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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RD/3/3/6/000001.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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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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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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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问题是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今年春季，若干地区的部分农村中一时出现了粮食供应的紧张现象，这个问题更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七月二十一日，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同志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就粮食问题作了重要的发言。这个发言分析了当前我国粮食问题的实质，提出了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方针、方法和步骤。陈云同志这个重要的发言，使我们对于我国粮食问题有了一个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同时也就澄清了近来对于粮食问题的一些混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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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关心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国的粮食究竟够不够呢？陈云同志在发言中着重指出：目前我国的粮食是“够吃够用”的。按照我国一般农村消费粮食的水平，每人每日平均一斤去壳粮是够用的。一九五四年我国产粮三千三百九十亿斤，全国每人平均大约五百六十多斤，除去其他消耗，也不会低于上面说的那个消费水平。解放以后，虽然我国的人口逐年增加，城市和工矿区逐年扩大，但粮食产量逐年也有增加，大家都还是有饭吃，并且要求吃得好一些；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比解放以前改善了。去年我国发生了百年未有的大水灾；许多受灾地区又是粮食高额产区，但是因为我们的粮食有了正确的调剂，我们终于保证了灾民必要的粮食供应。凡此一切，都是我国的粮食够吃够用的最有力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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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些情况必须引起人们的注意：第一、我国各地的粮食产量很不平衡，有些地区的粮食产量每人每年合七、八百斤甚至一千多斤，也有极少数地区的粮食产量每人每年不过二、三百斤。粮食余缺情况相差很大。第二、除了工矿区和城市人民需要全部供应粮食以外，还有几千万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需要粮食供应；每年常有的几千万遭受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的农民和几千万农村缺粮农民，也都要补充必要数量的粮食。这些情况提出了一个调剂和分配粮食的问题。调剂、分配得好，大家都会有必要数量的粮食。调剂、分配得不好，就会有许多人缺少粮食，而富农和投机商人则可能坐收囤积、操纵粮食之利。因此，陈云同志说，处理粮食问题有两种道路和两种办法。或者是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办法；或者是资本主义的道路，资本主义的办法。而我们要采取的，只能是照顾全国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办法；而不能采取那种听任富农和投机商人的操纵，使多数人陷于饥饿、倾家荡产的资本主义的道路，资本主义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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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政府一贯重视粮食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就尽力领导和帮助农民增产粮食。一九五四年，我国粮食产量已比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五十，超过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百分之十三。但是，农业在实现合作化、机械化以前不可能大规模增产粮食，各方面对粮食的需要日渐增加，而粮食的商品率却有逐渐下降的趋势。为了解决过渡时期的粮食问题，国家除了发展农业的合作化运动，鼓励合作社农民和个体农民发挥农业生产潜在力量，利用各种条件开垦荒地之外，还从一九五三年开始采取对粮食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办法，即统购统销的办法，有计划地收购农民的余粮，供应城市居民和缺粮农民的需要。这种办法对于城市居民和缺粮农民有利，他们可以按时买到价钱公道的粮食。对出卖余粮的农民有利，他们得到合理的代价，用来购买自己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利，它有效地保证了市场、物价的稳定；谁都知道，这种稳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所有好心的人都已看到，粮食统购统销的好处是不容怀疑的，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发扬成绩，纠正缺点，把统购统销政策贯彻得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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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属于小私有者的农民对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办法，在一定时期内是不习惯的。这表现在他们一方面拥护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一方面又认为粮食统购统销使他们的生活有些“不方便”。他们认为，国家掌握了粮食，当然比地主、商人掌握粮食好得不可比拟。但是，如果留有更多的粮食在自己手中，那似乎更要稳当一些。农民这种心理是造成今年春季农村粮食供应紧张现象的主要原因；消除农民这种心理，则是进一步作好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和促进农业生产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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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云同志在发言中指出：政府应该逐步地改进粮食工作，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来和农民成立协定；和农民成立协定的基础就是关于粮食的定产、定购、定销的政策和办法。这个办法中规定了一九五五年七月到一九五六年六月这个粮食年度征收和收购粮食的数字，并宣布这个数字三年不变。这是有助于消除农民那种心理的。人们知道，我国的粮食产量是在一年比一年增加，农民收获的粮食会一年比一年多，但粮食征收和收购数字三年不变。这样，在粮食统购后归农民自由处理的余粮会越来越多，农民手中留有相当的粮食后备，他们会感到更稳当一些，那种紧张心理就会慢慢消除。农民知道粮食征收和收购数字三年不变，知道自己每年应该缴多少公粮，卖多少余粮，这就便于更好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和家计，更准确地制定自己的生产和生活计划。这种措施必然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出售余粮的积极性，那是没有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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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粮食征收和收购总数在一定时期不变动还是不够的，还要力求各个地区各个农户的购销数字分配得公平合理。因此，办法中还规定：各地方政府对于地亩的粮食产量必须估得确实，定产不要超过实际产量；按照各地留粮标准计算各户的余粮和缺粮情况，规定向各户购粮和每年销粮的数字。这就是把“三定”逐步贯彻到户的办法。同时，还要把余粮户、自给户、缺粮户的界限确实划分清楚，并且力求减少人为的“缺粮户”。这样做，可以避免购买“过头粮”的现象，可以保证真正缺粮的农民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粮食，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周转过程中的浪费，还可以从根本上消除部分不缺粮的农民也说缺粮的虚假现象。另外，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的粮食逐年有所增加，缺粮户是会逐渐减少的，因此，各地在“三定”工作中，在一定时间内，应当注意掌握缺粮户逐渐减少的趋势做正确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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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城市，也要采取严格的措施整顿粮食统销工作，压缩一切不应销的粮食，保证必要的粮食供应。过去一个时期城市粮食供应有偏宽的现象，以致城市粮食向农村倒流。有些城市居民积存了目前并不需要的粮食，有些集体伙食单位虚报需要量，多买粮食和浪费粮食。这是很不合理的，必须纠正的。目前许多城市正在整顿粮食统销工作，实行核实供应的办法；今后还应当在实行这种办法的基础上再求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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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农村和城市，都要改善购粮证和粮票管理制度。过去城市、农村在这方面都发生了不少流弊，有些地方发现了发证不公平、滥发、涂改甚至借证套购和其他徇私舞弊的行为。今后对这些行为，要从严格管理着手，切实加以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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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云同志的发言中提到的粮食节约的问题，是全国人民应当密切注意的。应当了解，分配恰当，调度得好，我国的粮食是够吃够用的，同时也应当了解我国的粮食现在并不宽裕。一方面，国家已经确定全国计划收购的粮食数目三年不变，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方面，国家又必须在保证必要的供应的条件下适当储备一些粮食，以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国内外任何意外的事变。这两项措施都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这同工农联盟的巩固、五年计划的实现有密切的关系。为了确保三年不增加向农民购粮的数字，为了国家逐年积累适当的粮食储备，全国一切粮食消费者就必须尽量地节约粮食，以保证国家的粮食供应计划不被突破。陈云同志在发言中号召全国人民平均每人每天在正常的消费水平上节约半两粮食。全国人民应该热烈响应这个号召，立即着手，长期努力，经过一定的时期，积蓄起来巨大的后备力量，以备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的灾荒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当然，国家的粮食收购计划，什么时候都是必须完成的。农民们都要懂得，在粮食生产和消费方面服从国家计划，这就是自己的最大的利益。一方面要知道在目前的条件下继续增产是完全可能的；另方面要知道生活的改善不能超过生产发展的速度。只有国家工业化的伟大计划实现了，用工业把农业装备起来，农业生产才可能大量增加，人们的生活才可能更进一步地大大改善；可是，只有在现有条件下力求增产粮食、节约粮食，才能保证实现国家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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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实现人民政府解决粮食问题的方针，全国人民应当用积极的行动拥护政府有关粮食工作的一切措施和号召。全国农民应当用积极的行动拥护政府关于努力增产粮食的一切措施和号召。觉悟了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在前进的道路上的一切困难，胜利地解决我国的粮食问题。

CCRD/3/3/6/000002.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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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统购棉花要注意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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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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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棉已经陆续上市。全国各地的供销合作社接受国家的委托，开始了本年度的新棉收购工作。今年全国多数产棉区呈现丰收景象，棉花总产量可能超过原定计划。本年度收购两千零六十万担皮棉的任务，估计可以完成或超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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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供销社为国家统购棉花，将同收回预购棉花的工作结合进行。这是今年统购棉花的特点，也是完成任务的有利条件。国家为了掌握足够的棉花，供应纺织工业的需要，在今年春季展开了大规模的预购工作。国家给签订预购棉花合同的农民发出的定金比去年增加了一亿四千多万元，同时对棉农优待供应了大批生产、生活资料。这些措施受到广大棉农的热烈欢迎。国家采取了这种正确的办法，使今年计划统购的商品棉花的绝大部分都已列入预购合同。只要把预购棉花全部收回，统购任务就可基本完成。去年供销社代统购棉花，实行对棉农普遍评产评售的办法，费力很大，收效很小，某些棉农因此还对国家的统购政策发生一些错觉。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情况下，采取今年这种统购和履行预购合同相结合的办法，将使工作的进行更加顺利。因此，今年凡是进行了棉花预购的地区，都应该按照预购合同规定的数量，确定棉农的售棉任务。对于非预购地区的棉农，和因自然条件影响不能按预购数量交售棉花的棉农，则可按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较好的互助组的生产情况，适当地确定他们的交售任务。在预购棉花收回较差的个别地区，对囤积惜售的个别农户，可以重点实行评产评售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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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担任统购棉花任务的工作人员，没有正确认识统购棉花同收回预购棉花的关系，错误地认为“清理预购合同会影响统购”，或者以为“既然实行统购就不需要清理预购合同”，他们对收回预购棉花采取了消极的态度。这将给某些棉农隐瞒产量、拒绝履行合同的行为大开方便之门，增加全部工作的份量，使今年的棉花统购工作产生人为的困难，必须立即加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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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本年度的棉花统购任务，除了必须努力收回预购棉花以外，还要注意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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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对广大棉农再一次进行深入的爱国主义教育，反复向他们讲解国家统购棉花的意义。去年各地统购棉花，也曾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发挥过相当的作用。但许多地区的宣传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并带有很大的片面性：或者过分强调宣传棉农的眼前利益，而忽视了服从国家计划的必要性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远大前途；或者只讲统购棉花对国家的好处，而没有同棉农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我们应该通过当地的具体事实，向农民宣传把棉花卖给国家，对支援国家工业建设、特别是纺织工业建设的意义，以及对国家积累资金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作用，号召农民自觉自愿地出售棉花。我们不仅要从政治方面宣传爱国售棉的必要性，同时要从经济方面宣传国家对于农民售棉的物质鼓励政策，即棉农在预售任务以外，每多售一百斤皮棉，国家即在定量供应标准之外发给十斤粮食和十尺棉布的供应凭证。这是其他人享受不到的。农民为了生活的方便，也该积极出售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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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地验定棉花级别，贯彻“优级优价”政策。去年有不少供销合作社没有足够重视和努力克服检验棉花等级的技术困难，采取了错误的“宁低勿高”的做法，压级压价，使部分棉农受了一些损失，造成部分棉农不愿把棉花卖给国家或选站投售的不正常情况。很多事实证明：哪个供销社在收棉中压级压价，哪个地区的收棉量就随之下降，当地的棉农的生产情绪也会受到影响。而且，从验级偏低、压级压价中获取非法利润，乃是资本主义的经营方法，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种方法，防止和纠正压级压价的做法。当然，提级抬价的做法也是错误的，同样应该加以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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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产区物资供应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棉花收购工作。棉农如果不能及时买到必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不会愿意马上出售棉花的。去年有些棉区没有做好物资供应工作，棉农手里的钱花不出去，就不愿出卖棉花。这种情况足以说明物资供应和收购工作的密切关系。各地供销社应该特别注意棉产区农民比一般地区农民的购买力增长更快的特点，研究棉农的需要，开辟多种多样新产品的货源，尽力满足棉农发展生产提高生活的要求，推动棉农积极把棉花卖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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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统购棉花期间，要特别注意市场管理。有���干部在实行统购以后，有意无意地放弃了市场管理，造成严重的恶果。在去年收棉旺季当中，陕西耀县六区一个商人在一夜之间向棉农套购了三百多斤棉花；陕西乾县二区供销社在去年十月前后收购了三万多斤皮棉，其中一万多斤是不法商人从棉农手中套购了去而被供销社挡下来的。这些事实证明，加强市场管理，不断地同投机商人、不法富农作斗争，以至对他们实行必要的法律制裁，乃是顺利完成棉花统购任务所必需的。对私营棉花商贩、农村土纺土织户和私营棉花加工业的调查研究工作也必须加强，摸清这些行业的底细，妥善地加以管理和安排；对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也要进行一次广泛的爱国守法教育，要他们老老实实地经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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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在棉花统购工作的过程中，还应该加倍注意做好棉花的保管工作和保卫工作，警惕反革命分子可能的破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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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购棉花是供销社系统的一件大事。供销社系统的几十万职工，要在收购棉花工作中，展开增产节约运动，加速资金周转，节约流转费用，减少棉花损耗和加工成本。同时要接受去年的教训，合理地调配和运用加工力量，争取“快收、快轧、快运”，支援国家纺织工业的生产，满足全国军民对絮棉供应的要求。

CCRD/3/3/6/00000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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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有效地镇压敌人和保护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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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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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是根据我国宪法制订的，它的基本精神是对人民的敌人实行无情的镇压，而对于一切守法公民则坚决保护他们的人身自由和民主权利。这个条例的贯彻实施，将进一步加强和健全我国的革命法制，巩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保障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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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早就指示我们：“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过去的几年中间，我们坚决执行了这个指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并且依法惩办了各种犯罪分子，迅速地巩固了革命的秩序和社会的治安，保障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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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国内的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和复杂了，那些逃亡漏网的反革命分子和敌人新派遣来的特务分子，正在用更加诡秘的方法加紧进行破坏活动。这种形势要求我们不断地加强对于敌人的镇压，更加严密国家的法律制度，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以便更有效地保障国家的建设事业，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民主权利和人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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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应这种形势和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集中了历年来镇压反革命活动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经验，用立法的形式把这些经验固定下来，使国家机关在逮捕拘留人犯时有了统一的依据，也使人民群众能够更好地监督和支持国家机关在这一方面的行动，这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有很大的好处。这个条例的各项规定的目的都是为了更有效地保护国家的利益，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不这样规定，就必然会放纵了敌人和违法犯罪分子，使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失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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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个正在预备犯罪的人，在他的犯罪还未达到目的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把他逮捕或拘留起来呢？对他及有关人的人身、物品等是不是也应该进行搜查呢？在必要时是不是还应该扣押他的邮件和电报呢？这是完全应该的。这样是不是侵犯了人身自由和人民的民主权利呢？当然不是。如果有人认为逮捕和拘留了那些正在预备犯罪的分子就是侵犯了人权，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是极其有害的。因为依照这些人的想法，我们就不可能对那些正在预备犯罪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采取什么行动，而只能听任他们从容地实现犯罪企图，听任他们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难道是国家的法律和广大人民能够容许的吗？一九五一年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曾经判决了一件美国间谍李安东等企图在国庆节炮轰天安门的案件，公安机关是在他们还未动手以前就把他们逮捕了的。如果公安机关不在他们犯罪还未达到目的以前及早逮捕了他们和进行搜查，结果就会使敌人的罪恶计划顺利实现，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和参加游行的群众就会受到伤害。这当然是不能容许的。应该了解：我们保障人身自由只是保障全体守法公民的人身自由，绝对不保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人身自由。美帝国主义和将介石卖国集团是很希望在我们的国家里找到那种保障犯法的自由的，但是中国人民不是傻瓜，对于反革命分子不会给予任何自由的，对于已经犯罪的，自然要抓起来严办，对于正在预备犯罪的，也要加以适当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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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机关在紧急情况下不经人民检察院批准而直接进行搜查或拘留人犯，这是完全必要的。如果有人也认为这是侵犯人身自由和人民的民主权利，这种认识也是完全错误的，也是极其有害的。譬如说某处突然发生了一件纵火或爆破的案件，及时赶到现场的公安人员如果不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命令一定范围内的人和物品暂时不许移动，同时进行必要的讯问和搜查，并把嫌疑最大的人临时拘留起来，那就很有可能让犯罪分子跑掉，或者由于现场的变动而增加了破案的困难。因此在这种极少的特殊情况之下，虽然有一些人的行动会暂时受到限制，也不应该认为是侵犯了人身自由和人民的民主权利。因为这种紧急措施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利益，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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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的国家里，任何守法公民的人身自由和民主权利是决不容许侵犯的，这是一条坚定不移的原则。我们的党曾经一再地教导公安、司法人员，必须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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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事求是和认真负责的精神来进行工作，既不要放纵了一个人民的敌人，也不容许冤枉一个好人。人民公安、司���机关是这样作了的。几年来，他们在逮捕或拘留人犯的时候，一般都在事前依靠群众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找到了犯罪的确切证据，或者是发现了重大的犯罪嫌疑，经过一定的批准手续以后，才把那些应该逮捕、拘留的人犯逮捕、拘留起来；如果在事后发现有逮捕不当的情况，也都作了纠正。“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总结了历年来的工作经验，对于逮捕拘留人犯的范围、执行逮捕拘留的机关及其权限和其他有关事项，都作了更加周密的规定。这个条例贯彻了严格的革命法制的精神，规定逮捕、拘留人犯必须按照严格的法律规定办事：决定逮捕和批准逮捕人犯的权力属于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要求逮捕人犯的时候，必须事前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公安机关在紧急情况下拘留人犯以后，也应当在拘留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把拘留的事实和理由通知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接到通知后的四十八小时内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公安机关对于不批准逮捕的应当立即释放；对于执行逮捕、拘留的机关在逮捕人犯、搜查罪证以及逮捕、拘留后的讯问等，也都规定了各种必须遵守的法律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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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规定一方面说明：除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以外，任何机关或任何人都没有权逮捕、拘留人犯；谁如果不遵守这个规定，私自逮捕或拘留人犯，就是一种侵犯人身自由的违法行为。另一方面又说明：即使是公安、司法机关，也要遵照严格的规定办事，不能违反法律规定随意捕人押人。为了保证这些规定能被严格遵行，条例又特别规定：凡是发生了违法逮捕、拘留公民的现象，就应当由人民检察院进行查究；如果这种违法行为是出于陷害、报复、贪赃或其他个人的目的，还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这个规定是很重要的，它保证任何机关和任何人都不得滥用职权，违法乱纪，因而能够有效地防止错捕、错押，并且在万一发生这种违法行为以后能够及时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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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贯彻执行这个条例，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人民公安机关必须大大加强对于自己的工作人员的法制教育，使大家深刻认识加强革命法制的目的是要更有效地镇压敌人，保护人民，使大家对这两个方面有一个完整的理解，不能因加强镇压敌人而侵犯了人民，也不能因加强保护人民而放纵了敌人。正规的逮捕拘留手续同必要时实行紧急措置的权力，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统一的目的所必需的。如果有的人因为握有采取紧急措置的权力而草率地实行逮捕拘留，那是完全不能允许的，情节严重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因为这会侵犯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人身自由，造成冤案，影响国家机关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有人以为这个条例中所规定的法律手续只是增加了麻烦，因而产生一种消极的情绪，对应该逮捕审讯的罪犯也因害怕麻烦而不加逮捕审讯，以致放纵了敌人，放纵了反革命分子和违法犯罪分子，这同样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因为这同样会使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生命财产置于毫无保障的地位。我们在具体工作中虽然很难保证绝对不发生一丝错误，但是如果能够深刻地批判和克服上述可能发生的错误思想，就能够保证避免错误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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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特别是公安、司法机关，还应该结合日常工作，向人民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说明这个条例中的各项规定以及这些规定对国家和人民的好处，动员人民群众监督国家机关正确执行这个条例，并且给予国家机关以支持和协助，积极检举反革命分子和违法犯罪分子，帮助公安、司法机关捉拿各种罪犯。

CCRD/3/3/6/000004.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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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凭主观愿望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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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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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党和人民政府进行的每一项工作，目的都是在于直接或间接地为人民谋福利，都是为了人民当前的和长远的利益。但是，要使每一项工作收到预期的效果，真正造福于人民，就必须严格地从实际情况出发，并且必须有一套正确的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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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党和国家机关中，有些同志的主观愿望虽然很好，愿意为人民群众多作一些有益的事情；但是由于他们的思想主观片面，工作方法不对头，有时还夹杂着一些个人的不纯动机，结果把好事办坏了，反而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湖北省鄂城县五区发生的所谓“集体房屋”事件，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去年这个区的部分地方遭了水灾，不少群众的房屋毁坏了，县、区领导上决定为灾民重建家园。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按理一定会得到群众的熟诚拥护的。但是，这个区的区委书记廖镜明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好大喜功的思想，希望通过这件事来表现他的功绩。他不是深入到群众中去听取他们对于盖房的意见，然后再根据党和国家的政策，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订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他主观武断地想出了一个所谓“集体房屋”建筑计划，房屋的样式和规格都是他事先想好的，群众必须坚决执行。按照他的想法，建筑所谓“集体房屋”，不但可以克服材料和人力上的困难，而且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将来“从省里或中央来的首长”看见这些房屋也会称赞他。这就是说，修建集体房屋既对群众有益，也对个人有利。因此，他对这个主观主义的盖房计划深信不疑，虽然下面的同志两次三番地提出不同意见，他都以“群众是要说服教育的”等为借口，一概拒绝加以考虑，并且急急忙忙地派出干部，要他们连夜赶到芦洲乡召开群众大会，动员群众在三天之内把“集体房屋”盖好，以便作为典型在全区推广。但是，事实是和主观主义者的想法完全相反的。当区乡干部当众宣布所谓“集体房屋”建筑计划以后，群众不是报以热烈的掌声，而是立即轰动了起来，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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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的党政基层组织甚至一些县级以上的领导机关中间，这种主观主义的事例并不是个别的。我们要为人民群众办事，不仅需要从实际出发制订工作计划，而且在订出了计划加以实行的时候，还需要有正确的工作方法，就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这就是要广泛深入地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真正使群众懂得完成工作任务对国家和对人民的好处，从而愿意为它的实现而努力。只有作好这种宣传教育工作，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工作任务才能顺利地完成；否则即使这个工作直接有利于群众，工作计划也是正确的，同样容易把好事办坏，引起群众的不满。刘少奇同志在“论党”一书中早就指示我们：“我们共产党人的一切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我们的一切纲领与政策，不论是怎样正确，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直接的拥护和坚持到底的斗争都是无法实现的。所以，我们的一切，都依靠于、决定于人民群众的自觉与自动，不依靠于群众的自觉与自动，我们将一事无成，费力不讨好。”一九五三年党中央曾经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给了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基层干部中的强迫命令作风以沉重的打击，但是强迫命令作风并没有完全肃清。自从去年以来，不论是在防汛救灾和物资供应工作中，在粮食、棉花和油料作物的统购工作中，或者是在发展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中，都有部分干部不是耐心地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启发群众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完成任务，而是用简单化的粗暴的态度对待群众。特别是在他们的工作计划脱离实际、得不到群众拥护的时候，他们更会采取极其恶劣的办法对待群众。“集体房屋”事件之所以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这个区的干部犯了强迫命令的错误。这个区的领导人不只是主观主义地订出了脱离实际的盖房计划，而且他也没有想到应该把这个计划交给群众讨论，考验一下这一计划是否切实可行，他更没有想到为群众谋福利的事，也应该在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去完成，而是急躁地限定要在三天之内把房子盖好。当群众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负责领导盖房工作的区乡干部，也不是把情况具实报告他们的上级，而是恐吓群众，命令群众立即行动。虽然在他们的强迫之下，“集体房屋”盖成不少；但是由于大小格式一样，不适合群众的各种要求，加上做饭吃水不方便等原因，很多群众不愿住。结果是浪费了群众的木料和人工，糟蹋了国家的财产，并且把一些还有用的房子也拆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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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集体房屋”事件中还可以看出，基层干部所以在工作中发生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的毛病，往往是和县级以上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密切不可分的。这个所谓“集体房屋”建筑计划，鄂城县的领导干部是知道的，按理说这个错误的行动应该被他们坚决制止。但是事实不是如此，这个主观主义的计划，在鄂城县县委召开的区委工作组长干部会上提出过，而且有人反对过，并没有引起注意；县委书记也是知道的，也没有制止这一计划的执行，只是阻止过组织别区的代表去参观；而县委副书记和县长却对这一计划称赞为“做得对头”，鼓励他“好，干吧！”应该指出，正是这种对人民群众不负责任的恶劣的官僚主义作风，就使得那些有主观主义和好大喜功思想的人胆量更壮，使得他们敢于用强迫命令的方法来对待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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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们经过了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和反违法乱纪的斗争，但是，不少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他们只醉心于向下级分配任务、要统计数字和百分比，只满足于下级提出来的什么新计划和新办法，就以为真正天下太平万事亨通。他们对下级的工作不作深入的检查和具体的帮助，不在政策上和原则问题上领导和监督下级的工作，不深入群众、随时倾听群众的意见，因而不能从工作方法和实际效果上去考察工作的成败。他们喜欢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把过多的工作压在基层干部身上，不交代政策界限，也不交代工作方法，事后也缺乏必要的帮助、督促和检查。即使有督促、检查，但是很不深入；发现了问题，又想出各种理由来原谅干部，不作及时的处理。在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有的县委就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再地给下面追加建社的任务。领导机关的这种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除助长了干部的盲目乐观情绪，助长了少数干部的坏思想坏作风以外，最主要的是使干部感觉任务太重，时间又紧迫，迫着他们采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去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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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要在今后肃清基层干部中的强迫命令及其他脱离实际的不良思想作风，除了应该从加强对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入手，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政策水平以外，当前最迫切的是必须转变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作风。要知道，我们的农村基层干部，绝大多数都是来自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经过各种实际斗争的锻炼，一般都具有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优良品质，在群众中间也有较高的威信。但是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一般都比较低，政策思想水平不高，如果我们不给予他们具体的帮助和指导，他们就不能很好地领会党的政策方针，就会在工作中犯急躁冒进或者消极等待等错误，而且极易染上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作风。因此，县级以上的领导机关在向下布置任务时，除应尽量作到使自己发布的决议、指示或工作计划符合实际情况以外，必须妥善地为干部安排工作任务。向他们说明完成任务对国家和人民的好处；必须向他们交代政策界限和工作方法，及时推广先进的工作经验；必须深入下去，多给他们具体的帮助，并且检查他们完成任务的情况，给他们以经常的具体指导。

CCRD/3/3/6/00000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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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实现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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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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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对于我国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提出了关于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通过了关于这个计划草案的决议；会议讨论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罪恶，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了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改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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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无疑地将会在我们的党和国家生活中发生巨大的积极的作用。这次会议充分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了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的许多缺点和错误，指出了克服这些缺点和错误的办法。全党同志的思想更加一致了，在这个基础上全党的团结和统一更加巩固了。这对于我们党的事业，特别是对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顺利实现是有决定性的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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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党中央在一九五二年就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于一九五四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接受，列入了我国的宪法，成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依靠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努力，我们的党和政府采取的各项重要的政策和办法，在各方面都相当顺利地在执行着，有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譬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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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为我们要完成的历史任务是这样的艰巨，我们的事业就是极其伟大和光荣的。我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必须加紧努力，以坚定的一致的步伐，逐步地发展国民经济，逐步地实现过渡时期的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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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大步骤。第一个五年计划实际上已经执行两年多了，我们已经积累了许多经验，这就使我们更有信心领导国民经济的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建设。在执行了两年以后才来决定这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否太迟了呢？并不太迟。我国在经济上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资源没有调查，技术水平很低，目前仍然有多种经济成份同时并存，这些都是编制经济计划的客观困难。从主观方面说，我们党从来没有编制长期建设计划的经验，在建国以后不久又从事于抗美援朝战争，因此，过去只能一面进行建设，一面编制计划。实际上编制五年计划的工作从一九五一年春季就开始了，一九五三年又开始了实际的有计划的建设。现在有了两年的实践经验，就使整个五年计划的制定更加接近了实际。这对于我国有计划的建设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
+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根据我国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和两年多以来的经济建设的实际经验，认真地讨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草案，做出决议，建议党中央对五年计划草案再作必要的修正，以便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予以审议和通过，把它作为我们国家的计划。这是完全正确的。
+
+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为完全实现我国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打下初步的基础，就是说，这第一个五年计划要使我国在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中迈出一大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城市建设、商业、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要有相当的发展，但是发展的重点必须是重工业。虽然我国的农业是落后的，粮食和各种工业原料的产量远不能适应目前国家的需要，必须大力发展；我国的铁路和其他交通设备也是不足的，也很需要加以扩建；但是，我们能够使用于五年计划建设的财力毕竟是有限度的，不应该平均使用，否则必然一事无成。优先发展重工业，正是改变我国农业、运输业和其他方面的落后状态的关键，也是扩大轻工业、有系统地改善人民生活的关键。而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为着加强我们的国防，解放台湾，打击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我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尤其必须发展重工业。
+
+　　为了这样的目的，我们全国人民���该一致动员起来，无论在哪一个战线上、哪一个具体的工作岗位上，大家都要勤劳地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努力增产，厉行节约，彼此密切协作，共同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计划中的建设项目完成以后，我国将拥有比现在的产量增大一倍至几倍的电力工业、煤矿工业和石油工业；将有强大的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和基本化学工业；将有能力自己制造大型金属切削机床和动力、冶金、矿山的机械；将能够大规模地制造汽车、拖拉机和飞机。到了那时候，人们就将看到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建设起许多巨大的前所未有的工厂，建成许多新的铁路，完成许多农林水利方面的建设，我国的生产力将大大提高，我国内地将出现新的工业基地，我国的经济面貌将发生重要的改变。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引导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使我们的国家繁荣富强、人民生活幸福的伟大建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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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的党正在领导着广大劳动人民为实现这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这是一个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这个革命的结果就是我国一切剥削制度的消灭，因此严重的阶级斗争是不能避免的。还在一九五四年二月，我们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已经向党内外提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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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外国帝国主义决不会袖手旁观；另一方面国内那些已经被打倒的阶级决不会甘心于自己的死亡，那些将被消灭的阶级也决不会没有反抗，他们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必然要和外国帝国主义互相勾结起来，利用每一个机会来破坏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企图使中国革命事业归于失败，使反动统治在中国复辟。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并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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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前后所揭露的个人主义野心家高岗和饶漱石的反党联盟的阴谋，就是这种严重的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的一个尖锐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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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证明，这个反党阴谋的首脑高岗、饶漱石和他们的追随者处心积虑地进行阴谋活动，结成秘密宗派，有计划地有系统地到处挑拨离间，进行反党的宣传，而在党的组织和党的会议面前却什么真话也不说。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这个反党的阴谋集团背着党中央，曾极力诬蔑我们的党，诬蔑我们党的历史，诬蔑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他们的罪恶目的是用阴谋活动来分裂我们的党，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他们实际上成了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
+
+　　但是我们党是巩固的，敌人和反党分子的凶恶阴谋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我们全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团结一致的领导下，及时地揭露了和彻底地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取得了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的伟大胜利。这再次证明了我们的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而建设起来的坚强的不可战胜的党，证明了我们的党善于从自己队伍内部清除阴谋家和叛徒，用统一和团结的力量来争取工人阶级革命事业的彻底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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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党在历史上曾多次战胜叛徒和反党分子。一九二七年反对叛徒陈独秀分子的斗争，一九三五年反对叛徒张国焘的斗争，都是在阶级关系激烈变化、阶级斗争十分紧张的时期发生的。斗争的胜利保证了党能够在革命发展的紧要关头打退阶级敌人对党的凶恶进攻，使革命事业胜利前进。现在我们的党又粉碎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由于这个斗争的胜利，我们的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和巩固了。这是我们党的整个发展历史中的又一个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是我国人民社会主义事业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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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在过渡时期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下加强党的纪律的迫切重要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并且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以便加强反对党员中各种违法乱纪现象的斗争，特别是防止象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这一类严重危害党的利益的事件重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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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共产党人和党的各级组织的神圣天职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诚诚恳恳地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奋斗。我们的党鼓励每一个党员充分发挥和不断提高自己的才智，但同时我们的党必须经过一定的组织���任何一个党员的工作实行严格的有系统的监督。没有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监督，一个好的党员也可能犯严重的错误以至变坏。外国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的反革命分子正在不断地窥伺着我们，他们都知道要破坏中国人民的事业，最厉害的办法莫如首先进攻中国人民和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他们懂得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夺取的，他们就无时无刻不力图利用我们党内最不坚定最不可靠的分子，经过他们来分裂我们的党，腐蚀我们的党，以便最顺利地实现他们的反革命复辟的阴谋。因此，我们全党必须从过去的事件中吸取教训，引为鉴戒，百倍加强党的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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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党的监督是为着保证党的路线、政策、党章、党纪和国家的法律、法令的贯彻，是为着巩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为着及时地纠正错误。加强党的监督可以有效地反对个人主义倾向和骄傲自满情绪，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死敌。我们知道，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决不会不遇到困难的。帝国主义势力还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国内反革命分子还在伺隙向我们进攻，我们也许还会遇到比过去更大的困难。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负责的党员，决不骄傲，决不存任何个人打算，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依靠党的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兢兢业业地而又满怀信心地为克服任何困难、争取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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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六万万人口的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的党和它的每一个党员所担负的责任是重大的。但是，只要我们全党团结一致，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紧紧依靠工人阶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完成我们的革命任务和建设任务。我们是新生的力量，而新生的力量从来是不可战胜的，一切旧势力总是要被消灭的。我们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我们必将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让我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更加信心百倍地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彻底实现而奋勇前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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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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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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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是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同各种敌对思想进行不断战斗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三十多年来党的发展和胜利的历史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战胜各种敌对思想而获得发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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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的党正在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阶级斗争更为复杂和尖锐起来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力图破坏社会主义的事业。他们破坏我们事业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用资产阶级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用唯心主义世界观反对唯物主义世界观。他们用这个方法抗拒改造，阻碍社会进步，阻碍科学和文化的进步，阻碍建设事业的发展，并腐蚀劳动人民，直到腐蚀我们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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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采取联合的政策，由于小资产阶级还象汪洋大海一样地存在，由于资本主义包围的存在，也由于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得不充分，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在党外，甚至在党内，还有很大市场：很多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还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许多党员干部和许多知识分子不能辨别什么是唯物主义思想、什么是唯心主义思想；不少党员干部自己在思想上还是唯心主义者，或者被唯心主义思想所俘掳，时常表现着同唯心主义思想和平共居，甚至于表现为向唯心主义思想投降的倾向；许多学术和文化领域中虽然存在着唯物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思想斗争的争论，但是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却还不能充分展开，在不少问题上错误思想还占着上风，或者还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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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斗争形势必须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注意。这是一场极其复杂和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上的反映。为了顺利地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了保证经济战线上的胜利，必须同时在思想战线上展开斗争并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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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党是重视领导思想斗争的。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间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的直接目的是清除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同时也对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给了初步的批判。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使大家认识到必须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在过去几年中，还没有能对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资产阶级的哲学——唯心主义思想进行有系统的批判，而这个任务现在是必须着手了。目前开展的对胡适、俞平伯、胡风等人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的目的，就是要克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中作广泛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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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是在学术界中、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的有效方法，是推动学术讨论和科学进步的有效方法，是促进各个学术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生长的有效方法，是培养和组织理论工作队伍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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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开展在学术问题上的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必须首先克服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错误思想。这些思想的表现是：对资产阶级“名人”的偶像崇拜，认为他们是“权威”，不能批评；对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者采取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态度，对他们实行压制；某些党员以“权威”自居，不许别人批评自己，不进行自我批评；某些党员因为私人友情或情面的关系，对别人的错误不去批评，甚至加以掩护，等等。必须坚持这样的原则：在学术的批评和讨论中，任何人都不能有什么特权。党员可以批评党员，也可以批评非党员；非党员同样可以批评党员和非党员；任何著名的或不著名的学术工作者都可以对别人提出批评和受到别人的批评。共产党员的学术工作者应当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上起模范作用。以“权威”自居，压制批评，或者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熟视无睹，采取自由主义甚至投降主义的态度，都是同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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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这就是说：应当提倡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尖锐的学术论争。批评和讨论应当以研究工作为基础，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说明问题，应当力求内容生动，辞句明白，善于分析具体的事实。解决学术的争论，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应当容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而不是压制这种反批评。应当容许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已经做了结论之后，如���发生新的不同意见，仍然容许讨论。这样做，是为了使学术界减少顾虑，敢于大胆展开不同意见的争论，从而给读者以深刻的教育，使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对的，什么是真正错的，以便达到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彻底批判的目的，达到正确解决学术问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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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的批评和讨论，一般地应当服从于向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宣传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本方针。因此，批评和讨论的主要内容和语言形式，应当力求使广大群众能够理解和发生兴趣，并着重在批评和讨论的过程中正面地有系统地和力求浅显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各项基本观点，以便各种读者读了都觉得有所获益。无论宣传唯物主义或进行学术的批评讨论，都是为了帮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帝国主义，保卫祖国。因此这种宣传和讨论应当力求联系到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迫切问题，联系到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迫切问题，联系到党和国家工作中的迫切问题，使知识分子、干部和人民群众能够经过这种宣传教育，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正确地理解这些迫切问题。应当注意在思想批判的过程中，善于把唯物主义的宣传工作和具体的实际的研究工作结合起来，使同志们能够运用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向导，能够运用唯物主义的原理总结各种工作的经验，说明和解决问题。这也就是说，在向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唯物主义思想的宣传的时候，必须强调理论和实际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引导他们去批判自己头脑中的唯心主义思想，批判自己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所接触到的资产阶级思想，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和解决自己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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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注意在思想批判的过程中发现和培养学术界中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组织和培养理论工作的队伍。近几年来，青年的马克思王义的学术工作者已经逐渐增加，有些党员的学术工作者和党外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工作者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岗位，旧的学术工作者中间也有一部分在思想上得到了改造，这些力量都应当有效地组织起来。在党的理论工作的发展中，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者必然能够日益增加起来，这是我国学术发展的希望。必须在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中，在学术批评和讨论的过程中，发现他们，了解他们的情况，给他们以必要的指导和帮助，把他们之中的优秀人物放到适当的工作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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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进行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和学术问题的批评和讨论的时候，应当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首先，应当分清思想上的敌友我三方。对于思想上坚持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的代表人物，应当视为思想上的敌人，展开斗争，使他们在思想上孤立，肃清这种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对于虽有错误，但是倾向于唯物主义的知识分子，应当视为朋友，帮助他们进步。其次，应当分清政治上的反革命分子和学术思想上犯错误的人。对学术思想上有严重的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的学术工作者，只要他们在政治上不是反革命分子，应当保障他们获得适合于他们的工作岗位，保障他们有可能继续进行对于社会有用的研究，尊重和发挥他们对社会有用的专长，并将这种专长传授给青年，同时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学术的批评和讨论，实行自我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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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全国党的、军队的、文教系统的、经济系统的、政法系统的，以及其他部门和各群众团体的有阅读能力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大约有五百万人。要做到他们的绝大部分（例如三百万人）都能够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了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懂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并且通过他们，用唯物主义思想教育文化水平较低的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必须正确地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个长期的思想工作计划，才能达到目的。各级党委一定要认真领导这一工作，认真解决工作中发生的问题，注意发现和培养学术界中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组织和培养理论工作的队伍，在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进行斗争中，不断地扩大唯物主义思想的阵地，不断地削弱以至肃清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思想掌握广大人民群众，从而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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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明确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就���唯心主义世界观。因此，党在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宣传唯物主义的思想，反对唯心主义的思想，使党的干部能够懂得思想和客观存在的关系，懂得思想、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懂得要根据社会现实生活的发展规律来推进党的工作和国家的工作，从而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便于在实际工作中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思想武器，改进党和国家工作；同时使广大人民脱离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大大提高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的觉悟程度，便于形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一致。这个任务虽然极为艰巨，但我们相信，依靠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长期努力，这个任务是一定能够胜利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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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员全党全民同坏人坏事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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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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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巩固党的纪律，严肃地检查和处理党员违反党的纪律的事件，是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这是无产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是党的意志统一和行动统一的保证，是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保证。列宁说：“谁只要稍微减弱无产阶级党内铁的纪律（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在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这个原理对于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完全适用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的和地方各级的监察委员会来代替目前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借以加强党的纪律，加强反对党员中各种违法乱纪现象的斗争，特别是防止象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这一类严重危害党的利益的事件重复发生。这是必要的和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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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指出，不论外国帝国主义者或是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他们都知道，要进攻中国人民，最厉害的办法莫如首先进攻中国人民和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因此，他们时时刻刻在寻找各种机会向我们党进行公开的和隐蔽的进攻。在这种阶级斗争形势下，党内一部分不坚定的不可靠的分子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因而违法乱纪，甚至蜕化变质。这类事实虽然有一部分已经被揭发和处理了，但是还有更多的没有被揭发，或者虽然被揭发出来，但还没有得到及时的严肃的处理。继续容忍这种情形只有对党和人民的敌人有利，对于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事业就只能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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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同这些坏人坏事作彻底的有效的斗争，不但要依靠党和国家机关的一般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的加强，而且要依靠党和国家的专门的监督机关的加强；不但要依靠全党的一切积极分子的共同努力，而且要依靠全国人民中一切积极分子的共同努力。
+
+　　党的监察委员会就是党内的一个专门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监督机关。按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在各级党委指导下进行工作，它有权检查和处理一切党员违反党章、党纪和国家法律、法令的案件。各级党委委员如有违反党章、党纪和国家法律、法令的行为，应由同级党委处理；但上级党的监察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有权直接加以处理。党的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在对上级党委委员和同级党委委员进行检查的时候，以及对上级和同级党委所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内的干部给以撤销工作以上的处分的时候，应当分别征得上级和同级党委的同意；但地方监察委员会如认为同级党委的决定不适当的时候，有权向上一级党委提出申诉。由此可见，党的监察委员会比原有的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拥有更广泛的权力。原有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完全受同级党委的管理，对下级党委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无权直接过问，因此，如果党委重视党的纪律工作，并能以身作则地严格遵守党的纪律，那末，在这个党委所领导下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就作得比较好；如果不是这样，那末在这个党委所领导下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就很难作好。原中共中央东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就是一个例子。这个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在反党分子高岗领导之下，他的追随者张秀山、陈伯村、郭峰又兼任了这个委员会的正副书记，因此，这个纪律检查委员会就不能对高岗的反党活动进行检查，就不能按照党的原则进行工作。同样，原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不但蛮横地限制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而且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去的工作人员也“赶出山东”。这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成立党的监察委员会来代替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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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监察委员会在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时候，不应当仅仅依靠少数几个工作人员；少数工作人员哪怕再努力，他们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党的监察委员会不但必须善于同国家检察机关和政府监察机关建立密切的合作，而且必须善于发动全体党员和全体爱国公民同坏人坏事斗争的积极性。过去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组织过于狭小，同党内外广大群众缺乏公开的、直接的联系，这也是它的工作受到限制的原因之一。党在成立监察委员会的决议中规定：“一切党员有义务向党的监察委员会报告他所知道的党员违法乱纪的情况，并帮助党的监察委员会同违反党章、党纪和国家法律、法令的党员进行斗争。”决议又规定：“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必须同各级工会���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合作社的监事会以及其他群众组织取得经常的联系，并依靠这些组织联系广大群众进行工作。”这些规定对动员党内外广大群众反对坏人坏事的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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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要及时地有效地揭发和打击坏人坏事，必须着重提倡群众的告发。坏分子的头上并没有刻上“坏分子”三个字，他们还会用各种手段来掩盖他们所作的坏事，因此单靠由上而下的检查往往还不能发现或不能完全发现他们的真面目。但是“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一个人做了坏事总是有人受害的，也总是有人知道的。只要对由下而上的控告加以广泛的提倡，并且认真地保护控告者不受报复，那末坏人就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们所作的坏事就可以受到及时的制止。大家知道，前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兼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黄逸峰，前中共河北省定县地委书记王振海，就都是被人告发而受到应得的处分的。太原钢铁厂的共产党员张宝桐控告该厂炼焦部党支部书记王自生伪造成绩，鞍钢小型轧钢厂的工人韩长信控告该厂总支委员会副书记康兆文窃夺他的合理化建议，虽然都经过长期的拖延，受到种种的波折，但是他们坚持斗争，都终于得到胜利。这些事实表明，坏人当道好人遭殃的时代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者口头控告的权利。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成立党的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同宪法的这个规定一样，对于告发坏人坏事的党内外积极分子作了极大的鼓励，而对于那些继续为非作歹的坏分子则是警告的洪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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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反对群众的控告。他们有时找出种种歪道理来替自己辩护，更多的是用种种恶劣手段来打击陷害控告者，或者对控告加以搁置，使它实际上不能生效。应当说，凡是反对群众控告的人就是坏人。你如果不是坏人，你为什么害怕控告和打击控告者呢？民间有句俗语说得好：平生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在群众的告发中当然可能有失实的地方，甚至也可能有挟嫌诬告的事，但是这又有什么可怕呢？水落了石头就要出来，案件经过调查，真相就要大白；没有作过坏事的人是不怕一时被误会的。事实证明，在过去的群众控告中，无论党内外，诬告的极少，倒是控告人受打击的很多。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今天迫切需要的乃是给党内外控告者以支持和保障，给那些打击控告者的坏分子以打击和制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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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监察委员会的成立，意味着党的纪律需要加强和将要加强。但是这还不等于它已经加强了。为了把党的要求变为活生生的实际，还需要进行严重的斗争。对于实现党的要求负有监督责任的党的监察委员会的一切工作人员，如党的决议所指示的，必须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树立严肃负责、实事求是的作风，以身作则地严格遵守党章、党纪和国家法律、法令，坚定地对坏人坏事进行斗争，严肃地检查和处理案件。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过去几年的工作有重大的成绩，但是也有缺点和错误。这些缺点和错误的产生，除了象上面所说的由于职权和组织所限，或者由于人选不当以外，还由于少数负责纪律检查工作的人员顾虑个人得失，怕得罪人，怕受到打击报复，因而不能坚定地正确地同坏人坏事作斗争。这应当说是一种失职行为。当然，也有个别工作人员有片面观点，偏听偏信，自以为是，没有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作出结论，以至对有关的党员处分得过重，甚至处分得根本错误。这同样是不许可的。党的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是党的代表，必须大公无私地、实事求是地来检查和处理党内的一切违法乱纪案件。只有这样，党的纪律才能真正加强起来。

