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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RD/2/5/7/000032.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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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稷南对我知识分子政策等问题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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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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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上海讯　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民进成员罗稷南（是个翻译工作者，曾翻译过高尔基的许多作品），在１０月中旬和某非党人士交谈中，他对党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和当前文教工作、经济工作等方面问题，发表了很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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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党对知识分子政策在过去执行上是过火的、粗暴的。首先，改造知识分子的出发点，应当是为了爱惜知识分子，不是为了搞垮他。过去有些粗暴的做法，是把知识分子搞垮。其次，应当研究知识分子的情况，中国旧知识分子有几千年的传统，头脑里的东西是成系统的，意识形态方面，每一个人有一个独立发展的过程，因此，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应当是细致的工作，不能用服大锅药的办法来治每一个人的病。粗暴的做法使得知识分子时时觉得自己是罪犯，那如何能发挥积极性？这是政策上的一些问题，现在已经在纠正了。最近以来，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有相当大的改变，过去对知识分子，开口资产阶级，闭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受苦受难之感。最近，向知识分子致敬的提法也出来了。有些人就搞不明白，为什么共产党对知识分子何前踞而后恭也。其实，中国革命就是知识分子搞出来的，毛主席就是一个大知识分子。改造知识分子并不是自共产党开始的，历史上任何一朝一代，统治者都要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并且改造旧知识分子，共产党也是一样。可以预料，今后意识形态的斗争还会很激烈。知识分子应从最坏处打算，才能心安理得，顺应这个时代。应当明白，时代的命运是不能违反的呵！这些，是我们知识分子应当了解的道理，也就是说，必须接受改造，才能活在这个世界上。革命，要过三道关，而一道比一道难过。第一道是夺取政权，第二道是巩固政权，第三道是改造意识形态，也就是改造人，而以改造人最难。现在是，政权已经巩固，但为了巩固政权，不能没有牺牲。他说：革命本来就是风暴，是悲剧。斯大林杀了那么多人，这是历史必然性。历史上改朝换代，没有不诛杀异己甚至杀戮功臣的。比如说，党内反右倾机会主义，这些问题的真实情况我们不明白，也没有必要一定知道；但是，我们了解革命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采取的手段有时候可能玉石俱焚。革命好比外科手术，有时候连好肉也必须一起挖掉。这个问题，我今天谈得比较深了，在座谈会上是不能这样谈的，只能和大家一样，象和尚念经，念一通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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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文教方面，问题更多，更复杂。在他看来科学研究、学术批判成绩都大，百花齐放也没有放出什么好花，即是领导上采取措施，暂时也不会有多大收获，恐怕要过十年八年以后。他说：原因很简单，连饭都吃不饱，要搞出尖端科学，怎么可能？党中央虽然费尽力气，想在这方面做出成绩，然而收获不大，就因为缺乏物质基础，上层建筑不能凭空建筑起来。科学研究有很大一段空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填补这个空白；文化学术上有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就是批判与继承的问题，尽管毛主席已经讲得很清楚，要批判继承文化遗产，但是做起来还是一个划清界限的问题不能解决。例如批判十九世纪文艺思潮，我有一次在会上讲了几句，我说要批判，首先要去看十九世纪的作品，不去细细研究，谈不上批判。啊哟，我这几句话遭到围攻，他们说我吓唬人，说社会主义文艺思潮必须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划清界限。我幸亏头发已白，年纪大了，不在乎。党中央对这些问题，现在是明白了，双百方针的提出，显然就是为发展学术文化，但是要成一家言，要放出花来，是何等不容易的事。为曹操翻案，这不能算是学术；戏剧上的花，放来放去，只放出一朵“杨门女将”，“杨门女将”这种戏，和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根本不相干。领导上大约已明白，不能用行政命令培养出作家，也不能指定哪部作品是大作品，要经过历史的考验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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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经济工作方面的问题，认为主要是计划不周、经济比例失调、干部执行有偏差。他说：虽然是三句话，但这三句话，就可以死很多人。经济和其他一切工作一样，都有它的客观规律，而要掌握这些规律，谈何容易。我们的建设没有经验，要摸索，老实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如果没有苏联援助是不可能成功的。在经济上我们忽视了规律，大跃进打掉了规律，对资本主义经济法则，也采取划清界限的办法，结果是比例失调。资本主义��济法则，主要是三个：一是价值法则，二是工资制度，三是货币流通。把这些东西都打掉，是不行的。我私下讲一句：有政权权力是不能消灭经济法则的。不研究这些问题，经济上就出大毛病。靠自已的天才来办事，其实是蠢才，前两年，什么共产主义来了，人民公社越大越好，这些都是荒唐，很多人都看出了问题，不过不敢讲。党中央总的方针是正确的，但不能说每一项政策都绝对没有错误。经济比例失调，工业、农业的快慢，许多工作的冒进，这里面就包括政策问题，过左，是一个主要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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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说，除政策以外，更严重的是干部问题，文化水平、业务能力太差。“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句话是真理，右派分子是借这句话来攻击党的领导，而并不等于说这句话本身不对。这几年，工作上的很多问题是由于干部外行造成的，好心人做坏事，正是说明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个问题，也是历史的因素，我们的底子太差，一穷二白，没有那么多有文化知识的干部，共产党不能撒豆成兵，对这些干部交代政策，党中央三令五申，然而扶得东来西有倒。有一个人讲过一句俏皮话：党中央的茶杯里的水起些风暴，下面就变成十二级台风。这个话讲得合事实，许多毛病就出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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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８日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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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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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图书馆收藏

CCRD/2/5/7/00003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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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以“生产队”为基础——对《六十条修正草案》的修正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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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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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伟名（1923年－1968年5月5日），陕西户县人，中共党员，农民先觉者。杨曾参加中共地下党工作，1949年2月入党，当年冬天自行脱党回乡，1957年重新入党，任生产大队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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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到1961年，在大跃进-大饥荒期间，陕西农村更是“人困、马乏、地薄”，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实际上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作为生产大队会计的杨伟名，生在农村，长在农村，长期工作在农村，天天同农民的生产生活打交道，最了解农村实际情况，对农村各种实际问题也最有发言权。他把自己的所见所想，同生产大队干部交换了意见，先后撰写了十多万字的文章、意见和建议，最后经过深思，又写了题为《当前形势怀感》（又名《一叶知秋》），的万言书，由杨伟名和大队党支部书记贾生财、大队长赵振离三个共产党员署名，于1962年5月10日，分别寄给中共户县城关公社党委、户县县委、咸阳地委、陕西省委、西北局和中共中央及有关负责同志。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初期”概念，提出“物资自由市场开放”、“农业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的政策，提出“借助自由交易，满足群众要求”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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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8月6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点名批评了户县三个党员来信。针对信中“一叶知秋，异地皆然”的一句话语，毛泽东说：“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写信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赵伯平一直认为“包产到户很可能是中国农民的创造”，因而对毛泽东的批评始终没有表态。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的一次讲话中问：“对户县三个党员来信回答了没有?共产党员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10月，结合贯彻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省委宣传部，咸阳行署和中共户县县委的负责同志，四次找三个党员谈话，指出来信的“错误观点”；接着，中共陕西省委将《三个共产党员来信》，定性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在全省展开批判。杨伟名在被迫作检查时，仍然坚持：“说我提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是不能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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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文字让他在“文革”中遭受严重迫害，并最终迫使他走上绝路。他只活了不到46岁。1979年改革开放后，中共户县县委为他平反。杨伟名因其“物资自由市场开放”的观点一度被誉为“民间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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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条修正草案》①是当前指导农村各项工作的惟一依据，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不过，既其名曰《草案》，自必有进一步修正补充、使之在内容方面更臻完备的必要。于是，《草案》的执行过程同时也应该是“试行”过程，既是“试行”过程，每一个《草案》的执行者，务须随时密切注意其“试行”结果，并及时地将“试行”结果“如实”地反映给上级领导，以便对《草案》作进一步的修正、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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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仅就《草案》中所提以“大队”为“基础”的问题，谈谈个人的几点浮浅认识，权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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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级所有制”的基础是“生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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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草案》中所提“三级所有制”是以大队为“基础”的，但从同一《草案》中有关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职权范围暨“所有权”的具体划分看，毋宁说是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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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队的生产计划，是以生产队的生产计划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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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生产安排，劳力调配，评工记分等，尽归生产队全权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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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队除了政策上的掌握和坚持外，多属督促、检查、建议、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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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牲口农具如归生产队所有，劳力固定在生产队使用，所剩土地一项虽归大队所有，实际等于一个苹果归“甲”所有，但吃苹果的权属“乙”，前者有名无实，后者有实无名。“三包”超产部分，可以“全奖”，“三包”以外的收入，可以自行分配……
+
+　　看来问题就是这样。不过，以上所提并不是说“这样”不好，而正相反，倒是说“这样”好，并且认为应该“这样的好”向前再进一步。怎样的再进一步呢？那就是我们在提法上应明确地改为“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并在此新的前提下，重新考虑各项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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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生产队的“基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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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生产队成为“三级所有制的基础”时，按照当前情况���它的组织、规模、性质、权限……等又如何呢？我觉得只有这样才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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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规模：生产队的规模，应在牲口、农具“搭配成套”的基础上（一辆大车或胶轮车，两三个牲口，中、小型农具齐全——大体相当于过去的中农或富农那样的规模），附以相当的户数、人口、劳力和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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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自愿结合：为了利于团结，同心协力地搞好生产，可以采取自愿结合的原则，如果出现软硬劳力各走一端的悬殊现象，可以讲清道理，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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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干部：因为采取“自愿结合”的办法，党、团员、积极分子及原来热情工作的同志不可能均均匀匀地结合到各生产队去，在这种形势下可以在使用干部方面，适当地放宽尺度，最大限度地团结力量，不宜硬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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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土地：关于土地，可以按人分配，也可按劳分配，（指给生产队分配土地），两者各有利弊，可任取其一，有人说按人分地，劳软的做不过来，劳硬的不够做，按劳分地，人口多的队养活不过……其实，这不形成问题，劳力硬的尽可给地加工，剩余劳力也可另有出路——搞副业。劳力软的在必要时可以“等价”交换，“借用外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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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性质：生产队是“自负盈亏”的独立经营单位，土地仍归大队所有，生产队除耕用外，不得买卖、转让、出租，在“劳动致富，生产发家”（指队）的前提下，一切生产安排、分配等……形如过去的“一家一户”。国家公购粮任务可按过去“三定”时的计算方法，落实到队，促其如数交纳，队队之间的穷富差距，应任其明显存在，只要不出“劳动致富”的原则，富者听其“面白米金，酒肉丰隆”，穷者就让他“缺米短面，瓜菜代食”（天灾人祸例外）。这样富者可以再接再厉，穷者自会“反躬自省”。绝不像现在群众把造成一切生活上的困难责任，都往党和人民政府头上推，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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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核算：生产队的规模，如果小到一二十户至十数八户时，要进行像目前大队那样的独立核算，倒是很有问题的，如果采取“因陋就简”的办法容或可以，不然就得采取由大队作为生产队的“经济代管”单位，而代管其“账”，生产队可以不设正规会计账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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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三包一奖”：这个被认为能够激发社员劳动情绪的“三包”制度在生产队成为“盈亏自负”、“独立经营”的形势下，自必成为不适用了，不过原来的“一奖”可以变法延用，这就是每年按生产队土地面积，向大队提交适当的奖励金，作为向模范单位暨个人奖励之用（另外还可适当地提取公积金暨公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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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大队的经营范围：就当前形势看，大队的经营不宜过多，凡对各生产队的生产或社员生活有密切关联的可以经营，反之就不要经营。大队应将重点放在积极帮助生产队搞好生产这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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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大队的收入分配：凡属大队直接经营的如林园、芦苇、鱼塘、电磨……等，每年收益除适当提取公积金、公益金外，可按一定标准分配给生产队。如代管各生产队经济账务，须克尽领导监督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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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生产队的粮食分配：生产队在食粮分配方面完成国家公购粮任务后，完全自行分配，分配项目可以有人的口粮、家畜家禽的饲料、做醋的杂粮、酿酒的细米……分配标准，随产量高低而定，当社员的粮食需要，已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而尚有剩余时，可在自愿原则下出售给国家（其实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国家将不是像目前这样需粮甚急，那时国家收购社员自愿出售的粮食，势必成为为了照顾农民利益而作）。
+
+　　（十一）关于“服从国家计划”问题，从道理上讲，生产队的生产计划是应该服从国家计划的，但要达到真正“服从”的要求，除了合理的布置任务外，更重要的应该是：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以高出一般水平的“实惠”，奖励其生产国家最迫切需要的东西，例如国家需要棉花，务须让种棉者获得“满意”的利润，不然任务是100亩，他只种80亩，作务方面亦不重视，误地误人，公私两伤，这是在要求“生产队的生产计划服从国家生产计划”的问题上应该注意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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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农村粮食的互补余缺问题：食粮是“国家一类统购物资”，食粮的“黑市”活动是非法的，然而目前农村的食粮“黑市”活动，普遍成为“公开”的“秘密”，这个事实表明农村食粮是“余缺不平”的。如果说，余粮者叫他卖给国家，他不愿意，高价私相交易，又为国家法律所不许；���一方面，缺粮者国家不予供应，“黑市”购粮，政策不容，这样是否“缺粮者”就让其“缺”，“余粮者”就让其“余”，显然这样是不合适的，而“互补余缺”是应该的，尤其在上述生产队为单位的独立经营情况下，农村食粮的“余粮”现象将更显著，而“互补余缺”的必要性也就进一步地加深，从这点看来，农村食粮市场的开放的问题，似乎是可以考虑的。首先“开放”以后；如下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食粮过少的生产队，可以取诸市场，上级领导也就不必担心他们受饿了，就像今年我们采取夏粮不足100斤者，给以调补；全年不足200斤者，如数添足，都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这样虽表示对群众生活的关心，然其后果，则是有害的，因为这样很容易给群众思想上造成“平均主义”的感觉。再则所谓不足100斤和不足200斤……等是否都是实在的，其中问题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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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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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各节是在以“生产队为基础”的新的前提下，涉及应该相应改变的各项有关问题，如果按照上述的办法去做，可以收到如下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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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社员务自留地的积极主动情绪，可以导向生产队集体这方面来，这就解决了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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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私分瞒产的事，可以根除敛迹，从而查产算账的手续，可以完全省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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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今年夏秋收的秩序紊乱，固受“粮短”所致，但主要与大队，尤其生产队领导同志有意纵容有关（半个眼睁，半个眼闭），而所以致此者，又是因为“超产多吃”的措施，并没有引起社员们的重视（包括生产队及一部分大队领导同志）。而平均主义的“杯弓蛇影”却一直浮动在社员思想深处。果能按照上述以生产队为“一家一户”的办法去做，收获秩序自会趋向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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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生产队“盈亏自负”，“三包”制度取消，这样核算手续就减少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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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当社员们的务自留地的主动情绪，导向生产队集体这方面时，自留地的小块经营就显得很落后，社员将会一致要求将自留地收回归生产队集体经营（这点是我的体会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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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生产队作为一个“自负盈亏”的独立经营单位，形如过去的“一家一户”，何以就能获致上述效果呢？如下的道理是可以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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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平素关心集体利益的社员，我们会赠他以“爱社如家”的赞词，而“如家”二字却又充分地意味着每一社员对于“家”原来都是十分“爱”的，然而社员何以都“十分爱家”呢？这非常明显，因为“家”和自己的利害关系是极为密切的，“家”富了自己就不会受穷，“家”穷了自己就不得不受穷，这对每个社员来说，都有其长期深刻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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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道理讲，“集体”和个人的相互依存关系，同样是很密切的，不过，目前绝大多数社员还没有体会来这点。本来在多年来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过程中，社员们应该能够体会到这点的，惜乎因了我们的作法欠妥（平均主义、共产风），不但没有把社员们固有的“爱家”思想提高到“爱集体”新的台阶，反而使社员们对“集体”失去信心，这从目前社员务自留地方面看来表现的最为明显，社员在务自留地方面可算真正达到“积极主动”，采取措施方面，也真正达到了“千方百计”，但对队里的庄稼总是表现为漠不关心，按说自留地仅占总耕地面积5％左右，这样岂不是等于重视了“芝麻”而忽视了“西瓜”吗！尽管这是本末倒置的错误行为，然社员们却一直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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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目前一个极关重要的问题，莫过于如何把社员们务自留地的积极情绪导向生产队集体这方面来，如何把社员们爱家的思想，提高到爱生产队集体的台阶上来，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惟一行之有效之方法，莫过于赋予“生产队”以“家”之形态，这个家是在原来“一家一户”的基础上，加以适当扩大，在性质上也比原来优越，这个家蕴藏着社员们无穷的幸福生活，并会立即在社员们的面前，展现出光辉的前景，它应该成为构成人民公社的惟一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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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10月20日（本文系杨伟名起草，以大队党支部书记贾生财名义发出——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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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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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六十条修正草案》即《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后，为了制定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8字方针的具体政策，毛泽东派出3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发现自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后，只解决了自上而下“调”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各生产队���间和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2月下旬，毛泽东在广东主持起草人民公社条例，并于3月10日至13日召集了中南、西南、华东地区的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负责人会议，讨论人民公社条例草案。3月13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条例草案总结了人民公社3年多的经验，对于纠正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都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广州会议后，中共中央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印发全国农村讨论，并在部分地区试行。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正式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修正草案取消了原草案上有关供给制的规定，决定停办公共食堂。强调改进干部作风，增加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委、八项注意”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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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会议后，毛泽东继续调查研究农业问题，发现《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虽然取消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但是规定的“队为基础”是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大队对生产小队实行“三包一奖”。杨伟名此篇文章即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下发后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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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2月13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农村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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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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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RD/2/5/7/000034.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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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开明给刘子厚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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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开明，时任张家口地区党委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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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厚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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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九中全会完了，您还在华北局开会，我想将群众生活情况向您做一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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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口市的疾病死亡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全市去年共死亡58，877人。死亡率为1．89％（一九五八年1．31％，—九五九年1．64％）。最突出的是蔚县，去年共死亡18，240人，占全县人口总数3．36％。全市现有（到一月十五日）病人86，236人，占总人口的2．8％。在这些病人中，咳喘占30％，浮肿占12．7％，便秘占9．9％，肠炎占4．8％。
+
+　　遵照省委的指示，为实现好人不再病，病人不再死的要求，我们已采取了以下几项主要措施：
+
+　　首先，从各方面挖掘粮食潜力，以提高群众的吃粮水平。从今年一月初开始，口粮水平已普遍提到五两；并且为今后坝下每人平均能吃到6．4两，坝上能吃到七两，全市的征购任务已从49，800万斤减为45，644万斤。这样，就不得不大挖库存。到六月底，我们的粮食库存将只有4，035万斤，较去年同期的10，500万斤压低了一倍半。同时农村口粮安排的时间还要缩短，已由原来安排到九月底，提前到九月五日（坝上）和九月十五日（坝下）。这样，口粮的分段安排大体是：一、二月份坝上5．6两，坝下5两；三月份坝上6．5两，坝下6两；四、五、六、七月份坝上8两，坝下7．6两；八、九月份坝上6．1两，坝下5．9两。
+
+　　其次，重点照顾病号，困难户及重体力劳动。对于病人和体质特别弱的人，已按省委指示，每人每天补助1——3两保健粮。此外，鉴于部分群众没有偷秋或者偷得很少，生活特别困难，有必要给以照顾；同时，有一些必不可少的重劳动，也必须给以补贴；我们决定从发动群众清理仓库，追缴干部贪污粮，清理储备粮、死亡人口粮、死宰牲畜饲料等方面大挖潜力，以解决上述需要。看来这方面的潜力还是不小的。市委工作团在宣化西望山大队试点，即清理出粮食二万多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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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提高代食品的加工效率和质量。据最近落实的结果，全市除已食用代食品7，680万斤外，尚有代食品原料17，928万斤，全部加工可出成品5，378万斤。现在经常吃代食品的食堂达95％，一般可吃到2．5两。经过这—段的工作，我们深感把代食品加工细，做得好很不容易。许多地方由于加工不得法，不但效率很低，而且很粗糙，养分大量流失，加上做得不好，致使许多群众吃了拉不下来。蔚县白乐公社田照町生产队，80％的社员都便秘（当然这和营养不良也有些关系）。因此，现在亟需总结经验，提高技术，以提高代食品的质量。并提高加工效率。为此，我们已发动工业大搞代食品。除在有电源的地方有计划安装球磨机外，再在一些重点地区建立小钢磨。我们即在明天召开代食品加工会议、总结交流经验。
+
+　　第四，大力解决副食，增加营养。除广泛发动捕鱼打猎外，我们还决定宰杀36万只羊（全市现有羊148万只）和一部分残老牲畜，保证农村在两个月内每人每天能吃到半两肉。
+
+　　第五，尽量多种早熟作物和蔬菜。夏粮生产，要求能解决农村人口的半月口粮。蔬菜除完成商品菜任务外，应保证农村每人在六月份每天吃到一斤，七月份每天吃三斤。
+
+　　第六，发动群众，大搞革命运动，彻底改造三类食堂。经过这一段斗争，已有1，468个三类食堂经过整顿和改造，建立了管理委员会，群众掌握了吃饭大权。但是，还有575个三类食堂，由于发动群众不够放手，不是大搞革命运动，只是就食堂问题来改造食堂，所以尚未彻底改造过来；有的只是换人未换思想。为此，我们已按照省委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生活革命，彻底改造三类食堂。
+
+　　虽然做了上述这些努力，但是疾病和死亡情况仍然未见好转。据统计，去年十二月份全市共死亡9，584人，日平均死亡309．3人；今年一月上半月共死亡4，619人，日平均死亡308．2人，相差无几。而且，如以一月上半月的后五天，同前十天相比，则是发展的趋势。后五天较前十天死亡日平均增加了157．3人，幅度为68％。同时，疾病也在发展。一月十日病人是66，195人，到十五日就增加到89，331人（这与最近进行了普查可能有些关系）。
+
+　　疾病死亡情况之所以未能制止得住，这里面有我们的工作问题。也有实际问题。这就是现在人们的营养水平，距离实际需要相差太远。中国医学科学院有—个关于人体营养需要计算标准（载在内部参考3133期），虽然不可全信，但可以作为研究问题的参考。据这个材料说，从事中等强度劳动的人，每日需要热量3000——3500卡，如能达到此数的70％（即2100卡），就基本上可以不发生营养不良性水肿。现在农村每人每日平均口粮五两，中等劳动力不过5．5两，折成成品粮也就是5两。加上2．5两代食品，发热量一共只有1000卡左右（藁杆代食品发热量大约等于粮食的四分之一）。再加半斤菜（实际上多数地方到不了）和半两肉，发热量总共也不过1200多卡，仅达最低需要量的七分之四。蛋白质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加之有些地方组织不纯。工作不好，群众还吃不到自己的定量，问题就更大了。总之，目前的吃粮水平，维持现有体质都有困难，要恢复原来的体力就更不好说了。这样，死亡和疾病的情况就不易停止下来。最近我们这里又发现了—种新的不正常死亡的情况，就是由于长期营养不良，造成血糖过低，突然“休克”而死。这种病事先既不浮肿，也不干瘦，很不容易发觉。这种情况非常值得注意。
+
+　　如上所述，我们这里现在的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不过，我们觉得，到三、四、五月份，情况可能更加困难。因为，那时口粮虽然增加一些。但是蔬菜和代食品都要减少，而劳动强度则逐渐增加，另外，前一时期多数群众家里还多少有些粮菜，过了春节，一般就消耗得差不多了。加之每年春夏之间，疾病极易流行；今年由于人们体质不强，就更增加了发病的危险性。因此，我们现在虽然从各方面加强工作，但是心里确实有些担忧。
+
+　　从张家口市的情况，可以想到全省的日子也是不好过的。全国的情况不大清楚，不过南方春菜和早稻熟得比较早。不知中央是否还可以再挖挖库存，或者多进口一些粮食，再给河北调一点，以便较比顺利地渡过灾荒，保证生产。
+
+　　以上这些看法和想法，不一定妥当，请批评指正！
+
+　　谨致
+
+　　（布敬！）
+
+　　 胡开明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
+　　· 来源：
+
+　　河北省某档案馆

CCRD/2/5/7/00003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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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定西地委转报各县委扩大会议对中央和省委负责同志的一些意见
+
+　　（省委：）
+
+　　现将六一年九月各县委扩大会议上对中央和省委一些领导同志的意见反映摘要报上：
+
+　　1．甘肃出了大问题，中央一些领导同志亲自视察，也曾派工作组到甘肃工作，对甘肃工作估价很高，却没给(此处二字辨认不出)反映问题。
+
+　　2．引洮工程中央知道，开工时发过贺电，朱德、习仲勋也视察过，没有发现问题纠正错误。
+
+　　3．谭震林同志是主管农业工作的，全国农业出了问题与他有关。他曾说过：“粮食已经过关”，“绳索牵引是农业发展的方向”，要求限期推广，还说：“货币是货币又不是货币，商品是商品又不是商品，这是初级的按劳分配”。这些说法都给下边干部增加了糊涂认识。
+
+　　4．李先念同志提出“两放三统一包”打乱了财贸体制。
+
+　　5．“共产风”，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都是中央提出来的，应该由中央负责。
+
+　　6．五九年四月主席六条指示下达后，中央有关部门没有检查执行情况。
+
+　　7．刘主席视察河南工作时提出一县一社，对下面影响很大。
+
+　　8．陈正人同志来到临洮视察工作时说：“五九年每人要有粮500斤，黄豆280斤，清油15斤，都不切合实际。”
+
+　　9．胡耀邦同志提出“劳动不计报酬，工作不讲条件”，助长了命令风与共产风。
+
+　　10．中央工作组在陇西、岷县生活特殊，多吃多占严重，群众说：中央工作组来解决问题，我们信心很大，现在把咀吃软了，不如以前好。
+
+　　11．中央工作组工作方法简单，不允许被批判的同志讲意见。
+
+　　12．中央工作组在陇西整风整社时否定一切，别人意见不采纳，根本不管生产，王生荣同志讲“陇西整个是国民党的复辟，县委书记带头抢劫”。揭盖子时不了解实际情况，只说人祸，不承认天灾。
+
+　　13．自留地问题：省委不执行中央指示，变动太快，影响群众生产积极性。
+
+　　14．省委讲对过去的错误不查责任，可是张仲良、窦明海还是书记，而对下面不是集训、特训，就是撤职法办。省委、地委书记虽没有直接人命，但下面违法乱纪是他们逼出来的。有的同志说：这几年发生错误的原因是：“上面出题，下面发挥，下面胡干，上面支持”，一切归罪下面是不公平的。
+
+　　15．岷县20万吨铁，千斤县是张仲良同志来岷县逼出来的，后来还留下黄文清监督执行。
+
+　　16．有些同志提出：特训班把没开除党籍的人，持枪管起来，不合党章规定，在生活上不如犯人，应该宽一些。
+
+　　17．五风是从上面刮起来的，下面强迫命令是检查团逼出来的。
+
+　　18．通渭县反映省委工作组生活特殊，吃饭不限量、买东西不限量。
+
+　　 定西地委1961年11月25日
+
+　　印发：各常委　成湘　秘书长　办公厅　监委　存档　　共印33分
+
+　　 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　　1961年11月28日印
+
+　　（11月28日15时40分月抄）
+
+　　· 来源：
+
+　　甘肃省某档案馆

CCRD/2/5/7/000036.txt

@@ -0,0 +1,51 @@
+# 给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紧急信
+
+　　<钮惟新、蔡抚民>
+
+## 呼  吁  书
+
+　　（亲爱的同志：）
+
+　　我们的祖国就其人口和新疆来说，都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大国。因此，她的进步与倒退、胜利与失败，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繁荣衰败，而且更关系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进展。这是一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
+
+　　而我国的现况又怎样呢？
+
+　　凡是一个身居广大人民群众之中（特别是农民群众之中）的人，都会为我们国家已暴露的严重危机和潜伏将发的更严重的危机而深切地感到不安。这种焦虑的心情，是由以下主要的铁的事实存在而引起的：
+
+　　1．广大人民生活空前日趋贫困。全民性的体质衰退正威胁着整个民族。近几年来死亡率突然增加，生育率大大减少，几乎使祖国人民濒于后继无人的危险。
+
+　　2．农业生产力空前衰退，牲畜人力破坏超过一半，荒地增多。
+
+　　3．土地肥力大大减退，就是在正常年景，产量也只及过去单干时一半，很多农民认为，再过四、五年土地薄的不能再长粮食了。
+
+　　4．国家周转十分困难，迫使一切建设放缓了步子。
+
+　　5．虽然我党在农业上采取了许多措施，但六十条都没能根本解决我国农业的发展道路问题。
+
+　　亲爱的同志，我们担心长此下去，祖国的前景怎样呢？
+
+　　激于对祖国和人民的神圣义务，激于共青团员的强烈责任感，我们要你们──革命的前辈呼吁：
+
+　　正视现实，行动起来，寻求途径，挽救民族危亡！！
+
+　　亲爱的同志：你们既然是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流血流汗艰苦奋斗了大半生的英雄，那么就会更加珍惜和捍卫这已得的胜利果实。正因如此，我们才完全信赖你们，并向你们请求：
+
+　　1．发动全党自下而上实事求是地总结建国十二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我们认为，造成今天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人为的因素。
+
+　　2．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由他们参与意见，共同制订恢复我国经济建设的正确政策路线。
+
+　　3．深入下去，了解六十条贯彻一年来的实际效果怎样，它是否能根本解决了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适应于低下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和激发起农民的自发生产积极性了。
+
+　　4．根据农民的要求，迅速搞包产到户的试点，并及早推行之。
+
+　　请爱的同志，请求你们行动起来！
+
+　　祖国人民在期待着你们的努力！
+
+　　我们再一次呼吁：快快拯救民族的危亡！
+
+　　 钮  惟  新共青团员                    上蔡  抚  民1961. 12.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CCRD/2/5/7/000037.txt

@@ -0,0 +1,113 @@
+# 关于我国农业问题的意见书
+
+　　<钮惟新、蔡抚民>
+
+　　我们两个人想就我国的农业问题向党谈谈我们的意见.我们都是年轻的共青团员，各方面都还很幼稚，所提的意见也主要是根据苏皖两省一些地区的情况提出的，不一定正确全面，但激于渴望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激于对党的无限忠爱与信任和共青团员的责任感，我们迟疑了近两年后，现在还是决定把意见向党倾诉出来如果我们的意见正确的，相信我们的党一定能够接受；如果我们的意见是错误的，那就是说明党近几年的路线是对的，而这正是我们的希望。
+
+## 关 于 我 国 农 业 问 题 的 意 见
+
+## (一)   我国农业合作化和公社化已经失败：
+
+　　从合作化运动至今，六年来的现实,已经证实我国的农业合作化和公社化已经失败了，已证实证实我党的农业基本路线是错误的了。这时候由以下的现实所决定的：
+
+　　一、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空前贫困低落：
+
+　　“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的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党纲》)这也是检验我们一切工作成败的准绳,自农业合作化以来，广大农村和城市的人民生活就开始逐年下降，尤其是公社化后人民的生活(特别是五亿农民)更趋于空前恶劣的贫困.近三年中，许多地区成千上万的农民死于饥饿线上，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人食人惨决人寰的凄象.现在，全国六亿农民都处于半饥饿之中，都处于缺吃，缺烧，缺穿的极端贫困境地，全民性的营养不良和体质衰退正在与日俱增，死亡率增加，生育率降低。
+
+　　二、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毁灭性的破坏：
+
+　　一个制度与政策正确与否，主要看它对社会生产力是促进还是破坏，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就是正确的进步的，阻碍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就是就是错误的反动的，这是社会发展的一条根本规律。自合作化公社化以来今天我国的农业生产如何呢？
+
+　　1．人力方面:人是发展生产的根本因素。而现在我国农业，农业劳动力已空前衰退，占我国人口80%的农村现在仍感劳动力缺乏，因为大批劳动力已经死亡(一些地区甚至达到80%)现在农村劳力也仍以体力差，生产经验缺乏的妇女为主要力量，而且由于生活水平低劣，目前农村劳动力大都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状态(单干农忙时一个劳力一天需补二三斤，现在日常普遍只半斤多一天)体质空前衰退,生产能力已大大低落。更要引起严重问题的是，由于生活差,生产任务过重，现在农村生育率极低，近三年来很多村庄几乎不生一个小孩，现在已生的小孩，也因营养缺乏，体质很弱.着不仅表明今后长时期内农业劳动力仍严重缺乏，而且将产生国家后继无人的危险趋势。
+
+　　2．畜力和农具方面:现在普遍的情况是，牛比合作化前少了一半以上，有的地区甚至少了80%多，人拉犁人打场的现象普遍出现.现有的牛因喂养差。生产过重，体质也大大衰退，繁殖率大大下降。小农具由于年年损失,目前也普遍感到缺乏。
+
+　　3．土地方面：中国的土壤，由于祖辈辛勤的抚养，五千年来一直是很肥沃的。然而，经过合作化这六年，现在土壤普遍贫瘠，碱地丛生。造成这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肥料的缺乏。猪肥是农村主要的优质肥料，但六年来农村的猪几乎绝迹(今年开始农村的猪增多了，但因人的口粮都如此紧张，猪是很难喂好的，因而肥料也不会多)。豆饼化学肥料也远远供应不上需要,种绿肥的也很少。现在农村主要肥料是沤制绿肥土肥，其肥力是极低的。很多社队有一半土地入社以来没有下一次肥料，六年来庄稼的生长大都是依靠土地的原有肥力。
+
+　　三、农作物产量下降：
+
+　　生产量的增减，是检验经济制度优劣的最显著的标志。
+
+　　农民们普遍认为，现在的收成(即使是正常年景)只有单干时的一半。六年来，农作物亩产量一般以每年10-20斤逐年递减，这是由于生产力衰退的后果，而自然灾害却是次要的。
+
+　　造成以上三种情况的原因，更主要还是由于我党农业合作化、公社化方针、路线的人为错误。
+
+　　合作化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增加产量，提高人民的生活。而现在这种目的不仅没有达到，发而比合作化以前更糟了。现在还有少数单干户，他们生活比社员强的多。这些事实完全表明，我们党的合作化、公社化已经失败了，一切关于我国农业合作化必要性的理论都毫无意义了。
+
+## （二）我国农业合作化和公社化失败的原因：
+
+　　一、 集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性质不相适应。
+
+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当合作化大规模开始的1953年和公社化开始的1958年，我国的农业生产的情况怎样呢？他们基本上仍停留在落后的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水平（58年比53年更落后衰退），工业的生产力也仍很落后，而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却是一种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显然是不能适合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性质的，这就是我们农业合作化和公社化失败的必然和根本原因。
+
+　　马列主义关于农业集体化的方针，一般是指在战胜了资本主义后的生产力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我国历史上走了一个资本主义后的生产力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我国历史上少走了一个资本主义阶段，而这阶段正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重要时期。因此，我们不能把马列主义关于农业集体化的方针教条地搬到中国来。
+
+　　二、 合作化超越了农民的思想觉悟的水平：
+
+　　我国农业的个体经济，有几千年的历史，小农意识和自私性是十分强烈的，“劳动者从物资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劳力”（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近几年来，我们正是违反了这一规律。普遍的情况是农民入社以后，干活没有单干那样认真、积极，为什么呢？当农民在他自己土地上劳动时，他的劳动成果能全属于他，而当他集体的土地上劳动时，他只能获得自己劳动成果的一部分，而其余得让别个社员享受，因为他应得的那一部分报酬，还要取决于其他社员的劳动情况，如果其他社员不努力劳动，他所得的报酬就要比单干时减低。
+
+　　而目前自私性是农民的普遍共性，这种几千年形成的旧意识，短时间还是不能改变的。
+
+　　社会主义农业合作社水平的经济，则完全必须在新的集体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基础和上层建筑产生了不相适应的矛盾，由于这矛盾，造成了人民公社后生产积极性减退，干活马虎，无人负责，生产力大大破坏，而使得合作化、公社化失败了。
+
+　　三、合作化、公社化超越了干部水平。
+
+　　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中，“干部决定一切”，然而我国农村基层生产干部，大都是个体农民出身，不仅工作能力不够，而且更主要的是思想水平远远跟不上要求，他们大都只顾自己生活安逸，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则很少（在现阶段者也是必然的，但我们在制定任何农业政策时，必须考虑进去）。把关系到广大农民生活的生产经济完全交给这样少数人来管理，这本身就是十分危险的。从这次农村整风中可以看出，最严重的问题正是基层干部恶劣作风的问题，绝大部分干部都犯有大小不同的错误，但目前他们大部分仍当干部，因为虽然他们很不称职，但除了他们又有谁来适合替任呢？
+
+　　把集体生产交在这样一些人的身上，必然是不会搞好的。
+
+　　四、运动的速度过快过猛：
+
+　　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这一系列的发展变革过程都太快，都是自上而下的变化，而不是广大农民自发的要求。因而在每一次的变革中，都发生了生产力的巨大破坏。
+
+　　生产力发达的苏联，用了十八年时间才完成集体化，而生产力落后得多的我国，却只用短短几年就完成了，这速度是过快了，在整个运动中，基层干部大都以三分动员、七分强迫，把农民拉入合作社。
+
+　　另外，中国农业的特点是农业人口多、土地少，牲兽多，精耕细作，生产经验丰富，可以不急于机械化，不急于合并小块土地。
+
+## （三）迅速改变我国农业面貌的途径：
+
+　　当前我国农业生产力，已衰退到如此之严重，很多农民认为，以现在的地力，再过五年可能不长粮食了。因此，迅速解决我国的农业危机，已经是关系到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兴亡，迫于眉睫的严重问题。
+
+　　近一年多来，党中央已重视了这问题，并以巨大努力做了许多工作，制定了许多新措施，尤其是人民公社六十条，现在农村形势比前三年已有较大好转，但我们还感到农民自发的生产积极性并未充分发挥出来，产量仍不会提高，集体生产仍搞不好，这也是现今农民的普遍认为（原因如前第二部分所述）。
+
+　　有什么办法能迅速改变目前的农业面貌呢？我们认为，包产到户是最好的办法。原因是：
+
+　　1．“包产到户”的生产关系，适应于当前落后生产力的水平。
+
+　　2．“包产到户”适应于当���农民的觉悟水平。据我们所知，绝大部分农民都认为这是搞好农业的唯一道路。既然广大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是我们革命的目的，那我们就应该满足之。
+
+　　3．“包产到户”能迅速把农民的生产潜力全部发挥出来，利于迅速恢复生产。
+
+　　4．“包产到户”能促进和恢复发展生产力，增加产量，提高人民生活。
+
+　　5．“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只有包产到户，才能加速我国工业化的进程和其他事业的发展。
+
+　　当然，“包产到户”的好坏远远不止于此。
+
+　　“包产到户”也有其缺点，会导致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增长，但在人民的政权下，是可以通过国家的政权、措施加以克服。实行土地国有化，严禁土地买卖，这就可以根绝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现今社队的机构仍不动，以管理社队的政治思想和适当的经济，通过价值规律，也可以控制个性生产的盲目性。
+
+　　“包产到户”看起来比合作社似乎是倒退了，我们认为，实际上不是倒退了，而是进步了。因为历史上衡量进步与退步的根本标准，是看其对社会生产力是推进还是阻碍。既然包产到户比合作社更能促进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更能增加物质财富，提高人民生活，应该说它是进步的。
+
+　　我们还认为，“包产到户”与昔日的单干也完全不同，它只不过是在现阶段能更好的体现出社会主义的多劳多得、按劳计酬的分配原则而已。
+
+　　安徽省农业生产力在近三年中受到极严重的破坏，农民生活极端艰苦。现在，据我们所知的“包产到户”地区，情况已大大转变，农民生产积极性已空前提高，生活有了可喜的好转。
+
+　　安徽省的实践也证明“包产到户”是迅速改变我国当前农业落后面貌的最好办法。
+
+## （四）建议：
+
+　　一、 通过试点，迅速把“包产到户”推行到全国各省。
+
+　　二、 全党重新实事求是地总结我国农业合作化问题，寻求最完善、最正确的农业发展道路，以确保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
+
+　　三、把我国农业合作化、公社化的失败教训迅速实事求是地告诉各兄弟党，以使其他已走或将走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再重遭我们的损失，以确保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
+
+　　（五）意见书到此结束了，值得向首长说明的是：在这份意见书上虽只有我们两人的署名，但这的确是一般农民的见解和要求。我们感到自己是一个有文化知识的乡村教师，有义务把广大农民的意见综合起来，反映给亲爱的党，以使我党能占有更多的资料，能更好地制定出符合人民意愿的正确政策、路线来。
+
+　　 钮  惟  新共青团员蔡  抚  民1961. 12.
+
+　　通讯处：江苏睢宁县凌城公社农业中学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CCRD/2/5/7/000038.txt

@@ -0,0 +1,87 @@
+# 恢复农村经济的顶好办法是包产到户
+
+　　<杨木水>
+
+　　【杨木水（1932－2000），男，浙江义乌柳青柳村人．1932年5月生。家赤贫， 1948年进蚕桑场当童工，自学文化。新中国成立后，被分配至桐乡担任蚕桑技术员。1952年调嵊县农业局。因工作出色。
+
+　　1960年农村大饥荒中，时在嵊县任农技站任技术员的杨木水，看到农民以野菜充饥，深为忧虑。他经过反复思考，写出5万字的包产到户意见书，寄呈中共中央。有抄了一份寄给全国人大常委马寅初（嵊县人），托他转呈毛泽东主席。1962年1月马寅初来嵊县会见杨木水，将意见书修改后转送中央农村工作部。马寅初离嵊，杨木水被退职。为要求工作，他上访北京。
+
+　　1963年带着农业部给嵊县人委的信回嵊。不久被捕，以破坏罪判刑8年，包产到户意见书底稿由省高院调存。“文革”开始，这位在农场服刑的“单干理论家”对残酷斗争不胜承受，为图速死而攻击林彪搞迷信那被判处死刑，等待执行。林彪自爆，取消死刑，加刑4年。
+
+　　1980年无罪释放回嵊县。1987年浙江省有关部门公开披露他的包产到户意见书。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主编的《时代先锋》第10期、《大梦谁先觉》、《东方视角》等报刊，均有详细介绍，给予充分肯定。杨于1987年当选嵊县人大代表。2000年7月3日因脑出血抢救不及去世，享年68岁。
+
+　　这份资料是杨木水寄给马寅初的原稿】
+
+　　当前农村主要问题是如何调动社员自觉性和积极性问题，也就是在生产关系改变的基础上有如何的相应措施问题，它关系到是否能够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农村人民公社是否能够巩固和是否能够发挥它的巨大威力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全党全民最关心的问题，也是等待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党中央“十二条”、“六十条”已解决了一些问题，但矛盾还是大量存在。如“六十条”前统得过死，管得过多（当然自然灾害也有关系），造成农民无菜吃、无柴烧、荒地成片、市场空空。买一根甘蔗1元，一个萝卜要3元，二级工人一天工资只够买一根甘蔗的生活水平。但“十二条”、“六十条”后迅速解决了这一现象。但又产生了另一种偏向，一个出现卖买高潮，弃农经商相当普遍，造成了交通运输非常紧张。另一个对集体生产不够起劲，家肥拿不拢来，先进经验和新式工具运用得很少，精耕细作工作也并不比往年好，因而早稻单位面积产量也不比去年高，就是天气与去年一样，全年产量比去年高，看来也有困难。为什么呢？因为解决问题的方针有偏面性。同时也没有看到问题的主流，就是看到了，解决问题的策略也不是针锋相对。
+
+　　什么是重要问题呢？解决主流的策略我认为要提倡包产到户。对包产到户现在批评得很多，许多领导讲“公共食堂不是方向问题，公共积累等都不是方向问题。而包产到户是方向问题”。因而农村中对批评包产到户大部分干部都有一套理论。还有过去现在许多包产到户的形成的不幸后果。同时过去我也看到提倡包产到户者戴上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因而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有顾虑。但又想到毛主席讲：“为了真理，那怕是开除党籍、团籍，撤销干部身份”，我想这些话很对，干革命总应该是有风险的，风平浪静何为算革命呢？同时，我认为这包产到户观点根本与过去提的那个包产到户不同，因而我就挺胸提出这个问题。
+
+　　当前包产到户成为农民关心的问题。这个关心有两种人，一种是要包产到户，这就是参加实践的部分社员，对这些社员有的人调查讲大部分是富裕农民，而我调查大部分是老实的基本农民。其中劳力强的要求迫切一些，是有这个倾向。另一种是怕包产到户，反对包产到户，大多数是干部，他们为什么要怕和反对呢？我认为除了有整套包产到户危害性灌在他们头脑里之外，还有怕批评的因素也是不少的，尤其是过去已经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犯过错误的干部，怕这个地区形成包产到户，牵累到他们的问题因而害怕。他们反对包产到户的理论认为：（1）包产到户要阶级分化；（2）是方向问题，是封建势力在农村中复辟倾向；（3）国家征购任务完成不了；（4）具体问题解决不了，如分田问题，灾害问题，收藏问题等等。总之是许多不利条件。总括起来是不能提高生产力，不能算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来谈下列几点看法：
+
+## （一）包产到户的性质问题
+
+　　包产到户并没有改变人民公社的性质，它不过是适应��民公社当前的一种生产管理的方式而已，这就是定额管理，这种定额管理方式是最实效的，最起调动积极性作用，又最现实。但只有在人民公社制度基础上才能办到，公社化以前是不可以办和不可能办到的。因为人民公社有：①虽是贯彻多劳多得，承认差别，但又采取了供给分配三、七开的办法，保障了人民基本的生活水平；②生产资料“土地”实现了公有化，卖买土地是不存在了；③在奖赔方法上采取超产“二、四、四”（即生产大队二成、生产队四成、超产者四成），减产扣分少分配的办法。由于这三点，既保障了人民基本生活，又不存在土地的卖买，同时减产不过是分配少了一点，所以也就不存在阶级分化因素。社员终是社员。少分配点，吃得差点，也是社员，多分配点，吃得好点，也是社员。而人民公社化以前就不可能办到了，因为它没有这些公社特有的具备条件。同时也还存在着单干的自由权。所以包产到户的定额管理方式，是不可以办和不可能办的，办了也就是错的。因为这种方法要被单干同化了，而产生阶级分化。同时，在当前也只有采取包产到户才时适应人民公社的现实情况，也才能发挥它的优越性。理由是：
+
+　　（1）正从100、200户的小集体组成的农业社转成一个规模较大的大集体的人民公社，它已不适应过去那种小规模用大呼隆的经营生产方法。正如工业一样，一个裁缝店用固定工资的办法关系还不大，而一个规模较大的被服厂就不行了。它还必须采用定额管理。如种一亩田几分，施一次肥几分，除一亩田草几分等等，在这个问题上模仿工业也采取定额管理来指导农业生产，我认为这个定额管理是不现实的，它等于零。我记得去年屠家埠大队有一个社员一天耘田“田间除草”22亩，超过2、3亩水平的7倍，工分记得很多，但是这些田里的草照常生长，结果减了产。有的人会讲，“这是定额工作上的毛病，定额本身包括量与质。质量不好可以扣分”，这是对的，但在这一个汪洋大海的田畈里怎样去实行检查，检查了也只看到表面，田外看到了田里不一定看得到，因而这种定额管理是不现实的。今天张三去干，明天李四去干，收获时产量高低哪里查得出责任，所以讲这种定额管理等于零。
+
+　　（2）土地还是零星分散的，同时现在也没有机械，再加上农业生产是错综复杂的，包括衣、林、牧、副、渔等等，因而在这一情况下也必须采取分散管理，各个突破的办法。
+
+　　（3）虽然是公社化了，一切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变成了公社社员。但农民还是农民，还不是农业工人，他们的思想意识也还是浓厚的小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绝对平均主义，自由散漫等落后思想还很深，因而采取包产到户的办法正解决了他们的矛盾。再说这是工人，如果大工厂没有一个超定额奖励，那也会乱得很，生产积极性也不能调动起来。
+
+　　同时，这也是人民公社独有的优越性，发挥了各尽所能，按各人的特长分配工作，这不是发挥“人尽其才”了吗？因而生产积极性必然会有一个空前的提高。
+
+　　当前农村已经有一小部分生产队采取了包产到户的管理办法。但是由于政策没有规定，再加上没有包产到户的理论，也没有人去领导他们，也没有一套包产到户的完整办法，因而优越性也没有很大发挥，有的地方还搞得很混乱，反而影响生产。如有的地方采取田到户，包工不包产，这样带来的后果是固定包到户的农活抽空做，公有农活抢来做，这样保证了多收工分，而对包产到户农活误了季节。同时干的农活也很不符合质量。影响产量，更不好的是采用自种自收，保证不了包产任务上交等不良倾向。
+
+## （二）包产到户的好处多
+
+　　（1）能巩固人民公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控制个体经济优先发展的倾向和控制弃农经商，包产到户不但能够提高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主要的还能够确保办好集体经济，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发展，个体经济做到在集体经济控制下进行积极的发展，先私后公的优势倾向一去不复返了，因为办集体经济具有花工少，花本少等等的生产对象。优先权存在，这比私有生产对象一般都优越得多。搞私不如搞公多奖一点合算的事实存在，如私有去开一分荒地种麦，前前后后至少也得化5个工、2担肥，也肥不了新开荒的瘦地，收获20斤小麦不应该说产量低了。如果这5个工、2担肥去加工于集体的大田，那它的效果大大增加，增产至少在50斤以上，就算50斤，根据“二、四、四”的��配原则，他可得到20斤以上，因此，谁再愿去摇那些黄泥瘦地呢？所以这种生产价值去领导生产的办法是最起效果的，过去有些地方发生了先私后公、大搞弃农经商也是由于这种生产价值的关系，因为搞私有经商业大于摇公有的生产价值。因而产生以私为先，如当前我们公社种番薯，因天长晴久旱，突然下一次雨，社员就争先种番薯，但种的都是私有的，集体的到如今种的很少，现在种番薯的季节已经过去了，因此今年集体番薯产量就成问题了。
+
+　　同时适合个体经营的农、林、牧、副、渔等农活也不必全部为社员作家庭副业而经营，可以有步骤地将部分的农活纳入为集体经营。那时候社员也不坚持发展个体经济的生产，这样，个体经济就被集体经济无形的同化了。但是社会产品还是大量的增加，社员的收入也相应的增加，这样，不但巩固人民公社，巩固社会主义，同时也发展了社会。象现在这样下去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社会是巩固不下去的，现在有些地方实质上已变质了，不能保证集体经济的优先发展，弃农经商相当普遍，这还成什么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体统。
+
+　　（2）能提高现有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全面完成各项生产，保证计划生产的实现。包产到户之后，由于人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事业性、责任感，试验、研究、创造发明在农村形成高潮，因而必然取得农业战线的全胜。这不但确保现有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解决我国的粮食增产问题。同时也解决计划生产问题，全面完成各行各业，这是过去办不到的。过去抓了粮食而忽视了经济作物，完成了这项，那项完不成的现象也是普遍的。现在包产到户，各行各业按特长分配，谁还愿意自己不超产，没有奖呢？因而必然形成全面胜利，保证了计划生产的实现，这也就是“全面领导，分项管理，各个突破，全面完成”的人民公社领导生产的战略。
+
+　　（3）能做到各尽所能，解放人民的思想。理由是因为做到科学分工，农、林、牧、副、渔各项生产按照各人的特长分工。去掉了过去劳动“打游击”的方式，今天这样做做，明天那样做做。因而必然使每个社员树立事业心，这是过去办不到的。同时人民总是想多得一些收获的，要多得收获就得超产，因而人们必然尽一切能力在自己管理的行业上争取好收成。这个能包括二方面，一是体力的能，二是脑力的能，因此高工效、试验、创造就会自发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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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能增加公共积累社会主义因素，收入增加了，必然是增加了公共积累。同时采取“二四四”的超产分配办法，二成就生产大队的公共积累，生产大队公共积累多了，公社的公共积累也必然多了。同时科学分工后，劳力必然有多的趋向，这些劳力可以大办生产大队和公社的企业，因此，社会主义因素，也增加了。除了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因素增加外，还有公共福利事业的扩大，供给部分的增加等等，都证明了能增加社会主义因素。
+
+　　（5）能解决肥料的公私矛盾。生产队虽采用奖励和按基本劳动日交肥等措施，但社员还是不愿上交土肥。为什么呢？社员讲：“生产队增加一石，不如自己增加一斗好”，尤其是口粮采取低标准加奖励后，社员到处开荒，扩种面积大大增加，因而用肥量也相应的增加。但如果合理使用肥料，还是有得多的。但社员哪里肯，巴不得自己一分地能增产它几石麦，因而拼命的用，因此今年私有麦子割得不少。那天我到村里去，看到一个社员在高山上施肥，我一上去原来在施番薯肥料，我问他为什么将这样好的肥料挑到这里来施，他说：“生产大队规定多交一担肥，奖励3斤粮食，我现在施到这里来，地虽差要流失，至少也会得增产30斤番薯。”我讲那如果施在田里呢？他说施在田里增产30斤谷子是不会少一粒的。从这里可以看到，如要包产到户，他还会将这样好的肥料挑到高山上来施番薯吗？是不会的。因为奖励部分超过了私种番薯的数量。因此何必去付那么大的力气呢？因而包产到户无形的将集体所有的农活看成为私有农活，肥料矛盾也解决了。
+
+　　（6）解决老实和奸刁社员的矛盾，现在劳动中存在着老实与奸刁社员的矛盾，奸刁社员在劳动中不顾质量，不愿付气力，只求数量，只要工分多。他们认为质量好坏又看不到，今后产量高低又不会抓到他，减产了，工分多做，又不会赔。增产了给我多奖，何必去管他质量呢？而老实社员认为干活总是要求质量，质量不好不会增产，因而干起活比奸刁社员的���好，但好却不一定快，评起分来往往还是奸刁的社员高。这些情况日子久了，老实与奸刁矛盾日益的增加，逐步的显明，但因为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残余，一般不愿去作恶，后果是老实社员的干活质量也差去了。但有的奸刁的被老实教好的也是有的。所以老实与奸刁之间的矛盾，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扩大的倾向。那么推广包产到户之后，这样矛盾就解决了。同时对改造奸刁社员也是一个有效措施。
+
+　　（7）评分记工简单。包产到户后，工本也一起拨下，因而固定这些农活，就不要什么评分记工了，去掉过去为评分而天天开会的现象。
+
+　　（8）分配奖赔更合理。分配采用多劳多得，奖赔采取以实做工分奖励，以基本工分赔。这些都是很抽象的，不合理的。因为工分多做并不等于创造财富多，减产了也不等于是由于少做劳动日的关系，因而过去那种规定不过是大体合理。其中有部分社员的分配、奖赔是很不合理的。有的社员干活偷工减料，创造财富少而评的分多，不但全部工分参加分配，而且还受到奖励。有的社员工分虽做得少一些，但创造财富却不少，这些社员分配得少，奖励得少，如果减产的话还要赔得多。包产到户了，分配奖赔均用实产兑现，这些不合理现象就没有了。
+
+　　（9）可以减少生产队的集体瞒产私分。包产到户后，责任到人，生产队社员所有和生产大队社员所有转为社员与生产队和社员与社员之间的矛盾。生产队产量的收入是各个户的综合。同时在综合产量里面也必然存在着超产与减产户，高产户与低产户，因而分配奖励也存在着高低矛盾，这些矛盾就促使着相互产量的真实，瞒了产，分配上也带来困难。不象过去那样，瞒了产只要按劳动日分配就行了。同时由于总产又是各户产的综合，因而必然促使社员共同的保管责任，偷的情况也必然有所控制。
+
+　　（10）能广泛开展劳动竞赛。过去的劳动竞赛，工业优于农业，工业较实农业虚，工业较广泛，农业往往形成几个人的事。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现象呢？当然这里也包含着阶级思想根源，但主要还是工业能表现出每一个人的生产值，能够用数字产品质量来表达出每个工人的成绩。而农业就不行了，它没有那些绝对的数字，它只有抽象的工分多少和平常表现。同时有些先进者、劳动模范，他的成绩往往都是一个单位的综合。这样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很大，这矛盾不能推动生产，而是产生相互嫉忌，认为模范你当，起早落夜，流血流汗大家流。这主要原因是没有一个生产值的绝对数字关系。如果有这个就不会产生这些不正确的看法，而是产生你追我赶的真正竞赛。如果包产到户了，就能产生这种绝对生产值的数字。因而只要党抓了这一环，就能产生一个真实的广泛的农业竞赛运动。
+
+　　（11）生产小队能够坚持一定的农户，真正做到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团结，有利于经营管理。现在农村中产生一种生产队越小越好的空气，有的地区一个小队竟只有5、6户。他们说：“生产队小的责任强，5、6份力，生产的果实就有我一份，而二、三十户，我出了10份力也得不到一份生产果实”。同时人多了，管理的面积相应大了，也相应的困难，当然在现在的这种管理方法下，分小一点是有一方面的好处，但是他们分散了，也并不是这样单纯的目的，他们认为队分散了，生产大队党支部和管理委员会照顾不到，不能发挥他们对生产队的直接领导作用，这样生产队自由了，瞒产私分你也不了解，包产到户就能避免，农户多少矛盾不存在了，生产队大小就不成为社员的一个争论点了，因为各干各的活，这样能坚持一定的户数，便于领导和组织生产，保证生产大队对生产队的领导。
+
+　　（12）能保证分配工分值按照预算分配。这个问题是社员较关心的问题。过去工分多，不等于分配多。因为过去农本没有固定，劳动工分没有固定，加上产量的变动，因而就不可能保证工分值。包产到户了，工分和农本均固定，产量减了采取扣工分，这样工分值就不易变动，鼓舞社员生产积极性。
+
+　　（13）减少抢活干的矛盾。过去有的社员轻活抢来干，难活偷工干，工分高抢着干，工分低的不肯干，天气正常多干干，天气差了少干干，还流传着“好汉不干六月活”的落后言论，因而往往出现忙季干活人数少的现象，这样带来误农事。包产到户了，就能改变这种现象。
+
+## （三）怎样具体包产到户的意见
+
+　　总的采取“管理到队，包产到户，集体收获，统一分配”，���农活自由选 ，民主评定分任务，干活分散干，紧要农活加互助，固定工分值，工本固定不再变，无劳力加照顾，供给分配三七开，超产二四四，减产扣分少分配。”
+
+　　具体的分：1、领导管理问题。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不变。生产队有五权：检查监督权，组织劳力统一调配权，技术指导权，超产所得和经营副业收入统一分配权，任务分配决定权。同时将原来小队七权下放到户。
+
+　　2、怎样包产到户。根据生产大队对生产队的包产任务，首先将每一丘耕地和每件农活定好包工、包产、包农本的三包落实。然后采取自选自报农活品种和要求面积，这样再由生产队全体社员民主议定，具体分配农活。在分配农活中有分歧的时候，一定要贯彻民主思想，不能粗暴决定。决定后工、本、产或“产值”就定下来不再变动。如碰到特殊情况和灾害，需要变动时由生产大队大会或社员大会决定。包产年度一般应贯彻3、5年，个别需要调动，由社员民主讨论决定。如社员与社员要调，只要有利于生产，双方自愿，通过生产队批准。三包时应掌握以国家三定为基础，只许高不许低，要努力降低成本，要保证符合精耕细作和以符合农业八字宪法的措施基础上收获过称的原则，三包后生产队与社员双方订好合同。
+
+　　3、干活问题。干活除了生产队集体收获外，其余农活原则上分散干。但在必要时，由生产队互相或户与户相互调工，为了正确得出每户劳动实绩，因而收获时一定要统一收获，集体晒管，或者采取边收获边上交毛粮，由生产队与社员双方统一标准，打去折扣，求出实产。在收获和过称时一定要有3人以上，其中一个是其他队代表或生产大队干部，这样才可收获和过称，避免营私舞弊，收获结束后，上交和分配及库存量不符毛折量，再按折率统一增减，正式确定每户实绩，计算分配奖励。
+
+　　4、分配与奖励问题。三包后在生产大队正确核实工分，农本、产值，同时造好每户的一年产值分配早知道，同时各生产队根据包产和经营农副业订出各户的一年产值和粮食分配的早知道预算。分配办法：生产大队三包额，由生产大队分配支出，属于生产队超包产部分的三包额，由生产队分配支出。奖赔问题，超产值的分配，根据超产总量留下按三包的比例农本全部归户外，其余部分按二四四的分配原则，即大队二成作为公共积累，生产队四成，作为生产队按劳分配和积累，户里四成作为奖励。超产粮部分，除留下三包比例的农本产值量卖给国家外，农本同样归户，如还不能完成国家对超产量的应购任务数，还应在总产量上提成卖给国家，其余也同样二四四的比例分配。减产值和产量问题，进行扣分扣工的办法，首先将总产粮和“产值”扣除农本值，其余部分按总工数平均，得出每个工的产粮和产值，这样减产一个工的产值，就扣一个工，如张三包产值500元，包农本150元、包工350工，实际完成产值445元，这样他记的工分是多少呢？500元减150元除以350工等于1元1工。500元减445元除1等于55元，这样就知道每工的产值是1元，然后再得出多少个工的产值，这样就知道张三共少55个工的产值，那他的实得工是295工，这些工参加生产大队分配和生产队共同超产部分的分配。但减产如果由于自然灾害的关系，通过民主评定，应给减去包产额，并根据情况，给其农本工分。这样处理减产是较为合理的，它既承认差别，又保证社员生活。
+
+　　5、公共积累，供给部分及国家任务问题。生产大队的公共积累是包产可分配中的提成数，社员超产部分的“二四四”分配部分和生产队经营农副收入的提成部分作生产大队的公共积累。公社的公共积累是大队的总共积累的提成数和公社企业的收入数。生产队也可提成一部分公共积累。供给问题，一定要坚持三七开，保证人民生活的最低标准，这是一种公社化以后保证不阶级分化的措施，也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在公社化前都有一种不使阶级分化的措施，如低级社时期有一定的土地报酬，低级社前组织代耕，这些都是保证人民最低生活和不使阶级分化的措施。现在这一套没有了，采取供给分配三七开是完全合理的。国家征购任务一定要完成，要首先完成国家任务的前提下，再进行生产队超产粮的分配和生产大队的储备，如果再不完成时，减产户口粮要适当的降低。
+
+## 尾后的话：
+
+　　抱歉得很，我的建议一定有很多毛病，明显的一个是文体糊涂和文句的错误，这不能怪我，由于我从来没有读过书的原因。但十多年来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我还欠进步，这根子还是我欠虚心的关系。但有的人会讲，明显的错误不是文字与文句的错误，而是政治方向的主要错误，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对此问题，我在写的过程中也下了我的苦功，初稿中我发现的错误已经修改了，相信内中还有问题。有许多问题左了，有许多问题右了。因为我不能公开和大家讨论我的文章，而我也相信自己有对的一方面存在，但按照规律来看，我是不可能对的，因为中央无论如何比我英明，这也是肯定的。而对这个问题我很难以判断，是对了？是错了？不过我并不否认，这些建议都是我的思想出发，是我的立场观点。因而如果错了、批评了、处分了，我也是欢迎的。我为什么欢迎呢？因为批评了，必然能促使我提高，这个提高有二方面：①如果我认识了错误的所在，必然从理论上提高一步。②如果我还不认识错误，也必然进一步发展提高我的理论，进一步批驳反对我的论点。因而就不但是欢迎，而且也经得起考验。因为我已经被批斗过100次，其中包括公社，县、地直到省都知道为止。每次批斗都有使我提高，有收获。有一次，为了与领导争论一个问题，要开除我团籍，在这过程中给我朋友知道了，她从此与我断绝了关系，后来一告、二告被我告准了，领导没有开除我，我也从此不再与她交朋友，因为我怕与她们交朋友，会影响我的战斗力，并会破坏复没她与我细胞。因为战斗了不对总是错一次、二次、三次、数次的战斗下去，总有一次会错的，这些错可能也会带来与过去类似朋友中途破裂的情况，这种感情的破裂也必然会损失双方的细胞，为此我也不再与他们交朋友了。这样可以更好的战斗下去。因此，我过去是孤儿，现在是“孤壮”，不过，这只是“孤”字相同，其余一切都变了。过去是孤儿院为家，现在是革命大家庭为家，这真是地与天之别。因而现在我实际不孤，我天天很兴奋，想到这里，我不能停止我的战斗，只有斗下去，才能对得起党和毛主席。有人讲我这样斗很危险，一斗、二斗把自己的脑袋斗下去，我回答说：这是你的说法，是你观点方法问题。我战斗得对，我很站得住脚，所以前后我就提了30余件象这类的斗争，因而我受批评处分虽多，但表扬也不少于批评的次数。总的请你们批判吧！我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巨大收获。
+
+　　 杨木水1961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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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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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CCRD/2/5/7/000039.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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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梧州市破获一起盗窃、套购粮食集团案（据梧州市公安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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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梧州市公安局于去年12月间破获一起大量盗窃和套购国家粮食集团案。据初步查明，该集团为首分子是原该市粮食局开除干部李文，涉及现粮食局干部3人及其他人员共15人。
+
+　　为首分子李文，伪兵出身，于1960年因乱搞男女关系被市粮食局开除。该犯自1958年起，即违法套购粮食，起初是套购给自己吃用，数量也较少。至去年初李犯在塘源农药厂搞运输时，勾结粮食局干部及散工黄礼恒、梁意图形成了盗窃和套购粮食集团。据初步调查，该集团采取涂改、剪接粮卡，伪造公章写伪证明，骗取粮票粮卡，伪报遗失购粮簿，骗取国家补发，及勾结粮食局人员从中舞弊等等非法行为，前后共盗窃和套购国家大米约5000斤，粮票约700斤，生油几十斤以上。他们将粮油得手后，以每百斤42元到100元的高价黑市卖给船民及农民，并且向农民换取鸡、鱼等付食品和木柴等物运回梧州，搞黑市卖买。
+
+　　破案后，先后缴获的赃物计有21石“爱其华”、21石和17石“山道士”手表各一只，大米、付食品、衣物及其他犯罪物证一批。
+
+　　 （据梧州市公安局报告）
+
+　　来源：《广西公安》 1961年第 2期，1961年1月31日。

