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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和汉语拼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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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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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六十次会议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于本日在报上公布,以后还要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一次会议讨论和批准。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是当前文字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我国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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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汉字,使其更容易为广大人民所掌握,更便利于表达思想、普及和提高民族文化,是中国人民长久以来的一种愿望。从清朝末年起,当时的先进人物就曾经提出改革汉字的主张,并且作过各种不同的尝试。辛亥革命以后所产生的读音统一和国语运动,后来的国语罗马字运动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以及从人民群众中间产生的简笔字和手头字,对于改革汉字都起过一定的作用。六十年来的文字改革工作,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为今后解决文字改革问题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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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解放以后,文字改革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项目之一。党和政府对于文字改革工作,采取了积极的稳步前进的方针。必须认识,当前的文字改革工作,不是为了废除汉字而代之以拼音文字,而是为了改良现在通用的汉字,使其更便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学习和使用,同时逐步统一汉民族的口头语言。至于汉字是否改革成拼音文字,需要在一个更长的时间内继续研究讨论,但这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不是当前文字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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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文字改革工作包含三项主要的任务:(1)简化汉字,就是简化汉字的笔画和字数,以便利教学汉字和应用汉字;(2)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以逐渐统一汉民族的共同语言;(3)制定和推行一套拼音字母,为汉字注音和帮助教学普通话,即汉语拼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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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以后,文字改革工作,在贯彻执行以上三项任务方面,有很大进展。首先说一说汉字简化工作。国务院于1956年1月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其中已经报刊正式推行的是汉字简化第一表所列二百三十字和从第二表及第三表类推选出的一百二十五字,合计三百五十五字。简化的字数不多,但因为这些字都是比较常用的,在语文教学方面,大大减少了儿童和成年人认字、写字的困难。除其中个别的简化字还有一些缺点外,绝大部分的字都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各方面人士都感到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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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汉字简化也产生了一些流弊。有些人超出了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表”的范围,甚至任意创造新的简字,破坏了书写的规范,例如“舞会”写成“午会”,“书籍”写成“书借”,“乾隆”写成“干隆”。为了克服书写汉字的混乱现象,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必须把已经推行的和已经群众试用而尚未经报刊采用的简化汉字,从新加以审订整理,制成完整的简化汉字表,予以公布。在从新审订整理的时候,对于已经采用但有缺点的简化字,应该改为较恰当的简化字,或者保留原字。简化汉字表制定公布之后,应当规定在全国报刊和出版物上(古籍及其他性质特殊的出版物可以作为例外),一律采用,或者分批采用,以力求汉字形体的规范化。语文教师和出版印刷工作者应当密切注意,避免随意创造简笔字和书写错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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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形体的规范化并不会使知识分子,特别是书法家受到限制。书法作为一种艺术,是汉字的一个特点。汉字简化之后,书法家仍然可以依照各人的爱好,书写各种字体。但这究竟只是少数人的事,而文字是要为亿万人民群众所学习和使用的。从极大多数人的实用意义来说,规定简化汉字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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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推广普通话。1956年以后,中央和大部分省市都已经成立了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在过去两年中,全国约有六十万中小学教师,受过北京语音的训练,全国中小学校,很大一部分开始用普通话进行教学。此外,通过广播学习普通话的有几百万人。初步经验证明,在城市中间和在中小学中间推广普通话,教北京语音,困难不大,群众是欢迎的。在农村中特别是在成人中推行,需要较多的时间,不宜要求过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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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在语音、语法、语汇上,要有一个全民族通行的统一标准,以利于发展生产、普及和提高文化,这是必然的趋势。但是要使近六亿的汉民族,除了讲各人自己的家乡话以外,人人都能掌握标准语音,使用一种共同的口头语,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不能要求在短时期内达到目的。现在这一项工作只是在开端,今后必须作长期的不懈的努力。还必须认识,推广普通话并不是就要废除方言,这是在客观上所不能办到的。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普通话和各地方言可以并行不悖,并且普通话应当尽量吸取方言中的丰富的生动的语汇,使汉民族的共同语言更加充实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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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为汉语创制一套拼音字母,以利于学习汉字和汉语,这是六十年以来语文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所一致主张的。在北洋军阀时代由读音统一会制定的国语注意字母,以及后来的国语罗马字和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都曾经作过汉语拼音的尝试。其中注音字母,在统一读音和辅助扫盲教育这方面,起过一定的先进作用,至今被用作语文教学和编辑字典的注音工具。注音字母的缺点是字形不易分辨,书写比较困难。解放以后,经语文工作者和全国各界人士的长期研究和讨论,最后才决定了以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又称罗马字母)作为汉语拼音字母,以代替原来的注音字母。现在由国务院公布的草案,完全用拉丁字母作为汉语的声、韵母,拼写规则比较简便,成人和儿童,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教学,就可以掌握这一套拼音字母。有拼音常识的成年人学起来更快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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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用别种字母而用拉丁字母来作为汉语的拼音字母呢?这是因为采用拉丁字母有许多方便。现代极大多数的国家采用了拉丁字母来拼写本国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一般都用拉丁字母作为书写符号;国际电信用拉丁字母作为电码。此外,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已经有许多种用拉丁字母拼写。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在打字、印刷及其他实用方面都比较便利。拉丁字母事实上是一种国际通用的书写符号,不是某一国家、某一民族所专有的。我们采用拉丁字母来为汉字注音,正象我们用公历、公里、公斤、公尺一样,和民族文化习惯并没有抵触,而对于促进我国和国际的文化交流有很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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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拼音方案的用途主要是为汉字注音,来帮助识字和统一读音。有了这一套拼音字母,中小学生和初学文化的成年人,可以阅读注音的汉字读物,由认记少数汉字,逐渐认记更多的汉字。在扫盲教学中,可以帮助识字记字和辨音。此外,编辑字典、书目、索引以及电报、速记等方面,有了拼音字母都要方便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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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用字形来表达字义,操不同语音的人们可以用同一种汉字作为交际工具,这是汉字的很大的优点。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语言演变的结果,读音不统一,人们都用自己的方音来阅读文字,这样就妨碍了各地语音的逐步统一。汉字用了拼音字母来注音之后,不同方言地区的人们,学了汉字以后,就掌握了共同的标准语音。没有学过汉字的人,学了拼音字母,也就容易学会普通话,并容易认识汉字。拼音字母是教学普通话所不可缺少的工具。拼音方案的制定对于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将起极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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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拼音方案是教学汉字和汉语的辅助工具,因此也是为要求学习汉字汉语的国内兄弟民族和国际友人所欢迎的。我国各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本民族的文字,可以把汉语拼音字母作为共同的基础,这就有利于各族人民之间的互相学习和沟通。在科学技术上,可以用拼音字母来书写术语和符号;有利于广大人民的提高文化水平和掌握现代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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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制拼音字母和规定汉字简化,这两件事的目的相同,都是为汉字服务,为了使更多的人们学会汉字和使用汉字。汉语拼音方案推行以后,学汉字的人是更多而不是更少了。有些人以为文字改革将使已识汉字的人成为文盲,这是极大的误会。当然,研究语文的专家可以使用拼音字母来研究中国文字的进一步改革,但是这是学术性的工作,不属于政府当前所推行的文字改革工作的范围,不应该也不会与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混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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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改革和广大人民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密切相关。文字改革的各种方案必须经过语文专家的反复研究,广大群众的参加讨论,经过若干时期的试行,才能推行全国。现在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是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总结了过去长时期中创制汉语拼音字母的各种经验,制成了原草案,从1956年2月起,就提请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各地方委员会,组织各界人士进行讨论,并且广泛征询了语文工作者、语文教师和其他有关人士的意见,中间经过数度修改,然后由国务院组织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加以审订,到了上月间才将审订���结果提到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这个草案经过长时间的专家钻研和群众讨论,是比较成熟的,尽管方案本身可能还有一些缺点,日后在实践中仍然可以逐步修正。为了力求审慎起见,国务院全体会议决定,把这个草案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讨论和批准,然后在识字教育、推广普通话、出版工作等方面逐步推行,这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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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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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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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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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党中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这个方针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1956年我国国民经济的跃进的发展,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必需的和行之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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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快好省方针的提出并不是出于偶然。首先,我们共产党人对于一切前进的事业历来就是促进派,历来就要求一切前进事业按照需要和可能多多地发展,快快地发展。我们促进了人民民主革命,促进了社会主义革命,从而给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我们又集中力量来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使我国尽可能迅速地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任务,把我国建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很明显,这不但对于我国本身有极大的意义,而且对于加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于维护全世界的和平,都有极大的意义。其次,还因为我国是一个人口多、耕地少、经济文化落后、底子很薄的国家。要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使我国的经济水平在几十年内赶上世界上的先进国家,使人民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建设的步子就必须迈得比较快、比较大,就必须采取勤俭建国的方针,采取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除此以外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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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多快好省的方针,有没有可能呢?回答是完全肯定的。前面所说我国人口多、耕地少、经济文化落后、底子很薄,只是我国情况的一个方面,是我们建设的困难的一面。我们还必须看到另一面,即有利的一面,看到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劳动力多、人民勤劳勇敢、幅员广大、自然条件良好、资源丰富的国家。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估算的资料,我国单是水力资源,就有五亿千瓦以上的蕴藏量。铁的远景储量约有一百二十亿吨,煤的远景储量达一万亿吨。因为幅员广大,我们还可以垦荒植林、开发山区,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特别是我们有一个具有伟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广大的劳动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觉悟性和积极性,提高自己的劳动生产率;同时,我们还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支援。这就完全能够保证我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富裕、强大的国家。而且,就是困难的那一面,也可以转化成为刺激我们前进的力量。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坏事可以转变成为好事。我国所以能够在1955年冬天到1956年春天这个短短的时间内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原因之一就是绝大多数的农民穷,农民看清了只有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穷困的境遇。这些都说明,我们采取多快好省的方针有很多有利条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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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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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结果,证明了多快好省的方针是切实可行的。按照1957年的预计完成数字,同1952年比较,我国的工农业总产值增长62%,其中工业增长132%,手工业增长66%,农业和副业增长24%。以主要产品的年产量说,预计到1957年底,发电量达到一百九十亿度以上,等于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三点二倍;原煤产量达到一亿二千八百三十七万吨,接近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二点一倍;钢产量达到五百二十四万多吨,差不多等于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五点七倍;粮食达到三千七百亿斤,超过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九百多亿斤;棉花达到三千二百八十万担,差不多等于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二倍。在这五年当中,许多产品的产量超过了解放前几十年的总和。同原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相比,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教育事业等方面都超额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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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建设事业中就没有问题了。总的说来,我们基本上是按照多快好省的方针进行建设的。但是,是不是已经动员了一切积极因素,利用了一切有利条件,发挥了一切潜在力量,想尽了一切办法来贯彻执行多快好省、勤俭建国的方针呢?应当说,我们的努力还是很不够的,而且在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的掩盖下,还有少数有保守思想的人实际上在反对这个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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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1956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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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去年秋天以后,在部分干部中间产生了这种保守的倾向呢?这是因为,他们对1956年的成绩和缺点作了错误的估计。1956年,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有一个很大的跃进。从一方面说,这是当时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的必然产物。从另一方面说,这又是在生产和基本建设上有了前三年的经验积累,有了各方面的大量准备工作之后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1956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四年,为了保证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一年来个跃进也是必要的。事实上,1956年经济战线上的大跃进,确实有力地保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在1956年的跃进当中,也发生了某些偏差:基本建设投资多了些,企业、机关的人员和高等学校、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招收得多了些,一部分职工的工资增加得多了些,因此引起了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供应的某些紧张。加以1956年的农业遭受了比较严重的灾荒,而国家的储备物资又有了减少,对下一年度的经济安排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总的说来,1956年的主流是经济上的大跃进,是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高潮。然而,有些人却不这样看。他们只看到1956年跃进中的次要的偏差的一方面,而没有看到主流,因而以为今后再不能讲多和快,只要保守一些,就是“充分可靠”,就好过日子了。他们曲解了“充分可靠”的要求,忘记了它的前提应该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且也只有从积极方面调动群众的力量,发挥生产和建设中的一切潜力,才能克服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他们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三大改造高潮以前的阶段,而没有认识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新形势,没有充分估计在新条件下大大增长了的生产潜力,结果就背离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变成了经济战线上的懒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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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某种情况下,局部地、暂时地放慢步子,甚至作适当的后退,是必要的和容许的。拿最近的例子来说,在1957年,我们就接受1956年的教训,适当减少了一些基本建设投资,削减和削除了一部分基本建设项目,调整了某些部门的发展速度,在劳动工资方面进行了严格的控制。这样做,正是为了更好地积聚力量,不仅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而且为第二个五年计划首先是1958年的计划作好准备,使今后能够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前进。1957年国家计划执行的结果,证明了这样作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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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促进,提倡多快好省,是不是就一定会盲目冒进呢?不论做什么工作,我们历来反对主观主义的做法;既反对因循旧规的保守主义,也反对急躁盲目的冒险主义。我们所要求的多和快,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情况的多和快。盲目的、主观主义的多和快,并不能真正达到多和快的目的。那种做法,不但不能有效地促进建设事业,反而会给它带来损害。例如去年,由于对南方北方、山地水地的不同需要没有作具体的分析,在中央和地方的布置下一下子制造了一百八十万部双轮双铧犁和双轮单铧犁,以至积压了差不多一半。象这样的多和快,就带有主观主义成分。那些超过了需要的双轮双铧犁和双轮单铧犁没有起促进农业生产的作用,反而积压了资金和钢材,浪费了人工和设备能力。当然,由于经验不足,对情况不能一下子摸得很清楚,要求在任何具体工作中完全避免盲目冒进或者盲目保守的错误,也是不可能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更好地前进,而不应当借口多和快而冒进,或者借口反对冒进而保守甚至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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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在1955年12月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曾经这样说:“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这一段话,值得我们再读几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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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快、好、省,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的勤俭建国的方针。建设必须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合作社、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必须按照需要和可能力求增产,并且在一切方面力求节约资金。为了多、快、好,这就需要勤;为了省,这就需要俭。多和快是对数量和时间的要求,好和省是对质量(包括品种、规格)和成本的要求。有了好和省,就限制了片面的盲目的多和快,限制了粗制滥造和浪费资金,同时也就使我们有可能用同样的资源和资金,进行更多的生产和建设,使生产和建设发展得更快。只顾追数量,只顾赶时间而不顾质量、品种和成本,是错误的;只顾质量,不顾数量不顾成本,不注意按时完成,也是错误的。我们在建设中,既要有按量按时的增长,也要有质量的提高、品种的适合需要和资金的节约。这两个方面,互相制约,互相推进。因此,我们必须经常坚持完整的多快好省的方针,坚决反对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错误倾向。当然,只顾多、快和省,而不顾生产和建设的安全,造成工伤事故和人力物力的损失,同样是错误的,同样也必须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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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快好省这四个要求,是相对的。怎样算做多快好省,要根据整个国家的具体情况统一考虑,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例如,有时新建或扩建一个工厂,从一个地区一个部门来看是发展了生产;但是可能因此不合理地影响了其他地区其他部门原有企业的设备能力的充分利用以及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或者影响了更重要的建设工程,从全国来看,反而造成了浪费。因此,我们对每一项生产建设事业,都必须从全局出发,周密考虑需要和可能,原料和市场,各部门各地区的协作配合,以及上一年度和下一年度的衔接,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各个部分在国家统一的计划下按比例地协调地全面地发展。在建设当中,任何脱离整体的本位主义思想,是同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的方针相违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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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要有重点,要分清轻重缓急,区别对待,不能在同一时期内百废俱兴。孟子说得好,“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意思是说,只有不作那些不该作的事,少作那些可以不作的事,才有力量去做那主要的、必须作的事。同时百废俱兴,结果会俱不能兴。例如水利要着重中小型,只办若干极可能又极必需的大型水利工程。钢铁业第一个五年重点在扩建鞍钢,第二个五年就有可能建设包钢、武钢,同时还要办一些中型的和小型的钢铁厂。各项工作要分期分批办。不分期不分批,就是无重点,就会办坏,也就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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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思想要符合实际是不容易的。我国有六亿几千万人,特别是分成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各种不同的观点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在我们的工作人员的思想中。就是高级领导干部也是以成万计,他们虽然一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但是也各有不同的经历和岗位,各有不同的想法。而且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对于我们大家都还是一件新事,还缺少必要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一个统一的符合实际的计划,当然不容易。但是不容易并不等于不能够,这是能够办到的。我们的伟大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不是都在一个统一意志和统一计划之下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吗?由分歧到统一,是经过调查,经过研究,经过辩论,最重要的是经过实践的考验来达到的。反复研究和反复实践,这就是我们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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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快要结束。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开始了。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已经建立起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已经有条件促进工业、农业和其他各种经济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广大群众和干部在各项建设工作中取得了许多经验,国民经济计划水平和管理水平也有了提高,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在今后的建设中能够依靠群众的经验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避免犯大的错误。根据国务院最近公布的规定,国家的管理体制已有适当的改变,各地方、各企业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将得到进一步的发挥。特别是经过全党整风和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提高了政治觉悟,克服了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主观主义将大为减少,就更将直接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目前,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推动下,农村中已经掀起了一个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的高潮,工业方面也正在走向新的高涨,经济战线上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注意这个时机,在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加紧进行准备。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把1958年的各项计划指标订得尽可能先进些,并且相应地做好原料、市场等各个方面的平衡调度工作。为了更好地发掘企业的潜力和加强企业之间的配合协作,各个地方的党组织要积极领导所在地区各个企业(包括中央各部所管的企业)编好计划。如果我们努力的结果,在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都能够跟上全国规模的工农业生产高潮,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那么,我们就可以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打下良好的基础,从而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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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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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工商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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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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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工商界政治学校六千个学员从十一月八日开始的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已经胜利地告一段落,从现在起,这些工商界骨干分子的整风运动将转入一般整风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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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派斗争是整个整风运动的关键性的、有决定意义的步骤,而参加这一场反右派斗争的六千个学员,是本市工商界各区、各业的骨干分子,这次斗争的规模,比全面整风开始以前本市工商界领导层一百三十人的一百天的反右派斗争更为宏大。这一场历时一个月的反右派斗争,标志着本市工商界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高潮,对今后全市工商界的全面整风运动和继续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将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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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斗争的胜利是巨大的。胜利的重要标志之一,是通过学员们的集中揭发,穷追猛击,已先后揪出了右派分子二百四十八人,打垮了上海工商界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使大多数右派分子露出了他们的反动原形。这些工商界右派分子分踞各区各业,在公私合营高潮以后,还是坚持反动的资本主义立场,运用各种手法,经常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特别是在党号召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期间,这些右派分子更疯狂地集中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到处放火放毒,阴谋推翻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在中国恢复资本主义。他们中间有的发誓要“生为资产阶级的人,死为资产阶级的鬼”;有的公然叫嚣“破社立资”,“要杀共产党人七万八千人”;有的结成集团,准备闹“大民主”;有的梦想美蒋卷土重来,他们“第一个扯白旗”好在“变天”以后进行“倒算”。在被揭发以后,这些右派分子虽然多方伪装,百般狡赖,甚或顽强抗拒。但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说理斗争,在眼睛愈擦愈亮的学员们面前,他们的层层伪装已被剥掉,他们的各种阴险手法已被揭穿,他们的反动本质和丑恶面目已经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他们在工商界人士中间,已经陷于孤立,并开始分化,有大部分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表示低头认罪。纵然有少数人还是继续顽抗,但他们已被搞臭,广大的工商界人士已经认识到这些右派分子是要把中国和中国工商业者拉回资本主义死胡同的“害群之马”,坚决要和他们划清界线,他们不能再成为广大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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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驳倒了右派分子的反动谬论。在斗争中间,六千个学员就前一阶段十万张大字报所揭发出来的右派言行,展开问、答、辩,分清大是大非,许多谬论的反动性质便明显地暴露在大家的面前。这些谬论是形形色色的,有些右派分子一个人就发出几十条以至二百多条的谬论。但是,概括起来,这些右派的反动谬论有如下四大类:(一)美化和宣扬资本主义,污蔑和辱骂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人民民主专政;(二)抗拒和破坏社会主义改造,诅咒五反运动,附和右派分子李康年关于赎买的荒谬主张,否定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三)丑化党员和工人阶级,反对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反对公方代表制度;(四)在国际问题上,崇美反苏,反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一切反动论点说明了上海工商界右派分子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有着刻骨的仇恨,而对于资本主义反动立场则死抱着不放。他们中间有些人甘作章乃器的应声虫,以“小章乃器”自命;有些人还狂妄地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散布似是而非的谰言。在全国反右派斗争以前,特别是在大鸣大放期间,工商界右派分子这些荒谬论点不是没有市场的,有不少觉悟不高的工商业者受到迷惑。可是,在此次反右派斗争展开以后,觉悟已经提高的学员们根据摆事实、讲道理的精神,把右派分子的主要反动论点逐条加以批驳;有的人以亲身的经历作为论据,有的人当场拿出实物作为证明,有的人还控诉了曾受这些右派分子迷惑的经过;有些特别顽强的右派分子甚至遭到数以百计的人的驳斥;而右派分子亦被许可进行充分答辩。这样大争大辩的结果,许多右派分子已经被驳得理屈词穷,哑口无言,他们的反动论点已经被粉碎,存在于上海工商界中的一些错误和混乱思想,已得到初步的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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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的揭发、批判和驳斥,参加斗争的广大中间分子受到深刻的教育,左派分子也得到锻炼和提高。在工商界政校整风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有不少学员由于对整风的政策、意义认识不够,不同程度地抱着不正确的态度和怀着不必要的顾虑。但是,通过反右派的说理斗争的实践,他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大课,他们中许多人的态度和认识已有了明显的转变;初时认为整风和反右“与我无关”、抱着“明哲保身”的态度的人,转而积极投入斗争;初时顾虑重重的也已打消顾虑;初时对右派分子抱温情主义的也毅然撕破了面皮,对他们进行斗争。特别要指出,通过问、答、辩的反复过程,不少人对于两条道路的斗争,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敌我矛盾与大是大非问题,对于辨别香花毒草的六项标准有了初步的认识。他们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确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必须继续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明确了“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带路人,在人民心里生了根”,决不能离开党的领导等根本性问题。同时,从右派分子这些“反面教师”的言行,他们又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立场的反动性,自己基本上还是没有放弃这个立场,而这种立场对于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工商业者本身的光明前途都有严重的危害性,非改变立场不可。有的人说,“参加这场反右派斗争的收获,比单纯学习理论大得多”;有的说,“以前对右派恨不起来,现在却真的恨起他们来了”;有的说,“这些右派分子不揭发出来,总有一天,自己也会滚进右派分子的泥坑”;有些曾经受过右派分子迷惑的人更以感激的口吻说,“整风救了我”。这些事例说明了,反右派斗争对于广大的工商界中间分子的教育是深刻而巨大的。因此,在斗争过程中,有不少中间分子已经开始逐步向左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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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立场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的工商界进步分子,积极和带头投入反右派斗争的结果,也学会了摆事实讲道理的说理斗争的本领,逐步克服了急躁和简单化的工作作风而学会了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并提高了自己的认识水平。这样的收获也是值得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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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上海工商界政治学校六千学员的反右派斗争,在党的领导之下,由于工商界整风工作委员会各级干部的不懈的努力,由于摆事实、讲道理的正确政策的贯彻执行,由于大多数学员的积极投入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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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必须指出,通过这场反右派斗争,许多学员虽已从右派“教师”受到反面的教育,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立场的反动性,认识到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进一步接受改造的必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多数人的政治立场(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立场)已经完全转变过来。他们虽已能够把右派分子从自己队伍中区别开来,但还未能完全摆脱右派论点和看法对自己思想的影响。他们在揭发和批判右派分子的过程中虽已能够指出右派言行的错误和危害性,但还没有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实际,对自己类似的言行进行检查。右派分子的反动论点一般上虽已被驳倒,但有些主要论点还有待于进一步系统的、深入的批驳。有些中间分子因为过去曾经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在不同程度上表示共鸣和支持,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驳斥右派时觉得许多话也是说中了自己的错误,感到“脚骨发软”,“心头沉重”,他们只求能“过右派的关”,而没有觉悟到非过社会主义的关不可。这些工商界人士更是迫切地需要通过一般整风运动来改变立场。即以工商界中的左派骨干分子来说,他们的社会主义立场还需要进一步巩固,他们脑子中不同程度上存在的资本主义思想还有待于克服,他们的与社会主义不相适应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习惯还有待于逐步改变。一句话,通过反右派斗争,上海六千位工商界骨干分子的思想认识虽已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并不是大多数人的政治立场问题已经解决了,因此,在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基础之上,进一步展开以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为内容的一般整风运动,对于这些工商界骨干分子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了。我们希望,政治觉悟已经提高的工商界六千位学员,发挥更大的积极性,自觉地投入一般整风运动,以正面的真理为标准,以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为借镜,以自己的言行为材料,反复比对,互相帮助,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深刻的检查,以实际的行动来改正自己的错误。只有这样,工商业者才能改变自己的立场,在政治上平稳地过社会主义的一关,取得整风运动的完全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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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肃认真地对待群众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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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地放,大胆地放,彻底地放”的口号,鼓起了广大群众对领导工作和领导作风提意见的热情,因而在整风转入第三阶段以后,一般单位都先后掀起了鸣放高潮。随着鸣放高潮,不少单位又出现了整改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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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些单位的领导同志对待群众的意见没有采取正确的态度。一种是:对解决问题不热心,能够解决的问题不解决,能够处理的意见不处理。有的是把群众提出的大量问题,“留作参考”,不作处理,唐山机器厂就把群众提出的一千四百三十条意见(约占提出意见数的三分之一)划为“参考”。有的是不认真批复群众提出的意见,甚至连群众的原意都没弄清楚就作答复,如有个单位的行政科长,一个钟头就“处理”了群众提出的一百多条意见,结果有半数问题又被群众退了回来。有的是不管群众提的问题多么实际多么具体,他都用空洞的答复对之。如冶金部钢铁研究所副所长刘茜,对群众提的意见,他都答复说:大家提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们虚心接受,今后希望继续提意见。有的领导人是口头上表示要坚决改,但不见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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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是以官僚主义的态度来进行整改。大家热情地向领导上提出批评和意见,大胆地揭露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其目的就是希望领导上能够通过这次整风运动,克服工作、思想、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把革命工作做得更好。而这些领导同志却故步自封,没有决心彻底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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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是:不管群众提出的意见对不对,应不应该改,能不能改,都不加分析研究地接受下来,盲目地加以改变;或者是群众提一点,就只改那一点,相似的问题也不去管。如公安部在鸣放中有人提出星期天不需要烧洗澡水,总务部门没有考虑这个意见只代表了住在部外的一部分人,也没有征求大多数住在部里的人的意见,就贸然决定星期天不烧水。结果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又贴大字报要求恢复,后来,又不得不改回来。中央有个单位的干部提出办公大楼某个拐角处电灯坏了,领导干部看见了这张大字报后立即叫有关部门去装好了。但是群众还是不满意,因为这个楼的好几处路灯都坏了,而领导上却没有根据那张大字报提出的问题进行一次检查一并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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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态度固然比官僚主义的态度要好一些,但还是不够端正。这些领导同志虽然对群众的意见表现得很虚心,能改的都改,并且改得很迅速,可是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零敲碎打的作法,对从根本上来克服三个坏主义、改进工作无多大好处。要正确处理群众意见,就应该对群众意见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对于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应该改、能够改的,就应该坚决、大胆、彻底地改。不应改不能改而需要向群众解释的就及时解释清楚。如果不加分析、研究,就稀里糊涂地包下来,错的也改,对的也改,就会是非不分,责任不明。也许今天解决了这样一个性质的问题,明天又会出现一个同样性质的问题;今天改正了这样一个错误,明天又会犯同样的错误;甚至愈改愈错,影响了工作又损害了国家利益。事实上群众提出的意见不完全都是正确的,也不应该要求群众提出的意见都完全正确,问题在于领导上要加以分析,“择其善者而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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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官僚主义还是盲目地整改,都不是正确地对待群众意见的态度。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积极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对群众的意见要作认真的分析、研究。对于群众的正确的意见,领导者就应该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办法,和群众一齐研究,找出产生错误或缺点的原因,找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办法,发动群众一起动手来改。对于群众的错误的意见,就应该向群众说清楚,决不能盲目接受,给工作造成困难。为什么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因为我们整改的目的是要真正改变作风、改进工作,提高领导提高群众,而不是为了哗众取宠,炫耀整改的百分比。积极的态度,就是整改不停留在群众原提意见的水平上,也不局限于群众所提出的某一具体问题,而是根据问题的不同性质处理。应该加以提高从根本上来考虑改进的,就从根本上来加以改进;应该进行全面检查通盘解决的就通盘解决,主动地改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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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认真严肃地处理群众在鸣放中提出的意见,不但可以使领导干部明确认识到自己工作中、思想作风上的缺点和问题,有信心有决心地去加以克��和解决,而且可以提高领导干部分析判断事物的能力和领导水平。对于群众来说,通过这样认真严肃的处理,也可以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提高社会主义觉悟,进一步加强主人翁的感觉,从而更加热心地帮助领导、监督领导有效地克服三个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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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推行勤俭持家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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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和农村里普遍提倡勤俭持家,是贯彻执行勤俭建国、勤俭办社方针的极重要的方面。目前,全国已有十多个省、市在重点地区认真贯彻执行了勤俭持家的方针,取得了成绩,创造了初步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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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全国提倡勤俭持家,为时尚短,大部分地方只开始了重点宣传,还没有全面铺开;或者,只作了一般的号召,还没有同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结合起来。因此,还必须在现有的基础上,紧密地结合当前的中心工作,进一步大力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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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重点地区的经验,要推行勤俭持家的方针,首先必须使干部和群众看到勤俭节约的巨大潜力。近几年来,特别是农业合作化完成之后,农业生产有了迅速的发展,农民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1956年农民食用和储备的粮食,比1949年增加了一千一百多亿斤;1956年国家供应给农民的布匹比1950年增加了两倍。从许多调查材料来看,除去少数富裕中农和“五保”户以外,原来的中农、贫农、雇农的收入,一般都比抗战前有显著的增加。例如河北省获鹿县黄岩村的一百九十八户社员中,家庭成分原是中农的社员,1956年平均每人收入七十四元,比1936年平均收入四十八元,增加了54%。原是贫农的社员,1956年平均每人收入六十七元,比1936年平均收入三十五元增加了91%。原是雇农的社员,1956年平均每人收入六十八元,比1936年平均收入三十一元提高了119%。现在农村里,真是人人吃饱饭,个个有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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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劳动人民从来就有勤劳节俭的优良传统。在旧社会里,因为存在着人吃人的剥削制度,即使省吃俭用,绝大多数农民还免不了要贫穷破产,甚至家破人亡。现在勤俭持家,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生产获得迅速发展、人民收入增加、人民生活改善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只要进行深入的宣传教育,广大人民一定更加愿意勤劳节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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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重点地区的经验,要推行勤俭持家,必须把勤俭持家和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并提,全面宣传。必须帮助人民群众了解勤俭持家和勤俭办社并提的道理,把爱国、爱社、爱家三件事从思想上统一起来;使大家懂得:真正的爱家,必须首先爱国、爱社;为国家和合作社的利益着想,也就是为家庭长远的、根本的利益着想。现在有一部分人不重视节约,就是因为爱国、爱社、爱家的思想没有树立起来。有人说:过去省吃俭用,是为了买田置地传后代,现在土地归了合作社,老了可以要求五保,病了可以要求补助,荒年可以要求救济,一切有合作社在。有些人一心讲究吃穿,分红后就滥吃滥用。这种只顾眼前,只顾个人利益的想法和作法显然是不对的。全国有六亿人口,如果一个人一年多拿一块钱去买粮食,国家就需要增加六十亿斤粮食的供应,一个人一年多拿一块钱买布,国家就需要增加两千万匹棉布的供应。一个人多花一块钱是小事,但是国家和合作社就要因此增加大量的物资供应。而且滥吃滥用,把现在生产出来的东西,全部或大部吃光用光,不考虑增加积累,扩大再生产,不仅对国家和合作社的利益,就是对自己也是没有好处。那些滥吃滥用的人过“富三天,穷半月”的生活,就因为没有长远打算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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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应当结合目前社会主义大辩论,有意识地把勤俭持家问题当作辩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充分摆事实,讲道理,分清是非。这是提高男女农民对勤俭持家认识的最主要的方法。为了照顾妇女群众操持家务的实际情况及觉悟水平,除掉发动她们参加辩论会以外,还应该举行小型座谈会、经验交流会、勤俭持家能手代表会、勤俭持家展览会等等,特别要利用在地头、磨边的机会,通过多种多样的适合妇女活动的简便办法,把勤俭持家的意义和经验,随时随地进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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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经验证明,在推行勤俭持家的方针的时候,应该从勤劳生产、厉行节约、有计划地安排家务开支等三方面来努力。有些人以为勤俭持家就是要降低生活水平。这完全是误解。我们所说的勤俭持家,就是既要勤劳,又要节俭,反对游手好闲,反对铺张浪费。农村中勤俭持家的办法首先是保证和支持家庭成员积极参加合作社的农副业生产劳动,因为只有参加合作社的农副业生产,增加合作社的财富,才是农民家庭富裕幸福的根本源泉。家庭副业生产是最适于妇女参加的��动,应该根据当时当地条件积极开展,在山区更为重要。这种生产只要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就能为国家、合作社创造财富,为家庭增加收入。厉行节约是勤俭持家最主要的一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已经打下初步基础,但是因为我们原有的家底薄、人口多,在建设的过程中,困难还是很多的,必须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克勤克俭。我们特别要注意节约粮食、饲料、棉布、煤炭等,并且要改变旧的不合理的风俗习惯,逢年过节、红白喜事、人情应酬,一切都应当从简。现在国家生产是有计划进行的,主要物资是有计划供应的,因此每个家庭都应该做长远打算,有计划地安排家庭开支。对主要消费品和其他的开支,都要根据国家供应计划和自己家庭的条件,精打细算,加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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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俭持家,人人有责。每一个家庭的男女老少应该一齐努力。而妇女是家务的主持者,掌握着家庭柴米油盐的消费和衣食住行的筹划,所以妇女更是推行勤俭持家的主要力量,责任特别重大。勤俭持家就是妇女勤俭建国的一种实际行动。每个妇女勤俭持家,就可以对国家建设作出巨大贡献。从事家务劳动和参加社会劳动同样是光荣的。家务劳动是社会主义建设不可缺少的;任何轻视家务劳动,轻视勤俭持家的思想,都是完全错误的。为了养成勤俭持家的社会风气,对于自己的子女,应该引导他们懂得勤俭持家的意义,学会勤俭持家的本领。青年一代是在新中国长大成人的,几年来都过着有吃有穿的幸福生活,不大懂得生活的艰难,所以要耐心地教育和帮助他们,继承并发扬劳动人民勤劳俭朴的优良传统。