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stringlengths 0
359k
|
|---|
抗战中的党派问题（1938年2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抗战中的党派问题
1938年2月19日
在民族危急存亡的今日，全中国不分在朝在野的各党各派，如果认为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无可犹疑的应该避免无关于抗战胜负之根本政策的争论，而以全力用在民族解放的战争上面。
国共两党为了民族危机，停止多年的内战，在军事上合力抗日，这是无可非难的事。这一联合，在数月抗战中也收到了相当的效果。可是同时两党磨擦的暗潮，日渐浮于表面，这是众人皆知，无可讳言的事。因此国人颇为惴惴，深恐此种磨擦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或至影响抗战前途，并且这一问题日渐成为私人谈论时局的中心，这一忧虑，不是毫无理由的。
其实这种磨擦，除了根本原则不计外，其种子已包藏于联合之最初时期，即两党对于联合之方式，都未免鲁莽：一方面国民党未能抛弃招降的态度，一方面共产党在政治上事事迁就允诺，未能坦白的坚持自己抗日的政治主张，因此事后在政治态度及宣传上，引起了国民党对共产党有言行不符的疑虑。一切磨擦便自然的日渐发生了。
此种磨擦如果双方都感觉有停止的必要，下列办法或者可以收相当的效果：
一、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及其他在野的党派，都公开的合法存在，要求他们合力抗日，而不取招降的态度；并且不妨碍在野党对政府党政治的批评。
二、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以在野党的资格绝对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权这一事实，不要把开放党权和开放政权混作一谈。
在原则上，政治上的争论，有可能推动政治进步，直接间接有利于抗战。非政府党党员在政府附属机关担任工作，这本与政权无关。政府对于所属机关之用人，应采人材主义，不必一党包办，在野党亦应避免政府附属机关中地位之竞争；非政治的斗争即地位斗争，有百害而无一利。各党各派如果把民族利益放在党派利益之上，这种斗争是应该停止的。党派间以至一党中小派别之非政治的无原则的地位斗争，只有为敌人开辟道路！
1938年2月19日《血路》第六期署名：陈独秀
|
王独清《忘记出处随笔》（1940年8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忘记出处随笔
王独清
（1940年8月15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文艺世界》第2期，1940年8月15日出版，署名：青侯。
不知道哪一部笔记上记着一位在清朝作了官的明朝人物底话，意思是：“我底老婆，小老婆，儿子，女儿，这么一堆人都要吃饭。大家只要想想我这方面的情形，对于我底行动总该会原谅的。”
这说得很可怜，而且也实在是投降者最好的辩解。
但他底老婆，小老婆，儿子，女儿，却一定是大倒霉的。他会常在他们身上出气，会常骂着“就是为了你们，我才被人看不起的！”
可是再下去，官作大了，小老婆又非多讨几个不行，于是儿子，女儿又添了不少。要吃饭的人越发多了，这回是拚命作贪官。
事实上自然更加会被人看不起的。然而有甚么要紧呢？他可以出气的人也更加多起来了。
※※※
又不知道哪一部笔记上记着一位在清朝作了官的明朝人物底话，意思是：“明朝那样腐败，还值得叫人守节吗？我所以降清，就为的是反对那种腐败。”这说得很堂皇，且还是最动人的辩解。
话是不错的。明朝到了末期，确是腐败到了极点，要不然农民也不会叛乱了。而且就是到了南明，从福王到桂王，还是腐败得可观。但投降者底错处，却就是把这种上层统制者底行为看成整个中国人底行为了。他就忘记了叫民众“不纳粮”的李自成却是“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
但为反对明朝腐而作了清朝大员的这位先生自己是怎样呢？我想总不外是买田产，起房子，再多讨小老婆。
※※※
依然不知道哪一部笔记上记着另一位在清朝作了官的明朝人物底话，意思是：“我在明朝是不得志的。明朝不爱我，我也不爱明朝。”这说得很愤激，不待说也是最好的辩解。
然而奇怪，除了这恩怨分明的人物外，竟然有大批虽然明朝不爱他们而他们偏爱明朝的人。当时各地底义民都在明朝没有“功名”的，就是有“功名”也小得可以：出名的像阎应元是一个典史，黄毓祺是一个贡生，在恩怨分明的人物看来，他们是傻子。
而且那些义民不断地号召的民众，许多都是曾经被明朝请清兵剿过的农民，他们也真糊涂，竟然拚命去做以德报怨的蠢事。
不过说到这儿，却有点触犯了目前我们底某种文士了。——我们底某种文士底主张是民众是“贼”，义民是没有价值的。这样的论断，真正只有“天晓得”。呜呼，予欲无言！
|
王独清《不安分八笔》（1940年7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不安分八笔
王独清
（1940年7月15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文艺世界》第1期，1940年7月15日出版，署名：秦佬。
一
屠格涅夫底《罗亭》，中国已有两种译本了。这名字现在已经成了“能言不能行”的代表，其实这是冤枉的。我们只要细细地把这部名著玩味一下，便会发现屠格涅夫总是把肯定的笔锋挥在他底“英雄”底身上。嘲笑，自然是有的，但那却实在是对于造成那种人物的当时社会所施的嘲笑。在最后的一章，罗亭与他底同学莱资约夫的谈话中间，屠格涅夫便替他底“英雄”作了很明白的表白了。我们才了然罗亭是要工作，要从事艰苦的事业，就为了这个他才不愿意安定，愿意过流浪的生活。——这便是他遗弃娜太雅的主要原因。说是骗了一个女子底感情，那自然是不错的，但屠格涅夫却并没有把罗亭描写成“拆白党”。
罗亭到处“碰壁”，没有做成一件事，那恰是当时俄国社会底赐予。当时的俄国确是没有余地使一个为时代奋斗的人立脚的，于是罗亭到法国去了。他终于参加了一八四八年底“六月暴动”，作了国营劳动所（Ateliersnationaux）底牺牲者。——试问，这是“能言不能行”的人所能做的么？
我们有些作家在“讽刺”自己底敌党时，也在用起“罗亭”这个名词了。这自然是极博学的。但可惜在表示看不起罗亭的时候，却简直就没有用镜子照照自己。罗亭是要去作改革的事业，吃苦的事业的，而我们却是在租界上一面骂人，一面做投机生意发财；罗亭处在当时的俄国要去流浪，而我们处在目前的中国却去尽量享乐；罗亭为了自己底志愿，遗弃了地主小姐，而我们却只想做富家姑爷或要人女婿，没有办法时也想找一个女子给自己“倒贴”；最后，罗亭参加了革命暴动，而我们却去参加××，我们还拿甚么面孔去表示看不起罗亭！
二
宋朝太学生底救亡运动是极出名的，但却也有极不体面的历史。据《北盟会编》所记，金人围城时，太学生为了求生，投状归金国的有一百余人。那情形是：“比至军前，金人胁而诱之曰：‘金国不要汝等作文义策论，各要汝等陈乡土方略利害。’诸生有川人闽人者，各争持纸笔，陈山川险易，古今攻战据取之由以献”，但以后却被金人赶走了六十多人，理由是：没有本事，不配叫我们养你！留下的人想入学司业博士，却被金人把大家召集在一处，结结实实地给打了一顿完事。
三
这依然是宋朝底故事。
张邦昌被立为皇帝了。登基的一天，金人派了卫队去迎“驾”，邦昌恸哭上马，到了行典礼的地方，又装着晕了过去，接着又是哭，一直哭到了“礼成”。
这扭扭捏捏自然是丑态。但我以为他不肯满面笑容，总还多少是知道人间有羞耻事！所怕的是就连这一点都没有。
四
下面是我们目前最流行的文学内容：
（一）非洲有一产妇，一胎三男五女。
（二）南美有一球员，足重九百磅。
（三）好莱坞某明星一天要打一百二十个喷嚏。
（四）某处某富翁只咳嗽不唾痰。
（五）希特勒演说时胡子先要动三下。
（六）张伯伦右脚比左脚大二寸五分半。
（七）萧伯纳每天早晨要在头上搔痒十下。
（八）赛珍珠写稿时先要一声“嗳哟”再一声“喔唷”。
…………
但要把这样的好材料填满一个副刊或杂志，也不是容易事，因为这毕竟要些调查的时间，同时没有悠闲的心情也是不成功的。于是这种文学的创造便自然而然地要一个必要的条件才行。甚么条件呢？两个大字：“和平”！
五
十八世纪伟大的唯物论者之一的拉麦特利，在他震动一时的名著《人是机器》（L'Hommemachine）底卷头上写了一篇献词，是献给他同时代的科学家哈莱先生（M.Haller）的。但哈莱却跳出来公开地否认和拉麦特利底关系；而且还把一种过分的侮蔑加在这位赠给他荣誉的著作家底身上。《人是机器》底卷头上还引了伏尔特尔底诗句，但伏尔特尔却也是对拉麦特利不客气的一个人。其实哈莱在生理学上的贡献与拉·麦特利实在是相同的，伏尔特尔也宣传着同一理论的思想，但是他们却都不能容忍《人是机器》底作者。这是甚么道理呢？就因为拉麦特利敢于坚持自己底信念，——就是说，因为他太过彻底了。
六
X：你发财了！该不是……？
Y：这有甚么要紧！我劝你也……
X：不行我总觉得良心问不过去。
Y：人生不过几十年，何必当这样的傻子！甚么良心不良心，这都是时代落伍者底话，不要惹人笑了罢。
X：但我总觉得转不过来。
Y：我教你个法子，当你觉得难为情的时候，狠狠地叫几声“妈的！”自然就转过来了。
七
明亡后的许多“遗民”，凡在清初享盛名的，实在说来，生活却都是舒服的。他们多半都是大地主，又有不少的门生都是在清朝作了官的，不但有人送钱，而且还有人保护。就以“遗民”领袖顾亭林来说罢，他实际上生活却是非常阔绰，这在金谢山底《亭林先生神道表》里面已经给我们交代过了。而且亭林晚年总住在北京，他住的地方总是那般在京作官的他底后辈底官邸。
不过话虽是这样说，“遗民”总还是值得我们敬仰的，他们就是虚伪罢，也虚伪得有人气。无论如何，我们总不能把顾亭林和洪承畴拼在一起。
最苦的倒是那般作守城抗战的下层人物：他们没有名，没有钱，只是一味地死干，直到最后为止。要说“民族英雄”，他们才是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但是他们底“神道表”呢？
然而直到现在，我们却还有人要抄袭对清朝献殷勤的“史笔”，把那些没有“神道表”的人物呼之曰“贼”。
八
拉丁伟人西塞罗在他给后世留下的散文经典之一的《说老年》（DeSenectute）中给老年人卖了不少的气力，说老年人无论怎样的智慧的渊源。在那书底第六节中，说得更加露骨，最后有这样的几句话：
……譬如斯巴达，统治国家的便是所谓“元老”，但实实在在也是老年人。倘若大家肯注意外国史，就一定会明白败坏一个庞大的国土的是青年，而维持一个庞大的国土的是老年。
——“你们底国土为甚么很快的失掉了呢？”
奈维乌士（Naevius）在他底戏剧《狼》里面提出了这个问题。在那很多的答案中间最恰当的一个是：
——“因为出现了一大群幼稚而瞎吵的年轻人。”
…………
我在这儿并不想驳这位伟人底宏论，我只想举出一个有趣的事实：现代欧洲作家中，纪德是号称为承继西塞罗风格的作家，他底一本被人称赞的作品《新的食粮》（Lesnouvellesnourritures）曾经有“包含西塞罗风格之各方面”的声誉，但是那书中却有两节牢骚，很奇怪地竟然成了这传统的极显明的讽刺。那两节牢骚是：
我将要成某些人底仇敌了。那些人是：引人为恶者，无病呻吟者，无精打采者，向后退走者，踌躇不前者，嘻皮笑脸者。
我厌恶一切使人“不丈夫”的人，我厌恶一切使人减少聪明，减少信仰，减少速度的人。因为我不相信智慧会常伴随着迟缓与怀疑。也就为了这层，所以我以为存在孩子精神中的智慧比存在老人精神中的智慧要多得多。
你要问那般老人底智慧吗？……呜呼，他们底智慧，还是不要提起的好！
那智慧要人尽可能地少活动一些，要人不相信一切，要人只去保守。
在那般老人底忠告里面，常常总是我所不懂的老话，陈话。
最好是看看某些家庭中的母亲怎样粗俗地在吆喝他们底小孩子：
——“不要摇得这样厉害，当心绳子要断了；
不要靠在这树上，当心树要倒下来了；
不要在湿地上跑，当心您要滑倒了；
不要坐在草上，当心您身上要弄脏了；
像您底年纪，应当要懂道理了；
您到底要叫人给您说多少次才行；
不要把膀子这样放在桌上……
这孩子真叫人受不了！”
——但是算了罢，老太太！你实在比孩子更叫人受不了。
|
王独清《灯下走笔》（1939年12月12日、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灯下走笔
王独清
（1939年12月12日、14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39年12月12日、14日《申报·自由谈》（上海版），署名：秦佬。
（一）
丹麦哲人吉尔刻哥尔虽然以神秘论者出名，但他却总是常用峻烈的笔调把眼前的社会批评得体无完肤。我从杜林格尔（R.Dollinger）所编纂的德文本《吉尔刻哥尔警语集》（SoSprichtSorenKierkegaard）中看见了这样的一段：
“所谓时代，从全体看来，便是革新的，完全要从最初开始而舍弃传统的……但是看罢，在日常生活，在实际生活，形成这时代底当前的人们，却都以呼出援救传统为最上的思想，而这个思想又极不容易抛弃。例如商人每日在新闻上登广告，希望从重复不断的事件上，得到非经过几十年不能得到的传统力量，便是。
这情形到处皆然。是的！可以说我们时代底商业与贸易，实际正是由巧妙的方法来追随传统的。
这样，人们所想的事是如此：想从已经无用了的那种古式的传统中离开，而希望尽可能地快一点确立作为代用物的传统，即由巧妙的方法来实践的传统。
人们以为自己是革新的，而讨厌所称为传习的所有的东西。——但集纳主义者尽可能地在短时期之中对于民众推进一种传习，却又正是为的显示革新的。——注意罢，这种传习对于这种所谓人类底恩惠者是怎样的便利呀！”
这话说得好像隐晦了一点，但却实在深刻得很。这现象在我们眼前到处都是，用不着再来举例。照吉尔刻哥尔看来，凡是用巧妙的方法维持传统的，都是商人底行为罢了。可是真正说来，这意思也并不过分。我们且看看目前那般用了许多巧妙的解释要青年去读“古文”的先生们，实际上是不是为了生意经？
在同一书中又有一条：
“我在犹太底巨骗狄莱所写的东西里面读到了传布很普遍的那个柏林人的——也就是黎本达尔一族中之一人的——强盗的故事。他是犹太人，先本是当着扒手，因为做得极不顺利，于是在公正的‘天界’之下（在犹太人，所谓‘天界’是特别有重大的意义的，至少狄莱是这样说）发了大誓，对神说：无论如何再不作扒手那样的事了。他守着他底信约——但转瞬间他却去做了强盗。等到他再从牢里出来了，他便再向神请愿，发誓再不做强盗了。——但这回他却去做了骗子。”
这虽然说的是犹太人，但却和我们目前时髦的“排犹”无关，所注重的只是在说明这样的一种典型。但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底神经过敏，我总觉得这好像是在我们某一些不断转变的名人和作家底身上开刀。
（二）
偶然在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底《狱中通信集》里面发见了一段对于高尔斯华绥的批评，说得极其透彻，但也极其刻毒，而目还带累了一下我们熟悉的萧伯纳。那信是一九一七年二月十八日在乌弄克监狱中写给李卜克内西（K.Liebknecht）底夫人苏尼亚的。话是这样说：
“……在一部小说中，我本来不去追求倾向的，首先是迷惑着艺术的价值，可是这部《世界上的同伴》却使我反了常态。高尔斯华绥在这部书中显示的智慧太厉害了。那真会使你吃惊。不过高尔斯华绥本身却是属于萧伯纳或王尔德一类的典型人物，也就是现在英国知识群中最普遍的典型人物：他是许多人中间最聪明的，文雅的，但却也是腐朽的；他面对着世间一切的经过，却用怀疑的或游戏的态度去观察。高尔斯华绥使他作品中的主人公摆出世界上最严肃的面孔，那面孔却都被注出了巧妙的带嘲弄的记号，常常使我哄然大笑。但这样的，那些主人在实际上却又都是受过好教育的而又优雅的人，对于他们底周围从来不去笑骂，或者很少去笑骂，就是他们真的瞥见了可以笑骂的事。——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永远不应该以一种嘲弄的态度去和他本来创造的章义对立的。但是，苏尼亚，请了解我，我并不是说这个便排斥伟大风格的讽刺。例如盖尔哈特·霍普特曼底《基督的愚事》便是近代社会最残酷的讽刺，那种讽刺是自从百年以来聪明人写着的文体。但霍普特曼自己却并不在写作中露出冷笑……高尔斯华绥便完全相反，他用装满了他处处要避免一点的那种智慧的描写，使我结果得到的只是一种桌面上的感觉，——是每次一位新客走进客厅里的那种桌面上的感觉，——就是说，不过有一种狡猾的语言要从我底耳旁滑过而已。”
其实这段话的本身已经是带着极浓厚的讽刺味的“桌间上的感觉”，真形容得无可再妙，简直概括了一切冷笑文学的效果。
|
王独清《跑》（1939年10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跑
王独清
（1939年10月2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39年10月21日《申报·自由谈》（上海版），署名：秦佬。
偶然在旧杂志上看见了一位学者底文章，说他对于车夫非常看不起，因为他们一看见巡捕要来干涉了，便甚么道理也不知道去讲，只是撒腿一跑完事。文章底结论是：民众只知道跑。
这话是极不错的。民众当到自己是赤手空拳又没有成为团体的时候，一看见握着有武器而可以宰制自己生命的人，自然只有一跑。试问不跑等甚么呢？准备挨打或坐牢，是可以不跑的。但可惜人都有自卫的本能，虽然就是车夫罢，也决不会蠢到安心挨打或坐牢。讲道理自然是最漂亮的一着，但可惜车夫不是学者，讲道理的本领又很不高明，而且就是高明，对面的人也未必肯听，结果是除了跑，实在没有别种法子的。
民众只知道跑。——谁敢说这话不对呢？遇到捉，他们跑。遇到剿，他们跑。遇到炸，他们更跑。看历史上的大事变，要是只着眼于民众底跑，那便几乎是“跑的历史”：最早，大兵一追，大家都往山里跑；以后，地方大了，大家便都往海边跑。有时候是城里的人向乡间跑，有时候又是乡间的人向城里跑。现在有租界了，于是成千成万的难民便向租界上跑。
这些，学者自然都看不起的。作为学者首先是知道讲道理，其次就是不讲道理，也用不着跑。在历史上，我们已经看见了不少：新主子一到，学者就先献文，上策，或者等着“垂询”和“推荐”，住得安稳极了。现在呢，——不必说吧。
不过学者对于民众的观察，却并不见得是正确的。他只看见赤手空拳又没有成为团体的民众，而没有看见手里也有了武器并且成了队伍的民众。——到了那时的民众，就不是只知道跑了。他们只知道冲。
民众底跑是我们常见的；民众底冲，我们却不常见。但要见也容易；只要你逼到他们尽管跑，跑得无可再跑的时候，他们就会回身给你冲起来的。到那时，学者只怕又吓得要跑了。
看历史，只着眼于民众底跑，自然是“跑的历史”。但实际上每一个新的时代，却都是由民众冲出来的。冲了以后，伟人出来了，于是民众又开始只知道跑。——自然，这时，学者又会回来的。于是他再到马路上去看见车夫不知道讲道理，只知道跑，表示自己底看不起。
|
王独清《读书偶解》（1939年9月21、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读书偶解
王独清
（1939年9月21、23日）
〔说明〕本文连载于1939年9月21、23日《申报·自由谈》（上海版），署名：秦佬。
（上）
唐中和四年，黄巢被剿灭了。当黄巢底人头献到皇帝面前的时候，还有一批降了“贼”的贵族妇女也被带来了。皇帝问道：“你们都是受了皇家底恩典的，为甚么要降贼呢？”那为首的女犯答道：“国家有百万的人众，也还要失守、迁都，陛下却责备几个女子不能抵抗，不怕文官武将难为情吗？”结果是皇帝再不问了，只喝一声道：“拉下去砍了罢！”
