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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RD/0/8/4/000017.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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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关于史德宏和潘秀兰的离婚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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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高 指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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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斗私，批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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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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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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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高民监字第17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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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诉人：史德宏，男，三十八岁，京西矿务局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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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申诉人：潘秀兰，女，三十五岁，中共湖北省咸宁地委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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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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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德宏和潘秀兰于一九五二年自主结婚，感情一般，生有子女二人（女孩小玲，十四岁；男孩小夏，七岁）。近几年来，潘秀兰的思想起了变化，在婚姻家庭问题上的资产阶级思想一度占了上风。因此，一九六四年潘秀兰以包办结婚，没有感情为理由，诉至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要求与史德宏离婚。一九六五年六月门头沟区人民法院以（64）门法民审字第101号判决书判决双方离婚。史德宏不服，上诉。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65）中民婚字第467号判决书仍判决双方离婚。史德宏不服，为了继续争取和好，向本院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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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认为：潘秀兰与史德宏在结婚以前就认识并互送礼物，足以证明是自主结婚，并非“包办”。所谓“包办结婚”不是事实。至于“没有感情”，完全是由于潘秀兰的资产阶级思想发展的结果。这是社会主义婚姻家庭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激烈斗争。对资产阶级思想必须从各方面进行批判和抵制，决不能让它自由泛滥，决不能让它破坏社会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只要潘秀兰以“斗私、批修”为纲，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批判和克服自己在家庭问题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行为，双方的婚姻家庭关系是完全能够改善和巩固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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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说：“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人民法院处理婚姻家庭纠纷，必须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清是非，坚决地批判并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批准潘秀兰与史德宏离婚的判决书，撇开了感情变化的原因，回避了两种思想的阶级斗争，是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唯感情”论的产物。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的处理，仍然没有摆脱这个反动的婚姻观点的影响，未能纠正原审法院的错误判决。所以这两个判决书都是错误的，应于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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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此，本院判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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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撤销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65）中民婚字第467号判决书和门头沟区人民法院（64）门法民审字第101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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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不准潘秀兰和史德宏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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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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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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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CCRD/0/8/4/000018.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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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的《我的自述》（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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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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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编者按：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邓小平同志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全文约三万言，他在这个材料中，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他的政治历史和工作经历，检查了他的错误。现将他检查其重要错误的部分和叙述他受王明“左倾”路线整他的简单过程，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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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七军工作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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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九年夏，蒋桂战争之后，俞作柏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广西督办公署主任。俞极力表示进步，要求我党派干部去他部队工作，党中央即派我作为中央的代表同俞接洽。在南宁过了一个月左右，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我们决定举行南宁起义，报告了中央并得到批准。九月的一天，我们带领第四、第五两个大队和教导团的一部分举行了革命兵变，第四大队由张云逸同志率领开往百色，我是同四大队一道走的。第五大队由俞作豫同志率领开往龙州，李明瑞是随五大队行动的。后以四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七军，以五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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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的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我们一到百色，准备打红旗，决定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起义。起义前夕，在十月下旬，突得上海中央电报，要我去报告工作。我在同张云逸等同志作了布置之后，于十一月初由百色去龙州，到龙州后，对李明瑞、俞作豫作了一些工作，并开了党员干部会，大家同意打起红旗，成立红八军。我在布置之后，即由龙州动身，于一九三○年二月初到了上海，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批准了我们的行动，令我回广西任七军政委和前委书记兼八军政委。一九三○年三月间，我回到龙州红八军，向李明瑞、俞作豫等干部传达了中央指示。当时左江形势日益困难，我同他们商定，不能立足时，可向七军靠拢。红八军成立不久，被敌袭击，损失大部，俞作豫去了香港，后被国民党逮捕杀害了。红八军剩下几百人（约半个团）由袁振武等同志带到了右江，合并到七军里面了。红七军回到右江，大约是七、八月间，我同张云逸等同志汇合了。
+
+　　大约在一九三○年十月中下旬，突然来了中央代表邓刚（又名邓拔奇［？］），向我们传达了立三路线，大讲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指令红七军立即出动，其具体任务是三句口号，即“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全军听了都很兴奋，于是在十一月初誓师，留韦拔群同志和不多的地方武装坚持右江根据地（韦英勇地坚持了多年，后被叛徒杀害，光荣牺牲），主力约七千人就向东出发了。这时我的思想情况是，听到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确很兴奋，但同时感觉依靠这几千人，百色都未打下，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广西恢复了统治，要想打下柳州、桂林，是没有把握的，因是中央命令，只有坚决执行。邓刚还传达了中央的批评，说我们在右江的土地政策（这是我在中央时从红四军报告中学得的平分土地的政策）是执行的右倾的富农路线，我对此也感到不快。
+
+　　对于立三路线，听了中央代表的传达，确实是兴奋的，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对，只是从以七军本身力量来执行那样大的三个口号的任务，是困难的，又只是从打柳州这样的具体问题上提出了意见，那时根本没有什么路线问题的认识和觉悟，经过一番争论，我终于全部接受了立三路线，结果使红七军脱离了右江的根据地，又错误地决定了打武冈，进行梅花战斗，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我作为前委书记，对此要负主要责任，这是无可推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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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七军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连打了几仗，部队损失很大。过乐昌河时，部队被敌人截断了。张云逸等同志率领的军直和一个团同我们失去了联络。我同李明瑞、许卓等同志带领的一个先头团，摆脱了敌人，继续前进，大约在一九三○年底到了江西崇义。从当地特委处得悉，中央开了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我内心有所震动（这点没有向别的同志谈，我对王明向无好感），同时崇义敌情并不严重，我即动了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的念头。当时前委只有许卓、李明瑞和我三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许、李的同意，并商定我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随后，我同许离开崇义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义途中，得悉有了��情，听到崇义方向的枪声。那时我因为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是前委已经决定了的，敌人来后部队就会转移，特委机关也会转移，就同许卓商议，由他回部队，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我就动身于一九三一年初到上海了，很快向中央报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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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我离开红七军到中央报告工作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博古的中央反对江西罗明路线时，曾对此事提出正式审查，令我写了书面报告。我在报告中提请向当时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的许卓询问，以后再没有要我进一步写报告了。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分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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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央苏区的三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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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一年八月间，我们到了瑞金，这时正值红军主力反对敌人三次“围剿”的时期。瑞金是中央苏区的后方，但当时被反革命社会民主党分子篡夺了县的党政领导，杀了不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弄得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这时在红军工作的谢唯俊同志在瑞金，由上海来的余泽洪等同志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议推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其时与上级没有联系）。谢余等都帮助我作了一段工作。我们迅速地惩办了反革命分子，为被冤屈的干部平了反。开了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干部（几全是本地农民干部）群众积极起来了，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关键在于有了大批与群众有联系的本地干部）。三次“围剿”粉碎后，开了几万人的祝捷大会，热情是很高的。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一年多，大约在一九三二年的冬季，由省委（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同志）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邬，安远三县的工作。三县都是中央苏区的边区，赤白对立很厉害，我们自己的武装，每县只有百几十人的独立营，人民武装（赤卫军）的枪支很少，由于“左”的经济政策，商店大都关了门，财政经济也很困难。我在会昌工作半年多一点时间，未能打开局面。在博古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大约在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间，我被调离了这个工作，到江西省委当了一两个月的宣传部长，随即由临时中央开展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斗争后，撤消了我的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了我以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我到乐安后不足十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据说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不久，即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我当了两三个月秘书长后，要求另调工作，于是分配我为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除一般宣传工作，还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小报）。这个工作我一直担任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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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太行工作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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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年前后，我们碰到两个问题，一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摩擦斗争，一是百团大战。当时彭德怀奉行王明路线，叫我们在反摩擦斗争中，要尽可能避免摩擦专家张荫梧，石友三等向蒋介石告状。我有很短一段时间受了所谓“避免告状”的影响，未能放手进行反摩擦斗争．这虽未更多地影响我们的反顽斗争和抗日斗争，但不能说不是受了彭德怀所奉行的王明路线的影响。关于百团大战，我当时不知道未经中央军委、主席同意，也未问过，而是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命令的，执行了错误路线（当时不了解这是路线错误）。随后我曾在写文章中赞扬过百团大战，也是很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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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在一九四三年春，在太行分局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彭德怀到了，讲了很多谬论，就是他那一套所谓平等、自由、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点，口气也是训人的，对这对那都批评，引起到会其他人特别是薄一波等人的批驳，双方争论很激烈。当时我对彭德怀的一套是不同意的，但对薄一波等人的观点也有不少是不赞成的。我作为分局书记，在作结论时，完全采取了调和立场，避免触及双方的争论，只正面说了根据地建党、建政、群众工作、对敌斗争等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回想起来（过去不是这样认识的），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性质的错误。在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间我到延安后，向主席报告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并把我在这次会议的结论原文呈交主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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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工作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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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
+　　一九五五年刘少奇砍掉二十几万个合作社，据揭发我也是参与者之一。我当时没有管农村工作，在讨论时我讲了些什么记不起来了，但思想上对农业合作社发展过快，怕不巩固的想法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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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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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后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叛徒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贵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后，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于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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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担任总书记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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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后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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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一年我参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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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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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笫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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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容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意，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分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分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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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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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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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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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自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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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原载《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及附件》附件二，1973.03.10；中发［1973］14号。根据中央文件原件录入。）

CCRD/0/8/4/000019.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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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运朴的“认罪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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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运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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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运朴，北京大学学生，北大井冈山核心组副组长，作战组负责人。这是他在被新北大公社抓捕关押期间由新北大公社公布的“认罪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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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恶毒攻击，疯狂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我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我们的林副统帅，攻击中央文革，特别是攻击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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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语言是相当恶毒的，我是罪该万死。我请求毛主席和人民宽恕我，给我一条生路，给我重新作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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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请罪！向敬爱的周总理请罪！向敬爱的伯达、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首长请罪！向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请罪！向新北大公社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请罪！向保守组织新北大井冈山中的广大受蒙蔽的战士请罪！
+
+　　我是北大井冈山中以牛辉林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我和牛辉林等一伙现行反革命分子一起疯狂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起订下反革命攻守同盟。现在我决心同以牛辉林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决裂，彻底揭发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全部罪行，用实际行动向党和人民靠拢，以求得毛主席和人民的宽恕，给我重新作人的机会。
+
+　　我们这个现行反革命集团之所以现在才被揪出就是因为有北大井冈山这个保守组织作掩护，我们躲在幕后，操纵北大井冈山这个保守组织干尽了坏事。我们勾结王关戚林，引导北大老保组织井冈山走上反对中央文革的道路。例如我们煽动抓军内一小撮；把67年7、8月份形势讲得漆黑一团，说全国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顽固对抗毛主席关于大联合的指示；顽固对抗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委会关于北大井冈山接受新北大校文革领导的指示；后来又为孔杨翻案；为老井翻案；欺骗井冈山广大战士，胡说红旗飘里没有坏人；煽动挑起武斗等等，这些都是为了煽动和引导井冈山走向反对江青同志，反对中央文革，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道路。这几天，经过新北大公社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和耐心地教育，我初步认识和交待了自己的罪行。我决定不再同毛主席和广大革命群众顽抗下去了，不再与人民为敌了。我要彻底交待自己的罪行，彻底揭发以牛辉林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我要彻底坦白，重新做人，不再沿着反革命的罪恶道路走下去了。我也希望井冈山中广大战士不要再受我们蒙蔽了。你们应当赶快清醒过来，同我们这个现行反革命集团划清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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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罪恶是滔天的，我再一次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低头认罪！向我们的林副统帅低头认罪！向敬爱的周总理低头认罪！向敬爱的伯达、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首长低头认罪！向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低头认罪！向新北大公社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低头认罪，向保守组织北大井冈山中受蒙蔽的广大战士低头认罪！我愿意接受新北大全校革命师生员工、接受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新北大井冈山兵团中广大战士的批判斗争，通过批判斗争把我挽救过来，改造成为新人。
+
+　　我保证用实际行动彻底交待自己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罪行，彻底揭发以牛辉林为首的现行反革命小集团的滔天罪行，希望毛主席和广大人民，新北大公社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宽恕我，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
+
+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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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新北大》编辑部《新北大》第193期，1968年7月17日。

CCRD/0/8/4/000020.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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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春浦关于交代历史问题的思想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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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春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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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春浦，时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统战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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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五个多月的隔离反省期间，有机会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并开始学到针对主要问题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来解决。（也仅仅是开始学用结合）对“隔离”的抵触情绪，和审查历史的委屈情绪，基本上克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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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二十七日，听到宣布“有人检举”我历史有问题，要隔离反省的时候，当时好像一声晴天霹雳。认为革筹小组仅仅是“有人检举”，又没有经过查证，就采取隔离的办法，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符合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的，也不符合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有关审查干部历史问题的规定和精神的。所以抵触情绪很厉害，后来一方面从报纸上看到中央反复强调要把隐藏的叛徒特务通通挖出来，知道这是一个全党全国性的大问题，而且别的省市区一定在“挖”的过程中，有一些经验，“隔离”必然是经验之一。我既然有三次被捕的历史，又长期在白区工作，同一些国民党人物甚至特务之间，又有那么复杂的关系，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逃跑、自杀、行凶、甚至通风报信等事件，采取“隔离”的办法，还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反复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既然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无产阶级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为什么自己对“隔离”就不能愉快接受，而产生抵触呢。这不是个人利益第一吗，这完全是“我”字大了，“私”字重了。而“我”“私”恰恰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文化大革命的对象。所以我就时刻记住“打倒我字”“斗倒私字”来警惕自己，并在四月间向毛主席请示汇报的誓词中，写上“对隔离反省绝不抵触”一句话。但是有时迁到一点触景生情的事，脑子里又闪出要不是隔离就可以如何的想法，说明并没有彻底克服。这种时候，就立刻要背上面那两段语录和誓词，不许那闪出的一念停留，不许“我”字“私”字占领思想。我相信也有决心彻底克服的。
+
+　　其次是审查历史的委屈情绪。我对于重新审查历史绝无意见，任何时候都可以重新审查，自己认为对历史问题没有隐瞒又经过三次审查，做了结论的。而且第二次是李井泉坚持要审查，又由李井泉派人审查的，第三次是因为李井泉审查后留了尾巴，我又向中央写报告，请求彻底审查的。所以对隔离起来审查就有委屈情绪。后来逐步考虑到过去的几次审查，仅仅是一个或几个部门抽出几个干部去调查，这一次是人民战争，发动广大革命群众做深入的全面的调查研究。过去的调查不可能彻底，已经有不少的事实，证明过去弄不清查不出的问题，这次在广大革命群众红卫兵小将的努力下，揭发出来了。其次，过去审查的单位不免受到刘少奇安子文等叛徒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的影响。不是完全按毛泽东思想去认识问题，处理问题的。这次的人民战争的群众大审查，是在批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组织路线的基础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来进行审查的。第三，我的历史情况，又那么复杂，特别是47年被捕，关的是渣滓洞。而我在渣滓洞的犯人中，又受到同别的犯人不同的待遇：如别人不能送东西的时候我能送东西进去，我又住优待室。我又两次会见家属，而又在大屠杀前，能够被释放出来，我又和军统特务熊倬云关系密切·····这些现象，这些事实，都是很值得怀疑而且必须彻底弄清的事。漏掉一个坏人就是对革命事业的犯罪，就是对毛主席的不忠。因此不管用什么形式、方法，重新审查我的历史，只能是对革命负责，对毛主席表忠心的行为。作为被审查的人，应该愉快接受，真心拥护。这样一想，委屈情绪就自然没有了，至于组织上如何处理，我没有想过这事。我相信问题一定能弄清楚，相信党和群众一定能对我的历史问题作出公正的结论。即使因为我承认“小民革”的关系，改变了过去的组织结论，（因为当时有刘少奇反动的组织路线的影响）作为自首，叛变，我也没有意见。不能再做党员，也是应该的。我思想上没有丝毫负担，我向党保证，还是要认真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改造一辈子思想，跟毛主席革一辈子命，绝不因此就消极。只要能在毛主席领导下为社会主义出一份力，就是光荣的，幸福的。
+
+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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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属据手稿录入、提供。

CCRD/0/8/4/000021.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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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罗广斌案有关活动的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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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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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羽，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长篇小说《红岩》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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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5日：《有关罗广斌案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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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江青同志明确指示〖注：指1968年3月15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四川军政领导干部时的讲话，时称“三一五指示”。〗后，罗广斌〖注：重庆作家，长篇小说《红岩》主要作者，文革初期参加造反，1967年2月自杀。〗问题的性质完全清楚了。回顾在此以前自己曾参与过对罗案的一些活动，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非常痛心。现就调查同志提出的几个问题把自己参与的和了解的情况，交代如下，供同志们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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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红岩战报》：
+
+　　《红岩战报》是1966年4月1日在团中央礼堂一次“控诉重庆、西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的大会以后办起来的。会上，青年印刷厂的工人提出，要求把大会的发言印刷发表。回来后，出版社革命造反兵团研究了此事，责成我来抓这项工作。在此以前，出版社已成立了罗广斌问题专案组，除我以外，有吴小武，另外还有几个同志。这个组又叫“红岩战斗队”。原来的工作是整理《红岩》出版前后情况，汇集有关罗广斌及《红岩》的有关材料，现在增加了一项工作，即编辑《红岩战报》。第一期的稿件就是那天大会上的发言稿，请当事人整理后就发稿了。当时本来有五个发言，施竹筠代表《从头越》战斗队的发言主要讲的是本社走资派的情况，没有放进去。关于印刷出版问题，因为那天大会上，青年印刷厂的工人同志已表了态，就把稿件送去发排。这时曾研究过，是出单张的报纸形式，还是杂志式的形式。因为青年印刷厂只印书刊，不印报纸，没有那种设备，乃决定用16开本刊物形式。纸张就用出版社的存纸。这一期共印了20万份，除经由新华书店发出一万多份，送给重庆革命组织“工人造反军”、“职工造反总部”约五千份未收费外，其余均用出售办法，收回了全部成本。第二期稿件，《关于罗广斌问题调查报告》（历史部分）是由北京地质学院“罗广斌问题调查组”供给的。《分歧何在？》一文是由杨益言〖注：重庆作家，长篇小说《红岩》作者之一，文革中与罗广斌一起造反。〗从于蓝〖注：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中江姐扮演者。〗处取来，加了按语和说明后发出的。这期采用和地院《东方红公社》合办的形式。另外，还刊了地院在成都牺牲的学生李全华的事迹。这一期青年印刷厂不愿再印，就联系通县印刷厂，印了十万分。两期的发行情况，除了西南、重庆地区由该地群众组织带去数千份以外，大部分在北京、天津等地直接出售。贵阳地区经杨益言联系由贵阳市委王书林负责代售了一部分，东北由出版社一个同志的关系寄去代售了一部分，上海通过上海团市委群众组织代售了一部分。收到的款项，除了开支过一笔运送天津的刊物运费以外，没有作过其它开支。全部款项均存在银行。
+
+　　第二期发稿时间，约在5月半前后。接着，因为审查我的历史问题，我离开了兵团勤务组，专案组和《红岩战报》的工作，也改由黄伊同志具体负责了。在此期间，据我听到的，为了适应革命大批判的需要，《红岩战报》今后将以发表大批判文章为主，关于罗广斌问题调查报告的另两部分陆续发完就算了。当时还成立了五人的编委会。后来因为印刷困难，《战报》也就停办了。
+
+　　《红岩战报》的编辑工作，我和吴小武负主要责任。第二期发稿时，叶至善做过一些文字加工和校对工作。另外也有几个同志参加过一些校对工作。
+
+## 二，我所知道的直接或间接参加过罗案的有关活动的人如下：
+
+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有关的人大体如上述。
+
+　　大专院校的有：朱学文、侯均初、吴泽湘、郑伟谋、安嘉玫（以上均系北大学生），周学勤（清华大学学生），孟繁华、曾昭贵（地质学院学生），张金根（政法学院学生），刘德钦（刘德彬弟，北京工业学校附属工厂工作），余刚勇（美院附中学生）。
+
+　　机关干部：向洛新（团中央）、陈家俊（高级党校）、王唯真（新华社）、于蓝（北影），以及胡蜀兴〖注：罗广斌夫人〗所住的那家的两夫妻，丈夫周××，听说是在西苑机关工作，妻子在全国妇联工作。
+
+　　重庆：除杨益言、刘德彬、胡蜀兴外，有罗光远（职工造反总部）、黄廉（重庆工人造反军）、曹开（重庆广播电台）、正威（重庆美协）、何明扬、何明芳（杨益言妻妹）、岳朝亮、杨向东、何××（西南师范学院）、胡明克（重庆川剧院）、瞿×璧（重庆妇联）、朱学渊（朱学文弟），还有造反军报一个眼睛有毛病的人及重庆文联一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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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韩子栋、王书林（贵阳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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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乌兰巴干（内蒙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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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南开大学“卫东”
+
+　　上海：交通大学朱学坚（朱学文弟）
+
+## 三，我所知道的在京津地区举行过的报告会，情况列后（时间、地点、主办单位、发言人、对象、参加人数、联系者）：
+
+　　1，3月中，美院附中，发言人杨益言、胡蜀兴、张羽，报告对象教师和学生，参加人一百多，联系人余刚勇找杨益言
+
+　　2，3月25日，地院，主办单位地院东方红，发言人杨、胡、陈家俊、张羽，对象是学生，参加人二三千，联系人杨益言
+
+　　3，3月26日，清华礼堂，主办单位清华《井冈山》，发言人杨、胡、陈、张，对象学生，参加者一千多人，联系人杨益言
+
+　　4，3月27日，工艺美院，发言人杨、胡，对象学生，发言人不详，联系人杨益言
+
+　　5，3月27日晚，北大，主办单位北大赴渝战斗队，发言人杨、胡、张，对象学生，参加者二三千人，发言人杨益言
+
+　　6，3月28日，地院操场，主办单位三司，发言人杨、胡、张，对象学生，参加者二三万人，联系人杨益言
+
+　　7，3月29日，矿院，主办单位矿院《东方红》，发言人杨、胡、黄伊，对象学生，参加人数不详，联系人杨益言
+
+　　8，3月末，政法学院，主办单位《政法公社》，发言人杨、胡、黄伊，对象学生，参加人数不详，联系人杨益言
+
+　　9，3月末，北京师院，发言人杨、胡、黄伊，对象学生，参加人数不详，联系人杨益言
+
+　　10，4月1日，团中央礼堂，主办单位团中央机关及直属机关部分群众组织，发言人吴、杨、胡、张、施竹筠，对象干部，参加者约千人，联系人张羽
+
+　　11，4月初，青年印刷厂，主办单位《红旗战斗团》，发言人杨、吴，对象工人，参加者400人
+
+　　12，4月初，科技大学，主办单位《东方红》，发言人杨、胡、张，对象学生，参加者一千多人，联系人杨益言
+
+　　13，4月初，机械学院，发言人杨、胡、黄伊，对象学生，参加人数不详，联系人杨益言
+
+　　14，4月初，北京工业学院，发言人杨、胡、黄廉、张，对象学生，参加者一二千人，联系人杨益言
+
+　　15，4月12日，中山公园音乐堂，主办单位文联、人民日报、新华社、新华书店、铁道出版社等，发言人杨、胡、陈，对象干部，参加者二三千人，联系人张羽
+
+　　16，4月中，音乐堂，主办单位出版社界造反总部、科学院、科学出版社，发言人吴、杨、胡、陈，对象干部，参加者二三千人，联系人张羽
+
+　　17，4月，中央音乐学院，主办单位《红岩兵团》，发言人杨、胡、张，对象学生，参加者约千人，联系人杨益言
+
+　　18，4月，全总，发言人杨、胡、黄廉，对象干部，参加者约千人，联系人杨益言
+
+　　19，4月，全国妇联，发言人杨、胡、张，对象干部，参加者三四百人，联系人胡蜀兴
+
+　　20，5月，西苑机关、国际关系学院，发言人杨、胡、张，对象干部，参加者一千多人，联系人杨、胡
+
+　　21，5月，最高法院、北京法院，发言人杨、胡、黄廉，对象干部，参加者一千人，联系人张
+
+　　电影发行公司
+
+　　22，5月，驻京郊某部队，发言人杨，对象官兵，参加人数不详，联系人杨
+
+　　23，5月，西城区中等学校，发言人杨、胡、黄伊，对象学生，参加人数不详，联系人黄
+
+　　24，6月，天津南开，主办单位《卫东》，发言人杨、胡、黄伊，对象学生，参加者数万人
+
+## 四，在上述一些人里，有些曾来过出版社，有些只见过一面，有的从未见到过，只是听说过名字。一并提出来，供调查时的参考。
+
+　　当时提出的罗广斌问题的核心问题，就是罗广斌的历史问题，罗广斌是不是叛徒、特务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又只有少数人知道，这方面的事情是杨益言、刘德彬、胡蜀兴和向洛新、陈家俊等有关的知情人在一起研究的。这方面的材料，有些是他们提供的，有些是由他们提供线索由地质学院或西南师范学院的学生去搜集的。出版社没有任何人担任过这项调查工作。他们曾将一部分搜集来的材料交出版社的同志复写或刻印，印好后又给了他们。上报材料均由杨益言、刘德彬和罗光远、曾昭贵等经手，怎样送去，不清楚，只知道开始是直送中央文革，后来是送西南组。有一次，听说杨、刘两人去找过王唯真请转材料到中央去，具体情况不清楚。
+
+　　重庆一些人大半是４、５月间中央在处理四川、重庆问题时来到北京的。北京大专院校的学生，主要是大专院校“赴渝战斗兵团”的人，在重庆文联见过罗广斌的。最先上报中央文革请求江青同志接见就是两部分人共同提出来的。关于罗广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情况，也是由他们提供材料上报中央的。
+
+　　杨益言、刘德彬来京后不久，即和“三司”、地院取得联系。有个时候，杨、刘均住地院。后来，杨搬到出版社来住，刘仍长期住地院。那时，听说地院还住了不少四川人，但不知道活动情况。杨、刘住地院时，又经原三司和其它院校联系。后来的很多集会，特别是大专院校的集会，多是由三司联系后开起来的。中央文革小组派员到地院十二号楼的接见，也是通过三司联系的。另外一些集会，如妇联、工会、西苑机关、驻京部队都是和杨益言、刘德彬、胡蜀兴直接联系后开的。这些报告会的内容，据我所知道的，基本上和发表的材料差不多，只是有时因去的人不同，有多有少而已。如黄廉、陈家俊有的会未去，就少了这个内容。每个发言者，有时因时间限制，略掉一些东西是有过的。
+
+　　我所了解的情况如上。请审查。
+
+　　· 来源：
+
+　　张羽夫人杨桂凤根据张羽日记中所记底稿录入、提供。

CCRD/0/8/4/000022.txt

@@ -0,0 +1,33 @@
+# 139号犯人狱中报告（思想汇报）
+
+　　<赵丹>
+
+　　感谢组织对我进行进一步的审查，给予我最后补充交代彻底坦白的机会，我当十分珍贵这一机会。
+
+　　昨天进行交代，感到有几个缺点:
+
+　　1.说过程太多，说当时的思想活动与不必要地描绘当时情景又太多，这样没抓住重点、中心，本应该致力充分交代说明的中心、要害问题倒反而没交代得清楚，浮皮潦草而过。
+
+　　（2.相应的应该重点认罪部分也没做到充分的认罪。原来我一直要求自己做到两个“充分”：即对所有罪行，特别是要害的问题，做到既不夸大，又不缩小，老实地充分地交代清楚，对自己罪行性质、实质要充分地认识，认罪！服罪！可是昨天的交代恰恰违背了自己原有的意愿。）
+
+　　主要的原因是我思想上准备工作不足。我思考的方法不对头，只想到自己到底还有什么地方遗漏的？又想了想还有什么事该揭发而没揭发的？觉得实在没什么遗漏的了，而不是将自己的全部罪行、全部政治历史问题再连贯起来在脑子里重复一遍，并再用心专一地提高认识其性质和实质。做到充分的认罪、服罪！
+
+　　同时主观上又以为要我作补充，没准备作全面的交代，在一提审时，就暴露了我的思想准备得不充分了！
+
+　　3.再：有些事，也没有必要紧张，没必要多作申辩的！知即知，不知即不知，又没有人强逼着我，强不知以为知。这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这还是暴露了我对“相信群众、相信党”的这一最高指示的信仰不够坚定！
+
+　　总之，我应该加紧时间充分准备，一面对照几个历史时期，学习最高指示，以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做到正确地接受这次全面的再审查。并准备，将前天所交代的，再重新着重抓住要害问题，交代一次，做到充分的认罪、服罪！
+
+　　4.前几天，解放军同志收去了我写的一张小字条，记得内容是“现在走的这条不请求的路，显然出去的时间要拖长些，而只有请求才得快出去，但一定要坚持下去，否则反反复复，来来回回，就是绝路了”云云。这也就是我前一阵子的所谓“两条道路”、“两个方案”在自我斗争的过程思想的反映，这我原本就要向组织上汇报的，这不是什么隐瞒，想必组织上已经在我以前的思想汇报中明了了。现在经过斗争及自我斗争，根本已不钻这个牛角尖了。已转移到如何专心思考自己的问题方面去了，转移到如何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怎样能心胸开朗！
+
+　　一切都信赖组织，交给组织。自己专心用功学习，思考问题，接受审查和教育！根本就不应该也不允许胡猜乱测，再也不能自作聪明，再害自己了。
+
+　　千头万绪抓根本，千言万语只一句：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
+
+　　学习，学习，再学习。
+
+　　 139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
+　　· 来源：
+
+　　李辉整理《赵丹自述》，大象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CCRD/0/8/4/000024.txt

@@ -0,0 +1,87 @@
+#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通知
+
+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
+
+　　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国山河一片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但是，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国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必然要进行垂死的挣扎，疯狂地进行破坏活动。
+
+　　为了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准备在国庆节前公判一批蒋匪派遣特务、叛国投敌等现行反革命罪犯。为了进一步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指示，现将这批罪犯的主要罪行印成材料发给你们，请组织广泛讨论，以便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更加提高革命警惕性，加强对敌斗争观念，发挥群众专政的巨大威力，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并请对这批罪犯的处理，提出意见。为了便于大家讨论，我们根据各个罪犯的罪行、认罪态度，按照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提出初步处理意见，供讨论参考。我们将根据大家的意见，再研究决定后进行公判。讨论的意见请于9月18日前按系统集中送交市公检法军管会公判大会筹备组，（区、县单位交各区、县公检法军管组）。筹备组电话217738，216145。
+
+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68年9月12日
+
+## 一、关于蒋匪派遣特务彭玉锤的罪行材料
+
+　　蒋匪派遣特务彭玉锤，又名彭中明，男，47岁，广东省丰顺县人，家住台湾省新竹县。1967年9月11日潜来上海，同年9月19日因特务案逮捕。
+
+　　彭犯出生于台湾，1939年随日寇来沪，先后充当日寇定海海军军备队、“治加”驱逐舰随军记者，汪伪清乡委员会浙东办事处少校股长，汪伪陆军宪兵学校少校副官等匪职，犯有出卖我国民族利益和危害人民的罪行。抗日战争胜利后，潜逃台湾。
+
+　　1966年6月，彭犯参加了蒋匪“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特务组织，接受匪特通讯联络、密写、爆破、纵火等特种特务训练，并确定了特务代号、电台呼号等。同年九月，彭犯由匪特组织委为“上海地区情报专员”，领得特务活动经费港币1000余元，接受布置潜来上海发展特务组织，搜集上海、南京、武汉等地驻军部队番号等各种军事情报，建立交通线，进行特务活动。
+
+　　1967年9月，彭犯潜来上海后，积极刺探我军事情报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报，报告匪特机关。同时，还积极物色对象，企图发展人员，并阴谋长期潜伏，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
+
+　　彭犯原来就是一个汉奸、特务，犯有出卖我民族和人民利益的反革命罪行。潜逃台湾后，又参加蒋匪特务组织，接受派遣潜来上海，搜集我军事、政治情报，积极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罪行极为严重。捕后仍拒不认罪，应从严惩处。我们初步意见判处彭犯玉锤死刑，缓期2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
+
+## 二、关于蒋匪派遣特务李鸿祥的罪行材料
+
+　　蒋匪派遣特务李鸿祥，男，37岁，上海县人，捕前在香港某纱厂当领班，1968年1月29日从香港潜来上海，2月16日逮捕。
+
+　　李犯鸿祥于1966年在香港参加蒋匪特务组织。1968年1月，李犯由特务机关予以密写通信、发展特务组织等训练后，接受潜返上海发展特务组织的任务。匪特布置李犯，如发展成功，即由被发展人与匪特机关秘密联络，规定被发展人搜集我军政机关、党政干部人员等情报，妄图蒋匪反攻大陆，进行“策应”，还约定了秘密通信联络的暗号及特务通信地址。李犯领得特务经费港币1000余元。
+
+　　李犯于1968年1月29日潜来上海后，先后向徐里生和谢其祥（另行处理）进行反革命宣传，叫嚣蒋匪即将反攻大陆，并以金钱为饵，拉拢徐、谢二人参加特务组织，还交给他们参加特务组织后的任务和与敌人秘密联络的方法。后李犯发觉革命群众已注意他们的行动，在群众专政的强大威力下，未敢继续活动。李犯在图谋逃回香港前被我捕获。
+
+　　李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接受蒋匪派遣，潜来上海积极发展特务组织等反革命活动，阴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罪行严重。捕后认罪一般。我们初步意见判处李犯鸿祥徒刑20年。
+
+## 三、关于日本特务姚祗娥的罪行材料
+
+　　日本特务姚祗娥，女，44岁，原日本人，于1948年加入中国籍，捕前在上海交通器材厂做工。1968年8月9日因特务案逮捕。
+
+　　姚犯祗娥于1962年去日本探亲，在日本期间，向日本反动政府提供了有关我国计划供应、文化教育等情报，并参加了日本特务组织，接受了搜集情报、测绘军事目标、密写通信等特务训练，接受日特机关布置回沪搜集我机场、军工生产等军事、政治、经济情报的任务，并领得了密写通信的工具和特务活动经费日币10万余元。
+
+　　姚犯于1963年潜回上海后，即与日特机关进行秘密联络，积极进行搜集情报活动，先后向敌人密报我军用车辆、军工生产等情报。
+
+　　姚犯参加日本特务组织，积极搜集我军事、经济等重要情报供给敌人，阴谋破坏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罪行严重。但捕后认罪较好。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我们初步意见判处姚犯祗娥徒刑15年。
+
+## 四、关于叛国投敌犯金阿伟的罪行材料
+
+　　叛国投敌犯金阿伟，又名金阿培，男，48岁，浙江省绍兴县人，家庭出身小贩，本人成分兵痞，捕前在上海第三钢铁厂做工。因叛国投敌罪，于1967年6月2日逮捕。
+
+　　金犯于1942年至1949年，先后充当汪伪和平军士兵及蒋匪浙江省保安团中尉排长等匪职，1950年潜逃来沪做小贩，1951年因赌博被收容教养2年，1958年混入我工厂做工至逮捕。
+
+　　金犯阿伟，解放前是个兵痞，一贯为非作歹。1949年解放初，在浙江绍兴参加蒋匪“钱江南岸联防指挥部”反革命武装匪特组织。同年7、8月间，接受匪首严阿土、翟桂芳的指使，先后在肖山县赵家湾、夹灶湾等地，残杀解放军人员和群众各1人。金犯长期隐瞒以上罪行，坚持反动立场，蓄谋叛国投敌，于1967年4月25日夜，潜入停舶在本市码头上的外轮，向外轮人员乞求支助其去海外投敌，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表示愿为帝国主义效劳，而且还提供了有关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报，后为我边防检查站拘捕。
+
+　　金犯阿伟，原系兵痞，解放后参加现行武装匪特组织，犯有2条血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又进行叛国投敌活动，罪行极为严重，民愤极大，是一个死不悔改的反革命分子。应予严厉镇压。我们初步意见，判处金犯阿伟死刑，立即执行。
+
+## 五、关于叛国投敌犯沈勇义的罪行材料
+
+　　叛国投敌犯沈勇义，男，25岁，江苏省吴县人，原是刑满留厂就业人员，因偷登外轮、叛国投敌，于1968年8月23日逮捕。
+
+　　沈犯勇义，自幼就偷窃，屡教不改，1961年因偷窃罪被判刑劳改，刑满后留厂劳动就业。但沈犯仍抗拒改造，从1967年8月起即与同厂刑满留厂就业人员陈××（另行处理）多次密谋叛国投敌，策划搜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报资料和拍摄该厂照片，偷登外轮去日本，投靠苏修及蒋匪，并多次到停舶外轮的地方进行观察，还密谋在外逃前抢劫行人财物和强奸妇女。1968年7月，沈犯由沪逃跑流窜至外地，并在外地多次偷窃作案。沈犯蓄谋叛国投敌，于8月上旬在外地码头偷爬上外轮，后为我边防检查站拘捕。
+
+　　沈犯勇义原系惯窃，劳改后仍抗拒改造，经长期密谋策划，蓄谋叛国投敌，偷登外轮，罪行严重。捕后认罪一般。我们初步意见判处沈犯勇义徒刑20年。
+
+## 六、关于现行反革命犯张世藻的罪行材料
+
+　　反革命犯张世藻，男，33岁，江苏省镇江市人，原是上海电机厂技术员，因反革命罪经群众检举揭发，于1968年5月8日逮捕。
+
+　　张犯世藻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对我党怀有刻骨仇恨，1963年7月以来，与海外陈匪挂钩联络，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进行咒骂，还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全国革命群众大学毛主席著作和教育革命等进行攻击诬蔑。
+
+　　张犯还根据陈匪的指使，先后向陈提供了我“四清”运动、反修斗争和加强备战措施等情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后，更积极的搜集我文化大革命情报，先后9次向陈匪提供了我红卫兵小将上街破四旧、革命大串连、革命群众批判文艺黑线、批斗走资派以及上海、四川发生武斗、铁路交通拥挤等情报。
+
+　　张犯世藻，坚持反动立场，攻击我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并接受海外敌人指使，向敌人提供有关我政治运��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情报，罪行严重。捕后认罪较差。我们初步意见判处张犯世藻徒刑15年。
+
+## 七、关于现行反革命犯章寿柏的罪行材料
+
+　　反革命犯章寿柏，又名章向青，男，66岁，江苏省江阴县人。原是上海化工原料采购供应站职员（捕前已退休）。因与海外特务挂钩联络于1968年2月29日逮捕。
+
+　　章犯解放前历充伪农民银行分行、邮政储金汇业局分局主任、副经理、经理和上海美援花纱布联营处秘书。解放后为我留用。1952年因犯贪污罪被判处机关管制2年。
+
+　　章犯自1964年起主动与海外蒋匪特务挂钩联络，对我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污蔑，并先后向敌人报告了我红卫兵小将上街扫“四旧”，批斗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取消资本家定息、高薪等文化大革命情报；同时还提供有关上海工厂加强防空措施，军用车辆来往频繁等情报；并接受特务经费。1966年9月章犯被我红卫兵小将进行批斗后，仍不悔改，继续与蒋匪特务联络，直至1968年2月逮捕止。1967年1月章犯还借批判反动路线为名，公开翻案。
+
+　　章犯寿柏坚持反动立场，主动与海外蒋匪特务挂钩联络，接受特务经费，提供情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为恶劣的是经我批斗后，仍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捕后认罪一般。我们初步意见，判处章犯寿柏徒刑15年。
+
+## 八、关于现行反革命犯莫锡亮的罪行材料
+
+　　反革命犯莫锡亮，男，24岁，江苏省武进县人。家庭出身资产阶级，本人成份学生，原在崇明红星农场劳动。因与海外特务挂钩联络，于1968年5月30日拘留。
+
+　　莫犯思想反动，一贯敌视社会主义制度。自1965年起与海外蒋匪特务挂钩联络，图谋逃往海外投敌。1966年5月莫犯还化名发信给匪特，要求将信转给台湾蒋匪帮，在信中莫犯恶毒污蔑我社会主义制度，并申请加入匪国民党，表示“决心参加反共行列”为蒋匪效劳。还约定联络暗号，要匪特派人与其联络。
+
+　　莫犯锡亮，出于其反动阶级本能，主动与海外敌特机关挂钩联络，恶毒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坚决与人民为敌，是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拘留后认罪较好。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我们初步意见，从宽判处莫犯锡亮徒刑5年。

CCRD/0/8/4/000025.txt

@@ -0,0 +1,21 @@
+# 认罪书（摘录）
+
+　　<艾仁宽>
+
+## 〖艾仁宽，时为武汉东湖中学英语教员。〗
+
+　　（文革前历史部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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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虽然得到党和人民的宽大处理，却没有深刻认识自己的罪恶，不但没有认真加强思想改造，反而沾沾自喜，以为自己坦白得好，恬不知耻地夸耀自己。因为立场没有改变过来，所以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又犯下了新的罪行，真是罪上加罪，罪大恶极。其事实如下：
+
+　　（去年10月间，无产阶级革命派把我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下解放出来，本来应该感谢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而我因为立场没有根本站过来，却错误地认为我校地主分子W好像也该解放。在这以前他找我谈过两次，说自己没有希望了，还是个反革命等。当时我也没彻底解放，不敢说什么。11月份或11月初我的问题解决以后，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主动找他到我家，问他的情况，他说他不是地主，土改未上过榜。他也找过走资派D，D也说定为地主根据是不够的。我就建议他自己写申辩材料，他说他不敢，我说造反派最讲政策，是准许申辩的，只要有理由。四清运幼的成果，中央明令要保卫，但你是划而不戴。如果你不申辩当然是地主，申辩一下顶多还是地主，;如果你真有理由，我看可以申辩。后来他写了一份申辩材料，我看他写得很乱，就替他组织了一下.叫他按我的提纲写。这时革委会还未成立，后来他怎么写的，交给谁了，我就再也没过问了。事实证明，W不但是地主，还是潜伏的反革命，逃亡地主。我替他写提纲.劝他申辩，实际上是帮助地主翻案，是造无产阶级的反，是不折不扣的现行反革命活幼。我真是罪大恶极。特别恶劣的是，当三反一粉碎的伟大斗争开始以后，革命群众斗争了他，我认识到自己犯了罪，吓得很厉害。但我没有低头认罪，向组织上交代自己的罪行，却以为在运动风头上，虽然是去年10月份左右的事，群众也饶不了我，就设法隐瞒下去。在一次值班看守郑州走资派时，碰到W，叫他把提纲烧了，千万别连累我。这样做，不但没有减轻自己的罪过，其实是加重了自己的罪责。现在虽然交代出来，其实也太晚了。另外，7.20以前，我向他借过两次钱.每次10元，都还了。今年过年时又向他借过一次20元，5月份发钱时才还他。这也是我的罪恶，一并坦出来。）
+
+　　（另外我对S医生也同情过。总以为她是个好人，因为前年我受迫害时，她给我出证明，让我休息，我对她很感激。今年批判她时，我几次对她说，叫她相信无产阶级革命派会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叫她不要紧张。这实际上是和运动唱反调，阻止她更好地回忆检查，坦白交代，她到我家去过两次，我谈的大多是安慰她的话，还劝她相信革命小组的领导，不叫她去看她爱人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她说她家生活有困难，我替她垫钱买糖、买蛋，还借过钱给她。她说没有煤，我替她拖过两次，一次100斤，一次140斤。）
+
+　　（总之，别人在三反一粉碎中为人民立新功，我却对人民犯了新的罪行。我真是老账未清，新账又来了。这次把我清除出教工大队，重新审查我的历史，是百分之百正确的。现在我认识到对我还是太宽大了，应该取消我的政治权利，打入劳改队，好好改造，后期从严处理。像我这样的人，不仅是清理问题，应该从严惩罚。现在还给我坦白交代的机会.我真是不配。反正我心里很乱，也很紧张，谈不上对自己的批判，请准我以后再写材料，进一步认识我的罪行，先作以上交代，请革命师生对我批判斗争。）
+
+　　 认罪人艾仁宽l96B年9月22日夜
+
+　　· 来源：
+
+　　艾晓明《血统》，广州：花城出版社1994年4月第一版186—188页。