所有的工作干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应当以身作则,带领群众,把勤劳俭朴的风气,普遍地巩固地树立起来。对于回乡的干部家属、职工家属和军官家属,应该鼓励她们在勤劳生产、艰苦朴素方面作出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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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指示我们:“为了解决勤俭持家问题,特别要依靠妇女团体做工作。”所以宣传贯彻执行勤俭持家的方针,各地妇联组织有重大责任。现在不少地方妇联正在主动地积极地有计划地开展这项工作,希望全国各地妇联组织和全体妇女干部,鼓起劲来,在各地党委统一领导下,协同共青团、有关人民团体及有关宣传机关共同努力。党委的重视和领导,又是广泛深入开展勤俭持家工作的决定因素。因此,我们希望各地党委进一步加强领导,结合当前的整风运动和中心工作,动员广大男女群众,自觉自愿地、心情愉快地、克勤克俭地料理家务,充分发掘家庭勤劳节俭的潜在力量,为促进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为加强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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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南水上居民需要特别加以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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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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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广西、广东三省一百五十万水上居民。在封建社会里,他们遭受严重的歧视和虐待;解放以后,生活虽有很多改善,但是经济上文化上仍极为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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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谈谈关于华南的水上居民的一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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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所说的水上居民,是以往所称的“蛋民”或“蛋家”。“蛋”又作“蜒”或作“疍”。他们自己并不喜欣这个名称。他们说:他们原来是叫做“大家”。可是这个名词并没有见于志书。我以为现在若用“旦”字去代替“蛋”字,较为合适。否则,就用“大家”这个名称,似也不见得不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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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水上居民与钱塘江的九姓渔户,或其他的水上居民,是不同的。现在只在福建、广西、广东才有这种水上居民。他们分布于这三省的河流或沿海各处。其所聚集的地方,多为都市或陆地人烟比较稠密的地方。广州在抗战前,他们的人数达十余万,现在还有约七万。估计这三省至少有一百五十万,尤以广东为最多。由于他们是水居,而且有很多分布于沿海一带,他们是我们的国防的前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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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起来,这种水上居民,在唐以前,并不见得是水居。他们和其他的陆地居民一样的住在陆上。据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载,在三国与晋的时代,他们多分布于四川各处以及在贵州一些地方。南北朝时,陆腾要用很大的力量始把他们压制,在唐代,他们是李德裕与高骈的劲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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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代,他们才被称为水上居民。为什么他们从陆居而变为水居,还找不出正确的解释。可能是受了汉族的压迫而迁居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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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种的水上居民的记载较早而较为详细的,是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在这本书里,有一段是叙述这种水上居民的。他说:“以舟为室,视水如陆,浮生江海者,蜒也。”他又说:“凡蜒极贫,衣皆鹑结。得掬米,妻子共之。夫妇居篷下,生子乃猥多,一舟不下十子。儿能自孩,其母以软帛束之背上,荡桨自如。儿能匍匐,则以长绳系其腰,于绳末系短木焉。儿忽堕水,以缘绳汲出之。儿学行,往来篷脊,殊不惊也。能行则已能浮没。蜒舟泊岸,群儿戏沙中,冬夏身无一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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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代到解放以前,虽然经过约有千年之久,但这种水上居民的贫苦生活,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改变,周去非所描写的一切情况与习俗,到今还多少保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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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社会的时代,他们曾受了重重的压迫。他们受了苛捐杂税以及各色各样特别严重的歧视和虐待。譬如科举考试,不许他们参加。他们结婚时,不准穿着红裙。此外,又如阻止他们上岸居住,这件事连了封建统治者雍正,也为了他们抱不平,因而下令反对。男的被一些人称为“蛋家贼”,女的被一些叫做“咸水妹”——后一名词,无疑的是帝国主义者入侵以后才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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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以后,党与人民政府对于他们十分关怀,数次派专人去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在土改时期,他们之中,也有的分得土地。同时,在其他方面,作了很多改善他们生活的工作。他们以舟为室,萍踪匪定,难得受教育的机会,乃设立水上学校,或在陆上专为他们开办学校,鼓励他们读书。水上文化船,水上医疗船,主要的都是为着他们而设置的。又介绍他们找职业,生活太困难者,给以救济。同时,又帮助他们建筑房舍、移居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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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民族事务委员会还开过会议,讨论他们是否应当为少数民族来看待。根据一些人的意见,他们所聚居的地方,既然往往也是陆地人烟比较稠密的地方,两者长期密切往来,错居杂处,不象其他的好多少数民族,有了集中居住的固定范围,因而不易分为一个自治区域,所以直到现在,他们并不当为少数民族来看待。应该指出,在我们祖国里,好多少数民族中也有一些散居各处,不能按地区去分为自治区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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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以为从历史上看起来,这种水上居民,没有问题的是一种少数民族。现在他们虽然与陆上居民有了密切的关系,可是事实上,水居与陆居就是一种很显著的基本差别。因此,我觉得若当他们为一种少数民族来看待,似也没有可以非议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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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更重要的,是从经济与文化的生活来看,他们一千年来,以舟为生,经济极为困难。周去非所说:“凡蜒极贫”这句话,还有很大的现实性。因为贫苦而没有机会去受教育,加以一叶扁舟,今日在这个地方,明日可能在别的地方,或是很远的地方���就是有能力去供给其子女入校的,也有好多困难。贫苦而没有教育,贫苦的情况,是不易改善的。怪不得当党与人民政府号召扫除文盲的时候,广州有些这种水上居民,误会以为凡是文盲者,都要被淘汰了。听了人们说要向他们宣传扫盲时,他们有的骇怕起来,避而不见。直等到工作同志把这个道理说清楚后,他们还是觉得学习文化,对他们自己来说,是存在着极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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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以后,他们的生活虽然有了很多的改善,可是从整个来看,还是较为贫穷的人民。而且,从个别的情形来看,有的生活更加困难。比方,自广州过江的轮渡公司成立之后,过江多有电船,过去成千成万靠着载客渡江为活者,大受影响。以往一家五口,每天入息有一元以上者,现在,很多只能得一二角。虽然人民政府尽量设法去救济,可是救济并不是治本的办法。而且,他们是劳动人民,惯于劳动生活,不只不愿坐待照顾,而且觉得这样做法,是可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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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见是,当他们为少数民族来处理,应该没有问题。但也应该指出,是否这样去做,还是次要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在文化上,都极为落后,需要特别加以照顾。如果我们不当他们为少数民族来看待,那么在他们全部或绝大部分尚未迁居陆地而同时他们的经济与文化生活还没有显著的改善之前,为着照顾他们这种特殊情况,应该设立一种机构,专为处理或解决他们的问题,使他们的经济与文化的生活,能得到全面与特殊的照顾,逐渐消灭其落后的现象,更快的能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齐走向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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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具体的机构如何设立和问题如何解决,我觉得应由民族事务委员会与有关方面,加以详细的考虑,然后决定。以上的意见,是否有当,请各委员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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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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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RD/1/3/2/000139.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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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高等学校加强政治教育工作 许多校院长和党委书记主讲政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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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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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国高等学校党委在反右派斗争后,全面地加强了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领导。本学年新开设的政治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方面一切重大的问题,包括课程内容,计划步骤,教学方式,教学力量的配备等,都是党委在充分讨论和研究的基础上,安排和部署的。对于社会主义教育课程进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党委都随时进行研究和解决。担任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教员和有关工作干部,都由党委统一调配,并在各级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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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除了加强对政治教育原则上组织上的领导外,还加强了对政治教育具体的业务上的领导。许多学校的党委书记和校院长都直接领导了政治课教研室的工作,并且亲自主讲政治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第一课动员报告,大都是由各校校院长或党委书记担任的,如中国人民大学胡锡奎副校长、清华大学蒋南翔校长、北京师范大学何锡麟副校长、天津大学李曙森副校长,南京大学郭影秋校长都亲自做了动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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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教育课程进行过程中,不少学校领导同志还担任了专题讲授的工作。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决定:关于高等教育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就由副校长兼党委副书记聂真和邹鲁风担任讲授,关于干部政策与干部待遇问题,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两个专题由党委副书记崔耀先担任讲授。南开大学副校长刘披云兼任社会主义教育教研组主任,并担任专题报告与解答问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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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些学校领导同志已经准备今后将长期地兼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课的讲授工作,例如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已经担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一课的教学工作。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胡辛人,党委委员邓旭初等十九名党员都担任了政治课、党课、时事政策课的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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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高等学校这些措施,将发挥彻底加强党对马列主义教育的领导作用,对于改进理论教育,克服教条主义的缺点,反对修正主义倾向,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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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 南京市九所高等院校党委本学期以来直接领导政治课的教学,南京大学、华东水利学院、南京师范学院、南京航空学院等院校并由党委副书记兼任或下放为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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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院校党委书记、副书记、党员院校长都参加讲授政治课,华东水利学院的党委书记和副书记已作过九次报告和每一阶段的学习小结。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郭影秋除上课做报告外,还参加讨论。南京工学院在党委书记、党员院长参加授课后,党委会又组织了政治课教师和具有一定政治水平的教员一百二十五人深入各系科班级,担任政治课辅导,领导学生讨论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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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书记讲授政治课,密切结合当前每一阶段的政治运动中心和学生思想情况,在党委集中领导下自编教材。华东水利学院二年级学生在社会主义教育导言部分的学习中提出了六十多个问题,经过讨论许多糊涂看法得到澄清;四年级二百七十多个学生在政治课的学习和讨论中还结合前一时期校内政治情况进行了自我思想检查。南京工学院通过政治课进行纪律教育,学生们在讨论中揭发了几个破坏学校秩序的坏分子,对一些人不爱护公物、浪费、不尊重师长等不良现象进行批判,多数的班级还根据具体情况订出了班级公约,学校内部秩序大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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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校政治课还以劳动观点、学风、紧缩机构等问题为内容进行教育,学生们边学习边贴大字报,协助学校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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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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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RD/1/3/2/000140.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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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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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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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既不利于城市,也不利于农村,必须加以有效地制止。从去年秋后到今年夏收,据各地不完全统计,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共达五十七万人之多;从今年秋季到10月上旬,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四省又有十一万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各地政府虽曾分别进行过劝阻和遣送返乡的工作,也起了一些作用,但还没有完全扭转这种趋势。现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从各方面规定了制止农村人口外流的有力措施。对这个指示,各地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争取在较短时间之内使农民盲目外流的现象能够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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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在我们国家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这将会大大减轻国家对城市的负担。农民流入城市,在城市就食就宿,必然增加城市粮食供应量和调拨费用,增加副食品供应紧张局势和住房拥挤的状况。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目的是寻找工作,但是,由于城市劳动就业是根据建设需要有计划进行的,而且是有限度的,因此,这种计划外的盲目外流的人口是难以安置的。有些落后分子特别是流入城市的地主、富农以及劳改释放分子等,就乘机进行投机、聚赌以至偷窃来维持生活,严重地影响着城市的社会治安。另一方面,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对于稳定农村生产秩序也有重要影响。山东省定陶县冉固集区今年秋季外出的男劳动力共一千零三十八名,占全区劳动力总数的13.7%。山西省长子县绿化农业社第四生产队共有五十名男劳动力,有一个时期走得只剩下六名生产队长和组长。在农村人口大量外流的地区,甚至发生耕作计划不能完成、作物无人收割的严重现象。如果对农村人口大量外流的现象不加以制止,显然是大大不利于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和加强农村建设,大大不利于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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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根本办法,是加强对农民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农村人口盲目外流,原因之一是误信传说,认为城市就业容易,羡慕城市生活,轻视和躲避农业劳动。针对这种情况,必须向农民说明,城市就业并非容易,目前机关团体工矿企业人员不是过少,而是有余,不仅不需要增加,而且已经在开始大量向农村输送,以便增加农业生产战线的力量。今后如果需要招用人员,除在城市就地吸收外,在农村召用人员,也将通过农业社进行有计划地调配,而不可能随便录用。同时还应教育农民,要安心于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有着广阔的前途。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社会主义工业建设需要农业的大力支援。目前农村生活固然还较艰苦,但是,富裕的生活是艰苦劳动的结果。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农民的辛勤劳动,农村生活正在提高并将继续提高。在我国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和农村生活费用低廉的条件下,农民收入的水平不要很久就可以逐步赶上工人收入的水平。大批农村人口离开农村,不仅不会改善农村生活,相反,由于劳动力的减少,必然会减低农业收入。这对国家和对农民个人都是不利的。因此,作为新中国的农民,作为农业社社员,每人都应当有这样的坚强意志,这就是用自己的顽强的劳动坚决改善农村面貌,建设社会主义的繁荣幸福的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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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流的农村人口中,有一部分是受灾地区的农民。受灾之后,有些农民不愿就地生产自救,而外出谋生,当地乡政府和农业社不仅不予劝阻,有的甚至开写介绍信鼓励农民到城市中去。应该指出,这种作法是非常错误的,是对国家对灾民严重不负责任的表现,而且影响灾区农副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历年来,对于受灾地区,国家都曾拨出大批款项作为救济和生产之用。今后受灾地区的乡政府和农业社,必须对这项资金加以充分运用,组织灾民生产渡荒,而不应推卸责任,纵容农村人口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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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还必须严格控制城市工矿企业和机关单位的用人,加强城市户口的管理。过去几年来,农村人口盲目外流有增无减,同用人制度和户口管理不严有重要关系。有些企业单位,由于贪图方便,任意到农村去招收工人,任意雇用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有些住户也留用没有户口或只有临时户口的保姆。这些作法,不仅违反国家制度,刺激农村人口继续盲目外流,而且由于其中往往混有少数不良分子,给国家建设和城市治安带来不良后果。在少���地方,更有人以“包工头”的身分介绍农民参加临时工作,从中牟利,社会上出现了新的剥削者。因此,今后各机关企业以及个人,必须严格执行用人制度,遵守城市户口管理办法,通过动员农村人口还乡的工作,对上述现象加以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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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口长期盲目外流,除上述原因外,还与许多地方的民政部门、公安部门以及铁道等部门的工作有关。对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现象,不少地方听之任之,不加过问;或是虽曾进行过劝阻,但也不够坚决有力。特别是铁道部门,对于无票或缺票的乘客,没有进行认真的检查;就是有时查出无票或缺票乘客,也没有按照规章办理补票手续。这就为盲目流动人口打开了方便之门,使他们能够不花路费或是少花路费而自由到处流动。安徽省有人在七个月中往返东北三次,所用路费不足十元,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为了有效地从各方面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除铁路、航运部门必须加强验票制度之外,各地应当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指示,在一些农村人口流动较多的铁路沿线、省与省交界的交通要隘以及车站、港口,设立劝阻机构,对盲目流动的农村人口进行劝说和遣送回乡的工作。这是制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一项重要措施。根据历年的规律,冬季是农村人口盲目外流较多的时期,因此,各地应该尽速着手进行这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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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是关系国家建设、关系工农联盟、关系许多人正常生活的一项重要任务。由于这项工作牵涉到许多地区、许多部门,因此,各地应该在党委领导下,动员各有关部门,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立即行动起来。目前农村生产正在蓬勃发展,而各级国家机关正在大力紧缩机构,城市中的领导干部、工作人员、知识分子、职工家属和军人家属正在纷纷下乡上山,这一切对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造成了极有利的条件。只要我们耐心地细致地进行工作了,向群众充分说明道理,长期以来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现象是完全能够制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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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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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RD/1/3/2/000141.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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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法部门需要彻底的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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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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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本报连续揭露了在监察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窃据重要职位的六个党内右派分子。他们是监察部副部长王翰;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副庭长朱耀堂,研究室主任鲁明健;最高人民检察院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刘惠之,一厅厅长王立中。这些右派分子的共同特点,就是企图把国家的监察机关、司法机关、检察机关这样重要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变成资产阶级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揭穿这些右派分子的反动面目,肃清这些右派分子的反动影响,是我国政法战线上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胜利,这对巩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将产生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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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国家机关必须坚决地彻底地维护党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我们的国家要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工人阶级通过自己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共产党实现这种领导,这一点在宪法中已经作了庄严的规定,就是右派分子也不敢公开反对。但是,右派分子却挖空心思,找出种种的理由和借口来反对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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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部门中的右派分子为了反对党的领导还特别制造了一种借口,仿佛党只能制定法律,制定政策,不能过问这些机关的“业务”。这就是说党只能作原则上的领导,不能作具体的领导,否则就是“党政不分”“党法不分”。显然,这种理由是十分可笑的。党的领导当然首先应该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可是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并不等于就正确地贯彻执行了方针政策。党如果不对各个业务部门贯彻执行政策方针的具体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党如果对这些机关没有具体的领导,如何能够使得方针政策正确地贯彻执行?如何能够实现党的领导作用?如果说这样作了就叫“党政不分”的话,无产阶级专政就需要这种“不分”,如果说这样作了,就叫“干涉”的话,社会主义建设就需要这种干涉。因为只有这种“不分”和“干涉”,才能保证党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当然,党的工作和国家机关的工作,在原则上应该有所区别。但是,党为了贯彻执行自己的方针政策而作的具体领导和右派分子诬蔑的“不分”和“干涉”是有原则区别的。我们既不能因为右派分子的攻击而放弃党的具体领导,我们也不能对某些党组织包办代替和不必要的干预行政的现象加以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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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和贯彻党的领导作用是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责任,特别是共产党员的责任。在一切国家机关中应该有党的组织,应该有共产党员参加领导工作。这些负责的共产党员在国家机关中绝不是以个人的身分在活动,而是代表着党的利益和意志在活动。因此,这些负责的共产党员在自己的工作中不仅要处处依据党的方针政策行事,而且要经常地密切地依靠党的帮助和指导,把自己的工作严格地置于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而党内右派分子则完全相反,他们力求摆脱党的领导,生怕党来“干涉”他们的工作,百般强调所谓“独立思考”和“独立活动”。王翰、刘惠之强调的“垂直领导”和贾潜强调的“独立审判”,实质上就是反对党在这些机关中的领导。因此,他们就完全丧失了党性,成为和共产党员的称号完全不相容的右派分子。而一切企图摆脱党的领导而“独立活动”的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应该从揭露这六个党内右派分子的事实报道中得到一些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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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民政法部门的总任务是镇压敌人,惩罚罪犯,保护人民。而右派分子恰恰相反,他们制造种种荒谬的言论,提出种种荒谬的主张,其目的就是要改变人民政法部门的性质,就是要把打击敌人的武器反过来对付人民。王翰、刘惠之等主张要有“监督的监督”,要有“最高的监督”,要有“上方宝剑”,其目的就是这样。而为了给自己的阴险目的找寻根据,他们几乎如出一辙地制造了“过渡时期已经结束”,“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谬论。因此,他们主张对反革命分子、对违法犯罪分子应该“从宽”,不应该“严惩”,主张对他们要“爱人以德”,要“无罪推定”。事实证明,我国的阶级斗争远远没有熄灭,而且在党内也有阶级斗争的强烈的尖锐的反映。王翰、贾潜、刘惠之等党内右派分子的被揭露,就是明证。他们完全站在敌对阶级的立场上,不是去镇压敌人、惩罚罪犯、保护人民,而是完全相反地在保护敌人、宽容罪犯、打击人民。他们是敌对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应该承认,这种阶级斗争在整个建设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都会存在的,并���在过渡时期结束之后,社会主义建成之后,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存在,也就会有反革命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存在,阶级斗争也就会继续存在,国家的专政机构也一定要存在,它的镇压敌人、惩罚罪犯、保护人民的任务也就不能取消。在任何时候,只要有阶级敌对分子存在,无产阶级同阶级敌对分子之间的阶级斗争始终会带着你死我活的性质。对于这些阶级敌对分子只有无情的镇压和严厉的惩罚,专政的武器对他们永远不应该成为仁慈的东西。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把阶级敌对分子的有罪设想成“无罪”。对于阶级斗争的形势和性质如果缺乏清醒的估计,我们就会丧失警惕,迷失方向,有利于阶级敌人,而不利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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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部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要害部门,为了加强人民民主专政,首先应该加强政法部门,要加强政法部门,就要整顿政法工作人员的队伍。反右派斗争证明,政法工作人员的队伍确有整顿的必要。因为在这个人民民主专政的要害部门中,揭发了大批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右派分子,其中有非党干部和一般干部,也有象王翰、贾潜、刘惠之这样负责的党员干部。(⑴⑷)而且问题也不只是在政法部门中有大批的右派分子,问题还在于政法部门中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在党的领导问题上,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在如何对待反革命分子和犯罪分子的问题上,在人民民主专政的许多其他具体问题上,政法部门中有一部分干部存在着程度不等的糊涂观念。他们虽然没有主张对敌人实行片面的宽大,但是对实行片面宽大的事实却视而不见。他们对民主和专政的认识不是统一的,不是无产阶级的观点,而是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或者在左右之间摇摆着。现在在政法部门中虽然已经进行了反右派的斗争,并且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是要使政法部门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纯洁起来,就必须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展开大辩论,彻底地克服资产阶级的右倾思想,彻底地整顿政法工作人员的队伍。政法部门是刀把子,这个刀把子必须掌握在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的手中。在这里不但不能容许右派分子的存在,而且不能容许右倾思想的传播。我们一定要把政法部门作一番彻底的整顿,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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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翰等党内右派分子的被揭露还说明,任何人都要进行经常的彻底的思想改造,老党员、老干部也不例外。这六个右派分子的党龄最短的也有十五年,最长的将近三十年。他们经过了长期的革命锻炼,他们在国家机关中担负着相当重要的职务,为什么也会堕落成右派分子呢?为什么也会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呢?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中间有的人本来就是拖着剥削阶级的一条尾巴进党来的。有的人则受了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入党之后,他们的立场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思想改造也没有彻底进行,他们的骄傲自满情绪发展了,个人主义发展了,于是在很多问题上经常和党处于对立的地位。这样,在我们国家生活处于急遽变化的时期,当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向我们党疯狂进攻的时候,他们就很自然地从内部向党发动进攻,终于变成了党内右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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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千千万万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党和国家的优秀干部,他们多年来是在党的教育下和革命斗争的环境中把自己的思想彻底改造过来,脱离了本阶级的影响,而脱胎换骨地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的。王翰、贾潜、刘惠之等应该说是和我们千千万万党员和干部处于同一环境之中,同样受着党的教育和革命的锻炼,他们改造思想的环境并不比别的人差些,但是为什么别人能够在十多年,二十多年的过程中逐步成长为无产阶级的优秀战士,而他们却堕落为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呢?这证明要改造思想,不但要有环境,更重要的是还要有自觉。仅仅有改造思想的环境而没有改造思想的自觉,思想是无法彻底改造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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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个右派分子的被揭露也证明,教育绝非万能,教育只能对那些能接受教育的人发生作用。党对王翰、贾潜、刘惠之的教育不可谓不多,也不可谓不严。十几年、二十几年都在对他们进行教育,甚至长期对他们的错误观点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但是,他们还是变成了右派分子。这说明他们根本缺乏接受党的教育和改造的自觉。这六个右派分子的被揭露,等于给我们上了如何对待思想改造的有意义的一课,促使我们进一步懂得在思想改造中必须发扬每个人的自觉性。那种认为只要参加了��,参加了革命,在党的教育和革命教育的春风化雨之中,一个人的思想一定会自然而然地脱胎换骨,成为新人的观点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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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个右派分子的被揭露也证明党绝不会无原则地庇护自己的党员。王翰等六个右派分子所以坚持自己的错误,固然和他们没有决心改造自己有关,也和他们的居功自傲、认为党奈何他们不得有关。他们以为,自己是这样老的党员,这样老的干部,对党和人民又有过“这样多”的贡献,因此,即使违抗党的指示、拒绝党的领导,宣传同党完全不同的主张,跟党采取完全相反的行动,党也不会把他们怎样,甚至党还会对他们让步,和他们妥协的。事实完全作了相反的回答,党没有对他们让步,也没有同他们妥协,党不但在过去经常同他们的错误作了斗争,而且在这一次反右派斗争中对他们作出了恰当的结论,把他们确定为右派分子。这充分显示了党的大公无私,党的原则性和战斗性。一切犯了错误而又居功自傲、不打算改正错误并且等待着党的让步的共产党员应该彻底地清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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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翰等六个右派分子的揭露,对于巩固我们国家作为人民民主专政武器的监察机关、司法机关和检察机关是大有好处的。我们应该从此得到深刻的教训,下决心进一步彻底地整顿政法部门,以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应该从这里吸取必要的教训,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和实际锻炼,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事业奋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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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地对待个体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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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正确对待个体农户的指示”,这是目前农村工作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项政策措施。认真地贯彻执行这个指示,将大大地有助于我国农业合作化制度的进一步巩固,有助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中的其他各种建设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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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我国农村中,除了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外,绝大部分地区的90%以上的农户都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只有3%左右是个体农户。但是,如何正确地对待这些个体农户,仍然是农村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由于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的时间还不久,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巩固合作社方面,忽略了对个体农户的领导,而这些个体农户又极为分散,党和政府在他们中间的工作近两年来是大大减弱了。这些个体农户中一部分人资本主义思想本来比较严重,在自由市场开放以后,某些地区又缺乏必要的管理,以致在不少地方出现了个体农户进行投机活动、违反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逃避负担,甚至对合作社进行破坏的现象。这种情况对合作社的巩固和农村秩序的安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必须给以应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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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个体农户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他们多数是富裕农民,或者是兼营商贩的半商半农户,或者是兼营手工业的半工半农户,或者是散居深山远林一时不便入社的散居户,也还有少数是缺乏劳动力的贫苦农民。另外,还有一些未被批准入社生产的地主、富农、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以及没有正业的游民。这些个体农户其所以尚未入社,除了地主、富农、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由于政治的原因以外,其中一部分就是由于他们自己还不相信农业合作制度的优越性,甚至抱有抵触情绪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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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工作人员对于这些个体农户缺乏具体分析,以为既然这些个体农户已经为数很少了,因此就可以不加注意,可以不必对他们进行工作了。他们不了解,只要有个体农户存在,我们就必须坚定地和耐心地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且这还是一个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的任务。有些同志似乎忘记了现在的绝大多数集体农民在两三年前也还是个体农民,现在的个体农民也仍然是整个农村居民的一部分,他们对已经加入了合作社的广大农民有着多方面的社会的历史的联系。他们在生产活动及其他的社会活动上的表现,不可能不对合作社社员产生一定的影响。有些资本主义思想特别严重的农民,为了要影响合作社社员,他们也公然声称要和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比赛,要和合作社竞争,他们一心向往资本主义,散播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甚至企图把合作社搞垮。显然的,他们的这些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活动,应该看做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条道路斗争在农村中的一种表现。如果忽视这种斗争情况,就会造成损失。某些个体农户,特别是一些富裕的个体户,他们一看到有机可乘,就进行违法活动。他们甚至编出这样得意的歌谣:“单干单干,赛过知县。公粮不交,购粮尾欠。”有些未被允许入社的地主、富农、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坏分子,也到处乘机进行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合作社内部某些富裕中农出身的社员,曾经一度表现动摇。今年春夏之间部分农村里正气下降、歪风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此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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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对待个体农户的不正确的自流放任的偏向,是急需纠正的,有些地区已经开始纠正。但是,同时也要继续反对另外一种偏向,这就是在一部分地区有一个时候曾经发生排斥和歧视个体农户的偏向,比如强迫他们入社,或者强迫他们更换耕地等等。这种偏向虽然在目前不是主要的,有些地方也已经有所纠正,但是适当地指出并且防止这种偏向重复发生,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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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究竟应该怎样对待个体农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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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个体农户,包含的社会成分不同,他们的政治情况不同,因此首先就要实行区别对待的原则。对于个体农民,我们的任务,是要对他们继续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这就是说,一方面对于他们应该加强团结,不加歧视,不加排斥;同时又必须对他们加强思想教育,加强领导,并争取他们在自愿原则下逐步地加入合作社。对于尚未改变社会成份的地主、富农分子和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坏分子,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分别地加强对他们的监督,依法进行管制,坚持使他们在劳动中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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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样���原则,今后在农村的各项工作上,对于个体农户,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为了使个体农户能够经常受到政治思想教育,能够及时了解政府法令,遵守政府法令,农村中一切和他们有关的会议,如居民会议、整风会议等应该召集个体农户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大辩论更应该吸收他们参加。这对于提高个体农户的社会主义觉悟,批判他们中间某些人的资本主义思想,揭露和打击某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同时,对于个体农户中可能提出的一切有益的意见,也可以从而得到了解。除此以外,还可以召集专门的个体农户的会议,通过这种会议向他们解释政策,纠正他们的错误的思想言行,解除他们对于合作化的顾虑。在今年7月间,江苏宝应县就召开了一次个体农民代表会议,会上进行了阶级教育,启发他们谈心,提出思想问题,让大家进行辩论。在多数人觉悟提高的基础上,批判了富裕中农的错误思想,达到了团结的目的(见9月19日本报四版)。这是一个重要的经验,值得各地参考。第二,在农业生产上,应该使个体农户的生产,服从国家计划,特别是在种植计划上必须服从国家农产品的征购要求。在市场管理上,也应该对个体农户进行适当的监督。如果他们确实违反国家统购统销的规定,合作社受乡、镇人民政府的委托,就应该加以制止,必要的时候应该报告当地政府依法处理。第三,在国家公粮、税收、民工建勤等负担上,个体农民都应按照政府的法令,同入社的农户一样地负担和缴纳。合作社在接受政府委托分摊个体农户的负担的时候,应该比照合作社农户的负担,公平处理,既不偏重,也不偏轻。受灾的或者贫困的个体农户,也应该依法减免。第四,合作社在进行农业基本建设的时候,只要是对于个体农户在生产上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事情,就都应该动员个体农户参加,并且应该按照他们受益多少、负担多少的原则,相应地出工或出钱。第五,在国家的农村贷款和社会救济方面,对于确实贫困的个体农户,应该给予适当照顾,积极帮他们在生产上实行互助,促使他们的生产能够得到发展。第六,对于尚未被准许入社参加生产的地主、富农、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坏分子,乡、镇人民政府也应该按照国务院的指示,指定有关的合作社,切实加以监督和管制,加强对他们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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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正确对待个体农户的指示”以后,我们希望各地党政领导机关,按照国务院的指示,参照各地具体情况,有效地把对待个体农户的工作加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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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鸣放高潮以后要立即掀起整改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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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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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进入第三阶段以后,大多数单位已经先后出现了大鸣大放的高潮。鸣放高潮出现以后,应该迅速发动群众掀起整改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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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鸣大放为的是大整大改。鸣放只是提出问题,整改才是解决问题。熊熊大火已经燃烧起来以后,就要让它迅速地烧掉我们身上的各种坏东西。有些同志并不反对在整风的第三阶段大力进行整改,可是他们对于是否在鸣放高潮之后立即掀起整改高潮,却还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觉得:鸣放高潮虽然已经形成,可是,一般地说,鸣放的深度还不太够,揭发出来的一般问题很多,重大问题较少;因此,还是应该等到鸣放得更深更透,重大问题揭露得更加充分更加明确的时候,再集中力量进行整改,这样,才能迅速地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这种想法同群众的要求和工作的需要是不一致的。现时群众的千万只眼睛正在注视着领导者的行动,要从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判断领导者对整改的决心到底有多大。领导者大力进行整改,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决心,群众的热情就会受到进一步的鼓舞而更加高涨饱满,群众就会更加大胆地揭露工作中的更多问题。鸣放和整改就应该这样互相交错、互相推动,使运动的发展步步深入。有些整改已经形成高潮的单位,民主空气活跃了,党群关系改善了,上下级之间的接触更多了,群众也比较能畅所欲言,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开始出现了。相反地,如果领导者抛开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大量问题,只是反复动员群众揭露大问题,群众的信心就会低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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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掉自己身上的坏东西,这需要决心。而决心并不是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很容易下的。每一个单位中差不多都有一些拖延了三年五载没有解决的老问题。不少单位的领导者一提起这些问题就头疼,觉得就是整风运动也很难使这些老问题得到解决。于是,在这些问题面前就表示出犹豫退缩,决心不大。整风运动真的解决不了这些老问题吗?事实早已证明了这种论调是毫无根据的。几乎每一个单位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事例:一些拖延多年不能解决的老问题,只要大字报一贴,领导者真正来过问这些问题,并且动员群众来想办法,问题很块地就迎刃而解。据有些单位检查,有些问题所以长期不得解决,主要是因为领导干部拖拖拉拉,对群众意见充耳不闻,对自己缺乏严格要求。现在如果仍然怕老问题解决不了,实际上就是既不相信群众又不相信自己。如果用这种精神对待整改,那自然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应该坚定地相信:只要发动群众,只要大家都具有认真负责、互相支援、互相协作的社会主义精神,平时分不清的是非,整风中一定能够分清;平时解决不了的问题,整风中一定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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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值各机关总结今年工作、制定明年计划、业务工作相当繁忙的时候。有些领导同志感到腾不出手来,因而没有足够的决心大力进行整改。在这种情况下,保证整风业务两不误,当然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但是,只要领导者善于分清工作的主次和轻重缓急,善于安排时间和人力,善于使整改和工作密切结合,就完全能够做到整改和业务两不误。目前全国农村正在掀起兴修农田水利的高潮,水利部农田水利局业务工作的繁忙紧张是可想而知的。但是,这个局在召开全国农田水利会议的同时,大力进行整改,群众所提出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74%。可见只要领导人员心中有数,保证把主要的业务工作做好,次要的工作即使稍受影响也关系不大。因为整改是要解决我们工作中的根本性问题以及许多大大小小的具体问题,只要整改得好,我们的工作面貌就会焕然一新。这收获比起业务上所受到的一些暂时影响是大得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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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同志思想作风上有比较严重的毛病,或者犯了较大的错误,或者是遇到和个人利益有关的问题,就对整改抱消极态度,甚至有很大的抵触情绪。他们不肯认真地虚心地接受群众批评,不能按照党的原则处理和个人有关的问题。有些人甚至抗拒批评、阻碍鸣放。这样的同志虽然不多,但是,他们对运动的阻碍作用是很大的。各单位的领导小组应该抓紧对这些同志进行批评和教育,帮助他们用正确的态度对待整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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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整改高潮需要决心大,还需要领导具体,方法对头。群众提出的意见成千上万,整改的时间有限,因此,整改工作既要保证质量又要争取时间,做到又快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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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又快又好的关键在于贯彻群众路线。有些人认为鸣放是群众的事,整改是领导的事,群众只能提出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鸣放是有领导的群众运动,整改同样是有领导的群众运动;应该相信群众不但能提出问题,也能解决问题。有些同志所以有这种错误的想法,是认为把问题交给群众讨论解决一定会拖长时间使问题不能迅速解决;或者是怕群众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体,多考虑个人利益、少考虑整体利益,使问题不能得到正确解决。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有些单位开始没有注意贯彻群众路线,只是少数领导人在那里关门整改,结果是改得又慢,问题解决得也不好。群众说,这是越改越官僚,越改越主观。内务部优抚局开始只是领导干部关门整改,解决了二十个问题,结果有十三个问题群众不满意。而发动群众共同进行整改以后,则问题解决得又快,群众又满意。当然,有时候一部分群众对某些问题也会有错误的看法。但是,我们依靠的是群众中的多数。而且,在群众性的讨论中一定会树立和发扬正确的思想,批判和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在整改过程中,不但要依靠群众解决问题,还要发动群众对整改的情况进行检查,以防止那种只追求进度而不注意质量的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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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提出来的意见,绝大部分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是大多属于工作或群众生活中的一般的具体问题;有少数是比较难解决的却是重大的问题,比如方针、政策、体制、机构、干部下放以及生活福利中的某些复杂问题。解决问题的顺序究竟是先难后易,还是先易后难好?就一般单位的情况看,最好还是先易后难,首先集中力量解决那些大量的容易解决的问题,有意识地把难解决的重大问题推后一步。中央国家机关的许多单位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经验。从11月中旬起截至本月中旬为止,中央国家机关已有53%以上的单位,处理了80%以上的鸣放意见,28%以上的单位处理了50%左右的鸣放意见,初步形成了整改高潮。其中有些单位开始的时候先抓重大问题,整改进度很迟缓,群众情绪不高,后来改用先易后难的办法,十天半月之内,就把鸣放中提出的问题解决了十之七八。这是成功的做法。相反地,另外一些单位一直采取先解决重大问题的办法,结果重大问题迟迟解决不了,一般问题也扔在那里没人认真负责解决,因为看不到整改的效果,群众的情绪很快就低落下来。