袱。一切为了名誉，样样争第一，认为麻城是全国的红旗。正如金良同志说，县委会开得不少，就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金良同志走遍了半个中国，我也走遍了半个中国。他往北，我往南，走到哪里无论是船上、车上都可以看到向麻城学习的标语。除西藏外，全国各省都到麻城参观，共40多万人。外国有28个国家也来麻城参观。麻城县委和公社党委见过毛主席，并座谈了半个钟头。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亲自到麻城视察，因此，想一切办法争第一。不考虑生产和群众的生活问题，脑子里考虑的如何争第一，想做出不鸣则以，一鸣惊人的事情出来。为了达到第一，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盖大礼堂，走遍了五个省，设计了几十个图样，还觉得这个不大方，那个不美观，又找中南设计院和水利设计院来设计。建起来后，还不能令人满意。红旗包袱在我思想上相当浓厚。这次听了传达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的精神，和同志们的揭发和批评，使我认识到这个思想的危害性。这种思想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简直失掉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质。三年来，我们高举三面红旗，战胜了灾害，克服了困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以共产风为主的五风，给全县68万人造成了很大的灾乱，问题相当严重，困难相当大。这次会议同志们对我的帮助是诚恳的，既帮助了县委，也教育了我个人。
+
+　　3、绝对平均主义，是严重的思想根源。一切的工作要求整齐划一，几天一化，几天一变，不承认差别。为了消灭差别，在很多方面不执行政策。如油料二留政策，生猪两留政策等，拒不执行，而不讲差别，只记得消灭差别，认为全县统一，就叫消灭差别，这是错误思想。而事实相反，不是消灭差别，而是造成差别；不是发展生产，而是破坏生产；不是调动群众生产的积极性，而是挫伤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
+## 三、发动群众，彻底清算，划清界限，分期分批，坚决兑现
+
+　　省委指示，今冬明春以整风整社为纲，从分发动群众，揭发问题，严格批评，深刻检讨，承认错误，算清账目，分期分批，彻底兑现。这次到专署算账，给了330万元，加原钢铁款58万元，水利款30万元，这些钱不多，也不算少，按照330万元计算，每人有4.9元，每户19元，每个生产队有4,000元，每个公社有27万元。当然这些钱不能平均分配，有的多，也有的少。这个数字不一定够，如若不够再向上要，只要是应该兑现的，坚决彻底兑现。同时，彻底纠正共产风，清理一平二调，必须要把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制制度恢复起来，彻底的转变作风。在58年搞了一年，59年进行批判过，但批判不够，又复发了。通过算账兑现，克服五风思想和作风。只要彻底转变作风，才能充分发动群众，把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
+
+　　现在讲一讲关于兑现赔偿的范围问题
+
+　　（一）大办钢铁。大办钢铁的账要彻底的清理，拆毁的房子，砍伐的树木，损坏的家具以及原材料等，都要彻底的清算，具体规定是：
+
+　　（1）拆毁社员的房子，一般是30元到40元一间；（2）砍伐的树木和竹子，凡是生产队和私人的树木，按棵数计算，一般是一斤铁，三斤木炭，一斤木炭四斤柴来折价，一担柴三角钱。屋前屋后的风景林，按当时的价格，弄清棵数，群众评价。生产队的竹林园，按照山价付款。
+
+　　（3）炼钢铁时，生产队拿的现金和木料到工地用来，凭当时的帐务结算付款。
+
+　　（4）炼钢铁时损坏的青苗，按10元一亩，群众鉴定，结好付款。
+
+　　（5）炼钢铁时，生产队请的技工（包括手工业工人）当时未付报酬，应付报酬。民工的工资，无法清算，作检讨，承认错误。
+
+　　（（6）炼钢铁时，把群众的锅、锄头、镰刀等炼了铁的，通过群众评议，按商业部门收购废铁的价格付款。该付的则付，该补的则补。）
+
+　　（二）大办水利问题的补偿问题：
+
+　　（1）房屋。凡属国家兴办的浮桥河电站、三河水库、明山水库，房屋搬迁每户100元，没有付足的要补足。县社办的中型水库，如大石板、巴毛山、落衣山、黑龙潭、河门嘴、虎形地、破堰河、邓家河等水库，谁受益，谁负担，每户搬迁费100元，不够的国家补助。社队办的小型水库，仍按谁受益、谁负担的办法。负担不起的，由国家补助。
+
+　　（2）施工中砍伐的树，水库附近的生产队，按山价付款。私人零星的树木按价付款，不足的要补足。
+
+　　（3）水库占压的土地、青苗，每亩10元补助，个别队因搬迁困难的，国家另行补助。
+
+　　（4）修水库的工具，三河水库、浮桥河电站的板车，由国家负担，能用的进行清理，损失的工具要按价赔偿。
+
+　　（5）修水库因工死亡的民工，每人抚恤费200元，因修水库死的耕牛按当时价格赔偿。
+
+　　（三）大办交通补偿问题。国家干线的汉麻公路，占压的田地，砍伐的树木，全部按上述规定的价格付款。县社合办的三河、龟山、东木等公路，占压的土地按价付款。房屋每户100元安住费。青苗每亩10元，树木按价付款，不够的要补够。
+
+　　（四）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商业、粮食等部门。占用生产队的土地，应一律退回原生产队。已盖房屋的地不退。已购置不使用的土地，交生产队种植，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付价。
+
+　　（五）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占用民房，凡原主没有房子住，一律退回原主。如有房子住，又愿意出租的可以租用。祠堂庙宇做仓库学校的，一律不退。
+
+　　（六）国营林场、农场、果园场，在公社化后划进来的生产队，群众有意见，又不合理，可以划回去。如群众愿意，对生产没有影响，经过批准，可以不回去。
+
+　　（七）城市手工业，公社化后并入国营工场，或调住库，或调其他地方，应当归队，工具损坏的可以按价补偿。
+
+　　此外，在清理旧账时，首先应清理国家和集体社员的，该补的要补，该还的要还，但要彻底的清算，分期分批，彻底兑现，但要把手续搞清楚。社员和生产队欠国家的债务，一年二年不还，有困难的可以不还，但要作一次清理。至于收购政策，价格政策以及其他一些具体问题，县委尚未研究，也就不说了。
+
+　　我们相信，在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同志们的帮助下，相信群众，发动群众，揭发问题，坚决反对共产风，彻底的兑现。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全党团结一致，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地夺取丰收。
+
+　　 1960年12月20日
+
+　　· 来源：
+
+　　湖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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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4/000063.txt
@@ -0,0 +1,25 @@
+# 中共甘肃省委关于省委领导工作中严重错误初步检查的报告
+
+　　（西北局并中央：(发各地市、州委、各直属党委)）
+
+　　西北局兰州会议以前，专门开了两天常委会，对于省委的领导作风，特别是对张仲良同志的领导思想作风，提出了好些意见。西北局书记处会议，给了我们很多指示和亲切的帮助。这几天来，各地传达和讨论西北局会议精神，又陆续有所揭发。因为当前情况是全党动员，大抓安排人民生活，来不及展开讨论。执行政策中间的问题，已向中央作过一次报告，也来不及作更进一步的检查。现在先就省委领导工作中执行中央方针政策和思想作风方面的严重错误，作初步的检查。
+
+　　这几年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省委在中央的领导下，执行党的路线、政策，做了很多工作，有一定的成绩。但是，省委领导工作中，也产生了很多错误，这些错误一直是在不断发展，不断扩大，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正如西北局兰州会议所指示的，甘肃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应该由第一书记张仲良同志负主要的责任，张仲良同志的错误主要是“左”的错误，包括执行中央方针政策上的错误，违犯组织原则的错误和干部政策上的错误，各地传达和贯彻西北局会议精神以后，问题暴露得更多了。粮食产量愈核实愈少。口粮安排过低(6两以下)的面，有陆续扩大的趋势。很多地方，不断发生外流谋生、疾病甚至严重的死人现象。干部封锁成风，不说老实话成风、不关心群众疾苦成风，饥、病不报、见死不救、达到难以容忍的地步。违法乱纪现象，不仅在张掖地区是极为严重的，在定西、天水地区，也是极为严重的。如果不是西北局、中央工作组及早检查，揭开了错误的盖子，再发展下去，是不堪设想的。这次西北局会议，真是挽救了甘肃党，挽救了甘肃人民。
+
+　　我们工作中的严重错误，现在大家批评、揭发比较多，初步认识到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
+　　一、严重的浮夸。这几年来，省委工作中，发展了严重的浮夸。1958年的粮食产量，公布过222亿斤、200亿斤，最后定为185亿斤。去年秋季落到120亿斤，今年才落到110亿斤。1959年的粮食计划产量，最初提出过400亿斤，后来定为370亿斤，再后又修改为270亿斤。曾经设想过，全省到1962年，生产铁760万吨，钢630万吨，并要各地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引洮工程，提出民办公助，一面施工，一面设计，两年完成。要求从1960年起，两三年内，完成兰州十大建筑，已作了设计的5项工程，建筑面积共达16万平方公尺，已动工的中心广场，拆房子7000多间。这些想法和作法，充满着主观主义，违背了我们党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从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口头上常常讲，甘肃的特点是“更穷更白”。但只注意了它的有利方面，即群众思变心切，干劲更大；却完全丢开了它的不利方面，既然承认“更穷更白”，就更应该在建设中精打细算，节约民力；更应该抓紧近期收益，以逐步实现长远利益；更应该贯彻勤俭建国的精神，少搞非生产性的东西；更应该注意发扬艰苦朴素作风，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避免特殊化；更应该重视困难，认真克服各个具体困难。只有这样，经过大量的艰苦的工作，才能克服不利条件，发挥有利条件的作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我们的工作，却完全不是这样，一味夸海口。讲硬话，无视具体困难。结果，所谓把握特点，抓有利条件，都成了空洞的口号。这在全省干部中造成的影响是很坏的。
+
+　　二、群众观点很差。甘肃人民生活发生问题已经连续几年了。1958年春天，几个地方就发生过外流、肿病、死人等现象。1959年、1960年，发生问题的面愈来愈大，时间愈来愈提前，情况愈来愈严重。可是，省委特别是张仲良同志对这个重大问题一直重视不够，而且对问题的认识有严重的错误，即片面夸大群众闹粮事件中阶级斗争的因素，而忽视实际存在的粮食不足的困难。牵涉到的具体问题，有以下几个：(1)1958年徽县发生浮肿病，卫生厅派医务人员检查，结论是由于“营养不良，劳动过度”。省委则认为与粮食营养无关，批判上述观点是“攻击党的粮食政策和生产运动的”。(2)关于对人口盲目流动的看法，去年11月30日省委出版的“内部通讯”上，登了一篇文章，“金山公社为什么人口外流?”是这样说的：“在人口外流问题上，曾有过各种各样的叫嚷，说什么是‘粮食问题’、‘干部作风问题’、‘社员生活安排不当问题’等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利用人口外流问题，恶毒地向党进攻，诽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武山金山公社深入调查的结果，又一次地揭穿了这个谜，原来是少数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和没有改恶从善的五类分子乘机破坏。(3)对于人口死亡，在发生事故的地方，省委要求下边分开正常死亡与非正常死亡数字，这是很难分清楚的。去年7个县发生事故，报上来的非正常死亡数字是2200多人。这个数字是大大缩小了的，但还有人认为是夸大了。今年元月公安厅报告发生了11起吃人肉的“怪案”，不加重视，不作深入了解，即判断为反坏分子搞的鬼，要公安厅再查，就没见下文。(4)1957年天水地委发现干部搜粮，造成群众心里紧张现象，就发了个纠正这种现象的指示。报到省委后，省委批评地委的指示方向有错误，指出首先没有看到两条道路的斗争，只看到干部中的缺点，是错误的。以后，省委还一再批判了对反瞒产成绩表示怀疑的各种意见，支持反瞒产是“方向正确”。正由于省委在这些问题上，是非不分，进行了错误的批判、错误的斗争，在全省广大干部中造成了思想混乱。关心群众生活，反映粮食困难，是很容易被戴上“右倾”帽子的。而无视人民疾苦，惯于吹牛浮夸，倒会赢得“方向正确”的头衔。群众观点大大减弱了，劳动人民的感情非常淡薄了。基层干部对外流、肿病、死亡三不报，是普遍现象，层层封锁，真实情况反映不上来。反瞒产、搜粮、挖粮、逼死人，打死人的现象不少，一直没有得到有力的纠正。这种情况，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使我们严重地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达到了危险的边沿。这是一种极为沉痛的教训。
+
+　　三、反右斗争是有成绩的，但是，没有严肃地贯彻政策，产生了严重的错误。总的情况，是批判不准确，斗争过火，处分面宽，有些是完全批判错了，整了好人。从省到县、社，程度不同，都有问题。详细情形，现在还来不及作全面的检查。天水地区，已作过一番复查，情况是，原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党分子617人，定性准确的仅55人，原定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195人，定性准确的仅18人，原来宣布开除党籍的824人，处理正确的仅91人；原来给予留党察看处分的226人，处理正确的仅44人。另外，原定天水市委、秦安县委两个反革命集团，都系假案，已予平反，但还未作正式处理，天水地区可能是缺粮错误最严重的。但是，各级各地，包括省级机关和省委直接领导的批判、斗争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当然程度有所不同。这些缺点错误，已经在干部中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另外，省委在经常工作中，自我批评很少，对下面责备很多。不注意方式，很少个别谈话，耐心帮助。多是大、小会点名，甚至是群众会上点名。既伤感情，又乏实效。经常工作中对干部的批评、处分，也有不少不准确之处。对右的东西，批评得多，批评得严厉。对于“左”的东西，则批评很少，轻描淡写，甚至姑息、迁就。最近这次三干会上，还说“刮‘共产风’的同志，是坚决革命的，是拥护三面红旗的”。这种错误，是和省委特别是张仲良同志领导思想上有“左”比右好的框框直接有关的。这些做法，在干部队伍中造成了很不正常的情况。多数人明哲保身，沉默寡言，表面积极，内心惴惴不安，耽心“不知道什么时候犯错误？”有些人，则以风为准，迎合上级领导的口味，不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有的人，则兴风作浪，抓辫子、扣帽子，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干部撤换、更动频繁。工作受到影响，坏人也钻了空子。这种情况，妨碍了我们团结全党干部，大家心情舒畅地、斗志昂扬地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这个问题，牵涉到各个方面，关系极大，必须进行彻底的深入的检查。
+
+　　四、为什么产生上述严重错误，就是因为张仲良同志，骄傲自满，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破坏组织原则，实行家长式的领导。很多错误决定，都是在仲良同志直接主持下作出的，又是在他的一再坚持之下，使有些严重错误不断发展，不断扩大，而得不到及时的纠正。
+
+　　由于张仲良同志思想作风上的严重错误，使得省委内部、常委内部、书记处内部，生活极不正常。不能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仲良同志，已经检讨了“存在有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私心很大，不公正”、“不能平等待人，对干部顶、碰、骂，有特权思想”，“不顾人民死活、主观蛮干”、“对中央不老实，隐恶扬善”、“偏听偏信”、“破坏了组织原则”等等。大家对于张仲良同志的初步检讨是热忱欢迎的。在讨论中，很多同志提出，仲良同志的“偏听偏信”、“个人专断”，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本来，每个人都有长处、有短处、有正确、有错误、有比较专门的知识，有独到的见解，这正是建立集体领导的基础。可是，仲良同志对同志的看法，是很不全面的。对于多数同志，常常过分夸大他们的缺点，忽视甚至抹煞他们的优点。对于少数自己喜爱的同志，却又过分夸大他们的优点，忽视甚至抹煞他们的缺点。仲良同志，经常不注意倾听多数人的意见，而惯于依靠少数人为自己的错误方针寻找理论根据，为自己的错误判断寻找事实根据，依靠少数人去进行过火的斗争，依靠少数人去制订缺乏根据的计划、方案，甚至也喜爱听少数人对自己的无原则的颂扬。而省委大多数成员的处境是困难的。很少机会和仲良同志详细谈心，交换意见。在会议上，仲良同志的意见一提出来，差不多即成定论。正确的事情大家当然赞成。明明意识到有问题的事情，往往没有经过认真讨论，也不得不勉强地表示同意。讲说不同的意见，不是迎头顶、碰、就是拦腰插断，顶好的情况，不过是吞吞吐吐，转弯抹角地说一下，很难展开辩论。不表示态度，会遭受指责，少有差错，或者意见不合口味，即遭受批评。有时平常随便谈话，也会成为批评的材料。同志间的关系，是相互戒备，公事公办，会议以外，很少接触，表面团结一致，实际很不一致。仲良同志所造成的这种情况，真是自己封闭在一个孤陋寡闻的小圈子里了，带坏了一些同志，也害了自己，害了党，害了事业。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开始有所改变。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坚决地、彻底地加以改变。建立和健全集体领导，是我们彻底纠正缺点错误，改变局面，继续胜利前进的决定关键。
+
+　　我们的缺点错误，是从人民生活问题上、从农村工作问题上大暴露的。这个方面谈论得比较多，但还揭发得不深不透。至于工交、财贸、文教、科技、计划、政法、思想工作等等方面，基本上没有触及到，可以肯定问题都是很多的。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向错误作斗争的任务，这是一个严肃的艰苦的战斗任务。遵照西北局的指示，在明春，要召开一个大的干部会议，彻底检查省委工作的缺点错误，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工作，教育全党。张仲良同志和我们大家，都有勇气、有决心、有信心在中央和西北局的领导下，坚决地改正自己的所有缺点错误，团结全省人民，经过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作艰苦的努力，补偿党的事业所受的损失，保卫三面红旗在甘肃地区继续胜利前进。我们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
+　　关于各地传达和贯彻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的情况，当前正在传达和讨论西北局第十次、十一次书记处会议指示的情况，容后另报。
+
+　　来源：原件现藏甘肃省档案馆  编号：1—办1—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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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4/000064.txt
@@ -0,0 +1,35 @@
+# 赤水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对王在敬的揭发发言
+
+## 李华揭发王在敬的事实
+
+　　王在敬。（1）到水狮管理区去后，一贯持枪打人。今年三月份在五星队发现了400斤谷种，袁国才挨王脚踢下身，现在住医院，有生命危险。捆绑吊打更多，用枪打人。五星队几人没有了，死人全部财产连衣服到破烂全部没收了。徐国才抗美援朝的奖章、大洋等及粮食、干菜蔬菜全部没收了。更严重的是用枪打人。平坝三个小队70%的群众都受到了翻箱倒柜，具什么不搞，十几岁的小姑娘又受打了。
+
+　　（2）乱搞男女关系。在八区有，土城也有，买糖买酱油等送人搞男女关系，商店不卖，臭骂一顿。持枪抢人，威胁一人，把二斤十二两鱼拿走不拿钱。是国民党作风，是相当严重。公社党委开会，参加睡大觉，县委开电话会看小说打瞌睡，王在敬工作极不深入、极不踏实，对党的政策不贯彻。
+
+　　要求县委对王在敬认真严肃的处理。
+
+## 对王在敬的揭发，胡国栋揭发说：
+
+　　王在敬检查极不深刻的，他在严家工作时县长王在敬来，第一搞反瞒产，吊打捆人达34个。贫农有14个，中农12个，富农2个，地主6个。反不出来翻箱打人，一个是一个老头，一个是官树槐。10月9号打霜，一个人办柴火向，一部分人斗争，弄官树槐跪起窍捆绑，他自己一脚踢去，官受伤出血，（官树槐是贫农），王说不老实弄起来捆吊起。把板凳吊起，说，放松不说。大箩装箩有五六十斤，弄来吊在官的身上，屎尿都吊出来了。其他人不去吊，王说你就是富裕农民。一吊打就搞通夜。全严家队254户经过翻箱倒柜200家。胡少世家（大队长），除苕30斤喂小孩也搞出来，小罐内苕片不敢吃了，倒在毛司头了，到现在群众开会不来。但他与王临池一回报粮食又搞出来好多了。严家1000多户，重病300多户，今年元月～年底死100多人。这样一搞，在公社党委[以下两行难以辨认]。完。
+
+　　揭发王在敬搞20多天在严家队，把贫农当成地主打。我是严家四小队队长，对吊打官树槐是我亲自看到的。王说你竹林头那点有几箩，又吊。用皮鞋穿脚踢，屎尿一打出来了，群众反映不行了，他还说你伤心吗？你弄来一样打法，官回去没粮食要跳水，官回去五天死了。叶德明的手脚杆也被王在敬吊脱了。我家找了四次，三个小火苕都拿去了。刮共产风弄鸡十多个喂来杀来吃。完。
+
+## 揭发王在敬在严家队
+
+　　（1）捆绑吊打，唐海世，贫农，女人怀身大肚，除一点米来坐月子吃，把米找到了，生了孩子空肠饿肚。把贫农官树槐当成富裕农民打。现在开会不来。王在敬不按党中央政策办，搞共产风，又吊打贫农官树槐，我抹了几场眼泪水。打击少数共产党员。头晚上打了官树槐，第二晚上又把调出屎尿，说党员窝痢狗用的不执行党的决议。王还说越打越承认，不打不承认，打死了官树槐。
+
+　　（2）第二一个叶德明手膀子已吊脱了。要求县委对他处分。
+
+## 邱维新同志宣布对王在敬的处分
+
+　　（宣读处分书）开除党籍，开除工作籍。交司法机关法办。会上，检察院宣布对王在敬处理罪恶事实。
+
+　　会上宣布逮捕证，当场逮捕。
+
+　　会上由刘专员讲了讲（另记）。最后转入学习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信。
+
+　　晚上讨论。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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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4/000065.txt
@@ -0,0 +1,29 @@
+# 通渭县委扩大会议后，县级机关和各公社共揭发出有各种问题的人一百二十名
+
+　　(三月七日晚十时县委秘书室朱玉川电话汇报)
+
+　　(一)县委扩大会议于三月二日结束。当晚立即召开广播大会，向全县农民宣布以席道隆为首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勾结一起所造成的罪恶。号召全县广大群众和干部，一齐起来，展开向坏人坏事斗争，鼓足干劲，搞好春耕播种和抗旱生产。并于四日各公社普遍召开了生产队长、支部书记、党、团员大会，参加会议的共一千三百七十三人，传达贯彻县委扩大会议精神，布置当前工作。会后接着召开公社党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七百一十九人，现在已掀起鸣放高潮。截至五日晚，共揭发出问题一千八百三十三条，其中违法乱纪的八百一十九条，执行政策方面的四百五十条，工作作风方面的四百二十五条，贪污多占的三十七条，其他一百零三条。揭发出有各种问题的一百零一人，其中严重的三十八人(公社党委书记、主任十一人)。他们的主要问题：第一、严重违法乱纪，致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第二、纵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甚至勾结一起进行破坏；第三、积极推行席道隆反党反社会主义纲领，主持分散土地和农具；第四、贪污多占，严重损害人民利益。这些问题，正在进一步揭发和批判。
+
+　　县级机关整风运动，正在深入开展，除对捕办的十六人、可疑的八人，继续进行揭发和批判外，对其他有问题的人也开展了揭发，现已揭发出有各种问题的十九人，其中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十三人，严重违法乱纪的七人，有右倾言论和严重右倾思想的二十六人。在这些人中，有县科、部长级干部十七人。
+
+　　(二)春耕播种和防旱抗旱情况。全县普遍开始了春播。截至三日已播种七十一万六千一百八十五亩，占应播面积的14％；送粪九十一万八千七百九十二亩，占春播面积的61％；春灌四千○九十六亩，占春播面积的18％。现已投入灌溉的渠道八十二条，水井、水泉等三千七百八十一眼，其它压水机、电动抽水机等抽水设备，都已安装起来，投入灌溉。全县水利专业队一百○二个，劳力一千八百○九人。
+
+　　目前参加春播的劳力一万九千六百四十九人，耕畜一万○一百八十八对，占役畜总数的50％。有些社生产已大搞起来，在安排劳力，建立与健全定额、包工制度，改善牲畜饲养管理这一系列的工作，正在进行。但还有不少地区，春耕进展迟缓，防旱抗旱运动尚未全面展开。目前，我们正在开好公社党委扩大会议的同时，组织各方面力量，全力以赴，支持春播，大搞抗旱生产运动。
+
+　　(三)生活安排情况
+
+　　三月份供应的三万六千零二十三户，一十八万七千八百一十九人，已经全部统销到户。三月份全县二十六万零七十八人，供应了三万二千五百三十八斤清油，平均每人二两。现在新办起的食堂五百七十三个，在食堂吃饭的五千六百三十户，两万三千六百九十人；办起托儿所一百五十五个，幼儿园七十七个，入托儿童三千一百九十八人；敬老院二十八个，有老人一百四十三人。
+
+　　 (接话人：张国祥)
+
+　　批印人：原宪文
+
+　　已印发：各常委、良才、秘书长、办公厅。　共印26份
+
+　　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　一九六○年三月九日印发
+
+　　60年3月9日18时15分抄
+
+　　· 来源：
+
+　　甘肃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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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4/000066.txt
@@ -0,0 +1,23 @@
+# 通渭县委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七十八人继续进行揭发和批判
+
+　　(3月10日电话)
+
+　　七、八两日，在继续深入发动群众彻底揭发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核实材料，采取了小会攻心与大会批判斗争相结合的方法，对重点人进行了深挖和系统的批判斗争，犯有严重错误的七十八人，在大量的事实面前，已基本低头认罪。陇阳公社付主任邓正邦二十三个问题，已承认了二十个，碧玉公社党委书记李廷杰对提出保卫县委、保卫席书记的活动，在三次检查中都不承认，最后在十二个支部书记的对证下才交待了。
+
+　　这些重点除了严重的违法乱纪外，他们千方百计推行了席道隆为首的反革命纲领。陇川公社党委书记张运丰，当席道隆提出以产定工以后，他立即在大银生产队搞了试验田，又创造了牲口归小队，口粮以小队分配等十二个具体规定。碧玉公社党委书记李廷杰在石滩生产队重点具体搞出了定土地、定产量、定牲畜、定农具、定工分的五定到户。华岭公社党委书记毛根山总结了以产定工可以解决队与队矛盾的十二大优越性，将(此处一字辨认不出)个核算单位化为六十九个，并召开党团员大会，命令解散食堂，因党委委员张正江不同意时，他大发雷霆地说：“你是个共产党员，连这么点责任都负不了，还起什么作用呢？”陇阳公社党委书记张必文在群众会上说：“食堂迟散一天，不知道多少人头落地”。他立即召开干部会，下令解散了七十二个食堂，一百另四个幼儿园。到处为席道隆吹嘘，说：“席书记的理论水平高，干劲大，人民日报登什么他干什么，他还有错的。”碧玉公社付主任邓云山一天召开几次电话会议，下令解散食堂。什川公社党委书记席希政在山庄生产队佛几坪小队重点试办了牲口分散喂养的经验，并在全社推广，结果死亡牲口一百四十一头。陇阳公社党委付书记李生云总结了牲口分到户的三个好处：第一，节约草；第二，省人力；第三，能多积肥。他对席道隆、张峰的反动纲领的每条规定都是忠心耿耿的贯彻，到处传播：“五张布告是马列主义在通渭的具体化”。他要干部逐条逐句的背诵，并认真贯彻。他向张峰表示说：“张书记，我和你是一条心，至死也同你站在一条线。”受到张峰的欢迎，张峰在电话上表扬，说：“李生云立场坚定，观点明确，和县委是一条心。”
+
+　　为了彻底贯彻席、张反动纲领，他们又从组织路线上，拉进了一小撮地富反坏等不纯份子，混入干部队伍。常河公社党委付书记刘聪任用地主丁茂春、陈国玺当队会计，伪党团骨干份子刘国祥当教员，把伪保长杨海清任队长。陇阳公社付主任，邓正邦把黄家滩生产队长张魁华(党员)划为“冒尖”人物在大会进行斗争，又提拔兵痞张儿珍当小队长。碧玉公社党委书记李廷杰任用曹俊祥(青年军、青红帮、三青团、老上中农)当会计；任用历史反革命份子陈景祥当教员。城关公社主任杨青英(陈景义的老婆)在城关居民委员会安插向占苗(伪准尉，国民党员，大烟贩子)委范民(大烟贩子)、杨玉文(女二流子)魏玉祥(开除革命队伍的贪污份子)等当干部。城关大队支部书记张浩(席道隆的亲信)任用惯偷周成尧当队长，地主份子常克仁管理付业，伪保长张景信当生产队长、王海如(开除出革命队伍的违法乱纪份子)当会计员、蒋成英(反革命份子)当会计。第三铺公社付书记张启明吸收姚明元，魏士亭(都是伪保长，国民党员)。他们把这些人称为红旗干部；相反的，他们把一贯忠于党的积极份子则一再打击，更恶毒地是他们和社会上的五类份子勾结一起，利用合法职权进行破坏，通过万人斗争会，搜粮队，大搞破坏。华岭党委书记毛根山亲自主持斗争六十八人，其中基本群众二十一人，党员三人，团员一人。斗争后死了十人，外流十七人。什川公社党委委员阎义祥、李永德在大搜查中提出：“反复扫荡”，“普遍搜查”，“挖地三尺”。丁成大队二百八十六户搜查十次以上的三十户，三至六次的九十三户。什川公社党委书记席希政派专人在大路上挡人，挡住一个扣压一个，扣压后不给饭吃，硬饿死了六人。
+
+　　通过这次会议，不仅挖出了各公社领导核心的严重问题，而且使大多数同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分清了是非，划清了界线，提高了政治觉悟，鼓起了干劲。
+
+　　 通渭县委1960年3月10日汇报人：丁玉川
+
+　　批印人：原宪文
+
+　　已印发：各常委、秘书长、办公厅、农村部、组织部、监委、反右倾整风办公室。　　共印29份
+
+　　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　　一九六○年三月十一日印发
+
+　　· 来源：
+
+　　甘肃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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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4/000067.txt
@@ -0,0 +1,25 @@
+# 中共福建省委就江一真的申诉向中共中央并中央监委的报告
+
+　　<中共福建省委>
+
+　　我们在接到其申诉书后，又召开常委会议进行讨论，认为江一真同志的申诉实属无理狡辩，究其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反党活动事实，不仅均有人证、物证说明其反党思想活动严重恶劣，而且在省委十六次全会以后，各地又揭发了江一真同志许多新的严重的反党活动材料。鉴于江一真同志反党活动的事实材料均有人证物证查对清楚，而且其错误影响已在党内基本肃清，省委十六次全会扩大会后，江的反党材料虽有新的发展，省委意见：暂不必重新加重处理。
+
+　　现将江一真同志2月18日向中央和中监委的申诉书转上，是否请中央监察委员会派人来处理其申诉问题，请指示。
+
+　　江一真向中共中央、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申诉
+
+　　（中共中央、中央监委：）
+
+　　我向你们提出中共福建省委第一届第十六次全会（扩大）对我的错误所做的结论的申诉。我只犯有两三个指头大的错误（另有检查，已送省委和中央书记处），但此次省委全会把我的错误竟定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和反党集团的首领，这是我不能同意的。我在通过决议前两天（10月14日），向省委表示过不能同意决议草案上定我的主要问题，但省委不考虑我的意见，因此在10月16日全会通过决议时，我只好弃权，当时我要求在会上发言申辩也被拒绝了。去年12月19日我请求省委对我的错误所做的结论进行复查，12月26日叶飞同志又拒绝了我的请求。
+
+　　省委全会通过的决议对我定的结论我不同意外，决议中所定我的具体问题有一部份是无事实根据的，其余的几乎都与原材料上的意思有重大的出入。例如说我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篡夺省委的领导，在去年5月下旬省委召开的泉州会议上始终反对继续大跃进，镇反运动以来各个运动一贯是动摇、抵触的等，这些都是无事实根据的。说我污蔑公社化运动为“三光政策，扫地出门”，说我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政治挂帅等，这些都是被歪曲了的。例如说我讲了“听党的话，大听大死，全听全死，不听不死”，这句话不是我讲的……我举例这句话是想说明我们干部的作风有毛病，有脱离群众的问题，有的群众已在责备我们和恨我们，我是想引起同志们注意改善作风，纠正缺点搞好干群关系，并不是我同意群众那样的骂我们。更不是我说群众听党的话就全听全死了，难道我说群众在骂我们，就等于我在骂吗，能这样逻辑吗！
+
+　　省委全会把我去年6月上旬，在平和、龙溪有地县委书记参加的两次座谈会上的插话和讲话的记录稿，当作我反党的政治纲领，……并以此定我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我是不能同意的。我在工作上一贯是积极的，我封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历求是坚决执行的，大跃进中我的干劲是大的，我这些主要方面都被否定了。
+
+　　……魏金水同志和我都分管农业工作，叶飞同志工作作风上有些压服，我和魏都有一些不满情绪，并觉得不好工作，特别在泉州会议叶飞同志封我批评后，我更感到有些难过。此后我和魏谈过几次叶飞同志的作风问题，以及我和叶飞同志工作上的几个不同意见。当时我认为叶飞同志和我的关系有些紧张，一方面是由于我有自以为是的错误，另方面是与叶飞同志的压服作风有关，我迫切要求改善这种紧张关系以利工作，因此我在泉州（去年5月）就当面请求叶飞同志和我个别谈谈，当时叶飞同志未和我谈。但是我去和魏金水同志谈是自由主义的，而且我和魏谈时彼此都带着些牢骚的，这封省委内部的团结是不利的，这是我的组织错误。但把我这种自由主义错误，甚至把我对工作上的不同意见视为反对第一书记、反党、篡夺省委领导的活动，这是我不能同意的。卢叨同志和我根本没有联系，我和魏金水同志仅有自由主义错误（魏对我揭发的材料，虚假性很严重，请组织上审查），就把我定成是江、魏、卢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头子，这是我更不能同意的。我有错误，但我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更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头子。现在我再次请求组织上对省委十六次全会对我的错误所做的结论，及定的其他问题进行复查。组织上对我的问题复查清楚了，我就心服了。我犯有两三个指头大的错误，我坚决纠正，至于对我的处分和今后的工作我决不计较。本月10日我已向省委请求给我去做一个普通的工人，虽然我还有病，我思想上也还有些包袱，但是我不愿站在大跃进以外消磨光阴。我对党、对革命事业的热情和忠心还没有减低，我自信永远也不会减低。
+
+　　（敬礼）
+
+　　 申诉人：江一真1960年2月18日于福州
+
+　　来源：钟兆云、王盛泽《赤子之心——江一真传》(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543-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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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4/names.txt
@@ -0,0 +1,68 @@
+关于赤水县葫市反动“救国集团”调查初步综合报告
+王汉卿所犯错误事实材料
+对王汉卿同志错误事实整理
+对我所犯错误的再次检查
+三类公社、二类管理区关于项启文材料综合
+参观学习对加速自我改造有很大帮助：罗隆基委员的发言
+武汉市建材局党委监委对市耐火材料厂违反粮食政策的处分决定
+中共武汉市江岸地区党委监委对江岸机务段严重违犯国家粮食政策检查处理报告
+中共定西地委关于通渭、陇西问题的检查报告
+四川彭县县委关于违法乱纪分子岳先明的材料
+四川彭县县委关于陈文德的材料
+四川彭县县委关于大贪污分子喻安蛟的材料
+四川彭县县委关于贪污腐化分子徐继祥的材料
+四川彭县县委关于王文善的材料
+金堂县沱江公社云顶大队关于干部处理复查报告
+四川彭县县委关于严重违法乱纪分子郭跃明的材料
+四川彭县县委关于张发均的材料
+四川省彭县县委关于违法乱纪分子夏明阳的材料
+四川彭县县委关于严重违法乱纪分子曾广生的材料
+四川彭县县委关于坏分子周继光的材料
+中共光山县委关于发生浮肿病和其它疫病造成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
+中共商城县委关于对余集公社几个问题的检查报告
+贵州赤水县元厚公社党委关于管理区陈树荣事件向县委的检查报告
+中共湄潭县委关于湄潭事件的检查情况和处理意见向地委的请示报告
+许文波同志代表罗山县常委关于去冬今春在粮食工作上所犯严重错误的检查
+反革命分子汤炳胜的反动笔记
+中共贵州省第六次监察工作会议的几个案例
+中共光山县委关于发生浮肿病和其它疫病造成死人情况的再次检查报告
+对马龙山错误事实整理
+湖北麻城县“关于李裕德罪恶事实的调查报告”
+我的错误交待
+中共赤水县委关于元厚公社陈树荣事件的报告
+关于城关公社朱岗大队徐祖德在三反运动中自杀情况的检查报告
+新华社下放干部四川队：林脉在下放劳动中犯了右倾错误
+中共光山县委监委关于对廖祖友所犯错误事实的系统材料整理
+武汉铁路局第五工程处党委监委对第二工程队十一分队违犯粮食政策的检查报告及对有关人员的处理决定
+中共潢川县委关于疫情伤亡人口惨痛事件的检查报告
+中共亳县县委接到中央紧急指示信后的检查报告
+鸡公山会议办公室材料组关于马龙山错误事实补充材料（续一）
+关于去冬今春发生浮肿死人问题的检讨
+中共罗山县委关于外流人口情况的检查报告
+中共商城县委关于对去冬今春在粮食工作上所犯严重错误的检查
+中共信阳地委关于批判马龙山问题简报
+中共商城县委关于对王汉卿所犯错误事实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中共光山县委关于开除坏份子马龙山党籍的处分决定
+中共河北邯郸市武安矿区区委对伯延公社党委第一书记王养功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处理决定
+中共光山县委员会关于开除违法乱纪份子刘文彩党籍的处理决定
+中共潢川县委关于潢川县去冬今春在粮食工作上所犯严重错误的结论（初稿）
+关于去冬今春在粮食问题上所犯严重错误造成死人事件的自我检查
+中共潢川县委对在粮食工作上所犯严重错误的初步检查
+安徽省蚌埠专员公署关于加山县粮食局付局长尹平同志工作不负责任，严重的浪费粮食，应给予撤职处分的通报
+对我所犯错误的再次检查
+关于商城县委所犯错误的主要经过和后果
+商城县整风运动初步总结（草稿）
+关于“共产风”给生产带来的损失的初步检查
+关於一平二调问题的初步检查
+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劳动教养领导小组解除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劳动教养领导小组关于刘壮寰的劳动教养通知书
+孙广生的罪恶材料
+张仲良同志在西北局书记处会议上的检讨(节录)
+舒同在山东省委1960年12月扩大会议上的检讨
+我对自己所犯错误的检讨
+关秉钧同志代表通渭县委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关于县委错误的检查
+关于对政府各部门五风的检讨——陈化民同志在麻城县整风会上的发言
+中共甘肃省委关于省委领导工作中严重错误初步检查的报告
+赤水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对王在敬的揭发发言
+通渭县委扩大会议后，县级机关和各公社共揭发出有各种问题的人一百二十名
+通渭县委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七十八人继续进行揭发和批判
+中共福建省委就江一真的申诉向中共中央并中央监委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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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冬去春个人所犯错误与罪恶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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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中共潢川县委书记处书记、赵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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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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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名赵勋远，性别男，籍贯江苏省徐州专区，干于县，夹山人民公社赵家班里庄，文化程度，原有高小，现有中学，年龄三十八岁 ，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学生。初参加工作时（一九四四年），家庭经济状况，地三十二亩，房子十五间，人九口，牛驴各一头，生活能够维持。现在家庭都参加了人民公社，大哥赵伦远，现在本公社水电站做保管工作，二哥赵惠远任生产队长。侄子赵绪常在水电站任事务长，侄女赵绪藕本县师范上学，父亲一九四二年病故，母亲现年七十岁，在家参加农业生产，姐姐职业务农，姐丈家庭成分富农，其本人一贯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他的两个哥和父亲很少参加劳动，与姐姐家自参加工作之后就没啥联系了，舅舅是李文尧地主成份，现在情况不详，因为自四0年我地解放之后就完全断绝了来往，我的原来爱人藏明芬家庭妇女，因作风不好离婚，现在爱人胡漫丽，家庭成分贫农，家庭妇女出身，文化现有小学程度，年龄二十八岁，现在潢川县水电局任会计工作，生有三个小孩，本人系共产党员，个人简历是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在初小上学，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在本村上私塾，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0年在家务农，一九四0至一九四三年在完小上学学，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在滨海行政干校学习，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五年四月在山东省莒北县大石头区政府任民政助理，一九四五年四月正一九四五年六月在胶东区滨北专员公署人事股任干部干事，一九四五年六月至-九四五年十月在海西办事处任干部干事，一九匹五年十月至一九四七年一月在高密县政府任干部科员，一九四七年一月至一九四八年一月在高密县呼镇区任区长。一九四八年一月至一九四八年八月在中原支队任学习组长，一大四八年八月至一九四八年十月在豫西鲁山县重点区任付（应为副，下同——编者）区长，一九四八年一月至一九四九年三月在鲁山县下汤区任区长，一九四九年三月至一九四九年四月在江南支队任学员，一九四九年四月至一九五0年十一月潢川县踅子区党委任书记。一九五0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一年八月在潢川专区治淮指挥部政治处任组织科长。一九五一年八月至一九五二年八月在潢川专区治淮指挥部政治处任付处长。一九五二年八月至一九五三年四月在信阳专区治淮指挥部政治处任处长，一九五三年四月至一九五四年六月，在信阳专署迁安办公室任付科长，一九五四年六月至一九五五年五月在专署迁安办公室任付主任,一九五五年五月至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在信阳专署水利科任付科长。一九五六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在信阳专署水利局任付局长。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八年五月下放到潢川，县水利局任局长工作。一九五八年五月至七月在潢川县人民委员会任县长。一九五八年七月至一九六0年四月潢川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县长。一九六0年四月至一九六0年九月任潢川县委第一书记。一九六0年九月分改任县委第二书记。个人入伍时期一九四四年，入党时期一九四一年四月,在家参加的党，有朱德民、白常州二同志介绍入的党，后（应为侯——编者）补期三个月，到一九四一年七月转正，历史上受过一次表扬，受过一次处分，一九四六年在山东省高密县工作时因坚持对敌斗争有力，在大会上受到县委口头表扬。一九五二年冬在潢川治淮指挥部工作时因在陈族弯（应为湾，下同——编者）领导治淮工程时，犯了未经批准而停工的无组织性的错误，受到党内撤销工作，和行政上的撤职处分，一九五四年已撤消处分。
+
+## 二、错误与罪恶事实：
+
+　　1．在浮夸方面：
+
+　　（1）对农业生产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主观认识完全脱离了客观实际，而长期以来不但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反而变本加利愈来愈严重，直至顽固到绝对化的程度，如对一九五九年秋抗旱收成的产量估计过高，对特大干旱所带来收成的不平衡性和严重灾情认识不足，白己虽也亲眼看到过去一些因灾减产的严重实际情况如在上油岗、伞陂寺公社的部分地区，但由于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怕戴右派帽子，怕批判观潮派、怀疑派、秋后算帐派，怕损伤了个人的名誉地位，不敢正视问题，滋长了严重的浮夸作风。对产量问题只凭个人主观愿望出发，缺乏对产量的调查研宪工作，不听取群众意见，下边汇报产量时只愿听高的不愿听低的，参加时只愿听好的不愿听坏的，在各种会议上只讲全面大丰收甚至讲超过五八年的大丰收，不正视灾情，把双柳公社的水稻单产浮夸为七百多斤，最后落实还不到四百斤，双柳公社天桥大队水稻单产报七百多斤，还批评公社党委付书记张永田同志思想右倾，把卜集公社肖砦大队水稻单产，浮夸为五百多斤。把傅店公社金刚寺大队水稻单产浮夸力六百多斤。
+
+　　(2)五九年九月中旬，向地委报产量时，经常委研究早稻单产五百多斤，中稻单产四百多斤，晚稻单产三百多斤，平均水稻单产四百五十多斤，这个产量不是根据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实事求是的上报，而且根据地委提的秋季产量指标要求，和自已的主观愿望而上报，结果汇报的产量与实际出入很大，最后水稻落实单产只不过二百多斤。
+
+　　(3)在十月分各公社报的因灾减产面积为二十余万亩，当时梁德柱、路宪文汇报时，梁、路说没有这样大灾情，自已在常委会议上也这样说，没有这大灾情，与办公室主任张国义讲，叫各公社摸下情况再汇报一次，结果压缩到十二万亩。田时，县委组织的产量调查组，有丘玉章等同志汇报的水稻单产为三百多斤，其实实产并没有那么多，还批评他们思想保守，赶不上形势发展，思想右倾等。
+
+　　(4)一九五九年八月下旬，在上油岗公社召开党委书记参加的，抗旱现场会议上，虽然在沿途之上看到了旱情严重，在会议上仍然进行浮夸，说全县已收的水稻十几万亩，保收的四十多万亩，只要继续努力还有二十多万亩也可争取收成。总之在会议上不强调灾情，大谈其全面大丰收的大好形势，并在会议上对地委提的，在原有计划产量的基础上增产二成的问题，作了强调，会议上，仁和公社党委书记申连民，提出水稻单产为三百多斤，八万多亩的播种面积，报为四、五万亩，自已大批评人家思想右倾，会议上李树荣对这种情况不满，开常委会通（应加过——编者）总结时不表态,自己对李有意见，认为他思想右倾，他瞧不起自己，以后在反右倾会议上还批评了人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过。
+
+　　(5)在全县估产会议上有严重的浮夸，一九五九年九月中旬召开的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全县秋季产量估产为四亿四千零二十八万斤，九月下旬又一次党委书记会议上，估产为三亿七千万斤，结果到六0年五月分产量落实只有一亿四千万斤，虽然这几次估产都是有各公社报的和县委、常委研究过，并向省的会议上与梁德柱发了电报，打了电话，经过粱的同意，但当时自己在家里主持工作,是由于自己的严重浮夸思想所造成的。就这样以浮夸和草率的思想决定了产量，本来是缺粮县而说成是余粮县，本来不征购还不能自足，反而分配了九千万斤的征购任务，对同志们的正确反映毫不采纳，原桃林公社党委书记国仲华，伞陂寺公社党委书记贾心原，卜集公社党委书记张树瑞等同志都反映过产量偏高，完成任务有问题，自己对这些正确的意见并没有虚心的接受，反而进行错误的批评和指责。
+
+　　2.从征购分配，到罪恶的大搞反瞒产方面:
+
+　　(1)在粮食征购分配方面，没有建立在切实可靠的物质基础上，而错误的以严重的浮夸产量作为征购分配的基础
+
+　　（原文第七页复印中遗漏——编者）
+