这故事得以流传，倒多亏了司马光：他把它写在《通鉴》里面。周辉在《清波杂志》里面特别赞美这位给皇帝碰钉子的女子，说像这样的人物竟然没有被写入“烈女传”里，使她底姓名湮灭，真是恨事。——这识见，我看在中国古人中要算是“绝无仅有”的了。
但这里所说的皇帝，就是唐僖宗。我在《南诏野史》里面却又读到这位皇帝另外一件和女子有关涉的事。
也就是黄巢被李克用“痛剿”的一年（中和三年），因为南诏（即云南）强盛而又强硬，这位皇帝感到有些难以应付了，便把宗室底一位公主送给南诏王隆舜。这算盘没有打错，南诏真的便派了最重要的大臣和唐朝讲交情来了，于是来了三个，便给他毒死三个。只可惜不久李克用又造反了，这雄图终于没有发展得下去。
我想，那位公主大概算是报了“皇家底恩典”了罢。
※※※
中国一向的著作家总不愿意说别个人底坏处，术语曰“存忠厚之道”。但这“忠厚”往往会变成虚伪。
吴德旋底《初月楼闻见录》是一部记载明清以来人物的书，在掌故上贡献极大，但若是从头地读一遍时，却会叫人发生一个疑问。那疑问是：怎么他所“闻”所“见”的人物都是这样有才能又有道德的呢？因为事实上真不见得到处都是“好人”。所以据我看来，吴德旋底这部著作，至少有一部分是不真实的。
而且要为一个人隐讳，势必用自己心目中的道德标准为标准，那往往会恰恰隐讳了一个人底长处。像《初月楼闻见录》里面记载徐巨源的一条，就犯了这样的毛病。
照那里面记载的徐巨源，只是能文章，隐居山中，誓不降清，被强盗用火烧死，便算是一切。但徐巨源却另外有一段动人的事迹的：他曾经参加了叛乱的农民队伍，当时他本身便被人称之为“强盗”。据我想来，他既能誓不降清，他的做“强盗”，必定多少和“反清”有些关系。现在我们知道他底事迹很少，以吴德旋的时代和“闻见”，应该是知道的，但是他却为了隐讳而使他底事迹湮灭了。
（下）
中国底士大夫只知道顺着上面的人讲话，那为的自然是讨好，但有时却也会例外的倒霉。
宋朝叶梦得底《石林燕语》里面便记着这样的一个故事：宋太祖改年号为“乾元”，自己很得意，说这年号很是新鲜，赵、韩王在一旁便跟着说：“是呀，是呀，很新鲜，很新鲜……”不料被一位卢学士却蹴了一下蹩脚，说“这是伪蜀用过的年号”。皇帝一查不错，便气得用笔在韩王底脸上抹了一通。韩王带着花脸回去一夜不敢洗，直到第二天皇帝说了一声“把你底鬼脸洗了罢！”才算是恢复了人形。
这讨好的结果是很别致的，虽然没有吃大亏，却也够晦气了。但皇帝为甚么要用笔在他底脸上抹呢？我想那意思大概不外是：“你小子，真不要脸！”
但这总还算是好，因为没有因讨好而被砍头。
也是宋人底笔记里记出的故事，——张齐贤底《洛阳缙绅旧闻记》里记梁太祖的一段，说有一次，梁太祖坐在一株柳树下边说道：“好柳树。”那些跟他一同坐着的官员都站起来轰的一声道：“好柳树。”梁太祖又说：“这好柳树，好做车头。”便又是轰的一声道：“好做车头。”但这结果却是梁太祖知道了柳树不能做车头，便即刻叫把顺着他说话的人绑起来当面都给杀光了。
但虽是这样，我们底士大夫却总还是顺着上面的人讲话，因为这种倒霉毕竟是例外。
※※※
不久以前，有人做过一篇讽刺文字，内中牵连了一下他底敌方底名字。但那也只是讽刺文字，并不是板起面孔的批评。不过却就惹起了学者的不满，说那太不纯厚了。这自然是不错的，但在讽刺文字中找纯厚，却也实在算是奇事。不知道怎样弄的，我竟然也碰到古人这种不纯厚的例子了。
罗大经底《鹤林玉露》里面记了一条宋朝太学生骂梁成大的话，那话是：“大字旁宜添一点，曰梁成犬。”
我决不主张一定要拿名字作为骂人的材料，但我总觉得这比“台甫是……高雅，高雅，……”要好些。
|
王独清《说文坛上的“隐”》（1939年8月29、3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说文坛上的“隐”
王独清
（1939年8月29、31日）
〔说明〕本文连载于1939年8月29日、31日《申报·自由谈》（上海版），署名：秦佬。
（上）
我现在说的“隐”，是“隐姓”或“隐名”的“隐”。
看情形，目前用笔名发表文章在某些文士手订的文坛“新宪法”上又像成了罪状了。倘是文章是带着批评性的，就更加证实了这罪状，罪名便叫作“隐”起来说漂亮话。
于是受了批评的“文士”便吼着道：“你出来！要是好汉，你出来！”其实这问题在文坛上已经闹了很久了。稍微知道文坛掌故的，大概总会记得有两个时期笔名曾经被人仇视过，用笔名的作家也都曾经受过不名誉的攻击的。
第一个时期已经过了十多年了。那时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打架，笔名便是引起吵闹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一边有人用了笔名发表文章骂了这一边，这一边便指那是“盗窃行为”，而且这一边底作家还即刻注销启事，郑重地声明自己从来不用笔名，好像笔名简直不是人用的。这场斗争延长得很久，直到后来反对笔名的作家也用起了笔名的时候，还被从前背着“盗窃行为”的作家回头来嘲笑了一通。其实平心来说，作家用笔名并不是罪大恶极的事，无论如何拉不到“盗窃行为”上面去。不过那时文坛却实在也纯粹得很，不管这边和那一边都和“官方”没有关系，而且作家都还古板得可以，似乎也还不知道给敌方加一顶能够使他送命的帽子的那种方法，所以说那时写文章的人不应该“隐”，应该用真姓名出马，却也并没有错。
第二个时期却只过了七八年。那时的时代变化了，大批的作家都沾染了政治，不敢拿出真姓名来，于是便争着“隐”“隐”“隐”，造成了文坛上一个空前的笔名天下。然而从别一方面就跳出反对派来了。他们愤慨得很，说用笔名的人是没有勇气，是在躲着放暗箭。这回笔名底仇人和上次大大不同了。他们其实是想找法律上的罪人，因为作家不肯出面，竟弄得无法指定，所以便气得乱跳乱骂。但那主要的作用却还是“激将法”，想叫作家一怒而写出真姓名来。但终于没有达到目的，所以便愈加要把用笔名的作家判作“阴险的人”，倒好像他们才是再坦白不过的。——但自然，也难怪他们自负，因为他们底文章倒实在多半用的是真姓名。
这两个时期底反笔名论者虽然立场是完全不一样的，但表面的论调却都大致一样，都是叫用笔名的作家“出来”。
谁要说文坛没有“进步”，那才真是没有头脑。就在这件事上来看看罢。第一个时期底反笔名运动尽管闹得像有点起劲，但却实在简单得很，那时底反对者都有些笨相，简直就没有别种作用，只是为反笔名而反笔名罢了。一到了第二个时期，运动底性质却就复杂了起来，而且反对者也都是聪明的脚色，他们底真正目的倒不是为的取缔笔名，而是为的取缔用笔名的人。——这就比第一个时期来得实际多了。
（下）
从这历史的发展上看来，目前我们文士又复活了的反笔名运动，也当然是更进一步的“进步”。
要说出这更进一步的“进步”底特色，也并不难。
首先，目前运动底性质更加复杂得多了。第一个时期用笔名的作家虽然负了“盗窃行为”，但据反对者底口气看来，只要不用笔名，那恶谥也就可以取消。第二个时期虽然反对者底方法可怕，用笔名的作家若是有真的一怒而写出真姓名的时候，即刻就要吃大亏的，但反对者表面上所骂的却也还是一般的老调，你要不理，他们还是没有法子的。目前却就不然了。我们底文士一面在骂你“隐”起来是卑污，一定就给你一顶可怕的帽子。那作用是：假使你一怒而写出真名来，不用说是罪人，同时假使你依然用笔名，却还是罪人，总之是要你无法脱逃。这种周密的“法网”，实在可以使人佩服到无可佩服。
其次，目前的文士不但没有第一个时期底祖宗底笨相，而且比第二个时期底祖宗还要聪明。第一个时期底反笔名论者虽然后来自己也用起了笔名，但在当时却实在都是“行不改姓，坐不改名”的。第二个时期底反笔名论者在这一点上也还有几分笨，他们为了骂人，自己也还肯露一露真实的嘴脸的。目前却也不然了。我们底文士尽管在骂别个“隐”，其实自己也在“隐”着，而且越是骂得凶，“隐”身法便越变得快。那正像包探在捉“反动份子”一样：被捉者为了自卫，不得不化装，而捉人者一面骂他狡猾，一面自己却化装得更厉害。这作风也是値得佩服的。
凭了这样更进一步的“进步”，于是我们文士便向用笔名的人理直气壮地吼着道：“你出来！要是好汉，你出来！”
但真的会“出来”吗？我看未必。
因为“出来”或不“出来”，都一样是罪人，还是索性“隐”得牢一点，不“出来”的好。还有，一看见吼着叫你“出来”的人穿戴的是欧洲中世纪底盗甲，一身都裹在铁片里面，只露着两个眼睛，而却要你学现代底游泳家，赤裸裸地出场，只要想一想，觉得也还是不出来”的好。——一句话：世上没有这样的傻子的。
这样看来，作家大概还要“隐”下去的，虽有我们热心的文士，也怕难挽回这颓运。文坛也终于难有“光明的一天”了。呜呼！
|
灾难与生态社会主义战略（﹝爱尔兰﹞约翰·莫利纽克斯（JohnMolyneux），2022年9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灾难与生态社会主义战略
﹝爱尔兰﹞约翰·莫利纽克斯（JohnMolyneux）温谦翻译、日土兀校对
〔相关文献〕
·气候变化与反叛：采访生态社会主义学者约翰·莫利纽克斯（《非洲政治经济学评论》采访，2020年2月4日）
·应该怎么做？环保运动的战略（﹝英国﹞约翰·莫利纽克斯（JohnMolyneux），2021年9月16日）
·约翰·莫利纽克斯，1948-2022（﹝英﹞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2022年12月12日）
〔说明〕原载全球生态社会主义网络（GlobalEcosocialistNetwork）。原文链接：CatastropheandEcosocialistStrategy
最近发生的事件——巴基斯坦的可怕洪水，中国、非洲许多地区的洪灾和旱灾，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酷暑和火灾，美国肯塔基州的洪灾和如今日益增多的灾难……这些让我们清楚的认识到：气候混乱造成的灾难正在来临。而且还有一个更令人感到颤栗的事实，那就是这些只不过是世界变得更糟的过程中的一个起点。
简单的事实就是：数十年来科学家和环保运动提出“大难将要临头了”的警告被统治者们故意忽视，同时用“洗绿”和空话来掩饰。联合国第二十七届气候峰会（COP27）在埃及的沙姆沙伊赫（Sharmel-Sheik）举办，但是，埃及在塞西丑恶的独裁统治下，难有真正的抗议。而COP28将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举行，这进一步证明了全球资本主义不会改变本色。
这就生出一个策略问题：气候运动，尤其是对生态社会主义者来讲，下一步又将要怎么办呢？
直到现在气候运动整体而言，集中给我们敲醒了警钟：（1）寄希望于统治者，他们将采取有效措施；（2）希望国际社会能充分地意识到现状，并改变自己的行为或者迫使政府改变政策。在这个框架下，生态社会主义者们一直致力于为资本主义的生态灭绝本质和生态社会主义转型的必要性提供一般性的理论依据。当然，这些努力将会继续下去，而我们也应当继续支持他们。但是如果他们的努力不够，或是他们所凭借的希望是虚假的，又或是至少是可疑的呢？
对于第一个愿望，说服掌权者采取有效措施，陪审团很清楚这些东西。如果他们几乎什么也没做，那一定是不会接近所需要的，我们又有何基础期望他们在不久将来改弦易辙，即使已经累积了大量的科学证据。具体而言，在头二十六届COP会议惨遭失败后，那在27，28或是29届上，会有什么改变呢？关于第二个愿望，我认为，即使大多数“普通人”被说服有必要进行剧烈的生态变化。例如，全球从化石燃料到可再生能源的快速转变，资本主义下的权力结构是这样的，它们将无法在个人或政府层面带来必要的变化。
在个人层面上，问题的一个例子是假定一个人，无论他们有多“意识”，都不愿意放弃他们的汽车，因为他们需要它去上班（他们需要工作），没有足够的公共交通作为替代。这个例子可以变化出几十个不同的情况。此外，这场危机的全球规模和紧迫性使这一计划完全不可行。它是一个我们要逐个提高3.3亿美国人，15亿中国人，13亿印度人的环保意识，直到他们都成为绿色消费者的项目吗？但是，即使数以亿计的美国人或欧洲人聚集在一起，尽管媒体和所有的政治建制的操作（还记得他们是如何摧毁科尔宾）都投票给致力于大规模气候行动的政府，问题仍然会存在，当中最坚定的阻力来自大型企业，富人和他们在国家机器内的亲密盟友。看看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的遭遇——尽管在2015年“纾困”公投中60%的人投了反对票。
显然，这些论点，尤其是第二个论点，是有争议的，但如果它们是正确的。那么接下来，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将不得不推翻资本主义。对此有两点观察：这很好，但极不可能在所有或许多国家同时发生；它更有可能首先发生在一两个国家，然后以连锁反应传播（比如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过去革命的前车之鉴表明，这一革命性的过程将从一个有计算、有意识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对气候变化的反应开始是不太可能的。更有可能的是，这一过程将以对特定情况或不公正的大规模反应开始，尽管这些情况的根本原因很可能是气候变化。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认为有必要推翻资本主义以应对气候变化的生态社会主义者需要在影响工人阶级和受压迫人民的广泛问题上表现全面积极。这不是以个人身份行事的活动家所能做到的；这需要一个组织、运动或政党，鉴于目前的政治运作方式，这个组织必须是全国性的（尽管有国际主义的抱负）。但这也要求该组织/运动/政党彻底被灌输并致力于生态社会主义变革，充分理解需要做些什么来确保人类和地球生命的未来。这样，由生活成本、对民主的渴求、对和平的需要等引发的人民起义可以转化为致力于生态社会主义和真正可持续性的政府和革命国家。从所有这些可以得出结论，现在生态社会主义者必须致力于整合所有左派和工人阶级运动和组织的生态需求和意识。
对这一观点最明显的反对意见是，我们将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我们没有时间等待资本主义被推翻。正由于如我一开始说的，气候变化已经降临到我们身上。对此我想回应的是，任何人都不应该梦想要求任何人“等待”任何事情。我们目前需要每一项改革，每一个前进的步伐，尤其是这些措施能为我们赢得时间。然而，在现阶段，无论是改良资本主义还是推翻资本主义，都无法阻止气候变化的严重破坏，这也是事实。不过，恰恰是气候混乱造成的可怕影响，会产生反抗制度的可能性，更准确地说是无数的可能性。
这就引出了我的最后一点。生态社会主义者的责任就是思考并提出要求采取措施，不仅是阻止气候混乱发生（可再生能源、免费公共交通、植树造林等），而是在现在不可避免的灾难面前捍卫劳动人民的基本利益。我们需要根据我们各自国家的情况，推进对大大增强防洪能力、扩大消防服务、加强救援和应急服务、重新规划城市以减轻极端高温等的诉求。而且我们应该把花费都花在这些领域而不是花在军国主义和战争上。我们可以把环境斗争和反对战争的斗争联系起来，具体做法是：从根本上将武装部队改组为应急组织，并首先通过向对气候变化负有最大责任的大公司征税来筹集资金。毫无疑问这些将会变成阶级，反种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极佳的议题。因为全球的富人和精英务必会保护他们自己。
总结：目前形势下，我们的战略目标应该是
1．推翻资本主义
2．通过将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融入所有劳动人民和受压迫者的活动、运动和组织，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3．推动我们的纲领，不仅要阻止气候变化的发生，而且要保护工人阶级在灾难来临之际的利益。
2022年9月4日
|
“中国托匪概况”介绍（中央人民公安学院编印，1954年4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托匪概况”介绍（中央人民公安学院编印，1954年4月）
“中国托匪概况”介绍
中央人民公安学院编印江西省人民政府公安厅翻印一九五四年四月
录入者按：一原印版为“一九五三年九月”，实际写作时间或更早；封面印有“编号：”、“发给：”及“绝·密·”（一印版则为“仅供参考”）
第一章托匪的本质及其国际组织情况
第二章中国托匪组织及演变情况
第一节抗战前时期
第二节抗日战争时期
第三节解放战争时期及解放后
第三章中国托匪活动的方针、特点与方法
第一节活动的方针
第二节活动的特点
第三节活动的方法
一、发展组织的方法
二、联络的方法
三、派遣的方法
|
暴日侵沪期中一个文字劳动者脱险的经过与感想（李季，1932年5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季
暴日侵沪期中一个文字劳动者脱险的经过与感想
李季1932年5月
录入者按：刊载于《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4期
日前遇着多年不相见的L君，彼此于叙述别后的生活状况后，他开始谈此次暴日侵沪期中脱险的经过：夹叙夹议，亦庄亦谐，颇饶风趣，爰走笔记之，以飨读者。
我这几年来，虽过的是一种地下室的著述生活，但并不是袭用“闭户造车，出而合辙”的办法，完全与社会脱离关系，我总要分出一部分时间与人交接。就是东洋矮子也有和我往来的。他们不是自命为社会主义者，便自称为报馆记者，相见时，有的虽只略一点头，但有的却要行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而且至再至三。中国经过多次排日风潮，报纸上形容日本人怎样的横蛮凶恶，然在交际中他们倒也彬彬有礼，显出一种绅士态度，并不觉得十分可怕。
你听到东洋矮子这个名词，以为我是在轻蔑日本人，其实不然。他们虽是帝国主义者，虽是我们的仇敌，但却有许多长处，为我们所望尘莫及，故不必挟一种虚骄之气，加以无谓的轻蔑。我现在且举一件事证明日本人的厉害。记得两年前的某日，我忽然从某书局接到一本小书，上面写的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寄。我的心中很觉诧异，那里并没有相识的人，何以有书相送？拆开一看，是该事务所研究室所编辑的《满铁支那月志》。日本在中国的一个铁路公司居然有研究室，研究室居然出杂志，而杂志中所志的竟全是中国政治经济的状况，党派学术的情形，这令我们见了，作何感想？他们是在细心研究我们，是在做知己知彼的工夫，我们自己呢，不独不知彼，而且也不知己。至于这个铁路事务所送杂志给我的原因就是介绍了我的一本书，说了好些赞许的话，似乎故意要使我知道的一样。
我述此次逃难的经过，先把这些事告诉你，自然不是替日本人鼓吹，更不是借日本人自重，而是根据我亲身的经验，证明他们在动手干之前，对我们有各方面的大规模的准备，有比较详尽的调查与深刻的认识。我以为先把这些说出来作过引子，总不算是多余的，
当一二八事迹之前，据报纸所载，事态十分严重。不过上海市政府对于日本所要求的四条在二十八日下午六点钟以前，既已完全答应，在理不应变故发生。但内幕却不如此。日本在上海等处的居留民大半都要求日本军阀重演沈阳故事，日海军陆战队准备于当晚发动，并自信在四点钟内可以完全解决我国军队。我们的住所在施高塔路的东边某里某号。我们住第三层，二房东住第二层，某女士住楼下。她在日本一个机关中做事已经有好几年了。是日午刻回来说：“东洋人不管市政府答应他们的要求不答应，陆战队今晚要动手。大家最好搬一搬。”这样的一个消息使全屋子的空气登时紧张起来。我们为着中日问题本来也开过非正式的会议。二房东Z先生曾受高等教育，不过为着衣食问题终日在外面奔走，他于二十七日晚上很自信地对我说：
“我今天在宝山路一带看了一下，十九路军尽是小个子，头上戴着斗笠，怎样能够和东洋人打呢？唉。中国人总是倒霉！……”
“不打，不是就要亡国吗？”本来不认识字不能看报，并不懂得国家大事的Z师母这样很着急地插一句。
