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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RD/1/5/2/000170.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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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黄李右派集团给农工组织造成的严重危害必须彻底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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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树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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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右派头目章伯钧及章、黄、李右派集团的情况，本来是不够了解的。但从江苏组织反右派斗争中揭发的情况来看，章、黄、李右派集团给农工江苏组织带来的危害也是极其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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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伯钧妄想实现他反共、反人民的恶毒阴谋，也和在全国各地一样，在江苏也埋伏下了一个以邓昊明为首的右派集团，他们根据章伯钧的指示，贩卖章伯钧的私货，与章伯钧上下呼应，在江苏翻云复雨，配合进行反共阴谋活动，妄想资本主义复辟。章伯钧也利用邓昊明在江苏农工组织的领导地位和邓昊明一贯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本质，唆使他担任了章、黄、李右派集团驻江苏全权代表的角色，犯下了极大的罪恶，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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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昊明在章伯钧的指使纵容下，并在章伯钧封官许愿，以准备在下届中委选举时给他当选中委的诱惑下，首先积极按照章伯钧的意图，和章伯钧亲自传授的一整套反动纲领， 从政治上向党、向社会主义展开了猖狂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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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师明同志在一次向右派分子邓昊明进行斗争的大会上，曾把章伯钧和邓昊明的反共罪行，作了七对照。从七对照中可以看出邓昊明在江苏是如何忠实地配合章伯钧进行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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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伯钧阴谋使民主党派脱离党的领导，说 “今后统战部不管我们了”，“我们对共产党的领导不能百依百顺，阿谀逢迎，要发挥独立、平等、自由作用，今后要独立思考。”邓昊明在江苏也到处宣扬：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能与共产党平等”，“不能独立思考” 。他说： “我们今后不能盲从，不能一边倒，不能有‘革命世故’，不能看共产党的眼色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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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伯钧公开主张恢复资本主义，一再宣传资本主义 “优越性”，说资本主义制度有 “生命力”，还说今后政协性质要变，要搞两院制，要搞政治设计院，反对所谓“成品”。邓昊明在江苏也说：中国跳了一个社会，没有经过资产阶级民主，要制订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合作共事关系的所谓 “法制”，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民主制度，即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他也说政协开会是形式主义，并大为宣扬两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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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伯钧为了宣传他的反动言论， 要扩大前进报的发行，要恢复中华论坛，并抓住光明日报、文汇报作为反党的宣传阵地。邓昊明在江苏不仅积极为章伯钧拚凑班底，拉人组稿，与朱偰等密谋“中华论坛”工作，而且还以文汇报驻宁记者，右派分子陆续为打手，打入党的新闻、文化部门，抢夺宣传阵地。向党的文教事业和党的领导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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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伯钧大喊民主人士有职无权，攻击党的领导是 “以党代政”，邓昊明也是这样说，并具体歪曲地说民主人士有职无权的表现是：“上下不接头，左右无连系，密件看不到，决策不知道。” 又造谣说以党代政有三大危害：使政府机构瘫痪，使党的领导陷于事务主义，使党政都脱离群众。因而，邓昊明更露骨地攻击人民民主制度说：党与非党矛盾是制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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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伯钧搞恶性大发展，邓昊明也进行恶性大发展，到处向人传达章伯钧的大发展计划，并搜罗一些对党不满的人，政治历史不清的人，作为反党的政治资本。 由于恶性大发展的结果，江苏组织也和其他各地一样，组织不纯，有的也处于瘫痪解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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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伯钧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主张自己管人事，邓昊明也和章伯钧一样，调干部不要和统战部商量，主张所谓“内部事务上脱离党的领导” ，人事自己管。邓昊明在自管人事的幌子下，积极贯彻章伯钧打击进步、团结中间，拉拢落后，串通右派的组织路线，企图首先把省、市机关控制在自己手里，他阴谋从省委副主委到省、市委员及主要干部，都按照他的意图来一个彻底换班 (准备换来的人，基本上都是右派)。 章伯钧不仅授意邓昊明这样作，而且多方支持纵容。章伯钧还曾亲自打长途电话给章师明同志要江苏组织的年青人都退出来，让右派分子武思光等去干。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及时反右派，江苏组织将变成右派分子的大本营，其后果将更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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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伯钧利用“二百”方针和帮助党整风机会，向党猖狂进攻，并指使成员向党进攻，派出他的爪牙到处放 火” 。邓昊明也同样在帮助党整风期间，一再向党猖狂进攻，并亲自下基层点火、放毒。邓昊明还和章伯钧一样采取封官许愿的办法，拉人从事反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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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伯钧除了利用邓昊明作为他在江苏的爪牙，进行反共活动外，还采取挑拨拉拢的办法，抓住了右派分子朱偰。章伯钧早在1954年3月就向朱偰挑拨说：你在旧社会很有文名，新社会把你忘了，要不是你有历史包袱，起码要作文化部副部长。接着又拉拢朱偰及右派分子杨逸棠等人，借编河道志为名，进行小集团的联系活动，章伯钧并向朱偰狂妄地说：我要给共产党看看，中国知识分子可以发挥多少力量。直到1957年6月15日(已经是反右派开始以后了)， 邓昊明还遵照章伯钧的指示， 往访朱偰密谈 “中华论坛”工作。右派分子朱偰由于章伯钧的挑拨拉拢，对党的态度越发狂妄，他叫嚣解放后文教事业倒退了，并歪曲污蔑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向党进攻也是相当猖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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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伯钧对右派分子武思光，也没有放弃挑拨、拉拢的活动。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时,章伯钧来宁仅两天，他找了武思光等人谈话，武思光对安排待遇不满，章伯钧趁机挑拨说：共产党给他吃饭就吃饭，叫你拿多少就拿多少。挑起武思光进一步对党的仇恨，竟在鸣放期间说共产党是“打了你不准还手，骂了你不准回口，杀了你不准流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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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只能举一些点滴事例。从这些点滴事例说明：章伯钧的反共阴谋是恶毒的，活动是狂妄的， 并妄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对江苏也没有例外，他向江苏右派集团布置了一整套的反动政治纲领和计划，挑起了右派集团分子对党的刻骨仇恨，支持纵容了右派集团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反共阴谋活动，使农工江苏组织基本上被右派所把持。从反右斗争中揭发的情况来看，江苏农工组织的右派集团——邓家黑店就有二十多人。到目前为止江苏组织已揭发的右派分子有52人。南京市在1956年一年中发展的成员，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占36.7%，在大鸣大放中，有相当一部分基层为右派所操纵，向党进行了猖狂进攻。而江苏组织在以右派分子邓昊明为首及武思光、朱偰、蒋志云、王兰亭、周景濂、李锡敏、陆续、吴调梅等爪牙、帮凶的协助下, 整个组织的政治方向、组织路线均基本上被右派所篡改，把农工组织带上了极为危险的边缘。其所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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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江苏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取得反右派斗争决定性的胜利，目前正在进行内部的整风。我们要通过反右派斗争和整风，把右派彻底打垮，把右派路线的影响彻底清算，把我们的组织和成员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首先端正过来，并进行彻底的根本性的自我改造。使我们的组织改造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使我们的成员改造成为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农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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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江苏地方组织，和各地组织一样，对右派头子章伯钧和以章伯钧为首的右派集团的滔天罪行，表示切齿的痛恨。我们要求中央整风领导委员会对他们的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和对农工组织造成的严重后果， 进行彻底的斗争和清算，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江苏全体成员坚决表示：一定要在党和中央整风领导委员会的领导下，向右派分子进行斗争到底，一定要获得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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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代表江苏组织和全体成员要求中央应该作出决定，首先撤销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等人的党内领导职务，并根据他们的罪恶轻重，交代情况和悔改的表现，对他们进行严肃的组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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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整风领导委员会宣传工作组编《批判章黄李右派集团罪行的资料汇编》，北京：1958年6月。

CCRD/1/5/2/000171.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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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影部分演员资产阶级思想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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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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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上海3日讯　上海电影制片厂部分导演、演员最近在大字报、座谈会上，暴露出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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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演员接受任务以后，所考虑的不是主题思想，而是看自己担任的角色重要不重要，将来海报上有没有他的名字，留给观众的影响深不深。不管演什么样的人物，都想尽办法打扮得漂亮些，以突出自己，甚至不顾戏的发展情节，不愿拍侧面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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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演员演戏依靠所谓看家本领。高博说，他有自然、舒服、吐字清楚、声音爽朗等多年积累起来的条件，演什么角色都能让人看得舒服、听得清楚，这就使自己有恃无恐。韩非说：就凭我一副漂亮面孔、清晰流利的口齿和轻松愉快的表演，就可以吸引观众。苏曼薏过去认为自己身材线条美，会唱黄色歌曲，有从交际花、舞女身上模仿来的一些眼神、媚态作为自己的表演资本，解放后对此一直恋恋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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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演员都有自己的崇拜对象，这些对象大都是美国好莱坞的“明星”。刘琼最崇拜贾莱柏，平时一举一动，连抽香烟的姿势也要学他。韩非最崇拜卓别麟，他看了“马兰花芳芳”，非常欢赏，感到有许多东西可学。赵丹(党员)红专规划中提出表演要赶上印度电影“流浪者”中的主角。许多演员认为中国民族的传统戏曲艺术没啥可学，并且流传这样的话：“盖叫天的表演经验是符合史坦尼体系的，因此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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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瑞芳(党员)自我检查说，她在演“凤凰之歌”时，到农村体验生活四十多天，大部分时间蹲在家里打扑克、讲故事、玩，最多学习和她们打成一片，体会她们的思想感情。冯哲(党员)在被批判艺术第一、技巧第一的倾向后，这次讨论中仍认为：“演工农兵不一定要了解工农兵，有技术，刻苦钻研，就能创造出工农兵的形象和性格”。他举例说：“上官云珠政治上落后，又没有参加过海南岛人民抗日斗争，但在“南岛风云”中扮演护士却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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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影传达了周总理在电影工作座谈会上的指示后，部分演员对搞纪录片有抵触情绪，片面地认为一搞纪录片，演员就没事干了。有人对总理批评“凤凰之歌”是个人主义的影片，思想也不通。曾导演“女蓝5号”的谢晋说，他是把“凤凰之歌”作为自己学习的道路的，现在这部影片受到批评，使他感到走投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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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1958年6月6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CCRD/1/5/2/000172.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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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张正义维护国家法纪，上海法院判处孙大雨徒刑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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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汇报讯：一再捏造事实，诬告诽谤我党、政机关负责人及教育界人士为反革命分子的孙大雨，前天被判处徒刑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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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孙大雨，原是复旦大学的教授。1952年复旦开展三反运动后，孙大雨即污蔑该校前中共党委书记李正文为所谓“CC公馆派”留在复旦的头子，嚷着要将他清除出去。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又继续诬蔑领导该校思想改造运动的李正文为文化系统特务及地主恶霸分子，并污蔑善意帮助他进行思想检查的杨岂深、李振麟、全增嘏等人为反革命“CC公馆派”分子。1954年9月，被告又两次污蔑李正文和章靳以，说章亦为“CC公馆派”分子，诬指李章二人勾结起来进行阴谋破坏活动，领导反动残余复辟。1955年肃反运动开展后，孙大雨更进一步扩展他的诬陷阴谋，无中生有地编写长达八万多字的控告书，向中共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机关负责人，诬告上海市高教局局长陈其五、复旦大学副校长兼党委书记杨西光、复旦大学副校长苏步青等人为潘汉年反革命集团在文教单位里的重要分子；诬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志让、上海市高教局处长曹未风、复旦大学教授漆琪生等人为特务分子；诬告复旦大学教授全增嘏、副教授杨岂深等人为反革命“CC公馆派”分子等共达五十余人，而且诬指他们在潘汉年等指挥之下，进行现行的反革命活动，以妄图达到陷害好人，制造我内部混乱的阴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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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孙大雨又乘我党整风号召大鸣大放的机会，大肆诽谤章靳以、漆琪生、李正文、杨西光等多人为反革命，同时还诬指解放日报社和新闻日报社都有反革命集团分子；诬指司法部部长史良为反革命分子。当解放日报社和新闻日报社的职工代表责问他根据什么指控该两报社内有反革命集团分子时，被告除继续诬蔑解放日报社编辑部有反革命集团分子外，更诬蔑上海市副市长、新闻日报社社长金仲华也是反革命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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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大雨在对上述人员进行诬告和诽谤的同时，还千方百计地用尽各种手段反抗共产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三反运动开始，他就攻击领导该校三反运动的党委书记李正文，扬言:要搞好三反，首先要搞掉李正文。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造谣说:思想改造改糟了。在肃反运动中，又污蔑说:肃反是反肃，是“反革命”肃清“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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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上述种种行为，显然已触犯国家刑律。尤其是被告在进行上述罪恶活动的过程中，党政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等，曾多次对他进行教育，但被告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极端仇视，诬告诽谤好人的活动却更加变本加厉，情节极端恶劣。为维护国家法纪，保障公民合法权利不受侵犯，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孙大雨徒刑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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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判决宣布以后，出席旁听的复旦大学师生及其他旁听群众，长时间的热烈鼓掌，拥护这个公正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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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文汇报》1958年6月4日。

CCRD/1/5/2/00017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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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高自守的中间路线者”原来是个大右派，傅雷一贯反苏反共反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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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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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上海6日讯】 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从去年10月到今年4月召开了十一次扩大会议，批判右派分子傅雷一贯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罪行。十一次会议上，有柯灵、罗稷南、陈西禾、刘思慕和何公超等近百人发言，揭露了傅雷向党进攻的大量事实，彻底粉碎了傅雷散布的污蔑苏联、污蔑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种种谬论，并且剥下了傅雷一向标榜的“中间路线者”和“清高自守、淡于名利”的伪装，赤裸裸地暴露出这个老右派的凶恶面目。在历时半年多的批判过程中，傅雷一再使用狡赖和避重就轻的手法，态度极为恶劣，但是在铁证如山的事实面前，傅雷不得不在4月30日的会议上承认自己是一个右派分子，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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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要“踏死”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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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雷是作协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委员。去年春天，他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在文学、出版、美术、音乐、新闻界四出活动，矛头直指着党的领导，向党展开了大举进攻。他在各种会议上大发谬论，在那时被右派分子占据的文汇报上发表一连串反党的文章。傅雷污蔑共产党员是“道貌岸然，令人望而却步”，积极分子是“挑拨离间”、“逢迎拍马”、凶狠地喊出“这种人应该踏死他”!他污蔑党和政府的人事制度，说“人事处像休养所，像养老院，又成为官僚主义的温床，本单位的绊脚石”。右派分子储安平发出了“党天下”的毒箭，傅雷不仅大加赞赏，还引伸一步，说现在如封建王朝的“家天下”。他在看到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右派分子庞薰琴的反党文章后，连夜写信给庞，称赞“好，朋友，好得很”，并且赤裸裸地写出了这个右派分子对党的仇恨和向党进攻的狂态:“你我活到如今，几曾看到全国各地揭出这么多不合理的事的?”“我们看到暴露得愈多，愈高兴，愈安慰”，最后还得意洋洋地祝贺庞薰琴“斗争胜利”。公开为反革命分子喊冤并破坏抗美援朝运动傅雷对于党各个运动和各项政策，几乎无一不加以污蔑和攻击。他攻击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说思想改造是“强迫在大众面前血淋淋地痛骂自己”；他攻击肃反政策，公开为反革命分子喊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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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雷甚至攻击与破坏中国人民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说中国在美帝“强大武装”之下只能采取“焦土抗战”，而一当美帝占领“焦土”后的上海，美帝强大的舰队就会迅速运来恢复设备。傅雷对新社会的一切都怀着仇恨；他在他写的一篇五百多字的短文中，从节日的游行、观礼、狂欢一直攻击到家庭主妇的清洁卫生工作，说这些活动会损害“延年益寿”，狂呼“让大家心安理得的把纪律暂时忘怀”，以便“逍遥自在”，“彻底松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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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顾事实，否定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各方面的成就傅雷还不顾事实地否定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的成就，企图用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来改变现状。他说中国学术界是“花果寥落，做学问的人一般的抛弃了很久，世界上的风吹不到，究竟什么是现代国际水平还摸不着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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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抹煞出版界几年来的巨大成绩，说什么“书出得再多也是虚假的文化繁荣”，“看书目是花色繁多，品种齐备，究其实很多是滥竽充数，不过完成任务而已”，提出要向过去的私营出版社“学习”。傅雷还大肆攻击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说“只有解放前的大公报才勉强接近国际水平”，但如众所周知，解放前的大公报是一张出名的蒋介石御用的反动报纸。傅雷积极参加了右派分子篡夺文汇报领导权的活动，担任文汇报的“社外编委”，指点这张报纸刊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傅雷还攻击美术界、音乐界都是“今不如昔”，说“新音乐派太浅薄，不能崇拜聂耳和诜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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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幕后指挥，并勾结庞薰琴徐铸成等右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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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雷一向标榜自己是一个“中间路线者”，“中间立场，不偏不倚”。十一次会议上揭露的大量材料，证明“中间路线”是根本不存在的。傅雷一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右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在上海解放以前，傅雷就写过不少反苏反共的文章。正当1947年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并在新疆制造反苏事件的时候，傅雷在老右派储安平主编的“观察”上，污蔑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并与当时在上海的进步作家展开笔战。上海解放前夕，傅雷感到末日将临，匆匆逃往昆明，接着又���往香港。傅雷的右派立场是何等鲜明!上海解放后，傅雷在党的宽大政策影响下回到上海，他不但不思海改，反而以“闭门译书”的“寓公”生活为幌子，对党怀恨在心，待机而动。他对党和人民给他的良好工作条件和政治上的照顾，不知感激，拒绝自我改造，反而恩将仇报，对各项政治、社会活动，都消极应付，并狂妄地向作协声称一年只参加一次会议，至多不超过两小时，连批判胡风反动文艺思想的会议也拒绝参加。另一面却在家中拉拢落后分子，散布破坏抗美援朝和污蔑苏联的种种谬论。到去年大鸣大放初期，他以为时机己到，自称是“空前未有的兴奋”，反党反人民的活动达到了顶点。他不但自己在文学界、出版界放火，同时还作幕后指挥人，布置人向党猛攻。他要在北京的右派分子庞薰琴告诉他文化部的内部情况，指使上海音乐学院右派学生攻击学院的党的领导。他积极地为当时的文汇报写稿组稿，叫徐铸成派“得力记者”去访问某人某人，达到在各方面“放火”的目的。右派分子陆诒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会议上发表反动言论后，傅雷还要陆诒去责问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为什么打断他的发言，并说你当时就停止发言，看柯庆施怎么办?叫他来请你讲你再讲。右派分子鲁莽在政协上海市委员会的会议上的“填平护城河，拆掉桥头堡”的反动发言受到各方面的指责时，傅雷却大加赞赏，认为内容精彩，只是方式不聪明。正如好几位作家在发言中指出:这个挂着“中间派”招牌的傅雷，在那个时期是“运筹于书斋之中，调兵于千里之外，放火于四面八方”，他的右派立场是何等的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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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译罗曼罗兰前期作品盗取进攻社会主义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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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雷还恬不知耻地自诩为“清高自守，不问政治”的翻译家。会议上许多人指出:上海解放前，傅雷本身就是一个大地主，他的“清高自守”，就是用农民的血汗在上海过着高等华人的生活。傅雷的鲜明的反动政治立场，不但表现在革命的各个时期所进行的各种与人民为敌的活动，也表现在他的翻译工作上。傅雷翻译罗曼罗兰的作品，只是从作品中盗取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武器，竭力赞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精神和力量，以此来毒害青年。傅言在他译的“贝多芬传”的附录里便说:“第一是:我；然后是:社会”，甚至诅咒社会主义生活是一种“殉难”，崇扬“轻蔑弱者，轻蔑愚昧的人，轻蔑大众”的个人主义至高无上的资本主义思想。许多翻译工作者在会上指出:翻译工作同样有着鲜明的政治立场，需要政治挂帅，傅雷是用资本主义国家作品中的不健康的、落后的甚至反动的东西来进攻社会主义，不是用外国的作品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例如翻译罗曼罗兰的作品，傅雷只翻译罗曼罗兰前期的、还没有找到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道路那个时期的著作，对罗曼罗兰访问了苏联，宣布与地过去的道路告别以后的作品，不去翻译和介绍，这是因为罗曼罗兰后期政治思想上的大转变，傅雷是不欢迎的，不敢加以正视的。傅雷的“不问政治”完全是自欺欺人，借此掩护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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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傅雷的丑恶行为看出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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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4月30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周而复、王西彦、以群、裘柱常和草婴等先后指出，傅雷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所以对党对人民犯下这样的溺天大罪，是由于他始终顽强地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在解放以前，他为人民的三大敌人服务；解放以后，先是“闭门不出”，以后因党和政府处处宽大为怀，给他出版他翻译的著作，报酬甚丰，生活优裕，这样，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暂时一致，因而表面上好像也有一点点进步的样子。但是傅雷的反动立场原封未动，到鸣放时期就完全暴露出他的本来面目，他以为时机到来，大举向党进攻。周而复在发言中历举傅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以后，并指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真正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首先要彻底改变立场，改造自己，把心交给党，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彻底搞臭、肃清，否则就不可能真正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且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下去，就有成为右派的危险。因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和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的思想是敌对的，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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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协上海分会主席巴金在4月30日会议的最后说:对右派分子傅雷的批判经历了六个多月之久，这样长期的反复的批判，不仅粉碎了傅雷的种种谬论，使上海文学战线上的反右派斗争又一次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而且使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认识到把心交给党，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搞臭的必要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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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文汇报》1958年6月6日。原题为：“清高自守的中间路线者”原来是个大右派，傅雷一贯反苏反共反人民，乌云乱翻期间在文学出版美术音乐新闻等界四面纵火，自称“空前未有的兴奋”。）

CCRD/1/5/2/000174.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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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人代大会揭发程星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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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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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长沙２日电:湖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已于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２９日在长沙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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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会议讨论和通过了“１９５６——１９６７年湖南省农业发展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一致通过决议，撤销右派分子曾昭抡、向德、谭惕吾、雷天觉等四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罢免右派分子程星龄的湖南省副省长职务；补选了胡继宗为湖南省副省长。出席这次会议的湖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负责人和各自治州、自治县的少数民族代表，在会上批判了地方民族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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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们在讨论湖南省农业发展规划纲要（修正草案）时，一致认为这个纲要规定的各项增产指标是能够实现的。会议决定把湖南省农业发展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交给全省人民讨论，并要求各地和各个农业社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和当地的具体情况，制订出自己的１９５８年的和长远的农业生产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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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揭露和批判了右派分子、湖南省副省长、民革湖南省委常委程星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李君九、温汰沫、席楚霖在大会上发言，一致建议大会顺应全省人民的要求，罢免他的副省长职务。大会还收到六十三位代表提出罢免右派分子程星龄的湖南省副省长职务的提案共十件，另有三百五十三位代表贴出要求罢免程星龄的副省长职务的大字报六十张。代表们指出：程星龄这个凶恶的右派分子，一贯攻击共产党的领导，诬蔑党的各项政策，包庇反革命分子，攻击肃反运动，破坏人民民主专政。１９５７年４、５月大鸣大放期间，他又组织右派集团，四处点火，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扬言要“打开局面，影响小城市”，妄图一举搞垮党的领导。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罪行，完全违背了全省人民的委托，违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代表们坚决要求全省人民的最高权力机关根据宪法第五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八条的规定，罢免程星龄的副省长职务。
+
+　　大会还揭露和批判了湖南工商界的右派分子向德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罪行。大会收到一百八十九位代表提出撤销右派分子曾昭抡、向德、谭惕吾、雷天觉等四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提案共三十三件。另有三百七十五位代表贴出要求撤销上述四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大字报六十四张。代表们严正地指出：右派分子曾昭抡、向德、谭惕吾、雷天觉坚决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人民民主专政，企图使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这完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作为人民代表的资格。代表们一致要求大会根据宪法第三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撤销曾昭抡、向德、谭惕吾、雷天觉等四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大会在１２月２９日下午分别将上述两件提案交大会表决，全体代表一致通过，没有一个弃权或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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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会议共开了十天，出席的代表有四百六十人，省级机关各部门的负责人都列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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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人民日报》1958年1月3日。

