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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RD/0/8/15/000012.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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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江村人民公社委员会关于涂香棋在“三查”运动中自杀问题的结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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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资料是关于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死亡调查档案，档案的主人是一个叫涂香棋的理发师，因在六十年代前期参加了一个所谓的“卫军”的反革命组织，在文革中被批判，后因不堪忍受严刑逼供而于1968年5月上吊自杀。为了他的死亡，组织上开始了长达十一年的调查，在这个调查档案中，收录了自1972年以 来的历次座谈会和大队、公社的处理结果，1972年公社党委对其死亡的结论是畏罪自杀，其中最后的公社党委于1979年的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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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香棋，男，现年50岁。原籍波阳县饶埠公社人，解放前迁入我社柏林大队儒林村居住，以理发为职业，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家庭人口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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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因参加“卫军”反动组织中“三查”运动中受审查，在审查中，采取了用逼、供、信的方式，对涂进行了严刑拷打，涂于是逃跑老家——波阳县饶埠公社，在家中一棵桃树上上吊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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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原市保卫部“关于卫军现行反革命集团案的结论报告”称“对一般成员，又有悔改表现的：……涂香棋……32人，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交当地群众进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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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现有的材料证明，应该认定，涂参加了“卫军”反革命组织，系一般成员，而且是有悔改表现的。经公社党委研究决定：“涂属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三十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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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3月26日

CCRD/0/8/15/00001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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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姚殿选同志在“挖肃”中所犯错误的审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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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治区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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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殿选同志在挖“新内人党”中犯了严重错误，现将我们的审查和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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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殿选、男、汉族、58岁、贫农成份、伪职员出身、1947年参加工作。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盟委副秘书长、副部长等职。现任哲盟盟委办公室副主任、盟委委员，行政1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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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殿选同志1968年7月被结合为科左中旗革委会副主任（二把手）、12月兼任旗“挖肃”领导小组副组长。从12月23日旗革委会主任陶克同志被揪后到1969年2月3日姚主持了全旗的“挖肃”工作。他在挖“新内人党”中犯了严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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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造挖“新内人党”的舆论。1968年11月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召开了第四次全委扩大会议，姚殿选同志在会上大讲“左中阶级斗争复杂，国民党撤退时撒过灰，留下了残渣余孽”“左中是哈丰阿、王再天、色音巴雅尔的老窝”“左中出黑帮，13级以上干部就有39名，分布在内蒙各地”。“西有土默特左旗，是乌兰夫宫庭政变的黑据点。东有乌、石、云宫庭政变的东大门——宫左中”等。“四全会”结束后，姚殿选回到左中，从68年12月23日到69年2月2日召开了整风会议。他多次讲话，大反右倾，鼓动大挖“新内人党”。经过这次整风，旗革委会主任陶克（盟里点名揪的）副主任乌兰朝鲁、常委郑德林都被打成“新内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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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指挥大挖“新内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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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殿选等人把全旗划为4片，派出4个挖肃组，把被结合进旗革委会的学生委员派到乌兰花、安乐、希伯花、二龙等公社去督战。出发前姚亲自布置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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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殿选亲自主持了在“挖肃”中刑讯逼供比较严重的太平公社新民村有社队干部参加“挖肃”经验现场会。对“挖肃”不够积极的单位，姚在大小会上点名批评，会后第三天这个公社就死了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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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陶克被停职前，姚殿选同志和陶克等人决定从旗“五七”干校抓来白达木林、那顺宝音、特木尔、宝尔少布等4名同志。进行严刑拷打，逼他们承认“新内人党”。特木尔同志被活活打死其余3名同志被致重残。他又亲自批准从“五七”干校抓来5名科局长，经过长期关押、严刑拷打、使这几位同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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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支持武斗，造成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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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殿选同志对严重武斗不但不加制止，而且还给予助长，当有人介绍说“不用鞭子打，不交待”时，姚说：“皮鞭子底下出干货啊！”“二专”在批斗那顺宝音同志时，有人反映“打得太狠，打死了怎么办？”姚气狠狠地说；“内人党亡命徒，没关系，打死我负责。”安乐公社向他汇报运动中死人的问题时，他满不在乎地说：“这么大运动，群众刚发动起来，有点小动作不要过早的制止，不要束缚群众的手脚……”。还说：“不要因为死了几个人就惊慌失措给群众运动泼冷水。旗银行包额尔扎布同志挺刑不过跳井自杀（未遂），姚去后对崔玉环、郝森林说：“内人党很顽固，交待了就自杀，你们不要怕嘛，这么大的运动那有不死人的，死了人运动就不搞了，还得搞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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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殿选同志因受内蒙革委会“四全会”极左路线的影响在科左中旗挖“新内人党”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全旗被揪斗一万多人，伤、残2700多人，致死832人。造成了严重恶果，哲盟盟委根据姚殿选所犯的严重错误决定给予留党察看二年，工资降二级（由14级降到16级）的处分。
+
+　　我们认为姚殿选同志所犯中错误是严重的，但姚对所犯错误有一定的认识。因此，我们同意哲盟盟委给予姚殿选同志留党察看二年，工资降二级的处分决定。
+
+　　妥否，请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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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党委纪委1979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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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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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央文件翻印件打印

CCRD/0/8/15/000014.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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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包头市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对齐景林开除党籍处分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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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对齐景林开除党籍处分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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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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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景林，男，45岁，蒙族，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哲盟中旗人。1975年入党。文化大革命中当上包头糖厂党委副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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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中，齐景林靠造反起家。在批林批孔中，又积极追随“四人帮”，踢开党委，进行非组织活动，搞垮行业串连，秘密召开黑会，拉帮结派，进驻包头市委，搞乱了包头局势，妄图篡党夺权。齐景林是这个帮派的3个头目之一，犯下了罪行。
+
+　　经市委纪委1979年12月20日常委会议讨论，并经市委常委第569次会议决定，给以齐景林党内开除党籍处分，回厂当工人（内蒙党委已于78年11月批准撤销其包头市革委会副主任和包头糖厂党委副书记职务，已宣布执行）。
+
+　　妥否，请批示。
+
+　　 中共包头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1979年12月22日发：市委纪委各常委，办存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CCRD/0/8/15/00001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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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包头市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对田书鸿开除党籍的报告
+
+## 关于对田书鸿开除党籍的报告
+
+　　（内蒙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
+　　田书鸿，男，汉族，现年39岁，河北省青县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1958年进内蒙一机厂学徒，文化大革命前二级机修工。1967年当上厂革委会副主任（78年已免职）1970年入党。清查前任四分厂机动室党支部副书记。
+
+　　田书鸿在文化大革命中，拉帮结派，是“造反派”中一派的头头，此人靠“造反”起家。1967年由二级工一跃而当上内蒙一机厂革委会副主任，并且加入了共产党。入党后，特别是1974年以后，继续拉帮结派，搞分裂，搞非组织活动，搞串连、开黑会、告黑状，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搞乱工厂，破坏生产，妄图乱中夺权。为此，1977年11月对其实行拘留审查。鉴于其罪行较轻，认罪态度较好，市委决定免于刑事处分，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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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12月20日经市委纪委常委会议讨论，并经市委常委第569次会议讨论决定，给田书鸿定为反革命帮派骨干分子，党内给以开除党籍处分。行政上撤销其—机厂革委会副主任职务，回厂当工人。是否妥当，请批示。
+
+　　 中共包头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1979年12月22日
+
+　　发：市委纪委各常委、办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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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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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央文件翻印件打印

CCRD/0/8/15/00001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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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张钦礼反革命案的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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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炮制了在兰考以周××为首的一条黑线和以其为首的一条红线，斗争的焦点是砍还是树焦裕录（禄）红旗所谓“两点一线”的反革命谬论。
+
+　　煽动大批农民进城造反。对刚到任不久的县委书记周××同志，批斗数百场次，将周迫害致残。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三日亲自召开夺权会议，密谋策划，配合上海所谓“一月风暴”反革命行动，在兰考实行了全面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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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窃居县革委主任后，大搞结帮拉派，把有各种问题的××××提为干部，拉入党内的××××人，给予包庇重用。如一九七二年九月在郑州与帮派人物密谋策划，迫使地县委释放了被逮捕法办的打死人命犯张钦芳（系张胞弟）、和新民等五名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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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三年元月又利用职权，将张钦芳、和新民提为县公安局长和教导员。挟嫌报复，非法拘禁原县委统战部干部杨恒德同志。在四清运动中杨揭发了张犯的问题，一九六七年中央解决河南问题时，杨是与张对立的一方群众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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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张对杨怀恨在心，蓄意报复。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后，杨被打成坏头头，杨因不堪忍受到外地。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抓回后，非法关进监狱四十余天。张犯于一九六七年八月指使兰考卫焦总司令部建立了揪斗李地山联络站，围攻、揪斗了原开封军分区司令员曲光藻、副司令员李地山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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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张犯在一大会上公开说：“现在还有些人不服气，还想翻案，我们不能再克制了，要把那些走资派、坏头头、变色龙、小爬虫统统揪出来，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要进行修理（即打），显现我们造反派的威风，要把他们碾成面，团成旦，装到大炮里，打到东海喂老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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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煽动唆使下，全县刮起打砸抢妖风，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一小撮坏人大打出手，特别是对政法领导干部毒打迫害更为严重。据调查，全县遭毒打者数千人，其中被活活打死者数人，逼死的数十人，被打伤致残的数百人。
+
+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迫不及待的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在姚文元的指意下，十月四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反革命动员令。五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张犯的“按既定方针办”的讲话录音。
+
+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一日张犯把县委给党中央贺电报稿中两处“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笔抹掉。同时又把稿中“坚持三要三不要三项基本原则”改为“按既定方针办”。张犯还主持原县委常委会作出了“按既定方针办”的六条规定。
+
+　　一九七六年三月张犯说：“驻兰考空降部队不可靠，我们要注意。他们有一个副团长讲，谁敢打倒我们邓总参，我就起来和他们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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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晚张犯听到邓副主席被“四人帮”诬陷消息后，立即召开其核心人员会议，亲自部署，坐镇指挥，连夜建立指挥所和通讯联络地点，集结武装民兵和公安干警，布设岗哨监视空降部队动向，占领焦裕录（禄）陵园等制高点，架起机枪准备镇压为悼念周总理和为邓副主席遭诬陷鸣不平的军民。
+
+　　张犯还在堌阳、坝头等公社会议上说：“这个人小个子，大人物，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看他那吊样子，提起裤子不认帐。他上台，咱造反派就该死，他上台我就不干。”又说：“机会主义头子是难改的，他们乘唐山地震搞资本主义复辟”等侮辱、诽谤华主席和邓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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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一日张犯在县委常委会上说：“尻他娘，咱还得准备大的路线斗争的，毛主席活着的时候，他们不听话，现在毛主席死了，他们才不听话的。”公然污蔑诽谤邓副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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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张钦礼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在兰考大搞拉帮结派，包庇重用坏人；颠倒敌我关系，倒转矛头，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煽动打砸抢抄抓，对干部群众进行残酷迫害，实行法西斯专政，已构成反革命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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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狱后，负隅顽抗，拒不认罪，民愤很大。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严肃法纪，保护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不受侵犯，故依法判处张犯有期徒刑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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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不服本判决，自接到本判决之日起，限十日内提起上诉，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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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期自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起至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五日止。
+
+##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80）予法刑上字第379号
+
+　　上诉人（即被告）张钦礼，男，55岁，河南兰考人。1945年参加工作，原任兰考县委副书记，1967年10月任兰考县革委会主任，省革委会常委；1973年任中共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1978年被逮捕，现在押。
+
+　　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1979年12月24日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审判后，张钦礼不服，以“事实有出入，不应追究我的刑事责任”等为理由，上诉了本院。
+
+　　经本院审理查明：上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犯有如下罪行：
+
+　　一、煽动策划“打砸抢”，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1968年以来，张钦礼多次在兰考召开大会、小会，指名诬陷原县委、县人委领导干部和群众，致使他们多次遭毒打：原县委书记周化民被毒打腰椎弯曲变形，原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张维新被毒打右肘关节骨折；原县委副书记刘呈明一只眼被打瞎，右侧肋骨被打骨折。原副县长谢清渠，原县委宣传部长李林鹤、原县直机关党委秘书李仁德等因屡遭毒打，含冤而死；在张钦礼的煽动下兰考城乡干部群众被打者数千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数十人，被打伤致残的数百人。
+
+　　二、包庇罪犯。张钦礼利用职权长期包庇打死人命犯张钦芳、和新民、曾昭泉等人。张调离兰考后，县公安局将上述罪犯逮捕归案，张又指使他人并亲自威逼地、县领导干部释放上述罪犯。1973年张钦礼被提拔为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后，利用职权又将张钦芳提拔为县公安局教导员，和新民提拔为公安局局长；其它两名罪犯分别提拔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知青办副主任，影响极坏。
+
+　　三、挟嫌报复。张钦礼对曾提过他意见的原地委宣传部长秦一飞、原县检察长庞保继、县直机关干部杨恒德、徐留根等人，妄加罪名致使他们惨遭毒打，其中有些人致残和受非法拘禁。
+
+　　四、侮辱党中央领导同志。粉碎四人帮后，张钦礼多次在县、社会议上辱骂华主席、邓副主席。
+
+　　以上犯罪事实，经再次查对，证据充分，本院认为上诉人张钦礼的上述言行，已构成犯罪，应追究刑事责任，但原判按反革命性质定罪不当，据此，本院判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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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撤销商丘地区中级法院（79）商法刑字第10号刑事判决书定性部分，改按煽动打砸抢迫害干部的性质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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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维持原判有期徒刑十三年之刑罚，驳回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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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判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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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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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判长　陈杰三
+
+　　 审判员　王路彤
+
+　　 代理审判员　宋继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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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8月23日（印）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代理书记员胡烨。

CCRD/0/8/15/000017.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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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华林森反革命案的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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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诉机关：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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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人华林森，男，现年53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工人，上海宝山县人，捕前系苏州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副书记、江苏省总工会主任、省革委会副主任，家住本市柳巷4号，现押于苏州市公安局看守所。
+
+　　被告华林森为反革命一案，业经本院审理终结，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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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华林森在“文化革命”初期，就与汪永珠、邹学祺、赵宝康等结成帮派。1967年1月，为首策划、组织夺了苏州市委、市人委的大权。之后，进一步煽动派性，制造分裂，导致了苏州市大规模武斗。武斗期间，亲临武斗人员驻地发表讲话，进行煽动和支持。苏州市两派武斗共延续了3个多月，使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被告大肆鼓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支持怂恿同伙制造冤、假、错案、1968年5月，华林森帮派捏造了所谓“陈、杨反革命集团”假案。在炮制这一假案过程中，被告亲自听取案情汇报，多次发表讲话，参与决策，煽动搞逼供信，使全市大批干部、群众遭到迫害。一百多名区、局领导干部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成员和“叛徒”、“特务”，其中50余人被刑讯逼供，3人被毒打、迫害致死，10人致伤致残。1974年初，被告为首策划建立“第二武装”，对人民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他亲自带领帮派人员到市人武部造反，又以中央有文件为借口，用阴谋手段操纵、要挟市委通过建立了“苏州市民兵指挥部”。自任领导组组长。委派邹学祺、刘山海、张世琪为副组长。在全市设立了21个“关押所”，8个“劳动教育学习班”，非法关押群众8400余人。滥用刑罚几十种。有5人被迫害致死，23人被折磨致伤致残。1974年到1976年10月，被告在全市大搞突击提干、突击入党，扩展了帮派势力，进一步篡夺了许多单位的领导权。
+
+　　被告华林森早已投靠“四人帮”。1973年因吹捧王洪文得到赏识。1974年起，与“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紧密配合，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1974年4月23日、6月1日、6月19日、9月21日，他将苏州市委给党中央的关于清查同林彪反革命集团有关人和事的情况报告改头换面，以个人名义专报王洪文，以示效忠。以后，他又向王洪文写信、打电报、打电话，并要“四人帮”及早解决江苏的领导问题，阴谋篡夺省委领导权。“四人帮”加快篡党夺权的步伐后，被告与“四人帮”及在上海的余党加紧勾结，频繁往来。上海余党向被告传授“四人帮”的黑旨意，被告通过他们向“四人帮”提供黑材料。1976年1月25日、3月11日、6月18日、10月3日4次向王洪文、张春桥写诬告信。1976年5月给姚文元寄反动黑文章。公然把广大干部、群众悼念周总理的革命行动诬蔑为“反动逆流”，把悼念周总理的标语诬蔑为“反动标语”，诬陷、诽谤党和国家及江苏省委领导人，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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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华林森秉承“四人帮”的旨意，疯狂推行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进行乱省篡权活动，指使帮派大造反革命舆论。1976年1月至10月，先后炮制各种诬蔑、诽谤党和国家及省委领导人的黑文221篇，铅印帮派刊物30期，耗用纸张40余吨。这些反动黑文散发全省各地以及上海、北京、浙江、湖北、安徽、福建、河南7个省、市，大肆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危害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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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华林森为了乱省篡权，1976年间指使和支持同伙邹学祺等人，从2月到9月共组织了53批、1100多人次到南京张贴、散发反动大、小字报，到省委机关和南京寻衅闹事。特别严重的是，1976年8月6日，国宾访问南京时，在南京市闹事的人蓄意制造涉外事件。之后，在被告的指使下，邹学祺一伙派出大批民兵冲击省委和省公安局等党政机关，强占水佐岗派出所19天，绑架民警4人，殴打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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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阴谋控制和发动全省工会系统向省委攻击。1976年7月，被告不仅亲自出马，而且还指使同伙邹学祺等人到省总工会闹事。被告策动和支持苏州地区帮派势力绑架地委书记刘锡庚，并在地委机关门前搭帐篷，砌锅灶，闹了两个多月，严重破坏了机关的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被告还蓄意策动和支持全省其它地方的帮派势力反对省委和当地党委。1976年，被告一伙串联、接待全省各地的帮派头目共130多人，策动联合反对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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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华林森指使赵宝康等人密查中央和南京军区、江苏省委负责人的动向，私搞省委负责人电���录音，进行特务情报活动。被告还指使同伙赵宝康、曹根男等人捣乱破坏国务院在苏州地区召开的南方13省、市水稻生产现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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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华林森得悉“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后，坚持反动立场，指使秘书销毁罪证，企图逃避罪责，归案后认罪态度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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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被告华林森在文化革命中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在苏州为首组织帮派、制造分裂、煽动武斗、迫害干部、镇压群众，与“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相互勾结，大肆进行搞乱江苏、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实属“四人帮”帮派骨干分子，打砸抢首恶分子，给本市以至全省在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造成巨大危害和损失。罪行严重，民愤很大。
+
+　　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保卫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不受侵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2条，第10条（2）、（3）款，第16条，第17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华林森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刑期自1977年1月6日起至1995年1月5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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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
+　　 1979年12月28日
+
+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CCRD/0/8/15/000018.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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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关于曾邦元反革命案的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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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诉人：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蒋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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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人：曾邦元，男，38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大学文化，捕前系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住本市长江路258号。现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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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人曾邦元因反革命一案，业经本院审理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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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曾邦元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积极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大搞篡党夺权阴谋活动。1976年以来，在江苏全省许多地区和机关、工厂、学校拉拢帮派势力，暗中串联，秘密聚会，分析“形势”，传播谣言。以登攀、范左之、南大教工、汽车兵等十多个化名、冒名，组织炮制和出笼了反动大字报34篇。大造反革命舆论。插手公安机关，搜集材料，作为攻击污蔑省委的“炮弹”。与苏州的华林森一伙勾搭，谋求“合作”搞垮省委。控制徐州帮派势力，唆使、支持、配合孔庆荣等企图搞乱徐州。插手镇江地区，特别是把溧水县作为所谓“右倾翻案风”的典型，为溧水县的同伙出谋划策。串连南京地区的其他帮派人物屠宋（即孙家轩）、周文昌等。联系无锡、常州、淮阴地区的帮派势力，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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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投靠“四人帮”，写“效忠信”，送黑材料，诽谤、诬陷革命干部。1976年，写信给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效忠”，吹捧“四人帮”是坚持革命路线的首长，恶毒攻击中央领导人。把江苏20多年党的领导诬蔑为“三代走资派”，诬陷省委主要领导干部“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黑手，反攻倒算的先锋”，是“还在走的走资派”，辱骂省委领导“比还乡团还厉害”，公然声称要“推翻”、要“打倒”。被告多次搜集、整理黑材料，密报“四人帮”，诬告省、地委负责人。并煽动、指使同伙多人告省委黑状。同时策动部分省革委会委员开黑会，由曾亲自炮制了一万多字12个问题的《目前运动的几个问题》的反动大字报，要挟省委召开省革委会全会，阴谋以“合法斗争”手段搞垮省委，伺机夺权。
+
+　　曾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以后，被告仍坚持反动立场，1976年10月13日抛出反动大字报，继续攻击中央领导人，诬陷省委，疯狂反扑，召开黑会，秘密串联，策划退却应变。转移、销毁罪证，订立攻守同盟，教唆同伙继续顽抗，叫嚣“无非坐牢杀头”。被告人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执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搞资产阶级派性，搞武斗。1967年参与和鼓动“1·3”武斗事件；同年7月与周文昌策划过攻打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8月参与策划过南化武斗。曾生活上腐化堕落，道德败坏。奸污女青年、妇女4人。
+
+　　综上所述，被告人曾邦元自1966年至被捕的十年期间，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路线，拉拢帮派，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诽谤、攻击中央领导人，诬告陷害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大搞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罪行严重。本院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特依法判处被告人曾邦元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刑期自1976年11月27日起至1992年11月26日止）。
+
+　　如不服本判决，自接到判决书之次日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一式二份，由本院移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
+　　 审判员　陆祖业陪审员　张政隆陪审员　李庆发
+
+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
+　　 1979年12月29日书记员　王淑琴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CCRD/0/8/15/000019.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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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狱中致专案组的三封信
+
+　　<陈冀德>
+
+## 〖陈冀德，女，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领导核心成员。〗
+
+## 一
+
+　　（专案组老陈同志，请转：）
+
+　　（专案组、原市委写作组、市委有关领导：）
+
+　　有一些想法和要求，向领导反映。
+
+　　我的审查结论与本人见面，并签字同意，已经有三个多星期了。（或许，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想该是一个月过去了。外面是争分夺秒的形势，在我这里，积一年多的经验，等上一个星期，十天半月是不希奇的。可以说，时间不如草纸。）不明白的是，既然问题已经审查清楚，罪不当拘捕，却还继续把我关在看守所变相的拘留着。这是为什么？这合法吗？
+
+　　我被“监护”有一年半了。我认为，市委对我采取监护审查的决定，在当时的情况下，还算合情合理。我的态度不好。斗争又有这样的需要。不抓，不足以平息有的人心中的愤怒。不抓，不足以发动群众。所以，我心里虽然一百个不乐意，但在组织上我还是服从的。行动上，我的思想认识提高较慢，但自问还是配合了组织的审查的。没有抗拒。
+
+　　去年年底，彭冲同志代表市委宣布，四人帮在上海的阴谋活动已经查清时，我很高兴。我想，这一下，我可以解放了。但有位搞专案的同志提出，我的这种“可以解放”的思想，没有基础。上海查清了。又不是你陈??查清了。虽然，我觉得我陈??竟还有与四人帮的阴谋相牵连之外的阴谋需要查清，未免滑稽。但我还是接受了那位同志的意见。因为，归根到底，我的解放与否，当然要根据我的问题清楚与否。我的问题还没查清，当然，我“可以解放”的思想就没有基础。
+
+　　现在，审查已经有了结论。本人已经签字同意。该有“基础”了吧？还是把我关在这里。不要说党纪国法上没有这样的条款，便是道理上，也说不过去啊。中央、市委有关的政策是说清楚一个，解脱一个。政策落实了吗？
+
+　　也许，领导上对这个“关”字，看起来不大入眼。谁关你了？入眼不入眼，我想还得从实际出发。在我们的国家里，只对人民的敌人，才可以剥夺他的自由。谁也没有把我当敌人，这或许是事实。但我的自由就是被剥夺了的，这不也是事实吗？
+
+　　不仅是还关在这里，而且不知道还要关多久？这一点是最难以承受的。说得不好听一点，还不如判了刑的罪犯。监狱里的犯人，三年是三年，五年是五年。徒刑期满，自由就在监狱门口等着他了。就算是无期徒刑，也有一个“期”字在那里。而我呢？在这里服着不是徒刑的徒刑。什么时候可以放我出去？没“期”。也唯有这一点，最使人感到这不是法律的法律的厉害。精神上对人的刺激也最大。
+
+　　党的对人的处理要慎重的政策，我是拥护的。但慎重不等于拖拉。市委对我采取监护审查的决定，是慎重的吗？当然。但，它从上报到批准，不到一个星期。可见，慎重完全可以做到不拖拉。
+
+　　党的对有问题的干部的冷处理政策，我也是拥护的。我希望的是恰如其分的冷处理。不要把人冻僵。是不是只有落到神经失常、天天捧着药罐子、丧失劳动能力成为社会、家庭的包袱时，才能打动领导者的心，才能告别这里？这岂非大大的有悖于党的审干目的了吗？
+
+　　党的政策是有法必依，违法必究。追究领导上是否违法了？我还没有这样的意思。我只是要求有法必依。按照党纪国法办理。要办，要理。快办，快理。
+
+　　领导上或者也有这样那样的为难之处。但我想，我的问题，并非要等生产发展以后才能解决的那一类。恰恰相反，我早“解放”一天，那些围着我转的专案组同志、看守同志也解放了呀。至少，有五个人力，可以因我的解放而同时解放出来。这些人力和物力，不就可以为加速四化而出力了吗？不知领导上是否算过这笔账？
+
+　　政治斗争不能算经济账。这是四人帮的错误观点。有时，也不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想，如果在办案工作中有这样的规定，该办不办，每拖延一天，所需的费用，均由有关人员本人来负责支付。事情也许就好办了。
+
+　　总而言之，只要领导上肯担肩膀，肃清宁左毋右的流毒，我的问题就不难解决。因为已经经历了920个日日夜夜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热切地希望领导上能够拿一点现代化高速度的实际行动出来。
+
+　　根据我所领会的中央的政策和精神，在已经审查清楚的前提下，我想，我提出立即解除监护的要求，该不在无理取闹之例吧？
+
+　　可是，在写此信时，仍旧颇费踌躇。俗语说，出头椽子先烂。强出头，好处没有，挨打总是有份。但又想，与其不出头闷煞，还不如强出头打煞来得痛快。再则，既然心里有话，不说出来，也不能说是对党一心一德的表现。所以，大着胆子说了写了。不对的地方，敬请批评。
+
+　　我希望领导上在四天之内，能够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同意我的要求，就解除监护，放我出去。不同意，请说明理由。
+
+　　为了不至于使这封信由于周转而拖延时间，我一式抄了三份。分送，专案组、原市委写作组、市委有关领导。
+
+　　 一九七九年三月卅一日
+
+## 二
+
+　　（市委、市专案组、原市委写作组有关方面）
+
+　　（党老爷诸位：）
+
+　　看到党老爷三字，请不要发火。诸位在别的方面也许是党的模范工作者，但在对于我的问题的处理上，官老爷的作风十足。所以，仅此而言，这个称呼是相称的。
+
+　　再则，就我们之间的地位而言，诸位是堂上的官，我是阶下的囚。你们的作风告诉我，称你们为同志，你们一定是要不高兴的吧？
+
+　　三则，这样的称呼，也是你们给逼出来的。在上一封信里，我并没有这样称呼。你们对我的合理要求，不予理睬，连说明一下都不屑一做。不称你们老爷，简直想不出别的更确切的称呼来。
+
+　　中央几次会议决议，中央领寻同志几次讲话，一再表明，对于那些在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并已经说清楚了的人，不要揪住不放。你们做到了吗？你们把这一党的政策和精神给贪污了。当你们在传达中央文件、教育别人要坚决贯彻执行的时候，你们的心是不是有点发虚？因为你们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呢！
+
+　　也许，说你们不执行党的政策，比之于称你们为党老爷，更使你们伤心。你们会说，打了吗？骂了吗？逼供信了吗？生活上照顾还不周到吗？什么地方不符合政策了？上述这些，的确都没有。这是你们区别于四人帮们的地方。
+
+　　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你们也用了专政的手段来解决党内矛盾。这个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看，有它合情合理的一面。四人帮们搞这一套搞了十几年，把党的审干方面的好传统却破坏了。名之曰隔离、实际上是拘留、监禁。十几年就是这么过来的。对待四人帮帮派体系里的人，当然也不能有别的办法。
+
+　　问题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合理的事物，条件改变以后，就可能向相反方面发展。这种七六年、七七年也许是合理的措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它就不合理了。在三中全会的公报中，专案组、监护、隔离……属永远废止之例。请问，你们对这一根本性的变化是怎么看的呢？
+
+　　当然，中央决议的贯彻执行，势必有个过程，急是急不出来的。不可能要求一个早上就做到。但是，这个过程要多久？已经100多个早上过去了。100多天，不是100多个小时。在号称要争分夺秒的今天，100多天就这么过去了。
+
+　　三中全会后没有几天，市委正式宣布，四人帮在上海的阴谋活动已经查清。该抓的，抓起来了。该放的，放了没有？既然阴谋已经查清。还把人变相的拘留着。为什么？根据党纪、国法中的哪一条？
+
+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于这种口号，我是有保留的。目前还是社会主义，平等还谈不上。其次，既有法律存在，就不可能人人平等。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法律与国家却灭亡了。第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都有揭露这一口号的虚假的。我们却把它当作前进的法宝。缺乏常识。
+
+　　不过，现在时髦讲法制。一讲法制，就势必要鼓吹人人平等。想来，你们也是以此为标榜的。那我就要请问，为什么你无法无理，可以剥夺我的人身自由。我守法有理，只能被剥夺呢？在法律面前，我们之间的平等在哪儿？
+
+　　这只能说权力就是法律。有权就有理。你们之所以可以剥夺我的人身自由，因为你们大权在握。法律，对于有权力的人和无权力的人，就是不平等的。……
+
+　　（以上为没有完成，也没有寄出的第二封信）
+
+## 三
+
+　　（市委主管专案工作的各级领导：）
+
+　　第一封信写出至今，又是整整一个月过去了。我在第一封信中，提出了解除监护的要求。并希望在一时还不能办到时，说明理由。坦白说，我是诚心诚意的。市委有关领导，日理万机。工作的繁忙可以想见。所以，在我这方面，即使要求不获同意，只要领导在看到信后有所表示，我是决不会不顾领导上的困难、工作的全局考虑而固执己见，再��写这第二封信的。
+
+　　可是，事实怎么样？信去一月，犹如石沉大海。准确点说，还不如石沉大海。因为，石头沉入大海，还能听到扑通一声响呢。专案组的同志，在这一个月中，来过一次。当我询问时，他的回答是，领导有什么意见，自然会告诉你的。也就是说，领导什么表示也没有。有道是，从来天意高难问。想来，市委有关领导的天竟亦然。
+
+　　我对具体工作的同志，没有意见。我只感到他们（包括看守）都是谨慎工作，严格执行有关政策和规定。我从他们身上，具体感受到现在与“文革”时的作风不同。从而坚定了相信党、相信群众这样的信心。配合组织搞好审查。我知道，我之所以现在还在押，责任不在他们身上。决定权也不在他们手里。
+
+　　据我所知，我的案子，早在去年八月，已经基本查清。（主要根据是那时开始写全面交代）。去年八月至今，整整又是八个月。这八个月，240天，5710小时，就花在各级领导的反复复查、验收和审批上面了。我感到这样繁复的层次，这样拖拉的作风，与现代无产阶级、共产党人的作风，实在不相称。倒是与受囿于小生产经济、政治的封建时代的大老爷作风比较相像。繁琐哲学。对上，只会磕头，不肯负责。办事能拖则拖。对犯错误的人，能推不拉。不敢负责。所以，本来我在信的开头，想写上“有关方面党老爷”这样的称谓的。后来感到没意思。有关领导可能在处理我的问题上表现为老爷作风，而在其它方面，是一个真正的党的领导者的形象也未可知。凡事不能以偏概全。就作罢了。
+
+　　但，党中央三令五申，对已经说清楚、查清楚的审查对象，要及时解脱。并且一再提出，不管是谁，不论何时，有错必纠。因此，我希望有关领导在这方面的老爷作风，也应予以改正才是。
+
+　　我这次写信，没有新的要求。只是再次提出立即解除监护。同时再次提出，如果领导别有考虑，要我在看守所不明不白的继续蹲下去，必须向我说明理由。
+
+　　“否则，你打算怎么样？”不怎么样。我现在还能怎么样！一切与自己过不去的事，诸如绝食、自杀之类，不到非作此类牺牲时，坚决不干。至多是再写写信而已。（顺便说说，外面是争分夺秒的气氛。我的时间不如草纸。有的是。）
+
+　　或者，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控告。按程序，应先向地方纪检委提出才是。但我不知地方纪检委的领导，是否就是负责专?的领导。如果是的话，告来告去告到一个人的手里，岂非白费力气。
+
+　　或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沉默。我曾经用这种连眼珠子也不转过去看一下的沉默，对付过一些人。很有效验。
+
+　　对党组织，我不愿意这么干。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党员对党组织应有的正确态度。不过，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譬如，领导上对我解除监护的要求，始终置若罔闻而不予理睬。那末，被拘禁在这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里的我，除了沉默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
+　　一个监护对象，以沉默表示抗议。在官老爷的心目中，不会比一条叫狗不叫了引起更大的注意。这是当然。不要说是拘禁着的人，在九亿人口的中国，就是自由着的人，有一个人沉默，算得了什么！
+
+　　然而，我希望领导注意四人帮垮台的教训。
+
+　　事情总是由具体而一般。由个别而及其它。一个人的事办得妥与否，不过是某一方面的事办得妥与否的一个例子、缩影。它实际上涉及许多人，影响许多人。
+
+　　我曾经犯下严重的错误。如果我不承认，不愿讲清楚，这是我的错。现在，我承认了，讲清楚了，而且组织上已经查清了。审查结论都已签字画押两个月了。领导上还把我拘留在看守所，并且，连一时不能解脱的理由都不置一词。这就叫揪住不放。这是领导上在犯错误。真理和谬误、正确与错误，在我与领导之间，已经调了一个头了。领导上也许还没有感觉到吧？辩证法无情。不要忘记四人帮们垮台的教训。
+
+　　“结论既已给你看过，你现在等候处理就是了。急什么？”不是我太急。相反，是领导上太拖拉了。我向党伸手了吗？要求法外开恩了吗？没有。不过是要求落实政策。能早一点参加到新长征的行列中去，为祖国兴旺、人民幸福出一点力。我现在还能从事一定强度的体力劳动。领导上是不是打算把我养到意识上成为白痴，身体上要别人照顾的时候，再大发慈悲，放我出去？当一个人活着成为家庭、社会的包袱的时候，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
+　　自从党中央发出搞四化、大转移、争��夺秒、只争朝夕这些号召后，我这个“被革命对象”天天急。总想在自己还有力气为社会出力的时候，及早地走上工作岗位，那怕是劳动改造，也比做食客，白吃社会主义好。何以天天高喊这些口号的领导们，全不以浪费国家钱财、浪费他人生命为念呢？我不知道领导们在高喊这些口号的时候，是真心还是假意？应该是真心的吧？！请拿出行动来。说了不算，还是共产党人吗？
+
+　　“你所在的看守所，不是已经有人解脱了吗？事情得一个一个解决。”我所在的这个地方，监护对象比原来少了。这是事实。现在是十个看守，守着两个人。虽然，对象之间是绝对隔离状态。但无论怎样，空气总是流通的。过去我天天嗅到煎中药的味道，现在没有了。可见，那位必需每天吃药的人是解脱了。有一个人经常要大吵大闹。因此而与我互换过监房。现在也听不到声音了。有一个几进几出医院的，也不听见响动了。可见，她们都解决了。
+
+　　不过，说实在的，凡此种种，不去想它，倒也罢了。想来只有叫人心惊胆颤。也就是说，只有到外面去也像在里面时一样，成为家庭、社会的包袱时，领导上才肯给予“解决”。岂不叫人怕死。
+
+　　不敢妄测领导上的用心。但从衡量一个人的行为的标准是实践这方面来看，领导上的这番用心，至少很容易被人误解的啊。
+
+　　我对领导多次关心我在看守所的生活，感激在心。但，人总究是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不以物质上的宽厚待遇就会感到满足。就此“此间乐，不思蜀”，甘愿忍受无所事事的寄生生活而不发出一点反抗的呼声。
+
+　　领导上破格优待，允许我读书、自学英语、甚至不干涉我写小说。我也是感激在心。但我想，真正的人道主义，是尊重人的劳动的权利。否则，学得再多，有什么用呢？
+
+　　前几天，看到报纸上有关李国豪教授在隔离室搞科学发明的报道，很有感触。就李教授本人来说，这是充分表现了他的献身科学的高尚品德的。但对我们的社会来说，实在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污点。也就是说，我们的科学家曾有一度生活在像哥白尼生活的那种黑暗之中。这种状态，与社会主义制度是相容的吗？四人帮们垮台了。这一丑陋的现象结束了没有？
+
+　　我不想自比李国豪。不配。领导上当然也不是四人帮式的人物。但，我在审查结论签字后的两个月里，在看守所，读完了一本进口版的英语基础课本。这一事实本身，对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不能不说见一种莫大的讽刺吧？在我们国家里，有的是业余学习的机会和条件，为什么是在看守所里呢？
+
+　　话说回来，对于犯错误的人，实行解脱的标准是什么？查清楚+药罐子？这是党的政策吗？
+
+　　“大局为重。小道理服从大道理。”领导上也许会拿出这样的挡箭牌来。抱歉。在这方面，我己经走在了领导的前面了。领导上把我长时间拘留在看守所，不是连个大道理都未向我说过一句吗？我还是老老实实的待在里面。五个月前，三中全会决议下达时，我没有提出立即解脱的要求。虽然，就我的小道理，我有权提出。但我替领导着想，政策的落实总要有个过程。后来，市委宣布四人帮在上海的阴谋活动已经查清，我还是没有提出。因为从报纸上感觉到这段时间社会上不大安定，我又想，不要轧在里面，增加领导的麻烦。直到四月初，审查结论与本人见面一个月之后，还把我拘禁着，我这才提出放我出去的要求。但也只不过是一个要求。我在提出要求时，还一直在想，我是处在六面碰壁的境地之中，对领导上的工作步骤当也不可能了解。所以，我同时提出，一时不能放人，领导上说明理由就行。凭心而论，处处为领导设想。事事以大局为重。
+
+　　可是，领导上的表现又是如何？我不想再说，请问自己吧。问问自己的党性。问问自己的良心。
+
+　　什么叫大局？什么叫大道理？在加速实现四化的今天，遵纪守法就是最大的大局，最低的大道理。唯此，才能安定团结，才能使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为祖国兴旺、人民幸福而奋斗。
+
+　　请问，党中央的决议，领导带头遵守了吗？人大常委会的决议，领导带头遵守了吗？还是只要别人遵守而自己可以置之度外？有法必依？还是有法依我？是否需要在“从现在起永远废除专案组”这一决议后面，加上“有的地方，有的情况可以不必”这样的附注？是否需要在拘捕法令有关拘留手续中，加上“如审批者没有空，可以延长至五天、六天，直至……”这样的附注？
+
+　　报��看到，前几天，上海中级法庭公审刑事犯。按规定，罪犯不服，十天内可以上诉。如果罪犯由于种种原因，想要上诉而已过了十天，行不行？领导有法不依，那末，违法必究又怎能服人？
+
+　　要人服从大局、大道理的管，领导上的为人处事首先得从大局、大道理出发。把这“两大”作为耍官僚主义的挡箭牌，不行。
+
+　　最后，我仍希望有关领导在四天之内，对我提出的解除监护的要求给予答复。四天而不是三天。我对领导上依然是很体谅的。尽管，领导上可以像第一封信那样，继续来个不理不睬。自以为手中有权就可以把党纪国法置之度外而无人可以究得。但，我是一定要做到遵纪守法的。
+
+　　 一九七九年五月一日
+
+　　· 来源：
+
+　　陈冀德《生逢其时——“文革”第一文艺刊物〈朝霞〉主编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7月第一版。

CCRD/0/8/15/000020.txt

@@ -0,0 +1,35 @@
+# 认真贯彻落实“四·二〇”批示，积极纠正冤、假、错案，迅速转移工作重点
+
+　　<土右旗四家尧公社党委>
+
+　　在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我公社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四·二〇”批示，实事求是地纠正冤、假、错案，解决遗留问题，促进了全社的安定团结，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推动了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掀起了春耕生产的热潮。
+
+　　我公社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和“挖新内人党”中，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原公社的主要负责人坚持“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错误思想、挑动资产阶级派性、违背党的政策，严重违法乱纪。大搞逼供信，颠倒敌我，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制造了一系列冤、假、错案，使全社不少干部和群众蒙受了不白之冤，有的致残，有的致死。
+
+　　在“清队”中，原公社主要负责人以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小题大作，无限上纲等手段，捏造各种罪名，整人斗人。有的被关押、有的被送到监所拘留，有的遭受严刑烤打。有8人被致死，50多人致残，埋葬、看病花款和损失财物折款达61000多元。这些被整者实际均无重大问题，有的一般历史问题，有的纯属凭空捏造，强加罪名而受害。在挖“新内人党”中，那个公社主要负责人又以极左面目出现，拉帮结派、以帮划线、以派论人，拥我为“友”、反我为“敌”。目无党纪国法，私自成立非法组织、私设公堂和牢房，私制刑具，随便抓人关人，任意动用各种刑罚。捆绑吊打，关押批斗了几百名无辜者。将756名社队干部、社员群众、教师学生打成“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骨干分子或成员，有24人被无辜整死，120多人致伤致残，集体和个人造成的经济损失达76000多元。
+
+　　在“清队”和挖“新内人党”中，不仅使不少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身心受到摧残，亲属受到株连，不少人含冤而死；而且严重地践踏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干部政策，破坏了民族团结，群众的团结和干部的团结，多年来，全社的革命和生产受到损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
+　　党中央和华主席的“四·二〇”批示发布以后，公社党委为了贯彻落实好“四·二〇”批示，多次召开常委会议进行讨论研究，并做了安排部署。常委的同志们认识到：“四·二〇”批示为挖“新内人党”这一大冤案、大假案、大错案彻底平了反，砸碎了套在受害者身上的精神枷锁，广大受害者是高兴的，但是也应估计到解决“清队”和挖“新内人党”等冤、假、错案中的遗留问题。需要做很多深入细致的工作。这一工作做好了，就能增强全社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迅速转移工作重点，为全社的农副业生产大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为此，党委重点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
+　　第一、对“四·二〇”批示进行了大学习大宣传，公社多次召开公社干部、大队支部书记、公社单位负责人和受害代表会议，进行学习和讨论。各大队和各单位也召开各种会议，利用各种形式学习宣传“四·二〇”指示，并且组织讨论。不少干部和群众说：“四·二〇”批示像春风一样吹暖了我们的心，华主席给了我们第二次政治生命，我们感谢华主席、感谢党中央。
+
+　　第二、党委为了尽快做好纠正冤、假、错案的工作，组织人力，成立了专门落实政策的班子，由书记亲自挂帅，各大队也有一名支书或主任分管，做到层层有人管，上下有人抓，使这项工作做得既快又好。
+
+　　第三、澄清问题，解决问题。首先，对受害者的死、伤、残情况和犯错误人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然后，公社、大队和公社各单位层层召开座谈会，对“清队”和挖“新内人党”中的问题进行座谈。座谈会由受害者、犯错误人和当时参与运动的所有人参加，三方对证弄清了问题的真相。王家尧大队社员李二肩膀残了，有的人推卸责任，不承认是在运动中打断，在座谈会上多人作证，终于搞清了是在运动中打断的。还有的人为了捞取私利，欺骗组织。本来没有需要安排子女，硬要说有；本来经济损失不大，硬要说损失800多元。经过座谈会，将每个人，每个问题，基本弄清。受害者受害程度的轻重，犯错误人问题的大小、均已搞清，并对双方都排了队，给解决问题打下基础。
+
+　　在澄清问题的基础上，按照党的政策对以下问题作了处理：对严重违法乱纪、民愤极大的几个犯罪分子，已依法惩办；对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进行了挽救，帮助他们认识错���，只要承认错误，决心改正的，就尽量不给处分；犯有一般错误的同志也做了检查，认识了错误，取得了受害者的谅解；对受害者埋葬、治病、财物损失和子女安排等问题，在上级的帮助下，解决了一大部分。（安排子女：上级拨指标安排36个、社办企业安排21个）；对抄家没收的财物，有原物的全部退给本人，原物没有了的，折款上报；对受害者关押和义务劳动的误工均已给补上。在解决上述问题时，党委充分依靠群众，特别是让受害者自己进行讨论决定，因此，所解决的问题做到了受害者满意。
+
+　　第四、做好犯错误同志的思想工作。我们党历来对犯错误同志采取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不能一棍子打死，或揪住不放。党委认为，犯错误的同志，大多数是受人指使，被人利用的，对这些同志要帮助，要团结，不能嫌弃，不能过于追究个人责任。所以，党委耐心地做犯错误同志包括犯了严重错误同志的思想工作，让他们大胆承认错误，鼓励他们积极工作。在犯错误的同志有了改正错误的表现之后，就宣布不给处分。这样做使不少犯错误的同志解除了思想负担，积极工作。庆龙店大队党支部书记陈迷锁同志，在“清队”和挖“新内人党”中，在别人的指使下，违法乱纪、大搞逼供信、捆绑吊打了不少人，造成不良后果，犯了严重错误。“四·二〇”批示以后，他一度思想负担沉重，认为自己错误严重，群众不会谅解他。党委分析了他的情况，找他谈话，做思想工作，他很感动。于是，他一方面主动向受害者登门赔礼道歉，向调到外地的受害者写信承认错误，向党委写检查，向群众作检讨；另一方面他积极工作，白天开会研究工作或参加劳动，晚上巡查，维护社会治安。他说：“林彪、四人帮把我推上犯罪的边缘，党中央、华主席又把我拯救出来。我要努力工作，将功补过，报答党的恩情。”党委认为陈迷锁同志有了改正错误的实际行动，态度诚恳，就在全社平反昭雪大会上宣布对他免于党内外一切处分。这样既教育了陈迷锁同志本人，也教育了所有犯错误的同志。
+
+　　第五、做好消除隔阂，增强团结的工作。在“清队”和挖“新内人党”中全社不少干部和群众产生了隔阂，干部之间，党群之间，蒙汉之间，群众之间的隔阂至今没有完全消除。这不利于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阻碍着全社农业生产的发展。党委召开谈心会，或采用个别谈话，互相帮助等多种形式，教育受害的同志要顾大局，向前看，把挨整受害的仇记在林彪、“四人帮”身上，同志之间不要纠缠旧帐。王家尧大队支部书记刘忠厚同志，在挖新内人党中被打成“新内人党分子”，受尽捆打等多种刑法的折磨，身心受到摧残，积怨甚多，前几年就不当大队干部，干别的工作了。去年冬天，党委还让他当支书，经过做思想工作，刘忠厚同志高兴地同意了。他一上任，就打击歪风邪气，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社员的劳动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生产出现了新面貌。
+
+　　王西尧大队社员牛锅扣在挖“新内人党”中，爱人被整，致残死去，自己被打残，多年来他一心要报个人仇，算私人帐。“四·二〇”批示以后，党委给他做了思想工作，解决了实际问题，他的冤气小了，怨气没了，能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了。其他不少过去有疙瘩的同志，现在解开了。他们说：“为了我们的事业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我们还有什么委曲，个人恩怨，个人得失，不能抛弃呢？”
+
+　　第六、召开全社平反昭雪大会。为在“清队”和挖“新内人党”中整受害的同志和株连的亲属朋友，从政治上彻底平反，为含冤而死的同志昭雪，恢复名誉。对在“清队”中因一般历史问题挨整的一些人，做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强加挨整同志诬陷之词统统推倒。对整理的黑材料做了清理，现存的予以销毁。从政治上解除了受害同志的后顾之忧。
+
+　　通过认真贯彻落实“四·二〇”批示，纠正“清队”和挖“新内人党”等一系列冤、假、错案，为全社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团结增强了，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了，春耕生产搞得轰轰烈烈，一些受害严重，身体有病的同志也起来工作、劳动了。公社干部刘子华同志，在“清队”中被扣上“国民党员”的帽子，关押批斗一年之多，身体受到了很大折磨，最近党委给他推倒了强加的罪名，平了反，安排了他适当的工作。老刘很高兴，虽然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身体有病，可他积极工作，干得很好，受到同志们的称赞。王西尧大队六十多岁的社员郝恒恒在挖“新内人党”中被打成残废，多年来不参加劳动。今年通过落实政策，他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心情舒畅了，他又拿起鞭子赶着牛，拖着带病的身体，为生产队耕田耙地了。群众说：“华主席的政策就是好，致残人也不废了”。
+
+　　现在全社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特别是受害的同志们团结起来了。他们再也不是整天在哪里挽疙瘩，积怨气，闹派性了。而是想“四化”、干“四化”，为“四化”贡献自己的力量了。目前，全社上下，男女老少都紧张地投入春耕生产，积肥送肥，开渠拢堰，耕田耙地，抢播小麦，一派繁忙景象。我们公社连续多年受灾，集体生产大减产，社员生活困难。今年全社广大干部和群众，下定决心，团结一致，认真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搞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尽快地把全社农业生产搞上去，为争取今年粮食总产731万斤而奋斗。
+
+　　 四家尧公社党委1979年4月10日

CCRD/0/8/15/000021.txt

@@ -0,0 +1,21 @@
+# 检讨书
+
+　　<汽车二十八团　叶世万>
+
+　　（部党委和部首长：）
+
+　　我在挖“新内人党”这一历史错案中所犯的错误，特向党委和领导同志作如下检讨。
+
+　　我参加挖“新内人党”运动中，由于我不是专案组成员，所以先后共参加4次。前两次是参加鲍风同志的专案组活动，后两次是参加那日同志的专案组活动。我记得，鲍风同志进学习班的第二天上午，在原卫校二层楼的一楼下面一个房子里，有专案组全体人员和政治部的一些同志参加。当时由王继春先向鲍凤同志进行了所谓“政策”交待，后由高连方（专案组组长）也讲了一些要“老实交待”的话。同时让鲍凤同志也表示了“态度”。这一次就算完了。这是第一次，当时没有任何人动手。这一次参加的人员有：王继春、高连方、吴巨星、石贵、李树森、郝加、李清君等人。第二次是在隔了一天以后的一天下午，我记得也是这些人参加，也在同一个屋子里。当时让鲍风同志交待问题，鲍风同志说，没参加内人党，没有什么可交待的。这时高连方就让鲍低头，鲍就低下了头，过了一会儿又起来，让鲍交待问题，鲍风同志没讲，就又“讲政策”，又让鲍风同志低头，鲍凤同志说：腰痛，不能低头。这时高连方同志上去就按鲍风同志的脖子，将鲍的头发往下也拉了一下，鲍就低下了，过了一会儿又起来了，这时我就上去拉了一下鲍风同志的头发，让鲍凤同志低下了头。过了一会儿，鲍风同志抬起头来，指着郝加同志说：我腰痛，郝加同志是知道的。这样说着说着，鲍风同志就哭起来了。这时王继春、高连方等人又给鲍风同志交待了一些所谓“政策”，让他下去交待“问题”。这一次，除了高连方和我动手以外，没见到其他人动手。这是我参加鲍凤同志专案组的情况。后来由于我的工作忙，就一直没有再参加了。
+
+　　另外，我参加那日同志专案组两次。均是在晚上，当时是去所谓“助威”。头一次去是晚上8点多钟，看了一看就走了，既没有说话，也没有动手。第二次去也是在晚上，当时见门口放着一根有一米多长，大拇指粗的一根棍子，我看了一会那日同志交待了，又推翻，反复几次，当时我就拿了这棍子准备打他的屁股，由于向上用力较猛，将灯罩打坏，这样便大家都吃了一惊，我就打了那日同志一棍子，过一会就走了。这时我参加那日同志专案组的情况。也就是这一次我和王文举还看了好几个房间，其中王文举到拉瓦同志房间时，打了拉瓦同志几个耳光。又走到各力各中乃同志房间时，见到各力各中乃同志已昏过去了，当时付镇昆将烟斗锅正在抽烟时，一下子放在各力各中乃同志的脖子上，便各力各中乃同志大叫一声同时烧的脖子上冒烟。这时我当时见到的情况，事后我们在回来路上还议论，这太不好了。这时我所参加挖“新内人党”的情况及我所犯的错误，以及我所见到的几个情况。
+
+　　我虽然参加次数不多，但犯的错误是严重的，特别是对不起那日同志更对不起鲍风同志。在“五·二二”批示下来以后，我曾很简单的向那日同志作过道歉，今年春节期间，我又到那日同志的家里，作了一次较深刻的检讨和赔礼道歉，当然那日同志风格很高，并讲了很多客观和鼓励我的话，使我深受感动和教育。只是鲍凤同志含冤逝世以后，一直没有去他家赔礼道歉。但我曾向切主任提出过，要求有一名支委或落办的同志同我一起去鲍风同志的家属那里作一次深刻的检查和赔礼道歉，以取得谅解。但由于没有指定人，所以一直未去。现在我准备找机关落办的同志同我去，我作检讨和赔礼道歉，一定要补上。
+
+　　对我自己的错误，在“四·二〇”批示以后，我是一步一步认识的，特别是去年10月份左右，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曾在组织科党小组作过检查。后来我在政治部全体军人大会上也作过检查，最后我在支部说清楚会上也作过检查。同时在这前后，我也如实地向切主任、落办的有关同志交待了我上述参与挖“新内人党”这一历史错案的情况和我当时所犯错误的情节。
+
+　　我之所以犯错误，从思想根源检查起来，主要是个人主义出风头的思想严重，因为我在文革初期当了保守派，当时在政治部任秘书，后来造反派查封党委办公室时，也封了我的办公桌子，并搜查了我个人的东西，由于我当时很不冷静，与造反派吵起来了（主要是卫校造反派），在整顿机关时，反复作过检查。认为自己站错了队，犯了错误，在挖“新内人党”运动中，支部一再号召要大家在所谓“火线”上锻炼，因为我是个单身，很年青，前段又犯了错误，为了出风头，立所谓“新功”，本来没让自己参加专案组，我还积极主动的参加，不但参加，为了显示自己立场“坚定”，态度“鲜明”，还亲自动手打人拉鲍风同志的头发。由于在这种个人主义出风头思想的支配下，想当一名所谓“左派”，犯了严重的错误。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历史教训，我一定要认真吸取。当然，我当时也受了林彪、四人帮的一些流毒和影响，不能坚持实事求是，按党的政策办事，也是犯错误的一个原因。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特别是回忆起鲍风同志生前那种平易近人，谦虚谨慎，关心爱护同志的温和面孔，使我更加难过和痛心。我决心痛改前非，一定要努力学习，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积极工作，为实现四化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来弥补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我也坚决表示，以此事作为借鉴，吸取教训，今后决不犯这种动手打人的错误，一定要实事求是，按党的政策办事、我也愿意接受组织对我的处理，我决没有任何想法。
+
+　　请组织和领导同志考验我，看我的实际行动吧！上述检讨，如有不妥之处，请领导同志批评教育。
+
+　　 检讨人：汽车二十八团　叶世万1979年4月25日

CCRD/0/8/15/000022.txt

@@ -0,0 +1,27 @@
+# 中共安徽省委关于为我省在一九七一年清查“五˙ 一六”期间迫害致死的张永哲、蔡达等同志平反的通知
+
+　　（各有关单位党委、党组：）
+
+　　我省在一九七一年清查“五˙ 一六”期间，原省委清查“五˙一六”办公室曾对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间部分赴京人员，以整周总理黑材料问题为由，进行专案审查达四年之久。牵连此案的有三十三人，其中有的被暗挂审查，有的长期被办“封闭式“学习班，甚至被逼致死。一九七八年，省委责成有关部门，对此案进行了全面复查。事实证明，这一案件是 “四人邦”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修正主义办案路线所造成的一起假案。为此，省委决定：
+
+　　一、	对一九七二年三月十六日至同年四月四日因此案办学习班被逼致死的张永哲同志和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至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七日在学习班中致死的蔡达同志，以及在受迫害期间病故的周候同志予以平反昭雪，由原单位负责做好善后工作；
+
+　　二、	对因此案被办学习班长期审查的黄端旭、陈月卿、蔡忠良、秦克勤、李红星等同志，由原单位党组织在适当范围内宣布平反，恢复名誉;
+
+　　三、	对因此案被暗挂审查的，由原单位予以撤销；
+
+　　四、	牵连此案的人如兼有其它问题，另当别论，处理时不要再涉及此案问题；
+
+　　五、	纯属此案的有关材料，由有关单位分别清理销毁。
+
+　　 中 共 安 徽 省 委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一日
+
+## ——————————————————————————
+
+　　发：宿县地委、省冶金局803地质队党委、庐江县委组织部、安徽大学党委、皖安机械厂党委、合肥工业大学党委、合肥锻压机床厂党委、省委组织部、省委政法小组、省公安局、陕西省4310厂党委。
+
+　　 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四日印发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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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55 @@
+# 关于对资产阶级帮派骨干·新生反革命分子那顺巴雅尔问题审查情况的报告（汇报提纲）
+
+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
+
+　　那顺巴雅尔，男，现年43岁，蒙族，家庭出身雇农。本人成份学生，大专文化，原吉林省科右前旗人。1956年8月在内蒙师院参加工作，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常委、锡盟盟委书记。1977年1月隔离审查，同年11月2日被拘留审查，1978年11月2日，经区党委批准开除党笈、开除公职，依法逮捕。
+
+　　主要罪行如下：
+
+　　一、那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紧跟林彪“四人邦”，打着“造反”的旗号，拉邦结派，当了内蒙文教口《鲁迅兵团》的头头。欺骗部分群众，大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他与郝广德、高树华、王志友到处揪“黑邦”抓“走资派”，进行篡党夺权，对搞乱内蒙局势起了很坏的作用。
+
+　　“4·13”以后，那犯窃取了内蒙自治区革筹小组成员和革委会常委等要职，紧跟滕海清、吴涛、高锦明、权星垣等人，残酷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全区大搞“挖黑线，肃流毒”，进而制造了挖“新内人党”大冤案，造成严重后果。在三大冤、错、假案中他都有一定的责任。
+
+　　在党的“十大”，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以来，为了篡党夺权，积极追随林彪，“四人邦”，拉邦结派，与郝犯等人一起，踢开党委闹革命，另立中心，又一次搞乱内蒙局势。
+
+　　1973年9月，在自治区召开的三届六次全委会上，那犯与郝广德串通一气，以提意见为名，向区党委发难，要求让高锦明当四届人大代表，回内蒙工作。并以代表候选人中老干部多，青年人少为理由，他和高树华二人硬进代表行列。
+
+　　74年初，“四人邦”在中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活动，那顺去包头参加市委扩大会议，得知“归山虎”王德山带回了反党分子王洪文在中央“虎班”的反党讲话后，认为来头不小，于是便擅离旗委副书记岗位，窜回呼市，在吴涛的支持下，伙同郝广德、刘文研等人，进驻内蒙革委会，建立了“218”篡党夺权指挥中心，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区党委，为阴谋篡党夺权进行了一系列活动。
+
+　　“218”成立后，那顺等人对自治区的形势和区党委领导的态度，普遍地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认为军管期间否定了内蒙的文化大革命，颠倒了历史，拆了各级革委会的台，把造反派赶出了庙宇，是严重的复辟倒退。吴涛、李树德是支持造反派的，尤太忠是这场运动的阻力。他们硬决定对尤太忠同志施加必要的压力，把于北辰同志做为翻案复辟的典型，组织揭批围攻。那犯直接指挥土右旗有关人员给于赶写大字报，专程送达，以达到他们搞乱区党委的险恶用心。
+
+　　呼市市委3月11日收回《呼和浩特日报》后，那顺等人抓住此事大作文章，以此作为搞乱党委的突破口，于是在3月14，“218”发出了支持呼市日报的第二号公告，把矛头指向区、市两级党委，并由郝广德直接指挥，组织围攻两级党委，迫使区党委主要负责人承认捂盖子压群众。
+
+　　74年3月末，那顺与郝广德等人逼迫自治区党委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发言材料由“218”审定。在这个大会上，他们打着批林批孔的幌子，大造反革命舆论，把矛头指向区党委和军管。这次大会对瘫痪区党委和破坏全区的形势起了极坏的作用。
+
+　　74年4月初，区党委先后转发了中央关于“不准任何群众组织冲击区党委，强行调阅档案和尤太忠同志身体不好，接见群众应有竭制的两个电话指示后，郝广德等人指示白彦太以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名义起草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报告（即6人诬告信）随后又起草了一个尤太忠同志向中央假报情况的报告，和诬告群众的声明，并纠集43名常委，委员签名，在社会广为散发。企图达到他们重新搞乱内蒙，乱中夺权的险恶用心。那犯积极参与了这一活动。
+
+　　那犯还先后串到内蒙工交、农牧、公安、文教等单位做报告，搞串连和煽动把矛头指向北京军区和区党委。那说：“内蒙的问题在于北京军区。捂盖子的问题不只是内蒙，而是整个华北，谁在捂了，李德生。为什么内蒙问题得不到解决，问题就在李德生”。那顺还大讲“内蒙的批林批孔运动，由于个别领导人说了一些屁话，不能把运动发动起来，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一定还会与我们拼死斗争，我们工农兵主力军，要主宰运动，我特别希望工人阶级代表人物左右内蒙局势……”，等等。
+
+　　二、攻击敬爱的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
+　　1974年4月的一天，那犯对内大巴图、马宏业同志说：“总理对我很关心，从个人的关系来讲，我对总理的感情是很深的，但有什么办法，这是一场政治斗争，我们什么时候也应当法家，不能当儒家”。4月7日晚，中央广播了两项决议之后，那犯即以个人名义书写通知，并先后让旗委副书记云福祥、旗革委副主任陈道科二人在‘通知’上签字，责令土右旗有关单位把在街头展出的周总理生平照片全部摘掉。当张同、郭晋双二人问他时，那说“根据当前斗争形势，天安门事件的发生，挂总理的像不利，周总理已盖官定论，另外像挂的时间比较长了，撤了为好”。第二天上午，那犯在旗委召开的直属机关总支书记会议上又讲：“有人利用总理闹事，挂他的像不行了，根据当前斗争的需要，凡挂有周总理像和图片的都要摘掉。”根据那顺的指令，新华书店、商业局等单位都把总理像和图片摘掉。
+
+　　1976年在土右旗和自治区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那攻击华国锋同志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说：“社论为什么不提全党动员，而提全党动手呢？红旗杂志为什么不登那篇报告？这改动一字和不登那篇报告应当联系起来看，这不是一字之差，而是两条路线斗争。报告通篇阶级斗争的纲提的不响，大寨县的6条标准也不准”等等。
+
+　　那攻击叶副主席说：“我对叶帅那个伟大的转折有看法，叶一直也没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
+
+　　攻击邓副主席说：“对于承认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党内还有斗争，邓小平就是坚决反对”。从民主派到走资派，邓小平就是典型的代表”等等。
+
+　　三、极力兜售“四人邦”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妄图打倒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
+
+　　76年“四人邦”，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那顺跟的很紧，大肆煽动说“这次运动就是要从上到下抓一批走资派。继续让我们完成文化大革命应该完成而没有完成揪大大小小走资派的任务”。
+
+　　76年6月7日，那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的题为《坚持同走资派长期作战》一文，攻击老干部，“最初他参加革命只不过是‘入股’，民主革命胜利了，我们的党变成了执政的党，他们不仅想坐分红利，而且想世袭下去”。
+
+　　那在正兰旗旗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说：……“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要培养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专门对付资产阶级的这样的苗子……”。还讲到“从民主派到走资派这是必然规律，要和走资派作斗争。”
+
+　　在离职审查后，那还背着组织给内大党委书记巴图同志写信，极力表白自己，说我和“四人邦”没联系”。并要求为其澄清问题。
+
+　　在拘留审查后，在组织的帮助下逐步认识了自己问题，愿意悔过自新，最终还是交代检查了自己的问题。
+
+　　 1979年5月22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CCRD/0/8/15/000024.txt