“今天先生说是美国人好，东洋人如果要打中国，美国人就要帮我们的忙。”正在青年会读书的Z大少爷也急忙加入谈话会，
我的W听见这句话，马上笑着答道：
“‘美国人好’！那完全是你们先生脑子中的幻想。美日都是帝国主义的国家，对中国是同样压迫，同样剥削的，不过因国情不同，手段有软有硬罢了。美国有钱，乐得运用金元的势力来宰制中国，日本很穷，只好凭借武力来征服中国。你将来会看见，美国是不是‘要帮我们的忙’？”
他们对于我的W这些话似乎相伶，似乎又不相信，于是视线集中于我，好像在等候我的判断。我却说道：
“对呀，美国也是我们的敌人，那里肯真正帮我们的忙？我们要对付日本全靠自己努力。听说十九路军准备抵抗，尤其是下极军官和兵士非常激昂。日本是个军国主义的国家，有的是飞机，炸弹，大炮，和一切最新式的武器，中国是个半殖民地的国家，一切军器都很窳败，我们当然打不过它。不过这不是不抵抗的理由，日本要闸北，可以强抢去，我们却不能平白让给它。那怕中国军队只能抵抗一二天，就要失败，也应当干。”
我们谈论国事的结果，当然归结到是否搬家的问题。大家都决定不搬，因为即有战事，我们的住所并不当街要，且也不会延长，用不着多此一举。迄二十八日午刻得到楼下某女士的报告，并有许多前后左右的邻人忙着收拾行李，预备搬家，我们却不以为意。不过为防万一起见，我的W劝我将数年前做好而未经整理的一大包稿子放在一个提包内，亲自送往沪西一个朋友家中。我出发时正是下午一点钟，北四川路一带虽偶有搬家的车辆经过，还安静如常，看不出有什么大祸临头的样子。迨三点钟回来，啊，情形可大不相同了！
一路电车一到苏州河，即看得出纷扰和紧张的情形，迄至老靶子路，简直没有法子前进：满街是搬场汽车，普通汽车，马车，黄包车，小车，夹在如山如海的人群中往来驰骋。不独中国人搬家，东洋人也搬家。不独东洋人搬家。西洋人也搬家。不独富人搬家，穷人也搬家。不独住户搬家，商店也搬家。男男女女，大大小小那种狼狈情形真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尤其是许多人脸部的表情就和上杀场一样，令人见了，心中万分难过。一路电车在这种拥挤和凄惨的状况中也失去了它平日那风驰电掣的威风，垂头丧气地缓缓前进，愈近靶子场，它的行动便愈感困难。可是一至狄思威路口，只见日本的军用汽车满装着持枪在手的水兵，横冲直撞地一辆一辆驰过。这些水兵不独趾高气昂，神气十足，而且时露出骄傲的笑容，似乎是在鄙视逃命的中国人太不中用，又似乎是在预计战事可操胜算，先以战胜者自居，故喜不自胜。岂知战事爆发后，他们几乎全体牺牲在十九路军英勇的抵抗之下，变成枉死鬼了！
电车在这种一方悲痛一方高兴的残酷对照中终于达到它的终点。我挟着满腔愤懑的感情，急忙跑回家中。至则本弄堂的住户正在纷纷迁徙，楼下的某女士已不知去向，家具也搬到她的亲戚家中去了。Z先生不在家，Z师母要搬家又没有钱，要留在家中又害怕，迫得三番五次地往三楼跑，候我回来替她决定。至于我的W态度却很镇静，没有搬家或离家的意思，我更是如此。这是有许多原因的，最重要的如下：
一，她产后身体未复元，小孩满月后仅四日，且正种牛痘，都不好随便移动。
二，每月文字所入，已经不敷应用，更无余资作这种意外的搬家费用。
三，我们两人都经历多次的兵乱，变成了洞庭湖的麻雀，以为这次战争至多不过两三日就会终止，秩序也不会大乱，用不着多此一举。
有了这些原因，虽全弄堂一百余户人家，于二十八日下午走去一大半，或三分之二以上，我们丝毫不为所动，仍旧进行自己的日常工作。当五点钟时，要走的人大概已经走完了，全弄堂在暮气沉沉的当儿，格外显得寂寞了，而我们的老友C先生却于此时翩然莅止。
“局面紧张得很，我以为你们走了，特地来看看。”
“楼下Y女士说，日军今晚马上要动手，但这里不是战区，大概不要紧，我们决定不走。”
“不走！恐怕有危险？为什么不走？”
“带着小孩子走。用费太大，事实上办不到。住几天再说罢。”
“也好。”
“六点钟一过，马路上就不能通行，你还是快走罢。”
“对啦！时间快到了。我就走。再会。”
“再会。”
C先生和我们这样简单地谈了几句之后，即离开我们的家中。我们安闲自在地吃过晚饭，我的W陪着小孩睡在床上，我看过几点钟的书后，于十时就寝。但未几因生炉子，我复起床。钟刚敲十一下，枪声响了，我们知道战事果然爆发，躺在床上静听。步枪声，机关枪声和大炮声纷然并作，时疏时密，时远时近。初听时虽不心悸。但感慨万端，不能成寐，迨五点多钟，枪声愈响愈近，逼到我们的门口来了。这是怎样一回事？我马上起床至窗前察看动静：未几只见隔壁譬察派出所的二三十个警察急忙跑到马路上集合，排成一队，双手高举。我初时很觉诧异，他们为什么抛弃枪刀，要用赤手空拳抗日？旋即想到我曾在电影中看见举手向上是对敌人投降，才明白他们原求也是不抵抗主义的信徒，东北军的好同志！这边的阵线——不如说投降线——还没有摆好，只听见步枪响处，一个日本水兵拿着上刺刀的枪冲来了，接着又冲来一个，接着又冲来一个。着啊，三个日本兵就这样使二三十个中国警察变成俘虏了！我以自己的人格保证这是亲眼看见的事实，绝对不是向壁虚构，故意污蔑中国警察的。当时的愤怒几乎冲破了我的脑袋：心想这些警察平常打车夫，捉“乱党”，收捐税，搜住宅，是何等威武，勇猛，敏捷，决切，今竟以十倍之众屈服于东洋矮子之前，未免太可耻了！转身将此事告诉我的W，她叹口气说道：
“警察原是对内而不是对外的呀，你怪他们干什么？
我的气于是渐渐地消灭下去了。
中国警察投降的滑稽剧才告终，日本绅士们的滑稽剧又接着开演了。大约在六点钟以后，我听见一辆汽车自远而至，急到窗前一望，原来是一辆装货大汽车从刚才警察投降的地点经过，内中站着十几个戴博士帽穿大衣的人，我以为是捉的中国人，用车子装去做胜利品，不禁吃了一惊。但车行不过数十步，即戛然而止，跑上晒台一望，毫无所见，回到房中，忽听见锄声，钟声和小车声同时并起。这是干什么呢？大概是军事工作罢。我一边想，一边偷偷地下楼到弄堂后门去侦察，果然看见十几个人在门外数十步的地方钉木桩，装铁丝网，起沙土，装沙袋，为状甚忙，而且这些人就是那辆汽车装来的，他们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并且是日本的绅士们！
啊，东洋矮子真厉害，他们在上海的人竟全体动员来干我们了！我一面走，一面这样想。回到自己的房中，把窗门打开，换换空气，只见日兵一二在马路上逡巡。有一日兵见我打开窗门望，也一声不响地望着我，我们虽隔了一扇墙和一个竹篱，但相距不过六七丈。我起初见他没有背枪，有些纳罕，因此也不怕池，仍站着不动，互相注视，及至后来他移动一二步，我才发觉他那为竹篱所掩蔽的下垂的右手拿着一枝手枪，恐怕他的兽性暴发，用这顽意儿和我开顽笑，便三步两脚地跑开了。
但空中的飞机声与马路上的汽车声总是来引诱我。非到窗前去望一望不可。我于是在窗帘掩护之下，频频向外暸望，终于又看见那一群戴博士帽穿大衣的东洋绅士肩上荷着鸭嘴锄或大锤。口中衔着雪茄烟，从马路上缓缓地经过。我对于他们这种从容不迫的态度有两种解释：一，他们于一度挖土打桩的紧张工作后，须稍微借此休息一下；二，他们这样为国服务，心境十分舒畅，而平日文雅的神气又于不知不觉之中表见出来了。
可是矮子绅士——戴雪白的西装硬领的绅士，为着帮助军事进行，早些征服中国，替国家增光荣，替自己增财富，参加工作是非常努力的。他们在行路中虽带着休息的神气，但一抵目的地——我们的弄堂前门——不到三分钟，锄声钟声和小车声等等又纷纷送入我的耳鼓，并且较前加甚，这不知道是由于前门靠近我的住房，听得更清楚些，还是他们因为当时的枪炮声响很特别起劲，不得不用加倍紧张的工作报答他们杀人的同胞？
东洋绅士们工作的结果，把我们的弄堂后门通施高塔路的路封锁了，把我们的弄堂前门通狄思威路的路也封锁了。这样一来，不独把全弄堂残存的居民惊动了，并且把他们吓慌了。大家面面相覩地要找出路，要找逃命的出路——首先跑去问看门警察老王，老王或王先生（娘姨们这样称呼他）本来是着警察制服的，这几天因为风声紧急，身边且挂起盒子炮，表示完全负责保护本弄堂居民的样子。但今日——二十九日——的老王不独没有挂盒子炮，而且换了一件长衫，好像一个管账的先生一样。他对大家说道：
“东洋兵打到咱们的四周来了，前也是东洋兵，后也是东洋兵，左也是东洋兵，右也是东洋兵，他们在咱们的弄堂外面西边装着铁丝网，南边也装着铁丝网，只有东边可以通乡下，但今天早晨那边也听见钉得砰砰地响，说不定也装着铁丝网了。……”：
他这样一说，几乎等于宣布了大家的死刑，有一个吃基督教的老太婆，胆子本来是很大的，昨天有人劝她走，还被她讥笑一顿，此时也大吃一惊，不等老王说完，马上插嘴道：
“那么，你去看一看，好么。”
“我去看一看？性命交关！昨天人家都搬家，都走，你们为什么不走呢？今天东洋兵把我们的弄堂围得铁桶一样，……哎哟，又是一枪，你们听，机关枪又响起来了！啊，那边飞机又来了！”
老王这样发狂般叫着，竟把大家的视线转移了，都不管出路的问题，拍起头来看日本飞机。不过当飞机消失在天边之后，大家的恐怖不独没有跟着消失，并且大大地增加了，找出路的问题竟成为目前一个最迫切的问题，于是众人中又闪出一个西装少年，带着一种严重的神气向老王说道：
“你应当出外去探听一下，看有没有通租界出路？枪炮声这样响个不停。我们如果没有出路，难道死在这里不成？你穿起这件大衫，怕什么？去罢！”
“对呀，对呀。”
“只管去”
“不要紧。”
大家你一句，我一嘴地附和着，老王虽迫于众议，虽明知这是他的职责所在，应当去干，但他深信东洋人是不好惹的，总是空口支吾着。没有行动的表现。大家见催促他不动，也没有办法，便陆续地散去了。
东洋绅士们装铁丝网和堆沙袋的工作大概是在七点钟前后完成的。本弄堂的人知道此事，就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很不自在，他们对于平日出钱武装起来的老王或王先生“按兵不动”，更是非常失望，八点钟，九点钟，十点钟，十一点钟，十二点钟，度时如年地过去，丝毫没有辨法！小菜也没有买，荤菜也没有买，油盐酱醋也没有买，有些人家的米或煤恰恰用完，正待添购，也无从取得！这怎样办呢？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终于自动地起来干，叫老王拿钥匙开门，待他出去看看。大约三十分钟的光景，他带着喜信回来了：就是东边一条路没有被封锁，虽有日兵守卫，经检查后还可通过。
这消息一经传出，全弄堂残存的人就和无期徒刑的犯人忽然到了大赦一样，都喜不自胜。有些人连已经上了桌的饭都不吃，忙着锁房门，“溜之大吉”，有些人则仍照昨天出走的人的办法，吩咐娘姨看家，自己到租界上去避难。我们的二房东夫妇本来是没有钱不预备走的，但昨晚至今天不断的枪炮声使他们害怕，而三五成群的大小男女静悄悄地由门前经过，向东边唯一的出路逃命，更使他们心慌，遂决定不顾一切，离开这四面受包围的弄堂了。Z先生昨晚曾和我们约定，只要我们不动，他们一定也不动，此刻特上楼来告诉我们，他的老婆和小孩子们闹着要走，也只好一同伴去，但晚间仍回来，其实这是一句骗人的话，他何尝回来？他问我们怎样办？我的W不主张走，我更乐得不走，好继续我的文字工作。
当二十九日下午，全弄堂残存的人又去了十分之八九，仅剩下几个主人和二三十个守屋的娘姨。那个吃基督教的老太婆不知是仗着“上帝”的威灵，还是舍不得她那堂皇富丽的家具，仍旧稳定下来，不曾出走。至于我们不走的理由已如上述，可是此时已陷入困境，因为我们的娘姨是在她自己家中住宿的，自日兵包围我们的弄堂一带后，她不复前来作工，而我的W产后又发了心脏病，完全不能劳动，一切烹调洗屎尿市的事均须由我担负。最苦的是我们的房子太大，天气太冷，夜间须起床三四遍替小孩换尿布。是晚不独枪炮声未曾稍息，我们那一带的电灯也横被电灯局停止给电，以致变成黑暗世界！幸我们还有唯一的一枝洋蜡，能在黑暗中放一线光明，但为实行节省起见，仅燃一个半钟头，即吹消就寝了。
到了三十日，本弄堂各号的留守主人受了昨夜黑暗地狱的教训，本日时断时续的战争的影响，和四周驻扎日兵及骑脚踏车巡街的日兵的威吓，都悄悄地逃跑了。连那受“上帝”保护的老太婆也不见了。就是留守的娘姨也不复遵从主人的命令，一个个提着包袱开步走了，剩下的娘姨和大司务不过数人，东张西望，好似丧家之犬。至于我们，因娘姨不来，一切菜蔬都无从取得，我的W因饮食不良，心病逐渐加剧，乳水也感不足。我自己不独因忙着弄饭。洗屎尿布无暇外出，而且也不敢外出（所有留守的娘姨和大司务都不敢外出），因为万一被捕或被阻不能回来，她们母子的生命都要发生危险！同时外边的消息一点透不进来，战事谁胜谁败，完全不得而知。不过依照警察的不战而降，和日本军的占领附近地带等事推测，我们断定宝山路一带的十九路军一定是凶多吉少。
三十晚上黑暗仍旧笼罩着我们弄堂的四周，令我们得不到一线光明的希望，而弄堂西边数里的地方——宝山路和青云路一带——自二十九晚起即火光烛天，终日终夜不熄，这种可耻的对照令人常常感觉资本主义达到帝国主义的时代，实在是罪恶贯盈，而急速发展的日帝国主义尤为凶横恶毒，因为据后来的消息，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和许多大中小学校的文化机关以及慈善机关，商店，工厂，住宅，都因日本飞机投弹或大炮发弹而炸毁，而着火焚烧。
到了三十一日，枪炮声逐渐稀少，我们以为是战事结束了。未几娘姨走来了，问她外面的情形怎样，一无所知（她住的地方也正是日军占领的区域），只说外面有菜买，也有黄包车可叫。我们因当时正是旧历年关，商人快要歇业，马上拿了几只洋叫她出去购买大批的菜蔬。是日下午大房东（本来也住在本弄堂内）派人来察看他的家宅，我们才知道中国军队不独没有败退，而且大获胜利，打得日军落花流水，要求停战三天！这个奇突的消息使我们何等欢欣鼓舞啊！可见中国军队不尽是张学良式的不抵抗主义者，不尽是草包！其实说张某的军队尽是不抵抗主义者，也是一句寃枉话。友人某君说当九一八事变时正在沈阳军事机关服务，他上次来沪时曾对我说：
“当事变前，张学良已经知道日本军队要发动，特传令军中，不准抵抗，否则军官们的身家性命一概不保！迨是晚日兵一部分越墙而入兵工厂，兵士们都已就寢，日兵跑到寢室，见兵就杀。兵士们气愤不过，在一个班长率领之下与之格斗，杀死了好几个日兵。军官们知道，马上跑求责备这个班长，说上面有命令，不准抵抗，现在闯了此祸，如何得了？班长说，此事是他干的，由他负责，于是砰的一声将自己打死了。同时又有一营兵不管长官的命令不命令，各自拿出武器向进攻的日军射击，因此才掩护兵工厂其余的军队安全退却了。”
这个正确的消息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就是：不肯抵抗的，系上层的军事长官而不是兵士，素来缺乏自动本能的北方兵士受了民族意识的支配，不独要抵抗，并且要自动地抵抗。南方兵士和中下级军官大概都受过反帝国主义的宣传教育，而他们自动的能力也较为强大。他们在抗日救国运动的中心点上海容易接受外界的影响，而他们的高级长官在“实逼处此”的环境中也不能不接受他们的影响，所以我们对于十九路军于已经撤退一都分兵力之际，终出于抵抗一途，并不感觉奇怪。我们所奇怪的是他们以窳败的军器竟能打败世界上军事设备最完备和军事训练最精密的军国主义国家日本的军队，使之不能越雷池一步！这是什么缘故呢？
我们事后时常听见人家说：
十九路军久经战阵，富有作战经验。东洋兵从来没有打过仗，缺乏这种经验，当然打不过十九路军。
这自然是一个原因，但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据我们后来的调查所知，十九路军每于紧急关头，如遇敌人的铁甲车进攻，难于抵抗之际，辄令自愿为国捐躯的兵士满装炸弹，上前碰撞，或卧地让其辗毙，使敌我同归于尽。这种明知必死而甘心送死的精神是一种革命精神，是一种反抗外族压迫的精神，只有感受压迫而不甘灭亡的民族才能充分表现出来。当日俄战争时，日军有一次于行军紧逼之际，遇着一条宽广的深沟，急切不能飞渡，却由兵士们自动地倒在沟中，填满这个缺口。当时日本还是被压迫的民族，所以它的军队有这种悲壮的表现。现在呢，它变成一个侵略民族，它的军队不独已起了阶级的分化，兵士们也不感觉有舍命的必要，因此除掉长官极大的压迫外，他们不肯冲锋陷阵，至于自动效死的精神已经连影子都没有了。这就是此次中日战争中中国屡胜，日本屡败的一个最大的原因。
我的话说得很远，现在应当回转来讲我们的切身问题。世界上第一等强国的日本军队竟败于它素所鄙视的中国军队之手，它为保存体面计，必定大动援兵，再接再厉，所谓停战讲和，无论是出于它的请求或应允，原不过一种缓兵之计，除掉十九路军马上撤退外，战事必定再爆发，并且延长下去，这是我们预料到的。不独本弄堂的房客除我们外，一个都没有了，不独老王的家眷固早已送走了，他的箱子和被包等物今天也开始向外面搬。承他的好意屡次劝我们快搬，而残存的娘姨们看见我们还没有走，更露出惊讶的神色。在这种形势之下，我们真不得不走。不过天气非常寒冷，小孩种了痘，W生了病，怎样走呢？妙手空空的我们出走后怎样解决食住的问题呢？出走后家中的什物书籍归谁看管呢？这些问题都是没有法子解决的，至少是极难解决的。
在另一方面，日兵一小队驻扎弄堂隔壁的警察派出所，晚间虽时常呜枪示威，但并不到弄堂里面来骚扰，我们对于他们无所畏惧。还有一层，几个娘姨，大司务和老王既然留在弄堂内，我们为什么要胆小如鼠，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的老爷少爷。太太小姐们一样“逃之夭夭”呢？所以我们两人讨论的结果，仍旧是不走。我因娘姨来了，不必从事家常工作，即照常看书作文。这一天又混过去了，
老王或王先生听见说十九路军打了胜仗，他的勇气又恢复了，至少恢复了一半，当二月一日清晨，有十八架飞机排队在空中示威，他硬说这是南京派来的。因为飞机的飞行甚高，无从辨别，我们对于老王的宣传也有几分相信。但后来调查的结果，才知道这是日本飞机，至于中国飞机不独没有东来，并且飞到西方去隐藏起来了。是日我们的娘姨没有来，我又要代行职权，这倒不算什么。因为在小孩出世之前，我们并没有雇娘姨，一切烹调的事都是自己担任的。最感痛苦的是晚间没有电灯，白天没有报看，一则使我们沉沦黑暗世界，一则使我们如堕五里雾中，以致生活顿失常轨。
这这不要紧，到了二日，我们四周的环境突然变恶了。据老王的报告，有一个娘姨在楼上遥望见西边某里有日兵进去搜查，并且将十几个房客，娘姨带走了，双手反缚在背上带走了。这个消息使我们万分不安，如果日兵照样到本弄棠来搜查，我们这些残存的人不是也要变成他们的俘虏么？但旋又想到日兵既已封锁本弄堂的前后门，大概不会进进来搜查，即搜查，总不能无缘无故地拿人。我们这样自己安慰了自己一番，我又照常工作，没有准备走。
到了十点钟的时候，娘姨又来了，我们叫她马上出去买菜，打算仍旧株守下去。但同时叫她跑到租界上去买一份报，插在内衣里面带回，因为凡经过日兵的地方均须检查，尤其不准带中国报纸到他们占领的区域中来散布，故不得不如此做法，可是娘姨去后，一等也不回，再等也不回，我们以为她买的报纸被日兵搜出，因而破捕，真是坐在房中空着急。直至十二点钟敲过，她才姗姗回来，据说毗连华界的租界都有日兵驻守或巡查，要走得很远，才能买到报纸。我们急忙接过报纸来一看，知道情形不对了。报上最重要的几点是：
一，停战三天即于当日满期，双方会议丝毫没有结果，日方继续增援，战事冯上要再爆发；
二，十九路军当局布告战地居民务必迁移；
三，日军获得三个女学生，在六三花园附近轮奸。
第一点虽不是青天霹雳，但使我们感觉到战争不独要延长，而且要扩大，我们附近一带有变成战区的危险。第二点明示我们战区是不能寄居的。第三点便令人不能不生戒心。我相信这决不是报祇上的谣言，一定是事实。因为无论怎样“文明”的国家的军队奸淫总是免不了的。我回忆留学德国时，所听的一桩有趣的故事，尤觉信而有征。现在且先把此事写在下面罢：
当拿破仑派兵征服德意志时，法兵遇着德国妇女，即行强奸。妇女们没有法子，只好屈从，但她们中间有些人预计征服她们国土的法兵的“武器”必定非常厉害，于是在如此这般之前，拿一点煎过的猪油涂入阴户，希望借此减少磨擦的痛苦。不意后来的表现，凡是涂过猪油的，没有一人受孕，而未行此项手术的，多半珠胎暗结。自此猪油妨止受孕的趣谈便传遍德国了。
我们试看号称文明先进国的法兰西的兵士犹有这种兽行，难道文明后进国的日本的兵士——本来没有完全脱去野蛮习气的日本兵士——不会有这样的表现？此间不可久居了，我们决定马上滚蛋。吃过午饭之后，即收拾一点行李，由我带娘姨去叫车子。