其实道理是很明显的。我们说鸣放高潮之后必须立即掀起整改高潮,就是因为群众已经揭露出大量问题在那里等着领导解决。而领导上撇开大量的和广大群众有关的问题不顾,只去解决三两个十天半月内不能搞出头绪的大问题,领导就要和群众脱节。大政方针问题本来就不好解决,在整改初期提出更不好办,因为这时无论是领导和群众,对这些问题都还缺乏准备。另一方面,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能插上手的。插不上手的同志自然很难保持高涨的情绪。等到领导方面解决了重大问题,即使还有时间来解决那些大量的问题,而群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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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却已经消沉了。这时候再回过头来发动群众,就要加倍费劲,整改工作就要事倍功半。当然有些单位可能有某些特殊情况,在他们那里可能有某些问题必须首先抓紧解决,否则将会成为运动的障碍,那当然应该首先解决这些问题。工作方法问题本来就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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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同志看不起小问题。他们觉得整风就要解决大问题,花许多时间解决鸡毛蒜皮的小问题不值得。这想法是很不正确的。所谓小问题,只是和某些难解决的重大问题比较而言,主要是说它们比较容易解决,不需要反复进行辩论和研究,决不是说它们都是鸡毛蒜皮。中央国家机关这一阶段处理的问题中,就有不少有关业务方针政策、工作规章制度以及领导作风方面的重要问题。事实证明,许多小事情和具体问题,正是三个坏主义的具体的突出的表现,它们和某些大问题有着共同的思想根源,甚至是某些大问题的根子。平常,许多领导同志不注意这些小事情,任其日积月累,使问题成堆,成为许多工作中的绊脚石,领导人员养成了拖拉疲沓、不重视群众意见的官僚主义习气。现在整改中一反常规,机关中的领导同志开始用雷厉风行、认真负责的态度来解决这些小问题,这样不但可以大量排除我们工作中的许多障碍,而且一扫机关中的那种因循守旧、对问题充耳不闻的暮���,使人耳目一新,它的意义和作用是十分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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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会不会抓了芝麻丢了西瓜呢?有些同志有这样的顾虑。是不是会丢掉西瓜,不在于是否先抓芝麻,而是看怎样去抱西瓜。一开始就去抱西瓜,如前所述,不一定能抱得很好,可是却有丢掉芝麻的危险。我们认为,先易后难,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为了更好的解决重大问题。具体问题一大堆摆在那里不解决,群众的思想就很难集中到重大问题上来,也没有解决重大问题的经验;领导者也不可能摆脱这些问题的牵扯。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领导者就可以腾出手来解决大问题,群众的注意力也就自然转移过来了。有人怕这样会挤掉解决重大问题的时间。事实证明,很多单位解决一般问题大多只要十天半月的功夫,而且,在解决一般问题的时候,领导者还可以抽出一些力量为解决重大问题作准备,同时适当组织群众进行一些专题鸣放和辩论。当然,如果领导者的头脑不清醒,只满足于解决一般问题,而放松了解决重大问题的准备工作,或者是心中无数,没有很好地掌握时间,以致不能很好地解决重大问题,那么,即令解决了90%以上的问题,也不能说整改真正解决了问题,也不能取得整风运动的真正胜利。就中央国家机关采用先易后难的方法的情况看,大多在解决一般问题的同时就采取各种措施为解决重大问题作准备,一般问题解决得差不多的单位,已经把解决重大问题提到整改日程上来。可以相信,只要领导思想清醒,在整改阶段就必然会既拣芝麻又抱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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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工业劳动者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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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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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已于昨天闭幕。这次大会是总结我国手工业由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的经验的大会,也是研究我国手工业如何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的大会。认真地贯彻执行这次大会的决议和精神,我国现有的十万多个手工业合作社(组)就可以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二千多万手工业劳动者的思想改造就可以深入一步,手工业的生产也将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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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在还是一个现代工业比较落后、手工业却很发达的国家。手工业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手工业的生产总值约占全国工业生产总值的18%左右。尤其重要的是,手工业的行业多、经营方式灵活、产品品种花样多。有制造性的行业,也有修理服务性的行业。有生产生产资料的,也有生产生活资料的,还有生产工艺美术品的。有在固定工场生产的,也有串街游乡修理的。正因为手工业具有这些特点,所以,在适应分散的、复杂的、变化多端的社会需要方面,在支援农业生产和国家建设方面,在供应出口需要方面,在为国家积累资金和扩大社会就业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不仅现在,就是将来我国现代工业大大发展以后的很长时期中,手工业仍然是近代大工业的不可缺少的助手。现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胜利完成,规模更加宏大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党和政府提出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并举的方针,争取在今后十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四十条规定的目标,争取在十五年后,在钢铁和其它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使我国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一个又光荣又伟大又艰巨的任务。已经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集体手工业劳动者,是我国六亿四千万人所组成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军中的一支重要方面军,是完成这个伟大的艰巨的任务的一支重要力量。手工业劳动者应当积极地担负起自己应尽的一部分任务,和全国人民一起,为实现这个远大的理想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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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到这个远大的目标,我国手工业劳动者在今后三、五年内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进一步巩固和提高现有的手工业合作社(组);按照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力求每年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不低于同期工农业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并在社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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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去年春天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我国手工业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手工业生产在个体经济时期存在着的缺点,如分散、落后、盲目和保守,以及用料多、出品率低、成本高等等,已经随着所有制的改变而有了初步的克服,为今后进一步发展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手工业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完成。在十万多个合作社(组)中,只有30%左右是领导力量较强、生产较好、基础比较稳固的。从社员的政治思想状况来看,70%以上是手工业工人和贫苦的独立劳动者。他们在旧社会里受尽剥削、压迫和失业的痛苦,一般是热烈拥护合作化制度的。但是,他们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小生产者的思想影响,在处理个人与集体、自由与纪律、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的时候,往往表现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经济主义的思想倾向。至于约占社员总数25%的小业主和富裕的劳动者,资本主义思想倾向就相当严重,其中一部分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中,向往资本主义的道路,有些人要求退社,有的人还进行破坏活动。在合作社的基层干部中,绝大多数是勤勤恳恳的,但由于缺乏经验和锻炼,有些人把家长制作风带到合作社里来;有些人往往从合作社的本位观点出发,不顾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追逐利润,采取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以上这些小生产者思想、资本主义思想,是跟合作社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能相容的。让这些思想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有朝一日,合作社组织就会涣散,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就会失败。我们必须在合作社组织中,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深入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克服社员和干部中的小生产者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把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进行到底。这是一个��期的艰苦的任务。在目前,主要的是根据党中央关于全民整风的指示,在手工业系统中普遍开展一次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高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干部的领导水平,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合作社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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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工业合作社内开展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质上就是使广大手工业劳动者,通过自我教育,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运动中,必须依靠手工业工人和贫苦的独立劳动者,充分发挥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团结比较富裕的有技术的社员,揭露和批判原来的小业主和一部分富裕独立劳动者的资本主义倾向。在大鸣大放大整大改的基础上,对于一些重大的是非问题,特别是两条道路的问题,组织社员进行大辩论。在辩论中,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算细帐的方法,使广大社员从亲身体会中弄清是非,提高觉悟,克服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由于手工业劳动者的思想改造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不能靠一个运动来完成,所以,在整风以后,还必须加强日常的政治思想工作,才能在三、五年内真正做到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把合作社巩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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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工业合作社中,还混进了一些地主、伪军政官吏、反动党团骨干、特务、土匪、流氓、地痞等坏分子。他们之中很多人对新社会心怀不满,不老老实实劳动,甚至进行破坏合作社、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阴谋活动。因此,在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必须把这些坏分子的问题跟一般社员、干部的缺点和错误严格区别开来,并且依靠群众,彻底揭露和批判他们,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对那些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和有严重破坏行为的坏分子,应该给以法律制裁。这样,才能通过整风运动,进一步纯洁合作社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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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教导我们:必须勤俭办一切事业。手工业合作社是集体所有制的生产企业,手工业劳动者原来就穷,要发展生产,要改善生活,尤其需要贯彻执行“勤俭办社”的方针。勤就是勤劳生产,挖掘生产潜力,根据需要和可能,积极扩大再生产。俭就是厉行节约,降低生产成本,反对铺张浪费。不仅在生产上要勤要俭,在社员的生活福利方面也要勤要俭。社员工资的增长,不仅不能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且要和社会工资水平相适应。在城市,社员的工资不应高于当地同行业、同等技术条件和劳动生产率大致相当的国营工厂工人的工资;在小城镇和农村,不能过高于农民的劳动收入。在劳保福利方面,当前只能着重解决社员的治病问题,其它福利事业应等到生产发展以后,再分别轻重缓急,逐步地按照节约的原则举办。只有在生产上做到勤和俭,才能利用有限的资金和原料,生产更多更好更便宜的产品,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只有在生活福利方面做到勤和俭,才能不断地增加合作社的积累,迅速地扩大再生产,社员生活的提高才有可靠的保证。这也就是说,要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要认真贯彻“勤俭办社”的方针,除了在生产管理方面制订一些必要的制度,作为工作和生活准绳以外,还必须在全体社员、干部中进行一次深入的“勤俭办社”的教育,使人人都懂得勤和俭,使人人都想办法做到勤和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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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合作社是手工业劳动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它的财产属于全体社员所有,内部的关系是互助合作关系。合作社必须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实行民主办社,让社员真正当家作主,才能动员社员群众自觉地贯彻多快好省的“勤俭办社”的方针。现在,许多合作社民主生活不健全。有些合作社长期不召开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不向社员报告工作和公布帐目,遇到重大问题没有经过社员认真讨论就作出决定。不少合作社干部不懂得怎样走群众路线,在工作中强迫命令,独断专行,严重脱离群众。不少社员有比较浓厚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思想,片面地认为民主办社就是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纪律;讲民主自由,就可以不遵守劳动纪律,可以不服从领导。这些情况说明,深入地进行一次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必须通过教育,使合作社的干部懂得遇事要和群众商量;对社员的缺点和错误,要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而不能采取强迫和压服的办法;对社员提出的要求,应该办又能办的,马上办,不应该办或者暂时不能办的,就要解释清楚。必须通过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教育,使社员懂得:在合作社里,个人一方面享有广泛的民主和自由权利,另一方面必须受社会主义纪律的约束,服从领导的指挥。这样,合作社里就会出现一个有集中又有民主,有纪律又有自由,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新局面。这样的局面更有利于协调干部与社员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关系,加强内部团结,群策群力,办好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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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手工业同农业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农村是手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也是手工业产品的主要市场。目前农村所需要的工业品中,有60%左右是手工业产品。在农业机械化实现以前的相当长的时间内,手工业是各式小农具、工具和建筑材料的供应者。手工业合作社必须面向农村,树立为农业服务的观点。现在,全国范围的农业生产高潮已经到来,农民们兴修水利、积肥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摆在手工业合作社面前的一项最重要任务,就是在整风生产两不误的原则下,积极地根据当地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及时地供应各种小农具、工具和建筑材料,积极组织力量下乡上山,修配农具,支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同时,全国工业生产的新高潮也已形成,在零件制造和生产协作方面,对手工业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随着工农业生产的高涨,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将会逐步提高,对各种日用品的需要将不断增加和变化,对外贸易也将日益扩大。全国手工业合作组织,应该在整风、整社的基础上,制订发展生产的规划、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提高产品质量,节约原材料,增加品种花色,以适应国内外多方面的需要。为了更好地完成今后的任务,正如朱德副主席指示的:“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和各级地方的国家行政机关,必须进一步地加强对于手工业合作社的领导和管理。”我们相信,在各级地方党组织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国手工业劳动者一定能在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在支援农业生产大跃进和国家工业建设的生产战线上,都打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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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关于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报告(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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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至4月四川省办公厅共收到来信1330件,其中央转来469件,占35.3%。各报社和其他单位转来67件,占5%。群众直接寄来794件,占59.7%。 接见来访135人次,比1956年同一时期增加了3.2倍,有关批评,建议和控告揭发坏人坏事的265件,占18.2%。 有关申诉,肃反,党团籍及行政处分的224件,占15.2%,有关复员,安置问题的94件(占6.4%),有关工资福利问题的84件,占5.7%, 其它婚姻询问等问题的350件,占23.9%。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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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学生展开“红与专”问题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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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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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清华大学近万名学生以“怎样做一个劳动者,做一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为题展开了社会主义大辩论。广大学生受到了生动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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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辩论的中心目的是要明确在知识青年培养目标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正确认识政治与业务、理论与实践、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知识分子与工农关系等问题,批判忽视政治、轻视实践、轻视劳动、轻视工农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立志做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了使这次大辩论能顺利进行,学校党委还反复强调在辩论中必须注意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贯彻“摆事实,讲道理,自由争辩,以理服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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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期间,全校召开了数以千计的辩论会。在辩论中,学生提出了许多问题,暴露了形形色色的思想。由于贯彻了“摆事实,讲道理”的精神,目前全校形成生动活泼的辩论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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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大辩论中,关于政治与业务即“红与专”的问题是辩论的中心。有些学生主张“先专后红”论,也就是分段论。他们认为:“业务一年不学十年补,政治十年不学一年补”。在学校中,“主要把业务学好就行了”,将来要“红”起来是很“容易”的事。他们往往举出解放以后一些自然科学家的进步的例子,来证明“先专后红”的道路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也是走得通的。有的学生则提出“多专少红”论,认为不“红”不好。但“红”了影响“专”也“吃亏”。所以提出要做个“红皮萝卜”,有点“粉红色”就行了。有人说,“社会主义是只大船,掌握方向的舵手是党,我只要老老实实作个乘客就行了。”这种“多专少红”论也可以称为政治上的“中间道路”论。也有人主张,“专了即红”论,也就是业务即政治论,他们认为“业务好就是政治好,一个人只要业务好,在政治上也就自然而然地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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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针对以上思想问题展开热烈辩论。许多人认为,主张走“粉红色”道路的人的错误之一就是否认政治对业务的推动作用。无数事实说明,社会主义觉悟是推动大家前进的动力。只有不断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学习马克思主义,才能使自己更好更快地成为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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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先专后红”的人认为要用有限的时间先学好业务。许多学生经过辩论,认识到红与专的关系不是时间上的问题。在学习业务的过程中,思想上不可能是真空的。不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就会接受资本主义思想。不同意走“先专后红”的道路的学生,特别指出“先专后红”是过去时代的特点。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有的学生指出了“先专后红”的危险性,一个没有政治灵魂的专家,就象商品一样,要看价钱,谁出的价钱多,谁就可以买得到。这样的专家如何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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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与专”问题的辩论中,大家还针对当前党提出十五年左右赶上英国的问题展开讨论。有的学生认为,要赶上英国,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技术,所以要先专。许多人指出,如果有了技术干部就能决定发展速度的话,那么英国、美国的技术干部并不少,又为什么科学水平提高的速度远落后于苏联呢?问题在于,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培养出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也远超过美国的专家。这证明我们能赶上英国的重要因素,是我国具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赶上英国就要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干部,他们是无条件地服从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的。那些主张走“粉红色”中间路线的人,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服从国家利益,是有条件为人民服务的。依靠这些人是不能赶上英国的。因此,我们的方向很明确,要赶上英国,必须培养又红又专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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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科学而科学的人生观的问题上,大家也展开了辩论。许多学生认为这种提法是错误的。这种观点以为从事科学工作才是高贵的工作,而其他革命工作是微不足道的,是一种“万般皆下品,唯有科学高”的资产阶级个人名利观点。有个学生举例说,如果有个科学家,见到一个小孩快被水淹死了,但他却说,下水救人是“简单的劳动”,而且自己还可能因而牺牲,而致放弃自己从事的“崇高的”科学事业。因此,他就不去做救死扶伤的高贵的事情了。试问,这样的科学家有什么崇高可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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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生在辩论政治与业务、红与专的问题时,都引用了动力系学生何正的例子。何正早在今年春天就提出了“先专后红”的论调。他认为只有学好业务,当上了科学家,就有了金饭碗,党就会请他入党。由于他坚持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在大放大鸣时,这个平时高唱“不问政治”的人对政治表现得非常“关心”,他赞扬右派分子林希翎、谭天荣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恶毒地向党进攻,成为右派分子。这个事实说明,离开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不行的,必定走上迷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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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在辩论中,深刻认识到“先专后红”论的本质,正如刘少奇同志“在北京各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以脱离政治作为号召,要人们拒绝改造自己,拒绝工人阶级的立场,这实际上是引导人们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路的口号。我们的知识分子必须懂得,政治是脱离不了的。脱离了革命的政治,就可能走向反动的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就可能陷入反动的政治立场。这样的人即使学到了一些知识和业务,也决不可能真诚可靠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全心全意地为工人农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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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学生除对“红与专”的问题展开辩论外,还对理论联系实际、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问题展开了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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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9日,原题为:“摆事实,讲道理,自由争辩,以理服人 清华大学学生展开“红与专”问题大辩论 大家表示要做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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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收获巨大的省党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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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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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共产党各个省市组织正在陆续召开代表大会。从已经结束的一些省市党代表大会的情况来看,都是开得好的。其中广东省和浙江省的大会我们都作了比较详细的报道。浙江省委的报告全文已在昨天本报发表。现在我们想就浙江省的大会说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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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党代表大会的特点之一是讨论了当前国内的阶级关系和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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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底、1956年初三大改造的高潮,标志着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决定性的胜利。所有制的改变,使我国的阶级斗争状况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使得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严重束缚生产力的矛盾得到了基本的解决。但是,所有制的改变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旧时代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虽然反对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在群众中已经是名誉扫地了。政治上多少还有些资本的是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他们对所有制的改变和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的领导地位都还不心服,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时刻准备着要瞅定一个时机跟社会主义较量一下。农村中的富裕中农,虽然由于大势所趋一般地加入了合作社,也有一部分人还是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对他们有利。这说明,即使所有制改变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存在,这一斗争还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具体条件下,即使在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富裕中农中,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人究竟只是很少数。因此,他们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只在很少数情况下才表现为敌我矛盾。在我国过渡时期,国内阶级斗争中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同时并存,而且敌我矛盾有时尖锐起来,有时又缓和下来,这种状况,在过渡时期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是必然的。但是对于这种状况,在我们党内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能有正确的认识。当党今年春天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有些人就否认还有阶级斗争,否认还有必要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当党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在今年夏天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有些人又否认人民内部矛盾,否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必要性,要求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来解决,例如农民退社问题这样的人民内部矛盾。浙江省党代表大会对于国内政治形势展开了热烈的争辩,得到了正确的结论,批判了错误的倾向,这是一个重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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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是推动一切工作的动力,是系统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方法,这一点已经被无数事实完全证实了。凡是开展了整风运动的地方,不管是农村,是工厂,是学校,是机关,都出现了崭新的气象:群众的觉悟在提高,劳动纪律在加强,生产在迅速发展,工作在很快改进,多年不能解决的老问题解决了,一向认为难办的事好办了。浙江省党代表大会上反映的情况同样证明了整风运动的伟大作用,证明了通过整风运动集中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迫切需要,也证明了大鸣大放大辩论的确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发展,是正确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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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的目的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用整风方法举行的各省市党代表大会,正是达到了这两方面的目的。浙江省党代表大会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和工业建设、加强知识分子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等问题,都展开了讨论。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会议着重地批判了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这个问题对全国各地也有十分重要的普遍意义。在农村工作中,存在着一些对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大跃进表示怀疑和悲观的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他们缺乏作为一个革命者应有的革命的乐观主义,缺乏不怕困难、勇敢地向困难进行坚决斗争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事实证明这些“怀疑论者”和“悲观论者”都是没有根据的,全国绝大多数合作社是巩固的或者是基本上巩固的,全国已有许多不同地区的县、乡、社已经达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指标。浙江省党代会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彻底驳倒了各种各样的保守思想,鼓起了“愚公移山”的革命干劲,订出了在第二个五年���划期间或者稍多一点的时间内,使全省三千一百多万亩耕地都达到八百斤的目标。这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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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广东省的大会一样,浙江省的大会在大大地提高了全省党组织发展社会主义工农业的干劲、驳倒了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消极怀疑论调的同时,大大地提高了全省党组织的革命觉悟,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队伍。浙江省大会的最重要收获之一,是揭露了反党分子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浙江省省长沙文汉,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浙江省副省长杨思一,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彭瑞林,中共浙江省委委员、中共浙江省委财贸部长孙章录。这些反党的个人野心家同党外的右派分子互相呼应,他们不但看不到浙江省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伟大成绩,而且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领导浙江人民取得这些成绩的党的浙江省委。代表大会决定把这些叛徒从党内清除出去,这无疑将大大地增强党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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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不了解,为什么象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这样一些“老”的共产党员竟然会堕落到这种地步呢?为什么他们在党内这样久没有被发现,没有被早一点清除出去呢?大家知道,任何政党包括无产阶级的党在内,都不是孤立在社会之外的。无产阶级的党一方面在改造社会,一方面社会上的坏分子也会混入党内,党内的不坚定分子也会受着剥削阶级的影响而蜕化变质。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由于无产阶级的队伍较小,小资产阶级(他们大量传布着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的力量十分强大,加以我们党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改造的政策,资产阶级对我们党发生影响的机会是很多的。我们党经常注意同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作斗争;经常注意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正因为这样,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领导着我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但是总有一些人不是很快就会把自己的真面目完全暴露出来的,为了最后识别这些人往往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反右派斗争是考验每一个党员的好时机。因此,我们党在反右派斗争中才提出对待党内右派分子必须和对待党外右派分子一视同仁的方针,决不能因为他们有共产党员的称号而另眼相看。事实上,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这些党内右派分子暴露了他们的本来面目,证明了他们已经自绝于人民,因而党必须坚决地把他们清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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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的党内右派分子沙文汉和杨思一的反党活动的一种手法是企图利用地方主义煽动一部分有落后情绪的群众,来抵抗党的正确领导,来满足他们的个人野心。地方主义是封建主义的产物,彻底的民主革命就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它和社会主义绝对不相容是显而易见的。地方主义分子常常宣称只有他们才能联系当地群众,才能代表当地群众的利益。这当然完全是一种胡说。只有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者才能最广泛地联系群众,才能真正代表群众利益。如果离开了共产主义,如果走上分裂人民团结和祖国统一的地方主义道路,即使是当地干部,也不可能联系那里的群众,也不可能代表而只能损害那里的群众的利益。这个真理,在广东省党代表大会上已经得到了证明,在浙江省党代表大会上又一次得到了证明。全国所有的党组织都应当从这两个省的斗争中得到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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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党代表大会的收获是巨大的。这是整风运动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我们祝贺浙江省党组织的成功。全国的党组织都应该象浙江省的党组织一样,紧密地团结起来,反对各种错误倾向,清除各种反党分子,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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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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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工人阶级作家队伍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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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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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在全国的反右派斗争得到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号召文艺工作者“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参加劳动,参加基层工作,同工农兵共同劳动,同生死、共患难。北京已经有几十位作家响应党的号召,到黑龙江、鞍山、淮河、云南、广东、柴达木、三门峡等地的工农群众中去生活和工作。上海的作家们,近几天也掀起了到农村、到工厂、到基层中去的热潮,八十多位作家和作协分会绝大多数的编辑人员、机关工作者,都表示了到工农群众中去落户的决心。昨天,在上海作协的大厅里,已宣布了第一批下放作家的名单。这是在文学领域内贯彻社会主义文艺路线的一件重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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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十五年前就曾指出:“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他要求“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要求一切革命的文学艺术家“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工农兵的文艺路线的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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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2年以来,在广大的抗日根据地、解放区,曾经有不少的作家坚决地执行了这条文艺路线,得到了优越的成绩,并且累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自全国解放以来,尽管人民掌握了政权,给文艺工作者创造了深入工农兵群众生活的极有利的条件,而绝大部分作家(包括部分青年作者)却并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其中,一部分反而走上了不同程度的脱离群众、脱离生活的道路,产生了种种脱离政治、违反社会主义文艺路线的思想倾向和创作倾向;发展到最严重的程度的,就成了出现在文学界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反党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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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今天,广大的作家们响应党的号召,决心上山下乡,到工厂、到基层中去,这些事实所表现出来的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作家们坚决以实际行动来体现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道路。广大作家们的这种决心和行动,必然会在极短的时期内改变我们的文学事业的面貌,为我们的文学创作带来新鲜的收获和新鲜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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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文学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以劳动人民作为它们的主人公,以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作为它们描写的主要对象。这是一切资产阶级文学所做不到的,也是过去任何进步的现实主义作家所做不好的。而今天,革命的文学家要真正地做到这一点,做好这一点,也并不是容易的,首先,必须能够深切地体会劳动的艰辛和快乐,正确地认识劳动的可尊和可贵。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文学工作者才可能和劳动人民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才可能和劳动人民建立起血肉相连、乳水交融的联系,才可能真正地和工农兵大众结合起来。因而,文学工作者才可能在作品里表现出劳动的伟大意义和劳动的人的鲜明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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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出身的文学家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也决不是轻而易举的,既不是“闭门读书”所能做到,也不是“静心反省”所能解决。他们,只有亲身参加体力劳动,在劳动中经受锻炼,了解劳动的甘苦,然后才可能使自己的思想感情逐渐发生变化,逐渐把自己的“立足点”移到工农兵方面来。这才是思想改造的真正的开始。即使是过去曾经参加过劳动,曾经和工农兵一起生活过的文学工作者,一旦和劳动生活断绝了联系,他们的思想感情也很可能发生变化——很可能滋长起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甚至原来从劳动生活中来、从工人农民中来的作家,如果长期地脱离了劳动,脱离了劳动人民,他们的思想感情也可能发生质的变化,动摇了自己原来的“立足点”。这一切,在资产阶级右派对党、对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的时日里,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无数生动的实例,值得每一个文学工作者从中吸取教训,引起警惕,把他们当作反面的“教师”。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只有和工农兵群众一起工作、一起生活的时候,才可能摒弃自己旧有的“立足点”,改变自己旧有的思想感情,坚定地和劳动群众站在一起,建立起新的立场、新的思想来,和他们结合在一起,团结共同的朋友,对付共同的敌人。宁可做一个工作在劳动群众之中的业余作家,决不要做一个长期脱离劳动生活的专业作家——这应该是每一个社会主���的文学工作者所需要具有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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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还有不少作家在为创作题材的单调或枯竭而忧虑,也有不少作家在为正面人物不易写得生动而烦恼。这些忧虑、烦恼都是有根据的;然而,除了作家到群众中去,参加生产劳动,参加基层工作之外,却恐怕永远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大家都知道:正掀起沸腾似的生产热潮的农村和工厂中的生活是无限丰富的,无时无刻都在涌现着新鲜的事物,而新鲜、生动的人物形象更是层出不穷。可是,作家为什么会感到写作题材的单调乃至枯竭,感到正面人物不易写得生动呢?这首先必须从作家与劳动群众在生活上的隔绝和在思想感情上的疏远的实际情况中去找原因。作家只有生活和工作在劳动群众之中,参与劳动人民的生产热潮,并且和他们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感受、共同的嗅觉、共同的呼吸,然后才可能从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之中汲取创作素材,了解劳动中的新人的灵魂,窥透劳动中的新人的面貌。创作的“灵感”和无尽的源泉只有从这里来。脱离了劳动群众,脱离了劳动的人的工作和生活,而要求创作中的题材丰富和人物生动,就无异在砂中求水,是绝不可能得到什么丰盛的收获的!只有作家到劳动群众中去,到劳动生活中去,才可能获得无尽的创作源泉,为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带来无限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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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邓小平同志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也着重指出:“必须用革命的精神培养新的知识分子”,“加强从工人农民中培养知识分子的工作”。这项工作,除了通过报刊和出版社来做之外,下放的作家也应该担负这样的任务——并且应该把它看作光荣的任务。作家们在农村、在工厂中,一方面固然需要向农民、向工人学习劳动,学习生产上的知识,学习他们正确的思想和优良的品质,同时也应该把文化、艺术带到他们当中去,在他们当中建立业余群众文艺的新据点,培养工人农民出身的文学写作者,恰如毛主席所说:“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这将是一种对双方都有好处的工作,尤其是一种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极为有利的工作。特别是在农村中,这些工作更将有助于缩短城乡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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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对于下放的作家,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及其他有关单位必须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细心地听取每一个人的意见,具体地了解每一个人的情况,以便于细致地分别对待地帮助他们解决有关下农村、下工厂、下基层的具体问题——包括采取不完全相同的下生活的方式。尤其是下去之后,作家协会更需要关心他们,经常地而不是偶然地和他们取得密切的联系,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写作的情况(包括写作计划)。总之,经常认真地鼓励、推动和组织作家到劳动群众中去,到基层中去,并经常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帮助他们解决各方面的问题,应该是今后各地作家协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因为这是关系于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关系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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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文汇报》1957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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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服培养地质人材工作中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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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赞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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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缺点:生产干部和研究干部的配置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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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缺点:片面强调地质工程师的重要性,忽视了地质学家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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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我们的党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毫无疑问,地质学是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之一,应该作为一个重点迅速地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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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学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地下资源。这个任务从三方面来完成:一是普查勘探等生产工作,二是地质科学研究工作,三是地质教育工作。建国七年多来,我们在这三方面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地质生产工作成绩最大,地质研究工作成绩较差,地质教育工作一半好,一半未得到重视。这种不平衡的发展,显示着在我们的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第一个较大的缺点在于生产干部和研究干部的配置变得越来越不合理了。第二个较大的缺点在于片面地强调地质工程师的重要性,忽视了地质学家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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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教学改革以后,地质干部应该分别由综合大学和高等工业学校来培养。综合大学地质类专业培养“地质学家”,高等工业学校地质勘探类专业培养“地质工程师”。这两类地质干部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不可偏废。但是1952年以后,地质学家的培养完全中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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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地质学家的综合大学地质类专业,偏重基础科学(如物理、化学等)和基础地质科学(如矿物学、岩石学、古生物学、地史学、构造地质学等)的训练,缺乏或者没有地质勘探(如矿山地质学、储量计算法等)和勘探工程(如钻探和掘进)方面的训练。综合大学地质毕业生是偏重理论修养的地质学家。他们的出路是多方面的。科学院地质科学研究机构和与地质有关的研究机构需要他们。综合大学地质系和有关各系的地质教师、高等工业学校许多专业的地质教师、师范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地质教师等,大多数应该由他们来补充。产业部门的地质研究机构、野外地质测量队和普查队也都需要一定数量的综合大学的地质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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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养地质工程师的高等工业学校地质勘探类专业中,课程比较复杂,基础科学、基础技术科学、基础地质科学、地质勘探课程、勘探工程课程等齐头并重。毕业出来的地质工程师富于地质勘探和勘探工程方面的生产知识和技能。他们是产业部门的生产能手,所以刚毕业的青年地质工程师绝大多数到产业部门去工作是适宜的。另外,高等工业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地质勘探方面的课程也需要少数的地质工程师去担任。不可否认,工程师也要进行研究,而且通过生产实践,积累丰富经验的较老工程师必然有一部分转向科学研究,成为以科学研究为主的地质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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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院系调整后,各旧大学的地质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的(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贵州大学)并入高等工业学校,有的(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唐山工学院)改为高等工业学校而把地质师资完全调出,有的(重庆大学)改为高等工业学校,保留地质师资,培养二年制地质技术员,有的(南京大学、西北大学)虽变为综合大学而却培养工科性质二年制的地质技术员。从1952年起,旧大学不存在了,综合大学地质系培养青年地质学家的任务中断了。这一类地质人材的来源完全断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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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南京大学首先恢复了综合大学地质专业。1955年和1956年北京大学和西北大学也先后恢复了。不过各校每次招生六十—九十名,人数太少,而且毕业太晚,最早的也要到1959年才能毕业。