+　　对中北部的伞陂寺、上油岗等公社的自足队和缺粮队，也分配了征购任务。这就使丰收地区严重的购了过头粮，自足队和缺粮队大量购了口粮和种子，结果使丰收地区变成了缺粮区，原缺粮地区的问题就更加严重，使群众的口粮一空再空，人为的制造了食堂缺粮的紧张局面，加速了群众生活问题的严重发展，造成了大量的浮肿病死亡，大量的人口外流，抛弃子女，宰杀耕牛，破坏了生产元气的惨痛事件，对群众的生活疾苦，漠不关心，而对罪恶的指导思想却积极的执行。 如路宪文、梁德柱提出的对征购任务搞不上去的干部撤下来的问题，自已在每次电话会议上，都积极的强调。这对上下之间的关系，对因缺粮问题而错批、错斗、错处理的问题，起了极坏的作用，如同意原县委书记处书记刘瑛提出的：“卜集公社党委书记张树瑞征购任务只完成到百分之五十就说灌了种子粮，思想右倾，对完成任务没有信心，因而在党委会报上对张进行批判的问题”，又如一九五九年九月中旬，在伞陂寺公社召开的县委扩大现场会议上，以抗旱和粮食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大反右倾，在会议上批评了所谓抗旱领导不力，搞麦种不积极的，有李树荣、王贵福、张泽民、程建华、周益寿等人和其他所谓在粮食上右倾批判的甚多。
+
+　　(2)一九五九年夏季在上油岗公社搞粮食工作时，因为征购任务没完成、就召开全公社小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在会议上报粮食完成征购任务，谁报出粮食谁回去，报不出粮食不散会，会议开了三天多，在会议上因说完不成征购任务受批判斗争的三十多人，会议期间桃庄寺大队灌了种子粮，还叫灌仓，对四合台大队小麦单产一百八十多斤，任务比上年完成二十多万斤，还批评该大队支书思想右倾，批评在该队帮助工作的县委办公室主任贾宝义同志思想右倾，县委干事张宝亲同志，在该公社陈堰大队调查的小麦单产二百二十多斤，这已经是浮夸的产量，也批评人家思想右倾，我和王开良在该社陈堰大队摧（应为催——编者）夏季征购，灌仓粮一万多斤，以后据同志们讲是口粮和种子，使该队生活发生了困难。影响了抗旱任务，
+
+　　(3)罪恶的大搞反瞒产运动，这是潢川发生沉痛惨案的主要罪恶，而自己又是路宪文、梁德柱罪恶反瞒产指示的积极执行者，一九五九年的九、十月分（应为份，下同——编者），当征购任务进展迟缓时。没有认识到是实际问题，在反动地委的指示下，也错误的认为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尖锐化和复杂化的表现，积极的向各社、队搜集了一大堆富裕中农瞒产私分的典型，而不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分析工作，并把这些不可靠的材料向省、地委写了专题报告，省委对此报告的批转更加助长了自己的这种错误思想的发展，这种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报告，对粮食工作的反瞒产，起了极坏的作用。
+
+　　(4)在十一月下旬召开的贫农代表大会上，虽然自己只参加了一个开幕式就下乡了，整个会议是梁德柱主持开的，但对会议如何开法，自已是参加研究的，如在会议上要启发提高代表觉悟，澄清秋季产量实底，报粮食搞反瞒产，培养这些代表作为反瞒产的骨干，及在会议研究上每个公社斗争几个瞒产私分的富裕中农等。在开幕式时，自己还讲对大丰收不能动摇，应提高觉悟，站稳立场，报粮和揭发富裕中农的瞒产，不上敌人和富裕中农的当等与事实完全违背的话，与人民为敌的言论。
+
+　　(5)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分，正处浮肿死亡问题严重的时侯，自己与原伞陂寺公社党委书记贾心元一起，看了伞陂寺大队的四、五个食堂，亲自看到有的食堂停伙十天，有的食堂停伙半月以上，看到群众吃菜吃榆树根榆树皮，群众身体十分瘦弱，有的走不动路，有的不理发不洗脸，在朱楼村看到一个死人没人抬，在沿路看到才死亡的二十多个坟头，也听贾新元谈，一坑埋六个死人的惨景，牲口到处乱跑无人管，麦田管理等生产己基本停止，在伞陂寺集上看到卖衣卖家具的，一碗稀饭卖两角多，一斤烂白菜卖一角多。还听到贾新元谈，在集东头有个妇女破坏小孩尸体，对这种万分痛心的惨状，自己该有受到任何启发，而忠实的迷 信于路宪文、梁德柱的反动观点，丧失了阶级立场，不关心群众痛痒，不调查不研究，严重的脱离群众， 脱离实际，荒谬的说成浮肿死亡是疫情，食堂停伙是 假像，是反动富裕中农的破坏，卖衣卖家具也是富裕中农的破坏，破坏尸体是敌人，有意破坏党的政治影响，叫贾新元查一下是那个坏人搞的，自己也说外流者多系不是好人，叫贾心元加强对五类分子的管制， 查清外流的都是啥人，在这种极端严重情况下，虽然承认有点实际向题，但还是迷信于算大帐，总还认为下边多少还有一部分粮食，与贾新元研究全公社要搞出一百多万斤粮，指挥着全公社大搞反瞒产。对县委委员宿世良同志在伞陂寺大队搞反瞒产运动，自己也积极的参加指导，该大队集中了全队群众，开反瞒产会议，在会议上用统销粮吃饭，对五类分子采取集中监督劳动，会议计划开十多天，计划反瞒产粮三十多万斤，会议上对揭发检举瞒产粮者实行奖励的办法，对富裕中农瞒产不报者开展斗争，对一个队的干部采取分别开会的办法，互相揭发制造矛盾，对宿世良在伞陂寺大队反瞒产的这些计划，与自己汇报了以后，自己都同意了。同时在会议上还讲了话，所谓进行三十年对比教育，说解放前十年群众受压迫受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解放后政治经济上都翻了身，社会主义建设有了飞跃的发展，人民的生活得到了空前的改善，党和政府如何关心入民，又讲将来十年如何美好，因此，不要翻身忘本，不应上敌人和富裕中农的当，应站稳立场跟着党走，揭发富裕中农的瞒产私分，自己有瞒产者也要主动的报出，只要瞒产私分的粮食拿出来，生活是可以安排好的，要克服单纯向上要的思想，国家虽然有粮，但需用的地方很多等，也讲了些粮食问题是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和主流，敌人的破坏主要是从粮食上开始，及讲大反右倾，积极开展两条道路斗争，和大旱之后必有疫情等反动论点，在会议上与宿世良研究了会议的开法和讲话之后，就到陈集大队亲自去搞反瞒产，计划在该队搞十几万斤，刘志彬等同志摸了唐营等两个生产队的情况谈，虽然能搞出点粮食，但潜力不太大，自己仍在那里算大帐，还说有十几万斤的潜力，自己也看到食堂停伙，群众吃榆树皮、根，由于当时带了万多斤统销粮到该队，食堂才免（应为勉——编者）强开伙吃点稀饭，自己也看到有些新坟，和刘志彬汇报死人情况，还说是疫情问题，大队干部开会时，对研究挖粮食漏洞反瞒产不积极，自己表示不满，对干部开会到不齐也不了解是啥原因。另外向大队干部布置，对外流人员检查一下都是些什么人，同时对五类分子加强管制，在生活上不与群众生活在一起，在大队部单独起伙吃好的，吃干饭、面条、肉等。特别恶劣的是、在那种严重情况下仍然坚持大搞反瞒产，在陈集全大队除了对五类分子进行管制集体劳动生产和留少数干部群众在家看门外，其余的大都参加了群众大会，打算开七至十天的时间，会议上用统销粮吃饭，计划搞出粮食十多万斤，会议第一步作反瞒产动员报告，第二步到伞陂寺公社参观三十年教育展览馆，第三步启发阶级诉苦，第四步斗争瞒产的富裕中农，第五步报粮和揭发检举，最后安排生活生产。会议报到时看到小孩来的多和有病人（实际上是饿的)就叫他们回去了，会议开始自己作了反瞒产的动员报告，内容与在伞陂寺大队反瞒产会议上大体相同。报告之后又参加了一段讨论，晚上在县召开的万人贫农代表大会的代表回来了，听带队的干部讲，该队的贫农代表检举出粮食五万多斤，自己说叫贫农代表参加这个会议，现在不要急于（此处6字不清——编者）代表报告贫农代表大会的情况，然后组织（此处4字不清——编者）以 便启发到会的人们，会议的第二天下午自己到地委开会去了，又叫公社去了个黄主任与刘干事一起掌握会议，临走时自己又在伞陂寺大队召开了五、六人的贫农座谈会，时间将近一个小时，主要座谈他们队的产量情况，问下边是否还有粮食，当时多数没有表态，个别人讲庄稼受灾又吃了这长时间没有粮啦，有粮自己也不知道，我在座谈会上讲了几句，还是肯定有粮，知道的应该检举，只要把粮食公开出来生活还是可以安排好的。
+
+　　(6)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分正当死人严重之际，在伞陂寺公社党委会住时仍然大吃大喝，当时官渡中学延校长找我谈，学校没粮了叫桃林公社给拨粮食，自己给桃林公社党委书记李德录写了一封信，则拨给该校属于他公社学员的口粮，粮食从统销粮里边拨，最后还写上酌情办理的意思，当延校长持信找李德录之后，李不拨粮，自己态度就不坚决了，实际上当时公社已很少有粮食了。同时当官渡中学口粮问题极端因难的时候，自己在陈集大队搞反瞒产时没粮吃还写信到官渡中学买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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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一九六0年二、三月分又在邓店公社召开了反瞒产现场会，会前听到县委办公室主任张国义，组织部付部长张家修和公社党委是汇报，他们亲自作的并检查过，的确有不少的粮食，但自己亲自参观之后，并没有那多粮食，对已有的一部分粮食，在桃园大队看到的一窖红薯，自己也没亲自下窖看，浮夸成一万多斤，实际上是个假现场会，自己为了罪恶的反瞒产，就大提倡而特提倡扩张声势，报喜放鞭炮，叫各公社书记打电话回告（去）传播邓店公社飞，反瞒产成绩，并要积极的搞，向大会报喜。由于自己的虚夸和强迫命令的结果，全县一天报出一百多万斤反瞒产粮。在会议结束时，强调搞粮食工作决心要大，思想不能右倾，要彻底反对干部的右倾思想，肯定下边有粮食，不能伸手向上，要树立口粮、种子自力更生的思想，会议最后，有地委组织部马副部长作了指示，强调解决粮食问题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等。会议生活上大吃大喝，严重的脱离了群众，接着在隆古公社又召开反瞒产现场会，首先分别参观了现场，自己是到东升大队参观的，路上遇到一个浮肿病人，自己并没有亲自过问和处理，只是叫东升大队支书余学明将病人送到医院。自己在一下午的现场参观中，只看到十多缸粮食，自己回去后还弄虚作假的说粮食多得很，组织参观之后，有原公社党委书记李付高给介绍了所谓反瞒产的经验，并发起了在反瞒产来到的互相挑应战，最后自己作的总结说：隆古公社的粮食工作成绩很大，搞出粮食十多万斤，大家应向隆古公社学习，并讲隆古公社现场会议表明，只要思想不右倾，眼睛向下肯定下边有粮食，领导决心大及充分发动群众，粮食就可以搞出来，口粮种子就可以自力更生的解决问题。散会时还向公社党委书记说，会议开得好，生活招待好，会议娱乐的好，这次会议上大吃大喝现象更为严重，公社书记级的干部顿饭每桌有几盘肉，还喝了两次酒。
+
+　　（8）反瞒产的罪行早在一九五八年就开始了，如该年秋季在来龙公社搞所谓动员麦种，在该公社召开的一次党委会议上自己说，群众家里大部分有麦子，并讲全社搞出二十多万斤麦种，结果只搞出来几万斤（占数字也不完全可靠），又在时大营子大队召开了一次动员麦种现场会，实际上看时该队并没有那么多麦种，还虚张声势的说有二万多斤，并批评别的队干部，时大营子大队能搞出麦种来，你们为什么搞不出来呢。（9）五八年冬季在传流店公社搞反瞒产最多时搞到二千多万斤，严重的虚夸，实际上是假的，结果将近一百万斤的种子粮搞出来了，在该公社搞反瞒产时，为了显示自己，弄虚作假，如反瞒产粮最后数量落实到八百多万斤时，还是报原来的数字一千二百多万斤，五一大队汇报说一口棺材里装了几万斤瞒产粮，自已虽不相信，还说不要打击人家积极性，在反瞒产时每天傍晚开大家（队）支书电话会开到下几点，凡是报出粮食的，如江集、朱岗、五一等大队报粮都在一百万斤以上进行表扬并奖给优胜红旗，还亲自到五一大队送过红旗，对报不出粮食的就大批评，如对跃进大队黄本臣历次批判人家思想右倾，在生活作风上夜间开电话会时，常吃夜餐，早晨起床晚，生活腐化，吃饭通讯员端，吃馍吃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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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六0年元月分群众生活极端困难的时候，路宪文在潢川召开淮南县书会议时，以粱德柱为首的组织了所谓万人报喜团，自己也积极的参加了，把群众一点维持生命的粮食和其它鸡毛蒜皮等东西部搜刮殆尽，美其名曰:向县和地委报喜。(1)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分在缺粮断炊死人的严重情况下，常委研究向地委要粮问题，有的主张要四千万斤，有的主张要三千万斤，自已同意要三千多万斤，一种思想认为这个数字可能解决问题，另一种想法是向地委要粮多了怕批判自己思想右倾，否认农业大丰收，在当时自已又不愿打电话向路宪文要，因怕受他的批评，叫梁德拄打电话与路宪文要，另外民政科提出要开生产救灾会议，自已认为下边有粮食，农业大丰收了没有多大灾情，就没有同意开。
+
+　　3.封锁消息，抵触检查:
+
+　　(1)六0年三月分省监委刘书记到潢川检查工作时，向刘书记汇报说：群众生活安排的很好，病号都集中治疗了，生产情绪很正常，死人情况全县死亡四千多人，实际土并不是这个情况，死人数字虽然自己当时不知道究竟死亡多少，但估计要比这数字大，在生活安排方面也是有问题的，刘书记路过七里岗就发现干部多吃多占，食堂吃粮不够标准问题
+
+　　(2)六0年四月分中央办公厅石山同志来潢川视察工作时，自已也怕暴露问题真相，如石山同志没有问死人情况，目己也就没汇报这方面的问题。在卜集公社参观时也没领到病院去看。
+
+　　(3)六O年四月分省检查组来潢检查时，由于个人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计较个人得失，迎合梁德柱的罪恶指导思想，当检查组来，粱叫我开电话会告诉公社时，自己就在电话会上，将县向省汇报死亡四千多人的，偏小而不真实的死亡数字，告诉了公社，企图叫公社按照这个数字上报，另外叫各公社与检查组汇报时，要慎重要很好研究，思想统一起来，还叫各公社把食堂安排好，病院搞好，书记下病院，同时把环境卫生搞好，然后虽也强调了几句对检查组汇报要实事求是，但实际上是开的封锁消息电话会，给上级党的检查工作造下了团难，这是对党极不忠诚老实的态度，同时仁和公社党委高付书记向刘厅长汇报的死亡数字，大于向县委汇报时数字，白己还错误的进行了指责。
+
+　　(4)对粱德柱一系列的封锁消息抵触检查的罪恶行为，自己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向他开展斗争，而是支持了梁的罪恶行为的发展，如梁德柱对地监委赵秘书到双柳公社检查死人问题不满说，逐户检查的方式不对头，政冶影响不好，除他与地委雷秘书长直接反映了以外，又叫我与地委谈一下，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分到地委开会时就与王达夫反映了这个问题，再如梁德柱对省张主任、阎处长对死人调查不满进行无理指责时，自己虽在场并没有表示态度，在六0年五月分的一次扩干会议上，统计全县死亡数字为三万多人。当时在党委书记碰头会议上，梁德柱说不会死那多人，须要重新研究，自己也随声符（应为附——编者）合的说此数字出乎予（应为预——编者）料，须很好研究。
+
+　　4.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方面:
+
+　　(1)在工作作风上存在着严更重的违法乱纪行为，对违法乱纪行为不坚决制。如在一九五九年十月分县委召开的反右倾会议上，在隆古和上油岗公社粮食工作会议上，有推拥的非法行为，自已虽见到并设有坚决制止，荒谬的想法是怕对这些所谓反瞒产积极的人们泼了冷水，自己的这种犯罪行为，就严重的助长了干部和普遍违法乱纪，残害人民的罪恶。
+
+　　(2)不按照党的政策办事，搞一平二调、刮共产风，一九五八年调各公社款五十多万元搞县社合办氮肥厂，以后该厂不建了，款也不退还，大搞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如建戏院、招待所大楼，县县委书记室等，这些问题虽然是以粱德柱为首的经县委和常委研究过，但自己是常委中的主要成员，应负重要责任的。另外各公社和县直各单位买的汽车，有（应为由——编者）县委统一使用不给报酬，还把傅店、伞陂寺、卜集公社的电影机集中使用。六0年春借城关公社款十几万元，借给各公社买种子用，修运动场及城市建设等也用城关公社的款。其它在调用民力，占用民房等现象都是严重的。在贯彻中央劳役（应为逸——编者）结合指示方面不坚决，严重的缺乏群众观点，在农村只强调大干苦干，不注意强调适当的休息，对城市机关、学校、职工、市民等，同样是关心不够，如城市搞义务劳动时，对修跃进大道，航空路，运动场时，搞夜战下雨不收工。
+
+　　(3)在工作作风上不艰苦不深入，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在机关忙于事务多，忙于开会多，深入下层深入工作时实际时间少，有时虽也下去只是走马观花的多，重点解剖麻雀的作风少，在公社、大队住的多，深入到生产队和群众中少，听干部汇报的多，亲自调查访问群众少。
+
+　　(4)在六0年夏季防汛工作中到来龙公社去，其他同志能够地下走，自己却坐船去，在防汛工作中事前有麻痹情绪，对险工检查补修不够，对防汛中的险工用人不当，指导无力，以致在汛情严重时决口和漫溢成灾，造成重大损失，如在防汛中对刘小集闸口，分配有该公社党委付书记高福负责，谁知该同志严重的缺乏责任心，在情况紧急时临阵脱逃，后虽派了几个负责干部立即前往，因己贻误时间，抢救不能凑（应为奏——编者）效。同时在汛情紧张时，群众搬到踅子集临时避水的有几千人，在食住方面虽然派组织部李部长和粮食局刘局长等几个负责同志专门进行安置。自己也作了些布置和检查工作，但还是有问题的，如吃饭不及时，住房拥挤等，特别在生活方面不能与群众同甘共苦，自已生活特殊，后又籍招待水手为名在生活上铺张，如喝洒一次。吃鸡蛋吃油饼等。
+
+　　(5)在坚持集体领导方面，除对粱德柱家长式的领导不能坚持原则开展斗争外，个人的民主作风也是很差的，不能很好的与同志们和群众商量办事。对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认识不足,夸大了个人的作用，看不见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严重的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
+
+　　(6)在人民的来信来访工作方面，自己亲自处理的很少，忘掉了自已是人民的勤务员，没有把群众当作国家主人翁来看待，而是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委托办公室处理就算了事，对隆古公社西店大队的群众到人委要求解决粮食问题，虽然当时自己不在家，以后才知道此事，但自己也要负严重的官僚主义责任，对粱德柱错误处理人民来信问题，自已也没有积极建议县委认真研究分析作出正确的处理。
+
+　　(7)在生活方面铺张浪费，特殊化，如请客送往迎来，凡是上级机关来了负责同志，和参观团来时，都是吨（应为顿——编者）桌成席，请看戏看电影，自己陪着不拿钱。在机关时吃小伙，下乡生活特殊不与群众四同，参观开现场会时大吃大喝，接受潢湖农场送瓜四个，酒厂送酒四瓶，隆古公社送栗子八斤，下乡时带通讯员及装置会议电话室和买收音机等。
+
+　　5.在干部政策方面：在干部政策上完全违背了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有重才轻德的错误思想，如耿明达是个反属，由于自己认为他有文化和对反瞒产积极，因此组织部提名梁德柱同意，由文教局付局长提为局长，后到上油岗公社任党委书记，自己就同意了，对张国义认为能写会说，由书记处的秘书很快提拔为办公室主任，对张家修光看一时的表现，认为工作积极，梁德柱提出提拔为组织部付部长，自己也同意了，提拔以后，到准备开党代会时，组织对他进行审查发现其家庭是小业主成分，对程有江、李高奎的准备提拔问题，都不符合党的德才兼务的干部政策，而自己都无原则的同意了梁德柱的提议，另外对所谓思想不右倾好谈高产量和反瞒产积极的都认为是好干部，如隆古公社的原党委书记周益寿，卜集公社的原党委书记张树瑞，伞陂寺公社的原党委书记贾新元，传店公社的原党委书记宋士祥，双柳公社的原党委书记程友江，县里有原书记处书记张作和、吴青山、逯玉峰、刘瑛，委员有宿世泉、程建华，办公室主任张国义，组织部付部长张家修，宣传部付部长王式武，反之对稍微实事求是，对反瞒产不大积极的，即认为思想右倾，如兵役局付政委王清云，付县长阮观清，桃林公社党委书记王柱岚，邓店公社党委书记魏起明，仁和公社党委书记申连民。
+
+## 三、性质和危害
+
+　　前冬去春以来，从个人的错误与罪恶事实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违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与教导，给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造下了重大损失，全县普遍而严重的发生了大量的食堂停伙，大量的人口外流，大量的浮肿病死亡，及丢弃子女，宰杀耕牛等历史上空前的惨痛事件，在政治上经济上所造成的严重损失是无法估量和弥补的，其教训是十分沉痛的，特别个人的罪恶是发生在全国解放之后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发生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之后，问题就显得更加严重了，由于个人的罪恶给党与人民所造成的损失是惊人的惨痛的，据六零年五月份统计全县死亡人口五万五千多人，占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全县死亡的人口中男女整半劳力占一半以上，现有劳力较前年九月份以前减少百分之十五，仁和一个公社伤亡劳力三千九百六十七个，邓店公社牛岗大队刘庄生产队劳力伤亡百分之七十，双柳公社新华大队第二生产队劳力伤亡百分之三十，仁和一个公社二百五十户人家死的灭门绝户，现在有很多孤儿失去了父母。有很多老人失去了儿女，使群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逢年过节群众到处哭哭啼啼，象这样惨痛的情景，真是个人万分的痛心，也确实认识到自己的罪恶严重，前冬去春不仅死亡了大量的阶级兄弟，而且耕畜也遭到了严重的宰杀，全县的现有役畜较前年九月分以前减少百分之十六。五，房屋的倒塌和农具的破坏也是相当严重的，以外较前年九月份以前减少百分之二十九，大件家具较前年同期减少百分之十七，同时也荒废了一部分土地，这就严重的损伤了农村生产元气，给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使潢川各项工作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特别是思想政治方面的不良影响更是不可估量和难以弥补的。前冬去春大量的浮肿死人和干部的严重违法乱纪捆绑吊打群众，就严重的损伤了党与群众的联系损伤了党与政府的威信，如有的群众说我们的干部是国民党，有的说现在的共产党变心了，不要群众了，听了这些话自己是感到多么惭愧和痛心，自己脱离党的领导脱离群众已达到了那么可怕的程度，要不是有党的崇高威信，要不是广大群众的高度觉悟，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从上述罪恶事实说明，自己虽不是主观上有意识的去反党反人民，但从客观事实上已经构成了反党反人民的严重罪恶，不自觉的背叛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走上了反党反人民的道路，成了以路宪文、梁德柱为首的反动地、县委的忠实执行者。
+
+## 四、错误与罪恶产生的根源
+
+　　首先对一九五九年秋季的农业生产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违背了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科学观点，以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去观察问题，主观认识完全脱离了客观实际，而长期以来不但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反而严重的发展起来直到绝对化的程度，如对前秋抗旱保丰收的产量估计的过高，对特大干旱所带来的收成不平衡性和严重的灾情认识不足，即不深入调查研究又不虚心听取干群对真实情况的反映，严重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对产量问题只凭个人主观愿望出发，只愿听高的不愿听低的，参见时只愿看好的不愿看坏的，机械的片面的观察问题，思想上认为要是全面大丰收就不会有那大灾情，片面的只讲大丰收不强调灾情，思想上一味的追求高产量高指标，认为这样才符合大跃进形势的发展，才符合地委提出来的产量指标要求，这样才能与邻县报的产量指标相差不远。总之，撇开了客观实际，把主观认识放到了第一性，把产量严重的浮夸起来，违背了党关于生产要鼓足干劲，分配要留有余地的指示，没有把粮食分配工作建立在切实可靠的物质基础上，而错误的以严重的浮夸产量，作为分配的依据。并且违背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兼顾国家集体社员三者利益的教导。只强调了先国后社，忽视了国社兼顾，一味的突击摧（应为催——编者注）征购，不关心群众生活分配，把国家利益与群众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没有看成是统一的，而错误的对立起来看问题，这实质上既无国家观点（应为念，下同——编者）也无群众观点。由于这种一错再错的指导思想就人为的破坏了经济规律和各种比例关系，加速和制造了粮食问题的紧张局面，使南部较为丰收地区双柳、傅店等公社的征购任务一加再加，对中北部的公社如伞陂寺、上油岗等自足队和缺粮队也分配了征购任务，这就使丰收地区严重的购了过关粮，自足队和缺粮队大量的购了口粮和种子，结果使丰收地区变成了缺粮区，原缺粮的地方问题就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极端发展，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错误发展到只相信个人不相信群众，更重要的是迷信于路宪文、梁德柱的反动指示，当时没有认识到他们的指示是错误的反动的，而盲目崇拜忠实的执行了他们的反动指示，对群众不负责任，不相信群众，看不见干群的觉悟，否定了以往的工作基础，不关心群众疾苦，把广大群众的生活实际问题和两条道路斗争混淆起来，把反右倾和粮食问题混淆起来，把征购分配生活安排中的粮食问题，本来是没有那么多粮食，主要是实际问题而错误的分析成主要是思想问题，因而以反瞒产运动安排群众生活，征购了群众的口粮和种子，使群众的口粮一空再空，人为的制造了食堂缺粮的紧张局面，加速了群众生活问题的严重发展，造成了大量的浮肿病死亡等极惨痛事件，对这些严重而惊人的问题，不是领先群众相信群众走群众道路，深入到群众中去到实际中去进行全面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工作，抓住问题的本质和关键加以解决，而是严重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以官僚主义的态度不认真作调查研究分析工作，更严重的是盲目崇拜路宪文、梁德柱为首的反动地县委对这些十分严重的问题所作的反动分析和反动论点，自己进行了积极的贯彻，说什么食堂停伙，宰杀耕牛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尖锐化和复杂化的表现，把粮食问题说成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和主流，把两条道路斗争问题扩大化，把敌人和少数反动的富裕中农的破坏作用扩大化，并且坚持了大旱之后必有疫情的荒谬论点，认为浮肿死人是疫情所致，食堂停伙是假象是富裕中农的煽动，把丢弃子女，人口外流，宰杀耕牛，认为是敌人和反动富裕中农有意破坏党的政治影响和破坏生产。总之，在这一系列的严重问题上，究竟是谁是谁非现在问题已经大白，所以发生食堂停伙断炊群众死亡，人口外流，丢弃子女，被杀耕牛等，总的根源是缺粮造成的，也就是把歉年说成丰年，把无粮说成有粮，把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问题说成是思想问题和两条道路斗争问题，现在自己深刻认识到不是干群不对，而是自己完全犯罪，不是干群反映情况不真实，而是自己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有严重的浮夸作风，不是十九仍思想问题，而是自己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不是干群觉悟不高翻身忘本，而自己才真正是毫无阶级觉悟翻身忘本，丧失无产阶级立场，颠倒黑白事实真象的严重荒谬地步，深深感觉到自己罪恶滔天，辜负了党，对不起人民，在党和人民面前犯下了严重的罪恶。
+
+　　其二，个人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参加革命后是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特别在全国解放后的和平建设时期，到潢川工作一段比较顺利的时期，自己认为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便居功骄傲起来，认识不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不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和批评，不愿作更艰苦的工作，追求生活上享受，计较个人得失，严重的滋长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只爱表扬不愿受批评，只爱听好的不愿听坏的，只强调九个指头忽视了一个指头，如前秋在农业生产上虽然亲眼看到一些旱灾的严重情况，在食堂停伙的后期虽然感到粮食上有一定的实际问题，但对这个极端严重的问题，并没有抱着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正视它，坚决向上级反映，求得问题的解决。而是怕反右倾怕戴右倾帽子，怕批判自己是促退派、观潮派、怀疑派、秋后算帐派，低产论等。实质上怕操作了个人的名誉地位。特别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分我反映伞陂寺公社灾情受到路宪文批评之后，就更增加了上述思想顾虑。例如，对封锁消息抵触检查方面的主导思想是，死亡数字大了责任重大，自己其中也有一分的，卑鄙的个人主义思想作怪，这些已充分说明了自己完全离开了党的组织，对党与人民事业的态度是极不老实的，这是自己党性不纯，已经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品质的具体表现。
+
+　　其三，对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不够，政治水平不高，缺乏对事物的是非界限的识别能力，对以路宪文为首的反动地委的反动指示，当时自己根本没有觉察到是错误的反动的，而认为路宪文讲的对，自己积极的拥护坚决的贯彻。由于学习差认识水平低，对有些问题划不清界限，如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一致性问题，执行上级指示与下边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问题，鼓足干劲，工作跃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统一性的问题，反右倾和实事求是，反右倾和粮食工作的混淆问题，及粮食工作和农村两条道路斗争混淆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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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四，在工作作风上不艰苦不深入，严重的缺乏领先群众相信群众走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在机关忙于开会与事务多，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少，有时虽也下去只是走马观花的多，重点解剖麻雀的作风少，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抓不住问题的本质和主流，往往以片面取代一般，以支流当主流，歪曲了事实真象，给党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其五，在生活作风上特殊、腐化，认为自己有功是负责干部，生活上应当比一般干部群众享受的好些，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当积极贯彻党的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应该发扬艰苦朴素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忘记了自己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好人发的勤务员而不是人民的老爷。由于生活上的腐化，长期以来就严重的腐蚀了自己的革命意志，直至发展到今天这样严重地步。
+
+　　 检查人 赵勋远一九六一年三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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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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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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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9 @@
+# 中共信阳地区整风办公室关于对违法乱纪份子刘文彩的处理意见
+
+　　刘文彩，男，现年39岁，河南省东明县西水坑村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农民，八至十五岁上学，上小学时帮助家庭做些辅助劳动；十六至二十一岁在家务农，二十二岁即一九四四年参加革命工作，一九四五年入党，曾任公安局报务队员、区组织干事、公安助理、股长、科员、县检察长，一九五九年九至十二月下放光山槐店公社任第一书记，一九六零年元月提为县委书记处书记，一九六零年九月被逮捕法办。
+
+## 其主要犯罪事实：
+
+　　第一，积极执行马龙山的乱命，大搞反瞒产斗争，违法乱纪，残害人命。
+
+　　一九五九年冬和一九六零年春，由于敌人利用灾荒的困难和严重“五风”的错误机会，所造成的光山惨案中，槐店公社遭到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一个，计人口死亡 12849人，占人口总数的34.89%。一九五九年九月，大部食堂停伙断炊，浮肿病大量发展，人口死亡和外流现象已经相当严重。当时身为该社第一书记的刘文彩，在这重要关头，不仅未采取断然措施抢救群众的生命，反布火上加油，落井下石，加速了群众的死亡。其具体罪行是：
+
+　　（1） 十一月中旬，召开了 800余人的反瞒产大会，会上亲自主持斗打公社统计主任姚同太和大队支书黄炳望，并以所谓“打一惊百”威胁干部，当场宣布逮捕前进大队队长王恩荣、灯塔大队副支部书记刘世富、群勤大队张围孜小队长张家祥（张家祥入狱后因摧残成疾，送回死在途中）。由于刘文彩亲自主持打人，影响全社打人成风，手段百出，惨不可闻。先后斗打作业组长以上干部 682人，占全社干部总数的42.57%，斗打群众2846人，当场被打死的 213人，打后致死的 636人。更残忍的是五星大队十六岁的社员余良千，因饿急杀牛吃肉，被民兵队长余克勤将其捆到大队，先斗打，后用凉水浇冻，石头砸，火烧腿，最后用铁铣把头铲掉而死。
+
+　　（2）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中旬，刘亲自带头领其打手龚正喜、易秀英、田执臣等十二人，到群勤大队张围孜与杨楼两个小队搞反瞒产重点，首先集训干部，追逼要粮，并组织斗打大队副支书张家保。这时仍拿不出粮食，又布置到处挖坟扒垛，翻箱倒柜，普遍搜查，仍未搜出粮食，但他们还野心不死，再次把群众集中起来追逼。社员彭秀英因怕挨打，假报她家有粮，刘文彩即派妇联主任易秀英跟着去取，因彭家中确系无粮，而易不依，即对其身上进行搜查，结果将彭用袋子勒在腰里的一斤米搜去，彭向其苦苦哀求说：“我家有一个几个月的小孩，因无奶吃，请救了他的命吧！”易不听，拿去供他们吃，六天后，小孩被活活饿死。
+
+　　（3） 残害孤儿。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底，群众被饿的父子不顾，遗弃婴儿，有一天丢在槐店公社门外有三个小孩当时公社秘书兼民政干事杨庆福和妇联主任易秀英分别请示县妇联和民政科同意，将其收留请孤老五保户扶养，每月六块钱，每天六两米，不够吃再到公社食堂取饭。后来打饭时被刘文采发现，当即对杨庆福、易秀英进行严厉批评说：“丢小孩是富裕农民的花样，谁收的，谁赶快给送走，不然，谁给饭吃，就扣谁的粮食。”结果逼得他们没有办法，叫炊事员王国尚用篮子将三个小孩送到公社仓库北边大路上，后下落不明。隔有两天，公社门口又发现一个小孩，刘看见后即指使公社办公室干事邬泽建将其送走，而邬又叫王国尚送到仓库北头山坡上，亦下落不明。
+
+　　（4） 乱扣乱罚。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槐店公社卫生院医生柯河清，在新新大队小聂湾给社员看病，对病号说：“你们的病不是病，有两碗饭吃就治好了”（这时该湾食堂已经停伙），刘得知后，即以“造谣”名义将柯逮捕法办。同时对因饿急而杀牛吃肉者，除进行严刑拷打外，并乱施罚款。刘文彩在干部会议上曾宣布说：“对杀牛吃的五类份子可以法办，一般群众要组织斗争，凡吃肉者一律赔款，杀那里牛，钱交那里。”因此造成下面任意处罚群众。据统计该社 313人受罚，罚款 11000多元。宋桥大队贫农余全义前冬因生活所迫，杀牛四头，与社员分吃，被罚款1900元。因无钱抵交，被大队干部将其套在犁上拉犁，后面用鞭子毒打。
+
+　　第二，利用检察长职权，非法扣押工人，放纵坏份子。
+
+　　一九五八年九月，在大办钢铁运动中，组织钢铁抗旱，城关搬运站工人易立华、邹启富、潘登友等三人，搜了刘爱人用的小锅、勺子、菜刀、火钳，刘文彩知道后立即把治安主任刘世新叫到检察院说：“易立中是兵痞，那几个都是土匪，快把他们的材料整好送来。”刘世新同志无法，只好回去马上派人将所收的物全部送还给刘，并让三个工人到检察院找刘文彩赔礼道歉。刘当时大骂说：你们都是土匪，是小炮队，过去土匪抢我的，你们现在又抢我的。骂后又令看守所长李先明，将工人邹启富送进监狱，扣押四天。但是他对一贯危害人民的坏人，却任意放纵。槐店公社灯塔大队毛宗汉（原任民兵队长），亲手毒打社员12人，打死 1人。如贫农社员李周氏为生活所迫宰杀耕牛，被毛拉在大队办公室吊在屋梁上毒打，并用烧红的铁条将李周氏烙了一身血泡，抬回家三天而死。在一九六零年春，整顿三类队时，被群众揭发，后逮捕，本应从严治罪，但由于刘与他同病相怜，同年八月被其批准释放。陆洼大队原党支部书记陈伯法，曾亲手吊打社员14人，并将贫农何祖秀用枪托子活活打死，群众痛恨入骨，也被刘批准释放，使其消遥法外（现已逮捕）。
+
+　　第三，封锁消息，掩盖真象，企图蒙混过关。
+
+　　一九六零年元月听说省委宋致和书记、省监委刘名榜书记来光山检查工作，刘文彩为了掩盖他的滔天罪行，就事先召开在家全体政法干部会议，布置统一行动。把城关大街上的病人、遗弃的小孩，一律赶到东西后街空屋里，派民兵在城关四门站岗，不准老弱病人进城。刘书记到光山之后，去南向店之前，刘又指令原法院院长袁宗保、检察院干部王德田提前两小时乘专车先行，沿途检查，路上不准有死人和病人，致使领导了解不到真实情况。更严重的是刘多次逮捕扣押反映真实情况的人。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城郊公社王岗大队社员王清英向省委写信，反映农村生活和死人问题，刘得知后，说是敌人破坏，随派袁宗保前去侦察破案，并批准将王逮捕扣押19天。晏河公社联盟大队副队长鲁茂智（党员），因写信向上级反映生活问题，也被刘批准法办。湖北麻城国营林场盛文远同志，前冬父母亲都被饿死，请假回来埋葬其父母，回去时在泼河买点糠馍，准备带回机关向领导说明光山生活问题，被检察院干部王德田看见后告诉刘文彩，刘说他是有意破坏，将盛拘留。太原钢铁厂工人冯安华前冬回乡探亲，在光山汽车站，看一妇女抱着孩子饿的可怜，把自已带的东西给那小孩一点吃，并对光山当时情况表示不满，刘批准将冯扣押10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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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包庇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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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九年光山解放初期，刘文彩即以利用伪匪人员为我进行调查工作为名，经常与匪霸张子侠、伪乡长张祥廷、谍报员郑英一块吃酒打牌，并在郑英家里吸大烟两次，一九五零年春曾被揭发批判过，当时刘文彩表面承认错误，而实质不改，于一九五一年又与伪警察杨业贤勾通奸商，做投机生意。同时又与伪军医管性初来往密切，刘为其给自已和老婆、小孩看病方便，经常请管吃喝。而管为了寻找靠山，逃避斗争也积极向刘进行收买拉拢，在刘老婆生孩子时，管给送挂面、鸡子、衣服、鞋子等物。一九五一年管的儿子（伪乡民代表、土匪头子）被我镇压时，刘当时身为预审股长，不仅对其亳无痛恨，反而把管请到家里吃喝，并叫管领尸。这些事实，当时本应严肃处理，但刘耍两面手法，伪装积极作了交待，骗取免予处理。在一九五二年三反中，再次蒙混过关。但事后仍是不改，与管常来常往更加密切，到一九五八年，并将管从乡里，调到县卫生院当医生。刘的外甥王福臻地主成份，曾任东明伪县政府办事员、匪政工队员，社会关系极为复杂，其祖父是当地恶霸，叔父伪副乡长，均已被我镇压，该人解放后，不愿劳动生产，到处流荡，一九五一年八月来光山，被刘文彩利用职权，私人介绍到原光山县合作总社工作，后任商业局办事员（已下放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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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及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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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文彩，虽系革命家庭出身（父兄均为革命牺牲，四弟现在海军工作），本人原来也是劳动人民，但由于经不起革命胜利的考验，解放之后就开始产生了一种功臣自居，贪图享乐的思想，并为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生活所迷恋，进而敌我不分，与反革命份子一块吃喝玩乐，与奸商结伙做投机生意。在工作中怕艰苦，不愿下乡，与劳动人民的感情逐渐疏远，成了地主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特别是前冬去春，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随意打骂，扣押干部和群众，把广大人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成了人民的凶恶的敌人。上述事实，刘文彩供认不讳。建议依法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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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信阳地区整风办公室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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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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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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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9 @@
+# 中共沿河县委监委对张加俊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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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加俊，男，现年27岁，家庭贫农成分，个人务农出身，沿河县城关公社？祥管理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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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前，1940年至1945年在家读书、放牛，1946年至1949年经营小商，解放后，参加土地改革，1956年入党，任大队长，现任尖山大队分支部书记。
+
+　　主要错误事实：
+
+　　1，1958年搞大购大销时，张加俊说中农张梦银家有铜元700吊，强迫出售给国家，张梦银不拿出来就大骂说不老实，进行捆绑吊打，用石头吊在脚上，罚挖粪池六天等等刑罚，吊打后没收其全部家财，并将张梦银送下坝集训，因吊打负伤过重，又强制劳动，半月就死了。后张加俊还主持不准用棺材安埋。
+
+　　2，1959年12月，中农张加训偷生产队里羊子和蜂子，张加俊亲自将张加训捆绑吊在蓝球架上进行毒打，当时打得张加训口头流鲜血，打后卧床10天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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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以上错误是严重的，在工作中不顾党的政策，在群众中影响极坏，为了挽回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以教育其本人，经批准，给予撤销分支部书记职务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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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沿河县委监察委员会1961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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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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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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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5/00000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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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小茴店公社大竹园大队“信阳事件”的调查报告
+
+　　大竹园大队，位于小茴店东四华里，全队原有10个生产队，20个自然庄，2276人，男女整半劳力999人，326头牲口，田地5299亩，正常年景以57年为例，每亩平均单产270斤，总产143万斤，除余粮、征购外，平均每人还有口粮734斤，户户丰衣足食，队队六畜兴旺，从解放到1958年全队人民生产、生活是一派大好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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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冬到1960年春，这里遭受了一次长达半年之久的大惨案，在惨案中全队被敌人用打、斗、逼、饿、冻等恶毒手段共治死了339人，占原有总人口15%以上，死人户占总户数的38%，其中死绝19户，占总户数的3.6%；全队死亡人口中被打死的20人，因斗而死的2人，被逼而死的18人，扣饭饿死的20人，因饥饿转病而死的37人，缺粮无奈自杀的1人，缺粮饿死的201人，其他原因死亡的40人，死亡劳力160人，占死亡人数的47.4%，占原有劳力的16%。惨案后全队留下了13个孤儿，5个孤老。惨案不仅造成人口大量死亡，而且使全队的生产与建设也受到了毁灭性的摧残。全队原有19个自然庄，毁掉了2个，扒毁房子395间，占原有房子的26.35%，余下的也多是残墙断壁，难以避风挡雨。大队农具损失291件，占59.24%，牲口死亡占32.74%，家家家禽几乎断种绝代。不仅如此，敌人还乘人之危，翻箱倒柜，抢劫民财，就其实有四个严重摧残的生产队，锅、盆、缸、罐几乎全部被摔光，家家户户一贫如洗。
+
+　　到了1960年4、5月里惨案开始停止，由于劳力、耕畜大量死亡，农具遭受极度破坏，桑死了生产元气，全队抛耕土地300亩，其余土地也因缺工、缺肥、粗耕、滥种产量下降，本年麦季亩产还不到57年的75%。如大竹棵生产队270亩土地，就荒了15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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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惨案的形成及原因
+