我们是一点半钟出门的。叫车的事大感困难，因为要由日兵占领的华界跑到海宁路一带才有车子可叫。我走到离开堂约莫半里路的地方，即望见马路上有日兵站岗，便止步，要娘姨一人前去，当时正是日飞机在我们的头顶上示威，那一带的贫民都出外来观看。他们仍照常住家营业，并没有迁徙的准备。租界，尤其是战事发生时的租界本是资产阶级——至少是小资产阶级——的安乐窝，轮不到他们的名下来，所以他们不打这个主意。同时日兵也有手段，不独不惊扰他们，而且利用他们中间的流氓——和后来事实所表现的一样——趁火打劫的心理来扰乱后方，为虎作伥，所以他们也没有迁徙的必要。当看飞机时，我正杂在他们的中间，因此引起了日兵的注意，马上有两个日兵，一个官长，和一个便衣侦探向我冲来。
我所站的地方本在一只屋角的空地上，距马路上的日兵有好几百步远，且有屋角作掩护，彼此并不看见。可是因为这屋角障碍的缘故，才有四个日本武人突然出现于我的前面的事件发生。他们看见我身上穿着西装和大衣，头上戴着博士帽，认定我是一个便衣队的指挥者，在此煽动贫民，图谋反抗。他们今日算是又遇着立功的机会了。
两个凶恶的日兵首先开跑步跑到我的前后，将上着刺刀的枪口对准我的胸膛和背部，我以为他们马上就要把我当作肉靶子，前后夹攻，只好站着不动，任凭处置。但他们并不开枪，也不用刺刀来杀我。“难道要等他们的官长喊口令么？”我这样暗想着。不到一分钟，那官长和便衣侦探也来了。官长一声不响地站在旁边，我才知道还没有到处决的时期，那便衣侦探却向前一步，动手搜查我的身上，并操着上海话问道：
“侬干啥事体的？”
“不干啥事体，阿拉住家的。”我也操一种上海话（？）回答他。但他显然不满意，开始要寻置了。他在我的大衣口袋中摸着一个皮制的钱袋，拿出来。用手细揑，并问里面是什么？我说：
“铜版。”
“铜板！”他显出不耐烦的样子，将袋口张开望一望。同时我前面的一个日兵一手拿枪一手帮助他来搜查。后面一个日兵则嫌我的两手没有举起，很粗暴地强制它们——朝天。这样一来，我知道下面的文章还多着。果然，他们很精密地检查我的大衣的四个口袋。那个便衣侦探从里口袭内取出一个皮夹，他的妁妁闪动的眼光又显露新的希望，以为这里面一定可以寻出砍下我的脑袋的证据。他急忙将皮夹打开，用一个手指去搜索皮夹的各小格，还怕靠不住。又辅以双目。他搜出几张一元钞票，好像担心它们是假的，将正面反面通通细心看过，然后揑戍一堆，向原格中一插。又从皮夹的大格中取出一些空纸片，一片一片地看，一片一片对着阳光照。但失望地很，终于找不出证据来。
但当我看到那些纸片时，猛然想起他找不出证据，我倒有证据了，便急忙向那便衣侦探说：
“侬不要搜，阿拉拿证据给侬看，阿拉是在福民医院养病的。”
说后即从上衣里面的口袋中抽出一束账单给他看。原来在两年前我的W患极重的伤寒症，初时就诊是沪上某名医，来家一趟，就是六元六角，但他看过三次之后，见病象日增，即“敬谢不敏”，不肯再来了。同时许多人说这种危险重症只有两个医院有医治的把握，即同济医院与福民医院。当即用电话询问同济有无三等病房。答以人满，我于是将她送入福民医院，她经过发热，长期的昏迷，和痢疾，烂疮的各种危险局面，卒被医好了。我们于是留下一束账单作为纪念。上月二十九日我的W开柜屉子，看见这些账单。便对我说：
“隔壁的日兵如果进来骚扰，我们拿福民医院的账单耠他们看，恐怕要好一点。”
“那是陈货，有什么用处！”我不甚经意地回答着。
“不一定，日本人生来是小器的，看见我们在日本医院诊过病，当然认为主顾，要好好看待。”
“‘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日本兵如果真正要来骚扰，管你什么账单子！当八国联军入北京时，有一个老先生拚命读《大学》，想借此退洋兵！你现在异想天开，要借账单退洋兵了！哈哈！”
“你不要笑，出外时，还可把它们当作‘护照’咧！等找来分作两份，一份插在你的衣袋里，一份插在我的衣袋里。日兵来了，记得拿出来。”
她说罢，真正把它们分别藏好，我还笑她多事。不意那个由旅沪商人或店员改充的日本便衣侦探此时接到福民医院的账单，果然“把它们当作‘护照’”，翻过几次后，向站在旁边的官长说了几句日本话，再也不为难我，即废然而返了！
日兵去后，我倒也不喜，胸中登时发生了许多感慨，我想上海的日本商人真是百分之百的爱国主义者，真是百分之百的帝国主义者，真是中国民众百分之百的仇敌。此次上海事变，代表日本资产阶级利益的日本军阀固然是主动者，但力促其成的是日本的旅沪商人，不仅是大商人，而且是小商人。他们几次的居留民大会都主张用武力侵略，他们几次的归国请愿代表都是要实现武力侵略的主张。迨战事爆发，他们就做便衣队，做侦探。做向导——总说一句，做武装侵略的急先锋！他们剥削了中国民众的金钱，再来做中国民众的刽子手，这是何等可耻，何等卑鄙的事！但同时他们又用尽方法养成亲日派，凡与日人或日人的机关有关系的人一律予以优待。我刚才的脱险，正是他们这种政策露骨的表现。想到这里，我真是万分惭愧，恨自己原不该将福民医院的账单拿出来，更恨我的W不该将此等账单插入我的衣袋里。不过回转一想，付医费，取得账单，原是已成的事实，而诊病——诊名医束手的病——更不是买普通日货——中国本来有替代品的日货——可比，中国的科学不发达，医道不高明，不能诊危险重症的病人，不转求于日本医生，有什么办法？在这个紧急关头，废物利用，原是我的权利，没有什么不正当的。因此心中又觉得好过一点了。
我在那个时候，并不知道旅沪的日本商人特别痛恨中国学生，教员和其他一切智识分子，视为排日运动的鼓励者，随便指为便衣队，加枪杀或逮捕的事。后来在报纸上看见这一类消息，才感觉到当时如果没有这一束废纸或“护照”，即不被那来势汹汹的日兵就地处死，也会被捉去，与成千成百的无辜同胞受敌人的监禁，鞭笞，甚至于枪决。因为我在当时虽因环境的关系，没有履行我的抗日的义务，但自他们看来，像我这样的智识分子“无缘无故”地跑到贫民区域，并且站在贫民的中间，这已经是做便衣队工作的天大的证据！
我经遇这次盘查之后，心中很不宁静地踌躇了一回，旋感觉这里敌人占领的地方，这里是虎口，我没有逗留的权利，于是不管娘姨叫车成功与否，不再等待，急循原路返家。不意半途又窜出三个流氓来和我纠缠。他们问我是不是要搬家？我随口答道：
“搬是想搬，阿拉晤没铜钿，不能搬。”
“不要搬，东洋人并不碍事。”第一个人说。
“要搬，也不要到租界上去，租界上房子贵不过。”第二个人说。
“我的表哥住在江湾，搬到他的家里去好，我们都是自己人。我替你帮忙。”第三个人说。
我一边走，一边敷衍他们，到了弄堂门口，叫老王开门入内，对他们说：
“谢谢你们。我不搬家了。”
这三个流氓吃过闭门羹之后。只得败兴而返。
我回家时已是两点半钟，在外虽不过一个钟头，但我的W似乎是一年半载，急得要命，媳猜想我们必定被日军捉去，否则老早就应当回来。未几，娘姨叫了三辆黄包车同来。只拖到外白渡桥，每辆须大洋三元，我和他们讲了一阵价，坚不肯少，仅允延长路线，拖至跑马厅。在这种紧急关头，我们只好答应。于是带着两个箱子，一个被包，和零星物件，去实现冒险通过敌人防地的企图。
我们东行不避，即折向南方，达到狄思威路。日军的岗位到处都是，至远的距离不过二百码，最近的仅及百尺。每过一处，必须下车开箱，让其检查。我手中拿着福民医院那件法宝有时也发生很大的效力，但有时完全不行，检查的人说这是两年前的东西没有用，当他们认真检查时，不独箱子中的衣服要一件一件用手去摸，连身上也要搜查，我的W和娘姨的身上都被搜查过，尤其是我的工作十分麻烦而紧张；我一方面要受日军的检查，另一方面，又要开箱子，解被包，因为我的W害病不能劳神，娘姨抱着小孩，也不能帮助。当第一次受检查时，一把中国锁似乎故意和我开玩笑，硬开不开，最后的胜利虽终属于我，但因用力过猛，锁角在我的左手虎口上划了一条长一寸多深一分多的痕，弄得鲜血淋漓。自第二次以至X次的检查，日兵都注意我这条痕，有几处的日翻译员特地查究那是怎样一回事？他们大概是认我在受检查时有过反抗的行为，为他们贵国的兵士杀伤所致。
我们经过无数次的下车上车，解衣服，扣衣服，开箱子，锁箱子，解被包，捆被包，才得脱离日军的势力范围。我们一经出险，就和死里逃生一样，心中的愉快简直不可名状。这种愉快是没有经过险境或苦境的人玩味不到的，因此可以说这就是我们五日来最丰富的报酬。
三个黄包车夫自经过这重重的难关后，不知道是因为在狄思威路一带逗留得太久，要补偿时间的损失，还是想快些拿三只洋去享乐一下，便拖起我们飞电似的向外白渡桥冲去。那一带的景况竟和从前大不相同。街道两旁的商店多已关门；而街道上则塞满了车辆和行人，人们脸上的表情虽不像我上月二十八日在北四川路所看见的那样悽惨，但也十分紧张。同时又杂有的许多“白相人”在这里看热闹，还有不少的“小瘪三”在那里抢东西。所以这一回的情形比上次复杂多了。
我们满希望快些通过那一带地方，立即达到目的地，不意这个念头正在盘旋我的脑顶之际，娘姨车上的一个盛满食物的大菜盒子被抢去了，我知道此事，正要说她太不小心，啊，我自己头上的帽子也不翼而飞了，这真滑稽！我举目一望外白渡桥，见两边站满了这一类的小瘪三，马上叫我的W把帽子取下，箱子拿紧，才得幸免损失。至于工部局的巡捕虽比平日增多一二倍，但丝毫没有力量制止此等事件。在稠人广众和巡捕林立的地方，公然强抢物件，这是我旅居上海几年以来第一次看见的事，因此又增长一点见识了。
我们到达跑马厅后，将手中所存的最后的银元，角子和铜版集合拢来，开清车钱，我的W和娘姨带着小孩改乘电车，我则拿上几件行李换一辆黄包车向某处友人所开的一个学校进发，一刹那间就到了。我们下车后，备受友人和学生等的热烈欢迎，他们争着说道：
“你们为什么不早些出来？真是死胆子！”
“啊，住在东洋兵占领的地方好危险？”
“你们在那里吃什么？”
“你们不害怕么？”
“………………”
“………………”
他们或她们这样围着我们问个不休。我们也随时答应了他们或她们的问题，后来遇着许多朋友，都怪我们没有早出来，害得他们——C先生也在内——空着急。其实像我们这样的穷鬼，像我们这样的“危险人物”出来到那里去啊？黄浦江固然没有盖，可以让我们在里面游泳，不必花钱，但我们本着自己的使命还要干一干，不能这样自暴自弃，至于此次所投的学校原是一个公共机关，当一二八事变之前，租界上有的是空房子和旅馆，我们事前倘若出来，是不好意思搬进去的。到了二月二日，上海一切空房子和旅馆已经被有钱的人甚至于没有钱的人住满了，商店罢市，工厂停工和学校停课的局面也变成常态了，这是上海市成立以来空前的大变，我们此时跑到那里去避难，才不致使朋友们感觉难于处置。他们马上替我们布置两个小房间，使我们得暂时免去生活的铁鞭重大的打击。
我们的住食虽不成问题，但因为包伙食的缘故，营养成分非常缺乏，吃得身体发肿，我的W不到一星期，脸上渐次胀大，人家都以为她发胖了，她自己也认为吃了富于维他命的糙米，故有此好结果，心中甚为高兴。不过她的心脏病日益加剧，乳水日益减少，而小孩则逐渐长大，供求完全不能上相适合。我们感于勒吐精牛奶粉的宣传，即购此粉代母乳，殊不知依法喂养，小孩总是哭泣。时常要吃，后来弄得大便不通，日见枯瘦，改请奶妈（娘姨已自动辞工，同乡下去了），才将这小小的生命救转，至于我的W旋经医生的诊视，才发见她的脸部和颈部的胀大不是胖而是肿，经过长期的服药与打针，方得稍微痊愈。
我们在那学校寄居了二十三天，因原来住校的一个同事仍旧要回来，遂由一位朋友就商于他的友人，慨然将自己唯一的小安乐窝——亭子间——暂时让给我们居住。这个房子的布置虽带着一点美术化，周围的空气虽十分清洁，但我们四个人挤在一起，生活的困苦，较前更甚，尤其是由原来的学校送饭菜，在寒冷的天气中，经过半里以上的路程，一点热气也没有，它们在胃中要经过相当的时间，才能恢复体温，可是我们却因此受害不浅了。
迁居不过一星期，十九路军即因孤军独战，后路为敌所乘，突然撤退。我们现在对于它要略批评几句。当一二八战祸爆发以后，十九路军无战不捷，使日军受了意想不到的损失，并感觉绝大的恐慌，倘能乘此时机，改守为攻，直冲日军根据地，则一二日间必能使原来没有设防的敌人全军覆没。不意十九路军的领导者计不出此，意中了日军缓兵之计，轻易停战三天，使敌人得从事准备与增援，这不能不算是失策，后来日军虽屡次增援，却屡次失败，赖有租界为护符，仍得收拾余烬，进攻我军，并再接再厉。十九路军当局受了这种残酷的教训，应当翻然改图，乘胜穷追，闯入租界，扫荡敌人的巢穴，并据以为迎敌的根据地，敌人在陆地上如不能立足，真无用武之地可言了。可惜十九路军当局惑于租界系中立地不能侵犯，或一入租界必引起各国干涉的谬说，划地自缚，于每次胜利之后，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更是失策。殊不知日军既据租界为侵略我国的策动地，租界——至少是北四川路和日军经过的一带——已丧失中立的性质，敌能住，我亦能住，绝对没有违犯国际条约的任何条文。况且租界土地的所有权原为我有，不过暂时租与外人，尤非中立国可比，其他各国更不得借词干涉我军在租界上解除从事侵略的敌人的武装。还有一层，英美在中国都和日本有极大的利害冲突，决不至助日军张目。所以十九路军如进攻北四川路——至少是越界筑路的老靶子路以北一带——在法理上和事实上都是没有滞碍的，失此不图，胜败之局早已决定了。
在另一方面，十九路军当局于战事爆发之后，不能帮助民众组织义勇军，甚至于不能尽量接受已经组成的义勇军的援助，以厚实力，惟以孤军与敌相周旋，也是一个错误。
话虽这样说，但我们不要忘记十九路军的处境本来十分恶劣，它在军实的接济和兵力的补充上都发生了不少的困难，所以我们正不必求全责备。它既没有飞机，又缺乏大炮，铁甲车和一切新式武器。竟能以血肉之驱与军械最精良的敌人——数目至少多一倍的敌人——相搏至一月之久，这种坚苦和英勇的精种是可歌可泣的！这种军队是中华民族革命的反抗运动中光荣的标志，也是中华民族自己能够解放自己的符号。在全中国二百万军队中倘若再有几个十九路军（在事实上当然是有的）开来上海与日军相搏，一面再派军队往东三省与沿江沿海一带以与日军相周旋，这个局面只须延长半年，不独日本国内因财政的困难，产业的停滞，与失业的恐慌，会爆发革命，即国际间也要发生剧烈的变化，尤其是美俄因自己利害的关系，必定崛起共制此太平洋上恶魔的死命。不意勇于内战而怯于御侮的谋国者计不出此，惟坐在安乐椅上斤斤计较敌我乒刀的强弱与器械的良窳等等，按兵不动，而以孤军委敌。殊不知在革命的民族运动中，被压迫民族原不应以兵弱械窳而自馁。况且日本的现役兵不过二十多万，其作战的实力远逊于中国军队，即全数开来也不足畏；至于它将来因战事扩大而临时召集的后备兵更谈不上有什么良好的训练和充足的实力。讲到军械的良窳也不是战争胜负的唯一标准，十九路军的成绩就是一个显例。即退一步，假定中国抗日的军队在数月内一齐失败，一齐瓦解（在事实上决不如此。东三省的义勇军正是一个好例），还有全国民众的抗日运动存在，这种运动——特别是其中的抵货运动——是日本的兵力征不服的。所以我们如果真是全国动员和本干，破釜沉舟地干，我们一定能够制胜日本，至少也不会为它所屈服，即屈服也是光荣的屈服，而不是无耻的屈服，是精疲力竭的屈服，而不是保持实力准备内战的屈服！我谈到这里，真有些痛心，因为这种完全可能的事实竟成梦幻，而梦幻忽变成了事实——十九路军败退了，
全国民众，海外华侨，特别是上海民众对于十九路军是怎样的爱护，怎样的期望，这可以从大批的零星捐款赠物和报纸上的文电与报纸本身的销路看出来。他们声嘶力竭地替这种苦战胜敌的军队请援，他们节衣缩食地对这种给养困难的军队助饷，他们手舞足蹈地向这种骁勇善战的军队祝捷，他们诚惶诚恐地望这种死伤枕藉的军队坚持到底。但是不独日军四易大将，海陆空军排山倒海而来，我军援兵不继，军实不充，难于应付，而作战的地图竟被卖国的将领献给敌人，浏河的空虚被敌窥破，以致敌人重兵潜入，牵动全局，于是十九路军一月以来的战功尽付东流了。全国民众特别是近在咫尺的上海民众对于这种悲惨的结局愤怒到要发狂了。他们敢怒，他们也敢言，他们日日诅咒秦桧，他们时时痛骂东洋人。但他们自己没有实力起来干。这种已成的局面是不能改变的了。
上海民众于悲愤失望之余，胸中酝酿着一种抑郁的感情正在找地方发泄，有一天晚上六点前后——大约是十九路军退后的两三日罢——忽然枪声响起来了，炮声响起来了，愈响愈近，愈响愈密。吓得二房东马上把门关起来，不准人出去，问他是什么一回事？他很着急地说：
“十九路军又打回来了，现在正是冲租界。你们听，到弄堂门口来了，这怎么得了？！”
“不见得是十九路军冲租界，他们已经去得很远。这一定是CP暴动，我早两天就看见墙壁上曾有他们准备暴动的口号。”一个房客带着一种急张的情绪和自信的态度，说出这几句话，表示自己是观察深刻，消息灵通。
“是的，CP和十九路军是相通的，他们内应外合来打东洋人，冲租界。也好，痛痛快快干一下，大家弄不成。”房客的友人很愤激地这样附和着。
我因为没有得到确实消息，不愿乱发言论，只站在旁边静听着，但情形确是是严重，弄堂里人声嘈杂，脚步声也响得特别厉害。竟攻进来了。未几我们的后门也捶得砰磅砰磅地响，并且急促而厉害。“真的来了！”大家都毛发悚然地站起来。可是我侧耳一听，门外的人是正在呼我和我的名字。这就奇了。我跑去一问，才知道是我们前此寄住的学校的几个学生，以为她们也是来逃难的。我一打开门，不等她们开口，便问道：
“外边不是发生了暴动么？你们怎么出来的？”
“没有。白川大将炸死了，外边正在放鞭炮庆祝。”一个女生这样说。
“什么？”我很诧异地反问着。
‘不是炸死的，是水雷爆发，兵舰摇摆震振，把他撞死的。”另一个女生马上加以改正和补充。
“水雷是冯玉祥派人装置的。”第三个女生再来一句说明。
“真的么？你们从那里得到这个消息的？”
“刚才有人从法兰西（指法租界）来，说是路透社传出来的。特地来告诉你们。”
我们知道此事，心中确是痛快，而且高兴。大家于是把刚才认鞭炮为枪炮，以及随便乱说和无故惊慌等等的错误一齐掩没在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中，一窝蜂跑到外面去参加群众会议了。一群一群的男女站在弄堂内外纷纷发表意见：
“白川死了，总算给了日帝国主义一个教训。”
“死了一个，又要来一个，东洋人还是要干的。”
“当然，中日大战就在眼前。世界大战也快来了。”
“这一回逼得国民政府干，非干不可。”
“要干才有出路。我们大家去当兵，不愁东洋人不吃败仗。”
“不买东洋货，他们就要饿死。”
“中国要齐心，早就把日本灭掉了。”
“多装几个水雷，把东洋的兵舰一起炸沉，也是好的。”
“中国吃亏就在没有飞机，南京政府把好的飞机藏起来，送了几架教练来助战，东洋飞机打三个圈，中国飞机只打一个圈，后来连这几只教练机都叫回去了。……”
“………………”
“………………”
所谓群众会议就是这样没头没脑地各人一句，我听了不感兴趣，便开步走，及到弄堂口，只见老虎灶的老板拿着一捆一捆的鞭炮在那里放，原来他也是因为十九路军败退，这几天心中闷得慌，今晚忽然得到这个喜讯，所以买些鞭炮来发泄发泄。
全上海为着此事放鞭炮，足足有两个钟头，无论那一次的年节总没有这回热闹，异日清晨急买一分报纸来看，才知道昨晚的消息完全是伪造的。这样作伪的人真是可恶，因为此举于敌无损，于我有害，——并且还不是小害，而是大害。试看全上海的民众自从借两点钟的鞭炮发泄胸中的一股怨气和郁气后了感觉舒畅的多，对于中日战争，再不关心了。这样一来，不独整个的中华民国受了绝大的无形的损失，连贩报的阿三也失掉一笔大生意，不能维持生活了！
上海方面的战事既因十九路军撤退而告终，原住在闸北和北四川路一带的居民于是纷纷往工部局领取护照，各自回家去察看或搬取自己的什物。报纸上纪载此等事件已经三四日，才引起我们的注意，打算回家去看一看。
向工部局领取护照，手续虽十分简单，但每日有数千人在门口候领，殊难到手，有人领照等候两三日仍不能如愿相偿。不过妇女前去领照的得受缇前领取的优待。我的W扶病冒雨前往，果然不到两三个钟头就达到目的了。我拿着护照向故居的地方进发，到了老靶路，即见景象全非昔北，而奥迪安戏院一带和狄思威路口（靠北四川路的）一带房屋被日军焚毁的遗迹尤足表现日帝国主义的横暴。
我走到某里的故居，见门上的锁被毁，前后门洞开，知道情形不大佳妙，登楼一看，亭子间门和前楼门都被撬开，什物零乱满地，细加检查，失去两个皮箱，及两个大藤箱中所有被帐衣服，此外，如柜中的衣服，床上的枕头，窗上的帘布，都被取去。甚至于油盐米菜，锅盆壶桶，一律无存。调查邻居各户也都有相当的损失，据说是江北人抢去的。幸而我的大批的书籍仍旧保存着，使我得继续从事文字工作，否则真要改业拉黄包车了。
