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load folder using huggingface_hub

CCRD/1/6/3/000199.txt

@@ -0,0 +1,23 @@
+# 中共云南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谢加林的党籍（谢加林）
+
+　　谢加林，男，三十五岁，云南建水县人，地主兼资本家家庭出身，学生成份，一九四三年四月入党。历任县委书记，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组织部处长等职，一九五六年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
+　　谢加林是郑敦、王镜如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是未经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抱着个人做伟大事业的不纯动机入党的。入党后，拒绝党的改造，一直追求个人的名誉地位，想当城工部长，地委宣传部长，达不到就与党离心离德。谢因公外出，别人代理其职务时，就对党怀疑不满，以为党看不起他，不尊重她，不把他当个地委委员。当上地委秘书处长后，又不合“兴趣”。任宣传部长时，仍然不满说：“一切工作有地委书记抓，我落得个清闲，干多少，算多少”，工作消极不负责任。谢加林在整风鸣放中煽风点火，向党进攻。反右派斗争中，又支持包庇右派，破坏反右派斗争。在历史上也是站在地主、资本家的立场，处处为他们着想，征粮时怕侵犯工商业，对地主则强调“说服”。谢执行的郑、王反党集团的一套干部路线，在过去收编伪保安营时，也把许多特务分子安插在我军重要岗位上。他的反党是一贯的，由来已久的。除其主要反党言行与郑、王一摸一样外，他与郑、王反党头目以及反党骨干分子梁家等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一九五七年春谢到思茅后，即与梁家互相吹嘘，梁家写给昌恩泽的反党诗，谢甚为欣尝，并为之传颂，继续为梁家拉拢昌恩泽，以便更好的为梁家服务，并为梁家的“精神爱人”“棉花姑娘”题字留念等等。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干了许多反党的勾当。
+
+## (一) 整风鸣放中，煽风点火，破破反右派斗争。
+
+　　整风开始，谢加林在郑、王反党头子指使下把省委的反右派重点，当成了反党的据点。郑敦到广播电台，王镜如控制党群大口，谢加林则分掌人民出版社，谢在出版社等地完全按照郑、王意图进行反党活动。谢煽动出版社的右派向党进攻说，“现在是大变动时期，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内部矛盾突出了”，“大家不要顾虑，要抱着主人翁的态度。国家和党有错误，应该提出意见”，“我们没有什么根本利益不一致的地方，希望大家开诚布公，决不报复”。到处找右派谈话，鼓励右派，颇得右派的信任和尊敬。组织部出现了反党大字报后，郑敦、王镜如、谢加林、臧野农开了秘密会议，谢等坚决主张不批判，要保护右派的积极性。以后谢又将出版社右派的言论加以总结和提高，提出了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猖狂向党进攻。反右派以后，谢又以没有右派，挑拨离间，人人过关，组织干部下乡，混淆大是大非，为右派辩护等阴险的手法，以图保存右派实力，破坏反右派斗争。谢离开出版社后才反出了右派，右派分子还来找谢保护。谢到昭通后，仍抗不执行地委关于反右派的指示，使右派反不下去。
+
+## (二) 执行郑、王反党集团的干部路线。
+
+　　谢不提工农干部的培养和提高，而强调“必须克服轻视知识、轻视技术的倾向，充分发挥技术干部的潜力”，他在组织部所依靠的也是一批未经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反、坏、右分子。肃反时文山地委拟定刘振江为阶级异己分子，谢不同意说：“地委也有缺点……”。不同意开除抽大烟的女流氓出党，对右派分子苏澂、李茂奇等十分赞尝，还准备将李提为副处长。学习“八大”文件时，以谢加林为首的，成立了“提高研究小组”，其成员全是右派分子。因此，在他们领导下，放出了大量的反党言行。省委党校的四个教研室五个正副主任及实际负责人中，有四人是有严重问题的，对这些人，谢都极赞扬。省委决定加强党校的干部配备，谢则执行郑、王指示，强调党校潜力大，不给配干部，而将自幼受法西斯培养的李耀东提为党委副书记，陈尔弼(反革命分子)、童泽民(坏分子)安插到文化学校，并吸收童重新入党。国民党区党部执行委员郑汝馨，谢也一贯吹嘘。使右、反、坏分子篡夺了党校、文化学校的一定的领导权。反之，他却丑化和打击老干部和工农干部，诬蔑农民干部“放债、买田、雇工、出租土地做生意，抢购粮食者占三分之一强”。四级干部会期间，与郑、王一起要打击王静同志，发动干部处同志攻击阎南君、李清祥等同志，诬蔑阎“机械，头脑简单”，“田芳春蜕化了”，企图将老干部致于死地。此外，谢借口干部地方化，说内地民族自治��要配民族干部来当第一书记，“要把是否能联系民族群众，真实地反映民族群众的意见与要求，作为挑选与考核民族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与郑、王同出一辙。在稳定提高干部的方针提出后，一九五七年谢受郑、王的指使到思茅后与梁家一起布置地委组织部提拔知识分子干部、技术干部和民族干部，并规定了调整第一书记的三个标准是：(1)不称职；(2)文化低；(3)历史不清。要对全区的县委第一书记作普遍的调整。阴谋把老骨干撵走，由地、富、反、坏、右来篡夺党的领导权。
+
+## (三) 不执行党委的决议和指示，攻击省委。
+
+　　省党代会后，攻击省委不虚心，不民主，并参与臧野农向省委写的“最后通牒”，在整风下放到昭通工作时，又拒绝执行地委对反右派斗争和生产大跃进的指示。
+
+　　谢加林的态度是极不老实的，开始说自己没有个人主义，最多只是思想问题，第二次检查虽戴了帽子，但具体事实全部否定，并说，不是有意识的反党，他还有正确的地方。领导小组三次要他写书面检查交代，抗不执行。
+
+　　中共云南省委批准：开除右派分子谢加林的党籍。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CCRD/1/6/3/000200.txt

@@ -0,0 +1,187 @@
+# 决不再安於中间状态了
+
+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王钧衡>
+
+## 一、政治立场和右倾思想
+
+　　鸣放期间，我发表过一系列的谬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某些重要方面，如“内行当家”、“民主办校”、“家天下”、“现在的选举办法不够民主”……等等，由于我的思想深处和右派息息相通，外因通过内因，不等程度的都起过共鸣。
+
+　　反右派开始后，怀疑右派分子是否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因而恨不起来，下不去手，怕主持斗争会，又怕发言。
+
+　　尤其严重的是，很长时间我不认识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本质。我曾天真地这样想：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铁的事实面前，谁还能反党，还会有变天思想。直到不久以前我还怀疑是否所有右派都自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
+
+　　以上充分说明了我的政治立场不只是摇摆，而且时常丧失立场，我的右倾思想，严重到敌我不分，认敌为我，老怕把自己划成右派。
+
+　　按照我现有的认识水平，就三方面来检查分析批判有关我的政治立场和右倾思想。
+
+　　(一)为什么过去认为右派分子不是自觉反党、反社会主义?
+
+## 我过去总在纳闷，今天才认识到自己过去所以怀疑右派是否自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主要原因在于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来分析问题。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人永远不会用无产阶级观点看事物。
+
+　　抛开了阶级观点，单纯从个别右派、个别事物来分析，必然被假象所迷惑。用无产阶级观点来分析，任何右派，不管大的小的，都是和党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都是阶级意识的自然反映。他们都是要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顺从他们的思想意识，都是要把社会主义拉回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
+　　中间派由于思想意识落后于客观形势的发展，对于党的某一或某些方针政策、基本制度有抵触甚至反对，而不是坚决抗拒，不是敌对，不是全面否定。右派分子则完全两样，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怀着忿恨敌对的心情。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或全面攻击，或从根本上攻其一点弃其全面。
+
+　　通过这段思想检查，我已认识到超阶级观点和不用阶级观点分析问题，是阻碍我根本思想改造彻底转变立场的主要病根之一。
+
+　　(二)为什么怕把自己划成右派?
+
+　　怕的心情持续时间相当长，经初步分析，怕的原因主要有三：
+
+　　第一、由于思想未获得彻底改造，在许多大是大非问题方面，如对于党的领导、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历次重大运动等，自己的想法看法，和右派分子有不少相同之处。因此在鸣放期间，自己的思想意识跟着右派跑了一阵，作了他们的俘虏，这就必然是到反右期间做贼胆虚，怕这怕那。
+
+　　第二、正因为自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不能用无产阶级观点看问题，一味疑神疑鬼，患得患失，对于右派分子的反动本质不能认识，这样就越发加重了怕的心情。回忆反右派初期不了解什么叫右派，以后说应以毛主席所指示的六项标准来认辨香花和毒草，我认为还不够具体，同样犯错误，可解释为右派，也可以不，反正还不是碰运气，该谁倒霉谁就是右派。这充分说明了我当时的右倾思想是严重到什么程度。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越不能克服，在反右斗争中越不能得到应有的锻炼，越不能洞察右派的底细。
+
+　　第三、由于我对于大是大非模糊不清，对于右派的反动本质不真认识，因此不能把右派分子和中间分子很好地区别开，时而感到自己是中间派，时而又感到也可以说是右派，莫名其妙的疑虑和惊慌心情，不自主地油然而生。
+
+　　有同志问反右派期间为什么我怕右派，特别是怕和他们打交道?——其实直到今天这种心情还隐隐约约的有。小巫见大巫，同是巫，见了面没话说，也说不到地方，甚至不但摸不到右派的底，还可能被他们摸自己的底。右派分子某揭发我曾向他说“没啥，检讨检讨就行”，这是一个例证。
+
+　　(三)为什么我安於作中间派?
+
+　　当同志初次给指出这一点时，我还不大服气。谁甘心落后，作中间派呢?深入检查，确是这样。反右末期，别人说“争取中间”、“中间派也可以挂帅”，我听到不但不引以为戒为耻反而欣赏、心安理得，处理右派时，过严伤心；这不充分说明是安于作中间派是什么?
+
+　　安于作中间派的原因，在于不真正认识它的本质和危害性。
+
+　　中间派是一种过渡状态，是有两面性的，也就是说，既有社会主义的一面，又有资本主义的一面。中间派或者是在一些问题上明确，在��一些问题上怀疑。例如我，我对镇反运动的意义明确，而对于反胡风运动则发生怀疑；或者是在原则问题上明确，在具体问题上模糊，例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对国内外敌人作斗争，这一基本原则我是认识的，而到右派猖狂向党进攻时就模糊了，就怀疑他们是否真正反党；或者在政治问题上明确，在业务问题上模糊，例如我对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真理是认识的，而在党能否领导科学，在所谓“内行当家”问题上就模糊了；或者这一时期坚定，那一时期动摇，我的政治立场正是这样；或者是在别人的问题上明确，在自己的问题上模糊，例如我痛恨贪污，必须彻底反掉它，但三反时，有人怀疑我经手的小家底，我总是耿耿于怀，搞不通。以上说明了中间派的实质，也说明了我的政治立场。
+
+　　这种不稳定的过渡性的中间状态，不是向左，便是向右，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不调和的你死我活斗争中，在政治上长期保持中间状态是无法想像的。如果安于现状，不再前进，不向左转，以求社会主义思想压倒资本主义思想，那么就有向右倒过去的危险。中间派是半个敌人。今日的中间派，不加速自我改造，发展下去就可能成为右派。这是多么可怕。
+
+## 二、对党的看法同党的关系
+
+　　解放后几年来，党非常信任我，让我担任重要教学工作和职务，给我高的政治待遇。我参观过土改，充任过省的特邀代表，出席了科普协会和北京市教育工会积极分子大会，听过多次重大政治报告。党一直在培养我，教育我，爱我弥深，望我弥切。
+
+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条真理我是理解的。我在历次运动中是没有或少有抵触情绪的。我内心也是热爱党和毛主席的。我看到祖国到处洋溢着新的生命新的气象和无限光明幸福的远景，我听到毛主席越来越健壮的情况和为国勤劳到各地视察的动人事迹，内心感到万分兴奋和欢欣鼓舞。我过去总认为是永远跟着党走，和党一条心。通过这次思想检查却不是这样，不是和党一条心，而是三心二意，和党有距离。
+
+　　党信任我、培养我、爱护我，而我却和党三心二意，貌合神离。什么道理?现在，从以下三个阶段来检查分析：
+
+　　(一)解放以前
+
+　　我出身地主剥削家庭，在旧中国又是一帆风顺，解放前虽然看到国民党反动统治腐朽透顶的情况也很气忿，但由于资产阶级统治和我自己的阶级利益基本是一致的，因而我受旧社会的腐蚀毒害颇深，我躲开革命走，我为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利益而服务。这就阻碍着我不可能对党有所认识。这从以下的事实可以说明。
+
+　　我曾同意救国必先统一、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曾对蒋匪怀着幻想。回忆西安事变时，希望蒋被释放，抗日战争时，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说法半信半疑，直到解放初期，我听到喊打倒蒋介石，还觉得刺耳。
+
+　　那时，我对革命运动，如罢课、罢教、反饥饿等等，能躲就躲。不上课，正好乐得清闲。
+
+　　直到解放前夕谣传共产党残忍，如活埋人、拆散家庭等等，相信的多，怀疑的少。偶尔听到、读到进步的言论，也欣赏，但只限于欣赏而已。
+
+　　(二)解放后到1956年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到来
+
+　　总的说来，我对历次重大运动的意义和必要性，有一定的认识，也不抗拒，但思想深处多半另有想法和看法。认为土改对地主斗的过火。抗美援朝初期，有崇美思想，害怕，在相当时期内还希望调到距海远的内地工作。儿子参军时，口里同意，心里反对。镇反时，因家人无镇压对象，不大关心。反胡风认为小题大作。肃反时觉得过火，而且还有怕搞到自己头上的隐约心情。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也欣赏兴奋，歪曲的谣传，一般不相信，但有时又动摇。有过这种想法：误认为历次运动都是党一号召，少数积极分子看眼色行事，群众跟着跑，并不是大家自觉地干，想到谁，谁倒霉。
+
+　　我对于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和基本制度，同样是理论上认识，也拥护，但一碰到某些同个人利益有冲突或同资产阶级阶级意识有矛盾的具体问题，就动摇、模糊以至抵触。我拥护宪法，但自从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特别是两个万岁时，思想深处有民主党派和党平起平坐的因素。我赞成民主集中制，但又觉得集中有余，民主不足。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在意识里时而冒尖。我理解并拥护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但是由于解放前我在某警校兼过半年多课，在国民党匪军某部演讲过一次，由于我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历史问题——实质是不信任党。当肃反时我便疑神疑鬼，自外于人民。我理解统购统销政策，但一到排队时，就有点心烦，甚至怀疑制度的本身。
+
+　　以上说明了在我的意识中，不可协调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是同居共处的。自然它们不是完全相安无事，而是互相消长，一起一伏，在很大程度上，资本主义因素占主要成分。以上也说明了我的政治立场是左右摇摆的，我对党是有信有疑的，并且是向右摆和怀疑的时候多。在这种情况下我同党的关系必然是不即不离，貌合神离。
+
+## 为什么会这样?从解放到1956年期间，在党的不断培养教育下，我对于新的思潮和事物，愿意接受，也能接受，但是由于不是自觉地自我改造，向工人阶级投降，以致原有的资产阶级立场转变的很慢或基本未动。抱着资产阶级立场和观点看党、看新事物，不只不能洞察本质，表里如一，而且一遇到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矛盾，落后面很自然的就夺门而出，占居上风。在我要求进步的同时，也常常羡慕落后者，羡慕他们任何事都摊不到头上，特别是从党和政府提出向科学进军以后。实质上，这是要走白专道路。
+
+　　(三)从1956年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到来以后
+
+　　按理讲，我应该越来越进步，事实不然，自从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到来以后，越来我的立场和思想越右倾了，同党的距离更加远了。这在本小结的一开始已作了一定的说明和证明，这里只补充一些重要的事实，并着重地进行分析批判。
+
+　　首先就对我校党组织的看法和态度来说。我误认为党主要是搞思想工作的，特别是搞运动的。我不了解党和行政的关系，认为党政不分，认为大小事不通过党办不通，认为非党员领导同志没什么权，我知道党员领导同志都是从事革命多年出生入死的老干部，也佩服他们，但认为如果不是大学毕业，没当过教授，难以领导高校业务。这是“内行当家”思想，实质上是否定党对高校的领导。
+
+　　党基层在系里如何发挥领导作用，如何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我不了解，不问也不敢问。我同样认为党基层主要是搞学生思想工作的。我系的党员同志，究竟有多少?有哪些人?模模糊糊，我申请入党动机不纯，主要是想镀金，中请后久无下文，心想不入也好，放松了自我改造。
+
+　　一句话，不真正认识党的性质，口头上拥护党，主观愿望也要跟着党走，思想深处是怀疑党能否领导高校的业务。
+
+　　再就同党的关系来说。我因宗派思想浓厚(后边另有检查)，便认为党是会有内外之分，远近之别。我自外于党，想靠近，但又怕又疑。
+
+　　显然从1956年以后，我对党的看法更不正确了，我同党的关系更疏远了。鸣放期间我几乎离开了党，离开了人民队伍。那时我已成了右派分子的俘虏，为他们起了助威作用，给党带来了大的损失，每念及之，十分痛心。
+
+　　我所以越来和党的距离越疏远，基本原因在于我在民主革命时期，思想意识还能跟上革命形势，还能接受新事物，即使有些抗拒，也不大；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到来，客观形势一日千里在发展着，而我的思想远远落在后边，正像毛主席所说的我成了梁上君子，和新事物有了更大的抵触。
+
+　　以上所述充分说明了我长期处于中间状态，而且是向右多于向左摇摆的中间状态。
+
+## 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
+　　在我的思想意识里，存在着浓厚的资产阶级腐朽的个人主义。这突出表现在名利思想、宗派思想、骄气暮气和抱残守缺四方面。
+
+　　(一)名利思想
+
+　　关于我的名利思想，在向党交心和别人揭发的大量事实中，已充分说明，已尽人皆知，不拟再多叙述。
+
+　　我的名利思想，有其阶级根据、历史来历和发展过程。我出身破落地主家庭，在求学时代，一方面因为家里长期负债，亲身受过高利贷剥削的苦处；另方面又因为我母亲有体己(私产)，放过帐，也尝过剥削人的甜头；特别是后一方面对我影响更深更大。回忆我在十五、六岁时，到寒暑假为母亲记帐、算帐、收帐，眼看着一百串钱上长成为百二百三，在我灵魂深处，种下很重的发财观念。我1942年大学毕业后，拼命攒钱，寄回家去，曾幻想把外债偿清后，重想在家置田修宅，重爬上不大不小的地主崖上；曾幻想有良田三几顷，好宅一所，以娱晚年。
+
+　　这种幻想，抗日战争以后，由于正像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所分析的那样：想发财但是赵公元帅总是不让发财，因此开始破产了。到解放以后，按理说应该完全扑灭了。不然，在1957年以前，因为得了一些稿费，成了小有财者，在名利双收的情况下，我的腐朽的名利思想，反而又滋长了。在名利思想支配下搞工作，为害之大，遗毒之深是莫可言喻的。
+
+　　(二)宗派主义
+
+　　我的宗派主义思想根源也是深的。我在大学时代已开始搞小圈子，有小集团。我有宗派主义思想。我这种宗派思想，虽然经过三反运动被彻底批判了，我也曾主动地克服它，但根子没挖净，它随时在冒尖。
+
+　　宗派思想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资产阶级进身的阶梯之一。有这种思想必然是有亲疏之别，发展到严重程度时，便会不论是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我在这方面曾发展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抱有这种思想不可能搞好团结关系。我和同志搞不好关系，责任主要在我，而我的宗派意识又占主要成分。
+
+　　(三)骄气和暮气
+
+　　解放后因为搞冷门，和苏联专家一知半解地学了一点东西，曾一时博得了所谓不相称的专家称号，自己莫名其妙地骄傲起来了，正像青年同志送给我西瓜里所指出的飘飘然了。
+
+　　1955年前后，在中学里，这讲演，那报告，凭着一张嘴，曾博得一些掌声，自己便腾云驾雾莫知所以了。近几年早已感到腹内空空，声誉日非，不但不急起直追，迎头赶上，反而要装门面，撑架子。通过双反运动，经同志们的帮助，当头一棒，才使我开始清醒。清夜扪心，每念及此，实不寒而栗。
+
+　　尤其痛心的是，我才五十刚过，正应鼓起干劲，力争上游，正应把自己的所有力量献给党和人民，恰恰相反，我已满足现状，开始有退坡思想。很多工作不能按时或很好地完成任务，不是更加鞭策自己，而是自谅自解。自骄使人退步，再加上暮气，长此下去，何堪设想。
+
+　　骄气、暮气的产生，在于我目光浅短，只看到个人眼前的利益，看不到六亿人民的利益，只为自己打算，作个人生活的奴隶。
+
+　　(四)抱残守缺
+
+　　首先就红的方面说。我抱着处处为个人打算和个人享受的人生观，当然谈不到红。我自知政治水平低，思想落后，却时常想表现进步，装出积极的面孔。通过反右派的考验，已充分说明了我已落后到可怕的地步。
+
+　　再就专的方面来说，地理教学法这门科学建筑在地理学和教育学两方面的基础上。我的专业基础不坚实，而且有很多空白点。我在教育科学上可以说一切都得从头学起，我的真实情况就是这样。这是多么残多么缺！
+
+　　不知、不行，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以为知，不行强装行；可怕的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校长曾说有人正在吃老本，我感到像说我一样。
+
+　　在全国各方面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大跃进的形势之下，在全民开展整风人人自我革命自我改造无限振奋心弦的形势下，我有信心有决心脱胎换骨地割去资产阶级的尾巴，彻底改造自己。
+
+　　我深切体会到，不烧不痛，不痛不破，不破不立。破和立是互为推动相辅而成的，是矛盾的转化和统一。我除保证把心向党交真、交净、交深、交透，争取同志们帮助、群众监督外，并将在思想小结基础上，订好个人红专规划，争取在三年内达到红透专深，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
+　　 1958年5月2日
+
+## (附)我的三年红专规划
+
+　　我的主要问题，在政治立场方面是：安于中间状态，和党三心二意；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方面是：名利思想严重，宗派主义根深，暮气沉沉，抱残守缺。根据我的主要问题和现有基础，提出以下奋斗目标。
+
+　　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彻底转变立场，尽早作左派，并争取入党；遵守又红又专、虚实相结合的原则，不断充实、提高业务水平，出色地完成党和政府交给的任务，于三年内把自己改造成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
+## 一、割掉资产阶级尾巴，彻底改造政治立场，树立革命人生观
+
+　　1、在已破和继续大破的基础上，及时巩固收获；在破而立、再破再立、破和立相辅相成的过程中，彻底改造自己，达到大破大立。
+
+　　2、时刻检查思想，特别是名利思想，事事考验政治立场，坚决服从党的领导，把心交给党，随时向党总支汇报思想情况，暴露政治观点。
+
+　　3、虚心接受别人批评，克服过去把意见包下来而不坚决改的缺点；积极给别人提意见，扫除过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错误思想，真正作到闻过则喜，与人为善。
+
+　　4、主动参加政治运动，在实际斗争中锻炼、提高阶级觉悟；认真学习政治理论，有计划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想，提高政治理论水平。
+
+　　5、积极参加平时的劳动锻炼，争取利用假期下乡从事农业生产，树立劳动观点，培养工农所具有的思想情感。
+
+　　6、遵照我校所制订的教研组的工作条例，作好教研组领导工作。在工作中，切实贯彻党在文教方面的方针政策，认真执行校系的决议。协调同其他教研组的关系，作到互相配合，密切合作。保证和同志推心置腹，彻底而干净地消灭不团结现象，发挥集体力量。
+
+　　7、清除过去认为搞全校教育实习是额外负担的错误想法，认真负责地协助教育实习主任委员，搞好全校教育实习的领导工作。
+
+　　8、克服业余办社而又不办的思想，依靠党的领导，密切联系群众作好九三学社交给我的任务。除在执行任务中锻炼、改造自己外，并在九三从资产阶级性质政党向社会主义政党的转变过程中，发挥自己应发挥的作用。
+
+## 二、在政治是统帅和教育为政治服务的原则指导下，充实业务，开展科研，做好工作
+
+　　1、按期完成教育部委托编写专业教学法试用教材的任务，钻研并消灭教学中脱离实际的现象，在教学中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并深入学生中，对他们全面负责，作到保教、保学、保用。
+
+　　2、随时学习中等教育的政策法令，严守教育为政治服务的原则。到附中兼课，开辟试验田，总结教学经验。扩大面向中学的范围，争取到外地按不同类型的中等学校参观专业教学，从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总结经验，以便从中学里吸取新营养，以提高本身的教学质量。
+
+　　3、打掉臭架子，剥去假面具，不知不会的从头学起，有计划有步骤地补足业务方面的不足，为进一步从事本专业教学法的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
+　　4、根据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方针，结合着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教育组的规划，展开本专业教学法的研究工作。
+
+　　5、制订并严格执行培养计划，按期完成培养助教和进修员的任务。
+
+　　6、在社会工作方面，扭转过去“抓的面广都作不好”的现象。今后要致力于以专业学会和科普为中心的社会工作。其他临时工作，则根据当时具体情况，量力为之。
+
+　　三、克服个人主义思想，改进工作方法，保证规划的实现
+
+　　1、常找党员同志谈思想问题，主动争取党的教育培养。在小组生活中，在教研组里，大胆暴露思想，争取同志们的帮助和监督。
+
+　　2、今天的工作，今天一定作完，决不拖拉，向暮气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
+　　3、订好工作计划，遵守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工作方法，定期检查工作并向党委总支汇报情况。
+
+　　 1958年5月17日订
+
+　　· 来源：
+
+　　《拔白旗、插红旗： 北京各高校双反运动大字报选》，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8年。

CCRD/1/6/3/000201.txt

@@ -0,0 +1,75 @@
+# 安徽省淮南市民盟整风办公室关于盟内一些右派分子的处理结论
+
+　　（附：《支部发文簿》内容：）
+
+## 盟淮整字第23号
+
+　　（民盟安徽省委整风办公室：）
+
+　　淮南煤校教员邰浩然曾参加特务组织活动，于1956年12 月份混入本盟组织。现经学校查明，系反革命分子，因解放后，工作尚可，决定从宽处理，给予褫夺公权三年，留校任用处分。我组根据“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处理 党派内部右派分子的若干原则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决定将反革命分子邵浩然清除出去。特报请批准。
+
+　　 1958年5月3日
+
+## 盟淮整字第24号
+
+　　（民盟安徽省委整风办公室：）
+
+　　龙岗矿业余学校教员李成德，经查明系反革命分子，业于四月中旬将其逮捕，我组根据“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处理党派内部右派分子的若干原则规定”决定将反革命分子李成德清除出盟。特报请批准。
+
+　　 1958年5月3日
+
+## 盟淮整字第25号
+
+　　（民盟安徽省委整风办公室：）
+
+　　右派分子单群、王祖荃，在反右斗争中暴露出来系反革命分子，业经予以逮捕法办。我组根据“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处理党派内部右派分子的若干原则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决定将反革命分子单群、王祖荃清除出去。特报请批准。
+
+　　 1958年5月12日
+
+## 盟淮整字第26号
+
+　　（中共淮南市委统战部：）
+
+　　在反右派斗争中，盟内暴露出来的反革命分子计有李明谷（四 中教员）、刘格非（淮师总务主任）、单群（三中教员）、李成德（九矿业余学校教员）、王祖荃（技校教员）、邰浩然（煤校教员）等六名。除邰浩然受褫夺公权 三年，留校任用处分外，其余均经逮捕法办。我组根据“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处理党派内部右派分子的若干原则规定”第七条“在反右派斗争中暴露出来的反革命分 子和其他坏分子一律清洗出去，并且请求政府依法处理”的规定，决定将反革命分子李明谷、刘格非、单群、李成德、王祖荃、邰浩然等六名一律清除出去。除上报 民盟安徽省委会批准，特报请核备。
+
+　　 1958年5月12日
+
+## 盟淮整字第27号
+
+　　（中共淮南市委统战部：）
+
+　　淮师、三中、煤校等单位对右派分子的处理业经宣布。我组于 本月11日召开了整风领导小组（××）组长会议，对上述各单位的盟内右派分子洪祖惠、叶瘦弦、杨首之、吴福花、赵永晗等五人的组织处理，进行了研究讨论。 根据行政处分，结合“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处理党派内部右派分子的若干原则规定”和各人的具体情况，分别作出如下的初步决定，特报请审核。
+
+　　 1958年5月18日
+
+## 附名单：
+
+　　洪祖惠：右派分子洪祖惠行政处分：保留教员职务，留校察看，降低待遇的处分。并建议开除于盟籍。
+
+　　组织处分：洪祖惠州淮师一贯表现不好，群众关系极坏，又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以后吸收入盟的，根据以上情况，决定予以开除盟籍的处分。
+
+## 右派分子叶瘦弦：
+
+　　行政处分：保留公职，送农村监督劳动，每月给15元生活费。工会开除会籍。
+
+　　组织处分：叶瘦絃系1950年参加民盟，但对民主革命没有贡献，对抗党的领导，在鸣放前后与郭兴安、刘格非等组织反党集团，问题交代后，悔改表现不好。根据以上情况，决定予以开除盟籍处分。
+
+## 右派分子杨首之：
+
+　　行政处分：保留教员职务，降级留校察看。工会保留会籍。
+
+　　组织处分：右派分子杨首之，系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后吸收入盟，但其反党情节较轻，态度比较老实，斗争交代问题后悔改表现尚可。根据以上情况，决定予以留盟察看处分。
+
+## 右派分子吴福裴：
+
+　　行政处分：撤职，送农村监督劳动，给予生活费用。
+
+　　组织处分：右派分子吴福裴系1956年社会主义高潮到来后吸收入盟。当其参加盟组织后，积极进行反党活动，在群众中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决定予以开除盟籍的处分。
+
+## 右派分子赵永晗：
+
+　　行政处分：撤职留用。工会停止会籍。
+
+　　组织处分：右派分子赵永晗系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后吸收入盟的，反右斗争后，悔改表现不好。决定予以开除盟籍处分。
+
+　　 1958年5月19日

CCRD/1/6/3/000202.txt

@@ -0,0 +1,39 @@
+# 中共上海市委对右派分子韩述之的处理结论
+
+　　<(韩述之)>
+
+　　韩述之，曾用名张纲，男，四十八岁，安徽太湖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职员。—九四○年入党。原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
+## 一、主要反动言行
+
+## (一) 反对司法改革，反对镇反、肃反运动
+
+　　一九五二年司法改革运动时，公开反对中央司法改革的方针，中央指示伪推事以上的旧司法人员必须坚决调离司法部门，但他却多方为旧人员找借口，企图留下来。当法院党组坚决贯彻中央指示将旧司法人员调离法院时，他却对旧人员表示婉惜说“过几年你们可以再回来的，成批的调离，不能保证每一个人都处理正确”。
+
+　　司改后，他利用总结八个月工作为名，否定司改运动的成绩。如他攻击华东局、市委负责同志坚决贯彻中央对司改的方针指示是“主观盲动，好大喜功”，说司改对旧人员“采取了是非不分，一脚踢的办法”“司改有的改错了，留得太少了”，恶毒攻击司改中强调司法工作的群众路线，他说“依靠群众办案是早经否定了，大呼隆的群众运动方式”，“是机械地搬用农村群众运动的经验，过多地依赖了群众的调解，变成群众怎么说，我们怎么判，随便改，随便判”。去年又同意右派分子王造时、杨兆龙、陈吉墀等就司法工作向党进行了恶毒进攻为旧法招魂，叫嚣旧司法人员归队的反动论点。
+
+　　他对历次镇反运动也是消极的、反对的。一九五一年大镇反时华东分院批评上海市法院处理镇反案件右倾，他却满不在乎。一九五五年开展第二次镇反运动时，中央和市委提出反对右倾，但他说“反右倾是颠倒是非，把‘左’倾当右倾批判了，真是一泻千里，不可抑止”。他还反对中央少杀长判的方针，说“一九五五年是盲目的长判”，“审判员一判五年、十年，是昧着良心判的”。在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总是从有利被告出发，甚至为罪犯辩解什么“职务犯罪”“免予追究”，盗窃国家资财是“牟利”等等为反革命罪犯着想，为罪犯辩解。
+
+　　在肃反运动中，他反对法院成立“五人小组”领导肃反运动，他还公开的讲“肃反以来，有些制度给搞乱了”，企图否定肃反运动成绩。
+
+## (二) 攻击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歪曲法院的专政作用
+
+　　在实际工作中，他对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是极端仇视的。他曾攻击党委不守法，说“运动与宪法的问题，市的领导恐怕注意不够，有的人一搞运动就头脑发热”。又说“党委对审判工作干预太多，象孙乐平这类案件，党委还是少抓为好”。他还污蔑某些人按照党的政策办事是“麻木不仁，毫无创见，不会独立思考”，说这些人是用别人的威信或政治上的空洞词字来掩盖法律上的无知”，他还污蔑党对法制工作的领导，认为党扼杀了法律科学的研究，说“党把一切旧法范围内的东西，简单地、笼统地目之为反动”，他认为目前的法学研究工作是公式化、概念化，停留在从中央文件和负责同志的言论中找寻字句等等。
+
+## (三) 宣扬旧法、污蔑社会主义法制
+
+　　韩述之的资产阶级反动的旧法观点是根深蒂固的。几年来，一直在司法机关中传布和推崇旧法，毒害干部。他主张旧法可以继承，说“任何科学都有自己的历史，法律也有继承性”。“所谓法制建设，决不能理解为历史宝藏加以无视”。他还宣扬坐堂问案，反对司法工作的群众路线，说“开庭是重要的调查方法”，坐堂问案是“中国几千年来的遗产”，指示下面要“案案开庭”。公开号召要钻研资本主义法制，还污蔑苏联的法制，说“也量向资本主义国家所抄袭来的”，在具体办案中他经常提出要参考旧六法。他还主张恢复资产阶级的律师制度，说“律师可以挂牌，成为为自由职业”，他还认为“律师应成为反对派”。
+
+　　（此外，几年来，他在政治上一贯表现消沉，每次运动都采取了消极对抗的态度，直到此次鸣放初期右派分子李任民向党进攻，他还认为对整风帮助很大，到反右派时，市委指示挖掘右派，他当时负责领导机关整风，但他却认为法院无右派可反，对市委指示采取抗拒的态度。）
+
+## 二、斗争中的态度
+
+　　经多次批判斗争后，作了检讨，表示愿意悔改。
+
+## 三、处理结论
+
+　　开除党籍。撤销原有职务，别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由十级降为十三级)。
+
+　　· 来源：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CCRD/1/6/3/000203.txt

@@ -0,0 +1,27 @@
+#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委员会关于开除王养直党籍的决定
+
+　　王养直，男，58岁，湖南岳阳人，家庭出身手工业者，高中文化程度。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曾任县委宣传部长，延安保育院处长，北方大学班主任，湖南省人委文教厅中教科长，省委党校考研室村主任等职。1953年停止工作休养。
+
+　　王自称是1925年春入党的老党员，并于1938年恢复党籍。在审干中查明，王在1938年以前并未入过党，而在1938年却假借老党员身份，欺骗八路军长沙办事处“恢复”党籍。
+
+　　南下以来，王养直由于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发展，对党不满，仇恨领导，因而一贯地包庇、支持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歪曲捏造事实，攻击党的组织和领导干部，经党再三教育挽救，始终拒绝悔改，在此次整风运动中，又猖狂地向党进攻。其主要事实如下：
+
+## （一）1952年包庇、支持贪污分子陈宣理，反对省文教厅领导。
+
+　　前长沙市私立育群中学校长陈宣理（国民党员，曾任伪九战区经济委员会秘书兼战时经济月刊出版社社长，现任省农学院教授，是个极右派分子）因贪污浪费在“三反”运动中被斗和停职反省，运动中查明陈贪污挪用1,776万元（旧币）。当时，王养直身为省文教厅中教科长，不但不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支持“三反”运动，反而认为：育群中学是他亲手办的典型学校，陈宣理是他授意去主持该校的。于是，极力包庇陈的错误，诬蔑这是省文教厅厅长朱凡同志“压制民主，设计陷害好人”，支持陈宣理到处告状，无理取闹。当省委对陈宣理问题作出了处理后，王养直仍不醒悟，反而向党委控诉，诬蔑郭森、罗其南、万达等同志是“压制民主，袒护非法行为”。
+
+## （二）在党校包庇、支持阳光及以阳光为首的反动小集团，并借此来反对党校的领导。
+
+　　阳光是个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混入党内后，包庇地主、反革命分子，破坏党的政策，一贯的反党反领导，组织反动小集团（已被开除党籍，劳动教养）。1952年10月王养直到党校工作时，便夸奖阳“年青有为，骨头也硬”，积极支持他的反党活动，甚至还在背后指使策划。1954年春，阳光组织反动小集团等破坏活动被初步揭发后，王养直那时身为党校党委委员，却竭力支持、包庇阳光及其小集团。不参加党委会对阳光问题的讨论。当党支部书记正在和阳光进行谈话教育时，王怒气冲冲地跑去对阳光说：“走！走！跟我来，到省委告状去”，打断支部书记与阳的谈话，公然领着阳光到省委去告状。研究室党小组两次讨论对阳光的处理问题，王鼓吹“四中全会主要是解决领导问题，今天来处理阳光是违反了党的政策”的谬论，进行捣乱。党委扩大会上作出开除阳光党籍的决定，王则说成是党内一些同志“狼狈为奸”，一再写信给省委书记及有关部门，污蔑党校党组织“竟至捏造罪证，多方威逼阳光供认不成，并将他开除党籍”。当阳光的反动小集团开始分化时，王便对其成员们说：“小组织活动是政治帽子，戴上了一世也翻不得身。”以巩固小集团与党组织对抗，对阳光表示：“我一定为你伸冤”，嘱咐阳光：“错误不要承认得太肯定了，以免将来难翻案”，并亲自为阳光修改检讨书。王养直这些错误，曾受到省委的严格批评，他却造谣对小集团成员们说：“我们的问题有谭老的支持，省委支持。”并说省委及党校的某些负责同志的工作被调动，是由于处理他的问题不当所致。1955年“肃反”运动开展后，王养直一方面污蔑“肃反”运动就是“想把阳光整一顿”，煽动干部“不要听王汉新（党校副校长，党委书记）的话，听了会犯政治上的错误”，另一方面又偷听小组讨论情况，阻止阳光小集团分子坦白。这样来阻碍“肃反”运动的开展。
+
+## （三）利用职权，介绍地主、反革命嫌疑分子参加工作。
+
+　　1950年王养直在省文教厅工作时，私自以省文教厅和中教科长的名义介绍出身于大官僚地主家庭、有重大反革命嫌疑的陆肇宁参加工作，并证明陆肇宁“政治上尚属清白”。同时，还介绍了陆肇宁的同乡同学、反革命分子陆瑜璋和陆肇宁的表弟、政治嫌疑分子苏秉彝。1951年春正在土改时期，又介绍受管制的并伪造证件的地主分子彭庆英去受小学教师训，后被政府发觉捕押回县，群众影响很坏。当时，还以省文教厅中教科长和支部书记名义介绍大地主出身、历史不清白的周育参加工作。
+
+## （四）拒不承认错误，屡教不改，在此次整风中，又猖狂地向党进攻。
+
+　　对王养直所犯上述严重错误，省委党校党委进行了耐心的批评教育，生活上多方照顾，省委负责同志也不止一次地找他谈话，希望他有所悔改，而他却长期以来，不仅没有丝毫悔改表现，反而变本加厉，日益发展。去年整风运动开始后，又贴出长达1万4千字以上的大字报，大肆为陈宣理、阳光翻案，极其恶毒地攻击、污蔑党的组织。他说陈宣理被斗是“1952年元月初，朱凡同志、孙仲起同志……竟以权柄在握，进一步勾结反动军官、反党反人民分子……反革命分子，不顾破坏土改、破坏学制、损害学生学习利益，破坏政策法令……用捏造诬陷等卑鄙手段诬陷我在文教厅供职期间所直接领导的艰苦建设、典型示范的本市前私立育群中学校长陈宣理……企图把陈宣理搞成贪污分子来牵连害我，以达到他们居心打击我、报复我、检举和打倒我领导的具有一定成绩的学校的目的”。在阳光问题上则说：“阳光问题既不是小组织活动问题，也不是什么反革命问题”，说党组织是“利用阳光为工具，诬陷我搞小组织活动和神经病，无非是破坏我的信誉，打击我的检举，拔除我这个眼中钉，掩盖他们的阴谋合法化而已。”同时，还向几年来对他本人进行过教育的一些负责同志进行人身攻击，恶意中伤。
+
+　　王养直的错误发展到这样严重并且始终拒绝党的教育，不可救药，决不是偶然的，是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发展的结果。他年轻时，就立志“以作官为出路”，参加工作后，一贯闹名誉地位，为此目的，竟至不择手段。1938年参加工作时，伪称是1925年的老党员，欺骗八路军长沙办事处而“恢复”了党籍，得以混入党内。1947年在北方大学工作时，向党“要独立性的工作”，因此而闹不团结。1949年南下回湖南时，认为：“这大新区，连地、专级副职干部都拼不上吗？”一心想当地委副书记、专员或副厅长，被分配到省文教厅当中教科长，便感到不满足，与其他同志比地位、比待遇，为了争权夺利，竟私自雕刻中教科科章一枚。1952年调省党校教研室副主任，说：“当考研室副主任别人认为了不起，我还不过瘾。”王养直由于这种强烈的个人名位欲望未能实现，且受到党的批评，于是便对党不满，怀恨在心，走到那里反到那里，谁批评他，他就诬告谁是坏人，故意陷害他。不仅对党的组织、党的领导干部是如此，而且对党中央也同样进行污蔑诽谤。与此同时，王养直又竭力从坏人、反动分子中找同情、找支持，以提高个人威望，发展自己的势力，以致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立场。王养直一贯包庇坏人，反对党的领导，无理取闹，屡教不改，已经蜕化变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其错误，给党造成了不良影响，给党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为此，经党校党委决定，省委批准，将王养直开除出党。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CCRD/1/6/3/000204.txt

@@ -0,0 +1,45 @@
+# 中共广州市文教局整风领导小组关于极右分子李鹰航的处理结论（李鹰航）
+
+　　李鹰航，男，四十一岁，广东省台山县人，家庭出身手工业，本人成份教员，一九三八年入党，现任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音协广州分会主席、市文化局分党组成员及音协临时党组书记，十三级。
+
+## 一、 个人主要经历和政治历史情况
+
+　　一九三八年六月参加革命，历任教员，教授，音乐、戏剧系主任，文工团长，文联委员等职。在延安时搞过小圈子，曾因此被列为审查对象。
+
+## 二、 主要反动言行
+
+　　(一) 组织右派反党集团，有计划地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
+
+　　大放大鸣期间，李捏造文化局执行“以戏剧为主”的方针，污蔑是“一花独放”，并以此为幌子，以他为首，煽动和组织了右派分子赵本、谭林、蔡曲旦、梁德灵等人的右派反党集团，召开了几次秘密会议，布置他们发言要重点谈反对“戏剧为主”，并授意叫他们给报纸写稿，写好后李亲自修改和补充，送报社发表。(“以戏剧为主实质是一花独放”一稿在广州日报发表，“落英缤纷”一稿投南方日报)还研究了进攻策略，说：“现在先攻倒市(指市文化局)是第一步，省文化局、省委文教部问题一样严重，要第二步才解决，我绝不认为走了第一步，就不走第二步。”并布置如何控制会场，实行所谓“连锁发言”来向党进攻。为了供给小集团成员向党进攻的材料，除了捏造事实外李还将市文化局分党组秘密文件(三年总结)给蔡曲旦看。当他们的活动受到文艺界有力的围击后，李即对其成员打气说：“不要失掉信心，不要乱了自己的阵脚”继续鼓励他们向党进攻。
+
+　　(二) 否定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成就，描写成“一团糟”。
+
+　　鸣放期间李在民主人士赵君迈召开的座谈会，及局务扩大会、省委宣工会议等会议上说：“以戏剧为主是一块大石头，压死了其他艺术事业。”又说：“音乐、美术、新闻、话剧、杂技、舞蹈，除了粤剧以外的艺术部门都不被领导重视，他们改行的改行，积极性不高，事业没发展，艺术上太多清规戒律。”
+
+　　(三) 散布文化艺术的成绩是自发的，否认党的领导。
+
+　　李在上述的会议上又说：“如果音乐工作有成绩也是自发的，是依靠社会力量和音乐工作者，是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是音乐本身有自发生命力，并丑化党对文化艺术领导有五种态度，即：(1)吓唬人，(2)装听不见，装聋装哑，(3)采取压缩的办法，(4)用另一种面目(重点)来保护‘一花独放’，(5)不从改善着手，而是考虑解释。”
+
+　　(四) 挑拨群众向党进攻。
+
+　　李说：“搞音乐的处于奴仆地位”。“各个艺术部门待遇不公平。”又说：“只有‘争’和‘叫’才能得到党的重视，才能纠正不平等待遇。”甚至说：“就是反革命分子，反对一花独放也是好的。”
+
+## (五) 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
+
+　　市文化局分党组传达中共对整风的指示之后，李说：“市委提出阶级斗争，我不同意；中央提出的阶级斗争，我也有意见，既然人民内部矛盾突出，就不应有阶级斗争，这样使斗争模糊了。”
+
+## 三、 斗争过程中的表现
+
+　　斗争初期表现出顽抗情绪，后在人证物证面前才承认一些具体事实，但不承认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机和目的，没有认识自己的罪行和真诚悔改的表现。
+
+## 四、 一贯表现
+
+　　工作一般，发表过一些作品，但平时思想上自命不凡，高傲自大，常骂人“无知”，曾表示想当厅长、部长，回广东后，选择过好几个岗位，嫌职位低不去。来市文化局后，对工作不负责任，很少到局办公，由他主编的“岭南音乐”他从不审稿。
+
+## 五、 结论和处理意见
+
+　　李鹰航以反对“以戏剧为主”的方针为幌子，煽动和组织右派反党集团，他是这个小集团的头子，并散布一系列修正主义谬论，疯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决定划为极右分子。但考虑李在音乐方面有所专长和有一定社会影响，因此，决定开除党籍，撤消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级别由十二级降至十六级。
+
+　　 (已经广东省委批准)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CCRD/1/6/3/000205.txt

@@ -0,0 +1,13 @@
+# 中共农业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子敬党籍的决定（张子敬）
+
+　　张子敬，男，四十四岁，山东单县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自由职业者，一九三五年入党，现任农业机械局局长。
+
+　　一九三九年在湖西地委肃托事件中被停止党籍，一九四五年恢复。土改时贱买群众斗争果实，并利用贪污的过期粮票一千五百斤，买大车一辆，受劝告处分。一九五一年在天津农垦局工作时与特务分子索影、嘉璇乱搞男女关系，并相约保守秘密，后因对方自杀未遂，交出证件，张才承认，受劝告处分。三反时，因贪污和包庇反革命分子被停职反省，因病住院未作处理。
+
+　　主要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
+　　张子敬在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时，附和并支持右派分子关于成立平反委员会，撤销党委书记、副书记的整风领导小组成员职务的主张，并且认为“部长听党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司局长听部长的，这样农业部是否需要存在？”他在幕后为其他右派分子出谋划策，煽风点火，公开向右派分子表示志愿当“参谋”。包庇右派分子杨锦湖，打击积极分子，阻止反右派斗争。平常一贯对党不满，向党闹独立性，经常在非党人士面前散布他过去在“湖西肃托事件”中曾受冤屈，从而说明党在肃反中的错误，影响很坏，在局整风动员会上说：“八大”后阶级斗争消灭了，资产阶级是阶级兄弟，民主党派是兄弟党派。在反右斗争中态度不好。
+
+　　根据党对右派分子的政策，决定开除张子敬党籍。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CCRD/1/6/3/000206.txt