CCRD/3/3/6/000008.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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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容许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群众的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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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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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下层、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的工作作风。我们党在长期的工作中，已经积累起许多深入群众的工作经验，有的已经形成了制度，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能够经常深入群众，同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接受群众的监督，给予基层干部以具体的领导，帮助他们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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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到密切联系群众，接受群众的监督，我们就必须经常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批评和揭发各种缺点和错误。党一再教育我们必须对批评、特别是对来自下面的批评抱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态度，务必使来自群众的一切批评、建议、检举和控告都能得到及时的公正的处理。因此，我们党的各级组织都设有纪律检查部门，专门处理党员违反党的纪律的事件。国家还设有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人民监察机关（较大的厂矿企业设有监察室）。我们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还设有人民接待室，或指定有专职干部，在机关负责人的亲自领导之下，负责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来访。许多地方的党政负责人还亲自批阅一部分人民来信，而且除了平时接见群众以外，还特别规定定期接见来访的群众的制度。所有这些都便利了自下而上的批评的开展，便利了群众的申诉和控告，在密切党和政府同群众的联系上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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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各级党委和国家机关中，近年来有不少同志由于在国家建设战线上取得了某些成绩，就增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他们忽视了党一再教导我们的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必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他们关在领导机关里，忙于开会和发文件，长期不深入实际和不深入群众。群众在日新月异地改进工作，他们不知道；在前进的道路上出现很多新问题、新困难，产生不少新的缺点和错误，他们也不知道。这样，他们就不能主动地发现和解决问题；甚至群众已经跑上了门，向他们提出对于工作的批评、建议，告发了他们领导下的党员、干部，他们还不虚心倾听，不作认真的处理。在他们领导下的负责处理人民控诉的机关，又常常把群众的控诉从这个部门转到那个部门；一件申诉和控告可以拖上一年、两年不解决，或者虽然解决了，但是解决得很不好。鞍钢小型轧钢厂工人韩长信在控告党总支书记康兆文窃取他的合理化建议并对他实行打击报复的过程中，碰到的正是这样一些染有程度不等的官僚主义毛病的领导者和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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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鞍山市委和它所属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对于康兆文这样的干部做了违反党纪的事情，竟然不知道，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甚至把他当成好干部来表扬和提拔。正当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新三反”运动在各地积极开展的时候，当韩长信受到反党分子的沉重打击，被逼得走头无路，不得不向鞍山市委提出控告的时候，鞍山市委的负责人也并没有加以重视。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负责人，根本还不知道有这样的控告；下面的干部去调查，他也不知道；调查以后写了报告，他也没有看。更奇怪的是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竟然把这个调查材料转给了被控告人所领导的党组织，这就助长了被控告者进行打击报复的气焰。市委的负责人虽然把这个控告批给工矿部去检查处理，但是对于处理的结果如何却没有检查，也没有接见多次要求见他的工人。市委工矿部虽然派人作过调查，但是这个部的负责人连调查报告也没有看一下，只是把它当作“参考”材料送给了他们的上级，而他们的上级又很久没有“参考”。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市委工矿部的一位副部长和一个处长，竟至对于因坚持斗争而受到沉重打击的韩长信表现了厌烦情绪，说他象“粘糕”一样。这一系列的事实，除了表示鞍山市委和它所属的有关部门在处理群众控告的工作中存在着不能容忍的紊乱现象以外，更重要的是说明了这些同志在事实上缺乏对于人民群众应有的热情。他们的任务本来是为人民群众兴利除弊，但是他们却把自己的耳朵塞起来，把自己的眼睛闭起来，不愿意倾听群众的呼声，不愿意正视他们领导下的部门中发生的丑恶现象。
+
+　　我们还发现有些地方群众控告负责干部的案件，往往经过许多周折而得不到解决；有的控告到省，有的甚至一直告到中央，才最后弄清真象，作了正确的处理。不久以前，河北日报揭发栾城县的一些党员干部违法乱纪，非法地剥夺了小学教员郭志的公民权，就是一个例子。郭志���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跑过栾城县总工会、县政府文教科、法院、县政府、石家庄专署普选办公室、专署问事处、河北省人民法院石家庄专区分院等机关三十七次，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最后才由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河北省人民委员会监察厅等有关机关派人调查处理。鞍山的韩长信事件也有类似的情况。韩长信在鞍山就跑了八个机关部门，花了二十个月的时间，先后找主任、处长、部长、书记等不下一百多次。这种现象的产生，有的固然是由于干部的责任心不强，处理来信和接见来访的制度不健全，拖长了解决问题的时间。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不少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有严重的骄傲情绪，只喜欢听到表扬，不喜欢听到批评。他们不大相信群众，却盲目相信干部，特别是盲目相信他们认为好的干部。因此，当有人控告了这样的干部的时候，他们总是不相信，虽然也进行调查，但是他们的调查是先入为主，偏听少数干部的话，甚至偏听被控告人的话，不相信群众和控告人的话，作出了不符事实的结论，控告人当然不服。不管这些领导人是有意或无意，人们不能不怀疑他们是在姑息以至包庇犯错误的干部。这样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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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各地的党政机关应该切实负起责任，尽一切可能使群众提出的控告都能得到及时的公正的处理，特别是地方的党委书记、各级政府负责人、监察机关和处理人民来信的部门，都应该成为处理群众控告的最可信赖的机关和人员，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为了作到这一点，除了应该进一步健全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来访的制度以外，还必须规定：凡是重大疑难的案件，特别是经过许多曲折而没有得到解决的案件，应该由机关负责人亲自主持处理，要坚决克服不过问不检查的官僚主义作风。如果案件牵涉的范围很广，应该以党委或地方人民委员会为主，由有关的机关和团体参加，共同解决，坚决克服把人民的申诉和控告照抄照转、互相推诿的不良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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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对于群众的申诉和控告一般是重视的，处理是公正的。解放几年来，广大群众一致认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没有申不了的冤，没有讲不清的道理！”但是我们不应该满足，要懂得历代反动统治留下的官僚主义遗毒，绝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全部肃清。今天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对于群众的控告不抱热烈欢迎的态度，对于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对于犯错误的人员往往姑息和包庇，这就值得引起我们极大的警惕。各级党委、政府机关、企业部门和群众团体必须下定决心，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坚决铲除这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CCRD/3/3/6/000009.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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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恩施报”关于“三定”政策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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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通讯》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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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些农民报里面，湖北“恩施报”对于粮食定产、定购、定销政策的宣传是作得比较努力的。恩施报不但以大量篇幅和多种形式来宣传“三定”政策，而且注意在宣传中结合当地实际工作和群众思想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这个报纸从3月13日到4月4日的8期中，共发表有关“三定”的稿件30多篇，包括宣传提纲、政策问答、社论、论文、大家谈、新闻通讯等等。报纸在这些稿件中，解释了“三定”政策的内容，指出干部应从发展生产着眼正确宣传和贯彻“三定”政策，积极领导农民投入春耕生产，并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听到宣传后生产情绪高涨的情形。对于“三定”政策颁布前当地农村的状况，报纸也在“理论学习”栏发表专文作了分析。对于当地不法富农分子利用粮食问题煽动群众进行破坏的阴谋活动，报纸也及时予以揭露，并提醒干部在阶级斗争深入的形式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按照党的政策做好工作。所有这些，都是做得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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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报纸在这一政策的宣传中也有一些缺点。这首先表现在报纸对于“三定”政策颁布前农村的紧张情况作了夸大的客观主义的描述。突出的例子是该报3月19日所载恩施县委书记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列举了好些事实和数字（如一个乡的贫农断炊户数、无粮票户数，贫农吃野草的情况等）来证明目前当地农村的特点是“中农思想紧张，生产情绪不稳”，“许多贫农滋长了消沉和悲观情绪”，“富农阶级普遍猖狂的向我们进攻”，并从而作出了这样的结论：“由于上述阶级阵营的混乱，乡干部和积极分子束手无策，陷于孤立”。在另外一些文章和新闻中，也多次提到农村“内部关系紧张”、“生产很混乱”。特别是在许多新闻中，对农民在“三定”政策颁布前的消极情绪详细地作了描写，对富农污蔑统购统销的谣言无批判地加以转述，而对统购统销的基本成就却少了具体报道。这样的宣传，显然是片面的和不适当的。在“三定”政策下达之前，农村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紧张情况的，但这不是农村面貌的全部，也不是农村发展的基本方面或基本趋势。实事求是地指出这种紧张情况，唤起农村干部注意是应当的，但不应当片面地甚至夸大地宣传农村的紧张情况，以致给人以目前农村情况漆黑一团的印象。而对于农民报纸来说，多方面地生动地宣传目前农村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新的本质的变化，宣传农民热烈拥护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措施，教育农民热爱今天的农村生活并积极创造更美好的前途，应当是更为重要更为经常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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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施报宣传“三定”的另一个缺点，是对“三定”政策的解释还有不确切、不充分的地方。例如这个报纸3月13日的一篇社论中提到今年固定统购任务不变，曾作补充交代说：“有特殊灾害照减，多增产的粮食，按40%卖给国家，其余的由农民自己处理。”这里没有指明按增产部分的40%卖粮，必须是在一省或全国范围内发生严重灾荒有必要增购时，而且是对丰产区而言。报纸在以后几期的文章中对这一点已有完整的解释，但对“三定”政策所体现的国家和农民的正确关系却始终缺乏足够的宣传。报纸注意反复说明今年统购任务减轻，国家对农民的种种照顾，例如在一篇政策问答中声明，统购任务“无论如何今年不会比去年多”，统购中“去年的尾欠一律不追”，“今年公粮不变动，还是和去年一样多”；但是，国家为什么要采取这些措施？这与我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有什么联系？农民应如何正确理解这些措施的深刻意义，担负起自己对国家应尽的责任？在这些问题上，报纸的解释和宣传是很不够的。这样就使宣传缺乏高度的思想内容和强大的动员作用。应当看到，“三定”政策最鲜明地体现了国家利益和农民利益的一致性，体现了工人阶级巩固地团结中农的方针。因此，报纸在宣传中不应当满足于说明“三定”的具体措施，而必须通过这些措施宣传国家对农民的照顾和关怀，对农民个人利益的尊重，宣传农民要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事业，支援解放台湾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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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施报宣传中的第三个缺点，是通过“三定”政策宣传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时，有含混不清的毛病。如上所述，报纸多次描述了农村“阶级阵营混乱”的情况，包括“贫农的消沉和悲观”，“中农的动摇和紧张”，以及富农的猖狂破坏。报纸提出，“三定”政策的基本精神，“在于发挥农民生产积极性，缓和阶级关系，打退富农进攻”，“凡是宣传得好的地方，阶级关系和缓”云云。这里所谓“缓和阶级关系”的提法是含混的。因为“农村阶级关系”这个概念的内容，首先就是指贫农同富农之间的关系。“三定”政策在实质上是对中农所作的必要的让步，其目的在于更加巩固工农联盟，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笼统地说“缓和阶级关系，打退富农的进攻”，不能明确地表述阶级政策的界限，也不能完整地体现“三定”政策的基本精神，因而是不妥当的、错误的。至于劳动农民内部的关系，报纸也解释得不恰当。如3月28日的一篇介绍“三定”宣传经验的社论里，曾谈到当地中农要求把统购任务定到户，因为中农担心要代贫农卖粮，“怕背贫农过河”。社论中介绍打破中农这一思想顾虑的经验说：“使中农认识：贫农有困难，生产受影响，生产不好，卖余粮就要受影响。树立扶植贫农的思想。”这里不但没有告诉干部用宣传统购任务要贯彻合理负担的精神去解除中农的顾虑，反而因“扶植贫农”的提法而把问题弄得模糊不清——究竟要中农在卖余粮方面“扶植贫农”呢，还是在生产上“扶植贫农”；而不论是哪一方面，这种要中农“扶植贫农”的提法是不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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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施报关于“三定”政策的宣传是有成绩的，特别是宣传中所表现的的主动精神，是可贵的；但是上述一些缺点也不容忽视。据我们初步检查，目前有不少农民报对“三定”政策宣传得很不够，如吉林农民报，自3月13日到4月7日的8期报纸中，仅仅刊载有关“三定”的新闻4篇。在宣传中，也有一些报纸发生类似恩施报的缺点和错误。因此，从这个报纸的宣传中学习优点，克服缺点，对于所有农民报加强“三定”政策的宣传，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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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通讯》195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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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贯彻统筹兼顾的方针，改造资本主义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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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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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在目前国家工业生产中还占有不小的比重。在国营经济领导下，资本主义工业在发展生产、保证供应方面，发生了一些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经营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对于国民经济也必然发生破坏作用。因此，我们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必须利用其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并对它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几年，由于国家对资本主义工业实行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部分已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中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加工订货，已占了各大城市私营工业生产的绝大部分；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从去年起也在全国范围内有步骤、有计划地扩展着。
+
+　　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一项极其繁重的工作，首先必须注意到它的生产安排，因为生产的适当安排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条件。要进行生产安排，就必须把各种类型的工业通盘打算。这就是说，必须根据党和国家在过渡时期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工业，执行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总任务。对于中央国营、地方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和私营的工业（在许多方面还要包括手工业），在保证社会主义成分不断地增长的条件下，采取统筹兼顾的方针。在这个方针下，进行合理安排，既要有所不同，又要在一些方面一视同仁，反对资本主义的盲目发展，把它逐步地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
+
+　　对于各种经济类型的工业，为什么必须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进行全盘计划合理安排呢？因为现阶段的我国，是五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国家。这些不同类型的经济，不是孤立隔离，而是互相影响、互相关联的。如果我们孤立地去安排国营工业，把私营工业放在视线以外，私营工业就会盲目地发展起来，或者因为得不到国家的扶助而发生困难。资本主义工业的盲目发展就会在原料供应和成品推销上，打乱了国营工业的计划。这么一来，国营工业的计划，不是要受到损害吗？部分有计划而全局没有计划，则这个局部的计划，是没法不受影响的。至于某些资本主义工业的困难，目前也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增加国家的负担。对于各种经济类型的工业，进行全盘计划，合理安排，不仅能够限制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而且能够保证国家全面计划的完成，能够使国营工业、合作社营工业和公私合营工业得到顺利的、有计划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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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在全盘安排各种经济类型的工业生产时，要贯彻既要有所不同，又要在一些方面一视同仁的原则呢？因为国营工业是全民所有制的工业，而私营工业则是资本家所有制的工业，对待国营工业和私营工业，必须有所不同，否则，就一定会犯错误。但在有所不同的前提下，需要在一些方面一视同仁，因为在过渡时期中，私营工业也是国民经济的一个构成部分，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企业的资本家所有制，就会被全民所有制所代替。同时，私营工业的工人和国营工业的工人，都是中国的工人阶级，我们断不能因为企业的性质不同，就把统一的工人阶级分裂为两部分。因此，对于私营工业的安排和照顾，不论从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来看，从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和目前利益来看，都是必要的。
+
+　　对各种经济类型的工业，在生产上进行统一安排，从必要性来说，那是很明显的，但是能不能办到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事实证明，这种可能性是也存在着的。处在过渡时期的我国，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成分，而且在国民经济中，不断地在增加着它的比重。由于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行，由于主要工业原料已经掌握在国家手里，由于国家掌握物资的范围逐步地在扩大，由于国内市场的批发环节和对外贸易也掌握在国家手里，由于国民经济计划化的工作正在稳步前进，——这一切，就使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作用，更加增强，就使我们能够在工业生产上进行统一安排。
+
+　　现在各地已经在统筹兼顾的原则之下，对各种类型的工业生产，进行了和进行着统一安排。为了贯彻国家的统筹兼顾的方针，我们必须注意下列一些问题：
+
+　　第一、为了维持某些发生严重困难的私营工业的生产，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国营工业要对私营工业进行��顾，以便使它们能够维持生产。这就是国营经济在分配原料和生产任务的时候，对于公私合营和私营工业，要给予适当的安排。有的行业，国家没有经营或者经营得很少的，则应由主管部门，在公私之间，地区之间，统筹安排。在安排生产的时候，忘记了有所不同，忘记了保证社会主义成分的不断增长，那是错误的；同时，只看见国营经济而忘记了私营经济，或者只照顾了规模较大的大厂，而不照顾规模较小的中小厂，也都是错误的。必须纠正这些不正确的观点，必须适当安排私营工业的生产，才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
+　　第二、适当安排私营工业的生产，是今天的重要工作。但对私营工业的安排和维持，并不是要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永远维持下去，而是为了替社会主义改造准备有利的条件。因此，对于私营工业的统一安排，必须同生产改组结合起来。可以进行公私合营的，就进行合营；需要准备条件，需要进行生产改组的，就采取以大厂带小厂，以先进带落后的办法，进行并厂和生产改组，并使这种改组工作和合营工作结合起来；需要而且可能迁厂的，就帮助迁厂，在适当时期再进行公私合营。至于极少数过于落后以至有害的企业，没有改造条件，则可以有计划、有步骤地安排其人员，淘汰其企业，并鼓励和指导他们把资金投资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中去。
+
+　　第三、为了对各种类型的工业生产进行统一安排，必须合理地利用原有工业设备，控制新建和扩建工程。在轻工业方面，尤应重视这一点。现在很多轻工业的设备利用率很低，如果不合理利用，而又在其他地区进行新建和扩建工厂，从国家的观点来看，分明是多余的，分明是浪费的。因此，各地地方工业的投资，必须照顾到其他地方国营工业的情况；对于私营工业的扩展也要加以管理和控制。当前产品销售发生困难的一些行业，如制药、金笔、文具、印刷、针织等等，极大部分是由于过去几年盲目发展所引起的。我们必须接受这一教训：对于生产的发展，如果没有适当的控制和管理，就会盲目增产，就会生产过剩，就会变成困难。
+
+　　第四、对于私营工业要提倡提高技术。私营工业中技术落后的，要督促其改造；有害的产品（如坏药）要加以淘汰。现在有不少资本家，并不努力改善经营、提高技术，而是一味要国家替他背包袱，要国家对他们收购订货和加工，这是错误的。还有一些地方工业，不努力提高技术改善质量，而以限制外地品质优良的商品的办法，来保护本地品质较差的产品的市场。这也是错误的。我们的一切措施，应该使先进的不断提高，落后的赶上先进。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工业技术和产品品质不断提高。当然，这里说的先进和落后，只是指的生产技术和商品的品质、规格，而不是经济类型。如果把生产技术上的先进和落后，同生产关系上的先进落后（即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落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混淆在一道，就会使我们对各种类型的工业生产的统一安排的工作，受到妨碍。
+
+　　第五、安排生产主要是通过加工订货的方式来进行的。为了安排生产的顺利进行，必须减少加工订货的盲目性，加强计划性和组织性，使工业方面的生产计划，尽量少变、小变和有步骤地变，以免过多影响生产。这就需要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的密切合作。目下有些城市的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在加工、订货这一方面还有些脱节，这是必须纠正的。
+
+　　第六、统一安排生产和调整公私关系是密切结合的。为了使公私生产得到合理的安排，就必须使用各种社会力量。在这里，工会组织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依靠工会组织和工人群众来做好生产安排的工作，来搞好生产；其次，工商业联合会和同业公会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组织。在安排生产的时候，有些地方，因为善于运用这一组织的力量，就使我们的工作处理得更加适当；有些地方，则因为没有发挥它的作用，就使我们的工作遇到一些不必要的阻力。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
+　　第七、为了进行统一安排和按业改造，对于私营工业，必须按业进行调查研究，摸清其设备、产品、产量、原料需要量以及生产情况等，以便按国家建设和人民的需要，在产供销平衡的基础上，拟订按业安排的生产计划，为按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打下基础。许多行业不是一下子就能调查清楚的，需要有计划地逐步进行。
+
+　　为了贯彻国家对工业生产统筹兼顾的方针，中央各有关部门，特别是同私营工业有关的业务部门和行政部门，各地党委和人民委员会必须重视这一工作，必须加强对于这一方面的领导，加强对于这一工作的检查督促，及时掌握情况，及时研究并处理在统一安排生产过程中新发生的问题。只有加强对于工业生产统一安排的领导，只有贯彻对工业生产的统筹兼顾的方针，才能使国家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顺利进行下去。

CCRD/3/3/6/000011.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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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忽视对互助组的领导
+
+　　<《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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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前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有一个情况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了，而许多地区的互助组却削弱了。在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同时，认真加强对互助组的领导，这对于当前的春耕生产和今后互助合作运动的健康发展，都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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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合作化运动的发展，部分地区的互助组织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在相当多的地区，由于原有的互助组的骨干参加了合作社，领导力量骤然减弱，普遍呈现涣散解体状态。有些组没有贯彻等价互利政策，评工计价不合理；有些组长期不清工结帐，影响了组员的劳动情绪，有的就慢慢垮台了。有些地区在大规模发展合作社以后，剩下的中农、贫农分别组成互助组，许多生产有困难的农民被排斥在互助组之外。有些地区互助组中的党员和团员参加了合作社，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乘机而入，篡夺互助组的领导权，歪曲党的互助合作政策，造成严重的组织混乱和成分不纯的现象。不久以前，湖北省监利、黄陂等县调查互助组的情况，发现组织涣散、问题较多的组占百分之五十以上；问题较少、基本巩固的组和已经垮台散伙的组各占百分之二十多。这种情况，是有一般性的。这就是说，除少数运动发展正常的地区以外，现有的互助组绝大部分都程度不等地存在着各种问题。许多个体农民在春耕生产的紧张季节，迫切要求组织互助，但却无人去领导他们。
+
+　　互助组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重要基础。在建立合作社的过程中，有些互助组直接转为合作社，有些组员分别地陆续地参加了合作社。这种发展、变化是必然的、正常的，不可能设想有永不变动的互助组。有些农村工作人员对互助合作运动缺乏全面观点，不能正确理解互助组、合作社的相互关系，认为互助组是互助合作组织的低级形式，现在有了合作社，它就成为“过时之物”了。因此，他们就用“抽筋拔骨”的办法，集中几个互助组的骨干办一个合作社，于是“建起合作社，扯垮互助组，增加单干户”的现象就发生了。
+
+　　合作社是互助组前进的方向，互助组是合作社发展的基础。这种关系已被几年来的经验所证明。山西省长治专区有二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得很不好，它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建社时候的互助基础不好，领导骨干和群众经验都缺乏充分的准备。当然，在一定条件下，个体农民也可以直接建立合作社；但是，由互助组到合作社，却是互助合作运动一般的发展规律。我国现有的合作社百分之八十到九十都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近年来各地创造了“全年准备，分批发展”合作社的经验。所谓“准备”，除领导机关的筹划、安排和骨干分子的训练等工作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办好互助组。只有办好了互助组，才能为合作社准备必要的领导骨干和初步的集体劳动的经验和习惯。否则，如果没有互助组的基础，仓卒发展合作社，临时现抓，跳跃前进，那是难免要走回头路的。应该说，真正重视合作社，就绝不能轻视互助组。谁要轻视互助组，就不是真正重视合作社。
+
+　　从发展生产的意义来说，也应该重视互助组。现在合作社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入社的农户仅占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三；而组织在各种互助组里的农户却占百分之五十左右，其中有许多是生产潜力较大的中农和富裕中农。除老解放区少数已经基本上合作化了的地区以外，在全国范围内，在相当时期中，互助组仍然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的组织形式。抓紧合作社，放松互助组，实际上是抓住少数（尽管它是先进的），丢掉多数。这怎么能够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生产计划呢？今年的农业生产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今年的生产准备工作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却不及往年。因此，开展一个以合作社为中心的带动广大互助组和个体农民的全面增产运动，乃是十分重要的任务。如果把领导精力全部集中在合作社，放弃对占半数以上农户的互助组的领导，在生产上将会造成难以补偿的损失。
+
+　　从合作化运动进展的情况来看，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诚然已有很大的发展，愿意加入合作社的农民是越来越多了。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农民，特别是占有生产资料较多的中农，至今还在动摇观望，还没有大批加入合作社的趋势。对于这些农民，一方面要耐心地等待他们的觉悟，同时还必须加以积极的教育和引导。无数事实证明，以生产资料私有、分散经营、集体劳动为特点的互助组，对于这些打算走合作化道路而又不能立即下定决心的农民，乃是一种比较容易接受的形式。组织个体农民参加互助组以及帮助搞好互助组的工作，也就是为着便利于再引导互助组发展成为合作社。对于农民小生产者，这种作法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具体体现“逐步过渡”、“循序渐进”的精神，把他们自然而然地引上合作社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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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生产合作社负有带动互助组和个体农民前进的责任。一个合作社能不能带动和团结社外农民，是考查这个社办得好坏的重要标准之一。有些地区，通过互助合作网等形式实行“社组挂钩”，互助组到合作社学习民主管理和集体生产的经验，合作社帮助互助组解决记工评分等问题。有些合作社和互助组根据发展生产的需要，还进行了必要的经济联系。山西晋南地区一千五百多个合作社，去年固定联系五千二百多个互助组，为建立合作社作了必要的准备工作，同时也促进了互助组的发展。但是，这种联系的形式，并不能全部解决对互助组的具体领导的问题。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在入社农户还占少数或极少数的情况下，除加强合作社对互助组的联系和帮助以外，还应该在建立和发展合作社的过程中，同时经常注意对互助组的领导。党的农村支部应该把党员有计划地配置在合作社和互助组里。那种把领导力量全部集中在合作社中，而把多数农户丢开的作法是十分错误的。在少数已经基本合作化了的村庄，留在社外的农户虽然只占少数，但是决不能放弃对于他们的领导。凡可以组织互助组的，要尽可能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对于不能组织互助组而在生产上有困难的，可由合作社的耕作队以分片包干代耕等换工形式，帮助他们克服困难。总之，正确处理合作社和社外农民的关系，对生产和互助合作运动的健康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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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各地正在结合生产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这个时候，应该把互助组的整顿、提高和发展问题也列入议事日程。对那些在建立合作社过程中打乱了的互助组，应该帮助他们用民主方式调整领导成分，适当配备骨干力量，重新自愿组合，争取迅速稳定下来。对于存在问题较多的组，应该抓住组员当前的迫切要求，帮助它们解决等价互利、清工结帐等问题。陕西渭南专区几个县加强对互助组的领导，解决了互助组中的一些问题，已经恢复了五千多个组，并且把二千多个临时组提高为常年组，还发展了二千多个新组。这个经验是好的。现在生产活动日益紧张，许多涣散了的互助组等待我们帮助整顿，许多生产有困难的农户希望我们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我们的领导工作应该赶上群众的要求，帮助他们迅速地有秩序地有组织地投入春耕生产，并且切实解决互助合作方面的问题。

CCRD/3/3/6/000012.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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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紧时机整顿农村粮食统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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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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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粮食“定产、定购、定销”，已经有了很大的成就。广大农民努力增积肥料，增加生产投资，有效地推动了春耕生产。但是，除少数省区以外，许多地区并没有结合粮食“定产、定购、定销”，及时地认真地把今年三月至六月的粮食统销工作加以整顿。全国粮食销售数量在这几个月内是大大增加了。许多省区的农村中，如以每人每天平均供应一斤粮食计算，供应的人口达农业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有的甚至达到百分之九十六以上。这显然是极不合理的。国家供应的粮食虽然这么多，但是，某些真正缺粮的农民还不能及时买到粮食，某些并不缺粮的农民却继续要求供应；而且正是粮食销量过大的地方，往往就是供应问题最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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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销售量大大增加的原因是很多的。就主观的原因来检查，首先是由于许多干部，包括某些领导干部，把粮食“定产、定购、定销”跟整顿粮食统销工作对立起来了。他们认为，粮食“定产、定购、定销”是缓和农村某些紧张现象的有效办法；但整顿粮食统销工作是要控制销售量，这就会引起农村粮食销售情况更加紧张，冲淡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作用。因此，他们认为要整顿粮食统销工作，就只能增加粮食销售量。由于存在这种错误的想法，他们就不是集中精力缩减不合理的销售量，而是伸手向上级要求增拨粮食。其实，整顿农村粮食统销工作只是为了把不合理的不该供应的部分加以压缩，以保证农村必不可少的供应，并确保国家的粮食销售指标不被突破。实现这个要求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因为目前在农村粮食供应中，虽然也存在该供应而供应不足的现象，但主要的、普遍的现象却是该少供应的供应多了，不该供应的也供应了。江苏海门县对粮食供应表现紧张的八十一个乡进行了检查，查明其中只有百分之二十九点六的乡的紧张现象是由于供应数量不足所引起的，其余百分之七十的乡的紧张现象，都是因为供应过乱，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挑拨煽动和其他工作上的毛病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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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基层干部说，“什么工作都好作，就是粮食工作难”。他们认为，粮食销售量是无法控制的，所以应该尽量满足农民的要求，销售量“越多越好”。这样，他们就在粮食问题上放弃了自己的责任。热河省围场县十二区的购粮证由村干部随意填发，以至填发的购粮数字超出原定四十万斤的销售指标的一倍；后来虽然收回了二十三万斤，但仍超过十七万斤。有些基层干部也想根据上级规定的指标进行供应，但是害怕“得罪人”，就采取了平均供应的方法，结果，供应的面很大，供应的数量相对缩小，缺粮的农民供应不足，不缺粮的农民反而买了粮食。其实，许多地区的实际经验早证明了：只要认真贯彻合理供应的方针，粮食工作并不是难做的。江苏昆山县大慈乡太平头村整顿粮食统销工作以后，全村四户真正缺粮的农民补领了供应证，十四户不缺粮的农民交回了供应证，十六户提早得到供应的农民都表示可以推迟供应；全村供应量由一万六千斤减至六千斤，全村农民都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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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指出，缩减粮食销量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保证国家的销售指标不被突破，而且是为了在节约粮食的原则下，切实保证缺粮户的必不可少的供应。忽视了这一点也是错误的，它同样会使农村粮食情况紧张起来，同样会影响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经验证明，让缺粮农民买到适量的粮食，其他农民是不会有意见的。如果不能保证缺粮农民的供应，缺粮农民必然提出意见，这就可能给某些不缺粮的农民造成冒领多购的机会。因此，要把粮食统销工作整顿好，就必须把农村真正的缺粮户和并不缺粮只是喊叫缺粮的农户分别清楚，就必须做艰苦深入的工作，绝不能采取简单从事和强迫命令的作法。山西万荣县一个乡原报缺粮十一万多斤，由于干部采取了强迫命令的办法强行压缩销量，以至真缺粮户和假缺粮户共同向干部“顶牛”，最后竟把销售量增到十四万斤；销量虽然增加了，农民还是不满意。其它许多例子也说明了，由于干部采取了平均削减供应量和宣布已经发出的购粮证一律作废等错误作法，结果销量往往反而扩大了，真正缺粮的农民并不能得到必要的供应。这也是当前农村粮食供应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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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完成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紧急任务，必须动员全党的力量，首先打���党员、团员、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思想，通过他们依靠广大群众，进行充分的艰苦的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应该公开向群众宣布国家的销售指标（着重本年四至六月和七至九月的指标，有些地区可以是一九五四——五五年度的指标），向群众宣传粮食统购统销的好处和“定产、定购、定销”的重要作用，说明“定产、定购、定销”和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一致性，说明国家粮食销售的情况，分析本区、本乡粮食供应中的不合理现象；然后通过乡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种群众会议，通过党员、团员、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模范行动，有领导地发动群众进行讨论和评议，调整和纠正供应工作中的不合理现象。综合某些地区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初步经验，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下述作法：第一，因为时间紧迫，应在省委的统一领导和具体指导下，以县为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挥重点，集中一切力量，用很短的时间，开好三级干部会议；在会上除了向干部讲明前边说的内容和要求，使干部掌握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精神以外，并应切实提供本区、本乡的具体情况，根据国家销售指标，合理地确定或调整各区、各乡的粮食销售指标。第二，工作到达乡村以后，采取由党内到党外、由干部到群众、由先进到落后的层层示范和层层发动的办法，首先打通党员的思想，然后打通乡人民代表、乡人民委员、村级以上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思想。接着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和乡人民委员会，运用群众的语言，当地的事例，说明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重要性，讨论和通过本乡的改进粮食统销工作的计划。这些工作做了以后，每个乡就可以有几十个以至百多个懂得政策、搞通了思想的人。通过这些人在群众中酝酿、讨论、协商和评议，彻底摸清情况，分清真正缺粮和并不缺粮的界线，缩减不合理的供应量，保证对缺粮户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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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顿粮食统销工作是为了切实保证缺粮农民的供应，使那些不缺粮而要求供应的农民不再盲目叫嚷，并把那些不该供应的部分核减下来。至于那些在前一个时期多买了粮食的人，如果自愿把多买而没有消耗的粮食退出一部分，这是应该允许的。但是，在整顿粮食统销工作中，必须反对强迫余粮户再卖一次余粮，以免形成对中农利益的侵犯。对于还有余粮的农民，除了他们和缺粮户之间的互通有无以外，只能由他们自愿拿到国家粮食市场上自由出卖，调剂农村供需，不得进行任何干涉。在整顿粮食统销工作中，必须正确地贯彻阶级路线，很好地团结和教育中农；对个别挑拨破坏、乘机捣乱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必须给予应有的打击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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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我们必须抓紧时机，迅速而有效地解决农村粮食供应中存在的问题，坚决把粮食销售量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上，并为下一年度的粮食销售工作准备一个良好的开端。

CCRD/3/3/6/00001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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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对革命队伍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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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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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共产主义者具有伟大的革命理想，具有为这伟大理想服务的新型的高尚的道德。列宁曾教导说：旧社会的剥削制度要求人从小时就成为一个“只关心自己而不顾及旁人的人”，而共产主义者却要坚决反对这种损人利己的行为、心理和情绪，因为这只是对剥削制度有利，而对巩固和完成社会主义事业的斗争极端不利的。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道德就是要帮助人类社会升到更高的水准，使人类社会摆脱劳动剥削制”。同样，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也谈到共产主义者的道德面貌，尖锐地批判了那种“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非共产主义态度。他说：“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多年来，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党员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崇高的愿望，不但在革命事业上表现满腔热忱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同时在个人日常生活上也保持克己奉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用共产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公共利益和公共财产，对待社会和家庭，对待劳动和休息。党在自己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中所规定的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同样贯彻了共产主义的道德原则。共产党员这种高尚的道德标准，大大地感动了人民群众。人们在过去原来以为任何政党掌握政权以后总是会腐化堕落的，但是他们在共产党的队伍里却看到完全不同的情形。愈来愈多的劳动人民和知识青年决心改变自己的旧习惯，努力向共产主义者的道德标准看齐，在他们中间不断地涌现卓越的模范人物。共产主义的道德随着整个社会的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进步，正在起着伟大的移风易俗的作用，成为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力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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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为共产主义道德的斗争既然是阶级斗争的一个环节，它就象整个阶级斗争一样，决不会是简单的，一帆风顺的。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曾说：“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就在阶级完全消灭以后，阶级社会的习惯势力还会遗留很久；何况今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还在我国存在着，他们合起来还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这种条件下共产主义道德在劳动人民中的广泛传布不可免地要受到种种限制和抵抗，甚至工人阶级的先进队伍也不可免地要受到非工人阶级的特别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的腐蚀性的影响。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党员坚持共产主义道德原则的事实，我们党坚持向全体共产党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事实，并不能使极少数落后的党员不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引诱。这些党员追求个人享受，不管社会的损失和旁人的痛苦。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对这种人曾有详细的描写。“这种人的脑筋，浸透着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他甚至相信这样的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是自私自利的动物’‘世界上不会有真正大公无私的人，或者那是蠢才与傻瓜’。”的确，在这些党员中有些人就已经完全被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征服，走向了腐化堕落的境地，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条件。为了纯洁党的队伍，我们必须严肃地向这些堕落分子以及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作斗争，并且提高警惕，随时揭穿并批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对我们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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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共产党人决不反对提高人们的物质享受，决不提倡人们满足于贫困和简陋的生活，恰恰相反，我们过去的牺牲奋斗和现在的艰苦建设正是为了人人都过最富裕最幸福的生活。到了我们革命的最后目标共产主义实现之日，也就是全体人民都能享受高度的物质文明之时。但是我们共产党人应当有这样一个明确的观念：生活的改善必须服从于生产的发展，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生活的改善，必须服从于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有些党员却以为革命就是为了他们个人的幸福，因而不顾一切地贪图享乐；房子要住最好的，汽车要坐最新的；出一次差，开一次会，要报销一大笔钱；他们不分必要与否，经常送往迎来，大宴宾客，挥霍无度；他们公私不分，把私费报为公用，甚至损公肥私，把国家建设资金用于少数人生活福利的支出；他们对机关房屋的建设，讲究排场，追求阔气，毫无爱惜人民财产之心。例如辽宁省工业厅在厅长朱川同志领导之下，为了讲究排场，甚至违反财政制度，从事业费中拨出人民币两万六千多元来大修沙发，买新的办公桌、皮转椅、钢丝床等。今年二月，工业厅召开地方工业会议，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只招待一次电影，但是开会十二天就看了四次电影和三次戏，看一次戏就偷偷报销“企业奖励金”四百元。他们浪费了建设资金，破坏了国家法律，严重地危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因此，他们必须受到党和国家机关应有的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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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人对待妇女必须采取同志的态度，这是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根本政治原则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指出，把妻子当作工具看待就是资产阶级的立场。列宁在同蔡特金谈话时，着重指出性的放纵是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反无产阶级的，并且是反社会的。列宁认为，“恋爱牵涉到两个人的生命，并且会产生第三个生命，一个新的生命。这才使恋爱具有社会关系，并产生对社会的责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伟大的原则，指导着世界各国共产主义者和劳动人民的思想和行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党和政府除在各种经济措施上积极保护妇女的权益以外，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保证男女可以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建立美满的爱情和幸福的家庭，保证妇女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的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党员对待婚姻和家庭问题是符合婚姻法的。他们把自己的爱情建立在共同的政治认识的基础上，因此他们夫妻间的关系是忠诚的、亲密的，他们在劳动中也充满着朝气勃勃的活力。但是少数沾染了资产阶级意识的人，却根本违反共产主义道德。他们把妇女当成玩弄和使用的对象，不把妻子看成共同事业的伴侣，不注意她们的工作和学习，一旦厌恶即加以打击、遗弃，甚至用可耻的手段加以迫害。例如去年九月被中共云南省委开除党籍的前云南省人民政府农林厅副厅长马浩天，就利用各种手段虐待妻子，企图指使他的警卫员来陷害她，并暗中同一个地主女儿姘居。他为了达到他的卑鄙的目的，不惜欺骗党组织，公然抛弃工作，忙于其不可告人的“私事”。把这种背叛共产主义原则的堕落分子开除出党是完全正确的，是维护新道德新风气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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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侵蚀革命队伍的方面和方法是很多的。对公共财产的贪污盗窃，对党和人民的欺骗，对劳动者和同志的粗野和冷酷的态度，文化娱乐生活中的下流趣味，宗教的迷信，以及诸如此类的肮脏东西，都是剥削阶级生活方式的反映，为了坚持共产主义的道德，就必须同混进党内来的这些肮脏东西作斗争。
+
+　　为着反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侵蚀，我们党曾经进行了并且正在进行着严肃的斗争。历次的整风运动和整党工作，一九五二年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一九五四年二月的七届四中全会和一九五五年三月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都严重地打击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侵蚀。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成立将给这一斗争以经常的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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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反对少数共产党员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但是在我们党内也有人认为这种腐化的现象是“生活小事”，“不必干涉”。这种看法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观点。它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侵蚀我们党的最好的掩护物。当然，党并不随便干涉党员个人生活。党允许党员在不违背党的利益之范围内，去建立他个人的以至家庭的生活。可是，那些为了追求资产阶级的龌龊的生活方式的人，抛弃共产党员的阶级立场，败坏共产主义道德，浪费国家财产，损害革命同志和革命工作，难道还不违背党的利益吗？在个人生活上浸透了资产阶级习气的人，极容易一步一步地对革命事业冷淡，对艰苦奋斗的作风表示厌倦，对党和人民在精神上疏远，直到完全脱离党和人民，滚到阴谋家和叛徒的粪坑里去，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因此，决不能把党员的日常生活和政治问题完全分开，决不能对共产党员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严重侵蚀熟视无睹。
+
+　　我们共产党人肩负着打破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伟大使命，也为此而肩负着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树立新思想新道德的伟大使命。我们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从生活上对党和革命队伍的侵蚀，正是这种新的思想和道德对于旧的思想和道德的斗争。因此，各级党的组织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严重意义，担负起领导这一斗争的任务，教育党员和干部提高政治嗅觉，加强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和锻炼。对于那些坚持错误不改的人，应当实行纪律处分，直至在必要时把他们清除出党。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我们党和革命队伍的纯洁高尚的共产主义的精神面貌，从而进一步改变社会风气，促进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