CCRD/2/5/7/000040.txt

@@ -0,0 +1,19 @@
+# 从蒙山破获重大盗窃粮食集团案中吸取教训
+
+　　<蒙山县公安局　阳文佑>
+
+　　蒙山县最近在永安公社中村生产队破获一宗盗窃粮食的重大集团案。该集团大小成员30人，下分4个分支，为首者是有严重反社会主义言行而被斗争过的富裕中农张超，骨干有其弟张维，其子张天才（小队临时保管员），以及曾因盗窃被开除的大队粮食加工员李春彩，其余成员有小队干部和有被撤职的大队干部，也有基本群众，连治保主任也被拉拢下水。
+
+　　该集团从去年秋收时开始形成，逐步拉拢扩大。最初是采取内应外合，利用临时保管员职权在内配合，其余3个骨干则预伏屋外，趁大队干部外出即潜入仓库盗窃谷子几担，藏在李春彩家中加工后分赃。一次恰逢记分员胡浩荣撞见，他们遂分米30斤给胡，以堵其嘴，并拉拢其入伙。胡得米后又告知另外几个社员，这几个社员知情就到张家要分赃，并串通另外几人到张家吃宵夜，所有得惠者几乎都加入集团。他们还专以各队保管员为进攻对象，治保主任原在情况复杂的一小队任保管员，被他们拉拢同吃了一餐宵夜就入伙了。他们拉入不少保管员或队干后，更疯狂地三五成群地盗窃，并分工专门窥视干部行动，找空隙。如县法院下放到该大队任粮食大队长的陈亚飞同志就住在仓库，而加工厂又和库房连接，他们往往趁陈同志外出或熟睡时盗窃。最初他们还将磨抬到山上去加工，后来大肆盗窃数目大，行动不便，干脆勾结大队加工厂人员以谷换米，最后就明目张胆地到加工厂加工。赃物数量日益增加庞大，山洞藏不下后，他们竟大胆地藏到驻在该队搞民兵工作的兵役干部所住的空房里，他们认为这样更保险，干部和群众看见以为是公粮，不会怀疑是赃物，同时该房住的军官，时住时离，也不会过问。就这样他们前后共盗窃大队粮食4500多斤，（另夏收时盗窃1000多斤未计）。但终于在群众提供线索和公安干部侦破下破获。
+
+　　从该盗窃粮食集团案中吸取几点教训：
+
+　　一、该盗窃集团案发展大，活动如此猖狂，历时将近半年，而我干部均未及时察觉，既或察觉也未引起重视，这就说明思想如何麻痹，尤其是案中提出的县法院、兵役局下放和驻队干部，盗窃分子在他们眼皮下活动，竟然毫无知觉，这就不得不向这些麻痹干部敲起警钟。
+
+　　二、从该案成员看有些是基层干部，粮食保管员、粮食加工厂人员，这就说明我们对基层、特别是要害人员审查不严，仅满足一般的防范和制度，缺乏经常性的检查，以为仓库上锁就万事大吉，看不到敌人利用暂时的困难，在粮食问题上和我们的斗争。
+
+　　三、该案过去已被揭露，去年夏收时已发现其中部分成员盗窃粮食1000多斤，但破案不彻底，未加深追，只揭露处理一部分人，主要问题未突破，秋收时他们大肆活动也只是发现部分分支成员，两次均未彻底一网打尽，说明我们工作中还缺乏深入细致。
+
+　　四、该案中参加部分基干和群众，有些是贪便宜，受其拉拢的，这说明经常加强对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爱国、爱社、爱护集体财产的教育，和加强法制观念的要重性，尤其在当前还存在暂时困难的情况下，除大力协助安排好群众生活外，更重要是加强经常性的社会主义和法制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
+
+　　来源：《广西公安》 1961年第 3期，1961年2月11日。

CCRD/2/5/7/000041.txt

@@ -0,0 +1,19 @@
+# 梧州地区反击五类分子运动进展迅速，效果显著（据梧州地区报告）
+
+　　梧州地区反击五类分子运动已蓬勃开展，各级党委十分重视，第一书记挂帅，亲自参加研究、布署，指导这一运动。作法上采取速战速决，一竿子插到底，反复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讲清当前形势，指出镇反的重大意义，具体交待政策和工作方法。对敌人则采取训、斗、捕、判四管齐下。在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斗争的同时，召开五类分子训示会。组织好队伍，便迅速开展斗争，有以大队为单位，也有召开千万人大会进行斗争。同时采用逮捕、审判手段狠狠打击敌人，还结合审判大会进行法纪宣传。截至2月8日止该专区已有2027个大队形成斗争高潮，占全专区大队总数81.2％，共斗争五类分子3796名。由于放手发动群众，男女老少齐上阵，群情高涨，斗志昂扬。苍梧倒水公社平石大队第一天开会斗争只有200多人，第二天就有500多人，而且争先发言。
+
+　　运动取得立竿见影的收效：
+
+　　（一）逼使敌人纷纷缴械投降，坦白自首：苍梧旺甫公社学洞大队反革命分子交待了：认为共产党江山快完了，准备物色30个五类分子，发展反革命组织以应“变天”；又该县倒水公社双桥大队地主李××交出变天账一本，上记载有谁斗过他、管过他，分他田地、房屋、财物等人名单，准备国民党回来报仇。
+
+　　（二）社会治安显著好转：各地案件发生减少，苍梧县元月份发生够立案的政、刑案件37起，2月1至4日只发生1起；赌风已制止，生产走入正轨。富钟龟石水电站梧州青年队250人，以前多搞赌博、投机，出工不到30人，现斗争了赌头黄振辉后，认识了危害性，赌博、投机制止了，该队已全部出工。
+
+　　（三）群众觉悟普遍提高，生产情绪高涨。一致反映：“这样反击了，我们都安心生产了，不然大丰收无法保障”。昭平县凤凰大队运动前出工只80至100人，现已出工140人，由日割灰草4000斤增到9000斤。同时，群众普遍识破敌人破坏、煽动花招，划清了敌我界限。苍梧旺甫公社双桥生产队社员陈受琼说：“要不搞运动，我险些被地主拉下水。”苍梧新地公社由于群众的揭发，挖出大地主莫德宏（伪中将，现在押）于1949年埋藏的步枪子弹3540发、驳壳子弹105发、手榴弹2个、刺刀6把。
+
+　　（四）干部腰杆硬了，有信心、劲头足。昭平龙平公社莲塘大队，因过去盗风严重，7个大队干部除支书一人外，6个都感到工作难搞不愿当干部了，大队长曾希明说：“这个干部当也可，不当更好”。现在不但都愿意干，而且劲头大，积极带领群众出工。
+
+　　他们在运动中的体会是：（1）党委挂帅、统一力量是搞好运动的主要保证。（2）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依靠贫雇下中农为骨干，运动就会形成高潮。相反有的地方孤立搞训示，不搞大规模群众运动，脱离群众，结果运动进展迟缓走了弯路。（3）斗争矛头必须明确，斗争对象必须准确，才能发动群众掀起运动高潮，有的地方斗争锋芒不明确，先反偷盗、赌博、投机，再斗五类分子，结果运动开展不起来。同时斗争中还应坚持说理说法，注意开展政治攻势。（4）采取四边（边宣传、边摸底搜集材料、边检举揭发、边斗争）、四管（捕、管、斗、训）齐下、两结合（大小会议与个别发动相结合，普遍揭发与深入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头，运动开展迅速深入。
+
+　　 （据梧州地区报告）
+
+　　来源：《广西公安》 1961年第 3期，1961年2月11日。

CCRD/2/5/7/000042.txt

@@ -0,0 +1,45 @@
+# 曾希圣同志给毛泽东同志的信
+
+　　[这是曾希圣同志一九六一年三月在广州开会时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一封信。]
+
+　　（主席并少奇、恩来、小平、彭真、庆施同志：）
+
+　　关于“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有些同志有误解，所以再作一些说明。
+
+　　群众所提的逐丘定产、逐丘定工，按劳动力的强弱承包一定数量的田亩，再以工除产，得出每个劳动日的产量，以产量来计算工分，这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的办法。但我们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采纳这个办法。我们承认群众所提的这个包产办法，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坏处。好、坏两面，我在小组发言中已讲过，这里再简单地重述一下：
+
+　　好处是：改变了计算工分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的缺点，堵塞了投机讨巧的空子（逐丘定产、逐丘定工与厂矿企业中的产品定额和劳动定额相类似）。因此，能更好地体现多劳多得的政策；能提高每个社员对包产的责任心和生产积极性，从而改变过去对包产只是生产队干部关心或包办，而社员不甚关心或完全处在被动的情况。
+
+　　坏处是：可能发生“各顾各”的危险，有些农活可能出现争先恐后的现象，自私自利的思想可能发展，困难户的困难可能得不到解决等。
+
+　　我们的做法，并不是单纯接受部分群众的要求，而不顾可能发生的危险；而是吸取它的好处。又规定办法防止它的坏处。所以，特别强调了“五个统一”。我在上次小组发言中对五个统一没有多作解释，有些同志的误会可能是由此产生的，为了避免冗长，现在就“五统一”中两个最重要的统一说明一下。
+
+　　第一个是分配统一。这就是说，生产队生产出来的各种产品，应按照包产任务，上交给大队，由大队统一分配，这与以往的分配办法完全一样，根本没有变更所有制问题。
+
+　　第二是大农活和技术性农活统一。以水稻为例，就是犁耙、泡种、育秧、插秧和割稻、打场等统一，这些工都是以集体劳动来做的，只有剩下的田间管理工，实行责任到人，分散劳动。这与分段包工、季节包工以及高级社时田间管理包工到户的做法是基本相同的，并没有改变公社时期和高级社时期的劳作方式。所不同者有二：1. 现在把田间管理包工到户，搞得好的有专门奖励。2. 这种奖励是根据产量来定的。具体做法是：先逐丘定产，逐丘定工，在定工中将大农活与零散农活（即田间管理）分别算清，臂如种一亩水稻需要二十个工，大农活和田间管理约各占一半，就把这部分田间管理工总包到户，超产部分即按各占一半的比例，分别奖给集体做活的人和负责田间管理的人。所以这个包产办法不是人们所理解的“包产到户”，实际上是田间管理包工到户，再按产量给奖的办法。也可以说是集体农活与零散农活相结合的包产办法。我们估计这个办法即不会有单干思想，又可以提高个人生产积极性。困难户则由于有分配统一、大农活统一，所处环境仍和过去一样。
+
+　　从现在已经包好的几个试点来看，这个包产办法的确有许多好处。看得比较明显的有这样几点：
+
+　　1.　包产比较落实。包产时都先由群众组成的评议小组逐丘定产，然后和每个社员商量确定，正式订立合同。这样包产，工作做得细致，指标比较实在。
+
+　　2.　包产指标增加，据几个试点统计包产指标均有所提高。如宣城县先进公社里桃小队，原包产九万一千七百五十斤，现包产十一万一千九有三十五斤，增加有百分之二十二，肥东县三十里埠公社马岗小队原包七万四千斤，现包产七万九千斤，增加百分之六点九。合肥市蜀山公社候井小队原包亩产三百四十斤，现包亩产三百六十斤，提高百分之五点一，这个队超产潜力较大。全椒县古河公社西刘小队，原包亩产二百三十斤，现包亩产二百六十八斤，提髙百分之十六点七。据社员与干部谈心，在这个包产基础上均有产可超，并估计可能超产百分之十左右。
+
+　　3.　出勤率大大提高。先进公社里桃小队以前出勤人数只占百分之五十五左右，现在几乎达百分之百。誓节公社牌坊生产队有整半劳力一百二十四人，近来出工的达一百五十人，不少辅助劳力和以前不做农活的人也上了阵。
+
+　　4.　参加农业生产的人增多。里桃小队有外流人员，迁居城镇的人以及超龄学生十人自动回家生产；牌坊生产队也有十个在外劳动回到本队。
+
+　　5.　麦田管理有显著加强。试点地方，麦田追肥和锄草都搞得比较好，牲畜家禽遭踏庄稼的现象已大为减少。
+
+　　6.　男女老少积极积肥。蜀山公社南新庄小队原来只有三把屎刮子，已两三年没有用，现在大多数社员都添置了粪箕和屎刮子，积肥数量大大增加。
+
+　　7.　积极修添农具。园林公社谢岗小队社员自动找出木料做了四张犁，做到一牛一犁。誓节公社牌坊生产队社员清出过去丢失和私藏起来的农具共五十六件。
+
+　　8.　搞私有的减少。有些社员原来只顾种自留地，积的肥也不愿交队，有的甚至丢了农业搞投机。现在认为超产可以多得，把工夫和肥料使用在责任田里，态度有很大改变。
+
+　　从上述这些试点来看，情况是好的，增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在干部和社员中，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办法能够增产。当然，今后是否会出现新的问题，现在还不能完全逆料，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摸索，才能最后做出结论。
+
+　　 曾希圣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CCRD/2/5/7/000043.txt

@@ -0,0 +1,19 @@
+# 苍梧、上思镇反补课成绩显著（据苍梧、上思县报告）
+
+　　苍梧县在春节后对该县前段镇反程度进行了检查，并组织力量补课，至2月26日还有8个大队尚未彻底深透，即组织了3个工作组分别到大坡、新地、人和3个公社结合当前中心，进行了几天补火补课。做法是从查敌情、查斗争质量入手，结合破案工作，充分发动群众，将五类分子再进行一次排队，找出斗争对象，摸清材料，开展斗争、宣判活动。到目前，该县镇反补课工作基本结束。
+
+　　在春节后共斗争了56名，其中地主23名，富农10名，反革命13名，坏分子7名，其他3名；同时还将在运动中批捕的案件就地进行了公开宣判。
+
+　　通过补课工作，还破获新旧刑事案63起（偷杀耕牛17，偷杀生猪2，偷粮食14，偷家禽17，偷现款2、偷衣物10，抢劫1）。
+
+　　此外还破获4个偷窃、投机集团，缴获现款1000多元，粮食1200斤，单车2架，子弹43发及其他物资一批。
+
+　　上思县的镇反工作经过检查后，发现需要补课的有21个大队。截至3月9日止，有16个大队已进行了补课，并有7个大队改变了落后面貌，有9个大队基本改变了面貌。
+
+　　这些大队的镇反补课的做法，是紧密围绕春耕生产，通过练兵的方法训练贫下中农骨干，培养积极分子。通过查敌情，分清敌我界线后，群众斗志昂扬，敌人的嚣张气焰被打下去了。16个补课的大队，共斗争了五类分子30名。
+
+　　在运动的威力下，敌人内部也分化瓦解。百包公社共有五类分子212名，运动前表现好的41名，运动后，上升到67名；表现一般的由65名上升到79名；表现不好的，由69名下降到62名；有破坏活动的由38名下降到1名。如佛子公社叫安大队地主分子林夜光，运动前常偷农作物，抗拒出工。运动后不但不搞偷窃了，而且天一亮就出工。家里来客也能及时向大队报告。
+
+　　 （据苍梧、上思县报告）
+
+　　来源：《广西公安》 1961年第 5期，1961年3月25日。

CCRD/2/5/7/names.txt

@@ -0,0 +1,44 @@
+中共合肥市委工交部办公室当前厂矿企业职工中的几个思想问题的汇报
+愚蠢的错误，悲惨的恶果
+江苏省公安厅对群众强收强取粮食事件的处理意见
+广西各地积极采取措施　保护耕牛安全
+我区上思县与广东钦县互相配合，全歼一大股土匪
+关于公购粮任务包干、办食堂应坚持自愿和取消供给制等问题的建议
+安徽蜀山公社试行“包产到田，责任到人”
+各地农村贯彻政策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岑溪县破获重大反革命纠合案
+大苗山县是这样处理小偷小摸的
+临桂县破获一重大盗窃集团案
+关于农村阶级分析问题
+关于盗窃风
+贵州部分地区发生抢劫偷盗粮食事件
+关于包产到户问题
+饥饿集
+从两个大队的调查看盗杀残害耕牛的原因
+桂林公安处总结防止反革命暴乱案的经验
+平桂矿破获一起反革命集团案
+依靠贫下中农3天破获一起偷杀耕牛集团案
+关于整风整社以来农村问题上刘少奇书
+易琳霞关于干部违法乱纪、残害群众上国务院书
+两个活动嚣张的反革命集团
+广西僮族自治区区公安厅召开专市政保科长会议研究敌人活动特点和防止暴乱的措施
+南宁市残余反革命隐藏的花样
+对黔南地区包产到户的分析
+贵州农村发生包产到户的情况
+湖南农村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场“包产到户”的辩论
+小干部和主席谈心——曹树立致毛泽东的信(摘要)
+当前迷信活动较为突出
+马山、陆川等县采取措施制止迷信活动
+罗稷南对我知识分子政策等问题的意见
+应该以“生产队”为基础——对《六十条修正草案》的修正意见
+胡开明给刘子厚的信
+甘肃定西地委转报各县委扩大会议对中央和省委负责同志的一些意见
+给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紧急信
+关于我国农业问题的意见书
+恢复农村经济的顶好办法是包产到户
+梧州市破获一起盗窃、套购粮食集团案
+从蒙山破获重大盗窃粮食集团案中吸取教训
+梧州地区反击五类分子运动进展迅速，效果显著
+曾希圣同志给毛泽东同志的信
+苍梧、上思镇反补课成绩显著

CCRD/2/5/8/000000.txt

@@ -0,0 +1,105 @@
+# 安徽蚌埠市委民主生活会意见集
+
+## 对省委的意见
+
+　　1、有人说，中央和毛主席近几年的指示这样明确，到下边是常打折扣？安徽收回自留地是谁的主张？责任应该明确。
+
+　　2、为什么我们安徽的粮食量比别省都低？山东是个重灾区定量都比我们高，是不是说明我们比人家会艰苦奋斗呢？思想不通。
+
+　　3、省委有了江淮旅社、稻香楼已经不错了，还盖什么岳西宾馆、蜀山宾馆，能有多少来宾呢？
+
+　　4、专卖公司的隶属关系，别省都是在商业系统，我省却归轻工业系统，这是省里为了多搞一些利润，实际上对安排市场供应并不方便。
+
+　　5、省里高的插秧机、小钢磨浪费大。
+
+　　6、安徽问题多，曾希圣同志是解放后即来的，建议将他的检查在安徽党内传达，以澄清思想。
+
+## 对曾希圣同志的意见：
+
+　　1、安徽党的民主集中制，在曾希圣同志的影响下，已经遭到破坏，问题是严重的。第一书记是领导核心，谁对他有意见就扣上反党反领导的帽子。有的问题不了解情况，就硬下命令，没有商量余地。
+
+　　2、老“三反”时，曾希圣同志在几百人的会议上，硬叫一个负责同志站在旁边答数字。有的年纪大了，记不清楚，叫人家站在一边想。不让人家把话说完就大发脾气，使人提心吊胆，不敢接近。
+
+　　3、54年他在怀远骂县委书记象骂小孩子一样，当时在场群众都听不惯。
+
+　　4、农机厅石副厅长向曾希圣同志回报工作，回来时衣服都湿透了。
+
+　　5、合肥解放时，一次他乘车，收票员向他要票，曾要警卫员枪毙他。
+
+　　6、曾希圣同志说宿县一个老头子在山里种地卖余粮，称赞这个人有社会主义积极性，这实际是宣传单干思想。
+
+## 对曾庆梅同志的意见：
+
+　　1、过去曾庆梅同志来蚌埠检查工作时，×××蚌埠就是跳舞，还以书记名义叫女演员连夜学跳舞陪伴。而且当时蚌埠市区已有非正常死亡现象。群众影响相当坏。
+
+　　2、曾庆梅同志关于粮食问题到蚌埠做过三次报告，蚌埠市粮食定量较省里其他市都低，主要是他来蚌硬压下来的。
+
+## 对蚌埠地委及有关同志的意见：
+
+　　1、 60年安徽出了这样的问题，地委却抽了许多人去盖宾馆。中秋节时，街上饿死人，而地委、县委书记却在现在的交际处大摆酒席。不是星期天也办舞会，吃夜餐，这是没有群众观点。
+
+　　2、对单劲之同志的意见
+
+　　（1）当王宇同志犯错误以后，单劲之同志负责市里工作期间，就带着情绪来整蚌埠市的。曾批评说：“你们蚌埠市工作是怎么搞的？”当时乱撤职、乱逮捕人（双反时关了不少），还说要杀几个，搞得人心惶惶，一听说开大会就怕受批判。
+
+　　他认为钢铁厂干部都是坏家伙，结果书记、厂长差不多都被辩论过。
+
+　　（2）单劲之的脾气有些像曾希圣。一次市委办公室一位副主任向他回报工作去迟了一步，他就大发雷霆，说你主任大，还是我书记大，叫人家下不了台。有时报告还骂人。一次潘体庆反映郊区农民面黄肌瘦，单说他是想有问题，还叫潘检查。
+
+　　（3）市委一个司机叫张友德，单劲之说他的父亲是被我们镇压的，组织部查档案又查不出，结果不明不白被调走了。
+
+　　（4）对单担任宿县地委第二书记有意见，建议省委审查他。
+
+　　3、对万忠国同志的意见：
+
+　　万忠国到蚌埠钢铁厂当书记，这个人很厉害，动不动就讲人家是破坏，要查档案，要辩论，要关押。钢铁厂一个车间主任，因弹子盘坏了，就被列为坏分子逮捕起来。双反中钢铁厂书记一级的干部差不多都被关押起来了，以致弄到钢铁厂人人自危，晚上不敢睡觉，白天精神紧张。
+
+　　4、对陈善夫同志的意见
+
+　　过去陈善夫当地委财贸部长时，不讲理，不接受任务就要挨他批，有些人怕得不敢去开会。即便去开会也不敢讲话，或躲在墙角边。
+
+　　对王宇同志意见
+
+　　1、王宇民主作风很差，选市委委员时，机关代表团没有人同意周大华，而王宇却以需要为名，硬要选他。有的市委委员在市委会上不发言不行，发了言又打棍子，谁敢讲话？罗霞光只是和杜宏本私人有些来往，找史坚谈话没谈好，王宇就斗争他，硬要搞出个“联盟”。大办钢铁时，负责机关钢铁的胡云同志去吃饭，王马上就胡的撤职。
+
+　　2、过去蚌埠市除四害讲卫生，王宇一句话把市里的鸡鸭抓的抓、杀的杀，搞的光光的。王宇一次在大会上讲要土地老爷（指居民委员会主任）显神通，结果居民委员会主任就���处乱向干部或机关罚款，乱开机关、企业领导同志和干部的辩论会。
+
+　　3、王宇曾讲过：“财政局长、税务局长就不能叫外地人干，你们外地人没有把蚌埠市搞好的思路”。他还经常讲：“你们搞不好就让为给别人”。当时搞的人思想紧张。
+
+　　4、王宇曾讲公路两旁要实现田园化，结果其他田都变成荒地了。
+
+　　对陈岩同志的意见
+
+　　1、陈岩布置任务或找人回报工作，经常不等人家讲完就熊人。张成仁说：有次市委汽车缺汽油，陈就要焦化厂用淮南煤炼汽油，我讲淮南煤含油量少不行，他就熊我保守，说我有问题，并叫监委审查我的政治历史。
+
+　　2、陈岩过去经常不按组织原则办事，干部不经组织部、工交部，自己随便决定。
+
+　　3、陈岩高傲自大。有一次蚌埠日报登载他在机关会议上的讲话，没有标明职务，他把报纸一摔说：“陈岩是干什么的？”
+
+## 对市委及有关同志意见
+
+　　1、蚌埠市有过火斗争、无情打击现象。几年来一千多干部受过批判斗争，当然有许多同志是应该批判斗争的，但也有一些不应该批判斗争的。反右倾时，罗王杜反党联盟（罗霞光、王荣华、杜宏本）共有八人。罗霞光开始没有他，他从北京回来找史坚谈话没有谈好，就和史联在一起斗了。有些问题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如杜宏本送茶叶给罗霞光，去北京看过罗，也算一条罪状。王荣华是同李世农的关系斗的。吴征主要是写一封信给中央，提了曾希圣的意见等。这些材料应该实事求是的甄别。
+
+　　2、过去市委对工作检查了，意见也提了，但问题解决还不够彻底，使有些人心情不舒畅。60年下放干部政策是正确的，而具体执行中就有把有些错误和印象不好的干部下放下去几年，不明不白，职务就调动了。有的历史错误，也不做结论就下放。当然，有的是王宇、陈岩干的，而其他市委委员不是不知道情况。
+
+　　3、有的书记分工变成分家，各管一方。那一方面工作非要分管书记点头才行，分管书记抓什么工作，就强调他管的那一方面工作重要。如钱书记抓文教，就强调三个教育重要。各部一定要人搞，财贸部宣传科没有人，要求调回下放干部，请示高书记，高不同意，使下面工作为难。
+
+　　4、市委和人委工作界限分的不清，什么都是市委布置，市委文件多，人委文件少。党代会和人代会是发扬民主的好形式，现在开得很少。
+
+　　5、涂山招待所浪费损失很大，如果盖宿舍能解决很大问题。市人委对面盖四层大楼不是从全面利益出发的，特别是在中央停止基建指示下达后继续施工，这是不符合勤俭建国精神的。
+
+　　6、市区下水道一下大雨就淹，群众提过了多次意见也不解决。洗澡排队也提过意见，至今未解决。
+
+　　7、近几年一开会就布置工作压任务，很少研究政治思想工作和干部的理论学习，因此要求市委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干部的理论学习。
+
+　　8、三个建议：（1）人委这次会议精神应向下面党员干部传达，因为由于几年来民主受到压制，许多人不敢讲心里话。（2）近几年来开了不少现场会议，有真有假，真假不清，建议能总结一下，以澄清认识，吸取教训。（3）几年来成绩巨大，问题也很严重，建议能写本书，一边吸取经验教训。
+
+## 对程光华同志的意见
+
+　　市委养猪工作会议时，机关一同志反映蚌埠闸退出没有养猪基地。当时程光华同志就发脾气，问他是不是机关党委的？了不了解情况？使人接受不了。
+
+## 对高曙同志的意见
+
+　　1、高曙同志过去也骂人，水平不高的干部向高曙同志回报工作，动不动就发脾气，骂人家是搞什么吊事的。他认为谁好，什么都好。认为谁不好，一点好处也没有。一次省里开电话会议，高曙同志批评粮食局副局长于秀生为什么拿不出征购计划，从楼上电话室批评到楼下，当时于很不痛快，认为高曙同志是抓农业的，郊区征购数字，书记尚且定不下来，我粮食局怎么能定下来呢？定不下来还受批评。
+
+　　2、高曙同志坚持斗争是不够的，特别是王宇有问题，单劲之到蚌工作，有些问题，高表现有个人主义。

CCRD/2/5/8/000001.txt

@@ -0,0 +1,143 @@
+# 甘肃省级单位十九级以上党员干部学习讨论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中对中央、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和中央有关部门提出的意见
+
+## 一、 对全国成绩与缺点错误的看法和意见
+
+　　党校有的同志说，全国总的说成绩是主要的，但就农业说不是主要的，硬说是主要的就是思想僵化，粉饰太平。我国六亿人有五亿多(此处一字辨认不出)饭吃，还没有粮食，要吃进口粮，怎能说成绩是主要的呢？有的认为，这几年的功过不应三、七开，而应四、六开，应该和三一年、三四年、土地革命时期的错误一样看待。有的说，对成绩与错误是不能用几开来估计，应该说成绩不少，错误严重。过去觉得甘肃问题严重，但了解了全国情况后，觉得问题有普遍性。甘肃、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问题，其损失三、五十年内消除不了。
+
+　　轻工业局有的同志说，中央不应在三、七开，四、六开上打圈子。只停留在几开上不解决问题。说成绩是主要的，群众通不过有啥用。各省应根据实际情况，从实际出发，接受教训。
+
+　　经委有的同志说，说成绩是主要的不实事求是，学费应该化，但是太大了。犯了错误，应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过去说五亿人搞粮食不象话，现在六亿人没粮吃象话不象话？承认错误不容易，王明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
+
+　　卫生厅有个别同志说，几年来没有成绩，反而把事情办坏了，不但物资上遭到破坏，政治道德上也倒退了。
+
+　　省委财贸办公室有的同志认为，这几年发生的问题，不仅地区大，而且时间长，因此，不能说中央在指导思想上没有问题。下边脑子热，中央脑子也热，形成恶性循环，愈热愈脱离实际，愈脱离实际问题就愈大。有的同志说，中央总结经验迟了，错误没有得到及时纠正。
+
+　　甘报印刷厂有的同志说，听了报告后好象中央没有错。主要错误是下面执行中的错误，感到中央对缺点错误检查不够，从根本上找问题较少，从下面找问题较多。
+
+　　邮电局有个别同志说：关于错误的性质。少奇同志报告说不是路线性的错误，但是从全国所发生错误的普遍性来看，是路线性的错误。
+
+　　建工局、劳动局有的同志认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在农业上没过关，我们应当吸取教训，但建国十二年来，我们采取的方针造成农业上的错误，是犯了教条主义错误。
+
+## 二、 对中央工作和几次会议中一些问题的看法和意见
+
+　　轻工局有的同志说，几年来官僚主义有滋长，特别是五八年以后，中央很少组织工作组到各地检查指导工作，不了解情况。因此，有些干部以虚报浮夸代替了实事求是。
+
+　　文教、政法等系统有的同志认为，“热”是从一九五五年成立高级社批判小脚女人时开始的；五八年中央公布粮食产量七千五百亿斤，有些冒了；在大跃进中，中央曾说过，“是我们先过渡呢，还是苏联先过渡？我们不要抢先，让老大可先过渡吧”。这对下边求急图快的影响很大。
+
+　　财贸系统有的同志说，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报导高产假卫星，在国内外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中央也没有及时纠正。
+
+　　党校有的同志说，三大改造是对的，但其中手工业改造上有偏差，合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影响了手工业发展。现在又得退回来。中央政策太多变了，核算单位下放生产队，说三十年不变，说这个干啥？将来脑子一热，说不定三、五年又变了。
+
+　　政法、文教系统及党校等单位的少数同志认为，中央有几次会议和一些文件的提法不妥当，给下面的影响很大。如：北戴河会议的决议里提到共产主义看来为时已经不长了，对情况估计不确切，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会议规定的指标太高。提出苦战三年钢产量达到五千万吨，五年达到八千万吨，每人每年六百斤粮，一百斤肉，争取第三个五年计划过渡到共产主义。关于收回自留地的问题，决议中也有规定。武汉会议时，“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对县联社、吃饭不要钱、托儿所、供给制等都有些不明确或不适当的规定。同时在传达武汉会议时，说每人一年几套衬衣，有人就认为共产主义快到了。这些都助长了共产风。成都会议提出敢想、敢说、敢干，也助长了下面的虚报浮夸，而且中央对下面的虚报浮夸没及时纠正，反而表扬，形成说假话成风。农业发展纲要四、五、八的提法，对高指标也有影响。
+
+　　铁路设计院有的同志提出，五九年比例失调的现象，在农村问题上已露头，但刘主席、周总理的报告，都一致强调持续在跃进，不承认比例失调，以致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央是有责任的。
+
+　　计委有的同志说：说中央政策完全对，我有怀疑。敦煌县搞成一个公社，这不能说与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无关；大炼钢铁时要指标翻一番，秋收作物烂在地里，甘肃如此，河北也如此；平坆、挖骨头造化肥，甘肃这样搞，河北也这样搞。
+
+　　文教、工交系统及党校等单位有的同志认为，中央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考虑的不尽周到，多次反复。有时强调集中，有时又强调权力下放，特别是五八年以后，权力下放到无原则的程度，什么都下放，下边管不了就瞎指挥，造成了混乱，助长了分散主义。以前恢复时期大权集中，很快就恢复了，由此看来，小平同志在“八大”会议上讲，以前中央集权过多，影响了下边的积极性，这个提法是有片面性的。个别同志还说，分散主义主要存在于中央委员之间。
+
+　　工交系统有的同志提出，大字报这种形式本身就不符合“和风细雨”的批评原则。特别是这几年运用上又有许多毛病，起的付作用很大。
+
+## 三、对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和有关部门的意见
+
+　　人事局付局长周一飞同志说：主席说过，食堂是公社的心脏，中央转发了贵州的经验(主席亲自批的，一直发到公社党委)，例举了自留地归食堂的好处，并说贵州经验是科学的总结。
+
+　　铁路第一设计院个别同志说：过去中央一些负责同志脑子也是热的。主席在郑州会议上就说过：“粮食不是不够吃，是吃不了的问题”。有的同志说：我在党内二十多年相信中央、主席是正确的，但这几年也有些不相信，主席听到的情况也不是那么真实了，头脑也热了。
+
+　　粮食厅解信清同志(原油脂公司经理，反右倾运动中受过批判，现工作职务未确定)说：主席说过“粮食多了吃不了，你们研究一下怎么处理”。这是听了汇报，没有调查研究。主席可能和斯大林一样，到晚年时期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
+
+　　交通厅高鸿飞同志(原人事科长，反右派运动中受过批判、处分已平反)、李生云(原交通厅付厅长，反右倾中，定为阶级异己分子)说可能有些人把主席包围了，对有些问题的真象看不清。轻工局办公室付主任杜西林同志说，我在车上听见一个人公开骂毛主席光听“奸臣”的话，不听“忠臣”的话，毛主席钻到那个洞里去了，下边发生这些问题，他知道不知道？
+
+　　工交系统有的同志说：(1)少奇同志过去强调总路线的核心是高速度，要求钢铁工业要翻一番。周总理说拼老命也要搞上去。(2)谭震林同志脑子也热得很，不考虑实际与可能，估计粮食产量八千亿斤，过高。在西安作报告时说的一些话，好象很快就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来到甘肃说甘肃可以开荒一亿亩。省上接一亿亩的框框套，给张掖分配五千万亩，各县未接受。他是中央分管农业的书记，到兰州后对农业一字不提，大谈“四化”。(3)李富春同志五九年二月曾说，五个月内达到五七年的供应水平，并说共产党说到办到。(4)陈毅同志六○年八月从阿富汗回来路过兰州讲话时曾说，民主革命死了一千二百万人，社会主义革命还能不死人。似乎死人是应该的。
+
+　　党群系统有的同志说：甘肃死人问题，主席可能不知道，中央有些部门、有些负责同志是知道的，谭震林同志已知道通渭死了二万八千人，为什么不理会？难道中央一些同志也怕受打击吗？全国不知道死了多少人？
+
+　　财贸系统有的同志说：周总理在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上，批判“经济指标越低越好”的思想情绪，因此浮夸风大为抬头。总理还说：夸大公共食堂在初办时的某些缺点，加以指责和反对是十分错误的。这样就使不少同志在食堂问题上栽了斤斗。李先念同志说，“安排预算打一点赤字不要紧，有了问题号召六亿人民就解决了”。这个提法是错误的。58年甘肃粮食产量最高定为220亿斤，农业会议上廖鲁言同志说200亿斤可以上去，助长了浮夸。
+
+　　党校有的同志说：谭震林同志是中央管农业的书记，农业上的浮夸等问题，他负有很大责任，在甘肃第三次党代会上讲，家庭的历史任务完成了，是个生育单位了，不要家庭了，影响很不好。有同志说：谭震林、廖鲁言等同志，在几年以前，就说了许多不负责任的话和不切合实际的指示，使错误普遍起来。还有同志提出：共产风是从中央刮起来的。当时陆定一同志说工资制度是反动的，是资产阶级法权，要取消。胡乔木同志说“剥开皮来看”是一篇“左”比右好的文章。
+
+　　师大有的同志提出，康生同志说过，“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
+
+　　西北勘测设计院有同志提出，胡乔木同志过去给中央写过一封信，说小球藻几乎能治好多的病，中央把这封信转发了。康生、陆定一同志到太原时发表了工厂大力教育，又是工厂、又是学校的文章，引起各单位都大办教育，影响和效果都很不好。
+
+　　省委工交办公室有同志说：有些中央负责同志过去讲的话，要是错了就是某个部门负责、个人负责，不代表中央。今后应该怎么办？对中央负责同志的话是完全执行呢，还是要有分析的去执行？
+
+　　兰州铁路局有同志提出，过去铁道部刘付部长、王志杰主任都讲，三年修铁路八万公里，七年修十五万公里，一九六七年通拉萨，听起来很舒服，但不考虑是否能办到。
+
+　　水电设计院有同志说：水电部和设计总局对下边干部不关心，我院对总局有过许多请示报告都不答复，提出的问题不及时解决，开人事会议总局也不派人参加。
+
+## 四、对反右倾和彭德怀问题的看法和意见
+
+　　文教、政法、工交、财贸、军区等系统有少数同志提出：庐山会议开得不是成功的，原来准备反“左”，后来反了右，更加助长了“左”的倾向，以致反右扩大化了，打击了一些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给党带来了很大损失。个别同志说，庐山会议没有作出反“左”的决议，相反作出了反右的决议，这不是一个不足问题，而是失策。当时为什么这样轻率随便呢？是领导艺术问题还是一时注意不到，或者是对形势估计错误，脑子发热了呢？当时中央提出最主要的危险是右倾，与全国普遍存在的“左”的错误的实际情况不符合，因此，在全国反右倾是没有根据的。还有的同志说，庐山会议既然发现彭德怀有国际背景，那就搞他的国际背景好了。但当时搞了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攻击公社，搞了他的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上行下效，下边就把提出“得不偿失”的当右倾机会主义搞。可是现在又说，允许其他同志说这个话，只是不允许彭德怀说，当时讲清这一点，也不致发生这么多问题。下边普遍反映反右倾扩大化了，中央不一定不知道。还有的同志认为，从全国人民利益考虑，当时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全国范围的反右和彭德怀的问题处理后，对纠正“左”没有提出具体措施，中央也没有完全执行主席的指导意见。
+
+　　关于彭德怀的问题，文教、政法、工交、财贸、军区等系统的一些同志提出，彭的问题应该反，问题是要考虑在什么时候反，采取什么办法反。既然早就发现隐患，为什么不早反？采取对高饶的办法可不可以呢？彭的问题，既然有国际背景，要篡党，那是敌我问题，为什么要和反右倾的党内问题混在一起？为什么要在庐山会议去搞？少奇同志讲，彭反党蓄谋已久，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庐山会议前曾对他采取过什么措施？少奇同志的报告中，好象是在对彭的那封信作解释，但理由不充足，如说彭隐藏在党内几十年，那他过去任付总理时，兵权在手，要造反还不容易吗？说他在国际有活动，又没有例子说服力不大。为什么早不解释呢？说彭的问题主要不是意见书，那么，当时中央提出当前最主要的危险是右倾对不对？原来说彭的意见书是“反党纲领”，好象有些勉强。军区还有个别同志说，不能说过去彭在西北战场上一点成绩也没有，战争的胜利，确实是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的胜利，但命令是彭下的，能说彭一点成绩都没有吗？建议中央对彭德怀的问题再解释一次。
+
+## 五、对一些口号和提法的意见
+
+　　兰州铁路局有的同志说：有些全国性的口号提的有问题。如“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元帅带后勤，后勤带其他，一切为元帅让路”，“集中一切力量打歼灭战”，“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组织军事化”，这些提法有片面性。这几年来什么都要“星罗棋布”、“大办”，浪费不少。
+
+　　财贸系统有的同志说，“虚实并举”，“一天等于廿年”，“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不恰当。“虚实并举”与浮夸有关系；后两个口号必须有物质基础才行。有的同志认为“虚实并举”的口号还是对的，只是作法问题。
+
+　　兰大有的同志提出，“政治挂帅第一，物质刺激第二”这个口号，对先进单位和党员提出可以，对一般群众提出就不合适，因为脱离经济条件空谈政治挂帅是不行的。
+
+　　有的同志提出：大炼钢铁、大办工业是中央提出的，并在党报上登过，是否妥当？
+
+　　人民日报发表“���有多大胆，地有多在产”，电台也跟着广播。
+
+　　有的同志说：土地耕作“三三制”、放“卫星”、“吃饭不要钱”等等，这些话是主席说的，还是其他同志说的？需要澄清。
+
+## 六、对干部处理问题的意见
+
+　　财贸系统有的同志说：(1)原西藏工委付书记范明同志，不知犯了什么错误，开除党籍后，工资降为十六级，下放劳动，是否妥当？(2)姚会宾同志(现任省商业厅付厅长)在商业部所受之处分，要求甄别，至今没有结果。(3)对张仲良同志和霍维德同志的处理不公。怀疑中央包庇张仲良，是不是怕仲良同志揭中央的问题，因为仲良同志是中央候补委员，在中央开会时，中央首长讲的他都知道。有的同志说：是不是中央有错误承担了，而仲良同志是执行者，是好人作了坏事，因而处理轻呢？
+
+　　党群系统有的同志说，王世泰是中央委员，高健君同志当第二书记是否恰当？
+
+　　轻工业局有的同志说：改变整下不整上的作风，要从中央作起。对下面整的有些过分，光在下面出气，对省上老佛爷宽大处理，有人不检查还住了医院，坐小卧车，对犯错误的同志，经常说“过去从宽，今后从严”想不通，要求中央从理论上加以解释。
+
+　　体委有同志说，以前广西省饿死了两百人，中央通报全国，省委书记、省长都撤了职。咱们省上饿死了这样多的人，张仲良同志的省委书记还当的一个劲儿的，处理不公平。张仲良同志的问题牵连到中央，中央是知道的，所以才这样作，如果中央不知道的话，他的头早落地了。所以现在中央也检查。
+
+## 七、有关甘肃问题上的意见
+
+　　公安厅、省法院有的同志提出，过去甘肃的问题，不是没有人向中央反映，而是向中央反映的材料都给甘肃转回来了，这些材料中央不知道吗？有的同志说，给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等领导同志的信很多，不知这些领导同志看了没有？如贺靖苏向中央反映省委和张仲良的问题，就没有按中央的规定由中央调查处理，而原件转回来了，结果是反映情况的人受了打击。据说霍维德同志向中央反映过甘肃死了二千多人，结果是霍维德同志受到了省委的批判斗争，为什么反映了得不到支持呢？习仲勋同志曾在电话上向霍维德同志讲，你还怕什么，怕批判吗？还是怕给你戴上帽子呢？但是，霍维德同志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了，不知习仲勋同志查阅过没有？
+
+　　财贸系统有的同志说：五九年以来，中央负责同志来甘肃的不少，朱德、陈云、邓小平、谭震林、彭德怀、耿飚等同志都来过，难道不知道甘肃有错误吗？
+
+　　党校有的同志提出：批判和处理霍维德都经过中央批准，所以要中央负责。
+
+　　铁路局有的同志说：中央犯了官僚主义。五八、五九年陇西、武山死人，中央也要负责。
+
+　　党校有个别同志认为，甘肃发生这么大的问题，时间这么长，元帅、总理都来过，人口也有外流到别省的，中央也知道。霍维德同志的问题中央也批了，因此，怀疑中央有些负责同志封锁毛主席。
+
+　　省委办公厅个别同志说：甘肃的许多问题和错误提法是有根据有来历的。如：(1)庐山会议前省委几次常委会都是反“左”，庐山会议提出右倾思潮必须反，主席讲话和主席对鞍山反右倾经验的批示精神，省委用很大力量才贯彻下去；(2)“说话要看方向，看是谁说的”，这是主席在庐山会议八月廿三日的讲话中讲的；(3)“左是方法问题，是革命的；右是立场问题，是不革命的”，这是从“事情正在起变化”和“剥开皮来看”两篇文章中来的；(4)“姓中的比姓右的还危险”，这是张达志同志从军委扩大会议上带回来的材料中讲的；(5)中央批转二机部的反右倾经验后，甘肃的反右倾运动跟着就大搞开了；(6)省委派人向中央书记处汇报甘肃反右倾问题时，书记处提出“甘肃的党内斗争为什么如此频繁尖锐”？后来中央书记处的同志自己作了答复说：甘肃跃进幅度大，落后势力强，并说甘肃反的好，量大质高，马列主义水平高。何承华等同志根据中央书记处负责同志的思想，写了“甘肃党内斗争为什么如此频繁尖锐”的文章。因此，甘肃的错误中央有责任。
+
+　　医学院、兰大、卫生厅等单位有少数同志认为，甘肃问题是严重的，但只不过比别的地方典型而已。事实上不单纯是一个省的问题，过去许多脱离实际的指标和口号都是中央提的，这说明中央是有问题的，主要责任在中央，特别是在中央政治局与书记处。
+
+　　轻工业局有的同志说：中央工作组来甘���后，把一些县委书记和县长集中起来特训，说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资产阶级复辟，过早，不客观。不同意这种说法和作法。
+
+## 八、建议：
+
+　　公安厅有的同志提出，中央决定今后五年内坚决停止修建楼、馆、堂、所、院，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对过去已经修建快要竣工的工程应加以收尾，不然，放下浪费很大。
+
+　　机械局有的同志说：本省山地占百分之六十以上，中央在武山设了一个农业机械化试点，有六合拖拉机，进行选型定型工作。据说现在由科委领导，搞了付食品生产，这样下去不能发挥试点的作用，很可惜。
+
+　　农村部一些同志认为，可以考虑把农民自留地再放宽一些，规定为百分之十。因为五七年中央曾这样宣布过。
+
+　　经委有的同志提出，应适当增加自留地，作为口粮地，如果全国每人平均一亩，还有三分之二的土地作为集体耕作地，仍能保证城镇口粮供应。
+
+　　轻工业局有的同志说：(1)现在中央、省上真正有实际经验的干部少，说空话的多。中央、省上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作风对下面影响很大，上面应配备有实际经验的干部。(2)应该严肃对待群众的意见，不能把提意见叫作“出气”，这样说会忽视正确的接受合理的意见。
+
+　　经委有的同志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应加以修改，对关心人民疾苦的问题应当作为一条纪律，不然有些人仍然会不关心人民生活。
+
+　　交通厅有同志建议，党中央多作些细致的思想工作，少搞些政治运动。有些运动进行的粗糙，虽解决了好些问题，但出来的问题不少。
+
+　　文教系统有的同志认为，这几年产生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没弄清我国生产发展水平；对农民觉悟估计偏高；胜利冲昏了头脑；党内不民主。建议中央负责同志学习古人的私访巡察，了解实情。
+
+　　轻工业局有人反映，陕西个别地方也有死人现象，牲口死亡竟达百分之四十以上；有些省，如吉林、安徽、云南、河南、宁夏赌博严重。建议中央派人检查一下。
+
+　　农牧厅有的同志提出：(1)中央提出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究竟三者各占多大比例合适，应该有个明确的政策界限，否则，界限不清，执行中容易发生偏差；(2)中央提出全党、全民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但具体执行中如何才能体现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真正做到国民经济各部门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最好是能够划个道道，以免在实际工作中偏到一边，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
+
+　　三工局有的同志说：十年设想中的几个指标，听了总感觉还不过瘾。指标上留的余地是不小的，经济上不能等待，应进一步调动积极性，走发愤图强的道路，不然我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就困难。
+
+　　· 来源：
+
+　　甘肃省某档案馆

CCRD/2/5/8/000002.txt

@@ -0,0 +1,15 @@
+# 湖南部分地区群众暗自分田到户
+
+　　<左泽荫>
+
+　　新华社长沙讯    湖南省去年有少数地区曾一度出现一股分田到户之风，后来经过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这股黑风被制止下来了。但是，最近以来，兰山、衡山、长沙、浏阳、隆回等县的部分生产队又刮起了分田到户的黑风。据兰山县统计，全县一千九百八十个生产队，已有一百九十八个生产队把田分到了户，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10%。隆回县个别公社波及面竟达70——80%。
+
+　　这些分田到户的生产队，绝大部分是问题较多、生产比较差的一般队和落后队，他们分田到户的形式多样，一般有四种：（1）按人分田，按田摊派征购任务，或按人摊派、按产推派公粮。（2）按劳力底分包产到户，每人留足基本口粮外，其余上交生产队记工分，由生产队统一分配。分田到户后，超产全奖，减产全罚。（3）采取“井田制”的办法，将队里征购任务和上交大队部分的粮食计算出来，留出这部分田称为公田，由集体耕种，余下的田按人分摊。（4）以二至三户组成若干组，生产队又把田分到组实行包产到组，名义上是“责任到组”，暗中是分田到户。在上述四种形式中，以“井田制”和包产到组为多。他们还订了攻守同盟，不准泄漏机密，万一被查出，如果一人或两人坐牢，其家属由大家负担，如果三人以上坐牢，就全队社员一起去。
+
+　　湖南省委对分田到户的情况很重视，在3月3日晚召开的电话会议上，省委指示对待分田到户应该立场坚定，态度明确，方法对头。就是说要表示坚定的、明确的态度，不赞成分田到户，指出搞好集体生产，才能共同富裕。但是对待已经分田到户的，必须持认真负责，说服教育，从正面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大力加强集体生产的经营管理来解决问题。
+
+　　 来源：根据1962年2月21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CCRD/2/5/8/000003.txt

@@ -0,0 +1,23 @@
+# 天津整顿购货券收券标准后引起群众不满
+
+　　<新华社>
+
+　　新华社天津讯    天津市从今年1月1日实行工业品购货券和副食品购货券以后，于2月8日进行了调整。调整的原因，主要是天津市工业品购货券的值，按中央分配和地方生产的商品数量，每张只能购买四角钱的东西，每张副食品购货券只能购买一角钱的副食品。但在开始实行时，没有按照购货郑的值规定购货券的张数，而是大大超过购货券值。如一块天津“五一”手表售价六十五元至七十元，只规定五十张工业品购货券，超过原购货券值一倍半还多；一架二百三十元的缝纫机只要五十个工业品购货券，超过的更多。其它商品也都或多或少超过。这样，就使得商品超过原订销售计划，这说明原规定的购货券张数，是脱离实际情况的。为了纠正这种现象，最近已按购货券的值和商品价值进行了适当调整，一架缝纫机由原来的五十张增加到四百多张，一块天津“五一”手表由五十张增加到一百八十张至二百张，一瓶色酒由二张增加到八张以上。经过调整后，一般商品需要购货券的张数增加了一倍到五、六倍，使用购货券的商品也由五十多种扩大到七十多种。由于刚实行了一个多月，购货券就增加了几倍，一般生活必需品如牙膏等也使用购货券，结果引起了群众普遍不满，市场上出现了混乱现象。
+
+　　（一）调整后群众普遍感到惊奇和突然，没有想到调的这样高，这样广和这样快，因为调整前没有向群众宣传解释，调整后的第一天，正是春节过后第一天，群众看见增加的过多，有的商品增加到一年内不可能买到的地步。因此感到恐慌不巡。此外，一些平常用的家具、炊具、手套、牙膏等也都要券，因此群众反映说：“今后什么也别想买了”，“都当陈列品好了”。铁丝一厂的团干部邓秀梅说：“连牙膏也要券，工人怎能没有意见，还不如不发券”。锻压机床厂工具科长说：“这是根本不想叫你买东西，因为什么东西你也买不起”。大多数人认为刚实行一个多月就调整，太急了，应该实行一个阶段后看看再说。
+
+　　（二）一部分人对售货员发牢骚。一个工人质问南市商场的售货员说，你们为什么调券？根据什么涨这么多券？售货员进行了解释以后，群众仍然不满。且个顾客生气地说：“一个铝锅一夜就涨了十六张（原来二十二张改为三十八张），真是不像话。”
+
+　　（三）有些消费者认为打乱了原来的购买计划，如有一个顾客说：“想存票买块手表，刚存齐，又涨了，咱一辈子也别穿别用了，咱老赶也赶不上”。一对青年反映：这叫什么政策？什么办法？这叫群众如何相信政府？”
+
+　　（四）不少人反映，这次调整不是为了群众，而是为发照顾高级干部和资本家，因为他们钱多发的券也多。一个工人说：“我的工薪只有四、五十元，发四、五个工业品券，每人买一条牙膏就完了，什么也不能买。”
+
+　　（五）由于牙膏、好皮鞋（有专用鞋票）、手套、呢帽等几十仲商品也要工业品券，在许多群众中出现了紧张心理，对一些不要票的鞋油、牙粉、牙刷等商品进行突击。往常销路不快的牙粉、牙刷、鞋油等商品，出现了拥护排队购买的现象，有的人一次买十几把牙刷，买四、五十代牙粉，买十几盒鞋油。据中原公司统计，现在每天销售牙粉四万多袋，比过去增加二百多倍，不几天就把积压的大量牙粉销出去了。
+
+　　（六）由于购货券的调整和群众的紧张心理，出现了“布票要二折一”的谣传，发生了突击买布、鞋面和皮鞋、布鞋的现象。在2月10日到15、6日期间，各个比较大的布店、鞋店的顾客拥护不堪，数十人数百人排队，弄得商店无法营业，在14日前后，商店到下班时因顾客要买东西，而无法关门下班。那几天几个大布店都营业到夜间十一、二点钟，直到排队的顾客买完才下班。
+
+　　来源：根据1962年2月23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CCRD/2/5/8/000004.txt

@@ -0,0 +1,49 @@
+# 关于干群关系问题上陶铸书
+
+　　<冯瑞祥>
+
+　　[冯瑞祥，河南省夏邑县干部。陶铸认为此信反映的意见很好，并指示中共河南省委印发全省干部。]
+
+　　（亲爱的陶书记：）
+
+　　有件心事，很想向您谈谈。什么心事呢？总的不外乎我们的作风，上下关系，干群关系的一些问题。
+
+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嘛！参加革命二十多年来，基本没有离本土，自然碰到这方面的问题多一些。譬如说吧，过去群众见了我们都是老张老李的很热乎，真是亲如一家。如果你在某村住上一段，他们有啥都给你吃，有话就给说，什么情况，什么问题，很快跟你说得一清二楚。你遇到了艰险，他们百般地掩护你；你有了事，只要一商量，立刻就成；如果你任务完成要离开了，全村男女老幼聚集起来留你，老人拉着嘱你再来，儿童拉襟哀求叔叔别走，留呀！留不住，就给你送行，送一程不舍，再送，你坚持不移时，他们那种留恋心情，就难以尽述了，结果还是含泪而别，走呀！走，走了老远，还是各自回顾不已，直到真的看不见了，才算了事。
+
+　　可是，现在就不同了，群众对我们不是那么热合了。干部下乡普遍找不到饭吃，你满腔热忱的帮他工作，他对你冷敲慢打，你叫他好好劳动生产，过好日子，他向你伸手，一要牲口，二要农具，三要吃花，千方百计使你为难。你教育他，他说，你嘴怪会说，不顶用，你满心靠近他，他对你离心离德。你同他商量工作，他明一套，暗一套，很别扭。由于这样，一部分坚强干部，还能干下去，可是另一部分干部就畏缩不前了。因此，当前干部出现七多：闹问题的多；漂浮在上，不下去的多；请假超假的多；借故逃避工作的多；要求地方化的多（回家）；摆阔气的多；病号多。
+
+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不得不从我们本身来查一查，不说远的，就土改时期吧，我们的领导并不多啊！从上层来讲，省里一个省长（称主席），一个书记，专区一个书记两个专员，还不断到下边来，一没见卧车，二没见随从人马，我们所见到的是，破袜子破鞋破军装，腰里别个旱烟窝，一不带管架，二没有官腔，一同群众接触，就是听风向俗，不笑不说话，不加称呼不说话。可是现在呢？这些上层领导就少见了，一见就是卧车喔喔，随从数人，总到一地，也不过几个钟头，听听汇报，扯扯情况，这就算深入到底了。上行下效嘛！上级不做卧车不下乡，下级没有自行车也不下乡，不下乡便罢，一下乡满带官气，不叫官衔不高兴，不称官衔不舒服，这书记，那社长，这委员，那组长，官衔满天飞。当干部的总觉得高人一等，从而这些干部啥没学会，确学会一套异乎寻常的作风，不打扮漂亮不下乡，下乡穿的衣帽堂堂，皮鞋呱呱响，因此群众称这些干部叫“估不透”，跟群众一见面就带三分傲气，不难理解，这怎能不使群众的心同我们越离越远呢？
+
+　　我最清楚的是，现在不比战时困难那！那时我们的干部，我们的部队，同群众一样的干，群众的活也是我们的活。有一年，每人种一亩地，搞的很好，除此，还给群众拉犁拉耙，打水拾粪烧锅倒灶，庄稼活应有尽有做，还不单是做，而且也把下边干部和群众都带好了。那时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不嫌人家浓鼻子（指群众），不嫌人家黑灶窝”。领导都带头找穷苦人家住，所以干部比艰苦，吃苦在前的劲头很大，那里能讲漂亮呢？干部穿一件新衣新鞋，都不敢近人，人见了一说，脸上红拉的。这样群众怎能不爱戴我们呢。
+
+　　土改时，我们夏邑县机关部门不多，领导和干部也不多，县政府就一个县长一个秘书，加上民、政、建、教、司法等总计不到三十人，县委机关多者不过十来人，书记部长各一人，其他是组宣干事，文印收发、会计、师务长、交通员。人虽不多，可是常坐机关的人就更少了，一个书记常带领工作队坐点。那才是真的一抓到底，像个搞工作的样子，机关搬家，把文印收发都带着，大会很少开，小会（县委会区委会碰头会）不出点，书记带头住在穷苦人家，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共同过艰苦生活；那才真是不嫌人家浓鼻子，不嫌人家黑灶窝哩。那时的书记是刘翼峰同志（现任洛阳地位书记），他有胃病。有一次因为营养不良而发作了，其爱人给他买了两个鸡蛋，他不吃。我担心他，劝了他多次，才暗暗吃下。那时的干部也学会了一套，不是别的，而是一套比艰苦深入，比联系群众好，比工作踏实，如果一遇汇报情况，��了解的不具体，领导虽不批评，脸上也灰拉的，的确感到丢人和对不起领导，那干部和群众，真是心心相连。因此整个土改运动，搞的既深且透，政策掌握的稳如泰山，基本没有什么偏差。夏邑县的干部和群众，至今一提起刘政委（当时称呼）还是赞美不已啊！
+
+　　现在呢？部门多啦，领导和干部也多啦。仅县人委就设有十局两院四个科，有的局下设有科股，总共不下四百余人。这些部门的领导不算，光县长就有六个。县委六个部（组、宣、工、农、财、统）一个办公室，总共也不下一百余人，光书记就有十一人。领导多啦，工作应该搞好，群众说：“人多自靠，龙多自傲”（指光打雷不下雨）。一点不假，十一个书记没有一个真正下到农村住上一年半载，或者几个月的。咱们的口号喊的是：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各行各业都来支援农业。支援嘛！可能也有，可是真正的支援，我看还是从根本上来支援好些，请领导下狠心放下一大批干部来，领导亲自带领深入重点，把下边干部带一带，使他们学会工作，干部看领导，群众随干部，你不艰苦，他也不艰苦，干部劳动不带头，群众也自流。
+
+　　干部下乡问题：现在已造成一个很不好的风气，“下乡不光荣，坐机关光荣”。凡是下乡工作的，一般被认为是犯错误的，物质待遇有不同，县里干部临时下乡每月补助粮四斤，区社干部二斤，由于这样，上级干部不下来便罢，一下来就不得不带来满腔官气，感到自豪。从而见了群众，也不像从前老大爷老大娘的了，而是老头老妈，呼几哈。群众称我们“官老爷”。有个军属老大娘批评我们说：“现在共产党的干部辈长了”。我想这不是群众脱离了我们，而是我们脱离群众太远了吧。
+
+　　我认为，要想扭转上述问题，使农村政治、经济状况根本好转，非下决心不行，就像土改时期那样，县里留上一两个书记、县长，再留些助手，其他部门该砍的砍，该减的减，都投入农村，由领导带头，到困难中去，以分批搞点的方法，领导也在农村住上一年半载，丢下自行车，扛起粪箩筐。与群众同甘共苦，搞上一段，哪怕农村形势不好转，我估计：只要这样能有一年时间，农村政治、经济形势就会大变样。我们的心也就同群众的心联系起来了，一心一意，旗开得胜，哪怕粮食不过关呢！
+
+　　 冯瑞祥1962年3月6日
+
+　　（附件（一）：）
+
+## 陶铸批示
+
+　　（建勋、敏生、仰峤同志：）
+
+　　此信请印发到会同志并请李玉亭同志找冯瑞祥同志一谈，代表我问他好，告诉冯：他的意见很好，省委要印发给全省干部一阅。我这次就不给他回信了。
+
+　　 陶铸四月三日
+
+　　（附件（二）：）
+
+## 关于干群关系问题的反映
+
+　　河南夏邑县干部冯瑞祥给陶书记来信一封，反映了他地自土改以来有关干群关系方面的一些问题。兹印发各负责同志一览。
+
+　　 中南局办公厅秘书处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CCRD/2/5/8/000005.txt

@@ -0,0 +1,21 @@
+# “鱼米之乡”为什么吃不到鲜鱼活虾
+
+　　<奚杰>
+
+　　本刊讯    人民日报读者、江苏省商业厅奚杰来信反映了江苏省水产经营中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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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信说，江苏是“鱼米之乡”，1957年以前，各个城市居民吃到的大多是鲜鱼活虾。但1958年以后，就很少能买到新鲜鱼虾了，大多是咸鱼、冰鱼、死鱼、臭鱼、红虾。病员、产妇要想买点活鲜鱼，只得出高价到自由市场上去买。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
+
+　　（一）水产经营和理的体制问题。1957年以前，水产公司的主要任务是组织生产和运销。除在有调拨、出口任务的重点产区进行收购、加工、调拨外，对一般产区主要是组织合作商购运销，实行产运销见面。小商购每天晚上用自行车或肩挑下乡进货，早晨回来就卖，都是鲜鱼活虾。1958年以后就不同了。水产公司实行统一收购，然后再批发给商贩，经营环节由过去的渔民——商贩一道，增加为渔民——水产公司收购站——水产公司批发部或仓库——商贩三道或四道。由于高度集中，数量多，不便肩挑，只好用汽车或船只集中运输，进冷藏库保管。由于运输时间长，上下次数多，原来的新鲜水产品就变成臭的、烂的了。
+
+　　（二）市场管理过死过严，影响地区交流和生产者自产自销。1957年以前，小商购可直接深入产区购货，起亦运亦销的作用，现在一律不准“出口”，发现了就“没收”，生产者自产的鱼拿进城出售也被视为非法，加以禁止。最后只剩国营公司独家经营了。与南京一江之隔的六合县瓜埠镇。过去渔民一向是早上捕鱼，下午送到南京水产交易所出售给小商贩，既及时又新鲜。1958年以后瓜埠镇成立了县食品水产收购站，不论大小鱼虾，数量多少，一律由收购站收购，加工成咸鱼、虾干，再调到南京水产公司出售。这样，既增加了成本（盐），又浪费了人力、物力。更重要的是消费者吃不到新鲜鱼虾了。
+
+　　（（三）由于捕鱼工具缺乏以及水利建设引起河道变化等客观原因，也使鱼产量减少。）
+
+　　来信认为，要能使城市人民吃到活鲜鱼虾，在经营方式和管理体制上要恢复1957年以前的做法，减少经营环节，充分发挥城市商贩亦运亦销与渔民自产自销相结合的作用。
+
+　　 来源：根据人民日报读者来信，载1962年3月28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CCRD/2/5/8/000006.txt