CCRD/1/5/2/00017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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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向党交心后的思想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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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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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讯　目前我省各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的向党交心运动情况是：少数尚未交完的还继续补交；多数已交完的正由个人将交出来的问题进行分类、梳辫子，为转入下一步分析批判作准备；有少数已转入分析批判阶段。交心后，大多数人由于把长期压在心头里的话讲了出来，因而心情舒畅，精神愉快，在生产和工作上比以前更积极了，和党的关系也觉得近乎了。但是一部分人在交心以后，思想上仍存在顾虑，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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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当右派。如民革成员陈耀明(中右)说：“我在鸣放中有问题，交心时不摸底，现在梳辫子，梳完之后怎么办呢？”佟庆凯说：“我听人说在梳辫子中不能批判就是放毒，我听了实在害怕。”有的已在翻案。民革成员马骥(中右)说：“交心时我是为了凑数，写出来的是照别人写的，其实我没有那些事”。有的人说：“交出来的东西和右派差不多，今后不好好干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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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麻烦。李显达(中右)交出后就后悔。赵良弼、李新日(中中)反映说：“交心运动没有个完！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思想批判完了，还不知又做什么呢？”有的说：“不交心倒没有这些事，交出来还这样麻烦。”金云峰(中右)说：“我交心后又背上了新包袱，我交的国际问题最多，也没有国际知识，批判不好怎么办呢？”有人说：“交心在我，分析批判由你”。也有的表示不满说：“就是分析批判呗！”
+
+　　此外，民革的某些成员还想从交心中得到“好处”。如说：“我向党交了心，可是我生活还很苦，还是没饭吃”。
+
+　　 来源：辽宁省委“资料简报”和1958年6月6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CCRD/1/5/2/00017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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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全国工商界加速自我改造，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联席会议提出六条经验
+
+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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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７日讯：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６、７两日举行中央常务委员联席（扩大）会议，着重讨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照耀下，如何进一步推动全国工商界加速进行自我改造问题。
+
+　　会议在听取了两会派赴各地视察工商界整风运动情况的工作组汇报以后，对目前工商界政治思想状况作了分析研究，会议认为目前工商业者的政治分野大体情况是：左派分子的队伍比以前有了扩大和提高，但是还需要继续自我改造和提高；多数中间分子通过运动开始不同程度地向左转化，但还处在中间过渡状态中，在政治上仍然具有两面性。还有少数人资本主义立场还没有什么改变，他们对新社会格格不入，甚至对整风运动有强烈的抵触情绪。这些情况说明工商界的政治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复杂的教育和斗争过程，目前必须结合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学习，把总路线的精神贯彻到工商界的整风运动中去，动员广大工商业者继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加速自我改造。
+
+　　会议认为，从前一阶段各地的情况看来，今后要继续深入开展这一运动应该吸收以下的经验：
+
+　　一、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运动取得胜利的关键。工商界的自我改造运动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是在党的领导、关怀与支持下进行的。今后仍然必须积极争取党的领导，正确地接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并认真地加以贯彻。
+
+　　二、进行形势教育、政策教育和各种形象化教育，启发工商业者自我改造的积极性。
+
+　　三、认真贯彻群众路线，发挥工商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
+　　四、领导带头、骨干先行、培养典型、动员家属。
+
+　　五、把加速自我改造同参加体力劳动、积极贡献技术才能等实际行动结合起来，通过劳动和生产实践，使工商业者亲身体会到劳动的光荣和剥削可耻，感到自己有脱胎换骨地进行本质改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样就可以使整风运动开展得更快更好。
+
+　　六、把社会主义竞赛的原则和方法运用到政治立场和思想改造中来。通过这种社会主义自我改造的竞赛，树立先进榜样，带动落后，使落后的赶上先进，先进的更先进。两会４月中旬在天津召开的现场会议上，七省八市的工商业者签订“五比”竞赛协议书后，己经推动了全国评比竞赛的开展。为了贯彻实现那次会议的倡议，把评比竞赛工作做好，这次会议决定在第三季度召开全国性评比会议，要求各地在全国性评比以前，先开本地区的评比会议，推选先进单位，交流先进经验，及时推广，以促进运动的发展，会议还决定在两会召开全国性评比会议的同时，举办一个自我改造展览会，以便通过形象化教育，巩固思想大跃进的成果，同时推动广大工商业者进一步接受改造，并在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
+　　 来源：《人民日报》1958年6月9日。

CCRD/1/5/2/000177.txt

@@ -0,0 +1,9 @@
+# 湖北人民出版社一工作人员假借思想解放运动大肆攻击党和反右斗争
+
+　　新华社武汉12日讯　6月初，湖北人民出版社全体工作人员开始学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文件。在一次学习漫谈会上，大家兴奋地谈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谈到如何认识人民内部矛盾性质时，校对科一工作人员张映铃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她认为出版社反右斗争搞错了，右派分子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或者是在无产阶级内部由于一部分人受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而产生的矛盾，而不是敌多矛盾。她还认为出版社的右派分子(包括她丈夫的穆熙在内)“是历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因为“提了意见”，遭到“某些领导同志”安上“反对领导的罪名”，而被划为右派，因此“值得重新考虑。”她还用“有阶级斗争存在，就有假积极分子”的话，来攻击反右斗争中的积极分子。
+
+　　接着，她写大字报说：“学习了刘少奇同志报告，受到了教育和启发，党教导我们敢想、敢说、敢做、敢于破除迷信，坚持真理，我是一个共青团员，就应该坚持真理，我认为和穆熙等右派分子的划分有重新考虑的必要。”在大字报上，她攻击“反右斗争权利操纵在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手里”，右派分子“由于斗争性强，对某些修正主义的领导不满”，“提了不少意见”，而“修正主义者为了维护他们资产阶级的利益，为了发泄成见和打击报复，在马列主义伪装下，利用周围一些事物和条件，玩弄概念，混淆是非，使这些不应划为右派的人成为残酷阶级斗争的对象。甚至在革命内泛滥成灾，继续起着腐蚀工人阶级内部的作用。”大字报贴出来后，群众十分气愤，贴出了许多张大字报，表示要和她展开争论。不久她又贴出了第二张大字报，坚持了原来的意见，强调她是从“维护党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出发”，继续对党的反右派斗争进行攻击和诬蔑。她公开地攻击当时整风领导小组是“长期以来鬼鬼祟祟地干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集团活动”，“这个集团极端仇视和排斥江云、王居平等(右派分子)正直人物”，“将反党小集团帽子硬戴在这些人头上”，右派分子和穆熙是“因为不愿作他们资产阶级集团内的乘龙快婿”，“一直是他们欺骗和蒙蔽的对象。”并且诬蔑反右斗争中的积极分子是“狗腿子”、“恶霸”，“欺压和腐蚀出版社工作人员。”她口口声声说：“为了真理和正义，为了多数人不受他们的灾害和冤屈，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问题。”
+
+　　这张大字报贴出后，群情更为激愤。不到几个小时，许多张严词驳斥的大字报出来了，他们列举了右派分子公开在大字报上发表的言论、写的文章和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为等证据，指出张映铃要想为右派分子翻案是不可能的。不少同志都深深感到和资产阶级思想斗争仍然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殷平)
+
+　　来源：1958年6月14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CCRD/1/5/2/000178.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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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大学师生争先拔白旗插红旗思想解放气象万千
+
+　　<刘文华、方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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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武汉大学师生在总路线鼓舞下，个个争先充当拔白旗、插红旗的英雄好汉，人人决心做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战线上的尖兵！彻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树立共产主义风格，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批判教学中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封建意识的残余影响，为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的新武汉大学奠定巩固的基础。这是全体师生在总路线鼓舞下提出来的行动口号。
+
+　　本月4日晚武汉大学举行了共产主义思想解放大会。化学系向全校师生员工报告他们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后干出一番巨大的成绩。化学系四年级学生所做的毕业论文90％以上都是联系实际，联系生产的，都是生产单位提出来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如大冶钢厂迫切要求解决的“高速钢中钨的快速测定”问题，要求分析准确度保持0．3％，分析速度达到由原来的30分钟提高到10分钟。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则可加快炼钢的速度。这是全国所有的钢铁厂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化学系师生经过近两个月的日夜苦战，现在已经做成功了，他们采用的是“对苯二酚比色法”，准确度达到0．2％，分析速度达到8分钟。这种速度和准确度，在国际科学文献上是没有的。该系同武汉制药厂协作试制的“安眠药”已经成功，质量已达到国际水平。
+
+　　化学系一马当先，物理、生物、数学等系接着跟上来，并提出“学化学系，赶化学系，赶过化学系”！生物系的植物教研组的部分教师和部分学生随科学院植物园的同志到鄂西参加调查野生植物；动物教研组的部分教师和部分学生到东湖养殖场学习鱼民的养殖技术和知识。过去这个系的教师和学生是都不愿下农村的。物理系金属物理教研组主动到武汉热处理研究所挂钩，要求技术合作，互相支援，交换有关资料，定期举行报告会和专题研究讲座。数学系的教师在辩论数学能不能结合实际时，不少的教师认为：数学科学本身有它的特点，按照它的特点很难结合生产实际。但李国平教授坚决反驳这种论调，他首先提出为工农开办数学班的创议；他并且主动地到武汉重型机床厂联系。他在重型机床厂受到该厂的工程师和领导上的热烈欢迎，并且向李国平教授提出了四个需要数学和弹性力学合作才能解决得了的重要问题。李国平教授每星期两次到工厂同工人、工程师共同研究解决这些问题。
+
+　　在文科方面，经济系通过总路线学习，解除了思想束缚，已大胆地停开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社会主义部分，根据刘少奇同志报告的体系，拟出了讲义的提纲，整个社会主义部分将包括九个题目。这是经济系教学中一个革命措施。
+
+　　中文系已将厚古薄今、教条主义特别严重的“文艺学引论”停开，改为“毛主席的文艺理论讲座”。以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教材，以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及“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等为主要参考资料。这个计划受到省委等有关部门大力支持，第一讲已于5月30日由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主席于黑丁同志以“文艺的战斗方向”为题开始。第二讲即将由武汉市委书记李尔重同志讲授。党委要求全系师生，通过“文学理论”学习和今后的下乡下厂(每年三个月)及另外一些方式，首先达到改造立场、观点、方法的目的。其次通过“文学理论”的学习，把它作为推动全面教学改革的纲，作为贯彻厚今薄古的有力保证，并以此建立无产阶级的巩固的文艺阵地，以指导全校文艺欣赏。
+
+　　历史系则提出要打破以往历史课程的自古至今的讲授方法，而改为由今到古的讲授。在讲授内容中则大大增加现代史的比重，使得学生有能力对古代部分进行有批判的学习。其次，为了使历史能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服务，他们决定增设实习课，学生将通过实习课到各地进行地方志的调查，厂矿企业历史资料的整理等工作。
+
+　　图书馆学系的教师过去对于理论联系实际问题从来就未想到过。他们认为，图书馆学本身不能联系生产实际，不能为生产大跃进服务。所以过去大图书馆藏有一百多万册书，但一向借书卡片混乱，分类不清，流通缓慢，一再进行清理总是不能得到彻底解决。图书馆学系与大图书馆只是一间之隔，却互不通气。现在，该系教师已把大图书馆作为实验田。教师们认识到：在这个文化、技术革命的时代，图书馆学系应成为后勤部队，有计划地供应这个大革命所需要的大批粮草。
+
+　　党委第一书记刘仰峤同志在六月一日向全校师生作了关于“八大”二次会议的传达报告后，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的浪潮在全校掀起，人们争先插红旗，解放思想，扫除自卑感，不再迷信资产阶级教授专家。化学系走在前面成了先进，其他系都举行了宣誓大会要赶化学系，要赶过化学系。武大的形势是一日千里，万马奔腾。
+
+　　（来源：《光明日报》1958年6月14日。原题为：“武汉大学师生争先拔白旗插红旗思想解放气象万千，化学系带头破除迷信，为生产单位解决重要问题”。）

CCRD/1/5/2/000179.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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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右派斗争锻炼了文学队伍，上海作协举行理事会扩大会议
+
+　　【本报讯】 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本月13日举行理事会扩大会议，总结了反右派斗争的经验教训，对会员中的右派分子进行了严肃的处理，成立了新的书记处，并向理事会汇报了整风运动一年来的工作情况。
+
+　　会议首先由周而复同志代表中共作协分会党组作关于反右派斗争小结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文学界通过这次反右派斗争，整顿了自己的队伍，接受了一次比以前任何一次运动都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揭露和批判了右派，锻炼和扩大了左派，并使广大的文学工作者在大风浪中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在反右派斗争期间，在本市的作协191个会员中，共揭发出右派分子许杰、王若望、孙大雨、傅雷、陈子展、施蛰存、马国亮、徐中玉、黄裳、李洛、洛雨等十八人。周而复同志在报告中，对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方法、论点，以及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收获和经验教训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最后他指出，反右派斗争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扫清了道路。文学界当前的重要任务，是在过去已获得的胜利的基础上，根据缺什么补什么、缺多少补多少的精神，实事求是地认真进行整改补课，彻底打掉骄气、娇气和官气以及各种庸俗作风，以便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全面实现跃进规划，使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彻底改变，使运动取得更大的胜利。文艺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服务。我们要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
+
+　　会上，经过逐项表决，决定撤销右派分子许杰副主席职务，撤销右派分子屈楚、郑伯永、陆侃如、宋云彬、臧云远、王希坚、戴岳等的理事，停止右派分子孙大雨的会籍，建议全国作协开除其会籍。在这以前，作协主席团已撤销许杰、傅雷等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
+　　根据情况的变化和工作需要，主席团在会上宣布成立新的书记处，书记处由下列成员组成:巴金、靳以、郭绍虞、魏金枝、唐弢、以群、刘大杰、罗稷南、孔罗荪、杜宣、任干等十一人。
+
+　　作协上海分会主席巴金同志在会上代表书记处汇报了一年来的工作概况，他说，整风运动以来，文学创作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群众文艺活动已空前高涨。在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号召下，在群众文艺创作热潮的带动之下，会员的创作有了很大进展，仅今年五个月上海的会员作家已发表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达九百篇，出版的单行本三十一本，共计四百多万字，近五千行诗；这个数字几乎等于去年全年的创作数字。更重要的是出现了许多新人新作，在质量上有很大提高。这些创作的特色，是迅速地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特写、报告、短篇小说、诗歌等短小作品，出色地反映了我们伟大时代的新面貌，其中如福庚的“新安江春讯”、张英的“上海的浪花”等特写报告，茹志鹃的“百合花”、胡万春的“生长在黄浦江边的人”等短篇小说，都引起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注意和赞扬。同时，上海作家在这个时期中发表了不少有广大群众影响的较大作品，如吴强的长篇小说“红日”，杜宣的剧本“无名英雄”、“难忘的岁月”，艾明之的长篇小说“浮沉”等。在理论批评方面，也有很大发展。创刊了“跃进文学研究丛刊”，并且编印“上海文艺丛书”，已出一种，将出的有四种。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总路线宣传中出现的新气象，许多作家热情地投入广大群众性的宣传活动中去，还印行了四万八千份街头诗，出版了三种文艺墙报。同时又联合其他协会和新文艺出版社等单位编印了“街头文艺”二日刊。
+
+　　在青年文学工作方面，巴金同志说，在作协分会和市工联、市共青团、市妇联共同协作下，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各基层已成立的文学创作组达六百个以上，参加创作活动的人数已经是数以万计了。在这短短的时间中，群众文艺创作不但数量很大，而且产生了许多相当优秀的作品。
+
+　　最后，巴金同志还谈到近一个月来专业作家向党交心、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情况，他说，许多作家都主动地、自觉地结合自己过去许多错误思想和行动，揭露和批判了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各种错误的政治观点。大家思想认识上都有了提高。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整风运动还要继续深入开展，今后还必须坚决的在文学事业中继续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坚决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
+
+　　以群、魏金枝、柯灵和胡万春等都在会上讲了话，对今后如何深入生活进行创作和作协如何向广大群众开门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看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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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文汇报》1958月6月17日，原题为：“反右派斗争锻炼了文学队伍，上海作协举行理事会扩大会议，总结反右派斗争的经验教训，成立了新的书记处”。）

CCRD/1/5/2/000180.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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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市工商业私方人员在交心运动中暴露出许多反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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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宁>
+
+　　新华社西安17日讯  西安市工商业私方人员在交心运动中，暴露出许多极端反动的思想。仅西安市级资产阶级骨干分子九十多人就交出三万多条，百货、五金等十二个行业两千四百多私方人员最近不到一个月时间已交出五十九万四千多条。从已交出的情况看，除一部分(大多是股份较少的小户和小业主)是对党的个别政策个别组织不满，对于某些工作提出批评意见和检查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外，还有一小部分人(据市委统战部估计约2％左右，大多是股份较多的大户、中户和极少数小户，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系右派分子。)  是对党和毛主席肆意进行污蔑、漫骂和诽谤，严重不满党的各项政策，特别不满三大改造、五大运动。现将这部分人的反动言论综合如下：
+
+　　一、对党进行污蔑、漫骂。百货业私方杨清泉交代说：“我对共产党恨之入骨，旧企业工人不要脸，吃我的饭，砸我的锅，住我的房戳我的窝。”王连印说，我觉得“共产党比国民党还厉害，国名党硬刀子戳人还死个痛快，共产党用软刀子杀人，使人活不了，死不去”。这个资本家还编了一首他认为很得意的反动歌谣：“老蒋作事太莽撞，丢失大陆走一场，我把苦头已吃尽，早就盼你回故乡”。有的资本家幻想美帝国主义给北京扔上一个原子弹。有的资本家穷凶恶极的咒骂我党，如说“共产党和奴隶主一样”，骂我党是“梁山贼寇下凡，”说“新社会拆庙平坟，共产党弄得鬼神不安。”甚至叫嚣说，“五星红旗是鬼旗、贼旗，没有青天白日旗好”。有人咒骂“人民民主政权是共产党的黑权，党是工人阶级的亲妈，资产阶级的后娘。”有人认为“资产阶级现在的处境就似(小姑贤)剧中的小媳妇的处境一样”。
+
+　　二、污蔑三大改造、五大运动。资本家魏仲山说，“共产党杀人如割草，土改没收土地，合营没收财产，这是程咬金坐天下，贼性未倒。”有人把“和平改造”叫做“杀人不见血”。有的认为“自己是生活中一个无法无天的世界中，共产党既不公布民法，也不公布刑法，常常杀鸡给猴子看。”“共产党要怎样就怎样，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解放前国名党杀人一个布告上只有一两个人，共产党杀人成批，一批就是几十个。而这些被杀的人中有不少是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
+
+　　三、许多资本家对中苏关系进行了恶毒的污蔑。如有些人对于“一边倒”政策极端不满，认为中国既然独立自主了，就应当采取多边外交政策。资本家王萼楼说，“苏联既然是援助中国，为什么货款还要利息，还在大连驻过军，派专家来干涉中国内政。”有一个资本家说，他一看见人民大厦(陕西省人民委员会交际处招待贵宾住所)的苏联专家，心头就感到厌恶，觉得“有伤民族自尊心”。有的资本家认为把伏罗希洛夫称做“伏老”是“拍马屁。”毛主席、金日成访苏是“献媚”、周总理访问欧亚各国是“受苏联的暗示”。毛主席和周总理访问各国，“是收买弱小国家的心”。还有的资本家认为“苏联有侵略别国的野心。”
+
+　　 ——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

CCRD/1/5/2/000181.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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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贵阳中八农场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思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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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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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贵阳6月19日讯  贵阳市内的右派分子，有近二千人集中在中八农场劳动教养。贵州省副省长吴实同志最近在农场召开了约三百名的右派分子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反映出了一些右派分子目前的思想情况。
+
+　　在农场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普遍认为“劳动教养没期限”个别右派分子说：“劳动教养是无期徒刑，还不如劳改犯人。”有个别右派分子因此故意犯罪，争取审判定罪。这些右派分子虽然多次教育，但有些人仍然觉得劳动教养没有标准和尺度，没有期限，没有奔头。
+
+　　大部分右派分子对每人每月给十三元生活费有意见。一种意见是要求按劳动定等级，不应一律给十三元。另一种意见是家庭负担重，衣服鞋袜无法补充。“五一”劳动节时，有个别右派分子煽动向领导要衣服，要求像劳改犯一样待遇。
+
+　　这些右派分子开始集中到农场时有40％不服罪，有的恶毒造谣说：“咱们被劳动教养，是因为1956年召收的太多了”。
+
+　　这些右派分子对纪律严有意见，对把右派与刑事犯罪分子同样管理、看待有意见。
+
+　　会后，吴实同志和场领导同志研究，要加强对这些右派分子的政治思想工作，并提出要在管理方法上与管理劳改犯应有所区别，发给右派分子的十三元也可以稍加提高，使其不低于劳改犯的生活费用。
+
+　　 ——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6月19日。

CCRD/1/5/2/000182.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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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白旗投降真理  插红旗思想解放
+
+　　<新华社记者、朱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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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讯  ：集中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的首都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在过去两个多月的双反运动中，发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批判的精神，在一万二千名教师中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自觉革命运动，拔掉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白旗，插上了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红旗，使大多数教师明确了社会主义的立场，树立了又红又专的方向。现在运动正乘胜而下，在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批判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
+　　首都高等学校的双反运动，一开始就是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七百多万张大字报以触目惊心的事实，揭露了学校里的最大浪费和最大的保守是培养出来的许多人才不合规格，或者不红不专，或者只专不红；同时，有限的科学研究力量不能实事求是地和通力合作地为社会主义事业进行有效的服务。大字报把教师们这方面的丑恶思想揭发得淋漓尽致。大量的事实指出了大多数教授不但自己走着专而不红的道路，而且力图引导青年跟着他们走。当青年人刚来到学校时，许多教授就捧他们为“出类拔萃的人物”，“未来的专家”，“不是一般的工程师而是未来的总工程师”，而不教育青年人时时记住国家培养他们为六亿人民服务这个根本目的。在选择专业时，教授们不是教育学生考虑国家的需要，而是教他们从获取个人名利的观点出发来进行选择。清华大学的一个教师在向新生介绍他所主持的无线电专业时，说毕业后只要穿着白大衣静静地坐在机器旁边按按电纽，不费劲，又安逸，现在这门学问有很多空白点，抓住一两个就可大显身手。进行科学研究时也不必和别人合作。在教学过程中，他们教学生不要关心政治，说“政治是空虚的东西，而业务才是货真价实”，“知识就是人民币”，“有了知识走遍天下”，教学生不要学马列主义，说“人民性、思想性过几十年后就没人看了，只有考据是学问，几百年后也会有人看”；教学生不要理论联系实际，说“理论最高级，是天才的人学的，有指导性，一通百通，而实践是低级的，简单盲目的重复，”他们还向学生介绍利用知识进行投机取巧的办法，教学生“钻冷门”，“赶热货”，用一本书、一篇论文作“跨进专家行列里去的敲门砖”。有位教授对学生说：“你们只要发现一颗牙的化石就可以用你的名字命名”、“研究一套古代服装就可以成学部委员。”有的歪曲历史真实情况向学生鼓吹“天才加偶然等于专家”的公式。有的教授更露骨地引诱学生“你听我的话，多读几本书，包你将来名利都有。”有些教授所宠爱的高足弟子，许多都成为右派分子。
+
+　　首都各高等学校的教师，在解放以后，经过历次革命运动特别是反右派斗争的煅炼，很多人在思想认识上都有了程度不同的进步。但是在根本立场的问题上，是为社会主义服务还是为资本主义服务，对许多人说来，还是一个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材料说明：有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抱着三心二意的态度，还没有把自己最后落身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有些人以“唯心主义为体，马列主义为用”，引用马列主义的某些词句，只是为了伪装和贩卖唯心主义的私货。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领导还不服气，有的人甚至认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是一件怪事，拿锉刀、扛锄头的人居然治起天下来，这是多么反常！”因此，高等学校中长期存在的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共产主义同个人主义的矛盾，马克思列宁主义同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矛盾，它的根源就在于这些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立场还没有根本转变。整风运动一经深入发展，这些矛盾就突出地显露出来。
+
+　　解决这种矛盾的严肃的斗争，是在群众性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涨的声势下，通过向党交心，自觉革命的形式进行的。在到处都是大字报、在人人被贴大字报的环境里，各校的共产党员首先进行自我检查。在资产阶级学者的影响下，有些党员也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走着所谓多专少红的“粉红色道路”。在熊熊的革命烈火中，这些党员在广大群众的教育下，狠狠地挖掘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严肃地在群众中进行了深刻的检查。同时在所有的群众中，也一齐动手，改造自己，帮助别人。民主党派在各校的基层组织，也联合开门整风。许多学生和青年教师，则翻���倒柜，查笔记，查讲义，查文章，从四面八方把资产阶级的肮脏思想都抖了出来，亲友批评亲友，学生批评老师，形成了锐不可当的兴无灭资的气势。
+
+## 改造自己  帮助别人　自觉革命　锐不可当
+
+　　在这种人人革命的情况下，不少教授积极主动地对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检查，受到了群众的欢迎。但一般也都经过好几个回合的自我斗争才向真理投降。
+
+　　经历了五个斗争回合的北京大学西语系李赋宁教授过去认为自己是“为学问而学问”的“清高纯洁”、“不问政治”的学者。人们指出他许多工作不肯负责，一心积累知识创作“留名百世”的大部头书，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他接受了这个批评，但他认为个人名利奋斗即使是自私自利的思想，但是要将来大部头书完成了，总可以对人类知识宝库增加一些财产。人们结合他所完成的论文，指出他停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不以马列主义作为治学的指导思想，不联系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来批判发展前人留下的知识，而埋在古书堆里搞考证，为个人名利奋斗，不可能对人类知识宝库有所贡献。李赋宁接受了这个意见后，又提出另一个问题和大家辩论，他说：自己已经这样生活了几十年了，今后这样继续下去也没有什么不可。人们又用他所培养的学生多数只专不红或不红不专的大量事实，让他认识他过去给国家带来的损失。最后又结合他在政治上的表现，帮助他分析坚持只专不红的道路必然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而改变立场后可以发挥更大的力量。李赋宁感到所有问题都辩透了，思想上豁然开朗，于是他又去帮助别人。
+
+　　北京大学化学系傅鹰教授过去一直反对思想改造。大字报上对他提出大量批评后，他虽承认自己的思想作风有毛病，但不认为自己的主要问题是政治立场没有改变。他以“爱国”“爱护青年”“有知识”“不为名不为利”“正直”等理由来证明自己拥护社会主义，因此不必进行思想改造。化学系民主党派的成员联合组成的整风小组，邀请他参加他们的交心会。多数教授都检查了自己在只专不红思想指导下所发生的一些错误言行，表示要转变立场。化学系主任和民主党派化学系的负责人，请傅鹰也谈谈自己的政治立场，他说：“谈谈体会还可以。但没什么可检查的”。接着系里的教师们写了五百多张大字报，把他对党的领导，对思想改造、对青年人所进行的“教育”等各方面的错误言行全摆出来。同时，全系各教研室的教师也都来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傅鹰在小组交心会上承认自己过去不少言行和社会主义不一致。但他又说：“这只是立场站的不稳，而不是立场没有改变。”有些教授列举事实帮助他进一步提高认识。傅鹰就不耐烦地把别人的意见堵回去。但经中共北大党委和化学系党总支负责同志耐心的帮助，傅鹰又和自己的妻子商量，开始觉得自己“脑袋里98％是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不相容。接着全系教师又举行汇报会。各教研室的代表汇报了他们在讨论傅鹰的政治立场问题中所得到的看法。对傅鹰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作了有力的批判，每个发言的人都恳切地希望傅鹰勇敢地把自己的命运党握起来，转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过去极其崇拜傅鹰的一些研究生也在会上发言，表示不再跟傅鹰走只专不红的道路，而是要在新的基础上和傅鹰达到新的师生团结。傅鹰在会议临结束前走到台上表示：“有勇气向真理投降”会后就自己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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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仅是革命的开始还需长期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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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数人经过党和群众这种耐心的帮助后，有的感到不改变立场也混不下去，迟改不如早改；有的看到社会主义正日跃千里，落身在这个大家庭里也很不错；有的还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将因此得到更多的长进和发挥，对未来充满信心，因此，许多人把双反运动称作伟大的救人运动。到目前为止，各校平均80％以上的教师已表示决心要把自己改造成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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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分子一旦跳出了资产阶级的囚笼，有了投身社会主义的真诚愿望，他们的思想就开始得到解放。在检查了自己的错误以后，很多人向党组织进一步靠拢了。他们感谢党爱人以德，请求党对他们加强领导，并且主动地找党的基层组织谈心。他们对劳动也有了新的看法，各校平均半数左右的教师都参加了各种义务劳动。过去从来不大看报的北京医学院王叔咸教授，现在每天阅报一小时，还把有关思��改造的社论、文章剪下来贴在一个本子里。不少的教授还从“方志敏狱中记”“把一切献给党”“共产主义人生观”等小册子中吸取共产主义的思想武装自己。许多教授在准备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同时，有的已着手进行改革教学的工作。北京大学林昌善教授带领学生和青年教师把课堂搬到了农业合作社，一面向农民学习，一面开展研究消灭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上所提出的几种主要害虫。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教师根据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承包了几项小型水利工程，指导学生作毕业设计，以便学生毕业后能适应国家的实际需要。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也开始把教学生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勇敢地打破旧的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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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教师都是在旧社会里生活了几十年的人，通过这次的思想革命，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大大跃进了一步。但他们也认为这仅仅是革命的开始，还需要长期不断努力。已经制订了红专规划的教师，一般都把思想改造列为第一项，并且认为在即将到来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大整大改，是他们进一步改造思想的好机会，也是考验自己改造决心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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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光明日报》1958年6月20日。原题为：“拔白旗投降真理  插红旗思想解放: 首都高等学校教师向红专方向跃进”。）