CCRD/0/8/4/000026.txt

@@ -0,0 +1,83 @@
+# 关于梁斌的交待
+
+　　<王林>
+
+　　（〖王林，天津市文联党组成员，作家。〗）
+
+## 关于梁斌的情况
+
+　　我是在一九三八年夏在冀中抗日根据地认识梁斌的。那时他在蠡县新世纪剧团当团长，我在八路军冀中军区政治部工作。一九四○年春我随军到晋东南参加打国民党顽军朱怀冰部队战役后，回到晋察冀边区北岳地区，曾在新世纪剧团内住了些日子。这时新世纪剧团已由蠡县提升为冀中文建会直属领导的话剧团，并且已到联大戏剧系学习了一个时期。梁斌在联大戏剧系学习时受过什么处分，我没有听见说过。
+
+　　梁斌何年何月参加共产党的，不详。抗日战争以前在北平曾否被国民党抓捕过，以前未曾听说过。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河北省革命造反派小报上见过说他在抗日战争前曾在北平被捕过。我曾听见他自己说过：日寇占领保定后，他曾跟随张荫梧的民军逃到河南、河北交界一带的山中，后听说冀中已开展成为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他就同另外一些人赶快回老家蠡县了。
+
+　　一九四○年夏我到冀中文建会工作后，梁斌担任冀中文建会文艺部长兼新世纪剧团的团长。曾写过《雨过天晴》等话剧本，当时演出过，没有听说有什么政治倾向性的问题。当时冀中文建会文艺部负责领导全冀中不脱产的村剧团活动。当时冀中根据地村庄经常演出活动的村剧团有一千六、七百，都是在基层党委直接掌握和领导下，紧密配合党中央和地方党提出的政治中心任务。当时我们对于旧剧种和子弟班，不许他们用旧节目活动，只许他们以新内容（抗日反汉奸、反顽、反对妥协、倒退）演出（当时的名词是“旧瓶子装新酒”）。一九四七年周扬这个文艺黑线头子窃据了华北局宣传部长后到冀中视察工作时，曾批评我们过去对旧剧种的态度“过左”。
+
+　　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寇所谓“五月大扫荡”后，我即与梁斌分散，直到一九四四年冬我在晋察冀边区北方分局党校第一队整风审干时，才又重新遇到梁斌。这两年中梁斌的情况，听别人、也听见他自己零零碎碎地说过：反对日寇“五月大扫荡”后，他先到了北岳区，又赶上北岳区也遭受到日寇的"大扫荡，他似乎是曾转移到晋东北一带深山中。后来就被派遣到敌占区做城市工作去了。谁派去的，不详。党校当时的纪律，不许与组外人交谈。我与梁斌不是一组，所以他在党校交代的问题不详细。人在一队时跟邓拓、娄凝先、吴砚农等是一组。我们一队的党支书是李志远，在河北省迁保前是河北军区的副政治委员。
+
+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寇投降后，党校学员全体分配工作，飞速到前线参加接收城市的工作。接受城市的工作，受到美帝和蒋匪的阻挠后，又各回各原地工作。此时梁斌就到蠡县县委工作去了。
+
+　　梁斌南下到建国期间的一九五六年（？），从武汉回北方写《红旗谱》初稿时，我才又见到他。《红旗谱》初稿，他叫孙犁看过，我没有看。初稿经孙犁看后提了意见，又加以大修改，由青年出版社刻腊板油印出来之后，由青年出版社寄给我一份，叫我看后提意见。梁斌也曾来信叫我提意见。我随看随时把意见写在油印本上。后来梁斌从保定来津，专门找我谈意见。零碎而不上纲的意见，提了很多。我记不很清了。只记有几条这样的意见：运涛（老大）和春兰这两个青年人物，写的很生动，很可爱。但是运涛到广州参加北伐大革命斗争后，在历史上没有起多大的作用就马马虎虎地牺牲在济南国民党监狱中了。我主张这么一个革命青年应当在历史转折点起更大更多的叱咤风云的作用，不应当那么马马虎虎地被阶级敌人害死了。（原稿死在济南狱中，情节不明不白，令人气闷。）同时，也不应该叫春兰听说爱人运涛死后，很快很容易就成了大春的老婆（原稿如此）。我又说：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描写的群众运动，已经发展到河南北部和河北省南部来了。当时我还是个糊里糊涂的初中学生，在北平也听到老师说过。因此我希望梁斌在小说中对此种革命气势应有所表现。另外，我对贾湘农这个地下党领导人物，认为写的太知识分子味，不理想。关于保定二师的“学潮”，我也曾向他提出疑问：那样做法，是否正确？毛主席一贯主张“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保定二师的干法，等于单纯由学生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列宁在论《暴动艺术》上也反对过。
+
+　　这时《红旗谱》还没有出版，更没有出名，所以梁斌对别人的意见，还不当面拒绝。我当时水平所限，所提的意见也都不上纲。
+
+　　保定二师的革命学生被国民党军队围困和屠杀时，梁斌当时正在二师上学，却没有亲自参加这一场壮烈的斗争，小说中的描写，他是根据臧伯平说的。臧伯平当时在学校内坚持斗争了。《红旗谱》中的贾湘农这个人物，他是以曾在蠡县当过中心县委的王进学（博野县人）为模特的。张嘉庆，是以张青季的父亲做模特儿。
+
+　　《红旗谱》出版后，周扬丧心病狂地捧为“世界第一流”，于是梁斌成了中国文艺界的“暴发户”，同时也被周扬这个文艺黑线头子把他捧成了修正主义文艺的“暴发户”，飘飘然简直真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了！
+
+　　一九五八年梁斌随省委机关搬来天津住，我见到他首先劝告他说：“不要忘掉在进入大城市前毛主席的教导，不要忘掉糖衣炮弹和捧场的厉害，不要因为胜利而冲昏头脑！……”当时他还能点头。但是不久就听不进去，——简直是一点儿不顺耳朵的话都听不得了！
+
+　　梁斌为争稿费而被中国青年出版社反映到中央后，河北省委知悉后很震怒，一般革命干部知悉后也很震动。远千里、路一等为了保护梁斌过关，所以才努力劝梁斌把已到手的大量稿费（不义之财）以党费名义缴了公。远千里、路一等这种做法，今天看来完全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是迫于形势来个“金蝉脱壳”的手段使梁斌过关便了。可是梁斌不知情，对远千里、路一等的“一片好心”长期不满，对他们几乎造成积怨。而在争稿费问题上，全国作协的邵荃麟和天津的方纪，据梁斌透露，是同情他的。他们的理由是：稿费是国家批准的制度，出版社和作者又有合同。梁斌和方纪原来只一面之交，由于此事，二人成了莫逆之交。我在当时就怀疑方纪那么拉拢梁斌，是企图利用梁斌为自己出气。方纪因河北省委宣传部主张在《河北日报》上发表南开大学中文系批判方纪的小说错误的文章，怀恨在心，久图发洩私愤，所以企图利用梁斌当此种枪手。我这种分析，当时对孙犁和杨循比较露骨地谈过，对梁斌就比较隐讳地向他点出过。
+
+　　一九六二年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在全国煸起翻案和退赔妖风后，远千里从省委机关党费中提取了几万元对梁斌进行了退赔，梁斌居然张手收下了。这件事我听到之后，非常地替梁斌“难为情”，我就不能理解梁斌怎么以一个共产党员就能伸手接下这笔钱来！梁斌知道我对这件事极不同情他，所以他始终不向我谈这件事。我也就装做并不知道这件事。但我又忍不住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地挖苦他几句。于是他也就寻找一切办法向我洗白此事。四清运动年代，文艺界革命群众对梁斌的大量稿费和生活特殊化又有一种舆论，梁斌也感到了压力，这时见到了我，不仅说周扬来津了，他如何见到他，并且说王亢之领导着他见了陈伯达同志，以及陈伯达同志如何对他的创作“关心”。这时我在他家中也见了他的屋中挂着有陈伯达同志的手迹，手迹上并见且有“梁斌”的题款。更成问题的，是他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到招待所去见陈伯达同志，正碰上万晓塘在那里汇报工作。我一见他们有工作，就要回身出来。陈伯达同志却故意大声问我：‘梁斌，你是有一百万元的存款吗？'我赶快回身解释了一下，这几年一共得到了几万元的稿费，因为家庭负担大和本人有病，花得不少了。陈伯达同志没有听完就哈哈大笑着说：‘我以为你是百万富翁呢，闹了半天才有几万元的稿费！'万晓塘把脸涨得通红，一句话也没说。陈伯达同志那话完全是故意叫万晓塘听的！……”这个故事，是否真有（我今天估计是梁斌捏造的），我没有任何证明，当时我听着却认为梁斌是用这个故事压我——因为我对他争稿费和接收“退赔”不同情。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一旦想起这个故事，就觉得梁斌不惜用损伤中央首长陈伯达同志的捏造的故事，为自己“争稿费”和特殊的修正主义生活做辩护。真是恶毒之至！
+
+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和梁斌接触很多，争论也不少，写起来太啰嗦，我简约地说几条吧。
+
+## 一、怎样用毛泽东思想评价和描写过去的错误路线下的革命群众的斗争
+
+　　《红旗谱》中关于保定二中的那一次“学潮”革命流血斗争，我的疑问，上边已谈过，不再重复。《播火记》以写高蠡农民武装暴动为主，正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产物。梁斌硬说是立三路线的产物（他强词夺理地说在蠡县一带，立三路线一直残存到高蠡暴动时期）。不论是立三路线或王明路线，都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路线。而梁斌在小说中完全用歌颂和肯定的态度描写。我看了感到问题严重，也听到一些老的革命同志看了有意见，要我转告作者。因梁斌已被周扬捧为“世界第一流”，我的话已臭若粪土，自惭形秽，不敢直说，就说受读者之托转告一些意见。梁斌对此有两种辩护，一是说：路线虽然错了，但是群众的革命斗争，还是应当歌颂的。二是说：高蠡暴动失败了，就证明领导这次暴动的路线也错了，作者用不着在小说里再批判这种路线。
+
+　　梁斌不仅听不进对他批评的意见，而且利用职权压制对他的批评在刊物上发表。这种例子，在《河北文学》和《新港》都有具体例证。我只是听见说的。
+
+　　（《播火记》在描写土匪（《绿林行》）和土匪在土地革命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在描写国民党的监狱上，都有严重的政治错误。）
+
+　　我的思想不上纲，并且有极严重的文艺黑线思想，对梁斌所提的意见，当然也是极其肤浅的。梁斌对于这种肤浅的意见，他也要压、顶。他知道我对《播火记》有意见，所以就常向我吹：“《播火记》周扬一连看了三遍。”显示周扬这个黑线头子对自己的欣赏和肯定。在当时，我还真相信了。周扬既然捧《红旗谱》为“世界第一流”，能对《红旗谱》的续篇《播火记》不亲自看一看吗？当时全国电台广播《播火记》者岂止一二，周扬身为中宣部副部长，专管文艺，怎能不听一听吗？谁想到，我完全估计错了。一九六五年九月四日周扬在天津常德道招待所开座谈会，我也被远千里拉去参加会。在会上我亲自听见周扬说他对《播火记》只看了一部分，而并没有像梁斌向我吹的“一连看了三遍”。梁斌捏造这种故事，就是为了压、顶对他提意见的人。
+
+## 二、优越感和特殊化
+
+　　梁斌自从被周扬捧为“世界第一流”之后，自我膨胀得达到了病态程度。大约是一九六四年文艺整风，梁斌以病为借口，居然要公开向省文联党支部声明拒绝参加本机关的整风运动。我当面向他下毛毛雨，他当然不尿。我只好向尹喆去说。尹喆听了大怒，批评我为何不当场严厉批评梁斌，批评我缺少一个党员应有的战斗精神，自由主义的老毛病不改。尹喆并且亲自找梁斌（或者是叫秘书把梁斌叫到家中）狠批了梁斌一顿，并且勒令他立刻到省文联机关去参加文艺整风，还要首先检讨这一次的错误。据说梁斌被迫听从了。这种把个人、把作家身份高居在党之上的行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是难以令人容忍的。
+
+　　一九六五年备战，省委为了照顾梁斌，先通知他往保定迁。他不但不知情，反倒发生误会，到我处发牢骚。我当即批评他对省委的照顾有错误的理解。他当然听不进我的忠告。据说他到别处煸风说：“我要是一搬家，对天津的震动太大了！”真是大言不惭到了惊人的程度。
+
+　　一九六六年河北省委奉中央命令迁往保定，梁斌不肯离开天津，向我扬风说他的病离不开天津的名医某某等人。他的用意是叫我给他设法使他留在天津。我装听不明白，不接下碴。他因一九六五年搬家问题碰过我的钉子，所以也不肯明说他不愿离开天津。后来我听见尹喆说：“梁斌跑到王亢之处，说不愿离开天津，要求王亢之把他调到天津文联来，王亢之狠狠批评了他一顿。”可见他为了不离开天津，做了各种的非法活动。
+
+　　（总之，梁斌的“和平演变”，早已到了恶化阶段了，脑子膨胀得早已患浮肿病了。）
+
+## 三、与黑帮、黑线人物的关系
+
+　　１、与大叛徒、黑帮分子邓拓的关系：梁斌是一九四四年在北方分局党校整风审干时认识他的。建国期间梁斌成了周扬文艺黑线的“世界第一流”之后，又成收买古字古画迷之后，据他说他到了北京曾多次到邓拓家交谈、交互欣赏这方面的东西。一九六六年三、四月间，华北局在天津河北宾馆开学习班，邓拓来参加期间，还给梁斌写了些字幅，梁斌拿去裱。中央报纸揭发了邓拓等的“三家村”黑帮之后，其他去裱邓拓字画的人，都当场把邓拓的字画扯碎，以表与邓拓划清界限。据说梁斌不但不与邓拓划清界限，反倒要求荣宝斋用最好的纸裱邓拓的字画。由此可见他与邓拓的关系。
+
+　　２、梁斌与王亢之的关系：在梁斌未成为“世界第一流”之前，王亢之未必认识他，虽然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同在冀中根据地工作。梁斌成了“世界第一流”，又随省委迁来天津，二人相互依重，就成老朋友。梁斌也最实用主义，在困难时期，托王亢之解决医药和日常生活需要问题，王亢之利用职权莫不慨然应允。由此成了“莫逆”。
+
+　　３、梁斌与方纪的关系：方纪在一九四七年才到冀中根据地的。当时方纪和梁斌无多少接触。也是在梁斌成为文艺黑线的“世界第一流”之后，方纪为了附庸风雅，才与梁斌称兄道弟。一九五八年梁斌为争稿费而被中国青年出版社控诉到中央时，方纪首先支持梁斌（方纪当时正受到批判）。由此二人成为黑线“莫逆”，互相吹捧，互相包庇。前边已说过，当时我就怀疑方纪那么吹捧、拉拢梁斌是有个人野心的：企图利用梁斌给自己当枪手，发泄对河北省委批判自己的不满。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就没有再见过梁斌，从天津和保定的革命造反派出的小报上看来，他们的黑关系始终没有间断过。
+
+　　４、梁斌与杨循的关系：他们二人是同乡，是多年的老朋友。但梁斌成为“世界第一流”之后，有些看不起杨循了。有一次打架打到我家里。从口气上听来，我怀疑是方纪从中挑唆的。从此杨循对梁斌“敬而远之”了。但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根据革命造反派小报看来，杨循跟方纪、梁斌又结成“莫逆”的黑帮了。
+
+　　５、梁斌与孙犁的关系：从抗日战争时期，二人就有深交。《红旗谱》初稿，孙犁首先看的，首先肯定的。因此二人的交谊更深。但是后来，文化大革命前两三年间，二人都成了“自我吹捧”"狂，于是二人就“文人相轻”起来。本来二人经常在一起玩、聊（二人都是多年称病不上班），但是有一次梁斌吹嘘自己的小说如何“民族形式”。孙犁不服，就互相指摘起来，以至于因此“绝交”。
+
+　　６、梁斌与《新港》杂志的关系：《新港》文学杂志的主编是方纪，梁斌与方纪的关系，既如上述，《新港》当然要以发表梁斌的文章为荣了。同时，《新港》的副主编是万力，万力也是周扬文艺黑线人物，自然也就以发表周扬捧为“世界第一流”的梁斌的文章为莫大招牌了。《播火记》在《新港》上连续发表，随写随发表，是万力从别的杂志抢来的。抢到手之后，奉为至宝。梁斌也因此视《新港》比较《河北文学》亲。又因住处距离《新港》近，所以常到《新港》编辑部去玩。
+
+　　７、梁斌与林呐的关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林呐也在冀中根据地。那时，他与梁斌并不相识。也是梁斌的《红旗谱》成了周扬文艺黑线的“世界第一流”，林呐才极力拉梁斌的《播火记》在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并且违背中央横排版的制度，专为《播火记》排竖排。稿费当然也要给最高的了。
+
+　　８、梁斌与胡苏的关系：二人在冀中根据地就很熟了。《红旗谱》成为周扬文艺黑线的“世界第一流”之后，胡苏为了“附骥尾而上青天”，所以赶快把《红旗谱》改编为电影剧本。《播火记》出版之后，又赶快改编为电影剧本。可是梁斌对胡苏毫不领情，并且认为胡苏的改编没有表现出他的“世界第一流”的光彩，反倒有损他的光彩。
+
+　　９、梁斌与张雨时的关系：二人在抗日战争中就熟悉。梁斌随省委机关迁来天津市后，张雨时当时正以揭发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国为历史背景的小说，求梁斌帮助，由此来往频繁。后来二人又以病为名不上班，相互间来往更多了。张雨时因倒卖古画等问题被机关（天津市文史馆）做为重点批判后，梁斌曾给林铁一信保证张雨时是“好人”。这封信是他亲笔写的，意见和态度也是他的，最后签名当然也是他了。可是他过后却告我说：“当时着急，没有征求你的同意，也把你的名子写上了。”可见他为了保张雨时，有些不择手段了。
+
+　　10、梁斌与尹喆的关系：二人在冀中根据地时就熟悉。尹喆的确也关心他、爱护他。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最近几年，我所见到、听到的，是尹喆经常严厉地批评梁斌。一九六四年为梁斌不愿参加本机关的文艺整风事，尹喆向他大发脾气，前边已讲过，不再重复。就是在一九六六年四月间《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发下来以后，尹喆指着其中的：“特别要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的晚节，一个人能保持晚节是很不容易的”，要我警告梁斌要好好读一读这段指示，态度十分严厉和激动。可是梁斌对尹喆的善意的、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帮助同志改正错误的严正态度，并不能虚心考虑和接受，却几次向我说：“老尹的病越来越严重了，见了我总是爱发脾气。”我听见老尹的秘书说，就是因为尹喆批评梁斌，梁斌不接受才惹得尹喆大发脾气，说话的声音激动得满院子都能听得见。尹喆发这样一次脾气，旧病就会复发的。尹喆不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如何，但是在我所亲眼看见、亲自听到的，对梁斌还是不断严加批评的，可是梁斌听不进去。
+
+　　一九六六年六月（？）梁斌去保定到省文联参加文化大革命以后，到今天我没有再见过他。他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表现就不知道了。
+
+　　 王林（天津市文联）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
+
+　　· 来源：
+
+　　原载《新文学史料》、王端阳的博客。

CCRD/0/8/4/000027.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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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荫冠的认罪书
+
+　　【牛荫冠，文革前任国务院商业部副部长，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主任。】
+
+　　（专案组，大联委，军代表，范子瑜同志：）
+
+　　我有罪，我向你们低头认罪。
+
+　　今年2月间，我还不认识自己历史上在牺盟会工作期间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又错误地认为自己的政治历史，经过一年工夫的审查已经基本上查清楚了。所以对于当时宣布我的历史问题还没有查清，感到突然。从而自己就妄自猜想，竟然把自己这样复杂的历史问题，与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不去正视，置之不顾，反而站在自己个人利益的立场上，把矛头指向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钢铁长城的代表范子瑜同志身上，十分错误地、荒谬地、罪恶地认为是范子瑜同志基于过去对我的不良印象，要加重怀疑我的历史。虽然自己当时对于以范子瑜同志为首的我部军代表的领导，是十分满意的，完全拥护的，但是对于自己个人的历史审查，就利令智昏地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请求中央直接派人审查，还妄自猜度地讲了自己对范子瑜同志过去曾经有过的一些错误看法。这就使自己犯下了新的不可饶恕的罪行。
+
+　　我的这一罪恶行为，是为了使自己的政治历史不被加重怀疑，竟然不惜损伤范子瑜同志的领导威信，竟然不顾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我们钢铁长城的代表这一革命事实，给我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对于自己一向信任与依靠的审查自己历史的我部革命群众的信任，也发生了动摇。这是对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大不忠，这是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精神的直接抵触，这是不可饶恕的罪恶行为。
+
+　　我现在认识到自己历史上确有不可饶恕的罪行，我部革命群众，军代表，范子瑜同志这样认真审查我，严格批判我是完全必要的，这是正确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革命行为，我自己除了对于过去的罪行，彻底交待，低头认罪之外，现在对于自己所犯下的损伤范子瑜同志领导威信的这一新的罪恶行为，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低头认罪，向我部军代表低头认罪，向我部革命群众低头认罪，向执行正确路线的范子瑜同志低头认罪。
+
+　　请求党与革命群众给我最严厉的处分，恳求同志们高抬贵手，给我一条出路，我一定认真改造自己，重新作人，使自己真正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在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在实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斗争中，献出自己的一切，献出自己的生命。
+
+　　 牛荫冠1968年9月24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CCRD/0/8/4/000028.txt

@@ -0,0 +1,69 @@
+# 胡继文检讨书
+
+　　<胡继文（化名）>
+
+## 〖胡继文，湖南农民，初中文化。父亲系国民党军队投诚士兵，土改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
+
+　　我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弟，因为不学好样，干尽了坏事，今天我以无比沉痛的心情反省自己的错误，并向全体贫下中农同志作出公开的书面检讨，现将我的犯罪事实与反动言论分别检讨于后。
+
+## 甲、 犯罪事实：
+
+　　一．在县一中读书时，与一些落后同学打成一片。事后，（怀疑）他们写了反动标语，也牵涉到我。幸亏党的英明，才弄清了是非，这是我不学好样的具体表现。自己不进步，也不靠拢进步的同学，这是极端错误的。
+
+　　二．逃跑君山围垦，不爱劳动，目无组织纪律。
+
+　　三．对现实不满。在新路队的墙上用粉笔写的“举世凡人皆鼠目，何期贫贱不认亲”极端错误的滥调，在群众中影响极坏。
+
+　　四．党曾一度培养过我，只怪自己不学好样，辜负了党对我的培养，不好好在家劳动，争取自我改造，竟然盲目外流到江西。
+
+　　五．外流后，为了自己的工作，居然欺骗党和领导，隐瞒父亲个人历史，隐瞒家庭出身，更严重的是自己改名换姓。
+
+　　六．与反革命分子的父亲不能彻底划清介线，自己外流后又把他接出去逃避改造，这是令人所不能容允的。
+
+　　七．目无法纪，反革命分子的父亲病了，又偷盖公章，为他治病，骗取了公费医疗，浪费了人民的财产达一千余元之多，这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错误。
+
+　　八．回家后，又不老老实实生产，靠拢领导，靠拢贫下中农，而专门与一些牛鬼蛇神，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打成一片，这是相当危险的，如果再不回头，必将陷于绝境而不能自拔。
+
+　　九．搞迷信活动，曾到火架岭敬过神，打过神水，这是复辟四旧的具体表现。
+
+　　十．为复辟四旧作舆论准备，我到处谈今博古，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为才子佳人涂脂抹粉，为游客侠士吹嘘捧场，这完全是违背发展规律的言论，错到了万分。
+
+　　十一.我队分牛血，领导已作了决议，我却硬要推番这个决议，操纵权利，硬说要分给某某，并借此挑拨少爹与□□的关系，使其不团结，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
+## 乙、反动言论
+
+　　一．在□□家里坐，我向□□说，我在江西受了开除处分，我有点不服气，这个处分太重了。□□说，哎，共产党的事我也看破了，我也不反对他，还是在屋里种田的好。
+
+　　二．在□□家里坐，□□说，你年纪轻，不错，有出息。我说，我冒得用，还不如你们老班辈。他说，我虽说老了，也还不怕，我进过军校，当过团长，国防部还有案呢，到将来我咀角（嘴巴）就是证明。我说，这只有我里就冒得一点什么，他说，不怕啰，只要我有饭吃，还忘记到你了。
+
+　　三．在A家里坐，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我们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我说，报纸上说，美帝国主义侵华计划由半月形包围圈发展到了环形包围圈。A说，东有日本、朝鲜、台湾，南有越南，西有印度，北有蒙古苏联。B说，这打起来，就很危险，真是四面受敌。A说，最近和印度打了一仗，B说，胜败如何，我说，照报纸上看，是我们打胜了，缴获了他们许多东西，还有他们红十字会的人在这里领伤员。A说，这也难得说，我哩就冒得损失啰？
+
+　　四．在我家里坐，A说，我有一点事和你商量一下，他说要批判少爹，我想和你写□□一张大字报，转移一下目标，我也冒拒绝。事后，我告诉□□叔（即少爹），被他骂了一顿，我也就冒写，就向A拒绝了。
+
+　　五．在A家里坐，A说伤脑筋，□□冒离婚，如今又有了喜，B说，你如何晓得，他说，今天来了一个信。他把信给我刚看了一半，胡□□同志（治安员）就进来了，A一把将信抢走，我一连说了好几遍，要他拿出来给少爹看，他总不听。我们当时只好扯别的，谈到了何谓政治，何谓社会主义，何谓修正主义，为什么两国的书信叫照会等等一些深奥的哲学名词来，以为自己了不起，看到干部水平低，故意谈这些来讽刺打击。
+
+　　六．在A家里坐，谈到了印度尼西亚政变的情况。A说，他们多次冲击我大使馆，还打人，我们中国真冒得一点人气了。我说，我们中国为什么不打一个小国家，还怕打不赢了，真是太冒得人气了。
+
+　　七．我在□□家里坐，有人问我，□□出来造反行不行，我连忙说，行、行、行，他是好的，这是为坏头头捧场的表现。
+
+　　八．今年我队选上了胡□□当队长，我就心怀鬼胎地去向他爱人道喜，说恭喜你当了队长太太，让他【她】去和胡□□吵闹，以达到我扯垮生产队的目的。
+
+　　鉴于上项事实，我今天已深深地认识到它的严重性，危害性，我应该猛省回头，痛改前非，重做新人。如果再不悬崖勒马，顽固到底，那时摆在我面前的必将是死路一条，自取灭亡。所以我今天再一次向各级领导和全体贫下中农同志承认错误，并作出自我改造规划，请监督执行。
+
+　　一、痛改前非，重做新人。
+
+　　二、靠拢党，靠拢领导，靠拢贫下中农。
+
+　　三、虚心而诚恳地接受各级领导和全体贫下中农对我的监督。
+
+　　四、与牛鬼蛇神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彻底划清介限，决不再到一起鬼鬼祟祟。如今后发现我再和他们在一起，请求从严论处。
+
+　　五、今后不论对任何人，决不再谈今博古。
+
+　　六、老老实实生产，不乱说乱动。
+
+　　 具检讨书人 胡继文 1968年10月24日
+
+　　· 来源：
+
+　　拓荒者据原件录入、提供。

CCRD/0/8/4/000029.txt

@@ -0,0 +1,37 @@
+# 思想汇报
+
+　　<邵燕祥>
+
+## 〖邵燕祥，时任中央广播电视剧团编导组编辑。〗
+
+　　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
+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发表了！在1日晚上我就连续听了两遍广播。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喜报,这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丧钟；这是对全党全国发出的争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动员！
+
+　　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这都是意料中事。原来我想这会在党的“九大”以及全国人代会上宣布。现在,紧接着《红旗》社论关于中国赫鲁晓夫早已被革命群众夺回了一切权力、抛进历史垃圾堆的论述后,在这次公报中就正式公开点名了。这次公报指出要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并号召继续深入展开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
+
+　　我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对刘少奇是没有什么认识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方面通过对他的大量揭发、批判,逐步认清了他的反革命面貌及其阶级实质(如果说黑“修养”之类过去还能迷惑一下人的话,到了1966年运动初期他对女儿所在的师大女附中工作组的讲话,可就露出赤裸裸的镇压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的吃人的狰狞面目了)；另一方面,通过对自己的检查、反省、再认识,对自己背离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沦为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工具的罪行,每加深一步认识,就更加深对刘少奇的仇恨！因为文艺黑线的总后台总根子,正是刘少奇的反革命“六论”(中心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驯服工具论”)。
+
+　　有了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我才有了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泥坑陷阱中拔身出来的希望。否则,真是脑袋落地还不知是怎么回事。我最近重新学习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副主席“八·九重要讲话”,感到这一段话亲切极了：
+
+　　“不经过这个政治思想上革命,就弄不清楚哪些是社会主义,哪些是资本主义,自以为是社会主义,实际上变了,变成了资本主义。只有真正理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把毛主席思想搞通,才能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才能分清左右,分清正确和错误。”
+
+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对我的冲击,如果对于我没有像群众专政这样的压力和鞭策,就是说,如果没有“破”,那么,真正的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在我头脑中扎根。现在,在否定自己的前提下,在服罪的前提下,首先,对毛泽东思想的感情有了变化——不是当做一种理论知识、历史知识来学,而是当做挽救自己的药,只有把毛泽东思想化为自己的血肉,自己才有救——,这样,一边批判自己,一边才开始学习毛泽东思想。
+
+　　记得毛主席讲过,王明路线,使红区损失了99%,白区损失了100%,使全国革命胜利推迟了至少十年！(大意)这是王明的罪恶。刘少奇的罪恶更远远超过王明。仅就解放后十几年来说,如果没有刘少奇反革命黑线的干扰,我们的革命事业就将少受多少损失,加快多少进程！而就我自己来说,如果不是从一解放就置于刘少奇及其代理人的影响控制之下,那么我今天的政治面貌也将多么不同！
+
+　　十二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也标志着革命形势空前大好。记得是伯达同志或康生同志说过,如何观察形势,是一个政治问题,原则问题。江青同志则指示过对形势要全面地历史地看,比如今年和去年这个时候比。去年此时,不说全国尚未实现一片红,单说广播局内,以保C为标志的反动保守势力正在多么猖狂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扑啊！前年此时,刘少奇则还刚刚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抛出他的假检讨。……历史无情。革命是这样严酷地嘲笑了一切反对历史潮流的小丑,并且惩罚了他们。这一切都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前进,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
+
+　　形势大好。我个人在前一阶段清理阶级队伍中被群众宣布专政,也正是这一片大好形势的表现之一。我是1958年划的右派,摘帽后又有明显的问题；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是会首先被揪出来的。这是必然的。如果像我这样的政治身份,而不被揪出,那么运动还怎能深入进行呢？还哪里谈得到挖出那藏了很久、埋得很深、伪装得很隐蔽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来呢？
+
+　　鲁迅说过,“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不彻底改造自己,使自己从政治立场到思想体系,整个“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把自己的命运和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那么在这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又有什么出路呢？
+
+　　这是我的决心,但决心能否彻底实现,还要用行动来检验。
+
+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知识分子从来就是转变、觉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革命彻底性。从某种意义上对我也是适用的。这主要是说能否彻底革自己的命。在这方面,除了自己的努力、自觉外,我恳切地期望着革命群众的监督和鞭策。
+
+　　以上汇报,如有错误,请予批评指正。
+
+　　· 来源：
+
+　　邵燕祥《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

CCRD/0/8/4/000030.txt

@@ -0,0 +1,25 @@
+# 关于“破坏知青下乡”问题的交代（摘录）
+
+　　<任超>
+
+## 〖任超，湖南某县人民医院干部。〗
+
+　　我是一个犯有严重罪行的人，让我以沉痛的心情衷心祝愿我们伟大的领导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
+　　衷心祝愿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
+　　让我再一次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请罪！向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的革命群众请罪！
+
+　　1968年9月1日，医院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第一次把我揪出来挂牌子游街，熊美凤同志在大会上说我当（过）伪县长，我当时申辩，话未落音，就用绳子捆着，当时思想是有抵触的，认为不是实事求是，不认罪不服罪。
+
+　　11月6号晚，医院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再一次把我揪出，群众专政，关着反省，我是抱无所谓的态度，没有认真交待自己的罪行，错误地认为有些问题，已经作了政治结论，抱着侥幸过关的思想，交待也就只交待了一些老问题。
+
+　　今天晚上，工代会于江生同志宣布说我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说我去串联，我这里提出不是为了我辩护，而是请求组织调查了解，实事求是，如果我真的去破坏了，我愿受严重处分。
+
+　　我应负没有教育好（子女）的责任，至于他们现在还没有下去，我一直还在做耐心的思想工作，等待觉悟，使他们高高兴兴地，真正解决思想问题，去到农村安家落户。我再一次向组织上表态，我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从内心检查是没有抵触的，也没有说要自己的子女（不）去下农村，并要他们去串联活动，破坏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这一伟大号召。我要求组织上再深入一点地调查，如果是我破坏了，有串联活动，请求组织上加倍处分。这一问题就反省到这里。
+
+　　 交待人任超 1968年11月8日
+
+　　· 来源：
+
+　　任超之子任冬林根据原件录入、提供。

CCRD/0/8/4/000031.txt

@@ -0,0 +1,57 @@
+# 邵燕祥汇报认罪服罪思想
+
+　　<邵燕祥>
+
+## 〖邵燕祥，时任中央广播电视剧团编导组编辑。〗
+
+## 思想汇报(11月4日一9日)
+
+　　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
+　　1.上周以来,党的十二中全会公报发表,在国际国内引起一片欢呼。在从报纸学习这些有关文章报道的同时,我想到“九大”什么时候召开,想到不久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七五寿辰,应该怎样庆祝。毛主席是不主张作寿的,但我从自己的心情,可以推测亿万革命人民,都是怎样热烈地期望着欢庆毛主席的伟大诞辰,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啊！
+
+　　敬爱的毛主席,在七十寿辰时(1963年)发表了诗词十首。今年主席是不是还会发表一些伟大的诗篇呢？我这样期待。过去听到一个传闻,说当时还有毛主席写的几首痛斥赫修的诗词,被“书记处”——也就是刘邓彭陆之流给卡住了,阻挠发表加以封锁。现在,当举国欢庆、举世欢庆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黑司令部的时候,我是多么期望着拜诵毛主席的这些诗章啊！
+
+　　前年此刻,我在广播局的“政训队”里,曾经精心誊写了十几首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歌颂毛主席伟大思想和伟大革命实践的诗稿,作为向毛主席诞辰的献礼。当然,这些都被CBA之流扣压了。今天,当我想到我应当怎样迎接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时,我想,唯一切实的事情,就是抓紧自己的改造,真正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早日成为对革命有用的新人。这将是毛主席所高兴的。毛主席说过：“革命是多一点人好,还是少一点人好,我说是多一点人好。”我想,没有比改造自己成为新人更加切实的献礼了。
+
+　　2.这个星期二和星期五,先后参加了对内部和全局大会,听取批判。我有很多感触。
+
+　　(1)两次会重点揭发批斗了×××, ××, ××, ××, ×××,××、××、××的历史。这些人的政治历史问题,有些是听说过一些的,但揭出来仍感触目惊心；有些,如×××的问题,老实说我是没有想到的；有些人从前接触较多,长时期当做正面人物看的,甚至在运动中揭出他们的错误、罪行,我也没怀疑过他们历史上有问题的,如×××、××,有的是假党员,有的则是国民党员(不只是说代表国民党的利益,而且领过国民党党证)！
+
+　　他们过去装得多么像正人君子！他们在黑线包庇下混过了历次政治运动；不仅混过,他们甚至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篡夺了领导权,而且在鉴定上写着“立场坚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积极”！
+
+　　真是资产阶级专政啊！叛徒、阶级异己分子掌了政治部门、干部部门大权,叛徒、假党员、国民党员掌握了编播大权,投机商当了“模范党员”、文教群英会代表！
+
+　　如果没有这次“完全必要、非常及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谁能触动他们一根毫毛啊！
+
+　　(2)实践愈加证明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充分发动群众的路线无比正确。在这样群众性的大审查中,真正可以做到“不漏掉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过去黑线包庇坏人,正是往往钻了发动群众不够的空子,悄悄地把坏人包庇下来了,不许群众过问,不许群众打听,一个“批示”,一句话,就把坏人包庇下来了。
+
+　　现在,这样广泛地发动了群众,这样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来衡量、鉴别,自然敌我分明、是非分明。
+
+　　我近几天为文工团刻印农民运动的材料,翻读了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中有这样一段：
+
+　　“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
+
+　　我觉得这一段也适用于今天的情况。联想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一系列行动,我认为正是这样。作为戴罪之人,也要更加坚定地相信群众,相信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掌握了党的政策和策略的广大革命群众。
+
+　　(3)到对内部陪斗时,因批判发言中提到了梅益的“黑班底”,我想了很多。我从1949年到中央台,直到1958年被划为右派之前,一直在中央台,长时期是中层干部。当时领导过我的直接上级,除了个别人外(这个别人多半也是“边缘人物”),几乎无例外地被揪出,成为打倒对象。且不说有些人还有历史问题,光是这一事实,已雄辩地说明当时中央台执行的是什么宣传路线、组织路线！而在这条路线当政时,我曾被“重用”,这说明了什么！
+
+　　过去,甚至就在去年,有人提到我曾被梅益等“重用”,举例说,我在19岁时(1952年)就定为十四级干部,我对这还是不服气的。我曾说,���时有当时的历史情况,电台缺干部,毛驴当马骑,按照当时工资制度,中央台的编辑组长以上职务,必须由相应的级别担任,于是我就成了十四级干部,等等；又说,当时定到十四级的还有某某,某某,因为年纪大些,就不突出了,等等。总之,还有委屈情绪。
+
+　　现在从路线斗争高度来看,问题当然不在于我在1952年多少岁,也不在于同时还有谁定在同级,而在于,像我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时无论级别、职务,都是不适当的。其所以被物色提拔,是出于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从我自己来说,就应当着重反省：为什么我会在走资派眼中成了一个“人才”？内因还在自己身上。
+
+　　从这里出发,再想到自己过去十几年中的罪行,则今天站在被告席上,就是理所当然的。唯有老老实实服罪而已。
+
+　　3.从一解放,我到中央台工作,就置身于旧中宣部黑线的控制之下,成为走资派的“驯服工具”。这一点是使人难受的,但不能不承认的事实。
+
+　　解放前的一段又怎样呢？我长时期是抱完全肯定的态度。1947年,我14岁时就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加入了我党的地下外围组织,“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
+　　最近,有时晚上回家的路上也常常想起1947一1948两年秋冬,晚上在北平街道走着的情景(那时或者是出去开会,或者是从学校回家,口袋里带着秘密的或半公开的印刷品,心情总是非常亢奋的)。但我进一步想到,我那时的政治觉悟,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水平；拥护党的反对美蒋的最低纲领,但对于什么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其实是一窍不通的。带着小资产阶级革命性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而世界观未根本改造,始终没有同工农结合,势必要走向自己的反面。这就是我20年来所走道路的一个科学的概括。只有这样严峻地对待生活,对待历史,而不是像读诗似的重温过去的回忆,才能真正接受教训,而不是留恋、感伤,原谅自己。
+
+　　过去的20年,走入一条邪路(这条邪路,恐怕要从开始读书、接受资产阶级教育的30年前算起)。现在认识到这是一条邪路了。迷途知返,今后要走什么路,就要取决于自己自觉接受改造的程度了。
+
+　　以上汇报,写得匆忙,可能有辞不达意之处。但总的意思是说出来了。如有错误,请予批评。
+
+　　· 来源：
+
+　　邵燕祥《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

CCRD/0/8/4/000032.txt

@@ -0,0 +1,55 @@
+# 关于河南大学、开封师院党内负责干部的一些问题
+
+　　<郭晓棠>
+
+## 〖郭晓棠：中共河南省委机关刊物《中州评论》副主编，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
+
+　　我是1949年10月调回河南工作的。1950年3月开始担任河南大学文教学院副院长兼政治
+
+　　系主任。当时河南大学有五个学院：文教学院、行政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和医学院。名义上河南省政府主席吴芝圃兼任河南大学校长，实际上是党员副校长兼党委书记张柏园同志负责。张于1948——1949年筹办中原大学，开封解放后任河大校长兼教育厅长。后来任省政府文教副省长兼文委主任、省委文教部部长等要职，近二十年，是我省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战线方面的总领导人之一。
+
+　　从1949年到1953年，张柏园任河大副校长兼党委书记期间，当时党委成员，大概有下列诸人：刘介愚（教务长）、贾君知（行政学院副院长）、卢长山（医学院院长）、高魁（干部处长）等，党委秘书是岳世显。校团委书记是张宏生，副书记是沈虹影。校部总务处长是冯蕴言。教务处长记不得了。河大的党团组织领导工作，是靠这批主要骨干做的。在教学方面，主要吹捧的是彭芳草（地理系教授，主任）、黄元起（教授、系主任）、周守正（教授、系主任）等三人。
+
+　　首先介绍一下张柏园的情形。
+
+　　张自称他革命很早，入党很晚，他是北京师大毕业，学心理学的。他经常谈到自己参加革命是1927——1928年在天津受林枫的影响。他同林枫很熟。解放后，林枫在中央文教战线负责领导工作，他们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七七事变前后，张在开封第一师范当英文教员，大概是1938——1939年到太行山才入党的。河南党自1936年恢复后，1937——1938年在开封已有很大的发展，不知当时他与党的关系如何。解放以后，他在河大和省教育厅工作中，确有不少问题。兹举几件记忆中的事来看吧。
+
+　　（一）有一次在他的房间谈话，有吴芝圃、张柏园和我等。在谈到中央关于城市工作要依靠工人阶级时，张大发议论，说他在临泉（？在豫皖边境上一个市镇）当镇长时，因为那里没有工业和工人，所以他说，他当时提出的城市工作方针是依靠商人，而不是依靠工人。吴芝圃听了，摇了摇头。我当时提出反问：那里没有工人，也没有其他劳苦民众吗？他听了一时瞠目结舌。
+
+　　（二）解放初，开封成立了一个“新政治学会”（上级指示成立的），张柏园任会长，我任秘书长。有一次他在全体会员大会上作学习统一战线政策问题的解答报告时，有会员提问：学校中有没有统一战线？张即席回答：学校里都是小资产阶级，哪里有统一战线！？我听了大为诧异。散会后，他征求我意见。我问他：学校里有党的组织和工会的组织，怎能说都是小资产阶级，没有统一战线呢？他呀了一声，说：“错了！错了！”
+
+　　（三）当时河大校刊《教学与生活》编辑部约我写了一篇文章：《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毛泽东思想》，我送到他那里审阅，他就把我的名字勾了，写上他的名字，在校刊上发表了。
+
+　　（四）1952——1953年，张柏园宣布取消了政治系和教育系。它的理由是，今后不必培养中等学校政治课师资了，他认为中学政治课谁都能教。后来听说，连中学政治课也给取消了（以后又恢复了）。他又认为，教育系没有办的必要，谁不会当校长、当教导主任呢？他不承认教育学是一门科学。
+
+　　（五）接着又把文教学院取消了。
+
+　　（六）1954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又把河南大学取消了，分立为几个学院，各自独立发展。而把河大工学院（有水利系、机械系等）完全取消了，送到武汉水利学院去了。
+
+　　（七）1956年 中央又决定建立河南大学，后改为郑州大学。1958年中央又建议后命令成立工学院。经过这样大的反复，自然工作上受到一定的影响。
+
+　　1950年——1951年，张柏园率领人大考察团，编写了一本《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报告》，作为河大的工作方针，全盘学习苏联。从1951年起，张（柏园）刘（介愚）派出大批干部去人大学习，还在北京盖了一片房子长期留学。
+
+　　在河大党委内，张柏园对医学院院长卢长山意见最大，张压卢抗，不可开交。张、卢发生冲突的结果，后来卢长山被撤职、受处分，听说还上告中央，详情不知。
+
+　　张对贾君知的关系比较好。我知道，张对我的印象是不好的。张最看得起的、最接近的干部，是高魁、冯蕴言。1954年以后张、刘先后离开河大、师院，1955——1956年期间，我是开封师院的负责人。当时党组、总支的主要成员，大概就是下列诸人：高魁、冯蕴言、张向贤、李烈夫和我等。我当时在工作中常遇到的困难和阻力，就是从高魁等方面来的。而张柏园是支持高魁、冯蕴言等人的。他们常常借用党外的力量（或党外的意见、反映）来进行党内斗争；他们借口我不尊重嵇文甫院长，不重视党外的“名教授”，如彭、黄、周等人，向省委宣传部反映，并为此由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刘刚批准对我发过“通报”。
+
+　　那么，请看高魁是什么人？高在河大横行霸道，违法乱纪，党委包庇，无人敢惹。仅在河大数年，公开或半公开地**、玩弄女干部和干部爱人，与他的通信员的妻子黄某（？）私通（实际是半公开的）等，有近十起之多。加上解放前在游击区活动，用手枪威逼**民女的事，他自己承认有四、五十起之多。1955年以后，他被任命为总支第一书记之后（兼任干部处长）更加肆无忌惮，他领导下的干部处干部某某（名字记不得了）在结婚之前，他要求要过第一夜。当时女方是校医院护士，高魁在校医院“有病”休养，竟发生此事。后被男女双方告发，影响极坏，党组织令其停职反省，嗣后调离河大。
+
+　　冯蕴言，此人旧思想、旧作风很浓厚。在党内，他和高魁、×××、沈虹影等人关系很好，搞无原则的拉拢。他很会逢迎领导人，特别关心，颇得领导者的欢心和重用。他对下级使用小恩小惠手段，扶植拥护他的人，如×××、××、×××等。此人好吃好喝，经常大吃大喝。在这一点上，与张柏园气味相投。他常利用总务处长的便利，搞个人特殊化。（如专用工友、乘坐汽车、专做小吃等）
+
+　　沈虹影，河大团委副书记，后任政治理论教研室副主任，是个蜕化变质份子，思想作风极为恶劣。党委送他去中国人民大学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返校担任政治课教学的领导工作（我兼任主任，他任副主任）。沈虹影在恋爱结婚问题上，发生了极为荒唐违法的事情，经女方告发，在校影响极坏，在党内对他进行了批判，给予撤职、调职处分。
+
+　　在我任职负责期间，在干部问题上，主要处理过高魁和沈虹影二人的问题。
+
+　　在对党外某些所谓“名教授”问题上，我与当时的党委、党组、总支的主要负责人发生了分歧意见，进行过许多严重的斗争。具体地说，特别是对彭芳草、黄元起、周守正等人的认识和使用上，我与张柏园、高魁等人意见分歧很大，经常发生冲突，无法取得一致。请看彭、黄、周这个小集团究竟是些什么人。
+
+　　彭芳草，于抗战前和抗战时期，曾与大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姘头、女间谍××（名字记不得了，彭交代过的）关系密切。在江西赣州为蒋经国办《青年报》，任总编辑。黄元起，曾在北平被捕叛变，供出多人，也是《青年报》的编辑。周守正也任过《青年报》的编辑。抗战时期，蒋经国在江西赣南活动，还搜罗了一些托派份子，如杜畏之之流，而彭、黄、周等在蒋经国门下进行活动，显属重大政治问题。解放前夕，先逃往香港，后来又到了解放区，始以民主进步人士自居。
+
+　　对这样来历的人，河大旧党委却盲目信任，大为重用，并准备吸收周守正等人入党。首先吸收周的爱人李懋中入党，支部会上许多党员不同意。听说校部支部两次讨论未通过，最后由党委负责人刘介愚、高魁二人出席动员大家通过，在举手时，仅以一票的多数，勉强通过李懋中入党了。李入党后，阅读党内文件，拿回家里，周守正也看。而周、李与彭、黄的关系亲密无间，几家关系甚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党委负责人张、刘、高等也都知道的。1955——1956年期间，为了提拔教务长一事，我与张柏园在医学院医院曾争论了一个下午，未取得一致意见，张无论如何要提升周守正为第一副教务长，我提出提升李俊甫（党员、化学系主任，现任新乡师院院长）为第一副教务长。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什么问题来？我不否认在河大、师院期间，我与旧党委主要负责人张、刘、高等在干部认识和使用问题上，发生过多次严重的意见分歧，我处理了高魁、沈虹影二人的问题；我限制和压制了彭、黄、周这个小集团的猖狂活动。这是党内外许多人都知道的事实。在1956年我们对彭、黄、周这个反动小集团曾给以沉重的打击，所以在1957年大鸣大放中，我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
+
+　　在党的建设方面，虽然1955——1956年我负责党组期间，不作党的建设工作（当时总支是直接受高校党委领导的。那时高校党委书记是张柏园，副书记是刘松坡，现任中医学院党委书记），但也有一定的责任。比如当时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中文系主任×××、教授××、讲师×××等，都是不够条件的。
+
+　　· 来源：
+
+　　郭晓棠家属郭青苔整理《郭晓棠遗作选：文革时期的部分交代材料（五）》。

CCRD/0/8/4/00003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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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济大学革命委员会给张大熊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处理的报告
+
+## 最高指示
+
+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
+
+　　*        *           *            *             *
+
+　　张大熊，男，26岁，上海市人，家庭出身资产阶级，本人成分学生，1961年9月考入我校，现为建筑材料及制品系混凝土与建筑制品专业，1966届毕业班级学生。
+
+　　张大熊思想一贯反动，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大跃进，仇视无产阶级专政，对现实极端不满，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罪行主要如下：
+
+　　一、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他在反动日记中写道：“唉，两天的时间都被浪费了（注：二天开会学习），可是我的收获倒不少呢？进一步看清了共产党怕我们造反，就逼着我们天天开会学习政治，使我们没有时间来想，又拼命喊多穿多想是资产阶级思想，一天不学习政治开会，思想就会落后，其实，如果多想，就会认识到共产党的卑鄙——假民主，假消息，吹牛皮、一切都是假的，就会有反抗情绪，思想就当然要‘落后’了”。“……订个人规划，内容无非是无条件接受共产党统治”，“每天这样的虚伪，看到了共产党的卑鄙可耻”。
+
+　　更恶毒攻击，咒骂党“勒索民财”，把大跃进以来的人思想革命化，为“疲劳轰炸”，他日记中写道：“共产党自己可以不花一分钱得到钢，空中取物，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没有空来思考是非，每天做十、十一点钟，可以防止我们反抗，一种疲劳轰炸。”等等。
+
+　　（二） 仇视无产阶级专政，妄想资本主义复辟；他在日记中写道：“你瞧着吧；民主生活不久就会来到，共产党的专制一定会彻底消灭，……。”“总有一天会来一个火山大爆发的，那时的爆发却不止我一个人呢，是全国人民。”他专门在古墓“尽忠报国”石碑前拍照，以示内心。
+
+　　此外，张大熊恶毒咒骂大跃进为“大跃精”，“放屁”，并胡说什么“思想原来是自由的，而现在都锁上了共产党的政治锁了。”等等。
+
+　　（三）张从入大学以来，一直不暴露思想，对现实极端不满，一方面用消极沉默的手段来对待历次政治运动，另一方面伙同社会上的流氓阿飞，在国家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开地下黑灯舞会，并大量收听外国、台湾电台广播，并予以录音，妄以变天。
+
+　　张大熊在1964年曾被学校记过处分。但未此接受教训，毫无悔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更变本加励，一方面伙同其资产阶级的母亲转移和窝藏剥削之财，另一方面，公开扬言“假使来抄我家，我就去保驾”，支持其母对抗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并阻止其哥哥交待坦白，情节实属严重。运动开始以来一直不到校参加运动，还威胁其他同学，“你这样搞有什么好处，参加东方红不好，以后反过来要倒霉”等等；当红卫兵勒令其检查，对其进行批判、帮助时，以逃跑抗拒，至今未归。
+
+　　鉴于上述情况，学校决定开除张大熊学籍，送公安机关实行劳动教养。
+
+　　当否，请批示。
+
+　　 同济大学革命委员会1968.11.14
+
+　　印：同济大学革命委员会
+
+　　主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毕业生工作委员会
+
+　　抄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教卫组
+
+## 附件：
+
+## 上海市革委会毕业生工作委员会对张大熊问题的讨论意见
+
+## 同济：张大熊
+
+## 主要问题
+
+　　1.中学时写大量反动日记，恶毒攻击、咒骂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此日记张从未交待，是在这次抄家中被红卫兵小将抄出来的。
+
+　　2.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伙同流氓阿飞，在家搞黑灯舞会。平时大量收听美国、台湾电台，并把其大量录音（主要是黄色音乐）。对此，学校曾给予记过处分。（64年）
+
+　　3.文化大革命中，在抄家时窝藏其家剥削之财。挑拨同学不要参加红卫兵，本身长期逃避运动。
+
+## 我们意见
+
+　　该生问题严重，可以说是一贯的。64年时虽曾给予记过处分，但从这次发现反动日记及文革中表现来看，他并没改过，而是隐瞒自己问题，继续犯错误。
+
+　　故应从严处理：暂不毕业，留后期处理。
+
+　　 孙勇、丁镛发68.1.10
+
+## 大组意见
+
+　　留后期分配
+
+　　 来源：上海档案B105-4-284

CCRD/0/8/4/000034.txt

@@ -0,0 +1,77 @@
+# 张体学同志的书面检查
+
+　　<张体学>
+
+## 〖张体学，中共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湖北省省长。〗
+
+## 原编者按：总理在“三·一五”讲话中指出：“张体学的检讨不长，检讨的深刻，群众就满意了，是个标兵。”现在，我们将张体学同志的书面检查刊出，供读者参阅。
+
+　　（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并武汉军区党委：）
+
+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辜负了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和希望。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生死决战时刻，对抗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湖北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王任重，相互勾结，相互利用，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矛头难准了革命造反派，残酷地打击镇压革命群众，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破坏了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党和人民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
+　　然而，我对于自己所犯下的罪过，迟迟不认识，不觉悟，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泥坑里，越陷越深，越滑越远，以至不能自拔。现在想起来是多么危险，多么痛心啊！在党和毛主席的关怀教育下，通过革命群众的批判斗争，才使我初步地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我越想越痛心，越想越惭愧，深感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现在我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对我所犯下的严重罪过，作如下检讨。
+
+## (一)
+
+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对毛主席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系列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思想上很不理解，跟不上形势，对来势迅猛的革命风暴，感到突然，感到太“乱”了。对红卫兵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看不惯，想不通，很抵触。
+
+　　文化大革命初期，革命小将提出了“炮轰湖北省委”“炮轰张体学”，开始向省委造反时，我怕得要死，把这些高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大旗的革命群众，视为“一小撮别有用心的牛鬼蛇神”。当北京南下同学冲击湖北省委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我恼羞成怒，采取了许多卑劣手段，对他们进行刁难、分化、污蔑、打击、围攻，同时大肆制造舆论，进行恶意中伤，什么“赵桂林是最好的反面教员”，“这几个人如果留到湖北劳改，我宁愿当劳改队长”，“赵桂林搞臭了”。由于我镇压革命造反派，大长了资产阶级威风，一片白色恐怖铺天盖地向革命小将扑来，疯狂压制打击革命小将，妄图扑灭毛主席刚刚点燃起来的革命烈火，在这里我再一次向受过我的打击迫害的革命小将、革命群众认罪、道歉。
+
+　　一九六六年九月份，在接见外地革命师生代表会上，我赤膊上阵，借讲家史、革命斗争史为名，行控诉诽谤赵桂林之实。企图转移斗争大方向，把革命造反派置于死地而后快。
+
+　　当革命群众提出“打倒湖北省委”，“打倒张体学”的革命口号时，我唯恐打倒自己，极力颠倒黑白，混淆群众视线，遮掩自己罪过，为湖北省委涂脂抹粉，大唱颂歌，大吹大擂，标榜“湖北省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并四处制造舆论，说“湖北省委不是黑帮，是红帮”，“湖北省委取得成绩很大，是打不倒的。”以此蒙蔽群众，压制革命造反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由于我的欺骗蒙蔽，致使一部份干部和群众迷失了方向，站错了队，站在造反派的对立面。这些受蒙蔽的干部和群众是无罪的，责任应该由我承担，这笔账应该算在我的身上。
+
+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号，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这一天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张体学政治落后了”。这一英明指示，是对我最大爱护、最大教育、最大帮助、最大鞭策。本应立即抛弃错误，起来革命，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由于自己头脑里的“私”字膨胀，阶级觉悟低，对路线斗争很不理解，仍未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继续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辜负了毛主席的殷切教导和希望，感到万分惭愧，痛心。
+
+　　“一月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派，孤注一掷，丧心病狂地刮起了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在这一时期，我又犯了推行反革命经济主义的严重错误。我说什么“娃娃们闹革命要热闹些，多给几个钱。”错误地认为给了钱，给了东西，就可以不揪斗，在这种错误��想指导下，致使湖北不少地区刮起了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妖风，直接为对抗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和“节约闹革命”的伟大指示，妄图腐蚀革命小将，把文化大革命这场严肃的政治运动，引向了“经济主义”的邪路。
+
+## (二)
+
+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搞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表现。”这几句话，是对于反革命两面派王任重的最好写照。但是，对于这个一贯打着“红旗”反红旗，惯于耍弄两面权术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十几年来，我一直没有识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就和王任重穿一条裤子，一唱一合，互相利用。正像革命群众所揭露的那样：“王任重在后面出点子，张体学在前面放大炮”。
+
+　　《十六条》公布以后，迫于形势所趋，撤出了院校工作组，但王任重贼心不死，又暗地“指示”派出“三员”，我言听计从地执行了这一黑指示，继续在大专院校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　　一九六六年八月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在京遥控湖北省委，他电话通知红卫兵有三项任务：“站岗放哨，维持治安，保护档案”。妄图转移红卫兵小将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大方向，我不仅没有抵制这一罪恶阴谋，反而欣然接受，积极贯彻。
+
+　　一九六六年八月底，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了红卫兵小将，一贯善于窥测方向，看风转舵的王任重，迫不及待地要我选派五百名大、中院校红卫兵到北京参加检阅，并要求我在他们回武汉后予以接见。我忠实地执行了这一黑指示，继续招摇撞骗，迷惑人心，蒙蔽群众。
+
+　　一九六六年九月上旬，南下串连同学猛烈冲击湖北省委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对这一革命行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因此，对南下同学千方百计地栽赃陷害。王任重令其省委整理南下同学黑材料，我积极照办，整理“南下一小撮”的黑材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看了以后煽动说：“你们的材料不如上海老工人写的短小、精悍、有感情”。王任重有意鼓动纵恿我，蒙蔽利用老工人对党和毛主席无限热爱的真挚感情，来控诉革命小将，妄图向党中央、毛主席施加压力。
+
+　　一九六六年九月份，毛主席接见了红卫兵小将，全国革命大串连已形成燎原之势。王任重眼看末日来临，继续玩弄两面派手法，阻拦革命师生大串连，他美其名曰：“要把学生留在学校里搞斗批改”。这迎合了我怕“乱”的思想，以此借题发挥，制造种种借口，阻拦革命小将串连，妄图对抗毛主席支持全国大串连的伟大战略部署。
+
+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份，我在一次接见受蒙蔽的群众大会上，大肆吹捧王任重“是我们的好班长，跟毛泽东思想比较好……。”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为王任重开脱罪责，包庇过关。我充当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的可耻辩护士。
+
+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吹捧王任重，死保王任重，执行他的一系列黑指示，绝不是偶然的，是我十七年来所犯罪过的集中暴露。
+
+　　十七年来，我最大的错误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抓阶级斗争。
+
+　　在三年困难时期，我虽然对王任重推行单干的某些措施持有不同意见。但没有进行坚决的斗争，更为严重的是我执行了王任重“借田种菜”的一些黑指示，助长了农村单干风。一九六二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尖锐地批评我们：“湖北谈生产津津有味，讲阶级斗争蒙蒙懂懂”。同年毛主席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严肃地批判了单干风，对毛主席这一伟大指示，我不仅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也不敢揭开以王任重为首的这一小撮走资派在农村推行的单干罪行，反而错误地认为湖北“有风风不大”，掩盖了阶级斗争的矛盾，致使湖北有的地区单干风的问题，在很长时期内，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纠正。
+
+　　在我主持的随县“四清”运动中，也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没有认真贯彻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二十三条》，放手发动群众，而采取了工作队包办代替，甚至错误地提出了“民主革命补课”，“三类干部当四类干部批判斗争”的错误口号，扩大了干部的打击面。这实质上是推行了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里我向受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干部赔礼道歉。
+
+　　在组织路线上，我没有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五项条件来选拔使用干部，而是用“奴隶主义”、“党的驯服工具论”去要求���用干部，不讲政治，用人唯“才”。更为严重的是，重用了在历史上有重大问题和叛变自首分子，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起了很坏的影响，这个责任完全由我承担。
+
+　　十七年来，由于我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染上了资产阶级老爷作风的恶习，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官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特别是工作作风简单粗暴，稍不顺眼就开口训人骂人，严重地挫伤了一些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
+## (三)
+
+　　毛主席教导我们：“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进城以后，在我思想上忘记了阶级斗争，特别是放弃了思想领域里的意识形态的斗争，我成天想的是：“增产、建设”，考虑的是“粮、棉、油、猪、禽、蛋”。在思想上解除了武装，丧失了阶级斗争警惕性。因此，对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认识不清。特别是在五九年以后、由于我头脑里“私”字恶性膨胀，虽然有所察觉王任重的问题，只认为是工作作风问题、根本没有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上来认识。因此，不敢公开斗争、怕搞坏了关系不好工作、怕戴“地方主义”分子的帽子，怕王任重给“小鞋穿”，就是不怕国家变颜色，同他“和平共处”，“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在政治上腐化起来”。多年来，我对王任重的吹捧，为他上爬，在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起到了他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
+　　我同王任重，不仅没有什么斗争，反而认敌为友，盲目追随，以致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保王任重。当革命小将把王任重揪出来之后，我仍然是“私”字当头，处处考虑个人得失，怕丢“成绩”，丢“荣誉”；以黑修养要求自己，宁可犯路线错误，不犯组织原则错误，在这种错误思想的驱使下，对王任重不敢揭发斗争。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检验了我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我总以为自己十几岁参加革命，一直在党和毛主席的怀抱中成长的，几十年的工作没有栽大跟斗，错误地认为自己的世界观改造得差不多了，对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没有思想准备。情况是新的，思想是旧的，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对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命的命，更没有思想准备。因此，文化大革命开始，就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穿了连裆裤，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
+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我来到了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到了毛主席的身边——北京。中央负责同志亲切地接见了我，勉励我鼓足勇气，抛弃错误，起来革命，我没有想到我犯了这样严重的罪过，毛主席他老人家还这样爱护我，关怀我，挽救我。我像在外面闯了祸的孩子一样，没脸见父亲，深感对不起毛主席，我不知流了多少激动的眼泪，怎么也压抑不住内心激动的心情，我要千遍万遍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来到北京以后，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教育下，我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使我逐步认识到革命群众对我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斗争是完全应该的，大方向完全正确，只有斗争我，才能使我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
+　　我的罪过是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我请求党中央毛主席给我以严厉的处分。
+
+　　我在湖北跌倒的，我决心从湖北爬起来，学会走路，我决不躺倒，我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改造锻炼我。
+
+　　我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彻底清算自己的罪过，彻底同王任重之流划清界限，坚决在党和毛主席的教育下，在革命群众的批斗下，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好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彻底改变立场，改造世界观，脱胎换骨，重新作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戴罪立功，将功补过。(口号从略)
+
+　　· 来源：
+
+　　重庆反到底派《指点江山》第30期，1968年4月10日。