@@ -0,0 +1,19 @@
+# 上海工商界对知识分子摘去资产阶级帽子的反应
+
+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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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上海讯    最近，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刘述周，向上海各界代表人士传达了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所作报告的精神。工商界人士对知识分子摘去资产阶级帽子问题议论纷纷，许多人流露了“不服气”的情绪。
+
+　　刘念义（民建上海市委秘书长）在会议结束时，把帽子朝头上一戴，说：“我们还要戴资产阶级的帽子，就干脆自己戴上吧”；“今天知识分子听了传达报告皆大欢喜，但工商界听了很多人会难过和不服气的”；“我觉得对知识分子的估价太高了一点”。吴中一（民建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说：“右派向党进攻时，知识分子是挂帅的，现在又说知识分子是非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我也不太服气。”洪祖尧说：“这样一来，知识分子与农民并列了，过去工人阶级称民农是‘兄弟’，称我们为‘朋友’；今后称知识分子也是‘兄弟’，而我们却还是‘外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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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的人认为党这样做是对的，对工商界也有一定鼓舞作用。刘靖基认为，知识分子有技术、有本事，靠“本事”吃饭。而工商界不同，从前的一套不行了，现百靠行业人头熟、靠代表性吃饭。并说“现在对知识分子这样重视，固然是因为知识分子几年来有了进步，另一方面，同当前的发愤图强，自力更生的方针也有关系，目的是为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唐志尧（市政协委员）说：“党对知识分子的估价是：‘有根本转变和极大的进步’。这估价真高呀！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工商界听了感到有了努力方向，也得到了鼓舞。”
+
+　　值得注意的是，有个别工商界人士感到不是鼓舞，而是孤立。孙煌峰（市政协委员）说：“一方面知识分子摘帽子，另一方面工商界定息拖尾巴的呼声很高；一方面是一部分人（包括工商界的小户和知识分子）分出去，另一方面拿定息的人还在剥削，这也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中的对调性矛盾还要延续。朋友去了，队伍是缩小了。当然，这种孤立也是对我们的督促，至于说鼓舞，我是没有这个感觉”。
+
+　　许多人对摘帽子问题议论很多，如孙鼎（民建、全国政协委员）说：“我看要区分三类人，分别对待：第一类是小业主，他们属于劳动人民的范畴，应该从我们队伍中划出去。第二类是小老板，他们过去剥削轻微，定息不多，解放以后长期参加劳动，可以先摘帽子；有些资本家早已放弃定息，改选得较好，在工作中作出成绩的，也可以先摘帽子。其他都属于第三类。”
+
+　　来源：根据1962年3月28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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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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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图书馆收藏

CCRD/2/5/8/000007.txt

@@ -0,0 +1,19 @@
+# 武汉机床厂部分工人怠工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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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士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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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武汉讯    2月中旬，武汉机床厂发生部分工人怠工闹事事件，生产曾一度受到影响。后来经各方工作，闹事事件已经平息。
+
+　　闹事的都是1956年进厂的二级工。闹事的目的是升级提薪。闹事开始于2月14日。这天，有二、三十个二级工在宿舍聚议，要求解决升级问题。从下午议到深夜，最后决定提出“三条提纲”质问车间党支部：“（1）进厂七年还是二级工，合不合理？（2）为什么有的厂二级工升级，而我们厂的二级工却不升级？（3）物价上涨，我们的工资不够开支怎么解决？”第二天清早，厂门口就接二连三地贴出许多要求升级增薪的大字报，说”工作六、七年，还是三十七块七；什么都没有，没有结婚，也没有找到女朋友，请组织上解决；说“生儿养女，人之常情，天下父母心；快三十岁了，时间催人老，请组织上满足心愿——升级”。到18日共贴出大字报二十三张、标语四张，由于厂党委作了许多工作，大字报才没有贴下去。
+
+　　闹事期间，工人磨洋工、开空车等怠工现象严重。二级工何武林、余忠光、彭帮民等作活的工时定额都超过规定三、四倍乃至二、三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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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厂1956年进厂的二级工有一百五十一人，占全厂职工总数的10%多，今年1、2月间，厂里将部分1958年进厂的工人提为二级工时，对原来二级工的工资没有调整，他们就有意见。有些人由于工资低负担重，生活上的困难得不到解决，加上受煤矿等单位工人提级和实行购货券的影响，于是意见愈来愈大。便发生怠工闹事事件。事件发生以后，这个厂的党委认为这是内部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于是决定按三项原则处理：（1）坚持原则，按工资政策办事；（2）坚持正面教育，防止简单粗暴的解决问题；（3）坚持相信大多数工人的觉悟。有实际困难的予以救济。至于外部问题，则先内后外，候内部问题解决后，再作处理。目前，这个厂的闹事事件已经平息，生产秩序渐趋正常。
+
+　　鉴于地级工升级问题确是实际问题，最近，这个厂的党委向武汉市提出四项建议：（1）先解决1956年二级工的这一特殊问题，后按七十条元宝的每年调整工资25%的精神办事；（2）若不能升级，建议实行技术津贴；（3）如不实行技术津贴，建议：采取提级不提薪的办法，以定人心；（4）对有困难的工人进行长期的固定的补助，补助费打算在不影响国家计划的前提下搞点小商品生产来解决。上述问题市委尚未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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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根据1962年4月2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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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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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图书馆收藏

CCRD/2/5/8/000008.txt

@@ -0,0 +1,35 @@
+# 上海部分职工和居民对市场供应问题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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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世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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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上海2日讯    今年以来，上海商业部门在市场供应上先后采取了一些新措施，如四十五种主要日用工业品试行凭购货券供应，在郊区农村试行农副产品综合换购，等等。这些措施对稳定市场起了一定作用，受到多许人的拥护。但一部分人看到供应办法不断改变，也产生了紧张心理和不安情绪。
+
+## 比较普遍的两种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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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各方面反映的情况看，当前职工和居民中，有两种想法比较普遍。
+
+　　（一）担心供应办法多。一般顾虑是：（1）怕凭券供应商品的范围扩大，以后样样东西都要凭券凭证。（2）怕调高收券标准，有券买不到热门货。（3）怕凭券供应的办法取消，将来手里存的购货券白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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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迟买不如早买，做老实人吃亏。华通开关厂、南洋电机厂部分工人认为目前做老实人不值得。他们列举的“依据”有四：（1）去年旧日用品购买证可以买皮鞋、胶鞋，当时没有买，今天要凭购货券购买，这是“硬伤”；（2）前年上交布券，后来发的券减少，而收券商品扩大，“上了一次当”；（3）钞票存在银行里，东西涨价，等于钞票越存越少；（4）今年拿到购货券，没有早买东西，现在要买，热门货已买不到了，失去了机会。因此他们认为：“手臂长总是好，有了东西实惠，后买的吃亏。”在其他工厂和居民中，有类似想法的人也不少。少数党员、团员甚至提出：“我们究竟要吃亏到几时？”
+
+## 不良倾向
+
+　　由于上述思想的存在，近来群众中出现了以下一些不良的倾向：（1）持币待购，见东西就买，见队就排的情况比较普遍。（2）部分职工经常谈吃、谈喝、谈买东西。力生机器厂少数青工有一个说法：“吃点，穿点，棺材薄点。”诚孚铁工厂有些青年工人业余时间的消遣方式是：荡马路，看橱窗，上馆子。（3）重货经币，储蓄观念淡薄。今年以来，不少工厂储蓄代办所的存款下降。虹口区上海第五机床厂储蓄所，去年12月份有存款一千元，现在只有二百元。
+
+## 对形势怀疑失望
+
+　　部分职工群众看到当前市场供应上的困难，对国内经济形势产生了一些糊涂想法，也出现了种种怀疑，对前途感到信心不。
+
+　　“困难有没有底？”这个问题在群众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不少工人要干部告诉他们：“什么时候食堂有鸡有肉，要啥可以买到啥？”有人认为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是言过其实，政府推卸责任。有的提出：“苦战三年，困难越克服越多，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到1957年水平？”有的干脆讲：“我们不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只要能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就心满意足了。”
+
+　　少数对现实不满的份子在群众中乘机散播悲观论调，恶意攻击。说什么“大炼钢铁敲门窗（指拆去铁门），大办农业喝粥汤，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毛泽东时代是吃粥时代”，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工人也有不满情绪。如益丰搪瓷厂工人江木涌说：“现在是吃饭不饱，吃酒不醉，吃烟不给，还是从前好。”
+
+## 基层干部的“苦恼”
+
+　　当前工厂企业和里弄干部普遍感到意见很多，可是做工作的办法却很少。在市场问题的宣传中，自己缺乏本钱，理不直，气不壮，讲不清道理。有些干部说：“现在情况真是千变万化，一天一个行情，实在说不清楚。譬如牙膏供应断档，草纸脱销，面粉供应多了，精白面粉价格高了等，连我们自己也弄不清。”干部们还反映：“群众谣言不少，叫他们不要听信，不要去排队争购，但谁能担保今天讲了算数，到时候开出支票不兑现怎么办？”南洋电机厂一个车间支部委员说：“一年前叫工人不去争购汗衫、毛巾，是真正挺起腰干宣传的；后来向工人宣传买布鞋不会收布券就留一手，不敢把话讲死；再后来驳斥鞋券不能买棉布的谣言时，我是会含糊糊的；现在听到关于购货券的谣言，我再也不敢宣传了。”
+
+　　 来源：根据1962年4月4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CCRD/2/5/8/000009.txt

@@ -0,0 +1,43 @@
+# 关于干部特殊化和党内庸俗作风上邓小平并转毛泽东主席书
+
+　　<河南安阳“一群干部”>
+
+　　（邓总书记并主席：）
+
+　　我们想把我市当前大家议论得最厉害的一些情况反映一下，希望在百忙中阅一下。
+
+　　今年三月初，据说中央要有负责同志们来我市，这本来是好事情，但在某些同志看来却又是个花销享用的大好机会。于是啊！真忙坏了一些人，召开各种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接待筹备会，大事安排：市委住的新盖的三层大楼，不论办公室部长、书记几乎全部“乔迁”，地板是新搞的水磨地，又用了几十个工人水冲、粉抹，用了四十多斤食油，一百三十多斤猪油，擦抹，洋腊热烫。各个房间办公室会议室全部喷香水，本来新制的窗帘，又买了六百多尺布重新更换。
+
+　　几年来好沙发已经不少了，又重新买了七套上等沙发、毛布被拉了一平车，也一律换成新的。由市委专门批了二斤大烟土（鸦片）由烟厂负责生产了二十多箱特制香烟。用最好的原料由糕点公司负责特制了三百多斤点心，由蔬菜公司负责青菜的供应。除安阳市能够办到的以外，又派专人到道口买了道口烧鸡，到郑州买了鲜茄、黄瓜、韭黄，到北京买了糕点等副食品。由市公安局长、团市委书记负责，用了几天时间专门审查挑选了招待人员和五十多人的舞伴，由卫生局长负责突击环境卫生，并专门选定了剧团和要演出的节目、演出地点。总之，凡是能够想起的，办到的都有要办，而且都是要书记、经理、厂长、局长、部长亲自挂帅，当成重大的政治任务如数如期完成。
+
+　　天啊！真是从上倒下四面八方忙作一团。大功将近告成，许多同志和以往无数次一样，对自己能完成政治任务，感到思想感情轻松和满意，而有负责同志仍觉得“受小城市的条件限制，只能这样，要比上人家安阳地委弄的还差得多”。结果负责同志没有来，没来咋办？把已经买进的东西（仍在各单位的或虽买进领导不需要的除外）工资运费等需报销的“才七千八百多元”，这只是不完全的初算。负责同志没来东西咋办，那好办，正中心怀，会办事而“劳苦功高”的同志依旧是受用非浅。必须声明，这只是我们了解的这一次的部分情况。几年来，比这次更浩大的接待，更堂哉皇哉的宴会，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倒觉得不怎么样。而这次，这次是中央三令五申，而市委也大张旗鼓宣传贯彻“灾荒这样大，国家这样困难，群众生活这样苦的情况下，必须坚决反对浪费、艰苦奋斗节约度荒”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能不使大家非常惊奇和气愤。
+
+　　要说执行节约指示不坚决那是假的。现在机关办公用的笔尖、笔记本没有，就不买了，自己想办法；脚踏车坏了没钱修理，下去工作走着去；门上没钥匙也不准买。“节约嘛，就得艰苦一些。”谁说执行节约指示不坚决呢！
+
+　　关于反对浪费，十分遗憾的是，近来在本市召开的几省轻化工作等几次会议和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国评剧团等在安阳演出期间，一系列很像样的招待、请客“照顾”等，据说曾惊动了上级，并派人来了解，居然什么也没有了解到就回去了。哎呀！不知道来人是怎么了解的？听谁说的？啊！至于几乎在同时，准备“招待中央负责同志”的情况，上级干部就更没人知道了。
+
+　　另外，我们还想说一些“一般情况”，但确是严重影响团结，影响生产工作和大家十分气愤的一些情况。
+
+　　中央早就指示坚决停止非生产性建筑，但市委机关今年以来却大兴土木，盖汽车房、宿舍、小饭厅。目前仍继续施工，已花去七万多元。
+
+　　几年来由于非常时期、非常情况，也造成了少数“非常人”、“特殊人”、“特殊部门”。高的不用说，只看一下市委机关的两个秘书长的非常生活就十分可观。低标准以来，二位科长家中，嘿！精米、精面、肉、蛋、糖、油、高烟、名茶、鱼类、酒类、糕点、奶粉，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洋车、手表、呢、绒、绸缎、日用百货，是见条就给，且送货上门、上家；影院剧院，携亲带故，自由出入且雅座免费。说的过分吗？不，不仅“非常人”本身，而与非常人有非常关系的人也同样能行。这叫什么作风和什么行为呢？现在反商业部门开后门，那是“本末倒置”。
+
+　　这有一点，现在的差别用得太滥了。不论什么都过分强调差别、等级、照顾。谁都承认差别，不但现在，就将来也是有差别的，不过用得太滥就不好了。如吃粮标准，我们这里规定，十三级以���的三十三斤，十七级以上的二十九斤，以下的二十八斤。对老弱病残负责同志适当照顾谁也没意见。可实际情况呢？本来按规定照顾，在现在情况下就不少了，何况对规定照顾的人在规定以外“照顾”的东西要多得多呢。原来十三级以上的二十六斤主粮，加上“照顾”的东西，不但够吃，而且每月十斤、八斤地余主粮，现在又加到三十三斤，这是完全实际需要吗？看看一般小干部，劳动强度大，副食品又少，那他们怎么办呢？部队是战士粮多，干部少，那是根据需要。大家对以上这些“一般情况”，那是羡、怨、怒、谴，各有情怀，可有什么办法呢？只不过低声在寝室说说罢了。难道这些“一般情况”真不值得了解研究？
+
+　　上述情况，有的不具体，有的不一定完全确切，恐也不是安阳仅有的事，反映一下供参考。
+
+　　 一群干部1962年4月6日
+
+　　（附件：）
+
+## 中共河南省委批示
+
+　　这是安阳署名“一群干部”给小平同志和主席的信，反映了几年来我们党内滋长着的一种极其庸俗的作风，每每借口上级来人或开会，便大肆张罗，大摆宴席，极尽其铺张浪费之能事。这种作风已上行下效成为习惯，地、市、县委和省委机关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恶劣习气。这样下去，不但严重地脱离群众，也将脱离广大干部。希望各级党委（包括省委）立即纠正这种资产阶级的庸俗作风，今后招待工作一律从简，省内上级机关，不论什么人下去，一律不准招待。对外招待工作，也要简单朴素，力求节约。
+
+　　这封来信所反映的情况虽然有某些情节可能有出入，但是这种风气的普遍存在则是确实的，而且问题发生在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厉行节约的、不准请客的指示以后，更是不能允许的。安阳地、市委必须立即进行检查。请各级党委也认真讨论一下这封来信，如有类似的情况，都要进行检查并报省委。
+
+　　 1962年5月27日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CCRD/2/5/8/000010.txt

@@ -0,0 +1,23 @@
+# 上海部分党员干部对摘掉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帽子的反应
+
+　　<奚锦芬>
+
+　　新华社上海讯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在最近召开的全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向一千多党员干部和党员科技人员传达了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在广州科学工作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并组织出席会议的三百多人进行了讨论。
+
+　　在讨论中，大家认为这次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的估价是正确的、实事求是的，摘掉“资产阶级”帽子，有利于进一步调动他们自己的积极性。但在讨论中也提出了如下一些不同的看法和问题：
+
+　　一、怀疑帽子摘的早了，认为不是每个人都可摘掉帽子的，如试剂所徐以尧说：“目前至少对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分子和右翼还不能摘掉帽子。是否可把‘人民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这四顶帽子，作为知识分子的最高纲领和奋斗目标？”也有个别的认为，个人主义严重的也不能摘帽子。上海冶炼厂副厂长张志远说：“摘掉‘资产阶级’这顶帽子，从某些具体人的思想改造来说，似乎是早了。”有的人对为什么在现在摘去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帽子不明确，对戴帽、脱帽以什么为依据也弄不清。
+
+　　二、认为摘掉“资产阶级”帽子可以，但戴上“无产阶级”的帽子不妥当。没有好处。高桥化工厂筹备处副主任李万奎说：“摘掉‘资产阶级’的帽子是妥当的，但新的帽子不必戴，总称为知识分子就可以了。”市轻工业局的杨仁甫说：“目前的知识分子，说他们为无产阶级服务是可以理解的，但说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易理解，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无产阶级化”。化工设计院党委书记申象山说：“知识分子有左、中、右三类，中间是多数，叫他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政治上的中间分子是与无产阶级不相容的，既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就不能在政治上分左、中、右。”有的同志提出，到底是四顶帽子一个人戴呢？还是不同对象分别戴其中的一顶？
+
+　　三、有人担心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又会翘尾巴了。黑色冶金设计院副院长徐继纲说：“这样一来知识分子会不会翘尾巴？今后会不会滋长修正主义？”建筑材料所所长江殿珵说：“有的知识分子戴上四顶帽子后，反而不自觉，没有改造的要求了，我们要启发他们进一步改造的自觉性。因此，对他们的传达也应广泛一些，免得支离破碎，领会不全。”
+
+　　四、担心基层党员干部思想跟不上。钢铁所傅元庆说：“知识分子听了报告手舞足蹈，我们共产党员怎么办？特别是基层党员干部思想要跟上去。问题在不在于我们不愿意执行政策，而在于我们没有本领说服下面的同志。”这个所党委副书记张毅反映说，党内贯彻知识分子政策有不少阻力，思想认识很不一致，例如党委为了更好发挥冶炼专家陈用等人的作用，拟加强业务上的专家负责制，有些党员就认为领导上轻视了“群众”，责问领导“究竟要陈用还是要群众？”又如对老技术人员在生活、工作条件上多照顾些，党内就有人反映：“领导上只关心资产阶级，就是不关心共产党员”。有的党员干部责问：“为什么只考虑技术级别，不考虑行政级别？”因此，不从思想上解决问题，知识分子政策就贯彻不了。
+
+　　另外，有的人还提出，有些知识分子有双重身分，既是资本家，又是技术人员，对他们的“资产阶级”帽子应不应摘？
+
+　　 来源：１９６２年４月９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CCRD/2/5/8/000011.txt

@@ -0,0 +1,47 @@
+# 知识界人士对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反应
+
+　　<新华社>
+
+　　本刊讯　　上海、广州、北京等地知识界人士对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在广州科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反应十分强烈，许多人都认为两位总理的讲话对知识分子鼓舞很大。他们议论较多的是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问题，现在这方面的情况综合如下：
+
+## 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可以更好地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
+　　许多人认为，摘去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帽子，对知识分子鼓舞很大。张国藩（天津大学校长）说：周总理、陈副总理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感到很兴奋。过去怀疑改造何时了，现在脱了帽子有了结果了。过去对党有隔膜，现在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对党更亲切了。过去因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生和子女教育，心中都很胆怯，现在理直气壮了。黄叔培（内燃机研究所副所长）说，我们过去戴了帽子感到不好过，认为去掉这顶帽子，除非入党，现在摘掉帽子，非常高兴，这样可以调动积极性，我的干劲更大了。
+
+　　有不少人认为，整风反右以后，知识分子有不少进步，摘掉资产阶级帽子是及时的必要的。王有琪（上海第一医院教授）说，摘掉帽子，是符合当前知识分子的实际情况的，这是客观存在；因为反右整风以后，我们要求进步，为社会主义服务，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又不跑香港，立场基本站稳了。赵家璧（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已经摘掉了，大家都很高兴。过去戴上这顶帽子是必要的，因为可以让大家认识一下自己；今天摘掉也是有基础的，经过十二年来的教育，特别是经过整风反右，大家有了很大转变，如果没有整风反右，就不可能摘得这样快。
+
+　　有不少人认为，摘去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帽子，可以密切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对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具有决定性作用。周志宏（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说，广州会议是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总的转折点，知识分子过去是站在那一边，现在已转到这一边来。沈克非（上海第一医院副院长）说，过去我们与党员隔阂很深，大家讲话顾虑重重，现在都是劳动人民了，相互间的关系已起了根本性的变化。
+
+　　有些人认为党对知识分子评价太高，感到惭愧，并作了自我检查。梁思成说，我觉得两位总理对知识分子的评价高了一点，我一方面感动，一方面很惭愧。周总理说十二年来知识分子经住了考验，胜利时和党在一起，困难时也和党在一起，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热爱祖国，努力工作，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但我听了这段话感到很惭愧。总理又说十几年来知识分子队伍壮大了，饮水思源，是知识分子的努力。可是我觉得在三年灾害中，我们有个小本本（指供应证），鸡蛋、肉比别人多得多，三年中我们吃了什么苦，反说是骄傲？我们对培养青年人究竟做了什么工作？却说要饮水思源。党对知识分子作了如引高的评价，心中感到惭愧。华罗庚说，提到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们也有责任。过去我们没有把自己当作无产阶级科学家，有许多问题处理不当，真对不起党。在瞎指挥中，非党的人责任很大，如果把不同意说出来，就可以使党在决策时多一些考虑。曾呈奎（中国科学院青岛海洋生物所副所长）说，过去知识分子或多或少有些作客思想，缺乏主人翁感，遇事不敢作主，不敢挑担子，把责任推给党委。今后大家都是自己人了，不分彼此，必须真正负起责任来，尽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
+
+　　有不少人一面欢欣鼓舞，一面感到责任重大。张汇文（上海社会科学院教授）说，我觉得摘掉帽子后，头是轻了，但肩膀上担子重了。把知识分子列入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队伍来大家感到很光荣，因此腰杆也直起来了；但要真正拿出东西来，还感到脚软。华罗庚说，脱帽后，我们的责任更重大了，我们一定要以党的心为我们自己的心，一定要以人民的利益为重。软弱性要改，该挡住的事应挺身而出，不应在风里雨里明哲保身，该说不说是不对的。
+
+　　有些人认为，摘掉帽子以后，千万不能翘尾巴。李佩淋（沈阳医学院教授）说，我们体会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话不可片面，片面是很危险的。我们应当是两点论，摘掉帽子不等于不需要改造，我行我素是不行的。梁思成说，我认为作为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忘掉我们的原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虽脱掉了帽子，但还必须随时警惕自己的原籍。周煦���在讲到这个问题时说，现在的知识分子，立场只能算基本上转变过来，不能说改造好了，脱掉帽子后，还要继续改造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
+## 少数人对知识分子摘帽子的问题持有不同看法
+
+　　但有少数人对摘去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帽子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的论点是：
+
+　　（１）脱帽与否，对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作用不大。如荣独山（上海第一医学院教授）说，我看摘掉帽子对调动我们积极性作用不大，因为以前我们也是积极工作的。我不知道是否有人由于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而感到不舒畅，现在摘了帽子就调动了积极性？杨梚（上海交大教授）、荣独山（上海第一医院副教授）认为，帽子摘不摘都一样，主要是看我们是否真心诚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真心诚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不摘也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现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待工作都肯做、想做、就是害怕斗争，不敢大胆去做。因此，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领导上对知识分子信任不信任的问题，愈是信任、干劲就愈大。
+
+　　（２）帽子是共产党给戴上的，谈不上摘帽子的问题。孙克基（上海妇产医院院长）说，过去说我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一直是不承认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是共产党给我们戴上的，我始终没有给自己戴过资产阶级的帽子，所以也谈不上摘帽子的问题。
+
+　　（３）感到摘掉帽子不大习惯，不知置身于何地。满涛（翻译）说，我们在所里讨论摘帽问题时，有人对摘掉帽子感到不习惯，认为明确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有了目标，现在突然摘掉帽子。好象失却努力方向了。有的受宠若惊，将信将疑，不知置身于何地。
+
+## 有些人对知识分子政策能否贯彻还有疑虑
+
+　　有些人对贯彻知识分子政策还存在以下一些疑虑：
+
+　　（１）怕中下层干部不能很好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怕好景不长。卢鹤绂（复旦大学教授）说，广州会议只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如何解决，还要看将来。因为参加这次会议的党员干部都是高级干部，中间的一层还没有动呢？可是平常在上面指挥的都是这一批人，他们指挥惯了，一下子转过来不是那么容易。党中央话是讲了，可是下面不服啊！我听旁人说，　次会上有人（指党员干部）对陈副总理讲话中把知识分子称为“人民的、劳动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表示不服气，说“看这一批人（指科学家）干得出什么来？！”，所以我看问题的解决，不在我们，而在党内。
+
+　　（２）怕将来变、挨整，不能畅所欲言。徐国懋（民革上海市常委）说，两位总理要知识分子畅所欲言，我看大家还有顾虑。今天讲以后不会再整知识分子了，但是将来情况变了，说“知识分子又翘尾巴”了，还是要挨整的。“阎王好见，小鬼难挡”，大家就怕这一点。卢鹤绂说，今后怎样？很难讲。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担心现在把我们抬得这样高，将来是否会反过来，反得更凶！？
+
+　　（３）怕将来拿不出货，帽子还会戴上。陈驹声（上海轻工业研究气工程师）说，摘帽子以后，责任重了，怎样发挥作用，还是个问题。将来搞得不好，拿不出货来，帽子还会戴上的。
+
+　　（４）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是紧箍咒，受不了。张国藩说，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很舒服，但戴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又象戴了紧箍咒，受不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很耀眼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更要自爱。过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予生活上有特殊照顾，有方便之处，现在换上了洁白的衣服，就什么都不干不成了。如上高级饭馆现在就要考虑一下，至少要少去几次。
+
+　　来源：１９６２年４月９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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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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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图书馆收藏

CCRD/2/5/8/000012.txt

@@ -0,0 +1,43 @@
+# 明朗就四川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写给毛泽东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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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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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朗，曾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因反对李井泉被下放，时任梁平县县委第一书记。他是以县委书记的身份参加七千人大会，并写了这封匿名信。中央办公厅一月二十五日收到此信，印发政治局常委参阅。]
+
+　　（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并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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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四川工作的一个干部，第一次到北京来参加会议（中央工作会议），来的时候抱着很大希望，希望把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回去愉愉快快地工作，现在，会已开了十几天，看起来，这个希望是不能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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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提倡说老实话，所以我想写这封信，把我知道的情况反映到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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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开会，头几次叫我们体会文件精神，不联系实际。后来允许联系实际了，但，又叫各人联系各人的，不要把责任往上推，往下推。这几天有人给省委提了点意见，又说发言要端正，于是又像在四川开会一样，大家坐在那里磨时间。
+
+　　（不许讲话，不许讲批评省委的话，这大概就是四川省委领导这次会议的方针，这不过是李井泉闹分散主义的一个表现罢了。）
+
+　　在四川工作的干部，上上下下不敢讲话，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只举几个闹分散主义的例子。
+
+　　一，毛主席的六条党内通讯，四川省委不准传达，不准贯彻，叫下边从积极方面理解。
+
+　　二，毛主席反“左”的八句话，四川省委改成三把刀子变成反右。
+
+　　三，中央关于自留地，私人养猪的五条紧急指示，四川省委顶住没有执行。
+
+　　四，四川自作聪明提出“一个样”，“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等政治口号，助长强迫命令和瞎指挥。
+
+　　五，不执行中央甄别干部的指示，沪州地委第一书记邓自力的错误，是划自留地，解散公共食堂，毛猪下放，甄别的结果，“批判基本上正确”，直到现在省委并没有承认错误，邓自力也没有复职，对其它人的处分当然也“基本正确”。
+
+　　六，四川省委前几年规定，农民的的口粮标准是八两，不久以前规定四两、五两、六两，（十六两的秤）有的地方执行下来，农民一天一人只能吃二两、三两、四两，现在还在饿死人。
+
+　　七，中央关于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文件，没有发到县，不许县里试点，现在中央作了决定，又规定一个公社保留一个大队不变。
+
+　　八，最近中央指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四川省委改成“打击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活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规定万分之几逮捕法办，千分之几斗争打击，百分之几批判，硬说干部中有百分之几十的人搞投机倒把，还规定县委书记要到成都交账，哪个交不出不准到北京开会。
+
+　　李井泉这样搞分散主义，结果是怎样呢？结果大量死人、死猪、减产。有的县饿死的人将近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四川全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还要饿死多少人，谁也不知道。像这样严重的问题，李井泉怎么敢叫下面讲话呢？
+
+　　中央如果要反分散主义，就应该反反这种人的分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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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四川干部一九六二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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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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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作者或他的亲属提供的原件打印