CCRD/1/5/2/00018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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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三十个县市右派分子动态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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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讯　最近浏阳、衡山、杜阳、新邵、益阳、怀化、古丈等三十个县市的检察院，重点调查了三千多名右派分子的情况。根据摸底排队，认为这些人当中，目前表现尚好的有36．3％，表现一般的有43．5％。其中出身历史较好，年纪轻，或过去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右派分子表现尚好的多；机关右派分子表现好的比重要比学校系统大；在改造教育工作抓得紧的地方，右派分子内部已开始分化。表现坏的占20．2％，这一部分右派分子，他们仍然拒不低头认罪，甚至继续进行破坏活动。
+
+　　(一)到处喊冤叫屈，妄图翻案。如沅陵县供销合作社右派分子温耀鑫在斗争后全盘否定反党罪行，向县委办公室写了一个两万多字的申诉书要求去掉右派帽子。益阳市右派分子沈明生对我积极分子说：“你们说我反党，只有用X光来透视才能看出我是否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现象”。茶陵县右派分子谭近礼最近写信向中央和毛主席“告状”，要求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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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继续坚持反动立场，散布反动谬论。如城步县人委文化科右派分子袁鼎自于3月20日至28日八天中先后向中央、省委、地委拍发六次反动电报，又以“长江后浪催前浪”为题书写长达一万多字的反动文章，分别寄给省委书记周惠同志和县委书记宋名堂同志，谩骂党的领导。芷江县右派分子吴善言公开编唱：“走！走！跟着章伯钧走”、“……起来！右派分子们”等歌词，把刘少奇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等文件烧掉，却留下有关胡风反革命的一些书籍，并说“留着今后研究”。浏阳县税务局右派张道，交代他做油印工作，他公开抗拒说：“我搞不了，我只有反社会主义之才”。
+
+　　(三)消极怠工，抗拒改造。如桂阳县工商联右派分子张泽万挖了五天土，还没有栽二百蔸红薯。县工会右派分子李国庆在运肥料时故意将桶打破。每担只挑二十六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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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纵火、行凶、图谋不轨。如永兴县右派分子李延芬在斗争后，身藏小刀，企图谋杀整风小组长。县人民医院右派分子鲍成英乘诊病之机，开有毒性的药给我下放干部吃。溆浦县国药商店右派分子龚逸生暗地拉拢黄逸华，计划烧毁工商联房屋，杀害斗争他的积极分子。永兴县报社右派傅德原在劳动改造中，纠集右派分子宁嗣楚、曹华照等七人成立反革命小集团，企图待机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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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湖南省委“内部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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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1958年6月2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CCRD/1/5/2/000184.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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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政协下乡参观团中的右派分子对南斯拉夫问题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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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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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广州22日电　广东省政协下乡参观团中的右派分子，在最近交心活动中，暴露了他们对南斯拉夫问题的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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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认为南斯拉夫路线比较折衷缓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殊途同归。而且这样还易于争取西方国家劳动人民的同情。前中山大学教授林孔湘说，南斯拉夫的整套做法也许是错误的，但它没有发生叛乱，而波、匈在苏联领导下却发生了叛乱，是令人费解的。他认为，知识分子在南斯拉夫生活和工作会更愉快些。起义军官、前省民建副秘书长许义宗说，我想南斯拉夫有苏联那样强大，他的观点也许就可成为马列主义的正统。他认为南的做法最适合殖民地独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可适用于已获革命成功的国家，不适用于指导国际运动。
+
+　　有些人对我们批判南共后果表示担忧。前省林业厅副厅长李汉冲说，最近各社会主义国家对南共修正主义的围攻，可能迫使南斯拉夫向资本主义阵营投降。
+
+　　有人认为南斯拉夫内部会分化。前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梁若尘说，由于各国共产党向南共展开不妥协的斗争，南斯拉夫铁托集团离崩溃之期已经不远。他说，现在很明显地看到修正主义不能再骗人。因此南斯拉夫国内青年人对领导必然会不满，分化就会从这里开始。
+
+　　有人为南向美国借款的问题进行辩解。李汉冲认为波兰向美国借款，是失当的，有损社会主义阵营的面子，且所得无多；但南斯拉夫向美国借款，则可以借此来缓和国际局势。
+
+　　有些右派分子感到，过去的思想同南共修正主义一模一样，如果没有经过反右派斗争，一定会赞成南共的主张。梁若尘说：南共修正主义者否定工人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作用，而我在机关中强调行政体制办事，并且同情右派分子“党政不分”的谰言，这实际上成了南共修正主义者的徒子徒孙。南共领导人否定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作用，而我自己也提出过党不在机关企业中发号司令，正式修正主义的具体执行人。
+
+　　一些疑问：一、南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的，而上层建筑是修正主义的，怎么说明这种矛盾现象？二、对南共观点、路线的斗争是属于社会主义之间的内部矛盾呢？还是已超越此范围？三、社会主义阵营有着南共这样一个异己分子，不怕它从堡垒里面进攻我们吗？每个共产党内部都不许有中间路线，难道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就可以容许有中间路线吗？四、南向两个阵营伸手、社会主义阵营何以不敢鸣鼓而攻？是不是怕它倒向帝国主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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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

CCRD/1/5/2/00018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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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哲学系学生批判马寅初、冯友兰、贺麟、洪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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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梅、陈闻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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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北京大学哲学系三年级学生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向一切资产阶级伪科学宣战。“真虎我们都不怕，纸老虎又何足惧哉!”这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三年级学生向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展开猛烈进攻的宣战书。它表现了当代青年的共产主义风格。北大哲三学生最近成立了“毛泽东著作学习会”、“唯心主义哲学批判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普及会”等组织，并且建立了自己的阵地“新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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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刊号的“新红军”以大字报的形式张贴在大饭厅的东墙头，最近出版的这一期集中地批判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和冯友兰、贺麟、洪谦等的唯心主义观点、修正主义观点以及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
+
+## 马寅初轻视革命农民为资产阶级当“辩护律师”
+
+　　刘路的“略谈马寅初校长的政治立场”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在‘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中，马校长暴露了他的立场是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是唯心主义的观点，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方法，经济理论表现在人口问题上则是马尔萨斯主义。而这些错误归根结底是一个立场问题。”接着他分析了马寅初的政治立场上的错误。他指出，马寅初的主要错误表现在轻视革命农民和为资产阶级辩护这两点上。他的“新人口论”就主要是针对五亿农民而发的。他认为“在目前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压力之下，要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水平，我们已觉得很吃力，若每年还要生出一千三百万人来，这个问题就日益严重，不知要严重到什么程度。”……一句话，对于有着这样多人口的我们能建成社会主义是怀疑的。这种悲观看法的实质与美国马尔萨斯主义者威廉福特的“对于中国来说，现在最可怕的悲剧就是居民死亡率的降低”这种谬论有什么根本区别呢？刘路接着说，毛主席指出，我们的工农业生产赶上资本主义强国，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而马校长却给六亿人民的建设热情兜头泼了几瓢冷水，不能不认为马校长的思想与总路线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
+　　刘路的文章还严肃地批判了马寅初在“我国的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文中，对限制和改造私人工商业流露出不满情绪，要为资产阶级力争“一视同仁”。刘路说：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马校长公开声称他既不站在公方立场上，也不站在私方立场上，而是“站在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地位说话”，难道马校长真能站在纯客观的立场上吗？不是的，马校长实质上是打着科学研究的旗号，为资产阶级不遗余力地尽“辩护律师”的义务。他的立场是不折不扣地资产阶级立场。
+
+　　李存立、韩承璜、桑志达等在他们的文章中也都指出：马寅初的错误，首先是由他的立场决定的，不过认识根源上的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方法也是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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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友兰假借百家争鸣高举白旗传播修正主义
+
+　　由“唯心主义哲学批判会”会员集体执笔写的“冯友兰批判”，用大量篇幅系统地批判了冯友兰的唯心主义观点、修正主义观点和资产阶级立场。批判文章的前言指出：冯先生在解放后，特别是在双反后，政治上表示愿意进步，这是值得欢迎的，但他在学术上仍旧牢牢抱着旧有的反动观点不放，尤其在党提出了“百家争鸣”的口号后，冯先生以“百家争鸣”为掩护，高举白旗，自称一家，发表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观点。冯先生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来修正哲学的阶级性、党性原理，歪曲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的定义，修正关于马克思主义以前没有唯物史观的原理等等。接着文章作者以大量的事实和富有说服力的道理——批判了冯友兰在去年中国哲学史讨论会上所散布的错误观点，例如他把程朱理学的唯心主义观点和唯物主义混淆起来，说什么唯心主义有其“合理的内核”，又表示不满地说，“我们近年来的哲学史工作，就是把唯心主义看成是毫无意义的东西”，甚至还提出了这样的命题：“没有充分唯心主义观点的唯心主义，没有充分唯物主义观点的唯物主义。”很显然，这一切不正是故意抬高唯心主义的地位吗？不正是故意抹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吗?在批判冯友兰对哲学史的看法时，作者引用了冯友兰的原话：“日丹诺夫的定义指出，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发展的历史。这表明我们的立场、我们的观点。犹如我们说：历史是劳动人民的历史。这样的说法并��否认历史中有统治人民的剥削阶级，不过我们讲历史不能以他们为重点。”对此，作者一针见血地批判道：“冯先生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认为哲学史是唯心主义的发展史，历史是“剥削阶级大人物的历史”但在今天，这些都不好公开讲，只好生硬地说：“表明我们的立场、我们的观点。”文章还一一批判了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脱离阶级根源来讲认识论根源”等一系列的错误观点。
+
+## 贺麟痛恨哲学的党性原则露骨地为唯心主义招魂
+
+　　“唯心主义哲学批判会”的另一篇批判文章：“捍卫哲学的党性原则”，批判了贺麟的错误观点。文章首先说：贺麟先生在“唯心主义不能一棍子打死”、“我们要为提高唯心主义地位而斗争”、“必须集中力量反对教条主义”等叫喊下，露骨地为唯心主义招魂，他所反对的“教条主义”正是马克思主义。贺麟痛恨哲学的党性原则，而这本身正表明他牢牢站在资产阶级哲学党性原则的立场上企图取消马列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贺麟还公开宣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不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有时师生朋友关系，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不是红与白的关系。”他并且以马克思与黑格尔作为例子证明。同学们对此批判说：“这儿充满了混乱和诡辩，难道师生朋友关系能够排斥或者掩饰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么？黑格尔是普鲁士王国的辩护士，马克思则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与黑格尔、革命与反革命、红与白，贺先生真的一点看不出么?”文章接着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哲学总是为政治服务的，哲学的斗争总是随着阶级斗争的尖锐而日益尖锐化：“解放前胡风、张东荪等人的唯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斗争不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吗?前者直接为蒋介石的反动政治服务，后者为革命、为人民服务，这是十分明显的。”贺麟又曾认为，“哲学战线远在后方，远在大炮射程之外，也不是飞机轰炸的目标，这里没有杀人和迫害。”可见，贺麟有意夸大哲学斗争形式的特殊性，把它说成好像是饭后的清谈。但是事实如何呢？批判文章问道：“阿那克萨哥拉为什么不能安居雅典？天主教会为什么把布鲁诺活活烧死？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久久要远离祖国、流离他乡？从中世纪教会到现在的美国为什么要编纂大量的焚书目录？这只能证明哲学斗争没有特殊性，决不在阶级斗争之外，有时是极其残酷的，哲学史充满着血和泪的历史。”批判文章最后指出：贺麟在右派进攻时，提出大量的反动观点，成为抗拒思想改造的资产阶级学者的代表人物，这决不是偶然的。因此，希望他和其他资产阶级学者彻底抛弃资产阶级立场，彻底清算自己的反动观点，拔掉白旗，树立红旗。
+
+　　孙方柱和阎韬在“新红军”中还批判了洪谦抬高唯心主义地位等一系列唯心主义观点、修正主义观点和他对哲学史斗争的看法的客观主义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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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光明日报》1958年6月26日。原题为：“北大哲学系学生高举革命红旗向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宣战，批判了马寅初、冯友兰、贺麟、洪谦等错误观点和立场”。）

CCRD/1/5/2/00018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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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市工商界骨干分子在交心运动中暴露出许多反动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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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和德、高文斌、编>
+
+　　新华社合肥27日讯　合肥市工商界七十九个骨干分子在交心运动中，暴露了许多反动言论和反动思想，现将其中十五人暴露出的问题综述如下：
+
+## 一、仇恨共产党，幻想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
+
+　　省工商联副主委孙友樵在交心时说，他不愿参加人民代表会议，照象时躲在人家后面，是怕蒋介石回来被抓到把柄。合肥市民建会秘书建檀鹤皋说，他曾打听过他熟悉的特务在台湾的情况，并准备路费，企图逃往台湾。合肥市被服装厂门市部主任葛景伯不让子女学政治，他说：国民党下场是这样，将来共产党下场也会是这样。有些言论十分反动。如檀鹤皋骂共产党是“土包子”、“马虎队”、“比土匪还坏一百倍”。合肥市合营日用化工厂副厂长陆耀先说：“共产党的政策是苛政猛如虎”“共产党的报纸是虚报数字、与希特勒的宣传部一样。”
+
+## 二、污蔑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的各项政策。
+
+　　有些资本家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优越性，人民生活没有提高。如资本家徐霞云说：“过去豆饼是给猪吃的，现在豆饼做豆腐给人吃，这就证明人民生活没有提高，而是下降了”。资本家梁伯泉说：“工资加一点，生活用品长一点，折子米，小折子稻，解放后农民连饭都吃不饱了”。他还认为社会主义不民主不自由，他说：“国民党时代言论自由，共产党员准群众有讲好话的自由”。陆耀先污蔑提名选举是“乱点鸳鸯”，说宪法是“杜撰一套，强奸民意”。欧阳宗连还把党的税收政策和国民党苛捐杂税相提并论，说“国民党是苛捐杂税，共产党是敲骨吸髓”“税收评议员太狠心，共产党杀人，评议员端盆”。他还污蔑统购统销政策，说“粮食定量太低了，都是那些无知无识的积极分子争功夺宠的结果。”孙友樵污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说：“共产党办法真多，要民主人士参加全国政协，使天下英雄尽入吾壳”。檀鹤皋说：“共产党拿民主派来配配数，做给资本主义国家看的，证明不是一党专政，其实谁敢监督共产党呀！”有些资本家对五反、肃反不满。如孙友樵说：“我既无刀又无枪，怎么说是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真是太冤枉了”。陆耀先说：“共产党既要钱，又要命，五反运动被搞死不少人”。刘壁城说：“镇反是杀鸡给猴子看的，共产党杀人立威”。有些资本家对反右派斗争表示不满，并为右派鸣不平。欧阳宗连说：“大鸣大放是用圈套套人的，把人套上以后就来整”。又说：“共产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现在是闻者不戒，反过来斗人家。”刘壁城说：“毛主席说过要保留一个反对派，反右开始后，不仅不能保留反对派，连反面意见也不能保留”。
+
+## 三、对国际国内重大问题上的一些反动观点。
+
+　　关于和平解放台湾问题，徐霞云认为：“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是因为武力还不如人家，只好采用政治宣传，空喊口号的办法”。波匈事件发生时，欧阳宗连说：“匈牙利解放这么多年，还发生这样的事，说明匈牙利政府无能，也说明共产党的团结是不可靠的。檀鹤皋说：”波兰事件是波兰政府一味倒向苏联的结果“。王世惠说：”铁托要离开社会主义阵营，说明社会主义制度不好，否则，为什么要叛变呢？为什么要弃明投暗呢？”欧阳宗连说：“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是骗人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最富强的国家，怎么会发生经济危机呢！”“苏联卫星上天是真的，但说美国卫星是最可耻的失败，这是压低人家的成绩”。葛景伯认为苏共内部争权夺利，互不团结。他说：“马林科夫上台，枪毙了贝利亚，赫鲁晓夫上台，撤了马林科夫，人人上台都要先立威风”。“斯大林在世，称他为革命导师，去世后，又去批判他，共产党用人则贵，不用则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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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

CCRD/1/5/2/000187.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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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彻底打垮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进攻
+
+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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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乌鲁木齐２６日电: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在最近时期内举行了有自治区、自治州、专区、县的党员负责干部三百八十一人参加的扩大会议。在会议上经过长时间的充分的讨论，取得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斗争的决定性胜利，对于巩固祖国统一和各民族团结、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促进新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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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在听取自治区党委书记赛福鼎同志“坚决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为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而奋斗”的报告（按：这个报告已在去年１２月２６日人民日报发表）以后，结合这一报告认真学习和讨论了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和中央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会议采用大鸣大放和出大字报等方法，对新疆党内当前存在的主要的危险倾向——地方民族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激烈的斗争。在大会上发言的同志们，首先以大量事实驳倒了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一切谰言，肯定了党在新疆八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对于隐藏在党内的右派分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自治区文化厅厅长、文化厅党分组书记、自治区文联主席、作家协会自治区分会主席孜牙·赛买提，自治区民政厅厅长、民政厅党分组书记、作家协会自治区分会副主席依不拉音吐尔的，自治区党委候补委员、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副州长阿不都热依木·艾沙和地方民族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乌鲁木齐市市长阿·赛德，自治区商业厅副厅长阿不列孜·卡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把他们清除出党；对于一些犯有严重的地方民族主义错误的人，都进行了认真的批判，并根据各人所犯错误的情节轻重和交代、悔改的表现，分别作了严肃的处理。由于批判和斗争的逐步深入，有些在会议刚开始时抱自由主义、温情主义态度的人也改变了态度，会上涌现出大批的积极分子。
+
+## 各族党员负责干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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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底揭露和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罪行
+
+## 坚决反对把新疆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
+
+　　在这次会议上，先后发言的达一千二百七十八人次。发言的同志大部分都是本地各民族的党员负责干部。他们对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破坏祖国统一、分裂民族团结的反动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
+　　自治区公安厅第三处处长安尼瓦尔·沙力江（哈萨克族）说：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披着民族外衣，把自己装扮成民族的代表者和保护者，制造民族之间和本民族各阶层之间的对立仇视。他们为了满足个人贪得无厌的要求，以至有的人不惜把民族的利益出卖给帝国主义。因此，他们和已往民族中的败类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对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污蔑，以及所提出的建立共和国的要求，实质上是想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
+
+　　自治区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努斯热提（维吾尔族）在发言中说：地方民族主义分子阿·赛德等人造谣说，党没有重视提拔和培养民族干部。事实是怎样呢？乌鲁木齐市的民族党员由１９５１年的二十七名到１９５７年已发展到六百零八名，增加了二十二倍。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员会二十三个委员中，３９％是少数民族。
+
+　　中共博尔塔拉自治州委员会副书记格尔夏（蒙古族）在发言中指出：“民族被同化”的谬论是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煽动落后群众排斥汉族、反对党的领导时放出的毒素。马克思主义者所要反对的同化，是在阶级统治下实行民族压迫、民族强制，使一个民族骑在另一个民族头上的那种民族同化。我们党正是反对这种同化，并且领导中国人民永远消灭它的社会根源即剥削阶级。因此，在今天的情况下提出所谓“同化”的问题，其目的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各民族互相接近，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
+
+　　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曹达诺夫（维吾尔族）在发言中说：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别有用心地叫喊“新疆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实质上是企图分裂祖国，把新疆从社会主义社会中分离出来，建立所谓“独立”的“共和国”，说这样才算解决民族问题。
+
+　　自治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禹占林（回族）说：我是一个少数民族干部，也是新疆各少数民族中的一员，我深知旧时代新疆各族人民所经受过的灾难。地方民族主义分子企图把新疆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的反动活动，是我们新疆各民族人民所坚决反对的。新疆各族人民是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不能离开祖国，也不能离开汉族人民的。没有共产党、祖国、汉族人民，新疆就不会解放。为了新疆的解放，党的不少忠诚战士，曾和新疆各族人民一道艰苦奋斗，向敌人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央委员陈潭秋，党的优秀党员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在敌人的刑场上流出了最后一滴血，直到１９４９年新疆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解放后几年来又证明：没有党、祖国和汉族人民的帮助，要取得今天自治区这样巨大的建设成就也是不可能的。
+
+　　各民族党员干部在发言中，对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各种反动言行逐点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彻底打垮了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同时，通过这次会议，辩明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大是大非，使到会的三百八十一名各民族的党员负责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政治思想斗争的考验与锻炼，提高了觉悟，从而使自治区全党在马列主义一致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团结。到会的各民族干部普遍反映：“参加这样的会议等于进了一次政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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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两条道路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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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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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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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大辩论，会议认为，这次所开展的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是党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路线的斗争；同时也是拥护国家统一和反对国家统一、拥护民族团结和反对民族团结、拥护党的领导和反对党的领导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因此，这场斗争能否取得胜利，关系着祖国统一，关系着各民族团结，关系着新疆社会主义建设和五百万各族人民的前途与命运。因而开展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是自治区当前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一个严重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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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指出，自治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方面虽然很广泛，涉及的问题很多，但是在以下五个重大问题上却表现得特别突出和严重：
+
+　　（一）祖国统一问题。我们党是维护祖国统一和反对分离主义的，而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却反对祖国统一，主张分离主义。他们组织小集团进行宗派活动，提出反动纲领，要成立“独立的共和国”或“加盟共和国”，要将“自治区”改为“维吾尔斯坦”或“东土耳其斯坦”，有的甚至还盼望国际形势紧张，国内发生匈牙利事件，使新疆得到“独立”。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这种企图把新疆从已经实现了人民民主专政和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的反动行为，是有害于无产阶级而有利于资产阶级、有害于社会主义而有利于帝国主义的。他们高喊要“独立”，要从社会主义祖国分裂出去，这明明是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而他们却伪装成马列主义，这就显得更加阴险和恶毒。会议指出，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必须统一的，如果不这样，就是历史的倒退和反动。新疆长期以来就是祖国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却故意把新疆和祖国对立起来，把新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这是反历史、反现实、反祖国、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想。
+
+　　（二）民族团结问题。我们党是拥护民族团结和反对民族分裂的，而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却反对民族团结，主张民族分裂，他们的纲领是排斥汉族。他们说自治区是维吾尔族的自治区，反对其他民族的干部担任党政领导工作，要把汉人赶走或迁走，并想尽方法反对汉族干部和汉族群众到新疆来。有的恶毒地攻击生产建设兵团，抹煞他们对自治区经济建设的巨大贡献，把生产兵团同农民团结友好的关系歪曲为“武装的农民同非武装的农民有矛盾”等等。会议指出，全国解放后，我国在政治上已经消灭了民族压迫，实现了民族平等。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后，消灭了阶级剥削，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就是我们国家不可能出现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的根本原因。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会议指出，马列主义者向来认为民族压迫是来自剥削阶级，各民族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他们是亲兄亲弟，他们坚决反对自己民族中的剥削阶级压迫其他的民族。但地方民族主义者却把整个汉族看成是敌人。他们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的关系，别有用心地去宣扬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对立的一面，而不愿宣扬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友好合作的一面。他们看不到也不愿看到现在各民族关系的根本变化，不愿宣扬新的民族团结的动人事例，却大喊大叫什么“和所有这些汉族人搞不到一起”。这只能说明他们是代表着地主、资产阶级在说话；同时，也暴露了他们是如何寻找一切借口来分裂、破坏民族团结的卑鄙丑恶的面目。
+
+　　（三）人民民主专政问题。我们党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而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却是想尽一切方法削弱和破坏人民民主专政，企图使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复辟。他们对于反革命分子组织暴乱寄予深厚同情，说是“人民的‘正义’行动”；他们包庇和无原则地释放反革命分子，甚至把地主、富农、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安插到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学校内部。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攻击党和国家的镇压政策，竭力抹煞成绩，夸大缺点，对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坏分子多方辩护。这些都说明了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反党、反人民立场。
+
+　　（四）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自治区党组织几年来正确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了巨大成果，获得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却违背各族人民的愿望，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他们说新疆合作化与土地问题有矛盾，不可能搞起社会主义经济，说合作化是搬用了汉族地区的经验，没有照顾所谓“民族传统和民族特点”。他们对于自治区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等事业蓬勃发展的巨大成就也一概抹煞，甚至疯狂地进行攻击和诬蔑，其目的显然是要取消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会议认为，成绩是抹煞不了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全国人民早已肯定了的。任何一个民族，如果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决不可能使自己摆脱落后、贫困的境地，也就不可能使自己的民族真正得到解放。这是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的。
+
+　　（五）党的领导问题。我们认为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党是团结全国各民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任何削弱党的领导、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都会对各族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造成严重危害。而地方民族主义分子为了达到分裂党、改变党的性质、篡夺党的领导的目的，竟污蔑：“党成了汉族人的党”、“马克思主义被一个民族来独占了”，进行反党宗派活动，在党的组织内排斥汉族领导同志，打击坚持党的政策的少数民族领导同志，甚至公然反对马列主义的建党的原则，提出党委也要民族化。会议揭穿了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卑鄙阴谋，严厉批判了以民族成分划分党的组织的反动观点，粉碎了反党的宗派活动，捍卫马列主义的建党原则，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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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吸取的重要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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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进行斗争，克服民族主义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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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服个人主义，建立共产主义干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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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还分析了地方民族主义产生的根源和应该吸取的主要教训。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认为，“没有大民族主义便没有地方民族主义”，好像地方民族主义是大民族主义的产物。他们的结论是：“克服了大民族主义，就自然而然地克服了地方民族主义”。会议认为，这种说法是十分荒谬的。事实证明，克服了大民族主义并不等于就克服了地方民族主义，没有大汉族主义并不等于就没有地方民族主义。不管是大民族主义还是地方民族主义，其产生的根源是资产阶级，是剥削阶级。因此，在找地方民族主义的根源时，只能从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方面去找，而不能从别的方面去找。
+
+　　会议认为，在这次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中得到的主要教训是：（１）不论是反对大民族主义或是反对地方民族主义，都应该在这种倾向还不严重的时候，就坚决进行斗争。否则，本来不是主要的危险的倾向，就有可能发展为主要的危险的倾向。（２）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必须克服，不克服就容易发展成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要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必须进行思想改造，特别是那些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干部，更需要抓紧自我思想改造。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常常很不虚心，批评不得；他们不听党的话，而要党听他的话，不以党组织的意见为意见，而以自己的意见为意见。这个毛病要坚决克服。（３）在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同时，必须反对自由主义。应该事事坚持党的原则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对于违犯党的原则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的言行，必须坚决进行斗争。（４）经过这次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干部，同时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党要建立一支经得起风险的共产主义的干部队伍的严重意义。同时也说明，党的干部一定要绝对忠实于党，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我们一定要坚持“德才兼备”的党的干部政策，德是第一，才是第二，首先要注意德好。今后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工作中绝不可忽视这一条。（５）地方民族主义其所以严重，不在于一般干部，而在于领导干部。因此，在少数民族的领导干部中，加强思想工作，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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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提醒所有在新疆工作的汉族干部，在开展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斗争的时候，绝对不能忽视反对大汉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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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结束前，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向会议作了题为“为党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而斗争”的总结报告。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克服地方民族主义的决议和开除党内右派分子孜牙·赛买提、依不拉音吐尔的、阿不都热依木·艾沙、阿·赛德、阿不列孜·卡里等人党籍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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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27日，原标题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彻底打垮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进攻，对巩固祖国统一和各民族团结、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促进新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有重大意义”。