CCRD/0/8/4/000035.txt

@@ -0,0 +1,41 @@
+# 邵燕祥汇报重新认识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等思想
+
+　　<邵燕祥>
+
+## 〖邵燕祥，时任中央广播电视剧团编导组编辑。〗
+
+## 思想汇报(11月11日一17日)
+
+　　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
+　　1.最近一周,集中利用晚上时间,把到农场去的三个星期的报纸,仔细补看了一遍。除了围绕国庆和毛主席两次最新指示(“干部下放劳动”和关于整党建党)的一系列文章、报道以外,印象最深,使人非常感动的,是解放军某部卫生科为辽源聋哑学生治病,使聋哑生能够高呼“毛主席万岁”,唱“东方红”,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事迹。
+
+　　这是毛泽东思想创造的奇迹,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凯歌！哑巴说话,正像盲人复明一样,在过去千百年来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今天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士,怀着无产阶级的感情,突破了资产阶级技术权威的“禁区”。这使我也不禁要跟着聋哑生一起欢呼毛泽东思想威力无穷,衷心感激毛主席恩同再造,“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更加深刻领会在一切领域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用毛泽东思想挂帅,以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彻底肃清刘邓路线的一切流毒。
+
+　　同一时期报上还发表了一则短讯,也叫《哑巴说了话》。说石家庄有个女工解瑞菊,过去在资反路线压迫下,什么也不说,怕得罪走资派,成了个开会从不发言的“政治上的哑巴”；经过文化大革命,从资反路线下解放出来,现在成为学习毛主席思想的积极分子了。
+
+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使盲目的人恢复了视力,您使聋人听到声音,您使哑人说了话；您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武装了亿万革命人民,使大家有了政治上的显微镜望远镜,使大家处处听到您的声音,分清敌我,明辨是非。
+
+　　记得1965年报道河北深县老农民林全双一家四口人都在医疗队治疗下复明,我在感动之余,曾经想到,我的肉体上的眼睛并没有瞎,但由于没有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政治上就像“有眼无珠”一样。我非常非常愧悔。这回看到聋哑学生的报道,我又一次发生这样的感想：我过去肉体上的耳朵并不聋,但没有真正听毛主席的教导；我过去肉体上的喉咙并不哑,但却没有用来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那末,我的口和耳又有什么用？再进一步看,“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我岂不是一块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吗？何况我还在黑线控制下写了毒草为复辟资本主义卖力,那不是死也轻如鸿毛,活着也轻如鸿毛吗？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次文化大革命,肯定是把我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泥坑陷阱中挽救出来,这不是给我第二次生命吗？“爹在娘在不如毛主席在”,我在1950年一首歌唱井冈山人给毛主席送绿茶的诗里写过这样的句子,但今天我来说这句话时,却有着深刻得多的切身感受啊！
+
+　　这次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也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
+　　2.在学习有关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报道时,我联想到一件事。1961一1963年间,为了配合反修斗争,重新放映了一些苏联的老影片,即赫鲁晓夫执政以前的影片。其中有一个叫《乡村女教师》,写一位女教师从革命前毕业,就深入乡村教书,几十年如一日,直到头发斑白。当时认为这个片子是好片子。现在从两种教育制度的角度来看,从教育的阶级性来看,就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她在革命前,“深人民间”,为的是“把文化带给落后的农民”,有点像我国抗战前资产阶级的“教育救国论”,而且是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群氓”的姿态出现。即使在十月革命后,看来她搞的还是资产阶级教育——举一个例子,她让学生背诵的教材,是革命前贵族诗人写的诗；她培养的“高材生”,无非为了送进城里去升学。在经过文化大革命两年之后,一眼看出,这位“辛苦”了一辈子的乡村女教师,原来不值得歌颂,她只是一辈子辛辛苦苦地在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
+
+　　从对这部影片的看法,也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拨开了我的眼睛吧。林副主席说,文化大革命使人能辨别哪是资本主义,哪是社会主义,哪是毛泽东思想,哪是修正主义。
+
+　　当我偶然同我母亲说起对这个电影的看法时,她感叹地说：“事后聪明不如无！”意思是说,我如果早能看清这些问题,自己也不会写那么多毒草犯罪了。母亲引用的这句成语也还有消极因素,这里不去多说(因为能在事后提高认识、改正错误也比一条道走到黑好得多)。我却因此想起,为什么我会使母亲有这种感慨。恐怕主要是由于我在1958年划为右派后,也曾经表示认为似乎接受了某些教训,取得了一些“事后聪明”,但后来又重蹈覆辙的缘故。毛主席批评知识分子“觉察、转变快,但缺乏革命的彻底性”。前几年还听说这样的话：“一点就通,一过就忘,一做就错”。我想这是说到我的毛病上了。这个毛病是：一没有在毛泽东思想引导下,全面总结错误教训(包括刘修的影响)；二在一些具体观点上有了改变,没有触及灵魂,根本改造世界观,这样老根长出芽来,枝叶还是老样子。
+
+　　3.从对《乡村女教师》这个电影的看法,我联想到旧文化对我的影响。解放以后,我实际上通过苏联的文学、艺术(小说、戏剧、电影)接受了许多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思想影响,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而当时把其中一些东西却误认作社会主义的吧。
+
+　　解放初期几年我在编辑工作中也有这方面的盲目汲取搬用苏联一套的问题(如过高地推崇、介绍某些苏联作品)。
+
+　　只是在1966年江青同志受林副主席委托召集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提出对洋、古不要迷信,就是对苏联的优秀文化作品也要加以分析,这才敲响了警钟。
+
+　　文化大革命给我提出了这个任务：用毛泽东思想重新认识自己、批判自己、改造自己。在思想根源方面,也包括了苏联文艺作品的影响,这方面还有待清理。
+
+　　以上汇报,如有错误,请予以批评。
+
+　　· 来源：
+
+　　邵燕祥《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

CCRD/0/8/4/000036.txt

@@ -0,0 +1,45 @@
+# 邵燕祥检查担任专政队队长工作中的问题
+
+　　<邵燕祥>
+
+## 〖邵燕祥，时任中央广播电视剧团编导组编辑。〗
+
+## 思想汇报(11月18日一23日)
+
+　　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
+　　1. 我诚恳接受办公室的批评,担任队长快半年了,没有做好工作,距离革命群众的要求太远了。检查起来,有这么一些原因：
+
+　　一段时间里,实际上把职责光看成是“上传下达”。记得我批评景润身把当组长叫做“领导工作”的说法(这种说法是不切合专政对象身份的),但我把组长、队长的作用看成是“召集人、联系人”,这就严重减弱了主动性、责任感,好像只是办公室交代什么具体任务,完成就行了。而最主要的任务,即帮助办公室多方掌握情况、狠抓阶级斗争,这是不能靠办公室每天出题目、把着手教的,需要发挥更大的主动性,这就忽略了。把政治任务当成事务性的工作了。
+
+　　在几十个专政对象里,指定我们三个人当队长,这是给我们立功赎罪的机会,给我们的考验。这是个重大政治任务,是在我们改造过程中应该放在第一位的。但是我一个时期里实际上只把和其他专政对象一样劳动、干活看作第一位的,而把执行队长的政治任务看成是附带的了(看成是：在劳动中、学习中发现什么反映一下,哪个组有好经验,推广一下)。我认识自己长期脱离劳动、成为精神贵族,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彻底改造,这是对的,不过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却是有私心杂念,觉得有些专政对象体力较好,过去也干过活,我如果不能抓紧锻炼,在劳动上还不如他们,那末在批评他们抗拒改造的表现时就不能理直气壮。这样在劳动中也出现只埋头干的现象。
+
+　　办公室给我们条件,让我们做工作,我们也还是缩手缩脚。比如有一个时期我们三人实际上对另外两个组的情况也不敢多过问。我们三人碰头时,曾经考虑要不要建议队长、组长碰头交流情况,后来我们考虑,我们同样是专政对象,如果有些情况需要我们了解,办公室会告诉我们,这样提,是不是不合身份。本来,记住自己的身份,不是坏事,但这里提高来看,是个人怕犯错误,是跟革命派不贴心。
+
+　　这几个活思想,归结起来,一个还是“私”字,是立场问题；一个是既是专政对象,但如何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在可能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帮助办公室,在专政对象中做工作,把这两方面统一起来,解决这个认识问题,在实际行动中做到这一点,也是立场的转变。
+
+　　另外,我检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半年来,专政队里的阶级斗争形势发展变化了,我的思想没有紧紧跟上。
+
+　　一方面,顽固抗拒的死硬派,比半年前隐蔽了。如果说半年前还有公然抗拒、放毒,公然写反动标语的,还有明显地谈笑风生的,现在,想抓那么“现成”的反动言行,不那么容易了。他们的反动立场,往往是通过细小的事情,曲折地表现出来。我思想上认为要抓大事,抓政治问题,这不错,但对于小事情里、片言只语里包含着重大动向,是注意不足的。
+
+　　再一方面,经过半年来的专政,确实要相信专政队里多数人是愿意接受改造的。但是愿意接受改造,并不等于改造好了,更不等于没有问题了。每一步改造都得经过斗争。何况就是有些初步表示肯改的,也还会有反复；有些表面顺从的,还是假象(像×××,我是直到这次会上才发现他是那样拒不认罪)。不时刻警惕这一点,就是太平观念、麻痹思想。我带着这个问题重读毛主席这一段指示：
+
+　　“决不可以认为反革命力量顺从我们了,他们就成了革命党了,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图就不存在了。决不是这样。”
+
+　　我自己是愿意改的,觉得犯了罪就要认罪,要改过自新,何必自己骗自己,干嘛明路不走走黑路。我自己这么想,就觉得别人也都这么想,这就丧失了敌情观念。联系上面这段最高指示,我觉得就是对自己也不能有太平观念：二三十年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十几年的修正主义思潮,中毒那么深,这些思想上的敌人是那么容易从头脑里退走的？如果不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地抓住自己思想里的敌人斗,还是会犯新罪的。
+
+　　今后要在劳动改造的同时,做好工作,完成办公室交给的政治任务,我想,一是要用主席思想挂帅,把完成政治任务过程中的活思想,拿来同最高指示对照,改造自己的思想,任务就完成得好一些；二是要加强请示汇报,林副主席“八·九讲话”要各地负责人随时请示汇报,打电报、打电话,甚至坐飞机到中央来,不要怕中央麻烦,中央不怕麻烦,这样��可以少犯错误。这个道理到处适用。办公室交派的任务,要经常请示汇报,坚决消除自以为是、自作主张的现象。包括有些比较小的事,不要自以为是小事,因为自己没改造好,有时看不出问题来；也许汇报上来,全面情况一碰,就不是小事。
+
+　　2.这次布置小结后,检查来队后违反纪律的事,我检查出以下两次,是不该说而乱说,是政治性的错误。我的小结还没有自报,现提前交代出来。
+
+　　在帮×××搬家时,我发现他家里没人,问他,他说不在北京。我就问他从哪儿调来的。他说是××电台。我就问他××台的朱×怎么样,他说不知道。(朱×解放前和我在同一学校,1956年他来北京时问过我。)我又说：“你们××台来的, ××是叛徒, ×××是叛徒,你过去知道不知道？”我本来天真地想,他们一起工作多年,他不能说他一点不了解他们的历史(即使不能断定是叛徒),但×××用一句“不知道”把我顶回来。最近通过小结我才知道,×××也有过替日本、汉奸办事的罪行,他当然回避这些事情。从我来检查,这句话根本就不该说,不当。我当时所以脱口而出这句话,还有个原因,就是过去我跟×××有过矛盾,我说过他“老奸巨滑”,因此挨过批评,现查明他原是叛徒,心里觉得“出气”；这跟革命者出于阶级感情痛恨敌人,为敌人被揪出而拍手称快,是不一样的,我夹杂了个人的因素。这也是应检查的。
+
+　　在锅炉房劳动,一次休息时,和杨子毅谈起在河南的四清,我说,那时社教分团的×××(××县委书记,旧地委“接班人”）是个叛徒,当时还被旧地委当做“接班人”呢。杨子毅接着问,当时地委的(副书记) ×××不知道怎样,他说去年他见街上刷过他的大标语。我说, ×××开始支持二七公社,到北京参加谈判时,老保刷标语反他；后来安阳地区二七公社内部有分裂,不知道×××表现怎样了。其实,杨子毅这个问话,我根本不应该回答,如果时刻想到自己是个什么人,也根本不应议论这些事。这是纪律观念松弛的又一个严重表现。
+
+　　我把我检查出来的这两个问题交代出来,承认错误。请办公室审查。请办公室批评。
+
+　　 1968年11月24日
+
+　　· 来源：
+
+　　邵燕祥《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

CCRD/0/8/4/000037.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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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從文：我的检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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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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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稿是作者“解放”以后，发还本人的材料之一。可见未能如愿转给中央文革。1992年2月沈虎雏整理】
+
+　　我是解放后才由北大国文系改入历史博物馆的，同时还在北大博物馆系教教陶瓷。因为北大博物馆系那个供参考用的陈列室，部分瓷器和漆器，多是我捐赠的，同时还捐赠了些书籍。
+
+　　到馆不多久，即送我去西苑革大“政治学院”学习，约一年之久。临结业前，多重新分配工作，有的自愿填写。我因为经过内外变故太大，新社会要求又不明白，自己还能做什么也不明白，所以转问小组长，请转询上级，看做什么工作好，就派我去。因为既学习了将近一年，有大半年都是在饭后去厨房服务，和一个老炊事员关系搞得很熟。已对为人民服务不分大小有所体会。过不久，小组长约我谈话，告我上级还是希望我回到作家队伍中搞创作。这事大致也是那边事先即考虑过的。因为较早一些时候，就有好几位当时在马列学院学习的作家来看过我，多是过去不熟的。鼓励我再学习，再写作。
+
+　　要我重新写作，明白是对我一种极大鼓励。但是我自己丧了气。头脑经常还在混乱痛苦中，恐怕出差错。也对“做作家”少妄想。且极端缺少新社会新生活经验。曾试写了个《炊事员》，也无法完成。所以表示，还是希望回到博物馆服务。工作寂寞点不妨事，人事简单比较容易适应。因此，即回了博物馆。照当时情况说来，工作是比较困难的。首先是我自己史部学底子极差，文物知识也皮毛零碎，图书室又不像样。同时来的同事比起来，知识都比我扎实得多。有的搞了几十年陶瓷，如傅振伦。有的熟习汉事有专著，如马非百。有的还专史学考古，如孙、姚、王、李诸人。按习惯，研究员主要就是坐办公室看书，或商讨工作计划，谈天，学习文件。没有人考虑到去陈列室，一面学，一面做说明员，从文物与观众两方面研究学习，可望提高认识的。我正因为无知，第一记住“不调查研究无发言权”（作者历来不会准确引用政治术语，即使在“文革”中易获“篡改”一类罪名情况下，他在转述政治理论文件原文，或试用“文革”语汇于文字中时，仍只能做到大致仿佛程度。下同），第二记住“研究中国文化史的重要性”，第三学习《实践论》，《人民日报》社论上介绍说“若一切学术研究工作，善于用实践论求知识，反复求证的方法去进行，必可得到新的进展”（大意是这么说的）。又学习过《矛盾论》，并不怎么懂，但是觉得，就懂到的点滴，试运用到文物研究，也一定可望取得新发现。明白“一切不孤立，一切事有联系和发展”。这些原则当时虽还孤零的记入印象中，但试来结合到我对于文物的学习研究上，得启发就太大了。本馆一系列特别展览，我总是主动去做说明员。一面学，一面讲。工作当然比坐办公室谈天、看书为辛苦。可是，知识或基本常识，便越来越落实了。加上入库房工作和图书室整理材料工作，凡派到头上的就干。常识一会通，不多久，情形自然就变化了。有了问题，我起始有了发言权。有些新问题，我慢慢的懂了。再结合文献，对文献中问题，也就懂得深了些，落实好些，基础踏实些。
+
+　　记得当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10摄氏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在上面转来转去学习为人民服务，是要有较大耐心和持久热情的！我呢，觉得十分自然平常。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
+
+　　事实上，我就在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十年。一切常识就是那么通过实践学来的。有些问题比较专门，而且是国内过去研究中的空白点，也还是从实践学来的。比如说，看了过十万绸缎，又结合文献，我当然懂得就比较落实了。
+
+　　大致当时从组织上看来，我的工作似太沉闷了点，（或者别的原因）为照顾我情绪，又让我去当时辅仁大学教三小时散文习作，为二十个学生改卷子。不多久，又给我机会去四川参加土改。这期间，我曾写了个《我在文学创作上错误思想的检讨》（1951 年11 月11 日，《光明日报》以《我的学习》为题发表了这篇检讨），可能是由《光明日报》发表，香港曾转载过。土改工作是在内江县三区产甘蔗出白糖地区，剥削特别严重，蔗农生活多近于农奴。我在总队部专搞“糖房的剥削调查”工作，工作前后约五个月。受到一次终生难忘的深刻教育。本来用意，也有可能��望我就材料写一中或长篇小说。末后因为时间短，问题多，懂的事还不够全面，无法着手，只好搁下。
+
+　　回到重庆，总队总结发言时，还曾让我就问题作二十分钟发言。我表示完全拥护党的政策。（作者曾在当时一封家书里谈到这次发言情况：“……我也上到台上去，在播音器面前说了二十分钟的糖房剥削问题。如有四十分钟从从容容说，就把问题展开，还像个报告了。只压缩到二十分钟，说一半时，却有人来递一字条，‘已超过五分钟’。这种打岔是完全成功的，就不想说下去，结束了。”）
+
+　　回到北京，因参加过土改，对个人写作思想错误，有深一些认识，在学生中还主动自我批评了一次。不几天后，又调我参加文物行业的三反、五反，约工作一月，更近于“作战”。当时全市似约百二十家古董铺，我大约记得前后即检查了八十多家。馆中同事参加这一战役最久的，我是其中之一。这也明显是组织上有意教育我，有更多实践学习的机会。工作是十分辛苦的，却十分兴奋愉快。记得和几个公安人员一道，他们搬移东西，我说文物名称、年代，后来喉咙也嚷哑了。我的综合文物知识比较广泛，也比较踏实，和这次组织上给我的教育机会特别有关。主席伟大无比著作《实践论》提示求知识的新方法，试用到我本人学习上，得到的初步收获，使我死心塌地在博物馆做小螺丝钉了。我同时也抱了一点妄想，即从文物出发，来研究劳动人民成就的“劳动文化史”、“物质文化史”，及以劳动人民成就为主的“新美史”和“陶”、“瓷”、“丝”、“漆”，及金属工艺等等专题发展史。这些工作，在国内，大都可说还是空白点，不易措手。但是从实践出发，条件好，是可望逐一搞清楚的。对此后通史编写，也十分有用的。因为若说起“一切文化成于劳动人民之手”，提法求落实，就得懂史实！因此，当辅仁合并于人民大学，正式聘我做国文系教授时，我答应后，经过反复考虑，还是拒绝了。以当时待遇而言，去学校，大致有200 左右薪资，博物馆不过100 左右，为了工作，我最后还是决定不去。我依稀记得有这么一点认识：教书好，有的是教授，至于试用《实践论》求知方法，运用到搞文物的新工作，不受洋框框考古学影响，不受本国玩古董字画旧影响，而完全用一种新方法、新态度，来进行文物研究工作的，在国内同行实在还不多。我由于从各个部门初步得到了些经验，深深相信这么工作是一条崭新的路。做得好，是可望把做学问的方法，带入一个完全新的发展上去，具有学术革命意义的。
+
+　　如果方法对，个人成就即或有限，不愁后来无人。
+
+　　我于是心安理得，继续学习下来了。
+
+　　我虽那么为工作而设想，给同事印象，却不会怎么好。因为各人学习方法不同，总像我是“不安心工作，终日飘飘荡荡”，特别是整日在陈列室，他们无从理解。因为研究员有研究员习惯架子（或责任），不坐下来研究，却去陈列室转，作一般观众说明，对他们说是不可理解的。所以故宫直到1964 年后，除非什么要人贵宾来参观，高级研究员才出面相陪，平时可从不肯为普通观众作说明的。本馆也有这个习气，唯在专题展时稍好些。陈列改上新大楼，情形不同一点。但是有点基本认识并未克服，因此即少有搞陈列的同志，真正明白从做说明员中，同时还可以学许许多多东西。且由此明白某部分懂得并不深透，再进而结合文献去印证，去反复印证。所以经过十年八年后，说来说去，永远无从对某一问题的深入。因此到改陈时，就多是临时抓抓换换，而并非胸有成竹，心中有数！
+
+　　这是谁的责任？我想领导业务的应负责任。从一系列特种展和新楼陈列展，他本人对文物学了什么？只有天知道！说我飘飘荡荡不安心工作，到我搞出点点成绩，他又有理由说我是“白专”了。全不想想直接领导业务，而对具体文物业务那么无知而不学，是什么？别人一切近于由无到有，却学了那么多，方法原因又何在？总以为我学习是从个人兴趣出发，一点不明白恰恰不是个人兴趣。
+
+　　正因为那种领导业务方法，不可能使业务知识得到应有的提高，许多同志终于各以不同原因离开了。因此一来，外机关有更好的位置，我也不会离开了。因为我相信我学习的方法若对头，总有一天会得到党领导认可的，研究人少，我工作责任加重是应当的。
+
+　　博物馆到计划搞通史陈列时，碰到万千种具体问题，都得具体知识解决，不认真去���一学懂它，能解决吗？不可能的！没有一批踏踏实实肯学习的工作同志，用什么去给观众？问题杂，一下子搞不好，是必然的。要搞好，还是一个“学习”。所以我继续学下来了。以为我只是从个人兴趣出发，其实是不明白陈列说明中所碰到问题的多方面性。一个研究员在很多方面“万金油”的常识，有时比专家权威还重要得多。
+
+　　从生活表面看来，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说不上了。因为如和一般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赫赫烜烜，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我既从来不找他们，即顶头上司郑振铎也没找过，也无羡慕或自觉委屈处。有三个原因稳住了我，支持了我：一、我的生命是党抢救回来的，我没有自己，余生除了为党做事，什么都不重要；二、我总想念着在政治学院学习经年，每天在一起的那个老炊事员，我觉得向他学习，不声不响干下去，完全对；三、我觉得学习用实践论、矛盾论、辩证唯物论搞文物工作，一切从发展和联系去看问题，许多疑难问题都可望迎刃而解，许多过去研究中的空白点都可望得出头绪，而对新的历史科学研究领域实宽阔无边。而且一切研究为了应用，即以丝、瓷两部门的“古为今用”而言，也就有的是工作可做。所以当时个人生活工作即再困难，也毫无丝毫不快。一面工作，有时一面流泪，只是感到过去写作上“自以为是”犯的错误，愧对党、愧对人民而已，哪里会是因为地位待遇等等问题？
+
+　　大致是1953 年，馆中在午门楼上，举行“全国文物展”。我自然依旧充满了热情，一面学，一面做说明员。展出时间似相当长久，因此明白问题也较多。
+
+　　后来才听说主席在闭馆时曾亲来看过两次。看过后很满意。问陪他的：“有些什么人在这里搞研究？”他们回答：“有沈从文……”主席说：“这也很好嘛……”就是这一句话，我活到现在，即或血压到了二百三，心脏一天要痛二小时，还是要想努力学下去，把待完成的《丝绸简史》、《漆工艺简史》、《陶瓷工艺简史》、《金属加工简史》一一完成。若果这十八年工作上有了错误，降我的级，作为一个起码工作人员，减我的薪，到三十元，至多五十元，在这种情形下，只要我心脏支持得住，手边有工具书有材料可使用，工作还是可以用极端饱满热忱来完成。而且还深信，这工作是会在不断改正中搞得好的。为什么？因为我老老实实在午门楼上转了十年，搞调查研究，有些认识是崭新的，唯物的！我应当用工作来报答主席，报答党。
+
+　　同样是1953 年，似9 月间，全国文代会第二次大会在怀仁堂举行，我被提名推为出席大会代表。我参加了大会。到左侧房子接见一部分代表时，主席和总理等接见了我们。由文化部沈部长逐一介绍。主席问过我年龄后，承他老人家勉励我“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我当时除了兴奋感激，眼睛发潮，什么也没说。为什么？因为我前后写了六十本小说，总不可能全部是毒草，而事实上在“一? 二八”时，即有两部短篇不能出版。抗战后，在广西又有三部小说稿被扣，不许印行。其中一部《长河》，被删改了许多才发还，后来才印行。二短篇集被毁去。解放后，得书店通知（也是在1953 年左右），全部作品并纸版皆毁去。时《福尔摩斯侦探案》、《封神演义》、《啼笑姻缘》还大量印行，老舍、巴金、茅盾等作品更不必说了。我的遭遇不能不算离奇。这次大会经主席接见，一加勉慰，我不能自禁万分感激而眼湿。给我机会在写作上再来补过赎罪。照我当时的理解，这对我过去全部工作，即无任何一个集子肯定意义，总也不会是完全否定意义。若完全否定，我就不至于重新得到许可出席为大会代表了，不至于再勉励我再写几年小说了。
+
+　　这勉励，只增加我感激和惭愧。这经过，即家中人我也没有说，只考虑我应当怎么办。由于学习了几年主席关于文艺的许多指示，从工作全面去考虑，照“文艺面向工农兵”的原则，我懂的多是旧社会事件问题，而对新社会问题懂得极少，即或短期参加过土改、五反，较长时间却在午门楼上陈列室、文物库房、图书室。若重新搞写作，一切得从新学习。照我这么笨拙的人，不经过三年五载反复的学、写、改，决不会出成果。同时从延安随同部队，充满斗争经验，思想又改造得好的少壮有为、聪明才智出众超群的新作家又那么多。另一方面，即博物馆还是个新事业，新的研究工作的人实在并不多。老一辈“玩古董”方式的文物鉴定多不顶用，新一辈从外来洋框框“考古学”入手的也不顶用，从几年学习工作实践中已看出问题。同级研究工作人员，多感觉搞这行无出路，即大学生从博物馆系、史学系毕业的，也多不安心工作。我估计到我的能力和社会需要，若同样用五六年时间，来继续对文物作综合研究，许多空白点，一定时期都可望突破，或取得较大进展。我再辛苦寂寞，也觉得十分平常，而且认为自然应当，十分合理了。
+
+　　因此，我就一直在午门楼上转了十年，学了十年，许多旧日同行，学校同事，都认为是不可解的！
+
+　　工作不可免遇到许多困难，有来自外部的，也有出于本身的。来自外部，多由于不明白许多工作是崭新的，创始的，带试探性，不可免会走些弯路，必须不断改正，才可望逐渐符合事实，得出正确认识。正应合了前人所说“民可乐成而难创始”，必见出显明成绩后，才会得到承认。例如我搞绸缎服装，馆中同志初即多以为是由个人兴趣出发，不是研究中必需的，不明白它用在许多方面，都有一定作用。直到我写出篇有关锦缎论文时，同行中才明白，这里面还有那么些问题，为从来写美术史的所不知。且就这一部门举几个小例，就可证明搞绸缎可不是什么个人兴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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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馆建馆时，派过两位同志去上海征集文物，花一千五百元买来一部商人担保是北宋原装原拓《圣教序》。这部帖据说还经由申博专家代为鉴定的。拿来一看，不必翻阅即可断定说的原装大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封面小花锦是18 世纪中期典型锦，什么“担保”谎话，什么专家“权威”鉴定，若有了点锦缎常识，岂不是一下即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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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传世有名的《洛神赋图》，全中国教美术史的、写美术史的，都人云亦云，以为是东晋顾恺之作品，从没有人敢于怀疑。其实若果其中有个人肯学学服装，有点历史常识，一看曹植身边侍从穿戴，全是北朝时人制度；两个船夫，也是北朝时劳动人民穿着；二驸马骑士，戴典型北朝漆纱笼冠。那个洛神双鬟髻，则史志上经常提起出于东晋末年，盛行于齐梁。到唐代，则绘龙女、天女还使用。从这些物证一加核对，则《洛神赋图》最早不出展子虔等手笔，比顾恺之晚许多年，哪宜举例为顾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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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东北博物馆藏了一批缂丝，是全国著名而世界上写美术史的专家也要提提的。因为在伪满时即印成了一部精美图录，定价四百元，解放后在国内竟卖到三百元一部。1963 年人民美术出版社还拟重印，业已制版。东北一个鉴定专家在序言中说得天花乱坠。其实内中年代多不可靠。有个“天宫”缂丝相，一定说是宋代珍品，经指出，衣上花纹是典型乾隆样式，即雍正也不会有，才不出版。其实内中还有许多幅清代作品当成宋代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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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故宫几年前曾花了六七百元买了个“天鹿锦”卷子，为了上有乾隆题诗，即信以为真。我当时正在线绣组做顾问，拿来一看，才明白原来只是明代衣上一片残绣，既不是“宋”也不是“锦”。后经丝绣组一中学毕业工作同志，作文章证明是明代残料。那么多专家，还不如一个初学丝绸的青年知识扎实。为什么？故宫藏丝绸过十万，但少有人考虑过“要懂它，必须学”的道理。至于那个青年，却老老实实，看了几万绸缎，有了真正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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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故宫以前花了几百两黄金，收了幅乾隆题诗认为隋展子虔手迹（即《游春图》。作者1947 年发表的《读〈游春图〉有感》，认为可能不是展子虔真迹）。既经过鉴定，又精印出来，世界流传，写美术史的自然也一律奉若“国宝”。其实若懂得点历代服装冠巾衍变，马匹装备衍变，只从这占全画不到一寸大的地位上，即可提出不同怀疑，衣冠似晚唐，马似晚唐，不大可能出自展子虔之手。
+
+　　此外如著名的《簪花仕女图》的时代，韩滉《五牛图》的伪托，都可提出一系列物证，重新估价。过去若肯听听我这个对于字画算是“纯粹外行”提出的几点怀疑，可能就根本不必花费那以百两计的黄金和十万计的人民币了。其中关键处就是“专家知识”有时没有“常识辅助”，结果就走不通。而常识若善于应用，就远比专家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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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目前说来，我显明还是个少数派。因���封建帝王名人收藏题字和现代重视的鉴定权威，还是占有完全势力，传统迷信还是深入人心，谈鉴定字画，我还是毫无发言权。可是我却深信，为新的文物鉴定研究，提出些唯物的试探，由于种种限制，尽管不可免会有各种错误，总之，工作方法是新的，而且比较可靠。破除迷信是有物质基础，不是凭空猜谜人云亦云的。将来必然会发展为一种主要鉴定方法。
+
+　　我在前面随手举的几个例子，只在说明，我始终留在博物馆不动原因，不是为了名、利、权、位，主要是求补过赎罪。搞的研究，不是个人兴趣，而是要解决一系列所谓重要文物时代真伪问题。不是想做专家权威，正是要用土方法，打破在文物界中或历史上的一切专家“权威”，破除对他们千年来造成的积习迷信，为毛泽东时代写新的中国文化史或美术史，贡献出点点绵薄之力。
+
+　　这十八年中，我的工作另外方面犯了许多大小错误，曾初次做过大小六十多次的检讨。一定还有不少未提到处。我的学习方法、工作方法，必然也还有待不断改善，并反复检讨和自我批评。现在只是就主席勉励我写作，我没有照指示做去，依旧留在博物馆的前因后果，前后思想，就个人记忆到的说明一下。这里自然包含一些希望，就是可以明白我根本不是什么专家“权威”，而我的学习，却近于由无到有，用土方法，依照主席《实践论》的指示，搞调查研究，来破除文物鉴定的传统“迷信”、传统“权威”，不问是徽宗、乾隆帝王，都可以加以否定！一切努力，都是在对专家“权威”有所“破”、有所否定的。
+
+　　我希望在学习改造中，心脏和神经还能支持，不至于忽然报废，而能把许多待进行、待完成的工作，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完成一部分就好！
+
+　　一个人血压收缩压总在二百毫米汞柱以上，一天还有一二小时心脏发痛，搞工作的愿望即再顽强，总还是不免要受体力限制，感到生命有限，难以为继。记得前年即曾为“江青同志”写了个信：“为了补过赎罪，我在博物馆工作已十多年，搞综合文物研究。别的工作再求深入，受体力限制，已不会有什么成就。唯对锦缎研究，拟恢复三几百种健康活泼可供再生产参考取法的图样，留着我女孩做助手（作者女儿待业在家，1966 年9 月被赶回原籍。这里提到的信可能是那时候写的），不要公家一文钱，或者在不甚费事情形下，即可完成……”
+
+　　1963 年政协大会，我曾提案建议，将京郊上方山藏明锦（指庙宇中所存明代《大藏经》用织锦装裱的经面、经套，近数十年间大量被盗出国外，已所剩不多），经过故宫派人看选过的约一千七百种，调来北京。这案通过后，文化部和故宫已共同派人把原物调来，现存故宫丝绣组。那么一份材料，内中当然包含许多问题，必须加以整理，才能说明白糟粕和精华。若由对问题陌生人去清理，一年半载中恐怕搞不出结果。若让我去参加，至多有十天半月，即可将问题弄清楚，明白来龙去脉，写出简明报告。也算是完成一件工作。所以我希望在不久将来，得到解放后（实际上作者被宣布“解放”的时间，还在十个月之后）还能抢时间，先解决下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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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我个人认识水平，破四旧中的“破”，除对旧文化中特别有由于帝王名人、专家权威、狡诈商人共同做成的对于许多旧文物的价值迷信，以为是什么“国宝”的许许多多东西，并不是一把火烧掉或捣毁，而是用一种历史科学新方法，破除对于这些东西的盲目迷信，还它一个本来面目。我的工作若或多或少还能起点作用，就继续做下去。我估计，数年前旧文化部聘请的几个鉴定字画专家“权威”，在国内鉴定的所谓“国宝”，若能用新的方法去重新检查一下，可能还有上千种都是可以证明根本不是那回事，只能当做“处理品”看待，至多也只是“参考品”而已。
+
+　　如我这个工作，在新社会已根本不需要，已不必要，在工作中又还犯了严重过失，就把我改为一个普通勤杂工，以看守陈列室，兼打扫三几个卫生间，至多让我抄抄文物卡片，我也将很愉快、谨慎、认真，来完成新的任务，因为这也近于还我一个本来面目。在新社会就我能做的做去，正是最好补过赎罪的办法！我吃了几十年剥削饭，写了许多坏文章，现在能在新社会国家博物馆做个陈列室的看护员，或勤杂工，只要体力还顶用，一定会好好做去，不至于感到丝毫委屈的。如果在新指示推动下，本馆工作将进入人事精简时期，商讨到职工去留，从客观说，我��所学，在新社会博物馆工作中已并没有多大需要，从我体力说，又实在担负不了工作任务，只近于指指点点说空话，凡是要用体力解决的我都已办不了，高血压又已定型，身体报废不过迟早间事，为了国家节约，把我放在第一批精简人数之内，我也将愉快接受。即或不做事，到馆中新的改陈要遇到一系列常识问题不好解决时，还是会就我头脑中记下的、理解的一一提出。外单位美术教育若有新的教材，照新要求应从“劳动文化”着眼，以劳动人民成就贡献占主要地位，求措辞得体有分寸，感到难于下笔，要问到时，我的点点滴滴常识，大致还得用，一定也会就记忆到的、理解到的一一说去。在完全尽义务情形下，把工作搞好一点。
+
+　　人老了，要求简单十分，吃几顿饭软和一点，能在晚上睡五六小时的觉，不至于在失眠中弄得头脑昏乱沉重，白天不至于忽然受意外冲击，血压高时头不至于过分感觉沉重，心脏痛不过于剧烈，次数少些，就很好很好了。至于有许多预期为国家为本馆可望进行、可望完成的工作，事实上大致多出于个人主观愿望，不大会得到社会客观需要所许可，因为社会变化太大，这三年来我和这个空前剧烈变化的社会完全隔绝，什么也不懂了。即馆中事，我也什么都不懂了。
+
+　　正因为对世事极端无知，我十分害怕说错话。写这个材料出来，究竟是不是会犯大错误，是不是给你们看了还可请求将来转给中央文革，当成一个附带材料？因为若不写出来，即或我家中也不大懂得我这十多年在博物馆，究竟为什么而学，学的一切又还有什么用？
+
+　　 沈从文1968年12月北京
+
+　　来源：《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沈从文谈艺术与文物》(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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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83 @@
+# 邵燕祥汇报写自传的一些认识
+
+　　<邵燕祥>
+
+## 〖邵燕祥，时任中央广播电视剧团编导组编辑。〗
+
+## 思想汇报(11月25日一30日)
+
+　　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
+　　这一周,遵照广联总和群众专政办公室的指示,写了自传。从8岁到现在,除编年缕述重要经历外,着重交代所犯的错误、罪行问题的事实。虽然限于篇幅,不多作批判,但想历史和写自传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自我批判,加深对罪行认识的过程。
+
+　　这份自传中,有些事情是过去未在正式材料中交代过,或虽有交代,而认识不深刻,检查不深刻的。大致如下：
+
+## (一)在创作方面
+
+　　1.解放前,1946年一1948年,即我13岁一15岁时,即开始向报刊投稿。这一点,在参加革命时即已交代清楚；但当时根本没想过要对这些稿件的思想内容作什么检查。以后党组织也没有审查这一部分东西。其实这一部分作品数量相当大,问题也不少。如比较突出的,在(新民报》“北海”副刊上发表的四五十篇小品文,基本上全是“吟风弄月”,无病呻吟,散播剥削阶级的思想毒素。我的这些坏作品实际上是“四十年代黑线”的产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对此是没有正视(认为自己早已跨越),毫无认识的。
+
+　　2.1949年2月解放军在北京举行人城式后,有两个美联社记者写了诬蔑性的报道,激起我人民公愤声讨。我当时在《北平日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驳斥该二美帝记者,这是对的,然而文中同时呼吁美国侨民自己起来“制裁”这两个美帝记者,暴露了严重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点和糊涂思想。过去对此是没有重视的。
+
+　　3.在1950年1月-2月间,发表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的《诗和小资产阶级感情》一文,劈头就引用了周扬在《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中的一段话,作为立论的根据。这表明我从一解放就开始迷信周扬的“权威”,把他看作党在文艺方面的领导人,而不以毛泽东思想去检查他的话“是否真有道理,是否合乎实际”。这一方面说明以周扬为代表的文艺黑线对我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个事实也是文艺界一个极坏的风气(动不动“周扬说……”)的代表之一。
+
+　　4.1957年5月下旬,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访苏纪事诗《会见赫鲁晓夫》,这一百多行的黑诗,是一株大毒草,是我的无法赎补的罪行。早在1960年《红旗》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以后,我忆及此诗,心里就觉得不是滋味。但长期以来总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自己辩护,一则想写此诗时,中央尚未公开正式点名批判赫贼，二则我在诗的第一部分即关于列宁—斯大林陵墓的描写，还是力图贯彻我党中央《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精神的（如说到斯大林时,写“透过千秋功过,闪耀着一颗丹心”)。其实这都是站不住脚的,都不能改变此诗是吹捧赫贼的反动实质。
+
+　　我在1966年5月,即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前,向剧团原支部就此写过一个检查报告。但后来历次检查材料中未再涉及此(后写入处分决定),有一条是我访苏回来后曾说：“赫鲁晓夫太毛糙”等；斗争中有关主持人是把我的上述黑诗当作没有问题的作品,指责我“实际上在私下里说赫鲁晓夫的坏话”，“而在作品里又歌颂他”,从这点出发,批判我为“两面派”。我在反右斗争中的检讨也承认自己“对兄弟党的领袖不尊重”,从而引申为也是一种反党行为。由于有这样一些历史情况,我总不愿在这问题上深谈,怕引起误会,说我要翻右派的案。
+
+　　现在,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早已明朗化,历史的帷幕已彻底拉开。我过去就说“赫鲁晓夫太毛糙”,如果算是一种批评,那是不触及要害的批评,不触及本质的批评,而《会见》一诗,则是地地道道的大毒草。我应该毫不含糊地承认这一严重罪行,向党和人民请罪。
+
+　　5.1960年11月,根据新版《青春之歌》增加的部分,处理一篇广播小说《林道静在农村》,播出。经过文化大革命,认识到《青春之歌》是为刘贼树碑立传的,是以工农假结合来对抗毛主席倡导的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从而认识到这是一篇毒草,我有罪责。
+
+　　6.1961年为中央台文艺部编《列宁喜爱的音乐作品》专题广播,其中除了革命歌曲和民歌外,也根据一些所谓“回忆录”的材料,选入一些资产阶级歌剧选曲和“抒情歌曲”。严重歪曲了列宁伟大形象。过去对此认识不够,一则想这个节目的主体部分还是好的,二则想这些都有“根据”,为自己开脱。经过文化大革命,认识到苏修篡政以后,拼命在宣扬列宁的幌子下歪曲列宁的形象(如小说、电影中把列宁描写为“人道主义者”)；因此推想,关于列宁的回忆录,除了列宁夫人等的以外,有不少当属于这种性质,是不可信的。再从节目效果来看,1961年正是文艺黑线大肆鼓吹名、洋、古的时候,广播中却把一些资产阶级作品标榜为“列宁喜爱的”,这是披着革命的外衣,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我是负有罪责的。
+
+　　7.1961年或1962年,《北京日报》约白凤鸣写一篇参加北京曲艺团学员班结业汇报演出的感想。白凤鸣找我略谈了他的观感,请我代笔。我替他写了一篇题为《清新之感》的短文草稿,交给他增补修改送出,后来发表了。这件事是最近想起来的(因当时匆匆代笔,没当作一件大事来办,办过就忘了)。这篇文章好像是鼓吹青年演员“学传统”(实则拜倒在剥削阶级的“遗产”和“师道”之前)的,内容记不清了,肯定是毒草,我有罪责。
+
+## (二)在机关工作方面
+
+　　1.在反右斗争以前,我办节目、发稿子主要有以下三段：
+
+　　1951年筹办《首都介绍》,写试稿,后未开办；
+
+　　1952年春夏至1953年11月,任文教组副组长(有时有组长，有时没有),办《文化生活》；
+
+　　1955年3月至1957年10月,任工业组副组长(主要负责人),办《工业节目》等。
+
+　　在我经办的节目和编发的稿件中,问题很多；过去走资派保护修正主义新闻路线不被揭发,我的这部分问题也受到庇护,未予清算。
+
+　　有关我的宣传思想、业务思想,可供审查的,我现在记起有1956年在中央台“基本建设报道座谈会”上的中心发言(连同附件一起刊登在同年《广播业务》第3期),以及一次对越南广播代表团的谈话(1956年,汇编成册)。这是有文字材料可查的。反右斗争中我在送审文艺作品稿件时,也曾将宣传业务方面的一些材料(包括上述在专业会上的发言)送给当时支部审查。后来批判斗争中,只搞了我的业余创作,编辑工作完全未涉及。
+
+　　此次新交代的,是1956年发表在《广播爱好者》上的介绍中央台工业节目一文,署名是“龚业祖”,这有助于对当时我具体负责的部分工作进行审查和批判。
+
+　　2.1955年我是中央台《工(业组)农(业组)财(经组)》支部肃反五人小组成员之一。现在看来，当时肃反漏掉了坏人；而且五人领导小组内就有坏人（除我外，另四人是顾文华、何光、苑子熙、刘彬)。
+
+　　我参加革命后,除了作过一段团的工作外,没有担任过党内职务，因此基本上是所谓“（专干）业务干部”，历次运动中，只有在肃反运动时正式担任过五人领导小组成员，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越益感到当时肃反不彻底，我是有一定罪责的。
+
+## （三）在社会关系方面
+
+　　1.周扬在1956年2月作协扩大理事会的报告中,在吹捧一批黑人黑作品同时,也吹捧了我。过去遇到有人说我是周扬等吹捧的“红人”时,我总不很服气。现在经过两年文化大革命,回头来看,不问周扬吹捧我的动机如何,这一“吹捧”确是事实,这至少表明我的作品符合了他的某种政治需要：周扬等为了复辟资本主义,要扩大他的黑队伍,我不正是被他们选中的对象之一么？
+
+　　2.1964年,旧文化部授予我《叶尔绍夫兄弟》剧目创作奖。现在看来,这次戏剧评奖乃是周扬黑线为了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文艺的重要批示,而搞的鬼花样。我的作品又一次成为他们装点门面的材料,从这一方面适应了他们的政治需要。
+
+　　以上两事有其类似之处。过去我总以同周扬黑线没有组织上的联系沾沾自喜。上述两事则表明,在1956年和1964年两次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重大搏斗的关键时刻,我被列入黑线“表扬”“奖励”的黑名单,这是对我的当头棒喝。
+
+　　3.1957年7月,由中国青年报社召集一批青年作者,包括我在内,到旧中宣部同周扬座谈。周扬曾说过一句黑话：“你们都说反对官僚主义,其实你们知道什么是官僚主义？把你们放在真正的官僚主义下面工作,那对你们才是锻炼呢！”(大意)长时期来我把这当做一句正面的话来理解。只是到此次运动中才愈益感觉它是一句极其恶毒的黑话。在运动初期1966年6月写揭发周扬的材料时,也还没认识到这一点。这次补充交代揭发。
+
+　　4.1957年8月,我列席文联党组扩大会。曾将揭发批判艾青的发言稿交主席团郭小川(后来未得发言机会)。现在回想这份发言稿是不深刻的；请向原作协或文联会议档案中查找,审查其中的问题。
+
+　　5.1961年7月在机关农场劳动时,曾写一信给原党委梅益、陈竞衰,揭发×××等四人到农场吃喝,不给粮票、钱票。梅益简复我表示知道了。这是我同梅益仅有的一次直接的、个别的通信联系。
+
+　　6.1964年夏,人民日报转载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后,我写信给戚本禹告以所引汪精卫诗有误。戚打电话表示感谢。此事过去没有交代过。
+
+　　以上这些问题,和过去早已交代、检讨过的其他问题,还须深入进行批判的认识,从两种世界观的斗争高度来深挖自己犯罪的根源。
+
+　　通过这次写自传,我更清楚地看到我20年来所走的道路：我怎样参加了民主革命；怎样没有认真改造,又在原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上接受了刘贼黑“六论”和文艺黑线的影响；怎样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中,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没有走毛主席指引的同工农结合的道路,堕落到以自己的坏作品去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
+
+　　我想所谓“认罪”,一是承认罪行,二是深刻地认识罪行。第一点我做到了,第二点,还要在劳动中不断加深认识,划清同黑线的界限。
+
+　　以上汇报,如有错误,请予批评。
+
+　　 1968年12月1日
+
+　　· 来源：
+
+　　邵燕祥《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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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3 @@
+# 想到将被清洗出电影界……
+
+　　<赵丹>
+
+　　今日读《解放日报》社论《文艺界首先要抓清队工作》一文，其中有一段直接引起我思想的波动:“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对于那些所谓‘三名’、‘三高’的人物，不能一概而论，一定要做阶级分析。他们当中有的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上的人物，就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对于这些坏人，我们必须彻底揭露他们，把他们清洗出去。”
+
+　　原来我主观的设想是:将我这样的人清除出党，不能再干导演、演员工作了。一切政治待遇、社会职务及特殊化生活待遇等等，通通一杆子刷到底，这是没疑问的。因此，思想上一点也不存在任何幻想。但总觉得仍可留在厂里，给一个力所能及的小小工作做，或接受群众的监督劳动等，也就是说还能给碗饭吃吧！现在看来，这种想法也是不切实际、不符合革命路线的政策、精神了！
+
+　　紧跟着而来的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年岁渐大，巳经五十四岁了，能以自己的体力与能力（我过去是个空头“艺术家”）养活自己吗？但又一想，这种想法又是错误的，仍是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人的体力和能力都是可以通过实践锻炼出来的，五十四岁算什么岁数大？只要有一颗真诚向劳动人民认罪、服罪、赎罪的心，拜他们为师！只要有一颗真诚地为人民服务的红心，干哪一行、哪一业都行！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
+
+　　党是伟大的党，无产阶级是伟大的阶级，我们的社会是伟大的社会，决不会饿死人的！只要自己下半辈子不再做个剥削者，无论干哪一行、哪一业，又无论去天南地北，上山下乡，到工厂、到农村，重体力、轻体力，都是光荣幸福的！而且相信一定会干出成绩来的！
+
+　　若是能改造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光荣的工人或农民，该有多好！然而这又是多么大的奢望啊！这是还要经过多少努力奋斗来创造条件，才能达到的事！又不知组织和革命群众给不给予这样莫大的恩典呢！
+
+　　我相信，“不给出路，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总是会给我出路的！
+
+　　若从十八岁干电影算起，已干了三十六年；若从十三岁干话剧算起，已经足足干了四十年了。今日落到被清洗出电影界、文艺界，心头当然是非常沉痛的！辛酸的！但是，“新陈代谢”这本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搬掉我们这批革命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障碍物，让新生的、无限美妙的、革命的电影事业蓬勃发展，这实在是最好的好事！这样一想，心里又豁达、开朗起来！马列主义者应当永远是乐观主义者，因为他总是相信一切新鲜的、美好的、进步的事物，必然战胜一切陈旧的、腐朽的、落后的、反动的东西！
+
+　　 139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一日
+
+　　· 来源：
+
+　　李辉整理《赵丹自述》，大象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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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17 @@
+# 内蒙古军区后勤部关于鲍风畏罪自杀和平反的档案材料
+
+## 内蒙古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关于反革命分子鲍风畏罪自杀的报告
+
+## 1968.12.08
+
+## 最高指示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
+　　※  ※  ※
+
+　　（军区首长、军区政治部并军区专案办公室：）
+
+　　内蒙古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原保卫科长鲍风（已于1968年8月15日免职）。男、蒙族，现年41岁，1946年6月入伍，1948年11月入党，行政16级。于1968年11月23日入学习班，12月8日5时30分畏罪跳楼，经抢救无效死亡。
+
+　　一、包风自幼在归绥省伪蒙疆兴蒙中学上学，深受日本鬼子的奴化教育，1943年冬入张家口兴蒙学院受训（据公安厅档案材料，兴蒙学院是日特机关主办的专门培训日特的学校），有日特嫌疑。本人未作交待。挖肃运动以来表现神情不安极为恐慌，最近已突破的“内人党”分子宝音、绰罗等人都揭发鲍风也是“内人党”分子，但其一直抗拒不作登记。12月6号开始正面接触，交待政策，促其交待“内人党”问题，但由于包风的反革命立场没有改变，负隅顽抗，于12月8日早5时30分利用去厕所小便的机会，突然由3楼窗户跳出畏罪自杀死亡。
+
+　　二、鲍风的自杀主要责任应该自己负责，但我们工作上也有漏洞，虽一再强调要加强防范措施，交待政策指明出路，但仍有些同志警惕性不高，思想麻痹，没有完全堵塞漏洞，加之交待政策，指明出路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也不够完全。近日来大家战斗情绪很高，但个别同志也有急躁情绪，这些问题领导发现后已及时纠正。
+
+　　三、已采取的措施：
+
+　　1、召集了各战斗组的全体人员会议，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提高警惕性加强防范措施，既要坚定不移地把挖肃斗争进行到底，又要严格执行党的政策。
+
+　　2、对全体战斗员要不断加强思想教育，要用毛泽东思想战胜敌人，用党的政策攻心。对敌人也要做政治思想工作，指明出路，促其交待问题，坚持说理斗争，反对逼供信，提倡文斗反对武斗。
+
+　　3、加强警卫防范措施，凡是进行的对象每个人都有3名战士同住一屋严加看管，防止行凶自杀的类似事件发生。
+
+　　以上报告妥否？请指示。
+
+　　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
+　　 1968年12月8日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后勤部党委关于对鲍风同志问题的结论
+
+## 1969.08.20；（69）n第283号
+
+## 最高指示
+
+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
+
+## 关于对鲍风同志问题的结论
+
+　　鲍风（原名巴图道尔吉），男，蒙古族，今年41岁，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人，中农出身，学生成份。1946年6月入伍，1948年11月入党。入伍后历任：班长、政指、文教、学员、干事、副科长、科长等职，行政16级。
+
+　　鲍风同志于1968年11月22日，因以在伪兴蒙学院“受特务训练”和“新内人党”嫌疑，被调进军区后勤部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进行审查，由于逼、供、信使之于1968年12月8日晨5时造成了非正常死亡（坠楼身死）。
+
+　　为查清鲍风同志的历史和历史问题，做出正确的结论，后勤部党委于6月7日分别以葛明光、高成福二同志为主的组成了两个调查组，经过20天的调查，结果是：
+
+## 一、关于在伪兴蒙学院“受特务训练”问题。
+
+　　原来怀疑鲍风同志是“特嫌”，是根据内蒙公安厅档案室材料“兴蒙学院是百灵庙日本特务机关的特务训练机构”、“百灵庙特务机关为了扩充所属特务机关的分支机构，在1943年冬从所属特务机关秘侦及向各旗县政府利用培养行政人员名义选来了30余名施以3个月的特务训练……。”在鲍风同志的档案中写道：“1943年8月在兴蒙学院学习。”从时间、地点都和内蒙公安厅的材料相近。因此，怀疑他是“特务”。
+
+　　经向张家口市公安机关和鲍风同志当时的老师、同学5人调查（旁证材料如附）证实：张家口市大境门外元宝山确有一所兴蒙学院，但它不是专门培养特务的学校，而是一所由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领导下，主要是培养蒙古族小学师资的师范性学校。百灵庙日本特务机关为了扩充其所属分支机构，1943年冬曾借用该学院房舍开办了一个训练队，专门训练特务。经查证：鲍风同志是在1944年底，从原伪厚和蒙古中学毕业后被集体送往张家口市兴蒙学院师范班，受了几个月的师资训练，1945年春毕业被分配到凉城县六苏木担任小学教员，一直到1946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此期间没有发现鲍风同志有什么问题。
+
+## 二、关于“新内人党”分子的问题。
+
+　　后勤部党委已经做出决定宣布：给鲍风同志做了彻底地平反。
+
+## 三、关于鲍风同志的死亡问题。
+
+　　经与当时的专案组和看守战士等多方面的调查证实：鲍风同志确系坠楼身死。
+
+　　结论：鲍风同志的历史是清楚的，在伪兴蒙学院学习期间，没有受过特务训练。自1946年参加革命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为祖国的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是一个好同志，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但在这次挖“新内人党”过程中，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毫无根据地把鲍风同志打成为“新内人党”分子，使之在逼、供、信的情况下造成了非正常死亡。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指示和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69）165号文件精神，内蒙古军区后勤部党委决定：对鲍风同志的特嫌问题给予消除；“新内人党”问题给予彻底平反；死亡问题按“因公死亡”待遇进行抚恤并以公费扶养其母亲，妻子和女儿。
+
+　　此结论
+
+　　附：调查旁证材料13份46页。
+
+　　 中共内蒙古军区后勤部委员会1969年8月20日
+
+　　（发：鲍风同志家乡、家属。）
+
+　　（报：军区党委。）
+
+　　（抄：军区政治部干部部、保卫部，后勤政治部、存。打印7份。）
+
+## 中共内蒙古军区后勤部委员会关于鲍风同志的结论
+
+## 1975.12.15；（76后党字）第5号
+
+　　鲍风，原名巴图道尔吉，男，蒙古族，1928年生，内蒙古凉城县人，中农出身，学生成份。1946年6月入伍，1948年11月入党，原任内蒙古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保卫科科长，行政16级。
+
+　　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中，鲍风同志在逼、供、信的情况下造成非正常死亡。
+
+　　鲍风同志自1946年入伍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祖国的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是一个好同志，好干部。
+
+　　根据中共中央《五·二二》批示和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革发（69）一六五号文件精神，经后勤部党委决定：对鲍风同志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错整了的问题，给予彻底平反，按“因公死亡”待遇进行抚恤，由军队按随军家属的标准对其妻子和女儿发给生活费。并承担抚养其母亲。
+
+　　此结论
+
+　　 中共内蒙古军区后勤部委员会1975年12月15日
+
+　　（报：军区备案，存档，打印5份。）
+
+## 中共内蒙古军区后勤部委员会关于对鲍风同志被迫害致死的结论
+
+## 1981.04.13
+
+　　鲍风，原名巴图道尔吉，男，蒙古族，1927年生，内蒙古凉城县人，中农出身，学生成分，1946年6月入伍，1948年11月入党。原任内蒙古军区后勤政治部保卫科科长，行政16级。
+
+　　鲍风同志于1968年8月被免去科长职务，派往生产建设兵团支左。同年11月23日，以“新内人党”份子被召回，送入原后勤“挖肃学习班”，开始审查了他的“特嫌”问题。其“特嫌”的来历是：于1968年春，原政治部干事孙万匡（已自杀）曾接待要通过鲍风同志了解情况的地方外调人员后，认为鲍有“问题”，即去内蒙古公安厅档案室抄来了敌伪档案材料。该材料称：“兴蒙学院是百灵庙日本特务机关的特务训练机构。”又称：“百灵庙特务机关，为了扩充所属特务机关秘侦及向各旗县政府利用培养行政人员名誉选来了30余名，施以3个月的特务训练。”又以望文生义的手法，抓住鲍档案登记表中的，“1943年8月入兴蒙学院学习”部分，原后勤政治部干事、“造反派”头头王继春，向和竹亭政委做了鲍有“特嫌”的报告。当时曾调查的材料证实：鲍是1944年冬入兴蒙学院学习的。但以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材料，把鲍风同志定了“特嫌”的。
+
+　　鲍风同志不幸逝世后的调查材料证实：当时张家口市确有过一所伪蒙疆政府办的兴蒙学院。它不是培养特务的学校，而是培养蒙族师资的师范性学校。1943年冬，百灵庙日本特务机关，曾借用该校房舍，开办过一期特务训练。鲍风同志是1944年冬，从伪原和蒙古中学毕业后，被集体送入该校师范班，受了几个月的师资训练，于1945年春，被分配到凉城六苏木小学当教员到1946年6月入伍。
+
+　　把鲍风同志送进“挖肃学习班”后，以成立了办案组，开始审查他的“特嫌”问题。其成员有：组长是原后勤政治部干事高连芳，副组长是二五三医��军医吴匡兴，其他成员是李树森、石贵、刘莫杰等人，王继春被推举任顾问，自愿参与者有叶世万、王文举。他们把鲍风同志单独送进原卫校东楼3楼301号房间，指派两名战士看管。秘设公堂，多次刑讯逼供，特别是12月7日晚，进行了3个小时的严重的刑讯逼供。使用的刑罚有：罚站，低头弯腰，来回推拉，揪耳朵和头发摔打，拧胳膊，往脖子上挂凳子等等。致使鲍风同志的眼、脸、耳等肿胀，腿出了毛病，不能走路，双手臂肿大，在脖子和腰部致伤，被拔掉头发131根之多。但，鲍风同志始终以严肃的态度，曾质问他们说：“你们还不知道吗？”并要求“要给查档案，要调查。”在多数情况下，以表现了愤怒情绪，不吭声，在遭武斗严重时，大声只哭喊“我受不了”。最后对两名看守战士说：“我今天又一顿挨打，我不是反革命，你们以后会知道”的话。于1968年12月8日凌晨5时30分，在现场目睹的看守战士古建n和原工兵部干部哈斯二同志证实：鲍风同志去厕所小便返回时，从走廊南窗户东扇口（当时开着）身穿背心、裤衩，在走廊扔下披的棉袄和鞋，即蹬暖气片跳下楼的。当时去现场看的舒钟同志证实：鲍风同志的头部被摔坏，未来得及抢救，在送往二五三医院途中，含冤去世的。
+
+　　在鲍风同志去世后，原后勤党委，曾先后做过“畏罪自杀”“坠楼身死”的结论。
+
+　　新的党委成立后，我们专门做了调查证实：鲍风同志的死是纯属被诬陷迫害致死的一起冤案。鲍风同志的历史清楚，参加革命几十年如一日，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做了有益的工作，是好干部，好党员。对鲍风同志强加给予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推倒，恢复名誉，并追认为革命烈士。对其家属按有关规定给予抚恤，按置。对迫害鲍风同志有关人员要给予严肃处理。
+
+　　此结论
+
+　　 中共内蒙古军区后勤部委员会1981年4月13日
+
+　　来源： 中共内蒙古军区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卷宗，归档日期（1985.9.25）。