+## 1、浮夸成风，征购透底，大搞反瞒产，给敌人复辟大开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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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队1959年麦季收成较好，实收粮食504314斤，每人平均222斤，但这队“共产风”、“浮夸风”已泛滥成灾，夏季征购透了底，使夏粮接不上秋粮，秋收前就出现过部分食堂停伙现象，但还不十分严重，秋季这个队遭受了百日无雨的大旱灾，虽经广大社员向旱魔搏斗，由于旱情严重，秋季农作物保收面积较小，秋季全队实收粮食231300斤，平均亩产45斤。这种情况已经严重地威胁了人民的生活，人人都在为渡荒焦急，但当时县、社领导不但熟视无睹，反而一味的强调大丰收，尽情的浮夸。在征购上，一般都采取“高产量”、“高指标”、“高征购”的政策，强迫大、小队假报产量，不虚报就扣上“反对大跃进”，“否认大丰收”的“右倾”帽子，继而便是一顿辩论毒打。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队当时不得不假报产量，第一次报出总产143万斤，比实际产量高6倍多，第二次报总产107万斤，比实产高4.7倍。公社以此为依据，分配征购任务24万5千斤，比实产还高13700斤，在县委统一布置下，边收、边打、边送、边入仓，打一场送一场，打光送净，到了九月底场光地净，打的粮食也送光送净了。大部分食堂被迫停伙，这时候由于饥饿，浮肿病发生，人员开始外流，个别生产队人口已出现了死亡现象。而当时的县、社领导，仍是听而不闻，还说是“装穷叫苦”抵触征购，是反动的富裕农民的猖狂进攻。接踵而来的又是变本加厉的追加征购任务。在任务确实无力完成的情况下，就展开了“反瞒产”斗争，由此揭开了这场大惨案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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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11月份，原息县县委在高中召开的全县性的“反瞒产”大会结束后，蜕化变质分子徐锡兰（原息县县委书记），便令时振铎（原息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张善宇（原县委党校付主任）到小茴店公社坐镇指挥，大搞“反瞒产”。时、张到小茴店以后，便和原公社党委书记马务云、副书记张纯夫等串通一气，大肆地在全社范围内开展了“反瞒产”运动，他们首先在小茴店大仓里召开了有社员代表参加的生产队以上的“反瞒产”大会，这次会议是由时振铎、张善宇、马务云、张纯夫等人主持的，共开10天10夜，就斗打了10天10夜，打的人很多，当时大竹园大队被斗打的有孙贵兴（贫农，生产队会计）、孙贵林（贫农，生产队副队长）、孙兰柱（贫农，生产队会计）、孙兰斌（贫农，生产队长）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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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社“反瞒产”会议后，时振铎、张善宇便带领了王文明、贾步明、王建荣、杨运生等公社干部来到了大竹园大队搞反瞒产重点，当天在大队由时振铎、张善宇主持召开了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会议进行了一天一夜，通过斗打各生产队报出鲜红芋4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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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会议在殷庙生产队举行，由时振铎、丁传远（公社副书记）、××海（坏分子）主持，在这次会上吊打了生产队副队长孙开明（贫农）、司务长孙兰涂，通过斗打，逼出红芋两窖，绿豆、黄豆两缸约400斤，他们运走了这些人们仅有的救命粮以后，广大社员苦于生活没有出路，而那些县、社、队干部，在往公社送粮时，却大造声势，说查出多少多少粮食，获得了公社领导、组织机关、学校鸣锣夹道欢迎。全队18个食堂有16个停了伙，公社的领导还认为有油水可挤，又在这里召开了大规模的“反瞒产”的现场会，以马务云、张纯夫、余培士为首纠集了公社上至书记、下至办事员和十个大队的生产队长约100余人，会集在这里搞反瞒产，这些人在公社党委指挥下，都手持尖刀、铁棍、竹棍、铁锨等利器，组成十个搜查队，把十个生产队全部分头包起来，大肆进行搜查、挖粮食，他们入村后，乱捅乱挖，社员李广富藏在厕所里的7斤黄豆也被他们挖出来。他们不仅翻箱倒柜，而且抢劫民财，贫农社员尹维基家里的两个铲子和一个手电也被他们拿走了。这次反瞒产，连续进行了七天时间，光翻墙倒柜，到处挖粮进行了三天三夜，只闹得民不聊生。他们大吃大喝，却不准群众冒烟。在方法上，他们实行“三边”政策，即：边查、边送、边吃（他们自己吃）。这七天时间他们共整出粮食2400斤，这些粮食多半是些碎红芋丁子、烂麦子等，而公社第一书记马务云总结大搞反瞒产的经验时，还说大竹园有十种瞒产花样，即：上屋有粮、下地有粮、屋里有粮、外边有粮、牛槽里有粮、柴草垛里有粮、××也有粮，到处都有粮。大伙不开小伙开，白天不烧夜里烧，冒烟有粮。他们抢走了群众仅有的救命粮之后，到十月底，全队10个食堂几乎全部停了伙，人们都饿的东倒西歪，人口大量外逃，因饿而死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是原县、社领导不但不发粮救人，反而火上加油，继续大搞反瞒产，直到12月初省委拨粮后反瞒产还未结束。他们用以粮引粮的办法，继续开展反瞒产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大小队干部中的地富分子、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则趁机而起，不仅借“反瞒产”之名变本加厉的搜查、打斗群众，堵死一切出路，而且还以上级拨下来的救济粮中克扣社员口粮，明目张胆的把人打死、逼死、饿死，结果造成了这场骇人惊闻的大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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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敌人趁机篡夺了领导权，无情的进行阶级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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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反瞒产时，原大队支书陆心会（贫农）、副书记孙开太（中农）他们开始对错误的反瞒产政策辩不清是非，在当时当权的县社坏干部的逼迫下也搜查过群众，搞过反瞒产，但他们后来一看风头不对，就退缩了，向人民让了步。陆心会于1959年10月底11月初反瞒产最凶——也就是人民生活最紧张的时候，推说有病，到息县住院去了。他走之后，公社便指名要民兵营长马玉海（坏分子，反瞒产的最积极分子）负责全队全面工作（后来接任支书），他以反瞒产打不上去为名，把副支书孙开太戴上右倾帽子，排挤在大队领导集团之外。这样以来，这个大队的领导权就被坏分子马玉海（支书）、蜕化变质分子胡秀英（副书记）、漏网富农易炳兰（妇女队长）、富裕中农陆心昇（副队长）等篡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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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篡夺了大队领导权之后，便分片包干住在各生产队，一方面以反瞒产为名分片斗打群众，另一方面拉拢坏人打击好干部，把原来出身好、成分好、有群众观点的大、小队干部弄下台，拉上来一批阶级敌人，这样使全队10个生产队的领导权，被敌人抢走了3个，这3个生产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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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竹园生产队，原队长陆向勤（贫农）、会计陆向洲（贫农），因生活紧张社员杀牛吃，他们没有向大队报告，大队发现后，以袒护杀牛的罪名，毒打一顿后撤了职，由漏网地主易振玉（原生产副队长）任队长，易振玉、陆向英（富农婆娘，母老虎）掌握全队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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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黄庄生产队，原队长陆守保（贫农），因住队干部胡秀英不高兴他，反瞒产一开始，就把他分到北小庄作业组工作。大黄庄生产队的实权掌握在蜕化变质分子胡秀英（副支书）、坏分子陆守地（生产队副队长）和富农子弟陆怀成（生产队会计）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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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大庄东头生产队，队长陆其昌（贫农）、副队长陆其东（贫农）、妇女队长余秀英（贫农），这个队队干部虽然是贫农成分，但不掌握生产队大权，整个生产队的权利是在坏分子马玉海（支书）操纵之下，一切听马的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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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人篡夺了部分大、小队领导权之后，他们便为所欲为，采取了搜查、殴打、残杀、扣饭、罚劳役等十几种摧残手段，明目张胆的残害人民，在全队食堂早已断粮停伙、社员大量饿死的情况下，他们坚持不准社员家里冒烟，不准外逃求生，不准宰杀家畜家禽，堵死了人民的一切生路。惨案中敌人把这三个小队的锅、盆、罐都收光砸净。社员为度日，弄些树皮、糠等充饥也被他们收光。大黄庄生产队贫农社员陆×远家里仅有的一斤秫秫和6斤干菜被坏分子陆守地收走了，干菜叫陆守地自己吃了，秫秫给蜕化变质分子胡秀英喂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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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1月底13月初省委已经拨粮安排生活后，他们不仅没有停止向人民搜查、殴打等摧残手段，而且从上级拨给社员的养命粮中克扣社员口粮，并用以粮引粮和拿钱吃饭的办法来制使人命。因生产队在省拨粮后，漏网地主分子易振玉和富农婆娘、母老虎陆向英私下规定五角一碗饭，拿不起钱的不给饭吃。并规定了不打饭制度，即：提干部意见的不打饭；不服从他们领导的不打饭；完不成他们指定的任务的不打饭；屋里冒烟的不打饭；在事件中杀过牛杀过猪的不打饭；外流回来的不打饭；偷偷拿拿的不打饭；看见干部没笑脸的不打饭。总之，敌人想尽了一切的办法，用尽了一切毒辣手段对人民进行了毁灭性的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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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惨案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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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队的全部情况看，这场惨案的性质是反革命篡夺了领导权，阶级敌人趁大搞反瞒产之机，肆无忌惮的进行阶级报复，惨案的本事主要是敌我矛盾，也夹着内部矛盾，有些好人办了坏事，也有糊涂人无意中成了敌人帮凶，总的看来，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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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有敌人哪里摧残严重，哪里摧残严重，哪里一定有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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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队共有十个生产队，当时都处在浮夸风、共产风和大搞反瞒产的威逼下，都是处在到处打人、搜查和食堂断粮停伙的情况下，但由于各个小队的前后当权者的立场、观点不同，受摧残的程度就显然不同，完全被敌人控制了的生产队，打死人、逼死人多，摧残很重。未被敌人直接控制的生产队，虽然也饿死了人，也出现过打人现象，但没有把人打死、逼死，个别打死的也不是本队打的。在惨案中好坏人的态度也不同，这就说明了“事件”中包含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现将惨案中敌人当权的生产队和好人当权的生产队比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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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惨案中完全是敌人当权的三个小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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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易竹园生产队，由漏网地主易振玉（队长）和富农的婆娘陆向英（妇女队长）当权，全队原有33户，死绝3户，占原有户数的9.7%。原有总人口167人，死亡53人，占原有人口的33.75%，其中打死的6人，逼死的3人，扣饭饿死的6人，合计25人，占死亡人口的47.27%，被逼外逃的7户19人，占原有人口的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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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孙大庄东头生产队，在坏分子马玉海（大队支书）的直接操纵下，全队43户，惨案中死亡23户，占原有户数的53.49%，其中死绝的2户。原有人口188人，惨案中死亡39人，占原有人口19.6%，其中：打死的2人，斗逼死的3人，扣饭饿死的5人，合计10人，占死亡的25.55%，被逼外逃的12人，占原有人口6.38%。
+
+　　（3）大黄庄生产队，由蜕化变质坏分子陆守地（副队长）和富农分子陆怀成（会计）当权，蜕化变质分子胡秀英坐镇指挥，该队原有59户，死亡23户，占38.98%；原有269人，死亡33人，占12.28%，其中斗打死的5人，逼死的1人，扣饭活活饿死的5人，合计11人，占死亡人口的30.62%；被逼外逃的26人，占原有人口的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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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惨案中由于糊涂人当权的有一个生产队，即大竹棵生产队，死亡33户，占原有户的66.66%，其中死绝2户，占原有户数的4.2%，死亡73人，占原有人口的30.63%，其中打死5人，逼死1人，合计6人，占死亡人口的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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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惨案中好人当权的六个生产队，情况是：这六个生产队是大竹园、×庄、大竹园西头、翁夹道、孙大庄和孙大庄西头，这六个生产队共计死亡144人，占这六个生产队总人数的10.4%。其中死人数最多的是翁夹道生产队，共死46人，最少的是孙大庄西头生产队，共死11人。死的人中只有一人是被打死的，而且是被大队干部打死的。（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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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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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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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5/000004.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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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白交待罪恶事实
+
+　　<原中共潢川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马振兴>
+
+　　犯人马振兴前冬去春所犯的罪恶事实交待下如下：
+
+## 一，关于监狱死人的问题：
+
+　　前冬去春在正风中揭发出来的监狱死人210名，于60年3月间向专文字报告才72%（应去%，改为名——编者），60年的3月底省专来人检查汇报的92名。60年的八月间由专吴科长来向专汇报161名，（注明：省专来人检查时我在专开会）全专属潢川死人最多，大会点了我的名，有孙科长对我说，现在去你县检查，请给你县打个电话，叫他们准备好一点，当时由孙科长给我接的电话，当时有胡崇本向县王局长讲的,当时我又接电话说了几句,我说：全专区属咱们县死的人多，现在去咱们县检查，你们准备好一点，当时王局长对我说：省、专来的人买票叫他们看戏去了，正在召集劳动股和监所的有关人员正准备坐（应为座——编者）谈，我又说：请你们准备就是了。以后王局长到信阳去对我说向省、专回报92人；中间有省曾检察长来我县检查二次，都是高长富向他回（应为汇，下同——编者）报的。60年八月间专吴科长来叫统计数字，当时统计161名，高长富又组织人员搞了一夜，结果都是180名，第二天早晨高找我说：我搞了一夜还有180名，我说：那怎么能少了呢？结果我和高又搞了一上午还是161名）。
+
+## 二，克扣囚粮问题：
+
+　　在60年元月份，有一天劳动股会计刘恒友找我请示犯人吃粮标问题，当时我问刘现在犯人吃粮指标怎么样？刘说：原来不劳动犯人杜局长指示吃半斤，（监所犯人）我说：吃的太少了，刘说你不了解情况，我们正在打米，可以拿正米换碎米吃，一斤好米换一斤半碎米，半斤也合十多两米，我又说，不能超过群众吃粮指标，不劳动的犯人一天可吃十一两，群众才吃十二两，临时参加劳动的可以吃一斤，打米厂的犯人和修配厂的犯人、窑场的犯人每天可以吃1斤6两，当时我还说：具体情况我不了解，咱们局里三个局长分工，高长富他负责监所，劳改股的工作，请你找他作具体研究。以后高怎样指示的我就不清楚了。
+
+　　到60年4月份，我又到伞陂寺公社安排群众生活时，看到常青、毛集、古城等大队群众食堂停炊没吃的，我回县开县委扩大会，县委也说没粮食，我回机关，叫高长富、夏立银等人到劳改股把所有的粮食清一下，好往县委报喜，现在群众没吃的，县委没粮食正困难的时候，结果清出了9000斤粮食，我叫写了一张喜报向县委报喜7000斤，我说是结余的粮食，当时写的是劳改犯人节余6600斤，民警队100斤、公安局、派出所300斤，当时我的主要指导思想，看到群众没吃的，县委没粮食，主要支援灾区，其粮食的来源有三个方面，一，冒领，如死了和放了的人名字没注销，二，用碎米换好米，顶下来的粮食，三，克扣犯人应该吃的口粮扣下来的。
+
+　　经我任局长以后，克扣8000斤左右，冒领、顶替粮食1000余斤，前任局长杜荣生克扣和冒领、顶替粮食6000余斤，总之，因我克扣历史使犯人死亡216名，我任局长期间，造成犯人死亡1666人左右，同时，我于60年3月间每月从犯人吃油指标当中叫公安局拿钱，买油十斤，交大伙吃，又于60年3、4月间，为了公安局出发方便，从劳改股拿来400斤粮食，工作人员出差之用。（粮票在局里会计保存，正个（应为整风——编者）期间全部退给劳改股）。
+
+　　关于当时监狱死人问题：二月间我从乡下回来，有李国志向我反映说：监狱不断死人，我说都是怎样死的？他说浮肿病死的，我说都是些什么人？他说杀牛的多些，我说叫医生治疗治疗，死了通知其家庭，有的病重严重的取保外衣（应为医——编者），同时我又说：你去找高长富我在搞防空，防空以后采取了措施，把劳改股股长换了，又叫医生进行了检查，叫彭明生到监所负责，到三月间基本杜绝死亡，（研究时间是二月间，参加人员有高长富，罗希芝、刘恒友、李代毅）。
+
+　　我来潢川后，到监狱检查过二、三次，第一次是我初来有高长富念头到劳改股窑厂去看了看，我见到劳改股大门里有很多米和面，当时他们向我介绍说：是节余的粮食和犯人的口粮，60年8月到监所来检查一次，是民警队牛队长领的，回来我叫外县和拘留人员放了二、三十（转到其本县）注明几点：
+
+　　因为官僚主义不深入具体检查，造成监狱死亡160多人，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的损失。
+
+　　（2）不执行党的政策，不按上级规定吃粮指标克扣犯人的粮食向县委报喜，受到表扬，造成犯人饿死的严重后果。
+
+　　（3）犯人死亡后，没有如实的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没有认真的检查采取措施，数次不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进行欺骗。
+
+## 三、收容盲流问题
+
+　　60年以来,到3月止,共收容5600人,在9月份统计共死了(此处13字不清——编者),死了1600人,究竟死了多少,我还是不清，在收容工作上我的主要罪恶有以下几点：
+
+　　我在每次布置公安工作的时候，作为一项工作来安排，并说：作好此项工作，是搞好社会治安预防偷盗案件发生有效的保证，还说各公社必须认真作好这一工作。在过春节的早晨，我开电话会，往各公社布置，认真作好防范工作，作好春节保卫工作，必须作好收容工作，第一点控制本地人不外流。第二点，外来一个收一个，同时安排好他们的生活，60年2月15号在防空斗争中，我用电话向各公社布置防空斗争工作的时候，同时把收容外流工作做好，作到以下几点：（1）公社建立关卡，把所有的饭店变成关押的人员（原文如此——编者）；（2）各个集镇的交通要道建立起联合治保委员会，进行打更放哨，预防犯罪分子偷盗，同时把收容工作也代起来；（3）控制各个渡口把好边防，防止外县人员流到我县境内；（4）控制好汽车站，售票要介绍信，（5）我并在电话会上说：外流人员无有好人，好人不外流，不是小偷小摸就是懒汉二流子，也是富裕中农，或五类分子，结果逼的农民阶级兄弟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有在家饿死的路一条，我在这次防空斗争中，共收容了外流人员200余人，经公安局审查了，空、特、嫌疑分子70余人（省、专在潢川召开南五县公安局长会议回报的数字）。
+
+　　我在任局长期间，在大收盲流中，光布置收容，无有到收容所进行检查过一次，里边出现的问题，饿死人、打人、对外流人员的遣送都无有具体好好的检查，因自己官僚主义给党和人民造下了严重的损失。
+
+## 四，关于违法乱纪问题：
+
+　　（1）60年3月间，由部队送回来一个军人，叫李金花，当时郭队长对李处理意见是监督生产，我叫把他拘留起来，叫给公安局种菜，因他不干，拘留四个月，在修监所大墙时残废了（他身上带70多元钱不知谁贪污了，以后李金花的情况我不知道了）
+
+　　（2）（此处3字不清——编者）问题：他是个劳改犯，经逮捕判刑刑期一年半，满期时我批准叫留厂使用，他不愿干，我又批准回家管制1年半，
+
+　　（3）顾有山，是强奸军属案，满期后我又叫留厂使用三个月，后放了。
+
+　　（4）席中杰强奸疯子案，连请示专三次要逮捕，结案批示缓刑，我叫拘留二次，拘留三个月才放了。
+
+　　（5）60年5月仁和公社有1个赵阳甫（木业工人)当时装外逃反革命分子段树香骂群众，我批准叫拘留一个月，以后动员他留下，当明工使用，结果拘留二个月才放。
+
+　　（6）60年6月在防疫期间，城关综合商店有个宋（此处1字不清——编者）子，骂县公安局黄股长，黄相（应为向——编者）我反映后，我叫拘留七天。
+
+　　（7）60年6月间，城关搬运工人孙保均，因从传店回来，中途遇到一个人过水快要淹死了，他不救，拾一个包袱内有二百元钱，他也不交，有人检举但他也不拿出，我叫把他拘留有三个月，到十月间放回。
+
+　　（8）60年三、四月间，有城关一个学生叫李德明，偷天桥门市部，当夜被职工捉住，当场二人斗打，以后向公安局报告，我批准叫拘留四个月，以后在劳动期间他跑了，被捉住又代（应为带——编者）上链，60年十月放的。
+
+　　（9）60年元月我在黄岗公社安排生活的时候，有公安部长孙树芝向我反映有两个杀牛的每人都杀了五条，我就用电话向梁德柱反映，梁德柱叫拘留，结果石学发（中农）以后放了，王国（贫农）当过土匪，拘留一个多月死在监所。
+
+　　（10）我任局长期间共捕五十多个人（包括三类队）60%的都是杀牛的（错捕）拘留大约有200多人，其中亲自批的20多人，拘留人员80%是错拘留的，其中死狱中80%（估计数字）。
+
+## 五，教养问题：
+
+　　于60年3月间在窑厂搞了个养猪厂，我和高长富研究把以下几个小偷弄到猪厂养猪，有（此处3字不清——编者），张广康，张（此处2字不清——编者），张小天、成光文、苏克贤，沈秀英，还有淮滨两个小孩，还有隆重古公社一个小女孩，（这三个是从收容所搞来的）当时决议管吃管喝每个月发给工资，这事省专都不知道，是县偷着搞的，结果十月间正（应为整，下同——编者）风中都放了，是我叫搞的。
+
+## 六，搞农业问题：
+
+　　于60年6月间，我在伞陂寺安排生活的时候，请示县委书记吴清山，我说准备用劳改犯人，在伞陂寺搞点地，吴就说搞生产，怎么不好呢？当时我就和伞陂寺书记王余海研究在六里棚搞，麦收后才去搞地，初产时搞259亩地。后来（此处4字不清——编者）和公社不要的地共有830亩，当时向专报的180亩，按上级规定是不准搞劳改生产（农业），当时还作了三年的规划，到三年以后到达到自足，人员计划干部搞临时劳动，和满期犯人留一部分。再一个扩大交通警，解决劳力问题。
+
+## 七，调正干部吃粮指标问题：
+
+　　在60年七月间因干部吃粮指标混乱，内勤有的吃31斤，外勤吃28斤，当时有我和高长富召开会议进行调正（参加人有法院杨永荣、陈三思、夏立银、罗希芝等人）当时调正拉平以外还多了50斤粮食，存在罗希芝，当时最主要调正错误有以下几点：（1）交通警不该调正；（2）打字员（3）通讯员等十六七人，当调正以后有些干部不够吃，我还说他们闹粮，我说的是交通警杜月英、尚国珍、严春和等，结余的粮食不知咋处理的，到八月份一律改成为28斤。
+
+## 八，关于政法办公室的问题：
+
+　　于60年6月间，大部分男同志下乡割麦保护麦收，家剩下一部分女同志在机关，当时我从乡下回来，看到都是女的，我说真成花木兰办公室了，当时在家的人员男的有黄文清、张毅、王学固、陈三思、鸿德成，法院（此处4字不清字），留在家的有杨永荣、胡喜丽、陈雅菊、刘桂珍等四人。（在家的男同志白天下去，夜晚回来了）
+
+## 九，下乡工作作风问题：
+
+　　第一次到黄岗公社安排生活，有彭明生和我一块，住大队部里，没有到群众家吃饭，第二次县委抽工作队下乡，我任组长，到伞陂寺，当时政法机关共去五个女同志，商业局去二个女的，公安局夏股长去了，当时都分到伞陂寺大人，有邓学珍、黄传芳住在魏庙生产队，商业局两个女的住在张楼，杜月英、徐新义、董秀玲、夏立银住到陈集生产队，县委吴书记指示我流动到各队检查不要固定在一个生产队，60年5月间由公安局黄股长到伞陂寺和我研究工作，有夏立银等人叫公社杨部长到机械厂做的饭吃，不深入不顾影响。当时我们拿粮票买米叫做的饭。
+
+　　在公社开干部会时，和来听电话会在杨部长屋说笑影响不好，特别是有个上海女的她没牙更热（应为惹——编者）人好笑，别人提出，我说她封建，6月间割麦到八里，所有政法女同志都去了，当时把我的枪交给小碗（通信员）小徐拿着，影响不好，在休息时和女的打扑克，说笑等影响不好。
+
+## 十，关于发展党员的问题：
+
+　　60元月份，现选原来支部，我任支部书记以后，研究发展党员打（应为对——编者）象，当时有高长富介绍原来培养的对象和情况，确定了杨永荣、郭群林、陈秀兰三人作为发展对象，到五月间填表发展的，接着又陈金生、彭明生、徐新义等三人的表，当时有我高长富、陈三思、郑福南研究的，（填表组织没批，当时主要错误没有审查干部的历史，盲目发展。没有支部大会讨论的错误。
+
+## 十一，提拔干部问题：
+
+　　第一个问题提拔张保丰，董有付、刘玉、王怀三这些人员，当时有我和高长富研究的，报县委批的，第二个提拔一般干部和股长厅长等，当时研究人有高长富、夏立银、（此处11字不清——编者）清等，后报经县委批的，第三个，转干，当时研究的人同上人员，另有胡崇本，余学业，他们的历史情况有高长富，夏立银介绍的，后县委集中学习以后才转的，我的错误是陈起怀因搞违法乱纪、余学业说他资本主义思想严重，我没叫宣布。
+
+## 十二，封锁消息问题：
+
+　　（1）60年三月间，有梁德柱叫机密局转出来两封信，上写着立即速查，（都是中央退回来的）五月间查清是王树珍写给中央的信反映潢川饿死的问题，以后我叫写个结论反动匿名信件，转到郑州市公安局处理。（王树珍（此处7字不清——编者）分理处工作）后经处理结果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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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年6月间，县委退回一封密信，经查清是高中学生董大忠，他原籍是罗山县周当畈人，写的是罗山饿死人，骂县委书记胖的象猪猪样，查清后我叫请示梁德柱叫拘留，梁德柱叫请示地委逮捕法办，当时连夜派人到地委请示批，路宪文批的是，批评教育作其他处理，回来又向梁德柱说：梁说转到文教部份处理，（处理结果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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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年2月间，南城派出所开会，有王怀三、拿出一封信，当时有高长富拆开的，王怀三念给我听的，是右派分子的儿子写信给国务院问右派儿子是否能往大城市迁？当时我叫立即打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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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年12月27日省委宋书记、刘书记来潢时，梁德柱打电话给我说：有省委书记往淮滨去，经我县上油岗公社，叫作好保卫工作，不准出问题，不准有拉车的，不准有死人，不准有外流人员，当时我和高长富、崔孔文研究，派七八个干部有崔孔文、董有付等人我还叫王志学、李代毅两个股长跟车到淮滨，还打电话给淮滨叫他们来人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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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多吃多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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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我来潢川后成立了政法小伙，吃粮没有定粮，随便吃，到四月份停止的每月交15元伙，每月可能多占大伙的8元部分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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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年4月间，我在伞陂寺工作，向郭子？拿24斤粮食。在黄岗公社召开公判大会时，政法干部吃了六斤，（经张毅的手）下余的我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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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应加年——编者）7月间到省开会，由郑福南从徐文寿拿20斤粮食给我，就我一人用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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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年三月间，父亲来潢住一个月，来时没代粮食，吃饭没给粮票说以后寄来，结果没寄来，他回又代三斤粮的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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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年8月间，爱人在邮局给保姆邮粮票丢了，当时往郑福南借25斤，叫郭群林到？？代去的，以后还了十斤，下余的没有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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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年8月间，父亲来时，我拿2元钱给罗希芝买二斤油给父亲做小伙吃。以上多吃多占和贪污，如果组织叫赔款的话，我保证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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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爱人生小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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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年8月，爱人生小孩当时住在机关，我有病，保姆看有三个孩子，我在夏立银屋住的，夜间无人和爱人作伴，就叫交通警黄传芳和爱人在一起睡了五六夜，当时主要的错误是不应该把人民交通警来持（应为侍——编者）候自己的爱人，认为使（应为是——编者）同志关系，结果把人民交通警当成自己的仆女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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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人生孩子时后因没有奶喂孩子，叫别的干部到外帮买鱼给爱人表（方言，意为发——编者）奶水，叫彭明生拿二元钱到车站食堂买一个鱼，叫李国治到（此处空一格，根据县委材料对应看，应为电——编者）机厂劳动见民兵逮两个连（应为鲢——编者）鱼给我，当时我不要，李把鱼放在地就走了，叫余学业在乡下给我买100个鸭蛋，总之不该叫爱人在机关生孩子，也不该叫小孩住在机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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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关于组织蓝球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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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60年12月间，政法部门组织三个蓝球队：男子甲、乙队，女子球队，当时把所有的交通警组织球队，还叫他们认真练，准备在全县夺全县的冠军，还准备到信阳比赛，主要错误，第一不应当把工会活动取费用3300元买了运动衣，蓝球队员每人两件，我也是两件，第二个县体委把人抽到信阳打球20多天耽误工作，同时在机关工作的同志打球多一些耽误了工作。
+
+　　以上问题是根据提训提出来的问题和教导员指示的问题以事实求是的的坦白交待，请领导审查，如有不清之处再提训作交待，但我的问题要求党组织早日研究作出结论，不管党给予什么处理，我是愉快的接受。
+
+　　（复印时漏1页，约200字——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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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人：马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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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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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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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47 @@
+# 中共安徽省临泉县委的检查
+
+　　总的形势是好的，但由于我们在这几年来，县委领导水平低，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不高，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领会的不深不透，未能认真的贯彻执行。所以在具体执行中出了不少偏差和错误，从情况来说：成绩是肯定的，但问题是极为严重的，现在的问题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而是两个指头、三个指头的问题，所以县委要深刻检查几年来所造成的损失，要认真接受沉痛教训，坚决改正缺点，决心改正错误。检查起来，县里五风严重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　　从三类社、队的问题来看：滑集、宋集公社问题较多，特别是宋集公社的中店、彭营、迎仙公社的刘集等大队，这些地方的问题，就不是一个指头、两个指头的问题，而是三个指头，甚至四个指头的问题，这些问题一直到现在才把它揭发出来，如果这些问题早些揭发，就能提早教育我们自己，就可争取主动，少出问题，这是一个严重的沉痛教训和严重的罪过。对人民来说，这是未尽到责任，重大的失职行为，不仅损伤了劳动力，而且在生产上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如耕牛大批死亡，宋集中店大队耕牛死亡占50％。工具损坏的多，而现在有些地方还未改过来，这些问题我们深深的认识到非常痛心。从这地区造成的原因来看，主要是坏人当权，兴风作浪，篡夺领导权，因而这些地方的五风越刮越大，产生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生产上浮夸，粮食减产，土地荒废，牲口死亡，农具损坏，人员外流，疾病发生很多，甚至造成严重的非正常死亡，这种后果严重的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破坏了生产力，破坏了社会主义建设。
+
+　　在农业生产上，要求过大，要求过高，要求过急，这样就助长了五风的发展，如在58年、59年我们曾要求小麦实现千斤县，甚至要求有二千斤、三千斤的公社，水稻要求二千斤、三千斤，甚至五千斤的春稻，红芋要求万斤，还在59年元月开始计划过实现一个百亿斤的县，要求全县生产一百亿斤粮食。从59年来说，原来计划订过30亿斤的产量，后来修订到15亿斤，包产13亿斤，最后实际产三亿多斤。从60年计划来看，原来订的产量是8亿多斤，实际收2亿多斤，从种植面积上看：60年计划水稻52万亩，后修改为36万亩，最后实收面积只有14万亩。60年计划31万亩，实际完成9万多亩，生产计划订的高又大，要求的过急，当时错误的认为，计划要求高一些，产量订的大一些，完不成的没有啥，作为一个方向，大家有一个奋斗目标，由于生产计划订的过高过大，要求过急，这样就逼的下边来了一个虚夸，说瞎话。58年滑集公社一万多亩稻，报二万多亩，亩产几百斤，报2200多斤。有的人来县开会一路上就能变了几个样，在家报八、九百斤，走到路上又考虑报一千二、三百斤，来到县里就报2200多斤，60年水稻原来进度报到2.1万多亩，最后就没有那些了。60年红芋，原报到88万多亩，实际只收60万多亩。产生以上原因，主要是面积要求大，形成层层指标不可靠。我们紧一头齐，指标大，没有采取可靠的措施，纸面上空谈，结果形成对上一本帐，下边一本帐，虚报假报也是严重的，包产指标高，产的少，报的多，结果征购的任务就随着大了，浮夸的队卖了过头粮，影响了生活安排。59年征购任务一亿一千万斤，可是就回销了三千七百多万斤。60年到目前止，完成征购任务九千多万斤，也回销了三千多万斤，这些事情在我们主观上是想搞好的，但后果是不良的。
+
+　　在河网化上，也是要求过高、过大、过急，又想多、又想快，尽管我们河网化方面有一定的成绩，在战胜旱灾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问题还是突出的。如要求三年实现河网化，要求完成四亿二千万土方，实际上三年才完成一亿多土方，由于计划大，劳力上的多，58年劳力上18万多个，59年上20多万，这就影响了后方生产，由于要求过急过高，提出公社放30方土，大队50方土，小队100方土的卫星，实际这是主观主义的，脱离实际的吹，58年在麦子没种完，红芋没起完就叫上河工，结果形成地里丢了红芋，麦子没有种上，同时也影响了生活安排，多吃了后方的粮食，烧了不少牛草，影响了耕牛饲养，特别是在劳动强度上，违反了劳逸结合政策，没有放假，休息一点也没做到，形成拼命的干，并提出“白天战太阳，夜晚战星星，苦战几昼夜”等不适当的口号，甚至过年也不叫回家等。如在修流安河时，就是在河工上过的旧历年。有些社员回去过年，干部就封人家的门，甚至打人。在规划河网化中，强求一条线，有些庄子碰到河网化就拆掉了，有些树就杀掉了，有些坟碰到河网化就挖掉了。有些桥很好，碰到河网化就把它拆掉。如土坡桥、瓦店桥等都是很大的桥、拆掉后不仅影响走路，也影响了生产。原来耕地很近，现在要绕几里路才能过去，这就给生产上造成了很大的不利，群众反映极坏。
+
+　　在工具改革方面，也是要求过快、过急，结果造成粗制滥造，新的工具没有搞好，旧的工具破坏了，有的没有成功经验就进行推广。这样就浪费了原料，浪费了劳力，破坏了不少工具，我们搞工具改造中，第一次就是改四轮大车，改的很急，要求几天把它改完，改成二轮大车，那时的社员白天不敢拉车走路，晚上拉大车又怕人看见，甚至还扣他们的大车，只允许新大车在路上走，不允许旧大车在路上走，改后好多大车不管使用，结果现在还是使用四轮大车，再一个就是搞稻改，应该搞，是高产，细粮。可是我们在技术上没搞好，插秧机改的不管用。59年改400多部，60年改200多部都没用，给农具厂筑了墙。在58年改磨时，象脚踩的，手摇的，大轮的等等，一万二千多部，真正管用的是很小部分，河工上改革的家具，农具，损坏是更多的，我们叫群众献了很多木料，献了很多木箱，织布机制了土坦克，箱子变成了运土箱，有的改成跃进小车等等，现在都损坏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约计有29万多件。
+
+　　从违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来说，具体表现在：（1）要求过急，想早过渡，就产生了平均主义，穷富队拉平，应该有差别，承认差别，但是想拉平，就产生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虽然59年贯彻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指示，但没有贯彻透，有些社队没有执行，社有经济搞的过急，调大队，小队的东西来发展社有经济，实际上是挖肉补疮，损害了队有经济。多搞重点庄，小农场，调了好多牲口，农具，土地，劳力等，这就是属于这个类型的。盲目发展社有经济，想拉平穷富差别，这样就助长了共产风，助长了一平二调。一平二调当中，又加一一个并庄、抽户，实现军事化。小庄并到大庄，落后庄并到先进庄，消灭落后庄，我们算一下，全县就并掉400多个庄，最严重的是滑集，就搬了200多个。从现在看，还有十几个庄未搬回去，虽然是牛文显（已捕）在那里下一道命令，一夜把庄挪好，实行军事化，结果造成很大的损失。个别地方为了办工厂，也要挪房子，艾亭集上，就把200多户搬到乡里，这种共产风，不仅打击了社员生产积极性，更严重的是破坏了生产力，损伤了人民公社优越性的发挥，结果造成房子倒塌，损坏了大小农具，耕畜死亡，生产逐年下降。（2）去年午季搞集中打大场，食堂办的过大，这也给三级所有制造成很大损失。以生产队为单位包产，几个队在一块打场，结果把包产也打乱了，造成小麦很大损失，再加上办大食堂，有的参观人家的，有的是自己创的，有的几个庄办一个大食堂，不仅是未做到便利生活，有利生产，更是影响社员积极性。特别是在生产瞎指挥方面，搞大兵团作战，几个庄在一块做活，一天干不了半天活，功夫都浪费在路上了，不仅不评工记分，更谈不到超分奖励。（3）从社员自留地来讲：按政策应归社员自己所有，自己种，自己收，自己用，任何人不能拿他的，公社化以后59年收过一回，后来又分下去，一办大食堂又收回来了，两放两收有的到现在还未定到户，特别是自留地的收入，完全归自己所有，自己开支，而且不计口粮，不计征购，原来我们错误的认为，我们拿钱买社员粮食，放在食堂里社员吃，又有钱花，不是做到社员有钱花，食堂有粮吃，我们也安排好了生活吗？所以在前段发动群众卖自己的粮食，全县就卖了300多万斤，这种作法与政策是不相符的。（4）财经方面，存实贷实变成了存空贷空，社员家底弄薄了，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有的把鸡、羊、猪、树，甚至桌、椅、板櫈都进行存实贷实，有的地里长的树木税务所还去收税，又存实，又收税，影响了社员生产。
+
+　　从浪费劳力和违反劳逸结合方面来看：在劳力使用上有很大的浪费，除国家上调一部分工人外，社队办了不少工厂（场），拉用了农业上的不少劳力，有些不应该占用劳力的也占用了，如通讯员、招待员、电话员、演员、干部家属到机关等，全县算一下，从农村拉到非农业上的劳力就有5万多人（已全部下放回农村了），给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少损失，宋集公社高兴礼一个人就带18个家属，有的安排到工厂、学校、商业等（已回家）。县里原有一个剧团，后来发展到二个，58年后各公社也都有了剧团，前段虽然都下放到农业生产战线上去，但对生产已造成了不少损失。
+
+　　形式主义也很普遍，为了讲面子，好排场，公路两边都有“马路书记”，指领导搞路两边的形式，拔路边上草，扫路，公路两边有不好的东西被搞掉了；有的搞专业队都给他们穿花衣服，穿绿的，花的分开，这都是形式主义，艾亭、同城、杨桥、长官等地还搞了跃进门，艾亭一个就值千元以上，工作不跃进，有个跃进门的形式。有的为讲形式，好地不种，先种路旁，■■庄稼；黄岭公社把已成材的树木从庄上移栽到路上，由于树大，成活很少，反而破坏了造林，减少了树木。
+
+　　没有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为了讲阔气，讲排场，58年来县里办了不少排场事，浪费了不少钱，新建了许多房子，有了楼房，有了大礼堂，有了电影院，戏院，搞了一条新街，还买了一部小汽车，县委本身浪费了不少钱，也助长了下边的浪费，从公社来讲，也新盖了七个礼堂，滑集街上还拆了一百多间民房，盖了新房，杨桥、滑集、姜砦三个社还有了电灯（姜砦头后未安装），这些都是严重的违反勤俭办社方针的。59年初虽规定公社有100元以上的开支权限，但没执行，浪费了不少钱，应该分给社员的工资未分给社员，都叫公社浪费。
+
+　　以上问题是十分严重的，最沉痛的教训，就是浮夸造成的粮食减产，土地荒无，二年来有6万多亩，牲畜死亡三万多头，农具破坏29万多件，人员外流二年来共外流6000多人，已接回4800多人，未回的1400多人，疾病增加和非正常的死亡等，这是我们最沉痛的教训。有些本来是局部的问题，由于以前县委官僚主义，情况不了解，没有及时解决。有的已发展成二个指头，甚而三个，四个指头的问题了。如宋集的彭营、油店、迎仙的刘集、姜砦的袁砦等大队，牲口减少50％，个别地方人非正常死亡20％，有的到70％，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这是严重的罪过，对群众没有尽到责任，是我们的严重失职行为。
+
+　　为甚么产生这些问题，是甚么思想在作怪呢？
+
+　　一、对粮食过关要求过急，过快，虽然广大群众有这样要求，由于过急，包产指标订的高，生产计划不切合实际，计划面积大，完不成，产量要求高，达不到，这样就使下边行政命令，说假话，搞两本帐，要那一本，给那一本，要多少给多少，这样作，深深感到主要是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作怪，想出风头，搞个人名望，认为搞高一点可当上游，争先进，思想上总想先过渡，不想落后，认为快了好，高些好，可以保阵地。因而脱离了实际，如59年提出实现千斤县，三年实现河网化和稻改化，都是不切合实际的，致使春稻种到夏稻季节，夏稻过了时还硬叫种，造成无收，想保一桿红旗，计划就订的高，要求的快，产生了瞎指挥，由于严重个人主义，只愿意听好的，听大的，不愿听劣的，少的。加上瞎指挥就把好事办成了坏事。
+
+　　二、想快过渡：对发展社有经济要求偏急。认为条件不够就多办点厂，多搞一些重点，结果就搞了农场，多调了土地，牲口，劳力，工具等，县还办了苹果场，园艺场，占用了社员千余亩土地（已下放），直接助长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这是一个严重的本位主义和平均主义思想作怪，只顾小局，不顾大局，使生产遭受了不少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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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对清理旧帐不彻底，虽然59年贯彻了省委六级干部会议的精神，县在五级干部会上清理一下，但不彻底，算一部分，退一部分，一部分打的欠条，一部分未算，全县退190多万元，也大都是退到公社和大队，社队没有完全向社员退，形成算帐不清，算帐未兑，致影响社员对算帐不积极，因此部份社，队的干部又继续刮共产风，继续一平二调，宋集公社彭营大队60年还刮了五次共产风。
+