“江北人是汉奸，江北人是强盗，江北人可恶，江北人可杀！”上海的资产阶级甚至于小资产阶级这样大声嚷着。这已经是一种“舆论”，这已经是一种“定论”。没有人敢或肯出来说句公道话。如有的话，那就不外说：“做汉奸和强盗的不限定尽是江北人，而江北人也不限定尽是汉奸和强盗。”其实就是做汉奸和强盗的江北人也是资产阶汲和小资产阶级造成的，他们平日对于这些车夫，苦力，倍极鄙夷，完全不视为人类，不独未尝予以相当的教育，并且任军警随意加以鞭笞辱骂——试问像这样无知无识的人在战争中忽然失业，不去做汉奸与强盗，有什么事可做？叫他们白白饿死，是办不到的。上海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不觉悟这原是自己造得罪孽，竟袭用“窃国者侯，窃钩者诛”的办法，天天在报纸上骂江北人，借以泄愤；他们的眼睛只看见这种小汉奸和小强盗，而不看见国内还有更大的汉奸和更大的强盗！它们为什么不看见呢？因为此等人正是他们里面的人，觉得与自己是“无以异也”，便熟视无睹，于是犯着孟老夫子所谓“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的毛病了！
江北人，或非江北人，仅窃取了我们的一些衣服用具，面不毁灭我们的“文化机关”：总算比日本人好得多，所以我对于他们是比较满意的。当日即雇两辆塌车将所有书籍和家具运出，在某处租一个前后楼住下，我们从此又兴高采烈地拼命作起工来了。
可是我们在工作之中，时时有恶劣的消息——停战会议中中国一步一步屈服的消息——来相侵扰。不过这种消息只能催促我们加倍努力，而不能使我们沮丧，因为中国的国是糟到这个样子，我们青年不肯奋斗，或肯奋斗而不得方法，也是一个原因。此后只有用我们的血去求中国民族的自由和中国被压迫民众——主要的是无产阶级与贫民——的解放。这是我们已定的方针。
但在另一方面，国内一般青年，特别是智识界的两年因战事的失败和停战会议的屈辱，感觉中国完全没有出路而流于悲观，而趋于放纵，于是许多自暴自弃的事宣传于报章了。我以为这完全是他们认识的错误。我们如果深刻地去观察中国下层的民众，可以确切相信中国不致为印度高丽之续。试看我前面所述的不抵抗主义者首领张学良部下兵士自动抵抗暴日的事实，中国民众是何等富于民族意识，是何等富于反抗精神！试看此次十九路军兄弟们与第五军兄弟们自动抵抗暴日的事实，中国民众是何等富于民族意识，是何等富于反抗精神！试看东三省的义勇军纷纷自动抵抗暴日的事实，中国民众是何等富于民族意识，是何等富于反抗精神！又试看南方各省和华侨中的青年纷纷自动地投入上海义勇军抵抗暴日的事实，中国民众是何等富于民族意识，是何等富于反抗精神！这种民族意识与反抗精神就是中国不致灭亡的一重保证！所以青年们因政治上的失败而遽形沮丧，是丝毫没有道理的。
不过单靠这种保证是绝对不够的。我们从事革命的人必须提醒一般青年，特别是知识界的青年刻苦自励地干去，将全国富于民族意识与反抗精神的民众，正在找出路的民众组织拢来，训炼出来，以与国内外的一切压迫者和剥削者作残酷的争斗，非达到民族独立与民众解放，决不终止。要是这样，中国才不致灭亡，中国才真有出路。法国女小说家乔治桑（GeorgeSand）说：
“努力争斗，否则即是灭亡；拼命血战，否则归于乌有！”
这也就是我于述完这次避难经过后对全国青年要说的一句话，
|
殖民地暴动与人民的创造性（拉雅·杜纳耶夫斯卡娅，195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杜纳耶夫斯卡娅
殖民地暴动与人民的创造性
拉雅·杜纳耶夫斯卡娅1958
资源来源：News&Letters,September30,1958.ThispieceappearedasDunayevskaya’scolumn,“TwoWorlds."
英马库录入：byKevinMichaels.
中文翻译：工作的人
跟在热战结束脚后跟后紧随而至的美俄冷战证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能解决任何资本主义——不管是国家的还是私人的——不断创造引发的基本问题，并且这些问题使得它们不断把无数人民踹进不断的战争。与此同时，二战后爆发的殖民地暴动也与一战后爆发的那些显现出了尖锐的不同。
一战后兴起的殖民地斗争受到了俄国1917年革命的振奋，他们——比如说孙中山领导的1919年中国革命，遵循着把民族解放与劳动阶级争取一个彻底的新社会秩序的斗争联系为一体的图示，然而二战后爆发的殖民地斗争及不是由美国就是由俄国主导的两个超级资本集团对世界权力的再划分，只是走上了与旧社会秩序妥协的道路。
军队的显眼角色与和旧社会秩序的妥协
或是像在埃及发生的那样，殖民地斗争成为了一种与旧封建结构的妥协；或是像在中国发生的那样，殖民地斗争的结果是快速走向俄式工业化与集体化；这两种殖民地斗争最为鲜明的特点就是国家的突出角色，而这也是我们时代的鲜明特征。
一个阶级国家最鲜明的特点便是它的军队。不管是通过一次迅速政变夺取权力的纳萨尔二级上校，还是带着他著名的八路军经过数十年内战才夺得权力的毛泽东元帅，这些事件的实质便是那里的人民暴动被军队纳入了控制。百万人民的创造性力量从未像俄国革命的最初年头那样展露于新社会秩序的建立。
这带来的结果便是蒋介石与法鲁克的腐烂旧政权的倒台并没有给百万人民带来新生活。正如毛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那样，中国的六亿人民仍然生活在矛盾之中。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中国看起来那么“新”呢？
这个“新”似乎是“显然的”。在中国，民族斗争不是像印度那样由当地资产阶级领导并成功走向独立。民族斗争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确实，共产党不是劳动者政党。确实，领导着党的小资产阶级不是依靠着人民，而是依靠着军队。事实上，中国的宪法给军队和“党”以相同的地位。
仍然因为毛的明显对手是被驱逐出境的腐败的蒋介石，尽管得到罗斯福和斯大林的支持，毛的真正反对者——中国劳动人民——被遗忘了，许多人都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毛泽东是“进步力量”，应该在任何“局部战争”中得到支持。仿佛在这个国家资本主义和核战争的时代，任何战争都被简单的视为“局部战争”，或者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在此类战争中“选边站”！目前，这将是最愚蠢的做法，而且会毁掉无产阶级的斗争。
真相是中国以一种新社会秩序展现出的社会秩序只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国家资本主义。正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间的劳动者官僚，工会里的或是政党里的，只不过是资本主义整体的一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他把他的个人主义变成了“集体主义”——国家计划。有一点没有改变：它是反对工人革命的国家计划。
计划或是没有计划无关紧要，都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如此衰颓，其危机如此全面，正是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资本家和工人的两个世界，而整个世界被划分成两部分，它没有力量、手段和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承担完成农业革命甚至救助千万人的任务，更不用说建设欠发达国家的现代产业结构了。俄罗斯和美国都未能帮助埃及建造阿斯旺大坝。在这个时代，印度再次面临大面积饥荒。中国也是。
不是毛，而是百万人民尚未显露的创造性力量
认为毛和他的官僚们将会领导中国走向一个新人类秩序的想法是荒谬的幻想。中国没有幸存下去的历史可能。对每一个问题的不完全解决只会增加矛盾的积压并且把世界引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中国唯一的“历史性未来”。
亚洲的十亿众人民与非洲觉醒的百万之众所能走向的唯一进步来源于这数十亿人民尚未发掘的无尽创造力。没有军队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殖民地革命提出的问题是人民的创造性与自我运动。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这个最终解决走向最后的胜利。
|
第四章香港海员大罢工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史第四章香港海员大罢工海员的生活状况中国海员的生活状况，其最感痛苦的有四：第一，是工资的微薄。普通工资每月大概在二十元以下，而物价又逐年飞涨，譬如米，一九二二年时，上海增加到百分之一二．五，香港增加百分之一五。因此，海员工资不够单身维持生活，若有家属更是困苦颠连了。故中国海员中往往有因生活艰难而做偷运军火的冒险事业。但这种事业，幸而不被破获，可得微利，不幸而被破获，本人必须潜逃，否则必须被捕坐监或被杀。第二，是包工制的剥削（粤语叫包工为“洗马沙”）。海员中有所谓“馆口”，约有三种：一种叫“洗马沙馆”，由包工头设立，与船东勾结，包揽介绍海员工作。凡找工作者必须贿赂工头数十元不等，上船作工后，海员工资中抽扣十三元或十五元归包工头。一种叫“君主馆”，由个人设立，营业性质，亦与船东勾结。凡加入者须纳入馆费数十元，方有候工资格。在馆食宿，由馆主收饭钱和征收其他种种名义用费。介绍工人上船作工，并不按先后秩序轮流，而是由馆主个人意志支配。一种叫“民主馆”，亦名“兄弟馆”，海员合股组织，系公共宿舍性质，自然比较公平；但海员多不识字，故必请知识分子做馆中管理先生，此管理先生积久则把持馆务，从中渔利，剥削工人。上述三种馆口，香港一处便有一百三十余处之多。自然以前两种为最有势力，很显然的，因包工者与船东勾结，海员不经过他则得不到工作；既得工作如不经常报效他，又随时可以取消工作，因此海员只有忍气吞声受包工制的剥削。第三，是待遇的不平等。中国海员与白种海员虽做同样工作，并不能得同等工资，普通是十与二之比。一切待遇更是悬殊。譬如住房，白种海员，一二人一间房，中国海员则须五六人一间；而且中国海员住房不是火舱附近，便是空气与光线不足之处。沿海内河轮船大半没有海员住房，货堆上、通路傍、煤炭里，便是他们的卧处。其他凌辱打骂及罚金等酷虐待遇，不可胜计。第四，是失业恐慌。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手工业与农业破产，沿海一带，失业农民及手工业工人，群趋大都市找寻工作，于是大都市里经常的有广大的劳动后备军。船东与包工者恃有此经常的广大劳动后备军，得肆无忌惮的对在业海员施行无情的剥削。你如不愿受此剥削，就把你挤出于轮船之外。香港一处，海员失业的经常总有一两万人。海员失业后，就只有饿肚皮，睡马路。罢工的准备及其爆发海员的经济生活状况既如上述，基于经济痛苦，他们就有起来斗争的可能，又何况当时世界革命潮流非常汹涌。海洋轮船来往东西洋，他们受此潮流的激动，独得风气之先，那有不发生阶级觉悟的道理？就是内地亦发生不断的自发的罢工斗争，香港机器工人罢工更给海员以眼前的实例。因此香港海员首先便掀起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第一怒涛了。一九二○年有宝泰办馆者，企图包揽英国昌兴公司轮船的海员雇用权，引起海员的公愤。其时海员中有苏兆征林伟民等积极分子，从此便乘机开始从事宣传与组织。一九二一年三月六日便成立海员工会，定名为“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但中国海员籍贯既殊（最多的是广东人和宁波人），方言亦异，乡土观念帮口观念又深，当时很难团结，工会依然还是空的。但工会此时已明白，要工会取得群众信仰必先从小斗争做起，于是用工会名义向轮船办了几次交涉，如抗议殴打海员，和要求恢复海员工作等，结果皆得胜利，因此群众对工会的信仰日益加深，而加入者亦渐渐多起来了。不久，工会更进一步提出增加工资的问题，准备大罢工，组织“增加工资维持团”专办此事。另组织“征求队”、“劝进队”、“宣传队”、“防护破坏罢工队”、“交通队”以及各种秘密机关；并在广州设立办事处，预备罢工后工人回广州，因罢工后事实上工人必须离开香港回广州。关于罢工经费亦着手募集。又发出工人生活表及要求条件到各埠各船给海员传观，同时并派人到各埠各船报告工会情形及罢工准备情形。另外还联络外国海员要求援助；联络中国其他运输工人要求援助；各国工会凡知道地址的便发信要求援助。兹将要求条件列举于下：（一）工资十元以下者加五成；十元至二十元加四成；二十元至三十元加三成；三十元至四十元加二成；四十元以上者加一成。（二）工会有支配工人权（按即职业介绍权）。（三）雇工合同签定时，工会有派代表权。一九二一年九月，工会向资方提出加资要求，资方不答；十一月又提出，又不答；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第三次提出，并申言限二十四小时内答覆，否则罢工。当工会第三次提出要求前，已约定对工会有信仰的轮船海员为领导罢工的中坚。果然不到十二小时，罢工便爆发了。凡香港开往广东内地的广州、江门、澳门、梧州的轮船以及到港的英、荷、法、日、美各国的海洋轮船，霹雳一声，一致罢工。当时数约一千五百人。罢工实施后香港政府甚为失惊，因为这是出乎它的意料之外。当晚便派华民政务司（这是专门管理中国居民的官员，当然是英国人）到海员工会，带半讥讽半威吓的劝告，叫海员回船作工，工资将来慢慢商量。工会坚持非答认条件誓不上工，此时群众挤满工会内外，大家高呼罢工口号，华民政务司只得狼狈退回。次日，罢工海员搭火车回广州。其他轮船继续到港，陆续罢工。这种形势，很快的影响到新加坡，暹逻，上海等口岸。汕头亦随即加入罢工。有些船在半路便罢工。有些船不敢开来香港。一星期之内，罢工海员已达六千五百人。罢工总办事处设于广州，于香港设分办事处，并设秘密机关。汕头另设办事处专管汕头。香港政府的恐慌罢工之势既成，香港政府极为恐慌。一月十六日，宣布戒严令以恫吓罢工工人。十七日又出一通知，内中提出船主的条件以期缓和罢工。其条件如下表：轮船种类海员要求船主的还价相差百分百分百分（一）沿海轮船三五·○一五·○二○·○（二）内河轮船（中国）三二·五二五·○七·五（三）其他中国的轮船三二·五二五·○七·五（四）省港澳轮船（英国）二五·○一五·○一○·○（五）其他英国轮船二五·○一五·○一○·○（六）爪哇线一七·五一二·○五·五（七）太平洋线一七·五七·五一○·○（八）欧洲线一七·五七·五一○·○（九）澳大利亚线二○·○一○·○一○·○由上表看来，海员的要求与船主的还价相差实在太远，于是海员不理，锐意扩大罢工。的确，海员罢工可以致香港于死命。因为香港是一个孤悬海口的小岛，它的海上转运业，虽在远东是首屈一指，但是本地的出产，不能供给五十二万八千零九十的人口之用，所有一切粮食及一部分日用必需品从中国内地运来。譬如梧州的鸡鸭，广州的猪肉、牛肉，汕头的水果，上海的纺织原料和服装用品，此类日用品，都得仰海运的供给。海员罢工后，食物就骤形停顿，而物价则突然飞涨，看下表便知。十三种食物市价表一月十日一月二十四日食物（以磅计）价目（以元计）增加百分数米○·一三（元）○·二二（元）六九·二鲑鱼○·四○○·六○五○·○鲤鱼○·一三○·三二一四六·○鲟鱼○·二四○·二八一六·七龙虾○·三二○·四○二五·○蟹○·三六○·四○一一·一猪肉○·二○○·二六三○·○羊肉○·三四○·四○一七·六牛肉○·二○○·三○五○·○牛肉排○·一九○·三○五七·九鸡肉○·三四○·四二二三·五鸡肉排○·三二○·四四三七·五鸭○·二八○·三二一四·三香港运输工人同情罢工至一月底有香海运输工人同情罢工的事。当海员罢工时，本拟联络其他运输工会一致罢工。但运输工会非常复杂，大半由工头或小买办做中心，故当时尚意存观望。后来轮船越停越多，事实上他们已无工可作，经海员工会之活动，不到半月他们就同情罢工了。从前有一两只船偷偷摸摸起落货物逃去，到运输工人全体罢工，则完全停顿。于是罢工人数增至三万人以上。此时正值中国旧历年关，香港形势更形严重。二月一日，香港政府下令封闭海员工会及其他同情罢工的运输工会，逮捕罢工领袖和工人，并架大炮对住海员工会，将工会招牌拆去，理由是：“海员工会打算陷本殖民地生命于危险之境”。调停与破裂香港运输工人既一致罢工，使香港政府更为困难，对付罢工政策，软硬兼施既均无效力，不能不出于托人调停之一道。首先嗾使华工总会到广州协同基督教青年会和中国航业公司向海员工会调停。海员工会说：“这次罢工，香港政府不但不居中调停，反而采用高压手段，封闭我工会，逮捕我工人，野蛮之极！我们只有坚持到底！”这一场调停遂无结果。华工总会调停既失败，香港政府又嗾使东华医院用街坊名义出面调停，写信到广州请海员工会派代表到香港（东华医院，乃留居香港的中国绅商之大集团，其名义是一医院，其实是一社会集团，不用说是一仰承帝国主义颐指气使的洋奴组织。故在香港颇有政治势力）。海员工会派了五个代表去，于是东华医院调停之一幕喜剧便开场了。此时因香港政府封闭工会，拆去工会招牌，故海员工会的要求首先提出恢复工会为先决条件。绅士们说：恢复工会是可以，是要改变招牌，添多或减少几个字。因为香港政府煌煌文告宣布封禁，你们是知道的，这是政府的威信所关。海员代表说：“工会招牌——‘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一字也不能增，一字也不能减，而且要给还原有招牌。”绅士们见话不投机，乃改变态度，说起妙语来了：你们罢工我们不反对。但你们要顾念现在香港的粮尽食绝，岂不把几十万留居香港的中国同胞活活地饿死。海员代表说：“是的，香港居民将绝食，这是实情。我们早已预计到的，而且早已挂念着的。但是，我们挂念香港居民，而你们却一点也不挂念海员，我们海员老早就有几十万要饿死了。我们此次罢工，更苦得要命，天寒肚饿，你们为什么不曾说一句救济的话呢？”说来说去，不着边际。海员代表声言：“增加工资，改良待遇，是天经地义的事。而香港政府反把工会封闭，且把同情罢工的工会也封闭；还要逮捕工人，拘禁领袖，是何道理？你们为什么只替政府说话？政府既没道理，你们为什么不帮助我们。你们若有本事叫政府给还我们工会招牌，就有话可说，否则我们即刻回广州去。”海员代表立起身来要走。绅士们知难挽回，便说：我们同去华民大人处说情，可以不可以呢？海员代表表示拒绝，后经绅士再三要求，海员代表方允许。到华民政务司后，华民司说：“因为你恐吓他人罢工，故政府封闭工会，现在不能把工会招牌还给你们。恢复工会可以，但名称要改。加资问题，你们是知道的，各船情形不一样，将来或增或减，我们举出代表按照公道评判，看那船该加，那船该减。”海员代表说：“恐吓他人罢工，有何证据。用莫须有的罪名，用机关枪拆去我们工会招牌，抢去我们工会家具，还说我们恐吓。中国海员罢工是多么文明哟，你看，香港自罢工后，秩序比前好得多（按意即谓市面萧条）。英国煤矿铁路海员三角罢工，我们中国海员去到伦敦，他们还要我们一共参加。现在我们还没有邀请各国工人同情罢工哩。说到加工资，如果香港政府主持公道，早就应该调解。我们三次向资方提出要求时，同时通知政府，而政府看不起中国海员，全然不管，因此激成罢工。说到将来举出代表公道评判解决加资问题，那我们‘唔领过的咁ロ既哟’（按即不上这个当的意思）。现在的问题很简单，第一送还工会招牌，第二承认加资条件，我们立刻上工。如工会招牌要改，那么加资问题也不必谈了。”海员表示明天回广州去，华民司说：“西人商会要找你们谈话。”当晚上海银行大班，渣甸洋行大班，wion燕梳公司大班等请海员代表谈判，非常秘密，不许傍听。他们问：“你们愿意华民司参加吗？”海员代表说：“有什么不可以。”华民司亦一同参加。洋资本家说了一套与华民司相类似的话，海员代表亦用与答覆华民司相类似的答覆。