@@ -0,0 +1,563 @@
+# 右派分子曾习之的档案材料——批判会记录和自我检查
+
+　　<水利部第三机械工程总队>
+
+## (1) 对曾习之的错误论点批判
+
+　　参加人数：33人
+
+　　会议时间：1958.5.8下午2时至4时35分
+
+　　地点：岗南隧洞工区会议室
+
+## 曾习之自我检查（第一次）批判我在总队党委座谈会上的错误论点
+
+　　我认为产生三害是由于部队集体转业的原因，认为我们单位解决矛盾问题是要用大民主解决方法。
+
+　　在近二年工作中，在模式口塌方我表现手束无策，连会也不愿意参加，在测量中不积极主动。
+
+　　我对鸣放认识不足，认为整风是整党员，原来是党员，整风是整党员的，认为有什么说什么好，对國内阶级斗争无感觉，〔同意〕在报上刊出右派论点。
+
+　　产生原因：
+
+　　1.对部队转业。认为与部队一起碰钉子，感到不习惯。
+
+　　2.愿意讲大道理，别人怎样说，我也怎样说。
+
+　　3.在认识问题上习惯于抓一点看全面，定在感性上。
+
+　　4.严重的官僚主义，对领导不满，愿跳出三总队，认为自己不是党员，〔在〕群众中没有威信。认为总队领导上对我不关心。
+
+　　错在哪里：
+
+　　1）产生三害是否部队集体转业呢？是否定的，三害产生是由于部份人员跟不上形势的发展需要，与三害是不相干的。
+
+　　2）三害
+
+　　3）营级当科长是否合理。
+
+　　①干部应用德才兼备来衡量，部队同志是有斗争知识。
+
+　　②营级等于科级是教条些的，是营级就是科级。
+
+　　③因为过去得不到长期学习，说部队转业是崇拜〔宗派〕主义是站不住脚的。
+
+　　④认为官僚主义总队严重。
+
+　　⑤认为闹大民主办法解决问题，是把内部问题当敌我问题。
+
+　　⑥部队是有纪律，组织性，我仇视，是极错误的。
+
+　　错误严重性：
+
+　　①同意右派言论。
+
+　　②虽然我有部分言论是对的。
+
+　　③损害团结。
+
+　　④骄傲情绪影响团结，表现说话不注意方式方法，不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
+　　⑤辜负了党对我的教养。
+
+　　⑥我存有小资产阶级爱面子的观点
+
+## 小组对曾习之的批判
+
+　　施蓬：①这次检查仅仅是把鸣放会议上的论点讲了一讲，我认为应该把自己整个参加工作以后至现在所发过的一些论点都拿出来。
+
+　　②主要问题，转业，干部政策，还有民主党派，反右斗争的错误论点未拿出来。
+
+　　③分析仅仅是对三总队的认识作了批判，论点是一种原则问题，拿三总队否认全盘，如：外行不能领导内行，长期监督。
+
+　　④除此外，还有一些具体言论未说出来，也是原则问题，未包括进去，应该全部拿出来。
+
+　　⑤虽作了一些批判和分析，由于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情绪产生的是不够全面的。
+
+　　我认为这次检查是有顾虑的，未涉及到阶级立场上去分析问题。
+
+　　先拿大民主的问题来讲吧：“用了情绪激动，不是出于本心。”但这种字眼不是实事求是的，你过去说：
+
+　　①集体转业。②党、团比例大。③组织纪律性强。这种说法思想上存在：①三总队守旧的很。②对党团员多不满。
+
+　　我认为还应作一次全面检查。
+
+　　沈晓：曾习之的本来面貌是想搞大民主，三总队三个原因本来是好东西，有了军队，打倒了八百万蒋军，因为部队有组织性纪律性才能□人，有了这些原因妨碍了曾主张的大民主。
+
+　　在解决官僚主义我们认为不是党、三总队造成的，而是旧社会造成的，三总队是党的一部份，曾想在三总搞大民主。
+
+　　会议多。会议多在八路军时打倒了蒋介石，现在对建设也有好处，曾提出：①罢会。②罢言。
+
+　　他又讲话。模式口开会工人闹起来，未发生大民主，曾认为与部队转业有关，实质上是与我们挑战。
+
+　　还说到要我提意见，像放留声机一样，解决不解决由你们，实质上是一种挑衅。
+
+　　攻击部队。正是党依靠部队，因为部队是忠实于党的事业，打下了天下，建国起骨干作用，因此曾是憎恨，企图把战士和干部离开党的队伍，听你的话。
+
+　　又攻击部队领导方法和管理：他说：①粗暴。②行政命令。③党决定。我党有勇气才反对了官僚主义，才把中国一把散沙扭成了一团，曾习之是一种无政府主义。他认为没有说服力，说明曾的阴险。
+
+　　又说：反右派斗争、打击太早。这种目的，在一定时期内变成匈事件，我们认为不是太早，而是敌人正在疯狂的时期，开始斗争最好，曾不是关心我们，而是想造成匈事件。
+
+　　��民主问题。大民主是匈牙利那样的。民主的字眼，在那个阶级都可以来解释它的民主。我们的民主，是千百万人民翻身的、过好日子的民主，他所说的民主是虚伪的，毛主席说过：我们的民主是属于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是民主,对敌人是专政。
+
+　　曾习之是站在那个阶级立场上呢？是敌视社会主义制度，是敌视部队集体转业。
+
+　　我们部队动员是向群众交清任务，而不是像在过去地主和资本家那样用鞭子解决奴隶的生产，我们工作不是靠领导，而是发动群众一起干。
+
+　　张勉：曾习之在检查中认为错误论点是骄傲情绪，个人主义的说法是不全面的，而没有从阶级立场上分析。
+
+　　我认为是有阶级立场的，其理由：
+
+　　①你说：三总队应用大民主解决问题，你是接受了匈牙利事件的经验，想把三总队闹成匈事件。
+
+　　我认为我们解决问题是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内部矛盾，苏书记亲自到工人舍居。
+
+　　例如：模式口监督岗提出人多意见，领导马上接受了意见，这难道说领导不采纳意见吗？
+
+　　②部队转业，党团员多，组织纪律性强都是事实，因为他受党的长期教育，有高度的阶级觉悟，经过了战斗环境的考验，他懂得为谁谋福利，他受过旧社会的苦处，因为这样才背起了枪杆子，把敌人赶出去，由此可见三总队的工人觉悟是高的。
+
+　　③从三总队的领导上来说，都是经过党长期的培养。曾说：“三总队官僚很严重，已经够闹大民主了。”工人与领导有矛盾，有意见，但这是内部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内部矛盾的。
+
+　　常：我认为应该把思想深挖出来，然后找出根源，根源在于阶级立场，与家庭地主有关系。
+
+　　陈百川：在检查思想根源中，不是说的心里话，（要）有什么说什么。与说把矛盾□大是矛盾的，说右派影响，为什么要影响，思想根未挖出来，未从国家利益与自己地主阶级利益结合起来。
+
+　　你说：三总队有党团员多，有崇拜〔宗派〕主义，闹不起大民主，实质上是丑化和污蔑党团员，说三害已发展成用大民主解决又由什么理由呢？闹大民主能解决和达到你的个人主义呢？这不是内心的话，这里是有阶级仇恨的。
+
+　　检查的范围：只说三总队搞的糟，认为一团漆黑的，这不是无意的，而是恶意的，自己没有说出反对这个，那么拥护什么呢？
+
+　　认为由于留苏、入党问题而产生个人主义是不适当的，在官厅永定河□□运不出去，你认为要单独的运，周之根同志白天带动十几个铁道工人修起来，第二天变样了，你在家里不上工，应该从思想上去解决问题。
+
+　　张蔼：我听说一句“知识份子与无产阶级利益上没有一点对抗。”这句话，怎么说呢？知识份子有些是旧知识份子，资本家出身（你说对党不起，那么党对你有些什么地方对不起你呢？未讲出来。）资产阶级的子弟培养出来是为谁服务呢？
+
+## (2) 曾习之第二次检查
+
+　　参加人员：15人，后补１人
+
+　　会议时间：1958.5.12.下午3点11分至□□
+
+　　地点：工会、团办公室
+
+　　一、自我检查：
+
+　　第一部份：总队党委座谈会议上的错误言论：
+
+　　1. □□
+
+　　2.当兵集体转业
+
+　　3.转业思想不巩固
+
+　　4.表现一系列矛盾
+
+　　5.简单命令、缺乏群众基础
+
+　　6.对干部
+
+　　7.有些干部不称职
+
+　　8.党委官僚主义，要大民主解决。
+
+　　9.会议多，质量差。
+
+　　10.转业最好不要集体
+
+　　11.领导不重视群众意见，像开留声机一样，一遍又一遍。
+
+　　第二部份：其他场合错误言论：
+
+　　1. □□
+
+　　2.讨论民主党派，说：只要参加共产党，也不会参加民主党派，慢慢的消灭。
+
+　　3.在什么时候使用大民主，如测量队跑的很远，艰苦，干脆不干，就是大民主。
+
+　　4.在模式口洞子。
+
+　　5.在石市说丁付队长是事务主义改不了。
+
+　　6.模砌工段，我们老聊明天，可是明天和今天一样。
+
+　　7.对蔡文宪说。
+
+　　8.三总队为什么没有上报呢？（反浪费中说的）
+
+　　第三部份：
+
+　　一、□□
+
+　　二、认为自己不是党员，在群众中没有威信。
+
+　　三、军工不好领导，就是调皮，有自私自利思想，爱占公家小便宜。
+
+　　四、□□
+
+　　五、怕苦，怕当头。
+
+　　六、三总队党团员质量不高。
+
+　　第四部分：工作态度
+
+　　1. □□
+
+　　2.怕苦、困难，模式口塌方表现手束无策。
+
+　　3.不愿参加会议。
+
+　　4.张段长要我写总结，我说：自己不了解情况，怎么写。
+
+　　5.在测量队不积极主动。
+
+　　6.在工作中不谈思想，一团和气。
+
+　　7.和组织干部不团结，看不起他们，说张永极爱回家。
+
+　　8.恶毒的攻击领导，说话粗暴。
+
+　　9.在工作中不深入现场，表现官僚主义，动口不动手，请假。
+
+　　10.在测量队，强调自己有病（其实没有），怕吃苦，坚决回石家庄。
+
+　　第四部份：分析：
+
+　　1.通过以上错误言论我认识到，是彻头彻尾小资产阶级的代理人。
+
+　　2.歪曲党的干部政策，事实上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
+　　3.党提出的长期共存，我认识与党相反。
+
+　　4.对工作、领导、三总队不满。
+
+　　5. □□
+
+　　6.对部队党委、领导的看法，没有从客观上去看，而是看死了，认为党委是很糟，党团员思想落后。
+
+　　7.从全面错误来看，是一套的，有体系的。
+
+　　今后努力方向：
+
+　　我的问题主要是阶级立场问题。
+
+　　①要求参加劳动。
+
+　　②经常□□
+
+　　③努力学习马列主义。
+
+　　※　　　　　　　※　　　　　　※
+
+　　小组分析批驳
+
+　　孙梅先：
+
+　　我的看法：上次检查对问题认识不足，如：三害的根源，本来三害是资产阶级的产物，还有遗留下来，曾说：三害由于个别同志立场不稳，是不全面的，在过去说：三害是部队转业，有谈了心里话，反而犯了错误。另外——
+
+　　①对于营科长作〔听〕报告睡觉了，〔说〕应该去休养去。
+
+　　②不是帮党整风，而是有抵触情绪，认为三总队问题不好解决。
+
+　　③发言时，要曾准备材料，认为记录都错了，要他整理认为无法整理。
+
+　　④贴出大字报，三总队党委思想领导不满，二队出现这许多份子。
+
+　　李金国：从阶级立场从问题分析是缺乏的，这次分析也不够深刻。现在和过去所说的在语气上有些不同和模糊，应该从思想上去深刻认识问题。对大民主问题和过去有些出入。过去说：“大民主是解决官僚主义的一种补充办法。”对整改，鸣放，当时说：像照明弹。认为：鸣放，打击右派，青年。怕别人不敢发言了。说党中央视察的多，以自己的口味。
+
+　　施蓬：所摆事实还不深刻，当时怎么样说，现在也应该怎么说，才能更好的分析和同志们对你的帮助。
+
+　　张勉：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在304说：有事找边队长，对苏政委、薛队长干不了这一行。另一个，在工作中积极表现骄傲，并打击积极分子，说乱碴碴，拍马屁。又说：一个家属死就死了，有什么了解□呢？在工作作风，部队上的同志水平底，不仅不帮助，而且带有指〔质〕问的现象。对部队转业的同志看不起，在304工地与陈德生闹的很不好，认为部队上的技术不懂。
+
+　　沈晓：党委在整风中，座谈会上的纪录整理出来，叫曾习之签字，拒绝，不承认自己的发言，说：我发言仅是一个提纲。他说：在部队转业管理和技术不相适应，根源是与部队集体转业有关，部队转业了，思想作风不转业，说部队有古话，“简单明了100分”，说企业化思想不巩固，供给制思想未去掉，说现交待任务方法有三套，①行政命令。②大家认为可以。③组织决定。党委、支部决定，最后实在不行再来动员。又说：□光动员，动员未有说服力，也是部队带来的。
+
+　　强调对科长以上教育：①能教育的采取教育，对不能信任的，应另找出路，举教育科长不能信任，大家意见很多，领导呢另眼看待，又说有病送去休息，没病干脆撤职或当个服务员，对能力不够又提一级，对营长一定是科级，不从实际出发，还谈到会议问题，会议多质量不高，与集体转业有关，是〔由〕八路军带过来呢，提出：会议多怎么办呢，办法有两：①罢会。②罢言。他又说现在模式口工人开会呼口号，为什么闹不起来呢？他说：由于部队转业。最后又谈到，军队转业□□起来了，一起不转业吃公粮好的多，集体转业没有优越性，建议国防部，三个五个的分散转业到企业中去。
+
+　　华土俊：我认为曾习之对资产阶级的论点还抱着留恋。
+
+　　1、对部队转业优越性不大，应该三、五个分散到企业中去，对整改说，鸣放是放照明弹。
+
+　　2、闹不起大民主原因有三：①集体转业。②党团员多。③部队纪律性组织性强。还说，解决三总队的矛盾用大民主的办法解决得快有效，认为不用大民主矛盾解决不了。又说：要我提我就提，像放留声机一样的再放一遍。又如在鸣放中，对右派分子打击的太早，毛主席说：知识分子有20％是右派分子。现整早啦，等右派分子多了，一齐反击。又说：反右派是党有组织搞的，因为发言都在人民日报上。
+
+　　施蓬：叫曾签字，当时对老蔡说：“你看……”意思认为是曲解了他的原意。
+
+　　①在学习小组会上，王勗恩说三总队“党天下”问题，曾很同意王的说法，正级〔都〕是党员。
+
+　　②对总队党委领导是什么态度呢？在测量时总队当时贴大字报，曾发出：领导叫我们提，就得提，领导不叫提你就少提，不要做傻子。
+
+　　③贴大字说：要是在前一个月，不让你贴大字报。
+
+　　刘培国：
+
+　　在测量队上学习会上发言：
+
+　　①讲在模式口工长好坏问题，说乔学文工作方法很坏，郭学才为什么好的呢？是被民工打了一顿后才好的。
+
+　　②说刘家树第一次未评上，第二次评上，是领导上对一个同志的考验，考验起了提一级，经不起（考验）就不提级。
+
+　　③还说：□□谈话□回复，在大伙房写是工区主任，现这里填表不好写。
+
+　　④在模式口。对一台少年起重机，老曾说：“与高玉庭强奸妇女一样。”
+
+　　⑤以机代□，改钻工去测量，好像是对农民一种剥削，因为拿了基本工资外，还拿八角一天。改钻工工作热情，曾说他们是为了八角钱而干的。
+
+　　曾习之：同志们说的基本上都是事实，帮助了我解决了思想问题，我说话多也是客观存在，应该认识错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来看问题，有两点补充说明：
+
+　　1.鸣放照明弹一样，是在鸣放最后说几句，是说：原意是说□□
+
+　　2.家属流产。
+
+　　3.对家属的问题，管家、管买菜等麻烦。
+
+　　4.打扫、打菜饭的问题我记不起来了。
+
+　　施蓬：
+
+　　①关于谈总队人多，曾说：党委系统太多，二队党总支有三个，党委部长的部也多，旁的部门人员多不多我不说。
+
+　　②我总队秘书是很多的，给队长打饭。
+
+　　③对张文宾急病问题，对人事科说：人事科太厉害，张文宾小病硬啃下来。
+
+　　④对干部举304姓张的干部，领导对他不关心，干部要求调动，科长说别理他。好像行政是硬一样。
+
+　　⑤增产节约，马书记首先作检查，老曾不是无意的，说：领导上表面是〔说〕领导上负责，其（实）是狗屁。
+
+　　⑥谈到王修恩塌方受处分问题时，曾说：工程上出问题还不是就是技术干部的事。
+
+　　刘培国：
+
+　　曾说：我们流动单位房子住不好，今后住的好不好，要看这次大字报贴的好不好。
+
+　　樊松年：
+
+　　①曾习之的顾虑还是存在的。
+
+　　②是否还有其他的想法。
+
+　　搞大帽子，应该解决思想问题。
+
+　　丁保贞：应该挖思想根，说三总队歪曲干部政策的问题，闹大民主问题，如果不把三总队领导搞垮，又该怎么样呢？
+
+## 批判我在鸣放座谈会上的错误言论
+
+　　这篇检讨主要是批判我在鸣放座谈会上的错误言论，为了把问题搞得更清楚一些，在这里，也联系了一些旁的问题在此一并检讨，但是重点仍然放在批判我的错误言论。
+
+　　去年七月总队党委召开了工程技术人员、医务人员、会计等非党干部的座谈会，会议的内容主要是在端正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揭露总队内部主要矛盾，帮助党除三害，我就在那样庄严的座谈会上，发表了一些极其荒谬的言论，检查我那次发言的主要论点是全盘抹杀了我们总队在转业以来的巨大成绩，相反的是牵强附会的硬凑成说今天我们所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是部队集体转业所造成的，这无异乎说：有部队集体转业之因，必然结三害之果，部队集体转业是产生三害的根源，进而根据这种诡辩的，似是而非的荒谬论点出发，主观的制造了一系列所谓“矛盾”来硬往部队集体转业身上涂黑，实质上也就是对党的恶毒攻击。比如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干部与工人之间，行政干部与技术干部之间，企业化与供给制思想之间等等的一些个别的、暂时的、甚至是已经改正了的或者是正在改正中的缺点，统统都夸大为严重地、难以克服的矛盾，又把这些矛盾硬拿到和部队集体转业联系起来，企图证实我的错误论点还是正确的。另一方面是歪曲了党的干部政策，说什么有些干部不称职，过去的营级干部现在一律是科长级就是不合理，是部队集体转业带来的宗派主义等等。另外我还谈到了闹大民主是解决官僚主义的补充办法，然而我们单位为什么没有闹呢？没有闹的原因可能是我们的官僚主义还没有严重到如此程度，也有可���正由于我们大部分同志是部队转业，成份好，阶级觉悟高，组织性、纪律性强，不管怎么样，这不都是好事么？而我却好像还感到有些遗憾，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又在部队转业身上加上了一个污点，总的说来，是对部队转业不满，实质上是对转业的某些同志不满，对自己所在的单位有意见，凭空的捏造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最后还假惺惺地装成好像只有我才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只有我才找出了总队内部的主要矛盾，只有我才真正了解转业同志的特性，只有我的逻辑才是正确的，结果对于目前我所谓的“矛盾”还是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只是说：假如以后还有部队转业的话，最好不要集体的转成一个单位，而是三个五个的分到每个企业单位中去，虽然在发言中我也说过什么：“我并不赞成使用大民主”，“大民主是不好的”，“肯定部队转业参加生产是适时的，英明的”，“虽然我们还存在一些缺点，但是成绩仍然是主要的，巨大的”等等，这样几句空洞的好话，在那样长篇大论的坏话中显然是暗淡无光、微不足道了，好像是人之常情，人们在说话时所常有的习惯词令，可耻！真可耻！这么一大堆谬论，不仅人们要问，连我自己也要问，这是什么话？说这种话的人是什么思想？什么立场？什么企图？
+
+　　分析我当时为什么要说这些话，说这些话的动机何在？企图是什么？
+
+　　另外在近两年的工作中，我还经常地表现为对抗领导，消极怠工，稍不遂意，就消极起来，不做工作，首先是在模式口时，遇到隧洞连续塌方，束手无策，害怕困难，同时也考虑了自己的级别，认为五级技术员领导不了五级技术员，因此要求辞去工务组组长职务，继而在讨论清底归开挖工段还是归衬砌工段时，因大家的意见与自己的意见不合，检查当时我是站在衬砌工段方面说话的，而没有顾及整个工作的便利，扭头就走，甚至连会也不愿意参加了，以及在明开工段和衬砌工段工作中，都表现得很不积极主动，到石家庄来以后，因为自己觉得修铁路不是我们的本行，要搞也搞不好，强调客观原因，说总队还没有决定让我们作，表现不愿意接收一队交来的图纸，在测量中也不积极主动，只是消极应付，当时身为工会付主席，而没有在测量队中建立起工会组织，搞工会工作，总之这些都是我的个人主义在对抗领导，消极怠工方面的具体表现，这些如果说是任性、个性强，工作从兴趣出发，还不如说是非组织观点，目无纪律。
+
+　　根据当时的情况，我的确对党整风、组织鸣放的目的意义的认识是不明确的，党号召整风，我以为是光整党员、整顿党组织，像我这号人，没有什么。譬如当时我在第二工程队时，支部让刘培国（团员）担任整风学习组长，我想为什么不让施蓬、孙梅先当呢？啊！原来他们是党员，整风就是要整他们，还能让他们领导学习吗？其次是对如何帮助党整风，如何鸣放，也不知道该怎么搞才好，毛主席的六项标准，康生同志的报告，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那只是学习文件上的字句，与我的思想完全没有联系起来，当时只知道，有什么，说什么，越尖锐越好，由于这样一个指导思想支配，加以是临时在会场上凑上的一个提纲，情绪又是激动的，结果到嘴里越说就越走了样，最后是对于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尖锐化了的形势毫无感觉，尽管有时在报上也看到了一些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但是反映到我的思想上毕竟还是模糊的，以上三点还只能说明当时在我思想上的客观情况，那么我当时为什么偏要说这些话，而想不到说其他的呢？很明显，说这些话是不无原因的，检查当时说这些话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
+　　第一：我对部队转业的个别同志怀有一种荒谬龌龊的成见，自从1952年参加荆江分洪工程以来，绝大部分时间是和部队或转业的同志们打交道，在工作中的确也碰了一些钉子，所谓碰钉子，大致说也就是部队同志爽直、敢于提意见，朝气蓬勃，和我的骄气，不能批评和暮气沉沉之间的矛盾，在这种环境中，我不是正视自己的缺点，积极改正缺点，学习部队同志的优良品质，力求进步，反而抱怨在心，感到不习惯，一遇到机会或者是一碰到困难，就要讲点转业同志的坏话，这是像我这样一个地主阶级家庭出身，受过长期资产阶级教育而没有经过改造的知识份子的天然本色，也是我这次犯错误的主要原因，责任应该完全归于自己。
+
+　　第二：我有旧知识分子的孤傲特点，说话、写文章都欢喜讲反面道理。记得有时在学习小组会上讨论一问题也常常和一些同志（顶扭），大家明明该这么讲的，我偏偏要那样讲，以求一鸣惊人，甚至企图嗨人听闻，自知理屈，还要说得途途是道，结果变成胡说八道，就认识问题的本质上讲是属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观点，比如在那次鸣放座谈会上，绝大部分的同志说：总队当前所存在的主要矛盾是：“根据国家形势发展，要求一支坚强的、体现好、快、省、安全的水利施工队伍与客观存在的技术水平与管理水平低，企业是年青的矛盾。”当时在我的思想上确也认为这种说法也很对，不过既然大家都这样说，我也这样说就没有意思了，所以反了一面来说，结果造成了我在那次发言中有许多地方是捏造根据与夸大事实的原因，话又得说回来，人们不禁要问：“你既然喜欢讲反面道理，那么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又没有看见你姓曾的出来讲讲反驳的道理呢？”问题就在这里，归根结底仍旧是属于一个人的立场观点所限制，好像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像，演正面人物老是不像，即令装腔作势也不太自然。
+
+　　第三：在认识问题上像我这样小资产阶级意识浓厚的知识份子，往往习惯于从片面看全面，从个别看整体，抓住一点，否定全盘，这样的认识法最容易、最简单，但是是属于唯心主义的，他不是像唯物者那样，认识一个问题，是从感觉到概念，从感性到理性，在实践中反复了多次，循序继进，全面观察，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最后才得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而我却不是这样，有时习惯停留在感性认识上，甚至连感性认识也不全，一知半解，主观的结论就马上出来了，对转业问题的认识也就是这样，从个别的人的个别现象去推断整体，否定全盘，正如瞎子摸象一样，摸了一只腿，就说象是一根粗柱子。
+
+　　第四：严重的个人主义
+
+　　*在入党留苏的问题上对领导不满，有离队思想，想调到其他单位工作，又由于个人主义的指使，也害怕调出三总队，在入党问题上我产生过严重的骄傲情绪和错误认识，我认为自己比老干部有文化，比新干部有能力，这是骄傲情绪，由于自己自参加工作以来多数是作的领导工作，自以为不是党员，在群众中就没有威信，组织不了群众，做不好工作，这是错误认识，这些思想在1956年发展得最为严重，甚至还向个别领导说过：“我在三总队是没有前途的。”当时领导上也曾进行过教育，叫我只要思想上入了党，组织问题很好解决，而我却认为自己没有什么思想问题，今天检查起来，思想问题不但有，而且还很多，很严重，首先在入党动机上包含了很大程度的个人主义，组织不接收我是正确的，让这样的人入党对党有损失，并且认识到共产党员在群众中的威信，不是党给的，而是由于他自己忠心耿耿，努力工作的结果，任何想坐享党的威信的人不但不光荣，而且是最可耻的，在留苏的问题上我不是从形势的发展、革命的需要来看问题，过多的考虑个人得失，而认为是总队领导上没有主动去争取，是对人对事没有负责任，实质上就是没有满足我的个人主义要求，这些问题我没有在思想上很好的检查自己，而对领导不满，对单位不满，甚至产生了离队思想，但又害怕调出三总队以后，我的这些个人主义愿望会更难实现。对单位不满，对领导不满也是促使我在鸣放座谈会上发表荒谬言论的原因之一，并且攻击了某些领导同志，如对丁付总队长的批评就不完全是善意的，其中含有报复思想，正如毛主席所说的：“这种报复主义，完全是从个人观点出发，不知有阶级的利益和整个党的利益，它的目标不在敌对阶级，而在自己队伍里的个别的人，这是一种削弱组织、削弱战斗力的销蚀剂。”
+
+　　上面只是分析了一些个别的原因，但是我为什么会有这些偏激、不满、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呢？思想的老根在哪里？老根不挖，便无法改正既成的错误，也难免要产生更多更为严重的错误，挖得对不对，除开应在今后的实践中进行检验以外，还要请领导和同志们加以分析批判。
+
+　　我是一个地主阶级家庭出身、受过长期资产阶级学校教育、以及有2/3的时间是生活在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我虽然工作在新社会，但是我的思想仍然隶属于旧知识份子的思想类型，关于这种知识分子，我想引证考茨基对于某些知识份子的估计来说明我的情况，比我自己所想说的还要中肯，因此摘录一些片断在下面，他说：“……他们（指旧知识���子）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立脚点……这个阶级是与无产阶级有相当对抗的……这种对抗与劳资对抗不同，知识份子并不是资本家，虽然他的生活水准是资产阶级式的……同时他又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产物，并且往往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往往遭受资本家方面的剥削和某种社会贱视。（这些当然是指在旧社会）所以，知识份子与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是没有什么对抗的，但它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却是非无产阶级的，因此在心理方面和思想方面也就有相当的对抗……无产者在他还是一种孤立的个体时是没有什么力量的，他的全部力量，他走向进步的全部能力，他的一切希望和愿望，都是从组织中、从他与同志们的有计划的共同活动中汲取的、当他组成为伟大而强有力的机体一部份时，它就觉得自己是伟大而强有力的了。在他看来，这个机体就是一切，而单独的个体与这个机体相较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无产者以最大的自我牺牲精神，以无名大众的细胞资格——毫不计较个人利益，毫不图谋个人荣誉——进行着斗争，他在所被指定的任何岗位上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自愿服从那浸透其全部感觉，浸透其全部思维的纪律……知识份子却完全不是如此，他并不是以这样或那样运用实力来进行斗争，而是利用论据来进行斗争的。”
+
+　　列宁也说过：“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特点正是个人主义而不能接受纪律和组织，这也就是这个社会阶层弱于无产阶级的一种特征；这就是知识分子意志萎靡，动摇而使无产阶级常受其害的一种原因，知识界的这种特性是与其通常生活条件，即与其非常接近于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谋生条件（单独作工或在很小的集体内工作等等）密切相连的。”他所用的武器就是他个人的知识，他个人的能力，他个人的信念……因此，在他看来，表现本人个性的完全自由乃是顺利工作的首要条件，他作为某个整体的附属部分资格服从这个整体是很勉强的，是迫于必要而不是出于本人意愿来服从的。他认为纪律只有群众才需要去遵守，而上等人物则是不必遵守纪律的。至于他自己，那他当然是把自己列入上等人物的……”虽然列宁和考茨基所指的是当时俄国的一种普通知识份子，但也准确的说明了我昨天的思想状况。以上所分析的就是我的错误思想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
+
+　　另外，我不能说我在解放以后没有学习的机会，学习得不够，以致完全没有一点马列主义，解放这许多年来的知识份子，马列主义是有一点的，但是像我这样的人，学习不是结合自己的思想，不是真正为了改造自己的肮脏东西，那么，口头上是马列主义，骨子里是个人主义，对别人是马列主义，对自己是自由主义。
+
+　　最后，我认为与所处的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老实讲，整风运动以前，在我周围的恶劣情绪是相当浓厚的，发牢骚，讲怪话，消极怠工，敷衍塞责，那时反映在我的思想上只是一片阴暗，整风以后，我的思想才逐渐明朗起来，形势在跃进，总队在跃进，周围的人也在跃进，整个事业展现了一付光辉灿烂的前景，当然过去环境对我有感染，而自己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　　我在鸣放座谈会上说的那些话对不对？我说：“错了。”还是错得很，错在哪里？现在分下面几个问题来检讨：
+
+　　第一：三害是不是部队转业带来的？现在的答复是否定的，三害绝对不是部队转业带来的，有如下几点反驳理由：
+
+　　1.去年四月，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明确指出：“……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从革命的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正处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但是，党内有许多同志，并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这种新情况和党的新任务，同时又因为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在执政的地位，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很明显三害产生的原因是由于有一部分人的思想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或者是立场不坚定思想腐化所致。
+
+　　2.共产党的部队是人民的军队，打仗是为了赶走反动派，推翻剥削者，解放受苦的人，保障人民的幸福生活，转业也是及时适应形势的需要，建设人民幸福的家园，打仗是为了人民，转业还是为了人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体表现，与三害是完全不相干的。相反，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能够更紧密的联系群众，为人民办更多的事，中央当时让部分军队转业从事建设，从消灭三害的角度上看，倒是一项有效措施。
+
+　　3.中央提出全党全民性的整风运动，除三害，全国有许多单位，他们也不是部队转业，然而他们的三害有些比我们还要严重得多，那又作何解释呢？所以说：三害是部队转业带来的荒谬言论是绝对错误，不值一驳的。
+
+　　第二：是不是有些干部不称职？什么叫称职？到底谁称职？营级干部当科长是不是不合理？是不是一律都是科长？当科长是不是宗派主义？就现在认识到的分以下几点来进行驳斥：
+
+　　1.所谓一个干部称职不称职的问题应该有一个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干部政策一贯是以“德才兼备”为标准，按照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中所举出的四条干部标准就说得更加明确，即“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根据上述标准看来，到底是经过长期革命锻炼、有丰富的工作和斗争经验的老干部称职呢？还是没有经过改造、满脑袋资产阶级思想的年青臭知识份子称职呢？是非不难分辨，是前者称职，后者不称职，当然现在要求完全称职的干部是为数不多的，不过比较起来，还是前者比较的称职，后者就差得远了。
+
+　　2.营级干部当科长在我当时的认识是属于教条主义性质的，即营级＝科级，这样的认识是不全面的，营级也好，科级也好，不管什么级吧，反正是所有干部的级别，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是包含了许多具体内容，而是人民根据他的德才，通过干部标准的衡量以后而给予的一定称号，过去的营级干部一不是自封的，也不是某个人给的，而是由于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心，能联系群众，有一定的工作能力，遵守纪律等等换来的光荣称号，那么只要他不是退步了，走到那里，人民还是要给予他一定的称号和交付一定的职务。另外，事实上也不是一律都是科长，有些同志因为过去长期得不到学习的机会，现在出学习去了，也有些人回家参加农业生产，红军老团长方和明同志就是一个光辉的实例，显然，部队转业带来了宗派主义的无耻烂言是站不住脚的。
+
+　　第三，关于闹大民主的问题。记得我当时是这样说的：“在我们单位有没有闹大民主的倾向呢？我认为是有的，并举出去年四五月份在模式口为了处理两个工人犯错误时，在当时会场上，有的工人因为对在前犯错误的俞守荣的处理方式不满，当场带领群众吆喝，我认为这就是想闹大民主的倾向。”接着说，“为什么没有闹呢？这可能是我们的官僚主义还没有严重到如此程度，也有可能由于我们大部分同志是部队转业、成份好，阶级觉悟高，组织纪律性强。”当时我举出这个例子，提出两个可能，企图说明我们单位的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不信，你看不是也有想闹大民主的倾向吗？另外是替我的“三害是部队转业带来的”错误论点找根据，我想：三害既然是部队转业带来的，而连闹大民主也成为不可能了，似有婉惜，言外之意，就是不择手段的，甚至希望有闹大民主的方式来解决我们总队的“官僚主义”。这是极端错误的想法，大民主是对付敌人的，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只能用也必须用和风细雨的小小民主的方式才能解决，这是一种敌我不分，阶级立场模糊的想法，并且当时工人吆喝也不是什么想搞大民主，而是领导上对问题没有交待清楚，缺乏教育，一时在工人中所引起的冲动情绪。
+
+　　第四：今后部队转业是集体的好，还是三个五个的分到每个企业中去好，这是由于当时的错误认识而得出来的错误结论，部队是经过战斗考验用鲜血凝成的一个光辉集体，组织性、纪律性特强，阶级觉悟很高，这些都是很宝贵的东西，不但战斗需要它，建设也离不了它，想都想不到的，好好的，现存的东西不好，为什么要拆散呢？远的我不知道，光说从薄山扛木头，盖房子起，大战切水槽、输水道前堵口，官厅的厂房和隧洞，一直到300、三家店、模式口工程，这许许多多的丰功伟绩，从无到有，从小变大，我们技术的迅速提高，我们队伍的迅速壮大，这些难道没有军工的组织性、纪律性强，觉悟高，在短短的六七年里能成吗？可耻的荒谬言论！错误呀！永远也无法填补！
+
+　　我的错误的严重性：
+
+　　第一：在鸣放座谈会上直接支持了资产阶级右派，作了右派份子的应声虫，特别当右派分子孙启轩发言之后���久，我也随声附合，借题发挥，攻击教育科的领导，说什么身体不行，无法工作啦，不称职等，促长了右派分子的嚣张气焰，向党猖狂进攻。
+
+　　第二：首先没有看到我们工作的全盘成绩，即令在我的发言中有个别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也只是指责了我们工作中的个别缺点，这些缺点是在新形势下，在新问题面前，在担负艰巨的任务的时候所难免的，不说工作的成绩，只攻击它的个别缺点，也就是支持了资产阶级。
+
+　　第三：伤了同志间的感情，有害于军职工的团结：很明显，当时我完全歪曲了事实，把过都加在转业军人身上，把整风鸣放座谈会当成了无理取闹的场所。
+
+　　第四：我的骄傲情绪，自由主义、严重的影响了一部份技术干部，我到三总队来的较早，认识的人比较多，因此在联系工作时也比较的方便，并且在过去干部缺乏的情况下，由于领导的信任，担负了许多超出我能力所及的工作，这些对我来说，不是正确地估价自己与客观形势的相互关系，兢兢业业的做好工作，加强锻炼，相反地促长了骄傲情绪，表现为好像什么事都司空见惯，满不在乎，以为领导和同志们都了解我，说话在许多地方不注意方式方法，特别是在比较熟悉的技术干部中间，只是吃吃喝喝、拉拉扯扯，从不开展思想斗争，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明知不对，也讲求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因为我经常都是担负组或段的领导，特别是技术干部的领导工作，他们在和我的日常接触中，一定也发现了我的许多缺点和错误，但是由于我的骄傲情绪和自由主义作风，他们有时也就不便于提了，这样反而在工作中造成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对工作非常不利，不仅影响了同志也阻碍了自己的进步。
+
+　　第五：伤了慈母的心，辜负了组织的培养和期望：我是1953年来到本单位，1954年成为党的发展对象，1956年还准备送我去苏联学习，年底由支部大会通过入党，后因整风停止发展，未被上级批准，在工作中也获得领导的无限信任和百般照顾，只望我能够思想进步，更好的为人民服务，而我呢？多么对不起党呀！
+
+　　最后，我自认是抱着无限的忠诚来作此检讨，警惕了怕暴露思想，企图掩盖错误，存在面子观点的小资产阶级情绪，但是限于水平，一定还有许多不妥之处，甚至是更为严重的地方，恳求领导和同志们展开严厉的批评，我保证虚心接受，力求改正，不改变立场、观点，不红透专深，死不干休，此外我还要在这里向丁付总队长、戴玉飞同志、尹付科长等个人表示公开的道歉。
+
+　　 曾习之1958.4.25.于回舍
+
+## (3) 检讨书
+
+　　I．我的错误事实（这些错误是很难分的，为方便起见，硬性的把它分成如下四类）：
+
+　　一、在去年七月总队党委召开的鸣放座谈会上，我发表了如下的几点谬论：
+
+　　1.说话一开头就讲，“当兵的作风仍然是我们今天的主流，当兵的作风是简单、明了，100分。”
+
+　　2.当兵的集体转业在我们总队是产生三害的根源。
+
+　　3.转业是表示一个突变，在新事物面前，不熟悉业务，特别是在1956年以前，还包含一个严重的转业思想不巩固，对业务在主观上不努力钻研。
+
+　　4.表现了一系列的矛盾：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干部与工人之间，行政干部与技术干部之间，企业化与供给制思想之间。
+
+　　5.粗率、简单、盲目的处理新鲜事物，习惯于上级一声喊，下级就提保证，在这里谈了1956年在模式口保证五一通水，七一完工是缺乏基础和事实根据的。并举出在右派分子孙启轩说的：“教育科有语文、算术、自然三门课，而只开算术、自然两门课，科长说是边队长说的，这是什么先进经验。”我认为这就是简单，粗率、盲目的布置上级的任务。
+
+　　6.对干部交待工作有三套：第一行政命令；第二群众愿望；第三组织决定。在1956年以后也有一些说服动员，但是还是没有说服力的动员。（说这句话时当时没有举例，但是在思想是联系了生产会议那一类。）
+
+　　7.有些干部不称职的问题：举出了尹福祥科长，说他身体不好，据说连开会都打瞌睡，这又怎么做工作呢？应该让他去休养，又说戴玉飞的群众关系不好，也不称职。总之，过去的营级干部现在一律都是科长级就是不合理，是部队集体转业带来的宗派主义。
+
+　　8.大民主是解决官僚主义的补充办法，在我们单位有没有大民主的倾向呢？我认为是有的，并举出去年四五月份在模式口为了处理两个工人犯错误时，有的工人因为对在前犯���误的俞守荣的处理方式不满，当场带动群众吆喝，我认为这就是想闹大民主的倾向。为什么没有闹呢？这可能是我们的官僚主义还没有严重到如此程度，也有可能由于我们大部分同志是部队转业成份好，阶级觉悟高，组织性，纪律性强。
+
+　　9.会议多，质量差，一开就是半天，现在有的人就采取了两种办法，一种是逃会，譬如明明知道下午两点钟要开调度会了，到时候往工地一溜，一种是罢言，就是到会上不发言，少扯点问题。会议多也是部队转业带来的，过去就有人说“八路军的会多”。
+
+　　10.假如以后还有部队转业的话，最好不要集体的转成一个单位，而是三个五个的分到每个企业单位中去。
+
+　　11.领导听取群众意见问题：说领导不大重视群众的意见。实际上就是说不够民主，当时好像还举出了56年领导上主观接收模式口三家店工程，和关于模式口的干部配备问题。有时群众提出意见，领导也不大听取，所以后来叫我提意见，我就提，像开留声机一样，开一遍又一遍，解决不解决就由领导了。
+
+　　以上是我在鸣放座谈会上所发表的大堆谬论，主要论点是全盘抹杀了我们总队在转业以来的巨大成绩，相反的说，三害是部队集体转业所造成的，歪曲了党的干部政策，丑化了部队同志的形象。
+
+　　二．在其它场合下的错误言论：
+
+　　1.去年七八月间在整风学习小组会上我说过：反右派似乎早了一点，这样会限制了一部份人的鸣放。
+
+　　2.也是在学习小组会上我谈过：“一个人假如能参加共产党的话，他一定不会愿意参加民主党派，尤其是现在，即令入不了党，也很少有人参加民主党派，慢慢的，民主党派就会日形消灭。”
+
+　　3.去年九月份在测量队时，也是大家讨论到底在什么情况下才适合闹大民主，记得我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就像我们这样一个测量队吧！离总队很远很远，在一个偏僻的山沟里，交通很不方便，队里偏偏碰上一个非常官僚的队长，甚至连饭也没有吃了他也不管，还要出去测量，这时跑总队也来不及，那就干脆不干了。”当时就有人反驳说：“光不干也解决不了问题。”另外好像是在模式口的一次学习会上分析过三总队没有闹大民主的原因是党团员多。
+
+　　4.也是在测量队讨论总队如何精减人员时，我说“在模式口洞子里一班三四个工长太多，是浪费，应该多精减这类的非生产人员”。
+
+　　5.在石家庄，二队的办公室里，诽谤领导，说，“丁付总队长就是事务主义，永远也改不了。”
+
+　　6.在模式口衬砌工段时，有一天躺在床上，还发过这样的悲观情调，说什么“我们老盼望着明天，可是明天和今天一样”。
+
+　　7.在1955年当二总队拆散合并到三总队和其它单位时，在自由市场上谈过。（记得好像是模式口散步时说的，一同走的好像有蔡文宪，也是和他说的）总局拆散二总队还不如拆散三总队合并到其它的单位好。
+
+　　8.1956年在模式口衬砌工段的办公室里，那时正是全国反保守的高潮，报上经常刊登一些保守思想，官僚主义的典型事例，我说三总队为什么没有上报呢？当时在我思想上的确认为三总队是很糟的。
+
+　　三、错误思想，错误认识：
+
+　　1.在入党动机上是不纯的，其中也掺杂有个人名誉地位的观念，另外我积极的要求入党，是因为我在三总队的时间长，组织和同志们都比较的了解我，害怕一旦调出三总队以后，组织问题的解决就会更困难一些，这的确是一种投机的想法。另外自以为自己不是党员，在群众中就没有威信，组织不了群众，做不好工作。
+
+　　2.在留苏问题上认为是领导上没有主动争取，是对人对事没有负责任，不去了，强调没有把不去的原因告诉我，还猜疑是因为我回家去结了婚，所以不叫我去了。
+
+　　3.过去在我思想上认为军工就是不好领导，喜欢跳皮，认为部队同志并不像我想象中的好，认为部队同志喜欢占公家小便宜，假公济私，公私不分，如有些同志乱拿公家东西，张永祥同志假到北京开会回家，陈立胂同志霸占公家自行车等等。这些都是一些片面的错误的认识。
+
+　　4.我有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想向上爬，骄傲自大，别人叫我工程师，我沾沾自喜，去年三月在总队开生产会议时，人家说我在会场上的发言好，我也很高兴。
+
+　　5.自参加工作以来，尽管我一直是在施工，但是我不大喜欢施工，嫌苦怕脏，总想作点研究工作。
+
+　　6.同意过右派份子姜天泰的言论，说三总队犯错误的也有党团员，因此认为三总队的党团员的质量不高。
+
+　　四、在工作中的错误表现：主要表现为自以为是，坚持个人意见，对抗领导，消极怠工，稍不如意，就消极起来，不做工作，自由主义清闲思想不开展思想斗争，讲求无原则的一团和气。
+
+　　1.在官厅时，为了出碴线路采用圈道好还是岔道好的问题，和张付总工程师，周立本同志“顶扭”过，虽然经过工区好几次会议的讨论，当时在我的思想上还是没有完全通。
+
+　　2.在模式口时，遭到隧洞连续塌方，束手无策，害怕困难，强调技术水平低，领导原来答应从大伙房一总队调来的工程师也不来了，同时也计较了自己的级别，认为五级技术员领导不了五级技术员，因此，坚决要求辞去工务组组长的职务。
+
+　　3.讨论隧洞清底归开挖工段还是归衬砌工段时，因大家的意见与自己的意见不合，当场和刘培国拍桌子，扭头就走，甚至连会也不愿意参加了，后来还是丁主任跑来叫我才去。
+
+　　4.在模式口的衬砌工段时，因为张段长让我写总结，我说我不了解全面情况，不能写，他说了一句：“你不也是工程师吗？”这么一句话就使我很久不痛快，工作也不起劲，还采取了报覆的行动，如何报覆的下面有事例。
+
+　　5.来石家庄以后，因为自己认为修铁路不是我们的本行，要搞也搞不好，强调客观原因，说总队还没有决定让我们作，不愿意保管一队交来的图纸，在测量中也不积极主动，只是消极应付，当时身为工会付主席，而没有在测量队中建立起工会组织，搞工会工作，没有听党的话，施蓬说建立，王勗恩说不建立。
+
+　　6.在日常生活中，在同志中间，从不开展思想斗争，不谈心，不谈思想，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只是吃吃喝喝，拉拉扯扯，打打扑克，开开玩笑，有时明知不对，也讲求无原则的一团和气，甚至迎风转舵，互相迁就。
+
+　　7.和同级干部之间，斤斤计较别人的缺点，看不起同志，表现出不团结的现象，如在304工段时对陈立胂同志说他骑自行车办私事等等。（在会议上）在衬砌工段时说张永祥同志爱回家，在明开工段，说汪传汉同志不顾生产，请假回家办私事（非组织的乱说）等等。可见在我的脑海深处，存在丑恶思想的，而我又没有什么（本）事。
+
+　　8.我一方面在恶毒攻击领导上的粗率、简单、盲目，而自己在认识上，行为上却真正的表现出粗暴、简单、盲目的地方，如对李贤湜犯错误的问题，个人的意见是偏激的，表现为惩办主义，说什么领导上提出处理意见后，我们才好帮助他。在薄山时，因为工地电线布置问题和王培炎吵了一架。对袁特光的态度不好（晚上把闹钟放在他床上）。对夏光曙的批评是过火的（说他忽视了工地安全，说他这样搞以后会吃亏的），以致使他哭了。
+
+　　9.在工作中不深入现场，不亲自动手，表现了很大的官僚架子，老坐在办公室里贪图清闲，不下工地，如在官厅、304、模式口都是这样，又如在模式口尾工期间，光是布置一下上级的任务，动口不动手，同志们都忙着整理、总结、抄写、刻印，而我连办公室也不去，只是坐在屋里看书。最典型的是当时孙梅先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行走也不方便，让她当值和教书。
+
+　　10.在测量队决定第二次返回测桥涵时，强调自己有病，当时病是有一点，主要是思想问题，不能吃苦，不想搞测量，坚决请假回石家庄。
+
+　　II、分析批判：
+
+　　（一）从以上揭露的错误言行看，我完全承认我是彻头彻尾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来认识问题，而且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作了资产阶级的义务宣传员，特别突出的是关于对大民主的看法和言论，说明我是非常热衷于大民主，企图有用大民主的方式来整掉三总队的官僚主义。什么人希望在无产阶级内部，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搞大民主呢？那就是资产阶级。一旦有用大民主的方式，不但不能整掉三总队的官僚主义，可能一下就全部整垮了，也许还要造成匈牙利事件，对部队转业问题的认识，对部队同志和领导的看法也是这样，谁在歪曲事实对我们加以恶毒攻击呢？是谁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里是缺点，那也是错误，领导不了经济建设呢，那也就只有资产阶级。
+
+　　（二）歪典党的干部政策，说这个不称职，那个不合理，实际上就是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企图削弱或者摆脱党的领导，说“反右派似乎早了一点”实质上就是在掩护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
+
+　　（三）对民主党派的看法与党所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恰恰相反，也就是对共产党的错误认识，也说明自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看问题。
+
+　　（四）对领导不满，对工作不满，对三总队有意见，甚至发出“我们老盼望着明天，可是明天和今天一样”的悲观情调，虽然当时的意思是盼望着我们总队的情况会有些改进，为什么老没有一点改的现象呢？但是也可以作成下面的两种解释：1.把问题看死了，永远也改不了。2.旧社会和新社会一样。当然，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不但一样，而且在某些地方还不如了，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欲望在新社会根本就找不到满足的地方，也根本无法满足，这些虽然开始是属于对工作不满，对单位有些意见，但它会慢慢地发展成为如上面所说的对整个社会制度不满，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反动透顶的情绪。对待民主的问题，说领导不够民主，热衷于大民主，实际上就是向往资本主义那一套虚伪的民主，违反了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原则。
+
+　　（五）在工作中所表现的自以为是，对抗领导，消极怠工，和自由主义清闲思想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混合。首先它在事实上对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只举在模式口要求辞职一事来说，当时工程正处于紧张阶段，新来的同志还不大熟悉情况，得摸索几天，其余的人也因为我的辞职在情绪上多少存些波动，以致使工务组的工作几乎陷于停顿，这样对工程当然会有影响，同时还可以从这件事看出我的人生观问题到底为谁服务，如何服务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是在为谁服务，向谁辞职？辞了又准备到哪里去？这些在口头上背得滚瓜烂熟的“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一碰到具体问题就是搞不清楚。所以说：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不彻底改变立场观点，转到工人阶级方面来，树立起真正牢固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那么，他除开犯错误以外，别无一事可成，光专不红是废品。而且对于人民革命事业会带来更多的危害。
+
+　　（六）对部队同志，对领导，对单位的看法，不仅是一种错误荒谬的成见，也是一种把个别当整体的片面认识，如说丁付总队长的事务主义，就是永远也改不了，说我们单位上没有一点改的现象，这就是一种把问题看死了，不是从发展上看问题的错误荒谬成见，有这种认识的人，看不见前途，制造思想苦闷，悲观失望，发展到极端，结论就是说：拆散二总队还不如拆散三总队好。另外对部队个别同志的个别行为当成整个部队转业同志都是这样的。因此认为“我们单位很糟，我们单位的党团员质量不高，当兵的集体转业是产生三害的根源”，现在认识到这样的认识问题是错误的，任何人任何集体，任何最好的地方，也不免有些个别现象，如刘少奇同志所说的“共产党也不是天生的”。并且对同志的批评也是一种吹毛求疵，谨小慎微的伪君子气。
+
+　　（七）从前面的错误言行看来，我的错误不是个别的、随便说的、无意的，而是一系列的、成套的，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上，在思想深处有着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支配着，在部队集体转业，对单位不满等问题上，我违反了毛主席在论六项是非标准中最重要的两条，即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因此说我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我的问题因为已经在言行上造成了政治后果，应该是属于政治问题，过去我和人民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也应该属于敌我矛盾，如果不彻底肃清资产阶级思想，不改变立场观点，这种矛盾是无法统一的，以后和工人阶级的冲突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
+　　III、今后努力方向：
+
+　　我考虑我的问题主要是立场观点问题，因此我想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改变我的立场观点以求红透专深。
+
+　　（一）首先要求领导让我到劳动生产中去锻炼，改造思想。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而没有经过体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必须通过亲身劳动才能体验出真正的生活，培养出真正的工农感情。
+
+　　（二）经常进行思想斗争，继续彻底的清算我的资产阶级思想，贯彻红专计划，保证每月向组织写一篇思想汇报，并注意争取同志们的帮助。
+
+　　（三）接触思想，努力钻研马列主义，改造思想，鼓起革命干劲，在思想上，工作上力争上游，不改变立场观点，不红透专深，死不干休。
+
+　　（四）如果工作需要，还不能整天参加体力劳动的话，我的初步计划如下：
+
+　　1.每天坚持10小时的工作时间。
+
+　　2.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每周抽出六小时学习政治理论。暂定选读社会主义教育课程中的有关文件，并作出学习心得。
+
+　　3.���据工作需要，每周抽出六小时，钻研有关的技术理论并作出学习笔记。
+
+　　4.每周坚持四小时的体力劳动，另外抽出四小时作清洁卫生整理。
+
+　　 曾习之1958.5.12
+
+　　曾习之同志：发言中主要谈了总队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归根结底是由于部队集体转业，他列举以下事实：现在管理水平技术水平与工程任务不适应，其根源与部队集体转业有关。他说：现在总队的思想主流是部队思想，简单明了一百分了。现在转业干部仍有这种情绪，不钻业务，转业五年了对业务还不熟悉。企业化思想不巩固，供给制思想存在，也是由部队带来的。现在管理方法是简单粗暴，交待任务的办法是①行政命令。②群众说你能行，大家认为你可以。③组织决定，党委支部的决定。除了这三套以外，再来说服动员，但没有说服力，这也是部队带来的作用。
+
+　　在谈到对干部的教育时，他说：应加强对科以上干部的教育，对能用思想教育的干部就进行教育，对那些不能胜任的、加强教育也不能解决问题的，可以另找出路。如教育科科长不能胜任，大家意见很大。这样的干部送去休养（因为身体不好），再就是撤下来，保持原薪，让他做比较轻的工作。再如戴玉飞工作能力不大，但领导上另眼看待，评级时又提了一级，过去部里正营级干部一来是什么科长，一是要提什么级，这不是从工作出发。在人事工作上集体转业带来了宗派主义。
+
+　　他还谈到会议多的问题，他说：会议多质量不高也与部队集体转业有关，过去八路军就是多开会。开会多怎么办，他说方法有二，一是罢会不参加，二是罢言，开会时不发言。另外曾习之同志还谈到在模式口一次开会时，工人呼口号情绪很激动，为什么闹不起事来呢？他说：这也与部队集体转业有关，由于集体转业，大民主这种解决官僚主义的补充办法，在我们单位都不能实行。
+
+　　最后他谈到，在1955年时部队集体转业时没有多大优越性，集体转业必然带来些部队思想，优越性不大，应该三个五个的分散到各个企业去。
+
+　　任信良在八月十三号拿着350元国民党出的蒋币，票子上有蒋介石像，叫队长陈诚仁看，并说这钱有多么好，我希望明天就能用，如过下午能用我更高兴。我卖〔买〕辆车子还不用请你□□。别人说这票子有什么好的，他说“你们说它那地方不好？”等话。
+
+　　他在鸣放中贴出大字报，标题是《挤牙膏》的反动大字报。
+
+　　朱荣生在发放布票时曾这样说：今年发12尺布票够用吗，如果棉花不出口保险够用，现在还不如旧社会哩。为什么不叫帝国主义到中国来卖布，过去可以随便卖布，现在就不行了。又问，“周总理12尺布能够用吗？可能毛主席和周总理自己能穿上就行了。”
+
+　　在增产节约时曾给队长提过这样的意见，“队长你今后在接受任务时不要这样坚决，得考虑考虑接受，不的话我们就不干了，你不能和在军队当排（长）时，现在和那不一样了。”
+
+　　王小文在鸣放曾这样说：别看现在都写，将来可能有倒霉的，他并替反动的《挤牙膏》申冤。又如他在大字报里写了这么一句，“现在干部与工人的关系比鸿沟还深”，扩大事实。
+
+　　三种人物划分
+
+　　二队总干部数105
+
+　　其中党员28
+
+　　其中团员29
+
+　　左派5人
+
+　　中间派38
+
+　　中间偏右1
+
+　　右派4（团员一名）
+
+　　（1）

CCRD/1/6/3/000207.txt

@@ -0,0 +1,39 @@
+# 四川开县人民法院关于张族的刑事判决书
+
+　　自诉人：盛山区公所，代理人向新
+
+　　被告人：张族，又名张里证（？），男，四O岁，小业主出身，教员成份，现在丰乐乡中心校任教，文化程度简师毕业，住开县镇东乡头道村。
+
+　　本院于一九五八年五月九日，在盛山区公所依法公开审理了张族反革命案，经审理完结，县查明：
+
+　　被告张族，解放后，参加过青帮、袍哥、国民党，先后历任伪税局、警察局作雇员、小学教师、校长等职，一九四二年任警察局作雇员时，任该局区分部组训委员，一贯××出席区分部各种会议，伙同刘××等发展国民党组织，进行反共活动。
+
+　　解放后，隐瞒历史身份，五零年混入镇东乡小学，在协助村里填写粮册时，有意将兄弟张里世应缴公粮一一石改为一石几，进行包庇，被发觉撤职回家。一九五二年又考入简训班，，继续隐瞒其历史，混入了文教队伍，由于被告思想反动对党不满，到处煽动破坏党的各项政策，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一九五四年开学前，在学校唱消灭共产党，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少年等反动歌曲。整风开始，被告认为时机已到，在鸣放会上说：粮食统购是追求数字，甩托托，不顾农民死活，又说运动（指整风）搞得人心惶惶，有的干部冤枉死了，“三反”揪出来的老虎是冤枉，为贪污分子打翻案，还轻蔑说，干部乱搞男女关系是因为没有妓女院……。
+
+　　上述事实，经审理完全属实，本院认为：被告解放前有反革命历史罪行，解放后理应老实交待自己的问题，诚心悔改，靠拢党和政府，相反，却拒不交待自己的历史，对党一贯仇视，思想反动，本质恶劣，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特依法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张族管制叁年，交农业社管制生产，管制期中剥夺其政治权利。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的第二天起，两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的副本，上诉于四川省万县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
+　　 审判员彭必伟人民陪审员张德天、周志林一九五八年五月九日
+
+　　（（注：原文中字迹无法辨认的笔者标记为××。））
+
+　　（附：）
+
+　　（盛山区委：）
+
+　　兹有你区正东人民公社??X 队张族在我县丰乐小学工作，在57年反右斗争中划为右派分子，于60年X月日在 XX 因病死亡，请了解其家属情况填入下列表中告诉我室为盼！
+
+　　此致
+
+　　（敬礼！）
+
+　　 中共开县县委摘帽办公室一九六一年十月廿四日
+
+　　 中国共产党开县委员会统一联络工作组（章）
+
+　　
+
+　　   家属姓名 生活情况 对死亡右派的摘帽态度 当地党组织意见 备考     人口： 劳力： 经济来源：          
+
+　　（?）

CCRD/1/6/3/000208.txt

@@ -0,0 +1,33 @@
+# 中共成都市委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叶石党籍的决定（叶石）
+
+　　叶石，男，四十五岁，山西省汾阳县人，自由职业者家庭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一九三八年入党。历任七月剧社社长、鲁艺分院秘书、文化服务团团长、晋绥分局教育科科长、宣传科长、成都军管会新闻处长。现任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市人委副市长。
+
+　　一九三九年因浪费公款十余元，受党内劝告处分。
+
+　　叶石攻击省委，否认阶级斗争，反对阶级分析，散布修正主义的反动观点。
+
+　　去年三月。叶石在北京参加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时，曾在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小组会上攻击省委，他说：李井泉同志去年二月在省、市级机关党员科长以上干部会上，传达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的报告和主席的报告精神不一致，他认为李井泉同志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对去年知识分子思想乱不乱的估计过分了，他特别对李井泉同志报告中提到的把敌对思想搞臭很不满意。在宣传会议期间，他给市委宣传部肖菊人同志打电话叫停止传达他在学校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这个总结大体是根据李井泉同志报告的精神作的)。由京回来后，他又召集中学党员校长开会，进行学校政治工作会议的所谓“补课”，他在这个会上说：“不能用粗暴的办法一棍字打死，不能过分强调阶级斗争”，“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矛盾，要正视我们的错误”，“总的说来，成绩是主要的(否则与国民党一样)，但那个具体单位则当具体分析”，“闹事说明了有官僚主义”，“保护人民，不保护官僚主义”，“香花毒草是要分，但在某些时候，一时划分不清，不要着急去划”，“不能迷信经典著作，要考虑我们的民族特点，传统要求”，“学苏联不结合实际，把凯洛夫、申别廖夫捧为圣旨”，“教育界的最大危险不是修正主义，是机械的学习苏联，一定要反对教条主义”。
+
+　　叶石并在市委宣传部部分科长干事中间散布“李井泉同志的报告和主席报告的精神不一致”的谬论，在他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宣传部科长马锡禄、吴其茂、李友竹等在座谈杜心源同志准备在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初稿的座谈会上攻击省委说：“省委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导思想上有教条主义”。会后马锡禄以市委宣传部的名义向省委宣传部写报告，要省委从指导思想上检查“教条主义”。
+
+　　一九五七年召开市团代会之前，陈先泽同志向他请示对团委准备的报告有何意见，他说：对新的问题提得不多，主要是能解除对青年束缚、限制，使他们更活跃，他在这次团代会的开幕式上讲话时，也强调要解除对青年思想的束缚和限制。
+
+　　在大鸣大放时期，他进行煽风点火活动，攻击党的领导和党领导的各项运动。
+
+　　叶石煽风点火的反党活动，最突出的表现是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在市话剧闭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说：“过去是敌我矛盾为主，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有些人就扩大化了”，“过去对敌斗争养成了党员怀疑群众，把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是敌我斗争，把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起来”，“我们党是在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运动就是整人，学会了一套整人的方法，因此就培养出整人的党员”，“过去我们党对群众太粗暴，很过分，这应是领导上的责任，今天不能再站在统治者地位，要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扭转脱离群众的作风”。“偏激是难免的，压了很久怎能不偏?否则就是“收”而不是放，要放就不要怕偏激”。“我们入城以后，住洋房，坐汽车，层层影响，养娇了干部，这股风是从上面吹来的，所以整风就要先整领导”。“党员因为有组织，党是执政的党，因此党员敢讨便宜，群众则向隅”。“希望大家大胆地谈，以后再不会有肃反那样的运动了”，“以前那些运动，党员都是整人家的，现在人家整我们一下。有什么不可以?”“过去有些同志犯错误就记一笔账，运动来了就整，这就是“零存整付”，以后不会这样了”。“这正是鸣放的机会，目的中教育领导，而不是教育大家”。
+
+　　叶石还歪曲党的干部政策和建党工作。他说：“过去是军事时期，培养的军事干部多。今天大力培养知识分子干部”，“几年来发展党员未走群众路线”。
+
+　　叶石对于省委宣传部批评市话剧团演出的“雷雨”、“桃花扇”极端不满，并借此事公开攻击省委宣传部。他明知话剧团演员对省委宣传部的批评不满，竟在市话剧团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演出‘雷雨’、‘桃花扇’外边意见很多，为什么不可以演?我是硬着头皮，没有表示态度”。并且说：“有两种艺术，一种是能够立刻产生教育效果的，如在老解放区，演出一出参军的戏，台下的人就踊跃报名参军；另一种艺术是曲曲折折为政治服务的，如‘雷雨’、‘桃花扇’就是”。他主张把话剧团固定下来，建立剧场艺术，不必下厂下乡。这说明他和党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和文艺为工农服务的方向是有严重分歧的。
+
+　　一九五七年六月发生“二师事件”时，市委指示叶石亲自去处理，叶却说：“他们正在找我，叫我去挨打吗?”因而不敢前去。
+
+　　此处，叶石在去年以前，就先后散布了许多不满和攻击省委负责同志的流言蜚语，有些完全是造谣。
+
+　　叶石反党并不是偶然的。他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入党已二十年，但是，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立场，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他的名誉地位观点严重，有浓厚的骄傲自满情绪。他认为党对他的“提拔慢了，参加常委迟了”，因而对党不满，对副市长名次的排列，他也认为把他排后了，表示不满意。他愿意听人奉承、赞扬，不愿意受人批评监督，当党的组织对他进行了批评的时候，他就对党表示不满。在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中党曾对他的历史问题进行过审查，就对党不满，和党有了距离。由于他的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对党不满，几年来，工作日益消沉，散布流言蜚语，甚至采取造谣的手段，对领导同志进行攻击。他贪图享受，生活特殊，想做官不想做事。在两性关系上不够正派，曾和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一个有政治问题的女护士拉拉扯扯，关系暧昧。一九五四年，有一次他还托人由成都带皮袄到北京出售。由于他长期缺乏自我改造一直保持着资产阶级思想，他对社会主义革命有一种本能的不满，当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和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他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就活跃起来，接受了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想影响，这种修正主义的政治观点和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相结合，就使他走上了反党的道路，最后堕落为党内的右派分子。
+
+　　叶石的问题是在去年八月间开始揭发的。去年十一月市委扩大会上又作了揭发批判。在省委四级干部会议以前叶石虽然作了几次检讨，但未接触主要问题。并在去年十一月市委扩大会前后收回有关笔记，以图应付。在省委四级干部会议成都市小组会上，一开始态度就比较老实，接触到主要问题，三次检讨一次比一次深入。由于党和同志们的帮助，在最后一次交代中除承认了大家揭发的重要事实外，并主动交代了一些问题，也有所批判，态度较好。
+
+　　根据以上情况，经一九五八年五月九日中共成都市委第七次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开除右派分子叶石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工资级别降三级)。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CCRD/1/6/3/000209.txt

@@ -0,0 +1,9 @@
+# 南阳市市长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孙杰的处分决定
+
+　　市第二小学校：
+
+　　孙杰，男，36岁，市第二小学校总务，解放前曾当过国民党中尉书记官，上尉军官。整风鸣放时他说：“合作化搞糟了”，“粮食‘双统’搞错了，”“水利化劳民伤财”，被划分右派分子。经地委5人小组研究，决定以反革命分子论处，行政开除，送农村劳动教养。
+
+　　 市长  刘文祥1958年5月10日
+
+　　来源：赵宗礼《1956—1961：南阳反右志逸》未刊稿，2023年2月6日。赵宗礼，《南阳日报》社退休记者。

CCRD/1/6/3/000210.txt

@@ -0,0 +1,11 @@
+# 南阳市市长关于对右派分子刘克珍的处分决定
+
+　　市第六小学校：
+
+　　你校教员刘克珍在鸣放时说“共产党说理不走理”；在大学报搞“三比”和“三多”；“干部吃的白馍、玫瑰酒和鱼肉多，农民吃的红薯面馍、红薯干，红薯叶多”，“农民积极性不高是农业合作化造成的。”
+
+　　据此，刘克珍已成为右派分子，决定撤职察看，薪金由小教5级降为小教10级。
+
+　　 市长  刘文祥1958年5月10日
+
+　　来源：赵宗礼《1956—1961：南阳反右志逸》未刊稿，2023年2月6日。赵宗礼，《南阳日报》社退休记者。

CCRD/1/6/3/000211.txt

@@ -0,0 +1,9 @@
+# 南阳市市长关于对右派分子邹萍的处分决定
+
+　　市第二初级中学：
+
+　　你校教员邹萍，女，28岁，出身资本家兼地主家庭。整风鸣放时说：“每个单位都委派一个党员当头头，这不是党天下是啥？”又说：“干部政策有问题，合作化和粮食政策没搞好”；“党对学校包揽太多”，实属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决定给予撤职处分，监督劳动改造。
+
+　　 市长  刘文祥1958年5月10日
+
+　　来源：赵宗礼《1956—1961：南阳反右志逸》未刊稿，2023年2月6日。赵宗礼，《南阳日报》社退休记者。

CCRD/1/6/3/000212.txt

@@ -0,0 +1,29 @@
+# 中共上海市委对右派分子鞠华的处理结论
+
+　　<(鞠华)>
+
+　　鞠华，男，四十六岁，山东掖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参加革命，一九三八年四月入党，历任秘书、县长、专员、南京市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办公室主任等职。前任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党组组员，党内曾任司法局党委书记。
+
+## 一、主要反动言行
+
+　　(一)在右派分子谭惕吾来沪借“视察”司法工作为名，收集反党“资本”期间，鞠华主动的向谭提供了大量的内部机密材料。在谭“视察”鞠华又表示谭污蔑和攻击社会主义法制的反动言论是“宝贵的建议”，要“分别研究解决”，内应外合地向党进攻；
+
+　　(二)鞠华与右派分子杨兆龙在南京认识后，关系一向很密切。一九五五年市委安排民主人士时，鞠曾推荐杨任司法局副局长，在提名后还担心不被批准。在反右派斗争期间，鞠华参加斗争杨的会议时除一言不发外，会后还把严肃的政治斗争歪曲成为“学术性的争论”，支持杨的反党活动；
+
+　　(三)同时供给右派分子王造时向律师协会要的所谓“违法乱律”的材料，为右派分子提供反党资本；
+
+　　(四)指责蓬莱区院前副院长右派分子冯玉增不应该写攻击“党内由公安、检察、法院三长共同决定处理案件是违法”，“一九五六年清理人犯是违反法制”的大字报，破坏党组动员“鸣放”的决定，给右派通风；
+
+　　(五)长期以来，对党抱着离心离德，疏远对立的态度。三反运动中，鞠因思想严重右倾，领导运动不力，受到停职反省和党纪处分后，对党心怀不满，耿耿于怀，抱着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态度，甚至丧心病狂地认为在党的领导下，他“总不会有好收场”。
+
+## 二、斗争中的态度
+
+　　（经多次批判，指出其错误的严重性后，才承认了自己的反党言行，并作了检讨，表示愿意悔改。）
+
+## 三、处理结论
+
+　　开除党籍。降职、降级、降薪(由十级降为十三级)。
+
+　　· 来源：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CCRD/1/6/3/000213.txt

@@ -0,0 +1,25 @@
+# 我要彻底改造自己
+
+　　<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王应睐>
+
+　　我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家庭，青年时期受资产阶级的教育，抗战以后到国外留学，对国内情况长期隔膜。抗日战争胜利后，我抱着很大希望回国，但国民党对进步人士不断迫害，使我对政治深感不满，一心从事科学研究。解放前夕，我对国共和该还存有幻想，当时对共产党不认识，甚至还抱着怀疑的态度迎接上海的解放。
+
+　　（解放初期，社会秩序迅速改进，使我改变了对党的态度。之后，又经过思想改造，抗美援朝等政治运动，崇拜英美的思想和纯技术观点，初步得到了一些批判。尤其国家建设的辉煌成就，使我开始认识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然而由于个人清高思想的作祟，我很怕接近党的领导同志。知识分子政策公布以后，对我有很大鼓舞，曾想争取入党，但又怕党的纪律的约束和影响自己的研究工作，终于迟迟未下决心。）
+
+　　我对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方面，有许多不正确的看法，我虽然了解党对科学事业是重视的，但最初我认为党只要支持科学工作，为科学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就够了，至于科学应该如何发展，这是科学家的事。过去在讨论生理生化研究所的研究方向时，有位党委领导同志表示对生理生化科学不懂，要让所里自己搞，我当时满怀高兴，认为这样省事，可免不必要的干涉。科学院上海办事处成立时，我认为它只限于政治上的领导和为各所的研究服务，随后办事处成立调研科，我甚至怀疑党对科学家是否还不够信任而要设这个科。其实，我是没有认识到科学研究是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要达到此目的，就必须有党的领导，单靠非工人阶级的科学家是像不好的，这不是信任与不信任的问题，而是对人民负责的问题。这次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科学发展存在着两条道路。例如民盟有派的反动科学纲领是有心把我国科学事业引向资本主义的道路，我当时对反动纲领中的“保护科学家”、“科学的领导”、“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培养新生力量”等问题虽有些地主不同意，但并不能洞悉其反动本质，读过郭沫若院长的驳斥发言后才恍然大悟，可见在科学发展的问题上，自己的思想中还带有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因此，我深深认识到科学工作者不经过彻底改造，不树立工人阶级的人生观，就不能很好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
+　　我对于我所的研究方针，的看法是纯粹从本门科学的发展角度出发的，我认为我国的生化基础差，研究干部缺乏，新技术的应用很落后，所以应重基础的建立、干部的培养，以及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尽管这样的方针基本上符合我国的需要，但是在贯彻时我的想法和做法都脱离了我国的实际，我没有考虑如何结合我国的生产(广义的)实际来推动工作，而是满足于闭门搞研究，以致工作人员对自己国内的生产实际严重地缺乏了解和感情。又因为平日与院外的生产实际缺少联系，使所内的研究成果和理论知识不能在生产实际中起作用。如果长久下去，不但研究成果永不能满足生产实际需要，而且培养出来的干部也将严重脱离实际。
+
+　　我对于直接领导的工作人员缺少全面的照顾，不深入注意每人的思想情况和组内人员间的关系，未能将全组组织起来，以致全组形成“集体单干”的局面。我对开展较好的工作如琥珀酸脱氢酶、氢基酸代谢等研究注意帮助较多，对比较单调的工作如蛋白质代谢等研究鼓励和关心少，以致使从事后一类工作的同志情绪低落、对工作失却兴趣和信心。这种研究领导方式是一种官僚作风，这与自己对研究工作的错误看法是分不开的。我对研究工作夹杂着个人名位或“功利”思想，把研究成绩视为个人表现和巩固个人威信、个人名位的工具。在选择研究题目上，我采取稳扎稳打，倾向于一些较有把握、较容易获得结果的问题，对于困难大把握少的就不大愿意去做。例如对蛋白质生物合成问题，就不愿投入很大的力气。有一次，我听一位南美洲的老科学家谈选择研究题目的策略，他认为一般科学家应避免大问题，只有天才才可以搞大问题。当时，我很同意他的观点，现在看来这纯粹是资产阶级的“功利”角度的考虑。其实，作为社会主义的科学工作者，只要对人民有利，就必需组织力量全力以赴，不应斤斤计较眼前的小成绩。“功利”思想是资产阶级追名逐利的个人主义思想，这种腐朽思想来自旧社会。因为在旧社会里什么都是靠不住，唯��自己的学问才靠得住，因此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埋头苦干，一心巩固个人名位，而选择题目也就找最易成名获利的捷径。
+
+　　我在工作中存在着保守思想，在研究工作方面过于强调个人的作用，忽视集体力量和群众智慧。在干部培养上，总认为当初自己是几乎完全靠自己的努力挣扎出来的，因此要求年青人都应该如此，而不是因材施教，不是针对每个人的性格和特点加以培养，特别是没有好好地把干部培养工作组织起来，发挥集体领导和集体工作的作用。
+
+　　由于自己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退隐与个人名位的思想在研究工作中也不断交叉出现。以前对待研究工作是从个人兴趣出发，考虑研究论文的价值，从是否能巩固自己个人的成就和地位着眼。虽然我也联系实际做了一些工作，但主要精力还是集中在自己得意的工作上，对一般工作抱着悠闲的态度，像在科学知识中“游山玩水”。对工作有利于“小我”是干劲十足，而对领导所的行政工作就缺少干劲，而是得过且过，放任自流。现在想来，这种工作作风是属于资本主义办科学的态度，而不是社会主义的科学工作者所应有的。过去我主观上是拥护党的主张，也想搞好工作，但实际上不管自觉或不自觉，做出来的总得到相反的效果，工作计划性不强，习惯于集体单干，片面强调理论问题，讲究功利做法，以致使工作发展受到限制。检查原因，主要是立场思想没有端正。这种目光短小、只顾眼前，把研究工作引向牛角尖，把知识脱离人民的做法，长久以后将会走上“为科学而科学”的道路上去。
+
+　　我的个人主义的另一表现，是“我不犯人，明哲保身”，温情主义，缺少斗争性。我对人对事是立场不鲜明，爱憎不分明，缺少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一团和气，缺乏原则性。由于息事宁人，常把好事办成坏事。因为一团和气，缺乏批评，形成过去所内出现了高级人员不团结的现象。由于我重业务轻政治，缺乏原则性，影响所内长期来政治空气淡薄。所内有不少人抱有先专后红的思想，与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
+　　在对待所的领导工作上，我总患得患失，有了成绩沾沾自喜，甚至自高自大；碰到困难，就想消极退隐。这种忽冷忽热的情绪波折，大大影响自己的精力，而使工作受到损失。
+
+　　（现在，我深刻认识到知识分子不进行彻底改造，不脱胎换骨，就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无法做好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今天，我痛下决心，要彻底改造自己，决定在自觉的基础上，依靠组织、依靠周围同志，听党的话、跟着党走，坚定地走社会主义的路。我的缺点很多，但在组织与同志的帮助下，我依旧信心百信，有勇气克服缺点，争取做一个红透专深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争取做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
+
+　　 ---- 原载1958年 5月10日《文汇报》

CCRD/1/6/3/000214.txt

@@ -0,0 +1,19 @@
+# 中共江苏省交通厅支部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镇党籍的决定
+
+　　张镇，男，现年43岁，江苏省兴化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地主，1940年入伍，1941年入党。历任县长、局长等职，原任交通厅副厅长，党组书记。
+
+　　在深入整改，交航二厅整风领导小组合并后，进一步揭发了张镇的反党言行。张镇的反党、反领导，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
+　　1、摆脱党的领导和监督、重大问题不向省委请示和报告，反而说省委不重视交通工作。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以自己的意愿为转移，搞航运工作时，说领导“重公轻航”，搞公路工作时，又说领导上“重航轻公”。他主张执行省委的指示要慢一点，修建徐淮公路就是违背了省委的方针。在负责交通厅党组工作时，严重的不负责任，偏面地强调交通工作的特殊性，把业务工作神秘化，摆脱党的领导。
+
+　　2、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重大问题不通过集体讨论决定，有话不在会上说，背后乱谈，会上表示同意，会后又宣传自己的主张，甚至推翻会议决议，自己另来一套，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工作中有了成绩，占为己有，出了毛病，则推给别人。
+
+　　（3、一贯玩弄两面手法，热衷于制造是非，造谣中伤，污蔑领导，破坏团结。在干部中拉拉扯扯，用讨好卖情、封官许愿的办法，迎合某些人的个人主义心理，培植个人亲信。他还逢甲说乙，逢乙说甲，进行挑拨离间。扩大别人的缺点，抬高自己的威信。提出修正主义的论点，主张取消思想斗争，散布“批评会影响团结”的谬论，来涣散党的战斗力。在阶级斗争中，他尽力长敌人之志气，削自己的斗志，涣散斗争。）
+
+　　4、一贯坚持地主阶级立场，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以反对者的面目出现，颠倒黑白，破坏运动。三反运动中，就曾为揪倒领导进行了非组织活动；反右派斗争中同情和支持右派，提出“不要扩大化”，要接受“肃反教训”的论点，为右派分子辩护；干部下放时又提出“接受1954年整编的教训”，并在下放干部问题上造谣中伤，把领导小组的决定，说成是某领导的独断，以混淆视听，攻击领导，进行他的反党活动。对机关中的坏人坏事，表现了严重的右倾，不闻不问，提出“捉奸要双”的反动的法学观点，来为坏人坏事辩论，使交通厅坏人坏事不能得到处理。
+
+　　5、张镇的反党、反领导是一贯的。早在土改中，就以葬父为名，出买土地50亩。复查中为其家中隐瞒浮财。三反运动中，又企图揪倒领导。对党的重大的革命措施，加以破坏和污蔑。例如：棉布要计划供应，他指使其老婆尽先抢购。对农业合作化后的新农村，说成是“反动标语到处都有”，“农民抢粮打干部”，“如果不是我们镇住，国民党来了很多人就变了”。苏联发射洲际导弹火箭成功后，他说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德国搞到一批科学家，今天才有这样的成就”，从苏北到并省以来，没有那个领导同志，他没有反对过的。在苏北交通处工作时，说领导是“主帅无谋，三军受困”，“大臣不如太监”。并省后，从省长到历任厅长，他都恶毒的予以攻击，无中生有，造谣中伤，扩大领导缺点，多方面加以排挤。
+
+　　张镇的反党、反领导，是有其社会根源的。他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又直接经营土地进行剥削。入党后，地主阶级思想根本未加改造，一有时机就原形毕露，遵循其父亲所遗嘱的：“男子不险不发”的反动哲学，作为他一生损人利己、损害组织、追逐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指南。因此，张镇是一个混进党内来的阶级异己分子，是一个党内的极右分子。为了纯洁党的组织，经支部大部讨论，一致通过清洗张镇出党。并建议行政给予处分。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CCRD/1/6/3/000215.txt