+　　四、对党的方针政策学习的不深不透，调查的不全面，特别是对甚么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解不够，政策界限划不清，因此产生一平二调，如有的群众对乱调不满，对大兵团作战不满，有些人还批评人家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是分散主义等。对任务交的多，大、急，对政策交待的不够，有时开跃进会夜间开，夜间散，夜间干，没有明确的心，没有认真研究措施，而违反政策和脱离实际，或变了样子。如有一次在县开会研究七天七夜扫除文盲，本来不切合实际，而下边回去布置时，却又变成了“苦战三昼夜，实现文化县”，如要求“七天七夜消灭四害”等，都是脱离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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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严重的个人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我们的各项工作计划订时总是想高些，认为高了比低了好，认为高了有个奋斗指标，完不成也没坏处，结果弄的下边一直说假话，真实情况也不去分析和研究，也就是官僚主义不了解下情，只是听一些干部汇报，有时光到点里看看，看一看好的和公路两边，蹲点，蹲边沿，落后地区做的不够，所以对真实情况既不了解，或了解的不透彻，也未有认真的分析，如去年夏天，在宋集杨新庄大队检查工作时，发现这个大队十个大队干部有九个打人，只有一个大队书记李学仁未打人，当时把严重违法乱纪的付书记郭振杰等人处理了，对李未作处理，后来回县开会，才发现他打的人还多些，这就是了解问题不深不透，处理也不及时准确，对工作造成了不少损失，滑集公社的党委书记牛文显（已捕），付书记王克东（已捕）在58年就曾发现他们搞搬家，并庄等破坏政策的行为。但当时进行批评教育，叫他写了检查，未加处理，至使他的错误在以后越来越厉害，去年他们向县委讲到阜阳看病，结果借这个机会却跑到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游山玩景去了，还带管工厂厂长同去，给他们报销路费，每人先后都贪污了一千多元，如果早处理，是可以避免一些损失的，再如宋集公社彭营大队原书记刘克敏，一直弄虚作假，全年总产96万斤粮食，虚报400多万斤，结果完成征购还剩粮30多万斤，影响了生活安排，去春一度浮肿严重，达60％，公社发现后曾拨三万斤粮支持时，刘推辞不要，结果造成严重的非正常死亡。姜砦公社袁砦大队原书记钟培英（兵痞出身，已法办），严重的违法乱纪，曾亲自动手打人20多个，去年春天他向干部布置“打人只要不打死就没事”，他表扬打人骂人的干部是“能干”，骂那些不肯打人骂人的干部是“右倾分子”，在他的带头下，打人成风。由于坏人当权，兴风作浪，造成人员外流和严重的非正常死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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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深深认识到五风的危害和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教训也是非常沉痛的。这是我们的严重错误，是我们严重的罪过，五风直接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土地荒芜，粮食减产，工具损失，耕牛死亡，人员外流，疾病增多和严重的死亡，我们一定要接受这个沉痛的教训，过去未听党的话，工作未搞好，使广大群众遭受不少损失，生产上受到了破坏，这是一个非常沉痛的，人民不可饶恕的罪过，我们要大胆地揭发自己的错误，坚决改正错误，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揭发这些错误，改正错误，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的，彻底地消除五风，按照中央指示在五个月内做好我们的工作，挽回损失，杜绝以后不再重犯这些错误。如果对这些错误再不接受教训，发生错误是再也不能饶恕的，对我县三类地区占37％的面积，一定要下更大决心，组织90％的干部深入正/整风正/整社运动，彻底消灭三类社队，积极进行整风整社，认真改变干部作风，以倾家荡产的精神作好赔退，来彻底改变落后面貌，只有深入发动群众，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彻底消灭五风，认真处理坏人坏事，才能改变落后地区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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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深深认识到我们犯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罪过是不可饶恕的，造成损失是严重的。为了挽回党的政治影响，严肃党纪，请示上级党委给予一定的处分，以挽回党的影响，我们要决心接受这一沉痛教训，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决心作好工作，为在五个月内彻底改变落后面貌而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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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我们的初步检查，我们准备在群众中去主动检查，承认错误，听取群众批评，认真地，彻底地改造自己的作风，并在整风中彻底改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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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妥否，请领导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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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临泉县委员会（章）1961年1月10日
+
+　　· 来源：
+
+　　安徽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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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5/000006.txt
@@ -0,0 +1,21 @@
+# 中共酒泉市委关于面粉厂发生对偷粮群众鸣枪错误的检查报告
+
+　　（地委并省委：）
+
+　　元月五日晚十点，我市总寨公社和泉湖公社的八九十名社员到面粉厂偷粮。市上得悉后当即通知总寨、泉湖公社派干部前去劝阻认领，同时通知粮食局、面粉厂加强值班劝阻工作，随后由面粉厂、粮站、城关区组织三十多名职工在厂内外进行劝阻。在出厂巡查过程中，该厂行政办公室主任卜凤岐、工会付主席贾长青(均系党员、支部委员)同志，各带数人分头进行巡查，当发现群众带有棍子时，该二人便朝天鸣枪，吓唬群众，使偷粮群众一哄而散，四处乱跑，丢下的多数是老人、妇女、小孩，当即将这些群众召集到厂里，计有46名社员(其中男31名，女15名)，查清内党员一名，富农一人，其它均系基本群众(总寨公社的27人，泉湖公社的19人)。并抬回准备爬墙的梯子一架。当时，将群众召请到会议室，由杨耀文(城关区付区长)、李克文(面粉厂支部书记)等同志宣传讲解了党的政策，组织了座谈后，群众基本清除了顾虑，路近的泉湖公社派来了两名干部将社员带回，路远的总寨公社派来七名干部认领，由面粉厂派汽车送回公社。
+
+　　在此事件发生过程中，市委闻枪声后，立即派人前往，查清上述情况，同时责成卜、贾二同志进行深刻检讨外，并以此教育职工，应热情劝阻前来抢粮、劫粮的群众，尤其是要大力搞好生产克服暂时困难。
+
+　　同时，立即召集有关单位，研究和健全粮食系统的工作制度和保卫制度，加强巡查劝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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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不妥之处，请省、地委指示。
+
+　　 中共酒泉市委1961年1月11日
+
+　　已印发：王甫、王林、王昭同志；各常委、坤润、秘书长、办公厅、生活安排小组各同志及综合、调运办公室、公安厅党组、民警总队党委。存档。　　共印56分
+
+　　1月14日9时彩抄
+
+　　· 来源：
+
+　　甘肃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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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5/000007.txt
@@ -0,0 +1,11 @@
+# 中共务川县委监察委员会关于严肃处理三反后违法乱纪案件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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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伟大的农村“三反”运动以来，我县绝大多数基层干部转变了作风，与群众“四同”，关心群众疾苦，有事和群众商量，并积极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但是，有极少数的干部，经过三反后，不但从中吸取教训，转变作风，反而变本加利，继续违法乱纪，其国民党、伪保甲长作风，以根深蒂固，对人民群众施加捆绑吊打，甚至扣粮扣饭，翻箱倒柜，给党造下极坏影响。
+
+　　柏村公社监察干部覃朝进身为一个国家监察干部，不顾党与群众的影响，作风极端恶劣。1960年11月覃在麻青管理区工作，11月29日毛坝大队石坝小队社员李之卯（贫农，共青团员，小队干部，因有病未工作），当晚半夜出门解便，看到有人偷食堂和自己自留地的菜，李把偷菜人追跑后，把追掉的菜拿到管理区去报，覃朝进得知此情况后，不加调查，就叫汇报情况的李之卯和李XX等三人去捉来，覃用枪头毒打了几下，随后和大队支书李安清到李之卯的家中去搜查，收出包谷面两碗，糯米一碗多，南瓜五斤，卷子面两碗，牛肉四两，萝卜菜收出来后（未拿走），覃反叫李坦白交代，李不说话，覃说李不坦白，就用绳子将李捆了大约一个小时才放回，加之李原有病，受刑后吐血。12月上旬毛坝队石坝小队李香兰（女，16岁）拿食堂的萝卜被社员李配寿、李配才捉住了，覃看见后把李打了几枪头子，并叫拉到队去处理（未处理）。12月10日石坝小队李金瑞（男，16岁，贫农）在食堂分了半瓢稀饭回家，没有吃饱，晚上去食堂的蔬菜地扯了七个萝卜被社员覃树珍发觉，立马告诉覃朝进得知后，喊了四人去把李金瑞捉到管理区连推带打，把李打了几耳光，把李推在草上把头部（额楼）碰伤，扣饭。12月9日贫农社员汤辅坤私人打卷子榨油10多两未出工，吃饭时覃警告食堂炊事员说：你们不要秤饭给他吃，要吃饭叫他来找我。并叫杨把钱拿到食堂桌子上来才吃饭，结果杨没有钱就没有得饭吃；同时有六户社员随着饿了半天（原因是覃把食堂的秤拿走）。12月12日有四个社员打卷子、红子未交食堂被覃扣饭一天。由于覃朝进亲手吊打三人的影响下，60年11月以来，麻青管理区就发生捆绑吊打12人，给党造成了不良的影响。现覃朝进已被开除党籍、工作籍，逮捕法办。
+
+　　 中共务川县委监委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一日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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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85 @@
+# 甘肃定西地委扩大会议关于张仲良等同志的错误的揭发
+
+　　<省委定西工作组、李步新、李生华、吕园>
+
+　　(何雅宣同志元月十二日二十三时电话)
+
+　　（省委：）
+
+　　元月九日，参加地委扩大会议的同志和专、县机关党员干部，仍分七个组，继续揭发批判以张仲良为首的宗派集团，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发言的共七十九人，情绪更加激昂，许多人发言时泣不成声，到会同志深受感动，与发言的同志一起痛哭流涕。
+
+## 关于张仲良同志的错误：
+
+　　一、不管人民死活。一九五九年批转张掖地委压缩供应面的材料，致使许多人死亡，但仲良无动于衷。还说：“别人说我苦吏，我就是苦吏。”
+
+　　二、张仲良同志所认为的红旗县，都有问题。如张掖专区的几个县和武山，陇西等，都是他们的“红旗县”，但实际上都是白旗县。
+
+　　三、在张仲良的高压政策下，干部有七不敢讲，即：不敢讲实际情况；不敢讲死人；不敢讲指标高，完不成任务；不敢讲公购粮完不成；不敢讲邻省比甘肃强；不敢讲客观条件；不敢讲对现在工作的意见，要求调动工作。
+
+　　四、违背党的民族政策。一九五八年甘南发生问题，张仲良就在会上说：“要用飞机炸，大炮轰的办法，打出一个合作化。”
+
+　　五、一九五九年大算账时，仲良在临洮县店子街搞重点，不吃群众的苜蓿饭，葛维西从兰州饭店派专车给送东西吃，这个队原本是个好队，自从他搞重点以后就搞烂了。一九六○年这个队就死了九十多人。
+
+## 关于何承华的错误：
+
+　　(一)工业上的坏主意，都是何承华出的。公社工业的平调风，也是他吹起来的。全省公社工业就占用十多万劳动力。
+
+　　(二)在酒钢召开的现场会上，何承华硬性规定各厂矿、企业大搞小洋群，其目的是要搞平调。
+
+　　(三)在省委会议上，何承华对窦明海说：“张掖吃十八斤，你们还在吃二十六斤。”结果就打电话压低口粮标准。白银市从六○年十二月一日压低为二十二斤，使生病人数大量增加。
+
+　　（(四)一九五九年刘思向同志从八一农场回来，向何承华反映当地群众和农场的一些情况，当时何蛮横的说：“你知道郑州会议么？把你的脑子洗一洗，再来谈。”）
+
+　　大家一致认为，何承华是张仲良的“主谋定计”者，也是一个“掌握大权”者，许多坏主意都是出自何承华。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下，为什么不提何承华的名？是不是何承华想蒙混过关，逃避罪责？一致要求，必须公布何承华的名字，以平民愤。
+
+## 关于万良才的错误：
+
+　　1．弄虚作假。万良才在临洮将籽种，饲料都搞出来，召开现场会议，吹嘘“在临洮搞出了粮食”。写假报告在全省推广，危害很大。
+
+　　2．一九五八年七月，在临夏召开的地县委书记会议上，定西专区提出小麦亩产二百八十四斤，万娘胎才对王菁华、李正廷同志说：“你两要考虑，是不是右倾呢？”硬逼天水专区提出小麦亩产二百八十五斤。
+
+　　3．一九六○年十一月省委三干会前，万良才亲自给在岷县工作的徐宗望、邱明德打电话，要产量年年上升，生活年年提高的典型材料，搞了一个泰子生产队粮食产量“年年上升”的假报告，报上去在大会上印发了。实际这个队1960年死了六十多人，至今每人只能吃六两。
+
+　　4．万良才在1955年征兵时，把他们十六个亲属介绍到兰州逃避兵役，其中还有地主和恶霸成分的人。他还把敌伪看守所主任，杀害过我地下党员的罗名阳安排在某机关工作，并把恶霸地主的儿子罗名远、罗名宗介绍参加了工作，听说已经入党了。
+
+## 关于阮迪民的错误：
+
+　　(1)一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五九年中央召开的全国文教会议上，批评康生同志根本不“照顾甘肃”，批评刘恺丰同志“不了解甘肃的情况”，批评陕西省委“保守”，与德生同志分不开，对省委许多负责同志也是藐视态度。认为：高健君“懂得什么？”王秉祥“只知道粮食，不要教育。”对陈曾固同志根本不尊重，处处表现他比曾固同志强。
+
+　　(2)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武都就发生人吃人的惨不忍睹的事件，阮迪民去武者时，县委向他汇报说，是粮食问题，他就在县委会上说：“产量是地委书记报的，这是品质问题。”
+
+　　(3)陈煦同志在给中央的检查报告中说：“刮共产风，这是带方向性的错误”。在讨论这个报告时，万良才说：“省委还来不及检查这个问题。”阮迪民说：“检查要确切些”。何承华说：“我同意”。结果在报告中改成了刮共产风是坚持革命的方向。
+
+　　(4)阮迪民在去年11月25日定西专区机关干部大会上，大骂干部：“你们有什么资格闹粮？你们种过地么？”企图用这种压制手段，制止干部说老实话。
+
+## 关于窦明海的错误：
+
+　　一、他有一系列的反常谬论，歪曲党的政策，有些制造混乱。他说：“群众积极性的根本问题是利益问题，只要给他们几个工分，叫他干啥就干啥。”“党的历次斗争的胜利，都是反右倾斗争的胜利”。“防左容易，防右难。”在反右倾斗争中，提出“不怕姓‘左’的只怕姓中的，要革姓中的命”。还说：“团结中农是策略”，“轰轰烈烈是目的，扎扎实实是手段。”把毛主席提出的冷热结合，认为是“冷风”并说要“取冷加热”。
+
+　　二、只顾个人荣誉，不管人民死活。窦明海对揪青掐黄，人民外流的现象，一概认为是“两条道路的斗争”，“都是些坏人”，或者是“想发财的几个人”。地委后面的树被人剥去皮，卖给定西县政法部门打电话，批评是“对五类分子打击不力，不彻底”。
+
+　　一九五九年农村的供应面实际是百分之七十多，而窦明海确硬规定不能超过百分之五十，并要县委向他作保证。还在电话会议上讲：“公购粮入库时，非常时期要采取非常手段”。定西地区产量一年比一年低，公购粮任务一年比一年高，但窦明海还批评下面“生活安排不好，是资本主义思想泛滥”。全区饿死这些人，而窦明海还说：“思想上有粮就有粮，思想上没粮就没粮”。“定西穷，但要有骨气嘛！”“宁饿死人，也不能给国家要粮食。”
+
+　　在通渭榜罗开会期间，公社把木匠集中起来，用了三天工夫，大砍剥掉树皮的树，窦明海知道后，还说这是坏事变成了好事，解决了车辆了的木料问题。
+
+　　三、窦明海在会宁县中川公社住了五天，就发生吊死人的事件四起，都是因为粮食问题而自杀的，其中有三人已死，公社党委书记，向窦明海反映，他根本没有过问，也没有到现场去。而他自己当时吃的是油馍馍。
+
+　　四、在开展两条道路斗争中，他们口头上讲“兴无灭资”，实质上是在大力“兴资灭无”。会宁县党岘公社以孙德璧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十三个成员中，十一个人都有人命问题，共采取十三种刑法对付群众，因此，群众称他们“活阎王”，“活剥皮”。县上派去检查工作的一个同志，被逼得上吊自杀了。这个反革命集团，还随便扣下县上(此处一字辨认不出)给的粮食、油不发给群众。但这些材料报到县上后，县委第一书记(此处二字辨认不出)仁很冷淡。公社有一位同志给他打电话时，窦明海还怀疑说：“事实是不是那样的？”
+
+　　五、打击报复，陷害好人。转业军人陈海涛(城市贫民，因划右派后逃跑)调动工作带领家属和生活问题，被窦的爱人张明琴(管人(此处一字辨认不出)工作)碰过。陈以后到了沈阳，给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写过信。因为这个，陈从沈阳被捕回，被定为右派坏分子，并判了五年徒刑。
+
+　　六、生活特殊化。据初步揭发，一九六零年从商业、粮食部门，走后六搞去的各种肉三百三十九斤七两，各种油二十三斤，鸡蛋二百六十个，面粉及各种粮食四百七十三斤，各种糖及糕点六十二斤，枣四百二十斤，还有火腿、鸡、罐头、粉条、茶叶、水果等，应有尽有。西北局会议精神传达之后，大家都在紧张地抢救人命的时候，(此处二字辨认不出)商业部门搞走肉十斤、枣子二百多斤。
+
+　　发言的同志一致要求撤销窦明海的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进行(此处二字辨认不出)。
+
+　　会议从明天开始，讨论省委十条决议，并研究具体贯彻执行办法，计划两天时间，十一日结束。
+
+　　 省委定西工作组李步新、李生华、吕园1961年元月12日
+
+　　已印发：王甫、王林、步新、野萍、王昭、望淮同志；各常委、坤润秘书长、办公厅、秘书、组织办公室。　　共印50分
+
+　　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　　一九六一年元月十三日印发
+
+　　13日17时45分兰抄
+
+　　来源：原题为：“定西地委扩大会议简报之三”，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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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7 @@
+# 中共赤水县委对王临池错误的处理初步意见
+
+　　王临池，男，35岁，山东郓城县人，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初师文化程度。1944年参加“三翻子”，1946年9月参加共产党，历任区长、区书、县联社副主任、县书、原任中共赤水县委第一书记等职。
+
+## 主要错误事实
+
+　　一、王临池为了骗取党的信任。一味逼使下面干部实现他的主观愿望。则一贯欺上压下，弄虚作假，隐瞒真情。早在58年时，骗取了省委“红旗”、中央“奖状”和“千斤”县的光荣称号。59年否认灾情粮食减产事实，继又弄虚作假，全县实收粮食总产量是×××斤，上报为2.5亿斤，当粮食征购任务完不成时，亲见农村生活安排不落实，群众断粮、断炊、食堂散伙、病情、死人等严重的问题，日一上升之际。该王则说是：断粮是少数，死人是个别地区，下面有粮食，这是富裕农民搞鬼，对此不及时采取措施，挽回损失，又错误的在全县大搞开展反瞒产斗争运动，决定三个月和三不供应，即春节前不供应，不是灾区不供应，不是经济作物地区不供应。该王为了证实自己的错误观点是正确的，则到处寻找粮食集中典型，组织假现场会进行参观，以此对下面向其汇报了断粮、死人等情况，进行反击。并以“造谣、右倾和斗争辩论等恶劣手段”压制下面不敢反映真情。致使全县死人情况加据上升，当60年2月地委指示后，该王为了长期不暴露真情，继又隐瞒死人情况、规定各部门未经县委审批批准的死人数不准上报。并指使女秘书邹正霞说，对数字要“保密”，在地委多次催促下，将死人数字多次压缩，并分别“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各种原因，全县从59年10月至60年4月止不完全统计，死人达22,000人，则上报5,000余人。
+
+## 二、歪曲党的政策，制造混乱，破坏民主集中制
+
+　　王临池在59年秋收以来，在李苏波的错误的路线指导下，积极支持外，并有新的发展，在全县重划阶级成分中提出“贫农上升，依靠不佳，我们要干，他们也要干，我们搞粮食集中，他们要搞分散，拉下中农，换上贫农”，又说“现阶段的斗争主要是：贫农和富裕农民，这场斗争是你死我活”，并说“富裕农民这次整得我们好苦，土改时斗争地主都没有死这样多的人。富裕农民背后站着：地、富、反、坏分子，农民背后站着共产党，对富裕农民要下得起手，向他们讨还血债”。为此，对下面各公社布置时，在斗争富裕农民时，大办展资馆，挂上“资本主义分子”的牌子，进行“游街示众”要斗深、要斗透、斗臭，有儿取不到媳妇，有女嫁不到人。并规定：“没有贫农党员的地区，成立贫农领导小组”，仅据丙安管理区清塘队一个小队42户人家被划38户都是富裕农民，复兴等公社先后成立13个贫农领导小组，以此削弱了党的领导，更错误的是：在大搞反瞒产斗争运动的同时，大撤干部，全县被撤掉的中农出身在干部达2,300余人，这些干部大部分是贫农错划为中农，造成下面严重违法乱纪，扩大了敌我矛盾。该同志对这一严重问题不加制止纠正，反而纵容和鼓励下面干部说“当群众运动起来后，打一下骂几句是难免的，不要马上制止，给群众泼冷水”，因而助长了下面违法乱纪，曾一度的在全县范围内出现打人成风，共被捆绑掉打的群众达2,000人，被打死或打后死的137人，残废100人左右，被迫外逃的287人，并先后成立8个集误队，被集训的基层干部339人，其中党员165人，团员44人。由于该同志胡作非为的造成基层干部工作不安心。思想恐惧，给组织上、政治上、生产上带来了混乱的局面。有的把好干部撤下后，坏人乘机上台，如马临管理区将一个漏网的富农（错划为富裕中农）混入党内的袁仁芬提为总支书记后，乘机进行报复，先后捆绑吊打群众43人。
+
+　　王临池58年以来居功骄傲，表现尤其严重，领导作风极不民主，独断专行，在工作上许多重大问题，不经县委集体研究讨论，个人决定，驾于组织之上，家长式的领导，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团结，严重地脱离群众，造成该县重大损失。
+
+## 三、立场模糊，堕落腐化，不干工作
+
+　　王临池的阶段立场模糊首先表现在：其爱人杜相云据济南市公安局材料证明其继父是伪团长，现下落不明，杜于1949年元月从济南经南京逃来贵州，途中拜认伪副官主任刘朝纪为义父来遵。解放初参加革命，系一个复杂来历不明分子，因病住院时，专用一贫道徒，当过土匪、劳改释放犯王老乡作厨师，专用反属刘大文护士经常出入其室内给予打针治病，和一个破鞋子所谓私人秘书邹正霞来往十分密切，关系极不正常，并将自己办公建居邹的室内办公，经常谈说深夜，并企图与邹结婚，在生活上相当腐化、特殊，住机关时一人吃小灶，鸡鱼、肉蛋等物资特殊供应。住院时，专房间，门上挂着“禁止会客”但室内却陈设收音机留声机等供其娱乐，专厨师、专护士。仅60年中先后食用了贵重补药700余元，下乡时随带鱼肉、高级饼干等物，作风上是一个十足的“三风、五气”，平时工作很少下乡。坐机关、下命令、和邹秘书谈情说爱，吟诗作赋。如书记杨振宵同志下乡后三次用电向该王汇报工作，却置知不理，不接电话，后杨只好向邹秘书汇报了工作，再由邹秘书作了上情下达，故机关同志们号称邹为“第二书记”，公社反映说“要找到王书记，却过三关”即通讯员、女秘书王政委。59年12月正当农村断粮、断炊、食堂散伙、病情、死人情况严重时，下过一次乡，这次下乡不是为了关心群众生活、生命，而是以去土城参观为名，随带私人秘书、生活秘书、记者、通讯员等一路、游山观景，谈笑风生，每到一处大吃大喝，吟诗作赋，先后八首。其中二首即：过董家沟河小腊梅（附后）从诗中反映了该王有严重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情诗和彩色，故王被邹称为“诗人”，王却无耻的称邹为“红粉佳人”。
+
+　　60年元月亲自两次主持召开演员座谈会，亲临参观演出，并拨款一万元，作道具培训47名新生演员，亲自修改川剧“大战雷音寺”剧本，并将自己排列为该剧中主角，以流古万年，同志们讽刺他在“赤水”报上登刊一篇王书记“夜访曲艺团”以表彰他的工作日夜辛勤奔忙，春节时借去复兴公社“拜年”为名，率领机关干部、学生、剧团等300余人，事先布置复兴公社要“组织群众来道欢迎”，大摆酒席，2月土城现场会时，亲自布置王在敬（已捕）批准吃“中灶”，杀猪宰羊，特殊供应，并专派川剧团前往为会议演出，大肆浪费国家财产4,800余元，该王对全县人民处于饥寒交迫，死亡严重，却不关心群众生与死，莫事无赌，无动于衷，却带着医生等人去四川给邹秘书之父看病治疗，邹并在赤水报上登刊“王书记关心病人”一篇文章。
+
+　　该王工作上极不虚心，过分的夸耀自己的成绩，居功骄傲，赤水报上多次表扬该王工作如何如何，将原地委书记处书记耿英明同志写的文章排列在他的版头之下，他的文章如不照实登刊，则批评报社有政治问题，为什么不登刊呢？
+
+　　王临池对待自己所犯的错误认识不足，态度极不老实。经领导上多次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仍不彻底检查自己错误接受改造，在多次交代中，中偏瘫现象，不谈本质，避重就轻，企图蒙混过关。
+
+　　王临池参加革命10余年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对党的事业、为人民作了不少工作，是有成绩的。但由于形势发展“一日千里”本身居功骄傲，不受学习，政治上走下坡路，在新的胜利中一味追逐享受，发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长期腐化堕落，屡教不改。在工作上是个十足的“三风、五气”长期不干工作，完全丧失革命性，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后果严重，经常委研究初步意见：结论王临池为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蜕化变质分子，为了严肃党纪，教育全党，给予开除党籍，另行分配工作。
+
+　　当否，请地委批示。
+
+　　 中共赤水县委1961年1月14日
+
+　　报：地委
+
+　　中共赤水县委办公室   一九六一年元月十五日印发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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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5/000010.txt
@@ -0,0 +1,103 @@
+# 敌人残害人民的主要刑罚、手段汇集
+
+　　<中共商城县委整风办公室>
+
+　　前冬去春阶级敌人采取了许多骇人听闻的刑罚、手段，残害贫雇农和广大群众，不少群众被致死，人身遭受到极大的摧残。现将运动中揭发的主要刑罚、手段，简要汇集如下：
+
+　　1、 锄头砸大脑：上石桥公社冯寨大队中队长蔡文清（父亲当过20年伪甲长），把因没饭吃而杀猪的社员蔡德宇弄到大队，用锄头在脑门上猛打，打的头破血流，当场伤命。
+
+　　2、 剁手指头：达权店公社付社长陶幼卿，去冬到小店大队看见社员柯子文拿食堂一点东西，便逼柯自已用斧头将手指剁掉两个。
+
+　　3、 火剪夹耳朵：余巢公社马糟大队长（此处脱印一字——编者）瑞江，前冬逼迫社员雷显生投资，雷说没钱，当即剥光衣服，抬起来摔掼，并用火剪把耳朵夹掉，以后死去。
+
+　　4、 铁丝串耳朵：钟铺公社观店管理区妇联主任易守青，前冬进城开会时，社员陈开元拿了她两件小东西，回去去后即把陈关起来，用烧红的粗铁丝把双耳打通，又用细铁丝拴在（此处脱印2字——编者）上，后伤残。
+
+　　5、 脸上刻字：伏山公社月塘大队贫农衬员高少银，于60年 6月份摘了几个豌豆角，被大队长陈德珍知道后，先吊起来打，后用小针在脸上扎“小偷”二字，血迹内涂上黑墨。
+
+　　6、 缝咀：伏山公社连二塘大队付支书业先华，前冬把贫农社员范守琴的嘴用大针粗线缝起来，缝的鲜血直流，伤痛而死。
+
+　　7、 咀上拉弓：何店公社四顾墩大队有个孕妇落月时，因没饭吃骂了一句，大队支书王克干（伪甲长）听见后，马上在竹园里砍一根竹子，弄成弯弓形，插在孕妇的嘴里，当即把孕妇的嘴撕成两半。
+
+　　8、 大针扎咀：何店公社官（此处脱印一字——编者）大队生产队长涂族荣，把一个因为没饭吃而拔几个罗卜的妇女拉到管理区，用大针把嘴扎一圈子，以后死去。
+
+　　9、 割咀唇：上石桥公社崔楼大队付支书汪守兴，于60年 2月分（应改为份——编者）审讯贫农社员李世有时，用小刀将李的上、下唇割开，鲜血直流。
+
+　　10、称钩子勾咀：钟铺公社三教河大队支书阮永安（土匪，伪军班长），前冬把雇农余培风的儿子（15岁），用称钩子从咀里勾进去，从鼻孔里兜出来，当场被钩死。
+
+　　11、铲（应改为颈——编者）脖：上石桥公社周寨大队治保股长张（此处脱印一字——编者）芝，前冬将社员申利海的母亲捆绑起来，先毒打，后用铁铣在胫（应改为颈——编者）脖上狠铲，被铲得鲜血直流，当场昏死。
+
+　　12、铁丝烙肛门：何店公社四顾墩大队支书王克干，前冬把作业组长梁祖海吊起来，用烧红的铁丝向肛门里通（应改为捅——编者），当即通（应改为捅——编者）死。
+
+　　13、松枝扎阴道：何店公社宫畈大队生产队长涂（此处脱印一字——编者）荣，前冬把一个妇女衣服、裤子扒掉，用松枝乱扎阴道，扎开后撒上青灰，再扎再撒，以后死去。
+
+　　14、通（应改为捅）肛门：上石桥公社张畈大队中农社员傅万江，于1959年11月分（应改为份——编者）挑了一担稻回家，这情况被住队干部彭帮后知道后，用一根五尺长的铁条，对准傅万江的肛门通（应改为捅——编者）进去，当场通（应改为捅——编者）死。
+
+　　15、踢阴道：上石桥公社冯寨大队生产队长蔡文清，前冬逼迫社员左右珍说出杀牛人的姓名，左说不知道，蔡即对准左的阴道口踢几脚，当即踢的鲜血直流。
+
+　　16、煤油烧：钟铺公社王平塘大队干部丁祖琴，前冬把贫农社员徐正清，先弄到大队打，打死后抬到山上，盖上稻草，浇上二斤柴油，点火纵烧。
+
+　　17、干柴焚烧：钟铺公社三教洞大队治保主任彭启民（特务分子），把社员陈祖更、徐正舟二人拉到大队部，硬说杀死了耕牛，把衣服扒光，用湿草绳绑起来，（此处脱印一字——编者）上干柴，燃烧烈火，活活烧死。
+
+　　18、火烧婴儿：余集公社杨湾大队中队长杨国和，在锅灶里煮了一罐饭，社员胡月英的小孩（三岁）抓了一点吃，杨看见即把小孩摔在院子里掼，后又将小孩塞在锅灶里烧，活活烧死。
+
+　　19、火锅烙：上石桥公社前山坎大队生产队长吴昌龙，前冬“盖大锅”时在食堂烙馍吃，被贫农社员刘保山的六岁小女儿看见了，吴当即把小孩按在烧红的火锅里烙，脚、腿、臀都被烙伤，后又摔在雪坑里冻饿而死。
+
+　　20、火灰灌肠：长竹园公社武畈大队油厂会计张泽迪（国民党员，特务组长，47年杀害解放军二名）将外队逃来的贫农社员周XX吊起来，身压青砖，用火灰灌在周咀里，并把咀唔住不准吐出，当场致死。
+
+　　21、大椒面渗烟薰：长竹园公社岳卜大队支书张之友，前冬把贫农社员汪晋亭吊在餐厅里，用燃着的纸烟撒上大椒面对鼻空里薰，当场薰死。
+
+　　22、吊大拇指：上石桥公社金（此处脱印一字——编者）大队贫农社员潘（此处脱印2字——编者），前冬没饭吃捏死一条小牛，被该大队支书刘炳荣知道后，即将潘的两个大拇指拴在一起，吊了一天一夜，连吊带打而死。
+
+　　23、稀饭缸里烫：达权店公社前湾大队队长石大喜（小保队，已法办）前冬打饭时，12岁的小学生吴长先扒在缸边拾了几粒饭吃，石即将小学生两腿提起来，头朝下，塞在稀饭缸里，当场烫死。
+
+　　24、大拇指和大脚指头捆在一起吊：余集公社文桥大队干部余良方，前冬按其反革命父亲的吩咐，将社员余前责的大拇指和大脚指头捆在一起，吊起来进行毒打，打后死去。
+
+　　25、吊起来用石头压：上石桥公社崔寨大队支书胡力（富农成分，伪兵痞）前冬强迫贫农社员林殿云承认偷稻，林不承认，即将林双手反绑吊在梁上，剥光衣服，身泼冷水，胫（应改为颈——编者）脖上挂两张铁犁（约50斤）身压一块40余斤大石头，当场即死。
+
+　　26、两头吊，中间骑人：上石桥公社土（此处脱印一字——编者）大队付支书刘道立，把因没饭吃而杀牛的社员毛德（此处脱印一字——编者），双手绑在一起吊在屋梁上，双脚绑在一起吊在窗户上，在腰上骑个人乱颠，咀里塞生牛肉吃。
+
+　　27、铁棍吊打：上石桥公社张（此处脱印一字——编者）大队（此处脱印2字——编者）生产队长（此处脱印一字——编者）发龙（已法办）前冬把因饥饿而吃死人肉的社员傅（此处脱印一字——编者）田，衣服扒光，吊在梁上，让十六个社员，用铁棍打 200多棍，当场打昏死，次日死去。
+
+　　28、身压石条，再上人踩：何店公社四顾孜管理区总支书记刘乃发（已法办）前冬把社员候传轩捆起来，绑在凳上，身压一块百余斤石条，再上人踩，当即压的口吐鲜血，三天后死去。
+
+　　29、跪磁瓦砾：何店公社下店大队治保股长王培玉，前冬把一个妇女衣服扒光，先毒打一顿，后拉到大路边，跪磁瓦砾。
+
+　　30、头朝下掼：城关公社新华大队妇女主任梁秀英（已法办）前冬把社员拉到大队斗争，逼迫两个人抬起头，头朝下使劲掼，头脑掼破，当即死去。
+
+　　31、从高坎往下摔：伏山水库民工队长赵承鳌，前冬把民工陈东（此处脱印一字——编者）从五尺高的大坎子上往下面摔，当场被摔死。
+
+　　32、灌大粪：达权店公社九曲河大队队长吴宜学（伪保丁、小保队，已法办），去春把贫农社员刘瑞成拉到大队部，先进行吊打，后把刘摔倒，弄一碗大粪灌在咀里，当即呕吐不止。
+
+　　33、逼迫吃屎：钟铺公社三教洞大队支书徐荣品（已法办），前冬硬叫社员谢昌玉投资银元六百元，谢拿出四十五元，徐说不老实，把谢拉到厕所，逼迫吃屎，不吃就打，谢被迫吃了一堆屎，次日即死去。
+
+　　34、逼迫社员装狗吃食：何店公社峡口大队支书芦永民，前冬把十个因没饭吃而拔菜拔罗卜的社员，拉到大队部，每人给一碗稀饭，强迫社员跪在地下，装着狗吃食的模样吃饭，不这样就毒打。
+
+　　35、戴“狗头”游乡：何店公社卜店大队治保股长王培玉，前冬把拔了几棵菜的贫农社员杨允新，捆到大队部，用纸做个“狗头”，戴到头上，到各食堂游乡。
+
+　　36、头顶方桌，再上人压：伏山公社七里冲大队红专学校教员高运芳，前冬逼迫社员甘世发头顶方桌，方桌上又上四个人压，当场压倒。
+
+　　37、结发抬：上石桥公社五岔塘大队支书张保铎，于五八年强迫社员余国富、张泽海投资，因无力投资，便将其二人的妻子头发结在一起，中间插上抬杠，两个人抬着跑，边跑边摔。
+
+　　38、手脚捆在一起抬着跑：上石桥公社干部李长彬，前冬派两个民兵，把因饥饿而杀牛的老社员胡学信，手脚捆在一起，用杠子抬着跑四里多路，活活抬死。
+
+　　39、耳朵扎通拴在牛尾上：余集公社雷冲大队原治保股长刘义民，于前年春节晚上，把社员花（此处脱印一字——编者）昌等三人的耳朵用大针扎通，用麻线串在一起，拴在牛尾巴上，牛尾巴一摆动，三个人即跟着挣扎，当场死去一人。
+
+　　40、冰田拉犁：上石桥公社阮岗大队支书杨允年（已法办），前冬硬强迫社员王天福、蔡振礼等七人在冰田里拉犁，杨手持木棍站在田埂上，谁不走就用棍打，结果当场致死三人。
+
+　　41、雪下冻：县工会主席朱德田，前冬在上石桥公社张畈大队，把一个偷了一点菜的小孩，衣服扒光，推在雪坑里，一夜冻死。
+
+　　42、雨淋：上石桥公社崔楼大队中队长马成良，前冬把贫农社员岳德雨衣服剥光，五捆大绑，推在外面淋雨，连淋带冻而死。
+
+　　43、摔在塘里淹死：何店公社高斛山大队食堂会计黄盛年与其老婆偷烙油馍吃时，被贫农社员杜传金的儿子看见，当即把小孩捆起来，用罗筐盖着，半夜时摔在塘里淹死。
+
+　　44、活埋：伏山公社连二塘大队付队长陈恩建，前冬将身患浮肿病的贫农社员万忠文抬在山上，用锄头对头脑猛砸，接着埋掉。
+
+　　钟铺公社平塘大队队长李奠忠（土匪），去春把两个摘豌豆的小学生，拉到山上挖个塘子活埋掉，幸被人得救未死。
+
+　　45、剥人厅、落魂厅：城关公社党委付书记戴云霞（已法办）、福利厂厂长张青山（国民党员、伪县政府书记处书记，已法办）两人为主，在机关“收容所”内设立剥人厅、落魂厅，凡被扣押的群众，都先到剥人厅剥光衣服进行斗争，快死的群众抬到落魂厅进行冻饿，并采取鲤鱼扣腮、猪啃蹄、鸭子浮水、大针扎等手段残害群众，收容二千九百多人，致死一百二十多人。
+
+　　 中共商城县委整风办公室一九六一年元月十五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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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5/000011.txt
@@ -0,0 +1,57 @@
+# 商城前冬去春主要惨案简要情况
+
+　　<中共商城县委整风办公室>
+
+　　全县前冬去春共发生大小惨案287起，其中较大的有铁佛寺水库、伏山水库、翟畈水库、县拘留所、县病院、城关收容所、城关孤儿院、彭（大板一家、新楼大搜查等，现将其主要情况简要叙述如下：
+
+　　1、铁佛寺水库：以原县长熊满银，水利局长刘俊庭为首，前冬在水库捆绑吊打1500多人次，其中剥衣服的500多人次，扣压罚土工作的100多人次，吊打、炒盐豆子、拔头发500多人次，捆绑200多人次。前冬去春无故开除340名民工，路上冻饿而死56人。全水库饿死200多人，六○年五月十一日夜，洪水猛涨，挖开缺口，淹死2030人。
+
+　　2、伏田水库：以原公社党委第一书记王子民为首，在水库采取了“十变十不准”的手段，致死265人，“十变”即：一天变两天，夜间变白天，短天变长天，雨天变晴天，病人变好人，老人变青年，一人变两人，冬天变夏天，人力变机器，消极变积极；“十不准”即：重病不准抬回家，病号不准休息，每人每天做不够六方土不给饭吃，私自跑回家食堂不准打饭，不吹放工号不准走，下大雪大雨不准离开工地，冬天不准烤火，夏天不准乘凉，不准民工回家，人不准死在水库里。
+
+　　3、翟畈水库：钟舖公社翟畈管理区书记陈正康，于五九年冬从各大队集中了995人，到翟畈修水库，每天只给8两稻，或3斤萝卜吃，从早晨七点到夜晚九点，劳动十四小时，不准休息，违者当即斗争，结果去495人。
+
+　　4、五里堆水库：钟舖公社党委付书记董本德，于五九年十一月在三里坪管理区五里堆修水库，雪天赶走52户，220余人，扒了七个民宅，210间，砸烧家具1100余件，群众无饭吃无房住，仅搬家时就冻死19人，并在水库内规定每人每天挑120担土，完不成者，即斗争，不给饭吃，在很短时间内，累死25人，斗死20人。
+
+　　5、县拘留所：以王汉卿、张念仲、王志刚为首，前冬去春在县监狱扣押767人，其中基本群众占63%，监内死亡431人，其中大多数是基本混合，并把大批没死的抬到山上冻饿，有一次即把32个仍然活着的人抬出去冻饿、活埋。
+
+　　6、城关收容所：以原公社党委付书记戴云霞为首办的收容所，派国民党员、伪县政府书记室书记张清山负责，所内设“剥人厅”和“落魂厅”，凡被扣押的群众都得先到“剥人厅”，剥光衣服进行斗争，快死的群众抬到“落魂厅”进行冻饿，并采取“鲤鱼扣腮（用自己的手扣自己的咀）”，“猪啃蹄（用自己的咀啃自己的脚）”、“鸭子浮水（面向下吊起四肢）”、大针扎等残酷手段残害群众，到处抓人，共抓2900多人，致死的120多人。
+
+　　7、周砦教养院：上石桥公社原党委付书记余大沪，在周砦办一个“教养院”，集中37人，用捆吊，强迫劳动、不给饭吃等手段，不到两个月死去31人，只剩下6人。
+
+　　8、石臼冲收容所：伏山公社原公社党委第一书记王子民，在石臼冲大队办“教养院”，关押120多人，强迫冰田拉犁，从高坎往下掼，捆绑冻饿，死去26人，群众说：“收内所真可怜，白天黑夜鬼叫喊，胆小人不敢从那里走，胆大人看到腿发战。”
+
+　　9、县浮肿病医院，六○年春，王汉卿、张念仲办了一个浮肿病院，派宋保恒负责，来到病院后，克扣病人口粮，油、糖、糕点等不给病人吃，不准给病人服好药，并在病院大搞斗争，发动病人炒病人盐豆子，60年三至五月共收病号1800多人，院内即死去三百多人。
+
+　　10、城关孤儿院：以城关党委付书记戴云霞为首办“孤儿院”，把群众因为没饭吃而丢弃的小孩收容起来后，克扣口粮，不给棉衣、袜子穿，发动小孩炒小孩盐豆子，雪雨天搬家五次，结果收容200多个孤儿，死的只剩下7个。
+
+　　11、周砦幼儿园：上石桥公社原党委付书记余大沪，在周砦大队办幼儿园，集中31个小孩，不给小孩饭吃，不到一个月饿死22个。
+
+　　12、筐店幼儿园：钟舖公社筐店管理区书记刘昌洪，五九年冬以迎接公社检查为名，把身患重病的二十个小孩，关在屋里，不给饭吃，又冻又饿，一天死去6人。
+
+　　13、彭冲大搬家：何店公社四顾墩管理区，以原党总支付书记刘乃发为首，强迫陈楼大队彭冲生产队119户，502口人全部搬家，每人只准带换洗衣服，不给饭吃，不给房住，致死258人，全冲原10个湾子，现只有三个湾子有人。
+
+　　14、新楼大搜查：何店公社河凤桥管理区书记周海清，于五九年冬用300元现金在姚堰、河凤桥雇用150多打手，到新楼大队搞反瞒产，趁下雪时把全队213户，1004人，集中到大队部进行斗争，家中由派去的150多打手逐户挖地检查，把群众的东西全部抢走，并不给群众饭吃，连冻带饿致死437人，大竹园湾66人，就死去52人。
+
+　　15、前湾大搜查：达权店公社付社长赵世运，于五九年冬在前湾大队，把潘家湾、肖家湾51户、236个社员，全部赶走，不准带被子、衣服、碗筷等一切家具、用具，后挨门挨户搜查封门，社员无家可归，饥寒交迫，死去46人。
+
+　　16、大湖沿大搜查：何店公社河凤桥管理区书记周海清，于59年冬强迫河凤桥大队大湖沿等三个湾子50户、210人，全部搬家，挖地三尺进行搜查，不准带被子、衣服、不给饭吃，死去70多人。
+
+　　17、沙河斗争大会：何店公社于59年10月2日，以原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杨功时为首，在沙河店召开206人斗争大会，会上斗争81人，其中当场斗伤55人，斗死1人。
+
+　　18、施河斗争大会，余集公社施河管理区书记陈贤友，去冬在施河（此处脱印一字——编者）社斗争大会，会上公开大哴大叫，乱摔乱掼，当场摔掼30多人，致死2人，致残3人。
+
+　　19、铜山万人大会，钟舖公社社长宋玉荣，于59年冬在铜山召开“万人大会”，会上大搞斗争，四面站上岗，不准吃饭，解手，饥寒交迫，会没开完就死三人，会议结束后，有的社员走不动，抬着回家，有个社员抬到半路就死了。
+
+　　20、高斛山“大兵团作战”：何店公社原党委付书记雷栋材，于60年3月在高斛山大队，将浮肿病人，老弱残废、小孩等集中在公路两旁，强迫在一块劳动，共累饿而死229人，其中病号76人，老人62人，小孩91人。
+
+　　21、前湾雪地造林：达权店公社原党委付书记夏启敬于59年冬冰雪盖地时，强迫前湾大队十三个社员到六十里外的黄柏山造林，临走不给口粮，途中冻饿死三人，到黄柏山后又死七人，合计死去十人，只剩下三人。
+
+　　22、长竹园钢铁厂，以原支书宋祖德为首，强迫浮肿病号在雪雨天上山担炭，担一百斤给一碗饭吃，担五十斤给半碗饭吃，不担不给饭吃，途中，前夹后攻，不走就打，先后冻、饿、累、打死四十多人。
+
+　　23、义域坟：余集公社余集管理区书记余祖后，前冬在张冲大队，采取摔、搜、吊、打、不给饭吃等手段，致死110多人，并放“埋人卫星”，在义城坟挖大坑，一夜将死人全部埋掉，有的一个坑埋十多人，不仅都没棺材，而且坟土极薄，尸骨成堆，遍山皆是。
+
+　　 中共商城县委整风办公室一九六一年元月十五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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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5/000012.txt
@@ -0,0 +1,31 @@
+# 赵玉书在安徽凤阳县五级干部扩大会议上第二次的补充检查
+
+　　<赵玉书>
+
+　　这次会议是根据彭副省长和揭发的问题多，问题大，比较严重，已不是一个、二个指头问题，而是四个、五个指头的问题。过去检查不彻底，尾巴未割，县委犯的罪恶检查得极不深刻，又不具体。在检查中还有浮夸，有的继续隐瞒。经过县委讨论，做如下交待：
+
+　　（一）凤阳人口死亡、外流十分严重，大多数非正常死亡，牲畜死亡，房屋倒塌，土地大量丢荒，产量下降，一年不如一年。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主要原因，在粮食方面先吹后压、违反政策。59年多报四十多万亩面积。58年产量一亿八千多万斤，上报四亿斤；59年产量一亿多斤，上报四亿零五百万斤。主要是想是要好看、要光荣。对产量首先找业务部门一面上报，一面召开党委书记会议回报，达到数字就行。在核实产量有的公社低了，就说思想不对头，有右倾。不单是这方面，其他方面也吹。上级根据上报的核定任务。由于吹大了，结果征购任务完不成，就采取压的方法，没有粮食就开会。59年冬到60年春，县、公社、大队层层开会、轮流开会搞粮食。要交待原因，不交就斗争，一斗争就说假话、吹空。并说是资本主义思想，兴无灭资，戴资本主义帽子。在斗争中有些同志被打、罚站。县委扩大会现在有人说也有罚站，个别有打的。种子也卖掉，进行强迫命令，造成下面普遍查粮、翻粮、翻箱倒柜。组织翻粮队，将私人小园地三升、二升粮食，只要看见就拿走，这样造成没有饭吃，人口外流，饿死人。正如有的代表揭发说：“过去日本人在此，我们可以跑，现在呢？外流没有粮票，还有劝阻，没有办法，只有蹲在家里等死”。死人也有同志反映过，是我本身未向地委回报。有的地方死人没有饭吃，还在搞粮食，说人家本位主义。这样造成广大群众饿肚皮，死人严重。说假话都是好的，说真话都吃批评挨斗。由于群众没有饭吃，特别是马骞市长看到群众没有饭吃，给小溪河新田大队几千斤豆渣，当时是坏人杨云春还说：“我们口粮十至十二两”，缪坚说生活已安排好，没有问题，不要马骞豆渣。而我完全同情缪坚，并到地委开会时还向单书记讲一下马骞买豆渣不知是什么意思，其思想就是对马骞不满。当时对生活安排回报“一干二稀”，对上级也讲“一干二稀”，实际已经停伙，对人民不负责任。
+
+　　（二）违法乱纪，坏人当道。由于上面压，下面就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上面关人，下面也关人，而且关死了一些人。检查所关的人，59～60年春约有一千多人，大多数是杀猪偷粮的。主要由于肚子吃不饱的情况下，只有偷。除了极少数，大部分是肚子问题。春天午收中就没有粮食吃，这是我们瞎吹。人死了没有饭吃，加上个惯偷帽子，就关。县、公社关，县关死了三百人左右，都是社员。绝大部分可能是好人。首先县委成员打人骂人，如李清义在水库私设牢房，关七十多人，搞死二十八人。白天强迫劳动，夜不分男女关在一起，订灭人制度，多劳多吃，少劳少吃，不劳不吃。天冷干活不准穿棉衣，显示干劲。晚上民工手、腿不准穿棉衣。规定每头牛每趟半里路，每天要拖四百八十趟。不执行规定送去劳改。为了瞒县委检查，布置死人不准戴白布，不准埋新坟，丧尽天良。大溪河一个民工王占满，还未断气，叫民工活埋掉，板在外面未埋，后王苏醒爬了四天、二十里路才到家。在打人的类型也是多种多样。一般的是罚站、绑、吊、打，另一种最残忍残酷，将一个人用铁丝穿耳朵等刑罚。
+
+　　（三）生活特殊。干部多吃。扣粮扣饭、饿死人。以我为首和县委同志吃的细粮细面。不仅我一家吃，还有岳母地主也吃细米细面。这样使群众就是有标准也吃不到原定标准。凡是干部、炊事员吃得又红有胖，群众面黄肌瘦。如陈荣付光吃牛肉就有一千多斤。将病人红糖、面粉、饼干都吃掉。又如杨擎龙下去检查工作，将病人的面也搞吃光了。全县扣粮、扣饭是普遍的现象。
+
+　　（四）兴修水利。特别在电灌站，劳动强度搞，下雪脱衣干，提出送人命的口号“三天三夜不睡觉，方土翻三番”。用病人葡萄糖兑茶喝。对病人两头推，来回路上死人，有的回到家就死。有粮不给民工吃，喝民工的血。一直到结束还有很多粮食。不注意安全，火车轧死人、碰死人都有。说明我们比日本人、地主还狠。活活的把人家一家人都搞死了，太惨无人道，使这些人死后冤魂不得申（哭泣）。你们到会的同志要替死者申冤，有的缺娘少老子，这是我在凤阳作的大罪。由于工作浮夸，把坏人当好人造成的恶果。
+
+## 根源：
+
+　　（1）由于我的独断独行，脱离群众，说老实话受批评，别人的意见不如自己的意见，说人家右倾，特别是重大问题。凤阳死了人，未能在县委会上讨论、引起重视、向上级回报。
+
+　　（2）使用干部，坏人弄假认为是好人、表扬；讲老实话的受批评被斗争。如对董安春过于相信。这人一贯弄假胡吹，认为董安春一贯做群众工作，能办事情。实际一贯作假、胡作非为。不但未处理，并受到他们花招蒙混。下面没有饭吃，向上报还是“一干二稀”。中央召开现场会议、在武店召开现场会议，叫病人不上街。一驮烟分三开出售。缪坚是地主，本质坏蛋。他进行翻箱倒柜，当日报翻铁路车站麦子，站上说党委会托他们。我还支持坏人的做法。对好人说老实话打击批评。如蒋家惠到山王了解情况，回报产量不对头，进行批评斗争。王少三同志反映兴修水利中弄虚作假，我说他右倾进行批评。一贯发脾气批评人，脱离群众，使同志们不敢反映问题。特别是去年搞粮食反右倾、斗资本主义，不少干部打人，使广大群众认为为党的政策变了，挫伤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下面扣粮扣饭，等于喝老百姓的血。
+
+　　（3）严重的背叛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对党不老实，没有党性。如明知死人，不向上回报。
+
+　　（4）违反党的政策，特别是粮食征购。将口粮、种子卖光，浪费了很多劳力，也耽误播种时间，影响产量。由于反右倾反资本主义，凤阳县死掉很多人，有的村子死光，下边不说老实话，如王焕业、钱轩家里死了十多人不敢讲话，怕斗争、戴右倾帽子等。另一个错误就是母亲将婴抛弃，当时认为不对，而是思想问题，更错误的是不准收留，丢在哪里哪里负责。最后向这次会议表示，凤阳造成灾，我已成罪人，丧失很多干部，同时也损害了党羽群众的关系和社会主义建设。董安春打击报复陈学孟，开始不知，直到国庆观礼，我知道到武店搞材料去北京，有钱国忠、黄秘书，说他有右倾、资本主义，不能去北京，我问道董安春，他说有右倾、有资本主义。当时我显然××陈学孟是好人出席北京。对董的打击报复，我未向董开展斗争，对不起陈学孟。
+
+　　最后要求我作的恶、欠的血债，检查很不够，要求县委到会同志揭发斗争，要求组织上开除我党籍，劳改。我是一个忘本分子，就判我一个劳改，也难挽回全县几万人命的损失。
+
+　　 1961年1月15日
+
+　　· 来源：
+
+　　安徽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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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53 @@
+# 河北省农林厅党组关于瞎指挥风的初步检查（讨论稿）
+
+## （一）
+
+　　我省农业生产在党的领导和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之下，依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三年来，由于大规模地举办了农田水利，进行了平整土地、改良土壤、改造洼地等各种农田基本建设工程。贯彻执行了“八字宪法”，生产面积有了很大改变。全省最大的海河水系初步得到了治理，浇地面积扩大了将近一倍。一九六○年全省遭受了七十年所未有的严重旱灾，受灾面积达八千多万亩，但是仍然取得了一个中常偏下的年景。大跃进以来，三年当中，曾有两年遭受到比较严重的灾荒，但是粮食平均年产量，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年产量仍然提高百分之二十三。大大提高了全省粮食自给的程度。在人民公社的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生产的不断跃进，广大干部群众思想解放，干劲冲天，发扬了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在农业生产技术上创造了许多新的成果。综合运用八字宪法的园田化、丰产方的面积迅速扩大，一些新的科学技术，在生产上迅速普及应用；在组织领导生产上也创造了许多可贵的经验，干部种试验田，参加生产指导生产，插红旗树标兵、现场会，检查评比，抓两头带中间，等等。都是党的集中领导和大搞群众运动领导方法的新发展，在指导和推动农业生产上都起了显著作用。
+
+## （二）
+
