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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ers\yuan\Documents\400套付费套装书\04-100套\epub\0317. 戴逸文集(套装共12册) (戴逸文集;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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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二七年(明天启七年,后金天聪元年)五月,皇太极取得侵朝战争胜利后,立即调兵西进,突然进攻明军,攻打锦州、宁远,未能攻克,便把大小凌河城毁坏,掠夺一空,回师沈阳。 一六二九年(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十二月,皇太极亲率大军,避开袁崇焕防区,不进山海关,取道蒙古,以蒙古兵为先导,从喜峰口入关,攻陷遵化,直抵北京城下,明朝上下惊恐万状,袁崇焕、祖大寿从山海关外领兵入援。皇太极施反间计,假崇祯之手,杀了袁崇焕,祖大寿率军退回关外。当时,明朝各路援军纷纷抵京,皇太极与明军在京郊会战,杀明朝战将满桂。一六三〇年(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皇太极从北京撤兵,挥戈东进,占领永平、深州、迁安等府县,留兵驻守永平、迁安、滦州、遵化四城,自己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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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六四二年(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三月,松山城内粮尽援绝,副将夏承德降清为内应,引清兵入城,洪承畴被俘。久被围困的锦州已筋疲力尽,“城中饥因,人相食”[65]。见松山、杏山的明军失败,待援无望,于是祖大寿也举城投降。至此,明朝在关外,除了宁远一孤城外,全部都落入清军之手。 皇太极取得松锦大捷后,整个形势对清十分有利,正像皇太极说的,“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66]。 这时腐朽的明王朝,在李自成农民军的沉重打击下已摇摇欲坠。腐朽的明朝统治者,由于地主阶级本性的决定,企图转而与满族贵族议和,然后集中全部力量,绞杀农民起义军。崇祯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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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一。 [57]《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七一,《舆地》三。 [58]《沈阳状启》,二〇五页。 [59]参见《沈阳状启》,二八一页。 [60]《太宗文皇帝日录残卷》,崇德六年六月乙酉。 [61]《沈阳日记》,四一二页。 [62]《李朝实录》第三十五册,仁祖卷四十。 [63]《沈阳日记》,四一三页。 [64]参见《太宗皇帝大破明师于松山之战书事文》。 [65]《沈阳状启》,四〇七页。 [66]《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二。 第二章 清军入关镇压农民起义与各地人民的抗清斗争 第一节 清军入关与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的抗清斗争 一、满汉贵族官僚地主相勾结和清军入关 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四月初,李自成农民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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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农民军打下北京之前,吴三桂的上司洪承畴、舅父祖大寿及其政治集团中的大多数人早已投降清朝。清统治者皇太极利用吴三桂同这一集团的特殊关系,曾下书晓以利害,劝他投降。洪承畴、祖大寿和他的哥哥吴三凤、表兄弟祖可法以及亲友张存仁等,也先后写信劝降。吴三桂态度暧昧,犹豫未决。他对明、清、农民军三方面的力量还看不清楚,鹿死谁手,在当时也不甚明朗。为了保住自己的高官厚禄和庞大家业,他按兵不动,骑墙观望。直到三月初,李自成农民军势如破竹,陷阳和,下真定,京师戒严,崇祯帝急忙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飞檄命令他放弃宁远,火速率部入关保卫京城。四月二十二日,吴三桂兵抵山海关,二十五日农民军打进北京城,二十六日吴三桂的部队才到达丰润。当他听到京都陷落、崇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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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的汉族官僚地主眼看时机已到,把对农民起义的仇恨变成行动,大批投靠满族贵族,与清军沆瀣一气。山东、河北一带沿运河的青州、临清等地,地主阶级制造叛乱,大搞反攻倒算,杀害农民政权官员,切断农民军从南方取给粮食的运输线;有的纠集残余乡团,为清军开路,使农民军遭到里外夹攻的威胁;原来归附农民军的明朝军队,也“溃散相继”,甚至在京城内大肆制造谣言,动摇军心。 农民军在进入北京以前,屡获胜利,所向披靡。但是,胜利又多么迅速地腐蚀了这支革命队伍!山海关一败以后,竟然丧失了整军再战、保卫北京的力量和意志,决定放弃北京,返回关中,重新组织力量。六月三日(阴历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匆匆忙忙登基称帝,国号大顺,改元永昌。第二天,大顺军即撤出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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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顺政权虽然撤出北京,失去了大片土地,但农民军的抗清斗争,有着深厚的阶级基础,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从大顺军本身来看,太原有陈永福率重兵镇守,延安、绥德有李过、郝摇旗率雄师占据,加上有黄河、潼关天险,也存在着一定的有利条件。因此,大顺农民军怎样来进行这场艰巨的抗清斗争,这是摆在大顺军领导人面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李自成退兵西安以后,制定了南取汉中,西征甘肃,攻克兰州,确保关中,以关中作为抗清基地的战略计划。并下令权将军刘体纯率领十万大顺军过黄河北上。八九月间,清军沿太行山南下,并从大同入代州、忻州,直逼太原,占领偏关,威胁陕西边境。大顺军由府谷向大同进攻,又在畿南联合义军阻击,切断清军归路,从而抵制了清军的进攻,同时在井陉、宣化、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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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入关后,清统治者在河北和北京地区圈占大量土地,掳掠大批人口充当奴仆,京东各地,受害更甚。所以在大顺军的影响和推动下,三河县农民开始发难,接着北京的昌平、海子红门和天津一带农民,持刀枪而起,大有围困北京之势,使“京师采煤西山......两月不至”[36],直接威胁“辇毂近地”[37]的安全。 河北保定、真定、霸州等地农民武装,直接配合李自成农民军作战,牵制清军兵力,出现“国初以来有积寇盘踞险要,赋税不供,招纳亡命......吏不敢问”[38]的局面。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八月,当刘体纯率兵十万由彰德、磁州一带进攻大名、固关、井陉等地时,该地区农民纷纷响应,“倚山踞寨”,积极协同农民军作战。大名、内黄一带农民,占据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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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王朝当时拥有相当庞大的兵力,总兵左良玉、左梦庚父子率领二三十万大军驻扎武汉;总兵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等四镇,拥有兵力三四十万,驻扎在江淮一带。河北、山东、河南、四川各地与农民军为敌的明朝残余势力和反动地主武装,有的打着弘光年号,有的编入南明朝廷军队系统,拜官封爵。这近百万军队,矛头首先是对准农民军的。 弘光王朝在军事上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提出“江北与‘贼’接壤,遂为冲区,议设四镇,分辖其地”[53]。命史可法以督师地位坐镇扬州;命高杰驻守泗州(安徽泗县),管辖徐州等十四州县,“经理河北、河南、开(封)归(德)一带招讨事”;刘泽清驻守淮安,管辖淮海等十一州县,“经理山东一带招讨事”;刘良佐驻守临淮,管辖凤阳等九州县,“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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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日弘光帝召见群臣,有大臣提出“淮扬最急”,应赶紧调兵防御增援,反对马士英撤二镇江防兵去对付左良玉。然而“宁可君臣皆死于清,不可死于良玉之手”[67]的马士英,却瞋目大呼“有议守淮者斩”[68],吓得连傀儡皇帝也不敢吱声。甚至史可法的“血疏告急”也被撂在一边,不加答理。[69]真是“朋党势成,门户大起,清兵之事,置之蔑闻”[70],把派系斗争看得高于一切。这样腐败而分崩离析的弘光朝廷自然是一触即溃,二十日,少兵无援的扬州孤城,经过英勇战斗,抵挡不住清军的猛烈炮火,终于陷落,史可法被俘。多铎劝他投降,史可法慷慨地回答:“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71],于是被清军杀害。其部将刘肇基等率残部和城内人民一起,继续与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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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清斗争中,有汉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参加在内,甚至,许多次斗争是由他们发动、组织和领导的。他们标榜“君亲之尊”、“华夷之防”,打着恢复“大明江山”的旗号,披发跣足,奔走呼号,激扬民族感情,掀起重重波澜。当然,他们那种冠冕堂皇而鼓动人心的口号背后都有切切实实的阶级利益作为后盾。在残酷的国内民族战争中,除了投降派以外,许多地主分子的利益也受到损害,他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家园被毁,财产和权力被剥夺,生命受到威胁。他们要恢复“大明江山”的大声疾呼,归根到底不过是要重建汉族地主的统治而已。 即使汉族地主士大夫的抗清是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但是我们也不能把他们和清朝的斗争简单地看做地主阶级内部的狗咬狗。清军入关,进行的是一场野蛮的掠夺战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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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历帝名由榔,神宗万历之孙。隆武死后,由明两广官吏丁魁楚、瞿式耜等拥立,先监国而后称帝于肇庆。 永历政权刚一建立,就颠沛流离,到处奔跑,没有过一天安稳日子。一六四七年初清军进入广州,永历慌忙离肇庆逃往梧州,梧州告急,他又仓皇逃到桂林,拥立他的大小官僚,或投降清朝,或弃职而逃。以后,永历又从桂林跑到全州,从全州逃到柳州,又逃回桂林。他其实是一个闻警即逃的皇帝。这个人,懦弱寡断,昏庸腐朽,苟且偷安,贪生怕死;而且政治腐败,大权旁落,信赖宦官权臣,内部矛盾重重,相互倾轧,毫无作为。只是在抗清较为坚决的何腾蛟、瞿式耜、堵胤锡、郑成功等的拥护下,特别是在大顺农民军和大西农民军的支持下,这个政权才能够维持了十五六年之久。 六、江南和东南沿海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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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由于清军在江南的暴行和一系列民族高压政策的实施,早已激起各地人民的无比愤怒,剃发令的颁布,起着火上浇油的作用。抗清斗争像燎原烈火,在社会各阶层中迅速蔓延。汉族中除一批官僚地主豪绅投诚依附,引导清军加倍压迫和奴役人民以外,广大的农民群众(包括灶丁、渔户)、城市市民、商人和小手工业者,以及不少地主和知识分子,纷纷行动起来。他们组织各种形式的抗清义军,坚持“头可断,发决不可薙”[90],开展大规模的反剃发斗争。它是第一个全国抗清高潮的组成部分,许多城市,如江苏的常州、无锡、宜兴、江阴、常熟、松江、昆山、华亭、吴江、崇明、金山卫,浙江的嘉兴、平湖、嘉善、湖州、绍兴等地,都先后举行抗清起义。尤其松江、苏州等地城乡,以奴仆为主体的乌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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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抗清队伍,或据险扼守,或主动出击,造成清军不能长期占领江西和建立稳固统治的困境。