@@ -0,0 +1,69 @@
+# 坚持政治原则，消灭温情主义
+
+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邵循正>
+
+　　Ⅰ．我的缺点：
+
+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十分严重，特别是干劲非常不够，思想意识远远落后于形势的要求。
+
+　　(1)立场问题：
+
+　　自己在政治上要求不高，对思想改造先片面强调稳步前进，后来又满足于很不踏实的一些进步，抱着水涨船高慢慢来的想法。对自己缺乏认识，经常暴露思想又不够，既不肯自己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而又不善于接受批评。因此，立场没有彻底转变，客观主义严重，逐渐发展为客卿思想，以致在对敌斗争中，不能站稳立场，不知警惕自己的温情主义。
+
+　　(2)责任感问题：
+
+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臭架子没有打掉，没有建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想保留自己的小天地，对社会主义事业缺乏热情，缺乏工农感情。没有主人公态度，而愿意做一个指手划脚的旁观者。责任感十分不够，不肯辛勤劳动，不肯多做具体工作，工作拖拉，教学不负责。
+
+　　(3)名利思想：
+
+　　资产阶级剥削思想没有消除，名利思想逐渐滋长，安然享受无实之名，分外之利。
+
+　　(4)对待马列主义态度：
+
+　　学术上缺乏灵魂，对马列主义理论不肯认真钻研，反有畏难思想，对自己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没有很好进行批判，因此，对百家争鸣政策没有正确了解，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在自己脑子中日益抬头(重史料，轻理论，脱离实际，厚古薄今)，给同学带来很多的坏影响。
+
+　　Ⅱ．我的努力方向：
+
+　　(1)努力使自己成为红透专深历史学者，特别是中国近代现代史的学者，替国家培养大量的又红又专的人材。
+
+　　(2)要求自己做一个真正与工农结合的一个平凡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
+　　(3)努力使自己成为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的宣传员。
+
+　　(4)努力争取及早达到预备党员的标准。
+
+　　Ⅲ．具体措施：
+
+　　上述方向是我长期奋斗目标，现在先从下列各项做起，着重要求克服工作上的不负责任和政治上的不长进：
+
+　　(1)在政治上坚决清除慢慢来的想法，多多向党交心，和同志们彼此交心，积极参加组织生活和工会小组生活，主动暴露自己不正确的思想，和同志们互相帮助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虚心接受意见，并做到真正搞通问题为止。
+
+　　要求党给我更多的社会工作，锻炼自己，严格要求站稳立场，坚持政治原则，消灭温情主义。
+
+　　(2)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本年度先精读列宁文集中的主要文章，进一步学习中国革命史、革命理论、党的文献。
+
+　　关心时事，多了解新事物，认真学习政策文件和党报社论，带动教研室一起讨论近代史现代史重大的带有理论性的问题，特别是当前学术界争论的问题，加强教研室的科学活动和战斗空气。
+
+　　(3)鼓起干劲，扫除名利思想和拖拉作风，时刻记住我的一衣一食都是工人农民辛勤劳动的果实，我的时间一分一秒都是属于人民的，我的知识一点一滴都是属于人民的。
+
+　　将自己工作定出计划，自己经常检查工作态度、进度和质量，每两个月向教研室同志们汇报，请求检查。
+
+　　严肃认真对待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本学期教学做到保证充分备课，下学期起开始写史料学讲稿。对研究生严格要求，每两周见面一次，进行具体指导。
+
+　　做好领导教研室工作，和同志们共同努力建设专门化课程，加紧进行科学研究。自己每年写出论文两篇(另星写作不计)。在科学院历史三所具体参加帝国主义侵华史的写作，争取早日完成。
+
+　　过去已接受而未完成的工作拟定计划尽量争取在本年内完成。此后接受校外任务要充分考虑条件，但接受后必须如期完成。
+
+　　(4)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
+　　彻底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有系统地深入批判外国资产阶级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一部分和史料学讲稿结合，另一部分写成单篇文章。
+
+　　(5)多多争取机会，向工农直接学习，适当参加体力劳动。
+
+　　(6)热情对待同学，关心同学的业务和政治，主动和同学们联系。
+
+　　(7)在上述各方面的严格要求自己，提高自己，争取及早达到预备党员的标准。
+
+　　· 来源：
+
+　　《拔白旗、插红旗： 北京各高校双反运动大字报选》，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8年。

CCRD/1/6/3/000216.txt

@@ -0,0 +1,25 @@
+# 中共重庆市委直属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王匡时党籍的决定
+
+　　<(王匡时)>
+
+　　王匡时，男，三十五岁，江苏省灌云县人，地主出身，学生成分，一九四一年参加革命，一九四五年入党。曾任陕南均县区委书记，重庆市工会文教部副部长，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长、副部长等职。
+
+　　王匡时是以张文澄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的骨干。当去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发动猖狂进攻时，他与党内右派分子张文澄、谢予等相互勾结，在阶级敌人面前公开叛党。与社会上右派分子一道，里应外合，疯狂地向党进攻。
+
+　　在市委第五次全委扩大小组会上，他与张文澄一唱一合，积极鼓吹鸣放不要领导，并无边无际地开展鸣放。会后又公开反对这次会议的正确结论，污蔑市委领导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思想不通”，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他公开反对市委关于积极稳重地开展鸣放的正确布署。他还指使谢予四处搜集反面材料，作为逼攻市委和煽风点火的弹药。与此同时，他默许宣传部的工作组到工厂去逼迫基层党委鸣放，直接在工人中“放火”。在五月下旬市委召开的文艺、新闻座谈会上，他同意和支持右派分子汪岗关于主张办同人报的恶毒向党进攻的发言，一再称赞右派分子蔡炎在会上的发言“不错”，并说：今后“要重新认识这些人”。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讨论到当时重庆日报的政治方向问题，会后，王匡时向市委书记任白戈同志说：“等人家闹大民主了恐怕要逼着通”。在反右派斗争开展后。他还为右派分子贾唯英等辩护，说：“贾唯英与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不同，还不是专心想攻垮党”。
+
+　　王匡时对党的领导，从中央到地方一贯地进行恶毒攻击。他明目张胆地污蔑党的领袖，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恶毒地说：“斯大林的迷信破除了，但要破除对毛主席的迷信却还不容易”。并认为“东方红”歌曲“有个人崇拜”，“应不应唱值得考虑”。在组织“八大”文件学习时，他坚决反对处内同志提出在学习中要强调党的领导作用的正确意见，竟在拟定学习计划时，将“加强党的领导”部分篡改为“思想作风”部分。后市委又明确批示要强调党的领导问题，王匡时有意违背市委这一指示，并借此为题，搜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来攻击党的领导干部，丑化党的领导。他一再疯狂地攻击省、市委领导。污蔑去年初的省委扩大会议与主席精神不符，一再造谣诋毁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同志“皮气不好”。一九五六年市的第一次党代会上，他接受张文澄的指示，非法地到会外去搜集材料，反对市委提出的市委委员候选人。并指使谢予(当时是列席人员)以讲师团问题为借口在大会上发言，对市委领导进行攻击。谢予故意歪曲市委书记任白戈同志关于定息问题的正确解释，疯狂地攻击市委领导，他却认为谢是“新生力量”，而予以积极支持、鼓励。不仅如此，他还批准谢予投稿“学习杂志”，并在市委第五次扩大会议小组会上公开说“去年支持谢予是有意义的”。
+
+　　王匡时还利用各种机会，在党内外大量散播修正主义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毒素，他积极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认为所有制改变后，“阶级之间的兄弟关系代替了剥削关系”，“在思想领域内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认为“三改”高潮以后，地主摘了帽子，富农也入了社，反革命分子弄清楚了问题，“都敢说话了”，“都成为人民了”，“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了”。说：现在还用阶级斗争观点看问题“是认识落后于形势”。他反对在干部、工人群众中宣传加强党的领导作用，主张“反对马列主义的人不要马上开除党籍”。他以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曲解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认为思想工作也应有统一战线，对反动思想也要采取“平等”态度。在理论教育中，提倡理论学习就是放思想，取消思想改造的任务，并支持谢予以“百家争鸣”代替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企图取消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取消思想领域内“灭资兴无”的根本任务。他打起反教条主义的幌子来攻击马列主义，恶毒地说：“只有放出来，教条主义(指马列主义)的江山才坐不稳”。他攻击肃反运动，说“一九五七年春节热闹是因为没有搞肃反，人杀得少”，污蔑肃反时进行的保密大检查是“违反宪法”。他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主张“党章的基本原则可以争鸣”，“在党内盲目搞宗派活动的也不应该一脚踢开”。他还污蔑社会主义社会“到处���得很紧，不自由”。他主张报纸要监督同级党委，主张多办几家报纸唱对台戏。他污蔑党所领导的工会是“官办工会”，说“一切都是自上而下”，要工会摆脱党的领导。他攻击党的干部政策与人事制度，主张开放人事自由市场。他还到处散播污蔑苏联、破坏国际团结的言论。匈牙利十月反革命事件发生后，苏联第一次出兵他公开污蔑说：“这与美国出兵朝鲜有何不同”？他还攻击华沙条约，说：“这会给帝国主义制造借口，造成被动”。
+
+　　王匡时还经常地大量散布流言蜚语，无中生有，造谣污蔑领导干部，破坏领导威信。他对所有市委和市人委的负责同志，都进行恶意中伤，把党的干部政策和干部提升，形容成是毫无原则的私人拉拢。并公开咒骂市委组织部，说“组织部是党，宣传部就不是党”，并在团员中散布机关发展党员条件要求高，基层发展党员要求低等，破坏党的团结与统一。
+
+　　王匡时与张文澄、谢予等相互吹捧，封官许愿，相互支持，策应，在宣传部门形成反党集团。他们策划在理论教育系统搞“帮口”，搞“阵地”，企图利用讲师团、马列主义教学研究会等合法组织把全市理论队伍和理论阵地控制起来，成为他们的集团力量和反党工具。并企图接办重庆日报“理论学习栏”，把市委宣传部的“学习简报”办成“学习杂志”，作为他们反党的“阵地”。他还篡改培养理论队伍的无产阶级路线，而用物质利益、名誉、地位来引诱、拉拢理论教员，企图把理论队伍引向歧途。
+
+　　以上情况，已充分说明王匡时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是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党的叛徒。他之所以成为右派分子，决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其父王守涛曾当过国民党区长、团总及日伪汉奸。其堂祖父王斗光是国民党反动党团骨干，中统特务。解放后王匡时与他们有过通讯联系。他抱着个人野心混入党内，入党后，拒绝党的批评、教育，一直坚持原有立场，没有得到根本改造，一直表现骄横跋扈，抗上压下。三查三整时被审查过，对此曾流露不满情绪。他常以“革新者”的面目出现，在党内争夺个人权力，以实现其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的目的。在反右派斗争开始，态度很不老实，经过群众揭发、批判之后，被迫承认了反党的罪恶事实，开始低头认罪。为了严肃党纪，纯洁党的组织，一九五八年二月七日经党委全体委员会讨论，决定开除右派分子王匡时的党籍，并建议撤消其一切职务。
+
+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六日
+
+　　· 来源：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CCRD/1/6/3/000217.txt

@@ -0,0 +1,55 @@
+#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对北京大学陈奉孝等人的起诉书（陈奉孝、谭金水、赵清、林树国、贺永增、张元勋）
+
+　　<京检(58)分反起字第454号>
+
+　　被告陈奉孝，男，22岁，山东省潍坊市人，家庭出身资产阶级，捕前系北京大学数学系3年级学生，住北京大学宿舍36斋121号。
+
+　　被告谭金水，男，24岁，湖北省湘潭县人，家庭出身小贩，捕前系北京大学东语系毕业生，住北京大学宿舍24斋102号。
+
+　　被告赵清，男，24岁，河北省清苑县人，家庭出身富农，捕前系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住北京大学宿舍22斋200号。
+
+　　被告林树国，男，23岁，福建省福州市人，家庭出身职员，捕前系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生，住北京大学宿舍22斋113号。
+
+　　被告贺永增，男，29岁，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职员，捕前系北京大学西语系4年级学生，住北京大学宿舍27斋430号。
+
+　　被告张元勋，男，25岁，江苏省赣榆县人．家庭出身资产阶级，捕前系北京大学中文系4年级学生，住北京大学宿舍37斋110号。
+
+　　本案由北京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经我院审查认定被告陈奉孝等犯罪事实如下：
+
+　　被告陈奉孝等思想极端反动，一贯仇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1957年5月乘中国共产党整风之机向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并先后贴出“是时候了”，“人之歌”、“数四为什么不鸣”、“青年人我们是北大的主人”等反动大字报，谩骂积极分子，夸大捏造事实煽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同时被告贺永增、林树国、谭金水等也先后提出“三害的根源在于制度”、“新封建比旧封建更严重”、“爱国者有罪”、“暴力统治”等，并声称要以生命冲破“黑暗”进行煽动。同时被告贺永增、谭金水、张元勋与右派分子沈泽宜又秘谋计划写信给全国各高等学校进行煽动，并威胁党委停课。被告陈奉孝与其他右派分子并到中共北京市委请愿，要求取消学校党委领导。被告贺永增与反革命分子蔡中一并策谋组织了“控诉会”，使反革命分子顾文选在会上公开制造谣言煽动群众。
+
+　　（被告陈奉孝、张元勋等为了使右派分子有组织的向党进攻，便于1957年5月分别组织了“自由论坛”、“广场”等反动壁报。后被告陈奉孝又勾结右派分子谭天荣、杨路等发起组织了“百花学社”，随即由被告赵清等抄录右派分子贴出的最反动的大字报“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白毛女申冤”等等以“百花学社”的名义油印成反动宣传品。同时被告陈奉孝、谭金水、贺永增、赵清、张元勋等又勾结反革命分子刘奇弟、右派分子谭天荣等煽动群众到清华大学、师范大学、石油学院、地质学院、矿业学院、农业机械化学院高等院校及天津大学、南天大学等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散发、张贴反动宣传品，同时在师范大学并与“苦药社”等反动集团取得联系，企图在中国煽动起“匈牙利事件”。被告陈奉孝、张元勋等为了使其反革命活动长期继续下去，更有组织的进行反革命宣传活动，又勾结了右派分子沈泽宜、崔德甫等人组织了反动刊物“广场”，并将被告张元勋、反革命分子刘奇弟、顾文选等所写的反动文章，大字报选集成册，企图印刷10，000分在全国各地散发，因条件所限未果，后即由被告等油印出500余分，在校内外散发。同时被告陈奉孝、谭金水、赵清等还将油印和抄写的反动大字报寄往上海、武汉、西安、山东等地进行煽动，企图使其反革命活动“蔓延全国”。）
+
+　　上述被告由于有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等反革命的共同目的，在上述反革命活动中，有被告谭金水、赵清、林树国、贺永增和顾文选(在押)等便结成了以陈奉孝为首的反革命集团。随于1957年6月9日、11日、有被告陈奉孝、谭金水、赵清、林树国等参加先后在蔚秀园、长河秘密集会，在会上除一致表明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治制度的反革命目的外，还计划学习“理论”，研究策略、发展扩大革命组织以及利用“广场”进行反革命宣传等。
+
+　　在北京大学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后，被告等见苗头不对，为了掩盖其犯罪活动将反动刊物“广场”被迫宣布解散。于6月25日被告陈奉孝、谭金水、赵清、林树国、贺永增等又秘密集会，研究了当前形势后，决定“退却”转为更隐蔽的活动。并订出联络暗号，改为两、三人的碰头会活动。同时被告林树国、谭金水、赵清等还出谋研究陈奉孝“过关”的方法。并由被告谭金水将被告陈奉孝和反革命分子��奇弟、右派分子谭天荣等所存的反动信件、日记本转移给林树国保管。并互相订立“攻守同盟”。同时被告谭金水与反革命分子刘奇弟又研究准备打入人民解放军和兵工厂，企图夺取武装以达到其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制度的反革命罪恶计划。
+
+　　1957年7月13日被告陈奉孝、张元勋被批判后又与李亚白(在押)在香山秘密集会，由陈介绍张、李参加其反革命集团。并研究准备逃出国外进行反革命活动及逃出国外的方法。同时被告陈奉孝并到印度，南斯拉夫大使馆及英代办处联系，企图偷越国境逃往国外。被告张元勋、贺永增被迫交待了部分罪行后，于1957年12月又参加了蔡中一的反革命集团，并将香山集会时研究的出国方法向蔡作了传达。
+
+　　综合上述事实，被告陈奉孝、谭金水、赵清、林树国、贺永增、张元勋，组织成参加反革命组织，印刷反革命宣传品，进行反革命宣传活动，阴谋颠复人民民主政权。实属罪行严重，本院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七条第二款，第十条第三款之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征处。
+
+　　此致
+
+　　（敬礼）
+
+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检察员　王名昭1958年5月17日
+
+　　（1．被告人：）
+
+　　（陈奉孝于1957年9月16日被逮捕，现押于北京市看守所。）
+
+　　（谭金水于1957年12月25日被逮捕，现押于北京市看守所。）
+
+　　（赵清于1957年12月25日被逮捕，现押于北京市看守所。）
+
+　　（林树国1957年12月25日被逮捕，现押于北京市公安局草风子看守所。）
+
+　　（张元勋于1957年12月25日被逮捕，现押于北京市看守所。）
+
+　　（2．本案预审卷宗9册。书证在卷内。）
+
+　　（3．物证：天津白报纸16令、胶把纸640张，现存放于北京市印刷一厂。）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CCRD/1/6/3/000218.txt

@@ -0,0 +1,35 @@
+# 我的初步检讨
+
+　　<清华大学动力系副教授　方崇智>
+
+　　我决心在这次双反运动中检查自己身上一切落后的，不符合社会主义的东西，并且下定决心把它割掉，争取在较短期内改造成一个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因此我感谢同志们给我的批评，这些批评绝大部分都是中肯的，击中了我的要害，使我痛苦地认识到自己在思想意识上、工作作风上存在许多缺点，很多工作没有做好，辜负了党对我的信任，培养和期望，我愿意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做一个初步的检查，希望同志们进一步给予帮助。
+
+## 政治上暮气沉沉，没有正确解决红与专的问题
+
+　　我的缺点首先表现在政治上的暮气，在红与专的问题前面踌躇不决，在这方面同志们给我的批评还不够尖锐。我对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主动性很差。政治理论学习劲头不大，不肯刻苦钻研，对於历次的政治运动也没有全力投进去，结果是思想觉悟提高很慢。在整风和反右初期，立场模糊，在很多问题上分不清大是大非，在一个阶段里，右倾思想逐渐抬头，政治上比整风以前反而倒退了一步。
+
+　　在对待政治和业务的关系问题上，长期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首先表现在教研组的工作中，根本谈不上思想领导。衡量人首先看业务，在政治上如何则很少关心，对教研组内右派分子林国经、马一民等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场和思想感情一直到被揭发批判才开始有所认识。
+
+　　我知道自己是既不红也不专，但过去错误地认为做为一个教师首先要专，红不红对於一般教师不那样急迫，只要不太落后於形势就行了，一样能够把知识传授给学生。这是业务政治分工思想。当学校领导上提出教师要全面关心学生的成长这一要求后，在理论上自己也认为是正确的，应该接受的，但在具体实施中却迟疑不前。一方面认为在现阶段，自己的政治水平低，讲话没有说服力，也不擅於做思想工作，恐怕是吃力不讨好，就尽量推脱自己在这方面的责任。另一方面又不积极设法提高政治觉悟，采取边工作、边学习的态度来克服工作中的困难，而只从个人主义出发，在困难前面软弱无力，这特别表现在生产实习里，我做为实习领导教师是只管业务，关於学生的政治思想情况，则完全推给学生队长，很少过问。
+
+　　在这次运动中已经清楚看见，由於我不愿做思想工作，不全面关心同学的成长，结果在处理工作时，由於不了解情况，尽管自己当时愿望很好，但实际上却往往造成教学中的损失。一个只专不红的教师并不能很好地完成教学工作。
+
+　　教师的资产阶级思想对於学生的成长也不能不起毒害作用，尽管教师可以不公开宣传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但总不可能不在日常的言行中露出一条尾巴来。热38学生本未已经有相当普遍的业务脱离政治，理论脱离实际的思想。教师的责任应该是正面的开导，帮助同学克服不正确的思想观点，树立起正确的思想观点。但是我在和他们的短短的接触中，恐怕反而助长他们的这些不正确的思想，这是值得我深深检查的。
+
+　　政治上的暮气也表现在对待工作的热情不高，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研组很多工作没有做好，表现为一盘散沙，各干各的，没有集体主义精神。我对於各种工作，首先不是从工作出发，考虑如何把工作完成得更好，而是首先考虑自己在这件工作里应该负什么责任，然后划一道线，对线内的工作还很负责，至於别人做得怎样，全部工作做的结果如何，自己就关心很少。这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一种表现。例如在对待外校来向专家学习的进修教师工作上，在帮助他们制订了学习计划以后，思想上就松了劲，认为以后学得如何就要看各人努力了。我就这样把他们的进修学习看成是他们个人的事情，对於他们的学习情况关心很不够。我片面强调各人应独立工作，如果谁有困难我愿意随时给予帮助，却很少主动地去检查学习情况。后来发现他们有问题有困难并不找我谈，我对他们学习提出的意见也不起很大作用，我就不但不了解主要的问题，就在於他们学习思想上的混乱是恰恰应该加强检查的，我反而认为我已提过意见，已经表示过愿意帮助，因而就产生了放任不管的想法。这样，就由於我没有把培养进修教师的工作全面负责起来，结果在年青进修教师中相当长期地存在着重业务、轻政治，重理论、轻实际的思想。个人主义名利思想也在迅速滋长。
+
+　　我在政治上的暮气也���现在保守思想方面，自己一向习惯於按步就班地，有条不紊地细致工作。没有太大把握的事情不做。订好了的计划不愿随时修改。一句话：惯性很大。我常表示我不愿轻易接受一件工作，也不愿轻易放弃一件工作。这个思想表面上看来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如果只有这一点“稳健”的作风，而缺乏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无限热情和朝气作为后盾，那末这就是十足的保守思想。过去我很欣赏英国绅士的这个稳健作风，它对我的影响很大。现在才开始认识到这是由於社会条件的不同，在那个处於没落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力停滞不前，保守思想才可以吃得开。而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人民得到解放，生产力蓬勃发展，任何一点保守思想都只能起绊脚石的作用。这次我校勤工俭学的开展，促自己认清保守思想需要痛下决心克服才行。
+
+## 理论脱离实际
+
+　　在理论脱离实际方面，同志们也给我提出许多批评。过去我一直认为自己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认识是明确的，却没有充分估计到这个不良风气在我国旧知识分子中相当根深蒂固，不知不觉中还会冒出来。我并没有低估实际知识对於工程技术人员的重要性，但是在讨论教学计划时，如果要在“电子仪表”、“调节原理”和“自动化装置的设计，安装与运行”这三门课中必须要去掉一门，我首先考虑去掉的是最后的一门课。我的想法是“调节原理”是较系统的理论知识，如果在学校不学，将来自己从头学起比较困难。相反地，“自动化装置的设计安装与运行”这门课程中所包含的实际知识，除一部分可以并入别的课程中讲以外，还有一些更深入更具体的部分，这部分如果在学校不学，学生也能较容易地在生产实习或以后的实际工作中学到，这又说明了我也有重理论轻实际的倾向。
+
+　　问题不仅仅在於教学计划如何安排，以及“调节原理”课的教学大纲应如何安排才能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因为这门课基本上是采用了苏联的教学大纲。问题是教师如何对待这门课，以及学生在这里面学到一些什么东西。热83学生原来已经相当普遍地重理论轻实际的思想，我为他们讲完课后更助长了这个偏向，这是因为我首先没有充分估计到学生的思想情况，因而没有特别有意识地设法把学生引导到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上来。同样重要的是我在讲课中也会不自觉地流露出自己对於理论课的喜爱，正如一位同学所说：“我们很能领会先生讲课时的思想感情在那里”。
+
+　　领导生产实习工作没有做好，这里面有一些是反映了自己理论脱离实际的偏向，和不愿做学生思想工作的思想，也有一些是工作方法问题。我不怀疑生产实习对於培养工程师的重要作用。有些同志说认为“生产实习是劳民伤财”，这是出於误会，我的脑子里从来没有这样从根本上否定生产实习的作用的思想。
+
+## 工作作风方面
+
+　　值得我深思的是我的工作作风问题。我一向以为我自己比较虚心，对人坦率，也很和气。要不是这次双反运动中很多同志对我的作风提出批评，我还很难於认识这方面的缺点也相当严重。首先是工作中的主观作风，只相信自己的意见正确，对於别人特别是年青同志们的意见虚心听取不够。另外，在工作中也有急燥情绪，对待同志们工作的要求有时过高，特别是对待同志们工作中的缺点不是耐心说服帮助，而是态度过於严肃，说话简单生硬，斩钉截铁，使人感到不好亲近。我这种工作作风是由於自己缺乏群众观点，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其影响是首先群众智慧和力量不能很好地发挥，其次是把自己和群众关系益常疏远，使自己脱离了群众，给工作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
+　　 来源：《清华大学双反运动大字报选辑(第六辑)》，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办公室，1958年5月17日。

CCRD/1/6/3/000219.txt

@@ -0,0 +1,31 @@
+# 中共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厅支部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王志坚党籍的决定
+
+　　<(王志坚)>
+
+　　王志坚，男，三十七岁，山西省灵邱县人，家庭成分中农，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一九三九年入党，现任山西省司法厅副厅长、党组成员、党支部书记。
+
+## 一、主要反动言行
+
+　　一、和右派分子王文光互相呼应向党进攻。说：“王文光的言论就是对，民主人士就是有职无权。”并且举例说：“支应遴在省法院当院长时还不是这样吗？重大问题还不是刘秀峰副院长作主吗？即使党内文件不叫人家看，行政文件为什么也不给人家看呢？”同时，还一再训斥批判王文光反动言论的同志是“左”倾。
+
+　　在机关反右派斗争中，对丁仰轩、齐力任等右派分子，不但不积极领导群众进行斗争。反而同情袒护，甚至说齐力任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并且在群众反右派斗争中，威胁积极分子说：“你们积极斗争是为了什么？莫非还嫌机关内的右派分子少吗？”同时，在群众中散布消极情绪，说：“反右派要注意面”，“小鱼翻不起大浪”等等，阻挠反右派斗争的进行。
+
+　　二、借作机关整风动员报告的机会，向党大肆进攻。诬蔑党是个“大宗派”，并且大声疾呼地煽动群众向党、向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员“开炮进攻”。(虽然也说到向三个坏主义进攻，但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而进攻的锋芒则是对准领导的。)同时，他公然散布“肃反斗争已经胜利结束”的“无敌论”的论调。他还否定一九五五年社会镇反和机关肃反的伟大成绩，诬蔑镇反和肃反是“往往在人民头上划原子弹”，“破坏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
+　　三、散布流言蜚语，破坏领导威信，并且借整风的机会，在机关群众中心怀恶意地煽风点火，企图利用群众斗争黄石山同志，把领导搞臭搞垮。此外，还无中生有地捏造事实，挑拨破坏省政法各机关领导之间的团结。
+
+　　四、歧视、辱骂、打击和排斥工农干部。但是对有文化、能写材料的人，不管政治情况如何，却都认为是好干部。
+
+　　五、对机关党组织的决议阳奉阴违。机关党组决定批判疑似右派分子刘殿墀、中右分子石建中，他会上表示同意，会后在群众中却又说不该批判。对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也是很不尊重的。如去年召开全省律师工作会议时，他不请示省委，竟擅自决定召开。
+
+## 二、斗争中的态度
+
+　　他的问题被揭露以后，态度极其恶劣，始终是百般狡赖，死硬顽抗，不低头认罪。开始假检讨，妄图蒙混过关。被群众揭穿后，拒绝检查，进行反攻，歪曲事实，强词夺理，说他根本没有反党行为。硬说说王文光的言论对是为了引诱鸣放、钓大鱼；并且歪曲说“往往在人民头上划原子弹”是毛主席说的，“共产党是个大宗派”是省委王谦书记说的，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厅的领导的话是听厅里某些同志说的。他还谩骂批判他的领导同志不公平，是木匠斧子一刃砍；污蔑领导开会批判他是“搞鬼计”；谩骂揭发他问题的同志是品质不良，是“看权势看风势”。并且还穷凶极恶地声言：“你们真要想把我打成右派，我看还有点困难。我的头可断，志不可屈，身可杀，心不可死。把我说成反革命也不过是人头落地而已。我什么都不怕，我把善后事宜都准备好了……”等等。表示坚决和党顽抗到底。
+
+　　根据上述事实，支部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
+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
+
+　　· 来源：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CCRD/1/6/3/000220.txt

@@ -0,0 +1,57 @@
+#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马列主义教研室支部大会关于开除极右分子王名衡党籍的决定
+
+　　<(王名衡)>
+
+　　王名衡，男，四十六岁，江西省南昌县人，家庭出身商业资产阶级兼地主，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参加工作，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入党，现任本校语文教研室主任。
+
+　　王名衡自入党以来，一贯拒绝思想改造，坚持反动立场，并有严重的胡风思想，与胡风有过密切的来往。因而在反胡风运动中，受到党的审查，党为了挽救他，曾给予他十分宽大的处理。王名衡不唯不感激党对他的挽救和教育，相反地，却更加仇恨党，并且顽固地坚持胡风反动思想。在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期间，他与右派相配合，向党中央发出了反党的万言“控诉书”，进行翻案倒算，为胡风反动纲领作辩护，疯狂地攻击党的文艺路线，污蔑党的肃反、审干政策，使用了各种卑鄙恶毒的反党手法，诽谤党的领导和负责同志。并在语文教研室煽风点火，煽动被党审查过的、对党不满的人，向党进攻。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玩弄两面手法，挑拨离间，造谣中伤，他几乎仇恨党内的一切同志。
+
+　　根据以上事实，根据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支部大会认为：王名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情节极为恶劣，已成为一个党内的资产阶级极右分子，因此决定开除其党籍。
+
+## 附：关于极右分子王名衡的政治结论
+
+　　王名衡，男，现年四十六岁，江西省南昌县人。家庭出身商业资产阶级兼地主，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参加工作，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入党。现任本校语文教研室主任。
+
+　　王名衡的主要反动言行如下：
+
+## 一、配合右派，发出反党“控诉书”，向党猖狂进攻
+
+　　王名衡有严重而系统的胡风思想，和胡风关系极为密切。党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对他进行了严肃的审查和批判，后来又根据中央最后一次规定的划分胡风分子的标准，以宽大处理的精神，给他作了不是胡风分子的结论。但他不仅毫无悔悟，反而对党更加仇恨，时刻图谋向党反击、倒算。为了达到这一罪恶目的，早在一九五七年一月社会右派蠢蠢欲动的时候，王名衡就利用本校进行工作总结的机会，煽动语文教研室在肃反中被审查过的人起来反对肃反。他假借党委名义，在全室会上宣布：“对肃反、审干、评级有意见的尽管提”，被审查过的人在他的煽动下，有的当场哭闹，大骂负责审查的同志；有的愿意攻击肃反运动，顿使会场混乱，形成了一股有利于王名衡进行倒算的歪风邪气。
+
+　　资产阶级右派进攻期间，王名衡认为时机已到，当即配合右派向党展开了猖狂的进攻。他和右派分子方其端阴谋策划，密室长谈达十次以上，连夜起草了长达万余言的“控诉书”。在“控诉书”中，王名衡顽强地坚持了反动的胡风纲领，攻击党的文艺路线，恶毒地污蔑党的组织和党的肃反审干工作，并对党委负责同志和积极分子大肆攻击，极尽挑拨、诽谤、污蔑之能事。“控诉书”写成后，虽经党委多次耐心劝阻，他都置之不理，十分坚决地向中央发出了这枝毒箭，向党进行了他图谋已久的倒算和反(151)击。在反党“控诉书”发出后，王名衡意犹未足，对我校右派未敢贴出大字报，明目张胆地掀起反党的“鸣放”高潮，造成更有利于他进攻倒算的声势，深以为憾。他不胜感慨地说：“外面热热闹闹，我们这儿冷冷清清!”对极右分子黄一良想出反党大字报的图谋，他兴高采烈地对人宣扬，颇表兴奋。
+
+## 二、坚持并宣扬胡风的反动纲领
+
+　　王名衡一贯崇奉胡风的反动纲领，他宣扬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主张“感性论”；反对作家要掌握马列主义世界观，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是方法，不是观点”；他反对作家思想改造；反对作家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反对在文艺中运用民族形式。他对胡风崇拜得五体投地，称颂胡风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著作是为“人民文艺立下了功劳”，赞扬胡风的反党的“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书，“充满着战斗的味道”。他曾与胡风长期书信往还，并曾数次密谈，向胡风泄露党内机密；还出谋献策，要和胡风合办“一得力刊物”来宣扬他们共同的反动纲领，和党领导的文艺运动分庭抗礼。他和胡风共同污蔑毛主席的诗“没有一首是掌握政策的”，共同讽刺挖苦党领导的文艺工作，诽谤革命作品是“虚伪的”。由此可见，党对他的审查和批��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但是，王名衡不仅毫无悔悟，却反而在反党控诉书中，按照他和方其端向党“交还五把刀子”的预谋无耻地通过狡辩和抵赖，逐条驳斥了党对他的反动胡风纲领的批判，要党向他承认错误，为他声明更正，否定他的“五把刀子的思想”。他在控诉书中，继续坚持“按照指定的政治口号或具体政策的公式去进行创作，乃是促成公式化概念化的原因之一”的谬论，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还把他攻击党对文艺的领导的反动行为，说成仅仅是个“缺点”，实质上是以胡风纲领为武器，对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企图借此达到复活胡风纲领并为之争取公开合法的市场的目的。
+
+　　从组织上给他作了结论，一直到鸣放期间，他依然坚持并宣扬胡风的反动思想，攻击党的文艺路线。他宣称“文艺工作者配合当时政治任务”赶任务“就是产生公式化概念化作品的根本原因”。他赞赏右派分子钟惦棐否定新中国电影事业成就的反动文章——“电影的锣鼓”；他为毒草“草木篇”及其作者的被批评打抱不平，进行辩解。他还污蔑我国出色地反映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和志愿军英雄气魄的优秀影片“上甘岭”是“公式化、概念化”。由此可见，他的反动的胡风思想不仅是十分系统完整的，而且他坚持这个反动思想也是极其强烈，极其顽固的。
+
+## 三、攻击审干、肃反运动，仇恨党的领导和党内同志，甚至敌视一切人
+
+　　王名衡在控诉书中，倾泻了他对审干、肃反运动的极为强烈的仇恨，疯狂地攻击了党对审干、肃反的领导。他诬告党对他的审查“没有根据”，是“带有诬陷性质的犯法行为”，是出于杨校长对他的“成见和报复”，出于何家槐同志的“先发制人，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还对人污蔑说：对他的斗争是何其芳同志早就有计划地整他而引起的。他诽谤校党委审查他是违反中央政策，蛮横地质问道：“同是一个标准，为什么有的情况就那样，而杨校长对我的处理就这样?”
+
+　　早在结论作出后不久，他就恶毒地污蔑党的审干和肃反运动是一部分人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而对别人施行的打击和诬陷。他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平时党性很强，但还深藏着个人主义的东西，在紧要关头，拿出这些东西来整你一下你就受不了。”他说：这些人所有的“就是无限地增加个人地位、政治资本和要求党更多地对自己信任的欲望。”
+
+　　王名衡怀着疯狂的报复心理，仇恨一切．特别是仇恨党、仇恨党委负责同志及参与对他审查、批判的党内同志，对这些同志猖狂地进行了攻击。他恨校校长，他抱着“复仇的心理”要求中央对“杨校长……进行检查处理”。他恨何其芳同志，何请他去吃饭，他不但不去，还恶狠狠地说：“让他永远为自己所做的事痛苦吧。”他攻击党委委员伍辉文同志说：“毛主席在延安给自己(按：指王自己)摘了帽子，但伍辉文同志却说毛主席的结论不算。”他仇恨党委委员刘子正同志，有一次刘到他家去谈他调动工作的问题，他把一杯水送到刘的面前恶毒地问：“敢喝吗？你不会怀疑杯中放毒药吗?”他恨党委委员范若愚同志，骂范是“两面派”，骂范“公开地向杨校长阿谀逢迎”。他痛恨何家槐同志，控告何家槐同志，要向何“报仇”。他敌视语文教研室秘书路林同志，骂路林是“校党委派来的情报员”。他恨食堂工作的同志，曾上书千言，骂食堂同志是“流氓”，“二流子”。他曾说他“现在连一个可以谈话的人都没有了。”
+
+## 四、玩弄两面手法，捏造事实，挑拨离间，进行反党活动
+
+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党为他做了结论之后，他一方面表示“心服口服”，另方面得寸进尺，向党提出无理要求，要党把他的不是胡风分子的结论，改为全部历史没问题的结论，又一再要求看他的全部有关档案，全部检举他的材料，以便向党摸底，当即遭到党的拒绝。党几次征求他对审查工作的意见，他装着一付老实相说党委对他的审查是对的，但结论刚一到手，马上原形毕露，诬告校党委和杨校长，向党进行反击、倒算。
+
+　　王名衡明明知道杨校长与校党委、侯副校长对他的问题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上交反党“控诉书”之前，校党委已向他说清楚)，但他却在“控诉书”中故意把杨，侯两位校长的讲话对立起来，把校党委第一书记杨献珍同志同党委对立起来进行挑拨离间，诬告“杨校长的个人意见和校党委的意见是抵触的”，“杨校长的个人行动违反了党的组织纪律原则。”向杨校长和校党委��参与审查他的同志进行报复。
+
+　　他为了进行挑拨离间，不惜利用一切时机，制造任何口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关于他在“控诉书”中提到的所谓“金尚周事件”，本来当时支部书记范若愚同志，组织处长刘子正同志的意见同杨校长的意见是一致的，都认为王名衡的问题是原则问题，而王名衡却在“控诉书”中捏造种种情况，信口雌黄诽谤杨校长，借以达到他反党倒算的目的。王名衡平时还散布过许多不利于中苏团结的流言蜚语。
+
+　　王名衡的反党罪行是有他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王名衡出身于商业资产阶级兼地主的剥削家庭，入党二十年来，他的反动阶级立场没有改变，一贯认敌为友、反党、反苏、反社会主义；长时期来，王名衡与胡风的关系极为密切，早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时，党即提出要王名衡交代与胡风的关系，并严正地告诉过王名衡，胡风是个什么人，王却不听党的劝告，依然与胡风书信往还，还想把胡风拉进党来，全国解放后，他配合胡风的反党活动，在东北反对党的文艺路线和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之后，当他与胡风在本溪密谈时，就向胡风报他的反党活动，并向胡泄露党的秘密；王、胡一起诽谤、污蔑党的文艺路线，讽刺、挖苦党领导的文艺工作。王名衡极力为胡风吹嘘，向胡风献策，走胡风的路，成为胡风的忠实、热烈的追随者。
+
+　　一九五五年，我校展开反胡风斗争时，王名衡百般抵赖、诡辩，拒不交代他与胡风的关系和他的胡风思想，后来在铁证面前，才勉强承认下来。一九五六年底，王名衡复职后，他的反动思想并未改造，依旧在语文教研室内贩卖胡风思想，宣扬胡风纲领，攻击党的文艺政策，造谣诽谤苏联，伺机向党进攻。王名衡终于选择了右派进攻期间这一“适当”时机，实现了他向党反击倒算的恶毒阴谋，从而也就亲手揭穿了他自己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
+
+　　王名衡对自己罪行的态度也是十分恶劣的。反右派斗争初期，他在全校大会上“批判”极右分子黄一良为他“打抱不平”。帮他倒算的反动言论，妄想施展两面惯伎摇身一变，充当反右派斗争中的“积极分子”，来掩盖自己向党反击倒算的罪行；他在新闻班下班工作期间，表面上佯装积极，口口声声颂扬校党委“英明伟大”，背地里却作贼心虚，惴惴不安，曾对方其端说“我反映了新闻班的意见，学校认为问题不大，现在又不叫我领导那个小组了，大概怕我发生什么问题吧。”后来又对方说：“学校对我有点不放心。”反右派斗争日趋尖锐，王名衡的情绪却日见消沉，一度借口“养病”企图逃避斗争。党责令他交代问题时，他已感到“问题的性质严重”，“是政治问题，右派问题”。本来，组织上根据他的意见，已决定他去河南大学工作，在他写“控诉书”以后，组织上一再催促，他却坚决不走，并对右派分子方其端说：“问题不弄清楚我是不走的。刘子正要我走，哪有那么容易!”一心要趁此时机报仇雪恨。及至反右派斗争深入开展，他的问题也被揭露以后，他却不急于“弄清问题”，反而迫不及待地打电话问刘子正同志：“我是否马上可以走，”再度企图逃过“关”去。在交代过程中，他自知已“被抓住了”，被迫承认了一些罪行；但在核对材料时，态度又很恶劣。经过几次反复批判斗争，他才基本上低头认罪。
+
+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王名衡长期以来，在共产党员和马列主义外衣的掩护下，一贯坚持并积极鼓吹反动的胡风纲领，与党离心离德；右派进攻期间，他更积极向党进行反击倒算，极端恶毒地攻击党的文艺路线，污蔑党的领导和审干、肃反运动，力图为自己的反动胡风思想谋取合法地位。并施行两面手法，挑拨离间，造谣诽谤，反党活动极为坚决，情节极为恶劣，因此，他已完全堕落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校党委根据他的罪行，决定给予降职降级的处分，级别待遇降四级，由十级降为十四级。
+
+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
+
+　　· 来源：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CCRD/1/6/3/000221.txt

@@ -0,0 +1,111 @@
+# 痛下决心改造自己
+
+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周廷儒>
+
+　　在“三反”和思想改造的阶段里，自己曾经批判过“崇美思想”、“政治和科学对立”、“专家名利思想”和“自由主义作风”等问题。当时对我来说，确实受过一次很深刻的思想教育。不过在那次所进行的是属于民主革命的范畴，要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首先必须站稳人民立场，至于把自己彻底改变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还须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因而没有痛下决心来改造自己，同时由于个人有政治自卑感，一心走白专道路，放松了政治，头脑中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逐步滋长起来；因此过去批判过的问题，其中有的不但没有获得解决，而且扩大加深。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能再留恋着已经消灭或正在消灭的旧制度、旧阶级，必须彻底改造思想，“灭资兴无”走上又红又专的道路，以符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我的思想检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
+## 一、我的政治立场问题
+
+　　解放以来，亲眼见到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国家的建设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衷心是拥护党的。但仔细检查起来，对党还有相当的距离，我对党所开展的历次运动和对党的政策曾有过许多不正确的看法，抗美援朝初期，我有恐美思想，“反胡风”和“反右斗争”刚开始时，我都在野外，心想共产党疑神疑鬼，秀才造不起反，何必小题大做，这样一个运动接着运动，必然会影响业务的发展，我完全从个人主义立场看问题。在大鸣大放的初期(未去新疆以前)，听到右派向党进攻的言论，只认为是一些对党不满的牢骚话，对右派面目，看不清楚，直等到人们举出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实，才如梦初醒，认清了右派的罪行。在鸣放期间，右派反对知识分子改造，我亦感到“改造”的字眼有些刺耳。长期以来，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识不足。总觉得党太不信任知识分子，只要他们肯奉行党的政策，热心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就好了，何必一定要强调进行改造呢?(这和我的雇佣观点有联系)并且知识分子应在科学技术上多发挥作用，而不应把许多时间占用在改造方面(这和我的白专思想有联系)。过去我对于未经过改造的知识分子的危害性，想得太少，“反右”以后，认识有所提高。
+
+　　鸣放期间，右派分子大肆宣传党群之间有“墙”有“沟”，我因感到有些党员与群众不大接近，相信右派分子殷某“向党员伸手党员退缩”之说，这就和右派起了共鸣。事实上“墙”和“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己建立起来的，如果知识分子能自觉改造而和党站在一边，就没有“墙”“沟”之隔了。尤其荒谬的，当右派分子污蔑知识分子政策的时候，我曾说过党委没有对系行政工作进行帮助，把我自己的工作比如“耍猴戏”，认为学校不把本系看作发展的重点，自己的工作觉得有很多困难，怕做坏了受到学校的责备。这是我对校党委的一种污蔑，也说明我从雇佣观点来看问题。
+
+　　我也曾错误地想，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教育、团结和改造，看作是“打一下，摸一下”的政策，没有深切理解知识分子有改造必要的意义。在工会发给高级知识分子优待证时，认为无功受禄，等到取消优待证时，又觉得损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事实上由于党对高级知识分子照顾多，因而产生了同工农的新矛盾，取消优待证的措施是正确的，我只从少数人的利益来看问题，不从全面看问题。肃反以后对殷某道歉一事，我当时只从团结愿望看，没有体会到党殷切期望他能决心改造自己，这些都说明我站在未改造的知识分子立场上看问题，也就是说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看问题。
+
+　　我在国际问题方面如“斯大林的错误”、“贝利亚事件”、“匈牙利事件”等，开始时都有过类似修正主义的不正确的看法，很明显我没有抛弃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
+
+　　我和党的关系错误地看作为一种雇佣关系。我是党外人士，我是被党雇用来当系主任的，大概我的知识，就是被雇用的本钱，只要听雇主的话办事，就可相安无事。由于自己的政治觉悟不高，站在客观立场看祖国各方面伟大的成就，不把自己溶合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里，当系主任从雇佣观点、任务观点出发；缺少主人翁感，所以动力不足，干劲不大；因而对系务行政、教学和科学研究都带来很大的损害。
+
+　　我的心也很明白，几年来党对我是深切关怀的，叫我负责本系的系务工作，就是党对我最大的信任。而且党不断地教育我，不断地培养我，希望我能自觉地改造过来，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但由于我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祟，总怀疑党对一个非党工作同志是另眼相看的，怀疑校党委不重视地理系，并在许多小事情上去猜疑，闹不必要的情绪，这都表现对党有一定的距离，并不是和无产阶级靠拢在一起的。
+
+　　事实很明显，一个没有经过改造过来的知识分子，必然对党是三心二意的，担任工作亦必然从雇佣观点出发。雇佣关系的本身，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产物，但我却把它带到新社会来，阻碍了自己的进步，对工作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今天认识到新社会的发展速度太快了，个人的思想不容易赶得上，所谓“主观世界往往落后于客观世界”，如果不抓紧思想改造，不但不能做好工作，而且还有堕落成为右派分子的危险。当前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是改造自己思想。
+
+　　我也体会到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不可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苏联四十年来飞速的发展，也正是由于党的正确的领导。但是我对党的领导是绝对的，是历史所决定的任务这一点认识不足。我虽然不同意右派“民主办校”、“教授治校”的创议，但我只从旧大学里宗派倾轧、乌烟瘴气的情况来反对，并未从党领导文教事业的必然性来考虑。中国共产党过去领导武装革命，今天领导社会主义革命，都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党亦必然可以“游刃有余”地来领导科学文教事业。党既然胜利地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末谁是最内行来领导这个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科学文教事业呢?无疑是党，而决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
+　　我对系里领导有错误的分工想法，认为党团负责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业务领导自己应多负一些责任；因而在某些方面很少去征求党的意见。这也说明对党领导的绝对性和必要性缺乏认识，今后对系务应全面负责，同时应真心诚意地接受党的全面领导。
+
+　　“白专”方向亦是我进步的绊脚石，由于我长期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把科学和政治对立起看，脱离政治，走上白专的道路。特别是在党号召向科学进军的阶段，“白专”的思想大大地高涨起来。觉得“白专”是“捷径”，走起来比较轻松，自己的政治条件差，红专太费劲，而且害怕在红的问题上会多化时间，因而会影响到“专”。我担任系务行政工作，当时认为吃大亏，不如当一个不兼职的教授。怕开会，怕做社会工作，最好把整个时间支配在教学和科研上。我是否绝对不考虑红的问题呢?倒也不是，心想集中精力，先搞业务，等到把教学和科研做出一些成绩来，晚一点时候红还来得及。我错误地认为知识分子改造，反正是长期的事，可以慢慢来，但做科学研究，时不我待。目前跑得动野外，赶紧跑一跑，到年老的时候，跑不动了，才坐下来写书成名。“先专后红”的思想，反映出个人对政治方面要求不高，实质是为个人名利思想打算。认为业务是吃得开的资本，有了这个，可以和人民讲价钱，这是最丑恶不过的资产阶级思想。
+
+　　在我的“白专”方向上，还存在着“为科学而科学”的腐朽观点。旧社会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常以“清高自居”，认为科学有它自己的崇高目标；探求自然的奥秘，是超乎政治之上的东西。这种看法，过去深入脑际，解放以来受党的教育，虽然也明白科学为生产服务的道理，亦必须为人民服务的道理，但在进行研究工作的时候，还不时受资产阶级观点的吸引。例如科研的选题，特别去搞“海岸升降”，在新疆工作时，很注意“冰川分期”，只顾考虑一些科学上易于成名的问题，因而不会集中精力，关心到工农生产和工农生活所迫切待解决的问题上去。科学本身固然是没有阶级性的，但一旦为某一个阶级所掌握以后，便为那个阶级服务。资产阶级掌握的科学，决不会考虑到无产阶级的利益，今天社会里科学工作者，要以政治为统帅的道理，亦在于此。
+
+　　“先专后红”和“为科学而科学”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口号。我虽然没有明目张胆地用它来直接腐蚀年青一代，但是我的工作方向和工作步骤，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们。平时对年青同志鼓励做研究，写文章，很少在红的方面要求他们。无意中是在引导他们走白专道路。
+
+　　我担任系主任工作，负责培养社会主义的干部，如果自己不红，就无法教育���生红，所以说教育者必先教育自己，确是至理名言。今天培养出来的人才，是要为人民服务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如果我们培养的学生没有政治和灵魂，必然不能诚实于无产阶级的专业，这便会造成社会的极大的浪费；而且会给社会带来灾难。
+
+　　就我个人来说，脱离政治去搞业务，是走不通的路。不红不可能专，稍专而不红，危险很大。认真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钻研业务，对人民更为有利，先专后红的想法，只会迷失政治方向，津津乐道于个人的名利，为社会所遗弃。
+
+## 二、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问题
+
+　　总结起来，我的政治立场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党的看法从雇佣观点出发；二是安心走白专的道路，严重脱离政治。从雇佣观点出发，必然不注意到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因而保存旧的思想体系，习惯于从资产阶级的立场来看问题，和党产生一定的距离。今天认识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欲为社会主义服务，必须通过自我改造，“兴无灭资”，才能真正树立起主人翁态度，才能把整个身心贡献给社会主义事业。
+
+　　至于我的白专方向，为科学而科学，脱离政治，安于落后，先专后红，“专”为红创造条件，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腐朽名利观点，亦正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为青年们树立起很恶劣的标帜。由于我不以政治为统帅，不以政治为灵魂，因而在系务工作中，不会认真地贯彻领导意图。对学生的工作只从个人的责任心来考虑，政治热情不高，产生了“分工”思想，不愿全面负责，对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带来了损失。今天认识到我必须放弃这一条白专的道路，决心改变资产阶级的立场，树立起无产阶级的红旗，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　　本人长期来受资产阶级社会的工作、学习、生活方法的影响，解放以后，没有抓紧政治学习，克服思想上的缺点，因而在作风上还表现着自由散漫，不习惯于有组织、有纪律的生活。由于政治上的落后，在处理系务行政工作的时候，政治原则性不强，满足于一团和气，不勇于负责，怕怨言，怕搞不好关系，不敢督促检查，使基层组织长期瘫痪。自己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的作风，不能贯彻群众路线的方针，尤其在党号召向科学进军的阶段里，最为突出。那时忙于听专家的课，写讲义，跑野外，和系内同志接触很少，处理系务，只听汇报，很少亲自下到群众中去，直接了解情况。由于办事缺乏责任感，遇到困难问题，能拖一个时期再说，不能当机立断，给工作造成很多损失。我在教学方面，不够负责，讲义拖欠得很多，早先写的讲义，材料陈旧，少有改动。对同志们的批评，亦表现不够虚心，不待人家说完话，就用理由来搪塞，给人们一种抗拒批评的印象。由于对学生和年轻干部，只注意他们业务的成长，少关心他们的政治，因而有重才不重德的倾向，特别在郑某的问题上，只看重他的办事才能，不从他的立场和旧社会的习气方面去考察他，平时对他检查不严，使他有机可乘，犯了很多错误，使系蒙受损害。
+
+　　我出身于小商人家庭，青年时代，经济困难，举债求学，受到母亲“光宗耀祖”、“恢复门庭”的教导，使我具有一定的封建思想意识。在教会中学念书的时候，接受了洋化教育。1927年大革命时期，我在反帝反封建的思潮里，思想上有所变化。当时受国民党“革命口号”的迷惑，在1927—1929年，先后替国民党办过党务，终于感到工作无意义，不是青年人的出路，因而放弃党务，努力考取了大学的官费保送。当时在大学里受德国教授们的教导，使我一心想做专家往上爬。从做助教起，一直有追求出国的愿望。我的半生历史，大部时间是为着这个个人目的去奋斗的。我在美国留学的阶段，使我沾染更多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幸而曾遇到几位思想较为进步的美国同学，帮助我具体了解一些美国的阴暗面，使我在回国以后易于逐步解决崇美思想问题。但是单纯技术观点和专家名利思想，还没有彻底清除，加上过去和国民党的关系，未有正确的认识，背着历史的包袱，对共产党采取疑虑、观望的态度，阻碍我的进步。由于政治要求不高，对党有距离，因而产生雇佣观点，安于走白专的道路，许多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亦未获清除，对工作带来损失。今天认识到知识分子只有走社会主义的一条道路，决心割资产阶级的思想尾巴，端正对自己历史的态度，订立红专规划，彻底改造自己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
+## (附)红专规划
+
+　　通过此次整风运动，认识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自觉地彻底进行思想改造，才能符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为欲改变我的错误立场，首先应扫除雇佣观点，在工作中树立起主人翁的态度，并舍弃“白专”道路，克服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决心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争取在二年内转变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
+　　一、诚心诚意接受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
+　　1．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各项运动，自觉地改造思想，努力把自己溶合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里。
+
+　　2．定时学习政治理论，初步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用来正确发挥工作和教学与科学研究方面的能力。
+
+　　3．学习时事政策，联系个人思想实际，特别在具体工作中，尤须贯彻文教政策和有关科学规划的精神。
+
+　　4．坚决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并保证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
+
+　　5．经常向党汇报个人思想情况，遇到重要和困难的事情，事先均请示党组织来决定具体办法。平时在工作中，力争主动，树立起主人翁的态度。
+
+　　二、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来办好社会主义的本系
+
+　　1．努力贯彻领导意图，认真执行本系的发展规划、系的教学计划和学年工作计划。
+
+　　2．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所提出的教学方针，注意学生全面发展，培养他们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和有文化的劳动者。
+
+　　3．依靠群众发挥集体智慧，在工作之先，充分和群众酝酿，工作中接受群众的意见，工作完毕，虚心倾听群众的批评。
+
+　　4．深入群众和基层，亲自动手抓重点，吸取经验，带动全面来改进领导工作。
+
+　　5．在各项工作中，坚持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学的方针，充分发挥本系现有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改进系务工作。
+
+　　6．克服教学中的主观主义，从学生实际出发来改进教学工作；并不断吸取新的科学成就和先进的苏联经验，以提高教学水平。继续加紧教材的编写和改写工作，争取在1959年内全部铅印。
+
+　　7．重视进修员和助教的培养工作，经常注意他们的学习情况、思想情况，并加以督促和检查。
+
+　　8．在培养和使用干部上，切实贯彻执行政治和业务并重的方针。
+
+　　三、努力完成科学院的兼任工作
+
+## 1．积极协助完成中国自然区划委员会的工作。
+
+　　2．遵守一切规章制度，并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努力完成工作任务。
+
+　　3．科学研究工作中，尽力做到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争取在1960年完成某项总报告，并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写出调查手册。
+
+　　4．负责指导地理研究所的研究生，并培养他们的独立工作能力。
+
+　　5．争取继续进行野外工作，累积资料和经验，并逐步掌握世界有关的文献，并不断改进野外工作方法，不断提高必要知识和技术水平，以求在十年内，在这方面，达到国际水平。
+
+　　四、努力克服资产阶级思想作风
+
+　　1．打掉个人主义的名利思想，经常想到把心交给党，把知识交给人民，确实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　　2．参加劳动锻炼，逐步和工农打成一片，树立起正确的劳动观点。
+
+　　3．经常接近群众，走群众路线。
+
+　　4．敢于批评人，勇于接受批评。
+
+　　5．端正对社会工作的态度，积极参加社会工作。
+
+　　6．可办的事情，应立即办完，决不拖延很久。
+
+　　7．争取“九三”以及系内全体同志们的帮助，并要求督促检查本人的规划。
+
+　　 5月18日
+
+　　 来源： 《拔白旗、插红旗： 北京各高校双反运动大字报选》，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8年。

CCRD/1/6/3/000222.txt

@@ -0,0 +1,19 @@
+# 中共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铁民党籍的决议
+
+　　<(张铁民)>
+
+　　张铁民，男，山东平原人，现年四十二岁，文化程度大学肄业，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入伍，一九三八年八月入党，一九三九年二月转正。历任民运股长，政工科长、宣教科长、警卫团副政委，华东军区及山东省人民政府交际处副处长，青岛市军管会交际处处长，青岛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上海干部学校副校长、校长，党委会副书记、书记，一九五七年四月调我院任副院长，党委委员。
+
+　　张铁民虽然入党多年，但是由于他的地主资产阶级本质没有得到改造，存在着严重的个人野心及修正主义观点，因而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他即和党的关系发生距离，一九五二年任青岛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期间，政治上即开始蜕化变质，工作消极，生活上享乐、腐化、个人主义严重，因此，三反中被撤销打虎司令员。当时，本拟给予留党察看处分，后见其检讨尚好，有转变，未予处分。但其本性未改，竟发展到大鸣大放时公开与党对抗，诬蔑中央的鸣放方针，对党委的决议拒不执行，并以装病不上班来要挟组织，和党内右派分子范雨舟、齐铭盘及犯有严重反党错误的蒲怀曾勾结起来，进行反党小集团的活动，从内部向党进攻，对党外右派分子的进攻起了支持和配合的作用。反右斗争后，党委进行整风时，其反党言行被揭发出来后，曾多次进行斗争，并在党委扩大会上和四川省委召开的四级干部整风会议上进一步进行了揭发和批判。其主要反党事实如下：
+
+　　一、抗拒诬蔑中央方针政策：他首先反对重庆市委派来帮助我院工作的刘家栋同志(市委常委、建交部部长)坚持贯彻中央和省、市委抓紧时机大鸣大放的指示，在党委会上蛮横无理地与刘冲突说：“只有你刘部长才是真正的革命，你才能领会中央鸣放精神，我就不能。” “你当过部长，我也当过部长，也带过工作组去帮助工作，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领导。”党委决定停课鸣放，由张铁民向教师交代，张竟拒绝执行党委决定，并装病不上班达一星期左右。在这期间，又散布了一系列的反党谬论。他向院长助理牛富海同志说：“停课我不管，我不负责。刘部长决定的你去找刘部长。”“我们不能这样作，我们不能将纯洁的青年推到敌人那边去。”又向其他党委委员说：“为什么我们要自己制造匈牙利事件。”“青年人是单纯的，脑子一热什么话都能说，什么事都能作。”尤其严重的是市委要党委书记石昌杰同志向张铁民提出警告后，他在一次党委会上竟又继续放毒说：“中央北京吹来一股风，我院不能跟着去赶浪头。逼着共产党员反党是最反动的。”这一系列的言论，其中心思想就是否定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把右派分子向党猖狂的进攻说成是党制造出来的。这不仅是对党的恶毒诬蔑，实质上是企图在阶级斗争紧要关头袒护包庇右派。此外，在反右斗争后，他竟然不同意对毕业生进行政治审查，对人事处干部说：“这些青年娃娃有些什么问题呢?!”这说明他修正主义的系统性和顽固性。
+
+　　二、严重的个人野心，一贯的反对党委和党委书记石昌杰同志，他一来就对石昌杰同志在行政会上所作的介绍极为不满，认为石和他都是同级副院长，为什么石走了，他才负党政工作全责。他对党委集体领导也极不尊重，党委和四人碰头会(党委正、副书记，党员院长，院长助理组成的)常不参加，或中途赌气退席，有时还睡觉。平时工作消极，党委会分给他的工作，他往党委书记身上推，坚持要他作时，他就说用党委的帽子来压他。背后，又向干部说：“石、韩(党委副书记)是挂帅的，我是当将的，”发泄不满情绪。他在负责处理人民来信工作中，对坏分子杨熙麟诬告石昌杰同志在肃反中诬害好人，因而是反革命问题，他不但未及时交党委讨论，相反为杨熙麟捏造的所谓恋爱问题还派院长室秘书主任去调查，以表示对杨的关怀。坏分子余恭礼诬告石昌杰同志打击报复，他又别有用心的压了一个多月才交给党委。
+
+　　三、他与齐铭盘、范雨舟，蒲怀曾四人由于气味相投，逐步的结成了一个反党小集团，张铁民是首脑。如范、蒲闹个人情绪，要求调动工作，石昌杰同志不甚同意，张就背后进行拉拢讨好，向蒲说：“沙坪坝这个鬼地方，蚊子有几十种，有机会到部里(中建部)替你反映。”答应范在党委会上支持范调动工作。蒲平时对石昌杰同志态度最凶，张说蒲虽有些急燥，但精神是好的，今后，党委应发扬这种精神，拉蒲反石。有的党委委员说齐的缺点，他就替齐开脱，说这是石昌杰同志的缺点。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们常一唱一合，与党委唱对台戏，使党委会常陷于僵局，分裂与破坏党的团结。
+
+　　四、反右斗争中消极怠工，在不少关键问题上，支持右派意见，与右派分子同流合污。反右斗争中，有些重大会议，他常无故缺席，党委分配给他的斗争任务，很少主动抓，甚或推了不管。并说：“右派言论是资产阶级思想，”“对右派完全认为是敌我矛盾是左倾，完全认为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右倾。会相互转化，”以此来混淆敌我矛盾，并在院务会议上支持右派分子赵长庚一九五七年建筑系不招生的主张，对多数群众的正确意见不加理采，会后还买糖果请赵长庚召开座谈会，会上右派分子指着党员教师骂，煽动师生并系，他却一言不发。更奇怪的是在他罢工期间，他还主动接见学生，说：“供热专业在重庆不能办，我院师资也差。”直接支持了右派分子大闹并系并专业的阴谋活动。
+
+　　上述事实说明，张铁民已经堕落到右派分子的泥坑，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起码的条件，为了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队伍，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根据中央三中全会关于处理党内右派分子的原则，经支部大会及党委会通过，四川省委批准开除张铁民的党籍，行政上撤销其原有一切职务，工资级别从十一级降为十五级。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CCRD/1/6/3/000223.txt