CCRD/3/3/6/000014.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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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反对流氓盗匪的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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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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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一月份以来，旅大、天津、重庆等地的公安、司法机关和检察机关，接受人民群众的控告，陆续逮捕了许多行凶抢劫、偷盗、诈骗、以及强奸妇女、扰乱社会治安的罪犯，按照情节轻重分别判处了死刑和徒刑。国家机关这种严肃革命法纪和保护人民利益的积极措施，不仅进一步保障了国家的建设事业，而且也进一步团结了人民群众，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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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于这一斗争的严重意义一直认识不足。例如江西省的公安机关，在上级布置了对流氓盗匪积极斗争的任务以后，一直没有组织必要的力量去领导这一工作。过去一年中江西省发生的凶杀、纵火、放毒等刑事案件，竟有一半没有破获，有的重要案件甚至没有布置侦察和破案，这种严重的麻痹状态和不负责任现象，直接助长了流氓盗匪的气焰，使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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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的公安机关，对于破获大案是注意起来了，并且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有一些公安分局似乎瞧不起小案，对于一些小的案件只作登记，不认真布置追查破案，这就使得反革命分子和流氓盗匪分子能够改用“打游击”的方式继续其破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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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一些地区的公安机关，只拣一些容易破获的小案来处理，但对于那些案情复杂、危害重大的案件，则往往不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有力措施，以致破案率很低。这是农村和部分小城市较为普遍的现象。河北省是一个破案率比较高的地区，但也有一些重大案件没人过问。如藁城县兴安乡共产党员吴希仲被暗害的案件，这个县的公安机关就一直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施来积极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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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流氓盗匪斗争不力是非常错误的，应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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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大、天津等地破获的许多刑事犯罪案件证明，流氓盗匪的犯罪活动往往同漏网的反革命分子、地主、富农和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破坏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例如黑龙江省呼兰县破获的刘万忠盗匪集团，就是以漏网反革命分子刘万忠为首，纠集地主富农分子、惯盗惯窃分子、流氓恶棍和不法资本家组成的。几年来，他们经常抢劫和偷盗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凶杀革命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强奸妇女。旅大市捕获的大盗窃犯王惠德，就曾是“五反”运动中的严重违法户。“五反”以后，王犯为了继续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又同流氓惯盗相互勾结，并且以各种卑鄙手段腐蚀和诱骗少年儿童及落后农民几十人，大肆盗窃国家的财物。仅仅国营企业的贵重机械器材，就被他们盗去二百多种。上海破获的所谓“十兄弟”、“三十六股党”等流氓盗匪集团，也是由漏网反革命分子和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结合流氓恶棍共同组成的。十分明显，今天的流氓盗匪活动，是带有明显的政治性质的。
+
+　　根据这种状况，各地的公安、司法机关、检察机关和党政领导机关，就必须抱定决心把反对流氓盗匪的斗争进行到底，争取彻底的胜利。从党政领导机关来说，领导生产是头等重要的任务，但是如果不能同时注意肃清流氓盗匪，生产的成果就没有保障。必须认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统购统销和商品分配、运输的工作都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没有良好的社会秩序，这些工作就都会遭受意想不到的破坏。所以我们不仅不应该任意放弃或放松这一方面的斗争，而且不能容许只破获大案而不破获小案，或者只破获简单案件而不破获复杂案件的偏向。有些地方的公安、司法和检察机关把打击流氓盗匪和打击隐蔽的政治性敌人机械地分开，也是完全不对的。事实上，打击了流氓盗匪，也就会更加孤立了暗藏的间谍特务，甚至会直接暴露出间谍特务。因为流氓盗匪分子往往是特务间谍分子活动的社会基础，一切刑事犯罪活动都给了反革命破坏活动以直接的支持和帮助，而且这两方面的敌人有的现在已经逐渐合流，难于截然分割。应该使大家了解：打击特务间谍和流氓盗匪，都是长期的斗争任务，因此就必须结合起来进行。
+
+　　打击流氓盗匪等犯罪分子，是一个严重的复杂的斗争，各级党委必须组织公安机关、法院和检察机关以及青年团和工会等群众团体，共同协力进行。斗争中必须注意调查研究，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对于那些危害国家和人民确有罪证的刑事犯罪分子，必须依法逮捕惩办。对于一部分群众因为沾染了某些流氓习气而发生的落后行为，以及一般的思想作风问题、劳动纪���问题和群众纠纷问题，并未直接触犯法律的，则决不应该同刑事犯罪问题混淆起来。辽宁省辽阳市曾因没有划清政策界限而错捕了个别完全不够逮捕条件的人，就是一个例子。这是必须防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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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肃清流氓盗匪等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流氓盗匪等犯罪分子直接危害着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安全，人民群众对他们是痛恨的。但是过去因为公安、司法机关对这些犯罪分子斗争不力，执法不严，人民群众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积极性受到伤害。为了发动广大群众起来斗争，各地必须选择典型案犯，大张旗鼓地严厉惩办，借以向人民群众交代政策，表明政府的除恶决心，解除人民群众的思想顾虑。最近旅大市在召开对流氓盗匪犯罪分子宣判大会的同时，奖励了检举罪犯的公民，又召开了市、区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办了反对流氓盗匪犯罪分子的广播会和展览会，使人民群众进一步认识了流氓盗匪活动的严重危害性和阶级实质，了解政府的决心和政策界限，因而纷纷起来密告和检举，协助政府破案，使许多大案都迅速破获了。他们的这种经验，对各地都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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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和安全，各地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再接再厉地开展对流氓盗匪等犯罪分子的坚决斗争，使这一斗争取得确定的成绩和完全的胜利。

CCRD/3/3/6/00001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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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应加强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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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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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是比较迅速的，这主要是因为党适时地提出了农业合作化的方针，并规定了正确的步骤，肯定了目前以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主要形式。但运动走向胜利还由于得到了党的领导，党派遣了大批优秀的党员干部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去，亲自领导，亲自主持。他们在这些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坚持贯彻了党的各项具体政策，经常向歪曲党的政策的现象进行斗争。从实际工作中可以看出：很多优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得好，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些社里有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干部。
+
+　　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或半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形式；但是，组织形式毕竟是一种形式，一切还要取决于这种形式容纳着什么样的内容，有了这种组织形式，并不等于就有了社会主义的内容，也不等于就能增加生产、增加社员收入和服从国家生产计划和农产品收购计划，也不等于就能改造农民私有观念，完成农业合作化计划。首要的问题还要看这些农业生产合作社究竟是由谁在领导和主持？如果由我们的党员干部在领导和主持，就能引导农民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如果不是由我们的党员领导主持，而由富农分子及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主持，它就有可能引诱一部分农民向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斯大林说过，农业生产合作社就象是一种武器，“全部问题是在于这个武器究竟掌握在谁手中，这个武器究竟是被利用去反对谁。”（“论农村中的工作”）掌握在共产党员或进步群众的手里，它就是革命武器；掌握在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手里，它就是反革命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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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不少农村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恰恰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以为只要有了这种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形式就自然而然有了社会主义。他们有这样一个逻辑：农业生产合作社既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形式，那它就不可能被资本主义所利用，变成资本主义剥削的隐蔽所。因此，对于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谁在领导、谁在主持的？就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对于这个地区的党组织是不是领导了互助合作运动，共产党员是不是参加和领导了当地的互助合作组织，他们也没有兴趣去过问；当地的互助合作组织是不是坚决执行了党的政策，他们也没有兴趣去了解。他们有兴趣的只是数目字和百分比。但是，一个没有党的具体领导的农业生产合作组织，是不可能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特别是在前进路上遇到了困难时，或受到资本主义的引诱时，他们就会离开党的正确路线，发生种种不良倾向，现在已经发现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干着资本主义的买卖。浙江嘉兴县真西乡建明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这样。这个社被富农分子吴海弟篡夺领导权后，在社内抬高土地定租，抬高耕牛、农具、船只折旧费用和使用的代价，并规定高利息的自由投资办法，以资金获取利润，进行着资本主义剥削。当然，这样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不多的。但是，不以经营农业生产为主而以经营商业和运销业等剥削性的或含有剥削性的业务为主，拒绝执行国家生产计划和农产品收购计划，在发展社员时主张成立“三强”（劳力强，牲口强，土地强）的社，排斥贫农则不是个别的，除此之外还有来自左的方面施行破坏，如提倡伙吃伙住，共同生活共同消费的所谓“高级社”，故意强制中农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侵犯中农利益，孤立贫农等等，这些情形也都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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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政策必须通过党组织和党员去贯彻。贯彻党的政策自然要依靠群众，但是如果没有党的组织去教育群众、领导群众，而且如果不选拔党员去团结群众、组织群众、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意志，党的政策就不可能贯彻。因此，党的领导机关必须主动地选拔真正懂得党的路线，真正能为党的路线实现而奋斗的党员到各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去，直接领导和主持。对已经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工作的党员，要十分关怀，经常对他们进行党的政策教育和其他教育，经常教给他们各种工作方法。对于不愿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或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不积极工作的党员要进行教育，要使他们都懂得：共产党员之所以光荣，就在于他们能够自觉地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实现而奋斗。在农村的共产党员不愿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或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不积极工作，只是说明��他还缺乏共产主义的觉悟，他还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至于在还没有党的组织的地区，就要适应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情况，迅速发展党的组织。现在全国有很大一部分地区还没有建立党的组织，又有很大一部分乡村虽然建立了党的组织，但还没有力量来领导农业合作化的工作。现在有没有条件来发展党的组织呢？显然是有的。经过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总路线宣传教育和一年来的互助合作运动，大批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分子正在不断涌现，各地党的组织就应当按照党章的规定，将其中已具备入党条件的人吸收入党。在吸收新党员中，同样要坚持党的阶级政策首先吸收已经具备党员条件的贫农入党。在党员少的地区，也需要按照实际情况继续发展党的组织。但是，不能为了发展一批党员，而任意降低党员的基本条件，这样不但不能加强对农业合作化的领导，反而会减弱对农业合作化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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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组织所以要选拔优秀党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去，正是为了正确地坚持贯彻党的政策。党的政策是有阶级性的，在贯彻政策时，必须依靠革命阶级，去打击敌对的阶级。党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阶级政策就是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在内，这样的贫农占农村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到七十），巩固地团结中农，发展互助合作，由逐步限制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不首先坚持这一阶级政策，党的其他一切政策在农村里就无从贯彻执行，党的一切决议也无从实现。由于我们缺乏农业合作化的经验，在工作中还免不了发生若干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不容许在贯彻执行党的阶级政策中发生错误，或者必须特别注意纠正这种错误，因为这种错误是带根本性质的原则错误。在我们的某些党员干部中，对这一点还有一些很不正确的认识。他们说：“现有的贫农大多数是懒汉和二流子。”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贫农在土地改革中虽然同样分得了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但有些人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较多，所以还没有翻过身来；也有的曾经上升为中农但因遇到天灾人祸，受人剥削，又降为贫农。这正如有人在诉小农经济苦时说的：“小农经济，一家一户，人单力薄，搬头不动，搬脚不动”，“小农经济经不起风吹雨打”，“小农经济是条穷根子”。也正因为这样，就更加需要把现有贫农组织到农业生产合作社里来，帮助他们最后摆脱贫困。又有人说：“现在中农是多数，所以应当依靠中农。”这说法也不妥当。中农是多数是指包括新老中农在内而言，但不能把新中农和老中农混淆起来，新中农的上升道路不同于老中农，他们是因为在土地改革中分得了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有些人以后又参加了互助合作生产，而上升到中农的地位的。同时，新中农中还有不少人的生产和生活上都还有困难。新中农对互助合作同样是坚决的。依靠原来是贫农今天是新中农的阶层是对的，但因此而将老中农也划入依靠对象则是错的。又有人说：“不管是贫农中农，生产上积极就可以依靠。”这说法也是错误的，发展生产必须依靠互助合作，而对互助合作最积极的就是贫农（包括全部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在内），因此也必须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在内）。也还有人这样说：“只要依靠贫农，团结不团结中农无足轻重。”这种观点同样是错误的。中农（指老中农）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中农的牲口、农具也都比较好，耕作经验也比较丰富，是农村的一支重要生产力量。因此中农在农村中的地位，不是“无足轻重”，而是“举足轻重”。中农和贫农一道站在工人阶级这一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就能成功，反之，就会失败。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在内），巩固地团结中农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是党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社会主义基础。依靠了贫农团结了中农，才能孤立了富农，限制并逐步消灭了富农经济，废除了农村的剥削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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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由去年秋季的二十多万个增加到五十多万个，今春估计将增加到六十万左右。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迅速发展，加强党组织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选拔优秀的党员干部直接领导和主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是一件丝毫也不能忽视的和刻不容缓的事情。