CCRD/2/5/8/00001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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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社会主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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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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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志来(1936--)，男，浙江省义乌人，原浙江省瑞安县农林科工作人员。他在1957年因不满父亲被划为“不法地主”的错案，加上为报考大学被压制写信给当时来浙江视察的人民代表黄绍竑、章乃器、宋云彬，被打成右派、开除团籍。
+
+　　1960年，冯右派分子摘帽后，调湖岭农技站工作。在1958-1962年的大跃进和大饥荒中，他先是目睹《人民日报》上亩产卫星万斤的谎言，又在回乡探亲时亲历义乌农民饿孚遍野的惨剧。巨大的震惊和悲伤让冯志来开始思索：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场大灾难？生产力水平落后的中国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出路又在哪里？于是，他在1962年4-6月完成《半社会主义论》、《怎么办》两篇政论文章，直送中共中央。冯志来通过这两篇文章提出，从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出发，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中国，搞社会主义、只能从“半社会主义”开始。在当前中国农村，该实行什么样的半社会主义呢？冯志来作出十分明确的回答：从高度集体化退一步，实行包产到户。不料，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且在会议期间对浙江省委第一书记说：“你们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必须彻底批判！”《半社会主义论》和《怎么办》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活生生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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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冯志来在武警的押送下回到了老家浙江义乌县乔亭村，重戴右派分子帽子，遣返原籍监督劳动16年。1979年，冯的右派分子问题得到改正，在瑞安县畜牧办公室恢复工作。
+
+　　1986年5月，为了感谢浙江试行包产到户的先驱，时任省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云河在他主编的《浙江合作化史料》上全文刊出了冯志来的两篇文章。尘封了24年的旧作得以重见天日。冯青年时代就独立思考、标新立异，在经历磨难之后，这些精神仍闪闪发光。他历任义乌市（县）经济研究中心、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主任，义乌市市场研究会会长；第七届浙江省人大代表。中国农学会会员，中国县镇经济促进会首届理事，中国管理科学院特约研究员，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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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什么是我们眼前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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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英勇斗争，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结束了长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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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保证了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所以在土地改革以后，我们开始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我们的国家出现了一片繁荣发展的景象。
+
+　　但是近年来，由于照我们所创造的一套办法行事之后，那一丝刚刚挂在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嘴上的笑容，又不得不去坐它的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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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呢？什么是我们的出路，我看只能象毛泽东同志早先所说那样：“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精神”才能够继续“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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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先来温习一下马列主义的一些基本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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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世界上资本主义没落的总趋势，已在不可阻挡地继续着，社会主义已经深入人心，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但是对于我国来说，如何运用已经取得的革命成果，进一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呢？毫无疑问，这应该由我国当前的具体历史条件所决定。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革命活动不应以卓越人物的善良愿望为基础，决不应以“理性”、“普遍道德”等等要求为基础，而应从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告诉我们：社会物质生活体系中，决定社会面貌、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由这一制度发展为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是人民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谋得的方式。而生产的变更和发展，始终是从生产力的变更和发展，首先从生产工具的变更和发展开始。斯大林说：“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无可争辩地走在生产关系的前面。生产关系只是经过一些时候，才会改造得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马克思也曾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当他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革命胜利后的我国，是不是可以不从我国的生产力、不从我国发展的现实需要，来规定我们的任务了呢？是不是可以命令还未充分展开的现阶段生产力提早灭亡呢？是不是可以让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借以存在的那些物质条件还没有在旧胎胞里成熟以前出现呢？我想是不能够的。滑稽的是我们那些以前曾经很聪明的同志，却把这些几乎连中学生都能够回答的问题搞错了，忘怀了，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现在在严峻的事实面前，他们已经明白得多了，发表了一些文章，总结了很多经验教训，转变了一些政策，这当然是好的，但是否已经彻底摆脱了空洞臆想家的地位？我认为还是有距离的。各式各样的清规戒律，仍旧还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儿那样紧紧地约束着他们的头脑。
+
+## 三、现阶段中国生产力的性质
+
+　　解放前，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一个经济上落后得可怜的中国。1949年全国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仅占19％，全国钢铁生产量从1900－1949间的49年，总共不过760万吨，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基本现代化”工业。轻工业方面，当时的主要项目是纺织工业和面粉工业，以纺织工业为例，虽然中国的棉花产量，是世界各国产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但中国的纺织工业还不及印度。1947年全国所有纱绽总数为460余万枚，布机总数是5万6千台；而印度却有纱绽1千万枚布机20万台。另外全国农民使用着锄头、木犁等简单的生产工具，实行手工操作，所以产量很低。过去有人曾经统计，当时中国稻田单位面积产量只及日本的50％、意大利的40％。这就是旧中国给我们留下来的生产力水平。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没收了所有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特权，建立了全民所有的、中国人民自己的国营经济；同时在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紧接着又开始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我国的生产力得到了大大的发展。所以1952年我国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由1949年的19％上升到40％，以致初步地建成了现代化工业的基础；农业总产值也达到和超过了旧中国的最高水平。不过这并没有摆脱我国工业生产极为落后的状态，更不能说社会主义的社会化生产力已经在我们这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所诞生的新民主主义生产力旧胎胞里孕育成熟。我们仍旧还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我们的工业还不可能为农业提供大量现代化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我们的农业仍旧不得不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农具进行手工操作，我们的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仍占绝对优势，所以目前我国的生产力，是包含着一定比重，但在国民经济中起着重大作用的社会主义工业；又包含着仍占优势的、落后的、手工操作的农业，所以如果我们将旧中国的既有资本主义性质经济又有半封建小农性质经济称为半资本主义经济，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目前的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经济。
+
+## 四、中国必须通过半社会主义社会才能进入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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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不能通过资本主义而后进入社会主义，这是早有人论证过的，但是它也不可能马上进入社会主义。只有通过半社会主义的相当长的发展阶段，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这是由中国的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这是中国的主客观各方面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任何人都不能违背这个客观经济发展规律。
+
+## 甲、目前的半社会主义落后的生产力和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
+　　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我国的生产力状况：我们有一部分先进的工业，又存在大量的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那么，现时我国的生产关系又是怎样呢？在城市工矿企业这方面，我们的基本所有制是全民的，它实行按劳取酬，因此它能够和社会化的生产力相适应。这里没有剥削和被剥削的斗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同志合作的关系，它的存在是依附于现代化生产的物质基础上的；其次我们在一个时期内存在着私人资本主义，存在着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广大工人的不合理生产关系，目前这种生产关系，虽然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加以改变，但仍存在定息剥削。不过，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还不发达，我国的生产力还很落后，为了满足社会需要，我们还要利用它来弥补社会主义生产的不足。所以我们前些年允许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现在允许定息的存在，都是和我国的生产力基本相适应的，但是，以上两种，仅仅是当前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农村，是占全国绝对优势的5亿农民之间的生产关系，是工人或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生产关系，如何使这种生产关系和当前的生产力相适应，便是当前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
+
+　　我国农村，自从经过了土地改革，摧毁了封建的生产关系，消灭了阶级剥削，其生产力已获得了彻底的解放。5亿农民为了摆脱贫困，人人都愿意搞好生产、劳动发家，在生产中表现了十足的自动性。那时的生产关系，是农民以本身劳动为基础，自身占有生产资料，没有剥削和被剥削的个人所有制的生产关系。工人（说国家更为确切）则是通过商品生产来与之交换，以价值法则来指导他们生产，也可以说是一种合作关系。这就是政治上工农联盟的基础。这种生产关系是和我国生产力状况基本相适应的，所以它能大大推动生产的发展。不过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的、规模狭小的、经不起天灾人祸摧残的经济，是不可能提供大量粮食和加工业原料的经济，是会产生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经济，但也是能够通过协作走向社会主义的经济。它迟早要被社会化生产所代替，不是走向资本主义就是走向社会主义。因此如何改造小农经济，防止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把它引向社会主义，便是摆在革命者面前的重要任务。由此中国共产党制订了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阐明工人阶级要教育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根据国家生产发展程度，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互助合作运动，这是十分正确的方针。但是近年来，在执行中却犯了主观主义，急躁冒进的毛病，非但在生产力不能为农业提供成套农业机器的时候，实行了全盘（不是苏联2/3的全盘，而是100％全盘）合作化。而且还利用加重粮食征购，平调农民财产的手段，来发展工业和其他事业，从而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遭到了根本破坏，这是众所周知的、不是诡辩所能抹煞得了的事实。
+
+　　那么近年来是怎样破坏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呢？有人归结成“五风”为祸，我不想多为累赘。我只是想就半社会主义时期、落后的生产力和实行着的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间的矛盾，来加以讨论。
+
+　　目前，我们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实行评分记工，按劳取酬、按劳分粮的基本政策。农业核算单位的规模，虽然没有过去那么大了，但是它的性质非但没有改变，还加上按劳分粮，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富于社会主义（其实如社会主义还象我们这样按劳分粮那才叫人笑痛肚子），所以更加深了生产力的落后与生产关系“先进”间的矛盾。主要表现是农村中劳力多的农户，抢先获得了劳动的机会，取得了劳力少的、多子女的农户相当重要部分的劳动权利、以致使后者陷于饥饿或困难状态，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高利贷剥削和阶级分化；另外建筑在低下物质生产水平上面的农民私有心理和需求大公思想的集体化生产，发生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这就是当前农村的主要情景。加上政策允许扩种自留地，又带来集体生产与个体生产之冲突。
+
+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6亿人口的大国，耕地面积不过15亿亩，每人平均还不到3亩，根据现在生产力状况，要解决人们起码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农村里土地几乎成为农民的命根子。土地归谁使用，便是矛盾的焦点。解放前，封建地主利用土地，残酷地剥削农民用锄头挖出来的那么一点点起码的生活资料。使他们受饥挨冻，但终于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爆发了土地革命。土改后农民掌握了土地，这个矛盾得到了统一。生产力于是开始展开，但是我们生产当中最主要的因素依然还是土地，土地仍是农业当中所有生产资料中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仍是当前农业生产当中最有决定性影响的东西，每家每户都希望保持那么一份土地，这是他们衣食之根本，生活之源泉。而劳动力、肥料、农具对于目前中国农民都属次要的、比较容易解决的。因为第一：中国农家一般都有一个以上的正劳力和若干辅助劳力，加上耕地面积不多，所以即使吃口多的农户，也不致发生很大的劳力不足。例如一户五口之家，至少总有一个正劳力吧！而按全国耕地平均，他们只能获得10亩土地，这是不需要化费很多劳力的，除了农忙需要变工互助之外，平时连半劳力也��进行管理；第二，中国农村主要肥料来源是人粪尿和厩肥，一般农家都可以自己安排；第三，当前农村主要生产工具是锄头、扁担、水车、木犁、耕牛至大不过抽水机，一般农户都可以添置，其中比较困难的耕牛，历史上就有代耕的习惯，抽水机之类可以联合购置。所以都不致发生很多困难，更不会发生生产工具占有与使用之间的矛盾，惟有土地作用最大，因为每个农民在其土地上所生产的粮食，除了国税和征购部分，留下来的就是仅有的一分标准极低的生活资料和用来简单再生产的一些成本，如果说有剩余，也是微乎其微了。假如现在有人多种了土地多获得粮食，另一部分人势必减少收入，以致难以维持生活，所以问题是最清楚不过了，如果实行土地集体使用，实行按劳取酬，劳力多的强的农户，就等于多占有土地，夺取别人的饭碗，这样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岂能不引向尖锐。另外问题还不止于此，我们知道中国工人阶级的前身是农民，中国革命干部大多数来自农村，中国人民解放军，大都是穿上军服的农民，中国知识分子也大多出身农村，中国手工业者更直接依附于农村。他们出来做工、出来革命、出来当兵、出来教书，他们的家属子弟大部分留在农村，他们都要吃饭、都要穿衣，他们的劳力都不是那么强，他们都需要占有分内的土地，他们都是基本上有能力经营自己土地的人，而实行土地集体所有按劳分配，他们就不得不和农村强劳力竞争，其结果当然不很妙，因此吃饭就成问题，这样岂能不影响工人、干部、士兵和教师吗？也许这里有人说，我们的政策，除了按劳取酬、按劳分粮之外，还有加照顾的一面。是的，但那仅是政策而已，至多只能发生一些法律上的效力。试问：农村中占优势的是劳力强的还是劳力弱的？农村中领导成分属劳力强的多还是弱的多？例如有这么2户农民一家7口、一家3口，3口者有2个劳力，7口者仅有一个正劳力，如果让他们开会，决定一个利害问题，能够有表决权的孰多孰少？我想3口之家无论如何是不会吃亏的，家口重者难免要受排挤，这难道还不很明白吗？何况问题不止于此：实行“先进”的集体所有制，需要有一套完整的经营管理办法，需要数以百万计的管理人员。单生产队的队长会计，就不知要多少，据我所知有的生产队干部误工占整个化工的7％，多的达10％。你看原本农民的生活水平就已经极其低微，再叫他们负担这么多人的生活费用，哪能不影响到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同时生产队的经济权由少数人掌握，在我们这种人人为最低限度生活操心的时候，怎能不产生贪污之类的弊病，即使是真正没贪污，农民也不大放心，所以又怎么不影响到他们的生产情绪。问题还不止于此，集体化之后，人们把自己的命运交托给集体，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种依赖情绪，那种建筑在物质水平低下上面的自私心理，大大障碍着集体生产的发展。例如对公物不爱护，热衷于获利工分，不注意生产效果等等都是和集体生产所要求的，建筑在物质水平很丰富上面的大公思想相对立。何况农业生产又是非常复杂多样的生产，它要求人们普遍的、无时无刻的专注。如果生产者事事惟工分出发，而不注意劳动效果，那又怎样谈得上发展生产呢？其次目前政策允许农民扩种自留地，想以此来弥补当前生产中的不足，这是一种可爱的想法，当然也是一种比较开明的措施。可是它除了测验了一下民意之外，就显见得不够明智了，为什么说它是比较开明呢？因为它不同程度地缓和了一部分农民饿肚子的矛盾。为什么说它测验了一下民意呢？因为农民包括了一些干部和工人，对自留地都很感兴趣，十分乐意在自留地上劳动，而这种自动性正是发展生产力所十分需要的，它雄辩地告诉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生产关系，才能适应当前的生产力。又为什么说它显见得不够明智呢？这是因为：第一，自留地好比吸铁石一样将农民的兴趣吸引到她身上去，从而分散了农业生产的肥料和资金，我们知道我们的肥料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本来应该把它用在刀刃上，用到最好的土地上，但是规定了扩种自留地政策之后，农民挖掘了荒山野地，将很大一部分肥料和资金投到这上头去，究竟将仅有的这点成本分散用好呢，还是集中用好？用在熟地上好还是用在荒地上好？我想农学家是能够作出回答的。第二无限制的开荒扩种，破坏了草地、林地、耕地应有的比率。农民说这样下去，粮食也许多了点，柴草可没得烧了，这究竟是保持水土还是破坏水土？我想是破坏水土。有的人动口就把经济危机归结为自然灾害，我看这才是真正的自然灾害，何况很多地方见缝插针遍地垦植，连牛羊也在发愁苦恼。第三，劳力不足地区，本身负担沉重，现在又多了一个包袱。第四，土地少的地区无地可垦也无地可分此种办法也就行不通。由此可见，分分自留地允许社员开荒扩种也不是一个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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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必须建立一种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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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目前农村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如何自觉地来加以调整？农民说：“应该包产到户”。我认为这确实是一条相对的唯一出路。也许有人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路线、是资本主义复辟、是恢复小农经济、是单干。我们说这完全是十足的“装腔作势”，实“借以吓人”。诚然，“包产到户”，实质上是单干，是搞小商品生产。但是它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单干和小商品生产，它是在土地国有化前提下（我想可以这样说）的单干和小商品生产。这难道和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小商品生产一模一样吗？难道有人看到自己的父亲有鼻子，就认为有鼻子的人都是自己的父亲吗？我看这些动不动就扣资本主义帽子的同志，大概是被资本主义吓得昏头胀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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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末，我们所提的小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小商品生产有什么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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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已经能够为农业提供大机器，所以它的小商品生产已经远远地落后于其生产力的后面，它“本性上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业、科学的进步和应用。”但是我们的生产力，却还没有能力为农业提供机器，即使可以提供一部分机器，使用机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水田机耕问题，客观上没有集体经营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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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资本主义大工业、大农业与资本主义社会小农业，是一种剥削和竞争，大鱼吃小鱼的关系。其大农业由于广泛使用贵重机器，生产率比小农高许多倍，加上大农业能得到资本主义协作和分工的一切好处，如产品销售、信贷等等，所以在自由竞争中，小农难免破产；同时资本主义工商业又通过商品来对小农进行剥削，所以阶级分化不能不愈演愈烈。但是我国却是一个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拥有自己的、全民所有的、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国营的社会主义工商业，国营经济和小农经济不是剥削和竞争的关系，一方面国营经济属于全民所有，所以大工业、国营公司、银行、铁路，非但工人阶级有份，5亿农民也人人有份。农民支援了国营经济也就是支援了自己，另一方面因为国营经济性质是全民的，它就不能不回过头来为自己的大多数主人——农民服务，它得通过各种形式，根据自己的可能来为农民提供农药、肥料、生产工具、科学技术、甚至生产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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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资本主义的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土地占有者手里，小农往往受到地租剥削，所以土地所有权就和土地使用权分离开来，大大挫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由于土地的私有，就可以自由买卖，如果小农遇到天灾人祸，就可以出卖土地，这样一来他们以后的生活就失去了依靠，就会难以避免地出现贫困饥饿。至于我国土地所有权几乎成为国有，至少也是集体所有，我们实行“包产到户”，就是将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毋需什么地租，也不会出现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矛盾。如果部分农民出现天灾人祸，也可以由自己的政府、自己的银行、自己的信用社来加以帮助。他们没有必要出卖土地，也没有权利出卖土地。所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我国的小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小商品生产，有着根本的不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小商品生产是落后的，不可避免地要通过阶级分化然后被资本主义大生产所吞噬。而我国的小生产是包含着社会主义因素的，没有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领导的小生产。它完全可以通过繁荣发展逐渐联合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大生产中去。它可以避免阶级分化，它可以克服天灾人祸所给予其中少部分人的困难，它不会与当前的落后生产力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就能够调动全体农民的积极性，得到全体农民的拥护。
+
+　　不过这里有的同志可能又要说“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进行的”，“没有合作化，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业、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这种讲法究竟站不站得住脚？让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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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苏联的工业化是没有离开农业集体化去孤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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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俄国革命前已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革命之后也是先在新经济政策下实行工业化的。到1927年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增到42％，他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感到小农经济的落后，才感到谷物的不足，才产生必须在农业方面过渡到能运用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并把谷物业商品产量提高几倍的大规模生产的要求。到1929－1930年间展开的农民大批加入集体农庄运动的时候，社会主义工业已发展到能够大批生产拖拉机和农业机器了；其时苏联的工业比重已占国民经济的52％，但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数，仅占各出产谷物区里总农户数的40－50％；1933年苏联已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工业产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增加到70％，但是直到1934年，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才占总农户数的75％，当时他们在农业工作中，使用了28万1000架拖拉机、32000架联合收割机。所以他们的工业化才是真正没有离开农业合作化去孤立进行，才是真正有计划、有领导地用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法去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和主要农作物产量很低的矛盾”；才是真正没有离开物质基础去胡作非为，这才叫做“因势利导”，而不是“凭空起跳”。
+
+　　当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它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应农业使用的现代化运输工具的生产……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使用。”但是难道我们已象苏联那样工业化了吗？如果没有，那么工业化应该怎样化起来？难道先要集体化生产而后才能工业化吗？那么集体劳动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为什么不会工业化呢？我看世界上还没有产生过不先依靠小生产的积累而发展起现代化工业来的实例，资本主义的发展起点也是小商品生产，社会主义苏联的发展起点是资本主义加小商店生产。难道我们这样一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母胎里诞生出的国家，可以否定这个客观真理？路是一步一步走的，饭是一口一口吃的，走得太快要跌跤，饭咽得太快要梗阻，但是我们的同志，却连这么一点起码的常识也不知道。
+
+　　我们研究了我国小商品生产的特征，明白了它不是产生剥削、产生阶级分化的社会基础，而是能够适应当前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制度。
+
+　　我们温习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明白了我国目前实行农业集体化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形成，或者说没有完全形成。
+
+　　我们研究了我国当前的生产情况，明白了生产关系仍旧障碍着生产力的发展。
+
+　　所以应该得出结论：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农村中实行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的，也叫做“包产到户”的小商品生产，允许农民独立经营，允许为他们服务的小商小贩和手工业者的独立活动，建设既有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又有在国营经济领导扶植下和社会主义经济互相协作的小农经济底半社会主义。
+
+　　我们主张这样做，是完全从中国现阶段生产力出发，从旧中国遗留给我们的，现在也好不了多少的物质基础出发，也就是从一穷二白出发。完全是为了调动全体劳动农民的劳动自觉性；完全是为了解决6亿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完全是为了加速恢复近年来人祸天灾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完全是为了抑杀当前农村高利贷芽头，防止阶级分化；完全是为了孕育已经受了社会主义之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所产生的这颗半社会主义结合子。绝不是象有些人吓唬我们那样，说我们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替少数人打注意。”相反地，这是6亿人民的呼声！是中华民族的呼声；是巩固工农联盟所绝对必要，是解决农民生活问题所绝对必要的，是巩固人民民主国家所绝对必要。
+
+　　但是，我们主张建设半社会主义社会，主张坚决退却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千篇一律全盘否定集体化呢？不是的，相反地，对于那些条件已经成熟的地区，如人稀地多已有条件实行机械化的地区以及连年确实增产，群众自愿集体生产的地区，非但不应该“包产到户”而且还要加强领导。即使实行小商品生产的地区，也要保留和发展信贷合作与农忙变工互助；还要解决大农具如抽水机之类的集体购置、水库等的集股修建等等。但是我们始终认为集体化的程度必须��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为依据，它必须经过小商品生产的孕育，成熟后才能临产。一个接合子，不可能一下子就变成婴儿，它必须通过细胞分裂，通过必要的积聚，然后一步步变成肠子、皮肤、肌肉、骨骼直至五脏六腑俱全了才能脱离母胎而临产。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也是一样，有条件变肠子就变肠子，有条件变五官就变五官，也要通过量的积聚过程，才能正常发育，变得太快是不可能的，阻止它的发展也是不成功的。
+
+　　有的同志还有一种论调，认为当前人民公社是最完备的形式。它可容纳目前的生产力，又可容纳社会化的生产力，还可容纳共产主义的生产力，这真是荒唐透顶。我们知道半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本质不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又有着本质不同，而本质和内容决定形式，这怎么可以共通呢？当然里面有着继承关系，前后也有相似之点。但那是父亲、儿子、和孙子的关系，如果象他们所说那样，父亲、儿子、孙子不是仅需一个名字一个躯壳就够了！本来人民公社这样一种共产主义性质的形式，只是我国人民所想象的将来临产婴儿的模样而已！要想将胚胎预先取出当婴儿抚养是不行的，即使给他穿上美丽的衣衫，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杀鸡取蛋也是要不得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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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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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而言之，社会的发展是客观的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口口声声讲历史辩证唯物主义，口口声声讲群众路线的同志，不应该忘记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不是神仙、不是皇帝、更不是那些英雄豪杰，全靠人民群众自己救自己。”我们也不否定英雄和杰出历史人物的作用，正如联共党史所叙：“英雄杰出人物，只有当他们能正确了解社会发展条件，了解应如何改进这些条件的时候，才能在社会生活中起重大作用。英雄和杰出人物如果不能正确了解社会发展条件，却竟不顾社会的历史要求而胡作非为，俨然以历史‘创造者’自居，那么他们就会变成滑稽可笑一钱不值的倒霉人物。”
+
+　　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领导者，由于他们正确地了解了我们以往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不过现在还要进一步去研究中国的社会发展条件，看清楚中国的天，继续正确的引导人民前进！毛泽东同志说得好，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的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我们希望拿这个标尺来衡量一下工作。
+
+　　最近一段时间，国家贯彻了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工作方针，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国民经济有些好转也是事实，但这只是相对的好转，绝不能沾沾自喜！同时周总理在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提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十大任务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进一步发扬民主努力造成、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都是中国人民当前迫切要求的。但是如何来保证这些任务的完成，如何才能造成这样的政治局面，就离不开处理好生产关系这个问题，尤其是处理好工农关系和农村中的生产关系。
+
+　　近年来，我们已为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初步基础，这是伟大的成绩，它今后将对整个国家的建设起重大作用，但切不要把功劳归结为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上面去。这应该是土改后经济繁荣的结晶，是农民（基本上是农民）使用了所有的积累，甚至是生活资料和简单再生产的成本所换来的，是带一些病理的畸形的色彩发展起来的，是牺牲了很大一部分农业而发展起来的，是剥夺农民发展起来的，我们应该从中得到有益的教训。
+
+　　理论是实践的总结，正确与否，人民最能识别。那种人民不能从自己亲身实践中感受到正确的理论，是没有力量的空洞的理论，因此就不能掌握群众，即使目前暂时占统治地位也无济于事。人民群众还是按自己的判断在脑子里打圈圈。所以它只能增加混乱，助长情惰性力量，更不可能出现生动活泼的空气。而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所以有生命力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的理论脱离了实际，犯了一些错误，当然是不奇怪的。我们不怕犯错误。但是我们犯了错误，就要承认错误。彻底地检查产生错误的原因，坚决地改正错误，这是聪明的办法。无产阶级应该有这样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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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目前国内外形势，不允许我们有丝毫的���豫，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人人都应去冷静地想一想，究竟什么才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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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4月21日于瑞安湖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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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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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CCRD/2/5/8/000014.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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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形势怀感：关于当前农村问题上中共中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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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伟名、贾生财、赵振岗、樊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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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伟名（1923年－1968年5月5日），陕西户县人，中共党员，农民先觉者。杨曾参加中共地下党工作，1949年2月入党，当年冬天自行脱党回乡，1957年重新入党，任生产大队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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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到1961年，在大跃进-大饥荒期间，陕西农村更是“人困、马乏、地薄”，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实际上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作为生产大队会计的杨伟名，生在农村，长在农村，长期工作在农村，天天同农民的生产生活打交道，最了解农村实际情况，对农村各种实际问题也最有发言权。他把自己的所见所想，同生产大队干部交换了意见，先后撰写了十多万字的文章、意见和建议，最后经过深思，又写了题为《当前形势怀感》（又名《一叶知秋》），的万言书，由杨伟名和大队党支部书记贾生财、大队长赵振离三个共产党员署名，于1962年5月10日，分别寄给中共户县城关公社党委、户县县委、咸阳地委、陕西省委、西北局和中共中央及有关负责同志。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初期”概念，提出“物资自由市场开放”、“农业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的政策，提出“借助自由交易，满足群众要求”的观点。
+
+　　1962年8月6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点名批评了户县三个党员来信。针对信中“一叶知秋，异地皆然”的一句话语，毛泽东说：“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写信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赵伯平一直认为“包产到户很可能是中国农民的创造”，因而对毛泽东的批评始终没有表态。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的一次讲话中问：“对户县三个党员来信回答了没有?共产党员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10月，结合贯彻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省委宣传部，咸阳行署和中共户县县委的负责同志，四次找三个党员谈话，指出来信的“错误观点”；接着，中共陕西省委将《三个共产党员来信》，定性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在全省展开批判。杨伟名在被迫作检查时，仍然坚持：“说我提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是不能同意的。”
+
+　　这些文字让他在“文革”中遭受严重迫害，并最终迫使他走上绝路。他只活了不到46岁。1979年改革开放后，中共户县县委为他平反。杨伟名因其“物资自由市场开放”的观点一度被誉为“民间顾准”。】
+
+## （1）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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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农村基础工作，己八年有余，俯首回顾，百感交集！尤其在当前困难形式下，其所见所闻，势如汹涌狂涛，冲出心膛。每于激动之余，口述笔道，常至情不自尽。
+
+　　这篇“怀感”不是向上级领导“报喜”而是“报忧”。但就目前形势而言，“报忧”重于“报喜”。因之“怀感”所及，似颇多“苦口之药”与“逆耳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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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怀感”于各节申述中，不少雷同重迭之处，所以然者，旨在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比喻，反复说明问题。
+
+　　这篇“怀感”所属个人见解，或为“一叶知秋，翼地皆然”或为“坐井观天”而流于“管窥之谬”。而其所道所说，系实践事实与亲身体验，真实程度，颇堪自信。
+
+　　这篇“怀感”，因限于个人水平，仅止“感性”认识的汇集，未“理性”后阶的推理，又因阅读不多，而引证绝少。
+
+　　这篇“怀感”除“如实反映情况”并表达个人见解外，诸如锻炼、习写、亦在“原旨”之数。
+
+　　这篇“怀感”拟邮寄有关领导及个人，作为研究参考之用，并望赐复指正是幸。
+
+　　兹将“怀感”所及分别记述于后：
+
+## （2） 忆“撤退延安”：
+
+　　一九四七年四月间，我党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以形势的发展说明这一步骤是极其“英明”而“果断”的。当行将“主动撤离延安”的时候，有些同志思想搞不通，认为延安是党中央所在地，一旦“撤守”，无论国际视听，人心士气都将影响很大，必须尽全力保卫才好，且当时真按照这样的观点去作，不但当时保卫不住延安，并将于“被动撤离”之后，欲自图收复，诚为难矣。
+
+　　目前我们己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调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频子破碎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何今暗而昨明，这种情况，已经“一望而知”的事实，用不着我们连篇累版的再行分析了。
+
+　　看来形势是逼人的。不过困难的克服，倒是容易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尽速的应用于当前形势：诸如“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 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见以下各节。关于“一类物资自由市场开放”问题前曾另有专题）
+
+　　几年来我们是朝着“退”的方向作的，并且收到效果，不过还未到佳，应进一步就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方针作全面“彻底”的调整！直到困难克服而后止。
+
+## (3)  处方：
+
+　　医生对病者的诊断过程：始则“望、闻、问、切”，进而分析，研究对病情作出诊断，然后“处方”以治之。当处方将用未用之前，“处方”的效果，尚属医生估计分析的“可能性”阶段：而处方的真正有效与否，须依病患者服药之后，病情如何以为断。将处方未用前，仅属“可能性”的效果，过早的当成“现实”的效果，则是不妥当的，病患者病情的“好转”与“痊愈”，才是“处方”有效的验证，反之则反矣。
+
+　　当病患者服药之后，病情未见“好转”或反有“好转”而迟迟不能痊愈时，可尽快的重新调整“处方”。于是对病患者的论断治疗工作，直至病情痊愈而后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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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理，为了克服当前的困难，我们已经采取了不少措施，并且估计所采取的措施，对于克服当前困难的措施应用和调整，则要到困难得到彻底克服而后止。目前我们已经采取的步骤“三大政策”……等，不能认为是克服当前困难应用措施的最后一步。
+
+## (4) 腰带：
+
+　　一个人勒条“腰带”，走起路来,会感到紧凑轻便，不然又会觉得涣散无力。看来勒紧“腰带”，倒是十分有用的。不过所谓“有用”也只仅是一条而已；如三条五条的把混身都捆起来，那就即便是一个走起路来健步如飞的人，也动弹不得。
+
+　　再者：“腰带”的有用除了“仅只一条”而外，而缠在腰里的“腰带”，一定要“松”“紧”适度，过于松了，固然不行，而过于紧了倒会令人“气喘”
+
+　　目前我们国家的整顿国民经济形势，是否有“气喘”的象征？是否存在着“混身捆着”“腰带”动弹不得的意味？果有之，只有“解带松腰”才能“气和神安”；只有“腰间仅缠一带其余皆尽解”，才能手动脚灵。
+
+　　按国营经济形似人身,中、小型工商业“自由生产”,农村“包干任务”外的“自由贸易”，则如人身的手足，无人身、物足无依附、无手足、人身失所能、两者相依相成，关联互赖，其理多为明显，毋容赘述。
+
+## （5） “改造”与“节制”
+
+　　几年来，尤其是近两年来，市场供应情况，显得特别紧张。回顾一下这种紧张情况，是发生在一九五四年开始私人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改造开头两年，还不太看出，这是因为原来“社会产品”的储存，继续维系着市场供应的结果。而紧张程度的“与年俱增”，应看作是“原有”储存逐浙消耗然。（这与农业合作化开头几年用“单干时土地遗留下来的肥力长了几年好庄稼”以后则“每况愈下”的情形是十分相象的）虽说市场紧张程度的“与年俱增”，不必尽属于此，但属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则是可以肯定的。
+
+　　按说私营工商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生产力”得到“解放”，产品当逐增多，从而市场供应亦当日浙充盈，但其结果，却正相反。对此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追求所以致此原因：一、“改造”的“面”过“广”，把还不适于“改造”的中、小型工商业都统统改造了，这样旧的“生产关系”破坏了，新的“生产关系”因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迟迟不能形成（或是形成了而生产效率反不如从前），从而出现“脱节”现象。二、农业的影响：农业生产迟迟不前，不能给工业提供足够的原料。关于第二个问题属“外在”问题，第一个问题则是“工商业改造”本身问题。就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基础看，除了较大的私人工商业可以采取改造的步骤外，一般中、小型工商业，只宜采取“节制”的方法。（按即孙中山先生的“节制资本”）“节制”其使之不足以“操纵国计民生”仅取其合法利润。（这与“恢复单干”一节中土地到户，权归集体，既能促进生产又可堵塞阶级两极化是一样的）于是我们目前的工商业政策，应在一定程度上，用温和的“节制”方法代替“改造”的手段。
+
+## （6） “恢复单干”
+
+　　近来农村中不断有“恢复”的传说。这种“传说”，我们不能认为是“别有用心”者的造谣，说它是目前农业群众“单干”的思想倾向的反映，则是有比较妥当的。如果目前农村群众在思想上有的存在着“恢复单干”的愿望，那么他所希望“恢复单干”是否就是合作化前那样的“单干”呢？就目前群众的认识水平和交谈情况看，多半数“是”，少半数“不是”；属于“是”者，这里且不必说，属于“不是”者，却有必要提出来讨论。
+
+　　目前有不少的人在认识上觉得：现在要“恢复单干”，就不必恢复合作化那样的“单干”，而是以新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单干”形式出现。在这种“单干”，其所以不能与“合作化”前的那种“单干”，正是因为：土地虽分到户，而地权仍归集体所有，牲口农具可以私有，既不能买卖，也不能出租，劳动致富，生产发家，剥削行为概不能有。
+
+　　就目前农村客观形势看：（1）社员集体观念太差，近两年来，更是这样。（2）农村基层干部尤其是生产队一级干部领导水平过低，远不能适应生产队工作需要：任务过重，力量过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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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社员集体观念太差”，“干部领导水平低”，看来是个教育锻炼问题，而“锻炼”和“教育”，则是长期的，而当前的存在问题，却要求“立竿见影”。
+
+　　按：“新的”“单干”形式，既能适应当前客观条件，又符合按劳分配杜绝剥削的“社会主义”原则，堵塞了农村阶级的两极分化，至于将来如何适应“机耕”问题：他们认为不必要采取“酒席摆好，还没有客”的等待办法，（土地老早就连了片迟迟不见“机耕”来）。等到机械、操作机械的人、群众愿意走向集体的倾向、自然形成“合格”的领导、集体生产的基层干部等条件都具备了，然后根据群众自愿，“因势利导”的朝着集体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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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分田到户”不是要求一律“单干”而是愿意“单干”者，可以允许，愿“集体”者可以另行自愿结合。这样“集体”与“单干”两种形式，同时并存。估计这样因皆出于个人处愿，生产是会搞地的，如在全作化时虽说“入社自愿”实际多为“大势所趋”，现在采取“自愿”，正是补救了过去的“不自愿”，农业合作化以来，生产所以停止不前，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初多数不是出于真正自愿有关。
+
+　　有人虑及“分田到户”于国际视听有碍。其实“人民公社”依旧保留，“分田到户”仍归公社领导公社社员。至于“集体”与“单干”之间的关系，“单干到户”归队领导，还是归公社领导可以另行研究。
+
+## （7） “过”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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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医生朋友们谈：人所患病症中，有所谓“并发症”即如患“麻疹”引起“肺炎”，患“急性高热”引起“脑症炎”——昏迷、抽风等——以上后者皆为“并发症”。又据谈前者病之“本”后者病之“标”，治疗之道以治本为主，“标”则兼而治之。把这与克服当前革命工作中的困难比较，道理也是一样的，目前我们工作中的存在困难是很“严重”，而这严重困难的造成，自有其根本的“渊源”——“病之本”。而目前存在的诸如“粮食困难”、“市场供应紧张”，并由此而产生的“走后门”“投机倒把”、“盗窃事故”、“逃荒迁移”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意志消沉”“丧失信心”、“怨声一片”“不安心工作”，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谊情寡浅”等不正常的精神表现，统属于“病之标”。对于这些存在问题的如何设法消灭，则属于兼而治之的事，要希望问题能够尽快的获得“根本”的解决，那就只能是“探索渊源”而治其“本”了。
+
+　　现在进一步我们要问：目前严重困难产生的“渊源”是什么？而克服的根本办法又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必多所引证，只就“过”与“退”二字略作申述：
+
+　　所谓“过”与“退”者：如某甲赴某村，距十里，行之十五里过五里，退三里，犹还退二里，退十里，复又不及五里，终退五里，始抵村境而止。想来我们目前严重困难产生的“渊源”，是走“过”五里路的问题，；因之克服困难的“根本”方法，也就只是“退五里”的问题了。几年来，总的形势我们是在“退”。至于迄今为止，我们已经退了几里？还需再退几里？这是我们所要提出进一步共同讨��的问题。
+
+　　我自己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这个既“穷”又“白”的薄弱基础上由四九年解放起到五五年合作化为止，仅只六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就真的完成了吗？答复是否定的。并且要在短短的六年的时间内，把一个具有六亿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强大的工业国家，无论如何是不能想象的事。
+
+　　有人曾经说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当两步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那么如果说，我们第一步没有走好，第二步怎么会走好呢？
+
+　　按说，“新民民主义”建设需要二三十年、由新民主主义逐浙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的“转化”过程又需要二、三十年，由此看来，象我们过去所做的显然是“拔苗助长”，“这犯了客观规律”。
+
+　　从上述情况看来，回答我们需要再退“几里”的问题，是很简单的：工商业政策方面，大体遵循孙中山先生“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的原则。农业方面：按照“集体”“单干”听凭自愿的愿则。这是“养鸡取蛋”，有别于“杀鸡取蛋”，这是“釜底抽薪”，有别于“扬汤止沸”，这是治本之道有别于“治标”之法，这是我们要“退”的终点。
+
+## （8）“走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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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后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人人都明白，就不再说了。“走后门”这回事是什么时候才有的？大家都还记得：是从五八年开始露头，从这以后，逐年显著，到目前为止，已经成为普遍的事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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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走后门”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前此在工商企业各行，还大力的反过一次，从这以后，“走后门”的事，比起从前少了些，不过采取这种“反”的办法要收到“绝对”堵塞“后门”的效果，是不可能的！至于如何“彻底”消灭“走后门”的问题，下面好来说它：
+
+　　近来自行车标价六百余元，大量出售，顾者虽亦不少，而排队争购之局，已见敛迹。何以致此？缘“自用者”购之，欲之“渔利”者却步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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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价”自行车的出售情况：给我们提示出“走后门”这件事产生的根源，以及消灭“走后门”的根本办法，这就是：一、牌价与黑市价格差距过远，暴利过大，把这与目前群众觉悟水平结合起来，有如“风流女子”与“贪花浪子”欲求不沾沔、是不可能的。二、凡出售给农村的一切工业产品，皆以高价出售，农产品及原料收购以“高价”付之。统购派购的农产品任务，以满足农业以外靠工资吃饭（设目前工资不变）的各行业人口生活需要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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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以来，“黑市”不存在了，“走后门”的路彻底根断了，投机倒把的事情去随着想应减少、以至消灭。至于因各地区之间的物价参差、而进行贩卖从中渔利者，我们应从积极方面把他看成是“促进物资交流”的正当行为，不能与“走后门”式的“投机倒把”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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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市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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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国家统购政策，一类物资是不许上市的。但就目前形式看，一类物资“自由交易”的行为，已成普通存在的事实，并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这对一些领导同志来说，也是很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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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设想，如果我们对“一类物资”竭尽全力采取严厉取缔的办法，不但得不到什么好处，反而会使粮、棉、油等物资供应情况，更加紧张，尤其春荒时期，粮食的困难程度更为加深，也正是因为如此，所谓“不合法”的一类物资“自由交易”行为，才能以公开秘密的形式，普遍出现，并一直存在着，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有关市场管理问题如馍、饭、蛋、肉、莲藕等“自由交易”，就无必要再加禁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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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目前国营集体经营的食堂等行业的供应状况，远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因此正可以借助“自由交易”的支援，共同满足群众的要求。这样难到还有什么坏处吗？有的同志认为：这样会助长“投机倒把”。其实这是见木不见林的办法。我认为“投机倒把”是“大利”中的“小弊”，就象因为“抱小鸡”才发生 “ 鹞子捉鸡”的事，我们能因怕“鹞子抓鸡”就不“抱小鸡”了？看来真正的鹞子要防，而“鸡”终是要“抱”的。           入春以来，户县市场管理工作中，曾有过几次大收，——包括膜、肉、蛋等。其结果，除了引起群众一片怨声，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供应紧张情况外，看不出有什么好处，并且在所收东西（馍、蛋、肉）等的问题的处理上引起群众的种种怀疑和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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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烦琐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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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毛泽东同志在把“农业社”（后改��队）每年制订的“三包方案”称之为“烦琐的哲学”，也正因为这部“哲学”过于“烦琐”，现在已决定不再采用它了。然而放眼看来，我们工作中的各项措施和方法，可称之为“烦琐哲学”的，倒不仅限于“三包方案”：这里试举一二件小事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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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三月间，给我队的鸡蛋派购任务是十八斤，所辖生产队九个，每队平均二斤，将任务落实，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所做的具体手绩如下：一、供销社同志送来红糖九斤。二、大队向各队下达派购鸡蛋任务，并通知把蛋送交大队。三、因蛋价低，社员销蛋不踊跃，组织干部作思想动员工作。四、大队干部称收各队送来的鸡蛋，并按规定每斤付红糖半斤；五、供销社按每斤蛋奖售半斤粮的规定，又送来包谷九斤，并叮咛发给各队；六、按粮、糖、蛋各自计价，并向队找补价款。七、大队通知各生产队领取奖售粮——包谷一市斤——又领找价九角。八、各队原来所交鸡蛋，有的来自社员各户，各户所得的粮、款粮为几两几分，款为几角几分，逐户称粮点款。九、大队分粮、糖中或多或少，总有损耗需写书面证明财务队长签字，再作帐务处理。十、完成任务过程中，无论蛋的交纳、糖、粮、款的领取，须催逼再三，令人大害头痛。
+
+　　以上收购十八斤鸡蛋的手续，看来是够“繁琐”了！而目前这种“繁琐“，并不限于我队，也不限于鸡蛋收购一项。
+
+　　另外在“计划供应”中，有过这样一回事：供销社给我大队配套了带酸青颜料六包计六市斤。全大队二百八十六户，每户平均二分多些，如何分想呢？十分作难。谁家需要就给谁家吧，其实谁家都需要。既想不出妥当办法，又不敢叫群众知道，怕闹出纠纷，只好暗里一户一包分配给认为“需要”的个别户。（其实这是不合理的，但是又无法合理）。
+
+　　关于鸡蛋收购问题，我曾向供销社收购鸡蛋的一位同志谈过：你们门市部如果用“自由市场”或稍高于“自由市场”的价格收购鸡蛋，不但手续简便，而收购率将会数倍提高。如果认为“高价赔本”，何不“高售”“高价”，这样以“高”对“高”，虽高何妨！这位同志答“有理”。
+
+　　关于“以高对高”的办法，其好处不仅止“何妨”而已，内中还包含着通过“价值法规”，鼓励“养鸡取蛋”的积极作用。而所售的东西，又会为最需者购之。以上所虽一二例，然而“一叶知秋”，异地皆然。
+
+## （11） 双程轨道：
+
+　　双程轨道，车可对开，东来西往，互无妨碍，如双轨交迭，则相与冲突而互为路障，甚或撞击而两车俱伤。再者，车之交替往来，如环之周而复始，循环无息，设无东来之车，西往之车可尽，无西往之车，东来之车可竭。
+
+　　借用上述比喻，说明“民主集中制”中，“集中上去”“与贯彻下来”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是颇为适宜的。按：广大群众的意志是通过“集中”的那条“轨道”，“集中上去”的。“集中上去”的意志通过加工整理，作出决策，又通过“统一领导”的那条“轨道”“贯彻下来”。这个一“上”一“下”，有如两套列车沿着各自轨道，相对而开，而互为妨碍。当群众“意志”与“现行政策”——那怕是当时正在特别强调执行的政策——发生矛盾时，必须保证“群众意志”尽快的向上“集中”，从而让“现行政策”中，可能存在的偏差，及时得到纠正。同时“现实政策”未经上级指示，不能任意改变，违反“统一领导”的原则，不然“现行政策”中压制“群众意志”不能舒畅的向上“集中”，“群众意志”顶住“现行政策”，使之不能正确及时的向下“贯彻”这就成为：“双轨重迭”两车对开，中途相遇不避，两撞俱伤了。如果“群众意志”能够广泛及时而正确的“集中上去”，进而才能有及时的切合实际的政策“贯彻下来”，才能不断的“集中上去”又不断的“贯彻下来”，那就形似对开之车。交替往来，如环之周而复始，回转不息。进而言之，“群众”“意志”如果“停于下”，则作为制订国家政策的“泉源”就会“竭于上”。故曰“无西车之来，东来之车可尽。无东来之车，西去之车可竭。”此为因果交应、互为渊源。
+
+　　从以上情况看来，“群众意志”能否广泛正确、而及时“集中上去”，是能否正确制订与贯彻国家政策的唯一关键。于是：“广开言路”、“调查研究”“重视群众反映”、“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就显得万分重要了！
+
+　　以下再就一部分人对“民主集中制”的领会问题简单谈谈：听到有些人说：“我们是“民主”的也是“集中”的”。又有人说：“我们不能光讲‘民主’‘民主’还有个‘制中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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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字面上讲，他们倒象没有说错，但以他们对“民主集中制”的真正领会程度去了解，就会觉行他们的认识是很错误的；他们的认识是很错误的；他们把‘民主’与‘集中’两个概念对立起来看待，认为‘民主’与‘集中’就是“一半”民主“一半”集中（意为集中就是“专制”不民主）或群众作“一半”主，干部作“一半”主，或者既不是“百分之百”的民主也不是“百分之百”的“集中”（既专制），而是“民主”与“集中”（专制）简单的结合，或“折中并容”，显然这种认识，是十分谬论的！应该知道我们是“人民”“民主”的国家，就“人民”“民主”而言，我们的“民主”是“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民主。我们的“民主”，是通过高度“民意集中”，体现出真正的民主，因之“民主”与“集中”，两者是互相关联表里为一的，不能当成两个对立的东西去看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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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提建议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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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三年来，先后提书面“建议”多次，建议内容：有为国家政策，有为情况反映，发送十六（各级党委）份数计“三十一”，圆满作复者“五”泛泛回复者“六”，余皆“挂号回执”而已。
+
+　　对此虽然遗憾，然一转念间，亦不甚介意：而最可令人深思者信之不复，对群众建议之口，复之了草，令人民热爱集体之心，素言“密切党群关系”于此之作，岂可得乎！又次，“气可鼓而不可泄”实泄也，非“鼓”也！按“调查研究”，旨在材料汇集，借作政策研究之依据，今材料送上门来，而又默默然置若罔闻，忙乎重视不够乎？究何属不得而知！仅此提出，引起注意是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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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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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一节，尚有余意未尽，兹随释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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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 ，有的同志说：‘三座大山’推倒、革命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任务’就算完成了，从此以后，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了。我觉得这中间并不存在什么问题。就以第七节中所提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说成是“社会主义初期建设任务”，也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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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第二节中：“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数语、是否有份量过重之处、经考虑再三，确认无偏谈，不欲“掩耳盗铃”，欺人自欺，终于如实述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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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六节中，“劳动致富”，“生产发家”两句话是解放后合作化前，我们所提出的，但就目前农业生产水平看，“老话重提”，还是很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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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陕西户县城关街七一大队支部杨伟名  贾生财  赵振岗  樊印山196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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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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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CCRD/2/5/8/00001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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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班禅向总理报告的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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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共分5部分，全文约8万字。第一部分，概述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情况和成绩；第二部分，关于西藏平叛、改革中发生的缺点、错误；第三部分，上述缺点、错误的纠正情况：第四部分，青、甘、川、滇藏区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第五部分，今后希望和要求。现提要如下：
+
+## 第一部分，概述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和经过平叛、民主改革的情况和成绩（略）
+
+## 第二部分，关于西藏在平叛、改革中发生的缺点、错误。主要有8条：
+
+## （一）关于平叛：
+
+　　西藏的叛乱，是具有反对党、祖国、人民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性质的，罪恶很大。党采取平叛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必要的、应该而适当的。但在执行时：（1）没有完全按“四不”政策办事；（2）在处理被俘的叛武时，干部采取仇恨、歧视和简单草率的做法，就无法进行合理的区别对待了；（3）我们必须保证宗教和民族的利益，使之丝毫不受损害，由于我们对“宗教和民族利益”保护的不好，这就成为“敌快亲愁的根源”。致使叛乱规模大、人数多、时间长、立场顽固、叛乱到底等。
+
+## （二）关于民主改革：
+
+　　第一，关于农业区的“三反双减”。在反对叛乱时，把积极分子所讲的事都信以为真，在运动中只要搞出很多有关叛乱的问题，就认为是工作深入细致，以致吹起一阵狂风，严重的是对一些人毫无原因的也被干部或积极分子随意捏造罪恶，加上了叛乱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例如对我和我一样的知名爱国进步人士，也竟被无中生有的称为反动派，那么别人就更不用说了。总之，对于大部分可戴可不戴叛乱帽子的，和不少不应戴帽子的好人，都被冤屈地扣上大帽子，逮捕关狱，没收其占有的财物等，同叛乱罪魁一样处理，致使人们感到惊讶诧异。
+
+　　第二，关于土地分配。在分配土地时，对不少不应该没收的户进行了没收；在赎买工作上，由于执行“三光”，烧毁许多土地执照，产生了一些赎买不当的情况；在划分阶级时，把有些农奴列入了领主、领主代理人的范围；同时，中、富农奴如果言行稍不检点，就会遭到打击，变成人们轻视和侮辱的对象，使他们感到恐惧和忧虑。
+
+　　第三，关于牧区“三反、两利”。由于干部头脑发热，对许多牧主、富裕牧民展开了严重斗争，他们无心顾及牲畜的管理和繁殖。对牧奴两利政策的教育做得不够，牧奴拿了工资，不听从牧主对放牧的指使，稍加述说，就受到斗争。
+
+　　第四，关于划分阶级。大部分或者不少地区，对运动的质量好坏不加考虑，一味地追求轰轰烈烈和恐怖尖锐，在这种狂风中，把凡是当过根保（小头人）、错本（头人）、寺庙执事等大多数人，划为领主或领主代理人，这就混淆了阶级的划分。
+
+　　第五，关于发动群众和斗争。不少地方发生了对完成工作不利的五大特点：（1）不看大多数群众对民主改革的意义是否了解，只要出现一批积极分子，就以为群众发动彻底了；（2）不看积极分子的质量而看数量；（3）对思想进行强迫命令；（4）把一部分积极分子的思想，看成是全体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行动；（5）对意见不审其真假，草率鲁莽地进行各种处理。还有六爱，即：爱热闹，爱草率从事，爱奉承，爱找岔子，爱制造麻烦，爱乱打击等。
+
+　　关于积极分子问题，他说：培养起真正质量好的积极分子的队伍，注意不够或没有注意。干部仅以设法搞出一批不顾利害真假而仅勇于进行尖锐和恐怖斗争的积极分子，由于采取了不要说不符合革命精神，就连世俗公正作风也不符合的各种软硬办法，在短期中产生了各式各样的仅在数量上不少的积极分子。大多数则是出身好坏复杂难分：有为了贪图大的经济利益的；有设法按干部的愿望办事，取得青睐参加基层政权，以图谋个人利益的；有的是设法掩盖自己的罪恶，以混过民改关；有的是敌人代理人，为了达到目的，有计划的假装积极分子等等。干部对这些人不调查研究，在运动中大喊大叫，对热闹而感到满意，认为完成了任务就骄傲和炫耀起来。
+
+　　关于斗争问题，他说：西藏在改革斗争中，完全执行了党的政策的很少。对一些应按照各人情况而分别加以保护和争取的人，也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受到了打击，如贡保才旦（他父亲）等。凡是左倾者看不惯和不如意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就一齐硬性地利用政权采取强制等软硬兼施的办法，甚至进行斗争，戴黑帽子，以��判了罪等。抓住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种说法，把许多非真实的当作真实，冒然给不少无罪过的人戴上了有严重罪过的帽子，加以打击，这是令人惊讶的，也是所以发生许多打击错了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民改斗争的地方刮起了两大狂风：?如果想进行斗争，即使被斗者无严重的罪行和过错，也要捏造许多严重的罪行，并予夸大，随心所欲，颠倒是非等，不仅毫无根据，一个比一个更尖锐激烈、更粗暴、更狂妄、更矜夸过火地恣意进行诬陷，以致冤枉了许多好人；对于做那些事的人，反予以奖励表扬。?斗争一开始，大喊、怒吼几下，同时拔发揪须，拳打脚踢，有些人还用大钥匙和棍棒加以毒打，致使被斗者七窍流血，四肢断折等，有的甚至在斗争时，当场丧命。
+
+　　上述情况不要说有罪过的人，就是中立的中上层人士和中、富农奴也感到十分惧怕和惊慌，许多无辜的人逃亡外国，也发生过一些投河或自杀的不幸的坏的情况。使正直的人们也产生了怀疑和失望。所发生的不少成为使仇者满意、亲者灰心、不利于团结、不利于工作而增添麻烦根源的缺点、错误，各个地方严重程度大小、性质差别、种类多寡等各不相同。
+
+　　第六，关于七查。由于把第一个运动中的右倾缺点，作为主要内容，对于有右倾问题的干部，给了较大的打击，致使严重的左倾趋向更加发展，左倾大部分或绝大部分是在复查中发生的。
+
+## （三）关于农牧业生产和群众生活：
+
+　　第一，关于农业生产，他提出了1960年西藏“刮合作风”；互助组没有遵守“自愿互利”原则，有些不愿参加的不得不参加，有些愿参加的却不能参加；一部分干部认为旧的都是落后的，新的都是先进的思想和行动下，对生产糊里糊涂地进行各种不成熟的指挥，主观搬用经验，强迫劳动时间过长等，做了不少违反实际情况使群众情绪下降的事。生产竞赛运动中，因浮夸风而形成了不符合实际的虚报增产，收购余粮过多，粮食抓的过紧，使群众生活发生了困难等。
+
+　　第二，关于边境工作，他提出了由于改革、复查的缺点、错误，造成所有各阶层出身的许多人，感到惊惶恐惧而逃往国外。
+
+　　第三，关于牧区工作，他提出了1959年到1960年农、牧区商业联系中断，粮食供应不足，口粮紧张，只得宰吃了许多牲畜，牧业生产受到影响。
+
+　　第四，关于城市，在手工业方面，除石、木、铁等一批主要手工业外，对其他手工业注意不够；在商业方面，我们商业部门能力有限，又不进口外货，因而市场上商品比较缺乏，货色不全，必需品供应不足。由于商业税负担过大，不少商人只得请求停业。
+
+　　第五，关于群众生活，平叛民改后，生活逐渐趋于稳定和好转，但由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一些干部的作风，使一些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发生了困难。在西藏的一些地方也发生了个别人饿死的情况。这是非常不应该的，是拙劣的、严重的。过去西藏虽是被黑暗、野蛮的封建统治的社会，但是粮食并没有那样缺，特别是由于佛教传播极广，不论贵贱任何人，都有济贫舍施的好习惯，讨饭也完全可以维生，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我们也从来没听说过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和1960年两年中，农牧业产品的自由交换差不多都中断了，因此牧民非常缺粮，农民也缺乏肉类、酥油、盐、碱，致使农牧区生活都有困难。在城市也收购的余粮多，或者收购过头，甚至连香袋内的粮食和糌粑也收购了，对翻出隐藏几升粮食和糌粑的人家，也进行斗争，显得非常小气和拙劣。政府对城市的口粮、青油、酥油未能及时普遍供应，或供应欠妥，不少居民的口粮很紧，有的断粮，甚至买不到烧柴，人们恐慌着急，叫苦连天，不安营生，致使城市情况紧张，名实两损。
+
+## （四）关于统一战线：
+
+　　改革中除了上层中一部分主要人士没有受到面对面的斗争外，其余不少朋友，受到很大的恐惧和紧张。不符合保护、团结和争取他们的原则，使他们惊慌意乱，灰心丧气，产生混日子或不满心情，影响了上进之心。此外，农村中正式指使劳动人民根本不许和领主、领主代理人接触，把他们排除在人群之外，显然以较严厉的打击为英雄，致使他们政治上没出路，生活上困难大，对这个世间无大向往的悲惨景象，可能成为反动派扩大地下基础的对象（“地下基础”指隐藏的特务队伍——译者）。
+
+## （五）关于民主集中：
+
+　　第一，关于民主方面，西藏的各级负责人和干部中，有一部分人发生了违背民主的行为，官僚主义，深入下层少，对待意见以是否受听和是否合意而大力偏向，对讲不同意见的人，不仅表现出不喜欢的态度，甚至给扣上反动分子的帽子，心怀恶意或者加以打击。另一方面，对那些喊“要干呀”、“要搞呀”之类话的人，则欢迎和信任。
+
+　　第二，关于集中方面，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是西藏最高行政机关，但是各直属机关和各专区，不仅在思想上把筹委会作为自己的领导机关的认识不够，季度或全年工作报告中，尽说些任务完成好，成绩大之类的话，基本上和报纸上登出的大半一样，从不把重大问题作内部报告，有内深外浅之分，致使上级不能全面了解下级行政的问题。我们行政系统的集中，也根本上不能使人满意。
+
+## （六）关于专政方面：
+
+　　具体执行中，发生的可捕可不捕的大部分人中，甚至不少无罪的好人，恣意安罪名诬害，列入罪犯之中，正直的人民感到惊讶。
+
+　　第一，在集训学习党的政策时，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对有些人残忍的虐待、打击，因此当人们一听到“来学习”的叫声，心就要悸动，有的学会了一套口和心之间距离很大的手法，出现了一定数量巧言奉承、舞弄迎合的水平不低的人。
+
+　　第二，除去西藏军区关押的一部分上层和一般监狱内有少数管理人员能按照党和国家的法律执行外，其余大部分监狱中对关押犯的生活和健康等，主管人员不关心，对之看守员和干部残酷无情地恶言恫吓，恣意毒打；并故意把地势高低和寒暖差别很大的南北上下的关押犯，迁来迁去，以致水土不服，生活十分困苦悽惨，还让起草摸黑的劳动，把最重最苦的劳动活交那些人去干；医疗不完善，使大量关押犯遭到非正常的死亡。对年在五、六十岁，已接近死亡的年老关押犯，也让进行十分苦而重的体力劳动。当我看到这种痛苦情景时，心中不由自主的产生了悲愁，和想“难道不这样不成吗？”的怜悯之心，但是没有任何办法。到处关押着没有好处反而找惹麻烦的犯人，和出现了许多不应当得死罪的犯人的尸体，这会使千百户人家的父母妻子儿女亲戚朋友十分悲伤，眼泪不断。对此，西藏广大人民不仅不欢迎，并且产生了不喜欢、遗憾、惊惶、怀疑、不满，并可怜那些关押犯，成了脱离群众的条件，逃亡国外的叛乱分子和分散在西藏境内的残余叛乱分子不仅不前来投降，而且成为反革命到底的思想更趋坚定的主要因素。把地方政府僧俗官吏中不倾向革命也不倾向反革命的中间思想的、盲从的参加叛乱会议和叛乱的人以及被强迫、裹胁而不得不参加叛乱会议和叛乱的人们算作叛乱罪魁是不应该的。在处理时，进行了关押等之类严而重的处罚，对此，人们感到我们的法令不公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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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关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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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宗教寺庙工作的大部分意见和希望都以供参考的形式一再地向领导上陈述过。但是在实际进行宗教和寺庙工作时，发生了许多不幸的事情，致使人们感到惊讶失神。
+
+　　第一，干部中出现过不少公然无忌地以诋毁并反对宗教和消灭寺庙活佛僧众有好处等道理而直接或间接地进行各种宣传。“三反三算”运动时，实际工作中增加了反对宗教本身，并放在了主要地位，对应保护的圣洁对象，盲目疯狂地激烈反对。在宗教寺庙问题上，发生使人们魂散神迷，伤心至极以至哀号等不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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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既定政策是“三反”，具体执行时，在所谓“破除迷信”之下，变成了反对宗教，消灭佛象、佛经和佛塔，千方百计的使僧尼还俗。其性质变成了杀无罪的羊，比杀有罪的狼更威风。为了僧尼还俗，掀起尖锐斗争的浪潮，愿继续当喇嘛的给予粗暴斗争，甚至被管制或关押者为数也不少。甚至将喇嘛、尼姑和俗女各站一边，强迫互相挑选，这就使得受法律保障的公民权利也难以解释和交待。有些人却说：“西藏进行了民改，广大僧尼获得了解放和信教自由权，自愿回家还俗，所以寺庙仅剩下了那么一点喇嘛。”这种说法，是得不到包括我在内的90％以上西藏人民思想中承认的。在消灭佛象、佛经、佛塔方面，一部分汉族干部出主意，藏族干部动员积极分子中的不明事理的人充当执行者，盗用群众的名义或戴群众的面具，进行了疯象闯入般的破坏，盗走了许多佛象饰品和佛象神塔体内的宝贵物品，不仅不象是“有心”之人所为，倒象是“无心”的炮弹摧毁，目不忍睹。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许多画的佛象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由于作了许多疯子也难做出的行为使各阶层人民诧异透顶，极度灰心丧气，眼中流泪，口称：我们的地方搞成了黑地方等而哀号。对此有些人却说是“广大劳动人民觉悟了而消灭的”，这是丝毫不了解西藏实际情况的胡说八道，是根本无法承认的。
+
+　　第三，民主改革后的寺庙。改革前西藏有寺庙2500余座，改革后仅只有70多座；过去僧尼约11万人，改革后，住寺僧尼权且算作7000人；僧尼的质量，除了扎什伦布寺稍好外，其余各寺一般很低，各寺僧尼中的知识分子和依教行事的“善僧”，大部分由于打击等而根本难以安居，寺庙已失去了作为宗教组织的作用和意义。由于改革中，对圣洁至真的佛教进行疯狼般反对之徒被委为主要积极分子，改革结束时那些人又列为民管会的正副主任和委员的候选人，因此，寺庙的民主管理委员会好的即或有也是个别的，广大僧尼中90％以上是不服而反对的，这样的民管会管理寺庙和领导喇嘛、处理一切工作等，只能是敌快亲愁。寺庙纪律和制度方面，在左倾负责人“破除迷信”的思想之下，把宗教的“教义入门”或“根基”区分佛教与外教界限的“皈依”也作为破除之列，逼使僧尼抛善作蘖，因此，使那些寺庙已经和正在由积善之地变成造蘖之所。改革后，寺庙僧尼的作风方面，民主管理委员会的正副主任和委员们姘嫖酗酒等恣意而行，公然无忌地在寺庙内结恋妇女、宿发、改革服装，不仅自己做了，并动员僧众们也那样做，因此，提起现在喇嘛的作风，人们就摇头发呕。在寺庙任务方面，也由于强调劳动，各寺庙中作为衡量有无无显宗传授标准的“三根基”也废弃了，宗教活动少如白天的星星，把生产列为一切事情的首位，老少僧尼和“善僧”们过去没有劳动而支配过度，处于无法忍受的境地。
+
+　　第四，宗教的前途问题。改革后佛教遭受巨大衰败而频于灭亡，我们藏人于心不忍。改革后有喇嘛的寺庙，大部分的例会（指喇嘛的照常集会——译注）基本上中断了，正常的宗教活动基本上没有了。从而使“讲辩著”和“闻思修”的甘露枯竭。有宗教学问的人们将逐渐死去，西藏土地上昌隆的佛教眼看被消灭，这是我和藏族90％以上的人都无法容忍的。
+
+　　第五，民改后人民的宗教生活。我们藏族信仰佛教约有1300年，并因宗教文化十分发达，宗教对藏人的观点、看法和认识影响很深。所以对待一切客观事物的好坏，都是以宗教的观点、看法和认识为转移的。一段期间人们说：“我们死的太迟了，如果死的早一点，还能得到祈祷超渡，现在死就象死了狗一样，气一断就会被扔到门外去。”仅仅从这悲惨之叹息中，就可知道僧俗人民的宗教生活情况已经到了何种地步。
+
+　　第六，信教权利。在1961年向总理曾经报告过：“西藏过去只有信教的自由，没有不信教的自由，从改革以来有充分的不信教的自由，没有信教的自由或者仅有一点影子。”这种陈述肯定是和西藏发生的实际情况符合无错的，是违背党的正确政策和国家宪法的严重行为。所以说以西藏为主的所有藏族地区从民主改革以来，宗教、信教和寺庙问题根本没有搞好的说法、看法和认识是有根据的。所有藏人中，除了不会思考的小孩子外，90％以上的人都非常诧异，以至失神和不由自主的伤心落泪。可是其它许多藏族朋友，都没有这样说过，可惜的是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能够看得见人的思想在想些什么的机器，如果有，是非常有趣有意义的。
+
+## （八）关于民族问题：
+
+　　西藏解放以来特别是1959年进行平叛改革后，从民族问题总的方面来说是很好的，但民族工作中也有缺点和错误：
+
+　　第一，在平叛时，有些干部和军官把反动分子和叛乱分子的严重罪行的强烈仇恨来对付藏族。说藏族是一个被宗教信仰和民族自尊心陶醉了的顽固民族，恶意的歧视西藏民族，侵犯民族特点。
+
+　　第二，在改革、复查时，干部当中的左倾分子和积极分子当中不明事理的人们所作所为，把必须受到尊重的藏族的语文、服装、好的风俗习惯等主要的民族特点，也在所谓革命工作中大破坏、大暴露、大建设的“三大”之下，刮起要予破坏的风，如忽视藏文、嘲弄藏装等等。
+
+　　第三，对于由法律保护的民族权利，未能依法严格执行，干部中有大民族主义思想的人，骄傲自满，刚愎自用，偏爱（自己的）民族，侵犯藏族的权利，甚至给提到藏族权利和利益的人强行扣上地方民族主义者的帽子等等。藏族中也有一些随机应变，私利熏心之辈，在大民族��义者面前，逢迎装相。上述两流人物，结在一起，制造许多麻烦事。西藏自治区筹委的一切公文，只用汉文起草，不用藏文。呈送到筹委会的报告大部分除了汉文外，很少有藏文，藏文逐渐成了民间的文字。也没有一本藏文电码本可使用，各级政府中工作的藏族干部，不穿汉装就难入人之列，都予嘲弄歧视。
+
+　　第四，在藏族人口方面，在专政中很多关押犯悲惨地遭到无故死亡，几年来，藏族有很大的减少，对藏族来说是个危险的问题。
+
+　　第五，在文化教育和发展文化方面，在中央一直到地方各学校、机关和编译机构中，以藏文新名词不够为借口，歪曲地说藏文低级，表达能力差。对藏文的荣誉进行污辱，就是对民族本身的污辱歧视。大家都当该抛弃对各自语文的骄傲、自满。还有不少人自己藏文水平低而作不到词能达意而说成藏文的缺点，这些人好不羞耻啊！而且，中央（指民族学院）和西藏还把拉萨方言作为藏语通用标准语，把不合乎正字学的口语随意拼写，这样藏文的统一性也就丧失了。近年来在“文化革命”，“文字要通用口语化”下，那些藏文水平低而骄如高山，阿谀奉承之徒，随心所欲地改革文字，而通俗精湛的传意能力丧失了。
+
+　　第六，所谓民族，一旦民族的语文、服装和习惯等主要特点消失了，那么民族也就消失了，或者转化为其它民族了。在民族工作中，保护民族语文、服饰和良好习惯，发展语文等占有非常重要地位。
+
+## 第三部分，上述缺点、错误的纠正情况
+
+　　（一）关于平叛：对投诚的叛乱分子未严格执行“四不”政策的，对于受骗和强迫参加叛军扣上叛乱帽子的，进行了比较好的复查；对一部分被冤枉了的人进行纠正。
+
+　　（二）关于民主改革：
+
+　　第一、在民主改革运动中扣上了叛乱帽子并逮捕关押的人进行了调查，释放了一部分捕错的人，可是应该释放的没有全部释放。
+
+　　第二、农业、牧业和边境方面：中共西藏工委根据中央指示，先后制定了有关的具体政策，起了一定有益的作用。对干部和积极分子中一部分违背党的政策的人，进行了适当的处理，改善调整了基层政权组织，这对群众信任和热爱党和政府起了显著的巨大作用。
+
+　　第三、划分阶级方面：对处理不合理之人进行了纠正。
+
+　　第四、发动群众方面：比过去作的更加切实，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都有所提高。恣意进行斗争的狂风，基本说来是平息了；对过去斗争错的一部分重要人士，说清楚错斗了，进行了安慰，消除了不满等等，这对思想工作起了有利的巨大作用。
+
+　　（三）关于农牧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
+
+　　第一、在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后，中共西藏工委制定了农、牧业和边境三项具体政策，纠正和防止了对发展生产有害无益的东西。1961年的农牧业生产工作比1959年和1960年两年为好；互助组经过整顿后自愿两利的原则等较为完善了。
+
+　　第二、由于对城市中的手工业和商业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进行了纠正，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困难克服了，城市的经济也活跃了。
+
+　　第三、群众的生活方面：农业区现在大多数群众手中都有余粮。农业区的基本情况是好的。对牧民名符其实地执行了“两利”政策。牧业生产得到了初步的稳定，恢复了农牧产品自愿交换的传统贸易习惯，农、牧、市民三者的需要互相得到满足。总之，现在西藏不论农、牧乡村或城市广大群众大多数人的生活稳定了，并且开始逐渐趋于好转。
+
+　　（四）关于统一战线：去年在中共西藏工委的深切关怀下，对过去在政治生活上没有进行安排的上层朋友，都根据实际情况适当作了安排。
+
+　　（五）关于民主集中：从去年开始进行纠正，现在仍在继续纠正中，但是要民主生活迅速得到舒畅活跃是比较困难的；政府的集中稍有好转。
+
+　　（六）关于专政：西藏工委也考虑到尽快地甄别关押犯，关押犯的释放工作已开始了。释放结束后，全区还将留有1万名左右的关押犯，只有120万人的西藏，留约有1万名关押犯太多了。
+
+　　（七）关于宗教：实际存在的缺点错误西藏工委负责做了一部分纠正、处理和改进的工作。
+
+　　第一、反对纯真宗教：毁灭佛象、佛经、佛塔和千方百计逼令僧尼还俗等三方面过去是普遍性的，现在稍有好转。
+
+　　第二、对改革期间受到破坏的一部分寺庙，恢复了寺庙的形状。
+
+　　第三、宗教前途方面，拉萨进行了传召大会，搞了经院讲辩，几个格西��取得了“拉然巴”学位，比西藏改革期间稍有好转。
+
+　　第四、僧俗人民的宗教生活方面，拉萨和日喀则地区停止了对群众日常宗教活动的公开干涉和阻挠，但是其他地区仍不便自由进行。
+
+　　第五、对于信教自由政策的偏差，西藏稍微作了纠正，但很不够。对组织专门念经喇嘛的工作，一再拖延，未积极进行。
+
+　　（八）关于民族：1961年在西藏工委十分重视和努力下，民族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得到了不少纠正。
+
+## 第四部分，关于青、甘、川、滇藏区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
+　　在这一部分中，他综合所了解的情况，主要讲了三个方面的情况和问题。第一、关于民族问题；其中包括平叛、专政（即逮捕、关押人犯）和民族权利问题；第二、宗教问题；第三、群众生活问题。
+
+　　（一）关于民族：叛乱给藏族造成了诉说不完的没有边际的灾难、损失和痛苦。藏族之所以遭到前所未闻的严重衰败，这同在藏族地区进行平叛工作作的是否英明正确，有极大的关系。
+
+　　第一、关于平叛，叛乱是具有反党、反祖国、反人民的反革命性质的。反革命叛乱是敌我矛盾，但从藏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叛乱内是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种性质的。在进行平叛时，我们的少数下级党政负责人不懂得或者不考虑这些。只要敌人向我们进攻，就认为这是军事问题。总的说来这是有根据的，但是具体从藏族地区发生叛乱的实际情况看，是不符合事实的，不英明的。因为：?藏族地区的叛乱，大部分起初都是在自己的部落或故乡，并没有向政府进攻。?叛乱者不懂军事，没有统一的领导指挥，组织和装备极差。我们根本没有采取紧急行动的必要。?对一个时期算在叛乱内的一切事情，很难说每一件都具有反革命叛乱性质。由于我们很多无意义的行动，使人受惊或怀疑，或者由于受反动派的欺骗而起来叛乱的是非常多的。受欺骗的都是人民群众，我们第一步应作政治争取，不应该先采取军事行动。?有三种情况是荒谬绝伦极其拙劣的：叛乱还没有发动，想镇压时就诬赖诋毁地进行打击；把为佛教而念经的人们也算作反革命，进行镇压而打击；对于没有根据的谣言，不加调查研究就相信而给以流血的镇压。在藏族地区平叛时，由于没有很好地执行党的政策和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方针，因而出现了叛乱规模大、人数多、时间长、立场顽固、叛乱到底等情况，对党和国家的声誉在国内和国外、现在和将来都是根本不好的。
+
+　　第二、关于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没有如实的执行，除去老幼妇女等不能打仗的外，其余青壮年男子以及通情达理的人，大部分被逮捕关押了，根据推测每个地方差不多都有万把人或超过万人，不分青红皂白地不加区别地进行逮捕和关押，这是违反世界上所有的正义法规的。犯人千万个遭到了死亡，造成尸体埋不完的现象，死亡者的千千万万个父母亲、妻子、儿女和亲友悲痛至极，泪如泉涌，嚎啕痛哭，遍及各地，这一情况，难以告人。
+
+　　第三、关于民族权利，干部和军官中有一部分人恶意地歧视藏族，为了消除民族服装和装饰品，利用政权对不少家户采取了没收的办法。在这些藏族地区虽有命令指示建立自治州或自治县，但没有得到党规定的自治权利。藏族地区的民族工作，平叛以来根本没有搞好。藏族的存在，有极大的危险，已陷入气息奄奄的境地，凡是民族成员看到后产生难以忍受的痛苦和伤感。
+
+　　（二）关于宗教：发生的情况和存在的情况可以归纳成三点：?没有标准的寺院。寺院和喇嘛比平叛前下降了98％到99％，进行宗教活动的寺院变成了反对宗教的基地。?没有宗教前途，在下级党的干部的直接或间接的禁止下，佛教经典的讲辩著工作连名也听不到了，眼看着便要消灭。?僧俗人民群众没有宗教生活，连日常的经也要秘密念。
+
+　　（三）关于群众生活：四川和云南藏区，群众的生活要求没有得到与各地生产力发展相应的满足，生活标准低。青海和甘肃两省人民公社搞得太快；“五风”刮的很猛烈。由于口粮极少，人们的饥饿痛苦之火燃烧起来，有些地方不少人断了粮而被直接饿死，也有全家人死光的现象。
+
+　　不论西藏和其它藏族地区，发生缺点和错误、发生灾难和损失的共同的根本的内因和外因是：?藏区上层反动集团、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策划和发动武装叛乱；?兄弟省的大部分藏区各级党、政、军的有些负责人和有些干部，发生了同党的方针政策相违背的各种行为，��藏族人民产生了许多怀疑或惊慌而发起了叛乱；?干部水平不一致，党的指示在下边执行时就难以做到一致和全面；?藏区能起桥梁作用的英明正确的好干部派的不多。
+
+## 第五部分，关于今后意见和要求
+
+　　他说：今后中央对藏族地区需要给予那些庇护恩惠，如蒙详阅各个问题是易于洞察的。有三个问题很重大，故再郑重地谈一下：
+
+　　第一，关于宗教问题，请按宪法88条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无偏废的不分民族、阶层、宗教，表里如一、心口一致地予以贯彻。同时应保证所有藏族地区广大各阶层人民一律可以信教，并保证广大各阶层人民一律能够信教。保证僧俗人民可以过宗教生活；并保证僧俗人民能够过宗教生活。保证广大僧俗人民都可以照旧公开地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并保证广大僧俗人民都能够照旧公开地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保证宗教可以不衰地存在；并保证宗教能够不衰而很好存在。保证活佛“善僧”可以依教行事；并保证活佛“善僧”能够依教行事。保证可以做到寺庙的主权归多数“善僧”僧众所有且进行名实相符的民主管理；并保证能够作到寺庙的主权归多数“善僧”僧众所有且进行名实相符的民主管理；保证寺庙可以是名实具全的宗教机构；并保证寺庙能够是名实具全的宗教机构。保证一部分主要寺庙可以执行依据教义和佛旨所规定的组织、纪律、规例等；并保证一部分主要寺庙能够执行依据教义和佛旨所规定的组织、纪律、规例等。保证可以培养宗教的继承人；并保证能够培养宗教的继承人。并对从事于浩如烟海的宗教理论的“讲辩著”和“闻思修”的“善僧”的生活由国家赐予等。
+
+　　第二、关于民族问题，大部分地区具有民族性的叛乱，平叛中兄弟民族之间互相杀害，流了不幸的血，以后不分黑白的予以打击，很多藏人无故耗损，把宗教和民族搞的仅有其名，民族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使藏族各阶层人民在思想上产生怀疑、恐惧和大的仇恨，对此，我们必须予以巨大的注意。但这个工作不是说几句好听的话就能解决问题的，必须在工作上不怕麻烦，经济上付出一定的开支，来消除藏族所遭遇的损失。并保证藏族不被消灭、不被变为别的民族。使得藏族人民，认清缺点错误是下级干部所干，而非党中央、毛主席和国务院所为。对藏族利益赐予足以感动人心的特殊照顾。
+
+　　第三、关于群众生活问题，请对全国各族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给予关心和注意。西藏今后的工作要慎重，尽量给以减轻负担的照顾。保证群众的生活不低于现在的水平。同时对兄弟四省陷入悲惨境地的各阶层藏族人民的生活给予不小的照顾和关怀，使其今后不再过难以告人的困苦生活，保证不再饿死人。
+
+　　上述一切，不仅是我的肺腑之言，也是三百多万藏族人民内心深处的愿望。请总理转呈党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予以关心注意。
+
+　　 1962年5月16日
+
+　　来源： 《会议参考文件之一 （绝密）》内部文件不准外传，1962年8月8日印。

CCRD/2/5/8/00001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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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靳苏贤给张鼎丞和中共中央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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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靳苏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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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信为古田县委书记靳苏贤要古田县委办公室幹部陈戈起草，靳苏贤修改并署名“周大方”，由古田县委办公室康大尧抄写多份，分别呈送寄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有关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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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紧急处理古田溪水库移民的严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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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田电站国家收入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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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田电站全国全省闻名，于1959年6月蓄水发电，拦洪蓄水五亿七千立方公尺，淹没良田五万亩，成为目前福建最大的一个人工湖，全省工业动力中心，发电量26万千瓦，一年企业利润数千万元，这是党的领导成绩，也是三面红旗的胜利，许多国外华侨、国内要人来福建都到此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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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春天，朱德委员长和徐老、谢老一起莅闽视察工作，曾游此地。朱老总留诗祝贺水电站伟大建筑。国内外人士都称赞古田水电站社会主义伟大建设，古田人民也感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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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万移民“五多五少”
+
+　　为了水库提前蓄水发电，古田人民牺牲了古老的县城和可爱故乡，四万多移民工作三年任务一年完成。要求过急过快，加上没有认真贯彻党的政策大刮共产风，过多地平调了群众集体和私有财产，在移民中的强迫命令十分严重，在基建中瞎指挥、乱建筑、放卫星，使建房又少又坏不宜用，引起群众很大不满。但是 58年的共产风，59年的反右倾，群众有话不敢说，敢怒不敢言，因此现在问题十分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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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购多、口粮少。安置区的西洋大队，57年（移民前）征购17万，回销13万，净购4万斤。移民增加525人，61年仍购32万斤。非安置区的黄田大队， 由于分摊水库淹没产量，任务也加大了，57年征购30万，61年54万斤，增加80%，移民群众没有“十边”地的小自由地补充口粮更是紧上加紧，横洋大队 移民前的58年，每人平均口粮514斤，移民后仅有253斤，库边后靠的苍岩生产队每人只有口粮231斤。全县大约淹没土地五万余亩，产量2600万斤， 没有给予合理减少征购任务，许多移民到处寻找甘薯叶、野菜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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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调多，补偿少。平湖公社移民代表算了一笔帐：移一个人土地财产要赔1500元左右，可是赔偿指标一压再压，只赔218元，不及赔偿的15%，溪垅队水库淹没房屋1645平方米，每平方米应赔50元，只赔4.23元，不到十分之一，城关居民反映：旧城房子每平方米国家只赔7.62元，新城国家每平方米造价 22.52元，而且质量不好。沂洋卖房价格偏低，每平方米只4元多，现在卖房户中有92%翻案。淹没良田只赔二年产量，库边山林全无折价，移民个人厨房、 猪牛栏、厕所、水井、道路等都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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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多，收入少。水库淹没区土地好，耕作易，产量高，收入多。据调查，每个劳动日分红都在1.60元至1.80元。旧城关达2元以上。移民安 置区条件差，多劳少得，每10分工值只有3角至4角，降低了2～3倍，横洋大队两年没有分红，61年每10分只分0.17元。前洋大队15户移民田野集体 收入少，小自由又少，结果户户短缺。城关居民反映：过去旧城种菜、养鱼、果树年可收入50余万元，现在搬到新城后，种菜没地，养鱼没池，吃果无树，连房租 收入也没有了，这项收入群众说，祖祖辈辈翻不了身，要永远贫穷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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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多，住房少。移民前，每人平均28平方米，移民后每人只有9.60平方米，新城后靠住房更紧，每人只平均7平方米，拥挤程度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三代同居，空中吊床，人畜同居，生死同床，综合利用，天晴怕火，下雨怕水，一家吵闹，全房紧张，弄得移民不能休息，苍头（今苍岩）刘××儿子结婚，自己搭 梯到天花板上睡。谢××一家38人，五对夫妻，二个寡妇，只有三个房间，父子婆媳诸多不便，夫妻内话有口难言。乔西四户一厨房，新城五户一锅灶，移民住户 上无天花，下无地板，瓦疏板薄，风雨飘摇，一户失火全村遭灾。杭洋、梅洋两村两次火灾，使111户466人无处栖身。沂洋大队外出户30户125人，未给 安置无家可归，寄人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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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多，人口少。凤都、双珠大队两年共死51人，占移民人口8.6%（其中绝户3户）沂洋后靠一座房子，10户死了10人。际面曾××一家5口，移民后死 了3人，出卖1人，只留下一个老母亲。达才周××一家13人，死亡2人，离婚3人，出卖2人，逃走1人，现在只剩5人。凤都包××卖掉一个男孩得米30斤 充饥。西洋张××为救活人命一连卖掉四个孩子。桃溪大队有23个移民妇女非法与人同居。由于生活所迫，出卖���料、家具很普遍，唐宦大队卓××卖掉毛衣二 件、棉被二床、蚊帐一床、钟表一架、衣料18件。达才移民周××，为了收殓父亲，卖光家产，无依无靠，沿街求乞。更使移民不满的是，移民讨不到老婆，由于 国家赔偿少，住房挤，一般群众不愿和移民结婚，怕女儿受罪。移民反映：……害得我们没有后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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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信来访不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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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赚钱，移民吃亏，移民问题如此严重，但是长期未获解决。“十二条”、“十六条”政策贯彻一年多来，移民群众曾向中央、省委去信，拍电报计有数千件次， 只见件件照转，未见明示赐获。芝南移民用了30元代价雇人写了“呈状”。白发苍苍的老太婆手扶拐杖，行走三天，步行百里，来县请求解决问题。移民群众上访 的邮电费、旅差费就花了1700多元。最近以来问题越闹越大，干部下乡被包围，纠缠不放。移民结队成群络绎不绝来县请愿闹事，少则数十人，多达几百人，提 出条件要求答复。经过再三说服仍然无效，请求发放路费上北京见毛主席。看来这个问题再拖下去，情况更加严重，损失就会更大，工作陷于被动，后果难以想象。 十万群众心不满，事非小可，请国务院帮助我们处理。
+
+　　 周大方  于福建古田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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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摘自《古田库区》电子版

CCRD/2/5/8/000017.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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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真同志和班禅、阿沛的谈话纪要
+
+　　时间：1962年6月8日
+
+　　参加人：班禅、阿沛；经武、国华、刘春同志
+
+　　彭：想找你们4位谈一下，一个谈法是讲统战；一个谈法是你们是西藏的党和国家机关的干部，我是党中央的工作人员，象开支部会一样；由你们挑选。我和达赖见过面，但没有想过什么都谈，若要按统战方式谈我就叫你大师，叫阿沛副主任或先生，我也会做统战工作，你俩看怎样好？
+
+　　班：因为是谈工作，客气没意思，总之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为人民工作。
+
+　　彭：对，不讲客气，我们要合作一辈子，我是不相信来世的，若有来世的话，我们来世还要一齐合作共事，讲十年、百年、千年、万年合作到底。
+
+　　我今天约你们两位和经武、国华谈一下，不谈民族不谈宗教，也不谈具体工作，这些以后有同志和你们谈，我今天谈你们以后如何工作，你们是党和国家的干部，我把所想的谈一下，这样有的话好听，有的话不好听，你们要有准备，但是越往后越可以看出我是好意还是坏意，不一定都对，交这样一个朋友，讲同志关系。我希望、相信你们两位虽不是党员，但是决心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定会这样做的，所以今天才这样谈。要这样，就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尽量少犯错误，立场稳是不容易的。讲党的经验，大革命时入党的现在仅剩500多人了，“五大”时有5万多党员。有些年老的同志死了，有些在斗争和战争中牺牲了，多数人掉了队，一部分人叛变了，我参加党时比你现在还年青，和我一齐入党的现在剩的很少。当然这里边也有经验，有些是自己的经验，有些是看到别人的经验。今天这方面，不是对你俩批评，不是说你俩个有这些问题才谈的，而是讲经验，那怕今天我讲的话有1％或10％有用，那么我的这些话也是有益处的。我们汉族历史上和藏族斗争不少，出了许多坏主意，怀疑是长期的事实造成的，不是脑子里想出来的，讲起来可写几本书，概况说半小时也可以说完，今天讲4个问题，一个是立场问题，一个是一条心，一个是学习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变化，其中发生了有可以避免的和不可避免的情况，这些在报告中我详细的写了。大家一致认为，缺点错误是存在的，并需要作进一步的调查。大家一致的思想是提缺点错误不是为了说过去的工作没搞好，而是为了知道这些缺点错误后，今后不再发生这些缺点和错误，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互相埋怨，是为了总结缺点错误，防止今后不再发生。但是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和观点是不同的，经过讨论，有的一致了，有的还不一致，保留了各自的意见，让实践去证明谁的对，以后再修改。因为会开的时间长，所以有时互相间有些意见，并且尖锐，甚至吵了起来，但因为一致的思想是为了工作，吵后又和睦了，本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总之，代表和其他同志工作多，年纪又大，但都不辞辛苦地积极参加了会，协商后写出草稿又修改了多次，最后李部长看后报给了中央，中央又提了一些修改，我们认为非常好，同意。我们开会的情况，李部长叫代表和我两个人向总理汇报，代表又叫我向总理汇报，就简单谈这些。会议记录很多，总理需要了解什么问题也可以看会议记录，若详细汇报时间就耽误太长了，主要今天请总理多给予指示。
+
+　　再从我个人角度谈几句，我给总理的报告呈上去以后，我认为中央很关怀，李部长、习副总理和其他同志虽然工作很忙，还是抽出时间关怀西藏的工作，自己很高兴，表示赞同。现在制定了4个文件，希望能执行，前天已表示说要执行（指工委负责同志说），否则纸面的文章是没有用的，我本着“受者口中无受听之言”，写了很多不好听的话，会上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原因是为了党和祖国的声誉不仅在国内好、在国际上好，并为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益。若内部工作搞不好，帝国主义就会借口造谣，就是工作做好了，帝国主义也会造谣，但那是空的，若工作没有做好，帝国主义造谣就有根据了。西藏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宗教问题没搞好，关押犯人太多等问题，有些是严重的错误，若一直存在下去，对党的信任不利，有损失，所以自己是站在90％以上人民的立场上提出的，不是站在少数领主阶级的立场上提的。报告中央已经看了，很关怀，请让好好执行这4个文件。（原说请好好执行，后改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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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族会议上李部长讲了许多青海、甘南的错误，由于讲了他们，他们会彻底改好的，但四川藏区从来没人说过，没人说好，也没有人说坏，请对四川藏区也给予关怀。在民族会议上，四川藏区的人没敢讲话，不是说那里没有问题，而实际上是有问题，但由于一些原因而没敢讲。四川藏区是想掩盖工作中的错误还是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纠正不力，虽然作了纠正。我们认为藏族地区中最坏的是青海，第二是甘南，第三是四川康区，第四是阿坝，第五是西藏，西藏是藏族地区中比较好的，比较好的都需要做这些纠正，那四川康区就不用说了。请中央对四川康区的宗教问题和人民的生活恩赐照顾。
+
+　　从我个人来说，是在党的恩惠中生活，回藏后在工委的直接领导下，尽所有的力量来服务。
+
+　　经武：没有很多要谈的。大师给总理的报告，工委的几个同志都看了，关于情况、看法、要求、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在肯定成绩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这种精神我们表示欢迎。对观点、情况分析有不同的看法。为了巩固成绩，认真纠正缺点错误，在中央统战部李部长、习副总理、以及彭真同志、最后在中央的领导下，4个文件顺利的解决了，对西藏的工作做了初步的基本总结，更有利于改进工作，纠正缺点错误和进一步改进领导。自1959年平叛以来，班禅大师、阿沛、帕巴拉、计晋美付主任和所有爱国进步的上层朋友都积极赞成和支持平叛、改革，毛主席就说过班禅大师等就是和我们一齐参加了平叛和改革的。几年来取得了较好的丰收，生产有发展，是和西藏的领导人分不开的，如果只有党员和汉族干部，没有以班禅大师、阿沛付主任为首的西藏自治区领导人员的赞助和团结了广大的劳动人民是不可能取得的。今后的工作，我们反复讨论后中央作了宝贵的指示，我可以说，代表进藏的藏汉族干部和部队，在离中央领导较远的边疆地区，小心谨慎踏踏实实地做好工作，在民族关系上，主动增进汉藏民族之间的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学习，认真、主动地纠正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现在自治区尚未正式成立，工委一定帮助筹委把政府工作健全起来，为正式成立自治区打好基础，为今后更好地实行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使广大劳动人民包括上层干部和朋友，真正团结在党的周围来对付帝国主义和叛国集团的颠复活动，使祖国的边疆巩固，经济得到发展，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一定踏踏实实去搞。刚才大师说希望制定的文件能执行，党制定的文件就是要执行的，应互相信任，加强调查研究，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结合西藏的实际情况，踏踏实实地走群众路线，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大师现在快走了，10个月来不仅关心西藏的工作，并关心其它藏区的工作，这样好，但也应相信这些地区会把工作做好。我相信我们可以和大师合作共事搞好，我们有的相识11年了，有的相识10年了，和老计1949年就见面了，有十多年的合作共事关系，一般说也算长了，再过十年可以看的更清楚（总理：你的信心还不错，打算再搞十年），我们可以长期团结、合作共事，我是有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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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天我们在京的书记和两位部长商议了一下，初步安排，根据这4个文件，回到拉萨后首先召开有分工委书记参加的工委扩大会议，教育干部，提高政治思想，展开讨论，进一步总结工作经验，纠正错误。刚才大师有些担心，制定了文件就是要执行的，今后可以看是不是纸面文章还是实际执行。其梅、辅仁二位书记先回去。我向总理表态：一定认真负责纠正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绝不掩盖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也不因过去有成绩而翘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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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禅：忘了一项要请示的问题，即正式成立自治区的问题，去年毛主席接见时说你们自治区总不能老筹备不正式成立，后来总理又指示说今年或明年成立。后来工、筹委讨论商量了一下，认为如果可能的话，最好1963年成立，但若国际上有需要，1962年成立也可以，由工委向中央作了报告，后中央指示今年夏天确定，并叫积极进行筹备工作，请总理指示确定一下，以便于进行筹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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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有错页，以下似乎是周恩来总理在另外一次接见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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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先有班禅主任的报告，时间是5月18日，以后藏汉文校正，6月份拿出来，现在是7月19日产生了4个文件，相隔两个月，工作做的好，做了件大的工作。在座的在内地耽搁了10个月，最重要的是这两个月，任务完成的很好。我想根据书面报告、4个文件和班禅主任的两次讲话和其他同志的意见，谈几个问题：
+
+　　第一谈这次统战部和工委、筹委各位同志两个月会谈的意义和收获。刚才我说了没有这两个月的会谈，班禅大师的报告就没有结果，不可能产生4个文件，所以说最大的收获是这4个文件。有这4个文件，首先是班禅主任提出了报告，提出了问题，提问题的态度是本着我们国家高级干部彼此开诚布公，直言无隐的态度，不管内容如何，是把看到和想到的全部或大部分写出来了，是件好事，和刚才经武说的值得欢迎。过去我们和达赖没有这样情况，他有意见不说，搞两面派，对我们说一套，对尼赫鲁说一套，当面说一套，背地和想叛乱的人说一套，我们无法把他的情况搞清楚，我们共产党人对他是坦率的，他认为我们对他的态度和他对我们的态度是一样的，所以他叛乱时我们不知道，连阿沛也没有料到，叛乱以后我们才派去部队。为什么达赖会采取两面派呢？他把我们当敌人，不当作同志和朋友，把尼赫鲁当自己人，把策划叛乱的当自己人，所以他就必然采取两面派的态度。我们是诚心诚意把党的态度告诉他的，例如在德里我就同他谈了两次，把党的态度告诉他，他不听，听尼赫鲁的，这就难处了，这就必然产生西藏的叛乱，以尼赫鲁为自己人，把我们当敌人。现在班禅大师采取的态度基本上和达赖不同，把心里想的全部或大部说出来，一齐共事，在祖国内把国家的事情搞好，刚才说了是为了党和国家的声誉，是在共同的立场上把意见说出来，虽然尖锐，应把这种态度肯定。双方共事的条件应采取这种态度。问题提出来了就要求研究、解决，就必然会产生两个月的会谈，产生文件，取得结果。党碰到问题就一定要解决，党的这个脾气你可能摸着了，这是党40年的传统作风，不回避问题，遇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提出来就必然要解决，但不等于提的问题都对，有对的有不对的，由于有两方面的情况就要慎重研究，对的接受过来，不对的在文件上或正面提出意见，反面提出批评，或有一部分意见你保留是许可的。我们不仅要求班禅大师，还有阿沛、帕巴拉、计晋美、经师都应采取班禅大师的态度，有意见就直言无隐地提出来，谈心时可以提，向工委汇报工作时可以提，早提出来早知道你们的意见，提出讨论，只要认为自己的意见成熟，不要怕意见错了就不提了，没有人一点不错，我从来不这样想我所说的都是对的，今天和你谈话后，晚上回去想一想时可能有讲错的，你抓住后向我提出来，我就改，以后就不会说错了。人不是生而知之，你是活佛转世可以，但也不是生而知之，你的经典知识是经师教你的，你现在比12年前说话有条理了，这计晋美可以证明，我这是唯物辩证的你驳不倒。经师的经典知识也是学来的，佛经上也讲学而知之，他（指贡保才旦）是生你的人也可以证明。所以人不会没有错的，问题是要学习，不要怕错，错了要改，坚持错误不改就不好，佛学也讲辩经，这你向我说过，政治话就是民主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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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会谈的方式好，多次讨论以后起草文件，又反复民主讨论，类似佛学的辩经，求真理，把原则、重大措施经过反复讨论解决，今后应提倡。但是这次讨论中不是没有缺点，因为是第一次没有经验，着重了具体问题的解决，原则性讨论少了些，后来李维汉同志谈了一下，习副总理也谈了一下，因为是初次采取共同讨论、协商拟草文件，大师提出的问题又很多，短时间内又要搞出文件来，而着重了解决具体问题，也是必要的，但原则问题详细讨论少了一些，但也不要紧，大的原则可以根据党中央和国家的既定政策方针去作准则，不妨碍工作的进展，因为是头一次。将来回西藏后有很多文件要产生，现在这些文件是内部掌握的，不以任何形式公开发表，有些要具体化，成为具体规定，公开文件，有些筹委可以出布告，这些都要通过协商去产生，党内文件有关地方性的也要和党外人士商量，筹委的文件更要商量。因此我提出，今后共同协商的文件很多，要有精神准备，可能会有争论，目的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而达到新的团结，只能是这个公式。协商要产生积极的文件，不能不产生东西，要有结果。所以上面4个文件是最大的收获，报给了政府，经过我报给了党中央，中央又审查提出了几点原则性的修改，你们刚才说完全同意。这就说明任何工作都要通过党的领导，虽然你们讨论了两个月，但党仍然指出原则性的问题，经党批准后，这个文件就完全了，回去���就可以作为目前一个阶段进行工作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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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谈一点理论性的问题——立场和观点。通常讲的立场即政治立场。有人说党讲的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是否会有矛盾？在一定范围内，在剥削阶级看来是有矛盾的，他代表的是少数，民族上层不仅对本民族的90％以上的劳动人民进行剥削，而且侵犯其他民族的劳动人民的利益，这样剥削阶级不仅不能解决本民族的阶级矛盾，同时是民族压迫阶级，在这个意义上两种矛盾就不能统一。无产阶级可以统一这两类矛盾，因为它是代表全世界90％以上劳动人民的利益的，不仅反对本民族的剥削阶级，也反对外国的剥削阶级；不仅反对本民族的剥削阶级对外的侵略，也反对外国剥削阶级对我国的侵略，这样就把两类矛盾统一起来了。无产阶级是代表90％以上劳动人民的利益的，所反对的是全世界极少数的剥削、压迫阶级，因此我们把阶级立场、民族立场、爱国立场，人民立场统一起来了，所以我们提出团结一切爱国分子，争取90％以上的人们在一起，立场是一致的。从反面来说也很清楚，达赖站在领主、剥削阶级立场，出卖民族利益，依靠印度统治阶级、美帝国主义、蒋介石——中国人民的最后一个剥削阶级统治者，依靠他们损害广大人民的利益，也是违背西藏人民的利益的，是不符合人民的立场、民族的立场的。不管达赖用什么民族和宗教口号迷糊人，他的罪行是违背中国人民的利益、违背西藏人民的利益的，正如十三世达赖引进了英帝，不管后来有些后悔，他的代表在西姆拉会议麦克马洪线的密约上签了字，现在这个麻烦还存在，对中国人民西藏人民都是不利的。如果达赖的阴谋胜利了，实际上西藏就归印度管，成为印度的殖民地，不可能独立的。达赖是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对中国人民不利，对西藏人民也不利，违背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也就违背了宗教的利益，因为宗教没有民族就没有寄托了，就变了，也可能形式上会有一点，内容就变了，那也是违背教义的，佛教讲“回头是岸”，如果达赖不回头，还能让达赖转世？这是宗教界的问题，要问我的意见，是不能让他转，因为他是民族的、人民的、国家的、宗教的败类，投靠帝国主义、印度统治阶级、蒋介石，这样的人不能让他转世，让他转世教义上也解释不了。如果让他转世，那就让十五世达赖在拉萨坐床，你（指班）让位，你回日喀则？你问我，我的政治态度是不同的。所以民族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不矛盾的，从剥削阶级来说是有矛盾的。当然大家现在不讨论这个问题，若讨论你们谁同意？我相信你们大家是不能同意的，十五世达赖来拉萨坐床，你班禅回日喀则，若同意就是违背中国人民、民族的利益也违背宗教的利益。从大的方面来看，只有独立的民族，才能有独立的宗教，才会不受别人的玩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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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座各位站在反帝爱国的立场，是反对达赖的卖国、出卖民族、宗教的立场，我们是不怀疑的，是信任的，但是不等于立场都站稳了，不能等同，全国人民以及共产党员都要经过长期的考验，要在惊涛骇浪中、大风中站的稳，不仅一次、两次站的稳，要长期站的稳。例如李维汉同志他的个子很大，在大风浪中站的稳，但是有一次没站稳把腿摔断了，那是别人给他设了陷井。所以政治立场稳不摔跤是不容易的，不要认为自己的立场稳了，没有问题了。党员也要长期锻炼，稍微一疏忽就会摔跤，怎么办？摔了就爬起来，但要警惕防止摔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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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场和观点两件事，不是完全对立的，是互相影响的。立场是基础，产生认识、看问题的方法，凡是大问题都和立场有关系，小问题上有时同一立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看法是从立场上来的。不要主观上认为自己的立场站稳了，所以提出的问题都是对的，党员把大问题看错了都与立场有联系特别是剥削阶级出身的人站在人民的立场、爱国的立场说明更不容易，提问题要多想想，但也不会把问题都看的对，一个人的看法会有不全面，所以要别人帮助大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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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判断立场，主要是通过个人实践，要根据事实，大家的实践，对劳动人民有利或没有利？找事实根据也要做分析，有同一类型的事实，有正面的、有反面的，反面的也可以找到很多件，就是不好的事，也可以找到几百件、千件、万件，另外也要找好的事实做比较，看好的方面多还是不利的方面多？事情发生了是符合党的政策的多还是不符合的多？共产党也有时有片面性，例如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说了。应该有正、反两方面的比较，才能全面，才能做出正确的分析，那些是主要的？那些是次要的？那方面量大？那方面量小？要分清主、从，多、少，判断才会公正。这不是容易的事，考察问题上出问题；就是因为有片面性，但不要紧，可以找大家来看，来比较，现在这4个文件就比较全面。不能总想自己看的对，不能只靠自信，要大家讨论才能弄清那是对的，经大家同意，最后中央批准，才能保证全面一些，准确一些，这也是民主集中制的工作方法。
+
+　　（第三个问题谈政策问题。班禅主任提了8个问题，我只涉及6个问题：）
+
+　　*平叛。这次，中央审核文件时加了一条。原有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西藏有特殊性，哪里发生了叛乱，所以加一条“有叛必平”。青海、西康都发生了叛乱，最后发展到西藏，不管平叛中错误大或小，叛乱必然发生是肯定的。若说有缺点，就是我们疏忽了一点，后来我们取得经验了，“有叛必平”。班禅主任的报告中也指出，平叛是必要的，完全正确的。叛乱的原因很清楚，叛乱头子要维护他们统治的秩序，维护剥削压迫制度，提出欺骗的口号是为了民族和宗教的利益，这是假的。他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剥削压迫制度，本来我们答应推迟6年不改，他为了维护封建的剥削和压迫，反对改革，叛乱就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叛乱平息后就必然出现消灭剥削、压迫制度，实行改革。这是你们赞成的，一齐搞的。要揭露他们为了民族、宗教利益的伪装。他们是加重了民族、宗教的灾难，平叛、改革是真正挽救了宗教和民族的危亡。他们的那个口号不能承认，平叛、改革才起了这个作用。平叛是必要的，平叛的结果成绩是主要的，这些班禅大师都说了。既然是主要的“丝毫不受损失”；群众的利益，民族、宗教一点不损失是不可能的。宗教、民族上层中的一部分人是叛乱的组织者、积极参加者，平他们的叛乱时，有时就要损害一些劳动人民和寺庙，丝毫不损失不可能。举个例来说，一个人开刀为了把坏东西取出来，我就开过四次刀，但开刀时总要流掉一些好血，这是损失，但在医院休养一个阶段就恢复了。理论上可以说丝毫不损失，但实际上要损失。革命也是这样，有时要损失一些劳动人民的利益。另一方面你们在讨论中也承认有缺点、错误，有些是可以避免的，有些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避免就会有损失，不可能丝毫不受损失，工作中有过了的地方，可以避免的应力求避免。只有这样看才能与“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甚至不到次要地位”结论相符合。如果说胜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甚至是低于次要地位的，但又说要丝毫不受损失，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在处理叛乱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时要区分两种情况，对确实没有参加叛乱而搞错了的要甄别平反；对那种参加叛乱但系胁从的和罪大悔改表现好的实行宽大处理，两者不能混同。混同了就好象都错了似的。这点很重要。回西藏以后，对叛乱了的是宽大，搞错了的是甄别平反，这样才能不动摇平叛，才能是必要的、非常正确的。
+
+　　*民主改革。肯定民主改革是对的，急需的，也要承认农区搞合作了，牧区的某些行动早了，现在已经改过来了。总是希望人民的生活早改善，过早了，现已改变。劳动人民从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是伟大的成功，是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就要发动群众，爆发群众运动，除非搞改良的办法。若要真发动群众，就会有批评、斗争，你说他报复也可以，因为几千年来剥削、压迫了他们。例如白毛女话剧就象彭真同志说的，如果没有最后一场就象气憋住了，出不来似的。这是群众的愿望，斗争过火了一点是次要的。民主嘛！过去的制度对群众是极坏的，制度本身就坏的不可胜数。现在看一时的现象是过火了一点，从历史过程来看是一瞬之间的事。当然领导强的可以及时制止，但有的地方就斗了爱国的人，因群众一起来他也搞不清楚。还有一条就是既然发现改革有错误就“有错必改”，但一定要注意不能因为纠正错误把成绩或成绩的多数也否定了。因为改革是西藏人民的一次解放，和平解放是一次，这次是制度上的解放，这是90％以上劳动人民的利益问题，不能因为纠正错误动摇成绩。还有在民主改革当中有些干部、积极分子，表现有投机现象，在领导上正在批判过去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时，他们有的有些过火，投机，那天大师生动描写的情况我承认有这种人，可是应该承认由群众中成长出来的积极分子更多，这种人是少数，这些少数人投机，如果以后改了，不投机了也就好了，从旧社会来的没有一点投机性不可能，他先试试看，这样做怎么样，若要一个一个量，就是用放大镜和爱克思光检查也难看清楚，主要要从教育上解决，绝大多数积极分子是好的应当肯定。我说绝大多数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出身的，从改革中得到好处，他积极。
+
+　　*群众生活。大师的报告中谈的好。如何关心群众生活，中央过去就考虑过，西藏交通线长，应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我和经武、国华同志也谈过。军队和干部需要的物资由内地运去，但少数的物资如烧柴和一些用的东西，还需要西藏供应。希望工、筹委尽力使西藏人民的负担不加重而减轻。这次的4个文件没解决这个问题，你是筹委的主任，回拉萨后要讨论一下。讨论时要注意两个问题：1、注意最贫苦的人，这些人不会在拉萨附近，在僻山穷壤；2、拿西藏的水准来改善生活，不能同全国取齐，因为交通较远，原来想快些修铁路，现在还不行。你们研究一下，在现在的条件下如何着手搞农业、牧业、商业，希望你们提出一个办法。要注意解决最穷苦的那部分人。
+
+　　*民主集中。这包括几方面，首先要相信党的领导，大师的报告中提了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具体到西藏就是工委，工委是中共中央派去的组织，筹委的同志应相信工委会执行党的政策。工委要想得到各方面的尊重就要发扬民主，多商量，多听取意见，象这次充分发扬民主、协商，就会产生好的协定。同样筹委也要执行，才能取得西藏人民的信任和尊重。要实现任务，藏汉领导同志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我们很相信班禅、阿沛、帕巴拉、计晋美同志都是反帝爱国、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你们也相信工委的同志是要把西藏搞好，不是去消灭民族、消灭宗教，这些消灭了人民就没有了，也等于消灭自己，只有帝国主义才那样干。现在改革，搞建设，巩固成绩，将来搞社会主义的西藏，彼此要信任、尊重，重大问题集中到工委讨论，政府的工作由筹委讨论，实行民主集中制问题就解决了。
+
+　　*宗教问题。这是4个文件中最详细的，做了具体规定，也是占你们时间最长的，听说最后大师也同意了的。还有中央统战部向中央提出报告的11条规定，你提出的5条。梵语叫“潘查希拉”，即5项原则，我很欣赏你宗教的5条，也可以叫宗教的“潘查希拉”，是有创造性的，值得庆贺，政治上的“潘查希拉”我有份，宗教上的是你创造的，宗教讲不讲创造性？（班：原则不能有创造性，一般的问题可以有。）目前在中国，这样创造性地处理好，宗教应有发展，宪法进寺庙，过去宪法没进寺庙，发生了叛乱，我们打了叛乱的，没叛乱的也受影响，以后宪法进寺庙，寺庙的秩序也就好了。专门念经和老弱的喇嘛的生活政府帮助解决，能劳动的喇嘛应劳动，自食其力是对的，为了宗教能继续、不消亡。不仅有中央的11条规定，还有你的“潘查希拉”，不发生消灭宗教的问题，工作中有毛病是存在的，但不存在消灭的问题。宗教信仰不决定于有没有寺庙，没有寺庙也仍然有宗教信仰，人的信仰是根据时代变化的。共产党说将来宗教是不存在的，共产党也是不存在的，但那是将来的问题，现在不去争论，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是一切事物都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宗教有轮回之说，是物质不变论，那是另一种哲学的解说我们不去争论。总之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信与不信都存在。现在中国是这个时代，将来长时间是这样，工作中有毛病要解决。
+
+　　*民族问题。在座的同志们都相信党中央是扶持藏族发展的，藏族在过去的历史上有光荣的一页，今后要发展，只有在祖国大家庭内藏族才能得到发展。帝国主义侵入了就会有害于民族，不丹、锡金、尼泊尔就怕印度。显然只有在祖国大家庭内才能得到发展，从解放以来也就是这样做的。平叛中有损失，应当改。这次的文件会有帮助的，但在工作中，地区有快有慢，总是有前有后，民族会议以后也不会都齐头并进，中央统战部和民委应进一步抓，抓后都应有进步。以班禅为首的西藏自治区的负责同志，关心其他藏族地区我们欢迎，应鼓励，但是工作总是要各地区自己去负责处理。现在西藏自治区成立的筹备工作要加紧，明年要成立，不管国际上如何。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明年成立好，其他自治区去祝贺你们，他们成立时例如宁���、广西、新疆自治区成立时，你们都去祝贺了。
+
+　　今后工作中汉族同志要多批判大汉族主义倾向，藏族干部要多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倾向，经武同志也讲过。不是要消灭民族，而是要共同发展，多少年以后没有民族界线了，那是以后的事，古代汉人中有些人就有“世界大同”的思想，那是将来的事，现在是各民族都要发展，巩固民族大家庭、汉族有责任帮助各兄弟民族发展，不然为什么我们提倡文成公主这个剧。乌兰夫副总理一直要求写个“王昭君”，现在还没写出来。
+
+　　政策问题就谈这几点，现已进一步写成文件，中央已批准，相信工委和筹委会根据这些内部掌握的文件，加以具体化，贯彻执行。
+
+　　最后讲几句前途，根据人大政协开会以后可以看出，经过调整后有前途，中国有前途，西藏有前途。个人只要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也有前途，在座的当中班禅、帕巴拉最有希望，因为年纪最轻，为人民服务的时间还长，总不能说我们的希望最大吧！但是要国家、西藏、个人都有前途，关键在于团结，照工委和班禅主任的话把西藏的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一起，90％以上的人，包括少数参加叛乱悔改的人在内。首先是领导人之间的团结。第二，贯彻政策，政策要具体化。在工委领导下，行政事务工作筹委去做。这次回去后工委也传达，筹委也传达，把思想搞一致，领导团结了就搞好了。事情要通过实践不断改进，事情会有错的，错了就改。
+
+　　你谈了两次，我谈一次回答你，你讲的坦率，我也讲的坦率，要叫讲还有讲的，但现在时间不早了。看你还有什么要讲的？
+
+　　班：总理作了宝贵的指示都很好，对今天坦率的指示表示感谢。
+
+　　总理：讲完了，我讲了这么多话，可以慢慢消化，以后有意见可以告诉工委转告我。我讲的也不一定句句话都恰当，要求讲的每句话都对，只好不讲，但大的方面都指出来了，请考虑。
+
+　　来源： 《会议参考文件之四（绝密）》内部文件不准外传，1962年8月8日印。