清统治者视之为“心腹大患”,对它“束手无策”[102]。南明官吏万元吉、杨廷麟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坚守赣州,力抗清兵,达二年之久。 清兵进占福建,掳掠抢夺,也激起福建人民的反压迫怒火。抗清起义遍及八闽(福州、兴化、建宁、延平、汀州、邵武、泉州、漳州),尤其漳泉汀一带农民军,发动最早,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力量也最雄厚,即使清统治者也惊呼:“闽省遍地皆‘贼’”[103]。 总之,江南、东南和全国其他各地人民的抗清斗争,持续不断,成为清朝对全国实行有效统治的最大障碍,所以清统治者把主要兵力集中放在消灭农民军上面。只是由于这些抗清斗争,大多数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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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大西军以无比顽强卓绝的勇气,强渡长江天堑,射死总兵官曾英,歼灭前来堵击的二十万残明军队,一举攻占重庆,并乘胜打下綦江,从而获得了休整和收集亡散的时机。 当时,大西军新的领导集团在綦江发布著名文告,指出:“皇上(指张献忠)汗马血战二十余年,抚有西土,皆赖众将戮力同心所致也。方欲驰骋燕赵,还定三秦,为天下除残去暴,开万世不拔之基,不意创业未半,中道崩殂......尔等各营大小将领,传谕兵丁人等,各宜同心协力......克成大事。”[112]这一“綦江文告”,虽经封建统治阶级及其士大夫的篡改,但字里行间,仍闪烁着它的战斗锋芒和革命精神。文告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进行二十年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正义性质;缅怀张献忠的功绩,恸悼自己领袖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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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邹流绮:《明季遗闻》卷三;徐鼒:《小腆纪传》卷二,《弘光》。 [68]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八,《议御北兵》;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卷一。 [69]参见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卷一。 [70]《明季稗史初编》卷十六,《续幸存录》,《南都大略》。 [71]徐鼒:《小腆纪传》卷一,《弘光》。 [72]参见《明季稗史初编》卷二七,《扬州十日记》。 [73]参见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卷一。 [74]《鹿樵纪闯》卷上,《福王》下。 [75]《明季稗史初编》卷十九,佚名:《江南见闻录》。 [76][意]卫匡国:《鞑靼战纪》,伦敦,1654。(Martin Martini: Bellum Tartaricum) [77]全祖望:《鲒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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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摇旗等认识到即将南来的清军是自己的主要敌人,便向何腾蛟宣示合作抗清的意图,何腾蛟鉴于清军压境,自己又兵微将寡,无力再与农民军对敌,接受了大顺农民军合作抗清的建议。于是郝摇旗等“招其党袁宗第、蔺养成、王进才、牛有勇皆来归,骤增兵十余万”[3]。不久,大顺军余部中最大的一支,李过(李锦)、高一功等偕李自成之妻高夫人进入湘西,与南明巡抚堵胤锡合作。这样,大顺军与南明军队的抗清联合战线初步形成,湖南有了这批人数众多、英勇善战的农民军,防务大大加强。 大顺军摆脱了孤军作战、腹背受敌的局面,把公开敌对的明朝官军变为抗清的同盟者,消除后顾之患,这是大顺军抗清策略的一个重要转变。由于联明抗清策略的实现,中南一带抗清力量大增,除了大顺军以外,有何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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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四七年初,福建人民抗清斗争普遍发动,漳州一带农民军围攻县城。七月,莒州洞农民军占据建宁府,闽北许多州县,相继被农民军攻破。汀州农民军于九龙寨起义,攻归化。南安农民军以白布裹头,号白头军,进攻泉州。 使福建地区震动最大的是一六四七年农民军配合抗清义师围攻福州。当时,“义师起,八郡同日发”,“城外皆义师,营头千种”,“农夫渔翁,俱任都督”,“至村妇化僧,亦受职衔掌兵”[18]。城内居民则举火相应。“东关外三十六墩,为官兵焚掠,抢杀殆尽,四方俱起,城中困坐”[19]。福州被围困至第二年(一六四八年,清顺治五年)的六月,由于清军大部队增援,才最后撤围。 清军轻而易举地消灭了福建的隆武政权,却碰到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抗清力量这个劲敌。虽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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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利用冀鲁豫边境的有利条件,北上可以进攻河北,威胁北京,南下可以夺取徐州,直抵江淮。就是清统治者也惧怕农民军“顺河而东,占据黄河北岸,接渡南岸‘贼兵’”,“而河北一带恐滋蔓延也”[30]。 在豫南开封、洛阳等地,农民军“各聚数千人”,攻占宝丰、新野、商城,势力颇大。光山、固始农民军,据守大别山一带,曾多次打败清军。灵宝、陕州(陕县)农民军,曾与郧阳的荆襄十三家军互相接应,进攻南阳。自一六五一年农民军攻克卢氏,清军用重兵进攻农民军,河南农民的抗清斗争才走向低潮。 一六四七年,山西农民军攻袭孟县、五台、永宁、静乐、交城等县。第二年十月,吕梁山区交城农民进入炼银山寨,把清军引进炼银山,乘机夺取附近州县,展开广泛的攻势。一六四八年底,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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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人建议:“以清兵旗号服色顺流而下,扬言章抚院请救者,江南必开门纳君,其将吏文武可以立擒,遂更旗帜,播年号,祭告陵寝,腾檄山东,中原必闻风响应,大河南北,西及山陕,其谁得而为清有也?”[44]这种建议虽然有所夸大,但抗清力量必须打出去的观点是正确的。可是金、王没有这样做,却由九江回师,固守江西地盘,率兵包围赣州,相持七十余天,误中了清军的缓兵之计。六月,清固山额真谭泰、何洛会率领大军自江宁进讨,连陷九江、南康、饶州,围攻南昌。金、王狼狈回师南昌,困守孤城。他们拥有精兵,但“不能出寸步,日夜荒宴,而眼穿外援”[45],被清军围困到第二年(一六四七年,清顺治六年)二月,城被攻破。金声桓投湖死,王得仁被杀。 金、王的倒戈抗清,虽有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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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四九年春,回民抗清起义军与山西抗清起义军遥相呼应,陕甘一带再次震动。这年的十二月,清军集中兵力围攻肃州。丁国栋在军事上犯了保守主义的错误,在政治上不注意组织和团结更广泛的回民群众,直至清军围城,只凭少数兵力,孤军死守,最后矢尽粮绝。丁国栋、土伦泰和大部分抗清战士壮烈牺牲,余部坚持斗争,继续到一六五三年(清顺治十年)底,才最后被镇压下去。 广西地处少数民族地区。一六四八年以后,在兴安、关阳、富川等县的僮苗瑶族人民先后发动起义。一六五七年(清顺治十四年),郁林、怀集、富川、太平等少数民族农民军,依山险设塞堡,建立抗清据点。僮族抗清军,曾攻克临桂、永福、荔浦、修仁诸县。他们又曾同贵州'的农民军互相声援,配合作战,逼使清统治者不得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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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摇旗、刘体纯等不得不拉出队伍,北上回到荆襄山区,继续抗清。以后就只有李过和高一功的队伍,仍和南明合作下去,但是留下来的大顺军继续受到南明的歧视和打击,同样也不可能合作到底。 金声桓、李成栋等倒戈以后,全国抗清形势大好,可是永历政权内部却热衷于什么“楚党”与“吴党”的派系之争,什么“扈驾元勋”与“反正功臣”[60]的各路军阀的权力之争,当然就无暇顾及将胜利局面继续扩大。大顺军先后都卷入这些矛盾斗争,模糊了农民军的阶级性,严重影响抗清斗争的进展。一六四八年十一月,正当何腾蛟联合各部大举收复湖南各州县准备进攻长沙的重要时刻,归何腾蛟管辖的马进忠部收复常德,堵胤锡和马进忠有隙,堵即调派李过、高一功率领的大顺军自夔州进驻常德,要马进忠撤防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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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 [21]参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 [22]参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 [23]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五。 [24]参见邵廷寀:《东南纪事》卷七。 [25]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五。 [26]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五。 [27]《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 [28]乾隆《曹州府志》,《杂志》。 [29]参见《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五。 [30]《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 [31]《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 [32]《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 [33]参见夏骃:《交山平寇始末》。 [34]参见夏骃:《交山平寇始末》。 [35]《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 [36]《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 [37]参见乾隆《商州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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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张献忠为“老万岁”,“凡有大事,必先告庙而后行”[8]。对农民军及其家属,妥善安排,给以照顾。“凡兵丁日支米一大升,家口月支米一大斗,生下儿女,未及一岁者月给半分,至三岁者如家口支。马分三号:头号者日支料三升,二号者日支料二升,三号者日支料一升。不时查验,瘦者责治有差”[9]。“兵有家口者,每冬人给一袍;无家口者,一袍之外,人给鞋袜各一双,大帽各一顶。如是养兵,果士饱马腾”[10]。部队很快发展至二十余万人。 大西军纪律严明,兵马三日一小操,五日一大操。凡发兵出剿,所到之处,“鸡犬不惊”[11]。对豪绅恶吏,追退饷银以助军需。对外逃百姓,则招抚回家复业,贫穷的借给耕牛、种子,于是,“居民咸集”[12]。对于继续顽抗的地主武装和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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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由李定国率领,有步、骑、象队共八万多人,取道贵州,出湖广,由武冈、全州直趋桂林,进逼广东肇庆;一路由刘文秀率领,有步、骑、象队共六万多人,由滇东出四川叙州,下重庆,取成都、汉中,直逼关中。并决定大西军统帅部由云南移驻贵州,主帅孙可望居中策应和指挥。 这次北伐抗清,大西军作了周密的战略部署,部队誓师时宣布行兵五要,“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奸淫,四不宰耕牛,五不抢财货”[22],严格规定纪律。尤其经过三年时间的政权建设和战备工作,兵强马壮,广大战士斗志昂扬。战争开始时,两路大军都获得赫赫战果。 是年春,当吴三桂率清军由嘉定出叙州进犯川南时,大西军由刘文秀率领,突进川境,一路势如破竹,攻叙州、泸州,破重庆,然后挥师川西,占领成都,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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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曹孟德奉迎许都,挟天子以令诸侯,由是得志;今桂藩在肇庆,王其无意乎?”[32]“又有方于宣者,朝夕劝进,谓可望子微琪曰:‘异日进登大宝,吾乃顾命元勋也’”[33]。他们为孙可望定仪立制,规定太庙庙享只三王(即明太祖朱元璋主于中、张献忠主于左、孙可望的祖父主于右),在贵州省城大造宫殿,铸新印,立文武百官,设宰相、六部九卿科道,组织驾前军。