@@ -0,0 +1,31 @@
+# 中共上海市委对右派分子徐亚夫的处理结论
+
+　　<(徐亚夫)>
+
+　　徐亚夫，原名徐焕庭，男，三十七岁。浙江诸暨人，家庭出身伪军官，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八年参加工作，同年十月入党。原任上海市人民法院副院长。
+
+## 一、主要反动言行
+
+　　(一)反对镇反、肃反运动，篡改党的方针政策
+
+　　(1)徐亚夫自一九五四年主持审理镇反案件不久，即提出“打击面太广了”，要防“左”，他主持拟订的“一九五四年第四季度镇反计划”，当时市委政法工委曾予严厉批评，指出是歪曲割裂党的镇反政策，放纵敌人。不久他草拟一九五四年镇反总结中，又将打击范围尽量缩小，庇护敌人，政法工委负责同志再度批评他“屁股坐错了”，但他仍不悔改，特别是一九五六年党中央提出宽一些政策后，他即乘机向党反击，说“当时将我搞的一九五四年镇反总结拿出来就好了”。
+
+　　(2)从根本上否定一九五五年二次大镇反的必要性和成绩。他认为市委政法部门和法院的领导同志贯彻中央指示批判右倾是“说理太少，批评过火”，是“错了”，又说“这是一股劲反右，以致把不是右倾也当作右倾反掉了”。他曾十四次狂妄地攻击中央和市委对敌斗争形势估计有错误，甚至说“现在有两个主观主义，大主观主义是中央，对敌情估计有片面，小主观主义是审判具体案件不实事求是”，来否定一九五五年镇反的必要性。他攻击中央“少杀长判”的方针是“盲目从严”并丑化审判员是“象机器一样，一摇五年、十年”。他还诬蔑中央和市委在一九五五年镇反所控制的捕判数字是“主观盲目”，因而“滥打滥捉”造成肃反“扩大化”，搞得人家“妻离子散了”。
+
+　　(3)在清案中他又别有用心地扩大镇反缺点和冤错案件数字，企图否定一九五五年镇反成绩。他曾故意违背中央和市委一再提出的：检查一九五五年镇反案件必须根据一九五五年政策标准的指示，他主张“案件改判不能依一九五五年运动中过左的情绪”，坚决“要依据今年政策”，拒不执行中央和市委指示。他公开指示清案改判组的同志“清案时要用黄绍竑的眼睛”，对反革命主张“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因此在他掌握的市捕市判检查组改判了六二九个案件，错改错放的有四八五件。
+
+　　(4)反对内部肃反。一九五五年机关肃反开展以后，他就表示反感，说“不要搞得人人自危”。之后他又公开地提出质问“肃反以后那里有新气象”？他对组织对他在肃反，审干运动中审查曾表示极端愤慨，认为党不该采取这种“手段”，他还煽动当时被审查的王容海示意“因你是地下党所以整你”。
+
+　　(二)企图篡改法院专政职能，标榜“防错”
+
+　　(1)他公开主张法院的主要任务是“防错”，不应该“强调从斗争出发”。他将毛主席提出的“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二十四个字的方针，曲解为“前十二个字是公安局的事，后十二个字才是法院的事”。在公安、检察、法院三者之间的关系上他片面地极力强调制约，并经常散布不相信公安部门的言论，说“公安局的材料不可靠，不能全部听信”。他还主张在镇反问题上应该有一个“反对派”能顶得住公安局等谬论。
+
+　　(2)徐的“防错”指导思想在办案当中，是以有利被告论、无罪推定论等一系列的论点为罪犯开脱罪责，庇护和放纵敌人。他把宽一点政策曲解为“坦白不究”“既往不究”，宣扬所谓“朋友论”“分化论”“长期徒刑犯人失望论”等等，将许多罪大恶极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予以放纵了。
+
+## 二、斗争中的态度
+
+　　经多次批判斗争后，作了检讨，表示愿意悔改。
+
+## 三、处理结论
+
+　　开除党籍。撤消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由十一级降为十四级)。

CCRD/1/6/3/000224.txt

@@ -0,0 +1,195 @@
+# 王福庆右派档案材料（一）
+
+## 右派分子处理报告表
+
+　　机关名称：昌邑县夏店乡东高戈庄完小
+
+　　职务：初级教师
+
+　　姓名：王福庆
+
+　　填写机关：中共昌邑县夏店乡党委
+
+　　 1958年5月21日
+
+　　
+
+　　呈批右派分子报告表
+
+　　   部门 职务 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夏店乡东高小学 教员 王福庆 男 24 潍县白子区泊子村    出身 成分 文化 程度 何时参 加工作 何时 入党 何时 入团 参加过何种 民主党派 是否反动 党团员   贫农 学 初师 毕业 1954. - - - -   参加过何种反动组织及军队？历任何职务。 --   在历史上受过何种处分（党内外）原因是什么？ --   家庭亲属是否被斗被镇压判刑，原因是什么？ --   个人简历 8岁到村小读书，1945初小毕业，1948年潍县解放，进入本村高小插班，1949年毕业了，51年考入益都师范，54年秋毕业分配到本县徐家庄任教员至今。   日常 工作 表现 及主 要错 误言 行 日常工作表现： 1.平日工作不负责任，经常不备课，作业批改粗心，所以造成两名学生退学。 2.不遵守工作制度，经常回家误学生功课，上学期有一次回家到星期才回校，当天上午上课差不多都要晚上半小时。 3.和同志们闹不团结，为了建校曾与诸清典打仗。   整风 中的 错误 言行 破坏国际团结和民族团结，说45年苏联出兵东北，打败了日本鬼子，但运走很多机器，现在是否归还，又说：各民主国家互相团结，我觉得中国帮助别国大，别国对中国帮助小，对朝鲜匈牙利问题，中国缺机器还得用粮食去换苏联的机器，这不合理，应该用铁去买，现在豆子、花生都用去换机器，中国人民吃不着豆油，又说：西藏为什么不叫省？是中央不能领导还是他们不听领导？ 又说：中国从苏联买来的马成了宝贝，喂的好，住的好，生活比人都好。   领导小组意见：   县委整风办公室审查意见：   县委批复：划为右派 王福庆 58.3.4.   备注 --   呈报 机关 处理 意见 该人是青年，历史没有问题。但由于资产阶级思想上升，所以对党开始不满，在党整风时就向党进攻，他在斗争表现老实，情节轻微，但是回校后没有表现悔改之意。根据中央处理右派，右派的标准，给予第五类处分，即降级降薪，由原8级降至10级，由原34元降至26.5元。 中国共产党山东省昌邑县夏店乡委员会 1958年5月21日   批准 机关 批示 -- 年 月 日                   
+
+　　处理右派分子报告表
+
+　　   部门 昌邑县夏店乡东高完小 职别 初级教师 级别 八   姓名 原名 王福庆 年龄 24 性别 男 民族 汉 文化程度 初师    现名 王福庆 家庭出身 贫农 本人成分 学   有何特长 - 性质 右派分子   籍贯 原籍 山东省潍县泊子乡泊子村   现籍 同上   何时何地怎样 入伍和参加革 命工作 1954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即参加了教育工作。   重要 社会 关系 父亲王恒度在家务农，自私自利。 丈人系富农，妻二哥以前当过还乡团，解放曾被镇压。 姑是个基督教徒。 其余社会关系没有特殊情况。   重大 历史 问题 --   入伍 或参 加革 命后 主要 表现 1.平日工作不负责任，经常不备课，批改作业粗心，表现了散漫。 2.不听从领导，不接受批评，在徐家庄时曾结伙与领导对抗。 3.不遵守制度，回家经常耽误学生的课。 4.和同仁闹不团结，一学期曾与几个老师打架。 5.计较工资待遇，为评工资曾两次闹过情绪。   斗争 中或 斗争 后的 态度 该是本区斗争最晚的一个，看到狡猾抵赖是不起作用，所以一开始就抢着交代问题，企图蒙混，也避免挨斗，经过大家的一再分析揭发，最后便作了彻底的交代，写了检讨。斗争中表现比较老实，斗争后开始没有特殊表现，但在回校后表现不好，工作不负责任，更谈不到主动，并一度要求不干了，要回家，经过批评才勉强干工作，但仍不主动。                    
+
+## 中共昌邑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右派分子王福庆的处分决定
+
+　　王福庆，男性，现年24岁，家庭出身贫农，个人成分学生，文化程度初师毕业，1954年入伍，原籍潍县泊子村人，现任夏店乡东高戈庄小学初级教员。
+
+　　在整风中的主要错误言论：
+
+　　（1）破坏国际团结和民族团结说：“45年苏联出兵东北打败了日本鬼子，但运走很多机器，现在是否归还？”又说：“各民主国家互相团结，我感到中国帮助别国大，别的国家对中国帮助小，如对匈牙利朝鲜问题。中国缺机器还得用粮食去换苏联的机器，这不合理，现在豆子花生都去换机器了，中国人吃不着油。”又说：“中国从苏联买来的马成了宝贝，喂的好住的好，生活比人都好。”又说：“西藏为什么划为地方，是中央不能领导，还是他们不听领导？”
+
+## 综合上述事实该虽系贫农出身，但由于滋长了严重的个人主义以及自高自大蜕化变质，在这次整风中攻击苏联和挑拨民族团结，但在斗争时较老实的交待了自己的错误言行，表示愿意悔改。回校后又表现不够好，为此根据中央处理右派分子的标准给予降级降薪之处分，由原教师8级34元降为10级26.50元。
+
+　　 中共昌邑县委整风领导小组1958年  月  日
+
+## 主要的右派言行
+
+　　破坏国际团结和民族团结：
+
+　　说：“45年苏联出兵东北打败了日本鬼子，但运走了很多机器，现在是否归还？”又说：“各民主国家互相团结，我感到中国帮助别国大，别的国家对中国的帮助小，如对朝鲜匈牙利问题，中国缺机器还得用粮食去换苏联的机器，这不合理，应该用钱去买，现在豆子花生都去换了机器，中国人吃不到豆油”又说：西藏为什么划为地方不叫省，是中央不能领导，还是他们不听领导，又说：中国从苏联买来的马成了宝贝，喂的好，住的好，生活比人都好。
+
+## 右派分子王福庆低头认罪检讨书
+
+　　我是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我变了质，忘了我家过去受的苦，和党对我的培养，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变成了人民的敌人，借帮助党整风的机会，我便开始了向党进攻，现把我向党进攻的言行及目的分列如下：
+
+　　我说：“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后，运走了中国的一些机器，为什么还不还给中国”
+
+　　“中国对其他的民主国家帮助大，其他的民主国家对中国的帮助少。如：抗美援朝中国以人力物力去支援，匈牙利事件后中国使火车运了大量的玻璃去支援他们”。
+
+　　以前我不相信中国和苏联的团结，中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团结，认为中国和它们团结是吃亏的。目的：反对中苏友好，破坏国际团结，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叫资产阶级上台，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依靠美国。
+
+　　我说：“中国不要使粮食去换苏联的机器，使钱去买最合适，豆子花生都运到苏联去了，我们吃不到豆油和花生了。”
+
+　　我这个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在勤俭建国时期，我不愿吃粗吃稀，便恨我国的粮食政策，所以我便无根据说是粮食运到苏联去了，我们吃不到豆油和花生了。目的：反对我国的粮食政策，破坏中苏友好的贸易关系，来污蔑我国的豆油花生的供应政策，盼望中国再出现自由买卖的市场。
+
+　　我又说：“中国从苏联买来的马成了宝贝，吃的住的比人都好”！
+
+　　我对合作化不满，便说现在农民生活太苦了，是合作化后给带来的。同时自己觉着现在中国过于崇拜苏联，所以我便拿了马人作例，说出了不像人话的话来。目的：污蔑我国合作后人民的生活不好，连苏联的马都不如，污蔑中国人民过于崇拜苏联。
+
+　　我还说：“西藏为什么不划分成省，到底西藏人民难领导还是领导不了。”我这个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认为汉人去帮助少数民族是会吃亏的。目的：污蔑毛主席和破坏我国的民族政策，想叫我国民族走向分裂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
+　　我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都存在着官僚主义下乡检查工作少。”“党在农村宣传不实事求是，现在党群关系疏远了。”“党在农村使用干部不掌握阶级路线使一些地主富农当了会计，使一些流氓当了社干部。”大字报：“县妇联真官僚，下乡工作次数少，使得农村妇女思想糟，愿意嫁给军官和干部，不愿把农村青年找”。“社内因地制宜作的不好，说我社的村干部手拿小尺到坡里去量玉米的间隔”（污蔑的）
+
+　　统购统销合作化后党妨碍了我家的利益，我在工作中因有个人英雄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好好的干工作。三四年了没有提拔我。但是自己从不检查自己的缺点，纠正自己的坏思想，总觉着党不关心我，便对党有意见。我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便无中生有的或找了一些片面的现象便开始了向党进攻。从中央到地方进行了污蔑，攻击了婚姻法和干部政策污蔑了各级党委和毛主席。目的：想叫党群关系破裂散了社，进行单干发展资本主义。
+
+　　我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离婚”：“赵悦尧原先的老婆有了好几个孩子，但他又爱上了王荣敏，便发生了肉体关系，自己心中害了怕，就到家强迫着自己的老婆离了婚。新媳妇生孩子，前妻来闹事，老师们来谈论说他离婚有问题，恰巧叫他听见了，发了他的牛皮气，哼！你们这帮小教员，你们管的啥闲事，我若不把你们来整整，我的气从何处消散。”
+
+　　“试问赵同志，你的事为什么不让人家说，谁说你你就整谁，应该吗？”
+
+　　我还说：“下店区的工资改革不合理是赵悦尧给造成的”
+
+　　我提以上两条的目的：我认为我没有被提拔，我没有入上团是赵悦尧的事，自己不认为自己有缺点。还错误的在心中想：我的入团志愿书区委说是没有了，准成是叫他拿了我的去了。在“离婚”这张大字报里面我还抄选了一些词句，“试问赵同志，你的事为什么不让人家说，谁说你，你就整谁，应该吗？”说这句话的目的是想叫大家吃道，过去他批评我不是为了我的工作是为了我说他。我的心里多恨呀！主要目的：是想臭他一下，打击他一下。
+
+　　我还常在家里在社里、学校里，说“粮食按人定量不够吃的”
+
+　　我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在勤俭建国时期我不愿吃粗吃稀，便对我国的粮食政策有意见，说是不够吃的。目的：是想破坏我国的粮食政策。
+
+　　我还在过年回家时，对我远房的哥哥说：“这次反右派斗争斗出来的右派，多数是青年和青年团员，因为他们提意见多。”
+
+　　我这个该死的右派分子，借帮助党整风的机会，我便发表了很多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恶毒言论来，并且回家还放了这样的一枝毒箭。目的，反对和破坏共产党领导的这次伟大的整风运动。
+
+　　我还说：“潍县泊子区公所养着一只狗，叫社员们给打死了，区干部叫了那个社员去把他好罚，不多日子后区公所又养上了一只，群众对区公所不满。”
+
+　　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但我的心是恨的，我是这样想的，现在的区干部成了地主了。
+
+　　目的想来挑拨党群关系，叫老百姓对党不满。
+
+　　2. 我的一切坏思想产生的根源：
+
+　　1.个人英雄主义瞧不起别人的产生：
+
+　　我没有哥哥也没有弟弟，只有姐妹，在家父母对我爱，凡事我都是占上风，有时我和姐姐或妹妹打起架来父母都是给我挣情理，有好吃的食物都是先给我吃，这样给我养成了至今还未有去掉的坏习惯。
+
+　　2.思想过虑产生的根源：
+
+　　我祖母怕我长大了去参军，从小就教导我说：“千万别听八路的话，咱家就是你自己，你大了娶上媳妇还好顶着咱这个家庭过日子，当了兵，就nn着来家了”我这样天长日久在家住了好几年（高小阶段）不叫我出去开会，我去参加社会活动也不让，这样致使我入了初师学习时仍顾虑，不愿参加自己的先进组织。
+
+　　3.对党不满的产生：
+
+　　51年我从学校来家，我的祖母和父亲对我说：“咱家积攒了好几年的粮食都叫八路购去了，说是还留下一部分是不够吃的。”我没盘问一下到底剩下了多少粮，是不是真不够吃的，也没帮助家里打一下谱和给老的解决一下思想问题，便也随着家里人就一齐说起干部的不好起来了，从此便对党有了不满的思想。
+
+　　54年初师毕业后我在学校里实习是实习的高级课，自以为分配工作定能分到完小担任高级课，可是后来把我分配到本县徐家庄小学，这时我心中也对党不满。在工作中又因个人有自私自利和个人英雄主义，自觉着自己没有缺点感到有两下，在教学上不大出力，后来又调来了谭文林，该人在说话上不在乎，有些放肆，我便和他靠拢在一起，有时不听学校领导的话，使本校工作遭到困难，后来该区领导赵悦尧批评了我，说我不应和谭文林结小团体，不好好的干工作。可是自己不检查自己的缺点，反感到是打击了我，从此我便对他有意见。在学校就更不正经的干工作了，给本校造成了极大的损失，现在检查起来真对不起党。
+
+　　55年领导批评我，没有给我提，这本来是应该的，因我不好好干工作，但在那时自己不认识自己过去犯了错误，认为这又是赵悦尧打击了我，我便对他就更不满，背后有时骂他没有人心眼。
+
+　　肃反后我没有被提拔又没有被批准入团。在过去一阶段我没有很好的干工作，同时我入团的目的也不正确——想着入了团后达到个人的名利丰收，能提拔好多挣钱。团区委是看穿了我这一点的，但是个人又错误的认为这又是赵悦尧给我造成的，从此我不但恨赵悦尧并也对党不满，党不应该光听赵悦尧的话，以后我在工作中的干劲就更小了，认为我这一辈子完了。
+
+　　4.合作化后，粮食受到了限制，我家年年往社里找钱，因我妻领着两个孩子。
+
+　　我父亲六十多了，一年挣不了多少工分，便觉着入社不合算，不如不入好，我家吃了亏是合作化给带来的，因此我对合作化不满。
+
+　　5.我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勤俭建国时期我不爱吃粗吃稀，因此我对粮食政策不满。
+
+　　6.腐朽的资产阶级的产生：
+
+　　我妻家庭出身是富农，我家去后她总是要说，干教学工作没出息，家里占不着光，说他三哥在小于河一年能攒下多少钱，他二哥在浙江窑厂一月能挣多少钱，劝我改行。最重要的是自56年工资改革后，个人资产阶级的思想滋长，因个人条件所限达不到个人要求，因此便对现实生活不满，觉着合作化后我家不合算，按人定量粮食少，自己本人有了资产阶级的思想，觉着无名无利。这样把我家受的苦和党给我家带来的好处不去想了，便丧失了自己原先的立场，变了质成了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在鸣放中我和其他右派分子一齐叫喊，开始了向党进攻。我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便和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龙云）一齐喊出了反对中苏友好，反对我国的民族政策，反对国际团结的恶毒言论来。
+
+　　过去我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不好好的干工作，和教师闹不团结，特别是在徐家庄小学教出来的学生纪律学习都很差，现在检查起来真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
+
+　　今后态度
+
+　　我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现在我深深的体会到我的前途已达到绝境，不看党，不看老师们把我从死路上拉回来，我就完了。大家给我治疗了思想，叫我重新做人。我醒悟来了，我愿重新做人，愿接受大家对我进行的帮助。今后我不管在什么工作岗位上，我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把我自己的一切力量用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上，以好的工作成绩来报答党和老师们对我进行帮助的大恩。
+
+　　 右派分子王福庆1958.3.10
+
+## 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通知书
+
+　　王福庆在1957年整风运动时，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卑鄙目的，趁机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猖狂的进攻和诬蔑。为此，被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几年来，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伟大胜利的影响，党和政府的教育改造工作，由于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人民群众的监督帮助，其真正认识了错误，确实已经改恶从善，在观点立场和言论行动上确实改好了的表现。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处理问题的决定，报请县委批准，给其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
+## 特此通知
+
+　　 昌邑县人民委员会1960年12月8日
+
+　　此件发：
+
+## 原工作单位、现所在改造单位、存档。
+
+## 右派分子材料
+
+　　姓名：王福庆
+
+　　籍贯：潍县泊子镇泊子村  服务学校：昌邑县夏店乡东高戈庄小学
+
+　　目录
+
+　　1.右派分子呈批报告表1份
+
+　　2.斗争记录1份
+
+　　3.坦白书2份
+
+　　4.斗争中表现情况表1份
+
+　　5.检举材料1份
+
+　　6.处理决定  份
+
+　　昌邑县全体小学教师大会秘书处
+
+　　1958.3.12.
+
+## 检讨书
+
+## 右派分子王福庆
+
+　　中共昌邑县委整风nn……nn右派分子王福庆的处分结论
+
+　　该人现年24岁，家庭出身贫农，个人成分学生，自8岁入学，至54年初师毕业，即参加了教育工作至今。
+
+　　一、在整风中的主要反动言论：
+
+　　破坏国际团结和民族团结：说：“45年苏联出兵东北，打败了日本鬼子，但运走了很多机器，现在是否归还。”又说“各民主国家互相团结，我感到中国帮助别国大，别的国家对中国帮助小，如对朝鲜匈牙利问题，中国缺机器还得用粮食去换苏联的机器，这不合理，应该用钱去买，现在豆子花生都去换机器了，中国人吃不着豆油。”又说“西藏为什么划为地方，不划为省，是中央不能领导，还是他们不听领导呢。”还说“中国从苏联买来的马，成了宝贝，喂的好住的好，生活比人都好。”
+
+　　二、在斗争中的表现
+
+　　在斗争中表现比较老实，很快交待了问题，并表示乐意悔改，但是回校后并不是那样，工作不负责任，并一度想不干回家。
+
+　　结论：该人年轻，出身没有问题，由个人资产阶级思想迅速上升，生活工作nn满足个人nn，所以整风中向党发起进攻，当时，在斗争时比较老实，回校后没有表示悔改，上述事实，根据中央处理右派分子的标准给予第五类处分，降级降薪，由8级降至10级，由34元降至26.5元。
+
+　　 中共昌邑县委整风领导小组1958.5.21.
+
+## 档案转递通知单
+
+## （66）文教字第2号
+
+　　潍县文教局：
+
+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1963年12月24日“关于干部退职、退��、死亡以及自动离职、被开除公职、受刑事处分以后档案保管问题的通知”规定，经查原在我县工作的教师王福庆因退职于1961年10月回到你县（市）泊子公社泊子村居住，故将其档案材料转去你处，请查存。
+
+　　 昌邑县人委文教科1966年10月21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CCRD/1/6/3/000225.txt

@@ -0,0 +1,29 @@
+# 中共辽宁省气象局支部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敬党籍的决定
+
+　　<(李敬)>
+
+　　李敬，男，四十四岁，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高中毕业，汉族，山东省平原县五区黄庄村人，一九三九年四月参加工作，一九三九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辽宁省气象局局长兼沈阳中心气象台台长。
+
+　　简历：历任区队长、教员、厂长、省府科长、区长、副县长、县长兼法院院长、东北气象处副处长、省气象局局长。
+
+　　平时表现：在工作中很少对工作上重大问题进行布署，检查、总结，表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在领导作风上独断独行，态度蛮横，家长式的领导，在召开局务会议上不是广泛地进行讨论，而以个人代替集体，对上级不请示不报告。长期利用职权进行打击报复，如不顺他心的干部——张文立、陈光则进行刁难，以致最后排挤走；而对其亲信干部则无原则的提拔重用(如张彬、刘德浩)。违犯党的规定，丧失立场，私自录用人员有十人，其中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及有杀父之仇严重对我不满的分子即有数人、亲属五人。一贯对抗上级领导，目无组织，当上级批评他的工作没搞好时，即散布不满地说：我是个黑局长。当上级检查局的工作时说：省委书记来了也解决不了问题。同时在群众场合公开的说：支部的决定我可以不执行。在历次运动中一贯表现右倾和丧失立场，在镇反中对已被处理的反革命分子表现婉惜的说：这都是上级找到了他们的头上，点着了他们的名，我李敬认为过几年和平了，我们还可以在一起工作。在三反运动中由于右倾被撤消了三反的领导职务。在办公时间曾先后叫几个女同志剪指甲，群众反映极坏。
+
+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要反动言行：）
+
+　　一、在群众鸣放会上煽风点火，挑拨党群关系，如公开煽动地说：“党的整风方针，虽然是‘和风细雨’，我看用暴风骤雨也行”。又说：“对老技术人员和党外人员，我是一贯重视的，而党委强调‘政治可靠’‘历史清楚’，结果把他们调来调去，不信任他们，这不是党的宗派主义是什么?”并说：“原省财委检查总结是宗派主义的排内性和排外性，党的宗派主义有两重性，一是排内性、一是排外性，排内性比排外性更严重”。右派分子周琳说：“使用干部有宗派主义情绪”，而李敬接着说：“这不是存在于一个人、一个单位，而是由来已久”。并说：“我们党内也冷淡，没感情”。在党外人员座谈会上说：“现在社会是不敢说心里话，同志之间不亲热，没人情，总觉得冷冰冰的”。并把党员说成是“特务”、“狗腿子”。平时常说；“政治工作人员起不了好作用，政治工作尽背后嘀嘀咕咕，就知道汇个报，背后‘鼓揪’人，卖狗皮膏药”。
+
+　　二、否认党对科学技术部门的领导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白帽子不能领导业务”。
+
+　　三、攻击肃反运动，否认肃反成绩。说：“搞了一年肃反，占了好几个人，有什么成绩，能说对工作不误吗？”“如实事求是的说，肃反没斗出反革命就不能说成绩是主要的”。常说：“肃反是没事找事，劳民伤财”。煽动肃反被斗分子齐惠民(右派)上告时说：“你有什么意见，你写，只管提，我支持你”。在一次肃反对象座谈会上说：“老齐你冤枉了，这纯粹是唯心主义所造成的”。
+
+　　四、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否认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说：“一九五六年各方面都冒进了，我们的事业计划也冒了。工业、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都冒了”。
+
+　　五、包庇右派分子，破坏反右派斗争，在斗争右派分子大会上，向大家宣布，要注意方式，和风细雨些。并为周琳(右派)策划如何过关。
+
+　　并利用整风领导小组长的职权，包庇了张秉芝、齐惠民过关(已定为右派分子)，并将张彬(右派)吸收到整风办公室。
+
+　　李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揭发后的表现和态度：
+
+　　反右派斗争中虽向领导上承认了错误，但检查不深刻，经多次批判后逐渐有所承认。但在关键问题上推脱责任。但在群众围攻下，才不得不承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在斗争中的态度不老实，听到中央处理右派分子的原则规定后，表示愿意悔改，到劳动中去改造自己。据此，李敬确系党内的右派分子。经过支部党员大会讨论一致通过决定开除党籍。支部全体正式党员十八名，参加会议的正式党员十二名，全体通过(本人也举手表示同意)。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CCRD/1/6/3/000226.txt

@@ -0,0 +1,35 @@
+# 中国共产党监察部党组关于右派分子王翰的处理决定
+
+　　<(王翰)>
+
+　　王翰，原名陈延庆，男，四十六岁，江苏省盐城县梁垛乡人(现划归建湖县)，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春由于上海南市的组织破坏，动摇脱党回家，一九三四年春在上海复旦大为恢复关系。曾任中共湖北省秘书长，中共鄂西北区党委书记，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城工部组长，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前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监察部副部长(七级)、党组副书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八大”代表。
+
+　　王翰是监察部右派反党集团首领，极右分子，他的主要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如下：
+
+　　一、经常散布反党反马列主义的谬论，散布取消阶级斗争的观点。他说三大改造以后，过渡时期就结束了。意思就是阶级斗争就息灭了。他诋毁党所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说“每次运动开始都是反右，以后反左，最后搞不出什么名堂来”。他指责土改时对地主斗争过火，主张温和一些。他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以反对唯成份论为借口，在发展党员时，要吸收所谓有文化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并把一些政治历史未考查清楚的人吸收到党内来。他反对党内思想斗争，诬蔑列宁对托洛茨基等叛徒只讲团结，没有斗争，诬蔑刘少奇同志的“论党内斗争”是“论党内妥协”。他造谣说“马克思规定的一些原则是为了给别人遵守的，马克思自己并不遵守”，“马克思只会写文章，不懂得什么科学”。他还诬蔑“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并散布毛主席这一报告中有“修正主义”。
+
+　　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宣传社会主义制度有阴暗面的荒谬观点。他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说“国务院所属各部门的工作是一塌糊涂，经不起检查”；攻击我国发展国民经济计划不是“冒进”就是“冒退”；认为现在的大学教育和建筑工程都不如解放以前；对黄绍竑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十分赞赏，到处替黄绍竑吹嘘。他为了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经常在干部中宣扬资本主义的厂矿企业经营管理完善和产品优美，美国的托拉斯形式好，他认为苏联改变工业体制，是学习美国的托拉斯形式。他坚持要用美国资产阶级学者杜威的“图书十进分类法”来整理监察机关的档案，反对国家档案局关于整理国家机关档案的规定。
+
+　　三、王翰在监察工作的重大问题上，反对中央和监察部党组的指示和决议，企图贯彻他的反党主张。他认为监察机关与其他业务部门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他坚持监察机关的任务应该是经常地、系统地、前后啣接地检查生产、经济、财务活动，不仅要全面地检查国家计划、财务预算的执行和总结，而且要检查国家计划、财务预算的制定。说只有这样作，才能抓住“有头等意义的大问题，打中要害”。主张“要多搞些头头”，才能解决“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问题，企图把矛头指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他反对监察机关检查案件及处理公民控诉工作，说这些工作是“鸡毛蒜皮，意义不大”。甚至主张对严重违法乱纪分子要“爱人以德”。在监察工作的作法上，他坚决主张“事先监督”，反对中央关于事后检查的指示；坚持监察机关要保留对财经部门行使停止支付权力；反对监察机关依靠各级党政领导进行工作；诬蔑党的群众路线是“抽象的”，监察机关走群众路线不解决问题。在体制问题上，他坚持要搞垂直领导，坚持要有管理各级监察干部的权限；反对中央关于监察部门体制改为双重领导的决定。王翰还一贯以学习业务为幌子，反对加强监察机关的政治思想领导，反对监察干部训练班教政治课，说什么“业务就是政治，没有业务那有政治”。
+
+　　四、王翰为了实现他的一套反党主张，在监察都工作中和右派分子彭达、陈达之等勾结起来，形成以他为首的反党集团。他在工作中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对中央和党组的指示和决议，当面同意，背后反对，经常和党组闹对立，并多次乘党组多数成员不在时，擅自改变党组决定。第六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前后，王翰竟策动他的反党集团分子彭达等大肆活动，反对中央关于监察机关实行双重领导的决定和第六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的决议。这一阴谋未能得逞，他们就在部内外散布流言蜚语，诬蔑第六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没有解决问题。
+
+　　��翰还和他的反党集团分子互相吹捧，经常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破坏党组威信。他们诬蔑党组成员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不懂业务，”“没有常识”，扬言“党组成员中唯有王翰熟悉业务，监察部离开王翰不行”，暗示王翰应该当监察部长，甚至吹嘘王翰应该选为中央委员。
+
+　　王翰还在干部中拉拢一些人，打击一些人，培植亲信，封官许愿，企图扩大他的反党集团，并企图以整调机构和领导分工来控制监察部的全盘工作。
+
+　　五、在日常工作中，王翰一贯目无组织，独断专行。他决定的许多重大问题，既不向党组请示报告，也不倾听下面的意见。当他的反党主张受到抵制或别人的意见不合他的心意时，他就利用各种机会，发牢骚，散布不满情绪，或者刁难打击、辱骂训斥干部。甚至故意制造混乱，拨弄是非，他常常在公文上胡写乱划，挖苦讽刺，定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批语。或者答非所问、张冠李戴。他经常用诡辩的方法来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为他的反党活动进行辩护。如他为了坚持“事先监督”，就说“事先就是事后，事先事后没有绝对区别”。为了坚持实行垂直领导，就说“双重、垂直各有利弊，双重好，还是垂直好，很难说”。他还散布“越抽象就越具体，越具体就越抽象”、“什么都不管，也就什么都管了”、“不解决问题，问题也就解决了”等谬论，以此在干部中制造混乱。
+
+　　王翰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也反映在他的日常生活上。他在生活上极力地追求享受，严重地铺张浪费。
+
+　　六、整风开始，王翰积极煽风点火，篡改党组的整风计划，大肆向党进攻，企图利用整风，搞垮党组，夺取监察部的领导权，以便实现他的一套反党主张。反右派斗争开始，王翰抱着抗拒态度，邓小平同志传达中央的报告他不去听，部里召开的各种反右派斗争会议也极少参加，并积极为党内几个右派分子辩护。当二司批判彭达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时，王翰千方百计地加以包庇。当部整风领导小组确定彭达为右派分子后，王翰立即向彭达通风报信，并订立攻守同盟。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三日党组扩大会议讨论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和布置本部反右派斗争的部署时，王翰竟愤然离开会场，公开宣布以后不参加党组会议，当晚又给党组写信，进行威胁。
+
+　　七、王翰反党反领导是由来已久的。他在上海作地下党工作时，即曾反对过区委的领导同志。一九三九年他在担任鄂西北区党委书记期间，不执行中共中央中原局关于鄂西北准备游击战争，支援鄂中游击战争的指示；又违反党的秘密工作原则，进行党员登记，并把在李宗仁军队工作的许多党员高级干部也进行登记，后来把这些党员登记表连同中央的绝密文件一起失落到国民党特务手中，事后不按照领导同志的指示和同志的建议组织干部撤退，结果使鄂西北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造成重大损失。他在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任副主任时，一直主张和强调军队政治工作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不服从鄂豫区党委的领导，并千方百计的打击工农老干部，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他在中央城工部工作期间，也对领导不满，背地进行诽谤，并诬蔑组织“不把人当人”。一九五一年王翰调到中南监察委员会工作以后，强调国家监察工作的独立性，公开反对前政务院关于各级监委应受同级政法委员会指导的指示，不出席中南政法委员会党组会议。他认为中共中央中南局的工作检查不得，尽是毛病，与他们无法共事，诬蔑李先念同志“无能”，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不称职，并造说中央对李先念同志不信任，才叫李雪峰同志兼任一个副主席。他还把中南行政委员会和中南监委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当成是“要人、要钱、要编制的关系”。
+
+　　王翰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其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的。王翰出身于大地主家庭，长期受到资产阶级的教育。他虽然早就参加了党，但始终对党不忠诚。入党不久，又一度动摇脱党。他一贯追求个人权位，狂妄自大，不服从党的领导，拒绝党的教育和同志们的批评，拒绝进行自我改造。这些情况说明，王翰是一个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他之所以成为右派分子不是偶然的。
+
+　　几个月以来，王翰对自己的反党罪行不老实检讨交代，曾以自杀(未遂)与党对抗。经过多次大小会议斗争以后，才表示低头认罪，写了九份“检讨”和“交代”，但对他的许多严重罪行，仍避重就轻，进行狡辩，企图蒙混过关。
+
+　　根据王翰的上述罪行和斗争中的表现，决定开除其党籍，行政上撤销其一切职务，留用察看，降低原有待遇。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一)》，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1958年。

CCRD/1/6/3/000227.txt

@@ -0,0 +1,71 @@
+# 于俊之右派档案材料（二）
+
+## 右派分子处理报告表
+
+　　机关名称：道昭乡十字路完小
+
+　　职务：初级教员
+
+　　姓名：于俊之
+
+　　填报机关：中共道昭乡委员会
+
+　　1958年5月25日
+
+## 呈批右派分子报告表
+
+　　
+
+　　   部门 职务 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道昭乡 教员 于俊之 男 25 山东省潍县高里乡碑子村    出身 成分 文化 程度 何时参 加工作 何时 入党 何时 入团 参加过何种 民主党派 是否反动 党团员？    中农 学 初师 1955年   1950        参加过何种反动组织及 军队历任何种职务？ --   在历史上受过何种处分 （党内外）原因是什么？ --   家庭亲属是否被斗被镇 压判刑原因是什么？ --   个 人 简 历 1939年至1942年在本村小学上学，1943年至1944年在本区完小学习，1948年在家为农，1949年至1951年在本区完小上学，在同年的7月到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连部任文书，在同年12月回家生产，1952年7月至1955年7月在临朐师范学校上学，1955年参加教育工作到现在。   日常工作表现及主要错误言行 平日常说粮食不够吃的，并说当教师捞不着吃饱。   整风 中的 主要 错误 言行 1.攻击党的领导，否认党对农业生产的领导作用，以煽动群众对党不满，破坏党的领导威信。 2.污蔑国家的粮食政策。 3.污蔑农村大辩论。 4.挑拨中苏友好关系，破坏国际团结，反对中国学习苏联，污蔑苏军。   口领导小组 意见：   县委整风办公室 审查意见：   县委批复：同意划为右派 王国庆58.2.6.   备注 --   
+
+## 2月24日晚  围子区代城关区斗右派记录
+
+## 右派分子于俊芝检讨记录  记录黄照清
+
+　　思想根源：岳父是被管制分子，我很不满意，我当时假积极，岳父对我不敢说，老婆说你好你进步，对我刺激很大，这样我对党就更不满。上学受到反动教育，那时种上根子，家庭对我说长大升官发财，解放后上五、六年级，父亲说升学才能做官。毕业后动员我去参军，我想上学，升官发财，虽然去了，但我不满足了。我向资本主义发展，这样资产阶级思想更牢固了。上学时我假积极，当了干部，黄老师音乐好，我很羡慕，上了岗位听说反了他们的右派，我就更不满。在校我的思想很不好，最后思想检定说我有资产阶级思想我就更不满，我到学校骗取威信，肃反后叫我任四年级我就不满。这些都是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上长了，我的家庭土改时光分到农具，没分到地，当时做买卖，卖酒醋，解放给了二亩地，生活越来越好，土改时是贫农，后来生活好了就成了中农。入了合作社买卖停了，不能再剥削了，阻塞我向地主富农发展，这样使我对共产党更不满。直到今天，还是不满意，反右派时我害怕了，就东打听西打听，王志义老师说反正就好好交待。回家碰到王培孝，我问他，您去听报告反右派还早吗？他说大概还有四个，当时我认为四个是不会有我的，春节时我问弟弟你是怎样交待的，他说有什么说什么，你可能反不着，我说我发表中国崇拜苏联不对，当时觉得我够不上右派。这次来开会，路上弟弟对我说你要好好交待，我以为着人民教师外衣，来时开了家庭会议，以前不和睦，在花销上有些浪费，秋天分到一部分菜和粮，打的谱，半年中我捎20元回，五弟捎40元，父亲在早下关东，养成吃酒习惯，说父亲花销多，打谱后哥哥说到西北买黄西菜种子，我对党不满意，我就过年去了封信，说粮食不够吃的，继续放毒。我和王志义说了要买菜种子，他说没有，东打听西打听，千万别反之我，我对党的仇视，一个是家庭影响，特别是父亲的教育，再一个受到亲戚的影响，老婆对我影响也很大，六岁时开始上学受到反动教育，平日骗取个人威信，由于这几方面影响，使我反党反人民，今下午我避重就轻，企图想蒙混过关，我破坏总路线，平日不敢，这次借党整风我就放出来。
+
+　　我从小受到些反动教育，岳父家是中农成分，国民党时期他任会计，也打人骂人的，所以受管制。岳父不敢对我说别的，老婆平常说你好你进步，有时这样说你好，你进步，争取入党，她是叫我发家升官发财，她来刺激我，使我同情坏分子。父亲对我影响很大，吃酒没钱就借，土改时就划为贫农，土改后生活好了，走上富农的生活，成分没变，平常对我教育如何升官发财，进行剥削。岳父家里虽没说别的，但我同情他，老婆鼓励我叫我能升官发财，我骗取了威信，成了团干部还要骗取入党，愿调动争取校长，由于共产党阻塞这个道路，我就大大的不满。关于黑市我回家于英芝对我没说别的，他叫我好好交待就行了。我确实非常坏，反动，这次我想各方面想找同情者，拉拢王志义老师，他说有什么就交待什么，今年中午自己感觉难过，农■老师王老师同情我叫我吃饭，黑市活动是想蒙混过关，攻击党最终目的，发表言论煽动群众，推翻党的领导，叫资本主义道路复辟，我要低头认罪。
+
+　　我的野心很大，我想向上爬，我没有什么能力，我想继续争取地位，骗取入团，我是假积极，我想争取升官发财，我在团里当了干部，当了班干部，我还不满意，想入党，就假积极，我写入党申请书向上爬，担任校长，这是就老师们能听我说，我在校自高自大，我向上爬最终目的想走上资产阶级享乐腐化。我想骗取领导地位，叫人都看着我，我向上爬我就联络人情n，这根子是很深的，从小受到反动教育，家庭也不管我，所以能发展成今天的右派。
+
+　　通过老师们对我的帮助，又加上在“两种对比大会”上有三个右派分子摘掉了右派帽子，我真正体会到党的伟大，党现在仍然向我伸出温暖的手来，把我拉上泥坑。我认清了，我只有向人民彻底交待低头认罪，才是我的唯一出路。今后我要脱骨换胎重作新人，听从党对我的处理。
+
+　　 右派分子于俊之1956年3月1日
+
+## 补充材料
+
+　　经过我这几天的反复考虑，我又检查出我这次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除以上几个，还有一个主要的，就是：我从六岁上学直到现在，我没受什么大的艰苦。在学校里，我的个人主义思想一天一天滋长，思想当中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追求名利的观点。一心想如何争取长大以后当什么领导、干部多赚钱。就拿我上师范来说，本来我满意升中学，再升高中、大学，将来可以当什么工程师、专家。但由于家庭供备上的困难，才考取了师范。我以为，反正教学也比从事农业好，最低，也赚钱多。多学上一点就好一点。当初师毕业后分配了工作，我这样的坏思想越来越严重。我单纯钻研业务，不问政治，我积极争取入党，这样可以提拔我当校长、领导，或者是高级教员，出于名利观点和资产阶级思想作怪，使我表现了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排挤别人，提高自己，讲nn腐化起来，nn越妨碍了我个人的利益，便表示大大不满，当场就反对。在我师范毕业时，进行思想鉴定同学们给我提出了很多意见：特别是说我存在着个人英雄主义，名利观点，政治性脆弱，当时我虽然接受下来了，但我没有勇气改正，使我把这些肮脏东西带到工作当中去，使我今天堕落成一个丧尽天良的右派分子，满脑子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
+
+　　党把我一手培养长大成人，现在我却来攻击党，我背叛了党，背叛了人民，拿我这次攻击党来说，罪恶是很大的，但我现在完全认识到了自己的罪恶，我要向人民低头认罪，争取党对我的宽大处理，党叫我做什么，我一定牺牲我的一切去完成，我要立功赎罪，重作新人。
+
+　　 右派分子  于俊之  1958年5月4日
+
+## 中共昌邑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右派分子于俊芝的处分决定
+
+　　于俊芝，男性，现年25岁，家庭成分中农，个人成分学生，文化程度初师，原籍山东省潍县高里区碑子村人，1955年毕业，1954年入共青团，工会会员，现在道昭乡十字完小任初级教员，级别：教师级2级。
+
+　　一、在政风中的主要错误言论
+
+　　（1）攻击党的领导，反对五大政治运动，说：“毛主席提出了增产节约，结果增产形成了减产，节约造成浪费，兴修水利造成很大浪费，淹坏了地没有发挥作用。”又说：“共产党的工作是很盲目的，过了时候光检讨，不改正是没有用的，共产党作事情有一定的错误，如土改，统购统销，动员参军，农村大辩论都是侵犯人权的现象，难道党不知道吗？”
+
+　　（2）污蔑国家的粮食政策，说：“潍坊人民消费量不足，但还照数拿了公粮，卖了余粮，群众粮食不足用，地瓜叶子代替粮食来补数，为什么粮食不足还卖余粮呢？”
+
+　　（3）污蔑农村的大辩论，说：“经过大辩论农民生产热情高了，但这是表面现象，因为很大压力，强迫农民白黑劳动，本来360斤粮不够吃的，但不敢说，我感到这样下去会闹乱子。”
+
+　　（4）攻击苏联，破坏中苏友好关系，说：“中国过于崇拜苏联，对斯大林是无原则的崇拜，苏联出兵东北时有抢掠奸淫的坏行为，接受苏联的先进经验有些教条，再者苏联在东北和内蒙古自治区轻率的婚姻和侮辱妇女，中国为什么不给予制裁，却叫他回��国。”
+
+　　该存有极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再加其嫂子在村里被辩论，其岳父是管制犯，其弟弟也是右派分子，因此，对党抱有敌对态度，乘党整风之机，恶毒的向党进攻。
+
+　　二、斗争中的态度：
+
+　　在讲理斗争中狡辩抵赖，态度不老实，经几次讲理斗争后，才低头认罪，交代了问题，表示愿意悔改。
+
+　　三、处理意见
+
+　　开除团籍，降级，降薪，由原教师8级降为10级，26.5元。
+
+　　 中共昌邑县委整风领导小组1956年6月2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CCRD/1/6/3/000228.txt

@@ -0,0 +1,181 @@
+# 于俊之右派档案材料（一）
+
+## 右派分子处理报告表
+
+　　机关名称：道昭乡十字路完小
+
+　　职务：初级教员
+
+　　姓名：于俊之
+
+　　填报机关：中共道昭乡委员会
+
+　　1958年5月25日
+
+## 处理右派分子报告表
+
+　　
+
+　　部门 道昭乡十字芊路完小 职别 初级教员 级别 教员级8级 姓名 原名 于俊之 年龄 26 性别 男 民族 汉 文化 程度 初师毕业 现名 家庭出身 本人成分 学生 有何特长 -- 性质 右派 籍贯 原籍 山东省潍县高里乡碑子村 现籍 -- 何时何地怎样入伍和参加革命工作 1955年在道昭乡十字路完小参加教育工作。 重要社会关系 父亲于名芬农民出身，母亲在家为农，大哥大嫂在家为农，二哥在人民解放军，三哥在人民解放军军械厂，五弟于英之任小学教师，外祖家是贫农，岳父干过伪村会计，解放后被管制。 重大历史问题 自小上学，1951年曾参加人民解放军，同年又复原回家入临朐师范学习，1954年参加教育工作。 入伍或参加革命后主要表现 1.自任教员后工作比较认真负责，但个人的资产阶级野心较大，一心向上爬。 2.自粮食统购统销后，经常反应粮食不够吃的。 斗争中或斗争后的态度 在斗争中态度表现的不很老实，几次的斗争才交待了问题，表示低头认罪，斗争后表现的较老实，自己痛恨自己的罪恶，表示愿意悔改，并在实际中也有了悔改的表现。
+
+　　   部门 道昭乡十字芊路完小 职别 初级教员 级别 教员级8级   姓名 原名 于俊之 年龄26 性别 男 民族 汉 文化 程度 初师毕业   现名   家庭出身   本人成分 学生   有何特长 -- 性质 右派   籍贯 原籍 山东省潍县高里乡碑子村   现籍 --   何时何地怎样入伍和参加革命工作 1955年在道昭乡十字路完小参加教育工作。   重要社会关系 父亲于名芬农民出身，母亲在家为农，大哥大嫂在家为农，二哥在人民解放军，三哥在人民解放军军械厂，五弟于英之任小学教师，外祖家是贫农，岳父干过伪村会计，解放后被管制。   重大历史问题 自小上学，1951年曾参加人民解放军，同年又复原回家入临朐师范学习，1954年参加教育工作。   入伍或参加革命后主要表现 1.自任教员后工作比较认真负责，但个人的资产阶级野心较大，一心向上爬。 2.自粮食统购统销后，经常反应粮食不够吃的。   斗争中或斗争后的态度 在斗争中态度表现的不很老实，几次的斗争才交待了问题，表示低头认罪，斗争后表现的较老实，自己痛恨自己的罪恶，表示愿意悔改，并在实际中也有了悔改的表现。   
+
+　　   部门 道昭乡十字芊路完小 职别 初级教员 级别 教员级8级   姓名 原名 于俊之 年龄 26 性别 男 民族 汉 文化 程度 初师毕业   现名   家庭出身   本人成分 学生   有何特长 -- 性质 右派   籍贯 原籍 山东省潍县高里乡碑子村   现籍 --   何时何地怎样入伍和参加革命工作 1955年在道昭乡十字路完小参加教育工作。   重要社会关系 父亲于名芬农民出身，母亲在家为农，大哥大嫂在家为农，二哥在人民解放军，三哥在人民解放军军械厂，五弟于英之任小学教师，外祖家是贫农，岳父干过伪村会计，解放后被管制。   重大历史问题 自小上学，1951年曾参加人民解放军，同年又复原回家入临朐师范学习，1954年参加教育工作。   入伍或参加革命后主要表现 1.自任教员后工作比较认真负责，但个人的资产阶级野心较大，一心向上爬。 2.自粮食统购统销后，经常反应粮食不够吃的。   斗争中或斗争后的态度 在斗争中态度表现的不很老实，几次的斗争才交待了问题，表示低头认罪，斗争后表现的较老实，自己痛恨自己的罪恶，表示愿意悔改，并在实际中也有了悔改的表现。   
+
+## 呈批右派分子报告表
+
+　　
+
+　　   部门 职务 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道昭乡 教员 于俊之 男 25 山东省潍县高里区碑子村    出身 成分 文化程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入党 何时入团 参加过何种 民主党派 是否反动 党团员？    中农 学 初师 1955年 -- 1950 -- --    参加过何种反动组织及军队历任何种职务？ --   在历史上受过何种处分（党内外）原因是什么？ --   家庭亲属是否被斗被镇压判刑原因是什么？ --   个人简历 1939年至1942年在本村小学上学，1943年至1944年在本区完小学习，1948年在家为农，1949年至1951年在本区完小上学，在同年的7月到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连部任文书，在同年12月回家生产，1952年7月至1955年7月在临朐师范学校上学，1955年参加教育工作到现在。   日常工作表现及主要错误言行 平日常说粮食不够吃的���并说当教师捞不着吃饱。   整风中的主要错误言行 1.攻击党的领导，否认党对农业生产的领导作用，以煽动群众对党不满，破坏党的领导威信。 2.污蔑国家的粮食政策。 3.污蔑农村大辩论。 4.挑拨中苏友好关系，破坏国际团结，反对中国学习苏联，污蔑苏军。   口领导小组意见：--   县委整风办公室审查意见：   县委批复：同意划为右派 王国庆58.2.6.   备注 --                    
+
+　　   呈批机关处理意见 该人家庭在解放后急剧的向富农道路发展，合作化后限制其发展，更加对粮食政策不满，个人又光追求享受，因此对党怀恨在心，借助党整风为名大肆向党进攻，攻击党的领导，否认党对农业生产的领导，煽动群众，破坏党的领导威信；污蔑农村大辩论；污蔑粮食政策；挑拨中苏关系，破坏国际团结，反对中国学习苏联，情节较轻。斗争中态度比较不老实，企图抵赖，斗争后表现的较好，并有悔改的表现，因此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国家薪给人员中的右派分子处理标准给予第五类处分。开除团籍，降职降级。由八级降为十级，每月工资26.5元。 中共道昭乡委员会 1958年5月25日   批准机关批示 中共昌邑县委员会 1958年5月 日   
+
+## 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思想总结
+
+## 姓名：于俊之
+
+## 1959年10月  日
+
+##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学习总结
+
+## 于俊之
+
+　　在未参加这次学习以前，在我的思想上，存有不少的错误认识，看问题不全面，在工作当中没有鼓足更大的干劲，存有右倾情绪。通过这次学习，使我深刻地认识到过去自己的思想认识的错误和存在右倾情绪的危害性，使我进一步澄清了思想，端正了认识，深刻地检查了自己过去的错误的思想认识。
+
+　　（一）摆正思想认识：
+
+　　①过去我片面的认为：在去年的参考书中有一部分课本供应不及时，是印刷科在跃进当中，不如工农业及其他行业跃进的大。
+
+　　②过去我对58年拔白旗认识不明确，不知道其实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曾错误认识是不是人民内部矛盾。
+
+　　③在平日工作当中，有时把备课的时间，占用了早上政治学习的时间，认为政治学习可以抽时间补上，而备不好课就没法教学。
+
+　　④对新的教育方针学习的不深刻，因而对新教育方针的精神实质认识不明确，所以在去年三秋战役中，又偏重劳动忽视了教学，没有真正地做好学习与劳动紧密地结合起来。
+
+　　⑤在学生中某些个别儿童学习成绩差，认为他自己太笨，没有真正地分析他所以成绩差的原因何在。
+
+　　（二）检查批判：
+
+　　以上的认识，是非常错误的，第一，1958年和1959年的大跃进并不是其他部门大跃进，而单单印刷部门跃进不大。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党所领导的一切事业都是千正万确的，伟大的英明的。事实教育了我，在印刷工作中，他们也同样在大跃进。如：报纸刊物增的很大。在去年进行扫盲又要印刷扫盲课本。随着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学生人数大大增加。因而课本的需用量也大大增多。随着大跃进的新形势，各种宣传文件，到处都是。这里一切不都是印刷部门印出来的吗。实在不是印刷不及时，而是印的太多了，这能说是不跃进吗？如果单单从个别化课本在某些地方供应不够及时就认为是跃进不大，那就是看问题太片面。印刷的刊物课本虽然增加那么快，那么多，但需用量太大了。同时随着大跃进的新形势的发展，在教材内容上，就必须进行改编与修补。这就不是和自己想的那么容易，需要经过一定的手续才能完成。这是事实，都充分证明过去我那种认识是极端错误的，片面的。
+
+　　第二，通过温书记，梁部长的报告，及小组座谈讨论使真正明确了，在去年大跃进中所拔掉的白旗，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敌我矛盾。所以说它是敌我矛盾，就因为他的立场、观点是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在大跃进当中，某些极个别的干部都有这种思想，那么就是阻碍了社会主义迅速的发展。在工作当中，就跃不上去，因此未拔掉，未树立无产阶级的观点立场。
+
+　　第三，我在平日工作当中，有时备课侵占了政治学习的时间，认为政治学习拉下可以抽时间补上。这是极端错误的，这是不重视政治学习的表现。和做好一件工作必须做到政治挂帅，必须加强政治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这样，才能按党的方针、政策、路线来积极工作。才不会犯错误，如果不好好学习政治，那怎么能去工作呢？特别是象我是一个犯错误的人。政治水平真是远远落在老师们的后面，就努力学习恐怕还跟不上。如果再不重视政治学习，对自己来说是多大的危险。通过这次学习，我深刻地认识到：政治是人的思想灵魂，没有政治就没有方向，就不会做好工作。
+
+　　第四，新的教育方针的贯彻执行，使教育质量大大地提高，真正地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把学生培养成为多面手，真正做到了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学习与劳动紧密结合。这充分证明了党的新教育方针的正确。可是，由于自己对新教育方针的精神实质认识不足，而偏重一样，同时在劳动中偏重了干活，对儿童进行思想教育不够。这样的思想认识，这样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经过领导上彻底教育，经过这次地学习，使我提高思想。特别是通过这次学习，使我更充分地认识到：如果在工作中干劲只是有右倾情绪的存在，就不能做好工作，就不符合新教育方针的要求。
+
+　　总之，所以我存在这一些错误的思想认识，就是由于平日对政治学习不重视，因而，在工作中的干劲，虽然也鼓起来了，但干劲并不是那么足，干劲不足，就说明自己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情绪，如果不彻底地把右倾情绪反透就不能做好工作，就会犯错误。
+
+　　第五，由于自己右倾情绪的存在，反映在教育儿童上就认为有些个别儿童学习成绩差是太笨了。这是唯心的说法。自己当时并没有主动去想办法采取措施找出所以成绩差的原因在哪里？如何帮助他们提高学习成绩，反而认为学生太笨。这也是对工作不细心不负责任的表现。学生学习好的起决定性作用是在于教育。很明显，二年级比一年级高，六年级比五年级成绩高，中学生就比小学生成绩高。就是因为受教育的时间多，成绩也就大。这就充分证明了对学生应细心地教育，根据儿童的心理，采取措施进行教育。而要想把学生教育好，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那就必须克服右倾思想，鼓足更大的干劲，力争最上游才行。
+
+　　（三）今后的态度：
+
+　　通过这次对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学习，使我提高了认识，澄清了思想，从思想上来认识到和肯定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特别今天上午又通过参观了多处工厂，事实摆在面前，工、农业发展是多么样的快！1958年全面大跃进，1959年在1959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出现了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随着新形势的发展，全国人民都掀起了学习八届八中全会内容的热潮，在党的英明领导下，高举总路线的红旗，高举大跃进的红旗，反透右倾，鼓足干劲力争最上游。我同样要跃上去。在此，我表示我今后的态度。
+
+　　①坚决拥护党的领导，拥护党的一切方针政策、路线，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做好党交给的一切工作。
+
+　　②彻底检查批判个人的右倾思想，把右倾情绪反透，鼓足干劲力争最上游，坚决把班级工作作好，完成教学任务。
+
+　　③平日重视政治时事学习，除了保证上级规定的政治学习时间以外，要抽空学习报纸，加强时事政策学习，武装政治头脑，提高政治思想水平。争取在半年内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战士。
+
+　　④认真备课深入教材，提高教学质量，使所任班级消灭不及格现象，争取4分，5分，达到满意为止。
+
+　　⑤积极参加劳动，特别是参加公益劳动，树立在实际的劳动中锻练改造自己。树立长期的改造思想。
+
+## 小组意见
+
+　　能将鸣放彻底发表的一些模糊言论，深刻地加以批判，同时，并能把未鸣放的模糊认识问题检查出来。
+
+　　 组长  范增生副组长  王重章1959年10月10日
+
+## 右派分子于俊芝检讨书
+
+　　在这次整风中，我放了很多的毒，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恶毒进攻，现在把我的反动言行全部交待出来，向人民低头认罪。
+
+　　一、反动论点：
+
+　　1.攻进党的政策，攻击党的领导：
+
+　　①在小组鸣放中我说“毛主席提出的增产节约，现在的增产形成了减产，节约造成浪费。”我并举出例子说：“在兴修水利当中就有些浪费现象，原在大圩河浇地时就是这样，高的地浇不着，洼的地方浇涝了。”我又说：在打井时，有些井没用着，这也造成了浪费现象。我放这些毒的思想根源是因为在1952年，上级领导农民在大圩河坝河浇地，河坝就修在我家的地上，由于当时损害了我家的个人利益，所以我对党不满。
+
+　　当时我说“增产形成了减产”放这样毒的思想根源是今年秋天，我们农业社减产，我家用菜顶了一部���粮，妨碍了我家的个人利益，所以我对党不满。我认识到增产节约是千正万确的。我发表这样的言论是睁着眼说瞎话，我的本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的话，目的企图来攻击党的政策，来维护我个人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利益，来藉助党整风出出我的毒气。
+
+　　②在小组鸣放中我说：“潍北的粮食不够吃的。”又说：“我们社，今秋用菜顶了一部分粮，这不合理。”这也是睁着眼说瞎话。事实粮食够吃的，我放这样毒的思想根源是因为我们社今秋减产，我家少分了一部分口粮，又用菜顶了极少的部分口粮，损害到了个人利益而对党不满，我说这些话的目的是破坏统购统销，企图是使部分落后的群众，引起对党的统购统销不满，使政府多发下一部分粮食使我们有吃着的，有看着的，过上腐朽的富农、地主生活，享乐腐化。
+
+　　③在小组鸣放中我说：“农村的大辩论，没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形成了强迫农民劳动。”我完全是污蔑，大辩论提高了每个人的社会主义觉悟，辨明了是非，在自觉的情况下变冬闲为冬忙，而我却诬蔑是强迫的。我放这毒的思想根源：在农村大辩论时，我大嫂因常偷庄稼而被辩论，所以我对党不满，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放出这样的毒，目的是歪曲大辩论意义，企图破坏诬蔑大辩论的成绩，这就是攻击党的政策。
+
+　　④在小组鸣放中我说：“总路线有毛病，应该把轻工业提的突出一点才行。”我这是有意识的破坏，我知道总路线是照耀广大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灯塔，我不乐意走社会主义，因为我的思想根源是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我的本质是向资本主义道路发展，我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所以我放出这样的毒，目的是破坏总路线，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企图多造一些轻工业产品，以满足我资产阶级享乐腐化的野心。
+
+　　⑤在小组鸣放当中我说：党做事有一定的错误，例如在动参和农村大辩论当中，有些干部犯了错误，政府只是调动一下就算了，我这完全是诬蔑，我放这样毒的思想根源是：在51年春动参时，因为我当时考上了中学，我不乐意去参军，妨碍了我升学的利益，更加上我贪生怕死，所以我对参军不满，当然在大辩论中我也不满，这因大嫂被辩论。我发出这样的反动言论，目的企图诬蔑党的领导和政策，破坏党的领导，否认了动参和大辩论的成绩。
+
+　　2.挑拨中苏友好关系，诬蔑苏联：
+
+　　①我在小组鸣放中说：“中国对苏联和斯大林过于崇拜。”又说：“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形成了教条。”我并举出例子说“斯大林的错误，在他未逝世以前，中国没有批判的错误，为什么逝世以后批判呢？”“五级记分法和五年一贯制在中国的现阶段是不适合的，应该在中国完全用拼音字母的时候才适合，手工劳动和写字教材现阶段也不适合，这就是教条的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我这是睁着眼说瞎话。
+
+　　②在小组鸣放中我又说：“我村有一位东北回家的（他的儿子叫于崇学）他曾说：‘苏联出兵东北时，有的士兵强奸中国的妇女。’”我又说：“有一次我从临朐师范放伏假回家，从大圩河下火车，一块下车的有小河村（距我村一里地）的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领着一个小孩，她和我一块走，路上闲谈起来，她说她从内蒙古来，她说那里有苏联人，苏联的男女关系上和中国的风俗不同，大白天也发生关系，有些低级。她又说苏联的男人好喝酒，有一个苏联人，喝醉了酒杀了一个中国人，就回国了，也没处分他。我用这些不实际的话来放毒用意系诬蔑苏联，企图破碎中苏友好关系，我的思想根源由于我对党不满。反对共产党，而苏联帮助中国是大公无私的，攻击了苏联，破坏了中苏友好，也就是攻击了党。
+
+　　二、最根本的思想根源和本质：
+
+　　1.在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期，我在小学上学那时，受到的反动教育是好好上学，将来升官发财，而家长也对我进行这些的教育说什么：“不受苦中苦难得人上人”这是我光想升官发财的剥削生活的思想扎下了根。我平日很羡慕腐化生活，平日表现了个人主义自私自利，一旦别人损害了我的个人利益，我便表现了反对、不满。
+
+　　2.我家以前做个黄酒和醋，过着半商半农的剥削生活，土地改革我家分得了农具，生活又大大提高，买卖也很好，余粮多了，钱也多了，便又买上了二亩地。从土改以后，我家渐渐向中农、富裕中农生活发展，进一步向地主、富农发展，这种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大大地适合了我的资产阶级野心，可是在1951年我家买卖停止了，后来又加入了合作社，这完全堵塞了我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我对党大大不满，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平日我没有机会，这次整风是我放毒的机会，所以才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毒素一块放出来。
+
+　　3.社会关系和环境对我的影响。
+
+　　①我的外祖母家和姐夫家是贫农，大哥从小为农，现在仍然为农，二哥参加了解放军二十多年，三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部工作，五弟教学（现被打为右派）这些影响我都不大，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父亲的大吃大喝的享乐腐化生活和商人习气，对我教育很深，使我也种上了资本主义的毒素，光想升官发财，享乐腐化。另外我岳父是中农成分，但我岳父干过村里的伪会计，曾受过管制。当时由于我是个团员（当然是假积极）岳父对我当然不敢说不好，光说好听的。同时我也不愿到他家去，感到给我丢名誉。可是终究是一门亲戚，我不由的对他表示了同情，对党抱不满情绪，又加上我老婆有时讽刺我说：“你好，你进步。”这也是我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
+
+　　②当我在临朐师范上学时，学校里有些特务老师象徐露、徐可、纪正金、黄建中，他们平时每人都有一套才能，同学们羡慕他，我更羡慕他们。因为我平日不重视政治学习，存在着单纯的技术观点，当我在工作岗位上，听说反他们是特务，我对他们感到有些可惜，感到压了他们的才能，所以我也埋怨党。
+
+　　由于以上的老根子，使我资本主义思想越来越严重，再加上我平日生活腐化，不重视政治，而使我蜕化变质，堕落成一个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腐朽的右派分子，我满脑子充满了资产阶级思想。
+
+　　三、我这次放毒的目的和企图：
+
+　　我的资本主义野心很大，特别是我的升学发财思想极为严重。我这次放毒的目的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企图煽动一部分落后群众对党不满，破坏党的政策，企图走社会主义道路，使我过上享乐腐化的资本主义的地主富农生活，另一方面我平日假积极，骗取了团干部和优秀教师的地位，进一步想入党企图当校长党领导来实现我升官发财的野心。
+
+　　四、我的黑市活动：
+
+　　春节以后，我见到李圣聪老师和王泽义老师又放毒说：“今年五更里我家去了一个要饭的。”又说：“我家要买一部分菜。”说这些话的目的企图，一方面想来打掩护，怕反着我成为右派，来证明在鸣放中所说的“潍北粮食不够吃的”是正确的，叫这些积极分子同情我，也许反不着我的右派。我这些黑市活动更加重了我的罪恶，证明了我的愚蠢。
+
+　　现在我认清了只有向人民低头认罪才是我唯一的出路，今后我要脱骨换胎，重作新人听从党对我的处理。
+
+　　 右派分子  于俊之1958年3月1日
+
+## 主要的右派言行
+
+　　1.攻击党的领导，否认党对农业生产的领导作用，以煽动群众对党不满，破坏党的领导威信。他说“毛主席提出节约增产，结果增产形成了减产，节约造成浪费，兴修水利造成很大浪费，淹坏了地没发挥作用。”又说“政府的工作是很盲目的，过了时候光检讨不改正，是没有用的。”共产党做事情有一定的错误。如土改、统购统销、动员参军、农村大辩论都有侵犯人权的现象，难道党不知道吗？
+
+　　2.污蔑国家的粮食政策，他说：“潍北人民消费量不足，但还照数纳了公粮，卖了余粮，群众粮食不够用地瓜叶子代替粮食来补数，为什么粮食不足还卖余粮呢？”
+
+　　3.污蔑农村大辩论说：经过大辩论农民生产热情高了，但这是表面现象，因为有很大压力，强迫农民白黑劳动，本来360斤粮不够吃的，但不敢说，我感觉这样下去会闹乱子。
+
+　　4.挑拨中苏友好关系，破坏国际团结，反对中国学习苏联，污蔑苏联说：“中国过去崇拜苏联，对斯大林是无原则的崇拜，苏军出兵东北时抢掠奸淫的坏行为，这些都不应该的，接受苏联的先进经验，有时教条，再者苏联在东北和内蒙轻率的婚姻和侮辱妇女，中国为什么不给予制裁却叫他回了国”又说：“在学习苏联时有教条主义如五年一贯制，五级记分法……有很多不符合中国的情况。”
+
+## 中共昌邑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右派分子于俊芝的处分决定
+
+　　于俊芝，男，现年25岁，家庭出身中农，个人成分学生，文化程度初师，原籍山东省潍县高里区碑子村人，1955年入伍，1950年入共青团，工会会员。现在道昭乡十字路完小任教师员，级别：教师级8级。
+
+　　一、在整风中的主要错误言论：
+
+　　1.攻击党的领导，反对五大政治运动，他说：“毛主席提出增产节约，结果增产形成了减产，节约造成浪费。兴修水利造成很大浪费，淹坏了地没有发挥作用。”又说：“共产党的工作是很盲目的，过了时候光检讨，不改正是没有用的。共产党作事情有一定的错误，如土改、统购统销、动员参军、农村大辩论都是侵犯人权的现象，难道党不知道吗？”
+
+　　2.污蔑国家的粮食政策，他说：“潍北人民销费量不足，但还照数拿了公粮，卖了余粮，群众粮食不足用，地瓜叶子代替粮食来补数，为什么粮食不足还卖余粮呢？”
+
+　　3.污蔑农村的大辩论说：“经过大辩论农民生产热情高了，但这是表面现象。因为很大压力，强迫农民白黑劳动，本来360斤粮不够吃的，但不敢说，我感到这样下去会闹乱子。”
+
+　　4.攻击苏联，破坏中苏友好关系，他说：“中国过于崇拜苏联，对斯大林是无原则的崇拜，苏联出兵东北时有抢掠奸淫的坏行为。接受苏联的先进经验有些教条。再者苏联在东北和内蒙古自治区轻率的婚姻和侮辱妇女，中国为什么不给予制裁，都叫他回国了。”
+
+　　该存有极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再加其嫂子在村里被辩论，其岳父是管制犯（其弟弟也是右派分子）因此，对党抱有敌对态度，乘党整风之机，恶毒的向党进攻。
+
+　　二、斗争中的态度：
+
+　　在讲理斗争中狡辩抵赖，态度不老实，经几次讲理斗争后，才低头认罪，交代了问题，表示愿意悔改。
+
+　　三、处理意见：
+
+　　开除团籍，降级、降薪：由原教师级八级降为十级，26.5元。
+
+　　 中共昌邑县委整风领导小组1958年6月2日庞建五 李培衡 郎平信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CCRD/1/6/3/000229.txt