CCRD/1/5/2/000188.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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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有十名学生与南使馆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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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沈阳6月28日讯  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25班李春珊等十名学生与南斯拉夫驻华大使馆有联系，他们常常接到南使馆寄来的小说、诗歌、画报、铁托的报告等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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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春珊是十人中最早写信给南使馆索取刊物的，当他接到刊物后即向同学们大肆宣扬南大使馆的大方。其他九名学生也就写信去索取。当时，有的学生只是为了无偿地获得一些画报和刊物，因而，他们又和缅甸大使馆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馆联系。有些大使馆寄来了邮件，但很少，苏联大使馆根本没寄来什么。因此他们就评论苏联大使馆太吝啬，只有南大使馆大方。有的学生由于欣赏南的著作和文件，逐渐产生脱离政治的倾向。有的甚至公开诬蔑中国党没有主见，说中国什么都跟着苏联行事。
+
+　　这十名学生还对南修正主义作了宣传工作。李春珊不只作了南国的宣传员（正式挂名的），并作了南国的通讯员（提供过什么材料内容不详）。他的宣传工作做得很认真，每逢谈到南斯拉夫，他总是眉飞色舞，赞不绝口。他说，南的经济发展快，铁托如何有才能，报告（演说）作得好，理论高，见解高明。他在和别人辩论时说：“我们（指中国）认为南是修正主义国家，其实铁托声明了，不是修正主义，只是不同见解而已，人家（指铁托）还说我们（指中国）是顽固的斯大林主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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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南斯拉夫问题的辩论会上，这十名学生的主张是一致的，都认为南是社会主义国家，并在会上引经据典，宣扬南国的制度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争论得非常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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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向党交心的时候，他们的言行受到了同学们的批判，在党团组织帮助下，有的同学已表示今后不再给南大使馆去信，但对修正主义观点还没有认识和批判。（任步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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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1958年7月1日_第2518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CCRD/1/5/2/000189.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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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城镇公私方人员混同交心资产阶级分子气焰重又嚣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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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讯  江苏盐城县盐城镇委在组织发动工商界向党交心中，竟错误地采取了全镇的公私合营和合作行业内的全体从业人员，包括企业内的共产党员、职工和公方代表在内的发动起来和资产阶级分子混在一起向党交心，结果是：削弱了党和工人阶级在企业内部的领导威信，混淆了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界限，某些行业已不是公方代表、工人帮助资产阶级分子向党交心，而是形成了资产阶级分子帮助工人阶级向党交心的情况，甚至连右派分子也是如此。如公私合营茶食业工会主席、加工部主任杨振生同志向全体从业人员大会作了检查交待后，工作组和总店负责人都认为是实事求是的，但该业资产阶级分子陈端祥却在大会上公开指责杨说：“你们工人阶级心交得不深透，你拿企业商品吃，这是工人阶级大公无私吗？我们资产阶级未替右派说话，你是工人阶级为什么替右派分子陆志祥说话呀！（均无事实）你为什么不交心呀？应该挖老根子呀！”另一些资产阶级分子也硬说杨未交真心，挑起了企业内其他从业人员处处对杨不信任，目前已发展到不服从杨的领导。新药业门市部公方主任陈启明同志交心笔记中交待用掉企业十四元后未还，资产阶级分子殷洪鼎说：“工人阶级具有大公无私的本质，老陈你不该贪污盗窃国家财富呀！嘿！根据你这个本质，可能你每天都有贪污，为什么不快、真、深、透的交待清楚。“公私合营旅社业共产党员张住方同志把自己的交心笔记向大家谈过后，资产阶级分子张志中对他说：“我们交真心，你还没有交真心，这算个什么共产党员呀！”公私合营茶食业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陆志祥也在全体从业人员大会上对青年工人、共青团员钱正青说：“你贪污盗窃国家财富，还没有交真心，你们是有组织的人，不派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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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新华日报“内部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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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1958年7月1日_第2518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CCRD/1/5/2/000191.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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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委将右派分子刘洪涛杜存训清除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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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讯：在中共河北省委于４月７日到１３日举行的第一届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彻底揭发和批判了党内右派分子刘洪涛（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长）、杜存训（省委候补委员、省工会联合会主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远在１月１８日到２月２４日河北省委举行的党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就集中地揭露了刘洪涛、杜存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会议揭发的大量事实说明，刘洪涛和杜存训已经完全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在党内的代理人。
+
+　　刘洪涛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他从卑鄙的名利观点出发，长期对党不满，以致走上反党的道路。１９５７年夏季，当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刘洪涛和右派分子王葆真结成政治上、思想上的联盟，向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１９５７年３月间，王葆真借水利问题向党和人民政府发动了攻击，否认党和政府几年来水利工作的巨大成就，污蔑党和政府“虚掷”水利经费，给河北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害。刘洪涛竟给王葆真出谋划策，企图借水利问题混淆视听，制造混乱，以达到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在１９５７年８月，省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期间以及会后，刘洪涛为了包庇王葆真，掩盖他自己的反党罪行，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坚决反对在大会上对王葆真的彻底批判；隐瞒王葆真的反党言行材料；以省委统战部长身份，使用威胁手段，玩弄两面手法，阻止对王葆真的批判；和王葆真暗中勾结，订立攻守同盟，企图顽抗到底。
+
+　　会议揭发的材料证明，杜存训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右派分子，也是一个阴险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他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恶毒地反对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１９５７年夏季配合资产阶级右派向党举行猖狂进攻，他对党和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恶毒进攻。杜存训打着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招牌，公开煽风点火，反对和破坏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方针路线，妄图分裂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改变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方向。杜存训为了实现他的反党野心，利用少数人的不合理要求和狭隘的经济利益，来破坏工人阶级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利益，煽动和欺骗工人群众，把斗争的矛头引向党，利用工人闹事来反对党，以实现其个人野心，破坏社会主义事业。杜存训还反对与破坏人民民主专政，挑拨工会与政府对立，阻挠和抗拒执行政府的法令，企图把工会凌驾于国家政权之上，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国家工会组织对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的支柱作用。杜存训还歪曲党的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组织原则，他背着省委在省工会内部，多次制造所谓“反宗派”斗争，打击敢于向省委反映问题的人，并捏造、散布流言蜚语，分裂和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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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委第一届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对刘洪涛、杜存训进行了严肃的斗争。经过严肃的批判和斗争，刘洪涛表示低头认罪，愿意悔改。杜存训经过批判斗争，仍然狡赖抗拒，始终毫无悔改之意。会议一致通过决定开除刘洪涛、杜存训的党籍，撤销其党内一切职务，并向有关方面建议，撤销他们的一切行政职务。会议认为这次会议是河北省党组织在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斗争中的又一次胜利，这个胜利对于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维护党的纪律，提高党的战斗力，有其极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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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7月12日，原标题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可耻下场，右派分子刘洪涛杜存训被清除出党”。）

CCRD/1/5/2/000192.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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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批判揭露右派分子秦兆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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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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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１０日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最近举行多次扩大会议，揭发和批判了党内右派分子、“人民文学”前副主编秦兆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并且彻底粉碎了他在文艺界插起的一面修正主义白旗。
+
+　　出席和列席会议的有在北京的作家和文学期刊编辑人员等一百多人。在会上先后发言的有张天翼、陈白尘、韦君宜、葛洛、申述、康濯、严文井、黄其云、张光年、郭小川、林默涵、刘白羽等二十多人。中共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在最后一次会上作了总结性发言。
+
+　　会议指出，从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５７年，在秦兆阳主编“人民文学”的时期，他抗拒党的领导和监督，利用“人民文学”这一阵地，宣扬系统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大量刊载和推荐所谓“干预生活”的毒草，肆意地污蔑党，污蔑社会主义制度。他纠结一批右派作者，俨然要自成一个反动的“流派”，同党的文艺路线相对抗。这些行动，实际上是和当时国际上的反共逆流相呼应，目的在于取消党对文艺的领导，取消社会主义文艺方向，把文艺引向资产阶级的道路。
+
+　　会上揭发，在上述时期内，秦兆阳以何直、鉴余、甲乙丙、何又化等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攻击党对文艺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基本原则。他用何直的笔名在“人民文学”１９５６年９月号上以头篇地位发表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是一篇修正主义的文艺纲领。在这篇论文中，他以“反教条主义”作幌子，反对作家应当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反对文艺为当前的政治任务服务和为工农兵服务。他把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描绘得“阴风惨惨”、“一片黑暗”，号召作家们从所谓“千万条教条主义的绳子下解放出来”，也就是号召作家们向党的领导展开攻击。这篇论文发表后，立即成为文艺界一批右派分子反革命行动的指南。
+
+　　秦兆阳严重的右派活动表现在他对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生活的诽谤和污蔑。他攻击思想改造和思想斗争，诬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到处存在着“拿谩骂代替说理，拿扣帽子当作斗争”的“风气”，甚至连“某些青年团员、少先队员”都已经“被这种风吹得失去其挺拔活泼之气”，还说人们无不是“闻风而起，捕风捉影，看风驶船，望风生畏”。他捏造在当前社会中作家创作“不自由”，说作家在写作时“总是谨防背后有人来抓辫子”，“左顾右盼”“心神不安”。他认为农村生活一片黑暗，党基层组织干部都是喜爱“阿谀”和“奉承”的“市侩”。
+
+　　会议指出，秦兆阳在党和作家协会所委托的“人民文学”的编辑工作中，一方面抗拒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说成“干涉太多”；一方面就把刊物变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主要阵地。在秦兆阳主持下，“人民文学”从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５７年曾经刊载了大量的所谓“干预生活”、“揭露生活阴暗面”的作品，毒害青年的心灵，鼓动右派的进攻。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肆意歪曲现实和夸大现实生活中的缺点，丑化社会主义，美化资产阶级，丑化党的领导和党员干部，美化资产阶级分子，挑拨党群关系和新老干部的关系，散布离心离德的言论，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秦兆阳通过“编者按”、“编后记”对这些作品进行大力的吹捧。于是在文艺界形成了一股所谓“揭露生活阴暗面”的妖风。
+
+　　尤其令人气愤的是，秦兆阳为着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采用了极其阴险卑劣的手段。就是肆意修改原稿，把他自己的反动思想强加进别人的作品和文章中去。把别人文章中有积极意义的话删去，而尽量扩大毒素，增添毒素，等到别人文章受批评时，他却佯装不知，也写文章给予批评。耍弄这种卑鄙的两面派手法，是秦兆阳这一右派分子的特色：他一方面发表文章大肆散播修正主义“理论”，另方面，当这种“理论”在社会上遭受批评时，他马上又撰写文章对这种“理论”进行装腔作势的“驳斥”。
+
+　　会议还揭发，秦兆阳为着推行他的反党的、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曾经把一些臭味相投的右派作者如刘宾雁、刘绍棠、林希翎等吸引在自己的周围。其中，右派分子刘宾雁和秦兆阳的关系尤其亲密。当刘宾雁的反党特写“本报内部消息”经过秦兆阳在“人民文学”上刊出以后，秦兆阳就称赞刘宾雁为当前的文学创作开辟了一条“现实主义的新路”，为作家们作出了“榜样”，使得作家们“不仅仅去注意那些工人农民”，他并且打算聘请刘宾雁作为“人民文学”的特约撰稿人。他经常和刘宾雁通信，谈“内心深处”的话，互相发泄对党的仇恨和不满，互相鼓励反党的“勇气”。他在给刘宾雁的信中还说，他要坚持他的反党道路，“感到威胁最大而且烦恼的”，还“不是文艺界”，而是人民日报、青年报等党报团报，因为“他们是真正的权力机关和舆论的体现者”，“在他们面前谁有中流砥柱的力量？”由此可见他反对的不仅是文艺界，而是整个党、整个社会。
+
+　　秦兆阳一贯坚持反党的立场，抗拒党的批评和监督，对党的领导经常表现出一种憎恨和厌恶的情绪。他曾提出“从根本上改变‘人民文学’的地位”的主张，也就是企图让“人民文学”完全脱离党的领导。他还说，如果办一个可以由他自己作主的刊物，他可以干十年二十年的编辑，像目前这样（指在党所领导的刊物编辑部中工作），他不想干也不能干了。大鸣大放期间，右派分子正在叫嚣党不能领导这、不能领导那的时候，秦兆阳也写了一篇文章准备发表，这篇题为“提出一个问题”的文章，用隐晦的语言暗示党“不能领导文学刊物”。由于他站在反党的立场上，用极其反动、阴暗的眼光来看待党，所以他把反对丁陈反党集团的一场严肃斗争也说成是“未见得没有肮脏的东西”的事，而胁迫党的领导对丁陈反党集团缴械投降。
+
+　　会议还指出，秦兆阳自参加革命以来，长期保持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并未得到认真的改造。１９４７年，土地改革时期，他由于拒不接受去参加土改斗争的任务，曾经受过党纪的处分。全国解放初期，他参加“人民文学”的编辑工作，就通过他的手发表了不少篇有政治错误或思想内容不健康的作品，包括他自己的小说“改造”在内，曾受到社会上的批评。但是秦兆阳并未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加强对自己的思想改造，反而怀恨在心，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因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当前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终于堕落成为可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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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组扩大会议最后着重地指出，以秦兆阳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已经在文艺界和青年中间散播了一定的影响。对修正主义思想给文艺事业带来的危害，必须给以足够的注意。继续深入地系统地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保卫文艺的党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拔掉白旗，插起红旗，这仍是我国文艺界当前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12日，原标题为“拔掉文艺界的一面修正主义白旗，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批判揭露右派分子秦兆阳”。

CCRD/1/5/2/00019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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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工商界在交心运动中交出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论
+
+　　新华社济南20日讯  中共山东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梅川报道：山东省工商界在交心运动中交出了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言论，其主要内容如下：
+
+　　一、污蔑、攻击党的领导
+
+　　杨景山（德州工业器材总店）：对共产党有四恨：“恨共产党将私有制改变为公有制；恨共产党合营把我的财产全合进去了；恨共产党还不完蛋；恨不能把共产党杀了恢复私有制”。“大地主没有了，就是共产党一家是大地主，大资本家没有了，就是共产党一家是大资本家”。
+
+　　刘海楼（青岛棉织厂）：“老蒋，你走后，大陆随变，好象缺少了太阳；老蒋，你走后，没听到你的声音，所听到的只是鬼哭狼嚎；老蒋，你走后，原来大陆变成了冰霜，苍蝇蚊子不生长，人活也很勉强，吃食之物买不到，人人吃的是定量”。
+
+　　孙干臣（三维坊市铁工业）：“中国有三个大汉奸，头一个是毛泽东、亲苏，第二个是蒋介石、亲美，第三个是汪精卫，亲日”。
+
+　　二、仇视社会主义
+
+　　孙桂清（三维坊市）：“新社会好，人民成了笼中鸟，各样的制度缠上了，生产的枷锁套上了，往前拉的劲小了，后面的鞠棒打上了，终日劳动得不到十足饱”。
+
+　　陈天民（济南市）：“选举都是共产党内定的，那里自由选举，人民民主专政，只有专政，没有民主。统治者治于人，不治者，被治于人，我认为解放后仍然如此。”
+
+　　杨景山（德州市）：“我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资本主义优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好处很多，吃、喝、嫖、赌全有，我生到这个社会里算倒了血霉，早生四十年也好，晩生四十年也好”。
+
+　　三、反对历次政治运动及重大政策
+
+　　隗都斋（淄博市）：“我认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土改，农民斗争地主，是共产党硬造的，共产党比洪水猛兽还厉害”。
+
+　　王云泽（淄博市）：“镇反是胜者王侯败者贼”。
+
+　　陈洪维（济南市）：“五反运动是政府变相的没收工商业者的财产”。
+
+　　丁助民（济南市）：“粮食、棉布、食油等统购统销政策，也就是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
+
+　　王福堂（三维坊市）：“土改使穷人分到土地，这不错，可是不几年后，就合作化了，这是共产党的手腕”。
+
+　　四、反对社会主义改造
+
+　　王秀峰（淄博市）：“合营高潮是一系列的手段促成的，变出企业心疼，恨不能点火烧了，自己捞不着，也不能叫国家得着”，“合营后感觉着不是走的光明大道，因而情绪非常低落，认为进厂如进监狱，出厂如出囚笼”。
+
+　　刘毓之（济南市）：“定息是政府给的，不是咱硬要的，有什么可耻呢？”
+
+　　彭秀山（济南市）：“公私合营公家并没出一元钱，拿定息也是拿自己的钱，那能是剥削。”
+
+　　董子云（淄博市）：“有人说是工人养活资本家，我认为这样说法太片面，工人是依靠资本家来生活，资本家是借工人劳动来生产，这是互相依赖的”。
+
+　　张景汤（济南）：“合营后有三不怕和四等：“不怕工资高、地位高、事情少；等下班、吃饭、星期、发工资。”
+
+　　五、崇美、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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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永生（济南织布七厂副厂长）：“说苏联科学先进，为啥没见过苏联的航空母舰和五个头的喷气飞机，说苏联的工业发达，为啥钢铁产量不如美国多？”
+
+　　孙桂清（滩坊市）：“苏联提倡裁减军备，为什么造出的洲际导弹比美国的中程导弹还厉害，这不是军备竞赛吗？”
+
+　　毕静波（济南市）：“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的下台我认为苏联有严重的宗派主义，布尔加宁下台，我觉着苏联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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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子宜（潍坊市信丰染厂副厂长）：“匈牙利解放十三年了，突然出了事件，是共产党统治太紧所造成的”。
+
+　　来源：1958年7月14日_第2529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CCRD/1/5/2/000194.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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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党代表大会开除陈再励右派集团的分子出党
+
+　　<宫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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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南宁电：记者宫敬之报道：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历时二十天，已于７月１日闭幕。这次会议彻底揭发与批判了以陈再励为首的右派集团和右派分子徐江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并把他们清除出党。这是广西党内政治、思想战线上又一次伟大的胜利。这一斗争的胜利，对纯洁党的组织，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增强党的战斗力，以及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推动全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大跃进，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
+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三百六十一人，列席的有五百六十八人。大会听取与讨论了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韦国清同志关于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和第一书记刘建勋同志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大会作的工作报告。会议采取大鸣大放和出大字报的方法，在会上发言的有三百一十八人次。贴出的大字报共有一万零二百四十九张。这些发言和大字报，集中地揭发与批判了以陈再励为首的右派集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
+　　根据大会以及大会以前所揭发的材料证明，以前广西省委常委、广西省副省长陈再励为首的，包括前省委常委王梦周，前省委委员廖原、骆明、王浩，候补委员廖联原等人的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集团，从１９５６年６月中共广西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始，他们就打着“反冒进”、“反主观主义”的旗帜，极力诋毁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取得的巨大成就，攻击党的领导，进行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到１９５７年６月，中央宣布处理广西因灾饿死人事件时，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发展到最高峰。在党内检查因灾饿死人事件的会议上，他们直接违反中央对这一事件的正确结论，横生枝节，借题发挥，硬把因灾饿死人事件说成是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所带来的恶果，并进而全盘否定广西的工作成绩，认为党在农村工作上“犯了路线错误”，要求“重新估计农村工作”，要省委“肯定错误”。
+
+　　这一右派集团攻击的首要目标，是１９５５年下半年到１９５６年上半年的农业合作化和伴随而来的农业生产高潮。他们根本否定广大农民实现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的迫切要求，把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说成是“强迫出来的”。他们竭力攻击合作社，把合作社的生产说得一团糟，说合作社“只顾集体，不顾个人”，要求无限制地发展社员家庭副业，借以瓦解合作社的集体生产，使农民从合作化的道路上倒退回去。对一切足以证明农业生产成绩的材料数字，特别是１９５６年上半年粮食增产的数字，他们一律说成是“吹牛”、“虚夸”，是“报喜不报忧”的表现。
+
+　　由于党委不接受他们的反动观点，并且对他们进行批判斗争，他们就竭力地攻击党的领导。他们采取极其卑鄙的两面派手法，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歪曲党内生活的真相，大肆攻击“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党内没有民主”，“书记一手遮天”。前省委贯彻执行中央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方针，被攻击为“教条主义”、“好大喜功”、“不从实际出发”。他们为了削弱和摆脱党的领导，就极力鼓吹分散主义，反对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抗拒党对各部门工作的统一领导。说党的领导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只听块块，不听条条”。特别恶劣的是，他们进行许多非组织活动，以这个反党集团为中心，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诬蔑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丑化党的领导，企图使党陷于分裂和瘫痪状态。
+
+　　为了达到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这个右派集团，特别是廖联原，还迷惑和拉拢一些认识不清的同志，极力鼓吹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他无中生有地诬蔑前省委有“宗派主义”和“大汉族主义”。把解放初期党对地下党和游击队所进行的整顿工作，诬为对地方干部和民族干部的无故打击、排斥、刁难。廖联原在去年曾借下乡视察的机会，捏造事实，敌我不分，替一些被清洗出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喊冤，并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进行欺骗煽动，企图挑拨群众对党不满。陈再励也利用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情绪，来攻击党委不重视民族区域自治工作，抹煞党在民族工作方面的伟大成就，企图挑拨民族关系，分裂广西各族人民的团结。
+
+　　去年６月省委召开宣传会议时，作为会议的直接领导的��明和王浩，竟然歪曲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否认两条道路斗争的存在，混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极力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把这些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称作“宝贵的意见”。
+
+　　这一右派集团所刮起的妖风，已经严重地危害了党的事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他们的反党活动，使前省委的集中领导陷入了极度困难的境地，使党的方针路线的贯彻执行受到了极大的障碍，使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并一度造成了干部思想上的混乱，助长了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倾向，削弱了党的战斗力，给全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１９５６年下半年到１９５７年上半年广西社会主义建设所出现的低潮，就是这股妖风直接造成的恶果。
+
+　　会议还揭发和批判了自治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徐江萍的右派言行。在他任职期间，工作一贯表现右倾，特别是当去年党内外的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疯狂进攻时，他恶毒地攻击肃反成绩，替地主、富农、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伸冤”叫嚣，硬说所谓“冤案”、“错案”占５０％以上，甚至竟把反革命暴乱分子杀害我们干部的事件，也称为人民内部矛盾。他诬蔑广大干部“作风恶劣”、“无法无天”，并滥用职权对干部进行打击。
+
+　　这些人堕落成右派分子决不是偶然的。刘建勋同志在报告中指出：这个右派集团的成员，虽然早就在组织上入了党，但他们在思想上并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并没有得到改造，加上他们都有严重的个人主义，发展的结果，自然就会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紧要关头，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这次大会以前的半年多内，党曾多次地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但都被拒绝了，直到今年２月省委全会向他们开展了斗争，他们才被迫承认了一些错误。由此可见，这些人的反动立场是极其顽固的。这次大会上，他们在无数铁的事实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了。
+
+　　最后大会还通过了决议，开除党内右派集团陈再励、王梦周、廖原、骆明、王浩、廖联原的党籍，开除右派分子徐江萍的党籍，撤销他们在党内的一切职务，并建议行政方面撤销他们在行政工作方面所担负的一切职务。
+
+　　大会对其他犯有严重右倾思想、地方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和分散主义倾向的同志，也作了严肃的批判。犯有这些错误的同志都向大会作了检讨。
+
+　　大会向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提出，必须认真接受以上经验教训：（１）必须在党内外继续深入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把整风运动进行到底，提高全体党员和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坚定无产阶级的立场；（２）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提高政治嗅觉和警惕性，才会识别风向，分清大是大非，敢于坚持真理，为真理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３）必须坚持维护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加强党的领导，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分散主义倾向，反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地方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组织，坚决执行党的统一领导的原则。
+
+　　会议还补选了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委员会的委员。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7月15日，原标题为“纯洁党的组织，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彻底扫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垃圾，广西党代表大会开除陈再励右派集团的分子出党”。