CCRD/2/5/8/000018.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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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江津专区一封署名“部分党政干部”的来信就干部地方化问题提出意见
+
+　　（安子文部长：）
+
+　　我们是四川省江津专区一部分党政干部，特向你反映组织领导和工资待遇的一些问题。
+
+　　一、组织领导方面，主要是县一级的领导问题，自解放10多年县级领导主要是外地同志，他们参加革命早，政策水平工作能力都很强，因此在各项工作中，都做出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就，而且深受当地干部和群众的爱戴，这是主要的。但几年来随形势的发展，由于本地干部很少，或没有参加县领导的决策工作，就不能不存在一些问题，因为县的大小工作都由中共县委常委或书记决定，有的县委员会很少，或没有召开过，重大问题由常委会决定，而县委书记，常委中有的县只有一人是本地干部，有的根本没有本地干部，因此决定问题时就难免有生搬北方经验（全专区县书、常委大都是山东同志）或许有几个本地常委，书记以因少数服从多数，意见得不到采纳，下面干部者更是，常委决定无条件执行，如我地连续受灾，在安排群众生活上，北方领导同志硬说红薯藤子，树叶子到处都有，每人每天口粮，只供应2两4钱（十六进位秤）甚至不供应，说红薯藤子在山东完全可以吃，结果群众挖泥巴吃也不吃红薯藤，因此肿病上升，全专区最高达几十万人，有的江北、壁山两县各死达几万人，这是沉重教训，尽管客观上是天灾。又在生产上说，北方条播是好，硬要迫使老百姓种，结果减产很大，生产工具也要推广北方？子、大铁锨等等，这些都造成了损失，当然与这些同志的成绩比起来，这些错误是小的，但一个县死几万人，这应该说不能没有责任。其次外地同志中（指书记、常委）由于在抗日、解放战争中，艰苦环境里身体健康遭到损失，现有部分同志重病，加上县又是做具体工作的，精力身体都感到负担沉重，有的尽力不能支；第三，解放十多年来本县干部在党的培养下，在外地同志的耐心帮助下，已成长起来了，许多优秀的干部，为什么不能提到领导岗位上来呢？据说有的少数民族地区就较好，难道几十万人口的一个县中，几千名干部中，不能培养提拔一些吗？据说中央已曾提出逐步实现干部地方化，我们觉得现在应该考虑，比如是否中央下个通告，在县级书记常委中（包括委员），本县干部应占到半数或至少三分之一，这样使外地干部，继续居于领导优势，又能逐步培养起当地干部。
+
+　　工资制度问题：
+
+　　从贯彻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付酬的分配原则看，现在有许多不合理的是：1，同工不同酬且悬殊太大，有的县，原来在县属区作干事工作是行政20级，经过提为付区长、区长，甚至县长或付县长，工资仍是20级，难道干事与县长工作责任是一样的吗？或区长和区委书记和县委书记、县长工作责任是一样吗？或说你是党员应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不应计较待遇，否则就不成为党员了，那嘛部队为什么要实行职务工资制呢？有的说，才提拔不能提级，要看他是否能胜任，我们觉得县区都有幅度级别，如县级是17——14级，才提的可不可以最低级，在我们？？特别是作为党员，不应计较名誉、地位、待遇，但悬殊太大，还是会影响工作情绪，现实仍然是现实。政治鼓励是主要的，但也不能完全否定经济物质刺激的作用；2，是最近中央、省、专都规定，看某些主要文件，参加一些会议（如听周总理中苏关系讲话，付食品照顾等都规定17级以上干部才能看这些文件。听周总理中苏关系录音或负责同志精神讲话，连有的党外民主人士都解其精神，管统战工作的干部还不知道，另外由于县级科局长中有部分是17级而县长县委部长、付县长不是17级，文件会议都不如科局长了解得多，工作起来是吃力的。由于不是按职务而按级别，工资不同工同酬，不能不增加一些内部矛盾。3，几年来物价有了提高，如鲜猪肉57年前卖0.38元一斤，现卖0.70元一斤等，生活水平已经提高，而工资未变动；4，49年到52年参加工作的是青年一个人无负担，生活上钱多少都可以过，现在10多年，经过结婚生儿育女，五六个孩子负担，家住农村无劳动力，住城镇的生活更高，困难干部增多，这些都与工资有关，因此，我们觉得最好按职务工资制，或者有差别，也不能太大。
+
+　　上述两个问题，仅是我们片面的看法，很可能是错误的，但我们觉得有这些看法，反映给中央在这次调整和“精兵简政”中也许有些参考作用就好！
+
+　　革命敬礼！
+
+　　 四川省江津专区部分县的一些干部1962年6月9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CCRD/2/5/8/000019.txt

@@ -0,0 +1,91 @@
+# 习仲勋、李维汉等同志和班禅谈话纪要
+
+　　时间：1962年6月21日上午
+
+　　地点：人民大会堂浙江厅
+
+　　参加人：习仲勋、李维汉、平杰三、刘春、张经武、张国华、夏辅仁、张承武、多杰才旦、智泽民、江平。
+
+　　班禅、阿沛、帕巴拉、计晋美、恩久·洛桑群培、贡保才旦、纳旺金巴。
+
+　　翻译：徐洪森
+
+　　记录：梁奋、任仁
+
+　　李：你的报告我读了。上次总理说让我们谈谈，大师也要求我们谈谈，怎样谈法，开座谈会的形式，自由谈好不好？
+
+　　习：就是要自由的谈，一次谈不完，还可以谈二次。
+
+　　李：自由的谈，交错的谈，都是领导人，一起座谈座谈嘛！
+
+　　班：这样谈好。
+
+　　李：大师先开个头吧！
+
+　　班：不，部长先讲。
+
+　　李：你的报告，我不是一次看完的，读了几次才读完。我看很好。大师把看到的听到的都提出来了。反对什么，赞成什么，要求什么，很明确。党对干部要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师这本书是考取了的。这样作很好，按照党和毛主席的方针应当采取欢迎的态度。是不是言者有罪，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作统战部长已有14年了，在交的朋友中，汉族也有这样的，我们一向欢迎这样的朋友：什么话都讲，各抒己见。这样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团结。彼此的观点都摆出来好，矛盾都摆出来了就好解决。过去达赖是另一个态度，和他一谈话，他就说是是，心里不赞成也说赞成，心口不一，表里不一，达赖是两面派的态度。班禅同志这种态度好，有什么话都讲。我们商谈问题，有时甚至吵一吵，争得面红耳赤，但过后结果是好的。我自己也是个不大隐瞒自己观点主张的人，你的这个报告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属于事实方面的，即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问题；另一方面是对事实的看法、观点以及怎样解决的主张。讲客观实际我是没有发言权的。在西藏工作的同志，对情况知道得清楚一些。我知道一些，也是你们对我讲的。报告中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我同意这个总估计。至于说错误、缺点和成绩那里多些，那里少些，我很难说。有的地方在个别问题上和个别事例上，可能比大师知道的更严重，如青海的问题，比你报告中谈的更严重一些，我们发现得迟（习：青海比甘肃还迟）。在西藏工作的同志，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不是采取隐瞒的态度，只是注意不够的问题（经武：有些知道了，但纠正抓得不紧），抓得不紧，注意不够，你们作过自我批评。青海就不同，有些干部就隐瞒缺点、错误（习：第一书记带头隐瞒）。我有个意见，同志们回去后，可以下去视察一下，把缺点、错误搞清楚。听说昌都地区的问题严重，就可以去看一下。总的说，各地都有缺点和错误，错误的大小、程度不同，青海最严重，不能和西藏比，也不能和四川、云南比。青海把一些好干部搞下去了（经武：西藏可能有些问题我们还没有发现），纠正过来的时间要长些。党的方针是有错必改，有什么改什么，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改多少。至于对犯错误的干部，也要区别对待。缺点、错误现在看，同平叛改革有密切关系，或者说是在平叛改革中发生的；但说一切都同平叛、改革有关系，不一定对。我想就这个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
+　　平叛、改革，是必要的，平叛、改革的方针、基本政策是正确的，而且取得了胜利。大师报告中是这样写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座的同志都同意大师的估计。我们历来是这样估计的，是一件大好事。这种根本估计我们在座的都是同意的，没什么问题。
+
+　　底下讲对几个问题的看法，事前没同大家商量，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我把意见讲出来大家研究。
+
+　　平叛是个战争，有的地方打几年，有的地方破坏很大，有的地方破坏得小点。大部分藏区经过战争，不是党和政府所愿意的。1951年人民解放军打到昌都，还是要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在执行和平解放协议上，有些问题有等待，例如改革、改编藏军等。明知藏人少，经济文化又不很发展，就是不愿经过战争实现改革，因为经过战争就会有破坏，这是大家清楚的。西藏的改革，我们说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改，第三个五年看情况再说，就是为了大家同意了和平的改，不想打仗。那一年，大师提出要改，我还对你们作工作。不是打不赢，就是不愿意打这个仗。
+
+　　平叛，是因为有了武装叛乱。有叛必平。我一直参加这个工作，总希望改革能和平解决，但���看到可能发生战争，就是因为改革是革命，要推翻农奴主统治，解放农奴，这样翻天复地的事，领主阶级不让你和平，不接受你的和平改革。（经武：西藏情况，中央宣布6年不改，第三个五年再说，实际上准备11年不改。但1956年、1957年昌都的齐门公布就一叛再叛，58年朱卡叛乱，59年全区叛乱，不是我们要打。）
+
+　　藏区和其他民族地区，对民主改革，有三种人，三种态度。一种是有远见的先进人物，他们赞成改，认识到改革对民族有利。这是少数。西藏的桑颇是主张改革的（经武：1956年，他就主张改）。当时我劝过他。象你们这些赞成改革的，主张早改的人更少；再一种是坚决反对改的；第三种是不大赞成改革或者动动摇摇，处于中间状态的。如果都象在座的先进人物一样，那么改革就好办了。可以设想，先安排好，经过试点，调查清楚，稳稳当当地去做。这样做，肯定会好一些，比现在的要有秩序一些。要不要发动群众呢？还要发动的。根据多年经验，群众不发动，不让他们出气，不让他们站起来，等于没有改。实际上会是他们当家，领主管事。我们说的和平改革，就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结合”。就是自上而下的协商，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培养积极分子（习：光协商也不解决问题，协商了谁去办，还得要依靠群众去作）。和平改革的方法，究竟有那些地方实现了？新疆、云南等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没打仗是实现了；藏区绝大部分没有实现。有些地区，例如日喀则地区，很多先进人物，是应该实现和平改革的，但又开了斗争会，你父亲被斗了，计晋美也斗了，说大师是反动派，这是一个错误。此外，要阿沛夫人去修路，到帕巴拉家去收枪，这些都是错误的。去年我就向班禅大师承认过错误。按毛主席的指示，犯了错误总是要作检讨，一次、两次、三次、一百次，直到人家不愿听了，改正了为止。大师报告又提出这个问题，提出来好，我们再次承认错误。（习：新疆是和平改革，但也发生过这种事。错误很难完全避免。例如，青海的马甫臣，临夏的马全钦，我们一直保护，但改革时群众还是要斗。）对代表性人物应注意，我们注意得不够。（习：李部长这篇话，是给大师道歉，再次向你们道歉。经武：这件事主席也对你谈过并向公古学问好，我去日喀则在干部中也讲了，国华同志在拉萨也对干部讲了。发生这件事不好。我们有责任。）
+
+　　群众发动起来了，虽然说是和平方法，但是两个敌对阶级的斗争（个别先进人物，有些地主出身的党员，例如澎湃同志，是另一回事），领主、地主阶级，同农民是敌对阶级。一个是压迫，一个是被压迫，历史很久。压迫得很残酷，很黑暗，群众不发动起来不说，一发动起来阶级怒火就燃烧起来了，就要动手动脚了，以至把农奴主打死。他们动手动脚是从那学来的呢？从领主那学来的，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内地改革一再说了只准动口，不要动手，但他还是要动手。象“白毛女”里斗争黄世仁一样，干部不让打，他们还是要打，你说他错了，他说他过去打我多少次，现在我打他一次还不行吗？那个时候要群众讲礼貌是不可能的（习：群众比领主还是文明得多了）。就是和平改革，要采取很多办法（例如，对一些上层朋友采取背靠背的斗争方法），既让群众吐苦水，站起来，又要群众不采取领主对他们的办法，这里有很大矛盾，作到恰到好处很不容易。
+
+　　（实现和平改革的地区打不打仗，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和平改革了，没有打仗；第二种是改革前打了仗；第三种是改革后打了仗。和平改革有一个条件，就是有一部分先进人物愿意接受和平改革。第一种地区是西南有些人口少的民族、没有武装，周围都改了，就实行了和平改革。但这种情况不多。第二种地区，例如新疆，是先经过战争，反革命抓了，群众经过教育，上层也经过了教育，知道叛乱不行，改革以后也没再叛。第三种地区，虽然经过和平改革，但以后又发生了战争，如甘南和青海的一部分地区。现在又有第四种情况，即西藏是边打边改。）
+
+　　甘孜的叛乱是在推行改革过程中发生的。当时在丹巴县进行了改革试点，正在协商改的时候发生了叛乱。这可以看出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关键在于这是个革命，革地主、领主阶级代表的那个制度的命。要地主、领主把制度改掉，他们大部分不愿意，一部分坚决反对，手中有武装，就搞叛乱，小部分是先进的有远见的。总���说，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一部分地区是较量在先，他们知道打不如接受和改，接受了有赎买政策，政治地位、生活水平不降低，有选举权，对他们有利；另一部分是没有较量过的，改了以后痛心，他们有武装，还要较量，或者是在改革中较量，反正是要较量（习：还有个国外反动势力的支持，象甘南黄正清，蒋介石曾给他下过委任令，空投特务，黄正清他们没有拉过去）。
+
+　　为什么一定要打呢？就是因为伤了他们的根本。阿坝是先打的，有特务机关。当时索观瀛、华尔功臣烈同我们合作，苏永和要同我们打，打了他投降了，并安排他作了政协委员，但最后还是跑了。达赖、索康等，安排了副委员长人民代表，他们还是不干。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这样看，这是敌对阶级的问题，他要打，我也就非打不可。所以，和平主义在世界上不行，在一个地区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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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孜是要和平改革，在丹巴已经改了，作了试点。是有计划、有秩序的做的，但还是打起来了。事先我们没有准备打仗。在那里的部队很少，新去的部队，没有经验，一开始打一个连的部队大部分牺牲了。后来取得了经验，知道和平改革，也要作打仗准备。1956年开人大会议，这些地区上层人士来开会，总理出面讲话，提出停下来谈判，但改还要改。甘南开始打是在阿木曲呼。我们在这个地方力量小，是个弱点，就在这里打起来了。他们有准备，我们没有准备，把我们的干部围在一个碉堡里。人家有枪硬是要打，有什么办法。当时牺牲了许多干部。甘南叛乱一起，青海的循化首先响应。当时我在甘肃，我们看出这个仗可能烧到整个青海和甘南。他们有枪，有准备，有串连，拉萨也是有准备的。（国华：在全区叛乱前，丁青围了我们8个月，山南围了我们79天）藏区的仗就是这样打起来的。（习：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看，这一仗是非打不可的）。现在看，这个仗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已作结论。为什么？因为这个农奴主阶级是异常反动的（个别人是另一回事），他又掌握武装，坚决的反动分子，利用他们这个阶级多数人不赞成改革或动摇的情况（习：群众觉悟也不够），利用民族隔阂、宗教影响，欺骗了一部分群众。所以我说，这场战争是不可免的，历史正是这样走过来的。由此得出一条，反动阶级手里不能有武装，只能是人民解放军手中有武装。大革命时期我们出了力，但是革命失败得很惨，毛主席说，蒋介石有手，我们也有手，他们有头，我们也有头。为什么我们挨打？仔细一调查研究，原来他们手里有枪，因此我们有了经验，在毛主席率领下我们也搞枪，枪是命根子。反动阶级不会自动放弃武装，他打败了，才会缴出来。阿沛同志还记得和平谈判时，有个土登丹达，有个凯墨巴，最厉害的是他俩。提出要解放军只准驻在西藏几个点上，我坚决拒绝这一点。解放军是国防军，要开到那里，就到那里，不能限制。不然还要打。其他条件谈得差不多了就为这件事，谈判停了两、三天。他回去后，说我压他。所以反动集团也看得很准。西藏和平解放谈判成功，一是打了一仗，他们败了。还有帝国主义、印度主张和，他们看到一打就完了，要留有余地。人民手里没有武装，就是反动世界。打的根本原因，就是这个。有没有大师报告中提出的因工作上错误引起的？个别的有，但不是主要的，这样认识才能说平叛成绩是主要的，方针是正确的。
+
+　　大师在报告中提到平叛的方针是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相结合，对投诚俘虏的叛乱分子执行“四不”政策，首恶必办这一条也不强调。达赖现在同班禅同志和我们还是同僚，同国华也是同僚。目的是为了孤立他，不是别的。首恶分子象索康这样的人，也只是撤了职，没有通缉，没有说逃到天涯海角也要缉拿归案。对叛乱分子不强调首恶必办，而强调胁从不问、将功赎罪、立功受奖，强调四不政策，表明我们的镇反政策在民族地区更宽。对三结合，我看不是什么时候都是半斤八两（国华：我们在执行中不同时期是有所侧重的）。人家包围了我们，政治争取为主就不行了。把他们打败了，才能以政治争取为主。缺点、错误是在执行政策中发生的。发生错误的原因，主观因素，我在民族工作会议上已经讲了，（经武：主要是区别对待不够）现在有的问题已经过去了，有的正在纠正。但这是重要问题。对平叛、改革中发生的错误的原因，看法可以不同，可以研究。错误要实事求是，不要扩大，也不要��小。现在的问题是纠正错误。如有不同看法，可以谈，也可以保留。现在要认真纠错。捕错了斗错了的，要甄别。过去有规定的，要重申，没有规定的，要补充。总之，要规定些甄别办法。这是麻烦事，工委的同志和筹委的同志一块商议订些办法，让大家知道，同群众见面。该平反的就平反，这样做就服人。
+
+　　X    X    X
+
+## 在吃饭时的谈话情况
+
+　　班：请李部长明天谈谈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谈谈寺庙掌握在反对宗教的人的手里对不对？进行宗教活动的寺庙，变为反对宗教的基地对不对？说是宗教信仰自由，可是不许群众进行宗教活动对不对？
+
+　　不管承认不承认，在西藏1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搞了消灭宗教，打了佛象，烧了经书，破坏了寺庙。寺庙的“三算”（算政治账、经济账、等级压迫账）变成消灭宗教，打佛象，叫喇嘛还俗的工具。
+
+　　在民族问题上主要是语言文字的问题，我认为不让使用民族语文，不准穿民族服装，不允许保留好的民族风俗习惯，这三个特点没有了，民族就消灭了。
+
+　　李：你想考考我，快到暑假了吗？可以出些题目来考我。
+
+　　班：现在把藏文改得乱七八糟，一塌糊涂。
+
+　　李：你有什么根据？
+
+　　班：现在我们这些认识藏文的人都成了文盲了。
+
+　　李：藏文里边到底是什么问题？你说清楚嘛！
+
+　　班：（很激动，很不耐烦）我的报告里都写得清清楚楚的，你一看就知道了。
+
+　　李：你这样生气不对。你写出来的东西，别人看了不明白，要允许别人问。
+
+　　班：我不是生李部长的气，这个问题，我去年就向刘春同志说过，可是就象石沉大海一样，没有回音，所以一当别人问到这个问题时，我就不愿再谈。
+
+　　李：刚才是我问你嘛！你就说我报告里写的清清楚楚。为什么别人不清楚的地方就不能问问呢？
+
+　　刘：这个情况，去年班禅大师对我提到民族学院教藏文有问题以后，我就给民族学院谈了，要他们查一下究竟有什么问题。最近有一次我和阿沛副主任谈过，请他谈一谈现在藏文中究竟存在什么问题，那次有民族出版社负责翻译的藏族同志在座。据民族学院同志所谈民族学院不是乱改藏文的问题，而是教学方法的问题。
+
+　　李：班禅的报告里，说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一样的（乱改藏文）。我知道中央并没有这样做，原来他指的是民族学院。（问刘）民族学院教藏语文问题，你可以谈谈吗？
+
+　　刘：现在一下还谈不清楚。
+
+　　李：谈不清也要弄清楚。你明天找萨空了和民族学院的人了解清楚谈一谈。
+
+　　班：我认为民族语言、民族服装、民族风俗习惯没有了，这样发展下去，民族就没有了。
+
+　　李：民族语言是民族的主要特征，但民族服装不是。这些问题明天再谈。
+
+　　来源： 《会议参考文件之三（绝密）》内部文件不准外传，1962年8月8日印。

CCRD/2/5/8/000020.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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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仲勋、李维汉等同志和班禅谈话纪要
+
+　　时间：1962年6月22日上午
+
+　　地点：人大会堂福建厅
+
+　　参加人：习仲勋、李维汉、平杰三、刘春、张经武、张国华、夏辅仁、张承武、多杰才旦、智泽民、江平。
+
+　　班禅、阿沛、帕巴拉、计晋美、恩久·洛桑群培、贡保才旦、纳旺金巴。
+
+　　翻译：徐洪森
+
+　　记录：梁奋、任仁
+
+　　李：接着昨天的谈，昨天大师要我讲民族、宗教问题，今天我先讲这两个问题。
+
+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我们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是很清楚的。就是八个大字：平等团结，区域自治。我国的各个民族，从只有几百人的（赫哲族）、几千人的（鄂伦春族）直到七、八百万人的少数民族，同汉族都是平等团结的；聚居的少数民族，都实行区域自治。民族压迫，民族分裂，在我国是不合法的，违反宪法规定的。
+
+　　没有民族特征，就没有民族；没有民族，就谈不上区域自治。大师的报告中有这个意思，我是同意的，我也是这个看法。什么是民族特征？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民族特征同民族的存在是不可分离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特征，就不成其为民族了。民族有4个特征。我认为在这些特征中最基本的有两个：一个是民族语言，一个是心理状态。人是说话的动物，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因而语言是构成民族的根本性的特征。
+
+　　班：心理状态怎样解释？
+
+　　江：指民族的感情、性格……，主要表现在文化上。例如对传统艺术形式的共同喜爱等等。
+
+　　李：语言的不同，包括发音、词汇、语法结构的不同。比方我们汉族说“红花”，土家族就说成是“花红”。据语言学家研究，汉语、藏语都属于汉藏语系。汉藏语系占的人数最多，汉族、僮族、藏族、彝族等都是汉藏语系。汉藏语系在中国是个最大的语系，在世界上也是最大的语系。语系相同，语言上就有相同的地方。虽然是一个语系，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成为这个民族存在的不可分离的特征。
+
+　　文字是符号，是表达语言、表达思维的符号。它可以是这样的形式，也可以是那样的形式，不是固有不变的，总之，是离不开语言。现在还有许多民族有语言没有文字。藏文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字，蒙文还是藏人巴思巴给创造的，满文是参照蒙文创造的。文字不是一个民族固有的构成民族存在的条件。一个民族的语言可以有多种方言，但文字是统一的。汉族就是这样。汉族在几千年以前就有统一的文字，所谓“车同轨，书同文”，但方言很多，有几百种乃至千把种，比藏族多，但文字还是一个。是不是方言中没有共同的东西呢？有共同的东西，没有共同的东西就不能形成统一的文字。所谓方言不同，是指语言的某些字的发音不同，词汇不同，但语法的构成、词汇、发音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以可以形成统一的文字。
+
+　　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是交流思想的工具。文字统一，语言不统一，是个矛盾。作为表达思想的工具，不但要求有统一的文字，也要求有统一的语言。现在汉族就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逐渐推广普通话，使很多人逐渐学会普通话。（江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语音。）
+
+　　我是湖南人，说话是湖南腔，北方人听不懂，学会普通话是不行了。要提倡后一代的人学会普通话，使普通话逐渐普遍起来。现在汉族地区城市、乡村的学校都在用普通话教学，这就可以在将来使汉族既有统一的文字，又有统一的语言。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经过很多年才能实现。
+
+　　语言文字的统一，有利于一个民族的发展，不是妨碍一个民族的发展。
+
+　　班：现在藏文的问题，就是乱改，看了不懂。
+
+　　李：方言和普通话，要并存一个很长时间。急于消灭方言是不对的。普通话是多少年形成的，不是那个人随便想出来的。作为全国的交际工具使用普通话，但在一个地区还是用方言。就是普通话普及以后，方言和普通话还要并存一个相当时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文字是离不开语言的。语言是生动、活泼、发展变化的。文字既然是语言的表达形式，语言发展了，丰富了，文字也要发展。不然，就不能表达语言，那文字就死了。汉族语言是发展的，吸收了许多别的民族语言，近百年吸收了许多外国语汇。
+
+　　习：关中有一句话叫“咯列麻查”（快的意思），就是从蒙古话吸收来的。
+
+　　李：汉族的语汇比较丰富。缅甸人说，他们用缅甸语在��校中无法教自然科学。汉族语文因为近百年来吸收了很多外国词汇，丰富了，可以在学校中用汉语文教自然科学。汉文就是形式不好，方块字，不好学，写起来慢，党内外酝酿了多少年进行改革，但也不能一下改掉。
+
+　　习：汉文形式不好，但也用了几千年了。一下搞掉不行。
+
+　　李：汉文有个改革的问题，拉丁化方案有了，现在先搞汉字简化。
+
+　　刘：“五四”运动以后，汉文把文言文改成白话文，就是一个大革命。
+
+　　李：汉文在“五四”以前是文言文，文字和语言是脱节的，“五四”运动以后，汉族把文言文改成白话文，是个大革命，又吸收了许多外国词汇，能适应现代经济、文化生活的需要。
+
+　　现在谈谈藏文藏语的问题。首先要尊重藏语藏文，这是肯定的。这是个民族权利。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谈一谈。一个问题是，大师在报告中提到的行文问题。这在宪法中有规定。全国最广泛的交际工具是汉文，但在每个民族中还有自己的通用文字。按宪法规定，在民族自治地方，行文要使用两种文字，一个是汉文，一个是本民族的文字。在藏族地区更应该是这样。做报告、上下行文、开会，都要使用藏语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必须坚决实行。关键是翻译问题，一下子不能解决，也要有计划的采取坚决的步骤逐步去解决，要做到上下行文、广播、报纸等一切宣传工具和交际往来，都使用那个民族的通用语文，在藏区要使用通用的藏语文，一下做不到，可以逐步做。这是步骤问题。但必须坚决按照宪法规定和中央的政策去做。
+
+　　（经武：毛主席说要我们汉族干部把藏语文学好。）
+
+　　李：毛主席再三讲，中央也有指示，在5年内汉族干部要学会藏语文，从用翻译过渡到不用翻译。一个都不用，当然也困难。但是所有汉族的干部都要好好的学（杰三：50岁以下的都要学会）。要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这个指示，要汉族干部做出学习计划，好好学习，并要检查学习情况。
+
+　　另外一个问题是，每个民族的语言文字都有发展改革的问题，汉文有这个问题，藏文也有这个问题，藏文历史很悠久，必须尊重。但是藏文也是有个发展改革的问题，这也是客观存在。语言文字的发展改革，是个历史的规律，是无法阻挡的。民族要发展，语言文字也要发展，阻挡它的发展，对民族的发展不利。汉族的语言文字也是这样，也在改革发展。如果汉族不把文言文改成白话文，文盲会更多，就不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但藏文的发展改革要根据藏族本身的发展需要提出来，还要根据藏族的领导人和群众的意见决定。不可以由外人强加于他们。发展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如何改，1949年第一届政协的共同纲领就已经作了规定，就是要由本民族自己决定。我们对如何改只能提出建议。所以藏族要不要普通话是藏族的事，是自治权利。汉族的语言学家可否作为工作作为学术问题进行研究，我看可以，藏族也应该欢迎。研究了提出意见，是可以的，但如果去推行，就错了，就要停止，因为没有经过同本民族的领导人和群众讨论同意。
+
+　　平：中央广播电台的藏语广播已停止了。
+
+　　李：不做工作，简单的停止我不赞成。
+
+　　平：藏语有几种方言，都使用，广播的时间也不够。
+
+　　李：使用那一种方言可以请教他们嘛！（指班禅、阿沛等）广播的时间不多，可以分开时间广播，这一次向青海广播，下次向西藏广播。
+
+　　习：向西藏广播，还是用拉萨的方言比较好。
+
+　　刘：中央广播电台上许多民族语文广播都取消了，如蒙语、维语、藏语等，原因是这些地方都建立了广播电台。这样做不对，总理批评了这件事，现在正在准备恢复。
+
+　　李：关于使用少数民族的文字问题，虽然过去中央有规定，但是很多地方没有很好的执行。我看可以建议国务院对这个问题再发个指示，重申前令。
+
+　　班：使用民族文字问题，中央过去有什么规定？
+
+　　李：宪法上订得有嘛！执行得不好就是了，可以再发指示，三令五申。
+
+　　班：过去是有规定的，但只是个样子，希望认真执行。刚才说再发个指示，我非常感谢。
+
+　　李：再发个指示，你们西藏筹委如何执行，责任在你们。如果有人反对，你们可以同他作斗争，违法的可以告到法庭。
+
+　　（现在请刘春同志讲一下藏族文字问题的情况。）
+
+　　刘：昨天大师谈到民族学院藏语文的教学情况，现在我把情况说一说。去年班禅大师给我谈到过民族学院的藏文教学问题，说他们在藏文教学上有些乱。
+
+　　班：前年我就谈过这件事，已经两年多了。
+
+　　刘：总之是上次班禅大师来的期间。班禅大师谈过以后我就向民族学院讲了，要他们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当时他们没有把问题弄清楚。今年大师在云南又谈到这个问题。我当时对大师说，我们对这个问题是重视的，已经告诉民族学院研究。回来以后，我又找萨空了、苏克勤和其他同志谈了大师的意见，叫他们检查。有一次我去看阿沛同志，民族出版社负责藏文翻译的藏族干部多杰江布也在座，我问了多杰江布。他说，用拉萨土话拼音写成文字，有许多字看不懂，他不赞成。另一件事是民院搜集了很多拉萨土语编了一个词典，他说他提过意见。当时阿沛和多杰才旦同志也谈了一下，认为藏语的方言不同，文言文和口语有一定的距离。文字做到大众化有好处，但是随便用一种土语拼写成藏文不好。后来大师提出来要萨空了同志谈一下藏文教学、使用问题，萨空了同志正在参加轮训学习，作了准备，还没有立时来谈。这个情况，我向大师也说过。
+
+　　习：还是要他向大师谈一次。让他作些准备，这里面有些是工作问题，也有理论问题。
+
+　　多：大师对藏文教学问题有两个意见。一是把藏文的正字学搞乱了；二是用土话拼写藏文不符合文法，看不懂。这两点意见，我已向民族学院的负责同志作了传达。
+
+　　刘：中央民族学院我兼院长，但情况不大了解，有官僚主义。大师提出藏文教学问题以后，过去我找苏克勤、马学良（负责少数民族语文教学的教授）谈过，现在又了解了一下情况，今天把我所知道的简单介绍一下。
+
+　　民族学院学藏语的共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汉族高中毕业生，从1951年以来已经毕业了一百几十人；另一部分人是藏族，是民族学院预科的学生，人数比较多。其中多数是穷苦人的子弟，不懂藏文。办预科的目的，一是要他们学文化，二是学政治。主要是用汉文教学，这也是藏族学生的要求。我们考虑到藏族学生在京学习几年，有的人甚至学4、5年，不学藏文不好。当然在北京学习藏文，不如在拉萨学习藏文好，缺少教员，环境和藏区不同，但如果不学，又怕耽误了学生学藏文，所以决定还是要教他们学一些藏文。在学习方法上，开始是采用的传统方法。学了一个时期以后，学生感到困难，学得慢，后来在拼音上采用一种教员认为比较容易学的办法。这种方法同西藏现在用的方法不同，据说也是过去有的一种方法加以改进，具体怎样，我不大清楚。
+
+　　李：阿沛、计晋美同志可以找你们在北京学习的子女问一下，有什么问题就清楚了。我不懂藏文，不容易搞清楚。
+
+　　刘：再一个问题，是口语文和文言文的问题。开始是按文言文学的，有些人提出来这样学了很久，连便条都不会写。教员为了缩短学习时间，使学生能早些会拼写，采取了口语化的教学方法。因为正字学没有学好，各个学生按自己地方的方言拼写，结果学生中也不能互相看得懂。据说他们给自己家长写信，有的家长认为这样可以看懂，好；有的家长认为，把原来的藏文改了，不好。民院的学生也还学文言文、古典文。开始对学古典文注意不够，后来李部长说要培养有高深藏文知识的人，就要学懂文言文、古典文，现在也教学生学古典文和文言文，还曾请喜饶大师去讲学。现在藏族学生学习分5步：一是学拼音，二是学单字——三至五千个字，三是用口语的方法拼写藏文，四是学习文言文，五是学习古典文。这里面的问题是拼音的方法是否适当？值得研究；口语文的写法是否适当，也值得研究。开始强调口语化，强调要学得快，这对开始学藏文的人也有方便，但这样做有问题，拼写法和原来的正字学有出入，现在又在讲正字学。看来，藏文的文言文和口语是有距离的。藏文需要不需要补充和发展，这是一个问题。现在民院的一些办法，是教学上的尝试，还不是对藏文有什么补充、发展。关于藏文的文言文和口语化的问题，科学院还专门作过调查。
+
+　　再谈一下汉族学生学藏文的情况。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开了许多少数民族语文的班级，学习藏语文是重点，要学4、5年的时间，目的是培养研究和翻译人材。要求学生毕业后既会说话又懂文字，既懂口语又懂文言文。
+
+　　汉族学藏文困难很大，现在是先学口语，后学文字。只学文字不学口语不能同藏人直接接触。于道泉教授研究藏文几十年了，他在解放前创造了���种帮助汉人学习藏文的拉丁符号，民院在教学上采用了这个方法。
+
+　　李：就是注音符号。用作帮助学生学藏文是可以的。
+
+　　刘：我们再三强调这种注音符号，不能看成是藏文改革，看成藏文改革是不对。
+
+　　从民族学院藏文教学情况看，问题是有的，但总的说，是重视藏语文教学的。学藏语文的人数也最多。想帮助学生学好藏语文，方法上有问题可以研究。问题在什么地方也可以研究。例如，口语和文言文如何互相运用？汉族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把文言文改成白话文的，但也不是说“五四”以前就没有口语文，如红楼梦、水浒传就是“五四”以前的作品。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是如此。英国人说他们是有了莎士比亚以后，他们的语文更好了。俄国人说他们在普希金以后语文更规范化了。民族学院的藏文教学方法，还可以研究，请藏族的负责同志也考虑一下。但他们采取了一些新的教学方法，对藏语进行一些研究不是进行文字改革，如果把这看成是对藏文的改革那是不对的，他们并没有这样。当然更不能说是看不起藏文。藏族语文是毛主席指示进藏干部一定要学，后来李部长也再三强调要学。初期民族学院有一部分学生不愿意学，当然也有一部分人愿意学。对不愿意学藏文的人，我们一再的对他们讲，藏文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是很好的文字，所以要好好学。但是藏文、汉文和英文、俄文都要发展，没有不发展的语言文字。要抛弃藏文的传统是不对的，但是为了发展作某种改进的尝试是有益的，但这要藏族领导人和人民群众自己作决定。汉族的语言学家共同来研究提出方案，也是可以的。一个民族文字的发展，要规范化，词汇丰富等，特别要群众能掌握。群众能掌握了，民族文字才能有更好更大的发展，对民族向前发展有很大影响。如何解决多数群众以至全体人民掌握的问题，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为什么好心好意的搞这件事呢？就是这个目的。
+
+　　李：要从全体人民利益、需要、愿望去考虑这些问题。
+
+　　刘：中央向来很重视民族语文的翻译。现在民族语文的翻译工作方面也有问题。原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少数民族的语言广播的，后来因为地方上有了广播电台，就取消了，现在要恢复，但是用什么地方的方言广播好，用拉萨的方言好，还是用青海的西康的方言好；过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用拉萨方言，一般的说大家认为好，将来还打算这样，确有必要的时候，也可以作其他地方的方言的广播。班禅大师说藏文毛选是可以看得懂的。但地方用口语拼写怎么办？有些地方是当地可以懂，但同文言文比，有出入，我记得过去甘、青提出过这个问题，当时考虑如果为了当地群众能够看懂，可以这么办，从文字使用教学上看，有些问题是要研究解决，例如如何更加便与学习等。过去有关单位研究了多次，有些藏族干部是参加了的，但大师、阿沛、帕巴拉等一些领导人没有在一起商量过。现在可否考虑除了有关部门向你们几位领导人汇报一下藏文的教学和使用情况，你们几位能否对如何拼写藏文、如何教藏文等问题在一起商量一下。此外，民族学院藏文教学问题中央很注意，但教员成问题，水平不很高，希望工委、筹委能派几个藏文好的教员来，使民院的藏文教学工作搞得更好一点。
+
+　　李：对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一，藏文要不要改？作为问题研究，提出来是可以的。二，改不改，如何改？要实行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指示的：有关少数民族的重大问题，要同有关少数民族的干部和群众商量决定，不能代替他们决定。三，语言文字的研究是科学性的专门问题。研究的意见对不对，不忙作结论。对藏语文进行研究是可以的，但不要随便推行研究的意见。如果要推行，一是按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原则办；二是要确有把握。语言文字的改革，关系到两件大事，一是关系到语言文字的固有规律，二是关系到广大的人民群众，要在人民中行得通才可以搞。如果没有确实把握，不要轻易乱动。我们给少数民族创造文字，是有些经验的。创造出来的文字，有的群众欢迎，有的群众不欢迎。
+
+　　习：没有改好的，应该改回来。
+
+　　李：在有通用文字的民族地区，行文、宣传都要用这个民族的通用文字。对不通用这个民族语文的人，要给翻译，在全国通用的是汉语文，因为少数民族只有3000多万人，汉族有6亿多人。有些少数民族，如满族、回族，也通用汉语文。因此兄弟民族，特别是干部、��识分子需要学汉语文。我很佩服你们几位，藏人首先要掌握藏语文，干部要掌握汉语文。知识分子还要学习一种或几种世界范围内广泛通用的文字，象英文、法文等。
+
+　　民族问题再谈几点。心理状态也是民族存在的一个不可分离的一个特征。包括民族的感情、性格，表现在对文化艺术上的不同风格形式的共同爱好上，我们同回族语文一样，但还是不同的民族。因为心理素质不同，风俗习惯也不同。宗教信仰是不是民族不可分离的一个特征呢？一般的说不是，不是每一个民族都信仰一个宗教。但是象藏族回族等，全民族几乎信仰一个宗教，宗教就成为同民族特征密切联系的一部分。影响到了这个民族的心理状态和感情。一般的说，宗教信仰不是构成一个民族的特征，你说你有民族感情（向班禅），我也有，我要尊重你，你也要尊重我，民族平等嘛！要互相尊重。
+
+　　民族的风俗习惯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汉人过去吸鸦片烟，裹小脚，很不好改。但这不是好的习惯，所以还是改了。对好的民族风俗习惯应该发扬，不好的，不利于民族发展的，有害的风俗习惯要改。
+
+　　服装是不是民族特征，不是的。我们汉族的服装就不知道改了多少回。你们的服装，也不都是你们自己的，有些是唐朝的服装，朝鲜穿的服装，就是唐朝的服装。你们穿的官服，是元朝、清朝强加给你们的。你们现在穿的服装，有些是你们民族固有的，有的就不是，历史可以查清楚。
+
+　　头发如何梳，留不留辫子？是不是民族特征？也不是。汉族人过去也是留辫子，是满清统治者强迫留的，汉人为了反对留辫子搞了多年的流血斗争，清朝杀了多少人。剃了辫子后，改成了光头，现在在座的留的是“洋头”。
+
+　　汉人现在穿的衣服，是解放军穿的二尺半。头发、服装都改了，但不是下命令改的，下命令也不一定改得了。
+
+　　平：下命令不能解决问题，吴佩孚曾下命令要人们穿长袍马褂，就没有行通。
+
+　　李：班禅大师报告中说，下命令要藏族改服装剪辫子，甘、青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如果有这种情况，是不对的。
+
+　　班：如果说没有下命令，为什么那么一致？那么大的面积都是这种情况？
+
+　　习：大师也不要这样看。有些事情搞得不好，可能是上面下的命令，有的事情上面没有下命令，如汉族地区的女人也剪辫子，我曾到下面去看过，上面并没有下命令，但是有几个县，都把人家的辫子剪了，就是有那么一股风，一刮起来就到处都搞了。
+
+　　李：风俗习惯只有互相尊重。但他自己要改也不能干涉。如阿沛同志，自己剪了辫子改了服装，我也不反对。你这样我尊重，他那样我也尊重。但是帕巴拉不同，你是活佛，我劝你，还是要穿活佛的衣服好。
+
+　　经武：我也劝他要学点经。不然出国的时候，人家问你经典，你不懂，也不好。
+
+　　（李：夏茸朵布，我也劝过他还是要穿活佛的服装好。民族的风俗习惯，我说可以区别对待，有些是必须尊重的，有些是可以改的，但是下命令改是不对的。第一届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上就规定了民族的风俗习惯改不改由少数民族自己来决定。如果强迫去改，就会变成民族问题。）
+
+　　藏区，包括西藏、甘、青、川、滇藏族地区，人口很少，造成这个情况的历史原因，我今天不详细谈。这一次经过平叛战争，人口有所损失，减少了一些。这有几种情况，一、跑了一部分，不是死了；二、死了一部分，数目多少不清楚。战争打死了一些人，其中是上、中、下层，革命反革命，好人坏人都有。三、上层反动分子胁迫群众叛乱，对不听他的话的，他也残杀了一部分人。这些账，应记在谁的身上？跑了的，不能全记我们的账，其中因为我们工作没有做好而跑了的，可以记在我们账上。打死的，应该记在叛乱上层账上，因为叛乱是他们挑起来的。其中一部分因为我们工作中有错误而死了的，是我们的责任，如青海在一个时期，虽然宣布了对投诚分子执行“四不”政策，但是没有执行好，这是我们的责任。总之，凡是因为我们工作上的问题而死了的人，都记在我们账上。
+
+　　经武：关押的犯人中也有些非正常死亡的。
+
+　　李：当然，关起来了，他没有自由了，其中有一些人是没有罪死的，即使有的是有罪应该杀的，非正常的死亡，我们应该也有责任。所以甄别工作很重要。没罪死了的，要恢复名誉。要正视这种错误，那怕只是错死了一个人，我们也要重视这个教训。由于各种情况，死���一些人，从目前看，藏族有损失；从长远看，过去几百年藏族人口是越来越少，今后人民翻了身，枷锁去掉了，人口就会发展的。青海犯了错误，生产没有发展，西藏这几年的生产是发展了，生产是上升了。生产的增长，必然带来人口的增长。所以我想平叛改革虽然有错误、缺点，具体的说来可能有一百条一千条，青海问题更严重。有些干部违法乱纪，是犯罪行为，有一些是真心帮助兄弟民族而犯了错误，西藏的情况，我比你们了解的少。大师报告中写的一些缺点、错误有的我知道，有的我不知道。也有一些情况，我知道，大师不知道。但总的来说，藏族同志比我了解得多，应该尊重藏族同志的意见。我看，平叛、改革这场阶级斗争，有错误，有损失，但是几百万藏族人民真正得到了解放。大师的这个报告，一是反映缺点、错误不少，也反映出藏族群众的解放。
+
+　　习：特别是报告的前十几页，反映了情况，也反映了前景。
+
+　　李：目前困难是有的，但藏族这个民族，毫无疑义的是要发展的。我们工作中有缺点、错误，错死一个人的教训都要重视，人命如天，决不能视人命如儿戏。昨天我说了对缺点错误，有什么纠正什么，有多少纠正多少，这是党中央的主意，毛主席的主意，我们一定要执行。
+
+　　关于民族主义问题，我在民族工作会议上讲了我的看法，有记录，同志们可以看，请藏族同志指教。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否凡是大民族主义都是进攻的？小民族的地方民族主义都是防御的？我看，大民族主义居于统治地位、主导地位的时候，是进攻的。但如果是在被统治地位的时候，就不是进攻的，如清朝时，汉族提出的“驱逐达掳，光复中华”，就不是进攻性的。当时这个口号是孙中山提出的，民族主义的口号，是革命的口号。但如果是我们党，就不会这样提。民族主义一般的讲，有进步的一面，也有反动的一面。达赖的叛乱是民族主义，他是反动的民族主义，是进攻的，不是防御的。满族在统治中国的时候是个小民族。但是，他是进攻的。凡是民族主义，不管是大民族的，还是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在他居于统治地位的时候，都是进攻的。现在藏区不是没有大汉族主义的，青海严重一些，西藏也有。藏族中，有没有民族主义？也不能说一个也没有。谁有就谁有，有多少就是多少。如果汉族干部在民族地区居于领导地位，他的民族主义就是进攻的。但是地方民族主义也不都是防御的。1957年至1958年地方民族主义配合右派进行猖狂进攻，那个时候，地方民族主义是进攻的。
+
+　　不论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具体情况要进行分析。一般说，我国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汉族人多成王，容易看不见少数民族的特点，抹煞少数民族的特点。大汉族主义严重的地方，地方民族主义也就要多一些，因为他要反抗。所以一般的说，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要克服大汉族主义倾向，这是方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帮助兄弟民族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有大汉族主义思想的人，没有资格，也没有力量帮助兄弟民族克服地方民族主义。这几年，大汉族主义有所滋长，大师报告中提出大汉族主义问题，对我们工作上是有帮助的。
+
+　　宗教问题。在大师报告中，占很重要的地位。其中有一般问题，也有带具体性的藏族地区的问题。一般性的问题，在民族工作会议上我讲了两个钟头，是我报告的重要部分，有记录大师可以看，我不想讲了。行不行？
+
+　　班：同意。
+
+　　李：藏族地区的宗教问题，这几年一是平叛一是改革，对宗教牵动很大，有错误有缺点，有些做得过分了，过火了，在寺庙中改革时，运动中形成了一种反对宗教的情况，我看是有的，（班禅微笑，向经师恩久示意）所谓过分，就是寺庙留少了，喇嘛留少了。至于烧经书，打寺庙佛象，那是表现了没有文化，没有知识。
+
+　　（习：经书、佛象、寺庙建筑都是文化，历史文化，破坏是不对的。）
+
+　　（李：宗教中有哲学、文学、艺术，天文、地理……。）
+
+　　班：还有矿物学、自然科学。
+
+　　李：很丰富，用粗暴的办法搞掉，我看这是没有知识，要我就不这样干。干了，就要批评，要认错。应当放在那里，请你们处理。它本身又不是封建压迫剥削制度。
+
+　　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有几条中央是有明确规定的：一，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我就不解释了。二，有信仰就要有相应的宗教生活，一定的宗教活动场所—���寺庙，一定的宗教人员，经典等等这是宗教生活的条件。
+
+　　这几年变化大，这些东西太少了，不仅你们少，新疆、甘肃等地区也少。怎么办？依照人民的需要同宗教界商量，需要留多少留多少，不够可以恢复。请你们和工委的同志商量一些具体办法定下来。
+
+　　还有一个问题，大师要搞三、四千专门念经喇嘛，应该执行。没有做到要做到，尽可能的做。经典文物要搞宗教的高级知识分子去研究整理。这也是定了的。西藏大可作一些工作。愿意还俗的喇嘛还俗，愿意回寺的喇嘛，也可以回寺。
+
+　　关于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问题。大师提出寺庙能不能变成反宗教的基地？能不能让反宗教的人掌权？要我答复。我看，寺庙是宗教活动场所，当然不可以成为反宗教的基地，反宗教的人也有自由，但不要在寺庙内工作。反宗教的人是有的，我就不信仰宗教，但是我也不反对你们信宗教。如果有人要反对，也可以有自由，他要写文章、发表演说等等。我们说可以不要这样搞，这样搞，不利于团结。
+
+　　过去我同班禅就谈过宗教问题，大师把它归纳成五条，我是同意的，毛主席也同意。应该执行。宗教改革（不是说它内部的压迫剥削制度的改革），是宗教界自己的事，改不改如何改，我们不加干涉。
+
+　　上面这些有的是中央规定的，有些是中央同意了的，可以根据这些原则去处理问题。
+
+　　还有一个寺庙管理问题，我的意见寺庙要实行政府管理和寺庙内部自治相结合的办法，政府是一切都要管的。寺庙必须遵守政府的政策法令，在遵守政府的政策法令的原则下寺庙的宗教事务可以自治，自己管理。在民主改革中，政府派干部到寺庙是可以的，现在改革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派干部去管了，应让他们自己管理。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供你们参考。根据这些，请工委、筹委的同志们商量定出个办法，报中央备案就可以了。中央的许多政策，都是早就有了的，缺点错误是执行中的问题。宗教问题，是个大问题。我们必须重视。你们商量出来一个办法，我们还可以发给各地参考。
+
+　　（经武：（向班禅）我们商量个具体解决办法。）
+
+　　班：（点头赞成）
+
+　　现在全藏区的寺庙民管会，大多数都是反宗教的人在那里把持着，是开除他们呢？还是怎么办？民管会是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呢？请明确答复。
+
+　　李：我的意见很明确啊！
+
+　　习：他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要你们协商确定。
+
+　　班：我有经验，这里不定下来，回去后不好办，解决不了。有时候我们吵得面红耳赤也是不解决问题，去年在扎什伦布寺选举民管会，原来民管会的成员都是有问题的，我说要撤换，夏辅仁同志也在，他们一定要保护，吵来吵去，只去掉了一个。他们给我讲这是党的干部政策等等。我有什么办法。
+
+　　夏：大师是扎什伦布寺民管会的主任，民管会的名单是你同意了的。
+
+　　班：字是我签了，那是你们一定要保护，我没有办法。
+
+　　经武：不信教的不参加民管会，这一点我同意。
+
+　　班：这样做我就没有意见了。能这样办，那怕只剩下一个喇嘛也不后悔。寺庙是群众需要才建立起来的，如果这样做了，寺庙都关了门，我也不后悔。
+
+　　李：还有几点，过去是那么个情况，只有政策方针，又不是写在一起的，没有定出一个具体办法，我的意见，你们商量一个具体办法，由自治区政府用命令公布。方针是中央已定了的，每一个地区的具体办法，中央不好具体规定。还是你们在座的同志商量定出一个办法好。如果需要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民委的同志参加，也可以参加。商量办法的时候，如果有的条文意见不一致，可以把两个意见都写上报告中央决定。
+
+　　经武：扎寺的民管会，大师是主任，你如果不满意，回去可以重新改选。
+
+　　班：我是主任，民管会成员名单是我签了字的，但不是那样情愿签了字的。我在这里讲的话，回到家里要受批评，（据说是指经师）批评我也要说。
+
+　　习：谁批评你啊？
+
+　　班：我不说。
+
+　　平：批评你，你不同意，可以告状。
+
+## 班：自己家庭内部的事，告什么状。
+
+　　李：看得出，你是有些气的。有气就出，有气找我们统战部出，说明我们统战部还象个样子。
+
+　　班：有气不出，做工作也不好办，解决不了问题。
+
+　　习：你出气，选在这里出很好，欢迎你在这里出气。今天你的气如果没有出完，还可以专开一次会议让你出气。你出气我们就受气。
+
+　　经武：大师的报告是为了解决问题的。
+
+　　班：是，我不是为告状的。
+
+　　李：我们之间，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就是按毛主席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解决问题，吵是为了团结。为了解决问题。经过批评和互相批评解决了问题，可以达到更好的团结。总是不离开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
+
+　　刘：彭真同志和你说过为了共同的事业一百年要团结，一万年也要团结。
+
+　　习：每吵一次是团结得更好了，不是团结得更差了。
+
+　　李：剩下的几个问题很简单了。大师报告中提到的人民生活问题，很重要。中央对西藏有个指示，5年内搞个体所有制，加上点互助组，等价互利，家家富裕。要坚持这个方针。最近请内蒙的同志介绍了内蒙牧区的经验。内蒙的经验是好的，稳当的。当然也不要照抄。你们西藏有个牧区政策30条，我看修改以后可以报国务院修正公布。改善人民生活要尽一切办法去实现。至于青、甘两个藏区的情况就不同了，那里的问题比较多，要逐步解决。
+
+　　团结上层问题，我看以爱国为标准，不要要求太高了。动摇的不坚决反对我们的，都在争取之列。
+
+　　经武：还有民主教育。
+
+　　李：教育工作要做，是另外一个问题。把团结工作做宽一点。
+
+　　习：就是反帝爱国的标准。
+
+　　李：爱国就是要反帝，两者是统一的，或者还是提反帝爱国，这样做好不好，请你们考虑一下。这里还包括甄别释放出来的人，无罪释放后要放在人民内部，罪不大的，释放后也放在人民内部，还有外逃回来的人，也是这样对待。
+
+　　关于干部问题。大量的基层干部，是平叛、改革中培养出来的积极分子。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和他们经验不足、水平不高，是有关系的。这里面也会有少数的为非作歹、无法无天、违法乱纪的分子，有假革命，投机分子。究竟有多少，我说不很清楚。
+
+　　习：整个说是少数。
+
+　　李：总之，是个少数。一般说平叛改革发展生产是他们在那里直接搞的。上面是领导指挥，没有直接搞这些事。军队是打仗的，帮助地方工作，所以实际工作都是他们做的。如果说平叛、改革的成绩是主要的，取得的胜利，功劳簿上有他们一份，我想除上面说的为非作歹的少数人以外，其他人是在工作中有些缺点、错误，他们多数没有经验，同时上面也有责任，工委也有责任，开始时，有些事工委也没有经验。你们会想得那么周到？我们中央统战部也没有考虑那么周到的。过去和达赖打交道，没有准备改革。57年大收缩许多人都回来了。所以改革以来基层干部没有经验，幼稚。工委也不是什么都想到了。
+
+　　习：边打边改，整个说来是没有准备的。
+
+　　李：改革是被迫上马的。这是客观原因。工作中发生了问题，把责任都推到基层，说不过去。发现问题以后工委在改，中央也在催促改，但是有些抓得不紧，不及时。所以被动。我看对中下层干部，除少数假革命的人外，还是应该采取批评教育的方针。就是对那一部分假革命的人，也是要教育改造。对中、下层干部，我主张采用轮训的办法。要总结工作，指出工作中错在那里，分清是非，使他们知道那些是对的，那些是不对的，提高认识。轮训干部首先要训练一批做教员的中间干部。你们在座的各位都可以去讲课。经过训练以后，再把他们派下去，办训练班。对这批财富，我的意见是采取这种积极意见为好。我们才入党的时候，也是许多事不懂的。强迫命令也搞过，现在高明点了。知道强迫命令不对，不会再搞了。
+
+　　筹委会的工作要充实，主席总理都这样讲了，有一个时期，筹委没有多少事做。班禅大师的报告提了个文字问题，我的意见已讲过了。过去大师还提过工委的部长兼筹委的处长，很少到筹委办公，现在要到筹委办公，这也是已经定了的。我看，今后凡是政府的工作，都要经过政府去做。这几年，不仅是西藏，内地的许多政府机关也是没有什么事做。
+
+　　（经武：就是说，不光是少数民族地区有这个问题，汉族地区也有这个问题。）
+
+　　李：党委注意党的工作，掌握政策方针，进行调查研究。而且不是光由党委来掌握。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要通过各级党委起核心作用。党应该团结党外群众、各兄弟民族党内外干部共同商量决定问题。在西藏地区，凡有关西藏的重大事情，都应该和藏族干部和群众商量解决。一时不同意的，要等待，继续进行协商和调查研究。不要心里不同意就签字，以后再也不要出现这种情况。（经武：对。）党委掌握方针、政策，要和少数民族人民干部结合起来，才能掌握得准。今后政府的工作由政府做，重要的事情，党委要和藏族干部和人民商量决定。这两条是重要的，有了这两条，就有职有权了。
+
+　　习：工委是反映了人民意愿的。要把工委的意见尽可能的变为筹委的意见。
+
+　　李：工委是核心领导，如何实现，我看要按这两条办。现在我从旁看，是有些问题的。
+
+　　经武：对，旁观者清。
+
+　　李：我还提议，你们两委定期开开神仙会，交交心，出出气。互相实行“三不”政策。一次谈不清楚的问题可以慢慢谈。
+
+　　习：形成习惯了，就好了。
+
+　　李：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保留，养成习惯逐渐推广到各处局、各分工委、县委。我们在这里开的，也是神仙会。经师有气也可以在这里出，经武、国华有气也可以在这里出。
+
+　　习：这样就可以通气了。
+
+　　李：我的意见讲完了。没有和大家商量，也没有请示中央，完全是个人意见。大家对我也是“三不”。但是，不对的，完全可以批评、反驳。批评不等于戴帽子、抓辫子、打棍子。我对大师的报告有相同的意见也有不同的意见。大师对我讲的完全可以批评反驳，你讲一、二天都可以。这是总理交代给我们的任务，要你和我们大家交换一下意见，你有责任，我也有责任，大家有意见要讲。不然对大师的报告只是我讲了一篇，也不好向总理交账。
+
+　　你看这个会还开不开？
+
+　　班：还要开。
+
+　　来源： 《会议参考文件之三（绝密）》内部文件不准外传，1962年8月8日印。