1959、1960和1961三年综合大学地质毕业生大约不过三百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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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边说过,1952年教学改革以后,两类性质不同的地质干部应该分别由综合大学和高等工业学校来培养。但是从1953年起到1958年止,整个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初期全国没有一个综合大学地质毕业生。1959到1961三年才出来三百多人。在来源中断六年之后,这个数字如何能满足许多方面的迫切需要呢!这是一个何等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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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地质工程师的有北京、长春和成都三个地质勘探学院,还有北京矿业学院、北京石油学院、中南矿冶学院和昆明工学院,每年毕业数千人。地质学家的培养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西北大学三处,招生名额太少。南京大学地质师资较强,扩大招生,即感不足。西北大学现已有力不胜任之势,增加任务,也需要增加力量。北京大学地质方面只有两位教授,其余都是青年教师,所设地质学和地球化学两个专业有十几种地质课程。最初两年,两位教授艰苦支撑,困难重重。地质人才集中的部门如果不迅速设法支援,则具有优秀传统的北京大学地质系将无法继续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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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教学改革以前旧型大学的地质毕业生和新型综合大学毕业的地质学家相比,再和新型高等工业学校培养的地质工程师相比,毫无疑问,他们和新型地质学家很相似,和新型地质工程师差别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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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掌握统计数字,也没有作过人材调查,发言中所说的人数只能是一些粗略的估计。到1952年夏为止,全国旧型大学地质毕业生大约有七百多人。解放前许多人改了行或者去世了。现在地质部系统工作的大约有三百(?)人,担任教学的大约有一百五十(?)人,在科学院工作的大约有六十(?)人,在其他方面工作的还有数十人到百把人。除后者不计外,旧型大学地质毕业生在地质部、学校和科学院三方面的人数比例大致为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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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夏地质毕业生学了一点勘探课程,1954年夏毕业的学得多一些,1955年夏毕业的更多一些。这三批地质毕业生是旧型大学转变为新型工科教育的过渡时期的产品。从1954年起每年另有大量的二年制地质勘探类专修科毕业生。这些人多数都分配到产业部门去了,其中许多都已成为生产队上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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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夏按照新教学计划培养出来的第一批青年地质工程师出世了。1957年夏又要有一批毕业了。这两批数以千计的地质勘探生产能手,将是产业部门,首先是地质部的得力干部。地质部在获得这样的干部以后,在1953到1955三年中进来的地质人员已经开始成长为有经验的骨干以后,从今年下半年起,就有条件在最近三、四年内分批把大部分旧型大学出身的地质学家,从生产岗位上抽调出来,以支援地质科学研究机构和地质师资缺乏的高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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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在地质科学上应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但是现在距离这个要求还非常遥远。拿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来说,力量非常薄弱,副研究员以上干部只有十七人,其中包括以行政工作为主的三人,在学校兼课的四人,在地质部兼职的一人。用这样薄弱的领导力量,要想在十一年内对于矿物学、结晶学、岩石学、沉积学、变质地质学、古生物学、地层学、动力地质学、构造地质学、地球化学、放射地质学、航空地质学、石油地质学、煤炭地质学、金属矿床学、非金属矿床学、第四纪地质学、水文地质学、工程地质学、新构造学、土质学、冻土学、火山学……等二十多门地质科学作出有价值的贡献,是不可能的。这样将就下去,地质科学一定要变为越来越落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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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有它们自己的特点,科学院的研究机构也有它们自己的特点。产业部门前六年偏重生产,忽视研究,去年开始扭转,但还不够。单单加强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而忽视科学院的研究机构,也要发生偏向,导致实践不能提高理论,理论不能指导实践,影响所及,不但地质科学落后,生产也要受到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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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研究、教育三方面的力量应有适当的配置,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应有适当的结合。根据这两个原则,提出以下两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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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1957年下半年起,到1960年下半年止,地质部分四批把大多数旧大学出身的地质学家由生产岗位上调出来,以支援科学院地质研究机构,地质部地质研究机构和缺乏师资的高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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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和东北地质勘探学院从今年起开始招收综合大学地质类专业学生,连同综合大学,今年和明年各招生七百八十名,1959和1960两年各招生八百七十名,1961和1962两年各招生九百六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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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有关情况了解不够,所提意见难免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请各位委员、各位同志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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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14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克服培养地质人材工作中的缺点 尹赞勋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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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革委员吴惟平部分同意铁托、卡德尔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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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杭州14日訊 在浙江省人民政協最近舉行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曾傳達了鄧小平同志在清華大學的報告,並在傳達後進行了座談。民革委員吳惟平在座談會上發表了如下的感想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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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惟平說:“聽了報告,知道清華、航空學院等大學發生的事情,使人感到驚奇。我倒不是驚奇會發生匈牙利那樣的事件,我驚奇的是這些事由鄧小平同志講了,我們才知道。其他學校是否也有類似事件,我們還不知道,但恐怕不是個別的,也不應看作是偶然的事情,這是設計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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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惟平接著說:無產階級專政已有四十年力士,正如一部機器生產了許多產品(如建設社會主義、反法西斯的勝利……),也產生了一些次貨(如斯大林的錯誤、匈牙利事件等等),這究竟是開機器的人有毛病呢?是機器有毛病呢?還是兩方面都有毛病呢?鐵托、卡德爾認為不僅使用機器的人有毛病,主要的是機器有毛病。卡德爾認為如果不是機器有毛病,為什麼工人階級不能通過政黨影響領導呢?蘇聯為什麼不能及時糾正斯大林的錯誤呢?我認為鐵托、卡德爾提出這個問題是有道理的,我贊成他們的看法,是兩方面都有毛病。但我與他們得出的結論是不同的,他們是否定這個機器,我的結論是認為機器是可以繼續生產的,但肯定機器的某些機件是有毛病的,必須家易修理。為什麼機器有毛病呢?我認為最主要的是缺乏“監督”。任何政黨執政,都意味著大權在握,必須有監督。我國歷史上的監督有三種:1、封建專政是君權大夫制;2、資產階級專政是允許反對黨存在,允許公開發表意見;3、無產階級專政是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我並不認為這種制度還不如封建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優越,但我認為光靠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不夠的,特別是在兩個重大方面是不夠的:1、國家的重大政策、措施方面,目前還不允許公開的發表反對意見,光靠批評與自我批評是不能發揮監督作用的;2、廣大的基層幹部,特別是農村幹部最需要批評,但農民沒有能力來批評。以我視察的松陽來看,這些基層幹部的脫離群眾傾向已有成為合法化的傾向:如在糧食統購統銷後,有一個幹部因為接近群眾,到農民家裡去揭飯鍋蓋,看看農民是否真的沒有吃,這個幹部就被認為是“尾巴主義”,並因此被調動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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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說“關於監督問題,我認為共產黨提出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這是領導上已抓住了問題的中心,但光靠民主黨派監督是不夠的,應更廣泛的允許大家從各方面來監督,使它成為一條鞭子,鞭策著領導;現在這條鞭子雖有,單不解釋,還只是條稻草繩,未能切實的產生影響領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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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惟平發言以後,沒有人不同意他的意見,只有許欽文說了一句:“吳先生認為這部機器的機件還要修理,使人聽了不很舒服”。(摘自統戰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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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52期,1957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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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叙伦谈对怎样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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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叙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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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全同意这次会的各项报告。特别是在大会开幕前毛主席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指示,使我对于马列主义理论的运用,得到了新的启发。我将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学习并贯彻这些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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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提出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再一次宣告了同党外人士合作,不仅过去是,现在是,而且今后也是共产党所坚持的一项固定不移和永远不变的基本原则。这个重大方针的明确提出,不但进一步阐明了民主党派的性质任务,极大地鼓舞了民主党派成员前进的信心,推动了民主党派的工作和组织的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社会上对民主党派的某些不适当的看法,从而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事实证明,这一方针的提出是符合于我国社会历史的发展,符合于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愿望的。毫无疑问,贯彻执行这一方针,乃是我们民主党派极其光荣和庄严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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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重要问题,是我们应如何切切实实做工作来进一步贯彻这一方针的问题。我们一般人往往说得多,做得少,要求别人多,要求自己少。譬如在讨论如何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方针的时候,我们民主党派就有一些同志,认为这个方针是党提出来的,如何贯彻,其关键在党等等。我认为我们应该反求诸己。不错,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共产党提出的。但是,能否长存,能否发挥更大的作用,主要还是要看民主党派本身的工作。也就是说要靠民主党派多从事有益人民的活动。有益于社会主义的事情做得多了,就不会不受到人们的重视,民主党派的活动也就会得到各方面更多的支持。那么,民主党派应如何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呢?我想在这里简单谈一点我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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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自己的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长期进行自我思想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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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认为密切联系群众,帮助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进行自我思想改造,是我们民主党派最基本的历史任务。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来后,有些同志提出来问:“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民主党派的成员绝大多数已变成劳动人民,民主党派是否还有必要强调思想改造工作呢?即使目前还需要强调,将来是否还需要长期强调呢?”我认为肯定是需要的。思想改造是长期的,无止境的,对民主党派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民主党派最基本的一项工作就是要帮助它的成员和所联系群众逐步地改造自己,消除资产阶级思想残余,这是历史赋予民主党派的最光荣的任务。我们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但是我们所追求的却是祖国的繁荣富强和幸福自由,我们所选择的道路是共产党所提出的道路。既然在阶级存在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不是为了保存阶级的狭隘利益,而是愉快地拥护和接受了共产党所提出的和平消灭阶级的政策,那么在阶级消灭以后,我们更不需要保存阶级的思想残余,而应当更加集中力量为尽快地消灭阶级思想残余而进行工作。所以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主党派的思想教育工作,不仅不应该削弱,而且还要大大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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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清互相监督的目的,发挥互相监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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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之所以必要,还在于彼此间实行互相监督。毛主席说监督就是批评,互相监督就是互相批评。民主党派中有些同志说长期容易,监督难,怕谈监督。我认为如果我们把监督的目的透彻的认识清楚了,不但不应该怕谈监督,而且要勇于发挥监督作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建立在大家共同为社会主义事业尽职竭能的这一不可动摇的基础上的。监督本身不是目的,所以不应该是为要监督而监督,象旧社会的“学监”“督办”那样,为找岔子而找岔子。实行互相监督的目的是为了分清人民内部的是非,加强我们在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一致性,避免和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因此,民主党派对共产党进行监督,其最积极的目的应该是支持和巩固党的领导。这也就是发挥党的助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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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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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国家的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对敌人实行专政,同时,对人民实行广泛的民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从来就是把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作为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关键的。为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了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我们民主党派参加了政权管理工作,一方面要虚心接受党和广大人民的监督,另一方面也要善于研究和集中所联系的群众的意见,反映给有关部门,积极帮助党和政府及时改进工作,纠正缺点。同时,也必须认识我们国家的民主是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这种社会主义民主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另一方面也要保证必要的集中和统一,保证和维护加强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作用。我们从多年来的实际生活中已经深刻认识到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我们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领导作用,乃是团结国内外一切力量,战胜敌人,克服困难的根本保证。我们民主党派各项工作的成就也必须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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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代表所联系阶层的正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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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派在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工作中,还必须积极代表所联系阶层的正当利益。民主党派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的党派,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将成为代表出身这种阶级的劳动者的党派。为了发挥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积极性,代表他们的正当利益和合理要求,不但在过去,就是在将来也是我们一项重要的工作。因此,我们必须经常深入了解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在生活、工作中的思想情况,困难和问题,帮助他们合理解决。但是,对于那些不正当的要求或超过现实可能条件的要求,应当负责进行说服解释,而不应当无原则的迁就,或者不负责任的推之于党和政府。我认为注意这一点在现时很有必要,因为在我们这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进行建设的时候,生产力的发展赶不上人民需要的增长,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矛盾,这个矛盾将从各方面表现出来。我们如果不能正确对待它,不仅不能发挥积极的因素,而且会扩大矛盾,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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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一切为了社会主义,一切服从社会主义利益,这是检查我们民主党派各项工作正确与否的最高尺度,也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方针对我们民主党派提出的基本要求。为适应这一要求,我们还需要努力再努力,学习再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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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15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一切服从社会主义利益,马叙伦谈对怎样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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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协全体会议的大会讨论热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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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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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15日讯政协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今天上、下午继续进行大会讨论。四十六位政协委员和列席人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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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包尔汉在上午的大会上发言说,中近东各国人民在万隆会议精神的鼓舞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力量正在日益增长。这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他介绍了去年先后带领文化艺术代表团和朝觐团访问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叙利亚、黎巴嫩、沙特阿拉伯、约旦等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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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医学院教授简仁南发言说,作为一个台湾人,他特别希望能够早日实现和平解放台湾。他对旅大市疗养院的床位浪费现象和铁道部大连医院的惊人浪费现象提出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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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桢就国际关系问题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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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君迈认为,应该提倡好的民族形式的体育运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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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会议的左协中说,这次开会以前,他特地调查了他的家乡、西安市坝桥区的十五个农业社,大部分农户增加收入的具体事实,说明了合作化的必要性和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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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说,今年高等学校的招生数虽然比去年少了,但是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内每年平均招生数比较起来,还是正常的;而且连同前四年的实际招生数加在一起,还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原定招生数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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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民报”副社长陈铭德就“新闻自由”的问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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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温少鹤谈到,四川省工商业者在全业合营后发挥了积极性,但是也有人在全业合营后表现了消极的一面。这就需要工商业者努力改造自己,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结合起来,树立主人翁思想,热爱合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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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祖国才两个月的科学家汪德昭说,回国后所见所闻,使他太感动,太兴奋了。祖国科学研究方面有了惊人的发展,很多科学论文已达到国际水平。但是他感到目前实验方面的论文还不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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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还有十六人书面发言。他们是:颜福庆、唐午园、石筱山、连瑞琦、冯少山、邓裕志、孟目的、董竹君、李达潮、韩蓬台、王亢之、顾颉刚、李培基、叶恭绰、赵树屏和秦伯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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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午的会议上,邓初民首先发言说,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政策,就是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最正确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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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副教务长董渭川认为,引导不能升学的青年走向农村,是一条广阔而正确的道路。他说,今后应当注意加强中、小学学生的劳动教育、基本生产技术教育和政治思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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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康同璧认为要慎重考虑人工流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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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备委员会委员罗子为在发言中详细地说明目前手工业行业在原料供应、产品加工、收购、包销等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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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大会的政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副主席木汗买提江·马合苏木,介绍了自治区的政协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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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朱学范就工会工作发言。他谈到了去年全国工会工作在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和职工工资福利工作方面的突出成绩。他说,今年,全国职工要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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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曲艺研究会副主任阔如提出:在整理传统曲艺遗产的同时,希望把安排老艺人与培养下一代曲艺艺人的工作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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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会议的江树峰介绍政协扬州市委员会逐步开展工作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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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宗汾谈到了他视察农业生产合作社、慰问射阳河闸工地、参观兴建中的武汉长江大桥和武汉钢铁工业基地等的感想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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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阎迦勒谈到了基督徒的思想改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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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学院副院长李沛文认为,目前存在的各种本位主义作风,妨碍了向科学进军的事业。他希望通过严肃的批评克服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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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生、熊瑾玎、浦化人、刘清扬在联合发言中说,应该发展红十字会组织,使它成为政府卫生部门联系群众的纽带和开展群众卫生活动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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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工业部造纸工业管理局工程师于滋潭说,轻工业部造纸局正在采取各种措施增产纸张,还赖各用纸部门共同努力,才能根本解决纸张脱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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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专员王枕心建议,在农业科学院组织专门机构,聘请农业界的老专家,开展对祖国农学遗产的研究和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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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书面发言的是:周祥初、周凤九��冷寅东、王哲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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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会议将继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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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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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教师质量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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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东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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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中学的老教师,有机会列席这次大会,并有机会在大会上发言,的确是我一生最荣幸的大喜事。我今就中学教育方面,提出两个问题,同时就我一生的经历,提出一点体会,请诸位先生加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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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学教育质量问题 提高教育质量,是学校教育的中心问题,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应当围绕着这个中心。这个方针提得很正确,现在正确,将来还是正确。因为我们在党的领导下,要把落后贫穷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富强的工业国,主要是青年一代负起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责任。我们教育工作者,应当培养青年具有社会主义的觉悟,现代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坚强的体魄,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是提高教师的水平。我国有句名言“青出于蓝”,说明了教师主导作用的重要性。上次我国中小学教师访苏代表团,来到了杭州,在传达报告中,分析了苏联中学生学习质量所以很高的最主要原因,是苏联中学教师教学质量很高,所以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也肯定了教师主导作用的重要性。就杭州市中学教师的实际情况来讲,中学教师的水平,还不能达到客观的需要,因此有些学校师生关系,搞得不好。我觉得搞好师生关系,在学生方面,应加强思想教育,而我们教师更应提高自己的水平,上好每一堂的功课,教好学生,关心学生,才能够树立威信,受到学生真正的尊敬,这是我第一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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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教育发展得很快,而师资的培养,赶不上发展的需要,因而把大部分有教学经验的中学教师提升到高等学校去了。这样一来,中学教师的阵容削弱了,中学教师的质量降低了,在高等学校方面,学生也未必感到满意。杭州师专的学生,对教师有很多的意见。我觉得今后教师的调配,应该遵照毛主席指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精神,这是我第二点意见。目前教师质量还不高,是教育发展太快的必然现象,是前进中的困难,党和政府的确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培养新教师,来提高教师的质量,但和客观的需要还有很大的距离,我所以在此着重提出,因为这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性问题,今后应当更加注意,逐步改进,达到提高教育质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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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学毕业生问题 我是根据目前我校高三学生学习的紧张情况,提出这个问题。我校高三,十三个班级,共约七百个学生,他们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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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今年投考高等学校的困难情况,所以都在拼命的学习,争取考进高等学校,我校于去年10月,提早对毕业生进行了思想教育,但是很难挽救这种紧张的情况,毛主席也讲过,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提出两点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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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培养共产主义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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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对未能考取的学生,希望党政工团,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社会人士和家长们,在爱护青年学生的基础上,加以教育和帮助,作出适当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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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知识分子政策的一点体会 我担任中学教师,已有三十四年,其中二十一年是在我现在服务的杭州一中,以前叫杭高。1942年到1946年,我担任过杭高的校长,1946年春天,我请了马寅初老师来杭高对学生讲话,1946年5月,我支持了杭高学生所发动的全杭州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的大游行,因此,我被反动政府撤职,离开了杭高。1949年解放后,浙江文教部张孤梅部长首先要请我回杭高,重长校政,当时我因年老体弱,对马列主义又一窍不通,力辞校长重责,蒙张部长俯允,请我到杭高,专任数学教师。去年7月,杭州市委书记和文教部长,要我担任杭一中的副校长,我初力辞,后经市委书记和文教部长的多次教育,我于去年10月,担任了杭一中的副校长,我深深体会到党对我的教育、团结、关怀和重视,而反动政府对知识分子不是重视,而是轻视,不是关怀,而是迫害,所以我觉得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我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这是我一生经历中的一点体会。最后祝诸位先生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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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15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学教师质量降低了 崔东伯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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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江大橋一臨時工隊鬧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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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記者、方、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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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份內,武漢長江大橋工程局第一橋樑工程處綫路中隊的河南石工隊——一個臨時工人的隊伍,因為對工程處要把他們解僱囘鄉不滿而發生了一次有組織的鬧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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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發生時的主要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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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綫路中隊黨支部召集河南石工隊的黨團員開會,宣佈要把石工隊解僱囘鄉生產,號召黨團員帶頭。在這次會上,把解僱的作法也向大家談了一下,即:15日召開大會動員,18日全部離開武漢,火車票由工程處統一購買,解僱費在車站一次發給等。在會上,黨團員沒有表示什麼。隊領導上以為他們同意帶頭囘鄉了,估計不會出什麼大問題,於是,決定第二天向群眾宣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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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黨團員們並不是沒有意見。在群眾大會召開前,全隊工人都已知道解僱的事,並且作了準備。結果,群眾大會開到一半,會場秩序大亂。這時有人高喊:“堅決反對解僱”、“死也不離開大橋”、“不開這個會了”。同時,工人們紛紛退出會場,大會被迫中斷。工人們退出會場後,就集中到工棚開會。他們把全隊的三十二面旗(包括開山放炮的信號旗),都拿出來張掛在門口,表示對建橋有功;並且組織了“糾察隊”,拒絕幹部到工棚去進行個別談話。同時,他們還在家屬中作了工作,要家屬和他們一致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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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晚上,中隊曾派出幹部到工人和家屬中去了解情況和進行說服,但工人和家屬不是拒絕談話,就是大哭大鬧,說要跳江自殺。這時,中隊領導感到問題嚴重,向工程局黨委作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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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正好省委國營工業部副部長閻鈞同志也在工程局,聽到上述情況後,即和工程局局長彭敏等到工棚,向工人們進行工作。這時,工人情緒仍然很緊張,見到領導幹部們來了,就大吵大鬧;有的當場碰頭撞人;有人把電燈打開說:“世界太黑暗”;還有人謾罵領導是“騙子”。閻鈞同志向他們講話,要他們好好談問題,批評他們這樣亂鬧是錯誤的。這時,工人提出三條要求:一、不離開大橋;二、批准他們轉為正式工;三、如一定要解僱時,每人發五千元解僱費。後來,答應不叫他們囘鄉,情緒才緩和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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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候,一橋處黨委又派出幹部到隊召開大會小會,進行教育和批判錯誤態度。到18日,隊里絕大部分工人都認識到鬧是錯誤的,承認不應自動組織“糾察隊”等。並且解散了這種組織。但是,工人也批評領導上處理問題太簡單,不了解大家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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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全體工人已正式恢復工作。目前這個隊的工人已決定留在大橋工地,將來修河南漳河橋時,準備把他們調到河南去(漳河橋也是由這裡承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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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事件中暴露出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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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石工隊是一個一百零九人的臨時工人隊伍。從成份上看,絕大多數是失業工人,農民很少。從工作歷史上看,這些人都是從1953年開始在大橋工作的,其中許多人有相當的技術水平。從工作表現上看,這些工人一般表現尚好:隊中有五名先進生產者,一個先進小組,一個青年突擊小組;工作中經常表現積極的有五十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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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述情況,把這些人作為普通臨時工人看待,通通解僱囘鄉生產是不夠妥當的。因為其中失業工人較多,已經久離農村,不會農業生產。同時,全隊約有一半人已在武漢安家,現在硬要把他們送囘河南農村去,他們不願意,而且也是不合適的。但是,由於領導上事先對上述情況了解得不夠,沒有分別對待,同時,又簡單地靠行政命令的辦法來解決問題,結果引起大家一致不滿;這樣,再加上少數人的活動,就鬧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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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領導上對臨時工的處理工作重視不夠。要把一隊的人解僱囘鄉,不經過反復動員教育,無論如何也是不行的。可是,一橋處黨委對這件事卻幾乎沒有過問(雖然事前曾討論過,但過於簡單)。甚至在開群眾大會時,也沒有派負責人參加,以為由中隊長或支部書記宣佈一下就行了。從中隊看,也很草率,工會主席在事前對有關佈置都不大了解,因此,通過工會來作些工作就談不到了。表現不夠重視的另一事實,是橋處和中隊採取行動時,並未向局黨委請示、報告,局黨委是事情發生後才知道的。另據橋處黨委反映,局黨委對臨時工的問題也重視不夠。局黨委對臨時工問題,一直未向各橋處作過具體的指示,只通知各橋處,臨時工解僱時可以多發半個月工資,和一般地指示各橋處解僱工作要慎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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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從這次事件中還可以看��:勞動部門對處理臨時工的問題缺乏正確措施。據一橋處反映,為解決河南石工隊問題,他們曾派幹部到武漢市勞動局去聯繫過,要求幫助安置這批人,勞動局表示不願管;後有要求勞動局派人去幫助動員,勞動局還是不肯。以後,橋處又派人到河南省勞動廳去聯繫,勞動廳也說不管,要橋處通武漢市勞動局研究解決,並給武漢市勞動局寫了信。以後,橋處又派人到武漢市勞動局去,說明如果勞動部門都不管,他們打算把這批人留下來,但勞動局又不同意留,堅持要送囘河南。橋處把河南石工隊期限解僱囘鄉。不幾天,公安派出所也派人到橋處來,催促快解決河南石工隊問題,並說,工人要是不肯走,可先把他們的戶口轉到河南去。這樣,橋處感到時間緊,加以主觀上又認為問題不會很大,就決定用行政命令的辦法。自行處理,以致出了問題。現在看來,解僱臨時工問題,缺乏統一的規定,由各單位各行其是,是有毛病的。勞動部門不能配合支援,也會給有關單位造成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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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橋處過去對臨時工進行政治教育不夠,許願過多。據反映,過去橋處幹部向臨時工進行工作時,經常偏重在好好幹,幹好了可以轉為正式工這方面。而對服從國家需要,服從組織調動等紀律教育則常被忽視。因此,工人早就有轉為正式工人的打算,思想上都沒有解僱囘鄉的準備。所以這次宣佈的時候,大家就想不通,認為是領導上騙了他們。這種思想,在黨員中也是比較普遍的。這次事件中,不少黨員帶鬧,和上述情況有很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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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帶來的不良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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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石工隊的問題雖然已經解決了,可是這次事件,在臨時工中帶來了不良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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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大橋共有四千多名臨時工。這些工人中,除有一千人左右要繼續留用外,其餘的人都是要解僱的。因為工程中已不再需要這樣多的人了。但現在臨時工中,都產生了要像河南石工隊那樣來解決自己的問題的想法。認為要想在大橋工作下去,就得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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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提出要把武漢市硚口隊——也是臨時工隊——轉到武鋼工地去的時候,這個隊的工人就表示反對。因為在大橋工作,每人每天有三角四分錢的施工津貼,而武鋼據說沒有這種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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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武漢大橋工程局感到臨時工問題很難處理,也感到過去政治工作是有很多缺點的。大橋黨委決定對臨時工加強教育。但他們很希望市的領導上統一考慮和安排一下拳師臨時工的處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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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55期,1957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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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卫生工作要赶上客观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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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衷心拥护毛主席的指示和周总理及各位首长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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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地方卫生工作者,想就地方卫生工作中目前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个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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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已使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随之获得了解决。农民已经放弃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改变了小农经济分散性的生产方式,实行了“按劳计酬,多劳多得”的工作日制。由于社会主义所带来的思想觉悟的提高,农民均以无比的热情和积极性从事于劳动。更由于打垮了封建残余势力,妇女已脱离了家庭经济的枷锁,走上了经济自主的道路。从而,劳动力的保护、巩固和增长遂成为每个农民的一项迫切要求。他们要求从疾病的迫害和苦难下得到解放;他们亦要求获得与疾病作斗争的知识,好参加到战斗队伍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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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新形势发展下,解决农业增产与劳动力间的矛盾,亦遂成为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农村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农业合作化之后,组织起来的农民和改变了的经济制度已替消灭疾病、改善农村卫生情况,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在于卫生行政领导与卫生工作者如何正确地认识这种变化,如何来有计划地合理安排卫生工作,使逐步地适应于客观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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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在合作化高潮推动和各级党政的领导下,发动了群众并组织了地方的一切积极因素,湖北省象全国一样在卫生战线上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战果。我们在原有基础上,建立了三十六个血吸虫病专业防治站,二百三十二个防治组;还依靠社会医疗力量成立了二百零八个治疗单位,训练了五千四百二十五个血吸虫病防治人员与群众的积极分子,壮大了与疾病作斗争的队伍。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发动群众结合生产积肥和兴修农田水利,进行了灭卵灭螺工作。有好些县乡如谷城南障已基本上消灭了血吸虫病的中间宿主——钉螺,保证了农民安全生产。另外,全省中西医互相配合下治疗六万多病人,减少了传染源。自从推行新法接生与新育儿法后,40%的产妇接受了新法接生,很大多数的社组织了托儿站或组,解放了妇女劳动力。少数地区已开展了节育工作,宣传做得好的地区,妇女已自动地到卫生院或医院申请结扎输卵管,和学习其他避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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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在充分发挥社会医疗潜力的原则下,我们组织了联合诊所五千多所,解决了农村中缺医缺药的现象,便利了农民,使能就地求医。这些社会医生,特别是不少中医,在当地是具有一定的威望,受到群众的信仰。合理的安排和使用,再授予一定的卫生技术知识,他们将起到莫大的作用。这样做是完全符合现实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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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卫生工作在农村中的成绩是肯定的,但在检查中发现我们的缺点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亦是不少的。这些缺点须要我们积极地去纠正,存在的困难逐步地克服,问题合理地解决,使我们的卫生工作能赶上客观的发展。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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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贯彻执行卫生工作中的四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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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卫生工作的四大原则成为我们的行动指针,在思想上还没彻底地认识。因之,未能很好地贯彻到每一项工作中去,工作就形成左右摇摆,不是偏左就是过右。产生这种偏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行政领导对于中央政策的体会不深,加之对全面情况和发展规律缺乏了解,缺乏远见;又对运用调查研究、统计分析的科学资料作为制定计划的依据重视不够,单凭主观片面的想象,或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工作方法,生搬硬套,这样就使计划脱离实际,工作处于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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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为主的方针——一般卫生干部对预防为主为社会主义卫生工作的基本要素认识很浅,甚至认为做预防工作没有收益,是一种非生产性的工作;有的技术干部认为预防工作缺乏科学性,不值得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医师来做;有的医学院卫生系的学生听见卫生系将裁并到医疗系去,就乐得跳起舞来了;有些卫生医师或医士分配到卫生院或企业厂矿中去后,领导上要他们搞治疗,没有体会到只有贯彻了预防才能消灭疾病的发生和流行,才能保证广大人民的健康,才能提高出勤率,增加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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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工农兵的方针——由于近一年来对于干部和学生放松了“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教育,片面地理解“向科学进军”必须在大医院、大学校、研究院学习和工作;必须学文化考大学。