CCRD/0/8/4/000041.txt

@@ -0,0 +1,17 @@
+# 139号犯人狱中报告（两枚镍币）
+
+　　<赵丹>
+
+　　（这两枚一分钱的镍币是从哪儿来的呢？我记不确切了。记得我初到此地购买东西时，确是找分币零钱的。记得当时因为天冷，我曾要求过此地的工作人员代购些水果糖，好增加些热量，可工作人员不肯。而买东西改做只找糖、不找分币那是后来的事了。）
+
+　　（我这个人在生活小事上，素来是马马虎虎，所以不知怎么就遗留下这两枚一分钱的镍币了。这实在是没有任何用意和用心在内的。）
+
+　　（在此认罪，并恳宽恕是幸！）
+
+　　 139
+
+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
+　　· 来源：
+
+　　李辉整理《赵丹自述》，大象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CCRD/0/8/4/000042.txt

@@ -0,0 +1,13 @@
+# 翦伯赞遗书
+
+　　<翦伯赞>
+
+　　（〖翦伯赞，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这是他与妻子戴淑婉一起服安眠药自杀前留下的两张字条上的文字。〗）
+
+　　我实在交代不去（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
+
+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
+　　· 来源：
+
+　　章诒和《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忆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

CCRD/0/8/4/000043.txt

@@ -0,0 +1,53 @@
+# 安徽省合肥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长丰县双墩区所谓“125暴动团”问题的处理情况报告
+
+## 最高指示
+
+　　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周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剧，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
+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意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
+## 关于长丰县双墩区所谓“125暴动团”问题的处理情况报告
+
+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
+
+　　九月下旬至十月初，我市长丰县双墩区发生了一起所谓现行反革命组织“125暴动团”的假案，非法逮捕79人，其中自杀一人。十月五日，市革委会发现这一问题后，即派调查组赶赴长丰县进行调查处理，现将处理情况报告如下：
+
+## （一）
+
+　　九月九日，合肥市食品公司军代表李战仁带领该公司五名职工，前往长丰县双墩地区，调查市食品公司原经理××在武斗期间隐藏转移武器的问题。到长丰后，李竟玩弄欺骗手段，对长丰县有关负责同志谎说，这次案件非常重大，是十二军侦察处的×处长亲自抓的。又说，他们六人都是6408部队的军人，其中一人是十二军侦察科长，是来具体负责办案的，还有两个女的是机要员，为了工作方便，都身着便衣，并声称：×处长明天就到此地与特务对号，对上即捕，对不上就发动群众搜查，等等。要县里的同志给予积极支持。李战仁还冒充首长，要双墩地区的群众和宣传队（李战仁一伙人到长丰后决定以市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名义进行工作）称他“李首长”，李并把和他一起去的人分别“任命”了主任、科长、秘书、司务长、机要员等职务称号，欺骗县、区、社革委会和群众。李战仁等人到双墩地区追查××转移的武器下落时，严重破坏党的政策，违法乱纪，刑讯逼供。他们到吴大郢队找社员费祥元要武器，费交不出武器，就被“老汉背柴式”的绑起来拷打。在费祥元痛得难忍时，参加审讯的群众专政负责人王家银就说：“你还是快讲吧，再不讲就这样交给小将们处理，那你就没有命了。公社的高朝斌(公社革委会常委)、卫文法（公社革委会委员）都抓起来了，他们都已经交待了，你参加什么组织，还不赶快交待？”费祥元说：“我参加过群众125兵团（原P派—个造反组织）。”王接着讲：“人家都说你们是反动组织，你们不是要搞暴动吗？”费祥元便说：“那我们是群众125暴动团。”从此，李战仁他们便认为破获了现行反革命组织“125暴动团”，就顺此线索大肆抓人，抓了人就采取捆绑、棍打，脚踢、紧铐以及持枪威胁等手段，逼供12 5暴动团的人员编制、行动纲领、暴动计划以及枪枝、电台在哪？谁是团长，谁是政委？等等。被抓的人出于怕刑、怕受苦，就依他们的意图假供，以致把原来群众组织——“125兵团”的头头说成是“暴动团”的头头。李战仁他们就按照逼供来的名单以及当地部份干部和群众提供的名单，实行大逮捕，最多一批竟逮捕38人之多，双墩公社一个社就捕了43人，该社革委会6名常委就逮捕3人。双墩区公安特派员李德春，向李战仁介绍该区有26个人有问题，李战仁当即下令全部逮捕。他们对被捕的人，不仅严刑逼供，屈打成招，同时还采取提供、指供、诱供、串供等恶劣做法，造成了许多假供词和假材料。例如，十月三日，双墩公社农中副校长吴开祥，听说要逮捕他，便自己跑到县里去投案。李战仁等人一见吴即将其捆绑，要他交出武器和电台。吴说没有。李即动刑，在吴忍受不住时。开始交待在武斗时抢了钱。李问多少？吴说500元，李说不止，吴说1000元。李说还不老实，吴又交待2000元。达到目的后，又要其交待武器，吴说没有，李即提铐加刑，吴就瞎说有多少短枪、多少长枪、多少子弹，都分别埋在自己家。李又向他要电台，吴说我家有五部电台，李说，你胡扯!你只有两部！吴即改口说，对，我家只有两部。李派人到吴家搜查，一无所有。第二天重新提讯，吴说，昨天讲的都是假的，是铐、打受不住乱讲的，便又继续刑讯逼供，吴即于四日夜间上吊自杀。再如十月三日下午，李战仁他们从狱中提出八个“犯人”，带到操场，当着很多群众，叫“犯人”面向太阳跪着审讯。李战仁分别指着八个人说：你是团长，你是政委，你是副团长，你是参谋长，你们交待不交待？同时紧铐子和用木棒打，迫使他们认罪。经过反复调查核对，所谓“1 2 5暴动团”就是李战仁等人望风捕影，主观臆断，刑讯逼供而成的。
+
+## （二）
+
+　　我们经过多方调查研究，认定所谓“125暴动团”是个假案后，即按照党的政策对在押的7 8人，根据情节，分别进行了处理。把私藏炸药、雷管、子弹并有杀人嫌疑的二人转交群众专政指挥部继续关押审查，将已基本查明的叛徒、反革命分子、刑事犯罪分子五人，送回家交群众监督，对其余受冤的7 1人，按照毛主席关于“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的英明指示，由市革委会调查组、县革委会和支左部从，组织他们在水家湖就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针对被捕人员中存在的活思想，如怀疑党的政策，怀疑市、县、区、公社革委会，有不满、埋怨，消沉情绪，与另—派群众严重对立，有报复情绪，资产阶级派性发作，不能掌握斗争大方向等问题，选学了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革命大联合、斗私批修和认真搞好斗、批、改等最新指示。
+
+　　通过办学习班，学员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热爱。许多学员在学习中，含着热泪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敬祝毛生席万寿无疆！”一遍又一遍地高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歌曲。他们说，这次发生的问题得到迅速正确的处理，使我们更深地体会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的英明伟大，体会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政策威力无穷，体会到毛主席他老人家和他领导的共产党、解放军同广大人民群众心连心。不少人说，原来总想这个冤案没有三个月至半年搞不清，可是调查组一来几天就查清给我们平反了，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解放了我们，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救了我们，是毛主席的方针政策的无比正确。他们纷纷表示，一定要更加刻苦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认真地斗私批修，抓革命，促生产，坚决搞好斗、批、改，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通过办学习班，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斗私批修，基本上消除了怨气，克服了报复情绪，能够正确对待另一派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增强了团结，巩固和发展了革命大联合。开始，他们许多人心里都有一本帐，谁个捆我，谁个打我，记得清清楚楚，准备回去算帐，有的人甚至准备回去“拚个你死我活”。在学习中，他们自觉检查了这些活思想，进行了斗私批修。他们还通过写信、写决心书等方式，主动教育在家的本派群众和家属，消除个人恩怨，与另一派群众团结对敌。他们一致表示：回去保证做到“三丢掉、五不、三主动、三相信、四高举”。即丢掉私心杂念、丢掉怕字、丢掉委屈情绪，不埋怨打自己的人、不埋怨受蒙蔽的群众、不打击报复、不记阶级兄弟的仇、不搞资产阶级派性，主动做家属亲友的工作、主动做本派群众的工作、主动做好和对方群众的团结工作，相信市、县革委会的领导，相信人民解放军，相信对方的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阶级斗争的大旗、高举斗私批修的大旗、高举革命大联合的大旗，彻底揭开双墩地区阶级斗争盖子，认真搞好斗，批、改，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
+　　在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同时，我们还派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该区各社、队，宣传贯彻党的政策，促进巩固大联合，深入开展阶级斗争。经过—段深入细致地思想工作，双墩地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情绪迅速改变。两派群众的对立情绪逐渐消失，团结联合的气氛增强，受打击一派的群众主动和另—派的群众打招呼，而另—派的群众和干部则主动去看望被捕人员。目前，双墩地区的群众情绪，抓革命，促生产，都正常了。但个别人遇到具体问题，情绪还会有波动，也可能
+
+　　（还会出现新的反复，还发现合肥市有来历不明的人到双墩地区去活动。区和社都在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吸收干部和两派头头去学习，落实毛主席指示，巩固发扬成绩。市革委会派往双墩地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决定再留—段时间，深入发动群众，巩固发展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彻底清理阶级队伍，揭开双墩地区的阶级斗争盖子，把隐藏的特务、叛徒、走资派统统挖出来，打好斗，批、改这一仗，夺取革命和生产双胜刊，真正使坏事变成好事。）
+
+## （三）
+
+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己进行了两年多并接近全面胜利的时候，在合肥地区发生这样严重的问题，转移了斗争大方向，冤狱这么多干部和群众，一度严重影响了双墩地区抓革命促生产的顺刊进行，这对市、县、区、社革命委员会和市、县公检法军管会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应该认真接受这个教训，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
+　　造成这次假案的主要负责人是李战仁，但市革委会派人外出介绍信开的含糊，使其有空子可钻。对这些人员事前未进行审查，事中也缺乏了解、监督，在外一月余，以致事态发展的相当严重，才察觉采取果断措施。说明我们的官僚主义作风是严重的。
+
+　　市公检法不了解情况，仅听市革委会机关中个别同志介绍，便于九月十八日轻易写信给长丰县公检法，该信说：“双墩地区发生重大政治案件，市革委会己派毛泽东思想宣傳队去处理，你们要协助。”这对问题的发展起了助长作用，也是有一定责任的。
+
+　　长丰县革委会有关同志思想警惕性很低，听信了李战仁的欺骗。县革委会在问题已发展很严重时，也未能及时察觉，是负有官僚主义的责任的。
+
+　　县公检法，对李战仁他们一系列违法乱纪行为未能制止，又不向县革委会和市公检法回报，而且积极支持。尤其是县公检法军管小组组长昌茂友同志，对李战仁他们没有逮捕手续，没有确凿罪证，逮捕那么多人，都同意关进监狱，甚至还亲自参与捕人，当他看到李战仁等人十月三日那天采取刑讯逼供、集体审讯，酒后审讯等明显的违反公安纪律时，也不制止、又不反映。这一切是严重的失职行为，对李战仁的违法乱纪起了支持的作用。
+
+　　总之，这个问题的发生，首先是我们市革委会机关要吸取教训，其他有关单位有关人员也都应该吸取教训。而对几个负有主要责任的人，象李战仁、昌茂友、李德春，我们分别请市、县人武部和长丰县革委会对他们进行审查处理。对市食品公司参加“宣传队”的人，我们已派人进一步审查，查清处理。
+
+　　以上报告当否，请指示。
+
+　　 安徽省合肥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
+　　发：省革委会，市革委会常委，市公检法军管会，市人武部，长丰县革委会。
+
+　　（共印2 5份）
+
+　　（来源：合肥档案馆 012-01-0236-019。）

CCRD/0/8/4/000044.txt

@@ -0,0 +1,91 @@
+# 1968年思想改造的总结
+
+　　<杜高>
+
+## 〖杜高：原中国戏剧家协会创作室作家，右派分子，时在北京清河支队劳改二大队劳教。〗
+
+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
+
+　　毛主席又教导说：“我们决不能一见成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
+
+## 一、
+
+　　我怀着极大的喜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凯歌声中送别1968年迎来1969年。
+
+　　1968年是毛主席直接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是整个中国社会发生伟大革命变化的一年。1968年也是我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思想改造取得了较大进步的一年，是我的整个世界观发生比较深刻的转变的一年。
+
+　　在总结这一年来的思想改造的收获时，我怀着衷心的感激，祝福伟大的救星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
+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防止片面性地看问题，要学会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来分析事物。毛主席说：“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说我们的工作似乎一切都好，这不合乎事实。不是一切都好，还有缺点和错误。但是也不是一切都坏，这也不合乎事实。要加以分析。”
+
+　　我力图遵照毛主席的这个教导，来总结自己一年来的思想改造。在看到自己的进步时，我要归功于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伟大教导，我要歌颂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威力。在检查自己存在的问题时，我要充分估计到资产阶级思想的顽固性和思想改造的艰苦性长期性。特别要充分注意和努力防止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最容易出现的摇摆性和重复性。
+
+　　我要通过总结，对思想改造和光明前途建立更强的信心，但我更要通过总结，树立起“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决心和毅力，在新的一年中，争取更大的进步。
+
+## 二、
+
+　　1968年，随着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深入和随着整个文化大革命形势的推动，在军管会和政府干部认真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政策，加强了对我们的改造，我自己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中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就是自觉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加速世界观改造的阶段。
+
+　　（在这一年中，思想上的两个最重要的收获是：）
+
+　　一、加深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加强了对毛泽东思想的崇拜和信仰。我学习了毛主席伟大革命实践的史料，学习了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中央文件，学习了有关当前反帝反修和世界革命的材料，我提高了对毛主席的伟大的认识，我认识到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像毛主席这样伟大的人物在人类历史上还未曾出现过。我学习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和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各项最新指示，我提高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提高了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理解，我真正认识到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顶峰，毛泽东思想集中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最丰富的经验，集中了全人类最高的智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伟大的科学真理。这样，我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崇拜，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加深了，加强了，这种信仰也逐渐地深化为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强烈的、有阶级内容的感情了，这种信仰也逐渐升华为一种自觉的政治信念。这样，我的思想改造就有了一个基础，我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悔罪的感情，怀着学习毛泽东思想如饥似渴的要求，一年来在毛主席光辉思想的指引下，以毛主席的教导为武器来批判自己，检查自己，改造自己，提高自己。这样，一年来的思想改造就比较顺利地沿着毛泽东思想照亮的轨道上向前进。
+
+　　二、随着文化大革命所开展的革命大批判的深入，随着68年年初全队认罪学习的开展，随着斗私批修的学习，我对自己过去所犯的右派罪行，对曾经严重腐蚀了我的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认识加深了，痛恨强烈了。在这一年中，比较彻底地从思想上解决了认罪的问题。这样就使我在一年中更自觉地接受无产阶级专政，更安心的改造，更遵守各项纪律，服管服教。而且也就促使我更自觉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我在这一年中，运用毛泽东思想重新清算���自己的全部罪行，我运用毛主席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学说，比较全面地、深入地分析了我之所以成为右派分子的根源，我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了我过去的言论、思想和行动，这样，我不但思想认识提高了，不但从理论上真正认识到我的罪行的严重危害性和反革命性，而且从感情上也开始真正痛切地感到自己对毛主席犯了罪， 是党和人民的罪人。这样，我也就越加迫切地要求自己快些改造好，在往后的半生中，以赎罪的心情来为党和人民更积极更忘我地做一点工作。
+
+　　这两方面：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对自己罪行的痛恨，使我这一年来思想改造得到了一个比较坚实的思想基础，促进和加速了世界观的转变。这是成绩的一面，或者应该说，这是主要的一面。但是应该看到，我学习毛主席著作还是很不够刻苦的，常常满足于一知半解，并不深刻领会，更不能和自己的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思想改造的实际表现上就常常出现学用脱节，言行不一，对自己的要求不严格，在用字上下功夫不够等等这些错误和消极的现象。从这些表现上来检查自己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没认识到自己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都还只不过停留 一个很低的程度上，还是很不巩固和很不深厚的。我要在对毛主席的热爱对毛泽东思想信仰的这个基础上提到无限忠诚的高度上去，要从自己的实际行动上表现出对毛主席的忠心来，这就使我认识到我的思想改造即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的任务还繁重得很，在用字上还要作最艰苦的努力。同时，我也检查到对自己的罪行和头脑中、灵魂中的修正主义的毒素还必须加深认识加深清算，应该看到这一年中认罪是有进步的，但是不够的。特别是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发表以后，全国人民对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流毒的清算和批判更深入了，对比之下，我就认识到自己的批判还是很浅薄的，我中修正主义的毒是很深的，所批判的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即使是这一部分也还不能说都已肃清，因此，继续深入地联系自己的罪行，联系自己在改造中的表现，特别是联系现在存在和出现的问题批判修正主义，彻底肃清修正主义的流毒，也是我今后思想改造的一个重要任务。
+
+## 三、
+
+　　1968年，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激烈地进行着。这种阶级斗争反映到我们队里形成剧烈而曲折的反复而经常的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一年来，我的思想改造就是在这个斗争中进行的。改造和反改造的斗争，实质上就是接受无产阶级专政和反抗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在1968年中，这种斗争又特别明显地表现为拥护毛泽东思想和反对毛泽东思想、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敌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间的斗争。因此，在这个斗争中站在哪一面，是对我思想改造的一个最实际的考验。
+
+　　在1968年以前，我对队里的这种阶级斗争认识不深刻，甚至对某些反改造分子抱幻想，希望劝说他们，对他们讲“友情”。结果自己犯了错误。文化大革命的斗争风云锻炼了我，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提高了我，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现实教育了我。我一方面批判自己所受的修正主义思想影响，一方面学习毛主席阶级斗争的理论学说，投身到这个斗争中改造自己。在一年来的无数次改造和反改造的斗争中，我都站到政府和人民的一边，积极向反改造分子进行斗争，我在队部的领导下，积极写发言稿，在批判会上向缪光千等反改造分子作面对面的斗争，揭露和批判他们的罪行。在平时的改造生活中我也注意划清界限，孤立反改造分子。经常向政府揭发反改造分子的言行。这是我在一年来的思想改造中政治思想的提高和政治立场的转变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这也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收获和在改造中靠拢政府的积极表现。
+
+　　我认识到，思想改造本身就是一场灭资兴无的阶级斗争，政治思想的彻底改造是必须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才能完成的。过去的那种“怕得罪人”，“你改造你的，我改造我的”，“独善其身”或“保持一团和气”的想法和做法，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都认识到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修正主义的阶级调和论的表现。
+
+　　一年来，我虽然阶级斗争的观念加强了，在斗争中态度积极了，立场明确了，但应该看到自己仍然是很不够的，无论是坚决性和彻底性都不够。我虽然一方面大胆地揭发和批判了反改造分子，但内心深处仍有顾虑，怕报复，怕给自���带来麻烦。有这种私心当然不可能坚决和彻底。另一方面对反改造分子的痛恨也不深，这就说明自己的立场仍然不坚定，心里想：“你反动也是右派，也是教养，我向你斗争也是右派，也是教养，还不是一个样？”这样，自己在斗争中就不是理直气壮，义无反顾，而是畏首畏尾，患得患失。这些表现都说明自己的思想立场是不过硬的，有时甚至是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才向反改造的言行去斗争的，而不是自觉地站起来挺身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捍卫毛泽东思想，这也说明自己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没有向毛主席尽到一个忠字。这些错误表现，都是需要在今后的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改正的。
+
+## 四、
+
+　　一年来，在“老三篇”的教导下，我逐渐地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并且在张思德、白求恩等光辉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伟大精神的教育下逐渐地锻炼自己“完全彻底”的精神，朝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目标要求自己，使自己一步步接近毛主席教导的做一个“五种人”的崇高目标而努力。
+
+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刘少奇在文艺界所推行的修正主义反动路线的罪行被彻底揭发和清算了。这对我认识和批判自己过去的文艺思想，生活作风和名利观点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我认识到过去的那一套成名成家，追求物质享受，做一个骑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是最可鄙可耻的。而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的普通劳动者则是最光荣、最高尚的。
+
+　　在这一年中，我对劳动人民的感情起了变化，我开始热爱贫下中农，热爱工人和战士，，而对那些没有经过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开始鄙视和厌恶起来。过去几年的改造中，我在“生活小事”的借口下顽强地保留知识分子的一套习惯和爱好，在这一年中，由于自己的阶级感情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我自觉地抛弃了它们，我在生活上要求自己勤俭刻苦，我对劳动人民的朴素产生了尊敬，感到美好，而对资产阶级的豪华虚浮产生了憎恶，感到是丑恶。我对劳动人民当中成长起来的优秀人物，如陈永贵、尉凤英、孟昭科等等产生了由衷的热爱，产生了学习他们优秀品质的强烈愿望，而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那种自私自利、虚伪奸诈，产生了由衷的憎恶。这样，一年来，我在老三篇的教育下不但在政治上加强了自己的改造，而且也开始从思想品质上对自己进行彻底的改造。
+
+　　但是应该看到，这种思想品质的彻底改造是世界观改造的一个有机的部分，是从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的转变，是一件极艰苦的事。我在学习“老三篇”和许多无产阶级战士的感人的事迹时，我深深地感到自己的渺小和可耻，感到自己长期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下，灵魂深处充塞着肮脏的东西，浸透了由自私的打算所积起来的污垢和臭气。无论在对工作、对集体、对人、对待生活等等各方面都表现出一种资产阶级的腐朽作风和卑劣的利己打算，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两个极端相距何止万里！这种距离只有在今后学习工农兵的长期改造过程中不断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批判检查自己才能逐渐缩短的。
+
+　　在这一年中，我对劳动的感情也起了变化。过去轻视劳动人民，必然就轻视劳动，认为种田做工是卑贱的事。教养后的七、八年，虽然在观点上起了一些变化，但并没有下决心一辈子做一个普通劳动者，心里想的还是自己的一些学问专长，脱离体力劳动。再加上，前几年自己一直在生病，受到政府照顾，所以虽然教养八、九年，但认真说来并没有过好劳动这一关。68年这一年情形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随着思想感情的变化，随着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的逐渐树立，随着向劳动人民的靠近，我的劳动热情和积极性大大增长了，从春耕、夏收、夏种到秋收，在各个工序中，我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过去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也做到了，在割稻时，我也割了九分多地，而前几年顶多割三、四分，我虽然患过胸部重病，但也坚持抬土，做到了力所能及。在亲身的劳动实践中，我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喜悦，也深切地感到毛泽东思想是怎样由精神力量变为物质力量的。
+
+　　但是在看到自己的成绩和进步的同时，我也深深地看到自己同劳动人民的距离，我时常叫苦叫累，在工作中拈轻怕重，更表现出修正主义的活命哲学在自己的思想中的极深刻的影响。有了活命哲学，就决定不能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就决定要追求物质享受，贪生怕死。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自己平日的劳动中经常地表现出来，因此一方面要珍惜自己的进步，又一方面在新的一年中要更积极地同自己身上的修正主义活命哲学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作更自觉的斗争。使自己在劳动生产的实践中更快地向劳动人民的方面转变去，真正作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劳动者。
+
+## 五、
+
+　　68年，在我的整个思想改造中，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占了一个重要的位置，特别又因为我曾经是党长期培养的一个专业文艺工作者，今天能够光荣地参加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政府和人民给我的一个主动赎罪的宝贵机会。
+
+　　在这一年中，我在队部的领导下贡献了自己的一分小小的力量，取得了一点点成绩。我创作了剧本《为人民服务》、《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后来又创作了一个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型话剧《毛泽东思想的凯歌》。我并在舞台上塑造了张思德、白求恩的艺术形象，扮演了《为人民服务》中的张思德，《战火中的白求恩》中的白求恩。这些作品和演出给观众一定的教育和鼓舞，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
+　　我没有别的能力来报答毛主席的恩情，也没有别的能力来向毛主席赎罪，我还有一点点写作剧本的能力，我为什么不把它全部贡献在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工作中呢？我只有在这个工作中来表达我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我要一辈子歌颂毛主席，一辈子宣传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和伟大思想。
+
+　　一年来，取得了一些成绩。即使是这一点成绩也完全是归功于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归功于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归功于江青同志在文艺战线上所进行的伟大革命，归功于政府干部对我的教育。我通过宣传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改造了自己，提高了自己，也进一步清算和批判了过去自己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崇拜“名、洋、古”的错误。更坚定了自己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的决心。
+
+　　但是，在这个学习和工作的过程中，我仍旧经常地表现出旧的思想和旧的作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旧文艺界的思想、工作作风对我的影响是长期的和深刻的，它时时都要寻找机会顽强地表现出来。在我的思想深处仍有轻视工农兵新文艺，特别是轻视群众文艺的反动观点，我虽然在口头上或理论上承认群众的文艺是革命的、新鲜活泼的、朝气蓬勃的，有创造性的，但又觉得它们缺乏“艺术性”，“形式粗糙”，“内容简单”，仍旧是欣赏那些所谓“大型的”、“正规的”东西。甚至在自己可能的条件下还要追求自己喜爱的那一套东西。我虽然在口头上也说“宣传毛泽东思想高于一切”，但在许多实际表现上却是个人高于一切，多占了自己的一点休息时间就有怨言，多演了几场或冷一些、热一些就叫苦叫累。在工作中，也有摆老资格，“我说了算”的恶劣作风，这种资产阶级“专家”作风正是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应该打倒的反动东西，而在我的身上却仍表现出来，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在工作中也有严重的自高自大的表现，甚至有恶劣的突出个人的表现，这种把自己当成“英雄”，把群众当成“群氓”的反动思想是资产阶级反动文艺家最典型的反动思想，早已应该坚决抛弃，但是在我的身上至今还表现出它的影响来，就可见我的思想还是极其反动的。
+
+　　总括起来说，台上宣传的是毛泽东思想，台下表现的是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台上演的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形象，台下表现的又是浸透着个人主义意识的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这就是理论脱离实际，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用一句文艺上的话来说，就是“二重人格”的具体表现。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清醒地看到自己在思想改造上还很不成熟，世界观的根本转变还差得很远。
+
+　　我必须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在新的一年中，踏踏实实地在用字上下功夫，时时批评自己，经常地倾听别人的意见，对自己的要求要严格，决不能够忘记思想改造的严重任务。
+
+## 六、
+
+　　68年11月，我们从北京调来清河以后，两个月来，我的情绪虽然一般说来还是比较稳定，对当前的大好形势虽然基本上也有正确认识。但是当生活条件比较差一些的时候，考虑个人就比较多，修正主义的活命哲学就又表现出来了。我曾考虑到营养差一点，身体会坏，看到自己瘦了一些，又担心日子长了，旧病会复发，甚至还担心自己会不会浮肿，劳动上干劲不足了，工作上劲头也不大了。……所有这些都表明自己经不住考验，学了毛主席著作，一到实践就完全不照���主席的教导去做。这是值得我今后严重注意的问题。
+
+　　七、
+
+　　在总结68年一年的思想改造时，我一方面看到自己的收获和成绩，又一方面看到自己存在的严重问题，但是我的检查是很不深刻、很不全面的，仍然犯了成绩看的多，缺点看的少的毛病。
+
+　　新的一年开始了。我对新的一年是有信心的。不管我的思想改造还存在着怎样多、怎样严重的问题，但是整个形势推动着和鼓舞着我加速世界观的改造，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号召全国人民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我一定在新的一年中，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刻苦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养成学用结合，言行一致、表里一致的好学风，切实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争取尽快地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于人民有益的新人。
+
+　　 1968年12月31日
+
+　　· 来源：
+
+　　李辉整理《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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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53 @@
+#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毕业生工作委员会关于对一九六六年毕业生徐超汉的处分决定的批复
+
+　　（华东师大革委会：）
+
+　　你校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日“对徐超汉的处分决定”一文收悉。徐超汉在政治思想上，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行，且对错误认识较差。根据中央和市革委关于一九六六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通知的精神，经研究决定，该生暂不毕业，生活上按学生待遇，留待运动后期处理。
+
+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毕业生工作委员会（印）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
+　　徐超汉 男 现年26岁 上海宝山县人 家庭出身 工商业兼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现为物理系五年级学生。
+
+## （一）家庭政治情况
+
+　　其父 徐慎行 资本家出身，解放前依靠经商剥削起家 1936年任伪乡长一年，42因受诈而死。其长兄徐超一，工商业地主成份，现在宝山乡下劳动，二兄徐超群，工商业地主成分，历史上参加过三青团，伪自卫队员，加入过反动的情报组织，搜集我党和新四军活动情报，并在自己家里设立反动的“誓明站”自任站长。1951年混入我革命队伍长期隐瞒上述历史，59年被川沙县人委开除，送回原籍监督劳动。其二姐徐兰英，三姐徐惠明解放前均参加过伪自卫队。徐惠明曾参加过一贯道，任一贯道上主地，解放后包庇过反革命分子。
+
+## （二）本人主要问题
+
+　　徐超汉于1961年未经入学考试，私自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常溪平拉进我物理系作旁听生，因此徐本身就是一名黑学生。徐超汉自入学以来，一贯坚持剥削阶级反动立场，为工商业地主家庭翻案，散布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大肆宣扬资产阶级腐朽生活。1964年“九评”学习中曾受群众背靠背揭发批判，但由于党内“走资派”的包庇，而未作处理。现经同学们进一步揭发，将其主要问题综述如下：
+
+　　1.恶毒地污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攻击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1964年苏加诺到上海，当大家谈到苏加诺腐化生活时，徐超汉竟说“国家领导人都是这样的，毛主席的私生活也是十分腐化的，他有好几个老婆”。徐超汉还配合着赫秃反斯大林，恶毒地攻击说“毛主席也有个人崇拜”。在提到工资问题时，又别有用心地污蔑说，“毛主席削减工资是做样子，其实他也不要什么工资，需要什么就会分给什么的。”1964年学校里掀起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并每周开设了几节毛选学习课，徐超汉又攻击说“学毛选也是老一套，没有多大用处，情愿多看点专业书”，还说“毛泽东思想又不是万能的，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的。”
+
+　　2.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积极为其家庭翻案。1950年土改时，徐超汉的母亲与二哥、二姐的成分都被评定为工商业兼地主。而其大哥的成分则错评为贫农，58年复评时又换评为地主，到1962年纠正为工商业兼地主。
+
+　　1962年，国内刮起了一阵翻案风，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徐超汉也蠢蠢欲动。当年8月份，他就写信到中央国务院，为其大哥的地主成分，二哥、二姐的工商业兼地主成分提出翻案。信中说：“五〇年土改的时候……我大哥徐超一被评为贫农……这些本来就是已得到法律保护的事实了……可是在五八年后问题发生了变化。”企图要把其大哥的成分恢复为贫农。并恶毒地污蔑公社干部说，“当时宝山县横沙乡乡长陈正兴，因对我大哥曾有私人意见，千方百计寻找麻烦，……把我大哥的成分由土改时的贫农重新定为地主，”在同学面前攻击农村干部“水平低，不执行政策，光凭个人感情。”在同一封信中，徐超汉又为工商业地主成分的二哥徐超群，二姐徐兰英辩护，说什么“二哥根本没有参加过剥削生活。”最后向中央提出要对其大哥、二哥、二姐“不合理的成分加以否定”。同时还竟提出要用法律来“制裁”前乡长陈正兴。同年九月，徐超汉又写信给上海市法院，提出要对其死去的母亲的工商业兼地主成分加于“重新考虑”，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
+　　3.大肆宣扬剥削阶级腐朽生活，宣扬资产阶级人生哲学，坚持做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徐超汉在同学面前经常吹嘘父亲如何能干“会赚钱，在许多地方开花行，酒坊，旅馆等，还在宝山、川沙、常熟等地制了产业”，并很感叹地说“现在是开不好了，一世的工资还不如我父亲做一次生意赚得多。”徐还经常宣扬其家庭的穷奢欲极的剥削阶级生活���：“解放前家有许多丫头，环姨”，“家里还养了一条狗，睡在床上”，“每年总要吃几只天鹅肉，还经常吃燕窝，鱼翅等山珍海味”。同时还散布许多今不如昔的反动言论，说什么现在吃的东西“还不如解放前倒掉的”，“比倒在泔脚里的还推板”，“现在布象发符这么少，解放前我家里是整匹整匹部买的”等。徐超汉还竭力宣扬资产阶级玩乐的人生哲学，腐蚀周围青年，他经常对同学说：“乘年轻时吃吃玩玩，现在是生命的黄金时代，正是玩的好时光，现在不玩，还待何时？”并污蔑雷锋同志说“雷锋傻，是没有脑袋的螺丝钉，这种生活没有乐趣。”并公开说“叫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是不愿意的”公开表示“毕业后除了上海什么地方都不去”，扬言“如果不派在上海，我就叫姐姐到学校来朝，反正姐姐是家庭妇女”。还无耻地说“新疆是好地方，我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好地方让你们去，我只好留在上海这个坏地方。”不仅如此，还唆使其他同学不要服从分配，叫大家“在毕业时不要多发言，啥人积极就要叫他到外地去，外地比上海苦得多，到外地有得你们苦了”。徐超汉还死心塌地地站在剥削阶级家庭一边，决意要做剥削阶级的继承人。1963年徐曾以剥削阶级家庭代表的身份与横沙粮管所签订了房屋租赁关系的合同，并亲自从58年至66年向粮管所领取房租费1428多元。1963年还从大哥手里要了一份股票，开始向国家领取定息，一直拿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直接参与剥削。
+
+　　4.攻击人民公社，漫骂农村干部。1962年春天，徐超汉曾污蔑说“人民公社不是人民搞起来的，是地方领导为了表功得奖，看到别人搞了也硬撑起来的。”徐超汉还恶毒地漫骂横沙粮管所的干部“比国民党还不如”，“比土匪还厉害”等。
+
+　　5.十分仇恨社会主义制度与无产阶级专政，竭力抵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徐超汉曾对同学说过，他的母亲是“气死的，因为一解放，家中东西被分光了，如果不解放，她还可以多活几年”。1964年召开第三届人代会期间，徐又污蔑说“人民代表大会没啥大作用，只会举手通过一下决议”。还把人代会比作资产阶级众议院，把人大常委会比作为参议院，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1964年我系揭发了反动学生姚根发的反动日记后，徐站在反动立场上说：“姚根发平时看看蛮聪明，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姚根发真笨，枪杆子掌握在人家手里，写日记有什么用”，十分仇恨无产阶级专政。1964年农村四清运动开始后，徐超汉又顽固地站在反动阶级立场上，立即给工商业地主的姐姐写信，要姐姐“千万要留心，免得引火烧身”提醒姐姐“行事许看形势”以更阴险的手段来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　　6.仇恨党的阶级路线，漫骂，污蔑贫下中农。徐超汉经常拉拢一些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有进步要求的同学，挑拨他们与党的关系，叫他们不要跟党走说：“我们是先天不足，生不逢时，革命有啥意思，还是多想想自己，落得白相相。”1964年在马陆公社参考三夏劳动时，徐又污蔑和丑化劳动人民说：“他们只有食欲和性欲”看到贫下中农子女因为参加劳动饭量大，就污蔑他们是“造粪机”。平时在学校里也经常污蔑工农子弟“笨”，“土里土气”，“呆头呆脑”。并拉拢一批同学来打击工农子弟，常常提些政治性绰号来污蔑工农子弟。1964年“五四”青年节，老工人江桂兰同志来校作忆苦思甜报告，当谈到她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时，徐超汉却在下面哈哈大笑。总之，徐超汉对工农有着刻骨的阶级仇恨。
+
+　　7.向往资本主义世界，多次想到香港去。徐超汉在1959年就写信给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童小鹏，要求到香港去。并经常宣扬“香港好，工作轻松，要干什么就干什么”，“香港的电影有噱头，看了能感动人。”1962年正值蒋匪窜犯大陆，牛鬼蛇神纷纷出笼时，徐又想到香港去，并有偷越的想法，他曾在同学面前说过“到香港去只要有钞票可以偷越国境，分三个等级，钞票化得越多越保险，钞票少就碰额角头。”
+
+　　8.美化帝修头子，鼓吹修正主义道路。1964年肯尼迪被刺杀，徐十分惋惜地说：“肯尼迪年轻有为，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总统”，“死得太年轻了”。他还美化赫秃，说什么“赫鲁晓夫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好的”，“赫鲁晓夫虽然下台了，还是合算的，资本捞足了。”他还鼓吹“铁托的工业管理好”。鼓吹美国的工业如何如何发达“只有八百万农业人口，农业就过关了。”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传来时，他却轻蔑地说，“这有什么了不起，人家美国早就有了。”不仅如此，他还在同学中散布说，“过几十年，以后情况怎样很难说，将来中国富了，很难保证中国不会象苏联那样变成修正主义。一切事物都是穷则富，富则修的。”
+
+　　9.野心勃勃，妄想做中国的总统。徐超汉在同学中曾不止一次地说，“我将来要做总统”。1964年报上报导了马里总统来我国访问的消息，他就指着报纸说“二十年后的今天，你们到现场去欢迎从外国回来的总统我，看看那时我徐超汉是什么样子”还说“肯尼迪上台后，他的同学都做了部长，如果我当了总统，就封你们做部长”甚至梦里也在想做总统。有一次他对同学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竞选总统的梦，梦见我当选了总统。”当时有人叫他不要胡思乱想，他却得意忘形地说“人生就是梦，谁也不能说我将来不能当总统。”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还恶毒地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62年法国竞选总统，当时戴高乐当选总统，徐超汉就说“戴高乐八十多岁，还与别人抢当总统”过了不久，徐超汉就污蔑说“中国领导人年纪这么大了，还不退休，像戴高乐一样不肯放下宝座。”
+
+　　10.在毛主席亲自发动与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徐超汉的表现也是极端恶劣的。从去年6月份以来，根本没有很好参加运动，非但不狠触自己灵魂，向党和人民认罪，相反，还陈革命群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机会，浑水摸鱼，到处找人谈话，制造舆论，否定过去的罪行。多次写信，要为其在“九评”学习中受批判给予翻案。不仅如此，徐超汉还继续站在反动立场上，于67年1月份，配合社会上斗争里弄干部的一股歪风，伙同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赤膊上阵，斗争里弄支部书记郭兰芝，进行阶级报复，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当场被革命群众扭进房间进行说理，在此情况下，徐才被迫“认错”。
+
+## （三) 初步意见
+
+　　综上所述，徐超汉一贯站在剥削阶级反动立场上，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攻击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工商地主家庭翻案，攻击人民公社，仇视党的阶级路线，谩骂与丑化贫下中农，打击工农子弟，仇恨社会主义制度，响往资本主义世界，大肆宣扬剥削阶级腐朽生活，宣扬资产阶级的人生哲学，思想极其反动。在文化大革命中，态度又非常恶劣。目前徐超汉仍然极不老实，百般抵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根据以上情节，我们认为可以定徐超汉为反动学生，不予毕业，留待运动后期处理。当否，请批示。
+
+　　 物理系毕业生工作组1967年10月28日
+
+　　同意毕业生工作组意见，不予毕业，先发动群众批判，组织处理留待运动后期进行。——物理系革命委员会1967.10.30
+
+　　拟开除学籍，送回原籍监督劳动。
+
+　　 华东师大革命委员会1967.11.9
+
+　　 来源：上海档案馆B105-4-284.