+　　三年来，我们深刻的体验到中央和省委的领导是正确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发展农业生产上所制定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都是十分英明的。在农业生产上所发生的一些问题主要是我们具体工作部门认真地研究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不够，在很多时候，很多方面情况掌握不准，底数不清，思想上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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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三年来，我们提出的生产计划指标一直偏高，年年不能兑现，研究计划指标，多是算如意帐，在执行计划过程中，又多次变动加码。全省粮食计划产量：一九五八年，从上年十月提出二百零八亿斤，夏收以后又增到三百亿斤，将要秋收时又提保证四百五十亿斤，争取五百五十亿斤，一年之内计划指标前后变动八次。按最后确定的四百五十亿斤算帐，需要比一九五七年实产一百九十五亿斤增产一倍多，就全省来说，显然是没有留余地的。一九五九年粮食计划产量也前后变动了七次，在一九五八年实产二百四十亿斤的基础上，最高数曾设想一千亿斤，下达数为六百亿斤，五月间经过贯彻主席六条指示，修订为三百四十八点六亿斤，而实际产量仅二百一十四亿斤。一九六○年全省粮食计划总产量三百二十亿斤，虽然没大变动，但是从现实可能性来说，仍然是偏高的情况。后来因为遭灾减产，总产只有一百六十五亿斤，退一步说既便没有这样的大灾，全省总产量一年要求增长（由五九年的二百一十四亿到三百二十亿斤）近百分之五十，也是不切实的。我们年年提过高的指标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思想上有一个错误想法，那就是“指标高干劲才能大，十成要求才能八成落实”影响所及，不仅国家计划年年完不成。并且大部分生产队的“三包一奖”不能落实兑现，也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同时，由于计划指标订的高，产量打的高，也影响到其他方面。首先是生活安排不落实，穷日子当富日子过，结果分配征购任务过大，就挤了群众的口粮和贮备，造成了生活安排上的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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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在种植计划的安排上，卡的过死过严，要求过高过细。近几年来在作物安排上，从主要的粮、棉、油料，到零星的小宗作物等等条条要求保证，逐项分配下达，一卡到底。特别是在扩种高产作物，发展甘薯上的问题最为突出。甘薯确是一种高产作物，在因地制宜照顾到各种作物适当比例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多栽一些，对解决粮食问题，意义很大，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我们在安排甘薯种植计划时，多从扩种甘薯能增产的一方面去考虑，而很少从劳力、土地以及薯秧等物质条件的现实可能性的另一方面去全面的研穷。一九六○年甘薯种植计划开始一千五百万亩，后增到一千七百万亩、二千二百万亩，最后压到二千万亩。可是下边很多地区原来都是按一九五九年栽薯面积（五九年实际完成一千一百八十五万亩）留的种，准备的地。当时我们只是想到了天旱栽薯保收，应该多种，只是平面的算了一下一九五九年比五八年少种甘薯的“减产帐”，而更没有看到一九六○年比五八年各方面条件的变化，（如六○年春比五八年春全省农业劳力即减少约四百万。）没有认真分析薯秧缺乏和抗旱担水栽薯费工等多方面的情况，直到六月初，还强调“今年二千万亩薯类的种植计划无论如何也要坚决保证完成，并力争超过，越多越好……准备种春薯的土地，要坚决栽上春薯，麦收期间也不停止栽薯”。那时实际上春薯只完成六百万亩，季节已经到了芒种，夏收、夏种、夏锄大忙季节已到来，仍然一个劲的卡，结果连夏薯也只完成了一千三百万亩。由于省卡的紧，在一些地区就出现了用“听不听党的话”“对党是否忠诚”等组织手段来推动栽薯，造成了春薯夏种，洼地栽薯，拔了玉米、豆类栽薯，有的迟至七月底八月初还栽薯等反常现象，严重地脱离了群众，违误农时，造成减产。玉田县城关公社马头山大队有薯种一点五万斤，能栽薯三百五十亩，分配种薯任务是一千五百亩，六月下了雨正好种玉米，公社为了完成上级栽薯任务，就硬卡着不准种玉米，结果荒地一千二百亩。对发展高产作物，由于我们对不同地区、不同情况，不同条件注意不够，说起高产作物好象就只有甘薯、玉米、水稻，而忽视因地制宜，结果不仅使一些地区高产成低产，而且也挤掉了一些不该挤掉的杂粮作物。几年来，随着甘薯、水稻面积的增多，谷子面积显著减少了，一九五五年以前，全省谷子面积在二千万亩以上，一九五七年是一千六百八十万亩，到去年一直减少到八百七十二万亩，三年减少了将近一半，谷子面积减少了，饲草连年缺乏，其他解决饲草的措施又跟不上去，就必然要影响大牲畜正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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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对技术革新和种植改革上，改革是主导的一面，但是改革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逐步开展。对这一点我们认识也不足。具体表现在低洼地区改种上。由于我们对全省水稻用水的不稳定性缺乏调查研究，改种水稻的计划过大，水源不足，等水插秧，许多稻田插秧晚，产量很低，废弃面积很大。一九五八年完成水稻插秧五百八十六万亩，实际收获面积三百一十三万亩，废弃面积占46．6％；一九五九年计划四百五十万亩，完成插秧二百九十万亩，实际收获面积二百五十七万亩。废弃面积占11％；一九六○年计划五百万亩，完成插秧二百九十万亩。天津市水稻收获面积历来在二百万亩左右，可是由于上边计划大，市里布置任务总在三、四百万轩。去年春夏严重干旱缺水，到七月底八月初有的还在栽稻子，因之在一些地区就产生了很多“头顶三芒”（只有三个粒）的稻子，有的甚至根本没有抽出穗来。如静海县种稻任务是一百万亩，只栽了五十六万亩，收获面积只三十三万亩，另有二十多万亩地由于等水、等秧荒了一年。沧县去年在运河东种了六十万亩水稻，由于种植集中，劳力紧张，水源不足，大部分荒芜，收获面积只十二万亩，收稻谷一百二十万斤，可是光稻种就用七百六十万斤，全县由于集中力量种稻，其它作物还荒了三十多万亩，造成严重灾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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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地区种什么作物，是多方面的条件形成的，随着生产条件的改变，在种植上进行相应的改变是可能的，但是绝不能不顾条件而硬着头皮去进行。低洼易涝地区农民总愿意多种高粱，这不仅由于高粱保收，而且秸秆用途很多。同时种高粱省时省工，易于管理。但是，我们在进行改种当中，却没有从历史地和自然地多方面情况出发，具体分析把这些地区农民固有的成功习惯和经验承继下来，而是把多年来群众适应低洼土地，种植高粱、黍稷以及间作套种的经验，给简单地搞掉了，把高粱笼统地看成“低产作物”。一九五八年全省高粱种植面积七百零七点五万亩，比五七年减少一百九十点八万亩；五九年由于大力推广种多穗高粱，全省高粱种植面积虽然增至八百五十一万亩，但仍较五七年前减少；六○年由于水稻、甘薯、玉米面积增加，高粱面积又降为四百九十四点五万亩，比五七年减少了（四百零三点八万亩），近百分之四十五。根据对坝县堂二里公社信安洼调查，全洼共十一个村，一万六千八百三十九亩地，历年群众适应洼地春旱秋涝的规律，采用种大麦、豌豆与抗涝的高粱间作，常年平均亩产二百斤左右，这些村每年收获的粮食自足有余。但是一九六○年，上边布置水稻面积猛然增加八千亩，群众从破冰修渠，抢种、抢收，苦战了一年，结果仍然先旱后涝，加上严重草荒，收获面积只有百分之五十，按收获面积平均亩产只有八十五点三斤，使这些村庄由历年余粮而成为严重缺粮。河间县低洼地区过去多是种高粱，一九五七年以后强调玉米、高粱面积由三十五万亩，下降到七、八万亩，广大土地淹涝失收，农业生产也受到很大损失，不但加重了粮食困难，群众用以修建房屋、编席、织篓、扎扫帚，以及烧柴所必须秸秆也成了问题。沧县、静海等地过去买高粱秸是整车拉，现在是论棵卖，最贵达每一角钱一棵，群众意见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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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在推行技术措施上，往往以少数先进地区的高产田作为依据，也在很大程度上、在很多方面脱离了生产实际。诸如一般地要求全省亩施万斤肥，深翻土地一尺以上，治虫不见虫等等，实际上都是难以普遍达到的。一九五八年秋后种麦时，全省提出了“四不种”（不深翻一尺、不施万斤肥、不是水地、下种量不到四十斤不种）紧接着又提出了实现小麦千斤省的十项要求，在水利上要求：全省麦田实现水利化和排灌机械化，并全部实现园田化。一九五九年种小麦又提出了三不种（不耕地、不施肥、不是水地）。一九六○年发展甘薯我们也曾提出“所有甘薯田都作到能灌能排，旱涝双保险……施肥一般每亩应达万斤以上”。在农业种植上如此，在除治病虫害上，也曾提出过“处理秸秆要作到不留一秆、一轴、一茬，不使一虫漏网。并要求一般粮食作物病虫普治三遍以上，棉花普治五至八遍，干果病虫普治三遍以上，水果应普治十遍以上，一茬蔬菜也需要除治病虫五遍左右”，显然，这些措施的提出，都是没有经过具体计算的，是远离实际的。由于我们在技术措施上不是因地制宜，忽视了地区的复杂性，和生产情况的千变万化，而采取“一刀齐”的方法，不管什么情况，说推广就全面开花，说改革就一律改革，就给生产队、小队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被动，并助长了浮夸风和强迫命令，给农业生产造成了无法计算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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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稿内容不接续？)第四、在指导丰产方运动上，不适当地求大求方，给农业生产力也造成了很大损害。丰产方是1957年干部与群众结合种试验田的新发展，是逐步实现高产、少种多收的具体途径，应该以满腔热情积极地支持和推广。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在现阶段推广丰产方，绝不能违背以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绝不能把远景当成现实。1959年春季主席六条指示中曾明确指出：“‘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现在重温主席这一指示，是多么亲切，多么切合我省的情况呀！但是，由于我们没有认真研究主席的指示，在1959年冬和60年春提出了要“无地不成方”，“把棉花都种在方内”等错误的要求和口号。片面地认为大方有优越性，便于实行机耕，又能促进“过渡”，因而在实际工作上，样样作物强调搞方，赞扬大方，推广打乱“四固定的联合经营的丰产方，就助长了“一平二调”的错误。特别是1960年3月，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批判了丰产方片面求大，脱离以队为基础的错误作法以后，我们在唐县召开甘薯现场会议时，还组织各地同志参观了三十万小麦丰产带和八万亩甘薯丰产方。这说明我们政策观念是极为薄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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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在各项工作任务的布置上，我们常常是单打一。并且通知、指示、广播会、电话会、现场会、专业会显著增多，进度数字、表报催要的又细又急。由于工作指导和掌握上单打一，一件事一个指示，一件事一个专业会议，各讲各的理，各说各的重要，很少考虑前后左右的相互联系，很多工作，一讲就是全力以赴，突出几天，限期完成；这就必然造成下边硬性贯彻，“中心”太多，不是抓了这个，丢了那个，就是什么也搞不好。群众说：“一天三变，真没法干”。由于我们在生产指导上，样样任务都要求保证，件件事情急如星火，不给生产队、小队留有余地，侵犯了生产队和小队的管理权，就助长了瞎指挥风，严惩地脱离了人民群众，引起了群众的极大不满，正如群众批评的：“上级的想法越来越和我们离的远了”。这是极为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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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几年来的工作，我们深深的感到，我们的责任是重大的，实践的教训是很沉痛的。因为我们思想上的片面性，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所造成的农业生产的瞎指挥风，它是与“共产风”等其他歪风互为因果，互相影响的，它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下边的种种歪风，都是和我们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瞎出主义死硬的掌握工作分不开的。在党的领导下，现在我们正从机关内部，发动群众，充分揭露，并且要虚心争取下边的批评，下决心在学好党的十二条紧急指示的基础上，认真进行检查，坚决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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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来，我们所以产生如此严重的歪风邪气，初步挖掘起来，主要有以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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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中央和省委所确定的方针政策，认真研究不够，执行不坚决。在工作上我们往往是讲任务，不注意方法，同时对党的政策乏严肃认真的对待。对于增产措施的推广，1959年4月上海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规定曾有明确批示对生产指标的制定，丰产田的发展，主席在党内通信六条指示中，也有深刻的教导，但是我们对中央的规定和主席的指示，都没有认真的研究领会，坚决而彻底地贯彻执行。这是我们政策观念薄弱和党性不纯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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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对于农业生产的规律、特点认识不清，对农业增产条件的估计偏高。人民公社以后，大搞水利，我省的自然条件是有很大变化的，但这只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开始，由于我们对改造自然的斗争，看得轻易，片面地认为“农业生产已进入稳定高产的新时期”，把工作底盘估高了，把计划打大了，把波浪式的发展规律，看成为直线上升，把本来是错综复杂情况简单化了，就不能不出现千篇一律，就必然不分情况一般地笼统地硬性的确定计划和措施，而违误农时，造成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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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这几年我们下乡不少，但是深入不够。对下边反映的情况，听好的多，全面分析研究差，这就使我们的思想被一些先进典型迷惑起来，并且闭塞了耳目，不能了解生产上的真实底数，也增加了我们的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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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指导生产上，很多地方还表现了不相信群众，对工作越作越细的理解也不正确。这几年我们揽的工作越来越多，越来越细，从种植面积种植作物，密植株数直到浇水、施肥、除虫等等样样都管，不留余地，总感得只有这样才符合工作越作越细的要求，总怕下边搞不好，结果是事务主义一大堆，忙忙碌碌官僚主义，追逐数字、统计进度，浪费了人力物力，也助长了弄虚作假和浮夸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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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我们对鼓足干劲和科学分析的精神结合不够。对推行先进经验先进措施缺乏因地、因时制宜，这与我们思想上贪多求大、急于求成是分不开的。总想好事一天办完，我们在很多事情上从主观愿望出发，对典型到一般的过程看的容易，对推广先进经验当中，可能产生的消极因素和困难方面看的少，对下边的工作作过许多不适当的表扬，也有过一些不准确的批评，甚至在很多时候不分条件，用“将军”的办法来促劲，这样也助长了浮夸，并使一些缺点错误不能及时地发觉和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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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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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来，我省的农业生产，是一个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过程，我们越来越体会到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完全正确，越来越体会到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委领导的正确。三年来，我们在农业生产上取得的经验教训，是付出了重大代价的，是极其宝贵的。为了跟上形势发展，不断改造我们的思想，提高工作水平；为了巩固反五风的成果，更好地贯彻执行总路线，争取农业生产的继续大跃进，今后我们应切实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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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过去我们在工作上所犯的错误，归根结底在于思想水平不高，政策原则性不强。今后我们要把抓政策、抓学习，放在日常工作第一位。把研究贯彻中央、省委的各项方针、政策，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强调由党组书记抓学习、抓政策。把具体业务工作交由各副厅长分工负责，并且坚决使党组从具体事务中拔出腿来。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是总结公社化以来工作经验的结晶，要作为我们工作的总纲，认真地、反复地学习，学深学透，密切联系实际，改进领导，提高认识，培养和树立勤于学习，善于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的新风尚，坚决克服只管任务，不管政策的片面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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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一切工作从维护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根本制度”出发，把加强以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作为现阶段我们指导工作的行动的准则。国家行政部门对于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生产队只有建议之权，没有命令之权。在提出产量指标，制订种植计划，推行技术措施的时候，一定要留有余地，充分地考虑到多方面的情况，切实尊重生产队和小队的权力。农业生产计划今后省、市、县只控制粮食、棉花、油料三项作物总产量和棉花、花生等主要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其他作物的种植安排完全由生产队和生产小队作主，属于省里掌握的项目，也只是先提出建议，放到生产队和生产小队去讨论，返上来的数字，经过充分地调查研究，作出必要的平衡和调整，才能最后定案。一切技术措施，今后一定要坚持典型试验多点试验的步骤，从示范中吸引群众，逐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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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树立扎扎实实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并且要把冷放热结合起来，看到工作中的成绩，也要正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既要看到有利因素，也要看到困难条件，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在干部中提倡说老实话，反映真实情况，发扬民主作风。为了在指挥生产上切实作到心中有数，今后生产掌握重点是摸经验找问题，对于一般情况进度主要采取典型调查，推算全面的方法，除了播种、秋耕等少数易于统计的项目，作一些必要的进度统计以外，其余的如积肥、田间管理等等，则利用重点观查推算的办法，把情况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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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既抓生产，也要抓生活，从关心群众的生活出发，推动生产。以生活为准绳衡量生产，特别是“粮食由我管，吃饭由我包”情况下，关心群众生活，更为重要。在决定工作任务和要求的时候，一定要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进行具体计算，把各项工作纵横排队，使各种工作上下左右衔接起来，使群众力所能及，劳逸结合，超额完成，干劲越来越足，在掌握生产情况的同时，要了解群众生活情况。总之既要关心物质生产，又要关心人民生活，使生产生活密切结合起来推动生产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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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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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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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5/000014.txt
@@ -0,0 +1,65 @@
+# 中共安徽省凤阳县委书记处书记赵玉书代表县委在五级干部扩大会议上的检查报告（第一次检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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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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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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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五级干部扩大会议是凤阳的整风会议，不仅有各级干部，还有一部分社员代表。会议的目的，就是要总结检查过去的工作，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进一步的贯彻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信、和省委贯彻执行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信的具体规定。在会议以前，县委开了两天会议，对过去三年来的工作作了一次检查，一致认为，凤阳在过去的三年中，由于在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各条战线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全县人民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结果。但是，对照中央、省、地委的历次指示检查，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非常不彻底的。违背了党的方针政策，给凤阳在生产、生活上都带来了极严重的恶果。现向大家作如下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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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公布以来已经将近三年了。这三年，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面跃进的三年。三年来，我县在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农业战线、工业战线和其他各条战线都取得了十分巨大的成绩。这是我县人民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结果。由于我们有了三面红旗，找到了高速发展社会主义的方针、路线，因而这三年的成就大都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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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农业方面来看，三年来，我们虽然遇到了连续两年的空前严重的大旱，但由于我们依靠了人民公社的组织，全县党和人民发扬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干旱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因而减轻了受灾损失。1959年特大旱灾，我们不仅保证了县内人民粮食自给，而且还调出了三百一十一万斤粮食，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同时，林、牧、副、渔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
+　　在农业方面，大面积的群众性的水利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尤为显著。三年来，全县共建了中型水库两座。小型水库三百六十一座。修建和整修塘坝一万三千零九十六处，开挖沟渠七百九十六条，新开河道五条，整修中型河道一条。此外，门台电灌站正在建设中。现在全县蓄水量已由1957年的六千六百万公方增加到二亿二千七百万公方。增加了二点四倍。灌溉面积由1957年的十六万五千亩扩大到六十九万九千六百亩，增加了三点二倍。排灌机械也有了很大增长。1957年全县只有四台六十二匹马力，现在增加到动力机175台三千七百八十一匹马力。门台电灌站竣工后，将大大增强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全县可保收六十二万四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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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工业方面来看，我县原有工业基础极为落后，经过三年来的连续大跃进，已经大大的改变了原来的面貌。三年来，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四百八十八万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六十二万元增长七点一倍。其中60年投资总额为二百七十八万元，比1957年二十七万元增长了八倍；工业建设项目十六个，比第一个五年计划七个增长率一点二九倍。其中60年新建、扩建项目就有化肥厂等十个。比1957年三个增长二点三倍；工业总产值为五千零四四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三千八百四十七元增长百分之三十一。60年总产值预计将完成一千九百七十一万二千元，比57年实际完成七百三十四万元增长五点六倍。机械工业，在58年以前，还一无所有，现在已经能生产十二匹柴油机、小钢磨、碾米机、水泵、砻谷机、马拉摇背机、饲料粉碎机、大谷号收割机等。轻工业生产的发展，是较为迅速的。以棉布为例，三年来共完成一百九十六万四千公尺，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五万三千公尺增长二十六点五倍。其他如钢铁、陶瓷、砖瓦、白云石、化肥、农药、铁木农具等产品也都比57年有了很大增长。在产品产量增长的同时，还不断的增加了花色品种，提高了产品质量。三年来，地方工业产品已由原来二百四十一种发展到一千三百八十四种，增加近七倍。手工业产品已恢复和发展到九百五十多种。过去许多依靠外地调进的产品，现在已有大部分能生产自给，以至有余。人民公社建立后，举办了大量的社办工业，经过不断的整顿，今年产值可达到一百零五万三千元。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大大的满足了市场供应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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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事业的面貌也大大改变了。三年来全县共修和改建原公路一百四十一点一公里，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公路五十七点四公里增长了一点一倍。今年除了兴建二十二公里的石子路面和二十八点八公里的土路基外，还兴建轻便铁路三十点一二公里。并兴建临淮、西泉的小土铁路四点四公里。航运方面，公社化后，挖通了濠河，并在沿河修建了五座码头和淮河码头一座，从而大大提高了运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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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贸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社会购买力逐年增长。60年预计为二千七百二十八元，比1957年二千一百九十一元增长百分之二十四。财政收入也有很多增长。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共收入二千一百六十六万四千元，平均每年收入为四百三十三万三千元。而大跃进的三年中共收入二千零六十四万三千元，平均每年收入为六百八十八万一千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增长百分之五十八点六。在财政增长的收入中，企业收入的比重大大增加。今年的企业收入占到总收入的百分之八点六，比57年增长率二点八九倍。而农业税收只占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九点九，比1957年农业总收入下降了百分之零点六。城乡储蓄也有了很大增加。今年现有储存余额五十八万一千元，比57年二十五万九千元增长一点二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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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教事业三年来也有了飞跃的发展。今年，原凤阳农业中等学校改为农业专科学校；全县现有中等学校二十三所（其中包括八所社办农中），在校学生七千七百二十三人。三年来，学校和学生的增长分别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数的六点零五倍道三点一七倍。小学现有二百五十三所，在校学生四万八千九百八十五人，三年来学校和学生增长数分别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数一点三一倍和二点七五倍，从而基本上完成了普及小学教育的历史任务。教育质量也有显著的提高。今年我县高考成绩总平均分为七十七点八一分，学生的德育、智育、体育均得到了前面的发展。扫盲和业余教育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卫生事业方面，现在全县的社、队和厂矿学校的医疗机构达到二百四十七个，比1957年的二十九个增长八点五倍。床为增加到七百三十八张，比1957年的七十张增长十点五倍。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有了广泛的开展。城乡卫生面貌有了很大变化。文化、艺术、新闻、体育事业也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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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县委，对照中央十二条指示，和省委贯彻执行中央“十二条”指示的具体规定检查，执行的非常不彻底，违背了党的方针政策，是十分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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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共产风”一刮再刮，一平二调的错误一直没有纠正。中央和省委再三再四的指示，“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严重破坏了以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破坏了农业生产力。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但是，我们没有按照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办事，“共产风”一直未停。刮的范围很广，如房屋、土地、粮食、劳力、耕畜、农具、家禽、家畜、锅、碗、瓢、勺等种类很多。1958年冬季，县委从各个公社抽调劳力，铺修津浦复线，共得工资三十五万元，没有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实行按劳分配，而是采取了“刮富济贫”的办法，将工资分配给板桥、小溪河、总卜三个公社。县委党群、政法、财贸、公交、农业、文教六口以及其所属基层单位，，共刮各公社土地八千二百二十亩，房子三百六十四间，木料三十九根，耕畜二十九头，拖拉机一台，车辆一部，苇子五百捆，资金二千五百元。初步统计，全县一平二调的财物就有土地六万三千三百九十九亩，房子一万一千四百五十六间，粮食二百四十一万四千金，木料三万二千一百二十九棵，耕畜一千五百三十七头，猪羊二千七百六十七头，家禽五千四百三十一只，农具六千三百六十八件，机器八台，木船四十六只，车辆四百二十八部，柴草九十二万担，瓜菜十五万担，资金十八万八千元。以上共折款七百三十二万元，每人平均二十七点一元。有的情节相当严重。强占民房，撵人搬家，不搬不行，不搬就把人家的东西往外甩。有的人家被逼的东逃西散，有的一家大小几口人住进一间小屋子里。县委要求几天实现车子化，下边没有木料，只好扒社员的房子，用社员私人的木料，搞家前家后的树木。“共产风”把人家的小锅子都刮走了。老年人要留一张锅烧水，有的都不给人家留。有的干部把社员的小锅当社员的面就摔烂了，怎么没有民愤？群众自己的东西自己不当家，哪里还有劲搞生产。由于我们刮了“共产风”，严重的破坏了以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使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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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缺乏实事求是的的精神，存在着严重的浮夸作风。任务大，要求高，在许多问题上脱离实际。弄虚作假，表现在农业生产上，全县只有耕地一百四十一万二千亩，去年春夏种就上报的播种面积一百八十四万八千亩，超过了总田亩数四十余万亩；粮食产量1958年实有一亿五千万斤左右，上报为四亿斤，多报二亿五千万斤左右。1959年实有一亿八千万斤左右，上报为四亿零五百万斤，多报二亿二千万斤左右；今年烤烟实栽五万七千三百八十八亩，上报十三万七千四百亩，多报一倍以上；生猪实有四万三千头，上报十六万六千头，多报十二万头左右；开荒上报四十六万八千五百亩实际上开的很少，开荒没有抛荒多；在水利战线上，三年全县实作土方五千万公方左右，上报二亿一千万公方；上报板桥等九个公社实现了水利化，实际还没有摘掉水利死角的帽子。不切实际的宣扬“先进”，在报纸上报导门台子电灌站张道友小队平均工效达到八十六公方以上；报导小溪河栽秧标兵每人日工效九亩三分；报导临淮独轮车五分钟走八里，比火车还快。在造林方面的浮夸更为严重，为了搞表面化，就把社员的私人大树移植在公路两旁，有不少这边没栽活，那边的树也搞掉了，劳民伤财。在淮南线上栽了一点果木，而且树子很小，就上报实现了园林化。三年来在全县栽树十三万二千亩，上报绿化荒山隙地七十二万余亩，多报五十九万余亩。县委有的弄虚作假。59年中央在凤阳召开烤烟现场会议，全县的日收购进度七十六万斤，上报一百二十六万斤，压倒定远骗取荣誉。由于县委存在严重的浮夸风，也助长了下面弄虚作假、骗上压下。以无报有，以少报多，给生产带来了重大的损失。
+
+　　第三、工作要求过高过急，任务提得大，指标定得高，办法交待少，政策交待得更少。在执行中对一部分地区确实经过努力完不成任务的，不仅没有及时的加以纠正，相反的往往嫁加以无理的批评和指责。59年浮夸，面积报大了，产量报多了，不仅没有及时的纠正，相反层层召开会议，挤粮食。县里开，公社开，大队开，便叫干部卖粮食。实际上下面种子、口粮都卖光了。有的被逼得说假话。有的说没有粮食了，再搞我也没有粮食。有的为了完成任务，就到社员家里去搜查粮食。有的干部拿着棍子到社员家里乱捣论戳，犯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错误。这是县委要负责的。在去年粮食征购工作中，要求各公社实行一天三报。早上报粮食入库计划，中午报粮食入库情况，夜里报粮食入库实绩数字。每天晚上对粮食入库多的社、队，不分析情况，加以表扬。对粮食少的社、队，不分青红皂白，无理的加以批评和指责。59年购过了过头粮，生活发生极大的困难，社员没有粮食吃，饿肚皮。上级问我们下边怎么样，我们还说“下边很好，一干二稀”。这是对人民生活极不负责的态度。去年种子不足，靠外地调入供应，这样一方面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调入的品种不一，影响质量。去年种的庄稼在一块往往田里就是老少三辈。另一方面，种子调入的时间不能保证，耽误了生产季节，这样造成了严重的减产现象。又要回报生产进度，要求各公社当天数字当天下午四点钟回报，不报不行。公社四点钟以前向大队要生产进度，生产队的社员下午还没有干活，哪有数字回报呢？不回报就要受批评，只有假估吹。有的开始以先报后补。劳力只有那么多，大大多报了，怎么能补的上呢？所以只有数字越报越假，越吹越大。
+
+　　第四、生产上瞎指挥。县委缺乏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的精神，在指导农业生产中有不少问题脱离客观实际。首先在扩大高产作物面积方面去年将水稻生产计划安排七十余万亩，不仅将一些天收没有水源的地种上了稻子，而且不切合实际的把一些好的没有水源的旱地也改成了水田，浪费了劳力、畜力、种子。不仅没有收到稻子，还耽误了一季旱粮。其次，为了抓早，去年要求二、三月份就要实行山芋育苗，进行山芋田扒墙。由于育苗过早，损失不小。有一部分山芋母子被冻烂掉。有一部分已发芽的山芋苗被冻死。山芋墒子由于串的过早、时间过长，不仅墒土硬，而且墒子上长满了草。在栽山芋时，只有犁掉重搞。同时在去年夏季栽山芋时，由于天阴多雨，县委布置“水串山芋墒”、“平茆栽山芋，先栽后扶垄”，造成了严重的减产现象。再次，去年水稻泡种时，要求三、五天全部泡齐。到秧苗能栽时，劳力支配不开，栽秧的后期，出现了大量的老秧，浪费了不少的秧苗、种子。有的把出穗子的老秧栽下去，连种子都未收上来。为了搞表面化，公路、铁路两旁庄稼用绳子拉着干，几亩稻子并成一亩。搞山芋丰产田，山芋垄子挖几尺深。县委强调栽旱秧，有的秧苗小，不能栽，用篮子挎着去栽。下边有的秫秫要锄，不给人家锄等等。由于市场的瞎指挥，少收了不少粮食，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
+　　第五、滥用民力，削弱了农业生产第一线，当前利益考虑得不够。特别是在修水利方面，三年来用于这方面的劳力都过大了。去年最多的达八万人，占总劳力百分之六十以上；而且时间较长。每年从秋种还未结束就开始，直到第二年春耕大生产还在干。去年电灌站的民工在收麦子的大忙时期，还不准回去，造成民工思想不安，情绪低落。有一部分民工变成了常备民工了。从阳山水库到燃灯水库，又到电灌站，有的庄子连男劳力犁田的都没有，使农业生产上失误农时，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同时，兴办土铁路，兴扩建厂矿场以及要求公社、大队举办各种厂场等，都占用了大量的劳力，严重的违背了中央、省、地委关于农村劳动力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五投入生产第一线的指示。
+
+　　由于违背了党的方针政策，造成了和多极严重的恶果：
+
+　　人口大量的外流，肿病死亡。据59年冬和60年春的统计，外流人口达一万零五百二十九人，肿病去年达三万余人。非正常死亡现象普遍而严重。据统计小溪河高速山河大队原有五千一百六十三人，非正常死亡一千五百五十八人，占百分之三十。刘府公社双山大队官帝村原有五百七十七人，死亡一百零四人，占百分之十八。太山大队曹端村原有四百三十五人，死亡三十八人，占百分之八点七。有些地区还大于这个比例，有些地区小于这个比例。由于人口的大量减少，劳动力也相应的减少了。有些庄子连男劳动力犁田的都没有。
+
+　　耕畜死亡、农具减少的现象也是十分严重。由于社员私人的东西如鸡、鹅、鸭、猪、房屋、土地等，都不能自主，他们哪来的心思去管好农具、管好耕牛。我在武店发现邓上刘食堂有两头肥猪不愿意卖，白天赶到外去，经营处夜里去逮，叫人家怎么没有意见啦，怎么去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啦？全县1958年原有耕畜四万零一百三十二头，现有三万零三百七十六头，减少百分之二十四点三；农具损坏丢失现象极为普遍，如临淮、小溪河、宋集、武店四个公社的一个大队三个小队不完全统计，原有犁耙三百四十张，现有一百九十七张，减少百分之四十二。
+
+　　由于人口的外流、疾病死亡，耕畜农具的减少，群众的情绪低落，生产受到极大的影响。去年是凤阳历史上没有的年成，风调雨顺，不旱不涝，各项农作物都下降到惊人的程度。粮食产量1958年为一亿八千万斤左右，比1957年下降百分之四十以上。1960年为一亿零六百万斤，比1957年下降百分之五十以上。烤烟去年年产三百八十万斤，比1957年一千八百五十四万斤，少一千四百七十四万斤。生产搞不好，给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房屋破烂已成为普遍而严重的现象。
+
+　　从上述这些严重问题来看，已经不是什么错误的问题了，而是罪恶。尤其是我个人，已经犯了罪。我是有血债的人，已经造成了滔天的罪行，这些责任我们决不能推卸。我们不能认为过去五十年也有灾，为什么不死人呢？有灾不是原因，主要是我们没有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结果，是没有依靠群众的结果。近年来，我们在凤阳不是干工作，为人造福，而是在造孽。上级是最关心群众生活的。上级问我们群众生活怎么样，实际上群众已经饿肚皮了，我们还说“很好”，每天“一干二稀”，在害人。有的害了全家都死光了，剩下来的孩子成无爹无娘的孤儿，这都是我们一手造成的。我们有罪，我们给凤阳人民带来了灾难，给党与群众的关系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严重的认为灾害呢？
+
+　　第一、政策观念薄弱，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不严肃、不坚决。59年以前，虽然开了两次六级干部扩大会，贯彻省委六级干部决议，但“共产风”没有彻底纠正，仍然一平二调。在县委主导思想上特别是我、主要是想过渡。去年曾不切实际的排队研究把全县十四个公社分三批向基本社有制过渡。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社有经济总想发展快些，供给制总想大一些，公共积累总想多留一些，这就使许多工作继续犯了一平二调的错误。以办场来说，县委是极力主张的。去年曾在黄陵农场召开良种繁殖现场会议，要求社社办场，结果社、队都办了场，占用大批土地、劳力和房子。省、地委号召大种瓜菜时，机关、学校、工厂就占用公社土地，县委不仅没有制止，有的还支持解决。对清理大办钢铁的账目，决心也不大，就是算了也不彻底，加以不去细致的检查督促，组织兑现，在绝大部分地区发生了上算下不算的现象。对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坚持、不遵守。很长时间内认为专业队是好的，各种农活强调专业分工，因而生产小组责任制，一直没有很好的贯彻下来。并对劳动力乱抽乱调，大大的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分配中不能坚持少扣多分、评工记分、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则，严重的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的地方扣的多，分的少，社员得钱极少、很少，以至于很长时间没有钱分下，社员干了几年得不到钱。肚子饿了吃不饱，衣服烂了没有钱添置。社员自己的东西不能做主，一阵风来了就刮走，怎么叫群众情绪不低落呢？事实教育我们，不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去办事，只有越搞越坏。我们不坚持三级所有原则，削弱了队有经济的发展，侵占了社员个人的利益，结果必然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影响了生产的发展。
+
+　　第二、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县委成员中个人主义是较为普遍的。对于过去发生的严重问题绝大多数同志是了解到了的，但为什么不反映？不处理呢？主要是患得患失的个人主义作怪。怕讲了问题，戴右倾的帽子，被斗争。有的怕把成绩说小了说落后、受批评；有的明知有问题，开始时按下去算了。但是问题成堆没有解决，越来越严重。问题大了不敢讲了，怕追查责任；有的本身有错误，因而发现了坏人坏事也不敢处理，怕处理了引火烧身，怕揭盖子，怕掉乌纱帽。由于这些严重的个人主义存在，不能及时的向上级回报真实情况，往往掩盖真相，欺上瞒下，对执行党的政策阳奉阴违。由于存在严重的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态度，使群众生产生活有很多应该解决的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本来只是一般问题，而发展成为十分严重的问题，造成了严重恶果。
+
+　　第三、群众观点薄弱。不关心群众生活，不问群众死活。县委对去年食堂停火等问题的发生没有处理。有的地区二、三年来社员没有分配，房子破烂，倒塌不堪，没有办法修理，社员缺少衣被长期得不到解决，有病长期得不到治疗。在电灌站和燃灯水库的民工，不仅生活安排得不好，而且劳动强度特别大。门台子电灌站去年民工吃不饱，他们还结余十多万斤粮食。不执行劳逸结合的方针，天寒地冻、下雨下雪还硬逼着社员干活。对有病体弱的民工，不能给予及时的照顾和治疗，相反的采取不负责任的一推了事的态度，叫民工回家。走了有不给人家粮食。加上有病，又天冷，有一部分民工死在路上。有的社员身体不好，大队和生产队硬叫人家上电灌站，到了电灌站又不收，两头不给粮食吃，三推两推又把人家逼死了，拿生命当儿戏。我们有罪。所有这些都严重的破坏了党和群众的关系，严重的破坏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
+　　第四、集体领导差，作风不扎实。县委对上级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以及全县性的重大问题，不能及时的放在县委会议上认真讨论和作出决议，有的开会也不慎重其事。不认真分析情况，不细致的讨论具体办法和措施，往往先无充分准备。会后无具体交待，草率从事，不了了之。因而不能很快的解决问题。如对外流人口，下面说都是小偷小摸、调皮捣蛋的坏人，掩盖真相。实际上是食堂停火没有饭吃。有的在家受气、挨打受骂，得不到解决，没有办法才走的，哪个愿意离家呢？没有办法才外流的。我们过去不研究不了解真相，在家里看家的县委同志忙于应付日常事务，对关键性的问题抓得不够。不抓政策，不抓思想，而是天天靠表格数字吃饭。没有切实的把点搞起来，作出样子，推动全面；下面检查工作走马观花，看线不看面，听好不听孬，往往被假象蒙蔽，不能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所有这些，都大大的削弱了集体领导力量，影响了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执行。
+
+　　第五、组织观念不强，执行党的纪律不严肃，处理坏人坏事不及时。县委对凤阳三年来所发生的严重问题，不仅没有按照党的政策严肃的处理，也没有及时的向地委和上级党委回报。对于武店、小溪河、板桥、总卜等地区的问题，就是发现了，但是光看他的好的一面和成绩的一面，没有从本质上看他们的问题，姑息迁就，进行包庇，问题不及时处理，一拖再拖，使问题堆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有些犯错误的干部，县委不仅没有严肃的处理，还得到提拔，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这些干部犯更大的错误。正气不能上升，邪气在积极发展，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少数基层组织不纯，一部分坏分子乘机钻了空子，兴风作浪，浑水摸鱼。对这些严重的问题，县委长期不处理，以致在这些有 的地区党的政策贯彻不下去，群众意见反映不上来，各项工作都长期处于被动和落后的状态中。
+
+　　过去三年来的实践过程中，所给予我们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是十分沉痛的。这是我们在今后工作比心坚决加以吸取的。我们愿意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群众监督下，认真检查我们过去所犯的罪恶，老老实实的改造思想，改进作风，勤勤恳恳的把党交给我们的工作作好，来弥补过去的损失。
+
+　　当前在全县范围内，由于我们认真地贯彻执行了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信和省委关于执行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信的具体规定，形势已经开始有了好转。今年口粮标准虽低，但安排的比较落实。农业生产第一线，由于下放了大批干部和劳力，人民精神面貌和劳力紧张现象，已经有所好转。今年麦子长的也比较好。我们完全相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地、省委的正确领导下，继续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认真搞好整风整社，坚决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发扬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群众路线的作风，我们就一定能够把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运动推向高潮，正确今年取得更大丰收，迅速改变落后面貌。