@@ -0,0 +1,539 @@
+# 李万铎在反右运动中的检查和摘帽通知
+
+## 关于我的右派思想的检查
+
+## 1958、5、26
+
+　　五月二十三日我在全体干部会上作了一次口头检查，二十五日晚上又经农水单位全体同志的帮助，现将我初步认识作一书面交代。
+
+　　自从一九五六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修正主义思潮以来，在我的思想中是受到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断断续续说过许多丧失立场、不利于革命事业的话。
+
+## (一)错误所在
+
+　　一、对于合作化的问题的错误看法：
+
+　　我在一九五五年在莲塘推广站时由于工作的关系，片面了解一些农业社的财务账目混乱或不健全，因此就考虑到把合作社巩固下去是不容易的，五五年冬提出实现合作化的时候(我在韶关参加肃反)我就从农民觉悟是否赶得上这些问题上出发考虑这样是否太快(是跟个别同志说的)，然而事实证明现在已经化了起来，这就证明我的右倾保守思想是严重错误的。五七年夏，我一度出差到连南去，听说三排的农业社是各队自负盈亏的，因此就联想到像莲塘这么大的社(当时已一千多户)，既然村与村之间有意见，按照各队自负盈亏的办法不就解决了吗?这种想法到去年参加社会主义大辩论时才知道是十分错误的。因为这种做法是排斥贫困的做法(少数民族地区有它的特点)，其结果必然是助长资本主义思想，出现两极分化，使农民走回头路。
+
+　　二、对匈牙利事件的错误看法：
+
+　　开始的时候觉得很突然，在讨论(或闲谈)这个问题时我说过“这主要原因是拉科西的官僚主义造成的，否则不会有那么多的工人跟着反革命分子走”，我的这种说法正合了铁托的口气，模糊了帝国主义的阴谋策划和处心积虑的颠覆活动，给同志们予有害的影响，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开脱罪名和张目。这样的看法是直到党中央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一文及听了许多次报告后才认识的，然而我已经犯了错误，引起了不良的影响。
+
+　　三、对工农生活的差异的错误看法：
+
+　　刘少奇同志说工人和农民的物质生活是差异不大的(大意如此，听传达的)，并说原因之一是城市工人或干部回乡时夸张了自己的生活。我在讨论中说“我是在城市和农村自己体会到农民生活不如工人，不是听人夸张的”。认为刘少奇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讲话不能说服人。以后又看了谭震林同志的报告，里边有典型调查的事例(不能说“可能是事实”二十三日那天的检讨中口急说错了，当即纠正)，但我认为收入中，工人的收入是一人的，农民的收入是全家的，这点没有说明，认为如果工人全家有收入的话是会比农民好的。我还补充说“工人一个月有几十块钱，农民一个劳动日只有六、七角钱”，我的这种说法是十分错误的，我既没有调查又没有研究，对谭震林同志的报告中的工农收入是个人的还是全家的不确切，就标新立异信口开河，其后果是散布对领导人不信任情绪，破坏党的团结，同时挑拨了工农的关系，散布党对工农之间厚此薄彼，破坏了我们革命事业中相依为命的工农联盟基础。
+
+　　四、对粮食问题的错误看法：
+
+　　去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结合搞粮油猪三包干，因此对粮食问题有所接触，由于我的右倾思想严重，因此一与粮食问题接触便又发生错误的看法，乳源县大布乡56跨57年是统销60万斤，57跨58年则要求尽量自给，但县里给了13万斤统销指标，我自己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有时认为全部上缴吧；有时又认为既然县委分配下来了就照样分配下去，(最后是全部缴回，没有分配下去)之所以动摇是从这一错误观点出发：认为机关干部每人每月26斤大米尚且有人喊不够(事实上够，我自己在机关工作就够，出差时吃些客饭就更够)，当地农民每人平均300斤谷怎么够吃?(我驻的水联社是343斤)因此贯彻政策时口硬心软，任务虽然压了下去，但担心58年2月便会有社员缺粮，事情不好办。我向基层党委谈过我的看法认为增产是没有怀疑的，出口没有增加也是没有怀疑的，其所以紧一些是：1、五千万亩粮田复种棉花。2、政府必须掌握800亿斤。我估计是过去统购数大统销数也大而今年则压缩了统购也压缩统销造成的。我的这种看法是主观臆测的，同情了富裕农民的叫嚣，在思想上产生动摇，夸大了粮食问题的严重性，并把这一思想感染别人，而对粮食认为紧也是没有根据的，只是从机关干部由月供30斤改供26斤上看(26斤既够则又何必30斤)，这是对国家正确的粮食政策的怀疑和歪曲。
+
+　　五、对苏联的一些错误的看法：
+
+　　我对苏联的看法在一些问题上是违反中央精神的。例如苏联专家不辞劳苦地帮助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央经常对他们表示感谢。但我却因苏联专家住在我们楼上而派有军警在楼下站岗而不满；听说交际科为苏联专家特别举行舞会也不满；听说苏联专家否定我国林孔湘教授的柑橘黄龙病研究(林已为右派分子)认为是瞧不起中国专家而不满。
+
+　　对苏联与东欧民主国家的关系也是有错误的。如苏联应当时波兰总统贝鲁特的请求委派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去波兰任国防部长就不以为然；对于苏波贸易我从苏波会谈公报中提到的波兰对苏所负债务作为弥补过去苏波贸易中波方因比价的损失而取消；铁托在演说中说到匈牙利的领导问题，苏联同意撤换拉科西但要保留格罗，我都认为是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因此认为苏联这样做是“大国主义”，并因此认为斯大林在“三分非马列主义”中的错误是严重的。我在这方面的错误是受了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同时思想中存在着与国际主义不相容的狭隘的民族主义。
+
+　　六、对肃反问题的错误看法：
+
+　　在肃反中我曾将同志们的昂扬斗志说成是方法简单，并说呼口号没有多大作用。参加地委复查小组工作后，又认为许多轻案重办或把一般刑事当成反革命处理，说有些同志法制观念很差，我复查的案件中50％要减轻处分；从5％左右的标准衡量我又认为农水处的肃反面过宽了；对从宽处理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蔡△△不是叫他规规矩矩工作将功赎罪而是要他安心工作不要记着肃反的事情，于是蔡向他的妻子说我“有人情味”，我于是受了反革命分子的表扬和赏识，是一个可耻的人。以上是我同情反革命分子、严重丧失立场的具体表现。
+
+　　七、对技术改革的错误看法：
+
+　　对农业技术改革我存在严重的右倾保守思想，我曾经认为每亩万斤肥是做不到的，但是去年我自己驻在的农业社的积肥数就证明了我的看法的错误；对于推广三角植我又认为麻烦，其作用与小科密植差不了多少；今春从化县提出要种五亩万斤稻，我认为是做不到的；对于我自己负责的植保工作跃进计划，如果不是地委提出，我是决不敢提在今年内彻底消灭五种病虫害，而直至最近我还是信心不强，认为消灭五种病虫灾害或有可能，而彻底消灭五种病虫害我就不敢想象了。我的这些右倾保守思想已经成了大跃进的障碍。
+
+　　八、对于反右派的错误看法和错误言论：
+
+　　对于反右派斗争，我初以为“小鱼翻不起大浪”无须小题大做的，因此人民日报发表两篇社论时我便认为会影响鸣放；学生送戏票给罗翼群去看戏受教育我认为没有作用反而会增加罗的反感；右派猖狂向党进攻的许多荒谬言论在我思想上都引起共鸣。例如右派谈职权问题我就认为是事实，谭△△副厅长在农业厅就是管不了事的；右派分子要党拆墙填沟，我认为对，因为90％的墙是我们党员筑起来的；右派说反党不是反人民，我认为有道理，政党和国家不能混为一谈；右派说杀共产党，我认为假如不为人民服务的话当然可杀；右派分子要搞平反委员会，我又认为有好处，让各民主党派参与其事便不至怀疑共产党冤枉了好人。所有这些都说明我的思想很成问题，与右派站在同一立场，帮助右派向党进攻。虽然这些看法都是在学习讨论时表达的，但其后果与右派的发表演说谈话同样起了纵火的作用。
+
+　　九、对领导不满的错误：
+
+　　对党委抽调技术干部做其它工作认为打乱了业务部门的计划，特别是有些领导带队下乡去后，自己就回城了，在大字报里使用了“唆狗进簕蓬”这样的句子，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形容得如此可怕；晚上看戏回来大门上了锁就说“盗贼没锁到是锁了同志们的”；与人谈起张△△副处长的领导时认为他“文化水平低不要要求太高”。
+
+## (二)我对自己错误的认识
+
+　　检查之后看看自己说过的话和有过的思想错误实在是严重的，不是对某一问题的错误，而是在很多方面对党的精神的违背，表现得最突出的是关于肃反、反右派、对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对匈牙利事件、工农生活的比较等五个方面。中央说有反必肃，我却用5％左右的标准去衡量农水处的肃反，因此认为打击面太宽，对一些虽然不是5％以内的人而在运动中受到审查一事有不正确的理解。对释放的反革命分子蔡△△不是严词以对反用好言好语，这就是丧失气节，难道我们做了亏心事吗?对另一个反革命释放犯的复��用“并悉你提前释放仅此志喜”是完全丧失立场的表现，完全没有敌我观念。右派攻击党的言论是谁都看得出来的，但我却偏偏觉得有道理。其所以如此是思想上与右派有共同的地方，从相同的角度上看问题；人家说杀共产党员我居然不以为意，这就很难想象是一个共产党员了；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我却感到偏激会影响鸣放，学生送票给罗翼群我为之气忿，综合起来看是怕反革命不敢攻击我们，这除了丧失立场，是找不到其它任何解释的。对苏联和匈牙利事件除了受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和过分相信铁托的演说外，同时也是立场问题，把苏波贸易上的工作缺点看作是大国主义，对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任波兰的国防部长一事不是从苏联国际主义好心肠出发去看，而认为总之今天要把他召回苏联就不光彩。我这是反动的中间思想使然。在工农生活对比上主要表现对党中央领导人的不信任，强调自己的独立思考。对单位的个别领导我主要是有偏激情绪和夜郎自大以致无组织无纪律。对合作化和农业技术改革主要是右倾保守思想，思想没有解放，只从现有的技术水平去衡量，认为有很多自然因子还不是我们目前的科学水平所能解决的，另方面就是不相信群众，没有能够估计到群众发动起来的力量是能够解决很多困难的，因此我就变成了前进中的绊脚石。总的来看我的错误的性质是立场问题，虽然有些是思想上的，但归根究底是立场问题，因为首先有着不正确的立场，以致在看问题时产生片面主观的看法，误解了独立思考的意义。
+
+　　我的家乡是一个封建色彩很浓厚、受资本主义影响也很深的地方(家家都种田和经商南洋)，我的家庭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从曾祖父起就发奋读书，以后又经商南洋，在抗战以前是个小康之家，抗战中破产了。祖父在南洋年轻时参加过反满的组织，一向拥护国民党，父亲是个知识分子，经过商，做过小职员，以后是教书，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组织，一向清高自许，向往中间路线，受过李伯球的一些影响，抗战后期开始对“国民政府”不满，言论愤激是口头革命派，对我有很深的影响。我从家庭中接受了一些中庸思想和正统观念，我的学校教育基本是在旧社会度过的，接受资产阶级思想的熏陶。思想发育较早，还在不很适合的年龄就涉猎了一些社会科学的书籍，脑子里装上各式人生观，沾染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习气。因此先入之见害人，参加革命甚至参加了党以后还没有放弃小资产阶级那反动的一面，坚持从“中间立场”上看问题，结果就从这不存在的“中间立场”掉到反动立场上去了，同情右派对自己的党进行叛逆。
+
+　　思想演变过程大致就这样，错误是一系列的右派言论，辜负了党的教育。我参党时，介绍人曾严厉地指出我思想中的这一阴影(中间路线的影响)，但我没有正视它，因此在阶级斗争中一有风吹草动便经不起考验，向敌人缴械投降。这是惨痛的教训。如果党组织对我进行严格的审查后考虑到我还不是立心向党进攻的话，那么，我诚恳地请求让我留在党内改造。
+
+## 关于我的错误的第二次书面检讨
+
+## 1958、5、27
+
+　　由于我的立场上的错误，因此在很多问题上都产生了错误的看法，这是很自然的，除了昨天的检讨外现作如下补充：
+
+## (一)匈牙利事件的错误看法
+
+　　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虽然天天看报，但对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都不得要领。但自从纳吉宣布退出华沙条约保持中立(10月31日)事情就已经很明显，但我还看不清纳吉的嘴脸，认为当时兵荒马乱风云多变的情况，纳吉也许被反革命所挟持(已有各种党派参加了他的政府，苏军又已撤出布达佩斯)，直到11月4日卡达尔和明尼赫等四人宣布退出纳吉政府另行组织工农革命政府，特别是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欢呼匈牙利人民的胜利》，大局始告澄清，对于纳吉本人的反动面目我是直到工农革命政府宣布了他的罪状后才彻底认识的。这也说明我不敏感，不能从他的一些措施上一开始就嗅出他的反动本质来。
+
+## (二)党报只能信一半的问题
+
+　　我片面理解独立思考，强调自己动脑子想事情，常常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因此在与同志们谈论报纸上的新闻时说过“报纸上的东西只能信一半”也是很有可能的，这样，我的错误是在群众中破坏了党报的威信，把我们的报纸与国民党的报纸等量齐观。
+
+## (三)选代表是两面派的问题
+
+　　对于选举人民代表，我的态度是不严肃的，认为人民代表作用不大。但宪法规定���是我们的民主政体，那就必须照选，至于候选人的讨论称职与否自有选举委员会把关。例如1956年我对候选人少△△提出过意见也并不很认真，因此很可能说过“选代表是摆样子的”之类的话。这也是非常错误的，破坏了选举人民代表的严肃性。
+
+## (四)关于小圈子的问题
+
+　　我搞小圈子是历史性的，在学校读书时就只与少数同学交厚，参加工作以后多同邓△△[8]蔡△△叶△△黄△△[7]徐△△往来，原因是与蔡、叶[26]有共同的工作关系，与邓、黄有乡土之情，与徐则有文史方面的共同爱好。此外我与另一个邓△△关系也好，我佩服他有魄力能较好开展业务。由于我们这几个人都是共产党员，因此在群众中产生宗派主义现象，同志们多次提过意见，年终鉴定往往有这条缺点，但自己没有认真对待，总以为工作关系和个人爱好因人不同在所难免。主观上自己没有疏远党外同志的动机，于是就没有多大改进。现在我详细交代小圈子的活动情况如下：
+
+　　一、假日一起弄吃，多次盐焗鸡，主其事的多为邓△△黄△△。平时下馆子也往往是这几个人一齐去，吃吃喝喝在一起。
+
+　　二、唧唧喳喳说闲话，评论工作议论他人。
+
+　　1、张△△官僚主义调动陈婉娴、谢克明的工作没联系好被对方单位不接受，以致他们回来工作不安心；张又提要抽人成立人事股并挤占植检植保站的办公室；张批评鲍厚莲骑公家的单车来上班而她自己也骑马部长的车来上班；张说她与马部长回河北老家用了多少多少钱，无非是衣锦荣归的意思；说张△△他自己不下乡却说别人下乡补助有钱赚[5]。
+
+　　2、说过李△△主任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但对工作少出主意和检查督促总结，一团和气而单位工作被动；说“你们年轻不知道背历史包袱的苦处”，流露对组织的不满情绪。
+
+　　3、说过何△△自己不服从分配要求做人事工作，看他以后怎样动员别人服从工作分配。
+
+　　4、说过潘△做党团组织的工作一直都是挂名不做实际工作的。
+
+　　5、说过赖△△在县委当过组织部长，奇怪的是现在却那么优柔寡断。
+
+　　6、说广州中医学院来函了解蓝△△副主任的情况，这个“副主任”事有蹊跷。
+
+　　7、说过李△△最主观又没水平总之说不清事理，如果认真了会生气；找在校学生谈恋爱。
+
+　　8、听说邓△△收了韶关女朋友的汇款又不来韶关相见，太不应该。
+
+　　9、曾△△在秘书组往往自作主张是赖秘书纵容惯了的。
+
+　　10、秘书科工作忙得团团转像热闹的茶馆。
+
+　　11、1956年春耕大忙，而我们却像在梦中度过。
+
+　　12、张主任布置工作很不具体，但限于他的文化水平也很难要求他布置很具体。听说他谈了多个对象东不成西不就是条件太苛，自己年纪大了就别那么苛为好。
+
+　　以上这些流言蜚语不只在小圈子中说过，对小圈子中人也有批评，如对黄△△的不安心叶△△的自卑没有决心自学提高业务知识。但主要是背后议论别人抬高自己，挑拨是非破坏团结，影响工作和党团与群众关系，把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看得太严重散布失败情绪和宗派气氛。看了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以后更受消极影响，学了刘世吾的一句口头禅“就是那么回事”。议论少了些，消极失败情绪却更严重了。我的这些错误是由来已久的，自己也多次想要克服，但又借口客观现实原谅了自己，我决心通过这次运动在同志们的严厉批判和监督下彻底割掉思想作风上的这个毒瘤。
+
+## 在反右斗争中第三次书面检讨——关于我的右派言论的补充交代
+
+## 1958、5、28
+
+## 一、关于农水处肃反面过宽的问题。
+
+　　我在去年十二月由乳源下乡回来汇报工作时，张海珍与我谈到单位在鸣放中提及肃反的意见很少。我说“当时的打击面太宽(23人)这部分人是不敢提肃反的意见的”。
+
+　　我所以会这样说原因是中央提出5％左右而我们单位搞了10％以上，认为是太宽了。这是与右派分子说的“肃反搞糟了”相呼应的，是站在右派的立场，歪曲党的肃反政策，中央的政策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农水处的一些平反对象在运动中因某些问题受到审查是完全必要的，我说过“宽”是没有根据的，明显的掉在反动的立场上与右派分子同一鼻孔出气。
+
+## 二、下放干部口粮问题。
+
+　　在一次学习讨论会上，提到下放干部的口粮标准时，我说按政策是一般参照当地的口粮标准适当调整，举了一个例子是乳源县大布乡的下放干部有一次到基层党委来吵说他们每月只配��17．5斤米而粮站说已经照顾了2．5斤，所以“适当调整”是很灵活的，要看掌握的人怎样掌握，我当时这样说是很不应该的，对同志们的要求下放会有一定的影响，动摇了一些不十分坚定的同志的下放决心。
+
+## 三、粮食购销大包干的问题。
+
+　　基层党委提出将县委分配给大布乡的13万斤粮食统销指标悉数上缴回县。我在讨论中是口硬心软的，态度摇摆不定，认为上年度是统销60万斤，如此处理骑虎难下，所以在结束工作时特别对基层党委书记说过“水莲社的一些社员现在已经粮食有限了，恐怕明春二月间就会伸手向政府要统销”。
+
+　　我的这种看法是十分错误的，口粮的够与不够是没有标准的，要看生产水平和当地原来的生活水平，认为骑虎难下是没有根据的，这是对粮食包干制的怀疑，实际上也是立场问题，同情上中农等富裕农民的叫嚣，向基层党委提出的看法就是做了富裕中农的代言人。
+
+## 四、对罗隆基提出的“平反委员会”的错误看法。
+
+　　罗隆基提出要成立“平反委员会”，在学习讨论时我认为他的提法没有错，不单只共产党而其它民主党派也可以派人参加。我这样的对待右派的谬论是极其错误的。罗隆基是认为肃反搞糟了，才提成立“平反委员会”是不信任共产党，我的错误是站在“中间立场”觉得这样有好处，民主党派也参与其事便不会怀疑和提意见说我们冤枉好人，实际上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即“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既没有漏掉反革命，也没有冤枉好人，则何须成立“平反委员会”呢?我却作了罗隆基的应声虫。
+
+## 五、关于喜欢看不健康的作品。
+
+　　这主要是指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虽然也感到其不大健康，但觉得结构和语言都很好，特别是对刘世吾“就是那么回事”的口头禅。我曾介绍给邓△△看过，他认为不要介绍给别人看，我接受了他的意见没再介绍给他人了，直到传达毛主席的讲话中提到了这部小说时，我在学习会上又介绍了小说的内容，同时还仔细阅读了秦兆阳修改的小说的细节，足见对我影响很深；此外我还托叶△△替我购1957年“文艺报”的第二期(没有买到)，主要是想看《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我对这些受批判的作品兴趣如此之大主要是立场反动，把机关单位的官僚主义看得过于严重，对这些不满现实的作品就臭味相投。
+
+## 六、进步青年不一定要入党入团的问题。
+
+　　林牧同志向我谈水利科的一些青年，工作很好但对入团没有要求，我知道是一个姓林的青年培养多年不成功、另一个李△△是支部已经通过但他不肯补写一份自传(团支部丢失)，我当时有恨铁不成钢的心情，但不应该粗暴地说“那就让他当党外布尔什维克吧!否则布尔什维克哪里来?”我这样是违背了团中央耐心细致团结广大青年的精神，提高到原则上是把入团入党与当好干部做好工作混为一谈，降低了党的先锋模范作用，自己作为一个党员说这样的话是丧失党员立场的。
+
+## 七、合作化的错误看法与批判。
+
+　　认为在五五年底五六年春实现全国农业合作化是否太快的看法，不只是一种右倾保守的思想，应该从阶级立场上去认识这问题。农民是小私有者，处在不断的两极分化中，解放后土地虽然回到了老家，但经不起自然灾害的袭击，五三、五四是富裕农民的黄金时代，而贫困的农民已经开始出现出卖生产资料的事例了，我不但没有同情贫困农民的遭遇，反而怀疑合作化过快，这就是与富裕农民同一立场，留恋五三、五四年的黄金时代，由于我出身于一个中农家庭，所以毫无贫苦农民的感情，站在中农的立场上说话，也就是明显的右派立场。
+
+## 八、对于农业技术改革的错误看法与批判。
+
+　　对于大三角植，我认为与小科密植效果差不多，对于小三角植则认为太麻烦与绣花一样，农民不习惯如果因此延误季节是会得不偿失的。对于从化县提出实现水稻万斤亩，我认为是做不到的，因为目前我们的技术水平还不能控制整个生产的环境因素。要求每亩万斤肥，我认为办不到。然而现在每亩万斤肥已经超过了，大三角植已增产了，小三角植也没有贻误农时，证明我的思想是严重的右倾保守，其所以产生右倾保守的原因也是立场问题，五六年底歪风发展严重，积极反对技术改革的是富裕农民，他们不同意把劳动力投放到技术改革上去发展农业生产，而是重副业轻农业要搞资本主义，同时想通过反对技术改革来否定生产成绩从而反对合作化，我却跟着他们一���叫嚣，实质上是同他们站在同一立场。
+
+## 九、关于肃反运动的错误看法与批判。
+
+　　我对肃反运动初期的高呼口号拍桌子的高压做法认为是很笨的，我思想中总认为肃反应如反特小说反特影片那样搞，因此总想每件案都像陈△△那样一开始就由二三个人专办的做法，其实陈△△案有它的特点，那样做是正确的，而其它的案在开始时使用群众的压力以打击反革命分子的气焰也是完全必要的，我的错误想法是同右派分子说斗争过火了同出一辙害怕群众运动。
+
+## 在反右派斗争中第四次书面材料——关于同志们所提的几个问题的交代
+
+## 一、关于反对统购统销说有钱都买不到的问题。
+
+　　叶△△同志跟我谈过几次关于他家的经济问题。他说很难理解每月都寄十五、六元回乡下家中，但家里总说困难。因此我们就算了细账，菜蔬是自己种的，有时买点咸鱼，盐吃不了多少，糖、油、米、布是按规定不是有钱就可以多买的，匡算结果似乎每人每月不超过五元。叶说他家中两人每月有十五、六元应该够了(还未包括农业社的分配)，没有理由说困难。之后我与别的同志谈起类似的问题也曾照此匡算过。
+
+　　我检查自己思想中并没有对统购统销不满上面说到“不是有钱可以多买”，并非反对统购统销的。
+
+## 二、关于陈辉的提级问题。
+
+　　工资改革的时候没有给陈提级，原因是按规定不能提。粮产站的站长对我说过陈对此有意见，但向他说清楚了。五七年邓站长又跟我说按陈的业务水平是应该提级的，过后主管粮产的朱科长也跟我说过同样的意思(因为五六年工资改革技术干部这一摊组织上指定我经办)。但并没有指出我做得对或不对。主要问我补发的问题，我的意见是工资改革中明文规定按陈的具体情况是不能提级的，如果现在提当然不能从去年四月份补起。此后怎样邓、朱都没有再跟我谈过，我考虑这事与我的关系不大。
+
+## 三、关于徐△△同志的提级问题。
+
+　　在工资改革中，行政人员的工资改革不归我搞(连事业费开支的行政人员都不归我经办)，我只听赖秘书说过行政干部的提级草案是干部科提的，徐△△原拟提一级，经农林水的同志评议后改提两级，而曾△△同志原草案是提两级的，评议后改提一级，这件事我没有参与也不大清楚，徐△△同志提了两级是否恰当与我无关。
+
+## 四、宣传主观战斗精神的问题。
+
+　　有一次在团支部会上传达直属团委关于处分团员张△的通报，有的同志并谈到上次传达处分团员梁△△，我是认识这两人的，而且知道他们都是老团员，张而且是游击队出身，因此我在会上谈到一个人的革命能动性和自我教育锻炼的问题，说张△小小年纪就进山打游击，梁△△很早就是专署团支部的支委，在共同的革命环境中有些人进步了，而有些人掉队了，就是个人的革命的能动性不同，接受组织的教育和自我修养改造的不同。我的意思是说犯错误不能埋怨组织没有教育而应该从自己是不是认真接受教育和改造上检查。我当时是团支书主持这次支部大会就多说了一些话，也许我说得不对，但并不是在宣传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
+
+## 五、党员不如群众的问题。
+
+　　由于去年春节期间有一些党员回家省亲逾期不回机关，其中最突出的是余△△和黄△△，我认为有些党员入党后骄傲自满、无组织、无纪律连群众都不如，我在支部会上提过，也许在其它场合也说过，但并不是一般地认为共产党员不如群众。
+
+## 六、关于苏联出兵匈牙利的问题。
+
+　　我检查对这个问题思想是明确的，与其他同志的看法一致认为是必要的，是为了挽救匈牙利的社会主义。苏联应不应该出兵是看站在什么立场上，如果是站在中间立场则连中国人民志愿军帮助朝鲜人民抵抗美帝也会被认为是侵略朝鲜的，我没有说过苏联不该出兵的话。
+
+## 七、关于在大字报上批评李△△主任不看铁托的文章而去批判铁托的修正主义。我纯粹是认为他懒并没有不满意他批判铁托的意思。
+
+## 八、对于右派分子不应翻老账的问题。
+
+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与同志们是一致的，认为应该联系历史去看一个人，特别是一些老牌右派，联系历史就可以一目了然，如章伯钧看他在历史上曾拟在华南搞武装向共产党讨价，以后又带美国的口信要共产党别一边倒向苏联则美国可以给予若干贷款等，这样一来便可使人容易认识他的右派面目。
+
+## 在反右派斗争中的第五次书面检查——关于我的错误的质性的认识与批判
+
+## 1958、5���30
+
+　　关于我的错误，经过同志们几天来的帮助及昨天晚上党支部负责人的分析与启发，使我对错误的性质较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现作如下检查，希望继续给我予批判和帮助，我愿意弄清思想，彻底改造。
+
+## (一)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
+
+　　社会主义制度，我有许多错误的看法。尽管我笼统地承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对于作为社会主义的内涵的某些基本政策和措施却采用怀疑的态度。
+
+　　农业合作化这是一个显明的真理，但我在其发展的速度与组织的规模上都有怀疑。五五年我在英德莲塘时看到一些社的财务账目混乱，社员不习惯集体生产的新方式形成窝工浪费的现象，认为要把现有的社巩固下来还须九牛二虎之力，因此在当年冬提出1956年全国实现合作化时就认为农民觉悟跟不上，原有的要巩固下去已不容易，全国实现合作化后抓不过来，巩固不下去也是徒然的，因此认为发展太快了。合作化以后办了许多大社，我对办一千几百户的大社是抱否定态度的，在莲塘时我就认为这个三百多户的社已经是机构庞大调度不灵，接着又扩大到三个乡一千多户合为一个社，思想上就更不以为然了，认为是很不实际的做法。57年春知道了该社队与队之间有意见，便更肯定了自己的看法。这年秋我到连南三排出差，了解到瑶区的社是各生产队自负盈亏的，就认为这是大社的出路，曾想把这种做法介绍给在莲塘的同事们。后来因为别事耽搁同时也认为他们未必不知道这些经验。我看到的是个别的情况却作出了全面的一般的结论：“合作化太快；大社不好”。这就铸成了我的大错误。现在合作化已经化了起来，虽然完全巩固尚待一些时日，但没有垮的铁的事实证明我过去的看法是非常荒诞的。而“大社不好”、“各队自负盈亏”的看法也在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过程中，逐步认识了大社之所以难办是因为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在作祟，而采用各队自负盈亏的做法正是富裕农民求之不得的，适足以助长其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发展，达到其首先是富裕农村排斥贫困农村，然后是富裕户排斥贫困户，最终是取消农业社走老路的目的。关于这个错误我过去(甚至是最近)仅仅看作是严重右倾保守的问题，现在看起来是必须从立场观点上去认识，农民是小私有者，处在不断的两极分化过程中，唯有合作化方能使农民摆脱两极分化的命运。解放以后土地虽然回了家，但小农经济经不起自然灾害的袭击，53、54年是富裕农民的黄金时代，而贫困农民已经开始出现出卖生产资料的事例了，我没有同情贫困农民的遭遇，对于大社的困难不是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严重的富裕中农身上去找原因，反而对有利于富裕农民的各队自负盈亏大感兴趣，这就不能不归结到自己的家庭成分(中农)，因此站在富裕农民的立场上维护富裕农民的利益，留恋53、54年的黄金时代，发出“合作化太快了”、“大社不好”的谬论来。
+
+　　粮食的征购也是社会主义在过渡时期不可缺少的一环，粮食过多地留在农民手上就一定有利于富裕农民的自发倾向，促成农村的两极分化。我虽然在口头上认识这一真理，但在接触到实际问题时就有不同的想法。去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时结合粮油猪的三包干工作，我的态度就摇摆不定，总的看法是社员的留粮太少(我蹲点的水联社是人年343斤原粮)，对于县上拨下来的13万斤统销指标，虽按基层党委的意见动员社员原数上缴回去，但总觉得亏心，骑虎难下，估计有一部分吃了过头粮的社员次年二月就会向政府要统销，把问题看得非常严重，我结束工作时就向基层党委提出了我的这一看法。回到机关有一次在讨论下放干部的口粮时，我说了是按下放地区当地的水平适当调整，而这适当调整是很原则和灵活的，要看掌握的人怎样运用，于是就举了乳源县大布乡的例子，下放当地的下放干部到乡里反映他们每月只有17．5斤大米不够吃，而粮站说按当地社员水平只有15斤，已经是照顾了2．5斤。诸如此类都说明我对粮食政策是有怀疑的，思想里贯串着一个基本概念就是农民留粮太少不够吃，自己俨然做了亏心事一样。其实够不够吃是没有标准的，如果说有那就是生产水平和当地原来的生活状况，解放前的大布乡每年都调出粮食，因为土地和粮食都掌握在地主手里，贫困农民实际上能吃到的粮食是可以想象的。解放以来年年增产，没有外调也没有地主剥削，所以生产的粮食都归农民自己所有，口粮���大大地增加了，如果还嫌不够那只能怨自己生产没有搞好，而农村中真正叫嚣粮食不够的实际上只有富裕农民，他们在53年掌握着大量的余粮进行投机买卖，对54年以后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是深感不满的。我的错误是同情富裕农民的叫嚣，虽然我家没有余粮，粮食征购并没有触及我家的利益，但我出身于这样一个中农家庭，就本能地维护着我所熟悉的这个阶级的利益，因此也就对这个中国人民谁都懂得的真理表示怀疑和动摇。在工农关系的问题上我也有错误的看法。57年《人民日报》发表工农生活都有改善的社论时，我在政治学习的讨论会上就认为问题不在于都有改善，而在于目前工农生活的差异，因此对刘少奇同志在广州的讲话中这方面的论述也认为是不能说服人的，而当前工农生活的差距并不像刘少奇同志所说的差异不大。接着谭震林同志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他的调查报告，在这些领导人的调查研究的千真万确的事实前，我还是认为不能说明问题，上述证明我对这个问题有着自己十分顽固的看法。一直认为工人的生活远胜于农民，认为政府偏爱工人，心存不平的情绪，平常的闲谈中就往往说工人每月多少钱，农民每年才多少钱，难怪农民流入城市等，其实这都是毫无根据的片面之见，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在当前的生产水平上工人所创造的劳动价值远远地超过农民，按照上述的分配原则工人的收入略高于农民也是天公地道的，其次是农村与城市的生活费用也不同，城市要付出较多的货币才能享受到农村只要付出较少的货币就能得到的物质生活，再其次是政府这些年来对农村所投放的干部力量也足以说明政府并非偏爱工人，工农联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按劳分配是我们现阶段的分配原则，这都是社会主义最基本的东西，我对工农生活差异的看法已涉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违反宪法、挑拨工农关系、破坏我们革命事业相依为命的工农联盟，散布党对工农生活待遇的厚此薄彼，散布对党国领导人的不信任情绪，这都是严重的错误。
+
+　　小结：从上面我所犯的错误来看，并不是个别的认识问题，而是对社会主义不坚定，以致在接触到具体问题时就发生怀疑和动摇，原因是我的阶级本质没有改变，当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改造小私有的矛头接触到我那本阶级利益的时候的反应。我没有改造好，在革命的紧要关头犯了立场的严重错误。
+
+## (二)对党的不信任。
+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上明文规定中国是工人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右派分子是想推翻自己曾经举手通过的这一条。我虽然是共产党的一员，然而在许多问题上对党的领导表示不信任，与右派分子的观点相同，不自觉的配合右派向党进攻。在肃反运动中，我表现了很右的观点，曾将同志们的昂扬斗志说成方法简单并说呼口号很笨收不到什么效果。参加地委复查小组的工作认为许多轻案重办，有些同志法制观念差，在大鸣大放时又对张海珍说过当时打击面过宽，现在这部分人是不敢提关于肃反的意见的。严重表现了右倾观点。而在行动上则敌我不分，对宽大处理释放回来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蔡△△说“回去好好工作，不要记着运动中的事情”，以致蔡对其妻子说“李万铎有人情味”。可见我的敌我不分。另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陈△△提前释放后写了一封信给我(他是我当年除虫队的同事)，我在回信中居然写了“获悉你提前释放仅此致喜”，严重丧失立场，认敌为友。检查我的思想是同情那些不属5％，但因某些问题在肃反运动中被作了必要的审查的人，因此有“过宽”的说法，在中央提出国内的敌我矛盾已基本消灭以后，我就以为是完全没有了敌我矛盾，从此天下太平，对这一类人就不是考虑继续改造，而是考虑怎样调动他们(作为积极因素)。去年夏天，右派分子借帮助党整风为名大举向党进攻，企图夺取人民民主政权，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在这样一个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我经不起考验，解除了武装投降了右派。右派分子叫嚣“有职无权”，我认为是事实，谭副厅长在农厅就是不顶事的；右派分子要党拆墙填沟，我又认为对，林书记都说90％的墙是我们筑起来的；党和国家不能混为一谈；右派分子说杀共产党人假如你们不为人民服务的话，我认为国民党之所以被打倒就是因为不为人民服务；右派分子提出平反委员会我又认为有好处，让民主党派也参与其事便不致说我们共产党冤枉了好人。从以上种种可以看出我是同右派分子同一鼻孔出气的。《人民日报》发表的两篇社论，我却认为言词偏激，会影响鸣放，大学生送票给罗翼群，我又认为徒然增加罗的抵抗情绪。反右派提出来了我又认为几条小鱼翻不起大浪，对反右派的东西我却不感兴趣，这么鲜明的对照使我今天回过头看也觉得胆战心惊。虽然我的这些看法都是在小组学习时提出来讨论的，但引起的后果与右派的放毒纵火起了相同的作用，错误是十分严重的。对组织我也有不满情绪，地委抽调技术干部出差我认为打乱了部门的计划造成部门工作的被动；对杨△△部长去年率领我们去乳源整社旋即回韶不再去了感到不满，在大字报上用了“唆狗进簕蓬”这样耸人听闻的句子，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形容得如此可怕；对领导上决定农林水搬出专署把房子腾作俱乐部认为是官僚主义；对地委的领导生产认为是主观主义；每亩万斤肥水稻万斤亩我都认为做不到；大三角植小三角植我认为麻烦费工耽误了季节要得不偿失的。检查我的思想对地委是有不满情绪的，认为党委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看了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后思想更加偏激，假如那时有人搞大民主我也有可能去参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感情了，中央提出要整风除三害，正是党的英明及时发觉了我们党内有三害的萌芽而不是像右派分子所说的那么严重，我的看法却与右派相通，从内部去锹党的墙脚。
+
+　　小结：从上面我所犯错误事实来看，对于党的领导是不信任的，对肃反运动有怀疑才会同意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对反右派也有怀疑才会认为“小鱼翻不起大浪”何必小题大做，从许多方面都怀疑党的领导的正确，原因就是中间路线的立场改变不了。对于右派政客反对党的领导要分廷抗礼的要挟也觉得理所当然，我虽然入了党，但思想没有改造好，于是在黑云满天的时候就经不起考验背叛了党投降了敌人。
+
+## (三)对国际问题的修正主义看法。
+
+　　自从1956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修正主义思潮以来，在我思想中受到了非常不良的影响，对一些国际问题接受了修正主义的观点，尽管我对南斯拉夫在两大阵营间的投机立场感到可鄙，但铁托演说中所举的事例我却认为有几分可靠，一个党的总书记不至于捏造事实，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我就如铁托所说认为主要是拉科西的官僚主义造成的，否则不会有那么多的工人跟反革命分子走，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已为帝国主义的颠覆活动开脱罪名，正确的看法应如中央指出的人民的正当不满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使事情的性质由内部矛盾变为敌我矛盾，假如没有反革命分子插手其间事情是不至于闹到这步田地的。波兹南事件以后苏方将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召回苏联，我对这事固然也知道当时是应波兰总统贝鲁特的请求，斯大林才把自己的元帅派去任波兰的国防部长，但我却不从苏联的国际主义立场去理解死认定要召离波兰就不是一件好事情；苏波经过会谈，决定将波兰对苏联的若干债务作为苏波贸易中波方因比价的损失而取消的事，我又不是从工作缺点上去理解而认为苏联不应占对方的便宜；铁托演说里谈到苏联同意撤换匈牙利的总书记拉科西但要保留格罗继任，铁托则认为格罗也要不得，我就认为这是干涉兄弟党的事务，是大国沙文主义，当然也包括南斯拉夫的铁托；苏共的二十次代表大会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本来我们中央已经作出了“七分马列主义三分非马列主义”的正确结论，但我却认为上述几项我认为不好的事情都是斯大林的错误造成的，因此认为斯大林在那三分非马列主义中做了不少坏事情。
+
+　　小结：我对国际主义的错误看法固然受了铁托演说的影响，但主要应从我的立场观点上检查，正由于我是站在中间路线的反动立场上，用超阶级的观点看待事件。在很早以前就因苏联专家住在我们宿舍的三楼而在宿舍的门口守卫着武装人员而不满，听见交际科专门为苏联专家设舞会也不满，知道了苏联专家批评我国的林孔湘教授(柑橘黄龙病专家)，更为不满。这就证明我的思想在受到修正主义思潮影响之前早已存在着与国际主义不相容的狭隘的民族主义。
+
+　　我对我的错误的初步结论：
+
+　　我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家庭，受小资产阶级的潜移默化，养成了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气派，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叛逆性在参加革命和参党后没有进行彻底的清算和改造，在外界不良的影响下，日益严重和发展，终于走上与党相反的立场，铸成今天的大错。错误的性质如此严重，我愿意接受应得的处分。如果党组织对我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后认为我还不是自觉的反党的话，那么请接受我诚恳的请求让我留在党内改造。
+
+## 在反右派斗争中第六次书面检查——关于我的错误的全面交代及初步认识
+
+## 1958、6、1
+
+　　关于我的右派言论经过同志们多次的批判帮助，现全面交代如下，希望同志们能帮助我改造思想。
+
+## (一)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方面
+
+　　一、农业合作化方面的错误言论
+
+　　1、“合作化太快了，农民的思想觉悟赶不上”这个错误言论我是在党中央提出要在1956年实现农业合作化时说的，当时我认为要巩固现有的社已经不容易，全面实现合作化后不能巩固也是徒然的。
+
+　　2、“大社不好”这个谬论是我在1955～1957年间长期存在的，当时是看见英德莲塘社(粤北第一大社)三百多户，管理上调度不灵，以后又合并附近三个乡一千多户，村与村之间存在意见难解决，就更加深了大社难办的看法。
+
+　　3、“各队自负盈亏”这种经营管理方法我是在57年夏在连南三排时听到的，由于思想中困于大社的难办，所以认为“各队自负盈亏”是大社的出路。
+
+　　二、在粮食问题上的荒谬言论
+
+　　1、认为农民留粮太少，“水联社每人年均343斤不够吃，有部分社员明年二月就会向政府要统销”，我的这一荒谬论断是去年在乳源大布乡搞粮油猪三包干时与同事温土尧在研究驻在社的问题时的看法，后来向基层党委反映过，当时县里拨给的13万斤统销指标已全部上缴回县里，三包干勉强完成已经是骑虎难下，在贯彻基层党委的意图时口硬心软，自己俨然做了亏心事的心情。
+
+　　2、“大布乡的下放干部每人每月17．5斤米。粮站说已经照顾了2．5斤”，这是在农业处讨论下放干部的口粮标准时说的，我的思想就是认为17．5斤米太少，吃不饱怎么劳动?因为这是按当地水平适当调整的，所以实质上也是认为农民留粮少的思想在作祟。
+
+　　三、对工农业活待遇的谬论
+
+　　我一向认为工农生活差异很大，这是农民流入城市的原因。说刘少奇同志在广州的讲话“不能说服人”，认为谭震林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调查报告也“没有说明问题”，因为我认为党和政府是偏爱工人的。
+
+　　我在合作化问题上的错误是站在右派的立场，不顾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要求，同情富裕农民的叫嚣，所以发出“合作化太快”的谬论来；对办大社的困难不是从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思想上去找原因，反而热中“各队自负盈亏”，助长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思想和自发势力；对粮食问题同样是站在右派的立场帮同富裕农民叫嚣，因为真正对粮食政策不满的只是富裕农民，而粮食过多地留在农民手里也决不是好事，更何况几年来农民的口粮都已有了很大的提高，我的所谓生产粮食的人不够吃是很荒谬的；在工农生活上右派分子在大做文章，我却不看城乡生活费用的差异，不根据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与右派分子一同挑拨工农关系，散布党和政府偏爱工人的情绪。总的来说我是在合作化、粮食政策、工农关系具体问题上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同时还散布了对中央领导人的不信任情绪，对下放干部工作也起了消极影响。
+
+## (二)反对党的领导方面
+
+　　一、肃反问题上我表示了很右的立场
+
+　　1、说过“呼口号的做法很笨，收不到什么效果”，这样说无疑会打击了同志们的昂扬斗志。
+
+　　2、参加地委的复查小组工作后对个别同志说过“肃反中有些同志的法制观念很差，有些轻案重办，有些刑事犯罪当反革命”、“我经手的案件中有50％都要减轻处分”、“有一个案件中甚至将梦话也想写进去”，我的思想是认为这样做会冤枉好人。
+
+　　3、对张海珍说过“当时肃反的打击面太宽，现在这部分人是不会鸣放这些意见的”，我的思想是同情那些不属于5％而因某些问题在肃反中作了必要的审查的人，因此有肃反过宽的谬论。
+
+　　4、对宽大处理释放回来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蔡△△说“回去好好工作，不要记着肃反中的事情”，从蔡对其妻说“李万铎有人情味”一事足见我严重的敌我不分。
+
+　　5、历史反革命分子陈俊运提前释放后写了两封信给我，请求工作、解决生活问题，我在回信中居然用了“获悉你提前释放仅此致喜”的字样，我的思想认为获得提前释放就一定有好的表现，我的思想严重右倾认敌为友。
+
+　　这些错误是同情了反革命，思想里根本就没有��级斗争的观念，对党所领导的肃反的正确性发生怀疑，因此发出上述诸多谬论。
+
+　　二、在反右问题上也错误严重
+
+　　1、右派分子捏造“有职无权”，我认为是事实，说谭副厅长在农厅就是不顶事的(谭本人承认有职有权)。
+
+　　2、右派分子叫嚣要党“拆墙填沟”，我认为对，既然90％的墙是我们党员造成的，当然先由我们党员拆和填。
+
+　　3、右派分子说“反党不是反人民”，我也认为对，党与国家、人民不能混为一谈，反党是受党纪处分，最重的处分是开除党籍，反人民是要受法律制裁的，严重的可以是枪毙(其实我是很荒谬的，难道不是党员就没有反党的么?)
+
+　　4、右派分子说“杀共产党人，假如你们不为人民服务”，我也认为对，国民党之所以被推翻就是不为人民服务，如果我们不为人民服务的话，也免不了要被推翻，把共产党与国民党混为一谈。
+
+　　5、右派要搞“平反委员会”，我也认为有好处，让民主党派也参与其事便不致怀疑共产党冤枉了好人。思想里认为罗隆基并不是背着共产党而是要求参与，没有认识到罗隆基是在煽动肃反对象起来反对我们。
+
+　　6、《人民日报》发表两篇社论《工人说话了》、《这是为什么》，我就认为连题目也有偏激情绪，是会影响鸣放的。
+
+　　7、广州大学生送戏票给罗翼群，我说“学生是好出风头的，但《南方日报》不应该将之登出来”，我当时的思想没有把右派当敌人，认为这样徒然增加罗的抵触情绪。
+
+　　8、中央提出反右派了，我却还认为“小鱼翻不起大浪何必小题大做”，思想中还没有把右派斗争看作阶级斗争，没有将右派看作反动派[10]。
+
+　　从上面的诸多方面可以看出我的右派立场，所以对右派言论表示赞同，而对反右派的东西却有抵触。
+
+　　三、对党委领导的不满情绪
+
+　　1、地委抽调技术干部搞中心工作，经常说这样打乱了业务部门的工作计划，造成业务工作的被动，在我的思想里认为党委不重视参谋的作用。散布对党委的不满情绪。
+
+　　2、对地委领导率队下乡工作往往因事离开不再返回深感不满，在鸣放的大字报上以杨△△部长为例，用了“唆狗进簕蓬”这样耸人听闻的句子，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形容得如此可怕。在我的思想里认为领导既然那么忙，就不必一定非由地委委员率队不可，挂个名有什么用?没有认识到这是加强领导表示重视和支持每项重大的工作。
+
+　　3、对于党委提出的亩施万斤肥，水稻万斤亩，我都认为做不到，大三角植我认为麻烦，其作用与小科密植差不多，小三角植如绣花耽误了季节会得不偿失的。总之认为党委领导生产有主观主义。
+
+　　4、对领导上决定农林水搬出专署大院而将原办公地址腾给俱乐部，意见很大，常说这是典型的官僚主义，对住房问题也很多不满，常因没有固定的住址，认为专署内的房子主要是被家属和保姆们占满了。大鸣大放期间如果有人搞大民主我很可能会参加进去。
+
+　　我错误地认为党的领导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因此对党领导的肃反和反右的正确性表示怀疑，对党领导生产认为不切实际，常有不满情绪，同情右派，赞同了右派言论，对于右派政客想搞资产阶级专政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企图，也浑然不觉。我虽然组织上进了党，但思想上没有改造好，于是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就经不起考验，背叛了党，投降了敌人。
+
+## (三)关于国际问题的修正主义看法
+
+　　自从1956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修正主义思潮以来，在我的思想上引起了非常不良的影响，在许多方面都接受了修正主义的观点，如上述加深了我原有的对党委领导的怀疑和不满。在一些国际问题上做了铁托修正主义的应声虫。
+
+　　1、匈牙利事件上我与铁托同一口气，认为“主要是拉科西的官僚主义造成的，否则不会有那么多的工人群众跟着反革命走”。其实应该是中央后来做出的论断，人民的正当的不满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使事情由内部矛盾变为反革命叛乱，我的看法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颠覆活动开脱了罪名。
+
+　　2、56年波兹南事件后苏联将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召回本国，我虽然知道当年是斯大林应波兰总统贝鲁特的请求才派苏联的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去任波兰的国防部长的，但我却不从苏联的国际主义立场去理解而死认定要弄到召离波兰就不是一件体面的事情。
+
+　　3、苏波会谈公报决定将波兰对苏联所负的若干债务作为弥补以往波兰在两国贸易中因比价的损失��取消。我对此事也不是从过去工作的缺点及今天苏方的大公无私上去理解而认定是苏联占了波兰的便宜。
+
+　　4、关于匈牙利党的总书记人选，铁托说苏联同意撤换拉科西但要保住格罗，铁托则认为格罗也要不得。我就认为这是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是大国沙文主义(也包括南斯拉夫铁托)。
+
+　　5、对于斯大林的功过中央已经作了正确的评价“七分马列主义三分非马列主义”，我在学习讨论中却说斯大林在这三分非马列主义中做了不少坏事情。
+
+　　6、对纳吉的看法，56年10月31日纳吉政府宣布退出华沙条约保持中立，这是亲西方的态度。我却抱有幻想曾对潘析说“可能是在反革命的要挟下迫不得已的做法”，一直到工农革命政府成立，《人民日报》发表庆祝胜利的社论后才认识纳吉的反动。这证明我的观点是相当模糊的。
+
+　　7、苏联专家住在专署我们宿舍的三楼，楼下有武装人员守卫，就觉得住在我们干部宿舍的上面还要戒备森严似乎受了污辱；知道交际科专为苏联专家办舞会又不满；看见苏联专家批评中国专家林孔湘教授的柑橘黄龙病研究又认为你苏联能有多少柑橘生产竟敢瞧不起我们的专家。
+
+　　我在这些国际问题上的看法是严重的错误，一方面是受了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思想中早已存在着与国际主义不相容的狭隘的民族主义。
+
+## (四)关于小圈子的错误
+
+　　同志批评我搞小圈子，主要是我多与邓元庆、蔡儒珠、叶应桂、黄云添、徐金池几个人交往。其实也不是五、六个人抱成一个圈。我与邓、黄是乡土感情，肃反期间又安排住在一起；与蔡、叶是工作关系；与徐则主要是爱好相投，徐的水平高，是博古通今的，在哲学文学历史方面都很谈得来，此外我与邓玉皋也多往来，他有魄力能很快打开工作局面，我很佩服。后来交往多了就逐渐谈到领导和同事的闲话，我们几个都是党员，便在同志们中间产生宗派主义的印象，使党群关系蒙受影响，同志们提了多次意见也没有显著改正。这些错误主要在我，邓也有些牢骚，徐却往往提出别多管闲事，黄、叶一般不大发表意见，闲话的内容是评论一下工作，攻击一些同志，现在我都交代出来：
+
+　　1、李主任平易近人，但对工作要求不严，是家长式的领导，求得一团和气。他说我们年轻不能体会背历史包袱的苦处，言下有委屈情绪。
+
+　　2、张△△在谢克明、陈婉娴同志的工作调动上没联系妥当是官僚主义，要求人事从秘书科分立出来一定会从技术站挤名额还要求挤占植检植保站的办公室，她批评鲍厚莲骑公家的单车上班而自己也用马部长的单车，自己少下乡却说下乡的有钱赚。
+
+　　3、高主任为人爽直干脆，可惜工作不安心。
+
+　　4、何△△老气横秋，自己不服从分配怎能做人事工作。
+
+　　5、潘△在党团当支委一向挂名少做工作。[12]
+
+　　6、赖秘书处事寡断亏他在县委当组织部长。
+
+　　7、中医学院函查蓝光球的“副主任”情况，这事有蹊跷。
+
+　　8、六个技术站上加设农业科是因人设事。
+
+　　9、专署内的房子不够用主要是住了家属、保姆，腾农林水的办公室给办俱乐部是官僚主义。
+
+　　10、李△△没水平又主观与他说不清道理。[11]
+
+　　11、邓△△收了女朋友的钱不践约来韶不好。
+
+　　12、叶△△太自卑认为难自学成才将会后悔。
+
+　　13、曾△△的自作主张是赖秘书放纵的。
+
+　　14、56年秘书组的工作忙乱得像热闹的茶馆。
+
+　　15、56年的春耕大忙我们却像梦中度过。
+
+　　16、张主任安排写材料很不具体要求，写得合不合格也不说，但他文化水平低也难安排得很具体。听说他谈了多个对象东不成西不就是条件太苛，其实自己年岁不轻就不要太苛为好。
+
+　　以上这些流言蜚语不只在圈子中说过，对圈子中的人也有批评，如对叶的自卑怕难，对黄的工作不安心，但主要是背后议论别人抬高自己，挑拨是非破坏团结，影响了工作和党群关系。把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看得过于严重，散布了失败情绪和宗派气氛。我的这些错误是由来已久的，也曾多次想要克服，但又借口客观现实原谅了自己，我决心通过这次运动在同志们的严厉批评监督下彻底割掉作风上的这个毒瘤。
+
+## (五)、其它错误
+
+　　一、关于喜欢看不健康的书籍、文章，解放前我就喜欢看一些小报和禁物，因为从中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议论，解放后没有再看这些东西。去年偶然在《文艺报》上看到王蒙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很感��趣，在传达毛主席的讲话中涉及这篇小说时我介绍了小说的大概。文艺报为了批判需要而重刊《野百合花》和《三八节有感》时，我又请叶应桂同志在韶关代购(没有买到)，对于这些不健康的东西如此有兴趣主要是反动的思想没有改变，所以引起共鸣。
+
+　　二、进步的人不一定要进党(应指团)的问题
+
+　　林牧同志说水利科有些干部工作表现很好，但对入团没有要求，我知道他们科的林△△经过长期培养不成熟，李△△是经过支部大会通过但要他补写一份申请书(小组丢失)，没有补写而搁下了，因此我说了“那就由他当个党外布尔什维克吧，否则党外布尔什维克哪里来?”我当时是恨铁不成钢的意思，不是鼓励同志们不要参团参党。但这毕竟是错误的，违背了团中央团结广大青年的精神，把党员和党外同志齐观，作为一个党员来说是没有立场的。
+
+　　三、党报只能信一半的问题
+
+　　我歪曲了独立思考的精神，强调自己动脑子想事情，常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因此说“报纸上的东西只能信一半”，这是在同志们中间破坏党报的威信，把我们的党报与国民党的报纸等量齐观。
+
+　　四、选人民代表的问题
+
+　　对于选举人民代表我的态度是很不严肃的，但宪法上有此规定那就照办可也。在选韶关市的人民代表时，我一方面觉得代表不了意见，另一方面代表资格自有专门机构审查，因此曾对黄云添说过“摆样子的”，这是破坏选举的严肃性。
+
+　　我的错误的思想根源
+
+　　我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抗战以前是小康之家，抗战以后破落了。祖父是三民主义信徒，父亲是知识分子，经过商、做过小职员，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一向清高自许，不满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的情绪激烈。他与农工民主党的李伯球(后为右派)有交往，他的中间路线思想对我有影响；我的在学生活主要是在旧社会度过的，还在不大适合的年龄、当还未有正确辨别能力的时候就过早地涉猎了社会科学的书籍，脑袋里塞进了各色的世界观、人生观，习染了很深的小资产阶级气派，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反动的叛逆性，参加革命甚至参加了共产党也没有彻底的清算和改造，往往在中间立场上看问题，在修正主义思潮影响下终于走上了与党相违背的道路对共产党叛逆，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如果党组织对我经过严格的审查以后，认为我还不是自觉的向党进攻，那么请接受我诚恳的请求，让我留在党内改造。
+
+## 对1958年6月9日农水整风反右小组《右派分子李万铎综合材料》提出意见
+
+## 1958、6、10
+
+　　整篇材料基本是符合事实的，所谓基本就是说除了我提出的下列各点外是符合事实的。
+
+　　(一)有些段落是把我的意见加以发挥的
+
+　　1、葛佩琦(也许是王德周)说“杀共产党人，假如你们不为人民服务的话”，我是以为国民党反动派之所以被推翻是因为他们不为人民服务，如果我们共产党不为人民服务的话，当然也会被推翻。我的错误是纠缠为不为人民服务这个大前提，而材料中却更引了葛佩琦的另外一大番话后将我的意见接上去。
+
+　　2、反党不是反人民的问题我有错误，这已多次交代清楚，但材料中却加上了右派其它的话，如“……共产党垮了国家依然存在”。这些本来是我批判过的右派言论变成了我的错误言论。
+
+　　3、“90％的墙是我们筑起的”，我是听报告听来的(很容易查清)，我的错误是认为既然是如此则拆墙填沟也应由我们做起。按该材料的写法和语气俨然成了我发明的右派言论。
+
+　　4、我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后来将“党报只能信一半”这句话也认了，而该材料却加以发挥了“报纸上的报导是吹牛皮的，只报导成绩不报导缺点……”等等一大串，而且加上了引号，俨然是我的原话的记录。
+
+　　5、“农民留粮少，生产粮食的人不够吃”是我去年在乳源搞粮油猪三包干时的思想，因此我向乡基层党委提过“水联社(我蹲点的农业社)的部分社员明春就会向政府要统销”的看法。而材料中却活神活现地把根本不是我说的什么“现在有钱买不到，过去有钱买得到”等等加到我的话中去，而且加上引话号。这一问题黄云添多次在斗争会上提出，我都多次否认和解释，是与叶应桂同志算农村的家庭开支时认为粮油布是定量供应不是有钱可以多买的，材料的写法与我的原意走了样。其实正是黄云添自己曾两次对我说起他在仁化蹲点的农业社减了产，过去的口粮多些，现在少了，社���都到董塘墟去买东西吃，以致连糕饼都没得卖(这是意思不是原话)，我当时还说到我蹲点的乳源大布猪肉是不易买，但糕饼倒并不像你们董塘那么紧。这也可以说明一点问题。
+
+　　6、匈牙利事件的原因我曾错误的认为“主要是拉科西的官僚主义造成的，否则不会有那么多工人群众跟着反革命分子走”，我认为是主要是，什么时候我都没有认为是唯一的原因，材料甚至还加上“不能说是帝国主义和反革命的颠覆活动”这样夸张语气的句子。
+
+　　(二)有些问题我是作为错误思想坦诚交代并没有向任何人说过的，如：
+
+　　1、我曾错误地认为苏波贸易中苏联占了波兰的便宜。
+
+　　2、我曾错误地认为在匈牙利党的总书记人选及苏联委派自己的元帅去担任波兰的国防部长问题上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
+
+　　(三)有些不是我说的而且我也未曾有过同情的错误，如：
+
+　　1、董每戡什么时候说过“大放大鸣，小放大鸣，不放也要大鸣”，我根本就不知道，关于董我只知道他有一首诗“……书生应有嶙峥骨，最重交情最厌官”而已。更谈不上我说过什么“不能看他有企图夸大缺点、无中生有、有的放矢地向党进攻”等等。
+
+　　2、“共产党亡了，而中国不会亡”这个右派言论我一直都认为是错的，在学习会上及平常我都说过“袁世凯用二十一条把中国卖给了日本，蒋介石用中美通商条约把中国卖给了美国，他们都没有请示你葛佩琦，怎么能说没有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呢?”至于我说断章取义的话是指“杀共产党人”后面还有“假如你们不为人民服务的话”这个大前提。材料却将所有右派言论都和我挂上钩。
+
+　　3、刘绍棠的文字我只看过一篇是与批判文章一起登载的，我看后曾对叶△△同志说过文艺理论难懂，如果不看批判文章就难了解其错误。《三八节有感》我根本就没有看过，只是知道《文艺报》第二期将重登以供批判，曾托叶△△同志替我购买，怎么能说我看了很赞赏。
+
+　　4、大跃进地委要求我们今年(1958年)内消灭五种水稻病虫害，我在植检保植站内与叶△△邓△△同志讨论认为防止这五种病虫害成灾是可能的(虽然艰巨)，但要消灭五种病虫恐怕做不到。材料中却写我认为“地委提出来是地委的事”，把我写成阳奉阴违，我不是阳奉阴违而是提出了意见。
+
+　　5、推广两万部双轮双铧犁，我没有说过是主观主义，我们莲塘推广站在冬瓜铺就使用成功，至于能增产多少，我认为要与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对比。农具站的人常与我谈到推广往往没因地制宜时，我是说过主观主义的。“年头反保守年尾反冒进”这话不是我说的，不过在1956到1957年间倒是从认为农具站工作乱七八糟坚决闹调动的黄云添口中听过不知多少次，说过这话的人倒把错事往我身上栽。
+
+　　6、徐金池说“要控诉党支部”，我在支委会上对张海珍说“徐金池要告你”，这是因为我知道张收到徐的申诉报告没有交给支部研究讨论，这是徐未离开韶关时，不是去了韶边以后回来说的，徐说的时候有邓△△和叶△△在场。如果说我错了没有反驳，那其他人也没有反驳。
+
+　　以上写的都是些枝节问题，对我的案情谈不上什么影响，本来我不提出意见也不致加重我的处分，否认了也减轻不了我的案情性质，大可不必如此罗嗦，然而我认为还应实事求是，别作无中生有的加工好。
+
+　　写这意见时又有些激动，我愿再受批评，但都是事实，于是我又写了以上四页纸。
+
+## 在反右斗争中第七次书面材料——关于我的错误问题的补充说明
+
+## 1958、7、10
+
+　　张海珍同志转农村战线整风反右领导分组：
+
+　　地委农村部马部长：
+
+　　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我经过同志们半个多月的帮助，我自己也作了前后六次书面检查交代。我想我的错误思想及言论已基本交代清楚了。但从定案处理会上及同志们所提的处理意见来看，我觉得这些问题有必要加以说明(就是产生错误思想和言论的当时的具体情况)，这样才能进一步弄清我的错误性质，定案会上同志们认为我的错误是很全面的，比某些右派分子还要严重，接近于反革命了。因此我认为更有必要加以说明我并不是那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
+
+　　我所犯的错误我不隐瞒，更不必推翻，以前交代过的事实我都承认，我不是为了翻案，也翻不了案，为的是提供材料请求领导上研究考虑不要把我划到敌人那边去。
+
+　　关于我的错误的事实
+
+　　(一)农业合作化我是拥护的，去年底父亲��信把家中只有一个劳动力误写为只有一个人参加社时我大为不满，接连写了三封信去询问究竟。1955年末毛主席批评有些同志像小脚女人走路时，我的确是想不通，认为已经办起来的还存在不少问题正待解决，突然要在1956年底前实现全国农业合作化，农民的觉悟怎么赶得上呢?这是在刚收到文件时与邓△△等几位同志学习讨论时的思想，并不是否定合作化的成就或企图取消农业社。对于大社我是认为难办好，特别是村与村之间存在意见，又不好管理，因此我认为在目前干部能力和经验都不足的情况下办小社是比较好，并不是含行“大社不如小社，社不如组，组不如单干”那种取消主义的。而“各队自负盈亏”的做法我是57年7月间在连南知道的，当时确曾认为这种办法是大社的出路，但9月间参加了社会主义大辩论已经明白了这会导向排斥贫困的错误做法，我驻点的乳源县大布乡的群锋社和水联社的干部，都多次提出要求“各村耕来各村食”，我坚决反对和说服了他们，因此对合作化我在某些问题某一时间有错误的看法，但并不是反对它的。
+
+　　(二)对粮食问题我是有右倾思想的，认为水联社每人年平均原粮稻谷343斤(包括杂粮四比一计)太少，基层党委分配的包干任务虽然坚决贯彻了下去(查退出私分的万余斤)，但总是口硬心软，当了解到部分社员已经吃了过头粮时(我是掌握有调查数据不是捏造)，因此在离乡前向基层党委表示过“有部分社员明年二月就会向政府要统销”的看法，这个看法也是我们驻社工作队的共同看法。我认为这样向党组织反映情况是正当的和必要的。下放大布乡的干部每月只配大米17．5市斤，我认为是不够的，当时在场的同志也都认为下放劳动配的口粮太少，于是由乡政府刘子基同志向乡粮管站查询并向县粮局反映，我认为我的错误是不应在讨论机关干部下放的会上谈这些缺点。但我不是在反对粮食统购统销和反对干部下放。这些事可以向乳源县大布乡基层党委调查，也可以问与我在一起到大布乡驻社工作的温土尧同志(专区水文站)了解。
+
+　　(三)对于工农生活我因为一向都认为工人比农民好许多，所以去年报纸发表《工农劳动都是光荣，工农生活都有改善》的社论，在学习讨论这篇社论时，联系到刘少奇、谭震林同志的讲话和文章时，我就发表我的看法。认为说工农生活差异不大是不能服人的，并不含有打击领导人威信和挑拨工农关系的恶意的。我的看法显然是错了，但并不是与右派一样想在工农关系上大做文章。
+
+　　(四)说肃反“呼口号的做法很笨，收不到效果”是在检查初期的工作做法时说的，并不是在斗争的烽火头上泼同志们的冷水。说“肃反面过宽”是在研究我们机关的大鸣大放中为什么很少提及肃反的意见时跟支部书记说的，我的意思是我们单位在肃反中打击过(当时叫立过案)的就有23人，这些人经过运动平常都对肃反避而不谈(组织上曾布置了解)，因为这些人的避而不谈，所以这方面的大鸣大放热潮当然就难搞得起来。这是与党支部书记研究问题时说的，并不是在群众中叫嚣“肃反太宽了”。说有些同志法制观念很差是在参加地委的复查小组时我们具体查阅档案的几个人的看法，因为复查中确实发现不少的轻案重办、刑事犯罪当反革命。我的错误是不应将这些向无关的人说。蔡△△是历史反革命从宽处理，组织上派我去田螺涌接他们回来(同时有蔡△△冯△△罗△△三人)，因为蔡是一人径回气象站，所以我与冯、罗先行时对他说了回去要好好工作，不要记着运动中的事，历史上的罪过既成事实，今后只有将功赎罪之类的话，我并不是向他道歉表示斗错了他(我完全知道他的历史该划反革命)，过后有一次他到我们机关办事，我见到他时顺便问及他的妻子林△△同志(团员，我是团支部书记)，也许就是这些引起他对他的妻子说“李万铎有人情味”。陈俊运(原北江除虫队队员)劳改提前释放出来，曾给我写来两封信，第一封我没有复，又收到第二封因为反映的是生活没有着落要求回来北江除虫队，我复信叫他按组织程序向人事部门反映，我将他的两封来信及我的复信寄给张海珍(人事干部)处理，在信中我诚然有些不恰当的用语，对他称了“先生”、“获悉你提前释放仅此致喜”，是否有大错误可查原信。
+
+　　(五)关于同情右派言论问题
+
+　　我检查我当时的思想立场是模糊的，我没有考虑话是谁人的口中说出来的、他说的用意何在，如当时右派叫嚣“有职无权”，我就联��起有一次听省人代会的传达报告，据说代表们对农业厅提了很多意见而该厅却推副厅长谭冬青作答，谭很不满意，认为决定问题的不是他，而检讨则推他出面，因此该厅的答复不及格云云，我就认为在其它政府机关民主人士是挂名的。在动员大鸣大放的报告中听到过90％的墙和沟是我们党员造成的(报告人是地委书记林名勋)，因此右派分子提出要拆墙填沟时我就认为应由我们党员做起。右派说“反党不是反人民”，我错误地认为政党和人民应该有所区别。右派说“杀共产党人……”，我的意思也不是赞成杀共产党人而是在学习讨论会上认为他这句话后面还有“假如你们不为人民服务的话”这一大前提，不应断章取义。至于“平反委员会”，我曾认为这样有民主党派的人参与其事就不会怀疑我们冤枉了人，并不是赞成翻肃反的账，煽动“有苦诉苦有冤伸冤”的意思。反右开始前在学习讨论《人民日报》的两篇社论是否及时会否影响大鸣大放时，我曾认为是会影响鸣放的。而不知道这是鸣放结束的反右派进军号。总的思想是没有把右派言论看成敌人和敌我矛盾的表现，但这些看法都是在学习讨论中提出来的(我当时是学习组长，领导上是鼓励提出反面意见来争论的)，我没有坚持那些错误的看法，虽然有错误，但我检查确实没有与右派分子呼应向党进攻的动机。
+
+　　(六)对地委领导不满的问题：对于地委抽调植保干部搞中心我是不愿意的，这是我们技术部门技术干部的普遍情绪，我也没有特别的不满。关于技术改革我们业务部门往往达不到地委的要求，自己存在着保守思想却认为地委主观，我是其中之一，平常认为党委不重视病虫害的防范工作，有牢骚是事实，但不是反对地委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唆狗进簕蓬”这句话写在大字报上诚然不妥，但并不是煽动平均主义反对地委某领导。
+
+　　(七)关于国际问题的错误：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听过张旭(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时势报告，对于拉科西的昏庸无能印象很深，因为他的无能使反革命有了可乘之机，造成流血事件，所以认为是“主要是拉科西的官僚主义造成的”。直到后来中央发表一论再论我才端正了看法，是“人民的正当不满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我是一时的错误也没有在中央论述后坚持错误看法。而铁托的有关演说是以后才见报的。有关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奉召离波返苏、波苏贸易问题、匈牙利总书记人选、纳吉的真面目等我是看报形成的看法，没有在任何场合说过，只想到这些事情在而今多事之秋，一定会给帝国主义作反苏宣传的借口，因此就联想到当年斯大林在这些事情上为什么不审慎处理。在听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后，讨论到“斯大林相当缺乏辩证法”、“吞吞吐吐的辩证法”、“羞羞答答的辩证法”时，我就在中央的定评“七分马列主义三分非马列主义”的后边说了“斯大林在这三分非马列主义中做了不少坏事情”。意思就是那些错误是相当严重的，并不像同志们批判的那样跟沈秉强一样“什么坏事都是斯大林做出来的”。我没有否定斯大林的功绩，而对于他晚年的失误我的心情是痛惜的，而不是憎恨的。
+
+　　(八)关于小圈子中平日无原则的闲谈我已经彻底交代了。但那个小圈子并不是同志们批判的以我“为首”或是由我组织的。我以往没有意识到这个错误的极端严重性，更没有企图“培养个人势力”或“利用他们向党进攻”，他们的职务与我平行，水平都比我高，也都是党员。但我屡经同志们批评提意见都当耳边风，对人评头品足是恶劣的作风，应受批判和处分。
+
+　　我的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在农林水部门几年的工作中搞小圈子无原则，滋长了自高自大盲目骄傲自满、组织纪律松弛产生抗上情绪，思想发展不健康。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修正主义思潮及国内右派猖狂进攻时，就容易受到影响，不自觉地同意或同情他们的论点，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我愿意受到应得的处分。但我应向党组织表明我并非有意识地这样做，我心底里并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企图，虽然有过错误的看法，说过错误的话，但与右派的向党进攻是不同的，请组织查明我的一贯表现，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我愿意受到严厉的批判及组织上行政上的处分。但同志们把我的错误看成是一贯投机混入组织反党反人民，把我划为反动派，成为党和人民的敌人，这使我非常伤心和绝望，因此再次向党申述我的心迹，请组织明察我过去不是人民的���人，现在也不是人民的敌人，将来也永远不会是人民的敌人。
+
+　　我没有理由要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我没有必要向人民向社会主义制度闹对立，我愿将我的情况剖明供组织上参考：
+
+　　(1)我生长在山僻的农村，家庭是中农，土改时按当地的水平应分入一些土地但因缺乏劳动力没有要。共产党来了、土改了，对我家只有利而没有“损害”到我家的什么利益，农业合作化前已参加互助组和农业社组织，解决了劳动力缺乏的问题，增加了收入，我家一向没有粮食多余，统购统销对我家只有好处，从家庭的基本情况看我是不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
+　　(2)解放前我家就只耕种三、四亩田，父亲教书的最高月薪是九斗米(约合162市斤)，全家终年吃稀粥，我虽然外出读书但大半时间是外宿自理三餐以节省粮食。解放后父亲教书每月工资40多元，我的工资70多元，能买米千多斤，比过去的生活好了多少倍，从经济着眼我也不至于反党反人民。
+
+　　(3)我自己学生出身，没有参加反动党团，没有在反动政权中混过，没有历史包袱，用不着留恋旧社会，用不着对党两条心。
+
+　　(4)解放以后我才离开学校，我是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的，50年入团，51年参加工作，54年入党，我爱党和革命组织，永远不会是背叛组织的人，我将用今后的岁月证明我一生都忠于共产党。
+
+　　(5)参加革命工作以来，组织上和领导都给我很大的信任，54年派出连平官陂推广组，55年派出英德莲塘推广站，我都认为是领导上给予培养锻炼的机会引为莫大的荣幸，参加工作几年的时间并不长，但组织上已经让我负责一个站的工作，提升为三级技术员，即使我是为名为利也已得到了满足，何致对组织不满。
+
+　　以上数点，我不是想用出身历史来原谅自己的错误，仅是为了说明情况，表明心迹，提供组织参考。我请求组织进一步了解和分析我的错误性质，把我与右派区别开来，只望不戴右派的帽子，只望组织把我看作人民内部的人，我甘受行政上的任何处分，请求组织上留我在党内改造，我会用今后的岁月努力证明我的诚实改造和对党的忠实。通过这次运动对我的教训是终生不忘的，我将从这些批判中深深接受教训，努力改造思想，兢兢业业地为党为人民工作以赎我在这次运动中所揭露出来的错误。
+
+## 1958年思想总结——从反右运动受到处分以来的思想检查
+
+## 1959、1、16
+
+　　我出身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庭，所受的教育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教育(我的学校生活十分之九是在解放前的中小学校度过的)，而在思想发育的肇初，便是在祖国民主革命斗争最尖锐的时期，这种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革命在我思想上打下了很深的烙印。解放后虽然参加了革命工作，也参加了共产党，但没有进行认真彻底的自我教育和改造。骨子里还残留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观点气派，因此在社会主义的革命中每有风吹草动便经不起考验，特别是1956年世界工人运动出现修正主义思潮的时候，思想蜕化就更其明显，对许多问题和事件都产生严重右倾的看法，持的是右倾的态度，诸如农业技术改革、合作化运动、工农生活对比、肃反问题、反右斗争、波匈事件等，都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说了许多不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言论，最终堕落为右派分子。从去年5月下旬受到批判斗争迄今已经7个多月，1958年也已经过去了。回首前事触目惊心，然而“悟既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乃将前段种切做一总结检查，以利思想改造，以求新生。
+
+　　(一)七个月来的思想变化
+
+　　七个月来思想情绪上经历了三个相逐的阶段，也就是对自己的错误渐趋认清的过程：
+
+　　一、在斗争阶段主要思想是不服和不满。
+
+　　从反地方主义中产生的不满情绪到反右斗争时发展到顶点，因为当时对自己的错误毫无认识。对于农业合作化、农业技术改革、肃反和波匈事件等的错误言论看法仅仅承认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对于同志们的揭发批判都认为是断章取义，甚至无中生有，“人多人强狗多咬羊”而已，认为不是实事求是的说理就不成为批判，也批不倒我。思想反感态度桀骜。又自持学生出身历史一清二白，组织上居然把这样的干部作为右派对象来斗争简直是开玩笑。
+
+　　二、等待处理阶段主要是消极
+
+　　去年的6月初对我的会场斗争已基本结束，自从宣布停职反省以来已经没有业务工作了，故唯日日早出晚归去干部农场参加体力劳动，后来接到��右办公室的命令，搬去农场劳动等待处理。感慨自己参加革命工作几年来都勤勤谨谨少有缺失，多次受到表彰和奖励，肃反运动结束甚至被评为地市直属机关的甲等模范，就两年光景却身败名裂，世事难测、人生似梦，每每黯然神伤，对革命事业和当前的如火如荼的大跃进心绪漠然，抱着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既生临人间就生活下去，聊以完成生物过程而已。这个时期对自己的错误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强调言论虽有错误但没有反社会主义的居心，认为组织上正在复查处理，免不了存有侥幸心理，企望不被划为敌人然后躲到偏僻或没有人认识的处所去度此余生，告诫自己今后的嘴巴要只吃饭少说话，绝对不再涉及政治问题。
+
+　　三、定案以后的主要思想是希望新生。
+
+　　右派分子已经确定下来，历史已成结论，终身大错业已铸成，思绪却渐趋平静，虽然没有估计到处分会从原来的撤职降级留用察看改为监督劳动。但这除了使我更进一步认识错误性质的严重外，已不再能引起不良的波动了。对于被开除出党离开了多年来熟悉的工作岗位是一件伤心的事情，但经过几个月的思想斗争，矛盾已基本统一，对错误有了客观的态度，能平静地接受恰如其分的严肃处理(我的思想是既是右派则不在乎第几类处理)，因为我毕竟还爱这个组织，也还爱这份革命事业。
+
+　　定案伊始我已有思想准备作长期的艰苦的改造，彻底清除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要通过自己不熟悉的体力劳动去改变旧的思想作风和生活习气，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我知道中国革命斗争的曲折道路上有过不少在政治上犯错误的人(当然并不是都像我那么严重)，党都给予改造赎愆的机会，只要他们真正愿意改造和真正改造好了的话，便能继续为工人阶级的光辉事业出一分力量。我愿意向这些人学习，我愿意做“浪子回头”。
+
+　　眼下的思想是基本健康的，我个人素来对于物质生活享受没有过分的奢求，家里已经参加了人民公社，家中生活的重担已经减轻(过去每月要往家中寄四、五十元)，一身之外无大挂虑，所以目前除了希望早日回到革命队伍，没有其它过分的奢求。名位观念我素来都是淡薄的，我之所以希望归队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亘古未有的事业，能够献身于这一事业是人生最大的光荣，特别是从去年开始的大跃进，对于我这个被摒弃在那种热火朝天的豪迈的运动之外的人来说是很痛心的。
+
+　　(二)七个月来的劳动态度
+
+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过去是鄙视劳动的，一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解放后虽然从理论上承认了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但劳动实践却是个生手。自从前年底提出下放干部伊始，我便意识到学会劳动的重要。第一要从体力劳动的实践中去脱胎换骨改变资产阶级思想之残余。第二认为来日方长必须学会直接靠自己的体力劳动求得生存的本领。我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参加劳动的，但在斗争结束的初期，一方面经不起劳动的疲劳，另一方面也仍有一些不满和消极，认为这种劳动是被迫的，每念及此情绪就会低落，来到新丰岳城林场后，由于对自己的错误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同时生活也大致安定了下来，情绪渐趋平稳，体力劳动也逐渐习惯，从中也就能体会到劳动过后的喜悦来，我很惭愧自己在这方面是个弱者，虽然有十分气力不敢只出八分，但仍是处处不如别人，到林场二个多月来在思想上我决不敢姑息自己。我是到这里接受监督劳动的，我会虚心接受组织的监督，也会受自己良心上的监督，两个多月的劳动锻炼成绩虽然不大，但在体力增加和思想改造两方面都有一定的收获。
+
+　　(三)今后的打算
+
+　　目标是争取早日摘去右派的帽子，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普通劳动者。
+
+　　1959年的具体计划：
+
+　　1、要关心时事每日看报，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消长中得到启发和教育。
+
+　　2、学习完中共党史和联共党史简明教程，要写出心得从中吸取教训。
+
+　　3、掌握一般的林业知识，继续自修植物保护专业知识。
+
+　　4、每月总结思想一次，以加速旧的死亡和新的生长。
+
+　　5、一年内成为地道的林业生产者。
+
+　　(四)应该警惕的几个问题
+
+　　1、在政治要求上存在着某些消极情绪，往往有日暮途穷的感觉，这是改造路上的障碍，必须尽快消除这个阴影。
+
+　　2、也许是还不能完全适应劳动后的疲乏，几个月来的学习比较疏懒，这在我国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飞速前进的社会中有落伍的很大危险，必须及早克服这种情绪。
+
+　　3、要注意节约，这两个多月的经济是入不敷出的，今后一定要量入为出，家庭生活负担虽然减轻了，但几个弟妹的读书用度是责不容贷的。
+
+　　以上检查请林场领导审查批评指示。
+
+## 思想改造半年总结
+
+## 1959、4、29
+
+　　下放来场劳动改造思想倏忽又是半年了。半年的时间合的政策足以使人深深感动，作为右派的每一个人如果还不知悔改那就是自绝于人民。我经历了这次政治上的失足，误入迷途的教训是终身难忘的，我一定要严格地督促自己彻底改造，争取早日重归革命队伍，以功赎罪。
+
+## 给李万铎摘去右派分子帽子的通知
+
+## 1961.01.27
+
+　　（李万铎：）
+
+　　你在教育改造期间，能够认识错误，表现尚好，经群众讨论，并呈韶关专区右派分子教育改造领导小组批准于1960年12月17日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特此告知。希望今后继续努力，搞好工作，积极学习，进一步提高政治思想觉悟。
+
+　　 韶关地委专署直属机关干部畜牧场办公室1961年1月27日
+
+　　 ——原载于李仕兴著《自掌咀：我当右派的心路》，2006年自印。