@@ -0,0 +1,35 @@
+# 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妥善处理遗留问题——土右旗四家尧公社落实政策工作的几点做法
+
+　　<中共包头市委运动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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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右旗四家尧公社党委在落实政策工作中，认真平反各种冤、假、错案的同时，积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在澄清路线是非，处理善后工作中，依靠群众，实事求是地解决具体问题，大大加快了落实政策的步伐。现在，各种冤假错案政治上的平反工作全部搞完，本公社应该解决的遗留问题大部分得到解决，促进了安定团结，推动了当前生产。旗委于4月10日召开了现场会议，号召全旗各级党组织，学习和推广他们的好经验，好做法。
+
+　　四家尧公社是土右旗受害最重的两个公社之一，全公社12000人，其中蒙古族500人；各种冤、假、错案受害人员889人，占全公社人口的7.4％；致死32人，其中挖“新内人党”致死24人（蒙古族14人），占受害人数的3.6％；严重伤残共167人，占受害人数的20％，其中挖“新内人党”致残者120人。
+
+　　自贯彻中央“四·二〇”重要批示以来，公社党委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几个好的做法是：
+
+　　第一，邀请受害者代表参加，宣传党的政策，协助党组织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在公社党委首先认真学习“四二〇”批示及其他有关文件，提高思想，统一认识的基础上，采取各种形式，层层传达学习，把党内的思想认识统一到“四·二〇”批示上来。之后公社党委负责人，深入各生产队做政治思想工作，引导受害者要顾大局，向前看。同时，邀请那些受害较深，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的受害者来公社参加受害者代表会议。结合当前大好形势，宣传党的政策，大讲解放思想，大胆平反各种冤、假、错案，贯彻落实政策的重要意义。组织他们同公社党委和大队干部一起，共同做好受害者的政治思想工作。经验证明，社队干部和受害者代表一起做思想政治工作，可以更好地联系思想实际，更有说服力，这就为加快落实政策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
+　　第二，依靠群众，实事求是的把情况搞清楚。
+
+　　弄清情况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在做好受害者思想工作的基础上，各大队和公社所属单位，都召集受害者，犯错误人和有关人员参加的坐谈会，当面对证，澄清问题。如王家尧大队李二因武斗肩膀致残，但有些打过人的人，开始推卸责任，不承认是运动中打断的。经过当面对证终于澄清了。有些人在政治上平反以后，提出过一些过高要求。针对这种情况，有些大队党支部请那些思想觉悟比较高的受害者主持召开座谈会，让他们大讲既要落实政策，又要实事求是的精神，启发受害者不能只看个人利益，不顾国家困难。三叉口大队郝根宝，本来经济损失不大，开始却自报损失800多元，经过核实，也教育了本人。有的人本来不够安排子女的条件，开始也提出了要求，经过讨论评议，不仅大大减少了经济补偿的金额，安排子女的计划，而且弄清了受害者的伤残程度，确定了轻重缓急解决问题的先后顺序。为实事求是地解决遗留问题打下了基础。
+
+　　第三，分别轻重缓急，妥善解决遗留问题。
+
+　　“四·二〇”批示后，上级先后拨给落实政策经费2万多元，劳动指标36个，在分配和使用这些经费和劳动指标时，公社党委召开公社干部、大队支书、受害者代表参加的专门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反复协商讨论，依靠群众，分别轻重缓急，合情合理地解决受害者的具体困难，因此得到补助或安排了子女的受害者，感到满意，没有得到补助或未安排子女的受害者，也表示赞成公社党委的决定。
+
+　　为了尽快解决遗留问题，公社党委还在社办企业中安排致死致残人员子女34名，解决受害者误工补助一万六千多折款五千多元。各生产队还拿出将近2万元解决了受害者疾病治疗及生活困难问题。
+
+　　最近，公社党委对每个受害者的受害经过，伤残情况，历年来所解决的问题，以及还有那些具体问题尚未解决等等，都逐一登记，建立了档案，这样领导清楚，受害者也放心。全公社的受害者没有一个因落实政策上访。
+
+　　第四，加强思想教育促进思想转化。
+
+　　首先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经过发动群众，认真调查核实，依法拘、捕6名刑事犯罪分子，伸张了正气，广大群众拍手称快。全公社还有107名犯了各种错误的人，其中错误严重，有民愤的24人。公社党委经过具体分析，认为这些人大多数是受人指使，被人利用的。对这些同志只能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绝��能揪住不放。要教育，要团结，要耐心做好思想转化工作。如庆龙店大队党支部书记陈迷锁同志，在清队和挖“新内人党”时，曾担任公社群专负责人，亲自动手打过30来人，民愤较大。落实政策开始后，思想负担沉重，准备挨整、坐牢。党委分析了他的情况，虽然错误严重，但能认识自己的错误，工作表现不错，是可以教育好的。因此公社党委负责人找他谈话，耐心进行思想教育，他很受感动，有机会就检查错误，主动登门向受害者赔礼道歉，对调到外地的受害者主动写信承认错误，在工作中他认真负责，白天参加劳动或研究工作，晚上巡查，维护社会治安，去年防洪时先后两个来月昼夜坚守堤坝上。他说：“林彪、四人帮把我推上犯罪的道路，华主席、党中央把我拯救出来。我要努力工作，将功补过，报答党的恩情。”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取得了受害者的谅解。因此公社党委在全公社大会上明确宣布对他免于党内外一切处分，及时予以解脱。这样既教育了陈迷锁同志本人，也教育了所有犯错误的人。现在全公社107名犯有各种错误的同志都认真检查错误，主动赔礼道歉，取得了受害者的谅解，全部得到了解脱。
+
+　　第五，消除隔阂，做好团结工作。
+
+　　在“清队”和挖“新内人党”中，全社不少干部和群众产生了隔阂，干部之间，党群之间，蒙汉之间、群众之间的隔阂至今没有完全消除，这不利于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阻碍着全社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党委召开谈心会，或采用个别谈话，互相帮助等多种形式，教育受害的同志要顾大局，向前看，把挨整受害的仇记在林彪、“四人帮”身上，同志之间不要纠缠旧账。王家尧大队支部书记刘忠厚同志，在挖“新内人党”时受害致残，前几年已在公社维修队工作，每月挣工资43元。通过落实政策，去年冬天愉快地接受公社的决定，回到王家尧大队重新担任了支部书记。他一上任，就以身作则，首先做好消除隔阂，增强团结的工作。该队王狗、朱二旦、梁从栓等人在挖“新内人党”时，本来动手打过刘忠厚同志，由于消除了隔阂，今年分队时，王狗、朱二旦、梁从栓一定要和刘忠厚同志分在一个队。王西尧大队社员朱锅扣同志的爱人在挖“新内人党”时，受害致死，自己致残，多年来一心要报这个仇。“四·二〇”批示后，党委给他做了不少思想工作，帮助解决了实际问题，他能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还有不少同志过去有疙瘩的，现在也解开了。团结增强了，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了。今年春耕生产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好。过去春耕生产时，全公社最多能出280个牛坝，现在达到360多个，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纪录。60多岁的社员郝恒恒，在挖“新内人党”中被打成残废，多年不参加劳动。今年通过落实政策，他问题解决了，心情舒畅了，他又拿起鞭子赶着牛，自己拖着带病的身体，为生产队耕田耙地了。群众说：“华主席的政策就是好，致残人也不废了。”
+
+　　现在全社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团结一致，认真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搞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尽快地把全社农业生产搞上去，为争取今年粮食总产730万斤而奋斗。
+
+　　来源：《简报》（供领导参阅）第27期，中共包头市委运动办公室编。

CCRD/0/8/15/00002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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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给张明才等人平反的刑事判决书
+
+　　张明才，男，一九四四年生，上海市人，原三八缝绣社工人；
+
+　　王化生，男，三十六岁，江苏省六合县人，原朝阳电机社学徒，现在江苏省第七劳改队劳改；
+
+　　杨文中，男，三十五岁，天津市人，原金星标牌厂工人，现在江苏省第三监狱劳改；
+
+　　唐武来，男，三十三岁，山东益都县人，原南京雕刻厂工人，现在江苏省第十三劳改队劳改；
+
+　　刘建华，男，三十七岁，安徽省定远县人，原南京五四印刷厂工人，现在江苏省第十一劳改队劳改；
+
+　　曹治平，男，三十三岁，江苏省启东县人，原南京光明锉刀厂工人，现在汉中机械厂工作；
+
+　　陈和平，男，三十四岁，上海市人，原南京木器厂徒工，现已下放淮安县农村。
+
+　　上列被告人张明才等因反革命集团一案，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于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张明才死刑，立即执行；判处王化生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追劳动，以观后效；判处杨文中有期徒刑贰拾年；判处唐武来有期徒刑拾伍年；判处刘建华有期徒刑拾年；判处曹治平有期徒刑柒年；判处陈和平有期徒刑伍年。王化生等六人及其家属不服，多次提出申诉。
+
+　　现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认定张明才、王化生为首纠集杨文中等五人，聚集在张、王家放黄色唱片，收听敌台广播。经查，在张明才、王化生家放的不是黄色唱片；张、王等人曾收听过外围电台广播的音乐节目。原判认定张、王等人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污辱领袖像，积极策划出版反革命刊物等罪行，查无证据，应予否定。原以现行反革命集团判刑，显属错判。据此，特判决如下：
+
+　　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军管刑字第107号刑事判决书；
+
+　　二、宣告张明才、王化生、杨文中、唐武来、刘建华、曹治平、陈和平无罪。
+
+　　如不服本判决，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日内提起上诉，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
+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   判   员    张有生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
+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
+　　 书   记   员    谢杨根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CCRD/0/8/15/names.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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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地质实验室党委关于军宣队成员邬桂英在挖“新内人党”中严重违犯政策的档案材料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张永生反革命案的起诉书
+我的遭遇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关于原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权星垣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严重错误的报告（讨论稿）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给张稼山等人平反的刑事判决书
+两案内不属中央管理的干部已判刑和拟判刑人员登记表 -- 崔建雄
+两案内不属中央管理的干部已判刑和拟判刑人员登记表--郝广德
+我在挖“新内人党”这一冤假错案中的主要过错和我所知道的原卫生部专案组的情况
+中共内蒙一机厂委员会关于田书鸿的结案报告
+中国共产党包头市委员会专案组关于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齐景林问题的结论意见
+合肥市法院拒绝平反文革时一起特大反革命集团案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唐岐山反革命案的刑事判决书
+中共江村人民公社委员会关于涂香棋在“三查”运动中自杀问题的结论材料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姚殿选同志在“挖肃”中所犯错误的审理报告
+中国共产党包头市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对齐景林开除党籍处分的报告
+中国共产党包头市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对田书鸿开除党籍的报告
+河南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张钦礼反革命案的刑事判决书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华林森反革命案的刑事判决书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关于曾邦元反革命案的刑事判决书
+狱中致专案组的三封信
+认真贯彻落实“四·二〇”批示，积极纠正冤、假、错案，迅速转移工作重点
+检讨书
+中共安徽省委关于为我省在一九七一年清查“五• 一六”期间迫害致死的张永哲、蔡达等同志平反的通知
+关于对资产阶级幇派骨干·新生反革命分子那顺巴雅尔问题审查情况的报告
+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妥善处理遗留问题——土右旗四家尧公社落实政策工作的几点做法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给张明才等人平反的刑事判决书

CCRD/0/8/16/000000.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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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关于张友恭刑事判决书
+
+　　张友恭，男，五十八岁，上海市人，原在上海市人委干部业务文化学校工作，原浦东县人民法院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日以反革命罪判处张友恭徒刑五年，现经本院复查查明：张友恭在解放前曾充任伪中宣部东北特派员办公处中校专员等伪职属实，对此，组织上已作过“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原判认定张友恭于一九五八年九月书写反动词语问题，系属偶然错写词语，并没有构成犯罪，原判不当，应予纠正，据此，特判决如下：
+
+　　一、撤销原浦东县人民法院（58）年浦刑字124号判决；
+
+　　二、宣告张友恭无罪。
+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付本，上诉于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
+　　 一九八0年一月十六日
+
+　　· 来源：
+
+　　来源：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CCRD/0/8/16/000001.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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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关于给林舜英平反的判决书
+
+　　林舜英，又名林素芝，女，一九一一年出生，广西省永福县人。原系南京立新纸制品厂工人，因现行反革命案件。于一九七O年十二月十日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女不服，提出申诉。现经本院审理查明：
+
+　　原判认定林舜英攻击领袖问题经复查，林在一九六六年期间，确实与陈明勇、张稼山、方子奋等人有所议论，主要是针对林彪“四人帮”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满，但其中说过比啥不当的话，并未构成犯罪。原判认定林舜英支持李立荣进行反革命活动与事实不符，予以否定。原以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系属错判，应予纠正，平反昭雪。据此，判决如下：
+
+　　一、撤销江苏省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70）军管刑字第376号刑事判决书；
+
+　　二、宣告林舜英无罪。
+
+　　如不服本判决，自接到判决书之次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一式二份，由本院移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
+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   判   员    周曾德
+
+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
+　　 书   记   员    罗永平一九八〇年元月三十日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CCRD/0/8/16/000002.txt

@@ -0,0 +1,75 @@
+# 刘子厚: 我的检讨
+
+　　<刘子厚>
+
+　　[刘子厚，长期以来任河北省委主要负责人。 文革中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
+　　我在河北工作期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犯有严重错误。1968年初，成立省革委，我被解放并任副主任，自71年起由我主持河北省的工作。71年前省革委会领导工作的错误我有份，71年以后的错误，我负主要责任。过去我对自己错误的严重性认识很不够。最近，经过学习和反复思考，特别是重新学习和对照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所制定的路线，触动很深，痛感在党的历史性大转折时期，我没能觉醒过来，清算自己的错误。回想起来，心情十分沉重。现就初步认识，作一检查，诚恳希望党中央和河北省委同志给予批评和帮助。
+
+## 一　长期以来，我执行了左倾错误路线，给河北工作造成严重后果
+
+　　我的左倾错误是从1958年开始的，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左的思想体系。如“大跃进”、“反右倾”我都是积极的。在这段时期内，河北省错误处理了“三北”问题，我是积极参与的，伤害了自己的同志。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利用了左倾路线的错误，挑动派性，制造分裂，给河北省带来了灾难性的恶果。在此期间，我对“四人帮”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搞的一套倒行逆施，缺乏清醒的认识，所以既有抵制的一面，也有执行的一面。粉碎“四人帮”后，我如释重负，心情非常振奋。但在我身上的左倾路线的流毒，并未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肃清。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搞了一些极左的错误的东西。如在揭批查运动中，有的地方把清查面搞宽了，甚至有的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把柴晋川同志当作反革命逮捕，是错误的。
+
+　　对我执行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错误，省委虽然进行了一些纠正，但直到三中全会前夕，还遗留许多重大问题，未能彻底解决。党的三中全会确立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我对这样的一次从根本上拨乱反正，扭转乾坤，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极其重要的会议，觉悟很迟，认识不足。没能从实质上学好学透三中全会的精神。三中全会以后，虽然在形式上我也进行了传达贯彻，但对10年浩劫遗留下的许多重大问题，没有积极和自觉地解决好。对此同志们很有意见，使省委的工作也非常被动，这是我要完全负责的。
+
+　　我的思想长期为两个凡是所禁锢，处于僵化半僵化状态。我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认识很不够，学得不好，理解不深，在思想上突不破“惟上”，“惟书”的束缚，更不能从左倾错误路线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行动上总是瞻前顾后，忧虑重重，深怕批左过了头，怕否定了过去的成绩。对过去的错误不能作实事求是的分析批判，有的同志批判了，自己还听不进去。正因为这样，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拨乱反正，落实政策，以及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等一系列问题上，显得很不得力。更严重的是，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一再批判左倾路线的错误，而我在思想路线上仍没有端正过来，转变很慢，甚至仍在不自觉地搞左倾错误的东西，继续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这是十分沉痛的教训。
+
+## 二　在左倾错误思想影响下，对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抓得不力，行动迟缓
+
+　　三中全会前，中央就一再提出平反冤假错案，三中全会上又再次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抓紧落实好干部政策，并在会上为彭德怀同志、陶铸同志和61位同志的重大历史冤案予以平反昭雪，为全党做出了榜样。这对我的触动是很大的。过去我总认为1959年整风反右受批判的同志虽然平了反，但他们还是有错误的。三中全会对彭德怀同志的平反，才使我认识到是非应该颠倒过来，正确的恰恰是这些同志，错误的是我的左倾认识。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我的错误认识解决了，但左倾错误路线在我身上的流毒，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从而妨碍了落实政策工作的进行。
+
+　　河北省委在批陈整风后和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期间，也抓了几次落实政策工作，粉碎“四人帮”后，又给一部分同志落实了政策。表面上看，好像大多数同志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实际上不少干部的落实政策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三中全会后，我本应该根据会议精神，坚决迅速地把落实干部政策搞好搞彻底。但由于我思想上还有左倾流毒，过去有的案子定错了，没有及时纠正过来。我没有把落实干部政策作为肃清极左路线流毒，促进安定团结的重要措施来抓，以至实际工作跟不上，政策落实得不快不好。如对林铁同志和其他一些老同志，落实政策就搞得不够好。三中全会后，虽然再次宣布为这些同志平反，但仍未作到及时妥善安排。我当时在领导岗位上，没能设身处地为这些台下的同志身心长期受到折磨的苦处着想，没有尽快地消除对他们的错误处理所造成的后果。我很少找这些同志交心，交换意见，自我批评做得很差。这些老同志对我有意见，完全是应该的。每念及此，深为内疚，感到很对不起这些同志。
+
+　　河北还有一些人所共知的大案，教训也是极为沉痛的。1967年陈伯达制造的冀东大冤安，8万余人遭受诬陷迫害，二三千人被迫害致死。对这样的大冤案，我长期没有过问。粉碎“四人帮”后，地市委同志反映这个问题，我才派人去作调查处理。我对这一重大冤案的平反工作，实际上采取了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是很错误的。邱县专案本来是完全搞错了，但在左的思想影响下，长期认为只是扩大化，没有彻底纠正。在解决中拖拖拉拉，直到1979年中央召集的河北省委汇报会，在中央领导同志帮助下，才得到正确解决，落实了政策，作了彻底平反。对此，我应负主要责任。对深县的冤案，解决处理得比较迟钝。在承德发生的董秀芝同志冤案，使这位张志新式的好同志，受到严重的摧残迫害，幸而后来得救。虽然事情发生前我和省委都不知道，但问题在于我并未能从董秀芝同志的事件中，进一步深刻看到左倾错误路线所造成的危害和恶果。
+
+　　由于思想路线不端正，在对有些干部的识别，选拔上存在着主观片面和使用不当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提拔了一大批年轻干部，其中大多数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但确实混有造反派起家，有打砸抢罪行的人，未能及早发现，加以处理。对一些不能胜任本职工作的年轻干部，也没有及时调整。对原省工会主席樊德玲（注一）和原革委会副主任兼妇联主任王桂华（注二）的处理，也由于思想路线不端正，拖拖拉拉，未能及时调整他们的工作。这些，我都应负主要责任。
+
+　　另外文化大革命初期，陈伯达在石家庄关于两派群众问题的反动表态，我是赞成的，对我的思想是有影响的，表现在当时对省革委会干部的使用上，看法上和感情上，有亲有疏。批陈整风后，我对此比较警惕了，注意了对派性问题的解决。但对解决思想隔阂的工作做得不够，对有的同志的工作安排，也有不当之处。
+
+## 三　在执行农村经济政策中也有左的错误
+
+　　多年来在执行农村经济政策上，一直强调要以两条道路斗争为纲，而实际上对什么是资本主义的，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在理论和实践上并没有搞清楚。以至把一些左的错误的东西，当成正确的加以坚持。各地出现的诸如割“资本主义尾巴”，搞平均主义，搞“大呼隆”，以及对自留地、农村集市贸易采取的一些左的错误的措施，就是这种错误指导思想的反映。我在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的过程中，同样受到左倾错误路线影响的干扰。如当时群众中存在怕“冒尖”等思想顾虑，未能及时解决。虽然也抓了按劳分配和生产责任制的工作，但很不得力，影响了两个农业文件精神的贯彻落实。特别是对自留地和开放集市贸易解决得迟缓，这些都对农民积极性的提高，农业生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有影响的。
+
+　　这种左的思想，还表现在经济工作中存在的急躁冒进情绪和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的毛病。76年唐山地震，77年又发生水灾，在全省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也盲目地跟着讲“高速度”，“大干快上”，“一年初年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等左的口号。显然是脱离实际，很不恰当的。
+
+　　由于我的错误，给河北省各方面工作和广大干部，群众都带来了重大损失。我所以犯了严重错误而又迟迟不能认识，从根本上来说，是自己没有认真学习和掌握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没有真正确立坚定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在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建国后，我在党的历次路线斗争中和历史经验中，接受了许多消极的教训。在工作中总是怕右。另外一个促使自己犯了错误而迟迟不能觉悟的原因，是对自己的工作成绩估计过高，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我总认为四人帮曾多次整河北省委，省委对四人帮也有抵制。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坚持工作，并在粮食生产和工业生产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在那段时间内，河北省的工作有一定的成绩，是应该肯定的，但这是由于党中央内部有周总理、邓小平等同志坚持正确领导和河北省广大干部、群众努力奋斗的结果，我不应该把这作为个人居功自傲的资本，更不能成为掩盖自己错误的理由。我一方面过高估计了成绩，另一方面又对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危害和左倾错误路线给自己的影响和流毒估计不足，最后导致在三中全会后我还不能正视和改正自己的严重错误，这是必然的。再加上自己长期高高在上，很少深入实际，自己弄不清楚，又听不进不同意见，这是我的错误迟迟不能改正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
+　　我对自己错误的认识还很肤浅，检查也是不深刻的。我要继续认真回忆思考，提高认识，深刻检查。我再次热切希望党和同志们的严肃批评和帮助。
+
+　　 刘子厚1980年11月24日
+
+　　（针对他这个检查，林铁、裴养山等河北的很多老干部都提出了批评。胡开明也提出了批评。以下为原省委张家口地委书记胡开明的意见）
+
+## 我对刘子厚同志的《我的检讨》的意见
+
+## 胡开明
+
+　　刘子厚同志过去总是宣扬自己“一贯正确”，现在开始做检讨，并表示希望别人给以批评帮助，这是值得欢迎的表现。但是在这个《检讨》中，对于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有的加以回避，有的上推下卸；并把自己犯错误完全说成是认识问题。我认为这样的检讨，既难改正本人的错误，也无助于河北问题的解决。今就我所知道的部分情况，对《检讨》提几点意见：
+
+　　一、《检讨》中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所犯的错误，是从1968年初成立省革委会时说起的。这就避开了1966年6月华北会议上发生的重大问题。在那个会议上，刘子厚同志带头造林铁同志的反，编造了所谓“河北省委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已达4年之外”的谎言，并指明有以林铁为首的4个右派（胡开明、马国瑞、裴仰山）和以刘子厚为首的4个左派（闫达开、李颉伯、王路明）。会上还内定了全省要揪斗的大批干部名单。从此就开始分裂了河北的党组织。可是在《检讨》中说：“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利用了左倾路线的错误，挑动派性，制造分裂，颠倒思想路线是非，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残害了大批干部和群众，给河北省带来了灾难性的恶果。在此期间，我对四人帮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搞的一套倒行逆施，缺乏清醒的认识，所以既有抵制的一面，也有执行的一面。”这种把河北党组织的大分裂和发生的大批冤假错案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林彪、“四人帮”的说法，显然是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
+
+　　二、对文化大革命以前错误处理“三北”（张家口、承德、唐山）问题，检讨中说“我是积极参加的”。这就把主要的责任推给林铁同志了。但据我所知，林铁同志对于那样处理“三北”问题是根本不赞成的，而处理张家口问题时还是背着林铁同志搞的。
+
+　　三、关于“冀东大冤案”问题，检讨中说：“1967年陈伯达制造的冀东大冤案，……我长期没有过问”。而实际情况是：早在1966年的华北局会议上，就已定下了“杨、白反党集团”和“杨白阴谋政变集团”，还点了李运昌同志的名。会后很快成立了20个专案组，实际上就是要挖冀东党的问题。不过后来听了陈伯达的反动表态，搞的劲头更大就是了。而且唐山地区搞的这个案件过程中，刘子厚同志是和李雪峰多次听过汇报，并做了指示的。据说，此案搜罗的黑材料，包括很多的领导干部，甚至有李大钊、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等革命老前辈。所以1979年中央追查此案时，刘子厚同志对唐山市委书记苏峰同志说：“这个案子提起来千斤，放下四两。”暗示不要去追查了。这怎么能说是长期没有过问呢？
+
+　　四、1969年8月，曾以省直机关工、军宣传队的名义，编写了《原河北省委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约5万6千多字，可谓极尽篡改历史和颠倒黑白之能事。把林铁同志上挂刘澜涛——彭真——刘少奇这条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而把刘子厚同志上挂到李雪峰——林彪这条所谓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说什么“林铁窃据河北省第一书记17年的时间内，拼命执行了一条臭名昭著的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大跃进的1958年，中央、毛主席调革命干部刘子厚、解学恭到河北书记处工作。10年来，省委内革命领导干部同全省广大人民群众一道，无论在大跃进年代，还是在3年暂时困难时期，都积极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林铁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了三面红旗，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录自第二稿）此稿当时已打印多份，到了“批陈整风”时才慌忙收回。这书到底是谁指使编的？刘子厚同志看过没有？对于这件“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事”，我认为也有交代的必要。
+
+　　五、据说刘子厚同志临调离河北时，让他的秘书从战备档案库取出十几箱共1,800斤档案材料私自销毁了。对于这样一个严重问题，为什么在《检讨》中根本不提呢？
+
+　　六、在《检讨》中，刘子厚同志对于自己犯了严重错误而又长期不能改正的原因，统归之于“思想上长期为两个凡是所禁锢，处于僵化半僵化的状态。”我认为是有这种思想认识方面的情况，但是还有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这里还可再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
+　　（1、在华北局会议上批判林铁同志时，刘子厚同志很气愤地说：“省委本来早就报我为第二书记，华北局也同意了，但是后来林铁找彭真去说了我的坏话，因此中央迟迟没有批。”究竟林铁同志是否找过彭真同志说了刘子厚同志的坏话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省委报刘子厚任第二书记时林不在家（在南方休养）。）
+
+　　2、在华北局会议上，刘子厚同志为给打倒林铁同志制造根据，说“林铁主持召开的（1962年）‘5月会议’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会。这个会议的总结本来是准备由林铁做的，可是他临时推给我做，这是他要的一个阴谋。不过我后来没有按照他的讲，我讲我的。”实际上那个总结稿是办公厅根据常委会上讨论的意见起草的，刘子厚同志讲的时候也没有变动原稿的任何内容，最后还是由他自己签发的。如果说有点变动的话，那只有一个地方——原稿对把社员的自留地增加到10％和允许户养大牲畜这两项，说的是等报中央批准后执行；而刘子厚同志签发时，把“等报中央批准后执行”这两句话勾了去，并批上“立即按照执行”的字样。所以当李雪峰叫把“5月会议”的材料拿来印发大会时，他就推说“这个情况大家都很清楚，用不着印发。”
+
+　　3、1965年中监委叫省监委协助调查何朗明的问题。省监委书记裴仰山同志因这案涉及到林铁同志，只向刘子厚同志做了汇报。刘听了裴的汇报后，嘱裴不要告诉林铁。可是后来批判裴仰山同志时，刘竟说裴“背着省委搞省委，背着省委搞林铁。”而到了华北局会议上批判林铁同志时，又说裴是林的“黑干将”。
+
+　　4、在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发动鸣放时，刘子厚同志也召集了地市委书记征求意见。会上我第一个发言，对他的工作作风提了不少意见。当场他曾表示接受批评。可是后来开北戴河会议时，我给毛主席上了两封意见书：一是《对农村口粮分配办法的意见》（主张采取基本口粮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办法，反对按劳分配加照顾的办法），二是《建议推行三包到组生产责任制》。结果前者得到主席的支持（据说会后主席对刘子厚同志说：不要过分强调口粮按劳分配，那样容易打击四属户，会引起两极分化），后者受到主席的批评。于是刘子厚同志对省委副秘书长黄桦同志说：“这回可抓住胡开明的辫子了！”果然后来我就一直挨整了。
+
+　　5、为了把林铁同志和我整得“永世不能翻身”，刘子厚同志明知李雪峰是支持他整林铁同志和我的，可是在省委《关于李雪峰问题的报告》上，竟把林铁同志和我与李雪峰一起批，还说李是支持我俩搞单干的。这个报告后来还以省革委会的文件发到全省。直到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刘子厚同志还说：“在河北批邓要联系林铁、胡开明。”
+
+　　总之，我认为刘子厚同志的错误，决不仅是由于思想僵化半僵化的问题还有思想品质上的问题。因此刘子厚同志如果真的有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还必须挖一挖思想意识方面的根源才行。
+
+　　 胡开明1981年2月8日
+
+　　来源： 老鬼《胡开明》. 香港： 新世纪出版社，2014年。

CCRD/0/8/16/000003.txt

@@ -0,0 +1,97 @@
+# 许集山写给内蒙古党委组织部有关自己文革错误的申诉信和附件
+
+　　（内蒙古党委组织部并报内蒙古党委：）
+
+　　转来中共乌盟盟委乌党发〔1980〕219号文件向内蒙古党委《关于对许集山同志申诉请求查证核实的几个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已收到。
+
+　　这几案有的我已经背十多年，有的也背2、3年了。总以为在4·20批示之后乌盟会有论处的，等到1979年8月还未见消息，我向党组织写了报告，又耐心等待了一年之多。经过尤其内蒙古党委有关部门多次催促才见到1980年10月份乌盟盟委向内蒙古党委的报告。我反复看了这个报告，实在感到寒心，因为应该遵照党的三中全会纠正冤错假案的精神，把强加在我身上的几件冤错假案纠正过来，是顺理成章的。可是乌盟盟委向内蒙古党委的报告却不敢正视问题，竭立回避矛盾，含糊其词，不是一个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的报告，而是一个推卸责任，应付上级的报告。现将我对这个报告的看法提出以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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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中说：“许集山同志在乌盟工作期间是有成绩的，但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中也有错误”的问题。实际上还是想揪住我在乌盟多年来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错误不放，来避开纠正错误的实质。说实话，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广大人民的十年浩劫和灾难，可是十年浩却在乌盟地区灾难的残结局是乌盟盟委机关极少数人所谓创造的挖内人党经验，而致打伤打残打死乌盟很多好同志，而且对内蒙其它地方也危害不小，乌盟所谓挖内人党经验创造人至今还有人袒护。我虽然也有过一些错误，但我没有犯过打人错误，也未袒护和支持过打人的人。在批林批孔中，首先是我在批林批孔开始不久，因有病就离开了乌盟又到北京看病去了，而没有参与批林批孔的全过程；其次是在1973年11月去北京看病的前夕，曾向郝力生同志辞行时，对当时社会上的动象作了反映，我反映过当时社会上有人说，“造反派受压，而要提高造反派的地位，”但我作为盟委的领导成员之一，听到社会上的反映，有责任向第一书记汇报。这两件事，1974年春节的前夕，在呼市召开的乌盟盟委常委整班子会议上，尤太忠、邓存伦同志指示要我为此作出检查。因而我也承担了这两个错误的责任，而且从乌盟作了检查后又到巴盟作了自我检查，并向两地党组织请求过对我这些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给予党纪处分。乌盟这次在报告中又加以肯定，只不过也是某些个别领导人想掩盖其整人，支持打人的人的实质而已。因为乌盟批林批孔开始，在社会上一度出现的混乱局面而处理过有关的问题，都是经过盟委集体讨论决定的。当时我作为盟委的成员之一，应该负一份责任，实际上我在检查中也已承担了责任。但范建国同志也是当时的领导成员之一，我从来未听见过范建国同志说过应该承担一份责任的检查。更不应该把盟委集体讨论决定的问题都推卸到另人身上又去替罪，这种做法是不能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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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对我申诉的“3·26”事件等3个已经错了的问题，乌盟盟委的报告不应该敷衍了事，籍故推诿，而应该实事求是，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这样作才符合党的三中全会纠正冤假错案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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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在1968年乌盟小报出现的3月26日所谓的反革命事件在乌盟地区是赫赫闻听的，腾海青亲自赶到集宁坐阵并发表的5月28日的讲话：要揪出“3·26”反革命事件的黑司令部许、孔、达黑司令、座山雕许集山和八大金刚也是众所周知、举目共睹的。这一案件的出现株连了乌盟许许多多的同志。不久急转进入打内人党，而乌盟被打伤打残打死的很多人，多数还是这一案件所株连的人，乌盟革委会当时为给挖肃斗争扫清道路即抓住“3·26”这一案件从1968年7月25日到8月7日共14天除去中间休息过4天外，乌盟革委会直接主持连明昼夜围攻我达十天之久。腾海清7月31日第二次赶到集宁又发表讲话，表态支持。因此把所谓“3·26”反革命事件强加在我身上。围攻我的目的就是扫清挖肃斗争的阻碍，对我所围攻的错词滥调，当时都通过大字报、传单等形式公布在集宁社会上，也是举目共睹的。在围攻我的十天当中，当时乌盟革委会主任周发言及其贺寿琪、吴尚志、赵军、李文吉、葛政峰以及贾成元、朱志明、李枝，还有其他许多人的多次围攻的错词滥调且省略，就当时乌盟革委会副主任吴尚志同志对围攻我十天之久的最后总结记录抄件摘要附后，供党组织在纠正这一冤案时参考。当时的乌盟革委会主任周发言在1969年2月18日向全委第四次扩大会上的讲话也讲到……去年7、8月，我们彻底粉碎了“3·26”反革命事件，揪出了钻进红色政权的反革命两面派许、孔、达之后，把全盟挖肃运动大大推进了一步。讲话还说，“据凉城、卓资、后旗、商都等十个旗县统计，共挖出各种反革命集团案件126起，挖出成员2148人。……”1969年2月25日乌盟革委会第四次扩大会的纪要上还决议写到：“……胜利地开展了两条路线斗争，彻底粉碎了“3·26”反革命事件和右倾翻案的九月暗流，摧毁了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的工具内蒙最大的反革命民族分裂主义集团在我盟的暗班子，使‘挖肃’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
+　　乌盟革委会纪要的决议和周发言在扩大会议的讲话，不是凭空他自己信口开河的想像，而是由于乌盟当时有人向他提供假情况才做出决议和讲出口的。左倾路线的执行者给乌盟制造了这么多的冤错假案，乌盟现在也不能推出了事吧。这些冤错假案的受害者不能仍背上反革命黑锅吧，总应该有个归结吧。象所谓叛国投修的五十二号案，小喇嘛案等等。
+
+　　乌盟盟委在向内蒙党委的报告中又把这一问题推到1969年内蒙古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的148号文件的平反决定上。写这个文件时所谓的许、孔、达有的刚放出牛棚，有的还关在牛棚里。因为周发言等人觉得打内人党太残无人道，而把反革命的“3·26”事件又改成革命的“3·26”事件，以掩饰其实质。同时周发言，贺孝琪等人也明明知道“3·26”事件的肇事者不是许集山，因此只写进去许、孔的名字，连达瓦的名字也未敢提及。把许集山仍拴在“3·26”事件上也只不过是好下台阶。在内蒙核心小组148号文件一下达的当时还一度引起集宁社会上“批腾”、“保腾”的派性混乱。而且在1977年内蒙革委会主持批判吴涛有线广播大会上范建国同志曾代表乌盟发言时，也批判过那个文件是腾、吴、高对乌盟炮制的七条。现在乌盟盟委某些领导又捡起来从自己嘴里批判过的文件作为给许集山已经平反的证据，而推出了事。不能反手是风，复手是雨，早晚各有市价吧。那个时期被乌盟某些领导批判的黑文件，现在又当成纠正许集山“3·26”冤案的唯一证据。这种行为不太好吧。
+
+　　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对“3·26”事件的批判与利用，平反与不平反，这都与我无关。因为我不是“3·26”事件的策划者和肇事者，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受害替罪者。当时为什么要抓住我来替“3·26”的罪，直到现在我还理解不了，因为148号那个文件的平反决定，只不过是继续把我强拉在“3·26”事件上边，乌盟盟委的这个报告也还是继续沿用这个老调。所以说，148号文件未接触到我本人的实际。“3·26”是革命的事件我不争功，因它与我无关。“3·26”事件是反革命的，我也不受其害，更不能让我在1968年已经替了罪而现在继续拉着我再替罪。
+
+　　（二）乌盟盟委向内蒙古党委的报告中讲到的第三个问题时说：“乌盟盟委1977年12月7日向自治区党委《关于对许集山同志所犯错误的处理意见的报告》是根据当时召开县团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揭发的问题整理的，由于当时内蒙党委催报这方面的材料，要得很紧，对其揭发出的具体问题未进行调查核实，只作为情况反映上报内蒙党委。现在看来，此报告是欠妥的，决定予以撤销。这种说法殊为荒唐，作为一级党委的乌盟盟委为什么把不经过调查核实的假情况向上级党委报告呢？不能那么轻率吧！乌盟的报告也至少是想瞒上怨下、推卸责任来了结完事的。
+
+　　乌盟盟委1977年12月7日向内蒙古党委的报告的主要内容、观点很明确，是诬陷许集山“支持帮派，反对军管，反对党委，分裂群众”，而且例举了几项假事实。尤太忠同志阅后就批示，转到巴盟责成许集山作严格检查。乌盟盟委〔1980〕219号文件向内蒙古党委的报告中为什么回避了这个问题的实质，而把问题推卸到县团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的揭发上，接着又瞒怨内蒙古党委的催报情况。然后才写到此报告欠妥，决定予以撤销。根本不敢承认所伪造的假事实。而想一溜而过。如1977年12月乌盟盟委向内蒙古党委的报告中所用过诬蔑不实之词，只字也未敢提，空谈撤销。究竟撤销了个什么错误观点和假事实。1977年乌盟的报告中所写到的“许集山同志在十二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支持帮派，反对军管，反对党委，分裂群众”等这些诬蔑不实之词到底还存在不存在了，使我甚为担心。1977年乌盟盟委向内蒙古党委的报告中所捏造的第一条是所谓反对军管、反对党委的假事实中还写到：“……74年许在北京看病，常到高锦明那里串连……”。报告的第三条中又写到：……“许散布说，造反派是法家，保守派是儒家……在许的煽动下，大街上出现了‘法家必胜，儒家必败’的标语，许还警告畜牧局的靳崇义同志说，你不要当老保，要当法家……。”所捏造的这两段不实之词的要害是想证实许集山支持帮派，反对军管，反对党委，分裂群众的祸首。这两段陈词滥调我第一次听到，是在1974年春节前夕，内蒙古党委召集乌盟盟委常委到呼市新城宾馆开整班子会议时范建国同志当场讲出口的。参加这次整班子会议的有郝力生、阎健、昭力格图、李文精、范建国、林慰然、林田、冯静卿、李志忠、张发、乌云其其格和我自己，还有内蒙的领导尤太忠、邓存伦、孟奇、苏平等同志也领导参加了会议。范建国同志在会上说：许集山1974年在北京养病，由赵虎东开小汽车拉上许集山见高锦明搞黑串连的……。还说：许集山说，造反派是法家，保守派是儒家，许向靳崇义说过，靳崇义又说给李生花的……。这些荒言出口之后，随即引起尤太忠、邓存伦等同志当面询问我，我也当场否定了。为此，邓存伦同志第二天找我谈话，我又作了否定，邓并说服过我，说：不要记较这类语辞了，要多讲团结吗。在我1975年离开乌盟去巴盟时，专为此事又给郝力生同志写了一封信，亲自交到范建国之手转郝力生。（这封信的底稿原文抄附于后）从此我认为这一问题算了结了。而郝力生、范建国明明知道这件事已经了结的全过程，为什么1977年12月以乌盟盟委正式文件又上报内蒙古党委，不知用心何在？我自己理解不了，要求乌盟必须要说明意图。如果把这个责任推卸到由于内蒙古党委催报这方面的情况所急而致，真有点荒唐至极。其次，所有77年12月乌盟盟委的报告中所捏造的其它假话连篇等不实之词也要一一查对核实，不要回避问题的实质，而应当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
+　　3.也不应该回避乌盟革委会诬陷过我是所谓的叛徒特务问题。也确实现乌盟盟委没有审查过许集山的历史问题。但是在1968年、1969年对我进行过这方面的逼问是什么意思？第一次是1968年的9、10月间，由乌盟革委会指派两个解放军（姓名不详）、范登（学生）、李生富（干部）从陕西省靖边县（即我出生地）调查回来，在牛棚里对我进行逼问，要我交待叛徒特务问题，还强迫我承认中共靖边县委是所谓国民党的县委，中共靖边县委书记李维钧同志是所谓国民党的县委书记，中共靖边县委组织部长李新民同志是所谓国民党的组织部长。从此以后，乌盟革委又指派贾瑞（现在阿盟军分区任参谋长）郭万清（土右旗）在牛棚里对我进行过多次逼问，还有马生英、郭洪谋（现在乌盟）等同志都是当时搞这一专案的，请乌盟盟委向以上等同志了解一下是真是假，他们是不是乌盟革委会指派的，还是这些同志和我自己有什么过不去而专案我吧！乌盟直到现在还不承担这一责任，实在是太不实事求是了。
+
+　　乌盟盟委〔1980〕219号文件的报告中还写到，我从呼市等地拣了一份材料……。不管是从那里拣到的，这份材料千真万确是乌盟写出来的，其中不仅写到许集山参加过国民党特务组织“统建会”，而且还写到许集山隐瞒了地主成份，还诬陷我的3个家兄哥也是国民党特务；还诬陷许集山对待解放军尤其对待军分区李文吉的态度不端正；并写到许集山包庇和扶持所谓乌兰夫黑线人物上台，具体列了达瓦、谭玉玺，（均是家族）的所谓黑线人物的名；也指责许集山在乌盟公安处的问题上和李文吉是背道而驰的；还写到许集山是个历史鸦片毒品贩；以及“3·26”反革命事件等问题也写到了。这个材料美名为：“关于许集山问题的调查报告”，并且还经过当时乌盟革委会某一领导同志亲笔改划过的笔迹，必要时也可以对对笔迹，证明看一看这个材料是真是假。希望乌盟不要回避这些问题。
+
+　　陕西省靖边县在十年浩劫期间搞的所谓的统建会这一特务组织案件是否存在，现在已经更清楚了，完全是一起诬陷我们的冤案，因这起冤案，把1948年前后靖边县党组织派出支援解放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北京等地的—些同志也被株连到这一案件中来了。我要求乌盟宣布撤销1968年、1969年对关于许集山历史问题的诬陷调查和错误审问。同时也要求乌盟转告陕西省靖边县撤销回他们对许集山历史等问题的所谓检举��撤销回对我3个家兄所谓特务的诬陷。
+
+　　我所以写出以上当时情况，并不是要计较过去谁怎么过我的人，而是为了更进一步地、实事求是地把问题解决好。
+
+　　三、我的要求。
+
+　　1.以上三个案件都是对我的诬陷。要求将以往所施行出的错误的斗、批、围攻，尤其乌盟革委会直接主持的围攻和决议及错误的检举揭发和调查，错误地向上级的报告等等明文宣布撤销，滥用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并要向乌、巴两地群众公开宣布。
+
+　　2.每一冤错假案中所株连的其它同志，诸如所谓黑司令部、许、孔、达、黑高参、八大金刚以及黑干将、小爬虫、许、孔黑势力等，也要给予纠正，恢复名誉。
+
+　　3.请求党组织批准并由党组织派专人领上我本人到陕西省靖边县把“统建会”这一冤案彻底弄清楚，为所株连的30多人作出平反。
+
+　　4.1968年8、9月间，对我先后进行过两次抄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其它落实政策方面等问题，要求党组织应该有所着落。
+
+　　5.要求党组织彻底查清原达茂旗委书记昭力格图同志在5·22批示下达后，为什么关进监狱，是何人制造策划的，要向群众宣布。
+
+　　以上请党组织审查，望尽快落实我的问题，不妥之处，请批示。
+
+　　此致
+
+　　敬礼
+
+　　 许集山1980年12月3日于呼市一所
+
+　　附件之一：1968年8月乌盟革委会副主任吴尚志同志的总结摘要。
+
+　　附件之二：1975年12月我离开乌盟到巴盟时给郝力生同志信的底稿复抄。
+
+## 附件之一
+
+## 1968年8月乌盟革委会副主任吴尚志同志的总结摘要。
+
+　　1968年8月7日上午乌盟革委会亲自主持围攻许集山十天之久，这是当时乌盟革委会副主任吴尚志同志总结摘要：
+
+　　许集山你要脱胎换骨不？要敢承认你自己是乌兰夫黑线人物的包庇者，是叛徒、特务的保护伞，并且能一宗一宗交待给群众，你才能改正错误，群众才能谅解你的。不要光自以为你是个老革命，老是老，是个老反革命，你包庇起来那么多的坏人，镇压群众起来开展挖肃斗争，让你交待又不作交待你是个什么老？不是个老反革命嘛，不管有多大的错，也不要害怕，敢于承认、敢于向群众交待才算个老革命。许集山为什么不敢触击自己的灵魂呢，一不揭发，二不交待，是那一个黑线人物揪的小辫子着啦。我们还要求许集山爬起来立新功吧，否则许集山你究竟要往什么道路上走也。经过十多天的大会，群众那么诚心诚意的帮助，连自己的灵魂一点也不触击，还是个反革命的精神状态。大会之后对许集山要狠狠的揭、狠狠的批、狠狠的斗。不要留情面，许集山不是个老革命，而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反革命。混进党内几十年的一个老反革命，通过文化大革命才认清楚许集山的丑恶嘴脸。
+
+　　当前，全盟进行这场阶级斗争要依靠谁呢？就要坚决依靠决心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把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进行到底的、真正的革命左派。就象立新功战斗队那样，敢于向庞然大物开展你死我活斗争的，敢于向乌兰夫暗藏在乌盟黑线人物开展斗争的革命派。这才是我们唯一可靠的坚定不移的依靠力量。绝不能依靠那些假革命派和反革命两面派的群众组织。要斗争下去，坚决地斗争下去，决不能心慈手软，要不停劲地猛烈的向阶级敌人进攻，绝不给敌人留下喘息之机。不管是钻进来的坏人，还是混进来的坏人，也不管是什么庞然大物，都要彻底的、干净的揪出来，交给群众进行批斗。
+
+　　革委会混进来的国民党掌握了实权，而且抄了共产党的家，难道我们能忍受吗？现在的阶级斗争盖子彻底揭开了，只能进攻，决不能退却，更不能手软，否则就是口头革命派。要充分地放手地发动群众，放手的揪，放手的挖。向立新功战斗队学习。学习他们的阶级立场，学习他们敢打敢挖的斗争勇气。只要是乌兰夫隐藏在乌盟的暗班子，只要认清是死党，不管是蒙古人，不管是汉人，不管是什么人，要坚决揪住不能放松，一直揪出来就是胜利。
+
+　　各个单位、各个组织都要立新功、不能搞派性，团结起来一致对准敌人。当前的主要任务要把火力集中到阶级敌人、许集山、孔祥瑞等一小撮身上。都要把自己放在革命的位置上边。
+
+　　许集山你是不是一个真叛徒，要你自己向群众交待清楚。李文精、郝秀山都是乌兰夫的死党，许集山你也是一个死党。死党不能区分蒙人、汉人，以作出的坏事多少为标准的。谁要慈悲乌兰夫的死党谁就是犯罪。要和许集山一小撮彻底划清界限。
+
+　　盟委、盟公署机关和各个单位，把这次会议的精神原原本本地贯彻始终，把许集山、孔祥瑞的罪状一条一条向群众宣布，以便向许集山、孔祥瑞一小撮展开持续地不停劲的斗争。
+
+　　这次扩大会暂开到这里，如需要开，再召集，散会。
+
+## 附件之二
+
+## 1975年12月15日我给郝力生同志的一封信
+
+　　（郝力生同志：）
+
+　　我已离乌赴巴，想见见你，因为你的工作特忙，也不给你添麻烦了。
+
+　　曾几次向你提出过的几个问题，我建议还是把情况核实清楚为好。例如，有人说我为了搞派性，把群众分成儒、法两派，而且又说我对靳崇义说过，靳崇义又向李生花说出的……还说去年我去北京看病时，由赵虎东开上小汽车拉我去见高锦明搞派性……以及其它。有人这样说，就应该把情况查实，是非澄清，更为妥善，到目前时近一年之久，是真是假，我希望转告我为好。
+
+　　至于工作中的十多年，尤其是近两三年，我所分管的工作理应有个意见交换，但是由于你工作特忙，我也不能再等了，以后坦叙吧。
+
+　　此致
+
+　　（敬礼）
+
+　　 许集山1975年12月15日于集宁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CCRD/0/8/16/000004.txt

@@ -0,0 +1,35 @@
+# 滕海清向中央作的第三次检查
+
+　　<滕海清>
+
+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纪委并中央组织部、总政：）
+
+　　一、内蒙古挖“新内人党”是根据一九六八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搞起来的。一九六八年一月召开内蒙革委会第二次全委扩大会，展开了清理阶段队伍(在内蒙叫“挖肃”运动)。同年四月十三日向全区发出了《向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及其残党余孽发动总攻击》的通告，从此内蒙形成了一个阶级斗争、派性斗争混淆在一起的混乱动荡局面。
+
+　　实际上这个清队运动是文艺界根据叛徒江青的一九六七年“11．12”讲话在首都先开始的。而后逐渐波及到整个文教口和公检法。并先后揪出了特古斯、王再天。当时据高锦明的分析，乌兰夫三股势力中，王再天的势力在公检法，哈、特势力以文教口为多，这两界过去未被破获的反动党团、叛国案件被提出来了。从此，这个挖“新内人党”问题作为清理阶级队伍中的一个问题，由暗到明，由隐到显逐步展开，直到铸成这个错案。
+
+　　二、“新内人党”问题早在文革前就审查过。它不是个新问题，是个老问题，这一点了解内蒙古历史的人都知道。
+
+　　据反映，内蒙古地区历史上曾两次组织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是一九二五年，时间不长就解体了；第二次是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哈丰阿、博彦满都等人打着“高度自治、内外蒙合并”的旗号重新组织起来的，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日，被我党中央正式命令取消。据说取消后仍有些活动。
+
+　　我到内蒙后还听说过几件事：一是李树德说内蒙档案馆查出胡昭衡等三人向西满分局报告，哈丰阿在一九四七年有组织内人党打入共产党的活动。还有一件是一九四七年高万宝扎布入党前曾请示过哈丰阿，哈批示说：“高万宝扎布加入共产党是毫无异意的，但入党之后，必须永远保持我党(内人党)的立场”。二是“206号案件”。三是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内蒙革委会核心小组会上，高锦明说奎璧告诉他“四十三人委员会就是新内人党”。另据张鲁说“高锦明讲，一九六六年三、四月间，奎璧在火车上给我讲四十三人委员会就是新内人党”。是不是这个情况，我不清楚。四是一九六四年文艺界整风时。发现过“蒙古民族统一党”，说这是内人党的变种。
+
+　　以上几件事在文革前都查过，文化革命初期，一些群众组织和高锦明等人都把它当作“新内人党”存在的根据提出来的。当时我不了解情况，对这些意见轻信、盲从，是我在内蒙犯错误的重要原因。
+
+　　三、“新内人党”是高锦明等人首先搞起来的。据揭发早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内蒙革委会成立前，“揪叛联络站”的头头乌兰巴干向高锦明汇报了哈特势力与内人党的问题，高锦明让郭以青支持他。接着，高锦明、郭以青插手鲍荫扎布和巴图专案，用诱供和刑讯逼供的办法迫使他们交待了所谓“新内人党”的中央组织和参与“206”案件，四月，高锦明组织会议，听取郭以青、汇报两个专案情况，明确提出“新内人党”是乌兰夫的暗班子。他说“清队以来搞了乌兰夫的明班子，这次又搞出了他的暗班子，是个重大发现，一大收获”，同时决定从鲍荫扎布、巴图供出的名单中确定十六人，实行军管和隔离审查，选择六人为突破口进行突审。四月二十四(应为四月二十六—编者)日由高锦明签发了报中央突破新内人党的电报。
+
+　　上述情况是我在犯错误后知道的。他们开始搞的时候我在北京参加会议。内蒙给中央的电报是由中央转给我看的。正因为我不了解“新内人党”情况，所以也没有引起重视，这是我在内蒙挖新内人党犯错误的起点。
+
+　　四、在内蒙普遍展开挖“新内人党”是集体决定的，我要负主要责任。
+
+　　五、挖“新内人党”军队首先严重恶化。
+
+　　六、我和吴涛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召开内蒙革委会第四次全委扩大会议，大搞批高反右，使新内党这个错案造成了更加严重的恶果。这个问题我要负主要人责任。
+
+　　滕海清
+
+　　一九八○年四月十六日
+
+　　· 来源：
+
+　　阿拉腾德力海《内蒙古挖肃灾难实录》（自印），1999年。

CCRD/0/8/16/00000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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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交通大学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员名单
+
+　　<白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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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六年
+
+　　王永婷，女，1943年生，河南开封人，团员，23岁。西安交通大学动力二系压缩12班学生。1966年7月9日跳楼自杀。原定性为“反革命自杀”，校党委1974年7月复查后结论为“文化大革命初，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下跳楼死亡。1967年4月17日为其平了反，并恢复其名誉。”
+
+　　沈丙辰，男，1942年生，江苏靖江人，团员，23岁.西安交通大学电真空31班学生。1966年7月5日服毒自杀。主要问题为“在九评时有错误言论”，原结论“未定性”，校党委1974年7月复查后结论为“沈丙辰同志热爱党而爱毛主席，是一个革命青年，文化大革命初，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下服毒死亡，1967年5月20日对其平了反。”
+
+　　龚起武，男，1912年8月生，江苏太仓人，1949年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职员。1966年7月21日因对运动产生恐惧、害怕情绪而跳楼，8月16日死于第四军医大学医院。主要问题为“怀疑地主，后查清否定”，原定结论为“自杀属于对运动不理解，害怕” ，校党委1973年4月复查后结论：“文化大革命初，由于对群众运动不理解自杀，经抢救无效而死亡。”
+
+　　陆家训，男，1925年9月生，江苏人，1951年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基础部理论力学讲师。1966年8月27日跳楼。原定性结论“中统、历史反革命分子”，校复查领导小组1973年复查结论为“敌我矛盾，属抗拒改造，畏罪自杀。”
+
+　　骆风峤，男，1916年生，四川资中人，1950年9月参加工作，原陕西工业大学动力系五级教授。1966年12月13日跳楼。校复查领导小组1975年1月复查结论为“（1）1942年参加国民党，没有参加活动，为一般政治问题。（2）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银对党的政策不理解与1966年12月13日跳楼自杀死亡。”
+
+## 一九六七年
+
+　　胡俊儒，男，1919年10月生，河北获鹿人，1939年4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行政十三级干部，西安交通大学党委组织部长。1967年5月10日上吊自杀。主要问题“对群众运动不理解，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原定性结论为“自杀是叛党行为，撤销其党内外职务”，校党委常委会1973年12月讨论，省教育局党的核心领导小组1974年10月批复的复查后结论为“文化大革命中，对群众运动不理解，自杀身亡。”
+
+## 一九六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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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宪伦，男，1909年7月生，江苏无锡人，1951年12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化学教研室讲师。1968年4月3日开煤气自杀。主要问题为“在伪民航公司任职，解放后起义回国，对其起义问题有疑问，未查清。”校党委会1974年7月复查后结论为“在革命群众审查其历史问题，因对党的政策不理解而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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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云文，女，云南石屏人，1919年生，钱宪伦妻子，1968年4月3日与其夫及母亲一起开煤气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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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淑修 ，女 ，云南石屏人，1884年生，钱宪伦岳母，1968年4月3日与女儿女婿一起开煤气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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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康，男，江西萍乡人，1901年生，1928年11月加入中共，行政五级干部。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校长。1968年3月28日在游斗中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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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钟，女，上海人，1928年12月生，1952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外语教研室讲师，1968年5月19日开煤气自杀。主要问题为“原地下党员，有严重变节行为。未查清，其夫交代，怕陶钟揭发问题而令陶自杀”，校复查领导小组1974年8月复查后结论““清队”开始后，因对党的政策不理解，在其夫张五京的同意和支持下自杀身亡。
+
+　　王海连，男，山东单县人，1921年1月生，1949年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总务处工务班工人，1968年7月3日跳楼自杀。主要问题为“伪自卫队员，有一定罪恶。”校复查领导小组1973年7月复查后结论为“对党的政策认识不足自杀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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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步功，男，陕西乾县人，1944年生，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金压21班学生，1968年7月21日服毒自杀。主要问题为“对地主家庭的处理上有问题。”校党委常委会1973年10月讨论复查后结论为“由于工作中对宣传执行政策不后和对群众运动不理解，自杀死亡。按正常死亡对待，补发善后丧葬费，收回机械系革委会1968年7月26日决定。”
+
+　　王宏德，男，安徽合肥人，1908年1月生，1951年12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修配组工人。1968年8月3日跳楼自杀。主要问题为“伪修械所少校所长，有罪恶。”校党委常委会1972年7月讨论复查结论为“王在审查期间已将问题交代清楚，未发现新问题，由于对党的政策不理解自杀死亡。以一般正值历史问题结论。”
+
+　　黄钟秀，男，上海人，1922年3月生，1950年9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工程画教研室副主任、讲师。1968年8月3日上吊自杀。主要问题为“伪水上警察副巡长”，校党委常委会1973年2月讨论复查后结论为“在审查期间，因不理解党的政策，自杀死亡。未发现有重大政治活动，以政治历史问题结论。”
+
+　　任服膺，男，陕西户县人，1945年生，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铸工21班学生，1968年8月10日跳楼自杀。主要问题为“其父有历史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对揪斗他父亲不满。”校复查领导小组1973年7月复查后结论为“由于该生年轻，对群众运动不理解，自杀死亡。补发安葬费150元。”
+
+　　毛一鸣，女，江苏吴县人，1884年生，西安交通大学理论力学教研室毛祖德的母亲，1968年9月4日上吊自杀。主要问题为“历史问题”，1975年10月经校复查领导小组讨论复查后结论为“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和家属革委会找本人谈话对其历史进行审查，因对群众运动不理解自杀。”
+
+　　张英玲，女，安徽合肥人，1921年10月生，1949年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保健室护士长，1968年9月15日跳楼自杀。1973年7月校复查领导小组复查后结论为“文化大革命中，因其爱人黄钟秀被审查，张对党的政策不理解，对群众运动不理解，思想紧张，黄钟秀自杀后，张情绪反常，自杀身亡。”
+
+　　王鑑淑，女，江苏太仓人，1926年2月生，1949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讲师，民盟盟员，1968年9月24日跳楼自杀。主要问题为“一般历史问题，参加三青团，同学会有些反动活动”，校复领导小组1975年5月复查后结论为“1945年8月参加三青团，为一般成员，1948年初参加太仓同学会，王是重新恢复该组织的发起人之一，任该会理事，负责文娱工作，1942年暑假在任伪青年团其团部工作一个月，均属一般历史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由于不理解群众运动和党的政策，于1968年9月21日跳楼自杀。”
+
+　　唐兴恒，男，江苏无锡人，1923年12月生，1949年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福利部理发师。1968年11月2日上吊自杀。主要问题为“解放初参加现行反革命组织问题”，校复查领导小组1973年9月复查后结论为“对党的政策不理解自杀”。
+
+　　陆谷宇，男，浙江杭州人，1926年11月生，1952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工企教研室讲师。1968年12月2日上吊自杀。主要问题为“有现行反动言论”，校复查领导小组1973年4月复查后结论为“犯有政治性错误，对党的政策不理解自杀死亡。”1978年9月经校复查领导小组讨论：陆在文化大革命中审查期间，说了一些政治性错话。不幸于1968年12月2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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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国樑，安徽休宁人，1928年4月生，1956年1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350教研室讲师，高教11级。1968年12月4日上吊自杀。主要问题为“三青团员，怀疑在南京520事件中有罪恶，未查清。”1974年8月经校复查领导小组复查后结论为“文化大革命中，根据群众揭发，对汪的政治历史进行了审查，由于汪对党的政策不理解，自杀死亡。1978年4月经校复查领导小组讨论：属一般政治问题，按正常死亡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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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振国，男，浙江宁海人，1936年2月生，1957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零件教研室助教，高教12级。1968年12月18日跳楼自杀。主要问题为“站在地主家庭立场说话”，1972年10月10日经校党委常会讨论后结论为“由于宣传执行政策不够，以及王对党的政策不理解，自杀死亡。王本人政治历史清楚，对王之死，按正常死亡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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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寿根，男，江苏无锡人，1922年生，西安交通大学五七工厂工人，1968年12月24日跳楼自杀。主要问题为“检举其参加特务组织，后查清无问题。”1972年11月校党委常委讨论后结论为“政治历史清楚，没有问题。跳楼自杀是由于周本人没有坚信党的政策，加以清队工作缺乏经验，宣传执行政策有缺点所致，决定按正常死亡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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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宗炎（沈仲炎）男，浙江余姚人，1937年3月生，1956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230教研室实验员1968年12月31日跳楼自杀。主要问题为“文化大革命中有派性活动”，1973年10月校党委常委会讨论后结论为“由于工作中宣传执行政策不够，沈对群众运动不理解，加以身体有病，思想悲观，自杀死亡。现查证，“反标”与沈无关。其自杀按正常死亡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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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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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家本，男，江苏苏州人，1921年2月生，1949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金工教研室副主任、���师。1969年1月19日逃跑，1969年1月21日在陕西蓝田县投井自杀。主要问题为“长期在伪空军任职，解放后伪造历史混入革命队伍，窝藏变天帐，在日记本上书写反标，畏罪自杀。”1972年经校党委常委会讨论后结论为“对党的政策不理解自杀死亡。沈在日记上书写反动字句，犯有严重政治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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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继宏，男，浙江镇海人，1924年8月生，1949年5月参加工作，1952年10月入党，西安交通大学教学科研处科长。1969年2月4日跳楼自杀。主要问题为“一般政治历史问题”，1973年4月经校复查领导小组会议讨论结论为“由于对群众运动和党的政策不理解，自杀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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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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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文，男，山东文登人，1920年11月生，1941年8月参加工作，1941年2月入党，行政十三级。西安交通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兼政治部副主任。1970年3月30日上吊自杀。主要问题为“个人主义较严重，杨认为工宣队对他的安排不重视，背上包袱。”1973年9月经校党委常委会讨论，陕西省教育局党的核心小组1976年1月批复结论为“在“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因对未能进入领导班子等问题想不通，因而思想沉重，对党的政策不理解，自杀死亡。”
+
+　　姚培宏，男，上海人，1932年2月生，1953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绝缘教研室讲师，高教六级，1970年5月17日跳楼自杀。主要问题为“现行反革命”，1972年11月经校党委常委会讨论后结论为“姚有反动思想，犯了政治性错误，属人民内部矛盾，不相信党的政策，跳楼自杀。”1978年6月校复查领导小组讨论后结论为“姚在经济困难时期有过一些政治性议论。”
+
+　　王敏秀，女，浙江镇海人，1932年1月生，1956年9月参加工作，团员，西安交通大学涡轮教研室实验员。1970年7月5日上吊自杀。主要问题为“有偷摸行为”，1973年6月经校复查领导小组讨论结论为“由于对党的政策不理解，自杀死亡。”
+
+　　陈子晴，男，江苏无锡人，1926年9月生，1949年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应用力教研室主任，高教六级，1970年7月5日上吊自杀。主要问题为“现行反革命”，1972年12月经校党委常委会讨论结论为“陈犯了严重政治性错误，由于对政策不理解，惧怕定罪，自杀死亡。”
+
+　　李希侵，男，山西灵丘人，1916年10月生，西安交通大学电工教研室副教授，高教五级。1970年7月12日上吊自杀。主要问题为“原是右派，后摘帽，现行有些反动言论。”1973年4月经校复查领导小组讨论后结论为“一般政治问题，对党的政策不理解自杀。”
+
+　　许志中，男，上海人，1935年6月生，1958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压缩教研室助教，高教11级，1970年9月30日服毒自杀。主要问题为“现行反革命”，1972年10月经校党委常委会讨论后结论为“于1965年10月患妄想幻觉型精神分裂症，以及表现又不正常，胡思乱想，于70年国庆节前夕服毒自杀死亡。”
+
+　　西安交通大学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员名单，是根据《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大革命以来自杀人员统计表》（驻西安交通大学工宣队领导小组  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委员会  1970年10月30日印制）、《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大革命以来自杀人员复查结论情况表》（1976年4月20日印制)、《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干部登记名册》（无具名无填写日期）等档案原件复印件整理而成。西安交通大学文革中共自杀34人，其中校级2人，处级1人，科级1人，一般干部4人，正、副教授3人，讲师9人，助教2人，工人3人，学生5人，家属4人，另有一名自杀未遂者未算入此资料内。