+
+　　这个检查是很不深刻的，希望每一个到会的同志，都要大胆的提意见，消除一切思想顾虑，从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来帮助县委揭盖子，帮助县委把风整好，我们绝不打击报复，如果有人打击报复，希望你们及时的向上级党委告状。
+
+　　 1960年1月7日
+
+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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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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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5/000015.txt
@@ -0,0 +1,135 @@
+# 中共息县县委对徐锡兰同志所犯错误事实的初步整理
+
+## 一、乱搞男女关系，据现有材料分以下两种：
+
+## （一）已落实的：
+
+　　1、与广播站的广播员胡凤霞（系大恶霸地主家庭出身，个人学生），自胡在57年来广播站后，以工作经常找胡谈话，建立非（？）关系，常在一起，胜似亲妹妹，胡到徐屋，徐到胡屋，白天黑夜都是平常的事，据县妇联主任余桂芳同志揭发：徐明目张胆公开在白天黑夜到胡屋里睡觉。具体表现：
+
+　　（1）据原中共息县县委书记处书记时（？？）揭发：时（？？）去找其请示工作，（？）次见其与胡在屋里（床？）上（？）上坐。有一次时从正风办公室回来（下二点）看见胡在屋里谈话停有五分钟灯灭了，过（？？）把钟头胡从徐屋里出来了。
+
+　　（2）水利局长邵中敏（非党委员，是其相信的人）说其在58年调信阳医专工作时，县直机关都请徐的客，水利局连请其三次（都是邵亲自来请的），在其住室都找不到的。
+
+　　（3）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丰木（？）揭发：丰在犯错误（？）找其研究工作，大部分都能碰到其与胡在其屋其床上坐着。4、 其在医专工作，和胡互相通信无数次都是通过马少（？）（通讯员）代转的，不直接给其，有一次胡给其去信被时（？银）发现拆开，内容是：“宝哥哥，我爱你，你也爱我，伴侣同居，幸福到老-------- ”，“是她父亲的情况，能否把她父亲带信阳去”。“她本人的工作和学习，要求给她弄到信阳上学和工作，等等。”
+
+　　（5）其原来不到医院去，去春扩干会时，胡有病住院，其黑夜12点冒雨前来看胡。据城郊公社付书记杨玉（？）说：胡还生气，好久不与其说话。
+
+　　（6）胡病了其亲自出药费报销和批准胡到外地治疗。
+
+　　（7）胡父亲系1300亩地的大地主，家庭成员大部分被人民政府镇压，其将胡父胡国瑞（号祥生）介绍到县人民医院当杂工，其调医专又将胡国瑞带到医专，其调回息县又带到息县，安置一中当工友。
+
+　　（8）其在（？？）年对邵中敏说：其爱人宋玉华不会接待客人，见有客人就不敢进门了，离婚后再找一个能接待客人的爱人。
+
+　　（9）其下乡叫胡与其一块下乡。
+
+　　2、和招待所招待员熊桂芳（贫农，学生出身）的关系是在59年开始明显的。
+
+　　（1）其在机关除在本屋外，就在熊屋内，县委会伙房倒后，伙房在招待所，每天三餐都是在熊屋里吃饭，熊在身旁侍候，吃一碗，端一碗。
+
+　　（2）一般县委扩大会都是在招待所会议室召开，每次会前（人没齐），会后（休息）都是在熊屋里床上睡着，熊在屋里陪着，有时闭上门。
+
+　　（3）今年8月，段克仁（组织部付部长）去熊屋里抄草帽就碰见其和熊闭门在屋，猛推门见其和熊都在床上坐着。县委书记处程书记也碰见一次。
+
+　　（4）今春过春节时，县妇联主任余桂芳找熊，喊好久不开门，熊开门后见其将本子摆在桌子上，装写东西的样子。
+
+　　（5）熊经常到其屋，今年8月监委付书记彭铭铸给其去省开会送材料，见熊在其屋里坐着，材料接手，彭就问：还有什么是没有？其连说：没有，没有！彭走后熊仍在他屋。在当夜12点，县直党委王会章 干事，见其（？）招待所熊屋内吃花生，先开着灯，后关了灯，停了好久灯又亮了。
+
+　　（6）今年又一夜很晚其亲自给熊写信。
+
+　　（7）其不论下乡或开会，总是将熊带在身旁。去秋其在项店公社朱店大队搞反瞒产、私分重点，将熊带去了，今年4月，在下庄公社召开生活现场会将熊又带去了，今春参加省委六级干部会议，将熊带去了，将熊安置到旅社，后又叫熊参加大会服务（省委已明文通知不准随带人员）。息淮并县时，其将熊带去了------
+
+　　（8）今秋9月在县委扩大会上传达省委吴书记的总结提纲，只传达（？？）其交给严重右倾张巨成（地委已撤职农工部长，其未宣布）传达，其到熊屋内，直至传达完，（？疑为“喊”）其停有10分钟才到会议室。
+
+　　（9）其经常看戏和电影带熊一路去，彭铭铸说：今夏再扩干会后说： 今晚看戏叫小熊，（疑为“柳”）所长看门。
+
+　　（10）其叫组织部提熊的工资，结果熊由16元提为20.50元。
+
+　　（11）县委总支部将熊下放（疑为“猪场”）劳动，其从省开会回来，知道熊已下放，对秘书郑（？？字迹不清）说：小熊不能下放，立即通知回来。这次（？）流下放种类，其又两次通知熊回来。
+
+　　（12）其为掩盖其与熊的关系，给招待所（？）所长买了很多酒。今年（？？）前，熊夜里在其屋出来（？）瓶（？），被程廷玉（？？）发现问熊，熊说是徐书记给所长送的。
+
+　　3、其与关店公社书店营业员陈兰芳（（？？字迹不清）成分，学生出身），非国家干部的关系具体表现是：
+
+　　（1）其到关店就找陈谈笑话，徐在陈陪，常是夜12点以后，并用手机子给陈拍照片。
+
+　　（2）今年7月大水落后，地委路宪文同志来关店后，到队检查灾情，陈要坐小吉普车，其就叫陈坐车到各大队去玩。
+
+　　（3）陈不断到县委会找徐，送礼物给徐吃，其从鸡公山开会回来，陈给其送30斤梨，陈常向大队要东西，说是其要的。
+
+　　（4）贯彻保粮（？）指示后，陈被下放劳动，其从省开会回来第二天，陈到县抄其安排工作，其对陈说：“你不应该下方，我给你工作抄（疑为“找”）好了，到（？）业局你别着急，在这里多住几天，没有钱和粮，（？）我有，没有衣服穿，我叫小（疑为“冯”）（通讯员）给你扯。”并对文（？）部王光耀部长说：你给关店小陈找个工作。
+
+　　（5）今秋9月13号地委组织部孙科长来检查其与陈的关系，正研究时，（？）12点陈（？）其见门关着，陈推门进屋后又将门关着，灯灭一小时多后，陈从其屋出来，走在门外（？）下，手还提着裤子。是地委讲师团康忠信同志亲见。
+
+　　（6）段克仁揭发：其叫陈别走，等天晴在给你拍一张照片，愿给你照的不好。
+
+　　4、其与贾玉珍（项店邮电所电话员，现提为（？）业局门市部营业员，成份，学生出身）的关系事实如下：
+
+　　（1）去年10月其在项店公社朱店大队作点时，叫贾以看电话机为名（实际没看电话）跟随身旁，白天黑夜在一起玩和休息，通讯员也不要了，夜里和贾谈笑玩至深夜，就寝在一屋两处，就寝两屋是不多的。
+
+　　（2）其与贾玩笑亲切，所作重点开干部会不参加讨论，布置布置就回屋和贾胡谈（疑为“乱”）来。据陈恩民（县团委书记）说：有时连工作连工作不安排了。其常与陈说：小贾的工作大胆，有培养前途，给他（应为她）弄到县里找个工作。据赵金武（人（？）办公室主任）说其与贾德住室是三间房，一间有个夹墙，没别人住，贾的床接近住室门，出进走在床头。
+
+　　（3）据冯国珍说：去年在临河召开粮食工作现场会，其将贾带到临河参加会议，每天夜陪着徐坐到12点以后，白天给其背照相机。
+
+　　（4）去冬包信现场会议，其将贾带到包信公社去，会中一天夜里其与贾在包信东头（疑为“门”）向西二间房子里，同睡在一个床上，其睡里边，贾睡外边，直睡到天亮。其将贾带回县委会住几天。
+
+　　（5）其与罗宝珍（妇联会一般干部）的关系，于1957年在关店公社栗（？）大队搞点，陈恩民发现其与罗白天一起，走那带路，夜晚下乡也和罗一路去，一路来（当时带有通讯员就不叫跟着），并在一屋睡，该屋没别的同志睡，这样有一个月的时间。一屋其睡里间，罗睡外间，其给罗笔记本上写着：“夫妇不好，感情苦恼等。”
+
+## （二）正在查对的
+
+　　1、其与王荣风（县委会新吸收的一般干部）的关系：其与王（？？？）一起谈话，王经常白天、黑夜到徐屋里，其给王买一裤带叫通讯员小冯送给王的。
+
+　　2、与郑秀玉（原县委会一般干部）的关系是：其经常找郑谈话，有一次夜里其上郑屋里，其叫通讯员马少（？）在门外看着，好久才出来和马一起回住室。
+
+　　3、其与包信公社饮食店小梁，其叫梁给他当招待员，白天走那带着，夜里和他陪伴，同住一屋。
+
+　　4、其与关店公社妇联主任易（疑为“耕”）兰的关系。
+
+　　5、其与李（？）卫（原付县长）的关系。
+
+## 二、丧失阶级立场，袒护坏人：
+
+　　1、其将息县有名的恶霸地主（1300亩地）胡国瑞介绍到人民医院当杂工（其与胡凤霞有男女关系，胡国瑞是胡的父亲），其调医专后，又把胡国瑞要到医专，其回息县后，又将胡国瑞带到息县，安置在一中当工友。
+
+　　2、其将生活一贯特殊，又不承认自己是地主成分的郑振宇提为工业部付部长。
+
+　　3、其调医专时，将息县城内的资本家、大地主成分（应为“份”）的金洪（？）带到医专当炊事员，其回息县后又带金回来，把金安置在党校当炊事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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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其到医专将大流氓、惯偷王子贤，谍报组长何（原文缺字？）带信阳安置医专当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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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其将两次叛变分子邵中敏提为水利局长，并对邵中敏说：“我提你当付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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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原工农部长张巨成犯严重右倾错误，地委5月批示撤职农工部长，其不宣布，又叫张下马集公社任党委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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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其将参加地下军任大队参谋长的程书生（原（）前任（？？）第一书记，王（？）宏等人研究）开除党籍已通知一年了，其又研究改为留党察看处分，提为县委办公室秘书。其受（？）樟木箱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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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人委付县长张致武参加三青团，拒绝交待，地委叫处理，其不但不处理又叫呈报张任东岳公社党委书记，地委没批，其在县为扩大会上宣布张代理公社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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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其妻姐宋玉英（地主，三青团分队长，被开除的教师）要其找工作，其给文教局付局长（？？）达信说：“（？）达同志：希安排工作。徐。”结果安置南街二小当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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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其将宋玉华（其妻）的姐夫（大地主伪专署秘书）写信逃跑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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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其任用反革命分子彭培豪（？华中反共救国救民义勇军支队参谋），56年选举其提彭为候选人，当时审干办公室提出彭系反革命分子，不应列入候选人，其认为材料不足，还没查明，结果选为候补委员，提为统战部长。（彭现已开除党籍，劳动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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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其任用反革命分子马德超（马系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股长），其系城关区长，提马为组织委员，其任城关书记，提马为宣传部长，并拉马私自介绍其爱人宋玉华入党（马现已定反革命，被地委开除回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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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其任用三青团分队长杨登福（富农）其每次下乡带杨一路，其调信阳时，杨送其收音机一部，其送杨衣服一件，杨应划为右派，其在未划上，其走后才划为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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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不关心群众生活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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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年10——11月在项店公社朱店 、魏店、朱楼三个大队作反瞒产私分重点，带了40多个干部，干部每天闲着下不去，文教局付局长陈文彩说：“张书记一块搞工作有两得劲（不干工作，吃的好），每天到粮店和采购站买东西吃，计大米（原文缺数字）斤，（?）麦面（原文缺数字）斤，油70斤，肉60斤，鹅13只 ，鱼200多斤，鸡蛋403个，（？）30斤，（？？）单做单吃，有时一顿饭做几次还说不好吃，混沌、油煎馍、（？）糕、红薯炸的油拔丝、糖元子、肉丝、鸡蛋面条，等等。顿顿不重样，菜是几个（？）。可是当时朱店大队的情况是：牲口缺草，大部分食堂断炊浮肿病情严重死亡人数增多，据查实10月21日至11月15日24天的（疑为连）串的数字是：牲口病死112条，这个大队16个食堂，已有9个断炊（1——3天   个，4——6天   个，7——10天   个（注：原数字就缺失）），浮肿480人，死亡232人，其仍坚持反瞒产私分斗争，外流人员23户（疑为“里”）80人，在反瞒产私分斗争中共斗15人，论辩61人，打了10人，（？？）打死1人，即（？）楼生产队社员王玉明（中农）因（？）粮食，于59年11月初5日夜在彭店（？）水泥厂张主任（徐来领的人）主持斗争死的，今年统计死亡人数时，其对项店公社党委书记王占学同志说：“里开项店地区死的不能算数，外流人员只能照好处估，不能照死处看等。”
+
+　　2、59年11月底其在包信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议，县里去的和局级干部共32人，每天三吃三端，（？）饭10余个盘，大吃大喝，共5天时间，除交粮票外，还将包信公社的粮食标准吃净了，超吃200多斤，以后其亲自批准从群众口粮中扣除200多斤抵上，超支700多元直到现在没有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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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年11月正阳县向我县人委付县长反映说：东岳公社人员外流破坏青苗，其得知后，到东岳公社方老庄大队去检查，当时该队10个食堂全停伙人员外流、吃青，该队以停伙3天了，其没设法解决问题，不管不问不解决，第二天起率领人到包信公社张竹园，王（？）孜大队，当时张竹园、王（？）孜大队的食堂也停伙了，各庄都发生浮肿病、外流、死亡等，其无动于衷、不管不问，当天（？？）李店大队，到街上发现情况更严重，街道两旁外流人员和浮肿病人睡的东一个，西一个的，看此情况后，不作深入了解，到（？）李店学吃（）饭，不管不问就走了。
+
+　　4、其在项店公社朱店作点时，召开6个公社党委书记会议，在会上党委书记都说死人问题，除说一般死人情况外，还说几个突出典型。朱店西头有个赶马车的（名不祥），上午还在赶马车，夜晚和妻同睡死在床上。张庄一个社员（名不祥）剃头，头剃半个死了，朱店大队两个（？？？？）死在一个盖（疑为“筒”）里，在会议上不但没有很好听取意见，分析解决问题，而且推广其在魏店反瞒产、私分的意见，并布置强调粮食工作是农村工作斗争的焦点，都要认识这一尖锐和复杂性，回去后要开组长以上的干部会，一是发动自报，二是掌握瞒产私分的重点人谈话攻心，三是开展辩论斗争，四是召开干部会带粮食，每人100斤，并责成各公社回去都要填个，这样就形成全县反瞒产反私分斗争高潮。魏店大队21个生产队干部，全部被斗被打，其说：你们打别打坏了，并结论说：魏店大队除张（？）花是个好干部外，其余没有好人，主张一脚踢开，重新串联扎根，依靠贫雇，搞好反瞒产，并在县为扩大会上介绍，如齐寨生产队长谈话比经验，其拉过来进行谈话谈一天一夜，并用收买的办法，买了一盒三门峡的纸烟，蒸了一盆红薯，还做有稀饭等吃后其叫说出瞒的粮食，结果报7000斤粮食，县委办公室付主任汤泽民同志去查对，根本没有，其大熊一（疑为“样”），还说不老实。
+
+　　5、去年11月起批准仲书记（兼人委县长）在下庄公社召开了1500人的全县性的反瞒产大会，会议的内容和开法都是徐的意见，没有经县委研究，结果到会1500人，排除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1200多人，在大会上斗争批判的96人，轻重不同的都打了，大会撤职干部13人，法办3人。在此会议精神指导下，形成各公社一些干部违法乱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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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去年11月分（应为份），县委宣传部长兼城郊公社党委书记李（疑为完）建同志发现城郊公社五一大队食堂停伙，浮肿病严重，一个大队死去280多人，写报告，交给程书记阅后向其请示，其不研究解决，反而   向程书记说：你看咋办？程书记 提出批点粮食，其不表示态度，推给仲书记，后推下去直到县委扩大会后才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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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今年6月29日，其到（?疑为“淮”）池开会，船到王（？）旁见王（）（为高土堰）被水包围，周围1万多人被困在那里呼救，其不管不问就上（疑为淮）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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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城县被敌人篡夺领导权情况
+
+　　<中共商城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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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的民主革命捕课运动，从去年十月十七日开始，到现在已三个多月时间。去年十二月底以前，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夺取领导权，全面的控制了局面，同时以公社为单位召开万人大会，对各公社残害人民群众的祸首开展了面对面的斗争，进入今年元月分（应改为份——编者）以来，立即全县八个公社、一个农场、二百二十九个大队、一千XX七个生产队范围内，全面深入的向敌人开展了斗争，并在何店公社燎原大队进行了反“五风”试点。在中央、省、地委的不断指示和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导下，经过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斗争，运动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县先后共斗争四千五百九十四人，其中斗透斗臭的三千七百五十二人，占81.4%；基本斗透斗臭的五百五十七人，占12.1%；尚未斗透斗臭的二百八十五人，占6.5%，与向敌人开展政治斗争的同时，在经济上进行了追赃退脏，全县应退脏的四千九百五十四人，已退彻底的三千二百四十二人，占70.7%；基本彻底的六百一十七人，占13.4%；尚不彻底的七百三十五人，占15.9%。同时根据排队情况，分别集训五千七百二十八人，特训二千X五十七人，集中整风三千六百七十一人。配合斗争已法办二百一十七人，开除党籍一千五百四十五人。从县到公社、大队、生产队，全面彻底的夺取了“五权（党、政、军、财、生产生活）”。全县二百二十九个大队、一千○○七个生产队均建立了社员代表委员会和贫雇农代表小组，经过反复审查和斗争中的考察锻炼，社员代表组织基本上纯洁了，并在斗争中得到了巩固提高。现在大队社员代表委员会已经形成坚强领导核心的一百四十五个，占63.3%；基本上形成领导核心的六十二个，占27.1%，尚未形成领导核心的二十二个，占9.6%，生产队贫雇农代表小组已经形成坚强领导核心的六百二十八个，占62.3%；基本上形成领导核心的二百七十一个，占26.9%；尚未形成领导核心的一百○八个，占10.8%。大队社员代表委员会主任、付主任共一千人，其中贫农九百三十四人，占93.4%，中农六十六人，占6.6%；能单独工作的七百四十八人，占74.8%，基本上能单独工作的二百○九人，占20.9%，不能单独工作的四十三人，占4.3%。目前全县二百二十九个大队已全部转入复查，初步查出漏网的地、富、反、坏分子一千○九十七人，其中需要开展斗争的地主分子一百○六人，有现行罪恶需要法办的一百一十三人，同时反复进行了六类人排队，澄清了干部面貌，根据排队情况，对集训人员进行了清理。与进行民主革命捕课复查的同时，在何店、上石桥两个公社及余集公社的文桥管理区开展了反“五风”，各公社都有一、两个大队进行了反“五风”试点。估计春节以前，复查可以全部结束，春节后反“五风”将在全县范围内全面展开。
+
+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和问题的进一步暴露，愈加证明商城问题的性质是反革命复辟，是阶级敌人披着共产党外衣对劳动人民进行的一次空前未有的大屠杀。在这次大惨案中全县被残害致死的群众，据最近统计达九万六千二百五十六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2.5%，其中正半劳力四万八千八百六十四人，占总劳力的28.6%，占死亡人口的50.8%。经过这场大惨案，全县有一千多个村庄死的绝无人烟，有五千七百八十五户全家死绝，荒芜了八万二千九百二十六亩田地，耕畜杀死近一万头，农具损坏七十余万件，家具砸毁一百多万件，房屋拆毁倒塌三万八千五百二十五间。问题最严重的钟舖公社，全社死亡三万二千七百二十四人，占该社总人口的37%，其中正半劳力一万四千九百八十三人，占该社总劳力的38.1%，并有一百九十七个村庄死的绝无人烟，有二千○一十二户全家死绝，田地荒芜二万多亩，耕畜杀死二千多头，房屋拆毁倒塌一万三千多间，家具砸毁十多万件。就是原来认为（此处脱印25字——编者）公社死亡三千八百（此处脱印一字——编者）十三人，占该社总人口的12.9%，（此处脱印3字——编者）公社死亡三千八百三十七人，占该社总人口的11.5%，（此处脱印3字——编者）公社死亡二千六百六十六人，占该社总人口的11.8%。
+
+　　死亡人口中被敌人利用各种残酷刑罚手段致死的有七千八百六十四人，占全县死亡人数的8.2%，被打后伤残的六千○二十一人。（此处脱印2字——编者）公社死亡七千○一十八人，被敌人打死的即有二千二百○八人，占该社死亡人口的31.5%。（此处脱印5字——编者），绝大部分是贫雇农。据十二个（此处脱印2字——编者）队，一千三百五十八人调查，前冬去春共死亡四百九十一人，其中贫农三百九十二人，占80%，原来贫雇农占总人口的（此处脱印6字——编者）。何店公社霸王（此处脱印一字——编者）大队前冬去春共死亡二百八十七人，其中贫雇农二百五十四人，占死亡总人数的88.5%。（此处脱印12字——编者）田家湾，前冬去春被敌人打死和扣饭饿死共八十二人，其中贫农四十三人，中农三十九人，地、富和坏分子家属一人也没死；原来两个（此处脱印一字——编者）共有土改时的积极分子三十二人，被坏干部张玉富（漏网富农，伪甲长），（此处脱印3字——编者）（伪甲长、小保队）二人扣饭饿死十三人，活活打死五人，打伤三人。伏山公社石（此处脱印6字——编者）小队，土改时贫（此处脱印11字——编者）、两个组长、前冬去春全部被混入的反革命分子（此处脱印23字——编者）打死和残害死。（此处脱印12字——编者），原有八户、三十八人，其中贫农三户、十八人全部被（此处脱印2字——编者）致死，剩余的五户都是（此处脱印2字——编者）革命内部的（此处脱印79字——编者）。
+
+　　（此处脱印一字——编者），如剁手指头，割咀唇、缝咀、串手心、扎耳朵、称钩子勾咀、烙肛门、通（应改为捅——编者）阴道、火烧婴儿、火锅炕、煤油浇头、火灰灌肠、大椒面渗烟熏、灌大粪、逼迫吃屎、雪坑冻、冰田拉犁等，残害贫雇农积极激光打人民群众。钟舖公社三教洞大队原支书阮永安（土匪、伪班长），前冬把贫农成分的作业组长梁祖海吊起来用烧红的铁丝向肛门里猛通（应改为捅——编者），当场被通（应改为捅——编者）死，该大队有个孕妇落月时，因没饭吃骂了一句，王克干听见后，马上在竹园里砍一根竹子，弄成弯弓形，插在孕妇的咀里，当即把孕妇的咀撕成两半。钟舖公社三教洞大队原治保主任彭启民（特务分子），将社员陈祖更、徐正周二人拉到大队部把衣服扒光，用湿草绳捆起来，烧起两堆烈火，把二人堆在中间，活活烧死。长竹园公社武畈大队原油厂会计张泽迪（国民党员，特务组长，四七年杀死我解放军二人），前冬将外队逃来的贫农社员周XX吊起来，身压青砖，用火灰灌在周咀里，并把咀捏住不准吐出，当场被烫死。上石桥公社崔楼大队原支书胡力（富农成分、伪兵痞），前冬把贫农社员王殿运衣服扒光，吊在屋樑上，胫（应改为颈——编者）脖上挂两张铁犁（约五十斤），身压一块四十余斤的大石头，当场被致死。
+
+　　敌人在县里控制着法院、公安等专政机构，在下面到处设立教养队、劳改队、收容所、拘留所，乱逮、乱关、乱管，私设法庭监狱，公开对劳动人民进行专政。据不完全统计，前冬去春敌人共设拘留所六十七处，劳改队二十八处，收容站二十二处，把因生活所迫而宰杀家禽家畜、小偷小摸、吃尸体和出外逃生的群众，统统关押起来，共关押九千三百七十五人，关后采取各种刑罚致死一千一百五十六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基本群众。县监狱在原公安局长、伪（此处脱印一字——编者）宪王志刚，法院付院长、蜕化变质分子李相贤，审讯股长、坏分子吴家声等人操纵下，共关押八百一十六人，其中被陷害的好人五百七十九人，占70.95%，采取冻、饿、活埋等手段，致死三百九十一人。有一次即把有病未死的四人抬去活埋，未死抬出狱外冻、饿死三十三人。城关收容所由国民党员、伪县政府书记室书记张青山掌权，收容所内设“剥人厅”、“落魄厅”，并采取鲤鱼扣腮、猪啃蹄、大针扎、剥光衣服斗争、露天冻饿等手段，收容二千九百多人即致死一百二十多人。钟舖公社党委付书记、地主分子、扶（此处脱印一字——编者）架机手彭庆年，去春亲自在张舖办拘留所，把五十六个贫雇农社员集中起来，每人做一件上写“偷盗犯”的蚊帐布衫，强迫劳动，不劳动不给饭吃，并用吊打的办法，打死一人，逼死一人，伏山公社在石臼冲大队办一所“教养院”，关押一百二十多人，强迫冰田拉犁，从高坎往下摔，捆绑、冻饿，致死二十六人，群众说：“收容所真可怜，白天夜里鬼叫喊，胆小人不敢从那走，胆大人从那走腿也颤。”
+
+　　敌人还采取奴隶主对待奴隶、封建地主对待农民资本家对待工人的手段，统治压榨、残害人民群众。钟舖公社原党委付书记蜕化变质分子董本德于五九年十一月冰天雪地的情况下，强迫群众在三里坪管理区五里堆修水库，雪天赶走五十二户、二百二十余人，扒民宅七处，拆房二百一十余间，群众无饭吃、无房住，仅搬家就冻饿死十九人，后派中右分子宋文达在水库监工，规定每人每天挑一百二十担土，完不成不给饭吃，“炒盐豆子”斗争，很短时间内累死二十五人，斗死二十人。钟舖公社翟畈管理区原书记、蜕化变质分子陈正康，五九年冬从各大队集中了九百九十五人到翟畈修水库，每天只给三斤萝卜吃，从早晨七点干到晚上九点，一天劳动十四小时，结果致死四百九十五人，占水库民工总数的50%。何店公社原党委付书记、地主分子雷栋材，前冬到高斛山大队，在雪雨天把浮肿病号、老弱残废、小孩等都集中起来，搞所谓“大兵团作战”，结果冻饿死二百二十九人，其中病号七十六人，老弱残废六十二人，小孩九十一人。长竹园公社原钢铁厂支书、蜕化变质分子徐祖德，前冬强迫浮肿病号在雪雨天上山担炭，担一百斤给一碗饭吃，担五十斤给半碗饭吃，不担不给饭吃，途中“前夹后攻”，不走就打，先后致死四十多人。达权店公社原党委付书记、蜕化变质分子夏后启，于五九年冬强迫前湾大队十三个社员到六十里外的黄柏山，搞什么“冬季造林”，临走不给口粮，途中冻饿死三人，到黄柏山后又死去七人，会计死去十人，只剩下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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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人还采取土匪、小保队。日本鬼子残害人民的手段，如搜查、封门、抢劫、罚款等，治得群众家贫如洗，十室九空，无家可归，无饭可吃，只有死路一条。不完全统计，全县被搜查的三万七千五百余户，有八千五百多户被搜得净光。何店公社河凤桥管理区原党总支书记周海清，于五九年冬用三百元现金雇佣一百五十多个打手，到新楼大队以搜查粮食为名，把全队二百一十三户、一千○○四人全部集中到大队、名以上是开群众会，家中（此处脱印一字——编者）由派去的一百五十多名打手，分途到各湾各户翻箱倒柜搜查，见到一件好东西就拿走，群众的被子、衣服、碗、筷一扫净光，使全队群众无家可归，加上饥饿交迫，冻饿而死四百三十七人。钟舖公社观庙管理区原书记汪长述，于前冬组织了一个“打（此处脱印一字——编者）队”，把全管理区的坏分子都集中在一起，一天晚上由汪亲自带几十个打手，到赵湾大队陈家湾子搜查，黑夜轻步包围了陈家湾子，然后采取前夹后攻的办法，到各户打门叫人，把已经熟睡的社员都叫起来，无论大人小孩统统用绳子捆住，赶出屋外，逐户进行搜查，后因没搜出粮食，便命令每四个打手抬一个群众摔掼，半夜掼了二十二人，不到三天死去十九人。钟舖公社原社长、流氓分子朱玉荣，于五九年冬在翟畈召开所谓“挖底财，大搞投资兑现”的大会，规定“大罚款”，即杀一头耕牛罚四百元，杀死一条羊罚款十元，烧一捆稻草罚款三元，砍一棵小树罚款五元，砍一根竹子罚款二元，小偷小摸根据情况罚款五至十元，结果95%的社员都受了罚，龙潭大队每月应发工资八千元，扣除罚款后，没有一个社员领到工资。钟舖公社原党委第一书记、蜕化变质分子余重雨，于五九年冬规定三天内把全公社社员家里的小锅一律收净，结果一天一夜砸小锅四千余口，前楼大队一早晨砸小锅三百多口，为了不让群众买小锅，余还亲自到商业门市部，把库存的一千五百余口小锅全部打破。
+
+　　敌人所以如此猖獗至极，并持续半年之久，主要是由于民主革命不彻底，内部肃反、社会镇反不彻底，不少社、队是和平土改，已划的地主分子大部分没经斗争，没受到打击。据最近初步复查结果，全县共查出漏网的地、富、反、坏分子一千○九十七人，已当上干部的四百八十多人，其中地主二百六十（此处脱印一字——编者）户，已当上干部的八十一人，富农二百八十三户，已当上干部的一百一十九人，反革命分子一百八十四人，已当上干部的八十多人，坏分子三百六十一人，已当上干部的二百多人。据何店公社芦店管理区四个大队调查，原划地主五十三户，漏网十二户，占原划地主的22.6%，合计占总户数的4.29%；原划富农二十八户，漏划富农二户，占原划的7.9%，合计占总户的1.81%；原划反革命分子二十二人，漏划反革命分子五人，占原划的22.7%，合计占总人口的0.44%。漏划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共十九人，其中敌人掌权互为包庇的二人，蜕化变质分子受贿包庇的七人，隐瞒出租田地和历史而漏划的四人，土改镇反时外逃后未追究的二人，外地逃来的地主自称贫农二人，二地主二人。钟舖公社王砦大队土改时在反革命分子（此处脱印一字——编者）子宗、王鹏举（均系土改工作队干部）二人包庇下，漏划地主四户，富农四户，反革命分子九人，合计十七人，其中逃亡台湾的地主分子四人，反革命分子一人，合计逃亡五人，在家的十二个。地、富、反、坏分子，已有四人混入党内，有八人当上了大队、生产队干部，同时原划的四十六户地主，土改时被斗的仅二十五人，占35%，其余百分之四十七的地主分子都没有经过斗争。
+
+　　这些漏网的地、富、反、坏分子钻进了革命内部。把一部分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拉过去，篡夺了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及各个要害部门的领导权。据最近排队、县委书记六人，其中蜕化变质分子三人，有重大错误的二人；县委正付部长、正付县长十六人，其中一类敌人派进来的三人，蜕化变质分子三人，两项合计占37.5%；县直科局长七十人，其中一类敌人派进来的八人，二类蜕化变质分子十四人，两项合计占31.4%。全县八个公社、一个农场的党委全部被混入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掌握，共有正、付书记三十三人，其中一类敌人派进来的九人，二类蜕化变质分子十人，两类合计占57.5%；公社党委委员九十九人，一类敌人派进来的十四人，二类蜕化变质分子三十三人，两类合计占42.8%；公社一般干部三百六十四人，其中一类敌人派进来的三十三人，二类蜕化变质分子六十八人，两类合计占27.7%。全县二百二十九个大队支部也全部被敌人掌握，其中地富掌权的四十个大队，反革命分子掌权的二十五个大队，坏分子掌权的二十四个大队，蜕化变质分子掌权的一百四十个大队，大队级干部共二千八百四十四人，其中一类敌人派进来的一百八十七人，二类蜕化变质分子五百七十四人，两类合计占23.9%；大队支书、队长五百○五人，其中一类敌人派进来的七十四人，二类蜕化变质分子二百○五人，两类合计占55.2%；大队付支书、付队长五百六十六人，其中一类敌人派进来的五十一人，二类蜕化变质分子一百五十一人，两类合计占35.7%。生产队干部共三千七百七十三人，其中一类敌人派进来的一百四十人，二类蜕化变质分子五百五十八人，两类合计占18.5%。全县合计共有生产队以上干部八千二百○二人，其中一类敌人派进来的四百○五人，二类蜕化变质分子一千二百九十八人，两类合计占20.8%。
+
+　　敌人是怎样钻进来的呢？我们的一部分人又是怎样被拉过去的呢？从钻进来的敌人看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出身于地主家庭，本人又是地主分子，但土改时隐瞒出租田地，错划为中贫农，钻进革命内部；二是家庭虽系中贫农，但本人历史上有重大问题，其中大部分作恶在外，本地不甚了解；三是土改、镇反时逃亡在外地的地、富、反、坏分子，后返乡而未追究，伪装积极，混入内部；四是外地逃来的地主、反革命分子，或是家在外县、外社，隐瞒了成分历史，自报中贫农；五是坏干部的亲戚自家，或敌人用金钱美女收买，蜕化变质分子受贿拉进来的；六是被俘释放的伪军政人员，及被俘后干了一段解放军，思想本质未变，有的在部队混入党内，转业回来后，很快掌握了基层组织领导权。被敌人拉出去的蜕化变质分子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家庭中贫农成分，个人学生出身，参加工作后思想未得到彻底改造，经不起敌人腐蚀；二是虽系贫雇农出身，但革命意志不坚定，被敌人先打后拉，逐步拖下水；三是严重的个人主义分子，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敌人抓住了小辫子，被敌人利用；四是立场不坚定，被敌人的金钱美女收买，或与地霸的女儿结婚后，由思想上与敌人分不开家，发展成为敌人在党内代理人；五是农民出身，存有严重的自私（此处脱印4字——编者），由一般多吃多占，发展到腐化堕落，一直到蜕化变质。钻进来的阶级异己和出去的蜕化变质分子，篡夺了各级领导权以后，即采取了反动的组织路线和中部政策，以种种手段拉拢重用坏人，千方百计地扩大其反革命力量，进行大规模的阶级报复。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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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县里这一（此处脱印2字——编者）看，原县委第一书记王汉卿，家庭中农成分，个人学生出身，从未参加过劳动，入伍后思想上未得到很好改造，五二年在（此处脱印2字——编者）区委书记时，生活就腐化堕落，好吃好穿，乱搞不正当男女关系。王于一九五二年与商城大地霸杨润生（国民党员、伪财政局长，已镇反）的女儿杨月明结了婚，杨的母亲系国民党员，伪乡长，杨本人参加过（此处脱印一字——编者）青团、战地青年服务队，向敌军汇报过我军情报。结婚后，杨即利用王好吃好喝、生活腐化堕落的弱点，打着王的旗号到处办吃办穿，以地主阶级的生活方式，对王进行腐蚀。王被地主老婆拖下水后，即为地主阶级（此处脱印一字——编者），成为地主阶级在党内代理人，于去年四月分（应改为份——编者）亲自办理户口迁移手续，放跑了反革命分子许宏春。王汉卿蜕化变质后，大肆提拔重用坏人，包庇反革命分子。如漏网反革命分子杨乃超，原系伪军二十六分监少校监员，四九年勾结杀害我满州地下省委书记李耀奎的汉奸周定香，后周定香被镇压，杨从天津逃往商城，漏掉了法网。杨到商城后，即伪装积极，经常给王汉卿送保养药，表现很殷勤，王便以统战名义，很快把杨乃超提为卫生科付科长、县卫生院院长。原邮电局长孙成林，系天津的大流氓，（此处脱印一字——编者）前吃大烟、嫖女人，抗日战争时从天津跑到东北参加日伪长春锯木厂，参加伪军任班长数年，我军解放东北时孙被俘，转业后到商城邮电局工作，孙到商城后即对王汉卿收买拉拢，曾给王汉卿买人参花二百七十元，给他的老婆买一双价值四十元的好皮鞋，迎合了王汉卿好吃好穿的口味，王提拔孙为邮电局长、党支部书记。原县长熊满银，系街痞流氓，解放前参加过特务外围组织“知行学社”和大流氓集团“孝友会”，四五年给伪（此处脱印一字——编者）务局当包税员，四八年给伪38师、58师当便衣情报，四九年解放后，隐瞒历史出身，冒充工人，混入革命组织。后以金钱、物资和请客送礼等办法收买拉拢干部，很快爬上区工会主席、区长、区书、付县长等职。熊曾以皮鞋、手枪送给王汉卿，给王批保养药费一千五百多元，私自批准王的老婆到北京游逛两次，并对王拍马奉承，说王是“商城的马列主义者”，得到王汉卿的宠爱，被王提任为县长、县委常委。熊满银爬上县长职位后，又把解放前同伙十余人拉入革命内部，计有伪保长阎德科，伪甲长胡大鹏，伪保长、国民党员曾宪六，地主分子、国民党员姜熟隆，国民党员、伪三青团分队长刘建国等。伪兵痞、有重大特嫌的孙成林，被王汉卿提为邮电局长、党支部书记后，即把伪报务员王函川，伪电话室主任、国民党员柯济民，伪航空哨长、国民党员薛文轩，伪西安空军仓库保管员杨允义等人拉入革命内部，在邮电局分别任邮电指挥员、邮政班长、工会主席等职，组成反动集团，并经常与已被清除的伪邮电局长、国民党员白汝彭，伪电台台长、国民党员寇贡昌，伪军医官刘复生等人，密室谈话，勾勾搭搭。
+
+　　县里如此，公社也是如此，每一个公社都有一个由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组成的集团，把持着公社党委领导权。全县八个公社、一个农场的党委第一书记中，有地、付、三青团员三人，伪县长卫士一人，土（此处脱印一字——编者）一人，伪保干事一人，蜕化变质分子二人，合计占87.8%。原钟舖公社共有正付书记、委员二十三人，其中地、付、反、坏分子四人，蜕化变质分子十二人，合计占74%。原公社党委第二书记冯万群，三青团员，家住在潢川县，土改时划为付农，实际上是漏网地主。四九年春潢川成立工作队，冯乘机混入革命阵营，同年夏天与当地伪保长周（此处脱印一字——编者）南（镇压）、彭子丹（镇压）、曹春宪、伪乡代表彭启礼（逃亡）、刘仲启（逃亡）、刘杰山（镇压）、地霸冯善初（逃亡）反伪兵、小保队等十六人，在冯家黑夜秘密烧香结拜，组织反革命集团，言明立下“有福同享，有患共扶，同生同死，永不变节”的山盟海誓。一九○五年冯调到商城后，仍没接受改造，放弃地主阶级立场，于一九五一年放跑反革命分子、伪潢川三青团部干事李法伦，但在原县委第一书记王汉卿“不以成分论”的思想指导下，冯万群成了“有德有才，能说会写的好秀才”，由组织干事提拔为组织部付部长，后调钟舖公社任党委第一书记。一九五八年冬原县委委员、宣传部长余重禹调到钟舖公社任第一书记，冯任第二书记，余调到钟舖以后，立即受到冯的迎合捧场，二人同起同坐，冯呼余应，余呼冯应，冯万群、余重禹二人篡夺公社领导权后，即把公社党委变成统治、压榨人民的工具，采取了反动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打击排斥好干部，拉拢重用坏人。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年先后打击、排斥贫雇农出身的干部四十四人，其中撤职的二十二人，开除党籍的六人，拉拢重用地、付、反、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六十四人，其中发展为党员的十六人，把当地漏网地主、参加过反动会道门（普渡坛）扶（此处脱印一字——编者）架机手的彭庆年提拔为公社党委付书记，把街痞流氓、大地霸的女婿朱玉荣从管理区书记提拔为公社社员，把坏分子陈正池提为公社付社长，对贫雇农出身的党委委员采取先打后拉的办法，使其放弃劳动人民的立场，公社党委委员中有十六人是贫雇农出身，被冯余先打后拉过去的八人，原公社党委潘少堂，贫农成分，雇农出身，原来是个好干部，在反瞒产中被批判几次“右倾”，以后余亲自把潘带到赵湾大队搞反瞒产，一次致死群众九人，回来后即得到余重禹表扬，对犯错误干部，抓住小辫子，拖拉下水。如原党委委员胡明香，五九年春犯了错误，上级党给予撤消党内一切职务处分，冯借此进行拉拢，对胡个别谈话，不公开宣布处分，以后又提为管理区书记，从此胡对冯百依百从，成了冯万群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冯万群、余重禹还私自提拔原办公室秘书周益谦（地霸、三青团员）为党委付书记，提拔杨传道（父亲系恶霸）、（此处脱印一字——编者）海山、孙志金（三青团员）、王安贵四人为党委委员。这就为其反革命复辟打下了组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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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层组织被地、付、反、坏分子篡夺的情况更为严重。据二十九个大队调查，混入基层组织的不纯分子共一百零二人，占漏划地、付、反、坏贩子分子的56%，其中漏网地主十五人，付农十二人，反革命分子九人，伪保甲长五人，伪兵痞、小保队、土匪三十四人，反属、特嫌及重大社会关系的二十七人。钟舖公社王砦大队，漏网反革命分子兼地主分子芦（此处脱印一字——编者）武，当伪兵、伪甲长多年，一九四九年勾结土匪杀死我区长严玉山，抢银元一百三十元，土改时伪装积极，对土改工作队干部拍马奉承，在反革命分子陈子宗（土改工作队干部）庇护下，当上了乡长，合作化时当社（此处脱印一字——编者），公社化后当付业股长。一九五九年（此处脱印一字——编者）队干部王仲庭到这个大队后，芦对王收买拉拢，很快的把王仲庭拉下水，二人勾结在一起，把漏网富农（此处脱印一字——编者）成相提任为付业会计，把漏网土匪头、伪军司令陈两千的秘书张正式任为中队长，同时因为王仲庭爱人姓黄，漏网地主黄良才、黄立静便称王为姑父，后王仲庭以亲戚关系把两个漏网地主提为大队干部，坏分子朱玉荣任筐店管理区任总支书记时，把三教洞大队雇农出身的大队支书下放到煤矿当工人，后来把伪班长阮永安提任为大队支书，特务分子彭启民任治保股长，这两个坏人被拉上台后，以办菜场名义，把全队七户地主、（此处脱印一字——编者）户付农、二个反革命分子都集结在一起来，组成反革命集团。何店公社峡口大队解放前叫（此处脱印一字——编者）林乡，（此处脱印一字——编者）林乡有个“（此处脱印一字——编者）林派”，共九人组成，其中地主分子五人，富农一人，坏分子二人，土改时互为包庇，自报中、贫农，混入党内四人，当上大队、生产队的支书、队长、会计的八人。一九五九年十月分（应改为份——编者）勾结社会上的五类分子，先后秘密集会十三次，十一月分（应改为份——编者）在丁茂勤（三青团员、与台湾有联系）家开会，订立“鱼帮水，水帮鱼”的双保合同，大队支书，漏网地主刘兴才说：“茂勤现在有困难，我们帮助解决，将来刮南风（指国民党打回来）还要靠茂勤。”丁茂勤说：“现在你们帮我过关，将来（指国民党重来）由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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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人不仅篡夺了党政门部的领导权，而且同样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篡夺了卫生、财贸系统的领导权，国民党员伪军少校监员杨乃超被王汉卿提任为县卫生系统负责人以后，一方面进一步对王汉卿进行拉拢奉承，送补养药，包治全家病，说一不二，另一方面对好干部、好医生进行排斥、打击，继之把同党旧伙安排在全县各个公社卫生院负责，在杨乃超拉拢重用下，全县八个公社卫生部门的领导权都被敌人篡夺了。长竹园公社卫生院负责人杨乃同国民党员、伪军医、右派分子。达权店公社卫生院负责人袁俊德，国民党员、伪上尉军医、右派分子。伏山公社卫生院负责人张（此处脱印一字——编者）芝，国民党员、伪军医。（此处脱印一字——编者）集公社卫生院负责人杨荣生，国民党员、伪少校军医，上石桥公社卫生院负责人柯伯先，国民党员、地主分子，参加过反动会道门“黄学会”，钟舖公社卫生院负责人王雨林，国民党员，伪少校军医、右派分子。余集公社卫生院负责人杨风生，国民党员、伪少尉军医、右派分子。城关公社卫生院负责人余本江，国民党员、右派分子、会（此处脱印一字——编者）头子。杨乃超还在县卫生院与伪少校军医方正举、陈学文、罗振华，伪军医李义、杨永明，地主分子李绍基、杨德兰、杨永成，反革命分子（此处脱印一字——编者）杰，杨伯良，国民党员徐少波、柳明成等十七人组成反动集团，曾共谋害我老红军李书典的爱人宋叔珍，杨有意给孕妇宋叔珍服毒药，使胎儿死在母亲肚里，后送开封医院动手术抢救，宋叔珍才未丧命。财贸部门情况也是如此，原达权店公社财贸书记刘幼卿，奸商出身，解放后混入（此处脱印一字——编者）销社当主任，公社化后，原付县长何善谱（伪保干事）到该公社任第一书记，即把刘提任为公社财贸付书记，刘篡夺公社财贸系统领导权后，便把自己的儿子、媳妇、干儿、干女、亲戚、自家，统统安排在财贸系统各部门当头头，形成了“家天下”。大干儿子芦永忠，杀地主阶级分子，把他安排在营业所当主任，把党内刊物经常给芦阅读，并多次介绍芦入（此处脱印一字——编者）。叔伯侄儿刘永贤，漏网地主，刘将其吸收为干部，不到一年提任为商（此处脱印一字——编者）经理，后又提拔为公社党委付书记。大干儿子刘效运，什么也搞不了，安排在粮食购销点工作。大儿媳妇汤习芳，安排在兽医站，并发展为党员。四五十岁的老婆，从农村弄到集镇，安排在缝纫厂负责。刘的亲戚朱茂林，乱搞男女关系，不仅不处理，反而提拔为经理，接收为预备党员，在没转正以前，又提拔为商店党支书。干儿子肖旭舟，一九五八年因贪污被开除，后不到三个月又拉进来，同年下半年接收为党员，不到两个月，又提为会计股长，曾用贪污款买派克笔一支送给干老刘幼卿，另两个干儿（此处脱印3字——编者）（地主成分）、陈贤平（富农成分），均提拔为商店付经理，后（此处脱印一字——编者）县商业局任科长。全公社四个商业门市部的主任都是他的干儿子。还有十多个干女，拉进门市部当营业员，热天给他打扇子，冬天给他暖脚，（此处脱印一字——编者）分都与他搞过不正当男女关系。刘把干儿、干女安排到各经济要害部后，即大肆贪污、盗贼，初步算账刘本人贪污一千二百多元。同时干儿、（此处脱印2字——编者）结成帮在街上乱抓人、打人，只要刘幼卿一张咀，干儿、干女一齐上。（此处脱印一字——编者）电所职工岳德江，因没按时给刘送报纸，刘便把干儿、干女召集在一起，对岳先“炒盐豆子”斗争，后用算盘在岳头上乱打。去春有个乡下社（此处脱印3字——编者），到集上买糊涂喝，被刘发现后，便叫其大干儿子，地主分子芦（此处脱印一字——编者），把这个社员捆起来，吊在屋樑上进行毒打，群众说：“过去解放（此处脱印一字——编者）是顾屠户（伪县长顾敬芝，家住达权店）的天下，现在是刘肉头（刘幼卿）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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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商城县委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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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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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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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坏分子张福海情况分析
+
+　　<中共广播设备制造厂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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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福海，男，32岁，家庭城市贫民出身，本人成份工人。北京市人。195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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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9岁时因家庭生活所迫，在北京市龙泉孤儿院附小读书。12岁因家庭生活困难，经人介绍到北平市伪电话东分局修缮所学徒16岁（1945年4月）因与长兄打骂，为找个人出路投奔伪治安军19团当电话兵。于1945年5月在河北信安镇被我军解放入伍，在冀中军分区当通信员。
+
+　　张的反党错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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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自从敌伪反动治安军里被我俘虏过以后，在我军工作时间，曾犯过两次错误。如1947年10月部队打进石家庄后，张私作主将仓库打开，叫无组织的市民进库抢粮，而被撤去班长职务当电话员。1954年10月因违犯群众纪律，受到降职处分（班长降为副班长）。
+
+　　张自1956年转业到广播局工作后不久，就对组织不满，张在1958年12月16日的“申请退职里”书中谈要求坚决不在基建处工作，因为“在基建处工作凶多吉少”从整个申请书内容来看，张主要是对组织叫他下工厂学徒不满，比如他说“为什么我就被以照顾的幌子送到自己的队伍中再改造无产阶级思想”，“把一直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党员从生活、工作中排斥他，打击他，甚至蔑视他，最后把他清除机关长期下放……难道他真不称22级办事员的条件吗？”还说：“我过去在部队中听到复员同志来信道：“革命革命，当时光荣，大陆解放完，当兵的不值钱”我当时似信似疑，今天我想这句话还是值得参考”。