CCRD/1/6/3/000230.txt

@@ -0,0 +1,21 @@
+# 中共地质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刘毅党籍的决定
+
+　　<(刘毅)>
+
+　　刘毅，男，现年四十一岁，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六年十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参加工作。历任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地质部办公厅主任等职。
+
+　　在这次党的整风运动初期，刘毅趁社会上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利用党所给他的部领导小组成员和办公厅领导小组长的职务，大肆煽风点火，向党进攻。
+
+　　刘毅一再在群众大会上攻击党组整风没有决心，说党组对整风的认识“有天上地下之别”。向群众煽动“因领导太不自觉，不尖锐、不刻薄、不解决问题”。还说“威是威信，不是威势，几天来大家发言完全证实，大家越来越失望，(领导上)这又有何威信呢？”露骨地打击领导威信。在党员司局长大会上，刘毅更进一步根据自己的反党观点把办公厅放出来的一些丑化、谩骂领导和攻击党组的右派言论和错误言论加以系统化，向党组进行攻击。事后，还在群众大会上夸耀他的发言“震动很大”。
+
+　　在小组会上，刘毅也不止一次地鼓动“有些同志发言尖锐一些，刻薄一些，我认为没有什么”。他还为有错误言论、右派言论的黑板报辩护说：“那不是谩骂，是反映了大家的愿望”。公开支持攻击领导“不学无术”的谬论，说领导“连这一点都不承认还行!”当其他右派分子攻击领导是经验主义，高唱“不调整领导成分不能改进工作”的滥调时，刘毅还嫌攻击得不够，他认为“这个估计过高”，而是党员副部长“连个主意也没有”。诬蔑“党员副部长是‘有职，有权，无责’，非党员部长是‘有职，无权，有责’”。右派分子薛毅发表反党的“改革干部选拔使用制度的刍议”以后，征求刘毅的意见，刘毅表示部分同意，并以提拔某副部长为例，来支持“刍议”中所谓“选拔干部没有群众路线，标准笼统”的谬论。他还主动找物探局右派分子钱宁谈过话，鼓励钱宁“鸣放”。
+
+　　早在学习八大文件的时候，刘毅便有过酝酿改组党组的活动，在这次整风初期他又和某些同志谈部领导需要改组，并说：“这不一定不是和风细雨”。
+
+　　对待肃反的问题上，刘毅是附和肃反对象对党不满的情绪，一再强调党对肃反中被审查的人伤了感情，要党向他们“消除隔阂”。在群众大会上公开说“肃反有偏差，有错误，应该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来吸取，这些偏差和错误应由部领导负责”，并将此说成和某部长等个别人的作风有关。在支部会议上要肃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作思想准备，使他们感到压力很大。在办公厅两次讨论肃反问题的支部大会上(他是支部书记)，吸收非党肃反对象参加，并一再鼓励肃反对象发言。因此，这些人在会上向党进行了猖狂的攻击，否定肃反成绩，诬蔑积极分子，也有少数“积极分子”在会上表现动摇，甚至泄密。刘毅对这些有严重错误的言论不组织批判，正确的意见没有发表，实际上把党的支部大会变成了反党的“控诉会”，变成了肃反对象向党进攻的工具。
+
+　　办公厅的反右派斗争，在刘毅担任领导小组长期间，实际上只是批判了薛毅的“刍议”，而对右派分子丑化、诬蔑领导的言论，没有组织揭发批判，当领导小组其他成员提出这个问题时，刘毅反说“不要再批判了吧!再批判一次等于把领导又丑化一次”。鸣放初期，办公厅黑板报登出了不少有明显右派性质的言论，刘毅不进行追查。整风初期，专家工作室有些翻译酝酿闹大民主；鸣放期间，也有不少人发表了右派言论和错误言论，刘毅(62)置若罔闻。在张华同志对此提出意见后，他也只是非正式的和专家工作室主任何栋同志谈了一下，而对何栋同志提出的具体意见又不采纳。在反右倾情绪时，刘毅违背部领导小组和国家机关党委的指示，不听取办公厅领导小组其他成员的意见，提出“不追不批”的错误口号。刘毅在反右派斗争中的错误作法，使办公厅的右派分子漏了网，中间群众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
+
+　　刘毅虽然入党二十多年，但没有很好的接受党的教育，地主资产阶级立场没有得到改造。他在一九四六年任地委书记的时候，曾函告无极县处死与被刘毅遗弃之妻姘居的农民刘德辰，一九五四年此事被告发，受党内撤销工作，行政上撤销办公厅副主任职务的处分。一九五二年任地委书记时，因包庇反革命分子刘承梁(刘毅胞弟)，曾受党内撤销工作处分。但刘毅并没有从上述两次��误中吸取教训改造自己，反而一犯再犯，在这次党的整风运动中，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时机，他一方面背着党组进行酝酿改组党组的活动，一方面大肆攻击党，丑化领导，煽动和率领右派向党进攻，企图攻垮党组，篡夺领导，实现他个人的政治野心，并利用其领导小组长职权歪曲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使办公厅运动搞得不深不透。以上充分说明，刘毅是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为纯洁党的队伍，决定开除其党籍。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CCRD/1/6/3/000231.txt

@@ -0,0 +1,41 @@
+# 中共沈阳市人民委员会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鲁坎党籍的决定
+
+　　<(鲁坎)>
+
+　　鲁坎在反右斗争中已定为极右派分子，并经支部大会和机关党委讨论决定开除其党籍。
+
+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
+## 附：对鲁坎的处理意见
+
+　　鲁坎，原名梁振亚，男三十八岁，共产党员，河南省确山县四区陈庄村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沈阳市文化局长、省文联副主任、“处女地”、“芒种”编委。极右分子。
+
+## 一、主要右派言行：
+
+　　1、攻击省市委反对党的领导。在省委文艺座谈会上以反教条主义为名，攻击省市委领导，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我省市贯彻不够，领导上对这个方针的领会和掌握都有问题”接着他还攻击我们党不民主说：去年省党代会上我有个发言，原来写了七千字，去掉二千字，原因有些事不敢说，而在“党的生活上登了我的发言，而把对省市委的批评去掉了”。又说：“省市委没有把它提到日程上来。因此在文艺界有无限的忧虑和阻力，而还没有很好鸣放起来”。“忧虑和阻力是来自领导上对文艺界不关心不重视和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领导”。“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是三股绳子，而拧在一起又是最可怕”。并向反党分子王化南献策，说王在省委文艺座谈会上发言不该抱一种情绪。意思是说这样向党进攻的方法不机智。同时，攻击并诬蔑省市文艺界对“芒种”反党政治倾向的批判。说：“文艺界的批评原则性斗争很少是宗派主义情绪”。“我们在批评中间是不平等的，只许一方面讲话，不许另一方面讲话”。有的刊物只许一方面评论，不许另一方面评论。
+
+　　2、挑拨党和群众、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关系，说：“民间职业剧团饭都吃不饱，演出没有剧场怎样提高艺术，党委要认真加以解决，是可以解决的”。
+
+　　3、积极支持“芒种”向党进攻。当纸张供应不足，省委决定“芒种”暂时停刊时，他积极争取“芒种”出刊，“没纸也好办，可以到市场上购些土纸代替，没有钱可由文化局挤点，实在不行我们可办个同人刊物”。
+
+　　在“芒种”第二期上制造毒草——“下乡记”诬蔑和攻击党的高级干部。
+
+　　4、挑拨党和积极分子的关系。一九五六年八月在沈阳日报上发表“在大医院就是大医生”一文，攻击医学院附属医院，煽动和(192)挑拨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引起了社会上的多方面指责，而且招致医务人员普遍不满，严重地破坏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
+　　5、正当市文艺界对“芒种”的反党倾向进行批判和斗争时，鲁坎企图转移斗争目标，给辽宁日报写了一封攻击“处女地”和辽宁日报的匿名信。并在信的后面加上小注，恶毒的称辽宁日报为“贵报”。
+
+## 二、平素的表现和斗争后的态度
+
+　　个人主义思想极端浓厚，因级别待遇问题。长期和党抱有不满情绪工作中表现不够深入，脱离群众，只就处理问题比较谨慎。
+
+　　反党言行被揭发后，起初态度不老实，后来经群众的批判和斗争，态度较老实，对自己反党言行有一定认识，并做了较详细的书面交代。但对“芒种”的关系，交代的不够彻底，并尽量摆脱和“芒种”反党集团关系，以便减轻罪过。现已低头认罪，并有悔改表现。
+
+## 三、处理的意见
+
+　　根据中央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原则规定，该人适合第三类情节严重，有悔改表现。处理意见：撤销原有职务，分配到文化干校当教员。降五级，由十一级降为十六级。
+
+　　 沈阳市人民委员会整风领导小组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
+
+　　· 来源：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CCRD/1/6/3/000232.txt

@@ -0,0 +1,49 @@
+# 中共沈阳市人民委员会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王化南党籍的决定
+
+　　<(王化南)>
+
+　　王化南在反右斗争中已定为极右派分子，并经支部大会和机关党委讨论决定开除其党籍。
+
+## 附：对极右分子王化南的处理意见
+
+　　王化南，原名王林瑞，男，三十八岁，高中文化，自由职业出身，共产党员，市文化局副局长，兼市文联主任，极右分子。
+
+## 一、 历史上的主要问题：
+
+　　在军队时系正营级，在治病修养时，伪报团级干部。
+
+## 二、主要右派言行：
+
+　　1、借反对教条主义为名，反对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说：“辽宁地区党的领导对政策领导无力，重视工业轻视文艺……文艺是可有可无的，没有文艺死不了人，出不了乱子”。“领导上不了解上层建筑对基础的积极作用。”“更多的是教条主义领导，不但挫伤了文艺创作的积极性，也毒害了广大文艺爱好者和读者的心灵”。和郭虚共同提出八条反党的文艺纲领。诬蔑党只许说好不许说坏，只许写政治题材，不许写儿女情家务事，欢乐歌颂，不要讽刺，抽象的只许写工农兵，不喜欢写工农兵以外的题材……。诬蔑党对文艺领导是一种行政压力。说：“我们市的工作不好作，是因为省设在市内，工作受到限制”“文艺界不平等，省比市高，大比小高，国营比民营高，老比新高”，演戏派人坐在首长跟前，观看脸色是笑了还是皱眉了这是一种行政压力。
+
+　　2、抗拒省委决定，指使“芒种”变成反党阵地。因纸张缺乏，省委决定停刊“芒种”，王化南对此不满，和右派分子郭虚共同上书省委黄书记，提出：辛辣大胆，干预生活等十六字作招牌，发表攻击党的毒草文章。同右派分子郭虚、吴山等人组织反党小集团，进行反党活动。
+
+　　3、在剧团体制改革的幌子下，取消党对京剧团的领导。
+
+　　4、反对党所领导的正确的文艺批评。他认为青年人在创作上有问题，也应迁就。主张文学艺术上的问题不应同党员政治生活联系起来。
+
+　　5、挑拨党与艺人的关系，说党不重视民间艺人，过去曾说民间艺人是“下流人”而在鸣放时，却装出关心艺人的样子说：民间艺人过着吉普赛人的生活，房子像贫民窟似的，都吃不上饭。”
+
+　　6、反对私营文化企业社会主义改造。认为私营文化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冒进了，公私合营没有优越性。
+
+## 三、平时表现与认罪的程度：
+
+　　1、平时表现
+
+　　王由军队转到地方后，伪造历史功迹，以“保尔”自居，目无领导，因经常不参加组织生活和少交纳党费，被市委通报两次，他对此不满，说：“市委看我王化南威信太高了，想往下压一压”。
+
+　　执行干部政策任人唯亲，重才轻德；并以私人名义介绍坏分子到剧团工作，经常吹虚并让别人写文章以个人名义发表。
+
+　　2、认罪的程度
+
+　　揭发反党事实之初，是对抗的，认为报上发表批判他的文章是“整人”“扣帽子”还狂妄的说：“‘芒种’既然出了错误，那我王化南可以包下来”，之后又推卸责任说：“芒种我未管”。在经过大力揭发与批判承认了自己是右派分子，只抽象的作了检讨，对具体罪恶事实不肯彻底交代。无深刻悔罪表现，对自己成为右派不以为然，经常打朴克下象棋，一九五八年元旦，还请右派分子和有严重错误的人吃饭。并彻夜的狂欢，对人扬言：“不要党票了”。
+
+## 四、处理意见：
+
+　　根据中央关于对右派分子处理原则规定，该人适合第三类情节严重，没有深刻的悔罪表现，本人残废，不能参加劳动，处理意见：撤销原有职务，分配到市图书馆编目录，降六级，由十一级降为十七级。
+
+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
+　　· 来源：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CCRD/1/6/3/000233.txt

@@ -0,0 +1,249 @@
+# 吉林省各界右派分子名录: 大学生系统(683人) 【中】
+
+　　<中共吉林省委整风办公室>
+
+## 【原书第517-557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邱林尊 吕正华 吕春祥 吕世周 吕中衍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2 22 23 21 24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商人 富农 伪官吏 贫农 贫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6年 参加共青团 - - 1956年 参加共青团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极右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劳动察看 开除劳动教养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 - 开除团籍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吉林 劳动教养所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受反动家庭影响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517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吴祥生 吴素文 吴樑 吴建福 吴智勇   性别 男 女 男 男 男   年龄 29 23 23 29 25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富农 职员 商人 贫农 资本家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52年 10月参加 共青团 1952年 12月参加 共青团 共青团员 1953年 参加共青团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 一贯道徒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因其父三反时被斗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受资产阶级 家庭影响   备考             
+
+## 第518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吉林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吴宗潘 吴润泽 吴煒 吴纯琛 何维宇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1 25 24 23 22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资本家 城市贫民 商人 贫农 自由职业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50年 参加共青团 - - 1953年9月 参加共青团   性质 右派 极右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免予处分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519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吉林大学 吉林师范 专科学校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何鼎深 何耀祖 何佩珠 何怀德 何健   性别 男 男 女 男 男   年龄 24 25 23 26 24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地主兼 资本家 伪官吏 中农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1950年 参加共青团 1956年10月参加共青团 1954年1月 参加共青团   性质 极右兼 反革命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法办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市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行凶 杀人未遂 - 因不服从领导受过团内劝告处分 - 土改时其父被判处15年徒刑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思想一贯 反动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因其父被改造不满   备考             
+
+## 第520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农学院 长春农学院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何丕华 何运祝 何宜男 何玉华 何振仁   性别 男 男 女 男 男   年龄 29 28 20 24 24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地主 职员 地主 贫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共青团员 1956年3月 参加共青团 1949年8月 参加共青团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极右 极右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免予处分 学习察看 开除学籍 劳动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回四川 在校 回家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521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长春农学院 吉林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吉林工业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何有春 何为义 汪承隆 汪亚圣 汪兆申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8 28 23 26 21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中农 中农 地主 地主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4年 参加共产党 - - - -   性质 右派 右派 极右兼 反革命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劳动察看 法办 学习察看 劳动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党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市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去辽宁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整风期间组织反动的行动委员会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思想一贯 反动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备考             
+
+## 第522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农学院 吉林师范 专科学校 吉林师范 专科学校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宋运昌 宋勤 宋宇 宋兴周 宋家铃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1 25 20 22 25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自由职业 中农 伪职员 贫农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共青团员 共青团员 1955年6月参加共青团 共青团员 -   性质 右派 右派 极右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劳动察看 开除学籍 免予处分 免予处分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回哈尔滨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备考             
+
+## 第523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工业大学 长春医学院 吉林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肖落模 肖朝简 肖达基 肖烈 肖良渠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2 26 19 20 21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地主 商人 伪官吏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51年 参加共青团 -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极右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开除军籍 毕业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团籍 - -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总后勤部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郭前旗劳动 调黑龙江省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庭家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备考             
+
+## 第524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师范 专科学校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沈增瑞 沈国华 孟宪文 孟宪德 孟琰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1 25 30 22 25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中农 地主 地主 地主 贫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专科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55年 参加共青团 共青团员 共青团员 共青团员   性质 右派 右派兼 坏分子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法办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市公安局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去辽宁省 中央化工部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流氓 玩弄女性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525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欧阳学 欧志广 苏廷魁 苏东祥 宗念洛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3 20 20 30 21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商人 手工业者 地主 自由职业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526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吉林大学 吉林 工业大学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工业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武志民 易齐汇 郎世昌 招宝光 卓培琦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2 23 24 25 21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教员 富农 伪官吏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49年 10月参加 共青团 - - - -   性质 右派兼 坏分子 右派 右派 极右兼 坏分子 极右   处理类别 法办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法办 开除劳动教养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 - - -   审批单位 市委 党委 党委 市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 - 在校 - 吉林 劳动教养所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流氓 调戏妇女 - - 其父是反革命分子被我逮捕法办，本人在整风期间组织过反动的行动委员会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对其父被捕不满 家庭被斗   备考 - 自杀 - - -   
+
+## 第527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吉林 工业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岳录山 竺士华 林牡华 林洪均 林青   性别 男 男 女 男 男   年龄 20 26 20 25 27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贫农 城市贫民 中农 富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革命军人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1951年 11月参加 共青团 - -   性质 右派 右派兼 坏分子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劳动察看 开除学籍 劳动察看 学习察看 免予处分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开除团籍 -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回家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盗窃 国家财产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备考             
+
+## 第528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吉林 工业大学 吉林 工业大学 吉林工业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郑义海 郑昌莹 郑国本 郑钧霖 郑达雄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0 28 22 24 22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地主 工人 贫农 贫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1949年 11月参加 共青团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免予处分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毕业察看 毕业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开除团籍 -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529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工业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郑培荣 郑任圻 罗国华 罗念先 周世栋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19 21 20 29 23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资方代理人 地主 地主 贫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共青团员 - - -   性质 右派 极右 右派兼 反革命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毕业察看 法办 劳动察看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团籍 - -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市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调天津市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现行破坏 其父被镇压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 思想一贯 反动 杀父之仇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530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周诚 周志斌 周春池 周金龙 周绍祖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0 20 23 22 21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贫农 伪官吏 工人 富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0年 10月参加 共青团 1954年4月参加共青团 1953年3月参加共青团 - -   性质 右派兼 反革命 右派 右派 极右 右派   处理类别 法办 劳动察看 学习察看 劳动察看 免予处分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 -   审批单位 市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汉奸 -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思想一贯 反动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受反动家庭影响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531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吉林 工业大学 吉林工业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周永林 周湘泉 周干端 周根寿 周星晰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3 22 21 24 25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富农 资本家 贫农 贫农 伪职员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4年 参加共青团 1955年2月参加共青团 -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免予处分 劳动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 -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532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工业大学 长春农学院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周允若 周希武 周国华 周维新 周铁光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3 22 25 25 22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工人 职员 贫农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50年6月参加共青团 1948年1月参加共青团 1950年 参加共青团 -   性质 极右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开除学籍 劳动察看 免予处分 免予处分 劳动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回家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533��
+
+　　（）
+
+　　   地区及单位 吉林师范 专科学校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校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周志城 金长浩 金佩珩 金洪舜 金龙生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2 25 29 21 25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中农 贫农 中农 伪职员 工人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50年3月参加共青团 - - -   性质 右派 右派 极右 右派 极右   处理类别 劳动察看 学习察看 开除 劳动教养 免予处分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团籍 - -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市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吉林 劳动教养所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534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师范 专科学校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金永奕 金东鬱 金孝明 金熙順 金贵堂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2 23 23 21 20   民族 鲜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中农 中农 地主 贫农 职员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共青团员 - 共青团员 共青团员 -   性质 右派 右派 极右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劳动察看 勒令退学 免予处分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回新民县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535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长春农学院 长春农学院 长春农学院 吉林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洪纯发 洪铸 余殿留 俞志才 姜春韬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1 21 24 20 24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商人 地主 中农 资本家 富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职员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56年4月参加共青团 1952年 12月参加 共青团 1952年1月 参加共青团 1956年 参加共青团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开除学籍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回上海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 国民党员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536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吉林 工业大学 长春农学院 吉林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姜云飞 姜明富 姜侠 姜永年 姜纯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0 23 20 25 20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富农 地主 城市贫民 职员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1950年 参加共青团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开除 劳动教养 开除学籍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开除团籍 -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吉林 劳动教养所 回北京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国民党员 -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537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吉林大学 吉林师范 专科学校 吉林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姜永生 姜树往 郭群邳 胡廷明 胡景江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4 20 25 21 24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城市贫民 贫农 伪官吏 地主 城市贫民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1年 参加共青团 - - - -   性质 右派 右派 极右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劳动察看 开除 劳动教养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 - -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吉林 劳动教养所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其父被镇压 - 反革命家属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对其父被 镇压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其父被管制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538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吉林 工业大学 吉林 工业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胡世铎 胡正强 胡田钮 胡启亚 胡显中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5 23 20 23 24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城市贫民 工人 地主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6年1月参加共青团 1950年6月参加共青团 1956年5月参加共青团 1951年1月 参加共青团 1951年10月 参加共青团   性质 极右 右派 右派 右派 极右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劳动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法办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市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 三青团员 企图逃越国境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备考             
+
+## 第539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长春农学院 长春农学院 吉林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施自强 施蕴乔 马孝贤 马文才 范亿光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1 22 22 23 24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地主 贫农 手工业者 中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性质 极右 右派 极右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开除 劳动教养 学习察看 开除 劳动教养 开除学籍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吉林劳动 教养所 去内蒙 吉林劳动 教养所 回四平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历次运动 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540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吉林 工业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范镜明 范瑾 范文敏 范文质 范垂凡   性别 女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4 25 22 25 21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高级职员 贫农 店员 富农 资本家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1949年5月 参加共青团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毕业察看 学习察看 毕业察看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 开除团籍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分配工作 考察一年 在校 去黑龙江省 去北京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541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赵淑艳 赵汉国 赵青卫 赵殿岳 赵世文   性别 女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1 21 23 21 19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店员 工商业者 中农 伪官吏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免予处分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三反运动中其父、母 被斗 其父土改时被斗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因其父母 被斗而不满 对其父土改被斗不满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542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赵海清 赵清景 赵振宽 赵桂林 赵克庸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2 22 22 25 24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满   家庭出身 资本家 地主 贫农 贫农 商人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共青团员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免予处分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 开除团籍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543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吉林工业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赵锡鸠 赵世明 赵维臣 赵泄石 赵吉生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2 21 22 22 22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满   家庭出身 商人 地主 工人 工人 贫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 1955年12月 参加共青团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免予处分 劳动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 -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544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长春农学院 长春农学院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赵一仲 赵儒清 赵百义 赵俊忠 赵永清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5 28 21 23 26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城市贫民 地主 地主 城市贫民   本人成分 学生 自由职业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50年 参加共产党 - 1952年10月参加共青团 1949年 参加共青团   性质 极右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劳动察看 开除军籍 劳动察看 学习察看 免予处分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党籍 -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总后勤部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去河北省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 其父为 反革命分子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545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马光汝 马竟 马长壮 马德玉 马万梅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4 22 24 20 22   民族 回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商人 雇农 富农 地主 城市贫民   本人成分 职员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50年3月参加共青团 1953年 参加共青团 - 共青团员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546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吉林工业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马立勋 马洪福 马文忠 马宗藩 马关义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7 21 23 21 23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富农 伪官吏 城市贫民 商人 资本家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1955年 参加共青团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开除学籍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 开除团籍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回家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杀父之仇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受资产阶级 家庭影响   备考             
+
+## 第547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孙国器 孙承宗 孙光宇 孙洪才 孙照兴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1 28 23 22 21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伪军官 教员 贫农 中农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2年 参加共青团 - 1950年 10月参加 共青团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 开除团籍 -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备考             
+
+## 第548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吉林 工业大学 长春农学院 吉林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孙建超 孙兴华 孙丕文 孙思培 孙毅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0 26 21 26 26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贫农 工人 资本家 贫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复员军人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1949年 11月参加 共青团 - - 1948年12月 参加共青团   性质 右派 右派 极右 极右 右派   处理类别 免予处分 免予处分 开除学籍 开除学籍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团籍 - -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退学回家 回家 在农安劳动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549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长春农学院 长春农学院 长春农学院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孙力生 孙超 孙伟 孙洪儒 孙守荣   性别 男 男 女 男 男   年龄 21 21 23 22 19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城市贫民 中农 职员 中农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1956年 11月参加 共青团 1949年12月参加共青团 -   性质 极右 右派 右派 极右 右派   处理类别 开除学籍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取消入学资格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通化劳动 在校 在校 在校 回黑龙江省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550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吉林师范 专科学校 吉林大学 吉林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孙忠全 孙进巳 孙大华 贠辅才 战炎   性���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3 28 28 23 30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中农 资本家 地主 地主 自由职业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共青团员 共青团员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极右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毕业察看 免予处分 法办 开除劳动教养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市公安局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回山西省 去吉林 在校 - 吉林 劳动教养所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其父被捕 姨父被处死 三青团员 盗窃分子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受反动家庭的影响 家庭被斗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551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长春 农学院 吉林 师范大学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农学院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恩振羽 姚飒 段国成 席福宾 信绍魁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3 22 21 24 21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伪官吏 教员 恶霸地主 工人 富农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共青团员 - - 1954年 参加共青团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极右   处理类别 劳动察看 学习察看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其父是 伪警察署长 被镇压 -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杀父之仇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家庭被斗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552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晏凡庆 纪辅左 祝振亚 郝世昌 郝兴文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30 30 27 23 23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贫农 中农 地主 职员   本人成分 自由职业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 1952年 参加共青团 1950年7月 参加共青团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553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长春农学院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梁结群 凌济如 秦江 秦光宗 秦世弟   性别 男 女 男 男 男   年龄 22 27 23 20 22   民族 僮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贫农 地主 富农 资本家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1955年参加共青团 - - 1954年6月 参加共青团 1956年 参加共青团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开除学籍 免予处分 劳动察看 免予处分 学习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 - 开除团籍 开除团籍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回广西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 三青团员 国民党员 -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554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大学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梁薰如 梁世武 梁世灿 梁贵璜 梁学东   性别 女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6 27 22 21 21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自由职业 贫农 商人 贫农 革命军人   本人成分 学生 职员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共青团员 - -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劳动察看 开除 劳动教养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开除团籍 - - -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吉林教养所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三青团 分队长 - 肃反被斗 - -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555页
+
+　　（）
+
+　　   地区及单位 吉林 师范大学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地质 勘探学院 长春农学院 长春农学院   职别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姓名 韩童艺 韩国英 韩志义 韩伟 韩常民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23 21 27 23 23   民族 汉 汉 汉 汉 汉   家庭出身 地主 贫农 富农 贫农 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大学   何时参加工作             何时曾参加何党派，社会团体，担任何种职务 - - 共青团员 - -   性质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右派   处理类别 学习察看 劳动察看 学习察看 劳动察看 劳动察看   党派及社会 团体处分 - - 开除团籍 - -   审批单位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党委   处理后去向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在校   有何政治 历史问题             反党反社会 主义原因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备考             
+
+## 第556页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CCRD/1/6/3/000234.txt

@@ -0,0 +1,85 @@
+# 中共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版画系、国画系)联合支部关于开除洪波党籍的决议
+
+　　<(洪波)>
+
+## 一、简历：
+
+　　洪波　男  三十二岁　天津市人
+
+　　家庭成份　职员
+
+　　个人成份　学生
+
+　　一九四五年九月入党
+
+　　一九四六年到解放区华大联大美术系学习，后即在该系担任助理员工作，解放后派来我院工作，先后任辅导科、教务处秘书和我院党总支副书记的职务。
+
+## 二、主要反党言行：
+
+　　1、洪波身为美院总支副书记，对上级党委隐瞒党内极右分子江丰的反党活动，并对其进行包庇，对江丰在美院的反党活动和思想错误，作为总支副书记的洪波，不但不坚持斗争而且当党员向洪波反映江丰的意见时，洪波不但不把江丰的问题向上级党汇报，而且为江丰解释辩护，当江丰反党最猖狂的时候，洪波在党内外散布“钱部长搞江丰是宗派打击，江丰受了委曲”等言论包庇江丰，洪波袒护江丰，不向上级党汇报，其反党活动的事实是很多的，如江丰在总支大会上歪曲传达中央百花齐放的方针，以及江丰认为党不能领导学术讨论等等。
+
+　　2、洪波是五月会议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把学校党总支变为江丰的反党工具。
+
+　　①五月会议期间，洪波受江丰指使，召集党内外教授，阴谋策划五月会议。
+
+　　②五月会议时洪波利用总支副书记职权。
+
+　　(甲)组织煽动群众(其中有校内干部，雕塑工厂、雕塑训练班等)向党进攻。
+
+　　(乙)布置人带画去文化部示威。
+
+　　(丙)会前和会上还促使群众集中攻击文化部领导。
+
+　　③五月会议上以美院党总支副书记的身份歪曲事实，为江丰轻视民族遗产违反国画政策辩护。
+
+　　④洪波指派右派分子张世春招待文汇报、光明日报记者，扩大江丰反党集团的影响，在全国范围内把党搞臭。
+
+　　⑤会后洪波领导整理会议记录，并和江丰共同拟定散发记录的名单，企图把反党火焰燃烧到全国各地。
+
+　　⑥洪波向江丰献策，准他亲自去杭州华东分院点火(未去成)。
+
+　　3、阻挠反右斗争的开展：
+
+　　①他极力包庇右派分子庞薰琴
+
+　　(甲)庞薰琴问题见报前，洪波向市委打电话，肯定庞搞错了，说庞是思想问题等，企图阻止庞的问题见报，并到处散布庞不是右派，洪波说：“豁出党籍不要也不能这样搞下去。”
+
+　　(乙)洪波还指使庞涛(庞薰琴女儿)写信给彭真市长申诉庞搞错了，信的内容和词句都是洪波授意和修改的。
+
+　　②阻挠美院反右斗争：
+
+　　反右开始以后，洪波对上级党委，和党员一再宣布美院没有右派分子。
+
+　　(甲)当黄警顽被揭发时，洪波还认为他不是右派。
+
+　　(乙)洪波以为雕工厂“都是好同志”，当右派分子张德蒂已经公开叫嚣向党进攻时，洪波仍认为她不是右派。
+
+　　(丙)文化部要调实习同学回美院参加反右斗争时，洪波也不同意。
+
+　　4、勾结民盟右派分子共同反党：
+
+　　整风运动以前，洪波与民盟之间就没有任何阶级界限，把党内问题泄漏给民盟，并加以歪曲(如说江丰在×月会议受了委曲)曾向教员讲过入党需先入盟等错误言论。整风开始时，洪波将党内有关整风形势的绝密文件拿给民盟右派李宗津看，与民盟右派串通一气，进行反党。
+
+## 三、思想根源：
+
+　　洪波从一个比较有革命热情的共产党员，堕落成为党内的右派分子，决不是偶然的。洪波在初参加革命时，有民主革命的要求，同时对自己的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及资产阶级教育所带来的影响，尚有所警惕，愿意按照党的要求来改造自己，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奋斗。但入城以来，洪波滋长了政治上的自满情绪，放松了自我改造的要求，个人主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
+　　洪波的个人主义，主要表现在业务与政治的矛盾上，洪波原来是搞画的，于搞画更合乎自己的兴趣，更便于名利双收，而出了名政治待遇也高，洪波就不安心作行政工作和政治工作，按说他的主要业务工作是党书记，但他对党交给他的工作采取了极不负责的态度，最近两年来，洪波虽然担任着我院党总支副书记的工作，但始终把这一重要工作看作是不得已的负担，因此消极应付，敷衍塞责，严重的脱离政治，连报纸也懒得看，逐渐丧失了革命意志，离开了党的立场，完全蜕化变质成为一个只顾个人利益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了。
+
+　　近一两年来洪波不是丝毫没有发现江丰的政治错误，也不是不知道党内外群众对江丰及江丰集团反党分子如彦涵等的许多不满，但洪波不敢，也不愿和江丰展开坚决的斗争，因为那样作不但要得罪江丰，而且还必须化费很大的时间、精力。洪波为了个人得失，苟且偷安，不惜压制党员群众的批评，欺蒙上级党，使我院党总支瘫痪、瓦解，对江丰采取了可耻的妥协态度，并包庇江丰。五月会议期间，洪波完全背叛了党，投靠江丰，变成江丰反党集团的骨干和组织者，这不过是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国内外的修正主义浪潮高涨和江丰反党集团似乎占了优势——他的个人主义进一步发展和暴露而已。
+
+　　洪波的严重个人主义，政治上蜕化变质不仅表现在和江丰的关系上，而且也表现在一系列日常政治工作中和对待运动的态度上。洪波以腐朽的资产阶级私人关系代替了严肃的政治原则，他把曾经是三青团骨干分子的潘绍棠(党员，右派分子)安插到党总支执委会中去，在肃反问题上包庇其反革命弟弟的严重政治错误，纵容袒护党内外品质恶劣，堕落腐化分子(如顾群，党员、张世春，党员、史军，团员——现均为右派分子)在群众中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而对政治上原则性比较强的同志则采取挑拨、中伤、排斥、打击的态度，即使没有“五月会议”反党的情节，洪波也已与共产党员的称号远不相称了。
+
+## 四、运动中的态度：
+
+　　五七年底，江丰集团被揭发以后，经过群众的揭发与斗争，洪波较早，较彻底的交待了他的反党言行，第一个脱离了江丰反党集团，并揭发了他所知道的有关这个集团的部分反党事实。
+
+## 五、结论：
+
+　　根据上述情况看来，洪波虽然在反右斗争中坦白交代较彻底，较早的揭发了江丰集团的某些反党活动，斗争后表现也较好，但情节并不轻微。为了严肃党纪，纯洁党的队伍，联合支部决议开除洪波的党籍，并呈报上级党组织批准。
+
+　　 一九五八年
+
+　　· 来源：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CCRD/1/6/3/000235.txt

@@ -0,0 +1,17 @@
+#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支部大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陈仲平党籍的决定（陈仲平）
+
+　　陈仲平，男，四十五岁，福建省武平县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职员。一九三○年入党，一九三一年参加工作，曾任县委特派员、地委副书记、专员等职。现任哲学教研室副主任。
+
+　　陈仲平在近几年来，特别是社会主义高潮以来和右派进攻期间，进行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的活动，其主要事实是：
+
+　　自一九五六年以来，陈仲平经常攻击党的某些基本政策，诬蔑中直“三反”运动搞“左”了，诬蔑统购统销搞“糟”了。一九五七年鸣放期间，他更进一步配合社会上的右派分子，猖狂地向党进攻，恶毒地诽谤、诬蔑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的领导同志，恶毒地造谣、诽谤兄弟国家的领袖，公然为胡风辩护，包庇反党坏分子古达。在反右派斗争中又同情、包庇右派分子，为他们的反党罪行开脱、辩护。
+
+　　他诬蔑校党委不能领导教学，攻击党的教学方针；反对“向学员学习，为学员服务”的口号；反对科学研究为教学服务，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针，坚持资产阶级的治学方向。他还造谣中伤，诽谤党委第一书记杨献珍同志，骂侯副校长“不学无术”，不能领导教学，抗拒党委领导，不执行党委决议。
+
+　　几年来，陈在室内极力培植个人势力，树立个人威信，拉拢黎明、朱明搞宗派活动，打击排斥异己。破坏党和同志间的团结，阻挠贯彻党委的指示和决议，把持领导权，使党委的指示在(7)哲学教研室不能贯彻执行。对其他部门，陈用同样办法破坏师训部、短训班党的统一领导，破坏部门间的团结，使工作受到很大的损失。
+
+　　陈仲平很久以来就存有严重的地方主义思想，早在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四年，在本校学习期间，就积极参加了陈华、陈铭金地方主义的反党活动，策划与组织他们向中央告状。攻击党的南下干部挂帅的方针。以后又不断散布南下干部排斥本地干部的错误言论，并对党的反地方主义斗争肆意攻击。一九五七年鸣放期间，他又企图再次组织普通班学员向中央告状，借以达到反掉南下干部挂帅的方针的目的。
+
+　　当他的错误被揭发后，他不但不低头认罪，彻底交代，反而对整风运动进行破坏。整改运动刚一开始即散布空气、缓和反右斗争的锋芒；进而压制批评，打击报复，制止别人揭发问题；利用领导职位，拉拢部分同志，指示他们“解释”，串连，召开座谈会，用各种方式大肆活动，混淆是非，制造混乱，转移斗争目标，抗拒党的领导，阻碍运动的开展；当他的阴谋被揭穿后，竟公开抵抗，直至在全室大会上作了检讨，虽承认了反党罪行，但对某些重大错误仍采取抵赖态度。党组织为了挽救陈仲平，五个月来，一直耐心教育帮助，但陈直至开全校大会对他进行批判时仍不觉悟，态度很坏。据此，陈仲平已背叛了党、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完全蜕化成为一个党内右派分子。支部大会决定开除陈仲平的党籍，并建议行政撤消他哲学教研室副主任的职务。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CCRD/1/6/3/000236.txt

@@ -0,0 +1,23 @@
+# 中共福建省委全体会议决定开除地方主义分子黄国璋、林汝楠、许集美、王一平的党籍（黄国璋、林汝楠、许集美、王一平）
+
+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福建省第一届党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揭发了黄国璋(原福州市委书记)、林汝楠(原省教育厅长)、许集美(原晋江专区专员)、王一平(原福州市委书记)等地方主义反党活动后，福建省委为了更进一步查清事实和罪恶，彻底批判地方主义的反党言行和团结教育多数地下干部，在一九五八年二月初将犯有严重地方主义错误和受地方主义者严重思想影响的区级主要干部以上的党员干部一百七十七人，集中学习了四个月。经过充分发动群众，采取大放、大鸣、大辩论的方法，严肃认真地对地方主义开展了深入的揭发批判和斗争，使参加学习的干部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教育。黄国璋等人的错误，在今年六月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上又作了讨论，会中省委召开了全体委员会议，一致通过了开除地方主义分子黄国璋、林汝楠、许集美、王一平的党籍决定。黄国璋、林汝楠、许集美、王一平反党集团的主要错误如下：
+
+　　黄国璋、林汝楠、许集美、王一平都有强烈的个人野心，居功骄傲的思想和浓厚的山头宗派情绪。解放后他们一直对自己的职位不满，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他们即背着党进行了一连串的非组织活动，广泛地在地下干部和老区群众中散布流言蜚语，挑拨拉拢，多方搜集歪曲扩大的材料，准备向党进攻，并发动和鼓励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刘佐周等到中央控告。黄国璋在福州市利用恢复城工部的党员党籍的机会，极端恶劣地企图把错误处理城工部的责任转嫁于省委、市委，说这是“市委的宗派主义”所造成的，并以“七年委屈”为题，召开了“吐苦水”座谈会，煽动城工部的同志向“党内阴暗面”作斗争，组织发动他们肆意攻击党的领导、攻击党的干部政策和历次政治运动。
+
+　　党提出整风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在黄国璋署名的向中央的控告信中公开提出了他们的反党纲领。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黄国璋、林汝楠、王一平一唱一合，公开攻击了全省各级党委的领导，说“福建七年来情况与王明路线相似”，七年的错误是“把老区群众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诬蔑省委有路线错误。他们在省委召开的闽北、闽中老区座谈会上，搜罗与纠集了各种对党不满的分子，混进党内的坏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参加会议，提出“忘本论”、“还债论”、“红旗不倒论”，宣扬“斗争性”，煽动和组织这些人向党发动了总攻，并与当时省人代会上右派分子对党的进攻互相呼应。地方主义者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攻击党：
+
+　　一、否定老区工作的成绩，否定党的正确领导，攻击省委在老区工作上有路线错误，说：“老区工作只有缺点没有成绩”，叫嚣“老区人民政治上没有翻身”，说“解放后给老区群众不是带来幸福而是带来祸害”。同时他们说“老区问题严重，新区问题也一样，只是没有人揭发罢了”。
+
+　　二、诬蔑攻击党的干部政策，反对依靠南下大军、南下干部，以南下干部为骨干团结培养地方干部的方针。他们硬说党与南下干部有“宗派主义”，说党对地下干部的政策是“赶掉政策”，“排挤政策”“打击政策”。说地下干部是“童养媳”，“殖民地”，“有职无权”，“坐冷板凳”，“不如民主人士”。说解放后新培养的地方干部都是些“唯唯诺诺”，“吹牛拍马”的人物。说“南下干部提拔快，地方干部提拔慢”，“党纪国法也是对南下干部宽，对地下干部严”等等。同时还大肆宣扬南下干部“不了解本地历史”，“不理解本地干部和老区群众的心情”，只有他们才是本地利益的代表者。
+
+　　三、攻击党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攻击党的“三反”、“镇反”、“肃反”、“审干”等政策，攻击人民民主专政。他们歪曲、夸大甚至捏造事实，来否定历次政治运动的成绩，替反革命分子、叛徒、劳改犯、被管制分子和坏分子叫冤翻案，并把这些都叫做“错案”，都说成是南下干部“有意地打击、迫害、诬陷地下老革命”。此外，他们还攻击了党的其他一系列方针政策。如说“合作社大都减了产，一点劳动自由也没有”，“定产太高，公粮负担重，粮食不够吃，天下乌鸦一般黑”，“上面官僚主义，下面不顾人民死活”，“土改四大错：错评成份、错判、错管、错杀”，“体制不如美国好”，“无产阶���专政容易产生个人崇拜”，“南斯拉夫工人权力大，……我们小小合作社还要派二百五的主任”等等。
+
+　　综上所说，地方主义者实际上全面否定了党的领导，否定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成果，全面攻击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及党的一系列根本方针政策，他们在政治上已完全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
+
+　　老区座谈会后期，他们自以为进攻获胜，“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因此提出“要抓干部安排问题”，提出到基层“扎根”，“抓重点县”，“抓第一书记”，“带一个班子”等口号，并按此制订了闽中、闽北和福州市干部“大换班”计划。并纷纷找干部谈话，封官许愿、安排职位，私自召开下放干部会议布置“红旗不倒”。俨然已另成一党，另有一个组织部。整风(239)进入大放大鸣，他们即与资产阶级右派勾结起来，在晋江地区掀起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南下干部风潮，一度把晋江地区搞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他们到处煽动组织请愿闹事，高呼“赶走南下干部”，“和南下干部干到底”，“打倒共产党，共产党必亡”等反动口号，反革命分子刘佐周等在仙游县搞起了“小匈牙利”事件，公开叫嚣要杀共产党，准备释放犯人、上山打游击、武装夺取政权。在福州，他们联络了民主党派和资产阶级右派，出来“放”“地方干部问题”，说：“要高高举起政协旗帜，整一整市委”。他们与社会上的右派，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行动上都是融为一体的。
+
+　　反右派斗争中，林汝楠、许集美、王一平等地方主义分子完全站在与党对立的立场，千方百计阻挠这一斗争的开展。
+
+　　以上事实说明：黄国璋、林汝楠、许集美、王一平等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为首分子，已经完全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了严格党的纪律，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纯洁党，福建省委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开除地方主义分子黄国璋、林汝楠、许集美、王一平的党籍，并撤消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对其他犯有地方主义错误的，则区别不同情况，进行了不同的处理。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CCRD/1/6/3/000237.txt