CCRD/0/8/4/000046.txt

@@ -0,0 +1,125 @@
+# 赵紫阳《我的检查》摘要
+
+　　<赵紫阳>
+
+　　【原题：“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紫阳假检讨、真反扑，假认罪、真翻案的有关材料】
+
+## 前言
+
+　　为了打倒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反对两面派，坚决打击右倾翻案风，向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南坝天陶铸及其在广东的代理人赵紫阳及一切牛鬼蛇神发起主动的、持续不断的进攻，把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从思想上、政治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批臭，现将赵紫阳假检讨、真反扑，假认罪、真翻案的有关资料印发供广大革命群众批判时参考。
+
+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宣传办公室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
+
+## 一、抽象承认，具体否认，原则上承认自己是刘、邓、陶的代理人，具体只说犯了严重错误，是认识问题，是学习不够，改造不够，跟的不紧。
+
+　　（一）抽象承认。
+
+　　现在，在大量的惊心动魄的材料面前，我看到了在解放以后的十七年来，差不多每一到紧要关头，一有风浪，我就跟随陶铸执行刘、邓的反动路线，从右的方面或极“左”的方面去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广东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大损害，犯了很大的罪。
+
+　　我对党和人民犯了罪，现在唯一的是彻底回头，彻底认罪，彻底改正。我有决心这样做。
+
+　　（二）具体问题上为自己开脱罪行，只承认是犯了严重错误，是认识问题，是由于学习不够，“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没有根本改造”。
+
+　　1、只承认犯了严重错误。
+
+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但尤其严重的，是我长期坚持错误，不认真改正错误。
+
+　　我在农村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中，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
+　　此外，在暂时困难的时期，我在对华侨、边防管理的政策上，也都有严重的右倾错误。
+
+　　我在和陶铸的关系上，也犯有严重错误。
+
+　　2、错误的性质是认识问题。
+
+　　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是不是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少数派）一边，也是区分是否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对这一点当时在会议上思想就没有通。
+
+　　单纯生产（经济、技术）观点十分严重。
+
+　　我长期以来不抓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不认识工农群众能够直接掌握毛泽东思想，而广大群众一旦为毛泽东思想所武装，就能够迅速走上革命化的道路，迸发出难以估量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因而长期没有认真去抓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而对搞物质刺激，则非常突出，一有机会就强调。
+
+　　3、是由于学习不够，“世界观没有根本改造”。
+
+　　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在民主革命阶段，我的资产阶级立场并没有受到根本的触动。……对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强烈要求。……根本问题在于我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没有根本改造。
+
+　　我对毛主席著作，对毛主席的指示学习很差，没有下苦功夫，没有坚持的毅力，不是如饥似渴，……。
+
+　　对待毛主席著作和指示，我理解了的，合乎自己的想法的，执行起来坚决，迅速，抓得紧；但遇到不理解的，和不合乎自己想法的，执行起来就不那样坚决，抓得不那样狠，不是立即抛掉自己的想法，彻底排除自己思想的干扰，紧紧跟上，坚决执行。
+
+　　（三）对十七年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轻描淡写，避重就轻，甚至涂脂抹粉，妄图蒙混过关。
+
+　　1、轻描淡写，避重就轻，为自己开脱罪责。
+
+　　对发展合作社小手小脚，无穷忧虑。
+
+　　当合作化高潮前夕，全国刮起一股大砍合作社的黑风时，……也一度提出暂停一下发展的错误方针，在全省农村基本合作化之后，我只看到合作化高潮来的非常顺利的表面现象，对农村即将到来的一场政治、思想上的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毫无思想准备。当出现了上中农闹退社风时，我不去突出抓两条道路的斗争，却认为是上中农减少收入而闹退社的，便错误地提出了一套对减收上中农的照顾办法，在关键时刻，代表了上中农讲话。
+
+　　在暂时经济困难时期，我的右倾更为严重。我对形势的估计上，把困难看得太多，对三年大跃进中的错误看的太重，对农业恢复需要的时间也估计得长了。因此，……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巩固上产生了一系列的右倾错误。
+
+　　更错误的，我还准备子啊全省试行推广清远县洲心公社的田间管理“联系产量责任制”，……这是方向性的错误。特别那时，正式大刮单干风，包产���户风的时候，我提出和推行这个办法，就正迎合了单干和包产到户思潮的需要。因此试行中有不少地方走了样子，滑到了包产到户。
+
+　　对农副产品的收购，我过多的强调了同农民等价交换，没有突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助长了社、队追逐换购、议购的资本主义思想。
+
+　　我对农村自由市场也放的太宽了，错误地认为既然允许社、队完成国家任何后的多余农产品归自己分配，允许他们拿到自由市场出售，再由供销社用经济办法把它收购起来，比用行政办法规定不准上自由市场，会更利于鼓励社、队的生产兴趣。
+
+　　但看到刘少奇对各地的批评指责十分严厉，陶铸在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期间又批评了我右倾，这时我一方面认为可能自己真的右了，另一方面从“私”字出发，怕挨整，因此在刘少奇到广州之后，我便来了个急转弯，积极地拥护和执行他的形“左”实右路线，大肆鼓吹桃园经验。
+
+　　但是在党的十一中全会上，我对毛主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系列指示，却置若罔闻，不去认真思考，不对照检查自己，却按照陶铸、王任重“中南各省没有犯路线错误”的调子，拒不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
+　　回来以后，……我对外来的造反派支持较多，后来对支持本地造反派也不能不作更明朗的表态，但都是为形势所迫，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不得不如此，而不是真正改变了立场。
+
+　　历来一些运动和四清都执行了一些反动路线，但当时是普遍的，不执行怎么能行呢？（一九六八年三月讲的）
+
+　　因此自整风反右以后到一九六二年，很长一个时期不抓阶级斗争，不抓两条路线斗争。
+
+　　2、给自己涂脂抹粉，为翻案作舆论准备。
+
+　　我是拥护毛主席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讲的）
+
+　　对我的估计，成绩和缺点应当三七开，为什么老是抓我不对的地方，心里老是不服气。……广东农业发展很快，不落后的。广东六五年开始抓学毛著，也是全国抓得比较早的省份，有成绩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日讲的）
+
+　　如果说我六四年以前没有突出政治，我接受。六五年以后，我确实注意了，并强调了，比较突出。现在我认为学毛著三个报告，总的精神是对的，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有些是根据林副主席二十九字方针讲的。在贯彻中为了防止两种极端，在讲话上可能有错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讲的）
+
+　　当合作化高潮前夕，全国刮起一股大砍合作社的黑风时，我虽然不同意砍，……。
+
+　　对于刘少奇的形“左”实右路线，我开始是有怀疑有抵触的，怕重复过去华北土改时“搬石头”的教训。
+
+　　我不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下旬讲的）
+
+## 二、对刘、邓司令部的关系，只谈思想影响，不交组织联系。
+
+　　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到广州，亲自到赵紫阳家拜访，里面有些什么勾当，赵紫阳拒不交代，只说：“是谈发展山区木本粮食。”（据XXX同志揭发）
+
+　　中央制订《二十三条》之前，主席批评了刘少奇《十七条》的形“左”实右的错误，赵紫阳开会回来不作传达，同时交代在京开人代会，知道这一精神的XXX同志也不要作传达。对这一问题不敢正面答复。（据XXX同志的揭发）
+
+　　我虽然认识到毛主席制订《二十三条》是为了纠正刘少奇“指导”四清运动的错误，但却不懂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更不认识是两个司令部的一场搏斗。
+
+　　我长期以来不突出政治，不抓阶级斗争，中了“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毒害，……。
+
+　　说我是陶铸的死党，我是不承认的。（一九六八年四月讲的）
+
+　　我和陶铸一起十多年，不但没有识破他的反动面目，反而把他看成是紧跟毛主席，拥戴林副主席的，因而在大的方面信任他，拥戴他，紧跟他。
+
+　　更错误的是，在他调去中央后，我仍然同他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不断向他报告，请示，接受他的“指示”，超出了应有的工作关系的范围，是不正常的。
+
+　　我所以这样的保他，是有着向他表示拥护，取得他的好感（至少不会是他产生恶感）的个人的动机在内的。
+
+　　我当时看到陶铸问题揭露后，革命群众对我，对省委怀疑很大，根本上不信任了，感到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同群众站在一起，……没有积极地投入揭发批判陶铸的斗争。……愈来愈陷入被动境地。
+
+　　我和陶铸一起十多年，思想上受他的影响是不少的，……。
+
+## 三、对待革命群众的批判态度嚣张，伺机反扑。
+
+　　赖。
+
+　　三月���三日，省委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斗争赵紫阳时，一位革命领导干部揭发了赵紫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宣布原省委全部处以上干部退居第二线，处于被审查的地位，指出其恶毒用心在于揭发他们一小撮走资派的问题，以便保护自己过关；同时又可使大批干部与广大群众隔离和对立起来，使许多工作处于瘫痪状态，从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击中了他的要害。赵紫阳对这一在几千人面前宣布的事情，竟然无耻抵赖，拒不承认。
+
+　　顶。
+
+　　在三月十三日的同一次斗争会上，赵紫阳气焰嚣张，有时反而威胁顶撞革命群众，说什么“广东所有问题，我都承认下来好不好”，“这个问题怎样批判我都接受，但我当时没有那样想”等等。当革命干部揭露赵紫阳在文化革命中推行“工作队专政”，残酷镇压革命小将的罪行时，有的干部当场历数赵紫阳布置他们“要相信省委”，“反省委就是反中央”，“要顶住学生”，顶不住时要“委屈求全”，“不要牵连省委的问题”“将来省委自然有结论”等等，赵紫阳威胁地说：“你是负责干部，讲问题要事实就是，要负责任。”
+
+　　咬。
+
+　　有的革命领导干部揭露他的问题，他就反咬一口。三月十三日的同一次斗争会上，有位革命领导干部揭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第六基层党委一批科以上干部向中央告赵紫阳的状，要中央派人来领导文化革命，赵紫阳通过区梦觉去围攻那些同志。要他交代这一罪行时，赵紫阳恼羞成怒，反咬一口，说“你不是不知道，这个你最清楚。”
+
+　　（注：上述资料除写明出处者之外，都出自赵紫阳在一九六八年二月写的万言翻案书。）

CCRD/0/8/4/000047.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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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益文：愤怒控诉李井泉及其同伙在四川石油部门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滔天罪行
+
+　　<焦益文>
+
+## 一九六八年四月印
+
+## 最 高 指 示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
+## 愤怒控诉李井泉及其同伙在四川石油部门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滔天罪行
+
+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指出：“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
+
+　　十几年来，四川石油部门广大革命职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找到了油田，扩大了气田，给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通过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历次伟大的政治运动，提高了全体职工的阶级觉悟，揪出了一批混进党内和石油工人队伍的反革命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纯洁了队伍，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在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揪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性的胜利。四川石油部门是李井泉独立王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
+　　分。长期以来，李井泉及其同伙陈刚、刘文珍、杨超等直接插手，苦心经营。因此四川石油部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经历了一个极其尖锐、复杂的历程。李井泉及其同伙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四川石油部门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活动。他为了控制石油部门这个重要阵地， 把恶霸地主出身、对党有刻骨仇恨的何千里，苦心培植， 结成死党。十三年担任书记、副书记的何千里一直成为李井泉在石油部门的代理人。李井泉为了进一步加强对石油部门的控制，又把阎秀峰、杜心源、刘文珍、苗逢树包庇下，多年培植重用的晋绥心腹，几次脱离革命的通敌嫌疑分子李滋润调来石油部门作党委书记达五年之久，充当李井泉的直接代理人。
+
+　　李滋润来后与何千里狼狈为奸，安插亲信，把曾被开除党籍，清除出革命阵营的大烟鬼王合林，盗用党委名义， 提为局党委副书记。从此，何千里暗中策划，李滋润上串下跳，王合林大打出手，形成了李井泉在四川石油部门复辟资本主义的核心班子。
+
+　　一九六五年以后，李井泉又与大叛徒薄一波的心腹干将、石油部走资派张文彬勾结一起，进一步在四川石油部门进行反革命复辟的罪恶活动。
+
+　　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建党路线上大反毛主席的建党路线，取消思想斗争，取消党内民主，大搞反草命的“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在干部路线上，任人唯亲，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在企业管理上，取消党的领导，取消政治挂帅，极力行一整套修正主义企业管理制度，大搞物质刺激、奖金挂帅；在科学技术上，迷信洋人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在内地建设上，推行机会主义的油气勘探方针，大大的推迟了祖国的内地建设，严重地破坏了油气资源。
+
+　　我和杨伯华、李振、宋国鑫、欧阳天等同志，和石油部门的广大革命职工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对李井泉的罪恶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因此李井泉对我们恨之入骨， 千方百计狠下毒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
+　　总之，李井泉及其同伙十几年来在石油部门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罪恶滔天。
+
+## 一、李井泉培植私党的罪行
+
+　　一九五四年二月。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粉碎了高饶反党联盟。根据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使全党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更加巩固、更加团结了。但是李井泉闭口不谈党的团结的基础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党的团结的核心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而是打着“增强党的团结”的幌子，推行其建立独立王国的罪恶活动。
+
+　　毛主席教导我们：“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贯彻巩固党和发展党的重要步骤。”李井泉窃据四川省委书记后， 一贯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在党内实行封建家长式独裁统治。他的一小撮同伙更把“李政委”当成了至高无上的神灵， 竭力肉麻吹捧，为其树立绝对威信。在一九五三年底的省委全委扩大会上，李井泉只字不提毛主席有���指示，却在那儿哼哼哈哈、扯东道西地向党发号施令。而陈刚、杜心源、许梦侠等就像苍蝇逐臭肉一样围着李井泉，察言观色， 阿谀逢迎，简直不堪入目。
+
+　　我在分组会上尖锐地提出了“省委缺乏正常的党内民主”，但是李井泉及其同伙置之不理。陈、杜、许等人的大会发言中还是只字不提毛主席和党中央，而口口声声地反复强调其“李政委指示”。我实在不能容忍这种现象，于是又书面提出批评说：“省委书记是省委集体领导成员之一，政委是军队职称，党内没有政委，应改称同志。”我的书面意见打中了他们的痛处，致使大会主席、三反分子陈刚在宣读时不得不故作正经地说：“这个意见正确，要求到会同志注意改正。”一九五四年六月我又一次向李井泉在石油部门的心腹李滋润提出这个意见，他们便怀恨在心， 给我加上了“狂妄自大，目无组织，不听招呼”的罪名， 伺机报复。
+
+　　七届四中全会对高、饶反党联盟的彻底揭露，使李井泉及其同伙忙了手脚。全会决议指出：“夸大个人的作用， 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叫人奉承赞扬， 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已所领导的部门和地区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决议的字字句句就像在宣布李井泉大搞独立王国的罪行。
+
+　　李井泉胆大包天，竟敢公开抽掉决议的革命原则，以贯彻“决议”为名，大搞结党营私，镇压异己的勾当。
+
+　　何千里在李井泉的赏识下窃据西南石油勘探处党委书记后，事事仿效主子，飞扬跋扈，横行霸道，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早就受到了党委多数委员的反对，于是他竞敢公开对抗毛主席“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的指示，取消党委会代，之以“党员科长会”，使得“党委委员等于虚设”。继而假借上级党委之名分裂党委集中统一领导，私设自兼书记的“第二党委”（即隆昌分党委)，明目张胆地对抗四中全会决议“党的团结的重要保证之一是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一九五三年未完成钻井任务，党委决议认为“主要原因是没有充分依靠和发动群众”，何千里竟敢私自篡改为“国家计划盲目冒进”上报下发。何千里和党委委员温亦然结成反党小集团，公然对抗毛主席关于禁止祝寿的指示，强使科以上干部给三十五岁的何千里设宴祝寿，还狗胆包天地让温亦然举杯呼贺：“何书记万岁！”……由此可见李井泉通过何千里把石油部门建成他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的狼子野心，已发展到了何等狂妄的地步。
+
+　　四中全会指出：“党的团结必须是也只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在正确的政治原则和正确的组织原则基础上的团结。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必须保证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当时我和杨伯华宋国鑫等大多数党委委员和党员科长对何千里的这种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所进行的尖锐斗争是完全符合四中全会决议精神的。正是为了巩固我们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正是为了使我们党紧紧团结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因此得到了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支持。这个老奸巨滑的土皇帝，就联系到原来我在省委扩大会上对他提出的批评，居心叵测，立即派陈刚出马，带领王吉祥、张广钦、陈弘等组成“消防队”，匆勿而来。
+
+　　陈刚到后，开始貌似公允，妄图用软化手段进行调解， 并把我们拉入他们的私党，与何千里一起在李井泉的反党王国中“团结”起来。但是，我们坚决捍卫得毛主席的建党路线，把“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的党内文件，摆在他们的面前，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指出何千里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使党委委员等于虚设，用党员科长会取消党委领导等等都是公开反对毛主席亲自制订的“党委制”根本原则。何千里私自篡改党委决议，不仅是组织原则问题，而且是欺骗组织，是“政治品质问题”，是“党性问题”。这时，陈刚竟公然片面强调“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我们就根据《矛盾论》指出，毛主席说：“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接着又质何千里：“温亦然为什么要喊你万岁?”陈刚见势不妙，立即跳了起来，瞪着双眼，指着我们拍桌叫骂：“你们目无组织，目无省委！简直造谣生事。播弄是非，有意联合起来攻击党委书记。”我们义正辞���地指出：“省委检查组违背党的四中全会决议，有意包庇何于里。”陈刚勃然大怒马上给我们扣上了“宗派斗争”、“无原则纠纷”的帽子， 以“省委决定”名义，强令“立即停止争论，各自检查”，夹起皮包离开会场。历时半月的斗争就被暂时压了下来。
+
+　　毛主席说：“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他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而李井泉却拿起“无原则纠纷”“宗派斗争”的大棒，妄图使我们屈服他们所谓的“团结”，这万万办不到。
+
+　　于是我们接连向省委提出“检查组有意庇护何千里， 是背离毛主席指示和四中全会议决议。”李井泉昕后恼羞成怒，在第二年(1955 年)一月十三日炮制了一个彻头彻尾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关于石油勘探处党委不团结的检查报告”，加“省委批示”通报全省。这个“报告”硬把原则争论说成无原则纠纷，撤销了我党委副书记的职务，党委委员、老红军杨伯华受到“当众警告”的处分，党委委员宋国鑫则被“撤销党内工作，行政降职”。凡是在党委会议上坚持党的原则向李井泉及其同伙进行斗争的同志(如杨自强等)都遭到了排挤打击，此后并逼迫科级干部、地质队队长、指导员，人人过关，个个检查。
+
+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深刻地理解到： 如果对于李井泉所谓的“团结”委曲求全，就是对毛主席思想的背叛，服从了这个“处分决定”就是出卖党的原则。我在半年之内两次向党中央揭发李井泉包庇亲信，培植私党的罪行，其他的党委委员也分别向中央、向省委提出了揭发控诉，使李井泉及其同伙恐慌万状，狼狈不堪。在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不得不向党中央作了一个丑态百出 的“审理报告”。这个报告自相矛盾，否认了他们所谓的“无原则纠纷”，而承认了我们对他们的斗争是“带有原则性的问题”，需要“作明确的结论，求得解决，明辨是非”，并供认“过去并不是从争论本身作为处分根据的”。在我们坚持斗争乘胜追击，迫使李井泉“明辨是非”的时候，李井泉感到如果坚持用“处分”来进行压制，他搞“独立王国”的阴谋会被毛主席党中央发现，会被广大党员群众识破。于是采取以退为守的手段，抛出了一个不明不白的“56 通字 001 号通知”，说什么“经(1956 年)八月二十九日省委会议批准，取消焦益文同志所受撤销党委副书记的处分， 及宋国鑫同志所受撤销工作处分。”但是这个通知正如他的秘书长金石所说“只不过是为了借以缓和焦、宋对省委的意见”，保护他们自己过关，以便寻找时机对我们迸行更加残酷的迫害。事实也正是这佯，十八个月以后，李井泉及其同伙正是以“焦益文长期以来怀着资产阶级个人野心， 对五五年省委给其处分怀恨在心，整风运动认为时机已到”，“攻击诬篾省委，企图为自己的处分翻案。”“明目张胆向党进攻”等罪名，再次进行残酷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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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李井泉在石油部门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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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井泉及其在四川石油部门代理人黄凯、何千里、李滋润、王合林等力图把四川石油部门引向资本主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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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党的颌导，大搞招降纳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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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共泉为了把四川石油部门建成他搞独立王国的重要阵地，除了在石油部门物色心腹外，还以“加强领导”为名，派遣亲信。何千里、李滋润也用高官厚禄笼络私党， 当时遭到党委成员强烈反对，他们就避开党委作暗中交易， 如何千里与李井泉派来的勘探处党委办公室主任肖×× (女)勾勾搭搭，在一年零三个月中就把肖由十六级提为十四级，并私报李井泉，提为勘探处党委副书记。李滋润到石油部门不久就把他的驯服部下赵××拉来充任政治处主任，升官晋级。
+
+　　一九五五年成立四川石油勘探局不久，何千里、李滋润密谋把王合林提为局党委副记。在党委会上研究时，李滋润介绍说王合林是个很老的同志，十三级干部，工作很好，历史上没有问题。我们当场揭发了王的历史真相，指出王合林参加革命后，吸大烟，作投机倒把生意，屡教不改，曾被开除过党籍，清除出革命阵营，不适合作副书记的工作。李滋润却说：“历史问题，只要有结论，就没有关系。”这样，他们就背着党委，向李井泉报批为局党委副书记。
+
+　　在讨论局党委各部、委干部配备时，李滋润、何千里、王合林等置党的组织纯洁而不顾，把曾脱离革命的政治动摇分子齐××，两面三刀的三青团分子杨×提为组织部正副部长;把国民党军队文书���政治不清、入党不明的阶级异己分子何××提为团委书记(已被清除)……。我和李振等同志一再提出，这些人根本不能放在党的要害部门工作， 有的还需要放到基层锻炼考察，目前没有适当人选，应执行“宁缺勿滥”的原则，可在党委办公室内设置组织干事， 暂不成立组织部。何、李、王等不顾党的组织原则，又私自上报批准;当我们再次反对时，反被诬蔑为“对抗上级党委决定，取消党的领导。”
+
+　　一九五五年五月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全国展开审干、肃反运动。八月李、何、王在李井泉的黑旨意下，为了保护其一小撮反革命爪牙过关，也搞了所谓“审干”的干部训练班，把他们认为“调皮捣蛋”的干部和转业军人作为审查重点。如把学生出身、解放时还不满十五岁的打字员、地质记录员彭光诚、游××等列为审查对象；而对政治历史不清的国民党留用人员陈××却安隆昌气矿作行管科长，刘子珍、胡××、李××等虽有重大问题，仍包庇重用不加审查。
+
+　　又如，何千里的老婆，被人民政府镇压的伪专员女儿、三青团分子，和郝××的老婆、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我们曾多次提出调离要害部门，控制使用。他们百般包庇，反而污蔑我们“只重历史，不看表现”。
+
+　　一九五六年召开第一届局党代表大会。党委在一个月前就审查提出了党委委员候选名单，报省委同意后也向基层党组织征求了意见。但在党代表大会选举前两个小时， 李滋润、何千里、王合林等突然召开主席团会议，以“照顾部门工作”为名“重新考虑候选人”。会上我们竭力反对这种作法，他们仍然强行作出决定，推翻原候选人方案， 而将其某些亲信拉进新党委和监委。更可恶的是，把国民党员、反动军官、思想品质败坏的杨××也拉入党委，其后反倒打一耙，把我们在干部路线上坚持的斗争，诬蔑为“反对和篡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
+
+　　一九五七年以后，李滋润、何千里、王合林为了适应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把一九五五年肃反中早已清查出来的三青团分队长、一九四六年重庆反苏反共游行的干将，已定案的反革命骨干分子王××提为主任工程师。把旧军官、国民党员杨××、董××提为处、矿党委书记， 对一贯搞独立王国，专横跋扈.结党营私、镇压革命群众， 推行资本主义经营管理，号称“孟霸天”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孟庆瑷，不作处理，包庇重用，接连提拔任地调处、川中局、三号信箱等单位的党委书记，庇护严重违法乱纪、投机倒把的陈世英过关，提为隆昌气矿矿长，还把官僚地主出身、没有得到改造，靠吹捧得宠，被称为何千里“四大金刚”之一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李芳白，私自拉进党内， 提为工程处长。
+
+　　一九六二年李井泉在四川大刮翻案风，何千里、王合林、黄凯等在石油部门积极推行。他们专门为那些真正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美蒋特务搞翻案。如重庆中美合作所的特务丛范滋，在整风运动中又向党猖狂进攻，划为右派。他们为丛平反后，工资全部补发，还提为地质研究所五人核心小组成员。特务分子杨志精早已查明是反革命分子，却以历史问题进行平反。美蒋特务陈裕春，一九六二年被何千里、王合林等说成一般政治问题，拉入党内， 提为档案室主任。在无产阶激文化大命中，被革命群众揪出后畏罪自杀……。
+
+　　由于我、杨伯华、李振、宋国鑫、欧阳天等和广大革命职工，长期以来，先后对他们取消党的领导，任人唯亲， 招降纳叛，拉拢私党等罪行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被他们视为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
+
+　　反对政治挂帅，推行物质刺激。
+
+　　一九五五年九月，毛主席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我们党历来把政治工作放在统帅的地位。然而李井泉及其在石油部门的同伙，一贯对抗毛主席“政治是统帅”的光辉思想，大搞“利润挂帅”“奖金挂帅”。李井泉还亲自创造了什么“三高一低”“三包一奖”，为在四川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
+　　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并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光辉文章， 给修正主义妖风以迎头痛击。李井泉、何千里、李滋润等却和毛主席大唱反调，乘机而起，推销南斯拉夫“经验”，大搞“技术专责”“奖金挂帅”，妄图把石油部门引向资本主义复辟的歧路。
+
+　　他们在石油部门建立一套“技术专��制”体系，造成了自上而下的党、政、技术的“三权鼎立”，取消了党的统一领导，实行专业垂直领导。
+
+　　他们把石油钻探处变成了资本主义赢利赚钱的承包公司，片面地以“钻机月速”“钻井进尺”“试油层数”作为 “任务指标”。把货币投资额作为考核完成国家计划的标 准，根本不从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入手，不以找油找气为直接任务，用什么“开钻奖”、“完钻奖”“进尺奖”、“节约奖”、“革新奖”、“解除事故奖”。“试油层位奖”……去追求所谓“三高一低”(高指标、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他们为了增加奖金率，甚至把生产领导不力，叫作“组织停工”，为了鼓励多拿奖金，就指示井队不取岩心，不管油气地质资料，甚至打小眼井抢进尺，在毫无找油意义的地方打空井。何千里还大言不惭动员工人说：“你们得不到奖金，是我们没有完成任务，我们还要检讨呢！”
+
+　　他们为了抢进尺，争奖金，唯恐钻井中喷出石油和天然气，就拼命加大泥浆比重，压死油气层。这一套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大搞资本主义经营的活动，受到了广大革命职工的坚决反对。而何千里、李滋润、王合林竟把这一斗争称为“地质和钻井闹矛盾”，横加训斥说：“只要钻头下去，资料就有了，油气也有了，地质问题也解决了”来压制群众。总地质师曾××曾因坚持油气层取心，被李滋润整得痛哭流涕。更多的同志也因此遭倒迫害。他们的这些罪行， 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浪费了巨额的资金，降低了勘探成功率，延误了石油工业的建设速度，葬送了无数的油气井。如 56 年威远基准井开钻后，一直抢进尺骗奖金，不准在油气层位取岩心，致当时一无所获，直到十年后再次钻探，才获大气田。
+
+　　我和广大革命职工一起针对他们的“三权鼎立”和“物质刺激”，把工人引向不问社会主义建设，只要多打进尺，多试层位，奖金到手就叫完成任务的风气，提出“加强统一领导”，“立即改进奖金制度，改变片面的进尺，层位， 作为考核完成计划的制度”。我们的这些正确意见，引起了何、李、王的极端仇恨，竟横加罪名，说我和李振同志“利用分工领导地质的条件，在地质人员中破坏局党委和行政威信，挑拨局与地质关系。”接着，把矛头指向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地质人员，并在川南设立所谓“学习班”， 大整特整地质队伍中所谓“类似的反党”思想。如邓井关井队技术员李济泰，仅仅要求完井电测，何千里的同伙王×竟叫嚣说：“谁要电测，谁就是反革命”，横加斗争。类似这种情况，历次惨遭迫害者，不下百人。
+
+　　走中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还是被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牵着爬行?
+
+　　在毛主席亲自制订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1953 年起，开展了四川石油资源勘探。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对石油工业的总要求是：大力勘探天然石油，同时发展人造石油。
+
+　　石油勘探处根据毛主席“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 的教导和上述要求，从四川用天然气合成油的实际可能出发，提出了“年产天然气合成油 20 万吨，并预期找到油田” 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是既从国家需要出发，又有现实资源基础的。但是，当时窃据石油总局要职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顽固地追随过去美蒋抛出的“气是废物” 的谬论，暗中作祟，炮制了一个原油一千万吨的空中楼阁计划，把我们提出切实可行的计划一笔勾销。我在 1954 年
+
+　　6 月，就提出：“石油总局受了官僚资产阶级子弟所左右，将来总有一天发现是错误的，但已经推迟了石油工业的建设。”李井泉的同伙陈刚却说：“应把石油总局及其工作看作是中央统一领导下，整个党及其工作下不可分割的部分”，逼我检查。毛主席指出：解放后我们对资产阶级采取包下来的方针，有利也有弊，很多部门的大权被他们夺去了。看！李井泉就是这样要我们双手奉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
+　　四川石油部门的广大职工，从四川的地质条件出发， 经过反复实践研究，认为：在四川找气和用气做油，要比找天然石油时间快，把握性大。因此，决不能走美国和苏联的老路。正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要打破洋框框，走中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
+
+　　所以，我在 1955 年又直接向党中央提出了四川油气勘探建设的建议，但这个建议落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手里，却又���他视为“目无组织，狂妄自大”，立即指派陈刚、刘文珍等，以“贯彻上级既定的方针”为名，到石油局来伙同何千里、李滋润等，为我强加上“动摇中央方针”等等罪名，横加斗争。但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不顾李井泉百般压制和打击，在年底又编报了年产 50 万吨天然气合成油并预期在川中找到油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而这个建议上报后，又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
+　　1956 年 2 月，党中央指出：“石油工业是目前我国工业中特别落后的部门”并提出了“大力勘探天然石油资源， 同时发展人造石油，加速地、进一步地改变我国石油工业的落后状态”的战斗号召。我在毛主席《论十大关系》这一光辉报告的鼓舞下，再一次向李井泉提出了四川油气建设的建议，李井泉不得不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装模作样地邀集了我和总地质师曾××等向他们作了详细汇报。汇报完后，他表面上是嬉皮笑脸哼哼哈哈送出大门，其实又是出门握手，迸屋磨刀。
+
+　　从 1955 年起，川南地区巳经有把握地查明有极其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是薄一波、李井泉及其同伙，顽固迷恋于美帝苏修的洋奴教条，对美蒋的“气是废物论”深信不疑，根本不相信天然气能搞合成油，不相信天然气能解决燃料问题。因而 1957 年 5 月还胡说什么“天然气多了无用”，横蛮地把四川勘探投资削减一半，大大推迟了石油建设速度。直到大跃进中，石油燃料紧张，工业交通受到威胁时，李井泉这才慌起来，为解燃眉之急，强令四川石油管理局赶修巴渝管线。1960 年又突击兴修天然气合成油厂， 并打算达到年产 100 万吨。
+
+　　对于李井泉、薄一波、陈刚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机会主义路线，广大群众一直是不满的。1957 年 5
+
+　　月 19 日，我根据群众意见，在给石油部党组的书面整风意见中，曾批评了薄一波、李井泉“大权拿在手，不问青红白，削减气投资，只需刀一挥”的蛮横行为。提出“片面主观意见，抹杀现实资源，以主观愿望想改变固有客观存在和规律”是“逼着公鸡下蛋”，“原因是国家的一些领导机关—石油部和国家的某些领导人，以及四川省委，领导思想上的主观主义，领导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对待科学技术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加宗派主义。”并根据主席的教导，再一次提出：“四川的天然气不仅可以代替成品油， 同时很可以用它合成汽油、煤油等液体燃料。”并指出：“寻找天然油是根本解决石油落后的关键。四川天然石油有着丰富的蕴藏，需要勘探出来，但我反对对抓到手的、现实的、可以部份解决石油问题的资源，采取蔑视、歧视的方针。”李井泉及其同伙却颠倒是非，恶意歪曲，说成是“反党纲领”，是“反对党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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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污篾各级党政领导同志，把各级党组织说成是三大主义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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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和大批革命职工进行残酷的迫害。兵不血刃，何其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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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井泉及其同伙极力为大搞独立王国扫清障碍，在1957 年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大的整风运动中，竟采取惯用的贼喊捉贼的手法，早已把我确定为厅局级干部中的斗争重点;但 1955 年给我强加的罪名，经过始终不渝的斗争，已真相大白，明文否定，实在苦于没有“根据”。于是李井泉迫不及待地于 6 月底派出他的同伙刘文珍到石油局与李滋润、何千里等密谋策划，暗设馅饵。刘文珍在局党委会上提出：“石油局反右斗争不彻底。”李滋润说：“运动深入不下去。”会后刘文珍假心假意地对我个别布置：“李滋润严重的官僚主义，一天到晚就是开会，群众有意见不敢提，老焦，你会写，带头写几篇大字报。”李滋润确实是一个一年到头不深入群众，整天坐在会议室开会的十足官僚主义者，广大群众对此有极大的反感。我就针对李滋润这个老毛病，写了两篇批评的大字报。刘文珍、何千里、李滋润一见落入圈套，大喜过望。经三番五次精心捉摸， 挖空心思，竭尽掐头去尾、颠倒黑白之能事，说成是“攻击局党委”，“要党下台”。又将我写给石油党组对四川油气勘探方针的书面建议说成是“反党纲领”，印发全局职工进行讨论。广大革命职工，尤其是工程技术人和生产工人， 根据四川油气资源实际情况，纷纷支持我的建议。他们见势不妙，立刻凶相毕露，软硬兼施，要群众同我“划清界限”。这时，运动已进入整改阶段，他们有意派我到贵州工作。当按照李井泉、陈刚定的调子造成舆论后，突然于 9月 25 日电话把我从外调回，立即展开批判斗��。在批判会上既不准我申诉理由，也不准别人发表不同意见。经过一月残酷斗争后，就在 11 月份先根据李井泉、陈刚的口头旨意宣布撤销了我党委常委、副局长等党内外一切职务，停止了我的党内生活。然后到 12 月 27 日才补办所谓“右派分子批示表”。奇怪的是，在这批示表上，刘文珍的“工交口”于 1958 年 1 月 30 日所签审查意见中，只含糊地写道： “撤消原有职务监督劳动，报请省委批示”，而更奇怪的是，李井泉这个老狐狸，为了“杀人不沾血”，对他自己一手制造的冤案竟不敢签批任何意见，却在 1958 年 3 月底指使李滋润口头通知我“省委决定把你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劳动改造。”据查这张没有经过批示的“批示表”是到 1958 年 10 月 3 日才转到石油局插进我的档案的。直到 1961 年，李井泉的机会主义石油路线碰得头破血流之后，又走向另一极端，在提出“油气并举， 以气为主”的同时，设立杨超亲自抓的“天然气办公室”(后改天然气管理局)妄图搞一个天然气独立王国，和隶属中央的石油工业对抗时，在广大职的强烈议论下，才为我摘掉了这顶还未戴上的“右派”分子（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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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家九口都遭毒手无一幸免。我爱人杜秀屏是历年的模范工作者，局工会副主席，地质处党委委员。被以“通风报信”的罪名，打成反党联盟，撤职到底，留党察看。随即将我还不到退休年龄的父母(十六级以上的党员干部) 强迫退休，国外工作的亲属，因我的关系“奉调”回国， 子女上学也受到歧视和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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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 年 3 月李井泉指使李滋润、何千里等把我押送到西昌去劳动改造，但他们心中有鬼，怕我放到西昌控制不严，随时有向党中央、毛主席告状的可能，因此又连夜急电从西昌把我调回，放在李滋润、何千里直接控制下进行劳动改造。天天派持枪实弹的警卫押着我挑煤炭、抬钻杆， 剥夺了我一切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使我无法向党中央、毛主席申诉。也隔断了与群众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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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如同囚犯，冤沉大海，真是人妖颠倒是非淆啊！ 李井泉及其同伙唯恐暴露其政治陷害的真相，又根据他们密谋的“关于焦益文言行开展分析批判的意见”，连年以“肃清焦益文流毒”为名，打击迫害广大革命同志。前局党委委员、地质处党委常委、副处长李振同志，因为和我一起反对李井泉在四川石油部门推行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反对他们推行资本主义经营管理，并在 1957 年 9 月 26 日斗争我的党委扩大会议上提出：“焦益文关于四川油气勘探方针的建议是学术问题，按照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应该通过自由讨论和实践去解决。”当场遭到刘文珍的斥责：“找油找气是否反党，省委对焦益文的问题是很慎重的。实际上油和气的关系就和人拉屎放屁一样，肚子不好，跑到厕所一蹲，稀里哗啦都出来了，有谁考究过先拉屎后放屁或先放屁后拉屎?”因而被打成“焦、李反党联盟”，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定为右派，劳动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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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员、青年工程师熊忠益、地震队指导员沈国懋、共青团员、模范工作者陈世杰、共产党员、模范工作者钟立品、彭德全……均因列入了“焦、李红干部”名单，被开除党籍、团籍，撤销职务，下放劳动改造。监督我劳动改造的试油队队长、老工人、劳动模范于公亮同志，因听了我的一次思想汇报也被认为“与右派没有划清界限”， 撤职劳动改造。据初步了解，因涉及这一案件而被开除党籍、团籍受到处分、下放劳动改造，遭长期排斥的党内外干部、工人近两百人之多，真是“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西南最毒者，莫过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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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李井泉破坏内地建设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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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 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党发出了“千万不要忘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1963 年毛主席又亲自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主持制订了《十条》。李井泉及其同伙和毛主席的指示大唱反调，竟在石油部门搞什么“评功摆好运动”大势贩卖（……此处因原件缺陷 8 字模糊不清） 黑货，说什么“这几年大家都很辛苦，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要给大家评功摆好，把干劲摆出来”。他们不讲阶级，不分敌我，人人评功，并借此要群众为他们“歌功颂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何千里等肉麻地把黄凯捧为“导师”、“灯塔”、“舵手”、“我们的好书记”。李井泉对此颇为欣赏，专门指派杨超到石油局总结“经验”，在全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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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 年中国赫鲁晓夫的“桃园经验”一出笼，便获得李井泉的喝彩，不遗余力地全面贯彻，以面上“四清”为名，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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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 年由刘邓司令部派来搞内地石油建设的黑帮干将张文彬(叛徒、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四川石油战区指挥)， 来川后就与李井泉卿卿我我，狼狈为奸，疯狂地对抗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二十三条》，继续在石油部门贩卖“桃园经验”的翻版——冬季整训，把大批革命群众、革命干部整下去，几乎全部换成他的心腹干将。张文彬狗胆包天， 竟敢篡改毛主席关于在四川“找点油，找点气”的英明批示，搞了“三个大上”，劳民伤财，破坏内地建设。并公开对抗毛主席亲自制订的党委制和党的集体领导制，取消石油局党委，搞了一个非党非政的“领导小组”，实行封建家长式独裁统治，竭力为李井泉推行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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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 年周总理检查纳溪化工厂的投产情况，化工部如实反映石油部还未供气，即被张文彬认为“化工部有意在总理面前将石油部的军”，暗中串通李井泉、裼超搞假投产。并趁邓小平来川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前夕，阴谋把火烧到化工厂大门口，叫他的主子看看，以此明目张胆地欺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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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化工厂天然气的长纳管线工程原定 65 年底竣工， 为了欺骗党中央，便决定突击搞假投产。当时我由大庆回来，听取现场职工汇报实际进度后，于 10 月 25 日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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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彬反映 10 月底不能完工的意见，便遭到张的横蛮斥责，说我“不看火候”。于是，我和张道霑、弓学信、陈福礼等同志又亲赴现场了解，再次向张文彬提出 10 月底根本无法完工。他们唯恐暴露假投产的阴谋，竟把“投产指挥”的名目按在我的头上，强使我作为“生产代表”去执行他们的“假投产”的决定。这时，我想起毛主席的教导：“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决不能与李井泉及其石油部门的代理人同流合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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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气井投产没问题，我们就和设计、施工单位召开现场会议，对长纳工程的主耍供气井沈×井进行验收， 工人当场揭露十几个问题，说明根本没有完工，使这批混蛋狼狈不堪。他们说高压管线输气没问题，输气工马上试验，气压只达三分之一就爆开裂口。他们说全线阀门无一处漏气，但工人开井后即在中途发生漏气失火烧伤工人的严重事故。张文彬听到后大发雷霆，说成是“有意破坏投产”，并说基建指挥部作了保证，10 月底按期投产肯定无问题。我当场提出：“这是报喜不报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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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10 月 28 日，张文彬的心腹，郑浩和夏云昌决定在所谓“投产典礼”上要我代表生产单位和设计、施工单位一起“签字接交”，妄图既欺骗到会代表，又封住我的嘴，遭到我严正拒绝时，郑浩竟厚颜无耻地动员说，“签了字也不算数，开完大会马上收回作废。”他们见我软硬不吃，就鬼鬼祟祟大搞幕后策划。在 10 月 29 日夜，突然抛出一个所谓“五个一次成功”的“竣工报告”，要我参加讨论。“报告”中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把整个工程的各项工艺吹得天花乱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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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说：“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我当场指出“管线未经系统试压，高压管线爆开裂口，主要气井都不能开开投产。烧伤工人的漏气尚在抢修”等等，彻底揭穿了他们的“五个一次成功”的骗人把戏。郑浩勃然大怒，拍桌叫嚣：“这次投产是张部长决定的，省委书记杨超明天亲临剪彩，你不想干回去找马文林来。”接着他们打电话请示张文彬，张断然决定：“把焦暂时丢在一边，明天照常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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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的“竣工投产典礼”，在我们的抵制下，除临时免去了假签字，假接交宣誓，假投产命名外，其余均按其预谋进行，用早在 3 月份就临时接通利用的一口事故井的天然气，在化工厂门口点起两耸大火。而他们却说成是五个气田，十一口气井同时投产，把实际产量十万方，说成是九十万方。更用拨压力表的办法，把实际压力 16 公斤的低压气，变成“40”公斤的“高压气”。由杨超剪彩，礼炮齐鸣，号外纷发，并请天马电影制片厂远程赶来，摄制了准备向中央作欺骗汇报的现场纪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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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们的报告和号外中，竟颠倒黑白的吹嘘说：“整个工程，经生产、设计、施工三个单位的联合检查，几万个焊口，几百个高压阀门，没有—个漏气，防腐绝缘性能良好，实现了管子安装焊接、井场安装、集输站安装、试压和联合试运转等五个一次成功”，并说：“这项工程的投产，是战区职工在四川省委和石油工业部党委的领导下，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胜利，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冲天的革命干劲和严格的科学精神相结合的结果。”杨超、张文彬更在近万人的典礼上互相吹捧，一唱一合，杨夸张是“大庆精神”、“延安作风”，张捧杨为“省委正确领导”。他们在群众面前故作正经，会间却窃窃私语说：“这下子可狠狠将了化工部一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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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这个假投产，只是为了“将化工部一军”吗?不， 绝不！欺骗党中央，打击化工部，只是他们和李井泉串通作弊的一个方面。据他们的忠实打手、石油部干部部长魏玉晶所供：“毛主席提出×线建设，李政委（李井泉）主持开会，几个部急需天然气，要张部长(张文彬)当场作出保证，是李政委亲自出面说，石油部说话是算数的，才解了围。”现在化工部竟然又敢“在总理面前将石油部的军”，当然张文彬必须再为他的主子李井泉争气了。但他们搞假投产还有更加不可告人的目的。“投产”不到一周，邓小平、薄一波等一群黑帮，就在李井泉的陪同下“现场视察”来了，张文彬洋洋得意地对矿区党委书记马文林说：“你们这些糊涂人，现在知道投产的意义了吧?你们看这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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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宗事我们怎么好事先告诉你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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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假投产的第二天，11 月 1 日，他们就开始了对我们的残酷迫害。张文彬在亲自主持的各单位领导人员会议上， 与我一起抵制他们假投产的气田科长张道霑同志进门还未坐下，就被宣布撤职。接着，李井泉、张文彬就在石油部门推行其“冬季整训”，指派他们头号打手、干部部长魏玉晶、基建司长陈李中、张的臭老婆、没有党的关系私封为直属党委书记的杨艾、矿区党委书记马文林等，对我进行了达三月之久的批判斗争，对我抵制假投产扣上了所谓“专门和党唱反调”、“一贯和党唱对台戏”、“和基建部闹甲方乙方关系，搞资本主义经营”等罪名，又把他们自己提出的“正规开发气田，建设气矿”，“实现气井正规化、规格化、标准化、制度化”叫做我的“反革命复辟纲领”，把他们对国外开放参观的阳寺气田称作是我推行“和平演变的温床”，给近百名采气工人一个个扣上“资产阶级接班人”的帽子，强行收集工人的较好衣物，派宣传科长亲自编稿，逼使工人背诵排练，召开 所谓“控诉大会”，为我再加上所谓“推行修正主义和平演变”的罪名，放基层监督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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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亲手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6 年8 月8 日，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十六条”， 宣判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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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正在日夜赶写揭发李井泉及其同伙的罪行材料，他们紧急密谋，对我进行更残酷的迫害。他们指使陈李中、刘捷等，把我从监督劳动的岗位上揪回矿区，非法拘留，日夜斗争，逼供达一月之久，纯属造谣惑众的安上所谓“出身富农，本人流氓，投机参军，野心入党，坚持个人奋斗三十年，破坏抗战，阶级报复，被坏党的团结， 一贯反党极右分子，推行和平演变，破坏内地建设，对抗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部署”等等数不清的罪名。召开两千人的职工大会，宣判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立即押解基层，布置三班人马，轮流监督，严禁“乱说乱动”，欲达保全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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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 年 11 月，我在毛主席发出“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的伟大号召鼓舞下，投入了革命洪流，和群众在一起大造李廖死党及其在石油部门的一小撮同伙的反，吓得他们一个个魂飞魄散。但他们“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 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很快又掀起了“二月黑风”， 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反运动”。他们对革命群众组织加以“支持右派翻天”等罪名， 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勒令解散，把革命群众骨干打成“现行反革命”，逮捕入狱。他们又再次把我囚禁起来，监督劳动，“不准乱说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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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白色恐怖中，继续以《三依靠奋战孤军》之名，坚持与李廖死党斗争，向中央文革作汇报，向支左部队汇报，被党内走资派恨之入骨，竟策谋杀人灭口的毒计，把我打得肝伤骨断，伤残遍身，不是解放军抢救，早置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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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啊！毛主席！我有多少知心的话要对您说，我有多少肺腑的事要对您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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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身于一个贫民家庭，从小寄居贫雇农的外祖家， 靠父亲一月不到十元的教薪维持四口之家。“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外祖兄弟因是党员和农民暴动骨干，被捕被缉。只得流落青岛，靠父母断续教小学和替人代课度日。1937 年母亲终于找到地下党组织，次年全家参加革命。我一家两代都是共产党员。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哺育我成长起来的，是党和人民一口汤一口饭把我抚养成为一个能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战士。我十四岁参加革命后，曾任通信员，宣传干事，科长，区委书记等。解放西南，党派我作接管石油单位的军事代表，后为党委副书记、党委常委、副局长， 现任泸州气矿副矿长，一直在石油部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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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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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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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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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倒刘、邓、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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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倒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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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倒刘邓李在石油部门的代理人张文彬、何千里及其一小撮同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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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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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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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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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益文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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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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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四川省委对焦益文问题处理的有关文件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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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四川省委组织部和省委城工委关于西南石油勘探处党委不团结问题的检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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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对焦益文、宋国鑫同志申诉的审查报告和处理意见
+
+　　三、关于取消焦益文处分的通知
+
+　　四、四川石油勘探局党委关于焦益文言行及开展分析批判的意见
+
+　　五、右派分子批示表
+
+　　六、四川石油会展领导小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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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八年三月 编印
+
+## 四川省委组织部和省委城工委关于西南石油勘探处党委不团结问题的检查报告
+
+　　【按：这是李井泉借“增强党的团结”为名，在四川石油部门庇护培植死党的纪实。
+
+　　一九五四年四月，石油处党委根据毛主席一贯指示， 在贯彻七届四中全会决议中，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何千里取消党委制，擅自篡改党的决议，结党营私等一系列罪行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李井泉立即派同伙陈刚率领省委检查组加以镇压。半年以后，见压而不服反将斗争矛盾指向黑省时，就补泡了这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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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他们在报告中，极尽粉饰颠倒之能事，但没能为他们的亲信何千里的罪行全部掩盖起来。在“处理意见” 中更把他在石油部门培植私党的罪行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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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委组织部和省委城工委关于西南石油勘探处党委不团结问题的检查报告〈1954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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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委批：省委同意省委组织部、省委城工委关于西南石油勘探处党委不团结问题的检查报告，及其所提对何千里、焦益文、杨伯华、宋国鑫、温亦然等五人的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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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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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根据省委指示，对石油勘探处党委的不团结问题做了研究，认为其主要问题侍从原则争论发展到无原则的纠纷，故决定帮助该处党委正确贯彻四中全会决议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首先，对党委委员进行了个别谈话和召开了党委会议，同时协助党委召开党委扩大会<县级以上党员干部参加>学习的四中全会决议，检查和批判了党委以及党委委员在团结问题上的种种错误。检查中，一般已对错误有所认识，并表示坚决改正。仅有个别单位委员对其错误任保抗拒态度。兹将党委不团结的主要问题和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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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党委不团结的主要表现是党委未能以党的原则来处理工作上的意见分歧。党委是去年九月成立的。开始时， 党委之间有些分歧。主要表现在党委书记何千里<处长>与副书记焦益文<副处长>的工作意见分歧上。首先是 53 年工作总结时，党委书记何千里同志强调不能完成任务的首要原因是订计划盲目冒进，缺乏主观努力上作深刻检查。而焦益文同志则否认去年计划有盲目冒进的倾向。党委在这个问题上虽经讨论，但认识为统一。最后何千里一人将总结报告修正上报。焦益文大为不满。其后甚至认为何千里低估了地质工作的成绩，有意打击他。因而形成意见对立。在执行党对原有技术人员的政策上，���见也有分歧。焦益文强调团结和照顾，无原则的信任和迁就原有技术人员， 不依靠党员干部。有时应经党员科长审查的文件，也直接叫技术人员处理。说:“给他<党员>科长看他也不懂”。并认为何千里及其他同志有“左”的倾向。<何千里是有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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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达省委工业生产与基本建设会议报告中，关于党对原有技术人员，政策只讲团结，不提改造，认为体改造“太刺耳”。在使用干部上，有喜欢知识分子厌烦工农干部的表现。这一点和千里是有意见的。干部中也有反应。这些错误认识及工作意见的分歧，没有用党的原则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加以解决，以后发展成个人成见。在 54 年二月除夕，全国第五次石油勘探会议时，倾向于焦益文的宋国鑫< 党委委员>无中生有的向焦益文反映说，何千里叫李绍亮代表党委。焦信以为真，怀疑党委书记派人监视他来信称：“党委中个别人有分家活动，党委委员要带头检查。”党委不团结问题已在发展，但何千里却不能坚持原则，开展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求解决，反而企图以放弃原则来“维护” 党的和平状态。四月该处分扩建分处，党委的不团结，更加发展。主要以宗派情绪出发，表现为杨伯华<党委委员、副处长>和何千里的对立状态。杨伯华同志有着严重的功臣自居包袱，政治上不开展且很狭隘，再由于何千里同志有时在工作中不能尊重和支持他的意见<多系不正确的意见>，故杨伯华心怀不满，在党委会研究两处干部时既表现态度异常横蛮，不尊重党委的领导，指名党委书记提出的干部配备方案，若分配不公，就要鉴定何千里的“党性不强”。并公开拒绝党委书记和他研究问题。会后又在下去干部中说何千里卑鄙的很。党内有坏分子＜意指何＞大家要提高警惕。有意打击破坏何千里的威信。平时也喜欢树立个人威信，抬高自己，打击别人。如对秘书康心浩讲：“我准备提拔你当办公室主任，何千里不同意。”同时焦益文认为，倾向自己的宋国鑫较正派，而温亦然＜党委委员＞崇拜何千里。于是将何、温划成一派，自己和杨伯华、宋国鑫又是一派。温亦然则对焦益文在男女问题上犯错误表现看不起，对何千里有个人崇拜情绪，并认为宋国鑫是两面派，盲目追随焦益文。宋国鑫则认为何千里偏信温亦然， 有缺点也不教育，而对自己采取歧视和打击。因而在党委会上形成何、温和焦、杨、宋的对立。会议很难形成决议。为了占上风，何、温主张召开党委扩大会，这样使他们的意见不致孤立。而焦、杨、宋则坚决反对，坚决主张召开党委会。终于使党委会不能进行工作。但何千里害怕问题扩大，个人受处分，因此一再迁就容让，企图很快分处后改组党委了事。康心浩同志认为“分处中没有贯彻总局指示，杨伯华同志不是以团结出发，而是态度横蛮。”其他同志也提出，党委会内部缺乏民主的问题。会后，何千里顾虑把问题扩大，即与焦、杨商量，意见很快取得一致。便对支部书记温亦然提出严厉批评。指出支委扩大会讨论党委问题是严重的破坏党的威信，有损党的团结，是错误的。于是召开党委会决定温亦然、康心浩、宋国鑫进行反省， 听候处理。但杨、宋认为这是何千里指使温亦然召开支委扩大会，故意打击杨伯华的信。宋国鑫并拉拢干部将支委扩大会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报告党委办公室。焦益文亦向参加扩大会的党委办公室主任肖淑清同志提出要写一份书面材料，被肖拒绝。至此，何、温、焦、杨、宋的立场对立更形成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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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习四中全会决议中，各党委委员都做了检查。但宋国鑫在会议上仍然无原则的争论。造事生非的提出：“他曾亲自听到何千里要李绍亮代表党委去西安开会。”又说温对何吹吹拍拍，在何生日时请客吃酒“。喊过何千里万岁”。更借口温亦然等召开支委扩大会议是何千里有意攻击杨伯华；并到处收集关于何千里的“问题”。企图扩大党内纠纷， 在检查中毫无自我批评的精神，相反在检查中攻击别人。当他所提出的意见已经到会的干部对正，认为全是无中生有时、他仍不作深刻的检查，反要求“保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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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党委的不团结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情绪，有没有遵守集体领导制的原则。党的集体领导是党的最高原则。因为党的领导力量在于他的集体性。而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党的优良传统。石油勘探处党委这违背了上述原则。党委书记何千里同志，自以为是，曾擅自决定某些重大问题，患得患失。从个人利益着想，没有把钻探工作作为党的工作的整体来看待，而认为钻探工作是自己分工领导的，地质工作是焦益文领导的。若只提钻探工作的缺点是伤害了个人的情面，有损自己的威信。对同志的错误采取了错误容忍的态度。不是坚持原则的在党委会上展开批评，而是迁就姑息。党委副书记焦益文自持年纪轻，钻研业务好。自满于业务技术的钻研和成就，强调个人的作用。将地质工作成绩归功于自己，忘记了业务和技术必须服从党的原则，因而逐渐发展到脱离政治，脱离党的领导，产生无原则的信任原有技术人员。对于党委书记何千里同志确实不信任。甚至怀疑表现轻视。例如杨伯华同志摆老资格，喜人奉承，抬高自己，打击别人。宋国鑫自持成分好，提拔快，对于党委书记则采取个人报复。温亦然瞧不起焦益文与宋国鑫。这一切就必然是党委领导不但不能够集中统一，反而陷于无原则的纠纷，分散了领导力量，严重的损害了党委的团结。勘探处党委不团结， 由于我们过去对该处的组织领导与政治思想工作抓得不够外，主要是该处党委的政治思想领导薄弱，党内缺乏严格的组织生活，不能够充分的发扬党内民主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因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情绪不单没有及时克服反而日益兹长漫延。从闹无原则纠纷发展到严重的地步，使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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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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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委书记何千里同志主要是个人主义，一方面自以为是，擅自决定个别重大问题，违背集体领导原则，一方面顾虑各种威信和情面，并对于党内原则分歧和无原则纠纷， 采取了容忍和掩盖错误的态度，不敢批评斗争。对于党委不团结的问题应负主要责任。但由于在四中全会文件学习中，态度诚恳，检讨深刻，对自己的错误有进一步认识。拟免于处分责成其在会后工作中切实改正错误。
+
+　　党委副书记焦益文同志，身为党委副书记，但很少做党的工作，平时过党的组织生活也较少。有严重的不问政治倾向，对原有技术人员，不是根据党对技术员的政策， 从政治上团结改造他们，而是迁就姑息。在处理问题上往往错误的采取先党外后党内的方法，已经开始发展到脱离党的领导。这是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上错误，对于何千里同志领导上的缺点，不是从帮助改进与团结出发，而是抱个人成见。怀疑党委书记有政治问题，对党委不团结亦应负主要责任。在学习四中全会文件中，虽然承认错误，但往往说别人不好所引起。避重就轻，检讨不深刻，拟予撤销党委副书记的处分。
+
+　　党委委员杨伯华同志，由于严重的居功骄傲，个人主义。喜人奉承，提高自己打击别人。他对于党委书记的怀疑和攻击情节比较严重，影响也比较恶劣，尤其是在学习省委七次扩大会议传达四中全会决议后，仍然拉拉扯扯地有意攻击何千里。其错误是严重的，杨伯华是党的负责干部，因此对党委不团结亦应负主要责任。在学习四中全会文件中，开始时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躲躲闪闪。但最后尚能暴露思想，承认错误，拟予以当众警告处分。
+
+　　党委委员宋国鑫同志怀着个人的成见，搬弄是非，夸大虚构事实甚至拉拢一些人进行挑拨。在学习四中全会文件，不是诚恳的承认错误进行自我检查，而是坚持错误， 拒绝党的教育。在检讨中有攻击别人的表现。甚至怀疑省委检查组同志偏袒何千里。因此，应予严格处理。拟予以撤销党内分工处分。并建议行政降职使用。
+
+　　党委委员温亦然同志由于思想上有骄傲自满情绪，在扩建分处中曾在省委会议上与个别委员争吵等，因此在服从组织和同志们关系上都不利于党团结。但在学习四中全会文件时，对错误已认真检查，故不予处分。
+
+　　对于党委部分委员已受到严肃的党纪处分，故对石油勘探处党委的错误不拟另给处分。
+
+## 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对焦益文、宋国鑫同志申诉的审查报告和处理意见	<摘要>
+
+　　按：这是在石油勘探处党委五分之三的成员，继续坚持斗争，接连向中央、向省委揭露李井泉在石油部门庇护培植死党的罪行时，李井泉不得不向中央作了这样一个丑态百出的报告。
+
+　　这个“报告”中，他们不得不供认了石油党委内的斗争是“原则性的问题”，对焦、杨、宋“不是从争论的本身作为处分根据的”，需要再“作出明确的结论”。但又胡说 “处分是正确的，不能改变”。
+
+　　对于焦益文、宋国鑫二同志申诉的审查报告和处理意见石油勘探处党委副书记焦益文、���员宋国鑫二同志给省委转中央监委的申诉。他们对省委组织部、城工委关于石油勘探处党委不团结的检查报告中尚有以下的主要意见：
+
+　　一、53 年钻井任务未完成，党委书记何千里认为由于对业务不熟，计划盲目，焦、宋认为应检查领导责任，不是盲目冒进，并经党委讨论，写入总结，何又修改，且没经讨论上报。焦认为这是组织原则问题。在技术人员问题上，何以为焦有右倾，而焦、宋则认为，以何为首普遍有“左”倾。何千里解决工作问题，常召开党委扩大会。而焦、宋认为，经常召开无准备的扩大会议来代替党委会是削弱党的集体领导。他们认为以上原则问题的争论没有明确结论谁是谁非提高认识。焦益文现在还认为自己的意见始终是正确的。所以他过去的检讨是联系以上事实得到通过的，因而对原结论中认为焦益文“虽然承认错误，但往往说成别人不好引起的，避重就轻，检查不深刻，表示无法进一步认识”。
+
+　　二、焦益文同志并认为“温亦然盛气凌人，极对何千里崇拜，也是党不团结的原因之一，没有作结论和处理， 在个人结论中说怀疑何千里有政治问题，与事实不符，他只说他是政治品质问题。另外，还提出检查报告中所没有的一些枝节问题及对结论上的一些意见。
+
+　　宋关于何千里叫李绍亮代表党委的问题，何确实说过。检查时没有叫李振对正，因此不承认“无中生有，夸大和虚构事实”的结论，要求组织复查。此外，他提出何千里处理石油学校学生集体控告问题，及何因为自己的工资对工资科长谢公荣的批评是否有报复打击情绪，并认为这是政治品质带有原则性的问题。
+
+　　根据焦、宋二同志的申诉，及过去省委组织部城工委的检查报告进行研究，我们认为他们的错误，主要是工作意见的分歧逐渐发展为无原则的纠纷，互相闹不团结。整个问题的发展过程中焦益文同志身为党委副书记，对何千里工作上的缺点，不加帮助和团结出发，而是不信任，抱个人成见，形成对立。党委委员宋国鑫则更怀着个人成见， 拨弄是非，攻击党委书记，在检讨中尚有攻击别人的现象， 严重的损害了党的团结。根据以上事实，因此，我们认为原检查的分析和结论与事实基本相符合的。省委批准给焦、宋二同志以撤销工作的处分是正确的，不能改变。
+
+　　焦、宋二同志所提争论的三个问题，过去并不是以争论本身作为处分根据的，但是这些问题，是工作中带有原则性的问题，我们建议提交该处即将召开的党代表会议加以讨论，作出明确的结论，亦可在党代会中加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求得解决，明确是非。从焦、宋两同志申诉看来， 整个错误的严重性质和党的工作遭到重大损失严格要求自己，反而毫无根据的认识为过去检查处理有组织压力和偏听偏信的地方这说明他们尚有抵触情绪，因此，他们还必须进一步去认识自己的错误，才能愉快地工作。
+
+　　 中共四川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章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
+## 关于取消焦益文等同志处分的通知
+
+## 局监（56）通字 001 号
+
+　　（按：李井泉在焦、宋坚持要他们“作出明确结论” 时，他们却用“取消处分”暂以“缓和焦宋对省委的意见”。但“取消”是假，十八个月后就成了焦益文的“反党”罪状和动机。）
+
+　　经八月二十九日，省委会议批准，取消焦益文同志所受撤销党委副书记的处分，及宋国鑫同志所受党内撤销工作处分。特此通知。
+
+　　 中共四川石油勘探局监察委员会56、9、11
+
+## 四川石油勘探局党委对焦益文言行开展分析批判的意见
+
+　　（按：18 个月之后，他们把焦益文对四川油气勘探建设的积极建议，把对李井泉等“承袭了国民党把天然气当废物的有害观点”的尖锐批评，污为“反对党的方针”、“丑化党政领导”、“攻击省委”，目的是“企图借此推翻其闹不团结所受的处分”。
+
+　　由于焦的建议和批评，反映了很多革命职工的意见， 确属“影响深远”，所以他们就对具有“类似错误”的党内外广大干部、职工进行残酷的迫害。同时，也由于他们在十多年中，坚决贯彻了他们所谓的“党和国家的正确方针”，严重的破坏了社会主义建设。）
+
+　　……（简历及焦的“右派言行”略。）
+
+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认为焦益文这种一贯反对现行勘探方针，并恶毒地攻击了从四川到中央的各级领导，在群众中点火煽动对党委书记不满，企图趁大鸣大放时机推翻对其闹不团结的处分。我们认为焦已由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到反对党、政组织，攻击党政领导同志的党内右派分子。但由于焦益文身为领导干部，其右派言论的影响极为深远，在党内外工程技术干部中尚存在类似错误看法。我们准备采取先党内后党外，充分发动群众的办法，对其右派言行展开大是大非的大辩论。党内与党委扩大会议形式，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展开辩驳，预计党内经过一个礼拜左右时间，即于十月五日左右即转入全体职工中进行大辩论。已有材料计划分两批在党内外公布。我们估计这样做，一方面会继续发现和揭露其它类似的右派分子， 达到纯洁党内组织；另一方面通过彻底驳斥其反党论调， 澄清在工程技术干部中的类似错误看法，以利今后坚决贯彻党和国家的正确方针政策。以上意见，当否？请省委指示。
+
+　　 中共四川石油勘探局委员会（章）
+
+##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
+## 右派分子批示表
+
+　　（按：李井泉为把石油部门当做他反党独立王国的重要阵地，为了在石油部门建立其私党统治，不遗余力的推行排斥异己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干部路线。
+
+　　他们为置交焦益文于死地，竟用出兵不血刃的毒计。在“根据不足”的情况，于 1957 年 6 月，派出刘文珍到石油局布置焦益文写了两张批评李滋润的大字报。然后，又把焦对四川油气勘探建设的建议和批评污为“反党纲领”，拼凑成七条罪状。在 9 月份广发全局，软硬兼施的“发动群众”，“划清界线”，挑起斗争。11 月份即宣布撤销焦党内外一切职务，停止其党内生活，把工资改为生活费。12 月底在陈刚、刘文珍指使下才补办了这张“批示表”。
+
+　　他们对这张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大放反调。从根本上违背中央有关政策界线的规定的“批示表”，却又不敢“批示”，只经“工业大口”在 1
+
+　　月以后签了个“审查机关意见”，就在 3 月底指使李滋润口头通知焦益文说：“省委决定为极右分子，并决定到西昌农村劳动改造”。但因怕焦益文向中央控诉，又连夜电话把焦调回原单位监督劳动。这张从未批示的“批示表”，是在 9个月后的 10 月 3 日转入焦的档案的。
+
+　　当李井泉坚持的机会主义（碰）油方针碰得头破血流， 群起议论时，却在 1961 年不得不为焦摘掉这项未有批示的空头帽子。）
+
+## 处理右派分子批示表
+
+　　姓名：焦益文
+
+　　一般或极右分子：极右分子所在机关：四川石油勘探局现任职务：付局长
+
+　　 四川石油勘探局整风领导小组1957 年 12 月 20 日
+
+　　姓名：焦益文。性别：男。出生年月：1923 年 9 月。参加革命时间：1938 年 8 月。入党时间：1941 年 5 月。籍贯：山东广饶县。文化程度：相当高中。家庭出身：自由职业。本人成分：学生。现在工作机关及职别：四川石油勘探局付局长。
+
+　　简历：1937 年以前在学校读书。读至初中一年级。参加革命后曾任宣传干事、通讯员、技术书记、秘书、分区委书记、政工队长等职。西南解放后任四川石油系统军事代表、石油总局重庆办事处主任、西南石油勘探处副处长、处党委副书记、西南石油地质处副处长、党委委员。55 年合局后，任我局计划处长、地质调查处处长、现任我局副局长、局党委常委委员。
+
+　　未参加反动组织，历史上没有什么重大问题。
+
+　　1943 年，因犯无组织、无纪律、工作消极、生活腐化错误，党内受过严重警告，行政撤职。
+
+　　1955 年因闹不团结党内受过撤销党委付书记职务的处分。
+
+　　构成右派事实摘要
+
+　　一、反对党的现行勘探方针，整风中写出带有纲领性的反党文章“抱着金饭碗天天喊苦穷”，并猖狂地向党进攻， 以歪曲事实，扩大缺点，造谣污蔑手法，否定几年来四川石油勘探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成绩。将现行的勘探方针斥责为“逼着公鸡下蛋，抬着鸭子上架”的主观主义的方针。
+
+　　二、污蔑各级领导党政领导同志，并把党组织说成是三大主义的化身。将国务院李、薄副总理对四川石油勘探工作的正确指示污蔑为“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丑化二位副总理为“大权拿在手，不问青红白，削减气投资， 只需刀一挥”的主观独裁者。进一步得出结论，说局党委、省委、石油工业部各级党组织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加宗派主义”三大主义的化身。
+
+　　三、整风中到处煸风点火，企图攻垮局党委。呜放中焦化名写了两张大字报，污蔑攻击局党委“会不议，议不决，决难办”，“空洞洞，原则喊，录音带��教条搬”，“整的人，咋难免，即主观，又官僚”。同时进一步提出“大刀斧，把会减。党代政，改一番”。实质上是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
+　　四、攻击污蔑省委，企图为自己的处分翻案。他曾对孟庆瑗同志说：“四川的党不民主，不温暖”，“省委就只处分几个人积极”，“省委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
+　　五、反对民主集中制，破坏集体领导原则。他一贯地对领导不尊重，缺乏组织观念，认为服从上级那些“盲目服从”的人的事，一贯向党闹独立，破坏党的集体领导与党的团结，曾两次受到党的处分。他利用地质处党委委员
+
+　　（上届局党委委员）反党分子李振对党不满，敢于公开破坏党委集体领导的威信，拒不执行党委决议的特点与李振在实际行动中形成联盟，经常在一起议论党委与党委书记及委员的“问题”。在群众中散布对局党委书记的不满言论。
+
+　　六、反对与篡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与干部政策。焦抱着“技术高于一切”的观点，一贯对知识分子盲目信任， 迁就拉拢，曾因此在四中全会中学习中受到批判。中央知识分子会议后，他不仅未加警惕，反而进一步歪曲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认为自己很早就正确。反对技术干部参加政治运动，主张技术干部中的党员可以不过党的组织生活。在反党的文章中甚至说党政领导是“从主观意识出发的行政手段对待科学技术工作”。
+
+　　在执行干部政策上，焦是重才轻德，只要有技术就是好干部。56 年焦在党委会上建议提拔一批地质师，局保卫科长刘思同志提出其中有的人历史问题尚未弄清，焦反问， “历史问题一辈子弄不清，难道就一辈子也不提拔吗？” 由于他的影响，很多技术干部认为只要有技术就吃的开。
+
+　　七、以宗派活动手段，扩大地质与钻井的矛盾。焦、李利用分工领导地质的条件，在地质人员中破坏局党委和行政的威信，挑拨局与地质处的关系。焦散布“局党委只重视投资大的钻井，不管地质。”去年当报上生活福利问题较多时，焦趁机挑拨与鼓励野外队员公开在报上发表对党不满的文章。并在《石油工业通讯》11 期上发表文章，夸大歪曲事实，故意扩大地质钻井矛盾。如说地质人员“为了工作就要不惜低三下四的哀求钻井”，“坚持地质原则就要受到孤立与打击”。造谣说：“地质人员有因此发生过神经病患者”。“有的探区地质人员受到四面夹攻，党政工团的领导联合在一起，强迫不准取心”。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起了很大的煽动和挑拨的作用。
+
+　　本人认识和交代程度，焦对其反党罪行在最初时强调“动机是好的”。以后经过党内外大小多次会议深刻揭发和严肃批评，彻底揭破了他籍学术问题为幌子向党进攻的阴谋后，他开始表示低头认罪，但在关键问题上交代不彻底。特别是对其反党根源很不深刻，说明他对自己反党罪行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真诚悔悟，尚缺乏实际行动。
+
+　　分析结论及处理意见：焦益文长期以来，怀着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对党的领导与监督十分抵触不满，对 55 年省委给其处分，更怀恨在心。在实际工作中常以两面派手法进行一系列反党活动，整风运动中认为时机已到，明目张胆猖狂地向党进攻，公开反对党的勘探方针，丑化各级党政领导以致把党组织恶毒地污蔑为三大主义化身，以此实现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政治野心。由于焦的反党活动是有组织，有目的的，而且是全面的，他有自己的一套与党的方针政策针锋相对的勘探方针，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而且在知识分子中拉拢一批人马，作为反党资本。因此我们认为焦在政治上思想上已经走到党的对立面，变成了资产阶级极右分子，且至今交代还不够彻底老实。
+
+　　处理意见：根据中央处理右派分子的政策原则，鉴于他的问题性质严重，且问题交代不够彻底老实，我们认为应开除党籍，撤销其一切领导职务，放到党的领导较强的最基层单位，从事实际劳动最一般具体工作，已资改造。
+
+　　 呈报机关盖章：中共四川石油勘探局委员会（章）
+
+　　审查机关意见：
+
+　　经大口领导小组 1 月 17 日会议讨论意见，撤销原有职务监督劳动，报请省委批示。
+
+　　 省委工业部大口（省委工业部章） 1958 年 1 月 30 日
+
+　　批准单位意见：无
+
+　　备考：此处理批示表于 1958 年 10 月 3 日转给局机关党总支去了。
+
+　　 五办室 1958 年 10 月 3 号
+
+## 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决定
+
+　　（按：这个“决定”是 1966 年 10 月 8 ���在川南矿区2000 人的职工大会上，由川南政治部主任刘捷拟稿，经“领导小组”副组长陈李中批准，然后由刘捷代表“领导小组” 宣布的。）
+
+　　对焦确定“罪状”，概括为：“出身富农，本人混混，投机参军，野心入党。坚持个人奋斗 30 年，破坏抗战，阶级报复，一贯反党极右分子。推行和平演变，破坏内地建设。对抗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
+
+　　经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决定，撤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焦益文川南矿区副指挥职务，放基层监督劳动，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如有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