CCRD/3/3/6/00001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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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唯心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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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教育》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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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去年十月开始的对胡适、俞平伯和胡风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在教育领域已经发生了一定的联系。这不仅由于这一场斗争的开始就吸引了一部分高等学校教师的参加，不仅这一学术批判直接影响着学校的教学工作，同时也由于通过报刊、报告、广播和座谈等方式逐步在扩大对各级学校的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的思想影响。这一联系是很重要的，它为教育领域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作了初步的思想准备；但这一联系的圈子在现阶段无疑地还是狭小的，联系还很薄弱、还不深刻。为了逐步地清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在教育工作中的影响，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在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中作广泛的传播，必须在教育领域正式地全面地开展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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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是我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过程中一切工作部门共同的任务，尤其是直接从事思想工作的教育部门的首要的任务。教育工作在整个过渡时期为实现党的总路线而必须解决的最根本的、最本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社会主义思想战胜资产阶级思想的问题。这一斗争将贯串在教育的各个方面。我们必须取得唯物主义世界观对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彻底胜利，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完成整个教育各方面的根本改革，就不可能培养出国家建设人才和教育好儿童、青年一代，就不可能不断提高教育和教学质量和增进人民的政治文化水平。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在教育领域到处都有很大市场，是一件不足奇怪的事，它所以还有很大市场，是有其历史的和社会的根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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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教育思想体系来说，由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体系在教育工作中宣传不足，由于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科学和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实际并把它中国化不足，更由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没有很好结合批判旧中国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没有对旧中国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进行深刻的系统的批判，并把它从教育工作者头脑里加以最后清除，因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在教育思想领域就获得藏身之处。成为这一思想体系的主导思想是什么呢?那就是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杜威、胡适的实用主义思想。杜威、胡适的实用主义思想是一九一九年以后三十年中旧中国教育思想的主流。杜威的反动哲学、伪科学的教育见解，通过他的弟子，系统地在中国传播，占有了师范教育的讲坛，独占了教育出版界，出版了一系列的杜威思想系统的“教育原理”、“教育概论”、“教育史”、“教学法”、“心理学”之类的教科书、参考书。这些“教育家”中的主要人物在这三十年中都取得反动教育政策的决策者的地位，从一九二二年起使中国教育走上所谓“学美国的道路”(殖民地化的道路)。因此，实用主义思想毒害是深入到教育各个方面的。这正反映了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半殖民地教育思想体系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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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是当前我们建设人民教育事业最大的障碍。实用主义反对唯物主义，反对客观真理的存在，反对革命，反对事物发展的观点，这和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容。这种思想对当前教育工作有直接影响，它阻碍着我国教育的根本改革，阻碍着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教育科学，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这具体地、主要地表现在各级教育中，有教育脱离政治、理论脱离实际的严重现象。现在许多学校有忽视对学生政治教育和世界观的培养，忽视教育目的，忽视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培养，忽视学生学习纪律的现象。对于目前所采取的严格科学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方法、教学过程组织，对教师严格的要求，对学生学习严格的要求等都表现有抵抗情绪，这抵抗是和实用主义教育的伪科学见解对学校、学生、教师、教材等看法分不开的。 因此，在教育领域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就必须首先清除这一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逐步地清除其他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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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由于学术思想中存在着唯心主义，遂使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在教学中得到藏身之所。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社会科学，也存在于自然科学，不仅高等学校如此，中、小学也是一样。这一唯心主义世界观是在我们各级学校传授知识给学生时不知不觉地传播的。这里特别要提出的如教育学、心理学、文史各科、生物学科更为严重。虽��近几年来，在这些学科教学上已有了根本性质的改变，许多教师自觉地学习苏联在这些方面的新的知识、新的观点，但也由于在这些学科中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没有受到应有的批判，在教学中就不知不觉地还在传播唯心主义。学术上反对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是属于整个科学界的事，并且是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但教育部门、学校工作者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我们必须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和学习苏联先进科学、学习苏联教材的基础上，开展教学工作上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这是目前高等学校的教研组、中学的教学小组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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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在教育领域找到很大市场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中绝大多数的人自己还没有解决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这支队伍中的人既然都是在旧社会生活过多少年的，绝大多数的人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那末，他们受到资产阶级甚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是不足奇怪的事。至于有些高级知识分子还受过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系统的训练，习惯于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完整的唯心主义世界观，那也是不足奇怪的。解放以来，中学以上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虽然一般都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和参加过历次的政治运动，但那仅仅达到清除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的目的，对资产阶级思想只作了初步的批判，在教育领域还没把针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资产阶级的哲学——唯心主义的斗争任务提到日程上来。那是因为在当时条件还不成熟的缘故，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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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却不应该再延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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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早就感到，自己思想水平不能适应国家的要求。正如有人说过，“要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学生，要形成学生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但自己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还少，还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那怎么办得到呢”?他们，把问题提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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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还活在人们的头脑里，它还是许多人观察世界、研究问题、处理生活的工具，这就阻碍了我们的前进，使我们不能摆脱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束缚，不能抵抗当前社会上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目前各级教育中存在的许多带原则性的问题，长期不能解决，其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正是教育工作者没有解决或没有彻底解决自己世界观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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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在教育工作中得到传播还有另一原因，就是我们有些教育机关和学校负责人不管思想工作，回避思想斗争，表现麻痹、迟钝和敌人的思想和平共处，甚至自己不自觉地作了唯心主义的俘虏。同时在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上存在着主观主义。这一主观主义本质上也是一种唯心主 义。他们在进行工作和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不调查研究，自己没有系统地掌握全面的情况，也不是从分析情况中提出具体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根据一点半点笼统的情况和局部的经验去解决问题。这种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现在是大量存在的，它对革命事业害处很大，阻碍着我们工作前进。这种作风存在，唯物主义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就不能树立。在这种作风占上风的地方，就会窝藏着许多资产阶级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也必须批判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不能放松这一个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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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领域要清洗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必须关闭出卖资产阶级思想的市场。但思想市场是不能简单关闭得住的，必须展开思想批判。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要取得胜利，我们这一支大约二百万人的队伍必须掌握有战胜敌人的武器，这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这武器只能从不断学习和不断工作中才能取得。我们必须做到凡具有阅读能力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都能够“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了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懂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这是就一般说的。至于对各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我们自然不能仅作一般的要求，应分别不同的文化、科学水平，按不同专业分别作不同的要求。对高等学校教师，我们希望他们在取得一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基础上，精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一些经典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结合自己学术专业，结合科学研究工作，作深刻的钻研，中学教师和受了完全师范教育的小学教师，应各按自己的水平，提出不同的要求，现在还��具备阅读能力的小学教师，我们也应向他们作通俗的报告，使他们懂得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其他教育工作者，同样应按他们不同水平，提出不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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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要求怎样不同，学习方法上必须强调使学习结合实际。学习唯物主义，读一些适合自己水平的书籍是必要的，但不能单靠书本子，只有结合实际才是学习唯物主义最好的方法，只有这样学得的唯物主义才能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凡是关心了最近批判胡适、俞平伯和胡风的思想斗争的人，都是在这次斗争中学到许多东西的，这是最明显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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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领域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在最近一时期应集中开展批判杜威、胡适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必须使全体教师参加这一场思想斗争，这就是学习唯物主义结合实际的方法之一。我们应在这次批判中区别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点和杜威的观点，解决自己头脑中对教育的许多错误的见解，在教育这一问题上，系统地学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关于如何开展对杜威、胡适实用主义思想的批判，本刊当另撰文阐述，这里不多说它。但必须引起大家注意，我们要关心这一斗争，这一斗争事实上也已部分地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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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从研究学术各方面存在的问题，结合自己的工作，总结成功的经验，检讨失败的教训中，学习唯物主义研究问题、处理问题的方法。教育机关、学校领导工作者更应从检查工作、了解情况、分析研究问题、反对主观主义斗争中，学习唯物主义。此外还应关心其他学术领域反对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从其中学习唯物主义。总之，我们要从各方面努力。但核心问题是要联系自己的思想，在自己头脑里引起斗争，经过自己的思想斗争达到清除唯心主义思想影响的目的，进而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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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有些人对当前反对唯心主义思想斗争还存在各种不正确的态度。有漠不关心的，有心存顾忌有意回避的，有存在拒抗情绪的，也有采取两面态度在应付敷衍的，有骄傲自满的，还有其他等等想法、看法。这一方面反映我们对这一问题宣传、解释不够，要加强宣传工作，一方面也表现有些人还是用唯心主义的观点看待当前的思想运动。一句话，这些想法、看法必须耐心地、细致地一一加以说服。思想问题是必须用思想的方法才能解决。必须引起人们的自觉，使他们真正认识到这是每一个人切身有关的问题，那才能心悦诚服地走进这一思想斗争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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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史无前例来使我们领会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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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很好学习，提高自己，使自己掌握唯物主义思想这一武器，用之于教育我们的青年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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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转载于《文汇报》1955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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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党员干部深刻认识粉碎高、饶反党联盟的重大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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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通讯》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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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普遍向党员干部进行教育，使大家深刻认识我们党反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的胜利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性，这是目前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上的一个重大任务。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就是要用阶级斗争的知识去武装党员干部，使他们懂得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按照阶级斗争的规律去认识高、饶反党联盟的性质和它的严重危害性，只有这样，才能深刻认识我们党反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的胜利的重大历史意义。现在仍有一些同志不能深刻认识粉碎高、饶反党联盟的重大历史意义，在这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了解的问题，他们不了解为什么像我们这样一个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还会发生高、饶反党阴谋事件，不了解为什么像高岗、饶漱石这样“革命”多年的“大干部”还会犯错误和背叛党，不了解为什么说高、绕反党联盟的出现是现阶段激烈激烈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为什么说高岗、饶漱石实际上已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这些疑问之所以发生，从根本上说来，就是因为这些同志还缺乏阶级斗争规律的知识，还不会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观察问题，不能从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式来认识高、饶反党阴谋事件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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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我们就可以正确地观察社会上的各种问题，而不会被各种现象所迷惑。如果我们脱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我们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社会上的各种现象和问题，许多事情就会成为无法理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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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规律，就是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进展，阶级斗争必然日趋紧张和尖锐，而这种阶级斗争必然会在共产党内部得到反映，并且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党内的斗争也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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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同志早在1937年时就指出过：“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在阶级存在的时候，这是阶级矛盾对于党内的反映。这种矛盾，在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的问题上，并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但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这种矛盾也就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告诉我们：列宁、斯大林的正确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中国共产产的历史也有过这样的情形。我们党内许多同志的正确思想和陈独秀、张国寿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表现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目前我们党内的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没有表现为对抗形式，如果犯错误的同志就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不会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但如果犯错误的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矛盾论）这次高、饶反党联盟阴谋的发生，又一次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个真理。高、饶反党联盟阴谋的发生，恰恰就是阶级斗争尖锐化在党内的一种反应，是党内错误思想和正确思想的矛盾发展为对抗性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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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阶级斗争必然会在党内得到反映这一客观真理，是我们正确了解党内斗争的一个关键。刘少奇同志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能否认阶级斗争的事实和阶级斗争必然会在我们党内找到某种反应的事实，而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能否认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在我们党内找到代理人。谁要否认这一点，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空想家了。”（向七届四中全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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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同志承认目前的阶级斗争正在愈来愈尖锐化和复杂化，但却不承认这种阶级斗争必然会在党内得到反映。他们不了解为什么向我们这样一个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还不能避免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他们之所以有这种错误的看法，其实还是因为不了解阶级斗争的规律和我们党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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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阶级斗争必然会在党内找到某种反应呢？这是因为这两种情况造成的：第一，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复杂的阶级社会，我们党同社会上各个阶层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资产阶级又在极力影响我们；第二，是因为工人阶层的成分比较复杂（工人阶级很多是不久前才从农民、小市民队伍中分化出来的），因为党员的成分比较复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较多）���这就使党内不可避免地有着薄弱的部分和不坚定不可靠的分子，他们极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正是这两种情况是党外的阶级斗争必然在党内找到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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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当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必然加强对我们党的进攻，这种进攻常常首先表现在他们极力以资产阶级的一套思想作风和生活方式来腐蚀我们党，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就必然有一些不坚定不可靠的分子在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推动下，适应着资产阶级的愿望，加紧展开自己的反党活动，这时党内斗争自然就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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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同志说：“资产斗争的环境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使用压力，无产阶级中最不坚定的阶层和无产阶级政党中最不坚定的分子往往受到这种压力的影响。不能认为无产阶级是完全与社会隔离而站在社会之外的。无产阶级是社会的一部分，它和社会各种不同的阶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党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因此，党也就不能和资产阶级社会中各种不同的阶层断绝联系并摆脱它们的影响。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压力表现于：资产阶级的观念、风俗、习惯和情绪往往通过某些和资产阶级社会有一定联系的无产阶级阶层而渗透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来。”又说：“每当阶级斗争发展到转折点的时候，每当斗争尖锐化和困难加重的时候，无产阶层各个阶层间在观点、作风和情绪上的差别，必不可免地表现为党内的某些意见分歧，而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压力必然使这些分歧尖锐化，使这些分歧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斗争来解决。”（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1、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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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这些道理，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阶级斗争一定会在党内得到反映，为什么每当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党内斗争就必然发展起来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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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我们党是久经考验的坚强的和伟大的党，这是一点不错的，但并不能因此就排斥掉客观的阶级斗争规律对我们党的作用。既然我们党同党外的各种社会力量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然资产阶级在极力对我们施以各种影响，而我们党内又有不可靠和不坚定的分子在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使党外的阶级斗争在党内得到反映。这是一个客观的阶级斗争规律，不是主观愿望可以改变的。我们党的坚强和伟大，只能使我们党有更多的便利条件来及时揭露和战胜各种反党分子，但却不能使这些反党活动完全不发生。我们的任务不是幻想完全不发生反动活动，而是要及时地揭露各种反党分子，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彻底粉碎他们，使他们不可能对党发生根本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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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党就是在与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和巩固起来的。我们党的内部生活的发展历史，也就是一部不断与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进行斗争并彻底粉碎它们的历史。我们党曾多次战胜叛徒和反党分子，1927年反对叛徒陈独秀的斗争和1935年反对叛徒张国焘的斗争，就是显著的例子。这两次斗争都是发生在阶级斗争十分紧张的时期，斗争的胜利保证了革命事业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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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阶级斗争必然要在党内反映，因此就不能认为党内斗争是不正常的现象。毛泽东同志说：“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矛盾论）恩格斯早就指出：“看来大国的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只有在完全符合于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情况下，才能发展起来。”（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9页所引恩格斯给伯恩施坦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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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使广大党员干部熟悉党内斗争的历史，这样就可以更好地武装我们的头脑，使我们能够正确地和有效地反对各种叛徒和反党分子。许多同志之所以对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发生感到突然和不理解，这和他们不熟悉我们党的历史是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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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了解了阶级斗争的规律，了解了党的历史，自然也就不会再对高岗、饶漱石这些反党分子背叛革命的可耻行为感到奇怪。问题不在于是“大干部”，还是“小干部”，而在于谁坚持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谁违背了党的纲领和原则，谁就必然要滚到背叛革命和背叛党的可耻道路上去。这是一切坚持错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必然的道路。高岗、饶漱石的叛党活动表明，他们已经不是一时地和在个别问题上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而是系统地接受了资产阶级的一套思想作���。他们所进行的分裂党和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活动，是适应了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需要的，他们的目的实际上就是破坏社会主义事业，为反革命复辟开辟道路，因此他们实际上已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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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岗、饶漱石这类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特点，就在于他们是一些毫无原则的阴谋家。他们的行动只是决定于他们认为夺取个人权力的利害打算，怎样有利于他们夺取个人权力，他们就怎样做。在他们认为必要的时候，他们可以把自己装扮做共产主义者，也可以在党的领导下做出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有朝一日他们认为这样做不必要了，认为反对共产主义是对他们有利的了，他们就可以站到共产主义的敌人、人民的敌人那方面去。高岗、饶漱石就是这样做的。当高岗、饶漱石认为他们似乎已经是有方便条件来夺取更大的个人权力的时候，他们就彻底背叛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适应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需要，疯狂地开展了分裂党和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罪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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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饶反党联盟，是在目前阶级斗争的特殊环境中在党内产生的以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目的的毫无原则的阴谋集团。由于我们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的领导之下，由于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有着极高的威信，由于我党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都已有很大提高，所以高岗、饶漱石不敢公开提出自己的反党的纲领，而只能背着中央暗中进行无原则的非法的阴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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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饶反党联盟的阴谋活动及时地被揭破和粉碎，这是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事业和我们党的历史中一个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是值得我们高兴的。但是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及时地揭露和粉碎阶级异己分子腐蚀党和分裂党的活动，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指出：“只要国际和国内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阶级的敌人总是要设法影响我们党内的不坚定和不可靠的分子，而我们党内也总会有不坚定的和不可靠的分子受他们的影响。和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相类似的事件今后还可能出现。”因此，应该教育所有的党员干部从这次高、饶反党联盟事件中吸取教训，深刻认识目前的阶级斗争形势，认识不断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的重要性，彻底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提高警惕，以便进一步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争取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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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通讯》1955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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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止积压和浪费物资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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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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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和建筑部门的物资供应工作，几年来基本上保证了工业生产和建筑工程的进行，管理水平也有所提高。但是，这项工作在整个企业管理中目前仍然是一个极薄弱的环节。一方面供应和需要还有脱节的现象，另一方面材料和设备的积压浪费现象也极严重。根据中央各工业、建筑部门监察室一九五四年的不完整统计：在二百八十多个企业单位中，材料积压共达三亿四千多万元；在八十多个企业单位中，由于使用不当、保管不善或被贪污盗窃，各种物资损失和浪费近一千万元。这就使国家大量资财不能发挥应有的效能，也影响企业资金的正常周转，阻碍经济核算制度的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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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除了计划工作水平和技术设备条件的限制以及经营管理经验不足以外，更重要的是不少企业领导人员长期存在片面地追求产量、进度，忽视节约国家资财的思想；很多工作人员计划观念和爱护国家资财的观念十分薄弱和有些工作人员严重地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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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说：“完成任务就是最大的节约，积压浪费一点算不了什么。”他们沾沾自喜于产量和进度的完成，不去严格地贯彻节约制度，对严重的物资积压和浪费现象采取了漠不关心、熟视无睹的态度。他们不了解，要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必须合理地、正确地节约使用我们的资金。尤其是我国目前技术水平不高，许多物资的生产还不能满足需要，任何一个单位积压或浪费了国家物资，都必然会削弱国家建设的物质力量，影响到其他方面的物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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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说：“今天任务重，要求急，经验不足，积压浪费是不能避免的。”这句话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绝不能把物资的积压和浪费完全归咎于客观困难。因为事实上很多物资的积压和浪费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造成的。如果我们加强了工作，克服了缺点，有不少物资的积压和浪费现象是可以避免或减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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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有不少单位片面地强调保证供应，而不注意节约，他们往往是“以大量储备来保证供应”；他们盲目地向国家申请或向市场采购物资，而不积极提高供应计划水平，建立和健全材料定额制度。在编制供应计划的时候，他们不根据生产或工程任务、消耗定额和储备定额进行核算，不深入了解库存量，“宁多勿少”，随意估计；有的竟机械地照抄过去的计划；有的材料库存已有大量积压，仍去继续采购。他们不加强对供应计划的审查工作，甚至还层层盲目地加大计划，形成“定额大于实际，计划大于定额，采购又大于计划”的现象。他们在造成物资大量积压以后，仍不积极处理，任其长期积压、腐蚀和毁损。有的怕“麻烦”或者为了“以后用起来方便”，虽然自己不用也不愿意向外调拨。他们放松了对物资的管理工作，不积极去建立和健全材料采购、保管、收发、统计、退料、回收等管理制度；不加强对材料使用的控制和监督，甚至对一些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国家资财重大损失的人员和贪污盗窃分子也不加以严肃处理。这些对国家的建设事业都是非常不利的，必须批判和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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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贯彻节约制度，制止物资的严重积压和浪费行为，重视并加强物资供应工作，这是当前刻不容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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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企业的领导人员，必须充分认识节约物资的重要意义，严格批判和纠正片面追求产量、进度而忽视节约的思想，要把贯彻节约制度，加强对物资供应工作的领导和监督，反对积压浪费作为一项经常的重要任务。同时要教育广大职工爱护国家资财，加强计划观念；奖励对节约物资有显著成绩的职工，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总结和推广国内已有的节约物资的经验。我们必须动员广大职工揭发和批评贪污盗窃和浪费国家资财的行为，向这些不良现象进行斗争；对贪污盗窃分子必须严肃处理；对严重不负责任的造成国家资财重大损失的人员必须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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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物资供应工作的计划水平，克服盲目性，是实行节约、克服积压浪费的根本办法。在这项工作中，不但应该逐步提高工业生产和工程建设计划的正确性，尽早确定生产和工程的任务，加速设计进度和严格执行国家的计划，严格根据编制供应计划所规定的程序进行编制，而且必须建立和健全定额制度，制定合理的消耗定额和储备定额。为此，就要逐步健全企业统计制度，有计划地搜集整理各种定额资料；同时，各级财务、供应部门应加强对供应计划的审���工作，纠正编制计划中的盲目保守和本位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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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和健全物资供应工作的各项管理制度，加强材料管理工作，防止无人负责现象，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首先要贯彻领料和退料制度，加强对材料使用的监督。任何单位都只能根据计划领料，决不许“要什么，领什么，要多少，给多少”。目前有些企业中已经推行的限额领料制，是防止物资在使用中造成损失和浪费的有效方法，各企业可按照具体条件逐步推广。废料回收制度，特别是各种废金属的回收制度，也必须注意建立和健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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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的积压物资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生产和建筑上通常必需的材料和设备，各单位应即积极处理。这些积压的物资必须先在本单位积极设法利用；无法处理的应逐级上报，结合物资分配工作，逐级平衡调拨处理，使大量的积压物资及早发挥应有的效能。在处理物资积压的工作中，不应该单纯为了“完成处理任务”，把许多有用的物资轻率地报废或把有用的机器设备当作废铁回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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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还必须加强对物资供应工作的领导和监督。各部门各级领导人员应研究采取具体措施，切实地加强物资供应工作，逐步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充实物资供应工作的基层组织，制定必要的制度，加强检查和监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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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级党委应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和监督。各级监察机关也应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监督和检查，要坚决制止物资的积压和浪费，要同贪污盗窃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督促并推动业务部门克服物资供应工作中的缺点。这样才能有效地制止积压和浪费物资的严重行为，使所有的物资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CCRD/3/3/6/000019.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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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办好公私合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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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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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全国有公私合营企业近二千家，大部分办得很有成绩，显示了公私合营企业的优越性，证明了以公私合营作为对资本主义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形式，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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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公私合营毕竟是一项新的工作，也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要作好合营工作，必须注意很多方面的关系和问题。目前一般的情况是，重视了生产，但对公私关系重视不够；对企业改造注意得比较多，结合企业改造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改造注意得比较少。领导机关在有些地方注意力集中在新合营企业的扩展，放松了对原有合营企业的领导。因而在公私关系上，有些企业中公方领导地位还没有确立，许多的企业中对私方权益尊重不够。有些资本家企图争夺领导权，有的则采取消极态度。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既存在着不能坚持立场进行原则斗争的现象，也存在着把资本家摆在一边、或挤出去的做法。这些情况如果不加以重视，并设法改变，就会影响合营企业的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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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改变这种情况，首先就是要调整好公私关系，既要确立公方的领导地位，同时也要尊重私方的合法权益，教育和改造私方人员。公私合营企业是社会主义成分在企业内部同资本主义成分合作的企业，社会主义成分居于领导地位，因此它使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也有改变，企业利润的分配除了规定适当的部分用来发付股东股息红利以外，其余就可以按国家计划合理地加以使用，以发展生产，改善职工福利设施。社会主义成分在企业内的领导地位，不决定于国家在这个企业中投资的数量，而是取决于社会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取决于国家政权的性质，取决于公股代表同工人群众的结合和对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教育、改造。有些干部认为“公股比重至少要占一半才能居于领导地位”、“企业中公股比重愈大领导地位愈巩固”的想法是错误的。有些资本家企图在合营企业中“合公营私”，或者用其他方法企图争夺领导权，也是决不能允许的。但在确认了社会主义成分的领导地位以后，同时要保证私方的利益，使他们有职有权；要督促他们守职尽责，积极办好企业，并帮助他们在工作中做出成绩。一九五四年九月二日政务院公布的“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对于正确处理公私关系已作了明确的规定，它是公私双方应当共同遵守的准则，任何一方都不能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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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调公私关系的方法就是协商的方法。从一九四九年以来，我们在各方面工作中，都取得了很多协商的经验，这些经验应该进一步运用到公私合营企业中去。目前有些干部在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上，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及其重要性缺乏应有的正确认识，思想上忽左忽右，而宁左勿右的思想目前占着主导的地位，因而妨害了协商工作的开展。有的干部认为同资本家打交道就是立场不稳，因而远而避之，甚至对资本家的积极建议，也置之不理。也有些干部对资本家不敢批评，失去警惕，甚至怕学习总路线会刺激了资本家，个别干部还被资本家所腐蚀。我们必须克服这种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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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重视企业改造，但也必须重视人的改造。企业改造和人的改造都是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如果只重视企业改造，不注意对人的改造，将来经济上改造好了，而人还原封未动，那末在逐步用全民所有制去代替私人所有制的时候就将增加困难。当然，对人的改造必须结合着合营企业的各项具体工作来进行。这就需要做好几方面的工作：贯彻国家保护资产阶级合法权益的政策，对人事安排、清产定股、利润分配方面必须按政策办事；企业内部应兴应革的事，尽可能要在事前和私方充分协商；根据资方的能力、职位，分配他们以适当的工作，使他们有事可做，有职有权有责；有困难应当帮助他们解决，有缺点应指出，有错误应批评，有成绩应适当表扬和鼓励。对资本家、资方代理人、高级职员中的进步分子要团结、使用，对中间分子要领导和帮助他们做好工作，对落后分子要推动他们进步，对坚决反抗的反动分子应依法制裁。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应抓紧思想教育，使他们爱国守法、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接受社会主义成分的领导，接受职工群众的监督，以此逐步改造他们旧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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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私合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必须逐步推行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针，不能沿用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针。这就是说，不是单纯追求利润，而要服从国家计划。现有公私合营企业的经营管理，虽已经过了一定程度的改造，但由于过去长期是一套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式，所以，生产混乱、无人负责的现象，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就必须逐步改革旧的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制度，推行社会主义的先进的经营管理制度。要实行民主管理，发扬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根据需要和可能订立生产计划，逐步实行计划管理，并围绕完成生产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参照国营工厂经验，建立和改革某些必要的组织和技术措施。至于旧企业带来的混乱和不合理的工资制度，以及有些企业职工福利设施的恶劣状况，也必须逐步加以改革，逐步向相当的国营企业看齐。但经营管理的改革，必须注意防止不从实际出发，要求过高过急的偏向，必须注意合营企业的特点，稳步前进，不可急躁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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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私合营企业的生产必须服从国家的计划。有些企业在合营以后，不顾供销平衡，盲目增加产量，因而产品质量下降。这就加重了供销平衡的困难。合营企业的生产，必须贯彻“改革经营管理，节约原材料，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的方针。同时还必须看到，企业合营后不可能都是赚钱的。对国计民生有利、技术条件又好的企业，合营以后大都会有盈余；但相当数量条件差的，合营以后不一定立即会有盈余。有一些企业在合营前，生产任务就是不足的，所以，这些企业合营以后，必须经过一个时期慢慢地把它们改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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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做好公私合营工作，必须加强企业中党、团、工会工作，紧紧依靠职工群众的觉悟性和组织性。这是办好公私合营企业的基础。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还很薄弱，有些合营企业中的党、团和工会还有各自为政的现象，在企业中还缺乏自下而上的强有力的监督。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亟应加强各级党委对公私合营企业的领导，我们不只要重视企业生产任务的完成，还要加强对公私关系政策执行的检查，并在工人群众中进行系统的政策教育和阶级教育，使他们懂得经过公私合营这种方式对资本主义企业进行改造的重要意义，以及工人群众在这项事业中担负着光荣、巨大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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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私合营企业中的资本家在企业合营以后能够积极工作的，目前正在增多，我们欢迎这些人，希望他们更加积极，进一步做好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但也有一些人在企业合营以后，对公方代表的领导和职工群众的监督还有抵触情绪，甚至消极怠工，这是必须纠正和制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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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私合营企业对于私营企业来说是具有很大优越性的，它提供了在企业内部加强计划性、改进生产、改进经营管理、办好企业的可能。但是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还需要公私双方和职工群众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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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西北师范学院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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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通讯》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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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党一向十分重视高等学校教师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对他们一贯采取积极地争取、团结、改造的政策。自1953年9月中央严厉地批判了徐懋庸同志在武汉大学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再次指出必须严格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以来，各高等学校在执行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已有不少改进，因而进一步发挥了教师的积极性，推动了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但另一方面，直到现在，也还有些高等学校的党员领导干部仍不善于和非党教师相处，对他们几年来的进步和在教学工作中的作用估计不足，未能认真团结他们一同工作并积极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和提高业务水平，甚至严重地违犯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西北师范学院院长徐劲同志所犯的错误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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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劲同志在领导西北师范学院工作期间，对于教学效果不好的教师会一再轻率地采取降职减薪等粗暴办法加以处分。据教育部工作组调查，该院两年来受过这种处分的有教授5人、副教授3人、讲师1人、助教1人。对于这些教师的处理，除极少数的还较适当外，绝大部分是很不恰当的。如去年3月间，物理系教研室对该系教授沈琳庆所编写的教材内容及教学方法进行了批评，当时沈曾有所争论。徐劲同志对沈琳庆所编的教材和教学实际情况并未经过认真了解，第二天即找沈谈话，告以停开数学系二年级她所教的课程。第三天，徐劲同志又亲笔下条子将她降为讲师，要她停开所担任的全部课程进行进修，并减少工薪150分。当沈琳庆对处分不满向高等教育部反映意见，并要求校外讨论她编写的教材时，徐劲同志竟说沈琳庆在搞“非组织活动”，并对她厉声斥责“现在是人民民主专政，只许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事实上，经教育部工作组对沈的教学情况作了较全面的了解和研究之后，认为她在教材内容和讲解方面虽有若干缺点和错误，但基本上是可以教下去的。这种粗暴的作法，影响很坏，不仅被处分的教师极度不满，纷纷离开学校，还引起不少教师的思想波动，甚至怀疑党的政策而不安心工作。据教育部工作组了解，从去年暑假到年底，仅中文、地理两系讲师以上请求辞职者即达10余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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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劲同志这种错误作法，显然是和党争取、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相违背的。高等学校的老教师一般具有一定的文化和科学知识，有着一定的教学经验和研究能力，有的并且是全国知名的专家和学者，他们在教学、培养青年师资和进行科学研究方面都有一定的作用，他们除少数思想上政治上极反动和学术上毫无本领者外，仍然是今后高等学校发展中的重要力量之一。因此，必须坚决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以充分发挥他们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不仅应重视他们之中业务能力强、政治上进步的教师；就是对业务能力较差、思想落后的教师也不能轻视或加以排斥，而应积极地、耐心地帮助他们逐步提高业务水平，改造思想；应善于用其所长，补其所短，对他们所熟悉的某一方面的业务应给予正确评价并加以充分运用，那种“花一些钱养起来”或“踢出门不管”的简单想法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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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凡具有一定业务能力的教师，原则上都应该让他们开课，帮助他们通过教学实践，通过学术讨论和思想批判逐步得到改造和提高；对目前暂时还不能开课的教师，应给予进修的机会，准备将来开课；对于开课困难但具有一定研究能力的教师，则应给以进行研究工作的机会；对某些不适于从事教学或研究工作的教师，应帮助他们转业，以发挥他们在其他方面的能力。至于对那些极少数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教师，则应报告上级作专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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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原则，在“高教部党组关于对当前全国高等学校中未开课教师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中已明确指出，教育部党组并已抄发该院，但徐劲同志却不认真研究和执行。在西北师范学院所处分的教师中，有一部分教师是具有一定业务能力，基本上可以教下去的；有些人业务水平较低，但如积极帮助他们进修一个时期，也是可以提高的；只有极少数是业务能力很差，政治历史情况又极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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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徐劲同志为首的学校领导上，在处理他们的工作问题时，并未根据党的政策和教师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地分别加以妥善安排，却企图以降职减薪加以处分的简单办法来解决教师的业务水平低、教学效果不好的问题。这种作法，只会严重挫折教师自我改造和工作的积极性，使他们远离开党，而丝毫不能达到团结改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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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劲同志的错误，还在于他的家长式的领导作风，独断专行，轻率处理涉及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重大问题。对于高等学校教师的业务和政治历史问题的处理，必须十分慎重，应该将他们的学术观点、业务水平、思想问题和政治历史问题区别开，即使是对政治上有问题的教师也应将历史问题和现行问题区别开，不能混为一谈；至于对他们业务水平的高低、好坏的评定，也必须慎重、全面、实事求是，不能不认真分析研究即轻下断语。但徐劲同志平日未能在提高教师的政治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方面多做工作，当一旦发现教学上有了问题时，他既不依靠学校党组织和集体力量深入调查研究，采取积极措施帮助教师提高业务，也不向当地党委和上级行政领导机关请示报告，竟不顾党的影响，动辄认为这些教师“业务水平低”、“思想落后”、“教学效果不好”，即轻率地以个人名义下条子的恶劣方式处分教师。据工作组调查，被处分的10名教师中只有5人是经过学校行政会议上研究的，至于学校党组织内根本没有讨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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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指出：徐劲同志的这些错误不是偶然产生的。几年来，徐劲同志在西北师范学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绩，在该院师生中有着较高的威信，这是应该加以肯定的。徐劲同志正应当更加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在已有的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团结教职员工努力办好学校。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因此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不依靠党组织和群众，忽视集体领导，不按党的政策办事，不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以至发生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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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高等学校中，党的基础一般还比较薄弱，组织生活不健全，对党员领导干部缺乏应有的监督，加以有的学校的党外负责干部政策水平较低，在工作上往往依赖党员校院长。这种情况，极易使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滋长骄傲自满情绪和独断独行的作风，使学校工作受到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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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各高等学校的党员干部应从徐劲同志所犯的错误中接受教训，认真克服骄傲自满情绪，养成谦虚诚恳的工作作风；切实遵照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明确树立依靠党组织、依靠集体力量办好学校的思想，在党内形成领导核心；并应充分发扬民主，团结全体教职员工把学校的各项工作很好地领导起来。对于原有的老教师，必须遵照党的政策，善于和他们相处，团结他们一同工作，认真地组织他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教学改革、科学研究工作和学术思想批判，帮助他们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提高他们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教学能力。对教师的团结改造的工作是一件长期而细致的工作，采取任何简单急躁的办法来处理这一类的问题，都不会有好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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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通讯》1955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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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营工商业者应端正思想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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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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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央统筹兼顾的方针及省委的具体指示，我省各地自2月份时私营工商业进行了统一安排以来，多数原来有些困难的行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已经开始好转，这就大大有利于进一步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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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安排过程中各地工商联合会、民主建国会与工商界的骨干分子在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和人民委员会领导下，起了一定的配合作用。多数私营工商业者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与具体措施表示拥护。随着工作的进展，对于私营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亦有一定影响。但也暴露了—些严重的思想问题，在阻碍着安排、改造工作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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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对私营工商业的统一安排工作尚在继续进行；若干有关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供销结合等具体问题，尚待进一步加以解决。进一步做好私营企业的改造和个人改造工作，则是今后长时期的经常任务。为了做好这些工作，除了政府机关、国营企业及私营企业中的党、青年团、工会组织必须继续努力外，还必须进一步发挥工商联合会、民主建国会及工商界骨干分子的积极作用，动员私营工商业者端正思想，积极行动起来，协助政府做好生产组织与市场安排工作，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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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私营工商业界有些人对中央统筹兼顾的方针仍然不够了解，有人把统筹兼顾的方针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立起来，错误地认为实行总路线挤了私营工商业，现在是另来一套；或者是认为过去没有贯彻总路线，现在来“纠偏”；甚至有人曲解党的政策，藉口“统筹兼顾”要求“公私一律”“平分秋色”；认为“各得其所”就可以不受限制，不接受社会主义成分领导；认为国家对私营企业的照顾是“要发展资本主义了”，这就可以坐待国家扶持，或继续盲目发展，不顾国家经济计划。基于这些错误思想，他们在安排改造过程中就放松或故意逃避本身的责任，不积极设法克服困难，消极等待，坐待安排。更有些人原来对生产经营就不负责任，现在干脆实行“四靠”——“安排靠政府，任务靠国营，资金靠银行，生产靠工会”，完不成任务就来个“五推”——“一推原料不好，二推规定太严，三推技术限制，四推职工不听‘使唤’，五推经济困难，银行不予扶持”；他们把一切困难都推给国家，错误地认为反正有政府来管，自己可以坐享其成。甚至有人藉此机会扩大开支，抽逃资金，变生产资料或流动资金为个人消费资料；或者故意制造困难，加重困难程度，企图骗取国家的过多照顾；不能“如愿以偿”，就埋怨政策没有贯彻；或者索性拖垮企业，倒在国家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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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错误认识，实质上是对抗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行为，显然是十分有害的，必须予以揭露，并进行严肃的批判。应该指出：国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统一安排，正是根据过渡时期有计划的发展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经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这一总的任务要求出发的；在统一安排中遵循的“统筹兼顾，各得其所”“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的方针政策，正是由过渡时期各种经济成分其本身的地位和作用与实现总任务这一基本要求所决定的；这都是渊源于总路线，并不是离开总路线与总路线相对立的东西，而是贯彻总路线的必要措施。1954年以来私营工商业所遇到的某些困难，许多方面是由于私营企业本身的弱点所造成的。如：不了解市场需要与产、供、销情况，盲目扩大经营，情况一有变化就显得设备有余，任务不足；企业保守落后甚至投机取巧，不能按合同完成加工订货任务，结果被处罚款造成亏损；不注意经济核算或有意地扩大开支，造成成本过高，利润不足，资金短绌；以及商业信誉扫地，顾客不愿登门，营业萧条等。这都反映了私营企业本身经营管理落后，不能适应国家人民的需要，影响到国家在过渡时期开始几年不能更好地进行统筹安排，这也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盲目性与国家经济建设的计划性这一根本矛盾所致。因此，私营工商业者必须正确地认识现实问题，正确地认识党的政策，那种片面地把责任推之于国家，曲解党的政策，放弃主观努力，逃避社会主义改造等思想行为，如不彻底克服，除了加重自身困难与阻碍企业与自身的改造外，是不会有其他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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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政府既已按照统筹兼顾的方针对私营工商业进行了统一安排，并适当调整公私关系以照顾私营企业，而且已经行���有效；私营工商业者应即“返求诸己”，在政府与国营企业领导下，进一步协助政府做好生产组织与市场安排工作；服从国家经济计划，保证国家所给予的加工、订货、经销、代销计划的完成；积极设法克服企业本身的困难；经过协商妥善解决劳资关系中的问题；依靠职工群众，接受他们的监督，搞好生产、经营，逐步进行企业的改革与改造，只有这样做，才能有效的克服困难，前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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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统一安排，为进一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在安排的过程中也会有初步改组、改造的内容，安排与改造是不可截然分割的，必须很好地结合起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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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在私营工商界还有些人“只讲安排，不讲改造”，生意到手就万事大吉，依然按照陈腐的老规矩办事，不积极谋求企业与个人的改造，这不仅不能使企业前进一步以符合国家人民的需要，也必然影响安排工作的正常进行。目前有些企业给了任务“吃不了”，就是由于因袭原来落后状态所致。也有些已经走上国家资本主义中级或高级形式的私营工商企业，他们便以为已经完成改造，“无可改造”了，因而企业虽已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而经营管理与个人经营态度仍是资本主义那一套，承担加工订货任务不负责任，不能按质、按量、按期完成任务，影响国家经济建设；给国家经销、代销商品，不严格遵守规章，不认真编制购销计划，不积极设法完成计划，甚至以经销、代销牌子为掩护继续投机取巧，欺骗顾客，这种“只讲安排，不讲改造”的做法必然破坏国家安排计划，并加重企业本身的困难，阻碍企业与自身的改造。因此必须使安排与改造结合起来，积极转变经营作风，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生产技术，根据国家与社会需要试制新产品，进一步根据需要与可能，在互相自愿的条件下，采取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的方法，进行生产改组和联营、并厂；已列入本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作计划的，应即与公方代表共同研究，筹组合营工作，私营商业则应树立新的商业道德，服从国家对市场的组织与安排，遵守经销代销规章，按计划完成国家所给予的购销任务，很好地为消费者服务，这才是私营企业在过渡时期应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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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还必须把企业的改造与个人的改造结合起来。没有企业的改造，就不能有效地改变私营工商业者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没有个人的改造，就不能更有效地进行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资产阶级分子改造的主要内容是要改造其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长远的目标是要改造他们为社会主义社会公民；现阶段的要求是要使之爱国守法，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成分的领导，并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由此可见，经过长期改造并在将来可能变成社会主义公民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但至今在工商业界中还有些人对这一简而易明的道理不了解，他们仍担心将来的出路，而在现阶段索性大捞一把，以便将来仍过不劳而食的生活；或者悲观失望，消极放诞。这些人不应该继续糊涂下去了，前途已经肯定了，个人命运是要自己来决定的，将来到社会主义时期，做为一个好公民或是坏公民，做一个有用的公民或是无用的公民，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助力，还是社会主义的阻力，则要看在过渡时期个人思想改造得如何来决定了。在思想改造过程中，社会主义成分的领导很重要，但若自己消极被动，漠不关心，或者惜痛护痒，自欺欺人，是得不到好效果的。工商业者努力改造自己，除加强学习打开眼界外，必须与实践相结合，即结合企业的改革、改造，在生产实践中改造自己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结合各项爱国运动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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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民主建国会、工商联合会及工商业进步骨干分子应积极动员广大工商业者端正思想，协助政府进行生产与市场安排，在各地党与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下，通过自己的工作，争取、引导、带动工商业者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荣行列中来，以便国家顺利地逐步实行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CCRD/3/3/6/000022.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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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胡风反党集团事件汲取教训加强对党员的政治警惕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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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通讯》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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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在5月13日，在发表胡风的假检讨“我的自我批判”的同时，发表了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并在编者按语中首先揭露了胡风及其反动集团的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面目。人民日报编者按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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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风的这篇在今年1月写好、2月作了修改、3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它和舒芜的那篇“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甚么“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甚么“在民主要求的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文艺”，甚么“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甚么“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甚么“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甚么“符合党的政治纲领”，甚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20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这种种话，能够使人相信吗？如果不是打着假招牌，是一个真正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在中国成千成万，他们是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愿意受党领导的），会对党和进步作家采取那样敌对、仇视和痛恨的态度吗？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党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到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和销毁更好些。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 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
+
+　　人民日报这次对于胡风及其反动集团的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面目的揭发，正是向人们尖锐地指出：对胡风思想的批判，已经转入彻底清查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的全部情况和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阶级。随着对胡风思想批判的发展，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采取了有组织的退却的策略，他们每人准备一篇假检讨，企图继续骗人，为了剥去假面，揭露真相，粉碎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的有组织的退却（假检讨）的策略，人民日报就适时地在发表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的同时，发表了舒芜揭发胡风的材料。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根据舒芜的材料明确地揭露了胡风及其反动集团的面目，他们老早就对党和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队伍抱着敌对、仇视和痛恨的态度，他们早在解放以前很久就一贯地反对和攻击党，反对和攻击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反对和攻击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和文艺队伍。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也用舒芜的材料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相对照，有力地揭穿了胡风的退却策略，在舒芜材料的对照之下，读者们就会很清楚地看到，胡风的所谓“自我批判”，不过是一篇假检讨，其目的在于继续伪装，避免暴露，掩护他自己和他的反动集团，，编者按语最后警告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都应以老老实实交代问题为唯一的出路。
+
+　　（接着，在5月18日，人民日报又以“提高警惕，揭露胡风”为题，发表各方面人士和读者愤怒斥责胡风及胡风派的信件，并在编者按语中尖锐地指出胡风及其反动集团是伪装拥护共产党而实际反对共产党，伪装拥护人民而实际反对人民，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编者按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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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文在5月13日本报发表以前，很多人都被胡风所欺骗，认为他和他那一派人的错误似乎只是思想方面的，而未必是政治方面的。人们感到了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也有些人感到了他们的向党进攻，但是没有感到或者没有深刻地感到他们是否反对革命的问题。胡风和他的一派，除���那些真正被欺骗，因而盲目地跟着他跑的人们以外，其余的人，究竟是革命队伍里犯有错误的一些人呢？还是钻进革命队伍、打着革命的假招牌、而以破坏革命为目的的一群别有用心和别有来历的人呢？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是弄不清楚的。舒芜“材料”一文的发表，唤醒了一切革命的读者。的确，只要是真正拥护革命的人，读了这文没有不表示愤慨的。本报收到了许多文章和信件，从今天起将择要陆续发表。胡风欺骗我们20多年了，事情已到可以弄清的时候了。胡风集团中的人有几种情况，有骨干分子，有一般分子。骨干分子中，有坚决跟胡风跑的，也有愿意改悔的。我们号召一切愿意改悔的胡风分子站出来批判自己，揭露胡风，重新做人。我们希望一切读者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像胡风和胡风分子这样一种伪装拥护共产党而实际反对共产党，伪装拥护人民而实际反对人民，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人，我们应当提高警惕，不要被他们永远欺骗下去。像胡风或类似胡风的这种冒称革命的伪装分子当然是少数，但是为害却甚大，他们可以钻进我们的党内，军内，国家机关内，文化机关内，人民团体内和企业机关内，做出许多坏事来。如果我们不提高警惕，不把他们的问题弄清楚，不把他们的破坏活动加以制止，而让他们继续不断地“联络人”、“争取人”、“从事开辟工作”、“大力地加强实力”，即是说让他们一天一天发展和扩大下去，他们就要用他们的“集束手榴弹”给我们革命事业以严重的损害。
+
+　　事实已经证明，以胡风为首的集团，是一个有组织的、有纲领的、有指挥中心的、以进行隐蔽的和两面派的活动为特点的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阴谋集团。这个集团的分子散布在全国相当广大的地区，他们不但混在文化界里，而且还混到党内，有的也混进了青年团、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这个集团还在学校里以青年为对象发展组织。参加这个集团的人，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是反革命分子，也不是每个人都明了自己参加了一个反革命组织，但是其中必定有不少是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或者是极为可疑的分子。这就是说，不论参加胡风集团的人有不同的情况，在总的方面，这个集团是一个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阴谋集团。而在这个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还没有被揭露以前，许多人还认为胡风及其反动集团似乎只是犯了思想上的错误，并且认为胡风及其反动集团的问题只是文艺界内部的问题。这一方面反映很多人受了胡风的欺骗，另一方面也反映在我们的革命队伍里存在着严重的政治上的麻痹思想。5月18日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不但严正地指出了胡风集团的反革命性质，而且有力地论证了反革命分子的混入革命队伍对于革命事业的严重危险，这就对全党和全国人民敲起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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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接着，在5月2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并在编者按语中，用胡风及其反动集团的罪恶活动在解放以后更加扩大和猖狂的事实，证明胡风及其反动集团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极端严重性，并指出必须取得教训，提高警惕，把那些伪装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分子从我们各个战线上清洗出去，这样来保卫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和将要取得的伟大的胜利。编者按语说：
+
+　　自从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发表以后，人民被胡风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恶所激怒了。本报已经收到全国各地各界读者写的大批文章和信件，他们一致要求彻底揭露胡风及其集团的罪恶，这种愤怒的情绪是不可抑止的。但是，有些同情胡风、或者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在说，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据此定罪。那么，好罢，现在请看第二批材料。
+
+　　现在发表的材料，是从胡风写给他的反动集团的人们的68封密信中摘录下来的。这些密信都是胡风在全国解放以后写的。在这些信里，胡风恶毒地污蔑党、污蔑党的文艺方针、污蔑党的负责同志、咒骂文艺界的党员作家和党外作家；在这些信里，胡风指挥他的反动集团的人们进行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活动，秘密地有计划地组织他们向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猖狂进攻；在这些信里，胡风唆使他的党羽们打进党内，打进革命团体内建立据点，扩充“实力”，探听情况和盗窃党内文件。在这些信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解放以后，胡风更加施展了他的两面派手法：公开的是“不要去碰”，“可能的地方还要顺着”党和人民���而暗中却更加紧地“磨我的剑，窥测方向”，“用孙行者钻进肚皮去的战术”，来进行反革命的活动。当他向党举行猖狂的进攻失败以后，他就赶紧指挥他的党羽布置退却，“在忍受中求得重生”，准备好每人一套假检讨，以便潜伏下来，伺机再起。这就说明了胡风及其集团的反革命阴谋的极端严重性。我们必须加倍提高警惕，决不可中了他们假投降的诡计。
+
+　　胡风和胡风集团分子的通信，大部分采取了鬼鬼祟祟的、隐蔽的方法。胡风和他们相约，在信中使用了各种代号和隐语，信上提到党的负责同志、文艺界负责同志和党员作家，都用了代号。收信人的名字和胡风自己的署名也很不一致，信封上的名字往往是收信人的妻子或其他人；信末的署名也经常变化或不署名。胡风的许多信用的是“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的信封信纸，许多信封上写的是“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罗寄”、“上海青年报罗寄”、“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张寄”或其他机关名称。
+
+　　下面就是从这些密信中摘录出来的材料，按内容分为三类，每类大致按写信的时间先后排列，并加必要的注释。信中旁点都是原有的。
+
+　　在分三类发表胡风的68封密信的摘录以后，人民日报编者按语继续说：
+
+　　（从以上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出：（一）解放以来，胡风集团的反党反人民的阴谋活动更加有组织、更加扩大了，他对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的进攻更加猖狂了；（二）如一切反革命集团一样，他们的破坏活动总是采取隐蔽的或者两面派的方式进行；（三）由于他们的阴谋被揭露，胡风集团不能不被迫从进攻转入退却，但这个仇恨党、仇恨人民、仇恨革命达到了疯狂程度的反动集团，绝不是真正放下武器，而是企图继续用两面派的方式保存他们的“实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胡风用“在忍受中求得重生”“一切都是为了事业，为了更远大的未来”这类的话来鼓励他的集团的分子，就是明证。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同其他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的复辟和人民革命政权的倒台的。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要“等待”的“时机”。）
+
+　　我们从胡风集团的阴谋活动这一事实必须取得充分的经验教育，必须在各个工作部分中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善于辨别那些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分子，把他们从我们的各个战线上洗清出去，这样来保卫我们已经取得的和将要取得的伟大的胜利。
+
+　　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胡风集团是一个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阴谋集团，他们的阴谋活动是我们的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的阴谋反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在其阴谋被揭露后还没有真正放下武器。因此，我们全党的任务就是：提高警惕，加强战斗，为彻底粉碎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和彻底肃清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思想影响而斗争。一方面，我们必须彻底清查胡风集团在全国各地的组织和他们的阴谋活动的状况，并加以坚决的处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用这一事件来教育干部和知识分子，使他们明了胡风集团的反革命性质，明了一切类似胡风的带着伪装的反革命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性，明了肃清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从而提高警惕，加强团结，在一切战线上加强同党内党外的阶级敌人的斗争。为此，各级党委宣传部应当认真组织党员和干部阅读上述人民日报关于揭露胡风的材料，特别要认真学习编者按语。可能还有许多党员和干部不知道这件事情，也没有阅读人民日报发表的材料，更没有去注意了解人民日报编者按语的重大意义，这是完全不能允许的。应当知道，在阶级斗争形式一天比一天复杂化和深刻化的今天，对党员和干部的政治警惕性教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应当从胡风集团事件得到教训，加强对党员和干部进行政治警惕性的教育，提高嗅觉，把隐藏在各个战线上的反革命分子揭发出来，清洗出去！我们的方针应当是：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
+
+　　来源：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通讯》1955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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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政治警惕，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清查出来
+
+　　<《光明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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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人民日报”公布了关於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丑恶政治背景更明白地被揭穿了。胡风集团的主子，原来就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胡风和胡风集团中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和帝国主义蒋介石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胡风集团是一个以“文艺”为幌子的反革命政治集团，胡风是这个反革命政治集团的头子。他们多少年来以两面派手段，伪装革命，利用“进步作家”的假招牌，遮掩了人们的耳目，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在解放以后，鱼目混珠地继续潜伏在我们人民的天下，隐藏在人民队伍中，更加阴险地施展两面手段和“挖心战术”来联络人、争取人，和美帝国主义所豢养和庇护的台湾蒋介石匪帮，里应外合进行颠覆人民政权的活动，为反动统治者的复辟开路。胡风这些特务匪徒并不是和那些杀人放火、带枪的反革命分子还有什么性质上区别的东西，他们仇恨中国人民、仇恨新中国和仇恨新中国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他们是黑透了心的和嘴脸、手掌染满了血腥的最卑鄙、最凶恶的敌人。
+
+　　公布胡风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一、二批材料以来，在全国广大人民声讨胡风和胡风集团反革命罪行的斗争中，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人还有若干糊涂思想，这些糊涂思想说明了他们既缺乏阶级斗争的经验，也缺乏敌情观念或有着严重的轻敌思想；他们看问题缺乏阶级斗争的观点，甚至缺乏明确的阶级立场；也说明了他们对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和复杂的形势没有明确的认识。现在，那些糊涂思想是应该澄清的时候了，有那些糊涂思想的同志是应该清醒了。我们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深刻了解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一天，国内就一定会有暗藏着的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及其组织。我们人民的革命的政权越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越胜利地向前进展，国内外的一切敌人就越怀恨和恐惧，越感到他们临近了死亡，因此敌人也就越要进行疯狂的垂死的挣扎。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更加提高，人民的力量更加壮大，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巩固，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因此也就不能不更加隐蔽，同时也就更加狡猾和毒辣。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一切爱国者必须大大地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只要我们的政治警惕提高了，我们就一定能够把胡风和类似胡风的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从我们各个战线上坚决、彻底、干净地清除出去。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说胡风和胡风反革命集团之被揭露，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一个巨大的胜利。
+
+　　但是，应该强调指出，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还必须继续下去，全国人民，首先是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干部和各民主党派的所有成员，应该进一步动员起来，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大大地提高警惕，大大地加强团结，为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而斗争。我们一定要跟迹追击，把那些仍在继续伪装和使用两面手段的胡风分子以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清查出来，坚决地有区别地给以适当的处理。要警告他们必须老老实实，彻底坦白交代，才能重新做人；隐瞒是不能持久的，任何避重就轻，看风转舵，企图蒙混过关的作法都是绝对的走不通的。我们全国人民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为了保证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进展，一定要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保证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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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根！
+
+　　<《大公报》社论>
+
+　　胡风反革命集团中的人，早已察觉“斗争必然深化”。是的，中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已在全国范围之内掀起了日益“深化”的揭露和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这场轰轰烈烈的斗争，业已深入人心，激起了亿万人对反革命的义愤，从而把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极其阴狠毒辣的真面目完全揭露出来了！读了昨天“人民日报”刊登的关於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任何热爱革命、忠於祖国的人都已清清楚楚地看见这个万恶的反革命集团拥护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希望的是什么，诅咒的是什么。
+
+　　胡风反革命集团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的走狗，是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最危险的敌人，是比拿枪的敌人还要狠毒得多的暗害者，是比潜伏在我们的仓库附近埋定时炸弹的小特务还要狠毒得多的高级特务。任何糊涂的好心人现在也不可能认为这一撮匪徒是什么“文艺上的一个派别”了，任何在政治上十分麻痹的人现在也不可能认为这一撮匪徒只不过是追求个人的名誉地位而闹闹宗派的“自己人”了，任何在思想上对敌我界限向来十分模糊的人现在也不可能认为这一撮匪徒竟是什么“进步作家”了。只有像吕荧那样的胡风的“自己人”，才会在胡风的黑店即将被彻底摧毁的片刻之前还“挺身而出”，企图向人民作背城之战。而人民，现在是完完全全地认识胡风反革命集团到底是干什么勾当的了！
+
+　　不久之前还有人问：说胡风们是反革命，他们到底是和哪些反革命有联系呢？其实，仅仅根据“人民日报”日前所揭露的两批材料，已足以断言胡风们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了。但是，既然有人心软，怕“冤枉”了“好人”，那么，第三批材料便揭露了胡风们反革命的鬼气森森的罪恶和鲜血淋淋的事实。
+
+　　原来，这个自称为“站在党的周围的文学工作组织者”的胡风，竟然是个叛党的恶棍，在江西“剿共”的蒋贼部队中的政工人员，大特务陈焯之流的密友。在胡风的嘴里，那残害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特务机关——“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竟变成了亲亲热热的“中字号”。这不是特务匪徒的“行话”，又是什么？
+
+　　原来，那个被胡风称之为“十多年来一直追求革命的人”的阿垅，竟然是个一听见蒋贼“训话”就大受鼓舞的蒋贼军官。听听他那种杀气腾腾的、要把人民斩尽杀绝的贼腔吧！什么“三个月可以击破主力，一年肃清”，中国人民听见蒋介石、陈诚、胡宗南等匪首这样嗥叫还少吗？
+
+　　原来，那个所谓“革命诗人”绿原，竟是“中美合作所”里的刽子手。中国人民谁不知道“中美合作所”是干什么的？重庆的渣滓洞、白公馆，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在那些地狱里被拷打，被折磨，被枪杀，被火焚。那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染遍了中国人民优秀儿女的圣洁的鲜血。绿原，这个在“中美合作所”里如鱼得水的“诗人”，难道不是蘸着中国人民的鲜血来写诗的吗？
+
+　　不必多列举了，愤怒已经在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心里高燃起来。就是这批万恶的匪徒，在解放以前闻“国军频频收复”则喜，闻人民大举前进则惧；诬蔑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匪”，仅仅因为“这边美国人极多”就感到“真的开始作人了”。但是，这批反人民、反民族的匪徒，并不是仅仅站在那里哀悼自己的政权被人民砸碎，而是忍着火一般的对人民的仇恨，潜伏下来，“迎接苦难，而做到更坚实的、更好的工作”。
+
+　　不久以前还有人问：胡风密信中对党和对人民的诬蔑，是否只不过是“文人不得志”的愤激之言呢？以此定反革命之罪，也许失之过早吧！其实，前两批材料业已十足地证明，胡风们之所以采取罪恶的行动不是因为个人“失意”而对新社会不满，而是出於对人民革命政权的刻骨仇恨；不仅是仇恨文艺界的党的若干领导同志，而且仇恨一切进步的党外人士，仇恨整个革命事业，仇恨中国人民的解放。但是，既然有人心软，怕“定罪太早”，那么，第三批材料便揭露了胡风们是从骨髓深处反革命。他们反革命的立场是坚定的——比我们若干同志的革命立场要坚定；他们反革命的政治敏感是锋锐的——比我们若干同志的革命政治敏感要锋锐。
+
+　　原来，他们把我们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看作“疯狂”，并断言我们必将“灭亡”。
+
+　　原来，他们把我们使祖国走向富强繁荣的境地的一切崇高的努力看做“挖��”，并预卜我们必将“呜呼完蛋”。
+
+　　原来，他们竟把我们的革命事业看作即将枯死的黄叶，而他们的反革命地下活动却是“茁壮生长”的“芽子”，其结果，照他们的想法，“芽子”必将冲破黄叶，反革命必将在中国复辟。
+
+　　原来，自从中国解放以来，自从新中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欣欣向荣的气象以来，他们，这一撮匪徒就“恨一切人”了，就“憎恨这个社会秩序”了。
+
+　　这种对人民怀着深仇大恨的诅咒，和蒋介石卖国集团六年以来不断从台湾发出的叫嚣有什么区别？
+
+　　这种渴望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中国复辟的表情，和六年以来杜勒斯、诺兰、麦卡锡们眼望着中国大陆而恨得牙痒的表情有什么区别？
+
+　　不久以前还有人问：胡风反革命集团里面还有党员，为什么党员也会受胡风欺骗？其实，从以前揭发的材料中已经可以看出来：胡风匪徒们玩弄两面派手法的巅峰就是装作“诚恳”，钻进我们党里来，以便利用“共产党员”的称号遂行其反革命的阴谋。但是，既然有人还闹不清，还不善於分辨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什么是窃取了共产党员称号的反革命，那么，第三批材料就更加鲜明地揭露了胡风匪徒们的两面派，障眼法。
+
+　　六年以前，阿垅之流曾经寄予莫大希望的“机械部队”被歼灭了。中国人民胜利了。以胡风为首脑的这个反革命集团就打着“进步”的招牌，钻进革命的内部来，准备长期潜伏，伺机破坏。他们的原则是“埋头工作”，“把群众基础弄好”，“准备条件，多一些条件，再多一些条件！”，“把论点、组织和考虑弄得更严密些”。他们的办法是夺取据点——例如刘雪苇钻进新文艺出版社，阿垅、芦甸、鲁藜钻进天津文艺界——，加以巩固；是“联络人”“争取人”，而“联络”、“争取”的对象则是我们的队伍中的有“自由主义”毛病的人，“受过打击”的人等等。在他们的若干办法中的最毒辣的一个，就是伪装进步和诚恳，钻进我们党里来。芦甸是这样钻进来的，绿原是这样钻进来的，谢韬是这样钻进来的……。他们把钻进党来当做一场“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是他们钻进来了，是胡风看见了党内文件，据以“窥测方向”，暗害党，暗害革命。甚至，方然还曾建议胡风一手交出他的“意见书”（他们的“集束手榴弹”），一手交出“入党申请书”。原来，这一撮匪徒是想把他们全体，从匪首到喽啰，一起弄进党里来，用党的名义来掩蔽他们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战略、有战术的反革命行动！
+
+　　现在一切都是清清楚楚的了。我们和狼睡在一起，已经睡得太久了。但是，我们毕竟惊醒过来，把狼捉住了。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这场斗争，我们最后取得了胜利。然而，敌人是在斗争过程中取得过胜利的。例如，的确有他们的人经过“斗争”而钻进我们党里来，也的确有我们中间缺点较多的人被他们利用甚至被他们拉进反革命的队伍。
+
+　　我们，革命的人民，应当在战略上轻视敌人，而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我们之所以在战略上轻视敌人，是因为我们深知我们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我们必胜；我们之所以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是因为敌人出於反动阶级的本能而一定要坚决地反对我们，我们的偶一不慎都会招致革命事业的损失。因此，尽管胡风反革命集团已经注定要被粉碎，但是我们决不能粗心大意，草率收兵。连反革命的尸体都会散发臭气毒害人民的，何况反革命还远远没有死光！今天，我们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明天，敌人还会使用别的方法，从别的角度来向我们进攻。我们必须经过揭露和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斗争，大大地、十倍百倍地提高我们的革命警惕性，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集团和分子彻底肃清！
+
+　　革命警惕性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它必须建立在牢靠的革命立场上。立场不坚定的人，即使在主观上不愿意让革命事业受损失，尽管在主观上不愿意被反革命利用，也常常会不自觉地溜进反革命所设的陷阱，更谈不上什么警惕性了。因此，对於我们人民说来，特别是对於出身於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说来，提高革命警惕性和坚定革命立场乃是一件事。必须认真地克服自己的缺点——主要是个人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巩固地建立起革命人生观，才能使各式各样的反革命不可能乘虚而入，才能增进对反革命思想的抗毒素，才能真正站稳立场，才能具备真正合乎革命要求的警惕性！
+
+　　为了我们伟大的祖国，为了我们灿烂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了亿万人民美好的前途，为了千千万万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我们要求严惩胡风！严惩胡风反革命集团中的至死不悟的分子！我们一定要把所有暗藏在革命阵营中的反革命挖掘出来，加以惩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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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骄傲自满的恶果
+
+　　<《人民日报》社论>
+
+　　最近，中共山西省太原市委员会处理了前太原钢铁厂炼焦部党支部书记王自生等人压制民主、打击报复批评者的事件，王自生被开除出党，其他犯错误的共产党员也分别受到党纪的制裁，因坚持真理、维护党的利益而遭到打击报复的共产党员张宝桐等人受到表扬和鼓励。这个事件暴露了部分党员干部由于骄傲自满而造成的恶果，值得引起全党同志的高度警惕。
+
+　　“我们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早已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要严防骄傲自满情绪的生长，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工作作风。全国解放的几年来，在各个岗位上工作的大多数共产党员，按照这个指示，勤勤垦垦地为人民的事业服务，保持和发扬了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爱和信任，因而也就使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但是也有不少同志忘记了党的指示，当他们在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之下作出了一些成绩，受到上级的表扬和群众的夸奖之后，就立刻变得狂妄自大起来，把自己领导下的单位变成了‘独立王国’，把党和国家交给他们的权力变成了追求名誉地位和满足个人卑鄙欲望的工具。如果有人敢于指责他们的错误，批评他们的缺点，他们便大发雷霆，立刻加以压制和打击报复。太原钢铁厂炼焦部党支部书记王自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上反党的道路的。这个支部的其他几个共产党员，例如炼焦部的主任史励和支部宣传委员程占海等人，也由于有骄傲情绪和个人主义思想，因而也就跟着王自生一起犯了严重错误。”
+
+　　在王自生任党支部书记的期间，炼焦部的生产工作的确是有一定成绩的。但是，王自生不是把它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归功于全体职工群众的努力，而是全部挂到自己帐上。因此他就骄傲自大起来，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也就随着抬头了。为了进一步表露自已的功绩，骗取所谓“荣誉”，他不惜虚报工作成绩，有意夸大和虚构劳动模范事迹。这就不但掩盖了企业的真实情况，使得党和国家无法实现对企业的正确领导；而且歪曲了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损害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遭到正直职工和共产党员的坚决反对。当报纸上连续登出有关炼焦部模范事迹的不真实报道以后，许多工人都有意见，表示了他们的不满。炼焦部保卫股长张宝桐及时地把工人的意见反映给党支部和王自生，是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也是为了帮助王自生等人认识和改正错误。但是王自生却不仅不接受，反而对张宝桐进行打击报复。
+
+　　党经常不断地教导我们：一个人在工作中有时难免不发生一些缺点和错误；但是只要具有严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勇于承认错误和坚决改正错误，而不是想掩盖缺点和错误，那就不但不会失掉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任，而且会得到不断的进步和提高，仍然不失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作人员。这个道理很重要，也十分浅显易懂；然而这对于那些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因而变得狂妄自大的人和染有浓厚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则是很难接受的。当他们正在狂热地追逐个人的所谓“荣誉”和“地位”，竟至不惜违反党纪国法的时候，要想把他们从危险的道路上拉回来，往往是很困难的。这种人的逻辑同我们完全相反，他们不认为承认并改正缺点和错误是一种好的表现，而是认为会使他们失掉“荣誉”和“地位”，会损害他们的“威信”。所以他们就不把同志的批评当作善意的帮助，反而当成是对自己的攻击。对于提批评意见的人，如果是在他们的管辖之下，他们惯用的方法就是滥用职权，对批评者任意进行反批评，甚至卑鄙到给批评者假造一些罪名，然后施以横蛮的打击和报复。如果提意见的人不在他们的管辖之下，比方说是他们的上级机关派来的干部，他们惯用的方法就是消极对抗，甚至卑鄙到暗中制造和散播不满的舆论，凭空捏造各种事实，进行恶毒的攻击和抵毁，有时还发展到公开抵抗检查。
+
+　　王自生等人就是用这种态度来对待群众的批评和上级机关的检查的。在张宝桐向他反映了群众对评议劳动模范的意见以后，他便指派人召开会议，斥责提意见的工人是“把蒸馍当成狗屎”，是“邪气压倒正气”，并且用“要防止坏分子钻空子”来威吓群众；同时还批评张宝桐是“跟着落后群众跑”，诬蔑他是“动机不纯”。当张宝桐没有被恐吓所压倒、向上级机关提出控���之后，王自生就更加恼怒。为了拔掉张宝桐这个“眼中钉”，为了使炼焦部的党和非党群众都不敢和他这个有“成绩”的共产党员作对，他没有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不惜采取任何一种卑劣的手段来陷害张宝桐，来诬蔑提意见的工人。王自生等人用这种无中生有、颠倒是非的卑鄙无耻的方法，硬给张宝桐加上了“反党反领导和非组织活动”等重大罪名，几次开会斗争他，逼迫他承认错误，开除了他的党籍，撤消了他的保卫股长职务，并且还要“在党内外肃清张宝桐一类的思想”。在讨论开除张宝桐党籍的党员大会上，王自生等人还吸收了几个对张宝桐有意见的政治品质恶劣的分子参加会议，其中有的还担任小组长领导讨论开除张宝桐党籍的问题。这就说明，为了达到个人的卑鄙目的，王自生已经发展到不择手段，敌我不分的地步了。因为中央重工业部钢铁工业局检查组认真深入了群众、认真按照党的原则来进行了调查研究，因而他们说了真话，王自生等人就把钢铁局检查组也当成眼中钉，对他们也进行恶毒的造谣中伤，给他们加上了“质问劳模，造成混乱，影响生产”等重大罪名，致使他们的检查不能顺利进行。就是这样，王自生便一步一步地走上了反党反人民的罪恶道路。
+
+　　王自生等人敢于这样猖狂地压制民主，并且事情发展得越来越严重，是和上级领导机关的某些错误不可分的。在张宝桐等同志提出控告以后，太原钢铁厂党委会作过检查，随后山西省委和太原市委组织了检查组，中央重工业部钢铁工业局也组织了检查组。但是两个检查组的作法是截然相反的。钢铁局检查组实事求是，认真查对事实，依靠工人群众，迅速弄清了事情的真相，始终支持了张宝桐等同志的正确意见。省、市委检查组和太原钢铁厂党委会几个主要负责人的作法就不是这样，他们没有作认真的调查研究，不虚心听取工人的意见，一味地听信炼焦部领导上的歪曲事实的反映。并且省、市委检查组负责人的作风很不民主，检查报告没有经过组内讨论通过，组内有些同志提出的正确意见也没有向省委反映。用这种态度和这种方法作出来的检查报告，当然不会符合事实。这些同志主观武断地认为在他们直接或间接领导下的炼焦部的工作是无可怀疑的，他们已经表扬过的成绩是不会错的，他们已经奖励过的模范也不会假的，他们不愿意去怀疑他们表扬过的事，也不愿意听到谁对他们的表扬提出不同的意见，因而他们不但不相信检举人和工人群众，不支持钢铁局检查组的正确意见，有的人反而跟着王自生等人粗暴地批评钢铁局检查组。
+
+　　这些原则性的分歧意见，太原市委和山西省委都是知道的，但是在处理这一事件的时候，省、市委的某些负责同志仍然对自己管辖的工厂可能出现假模范，缺乏应有的警惕，对于张宝桐所揭发的事实和中央钢铁工业局证实假模范的调查，就不相信；对于王自生等人假造的成绩和省、市委检查组否认有假模范的调查，就盲目相信。因此，由市委根据省、市委检查组的报告所作出的，经省委批准的关于太原钢铁厂炼焦部问题的专题报告，虽然指出了炼焦部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要王自生等人检讨，但是对于张宝桐的结论则是完全错误的，基本上是附和了王自生等人的意见，也认为张宝桐是“反党反领导”，并且建议上级给他以适当的党纪处分。这样一个错误的结论，当然只会助长坏人坏事和压制批评的现象，而严重地损害了自下而上的批评。
+
+　　“这个事件有关的人，所犯错误的性质及其程度虽然有所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存在着骄傲自满情绪。正是由于骄傲自满情绪，使一个共产党员发展了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走上了弄虚作假、压制民主、打击报复和抵抗检查的罪恶道路，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同时也就断送了自己的光荣的政治前途。正是由于骄傲自满情绪，就使得有关的上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对待自己领导下的单位和干部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听见别人的批评和揭发，不是抱着热烈欢迎和大胆怀疑的态度，而是先入为主，偏听偏信，主观武断，甚至对主持正义、坚持真理的人表示不满，进行粗暴的批评，结果是打击了正气，助长了邪气，并且严重地损害了党内团结。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很好地记取这个教训，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加强党对厂矿企业的领导，进一步健全党内的民主生活，更加密切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群众的联系，经常注意克服骄傲自满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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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爱国青年起来，投入肃清暗藏敌人的战斗
+
+　　<《中国青年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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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人民日报”公布了关於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真实面目，现在已经被完全揭露了。一切曾经对胡风集团反革命性质还存在种种疑问和天真想法的人们，现在也都可以清醒了！
+
+　　原来，胡风集团不是什么文艺界的普通的野心分子，而是一群混进我们革命队伍，受帝国主义、蒋介石所雇佣收买的恶狗毒蛇，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分子，反动军官，托匪分子，革命叛徒，自首变节分子！
+
+　　原来，胡风集团的阴谋野心，不仅仅是什么夺取文艺界的领导权，而是要“击破”我们革命军队的主力，是要“肃清”我们革命力量，是要“一不做，二不休”把我们当作“脓”排出去，是要我们革命政权“呜呼完蛋”和反革命政权的复辟！这不仅仅是关系到文艺界或文化界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安全和社会主义前途，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幸福生活和将来！
+
+　　现在，我们大家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胡风反革命集团是我们阶级的敌人，民族的敌人，每一个爱国人民和爱国青年的敌人，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公敌！
+
+　　有人问：为什么像这样一个危险的反革命集团，直到现在才被揭发出来呢？这是由於我们警惕性不高或者丧失警惕性的缘故。事实冷酷地放在面前，并不是什么胡风集团神通广大，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打着革命的招牌，披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利用了我们许多同志政治嗅觉不灵，因此才能够在人民阵营中混了这么久，进行了种种阴谋破坏活动。我们许多人被革命胜利冲昏了头脑，以为敌人已经毫不足道了，因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而忘记了，在过渡时期中阶级斗争不是缓和，而是更加尖锐复杂了。我们许多人被和平的气氛所陶醉，以为敌人总是在什么很远很远的地方，而自己的周围无疑都是好人；而忘记了，特务分子从来不会在自己的面孔上写字，敌人既然会潜入我们的工矿农村进行破坏扰乱，为什么不会潜入其他各个方面，潜入你的周围呢？由於我们许多人的眼睛不亮、鼻子不通，因此看不见反革命的活动，嗅不到反革命的气味，许多显然可疑的地方，都在“没啥”、“大概不致於”中被“滑过去了”。甚至当党中央已经英明地揭发了胡风集团的反革命面目，“人民日报”已经公布了大批胡风集团的反革命密信，有些人还对胡风集团抱着种种天真的想法。为什么我们有些人老是不愿意正视一下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的现实，却要用“天下太平”来自我安慰、自我陶醉和自我麻痹呢？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为我们敲起了警钟，每一个人都应该从这里记取严重的也是沉痛的教训！
+
+　　胡风集团的反革命面目是完全揭露了：那么我们的任务是不是就完了呢？当然不是。隐藏多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已经深入到我们队伍的许多方面，是一个顽强的阴谋集团，许多胡风分子还没有缴械投降，胡风集团的反动影响还远没有肃清，因此正需要我们大家进一步共同努力，坚决、彻底地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同时，正如“人民日报”社论中向我们提出的：“如果胡风反革命集团能够混到我们的队伍中来，甚至混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为什么别的反革命分子不能用类似胡风的两面派手法，暗藏在我们的机关、部队、学校、工矿、人民团体和民主党派中呢？”因此，我们每一个爱国青年从胡风事件记取教训，就是要起来投入战斗，站到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斗争的最前列去！第一，每一个人都应该认真地、仔细地阅读“人民日报”有关胡风事件的社论，编者按语和材料，进行讨论，首先做到在思想上发动起来，第二，要积极帮助党查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各种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全部情况，大胆地、勇敢地进行检举揭发，并要在实际斗争中学会辨别反革命分子的本领。第三，我们还要肃清胡风集团反动思想影响，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堵塞一切可以被反革命分子利用的思想上的漏洞。事实教育我们，存在个人主义、个人崇拜、喜欢别人捧吹、温情主义、宗派情绪以及有历史问题或犯了错误又不肯忠诚向组织交代等思想毛病的人，正是反革命分子想利用的好对象。我们不能再让这些思想来危害我们革命事业和自己了。
+
+　　一切青年团的组织，一切青年团员们，一切爱国青年们，为了保卫我们的革命果实，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前途，保卫我们的美好将来，站到战斗的岗位上来！坚决、彻��、干净地把各种形形色色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去！伟大的党在召唤我们，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到，也一定能够这样做到。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被揭穿，就是有力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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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去！
+
+　　<《工人日报》社论>
+
+　　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於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并加了按语，做了分析，发了社论，使我们惊心动魄地更加清楚地看出，胡风集团不是一个简单的“文艺”集团，而是一个以“文艺”为幌子的反革命政治集团。他们很早以前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我们再也不能在政治上嗅觉不灵，把事情想得太天真了。
+
+　　胡风原来从一九二五年起就是人民革命队伍中的一个逃兵和叛徒，以后一直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忠实走狗。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基本骨干，就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分子、反动军官、托洛茨基分子、革命叛徒、自首变节分子，这些人民革命最丑恶的敌人，是人类社会中最肮脏的渣滓。胡风集团在全国解放以前，疯狂地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反人民内战的胜利和人民力量的失败上；而当蒋贼溃败，全国解放以后，他们就潜伏在大陆上，用更加阴险的两面派手法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他们仇恨一切革命力量。他们诅咒人民革命政权的“灭亡”、“完蛋”。他们用尽心思打进共产党的组织、某些政府机关、某些军事机关、某些教育机关、某些文化出版机关、报馆和某些经济机关，他们还混进了我们的工会、青年团等群众团体的某些领导机关中来。他们长期地欺骗过我们许多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再也不容许他们继续玩弄欺骗手段了。我们必须大大地提高政治警惕性，把他们彻底肃清。
+
+　　像胡风反革命集团这样一类暗藏的用两面派手法欺骗和毒害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也必然会混进我们的机关、部队、学校、厂矿企业、人民团体和民主党派中来的，而且已有材料证明在许多地方已经混进来了。我们在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同时，也要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坚决地彻底地清除出去。
+
+　　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其他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必须受到应有的惩处！
+
+　　坚决彻底地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其他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就是我们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当前最严重的政治斗争。各级工会组织必须充分地、深入地、广泛地动员广大男女职工群众以及他们的家属，和全国人民一道，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来积极地参加这一严重的斗争。
+
+　　全国职工同志都要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这一严重事件中接受教训：胡风反革命集团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都是披着人的外衣的老虎。老虎是要吃人的。我们决不能再麻痹大意了。我们决不能同老虎在一起睡觉，决不能把反革命分子认作好人。我们知道：一切反革命分子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我们的胜利越大的时候，他们的破坏活动也就越凶恶。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只不过是少数，但是我们决不可以看轻了这些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对我们危害的严重性。我们如果不坚决地把他们从我们的各个角落清除出去，他们就会在暗中猖狂地发展起来，使我们的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害。我们每一个男女职工和自己的家属，都应该有明确的阶级斗争的观点，人人都要擦亮眼睛，揭露胡风或类似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肃清他们在工人中的影响，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都清除出去。只要我们大多数人的政治觉悟和革命警惕性都大大提高了，任何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都是可以被揭露和粉碎的。
+
+　　胡风反革命集团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极狡猾而狠毒的。他们是用隐蔽的和两面派的手段来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的。他们是很懂得一些反革命的地下工作的策略的。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什么不要“在阵地未强固前就放起枪来”，而“主要是准备条件，多一些条件，再多一些条件！”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是这样在暗中凶恶地运用各种方法来对待我们的。我们对待敌人，绝不能太善良了，不能把他们的一切都往好处去想。我们绝不能再受他们的骗，上他们的当。革命和反革命��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我们绝不可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大大地提高警惕性和政治嗅觉，学会识别在任何形式下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本领。
+
+　　在这样一场革命和反革命的严重斗争中，我们必须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我们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帮助在思想上或是政治上犯有某些错误的人改正错误，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加强我们的团结。我们知道，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及其他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向来是喜欢和善於利用我们的缺点来向我们进攻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就是寻找和利用思想上有错误的人、对共产党不满的人、历史上有问题的人、丧失警惕性的人，加以拉拢，使这些人堕入他们的圈套。胡风反革命集团力图在我们党内、国家机关内、人民团体内和文化教育机关内发展组织，就是从这些不健全的分子身上下手的。在我们革命队伍的每个单位、每一个人都要提高警惕，紧紧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不要有一丝一毫的空隙为反革命分子所利用。
+
+　　在进行这一斗争的同时，我们还必须继续深入地开展劳动竞赛，保证全面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的生产计划和基本建设计划。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梦想，都是要从根本上来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我们全国职工一面要积极地参加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坚决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去，一面必须用更加努力生产的实际行动来促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地前进。我们必须百倍地提高警惕，保卫工厂、保卫机器，防止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阴谋破坏！
+
+　　全国职工同志们！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万恶罪行激起了我们无比的愤怒。我们要把这种愤怒，变成清除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无比巨大的力量。我们一定要大大地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把胡风反革命集团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从我们革命队伍中清除出去！我们一定要用自己在生产战线上和在同反革命斗争战线上的实际行动，和全国人民一起，来大大地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把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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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对中、小学学生的自觉纪律教育
+
+　　<《人民日报》社论>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最近先后制定并公布了中、小学学生守则，规定了全国中、小学学生的学习纪律和日常生活行为的基本准则。全体中、小学教育工作者，特别是教师们应当根据这些具体规定，加强对学生的自觉纪律教育，努力培养儿童和青年一代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以贯彻实施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
+
+　　近几年来，随着我们伟大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发展，随着我们党对儿童和青年一代社会主义教育的加强以及全体教育工作者辛勤的努力，全国中、小学学生的新的道德品质，已在逐渐地形成。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正在不断地提高；学习纪律和集体主义精神也在逐步地树立起来。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而且是主要的一面。但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国家处在过渡时期，旧社会的遗毒尚未完全消除，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还在许多方面直接间接地影响和腐蚀儿童和青年一代；同时由于我们教育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的缺陷，因而在学校里就仍然有一些学生感染某些不良的习惯，不遵守纪律甚至破坏纪律，严重地影响了教学工作和学校秩序。为了消除这些不良现象，更好地培养儿童和青年的道德品质，使他们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我们要求全体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认真贯彻学生守则，使这个守则真正成为中、小学校学生自觉遵守的纪律。
+
+　　目前在全国所有的中、小学校里，首先要着重地建立学习纪律。学校的中心工作是教学，学生的中心任务是学习。为了保证学校教学工作的进行，保证学生学习任务的完成，没有正常的学习纪律是不行的。学生迟到、早退、任意旷课、课堂秩序混乱和不重视课外作业等现象必须迅速地从根本上加以改变。同时，在学生日常生活行为方面，还必须使他们正确地了解新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树立新的待人接物的态度。应当指出：在对儿童和青年一代的教育工作中，有不少学校的教员还抱着“教书不教人”的错误态度。这是和我们中、小学的教育方针完全不符合的，必须从根本上扭转过来。
+
+　　当然，我们对学生的纪律教育是要在启发学生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的基础上来进行的。我们所需要的纪律是自觉的纪律；我们的纪律教育是自觉的纪律教育。自觉纪律是社会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纪律。目前我们的国家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在提高儿童和青年一代的社会主义觉悟中，必须使他们自觉地加强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以及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感。因此，必须从积极的意义上来理解学生守则的基本精神，启发、教育、培养学生自觉地遵守纪律的习惯，而不应该也不容许把守则当做是单纯地管理学生的工具。
+
+　　学生自觉纪律的培养是离不开学生的集体的。只有在集体中，通过集体，并为了集体，才能有效地养成学生自觉地遵守纪律的习惯。学校中的青年团、少先队、学生会等组织，特别是青年团和少先队，过去在学校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中，曾经起过一定的作用，今后更应当努力培养学生的自觉纪律，通过青年团员和少先队员自己的模范行为来影响一般学生。
+
+　　影响学生生活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学生的家庭。学校必须密切地联系学生的家长，在取得家长的帮助下，共同来教育学生。许多学校对家长工作还没有普遍地重视起来，这应该说是学校工作中的一个缺陷。这个缺陷应该迅速有效地把它弥补起来。
+
+　　对于学生的教育主要的应该采取积极正面的教育方法，但为了鼓舞学生前进，对于有显著进步的学生，应该及时给予奖励，以巩固已有的优良行为；对于屡教不改的学生，也应给以应有的处罚，以促其觉悟。不过不论奖励或处罚，都应从教育的原则出发，奖励是为了更好地教育学生，处罚也是为了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目前一般学校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两种偏向：一种是不敢处罚应受处罚的学生，而一味地进行无效的劝说；另一种是简单生硬地采取命令主义和惩办主义的做法。这些都是不对的。
+
+　　学生自觉纪律的培养，主要是依靠于教师的教导，而教师本身的思想行为，对学生又有直接的感染作用。几年来，在中、小学校中已经出现了不少的优秀教师，由于他们的谆谆教导和忘我的劳动，在培养学生社会主义的思想行为方面，已经做出了相当卓越的成绩。今后还要求教师们加强自身的责任感，发挥对学生全面负责的精神���同时也要求教师们努力学习，不断地提高社会主义觉悟，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和品质，做学生的表率。对于极少数品行恶劣的教师必须坚决地把他们清除出外，决不能容许他们贻害青年和儿童。
+
+　　必须指出，贯彻学生守则和加强自觉纪律教育是一个细致而又复杂的过程，全体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必须经常地、耐心地根据儿童和青年的特点，对他们进行教育工作。儿童和青年一代是我们祖国的未来，我们必须非常耐心地长期地去培养他们，就像园丁栽培心爱的果木一样。