+
+　　张在党整风时有反动言论如说：“党天下”“共产党一党专政”又说：“右派说轮流执政，共产党就不敢轮流执政”说：“外国宗教信仰，示威游行，都有自由，中国宗教和民主党派都必须围绕党，不听共产党的话没有自由”。张说：“周总理经常在外国宣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什么能发生中印边界问题”说右派都是有棱角的，打出来的右派都是毛嫩，没打出来的右派角都磨光了，又说：“右派是两面派，现在作一个干部必须有六面派”。
+
+　　严重的泄露党内机密，张于1959年元月带着非常不满的情绪来我厂作传达工作，支部大会讨论发展新党员计划，张在下边告诉被培养对象董德栋说：支部大会上别人都不同意你入党，我发了16次言说你工人出身免不了有点小毛病。另外告诉董发展对象还有谁。更严重的是向右派分子，流氓份子及爱人泄露党中央庐山会议和天津会议的机密。
+
+　　造谣破坏领导威信，张说：“陈毅司令员听到一句反动歌，未查清结果将一个班都枪毙了。”又说“薄一波同志曾申请过补助”“解放军不人道，用四个尸首搭个板凳，七个尸首搭个桌子”。说李厂长在历史上犯过三次错误，乔厂长犯过四次错误。又“诬蔑董局长和王儒是一个人”。
+
+　　挑拨事非对周启刚说“领导在监视你”，“你真聪明，可惜运动来了，走不了，你已在圈里划着”由于张的挑拨周坚决闹离职，张帮助写申请书，后来周受到批判作检查时，写检查材料，张帮助周每句都修改，如周写“我不敢反党”，张则给改为“我不可能反党”并对周说“一字值千金，不能给姐姐留一点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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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为什么会走向反党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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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张本人成份虽然是工人，12岁就开始学徒，但在旧社会里受些坏影响，参加反动的治安军后1945年5月被我军俘虏才参加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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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张参加革命十多年，但其旧思想未能认真的改造，屡次犯错误，不接受教训，如在部队刚开始当班长即被撤职当战士，后来又升为班长时又被降职当时副班长。来到广播局工作后因不称职，下放我厂当传达，对党更不满。
+
+　　在预备期间正是党整风时期又有右派言论，保密大检查时张严重泄密，经党内外多次教育，毫无悔改，最近在南口劳动期间仍违犯劳动纪律，偷窃等，表现很坏。
+
+　　3、从以上情况看张福海表现一贯落后造谣诬蔑，挑拨离间，流氓习气，根本不懂得党的事业没有阶级觉悟，是混入党内的流氓坏分子。
+
+　　通过张福海的问题给我们的教训是：不能只强调出身成份或工作历史长，而迁就其落后思想表现，应从阶级觉悟上，本质意识上看问题，张福海转正讨论时有很大争论，应该坚持原则，否则给党造成坏的影响。
+
+　　 中共广播设备制造厂总支1961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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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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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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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9 @@
+# 关于崔碧光的主要错误事实
+
+　　<[中共沿河县委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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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碧光，男，22岁(原文如此)，沿河县人，家庭贫农，个人务农，党员，解放前务农，解放后任过苗儿溪小队长，60年2月到现在任大队长。主要错误事实：
+
+　　一、吊打，扣饭逼死四人：（1）60年元月李素珍因偷队上红苕××，崔发现后，将李捆绑在食堂一天，并收去李56元，隔三天后，李又拿邻屋的菜，崔又将李吊在食堂，后被陈素珍割断了绳子，李才逃回娘家，第三天即死。（2）60年元月中旬背米时，崔必光和崔照全二人晚上煮5斤米的饭，抄了一碗豆炒豆，被崔光武看见了，崔必光怕暴露消息，第二天反赖米是崔光武的妻子秋玉香和罗必珍拿的，并吊打秋罗二人，罗素珍负伤重，脚手肿烂流黄水，半月以后即死了。（3）60年春节，崔光武等人弄一个牛崽吃，崔必光发现后以私杀耕牛论处，捆绑崔光武送管理区劳改，又以扣粮等手段，威吓崔光武之妻秋玉香上大山挖蕨根，丢下一岁半的小孩在家饿死。（4）59年12月份，崔碧光规定任何人不劳动，都不给饭吃，70岁崔洪树不能出工，被扣饭5天就饿死了。
+
+　　二、翻箱倒柜，贪污克扣米72斤，红苕720斤，红糖2斤，币3元。（1）1960年元月陈素珍因摘沙子公社胡豆半花篮，崔必光过路看见，将陈捆送管理区劳改，并亲自带领崔光吉等到家中收去米10斤，包谷4斤，麦子3斤，黄豆3斤，乔子4斤，饭2斤，麻袋一个，币3元。（2）59年12月，上级照顾老年小孩光珍等15人的糖2斤，米7斤半，被崔必光私吞了。（3）60年6月，秀年，杨木秀，崔冬秀等8人因病不能上大山挖蕨根，共××××粮10斤。（4）60年元月分，崔碧光兼任小队食堂会计时，每餐名下8斤，实只下×斤，共扣粮食60斤。（5）60年10月，收红苕时，崔必光借看管红苕偷去红苕720斤。
+
+　　三、私杀耕牛，和私分红苕3600斤。
+
+　　（1）60年元月崔必光与崔光宣私杀耕牛1头。
+
+　　（2）59年队上的红苕种40背放在崔必光家里，崔必光和分支书私分了30背，合3600斤。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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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5/000019.txt
@@ -0,0 +1,15 @@
+# 关于肖启玉的主要错误事实
+
+　　<[中共沿河县委监委]>
+
+　　肖启玉，男，41岁，沿河人，家庭贫农，个人出身务农，解放前当匪甲长一年，解放后任小队长职。
+
+　　错误事实如下：
+
+　　一、逼死人命13条。（1）59年冬月，因肖文仁在公社造船厂工作，肖启玉就逼着肖文仁的爱人杨金荣丢下两个小孩在家（大的4岁，小的2岁），去日门硐修水利，杨古汉，肖启玉5天没有给两个小孩的口粮，五天后两小孩先后死去。（2）59年冬月，肖启玉对社员进行定工吃饭，因60多岁的老年社员肖黄氏没有完成规定的打菜定额，黄被他扣饭5天而饿死。（3）59年腊月，因社员肖文虎偷了队上的两个红苕被他知道后，他和食堂会计肖文凤把肖文虎毒打一顿，并送大队劳改，后来肖文虎从联乔劳改回来后，又在联乔队偷了几个红苕，又被启玉知道，对文虎吊打一夜，直打的手脚肿时才放，肖文虎因负伤过重又扣饭20天，结果被饿死。（4）59年冬月，肖启玉逼着社员肖文科一家到水利上去，家中丢下一个小孩，因大人去了孩子无法生活，而食堂又未给粮，结果小孩饿死。（5）59年冬月，队上红苕不见，肖启玉诬说是社员肖启洪偷的，便将肖启洪送大队劳改，而对家中留下的两个小孩又扣半个月口粮，结果两小孩先后死去。（6）59年冬月，社员肖启高因患严重的浮肿病不能出工，而肖启玉让他去背口粮，而肖启高当时怕扣口粮也去了，走到半路走不动了，米给社员崔艰云背回，肖启玉就说启高没有背米而扣饭20天，结果启高10天就死去。（7）59年冬月，社员肖启摸全家，因病不能出工，则扣全家饭半个月。结果启摸全家6口人，不到10天就先后死去5人。
+
+　　二、贪污、盗窃。（1）59年冬和60年春，肖启玉伙同食堂会计在几个月时间，盗窃红苕种1000斤，包谷种100斤，黄豆种50斤，绿豆种10斤。（2）贪污桐子款17元，小队死的两头猪肉和社员口粮30斤。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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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5/000020.txt
@@ -0,0 +1,15 @@
+# 关于张珍乾的主要错误事实
+
+　　<[中共沿河县委监委]>
+
+　　（上缺）张珍乾，男，26岁，家庭贫农，解放前后任小队会计。错误事实：
+
+　　一、逼死人命四条：（1）60年正月崔满三因久病不能出工?麦子，扣饭三天即死。（2）崔二嵬因久病不能放牛被张扣饭5天即死。（3）正月，扣杨心满母女二人五天饭，女儿即死。（4）59年8月车廷富的？？扯海椒吃，被张发现，吊起毒打，小孩被迫外逃谋生，？？？舟路上。
+
+　　二、吊打。60年正月，干部？？不在20斤大米，珍乾抽崔道贵背柴，因肚饿向珍乾的母亲（侯桂香系炊事员）要饭吃，侯不让，被张吊打一顿。
+
+　　三、扣饭。张珍乾在干堡食堂当会计两个月，依使其父亲？？（原任太平生产队分支书记，已撤职劳改）的势力。社员被扣饭的有16人，达90多次，经常打骂群众，如60年2月？？（女）背猪草上街卖，为其哥哥缴学费，为此被张珍乾扣饭四顿。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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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5/000021.txt
@@ -0,0 +1,65 @@
+# 黑獭管理区大溪生产大队（贵州省）问题干部犯罪材料
+
+　　田荣周，男，四十六岁，家庭贫农，原任黑獭管理区香树大队第四小队队长，三反中撤职。解放前一九四七年至四九年任伪甲长，在任甲长中无恶不作，抓兵派款，压榨人民，解放后伪装积极，五八年十月当香树大队第四小队队长，不顾党的政策，压制民主，五九年紧张阶段克扣社员米粮，毒打社员。
+
+　　一、扣饭逼死人命。（1）社员田玉梅，五九年生活困难又加重病无出工，田荣周扣他七天饭，五天中全家死了四人。（2）社员田财、黄贵芝五九年因病不能出工，田又接连扣五天饭，全家两口人饿死，死后田荣周和会计将全家财产均分，最后大队追问才交到大队。（3）社员田云国因饿饭，在李文英名下抓饭一把，田荣周以偷抢饭的罪名，将田云国吊起次日就死了。田荣周还扣田云周之妻崔光英饭，崔饿得地法，就往他弟弟家去逃荒，在途中死去。（4）社员周敦义的小孩因重病，周带泪向田荣周借点米煮饭，要求三次都不给，第四次周大哭后才秤米二两，回家饭还没煮好孩子就死了。（5）因被田荣周扣饭饿死的人共十四人，如刘玉钗、陈文英（母子）朱国华、顾文英等人。（下缺）
+
+　　严少祥，男，三十七岁，沿河人，家庭贫农，个人出身兵痞，解放前在伪军当兵十年，解放后在人民解放军任尉官，在此期间入党，五六年复员回家，五八年开除党籍，五九年任联乔生产队食堂会计。
+
+　　一、 逼死人命六条。其中贫农四条，中农二条。
+
+　　（1）五九年腊月间，社员陈陈贵芝拔麦地里的油菜，被严少祥扣饭五天，在第三天（腊月十四日），陈去食堂打饭，严不给他，把他的饭放到柜子里，陈跟进去，抓了一把米放到口袋里，严把陈拖到厨房，陈不愿走，倒在地上，便拖到厨房大门硬上担，他又推到厨房内，其弟媳李素贞才将陈扶回家，到腊月十八日陈即死去。在同一天因扣饭一个岁多的孩子也饿死。
+
+　　（2）五八年腊月，严天金去杨金玉家玩，发现食堂严少祥偷饭吃，此事被严天金在群众中传布了，严少祥得知就问严天金，并手打脚踢，扣饭三天，就被饿死在家里床上。
+
+　　（3）五九年腊月社员严天台在仓库买得细糠四十斤，严少祥曾两次叫分给他两斤，其不愿意，便告诉民兵队长严天胜勒令将糠交给食堂，当时发现未交完，就支持罗朝华将严天台捆绑吊屋子川枋上，吊后又扣全家口粮五天，第二天早上其女凤英即死，十余天后，长女兰英又死了，以后又继续将严天台调去大山挖蕨根，死于大山。
+
+　　二、五九年冬月份严天怀在严天伦家发现偷的四碗苞谷，严天祥知道反说严天怀偷了食堂六、七升苞谷，并将严天恒吊在里的川枋上，双手关节被吊脱才放。还扣五天饭，直到六○年后，严天恒双手才基本复原。
+
+　　三、六○年三月种苞谷时严少祥说严腊翠偷了他十五两米粉，扣十五两口粮作抵，并将严腊翠捆在桃子树上，同时支持严天？、严天友吊过两次，到六月因伤重严腊翠即死。
+
+　　四、六○年正月十五日，全乡按人口平均每人二斤糯米做耙耙剩下的耙耙五十多斤，被严少祥贪污了。严并经常扣社员的饭。
+
+　　崔道尧，男，三十六岁，家庭成份贫农，共产党员，解放前为船公，解放后返家，五二年曾任副村长等职，五六年至五七年参加凯里建筑工程，五八年返家。五八年秋担任岩老小队承包队长，六○年九月任青虎队长。其主要错误事实：
+
+　　一、违法乱纪方面：
+
+　　（1）吊打群众，从五九年十二月到六○年十一月共吊打过十三人，其中？过九人，吊打四人，被打的十六人次。三反前的有五人次，三反后为十一人次。崔老久，男，十八岁，贫农，六○年春上山割青草时，在埂上打扑克被崔道尧发现后就按倒在地上打了一顿，打得鼻子淌血，面肿。
+
+　　（2）翻箱倒柜三十来户，如田病翠、杨福修、陈福修等，收来的粮食多数的就交大队，少量的自己就吃掉了。如在崔照其家翻来的两背红苕，就被他自己贪污了。
+
+　　（3）崔道尧并经常骂人，岩老队被他骂过的达60%，以上，他自己说：“我们这个地方的人，一部份人宜软，一部份人宜硬，你不硬，他就推不走”。不但态度恶劣还经济报复打击人。
+
+　　（4）五九年十二月中旬，崔照琪（贫农）因偷了食堂红苕两背（约二百多斤），崔道尧知道后就去翻他家的东西，把两背红苕翻出来，崔道尧贪了，并在管理区吊了崔照琪，由于崔照琪家当时没有粮食吃，吊后，又加一点小病，不到半月时间崔照琪即死了。他死后家中缺劳动力，加上两个多月没有口粮，一隔十来天他爱人也死了，六○年二月又死了两小孩。
+
+　　二、 贪污
+
+　　（1）五九年崔道尧以食堂的名和贱买来三匹豆枯，被崔道尧、隆华、刘慎会共同贪污了。（2）五九年冬假报安素兰坐月领来补糯米二十斤，被催克扣贪污。（3）六○年种麦子时，贪污麦种三十斤。
+
+　　贺信碧，男，三十四岁，贫农出身，共产党员，任黑獭管理区民兵生产队附大队长，解放前一贯务农，解放后曾任副村长，农业社主任大队长，保管员等职。　　　　一、社员贺自寿去九区开荒，其父病急，贺得知便返家看望，后其死亡。贺自寿因无粮返九区，欲不去，主动出工要求食堂发给粮食，贺信碧硬性推行前乡支书田贵雄之指示，凡九区返乡不去者，一律不给口粮，贺自寿只得遍山寻烂红苕吃，并背着十来斤红苕返九区，结果死于途中。又社员贺年父（贺自寿之父）六十岁左右，贫农，六○年冬病危，其媳田全珍把家里留种谷子半升，冲成米，想煮稀饭吃吊命令，贺信碧听见冲米声，跑来田家没收米五斤，后在田再三乞求下退回了二至三斤。贺年文于四日后死去。社员贺年文要有那五斤米即便是死，也要拖一段时间。
+
+　　二、常扣社员口粮，仅贺家的十一户中，就有六户被他在去年断粮时扣过饭，中社员谢款珍全家四口被扣四天，结果贺东云被饿死。
+
+　　三、翻箱倒柜，去年断粮时，罗家屋初入的二十一户，没有一户没被贺信碧抄过家，如社员贺信俊，贺信和，谢教珍连续三天每家三次，翻到的粮食就拿走，社员们说贺信碧简直像个“老二”。
+
+　　四、打吊社员四个，其中贫农陈素英被他吊打两次。
+
+　　五、贪污口粮和麦种一百五十多斤。
+
+　　谢光益，男，三十八岁，沿河人，家庭贫农，个人出身小贩，解放前经营小贩，解放后任初级社出纳、会计，五九年任黑獭管理谢丘生产队财务。
+
+　　主要错误事实：
+
+　　一、逼死人命。
+
+　　（1）五九年冬月社员回贵民（贫农），因未经干部许可去拿食堂的东西吃，被谢光益发现后就在于连拖带打，用脚狠踢，把田横担在坎上，肠子立即从肛门脱出，田回家几天即死。
+
+　　（2）六○年古历正月社员谢大志在黑獭被总支害，付宗珍打后谢大志是管理区开除的，则不给饭吃，并强迫出工，到？？背米，隔两天谢即死。
+
+　　（3）六○年古历三月，社员谢光民，被分配香树养蚕，谢光民不去，不给饭吃，四天时间就死死了（三月廿日）。
+
+　　贪污食堂粮食500斤左右（自己承认一百七十斤），现金八十多元。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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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5/000022.txt
@@ -0,0 +1,21 @@
+# 中共沿河县委对张艰珍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
+　　张艰珍，男，34岁，家庭中农成分，原任黑水高穴管理区总支书，现已撤职任工作员。
+
+　　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
+　　一、逼死人命三条。（1）59年冬，崔道亨，田树华，崔照法，被张诬认杀牛，被他吊打关押五天，三人即死。（2）59年冬，抽崔道浪到岗岭挖蕨巴根，因回队背柴，被艰珍发觉吊一天。（3）59年冬，队里猪死，崔德中，崔德良去烫猪，艰珍诬认德良杀死，将德良吊到大平队，又60年，艰珍与张献武伙同主张，将崔光艰，崔光扬等9人弄在大平集训，罚苦工20天。
+
+　　二、59年春至同年8月，艰珍亲带队干青年，在大平队先后翻箱倒柜52次，达134户，所翻出粮食、油、肉、菜及生活小用具，全被拿走，在崔德林家翻得三斤猪油和油罐都拿走了。
+
+　　三、贪污队和食堂的猪、牛肉61斤，大米86斤，蜂糖22斤半，币76元5角。
+
+　　（四、冒领和扣粮油：）
+
+　　（1）干堡小队食堂实有吃饭的42人，假报77人，冒领35人的粮油和小队干部袁翠英，崔照武，崔柄光私分了。
+
+　　（2）60年2月，规定每人每天吃四两粮，有四天艰珍就发2两粮，克扣自吞。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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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5/000023.txt
@@ -0,0 +1,29 @@
+# 关于田碧云的主要错误事实
+
+　　<[中共沿河县委监委]>
+
+　　田碧云，男，28岁，沿河县人，家庭成分地主，个人船工，中共党员，解放后，随祖父田世登（地主）生活，解放后混入担任初级社主任，杨柳队队长，分支部书记等职。
+
+　　一，59年渡难关时，与地主田泽云（食堂会计），田贵安兵痞三人勾结组成小集团，公开说：多劳多吃，少劳少吃，不劳不吃的口号下，造成疾病和死亡的计57人。
+
+　　二、直接人命三条。
+
+　　（1）他的兄弟田泽云，田保荣与他三人亲手打死一人肖太荣，为根扁担，三人毒打肖太荣一顿，睡了两个月就死了。
+
+　　（2）在渡难关时，李三春（瞎子）吃了食堂里的红苕叶，被田碧云吊起，吊后8天就死了。
+
+　　（3）逼死马德云，叫马到红花去挖蕨根，当时马有病要求不去，被田逼去，就死在红花盖了。
+
+　　三、翻箱倒柜7户。
+
+　　一、 渡难关时，集体贪污红苕700斤，包谷120斤。
+
+　　二、 对政府不满意，三反撤职后，他说：“太阳照到我这方来时，再来一过
+
+　　以上材料是在斗争会上承认说是他自己干的。
+
+　　 61年3月6日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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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5/000024.txt
@@ -0,0 +1,13 @@
+# 中共沿河县委对崔道扬其人的犯罪事实和处理决定
+
+　　崔道扬，男，30岁，家庭贫农成分，个人务农，城关公社高穴管理区青虎生产队人，解放前务农和做小生意，解放后任过农会主席，高级社付业委员，大队付业委员，工交股股长食堂会计。
+
+　　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
+　　一、逼死人命2条。（1）60年3月社员田腊香因先后两次扯自留地的菜和胡豆时，被崔道扬知道后，先后两次罚款32元和吊打5小时并扣饭两天，田因当时无钱，只好将全家财产折价24元上交，杨就罚田到大坪队去作苦工三天，田又被扣饭，当时就在大坪饿倒下，后到医院医时，因吃不下食，两天就死去。（2）59年腊月，因社员陈同文偷了队上两个红苕，被崔道扬罚款30元，全家扣饭5天，陈无钱交罚款，崔道扬把陈家全部财产抢光，一床被条却抢去了，在又饿又冻的情况下，陈逃外度生，而么儿陈同武当夜被烧死。
+
+　　二、翻箱倒柜10户，罚款4户97元，苦工4人。（1）59年12月和60年元月，因社员陈善全，神淑秀，田香，冉树香，田腊香，崔光林，黄锟智，崔道田，崔德分等10户因偷几个红苕和几把菜而被他抄家。（2）因59年粮食未下来时社员偷红苕被他罚款的有陈善全30元，崔光换15元，谌淑秀20元，纸张53托，纸精1000斤，木柴1000斤，火药150斤，引丝10.73万根，折币2971元，现金21050元，共31815元。（下缺）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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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5/000025.txt
@@ -0,0 +1,23 @@
+# 中共息县县委关于徐锡兰同志所犯错误事实的报告
+
+　　（地委并报省委：）
+
+　　徐锡兰，男，三十三岁，山东省安邱县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分学生，一九四六年入党，同年入伍，南下时为一般干部。一九五三年后，历任息县县城关区委付书记、书记，息县县委付书记、书记，行政级别十五级。
+
+　　据初步揭发，徐锡兰的主要错误事实有以下几个方面：
+
+　　一、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上，犯有严重错误。一九五九年七月，他在东岳公社搞包工包产到户的重点（未执行通）。
+
+　　一九五九年，息县遭受了严重旱灾，粮食减产，徐怕反他右倾，以左的面貌出现，主观臆断的分析，去年息县是大丰收。据今年二、三月间落实五九年秋季粮食收入只有一亿二千九百三十八万余斤（可能还高）。但他在去年秋季反瞒产时，把全县秋季产量核为三亿三千万斤。一九五九年九月底省委召集我县开了生产救灾会议，他不向下贯彻。反而，不管群众生活，错误地在全县开展了反瞒产运动，并且推广了所谓“查、算、？、辩、集、分、管、用”的粮食“八字”办法。粮食搞不出来，便对干部进行处分。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五日，在项店搞重点时，公社私设监狱，私立刑法，采取乱打乱斗等办法，逼供基层干部和群众承认瞒产私分。据统计，项店公社监狱即扣押干部和群众六十九人，并罚劳役，不让吃饭，致使在监狱饿死七人，出狱后又死八人。并错误的提出了两头挤（挤支部和群众）和攻破堡垒的恶劣方法，他带的工作组干部在魏店大队，利用地主陈小日累（？）伪军警卫排长胡定昌非法搜查群众，挖地刨窖，摔盆摔罐，打死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干部和社员群众。仅魏店一个大队，在搞粮食反瞒产运动中，辩论和斗争干部四十九人，占该大队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中殴打大队长一人，生产队分支书二人，生产队长十人，作业组长十二人，共计二十五人（内有党员九人，团员三人），被打死作业组长三人（内有党员一人，团员一人）；打伤六人（生产队长二人，作业组长四人）。殴打党员群众五十一人（贫农十八人，中农二十六人，富农三人，地主四人），其中被打死二十一人（贫农九人，中农九人，富农二人，地主一人）；打残十一人（贫农八人，中农三人）。党员生产队长田学张，因报粮食后兑现没有，被打的屙一裤当，因伤过重，回去后五天就死了。魏店大队，家家户户均被搜查，有八十七户被挖地刨窖，摔破社员盆、罐、锅等五百四十八件。这个队在反瞒产运动中，人口大量死亡。据统计，因缺吃和浮肿（本页原文中有批注，现原文照录于此：1、并表扬鼓励违法乱纪分子谁能打人谁就是好干部，被开除的打人，他要提拔干部。2、张红（？）仁（地主）在杨楼把共产党员转业军人打坏，把孙？大打的眼睛，后来打死。集训集死二人，王巨三田五？，还打了七夜把吴信年打了。3、胡定昌、彭万民，彭定昌烧山烧库，把二人赶出来你住上，十八个食堂有十四个食堂开不了火。）病死亡的共三百六十三人，外流一百九十人。十月三十一日他在县委召开的电话会议上指示，要各公社党委召开作业组长会议，并号召每人带一百斤粮食向大会献礼。东岳、小茴店、路口、杨店等公社，由于没有坚决执行这一号召，便给予付县长兼东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张致武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其他公社几个书记也都写了书面检讨。
+
+　　徐对人民生活疾苦毫不关心，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下旬，城郊公社党委宗锋同志发现城郊公社五一大队没有粮吃死了三百五十七人，向他写了书面报告，他拖了十余天，不予解决。他亲眼看见城郊死人，却见死不救，无动于衷；城关肥料厂门口，躺着一个还未完全断气的病人，他知道了，要（似应为“叫”-编者注）抬出去赶快埋掉。由于大搞反瞒产运动，造成去冬今春息县人口大量死亡、外流。据九月上旬统计，从去年十月到今年三月，全县共死亡人口约？万八千余人，其中劳力占了百分之五十四点二三；现在外流人口还有七千八百三十人。严重地破坏了党与群众的关系，破坏了生产元气，给党和息县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
+　　二、丧失立场，包庇、任用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认敌为友，敌我不分。徐来息县后，在城关任区委书记，就由该区民政助理员马德超（反革命分子）给他介绍与息县城关小土地出租的女儿宋玉华结婚，后来马德超又将宋玉华拉入党内，现宋玉华任工业局付局长。他为了报答马德超对他的好处，在县党委会提意把马提为县委宣传部长、县委委员（肃反时曾被开除党籍，回家生产）。他与其通奸的县广播站女广播员胡凤霞之父胡国瑞（息县十三顷土地的大恶霸地主，国民党员）称兄道弟，他调信阳专署医专工作时，又把胡国瑞带到医专，由信阳调回来时，又带回来，安插到县高中。明知彭培豪有问题，他一再动员党代表选彭为县委候补委员（已开除党籍，劳动改选），徐的妻姐宋玉英（三青团分队长），原在杨店完小教学，退职回家后，徐又要文教局介绍到城关二完小当教师。徐的妻姑夫任少恒，是被管制地主，公社不让外出，徐亲笔给公社写信，要公社放走（现回）。
+
+　　三、道德败坏，堕落成性，乱搞两性关系。平时生活特殊，奢侈腐化，大吃大喝，铺张浪费。一九五八年六月，曾和县广播站播音员胡凤霞经常暗暗来往，并到胡屋夜宿。徐调信阳后，还经常通信。胡给徐写信称徐“宝哥哥，我爱你，你也爱我，侣伴同居，幸福到老。”为了搞男女关系，不做工作，深更半夜去看胡凤霞。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在项店公社搞反瞒产重点，又抽公社邮电所话务员罗玉珍给他端饭、打水，并发生了肉体关系。一九五九年又与县招待所女招待员熊桂芳拉拉扯扯，经常到熊屋内关门闭户，徐下乡把她带到乡里，徐到郑州开省五级干部会议，又带到郑州，省委通报后，才让回来。干部和群众反映：徐是“无女人不能作工作”与“熊桂芳是形影不离”。徐下乡工作，必须随带“六员”（演员、招待员、电话员、打字员、炊事员、通讯员）“三机”（电话机、收音机、照相机）和汽枪等。每次下乡都是汽车接送，浩浩荡荡，一路扰民。去年十月群众没饭吃，发生严重的死人情况，他在项店搞蹲点时，仍然另起小灶，吃稻种、吃红芋种、杀猪、吃猪肉面、牛肉面、炸油糕、吃拔丝红芋，自己拿公家钱买收音机，并随便送人，单他一个则有五个收音机，五支手枪。
+
+　　（四、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骄傲自满，独断专行，个人决定一切，重大问题，不经常委讨论，擅自决定，严重的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平日吹嘘自己搞个人崇拜，在他调离信阳医专学校时，学员挽留，并给他写“徐校长万岁”“徐校长万寿无疆”等标语。今年七月间，淮滨防汛紧张时，他带领水利局长、通讯员、事务长、女护士等人和猪肉、白面、鸡蛋、咸渔（应为“鱼”-编者注）、糖等食品，坐着汽轮由息县到洋渡走了两天一夜，他到达时，洪水 [未完]）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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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5/000026.txt
@@ -0,0 +1,17 @@
+# 中共沿河县委对黎春仲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
+　　黎春仲，男，21岁，家庭贫农成分，个人学生出身，城关公社黑水管理区人，解放前读书，解放后1956年黑水完小毕业后，在黑水管理区联盟大队供销部工作，1959年担任大队会计，1960年三反时被撤职。其错误如下：
+
+　　一、逼死人命五条：1，1959年腊月，贫农黎大林偷杀了大队羊子一只，被黎春仲吊绑用柴棍毒打，双手吊得连碗不能端，并扣饭5天后就死了。2，1959年正月，田国香为说黎春仲私分粮食的做事，黎春仲就将田国香吊绑毒打，黎春仲并将田国香手里抱着的小孩黎永祥用脚踢地受到重伤，并没收去田国香家大米三斤，后小孩黎永祥死去。3，1959年贫农黎万代偷吃了大队贮放在他家中的红糖，被黎春仲没收去家财，并罚其半月不计工分，20天不给口粮，因而饿死黎万代的小孩黎顺芝（女）、黎国顺（男）。4，1959年腊月11岁小孩黎春云因偷黎万凡的葱，被黎春仲看到，跟踪追击，黎春云从一丈高的岩块跌下负重伤后，继扣饭三顿死去。5，1959年腊月黎万菽偷杀大队耕牛一头，被黎春仲绑吊脚，跌后第二天准备送黑水管理区，黎万菽怕受重刑，被迫跳岩而死。
+
+　　二、违法乱纪、吊打过7人，田三花2次，付香2次，黎年照、刘云弟、崔严告、崔七、黎艰芝等各被吊打一次。
+
+　　三、翻箱倒柜9户，黎年照、田国香、刘云弟、付香、张花、黎万尧、黎万定、黎年丰、黎万菽等9户。
+
+　　四、贪污：粮食70斤半，现金100元。
+
+　　撤职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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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5/000027.txt
@@ -0,0 +1,15 @@
+# 中共沿河县委对杨胜才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
+　　杨胜才，男，27岁，家庭中农成分，个人出身农民，城关公社黑水管理区人，解放前读书，解放后当民兵队长，村长，人民代表，初级社主任，食堂会计等职。其错误如下：
+
+　　一、逼死人命四条：（1）1960年元月，杨光德之女杨东秀回到娘家照看病人，因扯了杨胜才的6颗白菜，就被杨胜才和田贵顺亲手吊打，当场脱去了衣服，因杨东秀身怀有孕，吊打后，回家五天就死了。（2）1959年杨光谣的爱人崔翠平，因重病不能出工，杨胜才硬逼着出工?了一天甜菜，当天晚就死了。（3）1959年腊月，杨光前因为保存队里的洋芋种差了几斤，杨胜才扣了杨光前父子饭30餐，饿死了杨光前和他的小孩两人。
+
+　　二、贪污克扣社员口粮：（1）1959年冬月杨胜才说崔翠华的丈夫偷了红苕，先后扣了全家20多餐饭，同时又扣崔桂华家半个月的口粮。共计贪污粮食米票100斤，谷籽70斤，绿豆400斤，包谷400斤，豆子350斤，大米300斤。
+
+　　三、翻箱倒柜，没收田代弟的细糖100斤，碎米10斤，谷子20斤，红苕三背，杂粮22斤等。
+
+　　撤职监督生产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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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5/000028.txt
@@ -0,0 +1,29 @@
+# 中共沿河县委对张异珍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
+　　张异珍，男，42岁，家庭贫农成分，个人农民出身，城关公社黑水管理区人，解放前七至十七岁，读私塾10年，18岁当过一年的学徒（医业），19岁做过一年的鸦片烟生意，20岁在大资本家张木良家抽税帮手，半年后回家生产，1945年当保丁和保队付各半年，1946年由麻竹溪迁至杨坪居住生产，解放后历任初级社财务，治安组长，互助组长，1953年后学木工，1958年公社化后，担任承包小队长，1960年四月三反中被撤职。其错误事实如下：
+
+　　一、主谋扣饭，饿死人命13条
+
+　　1，1959年冬月，杨文光偷了点蔬菜被张异珍扣其全家6口人口粮一个星期，并没收杨文光女儿从娘家拿来的口粮和牛肉，结果饿死了五口。
+
+　　2，1959年腊月，杨文顺偷食堂蔬菜，被田贵顺吊打一顿之后不能起床出工，张异珍停发杨文顺口粮三天死去。张其妻崔桂花同月也偷了食堂蔬菜和红苕，被张异珍打了三扫帚，并捆绑以猴子抱椿刑罚手段，后又被张异珍连续扣饭几天死去。
+
+　　3，1960年正月，鲁乾六小队规定他家每天要交食堂菜5斤，鲁乾六交菜不足，张异珍便扣其全家五口人的饭一个月时间，鲁乾六家五口人全家绝亡。
+
+　　4，1959年腊月，鲁乾福因病不能出工，被张异珍扣饭15天死去。
+
+　　二、张异珍亲手打杨昌俊两次，指使杨昌福、杨昌吉捆。杨光桃、杨光德，因偷了大队6斤包谷，被张异珍扣其口粮八天。
+
+　　三、翻箱倒柜，张异珍亲自带领杨光福、杨光进、杨昌吉等抄家三户（杨光生、田素梅、吴桂花）。
+
+　　四、贪污瞒产私分：（1）59年4月瞒产粮食900斤分给小队社员。（2）59年冬月参与杨文昌、鲁乾峰、杨胜才、杨光福、杨昌吉、杨昌福等七人私分队上粮食，大米38斤半，每人分得5斤米。（3）59年10月22日参与杨光福、杨昌茂、杨坤昌、杨昌吉私分包谷7斤半，每人各得一斤半。（4）60年某夜参与鲁乾峰、杨文昌、田贵顺、杨胜才等共吃食堂大米4斤4两。（5）60年某日与杨昌吉、鲁乾峰、杨光进、杨坤昌、杨昌福等私分红苕20斤。（6）1958年张异珍在食堂私分红苕糖40斤。（7）1958年10月张异珍与杨光福共私分谷种120斤。（8）1958年腊月参与杨昌武，鲁乾峰、杨光福、杨胜才等五人，私分小队33元，张异珍分得7元。
+
+　　综上所述错误事实，张异珍实属蜕化变质分子，公社党委意见，交农村管制生产处分。
+
+　　最后决定，撤职监督生产。
+
+　　 61年3月15日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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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5/000029.txt
@@ -0,0 +1,43 @@
+# 高曙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初步的检查
+
+　　<高曙>
+
+　　我完全同意程光华同志代表市委所作的检查报告。由于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从总的方面来说，这几年我市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基本的，是会后持续跃进的巩固基础，是永久起作用的积极因素。但是我们的工作中也有不少缺点、错误。[缺两三行字]是严重损失，他们虽已受到党纪处分。但我们，特别是我本人，应该很好地接受教训。因为过去工作错误，除去王宇、陈岩应负主要责任外，但我们个人，个人患失，不坚持原则，不开展斗争，不按照党的原则办事，许多时候办了许多错事，也是非常错误的，今后应永远吸取这个教训。现在，我就我所分管的几项工作中错误，作如下检查。
+
+　　59年冬60年春，郊区发生严重的非正常死亡，这个时期，郊区工作虽然不是我管的，但农村灾情严重我基本上是知道的。因为当时这些事情反映在城市也很严重，如劝阻站死人，不断发现弃婴、外流人口在马路上抢东西吃等。对这些严重情况，我没有及时引起警惕，总认为郊区生产较好，大概问题不大。后虽经常催联社同志下去检查，但态度不积极、不坚决、不严肃，更没有及时提请市委讨论。这说明，我群众观点薄弱，党性不强，不关心群众死活。如果是自己家里饿饭、害病、死人，我想一定不会那样漠不关心。60年3月份有一次，我去燕山公社岗交大队，亲眼看见郊区灾情十分严重，回来后，即向市委回报，并召开紧急会议，采取措施，除将市里的口粮、糕点和粉渣、豆腐渣等副食品，拨一部分给郊区外，并将粮食加工部门的下脚粮，全部拿去救灾。同时，要郊区各级党委立即深入灾区，进行抢救。这些措施，对缓和郊区灾情，减少死人，起了一定作用，但抢救晚了，后果已经形成，使郊区生产力受到了严重破坏。人死不能复生，这个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教训是十分沉痛的！实际上，去年城市供应比今年要好得多，如果市委不犯错误，及时了解情况，采取措施，郊区的情况绝不会那样严重。
+
+　　60年栽秧时，天气一度干旱，栽秧发生困难。为了完成栽秧任务，我要淝淮公社在七号闸、燕山公社在林家坝两处河网地区集中栽稻子（燕山公社没有执行）。当时我只考虑到就水栽秧，没有意识到这是“共产风”。后来，公社党委书记向市委回报工作时，单劲之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指出：这是违反三级所有，是“共产风”，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要淝淮公社立即进行纠正。这个问题后来基本上都作了合理处理，但损失已经造成。这不仅是“共产风”，也是瞎指挥风。特别是在去年省委六级干部会议以后，还主张搞大兵团作战，这是非常错误的。
+
+　　60年上半年，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时候，我曾经分管过这方面的工作，并和几个区委书记到郑州参观一次。回家后，追求形式，照搬照套，大搞工厂一条街、幼儿园、食堂化，公社机关都搞得沸沸扬扬的，占了很多民房，搬了很多工厂，损失很大，影响很坏。这些“共产风”我要负很大责任。
+
+　　1958年以后，文教系统的“共产风”也很厉害。不仅占了农村大量土地、耕畜、房屋，而且在学校内宣布吃饭不要钱；大办共产主义学校；大招半工半读学生，过多地占用了农村劳动力，使农业生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我是分管文教工作的，虽然当时有些东西不是我积极提倡的，但我没有坚持原则，顶住歪风，我要负一定责任。
+
+　　积极主张高指标。郊区60年一亿斤产量，工业产值翻番；教育部门58年提出：“大战一冬春，实现无盲市”；卫生部门60年提出：“苦战一年，除尽七害，消灭三病”。这些稿指标，我都积极赞成。由于指标过高，任务过急，就必然造成下面弄虚作假、强迫命令。如工业部门的追求产值，除四害运动当中的乱惩乱罚，教育革命中的扩大成绩等等；尤其是粮食估产，危害更大。要不是省委及时纠正，郊区去年卖过头粮的情况还要严重，今年生活安排也将更加困难。
+
+　　种植计划安排过死，之追求面积，不考虑条件；只顾上荏，不顾下荏。特别是水稻、山芋搞的过多。有些社、队高无水源的地区大栽水稻，甚至改掉旱粮，强栽水稻，造成粮食减产，甚至有种无收。去年为了完成每人一亩山芋，去年立秋后仍要下面种山芋。这样不仅产量很低，而且下荏不好，影响今年午季丰收。
+
+　　去年秋后，我曾在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布置动员社员户户存粮，并在电话会议上，介绍寨集公社动员社员户户存粮的“经验”。虽然，当时也要讲事先搞试点，说服教育，干部带头。但是没有估计到，这个问题一到下面，就成波及全区，甚至有些地方翻箱倒柜。后来，虽然马上纠正了，将粮食退还社员，并向群众承认错误，但影响很坏，破坏了党和群众的关系，损害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是一种违反宪法的行为，教训极为深刻。事实上，社员家中有点粮食调剂生活，这有什么坏处呢？同时，省委又多次指示：不准动员户存粮食，我却违背了党的政策，破坏党的政策，带头违法乱纪，这个错误是极其严重的。
+
+　　[有两行模糊不清]最后处理问题，因此未来得及查处。一直拖到七月11号，到监委同志的催促下才批转该社党委。后来该社党委未向我回报，我也未追查处理情况，就这样拖下来了。在这个问题上，我有几个错误：第一是报告压的时间太长，虽然秦集公社的盖子早在郊区六级干部会议上就基本揭开了，但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监委比较全面地反映秦集公社的问题是必要的，是正确的。我没有引起重视，及时处理，这说明我有官僚主义，作风拖拉是十分严重的。第二个是批的有毛病。监委报告中反映了秦集公社许多严重问题，并明确提出处理意见，我对监委的意见，未加可否，只是简单地批一下子，请郊区党委查一下，提出处理意见，这显得太不认真、太不严肃了。第三个是没有检查处理情况，不是有交办、有检查，发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一批了事，这是我工作责任心不强的具体表现。
+
+　　检查起来有这么几个原因：
+
+　　第一、官僚主义，情况不明。我虽然经常下去，但往往是走马观花，也是跑线多，跑面少；听回报多，深入调查少，很少亲自搞点。检查工作时，紧靠市区的长青公社施徐大队，今年仍发生严重外流，甚至有非正常死亡。这个情况，我长时间不知道，一直到五级干部会议以后，通过人民来信才揭发出来。
+
+　　去年秋天，干部下放以后，对郊区“五风”情况和人口非正常死亡情况，没有认真的进行检查，盖子没有及时揭开，这就影响了郊区问题的暴露，使得工作走了一段弯路。
+
+　　第二，对于党的方针政策学习不够，领会不深，甚至明知故犯。平时抓任务多，抓政策少。很多重大政策问题，学习的不深不透。七年，省委六级干部会议，是我亲自参加的。回来后，不仅长青公社一级所有制，拖到现在未作处理，淝淮公社，去年春天也一度试图过渡，退赔账，除市里刮郊区的土地退回一部外，其他基本上没有算。
+
+　　第三、热多冷少，缺乏科学分析和实事求是精神。考虑问题，不从实际出发，贪多贪大，好高骛远，喜欢听好的，不愿听坏的。满足于轰轰烈烈，不讲究实际效果。处理问题，缺乏深思熟虑，头脑一热，就盲目乱干。特别是自己分管的工作，总想多干一点，干得快一些、干得好一些，不考虑实际可能。
+
+　　第四、群众观点薄弱。解放以后，官僚主义慢慢地滋长起来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正逐渐起了变化。对群众困难体会不深刻。对群众呼声反映不尖锐。不是像过去战争时期那样，见到群众亲亲热热地喊爷叫娘、有事和群众商量。现在不是像过去那个情况了。
+
+　　我的错误很严重，教训是很深刻的。这次，听了柯老和曾政委的报告，使我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教育。过去我们的工作中，虽然犯了许多严重错误，党仍苦口婆心地教育我们，挽救我们，使我深受感动。今后，我一定要遵照党的教导切实改进作风，深入调查研究，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严守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接受教训，改正错误，鼓足干劲，努力工作。
+
+　　以上检查是我初步的检查，以后还要在整风当中继续地深刻的检查。如有不深刻、不全面的地方，请同志们在整风当中继续揭发、帮助。我的发言到这里就完了。
+
+　　 高曙1961年3月24日下午
+
+　　· 来源：
+
+　　安徽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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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5/000030.txt
@@ -0,0 +1,59 @@
+# [中共息县县委] 对徐锡兰所犯罪性的调查报告
+
+　　徐锡兰，男，现年34岁，贫农出身，学生成分，山东省安邱县景芸公社伏留大队人。9—15岁上学，16---17岁参加农业劳动，1946年2月（18岁）参加革命工作，同年经孙炳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伍后曾任村、乡青救会长，土改工作队员，1947年10月（在）沂山地委党校学习，1948年元月转（建）大二校，同年三月又转华野随校学习，1948年6月南下，11月到息县，曾任工作员，区宣传干事，正、付区委书记，在1953年元月（）县委任宣传付部长，同年5月提拔任部长，参加县委，1954年7月提为县委付书记，1958年8月（）信阳医专任付书记兼付校长，1959年3月（）息县任县委书记处书记，同年7月提为县委第一书记，1960年10月被逮扑法办。
+
+　　根据群众检举揭发，本人供认，和查证核实，徐锡兰犯有如下罪行：
+
+## 一、招逆纳叛，包庇敌人。
+
+　　1、胡祥生，又名（？），在解放前是一个具有十二顷多地的大地主，又系反革命家属，在1951年钻入内部，在县医院当公务员。1956年徐住医院，胡对其百般殷勤，得徐信赖。1958年徐被（？）信阳医专后，千方百计将胡带去，作为自己左右侍从。1959年徐被（？）回息县任县委书记后，又将其带回安排到高中，并受其贿赂、茶叶四次、罐头一个，点心二斤，同时，徐也送胡花生等物。
+
+　　2、金洪宝，系地主分子，息县城关人，1959年被徐锡兰吸收到信阳医专当炊事员。
+
+　　3、（朱）玉英，地主分子，三青团分队长，是徐的妻姐，原任小学教员，19（？）0年春被处理退职回去，后来找徐锡兰，徐即亲自指示文教局付局长徐（）达又重新安排在学校。
+
+　　4、任少恒，系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是徐妻宋玉华的姑丈，1959年秋，任企图逃避群众管制，借故外出治病，向大队要求多次未获批准，后任少恒叫其妻宋学翠到县找徐，徐锡兰亲笔写信，责令大队支书任恩（?）让其外出。
+
+## 二、重用提拔坏人，培植其反党反人民的亲信。
+
+　　1、彭培豪，1950年任我乡财（粮？）时，积极参加王保国为首组织的“救国救民义勇军”，任支队参谋长，秘密开会三次，阴谋暴乱，后被我公安机关破案。该犯漏网，钻进内部，与徐拉上关系，1956年7月，召开县党代表大会，徐明知彭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审干办公室曾向徐作过回报①），却同意提拔他为县委候选名单，当时兵役局长张保成等同志提出不同意见，徐又出面解释，为其开脱，结果勉强选为县委候补县委②，并被其安排为统战部付部长，直到1958年4月21日因向党恶毒进攻，被逮扑法办，判处八年徒刑。
+
+　　2、马（？）超（原息县宣传部付部长），曾于1947年冬在息县师范学校参加反动组织“戡乱建国委员会”任付队长职务，1949年解放后，即隐瞒身份，钻入内部，与徐相处一起，马以两面手法，一面伪装积极，一面对徐拍马奉迎，1949年徐即将拉（？）团内，1950年马就积极参与介绍其同学宋玉华（地主成份，1947年在息县师范学校参加戡乱建国委员会）与徐结婚，1954年马（）任息县城关区党委书记后，不经党支部和区位研究，私自填表介绍徐妻入党，因此更加得徐赏识。 1952年在徐（？）县委工作后，就积极向县委推荐提马当区委书记，1954年徐提为宣传部长后，又积极提议马（？）任宣传部付部长，直到1957年整风时，马在地委干校犯错误，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徐还深表同情，认为处分太重。
+
+　　3、程书生（原县报付编辑），系漏网富农分子，1945年在息县师范参加三青团，1950年参加匪“反共救国救民义勇军”任中队参谋职务。1958年10月28日因隐瞒历史，抗拒交待，被开除党籍，行政撤职，降为一般干部（当时徐回信阳医专），但徐从信阳（？）回后，于1960年元月5号县委研究提拔干部时，徐又亲自指示组织部长时（？），将县委原对程书生之开除党籍处分改为留党察看两年，并将程提拔为县委办公室秘书。
+
+## 三、假借“反右倾”之名，以反瞒产为手段，大肆残害息县人民。
+
+　　1、浮夸捏造，虚报产量。息县1959年夏、秋季连续80天无雨，遭受（？）十年未有的大旱灾，虽经全民日夜抗旱，但粮食仍有很大减产。秋季全县产量本来是12000万斤，而徐锡兰却亲自以所谓“找典型”“查棵算粒”，（？）算全县，造出全县秋季产量为31000万斤，并以此空虚之基础征纳任务，以此来夺取群众口粮，置人民群众于死地。
+
+　　2、当任务完不成时，徐锡兰又于1959年11月2号亲自带领其爪牙，（找？）东岳公社作了一个假报喜说：“东岳农业取得了丰收，粮食情况很好，但是队队（？）有瞒产私分等等。”并说：“瞒产私分有十种花样，即：少报收获面积，低报产量，打场不扬，私分给社员，私设小仓库，送（？）拐弯，吃了不报或多吃少报，草垛埋粮，不按标准吃粮，偷盗等。”又说：“完不成任务主要是瞒产私分，必须坚决‘反右倾’，把粮食搞出来。”并印发各公社，勒令贯彻执行。从此在全县范围内燃起了吃人的烈火。
+
+　　3、徐锡兰为了火上浇油，于1959年11月15号带领坏分子张维仁、曹万（？）陈文彩等53个打手，到项店公社（？）店、朱店两个大队。首先（？）开脱（？）支（？）和干部，组织七人领导小组，下设七个工作组，分到七个生产队，采取所谓“八字工作法”（查、算、找、辨、集、分、管、用）和“两头挤”的毒辣手段， 一面（？）干部，一面威胁群众追逼报粮，违者当场斗打。其二，组织机关搜查，提出：“（？） 将群众的瓶瓶罐罐的粮食，不管来沅③，统统加以集中。”结果挖地、拆墙、扒草垛、将该两大队634户一一搜查。将群众口粮、种籽（726斤）、柴草（2200斤）、干菜（486斤）、鸡蛋、棉、麻、（？）等全部抢夺一空。打碎盆罐一千余件。其三，强迫干部开会带粮、带棉、带油、带麻、带鸡蛋，不带者斗争处分，并在全县推广。1959年11月中旬有一次，东岳公社干部开会因带粮少，党委书记张致武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小（？）店公社党委作了书面检讨。在这里先后持续50多天，组织斗打185人，其中打后致死26人，打伤打残40人，打跑干部46人，李楼作业组长贫农田学强，被徐亲自组织（？）打后，回家死去。
+
+　　4、在群众粮食被其搜光抢净后，群众无奈，为了活命而杀牛吃，徐锡兰又提出：“一个畜生顶几个劳动力，杀牛如杀人。”并亲自为此批准逮扑生产小队长李得治、贫农社员甄维甫等8人。
+
+　　5、群众在，一无口粮，二不准杀牲畜的情况下，为了不致在家活活饿死，而外出逃生，徐锡兰又亲自布置武装和政法部门，沿路设卡予以扣留，一致把全县人民弄得上无天路，入地无门，只有在家坐等待毙。
+
+　　由于徐锡兰这个罪魁采取上述种种残酷手段，把全县人民弄得家破人亡，一贫如洗，活活剥夺了十八万多人的生命（其中：打死18265人，逼死11865人，饿死131817人），使 千千万万的孩子失去了自己的父母，使无数的父老死去了自己的子女，不少地方无人无畜，田地荒芜，十室九空，到处是残垣断壁，如同战争浩劫后一片凄凉，暗无天日，直至去年秋冬；毛主席派来了新的领导才把群众从水深火热之中承救出来，重见天日。
+
+　　据中共息县县委1961年3月28日“对徐锡兰所犯罪行的调查报告”称：“由于徐锡兰这个罪魁采取上述种种残酷手段，把全县人民弄得家破人亡，一贫如洗，活活夺走了十八万多人的生命（其中：打死18265人，逼死11865人，饿死131827人）”！！！
+
+## 四、人民群众被大量饿死，而徐不准上报或以多报少 。
+
+　　息县1959年11月已开始大量饿死人，而徐不准上报，同年12月底省委宋致和书记和省监委刘铭榜书记检查工作时，（？）他不得以，才回报全县死4000人，宋书记让在登记一下，这时在四级干部会上，粗略统计死12000人，他又继续隐瞒，只报8200人，到1964年4月已初步了解死亡36000人，而徐则千方百计要个公社复查，结果在缩到23000人，而到去年清（？④）时节日，徐看到新坟太多，怕漏不过，又亲自在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布置：“借清明扫墓之机，不管新旧坟都（？）上新土，使其混淆不清，免得突出”，结果全县⑤坟天都照令执行。
+
+　　2、伪装接待领导，沿路封锁企图掩盖罪行。1959年12月底，省委派宋致和书记来该县检查工作，徐得知后，即派付检察长张培义带人沿路巡查，不准病人上路，路上更不得由死人，同时徐又亲自布置有关公社派人检查和把守，不准出问题，并规定那里暴露了问题那里负责。徐在城东关开会时发现细菌肥料厂门口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卧倒在地，他当即指示原城关镇委书记（？）责令城关镇立即将此人埋掉，结果城关镇立即派魏金龙（又指使？？⑥二人）将其拉到东关活活埋掉。