CCRD/0/8/4/000048.txt

@@ -0,0 +1,13 @@
+# 欧阳毅之妻陈民给毛泽东的信（要点）
+
+　　<陈民>
+
+## 〖欧阳毅，原解放军炮兵副政委。〗
+
+　　（炮兵机关）最近对欧阳毅的批斗更甚，武斗体罚严重，人已不像样子，恳求主席及中央首长能急速挽救他的生命，给他以活动自由。
+
+　　欧阳毅确实是一个好同志，他绝不是坏人。恳请中央能详细调查他的问题。
+
+　　· 来源：
+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CCRD/0/8/4/000049.txt

@@ -0,0 +1,37 @@
+# 炮工革反团勤务组的公开检讨信
+
+　　<炮兵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兵团勤务组>
+
+　　（南京军区党委及敬爱的许世友同志、杜平同志：）
+
+　　首先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并向你们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
+　　一月廿八日，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等中央首长的讲话，对我们是极其深刻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我们认真地学习了中央首长的讲话，进行了斗私批修，初步地检查了我们的错误。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自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拥军爱民”的最新指示以后，全国军民都以实际行动热烈响应这一伟大号召，积极开展拥军爱民运动，而我们却违背最高指示，在反许黑后台杜方平煽动下，曾一度把矛头指向南京军区，军管会及敬爱的许世友同志，犯了严重的方向性错误，辜负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辜负了广大革命造反派战友们的期望。我们怀着万分沉痛的心情，特向你们作公开检讨。
+
+　　(一)我们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中央首长一月廿八日讲话指出，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许世友同志是久经战争考验的好同志，许世友同志是身经百战的，在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有很大的功劳，是忠于毛主席的，忠于林副主席的，忠于党的，忠于党的事业的，忠于毛泽东思想的，这是肯定的。许世友同志领导的部队在“三支”“两军”中取得了显著成绩。这一精神，中央首长曾多次作过指示。而我们却背离这个指示，错误的发起反对许世友同志的高潮。我们曾经提出了“打倒×××”的错误口号，召开了错误的誓师大会，发出了错误的“勒令书”，又错误地串联了其他革命群众组织，发起了错误的游行示威，并在军区门口挂旗搭蓬，成立了极端错误的“火线指挥部”。在这过程中，更错误地组织人员调查和整理了许世友同志的黑材料，我们印材料，出报纸，发传单，制造错误的社会舆论，无限上纲地对许世友同志进行了人身攻击。在去年九月二日中央首长来电指示后，我们仍犹豫不决，没有及时撤销“火线指挥部”。没有及时拆去帐篷。约在去年十二月份，我们还想公开批判军管会的错误，在我们的报纸材料和传单上也还出现过反对军区首长的错误内容。凡此种种，都是使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
+　　(二)我们的错误的危害性是很大的。中央首长一再指出，南京军区是长江的门户，江、浙、皖、上海三省一市，地处重要地位。而我们却把矛头指向南京军区，这就严重地干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影响了我军的声誉，破坏了军区首长的威信，干扰了南京军区的“三支”“两军”及战备工作的正常进行，犯了自毁长城的严重错误。回想起来，万分痛心。
+
+　　(三)我们犯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我们自己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没有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紧跟中央，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对毛主席、党中央的许多指示学得不好，领会不深，被派性迷了心窍，被风头主义冲昏了头脑，失去了阶级警惕性，在《红旗》十二期社论及极“左”思潮的影响下，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混淆了敌我关系，错误的把矛头指向许世友同志，以致这些错误就为反革命杜方平所利用。杜方平就是反对许世友同志的黑后台。去年七月，当我们自己学习了“拥军爱民”的最高指示以后，曾对杜方平表示，“我们今后准备和南京军区搞好关系”，而杜方平却对我们说“要进行斗争”，去年八月，杜方平就对我们讲：“对军管会的意见，要谈大问题，要拿出确凿证据，要抓住重点。”又说：“对于许杜提打倒，群众没有错，”“如果许杜坚持反动路线不改，就要打倒”，还说，“口号可以提许世友打倒，杜平炮轰，在这个问题上不要给群众泼冷水，‘打倒’表示我们的决心。许杜犯方向路线错误是肯定的，我们当然可以打”。在反革命杜方平蒙蔽下，我们在错误的道路上就越滑越远，越陷越深。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我们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直到革命群众揭发出杜方平的大量罪行，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对于杜方平，我们仍没有认识他反革命的真面目。仍在写材料，散传单多方为他粉饰辨护，使这个反革命长期蒙蔽群众。我们对于自己的错误，仍然是私字当头，不敢公开检讨，有时做些检讨，也还是躲躲闪闪，羞羞答答，不敢触及灵魂，这说明我们的派性是多么严重，多么顽固！
+
+　　(四)我们的态度：(1)当前要认真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学习中央首长一·二八讲话，深刻地进行斗私批修，彻底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彻底纠正我们错误的立场观点。我们诚恳地请求军区首长给我们批评教育，热诚地欢迎广大革命战友革命群众对我们帮助批评。(2)坚决按中央指示，真心诚意地尊重南京军区党委，坚决拥护张春桥同志，许世友同志和杜平同志的领导，坚决拥护军管会会的领导，大力宣传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康老、江青等中央首长对许世友同志、杜平同志及南京军区党委的正确评价。对于过去所调查整理的有关许世友同志的黑材料，坚决按军区首长指示，彻底烧毁。(3)我们坚信，一·二八揪出杜方平这个反革命，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重大胜利，我们坚决按中央首长指示擦亮眼睛，划清界线，彻底揭发批判杜方平的罪行，肃清他的流素，彻底把他打倒！(4)在我们学院，要高举革命大联合的旗帜，和八一红卫兵团、促联的战友们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求大同，存小异，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搞好斗批改，为早日在我院建立革命委员会而努力！
+
+　　打倒刘邓陶！
+
+　　打倒江、陈、李、包！
+
+　　打倒杜方平！
+
+　　打倒高小平！
+
+　　毛主席的革命路钱胜利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炮兵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兵团勤务组
+
+　　· 来源：
+
+　　南京炮兵工程学院《红炮兵》编辑部《红炮兵》第53期，1968年2月24日。

CCRD/0/8/4/names.txt

@@ -0,0 +1,50 @@
+杨朔绝命辞
+柴德賡：关于我的履历及政治情况
+吴冷西的检查
+陈毅为九十一人大字报给周恩来的检讨信
+检查
+陈毅在外交部“大联筹”大会上作的检查
+狱中报告：小纸条
+狱中报告：做小动作
+上海音乐学院贺晓秋遗书（摘录）
+关于我对孙喜魁同志进行政治迫害的检查交待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对林昭的刑事判决书
+关于解散《驱虎豹》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投降书
+王效禹的检查
+向毛主席请罪
+杨得志代表济南军区党委作的检查
+邵燕祥检讨在专政队劳动中怕脏等思想
+章士钊为康心如之子蒙冤事给周恩来的第一封申诉信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关于史德宏和潘秀兰的离婚判决书
+邓小平的《我的自述》（摘录）
+徐运朴的“认罪书”
+胡春浦关于交代历史问题的思想汇报
+有关罗广斌案有关活动的交待
+139号犯人狱中报告（思想汇报）
+邓克生文革检查全编（1968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通知
+认罪书（摘录）
+关于梁斌的交待
+牛荫冠的认罪书
+胡继文检讨书
+思想汇报
+关于“破坏知青下乡”问题的交代（摘录）
+邵燕祥汇报认罪服罪思想
+关于河南大学、开封师院党内负责干部的一些问题
+同济大学革命委员会给张大熊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处理的报告
+张体学同志的书面检查
+邵燕祥汇报重新认识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等思想
+邵燕祥检查担任专政队队长工作中的问题
+沈從文：我的检查稿
+邵燕祥汇报写自传的一些认识
+想到将被清洗出电影界……
+内蒙古军区后勤部关于鲍风畏罪自杀和平反的档案材料
+139号犯人狱中报告（两枚镍币）
+翦伯赞遗书
+安徽省合肥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长丰县双墩区所谓“125暴动团”问题的处理情况报告
+1968年思想改造的总结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毕业生工作委员会关于对一九六六年毕业生徐超汉的处分决定的批复
+赵紫阳《我的检查》摘要
+焦益文：愤怒控诉李井泉及其同伙在四川石油部门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滔天罪行
+欧阳毅之妻陈民给毛泽东的信（要点）
+炮工革反团勤务组的公开检讨信

CCRD/0/8/5/000000.txt

@@ -0,0 +1,25 @@
+# 滕海清在自治区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的第一次检查(摘要)
+
+　　<滕海清>
+
+　　我以万分沉痛的心情检查我所犯的严重错误。
+
+　　我从1967年4月18日来内蒙古，已经两年多了，工作没有做好，错误犯的很严重，特别是1968年11月第四次内蒙革委会全体会议后，在挖“新内人党”进程中，犯了严重逼供信扩大化错误，伤害了很多的干部和革命群众。我以沉痛的心情向内蒙古各族人民低头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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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内蒙古的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夸大了乌兰夫在内蒙古的影响。我是把几股敌人合起来做为乌兰夫反党叛国的势力。一是伪满留下来的一股，伪蒙疆留下来的一股，傅作义留下来的一股，乌兰夫反党叛国一股。认为这几股敌人的力量很大。从“挖肃”开始，一直是反对右倾，反到今年三月间，越反，“左”倾越升长，“左”倾思想就一步一步升高加码。上面轰轰烈烈，下面搞逼供信扩大化，很凄惨。我的“左”倾错发展到第四次全委会，已经到恶性阶段，可是我又错误地批判高锦明的“右”倾。这样“左”倾思想发展到登峰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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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内人党”是按照我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指导下搞起来的，只看到口供材料就信以为真。出现武斗打人现象时，我说这些同志革命热情是很高的，应当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当时想通过办学习班解决群众中的“内人党”问题，结果严重的逼供信，残酷的各种惨无人道的刑法都在我们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产生了。刑法之多是罕见的，有的被打死打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向这些受打击迫害的同志请罪，向这些政治上受打击，精神上受摧残，身体遭到损害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表示慰问，而且向他们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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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单位，少数民族干部百分之百打成“内人党”，还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是你们蒙古人的领袖，蒙族领袖是乌兰夫。这是污蔑广大蒙古族革命群众。那样多的群众打死打伤，家破人亡，没有一个跑到外蒙古去的，不都是朝北京跑吗!说明内蒙古人民是热爱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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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对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防止扩大化有好几次指示，一个在六八年二月四日晚上，中央指示开始的时候，面不要搞宽了；第二次是六八年十月，呼盟挖“统一党”报到中央，江清、姚文元同志批示防止扩大化；还有一次，总理电话给陈先瑞同志，说有个青年学生反映你们那里搞挖肃斗争有扩大化；第四次，一九六九年二月四日，在我汇报时中央领导讲，你们内蒙清坪阶级队伍步子太快了，同时讲你要接受鄂豫皖打改组派和江西苏区打AB团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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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这些批评指示我都没有传达，“左”倾思想一直发展下去，以致犯了这样严重扩大化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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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对“滕办”意见很大，这也是我的一个严重错误。“滕办”驾于革命委员会之上，驾于军区党委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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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了很多错误文章。我的那些信口开河讲话，“左”倾思想言论，也做为干部学习材料，都是严重错误。我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独断专行，不受群众监督。我这是军伐主义作风，我在内蒙古工作这一段所犯错误这么严重，我要向毛主席请罪，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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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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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会议记录稿打印

CCRD/0/8/5/000001.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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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柴德赓写的检查交代材料──关于杨绵仲、杨汉之、周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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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绵仲的堂叔杨昭植，是大革命时代的党员，湘潭工会委员长。马日事变是被反动派杀害，杨友迈是杨昭植的儿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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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汉之是杨绵仲的儿子，杨绵仲是我爱人陈璧子的表哥，杨的父亲和陈璧子的母亲是兄妹。我1934年在杭州市立中学教书时，杨绵仲在伪浙江省政府任委员，我和陈璧子去过他家。不久，杨绵仲调到安徽省政府任财政厅长去了。1944年9月，我们一家到重庆，准备去白沙女师院教书，在杨家住过几天，那时他是地方财政司长。1946年夏，我们从白沙到重庆，准备还乡时，也去过他家几次，那时他是国库署长。以后我们从杭州回北平，就没有和他有什么联系。他是国民党的官僚，除了和他有亲戚关系之外，政治上、经济上都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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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夏，杨绵仲的儿子杨汉之突然到北京。他先找陈璧子的大哥陈伯君（陈当时是教育部部长[2]秘书），陈伯君带他到我家。我和陈璧子问他是怎么来的，来做什么？他告诉我们，他父亲现在香港，他在岭南大学读书，到北京来是找全国学联的。他来时没有带铺盖行李，就住我家。他每天出去，据他说去找全国学联，找外交部的宦乡，说宦乡是他父亲的朋友。一晚，从学联回来，他给我们看他写的自传的一部份，关于对他父母的批判，我们认为他对他父亲的反动面目，是有认识的。陈璧子了解杨汉之在重庆求精中学时，常常不去上课，到牛角沱一家书店去看书，他父亲很不满意他。从杨汉之的自传中，知道那个书店是个进步书店。而且知道他的思想受住在家的他（父亲的朋友沈四爷的影响，据他说是地下党员）。因此，对他来找学联，没有什么怀疑。杨汉之在我家住了一些时候（不记得多少天），就到学联住了。隔了些时候，来对我们说，要到东北去，学联派他们几个人到东北工作。他究竟和那些人一起的，我们不知道。只记得又一次他和两个女同学到过我家。他在去东北工作以前，他告诉我们，他的爱人周蓟章从香港来北京，问我们要带什么东西，我们就拖他带一只钢笔和一块手表，手表是陈璧子的妹妹陈素子托带的。过了一段时候，杨汉之从东北回来了，仍说是住学联，说组织上派他去台湾工作，利用他父亲的反动关系工作上比较方便，陈璧子有个外甥XXX，是比较进步的，在台湾被反动政府逮捕，她告陈璧子过去后即营救。那时陈璧子要调到学校工作，想买块裱，杨汉之有两个手表，就把他的一个旧手表给陈璧子，陈璧子要给他钱，他说不要，说是旧的，你先用好了。陈璧子问他，你爱人要来了，为什么你倒走了，他说为了工作，听杨汉之说过，他们夫妇感情不是太好，也就不去多想了。
+
+　　1950年秋天，就是杨汉之从东北回到北京几天以后，他的爱人周蓟章从香港到北京，周是一直来我家的。周蓟章的父亲周名崇和陈璧子也是表兄，他的母亲是陈璧子的表姨，比陈璧子和杨绵仲的关系稍为疏一些。周名崇抗战前在北平大学工学院教书，曾在辅仁中学教课，和我同事。陈璧子和我一起去他家，那时他只带他的大儿子周孔章在北京，家眷住在湘潭。抗战初期，他到城固西北联合大学教书，途中因病逝世。我们1946年离开重庆前，在杨绵仲家看到周蓟章，觉得她对杨绵仲的老婆很巴结，杨绵仲的老婆特别喜欢她，我们和她接触不多，听说有个张孝权和周蓟章感情很好。后来听说周蓟章和杨绵仲结婚，觉得周蓟章年岁比杨汉之大，嫁杨汉之无非因为杨家有钱有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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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蓟章到北京后，我们就告诉她，杨汉之从东北回北京了，曾来过，说要去台湾工作。你知道不？她没回答。她告诉我们，杨汉之走后，她和杨绵仲夫妇为了经济方面的问题闹翻了，她母、兄弟妹都在国内，自己也有工作能力，不愿再过那种跑金子市场，替人管钱的生活，所以决心来北京学习和工作。我们因为了解杨绵仲是个反动家伙，独养儿子一走，他一定很不满意，杨绵仲的老婆是个尖酸刻薄的人，儿子是他的命根子，儿子走了，和周蓟章发生矛盾是可能的。而且杨汉之在北京，她来北京也可以理解，问题是她来了，杨汉之却走了，我们还以为杨汉之去台湾工作还会回北京的，也就不去怀疑。周蓟章到北京，也去找过宦乡。周蓟章来我家后，杨汉之没有来过，当时我们夫妇都忙，我白天不在家，晚上很晚回家，我爱人住在学校，常不回家，家里的人说见杨汉之来找我过。周蓟章住在我家，很少出��，我们就要她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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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周蓟章提出要找工作，我们觉得她来北京后，并不到处乱跑，也没有别人找她，她本是个能干的人，在伪中央政治学校读书学的是统计会计一类，这方面的人讲，正是当时北京市需要的，但我们都没有考虑到一个从香港来的人，应该提高警惕，以为是亲戚，比较知根知底，我们就答应给她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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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家住在松树街24号，和劳动部相近。劳动部办公厅主任史怀璧是陈璧子在伪社会局工作时，解放初期首先到军管会联系工作时就认识的，解放后当过民政局长。我们原住尚勤胡同15号，是一家姓李的房东的后院，那家房东把后院都卖给劳动部。一天史怀璧来看房子，见到陈璧子，很高兴，说原来是你们住在这里，这个放置我们部里要买，你们得协助我们，早日搬家，我们当然答应。史怀璧从这个时候起，和我认识，以后我们搬到松树街，他星期日或晚上有空，也来我家，谈天或下棋。周蓟章住我家要找工作，一天史怀璧同志来我家，我和他谈起，他说要写一份自传。周蓟章写完初稿后，我看过，当时我的水平没有看出什么问题，就叫她誊清，送到劳动部史怀璧处，后由劳动部人事处和她谈过一次，记得说是部里不需统计会计人员，也就算了。当时没有说因为你是香港来的，有政历问题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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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陈璧子了解卫生工程局要招考会计统计人员，就介绍周蓟章去考。陈璧子认得卫生工程局人事处长方军同志，因接管光华女中一个学生和工程局一个干部之间的关系，知道方军原是市人委干部科长，和方谈起一个亲戚是香港来的，中央政校统计系毕业了，想找工作，方军说可以譲她来考，但要陈璧子写一个介绍，等于政治保证，陈璧子就写了这个介绍书的。当时卫生工程局没要自传，陈璧子的记忆中她没有见过周蓟章的自传。周蓟章考试成绩不错，录取了。就搬到卫生局去住了。从此以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周蓟章都在这个机关的所属单位工作。1955年我离开北京来苏州前，周蓟章星期日来我家。杨汉之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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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左右，周蓟章向北京法院提出要和杨汉之离婚，后来她告诉我们，法院同意离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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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蓟章初来我家时，带来手表一只，这是陈璧子的妹妹陈素子托买的，陈素子自己给钱，我家托买钢笔一直，也是给钱的，不过比和北京人民币很便宜。杨绵仲夫妇及周蓟章都没有给我们送礼。有一次谈到买毛线时，她说她带来一斤毛线，暂时没有用，给了我们。后来她说杨汉之给陈璧子的手表是她的，她有一只杨汉之的手表（方形的）[3]，愿意换回去，因为她不愿意看见杨汉之的东西。她还告诉过陈璧子，她来北京后，见到杨汉之一次，是在外面见到的。这只手表就是和杨汉之见面时留给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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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肃反时，周蓟章受到审查，告诉陈璧子，陈璧子那时对周蓟章的问题就重视起来，要她好好把自己的问题交代清楚。一方面，向北京市三十九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梁以俅交代了自己介绍周蓟章到卫生工程局工作的问题。梁书记对陈璧子说，这些事情要提高警惕，像你这样党所信任的人要注意被人鑚了空子。因此肃反以后几年没有和周蓟章联系。1958年陈璧子去北京见到周蓟章，1960年也见到她，她告诉我们照常工作。1962年冬陈璧子和我在北大招待所住，周蓟章有一晚住在我们那里，告诉陈璧子现领导上已经正式给她做了结论，我们也就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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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上半年，周蓟章到北大招待所看我时（她有个姑母住在北大中关村），说已打过入党报告。又说经常写对台湾广播文章，我问是谁找你写的，她说是东城区委一个同志和她联系。另外，她还说过：你关心的问题﹣﹣政治上作结论没有，组织上叫我做帮助沈醉的工作。沈醉这个人我从《文史资料》上见到，他几篇讲国民党特务内幕的文章，这个大特务。我就很注意这件事，问她原来认识沈醉吗？她说沈醉是湖南人，她在杨绵仲家里见到过的。我觉得领导上这样信任周蓟章，大概是没有问题了。
+
+　　文化大革命中不断有人来了解一些熟人的情况，到1968年陈璧子对我还谈到过，现在各方面揭发出来许多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真得提高警惕。为什么一直没有人找我们了解周蓟章，也许她的问题已经弄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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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三年的文化大革命，特别时当前清理阶级队伍的学习，我们提高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再来看看杨汉之、���蓟章的问题，我们觉得有可疑的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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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杨汉之在周蓟章到北京以前，决定离开北京去台湾，所谓学联派他去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住我家，杨汉之不在家和周蓟章见面，却在外面见过一次（这是根据周蓟章和陈璧子说过的）。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周蓟章说杨汉之要走，并不引起很大波动，到底是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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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周蓟章和杨汉之离婚后，一直不结婚，是真离婚，还是有别的和原因？1962年陈璧子问过周蓟章，怎么一直不结婚，她告诉陈璧子，认得一个共青团员，年纪比她轻，因为那个同志团组织领导不同意，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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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周蓟章有个五姑和姑父，住在阜成门外，姑父在什么单位记不得了。1964年周蓟章的六姑周俟松（南京五中教员，已故作家许地山之妻）到北京，周俟松是我和陈璧子认得的，住在姊姊家里，因周蓟章来替周俟松代邀我们夫妇到阜成门外姊姊家里吃饭，我们去了。她五姑有个女儿，一向在香港，未结婚，前几年才回到北京，周蓟章说，那个表妹有神经病。我们到那里前，周蓟章叫我们不要和她表妹说话。我们在那里也就没有和那个“表妹”说话，这个“表妹”究竟得了什么病，据周蓟章说是由于失恋，那为什么长期在留在香港，当时我们不理解，现在想来，这个神秘人物到底是怎么回事？周蓟章和这个表妹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些都值得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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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此段为眉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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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马叙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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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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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网络材料打印

CCRD/0/8/5/000002.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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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德賡1969年的检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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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江苏师范学院将没有解放归队的“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集中到尹山湖农场劳动。检查的原因是因为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带来一场灾祸，有检查稿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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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编辑要感谢现在能读懂《检讨书》内容的人，感谢能想象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艰难。这些都可以写进历史的文献，居然今天还保留着。也要感谢专案组没有来得及销毁，“四人邦”就垮台了，倒得太快了。这是历史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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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五月七日去尹山“五七”干校听报告，去时自己觉得我过去有错误，有罪。今天能让我去听报告，给我这样高的政治待遇，现很感动，又很兴奋！后来不让我听了，当时自己心里是极难过的。陶妙英忍受不住哭了，我在劝她不要哭时说了一句“过去我在北京听过很多重要报告的。”现在看来，这句话是极其错误的，也是违反毛主席思想的。
+
+　　（1）   主席教导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是非常对的”，自己在历史上有问题，又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让这样的人听报告，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很对的。自己对此有难过的情绪，那对毛主席这一教导就是领会不深。
+
+　　（2）   文化大革命前的北京是彭真修正主义所把持的，现在讲这话，那就是对黑司令部的罪行认识不足，自己思想上不但没有清楚毒害，还流露出留恋的情结，这就是说明自己还没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边来。再说我在北京是13年前的事了，那时自己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现在是革命的对象，不从发展看问题，就是违背主席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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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自己过去是在政治有优越感，这次碰了这个钉子，于是又觉得政治上没前途了，感到自卑了，这实际就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另一个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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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洪丽卿说我说了，我的问题没有洪丽卿的大，陶妙英又作了证明。我当时心里很难过，坐在那里等汽车时，三人都到说了一些话，我实在回忆不起，我说了这句话没有，如果是真的说了这句话，就是对自己过去的罪行没有足够的认识。这也说明自己的高傲思想还是没去掉，是不服气的思想作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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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在九号的学习会上，谈到学习林副主席的报告，我说了不找些材料结合学习，学得干巴巴的。这样说法是极其错误的。自己对学习和学习方法有什么意见，就应本着爱护集体，把自己的看法向工宣队反映。自己不采取这种正确的方式，却发一通牢骚，这是不尊重工人师傅的领导。尤其恶劣的是对张林仙同志的态度，人家说话有出入就应该按毛主席的教导“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为什么要发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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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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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网络材料打印