说到恐吓罢工一事，海员代表否认，华民司说：“是事实，现在许多人愿回香港做工，你们强迫他们不许回来。”海员代表说：“省城太远了。拿香港来说吧，有馆口一百三十余间，每间总有数十人，为什么他们不肯上工？是谁恐吓他们。”说到加资一事，海员代表说：“找公正人调查评判，我们不能接受，只有说定加多少，大家签了条约，才是实际。”说来说去，说了几个钟头，海员代表坚持恢复工会给还招牌为先决条件。他们说这事要请示“兵头”（按即香港总督，他有统率香港海陆军的全权，故俗称之为兵头）。一场谈判无结果而散。到此时已是山穷水尽了，香港政府暗使华商总会约海员代表去谈话，劝他们明日莫回广州，等西商请示“兵头”看有什么商量？有罗旭初者，香港著名的大绅士，约海员代表到他的写字楼去，他说：“今天的事你几人帮助我一下就可解决。”海员代表说：“什么叫帮助？你不来帮助我们，反叫我们帮助你！”他说：“一切都在你们身上，你们说什么就可解决。”海员代表已料定罗旭初有行贿的意思，乃说：“我们什么都取决于罢工工人，那能说在我们几人身上。”说毕不顾他的强留而走了。第二日华民政务司叫海员代表去，拿出公文来，大意与华民司昨日所说相同。海员代表立即拒绝。说：“工人委托我们要恢复工会给还招牌为先决条件，现既办不到，带此公文何用？”既而说：“带回公文也可以，但我们在此郑重声明，并不是接受了公文上的什么条件。”香港政府布置了这一个天罗地网，假使海员代表不得其人，真的，是会落在他们的圈套中的。你不看中国的大绅士、西商大老板、华民大老爷，从前眼角都不瞧工人的，今则这样和顺与谦恭，甚至于表露行贿的意思，如果海员代表稍一动摇，全盘糟了。然而海员代表却不激不随，坚持到底，应付裕如，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海员代表之一便是苏兆征，说话亦以他为最多。双方的鏖战调停破裂以后，香港政府乃改变了策略，进行破坏罢工。派人到上海、菲律宾、印度等处招集新工。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得此消息后，便纠合宁波海员公所阻止招募新工行动，李启汉便因此被捕入狱。但在上海所招得来的新工几百人，经过汕头时便给汕头罢工办事处说服了一大半，一小半到了香港。有几只船是给新工开走了，但技术不好，在海上发生了危险。在菲律宾印度招募得来的新工，情形大致相仿佛。海员工会除通电各处工人团体请求制止招募新工外，并派“防护破坏罢工队”暗杀招募新工者，在香港刺杀梁玉堂一名（行刺的工友被捕，工会替他打官司，一直打到伦敦理藩院，终被判决死刑，绞绝）。因此香港政府这一新策略又告失败。罢工海员方面的政策，便是更加加紧封锁香港。扩大纠察队的组织，分派到各海口去，禁止粮食运往香港，到处受农民工人的帮助，甚至小商人和土匪也起来帮助了，此时真是一茎菜，一粒米都不能到香港，香港粮食更行恐慌。从此双方对峙的局面更加严重。二月中旬罢工的船只有如下表：英国八二只五八、三六八吨中国三六只三○、一六六吨日本一五只三六、四七四吨荷兰一一只二七、四一七吨美国八只一四、五二九吨挪威七只八、七九八吨法国四只三、○五三吨丹麦一只一、四五六吨葡萄牙一只一、一四五吨暹逻一只九九八吨总计一六六只一八二、四○四吨这次罢工实在太可怕了，好像时疫一样，传染得异常迅速，只要那船上有中国海员，并不要工会的命令，他们便自动的离船上岸。所以各地轮船都认香港好像一时疫区域，不敢开来，或者只在港外稍停便走，或者径直不停，由西来的直达上海，由东来的直达新加坡或小吕宋。香港全市工人同情总罢工调停破裂以后，香港其他工人及一般平民对香港政府皆表示愤激而同情海员。先是香港各工会曾开联席会议，议决海员罢工，我们要大家同情援助，如运输工人同情罢工不能胜利，则我们一致举行总同盟罢工。海员工会此时便根据此一决议向各工会大肆活动，工会都表同情。但不能立时即罢，因香港一般习惯，工人须到月底才能取得工资，此时正是二月中旬，不能不略等些日子。各工会共派出七个代表，到广州与海员工会商议筹备一切，并组织“全港同情罢工办事处”。他们只提出援助海员，并未附加自己条件。虽然如此，当前却来了一个障碍，就是香港政府得知全港工人准备同情总罢工的消息后，便嗾使机器工会（本名“华人机器会”，是香港政府御用的机关），向工人宣传说：“海员罢工我们应该援助，海员现在最需要的是经济援助，我们可以捐款，不必急于罢工。”又说：“海员罢工势成骑虎下不得背，我们应该援助他们下背。我们可组织‘全港工人调停海员罢工会’来援助他们，这才是实际。”这种宣传居然发生极大效力。海员工会得此消息后，即派在广州筹商总罢工的七个代表回港制止调停会之实现。同时海员工会召集大会，宣言：“我们工人若同情就加入罢工，不能说什么调停？调停就是妥协”。大会一致决议不受什么工人调停，要香港工人切勿组织调停机关。群众异常激昂，高呼“工人兄弟团结一致”“打倒调停机关”口号。此消息在报上布露流传香港后，港工人憬然觉悟，取消调停会，并将调停会的招牌和印信打得粉碎。从此便一意准备罢工，毫不动摇了。二月二十七日，香港政府知全市总罢工就要到来，宣布欧战时一样的戒严令，把中国各口岸所有的英国军舰调集香港，禁止火车通行，加岗巡查街道，离港者要铺保。香港变成战时状态，谣言四起，罢工海员率性放火烧了香港三个贮藏粮食的货仓，于是全市更起恐慌，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势。但香港政府虽下战时戒严令，然而工人并不害怕，月底领得工钱后，大家收拾被袱乘夜过海，预备天亮步行回广州（因火车已停）。邮局，银行，酒店，茶居，街市（按即菜场）一律罢工，连住家的使役，女仆，厨司，轿夫，园丁以及水底电线工人，山顶电车夫，报馆，印刷局，轮渡夫役，饼干店伙友，面包工人，公事房使唤人，牛奶房工人都加入罢工。弄得财主佬家里，饭没有人烧，火炉没有人发，小孩啼哭没有人理，全市关门闭户，秩序大乱，全港居民都感觉是危在旦夕。然而香港政府终无如之何。只得调遣全部海陆军警巡查街道，加紧戒严。沙田惨杀十余万罢工工人步行回广州，三五成群，络绎于道。行到沙田地方，该处有大队英国军警驻扎，禁止工人通过，并开枪向工人射击。工人非常勇敢，大声高呼：“不要怕，前进，去啰去啰！”一呼千应，声震山岳。英兵放枪扫射，当时死四人，伤数百人，后因重伤致死者二人，是为“沙田惨杀”。工人被英兵开枪击散后，有绕山背回广州者，亦有迷失路途绕回的，也有中途闻讯退回的。但是退回并不上工，散住街上空地或楼底，军警见三四十人一堆的便枪击驱散。政府禁止饭店借给成堆的工人煮饭。香港政府满拟此项铁血政策可以奏效，而殊不然，反因此更促起工人愤激，不肯开工，香港居民亦更同情工人。沙田惨案发生后，罢工海员更形愤激，誓死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一面督促广东政府向香港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一面通电国内外请主持正义予以援助。罢工海员的精神及其生活我们这里要来约略说说罢工海员的精神及其生活。当工会准备罢工时，本已筹备经费，但为数极微。所得之数不够罢工海员回广州的火车费。陆续回广州的海员人数不下五万人，后来又加上同情罢工的运输工人和香港工人，其人数更众多了，罢工经费当然拮据万状。幸而此时广东政府每日借出数千元，前后共计约十万元，罢工经费赖有此源源接济得以支持（其时广东的政象是这样：一九二○年北洋军阀发生内讧，而有所谓“直皖战争”，段祺瑞倒台，而成奉直的联合政府。南方护法讨段之目的既失，于是岑孙分裂，岑去孙来，另建立政府，自为总统，继续抗北。但孙之部将陈炯明势力益大，与孙不睦，孙不得已以广东交陈而自去广西之桂林督师北伐。海员罢工时孙陈冲突愈益紧张。陈炯明是知道孙中山在海员中有相当影响的，此次海员罢工，所以他极力表示帮助，其用意不用说是在减削孙中山的影响而欲利用之以帮助自己倒孙的事业。不然，陈炯明何至有那样慷慨？罢工海员亦非常明白这个内幕，却利用陈炯明的经济接济，而始终未被陈炯明利用去作政争）。罢工经费虽每日有数千元接济，但人数众多，工人生活仍然是很痛苦。每日饭食两顿，每顿一毛。除饭食外，什么都没有，时值隆冬，只发棉衣一件，后来棉衣买不起，就发给麻包。工人都在地上打铺，又无被盖。刚刚此时下雨又多，道路泥泞，工人连鞋也没有穿。冷不过了，只好烧柴火取暖。大家互相鼓励着说：“顶硬上，兄弟！米俾人睇小！”（粤语，按即“坚持到底，兄弟们，不要给人看轻”之意）只对外省海员（如宁波海员）稍为优待，住小旅馆，有棉被，每日发五分钱买香烟。广州罢工总办事处分总务科、财政科、粮食管理处、纠察队、宣传队、慰问队、骑车队、招待处等机关。设立宿舍数十所，饭室则设海中紫洞艇上。办事很有条理，颇能照顾全局。罢工开始时苏兆征便是总务科主任。后来，会长陈炳生因犯私人刑事被捕，由大会公举苏兆征代理会长。此时还不知组织俱乐部扮演新剧等，罢工工人无可消遣，不下雨时就舞狮打球。后来在观音山附近开修一条马路，定名海员罢工路。外界的援助香港工人同情罢工援助，足见其阶级同情之深。广州工人援助亦极勇跃。就是远在北方的铁路工人，亦热烈的援助，京奉、京汉、陇海、正太、京绥等路工人，发起“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曾举行许多次大会，并发出许多次通电和文告，一面向铁路工人宣传休戚相关之义，一面捐款援助海员罢工。最有趣的，是京汉路火车头上竖起“援助香港海员”的大旗，从北京一直飘扬到汉口，从汉口回转来又飘扬到北京。这是北方军阀专制政府下破天荒的英勇的一举。在国外的华侨捐款也不少。各国工会也有许多电报表示慰问及援助，但均被香港政府扣留。其时广东有一华俄通讯社，系苏联所组织，海员工会和它建立密切关系，每日以罢工消息报告，请其转达各国。那时海员工会便常致电法国《人道报》——共产党的机关报，请其转告各国工人阶级予以援助。此时中国阶级分化还不明显，小资产阶级不用说表同情，就是资产阶级，亦有对海员罢工表示同情，竟至以物质相援助的。香港政府的日暮途穷香港政府对于罢工的策略，先之以欺骗，继之以压迫，三之以调停，四之以破坏，最后出之铁血，然而均不能奏效，至香港全市工人同情罢工后，更见狼狈万状，不得已只得令沙面英领事并派副华民政务司到广州要求广东政府出任调停。很哀怜的说：“香港几十万中国居民没有粮食，必会饿死，我们白人在那边并不多呢。”要求海员工会先准香港船来广州自由采买粮贪。海员工会说：“可以，你叫船来，但买不到粮食不关我们事。”果然第二日香港用海军开一船来，但来了一天，一块肉一粒米都买不到手。叫艇艇不来。他们没有丝毫办法，只得把空船开回香港去。海员工会知道提出解决办法的时机已到，二月七日召集大会通过下列决议案：（甲）暂时办法如下：一、工人月薪在十五元以下的加百分之四十。二、工人月薪在二十五元以下的加百分之三十。三、工人月薪在二十五元以上的加百分之二十。四、必首先承认后面丁项原则，然后可谈暂时办法。如果船主承认此项暂时办法，海员全体即刻复工，由公断处商议（丁）项决议案。（乙）公断处设在广州。（丙）公断处由下列人员组织之：一、广东政府代表，二、英国总领事代表，三、西船主代表，四、华船主代表，五、海员代表。公断处人数，由广东政府和香港政府商议后决定。这个公断处有讨论解决罢工之权。（丁）中国海员工会提出下列八条，请求公断处讨论。一、工人工资在每月三十元以上的加百分之三十，在三十元以下的加百分之四十。二、罢工之后，复工的工人不能加以任何理由歇业或降职。三、工资增加适用于现在香港停泊的轮船，和从各埠向香港开驶的轮船。四、船主雇用海员，须由海员工会介绍，以免经手人克扣工钱。五、签立雇用海员合同时，须有海员工会派证人到场，否则无效。六、无论海员或海员工会的职员不得因无相当理由递解出境七、加工资日期由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起。八、中国海员复工之后，雇主须加以平等待遇，不得苛虐。决议之后，电告香港政府，并于（丁）项所列八条之外，再加一条，“恢复中华海员工业总会原状，及现被封各工会与被禁之办事人。”罢工的解决香港政府此时除接受罢工海员的要求外，再也无路可走，七十年来赫赫弈弈的大英帝国主义终于在中国海员的威力之下屈服了。香港政府接到海员工会电报后，叫沙面英领事要求海员工会派代表到香港谈判。海员工会派出代表四人和广东政府交涉署代表一人去香港。香港政府承认组织公断处。此公断处屡次在香港和广州开会，到三月五日，把条件议妥，签字解决。全文如下：下列条件经各签字于条约者同意，认为解决双方争执的办法：（一）兹将一千九百二十二年正月十二号在香港应支之工价，须由一千九百二十二年一月一号起增加如下：甲、华人内河轮船加三成乙、其余华人轮船在一千吨以下者加三成丙、省港轮船公司加二成丁、其余英人轮船公司（以省区港澳轮船公司之工资为底）加二成戊、沿岸轮船加二成己、来往渣华轮船加二成庚、来往太平洋轮船加一成半辛、来往欧洲轮船加一成半壬、来往澳洲轮船加一成半（二）须订定一日期，以便各船员一律回船，由离工日起至一律回工之日止，工金照新定之价折半支给。各船东须用回其船员在其公司之船供职，又如双方允肯，则安置其在别船供职亦可。如各船回工无席位，则于无席位用他期内，须折半支给工金予他。惟以由一律回工之日起计，不得过五个半月为限。此项折半之工金款项，另委管理人管理之。（三）各船东允愿襄助实行一个新的雇用船员办法，以便尽量减少一切关于付船员工金之弊病。关于工资一项，其百分比，结果如下表：解决条件海员要求相差一、沿海二○·○三五·○一五·○二、内河（中国）三○·○三二·五二·五三、其他中国船三○·○三二·五二·五四、省港澳（英国）二○·○二五·○五·○五、其他英国船二○·○二五·○五·○六、爪哇线一五·○一七·五二·五七、太平洋线一五·○一七·五二·五八、欧洲线一五·○一七·五二·五九、澳大利亚线一五·○二○·○五·○除上列条件之外，恢复原有工会，释放被捕工人，沙田惨案死者每人优恤一千元，也答认了。总而言之，此次罢工算是得到胜利。自一月十二日起，至三月八日止，共罢工五十六天。庆祝罢工胜利罢工胜利之后，工友们自然欣喜奋发，首先就在广州举行庆祝大会，随后回香港又举行庆祝大会。会中情形，略而不叙，我们这里只简单叙一事，即启封工会时之盛况。海员工会招牌曾被香港政府拆去，三月六日，香港政府只得明令取消二月一日封闭海员工会的命令，工会招牌亦只得恭恭敬敬地给还海员。当重行挂上工会招牌时，罢工全体海员及香港全市工人都来庆贺，人数不下十余万人，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在高呼“海员工会万岁”的欢声雷动中，一致仰着头，看招牌徐徐地挂上去。爆竹连天，声震全港。这次罢工的教训香港海员此次罢工，其性质虽纯系要求增加工资的经济斗争，然而其实际却带着反抗帝国主义的政治意义，因为中国航业几乎全系外国资本经营，中国民族资本，远洋船一条也没有，沿海内河船也不及外资公司三分之一。所以中国海员与帝国主义有不可避免的冲突，成了直接的仇敌。这是中国海员斗争的特殊意义。此次罢工胜利的原因，在客观上当然是当时国内外革命潮流的激荡，是一个利于斗争的环境；在主观上则为罢工有相当准备；选择的时机适当（中国旧历年关），群众完全了解并兴奋；团结力甚强；领导者聪明而坚决；援助力量有莫大的作用（运输工人甚至全港工人的同情总罢工）；应付策略的适宜（特别是封锁香港的饥饿政策）等。此次罢工的弱点，不在于罢工时而在于罢工后，罢工胜利了，一般领袖和陈炳生、翟汉奇之流，由骄傲而至于腐败，再进而把持会务，盗用会款，变成工贼了，工会变成空虚无力。帝国主义见此弱点故敢把亲手签定的条约悍不履行，实际上胜利条约等于一张废纸。以致到了后来一九二四年，工人群众不能不起来做驱逐工贼运动，而把苏兆征（罢工胜利后仍回船作工）从船上叫了回来整顿工会，方逐渐恢复旧观。但胜利条件帝国主义却至今仍未履行。虽然如此，此次罢工在当时总算是胜利的，它的影响，及于全国，所以它在中国职工运动的历史上的意义便特别重大了。这次罢工还有另一结果，就是影响广东政府把中国刑律中关于罢工治罪之条文明令取消。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第三章中国第一次罢工的高潮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史第三章中国第一次罢工的高潮高潮的总形势一九二二年一月起开始了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这个高潮一直到一九二三年二月才告终结。经过继续到一十三个月之久，大小罢工当在一百次以上，参加人数当在三十万人以上。我们先来叙述这个罢工高潮的总形势。一九二二年一月，香港海员大罢工是高潮的第一怒涛，接着就是长江海员罢工和上海邮差罢工与日华纱厂罢工。五月，全国劳动大会后，广州发生盐业工人罢工，上海日华纱厂继续发生罢工，澳门全体华人发生总罢工，于是高潮又起了一个波峰，至六月而低落。七月，汉口钢铁厂发生罢工，工潮又高涨，此时劳动立法运动普及到全国，工人阶级有了一个目前的斗争纲领，更推进高潮上升。首先表现在八月的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接着是汉阳兵工厂罢工，上海丝厂女工罢工。从此以后，因长辛店罢工的胜利，影响波及北方各大铁路与两湖，高潮的趋势更加奔腾澎湃。九月粤汉铁路武长段再次罢工，京奉铁路山海关罢工，安源煤矿罢工，汉口扬子机器厂罢工，十月京奉铁路唐山罢工。至十月末，开滦五大煤矿大罢工，而工潮达到最高峰。开滦罢工失败，工潮已开始表示低落的征兆。上海方面所谓金银业，日华沙厂，英美烟厂工人三角同盟罢工，就一败涂地，工潮在上海表示先退。虽然如此，但在北方各大铁路与两湖，工潮仍回旋荡漾于铁路方面，十月发生京绥铁路车务工人罢工，十二月发生正太铁路石家庄罢工，次年一月发生津浦路浦镇罢工，次年一月发生花厂罢工，英美烟厂再次罢工。湖南方面发生水口山铅矿罢工。粤汉铁路武昌段第三次罢工。武汉方面，十一月发生汉口英美烟厂罢工，直到一九二三年二月，京汉铁路大罢工爆发，发生“二七”惨案，为这次罢工高潮最后的一个怒涛。从此以后，中国职工运动暂时进于消沉期了。下面我们来分别叙述各个工潮。海员罢工潮海员罢工，开始于香港，波及于长江，前后约经四个月。香港海员大罢工，我们准备一章详细加以叙述，这里只略述长江海员罢工。香港海员罢工胜利后，影响及于长江，于是长江亦起而斗争，原因是香港海员罢工争得的加资条约，上海中国轮船公司不肯履行，宁波海员公所乃派代表朱宝庭到香港要求海员总会派人援助。总会乃派林伟民到上海，着手组织海员工会上海支部，向中国轮船公司提出履行加资条约，资方不允，遂宣布罢工。招商局和三北公司等约二三十只轮船加入，时为三月下旬。罢工坚持两星期之久，结果胜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对长江海员罢工虽未取得领导，确曾加入援助。铁路罢工潮在这里须略略提到过去的事，中国铁路最早的罢工，要算一九二○年十二月粤汉铁路南段全路工程部罢工（主因在索欠薪），和于次年三月该路全体车务工人罢工（因军队殴打工人），但因偏在南方对北方铁路毫无影响。对于北方铁路有影响，当然要算一九二一年粤汉铁路的武长段罢工和陇海铁路机工罢工，我们在上章已叙述到。除此以外，还有这样的事，即一九一九年京汉、京绥两路旧交通系职员因反对丁士元将两路合并为汉库路而罢职，一九二○年京绥路员司因请求发薪致发生冲突而罢职（这些罢职，虽然是上层老爷们的勾当，于工人无若何关系，但这种为“罢”的群众，却相当印入工人脑中）。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从事铁路工人运动后，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中国铁路上早有一种政治集团叫做交通系。以梁士贻、叶恭绰为首领。北京政府内阁虽屡有更换，但交通总长差不多总是该系充当，该系爪牙布满了各铁路，国家铁路变为该系私产。该系在铁路上的势力确已根深蒂固。此时刚在直皖战争之后，交通系得奉天军阀张作霖之助，组织内阁，总理便是梁士贻，交通部总长便是叶恭绰。共产党在长辛店开办工人学校和工人俱乐部，影响亦日益澎涨，该系岂有不知之理。因此，该系应付共产党的政策：第一便是由交通部在各路开办学校以为抵抗，他们的计划拟办学校三十余所，凡是大站都有。