CCRD/1/5/2/000195.txt

@@ -0,0 +1,9 @@
+# 盐城县六个乡错误地采取“刺血宣誓”的方式表示实现四十条的决心
+
+　　<徐守璜>
+
+　　本刊讯  盐城县的区、乡委书记自从省党代会结束回来以后，对保证明年增产大跃进，实现六百斤的决心很大，劲头很足。他们都按乡按社，由内而外，层层召开了会议,从党内到党外搞了决心运动。一般都是以举手表示决心，但也发现有六个乡采取刺血宣誓、杀公鸡饮鸡血酒宣誓等形式，来表示实现四十条的决心。龙口区杨斌乡在三百七十三人的党员大会上，就买了两斤烧酒一只活公鸡，把公鸡的颈项截断，各社党员干部争先恐后抢着饮血酒；葛武乡二十五个社有十八个社搞了杀鸡瞌头宣誓；南洋乡、中心乡部分党员用手指上得血写下了决心书，或在保证书上盖指印，送给区委、乡委作保证。他们的宣誓大致是：“头可断，誓不可违”、“齐心合力，向泥土斗争，干死了干伤了，都要保证实现六百斤、八百斤、一千斤”。东方红农业社队长尹金城说：“如我对实现一千斤亩产有动摇，就要刀六块。”现在有个别乡、社已由党内推广到群众，中心乡东姚社有个社员宣誓说：“我原来每天罱泥六船，现在每天保证罱十三船，如不能完成，把我身上肉割下来弥补。”
+
+　　这种刺血宣誓的形式虽能带动一些原来思想不进步、有畏难情绪的党员，如有些党员会后反映说：这样大的劲头子，死人也要通了，今后日间要带头生产，晚上要检查进度，夜里睡觉要算日子排任务，决心把生产搞好，如有三心二意就像公鸡一样。但也造成了一些紧张恐怖气氛，有些人虽然参加了宣誓，实际思想不通，杨斌乡一党员在宣誓后反映说过：这次会一开，险乎把我吓死了。
+
+　　 来源：原载1957年1月3日《新华日报》 “内部参考资料”和新华社《内部参考》。

CCRD/1/5/2/000196.txt

@@ -0,0 +1,61 @@
+# 北京、广州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就中东问题造谣惑众进行破坏活动
+
+　　本刊讯　美、英帝国主义出发侵略黎巴嫩和约旦的消息，在报纸刊载后，发现少数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表现嚣张。
+
+　　刑满释放的反革命分子曹会昌过去从不关心时事，但近几天买报纸看。今天下午(18日)说：“看现在的局势很危险，美国出兵了，英国也随着出兵了，苏联也表示态度了，看这意思是要干起来。”曹边说边笑，表现很得意。
+
+　　公私合营宣武区植物油厂资本家杨立生，15日晚上看到美国在黎巴嫩登陆的消息后，拿着报纸跑到党支部，眉飞色舞地对党支书说：“你看，美国在黎巴嫩可登陆了！”
+
+　　1956年刑满释放犯军统特务分子雷振坤(现在宣武区粉房琉璃街小学代课)，在前几天街道组织生产时，他曾主动向街道积极分子表示愿意把自己的房子腾出让街道上存放给工厂加工的纸盒。但自美国在黎巴嫩登陆的消息发表后，雷又突然改变原来的主意，对街道积极分子说：“房子我不借了。你说什么也不成，借我也不借，租我也不租了。”
+
+　　地主分子王淑贤(女，基督教徒)曾对我处理反动传教士表示不满，17日下去向同院的几个小学生造谣说：“目前中东在打仗，派出所正在抓人，我的几个朋友都被抓进去了，你们得小心，千万不要出门”。
+
+　　基督教反动分子、衡理公会牧师刘赏振借机造谣污蔑说：“政治早有作战准备，现在都动员家庭妇女去当售货员，那些男人都到那里去了？农民也都按军队组织编起来了，这就是为调动方便”。“美国回来了，还不是得先找我们教会的人和曾经留美、留英的人吗！”
+
+　　天地教反动教徒谢天成说：“共产党搞宣传多少钱也不心痛，不过游行也管不了什么，简直是瞎胡闹、瞎起哄。看吧！这回打起来，热闹可够瞧啦！”
+
+　　西域区石板房三条1号在逃反革命家属车丕智在院内公开呼喊反动口号“拥护美国，反对共产党”。
+
+　　17日一天内，在陶然亭、广安门、十五中等处的厕所内共发现了五起反动标语。
+
+　　东四十一条49号伪军官袁永和(现无业)说：“伊拉克人真狠，把国王给烧死了，美国就得干涉！”
+
+　　宣武区裘家街5号被管制分子涂康对民警说：“美国出兵黎巴嫩当然是必然的”。
+
+　　宣外大街基督教堂牧师刘赏振说：“美国出兵黎巴嫩，他没有洲际导弹，假如战争打起来就麻烦了”。
+
+　　 (原载“党内参考资料”)
+
+　　本刊讯　中东事件发生以来，北京市高等学校发现一些反动分子乘机活动。清华团员助教叶立润说：“美帝国主义建立军事集团是有道理的，苏联也在进行思想渗透”。石油学院学生张庆林把“社会主义好”的歌词，改成“帝国主义好”，在落后群众中传唱。民族学院藏族学生尼马万德，在天安门游行时，别人喊“支持伊拉克政府”，他喊“支持帝国主义”。藏族学生罗含枪巴喊：“地主民族主义万岁！”该校藏族学生边巴20日还喊“向莫斯科进攻！”的反动口号。20日在该校预科教室黑板还发现有人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粉碎！”的反动标语。
+
+　　 (摘自“党内参考资料”)
+
+　　本刊讯  北京市高等学校部分右派分子对中东局势的反应。
+
+　　师大教授傅种孙：美国是狗急跳墙，没有伊拉克，油就没有吃的，发急了，这样把它的真面目都暴露了，使中国人民都看出它是假仁假义的。打起来，总的讲，胜利是我们的，但是暂时的失败也是可能的。
+
+　　清华教授钱伟长：我对形势估计很乐观，美国现在是进退两难，实行战争边缘政策。美国没有联合国的招牌是不敢大打的，所以最大的可能是小打。但如果美国进一步侵略伊拉克，苏联一出兵，战争就会全面化。那样主要战场是在欧洲，不要几个月就会结束的。(20日钱伟长参加教研室讨论时，对别人的发言根本不关心，后来还打了盹。)
+
+　　清华大学教授孟昭英：1939年，苏联要求同芬兰交换领土，芬兰不答应，结果打起来。苏联就是侵略。这次苏联如果出兵，一定要经过土耳其或伊朗，这样去别国打仗不合理。(在讨论会上当即受到群众反驳。)
+
+　　美术学院江丰：不会发生世界大战，苏联和中国表示态度，英美就不敢打了，最后一定会象在埃及时一样，他们被迫退出。
+
+　　美术学院右派王逊：最近国际形势很紧张，打起来就是世界大战，那样我们应该先发射导弹将纽约先炸光。
+
+　　美术学院李宗津、冯法祀：波兰为什么不搞抗议示威？南斯拉夫��什么也承认伊拉克共和国？感到很奇怪。
+
+　　外交学院学生、极右分子沈以光、石油学院右派学生(此处一字辨认不出)永明，现在大家不信任我，战争可以考验我，我要去当志愿军，就怕组织上不答应。
+
+　　林希翎参加全市抗议大会，一次口号都不喊，也不举手，群众责问她，她说：我身体不好。
+
+　　 (原载“党内参考资料”)
+
+　　新华社广州22日电　中东事件发生后，广东省、市民革内部分右派分子暴露出不少反动观点和顾虑。
+
+　　一、个别右派分子希望局势更趋紧张、发生世界大战。据他们说，这样可以“加速革命进程”。如右派分子李廷华(民革，原省政协常委)说：“战争打起来，用战争解决问题就更快些，这样，美、英两国就会更快得到解放。”右派分子李蔼棠(省委事室参事)也认为，如果大战打起来，“台湾国民党军队可能会象黎巴嫩陆军总司令那样起来反对美帝”。因此，他认为台湾国民党军官可能会仿效伊拉克军人的榜样，“因为他们(指国民党军人)的良心还未死。”
+
+　　二、担忧发生战争政府会加强专政。右派分子魏汉新(原政协常委)说：“假如今天帝国主义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把右派关起来？”他又说：“到那时我要自杀！”右派分子冯也愚(原省参事室研究员)说：“我们右派的处理会受国际局势发展的影响，共产党今天还未处死这批人(指右派)，是因为国内情况稳定”，因此，他担忧战争一起，国内定会加强专政而受到严厉制裁。张显歧说：“国际局势紧张，国内加强对反动阶级专政是自然的。”
+
+　　 (杨文全)
+
+　　 ——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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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右派头面人物对中东局势的反应
+
+　　<张蕴秀>
+
+　　新华社上海22日讯　上海市右派头面人物对当前中东局势的反应如下：
+
+## (一)对局势的估计：
+
+　　王造时说：“帝国主义可能有分工：美国侵略黎巴嫩，英国进兵伊拉克；西德阿登纳也可能根据北大西洋公约，参加这一侵略事件”。
+
+　　徐铸成说：“美帝直接出头，为了面子，不会轻于缩手，但和平力量空前强大，战争是可以制止的。”
+
+　　彭文应说：第三次世界大战，苏联是不愿打的，美国是不敢打的，但是，有一种令人不解的事情，就是美国带氢弹的飞机为什么天天在天空飞呢？
+
+## (二)表示愿借此机会支援中东去立功赎罪摘掉右派帽子：
+
+　　彭文应说：我想要我去乡下去劳动改造，倒不如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去支援黎巴嫩的意义大。如怕我去做坏事，民盟可以派三个左派监督我；但是对外不能宣称我是右派分子。
+
+　　陈仁炳说：去年英帝侵埃时，上海有很多人报名志愿援埃，我也想去效力一下，作一些文人能作的事，如翻译；今年不行了，已失去了这个资格了，如果有组织志愿军的可能，我梦想能有立功赎罪的机会，我虽然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但我还是一个中国人。没有资格参加游行，内心里很痛苦。
+
+　　王造时对另一右派分子说：我们无论如何是反帝爱国的，现在我的心情好像“九·一八”时一样，急于参加一些抗美援黎工作，如右派分子对美国侵略表示一些态度，同时，检查自己过去的错误，可能对亚非国家有些好的影响。
+
+　　陆诒表示：自己堕落成为可耻的右派分子，面对着此刻中东的反帝浪潮，更悔恨自己过去罪行的严重，一定要力争上游，加速改造自己，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也好为全世界人民保卫和平的正义斗争贡献一点微小的力量。
+
+## (三)对南斯拉夫问题的反应：
+
+　　陆诒认为：从这次美帝侵略中东事件中，充分证实南共在这一期间充当美帝走卒，恶毒攻击苏联、我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阴谋活动，南共修正主义必须批判。由此更有深切的体会。
+
+　　姜庆湘对另一右派分子说：南共纲领美化帝国主义阵营、丑化社会主义阵营，美帝伊黎事件，很明显的说明南共纲领的荒谬。南共采取中立政策，但从黎巴嫩事件说明中间道路根本是不可能。过去我思想深处认为不参加集团是走得通的，今天事实证明则不然，中立是不可能的。
+
+　　彭文应认为南斯拉夫现在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它们的工业是国有化，在外交上还承认伊拉克共和国，不能把它当敌人看待，它所以不反对美国侵略黎巴嫩，是因为它和苏联关系搞坏了，须要美援。
+
+　　 来源：1958年7月24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CCRD/1/5/2/000198.txt

@@ -0,0 +1,21 @@
+# 一、二、三工区分别举行交心运动动员大会
+
+　　<《新生快报》报导>
+
+　　本月四日晚上，一、二、三工区分别举行交心运动动员大会。
+
+　　一、三工区动员大会联合举行，由大队部教育股胡股长作动员讲话。他首先指出，交心运动本来是在人民内部的一种作法，现在在劳教人员和犯人之间采用，主要精神是加速改造，争取增加劳教人员和犯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
+　　接着说明现在开展交心运动是非常必要而且及时的。因为当前国际形势肯定是东风压倒西风；国内工农业、交通文教事业各个战线不断传出辉煌捷报，形势要求每一个人都跟上时代，齐步前进。但在劳教人员和犯人中，还有部分人坚持反动立场，不肯认罪服法，拒绝改造，甚至公开进行破坏活动；部队认识模糊，一遇风吹草动，就彷徨无主。
+
+　　开展交心运动，把真心、实心交出来，把一切反动言行交出来，政府就可以对症下药，进行教育，达到加速改造的目的。
+
+　　（最后指出交心的内容和方法，说明只有打破顾虑，甩掉包袱，彻底交出真心，才能愉快地接受改造，早日成为新人。）
+
+　　二工区动员大会由二工区王主任作动员讲话，王主任指出要交心就要交出黑心，换上红心，拔掉白旗，插上红旗。要求全体劳教人员大胆坦白，不要有丝毫隐瞒。政府的政策，历来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每一个人都应该作出清醒的抉择。
+
+　　最后，王主任提出：为了达到思想改造和劳动生产同时跃进，必须做到交心、生产两不误。既要搞好交心运动，交干净、交彻底，又要完成劳动任务，工效只许提高不许降低。
+
+　　会后，各工区立即进行讨论，运动即将轰轰烈烈地展开。
+
+　　（来源：湖南省新生工程队(湖南省第一劳教[劳改]管教队)《新生快报》第4期。转载于李英宗《新生备忘录》，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

CCRD/1/5/2/000199.txt

@@ -0,0 +1,17 @@
+# 昆明师范学院破获了一个由右派分子组成的反革命集团
+
+　　本刊讯　昆明师范学院留校的右派学生共二十七人，交心运动中，通过组织右派分子座谈学习，揭发了以丁光荣为首的十个右派分子组成的反革命集团。早在今年2月间修检槽河时，右派分子丁光荣、彭铁生、吴欲东等三人就秘密集会，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要“推翻共产党”。建立反动政权。会后相继发展了右派分子陈绍炳等七人参加。这些反革命分子极端仇视党和人民，对国内外形势作了荒谬的分析：“目前国际形势很紧张，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要爆发。国内人民在高压政策的压迫下敢怒而不敢言，表面上象水一样的平，但终有一天要象火山一样爆发；农民生活很苦，因而各地都有暴动，将来一定还有一次大暴动。解放军官兵大部分都是农民出身，一旦农民暴动了，一定会得到军队的支持。”我们认为右派是“被一棍子打死了，很多人心里不服，因而矛盾更加深了”。在密谋中，他们强调吸取反革命组织采取建立“无形”组织的对策。并采取了阴险毒辣的反革命活动和手段：
+
+　　1．进行造谣、诽谤，争取有消极抵触情绪的右派分子，打击接受改造，向党汇报情况的右派分子。散布“共产党把人整得太伤心了”，“反右是宗派斗争”，“右派现在是吃人饭、做牛活”，来加深右派对党的仇恨，从而达到发展反革命集团成员的目的。
+
+　　2．在检举揭发坏人坏事立功赎罪的幌子下，利用一切机会，特别是在双反、交心运动中，采取扩大事实、陷害好人的手法，制造混乱，妄图达到“多搞出几个右派壮大我们的队伍”“分散共产党的注意力，便于今后工作”的目的。
+
+　　3．主张“目前不急于决定组织名称，拟制纲领、章程，以防破获。主要是通过各种合法机会，积极培养对象，在思想上形成一个无形的组织，以备是机成熟，一呼即应、一举而起”。这伙反革命分子想对抗到底，还考虑了“失败就逃往缅甸”。
+
+　　4．为了不暴露组织，他们采取单线联系和使用代号。
+
+　　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活动是十分嚣张的，他们散布“马列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新型的法西斯化”的反共言论。今年五一节还准备在街上散发反革命传单，后因未能参加游行，集团内部思想不统一，而未行动。缅甸学生友好访问团来该院参观，他们企图写信给缅甸学生友好访问团带到联合国安理会上控告“共产党中国的铁幕”。
+
+　　(据“学校工作情况简报”编)
+
+　　来源：1958年8月4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CCRD/1/5/2/000200.txt

@@ -0,0 +1,23 @@
+# 华中师范学院一学生为右派辩护主张把出身好的右派学生从右派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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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武汉7月31日讯　华中师范学院一学生为右派分子辩护，主张把出身好的右派学生从右派中“解放”出来。
+
+　　这件事是不久前华中师范学院党委会接到外文系一个朱署名学生来信中提出的主张，他说这件事是“同学们常常谈及而又不敢在党组织会议上提出的，尤其是犯过错误或剥削阶级出身的人更怕谈自己的这种看法”。鉴于他自己是个“下中农出身的穷孩子，很了解穷人对党的感情，又没有犯过错误，他不谈出来，就没有人谈，党也就不能了解到这方面的情况。”
+
+　　这个学生在给院党委的信中说：“留校察看、出身较好的右派(除送到农村劳动改造和留校成分不好的右派外)，似乎不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蒋介石代理人的资格，因之，对这部分右派可以重新考虑，不要让他们当右派了。”他觉得“反右派比肃反的打击面大得多，过份估计了敌人的数目，可能把一些可以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办法解决问题的人，变成了敌人。”因此他质问：“这些非剥削阶级出身的右派学生，既与党没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又与人民无倾家荡产之冤，而且他们年纪轻轻的，把他们搞成右派干么用？”
+
+　　他主张“解放”的右派学生是指城市贫民、手工业、贫农、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右派学生。所持理由是：
+
+　　(一)这些人，解放后受了党的恩情很多，“他们所犯错误是出于不自觉、不明确，受社会右派影响、无知、狂妄，当初反党连知道都不知道，如果开几个辩论会，辩清是非，问题就解决了。何必把他们当敌人搞？把一些不是敌人的人当作敌人，到底利了谁？损了谁？还是应该以减少社会阻力为美吧！以一个主人翁的姿态来工作，其作用总比其它方式来得大。”
+
+　　(二)“出身好与剥削阶级出身的人的错误不应等量齐观，非剥削阶级出身的人的错误，只要不是有意识的，自觉的，一贯的，尽管其错误多大，也可不作右派。比如党对忘本回头的刘介梅就是这样处理的，那才真正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他认为“刘介梅的错误言行就其质其量来说，足足够上右派条件了，但是党没有把他划成右派，因为其错误本质与社会右派不同。刘一旦猛醒，不但不会走蒋介石的道路，而且会为共产党的事业献身。”他写道：“如果院党委是农民出身的话，就一定会和我一样，体会到穷人是怎样爱党的。”
+
+　　(三)“这些出身好的学生右派和社会上一些党员右派也不同。学生无知，他们相信党报，所以当初也就相信了报上登载的右派文章，后来右派言论被戳穿，他们也清醒了，所以不是敌我问题，而是是非问题。同时学生右派也不能与反右阶段的右派相比，前者是毛主席的六项政治标准尚未发表，鸣放初期，系里说什么都可放，领导运动的人还说运动开展的如何如何好，这怎么能不使他们受影响？”
+
+　　从这些方面来看，他要党“对出身好的右派学生，应从多方面去理解他们，在今天的条件下，把他们从右派中解放出来，于事无损。”快毕业了的也好分配工作，党不会“吃亏”；同时，人民连美帝都不怕，更不怕这些成分好的右派学生。
+
+　　最后，他声明“这是个重大问题，院党委当然不能擅作主张，希望把这意见转给党中央。”
+
+　　(编自华中师范学院党委会宣传部材料，原载省委宣传部“思想动态”)
+
+　　来源：1958年8月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CCRD/1/5/2/000201.txt

@@ -0,0 +1,27 @@
+# 逃港右派分子周鲸文公开发表反共声明
+
+　　<新华社《内部参考》>
+
+　　新华社香港2日讯　去年9月逃来香港的右派分子周鲸文，8月1日在香港首次执行记者公开发表声明，宣布他的反共、反人民立场，以及今后继续在香港出版“时代批评”，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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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反动报纸都以通栏标题刊载了周鲸文的谈话。亲美报纸“真报”夜刊还特地在1日深夜出版号外，刊登周的声明全文。并评论说：“周鲸文是从中国大陆逃出来而正式宣布反共的头一位重要人物，所以有着特别的重要性”，又说：“周的宣布对中共失望和要开始反共的声明，必定使海外的亲共人士有感到要对自己的立场重加考虑，和对反共非共人的对反共前途信心有强大的鼓励作用”。
+
+　　周鲸文在记者执行会上还回答香港反动报纸记者的问话，他对东北的工业发展情况、中国人民生活作了无耻的诬蔑，叫海外侨胞不要“相信共产党的欺骗宣传”。他并表示“相信”，“只要国际形势配合”，大陆会有“匈牙利式的革命”。对民主党派今天在中国的处境，说成是“许多人都要离开大陆”，说中国“没有民主”。他又说：“中共一连搞了十一个运动，杀了六百万人，有一千万人要受劳改”。他表示要写一本书，定名“风暴十年”，内容是“揭发中共的黑幕”。
+
+　　周鲸文去年以“处理私人财产”的欺骗借口跑来香港后，一直没有公开接见过记者。据反动报纸刊载的消息说，他“每周接见一个人，当然那是很关怀周氏的人”。“新闻天地”周刊透露周当时说：“我这次潜来海隅，在北京临行前夕，曾和罗隆基、张东荪、曾昭抡等人会谈过，我告诉他们我想远走的计划，罗张曾都认为只要我有办法走出来，民盟是应该在海外留一着伏棋的。”
+
+　　周鲸文的“八一声明”全文如下：
+
+　　“我对香港并不生疏，我曾两次在这里主持‘时代批评’半月刊，前后共六七年之久。这里我有很多老朋友，同时，‘时代批评’过去也有很多热心的读者和支持者，我关心这个社会和这里的人们，正如他们关心我一样。因此，我首先有责任把我过去参加中共政权和脱离这个政权的经过和原因，向关心我的人们略加说明。
+
+　　“我是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之一，我的一贯活动是为求得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和幸福，尤其是主张中国政治问题要用政治的和平的方法解决，而反对要军事的战争的方法解决。不幸自从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失败之后，国内的政治局势愈演愈糟，中共完全走上用武力夺取政权的路线。因此，当1948年底毛泽东电邀我们各党派首脑一批八人北上共商国事的时候，我曾一度婉言拒绝。
+
+　　“1949年3月下旬，民盟总部决定由香港迁到北京，我为了责任的关系，也一同去了北京，并且在9月以民盟负责人之一的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但事后情势的发展，使我原先所希望的‘国事协商’‘联合政府’，以及民主自由的理想全部落空。这主要是中共彻头彻尾的实行了它的‘一党专政’，它曾经号召的‘联合政府’成了不兑现的谎言，如此，中共不仅欺骗了民主党派，而且更威胁控制民主党派作为它骗人的工具，使民主党派人士成了中共的俘虏。
+
+　　“我抱着为国家作事，为人民服务的心情和愿望而去北京，并且在名义上参加了中共政权，但事实上，我对于一切皆莫能为力，八年时间目睹共产党人以特权阶级的资格，作威作福，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而对于广大人民进行了最残暴的剥削，和无人性的镇压屠杀，人民是呻吟于极端暴政之下。我原有的理想和我良心的刺痛，不断的促使我离开这个残暴的政权。最后，托天之幸，我终于在1957年底来到了香港，进入了自由世界的怀抱，我虽然一直为我自己的幸运而欣喜，但一想到民主党派的老朋友们，而今仍在中共的监视掌握之中，说不愿说的话，做不愿做的事那种痛苦无告的情况，是我自己深刻体验领会的，我对他们是一直在怀念和祝福，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像我一样的脱离苦海。
+
+　　“去年5、6月间，在中共一贯的欺骗阴谋之下，许多民主党派的朋友，再度上了中共的当，大鸣大放，不久就在‘反右派斗争’中牺牲了，我对于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许多受中共迫害的老朋友，寄以无限的同情，但却苦于无法援手。去年10月初民盟还没有被中共公开迫害的朋友们，又在中共的导演之下，开除了我的盟籍，并且用中共的口吻对我谴责，他们这样做法，完全受中共的强制压迫，这是我绝对谅解的。因此，我对于民盟开除我，始终没有表示意见。现在我敢说，民盟的朋友们都和我具有相同的理想，而对于中共也都有相同的看法，我相信如果他们能够自作主张，他们是不会开除我，我也不会离开他们，真正要开除我的，是中共政权，而不是民主同盟。
+
+　　“我自己既然回到了自由世界，想到还有许多老朋友，仍在中共的魔掌之下，大陆上的同胞仍陷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我觉得我不能再沉默下去，我有责任代表他们宣泄内心的苦闷，发表公正的主张。因此，我决定恢复出版‘时代批评’半月刊。今后我将以中国人一分子的身份，同中国各方面的反共力量一起合作，为我们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幸福而奋斗。同时我也将以实际的经验，揭露共产党政权的残暴黑暗，俾自由世界中未受其害的人们，知所警惕。这是我个人的态度，也是即将出版的‘时代批评’这个刊物的立场和方针。”
+
+　　 ——原载1958年8月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CCRD/1/5/2/000202.txt