使这个皇帝欲膨胀到无以复加的孙可望,把抗清重任置之脑后,甚至害怕李定国抗清功劳太大,今后难以控制,想方设法阻挠李定国一路大西军的抗清斗争。从扣发、削减部队粮饷、犒银,一直到定计杀害李定国,准备大打内战。 李定国是大西军的第二个领袖,抗清坚决,多谋善战,屡立战功。桂王政权中的官僚们也竭力拉拢和影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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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孙可望的军队还在贵州东部,留守昆明的军队都归附了李定国。桂王政权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李定国还想争取与孙可望和解,请刘文秀写血书给孙,又派白文选到贵州进行调解。孙可望废帝自立的阴谋未能得逞,后方反而被李定国占据,更加恼恨,扣留白文选,决心挑起战端,和解成为泡影。 一六五七年(清顺治十四年)九月,孙可望以“清君侧”为名,调兵十几万渡盘江,进攻昆明。永历政权削孙可望秦王号,派李定国、刘文秀迎敌,双方激战于曲靖的交水。李定国兵力很少,众寡悬殊。但孙可望挑起的这场内战是不得人心的,遭到大西军广大官兵的普遍反对,“人心不直可望”[38]。孙可望军营中的白文选以及孙的部将马进忠、马惟兴、马宝、冯双礼等都和李定国相通,在阵前倒戈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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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南战场被迫撤退的大顺军余部,在郝摇旗、刘体纯、袁宗第、李来亨的率领下先后进入荆襄和川东地区,众推刘体纯为首领,“听节制”[42],同时联合驻扎这一地区的原明朝军官,号称夔东十三家军[43]。他们在全国抗清斗争开始转入低潮时期,仍然坚持战斗。 夔东十三家军组成以后,经过两三年的努力战斗,历尽艰难险阻,在大巴山、武当山、巫山、荆山四大山系之间,开拓了一大块抗清基地。刘体纯驻军于巴东,袁宗第驻军于大昌(四川巫山县北),贺珍驻军于大宁(四川巫溪县),西至四川的夔州,称为西线;郝摇旗驻军房县为中心,占有保康、竹山、竹溪,称为北线;李来亨驻军于归州、兴山,以茅麓山为领导核心的所在地,称为东线;南到靖江以南的少数民族地区,西南到利川,为原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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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佚名:《滇南纪略》;丁大任:《永历纪事》,转引自郭影秋:《李定国纪年》。 [12]佚名:《滇南纪略》;丁大任:《永历纪事》,转引自郭影秋:《李定国纪年》。 [13]佚名:《滇南纪略》;丁大任:《永历纪事》,转引自郭影秋:《李定国纪年》。 [14]佚名:《滇南纪略》;丁大任:《永历纪事》,转引自郭影秋:《李定国纪年》。 [15]黄宗羲:《永历纪年》。 [16]参见叶梦珠:《续编绥寇纪略》卷二。 [17]何是非:《风倒梧桐记》,转引自郭影秋:《李定国纪年》,九二页。 [18]参见叶梦珠:《续编绥寇纪略》卷二。 [19]转引自郭影秋:《李定国纪年》,九七页。 [20]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卷十一。 [21]叶梦珠:《续编绥寇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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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郑、张不因失败而气馁,在作了充分准备以后,于一六五九年(清顺治十六年)六月又大举北伐。郑成功为招讨大元帅,张煌言为监军,率十七万水陆大军,兵分八十三营。部队在崇明岛登陆,七月至焦山,破瓜州,攻克了长江的重要门户镇江,围困南京。张煌言率一路军沿江而上,攻克芜湖,分兵四出,收复了徽州、宁国、太平、池州三十余府、州、县,在广大的江南、皖南地区再一次点燃起抗清的烽火。当地人民欢呼雀跃,“箪食壶浆”,“纷纷来附”[4]。攻克芜湖的张煌言的部队,“军不满千,船不满百,但以大义感召人心。而义师所至,禁止抄掠,父老争出,持牛酒犒师,扶杖炷香,望见衣冠,涕泗交下,以为十五年来所未见”[5]。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支持抗清武装,形势十分有利。 这一事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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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大肆掠夺台湾的土产,每年运往日本出售的砂糖达七八万担,鹿皮五万张,仅从这项贸易中获利就有三十万盾之多。荷兰侵略军还在各地进行征伐,灭绝人性地烧抢屠杀。一个参与这种征伐罪行的瑞士军官写道:“我们四队人同时开枪、击鼓、吹号,使他们(指中国居民)非常惊骇。我们的大炮,尤其使他们恐慌,因为他们大多数未曾听见过枪炮之声。有许多‘蛮人’给我们打死了,他们惨叫哀号,惊慌失措,纷纷逃出屋外......有些人在逃走时被我们击伤了......我们在那里停留了三天,然后放火烧掉一切。”[14]荷兰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正像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所指出:“荷兰——它是十七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营殖民地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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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们仍旧不可理喻,违抗我的命令......那么我将立即......下令攻取你方城堡”[25]。在反侵略军大义凛然、勇猛刚强的气势面前,守城的荷兰殖民军被迫投降,撤出赤嵌城。郑成功部队随即又包围了殖民者的统治首府台湾城。当时,郑成功考虑“以台湾孤城无援,攻打未免杀伤”,决定“围困俟其自降”[26]。一直到第二年春天,尽管荷兰殖民者采取种种手法,或是用“谈判”拖延时间,或是乞求援兵解围,甚至妄图勾结清军合攻郑成功部队等等。所有这些,都没有动摇郑成功收复台湾、把外国侵略者赶出我国领土的决心。侵略者是不打不跑的,在围困八个多月之后,郑成功决定采取攻势,给贪婪成性的荷兰殖民者以严惩。 一六六二年(清康熙元年)一月,中国军队的大炮轰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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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统治者为了要长久统治下去,只能适应广大汉族地区的经济关系和实际需要,通常所说的“清承明制”,其实际内容和意义即在于此。 有三种矛盾制约着清初的政权建设和政策措施。 第一种矛盾是广大汉族地区已进入封建后期的经济政治关系与满族所处早期封建农奴制的矛盾(满族还带有浓厚的奴隶制残余以及原始的军事民主制),究竟是把关内广大地区的经济、政治拉向后退,迁就满族所处社会发展阶段?还是适应关内地区的形势而迅速跃进?社会制度的矛盾对满族贵族提出了相反的两种要求,使得清朝统治核心中形成两种明显对立的政治趋势。这两种要求、两种趋势对立斗争,此长彼消表现为清初制度和政策中时而前进、时而后退,时而兴举、时而废革的矛盾性和摇摆性。 第二种矛盾是满汉之间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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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罢诸王管六部事以后,部中事务仍由满族官僚主管,各部尚书开始只有满尚书而无汉尚书,汉族官僚在各部中只能任低于尚书的侍郎。各部中“尚书止满洲一人,左右侍郎凡事皆束于格......而不敢言”[8]。一六四八年(清顺治五年),设六部汉尚书,但部中大权仍掌握在满尚书手中。清朝为了拉拢汉族地主,任用汉族官僚时以“不分满汉,一体眷遇”相标榜,实际上满汉统治者的合作,并不是一种平等关系,更不是平分政权。在中央,能够接近皇帝的汉族官僚是少数,而“满官左右御前,时领圣谕”[9],“汉官思觐龙光而不可得”[10]。尤其在多尔衮死后,清朝最高统治者更加维护满臣的统治地位,顺治自己就承认,“朕自亲政以来,各衙门奏事,但有满臣,未见汉臣”[11]。平时接近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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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汉族地主阶级的笼络与控制 满族统治者在入关以前已确定了笼络和利用汉族降官、降将的基本方针。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重用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等文士降官以及李永芳、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明朝降将。在清朝和明朝的长期战争中,这些降官、降将为满族贵族出了很大的力,成为清朝不可缺少的依靠力量。入关以后,关内广大地区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满汉统治阶级之间既存在着争夺全国政权的权力冲突,也存在着镇压农民起义的利害一致,汉族地主阶级中发生了更大的分化。一部分汉族地主力求恢复明朝统治,维护自身利益,起而反抗清朝,并走向和农民军余部合作;另一部分汉族地主,遭到起义农民的沉重打击,转而求助、托庇于清朝的统治下。对于满族统治者来说,为了要统治人数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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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以张存仁(汉军镶蓝旗)招抚晋豫浙闽等地,镇压榆园军,后授以直隶、山东、河南总督。以孟乔芳(汉军镶红旗)为陕西总督,招抚陕西各地,镇压回民起义。以洪承畴(汉军镶黄旗)招抚南方,录用了大批汉族官僚,镇压各地零散的起义队伍,“江南湖海诸寇俱削平”;后又以洪承畴经略湖广、江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西南底定皆其功也”[31]。汉军旗成为加强清朝统治不可缺少的力量,尤其在地方上,从清代初年到清代中期,以满洲八旗驻防各要地的同时,一直很重视对汉军旗的依靠。据统计,顺治、康熙、雍正时期的地方督抚,“八旗人员之任督抚者,汉军十居其七,满洲十居其三,蒙古仅二人”[32],具体说明了汉军旗在巩固清朝统治中所起的作用。 笼络汉族官僚、地主阶级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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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圣祖实录》卷三十一。 [5]昭梿:《啸亭杂录》卷二。 [6]参见《清史稿》各传。 [7]赵翼:《簷曝杂记》卷二。 [8]向玉轩:《请罗人才备大僚疏》,见《皇清奏议》卷二。 [9]《清世祖实录》卷七一。 [10]朱鼎延:《请襄泰交盛治疏》,见《皇清奏议》卷五。 [11]《清世祖实录》卷七一。 [12]《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九。 [13]昭梿:《啸亭杂录》卷五。 [14]昭梿:《啸亭杂录》卷二。 [15]《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一。 [16]《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一。 [17]福格:《听雨丛谈》卷一。 [18]《清太宗实录》卷三十二。 [19]《清世祖实录》卷八四。 [20]《清世祖实录》卷一〇六。 [21]《康熙起居注》,康熙五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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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役全书》的制定根据以下几条原则:恢复万历年间三饷加派之前的原额;凡赋粮以地肥瘠与丁贫富为差;赋皆以银,粮则米豆麦草,根据所产的不同而定;全书总载地亩人丁赋税定额及荒亡开垦招徕之数,作为征收的依据;十六岁以上成丁者登记,六十以上除名,赋随丁增加。[15]从《赋役全书》的规定来看,对农民的剥削,较之万历以后多少有些减轻。又为了使纳税者知道自己应交钱粮的数目,避免官吏从中舞弊,巧取暗派,于一六四九年(清顺治六年)十月颁刻“易知由单”,单内开列各州县应征本折款项,共计起运若干、存留若干、每亩应征银米数目等,将单当众散给,收取本人亲笔领状,如有单外多征者,准许告发。[16]此外,一六五三年(清顺治十年),又将应解漕粮改为“官收官解,不得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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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人民能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恢复农业生产,“招抚流移,哀鸿稍集,毕竟民穷,元气难复,或数家朋买一牛,或人力耕锄数亩......牛种不敷,艰苦万状”[34]。社会生产就这样开始了恢复,人丁与耕地数字都有了一定的增长:一六五一年,人丁户口一千零六十三万余,到一六六一年(顺治十八年)达到一千九百一十三万余,约增长百分之八十。