CCRD/2/5/8/000021.txt

@@ -0,0 +1,271 @@
+# 习仲勋、李维汉等同志和班禅谈话纪要
+
+　　时间：1962年6月25日
+
+　　地点：人大会堂福建厅
+
+　　（参加人：习仲勋、李维汉、平杰三、刘春、张经武、张国华、夏辅仁、张承武、多杰才旦、智泽民、江平。）
+
+　　班禅、阿沛、帕巴拉、计晋美、恩久·洛桑群培、贡保才旦、纳旺金巴。
+
+　　翻译：徐洪森
+
+　　记录：梁奋、任仁
+
+　　习：我的话不多，维汉同志讲了两天，他说是个人意见，不代表中央，但是可以代表我，我的想法他都讲了，我完全同意他的论点。
+
+　　大师的报告我看了一遍，另星的又翻了一些。报告的头一部分有十几页，写得好。这一部分确定了西藏是祖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必须在祖国大家庭内才能发展繁荣。同时，也指出了美好的前景。我认为必须有这个看法。有了这个看法，才好在各方面做文章。这一段是你报告的总纲，我完全同意。
+
+　　报告的第二部分，讲了8个问题，最后归纳成3个问题，即：民族、宗教、人民生活问题。都提得很重要。证明大师出去转了一趟，看到了和听到了一些实际情况，在人大会议期间，藏族同志也向你反映了许多情况和问题。这些情况问题，不论看法对不对，你提出来，是很好的。我个人觉得这是个好报告。研究了它，给我上了一课，有好处。报告中写的一些材料、情况，无论是在西藏还是在其他藏区，都是有的。问题在于那些缺点、错误是大量的、普遍的？那些是个别的？个别性的问题，也许很严重，但是在正常情况下也有，所以要进一步分析。大量的普遍的问题，领导上要注意纠正，个别的也要注意改正，不改也不好。但是把个别的看成是普遍的，把一点当成全面，是不好的。当然，把大量普遍当成个别的也不对。我觉得报告中应该斟酌的就是这个问题。大师写了这个报告，也想知道那些观点对，那些观点不对，即使有把个别的当成普遍大量，把普遍大量的看成个别的情况，也不要紧。这不影响大师写这个报告的动机。大师写这个报告还是好的，有这种情况，也是很自然的，掌握客观情况不容易。我们当事人也犯主观主义，何况是旁观者呢？所以并不奇怪。你的报告写得不全面，是可以理解的，把问题提出来，可以大家商量。
+
+　　从大师的报告看，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从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在很多的重大问题上，中央的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发生的缺点、错误是执行中的问题。中央的方针政策对，也还需要搞一套具体的实施办法，西藏的情况是很复杂的，西藏发生的问题，从全国说是新的问题，情况变动很大，把政策完全搞出一套切合实际的实施办法也不容易。现在看，工作中有一些具体办法没有跟上，大师的报告也指出了这一点。办法没有跟上的原因，一是主观上有疏忽，就是说工委有疏忽，因为工委是领导；二是缺少经验，工作中发生了一些问题。我觉得这样看比较好，可以从中学习取得经验，做好今后的工作。
+
+　　从你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你对大的方针政策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是不是这样？
+
+　　班：是的。
+
+　　习：中央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具体的实施办法搞不好，不仅可以犯一般错误，而且可以犯大错误，因为办法是体现政策的。目前在西藏还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工作中发生了一些一般性的错误。一般性的错误也要纠正，早纠正好，晚纠正一天就会多一天损失。
+
+　　我们对工作中的成就要说够，缺点也要说够，这才是严肃的态度。成绩不说够，不仅是领导的问题，而且是个群众的问题。说够了才能鼓舞群众，才不是给群众泼冷水。缺点不说够也不好，不说够，小缺点会变成大错误。大师报告中这一点是好的，对工作是严肃负责的态度，是党所要求的。我们对缺点有时是没有发现，而不是发现了不去纠正。发现缺点错误，需要有个过程，不是一下子就能看清楚的。因为人们对问题的反映，不是全面一下子能做到的。我们对缺点错误，认识不到没有办法，只要认识到了就马上纠正。
+
+　　大师在报告中，除讲了西藏的问题，也讲了青、甘、川、滇四省藏区的问题，把这些藏区的问题反映出来很好。我想西藏的问题与其他四省的问题是有区别的，甘肃和青海的情况也不一样。在我看，青海比甘南更严重。甘、青和川、滇的情况也有不同，性质也不完全一样。大师也对我说过阿坝的情况，四川比甘、青好。
+
+　　（刘春：去年我们派了一个工作组到四川阿坝看了一下，四川的情况��实比较好，同甘南是不一样的。）
+
+　　习：大师说在宗教问题上，这几个地区情况是一样的，我看宗教方面是有问题的，有一个时期问题很严重。但是宗教问题和人民生活问题摆在一起，那个问题更重要呢？人民生活问题更重要。人民要有饭吃才能去搞宗教活动，没有饭吃也不能搞宗教活动，大师也同意我这个看法吧？人民饿肚子，怎样进行宗教活动呢？要实事求是地、心平气和地才能把问题看清楚、看准。西藏、甘、青、川、滇这五省情况是不一样的，有些地方的情况很严重，是带方针性的，有些是带一般性的。甘肃、青海与四川、云南的情况不同；川、甘、青、滇与西藏的情况又有不同，当然这几个地方，在个别问题上情况是差不多的，都是很严重的，但是不能说整个的藏区情况都不好。如果这样说，是不公正的，不准确。不准确关系也不大，但应力求准确。这样才能比较客观、才能比较符合实际。
+
+　　大师去青海以前，气少一些，去了以后气更多了。我觉得你生气是有道理的，当时青海虽给你汇报了情况，但是讲得不够，你听了有气，要我听，我也是有气的。大家立场是一个，你是为了搞好工作，我们也是为了搞好工作，过去工作上搞错了，你回来了我把情况都告诉你，不应该有所隐瞒。我对你说过，要求你对我们坦白，我们对你也要直爽坦白，我们之间不应有间隙。从这一点说，我们取得了合作共事的经验，就是要坦率直爽相处，其实，你去青海的时候，问题已经揭开了，正在纠正，还有什么值得隐瞒的呢。如果是高峰时代，怕你抓住把柄，不讲情况还可以说，现在中央已经揭开了，已经在纠正，还隐瞒干什么。
+
+　　（刘：据我知道省委袁任远同志当时汇报情况还是清楚的。）
+
+　　习：总是讲得不大自然，省委讲的情况是清楚的，但下面汇报的情况就不够了。大师到下面去，是把你当自己人还是当外人呢？在中央，中央统战部，是把你当自己人的，去青海，省委也是把你当自己人的，但再到下面就不一定了，下面的干部就可能不把你当自己人。不但你，就是我们这些人下去，也有些干部不把我们当自己人，有些情况也不一定对我们说。对这一点你不要介意。因为虽然我们都是国家领导人，你是副委员长，但下面同志认为你是活佛，这一点还是有不同的。要他们完全把你当成自己人，这还需要一个过程，经过一定的时间，他们了解了你不但是个活佛，而且是个爱国的活佛，是个很好的国家领导人，就把你当自己人，你讲的话，他们就会听。
+
+　　还有一个问题，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我们都是拥护的，这一点大师也很明确。在西藏说拥护党的领导就是确认工委的领导，这一方面大师也是没有问题的。你对工委有没有意见呢？我看意见你还是有的。不过不是不承认中央的领导，不是不承认工委的领导。
+
+　　李：意见彼此都有，你对工委有意见，他们对你也有点意见。
+
+　　经武：有意见是很自然的，党内同志间还有意见嘛。
+
+　　习：我和大师谈过一次，大师表示对工委领导是拥护的，这很好，从报告中也可看出这一点来。至于意见，可能彼此都有一点，这也是自然的，我们在这里开几天会，就是让你出气，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一个开端，你们回去也要这样做，有气就出，有意见就讲，问题要商量解决。
+
+　　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看到经过一场大斗争，达赖反动集团分裂出去了，经过平叛改革工作，我们对西藏工作已经初步的打下了一个基础，就是在祖国大家庭内、发展繁荣的基础。错误、缺点可能有千条万条，但有了这一条，缺点、错误都是可以改的。要珍惜我们这几年的工作，不能否认工作中的成绩，真正发展我们的力量，达赖现在在印度就在看，他梦想我们在西藏搞的这一套垮台，班禅垮台。我们要叫他的“如意算盘”不能实现，就要兢兢业业，谨慎小心的搞好工作、搞好团结，首先是搞好团结，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我们搞不好，达赖会笑，尼赫鲁也会笑，不要让他们看我们的笑话。这就要在工委的领导下，把工作做得更好，把祖国建设得更好。尼赫鲁现在在笑，但不要让他笑到最后。尼赫鲁放反共的卫星，我们放革命的卫星，在这一点上要和他竞争。
+
+　　我们开了几天的会，不是万事大吉，问题都解决了。大师报告中提出的具体问题，按维汉同志提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发现了，就要去解决，把消极的变成积极的，把坏事变成好事。在改革中发生了斗争活佛，也斗了计晋美。我看这些事发生了也好，大家知道了这样做是错误的，以后就不会发生了。有气要出，光出气也不行，具体问题还要共同商量研究解决。西藏的工作任务很重，内部的事情很艰巨，外事也很艰巨，西藏处在国防前线，还有敌对斗争，叛匪在搞尼泊尔，占了尼泊尔的县政府；派特务叛匪在尼泊尔捣乱，是尼赫鲁、达赖的集体创作。他们对尼泊尔这样搞，还不搞西藏？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推翻西藏现在的领导，进行复辟。这个斗争不但现在有，而且是长期的、艰巨的。我们内部要很好的团结，不很好的团结应付不了这个局面。西藏的工作困难是有的，但也有办法，有希望，前途是光明的。
+
+　　（班：李部长、习副总理很忙，身体也不太好，抽出时间来同我们谈了3天，指示的很明确，首先表示感谢。）
+
+　　以西藏为主的5个藏区的情况，自己把看到的、听到的提出了个人的看法认识，写了这个报告。这不仅是我个人的看法，而且是所有藏区广泛人的看法。除了这个报告写的以外，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也没有必要再谈了。
+
+　　西藏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西藏工委的直接领导下，在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其他藏区在各省委的领导下，都取得了很大成绩。西藏发生了叛乱，其他藏区也发生了叛乱。对叛乱应该平息，不平叛是不行的，因为这些叛乱是反党、反对祖国、反对人民的，是罪恶滔天的，只有平叛才符合人民的利益。平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是伟大的、有意义的、千百年没有的。千百年来，西藏人民在黑暗的农奴社会制度的压迫统治之下，过着痛苦的生活，经过两年的平叛、改革，他们已经站起来了，提高了觉悟，走向光明的幸福道路，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今后他们将继续沿着民主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这是肯定的、无疑的。总之，西藏和其他藏区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成绩是不能相比的，我在报告中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认识的，在座的藏族负责同志也是这样认识的，藏族中90％以上的广大群众也都是这样认识的。
+
+　　过去在藏族地区，剥削阶级和过幸福生活的人是少数，而受剥削、受压迫和过着痛苦生活的人是多数。不管怎么说，现在过幸福生活的人是多数，因此藏区应该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革命。我个人在过去过的生活也是幸福的，但是我们认识到那种生活是腐朽的、罪恶的，这是我们能够合作的基础。
+
+　　前几天，彭真同志给我们作了指示，彭真同志说，你们过去站在反帝爱国，90％以上的人的立场上是对的，今后还要站在90％以上的人的立场上。立场是重要的，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也就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彭真同志并且还介绍了党的历史，给我们作了许多内部的指示。我们也认识到，立场是重要的，只有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才能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如果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而能革命犹如太阳从西方出来一样，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西藏也有少数人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假装积极，甚至比积极分子还积极，他们受到表扬，而真正拥护改革、拥护共产党的真积极分子，却受到了批评，经过了3年，那些积极分子，有的已经暴露出来了，有的还未暴露出来，再经过3年、4年，他们就会暴露出来的。真的毕竟是真的，假的毕竟是假的，从实际表现中就可看出来。我认为自己是站在党和90％以上劳动人民的立场上的，自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自己认为立场是很稳的，别人对我是不是这样看法，我不知道。1957年尼赫鲁访问亚东，索康去迎接他。索康到日喀则时来朝拜我，他对我说，我们都是穿黄袍马褂的，是一个立场、一个阶级，将来也都要改革，区别只不过是你们是和平改革，我们是武装改革。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日喀则的改革说是和平改革，但是，斗也斗了，骂也骂了，是不文不武的改革。
+
+　　李：错是错了，但是日喀则的改革还是和平改革，同山南等地的改革有原则的区别。
+
+　　班：骂我是反动派。
+
+　　李：错误是错误，让我们承认一千遍一万遍都愿意，但是这不是中央的意思，也不是工委的意思。
+
+　　班：日喀则地区的改革，说是两反（反对乌拉差役制度、反对奴役），但是，在实际执行中，有几个月和斗争叛乱分子的方式方法一样，只是没有关起来罢了。当时张代表不在，我和张司令员吵了几次。我说，你们认为我怕关、怕杀头、才革命的，这是不对的，如果说要出气的话，我那个时候就已经把气出了。我并不是不会客气、不会奉承，因为我考虑到奉承没有什么意义。过去西藏地方政府掌握政权、力量大的时候，就有人争取我，但是我的立场是站稳了的，当时我不是不能叛乱，也不是没有力量。如果我要是叛乱了，一是被捉住，一是被打死，这也是尘世上的规律。
+
+　　李：我看就是没有力量，达赖也没有力量，他还不是失败了吗？你是反帝爱国的，谁要怀疑这一点是不对的，但不要说有力量叛乱，这个话过去我曾听你说过几次。一个政治家，讲这些话不好，这样说对你是不好的。在我们这个会上说说是可以的。
+
+　　习：这样说不好。
+
+　　经武：我们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要这样讲。
+
+　　班：在日喀则改革中打击了我，民族、宗教受到了打击，但我认为这不是中央搞的，如果是中央搞的，党也不会有这样大的声誉。我认为那是下边干部搞的，我也向工委提了。我说自己的立场是坚定的、是爱国进步的。自己老这样说没有必要，以后可以让事实来证明。我现在才25岁，准备再活25岁，事实可以证明。当然，也可能今天下午得个暴病死了，那是另外一回事。我的这个报告，也是站在90％以上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写的，不是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写的，正如习副总理所说，前面十几页是总纲，这是符合我的思想原意的。虽然成绩写的不多，但是，是很重要的，如果要写，别说一本，写几本都能写。
+
+　　李：你过去的报告对成绩讲了很多了，上次你在北京、上海等地都讲得很充分，没有必要再讲了。现在应该提出些问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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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所以写了成绩接着就写问题，提出与西藏各阶层有关的8个问题，其他兄弟省写了3个问题，每个问题的前面把我所知道的党的方针政策都写了一下，这表明我对党的方针政策也是了解的。同时每个问题的开头，也都说了这不是领导搞的，是下边干部搞的，但是错误很严重，从错误的程度上说，有轻有重，从范围上说，也是有区别的，有的是部分的，有的是个别的，对兄弟省的情况，只写了青海、甘肃，没有写四川和云南，虽然也知道一点，但没有把握。每个问题上也写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最后也说了自己的水平很低，所反映的情况，有的是听到的，有的是看到的，但是我并没有专门派人到下边去调查了解。因此我在报告中也说，这些情况是不全面的。我对同志们的指教抱热烈欢迎的态度，我给别人提意见，我也欢迎别人给我提意见。
+
+　　习：对，这样我们才能心意一致，合作的好。
+
+　　李：毛主席提出的公式就是团结——批评——团结。
+
+　　（班：如果不说，客气一辈子，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我们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毛主席是经过考验的，是世界上难得的英明领袖。你们对毛主席是坚信不移的，我也是这样。这和过去的封建国王集权不一样，我们对毛主席是真心拥护的。我们有统一领导、统一前途。这个前途就是消灭封建社会，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社会，将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使人人都过好的生活。）
+
+　　（你们是这样想的，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们的思想是一致的、前途是一致的。现在我不是党员，是被叫作先生、朋友的对象。）
+
+　　习：我们是同志。
+
+　　班：你们称我们同志，是对我们的爱护，也有应该叫同志的成分，因为我们有统一的领导、统一的思想、统一的前途，我们象水乳不可分一样，从这方面说，也可以说是同志，所以自己的信心是百倍的。从我个人来说，年龄小能力差，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形成了班禅的地位，在中央是副委员长，在西藏是自治区筹委代理主任委员，也是一个工作人员。从工作上考虑，才写这个报告，不是机会主义者，借着党号召大家来提意见的机会，来这么一下。如果现在有测量人的思想的机器，我可以把我的心拿出来给你们看。
+
+　　李：你的这个报告不是机器吗？言者心之声也。
+
+　　班：你们也是这样认识的，自己感到恩惠很大，我写这个报告的时候，曾有不少人给我说不让我写，说你写这个报告会受打击的。
+
+　　经武：前个时候我们给你说过，说这样话的人，不是真正的好朋友。
+
+　　李：他们是替你担心，怕你写出来受打击。
+
+　　班：怕给我戴帽子。但是我还是写了，我想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不过，中央会不会说我借这个机会进攻？
+
+　　李：我看了报告，感到大师内心也是有15个吊桶，七上八下的，这点你放心。
+
+　　班：这些问题虽然是过去的事了，还是提出来让中央知道好，对今后工作有好处。由于自己的水平很低，连写带翻译共用了3个月时间，搞得自己很困难。中央和主席对我的恩惠很大，自己是个工作干部，还是要作工作，每月拿700多元的薪水，虽然有困难，还是写了，不能光吃的很好，住的很好，不作工作。这样就成了好吃懒做的懒汉了。当然，这个报告中，有对的也有不对的，总的说，你们认为我的态度是真诚的，我表示非常感谢，这很有利于鼓励我今后工作的干劲。前两天和今天李部长、习副总理对我作了很多指示；我提出的要求和希望，如果是自己没有听错的话，都答应了，没有说不同意；有些问题说我的观点不对，今天我也不马上承认不对，我考虑一下，如果是不对的，我再承认，对的，我仍然要坚持。我的要求是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群众生活问题、释放犯人和上层问题。平叛改革是过去的事了，具体的如何办，回去同工委商量，但总的说，都是同意了的。最后是总理总结、指示。今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工委即在座的张代表、张司令员、夏书记及其他书记的领导下，在合作共事的基础上，对党的方针、政策，提出个人的意见，如今天在人民大会堂里决定了的，回去后就应该执行，如不执行，我只好再写第二本报告，也没有别的办法。甘肃、青海的问题很大，希望中央积极的纠正。使人民能够认识到这不是党中央的问题，是下面干部搞的。我个人今后一定要尽力的做好工作，同时我也坚信阿沛、帕巴拉等在党的领导下，也会很好的工作的。对藏族干部我们负责教育，注意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
+　　李：你们批判地方民族主义，我们批判大汉族主义。列宁、斯大林就是这样主张的。
+
+　　班：如果汉族干部有大汉族主义，就请几位书记教育纠正，我们没有办法。
+
+　　经武：肯定会有，如果没有就不会出这些乱子。
+
+　　班：今后有什么，就纠正什么。要认真地检查纠正，而不应该互相指责，我没有听到汉族同志说，这是藏族干部没有搞好，但是，在藏族干部中却有人说，这是汉族干部搞坏了。今后在合作共事中，好坏大家都有责任，过去在内地培养的藏族干部，作了实际工作，上面的藏族干部没有事情做，所以他们这样讲也是有根据的，我们都是这样的。今后在一起搞工作，有了问题，大家都有份。中央要打屁股，我们就一起挨，不怕。但是，过去发生的缺点和错误，我们没有责任，我现在没有什么后悔的，我尽了我个人的能力，所知道的情况都谈了，但有的听了，有的没听。
+
+　　习：不能说一点责任也没有吧！你可以提意见。
+
+　　班：我提了意见。
+
+　　张代表说，你虽然提了意见，我们不会记仇的，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回去做好工作，合作好，我表示感谢。代表和工委的几位书记，是党的老干部，是在毛主席领导下，久经考验的，眼光是远大的，不是鼠目寸光的人，会从长远的方面考虑的，我相信这一点。回到西藏后，要把团结工作做好，请中央放心。
+
+　　李：我也相信这一点，如不相信，就不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了。
+
+　　班：今后工作要稳、准，不要快。
+
+　　国华：过去有些过左过急，中央批评过我们，我们接受这个批评。
+
+　　班：改革后要办合作社，我们也有一份，我们也有改革后要办合作社的思想。作好群众的思想工作，把工作做好了，叛匪和尼赫鲁是怎么不了我们的，但如搞不好，象青海那样，我肯定的说是会出乱子的。西藏地处边疆，出了乱子会更麻烦的。不要快，要稳、准，最好不过了。如同骑马的一样，一直跑下去，就会摔下来的。关于青海、甘肃的问题，李部长和习副总理谈的不多，主要是谈西藏的问题，我希望中央对这些藏区也给些指示。
+
+　　习：他们从去年就开始纠正，现在已经好多了。在西北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主要是解决甘、青的问题。刘春同志也去了。但是贯彻执行要有个过程。
+
+　　班：听说陈毅付总理昨天在政协讲话说：有些老人听到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就买茅台酒喝，他们高兴的太早了。我们不会象他们一样，如果西藏出了问题，我在那里呆不下去，我一定会往北京跑的。叛乱分子如果抓到我们，一定会比在日喀则改革时斗得更厉害。我的胡子很多，拔我的胡子受不了。
+
+　　阿沛：大师的报告把西藏平叛、改革三年来的情况都谈了，肯定了成绩是主要的，同时也揭发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求和希望写得也很清楚，自己没有必要重复。今后怎么办？��部长、习副总理作了指示，班禅大师也讲了意见。成绩是主要的这一点，认识是一致的，至于缺点、错误如何解决，李部长、习副总理要工委和我们商量处理，按照毛主席指示的精神，缺点有多少，纠正多少，并且要我们回去做调查研究，这些指示都很好，我没有什么意见。
+
+　　李部长、习副总理指出西藏工作中发生错误、缺点的原因，是民主改革工作事先没有准备。1959年上层反动分子发动了叛乱，不能不平叛，边平边改，没有经验。这一点很正确。西藏原来确定6年不改，57年把军队和干部都精简了，59年叛乱发生后，接着搞民主改革，党的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但是要下面去执行，工委、分工委、县委都是领导机关，执行政策的主要是基层干部。基层干部中有一部分是内地来的，他们有内地改革的经验，但西藏的情况与内地不同，党对西藏的改革又采取了一些新的政策，他们对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没有经验；另一部分，是改革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藏族干部和积极分子，他们成份很好，也有觉悟，但没有改革的经验和进行改革斗争的知识。这些都是实际情况。因为改革没有准备，所以改革执行中发生了一些问题。对于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也是负责在做的。纠正的办法也订出来了，但这要基层干部去执行。所以李部长指出的教育干部这个问题很重要。对干部做好了教育，他们才能按上面制定的政策、办法去执行。方针、政策都是中央或自治区订的，大家都是心悦诚服的。但在下面执行中，往往有相反的情况，90％以上的上层都说上面说得好，下面执行的是另外一回事，上层认为，政策是策略，下面执行的粗暴，不仅上层有这种看法，群众也有这种认识。对各项政策包括检查纠正缺点、错误的办法，在自治区筹委会都谈过，大家是一致的，问题是如何使在执行的时候确实按政策办事，我就是有这一点意见，在武汉时，我曾同张经武同志谈过。
+
+　　关于其他藏区的情况，大师在报告中说了甘、青的情况比较严重，中央也是这样认识，并且现正在纠正。云南的情况可能好一点，四川阿坝的情况也可能好一点，这都是听说的。西康藏区的情况，天宝同志在西南时，曾给大师汇报。生活情况可能比较好，比甘、青的情况好，但肯定的说不如西藏。不但生活不如西藏，宗教和民族方面也不如西藏。现在西康藏区知名的人士只有两个人，宗教方面寺庙也没有多少。西藏除四大寺以外，二、三百人的寺，也算是大寺。西康藏区，二、三百人的寺，就算是小寺，现在这些都没有了。过去西康知名的活佛，有知识的有名望的是很多的，现在也是没有了，能听到的不多了。这次民族工作会议上，号召大家提意见，但是大家都没提，据我听到的情况，大家没有提意见的原因是：阿旺嘉措在人大会上发过言，他讲四川民族宗教情况都很好，后来问他在人大会上讲了些什么，他自己也说不上来。大家觉得阿旺嘉措在人大会上讲的话，不是他个人的意见，是领导上指示他这样讲的。这样就使别人觉得在民族工作会议上其他意见也就不能再提了。除此以外，还可能由于西康藏区没有发生青、甘藏区那么大的问题。对青、甘藏区的问题，中央是重视的，也在大力纠正。西康藏区没有青、甘藏区那么严重，中央可能注意不够，忽略了。宗教是和平利他的，上层中虽然有些参加了叛乱，但其中明大义的，还是有的，现在一个也听不到了。
+
+　　班：西康藏区宗教上有知识有名望的人我们都是知道的，但现在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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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沛：西康同西藏比较，西康的群众宗教信仰比西藏还深，现在这个情况群众可能是有顾虑的，西藏工委管不到西康藏区的事情，现在李部长、习副总理都在座，借这个机会把这个问题提一下。可不可以把宗教界中有知识有名望的放几个出来。能放几个出来群众是拥护的。
+
+　　李：放什么人，你们可不可以开出一个单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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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沛：可以。
+
+　　班：我的话多，再说几句。阿沛的意见，我完全同意，并且支持。青海、甘肃藏区的情况是严重的，有一些是不可告人的。中央很重视，批评也是讲这些地方，我相信这些地方的问题能够纠正过来。在民族工作会议上，青海的代表都说，这一下好了，批评了我们，以后我们那里缺点、错误可以彻底纠正过来了。西藏的情况，中央是知道的，工委也表示了纠正缺点、错误的态度，我们也叫喊了，今后改不了，我们还会叫喊。西康的情况，在这里没有人说，但是可以肯定���康藏区的情况比西藏更坏。在藏区中情况最好的是西藏，但是还有问题，还有我们这些人叫喊。没有人叫喊的地方的情况怎么样？那就不用说了，可想而知。在西南的时候，我曾请求谈一谈四川藏区的情况，天宝向我们作了介绍，但说的都是成就胜利，我是不大相信的。到云南以后，天宝又谈了一些情况，还是隐隐藏藏的。对我们想去西康，也有些怕。所以我认为对西康藏区的问题可能有忽略的。因为，西康藏区从1956年就叛乱了，有能力的人都被打掉了。从1956年开始，西康藏区就象揉皮子一样，揉了很久，而且是带着血揉了很久，很多人都没有了，也没有人再叫喊了。西康藏区的人对我们说，那里什么都没有搞好。但是在开会时，他们又说什么都好。这时他们的做法不对，但是西康藏区的问题，请中央关怀一下。因为他们也是人。象喜饶嘉措那样在宗教上有学识的人现在是很难找到了。但原来是有的，西藏也有，都被关押起来了，搞得没有了的，所以我说宗教工作没有搞好，没有成绩。在我的报告中，对宗教问题的写法同其他问题的写法，是不一样的。关押的宗教方面的上层人士，希望中央能放一点出来。名单我们知道的可以提。去年在西藏准备放一些人，提了名单，如敏珠林活佛，土登丹达等等，工委批准了，筹委也协商了，张代表也下了释放的命令，执行人也在这里，但是到现在几个月了，也没放，不知道为什么？是否请中央对执行的人审查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
+　　李：决定放了吗？为什么没有放呢？
+
+　　班：计晋美提出放一个人，工委说是放，但又找不到人，今天说关在这里，明天又说关在那里。
+
+　　李：对朋友，问题要谈清楚，能同意的就同意，不能同意就不同意，问题要实事求是的查清楚。
+
+　　班：在宗教、民族问题上，请确实给以帮助，在这方面的情况是值得一哭的，我也哭了。上面说得很好，下面就是不执行。在封建制度的时候，也是要执行命令的。现在的制度这样严，可是下达命令时，下面却不执行，对这些事，我们感到惊奇，甚至惊奇到脑子都要裂开了。
+
+　　李：决定放了的不放，你可以提出质问。
+
+　　班：阿沛说90％以上的上层怀疑政策是策略，执行的是另外一回事，其余的10％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也有怀疑，我们也不知道那些政策是真的，那些是假的。我们有时也想，为什么会这样，也感到很奇怪。
+
+　　帕巴拉：关于西藏和其他藏区的情况，大师的报告讲得很详细，对大师的报告，我们在这里谈了3天，李部长、习副总理作了指示，我都同意。关于西藏工作，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到现在的工作成绩，大师的报告也写了，阿沛也谈了，我自己都同意的。关于西藏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是不能和成绩相比的。工作的成绩，我就不一一的说了。阿沛说的，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下面干部不执行，所以上层认为党的方针、政策是策略，宗教问题上也是这样。上面说宗教信仰自由，但下面执行时就不一样了，其他方面的缺点错误也很多，我听到的，和班禅大师报告中写的一样，不再说了。宗教问题上提两点希望：一、民主改革时有些年纪大的喇嘛都回去了，但在家里还是喇嘛，现在他们中大多数想回寺，是否能按自愿原则，愿意回寺的，允许回寺；现在在寺的有些喇嘛想还俗的，也可以让他们还俗。前天李部长说寺庙少了，喇嘛少了，我认为不一定是寺庙少了、喇嘛少的问题，群众需要寺庙和喇嘛就应该有，不需要就算了。留下的寺庙，要搞好，喇嘛要真正的信仰宗教，要干净，不干净，留很多也没有意思。二、去年大师提出在拉萨几个寺的两千多喇嘛中要搞一些专门念经喇嘛，进行了试点。现在看喇嘛劳动多了些，经念得少了些，是否减少一点劳动，不要变成生产队，使多数喇嘛都能学点经。
+
+　　以昌都地区来说，昌都本身没有正式叛乱，但除昌都寺以外，没有寺庙了，寺庙都变成了工作队的驻地和军队的兵营。昌都寺住了军队，还设了监狱。去年统战会议后，监狱搬走了，军队还住在那里。昌都地区的绅士，都关起来了，是不是都同叛乱有关系，都有问题，请审查。昌都地区有这样一种情况，上层关起来了，过了一个时期说关错了，道歉后放了，但后来又关起来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请审查一下。将来我准备去昌都一趟，有什么意见再提。
+
+　　李：昌都地区可以去一下。
+
+　　帕巴拉：打算去一下。
+
+　　经武：他兼昌都的专员。
+
+　��李：你可以回去检查一下工作。
+
+　　帕巴拉：这次回去就去。昌都地区和日喀则地区差不多，但头人差不多都被关起来了。
+
+　　阿沛：我们也在昌都地区呆过。昌都没有正式叛乱。但有钱的人差不多都被关起来了，是不是同叛乱都有关系？
+
+　　李：组织一个专门小组，去检查工作，对筹委负责，错了就错了，错了就改。
+
+　　帕巴拉：昌东有个大牧场，只有一个牧主叛乱了，但现在这个牧场的牲畜都给分散了。
+
+　　李：派党、政、军三方面的干部，去昌都检查工作。有了问题就向拉萨请示，需要多长的时间，就搞多长的期间。把问题查清楚，处理好。
+
+　　帕巴拉：这样搞一下好。去年郭锡兰同志去了，大家安心了，过去一叫开会，就担心怕回不来。怕的原因是在开会时捕过人。昌都捕人象小孩子开玩笑一样，说抓就把人抓了。
+
+　　班：管理犯人的问题，智部长在这里，希望你谈一下，抓人的根据是什么，根据什么原则去抓人的？
+
+　　帕巴拉：有的抓了以后，还进行赎买。
+
+　　班：如果工委欢迎的话，我们两个人（他和阿沛）也准备到昌都去一下。但对工作有利就去，不利就不去。
+
+　　帕巴拉：当然欢迎你们去。
+
+　　班：你没有权，欢迎不欢迎不顶事。李部长上次讲了，要我们视察工作，这没有问题，但要请工委派一个书记一同去。因为我们的名头大，群众、上层有什么意见都会告诉我们的，但自己没有处理的权利，有时连农会的主任都不听我们的。今后检查工作，要去就一块儿去，不然什么地方也不去。日喀则是我们的家，还可以去一下。象去年到山南那样情况就再也不去了，去了也没意思。刚才说去昌都，是句笑话，如果需要去就去，不需要去就不去。
+
+　　李：帕巴拉讲了一遍情况，你是筹委会的代主任委员，你看需要去还是不需要去。
+
+　　班：我们去了，群众哭哭啼啼的提出些要求，我们又不能解决问题，没有什么意思。
+
+　　国华：大师的这个报告我看了一遍，关于西藏部分，对3年来的平叛、改革的估计，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这合乎西藏的实际情况。报告中有两点对西藏工作有好处的，一、反映了情况，提出了改进意见，对工作有帮助；二、谈了缺点和错误，尽管我们在看法上有不一致的地方，但对帮助我们分析缺点错误是有益的。总之，报告是从改进工作出发，虽然分析上和看法上有不一致的地方，不要紧，可以研究，事实是会作结论的，没有多大关系。
+
+　　现在，我想谈谈三年来西藏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总的大师讲的缺点错误事实，据我看比报告中要多，有些还很严重。有些是知道的，有些是不知道的。如讲条文，一百条二百条都会有。当然这些缺点错误，有的已经纠正，有的正在纠正，有的还没有纠正。从错误的性质上说，左是主要的，同时也有右，从地区上说，昌都是多的、严重的。昌都地区在一个时期（1960年9月以前）错误多、比较严重，8月份我去了一次，发现了一些问题，解决了一些问题，因军委开会只在那里住了18天，只解决了平叛方针和镇反中一些问题，后来工委派郭锡兰同志任昌都分工委第一书记，也就是因为有问题，军委派了54军军长丁盛同志，军区派副政委詹化雨等同志到昌都去加强工作。去年我回西藏的时候，曾同班禅大师、阿沛同志谈过，昌都的缺点错误有左的，但也有右的，我们还处分了军分区的一个副司令员、一个政治部主任，当然不完全是平叛、改革问题，还有俘虏政策问题，军分区的司令员也有错误，但因为他刚到昌都两三个月，所以没有处分。在平叛中，政策上的最大错误，是区别对待不够，执行“四不”政策有问题，一个时期问题很严重，对投诚回归的应采取欢迎态度，但是有的捕了，有的关了，有的斗争了。平叛中军队的责任大，进去的部队一过金沙江就打，政策未交待清楚，未交待好，（当时有×个团有的是从四川调来的，有的是从云南调来的，他们大部参加过抗美援朝运动）所以说也有客观上的原因。我举个例子，当时在俘虏中，有一个女人抱了一个孩子，牵了一个孩子，母子三人都被当作俘虏，不象话。这是班禅大师不知道的。还有一句话，“昌都地区叛乱分子顽固，不适合四不政策”。还有一个连指导员说，金沙江以西没有好人，这样说来，我也不是好人了，当然这是个别的，但是错误的，严重的。李部长说，昌都地区最严重，这是事实。也有在集训、开会时捕人的，捕错了一些上层朋友，也抓了一些劳动人民，在平叛问题上，主要是这些情况。
+
+　　在改革工作中，也有右的搞法，所谓“骑马改革”，限定在几天内把改革搞完，发生在宁静地区，当然也有拔胡子的。
+
+　　（经武：领主带头改革的也有。）
+
+　　（习：实际上是假改革。）
+
+　　国华：有些假积极分子，大师说是多数，这还可以研究，这是看法的不同，但确有少数假积极分子钻进来搞破坏活动的。在宗教问题上，也有左的，昌都寺留的喇嘛多些，其他寺搞过头了，昌都寺确实关过犯人。这些问题是存在的，但昌都的问题，主要是贯彻中央、工委的政策在一个时期是很不够的。刚才大师说，一步走社会主义，昌都有过这个思想，改革和合作化一步走，以后工委批判了。平叛时从寺庙、部落、头人来看，叛乱面广，因而是打遍了的。从检查上看，是执行政策不够，教育干部不够，1960年9月郭锡兰同志去后，情况就彻底改变了。我只是在政治上、组织上解决了一下，不仅平叛改革有问题，具体指挥上有问题，教育干部也有问题，我同意李部长说的去检查一下，大师愿意去，我欢迎，代表也欢迎，如果我的身体行，我愿和大师一道去，可以去，也应该去。昌都的这些问题，谈一天也谈不完。
+
+　　关于西藏全区工作上的一些具体问题，我们可以回去谈，昌都地区发生的一些问题，其他地区也有。如果检查，有些可能比昌都还严重。在拉萨打仗时，当时因为情况很乱，错捕了一些人，是可以理解的，但以后在处理甄别时慢了，至于说有些该放的工委故意不放，这种情况没有。打了寺庙也是有的，但也是难免的，如打了小昭寺，寺庙留的少了，李部长也说过。在赎买工作上也有问题，有的不该赎买的赎买了，有的该赎买的没有赎买，有的赎买金给的少了，如多仁家（阿沛的姐姐）只给了25万元的赎买金，阿沛副主任说，要七八十万元，阿沛夫人说，最少需要100万元。另外，在日喀则改革当中也发生了一些问题，如骂班禅大师是反动派，斗争了贡古学（班禅的父亲），搜了计晋美同志的家，等等，我曾经多次向大师和其他同志作了道歉，在筹委会上、干部会上，都作了检查。骂大师是反动派，我们发现了就作了纠正，并马上到大师那里道了歉。昌都寺是工委保护下来的，但是那个寺里谢瓦拉活佛当了叛匪的副司令。在平叛改革中发生的这些问题，有的是政策交待不清，控制不严，有的是检查不够，我们工委是有责任的，我的责任更大。在军区是司令员，在工委是副书记，回去后作检查，和大家多谈谈。我欢迎大师的这个报告，我觉得提的越尖锐越好，刺一刺有好处，就谈这些吧！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提出批评。
+
+　　（班：我也欢迎你对我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对我也刺一刺。）
+
+　　经武：大师的报告我看了，向大师初步表示一下态度。我对大师报告中关于西藏平叛、改革中的成绩、缺点、分析、估计、改进工作的意见，完全表示欢迎的态度。我们不怪罪，正如李部长、习副总理的看法一样，大家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一致的，不会对大师提出的缺点错误起反感，是欢迎的、重视的。不纠正缺点错误，工作就不能胜利，也正如李部长、习副总理指出的，大师是善意的，是为了搞好工作的，不是为了分裂、扯皮，而是要长期合作团结的。也同意国华谈的意见，有些问题比大师谈的还严重，我们也不知道，回去再检查。大师的报告是合乎人大精神的，完全同意这个精神，这是第一。第二点，肯定西藏在工作上有缺点错误，有的还是相当严重的，作为领导同志来说，检查工作中存在的缺点错误，认识这些缺点错误，进一步纠正缺点错误是重要的。我们的缺点错误，从领导责任上来说，是汉族干部搞的，制定平叛改革中的政策，我看我们都有责任，你们不赞成也搞不好，但是在具体执行中，不能让你们负责人。阿沛同志是副司令员，但是具体指挥军队的是张国华同志，班禅大师是代理主任委员，但是也没有下去。缺点错误也不能让下边基层干部负责，有些违法乱纪的，发现了就作了纠正。例如1960年工委财贸部的一个干部在定日县当工作组组长，他限定那里的一个寺庙在24小时以内解散，这不是党的政策。违法乱纪分子是少数，只要我们发觉后就严肃处理，不是工委知道不纠正，包庇干部，只要知道就派人下去检查。日喀则民主改革中发生了一些错误，当时我在北戴河开会，总理和李部长把我叫去说，你们那里发生了那么大的问题，你管不管？要马上检查纠正。当时并派杨静仁同志负责检查，帮助作些工作。有些问题我们没有发现，有些问题发现了没有抓紧纠正，有官僚主义。去年比较认真，但很不够。牧区30条没有过关，例如农牧结合问题，还要商量讨论，有些条文不恰当。贯彻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牧区政策要结合西藏的情况，从揭发的缺点错误中来纠正，认为缺点错误不重要是不对的，意见提的再尖锐，话再难听，不要紧，我们是欢迎的。背成绩包袱不好，倒是提出来可以引起警惕，走起路来就小心些。对缺点错误经过分析研究后去改正。
+
+　　我说领导责任，主要是由工委负主要责任：（1）合作化搞了70多个合作社；（2）复查7项任务大，时间短；（3）平叛改革区别对待不够，大政方针有，具体交代不够。镇反工作，1960年9月才搞了个指示，纠正晚了点，就捕多了，领导有责任，没有深入实际。对群众调查研究不够，对干部政策交代不够，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我们负主要责任，对下边的干部除少数违法乱纪的应由自己负责外，大多数的干部是好心好意，政策水平不够，好心作了坏事。我们发现了就去纠正，使坏事变成好事，接受这个教训，提高领导水平。第三，这次李部长，习副总理在一起开了三次会，彭真同志和我们5个人谈了一次话，我完全拥护，李部长、习副总理对西藏工作的指示和批评，我们完全接受。班禅大师的报告，我们在基本点上是一致的，方针政策是一致的，缺点错误事实都有，我们抱欢迎的态度。另外，还有一些具体问题，一是宗教寺庙问题，二是加强筹委工作的问题和自治权利问题，三是劳改犯的审查甄别问题，四是培养干部的问题，是不是再抽时间谈一下，是不是把这4个问题搞个办法，谈定后报告总理，请总理指示。我提出这4个问题请大师考虑一下，还有什么问题需要研究的。所有的问题都在这里解决，也不可能，有些问题我们回去再解决。
+
+　　班：是有了一个提纲，还是随便交换意见哪？
+
+　　经武：随便交换意见、大家谈，然后搞个东西。
+
+　　关于邻省的工作，我了解的情况不多。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以及宪法上规定的民族自治权利等都要执行。甘、青的错误是严重的，下边的干部也有违法乱纪的，中央是不同意他们的意见的，如果同意也就不会撤张仲良、高峰的第一书记的职务了。四川的藏区情况，在成都时天宝同志给我们介绍了情况，廖志高同志也表示，大师去，他们欢迎，据我知道，他们谈了寺庙的情况，喇嘛有多少，寺庙有多少，他们都说了，活佛有多少，他们不知道，但态度还是欢迎的。李井泉同志也同意大师去了解一下康区的牧区情况。
+
+　　李：我对情况的了解不是很够的。我负责参加这方面的工作，但从1958年到最近以前，我是养病。在这期间，有关西藏的问题，只要我在京，中央总要我参与一些意见。前年和大师一同出去参观，谈了很多情况，日喀则的问题、宗教问题都谈到了。甘、青问题，去年才知道一些。四川、云南的问题，1958年以前曾经管过，以后没有再管。我不是对这些地方的情况都了解，但是我认为把西藏、川、青、甘、滇等藏区的情况加以区别，是比较好的。这个看法根据是否充分可以由事实来证明。
+
+　　有3个问题，是带普遍性的：
+
+　　一是平叛改革中的区别对待问题。这几个地区在平叛改革中都有混淆敌我矛盾的情况，但程度不同。
+
+　　二是宗教问题，也带普遍性。因为宗教寺庙有些参加了叛乱，又进行了封建制度的民主改革。搞过了头，斗争过火了，这几个地区的情况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其他藏区，比西藏搞得更过火一些。
+
+　　三是自治机关的工作，不大充实。上层职权少了，有职有权问题没有解决。这方面的情况几个地区也有所不同。
+
+　　成绩是主要的，是没有争论的。缺点、错误主要是这3点。这些缺点和错误，是在一个很复杂、很激烈的斗争中发生的。对错误、缺点和叛乱发生原因的看法，我们之间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我想这也不要紧，这是对过去了的事物的认识问题。不同的意见，可以保留。
+
+　　习：要自然的一致，不要强求一致。
+
+　　李：我们的看法，讲清楚了就可以了，有几点我要说明一下我的看法。
+
+　　一、信任不信任的问题：我想没有这个问题。阿沛、计晋美可以证明。我不是代表中央的，中央让我代表时，我才是代表中央的，我同你们共事很久了，第一次见到计晋美��时候，说你们内中有特务反革命，和阿沛也有过争论，据我所知道的，中央、工委对你们是信任的，不仅是对在座的信任，对一些不在座的朋友也是相信的。我们对谁不信任，就要说清楚。例如刘家驹，我们就把他的政治情况告诉你们，这就证明中央对你们是信任的。这一点我可以负责，可以担保。1948年北京解放以前，我做统战部长，毛主席指示说，对朋友要坦白诚恳，不要敷衍，敷衍反而搞不好。我个人可能没有做好。但对朋友我是这个态度，是诚恳坦白的。大师写这个报告，我认为很好。问题提出来好办事。双方都采取诚恳坦白的态度，就可以互相了解，把事情办好。
+
+　　在民族、宗教问题上，我们的工作有缺点、错误。但是，我看不涉及到消灭民族、消灭宗教的问题。大师也没有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情况是这样，这些问题，在汉族地区也是相当普遍的。宗教问题，在汉人地区也是搞过了。对自治机关是有忽视的，但汉人地区的政府机关，工作也不多，有党委包办政府工作的情况。从这方面看，问题就比较容易看清楚了。有没有大汉族主义思想？有的，但一般说不是这个问题。
+
+　　习：个别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也是有的。
+
+　　李：如敌我不分；把寺庙搞得光光的，但总的说起来不是大汉族主义问题，不是消灭宗教问题。
+
+　　习：寺庙搞坏，也有的是打仗炮轰倒了的。象甘南黄正清就指挥打掉了寺庙。
+
+　　李：那是打仗打的。属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责任问题。上面有责任，工委有责任，干部也有责任。下面把工作搞错了，你说他没有责任也不好。主要的责任是在领导。工委要负领导的责任。
+
+　　习：各级都有责任，主要是工委的责任。
+
+　　李：彭真同志说了，中央有中央的责任，各级领导机关各有自己的责任。对下面干部采取什么态度，是政策问题，我的意见除反、坏分子以外，都应采取教育提高的方针。对大多数人是总结经验，进行教育的问题。所谓主要由领导负责，就是由工委、中央负责。工委有总结经验问题，我们中央统战部也有总结经验的问题。
+
+　　习：不采取这个方针要犯错误，不能一棍子打死，要准许人家革命，准许人家做工作。
+
+　　李：要准人家革命，在毛主席领导以前，我们党内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这不能解决问题。毛主席领导以后，采取了治病救人的方法解决了问题。
+
+　　为了巩固成绩，改正错误，加强团结，改进工作，对几个主要的问题，西藏工委的同志和筹委的同志商量定出处理办法。避免过去提出问题以后没有好好协商，勉强同意签字的情况。能够在京拟出几点解决办法，就更好了。一定要协商好，不要勉强一致。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案是我提出来的，如果你们有更好的办法，不采取我提的办法，我完全赞成。
+
+　　总理回来以后，我们会议的情况，请经武、大师向总理汇报。
+
+　　（大家表示赞同）
+
+　　来源： 《会议参考文件之三（绝密）》内部文件不准外传，1962年8月8日印。

CCRD/2/5/8/000022.txt

@@ -0,0 +1,85 @@
+# 怎么办？
+
+　　<冯志来>
+
+　　【冯志来(1936--)，男，浙江省义乌人，原浙江省瑞安县农林科工作人员。他在1957年因不满父亲被划为“不法地主”的错案，加上为报考大学被压制写信给当时来浙江视察的人民代表黄绍竑、章乃器、宋云彬，被打成右派、开除团籍。
+
+　　1960年，冯右派分子摘帽后，调湖岭农技站工作。在1958-1962年的大跃进和大饥荒中，他先是目睹《人民日报》上亩产卫星万斤的谎言，又在回乡探亲时亲历义乌农民饿孚遍野的惨剧。巨大的震惊和悲伤让冯志来开始思索：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场大灾难？生产力水平落后的中国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出路又在哪里？于是，他在1962年4-6月完成《半社会主义论》、《怎么办》两篇政论文章，直送中共中央。冯志来通过这两篇文章提出，从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出发，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中国，搞社会主义、只能从“半社会主义”开始。在当前中国农村，该实行什么样的半社会主义呢？冯志来作出十分明确的回答：从高度集体化退一步，实行包产到户。不料，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且在会议期间对浙江省委第一书记说：“你们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必须彻底批判！”《半社会主义论》和《怎么办》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活生生的教材。
+
+　　1963年，冯志来在武警的押送下回到了老家浙江义乌县乔亭村，重戴右派分子帽子，遣返原籍监督劳动16年。1979年，冯的右派分子问题得到改正，在瑞安县畜牧办公室恢复工作。
+
+　　1986年5月，为了感谢浙江试行包产到户的先驱，时任省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云河在他主编的《浙江合作化史料》上全文刊出了冯志来的两篇文章。尘封了24年的旧作得以重见天日。冯青年时代就独立思考、标新立异，在经历磨难之后，这些精神仍闪闪发光。他历任义乌市（县）经济研究中心、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主任，义乌市市场研究会会长；第七届浙江省人大代表。中国农学会会员，中国县镇经济促进会首届理事，中国管理科学院特约研究员，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
+
+　　我这篇文章是为了修正与补充前些时候写的《半社会主义论》一文的，都是献给共产党内的同志们看的，都是献给革命者看的。所以我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并且从来不愿意隐瞒自己的观点，因为那是懦弱的表现，不是老实的态度。再则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我觉得在目前的困难关头，人人都应挺身而出。去挑几斤担子，挑的多少尽管受各人的主客观条件限制，但是有义务去挑，这是肯定的。任何明哲保身或袖手旁观的自由主义态度，都不是革命者应有的态度，它有负于天下苍生、有负于人民的期望。为此不管本文怎样触动“权威”，都希望同志们耐心的读下去。
+
+## 一、错在哪里？
+
+　　我们目前的困难是怎样造成的？错在哪里？人们往往以自然灾害和五风来加以回答，但是除非政治上的庸人，都不难认识，天灾是次要的，五风仅仅是社会生活所反映的5种表面现象，实质是左倾错误。错误自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发表后开始，发展到1961年贯彻60条时，才开始在悬崖面前勒马。但至今还没有下马，所以完全有必要加以继续清理。
+
+　　首先，“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否定了生产关系必需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基本原理，过分地强调人们主观愿望与上层建筑的作用，把片面的相对真理扩大为全面的绝对真理。虽然也提出了“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之口号，但是不知道所谓准备，最主要的是发展新的生产关系借以依存的生产力，而仅仅局限在所谓“批判错误思想，总结工作经验”、“使农民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以及“全面规划”、“训练办社干部”等等上面。强调农民要求改变“一穷二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忽视物质基础的决定性作用。所以就不承认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我国）的缓慢性、长期性和不平衡性，违背了列宁关于消灭小生产者“只能用长期的、缓慢的、谨慎的组织者的工作，来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的教导。虽然提出“自愿互利”的原则；提出农业合作化与国家工业化相适应的口号，可是却把真正这样做了的同志当做小脚女人与右倾机会主义者，称为“富农路线”。而且唯恐尚未临产的大工业在娘胎里冻死，因此就把母亲身上仅有的衣服剥下来改作童装，���果冻坏了娘身也抑制了胎儿的发育。所以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即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生产力的增长，其中首先是生产工具的增多与改善；不承认即使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还无可争辩地走在生产关系前面的原理。因此就把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十分冒险地引向国家工业化的速度前面去了。这就形成1956年的全面合作化。促进了1957年农村闹事。不幸的是，在事实面前，不引以为戒，反而把闹事全部归结为少数人物的掀风作浪，全是地主富农的阴谋复辟，全是两条路线的殊死斗争。因此那种主观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狂热病就更加强起来。通过所谓全民整风、反右斗争、打击了不同意他们主张的干部群众；完全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
+　　由于政治上的得意，更冲昏了头脑，因此“异想天开”、“创造狂”、“虚假浮夸”、“好大喜功”等唯心主义的错误东西，都得到了鼓励，从而形成了所谓“大办钢铁”“大跃进”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公社化”运动，在高速度的口号下，用残酷地剥夺农民的手段，脱离实际地来全力大办工业、大办交通运输、大办科学文化等等；认为群众要“大干”不要“小干”。从而根本上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平衡，破坏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以致出现了一种与愿望适得其反的效果；“大跃进”成为“大跃退”；“多快好省”变成“少慢差费”。更不幸的是不承认这些事实，竭力吹嘘与事实相反的三面红旗的正确性和不朽的成绩。在“庐山”会议上又掀起新的所谓“反右倾”。对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以无情打击。他们迷恋于他们所造成的所谓“吃饭不要钱”的“功德”；迷恋于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等动听的名词；迷恋于歌功颂德，而把所有的逆耳忠言都当作敌人的诬蔑。他们空洞地提出农村中8小时工作制和2小时学习制及建设园林化新农村等等，但实际上不合时宜和脱离群众，他们虽然说过：“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需首先热心于我们的生产力……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但是却不愿意首先热衷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而事先急急忙忙地宣布实行社会主义，甚至于是带着不少共产主义萌芽的“社会主义”。这样“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已）大大降低共产主义（更直接的说是社会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包括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这样也就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人为地导向尖锐，造成了空前的经济危机，这就是错误的根源和实质。
+
+## 二、我们不否定一切
+
+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否定一切。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与小食品生产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方向上，是对的。所以即使犯错误期间，也并不是什么都错了，相反地也取得了不少成绩，这是应该肯定的，它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　　1、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国家工业化基础，虽然中国人民由此所付的代价是惨重的，但它对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将起不可估量的作用。
+
+　　2、基本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正常有效的，确确实实地向社会主义前进了一大步。
+
+　　3、集中了小农的土地，使土地所有权发生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变化，有利于农村通向社会主义。
+
+　　4、他们的实践活动告诉人们：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好大喜功、冒险狂热……等等是要碰壁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路子是走不通的。
+
+## 三、左倾错误还没有下马
+
+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村，中国经济建设首先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也是农业问题，这已经是没有分歧的了。所以要研究左倾路线是否真正下马，仅仅满足于这样一二句话上面，或者满足于从城市的局部来考察问题，是不够的。因为看问题要从本质和主流着眼。何况我们这些十分“左倾”的同志，在城市里除了已经下马的几个大办之外，对其中的资产阶级，从来没有过什么左倾的行动，资本家不是仍旧过着有饭吃、有工做、有衣穿、有书读、有定息等生活吗？当然这也是无可责难的，只是它告诉我们更应该将注意力投向农村。
+
+　　那么为什么说“左”倾路线在农村还没有下马呢？
+
+　　首先，左倾机会主义者，在政治的悬崖面前，仅仅知道像“五风”这样的野马，把他们送到危险的边缘。而不知道，或不愿承认跨上野马，摧动坐骑的正是他们这些“英勇”的骑士和他们手上��长鞭。现在，似乎换了一匹驯良的坐骑，但骑士们的“英雄本色”依旧不减当年。他们满足于马儿的变换，无视于征途的正确与否。至于他们究竟是认为转换方向有损于他们的尊严呢？抑或是新的仙马能够帮助他们腾云驾雾、飞过悬崖，到达共产主义彼岸呢？这就不得而知了。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首先在行动上，他们仍旧否定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普遍真理，否定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长期性、缓慢性和不平衡性，不论山区、不论平原、不论先进、不论落后；不论物质基础如何，不论群众意愿怎样，依旧千篇一律坚持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坚持队为基础，按劳分配口粮加照顾或者三包一奖，本质上不允许有任何修正和改良。因此农村中落后的生产力，尤其是连年遭受人为破坏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就不能不继续尖锐地发展。其具体表现我已在《半社会主义论》一文中讲了，现在不妨再着重说一说：
+
+　　1、建筑在小生产水平的，低下的物质基础上面的农民私有心理，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要求的集体主义思想，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使生产力不可能获得在生产中能表现某种自动性的自愿劳动、对劳动感兴趣的劳动者，阻碍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
+　　2、由于农民吃饭问题还没有解决，采取现行政策后，农村中劳力多的农户和劳力少的农户之间，存在着很难克服的矛盾，它非但影响工农联盟、影响到人民民主制度的巩固、影响到国防（因为工人、干部、士兵、知识分子大多数家属都在农村，多数是缺劳力户），而且它和地下的自由市场相结合，就成为产生阶级分化产生剥削的根源。
+
+## 四、什么是我们的主张
+
+　　人民要求对与他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像汪洋大海一样的，对于我国命运有着决定意义的广大农村采取正确路线和策略。为此我们依照马列主义普遍真理，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主张在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里面，实行“抓两头，坚守可以保持的社会主义阵地，打击投机倒把、消灭剥削行为，全力调动广大中间地区和各中间阶层的劳动积极性，根据他们自愿实行“包产到户”然后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步伐，逐步扩大社会主义成分，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使人民公社既有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成分和因素，又有占很大比重的小生产成分的半社会主义公社；使整个社会成为既有全民所有的、主导的、能够操纵整个国民经济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工商业，又有在数量上小生产暂时占优势的、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的农业，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相当长时期内存在的半社会主义过渡性质的社会。
+
+　　这就是说，首先承认中国经济发展之不平衡性，及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之长期性。对于那些确实增了产，已经形成集体生产之物质条件或物质条件已基本成熟之先进地区，应全力巩固和发展集体经营。另一方面，对集体经营条件还没有成熟的地区，应当在现有人民公社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实行按口粮基分分田包产到户。对于缺少劳力或遭天灾人祸无法独立经营的少部分赤贫户，可根据他们自愿，另行组织贫困队，在国家扶持下实行集体经营。即使他们自愿包产到户，也应该帮助他们实行各种形式的互助。
+
+　　这样，我们既抓住了先进地区一头，又抓住了农村中贫困落后的一头。所以就能够巩固与壮大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阵地，就能够找出农村中赤贫户的出路消灭产生阶级分化的根基，就能够为社会主义恢复名誉，就能够把全体农民的注意力真正地吸引到社会主义这方面来。同时我们在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实行包产到户，并不排斥在这些地区发展某种集体因素，象修水库、购置抽水机之类，所以也不是完全放弃社会主义阵地，而它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村中广大中间阶层劳动积极性，又能在当前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使用人力物力。就能够加速国民经济的恢复，就能够真正达到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
+
+## 五、驳反对派
+
+　　但是“包产到户”却受到猛烈排斥和攻击。虽然它的正确性已在安徽等地经过实践证明，虽然它受到全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但是我们的反对派却始终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复辟，和一种方向性的错误。这真可谓顽固不化之至矣！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书中维护新经济政策的一段话吧：“所有这些说法当然都是不对的。其实，新经济政策是党容许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斗争；并预计社会主义成分要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政策。其实新经济政策只是退却开始，但它打算在退却过程中重新部署力量并举行进攻，其实，我们已经进攻几年了，而且很有成效地进攻着：发展我们的工业，发展苏维埃商业，排斥私人资本。可是说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它是从一种不正确的假设出发的，我们这里现在就是在恢复资本主义，就是使资本主义，‘卷土重来’。正是因为这样的假设，反对派才怀疑我国工业的社会主义本质……。正因为作这样的假设，反对派才急急忙忙地抓住那些关于农民分化的不正确的数字。正因为作这样的假设，反对派才对于中农是我国农村中的中心人物这一点特别健忘。正因为作这样的假设，反对派才过低估计中农的比重，……也只有用这种假设，才可以‘论证’‘新反对派’那种不相信农村的新的发展道路……。其实，现在在我国发生的并不是恢复资本主义的单向过程，而是发展资本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双向过程，是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斗争的矛盾过程，是社会主义成分克服资本主义成分的过程……。
+
+　　只恢复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这至少因为我国政权是无产阶级的政权，大工业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运输业和信贷业由无产阶级国家支配着。
+
+　　农村中的分化不可能象先前那么厉害，中农仍旧是基本农民群众，而富农不能再有过去那样的势力，这至少因为我国土地已经国有化并禁止买卖，而我国的商业政策、信贷政策、税收政策以及合作社政策又是以限制富农的剥削企图、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消除农村中两极对立为目标的。至于我们现在和富农的斗争，不仅是按照老的路线即按照组织贫农和中农群众的联盟去反对富农的路线进行……。反对派不懂得按照第二条路线去和富农作斗争的意义和作用——这件事实再一次证实了反对派滚到……农村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了。”
+
+　　苏联的新经济政策，虽然与目前我们所主张有所区别，但是斯大林这一席话，却正好比对准我们目前的反对派说的一样，我想毋需补充和解释，它就完全可以驳倒我们的反对派了。
+
+　　但是反对派可能还会攻击我们是修正主义的生产力论者，但是生产力论的一个基本特点是自发论，是经济唯物主义，这难道和我们的主张有丝毫共同之点吗？经济唯物论者庸俗地认为一切的一切都是经济或者生产力自然发展的结果，无产阶级不应该争取阵地，这当然是荒谬的：正好比认为鸡蛋不需要温度就能够自发变成小鸡一样荒谬。而我们的反对派却无视经济或者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认为只要有能变成小鸡的那种趋势，即使是从母鸡肚子里解剖出来的软壳卵也能够孵出小鸡来，这难道也是正确的吗？我们的反对派却看不见我国经济的独立性，虽然他们知道中国是“一穷二白”的大国，虽然也知道要发愤图强自力更生，但是他们始终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经济前提熟视无睹。如果认为我国现阶段革命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从而不去加强实质上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不去巩固发展全民所有的，能够操纵国计民生的社会主义工商业，不积极稳步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而任其自然发展，那是错误的主张，是和我们的态度势不两立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确实主张采取改良主义的策略，采取“迂回前进”的策略，采取向非无产阶级让步的策略。只是应当知道，“这里有一个根本的特点：即在这种情形下的改良，是从无产阶级政权方面出发的，它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它给无产阶级政权必要的暂息时间，它的使命不是要瓦解革命，而是要瓦解非无产阶级。从前，在资产阶级政权下改良是革命的副产品，而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改良的来源却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品”（斯大林）语，所以我们坚决反对以十分革命的词句吓唬群众，不从当前实际出发，否定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缓慢性、长期性和不平衡性，企图一个早上解决问题的错误做法。
+
+## 六、怎么办？
+
+　　左倾的错误，已由事实的法官，作出了公正的判断。今后何去何从，应该十分明确。怎么办？我们希望犯错误的同志，清醒过来，踏稳脚步，引导人民继续前进！也只有这样，全国人民才会真正从内心山呼万岁。但是如果不愿意拉下小资产阶级所恩赐的那块遮羞布，仍然疯疯颠颠尽做些愚蠢事，中国人民是不会许可的��因为他们要吃亏；人民的敌人也不会许可的，因为他们就要乘机来捣乱。我们呼吁全体共产党员，全体革命同志，马上行动起来，敦促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从速自觉地自上而下地、彻底地、不打折扣地转变态度，采取真正的无产阶级策略，放弃一切偏见。
+
+　　我们相信，在这困难关头，有着光荣革命历史传统，有着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是能够断然完成这个任务的。我们也相信在维护人民利益这个最高原则之下，一切革命者的私人利益、革命集团间的局部利益，都是可以委曲求全的。让我们踏着整齐坚定的步伐，在团结的、马列主义的旗帜下，继续奋勇前进吧！
+
+　　 1962年6月30日于浙江瑞安湖岭区农技站
+
+## 附记：
+
+　　“半社会主义论”于1962年4月底赴京亲自送交中共中央，“怎么办”乃邮寄中央、红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
+
+　　据我所知以上二文曾由当时温州地委第一书记张一樵同志批示印发常委，所以曾有一个打字本。另外温州地委党校为了批判曾翻印发给学员，但据说回收后立即焚化；瑞安县委搞了一个油印本。现存浙江省档案馆中，是一本打印稿，去年瑞安县组织部门从中抄回来一份。我是从中转抄的，因为原稿经过文化革命劫洗，可想而知无法存在的。至于它在北京的命运那就更渺茫了，只听说在全国青年什么代表会上，把我当作反动青年典型加以批判，另外中央责令温州地委开展批判，这是我自己知道的。围剿，剿了！帽子，戴了！充军，充了！18年过去了！人还在，文章还在，多么值得庆幸！但是今后它有否存在的意义？那就不管它了。
+
+　　 1980年附记。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CCRD/2/5/8/000023.txt