CCRD/3/3/6/000029.txt

@@ -0,0 +1,25 @@
+# 全国报刊应当积极参加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
+　　<《宣传通讯》述评>
+
+　　目前，彻底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其思想影响的斗争，已经成为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一个巨大的事件。全国各地各个阶层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事业的广大人们，一致对这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表示革命义愤，积极地参加这个斗争。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胡风集团企图破坏的不只是我国的革命文艺事业，而且是我国的整个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这个反革命集团用卑鄙的两面派的手法钻入我们的党内、军内、国家机关内、文化教育机关内和人民团体内，到处发展反革命的秘密组织，从事盗窃党和国家的机密、寻找“缺口”、挑拨离间、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瓦解革命队伍的反革命活动。这个反革命集团对我们党的猖獗进攻，是我国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日趋激烈和复杂尖锐的又一表现。
+
+　　在这个斗争中，中央的和地方的许多报刊，正在发挥作为群众的集体宣传者、集体鼓动者和集体组织者的作用。但是也应当指出，还有许多报刊忽视这个斗争的严重政治意义，没有参加这个斗争。例如，一直到5月底为止，许多中央级的报纸，例如人民铁道报、健康报、中国海员报、公路运输工人报、中国邮电工人报、中国电业工人报、中国少年报，以及中央级的大多数杂志（其中包括许多社会政治性质的杂志），对于这个斗争没有任何的反映。许多地方报刊也是这样。
+
+　　中央级的各大报和各省市委机关报，虽然都参加了这个斗争，但是其中不少的报纸还存在下述严重的缺点。首先是政治锐敏性不够，落在实际政治斗争的后面。自从人民日报在5月13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一批材料和编者按语之后，在报刊上对胡风集团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的批判已经转变为彻底揭露和彻底粉碎对胡风集团的反革命罪恶了。但是许多报纸编辑部却没有明确地认识这种转变，没有了解到肃清胡风集团反革命罪恶的斗争所具有的的重大政治意义。有些报纸没有及时转载人民日报在5月13日、18日和24日发表的三次编者按语（人民日报的这三次编者按语是指导这个斗争的重要文件），也没有及时转载人民日报在5月13日和5月24日发表的两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证材料。因而，这些报纸就不能不受到群众的应有的批评和指责。有些报纸在发表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时候，缺乏应有的政治上的锐敏性；而在这一方面，有些报纸是做得较好的，譬如光明日报在标题中首先明确地号召“彻底揭露和清算胡风的罪行！”“坚决制裁胡风及其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有些报纸没有发挥自己在这个斗争中的主动性和应有的组织者的作用，甚至没有对广大群众参加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的热情予以应有的支持，把许多有关这方面的来稿来信退了回去，或者扔进了字纸篓。最后，还有个别的报纸对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浑水摸鱼、继续欺骗群众的企图缺乏应有的警惕，而刊登了胡风分子假检讨的文章。所有这些，都是全国的报刊工作者应当引起教训的。
+
+　　为了克服上述严重的缺点，全国的报刊都必须积极参加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其思想影响的斗争，任何报刊如果把自己置身于这个斗争之外，都是不对的。
+
+　　报刊在这个斗争中的任务，首先就是要积极揭露胡风集团的反革命罪恶，借以向自己所联系的人民群众进行关于在我国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关于必须对反革命活动提高革命警惕性的政治教育。向群众具体指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事实和性质。
+
+　　（和揭露胡风集团的反革命罪行相结合，还必须继续驳斥胡风集团的反革命宣传，揭示这个集团的反革命理论武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危害性，借以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党内外广大知识分子进行生动具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并阐明各种知识分子继续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指出必须以不可调和的原则精神来同一切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动思想作斗争。）
+
+　　在报刊宣传中必须注意揭破胡风反革命集团伪装成具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企图，以及国民党匪帮正在叫嚣的所谓我们“整肃胡风集团是大规模屠杀知识分子的开始”的挑拨宣传。必须用事实来证明，胡风反革命集团只是一小撮所谓“知识分子”，虽说某些知识分子曾经因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欺骗，受到胡风思想的影响，但胡风集团反革命的政治面貌被揭发后他们会逐渐觉悟过来的，而广大知识分子则已经或正在同胡风反革命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敌人的这种挑拨阴谋是无用的，要破产的。
+
+　　根据上述要求，中央和地方各大报、社会政治性质的和文学艺术方面的杂志，凡是没有转载过人民日报所发表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罪证材料和人民日报的三次编者按语的，可以根据这些材料以及报纸上已经发表的其他重要事实材料，综合编写成文章来发表，并在其中引用人民日报的三次编者按语。即使已经发表过这些材料的报纸，也有必要编发这样的有头有尾的通俗文章，因为这样的文章，对于帮助读者系统地认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真面目，是有很大好处的。各报都应当注意充分支持人民群众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热情，及时编发各阶层读者的来稿来信，并注意它们的群众性、代表性和教育意义；严防胡风分子利用报刊来伪装自己、继续欺骗人民；在反应群众所提处理胡风分子的意见时，要掌握分寸，以免陷于被动；要注意针对读者的疑难问题，继续深入进行反对胡风集团的鼓动和宣传，但是不要答复那些目前还不能或不应答复的问题，以及带有挑拨性的问题。
+
+　　中央和地方的各种专业性的报刊和通俗报刊，都应根据自己服务对象的特点，对于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有所反应和表示，扼要地和通俗地揭露胡风集团的反革命罪恶和它的反革命宣传的危害性，借以对自己的读者进行具体的阶级斗争的教育和唯物主义的教育。各专业报纸和通俗报纸也应当编发读者的有关这方面的来信来稿。
+
+　　目前正在继续展开着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全国范围的一场严重的激烈的政治斗争。全国报刊工作者必须首先关心这个斗争，并按照自己的具体情况参加和支持这个斗争。全国报刊工作者必须在这个斗争中学习提高自己的党性、革命警惕性、政治锐敏性和对革命的敌人不可调和的原则性，学习成为符合于党的要求的思想战线上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捍卫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尖兵！
+
+　　来源：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通讯》1955年第16期。

CCRD/3/3/6/000030.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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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护党的纪律的严肃性
+
+　　<《人民日报》社论>
+
+　　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人民群众顺利地进行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不但依靠它的政治思想领导的正确，还依靠它的组织上的高度的团结和统一，依靠全党共同遵守的铁的纪律。毛泽东同志曾经指示我们：“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因此违反党纪的行为，就是妨害党的团结和统一的行为，就是妨害党执行路线和政策的行为。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为了保护党的和人民的利益不受侵犯，我们党就有责任查明违反党纪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其造成的损失，并且作出严肃的处理。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教育和提高自己的党员，使他们在以后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也只有对每个违反党纪的事件加以认真追查和处理，才能不断地改进和提高党的工作，加强对党员的管理和教育，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保证党的纯洁和统一。
+
+　　按照党章规定，党处分党员的积极目的就在于教育党员和群众，并教育受处分者本人。只要一个党员犯的是一般性质的错误，或者虽然犯的是比较严重的错误，但是在受到批评教育以后，愿意改正并且实行改正的，党对他们的错误思想和错误行为，除了进行严肃的批评以外，在纪律处分上一般可以从轻处分或者免予处分。但是一个党员如果犯了严重的错误而又坚持不肯改正，党就必须坚决同他们进行斗争，给予他们以严格的纪律制裁，直至把他们开除出党。这样作的目的是为了惩前毖后，是为了把全党同志更好地团结起来，共同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
+　　中国共产党中央向来重视党的纪律，对于犯了错误的党员的处理是严肃的。正如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决议中所指出的，在过去的几年中间，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曾经检查和处理了大量的有关党员违法乱纪的事件，清除了党内的一些不可救药的分子，惩处了一部分犯有各种严重错误的党员。这在清除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加强党的纪律，纯洁和巩固党的组织，保证党的路线、政策的正确执行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不能否认，今天在若干党组织内也还有一些纪律松弛的现象，有些党组织对于犯错误的党员处理不够严肃，给予他们的处分过轻，甚至有些应该受到党纪处分的没有受到处分。
+
+　　中共河南省开封市委和河南省委管理干部的部门对前中共开封市委副书记兼开封市长黎巍同志所犯错误的处理，就是对待党的纪律不严肃的一个例子。黎巍同志在一九五○年任河南省洛阳专署公安处长的期间，把他的堂弟、反革命土匪杀人犯汪哲天从家乡带到洛阳，介绍他参加了工作；并且在汪犯的罪恶被揭发以后，仍然企图加以包庇，坚决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黎巍同志这种错误，中共开封市委和河南省委组织部在一九五二年的“三反”运动中就知道了。当时黎巍同志已任开封市公安局局长，开封市委虽然开会作过研究，并且认为应给予黎巍同志一定的处分，但是结果并没有给予处分，而且在这以后，黎巍同志还被提升为开封市委副书记兼开封市长。直到一九五三年，由于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和中共中央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催促，开封市委才重新加以处理。在完全证明了黎巍同志是有意包庇反革命分子以后，开封市委的结论却仍然避开了这个问题，只说是“事实上、客观上起了包庇作用”，因而党内决定给予黎巍同志处分只是当众警告，行政上的处分只是记大过。当时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都指出这个处分太轻，然后开封市委才重新研究了黎巍同志的错误，肯定他是有意包庇反革命分子，由开封市委作出决定，经上级党委批准，党内给予黎巍同志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在行政上，由河南省人民监察委员会作出决定，经监察部报请国务院批准，改为给予黎巍同志撤职处分。
+
+　　要调查处理一个党员所犯的错误，有时由于事件的情节比较复杂，因而需要特别慎重，需要花费相当的时间，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些党员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本来已经调查清楚了，有关的党组织仍然毫无理由地拖延很长的时间不予处理，或者在处理时又往往处分过轻，这说明一种什么事实呢？这说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已经伤害了一部分同志的原则性，麻痹了他们的政治嗅觉，使他们看不见违反党的纪律的事件对党和对人民的危���。因此他们虽然明知某一党员犯了错误，也不愿揭发或不敢揭发；虽然明知应该如何处理，也往往不表示态度，不坚持正确的意见。更为恶劣的是，还有一些同志因为犯错误的党员是自己的老部下、老同事、是自己心目中的“好干部”，就对他们有一种迁就、姑息以至包庇的情绪，就找出各种理由来为犯错误的党员辩护，企图减轻以至免除对他们的处分。不管这些同志是有意或无意，他们实际上在主张党内应有两种纪律：一种是为普通党员、他们所不熟悉的党员设的，一种是为比较负责的党员、他们所熟悉的党员设的。当然，他们的这种错误想法同党的立场毫无共同之点。
+
+　　必须强调指出，处理党员违反纪律事件的不严肃现象，实质上就是一种妨害党的纪律的行为，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的。全党必须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为维护党的纪律的严肃性而斗争。为着这个目的，党必须一方面加强从上而下的监督和检查，另一方面进一步发扬党内外的民主，鼓励广大的党员和人民群众大胆揭发坏人坏事。只有把自上而下的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密切结合起来，严肃地展开反对坏人坏事的斗争，才能有效地巩固党的纪律，增强党的战斗力。