耕地面积,一六五一年田、地、山、荡二百九十万顷,到一六六一年增为五百二十六万顷,约增长百分之八十。社会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为以后进一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但由于顺治朝战争始终不停,恢复生产各项政策的执行,不能不受到很大影响。开垦了一部分荒田,但仍有很多荒田尚未开垦,“各省民田虽已渐辟,而未能尽辟”[35]。减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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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关之前,满族贵族就在关外各地设置大小不等的各种农庄,驱使农奴或奴隶进行生产,以供剥削。进入北京之后,为继续维持这种剥削,皇帝所圈占的内务府庄田,达到九千顷,属于各旗王公、宗室的庄田达到一万三千三百余顷。[55]造成圈地的另一个原因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保持以满洲八旗为主的军事力量,是关系满族统治者能否取得和巩固政权的重大问题,而圈占的土地,在很大数量上是为了满足八旗军队的需要。与明朝军队不同,清朝政府不负担八旗军队的装备,以骑兵为主的满洲八旗,作战用的马匹、器械,皆由“披甲人”——八旗兵自备,遇有出征,还要带上从人和备用的马匹。为解决马匹、器械的置办,马匹的喂养,清朝统治者在入关前就实行了“计丁授田”,即分给一定数量的土地,八旗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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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庄因生产的不同,又分为粮庄、豆秸庄、稻庄、菜园、瓜园、果园、蜜户、苇户、棉靛户等等。以后官庄的数目不断增加,地区也有所扩大,除畿辅和盛京外,吉林、黑龙江、热河及察哈尔均设有官庄。各庄均有庄头,役使壮丁,进行剥削的项目,有粮、草、菜蔬、家禽等,或折成银两,以供皇室衣食服用,挥霍浪费。 王庄,即宗室王公贵族庄田。入关之初就按照等级授给王公贵族多寡不等的田庄。“大庄每所地一百三十晌(或一百二十晌至七十晌不等),半庄每所地六十五晌(或六十晌至四十晌不等),园每所地三十晌(或二十五晌至十晌不等)”[78]。此外,王公贵族又可按占有的壮丁,分得大量土地。八旗宗室庄田在畿辅、山海关外、张家口、冷口以外者,有庄一千三百五十五所,半庄二百五十九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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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人口是清政府法律所许可的,康熙二十二年规定:“旗下官兵,须用奴仆,除直隶各省大小文武官员及驻防将军、副都统,不准买所属之民外,其余仍照旧买人。”[97]所以,文武官员竞相“买良民为奴,甚至多买馈送亲友”[98]。 第三是将罪犯及其家属没入为奴。这样的奴婢也占相当数量,凡是犯了重罪的罪犯,往往家产充公,家属发给“披甲人”为奴。《大清律》规定:“谋反及大逆”之家属,“男年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99]。 第四是投充的奴婢。清朝入关后,宣布“贫民无衣无食”者,准“投入满洲家为奴”。实际上,满族封建主依靠权势,强迫大批汉民投充为奴。“距京三百里外,耕种满洲田地之处,庄头及奴仆人等,将各州县庄屯之人,逼勒投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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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命令虽不能真正贯彻,但逃人问题越来越缓和了。一六九九年(清康熙三十八年),将兵部督捕衙门改为督捕司,改隶刑部,督捕司“终岁不劾一失察之官,不治一窝隐之罪”[116],失去了督捕衙门原先的威权。困扰几十年的逃人问题大为减轻。 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与皇权的加强 清朝入关之初,它的制度和政策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经济上,在北京和东北建立的封建农奴制碰到了难以克服的矛盾,正在慢慢地让位于封建租佃制;在政治上,带有原始军事民主的“合议制”也日益没落,而不得不采用汉族的封建专制主义集权制,皇权正在日益集中。政治上的这种演变,从根本上说,并不是皇帝和几个亲信大臣追求权力而阴谋策划出来的,它是历史的产物。中国地区广大、人口众多,又是一个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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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白旗来说,立幼不立长,便于日后对政权的控制。多尔衮虽然没有当上皇帝,但因福临年幼,权力自然落在有辅政名义的精明能干的多尔衮手中。对于两黄旗来说,福临总还是皇太极的儿子,两黄旗仍是“天子自将之旗”,无论在权力上、体面上,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 皇位继承问题的折中解决,总算避免了诸王相争的大乱局面。接着,形势急转直下,清兵大举入关,进攻李自成起义军,多尔衮一直是执政者、决策者。他贯彻皇太极的方针,倾注全力,以争夺全国的统治权。当他统率清军进关时,就明确指出了这次军事行动的深远意义,“曩者三次往征明朝,俱为俘掠而行;今者大举,不似先番。蒙天眷佑,要当定国安民,以希大业”[132]。清军攻占北京后,有人安土重迁,想回老家去,主张“留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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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替明崇祯帝立碑,表示继续优礼已经灭亡的明王朝,以拉拢、安抚汉族地主官吏;像范文程、洪承畴、冯铨、金之俊、魏裔介等知名的汉族官员仍得到重用;又将内三院改为内阁,进一步采用了明朝中枢机构的体制。此外,求遗书、修孔庙、御经筵、尊重儒家文化;又改变各衙门只许满官掌印的旧例,汉官亦可掌印;改变铸钱只用满文而兼用满汉文。这些措施引起满族保守势力的不满,反映了顺治与一部分八旗勋贵之间的矛盾、斗争。 摄政王多尔衮薨逝诏书 追尊多尔衮为成宗义黄帝诏书 顺治敕谕的铁牌 一六六一年(清顺治十八年)二月顺治死。八岁的皇太子玄烨(康熙)即位,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辅政。保守势力又抬头。他们窜改的顺治遗诏中给顺治栽上了十四条罪状,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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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辽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满族历史档案资料选辑》。 [53]《清世祖实录》卷十四。 [54]《清世祖实录》卷十四。 [55]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五。 [56]《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七。 [57]陈之遴:《大道永计疏》,见《皇清奏议》卷九。 [58]《大清会典》康熙,卷二十一。 [59]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222页。 [60]向玉轩:《畿地圈拨将尽本》,见《掌故丛编》第六辑。 [61]王庆云:《熙朝纪政》卷四,《纪牧场》。 [62]《清世祖实录》卷八十。 [63]卫周胤:《请陈治平三大要》。 [64]《魏文毅公奏议》卷一,《流民急宜拯救并请发账疏》。 [65]《魏文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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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十七世纪后半期的唯物主义进步思潮 第一节 十七世纪后半期的进步思潮是时代的产物 一、明清之际进步思潮的产生 十七世纪是中国历史上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大斗争、大动荡的社会条件和瞬息万变的政治风云,有力地推动了思想领域斗争的发展,出现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人为代表的一代杰出思想家。他们治学的规模宏伟博大,以犀利的笔锋,奔放的激情,抒发了深刻而新颖的政治观点、哲学观点,形成了与宋明以来陈腐反动理学相对立的、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精神的新思潮、新学风,谱写下我国思想史上光辉灿烂的一章。 恩格斯说:“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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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思想的传布,有助于清初思想家们剔除自己宇宙观和历史观中的神秘色彩,摆脱理学观点和迷信思想的束缚,开始用求实的态度和比较科学的方法来观察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 总之,十七世纪后半期进步思潮的形成,有它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是各种矛盾长期斗争的产物,又是历史上先进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在中国思想历史的漫长发展过程中,每处于社会转折时期,都有人作出自己时代所能作出的总结。清初思想家正是站在急遽变化的社会潮流的前面,总结性地批判过去,揭开了中国思想史上辉煌、瑰丽的新篇章。 二、明清之际的学派和思想家 一种社会思潮常常包括若干个不同的学派,而每个重要的学派必有杰出人物为其代表。杰出人物总是领导着学派,站在时代思潮的前头,为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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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一年之中,半宿旅店”[10],每至一地,则“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11]。 由于顾炎武有力地纠正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恶劣学风,开辟了清代治学方法和学术门类的新途径,对继起的考据学派影响很大,因而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梁启超说:“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续。”[12]但是顾炎武接受朱熹的影响较多,政治改革的主张较温和,也没有充分发挥唯物主义的见解,方法上不可能摆脱形而上学。清朝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贬低顾炎武的经世之学“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大肆赞赏他的“考据精详”,企图借助他的声望为考据学派进行辩护。事实上考据学派虽然部分地接受了顾炎武治学精神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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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之瑜是当时士大夫中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坚持抗清斗争的突出代表,写出了许多洋溢着战斗激情的诗文。他鉴于明末学风流弊,强调治学应以“经邦弘化、康济艰难”[17]为宗旨,从“日常之能事”做起,达到“明德笃行”,反对空谈性命的唯心主义理学。 陈确(一六〇四年至一六七七年,明万历三十二年至清康熙十六年),字乾初,浙江海宁人,是我国十七世纪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反对程朱理学的战士,曾与黄宗羲同学。在自然观上,他反对天有意志,能祸福人的谬说,并以追求真理的怀疑精神否认《大学》是圣贤之书,攻击程朱理学对学术界的统治。他在《与黄梨洲书》中说:“世儒习气,敢于诬孔孟,必不敢背程朱,时为之痛心。”[18]在人性论和认识论上他的激进观点都是针对程朱理学而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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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六三年(清康熙二年),黄宗羲怀着士大夫阶级的“亡国”深恨,写了一部以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为特色的政治专著——《明夷待访录》,在这部书中他比较大胆地突破了纲常名教观念的束缚,剔除了君权神授的神秘色彩,用赤裸裸的“利”、“害”观点,论证了君权的起源及其实质,指出,“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不惜“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敲剥天下之骨髓”,供一己之淫乐,致使天下人的“私”与“利”完全淹没在君主个人的“大私”之中。