@@ -0,0 +1,17 @@
+# 天津市少数人对凭证购货的办法不满
+
+　　<新华社>
+
+　　本报讯    天津市自1月1日起部分工业品和副食品实行凭证购货的办法以来，市场活跃，秩序良好，群众反映满意，人心趋向稳定，但也有少数人有怀疑和不满情绪。
+
+　　（一）部分低薪人员不满。工资收入较多的职工和学徒工们反应说：“你看很多商品都要凭证购买了， 这种办法虽好，就是便宜了资本家。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最多不过几十块钱，而他们（指资本家）是保留工资，收入多，实行这个办法又给他们买东西的好机会”。有的人说：“这个办法真利害，叫人家看见东西买不到，门市部不是门市部，成了展览馆啦”。有的顾客看了各种酒、罐头后说：“东西真好，就是买不起，等票凑齐了，我可能就死了。”
+
+　　（二）大学生、军人、家庭妇女、郊区农民、上埠来津办事的人、赚钱少的人，对实行这种供应办法有些意见。如天津大学一个男学生，气势汹汹地把外衣一掀，露出天津大学的证章叫售货员看，并问售货员：“我们这样的怎么办！倒霉的是我们大学生，到那里去领票”。一位老太太说：“过去百货公司商品不全，需要的东西买不到，现在转身一变什么东西都有了，可是光看买不走，政府主意多，纯粹是‘治人’啊。”
+
+　　（三）个别人对凭票供应有严重抵触情绪，甚至发表反动言论。如一个男顾客看完了要票证的商品后，对售货员说：“现在买什么没有什么，国民党时期要嘛有嘛。”还有的人煽动说：“别看现在东西全，过两天什么东西都买不到了，有票的快买吧，不然准保上当。”
+
+　　来源：根据1962年1月12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
+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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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图书馆收藏

CCRD/2/5/8/000024.txt

@@ -0,0 +1,67 @@
+# 陈新宇六次致函人民日报谈包产到户
+
+　　<陈新宇>
+
+　　【陈新宇（1924-2017），又名陈载璋，1924年11月出生于新昌县城。他原是该县的农村办社专职干部。1956年批判提倡“包产到户”的原永嘉县委书记李云河时，他是奉命调查和批判的专职干部。
+
+　　但是他在1960年到1961年下放当农民期间，经过了艰苦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亲历大跃进-大饥荒的惨剧，认清了自己以往的盲目和无知。为此，他根据第一手先后写出乐《关于包产到户问题》《关于当前农村阶级的分析》《关于包产到户后的分配问题》《农村集体生产经营管理中几个问题》《重谈包产到户》等系列文章，分别上达中央及省、县领导，还6次写信人民日报社，要求在全国范围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不久，该社群众工作部内刊《读者来信》第1期以《陈新宇六次致函人民日报谈包产到户》为题，介绍陈新宇6次去信意见。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新昌被作为包产到户的典型，不断受到批评。
+
+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新宇被列为全县头号“牛鬼蛇神”，横扫对象，先后经受7次抄家，120次批斗，32天监禁。1969年被以右派分子论处，开除工作籍，管制3年。1981年陈被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晚年，仍一如既往地关注农村的发展，关怀农民的处境。自费去农村调查新情况，不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先后写出《改变八亿人搞农业的出路何在》《回顾合作化运动》、《中国应走自己的路——对发展乡镇企业的思考》《不要把社会生产发展中的成果推给资本主义——改革开放认识上一个重要问题》和《关于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问题》等系列文章。2017年3月22日，我国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包产到户’理论家”陈新宇在新昌逝世。】
+
+## 《读者来信》编者按：
+
+　　浙江新昌县读者陈新宇，从去年6月至今，先后来信来稿，要求报纸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他第一次来信说，他原来是去纠正包产到户的，可是他反而被群众和事实说服了，坚决主张包产到户。他的主要论点有四：①包产到户是经营管理问题，不是所有制问题，因此不是方向问题。②包产到户是个人负责制与产量责任制相结合的一种较完善的责任制。③包产到户是从个人计件、小段包工演变出来的，是经营管理中必然出现的一种形式，是不可避免的。④正确态度是要认真调查研究，弄清包产到户为什么会成为群众的自发行动，用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对待这个问题，不要惊慌失措。回避现实或硬行纠正。
+
+　　今年6月16日第六次来信，并写来一篇约六七千字的文章“重谈包产到户”，要求报纸讨论。来信说：“包产到户”是当前干部群众思想斗争的焦点，已经直接影响到干群关系和生产力的恢复。这种作法是群众要求，不是轻易能“纠”过来的。
+
+　　来信还说：“一年来我成了包产到户的‘罪人’，甄别至今未下结论。县、区、公社三级对我进行过四次公开批判，多次充当反面典型，停职、审查，施加多种压力，我竟顽固如此，毫不为动。主要原因是：①批判越多，越使我明白批判的理由不充分农民主张完全正确；②几年来自己参加过破坏生产力的行动，为五风助风，内心自疚，一种强烈的赎罪念头，迫使自己坚持自己认为能迅速发展生产的办法，补求上一段的损失，因而对种种压力只看作对自己意志的考验。③自己确认包产到户是集体生产发展中，终将出现的必然现象，有非常坚定的胜利信心，决不放弃自己的主张……”
+
+　　下面是“重谈包产到户”一文的摘要。（小插题是读者自己加的，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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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中自发形成的改进集体生产经营管理的热潮——“包产到户”运动，在新昌县地区已经历了1年的时间考验，在一些人激烈的反对声中冲开了1961年春种、夏收夏种、秋收秋种三次“批判”、“纠正”高潮，不顾一切地大踏步前进，并且也将继续冲破当前正在组织的新的“纠正”高潮，最终取得胜利。由于这一办法激发起来的生产积极性，使去年的生产在十分干旱的年景下获得了奇迹似的成就。即使在3月间粮食最紧张时，浮肿病、断粮户等情况也很少发现。不管你不喜欢它也好，骂它资本主义也好，它始终在集体经营的旗帜下，妥善处理了个人与集体间的矛盾，为集体生产找到了保质保量提高工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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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产到户运动的发展，已由部分地区包下少量旱地作物，进而到整个地区包下各种作物，方法上从包产到户进而到包干到户，从单包土地到全面安排收入。由一般笼统规定产、工、分配到建立制度、严格规约，由暗地偷干到公开要求。地区愈来愈广阔，办法愈来愈合理，影响愈来愈深刻，态度愈来愈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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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来包产到户与反包产到户在激烈的反复斗争中双方都积累了许多经验。纠正者从一批（批判思想），二扣（扣生产资料不许包产队使用），三动手（直接阻止个人收种），转为“整顿组织、发动群众、经济限制、贯彻政策、改进管理”多方面下手，开始采取以攻心战为主，侧面施加压力，避免直接动手。包产到户的群众，从停顿生产、消极怠工转而学会了躲风头，争主动，应付、麻痹的对待办法：争主要不争次要，争本作不争下季，争实际不争表象的方法。表面顺从“纠正”，自报工分，成本甚至组织集体劳动，集体收种，实际只是换工互助，仍按原包执行。“纠正”了10天半月难以解决的问题，分开一天一晚即可解决问题。因此，斗争表面上似乎比去年缓和，停顿生产现象较去年为少，而运动发展实际较去年为快。
+
+　　各类人对运动态度一年来也有所改变：劳弱户要求越来越迫切、坚决、明朗，中间户倾向性愈来愈明显，坚持集中生产的越来越犹豫，村干部越来越少顾虑，脱产干部越来越畏难，同情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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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来包产到户的发展说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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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来包产到户的发展主要说明了3个问题：
+
+　　①包产到户并不可怕。一年来事实说明，“包产到户势必发展为按土地证退社单干”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实际是不存在的，因之，这种顾虑与害怕是多余的。土改后十多年来农村人口几乎增加了三分之一，办社7年来集体使用土地与劳力负担的变动已与入社时土地份额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矛盾的复杂性已很难能用简单的补偿办法来解决，退社的情况在1956年曾大量出现，但在目前按土地证退社只是少数人的利益，不可能为多数人同意，多数人所要求的只是如何合理分配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和劳动机会，包产到户就是这种要求的表达方式。一年来包产到户的情况证明，按土地证分还土地不但没有发展，并且去年曾一度出现过这种现象的队，也已自动纠正重新按口粮或按劳力分包。农民对土改所分土地有深厚感情这是事实，但农民主要是希望以原耕地为主参照口粮劳力，适当抽补分包，并不要求退还原有土地。还说明“包产到户一定完不成上交任务”，是一种主观片面的臆断。目前包产到户的发展是向包干到户的方式转化而不是朝分田到户的情况过渡。决定能否完成任务主要是物质基础，去年包产到户的队确有未完成任务的队，但也有一些队完成的并不差，同时无包产到户的队也有未完成任务的。把是否完成任务归之于包产到户是不公平的。
+
+　　出卖或出租土地一年来也极少发现。主要是无劳力户包得土地后找亲友帮工，或只雇少量技术工，这并不是剥削，他们的收入不是减少而是有了增加。雇工情况有少量出现，一般是无劳力户请人帮工，不能看作剥削现象，只要生产队有领导地事先安排劳力强的户帮助，收获后合理分给报酬也可解决。
+
+　　②包产到户的做法是无法消灭的。每次纠正的结果，不是削弱而是发展得更快一些，群众态度更坚决一些，脱产干部口更软一些，去年夏季以后全县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55％。冬季组织大批力量下乡，每个包产到户的大队都驻有工作组，工作了1个多月，全县839个生产大队中曾压缩到21个生产大队（？），但在春节前纠正工作告一段落时统计，又上升为70多个大队（？），5月份已增到282个大队，占全县大队总数33.6％，最近又继续扩大。发展而已不止停留在山区，遍及了各公社，即水稻平原区也不免。城郊区177个生产大队，1961年上半年有80个大队不同程度出现包产到户，占45.2％，经过二次批判、纠正，冬种前压到过16个大队，但到年底再组织纠正时又扩大到116个大队，占65.5％。县委核算单位下放的试点新民公社21个生产大队，工作队在时表面上都已纠正，但工作一结束，工作队一走，一下包了16个大队。核算单位下放是对稳定人心调动积极性的最有效措施，但对包产到户的队影响就不很大，消灭包产到户的不可能，已是昭然若揭的事实。
+
+　　③包产到户是迅速发展生产的有力措施。“包产到户最多只有暂时积极性”，这些论调在1961年秋收，1962年春花收获中破产了。新昌1961年产量情况比邻县奉化、临海等地看来都好，这从外县农民正二月间大批来新昌以物换粮和粮食��流的情况可看得出来。追溯根源不能不归之于包产到户与旱情最严重时全县有领导地主动采取了秋闲地暂时分到户种植的结果。这些分到户的土地，由于各户能灵活管理，在抢雨下种、挑水点种、日夜插秧的情况下，尽管接连78天的严重旱情，还是获得一定的收成。去年包产到户搞得最厉害的小将区，今年春花比任何一年任何地区都好。新民公社干部检查今年包产到户发展的原因，认为最主要的一条是：纠正了的队都不如未纠正的好，群众因此将包产到户看作提高生产的出路，干部因此口软心软讲不响话”。包产到户能提高生产，已成了众所公认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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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哪些人要求包产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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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包产到户的人坚持另一条理由是：“这不过是少数人要求。”“只是一些富裕农民的叫嚣。”把纠正包产到户说成好象是多数人的要求，似乎出现包产到户是不走群众路线。一年来事实给了这样想法的人一个有力的驳斥。粮食按劳分配加照顾，首先要对劳动机会有一个合理安排，这才是多数社员的最大利益。集中劳动在经济分配上按劳分配，各户收入与需要相差极为悬殊，而包产到户就能避免这一现象，虽然劳力强的户在农业收入上减少了一点，但却保证了更多的户增加收入。劳力偏弱户迫切要求包的原因就在这里。从目前农村劳力与人口负担情况来看，劳力特强的户（整劳力负担1至3人）约为15％。无整劳力户约为10％，其余都是中间的户（整劳力负担4至5人）及劳力偏弱户（整劳力负担6人以上）约计75％，负担中等及偏弱户不消说包产到户后，收入都能稳定增加，因此绝大部分都拥护包产到户办法：劳力强的户固定了劳动任务后可以发展其他副业，因此也不反对；缺劳力户看起来似有困难，但事实上有一部分社员有已分家的子女能够帮助，或其他亲友帮助，只有少数五保户及无亲友可靠的买粮户觉得不如集中生产时方便。拥护包产到户的占到80％以上。说只是少数人要求的人，本身也不相信自己的话，否则为什么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让多数人讨论决定呢？由此看来对包产到户的要求，劳力弱的户比劳力强的户更为迫切，归之于富裕农民的叫嚣是很可笑的。与按劳分配政策深入贯彻的同时，这个情况会更突出，劳力弱的户呼声会越高。从干部的要求上来看，修新生产大队7个大队干部中，主张包产到户的4人，2人认为公社一定要集中，集中也好，1人不表示态度。支部书记张国龙拒绝纠正包产到户，他说：“坏事我不做！”10个生产队干部中4人要求包到户，5人看大势，只1个认为集中也好。更值得注意的是，要集中的人态度并不坚决，中立的实际都倾向包产到户，干部比群众态度更大胆明朗，多数社员的内心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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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解决工效、质量和劳力强弱不平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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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产到户队除在生产上树立了增产的旗帜外，还可以解决集中劳动中长期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劳动工效与劳动质量问题，二是劳力强弱户之间的收入安排问题。单纯的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会使各户对劳动机会的取得上出现类似资本主义市场上的自由竞争现象，使各户收入难以达到有计划的安排，结果仍然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而劳动中的工效与质量则是增产中的主要关键，影响着整个集体的收入问题。这两个问题的存在，愈来愈使人感到原有的劳动与分配形式束缚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与收入的共同增长。包产到户正是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好办法。核算单位下放对调动积极性有很大好处，但生产中的工效与质量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按劳分粮加照顾解决了劳动出勤问题，但分配中的收入与需要间的差距问题只会更加突出。结果还是会从个人计件、小段包工等逐渐过渡到包产到户。按劳分配政策的贯彻，势必增加劳强户和劳弱户的收入与需要间的矛盾，从分配安排到分工安排，计划分配劳动任务，从而过渡到包产到户。农村中组织生产的中心工作不外乎计划、管理、分配三件大事，其结果必将归结到包产到户上去，包产到户是无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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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不怕辩，是改变看法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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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产到户是否违反社会主义方向？是否影响集体生产优越性的发挥？是否多数人要求，是属于集体经济范畴还是属于个体经没/济范畴？各地大量的具体事实，足以弄清这些问题。真理不应当怕争辩，要是包产到户确是违反社会主义建设，违反生产力的发展，违反多数人意志，争辩只会使它得到有力的制止，要是这个做法是对的话，就不应勉强压抑，同时也不能靠回避来解决问题。不论从哪一点着眼，都应将这问题摊到桌上来进行具体讨论，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应该适用于一切工作，对这问题不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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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经过一年实践，愈来愈证实这是适应当前生产力发展与群众思想水平的一种农业集体经营中的独特形式，是个人与集体生产密切结合的一种新的创造，是集体生产经营管理中的一项宝贵的经验，不应长期摒弃。当前集体生产的主要标帜应该是：“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生产计划、分配基本由集体统一安排，扩大再生产的积累能迅速增加。”包产到户完全有可能符合这些基本原则，单独以组织劳动的形式来衡量是否集体经营，是一种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做法。包产到户并不属于个体经营或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范畴，把朋友、自己人划为敌人，只会孤立自己，对革命带来损失；将集体生产中的经验与财富硬推给个体也并非明智之举，实事求是地肯定包产到户是集体生产中的一种经营管理方式，不论对集体生产发展，对个人积极性发挥，都将会大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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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去年抗旱抢种，今年春花生产上来看，包产到户对促进恢复与发展生产具有很大威力，而几次纠正包产到户所起的作用，都只是浪费工作精力，增加干群隔阂，影响生产收入而已。“纠正”使部分队作物施肥培育一度停顿，整个新昌县因此损失粮食何止几十万斤！压制生产力发展是一项严重的犯罪行为，是最不得人心的，对包产到户不正确的看法，也是一年来农村中尚存在小五风与干部脱离群众的主要根源，要发展生产，进一步改善干群关系，就应迅速弄清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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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包产到户的办法由于实践的时间短，又是在半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经验多半还是不完整的。有的队在分包过程中计划过粗，有的队领导干部趁此占些便宜，有的队出现排挤无劳力户现象，甚至有些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社员将它当作从事资本主义活动的工具，这些也是个别存在的，但这不能否认包产到户的产生主要是群众要求改进经营管理发展生产的结果。缺点、问题不能改变运动的本质与主流，并且运动的本身正在一步步克服这些缺点与问题。包产到户运动在自发情况下进行，问题既不是很大，若是有领导的进行就一定会搞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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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从哪方面来看，是提出公开讨论弄清问题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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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考虑，都应允许包产到户合法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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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人民日报内刊《读者来信》1962年7月1日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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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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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CCRD/2/5/8/00002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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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责任田”问题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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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念兹、(安徽省苻离区委会全体同志)>
+
+　　[此文是以安徽省苻离区委书记武念兹为主，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要求继续实行责任田的上书报告。时隔四年后，文化大革命中视为“万言上书”。武念兹受到游斗批判。]
+
+　　（中共中央政治局：）
+
+　　省委于1961年3月推行了“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的办法，即责任田办法。一年来，在生产上获得了很大成绩。深受广大干群的欢迎。但是，今年3月份，省委却又提出了“改正责任田”的决议，当我们听过之后，在思想上起了一些波动，背上了思想包袱。我们全体同志对这个决议，虽然作了多次学习和讨论，思想仍是不通。
+
+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有了意见不管正确与否。决不能放在思想里不提，我们知道：如实反映情况是每个共产党员的光荣义务于是，我们又重新学习了党章，特别是听了传达中央扩大会议精神之后，对我们有很大启发和鼓舞。壮大了胆子，决心倾吐肺腑之言，恳请调查了解，弄清情况，予以解决。现将我们所见所闻，所想的东西汇报一下：
+
+　　我们认为“责任田”办法，在现阶段不仅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而且简便易行。容易为广大农民群众所接受。它是与当时农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它可以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核算单位，克服了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调动了生产队的积极性。而推行“责任田”办法，则比较彻底地克服了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可以充分调动社员的积极性。
+
+　　一年来的实践证明：“责任田”办法确实是当前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一条较好的办法。现在我们从各个不同时期来看一下吧，解放前土地大部分掌握在地主手里，广大劳动人民没有地种。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解放后，进行工地改革，组织了互助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劳动力的多少，牲畜的强弱，农具和土地的好坏，而逐步向两极分化，有走回头路的危险。成立初级生产合作社以后，虽然较前有所改进，生产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仍然按照半劳半股进行分配，仍有少量的剥削，前途也有很大危险。在成立高级社以后，完全消灭了剥削，实行了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为生产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但是在生产管理制度上，实行一种繁琐、复杂、不易执行的“三包一奖”和评工记分的办法，出现了管理混乱，领导困难，评工记分麻烦的现象。社员反映说：“不怕干活一天，就怕评分半夜”。自人民公社成立以来，仍没有好的办法。虽然推行了小段农活包工，但这种办法还是毛病百出。因为生产队的各项农活是干头万绪，千变万化的，往往对所有农活虽然作了具体安排，但情况稍有变化各项冲划都会落空。社员反映说；“实行小段包工，农活天天不清，头天计划很好，第二天就大呼隆。”同时又加自然灾害和“五风”的影响，致使农业生产受到很大损失。自1961年3月份，实行“责任田”办法后，由于这个办法简便易1961适合当前干部管理水平和群众觉悟水平。因而广大干群积极性空前高涨。在1961年中，虽然受到数年来没有的霜、旱、涝、虫等自然灾害。减产面积达19.3万亩，但粮食却获得了大丰收。全年粮食总产达3600万斤（其中集体3lOO万斤，社员自留地与开荒地500万斤），比1960年风调雨顺的产量3050万斤增长18%，因而不仅超额9%完成了粮食征购任务，口粮、种子、饲料也都按标准落实了，同时95%以上的社员还得到不同数量的超产粮。我们认为，去年生产取得的成绩，固然是贯彻了中央“十二条”、“六十条”的结果，但“责任田”办法却起到无法否认的巨大积极作用。
+
+　　我们并不否认集体生产的优越性，但搞好集体生产的关键在于搞好评工记分，否则就会产生平均主义，调动不起社员的积极性。而评工记分则是比“三包一奖”更难办的办法，是一个极其繁琐的哲学，同当前于部的管理水平，社员的觉悟水平，文化水平极不适应。因此，吃力不讨好，干部累得不轻，生产却不能搞好，不如“责任田”办法简单易行，同时“责任田”办法也是集体生产的一种形式。
+
+　　现在谈谈我们和有人对“责任田”办法认识上的分歧。
+
+　　一、责任田办法是不是方向的错误，有没有单干的危险？我们认为，这个办法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质，并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因为土地、牲畜、大型农具都属集体所有，产品统一分配，大农活统一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仅仅是劳动的形式上有点不同，即田间管理农活采取分散劳动的形式。这种劳动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这怎么能说是方向性的错误呢？我们认为。责任田”办法是过渡到大规模现代化农业的一个桥梁，通过它恢复和发展生产力，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再逐步改为集体劳动。我们认为，也不会走向单干。因为我们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只要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加以限制，就决不会走上单干。同时所有制是集体的，分配是统一的，社员承包“责任田”都是按照每个人的劳动分担的。“责任田”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每年根据劳力的增减“责任田”随之调整。个别农民想走单干是不可能的。
+
+　　二、实行“责任田”的办法，把产量包到户，前途是不是会有很大的危险呢？我们认为把产量包到户不但前途没有什么危险。相反，是“责任田”更具体化。它能够加强社员责任心，从而保证粮食不断增长。举个例子来说吧，在我们国家里。工厂、矿山的车间。实行以人定量，按件计资，超额奖励，这与包产到户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苻离农具厂生产镰刀，按任务每人每天5张。每盘炉3个人。每天15张，超额一张奖励三角钱，这不是和“责任田”包产到户一样吗？我们认为，大自然是农民的工厂。每块土地就是农民的车间，产量包到户也就是工厂车间实行的“责任制”，如果说有危险，为什么工业这样搞没有危险。而农业这样搞就有危险呢？
+
+　　三、有人超产多，有人会减产，会不会两极分化？我们认为实行“责任田”以后，社员包产以内的粮食是集体的，仅超产部分归社员所有。从这种现象的本质来看，完全是符合“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原则的。因为它承认了差别，克服了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拿我们的工资制来说，有的每月十几元，有的几十元。还有的几百元，尤其是工厂、矿山的技工。超出定额，还要得到大量的奖励金，这样每月就能得到更多的收入。一个工程师每月工资要比一个学徒工高几倍。难道说这样也能趋向两极分化吗？如果这样是对的，那么，社员在合理的包产后，多劳花了劳动代价，而多得点超产粮，多享受点生活资料，怎么会两极分化呢？同时包产指标还要逐年调整，超产总是有一定限度的。况且土地、牲畜、大型农具等生产资料都是集体所有，不准许私人买卖，不准许、也不能雇工剥削。因为劳力强本身所承包“责任田”也多，没有剩余劳动，群众有点钱、粮只能改善自己的生活；不会成为不劳而获的剥削者。至于个别减产户，因为极少，只占百分之几，只要找出原因，通过教育，保证口粮，也不致于发生问题。
+
+　　（四、实行“责任田”办法和不实行“责任田”办法情况是否相同，不实行会不会更好些。我们认为，自1960年底以来，在广大农村中，认真贯彻了中央“十二条”和“六十条”，经过整风整社，整掉了“五风”，这对发展生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实行了“责任田”办法以后，则更进一步发展了生产。在我们区里有个王楼公社，有一个杨庄生产队，这个生产队自解放以来，尤其是高级社以来粮食逐年增长，在全区全县都是拔尖子生产队。而和这个队相距不到一华里的曹庄生产队，由于劳畜力和土地条件较差，自公社化以来粮食一直没有增长，但自1961年以来，曹庄推行了“责任田”办法。充分发挥了人力、物力的作用。1961年总产达l9万斤，平均单产331斤，比1960年增长15%，而扬庄比曹庄低10.2%。杨庄社员说：“我们队要实行‘责任田’无论如何也得超过曹庄。”再如褚庄、芳寺两个老大队，芳寺大队对“责任田”办法实行得早，因而社员思想稳定，生产积极性高，1961年总产2743800斤。单产125斤，而褚庄大队到1961年8月份“责任田”还未落实。因而1961年总产仅1641200斤，单产115斤。比芳寺低4%。这两个大队土质条件和生产条件基本相同。褚庄大队的产量历来都高于芳寺，而今年却不如芳寺了，因此认为实行“责任田”办法是正确的，它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
+
+　　五、这个办法是否只能调动社员个体的积极性，不能调动社员集体积极性，今后集体活就不好干了呢？我们认为社员对个人利益的关心，即个体积极性是客观存在，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正是要利用这种对个人利益的关心，以发展生产。列宁说过：“对个人利益关心能够提高生产，我们无��如何要首先增加生产。”我们现在积极贯彻的“按劳分配”原则，不正是考虑群众有个体积极性吗？我们认为“责任田”办法已经把个体积极性和集体积极性结合在一起了。社会生产出的产品绝大部分都交给集体统一分配，这不也有了集体积极性吗？再说实行“责任田”办法后，社员对各种农活都能灵活安排，克服了等前俟后，一天不干半天活的窝工现象，劳动效率提高了，三天活两天就干完了，更能抽出多余时间搞集体活。如褚庄公社数年来由于大呼隆干活，挤不出时间，许多小桥失修，自实行“责任田”办法后，去冬今春就修建了40多座大、中、小桥。因此，我们认为实行“责任田”办法，既充分调动了社员个体积极性，也更好地调动了集体积极性，集体活也更好搞了。
+
+　　六、实行“责任田”办法以后，会不会减少公共积累。我们认为实行“责任田”办法公共积累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因为实行这个办法社员积极性高了，产量增加了。公共积累必然会多。如周段大队，1960年不但征购任务没完成，种子、口粮、饲料也都未按标准留足，更没有机动粮。自实行“责任田”办法后，不但超额完成了征购任务，还留足了种子、口粮、饲料，同时，有机动粮25万斤，平均每人达100斤以上。褚庄公社、松山孜大队。281户，1150人，自解放后，一直是落后队。尤其是近几年来，从未完成过包产任务。每年不仅征购任务完不成，还要国家供应大部分种子、口粮和饲料。实行“责任田”办法不到一年，除超额完成征购任务外，还留足了种子、口粮和饲料，并有机动粮12万斤，每人平均100多斤。
+
+　　七、实行“责任田”办法，干部会不会被腐蚀而变质。我们认为实行“责任田”办法，干部不是变坏了，而是变好了。这个办法对于干部没有腐蚀作用，因为干部同社员一样承包了“责任田”，需要自己亲自参加劳动，这就克服过去东湖一趟，西湖一趟，光指挥生产不参加生产的现象，由于亲自参加了生产，也就可以更好地指挥生产了，也能更好地联系群众了。同时减少干部不必要地“催工”、“监工”，也就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研究增产措施，提高了干部的工作能力，更好地领导生产。
+
+　　“责任田”办法的好坏，是有大量事实作鉴证的。自实行这个办法以来，生产上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主要表现是：
+
+　　（一）社员自觉的积极性提高了。劳动出勤率提高了，劳动潜力得到充分的发挥，七八岁的小孩，六七十岁的老人都积极参加生产。大秦公社周段大队，总人口224人，其中整半劳力增加了54%。顺河公社马厂生产队社员王振的小孩名叫合理，今年1l岁就天天跟着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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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扩大了耕地面积，数年来未种到头未种到边的地、都种到头种到边了。许多数年来未种的荒地，以及未开过的荒地都开起来了。据统计去冬今春开荒5286亩。社员家前、屋后、路旁、沟边也都粹起来了。
+
+　　（三）社员干活认真、提高了质量，一般都能做到耕种适时，管理细致。灰古公社灰古大队社员赵应平，承包了二亩高梁锄了七遍。灵寺公社马山头生产队社员孙怀礼包了二亩地不叫别人耕，自己用铁锸刨，并说：“深翻一寸，抵上一遍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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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广大社员都重视了积肥。原来无人管理的厕所，都争着管理。原来很少有人拾粪，现都争着拾，抢着拾。没有厕所的地方盖了厕所，没有粪坑的地方挖了粪坑。没有挖的污池，现在都争着挖。黄山公社总地亩是8414亩，去冬今春共追施粗细肥料5100方斤，每亩平均6000斤，超过了公社化三年来的总和。王楼公社梁套生产队的社员陈王氏，把埋上两年多的污池粪挖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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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牲畜农具增加了，社员更爱公共财产了，许多农具坏了，社员自动去修补。一部分小农具也添上了，基本上满足了当前需要。褚庄公社褚南大队原来只有几张坏犁子，现在修添了2l张，基本上满足需要。牲畜增加更为显著，全区现有牲畜6557头，比1960年增加了1364头，其中从外地买来1017头，繁殖347头。黄庄老大队从19 61年3月至1962年初，购买了131头，比1960年增长82.3%。个别社员还购买了牲畜，苻离公社沈圩大队社员孙正耐，用自己储蓄好几年的900元钱买了一头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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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公共积累多。王楼公社曹庄大队曹西生产队64户，246人。1960年没有推行责任田办法时扣留的公共积累是3000元，1961年是3600元，增加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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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家畜家禽有了很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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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统计1961年实有猪4581头，比1960年��长71%。羊11208只，比1960年增长50.7%。鸡32083只，比1960年增长145%。褚庄公社松山孜大队230户就养猪345头，平均每户一头半。
+
+　　（八）青年社员枳极学习农业技术了，老农也都教他们的子弟学习技术了。灵寺公社马山头社员孙玉兰，自参加农业生产五年，未认真学习技术，今年包二亩高梁。便主动请教老农学习耪高梁技术。褚庄公社褚南生产队社员马成协，亲自教儿子耕地，并说；“要不实行‘责任田’，小孩长大也不会种地了。”
+
+　　（九）增加了产量，完成了征购任务，安排好了社员生活。1961年全区粮食征购任务553万斤，完成558万斤，超额9%。口粮、种子、饲料都按标准落实了，同时也还有机动粮106万斤。猪、羊、鲜蛋收购任务也超额完成了。由于社员生活安排得好，因而思想安定，生产情绪高涨，修盖房屋、结婚、生孩子的大大增加。农村的集市贸易也空前活跃，广大农村出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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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广大干部参加了劳动，作风大大改变，遇事商量。更具体地领导生产，更准确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政策，干群关系更加密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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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责任田”办法可以增产，可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力。如果说这个办法不好，为什么我们安徽这个“五风”破坏特别严重的省份，能。灰复得这样快呢？这不值得很好调查研究的吗？
+
+　　当然这个办法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没有坚持好“五统一”，个别地方对困难户照顾不够。但不是主要的，只不过是具体工作中的缺点，只要注意，是可以而且很容易克服的。
+
+　　这个办法在我们这里仅仅是一年的时间。成绩是很大的。当然它还不是十全十美的，还发有经过更长时间的考验，今后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还会产生一些问题。但任何办法也不是一开始就尽善尽美，都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改进，一次比一次好的。“责任田”办法，也要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补充和改进，使它能适应情况的发展和变化。
+
+　　（我们全体同志。经过反复讨论，觉得在当前很难找出比“责任田”办法更简便易行，更能有效增产，更容易为广大干群所接受的办法，所以我们一致认为：“责任田”办法是个比较好的办法。）
+
+　　以上是我们的认识，正确与否，请批评指正。
+
+　　 安徽省苻离区委会全体同志1962年7月2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CCRD/2/5/8/000026.txt

@@ -0,0 +1,63 @@
+# 关于集市贸易问题致毛泽东主席意见书
+
+　　<张闻天>
+
+　　[这是张闻天1962年4月至6月在江苏、上海、浙江、湖南四个省市的城镇、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后，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
+　　（主席：）
+
+　　最近两个月，我出去参观了一些地方（主要为江苏的苏北和苏南，此外还到了你的家乡——湘潭县的韶山冲），了解到了一些情况。从参观中见到的关于农业方面的一些问题，我觉得中央大都已经注意到并且已经或正在解决，我提不出什么新的意见。只是关于集市贸易问题，主要是关于工农业生产交换问题，我想提一些看法和想法，从我所能接触到的材料来看，这个问题很重要。虽然，对这个问题，我从中央发给我的一些文件中，看到中央已经采取了许多好的办法，但是我还想谈谈我的感想。营业员我所知道的材料不多，我又没有参加这方面的实际工作，平时对这个问题也没有专门研究，所以我的看法和想法，定是比较片面的，其中一定会有错误；但既然有点意见，就不妨写出来供你和中央参考，并希望得到你和中央的指示。
+
+　　敬礼！
+
+　　 张闻天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二日
+
+　　（原附件：）
+
+## 关于集市贸易问题的意见
+
+## 一
+
+　　在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发展过程中，在市场和物价方面，有以下趋势表现得比较明显。
+
+　　一、由于工业品不足、农副产品特别是粮棉油不足和国家发行货币过多，农副产品在集市（即所谓“自由市场”）上的价格（即“自由价格”）提高很多，虽然由于供求关系的变化，这种价格也有一定程度的起落。国家在计划市场上按计划价格供应的工业品（包括食品工业的产品）在集市上都有黑市价格（即“自由价格”）。在那里甚至国家的各种票证和购货证也都有黑市价格。这些黑市价格都比国家的计划价格高得很多。农民对国家开放集市贸易是满意的，因为他们可以高价卖出他们的农副产品，同时也可以买进（虽然也是高价）一部分国家所不能供应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但他们对市场上物资数量太少、品种太少，国家对集市贸易管理太严、限制太死，使他们不能自由卖出他们的农副产品并买入他们所需要的物资是不满意的。看来，许多人为的限制并不能取消黑市，却反而助长了黑市物价的上涨，给投机商人以更多机会。而在限制较少的集市，上市物资就比较多些，物价就比较低些，投机倒把也比较少些。
+
+　　二、国家对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包括征购和派购），也多少随着自由市场价格的提高而相应提高了。一九六一年，国家公开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一九六二年，各地所实行的单项奖售和综合换购等办法，是各种变相的提价。各地实行这些办法时，标准不一，造成收购价格上的一些混乱现象。农民对这些办法虽然有比较良好的反应，但他们还不以此为满足。他们比较普遍的要求是，国家把征购、派购的任务一次定死，他们保证完成这些任务；同时，他们要求有权把一切剩余农副产品（包括一类物资）在集市上按自由价格出卖，并自由选购他们所需的商品。虽然国家现在禁止一类物资及完成派购任务前的二类物资〔441〕的公开出售，但这些物资仍然经过各种途径和形式进入自由市场。这种趋势，也就影响到国家对农副产品收购计划的完成。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国家完全禁止一类物资的出售，目前使重点产粮区的粮农损失比较大。粮农按国家收购价格出售农产品，不但不能保证其扩大再生产，甚至简单再生产也难于维持。国家今天急需粮食增产，而粮农今天却处在最不利的地位，这对各方面说来都是不利的。
+
+　　三、工业品（包括手工业品）的价格，除一部分国家计划供应的必要品种之外，也多少正在跟着自由市场物价的提高而提高，其中有的是公开的提价，有的是变相的提价。国家为了平抑物价，或维持原定物价，使不少轻工企业和手工业企业亏本。不少国营工业企业，甚至供销合作社，为了勉强维持国家原定价格，也做着赔本的买卖。在各种原料、材料和生活资料涨价更多的条件下，国家要维持许多产品的原定价格已日益困难。各地方企业为了维持生产和职工生活，自动提价的比较多。同时，国家用高价出卖的产品品种也正在增加。这对回笼货币，起了一定的良好作用，但对提高物价也是一种刺激。以上这种趋势，已经引起城市职工生活水平的某种程度的下降，从而也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
+　　四、为了谋利谋生，一部分农民、手���业者、城市中失业的和一部分下放职工及其家属和学生等，现在参加集市贸易、甚至干脆成为小商小贩的，数量日益增多。这一方面解决了许多人的生活问题，对活跃集市贸易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投机倒把违法乱纪的行为也大为增加，对社会秩序也有不好影响。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有所发展。合作商店、夫妻商店和专业的小商小贩重新活跃起来了。资本主义成分有从中生长起来的趋势。
+
+　　五、集市贸易的发展，自由市场的影响的扩大，使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和手工业合作社也逐渐参加进集市贸易中来了。它们的活动开始在集市贸易中发生了一定的领导和调节作用。集市上出现了两种倾向，即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倾向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倾向，它们之间的矛盾开始发展起来了。集市贸易市场有扩大成为地区性市场并成为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动中心的趋势，它要求突破妨碍物资交流和商品周转的一个地区内或各个地区之间的各种人为的限制和障碍。
+
+## 二
+
+　　我认为，这种趋势是当前经济生活中所必然要产生的一种客观趋势，因而认为，象中央现在所采取的利用这种趋势中的积极因素，给这种趋势以调节和领导（所谓“因势利导”），使之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克服当前财经情况的困难的方针政策和计划措施，是完全正确的。我现在还想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和当前市场、物价方面的上述趋势，提出一点意见。
+
+　　一、坚持中央发展集市贸易，使之成为经常的和固定的集镇贸易的方针。那里，不但可以容许直接生产者和直接消费者的买卖活动，不但应该有国营商业，特别是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的贸易活动，而且也应该容许和利用合作商店、夫妻店、个体手工业者以及小商小贩的合法的买卖活动。这些活动，除了本集镇以外，还可以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超出本地区范围，而同其他有关地区发生物资交流的关系。国家应多想方法使一个地区内和各地区之间物资交流的各种渠道畅通无阻。这样，使集镇市场既成为本地区经济生活的中心，又成为全国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做，不但有利于调剂本地区的有无，而且也有利于调剂各地区之间的有无，有利于挖掘全国许多没有动用的物资资源和潜力，有利于发展农工业生产和满足群众生活上和生产上的需要。显然，在国家物资供应困难的条件下，经过物资交流的发展，是可以解决许多实际困难问题的。
+
+　　二、我认为，国家应明确宣布：完成一类物资的征购任务和二类物资的派购任务，是农民对国家的义务。这是一种义务交售制，是农民对国家的经济任务，也是政治任务。国家把现在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固定下来，不再继续提价，也不再采取单项奖售和综合换购等许多复杂麻烦的办法。同时，国家把这种义务交售的数量和品种加以可能的压缩。一类物资的交售数量，应该根据城镇人口的减少及农村返销的减少而相应减少（这方面似乎还大有文章可做）。二类物资的派购的数量和品种，更可缩小，办法也还可改进。此外，国家还可以有计划地从征购派购任务中减去国家估计可以从市场上购进的农副产品的数量和品种。这样，农民的负担可以有部分的减轻，农民手中就可以有更多的农副产品了。国家再明确宣布，农民在完成其交售任务后，有在集市上按照市场价格自由出卖其农副产品（包括粮棉油在内）的权利。这样，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就可以划分得更加清楚。农民是很拥护这种办法的。这种办法可以大大提高农民生产和增产的积极性，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同时也更能动员农民手里的剩余农副产品到市场上来出卖，有利于商品周转和调剂有无。对农民手里的这一部分剩余农副产品，国家可以从集市上按照市场价格购进必要的数量和品种，以补足国家的需要。事情办得好，国家不但从收购中可以补足在征购派购中所减少的数量和品种，而且还可以超过。这对国家也是有利的。当然，事情办得不好，也可能完不成收购计划，风险也是有的。
+
+　　三、为了基本稳定城市职工的生活水平，国家对城市居民已经实行了必要商品的定量供应及对一定品种的商品实行购货券的办法。国家在保证城市职工的生活水平上所做的努力，城市职工一般是满意的。实际上这是一种配给制。凡配给的东西，国家都按现在低价的配给价格出售。除此以外，我认为：国家的所有商品，不论是哪一种工业品（包括食品工业产品），都可以一律按较高的市场价格在城市和集镇出售。特别缺乏的工业品和食用品，象现在中央已经采取的高价办法那样，可以用特高价格出售。同时，国家就利用这样售得的货币，在集镇市场上依市场价格来购买农民自由出售的剩余农副产品。国家就是这样，将工业产品和农民手里所剩余的农副产品进行交换。这是从农民那里取得其多余的农副产品的有效办法，是最易为农民所接受和欢迎的方法，也是巩固工农联盟的正确方法。
+
+　　如果采取以上办法，城市职工的基本生活水平虽然仍然可以保证，但可能还会有某种程度的下降。为此，国家在必要时可以考虑从商品提价所得来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补贴城市职工的工资。这种办法对职工有好处，对国家也不会有额外的损失。
+
+　　四、像中央所指示的，集镇上合作商店、夫妻店以及个体的小商小贩的活动，在今天发展物资交流和商品流通中，还有其积极的一面，应该加以利用并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但必须加以管理。凡是从事专门商业活动的小商小贩，应该进行登记，使之合法化，以便于必要的管理和监督，从而减少他们从事违法乱纪的破坏活动的可能。但“投机倒把”的观念，应该限制在违法乱纪的范围内，不要扩大化。关于何谓“违法乱纪”，国家也应该公布若干条，使大家有所遵循。商人是没有不搞一点投机倒把的。禁止一切投机倒把，就等于取缔小商小贩。这在目前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妥当的。同小商小贩和一部分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作斗争，不要采取简单的行政措施，将其“管死”，而要采取适当的经济措施，加以诱导和利用。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应该在集市上积极活动，发展业务，在“谁把生意做得更好”这一标志下同私商进行竞赛。我们要靠做生意的本领，即“文明经商”的本领，而不靠简单的行政措施去赢得竞赛的胜利。必须承认，我们现在所不够的正是这种文明经商的本领。我们在这方面还必须努力学习。只要我们学会了文明经商的本领，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是不可怕的，一些资本主义成分的产生也是不可怕的。我们拥有一切条件去战胜它，而且一定能够战胜它。而只靠单纯的行政措施，就达不到这样的目的。
+
+　　附带提一下：我认为，对登记了的专业商人征税是必要的。对为数众多的农民、职工、学生、贫民等从事无定型的和流动性的零星贩卖活动的，国家应该给他们以教育和管理，使他们遵循国家法律和秩序。凡是能够参加生产的，尽可能动员他们参加生产，但以不收税，不对他们采取粗暴的敌对态度为有利，否则只会造成税务人员和公安人员同他们之间不必要的紧张关系，而有利于少数坏分子从中挑拨和破坏。
+
+　　五、我认为，只要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积极活动起来，再加上国家其他经济措施的影响，集市就不可能再是“自由市场”，集市上工农业产品的价格也不可能再是“自由价格”了。它们会逐渐向有领导和有调节的市场和价格过渡。当然，这种过渡的快慢，还要看我们的经济力量和经营业务的本领。这里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但是只要我们加强领导和调节，集市上工农业产品的市场价格，比较“自由市场”的“自由价格”必然会有逐渐下降的趋势。这里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善于根据市场的行情变化，掌握工农业产品价格的适当比例。如果工业品价格提得太高，农副产品价格压得太低，农民就不愿在集市上公开出售其产品，那样又会产生新的黑市和新的黑市价格，国家从农民手里就会买不到所需要的农副产品。这对国家显然是不利的。反之，如果把农副产品的价格提得过高，工业品的价格压得太低，国家就买不足所需要的农副产品。当然，这对国家也是不利的。所以，今后如何规定集镇上工农业产品价格的适当比价，使之有利于国家、集体和个人，有利于工农联盟，这是一项非常复杂和困难的任务。但是实践的经验终会告诉我们，这种比例的分寸应该是什么。这里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在集市贸易上的价格政策，要尽量灵活，尽量主动，不要僵化和被动。一个地区的一种比价，如果发现不利于商品周转，不利于买卖双方，就要及时调整，变不利为有利，不要迟迟不决，坐失时机。由于我国地区辽阔，各地条件悬殊，国家在规定全国各地的物价指标时，应该富有伸缩性。同一种商品，不但有地区差价、城乡差价、季节差价、质量差价、批零差价和供销差价，而且这些差价本身，各地也还有差别，难���一致。所以，国家在集市贸易上应该给各地方商业领导机关和商业领导人员以较大的机动权，使他们能够根据当时当地集镇市场上行情的变化，及时调整工农业产品的比价。一种商品的价格，只要能销出买进，只要有利于产、供、销三方面，就大体上可以认为适当的。这里，应该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调节作用，使买卖愈做愈活，愈做愈大。
+
+　　六、国家在货币政策上，除了中央已经采取的回笼货币的许多办法必须坚持外，我认为凡确实有利于发展生产和发展贸易的资金，应该投放的就应该及时投放，不然，就会使生产和贸易停滞，这对克服当前困难反而不利。应该发挥人民币在全国范围内一般等价物和流通工具的作用，充分利用它为发展生产和贸易服务。（注：对重点产粮区许多生产队生产资金不足的情况，特别希望加以重视。）
+
+## 三
+
+　　如果采取以上提出的一些办法，则今后我国市场和物价的发展趋势，大体可以预测如下：随着国家财经情况的好转，工农业产品的增多，通货膨胀的消除，市场物价会逐渐下降。那时，国家就会主动采取逐渐降低物价的措施。同时，随着城市职工工资的逐渐调整和提高，配给制度也就成为不必要了。两种价格的局面，就会逐渐消失，而为一种价格所代替了。
+
+　　当然，采取以上一些办法的具体步骤，要尽量谨慎，做到稳步前进，减少突然性，不使在人民中间造成震动。采取以上一些办法，风险还是有的，但可能会更主动些。是否如此，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根据我的体会，中央现在已经实行的办法同这里所提出的一些办法之间的差距，是不大的。
+
+　　 张闻天一九六二年七月十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CCRD/2/5/8/000027.txt

@@ -0,0 +1,117 @@
+# 钱让能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上毛泽东主席万言书
+
+　　<钱让能>
+
+　　[钱让能（1933年1月～）安徽桐城人（现枞阳）。1960年8月，他下放太湖县农村，任徐桥公社副书记兼龙王大队书记。期间，钱让能目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的严重危害。1962年8月2日，有感于安徽农村在推行责任田后带来的农业生产恢复效应，惊骇于毛泽东对责任田的斥责，毅然上书毛泽东，向毛泽东主席着力推荐“责任田”制度。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将此信批示，作为批判“单干风”的典型材料印发。随之，钱让能受到长达二十年的批斗和迫害，1982年获平反。]
+
+　　（主席：）
+
+　　根据太湖县一年多来实行责任田的结果，我想作一保荐，不过与省常委六二年三月二十日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是相违背的。尽管如此，我总认为“责任田”的办法是农民的一个创举，是适应农村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六十条”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重要补充。有了它，当前的农业生产就如鱼得水，锦上添花。
+
+## （一）
+
+　　太湖是安庆专区的一个三类县，五八年到六零年这段期间，生产力遭到了巨大破坏，有些地方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六零年冬贯彻了中央一系列的政策，“五风”停止了，但人民群众奄奄一息。六一年三月，这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区推行了责任田。（具体见安徽省委六一年七月二十四日给中央主席、华东局的报告），真所谓它一出现，就以它的显著的生命力吸引了人们（包括邻县邻省边界地区）广泛注意，迄今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尽管有人责难它“糟了”“错了”，然而广大农民群众总认为是“好了”“对头了”，记得去年春，我在推行这一工作的过程中，农民群众的那股劲头是我十多年来（除土改外）的第一次见闻。
+
+　　推行这一办法的结果，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六一年是太湖人民在精神上、物资（质——编者）上的一个新的根本性的转折。荒、逃、饿、病、死，一瞬而基本变成熟（荒地变成了熟地）、回（外流回归了）、饱（人民基本上是吃饱了，有部分地区还吃得较好而有余）、健（体质健康了，有病的也不多了）、生（妇女怀孕了，江塘公社甘岭大队六百六十八个人，六二年怀孕的就有六十个妇女）。
+
+　　三类的徐桥地区（是太湖最差的的区）桥西大队的农业生产，六一年与六零年比较：粮食由十一万四千斤，增至二十万七千八百斤，增长百分之八十一（自留地不在内），油二百七十八斤增为一千八百六十斤，增长六倍半，棉花六十二斤增到六百七十六斤，增加十倍，生猪、家禽也是几倍的增长。当然，六零年的基数小，六一年的潜力大。然而，六一年的困难与问题却比过去艰巨复杂得多。
+
+　　首先，是自然灾害，连续一百零五天的干旱，最后还是风灾。
+
+　　2．牛力极缺，全大队六百六十五亩土地，二十七头耕牛，既瘦且小，其中十头牛是打一鞭才走一步的。
+
+　　3．农具缺乏，特别是大型农具，如水车、禾桶等，几乎坏完了。
+
+　　4．各种籽种都差。由于外地运来的尽是些杂种。
+
+　　5．肥料缺乏。尽是白田，没有草子。
+
+　　6．田底子差。五八年以来的五风，结果：大田变成了小田，方田变成了圆田，长田变成了短田，无边无拐的，同时又有部分田下了盐，底子更差。
+
+　　7．没有猪种鸡源。
+
+　　8．资金缺乏。特别是十五户困难户（占全大队总户百分之十四），连年供应口粮，几乎全部救济。
+
+　　9．体质差。当时还有消瘦浮肿病人一百二十五个，占四百三十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
+
+　　10．居住生活条件极差。破屋、漏锅的户占百分之七十以上。
+
+　　在这样多的令人头痛实际问题的情况下，取得了这样的成果，不能不使人感动。这不过是一个县的一般的大队，像这样的情形，就全县范围内说，是到处可闻可见的。
+
+　　而六一年与今年现有情况来比，就整个县来说，农民群众无论是在精神面貌上、物资（质——编者）生活条件上，又起了一个质的变化。午季丰收了，扩种的面积是高级社有史以来所罕见。去年午季按早稻国家供应全县三百万斤粮，今年相反，准备外调五十万斤。目前早中稻农民正在加强管理，早稻可以说是丰收在望。若无自然灾害，现在看来，国家的农副产品征购任务绝大部分（除去茶叶）是有把握完成的，且农民尚足食有余，家禽家畜亦已大大发展。
+
+　　这样的迅速转变���究竟是什么力量呢？拿农民的话说“就是责任田好”。当然，完全归究这一点，离开中央的一系列政策和省地委的巨大支持，那也是错误的。责任田之所以产生这样巨大的威力，之所以为人民群众所普遍欢迎，是因为农村的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农民在高级社，特别是公社化以来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农民群众掌握了。因此说责任田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央“十二条”、“六十条”发展的产物。主席曾经说过，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
+
+## （二）
+
+　　从办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以来，生产关系的变化，公社、大队、生产队组织形式的每次调整，没有哪一次不都说是适应。现在看来，其实并非如此。根据调查和统计，一九五五年是太湖解放后农业生产力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最高的一年。粮食总产达一亿九千六百六十七万斤，耕地面积四十万亩，除自留地九千八百二十四亩，平均单产五百零四斤；油料总产三百零一万一千六百斤，亩产六十斤；棉花总产三十一万零八百斤，亩产皮棉二十三斤，耕牛发展到三万六千二百六十头，大型农具二十五万件；茶叶产五十一万一千六百斤，烟叶一万零三百六十六斤，木料二百一十六万斤，生猪发展到四万八千头，家禽每户平均六只。群众生活：除存入国库二千七百三十万斤，留种一千二百万斤粮，每人平均口粮四百四十斤，食油三斤，肉类十斤，食盐二十斤，红糖全年供应量达三十九万斤，每人平均一点二斤。当时的合作化程度：单干户占总农户百分之五十点七，土地占百分之四十九点七，人口占百分之五十点三（包括季节性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占农户百分之二十四点四，土地占百分之二十六，人口占百分之二十四点八；初级社农户占百分之二十五点三，土地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三，人口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五。且初级社大部分均由五四年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此可见，五五年之所以成为解放后最高的一年，除了国家对农民的支持外，主要是有了土改后的连续三四年农民积极性所发展起来的物质基础，和初级社的生产关系还相适应的原因所致。而现在的“六十条”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责任田，它比五五年的初级社来说，其优越性不言而喻。就是比起高级社来说，它在制度上是更加合理，更加完备了。是具体贯彻“按劳分配”一个新的发展和进步。
+
+　　再从这里当前的生产力情况来看：五八年到六零年，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生产力遭到破坏，生产水平大大下降，到六零年底止，耕牛只一万八千头，比五五年几乎下降百分之五十，大型农具只有十万件，下降百分之六十，耕地缩减三十五万亩（因水利建设），下降百分之十一，粮食总产量一万四千五百一十二万斤，下降百分之三十五，油料一百零三万斤，下降百分之三十，生猪一万一千头，下降三倍多。其它经济作物均有很大减少。
+
+　　现在这里根据恢复最高生产水平的规划初步讨论，认为粮食需要两年到三年，油料四年，棉花三年，茶叶因水库淹没一部分需要八至十二年，生猪在六三年赶上，耕牛要十五年以上。当然生产力的破坏，现在恢复它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至于有人说：“‘责任田’不过是当前生产力遭到破坏，调动农民个体积极性的权宜办法，以后还要进行集体化革命”。这种说法，是很不能令人理解的，也不是现实的。（责任田是不是就是单干道路，这个问题在后面详细讲。）在这里还是拿农民和基层干部的说法来简单地回答这一问题：“责任田方向错了。” “哪来的话，我们方向是社会主义吧！社会主义总是要多打粮食，人人有吃有穿吧！” “对呀” “那就对了！国家征购任务一两没有少，我们大小队都有机动粮，困难户也照顾得很好，公共积累也照样提取，这有什么不好呢？你偏要把大家搞在一块上工收工，千斤担子只小队长一个人挑，这就是社会主义？” “这样搞将来有穷的穷，富的富，损害大家根本利益的。” “五七年以前你们生产、生活不也很好吗？现在我们搞以小队生产，又是以小队核算，比那时还要好些呀！” “小队核算我们双手赞成，以队生产千万不能。” “为什么？又不是大呼隆？” “同志，不行啦！五七年以前生活生产当然比现在好些。但是也有问题呀！譬如说，自留地与大田用肥、家庭副业与队里的集体生产、耕牛使用与发展、农具添置保管、农活的数量和质量、评工记分等等。这些问题呀，一个小队，就是你们来两个脱产干部也搞不好。现在责任田一搞，这些问题都基本解决了。你们想想，多轻巧，何必自找麻烦呢！说句老实话，共产党在互助合作的政策上，最好的就是责任田政策。只要不变，多完成任务（指征购），我们都情愿。”
+
+　　以上就是我们试探改正责任田办法的谈话。这段谈话，说明了责任田，农民本身也不承认是单干，实际上也不是单干，只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责任制，是克服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最有效的措施。
+
+　　改正责任田，农民已有风闻，但尽管我们苦口婆心如何去宣传解释，然而他们之中就有不少的人是：来年绿肥准备不播种了，今年田埂挖到了边（把田埂挖窄可以多种稻，但来年田就关不住水了），这些等等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因此说，“责任田不保荐，这里生产力就要遭到损失。”
+
+## （三）
+
+　　在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民，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使其关心个人利益，责任田正是完善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
+　　我从五二年起亲自办过互助组和合作社，五七年冬由安庆地委下放在重点乡亲自搞过了将近八个月的生产队长。六零年来到太湖，干了七个多月的大队书记。其中特别是在干生产小队长期间，农民兄弟给我不少的知识和教益。从这么多年来（主要是从高级社以来）的切身体验，农业上的“千斤担子万人挑，以社为家”，这个问题始终没能很好地彻底解决，即使暂时解决了，也不能很好地巩固。现在看来，追其根源，除掉政治思想教育外，主要就是责任没有到人。在当前来说，尤其是共产风刮得较严重的地区，如作不到“人人关心生产，个个责任分明”那就根本不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是保证社会制度胜利最重要、最主要的条件。因此，要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首先是取决于人们的劳动积极性，要想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那就要使所有的人们关心自己的生产任务和明确自己的责任。斯大林同志说得对“在无人负责的情况下，是谈不到什么真正提高劳动生产率，改进产品质量，爱护机器、机床和工具的……无人负责的现象就是工业的祸害。”斯大林指的是工业的问题。工业尚且如此，何况比工业更复杂的农业了。高级社以来的大量事实教训了我们，如何加强已经组织起来的农民群众的生产责任心和他们的劳动热忱，社会主义教育固然是很重要，但是没有个人利益关心为基础那是行不通的。
+
+　　我看，最简单易行为农民所普遍乐意的，就是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只有如此，农民才易于理解他们所做的每件农活都是与自己的利益发生直接的关系。并且很快就能兑现。过去的办法，主要就是靠评工记分。实际上产量不到田，责任不到人，评工记分就不能真正地搞好。现在如果以队集体生产，还是采取评工记分的老办法，可以说，除了有历史习惯的齐心协力的少数小队外，而普遍现象是做工只顾数量，不能保证质量。只顾工分，不顾效果。尽管你点子再多，绞尽脑汁，什么包工定额，检查验收，互相监督等等。在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和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同时评工记分的本身也确为复杂。（现在太湖仅有少数的评工记分）首先是误时，特别是大忙时耽误农民的睡眠。好的小队两三天搞一次，差些的小队天天晚上都要评工记分，包工定额，调兵点将。其次是评不好，不是争，就是吵，很难克服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再者是烦琐的哲学，几十道工序：甚至有的小队弄不清，成了一笔糊涂帐。会计人员百分之四十以上精力搞帐，队长要百分之四十精力搞管理。现在的责任制，他们却摆脱了这些事务，参加了生产。一个县数以千计的小队，光在节约劳力问题上，就是一笔巨大财富。
+
+　　总之，现在的农民总还是农民，他最讨厌、最头痛的就是那些复杂的麻烦的东西，他们所欢迎的也就是最简单、最通俗易懂的东西。
+
+## （四）
+
+　　“工业还要不要发展，搞责任田，工厂就要垮台了，你看怎么办？”我看不会垮。只有农业过关了，工业也好，其它一切事业也好，都好办了。有些人，把有些工人不安心，也想搞责任田的思想，完全归罪于它的影响，这真是莫须有的罪名。工人不安心工作的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至于工人羡慕农村的责任田��那只能说，责任田不仅为广大农民所欢迎，而且又为工人所羡慕。这只能说责任田对了。六零年八月份我由安庆地委下放到太湖，一开始就有几十个同志一道宣传农业为基础，七、八个月就是没有什么人理睬，六一年三月份，我们一搞责任田，好！逃在外面的劳动力回来了，跑到城镇工厂里当工人的小手工业者回来了（原来请也请不回来），流到机关里跟干部、工人当家属的也回来了。父亲托人写信给儿子，妻子写信给丈夫，弟弟写信动员哥哥等等，我们忙得不可开交，热闹非凡，这真是大喜事。七、八个月几十人口渴心焦地宣传，抵不上十来天的责任制那样巨大的威力（当然这里我并非提倡产业工人跑到农村来）。
+
+　　“集体经济要不要发展，你在搞单干，不是发展资本主义是什么？这不是方向性的错误吗？”责任田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管理方法，它并未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土地仍然是集体所有，仍然是按劳取酬；它并未改变集体的劳动方式，仅是比较复杂琐碎，适合于分散的农活去分散做。这种生产的集体性与劳作的个别性，在任何社会主义生产单位中都是存在的。与其说是单干，那只能说外表上是单干，而实际上则不然。太湖这里的情况除上所述，国家征购任务照交，公社、大队的公共积累照取，这又怎么能说是瓦解削弱了集体经济呢？
+
+　　至于在举办较大型的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建设方面，在扩大生产协作方面，虽然会受到一定限制，但只要工作得好，发挥公社、大队的作用，这方面的缺陷是完全可以弥补的。事实证明，太湖去年的冬修不也搞得很好吗？“唉呀呀，不得了啦，派工派不动，公家事情没有人干了。”所有这些责难，我想还是让事实去回答。太湖去年确也出现搞投机的，高价出售农副产品的，这是少数。一般地说，都不是真正的基本农民群众。即或有些搞了一两次，经过了教育，也就立即归正。超产粮是有差别的，收入也是不平等的。所谓这个差别，我看不搞责任田的也是存在的。所谓“不平等”，整个社会主义一个历史阶段也是存在的，而且应该是允许的。当前农村的现实状况，不是什么差别不差别，平等不平等的问题，而是如何来消除农民心目中的平均主义和大呼隆的心里毒素的问题，调动农民积极性，因而使其能够产生一些新的差别和新的不平等的问题。当前推行责任田，仅主要是在吃的问题上产生了一些新的差别和不平等，这正是真正的贯彻了按劳分配的原则，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胆小怕事呢？何况当前大队、公社公共积累，根据生产发展可以逐步增多，困难户也得到一些特殊的照顾，如包好田，少派征购，大队、小队有专门照顾困难户的机动粮等等，这些就是防止差别过大的措施。即或少数地区产生“差别过大”，“出现新的暴发户”，我坚信，我们的农村也不致变质，大船也不会翻的。因为政权在我们的手里。我们的农民也是有理想、有志气的，拥护党和毛主席的。几年来农民受了这样大的挫折和考验，也就充分说明这个问题。推行责任田也会助长农民小私有心理，问题在于领导和教育，不断地总结提高，使这种责任制的形式更加完备。
+
+## （五）
+
+　　坚定地站在农村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甚至九十几的人民大众这一边，相信他们自己解放自己。急急忙忙地收回责任田，吵吵闹闹地指责“是单干”，很可能因为一部分是好心同志不知底里。一部分还是以“本本主义”的观点害怕农民不跟我们走。
+
+　　据了解，太湖的北中区（与湖北省交界），去冬和今春阴山、溪水、罗田等县的农民们，络绎不绝，翻山跃岭的携带衣服、布匹、蚊帐、家具，甚至连小猫、小狗等也搞来换回自己的口粮（据估计一部分是搞投机的，绝大部分是有实际问题的），小手工业者（裁缝、木匠、砖瓦匠等）干脆不回去，终日在这里做工。五九、六零两年，北中的农民是向那边跑，现在却变成了倒流。再如太湖的邻县宿松，六一年春太湖在推行责任田时，曾经也有人，特别是一部分中层干部，说是“倒退，走回头路了”，“是太湖少数领导人胆大了”等等，可是到了去冬今春连他们自己也压抑不住了，这个运动也同我们一样如火如荼的推开了。问他们为什么？某些干部答不出，农民却回答得好“责任田能多打粮食”，事实也确实如此，现在太湖这里的干部入乡，到了年成好的公社去，要是在农民家里吃几餐饭，他是真不收粮票的。就是到了去年灾荒严重的地区，农民也总��说：“粮票你还是收下去。”干部一再坚持要他收下，但是送你出门时还是说：“同志，下半年年成好，你们就不要带粮票了。目前虽比丰收地区差一些，但是比你们二十五斤半好些。”刘羊公社一个医生说：“现在我给群众看病，每天至少要吃十个鸡蛋。六零年看病不讲吃这么多，就连见也见不到这么多。”去冬下乡，看到嫁在宿松的徐桥姑娘们三五天就往娘家跑。我问为什么？他们的父母说：“那边吃不饱，叫她回来多吃几餐，女婿不好意思来，她每次回去总是要带走八至十斤的。唉！那边不搞责任田，真急人！”无论是下乡也好，出差在轮船码头等车休息也好，许多农民有关责任田这方面道理，与我在省听到的和文件上看到的道理，则完全相反。许多奇迹，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所有不赞成“责任田”的各种议论，我想请到这里一闻一见，是会有很大教益的。我很担心，省委决议六二年内就要大部分改过来。根据这里的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农民他不会相信空话的，你不做出样子，证明比他的办法优越，除掉强迫命令，我看是扭不过来。
+
+　　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最基本的方法。当前的“责任田”问题，若要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汇报，或者下去走马观花，不和农民交心，不花一定时间，我看根本不能实事求是的。省委决议中说：“根据几个调查材料，群众对‘责任田’办法的态度大体是这样：有百分之二十的社员不愿搞责任田，这主要是觉悟高的干部、党团员、积极分子、困难户和劳力少、技术差的困难户。有百分之十的社员主张继续包产到户，不愿改正责任田办法……这主要是搞投机活动的社员和超产特别多、觉悟不高的社员。有百分之七十的社员处于中间状态。从上可见，改正‘责任田’办法是会得到多数群众拥护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问题不大。可是按照这里的情况，则完全相反。农村中有劳力的户不待说的是拥护责任田的，就是困难户，一大部分也是积极的。有的一听说“责任田”要改变，他们说：“我要哭责任田这个短命鬼了。”据我所知，不那么拥护，不那么热情，不那么积极的，除非是些一贯地游手好闲、不劳而获或者是专想搞平均主义的人。因为责任田是真正贯彻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不劳动就真正不得食了。省委调查的那个情况，也不能说不实际。因为我没有去调查。但是根据这里的情况看，除非在推行这一办法时，给它搞走了样了。否则，农民群众是无不鼓舞欢腾的。根据我们调查摸底，拥护责任田起码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甚至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站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同呼吸，该不能算是尾巴主义吧！怕百分之八十甚至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不跟我们走，这恐怕也不能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起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的道理呢？坚定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
+　　最后，请求主席直接派人前来调查，以达弄清是非，如认为有必要，我还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材料，即或再亲自干生产队长，为今年县、地、省委搞一些第一手的材料，我也没有什么意见。
+
+　　我所反映的这里的迅速变化，只能是与前几年比较而言，真正据一般要求所想象，这里无论在生产方面或在群众生活方面，还是需要做出更多的艰巨工作的。当然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国家的需要，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增加任务，这是可以的。不过，我还是这样想，像荒、逃、饿、病、死一字不漏的太湖县能够在一年内而且还是在那样大旱的情况下，基本上解决了吃的问题，那么其他有类似情况的地区也未始不可实行这个办法。
+
+　　 中共安徽省太湖县委宣传部  钱让能一九六二年八月二日
+
+　　（附件（一）：）
+
+## 毛泽东批示
+
+　　印发各同志。
+
+　　安徽太湖县、县委、宣传部钱让能同志，给我的一封信。请大家研究。
+
+　　 毛泽东八月二日
+
+　　（附件（二）：）
+
+## 关于为钱让能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通知
+
+## 中共安徽省委
+
+　　（各地、市、县委，各大学党委，省直各部、委、办、厅、局党委、党组：）
+
+　　安庆行署科委副主任钱让能同志，在一九六二年担任太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期间，于同年六月，为“保荐责任田”上书毛主席。六二年九月，省委派出工作组赴太湖调查，写了题为《“责任田”应该保荐吗？》的调查报告。十月，省委将钱让能同志的“上书��和省委调查组的报告印发省委一届十三次全会到会同志。十一月，又以省委皖发（1962）345号文件报毛主席、党中央、华东局，说“钱让能同志在‘责任田’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是比较系统、比较突出的，他的调查方法也是错误的，所反映的情况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这表明他实际上已经站到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那一边去了。”随后，钱让能同志受到了批判，虽然没有作组织上的处理，但在精神上蒙受了很大的打击。“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又在安庆地区八县一市和省直、合肥市对钱让能同志巡回游斗达数百次，严刑拷打、体罚，使钱让能同志在肉体和精神上受到严重的折磨和摧残。其家属、子女，在政治上也遭到株连和歧视。这些做法和强加的不实之词都是错误的。
+
+　　钱让能同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出于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关心人民事业的兴旺发达，从实际情况出发，为保荐“责任田”，向上级党组织和党中央主席直陈己见，是完全符合党章的。况且，他在《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中提出的“‘责任田’的办法是农民的一个创举，是适应农村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责任制，是克服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最有效的措施”，“有了它，当前的农业生产就如鱼得水，锦上添花”等基本观点，现在来看也是完全正确的。因此，省委决定撤销原皖发（1962）345号文件和一九六二年省委一届十三次全会文件五、文件事务，为钱让能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批斗中被抄家拿走的物品，要归还本人。同时，因受钱让能同志保荐“责任田”问题株连的家属子女及其他党员、干部、群众均应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
+　　一九六二年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省各级领导机关直至基层单位，都有不少领导干部、一笔干部和党员、群众，因“责任田”问题受到错误的批判或斗争，各级党组织都应按此件精神，宣布给予平反，恢复名誉。
+
+　　 中共安徽省委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
+　　· 来源：
+
+　　安徽省某档案馆