交通部特设职工教育委员会，开办职工教员养成所，为实行这个计划之用。首先该系便在长辛店开办职工学校，和共产党的劳动学校恰恰两相对垒。第二便是交通系指使他的爪牙（员司），以同事同乡的关系拉拢一部分工人组织团体，如在京汉路之郑州便组织“交通传习所”，粤汉路之徐家棚组织“天津同乡会”。这个团体与共产党领导的工人俱乐部，又恰恰两相对垒。很明显的，共产党与交通系成了争取铁路工人生死仇敌。不用说共产党如要争取铁路工人，首先须将交通系打倒，因此不断发生剧烈斗争。适逢其会，一九二二年直奉战争，直胜奉败，交通系内阁随之倒台，代之而起的为直系军阀吴佩孚御用内阁，于是交通系的职工教育计划未能实现。吴佩孚新胜之余，收买人心，通电发表四大政治主张，其中一项便是“保护劳工”。吴佩孚知道交通系在铁路上有长远的势力，同时又知道共产党在铁路上有新兴势力，于是他就企图利用共产党铲除交通系。当时共产党北京党部明知道吴佩孚的利用，然而亦乐得相互利用一下，因为在铲除交通系这一点上对于工人阶级是有利的。经过李守常同志向吴佩孚御用内阁交通部总长高恩洪建议每路派一密查员，得其允许，于是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六条铁路都有一个密查员（守常同志荐去的共产党员）。这样一来，第一，我们可以免票来往坐车不用花钱，并且任何同志都可利用免票乘车；第二，六个密查员却有百元以上的薪水，除一定生活费外其余归党。此时，正因职工运动费用支绌，得此不无小补；第三，密查员是各路现任职员最害怕的，因此共产党员得着护符，不仅不怕人而且使人怕，得以往来各路，通行无阻。这六个密查员，当然不对任何人宣布，实际上即是职工运动特派员，主要的是在各路工人群众中活动，帮助工人组织俱乐部和进行斗争。对于交通部则选择某地为工人所最痛恨的交通系的职员，胪列其营私舞弊的罪状，作成报告送去。再则这六个密查员对交通部虽是有固定的人名，但出发各路可换别的同志，真的，这样一来，我们在铁路上的工作得到顺利的发展，差不多六条铁路都建立了相当的基础，特别是京汉铁路沿路都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共计十六个之多。现在来说我们当时曾被吴佩孚利用没有呢？没有的，用事实证明是没有的，就在那个时候，北方各铁路发生风靡一时的罢工斗争，并不因恐遭吴佩孚的疑忌而来束缚自己的行动，后来京汉铁路大罢工与吴佩孚血战，更证明我们对吴佩孚没有任何的幻想和任何的让步。我们再连带说到一事，就是奉直战争以后吴佩孚想企图影响工人，甚至于制造自己的肖像徽章发给京汉铁路北段的工人，说工人帮助战争有功。是的，堂堂“大帅”赠送“下等社会”人以徽章，这算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当时确有不少的工人把大帅的徽章佩带起来，引为荣耀，我们怎样办呢？我们向工人宣传：“吴佩孚也是军阀，工人佩带军阀的肖像，是可耻的”。这样一来，工人就不佩带了，有带者必受同伴的耻笑或捽毁。这可见就在相互利用政策之下，我们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准备和吴佩孚斗争的。这里必须指出，当时中国共产党确有一种机会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以现今共产主义叛徒陈独秀做代表，他当时对于吴佩孚确有很大的幻想，而有所谓“孙吴联合”的主张。北京方面李守常同志确是同意此种主张的。吴佩孚四大政策之“保护劳工”一项，确是李守常同志经过他的老友白坚武（吴佩孚幕下的政治处长）建议于吴佩孚的。但是这种倾向，对于当时做职工运动实际工作的同志确是不生丝毫影响。叛徒陈独秀在京汉罢工失败以后，他在上海用共产党的名义发表宣言，说什么“不反对那些开明一点进步一点的较开明较进步的党派和势力”采用假仁假义的“保护劳工政策”“有时并须帮助这支势力”，这只是陈独秀把自己机会主义的观点全盘托出罢了，于当时职工运动的实际政策毫无关系。现在要来说到铁路罢工潮了。首先是八月二十四日长辛店的罢工，这次罢工是北方铁路罢工潮的起点。这次罢工参加者有三千多人，支持两日，绝断南北交通，虽有军队干涉，但工人毫无所畏，终使路局屈服。胜利条件如下：（一）开除总管郭福祥，另有数人查实撤革。（二）工人俱乐部有推荐工人之权。（三）北段自九月起，中段自十月起，南段自十一月起工人每日加薪一角。（四）短牌换长牌，从九月起，凡作工过二年者一律改为长牌。（五）司机工薪凡递进至最高工薪者即为头等工资。（六）凡奉直战争开车升火工人，应开单候奖。（七）北京琉璃河，高碑店等处，须盖立官房，以便开车工人休息。（八）长辛店酌筑休息官房。（九）工人因公受伤者，在害病期内，不得扣薪；并承认在罢工期内不扣薪。这里须特别指出的，即中段与南段的工人并未参加罢工，然而罢工胜利的条件，连带使中段南段的工人亦得增加工资，不消说，这使全路工人发生休戚相关的深刻印象。这就可以解释统一全路总工会为什么首先成为京汉铁路工人的迫切要求，以至于为了成立总工会，不惜与军阀搏战，作最大的牺牲。长辛店罢工胜利后，很快的就传染到了各路。接着就是九月四日京奉铁路山海关机器厂工人的罢工。火车未停。工人要求斥革工头，改良生活。结果路局与工人代表会议承认条件，计罢工八日。再接着是九月八日粤汉铁路武长段全路的罢工。因监工虐待工人而起，军警干涉，伤毙并逮捕工人。工人得各路工人及武汉工团之助，结果监工查办，被捕工人释放，并承认工人要求，分别加资。计罢工二十七日。与山海关约定同时并举的本有京奉路唐山制造厂工人，因准备不及，延于十一月罢工，火车并未停，参加者二千余人。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承认工会等。结果，相当胜利，惟承认工会一项未得。计罢工八日。十月二十七日京绥铁路全路车务工人罢工，参加者一千余人，亦系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结果完全胜利。计罢工二日。十二月十五日，正太铁路石家庄机器厂工人罢工，火车全停，参加者一千余人。要求与京绥路大致相同，惟多提承认工会，结果完全胜利。计罢工二十一日。一九二三年一月九日，津浦铁路浦镇机器厂工人联合浦口码头工人罢工。南段火车停止，参加者二千余人，要求大致与上相同，结果相当胜利。一月六日，粤汉路徐家棚工人罢工，参加者二千余人，要求增加工资，结果相当胜利。此外还有一月十六日京汉铁路刘家庙车站因反对兵士殴伤工人而罢工一日。最后便是二月四日京汉铁路全路总罢工，下面第七章再专门叙述，此处不赘。总起来说，除东三省云南广东不计外，北方及中部各铁路，只沪宁、沪杭、胶济、南浔未发生罢工，京汉路和粤汉路武长段均全路加入。京奉路只山海关、唐山两处罢工，甚至并未停车。无论如何，铁路罢工潮激动了每个工人的心胸，数千年麻痹自卑的劳动者到此时的确逐渐觉醒起来了，也就因此迅速的从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一跃而到反对军阀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这一跳跃的具体表现，就是最后发生的京汉铁路大罢工（详后）。矿山罢工潮此时矿工罢工的共有三处，直隶的开滦五大煤矿，江西安源煤矿和湖南水口山铅矿。首先是安源煤矿罢工。安源煤矿为汉冶萍公司之一部。汉冶萍公司为中国有名的钢铁企业，在大冶取铁，在安源取煤，运到汉阳炼造。安源有工人一万二千人，每日可出煤共二千多吨，其中烟煤约七八百吨。共产党湖南党部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在此地设立工人补习学校，主持者为李能至（立三）同志。过两月即筹备工人俱乐部，至五月一日正式成立。七月间汉阳钢铁厂罢工胜利消息到后，因其同属一个产业，故感受极大的影响。遂于九月十三日罢工，株萍铁路为该矿专门运煤所筑亦同时罢工。在罢工中表示群众高度的热忱与勇气，经过五日，终使路局屈服，承认工人十三条件，最主要的是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及增加工资，完全胜利。十月二十三日开滦五大煤矿罢工，更是光芒万丈，下面第六章再专门叙述，此地不赘。继安源而起的有十二月水口山铅矿罢工，其雄壮不亚于安源，其条件大致与安源相同，结果胜利。主持者为蒋先云同志（蒋同志死于武汉北伐之役[1]，时为张发奎军队团长之一）。武汉罢工潮在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于武汉方面发现一个令人不可逼视的狂潮，以工业中心城市的罢工潮而论，当时应首推武汉。一九二一年冬粤汉铁路和人力车夫两次罢工，便预报潮汛之将至。到一九二二年下半年，罢工运动澎湃一时。这里只叙述几个大的罢工。首先是七月汉阳钢铁厂罢工。上面叙述安源罢工便已说到汉阳钢铁厂是汉冶萍公司之一部，它与汉阳兵工厂是武汉两大五金工厂，自然在武汉方面有举足轻重的势力。这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与改良待遇。该厂有大规模的熔铁炉，如继续一星期不升火，便会凝冻作废，也就因此迫得资本家不得不承认工人条件，故只五日便已解决。接着就是八月十三日汉阳兵工厂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军队干涉，伤工人若干名，毙三名，工人炸毁一部分机器，结果相当胜利。九月二十三日，汉口扬子机器厂罢工，帮助粤汉铁路罢工外，并提出增加工资条件，结果亦得胜利。随后就影响到轻工业。十月十九日汉口英美烟厂罢工，参加者三千余人，亦要求增加工资，得到胜利。计罢工十三日。后来因厂方不履行条约，于次年一月作第二次罢工，又得胜利。计罢工二十八日。一月十一日汉口花厂罢工，参加者三千余人。起因为厂主反对工人组织工会，工人罢工对付，结果胜利。计罢工八日。此时局部的小罢工很多。最后就是二月援助京汉铁路的全市总同盟罢工，包括各业工人，其详叙于第七章中，不赘。武汉方面所有的罢工，几乎全为当地共产党所领导，未遇见任何竞争者。湖南罢工潮与武汉争辉并美的，便是湖南罢工潮。湖南本非工业区域，比之武汉相差很远，此地除一个纱厂外，尚有造币厂、黑铅炼厂数家，其余则有三个大的矿山：安源之煤矿、水口山之铅矿和安化之锡矿。如说共产党在武汉方面没有遇着竞争者，那么，在湖南方面就恰恰相反，劈头就遇着竞争者——而且是非常强固的竞争者。先共产党湖南党部还未成立之时，便有无政府党人在此活动，其首领为黄爱、庞人铨。一九二○年他们便组织湖南劳工会，两年以后约有工会二十，会员七千人。一九二一年共产党湖南省党部成立之后，便着手与黄、庞携手合作，真的，黄、庞那时候曾倾向过共产党，在他们被杀之前二月确曾介绍过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黄、庞被杀后，无政府党人争着黄、庞是纯粹的无政府党，不是共产党。其实黄、庞不失为为工人阶级利益而牺牲的有价值的战士，而无政府党人后来借黄、庞之死，在外敛钱自肥，以致晚节不终，投降杀黄、庞的军阀，实属可耻）。湖南劳工会的基础便是那个唯一的纱厂（华实纱厂），一九二二年一月发生罢工。罢工的原因在于工人要求奖金和一个月双薪。参加者二千多人。华实纱厂实际即政府企业，省长赵恒惕派兵镇压罢工，开枪击伤工人数十名。虽然如此，但工人依然坚持，赵恒惕不得已承认酌给奖金。罢工工人虽然胜利了，但他们的首领黄爱、庞人铨却于罢工解决之后，被赵恒惕逮捕，推至浏阳门外斩首。黄、庞因此便做了为工人阶级牺牲的英雄。黄、庞被杀后，湖南劳工会亦遭封闭。但黄、庞被杀却引起社会的不平，因为当时湖南省刚刚宣布省自治。赵恒惕制定什么省宪，亦曾冠冕堂皇规定人民得有什么自由权利的条文，这样一来省宪的假面具完全揭开（本来赵恒惕宣布省自治就只是军阀割据的护符）。共产党湖南党部便发起“驱赵恒惕运动”。这一运动不仅限于湖南，而且波及省外各埠，影响甚大。黄、庞被杀以后，职工运动遭一顿挫，所谓湖南劳工会分子皆逃亡在外，但共产党员却并不跑，在白色恐怖之下做极困苦艰难的工作。过数月后，开始罢工斗争，最大的当然是安源煤矿和水口山铅矿的罢工。我们在上面已经叙述过了。总之，一九二二年下半年，是湖南罢工潮最澎湃的时期，手工业工人和苦力几乎全部罢过工，而且是联合全市小作坊小铺店的同盟罢工。罢工大半胜利。湖南罢工潮也因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而归于停止。上海罢工潮上海本为全国工商业中心，但在此次罢工高潮中，却不及内地远甚。其原因：第一、上海为帝国主义的大本营，帝国主义在本国已积有百数十年压迫罢工的经验，对付中国新生的幼稚的罢工运动自然是优有余裕。真的，我们要承认那时真不是他们的敌手。至于内地，我们固然幼稚，军阀官僚资本家对于压迫罢工也同样没有经验，所以当时罢工往往在内地胜利，而在上海则否。第二、上海工人成份比起铁路工人来，女工童工极为充斥，如纱厂百分之九十是女工，丝厂则常常是百分之九十九，而且其中有一半是童工。女工童工的觉悟力与战斗力当然不及成年男工。那时帝国主义对付罢工最主要策略有三：（一）无论如何不让罢工胜利，不与工人订立条约，宁愿听其多罢几天工，宁愿罢工解决后由厂方自动加资，意思就是加资不是由工人斗争得来的，而是由于厂方“恩赐”。（二）无论如何不让工人组织工会。（三）即使有时对工人让步，但以开除罢工领袖为交换条件，自然开除工人领袖多以别项美名（如“调工作”，“自动辞职”等）为欺骗。我们遇着这样的强敌，真使我们难于应付。虽然如此，但上海工人阶级仍曾表现其好身手，仍是屡跌屡起的前进，最明显的例子，是日华纱厂两年之内发生八次罢工。我们这里来叙述一九二二年的罢工潮。二月上海有两个纱厂的大罢工。一个是上海第二纱厂，因为工人家属送饭时资本家恐怕偷纱，不许入厂，工人大愤，二日起罢工，参加者一千四百多人，计罢工三日。另一个是三新纱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十一日起罢工，参加者共六千多人，结果被租界巡捕压迫而失败，计罢工二十日。四月十六日，日华纱厂罢工，参加者三千八百多人，要求加资，结果胜利。四月二十四日，邮差罢工，参加者七百余人，反对增加保证金及储蓄金，并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结果胜利，罢工二日。工人组织工会。这两个胜利的罢工，可说给上海工人及附近的工业城市，如苏州，无锡等处不少的影响，数月之内发生无数的罢工。全国劳动大会后，五月二十日，日华纱厂又发生罢工，因经纱间要求按件付工资不遂而起。工人组织工会，巡捕拘捕工人，上海南京各团体纷纷援助。结果前一次加资一律有效，罢工期内发二日工资，经纱间女工技精者按件计资，但工人领袖自动辞职，工会不准存在，计罢工十五日。罢工潮既日盛一日，上海工部局查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逮捕李启汉同志，罪状是“煽动罢工”、“扰乱秩序”。判处徒刑三月，永久驱逐出租界。帝国主义驱逐李启汉同志，并不是真驱逐，而是递解中国官厅，并授意中国官厅，将他永远监禁。当时上海护军使何丰林仰承帝国主义意旨，不加审问，将李同志脚镣手铐送入大狱，时经两年，百计营救无效，直到一九二四年江浙战争起，李同志始被放出来，坐狱最早最苦的同志，要以李启汉同志为第一人。八月五日，丝厂女工大罢工，参加者一万余人，要求增加工资及减少工作时间，结果被警察干涉。罢工只三日而失败。从此，罢工便趋向低落了，最后发生的所谓三角同盟罢工，即金银业、日华纱厂、英美烟厂三罢工是也。十月七日，上海金银业罢工，参加者数千人，要求改良待遇，承认工人俱乐部，增加工资，减少学徒年限，废除包工制等，支持二十七日而失败。十一月一日，日华纱厂又罢工，参加者三千多人，要求启封工会，被军警压迫而失败。十一月二日，英美烟厂罢工，参加者九千多人，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和启封工会，结果，亦遭军警压迫而失败。这三个罢工失败后，上海罢工工潮遂一蹶不振了。广东罢工潮广东罢工潮比上海还要落后，其原因是共产党广东党部很弱，而且夹有极大机会主义成份。代表人物即现今国民党改组派的陈公博。他当时主张“联陈倒孙”[2]，后经共产党中央派人前往纠正，开除陈公博及其信从者出党，自经此事变后，党部方稍能对外发展，但领导罢工仍属软弱无力，广东自发罢工也有，均无若何结果，大的罢工有两次，即盐业罢工和澳门罢工。五月十二日，广州盐业工人罢工，其时为国民党政府，中国有名的老外交家伍廷芳为省长，但此次罢工却是经伍廷芳之手压迫下去了，甚至于还实行取缔工会条例。五月二十九日，澳门全体华人总罢工。澳门系葡萄牙帝国主义的租借地，此次罢工因西人侮辱中国妇女，有华工见而殴之，被租借地政府拘捕，华人请愿释放，遭枪击，大愤，全体华人罢市罢工。由广东政府交涉，但广东内部不久发生政变，无结果，罢工自行溃散。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罢工高潮中的领导作用全国罢工高潮的状况我们已大致叙述过了，现在来叙述当时工人组织的状况。首先须叙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罢工高潮中的领导作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后简称书记部）在当时中国工人群众中的确有很大的威信，在第一次罢工高潮中确起了先锋的作用。一九二二年第一次劳动大会（后面第五章还要专门叙述）就是由它发起的，而且在这次大会上通过它为全国总通信机关，俨然成为全国工会的总领袖。在大会以后，书记部由上海迁到北京，改为总部，总主任为邓中夏同志。并于上海、武汉、湖南、广东、济南设分部，上海分部主任为袁大时（现已叛变），武汉分部主任为林育南同志，湖南分部主任为毛泽东同志，广东分部主任为冯菊坡（一九三一年已离开了党），济南分部主任为王尽美同志（现已死）。书记部迁往北京，为的在当时罢工高潮中，北方铁路做了骨干，迁往便于就近指挥。真的，书记部当时确成了罢工的唯一领导者，在那样紧张罢工潮中，书记部的工作不用说是万分忙碌，差不多天天有特派员派出，遑遑于火车轮船道中；书记部的总机关报即为《工人周刊》，其他分部亦有机关报。第一次劳动大会的缺点，在于没有一个工人目前斗争的纲领，书记部是补救了这一缺点，其时适值国会重开，书记部乃发起劳动立法运动，提出劳动法，实际即斗争的纲领，并号召全国工会为此纲领而斗争（参看后面第五章），也就因此把全国工人罢工斗争的意志统一起来；而同时全国的罢工，差不多都得了书记部（总部或分部）的指导，因此书记部的信仰越发增高起来，有不少的地方罢工胜利后，由工人群众提议捐助书记部的经费，即此一端可概其余了。两大地方组合与两大产业组合在罢工高潮中，固然，多数是先有组织而后罢工，但亦有不少组织成立不到数日便罢工的，或罢工时开始成立组织的，甚至还有罢工前后均无组织的。这样一个大的缺点，当然是书记部首先须以全力克服的。除在各地帮助工人组织当地工会外，书记部特别注意是组成地方总工会和产业总工会。最先成立的是武汉工团联合会，它包括有汉阳钢铁厂工会、汉冶萍轮驳工会、大冶钢铁厂工人俱乐部、下陆矿厂工人俱乐部、花厂工会、人力车夫工会、香烟厂工会、扬子机器厂工会、武汉缝纫业工会、武汉轮驳工会、江岸铁路分工会、徐家棚铁路分工会、武昌机器工会、机器缝纫工会、蛋厂工会、西式皮鞋工会、武汉电话工会、洗衣工会、武汉调剂工会、建筑工会等二十个工会，会员三万余人。其次成立的是湖南工团联合会，它包括有粤汉铁路岳州分会、粤汉铁路长沙分会、造币厂职工俱乐部、铅印活版工会、黑铅炼厂工人俱乐部、人力车夫工会、土木工会、理发工会、缝纫工会、笔业工会、安源矿工俱乐部、水口山铅矿工人俱乐部等等十四工会，会员亦达三万余人。再其次成立的是汉冶萍总工会，包括汉冶萍总公司整个企业，计有汉阳铁厂工会、大冶钢铁矿工人俱乐部、安源路矿工俱乐部、下陆铁厂工人俱乐部、汉冶萍轮驳工会，于十二月十日开成立大会。