因此,在天下人心目中君主是“寇仇”与“独夫”。他赞美“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古代尧舜之世,反对“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的今世,公开宣称“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1]。在君主的淫威笼罩一切并得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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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强调“保国”责在君臣百官,“保天下”则“匹夫之贱,与有责焉”[16]。由于他把民族的利益凌驾于一姓王朝之上,背离了君主绝对神圣的信条,表现了思想上的深刻的时代烙印。顾炎武提出“保天下”必自“正风俗始”,而正风俗又应从提倡“清议始”,也就是要让地主士大夫有发言权。“政教风俗,苟非完善,即许庶人之议”[17]。这样,他把保卫民族利益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和反对专制主义思想联系了起来。 清初的思想家大多数抱有强烈的民族思想,这种思想虽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消极的一面。他们抱有“夷夏之防”的民族偏见,不可能分辨压迫民族中间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把整个少数民族一概视为敌人,甚至斥为“禽兽”,表现出浓厚的大民族主义情绪。 三、经世致用的思想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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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思想家的均田主张,有的以军屯制度作样板(如黄宗羲),有的参照了当时的租佃关系(如颜元、李塨),都主张实行自上而下的渐进的改革,这种改革不但难以实现,而且仍然给土地兼并留下了广阔的余地。它与明末农民大起义中提出的“均田”纲领,无论阶级内容、实行的手段和追求的目的都是不同的。 此外,黄宗羲还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与传统的“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经济政策相对抗。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37]。王夫之很重视富商的作用,他说:“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并反对封建国家压抑富民,提出“惩墨吏,纾富民,而后国可得而息也”[38]。唐甄也把封建统治者历来视为“末业”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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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否定了“理本气末”、“理在气先”的唯心主义谬论,肯定了“理在气中”、“理即气之理”[56]的唯物主义一元论,把程朱颠倒了的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建立了超越前人的包括自然观和认识论的较完整的唯物主义体系。方以智从对自然史的研究中得出了“盈天地间皆物也”[57]和“一切物皆气所为也”[58]的唯物主义结论,阐明了处于永恒运动的天地万物都有规律,所谓“物有其故”,这规律就是“物理”,“物则”[59]。顾炎武提出“盈天地之间者气也”[60]的唯物主义命题。李塨也明确地说:“夫事有条理日理,即在事中......离事物,何所为理乎?”[61] 在“道”和“器”亦即客观事物的规律和具体事物的关系问题上,王夫之批判了“无其道则无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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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虽然这些思想家所说的人性仍是超阶级的,但他们戳穿了“天命之性”的玄虚谎言,认为人性附丽于形体(气质),把人性看做环境的产物,强调后天的习成和熏陶,这种认识是向正确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 清初的思想家激烈地反对理学家“存天理,去人欲”的谬论。他们把“理”和“欲”统一起来,充分肯定情欲私利的合理性,认为“有欲斯有理”[80],“私欲之中,天理所寓”[81],“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82],“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并无天理之可言矣”[83]。他们理直气壮地主张顺应和满足作为自然人的本能要求,反对封建理学家冷酷而虚伪的禁欲主义,这种离经叛道的理欲说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特色和要求。在封建前期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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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清初思想家有不可争辩的功绩,即他们是在自己的时代和从自己的立场上对当代现实问题作了极其严肃认真的思索,揭露了封建制度的罪恶,批判了理学唯心主义,发展了中国进步思想的传统,丰富了我国思想历史的宝库,而这是能够也应该要求于这些进步思想家的一切。 注释 [1]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2]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 [3]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 [4]唐甄:《潜书》,《守贱篇》。 [5]唐甄:《潜书》,《善游篇》。 [6]唐甄:《潜书》,《抑尊篇》。 [7]唐甄:《潜书》,《室语篇》。 [8]唐甄:《潜书》,《全学篇》。 [9]唐甄:《潜书》,《鲜君篇》。 [10]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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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清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强及其政权机构 第一节 清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强 一、康熙亲政与鳌拜集团的被清除 一六六一年(清顺治十八年)顺治帝死,其第三子玄烨即位,以第二年为康熙元年。康熙即位时年仅八岁,国家政务由索尼(正黄旗)、遏必隆(镶黄旗)、苏克萨哈(正白旗)、鳌拜(镶黄旗)四个辅政大臣掌管。四个人都是皇帝掌握的上三旗的功臣贵戚,但不是爱新觉罗的宗室,进关以后十八年,代表封建皇权的上三旗势力已压倒了下五旗,作为旗主的宗室皇族虽然都接受了王公贝勒的高贵封号,锦衣肉食,享受着荣华富贵,但他们的力量已远不能和皇权相抗衡。关外时期八旗分立和四大贝勒共议国政的习俗已成陈迹,就是入关之初多尔衮以皇叔摄政的旧制也不可能再出现。随着满族的日益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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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但鳌拜不顾反对,于一六六七年三月派遣自己的亲信贝子温齐等人到京畿一带“踏勘”旗地,以这些旗地“沙压水淹,不堪耕种”,“镶黄旗地尤不堪”[7]为理由,坚持要换地。并强令苏纳海会同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前往镶黄、正白两旗所在地,办理圈换旗地事务。此令一出,当地满汉人民十分恐慌,“所在惊惶奔诉”,“哭诉失业者殆无虚日”[8],镶黄、正白二旗内的人民也不愿换地,“镶黄旗章京不肯受地,正白旗包衣佐领下人不肯指出地界”[9],“两旗官丁较量肥瘠,相持不决。且旧拨房地垂二十年,今换给新地,未必尽胜于旧,口虽不言,实不无安土重迁之意”[10]。朱昌祚、王登联目睹实际情形,了解了群众的情绪后,奏称“旗地待换,民地待圈,皆抛荒不耕,荒凉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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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康熙与索额图等设下计谋,事先在宫中埋伏了布库少年,当鳌拜单身入宫时,出其不意,逮捕了鳌拜,并把他的兄弟子侄心腹党羽一网打尽,又宣布鳌拜三十条罪状,将他永远拘禁,其党羽被处死。康熙夺回政权以后,立即宣布永停圈地,平反苏克萨哈案件,甄别官吏,奖励百官上书言事,开始了清代政治史上'新的一页。 康熙清除鳌拜集团扭转了倒退的政策趋势,搬开了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使清王朝的进一步封建化得以贯彻实现,为进一步恢复、发展生产,消除割据势力,实现国家统一,反对外来侵略扫清了道路。 二、平定“三藩”之乱 清朝入关后,虽然把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和各地抗清势力镇压下去,建立起全国的封建统治,但实际上仍然没有能够实现全国的统一。康熙统治初期,南方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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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以此为撤藩的良机,同意尚可喜撤藩,结果触动了吴、耿二人,也不得不提出撤藩的请求,一面试探清廷的态度,一面积极准备叛乱。康熙识破了吴、耿二人表面上请求撤藩、实则图谋叛乱的阴谋,明确指出:“吴逆蓄谋久,不早图之,养痈成患,何以善后?况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33]。围绕着撤藩问题,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只有明珠、莫洛、米思翰等少数人支持康熙撤藩的意见,多数大臣害怕“三藩”势力强盛,撤藩会惹出大乱子,主张迁就姑息,“言吴三桂不可撤”[34]。直到吴三桂举兵叛乱后,他们还力图与叛军和解,说什么“昔舜诞敷文德,舞干羽而有苗格,今不烦用兵,抚之自定”[35],甚至还有人提出杀掉同意撤藩的大臣,向吴三桂谢罪。撤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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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线的王辅臣态度游移,反清不坚决,起兵后不积极出击而退守平凉,并寄希望于招抚。清政府竭力争取他,表示“往事一概不究”[41]。一六七六年(清康熙十五年)夏,王辅臣向清朝投降,“贼党解散,全秦悉定”,西线的叛军解体。东线叛军耿精忠也不积极进取江浙而以保固福建为目的,内部困难很大,“闽逆军饷匮乏,军士逃亡,恣意剥削,百姓怨讟”[42]。又和台湾的郑经发生矛盾,互相攻杀。清军攻入仙霞岭,耿精忠势穷乞降,清朝接受了耿的投降。不久,广东和广西的尚之信、孙延龄等也纷纷放下武器,投降清朝,于是清军集中力量于湖南战场,对付吴三桂。 东西两个战场上的各支叛军不是投降,就是败灭,可是湖南战场上吴三桂叛军仍坚守岳州、长沙,寸步不让,和勒尔锦、岳乐、穆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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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时台湾的兵力,施琅主张收复台湾,必先攻取澎湖,“以扼其吭,则形势可见,声息可通”[51],台湾兵力可不攻自溃。清军经过一段海上作战训练之后,一六八三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施琅率战船三百,水师二万,自福州出海攻取澎湖。郑氏集团集中兵力于澎湖,派善战的刘国轩率军坚守,“缘岸筑短墙,置腰铳,环二十余里为壁垒”[52]。但施琅等准备充分,指挥得宜,士气旺盛。清军一鼓作气,直前冲击,经七天激烈的战斗,郑军大败,守将刘国轩乘小舟逃回台湾。 台湾以澎湖为门户,清军攻占澎湖,使郑氏集团极为震恐,“群情汹汹”,台湾呈现了“莫不解体”[53]的局面。郑克塽率众出降,清军胜利地进驻台湾。 清朝政府统一台湾,得到台湾人民的支持与拥护。施琅率军至台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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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清圣祖实录》卷四十六。 [41]《清圣祖实录》卷五十二。 [42]《平定三逆方略》卷二十。 [43]《明季稗史汇编》卷十,《四王合传》。 [44]施琅:《靖海纪事》卷上。 [45]《清史稿》,《列传》四十七,《姚启圣》。 [46]《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二。 [47]《满汉名臣传》卷二十二。 [48]《清圣祖庭训格言》。 [49]《海上见闻录》卷二。 [50]《圣祖御制文集》三集卷五。 [51]施琅:《靖海纪事》卷上。 [52]《清史稿》,《列传》四十七,《施琅》。 [53]《海上见闻录》卷上。 [54]《靖海志》卷四。 [55]《清史稿》,《列传》四十七,《施琅》。 [56]《靖海纪事》卷下,施琅:《台湾弃留之利害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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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雍正痛恨朋党,因此写了一篇《朋党论》,告诫百官,以维护专制皇权集于一身。 清朝前期和中期的几个皇帝都精明干练,勤于政务。康熙说:“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所以无论巨细,朕心躬自断制。”[5]雍正更是事必躬亲,精力过人,有人评论他管得太琐屑具体,他破口大骂,“无知小人,辄议朕为烦苛琐细,有云:人君不当亲庶务者......此皆朋党之锢习未去,畏人君之英察而欲蒙蔽耳目,以自便其好恶之私”[6]。为了防止大臣蒙蔽,他还设立特务机构,亲自掌握,“设缇骑,四出侦伺,凡闾阎细故,无不上达”[7]。乾隆说,“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无旁落,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能有荣辱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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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督抚的奏折也径送军机处直达皇帝,“廷寄”制度的建立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联系,使皇帝的意志毫无阻滞而直达地方。军机处关防严密,一八〇〇年(清嘉庆五年)的上谕中强调“军机处为办理枢务,承写密旨之地,以严密为要。军机大臣传达联旨,令章京缮写,均不应稍有泄漏”[19]。召见军机大臣时,不许太监在侧;军机值房防范很严,即使是高级的王公大臣,非奉特旨,不准进入。军机处地位虽然显赫,但绝对地听命附属于皇帝,没有丝毫独立地行动和决策的余地。“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划于其间”[20],连军机处的组织形式也很特殊,既无官署,亦无专官,又无属吏,不是一个独立的、正式的衙门。军机大臣是兼职,由皇帝从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中特简,不像明代任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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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下有旗籍、王会、典属、柔远、徕远、理刑六个清吏司,“掌内外藩蒙古、回部及诸番部,制爵禄,定朝会,正刑罚”[30]。凡蒙、回部所属旗札萨克都受理藩院管辖,和统治汉族地区的行政系统分开。理藩院还和礼部分管一部分对外国的交涉,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创设以前,理藩院兼管对俄交涉,其下设立招待俄使和俄商的俄罗斯馆。 清朝管理皇族的机关是宗人府,以亲王、郡王充当宗人令,下设左右宗正、左右宗人等官,都从满族贵族中选任。宗人府掌管皇族属籍,纂修“玉牒”,议叙或议处皇族官员,审理皇族中的诉讼案件。为了显示皇族的重要,宗人府排在政府机关的首位,居于内阁、六部之上。凡是努尔哈赤父亲塔失(追尊为显祖)所生的后裔称“宗室”,系黄带子;旁支称“觉罗”,系红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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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社制下的户籍统计,以户为主,目的是要弄清一户负担的田粮丁银,称编审册;保甲制下的户籍统计,以人为主,目的是要弄清人口的流动情况。 雍正以后,人民的零散反抗日益增强,清政府为了对付人民的反抗,三番五次命令各地实力奉行保甲,说“弭盗之法,莫良于保甲”[35]。全国广大的农村,苏州、景德镇等繁荣的手工业城镇,流民丛集的偏僻山区以及少数民族地区,都实行保甲制,责成地主、手工业主、窑主对佃户、雇工严加管束,“如滥留匪人事犯,将田主、雇主一体惩治”[36]。在少数民族地区,“保甲之法......其村落畸零及熟苗熟僮亦一体编排,地方官不实力奉行者,专管兼辖统辖各官分别议处”[37],“山西、陕西、蒙古地方种地人民甚多,其间奸良难以分析,应设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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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捐一州县,所费无多,有力者子弟相沿,争为垄断,无力者称贷而至,易于取偿。官不安于末秩,士不安于读书,众志纷然,群趋于利,欲其自爱,其可得耶”[43]。“捐途多而吏治益坏,吏治坏而世变益亟,世变亟而度支益蹙,度支蹙而捐途益多,是以乱召乱之道”[44]。 清朝官吏的任用方式有以下几种: 署职:初任官试署二年(后改三年),称职,再实授。 兼职:大学士例兼尚书,总督兼兵部尚书、右都御史。 护理:低级官兼高级官为护理。 加衔:于本官外另加品级稍高的官衔,如以道员加布政使衔。 额外任用:是皇帝特殊的优遇,如康熙五十年以徐元梦翻译成绩优异,授额外内阁侍读学士。 革职留任:虽革职,但仍留任主事。 清朝对现任官实行考核制度:每三年考核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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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清史稿》卷一一〇,《选举志》五。 第三节 清朝的军队和法律 一、军队 军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对被统治阶级进行专政的暴力工具,也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最重要的支柱。清朝政权是在大规模的军事镇压之后建立起来的,军事统治是清朝政权的一个特色。清朝实行的军事制度和军队建设,虽然也参照了明朝的军制,但主要是在原有的满洲八旗兵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清入关后,建立起八旗常备兵制,仍严格实行按民族分别编制的原则。共有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兵额约二十二万人,其中以满洲八旗为基干。八旗兵采取世袭兵制,在年十六岁以上的八旗子弟中挑补旗兵,有关八旗内部事务由京师八旗都统衙门统一管理。其职责是“掌满洲、蒙古、汉军八旗之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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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在入关以前,建立后金政权时起,就由于阶级矛盾的发展和统治的需要,颁布了一系列军政法令。但总的说来,迄至入关以前仍处于由习惯法向成文法过渡的阶段,法律制度比较简单,“皆因时立制,不尽垂诸久远”[5]。 清朝入关后,面对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关外时期简单的旧律,已不能适应全国的新形势。为了统治的需要,一方面暂时采用《明律》,多尔衮下令,“自后问刑,准依明律”;另一方面,加速立法活动,于一六四七年(清顺治四年)制定《大清律》,颁行全国,这是清朝的第一部成文法典。据顺治的《御制序文》中说,这部法律“详绎明律,参以国制”,实际上制订时照《明律》依样画葫芦,无异于《明律》的翻版,因此,有些规定与清初的现实情况脱节。当时的历史学家谈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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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特权等级,清律像历代的法律一样,有“八议”的规定(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凡属高贵等级的人犯法,援用“八议”律文,上奏后可以免除或减轻处理。“八议”的范围不限于本人,也扩大到享受八议特权者的家属,凡应八议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子、孙犯罪,也同样需要奏闻取旨,不许擅自审问,更不得径行判决。现任官如涉及婚姻、钱债、田产等法律纠纷,可由家人代理出庭,“不许公文行移,违者笞四十”。《红楼梦》中尤二姐一案,贾蓉派家人去都察院对词,就是这项法定特权的行使。至于对官员的审问、判决,都要履行议拟奏闻,候旨复准的手续,对他们的罪与罚取决于皇帝的意志,不受一般法律的约束。 不同等级之间发生刑事纠纷,法律条文总是有利于高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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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刑罚手段,根据加强镇压的原则,在沿用唐律所规定的笞、杖、徒、流、死五刑的基础上,创设了迁徙(将罪犯强制迁出一千里外安置)、充军(分烟瘴、极边、边远、近边、附近五种,由四千里至两千里不等)、发遣(发往边疆地区,充当驻防官兵的奴隶)、凌迟(适用的范围超过明代。明律例中凌迟罪十二条,清律在全部承袭明律的基础上增加九条十三罪,即使罪犯在行刑前自然死亡,仍须戮尸)、枭首(斩首后枭示警众)。 清代的监狱也是极端黑暗的。方苞所写的《狱中杂记》中曾有以下淋漓尽致的描写:“康熙五十一年三月,余在刑部狱,见死而由窦出者日三四人,有洪洞令杜君者作而言曰,‘此疫作也,今天时顺正,死者尚希,往岁多至日十数人’......余曰,京师有京兆狱,有五城御史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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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谈迁:《北游录》,《纪闻》下,《大清律》。 [7]《清世祖实录》卷九十四。 [8]《文献丛编》,第二辑,《吏部处分过之满洲官员事件文物》。 [9]《清史稿》卷一四二,《刑法志》一。 [10]《大清律》,《刑律》,《斗殴》下,《殴祖父母、父母》,乾隆四十二年例。 [11]《大清律》,《户律》,《婚姻》,《条例》。 [12]《清史稿》卷一四四,《刑法志》三。 [13]《清史稿》卷一四四,《刑法志》三。 [14]《嘉庆六年续章条例》。 第六章 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封建租赋制度 第一节 清王朝的农业政策和水利建设 一、康熙年间的农业政策 清初顺治一朝,正在紧张地对劳动人民的抗清斗争进行军事镇压。在这十八年中,虽然也曾采取过取消“三饷加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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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时的劳动人民,“国家正项钱粮,犹虑其竭髓难供......岂能复有余资置买田业,而可令办输藩产之价”[15]。因此,藩产变价的措施受到人民的激烈反对。康熙在清除了鳌拜集团之后,为了安定社会秩序,发展农业生产,撤销了藩产变价的命令,“将未变价地亩改为民户”,承认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这就是所谓“更名田”。又因为“更名地内,有废藩自置之田,给民佃种者,输粮之外,又纳租银,重为民累”,“令与民田一例输粮,免纳租银”[16],这样,使一部分农民对“藩产”土地的占有合法化,成为自耕农,免遭“变价”和“重租”的剥削。 二、治河 自宋元明至清代,黄河下游河道从河南经江苏北部入海,在淮阴附近与淮河、运河会合。由于黄河挟带大量泥沙,河道长年失修,淤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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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漕船在运河中航行,出清口后,还要行经一百八十里的黄河,不仅需要增雇许多短工,行速缓慢,而且风涛险恶,漕船往往沉覆。靳辅、陈潢在黄河北岸开挖中河一道,漕船出清口后,仅在黄河中行驶二十里就进入中河,避开了黄河一百数十里之险,提高了运输效率,大大减少了生命财产的损失。 靳辅和陈潢治河十余年,大见成效,“水归故道,漕运无阻”,苏北一带长期被水淹没的大片土地变成了可耕的肥沃土地,“向之万顷汪洋无涯际者,自今逐渐涸出”,仅沭阳、海州、宿迁、桃源、清河五县,即涸出土地三百万亩。后人评论靳辅的功绩“承明季溃败决裂之河,八载修复,用帑不过数百万”[28],“而河以治安者五十年”[29]。康熙于一七〇七年(清康熙四十六年)第六次南巡,视察河工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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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乾隆武清县志》卷十,《章奏》;赵之符:《藩产变价疏》。 [15]郭琇:《郭华野先生疏稿》卷三,康熙三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三请均赋》。 [16]《东华录》康熙朝卷十。 [17]《清史稿》卷一二六,《河渠志》一。 [18]韩程愈:《白松楼集略》卷四,《黄河水》。 [19]《清史稿》卷一二六,《河渠志》一。 [20]《清史稿》卷一二六,《河渠志》一。 [21]靳辅:《治河方略》卷六。 [22]陈潢口述,张霭生笔录:《河防述言》,《河性》第一。 [23]陈潢:《天一遗书》。 [24]《河防述言》序。 [25]《康熙钱塘县志》卷二十四。 [26]《靳文襄公奏疏》卷八,《义友竭忠疏》。 [27]《河防述言》,《杂志》,第十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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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附加税”之外,地方官僚还可以假借种种名义,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任意“私派”。康熙四十年(一七〇一)湖南偏沅巡抚赵申乔指出:“百姓憔悴,虐政已非一日,而害民尤甚者,莫如私派。”[11]湖南有一种名曰“软抬”的“私派”,“閤邑摊费,其名软抬”,“每粮一石,加派至四五钱不等”;另有一种名曰“硬驼”的“私派”,“各里轮当,其名硬驼”,“每粮一石,加派至四五两不等”[12]。(按:湖南田赋征收,与他省按亩不同,而是以粮石为计算单位)封建官府“吸髓吮膏”的结果,迫使劳动人民“卖儿鬻产,茕茕孑遗,不死即逃”[13]。湖南地方官,还要假称“公务,逐事私派。一年之内,难以计数”。如“地丁销算有派,驿站销算有派,刑名费用有派,漕粮南粮费用有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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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废除了重复无用的“序册”和“赤历册”,又停止了“黄册十年一造,会计册每年一造”的规定,以删繁就简,便于执行。 从一六五七年编成《赋役全书》之后,到一六八五年(清康熙二十四年)为止,已经近三十年了。在此期间,全国的户口和土地数字,不断有所变动。如仍按顺治年间编的《赋役全书》征收赋役,不但无法“按户增徭,因地加赋”,而且“条目纷繁,易于混淆”,不利于清统治者的国库收入。因而于当年下令重修赋役全书。这次重修,原则上规定:“止载起运、存留、漕项、河工等切要款目,删去丝秒以下尾数,名曰《简明赋役全书》”[26]。一六八七年(清康熙二十六年)《简明赋役全书》完成,又应山西巡按的奏请,因各地方官,假借刊刻“由单”之名,任意“指称纸版之费,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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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七一二年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起,到一七二二年(清康熙六十一年)十年之内,人口增加到二千五百三十万九千一百七十八人,又加永不加赋滋生人丁四十五万四千三百二十人;土地八百五十一万九百九十二顷四十亩;征银二千九百四十七万六千六百二十八两;征粮四百六十六万八千八百三十三石,以此与一六五一年(清顺治八年)比较,人口增加了一千五百一十三万零一百七十二人,增长率近百分之一百五十;土地增加五百五十二万二千一百零七顷七十九亩;征银增加了八百三十七万六千四百八十六两,增长率达百分之四十四。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虽然把丁税负担的总数固定了下来,但并没有解决丁役负担不均的问题。因为丁税按每户的人丁数征收,过一定时间,每户人丁数由于生育死亡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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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摊丁入亩”实行情况,可见下表。 各省“摊丁入亩”实行情况统计表 注:本表据王庆云:《石渠余记》卷三,《记丁随地起》制定。 从上表可以看出,“摊丁入亩”,虽萌发于康熙初年,但到康熙晚年才得到统治阶级的默许,在广东、四川两省开始试行。自一七二三年向全国推广后,许多省份在雍正年间陆续实行。但是,有一些省份拖延了很久,经历雍正、乾隆、嘉庆整三个朝代,达一百年之久,全国赋役制度的改革才算基本完成。“摊丁入亩”实施的时间,不但各省先后不一,即一省各州县之间,因情况不同,实行的时间也相差很远。如福建省早在一七二四年(清雍正二年)就宣布开始了,但宁洋、寿宁、南平等少数州县迟迟未推行。又如山西省,直到一七三六年(清乾隆元年)才在少数县份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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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聚众乡民,围辕吵闹”,“动则打街罢市”,“毫无忌惮”。一直到法海被撤职后,“又聚众进城,闹至县堂”[55]。一八二八年(清道光八年),山东黄县知县某某,徇私舞弊,不按“摊丁入亩”规定办事,随意加增丁税钱粮。广大劳动人民,“进署恳求,照旧(即按摊丁入亩完纳)完纳。该县痛加杖责”。恰好赶集的人很多,群情愤慨,“遂哄至大堂,将屏门等物挤倒”[56]。“摊丁入地”所以能够实行,主要是劳动人民强烈反抗赋役不均,坚决跟统治者进行斗争的结果。作为地主阶级总代表的雍正皇帝最初对实行这一改革也犹豫不定,雍正元年,山东巡抚黄炳主张实行“摊丁入地”,雍正帝在他的奏折后面批道:“摊丁之议,关系甚重,岂可草率从事......况赋税出自田亩......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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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陆耀:《切问斋文钞》卷十五,《财赋》,邱秀瑞:《丁役议》。 [49]赵申乔:《赵恭毅公剩稿》卷五,《查议余杭县编审事宜详》。 [50]《乾隆杭州府志》,卷七十九,《名宦》。 [51]《雍正朱批谕旨》,第二函,第二册,雍正四年八月,李维钧奏。 [52]《乾隆浙江通志》卷七一,《户口》一。 [53]《乾隆肃宁县志》卷七,《人物》。 [54]参见《皇清奏议》卷三十三,乾隆二十二年,胡泽潢:《请整饬保甲疏》。 [55]《雍正朱批谕旨》,第二函,第二册,雍正四年八月,李卫奏。 [56]《皇朝政典类纂》,卷二十七,《田赋》二十七,《征收事例》。 [57]《雍正朱批谕旨》,第三函,第五册,雍正元年六月,黄炳奏。 第三节 农业生产的恢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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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七四一年至一八四〇的一百年间,每年人口平均增加二百七十万,增长率为千分之十八点八。 根据统计,康熙、雍正以前,全国人口很少,增长缓慢,为什么乾隆初突然冒出这样多的人口?许多研究工作者认为:由于过去征收人丁税,人口大量隐匿不报。自从康熙五十一年颁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及雍正元年“摊丁入地”以后,人丁税已取消,人口没有隐匿的必要,都列入了户籍,过去隐匿的人口像一股激流一样,从地下喷射出来。这种解释有一部分道理,但还难以解释人口增长这样多的原因。 从康熙末到乾隆初的三十年间,人口增加七倍,超过了自然生殖率的可能,也不能完全用“隐匿”人口的涌出来解释。人口统计是国家征税的根据,政府对此十分关心,怎能容许隐匿人口达几千万、上亿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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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认识到,“人粪力旺,牛粪力长,不可偏废。”[17]在浙江嘉兴府,就有“种田不养猪,秀才不读书,必无成功”[18]的谚语。 通过以上有力措施,使农业生产力有了显著发展,单位面积产量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就以浙江嘉兴府海盐、平湖两县而论,过去亩产多者两石,少者一石四五斗。经过精耕细作,适时施肥之后,一般亩产可达二石五斗,多者增加一倍。[19] 在北方一些地区,农业上,结合当地的自然条件,发展了东汉时期氾胜之的“区田法”,生产上有了显著提高。如一七〇七年(清康熙四十六年),山西蒲县知县朱蕴叔,根据当地“处万山中,高峻陡坡,非雨泽不能有秋”的客观环境,采用“区田法”来发展农业生产。大体上是:长八十尺,宽七十五尺为一亩。行距为一尺五寸,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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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中叶,河南、山东等地,连年旱涝成灾,“频岁不登,小民艰食”。以河南怀庆和山东沂州二府为中心,将番薯“广为种植,接济民食”。但薯秧每年要从福建运来,“番薯藏种在霜降以前,下种在清明之后”,然后由“闽省乘时采择”,寄到北方。在当时交通十分不便的情况下,经过长途跋涉,薯秧“易烂、易干,须用木桶装藤,拥土其中,方易携带......藤本须带根者,力厚易活”[38]。运输途中损耗多,成本高,非常麻烦。一七八五年(清乾隆五十年),福建闽县八十多岁的老农陈世元,“自愿携带薯子,契同孙仆,前往(北方)教种,甚属急公”[39]。此后,在北方数省,即能育秧,就地栽种。既节省了大量劳动力,又降低了成本,为以后在北方推广番薯种植,创造了有利条件。清政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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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棉花的普遍种植,固然也有不少属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范畴的(包括种植棉花最盛的江浙地区在内)。但从植棉区种植面积与其他粮食作物比较,有许多地区,棉花地在一半以上,多者竟达百分之八九十,显然这是为商品而生产的。清初人褚华说:“北土、吉贝(棉花)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60]这说明了当时南布北运,北花南贩,互相交流,商品经济发展繁荣的情况。有的地区,织布手工业很发达而当地并不盛产棉花,如无锡县,“不种草棉,而棉布之利独盛”[61]。苏州地区,虽然“纺之为纱,织之为布,家户习为恒业”,但“产木棉花甚少”[62]。嘉兴府也是“地产棉花甚少,而纺之为纱,织之为布者,家户习为恒业。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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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每年春天,“叶市开秤”之时,那些“蚕多叶少”的蚕农,驾驶着木船去采购桑叶。对于无桑树的蚕农来说,“叶贱之年,侥幸获利。若遇昂贵”[83],只好向高利贷者借债买叶了。在南浔镇上,有些蚕农,“贷钱于富户。至蚕毕,每千钱,偿息百钱”[84],利率高达百分之十。有的蚕农,因桑叶价贵,债台高筑,甚而达到“破家荡产独难偿”[85]的境地,康熙年间,桐乡县东门外官庄地方,有个叫曹升的人,种植了大片桑树,又养了三十筐蚕。因这年叶贵,唯恐养蚕不如卖桑有利,将蚕倾倒河里毁掉,而出卖大量桑叶,发了大财。[86]有的倾家荡产,有的发财致富。这两个不同的例子,可以使我们看到商品货币经济和高利贷资本,深入到江南某些农村,达到何等程度。 清代,烟叶的商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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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崇明一县,在一七五五年(清乾隆二十年)前,一年从外地运进粮食“不过二十余万石”,此后“递年加增”,到一七七五年时,“已买至三十余万石”[109],二十年功夫,增加了三分之一。一六八五年(清康熙二十四年)时,“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110]。嘉庆时,“苏州无论丰歉,江广安徽之客米来售者,岁不下数百万石”[111]。雍正、乾隆之际,福建用大量土地种植经济作物,劳动人民所需要的米麦,“仰食于江、浙、台湾”[112]。一七二七年时,广东人也大量种植烟草获利,而大批粮食依靠广西。 湖南、四川、江西、湖北等地区,在清朝初年,经过长期战乱,土广人稀,物产并不十分丰富。经过一段恢复与发展,到雍正、乾隆时期,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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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果以康熙五十一年男丁二千四百六十万作为基准,加上超过六十岁和不满十六岁的老幼,男性人口当在三千五百万人以上,再加上妇女,估计超过七千万人。比外还有隐匿的人口、流亡的农民、不入户籍的奴婢。康熙末年全国人口总数估计不下八九千万人。 [8]《檀几丛书》卷四十二,陈玉璂:《农具记》。 [9]参见《嘉庆江宁府志》卷十一,《风俗物产》。 [10]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四十九,《补农书》。 [11]《檀几丛书》卷四十二,陈玉璂:《农具记》。 [12]《嘉庆嘉兴府志》卷三十二,《农桑》。 [13]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三。 [14]参见《嘉庆松江府志》卷五,《风俗》。 [15]参见《嘉庆松江府志》卷五,《风俗》。 [16]参见《嘉庆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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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岳振川:《安康府志食货论》。 [92]《嘉庆嘉兴府志》卷三十三,《农桑类》。 [93]《清代文字狱档》卷五,吴英:《拦舆献策案》,附《策书》。 [94]《乾隆岳州府志》卷十二,《物产》。 [95]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奏札》,乾隆元年,《请定经制札子》。 [96]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奏札》,乾隆元年,《请定经制札子》。 [97]《乾隆广州府志》卷首,《典谟》,雍正五年,《谕闽广百姓各务本业》。 [98]《光绪桐乡县志》卷七,《物产》,引《濮录》。 [99]《道光怀宁县志》卷七,《物产》。 [100]《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岳震川:《安康府志食货论》。 [101]《道光怀宁县志》卷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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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所存十八世纪前期直隶获鹿县九十一个甲的土地占有统计,是我国封建末期进行大面积土地统计的珍贵资料。统计包括二万余户,三十一万余亩土地,占获鹿全县的大部分户口和土地,主要是雍正时的情况,少数地区是康熙末和乾隆初的情况。(见下表) 直隶获鹿县九十一个甲土地占有分类统计表 如上表所示:全部二万一千零四十六户,共有土地三十一万五千二百二十九亩。按占地多寡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无地和占地不足一亩的赤贫农户共六千二百一十九户,占人户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点五;占地一亩至十亩的贫苦农户共六千六百七十九户,占人户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一点八,两者共计一万二千八百九十八户,占人户总数百分之六十一点三。他们只有土地三万三千五百九十四亩,占全部土地百分之十点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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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的记载“先年人少田多,一亩之田,其值银不过数钱,今因人多价贵,一亩之值,竟至数两不得”[17]。 大体上,江南及沿海省份没有遭到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直接冲击,封建生产关系未受严重破坏,所以土地集中过程开始较早,也较激烈。雍正以后,土地集中进一步加快,阶级矛盾更尖锐化。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了经济兼并之风,随之而政治上日益动荡不安。关于这方面的情形,将在本书第二册中叙述。 二、以租佃关系为主的封建剥削形式 清代的农村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剥削形式,从北方旗地上的农奴制、南方某些地区的佃仆制,直到各种类型的租佃制以及雇佣制。这种种剥削形式在全国同时并存,表现了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伴随着这些剥削形式存在着或强烈、或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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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籍记载:“直隶业主佃户之制,亦与江南不同。江商业主自有租额,其农具籽种,皆佃户自备,而业主坐收其租;直隶则耕牛籽粒多取给于业主,秋成之后,视其所收而均分之”[28],“北方佃户,居住业主之庄屋,其牛犁谷种,间亦仰资于业主......南方佃户自居己屋,自备牛种,不过借业主之块土而耕之,交租之外,两不相问”。“北方佃户,计谷均分,南方计亩征租”[29]。 从分成租制到定额租制的过渡,表现了农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在分成租制下,地主有干预农事的较大权力,农民在获得农具、耕牛以至生活资料方面更多地依附于地主,缺少独立地经营农田的资金、手段和自由,身份地位较低。如直隶沧州“绅士田产率皆佃户分种,岁取其半,佃户见田主,略如主仆礼仪”[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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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生活冲破了法律条文,使律文不得不再三修改。明末的律文中已将“短雇月日,受值不多”的短工,排除出“雇工人”之外,在审案时以“凡人”论,也就是说:短工首先在法律上取得了与雇主平等的地位。清朝政府在改变着的现实生活面前也屡次修改“雇工人”的法律条文,不断缩小“雇工人”律文的应用范围,使一大批农业雇工摆脱了“雇工人”律文的约束。特别是一七九〇年(清乾隆五十五年)有如下的修改:“如系车夫、厨役、水夫、火夫、轿夫及一切打杂受雇服役人等......素有主仆名分者,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均以雇工人论。若农民佃户雇倩耕种工作之人并店铺小郎之类,平日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称,不为使唤服役,素无主仆名分者,亦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俱以凡人科断。”[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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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善化县“佃耕每石田,须押规礼银三十两内外”[60]。四川省“每五千缗,可压田一亩;五百千缗,可压田一百亩”[61],相当于每亩地价的十分之一。江苏靖江县,一七四五年(清乾隆十年)时,田共一千三百六十六亩,“历年收各佃系脚钱......共钱六千钱”[62]。福建政和县,收实物不收钱。嘉庆十一年(一八〇六),某地主有田十一亩一分,分别佃于陈景良兄弟三人,佃前交“顶手稻六百余斤”[63]。 (2)“夺田另佃”。也称“增租夺佃”。这是地主阶级加强对佃户榨取,无故提高地租额的手段之一。当清朝初年,到处荒地遍野,贫苦农民开荒谋生,地租较轻。但佃户经过多年的辛勤劳动,将荒地变为沃野,地主就无故增租,佃户不允,就“夺田另佃”。如一七四五年,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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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呼其妇女至家服役,佃户不敢不从”[89],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四、高利贷资本渗入农村 高利贷是很古老的资本形态,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前,很早就存在了。高利贷资本,最早产生于城市,到封建社会后期,商品货币经济更加发展,农村农产品进一步商品化,高利贷资本逐渐由城市渗入农村。农村高利贷的剥削对象是经济基础不稳固的自耕农民和广大的贫苦农民。自耕农民拥有少量土地,由于经济力量十分薄弱,经不起封建统治者的剥削和天灾人祸的突然袭击。恩格斯指出:“快到收税的时候,高利贷者、富农——往往是同一公社的富裕农民——就跑出来,拿自己的现钱放债。农民无论如何需要钱用,所以只得无可奈何地接受高利贷者的条件”[90]。高利贷者,乘机渗入农村,通过放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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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谷的抵押品,都是“粗布衣服”,以及农具、家具等物件,变低价抵押。在当赎谷石时,一进一出时的“搬量折耗”,“气面廒底,鼠耗霉变之患”[105],以及“当”、“还”谷石时之时价差额,都算在当谷农民的身上。 乾隆五十九年的当票 早在康熙年间,湖南农村的典当业非常发达。湖南的当铺,利息率非常之高,规定,“当银则戥有出入轻重之分,成色高低之别;当钱则不论时价之贵贱”。当本按月计息,每超过五天,即按一月计算。年满过期不还,抵押物品“不允取赎”,立即变价“发卖”[106]。康熙四十二年(一七〇三),喻成龙任湖广总督时,长沙府各县的当铺,盘剥小民,“肥进瘦出”。名义上不超过三分利息,事实上大大超过。“除本月之外,有一日二日零期者,亦算一月扣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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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清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五,孙嘉淦:《八旗公产疏》。 [23]《麻城县志》卷一,方舆志,风俗引旧志。 [24]《碑传集》卷八十一,邵长蘅:《邵延龄墓碑》。 [25]《康熙江南通志》卷六十五,《特参势豪勒索疏》。 [26]《同治永新县志》卷十五,《武备志》。 [27]皇甫氏:《胜国纪闻》。 [28]孙嘉淦:《孙文定公奏疏》卷八,《蠲免事宜疏》。 [29]《明清档案》,朱批奏折,乾隆朝,财政类,两江总督那苏图奏,乾隆四年八月初六。 [30]《畿辅通志》卷七十一。 [31]《嘉庆太平县志》卷十八,《风俗》。 [32]黄中坚:《蓄斋集》卷四,《征租议》。 [33]《镇江谢宗友承佃邹府水田契约》,道光四年三月。 [34]陈芳生:《先忧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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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赵申乔:《赵恭毅公剩稿》卷六,《严禁轻价勒谷示》。 [95]参见《乾隆长兴县志》卷十二,《杂志》。 [96]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年谱》,《上征收地丁银两之期疏》。 [97]《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李兆洛:《凤台县志·论食货》。 [98]《道光南海县志》卷一,雍正八年,《圣谟》一。 [99]田文镜:《抚豫宣化录》卷四,雍正三年二月。 [100]《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三,乾隆五年三月。 [101]《乾隆行唐县新志》卷十五,吴高增:《禁重利盘剥》。 [102]《乾隆无极县志》卷六,《附录》。 [103]《东华录》乾隆朝卷二十,乾隆九年十月。 [104]佚名:《西江政要》卷九,乾隆三十二年。 [105]《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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锉的种类很多,有不同的用途和操作方法,“落大锉者用埽链,落小锉者用偏肩,落筒者用木龙,落索者用穿鱼刀,落蔑者用独脚棒,其器之机巧,不能名状,有时神明变通,并不能拘成法也”[9]。凿井的深度“自百数十丈至三四百丈”,“凿井匠作,皆黔省人。偶坠物件,能以竹竿捡取,遇井内有渗漏,能补塞之,洵称绝技”[10]。从盐井内汲出卤水后,要送到有火井的地方熬煮,原来都用人挑畜驮,清代有福建人林启公发明“置枧”技术,即用竹管输送卤水,“竹枧,整竹中通,外敷油灰,束以麻......注盐水由此达彼,多行地中。有沿山置架,高下纡折,行一二十里者;有置河底,复以石槽,潜注彼岸者,运用绝巧。”[11] 清代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也表现在分工的细密、生产规模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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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出口平均在二十万匹以上,当时,外国人评论说,“中国织造的南京土布在颜色和质地方面仍然保持其超过英国布匹的优越地位。价格每百匹为六十至九十元不等”[32]。 二、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清代的手工业比前代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和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也有所增长。 但是,中国封建经济还十分强大,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十分残酷,农业和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十分顽强,在这一经济基础上树立起来的上层建筑,包括政权、行会以及意识形态,从各方面维护和加强封建经济,压抑着新的经济因素的生长。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以前,中国封建的经济和政治,虽然由于内部、外部的矛盾而经历着持续的、严重的危机,但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仍很幼小。它犹如挣扎在巨石压迫之下的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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