CCRD/3/3/6/000031.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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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粮食统销工作也必须认真整顿
+
+　　<《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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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粮食统销工作的整顿已经得到巨大的成绩。在本来应该是销量最多的五月份，全国粮食销量比四月份减少了十二亿余斤。这个事实有力地证明了整顿以前的农村粮食统销工作有严重的缺点，而主要的缺点不是偏紧，却是偏松。但是粮食统销工作在城市中也是偏松的，其严重的程度比农村更甚，因此城市的粮食统销工作也必须迅速地认真地加以整顿。
+
+　　全国各城市在今年三月间曾相继进行节约粮食的宣传运动。“节约粮食，反对浪费粮食”的思想，已在广大城市居民中传播开来。接着，各城市都采取了一些措施，对粮食统销工作进行了初步的整顿，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就在宣传节约粮食的期间，有些城市的粮食销售量并没有降低，有些城市的粮食销售量反而增加了。城市粮食销售量的增加和基本建设相继开工，工人数目增加有关系。但是，许多城市粮食销售量增加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口增加的速度。这说明城市粮食销量增加的趋势是不正常的。
+
+　　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这就是，许多城市仅仅对节约粮食作了一般性的号召和宣传动员，而没有紧跟着进行必要的组织工作，以致粮食供应管理不善、供应制度不合理的现象还没有改变过来。因此，要改变城市粮食销售不合理的现象，就不仅应该继续进行宣传工作，使“节约粮食”的思想真正深入人心，家喻户晓；而且要采取适合各个城市情况的必要的办法，把宣传动员的成果巩固下来，立即压缩城市的粮食销售量，并给城市粮食销售工作的制度化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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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规定的城市粮食供应指标，一般是高于农村的。城市居民如果认真节约，用之得当，那末，现时的供应量是很够用的。但是，从去年九月开始，城市粮食销售量却不断超过国家规定的供应指标。据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城市的统计，从去年九月到今年四月的八个月中，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五，而粮食销售量每月平均增加了百分之十二点六四；这就是说，粮食销售量增加的速度超过人口增加的速度一倍多。由此可见，在粮食的超销额中，除掉城市人口正常增长的部分和必须增加的国家建设用粮以外，很大一部分是不应该销售而销售了的。这种情况引起了农民的不满意，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必须认识，在商品粮食生产增长速度赶不上商品粮食需要增长速度的情况下，必须最合理、最经济地使用现有的商品粮，以照顾各方面的需要。城市是消费商品粮最多的地方，如果城市的商品粮消费不合理，有浪费，那就势必减少其他方面的粮食供应，或者不恰当地增加对农民收购粮食的数量，这对国家建设，对农民的生产情绪，都是很不利的。因此，整顿城市粮食统销工作，也是加强城乡关系和巩固工农联盟的一项重要办法。它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
+　　机关、学校、医院、厂矿中的有组织人员占城市居民很大的一部分。这里的粮食供应工作首先应该整顿。根据各地揭发的材料，许多机关、团体浪费粮食和虚报人数冒领粮食的现象是严重的。这种现象绝对不能继续下去了。所有机关工作人员、学生和厂矿的职工应该知道，在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代的艰苦日子里，我们的机关、部队常常是一两一两地节约粮食。现在，农民为了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把大批粮食卖给国家；国家为了保证机关、学校、厂矿的工作和生产，供应了大批粮食，我们如果浪费了粮食，就是浪费了农民的劳动，这是决不能容许的；至于虚报人口冒领粮食，乃是破坏统销政策、违反社会主义建设利益和违反国家法律的行为，尤其必须坚决纠正。
+
+　　现在多数城市中机关、团体、学校、厂矿粮食供应制度不严格，管理很松懈。这是产生各种流弊的主要原因。因此，除了对这些有组织的人员进行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使他们认识浪费粮食是同国家工作人员、职工、学生的光荣称号不能相容，从而自觉地节约粮食以外，还应该审查、修改现有的粮食供应制度，把人数查实，把标准定好，严格请领、批准的手续，防止机关、团体粮食供应工作中发生无人负责现象。机关、团体、学校、厂矿的负责人员应该适当地过问本单位用粮的情况。必须把负责人员不闻不问、听任办事人员自作主张、随意购买的状况改变过来。负责人员应该指导办事人员制定合理的消费粮食的制度，经常进行检查，保证这些制度的确切执行。西安市有四百八十二个机关单位和一百八十七个学校，在宣传节约粮食的基础上，制定了比较严密的防止浪费粮食的制度，例如用粮的预算决算制度，这些单位报送的第二季度的需粮计划，就比第一季度减少了五十七万多斤。由此可见，机关、团体、学校、厂矿节约粮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一定要先在这些方面作好工作，给市民树立良好的榜样。
+
+　　城市居民和熟食、酱园等用粮行业中套购、囤存、贩运粮食和饲料的现象必须严格禁止。这些违法现象的产生正是城市粮食供应定额偏高、对粮食销售缺乏严格控制的结果。许多地区因此发生了城市粮食向乡村倒流的现象，在城乡人民中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应该向城市居民说明白：国家向农民征购的商品粮食，半数以上销在城市。城市居民的口粮，酱园、熟食等行业需用的粮食，都得到足够的供应，这表示国家对城市作了必要的照顾，也是农民对城市的重大的贡献。城市居民应该严格服从国家计划，按照国家规定的制度和标准，合理地购买和消费粮食。任何人套购、囤存、私贩私运粮食，对农民来说，都是不公平的；对国家来说，都是犯了法的。一切爱国的城市居民都不该作这种犯法的事情，并且应该监督别人不作这种事情。在进行宣传教育的时候，应该选择那些严重浪费粮食和破坏国家粮食政策的机关、团体或个人，公开地坚决地加以揭露并进行严肃的处理，给予应得的处分。
+
+　　建立科学的严密的供应制度，是改进城市粮食统销工作的关键。现在许多城市的粮食供应制度是不合理的，是形式主义的。例如，有些城市对某些粮食品种实行定量供应，对其他粮食品种却没有规定适当的办法加以控制，可以随意购买。这种供应制度如果没有一定的群众工作加以配合，很容易产生许多流弊，事实上也已经产生了许多流弊。各个城市的党政领导机关应该把现有的粮食供应标准加以审核和调整，使它尽量符合实际的需要，改变偏高偏松的状况。我们要依靠广大群众，通过各种居民组织和行业组织，把居住的人口查实，把各家各户的粮食供应数量定准，然后凭证进行供应。对流动人口的粮食供应和牲畜饲料要切实加以管理，以便制止冒领、重购的行为。西安市从一九五四年八月实行“定户、定量、定点、定时”的四定供应办法，把每户居民购粮的数量、粮店和时间加以具体的规定，使他们按照制度凭证购粮。结果，全市居民每人每月平均消费定额由三十点一九斤降为二十九点五斤。河北省唐山市在市民中开展了订节约用粮计划的群众性运动，每月约可节约粮食二十一万斤。邯郸市初步减少了面食业熟食外流的现象，供应指标就降低了百分之三十。这些方法，可供其他城市参考。总之，各城市要按照具体的情况，采取适当的措施，首先制止最严重的浪费行为，逐步使粮食供应趋向合理。
+
+　　整顿城市粮食统销工作是一项极为复杂的任务。必须领导重视，依靠群众，采取大张旗鼓的宣传教育和细密深入的组织工作相结合的方法，坚决加以完成，并为进一步改进城市粮食统销工作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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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被揭露，是我国人民的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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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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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彻底揭露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这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向社会主义迈进途中所取得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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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是我国阶级斗争形势复杂化和深刻化的反映。显而易见，人民革命事业愈胜利，敌人就愈加惊惶，愈加恐惧，对我们也愈加仇恨，因此也就要加紧他们的反革命破坏活动，进行垂死的挣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在一九五四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达到顶点，绝不是偶然的。他们怀着刻骨的仇恨说“对这个社会秩序，我憎恨”，他们诅咒人民革命政权的“灭亡”和“完蛋”。这一个反革命政治集团的罪恶目的，正是要“击碎”我们人民民主政权的“铁壁”，妄图为帝国主义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复辟开辟道路。像胡风和类似胡风这类反革命分子，是极其恶毒的。胡风反革命集团采取了狡猾、阴险的两面派手段，混迹在人民内部二十多年。虽然如此，但他们终於逃不出人民的手掌，他们现在已经是原形毕露了。
+
+　　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的胜利，又一次证明了党的正确领导，是战胜国内外敌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的保证。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在各个重要的革命时期，为全国人民提出了正确的革命斗争的方针和任务，并教育人们逐步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唯一正确的思想武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伟大的著作，规定了中国人民文艺的方向。十多年来，中国人民文艺胜利的道路，也就是毛泽东文艺方针胜利的道路。胡风集团其所以坚决反对这个讲话，正是由於这个讲话使他们从反革命立场出发的反动“理论”无法为所欲为地占领阵地，扩大影响。因而他们只好肆意诋毁和污蔑这个讲话，极力减低它所起的伟大作用。舒芜从胡风集团分化出来，乃是由於他放弃了他过去的错误观点，接受了这篇讲话的精神，在整风中间清算了自己的错误，从而开始走上新的道路。舒芜在一九五二年所写“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曾这样说：“拿这个文件来衡量自己的过去，结果只有一无是处而已。”事实证明：党所领导的历次的整风运动，和从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开始、在思想战线上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在瓦解和揭露胡风集团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整风使胡风集团产生了内部的分化。“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面目，是在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几次整风，即过去的几次思想斗争中逐步地暴露出来的。”开展批判胡适、胡风反动思想和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在胡风集团中引起极大的震动，使他们乱了手脚，穷於应付。而批判胡风反动思想的结果，首先从哲学思想、文艺思想上揭露了以胡风为代表的反动的思想实质，剥去了他藉以伪装的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这一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终於被揭露了，现在已经到了彻底弄清胡风这一批反革命黑帮的面目的时候了，中国人民再也不容许他们继续玩弄欺骗手段，进行破坏革命的罪恶勾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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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斗争的现实教训，使全国人民清楚地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工作是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进行的，而且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前推进，阶级斗争不是缓和了，而是更加尖锐更加复杂了。胡风分子说“斗争”是要“讲究策略的”，他们自称要提高“斗争的警惕”。这说明反革命分子在日益强大的革命力量的面前，将日益提高其反革命的警惕。一切爱国者都应该百倍提高革命的警惕性，善於觉察和识别一切伪装的敌人。有人说，既然已经判明胡风和胡风集团的许多骨干分子是暗藏的反革命，我们请求政府把他们逮捕法办好了，用不着动员全国人民进行斗争了。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我们人民民主政权有强大的革命力量，足以粉碎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活动。这种力量的基础不仅在於我们有强大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而且还在於人民群众的政治警惕性和对於反革命分子的辨别能力。只要人们具有高度的政治警觉，任何伪装革命而实际上反对革命的分子的破坏活动是逃不过人们的眼睛的。通过揭发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全国人民受到具体的阶级斗争的教育。在这一斗争中，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必须树立明确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学会和反革命分子作斗��的本领，以便在一切工作岗位上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作坚决的斗争。从揭露的材料可以看出：胡风集团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进行合法的和非法的各种形式的斗争。我们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懂得他们的计谋，使我们的头脑聪明起来，嗅觉灵敏起来，眼睛明亮起来，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并使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存在和阴谋活动成为不可能的事。
+
+　　不仅如此，“在强大的人民革命力量即人民民主专政面前，只要这个专政提高了群众的觉悟，采取了正确的政策，那就不管有多少暗藏的反革命集团，也不管每个反革命集团内部纪律如何森严，攻守同盟如何坚固，总有一些人可以分化出来的，而这种分化是於人民有利的。舒芜从胡风集团分化出来一事使得胡风集团大伤脑筋，就是一证。近日各地许多胡风分子们纷纷坦白，自动地或被迫地交出密件，揭露内情，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发展。”事实是很明显的，任何轻敌观念必须彻底清除，任何松懈斗争的想法或说法，必须彻底加以纠正和批驳。我们应该通过这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大大地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乘胜追击敌人，把胡风反革命集团弄个水落石出，把一切反革命分子一个不留地从我们各个战线上清洗出去，以取得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彻底胜利，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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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对党员和群众的政治教育进一步推动反对胡风集团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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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通讯》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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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在6月10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并加编者按语，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的社论。
+
+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开头就说：
+
+　　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一、第二两批材料的公布，激起了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对反革命分子的极大的愤怒。人们要求追究胡风集团的政治背景。他们问：胡风的主子究竟是谁？关于这个问题，人民政府已经获得大批材料。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把它放在这个“第三批材料”中发表出来。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
+
+　　在下面的材料中，人们可以看出那被胡风捧为“追求革命十多年的革命作家”的阿垅和自称追随革命20年的胡风本人的真实面目。
+
+　　阿垅在一封给胡风的信里，对蒋介石在1946年7月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充满了乐观”；认为中国人们解放军的“主力”“三个月可以击破”、“一年肃清”；并对蒋贼的“训话”，加以无耻的吹嘘，说什么“他底自信”“使大家鼓舞”。阿垅把人民革命力量看作是“脓”，认为“总要排出”，并认为进攻人民革命力量必须坚决彻底，“一不做，二不休”！
+
+　　（他们为什么这样坚决呢？原来胡风，阿垅等人都是别有来历的人物。）
+
+　　阿垅，即陈亦门、陈守梅，浙江人。原是国民党的军官，抗日初期混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读了几个月，不上前线，却到胡宗南的“战干四团”做少校军事教官去了。这里发表的一封信是他在1946年7月从重庆山洞陆军大学写的，他已从胡宗南那里转到这里受训，毕业后任战术教官。“山洞”这个地方，是蒋介石的陆军大学所在，也是蒋介石本人在重庆期间的住地。
+
+　　胡风，即张光人、又名谷非，湖北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曾经加入过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他在北京，当时段祺瑞统治下的白色恐怖把他吓昏了头脑，坚决要求党允许他退出了团。后在江西“剿共”军中做过反共的政治工作，又去日本混了一个时候，干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回国以后，他在上海混进了左翼文化团体，从内部进行了种种分裂破坏活动。在武汉和重庆时期，他和国民党的许多特务头子有联系。从这里发表的胡风给阿垅的一封信里，也可看出胡风和国民党特务头子之一的陈焯的关系。胡风的这篇简单的历史是最近才查明的。因为他隐瞒得很巧妙，大家被他骗过了。
+
+　　胡风集团在全国解放以前狂热地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反人民内战的胜利和人民革命力量的失败上；而当蒋匪溃败，全国解放以后，他们就潜伏在大陆上以更加阴险的两面派手法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
+　　他们对解放后的新社会、对人民革命政权，表现了刻骨的仇恨，他们说“对这个社会秩序，我憎恨”，他们诅咒人民革命政权的“灭亡”、“完蛋”！
+
+　　当本报公布了第一、二批揭露材料之后，还有一些人在说：胡风集团不过是文化界少数野心分子的一个小集团，他们不一定有什么反动政治背景。说这样的话的人们，或者是因为在阶级本能上衷心地同情他们；或者是因为政治上嗅觉不灵，把事情想得太天真了；还有一部分则是暗藏的反动分子，或者就是胡风集团里面的人，例如北京的吕荧。
+
+　　现在，已到了彻底弄清胡风这一批反革命黑帮的面目的时候了，中国人民再也不容许他们继续玩弄欺骗手段！全国人民必须提高警惕！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揭露！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必须受到应有的惩处！
+
+　　接着，人民日报分6类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相互来往的67封密信的摘录。
+
+　　第一类密信是胡风和胡风分子阿垅、方然、绿原、路翎等人在解放战争期间写的，这些密信证明：胡风和胡风集团分子同国民党特务机关早就有密切联系，胡风阿垅等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衷心拥护或者积极参与了蒋匪发动的反人民的内战，他们妄想“肃清”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表现了��烈的仇恨和恐惧。人民日报编者按语接着说：
+
+　　从这一类信里可以看出，胡风集团不是一个简单的“文艺”集团，而是一个以“文艺”为幌子的反革命政治集团。他们仇恨一切人民革命力量。胡风分子张中晓说，他“几乎恨一切人”。许多人认为“胡风不过是一个文化人，胡风事件不过是文化界的事件，和其他各界没有关系”，看了这类材料，应当觉悟过来了罢！
+
+　　在第一类密信里，有胡风分子绿原给胡风和阿垅的两封信，证明绿原原来是打进党内来的“中美合作所”的特务。人民日报编者按语说：
+
+　　从以上两封信里可以看到胡风骨干分子绿原的真面目，胡风集团就是由这样一批人组成的。绿原在1944年5月“被调至”“中美合作所”去“工作”。“中美合作所”就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简称，这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合办的由美国人替美国自己也替蒋介石训练和派遣特务并直接进行恐怖活动的阴森黑暗的特务机关，以残酷拷打和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而著名的。谁能够把绿原“调至”这个特务机关去呢？特务机关能够“调”谁去“工作”呢？这是不言而喻的了。在从一封信里，在1947年9月，绿原还在骂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的力量是“万恶的共匪”，可是，1948年初他就由另一胡风骨干分子曾卓介绍为共产党党员，打入了地下党的组织。后来绿原突然潜逃。武汉解放时又突然回到武汉，与曾卓一起自称是“共产党”，接收“大刚报”。1950年再度钻进党来，（参看本材料第28条）。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分子就是这样来“追随革命”和钻进共产党里面来的。
+
+　　（第二类密信是胡风分子芦甸、吕荧、张中晓、罗洛、阿垅、路翎、绿原、方然、欧阳庄等人在1950年3月至1955年2月间写的，这类密信证明：胡风集团在全国解放后不断地秘密商议，制定反革命的策略和计划，向党和人民猖狂进攻。在阿垅给胡风、罗洛和梅志（胡风之妻）的信里，阿垅提出了一系列反革命的策略。人民日报编者按语说：）
+
+　　由阿垅这些信里可以看出，胡风分子是很懂得一些反革命的地下工作的策略的。他说：不要“在阵地未强固前就放起枪来”。而“主要是准备条件，多一些条件，再多一些条件！”要“埋头工作，在群众中做好工作”，把“群众基础弄好”，然后“就找大的对象”，即对准革命的要害加以攻击。在进攻时，要多同“朋友”“商量了做”，把“论点组织和考虑得更严密些，小东西和小事情最好不理。”反革命分子不是那样笨拙的，他们的这些策略，是很狡猾很毒辣的。一切革命党人决不能轻视他们，必须大大提高人民的政治警惕性，才能对付和肃清他们。
+
+　　打进党内的胡风分子芦甸也向胡风献计，提出以攻为守的策略。人民日报编者按语说：
+
+　　芦甸这种以攻为守的策略，后来胡风果然实行了，这就是胡风到北京来请求派工作，请求讨论他的问题，30万字的上书言事，最后是抓住“文艺报”问题放大炮。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或者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或者抓住若干表面现象，攻击事情的本质；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击一部分人；或者借题发挥，“打开一个缺口”，使我们处于困难地位。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将他们战而胜之。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
+　　绿原在给胡风的信里，也把他自己实行的策略告诉了胡风，这个策略就是利用我们政治上的麻痹大意，而“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人民日报编者按语说：
+
+　　由于我们革命党人骄傲自满，麻痹大意，或者顾了业务，忘记政治，以致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这决不只是胡风分子，还有更多的其他特务分子或坏分子钻进来了。
+
+　　另一个胡风分子方然向胡风提供了更阴险更毒辣的两面派策略，即在向党进攻的时候采取两面派态度欺骗党，其一是“送上理论，同时送上入党申请书”；其二是“应参加的文艺活动与社会活动都是积极的参加……不推托，不沉默”；其三是“不对任何人发什么牢骚，���等。”人民日报编者按语说：
+
+　　胡风集团分子和其他许多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大家采取方然在这封信里所讲的两面派策略，特别是他的二、三两条策略，很可以欺骗许多人。但他们总有漏洞可以给人们找到，胡风集团的被揭露，就是一个证据。特别是在大多数人的觉悟程度和警惕性提高了以后，他们的两面派策略就更易被揭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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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阿垅给胡风的信里，阿垅提出了胡风集团在我们党发动的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中的策略，即在表面上顾着这个斗争的形势，而随时乘机向党进攻。人民日报编者按语说：
+
+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我们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这一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些人口称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却不重视批判唯心论这一斗争，或者说自己没有唯心论，或者说自己和胡适无关系，因而最好避开不谈。但胡风集团却是重视的，他们在研究如何对付的方法。“这里存在着矛盾和困难”。批判唯心论果然给了胡风集团以“矛盾和困难”，这就可见批判的对了。革命队伍里的人，难道也有“矛盾和困难”吗？
+
+　　第三类密信，是胡风分子绿原、欧阳庄、路翎、芦甸、方然等人在1950年7月至1955年1月写给胡风的，这类密信证明，胡风分子千方百计打入共产党内，取得党员称号，以便窃取党内文件，探听党内情况，报告胡风，向胡风表示无限忠诚，对党采取欺骗手段，里应外合地从事各种反革命活动。在绿原给胡风的信里，他报告了自己打进党内的经过。人民日报编者按语说：
+
+　　一大批胡风分子打入党内取得党员称号这一件事，应当引起一切党组织注意。绿原解放前曾经一度钻进我们的地下党组织，后因潜逃失去党籍。在1950年，这个反革命分子又对我们的党组织“用最大诚恳写过三次报告，一次比一次详尽而老实”，除了文艺思想而外，“其余大体合格”，果然后来又被接受为“党员”了。这样的事，难道还不应当引起一切党组织的注意吗？这些反革命分子是在用尽心思欺骗了我们之后爬进党内来的，他们把这当作“一场斗争”看待，他们斗胜了我们，他们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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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欧阳庄给胡风的信里，他报告了一个因有自由主义而受到党的批评的共产党员，认为可以利用这一点把他从党内拉出去。人民日报编者按语说：
+
+　　共产党员的自由主义倾向受到了批判，胡风分子就叫做“受了打击”。如果这人“斗志较差”，即并不坚持自由主义立场，而愿意接受党的批评转到正确立场上来的话，对于胡风集团来说，那就无望了，他们就拉不走这个人。如果这人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斗志”不是“较差”而是“较好”的话，那么，这人就有被拉走的危险。胡风分子是要求“试”一下的，他们已经称这人为“同志”了。这种情况，难道还不应当引为教训吗？一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共产党员，在他们受到批判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这里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这后一条路是确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
+
+　　在路翎给胡风的信里，他报告了芦甸怎样采取欺骗手段从党内对他的批评中“滑过去了”。人民日报编者按语说：
+
+　　从这一类的信里，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不要让他们“滑过去了”。
+
+　　在芦甸给胡风的几封信里，他报告了他偷窃到的党内文件，同时透露了他们很怕整风的情绪。人民日报编者按语说：
+
+　　从这类信里可以看出，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分子很怕整风，可见整风是有益的。怕整风的人不都是反革命分子，绝对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是思想上和政治上犯有某些错误的人，对他们的方针是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但反革命分子很怕整风，对他们的方针则是进一步挖出他们的反革命根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面目，是在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几次整风，即过去的几次思想斗争中逐步地暴露出来的。由于那几次整风，才产生了胡风集团的内部的分化，才迫使胡风集团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30万字的上书言事，才有最后的大揭露。
+
+　　在芦甸给胡风的另一封信里，他劝告胡风不要因为舒芜的从胡风集团分化出来而“伤脑筋”，要胡风“再向上面（按指中共中央）表示态度，要求公开讨论”。 人民日报编者按语说：
+
+　　从这类信里可以看出，在强大的人民革命力量即人民民主专政面前，只要这个专政提高了群众觉悟，采取了正确的政策，那就不管有多少暗藏的反革命集团，也不管每个反革命集团的内部纪律如何森严，攻守同盟如何坚固，总有一些人可以分化出来的，而这种分化是于人民有利的。舒芜从胡风集团分化出来一事使得胡风集团大伤脑筋，就是一证。今日各地许多胡风分子们纷纷坦白，自动地或被动地交出密件，揭露内情，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发展。
+
+　　在欧阳庄给胡风的信里，他报告了他偷窃到的一份党内指示的笔记。人民日报编者按语说：
+
+　　（从这类信里可以看出，我们的机关、部队、企业或团体里是有人偷窃机密的。这种人就是混入这些机关、部队、企业或团体内飞反革命分子，有些自由主义分子则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好朋友。这种情况，难道还不应该引起全体工作人员的严重注意吗？）
+
+　　第四类密信，是张中晓和阿垅写给胡风和梅志的，这类密信，证明胡风集团从他们的反革命立场和反动“理论”出发，诋毁党的文艺方针、文化政策，仇视党所发动的对于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和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在张中晓给胡风的信里，他表示了他对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极端仇视和对于我们党所采取的文艺方针的坚决反对的态度。人民日报编者按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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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见，胡风集团坚决反对共产党所确定的文艺方向，极端仇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为党和毛泽东同志号召文艺工作者要歌颂工农兵，要暴露工农兵的敌人，而胡风集团恰是工农兵的死敌，他们觉得暴露工农兵的敌人就会使他们混不下去，就会“屠杀”他们这伙反革命的所谓“生灵”，就会“压杀了”他们这伙反革命的所谓“新的东西”。但是他们不敢公开地反对这个讲话，而且胡风还教唆他的党羽在表面上要“顺着它”，有时并引用其中的一些字句。这些，都是胡风分子伪装自己的假面具。而在这封密信里，就完全暴露了胡风分子仇恨这个讲话和反党的真面目。张中晓说：“这书（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许在延安时有用，但，现在，我觉得是不行了”。“现在不行了”，在文艺界里面不是还有一些人也这样说过么？说过这种话的人，请注意读读张中晓这封信吧！当然，有些说这样话的人，他们还只是抱着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所以不能认识这个讲话的重要性。但是，张中晓这个胡风分子，凭着他的反革命的敏感，却深深地了解这个讲话在全国解放以后会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掌握群众，并对各种反动的文艺思想起摧毁性的作用，所以他们就急于想阻止和破坏这个讲话的影响的扩大。他们所谓“现在……不行了”，道理就在这里。
+
+　　第五类密信是芦甸、绿原、路翎、冀汸、逯登泰、朱谷怀、方然、李正廉、华田等人写的。在这类迷信里，这些胡风分子异口同声地用种种恶毒和下流的词句咒骂革命文艺界的党的领导，咒骂革命文艺工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咒骂党和革命文艺界对于他们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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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芦甸给绿原的信里，他咒骂革命文艺界“没有一块干净的土地”，污蔑革命文艺界的党的领导是“市侩”。 人民日报编者按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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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类信里可以看出，反革命分子的攻击少数人不过是他们的借口，他们的一种策略。他们的本意是“几乎没有一块干净的土地”。由于这种情况，他们“就规定了战斗的坚苦性和长期性”。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了请诛晁错（汉景帝的主要谋画人物）以清君侧的著名策略以来，不少的野心家奉为至宝，胡风集团也继承了这个衣钵。他们在30万字上书中只攻击林默涵、何其芳、周扬同志等几个人，说这几个人弄坏了一切事。有些在阶级本能上同情胡风的人，也照着这样替胡风瞎吹，说什么“这不过是周扬和胡风争领导权的个人之见的斗争”。我们在肃清胡风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这一点也是应当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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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路翎、冀汸、逯登泰等人给胡风的信里，他们破口谩骂郭沫若、曹禺，老舍等进步作家和民主人士。人民日报编者按语说：
+
+　　从这类信里可以看出，胡风集团在他们的30万字上书和其他一切的公开言论中，好像他们主要只是反对共产党的作家而不反对其他的人。他们当然从来不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其他人物，（只在有时小骂几句以作幌子，即所谓“小骂大帮忙”），但不反对其他的人则是假的。原来他们对鲁迅、闻一多、郭沫若、茅盾、巴金、黄药眠、曹禺、老舍这许多革命者和民主人士都是一概加以轻蔑、谩骂和反对的。这种不要自己集团以外的一切人的作风，不正是蒋介石法西斯国民党的作风吗？
+
+　　第六类密信，是阿垅、芦甸、牛汉、谢韬、张中晓等人写的，在这些密信里，他们表示出他们疯狂地仇恨人民民主专政和新社会的一切，梦想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政权的灭亡。
+
+　　阿垅在给罗洛的两封信中，咒骂革命人民要“从疯狂里灭亡”，咒骂新社会“一面是深愤而另一面是高台”，革命人民“跌下来时就呜呼完蛋了”。芦甸在给胡风的信中，也诅咒革命人民是什么“枯黄的叶子”和“腐朽的尸体”。 人民日报编者按语说：
+
+　　如同我们经常在估计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力量对比的形式一样，敌人也在经常估计这种形势。但我们的敌人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们的估计总是错误的。他们的阶级本能引导他们老是在想：他们自己怎样了不起，而革命势力总是不行的。他们总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我们的力量。我们亲眼看到了许多反革命：清朝政府，北洋军阀，日本军国主义，莫索里尼，希特勒，蒋介石，一个一个地倒下去了，他们犯了并且不可能不犯思想和行动的错误。现在的一切帝国主义也是一定要犯这种错误的。难道这不好笑吗？照胡风分子说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是要“一定呜呼完蛋”的，这种力量不过是“枯黄的叶子”和“腐朽的尸体”。而胡风分子所代表的的反革命力量呢？虽然“有些脆弱的芽子会被压死的”，但是大批的芽子却“正冲开”什么东西而要“茁壮地生长起来”。如果说，法国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里至今还有保皇党的代表人物的话，那么，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失败的。这是因为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我们看，胡风分子为什么狂妄得那么可笑呢？原来们是按着他们阶级本能的曲调走路的。
+
+　　（胡风分子牛汉在给胡风的信里，一面表示他对新社会的愤恨，一面又露出对他们自己的悲观的情绪。人民日报编者按语说：）
+
+　　这个胡风分子是比较悲观的。他说“也许”要“再过几十年”才“可以办到人与人没有矛盾”，即是说，要有几十年时间，蒋介石王朝才有复辟的希望。几十年之后，蒋介石王朝回来了，一切人民革命力量都被压倒了，那就是“人与人没有矛盾”了。“人的庄严与真实，才不受到损伤”了，这个“人”指的是一切反革命的人，包括胡风分子在内，但是一个也不包括革命的人。“今天中国，人还是不尊敬人的……”上人指革命的人，下人指反革命的人。胡风分子写文章，即使是在写密信，也会有些文理不通的。这也是被他们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他们无法向我们替他们作注解的时候这样，把文理弄得很清楚。
+
+　　（另一个胡风分子张中晓写信给胡风，表露了他对于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镇压反革命力量的仇恨和恐惧。人民日报编者按语说：）
+
+　　这封信里所谓“那些封建潜力正在疯狂的杀人”，乃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对于我国人民革命力量镇压反革命力量的伟大斗争感觉恐怖的表现，这种感觉代表了一切反革命的阶级、集团和个人。他们感觉恐怖的事，正是革命的人民大众感觉高兴的事。“史无前例”也是对的。从来的革命，除了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那一次以剥削制度代替非剥削制度以外，其余的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为其结果的，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作彻底镇压反革命的事情。只有我们，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是以最后消灭任何剥削制度和任何阶级目标的革命，被消灭的阶级无论如何使要经由它们的反革命政党、集团或某些个人出来反抗的，而人民大众则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尽、全部地将这些反抗势力镇压下去。只有这时，才有这种必要，也才有这种可能。“斗争必然地深化了”，这也说得一点不错。只是“封建潜力”几个字说错了，这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一语的反话，如同他们所说的“机械论”是“辩证唯物论”的反话一样。
+
+　　（张中晓在写给胡风的另一封信里，说他“几乎限一切人”，“对这个社会秩序，我憎恨。”这露骨地表示了胡风��团对于人民民主制度的仇视。人民日报编者按语说：）
+
+　　还是这个张中晓，他的反革命感觉是很灵的，较之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好些人，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内，阶级觉悟的高低，政治嗅觉的灵钝，是大相悬殊的。在这个对比上，我们的好些人，比起胡风集团里的人来，是大大不如的。我们的人必须学习，必须提高阶级警惕性，政治嗅觉必须放灵些。如果说胡风集团能给我们一些什么积极的东西，那就是借着这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大大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
+　　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连同以前的两批材料，证实了三个基本事实。第一个事实，胡风集团的许多骨干分子的政治背景现在已经查清楚，他们有的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分子，有的是反动军官，有的是托洛茨基分子，有的是革命叛徒，有的是自首变节分子。第二个事实，胡风集团分子散布在全国相当广大的地区和部门，他们已经混进了我们某些政府机关、某些军事机关、某些文化机关和某些经济机关，也混进了某些工厂、青年团等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他们很多人还混进了我们党内，窃取了党和国家工作的某些负责职位。第三个事实，他们的反革命活动的特点是施展两面派手段，他们用这个手段隐瞒了他们的政治面目，骗取了党和群众的信任，进行着他们的各种反革命活动。
+
+　　人民日报在6月10日发表的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总结了这次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的教训。首先，胡风事件证明：“我们的很多人对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警惕性是不高的，许多人简直丧失了警惕性。”其次，胡风事件证明：在我们很多人警惕性不高，或丧失警惕性的条件下，如果胡风分子能够混进革命队伍里来，那么，一切类似胡风这样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也必定能够混进革命队伍里来。再其次，胡风事件证明，凡是思想上有错误的人，对共产党不满的人，有历史问题的人，丧失警惕性的人，很容易上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当。因此，人民日报社论有力地指出：“我们革命队伍的每个单位、每一个人都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反革命分子的当；并且都要学到一项本领，要善于辨别反革命分子，以使把一切反革命的阴谋揭露出来。……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但是我们是有能力粉碎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的，因为我们有着强大的革命力量。我们力量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政治警惕性和他们对于反革命分子的辨别能力。这就要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充分注意加强自己对群众的政治教育工作和组织领导工作。
+
+　　当前，在这场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中，我们在宣传方面的任务，就是要根据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加强对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教育，达到提高警惕、学会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和进一步纯洁我们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的目的。为此，我们要继续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面目，用他们潜入革命队伍内部进行反革命罪恶活动的具体事实来教育党员和群众，以便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革命警惕性，使他们从这一事件真正获得必要的教训。为此，我们要用阶级斗争的实际知识来教育广大党员和群众，充分利用胡风集团事件来继续论证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形势更加复杂化、尖锐化和深刻化的必然性，论证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性，论证同一切公开的和暗藏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的极端重要性，论证学会辨别一切伪装的采取两面派手段的反革命分子的必要性，以便更有系统地提高党员和群众的政治觉悟性和革命警惕性，在一切战线上加强同党内党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为此，我们还要彻底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思想影响，这就要帮助党员和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的教条主义和书呆子习气，使他们懂得教条主义和书呆子习气是胡风分子伪装马克思主义而反对马克思主义所利用的东西，还要帮助他们注意在政治问题上提倡说真话，反对说假话，使他们懂得在政治问题上说假话正是胡风分子伪装革命反对革命所施展的手段，更要帮助他们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骄傲自满、对党不满等等错误的思想和情绪，使他们懂得这些错误的思想和情绪正是胡风分子混进革命队伍进行反革命活动所利用的条件。这样做，我们就能够把这个斗争推向前进，并达到党员和群众进行整治教育的目的。
+
+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通讯》1955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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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暗藏敌人作斗争是每个人的责任
+
+　　<《中国青年报》社论>
+
+　　胡风集团的反革命面目现在已经彻底地被揭露了。这是全国人民的一个重大的胜利。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不管反革命分子伪装得多么巧妙，最后总要—个个、一批批地被揭发出来，从人民队伍里清除出去。胡风反革命集团如此，其他任何反革命分子也必定如此。但是在另一方面，胡风事件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为什么胡风竟能欺骗了我们二十多年，为什么我们许多人长期地和老虎睡在一起而竟没有发觉？这就说明了，我们很多人对於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警惕性不高，甚至没有警惕性；说明了我们很多人不善於辨别各种伪装革命的反革命分子。
+
+　　全国解放以来，我们国家在各个战线上都取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全国青年在历次斗争中也学会了不少本事。在和敌人作斗争方面，我们斗倒了地主，打退了美国侵略者，清洗了一批作恶多端、血债累累的地主恶霸和反革命分子。但是，如果说，对於和公开的敌人和露在表面上的地主恶霸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我们是已经比较有经验的话，对於胡风反革命集团这种暗藏在革命队伍内部，伪装革命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很多人的经验是缺乏的。而这种暗藏的敌人却又是最阴险毒辣，对革命事业危害最大的。随着阶级斗争的更加复杂和尖锐化，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手段也必然更加隐蔽和狡猾。因此，为了保卫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了保卫我们美好幸福的将来，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就成为我们每一个爱国青年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这种革命警惕性和辨别敌人本领的高低，也是我们爱国主义觉悟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
+
+　　必须指出，直到现在为止，还有许多青年对每个人必须学会和暗藏的敌人作斗争的本领的必要性是认识不足的。
+
+　　有的青年说：“许多反革命分子都已被清除，像这样狡猾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也被揭发了，情况没有以前严重了。”因此就觉得用不着他们再去操心。这些青年没有认识到：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剥削阶级没有消灭，一批反革命分子被清除了，新的反革命分子仍然会被派进来，仍然会从我们内部生长起来。“人民日报”编者按语中说，甚至“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当然，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是越来越困难，扩大他们的力量也越来越不容易，但是反革命阵营中的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失败的。他们也会从他们的失败中吸取反革命的教训，变得越来越顽强、狡猾。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道理，胡风分子虽然被清洗了，其他李风、王风、麻风等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就仍然会扩大他们的人数，损害我们的肌体，使革命事业遭受到严重的损失。
+
+　　有的青年说：“我没有上胡风分子的当，我没有什么问题。”这还是一种麻痹大意的想法。没有上当和不会上当是两回事情。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既然是长期的艰巨的斗争，那么如果我们不从胡风事件中记取教训，如果我们的警惕性还是不高，政治嗅觉还是不灵，本身的一些毛病依然故我，那么在别的场合机会，还是难免不会上当的。大家知道，“三国演义”中的张飞，虽然本领很高，但是却自高自大麻痹大意，结果就在睡觉的时候被敌人砍掉了脑袋。
+
+　　也有人说：“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是公安工作人员的事，我们只要积极生产，努力学习就行了。”这是一种只注意业务忽视政治斗争的看法。许多事实已经证明，成千上万的人辛辛苦苦成年累月的劳动，由於些许的麻痹大意，就被反革命分子破坏了。事实也证明，许多只顾业务忽视政治的人，在敌人进攻下面被利用了，甚至被俘掳了。为了保卫祖国的建设事业，和暗藏的敌人作斗争，国家需要一批忠诚坚定、足智多谋的青年去参加到保卫工作的队伍里去，但我们更需要成千成万的人，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善於识别敌人．监视敌人。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个青年都随时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处处维护革命利益，不利於革命的话不说，不利於革命的事不做，听了错误言论要警惕，看见破坏行为要制止，凡事要用鼻子嗅一嗅，有没有老虎的腥味儿。高尔基说：“假如我们在每天日常英勇的工作中不忘记敌人还存在着，不忘记他们正从各个角落窥视着我们，并经常巧妙地利用着我们的每一空隙、过失和失言，那末，他们的存在是不可能的。”
+
+　　目前正在全国开展肃清胡风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青年们要积极参加这个斗争。在这次斗争中，我们一方面要坚决肃清胡风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另一方面要从中学习和他们斗争的本领。最近，“人民日报”编辑部已把关於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个“材料”是我们学习和暗藏敌人作斗争的很好的教材。凡有阅读能力的青年应该人手一册，认真仔细地阅读和进行讨论。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敌人，学习如何去辨别敌人；我们也可以知道敌人会利用我们哪些弱点，我们就坚决克服这些弱点，堵塞一切可能被反革命分子利用的漏洞；我们也要从这些材料中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将他们战而胜之。“人民日报”编辑部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只要广大的革命人民从这个事件和材料学得了一些东西，激发了革命热情，提高了辨别能力，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会被我们一步一步地清查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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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贯彻当前文教工作的方针政策
+
+　　<《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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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五月十九日至六月十日举行的全国文化教育工作会议，是有重要意义的。这次会议依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根据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中所规定的基本任务，根据文教工作过去两年中在“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下所取得的成绩和当前新情况所提出的新要求，确定了今后一个时期内文化教育工作的新方针，即以提高质量为重点，有计划有重点地稳步发展，在地区分布上实行合理部署，对公私文教事业加以统筹安排。会议并根据这一方针，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又根据这些方针和政策修订了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中的文教事业部分，规定了实现这些方针政策的具体措施。
+
+　　为什么这次会议所制定的文教工作总方针中，要以提高质量为重点？这是因为当前文教工作中存在的一个最普遍最基本的缺点是质量过低，不能适应国家建设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尤其是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材的高等教育事业，如不能保证一定的质量，就将违反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的利益。
+
+　　但是，有些同志并不是这样看的。在高等教育的发展方针上，他们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技术力量十分不足的国家，培养技术人材，应首先要求数量，然后才能谈得到质量。技术力量不足，当然是我国目前工业建设中基本困难之一，但这不仅是数量问题，同时也是质量问题。有些技术人材的要求是可以而且应当用比较短期的训练来解决的。但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要求于高等学校的却不是这种短期训练，而是要求培养出政治上健全、业务上确实相当能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身体健康的专门人材。大家都知道：作为我国工业建设中心的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一百五十六个项目，都是采用最先进的技术装备，没有与之相应的有一定技术水平的人材，这些企业就不能进行生产。因此，如果不注意高等学校的条件，师资的数量和质量，学生的来源和质量，以及教材、教学设备等，而只片面追求数量，就不能达到培养合格人材的目的。
+
+　　培养工业建设所需要的大量技术人才的办法不能只看到高等学校这一条路，还应当十分重视中等专业学校。在高级和中级技术干部之间应有正确的比例，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之间应有明确的分工。那些只看到目前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水平低，但又不积极设法提高中等专业学校的质量，而企图把相当一部分培养中级技术干部的任务转加到高等学校身上的做法，是错误的。另外一条非常重要的道路，就是业余教育。大量举办从小学到大学的正规的业余学校，以提高广大在职干部和工人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使之逐步成为技术干部，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措施，必须坚决加以贯彻。为了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会议所决定的一系列的措施，如严格招生条件、逐步改变学制、努力改进教学等方面，都必须逐步实行。
+
+　　提高质量是一切文教事业的共同的任务，但对不同事业应有不同的要求。在教育方面目前提高质量的基本环节是提高师资和修订教材，而其中最主要的又是提高师资。教育行政领导部门应即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在一定期限内提高现有师资水平到一定必要的程度，并切实解决教材问题。卫生工作方面目前主要应努力提高卫生行政人员和医务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水平，改进思想作风，消灭医疗上的责任事故，并切实整顿基层卫生机构，贯彻党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政策。文化艺术工作方面，主要是切实组织力量，繁荣文艺创作，加强艺术实践，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而文艺创作质量的提高，应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对提高文艺创作质量，又必须同时注意思想性和艺术性。
+
+　　提高质量并不是说就可以忽视数量方面的需要，而是要使质量和数量、需要和可能正确地结合起来，就是说应当在保证一定质量的条件下努力争取数量。
+
+　　提高质量应在原有基础上逐步提高。离开现实条件，要求过高过急，是不对的；但没有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也是不对的。正因为各项事业原有基础不同，造成质量低的原因不同，而工作发展的客观条件也很不平衡，在具体要求上也就必须有所不同，不能强求一律。这就要求各级文教领导部门不仅有一般号召，而必须有具体指导，要善于培养重点单位和运用典型经验来指导和推动一般工作。
+
+　　在提高文教工作质量的要���下，一个很重要的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就是进一步改进、提高和大力发展工农教育。对于工农教育，党和人民政府一向都给予最大的重视和关怀，几年来做了很多工作。但事实证明，除普通学校应尽量吸收工农子女入学外，开展工农干部和工农群众的教育，必须贯彻以业余学习为主的方针。这一方面是因为广大工农干部和群众不可能大量抽调并坚持长期脱离生产的学习，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经过业余学习完成一定学习计划的可能条件。业余学习的形式不仅适用于一般的提高文化，而且可以培养出大量的合格的技术人材和管理人材。因此会议确定今后必须大力发展正规的业余的工农教育——由小学教育一直到高等教育。为了做好这一工作，各生产建设部门和教育部门必须认真解决教员、教材、经费、学习时间和领导等问题。现有工农速成中学几年来虽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难于推广，也一般不能保证必要的质量。许多速成中学的学生因学业跟不上而留级退学，或因学习过分吃力而损害了身体健康；有一些学生虽勉强升入了高等学校，但大多数的学习成绩并不很好。因此，这次会议决定工农速成中学除了现有在校学生应适当延长学习年限，以尽可能提高学习质量外，从今年起停止招生。今后广大工农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应当进行有系统的业余学习，部门愿意脱离生产学习而又可能脱离生产学习者，可经考试进入普通学校。现有工农速成中学有条件者，可举办工农干部班吸收工农干部（特别是工业干部）入学，以提高其文化科学水平。这样做，是要把我们培养工农干部的计划，面向全国广大工农干部和群众，是更加积极、更加有效的办法。
+
+　　会议所决定的合理部署和统筹安排的方针，也是切合时宜的。
+
+　　旧中国的文教事业畸形地集中在沿海城市；解放以来虽已注意逐步发展内地文教事业，但通盘筹划还不够。今后全国文教事业的发展和分布必须按照国民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发展和分布计划作新的部署。西北、西南以及一般少数民族地区和老解放区的文化发展速度，应有计划地提高。文化比较发展的地区应当把支援文化不发展的地区作为自己重要的政治任务。但合理部署主要是要求今后的发展应按比较合理的计划进行，只有个别十分必要的单位才须由沿海城市迁至内地，并不是要大搬家或大调整。今后内地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速度，也要根据实际可能的条件，脱离了当地原有基础作过快的发展，也是不适当的。
+
+　　为了充分发挥工矿企业、人民群众和私人举办文教事业的积极性，文教工作必须贯彻统筹安排的方针，把这些事业逐步纳入计划，并积极加以领导。必须看到工矿企业和城乡工农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要求和举办各种基层文教事业的很大潜力。在我们的国家正全力进行经济建设，还不能拿出更多财力、人力来举办一般基层文教事业的时候，如何充分发挥公私各方面的力量来举办一些群众迫切需要的事业，是有重要意义的。对于私人举办的文教事业，凡合乎国家建设需要和群众要求的，应在加强管理的条件下，积极发挥其作用。应当认识那种现在就企图将一切基层文教事业都由政府包下来的想法是行不通的。目前发展民办文教事业的主要思想障碍是怕麻烦，怕增加群众负担，怕“不公平”，以及强调“正规化”等等；其实这些想法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只要这些事业是为群众迫切需要、群众自愿举办而又有条件举办的，群众不但不觉得是额外负担，反而觉得对他们有很大好处，为他们解决了许多困难。
+
+　　有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现在的问题就是加以确切的实施。各地文教行政部门应当在当地党委和人民委员会领导下，迅速根据上述方针政策，结合当地具体情况，拟定具体计划并逐步加以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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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迅速向全体农民宣传粮食的“定产、定购、定销”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全国广大地区的农民正在开始春耕或准备春耕，为国家和自己生产大量的粮食和其他农作物。广大农民都了解增产粮食的重大意义，也看到两年来国家所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对于农民和全国人民都是必要的，有利的。但也有许多农民不知道：每年国家究竟要向他们征购多少粮食？他们生产的粮食，有多少归国家征购，有多少归自己支配？
+
+　　答复农民的这个问题是必要的。这对于提高农民的增产积极性有极大的关系。农民“摸了底”，才不会误以为他们生产得愈多，国家收购得愈多，农民所得的利益不够大。这就是说，国家每年征购粮食的一定的数目应当在春耕的时候就预先向农民宣布，好让农民根据这一点订出自己的增产计划。
+
+　　国务院和党中央要求全国各地应以乡为单位，迅速确定全乡的常年计划产量和全乡粮食统购统销的数字，一律向农民宣布，使每一户农民都知道自己起码应该生产多少粮食，使有余粮的农民知道自己只要卖给国家多少粮食，使缺粮的农民知道自己能够向国家购买多少粮食。国务院规定：在秋收后，只要年景正常，国家就按照春天宣布的数字向农民征购，无论农民增产了多少，征购的数字都不再变动。因此，农民就可以自己多留余粮，自由支配这些余粮，增加生产的利益就可以完全为农民所得。只在一省或全国范围内有某些地区发生严重灾荒的时候，灾区的粮食统购数字势必减少，灾区农民的粮食供应量势必增加，丰产地区的农民才需要多卖些粮食给国家，帮助国家调剂对灾区人民的供应；但增购的粮食数量，也不能超过丰收农民增产部分的百分之四十。
+
+　　本年度粮食预计统购数字，中央已经分配到各省，各省要很快按级分配到乡。各乡要用最快的方法传达到每户农民，使家家心中有数，早日把全年的家务安排妥当，积极投入春耕生产运动。
+
+　　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来，成绩是伟大的。依靠这个正确的政策，国家合理地调剂和供应了各个方面对于粮食的需要。一亿左右的城市和工矿区的居民得到了适量的粮食供应。约五千万经济作物区的农民、五千万缺少口粮的农民和几千万在去年遭受水灾的农民，即约近二亿农民的口粮，两年来同样得到了基本的保证。我国产粮区的广大农民，节衣缩食，勤劳生产，踊跃地把粮食卖给国家，支援国家的工业建设，帮助缺粮农民渡过困难，对国家作了光荣的贡献。
+
+　　但是，由于我国的粮食产量在短期内不可能充分满足各方面的需要，由于统购统销是一项新的工作，还缺乏足够的经验，还不能马上建立一套详细周到的制度，在这项工作中间，就难免发生一些缺点，因为各乡征购的数字没有预先规定和宣布，农民容易感觉不摸底。有些地方的农民感到统购的数量大了一些，自己留下的数量少了一些，粮食的销售还有不够公平合理，甚至造成浪费的情形。这些缺点都必须坚决克服。
+
+　　粮食不能充分地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能完全避免的。这是因为我国的工业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大量开垦荒地和帮助全国农业完成技术改造的程度，农业合作化的任务也不能在很短期间用突击的办法勉强完成。在这样的情况下，动员全国农民每年增加粮食的生产是解决粮食问题的决定环节。粮食生产增长一分，粮食不足的情况就会减少一分。粮食产量的增加取决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高涨。因此，农村工作的一切措施，都必须围绕着增加生产这个环节，都必须有利于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任何损害，都必须竭力克服和避免。
+
+　　当前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主要关键是改善粮食的统购统销工作和严格按照自愿原则整顿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而前者的影响更为普遍和重大。粮食统购统销是具体表现工人阶级同农民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解决粮食问题的原则是既要掌握必需的粮食，又要巩固工农联盟；既要照顾国家的需要，又要保护农民的积极性。因此，正确规定粮食的统购数字和统销数字是非常必要的。如果统购数字太大，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和必需的机动粮留得不够，就会妨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如果统购数字过小，就不能保证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不能保证缺粮农民、经济作物区的农民和灾区农民的需要，就会影响物价的稳定，妨碍国家的���设。采取定产、定购、定销的办法，就是保证统购统销数字切合实际、既不偏高，又不偏低的一项重要措施。
+
+　　实行粮食的定产、定购、定销的办法，农村工作干部在粮食工作中也就便于掌握政策，分清界限。各地根据分配的具体购销数字，该购的必须购足，不该购的坚决不购；该销的就销，不该销的就不销。粮食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不仅某些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可以克服，而且全年的粮食生产和购销工作有了适当的预先的安排，也有利于各级党组织对农村工作进行统一的部署。
+
+　　抓紧供销工作，提倡节约粮食，是今后粮食工作中具有决定性的问题。国家严格控制了收购数字，也就必须严格控制供应数字。现在国家规定的收购数字是很紧的，根据这个数字订出的销售计划也就必须打得很紧。过去，许多地区在粮食工作中重视统购，忽视统销，无论城市和农村，统销工作都有不少问题。在城市，粮食统销一般偏松，有些地方有严重的浪费粮食的现象。在农村，应该供应而未供应或者供应不足的现象是存在的，但更多的情形是不该供应的也供应了，应该少供应的多供应了。这一部分是由于在农村中宣传节约不够，一部分是由于有些工作人员徇私舞弊。这就加重了粮食产区的统购任务，并使国家的粮食收支平衡计划有被突破的危险。现在国家根据粮食收购计划和各方面的实际需要，制定了合理的粮食销售计划；这个计划只许缩减，不许突破。我们国家粮食统销的原则是公平合理地组织供应，既要保证城乡人民合理的需要，又要努力缩减统销的数目，并努力减少粮食消耗。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和军队的全体人员要以身作则，力求节约粮食，以便带动全体人民，把全国各个地方、各个角落浪费粮食以及在粮食工作中徇私舞弊的现象彻底消灭。鉴于粮食供应工作中不公平合理的现象相当严重，适当压缩销售又是实现粮食收支平衡计划的可靠办法，各地应该根据不同情况，组织必要的力量，在最近期间对粮食统销工作进行一次检查，使粮食统销工作做到公平合理，保证本年度的粮食销售计划的顺利执行。
+
+　　我国广大劳动农民是积极拥护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依靠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国家对农民的援助，我国的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加以统购统销的及时实行，基本上适应了各方面对粮食的需要。现在国家又实行了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办法，从根本上克服了统购统销工作中的缺点，农民只要积极增加生产，就能更好地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更好地满足自己进一步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要求。各地农村工作同志应当充分运用这一项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重要办法，把它迅速地、普遍地、正确地传达到广大群众中去，为争取一九五五年的丰收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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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坚决克服业务脱离政治的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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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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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反映了在我国过渡时期，暗藏的革命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日益加紧，日益隐蔽和阴险；也反映了在革命队伍中有很多人政治警惕性不高，甚至丧失了政治警惕性。现在，反革命分子是潜伏得更加隐蔽了，破坏活动也更毒辣阴险了，阶级斗争是越来越加尖锐、激化和复杂。因此，我们革命人民更有必要从这次惊心动魄的斗争中受到教育，提高我们的政治警惕性，在伟大英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决地肃清一切晴藏的反革命分子，以确保我们革命胜利的果实，确保社会主义建设的彻底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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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在各项革命工作岗位上的工作干部和知识分子，应该积极参加这一严重斗争，应该坚决克服业务脱离政治的偏向。党中央和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防止和克服业务脱离政治的偏向，不断地为我们敲过警钟。但是，我们却没有引起深刻的和经常的注意，造成政治上的麻木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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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克服业务脱离政治的偏向这一要求，已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进展而更加迫切了。我们现在所进行的革命，是比革命以往任何阶段更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但是我们许多人对这一情况还缺乏理解，对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不可分割的联系更体会不深。几年以来，有些人醉心於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已经滋长着骄傲自满和高枕无忧的情绪；有些人眼睛只看到局部工作，却忘掉了当前我们还处在帝国主义势力的包围和国内阶级斗争的全局形势；更多的人把我们的革命岗位工作，即我们的业务看成为与政治可以不发生关系的所谓“日常行政事务”，“技术性的工作”，“经济性的工作”。他们忘记了作这些工作的目的，也忘记了这些革命工作是什么人最关切它，希望和要求我们把它做好，是什么人最恨它，坚决要对它进行破坏；也忘记了这些工作应该依靠谁和交给谁去做和决不应该依靠谁和交给谁去做。在文教战线上，有的人认为当前教学工作中的问题是“有没有教员的问题”，“有没有教材的问题”；认为文艺工作中的问题是“有没有作品的问题”，“能不能提高创作技巧的问题”。由於不注意政治问题，不从内外的政治情况出发来处理业务工作，以致许多人变成了终日忙忙碌碌的庸人，在政治上麻痹大意，嗅觉不灵，目光越来越加短小，在思想意识的深处觉得国际国内大的政治问题都与己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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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值得注意的是，胡风集团反革命分子却比我们许多人更懂得业务与政治结合的道理。他们为进行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勾当，却经常研究“总”的情况来制定他们的步骤。他们懂得把文艺当作“阵地”，而我们许多人却不懂得。“人民日报”在“关於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的按语中已经为我们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中有些分子较之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好些人，“阶级觉悟的高低，政治嗅觉的灵钝，是大相悬殊的。在这个对比上，我们的好些人，比起胡风集团里的人来，是大大不如的。”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引为教训吗？自然，隐藏在我们人民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是少数，我们人民内部百分之九十几是好人，但是我们决不能容许我们自己以此为理由而放松对革命敌人的警惕。正因为这一情况，要求我们坚决克服业务脱离政治的偏向，百倍提高警惕，才能区别敌我，才能把一切反革命分子清查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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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深入理解：在阶级社会中生产斗争是绝不可能与阶级斗争脱离的，而我国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也是不可分割的。我们不能把生产和生产有关的工作当作可以脱离阶级斗争的“业务”来理解。我们的业务脱离政治的偏向，不是什么别的，正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阶级斗争的倾向的反映。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阶级斗争这种倾向，正是革命敌人所最欢喜的。如果这一偏向我们不坚决加以克服，任其发展，那么革命的敌人是不会放过我们工作的任何漏洞而进行破坏的。我们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以及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关的各项工作就要受到挫折、损害。
+
+　　胡风反革命集团，在解放后有了发展，他们打进了我们的一些政府机关、军事机关、教育机关、文化出版机关和报馆以及一些经济机关，他们还混进了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这都不是偶然的。不是很多人在一开始的时候，认为胡风集团的问题，不过是文艺上的思想问题，创作上的问题；不是有很多单位和很多人曾把胡风集团反革命分子，认为是“业务人才”吗？我们许多人的眼光不正是长时期停留在业务的圈子里吗？在“关於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人民日报”的按语为我们指出：“由於我们革命党人骄傲自满，麻痹大意，或者顾了业务，忘记政治，以致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这决不只是胡风分子，还有更多的其他特务分子或坏分子钻进来了。”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深警惕吗？如果我们重视了业务与政治不可分割的联系，把业务紧密结合政治，把它当作重大的政治教育工作和组织领导工作来作，那么，就能堵死一切反革命分子进行阴谋活动的漏洞，就能从我们各个战线上把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清除干净。