在卫生队伍中不安心于专业,不愿���下厂下乡,认为下厂下乡就毁损了他的前途,浪费了他的才能。这些现象从1956年起是普遍的,并且日趋严重,若不即时地加以教育和纠正,会使很多青年干部和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日益堕落,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日益成长。另一方面,政府亦应主动拟订一套鼓励和进修办法,使每个青年得到精神上的鼓舞和专业上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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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在批判了轻视歧视中医的思想后,宗派主义情绪基本上已趋肃清,绝大部分西医认识到祖国医学遗产对医学已起和将要起到的作用。在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下,大部分西医积极地争取参加学习。但今后如何更好地加强团结,发扬祖国医学遗产还值得进一步研究。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根据“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原则,似应先从总结经验,整理文献着手,似不应“全面接受”,而应从“系统学习”的基础上和中西医配合的原则下来进行。“戴帽子”的方法是有损团结的,会起消极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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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经验已证明,凡是群众发动起来的地方,领导善于发动群众和群众卫生觉悟高的地方,卫生工作的成绩是大的。这虽已是众所熟知的事实,但多数卫生工作者在思想上、工作方法上还是重视不够,“单打一”的旧作法还是很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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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中初级干部是解决基层卫生工作质量不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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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卫生工作的质量不高。这是很普遍的现象。目前,一个县没有正式医师不是少数,绝大部分的县乡工作是靠中初级卫生干部与地方原有的非正式医生来担任的。这种情况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还不会有多大的改变。因此,提高中初级干部,是一项解决基层卫生工作“质”低的问题中非常迫切的事项。我们拟在一面举行短期专业训练,一面分层分年提高省、专、县级的医院与卫生预防机构的素质,使能按级的负起指导和培训工作。卫生工作不论数量上与质量上发展必须是“金字塔式”的,不能专门采取“头重脚轻”只顾上不顾下的方式,只顾大城市不顾农村的偏向,必须是城乡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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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情况是复杂的。由于地理情况的不同,生产与生活方式的不同,疾病流行情况的不同,卫生工作就不可能千篇一律,必须是结合实际,因地因时制宜,结合生产,结合生活来展开。因之,党委的统一领导,合理安排和群众的积极支持是做好卫生工作的基本关键。单纯技术、单纯治疗的工作方法必须纠正,否则是不能满足农村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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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16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地方卫生工作要赶上客观发展的需要 姚克方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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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慶、瀋陽等地少數工廠連續發生罷工、怠工和請願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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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程度7日訊 從1956年6月到年底,四川重慶等地少數工廠連續發生新工人罷工、怠工和請願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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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調查,發生事件最多的是第二機械工業部所屬的工廠。重慶二六九廠曾經先後發生三次事件,工人們以要求繼續升學,增加工資和提高級別為名,集體向中共重慶市委等有關部門請願。不久前發生的一次事件,他們還包圍了工廠黨委書記和廠長的辦公室,要求立即答應增加他們的工資。當時,情勢十分緊張,人越聚越多,秩序非常混亂,直到工廠警衛連架起機槍以後,才把人群驅散。但是這場風波並未平息,在人群解散以後,有一百多人重新聚集起來前往重慶市委請願。1956年12月20日,他們又派出十多人到成都中共四川省委求見負責同志,經過一再勸說,才肯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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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重慶市有關部門調查,歷次鬧事者絕大部分都是從上海、廣東等地招收來的新工人。全市連續發生的數起事件,先後參加的工人人數在三千人左右,事件已經波及到重慶機床廠、重慶柴油機廠、四九七廠、九一六廠等單位。鬧事者通過同鄉和朋友的關係,利用電話和其他交通工具進行聯繫,有醞釀新事件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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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這樣的事件,在成都、樂山等地的個別工廠和工地上,也曾經發生過。但情況沒有重慶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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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經發生的歷次事件中,當地黨和政府部門都採取了說服教育的方法,並且盡一切可能,想法解決問題。重慶二六九廠第一次向重慶市委請願的一百多個青年工人,都按照他們的要求,分別送進學校學習和遣返原籍。也正因為如此,這個廠最近一批要求增加工資的工人在鬧事中提出了“堅持到底,不鬧不解決問題”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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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調查,發生時間的原因有下面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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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川部分廠礦派到外地招收工人的工作人員,在招收工作中有欺騙、誇大和蒙混的作風。如說四川氣候四季如春;住樓房;每月工資八十五元;工廠有休假制度;每年可以囘家一次;工廠保守進學校等等。但實際情況不是招聘人員所說的那樣美妙,因此激起了新工人的不滿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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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廠新工人的工資級別評定不統一。同一個技術學校畢業的學生,分配到同性質的兩個工廠裡,有的級別定得高,有的定得低。加以工廠沒有聽取他們提出的意見,特別是個別工廠領導幹部不論是個別人鬧問題還是全部,一開口就是“你們上海人(或廣東人)怎樣怎樣……”,很引起他們的反感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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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鬧事者中絕大部分都是青年工人。他們曾經積極熱情地要求參加工作,但是由於思想不穩定,當願望同實際不能符合的時候,就片面強調個人前途和生活待遇。這部分人主要是從各技工學校畢業以後分配來工作的。他們跟著鬧事者起哄,企圖達到解決個人問題的目的。(李紹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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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瀋陽7日訊 最近一個時期,瀋陽有十一個國營機械和電器工廠,有工人請願或罷工。這些工廠有瀋陽第一機床廠、第二機床廠、第三機床廠、重型機器廠、風動工具廠、空氣壓縮機廠、扇風機廠、水泵廠、電纜廠、高壓開關廠和低壓開關廠,參加請願、罷工的有復員軍人、代別廠培養的工人、技工學校分配來的技工;其中有一部分是黨員和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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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機床廠給武漢重型機床廠代為培養的七十三名徒工,認為該廠訂的升級標準過高,對考工升級工作拖拉有意見,要求在一定期限內降低升級標準,公佈考試結果。這個工廠沒有及時解決,他們便在去年11月25日,在少數人控制下全體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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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一廠給鄭州四〇二廠代為培養的三百七十六名徒工,不願意做工人,要求當技術員。四〇二廠在瀋陽的班部答復他們,等囘鄭州解決。後來因為四〇二廠投入生產的時間延遲到1958年,他們又波動起來,在去年11月21日,有二十多人到班部請願談判,要求合理使用他們,按期囘本廠,解決工資、獎勵、生活問題。在22日和23日兩天,他們有一百多人不上班,在宿舍裡水餃、打鬧,並提出“向匈牙利青年學習,堅持真理的人站起來!”等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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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壓開關廠有三十三名轉業軍人認為工資不合理,在個別分子操縱下秘密開會,包圍廠長要求增加工資,脅迫廠長立即按照國務院關於復員軍人工資的規定增加工資,少數人態度非常蠻橫,敲桌子、瞪眼睛,甚至謾罵(王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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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洛陽7日訊 去年7、8月間由鄭州技工學校分配來的第一拖拉機製造廠一百餘名技工學員,因為至今還沒有正式工作而感到不滿。去年12月8日,他們選出了十一人組成的請願代表團,其中九人已在當天乘火車前往鄭州技工學校請願,要求解決他們的問題,如果得不到解決,還準備到北京向國務院請願。在此以前,他們還召開過幾次秘密會議,進行了一次志願簽名:表示要共同鬥爭的決心。他們還提出:“鬥爭不勝利不罷休、反對中途妥協”等口號,他們還寫信請求分配在其他城市的同學,聲援他們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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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願代表團的路費,是由這批工人集體捐助的。這個事件發生以後的第二天,第一拖拉機制造廠的領導上才發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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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事件發生的基本原因,這裡有兩種說法:據工會幹部說:第一拖拉機制造廠在吸收這批技工的時候,許願過多,言過其實,當時有些人已經確定分配到上海、北京等地,但因拖拉機廠的幹部對他們說:我們的待遇好,住樓房,一個人一部機床,而且保證在半年後就能升為四級技術工人。可是他們來了以後,連正式工作也沒有,升級的問題更談不上,因此產生了嚴重的不滿情緒,才釀成了請願事件;但是據黨委會的一位幹部說,主要是因為有些壞分子故意搗亂。鄭州技工學校吸收的學員中,有很多失業的地主惡霸的子弟,成分很壞,他們來到這裡以後,還沒有參加生產,就要求提到五級工人,這當然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因為達不到他們這種無理的要求,才發生了請願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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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拖拉機制造廠的領導已經開過緊急會議,正在採取說服教育和分化工作。(劉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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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098期,1957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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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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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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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拥护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里的讲话、周总理和其他领导同志的报告和发言。我是一个教育和科学工作者,特别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表示拥护和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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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时间自然难有伟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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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一部分人对于这个政策表示怀疑。他们说:这个政策已经提出来了,为甚么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看见有伟大的作品和著作出现呢?因此,他们怀疑这个政策是不是能发生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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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怀疑我认为是没有根据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政策提出的比较早一点。“百家争鸣”的政策提出来还不到一年,时期还是很短。在短时期内,怎么就会有伟大的著作出来?就是抄也恐怕来不及。这种要求,是太高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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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或纠正偏差,也应用“争鸣”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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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部分人恐怕这个政策在施行中会发生偏差。有人认为已经发生偏差了,他们要求纠正偏差,预防偏差。纠正偏差,预防偏差是必要的,但是预防的措施,总不要跟政策的精神相违反。纠正偏差,也不要“因噎废食”。纠正或预防“百家争鸣”的偏差,最好还是用“争鸣”的办法,那就是:讨论研究,批评说服,证明偏差是偏差。如果用别的办法那就不是纠正或预防“百家争鸣”的偏差,而是取消“百家争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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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鸣”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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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部分人怀疑,自从“百家争鸣”的政策提出以后,是不是已经有人开始“争鸣”。清朝有位哲学家颜习斋说过:如果先生说:“往东走”,有一部分学生站起来就往东走,另有一部分学生满口赞美“往东走”,可是坐着不动。当然前者是好学生,后者不能算好学生。这个事例在这里引用,不十分恰当,不过可以作个比喻。领导上提出“百家争鸣”的政策,就譬如是发出“往东走”的信号。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有许多人站起来“往东走”,或者大家还都是坐着不动,只是口头上拥护“往东走”呢?就我所知道的,我们现在已经有不少的人开始“往东走”,虽不成“家”,可是已经开始“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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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搞中国哲学史工作的。近几年来,我们在工作中遇见了不少的困难,不少的问题。自从“百家争鸣”的口号提出以后,我们把这些问题公开地在人民日报上摊出来了。我们有些同志也对于其中的有些比较有关键性的问题,提出初步解决的意见。在这个基础上,北京大学哲学系于1月间曾召集一个座谈会,参加的人很踊跃,讨论也很热烈。会中的发言,后来写成文章,陆续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其他刊物中发表,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发表完。将来还要编成一个四十多万字的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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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座谈会着重讨论有关哲学史方法论问题,后来讨论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哲学史对象(主要是对唯心主义评价)的问题,一个是哲学遗产继承性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很重大、很复杂,不是一时所能完全解决的,但是经过讨论,参加的人得了一些初步的共同认识。时间的限制,我不能把这些共同的认识向大会汇报,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在这些共同认识的基础上,我们的中国哲学史工作是会提高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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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实际上也在“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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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部分人怀疑,苏联为甚么没有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这个怀疑也是不必要的。在苏联的学术界,一个科目中,有不同的学派对于这个科目中的某些问题有不同的见解。在一个大学里,一个科目,可以因有不同的学派而设立不止一个教研室。就是在哲学方面,莫斯科大学的哲学系和列宁格勒大学的哲学系就成为两个学派。这些情况,正是苏联学术界所鼓励的。学派与宗派不同,宗派是少数人为个人利益而组织成的小圈子。学派是因学术上的主张不同而形成的派别。宗派是不应该有的,学派是应该有,而且在学术发达的情况中,必然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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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哲学问题”杂志的最近一期(1956年第六期)登载有“全苏哲学家联系会议”的一个讨论会的情况(译文登在“学习译丛”1957年第二期)。我们对于这个报道感到很大的兴趣。因为他们的这个会,也是着重讨论哲学史方法论的问题。讨论也是集中在哲学史的对象和哲学思想发展中的继承性的问题,对于哲学史对象问题,有两派主张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也和我们的座谈会里的争论基本上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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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理由相信,苏联虽没有提出“百家争鸣”的口号,实际上正是在“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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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上面看起来,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的各项怀疑,都是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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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在学术界的别的方面,也正在展开。在遗传学方面,摩尔根派和米丘林派已经很好地在争鸣,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各门学科中,都会有不同的学派“争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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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百家争鸣”并不等于“百家”“和平共处”。对于同一问题的不同的见解,可能全都不正确,但不可能全都正确,其间必有争论。争论的结果,对于各种见解,都取其精华(当然有些见解可能没有精华),弃其糟粕,于是这些精华都成为真理的一部分。郭沫若院长在最高国务会议中所说:“百川异流,同归于海”大概就是这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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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同归于海”的,毕竟都是“川”。就是说,必须有一部分正确性的见解,才能有补于真理,若果本来就是完全错误的见解,那就是“断港绝河”,终归自行消灭。但是关于某一问题的不同的见解,特别是牵涉很广、内容复杂的问题,究竟那些是正确的,那些是错误的,还不是可以一望而知的,只有经过讨论争辩,互相批评的过程,正确的才可以逐渐被承认,错误的逐渐被抛弃。这是一个往复曲折的过程,也就是辩证的过程。就是正确的东西,也得经过这个过程,它的发展才会健全,它的内容才会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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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保证我国学术正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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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切忌用行政式的命令,或教条式判断,预先决定那些见解一定错误,那些见解一定正确,把那些认为是错误的见解预先加以禁止。这样,可能被禁止的不是错误的。即令是错误的,但正确的东西,没有经过上面所说的辩证的过程,它的发展,就会迟钝,它的内容,也就会贫乏。这样作,对于学术的正常发展,会带来很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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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就是预防这种危害的发生,保证我国学术的正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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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我有机会参加另一个会议,听了毛主席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的更多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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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这种英明的政策的保证和鼓励下,我国一定会有一个文化高潮和经济建设的高潮配合起来,使我国早日进入社会主义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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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16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坚决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冯友兰批判对这一政策的各种怀疑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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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教育必须经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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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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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学生进行劳动教育,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教育学生热爱劳动和热爱劳动人民,应当是学校教育的经常任务,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我们知道,过去劳动人民是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他们的劳动受到轻视。现在,我国劳动人民的联盟已经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人们已经公认劳动是光荣的。这是学校进行劳动教育的根本条件,也是鼓舞学生能够接受劳动教育的重要的社会因素。因此,劳动教育是可以在学校中顺利进行的,而且是为学生所欢迎的。学生不仅在中、小学里要受到劳动教育,就是在高等学校里也要受到劳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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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不重视中、小学的劳动教育。这是因为他们还不了解我国中、小学教育任务的缘故。今天发表的教育部负责人的谈话指出:“中小学教育属于普通教育的性质,它的任务主要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对具有一定的政治觉悟、文化教养和健康体质的劳动后备力量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要为高等和中等学校输送一定数量的合格的新生。因此,中小学学生毕业后应当是大多数从事工农业生产劳动,而升学的只能是毕业生中的一小部分,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中、小学毕业后不能升学的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是国家教育事业的一条根本方针,也是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应走的一条根本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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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这样,我们人民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要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提高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学生升学固然是为了进一步提高政治和文化的水平,以便毕业后更好地参加生产劳动;不能升学而立即就业的中、小学毕业生也是直接有助于社会生产事业的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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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劳动生产打下思想基础,作好准备,学校必须进行经常的劳动教育。这就是要培养学生成为改造世界的劳动者。这对于正在成长中的青年、儿童的整个道德面貌、意志和性格的形成上,将起重大的作用。劳动教育是共产主义教育的根本内容的一部分。中、小学学生即使是升学了,也要继续受到劳动教育。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的观点是剥削阶级的观点,这是最可耻的。而劳动却能够创造人类的物质财富和文明,它是最光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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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劳动教育经常化,学校应当结合日常教学工作,作出合理的安排,具体生动地进行教育,特别是要增加劳动生产的课程。在进行劳动教育中,要注意同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纪律教育、勤俭建国的教育结合起来。不仅要使学生在课堂讲授中受到教育,而且要使学生在各种劳动实践中,从思想感情、技能、习惯等方面都受到教育。安徽省合肥县第二中学领导方面和教师在教学中注意结合劳动实践来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三年多以来,学生已经养成劳动的习惯,真正体会到劳动光荣的意义,不能升学的毕业生,就愉快地走上了劳动生产的岗位。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学校经常地进行劳动教育,就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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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许多学校的经验,向学生进行劳动教育的方法是很多的。组织各种报告和讲座,让学生在实验室、学校园地和各种课外活动中,广泛地从事各种实习;或者通过青年团和少年先锋队,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富有教育意义的社会劳动,这些办法都可以采用。此外,学校还要鼓励学生参加家庭劳动。学校在安排和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要同学生的学习很好地结合,应当注意不要过分加重学生的负担,不要妨害学生的正常学习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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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对于毕业班学生的劳动教育,应当从学生实际情况出发。有的学生为了升学,过分紧张,影响了身体健康。也有的学生怕考不上学校,感到前途渺茫。学校应当使学生认识清楚:不管将来升学或者参加劳动生产,都应该认真地把功课学好,不必过分紧张;但是又应该鼓励学生用正确的学习方法,努力获取知识,满怀信心地走上未来的生活道路。学校应当全面地说明:无论升学或者参加劳动生产,都是为国家所需要的。有的学校只注意对毕业班学生进行劳动教育,而忽视对全体学生进行劳动教育,这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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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仅仅学校方面的努力也还不够。学生除了在学校受教育的时间以外,要受到家庭的教育。家长平日对子女的要求和态度,给他们的影响很大。因此,家长对子女应当有正确的态度,从日常生活中给子女以劳动教育,帮助子女避免和克服消极因素的影响。北京市有的中学为了动���家长更好地协助学校教育子女,组织了家长委员会,分别联系学生家长,交流教育子女的经验。这对于巩固学校教育的成果有很大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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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思想工作。要把这个工作做好,并且保持经常,就需要党委的关怀。各级党委在指导学校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中,要重视劳动教育,经常了解劳动教育的进行情况,充分动员教师和家长的力量,参加这项工作,使学生耳濡目染,从各方面受到劳动教育的熏陶。为了保证和提高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水平,取得良好的效果,各级党委有必要加强学校政治思想工作的力量;并且指定一些党委委员经常向学生作报告。开展劳动教育的社会宣传,不仅要依靠党组织各方面的力量,还必须有党委撑腰才能首先解决各级干部的思想问题,坚定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领导人员的信心。许多地方反映,干部思想不通,常常成为开展劳动教育的阻力。各级党委要教育干部,用正确的态度对待子女升学和从事劳动生产的问题。所有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都应该首先对自己的子女进行劳动教育,鼓励子女们准备参加生产的必要知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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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中、小学校在过去几年来,结合教学活动,向广大学生进行了劳动教育,有了一定的成绩,并且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应当总结和交流劳动教育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把劳动教育提高一步,并且使它经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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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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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际关系问题的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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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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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全赞成和拥护周恩来主席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我现在想就国际关系问题发表一点我个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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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人民的力量取得新的胜利,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更加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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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国际局势在上半年因为社会主义阵营努力坚持和平政策和世界各国人民和平愿望的要求,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人类进步事业作了明确的指导,对世界人民力量作了正确的估计,对苏联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了更进一步的改善,对斯大林同志的错误作了毫不掩饰的纠正,国际紧张局势开始有了进一步的缓和,必然成为人类空前浩劫的世界第三次大战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了。正当世界人民松了一口气的时候,英法美帝国主义者们就在中东借口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正当权利和在匈牙利乘人民的正当的不满要求,利用机会造成冷战,加紧国际紧张局势,终至英法以公开冒险武装侵略埃及,在匈牙利大规模搞起了颠复活动的反革命叛乱。事情一开始的时候,苏联就曾警告过帝国主义者们说,任何违背时代的精神的妄举必定要遭到失败的。所谓时代的精神,简单说就是人类进步思想和人民切身要求加上有了物质力量作后盾的时候,就变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怎奈帝国主义者利令智昏,非到黄河不死心,一定要和世界人民的力量计较一番。于是全世界人民怒吼了。特别是苏联的严厉的武装警告,英法侵略者们才在彻夜开会后,不得不决定马上停战。宣告侵略失败了。匈牙利的叛乱也是由于苏联基于华沙条约的义务和国际主义精神,出兵数小时后完全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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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国际局势一弛一紧是以帝国主义者与世界人民力量较量的第一回合,以世界人民力量的彻底胜利而结束了。但是进步的新生力量与腐朽的将要死亡的力量的斗争不是直线的,这表现在国际阶级斗争的外交斗争上也是反复多样的。我们所面临的敌人——帝国主义者——是些老奸巨滑经验丰富的老手,他们善于利用我们的那管是一点点空隙来攻击我们。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适当地纠正了斯大林同志的错误,这本是无产阶级的光明正大的态度。可是敌人决不错过这个机会,就利用它来大事渲染,想尽各种方法造成劳动人民队伍的思想分歧,企图从人民内部攻破我们的和平堡垒。所以这一阶段我们澄清劳动人民思想上的混乱,加强和平阵营间的团结一致就成为头等重要的任务了。在这方面苏联做了一系列的工作。苏联政府去年10月30日发表的“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和我国在11月1日发表的关于支持苏联政府10月30日宣言的声明,明确地阐明了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间的真诚友好互不干涉的合作关系。接着苏联又和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分别和共同做了会谈并发表了会谈公报。与此同时,苏联共产党又和各国共产党、劳动党,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共产党兄弟党间又举行了一系列的商谈,并将会谈结果全部公报出来,这样就使社会主义阵营间的团结更加巩固和一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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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和我们政府并没有疏忽了他们对无产阶级和全世界劳动人民所应负的义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经过慎重讨论,发表了两篇有重要意义的文章。就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重要文章发表以后,不但在我们的国家内起了全面启发彻底澄清的理论思想上的极大作用,就是在国际范围里也起了积极影响作用。做为一个中国人对此我感到特别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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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又有重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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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一年我国政府在外交活动上所收到的显著成绩更是值得我们特别兴奋的。由我国和印度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普遍获得了世界各国,特别是亚非地区各国的信任和承认。这就大大便利了我国睦邻政策的进行。在去年一年中,我们和老挝、柬埔寨、尼泊尔、阿富汗、巴基斯坦各邻国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关系,增加了文化艺术的交流。至于在去年一年中我国和各国人民和团体互相访问,我国艺术代表团在国外的演出,我国的商品展览会在外国的展出,更是比以前任何一年都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和收到了更多的良好效果。在这里我不能不特别一提的就是我们的主席——周恩来总理在去年年末到今年年初两个多月的时间抱着真诚友好的精神,怀着寻求友谊��寻求和平、寻求知识的三寻态度访问了十一个友好国家,充分地达到了三寻的目的,载誉归来,可以说创造了国际关系史上的新纪录。总而言之,我国的外交基本政策是以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原则为指针的。那就是我们既不想扩张半寸领土,也不想占人一点便宜;既不需要销售市场,也不需要原料基地,更不用说势力范围了。除此之外,我国的外交政策还有它的特点,就是它还有我国传统的忠恕之道的精神。象周总理在亚非会议上所说的存异求同的原则与党和政府预先告诫国人克服大国主义思想,就是这种精神的具体表现。因为有这种精神,所以我国的外交使者才能有仁人君子的风度,这些才是我们所以伟大而不可战胜的地方呢。也是资本主义国家新闻记者们所说的“共产党中国具有很大吸引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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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密切注视美帝国主义经济危机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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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仅从理论上论证了,而且从历史实践上我们也证实了阶级斗争不论在国内范围或者在国际范围上,若是不经过战斗,敌人是不会放下武器的。尽管社会主义和平民主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力量对比我们已占绝对优势,尽管帝国主义者们在侵略埃及和进攻匈牙利事件上已遭到彻底失败,倘若设想他们已经领取教训从而罢手,那就未免太天真了!过去一年来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集团间的总危机表现在美国的霸权日见扩大,美国的经济势力日见伸张,老牌帝国主义的英法殖民地权利逐渐由美帝国主义用一种新的方式取而代之,英法已由小伙伴变成大附庸了。自然啦,英法等西欧帝国主义者们对此也不甘心,由法、西德、意、比、荷、卢等六国纠合一起组织所谓的“西欧共同市场”“原子能联营”,由英国加紧英联邦各国间的经济最惠链带。并与西欧取得连系来对抗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占。由此可以窥见他们之间的关于殖民地的和关于经济上的尖锐矛盾展开如何激烈的斗争了。至于由美帝国主义者一手培殖豢养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西德与日本现在不但羽毛已丰早已恢复了战前水平,甚至超过了战前经济一两倍,但是他们事实上还在美国占领下过着不自由的生活,所以这两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平自由之愿望就不能不高涨。由此他们与美帝国主义者关于民族矛盾就不能不做殊死的斗争。至于美帝国主义者与世界其他各国人民,特别是中近东与南美各国人民,全存在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美帝国主义者是处于世界上与绝大多数人民的对立地位。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内的情形。就一个国家的整体来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它的生产力是世界第一。它的财富占资本主义世界总和的一半以上。它的人民生活水准也是很高的。科学技术也是很优秀的。但是我们要分析一下它的内部,就会发现,它是世界上最充满着不可克服的矛盾的一个国家。美国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从它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时期,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后,它的垄断组织就特别发达,随之俱来的帝国主义阶段所固有的腐朽性、寄生性也特别显著。在美国国内,除了阶级矛盾日渐深刻化外,种族矛盾也显得特殊,一千几百万黑人遭到了非语言所能形容的歧视和排斥。最近南方各州对黑人迫害事件每天新闻都有登载。美国垄断集团为了达到彻底的阶级统治目的,不惜用一切手段,包括用有组织犯罪方法——控制美国人民的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如所周知,现在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就是大财主政府,他们一方面制造冷战,加紧国际紧张局势以便扩军备战用财政手段掠夺人民——今年的美国预算七百多亿元,是美国平时空前的大预算——好让军事制造商的大资本家们发财致富。另一方面他们迎合美国人民恐惧经济危机心理,不惜用一切饮鸩止渴方法如大量制造军火,预支购买力,广泛建立赊欠制度等等来虚假地和人为地制造经济繁荣。这样做也正符合他们的利益,同时美帝的御用学者们又大唱其人民资本主义乱调,说什么经济危机不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人民资本主义的时候就可以万古长春了。所以臭名远扬的战争边缘政策和举世责骂的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制造者们在我们看来是和平与正义的敌人,在美帝垄断集团看来正是他们的宠儿,而美帝垄断集团所以能欺骗人民,说什么资本主义可以万古长春,也是因为差不多二十年间除了1947、1954美国经济有两次小小下降外,并未发生过大的经济危机。这就给人一��错觉,好象因国际局势紧张而扩军备战和对外的帝国主义扩张乃是经济繁荣的源泉似的。事实是这样吗?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所固有的经济危机是可以避免的吗?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不能。美国最近的经济状况表明,大部分已经预支的购买力已见衰退,消费生产品又有积压,国家与人民的负债合计已超过国民总收入的两倍。吃过1929年的大恐慌苦头的前总统胡佛已发出了肯定的警告。所有这些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征兆还不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就要发生作用还是什么呢?那么一旦经济恐慌暴风袭到了美国,武装到了牙齿的美帝国主义者会不会狗急跳墙对外公开冒险发动侵略以图转嫁国内灾难于人呢?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危险性也就在于此。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西斯日本与德国也曾这样做过——英国的进步经济学家伊顿就有这种看法——在我看来,今天的世界的人民力量比那个时候不知要增强了多少倍,而美国国内的具体情况也和当时的日、德国内情况不同,所以不能做出类似的结论。但是做垂死挣扎的人们有时会完全丧失理智的,所以全世界人民必须加强团结,紧握武器随时警惕,坚决地、彻底地扼住帝国主义者的血手,在这同时我们对现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发展也必须做仔细的研究工作,才能知此知彼百战百胜。以上是我一点肤浅意见,请各同志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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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17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目前国际关系问题的我见 王家桢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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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对教条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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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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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八个月前,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八个月的时间,对于这样一种继往开来、规模远大、取精用宏、生气勃勃的学术、文艺活动说来,实在还是太短,不应该要求它已经会获得茂盛灿烂的果实。然而,尽管在这样短促的时间内,不但已经出现了万象竞新的局面,而且也已经有了值得称道的第一批收获。有害于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得到进一步的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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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事情不会象有些人所想象那样轻而易举、通顺无阻。“放”和“鸣”还是未见大畅,而在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中,右倾思想也出现了。这就是不加分析地抹煞过去的成就,这就是懈怠乃至厌恶马列主义的学习,这就是强调了文艺的特殊性,并在文艺特殊性的借口下削弱文艺的思想性,乃至怀疑工农兵方向、怀疑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于创作的思想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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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为恋爱而写恋爱”的、乃至色情气味相当浓重的作品,也出现了顾影自怜、欣赏“身边琐事”、几乎没有任何思想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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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出现过这样的怪论:文艺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之根源,在于工农兵方向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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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错误的思想,我们所不喜欢的“莠草”,以及有害的“毒草”,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小资产阶级既是客观的存在,它的思想意识一定要顽强地表现出来。我们不应视而不见,亦不必惊惶失措。我们的文艺活动,基本上是健康的,向前发展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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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右倾思想既已或多或少地见于文艺各部门,自然要引起普遍的注意乃至忧虑。抱着忧虑甚至惊惶心情的人们恐怕不少。陈其通等四位同志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是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的。我衷心地赞扬他们的保卫工农兵方向、保卫社会主义文化、向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思想斗争的耿耿赤忱。可是他们的文章是缺乏说服力的,批评方法是教条主义的,其结果不但不能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有效的斗争,而且给读者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原来是弊多利少的印象,给广大的、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鼓舞活跃的知识分子一瓢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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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通等四位同志没有把艺术事业中积极的社会主义因素和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因素两者力量的对比,作出正确的估计。他们看到去年6月以来的“百花”中放出了“莠草”或“毒草”,“百家”中鸣出了怪论、糊涂论,就不加分析地说,“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暗淡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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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通等四位同志的文章中提到了文艺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题材方面的“家务事、儿女情”,如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如戏剧传统剧目的挖掘与整理的问题,以及对于社会现实主义的讨论等等。但是令人遗憾,四位同志的文章把这些问题简单化了,没有全面分析这些问题的内容,而轻易地否定了和他们意见不合的议论:这是不能说服人的。这样的批评方法不能不说是教条主义的。他们认为今天有些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提出的意见是“怀疑论、取消论,是小资产阶级艺术思想的产物”,——这一论断,也是使人难以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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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通等四位同志反对小资产阶级艺术思想。我极端拥护他们这一个主张,而且我以为这应当是我们在文艺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但我们进行这一思想斗争时,要小心提防回到教条主义的老调,要同时大力反对教条主义;简单地采取禁止“放”和“鸣”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肃清,是长期的、复杂而细致的工作,我们的批评态度应当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我们的工作方法应当是让大家来“放”,来“鸣”,开展自由讨论,从讨论中加强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我们应当鼓励和帮助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投入斗争,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把思想改造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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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又有这样的议论:生活经验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本钱,而写真实,则是作品的“灵魂”。看来这话并不错。可是,这样的议论的背后却还有一个“理论”,即认为学习马列主义是无关重要的,认为作家的思想改造是不需要的。换言之,亦即认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是作家所必要的。这样的所谓理论,是错误的。��为一个作家当其还没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时候、脑子实在另有一种世界观(资产阶级思想乃至渗杂着封建思想的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而当他观照生活、艺术实践的时候,这原来有的世界观就在起“指导”作用。这不是很危险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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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我们从事创作的人所必须获得的。我们希望人人都有这法宝。但是我们也要说清楚,这件事如果不在作家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学习和生活实践,再加上集体的细致而耐心的帮助,就不能做好。如果我们今天就要求我们的作家都应当先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而后写作,那就是不切实际,要求过高。并且一个作家如果(即使出于至诚)先来估量一下自己的世界观够不够马克思主义水平,然后下笔写作,那他将不是自信自欺,就会踌躇仿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是一种学科,不是读完若干册书,能够说一套,就算毕了业的。一个作家怎样才能够算是具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要看他是不是能够对社会现实看得远,看得深,抓住关键问题,把握到社会发展的本质。而他的是否具有这个本领,也只有从他的作品来衡量。因此,作家的自己努力的方法,是不断地学习,不断地体验生活、参加斗争,不断地写作。帮助作家的方法,是对他的作品进行科学的批评。另一方面,一个批评家是不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只有从他的批评文章来衡量。批评家自己努力的方法,除了学习和写作,也应当有广泛的生活知识。帮助批评家的方法是对他的文章进行批评之批评。