CCRD/0/8/16/000006.txt

@@ -0,0 +1,25 @@
+# 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关委员会关于林刚同志平反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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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刚，原名林元祥，男，37岁，汉族，云南省保山县人。本人成份学生，原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自动化专业六六届毕业生，现为昆明电机厂工大教师。
+
+　　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1至9月 ，林刚是清华大学群众组织《井岗山》兵团、首都红卫兵三司驻杭州联络站的成员。同年9月根据陈励耘写的所谓《几点重大政治情况》，将林刚同志由杭州押送回京，进行关押审查。1975年7月释放，关押达7年又10个月。汪东兴同志等领导的“专案材料组”于1975年7月16日作出了《关于林刚的审查结论》，说林刚的问题属于严重政治错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予以释放，由清华大学负责安置。
+
+　　根据林刚同志的申诉，我们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对林刚同志的问题进行了复查。
+
+　　一、原结论上所谓“林刚散布流言蜚语，恶毒诬蔑、攻击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狂妄地搞什么‘林刚主义’来对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问题。
+
+　　经查，所谓“林刚散布流言蜚语，恶毒诬蔑、攻击毛主席”问题，没有事实根据，应予推倒。至于林刚同志在驻杭联络站期间，对个别中央负责同志说了一些不适当的话，但不属于恶毒诬蔑和攻击。
+
+　　关于“林刚主义”问题。林刚同志1972年在监狱中，精神失常的情况下，说过“林刚主义”之类的话，不应作为定案的依据。
+
+　　二、原结论上所谓“窃取、扩散”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直接威胁毛主席的安全问题。经查，林刚同志在驻杭期间，曾问过中央负责同志过去到杭州时的住地和工作人员等情况。林刚同志问上述情况是不应该的，但是并没有反革命的政治目的。因此，不属于“窃取、扩散”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
+
+　　三、原结论上所谓同情和支持“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诽谤中央负责同志，挑拨中央负责同志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经查，没有事实根据，应予否定。
+
+　　四、原结论上所谓在“反革命阴谋集团骨干分子王、关、戚的支持下，林刚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等问题。经查，林刚同志和王、关、戚没有联系。结论上说“在反革命阴谋集团骨干分子王、关、戚的支持下”是没有根据的，应予推倒。但林刚同志1967年8月受清华大学群众组织《井岗山》兵团派遣，到浙江调查军内情况，是错误的，经查，林刚同志没有什么问题。
+
+　　根据以上复查情况，我们认为林刚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说过不适当的话，做过不该做的事，但属于认识问题。1967年9月将林刚同志关押审查，1975年7月16日“专案材料组”《关于林刚的审查结论》都是错误的，决定撤销，为林刚同志平反，消除影响，并将档案中的有关资料抽出，按中央有关规定予以处理。由清华大学按中央规定补发林刚同志在押期间的临时工资。
+
+　　林刚同志在申诉中说，他现在的工作是用非所学，要求调动工作。请云南省有关部门根据林刚同志的实际情况和中央的规定，予以妥善处理。
+
+　　 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关委员会1980年5月27日

CCRD/0/8/16/000008.txt

@@ -0,0 +1,123 @@
+# 米家农: 我的检查交代
+
+　　1970年9月，林立果到达广州住在民航机场开始，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前，我在追随林立果篡党夺权的活动中，犯了极其严重的政治路线错误，九年来，经党组织对我采取了“隔离审查”、“逮捕关押”和教育挽救。粉碎“四人帮”后，对林彪、“四人帮”的揭批查运动中，揭发出他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大量罪恶事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党的实事求是，发扬党的优良作风，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和开展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教育后，认真系统清理、检查我在这场十分复杂和十分尖锐的路线斗争中所犯的政治错误，对党的事业造成严重的危害和后果。寻究根源，总结经验与教训，痛定思痛，痛改前非是非常必要的。我自15岁起，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参加革命开始，经党数十年的培养教育，万没有料想到在“文化大革命”中竟犯了如此严重的政治错误，实在有愧于党和人民，也对不起过去艰苦战争岁月中一起战斗流血牺牲的战友，令人甚感痛心。现将我所犯的极其严重错误及罪行事实检查交代如下。
+
+## 一、十个月中林立果四次南下广州，为林彪篡党夺权，搞串连阴谋活动，我为他提供了各种方便，并掩盖了他的阴谋活动。
+
+## 1.我与林立果的认识和结合
+
+　　1970年9月下旬，林立果秉承林彪的黑旨意，打着所谓搞“调查研究”的幌子窜到广州，住在白云机场候机大楼小宾馆。这是我与林立果认识和接触的开始。这年林立果曾两次到过广州。第一次是9月下旬至10月2日，约住了10天。第二次是11月初至27日，住了20多天。1971年5月至7月，他又先后两次到过广州，这两次他本人和死党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等住在白云山上，但其吃饭和生活用品仍由民航供给。他的随从人员还是经常不断地来往于白云机场。
+
+　　林立果到广州的初期，我把它仅当作上级交给的一项临时特殊任务领受承担的。民航总局和广州空军的首长都有交代和具体安排。刘锦平（民航总局政治委员）和王璞（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都指示过，要把接待林立果的工作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注意搞好对他的生活照顾，要保证安全和对外保密。在经济开支上，王璞给王斌（民航广州管理局局长）讲过，广空拟拿出两万元给广州民航，作为对林立果的生活开支使用。经陈伯羽（广州军区空军司令部管理处处长）转达和龙道权（广州军区空军政治委员）亲口对我说，广州空军党委常委已经研究，规定林立果住在广州的生活开支费用，统由民航开单据向广空报销。我当时心里琢磨，看来林立果这个人还真是有点儿不简单。空军的一个副参谋长（胡萍）亲自驾驶一架伊尔18型专机护送到广州；专机落地，又立即受到广空司令员、政委领着参谋长、主任和处长亲临停机坪迎接。林立果在空军是一个闻名和“杰出”的人物，又是林彪的宝贝儿子，和由他亲自派下来的，真是够格的。林立果不去住到广空已经为他准备好的竹丝岗招待二所的一栋小楼房，而要住在机场民航，这也说明了林彪对民航在政治上的信任。我寻思：我们一定要尽心竭力做好对林立果的接待工作，千万不能出一点儿差错、漏洞。我与王斌商量决定（向常委作过汇报），挑选和指定得力干部和精明的服务员负责招待他，保证搞好他的饮食、住宿、生活供应和安全。再增添一点车辆辅助交通工具的不足（广州空司已给他派了两辆轿车和一辆北京吉普车，他们说人多不够用）和按照他提出的要求尽量办理好外，还得把他的那些随从人员也照顾好，使他们都感到满意。
+
+## 2.林立果在白云机场搞的阴谋活动
+
+　　从外表看，林立果这个人装得道貌岸然，少言寡语，好像一本正经。据我观察和服务人员反映：林立果和他的死党周宇驰、李伟信及程洪珍、王永奎、许秀绪、陈伦和等一伙（刘沛丰和于新野是1971年6月林立果临离广州前才到的）与外面人员来往接触和活动情况是，顾同舟和陈伯羽是他们经常的不速之客，关系异常的密切。林立果在宾馆先后接见过的人有：广州空军和总局的一些领导干部，广州空军党委常委，广空司政机关的部、处长和总局机关到广州的部、处长；空军驻广州地区的一些军师部队和南京、武汉空军一些部队的领导干部（其中少数人还同他们一起吃过饭）；空军司、政、训练三大部到广州参加空9师现场会的部、处长。林立果一伙外出活动的规律及特点是，他们多是单人（林立果出去时，一般是双人，���由周宇驰陪着）自己开着汽车出去。他们都会驾驶汽车，不要广空和民航派的司机。他们的活动经常是神出鬼没，忙忙碌碌，常来常去，鬼鬼祟祟，出没无常。其中尤以李伟信的行动更为突出，神秘莫测，日夜活动，频繁不停。有时碰见面，问他们上哪儿去，他们只是含糊其辞地应付流露一句，上广空去，或说到技术五团去，或说去沙堤（空9师驻地），其余别的话就再不说了。实际上他们究竟到哪些地方去，同一些什么瓜葛来往，干一些什么勾当，除了他们自己外，外人是不晓得的。他们的口径都是一致的，个个守口如瓶，密封不漏。他们平时除翻译陈伦和经常留在房间里守电话和看管东西外，其它的人多是除吃饭和睡觉回机场外，大部分的时间经常是开着汽车到外面去活动。
+
+## 3.我追随林立果活动的思想演变过程
+
+　　在1970年6月以前，我多次上北京参加空军党委扩大会议时，曾听到空军首长和空军机关的一些干部对林立果的不断赞扬和宣传，也看到过他为空军党委起草的“作战文件”，在脑子里对他产生一个好感的印象。1970年8月，副局长高天雄从北京参加总局召开的会议回到广州，在常委会上传达说，吴法宪、王辉球在空军常委办公会议上对空军各大部的领导干部讲，林立果是受林彪的派遣委托，为了加强空军的建设来的，各大部对林立果提出的意见要认真研究和执行。9月，自林立果来到广州我同他认识和接触之后，他的外貌仪表、待人接物、伪装的一种假象，又把我给迷惑了。当时误认为这个人还有两下子。我心里想过，不然年纪那么轻，为什么能当空军的作战部副部长，又是空军党委办公室的副主任呢。
+
+　　1970年11月14日，“616”飞机发生事故后，通过一些事情的处理与接触的反映，使我对他产生一种感激和敬意的心情。由于事故的发生，我当时身上的压力感到很大。周宇驰在电话上向我转达说，林立果原已决定一二日内回北京，因广州民航出了事故，他决定推迟离开广州，以表达对广州民航的安慰和关心。我听了后，顿时深受感动。事故善后工作结束后，林立果又主动提出要把广州民航作为他贯彻关于进行路线教育指示的一个试点单位。我情不自禁地感谢他从政治上和工作上对广州民航的支持和关心。11月27日，他临离开广州的前夕，接见管理局常委时又夸奖和赞赏广州民航“突出政治好，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他还甜言蜜语把广州民航称为他的“家”，并假惺惺地说，他以后还要常来这个“家”的。死党周宇驰跟着在旁边趁机卖乖插话说：“有人讲，摔了飞机就一切等于零，北京如果有人要拿这次事故刁难广州局的话，到时候立果会出面说话的。”王斌就势赶热接上说，我们想到空9师“学习取经”去。听说他们的经验对外保密，请立果为我们搭个桥。林立果立时装模作样得意洋洋地说，空9师的经验对别人保密，但对广州民航是不保密的，对你们可以无保留地全部开放。1971年5至7月，林立果又先后两次到广州时，接见了广州民航所属各省（区）局和各大队的领导干部。这次，他又花言巧语地把广州民航封为他的“根据地”。7月初，他到空12军前还在机场宾馆单独接见了我（李伟信在场）。他询问了广州民航听到有关上海的一些情况和订阅《文汇报》的反映。他还给我透露说，有人提出准备把王洪文抬出来当接班人。我曾暗自沉思过，他竟然能够把这样的问题讲给我听，这说明他对我已不同于一般的人看待了。自林立果住广州民航起，我与他挂上钩以后，他的死党周宇驰和于新野在1971年的上半年曾零星地给我散布过一些流言蜚语。谈过的问题主要内容有：所谓党内路线斗争的实质，就是“两杆子”（指中央文革和军委办事组）的争权斗争；有关江青的生活豪华、不正派和作风霸道；吴法宪在华北地区批陈整风会议上犯了错误；林立果同55军军长、政委的谈话内容等。我听了这些小道消息以后，曾暗自推测他们敢于把这些属于中央最高领导层极端机密的情况泄漏给我，一定是得到林立果点过头的。不然，他们是不会给我讲的。这也说明了林立果对我的信任。我就这样不知不觉中受到他们的感染和影响，潜移默化，一天一天地慢慢地与他同流合污了。我为林立果在广州活动住在宾馆提供了各种方便，并掩盖了他的阴谋活动。我当时还错误地认为林立果是林彪的代表，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员。他住在广州民航，我能够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及其派下来的人，做些自己工作职责范围内力��能及的事务工作，这是我对党应尽的义务，是义不容辞的，也是我的幸运。如此发展，最后我竟陷到不能自拔的境地。
+
+## 二、广州空司为林立果盖房工程中我应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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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事实经过
+
+　　1970年11月，我接到刘锦平的电话指示（他的秘书程兆贤传达）和民航总局后勤部长李一民写的信。他俩说，总局拿出两万元钱和材料，为林立果在广州搞技术革新盖房子用。要广州民航把款、料垫出交给广州空司管理处长陈伯羽，待房子工程竣工后，由广州民航后勤部向总局后勤部结账。这个任务我接受了。我把它交给了广州民航后勤部长赵德保承办。听说，这项工程是由林立果、周宇驰和王璞、顾同舟、陈伯羽一起研究、勘察选址、设计、定点的。修建工程由顾同舟、陈伯羽负责组织施工的。广空高炮10师部队参加了修建。1971年3月中旬，我临去总局开会，当工程快要结束前，陈伯羽曾带我上白云山去看过一次。我看到高炮10师部队正在工地施工。我又上去过两次。一次是听说林立果在山上拉肚子病了，我与何本支一起上去的。没有让进房子，只在外面的凉台上呆了一会儿，也没有见到林立果本人。另一次是刘锦平到广州，我陪着他上去过一次。林立果没有在广州，只看到王永奎和许秀绪在山上。这栋房子的地址，选在广州空军技术五团驻白云山顶峰部队的营房旁边，环境清静幽美，凉爽隐蔽。还有空军部队为其守卫警戒，真是保险安全无虑。房产由广州空司管理。我没有到现场以前，只是听说为了搞技术革新用。但上去看了之后，我认为根本不是什么为了搞技术革新盖的，实际上就是一栋小别墅。1971年9月初，赵德保给我讲，广州空司派人拿着工程修建开支费用单据跟他们结账来了，花了是7万元，不是2万元。他在电话上问我怎么办，给不给结账？我当即明确答复说，这个账现在不能结，刘政委和李部长两人交代的都说是2万元，他们超过了这样多，咱们无权负担这个责任。待我向刘政委和李部长报告请示过以后再说。我还没有来得及向刘锦平与李一民报告请示，“九一三”事件就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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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我应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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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错误就是领受了总部交给的任务。按照刘锦平和李一民的指示，告诉赵德保把2万元款交给陈伯羽。广州空司盖房子工程修建费超支了那样多，我不知底。陈伯羽从未向我露过底。我没有同意结账，我也没有在工程竣工单据上签过字。这是财会账簿制度的手续嘛。盖这个房子的用途起因和勘察选点、组织设计、施工等我没有参与过。广空的人也没有哪一个人给我讲过。至于为什么要民航出2万元，绕了个弯子交给广州空司，为林立果搞技术革新盖房子，刘锦平和李一民也都未曾给我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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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向广州军区、广州市革委会请求拨给民航和修复使用白云水库沟里房子工程中我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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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提出为林立果建房的始因与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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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12月，局长王斌给我说，他考虑到林立果以后会经常要来广州的，如果继续在候机大楼的小宾馆住下去，是有诸多不方便的。他打算向总局要点钱给林立果另盖一栋房子，作为他再来广州时专用。王斌问我同意不同意。我答应他说同意。1971年1月初，总局后勤部修建局长张宝田和副局长陈仲仪到达广州。经商谈后，他俩欣然同意，爽快答应。总局拨款出料，由广州民航负责选址、设计和组织施工修建。至于总部答应给多少钱，具体数字我不知道，因为是王斌和他们商谈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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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2月周宇驰到广州时，我便把上述情况给他讲了。他立时很感兴趣，问到陶铸在机场东侧白云水库沟里有一栋别墅的情况（候机室服务中队曾拉到沟里搞过战备演习，他是听服务员讲才知道这个房子的）。他问我去看过没有，我说没有去看过。他提出要去看一看，我就陪着他一块去看了（王斌这时正在北京开会不在家，我把沟里房子的情况打电话告诉了他）。周宇驰回北京后，他又把情况给林立果汇报了。他又打电话到广州说（经陈伯羽的口转告的），林立果同意把水库沟里的房址、产权要过来，至于怎样修复，等他以后到广州看过再定。我按照周宇驰的电话，一次趁着军区首长到机场迎接专机的机会，我向广州军区丁盛司令员、任思忠政委和黄荣海副司令员（兼广州市革委会主任）提出请求，把白云水库沟里陶铸、林西和广州市城建局长的三栋房子（门窗、墙壁、地板已遭到严重破坏），拨给民航修复管理使用（因军区司令部作战部已经划给了广州市邮电局，王斌从北京回到广州又与��战部王部长进行了交涉），得到军区首长和广州军区司令部同意后，又经广州市革委会批准办理了正式手续，把房产拨给了民航。1971年5月，李一民到广州时，王斌领着他到现场去看过，得到他的支持和称赞。6月初，我还领着刘锦平也去看过。王斌把这项工程情况向常委作了汇报，经研究后又定由王斌和副局长高天雄负责领导组织施工。我曾思量过，这个房子的地基、四面墙顶和水电管线都是原有的，只是把陶铸的那栋（主房）花钱多一点，另两栋照原样修缮好即可。另外，新增建一点服务员的住房和伙房，这样比新建房子花钱要省得多。修复工程于1971年8月开始动工不久，“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正在施工中，我和王斌去现场告诉把工程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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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我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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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71年2月和5月，我曾先后陪同周宇驰和林立果到房址的现场勘察过，并在常委会上传达了林立果看过房子后提出修缮方面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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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我主动出面向广州军区首长和革委会主任提出请示，把水库沟里的房子拨给民航修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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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我审查过后勤修建处搞的修复施工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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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我对这项工程积极态度的思想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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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间，同周宇驰到房址的现场察看时，我听到他称赞沟里的环境清静优美，还自言自语地低声叨咕了一句“这地方首长来也可以住的”。我领会到他说的“首长”指的是林彪。这就促使我要把这个房子修缮好的思想。另外，听说空4军在虹桥机场建有一栋别墅。林彪到上海时，别的地方都不去，就住在虹桥机场。我心想如果这房子修好的话，林彪来广州时能够住上一次，也算是为民航增添了一份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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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声嘶力竭保林彪，狂热吹捧林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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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借搞路线教育，为林彪大唱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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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1月，我按照林立果的布置，借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进行一次路线教育的指示，办了两期干部学习班（第一期是我主持的，第二期由副政委李心从负责）。学习班还学习了陈庆军带到广州的一份中共中央文件（发省军级）周总理在九大对林彪的历史“功绩”评价的专题发言。整个路线教育的学习内容，集中和突出地宣传了林彪的所谓“英雄历史”，“一贯正确”“光辉榜样”和“捍卫接班人地位”问题，为林彪大唱赞歌和歌功颂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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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死保林彪的“接班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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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8月，我在广州局直一次干部会上（70多人参加），作了一个所谓“向林立果学习”的发言（我的发言提纲是根据王璞7月在空9师现场会上的讲话，和周宇驰5月在管理局干部中心学习组介绍林立果的有关材料，由办公室张春堂综合整理成的。九一三事件后已上交广州军区）。这个发言，通篇是胡说八道，荒谬绝伦，流毒很深。我除了吹捧林立果外，还讲了当前有一股所谓有人反对林彪的逆流问题（这是从林立果7月在汕头与55军军长杨绍良、政委钱光第谈话记录中来的）、并提出说要顶住这股所谓逆流。我还荒唐愚蠢地说，要以毛主席提的“五不怕”精神，死保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我当时讲这个问题的思想动机是，根据林立果给我散布的针对“有人准备要把王洪文抬出来当接班人”而讲的。王洪文这个人，我从来未见过。但以往从民航、空军一些人的传说谈话中，听到不少有关他在上海的劣迹和霸道、极不正派的作风。听说要把他抬出来准备当接班人，我是不服的。事也凑巧，他与广州民航发生了一件有牵连的事情。1971年这位上海“工总司”的头目访问阿尔巴尼亚回国途中经广州白云机场，候机室的服务员不认识他，没有另外特殊招待他，引起他对广州民航的不满。回到上海后，他立即给康生写了一个报告，诬告广州民航候机室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至今还用“红卫兵造反派的粗暴动作”对外宾旅客进行宣传演出。康生当即把王洪文的报告批转给吴法宪。7月初，吴法宪在空军学院千人干部学习班大会上传达中央外事宣传工作会议精神讲话时，大动肝火，当众宣读了康生的批示和王洪文的报告，严厉斥责了民航。我认为，王洪文这个人当接班人是不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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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我受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影响和冲击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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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8月，空军在北京召开了有数千人参加声势浩大的“三代会”。大会开幕前首先播放了林立果在空直机关的“讲用报告”录音，和空军政委王辉球“向林立果学习”的吹捧讲话，陈绥圻（吴办主任，吴老婆）代表吴法宪在空直机关大会上敲响的“向林立果学习”、“向林立果致敬”等定调宣扬的口号，空军副参谋长兼党委办公室主任王飞在主持“讲用报告”会上的开幕词、闭幕词。刘锦平在“三代会”上播放录音时作了动员讲话，显得异常的热闹和隆重。嗣后，又听到吴法宪说什么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为空军放了一颗政治卫星”的奇谈怪论。民航总局党委也不落后，紧跟着根据录音全文整理出“讲用报告”的记录本，和空军领导人的吹捧宣传讲话记录，印发到下面要传达组织学习。上面搞的这一连串的紧张活动，使我不由地对林立果产生了一种“好感”和“学习”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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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两次“取经”与登峰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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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12月和1971年7月，广州民航先后两次派人到空9师参观“学习取经”。第一次是1970年12月初，王斌在常委会上主动报名带队和副局长崔双记去沙堤机场参观“学习取经”。他们回来后，局直召开大会宣传介绍了空9师学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的所谓“先进经验”。空9师提出了什么“学习林立果首先要培养对林立果的感情”，没有“讲用报告”本子，就发动群众人人动手抄，口号是“抄一份对林立果的感情就增一分”；一些基层单位还采用业务对口方法，介绍了空9师空地勤各类人员和所谓学习典型经验。我虽然没有去过空9师，但我是积极参与了这一活动的。我告诉办公室把查全伦翻印的在白云机场存放的“讲用报告”铅印本，下发给各单位1000多本，解决学习没有本子的问题。第二次是1971年7月，由参谋长王宝珊带队去沙堤参加空9师的现场会。王宝珊回来后，照例又向常委作了学习汇报。他说，现场会由广州空军司令员王璞、副司令员林虎和参谋长顾同舟主持。林立果为广空出谋划策，对会议进行了指点，并派人作了具体的帮助。参加会议的人员除广州空军所属的军、师单位和广州民航派代表外，还有南京、武汉和昆明空军一些部队的负责干部。空军作战部、空政组织部和空军训练部的三个副部长率领处长、秘书近20人出席会议。现场会的气氛，充分表达了对林立果浓厚的敬仰之意。广州民航在这股狂风浊浪冲击和蛊惑人心煽动下，认为广州民航是受到林立果信任的，并被称之为“家”和封为“根据地”的一个单位。在学习林立果这个问题上，当然不能落后。我在这种紧跟追随和不甘掉队的思想支配下，头脑发热膨胀，推波助澜，发展到登峰造极。我竟然荒唐可笑地提出什么要搞所谓学习林立果“讲用报告”周年的讲用活动，并批转了湖北省局和第16飞行大队的一些所谓学习典型材料。1971年5月底，我还干过另一件愚蠢荒谬的事情。程兆贤当着刘锦平的面给我说，他已经给办公室张春堂作过布置交代，要他把林立果在广州民航的几次谈话接见记录和活动纪事注意收集起来，以免失落。他说给我也打个招呼，知道有这么回事情。我答应他说，好嘛。我也给张春堂说过，照程兆贤布置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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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我对宣传队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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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局的宣传队不是编制序列的正式单位，仅是一个为了应付总局的文艺会演，临时组成的宣传文艺组织。宣传队的领导干部和成员，都是从各单位和刚入伍新兵中挑选来的。共80多人。1971年3月正式成立，“九一三”事件后，于9月26日解散。其寿命仅有半年的时间。管理局常委分工，由副政委李心从和政治部副主任王曙勃负责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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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我的错误主要是：1.由于我对林彪、林立果的狂热追随和大肆宣传、庸俗吹捧的流毒影响，造成宣传队对这一对政治骗子的盲目崇拜和迷信，使青年人的纯洁心灵严重受到政治毒素的污染。2.在我的授意下，宣传队搞过学习林立果“讲用报告”和林立果假仁假义给宣传队送人、送录音机、送马列著作六本、学习辅导材料和接见后写过“效忠信”荒谬愚蠢的活动。3.我还打算按照刘锦平1971年5月到广州时召集宣传队干部和骨干分子开座谈会提出的，宣传队参加总局文艺会演后不解散，要继续办下去，把宣传队还要办成一个所谓抗大式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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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受极左路线流毒影响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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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主持广州民航局的工作期间，受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是严重的。在对人的问题处理中，发生冤假错案肯定是有的。因我远离工作岗位已经9年多，且手中又无材料可查，现仅凭回忆和用力沉思，粗浅检查到的错案类型有：因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本人思想言论错误问题，被停飞、错误定性处理的；因参加文艺演出喊错口号，被错定为反革命性质处理的；审查干部和清理阶级队伍中，被错误定性处理的；以所谓“恶毒攻击”言论被错误定为反革命案件而受拘留、逮捕或判刑处理的���由空军和总局直接掌握的全国“两航”起义人员叛逃专案有牵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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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我的错误主要是：有宁“左”勿右，认为严比宽一点保险，缺乏实事求是的思想，怕发生空勤飞行人员叛逃政治事故；偏听偏信，定案前缺乏亲自动手，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对事实证据反复仔细查清搞准，对人的处理不慎重，不负责任；对有的人在处理中，与上级领导机关发生有不同意见时，提过两次意见不被采纳，就不坚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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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中，我犯了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我衷心接受党组织对我的严格审查、定性、定案和处理结论。我坚决遵守1938年5月5日（16岁时）在延安入党宣誓时向党旗举手宣读过的“服从组织”誓词，自觉地听从党的一切指示号令和安排。党如果还能给我一条出路的话，我将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当一个遵纪守法的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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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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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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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家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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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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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我写的有关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严重错误的揭发交代材料，均应以1980年8月20日上交的《我的检查交代》为准。凡在过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写的材料应作废或重新审理。理由是：
+
+　　一、因为过去是在“四人帮”当政时期写的。当时办案原则和专案组人员反复交代的政策，是“不管问题有多大，主要看态度”。现在以天渊之别的三中全会提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衡量，两者显然是根本不同的；且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也是相违背的。
+
+## 二、过去写的材料，是当时在围攻挨斗和指供逼供情况下写的，还有一些材料是由专案组指定问题，具体内容及规定写法，和经他们修改过以后又责令重新誊清上交的。显然这些做法都是与党的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的精神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相符合的。
+
+　　三、我的思想认识糊涂有责任。过去曾抱有一种幻想和侥幸态度，误认为“不管问题有多大，只要专案组提出需要，叫写就写，说明态度好，能得到宽大处理”。至于材料是否完全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由此可能引起会产生其他别的什么不良后果则考虑得不够。为了能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对过去那种不符合实事求是违心的做法，我现在应当主动向组织上申明改正过来。
+
+　　（附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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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1980年8月31日写的《我的申明》的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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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家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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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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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凡在过去”时间是指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写的材料。不包括1980年2月27日以后，公安部、总政保卫部新的专案组审查我的问题写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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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过去“围攻挨斗”是指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广州军区学习班。
+
+　　三、过去“指供逼供”举例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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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71年冬，被关押在广州军区沙河监狱中，专案组数次指供逼供我写的“关于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这个材料我当时在被逼供情况下瞎编写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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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72年2月，丰台专案组为了制作供中央首长听的录音“关于陶铸别墅情况”那份材料，是经专案组指点修改两次后，又要我誊清和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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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72年春，亚疗专案组把我在广州、丰台写的有关涉及江青的合订档案中抽出退给我让销毁，又要我重新编写材料补进去，并责令我另写一份“检讨”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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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78年3月，亚疗专案组把我1972年2月在丰台写的综合交代材料和另一份材料（关于毛主席同广州军区首长谈话指示记录和王斌传达顾同舟让准备机组问题）给我，要我大加压缩。规定我把数十页压缩到不超过3页。我压来压去，说不清问题，还有4页。上交专案组后，从问题观点、顺序和写法暗示我写成一个“关于我参加林彪武装反革命政变”的交代材料。专案组对我写的第一稿（压缩稿）作了大的变动修改，要我重新誊写为3页。专案组亲自到我的房间里把材料收走（这是从来没有的），并当面把经他亲手修改过的原底稿也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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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原载《昨天》（网络刊物），2019年9月30日第138期（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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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中共昭乌达盟委员会联合调查组关于周明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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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明同志原任昭乌达盟委书记，1968年1月昭盟成立革命委员会时，任盟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0年6月后，改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盟委副书记、书记，1978年9月调任大连工学院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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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明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有一系列错误，给昭盟人民造成了严重损失。昭盟的干部和群众对周明同志的错误，过去在不同场合，利用不同方式曾多次提过批评、意见。1979年2月在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盟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与会同志又提出了严肃批评，要求上级党委对周明同志的错误，进行处理。1979年3月，辽宁省委组织部通知，要把周明同志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整理上报。1979年6月4日，昭盟盟委上报了《关于周明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昭盟划回内蒙后，1980年1月7日，内蒙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来函，要求对周明同志的错误调查核实，提出处理意见。盟委随即责成盟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周明同志的错误进行调查。1980年4月下旬，自治区党委又派4名同志来协助工作，在盟委领导下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先后经过8个来月的调查核实，周明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主要事实，已经基本查清，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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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周明同志在北京前门饭店会议上攻击诬陷乌兰夫同志、攻击自治区党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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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明同志是1950年调来内蒙工作的，担任自治区党委农牧部副部长、党委秘书长多年，对内蒙的情况、对乌兰夫同志的情况是了解的。但他在1965年5月至7月华北局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却不顾事实的攻击诬陷乌兰夫同志、攻击自治区党委，为制造“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冤案提供了所谓的事实。我们查到，他在两个多月的会议上，在中小型会上有过8次较系统的发言，有一次大会书面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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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明同志在6月25日大会书面发言中说：“乌兰夫同志所犯的错误，不是一般的错误，是有指导思想，有政治路线，有组织路线的系统的修正主义错误，是搞民族分裂，是搞政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适应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需要的。指导思想的核心，就是背离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和主席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斗争的指导方针，搞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治路线（亦即政治纲领）就是去年12月批转呼和浩特市委有关民族问题的报告，今年上半年工作要点，和重新印发‘1935年宣言’。……上半年工作要点，就是要以生产代替、对抗、反对阶级斗争，以民族问题代替、对抗、反对四清，以反大汉族主义来搞民族分裂主义。重印‘1935年宣言’，并且要按这个宣言来检查民族工作，就是要搞民族分裂，就是要走叛党叛国的道路。”他说“乌兰夫同志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犯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反映，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个人野心和领袖欲严重发展的结果。是由来已久的。长时期以来乌兰夫同志就执行着一条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乌兰夫同志长期以来对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有抵触的，并且从实践证明他是站在对立面的。……他实际上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反毛泽东思想。”他还说“乌兰夫同志居功骄傲，个人突出，有强烈的领袖欲和个人野心。……把自己放到了代表党、代表党的民族政策、代表‘蒙古民族走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极不恰当的地位。……由于个人野心和领袖欲发展，他就把自治区看作独立王国，不准上级插手。……和上级若干部门和友邻省区关系闹得很紧张是从此产生的。”他还说“乌兰夫同志为了实现他的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在组织上就搞宗派主义，搞少数人的‘家天下’，搞阴谋，搞权术，搞政变。……用组织‘代理常委’的办法，用精兵简政改组人委机构的办法，实现了一次篡党、篡政性质的政变。……经济计划权，农牧林业领导权，文化教育权，无产阶级专政职能机构领导权，都落在一小群宗派集团手里。”“我们同乌兰夫同志错误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政变反政变的斗争，是关系到自治区1200万人的命运，关系党和国家的命运的斗争。”（原文存内蒙档案馆11－20－554，见证明材料主卷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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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9日，周明同志在中型会议发言中说：“乌兰夫同��站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上考虑土旗问题，不是从无产阶级立场上来看的。很久以来，就有一个观点，看法，就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不分阶级地看土旗问题。并且包庇牛鬼蛇神，地、富、反、坏，打击一批人（原文存内蒙档案馆11－20－17，见证明材料主卷第22页）在7月9日中型会议上他说：“乌兰夫同志打击人有3个办法：一、工作刁难。……二是精神折磨，……。三是政治陷害。”（原文存内蒙档案馆11－20－22，见证明材料主卷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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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7月7日和7月8日的中型会议上，他还多次追逼乌兰夫同志“把搞政变的阴谋，什么时候有的，想搞到何时，下一步如何打算，交代清楚。”“代常委是怎么搞的，下一步怎么搞，你也是有打算的。应把主导思想讲出来，政变要搞到什么程度，应把轮廓谈出来，然后再谈细节问题”（原文存内蒙档案馆11－20－20、11－20－21，见证明材料主卷第40－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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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明同志在前门饭店会议上的书面发言和中小型会议上的发言，把乌兰夫同志和自治区党委四清以来的重要工作部署和安排，诬陷为反党叛国活动，并罗织种种罪名，对乌兰夫同志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学习毛主席著作、牧区工作方针、民主作风、工作作风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地攻击，同时还点名攻击了19名厅局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周明同志对他在前门饭店会议中攻击诬陷的错误，他自己也是承认的。他在1980年5月28日《关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严重错误的检查和交代》中说：“我参加了前门饭店会议，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我的错误主要是我的书面发言和中小型会议的发言。我的发言，不实事求是，对乌兰夫同志全盘否定，无限上纲，上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搞民族分裂，搞政变的高度，还有其他极其严重的恶劣攻击的话，我的发言为李雪峰等人打倒乌兰夫同志效了劳，起了极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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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于周明同志在昭盟“二月逆流”中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群众斗干部，支持篡党夺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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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明同志在昭盟“二月逆流”中活动频繁，在不同场合有许多次讲话，也写过一些大字报。我们搜集到的有七篇。这七篇材料，有内蒙、昭盟革委会印发的，有群众组织印发的，有周明同志亲自审定印发的。群众组织翻印的材料，有的文字略有出入，但基本精神一致。为了证实群众组织所翻印材料内容的可靠性，我们还找了一些有关同志回忆当时情况，加以证明。这七篇材料，虽然仅仅是他当时讲话和大字报的一部分，但也基本上反映了他这个时期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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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末，昭盟地区群众组织开始介入社会时，周明同志是支持赤峰师范“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和赤峰二中“缚苍龙”的。67年1月上海反革命夺权后，周明同志给这两个群众组织出主意，让他们“抓大方向，抓大联合，大夺权”（见《周明给兵团和第八战斗队的信》）。当时这两个学生组织人数较少，在社会上没什么影响，没有夺成。到了67年2月，内蒙军区和昭盟军分区明确表态支持当时所谓保守派组织时，周明同志就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支持所谓保守派组织，他还公开在群众中给盟委常委分类排队，捏造罪名，把盟委常委中的情况扩散到社会上，给一些群众树立攻击的靶子，斗争的对象。如1967年2月15日他对盟计划委员会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谈话时说：现在“根本问题是开展夺权斗争，组织新班子，建立新的领导权威，夺权越早越好，迟一天对革命损失大一天。”他说：“乌力更（原盟委副书记、盟长）同志民族情绪非常严重，……划四类够了”；“穆林（原盟委副书记）……阶级观点、立场没改造好。阶级感情有严重问题……划为三类较恰当”；“罗进（原盟委常委、副盟长）……主要是蜕化变质……现在看是三四类之间”；“袁若愚（原盟委常委、副盟长）是典型的养尊处优，四气（官、暮、骄、娇气）十足。……运动中应靠边站”。石效由（文革初华北局派来的盟委副书记）“怕字当头，我字挂帅，思想上片面性很大，原则性很差，……有点钦差大臣自居，高傲自大，强加于人”；田忠舜（文革初华北局派来的盟委副书记）“我字当头，私字挂帅，是混到个人主义泥坑里去的人”；刘善增（原盟委常委、组织部长）“坐官当老爷，官气十足，组织路线、干部路线有严重问题……不能当部长，当常委了”；张广经（原盟委常委、监察组长）“他政治原则性很差，不敢负责任……再当常委是不行了”；董洪业（原盟委副书记）“有时斗争性不强，政治原则性不强，盟委原则性不强，他有责任，不能原谅他”；“对于方炎军（原盟委常委、赤峰市委书记、周明爱人），我又了解，又不了解，同志们评去吧”。周明同志的这个谈话，把盟委11名常委，除他和他爱人方炎军外，都给画了像，分了类，有的排为四类、三类，把盟委说成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原件存昭盟档案馆《盟革组织组卷文书处理10号》见证言材料主卷第48－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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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年2月27日，昭盟地区所谓保守组织实现大联合时，周明同志写了《欢呼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热烈支持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大字报。在大字报中他说：“这个大联合有正确的纲领，应当拥护，必须拥护，热烈拥护它，支持它，……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应予以坚决镇压。”他还积极给所谓保守组织出主意，说什么“向昭盟常委和公署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手中把权夺回来，完全应当，刻不容缓。其所以应当，是因为：长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它又犯了严重错误，从它执行的政治路线看，从它的成员情况看，从它当前工作的实际情况看，它不能履行无产阶级司令部职责，它蜕化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这样的司令部多存在一天，就会给革命和生产造成更加严重的不可弥补的损失，就是对毛主席犯罪，对260万人犯罪，革命群众是绝对不能容忍它再存在下去的。”（原件存昭盟档案馆《盟革组织组卷文书处理10号》，见证明材料主卷第6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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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4日，周明同志在给盟委机关所谓保守组织红色战斗兵团、第八战斗队写了一封长达3000多字的信。在信中他重申他在2月15日、2月27日的讲话和大字报的观点。他还说：“我的组织生活在第八战斗队范围，我的工作关系过去最密切的也是我们这个队的范围。按战斗队序列我应该属于我们这个队。……我决心跟他们（指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决裂，划清界限，在区党委新的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领导班子没有建立起来以前，我将不受他们的约束，脱离他们的领导。”（原件存昭盟档案馆《盟革组织组卷文书处理10号》，见证明材料主卷第7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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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1日，昭盟地区所谓保守派组织“盟联总”夺盟委领导权时，周明同志跑步到会场交权，并发表了《欢呼夺权斗争的新胜利》的讲话（原件存昭盟档案馆《盟革组织组卷文书处理10号》，见证明材料主卷第82－96页）。“盟联总”夺权前，周明同志曾积极给“盟联总”推荐结合原盟委副书记董洪业、原林西县委书记马龙山等同志（见证明材料主卷第97－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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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当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下达之前，参加北京内蒙四方谈判的原内蒙党委代秘书长张鲁同志打电话叫周明去北京时，周明同志匆忙赶到北京，见到高锦明、李树德等人，检查了所谓在“2、3月反革命复辟逆流中”政治动摇的错误（见《周明在昭盟会议上的检查》第二页）。4月20日他在返回赤峰的火车上就写了《我的态度》7条声明，下车后就当众发表。他在声明中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说：“东方红、缚苍龙等革命群众组织应该恢复壮大，……他们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盟联总’应该解散，它建立时就排斥了多数革命左派，不是革命左派大联合。……结合我盟的实际情况，揪出乌兰夫、王逸伦、王铎式的代表人物。”（见证明材料主卷第101页）5月11日，他在支左工作会议上更加露骨地挑动群众说：“彻底砸烂‘盟联总’是对的，这是革命的行动。……造反大队（赤峰二中学生组织）是代表保守思潮，允许它（有）发言机会就要欺骗群众”（原件存昭盟档案馆《盟革组织组卷文书处理10号》，见证明材料主卷第113、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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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明同志不但在地方上点名批判打倒一批老干部，砸烂“盟联总”，解散所谓保守派组织，而且在军队内还同原军分区政委岳子宜同志联名打电报给内蒙军区、内蒙党委，要求重点批判原军分区副政委许玉清、副司令员翟际福、参谋长何希格、政治部副主任姜春玉、副参谋长宝音格尔勒、苘仲歧等六同志（原件存内蒙党委办公厅机要处，见证明材料主卷第130－136页）。同对还与岳子宜联名打电报，请示内蒙军区，要求成立支左领导小组，把原军分区党委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排斥在领导小组之外（原件存内蒙军区司令部机要处，见证明材料主卷第137－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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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周明同志出尔反尔，支一派压一派，曾经被他支持的“盟联总”被砸，��的头头被通缉，武斗事件不断发生，6月6日赤峰地区2000多人去宁城把另一派赶跑（见证明材料主卷第143－152页）。12月20日，翁牛特旗两派发生大型武斗，当场打死16人，打伤多人（见证明材料主卷第153－161页）。曾经是他推荐结合的领导干部董洪业、马龙山等同志，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干将、“二王式”的人物（见证明材料主卷第97－100）。被他点名的原盟委常委有的被打成走资派，有的长期靠边站。这些同志多次被揪斗、批判，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社会上也出现了揪军内地下黑司令的歪风，一些军队领导干部被揪斗，分区机关、部队造成混乱（见证明材料主卷第162－177页）。由于周明的错误，使当时昭盟的形势更加混乱。而周明同志却成了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左派”领导。昭盟成立革命委员会时，被结合为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周明同志对于他在二月逆流中的错误，在1980年5月28日的检查中说，由于我的错误“造成了很大的恶果。第一，分裂了群众，打击了一部分群众组织。……第二，搞乱了军队，打击了军分区的威信。……第三，严重打击了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见周明1980年5月28日的检查和交代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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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于周明同志追随滕海清、高锦明等人在昭盟大挖新“内人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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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周明同志在“挖肃”期间的活动，我们主要查阅了1968年初到69年末昭盟革委会常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会议记录，以及其他有关会议记录、文件、报告，《昭乌达报》等，已查到的他在这个期间的会议发言、讲话和报告有46次。从这些文字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挖肃期间周明同志以盟革委会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副主任的身份亲自部署、直接指挥全盟大搞“挖肃”的经过。其主要问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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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造舆论，指目标，积极指挥“挖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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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68年1月19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上，周明同志就说：“昭盟有几条线，民族分裂势力不小，对王逸伦势力估计不足，对刘振华估计不足，1月，2、3月都有活动，‘八条’后有活动，他们有一批人，还有‘马列主义党’，‘反毛阵线’，……还有个案件，破获了一个‘道’，还有个天主教。赤峰过去是拉锯的地方，又是两个地区合并的。6、7月感到有两个司令部，但下不了决心。”（记录存内蒙档案馆35－1－78.见证明材料主卷第178－180页）到了68年3月4日，喀喇沁旗成立革委会时，他亲自到大会祝贺，并且讲话说：“我们昭乌达盟是乌兰夫所说的他‘最放心’的地方之一，又是乌兰夫的代理人、大特务头子王逸伦的老窝子，又是大蒙奸吴鹤令、白云梯起家的地方，而喀喇沁又是乌兰夫特别重视的地方。他把西部的土默特旗，东部地区的喀喇沁旗做为他的重点。这就充分证明，我们这里一定有乌兰夫的黑线人物，有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的潜藏势力。”（原稿存昭乌达报社，见证明材料主卷第181－182页）68年3月15日周明在盟革委会常委会上部署说：“当前工作中心是挖黑线肃流毒。……从昭盟情况来看，也必须抓好这个问题，有乌、哈黑线，王逸伦线，国民党线，日本鬼子的线，还有地富反坏右，……要集中力量，集中目标，开展挖黑线肃流毒运动。”（记录存昭盟档案馆11－1－16，见证明材料主卷第183－185页）3月21日他在盟革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我们这里还有帝国主义党——天主教、耶苏教，还有过地主党——封建的反动会道门，什么一贯道，什么积谷真天道。……高锦明同志说昭盟存在一股反党排外的宗派主义势力。”（记录存昭盟档案馆11－2－59，见证明材料主卷第187页）5月2日盟政法委员会王逸伦专案组汇报情况时，他说：“王逸伦到东北活动，不能光看到苏修，还可能和日特、国特有联系。”（记录存昭盟档案馆11－1－38，见证明材料主卷第193页）11月30日周明同志在盟直机关干部大会上说：“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内人党’在我们这个地方，有很大的势力，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在搞阴谋活动，潜伏的很深，很隐蔽，并且涂上了一层保护色。‘内人党’这个东西，它又打着一个民族的招牌，对群众有很大的欺骗性，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隐患，这个反革命组织上面有上面的组织，下边有下边的组织，上下连成一条线，在他们操纵下，搞了一些投修叛国集团。……穆林这个人，这是很关键的一个人，对这样一个人，我们长期没有揭，没有批，放在哪里，现在我们核心小组决定，把穆林交给群众，��底揭深揭透他的问题”（原件存昭盟档案馆11－2－114，见证明材料主卷第194－197页）。12月20日周明在盟革委会核心小组会议上说：“巴图是坏人。他要找同情者，他有个班底，‘内人党’、走资派。他有几股势力，现状维持派，复旧倾向；……他口头不想（当）党的核心小组长，实际想篡党，想（当）核心小组长；篡政就当了一把手，一长制；篡军，造郭雨廷的谣，说李司令员无能。他的基础就是‘内人党’。“（记录存昭盟档案馆11－1－37，见证明材料主卷第198－199页）周明同志为了加强对“挖肃”的领导，69年1、2月间，还深入昭盟北部一些旗县，检查、指导旗县的“挖肃”运动。69年1月24日周明在阿旗有线广播大会上讲话说：“据我了解的材料，我们旗直属单位除了揪出厚（旗委书记厚和满都呼）、哈（旗委副书记、旗长哈拉巴拉）集团外，只揪出了71个敌人，可以肯定，有些隐蔽很深很巧妙的敌人还没有挖出来。”（见证明材料主卷第210页）周明同志从旗县回来以后，在3月13日的盟革委会常委会上他提出了衡量一个单位阶级斗争盖子是否揭开的三条标准：“1、‘内人党’抓出没有？2、叛、特、走资派抓出没有？3、有政治历史问题（的）清出没有？如果做了，我说揭开了。现在不考虑面大面小，按政策衡量，有的真50%也不大；有的少不是，也大了，……希望大学校一面突重点，一面梳辫子。①首要骨干分子；②部长、局处长；③盟委干部、蒙族干部排排队。”（记录存昭盟档案馆11－1－5，见证明材料主卷第217－220页）3月16日周明在盟革委会常委听取旗县四干会情况汇报时说：“克旗是‘内人党’的老窝子，现在搞的怎么样？右旗形势大好。……可以说基本上突破，但还得深挖……牧区‘挖肃’不如农村……总的看面不算宽”（记录存昭盟档案馆11－1－5，见证明材料主卷第221－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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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挖肃”期间，周明同志引导群众把矛头指向党政机关、指向公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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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明同志在多次讲话中，强调盟委、盟公署和政法三机关是“挖肃”的重点单位，说上述三大院是“黑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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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肃”开始不久，周明在68年3月29日盟革委会第22次常委会上说：“盟委没大动，公署也未大动，公检法的盖子要揭”（记录存在昭盟档案馆11－1－17.见证明材料主卷第223页）。4月24日周明在盟革委会第31次常委会上说：“主攻方向（要）定下，政法是重点的重点。……盟委人员也要办学习班，搞揭盖子，公署也要办学习班”（记录存盟档案馆11－1－17，见证明材料主卷第224－225页）。到了12月20日，周明在群众大会上更进一步明确说：“现在看得很清楚了，公检法、盟委、公署三大院，文教战线就是这个民族分裂投修叛国‘内人党’的老窝子、黑窝子。他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有纲领，有组织的一帮帮人。……它的危害很大”（记录存昭盟档案馆11－2－50，见证明材料主卷第226－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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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周明同志对“挖肃”期间出现的武斗、逼供信情况是知道的，他不但没有制止，反而拿打出来的口供整别人。68年3月24日周明同志在听取群专总指挥部汇报时还说：“这次我们所干的成绩还是很大很大，错误很小很小，几千人出动，没有出多大的问题，只是错抓了几个人，打了几个人，这是小问题。要充分估计到这次行动的主流。”（记录存昭盟档案馆11－1－38、见证明材料主卷第228－229页）周明同志在68年4月12日盟革委会第28次常委会上说：“新‘内人党’问题，据说63年建的，有一个会议，大兴承认了，说有穆林、大兴、阿荣等16个。说在集宁开过会议。大兴开始未说，后打了，也承认了，说了36个，说各口都有了，总头头是穆林，还有苏赫。”（记录存昭盟档案馆11－1－17，见证明材料主卷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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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69年3月内蒙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对当前运动中几个问题的通知》，指出：“今后，在工人、贫下中农、贫下中牧、青年学生中，不再搞挖‘内人党’活动，不再进行登记追查”，以后，周明同志还说“内人党”是铁案，挖的不彻底。69年3月20日，周明在盟革委会常委会上讨论贯彻这个通知时说：“‘内人党’的问题，昭盟肯定有，有证据，是铁案，象翁旗闹出了名单、纲领。……基层肯定有‘内人党’，巴图、穆林的案肯定翻不了。……这个文件有的地方有点矛盾，从组织上摧毁，从政治上批深是坚定不移的，但‘内人党’一定要搞清，如果今后说在工人——（贫下中农、贫下中牧、青年学生）不搞挖‘内人党’活动，这句话有点矛盾，也可能没说清楚，基本精神我赞成，挖‘内人党’，有的单位面宽了，是否有死角？不登记，不追查还可理解，但不搞挖‘内人党’活动有点矛盾。”（记录存昭盟档案馆11－1－5，见证明材料主卷第232－234页）4月17日周明还在右旗常委会上说：“过去成绩是很大的，主流是主要的，支流的问题就是逼供信，有些地区和单位有扩大化，关人押人太多。‘挖肃’不彻底、不积极、没挖出来，也还有不彻底性。”（记录存右旗档案馆，见证明材料主卷第238页）到了9月30日，中共中央（69）24号文件已经下达4个多月，昭盟已划归辽宁省领导，当时内蒙各地都在纠正错误，落实政策，给受害者平反。周明一面在受害者面前承认搞错了，表示要给受害者平反，一面又在盟革委会核心小组会上说：“新‘内人党’有没有？我有个观点，六条：①内外蒙合并是历史遗留下来的；②投修叛国事件内蒙发生过多起；③苏蒙修派了情报员；④57年反右时抓了一小撮右派，他们搞内外蒙合并；⑤老‘内人党’有新活动；⑥206案件我亲自看过。现在看，有没有新‘内人党’不敢肯定。”（记录存昭盟档案馆11－1－3，见证明材料主卷第253－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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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举办新“内人党”展览，欺骗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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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末，赤峰地区群专、盟和赤峰市公安机关军管会、盟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办公室和盟清档办公室等单位联合筹办《赤峰地区阶级教育展览》。69年1月预展时，周明、顾向良、杜长贵等同志前去审查。他们看到展品中没有挖新“内人党”内容时，周明同志提议：应该增加挖新“内人党”内容。于是这个展览就停馆8天，搜集新“内人党”的所谓罪证，经杜长贵同志审查后进行展出。这些所谓新“内人党”罪证展品，有的是假的，有的是受害同志在严刑逼供下伪造出来的。如：把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会旗当做“内人党”党旗；把内蒙古自治学院毕业纪念徽章，当做“内人党”徽章；把喀喇沁旗一位女蒙族教员用公费医疗证做的所谓“内人党”党证，把翁牛特旗一位受害同志伪造的所谓“内人党”名单、纲领，都做为展品进行展出。展览说明中把经党中央批准召开的46年承德“四三”会议，诬蔑为反党叛国会议。这个展览在赤峰、平庄展出近4个月，观众达9万多人，欺骗蒙蔽了不明真象的群众，在造成“内人党”这个大冤案中起了很恶劣的作用（见证明材料主卷第256－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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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周明同志在所谓昭盟“二月逆流”中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群众斗干部；在“挖肃”期间造舆论、指目标，大挖新“内人党”，造成了严重后果。这就是三大冤案中错误如二月逆流中，把原盟委11名常委中（华北局派来的两名副书记除外，因67年即调走），8名同志被加上种种罪名长期被揪斗，其中盟委副书记穆林同志被迫害致死；158名局处级干部中，112人被打成“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成员，占70%。牧区四清总团被打成“叛国集团”、“内人党总部”；原敖汉旗委书记才吉尔乎、旗长鲍森、副旗长邱祥被打成“才鲍邱”反党集团；原宁城县委书记台登春、县长李春林被打成“台、李”反党集团；原赤峰市委副书记孙洪生、市委宣传部长丁占城、市财办主任柴海明被打成“孙、丁、柴”反党集团；原喀喇沁旗副旗长乌振玉、副书记汪文成、白如玉被打成“乌、汪、白”反党集团；原阿旗委书记厚和满都呼、旗长哈拉巴拉被打成“厚、哈”反党集团；原平庄矿务局党委书记曹万高、副书记郑海恩被打成“曹、郑反党小核心”。全盟被打成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成员的达28630人。其中迫害致死3010人，致残5741人。全盟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冤假错案受误伤81005人，其中致死3783人，致残8660人（见证明材料主卷第263－265页）。工农牧业生产也受到严重损失。仅畜牧业1968至1969年度就死亡大小畜64万6000头只（摘自1969年《昭盟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同时还严重地践踏了党旳民族政策，破坏了民族关系、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和干群关系。
+
+　　周明同志对于他在挖新“内人党”中的错误，他在80年5月28日的检查和交代中承认：“第一、我积极执行了滕海清等人的错误路线，在昭盟发动挖新‘内人党’，在政治上要负首要责任。……第二、没有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制止武斗不力，造成了严重的逼供信，造成了惨重的后果。……第三、举办新‘内人党’展览的严重错误，我有决定问题的政治责任。……在已经发现有扩大化的迹象时，我们没有勇气来制止扩大化的发展，没有勇气向上级严正的提出问题。”（见周明同志在80年5月28日的检查和交代14－17页）
+
+　　周明同志在形成“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二月逆流”和新“内人党”三大冤案中的错误及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在群众中有一定民愤。他对挖新“内人党”冤案中的错误，在1969年中央24号文件下达后，在不同场合，有过多次承认错误的表示，做过一些原则性的检查。对于“二月逆流”冤案中的错误，也做过肤浅地检查。对于诬陷攻击乌兰夫同志、攻击自治区党委的错误，过去未做过检查。80年5月与他核对错误事实后，他写了一份检查和交代，对错误有所认识。
+
+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 中共昭乌达盟委员会联合调查组1980年9月1日

CCRD/0/8/16/000010.txt

@@ -0,0 +1,19 @@
+#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肖开元的刑事再审判决书
+
+　　被告：肖开元，男1945年生，湖南省武岗县人，原系北京市西城区工程大队工人。
+
+　　被告：王嵩友，男1943年生，辽宁省盖平县人，捕前系北京市新都暖气机械厂就业工人。
+
+　　肖、王二被告于1970年4月18日，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反字第52号判决书，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经本院再审查明：肖、王二人于1969年3至5月，书写油印的500余份传单，主要是对林彪、“四人邦”的倒行逆施不满，虽有一些错误言词，但不构成犯罪。原判以现行反革命罪定性判处死刑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据此判断如下：
+
+　　一、撤销1970年4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反字第52号判决书；
+
+　　二、宣告肖开元、王嵩友无罪。
+
+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10天内，向本院提交上诉书及付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
+　　 1980年9月18日
+
+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CCRD/0/8/16/000011.txt