CCRD/3/3/6/000038.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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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保卫农业互助合作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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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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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风反革命集团在革命阵营中混了这样久才被揭穿，证明了我们很多人对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警惕性是不高的。这种情形不但在文化战线上存在，在经济战线和其他战线上也存在；不但在城市中存在，也在农村中存在。最近的各地报纸上揭露的很多这种案件，如反革命分子梁体有破坏昆明市梁家河蔬菜合作社的案件，反革命分子康恩毒死河北通县刘德林农业合作社牲口的案件，二十六日本报发表的反革命分子赵柱石破坏陕西咸阳光明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案件，以及今天本报发表的山西平顺县破获的暗藏反革命分子破坏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的案件，都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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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著名的劳动模范李顺达、申纪兰等同志所领导的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成立的第一天起，反革命分子张来全和张扁则就伪装“积极”混了进来，并且在取得了信任之后，越来越放肆地进行着破坏活动。经过三年多时间，才被破获。这个案件告诉我们，有许多同志因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已经在政治上麻痹到完全丧失警惕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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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来全和张扁则两个罪犯，在平顺西沟乡原是众所周知的反革命分子，竟能公然混入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并且一个由担任生产组长、而生产大队长、而社务委员，另一个掌握了全社的经济大权，担任了会计；以后，一个骗取了模范组长的光荣，另一个骗取了劳动模范的称号。伪装积极固然是这两个罪犯所借以取得信任的外衣，但是他们所以能达到目的，更重要的却是由于中共西沟乡支部的这样一种想法：“张来全和张扁则虽然过去参加过反革命组织，但是已经经过政府的教育，宽大释放；现在人民掌握了天下，他们还敢怎么样？”这种麻痹思想使他们忘掉了党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更尖锐更复杂的指示，他们竟以为现在可以不必重视反革命分子，也可以不必重视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这就从思想上解除了自己的武装，给反革命分子开了大门。这个教训，难道只限于平顺西沟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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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具有善良愿望的人，由于离开了阶级观点去看人看事，很容易被一时的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很容易被那些甜言蜜语顺着自己心意办事的人所迷惑。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的领导工作人员凭着张来全和张扁则入社初期伪装“积极”的一点本钱，就一笔抹掉了他们的罪恶历史，给了他们以无限信任；认为他们“还能干”，“又好领导”，“改造得好”，“思想进步”。而对于以后这两个反革命分子一连串的破坏活动，如挑拨党内同志的关系，破坏党员和非党员的团结，破坏贫农和中农的团结，以致于一再破坏生产，破坏社的公共财产等等，竟一点没有发觉。甚至群众已经批评社的领导人员“忘了自己人，看上了敌人”，还没有能引起社的领导人员的警惕，反而认为群众狭隘，群众疑心大。而事实上，却是这些领导人员落在了群众的后面：不是群众疑心大，而是领导人员自己丧失了阶级警惕性；不是群众狭隘，而是领导人员自己宽大无边纵容了反革命分子。诚然，我们党和人民政府对待反革命分子是采取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的；几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政策的指导下，有不少反革命分子经过劳动改造、管制和教育，已经彻底悔改，重新做人。但是，我们并不相信任何反革命分子都能够摇身一变，立地成佛。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除了依照法律进行必要的惩处和管教以外，还必须对他们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对他们进行日常的监督，这不只是可以防止他们重新作恶，而且还可以更有效地监督他们真正改邪归正。象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那样，不但吸收反革命分子入社，并且把生产和经济的大权送到他们手里，盲目地给予信任，是极其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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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许多人有一种天真的想法：既没有放火，也没有杀人，怎么会是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活动呢？他们以为既是反革命分子，就一定是凶神恶煞，横眉竖眼的家伙；哪里会是待人“和和气气”，表现“老实”，劳动“积极”的人，或者哪里会是“热情”对待青年，为人“亲切可近”，会做诗，会写文章，会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呢？他们不懂得反革命分子是十分阴险诡诈的，反革命分子为了进行破坏，常常是在看不同情况，不同对象，采取各种各样不同手段的，而不只是采用一种杀人放火的手段；许多人也不懂得现在已经不是反动派的天下了，反革命分子在多数情形���并不轻易地公开杀人放火，他们已经狡猾地戴上假面具，采用“钻进肚皮去的战术”，企图混进人民的队伍，骗取信任，建立“据点”。这些反革命分子的阴险，就在于骂人不带脏字眼，打人用的是橡皮包着钢丝的鞭子，杀人是用的不见血的刀子。试看胡风反革命集团是这样的，张来全和张扁则不也是这样的吗？张来全和张扁则嘴上拥护农业合作化，暗地里却用着最毒辣的办法，破坏生产，损害社员利益，破坏贫农和中农的团结，破坏党的阶级路线，妄想从根本上来搞垮农业生产合作社。他们对待李顺达同志，当面事事拥护，甚至出头给李顺达同志多评劳动日，可是一背过脸来，哪怕是最小的空子，李顺达同志偶尔一次没有能同群众一起去扫雪，也被他们利用来进行破坏活动。混进陕西咸阳光明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反革命分子赵柱石，也是施用这种阴险手段进行破坏的，他不只是第一个报名入社，而且在入社报名大会上报告他如何“说服全家人同意入社”，入社后处处宣传“没有文化领导不了合作社”，骗到社的管理委员会委员兼会计。当选出的三个正副社主任都是南村人时，他就挑拨北村起来闹“趁早和南村分社”。当社主任杨秉彦到县上去开会，社里由副主任马天升负责时，他在一贯挑拨他们的关系基础上，进一步对马天升说：“二哥，社里的功劳再大，也是人家杨秉彦的，你看上县开会谈啥工作，都是人家杨秉彦去；干脆咱们不如少管事，把社的生产弄个稀烂，看他杨秉彦到县上去说个啥！”他出主意弄死牲口，弄荒田禾，还故意利用会计的职权，错记劳动日，使得社员之间互相吵闹，果然就把社的生产真的“弄烂”了。请大家想想，难道这些破坏活动，不是同杀人放火一样，会使我们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遭受到重大的危害吗？俗话说，明箭易躲，暗箭难防。我们决不能因为敌人没有天天杀人放火，就麻痹大意起来。我们发现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要细心识别它究竟是由于缺乏经验所造成的，还是由于故意的破坏；听到了不满的意见或谣言，也必须区别它是出自落后群众的不了解，还是破坏分子的捏造和挑拨。我们必须懂得，在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化的时期，人民的力量越是强大，敌人就越是阴险狡猾，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也越加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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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懈和麻痹的思想是右倾的思想，是实际上忘记阶级斗争或实际上否认阶级斗争的思想。党一再指出过，在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阶级斗争更加深刻，更加尖锐。但是有些人却不用这种观点来分析当前的斗争，来指导自己的工作和思想。有些人认为经过土地改革和生产运动，广大农民经济上升了，加上对于富农经济的限制，富农经济衰落下来，农村“中农化”了，“用不着阶级斗争了”；于是，敌我不分，对阶级异己分子丧失了警惕。另外一些同志看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农民社会主义觉悟程度的提高，认为农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成问题了，事情好办了，于是一心埋头于领导建设，领导生产，对政治斗争漠不关心。目前，农村里不只是有群众觉悟提高、合作化运动开展、事情好办的一面；虽然这是主要的一面、是主流，但是我们也千万不要忘记还有资本主义残余势力千方百计地阻挠反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如果忽视了这一面，就会产生和滋长着右倾思想，就会对敌人的活动嗅觉不灵，熟视无睹。我们必须批判这种右倾思想，才能提高警惕，加强同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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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的，我们不能空喊提高警惕。我们需要通过每一个反革命案件的揭发，在知识分子中通过胡风事件，在农民中通过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中的反革命活动事件，来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吸取教训，认清目前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发展，阶级斗争日益复杂化和深刻化的形势，认识被消灭的阶级是不会甘心死亡的真理，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这些反革命势力镇压下去。中共平顺县委接受了反革命分子破坏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的教训作出决定，指示全县的党的支部，要进行学习和检查，并要有计划地领导所有的合作社和互助组进行学习和检查，克服麻痹思想，提高警惕性，提高阶级觉悟，审查干部，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巩固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加强治安保卫工作，以保障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这是十分必要的措施。只有这样，才能够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保证农业的���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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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深入学习“关於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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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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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於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已经出版。我们具有阅读能力的工作干部和知识分子，应该认真深入地学习这一对暗藏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的胜利材料。因为材料中的“序言”“按语”和“人民日报”社论，是我们向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的火炬。
+
+　　这一材料教导了我们要经常记住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它教导了我们要从国内外阶级斗争力量的对比和发展变化来看问题，来掌握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活动规律、方式方法，来认清敌人，来战胜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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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材料的“序言”中，为我们指出：“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於辨别好人和坏人。我们善於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於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这就是说，我们革命人民还没有很深入地理解在当前国际形势和我国过渡时期的具体情况下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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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国际形势，简括来讲就是：除了帝国主义阵营以外，还有一个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越来越多争取民族解放的被压迫人民，同我们站在一起。在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大於帝国主义阵营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正在加紧扩军备战，并比以往更加积极地派遣了大批特务间谍到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进行颠覆活动。而且这种颠覆活动，在资本主义国家方面，凡是不愿追随美帝国主义集团的国家里，也不断地发生着。例如在南美洲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里，这种阴谋颠覆活动有的还采取了武装暴动和内战方式。这难道不值得我们警惕和全世界各国人民警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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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国国内形势来看：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於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日愈巩固，我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民大团结的局面。几年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和国防力量方面都已经有了极大的成就，社会主义思想亦已树立了压倒一切的优势。这些成就都是我们同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激烈斗争中取得的。我们的胜利，就是他们的失败。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觉得几乎到处没有一块“干净土”，他们觉得“小媳妇一样，经常的怕挨打”，这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这一局面的出现，正如第二批材料的“按语”所说：这正是几千年没有过的极大好事，“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我们每年的国庆节，首先就是庆祝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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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我们还必须估计到“序言”中所说的这一情况：“我们过去是处在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一次彻底的清理。”因此，可以设想，在我国过渡时期，这些派遣并潜伏在我国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帝国主义国民党匪帮分子和国内已被消灭、将被消灭的阶级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必然会互相勾结并与外国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利用每一机会来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企图使反动统治在我国复辟。他们的活动方法虽然多种多样，但在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日益巩固的情况下，他们却不得不采取极为隐蔽的方式，他们的主子也正命令他们这样做。十分显然，无论从他们与外国帝国主义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来看，从他们活动的实质来看，从他们活动的方式方法来看，他们都不能不是帝国主义国际阴谋破坏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不会不是帝国主义侦探机关的无价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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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来讲：帝国主义存在一天，国内敌对阶级存在一天，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也存在一天。一切反革命分子，无论是集团或个人，今后将继续采用他们的主子所传授的阴谋破坏的方法，继续走这条失败的老路，来袭击我们，这是势所必然的。而当反革命分子进行垂死挣扎的时候，他们往往高估自己的力量，低估我们的力量，也和他们主子的猖狂是一模一样的。因此，我们应该经常记住：我国还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中，过渡时期阶级斗争正日益激烈而尖锐，特别是在我国当前还处於和资产阶级联合，小资产阶级还像汪洋大海的时候，如不经常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不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任凭他们进行“争取人”“联络人”和破坏活动，这样发展下去，那就会使我们遭受到“集束手榴弹”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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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如能深入学习“关於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从中吸取教训，就能提高我们的阶级觉���和政治嗅觉，提高我们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识别能力，在中国共产党英明的领导下，同全国广大人民一道擦亮眼睛，进行彻底清查，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绝对逃不出人民的法网的。像胡风反革命集团尽管很巧妙地隐蔽得很久，但终於被揭露了。这就是最好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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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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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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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真实面目和罪恶活动的揭露，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同时也提高了广大人民对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活动的警惕。人民群众纷纷要求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这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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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风和胡风集团分子的主要特点，是他们采取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两面派的手法，把自己巧妙地伪装成马克思主义者、革命者和共产党的拥护者，伪装成人民的朋友，尤其是青年人的朋友，借以迷惑党和人民，蒙蔽党和人民的眼睛。他们二十多年来处心积虑钻入革命队伍以至共产党内，从内部来破坏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破坏共产党，为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匪帮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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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装进步和革命、钻入革命阵营和共产党内来破坏革命的不只有胡风集团，而且还有帝国主义特务机关所派遣来的特务；还有国民党“内调局”、“保密局”、“大陆工作处”的各式各类的特务，也有一般的反动军官、反动党团骨干、反动道首和他们所组织的反动组织。这样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无论在财政经济界、政治法律界、文化教育界和各党派、各团体中都有。这些分子不一定能象胡风分子们那样背诵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不一定会做诗会写文章，但他们也是在表面上“顺着”革命，称赞革命，阿谀革命，甚至在钻入了革命组织以后装得勤劳刻苦，以图骗取信任，却是同胡风分子相似的。这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真正目的，都在找我们的弱点、钻空子，偷窃我们党和国家的机密，向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供给有关我们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情报；或者散布谣言，煽动群众，制造纠纷；或者直接进行纵火、爆破、暗杀、暴动之类的破坏活动。
+
+　　应当指出，从中国革命胜利以后，采取两面派手段来对我们进行隐蔽的斗争，已经成为反革命分子进行活动的主要策略。他们所以采取这种策略，是因为他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人民群众中具有无限的威信。人民民主专政是十分巩固的，谁要公开地正面地起来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权，谁就会遭到广大群众的沉重的打击。因此，他们就采取隐蔽的斗争方式，把自己那副反人民的狰狞可恶的真实面目遮盖起来，暗中进行破坏活动。这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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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一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把一个很大部分的公开和暴露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这种公开的暴露的反革命分子也还有一个不小的部分没有肃清。至于大批的采取两面派手法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则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坚决的揭露和处理。相反的，他们却用各种伪装欺骗了我们，钻进我们的“肝脏里”来了。他们所以能够钻了进来并且长久地暗藏起来，这是因为我们的机关、团体、企业、部队、学校、合作社在接收人员的时候，缺乏严格的审查；也因为我们是胜利者，各种各样的人都向我们靠拢，其中不免混进一些反革命分子，而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彻底的清理；还因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采取了两面派的欺骗手段，我们要想辨别和清理他们，就必须依靠领导机关的正确指导和广大群众的高度觉悟相结合才能办到，而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缺点的。我们的很多人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警惕性不高，许多人简直丧失了警惕性。有的人认为“政权在我们手里，有几个反革命分子也不要紧”，“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几条小鱼翻不起大浪，不必小题大作”；有的人认为“业务太忙，搞好业务就是政治”；还有的人认为“反革命分子在别处有，在我这个部门是没有的”。这些人忘记了，如果让反革命分子的阴谋得到成功，那就是反革命的复辟，那就是中国倒退几十年，那就是千百万革命者人头落地。对反革命的宽容，就是养起老虎来吃掉自己。正是因为不少人有这些极端危险的右倾思想，才使得我们不少部门在党内斗争、思想斗争、干部工作和人事工作方面采取了“宁右勿左”的作法。这就使得我们队伍中许多人丧失了政治警惕性，不能辨别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使很多人长期和老虎睡在一起还不知道，或者明明发现了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思想也不敢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是目前革命队伍中的主要危险和主要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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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轻敌麻痹的右倾思想支配之下，现在有许多同志听到反革命谣言不过问，发现了事故不追查，在押罪犯和被管制分子跑了不追究，群众来报告反革命活动不理睬，甚至发生了重大案件也不积极侦察破案。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看到有机可乘，就加紧了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一九五四年经济企业系统发生的大小事故中，已查清为反革命破坏事故的有三百四十多起，没有查清的比这个数目还要多得多。农村反革命分子纵火焚烧粮仓、森林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财产，进行凶杀谋害的案件为数也很多。这种惊心动魄的事实，难道还可以视若无睹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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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人是一定要来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的，是一定要来企图实行反革命的复辟，颠覆人民民主政权的。可是，只要我们广大的干部和群众警惕起来，随时随地注意起来，这些暗藏的敌人就都是可以被发现和清除的。我们完全相信，反革命分子虽然数量不少，虽然非常狡猾，但是他们究竟是绝对的少数。我们现在的党政军民各机关、团体、厂矿、学校、部队、合作社中，所有人员，包括起义人员，留用人员在内，绝大多数的人，即百分之九十几的人，都是好人。他们之中，有一些人是有错误和缺点的，但他们还是属于好人一类。只要这百分之九十几的好人眼睛擦亮了，只要他们懂得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手段和危害性，只要他们同公安部门，同干部工作、人事工作部门密切结合起来，向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就一定可以肃清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被揭露，就是一个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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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的迫切任务就是要通过胡风事件，在所有我们的机关、团体、企业、部队、学校和合作社以至城乡的广大人民群众中进行广泛深入的教育。这是肃清暗藏敌人的斗争顺利开展的根本关键之一。各单位的负责同志要亲自动手作报告，组织阅读文件和讨论。讨论要密切联系实际，联系到暗藏的敌人可以怎样在自己这条战线上、在自己这个部门中和在自己这个地区内进行破坏活动，以至钻进“肝脏里”来。应当使每一个人了解：暗藏的敌人不但会披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来散布反动思想，会装作勤劳刻苦的样子来骗取信任，以便背后捣鬼；而且还会假造历史，假造党的介绍信，假造文件和勋章，钻进我们队伍里来。应当使每一个人了解：我们的麻痹大意、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等缺点错误，都可能受到敌人利用。在广大城乡群众中，则必须通过已经破获的具有典型教育意义的反革命案件，进行深入的宣传教育，使群众了解敌人的各种阴谋破坏手段，懂得怎样识别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积极起来揭发并协助公安机关捕捉这些反革命分子，保护自己的革命果实和社会主义前途。这种教育工作做得越广泛，越深入，群众的眼睛擦得越亮，越能克服麻痹大意，就越容易揭露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越有保证实现提高警惕，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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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肃清反革命分子，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人人加以密切关心的工作。全国人民都必须深刻地接受胡风事件和其他反革命破坏事件的教训。各个机关、团体、企业、部队、学校和合作社都必须把接受人员时的审查制度严格起来和健全起来，党组织尤其要把接受新党员的制度严格起来和健全起来，防止任何反革命分子混入；同时必须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办法，对那些来历不明或形迹可疑的人进行彻底的清理。要严格地把好人和坏人分别清楚。不能把好人的某些一般性质的可以改正的缺点和错误，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破坏混淆起来。但是对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却不能丝毫放松，不能让他们用假检讨、假反省、避重就轻等两面派手段敷衍和蒙混过去。在厂矿企业中，必须加强保卫工作，对于各种事故必须下决心彻底地查清底细，使反革命分子不能在自然事故和责任事故的掩盖下进行破坏。在城市和农村中，对于纵火、暗杀、爆破以及各种破坏统购统销和互助合作的事件，必须大力组织侦察，同时发动广大群众协同破案。公安机关和群众性的治安委员会，都应该积极加强对敌斗争，有组织有计划地清查所辖区内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总之，全国人民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努力，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不让一个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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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忽视政治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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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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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风反革命集团被彻底揭露是全国人民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的一个重大的胜利。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要坚决肃清胡风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并从这个事件吸取充分的经验教训。我们应当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必须在共产党员、革命工作人员和一般革命知识分子中间反对只顾业务、忽视政治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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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进行的；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阶级斗争不是缓和而是更加尖锐了。许多事实说明了这一点。胡风反革命集团就是我国当前阶级斗争中反动阶级的代表。他们通过所谓文艺理论提出一套反革命的纲领，主张作家不问政治，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他们表面上好象只是谈的文艺问题，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是要使革命工作人员和革命知识分子都脱离政治。我们如果不过问革命的政治，就便于胡风等反革命分子进行反革命的政治活动；我们如果不积极参加革命的阶级斗争，就便于胡风等反革命分子进行反革命的阶级斗争。事实上，已经有一些人受了胡风分子的欺骗，走上了脱离阶级斗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路子；胡风等反革命分子就利用了某些人忽视政治的弱点进行反革命活动，甚至把他们俘掳过去。因此，我们今天再一次提出反对忽视政治的问题就有极大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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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革命队伍中有一些人至今对业务同政治的关系还有不正确的看法，表现了不同程度的忽视政治的倾向。他们首先是忽视各项业务工作的政治意义，忽视业务同政治的联系。在他们看来，自己所做的工作只是经济工作、文教工作、技术工作，等等，好象这些工作同政治没有关系。他们或者干脆说“生产就是政治”。他们把生产和政治等同起来，实际上否定了生产斗争跟阶级斗争的关系。他们不了解，目前在我们的国家里，各项工作都是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总的目标。任何革命工作都不能同阶级斗争分割开来，恰恰相反，它们都是阶级斗争的一环。在阶级社会中，生产斗争也不能离开阶级斗争。我们同敌对阶级进行的斗争正是通过政治、经济、思想等各种领域的各项具体工作而展开的。阶级敌人也是从来不放松对我们的任何部门、任何方面的工作进行破坏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以文艺为阵地，系统地传播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同时在我们的不少政府机关、军事机关、文教机关、经济机关、群众团体乃至共产党内发展他们的反革命组织，这个事实难道还不足以使我们清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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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忽视业务同政治的联系，加上因胜利而来的骄傲自满情绪，就使得许多同志在政治上麻痹起来，阶级斗争的观点十分薄弱。有些部门的领导者只要求工作人员完成任务和指标，却不问在完成任务和指标的过程中是否贯彻了党的政策，也不问工作人员的思想作风有什么问题。他们忽视党在企业中的政治思想领导，听任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有的人还认为保卫工作可有可无，把政治事故当作责任事故甚至自然事故，不查不究。在使用和配备干部方面，有的违背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只看“才能”，不问政治品质，结果让一些反革命分子混进我们的革命队伍甚至党组织中来，并且受到信任和提拔。不久以前吉林省公安机关在森林工业部门中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其中一个有六条人命血绩的反革命分子郑殿铭，就是乘森林部门招募工人时审查不严混入八家子森林工业局的，而且因为他“有文化”、“能说会道”，这个单位的行政领导人员就把他当作积极分子，送去学习培养，回来后便担任了工会副主席。象这样的例子在其他部门同样也有。这种只看业务、不看政治，忽视阶级斗争的倾向如果不注意加以克服，就不仅不能使我们的业务工作顺利进行，而且必然会给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大开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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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视政治的倾向的另一种表现，是不关心国内外大事，不研究国际、国内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同我们日常工作的关系。我们当然希望许多同志都要努力使自己成为本行业务的专家。但是对于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作者来说，他不仅应当是精通本行业务的能手，同时还应当是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如果作为共产党员和工作干部而不关心时事政治那是很不应该的。不久以前轻工业部供销总局在干部中举行过一次时事测验，参加测验的干部有将近三分之一不及格。不���同志对国内外一些十分重大的事件也不知道。有的同志强调“工作忙”而不看报纸，或者至多看看标题。有的共产党员作家不愿看党关于各种重要问题和工作的指示文件，有的同志不愿参加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活动、社会活动、外交活动，把它们看成“额外负担”。有的领导同志不领导群众学习时事，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武汉有的工厂的工人就曾向领导方面提出过这样的批评：“我们每天大会小会都谈生产，对时事政治不关心，这样下去我们工人就变成糊涂蛋了！”这个批评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作者在任何时候都应当认清我们所处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并帮助广大群众认清国内和国际环境；把自己的日常工作同党和国家当前的重大斗争任务联系起来。这样，我们才不致于堕落成为鼠目寸光、只图眼前利益的事务主义者；我们的业务才不致脱离当前的政治斗争，而能够很好地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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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克服忽视政治的倾向，还必须大大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和宣传。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我们胜利地进行革命斗争和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正是因为这样，任何阶级敌人，胡风反革命集团也不例外，总是极端仇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或者公开地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来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缩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阵地，缩小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扩大资产阶级的思想阵地，以便从思想上来瓦解革命队伍。我们有些同志还不懂得或不完全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在口头上虽然也承认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实际上对学习却缺乏自觉、缺乏主动。中共广西南宁市委曾在干部中进行关于批判胡适、胡风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报告，有的同志竟认为“我不搞文艺工作，它同我没有啥关系”。这些同志不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就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只有认真学习唯物主义，努力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思想武器，我们看问题才能看得深、看得远；才有识别和防御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思想毒素的能力；才能够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在各项工作中不犯或少犯错误，并取得进步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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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许多地区的党委正在通过胡风事件向广大党员、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并动员人们积极参加这场激烈的斗争。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有的党组织对于这一严重斗争仍然重视不够，这就必须迅速纠正。我们要用大力来领导进行这一重大的斗争，以便今后在这个基础上更加有系统地领导和组织党员、工作人员和知识分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政策学习和时事政治学习；在推动他们钻研业务，掌握业务的同时，要引导他们关心政治，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我们要用阶级斗争的现实和历史的教训，不断地提高每一个共产党员和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观点和政治警惕性。＊

CCRD/3/3/6/000042.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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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防阶级敌人混入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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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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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所共知，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正因为这样，我们的阶级敌人就千方百计地企图钻到中国共产党内来。这是敌人破坏我们党的最阴险最毒辣的一种手段。事实证明，我们的有些阶级敌人运用伪装和欺骗的伎俩，的确钻到我们党的队伍中来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中的一些反革命分子取得了共产党员的称号，就是明显的证据。事实同时证明，钻到我们党内来的绝不限于胡风反革命集团中的一些人，还有其他反革命分子、阴谋家、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等等坏分子。有的地方，党的基层组织完全被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所操纵。内蒙古自治区库伦一区查杆朝老台村的党支部，在去年被宣布解散和彻底整顿以前就完全被流氓、盗匪、反动会道门道徒以及屠杀过革命干部的反革命分子所掌握。党组织严重不纯的现象，甚至在个别党的领导机关中也存在着，中共黑龙江省虎林县委会被阶级异己分子前任县委书记高军和前任县委副书记线德璧所篡夺就是例证。直到去年十月这一严重问题被揭发以前，这个县委会在一个长期间一直在阶级异己分子的操纵和把持之下，致使坏分子得到重用和提拔，好干部受到歧视和打击，有些地主又从贫农手中夺去了土地和生产资料，四分之一的地主富农公开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百分之九十二被褫夺了公民权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在普选中又恢复了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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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情况充分说明，敌人正在加紧向我们的革命堡垒进攻，并加紧钻入堡垒内部来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这些情况也充分说明，我们某些党组织和某些共产党员对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将日趋激烈和尖锐的形势缺乏足够的认识，被革命已经取得的胜利所陶醉，变得麻痹大意起来。因此，如何提高革命警惕性，如何同企图混入和已经混入的阶级敌人进行斗争，进一步纯洁党的队伍，进一步提高党的战斗力，就成为所有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迫切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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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所有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必须用高度的革命警惕性来对待发展党的工作，必须对每一个申请入党的人的历史和政治面貌进行严格审查，特别是对那些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和参加过反动党团会道门的人，尤其需要严格的审查。只有证明他们完全抛弃了自己原有的阶级立场，确实断绝了和反动组织的联系，并且向党作了毫无保留的真诚交代之后，才能按照党章规定的手续，接收他们入党。那种只看重现在的表现，而不看重查清历史的作法，是同我们党的严肃性不相容的。因为，对于一些企图钻到我们党内来的阶级敌人来说，查清他们的历史是识别他们的关键之一。党组织的责任，就是不要被阶级敌人的伪装所迷惑，要善于经过审查他们的历史，剥去他们的伪装，使他们显出原形来。审查历史的重要方法是对证。有些党组织对申请入党者的历史虽然也作了所谓审查，但他们不是把本人叙述的历史拿到当地党组织和群众中去寻求证明，而是轻易相信本人的叙述。比如吉林省蛟河矿务局材料科支部去年发展的两名党员就没有对他们叙述的历史进行对证，而轻易相信了他们；结果在他们入党之后不久，公安机关就逮捕了他们，因为他们是合谋残杀过三名革命工作人员的漏网反革命分子，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隐姓埋名，从山东原籍潜逃到东北来的。他们本人所叙述的历史几乎全部是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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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发展党的工作中，必须坚持共产党员的标准，必须严格履行入党手续，不这样，不但不能保证共产党员的质量，同时也会给阶级敌人混入党内开了方便之门。我们党所以要对积极分子作长期的教育和考察之后才个别地接受他们入党，以及在入党时必须履行严格的入党手续，一方面是为了把积极分子提高到共产党员的水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阶级敌人钻到我们党内来。而目前某些党组织在发展党的工作中不注意党员的质量，不按照党章的规定接收党员的现象是严重的。湖北省宜昌县第四区去年发展党员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个区去年八月一批就发展了八十九名党员，这八十九名党员全部没有经过支部党员大会的讨论通过，而是由区委会根据所谓积极分子名单圈定、讨论和批准的，多数党员为了填表和宣誓临时才找入党介绍人，还有个别党员直到现在都不知道谁是他的入党介绍人。结果，这八十九名党员中就有三十八名够不上党员标准，更严重的是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以及历史上有严重政治��题的分子就占了十名。胡风反革命集团中的骨干分子绿原，在耍尽了伪装和欺骗的手段钻进我们党内以后，给胡风写信报告说：“这个过程对于我们实在是一场斗争。”请看，反革命分子对他们打入党内这件事是如何重视和认真，把这看作一场斗争，而我们有些党组织呢？倒反而不是把发展党的工作看作一场斗争，看作同一切企图混入党内的阶级敌人的一场斗争，而是随随便便，漫不经心。这种现象还能继续容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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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加强对候补党员的教育和考察是目前党的建设中必须加以注意的一项重要工作。这种教育和考察的目的，不仅仅在于逐步提高候补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使候补党员逐步达到正式党员的标准，争取按期转正，更重要的是利用候补期间来进一步考察这个候补党员是否忠于党的事业。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七条规定：“候补党员候补期的作用，是使候补人接受初步的党的教育，并在工作中保证党的组织考察候补人的政治品质。”这就是说，候补期是对候补党员能否作一个共产党员的重要考验，如果在候补期的考察中发现候补党员有政治问题，党组织即可随时取消其候补党员的资格。所有党组织都应当领会党章这一条的精神，并在发展党的工作中贯彻这一条的规定。目前大量存在的只管发展，不管教育和考察的偏向，对纯洁党的组织的要求是相违背的。对候补党员放松教育和考察的结果，除去使得部分候补党员不能按期转正，或者即使转正了也不能保证党员的质量，还可能使取得候补党员资格的阶级敌人畅通无阻地钻到党内来。事实证明，考察候补党员的政治品质对防止阶级敌人混入党内是十分重要的。中共山东省交通厅公路局委员会，不久之前把骗得候补党员资格的阶级异己分子冯殿成清除出党，就是很好的证明。冯殿成在一九四九年混入革命队伍以后，工作上一贯伪装积极，一直得到党和群众的信任，并且骗得了“功臣”称号，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被接受入党。入党之前，有关的党组织也曾派人到他的家乡对他的历史作过考察，但由于没有深入群众，并未发现问题。入党之后，党组织对他的历史继续进行考察，结果发现他是曾经组织地主向贫雇农实行倒算的富农分子，并且是亲自参与活埋三名革命同志的凶手。这样，党组织就立即把他清除出党，这个在革命队伍中混了五、六年又企图钻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的阴谋没有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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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末，是不是说只要严格审查了申请入党者的历史，只要坚持了入党者的共产党员的标准，只要对候补党员作了教育和考察，党内就不会混进来阶级敌人了呢？不是这样。因为，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阶级敌人的伪装会更加巧妙，活动会更加隐蔽，我们要辨别他们也会更加困难的。其次，我们发展党的工作虽然一定会大有改进，但不可能就没有疏忽和错误，而所有的疏忽和错误，都可能成为阶级敌人混进来的漏洞。还有，阶级斗争必然会在我们党内得到反映，我们党内的某些不坚定不可靠的分子也会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利用以至走上背叛党和背叛革命的道路。所以，认为只要我们提高了革命警惕，党内就不可能再混进来阶级敌人，这是一种不懂得阶级斗争规律的天真想法。因此，所有党组织，必须根据今年三月全国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加强对全体党员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监督。这种监督，不仅能够随时帮助共产党员克服缺点纠正错误，同时也可以及时发现混入党内的阶级敌人的活动和及时发现党内的蜕化变质分子。所有党组织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和处理党内的一切重大问题，绝对不能采取麻痹大意和官僚主义的态度。最近被开除党籍的傅文坛，是前中共天津市委员会候补委员，天津市一区区委书记，他是一个长期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自从一九五一年的“三反”运动以来，干部和群众就对傅文坛的勾结反革命、贪污受贿、投机倒把、腐化堕落等错误不断有所揭发。可是，中共天津市委会由于官僚主义和麻痹大意的结果，对这个“老党员”“老干部”的盲目信任到了这种程度：不但没有根据干部和群众的揭发去作深入调查和严肃处理，反而在去年中共天津市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把傅文坛提名为市委委员的候选人。这个事实表明，党组织要是丧失了革命警惕性是多么危险，党组织要是不对全体党员包括那些负责的老的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是多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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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正在发展着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要求党不断加强领���。这就是说，继续发展和壮大党的组织还是今后党的一项重要工作。积极地发展党员，又不让阶级敌人混入党内，不断纯洁党的组织，把混进来的阶级敌人和党内的蜕化变质分子清除出去，这就是全党在发展党和巩固党的任务中所必须严格遵守的原则。＊

CCRD/3/3/6/00004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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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必须放手发动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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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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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以来，我们国家曾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肃清了一大批公开的和暴露的反革命分子。同时也从厂矿、企业、机关、学校、军队和广大城乡社会中清除了一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包括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集团派遣进来和埋伏下来的特务间谍。这对于保卫国家经济建设、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巩固人民的政权都起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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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公开的暴露的反革命分子还有不小的一批没有肃清，至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则还远没有肃清。他们隐蔽起来，有的伪装革命，利用我们的麻痹大意，钻进革命阵营以至共产党内。最近揭露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就是一个证明。现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正在大规模地展开，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为了阻挠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正在对我国进行战争威胁，并加紧了反革命的特务间谍活动。国内已被消灭和将被消灭的阶级中的反革命分子，则逐步和特务间谍分子相互勾结起来，加紧对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进行破坏。在农村，敌人利用我们农村工作中的某些弱点和困难，积极进行造谣挑拨，煽动扰乱，进行凶杀暗害的活动。在厂矿企业部门，敌人利用我制度不严，干部技术能力不高，制造着各种破坏事故。钻入我国家机关和共产党内的敌人，则窃取我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机密，供给帝国主义。这些情况表明，目前我们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加隐蔽、更加复杂和尖锐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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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保证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巩固，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顺利成功的必要工作，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要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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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才能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呢？几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要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依靠领导机关的正确领导和广大群众的高度觉悟相结合才能办到，必须依靠公安保卫机关的专门工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加防奸反特斗争相结合才能办到。过去我们在这条战线上所取得的每一胜利，都直接间接取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人民群众提供了大批的线索和可靠的证据，并协助公安保卫机关破获了许多难以破获的案件。人民群众的这种自觉的行动，使反革命分子没有藏身之地。今后要在这条战线上取得更大的胜利，直至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必须广泛地深入地发动群众，使公安保卫机关的专门工作和广大群众的防奸反特斗争更好地密切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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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我们的一些同志中有一种错误的思想，就是认为过去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时对付比较公开暴露的反革命分子可以依靠群众，现在对付隐蔽的敌人，只要依靠领导与专门机关就够了，用不着动员广大群众参加。他们借口这一工作有秘密性，怕群众知道，泄露秘密；他们还借口这一斗争的复杂性，怕群众参加后会搞乱或搞错了。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下，我们的某些领导人员对于当前在国家机关、党的组织、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经济机关中所进行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束手束脚，不敢大胆放手地发动群众。他们害怕机关空气紧张，以平时状态布置当前运动，动作迟缓，斗争展不开，有的甚至在群众斗争情绪激昂，尖锐地揭露反革命的言论和行为时，唯恐过火，过早地在大会小会上批判急躁情绪，急忙宣布“纪律”，实质上是给群众泼冷水。有一些单位不去认真地发动群众开展斗争，揭发反革命的言论和行动，企图以司法手段代替群众运动，抓几个反革命分子了事。也有一些单位借口业务忙而不认真开展斗争。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的单位，仍有不少反革命分子在运动中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拒不交代，威胁动摇者，阻挠别人坦白，销毁证件，订立“攻守同盟”，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没有被打击下去。另外在我们某些专门机关和人员中存在着神秘化和孤立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在他们同暗藏反革命分子的经常斗争中，不去注意教育、组织和发动群众参加这一斗争，看不见群众的力量。许多地方发现了反革命破坏事故，不动员群众协助追查，发现了反革命标语，偷偷擦掉，不敢让群众看见，据说是怕群众看见影响不好。单靠专门机关去侦察许多反革命案件，不去发动群众协助破案。有些已经破获的案件应当向群众宣传的也不去向群众宣传，这样就把群众的眼睛蒙蔽起来，结果反而便利于���革命分子的活动。许多地方和部门对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至今还限于少数领导人员和专门机关在那里孤军作战，斗争的范围很小，不能形成声势浩大的力量。这是暗藏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打击的主要原因。神秘化和孤立主义思想不但妨碍专门机关和群众的结合，也严重地妨碍着各个对敌斗争部门相互配合和统一作战。另外有些人虽然在思想上认为对暗藏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必须依靠群众，但如何依靠群众，如何把专门机关的工作同广大群众的防奸反特斗争结合起来，则缺乏具体的办法，也没有积极的行动，因此他们的群众路线还停留在口头上，而没有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解决。
+
+　　为什么对暗藏反革命分子斗争必须要依靠群众呢？因为暗藏反革命分子特别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的暗探奸细，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最危险的敌人，他们的行动严重地危害着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如果他们的阴谋得到成功，那就是反革命的复辟，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十年。因此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是每个人所应当密切关心的问题，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不能把这样一个严重的斗争看作是与多数人无关的少数领导人员和专门人员的事情。大家知道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无孔不入，无隙不钻的，只要他们发现我们那里有弱点可利用，那里防范不严，那里领导和群众警惕性不高，他们就向那里钻，因此任何一个地方、部门与角落，如果不把群众的警惕性提高起来，不去组织群众的防奸反特工作，就有可能被暗藏敌人钻进来。对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仅仅依靠少数领导人员和公安机关的眼睛是不够的，必须所有人的眼睛都睁开以后，反革命才没有藏身之地。我们不能因为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更加隐蔽，这一斗争越来越复杂，而不去依靠群众，相反的，正是因为反革命分子更加隐蔽，斗争更加复杂，因而更加需要依靠群众，更加需要有千百万双眼睛去监视敌人。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及其他许多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被揭露，还不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吗？还不是证明了只要群众眼睛睁开以后，任何狡猾的反革命分子都难以躲藏吗？须知，反革命分子有时可以瞒过领导，也可以瞒过公安机关，但他们不能瞒过广大干部和所有的人民。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反革命分子总是要生活在群众之中，任何狡猾的反革命也不是“天衣无缝”的。反革命总是有来历的，总是有可疑的历史的，他既要反革命就会有反革命的活动，既有反革命的活动就会有被发现的可能。过去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没有被彻底揭露出来，倒不完全是因为他们的本领高明，而主要的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所有的干部和群众发动起来，提高他们的警惕性，使其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因此，今后必须全党动员，全国人民动员，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反革命分子最害怕的是群众的发动与群众警惕性的提高。因为群众最知道反革命分子的底细，最能揭露反革命分子的真面目与一切罪行。只要群众发动起来，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就会被打击下去，反革命分子不能不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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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发动起来后会不会把斗争搞乱与搞错呢，当然搞乱搞错的可能不是完全不存在的，但这个问题不在于群众，而在于领导。搞乱和搞错的地方，经常是领导者不负责任或不积极负责领导的地方。如果领导能够重视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工作，首长负责，亲自动手，正确执行中央所规定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并依靠群众，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并以之教育群众，则不会搞乱搞错，反之，如果领导者不负责任或不积极负责，不发动群众或者不充分发动群众与暗藏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并在斗争中经常教育群众，就很有可能发生乱子与错误。经验证明群众发动的越充分，群众的眼睛擦得越亮，就越容易揭露暗藏反革命分子，越能克服麻木不仁和“草木皆兵”的两种偏向，也越能避免乱抓乱捉和“逼、供、信”的错误，越能正确实现“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方针。同时群众警惕性越高，就越能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保守与暗藏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机密。借口业务工作太忙而不去发动斗争，把业务工作与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对立起来也是不对的，如果不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业务工作是没有保证做好的。不错，我们各机关的业务工作都很忙，但不能因此不去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应当把业务与政治工作两者适当���结合起来。我们既要做好业务工作，又要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切不去发动群众同暗藏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借口都是没有根据的。群众路线是进行任何工作都必须遵守的原则。镇压比较公开暴露的反革命分子要走群众路线，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也要走群众路线，在当前的运动中要走群众路线，在今后的经常斗争中也必须走群众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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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们强调与隐蔽敌人进行斗争必须依靠群众，并不是说专门机关的工作不重要了，或不需要加强了。与隐蔽的敌人作斗争，必须加强公安、保卫机关的专门工作。不如此，就不能有效地对付狡猾的敌人，不能在特殊的条件之下识别和发现敌人，打中敌人，所有的公安保卫工作人员必须不断学习与隐蔽敌人作斗争的本领，必须不断地学习这种斗争所需要的各种科学技术知识、学习生产知识、阶级斗争知识，不断地总结斗争的经验，建设坚强的队伍和各种科学技术设备。只有这种专门工作加强了，才能使群众的防奸反特斗争获得坚强的核心。但是，这种专门的工作必须在组织和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加斗争的基础上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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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由于揭露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敌人的愤怒。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广大干部和群众反奸斗争的热情和积极性正在日益高涨。只要我们放手发动和有效地组织广大群众的力量，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把一切暗藏的敌人彻底消灭干净。