不要怕“放”出不好的东西来,而要及时进行与人为善的细致深刻的科学的批评、不要怕“鸣”出不入耳的声音,而要进行批评之批评,展开自由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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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对作品的批评,或者是对批评的批评,无益而有害的,永远是教条主义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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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教条主义,同时要反对右倾思想:这是两条战线的斗争。这是长期的、细致的工作;不能以为一次运动就能够解决问题,而要随时随地,见一点就做一点。但是也应当有全面的长期的规划。个人意见,以为还是应当三方面并进,这就是加强学习马列主义,有计划地进行艺术实践,有计划地体验生活,——向人民学习,向社会学习。这三方面的工作,我们有过不少经验,有成就,也有缺点。最大的缺点,我以为是形式主义(有些而不是大部分的学习和体验生活)、教条主义(主要是学习方面),一般化(布置学习的方法和布置作家下去生活的方法)。现在应当大家来动脑筋,总结经验,改进方法。要改进我们的学习方法和工作方法,应当深深地体会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的“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的精神。我以为我们不但要认真学习“讲话”的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部分,也应当好好地认真地学习“讲话”的全部,这样,对于克服我们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才会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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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保定18日訊 河北省部分地區農業社社員又鬧退社。僅據天津、保定、張家口三個專區的十二個縣的不完全統計,要求退社的有二千八百九十二戶。個別地區發展成為群眾性的退社活動。新城縣鬧退社的有三百六十八戶,已拉囘牲畜一百九十八頭,膠輪車六十五輛,鐵輪車九十一輛。這個縣登莊鄉社有十個隊的牲口、大車全被弄走,並搶分了一萬斤花生秧。任丘縣八方村社有二百多戶鬧退社,有三個隊把隊裡的東西都弄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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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社問題所以發展的比較嚴重,是因為目前到春耕播種時期,原來打算退社的戶,覺得春耕生產就要開始,現在已經到了決定在社或退社的最後關頭。再加上政治宣傳教育工作開展的還不夠廣泛深入,部分上中農活動退社的思想尚未得到克服。有的社由於生產資料入社不合理,在整社時沒有得到妥善解決;對減少收入的戶,沒有採取有效措施加以補救。以致他們感到今年增加收入仍然沒有保證。目前有的縣對於退社問題已引起重視,並派出工作組進行解決。(袁立成據省委農村工作部通報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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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55期,1957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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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部分地區發生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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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長沙18日訊 湖南部分地區發生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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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口縣目前無糧無錢的有三千五百八十六戶,佔總農戶3.7%;有糧無錢的五千三百六十八戶,佔總農戶5.7%,有錢無糧的二千九百五十三戶,佔總農戶3.1%。全縣糧銭發生困難的比上一周增加二千五百〇七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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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陽縣九個重災區春夏荒缺糧農戶佔總農戶20%。春荒問題大於夏荒,在缺糧缺錢的九千二百三十七戶中有五千四百七十三戶是春荒戶。宜章縣的十九個鄉荒情面約佔總農戶10%左右。由於災情繼續發展,有些災區勞力外流。(程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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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55期,1957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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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编纂地方志:顾颉刚、李培基、叶恭绰联合提出八条实行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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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各地方志是一种特有的东西,自“越绝书”创始,将二千年,自后省志、府志、县志以至乡镇往往都有志书;至近二十年为止,所存的尚有数千种。其内容则各该地的山川、建置、气候、物产、人物、风俗、历史、遗闻逸事,无所不包,合之可成一部大书,分之亦各成片段,虽编纂互有优劣,而功用实甚广大,故明清两代均重视此事。著名的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即系汇合方志而成。辛亥以后,尚联绵未断。蒋氏居位,始寂然无闻,这是极可惜的事。我想这种传统的优良纪载办法,是不该令其中断的,因为它以地区为中心,丰富的保存了乡土各种资料,做多种多样的纪载,掌握了那一区的民族、历史、经济、文化各事实,不但提供国家建设和科学研究的参考,而且足以激发人民爱国爱乡的精神。记得上届全国人代大会已有人提议及此。我们想现在来办,尚是及时的。谨撮要拟些实行纲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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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编辑地方志暂以各省辖县、市和中央直辖市为限。省辖各县、市,由省督促进行。中央直辖市,由中央督促进行。均应于1958年内开始,并列于该省、市和直辖市行政计划预算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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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各方志的体例,其大纲由中央规定。亦得由各地方结合实际,增减变通,报由中央核定,然后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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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修志经费应由省和中央直辖市筹支;但以精简为准。例如地方耆宿和知识分子,统可延揽分工。采访、缮校,只须酌送津贴。印刷费可由售出价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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⒋地方各项统计图表和档案(如土地、中小型水利、户口、工、农、手工业、商业、赋税、交通、教育、卫生等),均应择要录副送交修志馆。修志馆亦可调取各项统计图表和档案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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⒌各地行政及文教机关和其职教员,均有协助采访、搜集资料的义务。其工作得力者得给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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⒍中央在国务院内设修志指导委员会,专司各地区修志事项。各地区各设修志馆为常设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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⒎凡各地方不易自行办理事项,如地质、地形、生物、大型水利、大型测候、比较语言等可由中央修志指导委员会代觅资料,或商请有关机关协助采访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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⒏各地区有关志乘的图书、档案、稿本、校本、佚本,不论已刊、未刊,各修志馆应采访保存,如有重大发见和必要的处理为一地的力量所不能办者,得报请中央修志指导委员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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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八条不过略举大纲,实行时尚须有更详密的规定。是否有当,敬请核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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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18日,原题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继续编纂地方志,顾颉刚、李培基、叶恭绰联合提出八条实行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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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协商克服分散现象,黄文熙介绍几个水利科学研究机构合理调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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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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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全拥护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指示,周总理、李副总理及陈叔通副主席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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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从事水利科学研究工作者,让我来谈一下水利科学研究工作的情况及个人的一些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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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建设在我国有特殊重大的意义。因为,第一,对洪水斗争任务大:由于我国许多地区暴雨集中,河流的洪水量大,泥沙又多河床泄流能力不足,或因含沙量大,河床淤高,每到汛期,许多地区受到洪水或内涝的威胁;第二,水利资源大:我国河流布满全国,有极丰富的水利与水力资源;第三,对水的需要大:我国在三个五年计划内灌溉面积要从四亿多亩发展到十五亿多亩,许多地区水是决定农作物产量的重要因素,同时大规模的工业建设要求有巨大的电力,交通运输业要求开辟与整治许多运河航道以及工业与城市要有足够的用水,因此需要有效地来开发和利用水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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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以来,随着水利建设的巨大发展,水利科学研究工作也有相当的发展。尤其去年党和政府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并且制定了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使全体水利技术干部得到极大的鼓舞,工作热情空前的高涨。各个部门由于工作的需要及对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视,对设置科学研究机构,积极性也很高。在北京两年内就已建立了水利部的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的水工研究室,和电力部的水电科学研究院,并且都准备在今后几年内继续大力扩建,同时交通部也准备建立性质相似的研究机构。这些单位的工作性质、内容及发展方向基本上是相似的,而在另一方面大家又都感到缺乏高级和中级研究领导干部及电讯数理,仪器制造等方面的人才;图书和试验房屋及设备都在开始建置,也都还赶不上工作的需要。这些情况引起了很多领导同志和科学家们的注意,大家都感到有集中和加强合作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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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深入了解,和有关部门的协商,最近两个多月来在规划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已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成立了下列两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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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科学院水工研究室与水利部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合并成立—由中国科学院与水利部共同领导并与清华大学水利系密切合作的水利科学研究机构。这个机构的发展方向主要为研究水利科学的基本理论及重大水利建设中带普遍性的问题,为水利科学研究的中心,指导全国各水利科学研究单位,为全国各生产部门(水利部、电力部、交通部、铁道部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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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京水利科学研究所改由水利部与交通部共同领导,并与华东水利学院密切合作,使成为全国以河港治理为主的科学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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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取得了今后在全国其他地区建立水利科学研究机构要经过协调,避免重复的协议。经过这次协调纠正了过去遍地开花和各搞一套的分散现象,充分体现了团结合作的精神。这样做不但对于人力,物力,财力的使用上可以更经济合理些,并且对于研究任务的完成也将更有保证。我们拥护这次协调所创造的两种新的科学研究机构组织领导形式,这是完全适合于我国水利科学研究部门当前的实际情况的,我们也认为这样做可供其他科学研究部门进行机构协调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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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意见是否适当,请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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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19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共同协商克服分散现象,黄文熙介绍几个水利科学研究机构合理调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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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廈門市有些資本家和中小業主要求退出合營企業和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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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廈門19日訊 廈門市部分資本家和中、小業主,要求退出公私合營企業和合作社。工業方面有無盡製造、機器修理製造(包括電焊)和製革等三個行業十二家;商業方面有糧食加工一戶,旅棧業六戶和交通電料業的四、五個中,小業主;手工業和交通運輸業參加合作社的小業主,情緒更是普遍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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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市去年對私改造工作,從黨委到業務部門都很重視,正確的貫徹了黨的政策,有相當的成績。蛋糕超過後,業務部門強調生產經營,忽視和放鬆了對資本家的政治思想教育,特別是忽視了對中、小業主的改造。隨著市場的日益繁榮和自由市場的開放,部分資本家和中、小業主。看到自營戶的收入比合營戶多,覺得掛個“金招牌”不如單幹自由自在好。因此,思想動搖,要求單幹,或者白天幹合營,晚上幹自營,地下工廠也開始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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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工商業中的中、小業主,過去自營時,大多家店不分,食宿於斯,收入不固定,多盈多花,少盈少花;合營後,家店分清,工資又按級評薪的活適當降低的,經濟上一沒有支配權,就大叫其苦。因此,他們便把希望寄託在工資改革上,但工資改革又遲遲沒有進行,他們很不滿意,說:過去,政府說到作到,現在,政府只說不作。機器業要求退出合營的七戶,最高的收入不如一家只做兒童玩具的自營小廠多,交通電料業有技術的小業主和職工,只拿三、四十元,如在外做散工一天有三元收入。另外,對於政府不能全部安排其原有的輔助勞動力,資方也有意見,如製革業的“有記”,一家大小三十餘人,只安排七人工作,收入減少,鬧著要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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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合作社的小業主和獨立勞動者,思想也動蕩不安,他們很關心還本和收入問題。過去,高級社章規定要還本,去年高潮時,中央也指示可以宣傳還本,當時廈門宣傳了,也還了一部分。後來,中央又指示暫不還本,但對外很難解釋。有些社員借債入社的,他們拿著社章作證據,紛紛向各主管部門要錢。他們生活有困難,有錢放在社裡不能拿,抵觸情緒很大,怨言不少,說我們出爾反爾,以還本騙他們入社。有的受:自己的銭存在社裡,像乞丐似的三跪九叩頭還討不到。有的說:資本家還有定息,我們生產資料和股本入了社,到頭來連一片銭也沒有,政府說我們是勞動者,實際上還不如資本家。、個別戶資金在萬元以上的,主管部門按公私合營辦法付息,他們不滿意地說:合作社不該有資本家參加,還是讓我退出好。外海木帆船運輸社有幾十人聯名蓋手印上述政府要求肯定答復何時可以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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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業系統對財產既未還本,又未付息,小業主和部分技工的收入大多數比以前減少,減少的原因是:公共積累多、集體拿項目多、脫產幹部多、聯社從中抽取了手續費。主管部門領導方法上也統得太多、管得過死,發揚民主辦社精神不夠,社員經常在會上吵架,有的甚至告到法院去,有很多人白天在社幹,晚上收私活,告長假在外邊單幹的和退社的已有數起。目前,中共廈門市委和人民委員會正準備專門開會研究對資本家的改造問題,加以解決。(粱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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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56期,1957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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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对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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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学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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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热烈拥护毛主席的讲话和周总理的报告,同意各位首长的专题报告,并且要认真学习,体会它们的精神实质,把它应用到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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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鼓舞了全国科学工作者的热情。接着就制订了科技远景规划,这就使我们更明确地认识了自己工作的目的,增进了向科学进军的信心,加强了产业部门,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的团结合作。一年来党和政府帮助科学家减少了行政事务,恢复了研究工作。从此,科学工作者要求在业务上进步的心情也更为迫切了。无疑的,这些都将对我国建设和科学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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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年来在向科学进军中并不是没有问题的。我这里只想就我所接触到的几个问题谈谈。这些问题的发生当然是与我们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不够分不开的,但同时也有着其他客观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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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学领导力量十分薄弱。几年来虽然培养了不少新生力量,担任了中级或甚至高级科学干部的工作。他们在科学研究上有了不少的工作经验,但是对本门科学的内容还缺少系统的了解,如果没有水平更高的科学家的帮助,他们的工作还不是没有困难的。同时,过去有些经验的老科学家也因为研究工作搁置了多年,或因时势所需改做了其他比较生疏的新工作,因此,要适应今日向科学进军的要求,就需要经过一定的准备阶段。但是这个工作要花费很大的劳力和时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科学工作者除本行业务而外,还有不少的其他工作:如本单位的组织领导工作,有关单位的兼职和其他社会活动等。这样就使他们更没有充分时间来领导研究工作,因而就加深了下面几种思想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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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研究工作中发生的思想问题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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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急躁情绪:据我所知,大多数的科学工作者,不论老少,工作都十分紧张。每日工作十二小时,星期日不休息,或很少休息,是常有的事。表面看来,大家安心工作,刻苦钻研,对党和政府照顾的周到,毫无意见。但内心却很紧张,深深地感觉到人民期待的殷切而自己赶不上形势的要求。有的人急躁、苦恼,有的人甚至产生了“急不择食”,随便乱抓和见异思迁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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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青老科学工作者的团结问题:青年人在业务上要求进步是符合国家建设和科学发展需要的。可是他们往往容易有好高鹜远,要求过高过急的缺点,不肯踏实工作、刻苦钻研来锻炼自己,而只愿单纯地多学理论,认为这才是提高的捷径。他们在科学艰苦的道路上没有经验,这种想法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学术领导力量,那末每个领导人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和青年所进行的研究的内容和前途,与以耐心的说服,使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自觉自愿地扬弃好高鹜远的思想,而建立起独立思考、刻苦钻研的作风。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没有足够的领导力量。在有些科门中,我们中、高级干部对自己所研究的方向都不够明确。青年要求过高过急而老年既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又没有能力来说服他们,这样就形成了青老团结上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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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科学家忽视政治问题:今天,我们科学工作者当中,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确是很少。但也因为他们工作过多,安排不易,抓了东来忘了西。因此,就有把业务看得太重,造成了忽视政治的倾向。同时,有些政治学习也布置得不够好。没有考虑效果,流于形式。使参加的人费了时间,有得不偿失之感。这也是值得改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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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几年来,尤其是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以来,科学工作者在为国家建设和科学发展上,已发挥了很高的热情。这是积极的一面。同时也因为他们的思想和业务水平不够以及其他种种客观原因而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在今日要求得这些问题的解决,如果不看到他们积极的一面,体谅他们的苦衷,解除他们的困难,而只看到他们的缺点,要求过高过急,对事实是没有多少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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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所说,可以看出目前科学工作中所发生的思想问题,主要是因为我们学术领导力量不能满足工作的要求产生的。这些从工作中产生的问题是对科学工作者的思想关系最为直接、最为现实的问题。因此,要求这些问题的解决,除我们科学工作者还应继续努力提高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而外,在领导方面还必须在加强学术领导力量方面,考虑以下的几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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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领导,克服缺点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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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克服忙乱,使科学家能集中精力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在这方面自去年提出要保证科学家以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后,已受到了各方的重视,并作了督促检查,有了很大的改进。但还不是没有问题。例如在老科学家中有十几个兼职的还不在少数。有位老科学家很想多做研究,而且还很有精力来做研究。可是他向兼职单位央求,个个不肯放松,弄得他仆仆风尘,奔走于京津道上。有些人兼了职,挂了名,没有时间去参加工作,去了解情况,造成精神上的很大负担。此外影响科学家的工作的,是上级主意出得太多,摇摆不定。听了好事就要做,做了不久又要改。上级出个主意好象不费气力,我们收了指令却弄得头昏眼花。这样的例子过去不少。今后希望布置工作时,不要专从形式来考虑,而是要结合我们的具体情况,慎重考虑了工作的内容、条件、步骤和效果,比较成熟后才推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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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意高、中级科学干部的进修与培养。我们过去对此注意不够。派遣留学生在业务上既无一定标准,也无一定计划。所派学生学术水平低,工作经验差。留学时间短了,回国后不能领导工作。长了,远水救不了近火。同时也使高、中级干部感觉到前途茫茫,情绪不安。今后各个机关应可根据实际情况,考虑订出高、中级科学干部的轮流进修制度和计划。这样不但可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一批水平更高的领导干部,而且同时也可以提高高、中级人员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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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科学人才的合理使用问题:这是最不容易解决的问题。记得去年做规划时,一提到调动人员问题,各方情绪便登时紧张起来,以后就无法再提。我认为,我们的主要矛盾不是机关与机关之间的问题,而是全国科学工作者如何来包干我国科技工作的问题。所以在人才的合理使用上,应从全局观点来考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但是这又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一时得不到全盘解决的问题。因此在目前情况下,只有采取协商的方式,进行个别调整的办法,或更好的,是互助合作的办法。去年有人建议科学家可在其本行业务范围内实行“三头六臂”式的兼职,解决了几个有关单位的问题。我们(中国科学院应用化学研究所)和东北人民大学化学系,在从1954年起合作的基础上,也实行了全面合作。双方研究人员以协商的方式来考虑彼此的需要,与以适当的安排,这样就能取长补短,互助互利,用兼职来解决人少事多的部分困难。当然,我们的合作还只是初步的,在此提出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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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增设研究机构问题:这是与人才的合理使用有密切关系的。为满足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的需要,新设研究机构和调整机构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过去设立机构并没有经过审慎的考虑。一般都想设立得很多,而且变动得太快。分了不久又合,合了不久又分。今天认为这里是重点,就把研究所搬到这里。明天认为那里是重点,就又把这里的人才拖到那里。象这样光凭一时感觉来设立机构,调整机构,倒来倒去,还是这点东西。结果必至弄得机构很多,内容空虚,使科学家的精力消耗于播迁和组织。不是新的机构先天不足,就是老的机构被拉垮了。我认为:设立机构要经过审慎的考虑。要从需要与可能来全面打算。要审慎考虑力量的分配和培养。在力量不够时,应该首先去充实已有基础的机构,使科学家能在已有的基础上,集中精力来做些工作,培养出新生力量。等到必要和条件成熟时,再行新设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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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意见是否有当,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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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0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加强对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 吴学周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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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涼山平息叛亂工作有新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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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程度8日訊 從去年11月起,涼山各縣相繼召開了三級幹部會議,檢查貫徹中央56年7月份對四川民族工作指示的情況,配合中央慰問團的活動,對叛亂分子展開全區性的政治攻勢。一個多月來,許多地區出現了停戰和談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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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地委統計,去年11月份,全去爭取囘來的叛亂分子一千三百零三人,動員囘家生產的二百七十五人。(原勞動人民)。目前全區叛亂分子尚有九百四十一股、五千七百二十多人,槍四千七百二十隻。較去年10月份以前減少將近一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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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五千多叛亂分子中,已經和我談判成功或正在談判的約佔20%,已經表示要和我談判接上頭、掛上鉤的約50%左右,表示頑抗、屢次爭取無效的約佔3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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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談判中,叛亂分子反映出的主要顧慮和提出的要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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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罪惡大的怕殺頭、被關,怕群眾不寬大,要求保證不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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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怕交槍,要求不交、緩交或自留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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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怕囘家生活無著,要求救濟,要求給以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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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怕賠償由於他們叛亂造成的損失,要求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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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要求保證談判中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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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屢次爭取無效的約30%的分子中,大部分是脅從分子,真正堅決的首惡只佔百分之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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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中有的是罪惡大,有的是受反革命控制的(據了解喜德、普格、金陽三縣有漢人反革命七十多人,普雄有一股二百多叛亂分子為二十多漢人控制),另外一些則屬於工作未開展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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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這30%的人甚為囂張,據12月上半月四個縣統計,伏擊我過往人員、搶劫物資達詩詞,並殺害農村積極分子和搶劫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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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談工作以美姑、昭覺、雷波進展較快。普雄較慢,去年11月只爭取囘四十多人,但各縣和我和談的叛亂分子都在日益增多。例如昭覺、喜德交界處的一股五百多人的叛亂分子正在醞釀和我談判;雷波十九股中已有四股談成,十三股掛上了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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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慰問團的活動推進了和談。慰問團到各地之前,不少地區的叛亂分子反映:“我們等慰問團來了向慰問團投降,不向你們(指地方政府)投降。”慰問團在美姑、牛牛壩等地開慰問大會和上層座談會時,都有從山上下來的叛亂分子參加。在美姑開會時,一個盤亂的阿盧家頭人下山公開說:“我要聽聽慰問團的話,看看毛主席的寬大是真是假,假的我還要囘去幹。”慰問團在各地召開的上層座談會反復講解了中央的政策,聽取了他們的意見。美姑一個頭人馬五哈在會後就爭取了五個人囘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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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問團到後,一些堅決叛亂分子很恐慌,他們到處造謠:“國民黨打贏了,慰問團是被趕進來的。”“共產黨改革錯了,國民黨派來慰問團檢查的。”“慰問團來要把糧食、豬羊都搶走……”恐嚇群眾不與慰問團接近,準備打慰問團。此外,普雄、喜德等地叛亂分子說:“寬大政策是我們打出來的,慰問團來一定要打死他們幾個,讓他們彙報給毛主席好更寬大。”普雄有的叛亂分子提出,只有不改革才不叛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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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地區的叛亂分子曾攔擊慰問團,普雄縣在慰問團去之前就有二百多叛亂分子準備伏擊(兩次均未成)。到普雄後叛亂分子又幾次到附近地方搶劫騷擾,12月8日叛亂分子五百多人伏擊由普雄去申果莊慰問團人員,結果搶去糧食二千多斤,布六百多匹和其他物資。我部隊犧牲三人傷六人,民工死二傷二,被搶走十餘人(後大部放囘),慰問團人員因系隨後出發未受損失;同日,叛亂分子二十多人伏擊由美姑去牛牛壩慰問團人員。慰問團在昭覺竹核區和喜德等縣活動時,也有叛亂分子在山頭大槍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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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27日,當慰問團總團離開昭覺到西昌時,途中也有一百六十多叛亂分子攜帶炸藥、機槍伏擊,結果被我事先發覺趕跑。(于競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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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099期,1957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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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商业工作中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刘昆水谈个人的意见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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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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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全同意并拥护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周恩来总理、陈云副总理、李富春副总理与陈叔通副主席在政协会议上的各项报告,并愿在工作岗位上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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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仅以一个商业工作者的角度,发表一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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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进中的社会主义商业已经取得巨大成绩,但也不断发现严重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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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期间,我国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由于党、政府和上级商业机构的正确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与支持,以及全体商业工作者的努力,对于扩大和加速商品流转,活跃城乡物资交流,稳定市场物价,满足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因而巩固了社会主义商业的领导地位,取得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并不断地学习、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不断地降低流转费用,为国家积累建设资金,以及有计划地组织有关物资的出口,以保证国家建设需要的物资进口,从而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不断扩大和迅速发展。在这一时间里,社会主义商业是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和创造了历史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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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商业工作在前进中,也不断发现严重缺点,特别显著的是在1956年的下半年,主要是在商品供应的组织工作、经营管理和服务质量不高等。具体情况不在这里多讲,好在是大家所熟悉的。至于市场供应紧张情况,曾引起部分人民的不满,指责国营和合作社商业部门,甚至埋怨党和政府,特别反应在若干地区的人民代表会议中曾列为重要的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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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上述情形的发生,是与商业工作者在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钻研和熟悉客观经济规律的变化与发展、调查研究生产与生活的需要等工作做得不够,以及对社会主义商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对商业工作本身应该克服可以克服的缺点,缺乏急起直追的有效改进精神,增加了某些地区、某些商品的紧张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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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工作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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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主要矛盾所产生的问题;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矛盾所产生的问题;计划生产和消费分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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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问题也还有另一方面,诚如陈云副总理所指出的:“这是由于1956年社会购买力增长的程度,超过了这些物资增长的程度。”因而给商业工作带来了不能由自身单独克服的困难,我想有分述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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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主要矛盾所产生的问题。在国内主要矛盾的转化过程中,突出的表现在商业工作上,因为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已经基本建立,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需要的矛盾,是由广大人民群众的分散感应,透过商业部门就成为集中的反应。1956年是在社会主义高潮的推动下,是整个国民经济全面高涨的一年,工业总产值比1955年增长27.7%;农业的粮食生产在大灾荒的情况下仍比1955年增加约二百亿斤,足以说明我们国家在生产战线上的进展和增产的成绩是巨大的,是可以满足人民在生产上和生活上的一般需要。但是从人民的经济生活来说,在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下面,必然会提出有关生产和生活上的许多要求,而且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也提出了经济、文化的种种要求,就不能以一般的需要来衡量了。同时,从发展生产力来说,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已经为发展生产力铺平道路。由于我国的特点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生产力水平还低,特别是占比重还很大的农副业生产,几乎还是手工操作,就使目前农副业生产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需要。况且在某些商品上象生猪、植物油等年来还有减产的情况,加上基本建设的扩大,劳动就业的迅速增加,职工工资的较大增长和农民增加了购买力等,就促使某些物资供应呈现暂时的不足和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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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矛盾所产生的问题。1956年的国内经济情况是在翻天复地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大量的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迅速地转变为唯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一年,因此在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还不能密切联系和配合,若干环节还有缺陷,正如“八大”会议所指出的十大关系需要全面的协调。在没有达到协调之前,所发生的问题也会集中地反应在商业部门。例如工业的布局,农业和���工业合作社的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安排,各类经济体制 集中与分散的处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与交通运输的配合等等,如果协调不够,就会呈现出不同程度的问题。特别是在某些部门和某些地区过分强调了基本建设的齐头并进,就带来了建筑材料的空前紧张,大量劳动力的调配和集中,因而使支出的巨额工资提出了大量生活资料的要求,以及相适应的零售商业网的及时设置等等,说明最终表现在商业部门,并且由它暴露在人民群众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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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计划生产和消费分配的问题。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经济计划的正确编制和成为可能才具备了有利条件,才能够按照国民经济有计划的按比例的发展规律进行有节奏的生产和分配。但是我们在目前还不能把所有的生产和分配都纳入计划范围之内,这不仅在生产上有它的自然条件、技术条件等的限制,同时在人民生活方面也随着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断高涨,引起了迅速变化。我们回忆前一阶段比较紧张的商品中,除了钢材、煤炭等工业品以外,在农副业产品中都有受自然条件限制和生产不稳定性的特点,例如象牲畜、家禽、蔬菜、水产、中药材等都是如此。同时在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方面的需要也有很大的出入。例如去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向科学文化进军的高潮,纸张就显得特别紧张,随之而来的是竹子、碎布等原料的紧张,这样就影响了某些地区的土纸生产和手工业布鞋的原料。土纸不足就加大了以卫生纸代用的范围,又响影到城市人民用卫生纸的习惯。布鞋供应不足扩大了胶鞋、皮鞋的销路,橡胶受一定限制,皮鞋受生猪影响,供应工作就有了问题。又例如去年在四川省卫生部门提出扑灭妇女阴道滴虫病,中药的黄连就成为供不应求的商品。在消灭四害运动中,做火药的土硝就脱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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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生活是与政治和文化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今天,人民的生活既要丰富多彩,又是迅速多变,如果某一商品成为共同要求的焦点,那末要或不要,多要或少要,就成了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因此在一个六万万人口的国家里,要使生产计划与消费分配能够吻合无间,是需要一段较长的奋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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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商业中问题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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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政府正在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问题逐步获得妥善的解决;适当安排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配合和协调;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改进商品流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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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说明商业工作虽然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一环,又是人民生产和消费者的有力纽带,但它必然会受到客观的多方面的影响,从而涉及到人民生产和生活。那末这样说来,商业上存在的问题,是不是成为不可克服的呢?我个人的认识是这样:党和政府自从“八大”会议以来,正采取了目前的和长远的各种措施,这些问题已经解决或正在解决,特别是下面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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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党在“八大”会议的政策精神,就是依靠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服务,为解决国内主要矛盾。并决定采取:“必须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这两个方面得到适当的结合,也就是使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得到正确的处理”的方针,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问题逐步获得妥善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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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李富春副总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若干问题的说明中可以看到:对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配合和协调作了全面的适当安排,这一指导原则和前景是符合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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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国范围内的增产节约运动正在迅速开展,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作风,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已经收到了显著效果。我们知道,增产节约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道路,有着深远的意义,同时在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前提下,必然使现有物资利用得更为合理,从而保证了生产和生活的必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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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生产战线上,工人和农民群众正响应党中央号召增产节约运动的积极行动上,必然导致生产的进一步高涨。1957年工业总产值预计比1956年增长6.2%;1957年的农副业生产预计要比1956年增长7%左右,其中农业生产的增长是改善人民生活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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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正在总结去年工作的基础上,在适应新的形势下,进一步改进商品流转工作,大力支援农业丰收和促进副食品生产的发展,做好市场供应,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努力降低费用,扩大资金积累,保证国家需要。并以增产节��运动为中心,正在充分发动和依靠千百万商业工作者为社会主义商业前进一步积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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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上述的重大措施,必然有助于整个国民经济全面的进一步的高涨,使我们年青而壮健的社会主义商业,获得了最有利的条件,为积极地支援生产和合理地进行消费分配提供了无限丰富的物质保证,继续为全国六万万人的劳动生产和改善生活的光荣任务而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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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商业工作者担负着光荣的任务,应该诚恳接受群众监督和批评,改进并做好商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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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想一想,六万万人的辛勤劳动成果该是多么丰富多彩?他们的生活不断改善和时刻需要的又是如何庞大繁杂?这些生产和生活需要绝大部分是通过商业部门进行收购和分配,这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任务。我们工作在生产和消费者之间,必须遵照有利于双方的原则进行工作,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新情况下,社会主义商业及其工作者对全国人民的需要做好商业工作是责无旁贷的;同时还要诚恳地接受来自群众的监督和批评,我们只有在群众不断地监督与批评下才能改进和做好工作。