@@ -0,0 +1,235 @@
+# 林彪女儿林豆豆写给黄火青的信
+
+　　刘书记：这是我们写给黄火青的信，请转呈省市委领导一阅，并转北京黄火青同志。
+
+　　此致，
+
+　　（敬礼，）
+
+　　 1980年10月20日
+
+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同志：）
+
+　　从9月28日《光明日报》上看到您9月27日在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上的建议和发言。对您的建议和发言，我们首先表示热烈欢呼，也感到震惊和遗憾。热烈欢呼的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准备就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提起公诉，这是天公地道、天经地义的事，极大地显示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尊严与权威，有利于克服“凡是”经学的巨大障碍，从而推动气势磅礴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一思想解放运动顺应历史发展，是任何势力也不可能使之根本逆转的必然潮流，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在这一思想解放运动中，必将解决全国人民早就深切盼望解决的对大半生献给了中国的毛泽东同志功过不分、是非不明这一引起社会思想混乱，从而严重阻碍社会生产的最根本的大问题；必将使以任何形式复活的封建个人迷信的一切尝试归于破产，从而有利于肃清封建个人迷信，封建专制主义及其严重后果和封建主义遗毒，利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安定团结，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广阔的道路。
+
+　　（我们感到震惊和遗憾的是您把林彪冤案仍说成所谓“反革命集团案”，不仅把林彪冤案与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相提并论，而且把林彪列为反革命集团一案之首。这不是违反了事实和混淆了是非吗？！）
+
+　　对此，我们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如下问题或意见和要求：
+
+　　一、列宁说过，“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掩饰和抹杀真相，是社会党人所不齿的，应当一语道破真实情况，应当揭露一切支吾搪塞和障眼手法！使工人群众非常清楚地了解问题的实质。”您的讲话，是否回避和掩盖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根本真相？您的讲话显然是带政治性的，可是，“正视真实情况，这在政治上永远是最好的唯一正确的原则。”您关于林彪一案的讲话，是否符合马列主义的这一基本原则？是否保留有“君过臣代”之类封建主义因素？是否做到了“法不阿贵”？林彪没有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谋害有伟大历史功绩的毛泽东同志，反诬其为罪；江青、康生一伙谋害、诬陷林彪，倒美其无罪。这是否坚持了“对任何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有任何特权”这一检察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否受了某种利害和封建个人迷信时期遗留下来的政治蒙骗以及建立在这种历史蒙骗基础上的流俗舆论和种种狭隘政治偏见的影响与左右。
+
+　　二、您比我们懂得，“如果事物的表面形式和事物的本质是直接合而为一的话，那么任何科学都是多余的了”。法律当然也就成为多余的了。而且，“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我们深切希望，对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的提审和审判，不要成为一种儿戏，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在党和人民同封建专制主义反复激烈搏斗并付出了巨大民族代价才使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得以正在健全的今天，如重新亵渎和损害法律的尊严与权威，此将遗害无穷，贻笑子孙后代！
+
+　　（我们之所以这样担忧，是因为直到现在有的领导同志一讲到封建个人迷信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时，总是不能令人信服。令人感到远远落后于20多年前所谓“右派分子”和1959庐山会议上所谓“资产阶级野心家”的多么正确的预言，远远落后于今天无数几岁小孩的童真之言！君不见，皇帝的新衣不正是一个小娃娃道破的吗？！社会主义的法威如果不能战胜封建迷信的神威，社会主义法律还怎么区别于宗教法律呢？）
+
+　　三、您在讲话中把祸案与冤案、罪犯与被害混为一谈，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同明明因抵制和反对他们而遭受诬陷迫害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混为一谈，这不是黑白不分吗？！尽管吴法宪他们写了污蔑林彪的��实之辞和材料，但是以为是，非以为非，我们还是提出这个问题。
+
+　　（封建个人迷信时期，圈套和陷阱一个串着一个，许多人上了当又受了骗，避了坑又落了陷阱，弄得人人自危。就在反革命主犯江青、康生他们及其一伙制造大批冤假错案的同时，早已蓄谋构陷林彪，并为制造这个冤案在暗中做了骇人听闻的，极其巧妙的见不得人的准备。在九一三事件一线闪光的轰鸣声中，获得了他们“文化大革命”“第二大战役”，血腥的“伟大胜利”，充分显示了至少六年的精心蓄谋与残酷结果之间的联系。）
+
+　　但是九一三事件又毕竟给了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第一次沉重的打击，使它从此一蹶不振，而又暴露出加倍的疯狂，使千百万被愚弄的人们从狂热中冷静下来，激发他们从迷蒙疑惑中，怀着痛苦、悔恨的心情，严肃地回顾与思考着一个又一个为什么……历史终于把一个严酷的现实无情地摆在人民面前，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谎言和欺骗一个个破产了，神话、鬼话破灭了。
+
+　　（一位不可能知道上面什么事的作家写到自己的思想经历时就这样说：我们“痛心地发现，‘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结局，并不是原告许诺给我们的那个更为美好的社会。‘走资派’是被打倒了，然而却出现了我们从未见过的封建法西斯专政。特别是九一三事件，三叉戟的爆炸声像惊雷一样震憾着我们，任何辩解和托词都掩盖不住那使灵魂颤栗的闪光，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降临了！”）
+
+　　正因为如此，封建个人迷信时期，江青、康生一伙便以更吓人的欺骗，强迫人民跟着他们一样去判断，因而在不明真相的人民中间遗留下历史的巨大欺骗，并利用封建个人迷信时期制造的富有极大迷惑性的假象和矛盾，严重扩大了这种历史的欺骗。
+
+　　三年多来，大批冤假错案平反昭雪了，但是，究竟是谁制造了如此大批的冤假错案？在这个问题上，涉及到林彪的，难免存在着严重的“凡是”，亦是“帮”云亦云的以冤平冤，以诬辩诬的大量荒谬之说，结果还是“皇恩浩荡”，“神祗泽及”。从而加强了上述历史的欺骗，并在这个历史欺骗的基础上不断增加新的欺骗。掩盖和转嫁了封建个人迷信时期江青、康生他们及其一伙的罪行。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人们习惯于对假的信以为真了，难免对真的便信以为假了。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事实”，这是法西斯的体系。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过谎言，只重复了三次就造成了“三人成虎”，“曾参杀人”的吓人“事实”。何况九年来，“三人成虎”之类的谎言，每天重复千百万次，又不断有新的内容来扩大，加强和完善这种谎言，那谎言变成的“事实”就可想而知了！难怪有些人用特权，用国家的钱还在那里搞封建个人迷信，这些人不仅坚信不疑这样的“事实”，而且把这些“事实”当作散布新的谎言的似乎永远不可推翻的前提，有恃无恐地舞文弄墨，妄下雌黄，抛出成万册的迎合世俗人好奇心的所谓“真实的故事”之类的洋洋大篇“小说”，写给年轻人看的“报告”，及其“并不是一个完全虚构的故事”之类的大有荒诞离奇情节的“电影剧本”等等。对国内外散布种种欺人的谣言。这不能不令人感叹十年悲剧如噩梦，罪孽难消，流恶难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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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讲话是否受了上述这些影响，以致用法律语言基本上维持了江青、康生一伙用法西斯政治手段对林彪冤案的原判，一笔勾销了他们蓄意制造林彪冤案这一最骇人听闻的罪行，使得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其它成员还能身居高位闹地震，至今还逍遥法外？所以您的讲话在没有审判之前，是否就把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解除了一半？或不止一半？而在剩下的一半或不到一半中，是否又勾销了三分之一（他们在1965年就对中央领导同志说过“路线斗争”，过五、六年就来一次。按照他们这个说法，只从1965年算起，1966年一次，1971年又一次，1976年第三次。1976年他们不是疯狂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时，叫嚣这三次是“文化大革命”的“三大战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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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根据我们掌握的大量事实，客观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的问题。如果所谓林彪“反革命”，那就是抵制和反对封建个人迷信时期，江青、康生他们搞的那一套“革命”。如反对因害怕涉及前国家主席等大批受诬陷和迫害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法律地位而粗暴践踏宪法和党的马列主义领导原则，私自非法决定不设国家主席的个人专制行为。所以，我们不相信你说的“大量事实证明”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严重，证据确凿”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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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根据我们知道的事实，您在讲话中说的林彪和所谓主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所犯的“四条罪状”，是不能成立的。林彪、叶群和黄、吴、李、邱没有进行谋害毛主席，策动反革命叛乱的任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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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根据我们的亲身经历和我们掌握的真实情况，林彪没有触犯刑律。相反，至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实际上一直处于被软禁的状态中，并遭到剧毒药品的毒害。这在当时的中央，并非什么秘密。因为如果不使用这些药品，不损害他的意志自主能力，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几乎不可能参加一次集会和上一次天安门。这样，愚弄千百万群众的戏怎么唱下去呢？十年悲剧怎么导演下去呢？只要他的责任能力稍有恢复时，他就尽可能维护国家宪法和反对触犯刑律。1970年前的事，此且不提，只说1970年4月，瘦骨嶙峋的他，由长期仅40余公斤的体重增加了五公斤。听医生讲，这是精神忧郁好转的兆头。他就从这时起，始终坚持设国家主席，并因此遭到了恶毒诬陷和陷害。这就是他维护国家宪法的举国共睹的明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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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您在讲话中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是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文化大革命’的前五年他们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进行篡党夺权、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犯罪活动是纠缠在一起，分不开的。”这种不顾时间，不顾事实，不顾情理，令世人瞠目的说法使人怎么能相信是出自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之口呢？这不是生拉硬扯，人妖不分吗？在客观上不是为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一伙开脱部分重大罪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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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还记得列宁关于“用抽象的概念来代替具体的东西，这是革命中的一个最主要最危险的错误”这句话吗？试问：“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如果说“纠缠在一起，分不开的”，那是谁？难道是林彪？“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同江青、康生一伙真正“狼狈为奸”、“相互利用”，诬陷和迫害周总理、刘少奇同志、朱老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纠缠在一起，分不开的”究竟是谁？至今从根本还“纠缠在一起，分不开的”又是谁？对此，全国人民心里都有数，都可以出来作证。各个时期遭到不同程度冲击的干部和群众都可以出来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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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妨请您想一想，1966年8月1日中央召开突然整倒前国家主席等同志，决定林彪出任“接班人”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前几个月，林彪一直在大连休养。北京电令急如星火，催林彪到会。他不肯到会，便口述，由我记录，给北京写了不参加会议的信。他坚持不肯上北京派来等候他的专机。这是为什么？以至周总理不得不奉命亲自给林彪打电话，林彪出于和周总理同样目的，为顾全和稳定党和国家的大局，在别人几天几夜的催逼下，在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公布出来的前一天，才勉强回北京。这时全会已经进行了一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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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想一想，林彪为什么一直叩头求免出任“接班人”，而被批为“装病”和林（明）世宗？为什么不止一次地不同意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而要求全军除军事训练外开展农副业大生产运动，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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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想一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几乎每次参加会议、集会和上天安门前30分钟，为什么在他不知道或拒绝的情况下被强行注射了能改变思维、意志和记忆的最新进口剧毒药品？我曾质问过叶群，叶群倒在自己的卧室里，吞声抽泣说：“‘上面的人’决定的，知道的，是通过组织的……不给他用这些药，按他自己的思想和气质讲话，行事，他马上就要同主席对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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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想一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为什么连看书的自由都没有？以至他看过、划过，以及他作过眉批的马列著作不得不藏在他自己坐的沙发垫子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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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想一想，“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大部分政治局委员一样为什么不能，也没有权力参与党和国家重要事项的决定？他为什么一次也不肯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即使特别通知，多次催令他，他为什么不去？以至他对“文化大革命”几乎只是公开讲讲话。而这些讲话，除了只能是服从决定的被迫表态性讲话外，几乎都是奉命代表中央照本宣科的稿子，而这些讲话稿几乎是中央办公厅或中央文革起草的，毛泽东亲自审阅过的。他发表真正代表他自己的意见，几乎不是遭到否定就是挨批，如军队不要介入“文化大革命”的意���，关于文艺复兴的讲话，加强军队训练的讲话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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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想一想，林彪在自己的卧室里为什么连出声说话的自由也没有？当他听到“文化大革命”的事，为什么总是愤慨不已，颤抖着，怒号着，冲着要去见毛泽东，要找江青他们拼了……我不知多少次见叶群急得慌忙扑过去，拦住他，用双手捂住他的嘴……最后不得不给他用安眠药……林彪为什么总是忧愤交加，气得大病复发不断，以致叶群不敢给他讲什么事，并动员“林办”所有工作人员长期对林彪集体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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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想一想，林彪为什么被实际上是个人集权非法私用的宫廷卫队或侦缉队所严密控制和监视，而处于实际上完全无权的地位和手足简直无法动弹的状态？1970年4月毛泽东去苏州看林彪，问林彪可以“上庐山”吗？林彪为什么说：我要上更高的山上去，我要到“五台山”上去；当毛泽东对他说应该出去跑一跑时，林彪又为什么直言不讳地说：我们这样的人不能出去，一出去就暴露了。接着是众所周知的，围绕着关于国家主席的宪法问题，继续着激烈的党内原则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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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想一想，为什么林彪的身体最好时是在1958年前，而在以后，主要是1962年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为什么忍辱负重，积郁如山？为什么唯恐连累别人，不顾亲密同志的任何误会而几乎不与任何人来往，成了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知道的有名的孤僻怪人？“文化大革命”中他为什么更是忧深责重，然而因处如缧绁，无力尽责，无法忍受封建专制利用和糟蹋他的声名，忧愤交加，恨不欲生而几欲自戕？以致我宁愿陪他同归，和有的工作人员商量过怎么冒死帮助他服毒自尽，以便永远结束他那令人不忍目睹的被摧残，被折磨因而被人得以利用的我无法形容的痛苦情状！新调来的秘书第一次见到他，看到他的痛苦情况后，简直不敢想象而回到自己的卧室里哭泣了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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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想一想，“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为什么要求军队加强保护和解放老干部，无情镇压打砸抢首恶分子，而被江青、康生他们批为当“走资派的防空洞”、“带枪的刘邓陶路线头子”、“搞复旧”、“镇压造反派”等等，江青、康生他们因此掀起了冲击军队、揪“军内一小撮”，反“复旧”和重新夺权等层层恶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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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想一想，林彪、叶群为什么拒绝参与所谓“六十一‘叛徒’集团”案和刘少奇专案？毛泽东在九大会议上大声宣布刘少奇快死了，一直不知道刘少奇同志关在哪里的林彪和叶群听了为什么震惊不已？到底是谁迫害死了刘少奇？难道不都是封建专制主义、江青、康生他们及其一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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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想一想，您是否弄清了贺龙等同志被诬整的真相？报刊上有哪些是“凡是”亦是，以讹传讹，张冠李戴，甚至“帮”云亦云的荒诞无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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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想一想，在封建个人迷信时期，只听一个人的江青、康生一伙非法篡夺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党内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力，践踏宪法第42条，也篡夺了统率全国武装力量的国家主席的权力，反军乱军，妄图毁我长城。特别是在当时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下，使军队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林彪在实际上对左倾机会主义，对江青、康生一伙是否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江青、康生一伙利用他们独有的至高无上的特权非法调用军队保护“闹派”、打砸抢分子，镇压无辜群众，而林彪难道是这样做的吗？当时林彪在自己无权领导军队，特别是根本无权管支“左”军队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求军队对群众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不开枪的“三不”政策？您知道抵制江青、康生一伙，执行“三不”政策的军队在保护广大干部和制止群众互相残杀中伤亡了多少指战员？到底是谁挑动了全国大武斗和群众互相残杀？是谁在全党全军和全国范围内分裂和挑动群众，争相揪斗党政军领导人和广大干部？难道不都是封建专制主义、江青、康生一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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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想一想，林彪为什么始终不答应张春桥任总政主任，以至使总政主任位置在反复激烈的斗争中空了长达三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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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想一想，从“文化大革命”开始起，林彪每次讲话为什么总是特别强调“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林彪为什么反对九大政治报告？为什么那么深恶痛绝地反对江青、康生他们把他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九大为什么迟迟召开不了？会上斗争为什么那么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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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想一想，1970年庐山会议上，林彪在声明���己不担任国家主席和也不宜担任副主席的前提下，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为什么使人感到“发难”？江青、康生一伙为了使他们在封建个人迷信时期诬陷和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迫害和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罪行合法化，使国家宪法变成个人宪法，袭用资产阶级政客在政变成功后惯用的手段，起草“文革宪法”。对此，林彪为什么坚持维护当时完全拥有法律效力的建国以来第一部宪法及这部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的条款，愤起反对他们擅自起草的“文革宪法”，反对把他作为“接班人”写进宪法？林彪为什么说不设国家主席，“不适合党内外、国内外人民的心理状态”？这难道真的是所谓林彪要“篡党夺权”，“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而口含天宪，一言废法，一言立法，粗暴地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秩序、党的马列主义领导原则和党的民主生活的人倒是“正确”？一个人的滥用权力和胡作非为助长了目无党纪国法的气焰，难道真理就掌握在江青、康生一伙少数几个人手里？透过表面现象，1970年庐山会议这场斗争的实质究竟是什么？难道不是权与法，坚持封建个人集权制与恢复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和社会主义法制的斗争？为什么有人那样不同意设国家主席？难道不是因为如果设了国家主席，怕人家按照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条款追究非法废黜、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广大干部以及残害人民群众的法律责任？从而引起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重新认识？江青、康生他们为什么说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是庐山会议斗争的“核心问题”，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是林彪的“反党纲领”等等？对如此简单清楚不过的法律常识范围内的是非问题，为什么至今还令人噤若寒蝉、谈虎色变呢？直叹“不识庐山真面目”呢？那些苛责诬罪于人、溢美争功于己，甚至深文巧诋，以浮辞污蔑别人来表明自己高洁的人，什么时候站出来坚持维护过国家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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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想一想，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是事先明明给毛泽东看过，并且是他同意林彪讲的，这是不少人知道的事实，可是后来为什么又被说成所谓“事先没有向毛主席、党中央请示报告”的，是毛泽东没有看过的，是所谓“突然袭击”的讲话？究竟是谁粗暴地践踏党纪国法，欺骗同志，搞突然袭击？而且何止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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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想一想，庐山会议后不久，毛远新、王洪文等家伙为什么说军队在庐山会议上搞了一次所谓“未遂的反革命军事政变”，接着江青派毛远新、李讷去毛泽东那里反映所谓“军队在地方搞军政权”，“搞复旧”，“有野心”，“这样下去，很危险”等等？负责起草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宪法的康生也跑去对毛泽东说：不搞掉林彪，我就不出来工作！这到底是为什么？他们强迫林彪出任“接班人”，并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宪法，接着又诬蔑林彪是所谓“篡党夺权”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而加以陷害，然后嫁“文化大革命”之大祸于林彪一身。这难道不是个大阴谋和玩弄封建权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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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想一想，在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当天，8341部队身历其境的有关负责人为什么眼泪汪汪地对我、张清林等人说：……看来事情就是一个小孩林立果受了什么坏人的影响闹起来的，就是空军几个人的事，空军党办几个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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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想一想，九一三事件后，周总理亲自对我的电话中为什么说对林彪“还是一分为二”？1972年8月26日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当着许多人为什么说，事件发生的当天，黄永胜和我还在这里一起开会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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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想一想，过去我曾多次口头和书面声明过所谓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谋害毛主席”、“叛国投敌”是封建个人迷信时期江青、康生一伙制造的骇人听闻的冤案，同时声明所谓“我在九一三事件的紧张关头揭发了林彪的罪行”是江青、康生他们及其一伙蓄意制造的弥天大谎。您现在凭何真实证据还说“1971年9月林彪叛国外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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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想一想，直接参加调查和处理九一三事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和公安部长李震同志在见过、询问过我们之后，为什么突然被死亡？这么大的两个案件搞清楚了吗？为什么未见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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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想一想，九一三事件后，江青、康生他们及其一伙为什么说林彪是所谓“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为什么掀起“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黑浪？1976年为什么又说有关中央领导同志是所谓“林彪一类政治骗子”，“继承林彪的衣钵”？您关于“林彪、江青反革��集团案”的提法，是不是以简单的套用公式代替了对纷纭复杂的历史事件作具体的科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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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想一想，您说九一三事件后，“江青反革命集团搜罗了林彪余党，继续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这种说法，说轻一点，不是太穿凿附会，太离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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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想一想，“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的许多书信并非出自林彪的手笔，连签名也是被模仿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李讷和王力等人背着林彪在非常绝密的情况下，在任何“林办”工作人员不得接近的钓鱼台，按照他们的政治需要任意修改林彪的讲话记录和讲话录音。江青他们为了将来便于转嫁他们的罪责，1966年8月江青以毛泽东的名义勒令和强迫当时要和我一起留在大连，不肯回北京的林立果回北京，并蒙骗和通过中央领导同志敦促林立果回北京，使得林立果回北京后得以瞒着林彪去了钓鱼台一些时间。林立果后来为什么去空军？原因之一就是江青、李讷死缠住他不放。在这种情况下，叶群被逼得让林立果悄悄去了空军，以此拒绝江青一伙起草和任意修改林彪讲话时要他在旁边当没有任何发言权的“摆设”，以及任意指使他作篡改林彪讲话录音的技术处理。
+
+　　（九一三事件后，且不说他们所搞的那一套法西斯逼供信，就说“林办”等机关所有书证、物证等东西都经过江青、康生他们一伙严格筛选过，现场和大量东西被破坏和伪造过。如中央[1972]24号文件，即“材料之三”第19条说，“林彪、叶群仓皇逃命时丢下的准备带走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这样说及所附照片，就是严重违反事实的，根本不能成为林彪、叶群的罪证（且不说其它）。我很熟悉照片中的两个箱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两个箱子是叶群在林彪每到一个休养地随身正常携带的东西。两个箱子，一个是文件箱，一个是文字数据箱。后者是叶群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走到哪，带到哪，并且总是亲自携带的，钥匙只她一人掌握，任何人也开不了。据我所见，箱内装的全是她多年来，主要是1959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保存的文字数据。如毛泽东叫他的秘书徐业夫等代表毛泽东写给叶群的信件，汪东兴、刘某某对吴法宪和叶群传达的“最高指示”，以及叶群作的大量有关党内重要事情的记录。叶群亲口说，汪东兴对她说过，“给主席一家办事，我都得留文字根据，不然，他们自己说的话，到时候又不算数了。”（叶群讲，她对工作人员也说过此事。我对“林办”许多工作人员和空军有的人也说过此事）。对此，叶群也说：“主席、江青叫我办事，我也都留文字根据，作文字记录，到时候，如果要赖到我头上，我就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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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群还一直严格规定，秘书对中央文革和中央办公厅来的书信、电话统统作记录存盘。叶群还说，汪东兴给她讲，主席有一个只有他个人用的保密柜，只有主席能亲自开，其它任何人开不了，钥匙睡觉都带在身上。主席的保密柜里装有许多档案和文字数据，说要批谁的时候，就把谁的档案翻出来看。对此，叶群说：主席的保密柜里肯定有首长和我的档案，我也学主席，对江青、康生他们也搞个保密柜。所以叶群也有一个只有她自己亲自能开的保密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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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情况，王淑媛、张云生等“林办”工作人员大体知道。如果能完整无缺地找回叶群严密保存的这些从未公开披露过的信件和文字记录（至今我还未见到披露过，1971年底，谢静宜在玉泉山多次秘密查问过此事，1972年10月，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李珉对我间接问过此事。谢静宜他们这一用意是可想而知的。因而我当时只能说我完全不知道），这是弄清国家一系列历史事件的真相和解开党内许多怪事谜底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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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九一三”后，有人为了掩饰自己，根据政治需要，不可能不早已进行了销毁。“材料之三”把一个箱子的文字数据说成是所谓“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就是明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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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三”事情发生的当天上午，总理在电话中专门强调交代我，要求我把林彪、叶群住楼里的东西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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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身处8341部队两间斗室。我给叶群内勤孙忠堂打了电话，请他把楼里的东西看好。事件发生后，我们严格维护和尊重现场的完整，没有向林彪、叶群的住楼走近一步，就连随身带的牙具、换洗的衣服等，我也没有去取。可是，我听说，就在事件发生的当天，所谓“林办”工作人员被赶出房外，圈在一起过夜，现场包括毛家湾等地早就单方面及时迅速查��，严重破坏和精心伪造！一切都多么像预先策划的一样！）
+
+　　反复经过封建个人迷信时期江青他们一伙的法西斯手段精心处理过的东西，还有多少客观真实性呢？还能起什么证明作用呢？关于林彪奇案，您说的“经过检验的原始书证材料和原始对象”可靠吗？是否袭用了江青、康生他们遗留下来的东西？
+
+　　请您想一想，1972年7月，中央专案组选印的《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罪证》没有一个“罪证”是能证明林彪、叶群和黄吴李邱“发动反革命政变”、“谋害毛主席”、“另立中央”、“叛国投敌”的，根据我们掌握的充分事实提出的这一点，您相信吗？被“材料之三”视为最重要的比较有迷惑性的似乎确凿的唯一“罪证”，就算所谓“林彪反革命政变手令”和“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了，您相信真的是所谓林彪的“亲笔”吗？相信“手令”和“亲笔信”是一个人写的吗？根据我从影印件辨认，“手令”和“亲笔信”是像林彪的字体，但是更像是被模仿的字迹。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远不只我一个人在正式的中央文件上，看到不少被模仿的林彪字迹（1972年5月当谢静宜首次给我们看文件上的“手令”和“亲笔信”，并不择手段地逼我们为此写“几个字”的旁证材料时，我就明确声明过这一点，并始终拒绝写任何旁证材料。因而受到几乎被灭口的残酷迫害）。在这方面我将详尽陈述事实，以大量证据证明“手令”和“亲笔信”不能成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谋害毛主席”、“叛国投敌”的罪证，更不屑说其它所谓“罪证”了。
+
+　　八、听群众说，9月27日晚上8点联播节目中，您在讲话中还说了所谓林彪、叶群首先诬告了刘少奇同志。如果您真的这样讲了，这难道不令天下啼笑皆非吗？
+
+　　九、听说您在这次讲话中还用法律语言指责了关于“现在的革命就是革我们原来革过命的人的命”这句话（简称“革我们”。关于这句话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林彪的原话到底是什么，此且不论），并且把这句根本谈不上触犯刑律的讲话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以“改朝换代”，即阴谋推翻人民民主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人民民主事业为目的，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无法估量灾难的疯狂行为混为一谈。这不是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吗？“革我们……”这句话，是出自曾思玉同志等人删改整理成的所谓“八九”重要讲话。1967年8月9日，林彪确实见了曾思玉等，谈了一次短话。这与七二○事件有关。这里，我不能不简述一下七二○事件的真相。
+
+　　（1967年6月我回北京后，一直听说武汉形势紧张。七二○事件发生前，我听叶群说，汪东兴从武汉急电回北京，大意是说，毛泽东在武汉的安全没有保证，要求中央采取措施。汪东兴说毛泽东已经在东湖边上的一个专用高级别墅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了，这次又要横渡长江，汪东兴、陈再道同志他们劝毛泽东说，水流急，气候又不好，劝他不要游了。他还是要游。）
+
+　　叶群说：王力和毛泽东住在一个院子里，王力在武汉代表中央表态支持“造反派”，压“保守派”“百万雄师”。陈再道也不得不服从中央，也表态支持人数少的“造反派”了。可是王力的表态把“保守派”群众惹火了，群众到处寻找要抓他，要揍他，听说他最怕死，吓得要命，就躲在毛泽东住的院子里，不敢出来。群众一直不知道毛泽东也住在那里，就涌着要往里冲。陈再道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亲自带部队劝阻群众，汪东兴他们要求毛泽东离开武汉。毛泽东不同意，但又不准让群众知道他住在那里。汪东兴、张耀祠连连向北京告急。周恩来知道后，从北京劝毛泽东马上离开武汉。在北京的江青也劝毛泽东离开武汉。毛泽东还是不肯离开。这时江青哭哭哭啼啼来找叶群，说“反革命分子”已经快冲到主席住楼，高喊“抓住那个胖子”！“打死那个胖子”！他们喊的那个胖子就是主席……江青要死要活地要求林彪、叶群亲自去武汉保证毛泽东的安全。总理亲自找了林彪，他们商量怎么使毛泽东离开武汉，以保证他的安全。
+
+　　叶群对林彪说：武汉形势非常严重，主席的安全面临很大的危险，总理召开紧急会议，提议你出面给主席写封信，劝主席及时离开武汉。会议决定空15军（全国唯一的空降兵）赶赴现场。叶群说：陈再道是军队的人，江青他们也知道陈再道和你的关系，陈再道要你题词，你给武汉军区《战斗报》题了报头，突出了武汉军区。陈再道只会打仗，脑子简单、幼稚，他在下面对你搞了不少宣传，想以此推动工作，弄得武汉军区在全国比较突出。他在武汉支持了“保守派”。主席叫他经常陪在身边，江青他们敏感了……你要赶快妥当处理这件事，必须立即给主席写一封信，劝他离开武汉，不然，为了主席一个人的安全，很快就会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流血事件！现在，江青说陈再道支持“反革命分子”害主席，到时候该说你是陈再道的后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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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气得发抖，说：他们要整人，什么谣言都放得出来，说陈再道想害主席，胡说八道！）
+
+　　林彪说：谢富治、王力这些中央文革的家伙到处煽动群众，到处点火、玩火，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他们自找的麻烦，主席的安全保证不了，赖到军队头上来了！那么劝主席，主席为什么不离开武汉？他多次说大家不要怕接触群众，他自己为什么不出来接触一下群众？他出来见一下群众，就不会这样出这场事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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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群说：我和总理现在都不清楚主席到底为什么不离开武汉，在这么紧急的特殊情况下，还不让群众知道他住在那里。只听说他又要横渡长江，汪东兴、陈再道不让他游，说是保证不了安全。主席不听，不肯走。又听说是因为那里藏有主席多年来最喜欢的一个……现在不知道这个事是真是假，也不好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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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群说：总理和邓大姐决定亲自去武汉。江青要你和我也去，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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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气得发抖说：一个领袖这样不争气，干这种……，闹出这么大的乱子！我就不去，也没有本事处理这些乌七八糟的事。这是他自找的，我是个军人，不能跟着他去丢那个丑。你也不要去。总理心脏不好，每天累成那样，劝总理也不要去。现在国家这么乱，有那么多大问题需要总理来处理。主席在那里为了出风头，胡来，弄得中央领导只顾忙他个人的事去了，弄得党不党、国不国了！谁的话他也不听，他更不会听我的，我什么事也管不了，我也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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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群在旁边一直小声劝他说：你小声点呀，这些话要是被窃听了，不得了呀。你脑子里也千万别装这些东西，不然，你这个性子，到时候憋不住，就冒出来，就该闯大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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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还是大声说：江青自己为什么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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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群说：她还不是怕死！现在群众恨死中央文革了，她要去了，群众照样揍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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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群说：我也不愿去……，去了我怎么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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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说：保证主席的安全，避免流血事件要紧。你立即告诉陈再道、吴法宪、余立金，要部队不惜一切代价绝对保证主席的安全，保证避免流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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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林彪根据他和周恩来磋商的结果，看了武汉地区的军事地图后，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劝其速离武汉，并派刚被揪斗过的邱会作同志带上信立即乘飞机去了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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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叶群找他们专门谈了话，要求他们保证主席、总理的专机绝对安全飞行，同时一定要绝对保证好总理和邓大姐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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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邓颖超、邱会作、余立金见了毛泽东后，给他看了林彪的信，劝其速离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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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毛泽东宅邸周围的交通线都被堵塞了，陈再道亲自指挥部队劝阻群众。余立金、刘丰和当时15军参谋长萧前同志等具体负责部队指挥。周总理吸引了群众的注意力，邓颖超给部队讲话，给群众做工作。趁此机会，经过萧前等挑选的几个非常机敏、非常熟悉地形的司机开车，萧前等在前面先行开路，余立金等陪护毛泽东乘车在后，从庭院小后门绕小路，七拐八拐，通过偏路僻道，高速安全地把毛泽东护送到因怕受冲击而事先被部队严密封锁了的空军机场飞机旁。余立金等陪护毛泽东刚出庭院后门，后门就被如潮如涌的群众堵塞了。余立金事后对我说：“真是好险啊！就是几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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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队严格按照亲临机场的周总理的关于“不呼口号，层层坐在机场四周”的命令，安静坐在地上等待。部队有的干部要求毛泽东见见部队，毛泽东没露面，也没吭气。在非常紧张、肃静和神秘的气氛笼罩下，他悄悄径直上了飞机。本来，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有毛泽东不能坐飞机的中央决定，这次因无法通过火车站，情况特殊紧急，要求毛泽东破例坐飞机了。在余立金等陪护下，按照毛泽东的要求，飞机直抵上海。汪东兴、张耀祠安排刘某某去上海，把她密藏在一个高级小楼里。毛泽东由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陪侍。我亲耳听到当时空4军的江腾蛟和余立金等人是怎样骂刘某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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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被秘密护送出武汉东湖别墅时，军队顾不上去管王力。王力吓得哆哆嗦嗦���还是被追赶的群众打得鼻青脸肿，狼狈逃窜到一个小山上，腿也摔伤了，藏在草堆里。听叶群说，王力是江青他们最红的人，坏得很，坏点子多得很，到处表态支持“造反派”，整老干部，反军乱军，但是部队还是救了他一条命，不然，被群众揪住了，就把他剁成“肉泥”了。他和江青他们在中央文革搞的秘密就查不清楚了（听叶群说，王关戚垮台后，江青他们对王关戚的关押和审讯都是非常绝密的，只有主席和江青他们几个人知道，连总理都不知道，叶群和林彪也始终不知道，而且江青他们不准任何人过问）。救过王力的军区保卫干事对我说：没想到王力这么怕死，这么不相信当兵的，只顾自己逃命，在草堆里才搜到他，要是群众抓到他了，早把他揍死了。
+
+　　王力回北京时，江青、康生和李讷等亲自去机场迎接，江青并和王力手挽手绕场一周。
+
+　　以上所述关于七二○事件的情况，是匆忙从上海回北京一天的余立金亲自对我说的，因他无时间见叶群，就要求我转告叶群。他同时给吴法宪汇报了以上的大概情况。我听叶群、林立果也说了同样的情况。林立果说他是从余立金等空军的人那里听来的。
+
+　　（约7月22日、23日，江青、康生、谢富治、王力等中央文革的人策划举行了连续两次的百万人大会，煞有介事，蒙骗糊弄千百万人，欢迎被群众打得鼻青脸肿、狼狈溜回北京的王力“胜利返京”，同时嫁祸到陈再道头上。说“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伙同武汉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顽固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猖狂反对中央文革”，诬陷陈再道‘操纵’‘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人疯狂地镇压革命群众，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七二○反革命事件。”诬陷陈再道“想害毛主席和中央文革领导同志”。把陈再道押送北京，对陈再道进行残酷揪斗和凌辱。）
+
+　　江青他们以毛泽东和中央名义逼林彪出席大会。林彪气得连站也站不住，扶着栏杆。周围许多人暗中议论纷纷，因江青他们在，不便靠近问。萧华见林彪站也不能站，脸色不正常，便深为关切地悄悄叫我端把椅子给林彪坐着，我端了椅子在旁扶着林彪坐下。所有的人都站着，唯独他一个人坐在天安门城楼上，孤零零的。萧华理解林彪此时的心情，担心林彪虚脱晕倒，便近前问候。问需不需要吃药？当时萧华被李讷为首的那伙人快轰倒了，林彪就让记者给他和萧华一起照了一张相（后来这也成了江青严加追查的一条罪状。江青、李讷、蒯大富等气势汹汹地亲自查问叶群和我为什么把萧华拉到林彪身边、照相）。
+
+　　江青这次还以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名义要求林彪作大会讲话，林彪没有理睬。
+
+　　（同时间江青以及被部队救了一命的王力等人反而倒咬一口，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军乱军的反革命口号。《红旗》杂志抛出了他们“揪军内一小撮”的反革命文章。一时间，全国掀起了“闹派”抢枪、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老干部，打死打伤指战员的高潮。）
+
+　　大会回来后，林彪问叶群：那么劝主席离开武汉，他为什么不离开？事情怎么这么奇怪？
+
+　　叶群说：我听说还是主席要横渡长江，汪东兴、陈再道保证不了安全，不让他游。陈再道和罗瑞卿一样，政治上幼稚，头脑简单，只知道一心一意保证主席的安全，不知道别的利害关系。陈再道唯恐保证不了主席的安全，可是江青反说他操纵反革命分子想害主席，谁相信这种事？
+
+　　叶群说：听邱会作、余立金、刘丰等人讲，群众高喊“抓住那个胖子”！“打死那个胖子”完全是指王力，因为有很多追寻王力的群众不知道王力长得什么样，群众的头头就叫他大胖子，群众根本不知道主席住在那里。江青故意把王力说成主席，陷害陈再道，是为了支持王力和“造反派”压“保守派”，整军队的，威吓强逼和欺骗部队支持“造反派”。
+
+　　林彪说：尽是些鬼怪事！弄得动用这么大的军队……
+
+　　（叶群说：主席到底为什么不离开武汉，具体原因我还搞不清楚。大约1968年底后，叶群带着我多次问过汪东兴。汪东兴开始只字不露，后来当着我对叶群说：别墅里有一个……主席舍不得离开，怎么劝也不行。过去主席一去武汉，就舍不得走。几乎每年要去一次，一去就住几个月……九大后，林立果给我讲了同样的情况（有关七二○事件情况，在我要陈述的重大历史事件真相中，比较起来，还只是件小事。关于此事，我不在现场，均听他人所说，且记忆有限，以核实为准）。）
+
+　　林立果说：主席在武汉演这场戏，整陈再道，不是整陈再道一个人，而是为了做给军队看的。那么多群众互相残杀，死于非命，地方那么多老干部和陈再道等军队老干部被斗得那么惨，家破人亡。他还在寻欢作乐！这太重色轻国了！与幽王无故点烽火有什么区别？！总理、首长（林彪）和军队把他救护出武汉，他不放心，也可能不好意思回北京，却去了上海，住在最高级别墅里，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陪着。可是他一天也离不开……，就叫汪东兴用专机把刘某某等人立即送到上海，藏在一个小楼里，怕江青知道，弄得江腾蛟、余立金很为难。他把好心好意保证他安全的陈再道弄到北京斗得那么惨，他疑心太重了！他容不得别人对他有任何不同意见，除了江青和几个“秀才”，他谁也不相信。
+
+　　（这件事在许多人的心里并非什么秘密。提起这件事，不禁想起法国历史学家圣博甫和鲁迅的话。）
+
+　　圣博甫说：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形成，往往由于“许多细小的暧昧的不可捉摸的原因”。他举例说：“假如古代埃及女皇克留帕拉特拉的鼻子生得矮一点”，“历史的进程也许会成为完全另一种样子。”
+
+　　鲁迅在《阿金》一文中说：“我一向不相信……妲巳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那些古老话。……殊不料现在阿金却以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娘姨，不用一个月，就在我眼前搅乱了四周邻里，假使她是一个女王，或者是皇后，皇太后，那么，其影响也就可以推见了，足够闹出大大的乱子来。”
+
+　　（七二○事件发生后，武汉军区司令被非法揪走了，并牵连了一大片。军区领导班子被勒令改组。必须任命新的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
+　　七二○事件和武汉军区原领导班子被破坏，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对林彪精神上在一连串恶性冲击的基础上的新的刺激。他精神上早已越来越忧郁了，责任能力越来越不正常了，越来越不愿见任何人。这次本也不想见曾思玉和刘丰，见他们是形势所迫的。因为他怎么能相信陈再道“想害毛主席”呢？他怎么愿意改组武汉军区，撤陈再道的职呢？但是他没有权力来执行自己的意志。林彪见即将上任的曾思玉和刘丰等人时讲的话，也是被形势所迫随口讲的。而且是由于毛泽东亲自决定的代表林彪参加中央会议的叶群（她去参加中央会议，除了周恩来叫她去外，其它都是瞒着林彪去的。因为林彪严格规定她不能参加中央会议）给林彪先说了一番话才讲的。
+
+　　曾思玉和刘丰等人把林彪的随口讲话记了个大意，然后整理了一下，向叶群要求往下传达他们整理的讲话稿。而林彪不准传达，叶群也不愿意传达这个讲稿，就把这个讲稿扣压了两个多月。后来我听叶群说，江青他们怀疑这个讲话，他们需要首长做坏人。在他们以毛泽东的名义施加的压力下，中央要求传达这个“讲话”。这个“讲话”经过七删八改，最后又经毛泽东亲自审阅后以中央名义批转到各省市和军区。后来所谓的《“八九”重要讲话》，其中还有多少林彪的原话，只有曾思玉、刘丰和当时在场的“林办”秘书比较清楚了。不过，曾思玉和刘丰上任后不久，刘丰碰见我时，顺便亲口对我说过：“‘造反派’有中央文革支持，很难对付，现在正准备压他们，不过要讲究方法才行。像军区原来的领导那样硬压不行。”曾思玉的秘书沈家华同志也对我说过同类的话。
+
+　　我记得1967年8月9日林彪对曾思玉、刘丰等人的讲话中没有“现在的革命就是革我们原来革过命的人的命”这句原话。听叶群、林立果等人说，这句非常别扭的话，是事后修改出来的，因为林彪的原话不能公开传达，否则被正在揪“军内一小撮”的江青、“秀才”们抓住了，不得了了。林彪的原话究竟是什么，应以当时直接听到的准确记录为准。但是，即使从“革我们……”这句话本身来看，也无非是反映并告诉人民已经客观存在的严酷的事实。并且特别明确说的是指“我们”。从整个意思来看，强调说的是指党和人民内部思想上的“自我革命”，即“要做到人的思想革命化”。而决非要把同志当敌人对待。显然，关于“革我们……”这句话并非正确，但是这句话并没有说革所谓“走资派”、“叛徒”等等的命，意味着与那种关于“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理论，关于“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今天的革命向���革命进攻”的理论，关于“基本路线”、“全面专政”、“一分为二”、“斗争哲学”，关于把党和国家领导人当作所谓“帝修反在党内的代理人”等等理论存在着根本分歧。
+
+　　（封建个人迷信时期江青、康生他们对此倒是特别敏感，以至由于这种根本分歧引起了越来越激烈的党内原则斗争。闭眼不看其党内原则斗争的举目共睹的严酷事实，执行法律怎么谈得上忠实于事实呢？）
+
+　　“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有的同志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等种种原因，利用政治特权，并使这种特权深入到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文艺界，恃权凌法，不仅先入为主，而且先声夺人，总是无视事实真相，把自己的双手洗得干干净净，然后把脏水泼在林彪一身。藉以转嫁和掩盖真正的早已引起人民普通愤慨的现实的和历史的官僚主义、封建行帮主义、宗派主义和种种特权。不准别人讲事实，不准接触真实情况，回避严酷的事实，回避多次事实的惨痛教训，回避吸取教训的严重责任。把客观存在的事实作随风转舵的、按我所需的解释，采取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等江青、康生一伙惯用的手段，把林彪上面那句话中带根本立场、观点性的“我们原来”四个字拦腰砍掉，重新编了一句话。1977年中央文件早就出现了这样的一段奇文：“‘四人帮’的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指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是从林彪那里拣来的破烂货。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就说‘文化大革命’就是革‘革过命的人的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参加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老干部。‘四人帮’继承了林彪的衣钵……”
+
+　　（在这段话里，把林彪的原话根本篡改了！从而严重歪曲了历史，混淆了是非！在这种人为制造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林彪、四人帮”或“林彪、江青一伙”这个时兴的提法，成了解释十年内战一切问题的一个到处流行套用的政治公式。正是根据这个公式，出现了以讹传讹、张冠李戴的荒诞离奇“作品”和文章。真是“一从恶名自天降，争得谤语竟未休”！）
+
+　　（根本问题，也就是引起社会思想混乱的根本问题是，江青一伙究竟捡了谁的“破烂货”？继承了谁的衣钵？又是谁打着批判“四人帮”的幌子，继承“四人帮”的衣钵？对这个在神圣的法律面前无法回避的最重大的事实问题，除了“凡是”亦是者外，人民自有详说，历史自有公论！无论盖棺定论还是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错误终审，都将难逃青史之讥！）
+
+　　……
+
+　　如此等等，我们将写大量有稽可查的申诉材料。我们早已明确声明过林彪不是诬陷和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林彪不是所谓“发动反革命政变”或“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谋害毛主席”、“叛国投敌”的，并已呈上部分材料，但只是冰山一角，关键性的大量材料还未呈上，然而我们已感受到了报复、诬陷和威胁。从今年4月以来东北地区如《春风》文艺杂志上首篇刊出的“中篇小说”《沧海恨》（搞清查的工人读者也感到荒诞无稽，于最近送来，我们才知道的）等，“小说”和文章（这些“小说”和文章，实际上远远超出文艺的范畴，这是封建行帮主义、特权和官僚主义在文艺界的突出反映）散布迎合世俗人好奇心的谣言，掀起了对我们的社会舆论围攻。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残余势力分子，“文化大革命”到现在一直红的人，看了这些“小说”，手舞足蹈，甚嚣尘上，在咬牙切齿地咒骂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同时，扬言要气死我们，说“死了活该”等等，并且故意在医疗上刁难我们，公然聚众对我们进行人身围攻（这当然和我们帮助“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的老工人揭发这些人的不法行为也有关。关于此篇“小说”及其有关文字，即将给中宣部王任重、周扬同志写信）。江青他们及其一伙对我的法西斯人身迫害至今还在极其痛苦地折磨着我的身体。以致（我）长期卧床，总是难以执笔，无力申辩。
+
+　　“人言可畏”。尽管向国内外散布的谣言如浪深，但我不是30年代的阮玲玉。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正在健全的今天，我们也无须用她的办法来对付下流卑劣的谣言了。待我身体有所恢复后，我们将陆续呈上一系列有关重大事件的我及我们所知道的真相材料。这些有证可查的材料，将证明我一再声明过的观点。最近将尽快呈上九一三事件的第三部分材料（第一和第二部分等材料已上交总政。第三部分约三万字，然后将呈上1965年上海会议至九一三事件一系列我所知道的有关重大事件的情况）。我们深切感到需要法律保护。我们信赖社会主义法制。但是执行法律的审判必须代表历史的审判。如果在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的问题上，法律和权力发生冲突，终审与事实发生矛盾，审判与真理发生斗争，我们只服从法律，只服从事实，只服从真理。考虑到目前在封建个人迷信时期遗留下来的历史蒙骗的基础上人为制造的“三人成虎”、“曾参杀人”之类的“社会”舆论压力，对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的审判，最高人民法院容易做出错误的终审。但历史不仅不看错判的终审，而且会审判终审的错判。真理面前没有禁区，法律面前不容特权，任何功劳和权力都掩盖不了罪过。用冤案平反不了冤案。骨尽荒漠的奇冤寒灰淹没不了冤假错案的真正制造者的罪责。林彪不能为任何活人和死者替罪代过。
+
+　　恢复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是一场伟大的变革，同样是要付出代价的。党和人民在同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的反复激烈搏斗中，已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民族代价。也许还要付出新的代价。
+
+　　即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人知！我们坚持正视事实真相，坚持真理，不管这么做多么使人痛苦，多么危险。向着我们自以为符合历史必然的路不妨大步走去，不管前面是深渊地狱，刀丛，不再有第四次幸存……
+
+　　我们预感到也随时准备有人杀我们灭口。但是决不能杀灭不只是我们两个人知道的事实真相！
+
+　　我们写这封信，不胜贸然之至。也许曲解和误会了您的讲话了。我们相信，重大历史事件问题，一定会得到实事求是的解决。
+
+　　（按照法律，我们如果有公民辩护权的话，请您转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如果他们同意，我们愿意充当他们的辩护人。并希望在开庭审判前七天看到起诉书副本。还请您转告江华院长，如果特别法庭需要我们出庭作证，我们将义不容辞。）
+
+　　我们将根据法律和事实，对林彪冤案的制造者及伪证罪者提出起诉。请给予符合法律的方便和支持。
+
+　　（我们认为，林彪冤案是我党我国最骇人听闻的冤案，是1965年来漫天迷雾重重笼罩的最富有迷惑性假象、最复杂的历史案件。）
+
+　　我们还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在没有全部听取我们的申诉材料之前，将很难避免对林彪冤案做出错判，从而很可能损害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与权威。神圣的法律，神圣的职责，事关重大，诚望慎之！慎之！
+
+　　冒然一信，陋陈多言，难概其余。我们知道，这封信不会使您信服。我们也无意使您信服。因为重要的是事实，可是我们不可能在这样一封信里陈述我们所要陈述的事实。我们只是提请您关注我们提出的问题或意见和要求。
+
+　　热望司法只忠实于法律，只忠实于事实，只忠实于真理，热爱社会主义法律的神圣权威至高无上。
+
+　　深信社会主义法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所向披靡。
+
+　　（望转呈彭真同志和江华同志一阅。）
+
+　　此致，敬礼
+
+　　 林豆豆、张清林1980年10月20日，于郑州汽车制造厂
+
+　　来源：舒云整理《林豆豆口述》，明镜出版社2012年9月版。

CCRD/0/8/16/names.txt

@@ -0,0 +1,12 @@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关于张友恭刑事判决书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关于给林舜英平反的判决书
+刘子厚: 我的检讨
+许集山写给内蒙古党委组织部有关自己文革错误的申诉信和附件
+滕海清向中央作的第三次检查
+西安交通大学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员名单
+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关委员会关于林刚同志平反的决定
+我所知道的有关罗瑞卿同志被诬陷和迫害的情况
+米家农: 我的检查交代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中共昭乌达盟委员会联合调查组关于周明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调查报告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肖开元的刑事再审判决书
+林彪女儿林豆豆写给黄火青的信

CCRD/0/8/17/000000.txt

@@ -0,0 +1,19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北京市公安局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保卫部关于对孙经武、张鹤慈等人在“文革”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平反决定
+
+　　1963年5月，孙经武、张鹤慈、郭世英、叶蓉青等人犯了组织“X”集团、编写“X”杂志，并密谋偷越国境的严重错误。当时因考虑他们都还年青，其错误尚未造成严重危害，故本着教育挽救的精神，没有给他们的问题定反革命性质和给予刑事处分。只是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给予孙经武、张鹤慈劳动教养2年的处理。在劳动教养期间，孙经武、张鹤慈又于1964年底利用劳教场所管理上的漏洞，秘密串联，再次企图越境外逃，故延长了一年教养期。1966年5月，教养期满后，孙经武按时解除，由总后勤部安置在重庆3403厂。张鹤慈则因“文革”开始，没有按时解除劳动教养。
+
+　　在“文革”中，由于谢富治、李震等人的干扰破坏，给孙经武、张鹤慈戴上“反革命”帽子，重新加重处理。孙经武被揪斗进了“牛鬼蛇神劳动队”，以后，由石家庄3302厂当做“三类人员”加以控制；张鹤慈则延长教养7年，于1973年劳动期满后留场就业。
+
+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孙经武、张鹤慈本人及家长先后提出申诉，要求复查，经复查认为：“文革”前，对张鹤慈、孙经武等人的处理是慎重的，正确的。“文革”中，给孙经武、张鹤慈戴上“反革命”帽子，重新加重处理是错误的，这完全是谢富治、李震等人干扰破坏造成的。公安部于1980年4月给张鹤慈、孙经武正式作出了“文革”中被错误处理进行平反改正的决定，并通知有关单位作了如下处理：
+
+　　一、孙经武在重庆3403厂受冲击的问题，已经平反，有关材料均从档案中抽出销毁。孙在石家庄3302厂被当做三类人员控制的问题也已作了纠正。
+
+　　二、给张鹤慈发了按1966年5月原定时间解除劳动教养的通知书，对档案中与“文革”中错误处理有关的材料做了妥善处理，并将张转回北京。
+
+　　现将此平反决定发给本人，并归档存查。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北京市公安局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保卫部1981年8月31日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CCRD/0/8/17/names.txt

@@ -0,0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北京市公安局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保卫部关于对孙经武、张鹤慈等人在“文革”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平反决定

CCRD/0/8/18/000000.txt

@@ -0,0 +1,137 @@
+# 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何立宽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
+## 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
+## （82）文州检刑诉字第33号
+
+　　被告人何立宽，男，汉族，现年36岁，云南省邱北县人。原任中共文山州委常委、州革委副主任、州农办副主任。现在押。
+
+　　被告人何立宽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经文山州公安处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
+　　现查明：被告人何立宽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秉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在云南的案犯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的旨意，在文山地区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诬陷迫害党政领导干部和群众；阴谋颠覆政府；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密谋策动武装叛乱。其犯罪事实如下：
+
+　　一、诬陷迫害党政领导干部和群众
+
+　　1974年4月，何立宽在昆明震庄工农读书班期间，向黄兆其诬告了原文山州委书记岳永喜“和十次路线斗争有牵连，和蔡、马、雷、董有联系”。布置刘玉净、章永昌、陆元明、陈伟、胡世康、何文忠等人收集整理和编写了《岳永喜克己复礼言行录》，布置刘玉净等人将此材料在文山地区进行传播、散发。诬陷“岳永喜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
+　　1976年8月20日，何立宽指派陆元明等人到昆明，将由其署名的《关于要求从组织上纠正右倾翻案风恶果的报告》分别送给朱克家、黄兆其、安炬祥等人。并由陈伟将这份材料寄送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在这份材料中，诬陷原文山州委副书记王琹：“有勾结土匪，出卖同志的严重历史问题”。诬陷原州委副书记李铣“有叛徒嫌疑”等等。报告中诬陷文山州、县13名党委常委“大刮右倾翻案风，执行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
+　　二、阴谋颠覆政府
+
+　　1974年4月，何立宽在昆明震庄工农读书班期间，接受了黄兆其“在云南批林批孔、联系实际，主要是批王（必成）打陈（陈康）”的部署后，布置童永昌、刘玉净等人在文山以单位或支部的名义对岳永喜进行批判，提出：“对岳要打，打不倒要赶跑，赶不跑要搞臭”。在此期间，伙同胡玉珍策划确定了批判砚山县委书记贾齐帮。
+
+　　1976年2月中旬至3月上旬，何立宽与黄培根、陆元明、丁正中、陈伟、马昭、任怀灿、童永昌等人，在丁正中和童永昌家多次策划，形成了以何立宽为首的“帮派核心”，确定了打倒原文山州委副书记王民、文山县委书记杨铎、副书记项朝光；批判原州委副书记王琹、罗运通的计划。致使文山地区从2月下旬至3月上旬多次出现绑架、围攻、揪斗王民、王琹、罗运通、杨铎、项朝光等州、县领导干部的严重事件。
+
+　　1976年3月，省委地书会议期间，何立宽领取了黄兆其要他组织人上昆搞会内会外配合的旨意后，指使丁正中、陆元明、陈伟等人“尽快组织人上昆告状”。丁正中等人根据其旨意，于3月22日抢了州委大小汽车5部，挟持州委副书记罗运通，组织了一百余人赴昆告状。围斗省委领导干部，向省委施加压力，破坏了省委正常的工作秩序。以后又指使丁正中等人于4月8日组织了20余人的告状团第二次上昆，冲击州委在昆明召开的常委会未逞，围斗了州委副书记王民。
+
+　　1976年3月，省委地书会议期间，何立宽积极参与了黄兆其等人改组省委的阴谋活动。并在要求中共中央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和改组省委的电报上签了名。
+
+　　1976年5月至8月，以何立宽为首的帮派核心成员多次进行策划，责成陈伟编写了《文山地区触目惊心的右倾翻案风》的材料，分别送给《人民日报》驻云南的记者以及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安炬祥等人。并指派陆元明向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安炬祥诬告文山州、县主要领导干部，图谋将州委副书记王民、王琹赶走；把支持帮派的李凤萼、苏复调回文山；恢复郭明进文山县委书记职务。8月，何立宽再次指派陆元明等人上昆明，将其和黄培根署名的《关于要求从组织上纠正右倾翻案风恶果的报告》分别送给朱克家、黄兆其、安炬祥等人。还指派陈伟将报告寄给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要求将8名州委常委，5名县委正、副书记“清除出领导班子，交群众批斗”。
+
+　　1976年5月、6月，何立宽向同伙传播外地在押犯家属强迫领导释放在押犯的所谓“经验”，并把州委研究在押犯的案��泄露给同伙。指使陆元明、童永昌等人煽动在押犯家属两次进驻州委机关，围斗州委领导干部长达17昼夜。强迫州委释放在押犯吴文祥、潘油清、罗兴义等人。破坏了州委正常的工作秩序。
+
+　　1976年8月下旬，州委召开扩大会议前夕，何立宽与帮派核心成员在童永昌家，策划了将同伙塞进材料组和各小组召集人，控制州委扩大会议。并由参加会议的同伙在会上发难，向州委施加压力。还由丁正中和马昭搞会内会外配合，写大字报、大标语上街，妄图改组州委，篡夺领导权。
+
+　　三、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
+
+　　1976年10月12日中午，何立宽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后，诽谤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希望苏联发动侵华战争，希望发表毛主席致江青的信，希望国内爆发“革命”。
+
+　　1976年10月13日，何立宽指派任怀灿、马昭去昆明找黄兆其、刘殷农探听“四人帮”被粉碎后的动向和领受行动计划。同月16日，又派童永昌赶赴上海，探听“四人帮”余党的动向，并规定了联络的方法和暗语。
+
+　　同年10月13日，何立宽向任怀灿、童永昌等人提出了上山打游击的问题。10月17日凌晨4点，任怀灿、马昭从昆明返回文山，立即向何立宽转告了刘殷农“粉碎四人帮是真的，走资派可能趁机翻案报复，我们要坚持斗争，要是真的干起来，要依靠民兵和产业工人，实在不行，就上山打游击；要与部队取得联系，争取部队支持；现在要作好思想和物资准备”的旨意后，何立宽即与任怀灿、马昭、李玉芬、李传田、丁行红、蒋绍明、杨和昌等人，先后在李传田及其家中，策划了武装叛乱，上山打游击，地点选择在文山老君山；医药由李玉芬准备；车辆、汽油由蒋绍明、杨和昌准备；收发报机和报务员由余相德准备和物色；地图除将丁行红原准备的11张军用地图用于上山打游击外，又从李传田处拿到文山州地图和云南公路图各两份；武器弹药的准备；除将粉碎“四人帮”前向李传田等人搞到的左轮手枪和七六五手枪及子弹用于上山打游击外，10月13日和19日，又分别从丁行红处搞得五四式手枪1支、子弹23发、军用手榴弹4枚。同月17日、19日，何立宽又指使任怀灿、马昭到文山驻军找×政委、×副政委要武器弹药，积极准备武装叛乱。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全州人民的斗争，何立宽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
+　　综上所述，被告人何立宽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犯罪活动，诬陷迫害文山州党政干部和群众；阴谋颠覆政府；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策动武装叛乱，被告人何立宽的犯罪活动，使我州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破坏，给全州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何立宽的罪行，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2条、第93条、第138条之规定，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罪，诬告陷害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特依法提起公诉。
+
+　　此致
+
+　　（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
+
+　　 检察长　侬臣勇检察员　昌坤林　朱荣辉1982年6月25日
+
+##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1982）刑判字第14号
+
+　　公诉人：文山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侬臣勇、检察员昌坤林、朱荣辉
+
+　　被告人：何立宽，男，汉族，现年36岁，云南省邱北县人，原任文山州革委副主任、中共文山州委常委、州农办副主任。现在押。
+
+　　辩护人：程兴、陈常富、杨星耀，文山州法律顾问处律师。
+
+　　被告人何立宽，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由文山州人民检察院于1982年6月2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82年7月22日至25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核实了各种与本案有关的证据。现查明：
+
+　　被告人何立宽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被告人何立宽伙同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秉承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旨意，凭借他当时所取得的地位和权力，采用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段，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党政领导人；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又勾结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策动武装叛乱，犯下了严重的罪行。被告人��立宽的犯罪活动，使我省、我州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给全省、全州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
+　　被告人何立宽的主要犯罪事实如下：
+
+　　捏造事实，诬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
+
+　　1974年4月，何立宽在省工农读书班期间，与杨志明、张协丰等人去找黄兆其密谈。何向黄诬告原州委书记岳永喜与“十次路线斗争有牵连，和蔡、马、雷、董有联系”、“问题很大”。接着黄兆其讲了“运动主要是解决九次、十次路线斗争遗留下来的问题，联系云南和昆明军区的实际就是要解决王必成和蔡、马、雷、董的问题，要打倒陈康”。对此“何立宽是同意的”。同年4月，何布置上昆找他的刘玉净、童永昌回文山“发动群众，联系省、州实际，深揭猛批与蔡、马、雷、董有牵连的人和事”、“集中批判岳永喜”、“对岳永喜要打，打不倒（要）赶跑，赶不跑（要）搞臭”。并把黄兆其、刘殷农诬陷诽谤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等人的传单、材料交刘玉净带回文山传抄散发，煽动迫害省、州党政军领导人。
+
+　　1976年5月，何立宽与陈伟、马昭、丁正中、陆元明等人在丁正中家密谋策划，何说：“运动到现在光靠大字报不行了，大字报再多，上面能知道吗？要整材料上报”。指使陆元明、马昭、陈伟等人收集材料，编写了由何立宽署名的《就文山州委主要领导大刮右倾翻案风至今拒不转弯，向毛主席、党中央的汇报材料》和由何立宽、黄培根共同署名的《关于要求从组织上纠正右倾翻案风的恶果的报告》，于同年8月，分别寄送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派人面交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在这两份《材料》和《报告》中，捏造事实，诬陷原文山州委副书记王琹“有勾结土匪、出卖同志的严重历史问题”，诬陷原州委副书记李铣“有叛徒嫌疑”等等。《材料》、《报告》中还诬陷诽谤文山州、县13名领导干部是“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扶植起来的还乡团、翻案派”，“要清除出领导班子，交群众揭发批判”。
+
+　　1976年2月至3月，何立宽纠集黄培根、丁正中、马昭、任怀灿等人在丁正中和童永昌家密会策划，何对他们说：“王民是刮右倾翻案风的主要角色”、“文山反击右倾翻案风，矛头就指向王民；王琹和罗运通也很坏”，提出要“打倒王民，点名批判王琹、罗运通”，同时支持黄培根在文山县要“收拾杨铎、项朝光”的主张。致使王民、王琹、罗运通、杨铎、项朝光等州、县领导人多次遭受围攻揪斗和被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的摧残凌辱。
+
+　　参加篡夺省级党政领导权的活动，阴谋颠覆政府。
+
+　　1976年3月省委地书会议期间，何立宽积极参与黄兆其、刘殷农一伙篡夺省委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在刘殷农的带领下，于3月24日下午冲击了省委常委会议。接着，何立宽又在黄、刘一伙拟写的，其目的在于改组省委，夺取省委领导权和“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给党中央的电报上签了名。为了实现夺取省委领导权的同一目的，何立宽还领受了黄兆其搞“会内会外配合”，给省委施加压力的旨意，指使丁正中、童永昌等人，先后组织了两批共一百余人的“告状团”，抢了州委的5辆汽车，挟持州委副书记罗运通赴昆，冲击省委地书会议和省委机关，围攻省委领导干部，再次破坏了省委和省委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阴谋搞垮省委。
+
+　　煽动强迫州委释放在押罪犯，破坏国家法律、法令实施。
+
+　　1976年五六月间，何立宽召集丁正中、童永昌、陆元明等人策划强迫州委释放在押犯。何立宽传播了外地在押犯家属逼迫领导释放在押犯的所谓“经验”后说：“现在的关键是需要他们（指在押犯）的家属出面才行”。我们这里的这些家属“造反精神不强，”“要做一下他们家属的工作，如果光靠我一个在常委会上斗，他们家属没有‘革命’行动，不对他们（指州委领导）施加压力，他们是不会放的”。“现在就是要叫他们家属去进驻州委会议室、整天围着康守忠、王民、王琹等几个书记、副书记，也叫他们吃饭、睡觉都守着，其他的工作不能给他们干”。何立宽还说：“要组织一下各单位在街上多出些大标语、大字报，强烈要求州委立即释放”在押犯等等。在何立宽的煽动和唆使下，在押罪犯吴文祥、潘油清、罗兴义等人的家属再次进驻州委机关，围攻州委领导干部先后达17昼夜，逼迫州委领导释放在押犯，严重危害了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社会秩序。
+
+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伙同���兆其、刘殷农策动武装叛乱。
+
+　　1976年10月12日，何立宽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后，诽谤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10月13日与任怀灿等人策划上山打游击。指派任怀灿、马昭去昆明找黄兆其、刘殷农探听“四人帮”被粉碎后的动向和领取如何行动的旨意。10月16日，何立宽又指派童永昌赶赴上海窥测“四人帮”余党的动向，并规定了联络的方法和暗语。
+
+　　10月17日，任怀灿、马昭向何立宽汇报了黄兆其、刘殷农一伙准备发动武装叛乱的阴谋和刘殷农要何立宽“作好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要把民兵抓紧，抓住民兵指挥权不放，要注意和部队取得联系”、“万一不行就上山打游击”的旨意后，何立宽又多次与任怀灿、马昭、余相德及军内个别同伙密谋策划，积极响应黄、刘一伙的武装叛乱。选定文山老君山一带为叛乱打游击的活动基地；布置同伙准备叛乱使用的武器弹药、车辆汽油、医药器械、地图、通讯器材等等。后由于党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全省、全州人民的斗争，何立宽的罪恶计划才未能得逞。
+
+　　综上所述：被告人何立宽在云南积极参与黄兆其、刘殷农颠覆政府的阴谋活动，其犯罪的动机、目的和行为和黄兆其、刘殷农都是相通的，紧密联系的。本庭经过7次法庭调查和辩论，有4名证人出庭作证，对各种证据140件进行了审查，充分证明被告人何立宽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
+　　本庭确认：被告人何立宽犯了积极参与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对人民危害严重。在法庭上被告人何立宽拒不认罪，态度顽抗。根据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考虑到被告人何立宽犯罪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0条、第98条、第92条、第93条、第102条第1款、第138条、第52条、第6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人何立宽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
+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
+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
+　　 1982年7月25日
+
+　　 审判长　马忠人民陪审员　陶恩灿人民陪审员　杨宗昌1982年7月27日
+
+　　 书记员　班崇兵
+
+##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
+## 〔1982〕刑上字第87号
+
+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立宽，男，汉族，现年36岁，云南省邱北县人，原任文山州革委副主任，州农办副主任。现在押。
+
+　　上述人何立宽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于1982年7月25日经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以〔82〕刑判字第14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上诉人以无罪等为由，向本院提出上诉。
+
+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了审理。查明：
+
+　　1974年4月，上诉人何立宽在省工农读书班期间，向黄兆其诬告原文山州委书记岳永喜与“十次路线斗争有牵连，和蔡、马、雷、董有联系”、“问题很大”。同月，布置刘玉净等人回文山“集中批判岳永喜”、“对岳永喜打不倒要赶跑，赶不跑要搞臭”；并把黄兆其等人诬陷诽谤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等领导人的材料交刘带回文山扩散，煽动迫害省、州党政军领导干部。1976年2月至3月，上诉人与黄培根、丁正中等人策划揪斗干部，致使文山州委和文山县委领导人王民、王琹、罗运通、杨铎、项朝光等多次遭受围攻和挂黑牌子游街凌辱人身。1976年5月，上诉人指使陆元明、马昭、陈伟等人编写由上诉人署名的《就文山州委主要领导大刮右倾翻案风至今拒不转弯的汇报材料》和由上诉人与黄培根共同署名的《关于要求从组织上纠正右倾翻案风的恶果的报告》，于同年8月分别寄送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派人面交黄兆其等人。《材料》和《报告》中，捏造事实，诬陷诽谤文山州、县13名领导干部是“还乡团”、“翻案派”，“要清除出领导班子，交群众揭发批判”。
+
+　　1976年3月省委地书会议期间，在刘殷农的带领下，上诉人参与冲击省委常委会议。并与黄兆其、刘殷农一伙在“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给党中央的电报上签名。同时还领受黄兆其搞“会内会外配合”的旨意，指使丁正中、童永昌等人，先后组织两批“告状团”，抢了州委汽车5辆，挟持州委副书记罗运通赴昆，冲���省委地书会议和省委机关，围攻省委领导干部，图谋夺权。
+
+　　1976年五六月间，上诉人召集丁正中等人策划强迫州委释放在押犯，授意在押犯家属“进驻州委会议室，整天围着康守忠、王民、王琹等几个书记、副书记，叫他们吃饭、睡觉都守着，其他的工作不能给他们干”。在上诉人的煽动和唆使下，在押犯吴文祥、潘油清、罗兴义等人的家属进住州委机关，围攻州委领导干部达17昼夜。
+
+　　1976年10月12日，上诉人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诽谤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派任怀灿、马昭到昆明找黄兆其、刘殷农探听“四人帮”被粉碎后的动向和领取旨意，派童永昌赴上海窥测“四人帮”余党动向。10月17日，任怀灿、马昭星夜赶回文山向上诉人密报了刘殷农关于“万一不行就上山打游击”等行动旨意后，上诉人又多次与同伙密谋策划上山打游击，并选定老君山为叛乱基地；布置同伙准备叛乱的武器弹药、车辆汽油、医药器械、地图、通信器材等等，伺机配合黄兆其、刘殷农策动武装叛乱，其阴谋未能得逞。
+
+　　本庭认为：原审认定上诉人何立宽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从事颠覆政府的活动，犯了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对人民危害严重。上述罪恶有大量物证、书证在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程序完备，应予认定。根据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危害后果和拒不认罪的表现，应予严惩。原审考虑到上诉人犯罪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予以从轻判处是正确的。应予维持。上诉人在其全部犯罪事实面前申称无罪，表示对原判永远不服，甚至反诬原审违反法律程序，对其诬陷等等，纯属坚持“四人帮”反动立场，掩盖其反革命野心，应予驳回。据此，特依法裁定如下：
+
+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
+　　 1982年9月28日
+
+　　 审判长　汪福佑审判员　程体儒代理审判员　石贤才
+
+　　 1982年9月29日
+
+　　 书记员　陈旭强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CCRD/0/8/18/000001.txt