+
+## 五、腐化堕落，荒淫无耻。
+
+　　1、前冬去春，群众饥寒交迫，民不联⑦生，而徐锡兰却终日过着“吃、喝、玩、乐”花天酒地的生活，每日四顿，无荤不餐，他还经常无耻的对干部说：“当干部要学会吃、会喝、会玩、会乐，人生一世不吃不喝什么也落不着。”这就是他的人生哲学，他在机关很少下乡，一旦下去必须有专车接送，并随带电话员（女的）、通讯员、事务长、炊事员、女招待、保卫员、和记者等一套人马，前呼后拥，盛气凌人，特别是1959年11月，正当全县大量死人和外流的情况下，他便在（？）店公社魏店大队（？）的电话员、炊事员、女招待等10余人，专为他（？）生活待⑧奉，单吃单做，无肉不饮酒，无酒不吃饭，整天花天酒地，弹唱取乐，把群众的家具弄来砸碎烤火，把群众的红芋种拿来做“红芋拔丝”，把群众的麦种搜来炸油馍、包饺子。把群众的种子、口粮吃完之后，又派专人到粮管站去拿细米白（？），仅在那里一段就杀猪5口，杀鸡13只，打鱼200多斤，吃油70斤
+
+　　2、奸污妇女，荒淫无度。⑴徐锡兰1959年11月在项店公社朱店大队搞蹲点时，看上了邮电所贾玉珍，以看电话为名将其抽到自己身边，终日说笑取乐，并将其奸污两次。⑵胡凤霞系大地主胡祥生的女儿，县广播站广播员，徐以经常去开电话会议之机，百般对其调戏，送胡幸（福）钢笔一支，口琴一个，人民币50元，从此两人经常来往，深夜不归，尤其在1958年7月徐（？）信阳前后，两者来往更加频繁，天天相会，恋恋不舍，分开之后，亦经常通信，称兄道妹，卑鄙无耻。⑶县委招待所公务员熊桂芳被徐锡兰用作侍女，开会吃饭与他形影不离，经常在他屋与其玩弄取乐，不仅在家如此，就是外出开会也要一路同形⑨，除带着熊去包信、（？）游玩逛景之外，就是去年4月到省委参加（？）干部会议也被徐带到会议侍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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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锡兰家虽系贫农，按本人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在旧社会里染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很好的参加过劳动锻炼，入伍后又未得到彻底改造，在革命胜利进城之后，就开始滋长了贪图享受思想，特别是与地主女儿宋玉华结婚之后，就与地主阶级的利益结合起来处处为地主阶级办事，逐步变成了地主阶级的代理人，千方百计网罗地主、反革命和其他坏分子作为自己的反党反人民的亲信，在前冬去春，乘天灾减产之机，假借路宪文左倾冒险、错误，以反瞒产为手段，向息县广大劳动人民进行了残酷的阶级报复，是为杀害息县人民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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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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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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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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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沿河县委监委对张珍祥同志所犯错误的事实结论
+
+　　张珍祥，男，现年三十三岁，汉族，中农成份，务农出身，沿河县城关公社复兴管理区人，初小文化程度，解放前在家务农，解放后于五○年任民兵队长，农会主席，农业社主任，五四年入党，同年参加工作，任副乡长，后任党支书，六○年被选为县委委员，任城关公社党委书记，并公社党委监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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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错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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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违法乱纪，私设劳改训练班。五九年下半年他在黑水工作时私设劳改训练班，将他认为是小偷小摸的社员送到公社办的养猪场劳动改造。被他集训的有七十多人。六○年二月份，由于他对群众的生活安排不好，一度出现少数社员偷吃和损坏生产队的东西一事，张珍祥同志不进行耐心教育，仅在黑水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上非法宣布“对小偷小摸的人，采取一打二吊、三脱衣赔款”。会后，亲自在猪场设一“劳改队”，将小偷小摸，不听安排的贫农十人，中农十人，富农一人，地主一人，送猪场劳改一至五个月，并叫民兵持轮看守，强制劳动，并在“劳改”期间违犯张的规定或生产任务时，可任意扣饭扣粮或吊打。由于他非人的折磨，六○年的前三个月，被折磨死的有八人，其中有的当场被吊死、打死。例如贫农袁素英（女）、田云满（十四岁小孩），因在生产队不服从队长的安排而送猪场劳改，在劳改期间，偷吃了一点蜂糖，被他指示猪场分支书傅忠态，傅忠奎将袁素英推下几丈高的消坑，后被群众救活，第二次他又将袁、田两人活活吊死。又如贫农黎过武，因出工不积极而送到“劳改训练班”以后，由于多次的劳动过度，被折磨死去。
+
+　　六○年元月份，猪场工人，贫农杨杰昌，因偷杀山羊五只和衣服、大米而窃逃外地，场领导请示他怎么办，张珍祥同志当即指示说：“这家伙十分坏，你们不怕，抓到杨杰昌把他枪毙算了”（人未抓到未枪毙）。黑水管理区岗玻大溪生产队社员张珍华、田应荣偷杀耕牛四头，未经请示县委将田应荣捆吊一夜，加上天冻，第二天人被吊死。
+
+　　五九年十月秋粮入库时，他在黑水管理区完不成征购任务，亲自主持搜查六个生产队的粮食。经过搜查仍是完不成征购任务，而后他又在十一月十四日，有总支书记参加的电话会上宣布“粮食有漏洞，可不准任何人探亲访友，发现背东西的人，不管什么全部没收”。会后，公社各地出现一种变象的拦路抢劫，仅下坝的关口等处，没收的实物折款就有210元。张还在猪场当门的三岔口组织民兵三十多人，手持刀枪，每逢赶场天搜查东西，计大米，耙耙，荒菜，燃料等，大部归张珍祥同志一人吃用。十一月二十二日，他到中南检查工作，亲自以由贵阳抢劫一个妇女的羊肉十斤，到中南后二人打平伙，因而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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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生活上堕落腐化。五九年粮食欠收，张的口粮标准是二十斤，他在猪场吃饭每顿交米票三两，实际吃半斤，有时吃饭还不定量，并且经常往家里送粮食，类似情况，时间将近一年，猪场的粮食不够，他叫猪场会计虚报人口，仅六○年三月至六月份就套购国家粮食950斤，又将发给大队的2000多斤麦种，调到猪场，任其挥霍。张不但在粮食上多吃多占，为了他个人的吃好，不惜收猪场的1000斤饲料酿酒、熬糖，而猪场的猪由于缺少精料，加上和理不善，先后出现失踪和死亡的有100余头。
+
+　　（3）不相信群众，瞎指挥。六○年三月，张主持召开一次小队长以上的干部会，布置大种苞谷。他叫各管理区“光种生荒后种熟地”，由于他错误的领导，种了生荒，季节已过，严重的造成许多生产队的热土变荒土，仅中南一地的统计，丢荒热土就有540亩，粮食欠收。
+
+　　（二）运动中的态度。上述错误在五九年、六○年的整风整社、三反运动中从未作过检查和交待，在这次整风整社开始，自己还是满不再乎，逢人便说自己对党是忠诚的，没有什么错误，后经群众的揭发和领导的启示，并集训一月多，才交待自己的问题，但不够深刻，后经领导教育，在其思想已认为“已经下台了，前途完蛋了，转家生产没有关系”，一些个人主义的打算。
+
+　　（三）综上所犯，张珍祥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我们认为，张产生错误的原因，是由于他出身于富裕农民的家庭，身染个人发展致富的思想严重，入党后不很好的锻炼自己认真学习，确立坚强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因而在较困难的条件下，明显的反映出剥削阶级思想和行为，在农村中违法乱纪危害人民群众的利益，造成党和政府在群众中不良的政治影响，其情节后果严重，实属严重违法乱纪，应听取组织处理。
+
+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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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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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1 @@
+# 自我交待
+
+　　<原中共光山县孙铺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黄立元>
+
+　　我现年38岁，成份贫农，个人出身农民，原住城郊公社十里庙大队十里庙小队。50年 2月入党，51年10月参加工作，文化程度初中。我个人出身历史8岁到14岁在家拾柴，15岁至25岁（即38年至48年）邦（应为帮，下同——编者）人种田，在这十年中有两个半年在个人家种田。1949年11月至50年元月在小队当村长，50年 3月至51年 9月任十里庙乡的农会主席，51年10月至52年秋任城关区的工作员，53年至54年 2月当城关区付（应为副，下同——编者）区长，54年3月至12月当城关区区长，55年元月至57年2月任城关区付书记，57年3 月至57年10月任城关胡围孜乡乡长，57年11月至58年 2月代卧龙台乡党委书记，58年 3月至11月任孙铺乡党委第二书记，58年12月至59年 3月任孙铺公社付书记，59年 4月至 6月任蒋楼大队书记，59年 7月至60年 6月任孙铺公社党委书记。
+
+## 个人社会关系：
+
+　　我爷爷和父亲都是种田出身，两上堂叔老一个是黄殿学种田出身，贫农成份，一个是黄殿伯，是个木匠种田，贫农，我两个姐姐，大姐丈刘宝元邦人出身，贫农，二姐丈王胜国是种田出身，贫农，妻族岳父陈发理发种田，农民出身，贫农成份，我舅舅汪伯云，种田出身，贫农。我解放前家庭六口，有田地11亩 9分，房屋 6间，解放后分田15亩 4分，合计27亩 3分，房屋 9间，耕牛一条。
+
+## 个人罪恶：
+
+　　我在新的县委和新的公社党委耐心的教育下，在此次伟大的整风政治运动中，受到了一次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我在前冬去春，打着共产党的旗帜，作了反党反人民的事，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作的罪恶超过了国民党。具体罪恶作如下交待：
+
+　　第一，我一贯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致死人命。
+
+　　我在前冬去春批准和主持斗争22人，其中死一人。在1959年 9月下旬，在龙台大队李塘营小队伪保长李开光因放跑田水，打贫农的小孩，是我批准斗争的，是朱光花主持的，在龙塘大队群众大会上斗争的，斗后过了四天时间小队长在小队又斗争了李开光，在这一夜吊死了。在59年10月下旬，在龙台片反瞒产时，组织干部斗争打人，违法乱纪，有马岗大队小队长王佛荣、崔昌花、马德怀、大队民兵队长马德树、金砦大队朱弯小队长王安国、郑棚大队小队长郑邦安、王绪春、龙台大队小队长杨庆如、石世来、大队团支书刘仕荣、马砦大队马砦小队委屈龙寿、郭乡大队小队长郭选银、大队团支书冯玉子，这些干部在斗争中都打了，我看见了未有制止，在龙台片反瞒产时，一天一评比，天天斗争，逼得干部把粮食卖光卖净，把复打的粮食也卖光了，造成了食堂停伙，人口大量伤亡，这是我强迫命令造成的恶果。在1959年10月中旬，在公社机械厂召开扩干会议上组织斗争，马岗大队付支书周金友，小队长马德怀，在斗争中都被打了，我看见了不制止，打的最狠的是周金友，当时被打的昏死，是干部抬回去的修（应为休——编者）了半月才好，在1960年元月份，公社干部斗打郑堂大队杀牛的李新平，我也看见了不制止。这样就支持了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在60年 2月有一次电话会议上说，不管杀大牛的，杀小牛的都要法办，并违法的说：也不用搞什么材料的把杀牛皮乡（应为镶——编者）在杀牛人身上，刀子插在颈脖子的就可以送县。由于我这种违法乱纪行为，不关心群众生活，造成了下面干部群众因生活所迫，杀牛渡命，进行了斗打，有的打死，我应该负责。在1960年 3月，我在刘砦大队西郑弯小队检查麦田管理时，看见一个社员手中拿担（应为着——编者）一标牛肉就问他牛肉是那里来的，社员不说，就违法的到社员家的搜查了牛肉，搜查出牛肉后，社员说是郑大志杀的，我就指使干部把郑大志捆起来送到公社去（结果下午送去又回去了）。在1960年 4月中旬，有孙铺片大队支部书记到郑堂大队检查麦田管理时，到金楼小队，西郑弯应为湾，下同——编者）干部看见社员家有一张牛皮，就违法的在社员家的搜查牛肉，在搜出牛肉以后，我就指使干部把彭文荣就捆起来了，一起带到大队办公室，带到办公室以后，有几个干部也打了，后叫他回去了。在这两次搜查中，牛肉未拿，就是郑堂西郑弯一张牛皮叫送商店卖了。在60年三月下旬，刘砦大队张小队长张明贵，会计员张自心，把王楼大队牛牵去杀一条，过两天后在召开小队长会议上进行了斗争，都被打了，我也看见了也听见了，未有制止。在刘砦大队王砦小队理发员王银周，因生活所迫到息县去理发，在60年 5月中旬回来了，代（应为带，下同——编者）了两辆架子车，买了一点社员的家具和生产小工具，有干部连夜送到大队办公室，以借贩卖生产家具破坏生产工具为名，有几个大队干部进行毒打，把身上小袄脱下来打，打后又以大队买理发工具为名，叫王风周交给大队的付业收入，把剃子、剪刀都收了，小袄也收了（第二天早晨天亮我指使田德元又送去了）这种违法乱纪行为已发展到残无人道的地步，我看见了未有制止，是我支持的。又在1959年12月份在县的万人大会上，组织斗争孙铺大队邹守春、郑堂大队罗泽良，在斗争中还批评了邹堂大队谢光汉，说他包庇，不揭发，最恶劣的是有三个社员因吃饭站队有一个社员在桶的（应为底——编者）瓦（应为挖编者）了一碗饭吃，就说人家乱了秩序，抢饭吃，叫人家回去不要参加会，发的饭票也收回了，叫他回去了。一个是金砦大队的，在1958年双轮河大办钢铁时，组织斗争王楼大队吕兴贵，宫楼大队有一个炉长、刘砦大队有一个社员，在斗争中都被打了，个人未制止，作风也是恶劣的；车间干部一开会就是批评，不是采取教育说服商量的办法，有一天早晨放卫星因炉子开火晚了，对干部，对战士进行了大熊，将炉子边沿战士烧水的小锅也打了，炉子边沿放一个小罗筐也推了，罗筐的几个碗也打了。在1958年7月份有一天下午听说刘渡大队支书刘宗炎在芦洼小队召开小麦反瞒产现场会，下午我也去了，去后正在参观，我也随同一起看了几户，在看了几户中小麦都是假的，杠上面是一层麦，下面都是麦引子，发现虚假，就未有看了，叫参观的社员都回去了，当天夜的大队召开小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对陈九华和小队会计进行了斗争，干部也打了，我未制止。在1959年2月份在澄清社员家底安排社员生活时，我到刘渡大队沈湾小队保管室内去看粮食，有几缸绿豆，小队会计报几千斤，地下有堆谷两千斤，小队会计报一万斤，几缸绿豆里面都是糠头，发现这个虚假对干部未有进行教育，以恶劣的态度问小队会计你是做什么出身的，小队会计说我是卖窑货做生意，他说后恶劣的骂他一顿，我说看你象个种田的种样。在蒋楼大队小队干部会议上说蒋楼小队会计员蒋栋叶隐瞒粮食，在食堂贪污，说他是个大坏熊。在59年10月下旬郭乡大队付（应为富——编者）农郭选成偷了50斤谷卖到红台猪厂，有饲养员和孙铺商店说了，吴良保知道了后，叫斗争，我在电话上和支书吕太见说郭选成批准斗争，大队斗争后，过了一个多月时间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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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弄虚作假，欺上压下，封锁消息：
+
+　　在1960年 4月下旬地委徐局长来我社检查医情时，隐瞒死人数字，叫吴正烦付社长到孙铺大队去布置好，不要说错了，要逐人掌握。徐局长到了金洼大队有支书余文灿和徐局长汇报了死人情况，我在夜里电话会议上批评了余文灿，我打着事实求是的旗帜，歪曲了事实求是的原则，说有多不能少报，有少不能多报，实际上是说他报多了，并强调把集中的病人安排好，要病人住好房子，把轻重病号病类分开，把病人生活安排好，这是隐瞒个人的罪恶把（应为怕——编者）领导发现我的罪恶行为，隐瞒集中病人的数字，有一次在60年 6月份舒怀全干事在向县汇报，问我汇报多少病人，我说你还根据上次情况汇报。实际上以前汇报病人情况不实，这是对病人极不关心的态度，领导上不能掌握实际情况，无法指导病人治疗，就造成了医药分配少，满足不了病人的需要，影响了病人身体恢复，造成了病人的死亡，抽调机关干部下乡支援农业生产时，大部份都分到信潢公路两旁。在60年元月份叫徐汉杰、张少海在信潢公路两旁，检查路上不要有病人有死人，要有死人赶紧埋它。吴良保到省开六级干部会议时，在 4月中旬要舒怀全到省和吴良保汇报说全社除了王楼、金砦、腾岗、刘渡、蒋楼五个大队粮食有问题以外，不能吃到五月20号，其它大队粮食吃到 5月20号，出不了问题，当时汇报现有粮食数字不实（具体数字记不清）。在农业生产上在59年秋种麦日进度7000多亩汇报9000多亩。在生猪发展上，59年秋实有6000多头汇报为 12000多头，羊实有 360头汇报 640头。
+
+　　（第三，多吃多占，铺张浪费，生活特殊：）
+
+　　吃饭不按以人定量，在下乡吃饭时不执行食堂的制度，就是吃一餐把六两票一角钱，多占社员的口粮。在公社食堂吃饭时，有一个月的时间未执行以人定量，凭票就餐，也是一顿饭把六两米票一角钱，计算多占干部社员的口粮11斤4两，钱18元。在59年春节回家过年时，在商店买二斤果子、二斤猪油、三条鱼。在60年端阳节又买二斤肉带回家去了，铺张浪费。在60年 5月份黄景云调白雀时请客浪费有十余元。在59年 8月份吴良保、赵明英到龙台片检查工作时，在龙台小组请客浪费六元。在59年秋在县开会请学校客浪费了15元。个人特权思想，我大小孩在59年秋后在孙铺上学，在粮食计划未过来以前，吃公社干部粮食87斤，是公社食堂和农业食堂未合并以前结余的粮食。从我以上作的罪恶是严重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是国家法律不能允许的，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弄虚作假，欺上压下，是资产阶级的坏作风，患得患失，骗取荣誉，只顾个人得失，不顾党和群众的利益，不顾党的影响，破坏党的政策，给党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我什么要作这大罪恶呢？回忆起来是非常痛心的，我忘记了过去邦人、要饭、挨保长的打，受地主恶霸的欺压，过着不如牛马的生活，我愿意老老实实接受党对我的处分，挽回我在群众对党造成不良影响，给处分再重，就用刀把刮我也挽回不了我在群众中造下的损失。党要宽大处理我，我愿意老老实实改造自已，听党的话，在劳动中立功折罪，痛改前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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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立元1961年 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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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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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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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商城县委关于蜕化变质分子张念仲罪恶事实的综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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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念仲，男，四十一岁，河北省滦南县薜各村人，家庭出身贫农，个人成分雇工，一九四四年二月入党，一九四七年在原籍参加工作，一九四九年南下在光山县任区农会主任、区组织委员、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一九五六年调商城县任县委农村工作部长、县委书记书书记、县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五日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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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冬去春“信阳事件”，张念仲是商城惨案罪魁祸首。那时王汉卿是县委第一书记，张是农业书记，是第二把手，他与王汉卿同谋共策，和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已分子勾结起来，向劳动人民进行阶级报复，使商城县的人民遭受了极严重的损失，人口死了九万六千二百五十六人，占全县总人口四十二万五千人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七，劳力丧失百分之二十八点六；牲畜死亡三千三百八十六头；倒塌房屋三万八千五百一十五间。死绝村庄四百五十三个，撇（？）下的孤老二千四百四十七人，孤儿三千六百六十七个。社员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过着悲惨不堪的生活。张念仲的罪恶是滔天的，他的具体罪恶事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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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制造惨案、杀人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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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俄二十五日，正当食堂普遍停伙，群众断粮，饥寒交迫，人口大批死亡、外流和浮肿病严重发展的情况下，张念仲不仅不正视这种情况，不向上级反映问题，设法解决口挽救群众生命，反而还怀恨群众恶绝的说：“现在不是粮食问题，是思想问题，是富裕中农向党进攻。”亲自率领原付县长何善普（县委委员）、兵役局长张资（？资）（县委委员）、公安局长王志刚、监委书记阮佐（应为坐）等一百零四名干部去上石桥公社的张畈、龙堂两个大队，进行反“瞒产”重点，用打歼灭战的办法采取各种手段向农民大举进攻。张念仲训兵练将，坐镇指挥，先后两个月时间，召开各种会议二十多次，张在每次会上强调指出：“粮食问题是思想问题，是富裕农民底色花样，是敌人的破坏，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并说：“下面两税多的恨，群众是大锅不烧，小锅烧；白天不吃夜晚吃；明着不吃暗着吃。”开始他是号召干部，要站稳立场，要经得起考验，并规定说：“反瞒产积极的表现好的干部，该入党的入党，该入团的入团，改转干的转干，该提拔的提拔。”以此许愿拉拢干部。对表现不好的“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以此威胁干部。他视群众如仇敌，他对群众的方针是：“认清富裕农民的花样，积极开展斗争，坚决顶下去。”在他这种反动方针的指导下，工作队一百零四名干部入村后，开始就大肆搜查、抄家、赶跑群众，搞不出粮食就采用捆、绑、吊、打、斗争、炒盐豆子、反省、“剥皮”、充军、关牢、扣饭、罚款、罚跪、罚冻、烧红铁丝棍烙等二十余种毒辣手段，惨无人性的残害群众。张念仲的措施是：顶、抛、扣、斗。顶：食堂无粮停伙，他叫干部在各食堂监视群众，并说：“群众不吃饭，干部也不吃饭，不要动摇，坚决顶住。”干部顶不住了，他叫干部夜晚吃饱，白天顶，带着干粮顶。大顶五天死亡三百一十人；抛：抛砖引玉，国家拿出一点粮食进行引诱，欺骗群众；扣：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六日上级已拨粮食了他规定四不准吃：（1）杀牛犯不准吃；（2）小偷小摸不准吃；（3）富裕农民有粮不准吃；（4）五类分子不准吃。并规定杀牛犯在严寒的冬天拉犁耕田，折磨群众。由于“四不准吃”而饿死的有三十三人，均系贫农。斗：一百零四名工作队住在两个大队，湾湾（？）有人，堂堂有人，因此白天斗，晚上斗，日夜斗，用尽了各种刑法，干部手拿棍子、腰带绳子，见人就打，见人就捆，把群众逼死、打死，有的吓跑，成了一个恐布（应为“怖”-编者注）。在这么严重的情况下，张念仲不但不回头，反而对工作组的干部说：“群众发动起来了，对斗争中的动手动脚，我们不要泼冷水，斗争就要严肃；运动不是诱（应为“绣”-编者注），必须要狠，要坚决”，并说：“向富裕农民斗争，一次、两次，要斗出粮食来，根本不可能，必须斗十次、二十次、五十次，要坚决斗出粮食来”，同时还气愤的说：“对富裕农民的斗争，要斗深、斗透、斗臭，斗死了给他抬去埋掉。”在张念仲这种反动措施指导下，工作队一百零四名干部，其中有九十三人违法乱纪，有四十一人致死人命，现在集训、特训。由于张念仲的反动政策和毒辣手段，给张畈、龙堂人民造下（应为“成”-编者注）了无可弥补的严重损失，据统计两个大队原有一千零六十户，四千五百九十六人，从工作队入村到工作队出村，先后死绝一百零七户，死亡一千零七十一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七，其中打死、逼死、扣饭饿死的有六十九人，占死亡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六点八九，致伤致残的三十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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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念仲不仅是张畈、龙堂惨案的主谋者，而且也是杀人的凶手，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张畈、龙堂大队借反“瞒产”为名，刚入村时就找张畈大队付支书余传道和龙堂大队生产组长芦伯成（均系共产党员）要粮，在双铺管理区召开三百多人的斗争大会，张亲自主持斗争，用炒盐豆子、推、、踏、打、掼、拔头毛、扒衣服、冻等残酷手段，斗争余传道、芦伯成，余传道身受重伤，芦伯成当场昏倒在地，张念仲还手指昏倒的芦伯成的脸说：“你是要粮，你是要命。”芦因受伤残重，架回十天后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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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张畈大队社员张国喜因饥饿不过，吃了人肉，被原工会主席朱德田发现，向张念仲汇报后，张毫无人性地说：“这是敌人破坏”。并责令公安局长王志刚强迫张国喜再割下死人肉吃掉，吃后叫王志刚将张国喜逮捕入狱，不久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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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在张畈反“瞒产”斗争时，张念仲发现张畈大队小孩余光华（十多岁）在菜地偷菜吃，张掏出自己的手枪连打两枪，威吓小孩，打后将小孩带到大队部押起来（后有大队支书肖德金偷着把小孩放走）。在群众饥饿交迫、长期断粮、人口大批死亡的严重情况，张念仲的生活非常特殊，他自己在管理区设立小伙，经常吃干饭、吃馍、牛肉、大鱼等。有一天威逼大队支书肖德金给做干饭吃，肖因没有粮食，他说肖是和他斗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七号，张念仲和原付县长何善谱、工会主席朱德田等人在管理区吃牛肉、吃面（？）、炒白菜，有一个因生活所迫，吃了人肉的社员，捆绑在门口柱子上，他们只是大吃大喝，而不加理采（应为“睬”-编者注），引起群众极其不满。一九六零年春节时，张畈、龙堂反“瞒产”告一段落，反“瞒产”工作队，返回县城过年，张念仲给县委组织部长库立成打电话，要县派四辆汽车去张畈接他们，并叫通知县直各机关全体干部敲锣打鼓，去城外三里桥，鸣炮迎接，以示“凯施（应为旋——编者注）”归来，玩弄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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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念仲从张畈、龙堂回到机关，以县委书记职权实行乱令，他亲自规定干部家属不准到机关来，机关干部不准给家属和亲属寄钱、寄粮票，堵死干部家属生路，儿子不能管母亲，丈夫不能顾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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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零年元月，工业局干部芦孝中家属因来机关讨饭吃，该局干部怕违犯张念仲不准干部家属来机关的规定，就给赶走，结果当时饿死在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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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念仲的反动乱令不仅使用于干部，使用张畈、龙堂两个大队，而且对全县也是如此。据全县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起到一九六零年三月止的不完全统计，因生活被逼而宰杀耕牛和小偷小摸被捕入狱的八百一十六名，死在狱中三百九十五名，从五九年十一月到六零年七月，（“从...月”一句，原文并无，后有人加上，可能系当时人所加，此处一并录入-编者注）其中张念仲亲自逮捕送狱十二名，都先后死在狱中，如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上石桥公社贫农社员李传海，因生活被迫被杀一头小牛度命，而张念仲批捕送狱，不久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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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严重的不顾群众死活，蓄意使水库决口，淹死了群众，损害了大批财产。水库惨案张念仲应该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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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零年五月十七日下午点钟时，天猛降大雨，刚刚完成百分之八十工程的铁佛寺水库（水库二字原油印文无，有人旁加上，此处补），水位上涨，有发生危险的可能。工地负责人徐德焕夜晚八点、九点钟两次给张念仲汇报告急，原城关镇委付书记戴云霞，请示批准组织群众搬家，张不但不加理采（应为“睬”-编者注），不设法挽救群众生命，反而指责说：“不准惊慌，不要大惊小怪。”入夜十二点左右，张念仲曾往水库，见水已涨至坝面，将有决口，可是他不采取措施，竟不辞而别，到水库附近中学去了。当夜三点多钟，大坝溃决。结果淹死干部、群众一千一百四十多人（实埋数），还有一部分没有找到尸体，加上乡里民工、过路客人，估计死亡两千多人，受伤者五百七十人，倒塌和冲坏房屋七千一百零二间，衣服、被子四万四千一百三十三件，家（炊）具四万五千八百六十八件，机器一百三十部，粮食二万六千八百四十二斤，棉纱三十三件，棉布二万五千二百四十尺，家畜一千二百五十三头，淹毁麦地四千零三十九亩，计损失款一千零三十七万三千三百八十元。造成铁佛寺水库的惨案。事后，张念仲把罪责完全安到原县长熊满银头上，并对熊说：“撤职了你的县长，还叫你在人委工作，下次人代会还是选你”，诱骗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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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贯欺骗组织，实施资产阶级的卑鄙手段，掩盖其罪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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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念仲为了掩盖其罪行，骗取上级对他的信任，一贯对上级蒙哄欺骗，见风使船。对同级是拉拉扯扯，从不批评，以欺取别人对他的姑息，树立自己的威信。一九五九年秋我县遭受特大的旱灾，农作物严重减产的情况下，张念仲与原任第一书记王汉卿（坏分子）同流合污，弄虚作假，隐瞒灾情，虚报产量，把秋季实收一亿四千万斤产量，上报为三亿五千万斤，并以此安排征购、安排生活，结果征购透底，致使同年十月全县大部分食堂先后停伙，有的停伙达三个月之久，造成人、畜大批死亡，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对这种严重问题，不仅不向上级反映，反而进行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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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九年十月城关公社下马河大队群众（无名姓）向上级反映该大队食堂停伙和干部违法乱纪等实际情况，张念仲不仅将信扣留，反而在大会上批评大队支书陈万香说：“你们下马河大队有严重的富裕农民思想，不想完成公余粮任务，反转来你们还写信告县委，信已经到我手来了，想走也走不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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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零年四月全县据已掌握的死人数字二万八千多人，但张念仲去省参加六级干部会议，临走时对县委书记处书记陈耀卿同志说：“关于死人问题只准向地委报三千多人。”在省六级干部会议期间，家中县委又给他写信说：“全县已死亡二万多千多人。”但张不仅不如实报告省委，反而在郑又召开各公社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省委六级干部会议各公社常委第一书记都参加了）进行压缩，向省委只报一万二千人，瞒报一万六千人。同年六月原监委书记阮佐为向省监委报全县死亡二万八千人后，张念仲批评说：“你有什么根据，不准你随便说。”同年五月铁佛寺水库决口，实死一千一百四十多人，张念仲为逃避罪责只上报一千零九十人。铁佛寺惨案经省委批准给张念仲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县长熊满银（县委委员）党内外撤职处分，但张念仲将通知压了两个多月，到同年九月二日地委追问时候张又不准下文字通知，只叫在党内口头宣布，并指使监委干部说：“不要下文字通知，给各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打个电话，口头说下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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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丧失立场，任用坏人，重用坏人，严重的破坏了党的组织路线和阶级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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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零年三月六日至六零年九月间，在张念仲担任第一书记期间，先后提拔的一百五十四名干部中，有历史问题的一百一十二人（其中国民党员九人，三青团员二十人，伪职员五人，伪兵八人，有其他历史问题的七十人）占提拔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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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张念仲提拔的一百五十四名干部中，亲自指名提拔十六人（其中六人未被地委批准），其中有十人在“商城事件”中有严重罪恶，现已特训。原监委书记阮佐在反“瞒产”中有严重罪恶，而张念仲亲自指名提为组织部长，还准备让其参加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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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念仲在使用干部上，只要他认为有“才”，就不分敌我，可以任意提拔和重用。如地主成分、反属（？）、社会关系复杂的刘正林，张确（应为“却”-编者注）认为刘会“写”，有“才”，以县委第一书记的职权，曾三次叫组织部向地委请示，要求提拔，其中两次为担任县委办公室付主任，未被地委批准，后又让组织部请示地委要求提拔为县委宣传部付部长。当组织部提出意见时，他指责说：“你不懂事。”结果把刘安排到人委办公室任付主任职务。又如原文教部付部长宋保恒（现特训），三青团员、伪户籍干事、乱搞两性关系、隐瞒成分（漏网富农）混入党内，张念仲认为他会“写”、有“才”，在张任第一书记不久，就将宋由原付部长提为正部长，并叫组织部向地委请示，要求让宋参加县委常委，还经常赞扬宋说：“这是个年青的部长。”又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原县委宣传部长余堂禹（三青团员），因钟铺公社观庙饿死人事件，受到党内外撤职处分，一九六零年五月地委下达正式批示，张念仲不仅不宣布，反而还给地委写假报告，要求减轻余的处分，当地委不批准时，又将批示积压起来，直到同年九月地委电话追查时，才勉强让县监委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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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在组织路线上，不顾上级政策，不分敌我，单凭县委书记职权，任意发展不应发展的党员，如中央早有指示，停止吸收地、富子弟入党，但张念仲确（应为“却”-编者注）不顾上级政策，只凭有“才”，于一九六零年七月提议，将县委办公室犯有严重错误的（主要是偷盖县委办公室大印，为了隐避斗争，将自己的家属迁移到城关居住等）出身地主的冯兴华，发展为预备党员，县委机关党支部三次未通过，他把支书、支委找去大加申斥说：“他有什么错误，不就是那些问题，都弄清楚了吗？还有什么问题呢？”结果硬逼着发展了。群众极其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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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利用职权，索取公款，贪污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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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七年整风时，根据上级指示和群众意见，经县委讨论，取消张的多子妇女补助（主要是根据张的经济情况不需要补助），一九六零年张担任第一书记后，竟然叫组织部补发他两年的补助款三百六十元。除此，一九六零年元月到十月又领了一百五十元固定补助款外，并还索取了不合理的救济款七十元。一九六零年八月畜牧局干部孔繁泽因公去哈尔滨，张叫孔将自己的岳母带来，往返路费八十九元，不经县委批准，全部让畜牧局报销。再者，利用职权到粮食局套窃粮食，仅一九六零年七至八两月计索取大米六十多斤不给粮票。多占碎米一千余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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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念仲所犯罪恶是滔天的，他是“商城事件”、铁佛寺水库决口惨案事件的罪魁祸首。他完全成了一个蜕化变质分子，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与敌人勾结，大肆残杀商城人民，实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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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商城县委一九六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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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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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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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5/000034.txt
@@ -0,0 +1,11 @@
+# [贵州省部分地区整风整社中]被斗争人员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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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委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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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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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区 姓名 性别 年龄 成份 党团 职务 性质 主要事实   黑獭 田整根 男 28 贫农 党 小队长 坏分子 勾结地富吊死贫农社员2人，中农 一人，贪污粮食，翻箱倒柜7户   黑獭 吴庆永 男 53 贫农 党 大队支书 伪保长伪 贪污粮食，扣饭饿死三个贫农， 催粮队长，社员，翻箱倒柜   黑獭 吴亚云 男 38 贫农 党 大队副 伪保长 坏分子 扣饭19人，饿死贫农社员8人， 吊打8人（其中死去贫农社员一人）   黑獭 田责任 男 28 小商贩 党 大队负责 土匪 吊打贫农XX人，扣饭饿死贫农2人， 贪污粮食200余斤，翻箱倒柜。   黑獭 田云开 男 45 贫农 党 小队长 地主分子 扣饭12人共81顿，逼死人命13条， 捆绑社员3人。   黑獭 田贵寿 男 35 贫农 党 小队长 蜕化变质 贪污、吊打社员死去9人，抄家40户。   黑獭 田责祥 男 30 贫农 党 乡干 蜕化变质 贪污、吊打社员死去9人，抄家40户。   黑獭 田蔚国 男 37 贫农 党 大队长 蜕化变质 吊打群众，死贫农社员三人，包庇地富   黑獭 谢光益 男 37 小土地   大队财务 严重错误 扣饭饿死社员一人，贪污粮食，翻箱倒柜。   黑獭 贺信必 男 30 贫农 党 大队副 严重错误 扣饭打吊社员，贪污粮食，翻箱倒柜。   黑獭 田封王 男 28 贫农 党 小队长 严重错误 贪污粮食，扣饭27人（死去16人）， 打死社员3人，翻箱倒柜。   黑水 田兴宇 男 40 贫农 党 食堂会计 坏分子 人命2条，贪污，克扣粮食。   黑水 田永诸 男 36 贫农 无 小队长 坏分子 人命3条。   黑水 田贵昌 男 36 中农 无 副大队长 伪保长 克扣粮食饿死3人，吊死一人，贪污粮食   黑水 黎万艮 男 59 贫农 党 小队长 坏分子 吊死一人，逼死二人，吊打2人，贪污粮 食170斤   黑水 黎春富 男 38 兵痦 党 大队副 保警正区长 人命6条，抄家4户，偷杀羊3头，扣饭 30户，打4人。   黑水 杨平昌 男 32 贫农 党 小队长 伪乡长 人命14条，害残废1人，吊打，克扣， 抄家，贪污   黑水 张异珍 男 42 中农 党 小队长 坏分子 人命13条，吊打，克扣，贪污   黑水 张象乾 男 42 上中农 团 小队长 大队财务 小队会计 整死2人，扣饭饿死3人   黑水 张加德 男 42 贫农 党 分支书 坏分子 间接人命一条，贪污多吃多占，翻箱 倒柜，吊打。   黑水 侯阳春 男 33 漏网富农 党 副小队长 漏网富农 人命3条，吊打6人，抄家7户   黑水 崔光成 男 35 贫农 党 大队副 蜕化变质 人命2条，杀耕牛三头。   黑水 田景成 男 42 贫农 党 小队长 蜕化变质 人命4条。   黑水 黎春重 男 21 贫农 党 会计 蜕化变质 人命4条，抄家7户，贪污40元， 吊打6人，翻箱倒柜4户   黑水 冉从清 男 21 贫农 58年开除党籍 会计 蜕化变质 间接人命1条，扣饭饿死两人。   黑水 傅忠甫 男 21 中农 党 管理区总支书 死官僚     黑水 田贵行 男 57 贫农 党 分支书 严重错误 抄家4户，吊打2人   黑水 唐守印 男 29 中农 党 小队长 严重错误 抄家2户，克扣粮食   黑水 王邦全 男 23 贫农 预备党员 大队长 严重错误 间接人命4条，吊打7人，抄家7户   黑水 田永忠 男 27 中农 开除党籍 小队长 严重错误 人命3条，翻箱倒柜   黑水 田永结 男 27 贫农 预备党员 食堂会计 严重错误 吊饿死1人，克扣饿死1人，吊1人。   黑水 杨胜才 男 27 中农 团 小队会计 严重错误 人命2条，扣饭，吊打。   黑水 黎春钗 男 33 贫农 党 大队长 严重错误 间接人命与五类分子勾结。   联桥 麦仲臣 男 27 贫农 党 副分支书小队长 蜕化变质 强奸妇女，克扣粮食，有间接人命。   联桥 崔必光 男 27 贫农 党 大队长 蜕化变质 贪污，克扣粮食，吊打群众，拦路搜 人吊打群众，翻箱倒柜   联桥 何夜风 男 45 贫农 党 分支书 二流子 扣粮食有间接人命一条，体育活动100多元， 支持青年个人吊打群众5人，翻箱倒柜   联桥 崔告光 男 45 贫农 党 小队长 坏分子 克扣群众口粮，杀耕牛，贪污粮食和种子， 翻箱倒柜，有间接人命。   联桥 崔鸣全 男 45 中农 党 分支书 地主 贪污，克扣粮食，有间接人命，漏网地主   联桥 崔光清 男 45 中农 党 民兵队长兼小队长 富农伪保甲长 贪污，克扣粮食，吊打群众，有间接人命 2条，漏网富农。   联桥 崔照坤 男 45 中农 党 小队长 地主 贪污，克扣粮食，吊打群众，有间接人命 一条，漏网地主   联桥 陈福海 男 45 中农 党 小队长 富农 贪污，克扣粮食，漏网富农   联桥 严少祥 男 45 中农 三反时开除党籍 食堂会计 富农 贪污克扣口粮，曾当伪兵10多年。   联桥 罗朝兴 男 45 中农 党 小队长 富农 直接人命2条，吊打捆绑群众，贪污， 扣口粮。   联桥 肖启王 男 45 中农 党 小队长 富农 叫打捆绑群众，贪污，克扣口粮   联桥 崔玉光 男 45 中农 党 小队长 死官僚 克扣口粮有间接人命，吊打群众，贪污 粮食，翻箱倒柜，获群众东西为己有   联桥 肖子凤 男 45 贫农 党 中南分支书 死官僚 直接人命两条，吊打捆绑群众，贪污， 克扣口粮   联桥 刘因祥 男 45 中农 党 食堂会计 死官僚 贪污，克扣粮食，多吃多占   联桥 肖文云 男 45 中农 党 分支书 死官僚 直接人命两条，吊打捆绑群众，贪污， 克扣口粮   联桥 肖文丰 男 45 中农 党 食堂会计 死官僚 吊打捆绑群众，贪污，克扣粮食   团结 由尚海 男 40 贫农 党 大队分支书 坏分子     团结 罗辉举 男 43 贫农 党 小队长 坏分子     团结 肖廷沛 男 43 贫农 党 小队长 坏分子     团结 杨光发 男 51 贫农 党 大队分支书 坏分子     团结 罗德全 男 34 贫农 后补党员 小队长 严重错误     高穴 崔照青 男 36 贫农 后补党员 小队长 严重错误 吊打群众，贫农崔腊梅被吊打成残废， 克扣口粮，群众说他豆腐嘴，刀子心。   高穴 崔道尧 男 36 贫农 后补党员 副大队长 严重错误 有命案，吊打群众，贪污粮食。   高穴 崔道杨 男 40 贫农 后补党员 社员 严重错误 贪污粮食，米票，坑金30元，乱杀耕牛， 扣饭5人，搜家10余户。   高穴 崔道才 男 41 贫农 党 大队分支书 坏分子 有人命2条，吊打群众，克扣社员口粮， 翻箱倒柜，多吃多占。   高穴 李文凡 男 36 地主 地主分子     有命案，翻箱倒柜，搜家，贪污   高穴 王绍康 男   城市贫民       管理区干事 坏分子 有人命一条，翻箱倒柜   高穴 王佟太 男 30 中农 党 大队长 混进革命军官 有人命三条，克扣口粮，严重的强迫命令   高穴 张观贞 男 34 中农 党 分支书 死官僚 有人命2条，吊打群众，组织集训罚苦工， 翻箱倒柜   高穴 崔兆怀 男 28 贫农 党 分支书 蜕化变质 贪污，对逃荒人员扣饭，造成5户绝种， 组织干部小伙食团   高穴 张贞乾 男 26 贫农   小队会计   有严重错误 吊打群众5人，扣饭13人， 搜家3户，贪污多吃多占   高穴 张家宁 男   贫农       有严重错误   高穴 张才安 男   贫农       有严重错误   高穴 张宽进 男   贫农       有严重错误   高穴 张宪海 男   贫农       有严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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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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