CCRD/2/5/8/000028.txt

@@ -0,0 +1,97 @@
+# 胡开明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生产责任制上毛泽东书
+
+　　<胡开明>
+
+　　[胡开明,（1913年1月∽1997年4月）男，浙江省乐清人。时任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文革后，历任安徽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
+
+　　（毛主席：）
+
+　　关于如何巩固集体经济，加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问题，我于7月30日华北局农业工作座谈会上，作了一个发言，提出了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发言稿已由华北局抄送中央一份。现在我又把它打印了一下，特再送您一份，请予抽空审阅为盼。
+
+　　谨致
+
+　　（布礼）
+
+　　 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    胡开明1962年8月8日
+
+## 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
+
+　　农村人民公社，经过贯彻执行“十二条”、“六十条”，特别是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后，纠正了“五风”错误，比较彻底地克服了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农民的积极性比以前高多了；但是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主要表现是：（1）社员出勤不主动，每天还得队长挨门上户去叫；（2）社员集体劳动的时间短，出勤晚、收工早，一般每天不过六小时；（3）耕作粗放，“耕地留茬子，种地不到头（边），锄地草搬家”的现象仍然存在。有一个生产队长告诉我说：“现在社员有‘四怨情绪’：一怨别组出勤晚，本组出勤早；二怨别组歇息大，本组歇息小；三怨别组收工早，本组收工迟；四怨别组工分高，本组工分低。”目前有不少群众要求“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这种对集体生产的消极态度和缺乏信心，是值得注意的。
+
+　　为什么还存在上述现象呢？除了既定的政策还没有完全落实以外，主要问题有三：一是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过重，而且不大稳定，群众说我们的粮食征购政策是“鞭打快牛”的政策；二是国家的比价也很悬殊，所以群众说：“一粮为纲不合算，干什么也比种粮食强”；三是生产队没有建立起生产责任制，计算劳动报酬的方法有问题，不能很好体现按劳分配。
+
+　　以上三个问题都急需解决，但是由于目前工农业生产水平低，物资少，解决前后两个问题是有限度的，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当前主要是解决后一个问题，即解决生产队内部的关系问题，发挥本身的潜力。
+
+　　我认为中央在调查研究的一批问题中提出，“在集体经济中，要采取什么办法，加强责任制，把评工记分搞好，既照顾出工的数量，又照顾农活的质量，鼓励精耕细作，使工作质量好的得到较高的报酬，例如超产奖励，等等”，是十分重要的，我们需要很好地研究一下。
+
+　　目前生产大队为什么没有搞起责任制呢？主要是一般生产队都是组织临时性、季节性的作业组，或者是作业小组的成员常年固定了，但没有固定的地段，更没一定的产品任务。经验证明，经营生产是不能依靠这种临时性和季节性的作业小组的。因为在这种作业组里，一切土地、生产资料乃至劳动产品，都是无人负责的；社员们对于作物的高额丰产，也不发生多大兴趣。至于农业生产的周期性较长，从耕种到收获，至少需要五六个月，必须连续经营得好才能增产，可是这种临时性的、没有固定地段和产品任务的作业组，只管完成某种作业，不负责完成田间管理和最后的生产成果，因而他们的责任心不强，干活不认真；“记时磨洋工，记件抢工分”。正常的经营方法是：在播种的时候，就要考虑怎样播好、间苗、好留苗；在锄头遍的时候就考虑怎样锄便于锄二三遍；干着今年的活就考虑来年的活。可是这种临时性的没有固定地段和产品任务的作业组是不作这些打算的，因而就不能保证全部农活质量。再说，农活干得适时不适时，影响产量也很大，比如播种、间苗、锄地，同样都完成了任务，但是完成的时间早晚和产量也很有关系。早种三天和晚种三天就不一样，早锄三天和晚锄三天也不一样。到底什么时候耕作最合适，农民是有经验的，只要把全部生产任务交给他们，他们是能够根据作物生长情况和天时变化灵活掌握的。可是现在的这种作业组是不管这一套的。这怎能实现最大限度的增产呢？看来这种劳动管理制度是非改不可的。
+
+　　为什么没有搞好劳动计酬工作呢？主要是目前生产队计算劳动报酬的方法，说是定额管理，按件计工，评工记分，实际上多是死分死记，有记无评。为什么这样呢？第一是定额管理十分复杂，据说全国有二三百种定额还不够用，刚议定好了，天时一���还得修订，因此农民一提劳动定额就头痛；第二是社员怕评工记分伤感情。因为农活很复杂，同一农活也有好做和不好做的，同时农活质量也很难定个统一标准，所以一评就吵，吵得大家对评工都不感兴趣了。我召开过两次基层干部座谈会，问到评工记分的情况，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说实在的，评工记分从初级社到现在都没有搞好过。”我考虑，农业生产由于受着大自然的影响，情况十分复杂，在一个生产队的范围内，劳动定额很难搞得准确，加以在田间作业，也很不好检查验收和评工记分。就是搞好了，也只能体现某种农活的数量，不易体现农活的质量，更不能体现生产的最后成果。而且，这种仅按劳动日数而不计算收获数量的计酬方法，常常会鼓励用工多、产量少的小组，打击用工少、产量高的小组。比如某生产队有个组，由于劳动组织得好，每亩玉米只用了15个劳动日，产了300斤玉米；而另一个组经营同样的土地，由于劳动组织得不好，每亩玉米用了20个劳动日，只产了250斤玉米；如果单按劳动日进行分配，则第一组反比第二组分得少。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这种平均主义的计酬方法，必然障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是非改不可的了。
+
+　　我认为上述两个问题实际上也是互相关联的一个问题，正是目前生产队工作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如果不设法加以解决,就会障碍集体经济的巩固发展。
+
+　　怎样解决这两个问题呢？我和一些基层干部和社员商量的办法是，生产队组织长期固定的生产组，实行“三包”生产责任制.具体做法是：
+
+　　一、由社员自愿结合(必要时也可以个别搭配)组成一个六七八或六七个劳动力的生产组，在一般情况下长期不变。
+
+　　一个生产组六七八户或六七八个劳动力，生产单位是否小了？我认为不小。因为目前农业生产一般的还是手工业操作，不需很多人在一起作业，就拿用人最多的播种来说，一般的有一个握耧的、两个撒粪的、一个拉砘子的就成了。蔬菜组需要大一些，有十来个劳动力也能搭成班子。如果遇到特殊情况，需要劳动力多，生产队还可以组织组与组之间的协作。
+
+　　二、生产队把全部土地都分到生产队，耕畜、农具也尽可能分到组去使用，在一般情况下也长期不变。因为固定起来，社员就会更加注意培养能力，注意爱护耕畜、农具了。
+
+　　在分配土地时基本上按劳动力，才能耕得好。
+
+　　在生产队把耕畜、农具分配到生产组后，如果不能用，组与组可以搭具配套，合伙使用，但是必须等价互利，如果生产队耕畜太少，分不过来，也可以仍然放在队里，责成专人喂养，轮流给生产队干活。大车、双铧犁等较大工具，如果不便分配，也可以采取这个办法。
+
+　　三、“三包”期限，最好与国家粮食征购包干期一致起来，不能年年给生产好的组增加包产数，以免打击队员加强经营管理的积极性。
+
+　　生产队为了保证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包产指标可以比国家粮食征购包干定产数稍高一些，但也必须留有余地，使生产组有产可超。
+
+　　四、到了秋后，包产以内的全部产量，由生产组交生产队统一分配；包产以外的超产部分，完成归生产队按劳分配。如果因为经营管理不善少完成了包产，则按比例扣除包工数。如果因灾减产，民主议定适当减少包产数，不减包工数。如果抗灾有功，还可以适当增加工数。
+
+　　包产以外的超产部分，有的人主张生产队与生产组分成。我考虑，还是全归生产组好。因为这样，既有利调动社员的增产积极性，又可以免去秋天核实产量的麻烦。问题的关键在于定产适当，不在于分成多少。
+
+　　张家口郊区东窑子公社，有几个生产队在今年春季，自发地建立了常年固定的生产组，实行了“三包”生产责任制。我去看了一下，效果很好。孤石生产队实行“三包”到组后，队长既不用每天派活，也不挨门上户叫出勤了，连钟也不打了。每天天一亮社员就主动下地搞集体生产，中午休息时间很短，到天黑还不肯回来。现在他们的集体生产搞得很好，开小片荒的很少，外东窑生产大队“三包”到组的一、二、三队，种的12亩老根菠菜，平均亩产6939斤，5月12日就上市了，平均每亩收入279元，斤价三分九厘三，未包产到组的第四生产队的3亩老根菠菜，平均亩产5757斤，低于前者17%，晚上市两天，每亩收入217元多，低于前者4%。目前生产组与生产组之间竞赛劲头很大。
+
+　　根据基层干部和社员的看法，“三包”到组有七��好处：
+
+　　由于生产单位小了，生产组有了超产部分的分配权，集体的利益和社员的利益就更为直接了，所以社员都能“掏出真心干”，力争多超产。
+
+　　（1）   由于解决了组与组之间评工记分标准不统一的矛盾，这就可以彻底消灭在劳动报酬上的不合理现象。
+
+　　（2） 由于小组人数少，便于互相监督，能够保证农活质量。
+
+　　（3） 由于小组是自愿结合的，心同意合，能够互相帮助，互相谅解。
+
+　　（4） 由于小组户少地少，便于实现民主管理，灵活安排农活，能够作到因时因地制宜。
+
+　　（5） 由于发挥了生产组的主动性，生产队干部就可以免去每天派工、记工等事务，更多的参加集体生产（干部到了组里之后，也非参加劳动不可），减少了干部误工补贴。
+
+　　（6） 由于小组的成员固定了，地段固定了，同时“三包”合同又长期不变，社员就会多施肥，多加工，注意培养地力和合理安排作物茬口。
+
+　　“三包”是群众的创造，是个好方法。过去大队对生产队实行的“三包一奖制”，所以成了“繁琐哲学”，是我们的干部搞的，不是群众搞得。现在我们不搞了，群众又搞起来了，还很简单。我到孤石生产队看了一下，群众说：“我们都是本乡本土的人，哪块地常年产量多少，用工多少，投资多少，我们都知道，一盘算就出来了，很省事，有两三晚上就搞成了。”
+
+　　过去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以生产队为承包单位，生产单位和分配单位不统一的矛盾比较大。现在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统一分配的单位缩小了，这个问题也就不显著了。
+
+　　有些同志说采用这种办法，实质上是把基本核算单位又下放到生产组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如果说现在生产队对生产组实行“三包”是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组了，那么，过去大队对生产队也实行“三包”，为什么还改变基本核算单位呢？显然，“三包”到组，基本核算单位还是生产队。
+
+　　可能还有人说，小组包工包产，虽然不是基本核算单位，但是也有部分核算了。我认为核算一下也好。我们的工厂是全民所有制的，还搞班、组核算，那么，生产队的生产小组搞核算，又有什么害处呢？搞生产就应该注意经济核算。我们现在领导农业生产不注意经济核算，也是一个大毛病。
+
+　　也有人说，小组包产以后，又有一部分分配权，不好。我认为好。因为小组有了超产部分的分配权，他们就力争超产了；他们越力争超产，完成包产和完成国家征购就越有保证。同时，小组分得这种超额报酬，也属于多劳多得部分，是完全合理的。这样做，一点也影响不了生产队的统一分配计划。
+
+　　许多人主张采取包工到组，甚至包工到户的办法建立生产责任制。这种办法有些地方早已用过了，并没有解决多大的问题。因为只包工不包产，这种责任制是架空，其结果还是“包工不包产，荒了没人管”。有人说，如果包工包产，生产组还得搞劳动定额和评工记分。其实小组包工不包产，也得搞这一套，两者是一样的。我认为以生产队为单位搞劳动定额和评工记分是搞不好的；以小组为单位，由于范围小了，就容易搞好了。
+
+　　有的同志说，以生产组为包产单位，会妨碍机械化的发展。我认为这种论断的根据也不足。苏联的农业机械化程度比我们高，他们集体农庄的“农耕队”，也是把土地交给生产小组（只由几个庄员组成，一般不超过10人）负责经营管理的（只有全部机械化耕作、概不需要手工劳动的作物例外），他们叫做“地段责任制”。也叫“地段计酬制”。每个地段都有定产，超产部分按一定比例分成，他们叫作“超额报酬”。这是苏联一些先进集体农庄创造的经验，后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苏共（布）中央把它普遍推广了，直到现在还没有改变。我考虑，目前我国农业机械化的程度还很低，农业生产基本上还是手工操作，更应该 普遍推广这种办法。当然，有些生产队规模不大，领导骨干加强，各种制度健全，生产搞得很好，社员不要求改变现行办法，也应该允许，不要强求一律。不过按照我的设想，就是在先进生产队推行这种办法，也不会有什么海处。赤城县沙孤墩大队，是一个先进队，他们在今年春天也自发地实行了包产到组，现在经营管理得比以前更好了。
+
+　　还有些同志主张采用“包产到户”的办法，解决当前生产队的工作问题。我认为这种方法，在包产以内的产品虽然仍由生产队统一分配，但是在经营方式上是单��的，这就否定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毛主席在第二次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根据当时根据地群众创造的劳动互助组织和耕田队的经验，指出了劳动互助的伟大作用。党中央关于 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说：各地党委应该充分注意研究和利用农民固有的互助习惯和互相帮助形式，帮助农民群众能够逐步广泛地组织起来，以解决生产上的困难。在个体经济的时候，党中央和毛主席都号召农民组织起来；现在已经公社化了，我们为什么还要领导群众去单干呢？
+
+　　在一些落后队里，实行包产到户，生产很可能比现在搞得好。在我们张家口地区也有这样的例子。但是这种增产是有限的，而且有许多问题不好解决。首先是现有的耕畜、农具少，搭配不开。如果生产队统一管理，轮流给各户耕作，势必有先有后，影响产量，争吵不清。再说，一家一户的劳动力，在生产上搭配不起架子；就是劳动力多，技术也不可能齐全；如果遇到天灾、疾病，势必无力抗拒。这就不可能不产生两极分化，也不可能不产生资本主义。因此，我不赞成普遍推行这种办法。但是，如果把包工包产到户做为一种辅助的办法，例如在生产组中把某些少量的、技术性强的作物（如烟叶）和留种地，包给个别有经验的社员去负责经营管理，那是有好处的。苏联也有这种办法。
+
+　　我认为农民的要求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另一种是落后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把群众落后的要求引到进步的方面来。
+
+　　万全县深井堡大队是个落后队，今年春天群众曾经坚决要求包产到户。后来县里派工作组去帮助群众总结了几年来的办社经验，分析了包产到户的利弊，并给他们介绍了“三包”到组的办法，经过反复讨论、比较，群众认为“三包”生产责任制比包产到户好。最近我去看了一下，他们的生产搞得很不错。我认为这种工作方法是队的。
+
+　　当然，经过工作，如果社员还是非要包产到户不可，我们也不能硬顶或硬纠。因为那样办，他们就会躺倒不干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允许群众实行包产到户。但是，其中如果有人同意包产到组，就是二三户，我们也应该帮助他们搞起来。因为走合作化道路是“五亿农民的方向”。同时，对于那些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的农民，也不能歧视。他们在生产上有困难，我们也应该满腔热情去帮助。如果他们要搞拨工互助，我们就应很好地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如果他们要转向包工包产到组，无论何时都应当表示欢迎。总之，我们要采取说服教育和典型示范方法，逐步地把他们引到集体方面来。
+
+　　· 来源：
+
+　　根据作者或他的亲属提供的原件打印

CCRD/2/5/8/000029.txt

@@ -0,0 +1,15 @@
+# 胡开明给毛泽东的信
+
+　　（主席：）
+
+　　前几天曾给您送上一份关於执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的材料，不知见到否？现在再给您送上一份关於农村口粮分配办法的意见，请抽空审阅为盼！
+
+　　 谨致
+
+　　（敬礼！）
+
+　　 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  胡开明8，18
+
+　　· 来源：
+
+　　根据作者或他的亲属提供的原件打印

CCRD/2/5/8/000030.txt

@@ -0,0 +1,49 @@
+# 胡开明就农村口粮分配办法给毛泽东的信
+
+　　<胡开明>
+
+　　（主席：）
+
+　　前几天曾给您送上一份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的材料，不知见到否？现在再给您送上一份关于农村口粮分配办法的意见，请抽空审阅为盼！
+
+　　谨致
+
+　　（布礼）
+
+　　 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    胡开明                                                                               1962年8月18日
+
+## 对于农村口粮分配办法的意见
+
+　　关于当前农村口粮分配问题，我在今年2月初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曾给雪峰同志并中央书记处写信提过意见。当时由于材料和时间有限，问题说得还不够透彻。现在乘讨论“六十条”修改稿的机会，再就这个问题提出几点意见，供大家研究。
+
+　　张家口地区去年在农村口粮分配方面，大部分生产队执行“基本口粮和按劳动工分分配相结合”的办法（包括人、劳比例分配办法），少部分生产队执行“按劳动工分分配加照顾”的办法。今年绝大多数队实行了“两结合”的办法，搞“按劳分配加照顾”的已经寥寥无几。从现在初步结果来看，“按劳分配加照顾”确有很大的物质刺激作用，受到相当一部分社员、主要是劳多人少户的欢迎；对懒汉、二流子也起到了一定的强制作用。但是，总的看来，问题很多。主要有：
+
+　　第一，它不易体现“既调动了最大多数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有确实保证了劳动力少人口多的户和农村非农业人口的一般口粮标准”的原则。由于现在的农村口粮是按人头留的，而且是低指标的，完全实行按劳分配，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农村生活上的非常悬殊；一部分劳多人少虎、尤其是单身汉绰绰有余；而为数相当多的缺少主要劳力的烈、军、工、干属和人多劳少户，却不能维持最低生活。进行照顾之后，情况固然好一些；但照顾毕竟是照顾，怎么也不可能达到“一般口粮标准”。根本原因是目前农村口粮水平一般都低，而缺劳力户又多（约占农村总户数三分之一），如把他们照顾到“一般口粮水平”，就会出现一些人、劳相当户的口粮还没有照顾户高，这样他们就不干了。如万全县西红庙大队是全区口粮水平较高的队，日平均口粮8.64两。他们原按5.5两为中线，实行“按劳分配加照顾”，结果被照顾户过不去。后来改以7两为中线，试算结果，不少非照顾户与受照顾户吃粮一样，甚至有些还低一些。最后只好按日平均不足5至6两者进行照顾。全队共照顾了125户，占总户数的40%；照顾粮45500余斤，占总口粮的15%。结果：67户平均日吃1斤到3斤；105户日吃8两左右；仍有123户只吃6两左右。据最近了解，这大队已有20%的户在7月中旬以前就断了粮；另有20%的户和50%的户只能吃到7月底、8月初；仅有10%的户能够接到新粮。第八生产队23户，日平均口粮8.64两，到7月末断粮的就有13户，其中有6户从今春就开始变卖衣物糊口。相当一部分户最低生活维持不住，想着劳动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大队不得已把13000斤余籽种转作了“劳动补助粮”，勉强维持了生产出勤，但集体劳动时间每天不过五六小时，劳动效率不同，已经荒地350多亩。大队干部社员议论说：“以后再不搞这按劳分配了！”
+
+　　第二，同国家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对口，不利于粮食工作的安排，且要影响集体经济的巩固。因为我们统购农民的余粮，是以集体为单位按人头扣除口粮计算出来的。不是以户计算余缺，也不是按劳动力分配征购任务。如果口粮完全按劳分配，就出现了口粮按人留与按劳分的矛盾。这样人多劳少、分粮少的户便很不服气。他们说：“我们不是没有口粮，口粮国家已经按人留下了，人少劳多的和光棍汉分得多，是我们孩子给他们顶名分来的。不信把他们单编一队，国家准不会再留这样多的口粮了。”另一部分人口虽多但劳动力少的户，则不承认这是按劳分配。他们说：“这叫什么按劳分配？我们就劳动出这点粮食吗？国家先拿走了，剩下的再叫按劳分配，口粮不够，说是我们劳动得不好。”因此，这些户要求先按劳分配，然后按余缺标准把征购计算到户；主张兵对兵、将对将地重划生产队，谁也不背亏、不占光；或者干脆分田到户，各奔前程。这样下去，显然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妨碍集体经济的巩固。
+
+　　同时，随着口粮按劳分配，相当部分雨量转为私人战友，相当多的人口生活又过不去，这又势必要迫使我们加大农村供应。
+
+　　第三，它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社会分工，不利于工农联盟。由于农村口粮完全按劳分配，从事其他事业的农村非农业人口和无主要劳力的烈、军、干、工属困难更大。据唐山地委报告，那里的国营煤矿对513名职工家属的调查，其中有42%的户每人每天平均口粮不到5两，最低的只有1.82辆；机关干部家属在农村的也有30%左右的户口粮在5两以下。他们的生活无法维持，有的就找到城市想办法，有的则变卖衣物甚至讨饭。张家口地区也有这种情况。这些虽属部分人的生活问题，但却引起了城乡个方面的很大波动和不满。他们提出质问说：“干农业算劳动，干其他事业算不算劳动？如果算劳动，怎么不给口粮？”有的认为这是农村干部、社员在故意刁难。因此，有些农村手工业者不愿再干本行，有些教师弃教为农，有些军、干、工属要求在外人员回家种地，有些不在精简、压缩之列的职工硬要退职。另一方面，一些已经回到农村的家属又重返城镇；正在动员回乡的家属，对吃饭顾虑重重，不肯回去。这些问题，现在不仅搞得人心惶惶，而且还增加了城乡关系的紧张。
+
+　　为了弥补这些严重缺陷，河北省今年规定：对五保户、困难的残废军人和烈家属，分给他们的口粮和其他实物，可以稍高于本生产队中等水平的数量；对于有些劳动力少人口多、生活困难的社员，或由于遇到不幸事故而发生的临时困难户，可以照顾他们分得稍低于本生产队的中等水平的口粮和其他实物；对于居住在农村的干部、职工、手工业者、教员等人的家属，如果因为本户的劳动力在外参加工作而造成工分少的，应当照顾他们分得相当于本生产队的中等水平的口粮和其他实物。这个规定本身很好，但问题在于难以实现。如前所述，要在当前口粮低标准的情况下，把占农村三分之一的缺劳户的口粮都提高到中等水平，就不好实现按劳分配了。如果真的这样办，即会有相当一部分非照顾户的口粮低于被照顾户，也不合理。
+
+　　实行“基本口粮和按劳动工分分配相结合”，暂时看来，物质刺激作用似乎不知“按劳分配加照顾”来得强烈。但它的最大好处是，能够比较全面做到“既调动了最大多数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又确实保证了人多劳少的苦难户和农村非农业人口的一般口粮标准”。因为，它在口粮较低的条件下，首先保证了全民的基本口粮，维持了正常的社会劳动。但同时这种基本口粮又仅仅是保命的最低需要，要想生活得好，还必须依靠多劳多得。这样它既能比较容易和比较妥当得安排人民生活，把最重要的生产力——人普遍保护下来，又可以促使和吸引他们积极参加集体劳动，从而也就把最大多数社员的劳动积极性调动了起来。
+
+　　从张家口地区实行的结果中已可明显看出，这个办法不但在口粮水平低的队要比“按劳分配加照顾”问题少得多；就是在口粮水平同样较高的队，不论在生活安排方面，还是在社员劳动状况方面，也是比较好的。如万全县孙家窑大队，也是全区口粮水平较高的队，每人日平均口粮8.32两，他们以6两为基本口粮，其余按劳分配，这里在当前青黄不接的情况下，生活上虽有困难，但困难程度比西红庙小得多，没有一户变卖东西换粮食的，社员生产情绪一直比较稳定，每天集体劳动时间8至9个小时，没有荒亩。
+
+　　因此，作为当前的农村口粮分配政策，我认为还是以实行“基本口粮和按劳动工分分配相结合”为好。
+
+　　当然，在保证基本口粮的原则下，具体办法上也应允许因地制宜。如可以在春天就把基本口粮的数量一下定死；也可以只定个人、劳比例，秋后粮食下来时再算账。在基本口粮的具体分配上，是按人头分，还是按以人定量分？实行以人定量，是多划几等，还是少划几等，或者只给小孩划等级，成人不划等级？这些都可以按不同的具体情况和多数群众的意见去办。
+
+　　邓子恢同志主张实行“基本口粮、按劳分配和照顾粮三结合”的办法（即：凡无劳力的老人、小孩、病人等都给基本口粮；凡是有劳力，有劳动底分的都按实作劳动日分粮；五保户、烈军属、病人、孕妇及人多劳少户，除基本口粮外，经过社员评议予以一定照顾）也是可行的。这同“两结合”的办法基本相同。因为采取“两结合”的办法，对个别特殊困难户也必须予以个别照顾。不过我们考虑“三结合”的办法，“两头”发给基本口粮，劳动力不给基本口粮一律参加按劳分配，看来劳多、劳力强的户似乎可以多分，有利于鼓励劳动，但也并不尽然。因为，劳动力能否多分，不光取决于���劳分配，还是看基本口粮的高低和按劳分配粮的多少。就是在同样基本口粮的情况下，它也由于“两头”已经保证了基本口粮，只是劳动力参与按劳分配，其结果比之“两结合”也仍然差不多。同时，这个办法具体执行起来也有许多缺陷。首先是整半劳力不易划得合理。有些应划为劳力但不能多参加劳动的（如妇女因家务牵累过重），不给他们以适当照顾，势必出现生活困难；要进行照顾，又扩大了照顾面，从而影响按劳分配。另有些不应划为劳力的但有一定的劳动能力（如老年人和大孩子），如发给基本口粮，他们则坐等照顾，不利于充分挖掘劳动潜力，因之又势必对他们重新另议具体办法。其次，谁应照顾，谁不应照顾，乃至照顾多少等等许多界线也很难划清，并且又常常受到干部、群众中的感情和偏见左右。因之不仅十分繁杂难搞，反而还会引起多方面的争吵和社员之间关系上的紧张。如果实行“定工生产、定额照顾”，似乎会比秋后定照顾可以较好地鼓励劳动。但问题是定工难以完全符合各种不同的实际情况，并且执行中又容易流向为减少照顾而高估定工，或者是水涨船高：今年超定工，明年又加码。受照顾户算清了这个账，就会消极下来，而等坐照顾了。因此，我认为这个办法看来似乎更科学、更准确，但实际执行起来确不易尽情合理，并且十分复杂，不如“两结合”来得简便易行。
+
+　　有人认为，保证基本口粮，不符合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是平均主义。这种看法我认为不够妥当。首先，“按劳分配”原则，是否就是实物按劳分配？实物按劳分配是否又是谁生产什么就分什么？如果是干什么、分什么，那么工人分什么？国家工作人员、城市居民又分什么？因此我认为“实物按劳分配”同整个按劳分配原则，恐怕不是一个范畴。就以实行实物按劳分配来说，粮食也应同其他东西有所区别。因为粮食是维持生活、保证劳动的最必需品。正如群众所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慌”。保障生命、保证劳动和鼓励劳动积极性三者是辨证的统一，而保命又是首要的。我们在处理农村口粮分配时，应当兼顾这三个方面的利益，不能任意地有所偏废。在社会主义的当前条件下，人们的劳动状况和物质生活上还不能不存在着种种的差别。承认差别和纠正那些企图人为拉平的现象是完全正确的，但这却不能同保证最低生活需要对立起来，也不能矫枉过正地流向单纯的物质刺激。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开始就不能不认真保障全体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尤其是现在农民的私人生产资料已成为集体所有，他们生活的主要依靠也随之转向了集体。如果集体不能保证他们的基本口粮，他们对集体就会不感兴趣了。因此，我认为，在吃饭问题上保证集体成员的最低需要，正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表现，决不是什么平均主义。如果说这是平均主义，那么现在国家所实行的粮、棉、油、布等基本生活物资的计划分配，岂不是更大的平均主义了？
+
+　　当然，目前农村口粮低，为了调动那些劳力强的社员的集体生产积极性，拿出一部分粮实行按劳分配，让他们多吃一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也由于口粮低，保命问题也随之更为迫切，因之又不可能全部或大部实行按劳分配。否则，如果不看实际可能，片面强调按劳分配，非但道理上讲不过去，事实上也是十分危险的。
+
+　　总之，农村口粮分配是一项有关5亿农民吃饭和生产的大事，应当力求稳妥。是实行“按劳动工分分配加照顾”，还是实行“基本口粮和按劳动工分分配相结合”，这不单纯是两个具体办法问题，而实际上是两个不同出发点的分配政策和原则。对这样重大的政策，决不能由各地任意去办，或者让农民开大会表决；而应该规定统一的政策，领导农民正确处理这个问题。
+
+　　· 来源：
+
+　　根据作者或他的亲属提供的原件打印

CCRD/2/5/8/000031.txt

@@ -0,0 +1,17 @@
+# 破获三起重大现行反革命案件
+
+　　<公安部、供稿>
+
+　　本刊讯　最近武汉、抚顺、山东等地在企业内部破获三起重大现行反革命案件。
+
+　　今年６、７月产，武汉市两次发现署名“潘国军”的人向敌人提供有关武汉市的战备措施、物资供应等情报，并要求敌人轰炸武钢和长江大桥。犯罪分子是武汉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养猪场的饲养员蒋家瑞，１０月２日武汉市公安局已将他逮捕。蒋犯曾参加过国民党，当过蒋匪空军文书、译电员。肃反时被斗过，１９６１年又因贪污受处分。平时思想反动，经常收听敌台广播。
+
+　　１０月上旬抚顺煤矿系统破获一个名叫“中华民国总统府驻大陆救亡办公室”的反革命集团。集团的为首分子是抚顺西露天矿工人付敬芝、本溪田师富矿工人李家声等人，集团成员有二十四人，涉及辽宁、湖北、河南、山东四省的七个县、市。这个集团成立于１９６０年，今年６月，蒋匪窜犯大陆的阴谋揭露后，他们认为“时机已到”，积极发展组织，并委派了华北、华东“专员”，密谋抢夺枪支，架设电台，配合蒋匪“反攻大陆”。
+
+　　最近山东公安部门捕获一个用密写方法，向泰国曼谷蒋特通讯处提供我松辽油田、四川劳改石棉场以及全国主要火车站、港口的起重能力等重要情报的反革命分子。此犯叫金永城，是山东省建工局金属加工厂助理技术员。被捕时，在他家中搜出了密写情报底稿和准备向敌人报告的全国铁路建筑与桥梁明细表等罪证。
+
+　　来源：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２９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CCRD/2/5/8/000032.txt

@@ -0,0 +1,125 @@
+# 关于我国农业问题的意见
+
+　　<江苏睢宁县凌城农业中学教师、钮维新、蔡抚民>
+
+　　（中共四川省委收文）
+
+　　（（62）收文1060号； 1962.02.19）
+
+　　（省委办公厅：）
+
+　　涪陵县委最近收到从南京市寄出的一封反动信件，是油印的，带有很大的煽动性，县委办公室抄了两份送给地委和我们，估计此信可能普遍发到各地。值得注意，地委已告各县注意收毁。现将此信抄件转给你们。请阅处。
+
+　　此致
+
+　　（敬礼）
+
+　　 省委涪陵地区工作团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
+## 关于我国农业问题的意见
+
+　　我们二人想就我国农业问题发表一些自己的意见，我们都很幼稚、年青，所依据的材料也仅仅是苏皖地区五八年以来耳闻目睹的事实和农民普遍的反映提出的，不一定正确，但激于对祖国人民的热爱和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强烈愿望，我们蹲了二年多的时间，今年还是决定发给你们，其目的是供你们对照自己工作地区的实际情况。从而肯定和否定我们的看法，反映上去，这样对维护和制定党的农业正确路线都是大有好处的。
+
+## （一） 我国农业合作化和公社化已经失败。
+
+　　从合作化至今的十年现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
+　　一、广大人民生活空前贫困低落。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党纲），这也是检验我们工作成败的准绳。自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广大农村和城市人民生活就开始逐渐下降，尤其是公社化后，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生活，更趋于空前恶劣的贫困。近几年里，许多地区成千成百的农民死于饥饿线上，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人食人的惨绝人寰的悽象。现在全国六亿人民都处于半饥饿之中，都处于缺吃、缺烧、缺穿的贫困境地，全民性的营养不良和体质衰退，还在与日俱增，农村的生育率减少，死亡率增加。
+
+　　二、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毁灭性的破坏。一个制度与一个政策的正确与否，主要看它对生产力是促进，还是破坏，这也是社会发展的一条根本规律，今天我国的农业生产力情况如何呢？
+
+　　1，人口方面，人是发展生产的根本因素，而现在我国农业劳动力已空前衰退，大批劳力已经死亡（一些坏区竟达50%），现在农村劳力也比以往为差生产经验缺乏的妇女为主要力量，而且由于生活水平低劣，体质空前衰退，生产能力已大大低落。更要引起严重注意的问题是由于生活差、生产任务重，农村生育率极低，58年到60年，很多产女几乎一个不生，已有的小孩也因营养缺乏，体质很弱，这证明我国在今后相当时期内，劳力将缺乏。
+
+　　2，土地方面，现在土壤空前贫瘠、长硝、碱地丛生，造成这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肥料不足，地薄了，很多社员有一半土地入社以来，没下一次肥料，都是靠单干时原有的肥力，如今我们这里的碱地举目皆是。
+
+　　3，猪肥是农家的主要肥料，公社化后，猪几乎绝迹，现在虽然采取了措施，但在人的口粮都不足的情况下，是很难长好的，今天农村的主要肥源是沤制的土肥、绿肥，肥效极低，现在普遍的情况是，耕牛比合作化前少了一半以上，人为的整死打伤现象普遍存在，现有的牛也因喂养差，生产过重，体质也大大衰老，繁殖率大大下降，小农具也损失很多，目前普遍感到小农具缺乏。
+
+　　三、农作物产量逐年下降，产量的增减是检验经济制度优劣的最显著的标志，农民们普遍认为，现在的收成，即使在正常年景，也只有单干时的一半，几年来农作物的产量，一般以每年8——15的逐年递减。
+
+## （二）失败原因，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
+　　我们认为人为是决定因素。合作化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增加产量和提高人民的生活。而现在实得其反。目前，还有少数单干户，一般他们的生活都比社员强的多，事实证明，我党的合作化、公社化已经失败了。其原因我们分析起来有：
+
+　　一、集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性质不相适应。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高度顶点，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多种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当合作化开始的1953年和公社化开始的1958年，我国的农业生产力情况怎么样呢？它基本上仍停留在落后的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水平（58年较53年更衰退），工业的生产力还赶不上农业的需要，而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却是一种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关系显然是不能适应封建落后的生产力的。这是我们政策错误的必然的根本的原因。
+
+　　马列主义关于农业集体化的方针，一般是指在战胜了资本主义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在我国历史上少走了一个资本主义阶段。而这又是生产发展的重要的保证，忽视了这点。就会犯教条，就会在实践中碰壁。
+
+　　二、合作化、公社化超越了农民的思想觉悟水平，我国农业的个体经济，有几千年的历史，农民的小农意识和自私性是十分强烈的。
+
+　　农民的小私有观念，在短时间还是不能改变的，而社会主义经济是完全建立在人们高度的思想基础上，这样基础和上层建筑也产生了不相适应的矛盾。
+
+　　三、合作化，公社化超越了干部水平、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干部决定一切，然而我国农村基层干部大都是个体农民出身，不仅能力不够，而且更主要的是他们的思想水平还赶不上需要，这也是现阶段的必然，如果把关系到全民生活的经济大权放在这样的少数人手里来管理，其本身也是十分危险的，从去年整年中完全可以看出，最严重的问题正是基层干部作风恶劣，绝大部分都是在他们手里搞烂的，但目前他们大部分仍当干部，尽管他们很不称职，但除了他们，其他人就不可以，这就决定了集体生产必然不会搞好。
+
+　　四、互助组的过渡，过快、过猛，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的一系列变革都是自上而下变化的。因此，这些每次生产关系的改变，都要引起生产力的巨大破坏。
+
+　　生产力发达的苏联用了十八年时间才完成集体化，而生产力落后很多的我国，却只用了六、七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显然是过快了。在初级社、高级社时，基层干部都多是三分动员，七分强迫把农民拉入合作社的。
+
+　　另外，我国的特点是地广人多，也不适于合并个体小块土地。
+
+## （三）迅速改变我国农业面貌的途径。
+
+　　当前，我国农业生产力已衰退到如此严重，很多农民认为以现在的地力，再过五年，可能不长粮食了，因此，迅速解决我国农业的危机，已是摆在全党全民当前迫在眉睫的严重问题，近一年来，党中央已重视了这问题，并以极大努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现在农村形势比前三年有较大好转，最近基层多是以小队为基础，预计会更好些。但广大农民认为，这样集体生产，仍搞不好。原因如上所述。
+
+　　有什么办法能改变目前农业面貌呢？我们集中了广大农民的意见是“包产到户”这样的生产关系最能解决上述的矛盾，也就能最迅速的国富民强。
+
+　　一、包产到户看起来比合作社是倒退了，而实际上不是倒退，而是进步，因为历史上衡量进步与倒退的根本标准是看其对社会生产力是推进还是毁坏。安徽省在58年以来农业生产力遭到了极严重的破坏，农民生活极端痛苦，现在普遍实行包产到户，情况已大大好转。安徽省的实践已证明了包产到户是迅速改变我国农业落后面貌的最好办法。
+
+　　二、包产到户可能会导致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滋长，容易产生两极分化。但我们的社会制度是可以通过一系列措施避免的。如土地国有化，社队机构不变，以组织农民的经济工作和思想教育等。
+
+## （四）建议：
+
+　　一、实践是最好的说明，建议迅速在公社某队搞包产到户的试点。
+
+　　二、结合你们地区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总结和寻求出最正确的农业发展道路。
+
+　　三、建议中央把我们农业合作化、公社化的失败教训（如果你们认为真是这样的）告诉各国兄弟党，以免他们重陷复辙。
+
+　　（附：）
+
+## 呼吁书
+
+　　（亲爱的同志们：）
+
+　　我们的祖国就其人口和疆域来说都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大国，因此，它的进步与倒退，胜利与失败，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繁荣、衰败，而且更关系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进展，这是一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而我国现况又怎样呢？
+
+　　凡是一个身居群众之中（特别是农民群众）的人，都会为我们国家已显露的严重危机而深切地感到不安。这种焦虑的心绪是由以下几方面的事实所引起的：
+
+　　1，广大人民生活空前贫困，全民性的营养不良和体质衰退正严重的威协着我们民族和下一代，58年到60年农村生育下降，死亡率上升。
+
+　　2，农业生产力空前衰退，牲畜死亡近于一半，荒地增多，碱地丛生。
+
+　　3，土地肥力大大降低，即是正常年景常年产量也只及单干时的五分之三，很多农民都认为再过上四、五年，土地薄的不再长粮食了。
+
+　　4，国家经济周转十分困难，迫使我们的一切事业放缓了步子。
+
+　　5，尽管，我党在农业上做了很大的努力，采取了许多措施，但六十条贯彻至今一年多了，还没有收其显著效果，我们还未寻求出一条发展农业的根本道路来。
+
+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担心长此下去祖国的前景将怎样？激于对祖国和人民的神圣义务，激于共青团员的责任感，我们向你们，革命的前辈呼吁！
+
+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既然是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流血流汗，忘我奋斗了大半身的英雄，那么就会更加珍惜和捍卫这已得到的胜利果实，又由于你们接触实际，了解情况更多，我们完全信赖你们，并向你们请求：
+
+　　1，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分，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倾听广大农民意见，以总结出我国建国十二年来的经验教训和制订出符合人民利益的经济政策来。
+
+　　2，向中央、省、地委建议迅速搞包产到户的试点。
+
+　　3，一切从实际出发，抛弃教条观念。
+
+　　亲爱的同志们，请求你们行动起来！
+
+　　祖国人民在期待着你们的努力！
+
+　　我们再一次呼吁急救民族的危亡！！
+
+　　 钮维新蔡抚民   同上
+
+　　 62年2月
+
+　　抄送：各书记，秘书长，办公厅。（共印20份）
+
+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印
+
+　　来源：一九六二年二月中共四川省委收文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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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5 @@
+# 胡开明在七千人大会上对河北省委的意见
+
+　　[胡开明,时任河北省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他在省委单独召集各地委第一书记鸣放时，胡开明襟怀坦白地批评了省委在大会前一阶段不放手鸣放的问题。他的发言登在了会议简报上。据胡开明的笔记本记载，1962年2月1日，他面对面地给刘子厚提了意见，大意如下：]
+
+　　河北省这几年来执行中央指示是坚决的，工作上抓得很紧，因此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民主作风还不够。就拿这次会议来说吧，虽然也传达了中央“大鸣大放”的号召，但实际上省委是强调统一认识，强调自我检讨。开始叫地委注意统一思想，后来省委亲自出来统一，有的甚至是离开文件精神的，因此实际上并没有统一起来。子厚同志的作风不够民主。特别是总强调端正态度之后，大家连不同意见也不敢提了。
+
+　　达开同志总强调“三不主义也有个原则”，客观上也压制了民主。
+
+　　接着省委还提出要大家弄清7个糊涂观点问题，比如地方积极性、地方特殊性、老实人吃亏、鞭打快牛、分散主义、各部门间的矛盾和埋怨领导等问题。既然肯定这些是糊涂观点，哪里有人敢提意见呢？
+
+　　省委对有些问题的解释也是比较勉强的。如：
+
+　　1、关于农业是否是大跃进的问题，子厚同志说：农业是否是大跃进，不能揪住1960年不放，要从1958年看，从今后看。达开同志在张家口小组说：不能把工业和农业分裂起来。工业成绩里就有农业的成绩，没有农业提供商品粮和劳动力，工业是不能取得成绩的。因此既然工业方面成绩是主要的，农业方面同样成绩是主要的。子厚同志还这样说：“正面的经验是宝贵的，反面的经验更宝贵。所以主席说，并县、办食堂等都是伟大的成绩。”会后一个同志向我反映：既然搞坏了也是成绩，那就全是成绩了，还有什么错误缺点呢？我认为主席的话是有道理的，但拿来说明成绩是主要的论点却不恰当。
+
+　　2、关于反右倾问题。子厚同志说：在县以下单位该不该反，肯定应该反，当时在县以下有右倾思想，既然有就应该反。不能因为现在提出三不主义，就对过去的做法来个否定。子厚同志的这些讲话，与毛主席的指示不符。主席于1961年5月中旬来天津时就说过：“庐山会议不搞到下面去就好了，在群众中不传达就好了。群众中一传达就整了好人。”紧接着，5月19日周总理来天津时也讲过：“1959年反右的缺点是反到基层去了。本来至多只能反到地委级，县以下应该继续纠左，纠共产风、浮夸风。”1961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上，毛主席又指出：“1959年反彭德怀的问题，当时传达到十三、四级就好了。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不应当与实际工作混淆起来。当时实际工作中主要还是左的问题”。同年11月下旬，子厚同志传达中央大区书记会议时，也说过：“反右倾，不传达到县就好了。”可是相隔只有一个多月，子厚同志就公然违反主席的指示，说出了完全相反的论调。不仅认为反到县是正确的，连反到基层也是对的了。
+
+　　3、关于老实人吃亏的问题。我们小组发言时，大家都认为老实人吃亏的说法不对，一时吃亏是有的，但最终是不吃亏的。可是达开同志认为连暂时可能吃亏都不对，根本没有老实人吃亏这回事。我指给他中央文件看，文件上说：“老实人最终是不会吃亏的”。意思是暂时是会吃亏的。可达开同志却还坚持老实人“始终不会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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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这些问题看，省委对于这次会议的领导是不够放手的。我们组里的同志有些意见。我个人看了省委对杨冠飞的发言态度之后，也不敢发动鸣放了。
+
+　　直到昨天上午根据主席前天下午“开放气大会”的号召，领导小组商议动员鸣放时，子厚同志还说：“出气有可能放出像杨冠飞那样的邪气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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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委平时的民主作风也是有些问题的。如在食堂问题、反右问题、唐山会议等都能感到。在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实事求是也就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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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执行政策方面，北戴河会议以前一段不必说了，北戴河会议以后，在我看来，还有几个问题值得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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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前年冬天全省统一规定吃4两的问题，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
+　　2、前年冬天整风“反坏夺权”问题——宣化市光撤职以上的达232人，扩大化相当厉害（双印子15个生产队长撤了12个，7个支委斗了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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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关于甄别工作问题——留尾巴问题。
+
+　　子厚同志在作风方面是雷厉风行，有干劲，但猛而不稳，好走极端，比如提出：共产党员不入食堂者统统开除党籍等，欠缺稳妥。
+
+　　来源： 老鬼《胡开明》. 香港： 新世纪出版社，2014年。

CCRD/2/5/8/000034.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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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人民来信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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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送：雅安地委。）
+
+　　（抄送：许书记、财办、民政厅分党组）
+
+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印1962年8月3日
+
+　　（雅安地委：）
+
+　　现将芦山县民政科刘主规同志来信抄转你们。请了解处理。
+
+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一九六二年八月三日
+
+　　（郑英同志：）
+
+　　我是搞民政工作的干部，我们芦山县在这几年来受着自然灾害的袭击，再加上“共产风“的危害，“五风”严重，损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使得近年人口下降，生产下降，人民生活不如57年水平，群众反映说“毛主席是爱农民的，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们过的如此生活？”人口下降也是严重的，如56年普选时我县有人口74,483人，而今年为57,314人，除去一些迁走，这几年来以肿病为害死亡人口约14,000多人，其中尤以青壮年劳动力较多，全县孤儿数一年比一年多起来了，全县现有孤儿有900多人，在此情况，我县县委和人委虽然采取了很多积极的办法和措施，但由于受害太深，全都未恢复57年面貌，预计可能在三、四年时间才能改变，在目前来看群众生活总的说有所好转，但是不可否认，芦山物质缺乏，这就使得还不能摆脱困难，如干部今年只吃过一次肉，每月有清油5钱，糖只吃了一斤，农民更不消说了，每天低标准6—8两（16进位），加上自留地菜合起来吃，也感到是艰苦的；生产上现在玉米快要出来，但拿摸现象仍很严重，如思延公社大房二队几十亩玉米，全部拿光，部分社员对口粮方面，仍感恐慌，街上自由市场上还有集体抢糢糢吃的现象，晚上小偷偷我们机关内同志的被盖等就有三次之多，全县看来最困难的数芦阳公社（也就是城关），外流人员多出，外嫁人的多，幸好廖书记在四月来我县一次，访问了老农，了解了目前芦山人民生活，这对芦山人民鼓舞很大，同时给芦山解决了一些口粮，使紧张空气缓和下来，他们说：“廖书记到芦山，真是龙行一步，百草沾恩”，感谢党对我们芦山人民的关怀。为了使芦山人民在生产、生活上改变得好、快一些，不正常现象扭转，我认为请求省对芦山不管在粮食、救济款，和付食品方面给以大量支持。（1）采取51年52年贷粮、货款办法，使农民目前能维持口粮每日一斤的标准（因以前未搞有私人粮食，因此只是国家供应多少就吃多少）；（2）采取小农具贷款和生猪贷款，扶助农民搞好生产；（3）对以往拆去拆走的房屋烂了的帮助社员培修，困难户由国家社会救济解决，木材问题责成林业部门就地组织供应；（4）商业部门多给芦山解决一些付食品，很好安排社员生活；（5）除以上的几条外，就是要求卫生干部作好病人医治工作。
+
+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我知道你是我们芦山选举出席四川省人民代表。请你看后根据上面情况，取正确部分，去不正确部分，在一定的会议上替我们反映，反映，如果能得到廖书记和省委书记们在会议上研究，给予适当帮助和解决，能使我们芦山很快地恢复，我很感谢。
+
+　　此致
+
+　　（敬礼）
+
+　　 芦山民政科  刘主规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日
+
+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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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某档案馆

CCRD/2/5/8/00003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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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人民来信对给予十七级以上干部副食品补助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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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委办公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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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讯    最近，北京市委办公厅收到二十件对十七级以上干部副食品补助问题的来信（其中对十三级以上干部副食品衫助的四件），反映的主要问题是：
+
+　　一、认为不应给予副食品补助。外国语学院干部王育颐来信说：“正当供应紧张的时候，给十七级以上干部副食补助就会显得特殊，同时，这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有矛盾。”轻工业部梁丽灿来信说，给十七级以上干部副食补助，“不知是我国的暂时困难已经渡过了呢？还是他们‘特殊’，经不起暂时困难的考验呢？”他认为，如果情况已经好转，应该“一视同仁，普遍关照，才合情理”。一匿名信说：“十七级以上的干部，工资高，条件好，不缺什么营养，真正需要补助的是一般干部，这些人工资低，条件差，经常下乡下厂，体力消耗多。”一封署名为“人民之声”的来信攻击说：“1961年上半年宣称，为了与群众同甘苦，给上中层干部减低工资1%，群众感动不浅，称颂这是贵族的慈心，妙哉！”“1961年12月又宣称：为了保护上中层人士的健康，对十七级以上干部给予特殊副食补助，我们几百人的食堂又出来几个不同的人物，妙哉！”“像这样的事，是不敢登报，不敢见天的。”还有一封对十三级以上干部副食补助不满的来信写道：“高薪人员猪肉炒鸡蛋，低薪人员一锅菜叶子熬稀饭；有吃少数人，有活大家干。”
+
+　　二、对补助标准和办法的意见。一机部“一干部”来信认为：没有享受补助的同志，粮食定量都已调到二十九斤或三十斤以上，自己虽然领到三斤黄豆，实际上比别人多不了多少，要求调整粮食定量，少补助黄豆。另一来信认为对技术干部补助的面宽，形成十四、五级的行政干部不如六、七级的技术员。还有的来信反映有些工厂的领导干部虽提拔多年，但因没有调级，不能享受补助。而有些被领导干部由于原来的工资级别高，反倒能享受补助。“清华大学几位同志”来信也说：“这几年来，党提拔了不少新生力量担任教研组正副主任、正副科长等，按照他们所担负的职务应当享受补助，但是由于工资没有调整，因而享受不到。”这两封来信都建议将现行的按工资级别划分补助范围的办法，改为按担任的职务划分。还有的认为企业九级（月工资九十二元）和九、十级的翻译干部也应列入补助范围。另有一个摘掉右派帽子，但未恢复工资级别的原八级讲师，要求给予补助。对十三级以上干部的副食补助，有的建议改按工作年限（比如二十年或二十五年以上）；有的认为对十三级以上干部和对十七级以上干部的副食补助标准相差太多，应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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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北京市委办公厅供稿，载1962年2月2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
+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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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图书馆收藏

CCRD/2/5/8/00003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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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芦启在七千人大会上对河北省委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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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芦启，河北省宣化市委第一书记。他在七千人大会张家口小组的讨论会上，尚未彻底平反的芦启提出了尖锐意见，着着实实地出了气。以下是华北区第36号会议简报（1962年2月3日）记载：]
+
+　　河北宣化市委第一书记芦启同志在小组会上对河北省委提了一些意见，现将他的发言要点摘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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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关于群众生活的安排问题
+
+　　1960年口粮标准低是必须的。可是全省不分具体情况，一律规定吃4两有问题。当时我曾在省委、地委干部会议上和电话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并申述了不吃4两而吃6两的理由。我们想把9月份的口粮挪到冬春来用，实在不行，再将8月份口粮挪用半个月。但省委根本不考虑这样的意见，要求必须按省委规定的每天每人吃4两的标准执行。我们只好噙着眼泪执行，市委不少书记和常委为此都哭过。
+
+　　宣化市的口粮标准，在省委规定吃4两以前是5两左右，当时死人就已经不少了。如果在5两左右的基础上，再减1两就会造成大量死人的现象。事情的结果也正是如此。宣化市1960年1至10月份共死4,638人，平均每月死460多人，而12月就增至1,059人。1961年1月份达1,891人。在这种情况下，眼看着死人现象大量增加，我去了两个死人严重的生产大队，一是赵川公社义和庄大队，一是深井公社阳城子大队。去后，经过登门拜访和大队干部算粮食账，将5月份的口粮挪前，每天每人吃6两，死人情况马上有了好转。回市后向书记处作了汇报，有些同志说好是好，就是与省委指示不一致。看样子大家都不敢这样做。我是在这种情况下说：“只要能救人，我情愿当坏人。”这也是后来对我进行斗争的把柄。
+
+## 二	关于省委对宣化工作解剖麻雀的问题
+
+　　1961年2月初，在一次省委书记处、地市委第一书记和省委驻宣化工作团副团长参加的会议上，一方面帮助宣化市解决了9月份的口粮可以挪用和可以吃6两等问题。一方面省委强调了阶级斗争，不是说服而是压服。会议开始就以审讯的方式问：宣化市为什么死那么多人？原因是什么？我要求做系统的汇报，子厚同志说：不要说情况，只说原因。态度十分严厉，当时确实有点蒙头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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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说到口粮指标定的4两不行时，达开同志大发雷霆。后来竟说“你芦启对省委深恶痛绝，竟敢向中央告省委”。在会议过程中，经过激烈争辩，省委同意提高到日吃6两。子厚同志却说：“现在省委规定吃6两，但不是听了你芦启的意见。”这显然是对人不对事的态度。
+
+　　当我说到宣化“反坏夺权”中已经撤职64个时，省委的同志却强调：为什么不重点抓这个问题，死人原因是坏人当道。根子是缺乏阶级分析，是阶级立场的问题等等。又说是我把群众引导的向上级要粮。
+
+　　在省委召开的这次“解剖麻雀”会议后，对我召开了全市主要干部参加的斗争会，下面一下子就斗了355个坏人，其中撤职的232人。在对我的斗争会上，给我戴上了不少大帽子，什么“反党言行”啦，“起了阶级敌人不能起到的作用”呀，什么“历史上的罪人”呀。当时我觉得死人严重，斗争会长期开下去没有好处，不如先承认错误，把帽子戴上，以后再说，我就接受了。现在回想起来，是不应该接受的。这里我提出要求，戴着这些帽子究竟何时了？至今没了下文。请省委和华北局帮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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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关于大搞革命风暴，大搞生活革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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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省范围内提出“大搞革命风暴，大搞生活革命”的口号，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几乎普遍采取用敌我矛盾的方法去对待人民内部矛盾。一度形成了无情斗争的局面。稍有迟疑，则扣以阶级斗争观念不正确的帽子。当时省委指示在三类食堂中开展生活革命，但三类食堂的标准中，没抽风灶也一度算是一条。结果三类食堂都成了革命对象。为了办好食堂，我们派了很多好党员好干部去领导，但赶上了“生活革命”浪潮，就很难避免挨斗。实际上一阵子就打击了355人。我与一些同志回忆，这355人，现在看来连一半坏人都没有。真正够批判标准的，最多不过67人。影响很坏！群众都不愿当干部了，1961年的生产也搞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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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开同志为什么说“好，你芦启竟敢向中央告省委”的话，这是有原因的。一个是我说过：“把9月份的口粮向前挪，达开同志不解决就向华北局和中央反映。”二是建工部宋裕和副部长到宣化时，我提出过吃4两粮食死人的问题。他向中央反映了。华北局派解学恭同志去了解情况，宋副部长把我的意见转告给解学恭。因而引起达开同志的不满。这是我的主观分析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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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总的意见是，今后省委在解决问题时，应该听听下边同志们的意见，发扬民主。特别是在生活安排上，最好自下而上，本着克服困难的精神，让下边特别是群众自己安排，再不要像1960年那样，4两、5两、6两全由省委直接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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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老鬼《胡开明》. 香港： 新世纪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