最后就是筹备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这里有一个困难，即各路工会组织发展是不平衡的。北方京汉铁路算是沿路经我们的手组织起来了。但京奉则只有唐山、山海关、天津、丰台有我们的组织，关外没有。津浦路只南段的浦镇、浦口和中段济南有我们的组织，其余各站不是没有组织，便是工头组织。泰安工头某承交通系的意旨还宣布成立全路总工会。京汉路则机务车务机器厂分成三部，车务和机器厂有我们的组织，而机务则在交通系走狗之手。陇海路上的罢工，本为工头领导，故工会亦为工头把持，分化的结果，洛阳完全为我们所有，其余各站则我们的影响极微。正太路只石家庄、阳泉有我们的组织。道清路粤汉路和株萍路北段则全有我们的组织。其他如沪宁、沪杭，全无我们的影响。在这样状况下，马上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当然时期尚早。开滦大罢工起，书记部召集各路代表开会于北京，本为讨论援助开滦罢工，但开会时开滦已失败，于是讨论筹备全国铁路总工会，当成立筹备委员会。并决定于最短期间内成立各路总工会，然后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后来京汉铁路大罢工便为成立该路总工会而起。“二七”失败后，全国铁路总工会之成立遭一顿挫。自然那时我们在上海和广东均有这种总组织的企图，上海是没有成功，广东虽然挂起“广东工团联合会”的招牌，但实际上没有基础。海员工会方面，香港则因我们南方党部太弱未能打入，上海虽由李启汉同志打进去了，旋因被捕，工作也就停顿。工会组织的内容无疑的在那样紧张那样迫切的罢工环境之下，对于组织无论如何是不精密的，又何况那时我们的经验实在太少。一般的说，那时工会只有上层组织，没有下层组织，每一工会内大概有一主任或委员长，文书、组织、宣传、庶务、调查、交际各部。大会，代表会议，委员会议都是有的，但在组织的运用上的确模糊不清。一般的说，工会的秘书，确是我们派知识分子去充当，自然经过工会的同意，这个秘书帮助工会办事，久而久之，信仰巩固，往往不知不觉的变成“秘书专政”，这是有的。至于由我们派去的同志充当工会主任，那时还是极少，有几个同志确因在罢工斗争中表现他的勇敢和能干，为群众所拥护，至选举时，群众便选举了他，并非党的委派。工会与党这里我们提出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我们在当时确做了一个极大错误，这个错误不在党与工会的关系，而在于当时做职工运动的同志，未曾在工会中发展党的组织。最大错误是党的关门主义，大家有这样的观念，以为工人觉悟程度还不够加入共产党，把许多斗争中表现很好的积极分子，都推到党的门外。介绍个工会会员入党，常郑重要经过数月的考察。还有这样的可笑事，介绍工人入党必先介绍入书记部，书记部成了工人入党的经过机关。这样一来，工会与党的发展成了非常奇怪的形式，极不相应。自然当时工会中的党的组织普遍是没有，只有共产党员个人，也就因为如此对于工会的领导，只是个人式的英雄领导，而不是党的组织领导。后来，“二七”失败，工会被封，我们党在工人群众中除政治影响外，什么也没有了，当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这个错误明显的是十足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个遗毒一直到一九二三年，北方铁路工会还有残留。我们已经对于一九二二年的罢工潮流，有了一个一般的叙述，现在可以把当时职工运动里最大的几件事，分章的详细说一下：海员罢工，第一次劳动大会，开滦矿工罢工和京汉铁路的“二七”屠杀。[1]蒋先云同志在一九二七年武汉国民政府军队北伐河南时作战牺牲。[2]陈系指陈炯明，孙指孙中山。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第二章职工运动黎明期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史第二章职工运动黎明期世界革命高潮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无疑的是受了世界革命高潮的影响。我们这里不能不略述当时世界革命高潮的形势。欧洲帝国主义大战以后，接着就发生了一次掀天动地的世界革命高潮，首先就是一九一七年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列宁党的领导之下，在最短时间内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成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与地主的统治，建立光芒万丈的工人国家，这样一个事实，是如何鼓舞全世界劳动群众的精神呵！从此就开展一个极其猛烈的革命高潮时期，尤其是在欧洲各国。如一九一八年三月芬兰的工人革命，同年十一月奥地利和德国的革命，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一九一九年三月德国巴维里亚苏维埃的建立；一九二○年土耳其的民族革命，九月意大利工人夺取工厂；一九二一年三月的德国革命。就在远东，一九一八年八月的日本米荒运动和一九一九年二月[1]的高丽暴动。至于当时欧洲各国的罢工运动，更是蓬蓬勃勃，多至不可胜计，例如英国，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一年四年之内，罢工多至四千余次，参加人数达到五六百万人。很明显的，这样一个革命怒潮，以其锐利的形式表现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过程。一九二○和一九二一年世界革命发展到最高度，到一九二三年年底才受挫折而低落，因为一九二三年的秋天，保加利亚的暴动和德国无产阶级革命，都遭到了极大的失败。中国职工运动就是在这个世界革命时期发展起来的，因为革命怒潮导源于俄国，泛滥于欧洲，很快的也就浩浩荡荡的冲到远东，中国的万里长城堵不住了，中国的工人群众被这种潮流惊醒了。世界革命潮流的消息当时在中国报纸上真是“日不绝书”的，中国工人的文化程度虽然落后，虽然百分之九十是不识字不能直接看报，然而街谈巷议，工人们是听着的。中国工人经济生活那样极人世间少有的痛苦，迎受世界革命潮流，不用说是很自然的；特别是俄国十月无产阶级大革命的胜利，更使得中国工人受到深刻的影响和强烈的鼓励。就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职工运动开始它的黎明期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九二○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当然不是偶然的，它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工人运动的革命产儿。它产生的时期，在国际上，有资本制度崩溃过程中的世界革命；在国内，有资本主义工业相当发展中的原始自发的罢工运动。中国工人阶级确已开始趋向于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中国共产党就在这个阶级的基础上生长起来。中国共产党一成立，便能表现它在工人运动中伟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工人阶级从此有了他们自己的政治领袖，开始引导他们走向革命斗争的大道。中国共产党做职工运动的起点中国“现代式的”职工运动，无疑的是从中国共产党手里开始。有了共产党，然后才有“现代式的”工会，从此中国的工会才渐次的相当具有组织性、阶级性以至于国际性。我们这里来叙述中国共产党做职工运动的起点。一九二○年夏，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即开始出版工人小报，上海出版的叫“劳动者”，北京出版的叫“劳动音”（后改名仁声），广州出版的叫“劳动声”，都是周刊。上海还另外有一个专门对店员宣传的小刊物叫“伙友”，这几个刊物大都只出了几个月便停版了。组织工人工作是从一九二一年开始。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北京党部开始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长辛店是京汉路北段的一个总站，距北京四十里，这里有一大工厂，工人三千余人。张特立（即叛徒张国焘）和邓中夏同志在上年底到此地与工人接头，筹划在此地开办学校，那时还是以“提倡平民教育”为名。与几个觉悟工人几经磋商，经过相当的筹备，遂决定这年元旦开学。这里要指明的，当时发起学校之中，还拉拢了几个有力工头，因为开始必须得到他们的赞助才行。学校经费是由募捐得来。教员都是用北大学生会名义派去的。先只常驻教员一人，即吴雨铭（叛变）。后来教务发达，增加教员数名，也任用非党同志。这个学校分日夜两班，日班是工人子弟，夜班是工人，但多青年工人，老一点的工人不愿读书。这个学校当然只是我们党在此地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目的在于组织工会。果然不到半年，五月一日劳动节，长辛店公然发生了一个中国空前未有的真正的工人群众的示威游行。参加游行的竟有一千余人，并且在群众大会上通过成立工会。但工会通过成立，实际上并未切实组织，不用说是我们当时经验欠缺所致。的确工人的觉悟从此日益提高了，首先表现工人与工头的斗争。上面说过发起学校时还包含有工头，但是工人觉悟日益提高，于是工人内部便发生分化，工头表现反动，而工人便和他斗争。这种斗争是不断的发生，而且愈斗争愈激烈，有几个工头竟被工人强迫工厂开除，驱逐出境。这样一来，工人更感觉得组织团体的重要了。开始组织工人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实际上是工会之变名。为什么不叫工会而叫俱乐部呢？工人们说，工会是工头共同发起的，现在我们独立组织了，不要那个名称，要由另外一个来分别。这种话在现在看来是可笑的，但由此可见当时群众的情绪。真的，在中国职工运动的初期，“工人俱乐部”这一名称，相习成风，成为当时全国各地（广州除外）工会通用的名称。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加入者日益加多，取得群众很大的信仰。工人有了团体觉得自己的力量了。譬如以前乘火车自长辛店至北京，照例如常人一样须买车票：此时都不买票了。查票员询问时，工人瞪着眼说：“票吗？我是俱乐部的会员，有徽章在此。”查票员只得一声不响过去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影响所及，自北而南，蔓延到各站，有好几处也成立了工人俱乐部，特别是南段总站江岸的工人俱乐部组织最强。此时，共产党北京党部出了一个《工人周刊》，主编者为罗章龙，介绍国内外劳动消息，并极力鼓吹组织工会。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一切活动，当然在此刊物上尽量宣布，这样一来，使得北方各铁路工人知道长辛店有个俱乐部，大家不觉油然而生羡慕之心；在当时工人们仿佛觉得长辛店是工人的“天国”，于是各处纷纷派代表前来长辛店参观。这当然不用说给了我们更好的机会，乘时宣传，各地代表归去后也模仿长辛店组织起俱乐部了。因此，北方各铁路开始都有了工会组织的萌芽。共产党上海党部在一九二一年亦开始做组织工作，首先在沪西小沙渡。此地是上海纱厂集中区域之一。着手也是开办劳动补习学校，主持者为李启汉同志（牺牲），其影响当然不及长辛店，但在中国职工运动史上仍有它的意义。长辛店和小沙渡两地都是中国共产党最初做职工运动的起点。此外共产党的武汉党部、湖南党部、济南党部、广东党部也开始了职工运动的工作。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立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上海，开始成立中央委员会。大会以后，成立一公开的做职工运动的总机关，定名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是张特立，干事为李启汉，李震瀛（脱党）等。发行《劳动周刊》。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之后，对于上海，确有相当影响，因为上海工人经过这个机关，也逐渐有了组织了，并且还领导了不少的工人斗争。罢工运动之蔓延在此时期中，全国自发的罢工斗争仍不断发生，间亦有为共产党所领导的，总计大小罢工不下九十余次。这里只略述几个大的罢工。（一）香港机器工人的大罢工。一九二○年四月，香港机器工人，因米价太贵，生活困难，又因外国资本家常借口营业衰减，辞退工人，遂宣布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参加罢工的五千余人。结果，由劳资双方代表谈判。计罢工二十五日。这里须指出，香港机器工人给予香港海员不小的刺激，因而有一九二二年赫赫有名的大罢工。（二）上海杨树浦日商纱厂大罢工。先是一九一九年长江下游一带米粮歉收，但奸商却运输出口前往日本，因此，上海米价飞涨。日本资本家在杨树浦所办的第一、第二、第三纱厂工人，因米价高涨，难以度日，要求每月每人加工资一元，厂方不允，遂于一九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宣布罢工。结果，由厂方允许每月售与每人最上秈米三斗，不论市价如何，每斗取价八角，至米价平定为止。计罢工十三日。（三）广州机工大罢工。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广州机工万余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罢工时与粤汉、广九、广三三条铁路上之机工一致行动，经当地政府调停，结果，加工资百分之二十至五十。计罢工三日。（四）上海英美烟厂新旧厂大罢工。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因新厂机车间与监工冲突，发生罢工。参加者万余人，结果，双方会议，和平解决。计罢工三日。（五）粤汉铁路武长段大罢工。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三日，发生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由北京政府交通部调查，结果，工人胜利。计罢工五日。（六）陇海路铁路机工大罢工。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发生罢工，全路停车。要求撤换洋总管若里，并要求恢复原薪及最发材料。结果胜利。计罢工十日。（七）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大罢工。一九二一年三月一日，发生罢工。反对车行增加车租。哄动了租界内五国领事，商量对付之策。此次罢工甚为壮烈，车夫被捕，乃举行了大示威游行，与租界巡捕冲突，以至流血。后经各国领事、商会、基督教青年会、洋车行经理、夏口县知事、洋务所长等会议：决定两星期不加车租，再由青年会研究善后办法，被捕车夫释放，计罢工七日。以上七大罢工：上海英美烟厂罢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参加去领导的；汉口人力车夫和粤汉罢工完全为共产党武汉党部所领导的，陇海铁路罢工，共产党北京党部闻讯派人驰往参加则已解决。由些可见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下半年的确渐能领导罢工了。特别是武汉因铁路工人与人力车夫两大罢工，开了当地一个新纪元，职工运动从此有一个顺利的进展。主持者为林育南（牺牲）和施洋同志。罢工运动中最早的思想斗争我们这里首先略述当时中国知识阶级的思想斗争的概况：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知识阶级思想为之崭然一新，相率竞为新文化运动。开始尚为德谟克拉西的宣传，继而为社会主义的研究。后来社会主义的信仰者日胜一日，首先引起资产阶级学者的抗议，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之）以与社会主义信仰者挑战，于是在北京方面发生所谓“问题与主义”之争。经过一场激烈斗争后，结果，在形式上算是主义派取得了胜利。但社会主义信仰者在当时派别是极为纷歧的：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共产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此外还有夹七夹八的什么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和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等。因此“问题与主义”之争以后，接着又是社会主义各派别的斗争。在此次混战中，马克思主义派在形式上曾将各派各个击破，但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有最老的资格和相当的深厚的基础，特别是在广东，于是就在广东方面发生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争。结果，也算马克思主义派取得了胜利。这思想上的斗争，对于当时的工人阶级，自然没有若何的直接的关系，但对于当时从事职工运动的知识分子确有很大的影响，也就经过后者以影响前者。就职工运动本身来说，只无政府党在南方工会中有很大影响，其余各派社会主义者只是清谈并未实际参加职工运动，故北方及中部工会中的确多部分或者完全是共产党的影响。但值得我们注意的，当时职工运动中却有另一种特殊的现象，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市侩的或流氓的工会主义。这种现象在上海特别明显。你如说当时上海没有工会吗？有的是！工会的招牌有好几十，自然群众是一个都没有。这都是市侩和流氓办的。他们假借工会招牌，在劳资斗争起来的时候，招摇撞骗，从中捣鬼。这种市侩的或流氓的招牌工会，的确是当时工人组织自己阶级工会的极大障碍物，也即是中国共产党的当前大敌。所以在中国职工运动的初期中，共产党会有一次反对招牌工会的剧烈斗争，这种斗争是经过很大的努力才著成效的。[1]据当时报纸和一九四九年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出版的《朝鲜民族解放斗争史》所载，均为三月一日。即举世闻名的朝鲜“三一”运动。本书所载二月，当系三月之误。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End of preview. Expand
in Data Studio
Due to the presence of harmful and toxic unsafe content in the fine-tuning data, a portion of the data is displayed. For the full data, please contact ignitesun@163.com.
- Downloads last month
-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