@@ -0,0 +1,89 @@
+# 我的申诉
+
+　　<王淮湘>
+
+　　【本片来自网络杂志《昨天》提，原件无日期。这里的日期是根据文件内容的推测】
+
+　　“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吉林犯了严重错误，对此我极为痛悔，八年来我作过多次检查，去年整党中我又作了系统检查，并上报了中央。组织上对我进行处分是完全应该的。但是，吉林省对我的问题的结论，不是实事求是的。有些问题与事实不符，有些问题断章取义，有些问题完全是无限上纲，把“文化大革命”本身造成的罪责加在我个人身上，对这个“结论”材料我始终是有意见的。因此，我不同意开除我的党籍的决定，请求中央重新复查我的问题。现就吉林省对我的处理结论申诉如下：
+
+## 一、“结论”的第一个问题，说我“参与林彪、康生篡党夺权阴谋活动，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问题及所列举的事例不是实事求是的，不符合事情的本来面貌，是无限上纲的。
+
+## （一）关于说我“陷害刘少奇同志”的问题：
+
+　　“结论”中写道：“五四年刘少奇驳斥了康生对沙韬的陷害，六九年康生、曹轶欧策划组成沙韬专案组，陷害刘少奇和参予处理的罗瑞卿、安子文、杨尚昆、李克农、毛诚等搞阴谋，反康生”，“王淮湘根据康生的批示和康生、曹轶欧的旨意，对毛诚监禁审查，进行迫害”，“王与曹轶欧多次互相通信，陷害刘少奇同志。”
+
+　　事情的经过是：对毛诚同志的审查是六八年“清队”中搞的，当时省革委刚建立不久，就碰上了“清队” 运动。约在七、八月份康生办公室主任曹轶欧写给我一封信，转来省委党校“造反派”揭发毛诚写给康生的信。曹在给我的信中讲，毛诚很可疑，有特嫌，要严格地进行审查。我把这封信转给了省专案组，并要他们帮助党校专案组进行审查。后来党校撤销，毛诚专案组才为省委专案办管。六九年下半年，省专案办负责人柏长青（原十六军四十六师副主任，现已转业）从北京回来，向我和肖道生（原空一军政委，现在福州空军，当时他分管干部工作和专案）汇报，说他在北京参加了曹轶欧、郭玉峰召集的会议，传达了康生的“指示”，成立了沙韬专案组（沙韬在甘肃，由甘肃牵头），具体领导是中组部的郭玉峰，后来吉林专案办觉得毛诚在北京的问题（即处理沙韬的问题），吉林没法搞，中组部又确定，吉林只负责毛诚去莫斯科前的一段历史。在审查过程中，曹轶欧给我和专案组写过几次信，讲毛诚的问题，我看后即转给专案组处理。专案组也给写过回信，有两次专案组建议为郑重起见，由我签的名。省专案组也几次向中组部汇报过。吉林对毛诚同志经过几年的审查，认为历史是清楚的，疑点被排除，最后结论，专案组根据中组部转来处理沙韬的材料，专案组的审查意见：毛诚同志历史清楚，在处理沙韬问题上犯有严重政治错误，不给处分，解放。省委讨论同意，并上报了中组部。时间约在七三年或七四年。
+
+　　对毛诚同志的审查是在康生、曹轶欧的“指示”下发生的，我们的错误是认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就盲目执行。“结论”说是“陷害刘少奇同志”，这是根本不存在的。谁都知道在这之前，早已错误地给刘少奇同志扣上三顶帽子，做了政治和组织结论。在处理毛诚专案的过程中，我讲过些错话，那都是中央文件和报刊公开的东西，我只是跟着讲了。至于专案组也几次给康办写信和向中组部汇报，他们当时都是党中央的部门，这种联系是工作关系。在处理毛诚问题上，我个人与他们没有单独的联系，怎么能说是参与阴谋活动呢？这个问题请找肖道生、柏长青同志核实。
+
+## （二）关于“阴谋陷害罗瑞卿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问题：
+
+　　“结论”中写道：六八年十月王亲自写立案报告，制造省公安厅副厅长申虎成对林彪安窃听器的冤案，阴谋陷害罗瑞卿等中央首长。对申虎成同志的审查，是在“清队”中发生的，六八年秋，吉林省公安厅军管会的负责人张绍春向到长春办事的中央二办人员，反映了公安厅群众揭发原副厅长申虎成给来长春养病的林彪搞过窃听问题，中央二办来的人表示这是大事，应该重视。事后，张绍春向我讲了这个情况，我表示应该重视，军管会可以研究一下，建立专案进行审查。六八年十月在北京开会，我向陈锡联同志讲过这个案件，陈讲，这是重大案件，要向中央写立案报告，吴法宪分管专案，可报他转中央。我把陈锡联同志的意见，电话转告了在家的军队支“左”领导��组同志，经过他们讨论，写了立案报告，送到北京，我通过会议秘书处转送吴法宪，吴回话说，要作特大案件抓。当时，专案组提出我同意，用省革委会和公安军管的名义给叶群写过外调信，并不是我个人的活动。到七二年进行复查时，公安厅发现是假案，报经省委讨论，正式平反，申虎成同志分配到四平地区任革委会副主任。“结论”中说“陷害罗瑞卿等中央首长”是根本不对的，谁都知道早在审查中申虎成前的四、五年罗瑞卿同志已被诬陷“打倒”，六六年又公开在报刊上点名批判。“结论”根本不提早在七二年由省公安厅发现、省委主动地进行正式平了反的申虎成假案，仍当作我陷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罪责，这样牵强附会，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方面的情况，可向陈锡联、肖道生、张绍春同志核实。
+
+## （三）关于我“诽谤朱德、陈毅、李富春” 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问题
+
+　　六八年十一月，我在传达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六九年二月“九大”大代集中学习时，我确实讲过一些有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话，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但这并不是我的发明，是当时八届十二中全会的货色。我怕扣上“封锁中央”的帽子，传了，讲了，而且请示过陈锡联同志。据我所知的一些省也是那么办的。
+
+　　关于说我“‘九大’选举时不让投朱德、陈毅、陈云等老同志满票”的问题，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事情是在“九大”选举前，作为大会副秘书长的吴法宪向在前门饭店的十个代表团的负责人一起传达的，说“为防止老同志骄傲，既要选上又不给满票”。我回到吉林代表团进行了传达，当时极“左”思潮正重，有些代表讲我们不选他们，我提议军队代表革命干部代表并说服劳模代表投满票，其他人自己看着办。
+
+　　（“结论”把来自八届十二中全会的货色，和“九大”秘书处的布置，不仅吉林是各地普遍办了的事情，说成是我参予林、康阴谋活动，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显然是离开了当时特定历史情况的无限上纲。这个问题可找陈锡联、阮泊生（在山西）、张李明（在吉林）同志核实。）
+
+## （四）关于说“七○年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策动反革命政变，王淮湘与王秉璋等人相呼应”、“向党发难，为林彪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
+　　事情的经过：九届二中全会于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庐山开幕，在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康生、林彪讲了话，当晚分组进行讨论。东北组由东北三省的中委，还有中直、国直、军直的十多名中委编在一起，陈锡联、潘复生和我为小组召集人。当晚进行小组讨论，王秉璋、王辉球等人在插话中说有人反对毛主席，没有引起与会的注意。第二天上午，我与阮泊生、刘振华、潘复生、杨春圃在一起整理头一天全会上三个讲话的笔记，大约十点半收到了六号简报（华北组的——即后来讲的反革命六号简报），内容是陈伯达、汪东兴的发言，说有人反对毛主席，要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看到简报后，都觉得有问题了，提议潘复生和我到陈锡联那里问问是怎么回事。到后陈讲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人反对毛主席是大是大非问题，下午的小组会应有点气氛。我回来后给吉林的中央委员打过招呼，说简报都看到了，有人反对毛主席这是大事，下午小组会应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下午的小组会上，首先是公安部的于桑代表李水清、刘伟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接着会议争先发言，情绪激动，有的领头喊口号。我想发言没有发上。小组会开始前陈锡联被叫走，两小时后回到组里，说主席讲会议温度高了，休会。我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错误是受六号简报的影响，跟着起哄，事先事后我和林彪一伙没有来往，说我“与王秉璋等人相呼应”“造谣煽动”“在东北组起哄”完全不是事实。此事可找陈锡联、阮泊生、刘振华（沈阳军区政委）核实。
+
+## 二、“结论”中第二个问题，讲我“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继续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问题。我和江青“四人帮”没有任何个人联系和私下来往，因此，这个问题也不是实事求是的，同样也是硬往“四人帮”一起联。
+
+## （一）关于“结论”中说我“指令全省批判修正主义回潮，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等国务院领导”问题，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情。
+
+　　事情是七三年党的“十大”结束后，东北三省领导人就如何贯彻党的“十大”精神交换过意见。根据“十大”精神，主要是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回省后，省里经过两个月的调查酝酿，并派人学习辽宁、黑龙江两省作法，经省常委讨论，确定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是肖道生同志讲的，报告中批判了所谓“回潮”问题，讲的是从当时的中央文件和报刊上移来的，并不是我们的创造。所举的例子是省机关个别局的干部，这是一次贯彻“十大”的教育运动，现在看这次教育显然是错误的，但根本不是毛远新布置的，更没有想过矛头是对着周总理的。这件事可找肖道生、阮泊生同志核实。至于毛远新让我了解一机部的长春会议是以后的事，记得七三年底，八大司令调动，我到沈阳，毛远新对我说一机部的长春会议是“回潮”的会，我们辽宁根本没让传达，你可了解一下。回来后我找人了解过，没有看出什么问题，也就没有向毛远新讲。
+
+## （二）关于《创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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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中说我“追随江青，压长影追查《创业》的背景”，这是根本没有的事。七五年春《创业》影片公开放映后，文化部派电影组长吕韧敏到长影了解情况。吕是由长影负责接待的，住在省委一招待所，省委正在一所开会，长影负责人苏云建议我看看吕，吕提出听听省委常委对《创业》的看法。在常委的座谈中，都说看着挺好，没有看出什么问题。吕以后在长影怎么了解我不清楚，此事可向兰干亭（原吉林省常委，后到安徽省委任副书记）、苏云（长影负责人）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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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中说，“王淮湘到大寨，按江青的旨意，迫使《创业》作者张天民同志再给江青写第二个信和按江青旨意，追查张天民写信的后台问题。”七五年九月中央在昔阳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省委书记阮泊生从昔阳打电话通知我，江青要我带《创业》摄制组十多人到大寨。当时我以为中央在那里开会，这个通知中央会知道的。到了大寨，吃中饭在餐厅见到江青，她骂《创业》作者张天民告了老娘的刁状。并为中央芭蕾舞团到长春演出的招待问题斥责了我。随后要张天民再给毛主席写第二封信，作检讨，建议重拍《创业》，要我作张天民的工作。当时我屈服江青的压力和长影党委副书记苏云作了张天民的工作，张天民写了第二封信，回到北京后，陈锡联、吴德、纪登奎三人找我谈话。我向他们汇报了去大寨的经过，江青要张天民写第二封信的情况，他们批评我不该去大寨，张天民再写第二封信是错误的。他们谈话后，我找到了苏云，没让送出第二封信，《创业》也没再重拍。至于江青讲的评《水浒》问题，我回省后既没有传达，也没有抓。这些事情可找兰干亭、苏云核实。说我从大寨回到北京，要崔海龙打听十二省会议情况。崔是参加赴新疆代表团的，又不是参加十二省会议的，是没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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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中还说“王淮湘按江青的旨意，追查张天民写信的后台”。事情是这样的：七六年二月下旬，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江青在十七省负责人会议上，严词责问我为什么没有看到张天民的第二封信，要我交代。我以作者不通作了回答，引起她一顿批评斥责。会议期间看到发的一份会议参考材料，是胡乔木同志讲他曾给《创业》作者张天民转过信。回省后，因担心江青抓着未送第二封信继续追查不放，涉及上边领导人，把问题复杂化，同崔海龙商议，想让张天民把已经揭发出转信人的情况写个材料，报上去搪塞一下。与张天民谈话的是长影负责人苏云，张天民又讲出了转信人贺捷生。这个谈话记录以我和崔海龙的名义，转报了江青，这个作法是错误的。当时主要是想以此压下江青对未送第二封信的追查。此事可向崔海龙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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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次崔海龙提出王震同志与我的谈话问题。七五年八月王震同志到长春，在我送他到机场的路上，他对我讲：《创业》是部好片子，江青不老实不行，邓小平主持工作后，老同志很高兴。事后，我把这次谈话给阮泊生、崔海龙讲过。这次崔提出要我揭发，我开始不同意，崔说你不讲别人讲了会被动的，王震那话是分裂中央的。后来又说你不揭宗希云要揭。崔、宗二人都是中央学习班学过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奉王洪文的“指示”，专门处理过吉林的问题。他们同上边关系密切。这使我压力很大，因为这涉及中央领导王震同志，怕江青知道后事情闹大，王震同志遭难。另外崔、宗二人知道此事，崔又一再催逼，觉得不讲不行，再三考虑决定写信给毛主席，这样既使别人无法扣知情不举的帽子，也符合组织原则。我写信是错误的，但不是想陷害王震同志，如果我是想陷害和邀功的话，为何不直接写信给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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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结论”中说我“兜售毛远新的讲话，布置全省‘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这是不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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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的经过是七五年十一月底刚刚发下中发（75）23号文件（即毛主席批评刘冰同志的信），沈阳军区政委曾绍山打电话要我和刘光涛到沈阳开会，毛远新刚从北京回沈，他已是毛主席的联络员，在会上他问我们是不是收到中发23号文件，说毛主席要他给我们打个招呼，免得犯错误。我回省后，在省常委学习23号文件时，把毛远新的讲话精神，作了传达。后来，接到中央扩大传达中发23号文件的通知，省委才开地（市）负责人会传达的，并没有在毛远新讲话后，在全省布置“反击右倾翻案风”。此事可找阮泊生、崔海龙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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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六年二月六日《人民日报》用“另一个最大走资派”的提法，点了邓小平同志的名，引起许多议论，地区也打电话讯问怎么回事。当时，沈阳军区正开军以上干部会，我的秘书从沈阳抄回一份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裴光在会上点名批评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据说这个讲话是毛远新给裴讲的）。我在省委召开的扩大会上基本上照讲了。我当时错误地认为沈阳军区先讲了（早吉林一个星期），沈阳是大军区，他们能讲，我们也可以讲。此事可找刘光涛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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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六年二月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期间，毛远新到京西宾馆看了辽宁省和沈阳军区参加开会的同志，曾绍山把我和刘光涛也找去。在讲到毛主席讲的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时， 我插话讲了，年前吉林省法院副院长张绍春向省委汇报最高法院会议情况时，说江华同志讲“文化大革命”是谁把法院取消了。我说这位老同志不了解当时革委会的编制很小的情况。我讲这话没有告状的意思。讲这话时肯定没有徐景贤在场。可找刘光涛、张午（沈阳军区副政委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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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论”中说“七六年六月王淮湘按着王洪文、毛远新要东北三省‘串连’、‘造反’的旨意‘对国务院攻一下’”的问题。事情的经过是：七六年六月吉林省军区政委苏俊禄从沈阳开会回来，给我带回曾绍山政委给我的口信，说国务院最近要开计划会议，有的部、委对“批邓、批条条专政”有阻力，要各省、市去促一促，你们要好好准备一下。不久接到国务院召开计划会议的通知，我在常委讨论准备的会上，讲了一些错误的话，给吉林参加会议的同志以坏的影响，但不是“按照王洪文、毛远新的旨意”，而是受曾绍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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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结论”的第三个问题，说我“陷害迫害老干部，拉帮结伙，控制吉林省党政领导权”。“结论”中举的事例与实际有很大出入，是很不实事求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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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结论”说，原吉林省委党委、副省长以上26名干部，就有18人被我诬为“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等，长期监禁迫害，其中两名被迫害致死。这与实际情况是很不符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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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情况是这样：六八年筹备省革委会，两派在北京谈判时，部队支“左”领导小组提出解放并参加结合十名干部的方案（计有阮泊生、郑季翘、兰干亭、周光、张士英、雷鸣玉、宋洁涵、赵天野、宋振庭、宋任远）。当时听取汇报的康生和军委办事组，说我们解放多了，要重新研究。经与两派重新协商，减少到五人（即阮泊生、郑季翘、兰干亭、周光、张士英），加上在地区参加结合的张李明共六人。至七三年又陆续解放10人（计有宋振庭、宋任远、赵天野、于克、杨义韬、刘慈凯、宋洁涵、付振声、张文海、张开荆）。其中安排工作的7人，没有安排的（付振声、张开荆、张文海）3人。还有两人，一是李梦令，长期养病，多年已不工作，一是民主人士徐寿轩，此二人，“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没有触动他们，组织上也没有进行审查。自杀病逝各一人。自杀的是雷鸣玉（省委候补书记），本来筹建省革委时，军队就提出他参加结合，因为上边说我们解放多了。由于两派闹派性减下了他。到六八年冬已做好了群众工作，要他检查一下就可解放。他本人已经知道，就在这时，他由于想不通自杀了。病逝的是朱德海（延边自治州委书记、副省长），他是早期为中央保护的干部。六七年春就由军队护送去北京，六九年从北京疏散到湖北省，七二年因患肺癌在湖北病逝。“结论”中说我“诬陷朱德海是‘叛徒’”，“阻碍对朱的复查，致使朱德海含冤逝世”，这说法不��合事实。对朱德海的审查，一直是由军管延边自治州的46军和州革委会办的，他们说朱德海是“叛徒”，省专案组认为证据不足。七二年朱病危时，周总理两次要中组部派人到延边复查。省委组织部、省专案办公室都派了人协助，第一次由于延边州委不通没有查清，第二次州委勉强同意不算“叛徒”，省委专门进行了讨论，一致意见推翻“叛徒”的问题，朱德海逝世后，七二年省里开了追悼会，《吉林日报》在头版发了消息。这样做法在当时是不多的。定冤、假、错案的六人，赵林同志是中央发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中被定了性的。栗又文、于毅夫是六八年春在北京由中央直接逮捕的，中央专案一办直接审查，关了几年之后交回省里，并交代继续关押审查，省委曾作过结论上报中央，一直未回答，到七五年才解除军事监护。李砥平、阎子韬、王奂如三人的历史问题，始终是由省里审查和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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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中说我“诬陷宋洁涵是安子文的亲信”，说宋是安子文的亲信是六八年中组部讲的，不是我讲的。事情的经过是六七年春宋洁涵给东北局宋任穷同志写信，揭发安子文在三届人大时曾向他泄漏过重要机密，说林伯渠虽然死了，因他写匿名信诬告刘少奇为“叛徒”，还是要开除党籍的。部队六七年向中组部调查时，答复说“宋洁涵是安子文的亲信”，军队领导小组研究认为，这个问题是宋自己讲的，宋在长春市一直是抓工作的，所以主张解放，参加结合，当时遭到了康生的否定。到七一年为建省委我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时，又提出解放宋洁涵问题，引起总理就这个问题讲了许多话，并说口头讲不行，要我们写报告，意思是我们看的轻。随后省委又写解放宋洁涵的报告，这怎么能说是我诬陷宋洁涵为安子文的亲信呢？“结论”中又说宋任远说江青三十年代的问题被我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完全不合事实。情况是六八年二月康生和军委办事组听军队支“左”领导小组和两大派代表汇报干部问题时，东方红公社派的代表向康生递交了一个小报告，说宋任远诬蔑江青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不是我或军队领导小组有这个看法。如果我们是这个看法，就不会把宋任远列入第一批解放的十人名单。如果我们在东方红公社讲了之后，同意他们的看法，也不会在省革委会建立之后，较早地解放宋任远并让他参加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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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中还说我对省里的老同志是先定性打倒，然后再让专案人员搜罗材料。这根本不是事实。六七年冬为准备代表团在北京的谈判，军队支“左”领导小组经过讨论，成立了调查组，考察了原省级领导干部的情况，为“三结合”做干部准备工作。军队支“左”领导小组第一次提出解放结合十名领导干部的方案，就是听取了调查组的汇报拟定的。关于赵林、栗又文两同志的定性，是中央批吉林的两个文件（一是建立省革委会的文件，一是建立省委的文件）上讲的。对省级干部无论是解放或结论，都是由分管干部和专案工作的同志与专案组研究写出材料，报省委集体讨论的。没有哪一个是由我先打倒再交专案组搜罗材料的。“结论”中说省委常委、副省长以上的26名干部，就有18人被我诬陷为“叛徒”、“特务”等长期监禁迫害。这是把中央定性的、中央直接逮捕的，“造反派”加给干部的罪名，州委错误定性的统统加在我个人头上，这既不符合事实，也缺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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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结论”中说我“拉帮结伙，拼凑帮派势力”，说我“把追随他的药天禄提为省革委会副主任，后又提为省委常委，摆在其他省委之上，成为总管”，又说“王淮湘与毛远新编造周总理让崔海龙进省委领导班子的谎言，欺骗省委，上报提崔为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这些都是不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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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天禄是十六军副政委，他做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常委事先都经陈锡联、曾绍山的提议，经过军队领导小组讨论、正式报沈阳军区批准同意后，才提交省委、省革委会讨论通过，并不是我个人的安排。药天禄同志工作热情、积极、肯干，缺点是包揽过多，并非是我把他摆在省委之上。叫他“总管”还是建立省革委会之前，他是军队支“左”领导小组的秘书长，大家开玩笑叫他“药总管”，后来也常常以此同他开玩笑。并不是我封他为“总管”。崔海龙原是延边军分区政委、自治区革委会第二把手。“九大”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建立革委会后，我才认识他。七二年冬他到中央办的第一期学习班学习。七三年五、六月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学习班学员都参加会议。会议期间，毛远新对我讲，总理在接见学习班时，曾问过崔海龙在省里兼什么职务，崔说没有，总理讲可以兼点职嘛。毛远新问我知道不知道，我讲崔海龙没有告诉我，我不知道。后来我问过崔，崔说这事我自己怎么好讲。当时我理解总理这样讲是考虑崔是朝族干部，过去朱德海也是兼省里副省长的。回省后我向省委常委讲了这件事，经过讨论报崔为省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未批。不知道毛远新给我讲的是不是有假，他向我讲过的上边那些话我是没有记错的。根本不存在我和毛远新编造总理让崔海龙进省委领导班子的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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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论”的第四个问题，说我“制造假敌情，镇压干部和群众，破坏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这不符合事实情况，不是实事求是地分析那种历史条件下发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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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结论”说，“六八年王淮湘在清队中，制造假敌情，说吉林省‘不少单位还是坏人专政’，‘敌情十分严重’，一再批评‘右倾’，煽动乱批乱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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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情况是吉林省革委会三月份建立，五月中央就发布了“斗、批、改”指示，开展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并陆续公布了所谓“六厂二校”的经验。当时吉林省的大部分基层单位还没有建立革委会，全省的“清队”工作，主要是依靠支‘左’部队（四个军两个军单位三个特种兵师）派出的军宣队进行的。在当时我们和支“左”部队都受上边那种极“左”路线和指导思想的影响，讲过错话，办过错事。正象《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的：“‘文化大革命’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是非的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作是阶级斗争，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清队”运动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突出表现。这个问题是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结论”把我们受“左”的影响，认识上的错误，执行中的问题，说成是有意“制造假敌情”，镇压干部和群众，是无限上纲，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是引不出这样结论的。另一方面，吉林省发现和注意纠正扩大化是比较早的。六九年三月革委会和军队领导小组共同召集全省性的会议，纠正乱抓乱关人的问题，提出把关“牛棚”的人放出来。五月又进一步总结了扩大化的十个表现和纠正措施，随后又派人检查和纠正几个扩大化重的县和单位的问题。省里专案组直接管的申虎成、任青远案件，七二年发现错误后，就进行了纠正。当然，由于我们对扩大化认识不够，解决的不够彻底，在那种条件下要从根本上解决扩大化问题是不可能的。“清队”可向肖道生、北京军区副司令汪洋同志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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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结论”中说省革委会副主任郑季翘发现吉林市违反政策，乱揪乱斗，要求派人纠正，王淮湘竟给郑季翘同志扣上“右倾”帽子，对郑进行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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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情况：发现吉林市乱批乱斗的不是郑季翘，是革委会常委姚美玲（红二派）到吉林市办事，得知她的男友（是造反派的小头头）被揪斗，并发现乱批乱斗的情况，回来在省革委会常委会上讲了，并提出派人去检查纠正。为此引起两派常委争论，当时革委会两派常委派性还很大，动不动就吵架，有时还动起拳脚，消除派性，加强团结是件大事。郑季翘支持姚美玲派人到吉林市检查，其他军队和革命干部常委的意见是主张给驻吉林市的46军打招呼，让他们注意纠正乱揪乱斗的问题，省革委会暂不派人，因为常委中派性还很大，派人去可能引起更大的矛盾和问题。在常委会上郑季翘和肖道生为此发生争论，其他军队和干部代表都支持肖的意见，不赞成郑季翘的意见，并不是我有意组织围攻郑季翘。此事可向阮泊生、肖道生、张士英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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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结论”中说“四人帮”被粉碎后，群众揭发王淮湘的问题时，王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一日，亲自主持会议，将写标语、传单，反对“四人帮”，要求给刘少奇恢复名誉，由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并批评了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错误的史云峰，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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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云峰案件是起冤案。案件发生在七四年十月，长春市工人史云峰，匿名书写25张传单，分别寄给省、市、区十四个党政机关，并在街头张贴。传单内容主要是对着毛主席，也有一条是对江青的，并不是主要是对“四人帮”，也批评了毛主席。案件发生后，省、市委及省、市公安机关，都认为是“重大反革命案件”，并组织力量破案。与此同时，新华分社的记者专程到北京，向中央写了情况反映，王洪文、华国锋（华当时兼公安部长）都作了批示，都讲是现行反革命案件，并要公安部协同破案，二十天后，公安部派人把批示送到省公安局，一个月后破案，史云峰被逮捕。史云峰案件是长春市管的。七六年六月长春市中级法院开始结案，定为“现行反革命”罪，一人主张判死缓，留作反面教育，其余都主张判死刑。上报了省高级法院。九月二十二日省高级法院核准案件，一致决议以“现行反革命”罪判死刑。十月七日粉碎“四人帮”，十月十九日省高级法院抽出了涉及江青的内容，按原决议报送省委办公室（以上这些情况我是后来从吉林省出版的八○年《长春》刊物上鄂华的文章了解的）。省委是在十二月一日审批的，就在审批前不久，中央发的（76）16号文件还强调提出：“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谣言、反动标语，要坚决追查，打击制造者。”省委受这些影响，一致同意省法院的意见，按“现行反革命”罪判死刑。省委是在十二月一日审批的，直到十二月十七日临刑前两天，市法院才向史云峰本人宣布判决，史云峰两次上诉，到省法院就驳回了。根本没有给省委讲，十二月十九日执行的当天，长春市管政法的书记陈钟给省里管政法的崔海龙打电话，说犯人不服不好执行，崔当即回答可以采取措施，上午省委开会，崔向我讲了这个情况，我为慎重起见，又与常委讲了让大家再考虑一下，经过研究一致意见按原判执行。史云峰案件的结案，历经了半年多时间，经过长春市和省两级法院的决议和省、市两级党委审批的，都是集体讨论的。我个人未批过有关文件。从没有给任何人授意。省委十二月一日开会审批了一批案件，史案是其中的一件。那些年一般省委一年讨论审批两次案子，一次是“五一”前，一次是年终前，这次就是年终前审批的一批案子。史云峰案件是一起冤案，我作为省委主要负责人没有把好审批关，是有很大责任的。“结论”中说“在粉碎‘四人帮’后群众揭发我的问题”时安排审批史云峰并判处死刑的。意思是我有意通过判处史云峰死刑来镇压群众，这是猜想和生搬硬套的联系，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这个案件可向张李明（原长春市书记）、张绍春（长春分区副政委）、崔海龙等核实。也可看看80年《长春》上鄂华的文章中摆的事实。
+
+　　以上是我的申诉，请审阅，如有不当，请指正。