毛主席指示过:批评象人要天天洗脸,我们商业工作者需要天天洗脸,一定会把脸上的肮脏东西搽去,成为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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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充分相信,全国社会主义商业的工作者,一定和我同一心情,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鼓舞下,和全国人民一道,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以无比高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满怀信心,为圆满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为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创造有利条件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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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0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目前商业工作中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刘昆水谈个人的意见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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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发挥高等学校教师在科学研究上应有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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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爽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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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衷心拥护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周总理的报告,并完全同意李富春副总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说明和陈叔通副主席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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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想就“如何发挥高等学校教师在科学研究上应有的潜力”这个问题来表示我一点不成熟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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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去年“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提出以后,各地知识分子都积极努力工作,以响应这个号召。可是同时也就表现出有两种不正常的思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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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人思想上看到政府重视科学研究工作,号召向科学进军,因而大、中学校的教员或机关干部,都想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不愿意教书或做其他工作。这样大家都不安心于岗位工作,而形成了专业思想不巩固的现象,尤其是师范学院的毕业生,不愿意当中学教员。他们的志愿第一想考研究生,进科学院为副博士头衔作准备;其次就想留在高等学校里当助教。至于当中学教师,他们认为是最没有前途的事情。为什么他们这样重视研究工作?因为研究论文发表了,既可得到荣誉,又可得到很多稿费,真是名利双收啊!而当中学教员,一生还是一个中学教员,最高的工资也不过百多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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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人思想上虽然也想做点研究,但因教学任务重,忙忙碌碌,零零碎碎,就把时间耗费了。他们没有很好地、有计划地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既然没有时间去做研究,也就马马虎虎,得过且过,不想去做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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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思想,我认为都是不正确的。假使每一个人都只是坐在那里专门做研究工作,那么教书的工作又叫谁去担任呢?反过来,高等学校的教师若只是教教书,不去从事研究工作,教学的质量又将如何提高呢?我以为高等学校的教师,既要教书,也要做研究。拿研究的心得来充实教学的内容,这样才能提高教学的质量,这是高等学校的特征,也只有这样,才能叫作高等学校。所以高等学校的教师,从助教到教授,除了教学的工作以外,任何人都应该从事研究工作。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把科学研究的工作都推到科学院的少数人身上去,我们以六亿人口的国家,只靠科学院里的少数科学工作者来负起这个重担子,那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动员所有高等学校的教师们,积极发挥他们的潜力来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而后我们才有可能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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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高等学校的教师应该做研究工作,不论过去和现在,大家都这样想,这样讲,党和政府也是这样号召,可是实际上,高等学校的研究工作开展得很不够,也就是说还有很多潜力没有发挥出来。为什么呢?我认为下面这几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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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减少教师的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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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的教师必须教书,这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在此过渡时期,教书要自编讲义,一般教师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编讲义上,而高教部和教育部规定编讲义的时间不特不算工作量,而且不算工作日。至于科学研究的时间,只能算工作日,也不能算工作量。因此教师们要教足所规定的工作量,就必须多担任课程,多与学生见面。这样就不可能再有很多时间来从事研究工作了。关于这个问题,教师们不免要发生疑问:为什么高等学校教师的研究工作不能算工作量呢?高等学校教师既已担负了繁重的教学工作,还能在教学之余,挤出一点时间来从事科学研究,这是值得赞许和鼓励的事情,为什么把他们这种辛勤劳动的时间不算作工作量呢?这就是说高等学校只有教学的时间才能算工作量,研究工作不能算工作量,那么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将根据什么来算工作量呢?如果说这是苏联的先进经验,那我们也可不必一定要这样教条式地去学习它。因为在苏联的高等学校里教书,有教科书,有参考书,教师不要自编讲义,而且苏联教师水准高,备课不费很多时间,所以他们除了教学之外,还有多余时间来做研究工作。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教书要编讲义,备课时间也要多些;我们的教师中能看俄文参考书的很少,而翻译本又常常语句不明,不知原意何在,自然要多费一些时间才能备好一堂课。因此我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希望以后招生人数不可太多,应与教师的力量相适应,又在高等学校里应多留助教,多多培养青年教师。教师多了,就可以适当地减少教师们的教学时间,也就可以多挤出一点时间来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并将研究的时间算作工作量。这样就大大地鼓舞了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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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充实研究工作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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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各高等学校里科学研究的设备,一般说来,是很差的。当然教师们也应该在增产节约的原则下,为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创造条件,但是必需的、比较精密而不能自制的仪器,不能不作适当的补充。最重要的还有参考资料,是今天向科学进军中最难解决的一件事情。因为研究用的参考资料,常常需要有各国文字的旧杂志。这些资料有的已经绝版,不易购到。这里我想建议国家出版机关,可以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把从国内外搜集来的、比较有价值的丛书、杂志影印多套,以便各高等学校分别购用(听说政府已有此计划,希望能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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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保证一定的研究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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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研究工作上每用一个钱,当然也要贯彻增产节约的精神。但是必需的经费,还是不能节省。我们希望在高等学校里也规定有一项研究费用,能够保证所提出的研究计划不致因经费缺乏而不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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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希望科学院能与各高等学校多多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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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过去与个别的高等学校也有些联系,那还不够得很。我们知道,很多部门的科学研究,需要有地方性的材料。这些有地方性的材料,如果只靠科学院自身派人去搜集,那就要耗费很大的人力、财力、物力,还不一定能获得很好的效果。但若由各地高等学校教师们去就近搜集,彼此联系,互相协助,这样,科学院既可从各地获得研究的材料,而各地教师也可因科学院的帮助,而得到研究的方便,以提高自己。此外我们还希望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也要在高等学校里兼任几点钟课,而科学院还可在各高等学校所在地多设研究室、站,利用各地高等学校的教授来兼任研究工作。这样,研究工作不致脱离实际,而研究心得又马上可以传给学生,当然就会提高教学质量,亦就是说收到了研究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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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提出的这几点意见,是非常不成熟的,具体作法也还有待多方研究,不过我认为高等学校的教师应该发挥科学研究的潜力,而教学工作应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来提高它的质量,这是必然的道路。否则,教来教去,都是已有的旧材料,如何能提高教学质量?又如何能提高国家文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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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科学工作者,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所以我在这里仅就高等学校的情况提出这点粗浅意见,请委员们、同志们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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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0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如何发挥高等学校教师在科学研究上应有的潜力 董爽秋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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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RD/1/3/2/000170.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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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扬民主团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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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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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昨天已经闭幕了。这次会议开了二十多天,在大会发言的达几百人。所有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都充分反映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这可以说明,我国的民主生活是多么丰富,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多么巩固和生气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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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是在国际形势从紧张逐步走向新的缓和的情况下召开的,是在我国即将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听取了周恩来总理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李富春副总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说明以及其他政府领导人员的重要发言,经过反复讨论,作出了各项决议。毫无问题,这次会议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以及发展世界和平事业都将发生极其有益的影响。特别重要的是参加会议的委员和列席人员听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后,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得到了很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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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飞跃前进的一年,工农业生产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的高潮下,几亿个体农民变成了集体生产者,几百万手工业者组织起来,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的阶级结构和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巨大变化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在这历史性的大变化中,必然会发生许多新的问题,因为个体变为集体,私有变为公有,旧制度推翻,新制度建立的过程中,必然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在具体问题上反映出来,构成了新的矛盾。我们必需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我国的具体条件,及时地发现和正视这些矛盾,探讨解决的方法,以调整人民内部的关系,改进各方面的工作,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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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唯一正确方针,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次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对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正确方针获得了共同的理解。一致认识这是党和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新的发挥,是巩固人民内部团结、创造新的胜利的极其有力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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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去年党和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我国的学术和文化领域呈现了空前活泼、繁荣的景象。我们深刻地体会到,这是处理人民内部思想上的分歧和矛盾的唯一正确的方法。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结果,必然是真理愈辩愈明,使我们的广大人民和知识分子中有更多的人能掌握这个真理,作为前进的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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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已经取得辉煌的胜利,因而使暴风雨般的阶级斗争基本上成为过去,今后前进的关键在于如何正视和解决人民内部的 问题,明辨是非,解决矛盾。在这关头,党和毛主席及时提出了正确的方针,全面地解答了这个历史课题。这是全国人民的大喜事。这个正确方针,经过这次政协全体会议的讨论,通过所有参加会议的委员和列席人员广泛的传达,必然将在全国人民中掀起学习的高潮,使这个正确的方针,成为指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大踏步前进的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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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文汇报》1957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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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有不少地方發生違反宗教政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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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杭州21日訊 浙江省有不少地方發生佔用寺庵,搗毀佛像、供器以及干涉宗教生活等違反宗教曾策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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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統計局舉辦省統計訓練班時,把上天竺寺供香客住的房子“裡雲西房”拆毀了。雁蕩山東部一個較大的寺廟樂清縣大荊區塔山堂被拆去了十九間,改為鄉中心小學。餘姚縣在興建人民委員會辦公大樓時拆除了庵、廟和祠堂九十八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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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機關、學校還長期佔用寺廟。據樂清縣不完全的哦統計,佔用或變相佔用的寺廟有十五處。經常接待國內外來賓的杭州市的佛教寺廟有三分之一被佔用。西湖六十五座寺庵中,被機關、學校、不對無租佔用的有三十四座。有一千六百多年歷史的杭州佛教四大竹林之一的昭慶寺,被市政建築工程處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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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單位還粗暴的做法,擠出原來住在寺廟裡的教徒、群眾。平陽縣金鄉鎮高級農業社幹部拆除新庵堂改做牧場,將尼姑擠住到基督教堂裡。縣委幹校問為了利用靜宗寺廟房的木材和瓦料來興建校舍,曾強迫寺內和尚寫“自願贈送書”,並要他在上面蓋章(省監察廳和財政廳監察處正在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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搗毀佛像、強賣寺廟鐘、罄、供器等現象各地也有發生。據樂清縣初步統計,農業社在鄉幹部支持下曾出賣寺廟五百斤以上的大鐘五隻。大荊鄉人民委員會還出具證明給農業社強迫和尚賣鐘。柳市柳峰農業社特別請了溫州鐵匠將一隻重達一千多斤的古鐘橋隧賣給收購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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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地方還有歧視、侮辱教徒、干涉宗教生活的現象。瑞安縣仙降區新降鄉幹部,當佛教徒過宗教生活時,故意到寺廟開會,用查問他們身份的粗暴做法阻止他們的活動。(浙江省宗教事務處魏紀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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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58期,1957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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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舞艺术发展上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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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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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团应该企业化;发展民间歌舞艺术;重视古代乐舞的整理和保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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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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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拥护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的十二条指示。其中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条,我深深感到这是我们今天立国的方针。它是我国人民中各行各业复兴和繁荣的基本政策。它也保障了各行各业上专家们有创造的自由和研究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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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人类的创造和研究都需要有自由,但是自由决不凭空会得到的,自由是靠我们向社会和自然伸出手来不断去争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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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将是我们今后冲破困难,走向繁荣、幸福生活的指路标。而人们真正的自由,也只有从困难中去争取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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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就根据我粗浅的理解,提出下面几点意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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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国国家歌舞团体,已经有八十多个(包括中央、地方、产业和部队系统的)。这种歌舞团是我国表演艺术中新兴的一种艺术形式的团体,它的观众面很广(包括国际人士、国内各民族、各阶层、各行业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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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的看法,这种新兴歌舞艺术形式在目前我国已有群众的基础,因而可以考虑走企业化的道路。比如有许多老团体,从成立到现在已有六、七年的历史,它们的家底(财产及节目)很多,团员也很多。其中最庞大的团体已经达到了二、三百人,就是最小的也有八十人。对于这些老团体,我国文化当局应该坚决执行企业化的办法。让他们精简机构,深入群众,为人民进行更多的演出,从演出中逐渐提高节目的质量。现在全国较老的歌舞团体,由于依赖国家的经费,在艺术实践中人力和经济上的铺张浪费相当大,在艺术创造上没有独创性和特有风格。我想这和演出团体的机关化和供给制度是有关的。今后必须逐渐取消这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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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大力的为我国群众业余歌舞艺术开辟广阔的园地。过去有些文艺界的同志们和先生们认为中国没有舞蹈,因而提出了必须首先借欧洲的音乐和舞蹈去建设新中国的舞蹈。现在这种理论已经不存在了。可是我国的专业歌舞团人员,对于民间歌舞的重视和提倡还很不够。对民间艺人的帮助和尊重,还流于单纯的利用,或站在代替和包办的情况下。这样,对各地民间歌舞的特色和特点是很难保存,相反破坏了它们的特色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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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大力发展中国人民中业余的歌舞艺术,最重要的方面是尊敬和爱护目前的民间艺人。同时要安排他们的艺术活动,让他们去培养自己的徒弟,互相竞赛。我国过去师徒制度在艺术的继承和发挥上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今天在过渡时期内,不仅在群众业余艺术上需要有师徒制,就是各行各业都需要在社会主义改造中适当的考虑它的优点,从而推陈出新,以符合目前中国广大人民就业和学习上的需要。现在专门为各行各业设立的学校还不可能样样都有,有些特殊性的技术和风格化的艺术,又非学校可以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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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决不能仅仅依靠欧洲学派的艺术形式,开一、二个训练班就可以解决业余群众歌舞艺术方向的。同时也不能用欧洲舞蹈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广大人民喜爱的各种歌舞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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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古代乐舞和民间流传有历史价值的歌舞艺术要重视其保存工作。过去我国的音乐家和舞蹈家,对于这方面注意得很少。老年艺人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在消失。党中央及政府在这方面,已经敲过几次警钟,要我们重视民族遗产。可是在音乐学校和舞蹈学校的师生们,几乎大部分人,对我国古代乐舞处于不闻不问的状态中。虽然警钟敲着,可是谁都不太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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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的意见,今后应该有一个具体措施,来重视我国古代乐舞的整理和保存工作,以符合广大人民在文化上的要求。首先要有一个研究中国古代乐舞的试奏和试演性的组织,包括歌、乐、舞几方面的人才。这些人才也不必一定要从事欧洲音乐和舞蹈的人中来选择,可以网罗现在许多热心于古乐古舞的人,去进行一种小规模的研究工作,定期试奏试演。我想这样做法比一纸命令要收效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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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种不成熟的意见,是我国歌舞艺术发展上的问题,现在我提出来请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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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2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歌舞艺术发展上的几个问题 吴晓邦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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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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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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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听了毛主席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指示,李富春副总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若干问题的说明;在大会开幕后又听了周总理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和陈云副总理关于市场状况和增产节约的发言,我个人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许多的知识,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增加了无比的信心,这充分说明了本届大会的重要性。现在我愿就当前教育问题提出几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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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级学校学生成倍增加 数量质量形成严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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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拿1949年同1956年比较一下,我国高等学校的学生人数从十一万六千人增加到三十八万人,中等学校的学生数从一百二十六万八千人增加到五百八十六万人,小学学生数从二千四百三十九万人增加到五千七百七十多万人,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各级学校都有三倍到五倍的发展,这是解放前不可想象的。去年下半年我到广东视察,了解一些教育情况,仅就广东一省来说,1956年比1955年小学生增加了六十余万,比1949年增加了147%,初中学生增加了八万多人,比1949年增加了170%,高中学生增加了二万多人,比1949年增加了442%,这也说明了去年一年教育事业更是突飞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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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学校和学生人数大量增加,产生的困难也是很不少的。因此,在教育上目前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最严重的就是需要与可能的矛盾,和数量与质量的矛盾。另外,我们发现教师和学生的负担还是很重的。由于负担重也就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教师和学生的健康情况,一般来说,都是不很好的。由于学校扩大了招生名额,学生录取的标准降低了。由于师资不足,不得已采取了逐级提升的办法,师资的质量也降低了。再加上校舍和教学设备不能适应教学的要求,教学工作就难免粗枝大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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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和减轻师生过重的负担,首先要考虑教学上有关的各种具体条件,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学生的学习能力。只看见需要没有注意到可能,就盲目地追求数量是得不偿失的。所以,提高教学质量是当前教育上的基本问题。怎样才能做到呢?首先就是要具备必要的教学条件,也就是大学一定要具备大学教学的条件,中学要具备中学教学的条件,小学要具备小学教学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些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合格的各级学校师资。现在许多大学低年级的教学大都由助教或讲师担任,在这方面就不能算是具备了条件,或者可以说是不合乎规格。中学的教学由小学提升的教师来担任也不能算是合乎规格。当然,其中也有合格的助教能担任大学一年级的某科目的教学,优秀的小学教师提升到初中能胜任个别科目的教学,但这是极个别的。我们希望大学学生初进大学就能够身受教授或副教授的教诲,这不但在知识上给学生一个踏实的基础,而且在人格陶冶方面给学生极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师资条件不具备的学校宁可不多收学生。当然,这是与国家的需要有矛盾的,可是教育是不能够廉价得来的。我们在多次教育座谈会上听到反映,近年来有许多大学毕业生到了工作岗位上还要补习基本课程,这岂不是浪费么?除了合格的师资之外,还要有必要的物质环境和教学设备。在这方面许多学校也是很欠缺的。我们看到很多学校的图书、仪器很不够,教室、宿舍过分的拥挤,课外活动场所没有,生活条件很差。国家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过程中还不能足够地支付教育经费,学校的物质条件还不能很快的得到满足。虽然在这方面是可以用勤俭办学和精打细算的办法维持下去,但是最低限度的物质设备还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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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实师资加强教学力量 尽量发挥教学设备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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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谈的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我知道许多学校是可以具备的。如果能进一步发挥教育界的潜力,现在条件欠缺的学校也可以很快地补充起来。就师资来说,据各方面反映还有很多安排不当的情况,许多有专门学识的老教授几年来都没有开课,许多大学教授和中学教师年龄还不算太老,精力也还充沛,就令其退休了。听说机关里边也还有许多无事可做的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劳动就业登记中和民主党派联系的社会人士中有许多学有专长的人还没有被使用,在他们感觉爱国不落人后但是有心无力无事可做的苦闷,在国家也是很大的损失。许多人可以说是合格的中、小学教��,甚至可以当大学教授,但是还在置诸闲散。这一大批人,如果国家加以培养利用和适当安排,是可以大大发挥潜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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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级学校现有的物质设备方面,据调查也还有许多使用不当甚至搁置不用的情况,尤其在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之后,很多图书仪器尚未能得到合理的调配使用。如果加以调整,一定也能发掘出很大的一批潜在力量来。同在一个地区的高等学校对于图书仪器是可以订出一种联合使用的办法的。解放后,各大学经过院系调整,已经不是解放前那样派系林立了,在党和政府统一领导下,各高等学校在教学上分工合作是不会有多大困难的,我相信我们在教育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没有尽量的发挥,如果现有的力量能够发挥出来,教学的质量一定能够大大的提高。教学质量能够逐步提高,师生的负担也就能够逐渐减轻,因为保证教学质量的条件具备之后,许多不必要的工作可以不做了,许多人力、物力的浪费可以减少了,换句话说,所谓减轻负担就是减轻额外的负担,一切都按规格办事,无论大学、中学、小学都有一定的合理的教学要求,只要不超过或者能够满足必要的要求,那末所谓负担就是应有的负担,就不会再有负担过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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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也谈一谈今年暑假许多学生不能升学的问题。这的确是一个严重问题。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是毫无办法的,只要政府、学校和社会人士大家群策群力想尽一切办法,不能升学的人数是可以大大缩减的,如杨亦周委员谈到的全部实行二部制就是一个办法。师资困难可以由社会知识分子中选拔。也有许多人谈到奖励私人办学,是值得考虑的一个办法。对于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学生也可以酌量多收一点学费,在大学方面我在广州接触过的几个学校大都有条件可以招收超过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名额的学生。在招生方面现在学校还是有很大潜力可以发挥的。希望高教部、教育部和各省市教育厅局再进一步了解各学校的实际情况,同学校当局商酌一下,如果有条件,还是可以多招收些学生,有条件升学的学生,是不应当让他们废学的。当然,照去年那样扩大招生名额是不可以的,主要的方针是实事求是地来解决学生升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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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意见都是很不成熟的,敬请各位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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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2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李蒸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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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不少工商業者對今年的公債任務表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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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上海22日訊 上海工商界今年分配的公債任務是三千四百五十萬元,比去年實際購買數減少27.5%,但仍然有不少人對完成今年公債任務表示困難,原因是往年工商界認購公債,絕大部分是企業出錢的,而今年則全部要由個人掏腰包來認購了。有的人因此把今年當作“定點年”,今年認購多少,明年仍要照此比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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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叫任務太大的大戶居多,因這次公債任務中,以定息購買部分是按定息總額平均45%,而大戶就可能動用定息50%以上。因此有人責問:“去年吳波副部長曾說,公債不能超過定息50%,這樣做,豈不違反政策。”有的說:“今年的定息除去買公債,再加上10%的互助金,就拿不到什麼現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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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工行界正在協商認購指標,在大、小行業和大、小戶之間已出現了矛盾。大戶認為定息一律五厘,要求平均分配,不分高低;小虎則認為“贖大不贖小”,希望大戶多挑,小戶只能“隨意樂助”。個行業之間,也在互相觀望,重工業看輕工業,輕工業看紡織工業,都想先看看苗頭再說。(張家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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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59期,1957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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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群众商量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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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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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办社几个事项的通知,要求农业合作社和它的生产队在布置生产、改进农业技术、改变耕作制度、采用新种子、进行基本建设和经营管理的时候,都要由干部和群众共同讨论,既要照顾国家的计划和政策,又要因地制宜。就是说,社干部在决定各种重要问题的时候,都应当反复地同群众商量,吸收群众的正确意见,而不应当由少数人草率决定,独断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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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的这项倡议,对于继续巩固农业合作社制度,争取今年农业大丰收,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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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而又充分可靠的生产计划,可以鼓舞社员群众的增产热情、信心和积极性。可是计划要订好并不容易。去年有些农业社计划订得太高,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当然就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今年纠正了这种偏向,但有些社又订得太低,当然也只能松懈社员的斗志。怎样克服这种偏高偏低的现象呢?最好的办法就是组织群众讨论。湖南郴县白鹿洞农业社的干部在县里开会时初步制订了今年的增产计划,但没有信心,他们怕社员们嫌高。但在回社后发动社员讨论时,却得到完全意外的反面结果:社员们不是嫌高,而是嫌低。他们拿出充分的理由,说明在原计划的基础上,还可以再提高百分之十以上,比去年的实际收入可以增加百分之五十四还多。种双季稻要多费劳动,第三生产队的原订计划只是把去年的一百零四亩提高到一百三十亩,但群众愿意多劳动,他们把指标提到一百六十六亩。每亩的平均计划产量,则由去年实收的七百一十斤提高到九百五十斤。增产的保证,是根据具体条件而提出的加强水利管理,修好水沟和增施肥料。第八生产队的单季稻,经社员讨论,也由去年实收的四百斤激增至五百八十斤。社员们的理由是去年有旱灾,耕作很毛草;今年实行精耕细作,增施肥料,劳力组织好,当然可以远远超过去年。此外,副业的门路和收入,经过讨论也增加了。社员出工数,原计划每个男劳力全年出工二百三十至二百五十个,经社员自报,一般是二百四十至二百七十个,最高的达到二百九十个。计划修订以后,社员们增产劲头很足,春雨中冒雨出工的人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类似的例子,其他省份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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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技术改革和耕作制度的改革,是农业增产的最重要措施。可是,这种改革如果不同群众商量,也很容易遭致失败,造成损失。去年许多地方在推广良种、密植和扩大复种面积的时候,忽略了这一问题,没有同群众商量,不顾本地的土地条件、季节条件和其他经济条件,盲目决定去干,结果没有增产,有的甚至还减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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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社要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积极地而又合理地发展多种经济,把劳动组织得更好,采取适当办法把耕畜饲养好,积肥又多又好,开支缩减到最小限度,等等,同样地要求社干部经常与群众商量,征求群众意见。此外并无更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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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特别需要强调提出老农的问题。党中央的通知,要求各地充分注意老农的意见,不要草率地采取多数老农所不同意的某些办法:建议各农业社考虑组织技术顾问委员会,吸收有经验的老农参加;同时建议各生产队考虑请本队一个有经验的老农当顾问,以便充分利用老农的有益的合理的经验。这应该说是各地在农业生产上避免错误以至争取增产的一项重要措施。老农们继承了我国数千年农业生产的丰富经验,有很多智慧,他们对当地的土地性能、肥料情况、气候变化规律与各种作物生长规律,以及其他的生产条件,都比较熟悉。如果我们在采取某项增产措施、推广某种新品种和新耕作制度的时候,好好找老农们商量一下,他们总会有一些有益的见解的。我们提倡根据具体情况和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采取不同的措施,那就应该十分注意向这些老农来了解当地的具体情况和条件。在精耕细作、细打细收方面,青年农民应该虚心地向老农学习许多有益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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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襄城县双庙乡农业社岗常生产队在去年夏季以前,生产一直组织不好,老是落在别的生产队后面。后来队长(青年)向队内老农请教,老农帮助他把社内各类劳动力——妇女、老人、青壮年都组织到适当的农活中去,克服了窝工现象,结果夏收和秋种都搞得又快又好。郑州郊区柳林农业社管理委员会在制定今年包工包产草案之后,专门召开老农座谈会,吸收老农意见,逐条逐项研究修改了定额。最后拿到社员代表��会上讨论,代表们都认为定额不高不低,大家情绪很高。这个社在勤俭办社、节约开支方面,也吸收了老农的正确意见,结果生产费和管理费都降低不少。福建漳浦县象牙乡干部找不出积肥的门路,后来请教于老农,发现了多年没有挖过的塘泥六处,增积了四十万担塘泥,初步解决了春耕用肥。溪仔乡在播种育秧中碰到绵延的春雨,县委工作组的同志向老农蔡田桂求教,蔡介绍了自己温汤浸种、选择秧地、早溶田、下足基肥、合理排灌水的三十多年不烂秧的经验。这经验推广应用到全乡,使全乡秧苗生长良好,没有烂秧。类似这样的事情,各地都有不少。由此可见,要把农业合作社办好和办得更好,就必须认真地、诚诚恳恳地团结老农,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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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老农们在社内的生活和劳动,各地应当给以必要的照顾,比如分配他们饲养牲畜、积肥、播秧,或做其他技术性的轻劳动,按照他们的工作质量,多给一点工分,使他们生活有保障,心情愉快,能够经常把他们的生产经验和知识传播给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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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巩固农业合作社制度,为了争取农业大丰收,乡社干部同社员群众应当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兄弟般的友爱团结的关系。要建立这种关系,首先就要求干部有一种民主的作风,遇事多同群众商量,多听听群众的意见,把群众的意见当成自己一切智慧和领导经验、领导能力的源泉。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发挥社干部的积极性,社干部也才能受到社员的爱戴。反之,谁不这样,他就往往会把好事办坏,在工作上遭受挫折和失败,引起群众的埋怨。各地党组织应当严格地批判这后一种现象,促使犯这种毛病的同志猛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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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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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师范学校中的科学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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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宝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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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就关于高等师范学校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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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有自己的科学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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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高等师范学校应开展那些科学研究工作,在这个问题上,目前有二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高等师范学校的任务是培养中等学校教师。因此,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师就应该进行关于教育科学理论和实践以及与普通教育有关方面的研究工作。也有的认为高等师范学校与其它高等学校一样,可以进行各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我认为这些看法都不够全面,对高等师范学校是高等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高等师范学校又有其特定的任务认识不足。高等师范学校同样担负了高等学校的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是整个文化科学事业的一部分,因此,它与一般高等学校有共同性。但高等师范学校的特定任务是培养中等学校教师,因此,它在高等教育中又有其特殊性。认识到这一点,就不会机械地认为高等师范学校的科学研究只是单纯地研究教育科学的理论和实践,或是与一般高等学校没有区分地同样开展各方面的科学研究。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高等师范学校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应该是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看教学的需要,看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需要来订出研究的方向,同时还要看教师的专长,看学校的设备条件,来订出科学研究计划。不能机械地肯定只做那一部门或不做那一部门的科学研究工作,只要是条件许可,而又有需要,我认为是应该做特殊性的,也可以作共同性的问题的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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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需要解决的四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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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关键问题在那里,我个人认为值得注意的有下面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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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何发挥老教师的潜在力量问题。一般说老教师在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都是有相当水平,能培养比较高级的社会主义建设干部,能从事比较繁重的科学研究工作。自从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提出后,很多老教授都得到极大的鼓舞,想尽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整个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数量不多的老教授,他们有领导做科学研究的能力,但他们大都感到任务繁重,他们既要教学,又要培养青年教师,还要参加社会上的政治活动,一部分老教授又要担任行政领导工作,这样把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就搞到几乎没有时间了。学校当局对老教师一般是尊重的,给他们以行政领导地位,如院长、副院长、教务长、系主任等等。但这样给他们负担加重,对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就构成了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我认为对这些有领导开展科学研究能力的老教授,应尽量减少他们的负担,让大家感到作为一个教授是光荣的,而在教学上、在科学研究工作上做出成绩那就更光荣,尊重他们应该是尊重他们在事业上的成就,不一定要给他们以许多的职位才算是尊重。同样作为一个教授,也应该认识到在工作中做出成绩才光荣,不一定担任到什么职位才算是光荣。我想如果各方面都能取得一致的看法,在可能条件下,逐步解除他们的行政工作,减少社会活动,使他们有更多的力量和时间来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这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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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与科学院合作的问题。目前在高等学校或业务部门一些水平较高的,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教师或工程技术专家,科学院正在设法争取,有些人就认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应该是集中到科学院去才有条件,因而使一些水平较高的老教师或业务部门中科学技术人员对现有岗位工作就产生不安心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教学和工作。究竟这些有较高水平的科学家是集中在科学院好还是分散在各个高等院校或产业机关更好呢?这是一个矛盾,集中必要的人材在科学院进行重点研究是必要的。但各个高等院校和产业机关是担负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任务,对这些水平较高的教授和科技专家,也是不可缺少的,如何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科学院与各院校和业务部门的合作问题。我认为科学院应该有系统有计划地把各院校的研究项目纳入科学院的研究范围之内,科学院可以选定题目,委托有条件、有可能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院校进行研究,而不必要把人材都集中到科学院来,这样做,院校进行的科学研究工作,也即是科学院进行的研究工作,而各院校又在科学院的统一规划下,分头进行研究,不致盲目地产生重复选题的现象,以减少人力物��的浪费。同时也使这些教授、专家能安心工作致力于科学研究。这个合作关系搞好了,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开展就有了更大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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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教授的培养进修问题。一些老教师教学经验比较丰富,进行科学研究较有基础,但他们的共同感觉是,要开展科学研究,没有时间,没有条件。这些老教授,在实际工作上已是忙不过来,因而,致令他们有基础却不能开展研究,不能让他们做出更大的成绩来。大家也都感觉几年来对这些老教师还是使用多、提高少。如何使这些老教师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研究,发挥更大的潜力,我个人认为应该建立休假制度,到相当期间,给他一定时期的休假,让他到有条件的更适当的环境里去进修。我还建议高等教育部与中国科学院订立合约,让这些高等院校的教师在休假期间到科学院去进修,如果对这些有基础的教师给他们一定时期的进修,对开展科学研究会有更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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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青年教师开展科学研究的问题。几年来在高等师范学校的青年教师,队伍最大,但一般说来质量还是不够高,如何提高他们的质量,让他们更好地来开展科学研究工作,这是当前一个迫切问题,我认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和提高的方法主要是用“在职进修”的办法,通过教学,做老教授的助手,来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通过科学研究,做老教授的助手,以提高自己的科学技术水平。自从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后,青年教师的积极性是极高的。但也产生了两种思想情况,一种是重视进修,忽视了教学工作,总希望在几年之后达到副博士的要求,产生一种过急、过高的情绪。另一种是在工作中不虚心不肯向老教授学习,只看见老教师的缺点,没有看见老教师的优点,这些思想的存在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青年教师对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在青老教师的关系上,青年教师应该尊重老教师,协助老教师。老教师也应该爱护、帮助青年教师。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关于青年教师的在职进修,我建议高教部订出制度,让青年教师在进修中通过专业实践,通过科学研究,取得一定成就,经过写论文、考试、答辩等过程,达到一定程度,应给予一定的学位,以鼓励在职青年安心工作,认真进修。至于目前所实行的四年制的研究生制度,仅依靠教师个人带徒弟的办法,没有一定的标准,规格不一致,因此所达到的水平也不一致。为了长远的计划,应该建立正规的研究院制度,有系统地让研究生进行研究工作,以达到一定的规格。