CCRD/0/8/5/00000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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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代我在对毛主席态度问题上的罪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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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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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反右斗争以前，我自问对毛主席是热爱的，虽然我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到鸣放期间发表了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但是那是我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错误理解毛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结果，我主观上确已到了在社会主义的招牌之下贩卖资本主义的货色，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地步，但是并没有在主观上反对毛主席。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反右派斗争向我猛喝一声，惊醒了我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迷梦，指出我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把我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这一点，我基本上是服罪的，但是我的服罪问题从一开始就没有解决得彻底，总觉得党对我的处分太重，把我开除出党，划出人民内部，作为专政对象戴着帽子进行没有肯定期限的长期改造，是“不留余地”。由于这个思想的存在，我的改造效果很差。在1961年底摘掉帽子以后，在1962年刘邓黑司令部刮起翻案黑风的时候，我就与之相应和，重又犯了反人民的罪行。这一罪行又被揭发，在1965年遭到了批判。在十余年来国际国内大好形势的鼓舞下，特别是两年半以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下，我对自己的两次罪行有了一定的认识，我认识到我是一个罪有应得的右派分子，但是过去的长时期中，由于自己的服罪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在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上产生过许多罪恶的思想，有的并且已经形诸言论，这是我一切罪行中最最严重而绝对不可饶恕的罪行，我现在一想起来就感到悔恨，感到痛心，感到无地自容，但是在毛主席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伟大政策的感召下，决心彻底交代我的这一罪行，请求革命群众予以彻底清算，同时也作为我彻底同自己的反动思想相决裂，而回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旁所走出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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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57年反右斗争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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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反右斗争，我一开始是不理解的，只是到后来，我才在国内反对资产阶级，在国际反对修正主义（当时我们在国际上尚未提出反修的口号，但是自从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以后，修正主义已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泛滥，我始终认为反右是反修的前奏，甚或前提）的总背景下理解了这一斗争的意义，跟上了形势。并且参与了社内外有关反右斗争的一些工作，根本没有想到反右斗争会有可能搞到我的头上。但是到1957年8月间，在党委和群众间开始提出了我的问题。我在一开始意识到我自己的问题以后，就立即自动作检查，并且停止除业务以外的活动，准备作出交代，接受批判。当时，我还只认为自己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当后来意识到自己犯了右派罪行的时候，我内心固然充满了恐惧，但是同时也强烈地意识到我平生并没有向党隐瞒过任何错误，任何观点，如果我在这关键的时刻不能坦白交代自己的观点，将来势必成为与党关系中无可弥补的缺憾，很难缝合的裂痕，因此作了彻底的交代，接受了群众的斗争，也在全社大会上进行了经党认可的自我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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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党和群众的帮助下，认识了自己的罪行，在国际部和全社群众的面前，自己给自己戴上了右派帽子。按照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我认为自己是真诚悔罪的，党和群众也一再如此同我讲。这时，我按照过去的理解，认为按照毛主席的“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指示，大概最后不会给我戴上右派帽子，按照毛主席的对右派分子“不采取极端措施”的指示，大概还不会开除我出党。我认为我罪行虽然严重，但是历史上还没有任何犯错误的记录，工作表现上还有一点“老本”，党很可能会姑念我初犯，给我以在人民内部，甚至留在党内改过自新将功折罪的机会。我作过种种自以为是合理的推测，但是到1958年3 月对右派分子实行最后处理时，宣布我为极右分子，开除出党，撤销职务，开始进行没有规定期限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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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对自己的罪行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我当时只能看到自己的思想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还不能看到自己的言论在实际上所造成的破坏性的结果），这样的处分在我思想上是难于接受的一个打击。我荒谬地认为，这样的处理是不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思想的，我的唯一根据只是我过去对毛主席思想的主观理解和我所知道的过去历次运动的常规。就我所知，自从延安整风运动（1942年）以来的历次运动到后期都要进行甄别复议，都要大幅度地减免处分，而反右运动则不但完全没有进行甄别复议，而且完全没有我从传统观念所���理解的宽大。对右派分子的最轻处理是第六类（“情节轻微、悔改较好”）处理：“免于处分”。但是，即使是这一类处理也一律要戴上右派帽子，是党员的一律要开除党籍。在我看来，这样的“免于处分”，就等于、甚至超过过去历次运动的最重处分（逮捕法办者除外）。从这个认识出发，我就认为反右运动的处理不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政策，但是我当时没有任何根据怀疑这不是毛主席的政策，也还不敢如后来那样公然地疯狂地诬蔑毛主席“改变了过去的常规”、“犯了错误”。我就想，毛主席做文章历来都留下很大的余地，这次也必然一样，不过其方式与过去历次运动不一样而已。我当时主观地猜测反右派运动所以采取这样的处理方式，是因为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在国际上，苏共二十大以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已经泛滥，反右斗争虽然当时并没有提到其国际意义，但是显然有深远的国际意义，我曾推测它是毛主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所下的决定性的一着棋。在国内，我看到反右斗争以后国内统一战线已作了新的组合。要把章罗、陈铭枢、黄绍竑这样的人排除出去，在党内也必须“大义灭亲”以“立大信于天下”。总理1957年8月在全国政协和外交部就反右问题所作的报告中指出：“知识分子要彻底改造必须有政治上的震动”。从严处理党内右派正是为了要在国际国内造成必要的震动。但是，在开除我们出党的时候，党委一再交代党的处分只是“开除出党”而不是“永远开除出党”，党内右派改造好了以后还是可以回到党内。这种说法却又是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所没有听到过的。我因此猜测毛主席对党内右派分子的处理也许要采取大严大宽的方式，过了几年，等多数知识分子有了改造，国内外形势出现了新局面，像我这样的党内右派就可以“顺利”地回到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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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在当时的不服罪思想的基础上对毛主席政策的猜测。这种猜测在开头一段时期曾是我改造的一个动力。在十三陵，在居庸关，劳动都比较积极，但是虽然如此，我在内心总不肯忘掉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不肯承认我是人民的敌人，看到自己与有些右派分子一起，受到群众的仇视与蔑视，就感到悲不自胜，几乎感到自己是在梦里，每当中宵梦回，常常不知道身是何人，眼望着帐篷顶，喃喃以八字自问：“真欤幻欤？是耶非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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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我们下放到柏各庄农场，那里对服罪教育抓得很紧，如果流露出一点认为自己不是主观上反党的思想情绪，就要受到批判，非要承认自己确实是主观上反党才算是服罪。按照当时的标准，右派是敌对阶级中人，右派必然是对党有阶级仇恨的人。右派的问题是立场问题，不是世界观问题。在劳动态度上，右派不但不可能是热爱劳动的，而且必然是“敌视劳动”的，劳动中干劲不足或有其他缺点都要提到这个高度去认识。在改造态度上，右派被认为是不可能自觉改造的，只能强迫改造。当地领导上明确指出，对右派不适用毛主席的“两点论”，也不适用毛主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柏各庄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是极好的，但是这样的改造要求，我却不能适应，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但是，久而久之，我也认为这样的提法在逻辑上是合理的，如果不是如此，右派分子就不能是人民的敌人，就不能得到如此严厉的处分，但是再一转念，我自己却实在不是这样的右派分子，因此而产生了，或者说加重了自己认为“反右扩大化”的思想，同时加深了自己对毛主席政策的怀疑。当时，我还丝毫不敢像在文化大革命中刘邓司令部被揪出来以后那样怀疑反右斗争中有刘邓路线的干扰，因此反而把矛头针对毛主席，怀疑毛主席在反右运动中确实扩大了打击面。1959年冬天正是反右倾运动高潮的时候，我们在柏各庄什么情况都不知道，但是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康生和陶铸的各一篇文章，把党内右派分子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提。我当时从一个右派分子的身份出发，不去考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罪行有多严重，却反而去注意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犯的只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而不是“罪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这时，我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问题比起某些右派分子（不包括我这样的右派）来，不但不轻，而且还要重一点，但是却可以如此处理，我认为这才是毛主席的老方针，反过来，又感到对右派分子的处理还是重了，要不就是反右斗争扩大化了，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此处理正好表明毛主席已经吸取了反右斗争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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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国庆前后，刘少奇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发布了特赦令，赦免了一批战犯，同时也进行了57年以后第一批给右派分子摘帽子，我原来幻想我自己也可以摘帽子，但是结果未能如愿，而且最后看到摘帽子的人极少极少。这一下，我不但个人灰心失望，而且感到自己原来对于毛主席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可能采取大严大宽的新方式的看法也不对头。这时我一方面猜测，在反右斗争结束两年之后给右派分子摘帽的面如此之窄，标准如此之高，可能因为受了反右倾斗争的影响，既然要继续反右，就不可能对右派太宽。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多数右派只是在言论上出错，劳改两年，处分非轻，还不能摘帽子，似乎是表明党确实认为对右派分子的处分就得这么重。我曾经仔细比较过，觉得右派分子的处境比57年以前历次运动中受处分的贪污分子、坏分子，甚至受管制而未判刑的历史反革命分子都要严重些。他们的处分完了就是完了，其他的又都有一定的年限，改造的时候，自己心中也有一个底，也有一个奔头，而右派的帽子却遥遥无期。新华社有一些坏分子，同我们在柏各庄一起改造，期满一年，就回北京，正常工作，新华社的保卫处长吴文正到柏各庄时就对我们说过，别的人的处分有期限，右派分子的帽子没有期限。另外，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受打击受处分的人运动过去了就在群众中正常工作，连受管制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也都是一样，而惟独右派分子头上戴着帽子，群众对之特别严厉。这些都使我感到不可理解。我认为毛主席的政策历来是宽大的，这个时候把溥仪、杜聿明这样的战犯在仅仅监禁了十年之后就释放出狱，而且安排了工作，给予了适当的政治待遇，我看到就是毛主席的伟大的政策思想的体现，但是为什么对右派分子，首先是党内右派分子这样严厉，我就感到不可理解了。另外，我过去曾认为，右派分子都是知识分子，主要要从思想上改造他们，使他们能为社会主义工作（我在反右初期曾看到中央文件，说右派分子许多是聪明有为的人，要好好争取他们），但是就我当时的见闻所及，却都只是让右派分子劳动改造，而没有给过我们以与群众相接近，与实际斗争相接近的机会，我从来没有过过这样孤独、闭塞的生活。1960年春节，我们回北京过年，王天章以党委副书记的身份同我们谈话，介绍了国内的大好形势，说“可以组织你们进行参观学习”，但是结果却完全没有下文，而我在1957年以前曾确知曾组织过战犯进行参观学习，这些对比，都使我感到对右派的处分已接近刑事犯的边缘，完全超出了我在1957年对自己前途的最悲观的估计。我怀疑党的政策不是要改造利用我们这些人，而是单纯地要给我们以惩罚。我渐渐地，但是还是将信将疑地，感到自己已到了将被抛入历史垃圾堆的地步。这个看法，在今天看来，也许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当时对我来说，因为自己还没有转变立场，站到无产阶级一边来看待自己的罪行的严重性，还认为自己的言论没有引起多大影响，造成多大破坏，反倒总是念念不忘自己过去是个党员，是个干部，“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因而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想到这一点，心里就产生了近乎绝望的情绪。我在1962年恶毒地诬蔑说：“毛主席应该给人以出路”（在1965年交代过），其思想基础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埋下的。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看到毛主席关于“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的指示，我就想到自己过去的诬蔑，分外感到自己的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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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1961年底，也就是在我戴上右派帽子的四年多之后摘掉帽子的。就我当时的觉悟来说，认为这已经是太长太重的处分了。1961年的摘帽是大批摘帽而不是1959年与1960年那样的小批摘帽，在此以前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是极少数，而在此以后，未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倒成了极少数。在我看来，当时的摘帽似乎没有多少原则标准，而主要是政治考虑。大概从1960年年底或1961年初起，我以我的政治敏感，已经感到政治形势有一种“松动”的迹象。农业十二条的下达给了我第一个这样的印象。当时中央规定，农业十二条要向每一个社员宣读，不得遗漏任何一个人，要使党的政策一竿子到底，直接与群众见面，这种做法在我党历史上是空前的。我认为这一定是毛主席的指示，只有毛主席才能这样做。我还记��在大礼堂听到传达说：十二条下达以后，有的农民不相信是真的，要求再听一遍又一遍。同时在农村中传开了一个“谣言”，说毛主席一定到过我们村里，要不哪能对我们的情况了解那么清楚，句句话都说到我们心里。这种感情，我曾引以自况。我把这看成是党在“纠偏”，而且是毛主席亲自出来“紧急纠偏”。我当时继续站在右派立场上，从自己的不服罪思想出发，觉得这种做法也会同反右斗争联系起来。1961年内，我明显地感到群众对我们的态度好起来了。在我们还戴着右派帽子的时候，群众就称我们为“同志”。有许多自从57年以后见我就掉头不顾的人，也同我打起招呼来。1961年夏天，组织上指定我负责右派分子的学习，明确宣布对我们也实行“不抓辫子，不拿棍子，不戴帽子”的“三不方针”，对于在社会上继续疯狂反党的顽固右派分子，也指示我不要反击，反而说“他能谈出自己的思想来就是好的”。那年“七一”，是党成立四十周年，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一个报告，其中列举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成就，惟独到1957年，却根本没有提到反右派斗争这几个字，而只说“取得了政治思想战线上决定性的胜利”。我认为这是政治观察家们所常说的“有意的忽略”，有“深长的意味”，显然是暗示“中央”已在重新考虑对反右派斗争的估价。1962年“八一”人民日报全文重新发表黑修养，我也认为是党在向党内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招呼。所有这一切印象，汇集拢来，到1961年底给大批右派分子（包括我在内）摘帽子的时候，就形成了对自己前途的极大幻想。等到1962年春天看到外训班组织上宣布给在反右倾斗争中受批判的同志“百分之百”平反，而且听说新华社内也是如此的时候，就确定地认为给右派分子甄别平反已经是在议事日程上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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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春夏之交，我听到了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中引用的一段司马迁的话“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其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又听说毛主席在引用了这一段话以后又说，一个人在政治上犯错误受处分有好处。当时我再没有听到这段话的上下文，也不了解全面的背景，更不像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到毛主席这一文件的全文后能认识到毛主席大讲阶级斗争的原意，完全断章取义地认为毛主席已经看到了我们这类人的处境，要解决我们这类人的问题。我完全从封建时代所谓“孤臣孽子”的感情出发，觉得毛主席真是宽宏极了，伟大极了，跃跃欲试，满心准备着跳出来要求给自己“甄别平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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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我当时的认识和觉悟，我还并没有想给反右斗争翻案。反右斗争的伟大的国际国内意义，我是看到了的，而且确实可以说愈久而愈清楚。我只是觉得自己还不是“敌人”，对自己的处理是“重了”。我并不认为对右派分子可以“一风吹”，因此，我总是想摸党的底，弄清楚“甄别平反”的范围有多大。我虽然“不服罪”，但是我也确实常想，我这样的人比起许多青年人来更“像”是一个右派分子，因为我的言论都是政治性的，而且是尖端的，如果我在1957年，还可以以铁托、卡德尔、陶里亚蒂，哥穆尔卡以至赫鲁晓夫尚被称为“同志”这一点作为比附而原谅自己的话，到1962年形势已经大明，这些人统统遭到揭发批判，我已再也不能援例自解了。我所可以认为自己是“好人”的唯一根据，只是我主观上还没有想与党为敌，在鸣放时期并没有想与党“较量”，在反右斗争中也没有敢与党“辩论”。正因为自己可以提出申请的根据是如此“单一”，如此“微妙”，我的胆子是不大的，我估计要是甄别的话，也只有到最后，才能考虑到我。我在57年以后，往日的交游几乎全部断绝，所往来的只有同过一段改造生活的几个右派分子。我觉得他们的问题都比我轻，所以千方百计想从他们身上得到一点有关右派分子“甄别”的迹象。在1962年夏秋之间，我从李正凌那里得知，摄影部副主任张磊曾经同他谈过话，告诉他可以对自己的问题提出“甄别”申请。李正凌也确实递上了申请书。李正凌还告诉我，国内部政治部主任宫策，曾经找在新华社大名鼎鼎，被认为是最疯狂最恶毒因而也是最不冤枉的党内极右分子戴煌谈过话，说：“我们还能不知道你是一个老同志？！”据说戴煌曾经写过几万言的揭露北大荒右派改造工作的“黑幕”的材料，得到宫策和其他人的赞赏和鼓励，戴煌也公然申请要求给自己平反。李正凌还告诉我，调查部的党内右派分子鲁逊（此人曾在柏各庄同我一起改造过，我因鄙薄其为人，从未同他交过一言）曾去问过当时的统战部副部长许涤新（此人与我在新华日报同过事），许涤新告诉鲁逊：“给右派分子甄别平反只是时间问题。”（李正凌还告诉我一些情况，但是后来证明是谣言，这些却都不是谣言）另外，我从庄重那里得知，国内部党总支书记张荫先曾经要他“解放思想”，重新看待自己的右派问题。特别是缪海稜曾当面同他说过：“你的问题不是重新入党的问题，而是恢复党籍的问题。”庄重在这样“权威”的鼓励下，也写了材料，为自己申辩。我也曾从陈适五那里得知，缪海稜曾示意他（我估计是通过林宁传的话），他的问题根本不是右派问题，编委要加以重新考虑。陈适五也因此写了申请书。郑德芳也告诉我，她的爱人蒋齐生曾问过王天章能否给郑德芳甄别，王天章认为可以，蒋齐生因此而“代妻告状”。所有这一切，我都认为是“过硬的”根据，足以证明我的看法是正确的。那年七八月间，听到总理和陈毅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更加加强了我的看法。这时，我的心情浮动已达极点，着手给吴冷西写信。我认为他最了解我的情况，知道毛主席在批评我们时还说过我们是“好同志”的话，也曾在1957年8月间我交上第一个检查时给我讲过毛主席关于“五不怕”的话（“不要怕摘掉乌纱帽，不要怕丢掉党票，不要怕老婆离婚，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掉脑袋”）。但是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一句话可说：“你也知道，我是什么人”，后来又觉得单是说这样感情的话没有用处，也没有必要，这样的事情与其我去找他，不如他来找我，因此既没有写出来，更没有发出去。不过，我当时的反党情绪正已达到了陈伯坚所说的“信心十足”的程度，以为自己的翻案已经“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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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在这样的情绪的支配下，我把57年以后党的工作中的一切错误与缺点都同我心目中所谓的“反右斗争扩大化”联系起来，恶毒地攻击三面红旗，攻击历次政治运动，以至于认为毛主席犯了“左”的错误，重新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这些我过去已曾交代过，我现在所得到的严重教训是，只要自己不真诚服罪，自己的世界观不彻底改造，就随时可能重新犯罪，最后堕入十恶不赦，万劫不复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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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秋天，吴冷西在大礼堂向全社作关于八届十中全会的传达报告，明确提出毛主席指出要反击单干风和翻案风，我过去的检查中总是说：“这是毛主席给我敲起了警钟”，其实只是把我疯狂的反党气焰压了一下。我心里还在想，对像我这样的右派分子还是要甄别平反的，不过，大概是党看到“真正的敌人”又猖狂起来，出于“实际政治”的考虑，把步骤推迟了一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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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春天，我听说凡是在前一年提出申请的尚未摘帽的右派分子都受到批判斗争。戴煌在受到批判以后，加重了处分，送去劳动教养去了。陈适五受到的批判比在1957年还重。这时，我的一切幻想都破灭了。我的反党反毛主席的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高度，我在政治上思想上进一步堕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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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六二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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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62年的翻案风和对翻案风的打击，我当时并不能像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那样根据全面的事实认识到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我看到新华社那些前领导人明明示意别人翻案，后来却又翻过脸来整人，自己一点也不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实在是“出尔反尔”。我记得，1963年的春天，我在外训班听到一个学员讲陈适五挨了斗，后来我去看他，他对我说：“你比我聪明”，意思是说我没有提出甄别的申请。我回答他说：“不，我比你坏。”我的意思是说，他还相信党，因此吃了亏，我则多少对党有些戒备，因此侥幸免于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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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承认，我当时并没有看到是刘邓黑司令部在刮翻案风，吴朱黑编委是在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也没有去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认真体会1957年以来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些，从根本上说，都是我可以做得到的，但是由于自己立场未变而没有做到），反而把我认为“出尔反尔”的诬蔑，归到党的身上，而且归诸于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我在灵魂深处所犯的最大的罪。我现在一想起来就感到痛心。我感到这不但是我个人政治上堕落最深刻的标志，而且是我在思想感情上跨上刘邓贼船的标志。我过去只崇拜毛主席，而从来没有崇拜过刘少奇，这是事实，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揪出了刘邓黑司令部以后，我意识到刘少奇已经在我的思想上打下了一个钉子，一旦他篡党篡国篡军的阴谋得逞，我就有可能跟着他走反毛主席的罪恶道路。文化大革命初期，大字报上揭发前黑编委“招降纳叛”的修正主义干部路线，往往举我为例，我内心是不服的。我自小向往革命，长而献身革命，是“降”？是“叛”？黑编委那些人的资历地位与我也差不了多少，哪里说得上“招”我“纳”我！但是，刘邓司令部被揭出以后，我就感到自己确实已经成了他们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夹袋中人物”，成了他们反党黑线的“预备队”，若不是毛主席发动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明白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理，我就真有可能犯更大的罪，想到这一点，我真是感到“不寒而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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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63年起，我翻案的幻想破灭了，入党的幻想破灭了。我虽然摘掉了帽子，成了“人民”的一分子，但是，按照我过去所有的政治地位来看，我总觉得自己还是很“臭”，总觉得右派的帽子老是贴在脑袋上，我觉得周围的同事都是“牛鬼蛇神”（我当时主要在业余外校工作），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政治、思想的内容，鄙陋之极，庸俗不堪。当时，我表面上是“老实”了，但是内心对自己的前途，看不到多少光明，因而充满了阴暗的情绪。在这种苦闷与无出路的感觉中，我一头钻到中国的老庄、佛学，与西洋唯心主义的哲学中去，寻求精神上的“解脱”。我觉得自己的一生真是一个悲剧，在现实生活中，我已无所作为，只有“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庄子），或者还可以在精神上得到一种“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的境界，得到佛家的所谓“涅槃般若”或者黑格尔的所谓“意志自由”。我自己也知道这只是一种“空虚”，是“究意无得”。但是却可以使自己思想平静，“宠辱不惊”，祛除苦闷而减少犯错误的机会。我就是这样以这些精神上的鸦片烟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与革命的道路相去越来越远。不过，我自己还没有到“放辟邪侈”，无所不为的地步， 我自己在主观上还正是要竭力防止自己在世俗的堕落的道路上滑下去，我自己想的正是要“穷理尽情，以至于命”。我力求在未来或者会有的严峻考验中，使我一生的悲剧能有一个无负于我早年献身革命的初衷的结局。在这一点上，我自以为我还始终没有忘掉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我灵魂深处始终不能熄灭的一点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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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期，我的个人打算是想离开新华社，特别是怕回国际部，因为我觉得我已“无面目见江东父老”；是想不再教英文，因为我觉得这不是“用我所长”。我计划去某一个研究所，做一点学术研究工作，或者资料搜集工作，或者文献翻译工作，就是我所谓的“埋首书丛，了此残生”。我具体的想去国际关系研究所，一方面因为我实际上只有这一条门路可走，一方面也因为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可以不至于犯重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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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下半年对我62年的罪行的揭发和批判，对我来说，是突如其来的，然而也不全出意外，最后对我的宽大处理也是如此。这次批判对我的意义是确定了我做党的“驯服工具”的决心。（当时刘修学就是说我划了右派还不甘心当“驯服工具”，警告我千万不要再念念不忘“57年以前”。）当时，我已经开始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已经对国际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有所认识，有所理解，但是就我实际的觉悟水平说，我还不能超出以“驯服工具论”来改造自己的范围。在批判结束以后，在1966年上半年，我整个的工作情绪是饱满积极的，这是因为我自己已经扫除了心底的杂念妄想，觉得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再不有所选择，有所趋避。我本来最怕的是去国际部，当时我曾设想，如果朱穆之再叫我回去，我就回去，我自以为这种心理状态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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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文化大革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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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来势十分迅猛，真如疾风暴雨。我后来隐约感觉到，许多当权派似乎事先有所感觉，但是我因为消息闭塞，却全无思想准备，不过，从揭发三家村起，就因为发现我在57年所推荐过的一篇文章，原来出于邓拓的手笔而有一种深刻的悲观，觉得自己“难逃一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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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初期主要揭发的是三年困难时期的许多三���言论，这些言论许多是与我当时的言论共同的，许多是我当时曾与之共鸣的，因此，我不但恐惧，而且感到抵触，觉得当时以“三不”相号召，事后却还是要抓辫子，拿棍子，戴帽子，我所曾有的“出尔反尔”的罪恶思想马上又重新冒头，对党疑惧的心情与自己感到委屈的心情是很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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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运动刚一开始，张海涛即以揭发王飞62年在轮训班的三反言论而名震一时，我记得他在大字报中说，别人在62年发表一些错误言论是情有可原的，你是漏网大右派有什么资格讲这些话。这时外训班的小将在旁边贴出大字报，质问张海涛，不管什么人，有三反言论就是错误的，为什么他要这样说。这给我很深的印象，我以为，就道理说，小将们是对的，但是就策略说，张海涛的话也许是透露了党的政策的底。后来听了陶铸的讲话，我更明确地感到，凡是过去没有旧案的人，这次文化大革命都有希望过关，而历史上有错误的记录的人，就不免要再次受打击。我在1966年6月底即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名被揪了出来，后来几次被揪斗，到9月间又列为清理对象，编入被我认为是“死案组”的第七组（多数是摘帽右派分子和未戴帽的坏分子），要送去信阳。我当时已完全作好了重新戴上帽子，长期劳动改造的思想准备。我在57年的时候，曾有过古人所谓“孝子之事亲也，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的思想，甘心情愿地接受党的斗争批判和处分，这次，我也决心再次老老实实当反面教员，决不自辩自解。就这一方面说，我是没有抵触情绪的。但是，就另一方面说，我内心是十分委屈的，我甚至想，“我之为党，亦已至矣”。十年以来，我一直在当反面教员，但是如果说，在57年的时候，批判我还能震动新华社的话，现在我在新华社已经无人知晓了，打击我，在老人中已没有新鲜感，在新人中也已不会引起警惕，我的作用已经没有多少了。不过，我看到十六条上说，到运动结束的时候，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从缩小打击面的观点说，最后把打击面集中到像我这样的“老右派”身上还是合理的。我实在不愿再见许多老党员、老干部再走我走过的老路。这时，我曾想起1964年或1965年，我曾在大礼堂听过下乡四清同志的报告，说二十三条下达的时候，有些农村干部拿着本本对工作队员说：“你们不要我们，毛主席还要我们哩！”我对这话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它曾震动过我的心，我体会到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政策，但是联系到我自己，我就感到自己一定是毛主席不要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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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初期，除了十六条以外，我最早看到的毛主席的指示是，有人转抄贴出在大礼堂里的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其中说到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要给出路。我毫不怀疑这确实是毛主席的亲笔信，确实体现了毛主席的一贯思想，不过我始终把自己划在可以解放的“全人类”之外，其原因就因为我是“老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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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些造反派，特别是青年人，言辞比较激烈，于是被当作右派围攻，如新华社的李竹润就是一例。我也是把他们当作右派看的。应当说，从我历来的“右”的思想出发，我是不大肯把青年人看成是蓄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对阶级分子的，我内心往往把这类人看成是“个人主义者”。但是我从57年的经验出发，又认为把他们说成“右派”也并不冤枉，而且深信运动后期（当时看后期，顶多只有半年）一定要给予打击，我当时确实是这样理解毛主席的政策的。这些人中间有的在受到大字报围攻后就作出检查，我又从自以为是的经验出发，认为一旦要划右派，作检查是无济于事的，黑字写在白纸上，比过去的多数右派分子更难逃得脱。可以说，我即使不在运动初期即被揪出，我决不会附和当时的所谓“右派”造走资派的反，我也决不会充当“左派”围攻造反派，（也许除了在群众性的大字报上附加上一个签名）这是我可以有把握的，但是，我虽然不会在这方面的行动上犯错误，却必然会在思想上犯更严重的罪行。我已在心里怀疑毛主席为什么要造成这样一种局势，使在我看来不过是“狂妄无知”的年轻人，犯一旦滑入就永远不能自拔的错误。事实上，我内心已经为李竹润，以至桂来强（我当时认为他特别激烈）捏一把汗了。我当时的思想可以说完全是同毛主席的思想相对立的，我根本不能体会毛主席的“子教三娘”的伟大指示（当时也不知道），不能体会毛主席的既教育老干部又造就一代青年的伟大战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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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青年人是如此，对于“老干部”，我也充满了无原则的同情。进城以后，在老干部中间就产生了某种衰朽的倾向，这点我是早就觉察到的，但是对他们进行如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猛烈的冲击，我却认为“过分”。大字报上揭发的许多情况，我往往以为未必尽然。我不理解为什么要把许多人都说成是“黑帮”，我觉得这简直是给党抹黑。不过，我认为绝大多数人的前途都大有转圜的余地。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篇社论，叫做《党的光辉照亮了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我后来听说这是刘邓司令部炮制的，不过我当时却认为这是中央和毛主席给广大干部打的一个招呼，把它看成是合情合理的。大概到1966年底，我在大字报上看到林彪同志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说老干部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好比是游泳，会游的就游过去了，不会游的就淹死了，有的人要喝几口水，有的人要拉他一把。就我所知，在延安整风运动以后就有过这样的话，在反右斗争中，也有人同我说过这样的话，不过只是个人的经验之谈而不是权威的指示。这次既然是林副主席亲自提出来，我就认为文化大革命运动对于绝大多数干部不过是一个考验，反而对自己的遭遇伤感，私心忖度：“为什么反右派斗争中竟没有一个游过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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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到1966年底才意识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与我也有关系的。当时有人把清理工作作为“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一个手法，又有人把陶铸、肖望东在文化部搞的清理工作（把牛鬼蛇神送到外地去集训），作为“保护一小撮”的一个内容。我对这样矛盾的说法无法判断。我觉得我当初要被送到信阳去，是被当作死案来处理的，我并无被保护的感觉（虽然我曾感到去信阳固然一定会戴上帽子劳改，却可以避免群众斗争，这是符合我的愿望的）。 同时，我又感到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也肯定是打击的对象。我认为，在理论上说，在针锋相对的斗争中一个人似乎不可能既作为一条路线打击的对象，又不作为与之对立的路线的保护对象；但是在事实上，我自己就是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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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对毛主席的感情处于一种复杂的状态中。我现在自己也说不清楚，只是常常感到自己处在一种“渐近渐远，渐远渐近”的游移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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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刘邓黑司令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揭穿，被批倒以后，我一时间感到自己心中积累下来的许多疑团得到了解决，自己感到同毛主席亲近了许多；一时间又感到自己的理解可能是错误，或者即使是理解正确也是没有资格评论的，转而又自外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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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的事例是：1967年春初，我感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解决了我在《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以后没有解决的问题，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会发生阶级分化，在苏联已经成为事实，在中国则可能成为事实，而解决这种阶级矛盾的方法就是用“大民主”发动群众来向走资派造反。想到这一点，我思想感到很开朗，觉得只要能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的真理，我个人所受到的批判处分就都算不了什么。我把这一点体会写到了思想汇报中，但是马上就有同志写出大字报批判我（我没有记住批判的论点）。我就感到自己根本没有资格来谈这样大的问题，心里很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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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57年以后，我经过长期的学习，已经能够理解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首先是坚持不断革命，坚持阶级斗争，但是，根据我对毛主席的政策的一贯体会，我又认为“准许革命”，帮助犯错误以至受打击的人改造，重新革命，也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十二月黑风”的时候，“联动”的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但是到1967年5月，许多被抓起来的联动就都放了出来。我有一天早晨上班，在女八中门口看到一张记载中央首长接见联动分子的大字报，江青同志一出场就说“毛主席要我来看看你们”，被接见的人就喊“江青阿姨好”“毛主席万岁”。我一看到这里，鼻子就发酸，眼眶就发热，我认为这是毛主席伟大政策的体现。到了办公室，就跟人谈论这件事，还表示自己极度感动，但是不料有人说，这张大字报是联动伪造的。这样一来，我搞得十分紧张，深恐别人以为我借题发挥，以后我一直警惕，不要直接说对主席思想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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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秋天，毛主席巡视华东、中南、华北几省，发表了谈话，着重指出，干部犯了错误可以改正。除���新华社大联总印发的本子而外，我还看到小报上和大字报上发表的本子，内容多了下面一句：“有人说这是立场错误，立场错了有什么要紧，站过来就是了嘛！”（我只记得大意） 我虽然无法对这个本子进行核对，但是我相信这是毛主席可能讲的话。我心里是十分感动的，但是却又想到在57年的时候，我犯的就是立场错误，改造到现在也不敢说立场已有转变。我的这种思想说明自己对毛主席的疑惧已经到了极端的程度，这是一种罪恶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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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9月，红旗杂志编者按说：“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开头，并没有宣布这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但是我一看就认定这是毛主席的话，我相信我多年从事文字工作的经验和过去的政治经验，决不会估计错误。后来，江青同志讲话，明确说这个按语传达了毛主席的声音。应当说，这一最高指示给我的感动是很大的，但是我马上提醒自己，对“出路”两字要有正确的理解，也就是决不可有57年以前的理解，决不可以认为只有给一个被打倒的人以与过去的历史、地位、能力相称的职务与工作才算是给出路，而要认清只要不是肉体消灭与逮捕法办就都算是给出路。我认为这次运动的震动远甚于57年，对于打击对象的处理只能比57年更严而决不会更宽，我若是在出路问题上有任何陈旧的概念，就必然要产生新的情绪波动，犯新的错误或罪行。我现在认为，我这种想法极可能是歪曲毛主席的意思，但是就我本身而言，我却只敢以最低的标准来考虑自己可能有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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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刘少奇，我过去从来没有感到他同毛主席之间有什么分歧，只是到1966年8月在新食堂听他的录音报告时，听到他说“革命如何革？我老实告诉你们，衷心地告诉你们，我也不晓得”，后来他又举了清华大学一个反革命分子写的反动标语：“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说即使这样的人也可以“保护”一下，我心里曾微微动了一动，觉得他是向群众作某种暗示“将来惹了乱子，可不要怪我，不要怪我的‘党中央’”。当时，我认为局势很乱，思想上很害怕，刘少奇的话是在我心里钉下了一枚钉子的，使我感到毛主席可能犯错误。半年多以后，我在小报上看到揭发有的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说怪话：“过去是‘官逼民反’，现在是‘民逼官反’”，我认为这就是受了刘少奇的“点化”而产生的一种反动心理状态，（刘少奇讲话的原因是宣布撤退工作组，同时说：“如何革命，今天只能说一句话‘放手发动群众’。”）如果我的地位是一个当权派，极可能跟着刘少奇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对我自己当时的心理状态，一直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才明确地认识到。我当时真是倒抽一口冷气，觉得自己的思想又一次完全站到了敌人的立场上。
+
+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理解，经常在右与极左之间徘徊。我一时有“没有党的领导会天下大乱”的谭震林式思想，一时又有极左的看法，对敌人散布的谣言，我常常会当作真理接受。例如1967年初，“全红总”贴出一张传单，讲的是江青同志接见全红总代表的讲话，据说江青同志说：我见到你们十分激动，因为我看到了自己的阶级弟兄。据说，江青同志也赞成合同工制度应该砸烂，临时工不该解雇。这张传单就贴在我所劳动的新华社工地。我在当时流行的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并不敢怀疑这张传单的真实性。后来在全国刮起了经济主义的妖风。我还同后来揭露出来的许多敌人的言论一样，认为这是江青同志的一席谈话引起的。一直到两三个月以后，总理发表谈话，正式辟谣，说：“江青同志怎么可能讲这样的话”，我才恍然大悟。当时，新华社曾有一批解雇的临时工前来工地“造反”，根据就是所传的江青同志的讲话。有一个工人师傅理直气壮地跟他们说，你们说江青同志说了这样的话，我没有看到，你们手里的传单不算数，只有中央发了文件才算数。他跟我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我还给他捏把汗，认为他不注意情况的变化，很可能犯错误。到总理讲话出来以后，我才体会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与胆略就是不一样。像我这样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至多只能做一个不清醒的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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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总理，我是有极深厚的个人信仰与感情的。文化大革命中，总理以七十高龄，日理万机，至于心力交瘁。我有一次听到孩子说，总理累病了，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心里曾感到十分难过。但是，虽然如此，在1967年夏天，王关戚以“新文革”的名义对“旧政府”大放其明枪暗箭的时候，我只是在行动上与言论上还能坚持不投机取巧，而在思想上已经引起不少的混乱。七月份的时候，我在办公室里听人说戚本禹认为外交部就缅甸排华所发的声明“调子太低了”，我虽然吃了一惊，却确也把他当作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到王力的“八七讲话”出笼，姚登山宣布罢官砍头也要跟着小将闹革命的时候，我已认定是要对“旧外交部”开火了。思想上准备好再给自己安上一顶“黑线人物”的帽子。到九月份康生和主席先后发表谈话才扭转了我的认识。可是，在此以前，我曾怀疑毛主席为何宠用王关戚这般“暴发户”到这样的程度，要纵容他们向总理这样的老干部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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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我的初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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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年来，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由惧而疑，由疑而反，罪恶的思想活动是很多的，而在1962年，这些思想已经表露为言论，构成了不折不扣的罪行，于我是极其惨痛的教训。我的许多罪恶思想还要深入挖掘，还要由革命群众批判才能彻底肃清，破旧立新，变故我为新我。按照我初步的认识，我思想上所以会走这么一条与毛主席越来越疏远的道路，一是因为我57年以后没有认真服罪，二是因为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特别顽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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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在57年以后没有真诚服罪，我对于反右斗争总是想不通，我就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一切政治事件，老是觉得“左”了，“左”了。我诬蔑毛主席在57年以后“违反了常规”，其实，毛主席正是坚持了他老人家一贯坚持阶级斗争，一贯坚持不断革命，一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常规。倒是我自己在民主革命时还能有的一点革命性，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衰退、消失以至走向反面，而成了一个反革命派。应当说，我也不是看不到，反右斗争以及其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不但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有决定性的意义。虽然，现在还没有文件上的说明，但是我始终认为反右斗争是国际反修斗争的序幕，是毛主席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挽狂澜于既倒，障百川而东注”的一个伟大的战略步骤。我受过党多年的教育，也有一定的政治水平，不是不可以在一定的时候得到一定的正确的认识，在我能把自己的罪行放到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去认识的时候，我自己也可以有平静的心情，积极的态度，这也是事实，然而这样的时候很少很少，很短很短，我的极其强烈而且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总是使我念念不忘57年以前，因而总是对现实生活不满，感到自己委屈，反过来当然就认为是党错了，毛主席错了。这就是我的思想长期陷在罪恶的泥潭里面而不能自拔的原因。我常常觉得自己比其他的右派分子好，不，正是这种思想使我比其他的右派分子更坏，更不肯改造，因而再次犯罪，接近于成为一个顽固不化的右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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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使我得到的最深刻的教训是，我之所以犯罪，所以由一个革命派堕落为一个反革命派，由一个共产党员堕落为一个右派分子，最根本的一点是不肯进行思想改造，首先是不肯学习毛主席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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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青年时期曾经热情地讴歌过毛主席，曾经积极地宣传过毛泽东思想，曾经似乎比周围的同志们更注意研读毛主席的著作，但是由于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根深蒂固，我只能以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能够接受能够理解的范围去理解接受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说，我只能是歪曲毛泽东思想。到1956-57年的时候，我自以为我是最最拥护毛主席的，但是实际上我所拥护的只是经过刘邓陆等一小撮歪曲过的毛主席的二百方针，它完全不是毛主席的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只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路线。这几年来我重新学习毛主席著作，才觉悟到自己过去对毛泽东思想一窍不通，许多问题都是毛主席老早解决过教导过，我或者是根本没有注意，或者是虽然注意到而没有真正懂得，或者是仅仅懂得了一个短时期，就被我原有的和新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排挤到了脑后。在1956-57年的时候，我以为我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以为这是没有问题的，什么“蚂蚁”也罢，“毒草”也罢，“牛鬼蛇神”也罢，统统与我无涉，只要是我嘴巴里说出来的话，至少在动机上就天然不会是反党的，其实，我当时已经处于痴迷状态，虽然身在党内，思想上早已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而成了不折不扣的一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了。
+
+　　我不读毛主席的书，不听��主席的话，最严重的一条，就是不听毛主席所说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我讲过不少话，写过不少文件，开口闭口就是“工人阶级如何如何，无产阶级如何如何”，俨然自己也是一个无产阶级了，但是，套一句中国的老话：我“哪里知道无产阶级这几个字怎样写？”我自打入城以来，就没有想过要按工人阶级的面貌来改造自己，相反，倒是一心想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工人阶级。我不是工作“一贯积极”吗？我可以说在意识形态的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的一种明确的标准，想以此来“教育”，“提高”人民，我有强烈的“事业心”，很高的“责任感”，不过，它完完全全是资产阶级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我的大方向错了，跑得越快，陷入错误越深。我在划右派以后，还认为自己比往日的许多同志“好”，理由就是我的责任心与事业心比他们强，说到最根本上，就是还在拿自己反社会主义的“本领”骄人。只是到这一次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自以为还有的许多“资本”才一下子被打得精光。我同工人师傅在一起劳动一年半了，说实在话，我发觉他们也有缺点，也有毛病，但是我还是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最大的教育，那就是，同他们在一起，使我初步解决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革命为谁”的问题，真善美的标准由谁来决定的问题。这是任凭读多少书都无法解决的，只有置身在工农群众中才能体会到。这正是毛主席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指出的问题，使我惭愧与痛悔的是，一直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才开始理解到毛主席的这一英明伟大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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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多以来，我学习毛主席著作，联系起我自己来，觉得最最重要的是要树立两个观点，一个是阶级观点，一个是群众观点，只要牢牢掌握这两个观点，我自57年以来的各种谬论都可以批驳得干干净净。但是一般的认识是容易的，要坚持下去，并且化为行动，见诸实践就不容易了，我还只是在改造的道路上开始举步，还得在党和群众的帮助和监督下坚持不懈地走下去，才可望改造能有一点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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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需要深入挖掘交代自己的黑思想，充分暴露自己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在此基础上，接受革命群众的深入批判，然后再自己来清算自己的罪恶。现在还只是开头，我所能谈的还只是初步的极其粗浅的体会，请容许我在以后再作进一步的自我批判。
+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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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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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慎之之子李三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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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燕祥汇报春节期间的思想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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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燕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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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燕祥，时任中央广播电视剧团编导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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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汇报(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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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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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周是春节。今年的春节过得极有意义。休假的几天,重读了1966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副主席和伯达同志的重要讲话,重读了江青同志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纪要；初步整理了自己在文艺黑线控制下在所谓“工作”和“创作”中放毒罪行的事实(主要是所写所编坏作品、坏节目的目录)。
+
+　　与此同时,读了报上关于落实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报道和关于新人新事的报道。全国一片热气腾腾,大好形势。把毛主席的政策化为亿万群众的自觉行动,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由“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的工人阶级领导上层建筑的斗批改,这不仅在别的国家从来没有过先例,就是在我国,也是史无前例的。今天,毛泽东思想大普及的政治局面,是只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挎了刘少奇为首的黑司令部之后,才可能出现的。越来越使人相信林副主席的这一论断：文化大革命中,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无数事实表明,成绩之一就是人的改造,人的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具体到我,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对我的冲击,也触及了我的灵魂,荡涤着我灵魂深处的污垢,使我的世界观发生着变化。我现在深深感到,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的革命实践,是我最好的活生生的教材和最有说服力的老师。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贫下中农掌握教育大权的革命实践,雄辩地使我认清了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宣扬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实质,揭穿了影片树立的正面人物的阶级本质；这不仅是对一部影片的具体评价问题,实际上涉及了以路线斗争的高度观察一切这一原则问题,并且进一步打破了对苏联所谓优秀文艺作品的迷信；这启发我更深入地思考自己在修正主义路线下“积极工作”,也就是积极地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有助于从世界观的根本上彻底否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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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前夕吃忆苦饭,对于像我这样对毛主席犯罪的人来说,首先,是应向党和劳动人民请罪。这碗忆苦饭告诉我们：如果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得逞,劳动人民就将吃二遍苦,重新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牛马不如的生活；而我过去在意识形态领域放毒,正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其次,我也联想到我的出身、教养,如同林副主席指出的：“不懂得什么是阶级,不懂得什么是剥削,就不懂得革命。”我是从不懂得革命而又自居为革命的动力,终于走向革命的反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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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吃忆苦饭,说到劳苦人民过去“糠菜半年粮”,想起一件事。我在1946年写的一篇小品文《拾野菜》,曾写到当时东单广场上贫苦妇女挖野菜的场面。但我并没有从而引申、联系到阶级剥削、社会压迫的主题,相反,却以旁观者的姿态,联想到诗经里“采采芣苢”“采采卷耳”两诗的意境、画面,这是什么思想感情？什么立场？可以毫不含糊地说,这是资产阶级的感情,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立场！这哪里有一点同劳动人民甘苦与共的气味呢？！写那篇文章时我才13岁,但已可看到家庭经济地位和旧文化对我的影响,这就是阶级烙印。如果不作脱胎换骨的改造,怎么行呢！
+
+　　这个星期里,曾因劳动关系(还展览柜),到故宫博物院去了好几趟。我想到还在我刚刚学会读书和写点东西的时候,读了一些帝王将相的故事,对于“宫廷”还抱着一种神秘感的时候,就已经在写这方面的题材了。唐明皇、杨贵妃的故事是我知道得较早的故事之一,因为小学二三年级小楷字帖,就是写这个故事的《长恨歌》,我又从唐代演义小说里看了有关的章节。我记得在我9岁的时候,就写过一篇《密誓》,描写他们七月七日夜里在长生殿盟誓的情形；十一二岁的时候,又写过一首诗,是写被唐玄宗抛弃的“梅妃”的。想到这个渊源,则我在1962年改编唱词《长生殿》放毒的行为,就不是偶然的了。
+
+　　当我想到这些时,一方面想到革命群众要打倒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我是资产阶级培养起来,在新社会又未根本改造的一个旧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我又感到,我是受资产阶级教育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毒害极深的人,我不仅应该控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及其总代表刘少奇,而且要把自己的思想从这套黑枷锁下彻底解放出来。我坚决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我也坚信自己不仅是愿意改造的,而且是��以改造的。你改造了,革命群众当然就不打倒你了。
+
+　　这一周专政办公室(小韩)同志曾找我谈话。因时间关系,只能简明扼要地概括谈谈,没有涉及这些具体的思想活动。总的说来,经过两年半运动的实践,经过群众专政,特别是经过学习主席著作和党的政策,我更加相信群众,更加相信党,从而对自己终将为毛泽东思想所改造更加有信心。
+
+　　以上汇报,请予指正。
+
+　　 1969年2月19日
+
+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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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燕祥《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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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宣誓——学习毛主席“四个伟大”材料后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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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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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高：原中国戏剧家协会创作室作家，右派分子，时在北京清河支队劳改二大队劳教。〗
+
+　　每当我学习毛主席“四个伟大”革命实践的历史资料，每当我听到歌颂毛主席四个伟大的讲话，我都禁不住心潮激荡，热泪盈眶。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产生无限热爱、无限敬仰的感情，我久久地仰望着毛主席的伟大形象，我看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慈祥的面容，看到毛主席在向人民招手，在向人民微笑……每当这时候，我就更加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在毛主席的像前低下头去，痛悔自己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犯下的罪过。……
+
+　　毛主席啊毛主席，是您在半个世纪以来的伟大革命实践中，历尽了千辛万苦，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解放，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是您在中国人民最苦难的岁月里，缔造和培育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您，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巨手，驱恶雨，拨迷雾，驾驶着中国革命的航船，沿着最正确的航道，乘长风，破巨浪，从胜利走向胜利。是您，无产阶级伟大的革命导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和形形色色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不调和的斗争，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全体革命人民，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最最光辉的新阶段。
+
+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是一个出身在革命干部家庭的子弟，我的父亲很早就参加了您的队伍，追随您革命。是您，把我这样一个出身在贫苦的革命知识分子家庭的少年，从旧社会的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中解救出来，让我幸福地生活在革命的大家庭中，是您给了我最良好的学习和工作的机会，是您培育我成为一个有专长的人，期望我为人民做出贡献。但是我啊，却完全辜负了您的培育和希望，在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腐蚀下，一步步走向了反革命的罪恶道路，在十一年前，中国社会两个阶级严重搏斗的时刻，我终于充当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急先锋，对您，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