@@ -0,0 +1,17 @@
+# 昆明师范学院破获了一个由右派分子组成的反革命集团
+
+　　<新华社《内部参考》>
+
+　　本刊讯　昆明师范学院留校的右派学生共二十七人，交心运动中，通过组织右派分子座谈学习，揭发了以丁光荣为首的十个右派分子组成的反革命集团。早在今年2月间修检槽河时，右派分子丁光荣、彭铁生、吴欲东等三人就秘密集会，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要“推翻共产党”。建立反动政权。会后相继发展了右派分子陈绍炳等七人参加。这些反革命分子极端仇视党和人民，对国内外形势作了荒谬的分析：“目前国际形势很紧张，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要爆发。国内人民在高压政策的压迫下敢怒而不敢言，表面上象水一样的平，但终有一天要象火山一样爆发；农民生活很苦，因而各地都有暴动，将来一定还有一次大暴动。解放军官兵大部分都是农民出身，一旦农民暴动了，一定会得到军队的支持。”我们认为右派是“被一棍子打死了，很多人心里不服，因而矛盾更加深了”。在密谋中，他们强调吸取反革命组织采取建立“无形”组织的对策。并采取了阴险毒辣的反革命活动和手段：
+
+　　1．进行造谣、诽谤，争取有消极抵触情绪的右派分子，打击接受改造，向党汇报情况的右派分子。散布“共产党把人整得太伤心了”，“反右是宗派斗争”，“右派现在是吃人饭、做牛活”，来加深右派对党的仇恨，从而达到发展反革命集团成员的目的。
+
+　　2．在检举揭发坏人坏事立功赎罪的幌子下，利用一切机会，特别是在双反、交心运动中，采取扩大事实、陷害好人的手法，制造混乱，妄图达到“多搞也几个右派壮大我们的队伍”“分散共产党的注意力，便于今后工作”的目的。
+
+　　3．主张“目前不急于决定组织名称，拟制纲领、章程，以防破获。主要是通过各种合法机会，积极培养对象，在思想上形成一个无形的组织，以备时机成熟，一呼即应、一举而起”。这伙反革命分子想对抗到底，还考虑了“失败就逃往缅甸”。
+
+　　4．为了不暴露组织，他们采取单线联系和使用代号。
+
+　　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活动是十分嚣张的，他们散布“马列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新型的法西斯化”的反共言论。今年五一节还准备在街上散发反革命传单，后因未能参加游行，集团内部思想不统一，而未行动。缅甸学生友好访问团来该院参观，他们企图写信给缅甸学生友好访问团带到联合国安理会上控告“共产党中国的铁幕”。
+
+　　 来源：据“学校工作情况简报”编，原载1958年8月4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CCRD/1/5/2/000203.txt

@@ -0,0 +1,15 @@
+# 上海第一医学院一右派分子想逃往印度
+
+　　<新华社《内部参考》>
+
+　　本刊讯　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三年级一班右派分子史滋沁，地主阶级出身，一贯表现恶劣。在大鸣大放时，他恶意攻击苏联和党的领导，支持北京大学的“新九品图”等，在该院第二次反右时被定为右派，受留校察看处分。史滋沁一直不服。曾先后写信给学校党委、市委、中央卫生部及毛主席(未寄出)，企图翻案。
+
+　　最近，史滋沁竟写信给印度驻沪领事馆，请求帮助他逃亡印度。这封信已由印度驻沪领事馆转给我市公安局。内容如下：
+
+　　“我是一个正直的人，由于政治上幼稚，周围人不了解我，都给我硬加罪名，要讲也讲不清楚，曾经想自杀……。
+
+　　“我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帮助，愿意在你们国家做任何低微的工作，我曾读过3年医药，到国外后可以做一个最起码的、最低级的医生助手，……热烈的希望能达到愿望……，现在我英文的书写程度不好，但在短时期内，一定能学会英文会话……。”
+
+　　现在这个右派分子被开除学籍，送去劳动教养。
+
+　　 来源：据“学校工作情况简报”编，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8月4日。

CCRD/1/5/2/000204.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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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总整风会议获得巨大胜利，执行委员会选举刘宁一为全国总工会主席
+
+　　<新华社>
+
+　　新华社１１日讯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扩大）８月６日在北京举行。
+
+　　会议根据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讨论和拟订了今后全国工会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研究和制订了改进与加强工会工作的若干重要措施。
+
+　　会议一致选举刘宁一同志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届执行委员会主席，增选了李颉伯同志为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
+
+　　在这次执委会举行之前，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全国总工会召开了有各省市、各产业工会和部分专区工会办事处、县工会及大基层工会负责同志参加的整风会议。这次整风会议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精神，检查和总结了全国几年来的工会工作，彻底揭露和斗争了混入工会内部的右派分子、前工人日报社长陈用文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彻底检查了全国总工会的工作，并且获得了彻底的胜利。
+
+　　执委会议听取了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关于全国总工会整风工作的报告，会议结束前刘宁一同志就今后工会继续贯彻整风精神，加强工会的革命性和工会要完全在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做好工作等问题讲了话。会议一致认为，这次全国总工会的整风会议所解决的问题和取得的胜利，对全国所有的工会工作者都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对改进今后的工会工作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
+
+　　会议一致谴责右派分子陈用文是一个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多年来，他利用党给他的职务，一直进行反党、反人民的活动。他利用工人日报大量地散布修正主义的毒素，污蔑党、攻击党、丑化党，企图在我国煽风点火、制造混乱，以实现其卑鄙的政治野心。
+
+　　会议还揭发和批判了某些工会领导干部向党向政府争夺权力，崇拜工人自发运动，篡改党的工运方针的错误思想。
+
+　　刘宁一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指出：全体工会干部必须牢牢记住的一条最根本的真理，就是工会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离开了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真正的工人运动。工会应该是具有鲜明的革命性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工会组织必须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统一领导和统一部署下进行工作，加强对职工群众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工会各项的业务工作都要紧密同政治任务相结合，为党的政治任务服务。一切在工会工作中的共产党员都必须无条件地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绝不允许自立门户，自成系统、阳奉阴违、标新立异，向党闹独立，要勇于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把坚持马列主义原则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准则。
+
+　　刘宁一同志在讲话中还指出由于党中央和省、市党委的正确领导，全国工会工作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正确路线是主流，错误路线是支流。但工会干部必须深刻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个人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大敌，不破个人主义，就不能立共产主义。
+
+　　会议根据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的精神，拟订了今后全国工会工作的方针任务，就是在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一步团结和教育广大职工群众，为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而斗争。
+
+　　会议指出，各级工会组织今后必须坚持党中央关于政治挂帅，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职工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方针，继续发扬广大职工群众的大公无私、忘我劳动、不计个人待遇的共产主义的高尚品质，同时也要不断地关怀职工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解决应该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引导职工群众积极建设社会主义。
+
+　　会议认为，不断地加强对职工的共产主义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会议要求各级工会组织正确对待工人队伍中的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并以老工人和先进工人为核心，切实进行工人队伍中的思想改造工作，经常地向资产阶级思想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以保持和巩固工人阶级队伍的纯洁，使工会真正成为广大职工的共产主义学校。工会还必须十分重视巩固工农联盟的工作，教育职工从六亿人口出发，大力支援农业生产，帮助县、镇、乡、社工业的发展。会议还特别强调要教育职工群众模范地执行政府的政策法令，使工会真正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社会支柱。
+
+　　为了进一步改进工会工作，会议确定各级工会组织改变体制，下放权力，精简机构，大量减少脱产干部，修改一切不利生产、妨碍工作和妨碍群众团结的规章制度。
+
+　　会议一致通过了两项决议，一项是关于工会体制的决议，另一项是关于改变劳动保险与集体劳动保险事业管理的决议。
+
+　　会议一致决议撤销董昕的全国总工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撤销王榕的主席团委员的职务，并且一致决议开除右派分子、前工人日报社长陈用文的执行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的职务、开除右派分子、前河北省工会主席杜存训的执行委员的职务。
+
+　　会议认为，经过这次全国总工会整风会议，检查了工作，总结了经验教训。会议认为，工会工作是光荣的，今后工会工作不是更难做，而是更好做，不是无事可做，而是大有可为。会议要求各级工会组织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认真传达和贯彻全国总工会整风会议和执委会议的精神。根据具体情况，继续在工会组织中开展整风运动，以清除工会工作中的各种错误倾向。
+
+　　会议最后号召每一个工会工作者都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政策理论水平，提高识别是非的能力，坚决贯彻和执行党的工运方针，彻底粉碎篡改党的工运方针的投降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克服脱离实际、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的倾向。在工会工作中必须认真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一切工会干部都必须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和群众同劳动、共甘苦，不断克服官僚主义。每一个工会工作者都要认真改造思想，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老老实实地为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服务。
+
+　　来源：《人民日报》1958年8月12日，原标题为“高举无产阶级红旗，拔掉资产阶级白旗，全总整风会议获得巨大胜利，执行委员会选举刘宁一为全国总工会主席，讨论和确定了今后工会工作的方针和任务”。

CCRD/1/5/2/000205.txt

@@ -0,0 +1,15 @@
+# 天津市工商界骨干分子对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立场是否反动问题存在不少错误的看法
+
+　　<黄军>
+
+　　新华社天津4日讯  天津市工商界骨干分子的整风运动已转入大辩论阶段，目前正对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立场是否反动的问题，进行热烈的争论。在争论中年老的资本家发言少，青年资本家发言多；大资本家不积极，中小户资本家积极；大资本家谈的理论多、空话多，中小资本家摆事实多。
+
+　　讨论情况表明，大家一般的能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立场的反动性，但也有一些错误的认识。
+
+　　有些人认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立场是否反动的问题，要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看，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立场就是反动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看，那它就不是反动的了。有些人认为，要说明它反动与否，也要看在那个社会里，有的说“社会主义看资本主义是反动的，而资本主义看社会主义也是反动的。”有些人说，“只要自己认为他是反动的，它就是反动的，我不认为它是反动的，它就不是反动的。解放前谁也不知道资产阶级立场是反动的，要是知道了，谁也不去干。”还有人说“资本主义经济是客观存在，是死东西，没有反动不反动之说。”孙恩亭说：“民族资产阶级不是反动的，原因有四：1、国旗上有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个星；2、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有资产阶级代表参加；3、我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合营后，不是对抗性的矛盾；4、把能接受改造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说成是反动的，对社会主义不利的，对世界资产阶级的影响也是不好的。”
+
+　　不少人虽肯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的立场反动性，但对开始反动的时间，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说从全行业合营以后，消灭了私有制，再要搞资本主义经济，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就是反动的；有的认为，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资产阶级立场就成了反动的了。边子栋、李景阳说：自建国时起，就标志着社会注意革命的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就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立场和资本主义经济自然就成为了反动的了。如果合营前不是反动的，为什么“五反”时，提出要打倒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的口号呢？有的说：“合营前拿钱多不是反动的，合营后，资本家交出了企业，拿钱少了，倒成了反动，干脆说合营前也是反动的”。也有人认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实行了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就成反动的了。还有人认为从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后，有了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立场就都是反动的。
+
+　　不少人对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立场是否反动，很少提出自己肯定的意见，而是从侧面提出疑问，心中不服气。绸布业资本家叶聘之说：资产阶级立场是否反动，值得考虑，高潮前为什么不提反动，为什么现在提出是反动的了。既是反动，为什么还提出“唱对台戏”。贺川成说“高潮以前的私有制是共产党给的，不是资产阶级争来的，为什么是反动？”。市工商联副主席、仁立毛麻纺织厂资方朱继圣说：“我不同意说剥削是可耻的，如果是可耻的，那么为什么政府还规定了合法的利润，鼓励我们剥削？”王临江说：“如果资产阶级是反动的，那么今天的辩论会，不是成了反动分子会了吗？”李克明说：“华侨在国外经营的企业不是反动的，而在国内的就成了反动的，这又如何解释？”
+
+　　 ——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1月6日。

CCRD/1/5/2/000206.txt

@@ -0,0 +1,39 @@
+# 工商界代表人物对目前工商业者改造问题议论纷纭
+
+　　新华社上海4日讯  在上海举行的工商界自我改造经验汇报会议上，各地工商界代表人物对当前工商业者政治、思想面貌的估价等问题展开了争论。
+
+　　（一）
+
+　　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以后，工商业者的政治立场是否已经基本解决？
+
+　　有些人坚持认为已经基本解决。内蒙工商联主委覃锡树说，内蒙资本家以资金少，年纪轻的占绝大多数，他们的政治立场已基本解决；没有解决的仅是少数资金多、年纪大的人。他认为，经过这样大的运动，就是牲畜也会有变化的。沈阳市副市长卢广绩也说，经过整风反右，工商业者绝大多数已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兰州工商联秘书长张惠民以没有发现走回头路的人为证，说明工商业者的政治立场已基本解决。上海刘念智则认为，已经基本解决了，但还不巩固。另外一些人则迂回曲折地表达了类似的意见。南昌市工商联委员万永福认为，资产阶级改造是“立竿见影，指日可待”了，在三、五年之内，可以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
+　　认为工商业者政治立场没有解决的人，彼此意见也不同。浙江省民建委员冯梯云举了许多实例，说明工商业者政治立场的改造，现在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而且多数人是“不得不改造，最好不改造”。武汉工商联常委毛炎松基本同意他的论点，但认为估价偏低了一些。李烛尘也表示：冯梯云的发言有些道理。新疆工商联执委杨春庭认为，解放已经七、八年了，怎能说改造还是第一步呢？
+
+　　（二）
+
+　　目前工商业者积极一面是主流，还是消极一面为主流？
+
+　　有些人说积极一面是主流，另一些人则认为消极一面是主流，还有些人采取折衷说法，认为工商业者有两面性，积极面与消极面不能分主次，反正他们是在“曲折地前进”。
+
+　　坚持积极面是主流的人认为不肯定这一面是主要的，就等于无视党领导的整风、反右的巨大成绩。兰州工商联主委赵承祖以目前工商业者中间、中右分子仅占5％左右的例子来论证他的积极一面是主流的论点。四川李伯年认为说消极一面是主流，必将增加工商业者的无穷忧虑。天津两个代表认为说积极面是主流，似乎估价过高，但说消极面是主流，则思想不通。天津工商联则认为工商业者“整风及积极一面在增长，消极一面在减少。”
+
+　　认为消极一面是主流的人，一般是以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提出后为分界的。他们的理由是，总路线提出后，对工商业者的要求提高了。上海有些资本家说，总路线提出后，工商业者怕紧张，畏惧“不断革命”，消极一面看来是在滋长。这种说法，有的人表示赞同，但也有不少人反对。浙江民建副主委唐巽泽会后激愤地说，难道越改造越差了吗？
+
+　　（三）
+
+　　工商业者当前思想状态是力争上游，甘居中游，还是处于下游？
+
+　　主张力争上游或者处于下游的人，意见没有最充分谈出来。讨论较集中的是，是否甘居中游的问题。有些人不直接提出工商业者已力争上游的见解，而在讨论是否甘居中游问题时，却不时透露出他们实际上是赞成工商业者已力争上游的论点。上海工商联主委盛丕华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向不前不后，这是传统。资本家是“中游”，但“甘”字不能摆，所谓慢慢来，稳步而行，还是进步的。上海工商联副主委胡厥文认为，大多数工商业者对处于中游是承认的；但说成“甘居”是不服的。上海王性尧认为，甘居中游是消极的，但中游状态是进步的。他表示不同意力争上游一定先要改变立场的说法。他说，一个人能看到大势所趋，为形势所逼向左转，这是进步的表现，现在工商业者是在向上发展，争取向左，江苏一个代表顶了他一句，说他的论点和章乃器的论点差不多，弄得王很紧张。有些人认为以提“安于中游”较妥当，因为趋势是向上游，只是慢一些，不着急而已；如果说成“甘居”，那就指工商业者不想进步了。有的人则赞成“暂居中游，趋向上游”的说法，有的人赞成“处于中游，有上游倾向”的说法等等。还有些人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有些牢骚，认为“甘居”是盖棺论定了。
+
+　　（四）
+
+　　左派在政治上目前是否仍然有两面性？
+
+　　认为没有两面性的人，语气较尖刻，使得反对意见的人很难发言。天津工商联副主委王光英（左）肯定地说，左派的立场问题已经解决，政治上的改造已经完成，因此，只有一面性。他对会上有人提出左派在���治上仍需继续改造的意见颇气愤，认为“这是右派的声音”。湛江民建主委魏纪成（中左）也认为，左派已没有立场问题，今后左派的改造是改造思想作风，不涉及改造立场的问题。也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中央已有明确的结论，不必再讨论。以后，这个问题的讨论，有的小组逐渐转到左派的标准是什么的问题上去了。有的人提出左派的标准是，除政治立场基本解决外，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上也能基本正确对待。有人反对这个说法，认为这个标准太高了。有些人则要求把左派的标准作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让大家感到有奔头。有些人甚至要求明白告诉他们自己是否已经成为左派了。内蒙工商联秘书长郑元命（中左）、内蒙工商联副主委于家田（中右）认为，如果明确说明他们是左派，他们在工商界做事就有力量。
+
+　　（五）
+
+　　各地工商界代表人物在“务虚”中，还提出一些疑问。例如，当前工商界的改造是以立场为主还是以思想为主？以企业为主还是以体力劳动为主？总路线多快好省的精神是否适用于工商界的自我改造？干劲鼓而不足是资产阶级的本质，是否一定要改造完成后才能鼓足？居中论是反动的，是否鼓不足干劲也是反动的？有的人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能否算甘居中游？改造到几时为止，标准是什么？（徐寿铿）
+
+　　来源：1958年8月7日_第2550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CCRD/1/5/2/000207.txt

@@ -0,0 +1,29 @@
+# 打破顾虑  改变立场  交出真心　跟全国人民一道走社会主义道路
+
+　　<湖南省新生工程队队长、张法勋>
+
+　　最近国际局势由于美、英帝国主义对黎巴嫩、约旦采取侵略行动而趋于紧张。大家知道，伊拉克人民推翻了反动旧王朝，建立了共和政府，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就使帝国主义侵略中东的基石遭到粉碎，打断了美、英在中东的殖民主义锁链，摧毁了帝国主义在中东的主要堡垒，并使美、英垄断资本家再不能继续如意地掠夺伊拉克的石油。尤其重要的是，民族独立运动正从亚洲、非洲，直到拉丁美洲扩展着，帝国主义企图从中东截断这一条通路，企图镇压中东，特别是伊拉克的民族解放运动。美、英帝国主义这种行动已经给世界和平带来严重的威胁，这种侵略行动也遭到中东以及全世界人民的强烈的反对。
+
+　　国际局势虽然处于紧张状态，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力量是无比地强大，使美帝国主义处于空前孤立的地位，它已不再可能盗用联合国的旗帜如八年前发动侵朝战争时一样进行战争。甚至在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美国也已经失去它旧日的伙伴，如美国合众社自己招认：“在大西洋集团各国的首都，官员们对整个事情都采取不插手的态度。”
+
+　　美国侵略者应该记得，中国人民志愿军曾经在朝鲜战场上，给美国侵略军以严重的教训，当时美国虽然纠集了15个仆从国家，结果是以死伤美军39万多人失败而告终。现在我国的情况已与朝鲜战争时迥然不同，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空前提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阶层、各民族紧密团结有如一家人。中国人民绝对不希望战争，但也不惧怕战争，帝国主义者如果胆敢发动战争，在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团结一致的条件下，结果肯定不是别的，而是它们彻底地崩溃和死亡。
+
+　　我们要在短时期内，超过英国并赶上美国。我们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六亿人民的冲天干劲，我们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和决心在一个短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庶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
+　　形势要求每一个人都能跟上时代，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此，大部分劳教人员和犯人感到有向党、向政府和人民交出真心，靠拢党、靠拢政府和人民的必要，显然这些人是要求并愿意进步的。
+
+　　但是根据最近情况来看，有一部分人是心怀顾虑的，他们怕把自己的问题交出来。错误地认为交出来以后，会延长劳教时间，或加刑，怕政府不再信任或者被别人耻笑。我可以更明确地指出：交心不是为了镇压、打击，而是为了全面地彻底地改造教育，是从加速改造的愿望出发，通过这次运动，澄清混乱思想，消除不必要的思想顾虑，正确地认清形势，奠定安心改造、靠拢政府的思想基础。使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变成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使一贯流氓盗窃者，变成拾金不昧、自食其力、善良的劳动者，最后成为光荣的公民。
+
+　　其次，也还有这样一部分人，他们对当前轰轰烈烈的交心运动，采取按兵不动态度，企图死守反动阵地，与人民顽抗到底。个别的更是变本加厉，诬蔑政府的劳教和劳改政策，破坏交心运动，说什么“交心就是要交空心、交假心”，这些人不仅自己停止不前，而且破坏和阻止别人前进，甘心做人民的罪人。
+
+　　上面所说的这两种人，我劝他们快清醒过来!这些人应该看到，国际形势肯定的是东风压倒西风，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有足够力量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新的战争。祖国人民现在是在跑步，在跃进，在向社会主义大进军。我们号召全体劳教人员和犯人，清醒头脑，积极地跑步赶上去，跟随祖国人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现在已经有许多的劳教人员和犯人，认识了既往过错，积极向光明道路前进；但还有一部分人思想模糊，走得太慢，同政府和人民还不是一条心。属于两条心的人，应当赶快清醒，自觉地拔掉白旗插上红旗。也还有人执迷不悟，坚持反动立场，进行造谣煽动，破坏别人改造，继续组织反动小集团，写反动诗歌、标语等破坏活动。今天我们再一次伸出温暖的手挽救他们，只要彻底交代，仍然宽大处理，坦白得好甚至免予处分，如果仍然执迷不悟，坚持反动立场与人民为敌，一旦查明或被别人检举，就从严惩处。
+
+　　交心运动是一次丢包袱运动，对每一个有隐瞒、有包袱、对党和政府不忠诚的人，都是好机会。问题不分大小，全部交代就能轻松愉快，和全国人民一道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
+　　交心是一次伟大的政治思想教育，通过交心铲除了反动思想本质，改变了反动立场，这就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增加了一分力量。真心诚意积极投入交心运动的人，政府是伸出了温暖的手欢迎他们的。
+
+　　二工区有个过去一贯盗窃的劳教人员，经过教育改造，转变为拾金不昧，得到表扬，这说明只要接受改造，转变原来的反动腐朽立场，都会受到人民的欢迎。
+
+　　总的说来，执迷不悟，不交真心以及进行破坏活动，都是自绝于人民。出路只有一条，听党和政府的话，把真心交出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
+　　（来源：湖南省新生工程队(湖南省第一劳教[劳改]管教队)《新生快报》第8期。转载于李英宗《新生备忘录》，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