@@ -0,0 +1,33 @@
+# 我必须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
+
+　　<清华大学水利系付主任　夏震寰>
+
+　　为了能使大家更好的帮助我，分析我的思想状况，我想把我近期的一些思想活动暴露出来。因为我还来不及分析和批判，所以下面的一些思想活动，可能是杂琐一些。这点还请大家原谅。
+
+　　从院系调整到55年秋出国以前，在教研组的工作里和同党员秘书的合作方面，基本上是正常的。在从52年院系调整到55年初短短的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党对我表示了很大的关怀，给了我很多鼓励和信任。我除了负责水力学教研组外，也担任过工会水利系部门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基层委员会委员，后来又担任了水利系付主任职，最后还派我去苏联进修。在民主党派里我也参加了九三支社的领导工作。这种种说明党对我的信任和培养，使我感激，使我努力想把工作做好。记得有一次在我担任了付主任后不久，大概是和惠遇甲谈话，我诚心的表示，认为最近一次调整薪水，我加得多了些，因此使我和李丕济教授间的报酬，相差较多。这可能对发挥李先生的积极性，起一种不良的作用。我那时的确愿意减低一些自己的薪水，以便更好的团结李先生及发挥李先生的作用。在我听到党和学校要派我去苏联进修后，我也很感动。记得有一次晚上，从胜因院出来，在路上一个人想，党太重视我了，我深深的感到，我必须一心一意，老老实实做些工作，才对得起党对我的关怀和培养。
+
+　　但是在另外一些时候和场合，我对党也有些猜疑，在思想上把自己放在党的外面。记得在工会部门委员会主席的工作上，我觉得情况了解不多，很难出主意，所以当付主席周定邦和我谈工作时，我觉得被动，没什么意见。因此我曾想过，是不是周定邦作风有问题，和我交换情况太少。要不然，可能工会工作性质不一样，党抓得紧，我只能做这些。我没有想到应该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对工作负起责任，是否主动的来做工作。不是自己全心全意的投入工作，而是等待着，看别人怎样的来对待我。这就是三心二意，斤斤计较“自己是不是被重视”的问题。
+
+　　关於入党问题，思想上也有过这念头。但一则觉得出身不好，社会关系也复杂，希望少。申请入党而不准有失体面，所以勇气不足。同时，也想到自己入党的动机未必是全部为共产事业而奋斗的决心。里面还有个人的打算，怕这样入了党，受不起考验。因此一直未提。
+
+　　54年冬我参加了系的工作。因为我个人考虑较多，与张先生的共事关系中，我不是从工作出发，而是考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如我太主动，可能会引起张先生的顾虑(院系调整前，我在土木系的工作里，有人曾向我提过一个意见，说我锋芒太露，因此很敏感)，所以在系的工作里，有点缩手缩脚。李恩元同志也曾和我谈过这事，叫我不必顾虑，应积极的把工作做起来。我当时在思想上没有完全解决，我想搞坏了关系不是使工作不好做吗?所以那次谈话作用不太大，这也反映了我当时是如何的来对待党组织的意见的。并没有一心一意为党而工作。个人考虑重於一切。另一方面，不久后我即全时学习俄文，暂时不做系的工作。
+
+　　57年七月中旬，我从苏联回到了清华，那时全国正在反右高潮。从个人出发，在这种形势下，主观上也愿意积极投入战斗。但会虽参加了，发言不多。不是不想发言，总觉得没什么可说的。我也查新清华，进行准备，但总来不及准备一套，临时看人家都能谈一套，自己就不想发言了。当时我原谅自己，说我不了解过去的情形，因此难以批判。其实，当时我是站在个人主义立场来反右，觉得在热火潮天的政治运动，我不积极参加，那岂不是自甘落后吗?因此主观上是要参加的，但思想上没有真正认识到右派的可恨，在感情上没有反右的感情。所以要批判也只能是表面的理论上的。自己的理论水平也不高，所以面对着右派言论，却提不出一套反驳的言词，假使有反右的思想感情，就凭感情也能说几句。
+
+　　回国后，思想活动较多的是关於系的工作。现在想来，当时我是处在这样一个矛盾之中：一方面我认识做工作要积极，从个人出发，也愿意做一些系的工作。但另一方面，自己从苏联回来，而张光斗先生也参加了系的工作，他也已入了党，我面临着一种新的局面，我就就不自觉的首先摸一摸党组织以及别人怎样来对待我的。把我放在怎样一个地位。比如我回校不久当解沛基同志要我去武汉办理招考事情，我就找张光斗和李恩元同志商量(当时张任先生因病在休养)，李恩元同志即把这事交给了张光斗同志处理。我当时很注意这点。我把这种举动作为党组织把我摆在什么地位的一种表示。因为有这种思想，我的工作当然缩手缩脚，有等待一下，不积极表示自己意见的做法。当张任先生回校后，我又多了个顾虑，是不是张先生对我不大放手。而张先生在有些地方，也引起了我这种猜疑。总的说来，我是处在这样一种矛盾之中，因此思想上有包袱。有时也和张光斗同志谈起，系工作不好做，张光斗同志也曾错误地附和过我。说：“有时很不好做，但自张先生生病后，我一把抓”。我当时就想：“我不能和你比”，这意思是指他入了党，我没有入党。这反映了我对党有错误的看法。实际上不是党员享受特别的工作上的权利，而是工作积极性高。但当时我是没有理解这点的。
+
+　　因为我处於这样一种矛盾中，我觉得系主任间明确分工是解决，至少是缓和这种矛盾的方法。因此我一再提出分工问题。有一天上午我又向张先生提了分工问题，那天下午两位张先生即找我去，张先生即拿出一张分工单子来，我当时很反感。我想要分工，一共三个人为什么不一起商量，而要分两次做，即先由两位张先生商量，然后找我。这种反感使我当时对所分的工表示一种不满，采取了一种故意为难的态度。但当时我也发现这种态度不对，自己克制了自己。这件事情上也反映了我很敏感人家是怎样来对待我的。我觉得这样就是有点“见外”，有点不信任我。其实，恰恰反映了我不是一心一意为党为人民而工作，对党不够信任，却在计较地位信任。
+
+　　虽则分了工，系的工作并没有太多的开展。有时我仍旧向张先生表示我的“浮在上面”的状态。记得有一次，张任先生也说了一句，意思是他在系工作了五、六年，也是浮在上面。这句话给我一个安慰，想张先生多年做系主任的工作，尚且如此，何况我呢？
+
+　　矛盾未能解决，思想上的负担有加重趋势。当有一次张先生的做法使我以为张先生有顾虑，怕我插手太多。我就去找李恩元同志谈话。李恩元同志告诉我不要在人事关系去猜疑，应从工作出发，积极工作。这次谈话，对我帮助很大。此后我思想上有进展，比较开朗，不再怀疑张先生。思想上的包袱算是丢掉了一部份。此后我也不再提分工，和张先生的合作关系中也不再敏感。同时我也体会到张先生的做法也有改进。虽则在系的工作中我还没有完全抛弃个人考虑，但比前是有了不少改进。
+
+　　其次，在教研组的工作中，我也表现出个人考虑比较严重。从苏联回来，教研组情形改变不少，成员增加了不少，李丕济先生也负责了两年。所以我仍是有摸一摸人家怎样对待我的态度。我对整个形势还掌握不住，每一件事情，自己心中没有一个估计。因此怕出了主意，行不通，或者行了而不成功，都有损自己的威望，怕负这样一个责任。所以总是想先听听别人的意见，比较有把握了再说。这种考虑仍是从个人出发，而不是从工作出发。同时我比较注意教研组中同志们怎样来对待我的话的。比如，在考试期间，科学秘书余常昭说比较空，我一连三次向他说，要他开始准备一下教学大辩论的工作，余常昭同志当面不反对，但却不动。我心里就想：我在教研组里要推动一件工作也有不少困难。又如黄河下游河床演变的研究项目，我心里虽也想参加，但想这问题比较接近我的专业，为了避嫌疑自己不便先说我们应该参加。其次，这工作可能有些困难，怕负责，所以也不先说，想先听听李先生及科学秘书的意见，一看大家不反对才说出自己意见。这种考虑都不是从工作出发，而是从个人出发。希望把自己扮成一个，比客观存在的我尽可能好一些。
+
+　　从苏联回来后，自己感到思想上一直没有完全跟上，有点被动。在双反开始以前，有较充足的思想准备。我决心要赶上形势，站在运动的前头，做个促进派。因此在运动开始时，表现得比较积极。心情舒畅。但当两位张先生及两位科学秘书的大字报出来后，一方面看到教师中很少有人向两位张先生出大字报，另外一方面在当晚的第一次教授座谈会上，两位张先生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我的思想起了波动。我自己也知道我所顾虑的是：这样做法会在系内造成一种形势，即两位张先生是缺点很少，其余的教授都有毛病。我的心里不大甘心。我自知这种情绪不对，也作了思想斗争。有时是克服了这种情绪，但有时又会冒出来。���也理解到这种情绪也反映出我对党不是一心一意的。我虽没有肯定这种做法是党组织的意思，有时我也确是希望这种局面会被纠正。但如果我完全的相信党，我不会因这么一点小事而有情绪。如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对，我自己也可出大字报。但我不是这样，这说明我受不起一点点的考验。由於在第二天的谈心会上改变了这种局面，使我感到党的正确和伟大，我很惭愧，我还不是党的一个忠实拥护者。这件事情给我一个很大的教育。
+
+　　以上的一些杂琐情形，我虽没有来得及进行分析和批判，但总的已使我认识到我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为谁服务的问题。我处处都从个人出发来进行工作。没有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当自己觉得满意时，也能跟着党走，也能表现得比较积极。但情况有变动时，我就首先要摸摸党怎样待我，信任我到什么地步。而不能毫无保留的为社会主义建设而贡献出我的一切。通过这次双反运动，我看见了自己的本来面目，我已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澈底破除个人主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永远一心一意的跟着党走!
+
+　　 付系主任　夏震寰
+
+　　 来源：《清华大学双反运动大字报(第十辑)》，1958年6月3日。

CCRD/1/6/3/000238.txt

@@ -0,0 +1,21 @@
+# 中共农垦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刘培植党籍的决议（刘培植）
+
+　　刘培植，男，现年四十三岁，陕西省宜君县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二年参加革命活动，一九三三年参加共产党。全国解放后曾担任东北人民政府林业部副部长，代理部长，农业部国营农场管理总局局长，农垦部部长助理，党组委员，党委书记等职。
+
+　　刘培植虽入党多年；但在历次运动中一贯思想右倾，对党中央所决定的三反运动、肃反运动、反右派斗争，抱抵触情绪，持消极应付态度。他在一九四三年在延安的审干肃反运动中受过审查。甄别后，组织上给他作了无政治总是的结论。但从此他就对运动产生了严重的右倾思想。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时，他不但不积极领导运动，而且对当时组织上积极开展运动的要求，坚决对抗。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时，他放弃了对运动的积极领导，而把大部精力放在追求个人名利的事情上面。在整风运动的初期，大肆活动，支持民主党派的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在反右派斗争中，农垦部党组先后组织了11次大小会议，对刘培植进行了斗争，根据所揭发并查对属实的材料，刘培植的主要的反党事实如下：
+
+　　(一)在大鸣大放时期，向民主党派的右派投降，答应他们发展组织和参与领导的要求。
+
+　　关于发展组织的问题，他在六月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说：“各党派要发展独立组织，党同情、支持、帮助”，会后又分别指定人出大字报和通知民主党派成立支部，在给部领导小组汇报时说：“要尊重他们民主党派发展组织的要求”，在九月的斗争会上几次地说：“民主党派大发展是客观趋势，答应他们发展，到现在我还不认为是错”。
+
+　　关于答应右派分子要求参与领导的问题，他在去年六月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说：“党领导民主党派，参与发动群众”，“领导决定，难免主观”；当右派提出“对部的大问题，要参与共同研究，不是形式的。要从彩排到表演，从设计到施工，都要参与”时，他马上补充说：“还应当加上验收”，并说“每时期的中心工作，中心任务，全面性的，关键性的，群众性的，政治、经济问题，都要大家研究”，“各民主党派参与领导，达到团结”；在给部领导小组汇报时说：“在两次会议上，已解决了如何建立制度来经常联系他们来参与领导”，并建议部领导上考虑让民主党派参加某些部分会议和党内的会议，在斗争会结束后的十月，他还坚持地争辩说：“我始终认为，凡属方针政策性的大部题，都应当和民主党派共同决定”。
+
+　　(二)在历次运动中的思想和言论：在“三反”运动中，他扬言要“保护好人”，“为党保存干部”；在肃反运动中，他为对人民有血债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肃反对象马宗援辩护，说马是“杀人未遂”罪，并说“如果把马宗援算做坏人，那么95％里就没有好人”又说：“要知道，在运动中保护好人是多么不容易啊!”；在反右派斗争初期他说：“农垦部没有右派”，斗争他的过程中他一再辩护说：“当时我就没有感到右派的进攻”，甚至狂妄自得地说：“我在历次运动中，总是自己定一个弦”。
+
+　　(三)由极端个人主义野心发展至反农垦部党的领导：长期以来就想当副部长，一九五三年由东北调北京后，向中央组织部提出要求当副部长。在农业部当局长和在农垦部当部长助理期间，散布了不少诋毁领导的坏话。整风开始后，丑化王震部长的历史，说王部长在革命战争中被国民党军队打得“丢盔撩甲”；攻击王部长亲自领导的密山垦荒工作，不让别人支持密山，专门搜集密山工作中的缺点，散布密山垦荒计划注定要失败的空气；大鸣大放中，力图把整风的锋芒引向王部长，以若隐若现的手法在群众中煽风点火，企图赶王部长下台，背后骂王部长说：“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当部长，还不赶快滚蛋”。
+
+　　(四)目无组织、目无纪律。妄改和诋毁党的方针政策。如关于国营农场的方针，中央早已规定是“提高产量，降低成本，积累资金，示范农民”四项，但他却因若干农场不赚钱而提出“少办、小办、办好”的所谓“方针”。并把农场不赚钱归咎于农业合作化，说：“农场成本高是农业合作化高潮带来的”等。
+
+　　以上事实说明，刘培植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已发展到极其严重的程度，他对抗党的领导和运动带有一贯性，这次整风运动，他支持民主党派的右派分子，出让党的领导权，反对农垦事业的方针。并且坚持错误，��绝改造，斗争会上恶劣蛮横，抵赖狡辩。因而完全丧失了一个党员的起码条件，堕落成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极右分子。为了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队伍，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根据中央三中全会关于处理党内右派分子的原则，经支部大会及部党委通过，开除刘培植的党籍。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一)》，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1958年。

CCRD/1/6/3/000239.txt

@@ -0,0 +1,23 @@
+# 广州黄埔港务管理局整风办公室对蔡轩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节选）
+
+　　【蔡轩，原是广州黄埔港务局工会干部。他是一个合格的工会干部，熟悉《劳动法》，敢于站出来替工人说话，甚至不惜得罪领导和党委。反右运动中被处分。1958年被下放到黄麻农场（后黄麻农场与东平农场合并），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因为富农身份被批判，被清除出党，清除出干部队伍。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作为五类分子遣送回原籍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1967年在家乡病故，年近37岁。1980年被恢复名誉与党籍，作为补偿允许其小女儿顶职，安排工作】
+
+　　蔡轩，又名蔡金棠，男，28岁，广东清远人，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份：工人。1949年以前都是在其兄所开设的惠丰米店当杂工和在乡种田，1950年12月到本港当装卸工人，1955年3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提拔为工会干部，现下放黄麻农场。其主要错误事实：
+
+　　1、蔡轩对党领导工会是十分不满的。去年职代会时，党委为了加强工会工作，决定调梁大祺和赖通两同志到工会工作。陈汉首先便在工会干会中散播说：“吴书记对我说要调梁大祺来工会工作，我坚决不同意。”而蔡轩呢？则到处奔走，企图组织力量来反对党委的决定，如对徐干中同志说：“喂，你准备怎样呀？党委调梁大祺来工会，吕森已提出辞职了，如果是这样，我就唔捞佢（意思是准备不干工会工作。对陈忠同志也说过这些话）。”……
+
+　　有一次，企业工会干部分工时，他还嚣张的说：“这样分配我坚决不同意，为什么企业工会干部的工作安排也要党委来决定呀？”
+
+　　2、蔡轩反对党的决议也是十分坚决的。在去年职代会时，个别工人代表提出要降低定额2.79，当党委决定不同意工人代表所提出的不合理的过份降低定额的要求时，蔡轩就极表不满说：“如果党委这样搞下去，如果我搞唔惦好极唔捞为止（意思是准备不干工会工作来和党委斗到底）”。
+
+　　有一次苏金（工人代表）经吴书记说明2.79不能再降时，苏金也认为可以按党委的意见贯彻，但后来陈汉就对蔡轩说：“苏金这个人被人家奉承两句就连屁股毛都松晒了。”并即布置蔡轩叫苏金不要“动摇”。当时蔡除同意陈汉的意见外，并表示要坚决执行陈汉的命令。
+
+　　又一次陈汉在党委开完会回到工会即找蔡轩商议，后就由蔡轩同志陈忠、徐干中两人到工会主席室开会（当时其他同志不在工会），首先由蔡轩说：“这次工资问题顶了牛，党委不同意降低2.79，怎么办？是否向代表表明工会的‘态度’？”后又由陈汉更详尽地申述了一遍说：“我估计工人代表是不会同意党委的意见的，工会怎么办呢？只有向代表表明工会‘态度’，向代表说明工会和党委意见不一致，大家意见怎样？”，当时陈忠和徐干中两同志都不同意这样做，蔡轩却愤愤地说：“丢，胆小鬼，怕什么呀？至多回去托竹升，死就（死）就（意思是准备回工班当装卸工人）”。后来陈尚竞同志进来也不同意这样做，结果会议不欢而散。但是，问题并不因此而结束，陈、蔡两人又积极的召集代表来“打通思想”和摸代表的“底”，连日搞到深夜，不管同志们的反对，两人暗中一起，在工人代表中进行他们的所谓向工人代表表明工会“态度”的活动。当时蔡轩亦对代表说：“你们认为怎样我们就怎样做的”，彼此一唱一和地煽动工人代表，故意在代表中点火，唯恐天下不乱。……
+
+　　5、在去年八、九月间，机械队第一工班职工思想较为混乱，表现在劳动纪律松弛，不遵守安全操作规程，不服从调配等。当时党总支为了要扭转这种情况，决定派何一飞同志下去召开一个党、政、工、团积极分子会议来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当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蔡轩却私自跑到会场（是没有通知他参加的）说了一些关于工会改选的问题，并公开对积极分子说：“违反劳动纪律不算是违反劳动法令，至算违反劳动细则”。当时何一飞同志纠正他说：“宪法不是规定每个公民都要遵守劳动纪律吗？”蔡轩不但不接受，反而质问何一飞同志说：“宪法第几条规定呀？”并说了一大堆什么是劳动法令，什么是劳动细则呀等等（是在陈汉那里学来的），致使何一飞同志不能落台，引起有很多积极分子对何一飞同志不满，影响极坏。……
+
+　　12、去年起重船有一个时期因司机不足，但全船职工为了工作，曾一度加班加点来完成装卸任务，以克服司机不足的困难，但蔡却到起重船对全船职工大发雷霆说：“你们这样做是违反劳动法令的，是错误的……”，使起重船工友工作情绪受到很大影响。他就是这样来打击职工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的。
+
+　　根据上述蔡所犯的错误是极端严重的，严重丧失了共产党员应有的立场，给党在政治上造成很坏的影响。在工作中也受到一定的损失。经批判后，蔡对错误有所认识，现下放到黄麻农场表现尚好。本着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精神，我们意见党内给予警告处分，是否有当，请批示。
+
+　　 黄埔港务管理局整风办公室1958年6月4日

CCRD/1/6/3/000240.txt

@@ -0,0 +1,19 @@
+# 中共轻工业部造纸设计院总支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平党籍的决定（李平）
+
+　　李平，男，四十二岁，广东省澄海县人，一九三六年入党，文化程度中学，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五五年调轻工业部设计公司任副经理，一九五六年任轻工业部造纸设计院院长、部党委委员、监委委员、院党总支书记。
+
+　　李平在一九五二年任广东省汕头市市委副书记时曾犯过地方主义错误。他从一九五三年以来对过去所犯错误不但不能深刻认识，相反的继续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其主要的反党事实如下：
+
+　　(一)污蔑党是宗派主义，取消党的领导，将党的核心领导称为宗派小集团。李平在任院长期间，他反对不懂技术的党员当科处领导人。一九五七年他在全院科长以上及工程技术人员会议上公开宣布：党过去对工程技术人员不信任，现在要大量提拔。国务院有规定，将来要派资本家当司局长，不要党员当“政委”。他主张取消专职总支副书记，削弱党员副院长的职权，一切以技术人员作为领导核心，并宣扬：凡生产部门都要懂生产技术人来掌握领导，这是个基本转变，是几年来的经验。又说：“资产阶级已成为劳动人民右翼，工人阶级成为劳动人民左翼”。整风开始他不顾总支委员的反对，以个人代替总支委员会狂妄的向全体职工宣布：“设计院的主要问题是党的宗派主义”，煽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充当了右派向党进攻的先锋。
+
+　　(二)李平在发展党的工作上要吸收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入党，并主张降低知识分子入党条件，违反党的组织路线。为了要吸收某些人入党，曾不择手段，用行政命令的口气批示“要总支在一定的时间给予解决”。他在出国时期，向苏联同志介绍代表团人员时说：朱伯源(非党员、右派分子)是中共预备党员。在干部路线上凭私人感情的好恶代替组织原则，对工程技术人员采取封官许愿，破坏党群团结，甚至以物资进行拉拢。如李对本院第一副院长兼总工程师陈晓岚说：“邓院长(党员)反对提拔技术人员”以此挑拨邓、陈的关系。又如在苏联期间李批准了许乃文等工程师用五百个卢布买手表。他对工农干部采取轻视或排挤。他称右派分子王培年为中国“专家”，说来朱伯源(右派)是成熟的发展对象等。
+
+　　(三)泄露党的机密。秘书曾群是国民党员，历史不清，但李平将党内的机密文件交她保管，甚至将院内保卫工作总结的绝密资料也交给她保管，直到她离原职数月才交出。他在国外考察时期叫朱伯源参加党的小组会议作记录，保管出国一切资料。整风开始，李平听了彭真同志关于整风的步骤和策略的报告，规定不许记录与传达，但李平不仅作了记录，回院后还在非党科长会议上作了传达，严重地泄露了机密。
+
+　　(四)公开进行煽动点火。当右派分子猖狂进攻时，李平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的一次技术人员会议上公开叫嚣；“过去党员整你们(指三反、肃反运动)，今天你们要整整党员”。当右派猖狂的向党要领导权时，李平向右派宣称：“这次我一定解决有职无权的问题”。在水管科号召大家“吐苦水”，并与党外人士说：“设计院是科学技术部门，不要党的领导行不行？”
+
+　　(五)无组织、无纪律，与党分庭抗礼。李平以老党员自居，夸耀自己的革命历史，向组织上要待遇、闹工资，不仅在国内，在苏联考察期间，向苏联同志亦介绍自己的革命资历，并说不满二十岁就担任地委书记了，对待苏联的招待服务工作采取不友好的态度。在院内一贯目无组织，出国时间不经组织批准超过了三个多月，公开的不执行党的决议，任意取消一些党员的权利，并实行家长式的领导。他喜欢奉承，拒绝别人批评，对干部任意训斥(如对原总支书记杨可箴同志，邓毅同志经常耍态度)，发脾气，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
+　　根据以上事实，李平的反党不是偶然的，是有社会历史根源的。李出身于地主阶级，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虽然组织上参加了党，但未经过彻底改造，思想上并未放弃其原阶级的立场。从他历次所犯错误分析，李平是一个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者，是混入党内，篡夺党的领导权，进行宗派活动，搞独立王国的政治野心家。李平从一九五二年任汕头市市委副书记开始，一贯是目无组织骄傲自满与党闹独立；在干部政策上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用人唯亲，以私人感情的好恶来代替党的组织原则。敌我不分，严重的泄露党的机密，排挤党��干部；在组织路线上他主张吸收政治思想不纯的分子入党，降低入党条件，并主张为五百万知识分子着想，散布资产阶级“技术至上”的思想；拒绝党的领导与监督，破坏党的统一和团结。虽经党屡次教育，都因他对党一贯采取不老实的态度而拒绝了党的教育，因而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损失。这次整风期间，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时，李平起了向党进攻的急先锋作用，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党内右派分子。为了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队伍，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决定开除李平党籍并建议行政上撤销其院长职务。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CCRD/1/6/3/000241.txt

@@ -0,0 +1,83 @@
+# 中共云南人民出版社支部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王起的党籍决定
+
+　　<(王起)>
+
+　　王起曾名王彤淼、殷去疾，男，三十三岁，汉族，湖南省衡山县人。家庭出身旧职员，本人成份学生，文化程度相当大学水平。一九四五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转正。现任云南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
+## 一、历史情况与主要问题：
+
+　　一九四四年以前读书。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六年七月先后在国民党伪九十二军任扫荡简报少校编辑、中校编辑主任，他自称是党组织派去做地下工作，现已查证，他曾向联系他的同志汇报过伪军中的情况，在伪军中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
+　　一九四六年九月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在北京做地下工作，先后(216)任记者、编辑，受资产阶级报纸影响很深。一九四九年一月北京解放后，曾在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担任记者工作。一九四九年八月随四兵团南下进入云南。一九五○年四月至一九五八年一月先后在新华社云南分社、云南新闻训练班，云南省新闻出版处、云南人民出版社工作。其中，一九五二年九月至一九五三年三月在省委党校参加整党学习。
+
+　　历史上的问题是：王起自称一九四二年起做我党地下工作搞学生运动。据调查：鲁就证明王起一九四二年并未参加我党地下工作，未接受我党领导，王起说当时与他联系的是党员王文烈。但王文烈证明说：在解放前他自己没有入党。王文烈是一九五三年才入党的，这段历史看来是王起编造的。
+
+## 二、平时言行：
+
+　　王起平时不听组织招呼，对党对领导埋怨、抵触。一九五一年在新闻出版处时，他不服从副处长马仲明同志的领导。一九五二年云南人民出版社成立时，他不服从刘希玲同志领导，还对刘希玲同志进行人身攻击。当时袁勃部长批评他。他说：“袁部长要压我，我才不怕，在旧社会我都没有被压垮。”一九五三年，文教党委派人检查出版社工作他也很抵触。一九五四年学习七届四中全会决议时，党对他进行了教育，他则一直不满，说是人“整”他。肃反中，文化局小口要调出版社同志去做审干工作，他拒不执行，骂文化局是“座在大机关里来压人”。一九五六年五月参加全国地方出版工作座谈会后，他散布说：会议规定的地方出版方针是“是几个负责同志临时凑起来的”。
+
+　　苏共二十次党代会及波匈事件后，他对党更加进行攻击。一九五六年十月八日，他以“寒玉”笔名写了一篇“读报杂感”投给人民日报。文章集中攻击了党报和党对党报的领导，并系统完整的宣扬了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其观点如下：
+
+　　1．否认党报成绩，攻击党报，宣扬资产阶级报纸。
+
+　　王起否定党报成绩，攻击云南日报，说云南日报是不联系群众的“断桥”，是“死水”、“干巴”、“老一套”、“一般化”、“呆板”、“单调”、“沉闷”，是“居高临下的神气”，令人“不能卒读”，他说云南日报是“象害着流行性感冒”，甚至污蔑说“现在处处有官僚主义”，“报纸正反映了这一现实”。他又说“群众都不愿看党报，云南日报是靠‘只此一家’、‘党报’二字吃饭”，在攻击党报的同时，他大肆宣扬资产阶级报纸。说资产阶级报纸是“了解读者需要”，有“自己的特点”。他认为这正是“我们今天若干报纸领导人考虑不足之处”，他说党报“往往给人以贫乏，单调的感觉，再加上那些官样文章，八股惯气，人云众云，摆杂货摊，无怪乎有面目可憎之感了。”
+
+　　2．否认党对党报的领导，反对党报具有党性。
+
+　　他说：“现在报纸的文章、报导，往往只是内部通报、指示……的翻版、改写、解释和说明。”“充满唯唯诺诺的声音。”他说今天是：“某个领导同志作过一个报告、或者发表一篇文章或在会议上发言之后，接着便是“体会”、“同意”、“赞成”、“拥护”，传达下去，再传达下去，指示下去再指示下去……很少异议。然而事实上有没有异议呢!不愿意动脑筋独立思考所谓吃现成饭的人，自然不可能有什么异议，官僚主义者自然也不可能有什么异议!只有附合声和掌声。他说：“对于这种情况，又是不能过多的责备下面的，关键还在于领导者”。他一方面把云南日报说成没有群众声音，一方面又把报纸发表指示、政策、社论、短评及领导者的文章说是“噪声”，是“居高临下的东西”，他讽刺云南日报可以“改名云南政报”。
+
+　　王起又提出报纸应有“独立思考”，要靠“自己本身力量来博得读者欢迎”。他攻击云南日报不受人欢迎是“指导思想上所谓的‘稳’字作怪”，他主张报纸要有“声音”，要有“战斗气息”，就应当“少发表点自上而下的议论，以及一些‘官样文章’。‘应景文章’”，“就必须干预生活，更必须动员群众来干预生活”。他并且用“干预生活”的招牌，歪曲了云南日报对付食品供应的报导，他说人们当时“联想到波兹南事件”，可是云南日报却“采取了沉默态度”，他污蔑报纸是“有意吹嘘、粉饰”，不是“老老实实正视”。他要求报纸只有“正视他、干预他、解决他!”
+
+　　3．歪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主张香花毒草齐放，主张唱对台戏。
+
+　　王起主张：报纸要“大胆、有魄力的允许反面意见存在”，“比如摔跤，如果只允许一个选手在那里耀武扬威，夸说自己的力量，那末有谁相信这真是一个好选手呢？如果只让这个选手摔倒另一个看来就不足为道的对手，那末，又怎么可能证明他的本领呢？既然，马列主义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既然我们党的指示、政策等等都是正确的，既然事实上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等等，我觉得就不妨让他们出场，不妨减少些附和声、赞扬声”。他说“如果只要把对手离隔开来，不敢公开相见，或者只宣布战果，是不能博得人们真正的掌声的”。他说“一本好的小说有正面的人物，正确的思想感情，反面的人物或不正确的思想感情。不能说只允许有正面的人物正确的思想感情，而不准许有反面的人物不正确的思想感情”。他说“如果怕‘思想混乱’，那是‘掩耳盗铃’”。
+
+　　他不仅主张报纸在内容上要香花毒草齐放，还再三主张多增加些报纸、刊物，以便和党报唱对台戏。
+
+## 三、鸣放时言行：
+
+　　一九五七年四月全国宣传会议后，全国右派分子向党发起进攻，王起的反党活动更为积极。主要活动有：
+
+　　1．组织、指使一些人(有历史反革命分子和以后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攻击、反对中央文化部的地方出版方针，反对党对地(219)方出版事业的领导。
+
+　　一九五六年四月中央文化部规定的地方出版社的方针是：“应当根据党的方针政策，结合地方实际情况，结合组织和培养当地写作力量，出版以基层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群众同区乡干部为主要对象的读物，宣传马列主义、普及文化科学知识，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特别是为农业合作化、农业生产服务。一般省的出版社应当面向农村，以教育农民和区乡干部为主要对象，同时，也还要照顾工人、知识分子、少年儿童和其他人民群众，供给他们优良读物；也可以出版一些中级的或其他读物，但应将主要的和大部分的力量放在组织出版通俗读物方面。”
+
+　　一九五七年五月，中央文化部仍然肯定这一方针，并提出“加强和改进地方出版社工作，主要应由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加强领导”的指示，王起不仅不研究执行，反而召开编辑组长以上干部开会，说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主观之见，不适用……”王起并且与历史反革命分子张健(后又划为右派分子)合写了一篇“关于当前地方出版工作中的意见”，攻击中央文化部的出版方针。他又在群众中散布：“中央文化部的指示不能解决地方出版社的具体问题”，鼓动群众写稿呼吁，如要陈名安(后划为右派)、段希陶(中右)写稿(陈、段二人未写)，又布置和授意编辑秘书晁世新(中右)历史反革命马达写稿进行攻击中央文化部，文章写好后，并要马达不要寄往人民日报，他说：“如果都投在一起，怕不好，好象是有组织似的。”结果，分别寄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通俗出版工作等报刊。
+
+　　他们写的文章，互相呼应，其观点如下：
+
+　　王起和张健的文章中右派观点有四：第一、他们认为中央文化部规定的地方出版社方针是不符合客观形势的发展，不切合云南实际情况的需要。他说目前农民及区乡干部是一无钱，二无闲，三不识字。他们主张农民和区乡干部不能为出版物的主要对象，合作化为主要内容的书也不能出版。他并且说：按中央文化部规定的地方出版社方针执行，就产生了又缺又滥，因而他认为文化部原规定的方针应加以修改，甚至不要。第二、他们反对中央文化部提出的通俗读物内容必须正确的意见，认为这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符合。第三、他说对地方出版社的领导，中央文化部是“推”，地方党委是“拖”，他感到云南人民出版社是��孤儿”，是“孤儿院都不收的孤儿”。并且说“如果对这种情况都没有一点不满的心情，那除非是麻木了的人”，又说：“我经常争取领导，还被别人乱戴帽子，真是令人气愤极了!”他们反对中央文化部提出的改进和加强地方出版社的工作主要应由地方党政机关加强领导”的正确意见。他们认为中央文化部不召开地方出版工作会议是不能解决多少问题。第四、他污蔑省委不管民族出版是“大汉族主义的反映”。(王在整风前后，还在群众中主张书籍的两重性，引导干部体会书籍的“趣味性”，并提倡向资产阶级出版事业学习，要恢复出版、印刷、发行三位一体，否定向苏联学习的三者分开的经营办法。)
+
+　　另外，王起授意马达写的文章中，露骨地篡改了中央文化部的地方出版方针，他们的方针是：第一、改变把农民群众及区乡干部以外的读者需要，放在被照顾的方针(即通俗读物不要出得太多)；第二、改变出版通俗读物要特别为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服务的方针，代之以出版各种切合工农群众需要的通俗读物和适合兄弟民族需要的民族文字读物的方针；第三、要把出版有关云南民族边疆的学术著作文艺著作提到重要的地位；第四、用“肯定地要适当出版其他方面的中高级读物(包括工具书)及少年儿童读物的方针”代替了原来的“也可以出版一些中级的或其他方面的读物的方针”。
+
+　　王起授意晁世新写的文章中，反对地方党委对出版社的领导，他说：“文化部提出要改进和加强地方出版工作主要应由地方党委机关加强领导的‘推’，‘拖’态度不敢苟同。这不是地方党政机关所能解决的，只有依靠中央党政机关的重视与关怀才能得到彻底解决”。
+
+　　2．在机关内点火、煽动：
+
+　　一九五七年五月时，他在干部中散布说：“文汇报办的就是好，标题生动能吸引人，内容丰富，不象云南日报死巴巴的。”并拿着报纸向人推荐。又对和铭(反动分子)说：“你格是有顾虑，是不是要找文汇报看看，启发启发。”又在干部中鼓动说：“出版社还不是有些问题，你们写文章呼吁嘛!”并指使喻翔生(后划为右派)及文艺组的干部写了一封信给谢政委，说“问题就是要靠舆论解决”。说什么出版社不被党委重视，待遇不如报刊。
+
+　　对上级党委组织先后派来出版社帮助整风的阎士颐、谢加林两同志他不仅闹对立，要挟，质问“为什么要把我们社做重点?”当话剧团和云大右派分子进攻猖狂时，他闹着要省委书记来出版社，阎士颐解释谢政委很忙，他则说：“谢政委能去话剧团，为什么不能来出版社？有三个书记，可以抽一个来嘛!”并要领导小组联名写了一封信给谢政委，信中强调问题不解决，出版社就要关门”。他并在领导小组中散布：“领导上派人来，整到后来还不是要我们揩屁股。”“要提意见可以向宣传部提三天，”“每个运动都是先反右，后反左，挨批评的都是我们!”对党和领导进行污蔑。
+
+　　在群众中，他则散布说什么：“党员不如团员，团员不如群众。”“党内问题比团内多，团内问题比群众多。”“中央文化部对地方出版社工作的艰苦和具体情况根本不了解。”“我们过去根本没人管，中央管不着，省委不管，文化局管不了。”“文化局只会要钱，至于出版社死活他们就不管了，我预先声明，发不出工资，来个请愿我是管不了。”“省委宣传部某领导同志只知道剪剪贴贴的，真气死人!”又对庞文会说(后划为右派分子)：现在要看到省委一些比较负责的干部，半年一年都难碰到一次，要见到是“不容易啊!候门似海”。段希陶说：王起同志这样谈要犯错误。他说：“我又不是胡风分子!怕什么!”
+
+　　3．最近揭发出，王起怕自身问题被揭露，对一些和他有关连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进行掩护，企图逃避斗争。
+
+　　反右派斗争在云南开始前，他即指示马达以编辑部名义要回他们向外投寄的稿件，由马达收藏不交给组织。
+
+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开始斗争喻翔生、张健时，他捏造大口有指示，说右派分子起义的可以保护过关。斗争张健的过程中，王起还对右派分子张健说：“我们的文章是有些问题，不过问题不大，党的领导我们还是肯定了的。”企图互相包庇，使问题不能被揭露，到处理右派分子时，王起则一再说张健不是反革命。
+
+　　出版社斗争右派的后期，要对右派分子的新闻出版观点进行批判时，王起有意避开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出版观点，而且还为反革命分子马达辩护���说马达“现在靠拢我们的”，并当积极分子使用，群众有意见，他公然在大会上说：“我代表行政宣布，马达不是反革命!”当马达问题非批判不可时，他两次在会上打断马达的交待，不让交待下去。在云南新闻出版界反右派联合斗争会中则不愿积极参加。
+
+　　他亲自负责整理出版社内的全部右派观点时，他把新闻观点及与他有关的出版观点全部有意遗漏，没有整理上去，至使反右斗争不深不透。
+
+## 四、斗争中的态度：
+
+　　四级干部会议以前，他一直对党隐瞒，不交代他的反党事实，甚至采取不正派手法，企图滑过去，四级干部会提出他的问题后，他则百般抵赖，虽经领导及支部一再帮助、等待，他仍不正视自己的问题。目前经过支部近二十天的帮助，并展开批评和揭发后，他的态度仍很恶劣，不是推说想不起，就是狡辩，甚至耍赖，不做声，有时态度强硬，至今仍未主动交代其主要问题，要他交代出文章原稿，他则说“没了！”
+
+　　以上事实证明王起已堕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保证党的纯洁，根据中央规定——右派分子一律开除党籍，经支部大会讨论决定，开除右派分子王起的党籍。
+
+　　 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
+
+　　· 来源：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CCRD/1/6/3/000242.txt

@@ -0,0 +1,65 @@
+# 李慎之：思想汇报（第11号）——思想检查报告
+
+　　到十三陵工地已两个半月，初来时曾想按期写思想汇报如过去那样。当时做白班，每天晚上还都抽一些时间，思考一点东西，写一点东西，但是在写第一个思想汇报的时候就因为肠炎，连续不断地泻肚，没有写得下去，劲儿一断，兼以改作夜班，可以利用的时间少了，就此停顿了下来（那一个未写完的思想汇报附交在后）。
+
+　　虽然如此，对于劳动、生活和读书中领受到的感觉体会，还是不断反复思考，总的来说，觉得2个多月的劳动生活给自己的教益是极多的。5月中旬，按照中队部的布置，进行了一次思想检查，由于时间的关系，这次检查还没有能很深刻、细致，自己觉得将来有作详细的书面检查之必要，现在，按照中队部的指示，先简单地写下自己思想检查的一些内容来。
+
+　　检查分两方面，劳动和思想。
+
+## （一）劳动
+
+　　自己觉得对劳动是愉快地接受的，是肯拿出干劲来的，自2月底参加第一批劳动到现在，自己思想上可以说没有任何抵触的地方。自己觉得在劳动改造的问题上是彻底想通了的，首先，经过反右斗争，痛感自己过去的一切都错了。过去十多年间，虽然自以为是为党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现在看起来，一切都应当重新理解了，只有现在从事的劳动，一锨土，一筐沙，才都是实实在在地为党、为社会主义工作。想想从前走过的道路，想起曾经有过的对革命与社会主义的憧憬与追求，在今天，犯了错误以后，想竭尽一切力量贡献给社会主义的心情是自己主要的思想。郑德芳曾说过，有一些人党还要用他们，为何要在劳动中折磨他们，据她自己检讨她所同情的就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但是这话我没有听见她讲过，而且对她的说法确实感到十分惊讶，对我来说，劳动今天是幸福，根本谈不上是折磨甚至痛苦，我甚至暗自希望永远这样地劳动下去，多长都愿意，而且越长越好。从小道理的方面说，劳动对我的体质已产生了好的影响。我过去的身体对工作还能“熬”，但是近几年来，神经衰弱已见端倪，去年下半年以后，失眠很厉害，心里常怕健康损坏，不能长期为党工作。到十三陵以后，头两三个星期，睡眠还是不太好，但是以后就完全好转，恢复到前几年“能睡”的状况。这几年来，我每到春天都要发神经性皮肤炎。时间长至两三个月，颇以为苦，今年到十三陵以后，也依然发了，但是不过两三个星期就好了，这也是身体好转的迹象之一。我过去绝无任何体力上的锻炼，自己在这方面毫无信心，自春节后到十三陵参加第一批劳动后，才初步有了信心。经过这次比较长时期的劳动，对自己的体力健康都增加了信心，这些都只能使我得到鼓舞，而毫不能让我感到痛苦。
+
+　　两个多月以来，自己觉得在劳动上有些进步，我自己还记得，别人也还在向我提，去年年底到钓鱼台参加半天义务劳动的时候，抬起一筐土，肩头简直痛如刀割，劳动4小时，回家病了倒有4天，初来时挑半担土还觉得受不了，看见解放军挑两平筐的沙子就以为自己是无论如何赶不上的，然而现在也已能挑一天满筐不歇脚，间或还能挑一段窝窝头；推车从前也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事，然而现在也能掌握了。这些都说明自己在劳动中尽了一些力量，得了一些进步。但是自己深感干劲还不是十足，这表现为在劳动中能增加分量，不能增加速度，能勉力坚持，不能强攻突击，能苦干不能猛干。每天听料台上广播“新华社的同志一个个都像猛虎下山”，心里就惭愧，自己觉得自己顶多能像一头老牛，却无论如何不像一头猛虎。另外自己的劳动技术也始终提高很慢，推车挑担自己觉得还可以，别人看来却是一副苦相。已经有不少人向我提出意见，然而自己却不知道应当如何改进，甚至觉得无法改进，事实上也进步很少，到现在自己还不能做到像一个劳动者那样劳动，而总是像一个书生那样劳动。
+
+　　劳动中的这些缺点，固然因为过去从未从事过体力劳动，甚至从事体育活动有关，但是检查起来，也同自己的思想有关，首先，自己对劳动成绩方面，有一定的自满的情绪，思想上总觉着自己这样一个人，能干这样重的活，真是事先没有想到，对自己有“差不多”的感觉，虽然自己也常常说，“一个人的潜力是无穷无尽”，并且据说曾给人以影响，但是自己并没有随着自己在劳动上的细微进步而猛力发掘自己的潜力。在劳动中间，常常受到从中队长到小队长以至���般队员的照顾，几个月来，听到的大多是表扬，而批评几乎是绝无仅有。这也使我产生自满的错觉而不是尽一切力量，去同更高的标准比，这决不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态度，我必须在今后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永远向先进、最先进看齐。
+
+　　仔细检查起来，自己甚至还有一些恶劣的思想，特别表现在休息和下班的时候。每当这时，有的时候思想上很能够要求自己多加一把力，多挑一担土，多推一车沙。但是有的时候，往往是在比较劳累或者太热太冷的时候，就为什么还不休息，为什么还不下班？当自己意识到这点的时候，头脑里就展开思想斗争，“你到十三陵是干什么来的”？这样情绪就比较能好转，还能克制自己不作泄气的表现。但是，到下一回疲累的时候，这种思想还是有时发生，这是我必须从思想上连根拔除的。
+
+　　自己在劳动中的表现也是不均衡的，有时干劲大一些，有时小一些，自己也感觉得出来，听别人说好像时时有些变化，人人都有类似的情况，因此也以此原谅自己，自己还觉得有多大力量使多大力量，就是尽力而为，不知道，对自己来说，也应当永远保持并且超过自己的定额和标准。所谓尽力而为，也不是完全正确，因为一个人的力量并不是死的，事实证明，力量是越用越大。尽力而为本身是保守的，自己应当要求自己不断地跃进。
+
+## （二）思想
+
+　　在思想方面，可以分政治思想上的收获与在劳动和生活中的思想活动两方面。
+
+　　到十三陵以来的两个多月中，一般能坚持读报读杂志，同时也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如列宁：《反对修正主义》，马恩《反对机会主义》，《列宁论国家和法律》等。这对继续批判自己错误的政治思想起了一定作用，有许多体会，拟在以后陆续写出来。但是给我影响最深的还是对有关修正主义的批判。去年对我的批判开始以后，我看国际部墙报上有人问，“如果李慎之是右派，铁托算什么？”这个问题我脑子里也转过。因为到那时为止，一般还认为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有些问题并没有完全想通。这些对南共修正主义的批判，使我深深地感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永远是有原则的，党的政策永远是原则性的。而我的思想则同南共的想法一样是“无原则的相对虚无主义”。所有这些批判的文章对南共的错误的社会根源与思想根源所揭示的各点对我深有启发。不能在这里一一列举，但是我可以说经过这样的批判，自己同过去的思想的联系是越来越远了，思想上的困惑减少了，出路明确了。
+
+　　文艺界对法斯特的批判，也使我憬然有悟，我曾欣赏过法斯特所说的他的共产主义思想来自耶稣到马克思的一切思想家，这种超阶级的说法本身只是反动的梦呓而决不是共产主义。这样的批判是对我有好处的。
+
+　　八大二次会议的召开与总路线的宣布对我是更大的启发和鼓舞。我决心以学习大会的文件来批判检查自己的思想，树立对立面，展开斗争，以党的思想来否定我的思想，拔白旗，插红旗。这个工作还只开头。我觉得，在过去对我的批判中，有一个常常使我困惑的问题是，“有许多思想，我是听中央说的，为什么我说了就错了。”其中许多东西，我已经在过去认识到是自己作了机会主义的了解所以错了，但是也还有一些分析不清。这次会议以后，根据公布的大量材料，我已经开始能整理出这两年来与党的思想发生分歧以至对立的过程，看清了毛主席的思想与党的政策发展的过程以及自己与之完全相反的错误思想的发展过程。我相信，通过对总路线与八大二次会议的学习，我可以做到同过去的错误的政治思想一刀两断。这是需要以后专门下工夫的工作，这里不能多写了。
+
+　　劳动给我的感受也很多。方面很广，但是如果归总一句话，我认为3个月的劳动使我认识到个人主义是可以在劳动中烧掉的，我并不是已经没有个人主义的思想了，我的情绪也还有波动，但是我确已通过劳动确立了这样的初步的信念。接近劳动，接近人民，接近朴素的生活，使我感到过去所追求的许多东西，从物质到精神，许多都是虚伪的浮面的，是可以抛弃的。今天只有我自己的认识不能赶上生活的真实，不能赶上党的思想，党的政策，继续落在后面，才是我真正的耻辱与悲哀。劳动使我再三考虑到人生观的问题，我愿意在今后再作比较详细的书面检查。
+
+　　劳动中另一方面的体会是属于党的领导方面。我在水库建设的工作中彻底打破了我对政府和党的关系��反动思想。我过去总是习惯于资产阶级政治学认为政府是权力机关，党不应该凌驾于其上的观念。在水库的建设中，我明确地懂得了党的领导，特别是党作为一个统一的组织在思想上领导是水库建设能够成功的决定性的条件，这种领导决不是任何政府的领导可以代替的，我曾经细想，只有这样才是无产阶级的组织形式，才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形式，而我却迷信资产阶级的一套，实在是违背时代的潮流。
+
+　　党的领导特别表现在政治挂帅上，我来十三陵较早，知道头两个月工程并没有完成定额，因此后来是否能完成这任务是比较紧张的。但是党进行了巨大的政治工作动员了十万大军的积极性，完成任务的情况，由小落后而连续大跃进，一再创纪录。以干劲来说，我亲自看到从前的先进指标简直是不可思议地一再被抛到后面。总路线所体现的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完全可以在十三陵的劳动中由我们自己体会出来。党的正确领导是力量的源泉，这使我不但在理性上，而且在感性上打破了过去的反动思想。
+
+　　两个月的劳动生活中的思想动态，大致可以分3个阶段，3月22日是到十三陵劳动，担任六小队小队长的头3个星期是一个阶段；因为说什么“细水长流”受到批判的前后两个多星期是一个阶段；从那时到现在是一个阶段。
+
+　　一般说来，第一阶段情绪较高，主观上是想搞好工作，搞好劳动，也搞好对第六小队的工作，从半年多的被孤立状态中走出来，很想恢复正常，活跃起来做一点事情。这个时期在主观上比较愉快，虽然犯了“细水长流”的错误，自己毫无任何自觉，因此在思想上未显波动。但是自己感觉到的是，从被孤立到回到集体生活中，从无人说话到有人说话，这样一个“正常化”的过程中，松懈的情绪有所滋长，在一些老熟人中间，谈话中感慨怀旧的不健康情绪有所滋长，对此初步有自觉，然而并未大力注意克服。
+
+　　第二个阶段，是中队长吴学文同志提出要批判我“细水长流”的思想的时候。当时自以为思想上毫无准备，感到很难接受，自己有许多辩解，虽然作了批判，但思想上仍有保留，对批判的分寸与方式认为不能完全接受，事后，在情绪上发生波动，认为自己一张嘴就会犯错误，感到改造的道路很漫长。有些灰心丧气。回家时对张贻也发过牢骚，经她批评，一切要看至三朝，说我的话就是不符合党的路线。以后，普金同志到工地，我向他解释了一些，他指出我的错误是“书生气”，自己感觉平静了情绪。但是一直没有彻底解决，直到这次回社与普金同志重新提起这一问题，普金同志要我注意实质问题，才基本上得到解决。
+
+　　除了认识的问题而外，我自己检查自己思想上的波动，有一个很不好的因素，就是经不得批评。自己有一种自以为已经受了那么大的批判，今后一切都应当好好地，不应当再有挫折的主观愿望，一切只愿意听好话，不愿意听逆耳之言。思想上觉得在目前的身份下受批评好像特别了不起。我现在觉得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思想，我固然应当勉励自己今后尽量不犯错误，然而错误毕竟不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而批评是纠正错误的方法和力量，因此重要的不是犯错误而是对待错误与批评的态度。在整风中，共产党员、领导同志人人都引火烧身，以接受批评来展开竞赛，这才是革命家的气魄，为什么我倒反而如此怕批评。关于这一点，我觉得这是必须现在就解决的问题，因为今后在劳动与工作中决不会不犯错误、受批评，而我必须正确地对待错误与批评，永远精神振奋勇往直前，任何灰心丧气都将妨碍我的改造，这是从现在起就必须警惕的。
+
+　　在思想检查前后到现在的一个阶段内，我检查了自己前一个时期的思想言行，发现自己无意义的废话还是多，怀旧感伤的不健康情绪还是多，在少数熟人中间，对一些与目前生活无关的，遥远事物的知识分子空议论还是多。我感到这些东西对于保持自己与别人旺盛的战斗意志是有害的。事实上自己说着说着，精神上也就会出现松懈状态，内心的思想斗争就也会缓和。想到自己应当在一切方面成为促进派而不是促退派，我觉得有进一步警惕自己的思想言行的必要。我在春节后到十三陵，参加第一批劳动时曾提出要勉励自己不但在劳动上，而且在精神面貌上像一个劳动者，这一点，我还没有做到，而现在觉得这样的提法还是不够，目标应当是充分政治化，要使自己的一切言行都有自觉，一切言行都是于事业有利，否则就不说不做，应��如此不断地进行思想斗争。自己觉得这一个时期来，在这一方面已较前注意了一些，但是我的自由主义积习太深，好说废话的习惯也太严重，许多方面还有不良的东西流露，初步的自觉还必须不断加以巩固。
+
+　　最后，我想对迟交这个书面材料做一检查。我曾长期不以为是一个什么错误，直到普金同志指出才有所认识。
+
+　　我自以为对上一次的思想检查是比较重视的，在小队内准备的时间较长。在担任小队长时与中队长王濯非、吴学文同志谈得较多，在改编后也曾向小队长卫广益、蔡明德同志汇报过思想情况，特别同蔡明德同志曾长谈了两个晚上。同王悌云同志我也曾约他，希望同他谈话，自以为我的一般思想情况领导上都是知道的。思想检查以后也曾想立即写成书面材料，然而我思想上的一个老毛病——刻意求细致的毛病未了，总想把自己的许多思想上的想法，包括理论认识上的收获一条条地都写下来，就像过去几个月中在社里写的9次思想汇报一样。搬到帐篷以后，一方面觉得没有地方写；一方面连连失眠，精神虽不好，在床上却辗转反侧，思想了许多问题，觉得很有写下来的必要，却又不肯立即动笔。开头是看大家都没有缴，因此拖了下来，后来越想越多，自己觉得写不动，索性想不写了。自以为向小队长、中队长说明一下就可以，因此一直拖到现在。
+
+　　以上只是我自己的单方面的想法，严格讲来，这中间有着严格的非组织的观念。使我痛心的是我自以为愿意靠拢党，而在去年受批判以后也一直是努力这样做的，为什么这一次要等到普金同志提醒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
+　　明显的非组织观念是不需要分析说明，我现在自己一想就能明白，自己总想要听党的话，这一次就是不听党的话的明证，自己自以为的许多理由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单单没有从党的工作的要求出发，这本身就足够说明问题。这说明我对自己的思想改造还必须百倍提高警惕，一刻也松懈不得。
+
+　　除此而外，我觉得我的迟迟写不出材料来也反映了我的暮气、娇气。现在是全国都在大跃进的时候，许多设备简陋的地方都能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而我写一个书面材料，思想上却总有些畏难，怕没有写的地方，怕没有清静的环境，似乎还非得像从前做文章那样有明窗净几、清茶、纸烟，慢慢构思才写得出来。我来劳动快3个月了，应该学会什么地方都可以踏下脚去，伸下手去干将起来，为什么一碰到“写”的问题就如此“娇”，从这一点想来，我在劳动中的收获到底有多少？这个思想不但使我感到羞愧，而且使我感到痛心。
+
+　　总之，两个多月来的劳动生活暴露出自己改造是长期的，各方面还有许多问题，有些是已经认识到了，但是还是没有足够的警惕，有些是根本还没有认识到。我深感，自己之所以犯错误，由共产党员成为右派，固然不是由于一般的思想问题而是由于许多政治范畴内的问题，但是改造的方法却决不应该是只读一些马列主义书籍，批判一些政治观点就可以成功，而必须在思想意识的各方面进行全面的脱胎换骨的改造，要从个人的人生观到性格气质都要来一番变化。这在我还只是一个开头，今后还需要长期努力。但是同时，我也相信，有利的客观形势加上主观的努力也有可能大跃进。我有时感到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经受的考验太严峻了，但是我现在觉得，只有严格才能促进改造加速改造，在这一方面说戴着右派的帽子，使自己处在十手所指十目所视的情况下是对自己鞭策自己前进的一个大大有利的条件。我还有信心努力改造自己，争取自己在最短期间内成为左派，进一步争取回到党的队伍里来。
+
+　　 1958年6月10日十三陵水库工地
+
+　　附：4月份所写的未完的思想汇报第十号，供参考。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CCRD/1/6/3/000243.txt

@@ -0,0 +1,35 @@
+# 长春电力设计院整风领导小组关于极右分子张涛的政治结论（张涛）
+
+　　张涛，男，四十四岁，家庭出身富农，个人成份学生。山东嘉祥县人，一九三八年入党，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现为长春电力设计院院长、党委常委委员。
+
+　　（主要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
+　　(一)以修正主义观点，改造党的面貌。
+
+　　(1)否定党的领导作用说：“党委不懂业务，不懂技术，怎么个领导法呢？对生产很难讨论”，“五年总结都是技术问题，我也没看，党委讨论也没有什么”。“我们这个单位同大学差不多”，“大专学校党委制是值得研究，学校要党委领导，校长干啥呢?马寅初干啥呢？”“象我院这类机构……行政上搞的计划、设计等工作，党委不能去搞，所以在我院如何领导应当研究”。“党就不能在一切工作上发号施令!”
+
+　　(2)污蔑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说：“党是民主制，不是什么长制”，“党的书记吗，就是把大家的意见记录一番，书记书记就是记记录，这就是党的民主”，“党务工作不能由书记一人负责，大家都是党委委员，都有责任，都能决定问题”，“不是非得书记出面才是党的领导，行政干部出面也是党的领导”。
+
+　　(3)成立非法组织，代替党委领导，说：“党是管党员政治思想的，行政也有一套系统作政治思想工作”，“象我院这样机构，应当有一些人组成的会议，来讨论一些重大问题”。一九五五年初他来院不久就倡议成立了既脱离上级领导又不受群众监督的“领导干部小组”，“交流思想，交流情况”。一九五七年夏，又成立了院务会，在此会议上讨论的问题，事前不向党委请示，事后也不报告党委，特别是让党委书记参加这个会议，说什么：“党委书记应参加院务会议作为成员，否则在会上说话别人爱听不听，苏联赫鲁晓夫是第一书记，又是主席团委员，德国乌布利希是第一书记，又是副总理”。此外，还继续实行代替党的领导的“党政工青碰头会”“核心小组”认为这是党的领导的一种形式。
+
+　　(二)污蔑省、市委，抵制派遣干部，赶走党委书记。
+
+　　(1)污蔑省、市委说：“市委开的会不够劲，能解决啥问题?这是水平问题。”“市委怎能领导人大、师大、六五二呢？我看这是省委客气，饶斌、程仿吾、匡亚明都是怎样的干部，还是省委领导好”，“市委工业部只抓些工厂……不了解我院的业务”。
+
+　　(2)抵制市委派遣干部说：“省委还能给我们派来好干部？”“市委只照顾自己”，“一定是市政府缺干部，由下边来抽调”。为拒绝执行市委的决定，还给电力部基建总局打电话、打电报，诽谤说：“市委调走杨林，派来一名驻长部队同志的爱人作党委书记那行？”，“新来的女同志能否胜任尚属疑问”，“根据‘八大’精神应加强党委，若如此调动，似乎削弱”。以后借着张松林同志同意党员出坏分子魏丰年的大字报之机大肆攻击，说“市委说加强我们这儿党的领导，张松林也不长气，看市委怎么办吧”，“现在鸣放吗，对市委放一下，问题是有，当然市委是了解的，而在许多问题是是非问题，市委是不知道的。这段工作也有很多缺点，市委督促检查不够，过去一年来我们吃了亏了”。“蔡部长(检查组长)你是代表上级党委来的，要讲正气”。同时在背地里进行活动，说：“先把张松林这个事搞一搞，剩下的事再同市委弄一弄”，“我昨天晚上在会上发脾气，蔡部长讲的不够劲，张松林一点也未检讨，因此我生气了”。
+
+　　(3)企图赶走党委书记。张书记尚未到职前，他就极力诽谤贬低，以“部队同志的爱人”，“女干部，水平又低，又在家住”等等作为理由拒绝前来。到职后则纠集一些臭味相投的人千方百计地企图赶走。先是背地议论“张松林根本就不行，水平太低，差的太远，作不了工作，一天净出事”，“去市委反映情况片面，传达市委指示片面，不知丢了多少内容”，“开会三言两语，归笼不起情况来”，“那次会也没有提出个象样的东西来”等等，以制造不良气氛，制造赶走张的思想准备。继之公开出马“面对面斗争”。在第二次鸣放前夕，鼓动地说：“对张书记的意见和看法问题，在整风时好好整整吧!”当张松林同志同意党员出了魏丰年的大字报，他们几人就立即议论，“这张大字报不是打击报复吗?这样的大字报不好，影响鸣放”，在去市委回来以后又议论：“市委说影响大就处理，怎么算影响大呢?”于是背地或公开的��布起来“影响还不小呢!”“翟部长已经定了，就是打击报复”，“明天开会不要有顾虑，有啥讲啥”。在市委来人参加的党委会上他攻击说：“张松林本身来说，是个人独断，并不重视党的集体领导，别人意见也不听取”，“情节非常严重，非常恶劣”，“党委本身是气愤、等待、泄气、走了算了、不干、不满，何必在这干呢？”“一年来没开个好会，过去的会大都是不是吵架，就是凑凑”，最后诡称对张的检讨气愤，“我代表设计院的党员不能不对此歪风邪气斗争到底”。会后有人指出他的言论使张松林今后不好工作，他狂妄地说：“不好工作就滚蛋呗!”
+
+　　(三)阻挠反右斗争，袒护右派分子。歪曲反右方针说：“反右生产两不误，反右为了生产，生产也是为了生产，生产忙可以请假”，并屡次向党委要积极分子名单和斗争计划。还认为当时查出二十二名右派分子多了，主张查错。除在时间和数量上限制斗争以外，还指责搞臭右派的作法说：“这东西画的不象样子，你们根据什么画的？”“什么时候揭下去?”对右派分子百般袒护，坚持不定刘玉庭为右派分子，竭力推翻已经市委批准的右派(关晋昌)，公开批准已斗争的极右分子凡尚新、陆减三出席重要会议。
+
+　　斗争中的表现：
+
+　　斗争开始，订立攻守同盟，避重就轻。经过几次斗争后，承认了事实，低头认罪，愿意悔改。
+
+　　结论及处理意见
+
+　　张涛出身于富农家庭，反动立场没有根本改变，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没有彻底改造。几年来，生活上斤斤计较，思想上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竭力吹嘘自己，贬低别人，只能领导别人，不服别人领导，工作上独断专行，严重右倾，用人不问政治，组织上进行宗派活动，拉拢臭味相投的人，打击不顺心愿的同志。他这种思想、言论、行动受到了限制，便对党不满，尤其近一年来更为嚣张，正如他自己说的“今年情绪就更不好了，听到个事，情绪就来了”。在这次大鸣大放中，原形毕露，向党展开了猖狂进攻，成为极右分子。
+
+　　处理意见：开除党籍，撤消原有一切职务，留用察看，降低待遇(十一级降至十六级)。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CCRD/1/6/3/000244.txt