CCRD/0/8/18/000002.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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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关于顾同舟资敌案的法庭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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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起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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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军检诉字第3号
+
+　　【编者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经过审理，于1982年2月25日、2月26日、3月9日先后对林彪反革命集团有关案犯顾同舟、胡萍、王维国进行了宣判，判处顾同舟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判处胡萍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判处王维国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王维国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上诉无理，予以驳回，维持原判。】
+
+　　被告人顾同舟，男，62岁，河北省清河县人，逮捕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在押。
+
+　　被告顾同舟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提供重要情报一案，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侦查终结，于1981年9月2日移送本院审查起诉。经本院审查确认，顾同舟犯有以下罪行：
+
+　　1971年9月5日，顾同舟听了广州军区领导向军职以上干部传达毛泽东主席巡视南方，在长沙接见负责干部时揭露林彪一伙的重要谈话后，当晚11时35分，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于新野从北京给顾同舟通电话时，顾同舟即密报了毛泽东主席的谈话内容。9月6日，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周宇驰亲自驾驶直升飞机到北戴河，将于新野整理的毛泽东主席谈话记录稿交给林立果、叶群。林彪、叶群接到顾同舟的密报后，下决心采取行动杀害毛泽东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顾同舟还按照周宇驰的旨意，将毛泽东主席谈话内容整理成文字材料，于9月9日派专人以看病为名，持顾的亲笔信，坐飞机将材料秘密送到北京交给周宇驰。同时，顾同舟还按照周宇驰的指使，于9月8日派广州军区空军司令部管理处处长陈伯羽到长沙探听毛泽东主席在长沙的情况，并到北京密报给林立果。
+
+　　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
+　　被告顾同舟，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搜集和提供重要情报，造成了严重后果，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7条第一项，已构成资敌罪。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特提起公诉，请依法惩处。
+
+　　此致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检察员　韩鹤    阚国富1982年2月8日
+
+## 公诉词
+
+## 韩鹤　阚国富
+
+## 1982.02.25
+
+　　（审判长、审判员、陪审员：）
+
+　　被告人顾同舟资敌一案，经过法庭调查，审问被告，出示书证，宣读证人证言，以及被告当庭的供认，证实我院起诉书中对被告所犯资敌罪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是完全正确的。下面我着重就被告的犯罪性质、根源、后果和应负的法律责任，发表如下意见：
+
+　　一、被告顾同舟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提供重要情报，是故意犯罪
+
+　　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用“和平过渡的办法”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计划失败后，加紧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毛泽东主席对此已有察觉。1971年8月，毛主席到南方巡视期间，在湖南长沙同一些负责人谈话，进一步揭露了林彪一伙搞分裂、搞阴谋的罪恶活动。林彪反革命集团为了实现他们的反革命计划，千方百计、挖空心思地收集和刺探毛主席在南方巡视期间的讲话内容和行动。
+
+　　1971年9月5日，广州军区领导向军职以上干部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在长沙巡视期间，同一些负责人的谈话内容。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传达中特别指出：海、空军及军区司、政、后机关不准向北京报告传达的内容，并反复强调一切行动要听指挥。被告为了满足林彪一伙的需要，听完传达报告后，当夜就向在北京的于新野密报了毛主席在长沙的谈话内容，通电话长达43分钟之久。之后，被告又按照周宇驰的指使，把毛主席的谈话内容，整理成详细的文字材料，9月9日，派其老婆专程到北京，送给了周宇驰、林立果。9月8日，被告还按照周宇驰的旨意，派陈伯羽到长沙，进一步刺探毛主席的活动情况，然后到北京向林彪一伙密报。
+
+　　被告不仅向林彪反革命集团提供了毛泽东主席在长沙的谈话内容和行动，而且还特地向林彪反革命集团密告了广州军区一些负责人对林彪的态度。说他们对林彪“只字未提”、“表态一般”等等。并把传达毛主席谈话的影响和起到的作用，直接向林彪一伙通风报信。他还特别提醒林彪一伙注意：“传达的声势还是比较大的，主席的指示很多，决不止传达的这些”，以引起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警觉。
+
+　　被告感��仅仅向林彪一伙提供上述情报，还远远没有尽到他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责任，不甘心“一般地反映情况”，又向林彪一伙表示：“这里的情况还需认真观察一下，深刻的体会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接触，情况续报。”这里，被告又主动承担起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继续窥视斗争形势变化的重任，通过接触各方人员，进一步刺探情报。
+
+　　被告明明知道毛泽东主席进一步揭露林彪一伙的谈话内容不允许任何人、采取任何方式向林彪一伙通报。当时，被告更十分清楚，到长沙了解毛主席的活动情况，这本身就是明目张胆的反革命行为，露骨的特务活动。因此，当他向林彪反革命集团密报毛主席谈话内容和派陈伯羽去长沙刺探毛主席的活动情况时，便采取了阴谋手段，秘密进行。被告向王璞借传达记录本时，不讲为林立果、周宇驰整理材料的真实目的。他昼夜关在房子里，亲自动手，整理出毛主席谈话内容的文字材料长达50页。当他考虑选派谁去北京密送这份情报时，他权衡利弊，认为别人都不可靠，只有自己的老婆最适宜，并向其老婆交待说：你去方便些，别人问起来，就说是去北京看病，招待所住着不方便，就住到江腾蛟家里。他派陈伯羽去长沙时，催促陈伯羽赶快去，并说，要特别注意保密，对别人不要说到林立果那里去，还是说买东西或是探亲，不要住机场里，住湖南宾馆。请看，被告为掩盖其罪恶活动，考虑得多么细致，安排得何等周密。这就证明，被告的行为完全是根据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需要进行的。他是以身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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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被告向林彪反革命集团提供情报，林彪一伙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评价。林立果等人“非常感激”地称赞被告“起了关键作用，立了一大功”。周宇驰、于新野等人向被告一再表示“非常感谢”。1971年9月10日，即“九·一三”事件前夕，刘沛丰还按照林立果的旨意，特意嘱咐被告“注意观察一周之内的情况”。
+
+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被告顾同舟的犯罪行为，在主观上是故意的，在行为上是自觉的，已构成资敌罪。
+
+　　二、被告顾同舟的故意犯罪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
+
+　　1971年9月5日晚，于新野接到被告的密报后，按照周宇驰的指使，连夜整理出电话记录稿，交给了周宇驰。周宇驰看了被告的密报内容，惊恐万状，立即改变原定6日动身去长沙、桂林的计划，决定去北戴河。9月6日，周宇驰亲自驾驶直升飞机，急不可待地把于新野整理的电话记录稿送到北戴河交给了林立果、叶群、林彪。林彪、叶群从被告的密报中，获悉了毛泽东主席已察觉他们在密谋夺权的情报后，下决心采取行动，谋杀在巡视途中的毛主席，发动武装政变。经密谋策划，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命令”。同日下午，周宇驰急忙驾机从北戴河赶回北京，和江腾蛟密商谋害毛主席的行动方案。周宇驰对江腾蛟说：看来他们（指党中央）是要下手了，等着他们下手，就不如我们先下手为强。他（指毛主席）现在还在杭州，可能最近就要回北京，我们要动手（杀害毛主席），就乘他经过上海时，在上海动手。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再遇上这样好的机会就比较难了。9月8日，林彪正式下达了“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反革命政变手令。傍晚，林立果带着林彪的手令，从北戴河潜回北京。从8日至11日，先后6次召集周宇驰、江腾蛟、王飞、鲁珉、关光烈等人密谋制订杀害毛泽东主席的行动计划。
+
+　　上述事实清楚地说明，被告顾同舟向林彪反革命集团密报毛泽东主席在长沙有关揭露林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谈话内容，加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谋害毛泽东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活动。
+
+　　三、被告顾同舟走上犯罪道路决不是偶然的，是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发展的必然结果
+
+　　被告在个人野心的支配下，找靠山，向上爬。林立果、周宇驰等人，看中了被告这个可利用的对象，想方设法笼络被告。而被告则积极追随林立果、周宇驰一伙，投靠林彪这个“大人物”，以实现其个人野心。被告为了表示对林彪一家的忠诚，当面对林立果说：“我认为林副部长是空军最高的领导，最好的领导，最强的领导”，“今后，我们的一切行动听您指挥，您在空军工作是我们的幸福”，“今后我们跟林副主席、林副部长跟定了，就是遇到多大的风浪也要顶住，海枯石烂不变心，掉了脑袋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
+　　被告积极参与为林立果在广州白云山修建秘密据点。他亲自参加选点、定点和审查设计方案，指示要搞好据点的伪装隐蔽。为了让林立果等人生活得更加舒适，专门购置了冷暖机、吸尘器、洗澡加温器等设备。特地派其老婆到上海选购窗帘和门锁。并以战备为名，用外汇到香港购买吸潮机，供林立果一伙享用。挥霍浪费国家资财，为林立果一伙在广州地区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创造了条件。
+
+　　被告还为林立果控制部队出谋划策。他对林立果说：“空军的师都单独驻一个机场，离军几十里或几百里，独立性大，不抓住师一级，军是空的”。他先后推荐军、师、团领导干部30余人，让林立果接见，以增进“感情”，以便让林立果控制部队，为反革命政变服务。
+
+　　被告顾同舟为什么要积极投靠林彪一伙？被告说：“我这样做是为了通过林立果这个桥，顺着林彪这个大树向上爬。”这就是被告顾同舟把政治赌注完全押在林彪、林立果身上的可耻动机，这就是他堕落成历史罪人的内心起因。
+
+　　审判长、审判员、陪审员：
+
+　　被告顾同舟的故意犯罪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触犯了我国《刑法》第97条第一项的规定，已构成资敌罪，必须依法惩处。
+
+　　鉴于被告顾同舟在被审查过程中，能够交代其所犯罪行，对其犯罪性质和危害有一定的认识，并有悔改表示，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刑事判决书
+
+## （1982）刑字第1号
+
+　　公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检察员韩鹤、阚国富。
+
+　　被告人：顾同舟，男，汉族，现年62岁，河北省清河县人，1937年11月入伍，原系广州军区空军司令部参谋长，1971年9月17日被隔离审查，1980年7月29日被逮捕。现在押。
+
+　　被告人顾同舟资敌一案，由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82年2月25日在本院法庭依法进行了公开审理。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检察员韩鹤、阚国富出庭支持公诉。经审理查明：
+
+　　1971年9月5日，被告人顾同舟参加了广州军区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听了军区领导传达的毛泽东主席在长沙接见负责干部时揭露林彪等人的重要谈话。当时会议宣布，不准记，不准传，不准向北京打电话报告传达内容。但顾同舟为了满足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需要，于当晚11时35分，在电话里向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于新野密报了毛泽东主席的谈话内容。9月6日，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周宇驰驾驶直升飞机到北戴河，将于新野整理的顾同舟密报毛泽东主席谈话内容的电话记录稿送给林立果、叶群。促使林彪提早下决心谋杀毛泽东主席，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
+　　9月8日周宇驰打电话给顾同舟，指使顾同舟派陈伯羽去长沙探听毛泽东主席在长沙时的情况，尔后到北京，顾接此电话后，当日即将陈派往长沙。顾同舟还按照周宇驰的旨意，将毛泽东主席的谈话内容整理成文字材料，连同其给周宇驰的亲笔信，派其妻以看病为名，于9月9日乘飞机到北京送给周宇驰。
+
+　　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人亦供认。
+
+　　被告人顾同舟，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提供重要情报，后果严重，已构成资敌罪。本院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7条和第52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
+　　一、判处资敌犯顾同舟有期徒刑11年，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扣除判决执行前的羁押期，至1982年9月16日止。
+
+　　二、剥夺其政治权利3年。
+
+　　三、剥夺其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
+
+　　如不服本判决，可从接到判决书的第2天起，10日内提出上诉状和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
+　　 审判长　陈少柏审判员　阎国森军人陪审员　王克东军人陪审员　刘玉荣军人陪审员　涂序凑1982年2月25日
+
+　　此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书记员　程玉林1982年3月1日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CCRD/0/8/18/00000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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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胡延观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
+##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
+## （82）昆检刑诉字第18号
+
+　　被告人胡延观，男，汉族，48岁，初中文化，四川省蓬溪县人，原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农办主任、党组书记。现在押。
+
+　　被告人胡延观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经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
+　　现查明：被告人胡延观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伙同黄兆其、刘殷农、涂晓雷等人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凭借其地位和权力，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段，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图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
+　　其犯罪事实如下：
+
+　　一、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
+
+　　1968年12月14日，胡延观化名胡立群与刘殷农、林敬荣（化名林叶）联合在《云南日报》上发表题为《撕破赵健民复辟资本主义的遮羞布》的反动文章，诬陷原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30年代就摇尾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分子，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国民党反动派的计划”；在云南“经过苦心经营，确实组织了一套黑班底”，“这个黑班底的核心就是一小撮叛徒、特务、内奸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
+
+　　1976年3月，省委召开地书会议期间，胡延观将1975年中央调整省委领导班子的情况，省委向中央报告省级机关和地委常委以上干部排队情况，以及省委关于对阎红彦、赵健民“问题”的研究意见等重要机密，蓄意编写在会议第47期简报上，提供给黄兆其、刘殷农等同伙，同时，在“简报”中诬蔑省委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右倾翻案风确实已经刮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还攻击刘明辉等几位常委“搞阴谋诡计”，搞“核心中的核心”，是“超级省委”。把省委贯彻（75）26号文件，说成是“整广大干部和群众”，是“镇压造反派”。4月底，胡延观在省级机关批判大会上发表演讲，继续扩散省委的重要机密，煽动夺权。诬蔑省委“以整顿为纲，把领导班子中的青年干部统统打下去”，“把有些对文化大革命一不满意、二要算账、三要翻案的所谓‘老家伙’重新扶上台，实行领导班子大调整、大改组、大换班”。他的演讲稿被徐宝兴等人大量翻印散发，对搞乱全省，把各级领导班子搞瘫痪起了很大的煽动作用。
+
+　　二、参与颠覆政府的阴谋活动
+
+　　1976年2月，胡延观将王洪文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诬蔑云南省委1975年“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右倾翻案风刮的很厉害”；“省委反派性，搞带职下放，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是迫害新干部，打击新生力量的一根棍子”的讲话提供给黄兆其。同年3月，胡延观又向黄兆其提供了1975年省委贯彻26号文件的情况，同时诬蔑邓小平接见了贾启允、王必成、刘明辉、刘志坚4人后，“刘明辉就大刮右倾翻案风，搞大调整，把年轻干部大批的搞下去”；“郭超伙同万里在铁路局刮右倾翻案风”。胡延观还对黄兆其说：“省委1975年为阎红彦、赵健民翻案”。胡又私自让黄兆其到省委办公厅机要室看了不属于黄看的省委领导人同赵健民两次谈话的机密简报，并作了摘抄。胡延观还将省委领导人对中央打招呼会议的讨论情况提供给黄兆其。胡的上述行为，为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篡夺省委领导权制定“靠、打、拉、烧”的方针提供了反革命依据。
+
+　　1976年4月底，省委召开理论讨论会之前，胡延观给林敬荣出谋献策：理论讨论会“要在群众性揭批的基础上，弄清右倾翻案风的表现”，“真批邓假批邓，标志是联系不联系云南实际”。林敬荣即于5月3日在其家中，与黄兆其、杨玉荣、刘浩等人开会，策划制定了5条反动方针：?要揭发省委假批邓的阴谋；?要戳穿搞纯学术讨论的骗局；?要发动参加会议的“造反派”从里面作斗争；?会内会外配合；?争取把这个会开成揭批省委内“走资派”的会。林敬荣将上述内容写成大字报，在理论讨论会上，进行反革命煽动。
+
+　　1976年6月18日，胡延观为篡夺省委领导权，把他们捣乱造成云南省一些党政机关领导班子瘫痪和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口授给去北京的林敬荣，转报给了姚文元和迟群，嫁祸于省委。当迟群收到“报告”后，对吴炜煜说：“像这样的情况很重要，你遇到了及时转给我。”林敬荣领受了吴炜煜关于“云南问题，像一个要穿透了的脓包���样，是到了要解决的时候了”的旨意。回昆后分别向胡延观、黄兆其等人作了汇报。
+
+　　1976年6月下旬，省委根据工作需要，向胡延观传达了中央关于毛主席病重的特级绝密电报，并向他宣布了“不准告诉任何人，要以党籍保证”的纪律。胡延观当时表示“一定按省委决定办”，但第二天就把这一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提供给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并要黄兆其“注意斗争策略”。黄兆其等人得到这一情报后，于7月中旬和8月初两次在杨慰农家开会，策划了“要抓紧解决恢复职务的问题，争取多一个算一个，然后回本单位斗”。“要抓紧扎扎实实一个一个地解决一些组织问题”。对省委领导“不能拿掉几个，也要争取分是非时棒棒打重一点”。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
+
+　　1976年8月下旬，胡延观与黄兆其进行了篡夺省委领导权的策划。8月25日和9月20日两晚上，黄兆其、刘殷农、涂晓雷、徐宝兴等人在杨慰农家开会，按照黄兆其与胡延观事先的策划，提出了对“五大书记坚决打（倒）”，“但重点应该转向王必成、黎（韦）”的方针。并提出了篡夺省委领导权的方案。会后，黄兆其把他们策划的方案告诉了胡延观，胡表示赞同。9月28日由涂晓雷、林敬荣执笔写成“报告”，胡延观看后表示同意。经黄兆其审阅，于次日下午由林、涂送给记者谢荣镇转报江青反革命集团。
+
+　　三、诬陷省委和昆明军区负责人
+
+　　1976年5月18日，反革命分子王永昆等公开贴出打倒已故周恩来总理的反革命大字报和大标语，胡延观得知徐宝兴、胡恒铿参加了这一反革命活动后，却在当天与黄兆其策划，以徐、胡没有在大字报上签名作借口，为该二犯开脱罪责。19日下午黄兆其、徐宝兴、胡恒铿一起到胡延观家，共谋策划追查“后台”，胡延观捏造事实，诬陷王必成、黎韦与反革命分子王永昆“有不寻常的关系”。24日晚，胡延观和黄兆其一起将诬告王必成、黎韦是“5·18”反革命事件的“后台”的情况报告公安机关，要求追查。
+
+　　被告人胡延观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2条、第102条第2款、第138条，已构成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陷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特向你院提起公诉，请依法惩处。
+
+　　此致
+
+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
+　　 检察员　张藻　李保全1982年4月9日
+
+##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82）昆刑判字第20号
+
+　　公诉人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张藻、李保全。
+
+　　被告人　胡延观，男，汉族，48岁，四川省蓬溪县人，原任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逮捕前任省农办主任、党组书记。现在押。
+
+　　辩护人　杜大林、杨树林，昆明市法律顾问处律师。
+
+　　被告人胡延观，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由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于1982年4月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82年4月18日至4月28日进行了公开审理。
+
+　　本庭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核实了各种与本案有关的证据。确认：被告人胡延观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胡延观凭借所取得的地位和权力，采用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段，与黄兆其等共同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党政军领导人，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
+　　被告胡延观的犯罪事实如下：
+
+　　被告人胡延观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积极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1968年12月14日，胡延观与刘殷农等人在《云南日报》上联名发表《撕破赵健民复辟资本主义的遮羞布》的反动文章，诬陷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变分子”，“执行国民党反动派的计划”，组织了一套“叛徒、特务、内奸”的“黑班底”，“必须来一个彻底的大扫除”。1976年3月地书会议期间，胡延观积极配合江青反革命集团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反革命行动，利用他主持编写《简报》的机会，诬陷省委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诽谤省委刘明辉等领导人“搞阴谋诡计”，组织“超级省委”；同时又将省委讨论赵健民“问题”及向中央所作有关干部情况等机密材料，蓄意泄露扩散；诽谤省委1975年研究赵健民等冤案是“翻案”。同年4月，胡延观在一次省级机关大会上发言，诬陷省委大批领导干部是“复辟”、“翻案”、“算账”的“老家伙”。胡的这一反革命发言稿，由其同伙徐宝兴大量翻印散发，对搞乱全省起了反革命宣传煽动作用。1976年5月18日，反革命分子王永昆在昆明街头公开张贴打倒周总理的反革命大标语、大字报，胡延观得知徐宝兴、胡恒铿参加了此一反革命活动后，与黄兆其共谋开脱徐、胡二人罪责；5月19日，又在其家中积极与黄兆其、徐宝兴、胡恒铿密谋策划，诬陷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等领导人与反革命分子王永昆“有不寻常的关系”，示意是“5·18”反革命事件的后台。之后，又将其诬陷内容告诉林敬荣，由林报告给了当时《人民日报》的“记者”。5月24日，胡延观同黄兆其一起将黄梅仙编造的伪证告诉给公安机关。
+
+　　被告人胡延观为了篡党夺权，颠覆政府，利用其在党内的地位和权力，把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提供给黄兆其等人。1976年2月至3月，胡延观将省委领导干部对待所谓“打招呼”会议的不同态度密告黄兆其，阴谋分裂、搞垮省委。1976年4月底，在“理论讨论会”前，向林敬荣出谋献策，利用“理论讨论会”煽动层层揪斗各级领导干部。同年6月，胡延观将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新的动乱，造成云南党政机关瘫痪及工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的有关材料，提供给林敬荣，嫁祸省委，由林通过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联络据点，转报姚文元及迟群，妄图改组云南省委。尤其严重的是，1976年6月下旬，胡延观竟把毛主席病重的特级绝密电报提供给黄兆其、刘殷农，示意他们要“注意斗争策略”。黄兆其、刘殷农得知此一重要机密后，于7月至8月多次开会策划，抓紧时机，要“解决一些组织问题”，进一步加快他们的夺权行动。
+
+　　本庭经过4次法庭调查和辩论，有5名证人出庭作证，对各种证据58件进行了审查，充分证明胡延观所犯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无论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还是按照现在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都构成了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的规定，应按现行《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
+　　被告人胡延观，利用其担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的职权，将其所掌管的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积极提供给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在云南的案犯，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情节十分恶劣，对国家和人民危害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根据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0条，第92条，第98条，第102条，第138条，第52条，第64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人胡延观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其刑期自判决确定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
+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
+　　 1982年4月29日
+
+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蔡国栋人民陪审员　曾有琥人民陪审员　徐抗美1982年5月3日
+
+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
+　　 书记员　梁美玲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CCRD/0/8/18/000004.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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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黄兆其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
+##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
+## （82）昆检诉字第16号
+
+　　被告人黄兆其，男，39岁，汉族，浙江省上虞县人。逮捕前任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云南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现在押。
+
+　　被告人黄兆其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经云南省公安厅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
+　　现查明：被告人黄兆其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他在云南伙同刘殷农、胡延观、涂晓雷等案犯，秉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旨意，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干部群众，策划篡夺云南省各级党、政领导权。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又密谋策动武装叛乱。黄兆其的犯罪活动，使我省人民民主政权和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危害，使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遭到严重破坏，给全省各族人民群众带来了严重灾难。
+
+　　被告人黄兆其的犯罪事实如下：
+
+　　一、诬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
+
+　　（一）1967年6月，黄兆其授意涂晓雷、刘浩等人以“三镜观察员”名义，写出《云南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警惕真正的赵永夫要夺取军权》和《触目惊心的五月兵变》等文章，捏造事实诬陷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副司令员朱家璧等领导干部，“紧密配合蒋匪特务的三点（计划）”，“在5月29日晚11时后举行军事政变，夺军管会的权”。1967年8月，黄兆其等人又密谋策划“揪军内一小撮，作为第三次的行动计划”，提出“搞军内的问题，要从张力雄开刀”，“揪张力雄应该有专人来抓，成立专门的联络站”。
+
+　　1968年1月，黄兆其主持编造了一份“报告”，诬陷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与省委书记赵健民“网罗宗派集团，拼凑资产阶级反动联盟”，“指挥手下一些亲信，诸如李明（省军区副政委）、丁荣昌、朱家璧、熊奎（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非（昆明军区副参谋长）、何德庆（昆明军区后勤部部长）、许志奋（昆明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等一帮，结党营私”。把这些领导干部分别诬陷为“资产阶级野心家”、“地下党托派”、“敌特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要“立即清除”。并提出要“改组云南军区党委”。阴谋搞乱军队。由于黄兆其等人的诬陷，致使上述领导干部长期蒙受不白之冤，遭到残酷迫害，还株连了一大批军队的其他干部，严重破坏部队稳定。
+
+　　（二）1967年10月至1969年1月，黄兆其、刘殷农、金华等人，与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康生上下配合，诬陷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徒”、“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在黄兆其的主持下，成立了一个“打赵作战部”，搜集拼凑诬陷材料，捏造“赵健民为首组成资产阶级司令部”，成员有“叛徒28人，走资派23人，国民党伪军官、特务7人”等，制定了对“赵健民周围的要整，赵的外面的也同样要整”、“狠打、痛打、打死”的方针和部署。1967年12月4日，黄兆其还策划在昆明召开打倒赵健民的大会，他在会上，诬陷赵健民是“30年代的大叛徒，40年代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干将，60年代屠杀革命群众的大刽子手、大野心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
+　　1968年1至6月，黄兆其指使李树林等搜集诬陷材料，并主持编写所谓“干部情况汇报”，将省委书记、省委常委及一大批厅、局级领导干部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敌对阶级分子”，提出“必须打倒”和“进一步审查”的就有147人，使这些干部遭到残酷迫害。同年6月21日，黄兆其还指使安炬祥、胡文龙等写了一份《紧急报告》，诬陷省委书记高治国、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曙光、省商业厅厅长侯良辅、省轻工厅厅长林亮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追随大叛徒、大特务赵健民执行国民党特务计划”，并提出要“立即逮捕”。在此期间，黄兆其等人还诬陷我省公、检、法机关“是地地道道的反动公、检、法”；诬陷公、检、法机关的大批干部“投靠赵健民反革命集团，镇压革命群众”，提出“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彻底砸烂反动公、检、法”，致使一大批公、检、法机关干部遭到残酷迫害。
+
+　　（1968年11月21日，黄兆其指使涂晓雷、张培智、刘浩编写了“彻底清算赵健民之流罪行”的文章，并联名在《云南日报》发表，诬陷赵健民等干部、群众，在“反革命的二月逆流中”，“组织政治武装土匪，东窜，西挺，屠杀革命人民”，“执行美蒋特务计划，与国民党特务组进行政治交易，干尽了不可告人的反革命勾当”。还把当时的群众组织“中上层干部联络站”、“摧资兵团”诬陷为“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防空洞”。）
+
+　　1969年1月21日，黄兆其在省冶金局职工大会上进一步诬陷说：“大叛徒赵健民、张力雄、陈康这些人从政治上，舆论上、经济上、军事上在云南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网罗、勾结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国民党残渣余孽，执行国民党特务组计划，建立地下公、检、法，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他还诬陷赵健民“在云南进行武装夺权”，“东边是滇东北游击队，西边是滇西挺进纵队，滇南是滇南挺进纵队”，“整个计划是东游、西挺，控制个旧，搞乱东川，夺取下关，会战昆明”。
+
+　　由于黄兆其等人的上述诬陷和煽动，以致全省在追查“赵健民特务案”和“赵健民之流”中，制造了冤、假案15000余件，直接遭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138万余人，其中被打死、逼死的17000多人，被打伤致残61000多人。对此严重后果，黄兆其负有直接或间接的罪责。
+
+　　（三）1976年4月上旬，黄兆其伙同刘殷农等人策划，将昆明地区部分群众准备于4月8日举行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诬陷为反革命事件，省委是幕后指挥。并派涂晓雷、沈炳章将诬陷材料送到清华大学交吴炜煜转报江青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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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5月18日，王永昆等人进行陷害周总理的反革命案的主犯被公安机关逮捕后，黄兆其为掩盖他们指派徐宝兴、胡恒铿参与这一反革命活动的罪行，当天即与胡延观密谋为徐、胡二犯开脱罪责。次日，黄兆其又召集刘殷农、涂晓雷等策划，确定“要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采用嫁祸于人的手段，诬陷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和省委副书记黎韦是“5·18”反革命事件的“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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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阴谋颠覆人民民主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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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1974年和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其篡党的阴谋活动，黄兆其等人积极配合，先后组成以黄兆其和刘殷农为首的“八人核心”（即黄兆其、刘殷农、张奎林、徐宝兴、李树林、邹思浩、许少先、杜晨光）和“六人核心”（即黄兆其、刘殷农、涂晓雷、张奎林、徐宝兴、沈炳章）的秘密指挥机构，下设文班子、联络站、材料室等；与部分省级机关十多个地、州、市和昆明地区十多个大中型厂矿以及军内的同伙秘密联络，互相勾结，上下配合，阴谋篡夺我省各级党政领导权。
+
+　　（五）1974年3月15日、1976年3月25日、4月7日、14日、16日，黄兆其先后5次给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写信，诬陷省委几个主要负责人“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丧失了对运动的领导权和主动权”，提出要“对云南省委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1976年4月至6月，黄兆其又两次派涂晓雷、沈炳章、包亚芳、林敬荣等6人到江青反革命集团设在清华大学等处的活动据点联系，领取旨意，报送诬陷省委的材料，要求尽快解决“云南的问题”。同年9月16日，黄兆其又指使涂晓雷、林敬荣写了一份“改组省委”的计划和名单交给姚文元等人派到云南来的“记者”，转报江青等人，阴谋篡夺省委领导权。
+
+　　（六）在1974年和1976年期间，黄兆其与刘殷农、涂晓雷等共谋，由涂晓雷、唐世华等人写了《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揭开省委盖子》、《把“云贵总督”王必成及其同伙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谁是刽子手》、《转嫁危机的新阴谋》等大量文章和传单，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诽谤云南省委是“毒蛇猛兽的巢穴”，“云南从上到下许多地方是走资派控制党委的局面”。还诬陷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省委书记陈康等领导干部是云南省委内的“复辟势力”。捏造说：“云南省委主要有三股势力，一股来自‘云贵总督’王必成；另一股来自蔡（顺礼）、马（杰三）、雷（远高）、董（占林）的帮凶陈康和黎韦；还有一股来自社会上‘复辟势力’在省委内的代表人物”。煽动大揪“复辟势力”，打“还乡团”，“向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第二次夺权”，“要从组织上把党、政、财、文大权夺回来”，“把现存的走资派思想体系和组织体系彻底摧毁”。宣称：“现存的云南省委必须解体”，“我们斗争的目的就��为了夺取这个政权”。
+
+　　（（七）1974年3至5月，黄兆其伙同刘殷农、叶秀锦等人多次在震庄密谋策划，制定了“军队攻王必成为主，地方攻陈康为主，两个一起打”的方针；并决定“打三个战役”，第一个战役打“蔡、马、雷、董”，第二个战役打王必成，第三个战役打陈康。在全省掀起“打王”、“打陈”，层层揪“复辟势力”，制造混乱，蛊惑人心，阴谋乱中夺权。）
+
+　　1974年6至7月，黄兆其、刘殷农、李树林、张奎林、徐宝兴等人，在近日楼昆明百货商店、西山华亭寺等处秘密策划，确定“把活动转入内部”，利用已取得的权力，抓紧“突击纳新”，“突击提干”，“调整充实领导班子”，“补充新生力量”，实行所谓的“提、补、纳、调”方针，有组织、有预谋地篡夺省、地、市、县各级各部门和厂矿党、政领导权。他们还提出要“通过斗争”，“把黄兆其斗进省委常委班子，刘殷农斗进市委书记班子”，“上面有了样板，下面就照着干”，“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和可以影响做工作的都应积极解决”，“能提一个算一个，解决一家算一家”。对于在他们所谓未控制领导权的单位，则“采取继续乱的方针”，“乱够乱透”，“胁迫党委就范”。在此期间，黄兆其还利用其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的权力，采取“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将其同伙突击提进所在单位的党委班子。
+
+　　（八）1976年3月初，在省委决定召开地书会议的前夕，黄兆其与刘殷农、朱克家等加紧进行阴谋活动。他们提出：“靠省委现在这个班子是不行的，尤其是几个书记，一定要调整、改组”；策划以“扩大会议规模”为名，把1975年被“撤、免、停、调和下放”的所谓地、局一级“新干部”拉来参加地书会议，并要挟尽快恢复他们的职务。同时，采取“会内会外相结合”的办法，由沈炳章在会上带头起哄、金奕旦等人在台下发难，由张奎林、徐宝兴组织建委系统500余人到会上揪斗省委副书记黎韦和高治国等领导干部；黄兆其还指使文山州的何立宽，玉溪地区的陈远大、杨建祥等人组织了二三百人的“告状团”、“上访团”，来冲击会议，进驻省委领导机关，揪斗省、地、州党委领导干部。会议期间，黄兆其、刘殷农还主持拟制向中央发出诬陷省委的电报，公开提出要“改组省委”，另组成所谓“党的临时领导小组”。
+
+　　（同年3至9月，黄兆其与刘殷农、胡延观等人多次密谋、搜集诬陷省委领导干部的材料，多次对省委常委进行“分析排队”，策划分裂、搞垮省委，制定靠谁、打谁、拉谁、烧谁的所谓“靠、打、拉、烧”方针和部署，妄图篡夺省委的领导权。）
+
+　　在此期间，黄兆其还直接插手和指挥曲靖、玉溪、大理、红河、文山、昭通、思茅、保山、东川等13个地、州、市和部分省级机关、厂矿的同伙进行颠覆人民民主政权的阴谋活动。同年8月，他还指使昆明铁路局郭弟元、徐洪文等非法绑架和关押、审讯省委副书记郭超达半月之久。
+
+　　（九）1976年2至8月，黄兆其、刘殷农等密谋策划，煽动将在押的现行反革命、流氓犯许少先、李连生、任维纪强行释放（未逞）。同时，黄兆其还支持昆明铁路局徐洪文等人轰闹、强迫释放陈克发、杨运昌等13名在押人犯。在黄兆其等人的煽动和支持下，我省13个地、州、市先后发生了围攻党委，冲击公安机关，强行释放在押犯的严重事件，共放出124人，严重破坏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危害社会秩序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
+　　三、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
+
+　　（十）1976年10月12日，黄兆其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于同月13日、16日，两次召开有刘殷农、涂晓雷、张奎林、徐宝兴参加的会议，策划武装叛乱。黄兆其攻击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修正主义复辟”。会上决定“学蔡锷起义”，搞“武装斗争”，“上山打游击”。并确定，由黄兆其、涂晓雷负责与部队叶秀锦等联系；妄图策动军内×××出来“充当蔡锷式的人物”；选择楚雄等地为叛乱基地；由刘殷农、张奎林、徐宝兴分头给省、市级机关和各地区的同伙“打招呼”，做好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的准备。还研究了控制省建、煤机厂、海口三五六厂等单位的民兵和武器弹药；策划绑架军区和省委领导干部，占领广播电台，发布“告全国人民书”等。在此期间，黄兆其按照计划积极活动，指派涂晓雷通过雷××与军内×××约好了同黄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后未见成）；并由刘殷农派吴福全乘飞机���上海探听武装叛乱的动向；又由涂晓雷给在苏州探亲的沈炳章发了电报，暗示沈“到南京采购货物”（即探听叛乱动向），迅速返昆。黄兆其还亲自给省交通局张贤忠、煤管局金奕旦、海口三五六厂刘志宏等人打了“招呼”，要他们“准备迎接严峻的考验”，准备武装叛乱。文山和楚雄州的何立宽、刘光兴等接到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的授意后，立即开会策划，积极准备响应武装叛乱。
+
+　　1976年10月中旬至12月，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全省人民的斗争，黄兆其等人策动武装叛乱计划未能实现，黄兆其又与刘殷农等共同策划“改变策略”，订立攻守同盟，销毁罪证，密谋组织第二套指挥班子，妄图负隅顽抗。还由涂晓雷等制作了所谓揭批“四人帮”罪行《提纲》、《春城魔影》、《周兴是怎样死的？》等文章和传单，继续制造混乱，妄图破坏清查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
+
+　　综上所述，被告黄兆其长期以来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为目的的反革命活动。在云南伙同刘殷农等案犯，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云南省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干部、群众；阴谋篡夺云南省党政领导权，策动武装叛乱，妄图颠覆人民民主政权。黄兆其所犯严重罪行，都有大量确凿证据。
+
+　　被告人黄兆其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2条、93条、102条、138条，犯有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策动武装叛乱罪，诬告陷害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本院依法提起公诉。
+
+　　此致
+
+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
+　　 副检察长　杨学强检察员　张甸侯1982年4月9日
+
+##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82〕昆刑判字第18号
+
+　　公诉人：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杨学强，检察员张甸侯。
+
+　　被告人黄兆其，男，现年39岁，浙江省上虞县人。原任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云南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现在押。
+
+　　辩护人：刘章达、黄晨曦，昆明市法律顾问处律师。
+
+　　被告人黄兆其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由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于1982年4月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82年4月18日至28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和被害人的陈述；核实了各种与本案有关的证据。
+
+　　本庭确认：被告人黄兆其在云南为首，伙同刘殷农、胡延观、涂晓雷等人，以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的阴谋活动，同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在犯罪的动机、目的和行为上，都是相通的、紧密联系的。大量证据证明：被告人黄兆其是林、江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被告人黄兆其伙同刘殷农、胡延观、涂晓雷等，秉承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旨意，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段，在云南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又密谋策动武装叛乱。被告人黄兆其等人的犯罪活动，使我省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给全省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
+　　被告人黄兆其的主要犯罪事实如下：
+
+　　被告人黄兆其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云南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
+
+　　1967年7月，黄兆其、涂晓雷、刘浩等人，编写了《云南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警惕真正的赵永夫要夺取军权》等反动文章，捏造事实诬陷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副司令员朱家璧等紧密配合蒋匪云南特务组，在5月29日晚举行军事政变。1968年1月，黄兆其主持编造诬陷“报告”，捏造事实说：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与省委书记赵健民网罗宗派集团，结党营私，搞资产阶级反动同盟。在“报告”中诬陷赵健民、陈康、张力雄、朱家璧等领导干部是“敌特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地下党托派”，致使这些领导干部长期蒙受不白之冤，遭受残酷迫害。
+
+　　1967年，黄兆其伙同刘殷农等，与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康生上下配合，在云南成立了“打赵作战部”，诬陷赵健民为首组成资产阶级司令部“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同年12月4日，黄兆其主持召开打倒赵健民的大会，会上他诬陷赵健民是“30年代的大叛徒，40年代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干将，60年代屠杀革命群众的大刽子手、大野心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煽动打倒赵健民。
+
+　　1968年，黄兆其主持写了“干部情况汇报”，将一些省委书记、省委常委及一批厅、局领导干部诬陷为“叛徒”、“特务”、“敌特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提出必须打倒。同年6月21日，黄兆其指使安炬祥、胡文龙写了《紧急报告》、诬陷省委副书记高治国和厅局的领导干部黄曙光、侯良辅、林亮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叛徒，“追随大叛徒、大特务赵健民执行国民党特务计划”等，要求“立即逮捕”，使侯良辅、林亮冤狱多年。同年11月21日，黄兆其指使涂晓雷写了《批臭反革命黑六论，肃清“二月逆流”流毒》的反动文章在《云南日报》上发表，诬陷赵健民等组织政治土匪，东窜西挺，执行美蒋云南特务组计划。在此期间，黄兆其还诬陷“中上层干部联络站”、“摧资兵团”等群众组织是“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防空洞”。诬陷我省公检法机关的大批干部“投靠赵健民反革命集团，镇压革命群众”。
+
+　　由于黄兆其等人的诬陷和煽动，以致全省在追查“赵健民特务案”、“赵健民之流”和“地下公检法”的过程中，造成了冤案15000余件，直接遭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138万余人，其中被打死、逼死的17000多人，被打伤致残的61000多人，对此，黄兆其负有直接和间接的责任。
+
+　　1976年4月上旬，黄兆其与刘殷农、涂晓雷等共谋，诬陷昆明地区群众悼念周总理是反革命事件，并派涂晓雷、沈炳章将诬陷材料送到江青反革命集团设在清华大学的活动据点，转报王洪文。同年5月18日，王永昆等人张贴打倒周总理的反革命大字报，公安机关将其主犯依法拘捕后，黄兆其不仅为参与王永昆反革命活动的罪犯徐宝兴、胡恒铿开脱罪责，还诬陷省委领导人是这一反革命事件的后台。
+
+　　被告人黄兆其为首组成“八人核心”和“六人核心”的班子，领导、指挥同伙阴谋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
+　　1974年和1976年，黄兆其为配合江青反革命集团颠覆人民民主政权，先后5次给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写信，诬陷省委一些领导人“执行修正主义路线”，要求“对云南省委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1976年4月，黄兆其派涂晓雷、沈炳章、包亚芳等到江青反革命集团设在清华大学等处的活动据点报送诬陷省委的材料。同年9月16日，黄兆其修改了涂晓雷、林敬荣写的“改组省委”的夺权方案，支持他们交给姚文元派到云南的“记者”转报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此期间，黄兆其与刘殷农、涂晓雷等共谋，编写了《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揭开省委盖子》、《把“云贵总督”王必成及其同伙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谁是刽子手》等反动文章，大量印发、张贴、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诽谤云南省委是“毒蛇猛兽的巢穴”，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省委书记兼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等领导是省委内的“复辟势力”。煽动揪“复辟势力”和“还乡团”，提出“要把现存的走资派思想体系和组织体系彻底摧毁”。黄兆其、刘殷农还与军队的某些人，多次在震庄密谋策划，制定了“军队攻王必成为主，地方攻陈康为主”的方针，并决定打所谓“三个战役”，在全省和军内掀起打王必成和陈康，层层揪“复辟势力”，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同时，黄兆其为首与刘殷农、徐宝兴等人多次召开秘密会议，对省委领导分析排队，阴谋分裂和搞垮省委。
+
+　　1976年3月，省委召开地书会议时，黄兆其为首与刘殷农、朱克家策划，通过地书会议篡夺省委领导权。会议期间，黄兆其通过同伙组织500余人揪斗省委领导干部，亲自指使文山州的何立宽、玉溪地区的陈远大等人组织“告状团”、“上访团”冲击地书会议。黄兆其还主持拟了发给中央的电报，要永远开除邓小平的党籍；诬陷省委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不能领导运动，提出改组省委，企图篡夺省委领导权。
+
+　　1976年黄兆其为首，伙同刘殷农等煽动强行释放在押的许少先、李连生、任维纪等案犯，黄兆其还支持、煽动昆明铁路局徐洪文等人强行释放了13名在押犯。在黄兆其等人的煽动支持下，全省共放出在押犯123人，破坏了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严重危害了人民民主专政。
+
+　　被告人黄兆其积极策动武装叛乱。
+
+　　1976年10月12日，黄兆其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于10月13日、16日，召集刘殷农、涂晓雷等人策动武装叛乱，学习蔡锷武装起义。确定：由黄兆其、涂晓雷负责与驻���部队的某些人联系，策动叛乱；选择楚雄等地为叛乱的基地；由刘殷农、徐宝兴分头给省市和各地州的同伙“打招呼”，做好准备；还确定控制省建、煤机厂、三五六厂等单位的民兵和武器弹药。同时由刘殷农要吴福全乘飞机去上海探听武装叛乱的消息，由涂晓雷给回苏州探亲的沈炳章发了密语电报，要其“到南京采购货物”，探明情况，迅速返昆。黄兆其还亲自给省交通局、煤管局、海口三五六厂的张贤忠、金奕旦、刘志宏等人“打招呼”，准备武装叛乱。文山和楚雄的同伙派人到昆明听取了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的授意后，回去积极准备响应武装叛乱，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全省人民的斗争，黄兆其等人阴谋武装叛乱未能实现。后黄兆其又与刘殷农等订立攻守同盟，销毁罪证，组织第二套班子，继续负隅顽抗。
+
+　　本庭经过6次庭审调查和辩论，3名证人出庭作证，对大量的证据进行了审查。充分的书证、鉴定结论、证人证言证明了被告人黄兆其参与林、江反革命集团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
+　　本庭确认，被告人犯了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对人民危害十分严重。在法庭上被告人黄兆其亦供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有认罪悔罪表现。根据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第90条、第98条、第92条、第93条、第102条、第138条、第52条、第6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人黄兆其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
+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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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及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
+　　 1982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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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张开文人民陪审员　张顺安人民陪审员　陈绍康1982年5月3日
+
+##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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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记员　杨建萍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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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对刘殷农反革命案的起诉书及法庭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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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人刘殷农，男，四十二岁，汉族，云南省昆明市人。原任云南省革委会常委、昆明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昆明市委常委。现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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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人刘殷农，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经昆明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
+　　现查明：被告人刘殷农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在“文化大革命”中，刘伙同黄兆其、涂晓雷、胡延观等人秉承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旨意，凭借当时取得的地位和权力，采取公开的与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和广大干部群众，阴谋颠覆政府，策动武装叛乱，犯下了严重罪行。致使我省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给全省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其犯罪事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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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
+
+　　一九六七年，刘殷农伙同黄兆其等人，捏造事实，策划诬陷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徒”、“刽子手”。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刘殷农与林敬荣、胡延观联名发表题为《撕破赵健民复辟资本主义的遮羞布》的文章，诬陷赵健民“执行国民党反动派的计划”，“东游西挺”，“组织了一套黑班底”，“这个班底的核心就是一小撮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
+　　一九六八年三月，刘殷农等又诬陷赵健民和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云南军区政委张力雄结成“反革命联盟”、“屠杀革命群众”，“网罗一批特务、叛徒、走资派黑爪牙”，是“国民党代理人”，对这批人要“上揪、下扫、中间捣”。同期，刘殷农又把省委书记、常委刘明辉、孙雨亭、高治国以及赵增益等和一批厅局领导干部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敌对阶级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要统统打倒。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八日，刘殷农又在昆明市级机关学习班大会上进一步煽动追查所谓“滇挺”、“地下银行”、“地下公检法”，“左派政府”等，煽动大揪“赵健民之流”，致使大批干部群众惨遭诬陷迫害。造成全省在追查“赵健民特务案”和“赵健民之流”中，制造了冤假案一万五千余件，直接遭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一百三十八万余人，其中被打死、逼死的有一万七千多人，被打伤致残的有六万一千人。对此严重后果，刘殷农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
+
+　　一九七四年初，刘殷农伙同黄兆其又编造《这是为什么》一文，诬陷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省委常务书记陈康对革命路线“刻骨仇恨”、“支持赵健民组织政治土匪武装‘滇西挺进纵队”，到处残害人民”，煽动要“冲破阻力”对付“残暴与横逆”。同时又伙同黄兆其等向江青、王洪文写信诬告陈康是“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残余势力”、“翻案总代表”，“复辟势力的急先锋”。
+
+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刘殷农亲自编造了向省、市委发出“宣战”的公开信。煽动同伙“要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作战”。提出要把一九七五年整顿中“撤、停、免、调，抓”的人在“政治上恢复名誉、组织上恢复工作”。
+
+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刘殷农指派陈天寿等人把省外贸局临时工袁保华抓到工人文化宫，对袁进行非法审讯，袁保华在拘禁中被刑讯逼供残害致死。
+
+## 二、阴谋颠覆政府
+
+　　一九七四年初，刘殷农、黄兆其一方面联名写信给江青、王洪文，诬告省委几个主要领导人“修正主义回潮”、“要求对省委采取措施”。同时，刘殷农、黄兆其、李树林、杜晨光、张奎林、徐宝兴、邹思浩、许少先八人多次密谋，制定“批王(必成)、打陈(康)”的“三大战役”。刘殷农与黄兆其又在昆明、开远、贵阳等地同军内的许梅康、叶秀锦等人串连，商定“军队以打王为主，地方以打陈为主”。并授意其“文班子”编造，印发和张贴《把云贵总督王必成推上历史的审判台》等文章，诬陷王必成是“策应林贼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前线总指挥”。伙同黄兆其等在全省范围内煽动打倒王必成和陈康。与此同时，刘殷农等人又提出“提、补、纳、调”，要“为新干部上台扫清道路”的方针，阴谋夺取云南省党政领导权。
+
+　　一九七六年四月，刘殷农等人把昆明地区群众悼念周总理的行动诬陷为“反革命事件”，省委是“这个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指使曹光���、马首良等人写报告，派涂晓雷、沈炳章送到“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活动据点交吴炜煜转江青。刘殷农、黄兆其等人五月十二日听取了涂晓雷传达的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旨意：要把“天安门事件文章做够”；“这次运动之后，就不只是一个修修补补、改良主义的问题，而是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班子都发生一个质的变化和飞跃，整个社会要来个大飞跃，造反派为什么就不能当一把手? 当省委书记?”在“组织上要建立文化大革命体系”。会上，经过讨论，他们认为，批邓深入下去就联到总理了，现在先看看再说，可先作些准备。当他们得知王永昆反革命集团要打周总理的阴谋，即让胡恒铿、徐宝兴参与王永昆一伙的阴谋活动。“五．一八”反革命事件发案后，刘殷农、黄兆其等人为掩盖罪行，又于五月十九日上午紧急策划，决定采用“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嫁祸于人的阴谋。刘殷农指使王海全、王云仙等编造了九份假“旁证”，叫安朗起草《关于反革命分子王永昆与省委副书记黎韦的关系》的报告。刘殷农定稿后，又亲自写了《补充报告》，分送给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毛远新、迟群、谢静宜。诬告陷害昆明军区司令员、省委书记王必成和省委副书记黎韦是“五．一八”反革命事件的后台。
+
+　　一九七六年，江青反革命集团加快了篡党篡国的步伐，刘殷农与黄兆其在省市也加紧了夺权活动。在省里与徐宝兴、涂晓雷、张奎林、沈炳章，在市里与曹光祥、马首良、王云仙、王海全等人多次秘密开会。对省市领导人进行排队分析，拟定了分别采取“靠、打、拉、烧”的反革命方针。
+
+　　在云南省委地书会议召开前夕，刘殷农与黄兆其等人策划，“要给会议施加压力，会内会外要配合”，提出“省委现在这个班子是不行的，尤其是几个书记一定要调整、改组”，一定要把一九七五年被“撤、停、免、调”和下放的人召回来参与夺权活动。
+
+　　与此同时，刘殷农在会议上，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是“宋江”、“公子虔”、“梯也尔式的人物”。并伙同黄兆其、涂晓雷编造了改组云南省委的电报稿，提出要“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并煽动一百五十一人签名，带领一伙人冲到常委会上，强迫省委向“中央”发送电报。
+
+　　一九七六年六月昆明市党干会议前，刘召集曹光祥等密谋打倒一批领导干部，起码要“按翻一、两个”，“换掉一批人”，要“把刮下去的刮上来，刮上来的刮下去”，妄图通过这次会议，达到“以市促省”的篡权目的。会上，不少老干部被扣上“走资派”、“还乡团”、“复辟狂”、“刽子手”等帽子，有的当场就被抓打围斗。会后，刘殷农又将他在昆明市的夺权经验，向楚雄、西双版纳和文山的邱立峰、马正全、何立宽等人传授。在此期间，刘殷农还亲自编造了所谓“同走资派斗争的经验”的反动文章，诬陷邓小平和党、政领导干部是“最反动、最腐朽的一帮”，“是剥削压迫工人、贫下中农的吸血鬼”，要用“暴力”来对付这些“党内资产阶级”。
+
+　　一九七六年二月至十月，刘殷农与黄兆其共谋要以释放在押犯为突破口，打开夺权局面。刘殷农在同伙中煽动说：“我在市委斗，你们要在外面斗”，“抓许少先、任维纪、李连生，不是三个人的问题”，“是镇压造反派”。刘还在常委会上多次提出抓三个人“路线错了，政策错了，方法错了，连时间也是错的”。并亲自指派羊鸿德去煽动财贸系统群众向省市委施加压力。刘还向江青一伙派来的“记者”诬告市委，“是制造白色恐怖”。在黄兆其、刘殷农的煽动下，全省十三个地、州、市都出现了围攻党委，冲击政法机关，强迫释放在押罪犯的严重破坏法律实施的严重后果。
+
+## 三、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
+
+　　一九七六年十月，刘殷农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后，于十月十二日就派吴福全去上海了解江青反革命集团余党的“动向”。先后于十三日，十六日与黄兆其、涂晓雷、徐宝兴、张奎林共同策划，并确定“学习蔡锷大干一场”，占领电台，绑架党政军领导干部。“通电全国，云南发难，全国响应”。要“以楚雄为基地”，“上山打游击”。由黄兆其策动原昆明军区某副司令员充当蔡锷式人物；刘殷农负责向昆明市一些单位及部份地、州的同伙“打招呼”；涂晓雷与军内的许梅康、叶秀锦等人联系。刘殷农于十月十四日至十六日三天内，分别向昆明机床厂、煤机厂，省��防工办、省机械局、昆明铁路局等单位的同伙部署了任务，要他们“控制民兵”，“注意各地动向”，“学习蔡锷”，准备“上山打游击”。向楚雄的柯平、安且康、杨跃才、杜勇，文山的任怀灿、马昭等同伙，传达了准备武装叛乱的计划，要他们“作好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的准备”，“点起这把火”，到时间就到那里打游击，并要任、马二人“马不停蹄”地赶回去作准备。后因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他们感到形势不利，又共同策划“改变策略”，订立攻守同盟，销毁罪证，组织第二套班子，掩盖罪行，破坏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追查，负隅顽抗，妄图东山再起。综上所述，被告人刘殷农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阴谋活动，在云南制造反革命舆论，煽动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阴谋打倒国家和地方党、政领导人，颠覆政府，策动武装叛乱。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九十三条、一百零二条、一百三十八条之规定，犯有颠覆政府罪、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特依法提起公诉。
+
+　　此致
+
+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
+　　 检察员：熊世华 付远兴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
+
+##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82)昆刑判字第19号
+
+　　公诉人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熊世华、付远兴。
+
+　　被告人 刘殷农，男，四十二岁，汉族，云南省昆明市人。原任云南省革委会常委、昆明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昆明市委常委。现在押。
+
+　　辩护人 杨维新、郜金波，昆明市法律顾问处律师。
+
+　　被告人刘殷农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由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于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一九八二年四月十八日至四月二十八日进行了公开审理。
+
+　　本庭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核实了各种与本案有关的证据。确认：被告人刘殷农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刘殷农伙同黄兆其、胡延观、涂晓雷等人，与林、江反革命集团上下勾结，沆瀣一气，凭借他们当时取得的地位和权力，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各种手段，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及广大干部和群众；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政权；当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被拘禁后，又积极策动武装叛乱，妄图负隅顽抗。被告人刘殷农及其同伙在云南的犯罪活动，前后达十年之久，使我省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人民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受到重大的损失，给全省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
+　　被告人刘殷农的犯罪事实如下：
+
+　　被告人刘殷农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积极与其同伙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和广大干部、群众。
+
+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刘殷农与林敬荣、胡延观在《云南日报》上联名发表《撕破赵健民复辟资本主义的遮羞布》的反动文章，诬陷赵健民是“大叛徒”、“老反革命”，执行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计划”。在刘殷农与黄兆其等人的策划煽动下，先后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修正主义分子”的还有省委书记刘明辉、省委副书记孙雨亭、高洽国、省委常委赵增益等领导干部。特别在康生公开点名制造了“赵健民特务案”的冤案后，刘殷农及其同伙，更是紧密配合，大揪所谓“赵健民之流”，罗织各种罪名，迫害干部和群众。在刘殷农及其同伙的煽动和指挥下，他们在昆明市追“滇挺”，查“左派政府”，挖“地下银行”，打“地下公检法”，制造了大量的冤案。仅昆明地区因蒙受不白之冤被迫害致死的就有一千四百七十三人，被打伤致残的有九千六百六十一人。对此严重后果，刘殷农负有直接和间接的责任。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刘殷农就曾指使陈天寿等人非法拘禁无辜群众袁宝华，致使袁被刑讯逼供而死。
+
+　　一九七六年四月，刘殷农把昆明地区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诬陷为“未遂的反革命事件”，布置王海全等人搜集材料，并由马首良等人写成“报告”，经刘交涂晓雷转报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中共云南省委的某些领导人是此一“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同年五月���当王永昆一伙公开诬陷已故周总理，进行反革命活动被拘捕时，刘殷农为了包庇其同伙徐宝兴、胡恒铿参与诬陷周总理的罪行，指使王云仙等人制造伪证，叫安朗起草《报告)，诬陷王必成等是反革命分子王永昆的“后台”，以达到其“一箭双雕”的反革命目的。
+
+　　被告人刘殷农与黄兆其等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阴谋颠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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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刘殷农即秉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权的方针，在昆明提出要“上揪、下扫、中间捣”。为了夺权，一九七四年，刘殷农与黄兆其等人组成“八人领导核心”，共谋制定了“批王(必成)、打陈(康)”的“三大战役”；诬陷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是“策应林贼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前线总指挥”，省委常务书记兼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是“复辟势力的急先锋”。同时，还向江青、王洪文直接写信诬陷省委几个主要领导人，搞“修正主义回潮”，“要求对省委采取措施”，煽动打倒王必成、陈康等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一九七六年，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新的动乱，加快篡党篡国的步伐，刘殷农与黄兆其等人又组成“六人领导核心”，积极配合行动。二月，刘殷农发出“战书”，公开向省委“宣战”。三月，又与黄兆其共同策划破坏省委召开的地书会议，提出“省委班子是不行的”，“一定要调整、改组”。在会上，刘殷农发言诬陷邓小平副主席是“梯也尔式的人物”，煽动一百多人，发电报要求永远“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和“改组省委”；并亲自带领其同伙冲击省委常委会议，要求立即发出此一电报。六月，刘殷农及其同伙操纵、控制昆明市党干会，要求“把刮下去的刮上来，刮上来的刮下去”，妄图打倒一大批领导干部，“以市促省”，加紧“夺权”。刘殷农在总结其夺权“经验”时，诽谤邓小平副主席及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是“最反动、最腐朽的一帮”，要用“暴力”来对付。仅在昆明市的党干会会议期间，就有一大批老干部分别被诬陷为“走资派”、“还乡团”、“复辟狂”，不少人当场就被抓打围斗，遭到残酷迫害。
+
+　　与此同时，刘殷农还与黄兆其等人煽动群众围攻党委，冲击政法机关，逼迫释放在押罪犯许少先、任维纪、李连生等人，破坏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践踏社会主义法制。凡此种种，都充分证明，刘殷农的一切罪恶活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刘殷农的这一反革命目的，虽然由于党和人民的抵制，未能完全得逞，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确实使人民民主专政及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受到了严重的危害。
+
+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一日，刘殷农获悉江青反革命集团已被粉碎，仍不甘心。十月十二日，急忙要吴福全去上海窥测动向，十三日及十六日与黄兆其等人频繁开会，策动武装叛乱。共谋“上海不干，我们在云南干”，“学习蔡锷大干一场”，“通电全国云南发难”。在此期间，刘殷农部署了其同伙在昆明一些单位和厂矿，“控制民兵”，准备“搞武装斗争”，并向文山、楚雄等地的任怀灿、马昭等“打招呼”，要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回去，作好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的准备，“点起这把火”；并要以楚雄为基地，“上山打游击”。后因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及全省人民的斗争，他们的罪恶计划未能实现，刘殷农又与黄兆其变换手法，订立攻守同盟，销毁罪证，准备“第二套班子”，妄图作最后挣扎。
+
+　　本庭经过四次法庭调查和辩论，有五名证人和被害人出庭作证，对各种证据一百一十三件进行了审查，充分证明被告人刘殷农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无论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还是按照现在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都构成了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规定，应按现在实施的《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
+　　被告人刘殷农，利用“文化大革命”的内乱，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在云南犯下了大量的罪行。其行为已触犯我国刑律，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家、人民危害十分严重。刘殷农已供认了自己的罪行，有一定的认罪、悔罪表现。根据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二���，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人刘殷农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刑期自判决确定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的第二天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二份，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
+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
+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
+　　 审 判 长 李绍华人民陪审员 王鹏程人民陪审员 刘 洁
+
+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日
+
+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
+　　 书 记 员 周素蓉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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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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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CCRD/0/8/18/00000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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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对涂晓雷反革命案的起诉书及法庭判决
+
+　　被告人涂晓雷，男，汉族，现年三十五岁，贵州省开阳县人。捕前在云南省文化局工作。现在押。
+
+　　被告人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经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
+　　现查明：被告人涂晓雷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伙同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密谋策划，诬陷党、政、军领导干部，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和颠覆政府的阴谋活动，图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又参加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其犯罪事实如下：
+
+## 一、诬陷党、政、军领导干部，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
+
+　　一九六七年六月，涂晓雷在黄兆其的授意下，编造了题为《触目惊心的“五月兵变”》一文，在昆明市和全省各地大量印发张贴、广播，捏造“蓄谋已久的五月兵变，正在云南军区‘五人小组’的导演下按原计划进行，同时紧密地配合蒋匪特务的三项计划，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诬陷云南省军区张力雄、朱家壁等领导干部“凭着几十年的反革命经验，在云南军区的××号密室里，开始了他们五月兵变的罪恶活动”。提出要“高举起钢刀利剑，向党、政、军内走资派的心脏猛烈刺去”。这篇文章对搞乱、分裂部队，使云南省军区的大批干部长期遭受打击、迫害，朱家壁等人身体被摧残致残，起了煽动作用。
+
+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黄兆其授意，由涂晓雷等人写了题为《批臭反革命黑“六论”，肃清“二月逆流”流毒》的文章，在《云南日报》发表，诬陷赵健民等人“为了达到翻案复辟的目的，执行美蒋特务计划，与国民党特务组进行政治交易，干尽了不可告人的反革命勾当”，“就是他们组织政治武装土匪，‘东窜’、‘西挺’，屠杀革命人民”等等。在全省开展追查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中，造成大批干部群众被迫害致死致残，这篇文章起了极坏的欺骗、煽动作用，对此严重后果，涂晓雷负有罪责。
+
+　　一九七四年六月至十一月，涂晓雷与黄兆其等人策划，写了题为《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揭开省委盖子》和《于无声处听惊雷》等文章，诬陷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和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是“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残余势力”；王必成是“策应林贼反革命政变的前线总指挥”；陈康是云南省“右倾翻案复辟的总头子”；省委是“毒蛇猛兽的巢穴”，提出要“彻底揭开省委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揭不开就撬，撬不开就炸!”要把省委“沉没”、“埋葬”。
+
+　　一九七六年一月至七月，涂晓雷执笔并与黄兆其、徐宝兴等人共同策划，用“秦臻”、“姚雨”的笔名，编造了《谁是刽子手》、《云南问题宣言》、《转嫁危机的新阴谋》等大量文章，制造反革命舆论，把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陷为“一批地主、资产阶级还乡团”；诬陷邓小平副主席是“资本主义的复辟狂”、“扼杀新生力量的刽子手”，“做法不亚于波旁王朝的复辟，袁世凯之称帝，保王党之嚣张，还乡团之反扑”。诬陷省、市委和省属十六个部、委、办、局的二十五名领导干部是“还乡团主要骨干”，有的还被诬陷为“叛徒”、“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等。煽动“向以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发动毁灭性的进攻!”把“走资派把持的党、政、军、财、文等大权夺回来”；同时明确提出：“我们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这个政权和巩固这个政权”，“省委是压在云南人民头上的‘土皇帝’”，“现存的省委必须改体”，要把省委“坚决打倒”。
+
+## 二、进行颠覆政府的阴谋活动，图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
+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七六年九月，涂晓雷多次向江青反革命集团写信，提出要向“走资派第二次夺权”并诬陷邓小平副主席和云南省委，昆明军区的领导干部。把贾启允诬陷邓小平说“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的话密报江青反革命集团。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看到后，即将此话作为打倒邓小平的重要材料，指使授意《红旗》杂志社的“池恒”等编写文章，制造反革命舆论。
+
+　　一九七六年三月，涂晓雷积极参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密谋策划并制定了利用三月地书会议篡夺省委领导权的方针。由涂晓雷在会外写大字报，配合会内的斗争，涂参与策划执笔编写了《谁是刽子手》和《敦促刘明辉转弯书》的文章，提出要“向党内一小撮还在走的走资派第二次夺权”等等。涂晓雷还参与修改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写的改组省委的电报稿，涂亲笔加上“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重要内容，蓄意把邓小平打倒。
+
+　　一九七六年四月，涂晓雷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共同策划决定，由涂晓雷、沈炳章等人到北京向江青反革命集团汇报情况，领受旨意。四月十八日，涂晓雷化名王正名、沈炳章化名朱永红，携带诬陷云南省委和党、政、军领导干部以及将昆明市广大干部，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诬为“昆明未遂四．八反革命事件。等材料，秘密窜到北京，报送江青反革命集团。涂当即受到接待人吴炜煜的表扬说：“你们云南揭邓是比较早的，象那句典型话(指贾启允诬陷邓小平的那句话)就是从你们寄给的材料中发现的，我们就用了，你的那封信写得很好”，“我们感谢你们，你们支持了全国运动”，“我们会替你们保密，你们也要替我们保密”，接着吴炜煜对涂晓雷授意说：“这次运动之后，就不只是一个修修补补、改良主义的问题，而是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班子都要发生一个质的变化和飞跃，整个社会要来个大飞跃”，“组织上要建立文化大革命体系”，要把“天安门事件的文章作够”等等。
+
+　　涂晓雷领受了上述旨意，于五月十日回到昆明，五月十二日，即向黄兆其、刘殷农等人作了传达，并进行了讨论，认为：批邓深入下去就联到总理了，运动发展下去是可能公开的，新的体系要站住，必须把老的体系搞掉，要做到这一点总理是个关键人物，现在先看看再说，可先作些准备。决定了王永昆反革命集团公开打周总理，先让他们打。五月十八日，王永昆等人打倒周总理的反革命事件发生后，涂晓雷又参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策划包庇徐宝兴、胡恒铿，和诬陷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省委副书记黎韦是“五．一八”反革命案的“后台”的阴谋活动。
+
+　　一九七六年九月三日，涂晓雷写信给文化部于会咏、刘庆棠提出要求改组云南省委。九月中旬，涂晓雷又和林敬荣到连云巷向《人民日报》“记者”谢荣镇面谈了改组云南省委的阴谋，接着涂晓雷又与林敬荣编写了全面改组云南省委的方案，经黄兆其修改后，于九月二十九日送交谢荣镇，郭剑峰转报江青反革命集团，在这份改组省委的方案中，要求江青反革命集团派一个在云南军内外有影响和熟悉云南情况的中央委员（指昆明军区原某副司令员）来当省委第一书记；要黄兆其、朱克家等人进省委领导班子。
+
+## 三，积极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
+
+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口，涂晓雷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后，积极活动，于十月十三日参加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策划武装叛乱的秘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攻击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右派政变”等等。会上决定搞蔡锷式起义，搞“武装斗争”，“上山打游击”，策动昆明军区原某副司令员来“充当蔡锷式人物”。并制定了绑架党、政、军领导干部，占领电台，控制省建、煤机厂、三五六厂的民兵和武器弹药，发布“告全国人民书”，给省、市级机关和各地区的同伙“打招呼”，作好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的准备。确定以昆明、楚雄等地为发动武装叛乱基地的行动计划。涂晓雷分工负责与昆明军区的许梅康等人联络。十月十四日涂晓雷即将武装叛乱的阴谋计划告诉了昆明军区的许梅康等人，同时参与分析了有关部队的情况，统一了搞武装叛乱的方案，确定要搞“云贵联合”。安排了黄兆其与某副司令面谈的时间地点。十月十六日涂晓雷将与军队许梅康等人联络的情况向黄兆其、刘殷农作了汇报，同时又进一步策划了武装叛乱的行动计划。十月十四日涂晓雷还给在苏州探亲的沈炳章发了暗语电报，要沈到南京找人探听上海等地的动向速回昆明。后因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他们感到形势不利，又转变手法，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密谋策划，订立了攻守同盟，转移、销毁了罪证材料，写了《联系云南实际，揭批“四人帮”》的三十条提纲和《周兴是怎样死的》等三篇文章，制造混乱，破坏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追查，确定了“迎接反复”的“第二套班子”，负隅顽抗，妄图东山再起。
+
+　　被告人涂晓雷的上述犯罪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二条和第一百三十八条之规定，已构成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特提起公诉，请依法惩处。
+
+　　此致
+
+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
+　　 检察员 王鑫 王瑞启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
+
+##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82）昆刑判字第21号
+
+　　公诉人：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王鑫、王瑞启。
+
+　　被告人涂晓雷，男，现年三十四岁，贵州省开阳县人。原在云南省文化局工作。现在押。
+
+　　辩护人：杨富春、马军，昆明市法律顾问处律师。
+
+　　被告人涂晓雷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由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于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一九八二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八日对涂晓雷进行了公开审理，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核实了各种与本案有关的证据。
+
+　　本庭确认，被告人涂晓雷在云南参与黄兆其颠覆政府的阴谋活动，同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在犯罪的动机、目的和行为上，都是相通的，紧密联系的。大量证据证明：被告人涂晓雷是林、江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被告人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伙同黄兆其、刘殷农等案犯。秉承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旨意，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段，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又策划武装叛乱。被告涂晓雷等人的犯罪活动，长达十年之久，使我省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给全省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
+　　被告人涂晓雷的主要犯罪事实如下：
+
+　　被告人涂晓雷参与黄兆其等人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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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六月，涂晓雷在黄兆其的授意下，编写了《触目惊心的“五月兵变”》的反动文章，诬陷云南省军区张力雄、朱家璧等领导干部紧密配合蒋匪云南特务组，进行“五月兵变”。这篇反动文章在昆明等地广为散发、张贴，对于搞乱部队，使大批军队干部长期遭受打击、迫害，起了很大的煽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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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黄兆其的授意下涂晓雷参与编写了《批臭反革命黑“六论”，肃清“二月逆流”流毒》的反动文章在《云南日报》上发表，诬陷赵健民等领导干部和群众，执行美蒋特务计划，组织政治武装土匪“东窜”、“西挺”，屠杀革命人民等等。这篇文章在全省开展追查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中，对大批干部群众被迫害致死致残，起了极大的欺骗、煽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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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四年六至十一月，涂晓雷参与黄兆其等人编写了《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揭开省委盖子》和《于无声处听惊雷》等反动文章，诬陷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和副司令员陈康是“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残余势力”，王必成是“策应林贼反革命政变的前线总指挥”、陈康是云南“右倾翻案复辟的总头子’；并诬陷省委是“毒蛇猛兽的巢穴”，煽动打倒省委领导干部。一九七六年一月至七月，涂晓雷与黄兆其、徐宝兴等人共同策划，用“秦臻”、“姚雨”的笔名，撰写了《谁是刽子手》、《云南问题宣言》、《转嫁危机的新阴谋》等反动文章广为散发，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是“资本主义的复辟狂”、“扼杀新生力量的刽子手”；诬陷省、市委和省属十六个部、委、办、局的一批领导干部是“还乡团主要骨干”、“叛徒”，“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等。煽动“向以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发动毁灭性的进攻！”要把省委“坚决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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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人涂晓雷参与黄兆其等人阴谋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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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七六年九月，涂晓雷多次向江青反革命集团写信，提出要向“走资派第二次夺权”，并诬陷邓小平副主席和云南省委、昆明军区的领导干部。把诬陷邓小平的“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做好了”的话密报江青反革命集团，作为打倒邓小平的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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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六年三月，涂晓雷积极参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策划利用地书会议篡夺省委领导权。涂晓雷在会外写了《谁是刽子手》等文章，提出要“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第二次夺权”，积极配合黄兆其，刘殷农在会内夺省委的权。同时参与修改黄兆其等人诬陷邓小平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走资派的精神支柱，不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是不能平民愤的电报稿时，涂晓雷亲笔加上“因此，我们强烈要求中央开除邓小平党籍，撤销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重要内容，蓄意打倒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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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六年四月，按照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的策划，涂晓雷与沈炳章化名王正名、朱永红，携带诬陷云南省党、政、军领导干部及昆明群众悼念周总理是反革命事件的材料，秘密窜到北京，报送江青反革命集团，并领受了“组织上要建立文化大革命体系”，要把“天安门事件文章作够”的旨意。涂晓雷回到昆明，即向黄兆其、刘殷农等人传达，认为，批邓深入下去就联到周总理了，共谋策划：王永昆他们要公开打倒总理，先让他们打，看看他们打的情况再决定行动。五月十八日，王永昆等人张贴打倒周总理的反革命大字报，被公安机关拘捕后，涂晓雷又参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策划为参与王永昆反革命案的罪犯徐宝兴、胡恒铿开脱罪责，进而又诬陷省委领导人是这一反革命事件的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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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六年九月三日，涂晓雷与邓跃泽联名向江青反革命集团写信，提出改组云南省委。九月中旬，涂晓雷又与林敬荣写了全面改组云南省委的夺权方案，经黄兆其修改后，于九月二十九日送交姚文元派到云南的“记者”转报江青反革命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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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人涂晓雷参与黄兆其等人积极策动武装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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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涂晓雷得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后，于十月十三日晚参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策划武装叛乱，攻击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右派政变”．提出：要“搞武装斗争”；密谋策动驻军某副司令员充当蔡锷式人物，进行叛乱，确定控制省建、煤机厂、三五六厂的民兵武装弹药，以昆明、楚雄等地作为武装叛乱的基地；给同伙“打招呼”，作好武装叛乱的准备。十月十四日，涂晓雷参与驻昆部队的许梅康等人的密谋会议，分析了军队的情况，统一了搞武装叛乱的方案，并安排了黄兆其与驻军某副司令员会面的时间、地点；同时，涂晓雷还给回苏州探亲的沈炳章发了密语电报，要其到“南京采购货物”，探明情况速返昆明。十月十六日涂晓雷将上述情况汇报给黄兆其、刘殷农，再次研究了武装叛乱的行动计划。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全省人民的斗争，他们的武装叛乱未能实现。事后，被告涂晓雷又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转变手法，订立攻守同盟，转移、销毁罪证材料，确定第二套班子，继续负隅顽抗。
+
+　　本庭经过五次法庭调查和辩论，对各种证据六十三件进行了审查。大量的书证、鉴定结论、证人证言都证明被告涂晓雷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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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庭确认，被告人犯了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对人民危害严重。在法庭上被告人涂晓雷基本供认了自己的罪行。根据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同时，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九十条、第九十八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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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处被告涂晓雷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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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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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不服本判决，于判决书送达的第二天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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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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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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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 判 长 尤凤瑞人民陪审员 浦士厚人民陪审员 何兆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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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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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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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记员 蔡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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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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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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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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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天部四院驻内蒙指挥部关于宋敬贤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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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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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敬贤，男，汉族，1921年生，河南省午阳县人，家庭出身富裕中农，本人成分革命军人，1938年入伍，同年入党，文化革命前任四院计划部部长，文化革命中任院革命委员会委员，审查前任四院科技部部长，科技部党的领导小组组长，院党委列席常委。行政12级。
+
+　　宋敬贤同志在军队工作时历任：电台报务员、电台队长、电台副区队长、通讯科副科长、科长、通讯处处长、作战训练处处长、国防第五研究院科技部处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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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碎“四人帮”后于1978年2月22日，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批准，对宋停职检查，办讲清楚会。于1979年3月21日解除停职检查，已查明宋的主要错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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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革初期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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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6月15日，继四院造反派头头王志有等人第一张大字报的第二天，宋敬贤写了一张“请看刘世琨心灵贯穿着一条什么样的黑线”的大字报。对当时任四院四部政治部主任（现任四院副院长）的刘世琨同志错误地进行了批判，大字报中说：“2月份突出政治学习时，刘在院党委扩大会上发言时说毛泽东思想不能强加于人，要人家自觉相信才行”。大字报还说“请看刘世琨的反动资产阶级尾巴翘到什么地方去了，狂妄到何种地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坚决和他斗到底”等等。作为宋敬贤这样的领导干部（当时是院党委委员）写出这样的大字报之后，刘世琨同志就长期遭到揪斗，被打成所谓“三反分子”，造成了群众的分裂，搞乱了形势。（见卷二152－153、156－159、22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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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3月14日内蒙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对河西公司进行了军管，1967年4月9日宋给当时在北京的杨启明写信说：“我看他们军管，按当前之情况根本管不好，我看这班人马连战士必须换……，可否建议军委来人检查一下军管情况呢？……让杨民众（四方谈判代表）向总理提一下”。（见卷166－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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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元月14日宋敬贤在纪念“818”王志有等人大字报一周年的专刊上发表文章“揪出了以薛伟民（原四院党委书记）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
+
+　　（我公司还有一小撮坏人操纵蒙蔽一些同志对抗中央，破坏公司的革命和生产任务……”（见卷二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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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宋敬贤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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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5月宋敬贤在院党委常委会上说：“北京会议（74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内蒙古重点企业批林批孔汇报会）是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整个会议没有突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以反派性为主”，中央联络员负责人的讲话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算帐，照他的讲话都得向薛伟民赔礼道歉。还说经中央批准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向中央的报告（简称十一条）也没有突出阶级斗争为纲。（见卷二228－23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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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在1976年5月院党委常委会议上说：“6·16报告以后”四院的形势开始下降，形势为什么下降？追溯邓（小平）、张（爱萍）的干扰破坏大，根子在邓、张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大”。“受‘6·16’报告影响大，××事业慢，上边卡的厉害，修正主义的干扰和破坏太多”，宋还说“张爱萍掀起的右倾翻案风，对我们有影响，不能用百分比来表示，修正主义为什么在七机部能行得通？在七机部领导层有修正主义的土壤，七机部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的重点，四院与七机部不能截然分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反革命，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思想要跟上，组织要考虑，十年文化大革命，应有数了要有强有力的领导班子”等。（见卷二1－2、6－9、12－13、15－16、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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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5月在院党委常委会上，当阎桐林攻击院党委“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时。宋说：王树明、林爽同志“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贯彻错误的东西很积极”，“错误路线来了就积极，纠正错误路线就消极”。“应从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找问题，班子问题很重要，干部配备上要从九、十次路线斗争和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当中选拔新生力量”，“一批二邦三对照，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错误路线办法多得很，又积极又活跃，正确路线时就贯彻不力”，宋还说：“思想要准备乱，政治部、处以上的干部转弯子问题很重要，要和党、和国家联系起来，要做群众的工作，组织措施要有等等”。（见卷二1、5、7、9、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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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后，阎桐林策划借悼念毛主席活动之机，迫使院领导处理政治部临时负责人邢鉴，这期间宋敬贤在北京背着院党委两位书记，给在陕西省兰田的四院党委5名常委中3位同观点的同志写信，信中说：“听说院内个别人公开抵制追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逝世活动，”并恶意诽谤说：“咱们的书记就无动于衷，听之任之，实际上是狼狈共呜，其罪行已达到非常不能容忍的地步，已经和邓小平、张爱萍成了一丘之貉”，还说：“对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捣乱、破坏要坚决的镇压，对一切流言蜚语要坚决的制裁和批判”。（见卷二100－101，卷四1－10，卷三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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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冬，院党委为了贯彻党的十大精神，召开了院党委批林整风扩大会议，会议期间，宋敬贤、阎桐林提出“要成立会议领导小组”与院党委争夺领导权，宋还支持阎桐林提出的院党委去内蒙党委请示、汇报工作时要有群众代表同往。（见卷二24－28）
+
+　　（拼凑班子企图控制几个主要部门的领导权，在文化大革命中，四院经过69年“12·19”军管之后相继成立了院和厂所的党委机关、各部党的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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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宋敬贤回科技部主持工作，一上班就不承认军管时期组成的科技部党的领导小组，停止其一切活动。（见卷二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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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3、4月间，阎、杨、宋私下议论改组政治部领导班子人选问题，提出叫山天松（造反派头头、院革委会常委），杨辰生（原保卫处处长，后待分配干部）搞政治部，姜林枫（67年前原干部处处长，后待分配）回干部处，姚绍璞（待分配干部）搞组织工作，张仲跃（待分配干部）及同观点的于恩山到政治部等。（见卷二32－40页）
+
+　　1976年5月院党委常委会上就把他们议论的名单抛了出来，在会下跟杨启明说：“政治部有问题”，路九牧（原四院政治部主任）、邢鉴给张爱萍写信搞右倾翻案，“不是一般的问题”，宋在院党委常委会上说什么政治部靠不上，要做思想准备、组织准备，“跟政治部斗”，“解决路九牧的问题，就联到邢鉴，不解决邢鉴的问题，四院就安定团结不了”提出要选拔所谓优秀工人到政治机关特别是干部部门等。（卷二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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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5月在院党委常委会上，宋提出：“班子问题很重要，对九、十次路线斗争和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当中表现如何看”，“各级都要充实新生力量”，他说：“44所班子不是按毛主席路线配的”，该所党委副书记“李玉奎不是苗子”。提出359厂、41所要加强领导，主要领导都点出名来。（卷二，3、8－9、37－40）
+
+　　1976年初，宋就对杨启明说：“七机部发展党员大都是‘916’派的”，“咱们院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力量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任茂信、高崇武等同志的入党使用问题就解决不了，”提出把“九、十次路线斗争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通过运动吸收到党内来”，对46所任茂信的入党问题，宋与阎桐林统一口径并多次插手基层党支部，叫“抓紧一些，尽快早点解决”，“解决组织问题就可以当副书记”，在科技部对财务处负责人刘恒信同志说：“张正华路线觉悟高，九、十次路线斗争表现积极，不错，谈话不要多谈，一、二次就可以发展”，反过来宋又给张正华出主意：“支部定你是发展对象（注：实际连党小组都不同意）你有时间找一下党小组的同志们谈谈心，征求一下意见。（卷二，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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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停职检查后宋的态度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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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职检查后，运动的初、中期认错态度尚好，但是解除停职检查后，几次将审查材料与本人见面时，宋却对自己的错误采取上推领导及完全否定的态度，只是在1983年1月28日宋写的材料中才对某些错误又有了初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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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宋敬贤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积极支持造反夺权，搞乱了四院的形势。当四院造反派夺权之后，宋进入了夺权后的领导班子，并利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机，攻击邓小平同志和院党委的领导同志，企图控制几个重要部门的领导权。四院驻内蒙指挥部党委于1982年4月12日研究认为：宋敬贤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应给予撒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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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四院驻内蒙指挥部委员会（代）1982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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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打印33份  打字号：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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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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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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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四院驻内蒙指挥部委员会关于杨启明犯错误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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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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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启明，男，汉族，河北省安国县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革命军人，1925年生，1939年2月入伍，1940年入党，曾任宣传员、译电员、政治指导员、科长、团参谋长、副团长、处长、主任等职。65年任四院科技部副部长，67年10月任四院革委会常委，行政1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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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碎“四人帮”后，在揭、批、查运动中，杨启明被列为清查对象。于1977年12月1日经院党委决定给其办了“讲清楚会”，1978年2月22日经自治区党委批准对其实行了隔离审查。1979年3月21日解除隔离。现已查明杨的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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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革初期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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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初，四院造反派头头阎桐林、王志有等人夺了四院的党政大权。3月初，他们又未经任何上级部门批准，私自搞了一个“革命委员会”。杨启明积极支持造反夺权，当上了这个“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卷二，114、115、116、120）3月1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针对当时四院的混乱形势，为保障国防科研、生产、机密、设施、产品的安全，命令内蒙军区对四院立即实行军事管制。军管后，杨启明却搜集材料对内蒙军区进行诬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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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4月6日杨启明回家（北京），受院科技部造反派头头朱华杰之托，将朱的信及搜集的材料捎给了造反派驻京谈判代表杨民众（卷二，016、017）。4月8日杨启明亲自写上告信，诬蔑内蒙军区在河西“不是以毛泽东思想进行军事管制，而是以刺刀进行军事管制”，“支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卷二，001，003，004）。信中还诬蔑说：“内蒙的问题就是内蒙军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内蒙自治区及我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起来实行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卷二，008），4月9日宋敬贤（科技部长，后为党委列席常委）给在京的杨启明写信，杨收信后在信上批注：“军管会所有人员必须从根本上彻底转变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重新更换军管人员。”（卷二，018）。4月12日杨启明又到北京西苑旅社杨民众的驻处了解谈判情况，并亲笔修改了杨民众、肖华山起草的诬蔑内蒙军区“搞反革命军事政变”的上告信。（卷二，009，011）杨启明身为老干部，却支持造反夺权。在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之后，本应支持军管会的工作，为恢复四院的革命生产秩序出力尽责。杨却继续站在造反派一边反对军管，并对内蒙军区进行诬蔑，干扰了军管的工作。对此，杨启明应负有责任。八条下来之后，杨又以正确者自居，他于5月30日在河西造反派刊物“818”小报上发表文章，标榜自己“坚持真理”，“向拿枪的刘、邓路线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卷二，020）6月份，在所谓砸“地下黑司令部”期间，杨又在工作手册上写了“内蒙当前就有这样的隐患分子，危险人物……，这个人物就是内蒙地下黑司令部派往我公司实行法西斯管的军管会主任苑（樊）尚科”等。继续对军区及其负责同志进行诬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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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打击诬蔑不同观点的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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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6月至1968年杨启明在三五九厂打击与他们持有不同观点的领导干部胡之正（副厂长、党委代书记。行政12级），邢育振（副厂长、革委会常委）同志。67年6月，在造反派批斗胡之正同志的会上，杨启明亲自按过胡之正同志的头。（卷二，359，364）68年杨启明带工作组进三五九厂，给邢育振同志扣上了攻击革委会；抵制毛主席批示，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抵制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装病躺倒不干等罪名。不经上级批准，非法对邢育振实行了群专，并解除了邢的厂革委会常委职务。（卷二，359，362，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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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11月第三次院党委扩大会期间，杨启明向七机部写信，诬蔑院、厂一些领导同志有所谓“反动言行”。诬蔑院政治部宣传处“将矛头指向中央的反革命言论有意进行扩散”。还诬蔑四院党委“对这些矛头指向中央，对文化革命不满死捂路线斗争盖子的反革命言论，不闻不问，不上报，不处理，任其传播泛滥。（卷二，072－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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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8月院党委第一书记薛伟民同志恢复工作后，杨启明于74年3月写大字报，提出：“我院有无走资派？走资派认错了没有？改正错误了没有？群众谅解了没有？”“我院有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等共11个问题。（卷二，079，卷六，038）并提出“要反潮流”，“要用柳下跖的办法回敬孔老二的徒子徒孙”，��将刚恢复工作不久的薛伟民同志轰走。（卷二，080，卷六037）而后，8月5日杨启明等14人又联名给中央写信，诬蔑薛伟民同志恢复工作以后“搞复辟倒退的一套”，“破坏四院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包庇纵容反动言论”，“煽动破坏生产”等等。并提出：“必须在思想上、组织上彻底整顿院领导班子。”（卷二，076，077，卷六，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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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院党委书记王树明同志趁四院党委常委都在北京的机会，与院长林爽同志商定在京召开四院党委常委会。王树明同志去京前曾向杨说明了去京的目的，并指定杨管一下院里的工作。但7月6日王去京后杨启明就对一些不明真象的人说：“王书记跑了”；“发电报告他”。（卷二，095，097，099）经串联机关3个部（政治部、科技部、物资部）共10人向七机部发了3封传真电报告王树明同志。在杨启明亲自起草的电报中诬蔑王树明同志“擅自离开工作岗位，于7月6日跑去了北京。……直接破坏了我院批邓、批张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进行及××任务的完成，后果严重。”（卷二，100－103）杨启明串联发报对领导进行诬蔑进一步搅乱了四院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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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杨启明还借追查政治谣言之机，想给院政治部临时负责人邢同志（宣传处副处长）扣上散布反动言论的帽子。当时科技部有人说宣传处干事田如森散布了“文汇报”的反动言论，杨借机找田如森施加压力，指名追问田如森反动言论是否出自邢之口，被田如森同志当即否定。（卷二，162、164、166）他还对田如森同志说，“邢此人不怎么样，你要不愿在宣传处干，可来我们科技部。”（卷二，162）76年6月他又支持姜林枫（待分配干部，67年前任四院干部处长）等3人写信诬告邢同志。（卷二，168，171，172，173）此外，他到处说：“开会有邢参加，我就不参加”。（卷二，153，159，160）院党委原拟定6月份召开党委扩大会，杨启明与阎桐林反对党委拟定的与会名单，他们诬蔑邢等一些不同观点的干部“右”，反对这些同志参加会议，干扰了党委的正常工作。杨启明为打倒，整垮不同观点的领导干部，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打击、诬蔑，错误是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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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批林整风”和“批邓反右”期间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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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院党委第一书记薛伟民和院长林爽同志刚恢复工作不久，杨启明就在11月份召开的院第三次党委扩大会上提出要解决四院的领导班子问题。他说：“我们院的领导班子有问题要解决。我看我们院的领导班子问题，今天解决了，明天批林整风就好了。”（卷二，121，122，卷六，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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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7月，院党委打算召开扩大会，杨启明参与了杨辰生等人联名写大字报，提出召开党委会和革委会全会，想以“双委会”代替党委会，以便在会议上以多数压少数，与党委争夺领导权。（卷二，125，130，卷六，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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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所谓“批邓反右”开始后，杨攻击四院批林批孔汇报会（四院参加的是内蒙重点企业批林批孔汇报会）是“黑样板”，“只讲团结，不讲斗争”。（卷二，038，039，040）他还说：“七机部右倾翻案是以四院为样板的”。“七机部批林批孔汇报会已做出结论是错误的，是邓××、张××（指邓小平，张爱萍同志）搞的……七机部是按王树明介绍经验搞的”等等。企图全面否定北京批林批孔汇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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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6月，七机部召开规划座谈会，会议中加入了所谓“批邓联张”的内容。杨启明为在会议上大造舆论，否定75年四院党委对44所进行的整顿工作，会前对44所的朱华杰等人说：“你们厂这些做法不是什么先进典型，而是复辟倒退的典型。”“你们想不参与政治，到时候人家还是要整你们的。”“天下要自己打，靠别人打是不行的”。（卷二，049，050，051）他还叫朱华杰等人写材料，在杨的唆使下朱华杰写了《整顿就是复辟》的材料。（卷二，051—053，059）接着杨启明又打电话给389厂刘祯松（厂党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叫刘派刚从44所调到389厂的工人杨兴参加部规划会，去反映44所的所谓“复辟”问题。（卷二，060，062，066，067）此人按他们的旨意做了大会发言，全面否定了四院党委对44所的整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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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10月院党委派了工作组帮助389厂党委整风，整风后期杨启明对刘祯松说：“你太老实了，你就老老实实受整吧，你不会把工作组拖住，不让他们撤出来”（卷二，068）76年1月整风结束后，杨启明又对董树欣（厂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说：“怎么让他结束了呢？要是我非拖住他们不可，让他僵下去。”（卷二，069，070）杨身为院革委会常委，科技部副部长，不但不支持院党委的工作，却想方设法干扰党委的工作，企图给党委出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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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杨启明还借“批邓反右”之机与党委争权。76年4月7日院召开革委会常委会讨论生产问题。会议一开始杨启明就提出：“今天开什么会，从林彪反党集团破坏革委会以来，四院革委会一直没有活动，不能什么时候需要拿出来。到底要不要，不要就靠边站，要就打起牌子。”“去年工业学大庆会议党委研究了革委会就没必要开会。”当王树明同志向他指出不要再搞与党委争权时，杨就大吵起来，说是对他“陷害”闹的会议无法正常进行（卷二，131，149，331）他还对院工业学大庆办公室的同志说过，四院是“右派掌权”，并点了王树明、刘世琨等许多院、厂、所主要负责人的名。（卷二，107，108，109）同年5月，七机部派人在呼市小白楼召开了四院党委常委会，搞“转弯子、配班子”。在此期间，杨启明对董树欣说：“过去我们没抓领导班子，吃了亏，这次要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卷二，152，153）7月3日他又在院办公会上提出：“必须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把四院问题搞清楚。”要按“清华经验”配班子，“把各级班子建成同走资派斗争的堡垒。”（卷二，150，151）他还多次与阎桐林、宋敬贤私下商议，企图将同观点的一些人提拔或安排到院机关一些重要部门及厂、所的领导班子中去。（卷二，175，176，179，180，182－185，卷三，110，111），为了与党委争夺政治工作领导权，杨多次讲要改组政治部，要给政治部掺砂子。（卷二，156、157）他与阎、宋共同商量过，政治部叫山天松（四院造反派头头、革委会常委）、杨辰生负责，姜林枫回干部处，张仲耀、姚绍璞去组织处，于恩山到宣传处。（卷二，175，176，卷三，110，111）76年他对山天松说：“政治部非改组不行，不改组四院搞不好。”并动员山天松说：“叫你去你还不去，叫我去我马上去。”“去吧，我支持你，我可以从科技部抽人给你，把小余（余仁录）抽给你当秘书。”（卷二，155）76年他还对待分配干部姜林枫说：“你姜林枫就是熊包，既然没免你的职，又没任命新的处长，长期不分配，为什么不敢回去上班，你搬个凳子回去，他们能把你怎么样？没凳子我借给你个凳子。”（卷二，192，197）之后他又亲自向劳资处布置没有姜林枫签字，不办理干部调动的工资手续。（卷二，193，195，196）在杨启明的支持下，姜林枫未经党委同意擅自回干部处上班。在群众中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此事发生后，杨启明又支持科技部刘琦之（处长）颠倒是非给政治部写大字报，大字报经他亲自修改。加入了改组政治部等内容，并找人抄出。（卷二，201，206，208）杨的做法干扰了政治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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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组织发展提拔干部问题上杨启明说什么：“七机部提干发展党员明确提出来要看文化大革命站在那一边，九、十次路线斗争表现怎么样，不能搞平衡。”（卷二，031、181、346）杨身为科技部干部，却亲自过问其他部门，单位一些人的入党使用问题。1975年至1976年3月杨多次催促46所李泰元同志（所机关支部书记），让支部尽快发展任茂信（所造反派头头，革委会副主任）入党。他还说过任茂信入了党可以当46所书记或副书记。（卷二，210，185，186）他向物资部领导谈过王深恩的入党使用问题，说此人在九、十次路线斗争中表现不错，应该重用。（卷二，212、213）他还与宋敬贤不经干部部门同意，将359厂工人张正华调到劳资处当干部，并说此人入了党可以当科技部副部长。（卷二，191，17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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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启明在“批林整风”和“批邓反右”期间与党委争权，否定北京批林批孔汇报会和75年的整顿工作，并借配班子之机企图安插本派人员，改组院政治部等，搞乱了四院的形势，对此，杨负有重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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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粉碎四人帮后的表现及被审查期间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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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碎“四人帮”后，76年10月15日阎桐林到杨启明家，两人在议论粉碎“四人帮”的情况时说过一些不满的话。（卷二，330，卷三，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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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在被审查期间，前期交待了一些问题。但78年12月七机局党组安排他向群众检查交待问题，他拒绝检查。自那时以后态度恶劣，全面进行翻案。79年4月杨解除隔离后多次寻衅，公开与搞清查工作的同志在办公楼吵闹，并进行辱骂，影响很坏。1982年4月4日指挥部政治部负责同志通知他写检查，仍遭其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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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上述错误事实，杨启���“文革”初期就积极支持造反派夺权，而后始终站在造反派的立场上诬蔑内蒙军区。反对四院实行军管。他采取各种手段打击、诬蔑不同观点的领导干部，并利用各种机会与党委争权，干扰破坏党委的正常工作，搞乱了四院的形势。指挥部党委认为，杨启明同志的错误性质是严重的。做为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干部，本应深刻检查认识自己的错误，吸取教训，但杨在被审查期间态度恶劣，进行翻案。根据杨启明的错误事实及本人态度，经指挥部党委4月12日研究，建议给予杨启明同志撤销行政职务、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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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四院驻内蒙指挥部委员会1982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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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打印3份  打字号：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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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RD/0/8/18/000009.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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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卫东阴谋颠覆政府案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及法院判决
+
+　　被告人叶卫东，原名叶冬初，男，现年四十三岁，湖南省宁远县人，汉族，大学文化，一九六一年参加工作，曾任大学助教，中学教员，“文化大革命”中任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长沙市一中革委会副主任。wengewa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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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人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于一九七七年三月八日离职审查，同年十月十七日拘留，一九七八年九月三十日被依法逮捕。经湖南省公安厅侦查终结，省人民检察院于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六日移交我院审查起诉。
+
+　　现审查查明，被告叶卫东犯有下列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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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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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叶卫东与彭少云、郁明谏等人，密谋策划，组织百余名群众，以抄“黑材料”为名，冲进省委机关，砸烂省委二办公楼的门窗、办公桌，抢走机密文件和资料，强行封闭一、二办公楼的办公室二十余天，使省委机关工作陷于瘫痪。
+
+　　2．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叶卫东制造所谓“00l”号密令和标语口号，诬陷湖南省委和长沙市委在一九六七年元旦前后“可能动用武装”，“举行反革命军事政变”。煽动“全省紧急动员起来，斩断省、市委某些人阴谋举行军事政变的魔手!”并油印散发至其所属“战团”，命令他们立即“写成巨幅标语，于二十二日晚十二时以前贴满街头港尾”。同时，叶卫东还将上述内容在所属“战团”负责人会上进行宣传煽动，以蒙蔽群众，妄图达到推翻省、市委的目的。wengewang.org
+
+　　3．一九六七年元月十五日晚上，叶卫东纠集李铁凡等人，将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张平化抓走，关在长沙市新华电影院的地下室内达十天之久，妄图通过拘禁张平化以控制领导权。
+
+　　4．一九七六年，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诬陷迫害重新工作的领导干部，图谋最终颠覆政府。叶卫东认为时机已到，于同年三至四月，纠合李铁凡等人，多次在夏四林家、长沙市一中等地秘密开会，策划夺权。叶提出了“扎根于群众，立足于基层，目标在省委，汇报到中央”等夺权的指导思想。同时，叶卫东还在一些会议上点名诬陷重新出来主持湖南工作的张平化。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在省总工会礼堂召开的所谓“新干部座谈会”上，叶卫东煽动说：“张平化是什么人?”“他一贯是右的，一贯搞两面派”。提出“要同张平化对着干!”同年七月三日，他又在市总工会召开的所谓省、市工会负责人碰头会上煽动说：“张平化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我同意打倒张平化!”
+
+　　5．叶卫东积极参与唐忠富、胡勇一伙密谋策划向省委进行“内斗外轰”的反革命夺权活动。一九七六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他们多次策划，由叶卫东亲自率领一些人，于五月五日和十二日两次到省委机关围攻省委领导人，逼迫省委召开省革委全会解决所谓“组织路线问题”。为了在社会上大造反革命舆论，向省委施加压力，叶卫东与唐忠富、胡勇串连各地、市的一些人，不顾省委制止，于五月二十五日，六月四日在省委礼堂先后召开所谓“促转弯子”大会。六月四日，调动二百多辆汽车，大搞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叫嚷要“搞得张平化休想在湖南找到任何安定的绿洲”。叶卫东与唐忠富一伙还大肆煽动在全省“夺权”。一九七六年六月，叶卫东对各地、市来长参加“六．四”大会的一些人散布说：“一九六八年的夺权，现在又被他们夺过去了。”煽动“对各级党委要敢斗，要善于斗”。同年六月二十日，叶卫东与胡勇带领一伙人窜到株洲召开大会，叶在会上与胡勇一唱一和地煽动说：“你们株洲的头头腰杆子不硬，得了软骨病”，“我们今天是来给你们送钙片、打钙针的”。同年九月，他们又密谋策划，叶提出“对张平化的斗争要升级，要打倒”，并准备在十月十一日再到省委机关召开大会。由于“四人帮”被粉碎，其阴谋才未能得逞。
+
+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一九七七年叶卫东在离职审查期间，仍坚持反动立场，继续犯罪，在室内墙上刻写“尸骨未寒、杀妻杀子”，“右派政变”，“极右政变实可诛”等反动口号。
+
+## 二、煽动打砸抢，制造、指使武斗，镇压干部和群众
+
+　　1．制造涟源“九．九”流血事件。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叶卫东背着省革筹和四十七军，与张家政等人密谋策划，指派柳枚青带领二百余名武装人员去涟源国防��厂搞枪支弹药。沿途抢夺民兵枪支，大搞打砸抢，打死干部一人，打伤群众四十一人。到达涟源后，又到处搜罗枪支、弹药，向有关单位强借钱粮和衣物，闹得人心惶惶。对此，涟源一群众组织电告省革筹和四十七军，要求把他们的队伍“立即电调回长”。黎原军长将电报交给叶卫东，要他赶快把队伍调回。叶却要柳枚青去追查打电报的事，以致造成了“九．九”流血事件，共打死十一人，打伤十二人，损失国家财产近三万元。
+
+　　2。煽动、指使汝城、涟钢两起武斗。一九六八年六月中旬，汝城县彭起才、何辅志、陈斌如等人来长沙向叶卫东告状，说他们是被赶出来的，请示怎么办。叶煽动说：“你们是什么造反派，连保守派都不如，人家一打，你们就跑”。“你们是怎么出来的就怎么回去!“不然地盘都丢光了”。“现在是打得赢的是爷(爹)，打不赢的是崽”。在叶的煽动和指使下，彭起才等人组织几百人于七月十一、十二日持棍棒、鸟枪等分批返回汝城，占领了县邮电局、粮站和招待所等处，第二天与另一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打了六天，先后打死十六人。
+
+　　一九六八年六月底和七月初，叶卫东多次接见涟源钢铁厂来省上访的徐清伯、王月清和湘中机械厂的郑贵临等人，支持他们联合起来，武装打回涟钢去。并煽动说：你们“大胆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它个稀巴烂再建设嘛!”在叶的指使和煽动下，徐、王、郑等人回去后，组织两百余名武装人员，于七月十六日凌晨攻打涟钢，当场打死六人，打伤六十八人(其中重伤六人)，非法关押二十九人，损失国家财产十九万余元，造成全厂停产一个半月。wengewang.org
+
+　　上述罪行经本院审查确认，被告叶卫东乘“文化大革命”之机，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制造、指使武斗，镇压干部和群众，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一条之规定，特向你院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
+　　此致
+
+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
+　　 检察员 武铭魁高石昆吴尚文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日
+
+##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82)刑一字第20号
+
+　　公诉人：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武铭魁、高石昆、吴尚文。
+
+　　被告人叶卫东，原名叶冬初，男，现年四十三岁，汉族，大学文化，湖南省宁远县人。原任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现在押。辩护人：律师钟益胜。被告人叶卫东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由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二日至五月十五日在长沙市依法进行公开审理，现查明：
+
+　　被告人叶卫东阴谋颠覆政府，图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叶卫东与彭少云、郁明谏等人共同策划，组织百余人，冲砸省委机关二办公楼，抢走党内文件、资料，强行封闭一、二办公楼的办公室二十余天，使省委机关工作陷于瘫痪。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被告人叶卫东起草和刻写所谓“00l”号密令和标语口号，诬陷湖南省委、长沙市委在一九六七年元旦前后“可能动用武装”，“举行反革命军事政变”。以此蒙蔽群众，妄图达到推翻省、市委的目的。一九六七年元月十五日晚，叶卫东纠集李铁凡等人，将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抓走，非法拘禁达十天之久，妄图通过抓走张平化，以控制省委的领导权。
+
+　　一九七六年三四月，被告人叶卫东纠合李铁凡等人，多次秘密开会，叶提出“扎根于群众，立足于基层，目标在省委，汇报到中央”，要摘“桃子”等夺权的指导思想。同年四月三日和七月三日，叶卫东诬陷“张平化一贯是右的，一贯搞两面派”，“张平化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煽动“要同张平化对着干”，“打倒张平化”。一九七六年四月至十月，叶卫东伙同唐忠富、胡勇等人密谋策划向省委进行反革命夺权活动。叶卫东亲自率领一些人，于五月五日和十二日两次到省委机关围攻省委主要领导人，逼迫省委召开省革委全会，解决所谓“组织路线问题”。五月二十五日和六月四日，叶卫东积极参与唐忠富、胡勇串连各地、市一些人。不顾省委制止，在省委礼堂先后召开所谓“促转弯子”大会，六月四日的大会动用两百多辆汽车，大搞游行示威，叫嚷要同省委负责人“坚决斗争到底”，要���搞得张平化休想在湖南找到任何安定的绿洲”。叶卫东并对各地、市来长沙参加“六．四”大会的一些人散布说：“一九六八年的夺权，现在又被他们夺过去了”，煽动“对各级党委要敢斗，要善于斗”。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日，叶卫东与胡勇带领一伙人窜到株洲，叶与胡勇一唱一和地煽动说：“你们株洲的头头腰杆子不硬，得了软骨病，我们今天是来给你们送钙片，打钙针的”。同年九月，叶卫东又积极参与唐忠富、胡勇等人策划在十月十一日再到省委机关召开大会，妄图搞乱省委，乱中夺权。由于“四人帮”被粉碎，其阴谋才未能得逞。
+
+　　被告人叶卫东煽动打砸抢，制造、指使武斗，镇压干部和群众。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叶卫东与张家政等人密谋策划，指派柳枚青带领二百余名武装人员去涟源国防工厂搞枪支弹药，以扩充武装势力，制造了涟源“九．九”流血事件，打死十一人，打伤十二人，损失国家财产近三万元。一九六八年六月中旬，叶卫东对汝城县彭起才等人煽动说：“现在是搞实力政策，打得赢的是爷，打不赢的是崽；你们是怎么出来的就怎么回去，不然地盘都丢光了。”在叶的煽动和指使下，造成了汝城持续六天的大武斗，先后打死十六人。一九六八年六月底和七月初，叶卫东多次支持涟钢上访的徐清伯、王月清和湘中机械厂的郑贵临等人武装打回涟钢去。煽动徐、王、郑等人说：“你们大胆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它个稀巴烂再建设嘛!”在叶的指使和煽动下，徐、王、郑等人从长沙回去后，组织两百余名武装人员，于七月十六日攻打涟钢，打死六人，打伤六十八人(其中重伤六人)，非法关押二十九人，损失国家财产十九万余元，造成全厂停产一个半月。
+
+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被告人叶卫东在一九七七年离职审查期间，仍坚持反动立场，在室内墙上多处刻写反动词句，继续犯罪。
+
+　　被告人叶卫东的上列罪行，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但叶卫东在铁的证据面前，把自己的犯罪行为说成是犯错误，拒不认罪。
+
+　　本庭确认：被告人叶卫东乘“文化大革命”之机，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制造、指使武斗，镇压干部和群众，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人叶卫东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
+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
+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
+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一庭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审判长  刘潜海陪审员  卞培根陪审员  张天乐一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杨世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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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
+## (82)刑二字第85号
+
+　　上诉人(即原审被告人)叶卫东，原名叶冬初，男，现年四十三岁，汉族，大学文化，湖南省宁远县人。原任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长沙市第一中学革委会副主任。现在押。
+
+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一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以(82)刑一字第2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叶卫东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叶卫东不服，以原判认定的事实似是而非，证据不确实；被告人没有颠覆政府、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的意图和行为等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诉。
+
+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查明：）
+
+　　被告人叶卫东，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期间，进行反革命犯罪活动，阴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煽动打砸抢，制造、指使武斗，镇压干部群众。
+
+　　被告人叶卫东阴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叶卫东与彭少云、郁明東等人共同策划，组织百余人，冲砸中共湖南省委二办公楼，抢走党内文件、资料，并强行封闭一、二办公楼，使省委机关工作陷于瘫痪。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叶卫东起草和刻写所谓“001”号密令和标语口号，诬陷省委、长沙市委在一九六七年元旦前后“可能动用武装”、“举行反革命军事政变”。以此蒙蔽群众，妄图达到推翻省、市委的目的。一九六七年元月十五日晚，叶卫东纠集李铁凡���人，非法拘禁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妄图通过抓走张平化，以控制省委的领导权。一九六七年，叶卫东按其“扎根于群众，立足于基层，目标在省委，汇报到中央；与工派既联合又保持我们的独立性”，“力争多摘中、小桃子”等指导思想，进行反革命夺权活动。同年四月三日和七月三日，叶卫东诬陷“张平化一贯是右的，一贯搞两面派”，“张平化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煽动“要同张平化对着干”，“打倒张平化”。一九七六年四月至十月，叶卫东还伙同唐忠富、胡勇等人密谋策划向省委进行反革命夺权活动。叶卫东亲自率领一些人，于五月五日和十二日两次到省委机关围攻省委主要领导人，逼迫省委召开省革委全会，解决所谓“组织路线问题”。五月二十五日和六月四日，叶卫东积极参与唐忠富、胡勇串连各地、市一些人，在省委礼堂先后召开的所谓“促转弯子”大会，六月四日的大会动用两百多辆汽车，大搞游行示威，叫嚷要同省委主要负责人“坚决斗争到底”，要“搞得张平化休想在湖南找到任何安定的绿洲”。叶卫东并对各地、市来长沙参加“六.四”大会的一些人煽动说：“一九六八年的夺权，现在又被他们夺过去了”，对各级党委“要敢斗，要善于斗”。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日，叶卫东与胡勇带领一伙人窜到株洲，与胡勇一唱一和地煽动说：“你们株洲的头头腰杆子不硬，得了软骨病，我们今天是来给你们送钙片，打钙针的”。同年九月，叶卫东又积极参与唐忠富、胡勇等人策划准备在十月十一日再到省委机关召开大会，妄图搞乱省委，乱中夺权。由于“四人帮”被粉碎，其阴谋才未得逞。
+
+　　被告人叶卫东煽动打砸抢，制造、指使武斗，镇压干部和群众．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叶卫东与张家政等人密谋策划，指派柳枚青带领二百余名武装人员去涟源国防工厂搞枪支弹药，以扩充武装势力，制造了涟源“九。九”流血事件，打死十一人，打伤十二人，损失国家财产近三万元。一九六八年六月中旬，叶卫东对汝城县彭起才等人煽动说：“现在是搞实力政策，打得赢的是爷。打不赢的是崽；你们是怎么出来的。就怎么回去，不然地盘都丢光了”。在叶卫东的煽动和指使下，造成了汝城持续六天的大武斗，先后打死十六人。一九六八年六月底和七月初，叶卫东多次支持涟钢上访的徐清伯、王月清和湘中机械厂的郑贵临等人武装打回涟钢去。对徐、王、郑等人煽动说：“你们大胆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它个稀巴烂再建设嘛!”在叶的指使和煽动下，徐、王、郑等人从长沙回去后，组织两百余名武装人员．于七月十六日攻打涟钢，打死六人，打伤六十八人(其中重伤六人)，非法关押二十九人，损失国家财产十九万余元，造成全厂停产一个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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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被告人叶卫东在一九七七年离职审查期间，仍坚持反动立场，在室内墙上多处刻写反动词句，继续犯罪。
+
+　　本庭确认：被告人叶卫东，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大肆制造反革命舆论，组织策动帮派势力，阴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制造、指使武斗，镇压干部和群众。被告人叶卫东的行为，无论按照我国当时的法律、法令，还是按照我国现在的《刑法》，都构成了犯罪。大量的书证、鉴定结论、证人的证言、以及受害人的陈述，都充分证明，叶卫东所犯的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审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叶卫东上诉提出原判认定的事实似是而非，证据不确实，没有阴谋颠覆政府、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的意图和行为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一款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裁定如下：
+
+　　驳回上诉，维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82)刑一字第20号判处被告人叶卫东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的判决。
+
+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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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
+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审判长  贾凤楼代理审判员  谢海元代理审判员  曾飞隆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四日代理书记员  谭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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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CCRD/0/8/18/000010.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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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胡勇阴谋颠覆政府案的法庭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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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
+## 长检刑二诉字（1982）27号
+
+　　被告人，胡勇，原名胡世满，男，现年45岁，汉族，初中文化，湖南省湘潭市人，1957年参加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任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总工会副主任，中央湖南省委候补委员，长沙汽车电器厂党委副书记等职。
+
+　　被告人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于1979年4月3日被依法逮捕，经湖南省公安厅侦查终结，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于1982年4月22日移交我院审查起诉。
+
+　　现审查查明，被告胡勇犯有下列罪行：
+
+## 一、阴谋篡夺我省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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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974年2月，胡勇与唐忠富等人在湖南宾馆策划进省委领导班子，密谋由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孙云英等当省委常委。同年6月，胡勇与唐忠富、雷志忠策划，要陈大为对省委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和省计委、工交办、农村办、财贸办及大部分局的领导干部进行摸底排队，区分造反派和非造反派，为他们一伙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作组织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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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974年2月底，胡勇与唐忠富、雷志忠共同策划，组织专门班子编写了《为革命造反派辩护》的反动传单，把抵制他们阴谋活动的领导干部诬蔑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右派”，叫嚷要“把他们的权再夺回来”，“要给他们戴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或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并以“唐勇忠”笔名将这篇反动传单铅印6千份进行散发，大造反革命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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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976年2月，胡勇召集同伙在陈大为家里开会，胡勇在会上煽动说：“张平化是湖南右倾保守势力的精神支柱，刮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大树不倒，猢狲不散”。接着，胡勇又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市总工会等处召集同伙开会，提出反革命夺权策略，说“现在夺权，只能靠钻、靠挤”，“挤进去一个，带进去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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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976年3月，胡勇和唐忠富、雷志忠、许新宝联名写诬告信，诬陷省委及其领导干部“大量散布政治谣言，攻击和分裂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甚至把谣言直接造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头上”，“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向革命群众”。并派人将诬告信送《人民日报》社鲁瑛转给张春桥等人。同年6月中旬，胡勇又与唐忠富策划，并派人携带他们编造的所谓《右倾翻案风在湖南的具体表现》等材料去北京，由金祖敏转交给“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活动据点迟群处。在他们编造的材料中，诬告省委领导干部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正在窥测方向”，“从失败中研究对付的策略和手法”。
+
+　　5. 煽动邵阳、株洲等地同伙制造动乱，配合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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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2月，胡勇对其在邵阳的同伙谢智峰、肖茂盛等人煽动说：“我们不光是意识形态上搞赢，意识形态上搞赢等于零，我们要在组织路线上搞赢”。同年3月，胡勇与唐忠富将邵阳的胡求生、肖茂盛等人召来长沙，由唐忠富传播了江青对十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的谈话后，胡勇接着大肆煽动说，张平化是个典型的两面派，你们要抓住省委对“邵阳市委一锅端，地委大改组”和“田心经验”问题进行揭批，把运动搞起来，“来一个邵阳促长沙，长沙、邵阳带全省”。
+
+　　同年6月20日，胡勇、叶卫东带领一伙窜到株洲召开会议，胡勇在会上与叶卫东一唱一和地说：“我们今天是来煽风点火的”，“你们株洲的几个头头腰杆子不硬，我们是送钙片打钙针的”，“你们要层层点火，处处冒烟，烧得走资派团团转”。
+
+　　6. 1976年8月，胡勇与唐忠富、张厚策划，要建立由他们帮派控制的民兵武装力量。于8月23日朱香桂等在胡勇的指使下纠集一百多人，冲进长沙市民兵指挥部，强占办公室，撬烂桌锁，抢走公章，封了武器库等，并发表《声明》，公开夺权。
+
+　　7. 借省、市总工会名议，多次召开大会，策划大乱全省，妄图乱中夺权。
+
+　　1976年5月25日和6月4日，胡勇和唐忠富、叶卫东等人，强行在省委礼堂召开所谓“促转弯子大会”。在他们发表的“公开信”和所谓“批判发言”中恶毒攻击省委领导人“走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干的是翻案算账的罪恶勾当”，“拼凑翻案复辟势力，组织还乡团”，“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成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并扬言要同省委主要负责人“��决斗争到底”。6月4日大会还组织了230多辆汽车上街，进行反动宣传。
+
+　　在两次大会后，胡勇还召集各地、市来的同伙专门开会，按照江青的腔调鼓动他们要“做过河卒子，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在胡勇等人的煽动下，邵阳、黔阳、衡阳等一些地区不断发生抢夺公章、冲击党委、围攻揪斗领导干部等事件。
+
+　　胡勇与唐忠富、叶卫东等人，还多次密谋策划10月11日在省委院内再次召开大会。在10月3日的策划会上，胡勇还提出，开完会就到省委去办公，把权夺回来，后因“四人帮”被粉碎，阴谋才未得逞。
+
+　　8. 1976年10月14日，胡勇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后，先后三次召集同伙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胡勇在会上大肆煽动、攻击说：“这是右的势力上了台，是右派政变”，“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并叫嚣“要顶住，不要当投降派”，会上他们还议论了“要做好拉出去打游击的准备”，要“捆紧把子”，“要注意上海、辽宁的动向”等等。
+
+　　二、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
+
+　　1. 文化大革命初期，胡勇为了抢班夺权，就极力鼓吹：“拳头里面出政权”，大肆煽动打砸抢，并对抵制他阴谋活动的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迫害。仅1967年元月至11月，遭到胡勇残酷迫害和打伤、打残的干部和群众，现已查证落实的有刘孝安、王明江、王德文、赵少锦、陈绍祺、刘虞、吴耐先、杨德华等8人。如1967年元月，胡勇诬陷本厂著名的省劳动模范刘孝安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湖南最大的工贼、大土匪、假标兵”，并亲自带队把刘孝安押到长沙、湘潭、易家湾等地游斗，进行残酷迫害。1967年5月5日，胡勇为了支持同伙控制“汽电”厂的民兵武器，遭到厂武装部副部长王德文的拒绝时，胡勇等人将王拳打脚踢，当即昏倒在地，右第五肋骨被打断，造成终身残疾。1967年6月，胡勇为了迫害本厂代理党委书记王明江，用木棒将王的右髌骨打成骨折，造成终身残废。
+
+　　三、策划、指挥武斗，制造流血事件
+
+　　1. 1967年8月，长沙“工联直属兵团”与“东方红总部”两个群众组织为汽车发生争执，胡勇乘机挑起事端，煽动武斗。8月21日下午，胡勇乘“工联”在曙光电子管厂召开常委扩大会之机，大肆煽动说：“东方红总部确实欺人太甚，这样下去，会坐在我们头上拉屎，不打，我们今后站不住脚。要打，就大打，把‘东方红总部’给我端掉。”并当即决定从“工联直属兵团”和建湘瓷厂、新华印刷厂等单位调集武装人员，集中枪支弹药和汽车，指派周国强、周迪凡等人带队，对东方红总部“实行武力围攻”，胡勇坐镇“汽电”亲自指挥。在发生武斗的当天晚上，省革筹小组和四十七军的领导同志多次打电话给胡勇，要他停止武斗，并多次派人前去制止，但胡勇置之不理，继续增调武斗人员和武器弹药组织攻打。结果造成死亡24人，烧毁湘绣大楼，损失国家财产58万多元的重大事件。
+
+　　综上所述，胡勇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组织策动帮派势力大乱湖南，阴谋篡夺我省领导权；策划指挥武斗，造成严重流血事件；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2条，第101条，第102条第二款的规定，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特向你院提起公诉，请依法审判。
+
+　　此致
+
+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
+　　 检察员　肖景佳检察员　朱洪规检察员　孙惠1982年4月29日
+
+##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82）刑一字第23号
+
+　　公诉人：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肖景佳、朱洪规、孙惠。
+
+　　被告人胡勇，原名胡世满，男，现年45岁，汉族，初中文化，湖南省湘潭市人。原任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总工会副主任，中共湖南省委候补委员，中共长沙汽车电器厂党委副书记等职。现在押。
+
+　　辩护人：律师易延礼。
+
+　　被告人胡勇，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由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82年5月17日至5月22日在长沙市依法进行了公开审理。现查明：
+
+　　被告人胡勇，阴谋颠覆政府，图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1974年2月，胡勇与唐忠富等人在湖南宾馆策划进省委领导班子的名单，密谋由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孙云英等当省委常委。2月底，胡勇与唐忠富、雷志忠共同策划组织专���班子，编写了《为革命造反派辩护》的反动传单，把抵制他们搞阴谋活动的领导干部诬蔑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右派”。并以“唐勇忠”的笔名铅印6千份散发，大造反革命舆论。同年6月，胡勇与唐忠富、雷志忠策划，对省委、省革委以及各部、委、办和大部分局的领导干部，进行摸底排队，为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作组织准备。1976年3月至6月胡勇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市总工会等处多次召集会议，提出：“现在夺权，只能靠钻、靠挤，挤进去一个，带进去一批”的反革命夺权策略。1976年3月，胡勇与唐忠富、雷志忠、许新宝等四人联名写诬告信，诬陷中共湖南省委及其领导干部“大量散布政治谣言，攻击和分裂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向革命群众”。并派人将诬告信送《人民日报》社鲁瑛转张春桥等人。同年6月中旬，胡勇又与唐忠富等策划，派人将他们编制的所谓《右倾翻案风在湖南的具体表现》等材料送北京，由金祖敏转交给“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活动据点迟群处，诬告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干部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正在窥测方向”，“从失败中研究对付的策略和手法”。8月，胡勇与唐忠富、张厚策划，提出要建立一支由他们帮派控制的民兵武装力量。8月23日指派朱香桂纠集一百多人，冲进长沙市民兵指挥部，公开夺了民兵指挥部的权。
+
+　　被告人胡勇为了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自1976年2月至10月还大肆进行反革命的宣传煽动。2月上旬，胡勇召集一些人在陈大为家开会，煽动说：“张平化是湖南右倾保守势力的精神支柱、刮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大树不倒、猢狲不散”。2月底，胡勇对肖茂盛等人说：“我们不光是意识形态上搞赢，我们还要在组织路线上搞赢。”同年3月，胡勇趁邵阳胡求生、肖茂盛等人前来长沙听唐忠富传达江青在十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上讲话之机，对他们煽动说：“张平化是个典型的两面派，你们要抓住省委对‘邵阳市委一锅端，地委大改组’和‘田心经验’问题进行揭批，来一个邵阳促长沙，长沙、邵阳带全省”。5月25日和6月4日，胡勇与唐忠富等人，不顾省委制止，在省委礼堂先后召开所谓“促转弯子”大会。6月4日大会还调动了两百多辆汽车，游行示威。攻击省委领导人“走的是复辟资本主义道路，干的是翻案算账的罪恶勾当”，扬言要同省委主要负责人“坚决斗争到底”。叫嚷，“要搞得张平化休想在湖南找到任何安定的绿洲”。这两次大会后，胡勇还召集各地、市来的人开会，鼓动他们要“做过河卒子，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在胡勇等人的煽动下，邵阳、黔阳、衡阳等一些地区不断发生冲击党委抢夺公章，围攻揪斗领导干部事件。6月20日，胡勇与叶卫东等人带领部分人窜到株洲，胡勇在文化宫召开的大会上煽动说：“你们株洲头头腰杆子不硬，我们是来送钙片、打钙针的”，“你们要层层点火，处处冒烟，烧得走资派团团转”。同年10月，胡勇又与唐忠富、叶卫东等人密谋策划，于10月11日在省委院内再次召开大会。胡勇提出：“开完会，就到省委去办公，把权夺过来。”由于“四人帮”被粉碎，其阴谋才未得逞。10月14日，胡勇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先后多次召集人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胡勇攻击说：“这是右的势力上了台”，“是右派政变”，“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叫嚣“要顶住，不要当投降派”。
+
+　　被告人胡勇策划、指挥武斗，制造流血事件。1967年8月下旬，被告人胡勇亲自策划和指挥了“解放路武斗事件”，造成死亡24人，损失国家财产58万多元的严重后果。
+
+　　“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告人胡勇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仅1967年元月至11月，遭到胡勇直接、间接迫害和打伤、打残的干部、群众有7人。1967年元月，胡勇等人诬陷本厂著名劳动模范刘孝安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湖南最大的工贼、大土匪、假标兵”，并将刘孝安押到长沙街头、湘潭等地游斗，进行迫害。1967年5月5日，胡勇等人为了控制“汽电”厂的民兵武器，遭到厂武装部副部长王德文的拒绝，竟对王拳打脚踢，将王的右胸第五肋骨打断，造成终身残疾。
+
+　　被告人胡勇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但被告人把自己的犯罪行为说成是犯错误，拒不认罪。
+
+　　本庭确认，被告人胡勇乘“文化大革命”动乱之机，��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制造、指挥武斗，迫害干部群众，图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杀人、伤人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第92条、第101条、第52条、第6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人胡勇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
+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
+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2日起10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
+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张迪平人民陪审员　谭海军人民陪审员　苏佑娣1982年5月31日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书记员　陈立珍
+
+##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
+## （82）刑二字第87号
+
+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胡勇，原名胡世满，男，45岁，初中文化，汉族，湘潭市人，原任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总工会副主任、中共湖南省委候补委员、长沙汽车电器厂党委副书记等职。现在押。
+
+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82年5月31日以（82）刑一字第2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胡勇犯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宣判后，胡勇不服，以“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有出入。没有推翻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不构成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杀人、伤人罪”等为由，向本院提出上诉。
+
+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查明：
+
+　　被告人胡勇，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进行反革命犯罪活动，阴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策划、指挥武斗，制造流血事件；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
+
+　　被告人胡勇阴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1974年2月，胡勇与唐忠富等人在湖南宾馆策划进省委领导班子，密谋由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孙云英等当省委常委。2月底，胡勇与唐忠富、雷志忠策划，组织专门班子，编写了《为革命造反派辩护》的反动传单，把抵制他们搞阴谋活动的领导干部和群众诬蔑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右派”，并以“唐勇忠”的笔名铅印6千份散发，大造反革命舆论。同年6月，胡勇与唐忠富、雷志忠策划，对省委和省革委的各部、委、办及大部分局的领导干部进行摸底排队，为夺权作组织准备。1976年2月上旬，胡勇召集一些人在陈大为家开会，胡在会上煽动说：“张平化是湖南右倾保守势力的精神支柱，刮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大树不倒，猢狲不散”。2月底，胡勇对到长沙向其汇报“邵阳情况”的肖茂盛等人说：“我们不光是在意识形态上搞赢，还要在组织路线上搞赢”。同年3月，胡勇趁邵阳胡求生、肖茂盛等人到长沙听唐忠富传达江青在十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上讲话之机，对他们煽动说：“张平化是个典型的两面派，你们要抓住省委对‘邵阳市委一锅端、地委大改组’和‘田心经验’问题进行揭批，来一个邵阳促长沙，长沙、邵阳带全省。”同月，胡勇与唐忠富、雷志忠、许新宝等四人联名写诬告信，诬告省委及其领导干部“大量散布政治谣言，攻击和分裂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向革命群众”，并派人将诬告信送《人民日报》社鲁瑛转张春桥等人。同年6月中旬，胡勇又与唐忠富等人策划，派人将他们编造的所谓《右倾翻案风在湖南的具体表现》等材料送北京，由金祖敏转交给“四人帮”的活动据点迟群处，诬告省委领导干部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1976年3月至6月，胡勇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市总工会等处多次召集的会议上，提出“现在夺权只能靠钻、靠挤，挤进去一个，带进去一批”的反革命夺权策略。同年5月25日和6月4日，胡勇与唐忠富等人不顾省委制止，在省委礼堂召开所谓“促转弯子”大会。6月4日的大会调动了二百多辆汽车游行示威。在两次大会给省委主要领导人的公开信和大批判发言中，攻击省委领导人“走的是复辟资本主义道路，干的是翻案算账的罪恶勾当”，扬言要同省委主要负责人“坚决斗争到底”，叫嚷“要搞得张平化休想在湖南找到任何安定的绿洲”。两次大会后，胡勇还召集各地、市来的人开会。鼓动他们“要做过河卒子，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在胡勇等人的煽动下，邵阳、衡阳、黔阳等地区不断发生冲击党委、抢夺公章、围攻揪斗领导干部的事件。同年6月20日，胡勇与叶卫东带领一伙人窜到株洲，召集基层工会头头在株洲文化宫开所谓座谈会，胡在会上煽动说：“你们株洲头头腰杆子不硬，我们是来送钙片、打钙针的”，“你们要层层点火，处处冒烟，烧得走资派团团转”。同年8月中旬，胡勇与唐忠富、张厚策划，妄图在长沙建立一支由他们帮派直接控制的武装力量。8月23日，胡勇指派朱香桂纠集一百多人，冲击长沙市民兵指挥部，公开夺了民兵指挥部的权。同年10月初，胡勇与唐忠富、叶卫东等人密谋策划，准备于10月11日在省委院内召开把斗争矛头指向省委主要领导的所谓联系实际狠批“三株大毒草”大会。胡勇提出，开完会就到省委去办公，阴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由于“四人帮”被粉碎，其阴谋才未得逞。1976年10月14日，胡勇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召集同伙唐忠富、张厚、胡求生等人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胡勇攻击说：“这是右的势力上了台”，“是右派政变”，“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叫嚣“要顶住，不要当投降派”。会上，还策划了“要做好拉出去打游击的准备”。会后，胡勇又几次秘密进行串连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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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人胡勇策划、指挥武斗，制造流血事件。1967年8月下旬，胡勇亲自策划、指挥了解放路武斗事件，造成死亡24人，损失国家财产58万多元的严重后果。
+
+　　被告人胡勇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1967年元月至11月，遭到胡勇直接、间接迫害和打伤、打残的干部、群众有7人。1967年元月，胡勇等人诬陷长沙汽车电器厂劳动模范刘孝安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湖南最大的工贼、大土匪、假标兵”，并将刘孝安押到长沙街头、湘潭等地游斗，进行迫害。1967年5月5日，胡勇等人为了控制长沙汽车电器厂的民兵武器，遭到厂武装部副部长王德文的拒绝，便对王拳打脚踢，将王右胸第五肋骨打断，造成终身残疾。
+
+　　本庭确认：被告人胡勇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大肆制造反革命舆论，组织策动帮派势力大乱湖南，阴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制造武斗流血事件，残酷迫害干部、群众。被告人胡勇的行为，无论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还是按照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都构成了犯罪。大量的书证、证人的证言及受害人的陈述，都充分证明被告人胡勇的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审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胡勇上诉提出“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有出入”和“不构成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杀人、伤人罪”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第92条、第101条、第52条、第64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一款的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裁定如下：
+
+　　驳回上诉，维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82）刑一字第23号判处被告人胡勇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的刑事判决。
+
+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
+
+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
+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长　贾凤楼代理审判员　曾飞隆代理审判员　谢海元1982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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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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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记员　王东辉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CCRD/0/8/18/000011.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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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忠富反革命案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及法院判决
+
+　　被告人唐忠富，男，现年四十八岁，河南省临汝县人，汉族，初小文化，一九四八年一月参加工作，曾任中南运输公司通讯员，长沙曙光电子管厂工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常委、省总工会主任、曙光电子管厂党委副书记。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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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人唐忠富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于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被依法逮捕。经湖南省公安厅侦查终结，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四日移交我院起诉。
+
+　　现审查查明，被告人唐忠富犯有下列罪行：
+
+## 一、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
+
+　　(一)一九七四年二月，唐忠富从北京回来后，向同伙大肆宣扬王洪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讲话，叫嚷“这次到北京把头上的角磨尖了，而且还淬了火，回湖南要摆它几下”。“要依靠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同走资派作斗争。”同时，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等人在湖南宾馆策划，由雷志忠负责组织写作班子，编写了《为革命造反派辩护》的反动传单，以“唐勇忠”名义铅印散发了六千份。诬蔑抵制他们阴谋活动的领导干部是“敌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右派。”狂叫要“把他们的权再夺回来。即算‘解放’了，也要再打倒，要给他们戴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或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
+
+　　(二)一九七四年二月，唐忠富与胡勇、张厚等人在湖南宾馆策划进省委常委班子的名单，密谋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孙云英等为省委常委。同年三月，唐忠富还叫嚣：关键要解决省委领导班子问题，“要解决亮相干部和造反派掌权问题。”同年六月，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策划，要陈大为对省委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和省计委、工交办、农村办、财贸办及大部分局的领导干部进行摸底排队，区分造反派和非造反派，为他们一伙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作组织准备。
+
+　　(三)一九七六年三月，唐忠富在北京听了江青在十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上诬陷一大批领导干部的讲话，回湖南后大肆传播，并说：“我这回心中有数了。”一再表示学习江青“做过河卒子，死不回头”。随后，唐忠富与胡勇、叶卫东、雷志忠等人策划，借省、市总工会的名义，于五月二十五日和六月四日，强行在省委机关大院内召开了有邵阳等地、市来人参加的所谓“促转弯子”万人大会，在他们发表的公开信和所谓批判发言中，诬陷省委领导干部“走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干的是翻案算账的罪恶勾当”，“拼凑翻案复辟势力，组织还乡团”，“把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变成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狂叫要同省委负责人“坚决斗争到底”。“六．四”大会后，并组织了二百三十辆汽车上街，进行反动宣传。他们还策划十月十一日再在省委大院召开类似的大会。因“四人帮”被粉碎，阴谋才未得逞。唐忠富还煽动来参加“六．四”大会的一些地、市帮派头目与各级党委“对着干”。并说：“你们要根据本地区情况大胆斗”，“把顽固分子的威风打下去”。在唐忠富等人的煽动下，致使邵阳、衡阳、黔阳等一些地区不断发生抢夺公章、冲击党委、围攻揪斗领导干部等事件。
+
+　　(四)积极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省委负责人，一九七六年三月，鲁瑛在王洪文、姚文元的指使下，派《人民日报》记者部主任李千峰到湖南，收集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的材料。三月二十二日，唐忠富向李千峰积极提供情况，诬陷湖南右倾翻案风严重，“执行邓的东西”，“整班子，批派性”把“新干部”搞下去了，并要李千峰写信给鲁瑛，要求鲁瑛转递诬陷省委负责人的材料。随后，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许新宝四人联名写诬告信，寄给鲁瑛，信中诬陷省委负责人“大量散布政治谣言，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甚至把谣言直接造到毛主席的头上”。“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向革命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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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中旬，唐忠富与胡勇策划，指派刘正良等三人去北京直接找全国总工会筹备组负责人金祖敏，由金祖敏把他们编造的《右倾翻案风在湖南的具体表现》等材料转给了“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活动据点的迟群，诬陷省委领导干部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正在窥测方向”，“从失败中研究对付的策略和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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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唐忠富与胡勇、叶卫东，雷志忠等人在长沙市总工会策划，阴谋逼迫省委召开省革委全会，解决所谓“组织路线问题”。五月三日，唐忠富与叶卫等人在省总工会部署，确定由叶卫东和雷志忠带领当时的部分省革委委员，找省委领导干部纠缠。唐忠富煽动说：? “要斗字当头，撕下脸皮”，“下定决心，解决组织路线”，“要行使权力”，“你们去找省委，我在省委内配合你们”，“只有内外配合起来了，斗争才有力量”。五月五日和十二日，叶卫东和雷志忠即带领一些人，两次冲击省委，围攻省委领导干部，扬言如果不答应在五月二十日以前召开全会，就不出省委机关。由于省委坚决反对，其阴谋未逞。
+
+　　(六)一九七六年六月底、七月初，唐忠富与雷志忠等人在长沙市总工会策划，要叶卫东等人召开省市机关干部座谈会，搜集打倒省委主要领导干部的材料，唐忠富对刘正良、焦佩伟等人说：“把张平化的问题搞一个系统材料，用评他讲话的形式向群众公开”，文章要“按打倒的调子写”。在唐的授意下，先后写出了五篇“评张平化六．二一讲话”，已铅印散发了“一评”。这些反动文章诬陷我省党政军领导干部张平化、张立宪、万达、于明涛等人为“党内走资派”，“蓄谋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煽动复辟派反扑”，“其实质就是复辟派专了革命派的政，右派专左派的政，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犯下了新的罪行”。〔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
+　　七月二十四日，唐忠富窜到长沙市委、市革委扩大会议上，揭所谓张平化的老底，说：“张平化在各个关键时刻，都与毛主席的路线唱对台戏，我们要下决心同他斗争到底。”并赌咒发誓“不打倒张平化我不姓唐”。
+
+　　(七)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唐忠富亲自率领雷志忠、胡求生等七人，窜到北京，进行阴谋活动。唐忠富多次对同去的人说：“这次来北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张平化”，“解决湖南的领导班子问题”。“让张平化主持湖南工作是不行的，对张平化就是要打倒，打不倒也要赶跑。”唐忠富在准备的所谓“汇报提纲”中，诬陷省委及其负责人“顽固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修正主义组织路线”，“支持纵容打砸抢”，“大造反革命舆论”。同时，唐忠富还指使胡勇、张厚等人在湖南大乱，说：“你们在家闹得越大，我就在这里越坐得住。”
+
+　　（八月中旬，胡勇派陈克昌去北京同唐忠富密谋在长沙市建立一支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唐忠富说：“关键是民兵指挥部的领导权”。“去年把我们的人赶出未了，现在可以把赶出来的人再组织起来开进去，把领导权夺过来。”唐忠富为此写了信给张厚和胡勇。八月二十三日上午，朱香桂在胡勇的指使下，组织一百多人，冲进长沙市民兵指挥部，强占办公室，封了文件箱、武器、装备仓库，抢夺公章六颗，发表“严正声明”，宣布夺权。）
+
+　　(八)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唐忠富与胡勇、张厚、雷志忠、胡求生等人于十月十四日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唐忠富攻击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右派政变”，会上策划了“要分别找一些头头通气，要捆紧把子。”还议论过准备“上山打游击”。会后，唐忠富找叶卫东秘密串连，告知了会议的内容。
+
+## 二、策划指挥镇压群众
+
+　　(九)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九日，邵阳一些群众来省上访，在长沙街头写了“打倒工团主义”，? “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等标语，唐忠富诬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并与张厚、雷志忠策划调了民兵把邵阳上访群众围在省委大院，当晚，省委负责人亲自找唐忠富做工作，明确表示：人不能抓，民兵不能调，问题由省委处理。唐忠富对抗省委指示，二十日清晨，又伙同张厚增调了民兵共达一千多人。唐忠富气势汹汹地说：“省委不抓我抓，大不了我这个中央委员不当了。”随后唐忠富与张厚、雷志忠亲自部署指挥，制造了打伤二十一人(其中重伤三人)的流血事件。
+
+　　综上所述，被告人唐忠富乘“文化大革命”之机，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诬陷我省党政领导干部，镇压群众，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使我省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了严重损失，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和第一百三十八条，犯有颠覆政府罪、反革命伤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告陷害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特向你院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
+　　此致
+
+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
+　　 检察员 钟时霞 陈贤吉 刘海涛
+
+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日
+
+##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82)刑一字第26号
+
+　　公诉人：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阮检察员钟时霞、陈贤吉、刘海涛。
+
+　　被告人：唐忠富，男，现年四十八岁，河南省临汝县人，汉族，初中文化，原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常委，省总工会主任，曙光电子管厂党委副书记，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现在押。
+
+　　辩护人：长沙市法律顾问处律师马友山。
+
+　　被告人唐忠富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由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依法进行了公开审理。现查明：
+
+　　被告人唐忠富，积极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一九七四年二月，唐忠富从北京回来后，大肆宣扬王洪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反动讲话，叫嚷“这次到北京把头上的角磨尖了，而且还淬了火，回湖南要摆它几下”。同时，积极与胡勇、雷志忠等人策划，组织写作班子，以“唐勇忠”的笔名，编写《为革命造反派辩护》的反动传单，铅印散发。把抵制他们阴谋活动的领导干部和群众诬蔑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为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
+　　同年二月，唐忠富与胡勇、张厚等人在湖南宾馆策划进省委常委班子的名单，图谋由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孙云英为省委常委。
+
+　　同年六月，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策划，对省委、省革委大部分局以上领导干部进行摸底排队，为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作组织准备。
+
+　　一九七六年三月，唐忠富在北京，听了江青在十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上的反动讲话后，回湖南大肆传播，一再表示学习江青“做过河的卒子，死不回头”。同年四月底五月初唐忠富伙同胡勇、叶卫东、雷志忠等人策划，逼迫省委召开省革委全会。唐忠富煽动说：“要斗字当头”，“下定决心解决组织路线”，“我在省委内配合你们”。确定由叶卫东带领部分省革委委员两次冲击省委机关，围攻省委领导干部。五月二十五日和六月四日，唐忠富与胡勇、叶卫东等人，强行在省委机关院内召开万人大会。组织二百三十辆汽车游行，进行反动宣传，狂叫要同省委负责人“坚决斗争到底”，“搞得张平化休想在湖南找到任何安定的绿洲”。唐忠富还煽动来参加大会的一些地、市帮派头目与各级党委“对着干”，“要根据本地区情况大胆斗”，在唐忠富等人煽动下，致使邵阳、衡阳、黔阳等地区不断发生冲击党委、抢夺公章、围攻揪斗领导干部等事件。唐忠富等人还准备十月十一日再去省委大院召开大会，妄图把省委搞瘫痪，乱中夺权。
+
+　　一九七六年三月，唐忠富向王洪文、姚文元授意派出收集诬陷领导干部材料的《人民日报》记者李千锋，提供诬陷省委领导人的材料。随后，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许新宝四人联名写诬告湖南省委领导干部的信寄给鲁瑛。唐忠富惟恐阴谋不能得逞，又与胡勇策划，派人直接到北京找金祖敏，由金祖敏把他们编造的“右倾翻案风在湖南的具体表现”等诬陷材料，转给“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活动据点迟群处。诬陷省委领导干部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大量散布政治谣言，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
+　　一九七六年六月底，唐忠富与雷志忠等人在长沙市总工会策划，召开省、市机关干部座谈会收集打倒省委主要领导干部的材料。唐忠富说：“把张平化的问题搞一个系统材料，按打倒的调子写”。在唐的授意下，先后写了五篇“评张平化六．二一讲话”，攻击诬陷张平化等党政军领导干部为“党内走资派”，“蓄谋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煽动复辟派反扑”。
+
+　　七月二十四日，唐忠富在长沙市委、市革委扩大会上，赌咒发誓“不打倒张平化我不姓唐”。
+
+　　七月二十六日，唐忠富率领雷志忠、胡求生等七人，窜到北京进行阴谋活动，在研究汇报提纲时，唐忠富说：“这次来北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张平化”，“解决湖南的领导班子问题”。为了上下配合，唐忠富还指使胡勇、张厚等人大乱湖南，对中央施加压力，把省委搞瘫痪。
+
+　　八月中旬，胡勇派人去北京同唐忠富密谋在长沙建立一支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唐忠富指使说：? “关键是民兵指挥部的领导权”，“要把领导权夺过来”。胡勇根据唐忠富的授意，指使朱香桂组织一百多人，于八月二十三日冲进长沙市民兵指挥部，强占办公室，封了武器装备仓库，抢夺公章，发表声明，夺了民兵指挥部的权。
+
+　　同年十月十四日，唐忠富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即与胡勇等人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唐忠富攻击诬蔑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为“右派政变”，策划“要分别找一些头头串连通气，捆紧把子”，妄图负隅顽抗。
+
+　　被告人唐忠富策划指挥镇压群众，造成流血事件。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九日，邵阳上访群众在长沙街头写了“打倒工团主义”，“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等标语。唐忠富诬蔑为“反革命事件”，不听省委劝阻，伙同张厚私调民兵围攻，并气势汹汹地说：“省委不抓我抓，大不了我这个中央委员不当了。”二十日，又与张厚增调民兵共达一千多人，亲自部署指挥，围攻邵阳上访群众，造成了打伤二十一人，其中重伤三人的严重后果。
+
+　　被告人唐忠富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被告人唐忠富被逮捕后，尚能交代自己的罪行，有悔改的表现。
+
+　　本庭确认，被告人唐忠富乘“文化大革命”动乱之机，积极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反革命舆论，诬陷我省党政领导干部，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指挥镇压群众，制造流血事件，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伤人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人唐忠富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
+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
+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
+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
+　　 审判长 杨德良
+
+　　 人民陪审员 盖杰
+
+　　 人民陪审员 朱友东
+
+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书记员 黄鸣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CCRD/0/8/18/000012.txt