CCRD/1/5/2/000208.txt

@@ -0,0 +1,29 @@
+# 敦煌人民公社整风运动总结
+
+　　<中共敦煌人民公社委员会>
+
+　　我社71个单位，参加整风的1,464人。其中党员354人，团员339人，民主党派1人，群众720人。运动从1957年8月22日开始至1958年9月底，行经13个月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的整风运动已基本结束。它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但击溃了右派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彻底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破除了迷信，摧毁了一切旧的、不合理的、有碍于生产的规章制度，在全体干部中树立敢想、敢说、敢做、敢为的共产主义风格，出现了一个人们精神焕发，心情舒畅，胆大包天，干劲十足，工农业生产一日千里飞跃的政治局面。
+
+　　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是在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带有决定意义的斗争。由于这个斗争的胜利，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形成了一个共产主义的思想大解放，从而深刻地改变了阶级力量的对比。
+
+　　县级机关（包括乡级）参加反右斗争的共1,464人，排队左派355人，中间派792人，右派160人，搞出右派分子42人，坏分子25人，阶级异己分子5人，占人员总数的6.3％。其中区级骨干12人，占干部总数的0.8％。在斗争中群众揭发出反革命集团1个，反党集团2个，右派集团2个，这些集团长期以来隐藏在革命阵营，暗地里进行着反社会主义的非法活动。如文教界以李森夫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解放以来便把持了文教界，他们到处拉拢反动势力，反对党的领导。1957年全国整风开始后，他们又认为时机已到，这个集团的骨干分子谌国祥（反革命兼右派）、吴国泰（反革命兼右派）等大肆向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阴谋推翻共产党领导，妄想资本主义复辟……
+
+　　反右派（对）我们党内有深刻的意义，我们清除了党内的一批右派分子。这党内的右派分子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他们在党内极端地发展个人主义，进行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的活动，同党外的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共同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前县委财贸部副部长陈兆祥对党心怀不满，到处散布不满言论，向党进攻。他说：“敦煌以党代政很严重，县委黑暗。”并企图在党内制造分裂。又说“河西党和敦煌党不一样”等流言烂语。又如服务局干部朱炳（党员）趁鸣放之机向党进攻。他说：“共产党领导不得见青天。”攻击合作化不如单干好。
+
+　　随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展开，出现了人与人的关系的变化。
+
+　　“通过整风，特别是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以后，废除了旧的规章制度243条，修改102条，新建467条，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干部的工作责任心加强了，提高了工作效率，过去不敢想的今天敢想了，过去办不到的今天办到了。多年来遗留下来的八小时工作制、星期日，在今天大跃进的新形势下不相适应，因此它已被根本废除了。
+
+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已成为我党工作的一种良好方法。我县一年来的整风运动，通过五大形式，解决了很多人民内部矛盾。在13个月里，贴出大字报23万多张，群众提出各种意见25万多条。
+
+　　1958年是我县各种事业齐头大跃进的一年，在农业方面，今春以来我县广大干部领导人民群众向大自然开展了搏斗，向雪山、地下要水，向荒滩要粮。在五个多月的斗争中，开荒115,891亩，打井1,563眼，植树造林63,799亩。就这样经过八个多月的日夜苦战，不懈斗争，终于实现了全省第一个小麦千斤县，在历史上记下了光辉的一页。
+
+　　在书记挂帅，全党动手，全民大办地方工业以来，经过七个月的苦战，截止9月底全社建厂887个。由于采取了边建厂边生产，不但投资小，收效大，而且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
+
+　　自从中央发出了钢铁生产的动员后，我社第一书记挂帅，临阵督战，很快在全社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全民炼铁运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投入了这个生产高潮。截止9月30日统计，全社建炼铁厂44个，建炼铁炉1,611个，炼铁141,637吨。其中机关建炼铁厂26个，建炼铁炉289个，炼铁17,573吨。由于全体人民和干部有高度的共产主义积极性，出现了钢铁的意志，冲天的干劲，使铁水奔流的波涛响彻云霄。目前全社人民和干部正以不断革命的精神，大战苦战，夜以继日地拼命干，为日产百吨铁而奋斗。
+
+　　（（http://www.qb5200.com/xiaoshuo/50/50603/45781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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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
+　　根据网络材料打印。

CCRD/1/5/2/000209.txt

@@ -0,0 +1,5 @@
+# 黑龙江省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在交心中交出不少反革命证件和反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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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哈尔滨讯　黑龙江省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交心运动中，不但暴露了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而且有些人还交出了反动历史和反革命证件等。据不完全统计，共交出枪支十一支（其中有的枪拿出后就能使用），子弹一百一十发。有四十五人交出了反动历史和参加过一贯道，四十九人交出了为企图复辟倒算而隐藏的清算单和房地执照。七人交出了血债及包庇反革命的罪恶。牡丹江市工商联副主委王子玉除交出了一支手枪和十五粒子弹外，还交代了在“九三”后曾用四万元红军币作为支持国民党活动和收买反革命分子的经费，同时还交出了国民党委任他为牡丹江省民政厅长等反革命历史。萝北县工商界李有得交代了他在“九三”后当土匪时，曾在一次作战中打死三江人民自治军七人的罪恶。民革成员赵国林，交代了在东北解放时，策划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反对我们接收的反动组织名单和一些反动文件。（尚思祯编）
+
+　　来源：1958年8月11日_第2553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CCRD/1/5/2/000210.txt

@@ -0,0 +1,13 @@
+# 天津市新华区在工业“抗旱”运动中从资本家手中挖出大批生产资料
+
+　　新华社天津9日讯　天津市新华区在开展全民性的工业“抗旱”运动中，动员资本家交出了一批在合营时隐蔽下来的机器设备、工具另件、原材料等生产资料。
+
+　　这一工作，是区委统战部和工商联在资本家交心的基础上进行动员的。目前，这个区已从一百四十个资本家手里挖出了马达、发电机、车床、仪表、药品、颜料等物资三百四十多种、九千七百多件。这些物资，大部是资本家在合营时有意隐蔽下来的。天津内燃机厂私方人员杜鸣钧，把一套可供二十多人按装暖气工厂使用的全套设备，寄存在沈阳达十一年之久，这次才“献”出来（现已运津）。志达塑胶厂私方人员张竟贤，在第一次讨论会上拿出了二千多个真空管和几部变压器，听了区委书记的工业“抗旱”动员报告以后，又把他寄存在银行仓库里的七十四桶铸件脱氧脱硫粉（防止铜铁铸件起砂眼的药剂）拿了出来。中天电机厂私方厂长陈宝实，家里有很多摆设是电料和生产电料的工具，这次他共“献”出了漆包线、小型车床等物品七十一种、一千一百多件。天津市工商联副主委朱继圣、新华区工商联副主任李勉之等也拿出了他们存放多年的发电机、精密量角仪、工艺百科全书等。进出口业的资本家徐西明，还把他藏在山东老家的四公斤半钨钢交了出来。
+
+　　在这些物资中，也有一部分是生活资料。如李勉之把住宅地下室保存贵重家私用的两个大铁门，作为钢材（二分厚的钢板，有几吨重）拿出来。粮食、饮食行业的一些资本家，还把大花瓶、金属盘子等古董敲锣打鼓地送到了工商联。
+
+　　据中共新华区委的同志谈：对待从资本家手中挖出来的这些物资，一般地不予作价，尽量让他们自愿地提出不要代价，对于坚持要价的即准备作为他们在街道民办工业中的投资，对生活困难的可酌情给予补助。如果作了价，一方面会使这些在合营高潮时隐蔽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了便宜，另一方面也会引起那些比较安分守己没有留后手的资本家感到后悔。但是，天津市其他区在进行这一工作时作法不一，有的是采用作价收买的办法。
+
+　　新华区开展这一工作的进度很不平衡，住在这个区的二千八百多户资本家，已经交出物资的只有一百四十多户，占5.5％。现在这一工作正准备进一步地开展。（赵玉昕）
+
+　　来源：1958年8月11日_第2553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CCRD/1/5/2/000211.txt

@@ -0,0 +1,23 @@
+# 广州市工商界的八种表现
+
+　　本刊讯　目前广州市工商界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对自我改造认为“差不多了”，初步归纳有如下八种表现：
+
+　　一，不少人对接受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还是三心两意，存有距离，口头拥护，心里怀疑。如最近召开的两会会员代表大会上有位代表说：“经过整风，我曾以为自己改造得差不多了，但回想在交心、整改那个时候，我爱人从箱子底下给我找出了战前的香港居留证和伪国民身份证、物资配售证等。当时我准备交给组织，但又想到如果把这批反动证件交出来，人家会不会说自己‘变天’思想严重，党和组织会不会不再信任自己呢，所以迟迟未有交出。”有位代表说：“当公方提出意见，自己总像惊弓鸟、漏网鱼，怕当右派。我常说要向公方汇报，但始终没敢去，觉得向公方摆思想怪难为情，又怕受批评，只好不懂装懂。”
+
+　　二，有的人对社会主义还是没有建立感情，斩不断资本主义老根，不甘心私有制的消灭，时时幻想重走资本主义回头路。如广州市果菜出口公司有个私方人员在整风中提出辞职，要去香港。经过调查，原来这人看到职工在生产大跃进中研究出利用荸荠皮、葛蒂等废物可以加工制成荸荠粉、葛粉，发财之念油然而生，于是企图去香港自己开业；如法泡制，重走资本主义回头路。化工业中就有个私方人员在整风结束后，还层层向领导打报告，坚决要求发还合营时已经清产定股的车床，并表示“虽当右派也在所不惜。”又如有人在整风中及整风后仍然多方设法要走去香港。像这样的留恋资本主义，幻想重走资本主义回头路的情况。在目前工商界中不少人还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的。
+
+　　三、有的人说一套做一套，整天打个人小算盘，追求名誉、地位和享受。如有人在整改阶段的自己检查批判曾被评为“三好”，获得三面红旗，于是，他自以为“大破大立成功了”。但是当他回顾自己整风后的思想言行时，发觉自己在立场思想上仍有不少资本主义的东西。他说：“我厂下放干部，精简机构时，我一方面因厌恶财务工作而报名要求下放，但没被批准，我就抱怨组织不照顾；另方面我又顾虑下放后将来工资职位，可能会比现在降低；生活难过，因而对没批准又暗暗高兴起来。这种追求个人名誉、地位、享受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存在，同立场还未改造好是大有关系的。”
+
+　　四、不少人还留恋剥削生活，轻视体力劳动，对通过下乡上山等劳动锻炼来加速改造，存在抵触、抗拒情绪，千方百计借口规避。在最近市、区代表大会上人们检查到自己对劳动锻炼的认识和态度时，许多人都发现自己那条好逸恶劳、轻视劳动的根子还没有拔掉。有的人只愿下车间，不愿去农场；只愿短期”体验”，不愿长期劳动；有的人口是心非，表示态度时很“坚决”，发动报名时却“打退堂鼓”，甚至打算申请去香港来“避避风”。如西区米粮等几个行业，在发动同业参加体力劳动时，除了一个六十多岁的报了名参加之外，其他的人都借口“工作忙”，去不得。有位女代表在暴露思想时自我检查到：“前些时两会市级委员要去筲箕窝农场突击劳动两天，别人都高高兴兴，但自己却十分焦急，心想：我生平就最怕这个，但自己是小组长，又不好意思说不去。到了农场，我尽拣轻松的活干，晚上睡在木板床上老合不上眼，第二天下地更觉腰酸腿痛，当我做得最辛苦时，我就想起过去的剥削、享乐生活，心想，如果是在香港，现在该多舒服呀！”有一个人参加义务劳动十天，竟携带十三条衬裤，因为他连衬裤都要留回家叫人洗。
+
+　　五、不少人还安于中间，对加速自我改造存在抵触情绪。例如，直至最近，有的人还说，工商界的自我改造为什么提“逐步”，后来提“加强”，而现在提“加速”呢？电筒工业有个私方技术人员说：“我的宗旨是：不落后，不带头，不停留，不着急，慢慢来”。他说：“脱胎换骨的改造既然非一朝一夕之事，就不能要求太快！”
+
+　　六、有的人面对大跃进的形势而无动于衷，袖手旁观或在贡献技能方面保留一手。例如：有人至今还把技术看作“私有财产”不愿公开，或者宁肯三两个人闭起门来拖延时日来搞，总想“一举成名”，而不愿把一得之见公诸集体。生怕别人分享了他们的“光荣”；有的人有点专长但不肯交出，据说是想等下车间后“大显身手”，让职工们看看自己的“下马威”比一比“到底你行还是我行”。有的人本来懂��技术，如果肯积极干是能够作出成绩的，但看见职工干劲十足地去搞，而自己却袖手旁观说：看他们工人阶级怎样有本领。
+
+　　七、对接受公方代表和工人阶级领导仍有抵触情绪，对向工人阶级学习不服气。有的人说：“工人没文化，没技术，是我一手栽培起来的，有什么值得学习？”有的人提到向工人阶级学习时，宁肯学习报纸上刊出的工农跃进事迹，而看不见不愿看到本企业职工的先进行动。目前仍有个别的私方人员在搞小集团，打击、排挤企图迫走新派来的公方代表，好让资本家重新统治企业。
+
+　　八、不少人满足于已订出自我改造规划，认为这就“差不多了”，有的甚至订了规划迟迟不执行，有的人订规划出发点只是为了应付整风运动，有一个同业当人们推动他修改规划时，他说，整风结束了还修改什么？缺乏加强加速自我改造的决心，最近市两会会员代表大会虽已基本解决了两个“差不多”（指有的人说“自我改造差不多”“改造规划差不多”），但在规划修订后能认真贯彻执行的仍然不是占多数。
+
+　　（原载大公报“情况”）
+
+　　来源：1958年8月16日_第2558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CCRD/1/5/2/000212.txt

@@ -0,0 +1,15 @@
+# 工商界反右派斗争胜利结束: 广大工商业者认清了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的光明大道
+
+　　<《烟台日报》王立巽>
+
+　　本市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已经胜利结束。
+
+　　去年5月，当党中央发布整风指示以后，本市工商界的右派分子认为时机已到，立刻以帮助党整风为名，在市政协会上张牙舞爪地向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全市人民起而反击，揭发了以徐亚东、李大宸、李德臣为首的右派集团。工商界随后通过包括反右派在内的骨干分子的整风，通过整风班学习和各行业的整风，历时一年多，共揪出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五十人。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
+　　从揭发的事实证明，工商界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刻骨痛恨中国共产党。他们丧心病狂地叫嚣:“我要坐了天下，先杀共产党员。”右派分子裘子东恶毒地说“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制度，比帝国主义还严重些”。有些右派分子竟谩骂说：“大军阀张作霖时代是土匪时代，现在呢，还不如土匪时代。”这些右派分子无孔不入，千方百计地破坏党的社会主义改造，阻挠党的各项政策的贯彻。他们污蔑党的组织“是一个衙门”。在公私合营以后，党派了干部到公私合营企业工作时，他们就怀恨在心，造谣点火，说“公私合营企业不需要公方代表”，并无中生有地说“有了公方代表，阻碍了生产与工作的进展，使生产完不成任务”，并厚颜无耻地说什么“公方与私方不过是一个‘公’字与‘私’字之分，我戴上了乌纱帽，一样会作官”。这些右派分子对于我们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好似他的眼中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好”。
+
+　　为了达到搞垮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目的，他们不惜用尽心机，打击接受改造、靠拢党的工商业者，挑拨中小工商业者与党的关系，丑化党员干部，谩骂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积极分子。他们不但对于历次政治运动，如肃反、三反、五反、粮食统购统销，在思想上抱对抗态度，而且用实际行动来反对这些运动。
+
+　　广大工商业者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学习，提高了认识，认清了社会主义道路是今天唯一的光明大道，因而，起而向上述这些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右派分子在现实面前，虽然一再负隅顽抗，狡辩抵赖，到最后，不得不缴械投降，表示低头认罪。
+
+　　通过这一次反右派斗争，绝大多数工商业者表示或正在开始抛弃资本主义立场。他们已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这条路已走不通，并且承认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必须彻底进行改造。许多在天空一度乌云乱翻时迷失过方向的工商业者也彻底进行了检查。他们表示了决心，坚决拥护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创造自食其力的条件，逐步改变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积极参加劳动，彻底进行自我改造，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劳动者。

CCRD/1/5/2/000213.txt

@@ -0,0 +1,11 @@
+# 在党和政府干部正确领导下交心运动胜利结束
+
+　　<《新生快报》报导>
+
+　　全面的轰轰烈烈的交心运动，从本月5日起，到17日止，基本上已经胜利结束。17日下午各工区分别举行总结大会。张大队长、省公安厅范科长、赵干事、贾主任、王主任、常主任，分别在一、二、三工区的大会上作了讲话，指出了运动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全体劳教人员和犯人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
+
+　　这次运动的成绩，主要有以下三点：(1)绝大部分劳教人员和犯人，向党向政府和人民交出了真心和实心，挖掉了黑心，拔掉了白旗，换上红心，插上了红旗，思想上有了转变和提高。他们自觉地积极地向党靠拢，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大大有利和加速了自己的改造。(2)经过群众检举揭发，清查出一批隐瞒历史罪恶和重新犯罪拒不坦白的坏分子，使他们在群众面前孤立起来。群众认清了他们的丑恶面貌，识破了他们的阴谋，打垮了他们的气焰，这就使各中队、小组里面，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出现了一种新鲜纯正的气象，为全体劳教人员和犯人的改造，扫清了一批障碍，使大家能够在党和政府的教育下，认清大是大非，加速了自己的改造步伐。(3)绝大部分人交代了从来没有向党交代的问题以后，丢掉了包袱，轻装走向劳动战场，从而工效不断上升，纪录不断刷新，每个人都在为祖国建设事业积极贡献力量，达到了加速改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目的。
+
+　　也指出，有的人交代还不彻底，这些人应该认清形势，继续交待，不要故作镇定，其结果只有妨害自己的改造，同时也号召所有已经向党交了真心实心的人，要继续提高觉悟靠拢政府，在今后仍然应向一切不利于大家改造的反动思想以及反动言行进行不调和的彻底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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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湖南省新生工程队(湖南省第一劳教[劳改]管教队)《新生快报》第11期。转载于李英宗《新生备忘录》，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

CCRD/1/5/2/000214.txt

@@ -0,0 +1,23 @@
+# 拒绝改造  从事现行破坏活动　代智书等十名坏分子被依法逮捕
+
+　　<劳教人员　彭非非>
+
+　　劳教分子代智书、陈相务、李学闿、余桂樵、周松华、罗秉权、成新民、付仲桃、张益华、胡代林等10人，自投入改造以来，一贯不认罪服法，抗拒改造，隐瞒罪错，从事现行破坏活动，诬蔑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
+
+　　例如，大家都知道右派分子是客观存在的，但坏分子代智书却诬蔑反右派斗争是“放长线、钓大鱼，是共产党的阴谋”，又进行造谣恐吓，说什么“反右派斗争没有挨斗的，下次一定有运动会斗他”，企图制造思想上的混乱。
+
+　　这次在交心运动中，他对这些反动言行拒不交待，并企图以假自杀进行威胁。
+
+　　有的冒充政府干部，在外面招摇撞骗，乱搞男女关系，张益华就是这样一个坏分子。
+
+　　根据他们的罪行，株洲市公安局已依法予以逮捕。全体劳教人员都一致拥护政府的正确措施。
+
+## 双周竞赛任务  争取十天完成
+
+　　二工区一中队二分队劳教人员在双周竞赛中，以实际行动表明加速改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心。早上他们出工快；中午为了节省往来时间，改在工地用餐，稍事休息便又投入劳动；晚上披星戴月，还要赶着修路；工间休息时，六组、八组、十组还有人在坚持劳动，不肯放下工具。
+
+　　给人印象最深的有六组罗永元，一人挖土供16人运，十组颜述初，一板车装三大篓，合40箢箕左右，相当于平常20个人的劳动量。
+
+　　八组提出每人突破三方的口号(运距约560公尺)，18、19日两天，他们完成51立方，平均每人合2．04立方，现在他们正在为突破3方而奋斗。这种空前高涨的劳动热情，是由于党和政府的教导和关怀，工区及中队领导带动鼓舞的结果。到19日，全分队已完成土方256立方，超额完成规定指标的数字。现在他们正争取把两周竞赛的任务在10天内完成。
+
+　　（来源：湖南省新生工程队(湖南省第一劳教[劳改]管教队)《新生快报》第16期。转载于李英宗《新生备忘录》，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