以培养出大量的合乎国际水平的高级专业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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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3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高等师范学校中的科学研究工作 余宝笙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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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部分高級知識分子對肅反和思想改造運動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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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8日讯 上海市最近舉行的市政協全體會議和市人民代表大會預備會議上,有部分高級知識分子對肅反和思想改造運動流露不滿情緒,個別甚至公開表現對抗情緒。他們抓住運動中的缺點和偏差,企圖全部否定運動的必要性和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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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教授孫大雨、張孟聞,在解放前曾支持過學生的鬥爭,參加過罷課運動和進步集會,有民主教授之稱。解放後他們背上了進步包袱,感到未受重用而心懷不滿;加上思想改造中被當做重點,肅反中又對她們錯誤的思想作風進行了批判,他們更是牢騷滿腹,怨天尤人。張孟聞在上次市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上就公開表示懷疑有人窜改了他的發言稿。他幾年來一直對黨有成見,他特別懷恨的是在思想改造中被加上反革命的帽子,以後學校黨委雖然向他道了歉,但不是公開道歉的。這幾年,孫大雨一直和前復旦大學副校長李正文、復旦大學黨委書記楊西光、市委高等教育科學工作部部長陳其五、市高等教育局高教處處長曹未風等黨員幹部鬧意氣。陳毅等負責同志曾親自去調解,孫大雨還是不甘心。這次政協會議前,孫、張兩人和其他一些高級知識分子以及人民代表或政協委員的身份視察了高等學校的肅反工作,專門追問:肅反重點是怎樣確定的?有什麼根據?有沒有偏差?如何錯的?死了多少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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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政協全體會議上,市委書記處第一書記柯慶施在談到分清是非敵我,加強人民內部的團結時,曾提到對不起孫大雨的地方,向他道歉。並說,這是人民內部的事,好比牙齒咬舌頭,既不能敲掉牙齒,又不能拔去舌頭,希望孫大雨不要從個人恩怨出發鬧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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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部分高級知識分子對牙齒舌頭和個人恩怨的說法表示不滿。張孟聞說,過去被罵得狗血噴頭,不能說一聲“運動粗糙”就了事,一定要具體負責人出來檢討道歉,否則毛主席一天到晚向人家作揖也來不及。復旦大學教授陳守實說,牙齒咬舌頭是偶然的,而孫大雨被鬥爭是經常的。復旦另一教授王恆守也被鬥爭過,他表示同意陳守實的看法。和孫大雨一道視察高等學校肅反工作的上海市幹部療養院副院長薛映輝更是在大會上表示對孫大雨的同情。薛映輝在大會發言中說:共產黨不應作為一個特殊階級把非黨人士當作敵人來鬥爭,這樣做對社會主義建設並沒有好處。古語說:“利刀割膚創尤合,惡語傷人恨不消”。孫大雨在人格上受了打擊,內心之恨怎能短期消失?他說,對高級知識分子的工作要嚴格慎重。他還在會上建議共產黨員們多學一下劉少奇同志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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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大雨原來準備作一個十小時的發言,后經各方面勸阻,才發了約半小時的言。在發言中他不但沒有表示願意和解,卻控訴陳其五、楊西光、李正文等黨員負責幹部是潘漢年反革命集團分子。他說自己和其他一些教授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受他們的打擊,因此被弄得身染幾種重病,幾乎送命,他說,七年來,堅決追隨黨的人受到冷淡和打擊,脅肩諂笑的壞分子卻趾高氣揚。可以說是正氣下降,邪氣上升。不要以為匈牙利事件沒有在中國發生,就不以為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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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大雨和薛映輝的發言在大會上引起了對肅反問題的激烈爭論。大部分人認為薛映輝的發言是片面地,不應因肅反中有偏差而不要肅反;認為孫大雨隨便指責別人反革命這一點很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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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少數人對孫大雨仍抱同情。新聞界民主人士陸詒說,孫大雨說話固然過分,但陳毅同志在上海時說要對孫大雨的問題組織調查,迄今七、八個月,也沒有下落。復旦大學教授王恆守認為,肅反是不應該犯偏差的,憲法從未規定肅反可以犯錯誤,說犯錯誤是不可避免就會原諒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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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還有些人認識不清,政協全體會議後,緊接著舉行了政協常委擴大會議,會上對孫大雨問題進行了討論。市委統戰部長劉述周在會上說明,向孫大雨道歉的原因主要有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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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上海解放後第二天,上海大專學校教授聯誼會(反對美蔣的進步團體)改選領導人時,孫大雨落選了。孫一直認為這事是黨佈置的,其實黨並沒有。但是,改選大教聯的領導是件很複雜的事,趕來參加會議的兩個黨員幹部李正文、楊西光沒有阻止這個匆促的改選,是不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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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是思想改造運動中對孫是有些過火,學生們出了一張墻報:“孫大雨先生的花招”,以後黨組織制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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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件是思想改造後,���提出辭去外文系主任職務,黨委不知道他的脾氣,沒有挽留,就讓他辭去了。在肅反運動中,黨委並沒有把他當肅反重點。運動初期談思想劃清界限時,他不檢查自己,反而說別人是這個派,那個派的分子,引起群眾公憤,就追問他為什麼會到中央政治大學外文系教書。後來黨委出來加以制止。因此劉述周說肅反問題上,我們根本不用向他道歉。經過劉述周的說明後,一般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已比較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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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大雨本人沒有出席政協常委擴大會議。孫在人民代表大會預備會議的高教界小組討論中說:政協、人民代表大會等機構是好的,但我在最近舉行的政協會議上講了一些話,提到幾個人的問題,就受到了壓力,人家說我是造謠誹謗,要我負法律責任。我視察中提了些意見,還有人給我壓力。要不要讓人民代表、政協委員講話?最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裡,議員什麼話都可以講,無論他怎麼批評另一議員,只要有點常識決不會提到法院去控告。我對主席團及其他名單中有許多人是不同意,憑良心,是應該講的。但不便講。我承認由於過去的教訓,我有些膽怯了。(余輝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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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099期,1957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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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三个办公室联合召开工商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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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23日讯国务院第四办公室、第五办公室和第八办公室在昨天和今天联合召开一个工商座谈会。参加的有六十位工商界和民主建国会人士,还有政府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这些工商界和民主建国会人士都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的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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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座谈会上发言的工商界人士有陈叔通、李烛尘、荣毅仁、巩天民、黄长水、毕鸣岐、乐松生、刘靖基、汤蒂因、陈祖沛、厉@①咎、王一鸣、张敬礼、温少鹤、刘淑清、邦达养璧十六人。他们反映了目前全国各地增产节约运动开展的情况,并着重就公私合营企业的管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工商业者的工作安排、生活福利、学习以及公私共事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意见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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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产节约问题,他们认为目前私方人员参加增产节约运动的积极性很高,不少人提出了合理化建议,希望公方人员对他们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多予支持。他们说,有些资本主义的经营方法是值得参考的,不能一概否定。对有些合营企业存在的机构臃肿、层次太多、多头领导等现象,他们提出了改革的意见。有的建议各地有关部门召集一个有公私双方和职工群众参加的会议,专门研究一下合营企业的增产节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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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年来政府对工商业者的工作安排,许多人表示满意。在座谈中,他们认为目前还有些遗留问题需要解决,如对有些工作安排不够妥当的应加以调整,有少数还没有工作的应该继续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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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学习时,他们说一年来工商界人士学习有很大成绩。有的人主张今后私方人员最好能同公方人员和职工在一起学习,这样便于相互帮助、相互督促、共同提高。目前不少合营企业对私方人员的学习领导不够,并且缺少基本教材,他们希望能逐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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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华侨情况的工商界人士,对于如何争取更多海外华侨投资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问题提了一些意见。从事国药行业的工商界人士对国营药材公司在收购药材工作上存在的缺点提出批评。少数民族地区的工商界人士反映了当地运输上存在的困难以及某些主要商品价格偏高等情况,要求政府帮助解决。内地省份的工商界人士要求政府对中小城市工商业者和广大小商小贩的改造、学习加强领导,还反映了手工业生产上的困难和自由市场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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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贾拓夫、第八办公室副主任许涤新、第五办公室副主任程子华以及商业部副部长吴雪之、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陈维稷、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交通部公路总局局长连柏生、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赵忍安、交通银行张平之、中华全国总工会张立之和王榕等,分别就工商界人士提出的有关问题作了解答。会上还有些问题和意见,将由座谈会转交有关部门研究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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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涤新着重谈工商界的思想改造和学习等问题。他说,一年来工商界人士有显著进步,表现在:在工商业者中积极地完成其所负担的工作的人有所增加。企业中的公私共事关系也有显著的改进。根据八大城市和河北等二十个省的不完全统计,去年第三季度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私方人员约有六十五万人,被选为先进工作者或获得物质奖的达九万七千人。各地的工商界短期讲习班,对于“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启蒙教育,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工商业者的这种进步,有利于企业的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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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涤新说,在工商界人士的改造中,也存在一些不健康的现象,如有些工商业者,对工作缺乏热情、呈现松劲情绪;有的人只看到自己是“财富”的一面,而忽视了还有消极性的一面,因而骄傲自满。这些人,认为在生产经营方面,公方代表不如他们,技术文化方面,工人群众也不如他们。少数人不但不爱护企业的财富,反而干出盗卖企业财产、挪用企业资金等不正当行为。这些情况证明工人同资本家间阶级关系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的存在。当然,这种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之下,它并不具有对抗性。但是,我们断不能因为它是没有对抗性的矛盾,就不去重视它。正视工人与资本家间的阶级矛盾,是为了我们妥善地去处理这个矛盾。不承认有这种矛盾,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也是不利于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教育改造的。他建议民主建国会和工商业联合会的地方组织要协助政府做好对资本家的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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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习问题,许涤新说,在短期学习班结业的私方人员,��方针上,应该以企业为基地,根据自愿原则,同职工、公方一起学习。这种做法,有些城市的合营企业已经实行了,各地可以根据具体条件,逐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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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拓夫在发言中说,这样的座谈会可以在很短的时期内反映很多问题,有助于政府改进工作,各地可以经常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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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拓夫说,一年来新合营工业生产有很大提高,一般产值比1955年提高30%到70%,劳动生产率有很大提高。绝大多数产品质量有改进,各地新合营工业都试制了许多新产品,成本也有降低,多数企业由亏损转为盈余,此外,还举办了一些必要的福利设施,私营时期拖欠职工的工资也基本上归还了。但合营企业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逐步解决,才能使合营企业的优越性更加巩固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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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拓夫在谈到增产节约问题的时候说,今年因某些原材料缺乏,合营工业生产上有一定困难,希望工商界人士能利用过去私营时期克服困难的一些好的经验,来克服这些困难。许多合营企业节约的潜力还是很大的。他提出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合营企业可以通过挖掘原材料潜力、寻找新的生产门路、适当地增加修配业务等办法,来达到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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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合营企业的管理水平,他谈到在合营企业建立企业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的种种好处,要求各地进行试点,在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广。目前合营企业中存在的表报多、会议多、手续繁、编制大等缺点,要积极改正,管理制度要健全起来。另外还要注意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在企业改组方面,去年已经合并或实行统一计算盈亏的企业应该总结经验,没有合并的今年一般可以不再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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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拓夫说,公私共事关系现正在逐渐趋向正常,在这里,政府部门、工会和工商联、民建会都做了许多工作,因而关系好的增加,坏的减少了。据反映:目前有一种情况是:相敬如宾、相对无言、相安无事;当然,这比过去一度发生的某些相互歧视、相互畏惧、相互争吵的情况好得多了,但要看到,这里还带有消极性。他要求今后能进一步真正做到相互尊重、相互协商、相互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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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私方人员的病假工资问题,他说可向政府建议,暂时可作这样规定,即凡股金在二千元以下的私方人员,可以根据生活困难情况和病假时间的长短,在病假期间向原企业领取50%到70%的病假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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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拓夫还对私方人员参加劳动竞赛、工商界人士的工作安排以及退休等问题,作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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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库未存字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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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字既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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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烛尘谈怎样对待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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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烛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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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的扩大会议上听到了毛主席就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作的指示。毛主席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出了正确的估价,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问题也作了透辟的分析。毛主席的指示给我们的启发很大,使我情不自禁地把个人的体会向大家谈谈。作为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负责人之一,也借这个机会对工商业者会员同志们谈谈个人的意见。不当的地方,请委员同志们、工商业者同志们、会员同志们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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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来民族资产阶级起了深刻的变化,应该肯定,进步不少;但也表现出来消极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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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来我们工商业者接受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过程中,不断地取得了进步。去年年初,当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我们敲锣打鼓地迎接全行业公私合营;合营以后,我们热烈地参加政治理论的学习,积极地为搞好公私合作共事关系、为搞好企业的生产经营而努力,在我会学习委员会“关于工商业者短期讲习班工作的总结报告”里,提到全国各地这样的班一般已办到二期以上,参加学习的约计已超过五万人,绝大多数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去年9月,我在沈阳参加当地市政协主办的“社会主义政治学校”的欢迎会,知道在这个学校里,脱产住校、集中学习的工商业者就有八百一十六人,民建会员一百三十四人组织临时支部起着一定的骨干作用。全体学员的学习情绪很高,叮咛我把他们搞好学习的保证带给毛主席。根据中国民主建国会部分地方组织的统计资料,工商业者会员参加社会主义竞赛取得先进生产(工作)者的光荣称号和得到奖励的,约占参加竞赛总人数的20%,这个比率每季均有所上升。这些事例使我兴奋地看到我们工商业者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的积极性,正在不断地增长和扩大。去年1月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到来以后,我和盛丕华委员在我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开幕的那一天,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商界代表及家属一起,向毛主席和党政领导同志报喜,提出了三项保证:“第一,我们一定加强学习,更好地改造我们的思想;第二,我们一定服从领导,守职尽责,搞好生产经营;第三,我们一定努力学会本领,学会社会主义经营管理方法,改造自己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们现在正以实际行动来履行我们已提供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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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以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起了深刻的变化,工商业者进步不小,这是主要的一面,应当肯定的;但是,如果说,没有由于资产阶级的存在和从它反映出来的思想、作风、观点、方法一定程度地阻碍着工商业者的改造和进步,那也是不现实的。目前,值得重视的,就是部分的工商业者只看见自己表现出来的积极的一面,对它作过高的估价;忽视消极落后的另一面,甚至否定了它。有的谈了出来;有的嘴上不说,摆在心里。我们不是常常听到这样的反映吗?在一些企业里,公私共事关系不大好,职工群众与私方人员之间有一定的距离,私方人员的积极性不高,企业的生产经营还存在一些问题,有人分析它的原因为:公方代表与职工群众对私方人员团结、帮助、鼓励、支持、信任不够,他们应负主要的责任。从这些企业的公方代表和职工群众方面检查起来,当然不是没有值得注意和应当改进的地方,我们应该敢于提出我们的意见、要求和建议。但是,如果从我们工商业者方面严格检查一下,问题是很不少的。我们是否有害怕批评的思想呢?我们是否有不愿听改造,不愿提阶级关系和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的思想呢?我们是否有以国家的财富自居,但又不肯轻易贡献出来,满足于资本主义经营的老一套,看不起公方代表和职工群众的思想呢?我们是否还有计较名位待遇,相互猜忌,只注意个人利益的思想呢?我们是否有由于阶级没落,自高自大不起来,才怀有自卑的情绪呢?归根结底一句话,我们在进一步接受工人阶级领导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两方面,是否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情况下,还有不同程度的不正确的乃至抵触的思想情绪呢?在我看来,这些思想情况是或多或少地还存在着一些的。这种根源于不认识或者不愿正视资产阶级今天还有两面性的,其实是反映落后一面的思想情绪,是会伤害工商业者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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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当国家的财富,不当包���,就必须在企业或机关里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正视自己的两面性,不断提高思想认识水平,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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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行业公私合营以来,党和政府把我们工商业者在量才录用、适当照顾的原则下作了妥善的安排,多数人安排在企业里,有的人还参加了政权机关负着领导工作的责任。根据中国民主建国会一百一十六个地方的不完全统计,各省、市民建工商业者会员担任省、市、区级领导工作的有六百余人,其中副省长八人,副市长八十二人,正副厅长三十一人,正副局长一百四十九人。多数的会员同志们能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守职尽责,不辜负党和人民对他们的期望。如担任副省长的一位同志说:“我要为社会主义贡献出我的一切力量,我知道的事一定去做,即便不来问我,也要找上去谈出我的意见”;在一个省辖市担任副市长、副局长的同志们认定“不懂、问;不会、学;不对、争;大胆做;虚心改”。这些都是值得学习的。但也有不少会员,对于参加政权工作的意义和作用认识不足,对于接受工人阶级领导,进一步接受改造存在着模糊思想,因而有的脱离群众,不愿代表工商界合法利益;有的自以为改造得差不多了,滋长着骄傲自满的情绪。在这样的思想情绪支配下,既不容易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对于自己的改造也是没有好处的。这也应当承认是资产阶级消极的一面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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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资产阶级还未消灭,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尚未完成的时候,我们工商业者从思想上明确认识资产阶级今天还有两面性,认真严肃地对待我们消极落后的一面,不稍姑息,也就是承认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区别,承认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承认资产阶级需要进一步接受改造。有了这样一个正确的观点和立场,这就使我们工商业者从剥削者向劳动者转变的过程中大大地跨前一步。不少工商业者通过学习和实践提高了思想认识,就自觉耳目一新,看问题也和以前两样了,加强了接受领导,接受改造的信念,道理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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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举行的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曾经经过认真地研究和讨论,适当地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存在着两面性和工人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关系这两个原则性的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决定。会后在全国一百三十六个地方的二万四千位会员当中,进行了传达,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有些地方经过激烈的争论和详尽的分析,终于在根本性的问题上,取得一致的认识,从而加强了团结。这次,毛主席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问题,作出了结论,并指示我们在人民内部解决矛盾和思想问题,需要采取讲清道理的方法;一切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对于今后如何加强工商界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成为十分巨大的鼓舞和推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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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在飞跃地向前进展,全国人民正为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而奋斗。我们工商业者有义务也有责任参加这一个伟大的事业。毛主席说我们是国家的财富,不是包袱,为的是鼓励我们把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才能、经验和技术,无保留地贡献出来。我们一定要兢兢业业,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财富,不然的话,我们假若对于人民的事业,袖手旁观,遇事松劲,那就不配称为财富,而变为国家的包袱。我们工商业者一定要结合着在企业里或者在国家机关里的生产实践和工作实践,树立起热爱劳动人民,学习他们的高贵品质的思想感情,忠诚接受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视自己的两面性,努力克服消极的一面,发扬积极的一面,进一步加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不断地提高我们的思想认识水平,积极地参加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这样做下去,我相信,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而消灭的时候,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我们,一定能够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向着一个无限光明美好的目标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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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3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发扬积极的一面 克服消极的一面, 李烛尘谈怎样对待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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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恩谈医学界向科学进军中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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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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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个集体的事业,每个人都应该热情地、实事求是地作好本岗位的工作,这是向科学进军的首要条件;必须密切各个科学部门、各个单位之间的联系,加强统一领导;注意恰当地安排目前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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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政府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对科学家及青年们是极大的鼓舞。我愿意从一个医务行政工作者的角度,来谈谈对医学界向科学进军中的几个问题的体会,请各位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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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想谈一下科学是个集体的事业,在这个事业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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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以后,青年们踊跃的响应这一号召,科学界表现出蓬勃的气象,这是一个极为可喜的现象。但是由于他们对这一号召的认识上的限制,就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至少在有的青年医务工作者中,思想上引起了一些混乱。其中比较突出而带有原则性的问题,就是不安心于现在的工作岗位的现象。例如,有的青年医务工作者,往往不考虑工作需要,个人的条件,争先恐后的投考研究生,向副博士进军。医院中有部分医师,轻视医务工作,而热心于钻图书馆,跑实验室,而对病人的关心及服务态度就不如从前了,以致病人反映医师的态度较以往冷淡。病房的护士们向领导提意见,要求明确护理工作人员向科学进军的方向。化验室的技术员们亦要求提高文化,准备投考大学,认为这是向科学进军的途径。青年们的这种热诚是很可贵的,我也认为各级领导也必须明确在不同岗位上的医务工作者向科学进军的方向。但是在这里我感觉到应当首先解决的是对“科学”这一概念的几点基本认识有澄清的必要,否则会影响当前的业务工作,也达不到向科学进军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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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认识到,现在的科学工作是一个集体的事业,必须是各种有关的工作人员密切配合才能使科学得到发展。譬如在具体的医疗工作中,医师、护士、药剂师、技术员、营养师、行政干部,政治工作人员及勤杂人员等的密切合作,是完成医疗任务的基本关键,病人的诊疗成绩,是他们集体劳动的结果。一位医学专家的研究成绩中,也必然包括他的青年助手们的勤劳果实。由此可见,必须要求从事医学科学的整体事业中的每一个工作岗位的人员、专家、医师、护士、技术人员、药剂人员、营养师、行政干部、政治工作人员、勤杂人员等,热爱他们自己的工作岗位,不断地提高工作水平,才能使整个的医学水平逐步提高。如果忽视科学必须是个集体事业的这一基本原则,不安心目前的工作岗位,则不但阻碍了医学科学的进展,也会减弱自己在集体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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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因为科学是个集体的事业,个人工作的好坏也就必定会影响整个的科学成果。因此就必须强调在科学工作中要充分发挥每个工作者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要求严肃的、老老实实的对待每一件工作;不苟且、不马虎、脚踏实地的完成自己工作岗位上的任务,这样才能谈得到向科学进军。例如我们在进行日本血吸虫病、疟疾等传染病的防治工作的时候,就必须从疫区中收集大批数字材料,进行分析综合,找到这些传染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制订合理的防治措施。假如在疫区登记这些原始材料的工作人员,对数字不严肃,随便填表,则把这些材料收集在一起,任何第一流的统计学家都无法推算出科学的结论。再如,科学家在进行实验的时候,如果他的助手、技术员们的工作不细致,不准确,则他也无法得到正确的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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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青年医务工作者说来,热情的、实事求是的作好本岗位的工作,不断求得工作上的改进,是科学进军的首要条件。我认为在这一方面我们有责任来进一步研究、分析、以及用实际事例来向青年们说明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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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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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想谈一下在科学的这个集体事业中,各个科学部门单位之间的关系及领导的关系。科学单位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横的联系,而领导与各单位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纵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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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科学是个集体的事业,因此在科学进军中,各个科学部门及单位就必须有协调的步伐,灵活而密切的配合,才能完成这一进军的任务。不论是那一项科学研究工作,必须要有有关部门的协调合作才能很好地进行。例如我们要进行猩红热的防治研究工作,不但医学研究机构要在细菌学、病理学、药物学方面进行,也必须有临床学家从诊断、治疗等方面来协助,更须要防治机构从流行病学等方面来配合,而在进行调查时,还须要有儿童保健机构、居民地段的卫生组织的密切合作。只有在各个单位的紧密配合下,才能摸清猩红热这一传染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制订出合理而可行的防治办法。如果在配合中,有的单位考虑到本身任务比较重,对其他机构提出来的任务不能积极的配合,这样就对整个医学科学队伍的进军不能不有所影响。因此,我认为在我国现有的人力物力的条件下,唯有加强各科学机构间的协调分工合作,互通有无,才能充分发挥现有的力量,符合勤俭办科学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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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的协调,就必须要有统一的领导,在统一的领导下,不但可以使各科学机构间的步调可以一致,而且还可以使科学家们的工作安排的更为妥善。现在在这问题上是有缺陷的。例如,有些专家,就从多方面接到要求他完成的任务。如有一些医学专家,要求他负责编写医学院的高级教材,要求他完成一定的医疗任务,也要求他负担某一方面的专题研究工作。这不是说不可以对他们提出这些要求,也不是说他们不愿意完成这些任务。而问题在于布置这些任务的不同部门之间是不是经过共同的研究,统一的布置安排。我认为这种“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的做法,在某种情况下,就不能不损害这些专家有计划、有重点的安排他们自己的工作。这对医学科学的进军不能不说是一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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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深刻的体会到,党所提出的向科学进军这一号召中,进军的重要意义。进军就意味着有组织地,有纪律地,在统一安排之下的集体行动,而不是单干。这一号召只有在社会主义的集体思想的指导下才能充分发挥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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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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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还想提一下在医学科学进军中所存在着的如何恰当的安排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问题。譬如,群众目前只感觉到医疗迫切的需要,因此单纯的医疗任务就占用了医务工作者的主要力量,而就不能不影响医学科学的研究工作,这是一个矛盾。又例如,各地迫切的需要医药卫生人材,因此各个医学院校不得不付出绝大部分的力量来培养医学生、进修生,这样就使得一些目前为数不多的高级医学专家们的研究工作难于很好的开展,这又是一个矛盾。医疗是为了满足人民的要求,培养和提高新生力量也是我们所需;而从长远利益来讲,科学研究工作也不容有所忽视。因此,如何恰当的来对待它们之间的矛盾是需要我们很好的来研究的。我认为只有在有计划的统一领导下,在分工合作的协调基础上,做好我们当前的工作,不断地提高医学科学水平,就是解决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的关系的基本条件。至于如何在具体工作中来全面体现向科学进军的精神,还须要我们大家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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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3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有计划有组织地向科学进军 李宗恩谈医学界向科学进军中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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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需要些什么雨露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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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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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听到毛主席、周总理、李副总理的重要报告,让我加深一层明白祖国六亿人民在党和政府正确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庄严和责任的艰巨。报告中有涉及文化教育民族政策诸问题部分,我是一个文化工作者,又生长在湘西苗族自治州,因此想就目前工作范围和回乡视察印象,谈谈“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方面的百花齐放,需要些什么雨露阳光。我目下在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两机关做研究工作。解放几年来,由于政府和人民对祖国文化遗产的重视,博物馆事业大有一日千里的趋势。1956年全国博物馆观众已过一千万人。历博、故宫两个博物馆观众,去年也共同约有二百十一万人。历史博物馆扩大对外服务工作后,和全国文教研究机关、部队和生产单位发生接触,共约二百处,仅供应照像资料、文物模型,去年一年中就达十万元。这些数字共同说明一个新问题,就是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向文化科学进军,各个部门都迫切需要彼此帮助。博物馆工作,必然因此日益繁重。为适应这个新的情况,今后研究如何加强,对外服务如何展开,兄弟机关如何相互协调,才能够更好一些完成它的庄严任务,都值得慎重考虑。如善于使用人力物力,“节约增产”在这方面也可以见出显著成效。在这里,个人拟提出四点建议,请各位委员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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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盼加强全国各省市博物馆的文物研究工作,特别是首都所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的文物研究工作。研究人员工作条件需改善。研究重点可考虑放在历史文物制度和物质文化成就两方面,便于配合国内历史科学研究和新的生产要求而服务。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应当扩大兄弟馆文物研究资料的交换制度。并适当调动部分各地出土文物,和各地收集文物,充实北京历史博物馆陈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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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改进历史文物研究工作的方法,促进各方面工作的协调。几年来,全国文物收集发掘的工作,成绩可说空前惊人。收集文物成绩最好的是上海文管会。发掘文物贡献最大的是分布全国各个基建工地五百余年青的考古工作者,他们工作的辛苦和成就,不下于任何生产战线上的优秀战士。在研究工作方面,由于人力配备不足,工作成绩就比较差。国内各地百十万件出土文物和重要收集品,我们知道,这些文物实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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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人民对于祖国历史文化无限新知识,目前绝大部分还近于冻结在各处库房中。人材不足是事实,应针对现实,考虑利用有条件综合性大学或博物馆,来培养明日合用的人材。总之,目下情况亟需想法改进。因为文物如不能结合文献研究,不免如过去金石文玩的鉴赏,无从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一个历史科学工作者,如依旧只会搞文献,不善于运用古文物提出的新证据,来综合进行研究工作,也会形成一种停滞状态,结论且不免转入空洞教条。特别是属于物质文化史、文物制度史、工艺美术史若干部门,离开文物从文献孤立求证,是不会得出正确结论的。如果长此继续下去,新的以马列思想为基础的历史科学,是建立不起来的。向文化科学进军,这部门工作会要落后。由于文物保管属文化部系统,文史研究教学属教育部或高教部系统,彼此工作联系不够,因此竟形成如下现象:有在大学教考古学,却对文物不当行的。也有当地仓库冻结文物数万件,甚至于感到无处堆放,学校方面却派人来北京找材料的。若干文管会,发掘报告能罗列材料,却说不出材料解决了些什么问题,启发了些什么问题。诸位委员,这种状态是不宜继续下去的!我建议文教部门及早成立一个机构,共同研究一下,变孤立成协作,在人材上能作些调整,在工作上能有些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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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民族文化的忽视,亟待补救。解放以来,政府对于民族政策的执行,可说十分正确而又无比伟大。在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各方面,都作过许多有益人民永久利益的重要措施,基本改善了原来地区落后状况。湘西苗族自治州所属各县与川东黔东接壤,历来是军阀土劣贪官污吏蹂躏摧残的对象。三省过去都大量栽种过鸦片烟,不仅毒化了本地人民,还经常五百石八百石出境外运,毒化过更多中国人民。解放后,经过几次运动,一切腐败人事已全部铲除,社会情形、生产方面面貌大变。近来自治州各乡区都有了电话和广播收音,北京消息当天可得。各县都有汽车通行,把大量油、麻、竹、木、药材以及粮���土产外运,来支援祖国的建设。青年人还普遍意识到“驾驭钢铁征服自然”,建设家乡建设祖国的光荣责任。过去数十万苗族,受大学教育的极少,受中等教育的也是些地主子弟。现在已有好几个民族中学,各有上千学生,普通中学有的也另设苗族班。此外中央、中南、民族学院及各种专科技术学校,都有不少学生,中农贫农子弟占比例极大。在自治州政权所在地吉首,还有几千土木工人,和烧砖制瓦工人,在进行学校、医院、文化大楼等基本建设。许多本地和外来青年干部,工作都扎根在乡村,和人民生活打成一片。人民在政治上的觉醒和教育上的提高,证明党的民族政策,在这个地区,已经得到显著的成功。美中不足处是民族文化还来不及注意。文化工作一般近于自上而下。当地音乐歌舞,近年来虽已引起适当的注意,由于外出会演成功,进而有组织六十人左右的民族歌舞团计划。本州新建筑,在装饰上就还见不出任何地方风格和特征。还有民族文化中极其重要一个部门,当地制作精工花纹壮美的编织物、刺绣、挑花等等手工艺美术品,我们关心实在很不够。在中南、西南多民族区域,这些由于生活需要和爱美情感,千百年千万人通过长时期勤劳和智巧的积累,所创造出的东东西西,其实不仅仅是一种普通工艺品,既能代表当地人民的文化成就,同时也是全中国一份重要文化遗产。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术研究所,在新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上,都值得把这些材料看得和历史文化中精美遗产同等重要。若干日用轻工业生产,如善于取法,把部分图案反映到新的生产上,建筑部门反映到新的装饰彩绘上,都必然可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但是,由于社会传统习惯,对于民族文化的忽视或轻视,多年来毁去的实在已不少了,目下还在毁坏过程中。各位委员,这是不成的!这里还有无数的好花,远比近三百年官僚文人字画重要得多!我们必须要去掉大汉族主义的意识残余,有一个较新一些也更加正确一些的看法,来对待这个问题。重视这个民族大家庭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遗产,来充实祖国文化的内容,丰富现代人民的生活。这件事情,也盼望文化部和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同来切实商讨一下。有些地区中央民族学院或省市民族学院、文化局已做的工作,还待加强和深入,并通过这个工作,来培养兄弟民族地区文化艺术干部。地方文化馆,应当有些优秀热情的专业干部,和当地美术教员协作,参预地方生产和建设,发挥出力量,形成这方面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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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扩大博物馆的业务,并加强它和各方面的联系。特别是全国各高等学校,为便于进行新的文史研究和教学工作,应当取得中央及各省市文物部门大力的协助,为建立或充实有适当文物和丰富图片的参考资料室。有重要手工业生产区,和若干对广大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轻工业生产部门(例如丝绸、刺绣、陶瓷、漆器及玻璃和搪瓷、花砖瓷等),为尊重祖国劳动人民传统的成就,教育鼓励新一代从事这一部门的生产者,提高改进新产品的花纹图案和造形,也应当取得文化部门的全力协助,各就需要,适时的、为建立参考资料室。文物出版部门,并且值得考虑匀出部分印刷力量,针对这两方面需要,来进行出版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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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好花都需要雨露阳光,更不能缺少从本根吸取肥沃土壤中的养料。几点建议目的只是一个,就是加速祖国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研究工作的进展,好让它在新的各部门需要来服务,从这个基础上作成新的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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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的不对处,片面处,还盼望得到指教和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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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3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需要些什么雨露阳光 沈从文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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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干部要参加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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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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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三月十五日发出的关于民主办社几个事项的通知中强调指出,社干部要参加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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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优秀的社干部,受到社员群众的衷心拥护。他们为了集体的事业忙得不可开交。但他们并不愿意离开生产劳动。李顺达、耿长锁、吕鸿宾、饶兴礼等等就都是这样的人。除了这几位大家熟知的人而外,全国各地的合作社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本报在三月二日的社论和通讯中介绍的湖北孝感县长风农业社主任官木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要参加一些会议,参加一些社外的活动;可是,他们一回到社里,就更加劲地参加生产劳动。社员十分信任他们,全社的人同心协力,什么事情都好办,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在最近各地农村整党整社当中,也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刚要整社,一些很久不参加或者很少参加生产的社干部就自动地参加生产了。这样,社干部同社员之间的某些不协调的情绪很快就有所改变,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立即大为提高,社干部也摆脱了被动的境况,在领导工作当中也就较顺利了。这些事实都可以说明:社干部只有参加生产才能密切联系群众,而脱离生产就会脱离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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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干部毕竟还有许多公事要办。有些人觉得:要尽力办公事,就要减少参加生产的一些时间;要多参加生产,就可能办不好公事。究竟怎样做才好?不能不承认,这里的确有一些矛盾。只要好好想办法,这矛盾是可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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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善于安排时间,要改进工作方法。福建的千斤县之一龙溪县,有一个农业增产模范乡——园溪乡。这个乡办了一个“安心”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一个高级社,全乡各户都参加了)。这个乡和社的主要干部,1956年都参加了社里的生产劳动,每人平均得了二百多个劳动日;社主任已经是五十岁的老人了,在参加生产中还得了二百五十个劳动日;担负全乡主要领导工作的党支部书记在参加生产中得了二百八十五个二劳动日;团支部书记在参加生产中得了三百零七个劳动日。他们从事了这么多的生产劳动,误了办公事没有?没有。看他们把工作做得多么出色:粮食产量比1955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多种经营的总收入比1955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三,超额完成了国家统购任务,社员们的收入大大增加,农业社办得十分巩固。他们善于安排时间,工作方法也好。这个乡一年来坚持了白天不开会;多在生产队、组开小会,少开群众大会;不开没准备的会,缩短会议时间。干部有明确的分工,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管。更重要的是他们经常参加生产,社员对他们亲近,他们也容易了解社员的思想和生产中的问题,许多具体问题在生产中就随时解决了。其实,社里的最重要的公事就是领导生产。脱离了生产,反而难把公事办好;只有参加生产,才能办好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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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社干部能更好地参加生产,县、区、乡各级党委应该按照中共中央三月十五日的通知,切实地改进领导方法。不必要的会议不要开,县、区干部要多到社里去,而不要时常调集社干部到县里来。有些地方动不动就召开三级干部会,以至把社干部也“扩大”进去,这种作法应该大大加以节制。这种会最好一年不要超过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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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干部的劳动报酬问题也应当加以合理的解决。原则是:既要能鼓励社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又要能鼓励社干部做好领导工作。具体的计酬办法,可以根据各地各社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社的大小不同、生产经营的内容不同;有些社有上级派来的驻社干部,有些社没有;同是大社,有的统一经营,有的分社(或队)各负盈亏;社干部的职务、能力、工作成绩也各不相同。因此,对于付给社干部劳动报酬的办法不能作统一的硬性的规定。一般地说,社干部既要办公事,总要误工。因公误工的部分,是应该由社补贴的。有些社由社员按本社具体情况公议各个干部一年因公误工的必要数目,付给固定数目的劳动日作为报酬,发生了特殊的情况误了太多的工,可以再议;工作做得特别好,全社增加收入很多,年终可以评奖。有些社按月或按季分级评定社干部的报酬。有些社采用“定额补贴(一年给以固定的补贴)、定工生产(一年一定要参加一定数额的生产劳动)和年终奖励相结合”的办法。这些办法各社可以灵活采用,总之,要经过群众公议、社员赞成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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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工分的数目和拿固定报酬的人数,都应当力求其��。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中规定,为社务工作付出的劳动日,至多不能超过全社劳动日总数的百分之二;这是一个无论如何不能再高的数目。有些社能够做到不到百分之一,那是很好的。也有些社超出了百分之二,那就太不好了。必须了解,这不只是和社员收入有关,不只是个经济性质的问题,而且影响社员同社干部的关系,影响社干部的思想健康。要知道,办社会主义事业的目的决不是要造成一批有特殊地位的脱离生产的人物。有一个合作社的生产队长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领导千亩田,百家户,哪有时间生产?领导有功,不生产也得分红。”这并不是正确的看法。从上面说到的园溪乡的情况就可以了解,各地许多农业社的事实也都可以证明:社干部有可能参加生产劳动,也只有参加了生产劳动,才能紧密地同群众团结在一起,把集体的生产事情办好,而且也只有这样,自己的生活水平才能和社员群众一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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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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