@@ -0,0 +1,5 @@
+#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省高级人民法院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刘结挺、张西挺反革命案件的检察起诉和审判情况
+
+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昨（13）日下午举行全体会议。……会上，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善搏作了关于对刘结挺、张西挺反革命案的检察起诉工作情况的书面报告，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子英作了关于审判刘结挺、张西挺反革命案件情况的书面报告。报告说：今年3月6日至3月20日，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刘结挺、张西挺进行了公开审判，确认刘、张两犯乘“文化大革命”动乱之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根据刘、张的犯罪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各自应负的罪责，按照刑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刘结挺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处张西挺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宣判后，刘、张两犯不服，以“认识问题”，“是错误”，“不是犯罪”为理由，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确认，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刘、张两犯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刘结挺、张西挺上诉无理，予以驳回，维持原判。现已交付公安机关执行。至于邓兴国、黄廉、周家喻反革命案，在审判刘、张两犯之前，已由成都、重庆两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分别进行了公开审判。判处邓兴国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处黄廉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处周家喻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
+　　（1982年5月14日《四川日报》）

CCRD/0/8/18/000013.txt

@@ -0,0 +1,113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关于胡萍资敌案的法庭文件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起诉书
+
+## （1982）军检诉字第2号
+
+　　被告人胡萍，男，58岁，山东省乳山县人，逮捕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在押。
+
+　　被告胡萍为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提供飞机一案，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侦查终结，于1981年9月5日移送本院审查起诉。经本院审查确认，胡萍犯有下列罪行：
+
+　　一、为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提供飞机
+
+　　1971年9月8日晚9时40分，在西郊机场候机室，林立果、周宇驰找胡萍密谈，给胡萍看了林彪9月8日下达的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要胡萍准备两架飞机。随后，胡萍找航空兵第三十四师副政委潘景寅等人作了安排，为林彪准备了三叉戟256号和伊尔十八703号两架飞机，并选配了机组成员。
+
+　　9月12日，林彪反革命集团谋害毛泽东主席的阴谋破产后，策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下午四时半，周宇驰在北京西郊机场秘密据点，找胡萍密谋，再调6架飞机去广州，并要胡萍于13日七时半和他乘伊尔十八飞机先去山海关，尔后改乘三叉戟256号专机同林彪一起飞往广州。12日晚9时许，在西郊机场候机室，胡萍先后找人做了具体安排，确定了三叉戟254号、伊尔十八902号、安十二231号、安二十四024号和云雀直升飞机2架，定了机组主要成员，并以“训练”为名向西郊场站航行调度室申请了假航线。
+
+　　二、为林彪秘密调三叉戟256号专机去山海关，当中央追查时，编造谎言，同时向周宇驰通风报信
+
+　　1971年9月12日晚7时38分，胡萍按照周宇驰当天下午的指使，秘密将为林彪准备的三叉戟256号专机调往山海关机场，为掩盖阴谋，将256号专机谎报为一般客机252号。晚10时许，周恩来总理责成吴法宪追查256号专机突然去山海关的行动，并指示“飞机要调回来”，胡萍一面谎报256号专机去山海关机场是“飞行训练”，并伪称“飞机发动机有故障”。一面给在山海关机场三叉戟256号专机的机长潘景寅打电话，指使潘“如果吴法宪问你这架飞机为什么不回来，你就说飞机发动机有故障”。同时将周恩来总理追查飞机的情况密告周宇驰，以此对抗中央，拒不执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为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于13日零点32分乘三叉戟256号飞机叛国外逃提供了条件。
+
+　　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
+　　被告胡萍为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提供飞机，造成了严重后果，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7条第二款，已构成资敌罪。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特提起公诉，请依法惩处。
+
+　　此致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
+
+　　 检察员　阚国富韩鹤1982年2月8日
+
+## 公诉词
+
+## 阚国富　韩鹤
+
+## 1982.02.26
+
+　　（审判长、审判员、陪审员：）
+
+　　被告人胡萍资敌一案，经过法庭调查，审问了被告人，出示了书证，宣读了证人的证言，大量的事实充分证明，我院起诉书中所列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认定被告犯资敌罪是完全正确的。
+
+　　现在，我就被告所犯罪行的性质，走上犯罪道路的根源，以及犯罪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和应负的法律责任，发表如下意见：
+
+　　一、被告胡萍为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提供飞机的行为，是故意犯罪
+
+　　法庭调查的大量事实说明，被告的犯罪活动，是在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林立果、周宇驰直接指使下进行的一种故意犯罪行为。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被告给林彪反革命集团提供8架飞机的过程中和对待中央追查三叉戟256号飞机问题的行为上。
+
+　　1971年9月8日，林彪下达了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林立果于当晚乘三叉戟飞机从北戴河潜回北京，下飞机后就在西郊机场候机室和周宇驰找被告密谈，林立果说：“现在上面情况很复杂，毛主席在外地病得很重，连痰都咳不出来。林彪确定离开北戴河，保卫首长（指林彪）的安全是件大事，首长非常信任参谋长（指胡萍），请参谋长在这关键时刻，保卫首长的安全。”接着拿出林彪的亲笔手令给被告看，并强调说：“这是首长的命令，事关重大。”并要被告立即准备两架飞机。接着，林立果讲了历史上夺权与反夺权的问题。当时胡萍插话说：“要夺权只有两个常委，其他谁敢？”通过上述反革命密谋活动，被告已感到问题严重，精神紧张。���他还是主动地找潘景寅、安××于当晚为林彪秘密安排了三叉戟256号和伊尔十八703号两架飞机，并选配了机组成员。事实说明，被告当时已意识到这次给林彪派飞机，是直接关系到夺权与反夺权的问题，他对这场斗争的严重性是清楚的，对林立果、周宇驰的这些阴谋活动是言听计从的。
+
+　　9月12日中午，毛泽东主席回到北京。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谋害在巡视途中的毛泽东主席的阴谋破产后，便准备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下午四时半，周宇驰又找被告密谋，要被告增调6架飞机去广州，并要被告13日晨和他一起乘伊尔十八飞机先去山海关，尔后改乘256号三叉戟和林彪一起去广州。被告都一一作了布置和安排。法庭调查的事实证明，被告在两次给林彪反革命集团提供8架飞机时，采取了许多阴谋手段。一是对这样一次大的机群活动，对上不请示，不报告，对下背着航空兵第三十四师主要领导和机关，私下找几个人秘密安排，完全违反了专机派遣规定。二是改变飞机号码，把三叉戟256号改成252号。三是设计假航线，把去广州的飞机航线，设计申报为北到郑家屯，东到上海，南到长沙、武汉，故意避开广州。被告搞了20多年专机工作，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作任务安排，正式组织系统没有布置；作训练安排，这么多飞机一下子都到广州，没这个先例，不用说是实现这个阴谋计划，就是这样仓促地申请计划都可能被察觉，所以，他采取了瞒天过海、偷梁换柱的手法，以掩人耳目。这些阴谋诡计都是被告自己想出来的，而且每一步都经过了深思熟虑。他的这些做法不但从空军执行专机任务的规定来说是绝对不准许的，就是从航空兵第三十四师执行接送林彪的惯例看，这样做，也是没有先例的。经查自建国以来到“九·一三”事件前，林彪共乘坐三十四师的专机37次，每次都是按照专机的规定给予保证，是哪架飞机就是哪架飞机，去什么地方，航线就申请到什么地方。被告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这次给林彪派飞机和以往有四点不同：一是以往派飞机从来没拿过手令；二是以往派飞机没有改变过飞机号码，没设计过假航线；三是以往派飞机从来没讲到中央斗争复杂和夺权与反夺权的问题；四是以往不管谁坐飞机，对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周恩来总理是不保密的，也没有说过假话。上述这些事实充分证明，被告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给林彪反革命集团提供飞机的行为，是故意犯罪。
+
+　　9月12日晚，中央察觉了林彪的阴谋，周恩来总理责成吴法宪追查三叉戟256号专机突然去山海关的情况，并指示飞机要调回来。中央的这一决定，一下子打乱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南逃广州的部署，他们完全慌了手脚。在这关键时刻，如果被告不是死心塌地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效力，对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追查三叉戟256号飞机这样一个十分严肃而重大的问题，就应该如实地向总理报告，而被告却编造谎言，欺骗总理。三叉戟256号专机，明明是他亲自安排为林彪调去的，却推说不知道，说可能是飞行训练。总理指示飞机要调回来，被告又伪称飞机发动机有故障，拒不执行总理指示，并给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专机机长潘景寅打电话，告诉潘“如果吴法宪问你飞机为什么不回来，你就说飞机发动机有故障”，进一步对抗中央。这就是被告当时对中央追查飞机的所作所为！不仅如此，被告得知周总理追查飞机的情况后，立即打电话告诉了周宇驰，并两次派专人给周宇驰通风报信。周宇驰接到被告的密报后，马上打电话告诉在北戴河的林立果、林彪。随后，周宇驰即策动劫持直升飞机跟随林彪叛逃。被告的这些行为的反革命性质不是十分明显吗？！从上述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被告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派飞机和在中央追查三叉戟256号飞机问题时的犯罪行为，完全是直接故意。
+
+　　二、被告胡萍走上犯罪道路决不是偶然的，是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发展，积极投告林彪的必然结果
+
+　　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推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了实现这个反革命目的，必然要纠合一些在关键时刻能为他们反革命阴谋直接效力的人。林彪一伙看上了被告，并要利用他搞专机工作的条件，因此，对他实行小恩小惠拉拢引诱。被告由于长期怀有个人野心，总想找靠山向上爬，就借机百般讨好林彪一家。这样，林彪越拉，被告就越跟越紧，越陷越深。
+
+　　林彪为了拉被告，又是接见，又是照相，又是送东西。为表示关心，把被告一��请到林家作客。
+
+　　1971年4月，被告因病住院，林彪、叶群先后派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去医院看望十一次之多，每次去都要转达林彪、叶群对被告的问候。被告对林彪一伙感恩戴德，因此，对他们交办的事情唯命是从，竭力卖命。不仅对他们坐飞机给予特殊关照，就是对林彪、叶群日常吃的、用的也极力筹办。林彪、叶群喜欢吃什么水果，都按时送到。为了讨好叶群，被告花公款几千元港币托人从香港给叶群买了防止肥胖和掉头发的药。上述事实说明，林彪和被告之间的关系，已完全超出了正常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
+　　被告不仅对林彪、叶群积极追随，就是对反革命分子林立果、周宇驰也是百般讨好。为了林立果的需要，被告亲自在西郊机场选点为林立果改建了秘密活动据点。林立果利用这个据点进行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动。仅1971年9月8日至11日，林立果、周宇驰就利用这个据点先后四次召集江腾蛟、王飞、鲁珉、关光烈和“小舰队”成员，具体策划部署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主席，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的罪恶活动。
+
+　　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加紧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周宇驰要学习驾驶直升飞机。被告和王飞私下商定，擅自批准年过四十的周宇驰学开直升飞机，并积极安排飞行教员和地面保障人员，亲自审查飞行计划，致使周宇驰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突击训练了184小时，1980个起落，除完成了云雀直升飞机昼夜间科目外，还飞了航空兵第三十四师许多飞行干部都没有飞过的特殊科目，如小面积盘旋，空中快停，水上浮筒，夜间无灯着陆等。1971年7月至9月，周宇驰就以训练作掩护，驾驶直升飞机先后到南昌、庐山、井冈山、广州、郑州、洛阳、开封等地进行阴谋活动，还多次飞行于北京、北戴河之间，给林彪递送情报。
+
+　　上述这些事实说明，林彪反革命集团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采取种种手段拉拢被告。那么被告为什么一拉就上，他的动机是什么？用被告自己的话讲：“林彪的地位，对我这个具有严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能靠上林彪这棵大树，那是求之不得的，于是我就千方百计地巴结他们，讨好他们，表示对他们的忠心，换取他们的信任。”被告的这段供述，充分暴露了他走上犯罪道路的内心起因。也正因为如此，被告才深得林彪一家的赏识。林立果多次对被告说：“你对首长（指林彪）有感情，首长和主任（指叶群）非常信任你。”被告听了这些话洋洋得意，多次声称把根子扎到林彪这里算扎正了。结果根子越扎越深，最后难以自拔。
+
+　　三、被告胡萍犯罪行为造成的严重后果和应负的法律责任
+
+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严重地危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和统一，给我们国家建设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我们的国家将陷入封建法西斯的血腥恐怖统治之中，人民要遭受深重的灾难，我国的历史将出现一个大倒退。就在这样一场政变与反政变，分裂与反分裂的殊死搏斗中，被告在林立果、周宇驰指使下，为他们的阴谋活动积极提供飞机。如果被告不给他们提供飞机，不百般造假对抗中央，林彪叛逃就不可能得逞。
+
+　　审判长、审判员、陪审员：
+
+　　这些事实表明，被告胡萍的犯罪行为，主观上是故意的，客观上已造成严重后果，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7条第二款，已构成资敌罪。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请依法惩处。
+
+　　被告胡萍在被审查过程中，能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对所犯罪行有一定认识，并表示悔改、愿意接受法律对他的惩处。这些情况，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刑事判决书
+
+## （1982）刑字第2号
+
+　　公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检察员阚国富、韩鹤。
+
+　　被告人：胡萍，男，汉族，现年58岁，山东省乳山县人，1940年2月入伍，原任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1971年9月13日被隔离审查，1980年7月29日被逮捕。现在押。
+
+　　被告人胡萍资敌一案，由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82年2月26日在本院法庭依法进行了公开审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检察员阚国富、韩鹏出庭支持公诉。经审理查明：
+
+　　1971年9月8日晚9时40分，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林立果、周宇驰找胡萍在北京西郊机场候机室密谈，给胡萍看了林彪9月8日下达的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传达的命令办”，要胡萍准备两架飞机。随后，胡萍找7196部队副政委潘景寅等人作了安排，为林彪准备了三叉戟256号和伊尔十八703号两架飞机，并选配了机组成员。
+
+　　9月12日，林彪反革命集团谋害毛泽东主席的阴谋破产后，策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当天下午四时半，周宇驰又在北京西郊机场秘密据点，找胡萍密谋，再调6架飞机去广州，并要胡萍于13日七时半和他乘伊尔十八飞机先去山海关，尔后改乘三叉戟256号专机同林彪一起飞往广州。晚7时38分，胡萍按照周宇驰的旨意，秘密将为林彪准备的三叉戟256号专机调往山海关机场。为掩盖阴谋，将256号专机谎报为一般客机252号。晚9时许，胡萍在北京西郊机场候机室，先后找人对去广州的6架飞机做了具体安排，确定了三叉戟254号，伊尔十八902号，安十二231号，安二十四024号和云雀直升飞机两架，定了机组主要成员，并以“训练”为名向西郊场站航行调度室申请了假航线。晚10时许，周恩来总理责成吴法宪追查256号专机突然去山海关的行动，并指示“飞机要调回来”。胡萍一面谎报256号专机去山海关机场是“飞行训练”，并伪称“飞机发动机有故障”；一面给在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256号专机机长潘景寅打电话说，“如果吴法宪问你这架飞机为什么不回来，你就说飞机发动机有故障”。同时，将周恩来总理追查飞机的情况密告周宇驰。以此对抗和欺骗周恩来总理，为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于13日0点32分乘三叉戟256号飞机叛国外逃提供了条件。
+
+　　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人亦供认。
+
+　　被告人胡萍为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提供飞机，造成了严重后果，已构成资敌罪。本院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7条第2款和第52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
+　　一、判处资敌犯胡萍有期徒刑11年。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扣除判决执行前的羁押期，至1982年9月12日止。
+
+　　二、剥夺其政治权利3年。
+
+　　三、剥夺其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
+
+　　如不服本判决，可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10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
+　　 审判长　姚祖恩审判员　梁有成军人陪审员　刘玉荣军人陪审员　王克东军人陪审员　涂序凑
+
+　　 1982年2月26日
+
+　　（此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书记员　郭庆春
+
+　　 1982年3月1日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CCRD/0/8/18/000014.txt