CCRD/1/5/2/000215.txt

@@ -0,0 +1,21 @@
+# 北京市右派分子下放劳动后的表现
+
+　　<新华社《内部参考》>
+
+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讯　右派分子下放劳动改造后的表现如何？据有关部门对四百八十七个右派分子的了解，其中表现好的和表现坏的都约各占20％，其余的人表现一般。这四百八十七个右派分子下放在通用机械厂、北京钢厂、理疗机械厂、玻璃工厂、燕京造纸厂和金星、齐堂等八个乡的农业社；其中大学生二百六十三名，教授、讲师、助教、教员九十二名，一般干部一百二十九名。绝大多数是今年3月间下放劳动。
+
+　　为了加强对右派分子的监督改造，工厂和乡的党委对这项工作都很重视，抓得紧，一般的做法是：(1)党委领导专人负责、依靠基层，分工包干；(2)向职工和社员公布右派分子，讲明党对右派分子的政策和应注意的问题，发动群众监督改造；(3)组织右派分子参加体力劳动，与职工和下放干部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时让他们订立自我改造计划，每半月或1月进行一次检查，每季一次总结或鉴定，及时鼓励好的，批评坏的。对于表现反动的，有的工厂还组织斗争，有的还在右派分子中开展了交心运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公布后，各单位都组织他们进行了学习和讨论，通过当前大跃进的新形势进行了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这些作法都是很有成效的。
+
+　　经过这一时期的工作，多数右派分子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变，他们在初到工厂和农业社时，大部分人精神紧张，心有疑惧，悲观失望，怕受工人农民歧视，怕被斗争，认为“一失足千古恨，这一辈子算完了”。另一方面右派分子并不认罪，对参加劳动有抵触，甚至公开对抗，右派分子张金转，工人问他姓什么时，他说：“姓右”，并指着其他右派分子说：“他们也姓右”。根据齐堂等七个乡对右派分子的了解，当时愿意接受改造的只占右派分子总数的6％到7％，迫于形势不得不参加劳动的占80％，消极怠工，软泡硬搞的约占13％到14％。几个月来，由于实际的劳动教育、特别是党的建设总路线和全面大跃进的新形势的深刻影响，右派分子的情况已经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根据调查，这四百八十七个右派分子大体可分为三类：
+
+　　第一类表现较好的一百名，占20．5％，这些人多是右派情节较轻或原来是共产党员或家庭出身于非剥削阶级，经过反右派斗争和这一时期的劳动教育，对自己的反党罪行有比较深刻的认识，表示决心改造自己，能够经常的汇报自己思想情况，反映其他右派分子的情况，对表现不好的右派分子开展斗争，同时劳动积极主动，完成任务较好，有的还主动研究改进工具，如右派分子王景源，到农业社的当天即下地劳动，抗旱时通宵打水，白天还照常干活，并主动向群众说明自己的反党罪行，要求大家对他进行监督改造。右派分子夏振鹏，不仅经常向生产小组长汇报思想情况，定期进行检查，而且一直积极劳动，专挑重活干，他并提出1年内改进工具十二种，现已与工人一起研究改进七种。有一次为改进锅炉涨管器，一夜没睡觉把图纸划出来，第二天仍继续坚持劳动。老师傅都愿要他当辅助工。
+
+　　第二类表现一般的二百九十五名，占60．6％，这些人虽表示低头认罪，但没有明显的转变，思想不够稳定，时起波动，有时甚至流露不满情绪，有些人还没有完全放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臭架子，不主动接近工人、农民，劳动表现平常，不艰苦，劲头不足。这些人实际上处于动摇分化状态，继续反动没有出路，接受改造又经不起劳动的考验，因此情绪不定，时好时坏，从右派分子张永经写的“归途诗”中最能说明这些人的心情，当他“烦闷”的时候写道：“我每天拖着疲乏的步子，从水渠走回桑峪。有时候看见晚霞，有时候星月照地。我一步一步往前走，不想看过去的痕迹。假如有人问，你在想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底细”。当他的情绪好转的时候，又改写道：“我今天迈着愉快的步子，从水渠走回桑峪。看前面红霞满天，不像昨日星云复地。我一步紧跟一步，希望留下深深的痕迹。假如有人问：你这是为什么？我高兴地回答，要脚踏实地向前。”
+
+　　第三类表现坏的九十二名，占18．9％，这些人一般是反动思想较深，在反右派斗争中表现就坏，下放劳动后仍然坚持反动立场，拒不认罪，有的继续散布反动言论，甚至进行破坏活动。如右派分子李祖兴，至今不承认他是右派，公开抗拒改造说：“改造我二十年也还是这样。”并在右派分子中��布生活费不够吃，故意卖衣服被子，背地里却吃小馆，抽前门烟。对于表现较好的右派分子进行讽刺打击，说：“你甭积极，国务院不下命令，你的右派帽子也摘不下来”。右派分子王介相，在航空学院时曾企图自杀、逃跑，至今拒不认罪。叫他写思想检查，他说：“没的写”，叫他在会上检查，他公开拒绝，工人给他贴大字报、也不检查，还暗地给航空学院另一个右派分子写信，说他“现在不自由”，约那个右派分子到西郊公园会谈。右派分子史大中(史东山的儿子)，情绪一直对立，认为他父亲死的有问题，劳动态度很坏，在上车床时，故意用力砸，两小时内连续砸坏三个油蛊。右派分子袁振昆，竟冒充北大学生混进北大，偷窃衣服，茶缸、书籍等物，被抓获后，还拒不认罪，声称偷衣服因为没有穿的，偷书是为了红专。
+
+　　以上情况说明，虽然右派分子内部已经发生了新的分化，但绝不可估计过高，许多人从表面看来似乎已低头认罪，实际上思想深处却隐藏着十分严重的不满情绪和反动思想，因此对右派分子的改造工作是一个长期艰巨任务。
+
+　　据了解，在对右派分子的监督改造工作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有些单位只组织右派分子劳动，对思想情况了解不够，对改造工作抓得不紧，甚至对气势嚣张的右派分子没有及时组织斗争。有些单位没有把监督右派分子的工作向群众交代清楚，因此有不少工人、社员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也有的敌我不分，政治界限不清。有些右派分子原工作的单位对下放的右派分子不加过问，使右派分子劳动所在单位感到有些问题不好解决。
+
+　　 ——原载1958年9月4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CCRD/1/5/2/00021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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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对光明日报的性质问题展开了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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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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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讯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最近展开了对“光明日报是工人阶级性质的还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报纸”等四个问题的大辩论。在辩论中对今年4月间是否应该撤销光明日报党组问题有着许多不同的看法。
+
+　　这次辩论的四个问题是：(一)光明日报是工人阶级性质的，还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二)光明日报的三篇文章(徐亦安写的“知识分子闻‘放’之初”、“为‘放’而争”、“何所惧、何所不惧”)是鲜花还是毒草？(三)光明日报被改变政治方向的标志是什么？(四)光明日报被改变政治方向的责任由谁负。每一个问题都有许多分歧意见。
+
+　　关于党组问题，是在讨论“责任”的时候提出来的。在讨论光明日报一度被篡改政治方向问题时，许多班提出这类问题：“为什么在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撤销光明日报党组？是否有了党组对民主党派报纸的独立自主有了妨碍，不能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撤了党组又如何体现党的领导？”“光明日报被右派篡夺了领导权，这是否与党中央不过问民主党派的事有关？是否是储安平等进行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客观原因之一？”“中央决定撤除党组，把一切有关民主党派的事全交出去，是否意味着放弃了政治领导？”“撤销党组是否同和平时期被和平现象迷惑了头脑有关，是否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
+
+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有一种意见认为撤销党组是不对　的。理由是：(1)从实际效果来看撤销党组不好。如果党组不撤销的话，政治方向的改变也不会这样久，在党组领导下可以与右派展开斗争，及时扭转。(2)既然必须在一切部门保持党的领导，为什么还要在这里撤出党组？这是麻痹。(3)既然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那么武器就应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中。(4)既然民主党派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为什么把光明日报交他们领导，由其独立负责？(5)难道能说不撤销党组就不能发挥民主党派的积极性和特色吗？(6)如果说党组的撤销对光明日报政治方向的改变没有关系，那就在客观上否认了党组的作用。
+
+　　另一种意见认为，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撤销党组是正确的。这要辩证地来看，通过光明日报这次事件再次证明建立党组是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措施之一，但是为了贯彻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为了发挥民主党派的积极性，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再考虑到光明日报是民主党派机关报的特点，在当时这样做还是适宜的，这只是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某一特殊部门在党的领导方法上的一个改变。这样做并不等于放弃领导，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同民主党派合作的政治基础——社会主义和党的政治、思想领导方面，同时那里还有社委会、党组织。问题是章罗联盟、储安平否认和反对这种共同基础和党的领导。因此光明日报被篡改政治方向的责任不在党组的撤销。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就否认党组的作用，更不是说有了党组就会影响民主党派的积极性(贯彻党的领导也要通过民主党派的自觉)，这要根据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
+　　辩论光明日报性质的问题也常常牵涉到对民主党派的性质、民主党派和其机关报的关系、党的领导、无产阶级办报方针路线和民主党派机关报的关系等问题。
+
+　　争论中几乎一致认为它是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但是它是哪一个阶级的呢？就有分歧了。一种人认为，既然是社会主义的报纸就应该是无产阶级的报纸，另一种人认为既然是民主党派的机关报，而民主党派又是资产阶级政党，它就应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他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报纸，而是在党的领导下的，遵循无产阶级办报方针路线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一张资产阶级的报纸。第三种人认为，既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民主党派的报纸。还有一种人认为，它是属于无产阶级范畴的报纸，但不必提它是无产阶级性质的。还有一种人同第一种看法相似，但把它称为：是工人阶级报纸的一种特殊形式。此外还有人说它是“实质上是无产阶级的”，但还不完全同于无产阶级性质的，也有人说它是资产阶级左派的。此外还有人说它是过渡性的报纸，即由资产阶级性质的无产阶级过渡。各方的看法都有很多论据，到现在为止，谁也说服不了谁。
+
+　　关于光明日报三篇文章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如何区别鲜花和毒草的问题。对这三篇文章也是看法不一。有的认为它是鲜花，有的认为它是毒草，也有认为它既不是鲜花，也不是毒草，但基本上可以肯定它是好的，可是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还有人认为第一篇是毒草，其余两篇不是毒草。
+
+　　关于“责任与原因”的讨论，除了前面谈到的关于党组问题外，还涉及到对内因、外因，主要责任、次要责任等问题的争论。关于报纸政治方向的“标志和标准”问题，大都认为应以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标准为标准。但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还是有许多分歧。
+
+　　现在这四个问题，都还在热烈辩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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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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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派分子姚雪垠阴险狡诈一贯反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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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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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自8月5日起连续召开了七次座谈会，一个阴险狡诈的右派分子姚雪垠，被群众揭露了出来。8月29日，会议范围进一步扩大，除作协武汉分会全体人员外，武汉文艺界的同志们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共百余人。会议由中国作协武汉分会主席于黑丁主持。参加会议的人对姚雪垠的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进行了严正的彻底的揭发和批判。
+
+　　自去年8月以来，姚雪垠即利用党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又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时机，连续地在“长江文艺”、“文汇报”、“新观察”、“文艺报”、“旅行家”等报刊上，向党射出了大批的毒箭。主要的有：“谈打破清规与戒律”、“创作问题杂谈”、“惠泉吃茶记”、“打开窗户说亮话”、“要广开言路”、“卢沟桥礼赞”等，在这一系列的文章中，姚雪垠疯狂地、全面地否定了党对文学艺术事业的领导，攻击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对武汉以及全国文艺界的现状，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疯狂的攻击；并与北京、武汉的右派分子互相勾结，提出了所谓要对“武汉三大主义”“内外夹攻”的口号，企图摧毁党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
+
+## 一  反对党的文艺方针、反对深入生活、抗拒思想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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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姚雪垠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在一系列问题上，对毛主席的文艺方针，进行了恶意的歪曲和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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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雪垠首先用所谓“发展”的观点，企图从根本上来否定毛主席的文艺方针。他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历史条件在不断变化，许多真理也要跟着发展”。并歪曲地说“今天除了提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外，也提到为知识分子服务，这就是发展”。企图偷天换日地以“为知识分子服务”来代替“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他诬蔑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是“原地踏步走，背诵去年的皇历”。姚雪垠攻击毛主席提出的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正确原则为“不仅是简单的，而且是死的”一个“总原则”而已。说“如果有人企图拿着一个总原则认为是找到了万能的钥匙，随便使用，他难免不跌进教条主义的泥坑”。从这一根本的反动前提出发，他把党对文学事业的政治、思想的领导，诬蔑为教条主义的统治。说什么教条主义“上有领导，下有群众，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沉重的社会力量”。认为教条主义已成为“一种时代空气，或者像流行性的感冒，散布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中”。因此，“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不能不缩手缩脚”，“战战竞竞，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于是，姚雪垠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幌子，进而提出了资产阶级“百无禁忌”的文学自由的主张代替党的文艺方针。
+
+　　姚雪垠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鲜明地提出的作家必须深入生活和进行思想改造，从理论上是敌视的，从实践上也是抗拒的。姚雪垠特别要求尊重所谓老作家“独具的生活经验”(按即指旧的生活经验)。并把这种生活经验强调到认为这是“没法用金钱购买”的“财富”。认为不应该机械地把生活经验划分新旧，割断生活纵的关系，否则就是不承认生活是“历史运动的过程”。以此来抗拒深入今天的生活斗争和进行思想改造。他认为老作家因为有这种“独具的生活经验”，不但写历史题材，就是写目前的重大题材，都是“特别有利的条件”。可是根据姚雪垠的思想，旧的生活是作家制作的源泉，至于今天新的生活，姚雪垠却从来没承认过对于一个作家有什么重要意义。相反他却通过各种方式顽强地抗拒深入生活进行思想改造，反对反映当前斗争生活。他说“不要把当前生活孤立起来”，因为仅仅“一点当前的生活，往往缺乏真正的深度”。他竭力反对作家下去体验生活进行创作要有什么“指导思想”。因为那就是“教条”，就是“框框”。他又说“毛主席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也提出来一些创作的指导思想，但那是几个基本原则，可以灵活运用的”，否则就是要求作家下去“按图索骥”。至于针对作家具体情况号召作家在生活中适当担任一些具体工作，建立生活根据地，那就是“划地为牢”，“捆绑”了作家的手脚。而姚雪垠恶毒地认为如此要求作家生活就如“皇帝住在深宫内”指挥在外军队作战一样的是“遥制”。他对毛主席的作家深入工农兵生活进行思想改造的方针如此仇视和反对，那么他���谓的“独具的生活经验”又是什么样的“生活经验”呢?这里有一段姚雪垠旧的生活的短短的记录：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国民党五战区政治部设计委员会担任委员兼秘书，持着五战区长官司令部的“介绍信”。在皖北一带进行“视察”，沿途接受国民党“县长”“绅士”们的“欢迎”。县城里还贴着“欢迎劳苦功高的姚委员”标语。当时，姚雪垠竟把这种钦差大臣式的“视察”，美其名曰“收集有关抗战材料”。这就是姚雪垠所恋恋不忘的所谓“没法用金钱购买”的他的生活的“财富”。
+
+## 二　反对党的领导、攻击党的文学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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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雪垠对执行毛主席文艺方针的各级党的领导干部，他表示了最大的仇恨。当右派分子在各地兴风作浪、全国乌云乱翻之际，姚雪垠兴高采烈地写信给作协右派分子姜弘说：“北京鸣放，逐渐揭盖，不久可能有不少箭头对周扬同志射去”。他攻击党的文学工作领导干部是“大大小小的孔代表”，是“以无知冒充内行”，是“打肿脸充胖子”，称他们为“卫道”者，谩骂武汉文艺界的领导同志是“典型的庸俗社会学”，“不学无术”。姚雪垠歪曲地说“同领导同志作理论争鸣也会给戴一个‘无组织，无纪律，对抗领导’的大帽子”。
+
+　　姚雪垠借反对宗派主义为名散播了大量的破坏党与非党作家的团结，制造文艺界分裂的反动言论。把作家划分为“国民党统治区域生活的老作家”和“解放区出来的作家”。并煽动说：“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生活的老作家有很多人感到情绪压抑”；说“几年来他们的潜力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姚雪垠还无中生有的造谣说：“有某些作品不好的，却被捧到天上那么高，这些被推崇的大都是党员作家或解放区出来的作家”。会议上，同志们列举事实和具体数字，彻底地驳斥了他的这种恶毒的造谣中伤。指出他的这种阴谋诡计，无非是企图挑动一部分作家起来反对党的领导，分裂党领导的文艺界，破坏党与非党的团结，从而制造所谓“两个文坛”。
+
+　　姚雪垠还以反对宗派主义为幌子，反对党培养青年作者的正确方针。他敌视和排斥青年作者，骂农民出身的作家李文元是“被捧起来的”。他还借口党“不重视老作家独具的生活经验”，而轻视青年作家新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的成就。他诬蔑党由于“宗派主义作祟，发生了轻视和打击老作家的现象”，企图以此把老作家与青年作家引向对立，破坏新老作家的团结。姚雪垠从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武汉市以至全国的文学事业所取得的成就，采取了一概否定的态度，他诬蔑我们今天的创作情况是“公式化现象很严重”。“解放后几年中文学题材狭隘，作品写得干巴巴的”，“内容千第一律，风格单调，正面人物形象四平八稳，如泥塑木雕”。他攻击“长江文艺”发表的工业特写是“肤浅干枯”，“毫无文学价值”，“都缺乏艺术性”，“其质量连像样的新闻报导还不如”，对通俗作品的成绩，青年作者的成长，都采取了一概抹杀的态度，并进一步诬蔑说“武汉文艺界不成‘界’”，是“一团乌烟瘴气”。
+
+　　总之在姚雪垠看来，整个文艺领导工作就是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封建统治。他认为“各种各样的教条主义”，“到处布置了绊马索，等着你一万个小心中的一个疏忽”。在他看来文艺界完全变成一个既没有民主，也没有真理，异常阴森凄惨的犹如“臣不能议其君，子不能议其父”的“封建时代”。姚雪垠打着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宗派主义的幌子，他的最终的进攻的目标是向党的文艺方针与党对文艺的领导的。他企图从思想基础上，从政治方向上从组织上全面摧毁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为资产阶级文艺的复辟鸣锣开道。
+
+## 三　勾结右派分子，组织“内外夹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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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雪垠不仅通过报纸、刊物和座谈会大肆放毒；还与武汉分会内部右派分子李蕤、姜弘互相勾结，向党进行“内外夹攻”。5月25日，他在北京一面写信给姜弘，打探武汉的鸣放情况；一面写信给李蕤，竟明目张胆地要李蕤改变“长江文艺”的方向。“建议在刊物上辟一专栏”，专门发表攻击党的文章。李蕤接信后，即与姜弘研究“怎样改变刊物的面貌”。并复信对姚的“建议”表示“不成问题”。果然，长江文艺7月号上就辟了一个“文艺笔谈”的专栏，集中地向党投射了一批毒箭，首先在理论批评方面篡改了刊物的政治方向。
+
+　　当姚雪垠的“打开窗户说亮话”这支毒箭在“文艺报”射出后，李��、姜弘都向姚写信表示“文章写的很好”，要姚继续写文章，要他把话说的再“亮”些，给以支持鼓励。信中还对作协分会及武汉文艺界的情况作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姚接信后，马上给姜弘写信说：“接李蕤信，颇为振奋”。姚雪垠知道姜弘对武汉市委在1952年提出的城市的文艺“为工人、为生产服务”的方针是反对的，于是他又指示姜弘把“几年来武汉流行为生产服务的理论以及如何压制反对者的事实”，及“王淑耘(作协武汉分会党组成员，“长江文艺”副主编)如何打击李蕤及老宋”(李蕤爱人、长江文艺编辑)等情况，写信告诉他，要姜弘为他提供向党进攻的炮弹。他还在信中恶毒地提出了对党进行“内外夹攻”的口号，说这样“力量也许大些”。与此同时，姚雪垠还与北京、河南等地的右派分子彭子冈、姚芳藻、梅朵、徐中玉、唐因、吕剑、苏金伞等过往频繁，与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反党的“内幕新闻”，并大肆传播谣言。据他自己交代：当文汇报记者谢蔚明把“胡风放出来了，但还不能自由”的谣言告诉他后，他即到处传播，还告诉了河南的右派分子苏金伞。而苏金伞回河南后也到处传播，造成了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徐士年写了一篇攻击党和诬蔑肃反运动的文章，姚雪垠也为他“参谋”，要徐从“宪法的角度”来诬蔑肃反运动，说“提到原则上，才有力量”。这时候，姚雪垠在北京的住处是“门庭若市”，精神上“愉快、振奋”。李蕤在给姚雪垠的信中，就公然称他这时候是“思想感情‘春暖花开的时候’”(这是姚在抗日战争时期政治上走向堕落时写的一部色情小说的名字)。并说姚今天“不为五斗米折腰，实在令人羡慕”。其反党妖焰的猖狂，可见一斑。
+
+## 四　丑恶的历史，资产阶级的灵魂
+
+　　揭开姚雪垠的“进步”外衣，暴露在人民面前的却是一颗彻头彻尾的反动资产阶级的丑恶灵魂。原来这(70)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早在1929年混进了共产党内后，不久就开了小差；1937年，他又重新混进了共产党内，在抗日战争初期的极端艰苦的年代里，他在河南竹沟不但拒绝接受党分配的工作，还大量地散布了反党的言论，积极主张抗日必须统一服从国民党。反对党办教导队、办小报，认为党这样作是标新立异，不统一于国民党，不利于抗战。这样他就被党清洗出去。此后，姚雪垠就一面打着“进步文化人”的招牌，连续写出了“戎马恋”、“春暖花开的时候”等低级色情的“作品”。在抗日的外衣下，贩卖色情毒素，以麻痹青年人的抗敌意志；一面他又与文化特务头子张道藩勾勾搭搭；并与文化特务陈纪滢合编刊物“微波”，与另一文化特务孙陵保存着“极其温暖的友情”(陈与孙现在都在台湾)。1948年上海解放前夕，姚竟与叛党分子张松和、石小萍以及一些国民党特务分子等纠集在一起，组织伪地下组织“中共中央华东局江南工作委员会”，由姚担任所谓“宣传部长”。在上海解放前夕，进行了一次骇人听闻的大规模的政治投机活动。上海解放后，即被取缔。
+
+　　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姚雪垠对国民党有着深厚的感情，一直到解放八年后的今天，还念念不忘。今年6月，他在“旅行家”刊物上发表的一篇“卢沟桥的礼赞”的文章中，竟丧心病狂地对为全国人民所唾弃的蒋介石，进行了肉麻的歌颂，说蒋介石在抗战初期，“毕竟是主张抗战的，所以他在人民中间的声望、威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
+
+　　由此可见，姚雪垠在政治上，是一个一贯投机、反动的野心分子；在文学上，也是一个贩卖资产阶级庸俗的颓废的艺术观点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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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这一小撮右派分子在那里兴风作浪，反党气焰不可一世的时候，人民日报自6月8日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起，连续地发布了社论，向全国忍无可忍的人民，发起了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战斗号召。这时候，姚雪垠还继续支持储安平的谬论，并向彭子冈秘密献策，要彭子冈“把意见委婉地提向周总理”，企图为储安平等的罪行进行开脱；同时，他还到处散布诬蔑反右派斗争的言论，说什么“目前斗争较复杂”，“社会反映也不一致”，“不仅党外人士思想不一致，有些老党员也如此”，企图混淆视听。另一方面又假惺惺地写信“批评”姜弘“容易忘掉原则”；并急急拿出一篇所谓“反右派”的小说，去找“人民文学”的负责人，要求发表，争取主动退却。
+
+　　在作协武汉分会召开的几次辩论会上，姚雪垠使出了各种花招，对他的反动言行进行了百般地抵赖和狡辩，引起了与会者极大的愤怒，并对他一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进行了充分的揭发和批判。在大量的事实和充分的驳斥下，姚不得不开始交代自己的问题。现在，摆在右派分子姚雪垠面前的是两条道路：究竟是彻底向人民缴械投降，以争取人民的宽恕，还是继续坚持反动立场，进行顽强狡辩，而自绝于人民?何去何从，需要姚雪垠自己选择。
+
+　　目前，对姚雪垠的斗争，正在继续深入进行。
+
+　　 ---- 原载1957年8月31日《长江日报》。

CCRD/1/5/2/000218.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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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部分右派分子气焰嚣张继续进行反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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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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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广州1日讯　记者从广东省公安厅获得的材料说明，最近一个时期，部分右派分子气焰嚣张，继续进行反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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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不少右派分子认为时机已到，大肆叫嚣，公开进行反攻倒算，企图翻案。四会县右派分子邵景成(以前是教师)在处理定案后，最近又公开反攻，骂曾斗争过他的学生是“世界上最无耻的人。”当再次组织学生与他进行辩论时，他猖狂地说，他在“暴风雨面前毫不畏惧，头可断，志不可辱。”并恶毒地攻击人民民主专政，他说：“中国的自由是绑着四肢的自由，我今天的处境充分表现了社会主义的所谓民主自由，是绑着人的四肢的自由。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自由，今天几十万、几百万右派分子正是中国式的言论自由所给予的错误。”还攻击毛主席所讲的六项标准“是一个圈套”。又说什么“政权掌握在你们手上，你们想如何就如何，正如一块肥猪肉放在砧板上一样”，但是，“任何做法都不能使我屈服”等等。博罗县铁场小学校右派分子李进超最近也猖狂地进行翻案，叫嚣说他“没有杀过人，又没有在国民党做过事，仅在县的宣传会议上讲几句话就被划为右派。”而且还挑拨其他右派分子也进行翻案和抗拒改造。
+
+　　(二)部分右派分子乘机放毒，继续进行反党活动。龙门县粮食局被留用的右派分子宋权看到毛主席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后，在群众中大肆污蔑说：“以前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现在又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这不是个人崇拜吗！”有些右派分子还给海外亲人写信，歪曲和污蔑反右派斗争。琼山县一右派分子在写给香港亲人的信中歪曲说：“他因说了两句话就被两个坏党员扣上右派帽子，进行斗争，自被开除回家监督劳动后，生活很痛苦。”并污蔑说：“现在凡是知识分子，只要有一些错误就被斗争、开除、劳改”。一个省级机关下放海南劳动的右派分子民写给香港亲人说：“一天劳动几小时，如刑法一样”，并表示在监督劳动期满后逃往香港。
+
+　　(三)有的右派分子经常纠集一起，互相煽动，阴谋与党对抗到底。紫金县商业局右派分子李超明等五人经常纠集一起，吃饭下棋，蓄谋反攻。广州市得生药材店右派分子李顺溪在劳动时煽动说：“你们不要太偷懒呀，如果遇到捉蛇佬(对我干部的诬称)连命都会没有的。不过不用怕，如果逼到无路可走时，就起来造反。”普宁县华侨农场二十多个右派分子自国际局势紧张后，生活逍遥自在，唱歌作乐，并暗地进行纠集活动。
+
+　　个别右派分子还乘机进行报复活动，殴打干部。潮安县铁铺乡右派分子陈家河因殴打学生被拘留，在进行拘留时又当场拒绝，殴打我民兵队长，用刀割断绳子进行反抗。有的右派分子在暗中收听“美国之音”，阴谋活动。
+
+　　(四)特别值得注意的情况是，最近已陆续发现有些右派分子积极与海外敌特机关进行勾结，企图进行反革命活动。如北海市有一右派分子积极与海外敌特秘密通讯联系，湛江市也发现有右派分子通过逃港的反革命分子与敌特搭线。有的右派分子积极设法越境逃往港澳。如石岐市(靠近港澳)右派分子肖联(原工商联执委，已捕)以金钱女色诱买我公安干部，企图窃取出境通行证，逃往港澳。江门市一右派分子逃至台山县广海，企图偷渡逃港，被我捕获。
+
+　　（与此同时，海外特务机关在最近加强了对右派分子的策反和争取活动，不断给内地的右派分子投寄反动传单、小册子和信件、黑函等，并积极派遣特务和通过桥梁潜入内地了解和试探右派分子的动态，相机进行策反和引渡右派分子逃港投敌等活动。广州市已发现这样的活动。）
+
+　　省公安厅已密切注意到右派分子的猖狂活动，正在采取措施，打击其嚣张气焰和粉碎其反革命阴谋。
+
+　　 ——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9月4日。

CCRD/1/5/2/000219.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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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加速自我改造的竞赛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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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主建国会四川省工作委员会、四川省工商业联合会部分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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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际形势是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日益壮大，东风压倒了西风；国内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全国工农劳动人民正以冲天干劲，在社会生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奇迹，已呈现出“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全面大跃进的高潮，正进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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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形势的鼓舞和推动下，我们参加了省两会常务委员会联席会议(扩大)，听取了四川省工商界反右、整风运动总结报告和关于两会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工商界自我改造经验汇报会议”精神的传达；特别是参加了四川省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听了党委负责同志的讲话和大会的发言，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教育、启示和鼓舞。我们一致认为整风运动对我们工商界的教育是深刻的，收获是巨大的。但大多数人还没有摆脱中间状态，政治上仍有两面性，革命干劲还未鼓足，这与国家飞跃发展的形势是不相适应的。为了坚决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实现我们工商业者向党提出的“苦战三年、力争两年改造成为名实相符、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诺言，响应这次两会常委会联席会议的决议号召，我们必须在整风胜利的基础上积极转入生产劳动实践，做出显著成绩，以实际行动表现自我改造的决心，做到符合毛主席指示的“六项政治标准”，尽快地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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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我们各地出、列席会议的全体同志，一致同意签订“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加速自我改造的竞赛协议书”，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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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忠诚接受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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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坚决接受各级党委的领导，特别是要坚决接受企业和所在单位基层党组织的具体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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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坚决贯彻党的一切方针、政策和措施，紧密结合所在单位的中心工作，主动积极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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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继续向党交真心、说实话，做到心口如一，言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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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积极向工人阶级学习，坚决接受工人群众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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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真诚学习工人阶级大公无私、忘我劳动、集体主义和热爱社会主义的高贵品质，特别要向本厂、本店职工学习，与职工共同工作，共同劳动，从思想感情上、生活上缩短与职工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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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动争取并积极接受工人群众的监督和帮助，公开自我改造规划，虚心诚恳地接受工人群众的批评和意见；在检查和修订改造规划中，更要主动地征求工人群众的批评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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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积极参加体力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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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自觉地、积极地参加下车间、到工地、下乡上山等长期的下放劳动，短时间的定期劳动和平时的义务劳动，服从统一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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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坚决从劳动实践中，树立劳动观点，学习生产劳动技能，养成劳动习惯，培养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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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热爱社会主义企业，充分贡献技术才能和业务经验，积极投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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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爱厂爱店如爱家，拿出私营时期搞自己企业的精神，精打细算，千方百计的搞好社会主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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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找窍门，挖潜力，毫无保留地贡献自己的技术才能和业务经验，积极提合理化建议，做到人人献计，个个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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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破除迷信保守，解放思想，与职工一道，大胆革新技术，大胆创造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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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加强政治理论和时事政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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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学习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毛主席的著作；在学习中，联系思想实际，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改造政治立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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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家属，根据上述内容，结合自己的特点，就政治学习、参加劳动锻炼，参加街道工作和生产建设、勤俭持家、帮助亲人加速改造等方面进行竞赛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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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贯彻上述自我改造的内容和要求，我们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根据本协议书所规定的内容，结合企业和个人具体情况，订立或修订自我改造规划。做到人人有规划，组织有保证，有跃进的指标，有具体的措施，以十足的干劲，坚决贯彻执行，定期检查评比。并展开人与人之间、企业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以“交流工作经验，树立先进榜样”为主要内容的评比竞赛。认真做到言必信，行必果，把自我改造规划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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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谨以这一竞赛协议书向我省各市县组织和全省工商业者同志们提出倡议，竭诚希望热烈地共同讨论，以实际行动踊跃参加竞赛。大家鼓足干劲，积极投入生产劳动和各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一切力量，加速改造自己。让我们在党的英明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为认真贯彻本协议书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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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订地区和签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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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  肖松立    成都市  　李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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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贡市  侯策名    泸州市  　李华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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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宾市  王惠  　　南充市  　沈伯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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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县市  凌均如    五通桥市  王树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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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江市  刘永照    雅安市  　许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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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山 　 黄光第    江津  　　何策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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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县  　胡隆平    荣昌  　　吕世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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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县  　杨云祥    涪陵  　　王树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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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遂宁  　张作郛  　合川  　　罗模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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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绵阳  　朱道荣    三台  　　赵治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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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江  　杨伯宁    蓬溪  　　吕应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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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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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工作简报》第8期，中国民主建国会四川省工作委员会、四川省工商业联合会编印，1958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