@@ -0,0 +1,39 @@
+# 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开除高沐鸿党籍的决定（高沐鸿）
+
+　　高沐鸿，男，现年五十八岁，山西省武乡县人，地主家庭出身，本人成分自由职业者。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以前曾任高小教员。抗战期间曾任县长，“黄河日报”主编，太行区文联主任。一九四九年全省解放后，历任山西省文联主任，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
+## 一
+
+　　当一九五七年夏季我党发动整风之后，高沐鸿和党外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相呼应，趁机向党展开了猖狂进攻。他假借反对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以及文艺上的公式主义，发表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他这种背叛党的立场，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给党、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招致了严重损失。高沐鸿的这种背叛行为，是我国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这场斗争中，高沐鸿在政治上已经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高沐鸿这种背叛行为的揭露和斗争的胜利，不仅纯洁了党的队伍，增强了党的团结，而且大大提高了党员的阶级觉悟。
+
+## 二
+
+　　自一九五六年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至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这一短暂的时期内，高沐鸿曾经写了“一切为了提高一步”，“从鲁迅先生想到”，“追根”，“几个问题的我见”，“故乡春吟”，“艺术上的典型与真人真事”等八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对当前的现实生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基本原理，以及党的文艺方针路线，进行了恶意的曲解和诽谤。这是他的反动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总暴露。高沐鸿向来以“独立思考”相标榜，“不说别人说过的话”，“不走别人走过的路”。然而当他决心反党的时候，却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自然而然地同流合污起来，拾取右派分子的余唾和牙慧，向党发动了进攻。
+
+　　高沐鸿和一切右派分子一样，他向党的进攻首先是对准了党的思想战线。他凭靠着个人仅有的一点资本——二十三年党龄的“老资格”，以一个“追求真理”的“正直”的老共产党员身分出现，来进行煽风点火。
+
+　　高沐鸿在他所写的文章中，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幌子，系统地曲解和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认为在我国教条主义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势力”，“重重地压在人们的头上，使得人们思想不能自由呼吸”。“教条主义已经几乎抢占了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因此，人们只好“孔步亦步，孔趋亦趋”，只好“言论它之言论，行动它之行动，修养它之修养”。他在分析教条主义的根源时，竟认为教条主义产生于权威，根植于“一种统治势力”，“当反动势力居于压倒优势的时候，教条主义的发生，乃是要为这种压倒一切的反动势力去服务的；在革命势力占压倒优势的今天，教条主义的发生，则又是要为这种压倒一切的革命势力去服务的。这就是它的规律”。很显然，高沐鸿的痛斥教条主义，目的在于反对占压倒优势的革命势力。在他的文章中这样提出反问：“教条主义从何而来”。他自己认为“这却是一个尚未加以追求解决的问题”。所以他说：“在某种情况下，教条主义是无罪而有功的，而反对教条主义倒是无功而有罪的”，“你敢触犯这些商标吗？你就得小心你的脑袋!小心‘军法从事’!这些清规戒律，实际上有时竟变成了森严的‘军法’——原来就是教条主义!”从而他得出结论：“为保障革命的正义(这里所说的革命正义应该是括号内的革命正义)，而来铲掉这个表面上向革命献媚的家伙，实质上蛀蚀了革命的蟊贼!”必须“打倒教条主义!打倒教条主义的权威!”
+
+　　看啊!高沐鸿的面孔多么凶恶!原来是要以资产阶级勇士的姿态来打倒马列主义了。他在“追根”一文中说；“教条主义的信徒们，毛病就在于无所思考，不肯思考，尤其不敢思考。在思想领域里完全没有个自己。”按照他的逻辑，思想领域里大公无私，完全没有自己的人，就是教条主义，就是要打倒的对象。而他所赞扬的自然就是那些在思想领域里充满了个人主义的信徒们了。这是十分明白清楚的招供。
+
+　　高沐鸿在“故乡春吟”的长诗中，把农村干部当作“教条主义者”作了极其丑恶的形象的描绘，他认为凡是根据党的政策方针办事的人，都是教条主义。他写道：“蛤蟆你不往水里跳，为什么站在岸上学人吹喇叭？老鼠你不往洞里钻，为什么作模作态学人样?”在高沐鸿的笔下，农村干部竟成为蛤蟆和老鼠，其用���之恶毒可想而知了。
+
+　　高沐鸿在他所写的文章中，对于党提出的克服官僚主义问题，首先下了结论，认为这是“有点贼嚷捉贼的形态”。在他的笔底下，把我们的国家机关和干部，描绘得比国民党还更加可怕。他说：“不知民间疾苦，首先就是官僚主义!认定自己的生活理应比人民商出若干倍，而且在思想感情上完全服贴于这一观点，从而淡忘了和人民同甘共苦是宝贵传统，这就是官僚主义!反对人们反对这种官僚主义，我以为就是最大的官僚主义!”谁曾反对过人们反对这种官僚主义呢？这不是极其恶毒的造谣诽谤吗?事实是他把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干部形容为一群为了“升官发财”，“无穷富贵”，“吃喝玩乐”的剥削者，这种恶毒的歪曲现实，是多么阴险的挑拨！
+
+　　高沐鸿对宗派主义的理解是更为荒谬和反动的。在他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是只准“放”，不准“争”。如果对于放出来的“牢骚和偏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不正确的东西”，根据社会主义原则加以批判，那就“明白是一种宗派主义在作祟”，“这将会限制人们‘放’和‘鸣’的积极性，而使大家停步不前。”这就是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必遵循什么原则，不必要什么标准，不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这分明是为资产阶级辩护和效劳!
+
+　　高沐鸿在文艺路线问题上，也是和党存在着根本分歧的。他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反对党的文艺路线。党从来认为文艺是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的文艺必须接受共产党领导，必须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其所以是最好的创作方法，首先是因为这种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相联系的。因此，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就应该为工农兵服务，应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同群众结合。然而高沐鸿却千方百计地反对这条路线，甚至不惜采用谩骂、诽谤手段。他在谈到工农兵方向的时候，明目张胆地写道：有人“担心一个党员作家有时会忘掉了这个方向……为什么他们不去担心过去宣传‘工农兵’方向以致于造成体裁与形式不够多样化呢？难道这种担心已经不必要了吗?我看未必。掩护在一句已经确立的口号之下，不去理解‘百花齐放’的新意义，这乃是宗派主义思想情绪在作祟呀!”看!他污蔑毛主席倡导的工农兵文艺方向是宗派主义。他说工农兵文艺方向限制了人们的积极性，扼杀了人们的“独立思考精神”。说我们的创作不自由，死气沉沉，没有生气，对生活不敢进行大胆干预，因而只好阉割生活中的一切矛盾。种种谬论，不一而足。他妄称党的文艺不敢尖锐地批评与有力地讽刺现实，是由于死抱着“无缺点论”，“无冲突论”的尾巴的结果！高沐鸿认为艺术家不来批评社会上一种概括的典型的错误和缺点，那就是要求艺术良心同这种错误和缺点和平共居，那就是要阉割艺术的天职，使艺术家停笔。这一连串的无中生有的诽谤，无非是为了反对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高沐鸿从来也不提文艺的党性、阶级性，文艺要为政治服务，文艺必须接受党的领导，文艺家必须学习马列主义，深入工农兵群众生活等等问题。相反的他却热衷于“独立思考”，“创作自由”，“揭发黑暗”，“自由市场”，“艺术良心”，“艺术天职”，“自由平等”等一套资产阶级的东西。
+
+　　高沐鸿不仅在思想上言论上反对党的文艺方针路线，而且他选择时机，认真地行动起来了。一九五七年二月，“火花”编辑部退回他的反动诗稿“故乡春吟”，他竟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身份威胁编辑部说要辞去“火花”编委职务。他看了省文联副主任姚青苗(非党员)的反动文章之后，给姚青苗写信说；“咱们携起手来，一同前进”! 姚青苗自受到高沐鸿的鼓励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接二连三地发表出来，姚青苗在报纸上提出“开辟文化自由市场”的要求之后，高沐鸿利用副部长的地位，立即响应组织“诗社”，准备出版刊物。他对于以省文化局主办的“文化周刊”编辑任一的为首的反党集团的活动也颇感兴趣。他支持任一的提出办“同人刊物”的要求，高沐鸿身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不但不保卫党的利益，反而和右派分子站到一个立场上。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于此暴露无遗了。
+
+## 三
+
+　　高沐鸿的反党思想，是有其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受了资产阶级的教育。入党以来，虽经党的长期教育，并没有在思想上得到“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在他的灵魂深处，仍然是地主阶级士大夫思想占主导地位。无论对组织对同志均以“硬骨头”自居，目无组织，唯我独尊，傲骨磷磷，骄横不逊。总是感觉党对他是一种莫大的约束。在一九四四年整风期间，他曾提出过“还党清白，还我自由”。并且写道：“如果感觉不到共产主义入骨洽髓的快感精神，则我无宁再保持历史上的那个伟大崇高的个人理想主义；保持这份历史遗产，仍为有用之物，可以无敌于天下……”“不能不为自己的私人利益打算一点，以便找得生活支柱，再则，干脆为人民服务，有失元神，绝非我这精神衰老之人可以担受!”“我的整风整了个什么结果呢?满可以自招自认，也曾千瘢万痣的找得根源，都开出药方，只是体弱吃不得苦药而已……如果党不谅解，我也任其不谅解存在”。这是高沐鸿十五年前的自白。从这些自白当中，可以看出一个坚持反动立场，坚决抵抗思想改造的个人主义者的面孔。而到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的期间，在冶陶会议进行整党的过程中，他又曾说过：“难道我连做一个光荣的小资产阶级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就是这样，他的所谓“伟大崇高的个人理想主义”却成了包庇地主的代名词。因此他曾经受到党的当众警告处分。从此之后，他一直是心情阴暗，落落寡合，对党采取了对抗的态度。由于他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和反动的阶级立场长期未得到改造，因而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紧要关头，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必然的。
+
+## 四
+
+　　对于高沐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省委宣传部根据省委的指示，从一九五七年十月初起，曾经召集有关单位党的负责同志，先后举行了五次会议，揭发、批判了他的反党言行，并帮助他进行检查。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党的全省代表大会上，对高沐鸿又进行了批判斗争。省委的负责同志亦曾多次与他谈话，帮助他认识他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在此期间，他曾作过四次检查，并声言接受大家的帮助，决心悔罪。但是在检讨以后，却又推翻了自己的检查。根据揭发的材料证明，高沐鸿曾表示：“我那敢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我新的东西没有建立，旧的东西也没有了，这不是什么也没有了吗？”可见他的检讨是完全虚伪的。因此四月中旬，在省委第九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对高沐鸿的问题又作了讨论，一致认为高沐鸿是党内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纯洁党的队伍，维护党的纪律，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建议有关方面撤消他的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和省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行政级别由十级降到十三级，另行分配工作。
+
+　　从高沐鸿堕落为右派分子的事实中证明，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彻底改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没有真正地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来，无论他有多么长的革命历史，最终都有可能堕落为反党分子。社会主义革命愈深入，个人主义就愈将无容身之地。全党同志应该吸取教训。尤其是党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响应党的号召，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加强锻炼，加强学习，改造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使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的革命战士。
+
+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CCRD/1/6/3/000245.txt

@@ -0,0 +1,25 @@
+# 中共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版画系、国画系)联合支部关于开除江丰党籍的决定
+
+　　<(江丰)>
+
+　　江丰，男，四十七岁，上海人，家庭出身工人，本人成份职员。一九三二年入党，历任美术界重要领导职务，为党作了些工作，但青年时代所受流氓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及个人主义思想未经克服，随着工作的需要，职位的提高，滋长了居功自傲的思想，把自己置于党组织之上，不能接受党的批评与监督。
+
+　　早在延安和华北联大时，江丰就曾为受党内历史审查及工作上的批评对党不满，谁代表党工作，审查了他，批评了他，他就和谁对立，怀恨在心。解放以来，江丰在国画问题上与党的意见(166)不一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提出和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是可以的，但必须同时认真执行党的决议和政策。可是江丰拒不执行国画政策，受到党的批评后，不知悔改，反而反目成仇，利用职权将美术学院变为自己的独立王国，与党对抗，他进一步歪曲和破坏党的国画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轻视和削弱党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把美术学院变成为散布污蔑党的领导人和领导机关的言论，鼓吹大已主，和无原则的“独立思考”的场所。江丰不向市委和文化部反映学校的真实情况，把学校党总支放在个人之下，公开反对党委制，叫嚣文化部出钱，他个人包办学校，完全不要党来领导，使美术学院离开了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实际上走向资产阶级艺术道路。
+
+　　江丰的胡作非为，严重地败害了党的利益，不能不受到文化部、美协、周总理直到中央毛主席的进一步指责和批评，使他感到很大的压力，江丰仍然不作检查，反而加紧煽动和勾结党内外对党不满的分子，如肃反受审查、对党隐瞒历史的彦涵、杭州分院右派分子莫朴、金冶、金浪、朱金楼，东北美专的杨角、张晓非等，形成反党集团，共同策划对抗党的领导、监督和检查，甚至党中央指令检查他们的工作也公然拒绝。他认为党内不是说话的地方，党内不能解决他的问题。
+
+　　斯大林问题和匈牙利事件后，国内外修正主义浪潮也助长了江丰的反党气焰，使他从文艺路线上反党进一步发展到政治路线上反党，进一步恣意攻击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污蔑我们的选举不民主、党内黑暗、肃反成绩不是主要的、农民生活太苦、要起来吃大锅饭等等。并四处招兵买马，拉拢创作干部，扩充反党实力，到反右斗争之前，他的反党集团势力所及，除我院和附属单位雕塑工厂、民族美术研究所、杭州分院外，还有北京辛寺胡同创作室，北京部队美术工作者，黑龙江文联，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等，江丰还勾结我院民盟右派分子王逊、李宗津一起反党。
+
+　　去年五月党开始整风，江丰和一切右派分子一样，认为时机已到，就向党大举进攻，他利用美院和辛寺胡同为主要据点，发动反党集团全力以赴，组织煽动校内外群众特别是利信知名美术家、民主人士和老党员、老干部作自己的传声筒，借大鸣大放机会向美协、文化部、中宣部领导猖狂进攻，污蔑这些部门工作没有作好，把责任推给江丰，污蔑周扬、钱俊瑞、蔡若虹同志是宗派主义、专门整人的、打击陷害江丰，把党描写成漆黑一团。一手制造了“五月会议”“向文化部示威”的小匈牙利事件。会后，江丰并把六万字的会议记录印发全国点火。另方面，还煽动华东分院闹迁校，改组领导，鼓动请愿闹大民主，到处点火，其目的在于搞臭搞垮忠实执行党的政策的同志，把全国美术界变为江丰个人的天下。
+
+　　与此同时，江丰还积极筹办自己的刊物，自己的画会，“学派”，毕业生校友联谊会等等，自成系统与党抗衡，以备独霸美术界不成，则率领自己的人马分裂美术界。
+
+　　除了自己搞反党集团，向党猖狂进攻外，江丰还积极支持庞薰琴反党集团、和丁、陈反党集团。
+
+　　根据以上情况来看，在社会革命的关头，江丰已完全背叛了党的事业，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得力的代理人，成为一个极端右派分子了。为了严肃党纪，纯洁党的队伍，支部大会决议开除江丰出党。
+
+　　 一九五八年
+
+　　· 来源：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CCRD/1/6/3/000246.txt

@@ -0,0 +1,115 @@
+# 柴德赓的自我检查
+
+　　【柴德赓（1908－1970），字青峰，浙江诸暨人，1933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1944年曾任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副教授，曾任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1955年，调往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前身之一），创建江苏省属高校第一个历史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同时筹建苏州市民进。民进第四届中央委员。江苏省委第一届副主任委员。柴德赓一生从事教学，培养了许多杰出的史学人才，著名学者史树青、金家瑞、邱敏、许大龄、刘乃和、来新夏等都是他的学生。1958年5-6月，在知识分子中进行过一场交心运动，此次交心柴德赓共检查十次，此为最后阶段的检查稿。】
+
+## 一、 政治立场
+
+　　解放以后，我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参与一系列政治运动，我相信中国共产党是大公无私，有远大理想、能把中国人民领导好，能把社会主义建设好，我听党的话，跟党走。但是，由于自己出身地主家庭，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比较深，到个人利害有关的问题上，就会首先考虑自己，有获得患失情绪，最明显的一次是五二年院系调整，当时师大和辅仁合并，两边的系主任和几个教师组成核心组，我是组长，直到合并以后，快要上课了，我们两个系主任的职务还未明确，我时时想到这个问题，也时时批判自己，为什么还不从工作出发，而是个人地位去考虑，因为那时正是思想改造以后，自己对自己必有一些斗争。不久，领导上明确任务了，我的干劲更大了。这就是说，如果不是叫我当系主任，干劲可能不这样大，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具体表现。到了五五年，教育部要调我到苏州来，我对领导上调动工作，确是没有意见，我们平常分配毕业生工作，要他们服从领导分配，到自己的身上，难道就不通了吗？但同时却也想到在北京社会活动太多了，念不了书，到苏州安静一些，可以做做学问，来补足六七年来的荒废。可以说个人主义的思想在我身上生了根，从北京带到苏州的。
+
+　　当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政策提出后，说“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积极拥护为人民服务的进步分子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我自以为是百分之四十中间的，而对周总理说的知识分子缺点，也说到“胸怀狭窄，高傲自大，看到问题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毛病，在进步分子中也还不少。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改变立场，即使我们努力同他们接近，他们同我们之间也还是会有隔阂的。”我对于知识分子需要改造这一点重视不够，而对进步的一面过高的估计，对使用安排信任方面感到欢欣鼓舞，对向科学道路进军感到兴奋，对保证六分之五时间从事业务自己感到困难。当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以后，我想搞业务的思想又有了增长。以此，虽然参加一些政治活动，而主动性是不够的。
+
+　　特别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两个万岁的口号，为各民主党派所欢呼的时候，民进计划在苏州建立组织，我当时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体会不深，为民进党的是也做些工作，义不容辞，同时也有个人想法，既然来到苏州，各方面任务的接触，对自己地位也有好处，这是长期在旧社会的喜欢和头面任务往来的旧思想的影响。到二代大会[1]以后，我对“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偏面了解为监督党，偏面了解民主党派的作用，而把主要的接受党的领导这一点没有重视。实际工作中，在初建立组织时，需要依靠党，到组织建立以后，对党的请示汇报就不够重视，平时和统战部的负责同志不主动去联系，只是在统战部召开的会议上一起谈谈而已，有些问题，思想上就强调独立思考，自以为考虑得差不多了，这个时期接受党的领导已经三心二意。
+
+　　到师院评定工资时期，我对自己工资没有什么意见，但评薪对我是有刺激的，自己感觉到，几年来在学术上没有多大贡献，一方面自己抓得不紧，一方面总是由于社会活动太多，分散了精力。对民主党派工作的劲头大不如前，事事处于被动状态，虽然一方面在搞工作，，一面到书房，什么都不想了。因此，考虑会的工作不深入细致。党和民进组织把这样重要的任务给我，而我忽冷忽热，处处从个人主义立场考虑问题，对方针政策不认真学习，而偏面理解，这足以说明我对党和人民的是也不够积极，还给民进的工作带来许多损失。
+
+　　当毛主席《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传达报告出来以后，我对人民内部矛盾估计过低，以为天下太平，谁不要进步，今天新中国哪一样不好，是个人，不能抹杀良心说话,真正反对党的人总是极少数，有些人是思想问题，用说服教育，团结批评的方针就可以了。这主要因为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经过各种运动，对阶级斗争还是不习惯的，对资产阶级生活是本能习惯的。以此，体会报告只是注意了一面。到党开始整风[2]，我去南京出席政协，那时我对鸣放还不甚注意，我在省政协的发言还是和平常一样。五月初到上海参加两省一市工作会议，一进沧州饭店，听说第二天预备会议变为鸣放会，果然第二天鸣放起来了。我的发言说到有些党员贯彻上级命令，只知道贯彻，不会独立思考，有说在运动中，听见群众意见不够重视。又说某些党员对民主党派名称还弄不清楚，要是考一考统战政策，可能还不如民主党派，这些意见很有片面性。
+
+　　五月中旬，江苏师院开始整风，政协亦开会鸣放，我以为民主党派应该帮助党整风中有些表现。可是由于自己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体会有偏面，接受党的领导三心二意，加以资产阶级思想作祟，要在运动中表现自己，抬高和扩大民进组织的作用和影响，开座谈会也好，大会发言也好，我一味支持鸣放，没有强调善意的和风细雨帮助党整风的精神。当听到有人说党员的坏话，我信以为真，说的越尖锐，我以为是真正的心里话，甚至恶意攻击，我亦分不清香花毒草，总是多方予以鼓励，仿佛党不定有了多大的缺点，而我们却铁面御史一样，专门替申冤冤似的，这种做法，心目中已经从不像把党看做是我们民主党派的领导者，而像是平起平坐，对等地位的党派一样。
+
+　　特别是我自己在大小会议上的发言，从态度论，在师院党委第一次座谈会和政协一次常委会上，我却是声声俱厉的提意见，提意见当然应该为什么要声声俱厉呢？这充分说明我对党不是热爱，而是单纯庸俗地表示监督。更卑鄙的是在大庭广众之间，表示我敢于向党提意见，也明明知道党有这个度量却利用这个机会来表现一下自己，更重要的的还不仅是态度而已，我自己鸣放东西中，确有好多错误极严重的言论，例如：
+
+　　我们建议：今后有些重大事情要协商，最好党先分别征求民主党派的意见， 然后做出初步打算，再召集大家来开会协商，这样容易使有不同意见的发表机会。如果不是这样做，一下子拿党的决定的意见结果一摆，大家还能说什么呢？
+
+　　这条意见很荒谬，我从前也检查过，本是为政协副主席而发，当时我只归之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作祟。今天看来，问题更严重的在于政治影响极坏。我是参与协商工作的，党的协商工作我也承认是做得好的，究竟党是不是拿党所决定的意见往桌子上一摆，不让大家发表意见呢？还是我们这些人对党的不忠实，有些意见，吞吞吐吐，不肯明目的说呢？或是随时随地以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指导看党的眼色来行事呢？应该肯定说，党是愿意大价钱提意见的，当面有意见不提，背后有意见的正是我自己，说明自己和党不一条心。但是，我在大会上竟这样说了，让群众的一错误印象，以为党和民主党派协商工作原来还是形式主义的，这种影响很大，极坏。
+
+　　一个民主党派负责人应该对党的协商工作是了解的，应该在群众中积极宣传和贯彻党的政策，解释和纠正群众一些不正确的看法，而我却在政协上发表那样的谬论，这是极严重的错误。又如关于传达毛主席报告完了，我说：
+
+　　这件事，一方面由于我们太无独立思考能力，一方面也说明市委抓的过紧过死。
+
+　　所谓独立思考，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在政策范围内，在党派内部工作中研究研究如何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做好党的助手，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至于接受党的领导，服从市委的决定，那应该是没有还价的。而我在这个问题上，居然提出独立思考四字，一方面说明我平常对党的领导不够重视，另一方面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很严重，为什么会这样呢？从五六年下半年起，民进中央寄来的文件，常有中央负责同志的报告，我们以先传达为得意，这种思想要不得。关于毛主席的报告，也知道要慎重些，请示市委，实在是希望负责，我们传达，市委在没有研究好传达办法前，叫我们暂缓传达，我就不耐烦了。这都是错误的从个人和自己的党派的局部利益来考虑问题，不是从社会主义利益来考虑问题。为了这样一件事情，而至于提��要独立思考的意见，脱离党的领导已到危险的地步，分庭抗礼思想也到了严重的地步。
+
+　　关于文化教育工作，我说：
+
+　　党的领导对苏州文化教育重视不够，平常对文化教育事业可为苏州增这一点，当然也满意，但具体到经费的使用，就漠不关心了。提写改进的意见，也并不重视。这些，使从事文化工作的同志，遭到许多困难，甚至伤心了。希望市委文教部的同志不要光只注意解决文化人的思想问题，先要改变自己的作风,深入了解，多设一个机关，不是多一个婆婆，而是下面得到更多的指导和支持。
+
+　　这段发言，问题也很严重，以前我还未认识，这次整风学习，谈到民进组织和文化界的情况，大字报揭出对口径的问题，文化界包下来的思想，再回头看这段发言，首先说党政领导不重视文化工作，不是事实，文教经费从地方到中央都在支持。第二点，说提改进意见不予重视，使从事文化工作的同志，甚至伤心了，这是民进同志合有些群众的牢骚，我拿去大会发言，又加重了语气。第三点，要文教部多支持，二不要光只解决思想问题，这是要取消党对文化人的思想教育。今天苏州文化人的共同问题，在于纯业务观点强，政治思想不注意，而是平时迁就落后，不能认真进行思想工作，而现在反而叫党不要光只解决思想问题，要重视他们的业务，还说要向他们请教，这样更是助长了重业务轻政治的气焰，对领导威信有损，对社会主义很不利。从我这段发言中，可以看出民进在文化人工作中的政治方向很不正确，而我们对党的态度是过则归党，功则归己。我以组织负责人的身份在大会发言，对党领导文化部门的功绩只字不提，还带着教育党员同志的语气，这种态度极恶劣，对文化界影响极不好，这简直是分庭抗礼，想以资产阶级立场摇憾社会主义立场，这种思想发展至此，真是危险极了。
+
+　　关于评薪工作，我也发表了不正确的意见：
+
+　　苏州市中学里有许多服务几十年的好教师，只有一个一级教师，很少二级教师，其余自然压低了。我不明白，是真的没有合乎这样标准的好教师呢？还是领导心目中根本就低估了中学教师的水平呢？小学也有这种情况，这和教育的指导思想也有关系。
+
+　　这段话的意思，无非说领导上把薪金级数评低了。我没有调查研究，只是听群众有些反应，加上我自己的主观想法。自以为是代表群众利益。代表群众利益，特别是群众长远的利益。我在政协、人代历次发言中谈业务多，谈政治思想教育少，已经不是民主党派负责人应有的态度。这次却替中小学教师争薪水地位，自己做了好人，而把责任推给领导，这对党对社会主义是不利的，对中小学教师也是没有好处的，相反亦使他们对党有情绪，这个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我作为党派负责人即使我有这样一些看法，也应该先向领导上谈，而我没有考虑到这点，却在大会上发表谬论。真是荒谬之至。
+
+　　我在鸣放时期错误言论是很多的，有的以前已经批判过了，还不够深刻。总的说来，这个时期头脑有些热热烘烘，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充分发展，脱离了党的领导，忘记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已经达到严重的地步。
+
+　　到了人民日报发表社论[3]，我虽然是拥护的，但对反右斗争的伟大意义认识模糊。像葛佩琦等荒谬议论，我认为不对，师院学生贴的大字报，很多我不赞成，认为是恶意向党进攻，我认为应该反对。但是，自己思想上对某些右派言论分辨不清，也有共鸣的地方，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说国务院副总理中无一非党人士，是党天下，每一个机关的大小头儿是党员，这个我不同意，我知道得很清楚，从前政务院的副总理好几个是非党人士，后来为了人大常委会成立，他们去常委会工作更合适，特别像郭沫若院长出国做和平工作，常委身份更方便。各机关头儿不都是党员，我就从来没有感觉到有职无权。这是一方面，但是我同时欣赏他有胆量提这样的意见，以为我们国家真够民主，什么意见都可提，对他以此向党中央毛主席进攻这一点，我觉察不出来。又如师范学院当时有一种空气，对肃反问题意见比较大，我因来院后，听到这些话不少，我也以为可能打击面大了，有副作用。这说明自己的思想有很多地方和右派相通。当时我还以为苏州为题不大，师院学生问题大，教员不大。因此，对民进成员中有无右派谬论，重视不够，师院支部的人，我自己以为对他们比较了解的，实际我对右派的情况了解���不够，我只是从表面上看到他们有一些要求进步的假象，我被假象所蒙蔽，我还以为真是发展了一个巩固一个，我还拿一些不是经验的经验去两省一市会上介绍。因我自己没有社会主义立场，象纪庸的发言稿，蔡焌年的百人大会发言，我觉察不出来。当时我对自己的言论也没有分析，我总觉得，我是诚意帮助党整风，无话不说的。以为人家大概和我一样，至于是否向党进攻就考虑得少了。实际上我的思想不是社会主义思想，而是资产阶级思想。到蔡焌年的问题快揭发时，统战科通知我，我以为她是思想问题，因为她是资产阶级出身，品格是对资产阶级民主有些留恋，我平常指出过她的缺点，民进组织要她检查，派人去帮助，因我的影响也都看作思想问题，当时和群众的看法有距离，主要由于我对待反右斗争史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认识不足，对于保卫党的领导，保卫社会主义利益没有热情，当时我确有错误的想法。我以为党要整风，动员人鸣放，我为了帮助党整风，也积极动员人鸣放，当时是说过不报复的。今天反对右派，以为右派是猖狂向党进趁火打劫打劫，像这种人当然要反，有些人说错了话，是思想问题，不一定是右派，我这种思想有正确的一面，党也确是这样划分，可是究竟那些是右派，那些是思想问题，要凭客观事实，不是主观想象的，而我对这条界限是模糊的。右派分子利用党整风的时机，兴风作浪用各种方法，从各个方面向党进攻，赤裸裸地明目张胆，所谓赤膊上阵只是一部分。大多数用两面派手法，装作老实的样子，欺骗群众，达到杀人不见血的目的，削弱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揭去他们的隐蔽外衣，从他一贯的言行，反党的本质去分析，才能把他揪出来。我当时思想右倾到了极点，对分子份子不是极严肃认真的追查，而是没有同他们划清界限，反而对他们一贯原谅，这不是立场动摇问题，而是严重丧失立场问题。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残这次这此大字报漫画，说我反右动员大会软弱无力，是受了自己错误思想的支配，要想搞业务，少搞政治，也是这个原因。我居然想跳出热火朝天的斗争，我的政治立场丧失殆尽了。特别是纪庸这个右派分子，是由我发展他加入民进的，他的历史问题我知道一些，对他在政治上应该注意。我因他在我面前没有谈过明显的反党言论，对他放松教育，我又欣赏他的业务能力，对他信任，政协会上的发言，是我看过的，没有觉察，又派他去帮助蔡焌年，他向我挑拨，我又信以为真，到历史系去发脾气，引起群众对我的不满。在这一段期间，我对群众向我提意见还有抗拒情绪，主要不认识自己在反右斗争上，远远落后群众之后，而且自己做了右派的防空洞，还不认账，又不能即刻站起来进行对右派的斗争。这样处在狼狈的境地，是自己造成的，严重的是使民进内部和历史系的反右斗争受到阻碍，是由于我做了绊脚石，与一向自以为进步的人，到了成为反右斗争的绊脚石，已经到了一个极可耻的地步。为什么会到这种地步，应该从本质考察，我以前自以为进步，自以为靠近党，不是全心全意，三心二意两意的，局限于个人主义的圈子里，怎么能真正靠近党呢？今天痛定思痛，真是不寒而栗。
+
+　　在这样紧要的关头，个人和民进组织被动到了极点。我虽然经常向师院党委请示汇报，但从我是民进市的负责人来讲，我应该把情况及时向市委统战部汇报请示，而我并没有这样做，平时请示汇报很少，到出了问题还不找统战部，这说明接受党的领导的思想，很薄弱。党在这紧要关头，及时对我指出问题的严重性，亦对民进组织指示，扭转局面的办法，成立了整风领导小组，才逐步八问题解决，而把右派分子一个不留地打出来了。党终于挽救了我，使我初步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民进从危机到转机，得到生机。以我在鸣放和反右时期对党的态度而论，严重右倾，脱离党领导，丧失立场，而党对我爱护备至，千方百计地挽救我，党对我真可谓仁至义尽了。反右斗争开始，我对右派分子仇恨不大，反右不力，甚至做了他们的防空洞。当右派分子到处进攻的日子，我不但没有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利益，相反的摇旗呐喊，推波助澜，使右派分子更加猖狂。从自己资产阶级思想到行动，从个人到组织已经受右派路线的严重影响，对党对社会主义起了危害的作用。今天细细回忆，真是惭愧无地。我经过这次整风，真正认识到像我这样��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突出地表现了两面性，应该老老实实认识自己是中间偏右，不能不根本改造，我无论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要求改造，一天不能脱离党的领导，我要紧紧地跟着党走，党是我们的父母。
+
+## 二、组织路线
+
+　　我加入民进，今年是第八个年头了，我受到组织的教育必这里任何一位同志时间都长，马叙伦不管在什么会议上，都是提到民进应该很好地靠拢党，说明民进中央领导这一点是很明确的，我从前在北京民进组织担任组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对发展组织要以进步为肯干，发展应与巩固相结合，也是经常讨论的问题。可是在苏州建立民进组织以后，这方面思想上就放松了。
+
+　　当建立组织之初，从徐伯昕[4]同志来苏州后，我们依靠党的领导，兄弟党派的支持，拟定筹委名单，送中央决定。这一阶段时间接受党的领导比较密切。到二代大会回来以后，我们单独向统战部请示汇报的时间少，特别是我对“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理解有错误，作为组织接受党的领导，就不打折扣，依靠党的领导，帮助而建立起组织来，组织一建立，逐步和党疏远起来，不要说组织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就是做朋友也不应该这样。当然我们还不至于不要党的领导，但是接受领导的指导思想不强，给组织带来了和大的损失，给成员的思想教育中紧紧依靠党的领导的部分就必然削弱了。一个民主党派最主要的事情是接受党的监督党，必然影响接受党的领导，这方面的问题，应该认为是严重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这里关系于我对民主党派性质任务的认识不够，而我对待党派的态度，也有问题。
+
+　　我初到苏州是想搞业务，从事著作，这是从个人名利思想出发的。等到中央要我建立组织，心有点活动，怕社会活动多了，影响业务。我还不是很起劲，等二代会开了以后，自己又当选中央委员，觉得应该多出点力，而且民进中央决定要发展组织，搞不起来也交代不过去，当然作为组织成员，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也有这样的愿望。但是，认认真真地考虑党派的工作，做党的助手，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很不够，一阵冷，一阵热，自己做了党派负责人，享有许多政治待遇，这方面是满意的，考虑党派工作是不是在我思想上占一定的比重，还不足的。干部来了，交换意见，就决定办了，干部一走，或者到会里开会完了就搁起来了。那几次人代会、政协会，那正是民主党派应该起推动作用，协助开好大会的机会，我们事先组织，交换意见都不够，我思想上也没有足够重视。这说明我对民主党派的工作也是三心二意的，不是全心全意的，主要还是个人主义思想作祟。考虑民进工作如此，足见对民主党派的庄严任务还不认识。因此，对党的领导这主要的一环没有足够重视。
+
+　　对会的工作来说，重要的缺点，没有发挥集体领导作用和建立必要的制度。我要管的时候，就和干部一商量，通知大家一声就解决了，我要不管，别的副主委也不好管，那就成了干部领导了。干部要不管，那只好停顿了。因此，没有发挥集体领导，没有尊重和征求群众的意见，一个人独断独行，使组织不能发挥作用，主要应由我负责。特别是师院支部，本有支部主任、副主任等，他们尊重我，我也有包办代替的家长作风，以致反右斗争中组织累成瘫痪状态，这是典型可以说明的例子。
+
+　　下面我要谈谈发展组织工作，二代大会以后，执行五项任务，在苏州是新建立组织。当然要从发展做起。我在发展组织问题上，也有从个人主义来考虑得一面，建立组织，首先应该归功于党的领导和帮助，而我念念不忘于自己的功绩，组织建立了，我有快点发展和多发展一点的思想，成员人数多了，可以向中央报功；自己是主委，看见坐满一堂总比稀稀落落的好。在这里应该说明，我平时总说民进的同志见面很亲切，很有宗派主义的影响，我是在这样思想指导之下作发展工作的。因此，文化界包下来，我同意，中小学和民盟、农工分一席之地，师范学院也要追求一定数量，过分强调了发展，对弈进步肯干的组织原则就抓得不紧，巩固一般情况还是正常的，但师范学院的支部，则问题已经暴露，百分之十七比五[5]，很可以说明事实。
+
+　　师院支部进步骨干并不多，我从二代大会回来以后，对中间后进做工作的勇气大起来了，我曾说过，党员对某些人做工作有困难，民主党派来做工作比较方便，这句话的实质，过高估计了民主党派的作用，有过高估计了自己的本领。问题清楚摆在这里，我们能够向中间后进的人做工作，正因为我们还不是工人阶级立场和感情，他们对我们顾虑不大。同时也说明了我们的认识和他们差不多少，应该随时警惕，不要反而被中间后进的人拖住了腿，甚至以我们资产阶级思想去改造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我们知道以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资产阶级思想史无往不破的，以资产阶级思想去改造资产阶级思想，那等于“抱薪救火”，是可笑的事情。当时我认识不到这点。我思想上要发展组织，师院进步骨干已被各党派吸收了，我就做中间后进工作，特别注意教授。因此，右派分子纪庸、金轮海加入民进了。我又满足于右派分子对民进组织的假殷勤，以为群众自动找上门来，总是有进步要求。因此，右派分子蔡焌年、张再远、金式如等就参加民进了。他们在组织内部敞开思想，我就以为这就是进步基础，他们表面积极，拥护组织，我就以为真的进步起来了。这次大字报揭发的“假经党”，我是同意这样看法的，但更痛心的当时以为是真经，至少我是假经真念的。这又是一资产阶级思想改造资产阶级思想具体例子，可怕得很。以十七分之五的比例是右派分子的支部曾经认为是巩固的，我的思想竟麻痹到如此地步。除了证明自己右倾思想严重，立场不稳又能说明什么呢？
+
+　　至于会内别的发展工作，虽然具体工作不是我做，大发展的思想都是受我的影响，我们在筹委会没有很好研究组织工作，组织部的有没有得到发挥作用的机会，今天幸而问题不大，是由于发展时候征求了党组织的意见。如果按我的想法做，问题只能大不会小。
+
+　　另外，发展过来之后，思想教育工作，没有跟上，这方面成员贴的大字报也不少‘事实上，我们确是做得很少，我们是资产阶级思想和平共处，特别我自己资产阶级思想严重，领导同志中有人被选入政府工作，我对个别同志谈到时，当作政府对民主党派的安排，有时领导上和我们商量某一同志工作时，我也不经意地向别的同志谈了，这些无非是说党对民主党派的重视和关心，更重要的，使成员感觉加入民主党派有这些好处，而不是收到教育的效果。
+
+　　最严重的，许多成员感到民进组织政治空气不够浓厚，业务谈得多了，目前利益代表谈得多了，而对成员的长远利益、思想改造注意不多，这和我重视业务，多谈业务，不谈政治是分不开的，我想写几部书的思想，时时在脑筋里转，对政治活动一阵热，一阵凉，结果政治工作没有做好，实际业务也没有抓好，现在我完全明白，一个人在政治没有明确的方向，搞什么也搞不好，当然业务也就搞不好。特别我是研究历史的人，历史是为政治服务的，政治方向不明确，历史也是研究不好的，对文化界中小学的成员也是一样。民主党派放弃了思想教育就变成无灵魂的去壳，我们以往工作没有多少贡献，这是主要原因之一。
+
+　　总之，在组织工作，我是不够认真严肃来对待的，首先对民主党派的性质任务不够明确，依靠党的领导思想不够强烈。因此，把民进工作摆在一个不大重要的地位上，没有争取党的领导监督来改进工作，而是凭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去指导工作。因此，民进在鸣放和反右初期受了右派路线的严重影响，应当由我负责。清楚这些影响，只有改造个人与组织。
+
+## 三、 几个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7]
+
+## （一）退却的思想
+
+　　我在民进组织建立以后一个时期，就想别的同志来担任主委工作，这是从个人主义来考虑的，自己是中央委员，又苏州市主委，工作太多了，大有功成名就，身退让贤的意思，当然这是不正确的想法。但是，从去年反右斗争时起，对民进工作确实退却占上风，一忽儿战胜了，一忽儿战败了，我要改造思想，改变立场，这一点日益明确，并无抵触，但改造思想是不是非做民进不可，那倒不见得。在整风初期，我也想振起精神，但等大字报接二连三的一贴，觉得做工作也真不容易，以后怎么做呢？我应当尽全副力量把历史办好，把教学工作做好，从科学研究中工作中发挥作用。实际这学期这方面花的力量是多些。因为自己长时间有退却思想在作怪，当然有消极情绪，但正因为有这么多的意见，自己时常在想，我把事情弄糟了，能够撒手不管，我要负责到底，这种思想起伏在我是很大的。最近四五天来，这个问题考虑得更多了。现在，我告诉同志们，我决不退却。我仔细想过，像我这样犯过错误的人，党挽救了我，民进同志帮助了我，大家花了这样大的力量，我倒想脱手而行，自由自在钻进个人主义圈子里去，这样怎么对得起党，对得起同志们。而且作为我替自己打算，我既要求改造，应该积极地在组织内部同志们互相监督之下能改造好，我不仅应该自己改造好，而且要把组织改造好，要把我们每一个成员改造好，而且社会主义竞赛热火朝天在进行，民主党派在党的领导之下，在党的号召之下，做党的助手，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正在今日。我们整风，正是要整掉资产阶级思想、立场、观点，如果在工作中因困难而而退却，那不是社会主义的思想，革命的勇气，而是被错误拉住了，被困难吓住了，我不能这样作，一定要振作起来，干下去，努力地干下去。
+
+## (二)、信心的问题
+
+　　当我考虑退却的时候，同时有一个问题纠缠住我，特别是辩论中，从今天的水平和要求来看以往的工作和新犯的错误，觉得一无是处。我有时怀疑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他思想没有改造好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在有一次会上接触到这个问题，当时还没有解决。现在我是这样理解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改变立场以前，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有一定困难的。但是，只要接受党的领导，他还是可以做一定的工作，我们过去就是这种情况。当然今天我们整风，要改变立场，我们都是下定决心要改变立场，只要真下了这样的决心，那末接受党的领导，就和以前不同，真能接受党的领导，跟着党走，除了自己努力以外，有困难党会帮助解决的。有党在领导，把民主党派工作搞好，难道就没有信心，我虽然犯过错误，也难保今后一定不犯一点错误，可是有党的领导，同志们在帮助，发挥集体力量，有什么事办不好。因此，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
+## （三）、时间的问题
+
+　　我以往把业务和政治活动看成一种矛盾，主要使从个人主义来考虑问题的。今天社会主义竞赛，要求高级知识分子做又红又专的专家，业务要照顾，政治亦要重视，问题在于时间的安排，适当的比重，这个问题我向马部长提过，知道党已考虑到这个问题，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也是好些人的问题，这问题也需要依靠党来解决，而且可以解决的。
+
+　　同志们，通过这次整风，我反反复复考虑了这些问题，今天得到解决了，我就比较轻松愉快了，同志们一定也为我高兴。但是，资产阶级立场的转变，要巩固他，是不易的，我还要更大的学习，同志们对我还要继续的帮助。
+
+　　我现在提出一九五八年的初步规划：
+
+　　一、坚决改变自己的立场，坚决跟着共产党走，有什么思想问题，向党汇报请示；
+
+　　二、把民进的整风工作贯彻到底，积极投入工作；
+
+　　三、在学校劳动委员会的领导下，按时积极参加体力劳动；
+
+　　四、重视时事政策的学习，每周有一定时间阅读政治理论书籍；
+
+　　五、每一季度，征求同志们的意见一次，来检查自己的立场。
+
+　　（[1] 民进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五六年八月）。）
+
+　　（[2] 柴眉注：鸣放时期。）
+
+　　（[3] 柴眉注：反右初期。）
+
+　　（[4] 徐伯昕，时任民进中央中常委、秘书长。）
+
+　　（[5] 指师院民进中右派所占比例。）
+
+　　（[6] 柴眉注：代表利益，反映意见，分析少，支持多。）
+
+　　（[7] 柴眉注：整风的收获：第一，端正了态度；第二，认识了自己；第三，解决了问题；第四，规划和决心。）
+
+　　· 来源：
+
+　　根据网络材料打印。

CCRD/1/6/3/000247.txt

@@ -0,0 +1,31 @@
+# 中共福建省委整风学习班晋江支部委员会关于极右派分子许集美的结论
+
+　　<(许集美)>
+
+　　许集美，男，三十五岁，晋江县桥头多人，家庭出身小土地出租者，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九年入党，一九四一年经党批准参加国民党、三青团，地下时期任过党内支部书记、区特派员、晋惠仙区工委书记、泉州中心县委书记，解放后任晋江县长、泉州市长、晋江地委秘书长、统战部长、宣传部长等职，现任专员，参加地委常委。其父系前清秀才，是安海一带封建上层人物的代表地方实力派。
+
+　　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反右派、干部地方化等重大政治问题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在黄国璋、林汝楠、集美们、王一平反党集团指使下，晋江地区以许集美为首与郑种植、朱义斌结成反党集团，乘鸣放之机，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掀起反南下干部的反党风潮，阻挠破坏反右斗争、包庇右派，利用干部地方化，积极安排老部下，并以老区作为反党政治资本，企图挤走南下干部，建立独立王国。
+
+　　一、在反南下反党风潮中，有计划有目的的支持、指使右派在“反南下干部宗派主义”问题上和右派一齐向党进攻。鸣放前地委责成他同叛徒陈石和一贯反领导、放鸣前在街上公开殴打肃反干部的反革命分子邓传青谈话，许与陈、邓谈后，怀疑组织在肃反期间对他们的正确处理，向他们表示同情说：“我以前不了解，可以看看材料帮助你们解决。”使这两个反革命分子更疯狂地攻击肃反政策。当邓传青在大鸣大放会上放出“南下干部把持局面，本地干部适当分赃”的反动谬论后，邓征求许的意见时，许对他说：“有独特见解，很好，可准备材料再放”。反右斗争后，许还对傅维葵等称赞邓传青有“正义感”。地专机关反党统帅林祖慰放出“张桂如用人唯亲”的毒箭，许也认为“最有力最突出”，往后又要林祖慰拿出对宗派主义的看法，结合林真的放出“南下干部组织垄断，而经济上也进行垄断，组织垄断加宗派主义产生可怕的消极力量”等反党谬论。反右派中林受到批判，许又向林说：“宗派主义是有的，让人家批判吧!”泉州市双皮老虎石富海在鸣放会上攻击三反肃反政策后说：“地下干部象许集美、高景春(许的爱人)我就盖上高楼，终生服侍他们也甘愿”，许听后就告郑种植说：“石富海受委屈，可安排为政协委员”，助长了石的反动气焰。在接见党校代表团时又说：“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问题已成为普遍性问题，现在大家都要我发言，但由于我所处的地位与他们不同，所以要考虑影响问题。”在召开本地四个科局长座谈时也说：“我们不能以粗反粗。”并向右派分子伍长顺等人说：“你们不要放陈伯达，此人艰苦朴素，你们要放可放地委”，以此来煽动反南下干部的反党风潮，并得意忘形的到处说；“如果我和郑种植、朱义斌在公园一号召，就会有成千上万人跟着游行”，充分表现其狂妄的反党野心。不仅如此，而且采取内外夹攻的办法，批准统战部右派伍长顺等所拟定参加党外人士鸣放座谈会的机关肃反对象陈石、石富海、李克，以及对党不满分子许书纪(许的哥哥)向党进攻。
+
+　　二、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包庇右派，阻挠破坏反右斗争。反右斗争开始后，许为了保住其反党的政治资本，实现其反党个人野心，污蔑坚决对敌斗争的同志(南下干部)是“有情绪，受不了，小题大作”。开始就消极抵抗，拒绝地委机关要他在干部会上批驳所谓南下干部宗派主义的邀请，在专署机关干部会上也闭口不谈这个问题，连省委伍书记交代地下负责同志要写文章批驳右派的指示，许和林汝楠、郑种植、朱义斌串联抗拒不写，进而坚持反南下不能划为右派的反党主张，用“既参加地下斗争，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出身成分好怎么会对党有仇恨”等谬论进行诡辩。后又与郑种值、朱义斌商量抗拒地委要他回机关参加反右派的决议，同时串通林汝楠，利用省委工作组某些同志与地委斗争，有计划有目的的选择所谓出身成分好，历史清白，无反动言论，只有反南下的地下闽西南组织成员右派分子林士辑作为一条线(三八线)，企图拉下一批，保护一批，当林士辑线守不住时，又和郑种植商量，郑提出保住郑星辉(右派)线就行了，但许还不同意，认为郑星辉线没有林士辑线保得多，前后为陈振亚、林遂锦、张永年、伍长顺、丁水影、苏开平、林士辑以及党外人士林任生、黄玉英等十六个右派分子包庇辩护，���直接包庇企图发动三千人游行示威，搞大民主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许书纪(许集美的胞兄)。包庇泉州市民盟副主委林任生、学校教员黄玉英等右派，说林过去参加过党，一向靠拢统战部，放的是别人的事，如划为右派泉州民盟就会垮，说黄是党员黄乐德(许的爱人最信任的)的老婆，有事会跟我们走，不会是右派。
+
+　　并推翻地委在反右末期，整改初期斗争反党分子的决定，擅自决定把它推迟至整改第四阶段。
+
+　　三、曲解利用省委干部地方化方针，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排斥南下干部，打击新生力量，积极安排老部下，培植地方主义势力积极准备晋位。在一九五七年省老区会议时，郑种植到省开统战会议，许特别交代郑说：这次我不去，怕黄国璋等人有意见，你给他解释一下，郑到省后，曾三次见黄国璋，交谈了本地干部下放和老区路线错误等问题，郑回来，关起门来秘密向许传达黄的反党计划，并交代如有意见可打电话给黄，如黄不在可打给饶云山，第二天许即打电话给饶，要给他报一名。事后具体贯彻安排了地下干部，同时认为“三反”、审干等运动是有意整本地干部，受委屈，有不愉快的回忆，南下干部迟早要走，所以在反右斗争紧张尖锐情况下，不顾整个工作，向省委林一心书记提出修改经他同意过的历史结论，地委要让张连书记下去锻炼时，他就提出张连是专门人才不适于搞农村工作，地委要林汝楠来地委当书记时，他又说林历史上自首过，不能当党委书记。而他则积极要求下去锻炼，学会全面领导经验，地委不让他下去，他即向张桂如同志说：“将来要我负责，也要让我下去，否则搞三五天就垮了”。正因为他野心勃勃，所以积极招兵买马，安排了以泉州市为中心与全区各县速成一片的地方主义化计划，除同意地委派郑种植为泉州市委第一书记外，还派所谓商业“小专家”许东汉任市长，管财经，作为郑的助手，并提出颜家祥为市委副书记管政法，后来，又提出和赞同在鸣放中犯有严重错误的晋江财贸部长洪肇服任泉州市委副书记，当地委不通过时，许正式提出保留意见，此外还计划调右派分子郑星辉当文教部长，加上原在该市市委任宣传部副部长郑种植的妹妹郑秀治计五人均属许的部下。为便于他们进行地方主义活动，就和郑种植、朱义斌三人集体动员南下干部市委副书记李春华(地委书记张桂如同志的爱人)到学校，并调出该市宣传部长赖美泉(闽西人)；对本地干部较少的同安县不放心，则准备调晋江县长朱义振(本地干部，许的老部下)同志到同安任县长，让现任该县第二书记兼县长的林平凡担任县书，将南下干部地委委员兼县书唐静同志调党校，在外部许也计划安排农工民主党委员陈凤仪为晋江第一医院院长，民盟盟员林孝良为泉州第七中学校长，以及郑士美(郑种植叔父)为养正中学名誉校长，另外安排省文化局干部兰守仁(伪乡长、伪县参议秘书)为副校长，来培植扩大他的地方主义势力，在整个干部地方化的安排中，许经常和郑、朱私自研究，然后提到地委会上通过，如辜仲剑、李春华、张孙云、赖美泉以及民主人士林孝良等十多人，并计划让代表莆仙的饶云山，代表惠安的朱汉膺，代表泉州的朱义斌，代表闽西南的张连等同志留在地委。
+
+　　为了达到排斥外来干部的目的，许几次攻地委，要不要加强学校工作，主要看地委的决心，企图将南下干部调往学校，正如他自己检查说：“将南下干部从主要岗位降到次要岗位，从党政部门调到其他部门，从本地调到外地”。除了排斥外来干部，许对新生力量，如安溪施海滨，惠安陈金元，永春王浩等副书记也主张拉下来。
+
+　　四、将老区作为自己的老区，丧失立场，许认为老区是地下干部辛辛苦苦出生入死建立起来的，贪党之功以为己功，污蔑南下干部体会不深，照顾不够，在访问老区期间，提出所谓“还债”和对地下时期利用过的对象要“分清功过，衡量功过”，等谬论，使访问工作迷失方向，起引混乱，增加了不少本来不是错案，而成为所谓错案的案件，同时丧失立场，交代安排地主许从为省政协委员，决定给当过伪联保主任的蒋报捷摘掉管制分子帽子，同意提前释放土匪孙垮。
+
+　　（许的这一系列反党活动，不是偶然的，解放前就企图脱离闽中地委领导，建立独立王国，解放后又将统一的党分为南下、本地、闽中、闽西南，闽中又分为泉州、莆仙，而他则始终以泉州山头的头子自居，除拥护黄国璋闽中大山头外，并以泉��为中心，重建独立王国。在政治立场上很模糊，土改时包庇地霸许志炮，公审反革命分子时不愿主持宣判，与资产阶级进行税收等斗争，也不愿出头露面，怕得罪人，“三反”审干、肃反等政治运动，凡涉及本人或其老部下，则抵触不满，污蔑是：有意整本地干部，对地下干部特别严格，南下干部不了解白区情况，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等等谬论，个人品质上则经常采取两面手法，八面玲珑。功劳包袱，名誉地位思想十分严重，未提地委前，则怀疑组织对本地干部不信任，提地委后又想当常委，当了常委又想当书记，处处表现其极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所以在反南下反党风潮中起了主导作用，造成反党风潮猖獗一时，反右斗争中又给右派林祖慰撑腰，使林顽强抵抗，一再污蔑说，不是领导搞我(指许)，是你们几个人(指江琦等人)搞我。使整个反右斗争不能顺利开展。）
+
+　　许身为地委党委、专员，进行了这一系列反党活动，破坏了党的团结，损害了党的利益，模糊干部阶级认识，葬送了不少干部，阻碍破坏反右斗争的开展，影响了地委对全区工作的安排和部署，错误是十分严重的，性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而他在地委开始反地方主义时，不仅不承认错误，反以攻为守，首先攻地委张桂如同志，同时考虑地委可能搞他(一)右派，(二)地方主义，(三)右倾等三个方案，因此检查极不深刻。去年党代会又对郑种植等散布“归去来兮，解甲归田”的消极情绪，同时交代郑种植、朱义斌说：以前三人的关系可交代(实际上关键问题也没有交代)，今天谈的不要交代。对党表现极不老实。这次来校学习，因感到作为内部问题，态度有所转变，但仍不够端正，如在开学时说：“党代会压力很大，有些问题我是硬套上，企图翻案”，辩论曾镜冰错误影响时散布说：“现在还有人认为我是有计划有目的”，并说：“我要在永安工作就不会犯严重地方主义错误，仅不过是严重个人主义”。想推卸减轻罪责，开始检查交代后又说：“我不是抗拒，就是有些不老实”。最后又说：“反正犯了错误，早点处理解决，去当什么都行”的消极对抗情绪，因此就不主动交代问题，经同志们揭发批判斗争后，检查交代了一些问题，但对其反党事实仍不敢正视，避重就轻或推给客观。总之，许几次检查是被动的，一直到现在认为问题不大，还有不通，有抵抗情绪。
+
+　　根据以上事实及其学习态度，按中央划右派标准第二项第一条规定于六月十三日经支部讨论一致通过，并报地委研究决定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
+
+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五日
+
+　　· 来源：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CCRD/1/6/3/000248.txt

@@ -0,0 +1,47 @@
+# 中共福建省委整风学习班第三支部关于地方主义反党分子林汝楠的政治结论
+
+　　<(林汝楠)>
+
+　　林汝楠，男，四十四岁，福建莆田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九年入党，一九四三年入伍。入伍后曾任中共闽南特委委员兼研究部副部长，中共闽中地委副书记。解放后，担任晋江地委委员兼专署副专员，永安地委委员兼专员，省统计局局长。现任教育厅厅长、党组书记。
+
+　　林汝楠是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知识分子，但长期以来，由于未能很好地接受党的教育。改造，思想上仍然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平时善于伪装，迎上拉下，处处讨好，骗取党和同志的信任。
+
+　　解放会师后，林对党就一直存有戒心。认为党不信任游击干部，不信任自己。清算曾镜冰错误后，林觉得“倒霉了”!“吃亏了”!一九五六年曾问题结论后，又怀疑中央和省委对曾的审查是否过严?当黄国璋被撤销省委委员时，林认为黄是“有功受罚”。五六年选省委时，林思想有活动，想当省委委员，但觉得历史尚未结论，因此，对党更加心怀不满。甚至产生“出仕”思想，“看破红尘”、“研究历史，与死人打交道”。这些幻想破灭后，又以响应下放来作为“将来进身之阶。”五七年利用党整风的机会，以老区问题为幌子，与黄国璋结成反党联盟，与党内外右派一道向党发起恶毒的进攻。这时，林的个人政治野心象火山一样爆发了!伪装的面目也暴露了!至此，林汝楠堕落成为地方主义反党分子。
+
+　　林汝楠的主要反党事实：
+
+　　一、在老区问题的反党事实。林汝楠否认党能代表老区人民的利益，破坏党在老区群众中的威信。诬蔑省委老区工作有路线错误，否定党对老区的正确领导。企图保持闽中“独立王国”。代表这种反党立场的是黄国璋向中央控告省委的信。黄写这封信，交林看，林提过意见表示同意，并主动地到处替黄吹嘘。黄的这封信的内容，实际上是黄、林过去经常凑合在一起交谈攻击省委，攻击南下干部的言论的结果。这封信是他们结成反党联盟的政治、思想基础，是公开向党进攻的信号，亦是反党活动的纲领。林为了证实反党纲领的“正确”，积极地按照黄的意图去搜集具体材料，作为对反党纲领的补充。后来，林不仅将所搜集到的大量材料提供给黄国璋，而且在黄的怂恿下。于五七年四月二日在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发言，恶毒地攻击仙游县委。
+
+　　在老区座谈会上，利用合法的地位，进行非组织活动；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向党发动猖狂的进攻。把对党不满和意见最多的人都拉来参加会议，在会上大肆攻击，诬蔑各级党委。林在会议期间的两次发言，也充满着夸张、诬蔑和恶意攻击。甚至根据个别的事实，诬蔑省委在老区工作上有路线错误，企图使其反党纲领合法化。会议期间，林等进行了频繁的非组织活动，以实现“统一布置，个别交代。”据林自己的回忆，“召开会外会议五次，与林汝梁到黄国璋家二次，交际处一次，研究下放名单时碰头三次。”
+
+　　座谈会结束后，不但不认真贯彻叶书记的指示，相反，有意曲解叶书记的指示，贩卖私货。赞扬黄国璋的反党活动为：“斗争性质”、“战略上是对的，策略上不对!”还说：“黄国璋办了两件好事：一是向中央控告曾镜冰；二是向中央控告了省委。”林到了仙游后，不但未去解决老区问题，相反，坚持地方主义立场，支持了反革命分子刘佐周所搞起的“小匈牙利”事件。林利用个别错案，尽量扩大渲染，恶毒地攻击县委，丑化南下干部；又把因怀疑存枪不交被我区干队打伤的萧钟镗伤体拍照下来，准备与莆田县委打官司。实际上就是要煽动本地干部对县委不满，挑拨党和老区群众的关系，树立个人的威信。
+
+　　座谈会前后，林散布了许多反党谬论：“忘本论”、“还债论”、“红旗不倒论”、“解铃还须系铃人”、“官情似纸薄”、“董景起迫死林步云，县委有意包庇董景起”。甚至把反革命刘佐周在仙游搞起的“小匈牙利”事件，也说成是“江书记在八大的发言和福安处理老区问题在报上发表所引起的。”这些谬论就是向党进攻的炮弹。通过散布反党毒素，美化自己，丑化党委和南下干部，挑拨党和老区人民的关系，不承认党能代表老区人民利益。把党的老区变成个人的私产。
+
+　　在老区问题上的反党罪责，黄国璋、林汝楠应负主要的责任。
+
+　　二、在组织上的反党事实。林汝楠是集中力量在干部问题上向党进攻的。他诬蔑省委和各级党委有“宗派主义”。认为：“伍书记不关心、不承认闽中有老区。”“朝中无人不好办事”、“省委组织部没有一个本地干部当处长”、“省委对干部的看法与我们不一样”、“用人如积薪，后来居上”、“处境困难”、“南下干部有宗派主义，把本地干部一脚踢开。”“党是合股公司”。林利用这些谬论来煽动本地干部对党不满，成为他们向党进攻的工具，以实现个人政治野心。
+
+　　利用、歪曲干部地方化的方针，以合法的形式进行非法的“大换班”。地方主义者在干部问题上的“大换班”是来由已久了!经过老区会议的非组织活动，暗地研究，“大接班”就考虑得更加细致、全面。他们共同确定：“抓重点县，照顾一般”的下放方案。林共拟出下放干部四十五人，分别掌管十一个县。林确定到莆田，除自己任县书外，从县里的县长，县委几个部长，到重点区书、区长、乡支书等都安插了心腹。这种大换班的实质，就是从组织上排斥南下干部，打击异己。达到争地位、争权利的卑鄙目的。在这种地方主义思想指导下，林认为“凡是老关系、老部下都应当作宝贝，多多益善。”因此，不顾党的干部政策，为不纯分子傅元祥、陈显植叫屈，提议给傅提职提级，给陈安插工作和恢复党籍。并建议让反革命刘佐周回仙游担任副县长，要仙游县委收回不纯干部等。这种作法，就使不纯分子在“本地干部”的招牌下，混进了革命阵营。
+
+　　在组织上的反党罪责，林汝楠和黄国璋应负主要责任。
+
+　　三、在大放大鸣和反右派期间的反党事实。林在这个期间，已站在与党相对立的立场，与右派分子一道向党发起进攻。当林还不了解党的意图时，是同情、赞扬、支持右派黄震、严叔夏、郑书祥向党进攻。右派黄震的“十二个太和三个偏”，是对党的极端仇视和恶毒诬蔑，而林则赞扬“黄震讲得好”。右派郑书祥诬蔑学校党员干部“既不象曹操，也不象刘备”。林则在郑的稿旁写了“楚霸王”三个字。后来，在莆田一次会议上，林公开提出了我校的党员干部“既不能作曹操，又不能当刘备，只能做楚霸王。”这一说法，与右派郑书祥不但一致，而且有了发展。在郑书祥苦于没有材料向党进攻之际，林又责令机要秘书供给郑书祥所需要的党内外材料。这样做，实际上是为虎作伥，支持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了解了党的意图时，则阻碍放鸣，如不让林汝梁、沈祖澄在省人代会放毒；在莆田文教界没有积极地站出来点火；右派张永年企图点火和莆田县人委两个干部放出了反南下干部的谬论，林也加以阻止和批评。林认为，这样可以掩护一批本地干部和老同事老关系中的牛鬼蛇神。实际上是起了灭火作用。斗争右派时，林抗拒上级指示，有意阻碍斗争的开展。在大敌当前，不挺身而出，张桂如同志，特别是省委伍书记都亲自动员和指示林出面讲话或写文章驳斥右派，但林故意不写。七月上旬，林从莆田到福州，叶书记向他说明了党的策略，并指示他留在福州参加反右派斗争，他却私自逃回莆田。临走前正值教育厅斗争右派郑书祥，林却躲到省妇联去聊天。到了晋江后，仍然坚持地方主义立场，主张“反南下不等于反党，以及反党没有反社会主义的不是右派，可以当作内部问题处理”。认为这样可以保护大批有反南下的本地干部过关。划右派时，包庇了右派林士辑、赖汝楫、郑书祥。对林遂锦等六人被划为右派，林开始思想也是不通的。
+
+　　对右派分子和地方主义者在晋江地区所搞起的反南下干部风潮，林采取了幸灾乐祸的态度。甚至向晋江地方主义反党头子许集美说：“这里放的材料还没有老区会议那样凶!”实际上，是要许把反南下干部的火再烧大一些，以便自己得到更多的本地干部的拥护，然后出面收拾残局，提高个人的威信，打击和排斥南下干部，否定党的领导。在仙游则支持了反革命刘佐周所搞起的“小匈牙利”事件。之后，又多方地包庇刘佐周。林认为：“刘佐周对党不满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刘不是反革命问题，刘行动是反党，但他还是要社会主义。”甚至向省委负责同志说，“刘是思想品质问题，不是反革命问题。”
+
+　　林汝楠在这一场激烈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与右派站在一条战线上向党进攻。
+
+　　在放鸣和反右派期间的反党罪责，林本人应负全部的责任；晋江反南下干部风潮时，林应负直接支持地方主义反党头子许集美的责任；仙游“小匈牙利”事件中，林也应负支持反革命刘佐周的责任。
+
+　　林汝楠所犯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地方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它在思想上是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政治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理论上是修正主义。而在反右派期间的错误，则是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与右派一道向党进攻的错误。
+
+　　这些错误，已经影响了党和老区群众的关系；破坏了党的团结和统一；打击了干部积极性，毒害了本地干部；削弱了党的战斗力，阻碍了晋江地区反右派斗争的顺利开展，党的政治影响曾一度遭受损害。亦给各项工作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
+　　党代会初期，同志们揭发和批判了他的地方主义反党事实，但他则坚决抵赖。经过四个多月的整风学习，总的说来，已低头认罪，学习态度一般尚好。由于林的错误性质是十分严重的，给党造成危害极大，实为党纪所不容。应划为地方主义反党分子。一致意见开除林汝楠的党籍。并建议行政上予以撤职处分。
+
+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
+
+　　· 来源：
+
+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