CCRD/3/3/6/000044.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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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地处理反动、淫秽、荒诞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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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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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发展，阶级斗争日益复杂和尖锐。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已被消灭和将被消灭的阶级中的坚决反动分子，力图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他们进行破坏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制造和利用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宣传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动腐朽思想和腐化堕落的生活方式，腐蚀劳动人民，麻痹他们的阶级意识，瓦解他们的团结的意志和革命的精神，败坏人民民主新社会的公共道德，借以阻碍社会的进步，阻碍建设事业的发展。这正是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进行思想进攻的具体表现。因此，坚决地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处理反动、淫秽、荒诞的图书，清除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动腐朽思想和下流无耻生活方式的影响，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必须完成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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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全国省会以上城市约有租赁书籍和连环画的店铺、摊贩一万个以上。在他们手中存有大量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旧小说、旧唱本、旧连环画、旧图片，每天出租给几十万读者。而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和资产阶级不法分子，正在继续制造这类有毒害的图书，以各种方法偷运到全国各地，并引诱工人、店员、青年、儿童阅读。这类图书鼓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宣扬对于民族和种族的歧视和迫害，渲染特务间谍活动和流氓盗匪行为，提倡荒淫奢侈、好逸恶劳、享乐至上的人生哲学，来毒害人民特别是青年人的心灵，使他们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许多人读了这些图书后，身体败坏，精神颓丧，胡思乱想，神志昏迷，有的企图上山学剑，有的整日出入下流娱乐场所，以致学业旷废，生产消极。其中还有一些人甚至组织流氓集团，拜把子，称兄弟，行凶殴斗，称霸街道，戏弄异性，奸淫幼女，盗窃公共财产。这类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图书，事实上已经起了并正在起着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的“第五纵队”的作用。在我们全国人民正在从事紧张而严肃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时候，是绝对不能允许它们继续散布毒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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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各地对于这类有毒害的图书曾经作过一些处理，并收到一定的效果。一部分租书铺摊已经专门租赁解放后出版的有益的新书，也有一部分租书铺摊新书旧书都租，但已逐渐地减少有毒害的图书的租赁。但是因为过去对于处理反动、淫秽、荒诞图书的工作重视不够，缺乏统一的明确的方针和办法，并且放松了对于租书铺摊的经常的管理、教育和改造；同时，适合于水平低的读者阅读的新的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也很不够，以致市场上有毒害的图书并未彻底清除。为了保护人民尤其是青年、少年、儿童的身体和思想的健康，巩固社会治安，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进一步对于上述有毒害的图书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处理，并对租书铺摊和有关行业积极地加强领导和管理，实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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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除反动、淫秽、荒诞图书和改造图书租赁业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细致的工作，必须坚决地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进行。对于有毒害的图书应该坚决地严肃地处理，但在步骤上应该慎重、稳妥。在处理的时候，应有明确的标准，并应按毒害程度的不同，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凡政治上极端反动的图书和描写性行为的极端淫秽的图书，应一概予以查禁。以后再有租售，即属犯法，应给以适当处分。凡渲染荒淫生活的色情图书和宣扬寻仙修道、飞剑吐气、采阴补阳、宗派仇杀的荒诞武侠图书，应予收换，即以新书与之调换。查禁的面应窄，凡采取查禁手段稍嫌过严，而任其流通又为害很大的，可以加以收换。不属于上述查禁和收换两类范围的其他图书，包括“五四”以前出版的图书，“五四”以后出版的一般新文艺作品，一般谈情说爱的所谓“言情小说”，虽有一些色情描写但以暴露旧社会黑暗为主的图书，一般的侦探小说、神话、童话及由此而改编的连环画，真正讲生理卫生知识的科学书，等等，应该一律准许继续租售，不得任意处理。为了防止偏差，各省、市人民委员会和自治区自治机关，应组织包括文化、公安、司法等部门和文化界著名人士在内的图书审查机构，负责进行对于查禁和收换的图书的审查工作，经过审查批准，然后执行。如有难以决定的，应报请上级复审。任何机关或个人，非经上述审查批准手��，不得擅自处理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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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般的租书铺摊，应该采取加强管理、利用、改造和限制发展的方针。即对现有的一般的租书铺摊和人员加强领导、教育和改造，由国家行政机关和文化事业的力量配合，以一定的组织形式和方法把它们组织起来，改变它们所租赁的图书的内容，使它们成为国家领导的流通有益无害的图书的场所。同时，要限制新的租书铺摊的设立。为了贯彻这个方针，各地政府应举办租书铺摊的登记，凡是要经营租赁图书业务的，必须向政府申请核准营业，取得营业许可证。在登记以后，还应加强对租书铺摊的经常的管理工作，市、区文教局、科和街道办事处应定期召集书铺书摊人员座谈，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和业务指导，并应指定专人负责抽查书铺书摊中租售的图书，定期开出书目，经上述审查批准手续，将有毒害的图书逐步地加以取缔或收换。城市的文化馆或其他适当机构应注意组织和辅导租书铺摊。为了使得现有的一般的租书铺摊的人员能够在原来行业中维持生活，这次在处理有毒害图书时，应对他们的生活加以妥善的照顾和安排。为此，在查禁图书时，可酌给一部分款项或一部分新书；在收换图书时，可大体上以一比二的比价（即以一元新书收换二元旧书），发给摊贩新书书券，让他们到国营书店领取新书。对于租书铺摊人员中那些生活确实十分困难的，尤其是烈属、军属，应在一定时期内酌予救济。对于图书的编著者、绘画者、印制者、贩运者的生活也要作适当的安排。但对于极少数专门著绘、摄制、印刷、贩运和租售反动、淫秽、荒诞图书的反革命分子和坚决抗拒改造的不法分子，应依法给以惩处。
+
+　　在处理反动、淫秽、荒诞图书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群众性的文化事业，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积极地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出版机关应该努力增加和改进文艺作品、通俗读物、儿童读物的出版，特别要多出版一些故事性的、有趣味的、适宜水平低的读者的需要和青年、儿童的心理的读物，并以低廉的价格发行。国营书店应该同租书铺摊建立密切的联系，从他们那里了解读者的需要情况，积极地介绍适合租书铺摊读者阅读的图书，并以优待折扣批发给它们出租和零售。现在不少出版机关和发行机关轻视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不注意对思想水平低的广大劳动人民进行宣传教育，这是一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必须坚决地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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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反动、淫秽、荒诞图书的工作，必须以政治动员和行政处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应该动员报纸、杂志、广播电台、政府有关部门、工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民主妇女联合会等方面的力量，在报刊广播上、在工厂学校中、在街道里弄间，广泛地展开加强共产主义道德、反对资产阶级腐化堕落思想的宣传，并揭发若干典型事例，说明反动、淫秽、荒诞图书的毒害，宣传政府严加处理的必要，号召人民群众抵制这类有毒害的图书，阅读正当有益的读物，以取得社会力量的充分支持。应该由文化行政机关和工商行政机关出面，通过书业公会或书摊联谊会等组织，召集铺摊人员进行动员教育，说明出租反动、淫秽、荒诞图书的害处和流通正当有益读物的好处，表明政府处理有毒害的图书的决心，把政策交代清楚，讲明查禁、收换和允许租售的界限，收换的比价和办法，宣布“过去从宽，今后从严”的方针，限期将查禁和收换部分的图书缴给政府，分别处理。这样，在启发铺摊人员思想自觉的基础上，争取大多数铺摊帮助我们进行处理有毒害的图书的工作。决不要简单地仅仅以行政命令行事。必须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并提高政治警惕性，防止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和破坏。各个城市必须由市委统一领导，各方协作配合，共同行动。在这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中，既要反对缩手缩脚，踌躇不前，容忍反动、淫秽、荒诞图书毒害人民的右倾情绪；也要防止急躁粗暴、简单轻率的“左”的偏向。后一种偏向，在进入处理反动、淫秽、荒诞图书行动时，是极容易产生的，应该引起各地的注意。

CCRD/3/3/6/00004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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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国守法是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和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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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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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各级人民委员会和财经部门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逐行逐业地进行安排和改造，经过这些安排和改造的步骤，国家资本主义已有进一步的发展；资本家们也加强了对国家的经济联系和依赖。不少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已经认识到他们个人和他们的子女的光明前途是同国家的强大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可分离的，从而提高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但是，还有一部分资本家的思想还落后于他们实际的经济地位的变化，他们不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而日益将他们的命运依托于国家的强大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而是从唯利是图的旧观点出发，对社会主义改造心怀不满，采取消极怠工、抽走资金、腐蚀工人群众、重施“五毒”等违法行为，在不同程度上对社会主义改造进行抵抗。少数反动资本家则破坏机器、纵火烧厂，与流氓惯窃结伙，甚至与国内反革命分子和外国帝国主义相勾结，走上卖国贼的道路。这说明，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必须经常加强对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的爱国守法教育，同他们的一切违法行为进行斗争，坚决镇压其中的少数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才有利于将资本主义企业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将资产阶级分子大部分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目前在全业安排中，有些主管业务机关忙于安排，忽视了对资本家进行教育、改造，并向他们的违法行为进行斗争，是应该注意纠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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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的条件下，爱国守法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一致的东西。我们要爱的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就必须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正如刘少奇同志在关于我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的：“在我国给人们选择的道路，实际上只有两条，或者是重新受帝国主义的奴役，或者是实现社会主义。中国要独立、民主和富强，只有走社会主义一条路。在这种情况下，凡是不愿意做殖民地奴隶的爱国的人们，就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团结起来接受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与此相反，如果顽固地坚持唯利是图的观点、坚决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就必然要走上卖国的道路。“因为他们既然坚持要使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就势必要同帝国主义国家联系起来，而帝国主义者却不会让中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只会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统治的殖民地。这正是蒋介石卖国贼所走的道路。”（刘少奇同志关于我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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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要爱国，也就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因为违反和破坏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就必然要损害我们的国家制度，危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我国的宪法规定：“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这个政策又在有关的法律、法令和规章中逐步获得具体化，使公、私、劳、资各方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各个步骤上有了具体的行为规范。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遵守宪法和法律、法令、规章，就能使自己的行动获得正确的准绳，符合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这样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他们就能在宪法和法律、法令、规章的指引下，一步一步地循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前进，获得光明的前途。国家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以及把这个政策具体化的法律、法令和规章，都包含有保护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的合法利益的规定。因此，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也只有完整地和全面地遵守法律，才有利于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有些资本家对待法律采取非常片面的态度，他们只要求法律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却逃避或者破坏法律对于他们的限制。这是完全错误的。坚持这种错误态度的人，不但难以经过改造而获得光明的前途，而且也破坏了他们在今天的合法利益。不可能设想，他们一方面破坏国家法律，另一方面又能使他们的合法利益获得法律的保护。破坏了法律的人，他自己也就失去了法律的保障。这难道不是很明白的道理吗？
+
+　　由于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是根本上同国家法律抵触的，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要做到守法，需要经过反复的教育，经常的斗争和长期的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在伟大的“五反”运动中受到一次极深刻的守法教育，以后又多次受到这种教育，但他们的违法行为还时常大量发现。有些资本家腐��和拉拢某些落后工人，背着国家劳动行政机关私自提高工资，又通过加工订货把提高工资的负担转嫁给国营经济。有些资本家在加工订货中不是积极改善经营管理、改进技术、减少次品，而是拉拢少数落后的职工共同对付国营经济，以次货顶好货。这种种行为，显然是最毒辣的挑拨行为和最恶劣的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违法行为，必须经过斗争加以制止和克服。这些事实也充分证明，要使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做到守法，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教育和斗争的过程。工商业界的代表人物和骨干分子，民主建国会和工商业联合会都应当把教育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爱国守法，并向他们的违法行为进行斗争，作为自己长期的经常的工作。要对他们经常地和普遍地进行国内外形势和国家的政策法令的教育。特别要教育和引导他们积极地接受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公开一切营业秘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堵塞违法活动的门路。有些地方，工商业联合会在国家行政机关指导下，在工会的协助和配合下，定期地或经常地检查会员遵守加工订货合同和经销代销规章的情况，发现问题后，通过思想教育和业务指导，督促和帮助资本家及其代理人进行改正；还有些地方的工商业联合会用重大的违法案件作实例，对会员进行生动、实际的爱国守法教育。这些都是实际可行的办法，应当加以推广。
+
+　　有些人认为提倡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要爱国守法，未免要求太低了。他们说，对于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特别是其中的骨干分子，应当提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改变阶级立场和阶级成分，而不是什么爱国守法的问题。这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高调。他们不了解，爱国守法当然是一个起码的条件，但对于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来说，决不是轻易可以做到的事情，只有经过长期的教育和斗争才能使他们达到这个条件。所谓改变阶级立场或阶级成分，也是混淆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当前的政策界限的；国家今天要求资本家的是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允许他们取得合法利润，还不是要他们立即放弃剥削。所以，这种高调就其客观效果而论是只能使人们放松对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的违法行为的警惕和斗争，因而是一种有害的高调。至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论任何人，只要不是空唱高调，而是真心愿意学习，当然是值得欢迎和鼓励的。
+
+　　在一部分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中间还流行着一种“爱国容易，守法难”的说法。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种说法把爱国和守法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实际上守法是爱国的标志，爱国、守法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完全一致的东西。如果说资产阶级要做到自觉地守法是不容易的事，这是合乎事实的，因为资产阶级是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阶级。但是，如果真正认识到守法的不容易，资本家们就应当警惕违法，并积极地严肃地接受教育和改造。那些叫喊“守法难”的人，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国家的法律难守。他们的根据是：国家的法律不完备，法律的解释不尽一致，某些国家工作人员执法有偏差。这种看法当然是错误的。我们的国家已经有了宪法，又已经在各方面逐步制定了一些法律、法令和规章，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上，在根本的和主要的方面都已经有行为的规范可循。只要人们遵守宪法和已有的法律、法令和规章，在根本的和主要的问题上就不会违法。至于说我们国家的法律还不完备，这是因为在过渡时期中，情况是复杂的，事物的变化是迅速的，我们在许多方面的经验都是不够的，法律只能随着工作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而逐步加以制定和完备。正因为法律不完备，法律的解释也可能有不尽一致的地方。但爱国的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应当积极地协助国家巩固法律，而不应当利用这种情况钻空子，破坏法律，或者掩饰他们的违法行为。从维护和巩固法律的立场出发，即从爱国守法的立场出发，对于法律不完备者，应当采取积极态度，提出建议，协助国家使它逐步完备；法律解释不一，应当提请领导机关重新解释；国家工作人员执法有偏差，可以提出异议或抗议；国家工作人员有违法行为，可以进行检举。这是爱国守法的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所应当采取的唯一态度。采取这种态度，就没有所谓“守法难”的问题了。因此，一切爱国守法的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特别是他们的代表人物，都应当同这种错误的说法作斗争。
+
+　　国家要求资本家和���本家代理人爱国守法，但也容许他们进行合法斗争。资本家、资本家代理人，如果是公开合法地提出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国家不但将采纳他们的合理的意见和要求，即使他们提了些错误的意见，国家也会耐心地给以解释和批判，以便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增进团结，而不会因为他们提了错误的意见对他们加以打击。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既要以身作则，教育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爱国守法，向他们的违法行为作斗争，又要积极地代表他们的合法利益和合理要求。必须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无所偏废，才符合国家对于工商界骨干分子的要求。有些人片面地强调代表合法利益，专门注意和寻找国家工作人员的缺点，进行攻击，而不注意或不愿意向资本家的违法行为进行斗争；或者对工商界的合法利益和合理要求，既不提建议也不反映情况，不帮助得到正当的解决。这些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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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工作人员要经常注意对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进行爱国守法的教育，并提高警惕，随时同他们的一切违法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不可只顾业务，忘了政治，只顾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安排，忽视对资本家进行教育，并向他们的违法行为进行斗争。必须认识，这是过渡时期中经常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必须采取十分严肃的态度。同时，这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执法必须实事求是，分清是非，分别轻重。国家工作人员尤其应当使自己成为守法、守信用的模范，以身作则教育和引导人民群众守法。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法律的威信，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顺利地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CCRD/3/3/6/00004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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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利用和改造农村私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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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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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农村中目前存在着四种形式的贸易，即国营贸易、合作社贸易、私营贸易和农民贸易。在过渡时期中，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前进，国营贸易将会采取不同方式，日益加强对农村贸易的领导作用；合作社贸易将会不断扩大它在农村的贸易阵地；私营贸易必然要继续缩小它的阵地，改变它的性质，最后改变为社会主义商业；农民贸易，随着农副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将是一种长期存在的贸易形式，但同时也将不断缩小其商品贩运部分。这种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也是有利于组织商品流转，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
+
+　　近半年来，各地对农村私商已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安排和改造，并已获得了不少成绩。截至一九五四年底，全国农村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改造的私商约有二十万人，部分地区并对若干行业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和安排。这个工作，对活跃农村经济生活起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广大农村商业干部对过渡时期非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艰巨性和商品交换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加上在处理农村私商时的急躁情绪，有些地区的供销合作社只管扩展自营业务，没有足够注意全面安排和改造农村私商，盲目地动员一些农村私商转业；有些对私商虽然做了某些安排，但对他们的照顾也是不够的。结果一方面造成许多农村私商转业无路，生活发生困难；另一方面城乡物资交流发生了某些阻滞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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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物资交流要经过千万条线来实现，是多少年来自然形成的，而农村私商在活跃城乡物资交流中是起着一定作用的。为了进一步把城乡商品结合工作做好，和便利群众的购销要求，就必须在供销合作社的领导之下，很好地把农村私营的贸易组织起来，使它为城乡物资交流服务。目前在农村中从事私营贸易活动的主要有小商小贩、商业资本家和富农兼商人三类。对小商小贩应通过经销、经营小组、合作小组或合作商店、代购代销等形式，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改造；对商业资本家应通过经销、合营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进行改造，对富农兼营商业的，一般地应逐渐使他们弃商转农，但对于情况特殊的，如本人长期经商或有一定经营技术为社会需要的，或转业有困难的，仍应适当地加以安排和改造。这就需要根据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改造的方针，在保证社会主义商业在农村中不断增长的原则下，分别农村私商的不同情况，由供销合作社对它们进行安排、改造，使它们的人员、资金、设备、技术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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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私营商业在活跃城乡物资交流中还有着一定的作用。这首先表现在它们目前还担负着农副产品商品量百分之三十左右的收购任务，和农村零售额中百分之四十以上的销售任务。其次，它们有着一个巨大的商业网。我国目前农村商业人员中，农村私商占了百分之八十，所以，必须充分重视和利用这支力量来为城乡物资交流服务。有些地区，由于对农村私商利用不够，以致一方面供销合作社担负的购销任务过于繁重，顾此失彼，不能胜任；另一方面，农民群众买卖商品也感到非常不便。有许多地区把各种商业力量组织得好，情况就有很大不同。如江西省丰城县桥东镇原来是每逢圩日，供销合作社门市部都出现拥挤排队现象，计算起来，农民群众每月因排队购买日用品，就要浪费五千四百个小时；后来利用了三个小商贩，组织供油小组，专为供销合作社送油下乡，就大大节省了全区人民往返购油的劳动力，全区全月就可节省二千六百三十八个工作日。
+
+　　农村私商中的极大多数是小商小贩。由于他们肩挑叫卖，能够深入到偏僻的乡村，他们不但担负着收购和商品分配的作用，并且还起着短距离运输的作用。这种作用，在我国农村分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更有着它的重要性。解放以后，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商品购销需要日益增加，而农村的商品本来又是很复杂的，既需要购买大宗的工业品，又需要购买零星琐细的日用品；既需要出售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副产品，也需要陆续出售家畜、兽皮、野草、野果、废铜、烂铁以至猪毛、鸡毛等零星物品。现有的供销合作社的零售网和流动供销组的力量还是不够用的，应该充分利用农村私商串乡叫卖的特点，收购供销合作社无力收购的许多零星物品，和代销许多为农民群众零星需要的商品，扩大工业品销路，活跃农村经济。山东省肥���县九区供销合作社平时不能经常送货下乡，使得许多家庭小用具及妇女、儿童用品长期积压；去年秋季利用了五个货郎担子，在二十天的时间内，就把积压三年多的梳头篦子五一○张，积压一年多的妇女花鞋头六五○张，鹅牌香皂一四四块全部销光了。山东省冠县四区供销合作社利用了十个小商贩代购代销，去年十一月份代购黄花菜占四区供销合作社收购总数的百分之六十，杏核仁占百分之五十，废铁占百分之九十，废锡占百分之三十五，废铜占百分之六十，杂骨占百分之二十八。象这样的例子各地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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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证明，通过各种形式利用和改造农村私商，不仅是为了当前农村市场购销业务的需要，也为今后农村市场购销业务的发展所必需。因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发展、城乡人民购买力的提高，农村市场的供销业务也将随着日益扩大起来；农村中交通不便，商品品种复杂，需要的商业人员是很多的。例如合作社零售门市部在大中集镇设立三至五个，小集镇设两、三个，每个门市部平均三个人，全国三万六千个集镇就需要二十七万五千人；每一、二个乡设立一个分销点，又需要二十六万多人；商业合作小组需要一百四十万人；平均每两个乡左右如果有一个货郎担子，也需十万人；除集镇附近居民外，每一万人左右的地区一个油挑子，至少需要两万人串乡送油；加上其他农副产品收购站及乡村收购点以及货郎担子约五十万人，以上共计为二百五十五万人。如果连同供销合作社基层社做批发、加工、行政人员及两万人口以下县城商业人员，共需三百六十万人左右。由此可见目前充分利用农村私营商业的人员、机构、资金及设备是必要的和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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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利用和改造农村私商，是不是会缩小国营和合作社营的商业、缩小社会主义的商业阵地呢？不会的。目前，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已居于领导地位，掌握了批发业务，这是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的决定关键。在这种情况下，把农村私商分别组织在供销合作社周围，在合作社领导下担负一部分商品流转任务，这只会扩大社会主义商业在农村的影响，增加社会主义商业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并便利于逐步对私商进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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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市场是农村的经济中心，也是城乡结合、工农结合的桥梁，对农村私商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组成部分。供销合作社今后不但要发展自己的业务，而且还必须加强对农村各种商业成分的组织和领导，加强对农村私商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供销合作社在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之一。要作好这一工作，同时也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行政部门以及各群众团体大家要关心农村市场的变化，加强对市场的领导，特别要对县、区、乡，合作社商业、国营商业、工商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加强政策教育。只有这样，对农村私商的社会主义改造才能取得成绩。

CCRD/3/3/6/000047.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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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私营商业和饮食业进行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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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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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过渡时期国家总任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之一。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中规定：五年内要“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要实现这一历史任务，需要进行很多工作，而首先必须对全国的私营工商业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以便根据具体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它们进行安排和改造。为了比较彻底地了解私营商业和饮食业的情况，国务院决定在今年九、十月间进行一次私营商业和饮食业的普查工作。这是完全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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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四年在全国范围内对资本主义工业企业曾进行了一次调查，经过这次调查，国家掌握了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的基本情况，大大便利了在“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下对私营工业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安排和改造的工作。至于私营商业方面，几年来各地区、各部门虽也做了不少的调查工作，掌握了一部分资料，但总的说来，我们对私营商业的基本情况仍没有充分了解；各部门已有的各种数字，也极不统一、不全面、不准确，因而全国私营商业究竟有多少户数，多少从业人员，多少资金，都还没有彻底调查清楚。私营饮食业的情况，则了解得更差。显然，这种状况是不能继续下去的，必须积极设法进行比较彻底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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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统计局等部门制定的“全国私营商业和饮食业普查方案”，对普查的内容、时间、方法和步骤都作了具体的规定；但在执行过程中，各地还必须注意掌握两个原则。首先就是普查的指标必须简单、明确，不能要求过多，普查方案中所规定的五个指标是适宜的，不应当再增加。其次就是要认清对私营企业的普查和对国营企业的普查有很大不同，全面的普查和一般的重点调查、抽样调查也有极大的区别，一次普查只能解决工作中的几个主要问题，而不能要求解决很多问题。如果不注意这两项原则，普查的指标和要求解决的问题太多，就会拖长普查工作的时间，增加工作中的一些不应有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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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作好这次普查工作，各地必须作好一系列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由于私营商业和饮食业普查工作的任务相当艰巨复杂，它牵连到国家对资产阶级的政策，它的对象包括全国商业资本家和几百万小商小贩，因之必须加强思想领导，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消除各方面可能发生的各种思想顾虑，克服障碍，并发动广大私营商业的从业人员积极参加这项工作。事实证明，要叫资本家将他们的营业情况据实报告清楚，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不经过任何斗争就能办到的事情，因此，除了向资本家讲清楚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安排改造的政策和这次普查的目的和意义，教育他们要老实报告营业情况以外，还必须充分依靠和发动广大店员职工，积极帮助政府做好这次普查工作，严格监督资本家据实填报，这是作好普查工作的一个重要保证。至于对广大的小商小贩，也要从各方面去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教育他们据实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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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对私营商业和饮食业进行的普查工作，就其规模来讲是很大的。全国参加这一工作的干部，来自各个不同的工作部门，他们的政治、业务水平也不相同，而且一般是缺乏普查工作经验的。因此，各地在普查工作开始以前，必须认真做好干部训练工作，务求做到每一个参加这次普查工作的干部，都能深刻认识国家对私营商业和饮食业安排改造的政策方针，了解这次普查的目的、任务和重要意义，端正自己的工作态度，懂得普查方案的内容，各个表式、指标的涵义及各项具体规定，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具体应用。
+
+　　当然，在实际进行普查工作的过程中，一定还会发生许多新的问题。因此，各地区在普查工作开始以后，还必须组织一批较强的干部，深入到基层单位进行检查辅导工作，及时发现问题，就地帮助解决。各级普查工作的领导部门，必须直接掌握几个重点单位，及时总结工作中好的经验，迅速加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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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实做好普查资料的审核和汇集工作，是普查工作成绩好坏的关键。“全国私营商业和饮食业普查方案”中规定，普查资料可由以下方法提供：颁发普查表由业户按规定自行填报送审；派调查人员逐户访问登记；对小商小贩亦可采取通过有关组织开调查会的方法取得资料，或在每一同业的��商贩中选择若干典型进行调查，据以估计推算全面数字（但全业户数、人数仍须调查清楚）。不论采取哪种方法，其目的都在于取得正确可靠的私营商业和饮食业基本情况的资料，因此，各地区特别是各县、市参加普查工作的人员，必须认真加强对普查的原始资料的审核工作，如果发现错误或有疑问，应就地查对更正或补充，务必做到真实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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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查资料的汇集，是整个普查工作的最后一道重要的程序。如果这一工作做不好，即使原始资料是正确的，也得不出真实可靠的全面资料来。这次的普查工作，虽然基层普查表的指标比较简单，但汇集起来的工作量很大，分组也较复杂。因此，各地区必须加强对干部的思想教育，严防粗枝大叶的作风；帮助他们学会整理和汇集资料的方法，保证不发生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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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查工作很快就要开始了，各地必须立即着手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使普查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CCRD/3/3/6/000048.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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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际斗争中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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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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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全国近一百个大中城市对于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进行了集中的宣传，并且已经结束了，另有一部分城市不久也要结束这个工作。由于各地党委的重视，各有关方面的配合和支持，由于各地青年团组织的积极努力，对广大青年坚持了正面教育的方针，这个工作的发展是健康的，并且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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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这次宣传，社会各方面，首先是家长和教师，对于青年和少年的成长更加关怀。大、中城市有组织的青年大部分受到了比较深刻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认识了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严重性，认识到培养新的道德品质的重要性。青年团组织则在工作进行中批判了“只管生产，不管生活”，“只管先进，不管落后”等等的偏向，加强了对全体青年的道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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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要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决不是经过一两次突击就可以做好的。而这次集中宣传工作也还有若干缺点。例如有不少地方进行得不深不广；就是进行得比较好的地方，由于时间短，只是着重批判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没有也不可能解决道德教育的全部问题。所以，如果把这次工作的成绩估计过高，以为从此就“万事大吉”，就可以“松一口气”，那是完全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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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集中宣传以后，我们的基本任务是要把道德教育贯彻到当前各项实际斗争中去。这就是说，我们要去积极地引导广大青年参加当前的各项实际斗争，从实际斗争中去培养青年新的道德品质。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做法呢？这是因为：在前一个段落，我们集中地揭露了社会公敌勾引、毒害青年的惊心动魄的事件，引起了青年的警惕，引起了社会舆论的重视。但过久地停留在这里，不积极引导青年参加国家当前的各种实际的政治、经济斗争，就会使道德教育脱离实际、脱离阶级斗争而成为空谈。马克思和恩格斯教导我们，为了培植人们的共产主义意识，就必须改造人们，这种改造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过程中才能实现。这说明：崇高的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终究要从实际斗争中形成，终究要借助于整个共产主义教育事业的改善和加强。当然，我们强调从实际斗争中去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是指的主要的方面，并不是说，今后可以不要注意青年日常生活的指导，不要进行专门的道德教育了。不，有些青年正是从生活腐化开始，然后在政治上蜕化了的。这个教训，必须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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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在实际斗争中培养青年的道德品质，目前就要动员青年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也就是要动员他们参加轰轰烈烈的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参加增产节约反对浪费的斗争。参加这样的斗争，会给青年以最实际、最丰富、最深刻的教育，使青年实际懂得对祖国无限忠诚是共产主义道德最重要的条件，因而每个青年都必须提高阶级觉悟，提高革命警惕性，对党对人民对组织忠诚老实，竭尽全力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巩固我们伟大的祖国，防止任何敌人的侵犯。应该通过这些实际斗争，使他们懂得爱好劳动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从事劳动是自己对祖国、对人民必不可少的义务，每个青年都应当树立起新的劳动态度，树立起对待社会主义财产的正确态度，出色地完成国家交给自己的任务，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这样，对青年的道德教育就能够直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更密切地服从于阶级斗争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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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从各方面培养我国广大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今后除了要继续动员人民同各种犯罪行为和犯罪分子作斗争，在社会上树立一种抵制犯罪的道德气氛以外，还应当经常运用各种先进事例和模范人物的事迹去教育青年，鼓舞他们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使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一种新的风尚。我们要特别注意加强对于落后青年的工作。事实证明，落后青年最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在这次工作中，许多落后青年虽然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多半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变，但这种转变还只是开始。因此，团结落后青年一道前进，就成为今后社会各方面特别是青年团组织在教育青年工作上的最严重的任务。应当教育青年团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改变对落后青年冷淡、歧视的错误态度，要热情耐心地带领他们一道前进。使他们懂得，先进分子所以先进，就在于能带动落后部分一同前进。而能否帮助落后青年转变和进步，乃是青年团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各个大中城市占青年总数将近一半的社会青年，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薄弱的环节，特别应当逐步加强对他们的领导，要积极开展群众业余文化活动。国务院已决定坚决取缔十分反动、荒诞、淫秽的书刊，对于败坏人们道德的下流娱乐场所，也正在加以改造和取缔，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同时必须供给青年以数量更多、思想水平更高的作品和通俗书刊，并帮助青年开展业余的文化生活，用健康的文化生活去代替那些不健康的消遣。对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很深、屡教不改的青年和少年，应当采用半工半读的特殊教育方式，有计划地予以收容教养，帮助他们去掉旧思想、旧习气，获得独立劳动的生活技能。对那些勾引青年和少年犯罪的职业流氓、盗匪、不法资本家和反革命分子，应当采取更有效、更严厉的手段，同他们进行斗争，以便从思想上、政治上保护青年不受他们的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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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青年教育负有特殊重大责任的学校和青年团组织，应当经常注意加强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不少学校至今在对青年的教育工作中还存在着一种脱离阶级斗争的倾向，这是必须改正的。青年团还要大大加强同青年群众的联系，认真研究青年的思想、生活和学习中的问题，在党的领导下，采取积极的步骤，逐渐战胜阻碍社会前进的旧思想、旧习惯、旧风气，使广大青年树立起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

CCRD/3/3/6/000049.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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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忠诚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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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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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对待自己的国家和对待领导这个国家的共产党，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毫无疑问应该采取忠诚老实的态度。如果有人用说假话、扯谎的手段来欺骗国家、欺骗共产党和其他革命组织，他就一定会受到群众的鄙视，因为人们都认为这种欺骗行为是有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为人的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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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更应该用忠诚老实的态度对待党、对待团、对待国家、对待一切革命的组织，否则他不仅会受到群众的鄙视，同时也将为党组织、团组织和国家的纪律所不容。有这种恶劣行为而不改正的人是不配作为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括国家行政机关、事业机关、企业机关、党和群众团体的机关工作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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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指出：现在还有一部分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有关自己的历史政治问题上没有说真话，而是说假话。有人隐瞒了家庭成分，有人隐瞒了社会关系，有人伪造了党龄或团龄，有人隐瞒和伪造了自己的大部历史以至全部历史，有人甚至隐瞒了情节重大的背叛党和国家的罪行。这种隐瞒和伪造不仅严重地损害了共产主义的和新社会的道德品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很容易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因为反革命分子为了“争取人”和“联络人”，为了向党和革命进攻，随时随地都在寻找我们的空子，要是在我们队伍中，有人隐瞒了自己的历史政治问题，欺骗了党和国家，反革命分子是十分高兴、十分欢迎、而且一定会尽量去加以利用的，这是十分明显的道理。例如上海长宁中学有一个学生名叫杨士彬，他曾经是这个学校的一个反动小集团的成员，以后，他在学校教育和同学帮助下思想有了转变，并因为学习努力和工作积极而被吸收入团。但他在入团时隐瞒了曾参加反动小集团的问题，入团之后，他也知道自己欺骗组织的行为是不对的，他也想交代，但始终缺乏交代的勇气，后来他反而安慰自己：能隐瞒住就隐瞒住吧，反正这已经是历史问题了。但是，反革命分子立即把杨士彬欺骗组织的事实作为拉拢和利用杨士彬的把柄。杨士彬在反革命分子的威胁引诱之下，终于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当，参加了反革命组织。一切隐瞒历史政治问题而不作交代的人，还不该由此引起警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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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以为在情节严重的政治问题上说假话不对，在情节不很严重的政治问题上隐瞒一点总不要紧吧。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和危险的。因为这里的关键不是问题的大小和情节的轻重，而是对党和国家的态度：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是忠诚老实，还是隐瞒欺骗？即使问题较小，情节较轻，如果党一再号召对党真实坦白，你却一再对党欺骗和隐瞒，这就是一错再错，错上加错，就成了一贯不忠于党和国家的人了。对这样的人，党和国家是不能原谅的。曾经是北京市建筑工程局器材供应公司工作人员的齐建民被开除党籍，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一九四二年齐建民参加了伪青年团，这个情形当时我们党的基层组织是了解的；但齐建民参加了伪青年团之后，曾在日寇的暴力威胁之下，参加了一次搜捕抗日工作人员的行动。当时，齐建民只有十六岁。应该说，问题还不是十分严重的。如果齐建民在入党前，或者入党后经过党的教育，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向党彻底交代的话，党是会从宽处理的，党是允许他留在党的队伍之中的。但是，齐建民不但入党时未作交代，入党后，历经忠诚老实运动、“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仍然未作交代，以后经当地检举，组织上再次指名要他坦白，他还是不作交代，并且企图用最大的谎话来掩盖他的欺骗，甚至向党写什么“绝对没有此等情事”的“保证书”。最后，当党组织派人到当地调查证明检举的情节完全属实之后，齐建民仍不承认。当然，党只好把这个企图对党欺骗到底的人清洗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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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以为对党隐瞒和欺骗当然是不对的，但如果是对革命有过汗马功劳的老党员、老干部在个别历史政治问题上有了隐瞒，一旦被发现，党也应该从宽处理吧。这种想法更是错误的和危险的。应该提醒这些担任了党和国家的比较负责职务的老党员和老干部，首先要懂得，党内没有两种纪律，只有一种纪律，违反了这种纪律，就没有什么容忍、原谅、照顾和妥协的余地。不管资格多老，职位多高，纪律是不能徇私的。党的纪律所以是铁的纪���也表现在这里。其次要懂得，既然是老党员、老干部，既然是党和国家的负责工作人员，更不能对党和国家有丝毫的隐瞒和欺骗，更应该成为忠于党和国家的榜样。共产党员、前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刘宠光由于长期隐瞒政治问题被开除出党就是一例。刘宠光是一九二七年加入共产党的党员，一九三二年被捕，在被捕后的头两年中，斗争坚决，表现很好，以后在敌人的刑讯逼供威胁之下开始动摇，终于承认了自己是共产党员，并写了“自白文”。同时，狱中坏分子用刘的名字拟了反共宣言，要刘签字发表，刘虽未签字，亦未反对，直到这一宣言在报上刊出，刘仍未表示抗议。出狱之后，他一直隐瞒着这些叛党变节的真实情况，于是在一九三七年又重新被接收入党，以后，党曾几度对他的历史进行审查，如果他能痛切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并且向党坦白地交代这种错误，党对他当然还会从宽处理的。但是他却始终不作忠诚老实的交代，直到一九五二年的整党运动中，才查清了他的这段历史。党并没有因为他是老的共产党员和高级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容忍他和照顾他，还是对他执行了党的最高的纪律处分，把他开除出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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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政治上忠诚老实的教育，提倡说真话，反对说假话，是各级党组织、团组织和国家机关的一项经常的重要任务。在目前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这种教育就显得特别迫切和重要。在历史政治问题上有隐瞒欺骗的人，把自己的历史政治问题彻底交代清楚，就等于同反革命分子划清了界线，使组织和群众认清自己，就便于孤立和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能够使得自己卸下包袱，更积极地投入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更有成效地为党为国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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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向一切隐瞒了历史政治问题的人指出：政治上的隐瞒是迟早要被揭穿的。因为任何伪造的历史和情节都是经不住检查的，任何政治上的反动行为都是有人会知道的。随着党和国家的严格审查，随着群众觉悟的不断提高，随着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揭露和肃清，一切在政治上的谎言和欺骗都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究竟是自动交代出来好呢？还是被检举出来好呢？究竟是彻底交代好呢？还是交代一部分隐瞒一部分，而最后隐瞒的部分被揭发出来好呢？对于反革命分子，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者受奖。对于隐瞒了历史政治问题的人，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隐瞒从严、千方百计进行欺骗者加重处理。反革命分子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还会受到宽大处理，有一般历史政治问题的人坦白交代自己的历史政治问题，当然更会受到宽大处理。一切隐瞒了自己的历史政治问题的人，应该勇敢坦白，立即用忠诚老实的态度来洗雪自己隐瞒欺骗的过错！

CCRD/3/3/6/000050.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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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粮食工作的重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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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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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国务院发布了“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中并规定从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度起，国家向农民征、购粮食的数字三年不变。这是国家在今年春夏两季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和整顿城乡粮食统销工作以后所采取的新的重大措施，是从粮食分配方面调节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和产销关系的重要步骤。贯彻实现这些措施，将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有助于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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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以来，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城市和工矿区人民、农村缺粮人民、渔民、盐民、林民、牧民、船民的需要都得到保证，国家建设和国防的需要也得到保证。可以肯定，如果没有粮食的统购统销，全国的市场就不可能继续稳定，一九五四年那样严重的灾荒就无法平稳渡过。我们必须更加坚决、有效地贯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对于这个政策的任何怀疑都没有丝毫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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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应该承认，在粮食统购统销的具体工作方面还存在不少的缺点。国家向农民征购的粮食虽然不及粮食产量的三分之一，但因小农经济在我国还占绝对优势，粮食的产、需、余、缺的情况很难完全查清，加上去年发生了严重的灾荒，不得不向非灾区农民多购一点余粮，支援灾区农民的需要；因此，有些地方粮食收购任务分配得不够合理，有的农民应该出售的余粮没有购足，有的农民出售的粮食超过了余粮的界限。粮食统销方面的缺点是对于农村某些缺粮农民供应不足，而主要的缺点则是对于许多不缺粮食的农民供应了粮食，对于某些应该推迟供应粮食的农民提前供应了。城市供应偏宽，管理松懈，浪费粮食的现象也更严重。产生这些缺点和错误的原因，从粮食工作方面进行检查，除了某些工作人员重视征购、轻视统销以外，还因为国家一时没有来得及制定一套必要的具体制度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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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国务院发布的这两项暂行办法，不仅足以克服粮食工作方面存在的缺点，更重要的是能够提高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促进我国粮食问题的根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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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现在的粮食是够吃够用的。解放以后，我国的粮食产量不断提高。一九四九年全国粮食产量每人平均只有原粮三百八十多斤；一九五四年全国每人平均有五百五十多斤。许多材料说明，这个产量水平同我国目前的粮食消费水平是相适应的。这从城市供应宽裕、农民生活普遍改善、农村在粮食统购前后都有大量余粮、农村经济很有发展、牲畜总数不断增加等等情况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解放以前和抗日战争以前，由于反动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和粮食管理上封建割据状态的存在，每年都有几百亿斤粮食不能运出调剂全国的供求。解放以后，国家不惜贴赔，大力调运，暂时不能运出的粮食减少到只有几十亿斤。特别是统购统销实行以后，对粮食资源的利用率更加提高了。按照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规定和我国的实际生产和消费情况，我国的粮食产量不仅够吃够用，并且可以有积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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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国粮食生产水平还是很低的，粮食状况并不宽裕。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绝大部分还是小生产，生产很不稳定，产量增加缓慢。但我国却是一个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国，国家和人民对粮食的需要不断提高，粮食的小生产同工业的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日渐显著。农民生活改善以后，他们的消费量增加了，并且不再急于出卖粮食，因此，粮食产量虽然增加了，农民提供的商品粮却相对降低了。为了尽量满足各方面对粮食的需要，并且逐渐积累必要的粮食后备，最根本的办法当然是增加粮食产量并增加粮食的商品率，积极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同时，还必须坚持和改进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一方面保证国家掌握足够应付各方面需要的粮食；一方面坚持合理的供应，节约粮食的消费，严格控制销售量，使粮食征、购数量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一定时期不再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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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发布的两项暂行办法，对于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多地增产粮食，更好地保证粮食需要，有极为重大的作用。“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规定了几项统购的原则。这就是按照农民实际产量定产，不许高估产量；按照农民实际需要扣除农民用粮的数量；按照合理比例计算购粮的数量而不累进；并将定产、定��、定销的数字，进一步地确定到户。这样，就可以使收购更加合理，农民增产越多留粮也就越多。一九五五年农业生产计划如能完成，估计粮食产量将比一九五四年增加二百亿斤，国家收购的数量又比上年度减少了几十亿斤。这样，农民就能够留有较多的粮食，用以改善生活，增加牲畜饲料，并在这个基础上扩大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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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征购数量减少了，减少了的数量又稳定三年不变，那末，严格控制粮食的销售量，实行合理供应，就成为今后粮食工作中的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如果销量不作相应的压缩和严格的控制，那就可能不合理地增加对农民的收购数量，使征购数量稳定三年的政策落空；或者使城乡人民的某些合理需要得不到保证，结果造成市场的波动。这两种情况都会严重地影响工农联盟和国家建设，这是必须坚决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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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更有效地压缩城乡不合理的粮食销售量，必须切实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在农村实行统购和统销相结合，划分余粮和缺粮的界限，统一安排，凭证供应的制度，作到公平合理的适量适时的供应；在市镇实行定量供应制度，按照市镇居民年龄大小、劳动轻重等情况，规定适当的分等供应标准，凭证供应；并按照工商行业的实际需要，给以适量的供应。这就可以切实保证城乡人民的粮食供应，并且有效地节约粮食，防止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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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这些制度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此，我们必须在市镇和乡村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各市镇必须抽调足够的力量，在党和政府统一领导下，以一定时间，把城市粮食定量供应工作做好。在农村，必须以发展农业互助合作为中心，划出一段时间，动员全部力量，做好粮食“定产、定购、定销”工作。对于从事粮食工作的人员，要进行必要的教育和训练，使他们既懂得政策，又懂得做法，把这些重大措施正确地贯彻下去。
+
+　　“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的实行，将使我国的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和粮食分配制度更加合理。全国人民应当一致努力，坚决执行这两个办法，为巩固和发扬粮食统购统销的成就，为争取我国粮食战线上的新的胜利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