@@ -0,0 +1,41 @@
+# 两案内不属中央管理的干部判刑和拟判刑人员登记表 -- 戈志盛
+
+　　<中共呼和浩特市委>
+
+　　戈志盛，男，40岁，行政23级，中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河北省魏县人，汉族。1956年7月入党，1960年入伍。文化大革命前任内蒙古师范学院人事处干事，文化大革命中，任内蒙革筹小组组织副组长，呼市革委副主任。捕前系呼市委常委、革委副主任（已撤职）
+
+## 主要罪行
+
+　　一、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代表帮派利益，参与了一系列制造混乱，篡党夺权阴谋活动。在内蒙“二月逆流”期间参与了指挥师院坚守大楼，成立造反联络总部作为《东纵》代表是总部负责人之一，总部搞的庆祝《八条》游行，内蒙党委“5·10”事件和冲击河西公司，以及担任呼市地区“群专”总指挥期间，使一些干部群众蒙冤受害，戈志盛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
+　　戈志盛身为市委常委、副主任，从1973年底就同郝广德等人狼狈为奸，再次勾结继续阴谋活动。他是“218”的重要成员，先后参加重要活动十多次，他参与了抢占“218”办公室，冲击内蒙机关党委，泡制诬陷内蒙党委领导同志的电报，他大肆鼓吹“颠倒论”，“拆台论”，“造反派掌权论”，煽动帮派势力，破坏正常秩序，“218”被迫解散后，戈仍坚持活动，制造篡党夺权的舆论。
+
+　　二、积极组织和支持呼市地区帮派“呼市革命群众”，“和市革命工人”，“主力军”的活动，成为“218”在呼市地区活动的主要力量。先后召开20多次会议，在策划夺权的阴谋活动中，戈志盛以领导者的身份亲临指示，鼓吹反复辟，反倒退，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造反派就是要掌权。
+
+　　三、制造事端，扩大事态，里通山头，破坏党的领导。戈志盛参与策划了呼市“三个半天汇报会”，“311事件”，“政委会”期间的帮派活动以及在内蒙党委的围攻静坐等事件。戈志盛凭借窃取的权力，公然把工作会议笔记供给帮派使用；他违背市委决定把批林批孔大会领导权，交给帮派改变会议方向，围攻了市委领导，变成帮派闹事的场所，他还向帮派透露市委研究的情况，指挥帮派冲击常委会议。
+
+## 问题性质：
+
+　　帮派骨干
+
+## 认罪态度：
+
+　　交代检查态度尚好。
+
+## 处理意见：
+
+　　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下放劳动，以观后效。
+
+## 清查中受审人员属自治区党委管理的干部已受和拟受党纪、政纪、军纪处分人员登记表
+
+## 审查单位：　　　　　　　　　　　　　　　　　　　　　　　 案别：
+
+　　
+
+　　   姓名 戈志盛 性别 男 年龄 40 级别 23   家庭出身 中农 本人 成份 学生 籍贯 河北省魏县 民族 汉   入党时间 1956.7 职 务 文化革命前 内蒙古师范学院人事处干事   文化革命中 内蒙革筹小组组织副组长、呼市革委副主任   入伍时间 1960. 现在 呼市委常委、常委副主任（已撤职）   主要错误 一、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代表帮派利益，参与了一系列制造混乱，篡党夺权阴谋活动。在内蒙“二月逆流”期间参与了指挥师院坚守大楼；成立造反联络总部作为“东纵”代表是总部负责人之一；总部搞的庆祝《八条》游行、内蒙党委“5·10”事件和冲击河西公司，以及兼任呼市地区“群专”总指挥期间，使一些干部群众蒙冤受害，戈志盛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戈志盛身为市委常委、副主任，从1973年底就同郝广德等人狼狈为奸，再次勾结继续阴谋活动。他是“218”的重要成员，先后参加重要活动十多次，他参与了抢占“218”办公室、冲击内蒙机关党委、泡制诬陷内蒙党委领导同志的电报。他大肆鼓吹“颠倒论”、“拆台论”、“造反派掌权论”，煽动帮派势力，破坏正常秩序。“218”被迫解散后，戈仍坚持活动，制造篡党夺权的舆论。 二、积极组织和支持呼市地区帮派“呼市革命群众”、“呼市革命工人”、“主力军”的活动，成为“218”在呼市地区活动的主要力量。先后召开20多次会议，在策划夺权的阴谋活动中，戈志盛以领导者的身份亲临指示，鼓吹反复辟，反倒退，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造反派就是要掌权。 三、制造事端，扩大事态，里通山头，破坏党的领导。戈志盛参与策划了呼市“三个半天汇报会”，“3·11事件”，“政委会”期间的帮派活动，以及在内蒙党委的围攻静坐等事件。戈志盛凭借窃取的权力，公然把工作会议笔记供给帮派使用；他违背市委决定把批林批孔大会领导���，交给帮派改变会议方向，围攻了市委领导，变成帮派闹事的场所，他还向帮派透露市委研究的情况，指挥帮派冲击常委会议。   问题性质 帮派骨干   认错态度 交待检查态度尚好。   处理意见 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下放劳动，以观后效。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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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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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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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CCRD/0/8/18/00001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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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案内不属中央管理的干部已判刑和拟判刑人员登记表 -- 那顺巴雅尔
+
+　　<【中共锡盟委员会】>
+
+　　那顺巴雅尔，男，43岁，行政22级，雇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科右前旗人，蒙族，1956年11月入党，1958年8月入伍。文化大革命前一般干部，文化大革命中任内蒙革委常委，捕前任锡盟盟委书记。
+
+## 主要罪行：
+
+　　一、积极参与篡党夺权活动。1973年3月在六次全委会上那伙同郝广德等人，联名向中央发电报、要高锦明回内蒙工作，并选为四届人大代表，给区党委施加压力，批林批孔中，他认为“来头不小，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先兆”，又窜回呼市与郝广德等人重拉帮派势力，进驻内蒙革委会，建立了“218”篡党夺权的指挥中心。此后，他们借呼市日报事件，密谋策划，发表第2号公告，声明等，逼区党委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叫召开批林批孔万人大会，大造舆论，妄图搞乱局势，乱中夺权。
+
+　　二、诽谤中央领导同志。1974年4月那讲“……听说总理犯过错误，从路线斗争上看，我是革新的，说什么也应为法家，不当儒家。”74年4月7日晚听广播后，他责令将街头展出的周总理照片摘掉。76年7月又散布“不要以为打倒就没有事了，他是个领导，下边还有很多小猴”等。四人帮粉碎后，他又讲“我对叶帅那个‘伟大的转折’有看法，叶一直到现在没有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等。
+
+　　三、极力贩卖“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75年2月那讲“从民主派到走资派，邓小平就是典型代表。”
+
+　　76年6月7日又在内蒙报上发表“坚决同走资派长期作战的文章。”76年10月做报告时声言“我这个22级干部要同你12级干部对着干”等，极力贩卖“四人帮”的黑货。
+
+## 关于对那顺巴雅尔的审查处理意见
+
+## 中共锡盟委员会
+
+　　那顺巴雅尔，男，现年44岁，蒙族，家庭出身雇农，本人成份学生，大专文化，原籍科右前旗人，1956年8月在内蒙师院参加工作，同年11月入党。文化大革命前系内蒙教育厅一般干部，文化大革命中曾任内蒙革命委员会常委、土右旗委副书记、锡盟盟委书记，在清查“四人帮”运动中于1977年1月13日离职审查，5月隔离审查，并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同年11月2日被拘留，1978年11月2日经自治区党委批准，以新生反革命分子定性，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依法逮捕。
+
+## 主要事实：
+
+## 一、
+
+　　1973年9月，在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召开的三届六次全会上，那顺与郝广德等人串通一气，重拉队伍，以提意见为名，给区党委施加压力，并联名给中央发电报，无理要求高锦明回内蒙工作。在选四届人大代表时，以更换代表为由，把会议搅得乌烟瘴气，向党委发难，延长了会期。（证据材料：主卷（二）第1－53页，那顺交代材料第266－270页）
+
+　　1974年初，那顺获知反革命分子王洪文在中央“虎班”的黑讲话后，认为“来头不小，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先兆”。于是那以要水利投资为名，从土右施回呼市，伙同郝广德、刘文研等人，纠集帮派势力，进驻内蒙革委会，建立了“218”帮派山头，把矛头指向了自治区党委。
+
+　　“218”建立后，那顺同郝广德等人首先对自治区批林批孔的形势和区党委对运动领导的态度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军管否定了内蒙的文化大革命成就，颠倒了历史，拆了各级革委会的台，把造反派赶出庙宇，是严重的复辟倒退。吴涛、李树德是支持造反派的，尤太忠有顾虑，捂盖子，是运动中的阻力”。研究决定：对郑维山一定要批，徐信的问题要清查，必要时向中央汇报；对尤太忠是先礼后兵，施加必要的压力。在策略上他们确定把于北辰同志作为“复辟倒退的典型”，组织揭批围攻。那顺直接指使土右旗文教局的同志，给于北辰同志赶写大字报，专程送到呼市，以达到“先搞于北辰，再打捞尤太忠，搞点小磨擦，让他们（指区党委领导同志）犯错误”的险恶目的。（证据材料：主卷（二）第9—11页；79页；那顺交代材料280—283页）
+
+　　1974年3月8日，他们发出第一号公告，在公告中声称：“内蒙革委会长期不开会，不议政，搞成有其名无其实的空架子，不得已，昨天3月8日，我们被‘分散安排控制使用’的部分委员齐集在“218”，座谈讨论了内蒙的批林批孔形势，认为内蒙领导很不得力，畏缩不前，对群众怕的不行。所以，有必要促一促，有力地回击资产阶级向我们的进攻，把反复辟的斗争进行到底”。
+
+　　1974年3月11日，《呼和浩特日报》发生��谓“3·11”事件后，“2·18”马上插手，认为“这是揪尤太忠同志的导火线，要紧紧抓住这个突破口不放”。于3月13日，听取了呼市帮派分子戈志盛、李福小等人汇报了事件的全过程后，“2·18”一方面于3月14日发出了题为“坚决支持《呼和浩特日报》社的革命行动，痛击资产阶级右倾复辟势力对批林批孔的猖狂反扑”的第二号公告，另一方面在轻化设计院召开大型串联会，进一步研究策划围攻市、区两级党委的统一行动和联合作战的具体步骤，把矛头由市委转向区党委，迫使尤太忠同志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搞乱全区形势，那顺负有一定的责任。（证据材料：主卷（二）80页—107页，283—286页）
+
+　　1974年3月末，郝广德与那顺等人又迫使自治区召开批林批孔万人大会。会前，那顺积极参与策划发言人名单、批判内容，并对郝广德的发言稿召集帮派会议多次进行研究修改。在3月29日的所谓批林批孔万人大会上郝广德全面系统地抛出了“颠倒论”，声言要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那顺在大会上介绍说“这就是徐信在锡盟抓的所谓林彪在锡盟的代理人许名扬同志”，严重地干扰了内蒙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证据材料：主卷（二）108—129页；附件一244—247页）
+
+　　1974年4月7、8两日，区党委先后转发了中央关于“不准任何群众组织冲击区党委、强行调阅档案和尤太忠同志多次接见群众，身体不好，需要休息”的两个电话指示后，郝广德指使原党委办公厅信访处白音太以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名义起草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报告，随后又起草了一个“尤太忠同志向中央假报情况，诬告群众的声明”，并纠集43名常委、委员修改签名，广为散发，企图达到他们“把尤太忠打不倒也要赶跑的目的。那顺积极参与了串联签名活动。（证据材料：主卷（二）130—168；那顺交代材料305—307；301—312页）
+
+　　在此期间，那顺还多次窜到内蒙工交、农牧、文化等系统，到处煽风点火蛊惑人心，大讲什么：“内蒙的问题在于北京军区，北京军区搞宗派，把内蒙看成是一块肥肉，九次路线斗争被破坏，十次路线斗争没沾边，捂盖子问题不只是内蒙，而是整个华北，问题就在李德生。王洪文、江青批的乌达（永红小学）体委（二丁）文件，一直没有动。说明有些人想捂盖子，过去除揪出刘少奇、林彪以外，其他走资派都漏掉了，有些落水狗上岸以后咬人咬的厉害，有的甚至被咬死。……我们要当无产阶级的官，做革命派”。“……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不会甘心，一定会与我们作拼死斗争，我们工农兵要主宰运动，我特别希望工人阶级出来代表人物左右内蒙局势，打击敌人走资派的破坏捣乱。”（证据材料：主卷（二）第169—248页）
+
+## 二
+
+　　1976年4月7日晚8时，中央电台广播了“两项决议”和天安门事件后，那顺凭着他的政治嗅觉起草个通知，同时让旗委书记云福祥、旗革委会副主任陈道科签名，责令土右旗文化单位把在街头展出的周总理生平照片摘掉。他在通知中写到：“请你们把在萨拉齐街头挂的关于周总理生平照片马上换下来，因挂的时间比较长了，二是上边有邓小平的像，请马上执行”。并立即派人送达，2个小时后，就把在萨拉齐街头画廊内展出的周总理生平的照片全部摘了下来，影响很坏。
+
+　　1976年11月，粉碎“四人帮”后，他说“我对叶帅讲的那个“伟大的转折”有看法，叶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证据材料：主卷（一）第86页－88页）
+
+　　1976年7月，他窜到内蒙“5·7”干校锡盟学员处散布：“你们要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很好批邓，不要以为邓小平打倒了就没有事了，他是个大猴，下边还有很多小猴，不打倒还会咬人。走资派是党内资产阶级里最后一个阶段，如果消灭了，共产主义很快就会到来，如果消灭不了，共产主义就成了遥远的了。”（证据材料：主卷（一）第90—94页）
+
+　　1975年12月，那顺在土右旗讲：“从民主派到走资派，邓小平就是典型的代表。民主派已经成了革命的对象，现在民主派掌权是普遍现象，不解决这个问题，革命就不能前进。”（证据材料：主卷（一）第98—100页）
+
+## 三
+
+　　1976年，“四人帮”在全国煽起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那顺又积极配合，大讲“文化大革命就揪出一个刘少奇，还没戴走资派的帽子，文化大革命本来是揪走资派的，结果一个也没抓住，这次运动是要从上到下抓一批走资派。”（证据材料：主卷（三）第1—3页）
+
+　　1976年6��7日，那顺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题为“坚持同走资派长期作战”的文章，诬蔑“老干部当初参加革命是‘入股’革命胜利后不仅想坐利分红，而且想世袭下去。他们在共产党员、党的领导者、老革命、有功劳等动听的名义下，把按劳分配变成按权分配，成为暴发户。把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变成统治与被统治、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广大群众丧失主人的地位，新的阶级对立就会出现，走资派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派和主要革命对象。”（证据材料：主卷（三）第4—12页）
+
+　　1976年10月9日，那顺在正兰旗委扩大会议上进一步贩卖“四人帮”的黑货，扬言“要培养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专门对付“资产阶级”的苗子。”（证据材料：主卷（三）13—38页）
+
+　　1976年10月，那顺在锡盟工业学大庆会议上做了一个“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辅导报告，声言“要和走资派斗”走资派台上有，台下有，我这个22级的干部就要和你12级干部对着干。”（证据材料：主卷（三）第48—55页）
+
+　　1974年初，他在土右旗将宣传部门的几名同志叫去说什么：“你们是搞宣传的，先给你们通通风，全国要开展大的运动，可能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这次运动不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就是两个阶级同归于尽。这次不一定在党委领导下进行，谁能站出来谁领导”。不久，他就擅离职守，窜回呼市，纠集帮派势力，进行篡党夺权活动。（证据材料：主卷（三）第62—66页）
+
+　　综上所述，那顺巴雅尔的罪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人亦供认不讳。
+
+　　就那顺巴雅尔在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表现来看，运动初期，那顺巴雅尔从呼盟“四清”回来就被教育厅打成民族分裂主义教育路线的骨干分子。1967年中央支持上海一月夺权斗争贺电发表之后，教育厅各处联合组成“联委”群众组织，对教育厅文革小组进行了夺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权后，那顺巴雅尔被推为“联委”代表驻人委“东联”群众组织当联络员。1967年3月中旬在四方谈判期间中央指示要内蒙各派群众组织增派代表，那顺巴雅尔做为内蒙人委系统“东联”组织（呼三司观点）代表去北京参与谈判，那在此期间实际做了上访接待工作。
+
+　　冲击军区事件，“510”事件，那顺巴雅尔当时不是联络总部成员，均未参与。1967年6月份内蒙革筹小组正式成立后，那顺巴雅尔做为革筹小组成员被分配了解掌握全区农村牧区基层“文化大革命”情况的任务，那大部分时间在基层。
+
+　　那顺巴雅尔的主要罪恶是在批林批孔期间秉承“四人帮”的旨意，积极追随“四人帮”重拉队伍另立中心，参与篡党夺权活动，对搞乱内蒙的局势起了很坏的作用。
+
+## 处理意见：
+
+　　那顺巴雅尔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在批林批孔中犯有一定罪行，被捕后认罪态度较好。我们意见，本着中央第五次全国两案会议纪要确定的‘从宽从缓’方针的精神，对那顺免于起诉，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保留公职，放到基层分配一般工作。”
+
+　　当否，请批示。
+
+　　 1982年6月5日
+
+　　· 来源：
+
+　　根据中央文件翻印件打印

CCRD/0/8/18/000016.txt

@@ -0,0 +1,95 @@
+#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刘光兴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
+##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
+## 州检（82）刑诉字第9号
+
+　　被告刘光兴，男，42岁，回族，云南省下关市人。逮捕前任中共楚雄州委副书记，现在押。
+
+　　被告刘光兴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案，经楚雄州公安处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现查明：
+
+　　被告刘光兴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黄兆其、刘殷农等相勾结，秉承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旨意，凭借当时取得的地位和权力，施展阴谋诡计，利用公开的和秘密的，非法的和合法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陷害干部和群众，破坏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进行篡夺省、州党政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四人帮”被粉碎后，在楚雄地区策应反革命武装叛乱，其犯罪事实如下：
+
+　　一、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
+　　1. 1974年，被告刘光兴与黄兆其、刘殷农相勾结，上下配合，在楚雄地区大量翻印、散发反动传单、材料、煽动打倒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云南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同时，在楚雄州医院等处多次召开秘密串联会，策划“要依靠老造反”揪“三派人物”（即文化大革命前的走资派、文化大革命中的反对派、文化大革命后的复辟派）。在刘光兴的策划指挥下，揪斗了楚雄军分区司令员陈仁才，楚雄州委党校书记任永（原楚雄地委副书记），和州委宣传部长马荣春等领导干部，在全州煽动层层揪“三派人物”、斗“复辟势力”，致使全州633名干部群众遭到揪斗、迫害。同时，刘光兴又背着党委指使李国梁赵××秘密地提出一个20余人名单，利用窃取的权力，把其中18人安插到州属部分部、委、办、局的领导岗位，妄图篡夺这些单位的领导权。
+
+　　2. 1976年1月，刘光兴召集吴向忠、陶国培、王朝明、唐联学等人策划向王洪文写诬告信和向“四人帮”派来云南的所谓“记者”捏造事实，诬陷楚雄州、县领导干部“私设王洪文专案”、“带头怂恿中伤王洪文副主席”、“肆意在群众大会和党委会上散布政治谣言，疯狂攻击丑化党中共副主席王洪文”、“大搞大粪战术，用谣言发动群众”等等，信中被诬陷的干部有余活力、高仕良等24人，其中县以上领导干部16人。
+
+　　3. 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破坏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危害人民民主专政。1976年1、2月，在刘光兴主持下形成的向王洪文告状的信中，以及陷害州委书记余活力的“罪恶累累，铁证如山”的传单中，污蔑政法机关逮捕罪犯是“搞资产阶级专政，简直到了发狂的地步”，是“镇压造反派”，为释放罪犯造反革命舆论。2月19日刘光兴支持禄丰的张乃贤等人围攻州委书记余活力，要挟释放罪犯李国荣、李清明。2月21日刘光兴在州委大会议室对张乃贤等人说：“你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我支持”，“对走资派就是要敢斗，不能手软。”在刘的煽动下，张乃贤等人于2月27日将州委书记余活力、州公安局长戴学钦挟持到昆明，要挟省委释放李国荣、李清明，为在全州强迫释放在押罪犯打开了缺口。1976年六七月间。刘光兴多次说“抓人是右倾翻案风中抓的，路线错了，先放出来再说”。在刘光兴煽动支持下，1976年全州被强迫释放罪犯18名。在释放罪犯时，出现敲锣打鼓，鸣放鞭炮迎送，甚至罪犯报复殴打政法干部和群众的严重情况，对此，刘光兴负有直接的和间接的责任。
+
+　　1976年9月，省委决定拘留禄丰“8·25”打砸抢事件的现场指挥李成滇、普文荣。刘光兴在执行拘留普文荣时，亲自参加为普文荣举行的“告别酒会”并留着眼泪说：“用我的手抓自己的战友真是痛心”，“我希望你们在家的要团结战斗”。在拘留李成滇前夕，刘光兴向禄丰的唐联学等人说：“你们这次欢送造反派头头可以多来点人，搞得热闹一些，来了可以批斗余活力”。在刘的煽动下，唐联学等人于10月12日给李成滇戴上大红花，出动一百多人，坐汽车，呼喊“热烈欢送战友李成滇奔赴新的战场”、“为革命坐牢光荣”等口号送到楚雄。当天下午揪斗了生病卧床的州委书记余活力。
+
+　　4. 1976年3月省委召开地书会议，刘光兴得知参加会议的名单没有他，刘即策划指挥楚雄的同伙到昆明向省委施加压力，并通过黄兆其、刘殷农活动参加了会议。在会议期间，冲击地书会，围攻省委领导。刘光兴在黄兆其、刘殷农主谋拟制的“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改组省委，成立省委临时领导小组运动”等为主要内容的电报上签名，并与黄兆其、刘殷农一伙强迫省委向中央发送电报（未逞），阴谋篡夺省委领导权。
+
+　　5. 1976年，刘光兴指挥柯平、吴向忠、邱立峰、赵文鼎、李国梁等人多次策划篡夺楚雄州委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明确提出：“要打倒余活力、任永、马荣春，打不倒也要赶跑”；“要把旧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来一次大痛击”；“要有一批新生力量担任一把手”，“付（永昌）、白（光）回楚”。为实现其阴谋计划，决定了刘光兴、柯平、吴向忠等在党内斗，邱立峰、李国梁、赵文鼎等在社会上斗的策略，秘密组织了夺权的“文班子”和“武班子”。石林会议前刘光兴与邱立峰、李国梁等人策划，在石林州委常委会议上要“定一两个走资派”、要“形成一个纪要”。在石林会议期间，刘光兴玩弄阴谋手段，指挥柯平、吴向忠等人向常委会施加压力，强迫定州委书记余活力、副书记任永为“走资派”，要形成会议纪要。回楚雄后，刘光兴又召集同伙策划控制州委扩大会议，组织打倒州委书记余活力的材料，煽动州、县同伙在楚雄搞“会外配合”。8月8日召开的州委扩大会议被刘光兴直接控制。他指挥同伙有组织、有预谋地向州委夺权。会议期间，会内会外，大造反革命舆论，受刘光兴指挥的同伙在楚雄城写出了“发扬当年斗地主的精神斗倒走资派”、“誓与走资派余活力血战到底”等标语。8月9日，王朝明、陶国培、杨忠义等人对州委书记余活力架“喷气式”罚站板凳。刘光兴支持王朝明等人的非法行为并胁迫常委到楚雄军分区“请”付永昌参加会议。8月20日胁迫州委作出余活力停职检查、交全州批判和把付永昌（已调离楚雄的军队干部）、白光（已调离楚雄的原州委副书记）调回楚雄州委工作的两个“决议”。8月21日刘光兴带领20多人到昆明，要挟省委批准他们的两个“决议”。
+
+　　当“决议”遭到省委拒绝后，刘光兴坚持反动立场。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中共和省委指示，应由各地党政军主要负责人主持追悼会或致悼词。省委并多次明确指示楚雄州委应由州委书记余活力主持追悼会或致悼词。可是，刘光兴公开对抗中央和省委指示。说：“余活力犯走资派错误，不能主持追悼会或致悼词”，“我主持追悼会，普贵忠致悼词，以后有什么问题我负责”。刘光兴主持了毛主席追悼会，公然取而代之。
+
+　　二、按黄兆其、刘殷农的旨意，在楚雄地区策应反革命武装叛乱
+
+　　6. 1976年10月14日，刘光兴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后，于10月15日下午，在州医院李国梁家召集邱立峰、赵文鼎、安且康、李国梁等人开会，攻击中央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刘光兴决定派柯平、安且康连夜上昆明找黄兆其、刘殷农联系。10月16日上午9时，柯平等人在刘殷农家找到黄兆其、刘殷农，黄对柯说：“形势可能有大反复，要准备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黄走后，刘殷农具体向柯平、安且康布置，要楚雄地区“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如昆明出现不利情况，你们楚雄将成为我们的基地”。刘殷农还表示“对楚雄寄予希望”并要求“要有转入上山打游击的思想准备，不要放弃民兵的领导权”。16日下午柯平等人赶回楚雄，当晚刘光兴在柯平家与吴向忠、柯平、李国梁、安且康、邱立峰等人密谋策划武装叛乱。柯平传达了黄兆其、刘殷农的旨意后，刘光兴说：“我们的情况是好的，搞武装斗争是有条件的，文的武的我们都要准备”。“要做好思想准备，重上紫金山，上山打游击”。当议论到武器问题时，刘光兴说：“只要分区有人参加，枪支不成问题”。刘在17、18日分别向州水电局吕××、楚雄县陶国培“打招呼”。要陶国培“先派几个人进哨区掌握情况”。
+
+　　7. 1976年10月18日，州委常委传达了关于粉碎“四人帮”打招呼会议精神以后，当晚刘光兴仍坚持反革命立场，继续在李国梁办公室内与吴向忠、柯平、李国梁策划武装叛乱的行动计划。刘光兴说：“各县搞各县的力量太分散，为了便于集中指挥，要分东西两片”。会上确定上山时全州分东西两片。西片以楚雄为中心，楚雄、南华、牟定、禄丰4个县，大约有3000人左右，地点在哨区，由刘光兴和各县的头头负责；东片以武定、元谋为中心，大约有2000人左右，地点在武定元谋之间��由付永昭、王朝明负责。并决定分别向各县“打招呼”。
+
+　　综上所述，被告人刘光兴所犯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2条、第93条、第102条和第138条，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本院特提起公诉。
+
+　　此致
+
+　　（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
+　　 检察长　赵家栋检察员　倪安全　黄延德1982年6月8日
+
+##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1982）刑一字第007号
+
+　　公诉人：云南省楚雄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赵家栋，检察员倪安全、黄延德。
+
+　　被告人：刘光兴，男，42岁，回族，云南省下关市人。原任中共楚雄州委副书记。现在押。
+
+　　辩护人：楚雄州法律顾问处律师马一麟、刘章达。
+
+　　被告人刘光兴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由云南省楚雄州人民检察院于1982年6月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82年6月21日至25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核实了各种与本案有关的证据。
+
+　　本庭确认：被告人刘光兴伙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黄兆其、刘殷农等人，以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的阴谋活动，同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在犯罪的动机、目的和行为上，都是相通的，紧密联系的，大量证据证明：被告人刘光兴是林、江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告人刘光兴伙同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秉承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旨意，凭借当时取得的地位和权力，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非法的和合法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陷害干部和群众，破坏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当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被拘禁后，被告刘光兴又接受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的旨意，在楚雄地区策动武装叛乱，妄图负隅顽抗。其上述犯罪行为，使我省特别是我州的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
+　　被告人刘光兴的犯罪事实如下：
+
+　　被告刘光兴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省、州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
+
+　　1974年，被告刘光兴伙同黄兆其、刘殷农等人，上下配合，指使他人在楚雄地区翻印、散发《陈康是云南右倾复辟势力的总代表》、《陈康与林彪反党集团是一丘之貉》、《王必成、陈康反动言论选编》等反动传单及材料，诬陷、煽动打倒云南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同年3月，刘又与张××、王××联名写出《司令舞剑，何其毒也》的大字报，对王必成和楚雄军分区司令员陈仁才进行诬陷。
+
+　　1974年，刘光兴多次召开秘密会议，策划“要依靠老造反”揪所谓文化大革命前的走资派，文化大革命中的反对派，文化大革命后的复辟派。在刘的煽动指挥下，揪斗了楚雄州委党校党委书记（原楚雄地委副书记）任永、州委宣传部部长马荣春。刘还积极配合军内某些人，揪斗楚雄军分区司令员陈仁才。由于刘的煽动，出现了层层揪“三派人物”，斗“复辟势力”的局面，致使全州633名干部群众遭到揪斗、迫害。同时，刘光兴又背着党委指使李国梁等人秘密提出了一个20余人的“提干”名单，把其中18人安插到州属部分部、委、办、局的领导岗位。
+
+　　1976年1月，刘光兴召集吴向忠、陶国培、王朝明、唐联学策划向王洪文写诬告信和向江青反革命集团派来云南的记者捏造事实，陷害州、县领导干部“带头纵容中伤王洪文副主席”、“肆意在群众大会和党委会上散布政治谣言，疯狂攻击、丑化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大搞大粪战术，用谣言发动群众”等。被诬陷的干部有州委书记余活力、楚雄县委书记高仕良等20余人。
+
+　　1976年初，在刘光兴的主持下形成的给王洪文的诬告信和陷害州委书记余活力的《罪恶累累，铁证如山》的传单中，被告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破坏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诬蔑政法机关逮捕人犯是“搞资产阶级专政，简直到了发狂的地步”、“楚雄一片白色恐怖”等。支持张乃贤等人围攻州委主要负责人，要挟州委释放在押人犯李国荣、李清明。事后，刘光兴又在公开场合表示支持张乃贤等人的所谓“革命行动”；并说，对走资派不斗争是没有出路的。在刘的煽动下，张乃贤等人于同年2月27日将州委书记余活力、州公安局长戴学钦挟持到昆明，要挟省委释放李国荣、李清明，为在全州强迫释放在押人犯打开了缺口。
+
+　　1976年，刘光兴多次煽动说：“抓人是在右倾翻案风中抓的，路线错了，先放出来再说”。在刘的煽动、支持和影响下，全州被强迫释放在押人犯18名。
+
+　　1976年10月，在执行省委决定拘留李承滇的前夕，刘光兴对唐联学等人说：“送人时，你们可以多来点人，搞得热闹些，来了把人交给余活力。”在刘的煽动下，唐联学等人给李承滇戴上大红花，涂写“欢送县委常委县革委副主任李承滇同志奔赴新的战场”等大标语，出动百余人将李送到楚雄，揪斗了生病卧床的州委书记余活力。
+
+　　1976年3月，刘光兴策划指挥楚雄的同伙到昆明向省委施加压力，通过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的活动，刘光兴参加了省委召开的地书会议。会议期间，刘参与黄兆其、刘殷农冲击地书会，围攻省委领导，并在黄兆其、刘殷农主谋拟定的“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改组省委，成立省委临时领导小组领导运动”等为主要内容的电报上签名，并参与黄兆其、刘殷农一伙强迫省委向中央发送电报，直接参与了篡夺省委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
+　　1976年，刘光兴指挥柯平、吴向忠、邱立峰、李国梁、赵文鼎等人多次进行阴谋活动，决心打倒余活力、任永、马荣春等州委领导干部，由他们的一批“新生力量”担任各级领导班子的一把手。为实现其阴谋计划，刘光兴决定了党内斗和社会上斗相结合的策略，秘密组织了阴谋颠覆政府的文武班子，控制党的会议，布置李国梁、赵文鼎等人搜集材料，罗织罪名，妄图打倒州委主要负责人。同时，煽动州、县同伙涂写“誓与走资派余活力血战到底”、“发扬当年斗地主的精神斗倒走资派”等标语进行会外配合。会内则支持王朝明、陶国培、杨忠义等人对州委主要负责人驾“喷气式”、罚站板凳。胁迫州委常委到楚雄军分区“请”付××参加会议。刘光兴胁迫州委作出余活力停职检查，交全州批判和调付××、白×回楚雄州委工作的两项决议后，又带领20余人上昆，要挟省委批准两个“决议”。当“决议”遭到省委拒绝后，刘光兴仍坚持反动立场，拒不执行中央公告和省委指示，不让余活力主持毛主席追悼会或致悼词，自己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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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10月14日，刘光兴获悉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仍不甘心。10月15日，派柯平、安且康等人上昆明与黄兆其、刘殷农进行联系。16日，柯平等人返楚，在其家中传达了黄兆其、刘殷农“楚雄地区要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如果昆明出现不利情况，你们楚雄将成为我们的基地，不要放弃民兵的领导权”的旨意后，刘光兴便与吴向忠、柯平、李国梁、安且康、邱立峰等人诬蔑中央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右派政变”，密谋策动武装叛乱。10月18日，州委常委传达了中央关于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打招呼会议精神后，刘光兴继续在李国梁办公室与吴向忠、柯平、李国梁策划武装叛乱的行动计划，确定：上山时全州分东西两片，西片以楚雄为中心（包括楚雄、南华、牟定、禄丰），地点在哨区，由刘光兴和各县的头头负责；东片以武定、元谋为中心，地点在武定、元谋之间，由付永昭、王朝明负责。同时还决定分别向各县打招呼。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全州人民的斗争，刘光兴等人阴谋武装叛乱未能实现。
+
+　　本庭经过6次庭审调查和辩论，3名证人出庭作证，对大量的证据进行了审查。充分的书证、鉴定结论、证人证言证明了被告刘光兴参与林、江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
+　　本庭确认：被告人刘光兴积极参与林、江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其行为构成了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对人民危害严重。在审理中，被告人刘光兴尚能认罪悔罪。根据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2条、第93条、第102条、第138条、第52条、第6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人刘光兴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
+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刑期自1976年12月10日起至1988年12月10日止）。
+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判决书的次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一式三份），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
+　　 审判长　李洪志人民陪审员　何家华人民陪审员　黄养心1982年6月25日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书记员　李家仁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CCRD/0/8/18/000017.txt

@@ -0,0 +1,41 @@
+# 两案内不属中央管理的干部已判刑和拟判刑人员登记表--高树华
+
+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两案”第一小组】>
+
+　　高树华，男，38岁，行政23级，工人出身，学生成份，天津市人，汉族，1960年入党，1961年入伍。文化革命前是内蒙师院教员。文化革命中任内蒙革委会常委、政治部副主任，现在系呼市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
+## 主要罪行
+
+　　1.拉帮结派，篡党夺权。高树华由于造反有功，先后窃取了内蒙革委会常委、政治部副主任、呼市市委书记等职务。1967年1月高树华等人为首的《东纵》夺了师院党委的权。接着高树华又提出了“主攻内蒙党委，对准王逸伦”的口号。1969年“5·22”批示下达后，高树华与王金保拉起“5·22”派，死保滕海清，干扰破坏落实政策，再次把内蒙局势搞乱。1974年3、4月间，高树华又从土左旗窜回呼市，踢开党委另立指挥中心。他亲自主持召开4次串联会，组织高派队伍，并指使郭是海等人出面活动，与王金保共同垒起“202”山头。“202”山头的7条声明，高树华在土左旗印刷了6000余份，在呼市地区广为散发；在内蒙批林批孔万人大会和呼市双委会上发言，叫嚣“出现了全国性修正主义回潮”，“修正主义回潮现象在我们内蒙古样样具全”，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对于搞乱内蒙局势起了很坏的作用。
+
+　　2.反军乱军，搞乱内蒙局势。1967年1月下旬开始，高树华等人以报社事件为借口，把矛头对准内蒙古军区。把军区副政委刘昌同志揪到师院围攻。1月29日高树华等人纠集“呼三司”、“818”等造反派，绕军区司令部游行示威。高树华主持召开大型串联会，成立临时指挥部。他是主要负责人之一，多次密谋策划。有组织有计划地静坐、围攻、冲击内蒙古军区，搞乱了内蒙局势。1967年4月高树华又大揪地下黑司令部，大批所谓“黄王刘张反党集团”，继续反军乱军。
+
+　　3.诬陷干部和群众，践踏党的政策。1967年“413”以后。把30多名厅局长以上老干部抓到师院，刑讯逼供，残酷武斗；“510”、“530”事件中，抓到师院300多人，有的被打伤致残，高树华虽未直接参与，但他是“东纵”头头，负有一定责任。他伙同郝广德等人，把师院群众组织“抗大兵团”打成反革命组织。在滕、吴、高、权、李的支持下，高树华大搞“挖肃”斗争，积极兜售江青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说“乌兰夫在文艺界的黑线又粗又长”，诬陷乌兰夫同志搞民族分裂，搞裴多菲俱乐部，搞资本主义复辟。
+
+## 问题性质：
+
+　　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
+
+## 认罪态度：
+
+　　态度不好
+
+## 关于高树华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严重错误和处理意见
+
+　　高树华，男，汉族，40岁，家庭出身工人，本人成份学生，天津市人。1961年参加工作，1960年入党，行政23级。“文化大革命”前系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教员，“文化大革命”中曾任内蒙革委会常委、内蒙革委会政治部副主任，土左旗旗委副书记，呼市市委书记，呼市革委会副主任等职。77年12月隔离审查，79年11月2日经呼市检察院批准逮捕，80年5月24日向呼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经过审查，其主要错误如下：
+
+　　一、1966年6月3日高树华等4人联名在内蒙古师范学院贴出《评纪之5月18日的动员报告》的第一张大字报。以后又连续贴出了16张大字报，说纪之执行的教育路线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纪之是“师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帅”，是师院党委的“土皇帝”。还说内蒙党委派驻师院的工作组是“浩家店黑帮的反革命别动队”（旁6），66年10月高树华参加师院“东纵”并成为总部负责人后，67年1月17日在“东纵”大会上提出“主攻内蒙党委，对准王逸伦”的口号（物二120）。1月22日内蒙报社事件后，23日早晨把军区副政委刘昌揪到师院所谓“辩论”，高树华亲自参加（旁12），直到晚9点，才放刘回家（物二122）。1月29日“呼三司”、“818”等造反组围绕军区司令部游行示威后，当晚在师院开会，研究成立围攻军区的“临时指挥部”，高树华是代表"东纵”的指挥成员（旁一11、13、16）（交一93）。2月1日指挥部在军区招待所开会，决定在军区司令部南门外静坐后，于2月2日凌晨高树华参加了“呼三司”红卫兵的第一班静坐（旁15）。2月4日下午高树华参加了100人“见刘昌代表团”冲入军区（旁4）、（交2）。
+
+　　二、1967年“4·13”后于4月25日在师院操场召开“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批判乌兰夫、王逸伦、王铎誓师大会”将���铎、刘景平等27人批斗示众时，高树华在会上发言批判（物二161）。在此期间高树华等13人还贴出“目前内蒙地区究竟存在几个司令部”的大字报（物二160）。4月26日在师院第一食堂召开紧急会议，高树华作动员报告，提出要加强组织工作，对付地下黑司令部（物二161）。师院“东方红”小报也登过“揪地下黑司令部”、“揪地下黑司令官”之类的文章，高树华看后，认为写的不错，在内蒙政工会议上，高树华也讲过“揪地下黑司令部”的问题（交二100）。5月9日在“东纵”大会上高树华又说“当前以社会斗争为主兼顾校内斗争”（物二166）。6月2日高树华在内蒙电台作了“革命小人物造了反革命大人物反”的广播讲话。6月3日师院召开庆祝高树华等大字报一周年纪念大会，高树华致辞说“在聂元梓等同志鼓舞下，我们造了院党委的反，赶走了工作组，我院一年的文化大革命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一部小人物上台史、一部夺权史”。
+
+　　三、1969年“5·22”批示后，高树华拉起“5·22”派，抗拒中央批示，破坏落实政策，死保滕海清，使已经乱了的内蒙局势，更加动乱。74年初“四人帮”在京召开批林批孔“万人大会”，大搞三箭齐犮，阴谋搞乱全国，乱中夺权。高树华背着旗委从土旗回呼，先后找人串联过4次（交二31、35、36、38、39、42、43、129、旁二2）。在高福瑞家和东风区会议室还参加过串联会（旁二85）。高树华还在向中央告尤太忠的电报上签过名，（交二97）。在呼市地区“万人大会”和呼市“双委会”上发过言，鼓吹“复辟”、“回潮”、“颠倒论”，（物三45、47），说尤太忠捂盖子，压群众，对再一次搞乱内蒙局势起了很坏作用。
+
+　　综上所述，高树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贯铤身造反，对内蒙局势的几经动乱，都起了很坏的作用，其错误十分严重。但鉴于被捕以后，态度尚好，主要问题能够主动交待，并有悔改决心。根据党的政策可免予刑事处分，给以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下放劳动的处分。
+
+　　妥否，请审查。
+
+　　 “两案”第一小组1982年6月14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CCRD/0/8/18/000018.txt

@@ -0,0 +1,95 @@
+# 关于郝广德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严重罪行和错误的处理意见
+
+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两案”第一小组】>
+
+　　郝广德，男，汉族，38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河北省景县人。1967年参加工作，1968年经李树德、敖其尔介绍，由内蒙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直接接纳为中共党员，行政22级。“文化大革命”前系内蒙古师范学院学生，“文化大革命”中曾任内蒙革委会常委，内蒙革委会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武川县委副书记、乌盟盟委书记等职。经内蒙党委批准，于1977年1月17日离职审查，同年3月4日隔离审查，1978年3月26日拘留，同年4月3日逮捕，79年11月29日起诉到乌盟中级人民法院。
+
+　　郝广德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江青、康生一伙，领头造反，大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拉帮结派，篡党夺权，反党乱军，诬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是内蒙四大帮派头目之首，几次搞乱内蒙局势，犯有严重错误和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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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化大革命”初期打起造反旗号，充当“呼三司”司令，进行篡党夺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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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在“文革”初期即伙同高树华一起带头在师院造反，并在师院组织东方红战斗纵队（简称东纵）任该队负责人。以后由东纵发起的13所大中专院校成立的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郝为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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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1月，郝广德伙同高树华等人即夺了内蒙古师范学院的领导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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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广德于1976年1月中旬到报社支持了报社的夺权，并于1976年1月21日，《内蒙古日报》社夺权事件发生后，郝广德、高树华等人率领“呼三司”等造反派组织以找刘昌（内蒙古军区副政委）辩论为名，在内蒙古气象学校，内蒙古师范学院，多次开会硏究策划冲击军区的具体部署，成立指挥部，高树华、王志友为一线指挥，指挥点设在河西公司派出的一辆大轿车上；阎相林、郝广德为二线指挥，指挥点设在河西公司。（2）从1月29日至2月5日，进行了游行、静坐和绝食，冲击内蒙古军区，致发生（2·5）事件。当时严重地瘫痪了反修前线的军事指挥机关，搞乱了内蒙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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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在中央解决内蒙问题的四方会谈期间，郝广德是“呼三司”方面的首席代表。他采取造谣、诬陷的恶劣手段，欺骗中央。2月17日，他在向总理反映内蒙情况时当面造谣说：“呼和浩特的革命群众在流血”，“正遭受着皮鞭、木棍的毒打、火刑、电刑、钉竹签、割舌头，呼和浩特正象当年农奴制下的西藏”。“大批工人被开除厂籍，大批干部被停发工资，老人孩子在饥饿边缘上”。“一些被打倒的走资派与老保站在一起，在内蒙军区王良太等人的支持下又重新上台执政”，在内蒙地区搞成了独立王国，迫不及待地以武力实现了全区范围内的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把全区1200万各族人民置于资产阶级专政、白色恐怖之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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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以后，郝广德以所谓“二月逆流”的“英雄”自居，大搞白色恐怖，残酷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造成严重后果。1967年4月25日，郝广德在内蒙古师范学院，主持召开了所谓“坚决粉碎内蒙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批判斗争乌兰夫、王铎、王逸伦誓师大会”，把王铎、王逸伦等30余名厅局长以上干部拉去批斗。（4）5月11日，郝广德带人把群众组织“红卫军”负责人张三林、李忠学、曹文生等弄到新城宾馆，并押在地下室大搞刑讯逼供，威逼张三林交待“徐帅、叶帅给过什么黑指示”？“黄、王、刘、张地下黑司令部和王逸伦、王铎给你什么黑指示”？其后，将张三林等多次批斗，关押4年半，造成张三林等人身体严重伤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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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紧跟滕海清、高锦明等人大搞挖肃，大挖“内人党”，迫害干部和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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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广德  在1967年革委会成立任政法委员会副主任至1969年5·22批示下达期间，是紧跟滕海清大搞“挖肃”和大挖“新内人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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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11月2日，郝广德在内蒙革委会常委会上说：“乌兰夫的三个基础，文化基础至今没有批判，反而有抵制、包庇，……民族分裂集团揪的怎么样？这里有风暴、斗争，可能引起反复。宁可把困难想的多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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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11月4日，郝在内蒙革委会第一次会议小组讨论时说：“乌兰夫在文化领域遗毒至今还没有批判，这是很严重的问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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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6月26日，在内蒙革委会常委汇报会上说：“我们挖肃大方向正确、有成绩，……我们那里有右倾，敌人就在哪里隐藏。有的反左，就把自己反到右边去了，说没有乌兰夫残渣余孽了。我们反了右，取���了对敌斗争的胜利，挖出3万多，其中挖肃中挖出的是很多的，我觉得挖出的叛徒、特务数字差距不大，从数字可以看出成绩的一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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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7月9日，在内蒙革委会常委会上说：“应该强调挖肃斗争的成绩，……反右倾反对了”“挖肃挖对了。”（9）1968年8月17日，郝在满洲里市群众大会上讲：“当前的主要危险仍然是右倾翻案”，“挖肃斗争，实际上是广泛地、深入地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是全面的对敌斗争”。他还诬陷“旧市委的第一书记李俊谭……很早以前就是乌兰夫的亲信，……被乌兰夫派来掌握外事口岸这个大权，他在满洲里有相当的反动政治影响，而且在组织上有较大的反革命社会基础”。“挖肃斗争开始以来，革命群众揭发了市公安局的两个走资派常柱、陈德元，这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满洲里的问题不只是常柱、陈德元的问题……还远不能彻底揭开满洲里市的阶级斗争盖子”。（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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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11月9日，郝在内蒙革委会核心小组会上批判高锦明等人时说：“你们不抓阶级斗争，呼盟发现一个内人党头子，是过去领导哈丰阿的，他揭发了170多名内人党徒，其中谈到了巴图巴根，这个问题我和组织组讲了，可是一直没告诉巴盟。你们一提就是‘政策、政策’。好象群众都不懂政策，实际是压群众”。（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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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2月14日，他在内蒙革委会常委会上说：“清理阶级队伍以后，挖出了内人党，这是最大的胜利。对内人党已经突破，已经搞清了，这种认识我不同意，我认为‘206号案件’没搞清，不能算搞清”。（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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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1969年5月13日，他还在内蒙革委会常委会上说：“说内人党犯了逼供信、扩大化的错误，怎么提法”。现在就平反，很可能否定一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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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取得所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的“罪证”，郝广德于1968年2月17日根据核心小组及李树德的指示亲笔写报告，计划以“行移花接木之术，采取杨子荣的办法”，企图对吉雅泰同志以特务手段进行非法侦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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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4月25日，郝根据核心小组的决定，批准拘留了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巴图和内蒙古师范学院留金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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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7月1日，他还根据乌盟的要求，亲自批准将郝秀山同志解回乌盟批斗。（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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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广德不但在挖肃和挖内人党中起了很坏的作用，犯有严重罪行，而且在中央“5·22”批示下达后，又拉起队伍，设立联络站，干扰和破坏落实政策，又一次搞乱了内蒙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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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党的十大以后，特别是批林批孔以来，继续拉帮结派，篡党夺权，再次搞乱了内蒙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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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大以后，郝广德对自治区党委的常委班子组成不满意，觉得内蒙的“文革派”没有掌权，应请高锦明回来，应该结合他们几个造反派的大头头（郝广德、高树华、那顺巴雅尔、王金保）为区党委常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郝广德“认为时机已到，公开跳出来，明目张胆地夺取了内蒙党委对运动的指挥权，搞乱了内蒙局势，对党和人民犯下了新的罪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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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9、10月间，郝伙同那顺巴雅尔、高树华、王金保等人，大闹内蒙革委会三届六次全委会，企图改变会议议程，把高锦明选为四届人大代表，并增补高树华、那顺巴雅尔为代表。同时还给自治区党委施加压力，联名给中央发电报，要高锦明回内蒙工作。（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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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2月，王洪文的反党讲话传来后，郝广德多次召开串联会组织学习。他说：“揭郑维山是有阻力的，阻力主要来自区党委，区党委又主要来自尤司令员。我们要揭盖子，揭不开就撬，撬不开就砸”。（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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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郝广德的交待，他是有一整套路线、方针和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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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线是：批倒“颠倒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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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纲领是：政治上把郑维山批倒，组织上把没有工作的革委会委员安排工作，不是委员的造反派头头也要在本单位争取进入一定的领导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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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纲领是：赶走尤太忠，请回高锦明、权星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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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针是：造反派团结起来，在批林批孔的大前提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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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3月，郝广德擅离职守，从武川县回到呼市，纠集那顺巴雅尔等一些革委会常委、委员，于3月8日发出所谓《第一号公告》，拉起“2·18”帮派山头。（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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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和浩特日报》“3·11”事件发生后，郝广德认为有机可乘。3月14日召集帮派会议听取汇报，会后以“部分革委会常委、委员”的名义，发表了所谓《第二号公告》，声明支持呼报���动，要求召开内蒙革委会第七次全委会，并张贴“尤太忠、刘玉柱（呼市第一书记）镇压呼报绝无好下场”，“尤、刘必须就压制呼报错误做公开检查”等大标语，矛头直指呼市、内蒙两级党委。（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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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0日，郝广德组织煽动群众，以要求接见为名，冲击和围攻内蒙古党委和党委主要负责人。郝广德在此期间还亲自到农牧、交通、外贸、内蒙党委大院等各系统，各单位，亲自做报告，进行大肆煽动。3月25日，冲击新城宾馆，强迫区党委召开所谓批林批孔大会（即万人大会）。（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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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广德在3月29日的万人大会上发言，大造反党乱军舆论，鼓吹批“颠倒论”，攻击自治区党委“死捂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盖子”，“妄图把批林批孔运动压下去”，逼自治区党委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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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郝广德一伙的捣乱，搅得工厂、机关不能正常生产、工作，社会秩序混乱。为了把破坏生产的罪名加在各级党委头上，他们策划召开了所谓“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会后还组织了游行。（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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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4月，郝广德还伙同高树华、王金保、那顺巴雅尔等人发表了所谓“43人声明”，并于16日、18日，联名给中央写信、发电报，攻击尤太忠弄虚作假，诬告群众，妄图把尤搞臭、赶走，进而搞垮自治区党委。（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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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4月，郝看到吴涛从北京传回的江青“3·5”黑讲话后，如获至宝，立即组织帮派成员学习讨论，并张贴“打倒大军阀李德生”，“尤太忠必须交待和李德生的关系”等标语口号，妄图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目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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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私藏转移了大批党政军机、绝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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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至68年，郝广德在担任内蒙革委会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期间，私藏和转移了大量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郝被免去政法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时，本应将这些文件交给组织，但郝却于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将这些文件交给其帮派成员到处转移，妄图长期隐藏起来。粉碎“四人帮”以后，郝广德不但不交出这些文件，反而面告其帮派兄弟销毁。直至1978年3月，宋香波才将这些文件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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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现在查获的1578份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中，就有绝密文件71份，机密文件36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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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些文件的内容来看，有属于绝密的中央公安部专案办公室转给内蒙的46名苏特分子和有苏特嫌疑的名单；有内蒙公安厅在解放初期肃反中发现和掌握的绝密档案材料4本（即日特、日特嫌疑、有重大历史问题和部分策反对象等人员材料）；有内蒙公安部门掌握的部分侦察对象、外逃分子和我们秘密力量的个人材料；有傅作义军政系统将校级军官名册及下落材料；有蒋匪在绥远地区的中、军统特务组织概况和特务人员名单，陕坝中美合作所特务组织情况和名单，关东军情报部特务机关概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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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广德长期私藏和转移这些文件严重地泄露、扩散了党和国家的机密，危害了国家的安全。（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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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广德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内蒙四大帮派头目之首，在几次搞乱内蒙局势中，他都起了主要作用。错误是极其严重的，并犯有罪行。但考虑其行经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根据中央第五次两案会议“宽大处理”的方针，和本人尚能认错认罪的态度，我们意见可不给刑事处分，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公职，下放基层劳动锻炼或分配适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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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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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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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CCRD/0/8/18/000019.txt

@@ -0,0 +1,23 @@
+# 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关于对戈志盛同志所犯错误的处理意见的报告
+
+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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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央（1982）9号文件精神和“两案”审理工作的要求，我们于1982年6月16日召开了常委会议，讨论研究了对戈志盛同志所犯错误的处理意见，现报告如下：
+
+　　戈志盛，男，汉族，现年45岁，1956年7月入党，1960年5月参加工作，文化革命前，在内蒙师院人事处任干事；文化革命开始后，于1967年7月任内蒙革委会筹备领导小组组织组副组长，1967年11月结合到呼市革委会任副主任，1968年1月至9月兼任呼市“群专”指挥部总指挥；1971年3月被免去呼市革委会副主任职务，回内蒙师院任宣传组副组长，1973年7月任呼市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11月8日，经自治区党委批准，撤销其呼市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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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戈志盛同志十年文化革命中的整个表现来看，是一个靠造反起家的典型人物。早在文化革命开始的1966年，他就参加了内蒙师院的造反派组织——《东纵》。随后，作为《东纵》的代表，进了《呼和浩特造反联络总部》，并担任了负责人之一，继之，又以造反派头头的身份，当上了呼市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他担任了9个月的呼市“群专”总指挥，在这一段时间里，“群专”所干的查抄和抓人等坏事，他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1968年至1969年“5·22”批示下达前，“挖肃”和挖“新内人党”期间，他一直在台上，批林批孔中，他又参与了内蒙和呼市地区好几个山头的活动，在1974年呼市召开“双委会”和1976年处理李悦等人冲击进驻市委机关等重大问题中，大耍两面派手法，站在帮派的立场上，为山头说话，一度扰乱了局势，影响了生产，他负有重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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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其被审查期间，对他所犯的错误，特别是批林批孔期间的错误，基本上作了交代，同时还揭发了内蒙和呼市地区参与山头活动的一些人和事；1979年到呼市化工厂劳动3年来，表现尚好；在这次审理他的问题时，虽然承认了自己的大部分错误事实，但对错误性质采取辩解。表现不诚恳。根据中央（1982）9号文件精神，我们的意见是：同意自治区党委1978年11月8日关于撤销戈志盛同志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职务的决定，并建议给其开除党籍的处分，按一般干部分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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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
+
+　　附：关于对戈志盛同志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戈志盛同志本人的检查；戈志盛同志《对审查报告材料的意见和说明》；关于戈志盛同志对审查结论意见的复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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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员会1982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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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内蒙党委，存。　（共印4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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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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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