+　　毛主席啊毛主席，在我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罪行之后，您又以无产阶级伟大领袖的广阔胸襟，亲手制定了英明的改造政策，在您的光辉政策的指引下，人民不仅对我不记私仇， 不给报复，不从肉体上消灭我，反而给我以耐心的教育，给我安排了各种良好的学习和劳动的条件，给我留下了脱胎换骨、彻底改造世界观，从坏人变为好人的机会，您老人家又给我指明了出路，向我指出为人民服务，立功赎罪的光明前途。毛主席啊毛主席，想到这些，又怎能不更加感激您的恩情，怎能不更加拥护您所制定的无产阶级政策，怎能不更加热爱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呢？
+
+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解决了当代最重大的革命课题，确保了我国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您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彻底革命的伟大理论和伟大实践，给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指明了方向和作出了最光辉的榜样。您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啊毛主席，是这一场伟大的革命，真正的挽救了我，改造了我，是这场伟大革命的风暴，猛烈地触动了我的整个灵魂，是这场伟大革命的雷霆万钧之力轰毁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整个思想体系，是这场伟大的革命所燃烧起来的熊熊烈火，烧毁了剥削阶级的一切腐朽丑恶肮脏的东西。毛主席啊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给我带来了改造自己唯一有力的武器，您的思想的光辉照到了我的心里。读了您的书，我才知道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走什么样的路，我才开始对过去自己所追求的那一套资产阶级的成名成家、知识学问、骑在劳动人民头上当精神贵族感到可鄙可恨，我才开始真正认识到做一个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人民的劳动者是最光荣最高尚。读了您的书，我才在两年多来的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的风浪中，进一步加深了对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阴谋的仇恨，加深了对十年前自己所犯下的罪行的痛悔。读了您的书，我才加深了对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热爱，而同时也就认识到自己过去的罪行，就是要叫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
+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每一次读到您为革命为人民献出六位亲人的感人的事迹时，我每一次读到您在井冈山上，在长征途中，在延安的���洞里为革命为人民历尽千辛万苦的光辉史料时，我全身的热血都沸腾起来。毛主席啊毛主席，您是共产主义精神的最高代表，您是最无私的代表，您自己就是“老三篇”的最光辉的化身啊。而我过去却完全违背了您的教导，我的整个灵魂被资产阶级的罪恶的“私”字统治了，我从极端个人主义的立场出发，追求名利地位，追求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生活方式，我披着革命的外衣，暗地里纠集小集团，散布反党的流言蜚语，干着反革命的勾当。在我的心里，没有党和人民的利益，有的只是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用血汗养育了我，给了我知识和文化，我却用它来剥削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把知识和文化当作谋取个人名利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本。在我改造的十多年来，我虽然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照顾，受到宽大的待遇，但我却仍经常埋怨生活苦，条件差，仍然留恋过去那种挥霍享受的糜烂生活，我仍然从个人的要求出发，不顾广大革命人民的利益，埋怨教养的时间太长，叹息自己的年华在改造生活中度过。……毛主席啊毛主席，我所有的这一切，怎么对得起您的六位亲人，中国革命的六位烈士呢？又怎么对得起您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在整整半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历尽的千辛万苦和伟大的革命实践呢？毛主席啊毛主席，想起了革命先烈为人民洒热血抛头颅，想起了您为人民吃大苦耐大劳夜以继日地工作，我这样一个对人民有罪的人，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个人打算不能抛弃，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改正呢？
+
+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的伟大是我这支渺小的笔永远也写不完的，您的恩情是我一生一世也诉不尽的，您是光焰无际的红太阳，您的光芒照耀全世界每一个劳动人民的心间。毛主席啊毛主席，我没有别的能力来报答您的恩情，我只有永远读您的书，听您的话，按照您的伟大教导，一辈子改造自己，一辈子向工农兵学习，一辈子当一个普通劳动者，一辈子为人民服务。我要一辈子歌颂您的丰功伟绩，用我的全心灵的热情歌颂您的伟大革命实践，一辈子宣传您的思想，让您的光辉思想千秋万代照耀全世界！
+
+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万万岁！
+
+　　· 来源：
+
+　　李辉整理《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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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07 @@
+# 关于孙犁的交待
+
+　　<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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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林，天津市文联党组成员，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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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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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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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孙犁的情况
+
+　　我从一九三八年春在冀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冀中军区政治部开始认识孙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这三十年间，在政治生活上，在文学业务上，在日常生活上，我跟孙犁是接触很多的。详细写起来太啰嗦，只可挑选能上纲的先交代。
+
+　　一、一九三八年春以前，我虽然还不认识孙犁，可是从他的同学吴立人（现在哈市工业学院）、熟友李之琏（现在新疆）、陈乔（现在北京天安门前历史博物馆）、阎素（现保定旧河北画报社）等口中，没有听说他在抗日战争以前有被国民党抓捕、传讯的事。
+
+　　二、抗日战争期间，在冀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我没有听说他有任何被日寇、汉奸、伪军或国民党顽固派抓捕或被俘过的事。
+
+　　三、在解放战争期间，在冀中解放区，我也没有听说过孙犁有被捕、被俘的事。天津解放后在天津市内，更没有听说他有类似上述的历史问题。
+
+　　四、孙犁也不喜欢广交，以前感情好的，一直保持友情。以前谈不到一起的，永远格格不入。不以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挂帅，而是用超阶级的友谊挂帅，这就造成了孙犁在党的两条路线斗争问题上的阶级立场模糊，甚至于敌我不分。因此，他的老友、好友李之琏，由“红得发紫”的旧中宣部秘书长一下而成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孙犁怎么看待这个严重的政治问题，自己又怎样跟自己的老友、好友在政治上划清界限，在思想和感情上划清界限（不仅仅是从此不再来往就算万事大吉了），值得孙犁在文化大革命中做触及灵魂的检查。
+
+　　对于王亢之，也是这样。王亢之利用窃取的职权，对孙犁在政治上的包庇和生活上的纵容，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用不上纲的脑袋，也在背后有议论。今天孙犁对王亢之怎样“盖棺论定”，自己又怎样从政治上，从思想上跟这个万张反党集团的第二套班子、暗藏的叛徒特务王亢之划清界限，怎样认识王亢之过去对自己的包庇、纵容，那种包庇和纵容是救自己，还是害自己，是引诱自己往反革命修正主义泥坑中陷，还是促使自己走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引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呢？用经验主义的眼光看孙犁，我认为这些问题在孙犁的头脑和感情深处，还应当用极大的毅力和魄力弄清楚。否则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他还没有触及灵魂。
+
+　　五、从一九三八年春我第一次接触孙犁起，我觉得孙犁对工作，不论是通过组织，或者为工作须要而临时拉夫，孙犁都是勤勤恳恳，尽力而为之的。可是总是“同路人”的心情，也就是四旧中的“为朋友谋而不忠乎？”的帮忙态度。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向来不高，对两条路线斗争的政治敏感性不灵、不尖锐。因此就不能很明确地站在伟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而常被“人事纠纷”的现象所蒙住自己的政治眼睛。他父亲生前常说：“我就怕沾官事”。我总觉得孙犁在政治问题上也有父亲的遗毒：不敢和不愿接触最尖锐和最激烈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方面的问题。伟大的导师毛主席，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而孙犁对“官事”（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官事”）厌恶，岂不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厌恶或敬而远之吗？这种超阶级的、阶级调和主义的、修正主义倾向，贯串在他的政治生活和文学创作实践中。是他一生的致命伤。文化大革命中如不再经过革命群众的帮助而起死回生，在文学事业上，在政治生活上，很难由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
+
+　　六、孙犁对于方纪，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久，在方纪正官运亨通、神气十足的时代，就曾经不只一次地向我议论过：“方纪，哼，别看他自己神乎其神地端着个架，其实并不是个有原则的人！”从牙缝里流露出对方纪的蔑视。但是方纪一向吹捧孙犁，吹捧孙犁是“有风格的作家”，吹捧孙犁的《铁木前传》是“大作家成熟的表现”。孙犁对此是飘飘然的。今天方纪的原形毕露，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犁怎样看待这个问题？自己与方纪如何从思想上划清界限问题？也是个触及灵魂的问题。
+
+　　七、孙犁跟远千里的友谊很深。远千里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利用窃取的职权经常吹捧孙犁，包庇孙犁。孙犁怎样看待���千里，怎样看待远千里对自己的吹捧，如何从思想上感情上划清界限，对孙犁也是触及灵魂的考验。
+
+　　八、孙犁对周扬、林默涵等文艺黑线头子们的关系如何呢？据我所见到的，他们来到天津倒是主动地想找孙犁见见面、谈谈。可是孙犁对这种事能推就推。即便去了，也感到是一种苦痛，还不如到水上公园钓钓鱼愉快。孙犁对他们的看法是“官场人物”，走马灯似的“官场人物”。他这种看法，跟他父亲常说的“别沾官事”，我认为是一脉相通的。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是资产阶级超阶级观点，是中国封建时代士大夫阶级的“人世炎凉”的非政治，非阶级斗争的观点。病后，他经常购读中国士大夫的“笔记小说”、“随笔文学”，更加重了他那种超阶级、非阶级斗争的士大夫封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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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九五七年（？）他病后，到底是精神分裂症？还是政治思想病？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在考虑自己一生的罪行时，偶尔也曾想到孙犁。我认为是政治思想病，是世界观上的病。人生在世谁无死？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里早就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司马迁在几千年以前也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孙犁就那般神经恍惚地怕死？我看还是个世界观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连党的生活也不过，党的文件也没有兴趣看，这不等于自动退党吗？文化大革命如果还不能解决孙犁这种病，就证明孙犁死顽固到底，与革命群众对抗到底，与战无不胜的毛主席思想对抗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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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九六五年（？）间，孙犁根据所谓“名医”的诊断，认为他的老伴要死了，竟叫《天津日报》的总务科同志给他老伴订购一千元的棺材，并计划用汽车送回老家安葬。我们当时听见说了，大为吃惊，曾劝他不可如此。但是没有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看待此事，更没有以此事为题帮助孙犁彻底解决世界观的问题。只是劝他不可如此铺张，他虽然在具体问题上答应了，思想上并没有真正解决。在文化大革命中，应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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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孙犁是刘少奇、周扬、以及天津万、张、王、白、方所眷养、包庇的修正主义精神贵族、反党黑作家、黑标本。从他的毒草和他的修正主义生活方式，对全国、对天津市专业作者和业余作者影响极大，流毒极深。过去方纪曾主张叫孙犁挂帅，造成一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流派”。孙犁本人反对，才没有“造”。但他的流毒，还是很深很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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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孙犁写的文章很多，毒草丛生。争论最大，流毒最广的是《铁木前传》。方纪捧这篇小说是“大作家成熟的表现”，恰恰证明了方纪是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铁木前传》在孙犁的作品中，还是敢于接触尖锐主题的唯一作品，但是把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本主义因素，描写得那么“生动”，嚣张，而把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素，写得那么苍白无力，这就表现了作者的政治倾向性。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有工人业余作者批判这棵毒草，却被王、白、方和远千里利用窃据的职权镇压下去了。
+
+　　十三、《风云初记》刚发表了一部分，反党黑作家丁玲（当时红得发紫）就写了六、七千字的黑信，狂热地赞美。孙犁当时对此有何看法？今天有何看法？
+
+　　十四、孙犁跟梁斌也是“莫逆”。梁斌的大毒草《红旗谱》的初稿是首先被孙犁肯定的。梁斌当时还不是暴发户，还是无名小卒，自己对自己也毫无信心，突然得到孙犁的肯定，而使自己有了坚持写完的勇气，后来又因此成了文艺黑线中的暴发户，梁斌起初对孙犁是感激不尽的。但是后来，由于“文人相轻”的传统毛病，梁斌吹自己的文体“民族形式”，孙犁自认自己的文体是“民族化”，结果二人争吵起来（我没有在场，后来听说的），由“莫逆”而成为“绝交”。
+
+　　十五、孙犁与邓拓约在一九四三年前后在《晋察冀日报》社共同工作过，孙犁可能是编副刊。可是我与孙犁几十年的接触期间，没有听见孙犁评论过邓拓，只听见孙犁说过邓拓曾经有一首旧诗追念黄敬，我想找到这首诗，始终没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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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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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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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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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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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孙犁的历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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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八年春初，我在冀中军区政治部（五月前原名“冀中人民自卫军”政治部）工作时，孙犁跟随着我们打游击，分配他什么工作，他都耐心地积极地完成。但是他在编制上不是政治部的人���典型的“同路人”。不久，冀中人民武装自卫会成立，孙犁被拉去参加了这个组织（主任是史立德，现在中央合作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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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八年夏秋间，“抗战建国学院”（院址在深县）成立，大概是由陈乔（现在北京天安门前历史博物馆）和吴立人（现在哈市工业学院）把孙犁拉去当教员。一九三八年底日寇对冀中大举“扫荡”，“抗战建国学院”结束，他跟着冀中军区政治部坚持反“扫荡”一个时期。一九三九年夏初我见到他，了解他当时无工作岗位，我就找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把孙犁介绍到北岳区工作去了。因此，一九三九年夏孙犁到北岳区工作了一个时期，约在一九三九年秋冬间，孙犁返回冀中探亲，当年冬返回北岳区，我估计（因我在冀中）孙犁转到晋察冀边区文协（主任田间、沙可夫等）工作去了。
+
+　　一九四一年夏季孙犁回冀中探亲，正赶上冀中党政军民搞《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在审稿阶段很需要审稿力量，我就拉孙犁参加了这一项的审稿和编辑工作，一直到这一年的年底或者一九四二年的年初。他这一次从冀中回北岳区边区文协，约在一九四二年初。
+
+　　（一九四四年夏，我由冀中区到了北岳区，听说孙犁已经随华北联大到延安去了。到了解放战争的一九四六年初，孙犁才从延安到张家口，由张家口回到冀中根据地，在冀中文协工作。）
+
+　　从一九四六年夏到一九四八年冬，孙犁与我同在冀中文协机关工作。可是冀中文协的作风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而党的生活和物质生活又跟《冀中导报》社在一起，因此孙犁常被王亢之拉去参加外勤记者工作。也是从此时起，孙犁跟王亢之开始拉上关系的。
+
+　　一九四八年冬，解放天津的伟大战役开始了。《天津日报》组织班子准备进入天津市，就把孙犁组织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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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犁经何人介绍参加党的，在具体何时，我都不详细。只记得一九三九年间吴立人向我说过这样的话：“孙犁自己不积极要求入党不行呀，共产党不能请他入党呀！”后来（具体时间忘了）我问过孙犁本人，他说：“我觉得我很不够资格。”我批评他“太谦虚”，那话不是“肺腑之言”，后来他又解释说：“有错误，悄悄告诉我，我就改了。像你们那样，当面指着鼻子尖批评，我受不得！”他对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一向看得十分神圣的，可是自己讨厌严格的组织生活和严肃的党内思想斗争，而宁愿当“非党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是想当超阶级的“同路人”。
+
+　　 王  林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日
+
+## 最高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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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
+## 关于孙犁的家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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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犁的父亲在安国县当资本家代理人（掌拒的）多年。我同孙犁到他家见到他父亲，已经是抗日战争的年代。因为日寇不断骚扰和占领安国县城，孙犁的父亲早就不在安国县当掌柜的，而回老家务农了。
+
+　　他家的房子，是新盖的卧立砖的三合院平顶房，北屋三大间，东西厢房各两大间，门洞大门。门洞外是个大院，院东半个是土具油坊。我去他家时，没有见过雇有长工。据说孙犁的叔叔替他家管家。他叔叔我也见过多次，精明强干，善于剥削。从房舍上看，孙犁的父亲当掌柜的，是剥削了一定数量的工农的血汗的。否则修筑那么一所新砖房，一般富裕中农也是办不到的。孙犁一向自填什么家庭成份，我忘了，如只从房舍上看，在农村称得起是个“财主”。
+
+　　孙犁的父亲有个口头语：“我这一辈子就怕沾官事！”待人接物非常谨慎（自然是为了保护他剥削来的既得利益。），对接待与孙犁同学或熟悉的抗日干部还是很热情的，可是满脑子商人习气，为了吃小亏沾大便宜。
+
+　　解放战争期间，实行“五四土改”（一九四六年）以后，我就没有再到他家去过。他家、他父亲在“五四土改”和一九四七年冬、一九四八年春“平分土改”的情况和表现，就不知道了。
+
+　　孙犁的母亲和老伴，都是家庭妇女。孩子们也还小。当时主要是他父亲当家。
+
+　　 王  林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日
+
+## 最高指示
+
+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
+## 关于孙犁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关系问题
+
+　　我是一九五二年夏由市总工会调到市文联机关的。在一九五二年秋夏间，为方纪给阿垅（陈亦门）的信煸动阿垅向《人民日报》的批评进行反击（因方纪在那时也受到《人民日报》的批判），我曾向孙犁调查过（尚未弄清此信之前）。孙犁这时谈了谈方纪跟阿垅的关系，而加批语说：“方纪这个人，也不是个很有原��的人！”意思即是说方纪跟胡风分子阿垅以及跟胡风本人的关系，很没有原则。孙犁一向不肯明确地批评人，所以从这句话的“弦外之音”，使我感到孙犁对方纪与胡风集团的关系认为是没有原则，同时也流露了对胡风和他的小集团的没有好感。
+
+　　一九五五年文联机关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文联的大、小胡风分子的交代和证件中，也没有跟孙犁有牵连的。（所谓“牵连”，指政治上的。在文体上，在语言上，有的胡风分子，如芦甸，还是吹捧孙犁的。）
+
+　　不过，孙犁重个人感情，孙犁一九四一年前后在晋察冀边区文协时，与田间在一起，私人关系又极接近。当时胡风正在国民党大后方重庆一带出刊物，利用发表文稿拉拢和腐蚀解放区的作家。大概田间的诗就曾在胡风的刊物上发表过。但不知孙犁当时受此拉拢而往胡风主编的刊物上投过稿或发表过文章没有？我只是提供这一点线索，而并不知道详细情况。
+
+　　 王林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日
+
+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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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新文学史料》、王端阳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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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清向党向人民隐瞒了哪些罪行
+
+　　<赵丹>
+
+　　前言：过去我有一个唯心史观和叛徒哲学，一直认为我的政治历史上只有一个在新疆出狱后被胁逼集体参加了伪国民党组织的这一重大罪行，而把新疆盛世才狱中的事，却不认为是自己政治、历史上的严重罪行，因为那根本是被冤屈、陷害，所以相反地恬不知耻地错认为是自己的一笔政治资本、“光荣史”，是为了“进步的剧运”才吃的苦！
+
+　　只有经过了这一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才把被我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还原与历史的本来面目，使我认识到我的罪行的性质与实质，我是历史的罪人！
+
+## 一、隐瞒了出卖“剧联”组织和革命同志的罪行。隐瞒的原因： 如上所说，以唯心史观和叛徒哲学来对待我这一具体罪行的。
+
+　　1.我错误地认为我们到新疆的历史时期，盛世才尚未公开叛变革命，实行的是他的所谓“六大政策”。在政治立场是：“亲苏”、“联共”、“反蒋”的时期，因之我被他们的假象蒙蔽，错把他当做革命阵营里的人，我为了解除怀疑我们是由重庆的伪国民党的人，所以向他说出了过去的身份、经历、思想等以此证明我们原是一家人。而我所说的剧联组织，早在抗战前就已宣布解散了的，我又依稀记得也曾提及过一些左联的朋友，这些人当时又不在新疆，又都是公开的左翼的人，这一切又有什么过错吗？又由于我当时，是坦坦率率，吹得天花乱坠，所以事后忘了到底吹的是些什么具体内容了。
+
+　　2.一个是不认识那是罪行，一个是吹过后也忘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正因为认为那不是自己的罪行，所以在思想上即无任何自愆，因而更容易忘掉了；所以在解放后进行回忆时，与五七年混入党内写自传时，就轻轻一笔带过。如写自传时写道：“审讯时，一上来我把什么都向他们说了，”云云。记得在做口头检查时说: “一上来我把什么都如实地向他们说了，连‘剧联’的身份、历史，也都说出来了！”这足见我那根本不是为了隐瞒组织，而是根本没当它是回事，所以倒也坦坦然然地几句带过了。
+
+　　3.运动一开始，要我交代历史，进而说我在新疆当了“叛徒”，老实说，我心里不服。后组织上叫我学习文件，重新认识，于是逐渐理解到对叛徒的定义与界线，连瞿秋白尽管是写了一份《多余的话》，都属于叛徒性质，那我怎么能不承认是叛徒呢？结合着自己的事，也只认识到，我的叛徒罪行是集中到一点上，即：不该受不起刑苦，在盛世才所捏造的莫须有的汉奸、托派的供词上，签了名，按了手印，也仍然记忆不起四○年八月，开始受讯时曾立过的那第一份供词这回事。
+
+　　于是组织和革命群众就和我展开斗争了，站在革命群众的立场上，当然认为我决不会记忆不起，那样重要的一份供词，又更不会不认识那是出卖剧联组织与革命同志的叛徒行为，或者是愚蠢地畏罪，妄图侥幸瞒过去，或者是冥顽不化，负隅顽抗，装佯、做戏！其实只要说明一件事，组织和革命群众就可相信，我决不是要隐瞒的了。五九年我现期转正以后，孙永平告诉我说：“你知道吧？你们的新疆的档案是我去调来的，那么一大叠！”我说：“怎样？我的自传上交代得符合吗？”孙说：“基本上是符合的，要不然怎么解决组织关系？”所以，我的档案全部都在，这一点我是清清楚楚的，如果我确是记忆清楚有那一份供词，又在思想上认识那是个出卖组织和同志的罪行时，我能够硬推赖吗？
+
+　　这样，事情发展到，对我只能用隔离审查的革命措施了。
+
+　　审查初：我仍是记忆不清这供词，还是你们给看了，说茅盾的一句话，并继续帮助我，告诉了我供词内的几句话，我这才猛然醒悟过来，也才打开了记忆的窗子，才进行了交代。我跺脚！后悔!为什么在外边就一点记忆不起呢？我才明白：原来顽固的唯心史观和当时是信口吹牛之故，否则我要是早就记忆清楚，老老实实交代也不至于要用这种隔离的办法了。当然也不仅仅是这个缘故，主要的是自己犯了罪，不用这种办法不知道疼，不能认识自己的犯罪行为，中心是为了创造必要的、有利的条件。我也学习到，原来这份供词才是我的要害问题，而盛世才控告的那份莫须有的汉奸、托派的罪行供词，都不是主要罪行，党是要站在党的立场上、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立场上来审查是否有损害党的组织(包括外围组织)及党的同志的罪行的，否则变成承认盛世才的诬陷是事实了，同时也不能站��杜重远、茅盾等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党派的立场上，这我才明白原来这份供词比我原先只认为承认是汉奸、托派的那份供词性质重要的多了。
+
+　　记忆了，交代了，是一回事，真正心悦诚服地承认，确是自己的叛徒的罪行则又是另一回事，这时我一直站在叛徒哲学的观点上来为自己狡辩，开脱罪行，经过革命群众的七斗、八斗，帮助挽救，才能变原来的反动立场和观点，承认了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错把个军阀，看成了自己人，向他出卖了革命组织和革命同志”的罪行。
+
+## 二、隐瞒四三年的“问答式的供词”
+
+　　这份供词，我一直记忆是只承认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为止，没有什么“问答式”的。这在解放后劳保回忆时，在写入党自白时全是如此交代的。
+
+　　隔离审查时，革命群众，知道我糊涂，记忆不清了，为着帮助我，站回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毫无逊色地、有根有据地告诉我有份“问答式的供词”，这样我就进行了交代。
+
+　　但是出于自己反动阶级的本性,垂死挣扎，畏罪抵赖，于是闹起“右倾翻案”来了，于是把事情就闹得复杂化了。
+
+　　又在组织和革命群众大力挽救下，七年、八年才又清醒，于是改正了错误，重新做了交代。
+
+　　可恨的是，我头脑里的两种记忆此起彼伏，“反复”不已，这也是在这一具体罪行上时有动摇的根源，又经过这一大阵子的认真追忆、思索，确凿记忆起，我确实有这一份问答式的供词，所以也不必见此赌咒发誓地说“不反复了”，因为事实总是第一义的，尽管反动的资产阶级根性，就是不打不倒，就是要作垂死挣扎，有反复的规律性。但我既已清晰地记忆这份供词是我的，你再叫我“反复”我也不会“反复”的了。
+
+## 三、居心隐瞒的有两件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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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四五年初，伪国民党“中央审讯团”审讯我的时候，我说了一句“三民主义”四个字。2.四五年五月回重庆后，见反动派文化头子张道藩时，说了一句“张先生，你知道吗，我们四个人在新疆集体参加了国民党了”。前者：明知道那是屈膝投降的变节行为;后者，我又明知那是我阿谀奉承的卑劣嘴脸。那天出了张道藩的大门，徐韬、王为一当场即批评训斥了我，并告诉我:“别糊里糊涂地，今后再也别对任何人说了。”我当时就知道是我错了，之后无论是在重庆，或回上海，也就再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这件事了；但是这两件事，在我的心坎上，烙下的自咎的烙痕是极其深刻的！我一直认识到，那是对不住党和左翼老朋友的丑事，所以解放后，无论是在进行劳保回忆时，或五七年混入党内时，怎么样自我斗争，终于缺乏勇气坦白出来。直到隔离审查时，开始也仍然没有勇气坦白，后经过了“反右倾斗争大会”，组织上叫我再进行一次最后的交代，说是我说了算数，又说是还有什么需要纠正、补充的，还有什么没说的，都说了算。加之我爱人黄宗英给我的信上写道：“希望你积极彻底地认罪，出路是有的，党挽救你，一再地挽救你，教育又教育，等待又等待，是该彻底悔悟的时刻了。”
+
+　　这时报上也正出现“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英勇旗手江青同志学习”的文章，接着钢琴伴奏《红灯记》及油画《毛主席去安源》两个珍宝也出现了！这对我的灵魂的触动与鼓舞极大！我思想上的斗争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了，我倒不是有从政策上考虑这几个包袱一放，罪重罪轻的顾虑，不是，而顾虑的是我这样一做，组织上对我如何看法？是认为我这个人虽顽固，虽有所隐瞒，但到最后时刻，终于摊了出来，认为我还是个老实人，是个对党有感情的人呢？还是适得其反，觉得太不可使人相信了？既然能隐瞒这两件事，那说不定还仍有所隐瞒吧？
+
+　　这时，我又狠学最高指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觉得再要隐瞒，那真太对不住伟大领袖毛主席老人家！对不住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对不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各位领导首长们了！也对不住我的爱人黄宗英，对不住儿女们！这才在灵魂深处爆炸了革命！于是终于将包袱彻底地放了！
+
+　　可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组织上派人来教育我说：“你难道不知道前面的罪，已足够在政治上判死刑的了吗？”又说：“你见了张道藩说了一句加入国民党这又有什么呢？”我说：“我不是按政策来看事情的大小的！是按我当时的思想感情的刺激来看事情的性质的！”于是革命群众说：“对，要求彻底，你只彻底了一半，继续对你审查！”这样我才逐渐地明白过来，原来是关键性的人物，抓关键性的问题，即：“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原来我由“右倾翻案”，一转而“左倾幼稚病”了，也是在革命群众帮助教育下，也才逐渐开窍，可以请求提前开释！改换一种在外面受专政的办法，于运动有利，于我们的改造迅速有利！按理这本是一次政治思想的提高、飞跃，但是由于反动阶级性格的犹豫、动摇、多疑、阴阴、阳阳，将一件好事，弄得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了。于是失悔、懊恼、痛苦缠绕一身，则心理失常，神志愈益不清！而运动的进展、部署阶段性，不等待我的清醒与成熟，从去年九月份的一次失去时机，事情就拖延下来，以至拖延到现在还未结束！——当然过去的已过去了，这一切都不用再提及了！
+
+## 四、错交代了一件事(关于伪国民党“党证”的事)
+
+　　革命群众为了帮助我改正我的愚蠢举动，闹翻案，所以拿一张回重庆填的表格，上有伪党证号码，这一下把我弄蒙了。日思夜想，想这张伪党证的下落，大概是过分集中，过分焦急，于是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爱人黄宗英和我说，徐家汇三角街，台架子上有个蓝皮的东西。梦一醒，我随着这个梦的提示居然形象地想起上楼去，将伪党证撕掉扔进抽水马桶抽掉了，于是赶紧捕捉住这一记忆，一同，随着前两个包袱一并放掉了。
+
+　　岂料，经过向黄宗英调查，根本就没这回事，我这才又清醒过来，镇定了神经，使自己松弛了下来，再仔细地追忆。首先确切记忆，回重庆同朱今明过江到南岸伪中电报到时，朱今明为我带领来一个月的薪水，同时拿来一份普通职员登记表，上有一栏，问是否是国民党员？我确记只填了“是”字，根本就没有填过伪党员的登记表，此后，无论是在重庆，或抗日战争胜利后回上海，就再也没有填过任何表格了。
+
+　　我再进一步追忆，原来早先交代的，在哈密等飞机时，出于一时的冲动将那伪党员证撕毁，扔进屋边烧水的小炉子内烧掉了，是对的(当然烧掉了伪党证，不等于烧掉了仍是个伪国民党的身份)，所以此后再度进行了更正交代。
+
+## 五、关于“宣誓书”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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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新疆被胁逼参加伪国民党时，是填过“申请书”或“表格”一类的东西，但我一直记忆不切了，所以至今这一具体细节，都未能交代得好。但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记忆：就是在伪省党部的纪念周上，孙浮生把我们四个叫到前面去，面对着众人，举行了宣誓入伪党组织的形式，这一场景，我于解放后的劳保回忆时，及五七年混入党内时皆如实地交代了。
+
+　　最近，革命群众提审我，为了帮助我端正态度，拿出来两件物证，其一，就是“宣誓书”，也只给我看了“宣誓人赵丹”五个字，这实际就是帮助我回忆起：原来我们在新疆加入伪党组织时，是填过这张“宣誓书”的(最近我已作了补充交代)。所以这不是我隐瞒之罪！
+
+## 六、其它
+
+　　如：1.在新疆排演毒草话剧《前夜》之时，群众揭发，开排前在伪省党部，召集了职、演员由我讲了一篇话，并说是除阐述导演计划等方面以外，还说了些反动的有关政治方面的话。我想这是可能有的，但是我无论如何也记忆不起，究竟讲的是什么具体内容了，此刻我如果硬要交代，显然这只可能是瞎蒙乱碰，实际是在编纂，其结果不是夸大，就是缩小，很难如实，所以也只好是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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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2.三八年在汉口，黑帮头目田汉、阳翰笙等人发起联合公演《最后胜利》。革命群众查到那时的报纸，说是有一个什么文件，上有我的名字。这件事我也是竭尽回忆，但也回忆不切。这件事，肯定是会有的！因为田汉一贯作风，每到一处，就要为反动派制造舆论，制造“声势”。也即是为他自己，制造“声势”和“名望”。他每到一地，就招摇过市，出风头，开大会，搞联合演出，聚餐，签名，发宣言、文告等等，这一套，成为田汉必不可少的一贯作风了。像我们这一些黑帮的喽喽们，只要“老头子”一声令下就得跟上，我那时又是“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主要负责人，当然会在他发起的个什么文告上签名的。
+
+　　至于到底是个什么文件？我也一直回忆不切，可能是“抗敌协会”?可能是“中国戏剧家抗敌协会”?也可能是为联合公演而发表的个什么“宣言书”?我虽竭尽追忆，但实在是追��不切！虽为此干着急，但也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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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不管是什么主观原因，例如是存心隐瞒，或者是由于唯心史观、叛徒哲学观，不认为那是罪行，或者是真的记忆不起，而在客观事实上，总是造成了隐瞒自己罪行的行为，这是应该向党向人民请罪、服罪的！
+
+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
+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单靠本身力量是不能实现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是内因起决定作用，但外因也是不可或缺的条件，这条件就是这一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的冲击的威力，及革命群众对我所进行的斗争、教育和挽救，否则，要我做到像现在这种程度的交代，是不可能的！
+
+　　要我改变原有的反动立场、观点，做到向党、向人民真诚低头认罪，也是不可能的！
+
+　　当我认识到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洗涤净我一身的政治灰尘，燃烧尽我丑恶灵魂中的妖魔、鬼怪，使我获得重新做人，回头革命的起点，我怎么能不充满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再造之恩的感激！怎能不充满了感激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党和革命群众的感情呢！
+
+　　自清还有什么向党、向人民隐瞒的罪行没有？
+
+　　各种表格我都填过了，各种专题都写过多少遍了，单新疆问题足足交代过几十遍的了(这一点也没夸大其词)，这样做是好事，这是革命群众对党负责和对我负责的一致性！这我决无怨言！而写一次，实质上对我的改造都起到促进的作用。
+
+　　但：总没有再像我在新疆当了叛徒，又参加了伪国民党组织的这样的罪行，再来交代的了，同时也没有像我自己故意隐瞒的两件罪行那样的事，再未交代的了。
+
+　　然而，是否可以说，我的交代已完全彻彻底底，干干净净，毫无遗漏或差错了呢？不能！这不科学，也许还会有记忆堵塞，想不起的事，这一切要我独自一个人，苦思冥想，不借助外力，开个窗户，放进些新鲜的氧气来，就必然会僵化！
+
+　　组织对我的了解与审查，应该说也不仅仅是从“隔离审查”才开始的，对我这个人在这一场阶级、路线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承担的责任、地位，可以说早就有个基本的估价和判断，当然，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发展，一定是愈加了解得深透、全面，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决不等于说以前的判断完全是谬误的！因之决不会出现了还有比我在新疆当上叛徒与参加伪国民党组织更大的罪行，还可以隐瞒至今！这样大的人民战争，这样深入细致的革命路线和工作方针，会漏掉一个坏人、一件坏事吗？决不可能！同样的理由，难道会冤枉一个人，裁错一件事吗？决不可能！所为此而顾虑无穷，实在是自己政治上的幼稚、无知罢了！组织所要求的“彻底”，难道是这种样的“彻底”吗？当然不是！我始终相信组织曾经教育我的话：“难道你不明白前面的罪行，已经足够在政治上宣判死刑的了？”“见了张道藩说了句参加了国民党，这又有什么呢？”这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观，是政策的实质，运动的发展，可以不断前进深化，因之出现了她的阶段性与每一阶段不同的要求，但这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原则，却不会因阶级性，而几易其性质。所以我的问题的核心，还在于我的思想改造，世界观的改造，首先是立场 、观点的转变为第一义的！我的彻底不彻底，是正如革命群众所提醒我的，三个彻底划清了界线没有？这才是我真正努力的方向，现在问题的焦点和实际！我自清我的交代，有一点是十分不够的，上纲、上线不够，把罪行孤立地看待，就事论事，没触及事物的本质与一切内外的联系。同时我的交代字里行间仍有怕“疼”和原谅自己的地方，这就没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我恨自己，恨自己得不够，恨国民党，恨黑线，恨资产阶级恨得都不够深透！又交代过程太多，接触实质要害不够！
+
+　　本来思想改造，认识的提高是无止境的，原是一辈子的事，所以在隔离审查的中期，牵念我想家、想孩子、想爱人，所以允许我请求提前开释，一面是因为那阶段，并没有开释人;一面只要我服了罪，不再“反复”了，放我出去，在更广大群众的专政下，于我的改造更有利、更迅速些，对运动也是有利的事，但不做一做请求不行的，因为没有别的理由。可是由于我的忽左、忽右基本上是左，七、八、九月失去时机以后，运动就跨入到新的阶段了，只有等待后期，即现在的定案、处理阶段了。说老实话，我当然会明白，今年一月，乃至春节前，要是���识经得起革命群众的考试，不绕昏头转向的话，有可能就是参加这一批学习班(王云阶等人的)也跟着他们一同“自清”、“脱裤子，割尾巴”的了。可我没考及格，于是组织就另有一套部署了。事后清醒了过来，我非但不“自清”不“左”即右，听组织的话，服从组织的安排、部署，组织既然批评我那是自作多情，自作聪明，自以为是，就相信这是治理我的毛病，对了！彻底改换一条道路，也才是正确的道路。可是，反而胡闹，任性，硬要追回这份“恩典”，并由此发展到了发狂、发疯程度，污辱起党，污辱起革命群众来了，事情就更往坏里发展了，次要矛盾发展成主要矛盾，枝节变成了主流了。
+
+　　感谢组织的一次次地说理、辩论的斗争，一次次地让我参加自清大会，认清一下形势的感性教育，以改正我的航向，走一条正确的道路。组织也明白，除了我的立场反动阶级本能的恶性发作以外，不通人情事理，日子押得久，急了，控制不住自己的理性了！所以仍给予原谅，也知道我会清醒过来的，会改正错误的，也知道我是钻在“请求呀？不请求呀？”的牛角尖里，成天地听话听音，话里有话，话外有音，寓大事于小动作中，过的是双重生活，双重性格，这当然越来越失去了正常的理智，当然不能走上正确的改过思想的途径上来！因之也实在是出于一片好心地挽救我，置之死地而后生，不让请求了，不做什么请求的了。关于过去的事，是真也罢，是假也罢，反正过去了，再也别提了，一笔勾销，在思想上洗掉算了！反正那条路无论如何也不能再重复了，旧调不能重弹了！但是，一定要我端正立场，端正态度，彻底走另一条路，认真努力赶上客观形势，否则固步自封，真是连外边的“牛”都通不过，那群众如何能通得过呀！所以我确是要认真地思考，检查一下是否做到三个划清了没有，以此来迎接群众对我的批、斗，思想做好“自清”的准备！
+
+　　1.我虽然将如何投降、投靠伪国民党，又有哪些勾勾搭搭等罪行，都如实地交代了，但这不等于说在政治思想上已经划清界线了。例如解放后，每遇运动一来，为何那么紧张？为何总是担忧会再出现新疆那样不幸事件？这并不是如我所解释的那种曾被蛇咬过一口，而看见绳子都害怕的“杯弓蛇影”的错觉、心理；这实际上是包含着反动的政治观点的。至少是像最高指示所说的那类“自由主义分子”、“旧民主主义者”、“民主个人主义者”的观点，所以对美帝、对国民党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也往往观察不正确。
+
+　　又如：为什么对这一场伟大的运动，有时竭诚拥护，而有时就有抵触情绪？又如对相信群众，相信党的信念就不是那么坚定？这再再说明，出于自己反动阶级的本能，有时就站到了反动派、国民党的立场上去说话了。
+
+　　（再如：我也有阿谀奉承，看眼色行事，吹牛、拍马、拉拉扯扯等等恶习，这些决不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这难道不是旧社会，特别是抗日战争以后我接触了那些反动派、国民党员才沾染上的吗？）
+
+　　所有这一切，又怎么能说是彻底划清了同国民党的界线呢？所以从这一意义来讲，又怎么能说是彻底交代了呢？所以我准备写一个专题：“我与反动派国民党划清了界线没有？”
+
+　　2.与资产阶级划清了界线没有？这次伟大的运动，使我认识到，我原是劳动人民用血用汗把我养育大了的，我却忘恩负义，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欺压劳动人民，剥削劳动人民，在黑线的，三名三高政策的毒害下，使我成为精神贵族，特权阶层。
+
+　　“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我对这两门知识，一窍不通，所以一无知识可言！我过去赖以为生的所谓“艺术”，根本皆是资、修、反的货色，这次的大革命的烈火烧得片瓦无存！真是一穷二白！这样就从根本上破坏了我的艺术第一的世界观、人生观！从而认识到，只有紧紧依靠无产阶级，受再教育，学得一点生活的常识和一点技能，才有饭吃！
+
+　　我又认识到过去的资产阶级荒淫无耻的生活方式、趣味，是犯罪的行为，及道德败坏的犯罪行为，从而改造了既损人又害己的剥削意识的恋爱观。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了主、客观，不可能再犯这类罪行的有利条件，我相信我们的家庭，在伟大的毛主席思想挂帅的基础上，将是团结的、革命的、幸福的家庭！���和我爱人黄宗英的夫妻关系，也必定获得新的革命的内容，坚实的基础。……所有这一切，都是这次大革命的收获，确是一场脱胎换骨的大革命。
+
+　　但是作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的核心，“私”字与“我”字，像我这种一事当先，首先是替自己打算，然后才想到别人(其实也不是真的想到别人)而后才想到国家、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虽经过了这两年多的大革命的无比威力的火炼、冲击，但终不能说就此就已经彻底改造好了世界观了！例如二月十日事件，就是充分暴露了我的“私”字作祟，“我”字膨胀，才发展到那种狂妄、疯狂的程度！由此看出我还得深挖细找，时时斗“私”批“修”才行，所以这也同样地不敢说，我已彻底与资产阶级划清界线了。不斗“私”是“修”字的根源，不批“修”也认识不到“私”。但这主要不是口说，而要在今后的实际生活中、工作中才能考验的事！
+
+　　3.与修正主义黑线划清了界线没有？我与黑线人物的关系，以及为这条黑线服务的罪行皆已交代了，但是认识水平，则仍是停留在一般的水平上，例如我没有将自己的修正主义的观点，挂上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的阴谋复辟资本主义有机组成部分。
+
+　　这是由于我思想上，认为我根本也不认识他，连那些大黑帮头子，什么彭真、彭德怀、杨尚昆等人我一概没有接触，陆定一只是有限的几次接触。
+
+　　我不恨他们吗？当然在恨自己的同时也恨极了他们了，尤其是恨“四条汉子”！不是他们的黑线上的包庇、纵容，我也不会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作恶多端，从头烂到脚跟，毒害青年！害儿女！害自己！弄到这种地步！但是这样的恨，还介于个人的得失，还不是真正阶级的深仇大恨！这里说的是大是大非的仇恨，是国仇家恨之恨！让他们得逞，即是亡党、亡国、亡头的切齿大恨！这里一点也不是夸大、吓人！事实上，在文艺界推行了这条文艺黑线，专了政，不是通过像我这样的修正主义分子，劳动人民已在受欺凌，受压迫、剥削吗？
+
+　　自己的每一部反动作品、言行、论点、犯罪的行为又有哪一件，不是直接间接地受着他们的阴谋指示的吗？
+
+　　例如大毒草《武训传》的出笼，及保留下“昆仑公司”这个黑班子，不正是他们的剥削有功论，向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献媚的结果吗？
+
+　　我的什么“分工分档论”，什么“建立多的独特的风格流派”以及什么“赵氏体系”，还不是适应了他们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论，什么“自由竞争”论吗？我坐吃山空，不下生活，不与工农兵相结合，接受再教育，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专攻历史人物题材，钻进了死人、古人堆里，什么要拍全部的三国、水浒、红楼，这还不是他们的“改造成功论”，“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成了共产主义者”，“一支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已经形成了”的谬论的指使吗？
+
+　　我不是在他们的“广泛团结”、“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团结对象越宽越好”，才混入了党内，玷辱了党，才被擢升为厂党委、艺委委员等，也才耀武扬威、骄傲自大、狂妄、放肆，有恃无恐地向党进攻的吗？
+
+　　再一个“特殊”论，就更把我们捧上了天，成为可耻的精神贵族，特权阶层！欺压、剥削劳动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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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样一看，我的交代虽然详尽、如实，但沦于交代过程，孤立地将事论事，没有抓住要害、实质，没有与阶级斗争的纲，与路线斗争的线挂上钩！狠狠触及灵魂！请问，这怎么能说是彻底和黑线划清了界线了？所以在这一意义上来讲，叫它做交代不彻底，这一点也没有说错！
+
+　　所以这也应该，进一步的清理这条黑线，写个“专题”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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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的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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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过了许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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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再也不“请求”了。再也不能过那种“话里有话”、“话外听音”、“说东乃西，道西实东”的双重性格、双重生活、资产阶级才具有的变态生活了。要彻底改掉自作聪明、自以为是、神经过敏的恶习气，这才是真正的思想上、精神上的解放！否则除了将自己折磨成个神经病、精神分裂以外，再就是一再拖延开释的时日，其它一无所获！感谢组织对我的斗争、教育、挽救！使我得拨正航向，从死胡同里跳出来！走向正确光明的大路上来！过去的事，是真？是假？反正都过去了，再也别提了，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总之，一切化为乌有！
+
+　　2.苦恼的是，焦急的是：如此落后！
+
+　　造成这种落后状态的原因，当然首先是由于自己的努力不够，又走了一大段“请求不请求呀”的弯路，而同时又由于脱离生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跟不上革命群众的脚印，跟不上时代的脉搏！尤其是大革命时期，千里的飞跃，即使在外边的革命群众若是稍有松懈，努力不够都将有落后的危险，更何况像我处于这“隔离”状态的人呢？
+
+　　“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些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与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
+
+　　所以思想改造，和认识的提高将是不会有止境的！而外部条件又是不可或缺的！“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所以为什么我只参加了一次“自清大会”就会给予我如此巨大的促进力量，这也正是“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的缘故。这也正是像孙瑜那样极端顽固不化的人，而今天都比我进步的原因实际由此。落后是反动的先声，又是思想僵化、顽固的起缘！所以我焦急如焚！
+
+　　我想组织上定会考虑到这一点的！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党的方针、政策，是给出路，是挽救人，是重新教育人，是允许回头革命、重新做人的！“清队工作，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能抓紧不会放松，能快何必要慢，这首先是运动的需要，不仅仅是为了我的着急。所以说来说去还是要坚实地相信群众，相信党才对！
+
+　　3.首长和革命群众对我的目前的指斥是：“端正态度和立场”。而这集中在：一、不“反复”了；二、认真悔改、服罪、认罪；三、不胡乱说话(这只要一不请求了，将一条心理的线一剪刀剪断，我也没有什么失悔、懊恼之苦，要我说怪话，也不会说了);四、不胡猜乱测组织的心意、安排。
+
+　　4.我只有按着现实的条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紧紧跟上形势，做好一切思想准备，迎接群众对我的斗、批。刺刀见红，不怕丑、不怕臭、不怕疼，做好反面教员，在广大群众中，脱裤子，割尾巴！“自清”熔炼，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又：对我们是否用学习班办法等等，这一切我也不去想，免得又自己做成一个主观假象又来作茧自缚了。总之，一切听组织安排！但我非但不怕见群众，而且知道只有群众的烈火才是最能熔炼人的大好事！！！请组织千万别误会，我以前写给中央首长的信请求保护，那是请“免斗牌”之意！我只是认不清形势，又自作聪明，错以为是组织的意思。总之，我认识到党的一贯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我非但不怕见群众，而且十分迫切、热烈地想快些到来！这是天大的大好事！首长讲的，将来要补进学习班这一课，我更是热烈地、焦急地、恳切地希望快进学习班！我现在所能想到的即是如前所说的几项工作，不知是否对头？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
+　　 赵 丹
+
+　　 一九六九年三月三十日
+
+　　· 来源：
+
+　　李辉整理《赵丹自述》，大象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CCRD/0/8/5/000008.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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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交待
+
+　　<刘德彬>
+
+## 〖刘德彬，时任重庆市文联创作员，长篇小说《红岩》未署名的作者。〗
+
+　　我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脱党、被捕等问题，文化大革命中，需要党和群众严格地重新审查。文化大革命中，在罗广斌问题上又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是有罪的，特向毛主席请罪。请工宣队、解放军、机关斗批改组及革命群众对我进行审查、批判。现将有关问题交待如下：
+
+## 一、历史（略）
+
+## 二、
+
+　　1957年大鸣大放时，我曾犯了严重右倾的错误。1959年1月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和撤销行政职务的处分。主要错误：
+
+　　1、57年在原市工会主席张显仪（反党分子）召开的各产业工会负责人的会议上，由于自己敌我不分，严重右倾，极其错误地提出用审干的办法来代替肃反的群众运动。歪曲、攻击了党的肃反政策。
+
+　　2、当时我任市教育工会副主席及小教联主席，我没有请示上级，在小学教师中主张大鸣大放。
+
+　　3、贯彻执行了全国、省教育工会一套修正主义的东西，错误地执行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如单独为教师设立招待所，俱乐部，暑假举办休养营、疗养院，等。没有听市委的话。犯了工团主义的错误。
+
+　　以上错误，我在原市工会党员大会、群众大会上都作检查，群众也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判。我曾向党请求给我以严格的处分。1958年2月，我响应党的号召，到农场去劳动，改造思想，我又请求处分，当时党组成员组织部长邢广信告诉我，党组研究了不给我处分，勉励我下去好好劳动，改造思想。59年1月机关党组将我从长寿湖农场调回，副主席桑林对我说，市委开了学校党委书记会议，会上大专院校对学校工会很有意见，辛书记指示要对我重新处理。我在机关党员大会上又重新作了检讨。支部大会决定给我以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至1961年机关支部大会对我撤销处分。
+
+## 三、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严重错误
+
+　　文化大革命中，我主要在罗广斌问题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犯了一系列的罪。在罗广斌问题上，我受蒙蔽最深，长期以来，我错误认为罗广斌是个“好同志”，历史上没有“重大问题”，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又“好”，因此，从罗广斌被红卫兵抓开始，我就替罗广斌翻案。
+
+　　67年2月5日，罗广斌在文联被抓以后，我写了一篇大字报《罗广斌是个好同志》，说他历史上没有问题，为罗说话。但罗在历史上到底有无问题，我并无十分把握，特别是在出狱问题上。因此在2月6日晚，我布置机关杨山、杨甦、张惊秋、熊小凡等一同出去调查罗到底有无问题。7日我同张惊秋去涪陵找副专员杨其昌（我常听罗广斌讲，他出狱和杨其昌一道，杨在涪陵工作），当晚由杨其昌口述，张惊秋执笔，写了罗广斌出狱经过的证明材料。这下，我心里落实了。杨其昌讲的和罗广斌谈的相同。因此，我就下决心要为罗翻案。在回重庆的船上，我又针对红卫兵对罗广斌在渣滓洞提出的问题，给垫江肖钟鼎、长寿湖农场孙重各写一信，请他们实事求是的为罗写一证明材料。9日下午到重庆，因文联被砸抄，不敢回去，就去造反军总部，碰见董孝富和孙士平，就住在市工会大楼造反军总部里。当晚，半夜造反军总部被包围、砸抄，我从四楼上溜出来，到火车站买票到贵阳，2月10日晚便到贵阳市委韩子栋家里，碰见了杨益言、北大女同学侯均初、美院附中同学余刚勇。我们在贵阳韩子栋家住了约四五天，进行了以下活动：
+
+　　1，整理罗广斌的材料（主要是重庆两条路线斗争情况及罗广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准备向中央文革汇报。这个材料是杨益言执笔写的。我到贵阳时他已写了一半多。
+
+　　2，在贵阳认识韩的秘书王××（名字记不起来，他是市委造反派一个负责人之一），经王的串连认识了贵阳地化所一青年同学，第二天或第三天，这个同学引我们到军区招待所见了一位《解放军报》或《大公报》的记者（穿解放军服装），谈了罗广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及被抓情况，那位记者说，他们不会把罗广斌怎样的。
+
+　　3，得到罗广斌死的消息后，通过韩的秘书在市委向中央文革挂了长途电话，电话是我和侯均初去打的。
+
+　　在贵阳几天，没有到旁的地方去，主要是整材料。韩子栋对罗广斌的死感到惋惜，很同情，他认为罗广斌是个好同志，他分析罗广斌在狱中没有问题。他还说，罗广斌的爱人胡蜀兴和两个小孩可以到他那里去住。我们离开贵阳时，无钱买车票，是韩叫他女��把存款拿出来去买的。并说我们到北京后如果生活上有困难，可以去找他的老朋友周可桢。临走时，韩交一封写给周总理的信，说如果见到总理就把信交给他。信的内容不知道（到北京后，我把信邮寄中央文革转交总理）。我们离开贵阳时，韩同他的秘书怕我们在路上不安全，商量地化所的同学（他要到北京去调查）和我们同路。杨益言把他的皮大衣与韩换了一件旧棉大衣和一顶旧棉帽。
+
+　　2月中旬到北京，住美院附中，3月底搬到北京地质学院，直住到国庆节，10月2日，杨益言和我离京到成都。在京期间主要进行了以下活动：
+
+## 1，向中央公安部接待室、中央文革接待站登记汇报了罗广斌情况，杨益言和我去汇报的。
+
+## 2，向中央首长递交材料，这材料主要是以杨益言和我的名义写的一个报告，附有杨其昌的证明、原重庆市委工作组整罗广斌的材料等。
+
+　　江青同志那里是我到中南海侧门收发室递交的。康生同志是通过陈家俊由高级党校送去的。另外，中央文革还送一份，内容一样。
+
+## 3，到新华社找王唯真。
+
+　　到北京后大约半月左右，便去找了王唯真。一个晚上，杨回来告诉我，他去找了王，说王从巴西回国到重庆作报告时，杨曾陪同王去渣滓洞参观。当时罗广斌生病，王曾去文联看过罗。杨说王听到罗已死感到吃惊，并说中央正在开会，叫杨快把材料送去，他可以转。过了两天，杨和我把材料送到新华社收发室，大约是3月中旬，王唯真打电话到美院附中，叫转告我们，说中央文革最近可能找你们。胡蜀兴到北京后，杨益言同胡还有北大女同学又去见了一次王唯真，他们说，王很关心胡，问有住处没有。我们等了半月左右，不见消息。因此杨益言和我到新华社找王唯真，先找到内参组长王作非，在他办公室等了一阵，王唯真来了，王谈中央的同志很忙，你们不要等了，回去等也可以，在这里等也可。王还说，你们还有什么新材料没有，特别是罗广斌是怎样死的。杨说没有。王对他旁边的王作非说，到四川重庆去的记者派了没有？王作非回答，已派了。临走时，杨益言还问王唯真，说北京有学校找他作报告，可不可以？王唯真迟疑了一下，说：你们自己决定吧！就这样我们离开了新华社。
+
+## 4，和向洛新、陈家俊联系活动的情况。
+
+　　我们到北京后没有一两天，就通知团中央向洛新和党校陈家俊，他们到美院附中来的。我们把罗广斌死的情况告诉了他们，他们感到很沉痛，他们对我们在京“告状”很支持，也很积极。向康生同志送材料是通过陈家俊由高级党校送去的，陈家俊还同杨益言、胡蜀兴在清华、北大、地院等校作报告，证明罗广斌是个“好同志”，胡蜀兴到北京后曾在陈家俊家里和党校她的宿舍均住宿过。杨益言对北大女同学提出在罗的问题上要重视串连和舆论，杨不接受，以及后来在重庆会议上，周家喻警告杨益言，杨不敢回答，曾经在美院附中及向、陈家里对杨进行批评。在美院附中的会，一次向洛新来参加了，在他们家里，向、陈都参加了。他们对杨提出了批评。总之，在我们为罗翻案这个问题上，向、陈都是积极支持的。
+
+## 5，和青年出版社张羽联系活动的情况交待。
+
+　　头两次去出版社是杨益言去的。杨回来说，他见到张羽，和出版社的一些同志，又说出版社的造反派，在罗广斌问题上都很支持。后来我见到了张羽并同杨去他家去吃饭。张对罗很感慨，他回忆了罗在创作时的一些情况，说罗是很好的一个同志。以后他曾为我们去团校（只住了几天）和出版社机关安排住宿。以张为首，出版社还组织了几个人专门写文章，出《红岩战报》，该报共出了两期，杨益言也参加了工作，如稿子的安排等。张羽还参加了作报告的活动。以后出版社感到张的历史上有问题，才停止张的活动，改为黄伊同我们联系。
+
+## 6，在北京作报告的活动。
+
+　　三月底，我们搬到地质学院，当时北京去重庆串连的同学纷纷回到北京。重庆也有一大批工人、学生、干部逃到北京，大多住地质学院。北京三司的同学专门组织力量，在各大专院校介绍重庆二、三月镇反情况，在他们作报告的同时，也安排了杨益言、胡蜀兴同时介绍罗广斌的情况，先后在地院、清华、北大、工大、部分工厂、机关，大约有二十余次（未作统计）作过报告。有几次张羽、陈家俊，还有重庆造反军的头头黄廉，都去作过。这些报告，只清华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七机部9·16，我去参加了，但报告我一次未��。有好几次杨益言要我去，我拒绝了。主要是我对造舆论有不同看法，但我未公开抵制，我怕他们说我右倾。
+
+## 7，协助北地罗广斌调查组的活动。
+
+　　四月初，杨益言在地院作报告后的不几天，地院东方红负责人之一的孟繁华在地院十二楼（我们住在十二楼）碰见我说，他找了三个同学，东方红的战士，专门对罗广斌的问题进行调查，我当时很高兴。他把三个同学给我介绍了，一个叫曾昭贵，另两个名字记不起。一个月以后，这两个就未参加调查了。此外，北大的四个女同学，清华的周学勤，美院附中的余刚勇，都参加了调查组。我同杨益言为调查组提供线索，他们的调查报告参加过讨论，杨和我还协助调查组收调查材料，按历史顺序编印了一本罗广斌历史资料。调查组的活动情况可以问该组负责人曾昭贵同志，他是地院67年毕业生，据说已分配到内蒙地质局工作。
+
+## 8，在四川会议、重庆会议前后活动情况。
+
+　　我们到北京后不久，碰见了西师8·31负责人岳朝亮，重庆职工造反团负责人罗光远，他们二人因与罗广斌有联系，曾被打成反革命，所以他们在为罗广斌翻案这问题上很积极。在总理第一次接见四川代表时，岳朝亮去了，他汇报了罗广斌问题。不几天岳回重庆去了。在四川会议期间北京同学赴渝战斗兵团决定重庆推荐10名代表，由于地院在罗广斌问题上支持，10名代表中有一名干部就决定了杨益言参加。罗光远系工人代表之一。这时，北大几个女同学，地院调查组，还有罗光远和我们几次研究，把罗广斌问题作为重庆的一个关键问题提出来向中央汇报，当时遭到重庆学生代表徐光明的反对。北京三司的同学也不赞成。杨益言的意见，说不能单独提出罗广斌问题，应从重庆的两条路线斗争来汇报罗广斌的情况。这事，北大女同学及胡蜀兴是反对的。因此对杨益言很有意见。
+
+　　四川会议之后，接着重庆会议。原出席四川会议的10名重庆代表也出席了会议。代表住在西苑旅社。杨益言和黄廉住在一起。会议期间，杨、黄一起还在外面去作了几次报告。在会上提不提出罗广斌问题，代表内部也有争论。据杨讲，讨论几次都无结果。黄廉同意在总的汇报中把罗广斌作为一个事例提出来。最后一次会议，因学生造反，杨益言未出席会议。
+
+　　正是在开四川会议期间，胡蜀兴、杨益言、我，还有罗光远等写信送交江青同志，请求接见，专门汇报罗广斌问题。不几天，江青同志批示戚本禹，戚派了两个同志到地院来找我们，由杨益言、胡蜀兴汇报了罗广斌的有关情况，参加这次谈话的有北大、清华、地院、重庆西师的同学十余人。
+
+## 9，在北京接触重庆肖、李、廖的情况。
+
+　　肖泽宽、李止舟、廖伯康还有高兰戈住地院北翼楼，我住十二楼，我和他们曾有多次接触。开初，我对他们思想上有戒备，认为他们是有名的黑帮。他们主动向我介绍他们如何被李井泉整及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如何发现他们并把他们弄到北京等情况后，我思想上还是有疑虑。后来，我问地院赴渝联络站负责人李云生关于他们的情况后，我相信了他们是“革命干部”，是李井泉“打击迫害”的。因此，我曾多次到他们那里去过。我在思想上是支持他们，同情他们的。我也曾多次鼓励他们写揭发李井泉和任白戈的材料，揭黑市委的阶级斗争盖子。据我知道他们在地院有以下一些活动：1，向总理递送了一个申诉报告。2，他们铅印了一份如何受李井泉打击迫害的材料。3，写李井泉、任白戈及辛易之的材料。4，地院调查组规定他们写的材料。5，在罗广斌问题上他们是同情支持的，为地院罗广斌调查组专门分别写了证明材料。5，张黎群曾经被北京同学西南联络站弄到北京，张与肖、李、廖在地院见过面，谈些什么内容不清楚。6，重庆到北京的干部如王墨林、王公杰、宋学武、刘隆华、重庆日报的王古泽等都到肖、李、廖那里去过。7，造反军负责人黄廉曾到肖、李、廖那里，向他们了解过情况。
+
+## 10，在北京接文联机关来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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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联机关先后来京和我接触的有张惊秋、杨甦、熊小凡、孙士平、刘序椒、董孝富夫妇、李南力、温田丰等。
+
+　　四川会议期间，董孝富夫妇来京，住地院。他们夫妇谈了他们被抓、被打、关监的情况，向中央文革写了一份告状的材料，另为地院调查组写了一份参观罗广斌尸体的证明材料。重庆会议后他们离京回渝。
+
+　　张惊秋大约是八月份同美协正威一同来京的，与他们一同来��还有复旦大学在渝串连的一个女同学，张在地院住十二楼，向中央文革写了一份文联机关因罗广斌（避开罗的历史问题）而遭打击一大片的材料。我曾听他说过，他和穆欣很熟，想找他，但在他的一些老朋友言谈中，穆不易见，因此未去。他经常出去找他晋西工作时的一些同志，哪些人，他未谈。有一次他带了一个名叫叶石的人到地院来，只跟我们介绍了姓名，后来我到成都才听说叶石是个右派。他还谈到他在重庆给罗光远职工造反团总部作过秘书的事。
+
+　　熊小凡、杨甦、孙士平一道来京的。在地院住了两三天孙士平就回川了。熊住他妹夫家里，杨也住他妹夫家里。在来地院时，熊、杨主动向我谈，他们在罗的问题上，曾经在去武汉的途中船上作了自我检讨，他们已经写好一个文联机关同志在二、三月镇反时的一个报告，交中央文革。我曾到他们两个妹妹家吃过饭。国庆节前他们回成都，临走时，地院调查组曾委托他们到西南局找雷雨田调查雷解放初期审查罗广斌的情况。
+
+　　李南力到地院来（和陈孟汀一道）住了两天，因地院不能住，他就住在外边。他向我谈了他们也因罗的关系在长寿湖被关了几十天，后逃出来的。他带来了一份谭显殷向中央文革反映的一份材料。我没有和李多谈，只一般表示同情而已。
+
+　　温田丰多久到京不清楚。只一天在地院十二楼门前碰见他谈了几句，他得意洋洋地拿出中央文革接待站给他写的证明，他还向李南力说，右派可以翻案（大意），并讲他准备到上海、杭州去逛一圈才回去。我当时冷笑了一下。对他的翻案我一直是反对的。66年10月，我在机关文革小组，他就拿了一份翻案材料给我，我不同意，并对他提过警告。
+
+　　刘序椒，是与杨益言的爱人何明扬一同到京的。她住全国妇联。她到地院来过，我也曾到妇联去看过她。据我知道，她去中央文革接待站反映过罗广斌的问题，另外，她在山东曾经被挨打的情况，向中央文革告过状。当时因她快要生小孩，我们劝她早点回渝，她没住多久就回重庆了。
+
+　　67年国庆节，我们不能在地院住了，同时地院罗广斌调查组准备结束，把我们这一案送四川省革筹处理。因此，10月2日杨益言和我由京乘车到成都，我们到成都后，碰见调查组负责人曾昭贵，他已把罗广斌有关调查材料送给了省革筹，并请示了张政委。张政委指示地院调查组及重庆造反派继续进行调查。杨益言和我被安排在地质局地院驻蓉联络站住宿。大约住了一个多月，就搬到川大第二招待所。我们在成都进行了以下活动：
+
+## 1，地院调查组根据张政委指示，他们把调查工作交给了重庆西师8·31的同学继续调查。
+
+　　西师的同学着重调查了李井泉搞罗广斌的问题及罗广斌的出狱问题等。这段期间，我和杨益言翻印了罗广斌的历史调查材料，并根据地院的调查报告，重新写了个罗广斌历史调查报告。
+
+## 2，为成都军工井冈山编辑部写为罗广斌翻案的文章。
+
+　　我们到成都后不久，军工井冈山编辑部负责人黄世学即来了解罗广斌的情况。我们向他介绍了，他又向调查组索阅了罗广斌的全部调查材料。据黄世学讲，他还请示了省革筹政工组宣传组有关负责人。文章是黄世学、杨益言、我和省文联的陈朝宏（军工井冈山编辑部请来的）共同研究决定，把罗广斌作为山城一个突出事件来写，因此决定写四评山城罗广斌事件。意图揭露李、任死党的罪恶。一评是陈写的，二评、四评是杨执笔写的，三评是我写的。稿子写好后，军工井冈山编辑部曾将稿子送省政工组宣传组审查，在决定出之前，编辑部负责人黄世学曾带杨益言、我，还有西师一同学去政工组宣传组向负责人汇报。在送稿付印之前，我向机关记得是郭清和熊小凡带信，请机关派两个同志来成都看看稿子，后来张惊秋来了，说其他同志不空。张和我一道在川大第二招待所对稿子个别用词不当的作了修改。报纸是在3·15前夕印出来的。还未正式发行，中央3·15指示下达，黄世学和我一同研究，决定坚决执行3·15指示，报纸一律不发行，作废纸处理。编辑部向政工组作了汇报，向中央写了检查报告。
+
+## 3，在成都串连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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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成都期间没有公开活动过，主要原因是怕8·15来成都搞我们。我曾到川大找过尹正良同学，送了一本罗广斌历史调查资料给他；曾到省文联找8·26之声编辑部负责人联系和军工井冈山编辑部共同名义出罗广斌的材料；机关东方红纵队郭清、熊小凡、岳克来川大和杨益��、我见过一次，主要谈对罗广斌的一些看法，和机关的一些情况，我提出请他们了解和审查我自己的问题；在会上他们提出希望我们回去，我说现在安全无保障。另外，还同郭清、老董、熊小凡接触过一次，向他们反映杨益言的问题，并请求他们对我进行调查了解。杨益言到打李总站找一负责人谈过一次罗广斌的情况，是杨谈了以后回来告诉我的。
+
+　　在川大，我还接触过以下一些人，这些多半是有问题的：
+
+　　赵唯（摘帽右派，解放前我曾在云阳赵的家乡作过地下工作），郑业瑞，他们是万县主力军的，同主力军负责人一同来蓉向省革筹反映情况。他们向我要罗广斌的资料，我给了两本罗广斌历史调查资料汇编给他们。我还向郑业瑞讯问罗广斌出狱的具体情节。
+
+　　卢光特、张文澄（均系摘帽右派），卢住第二招待所，张住学生宿舍。卢说他是川大8·26弄他上来调查了解四川地下党情况的，他曾几次向我表示他们是支持罗广斌的，要我对他们表态。我没有表态，他很有意见。他们找了好些右派在川大开会，斗材料，我觉得有问题，没有参加他们的活动。
+
+　　林向北、廖宁君夫妇，他们为陈联诗翻案，和我有几次接触。他们成立华蓥山纵队，约我去参加，我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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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伯纯（成都市物资局办公室主任），曾到他家去过两次，一般的玩玩，我向他们介绍过罗广斌的情况，送过资料。他们对罗是同情支持的。
+
+　　易难（省团委），我也曾到他家去过几次，介绍过罗广斌的情况，他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关，我同情他，他对罗广斌也同情。
+
+　　钱洪荃（原在重庆与我一起工作过，现在省人委办公厅），我曾到她家去过几次，她帮我转过信，如家里寄粮票，我弟弟由北京给我寄钱、寄衣服等。她是廖伯康的弟媳。对肖、李、廖和罗广斌都是同情支持的。
+
+　　罗佑华（罗广斌的堂侄女，成都某中学教师），我曾在她家住过。她对罗广斌是同情支持的。
+
+　　在成都川大又接触了李止舟、廖伯康和高兰戈。68年2月，北京地质学院曾昭贵持该校革委会介绍信，将李、廖送回成都，交省革筹。据曾昭贵讲，经张政委指示，由天宝同志处理他们。天宝同意李、廖暂住川大待处。曾昭贵和西师的同学到重庆对肖、李、廖的历史问题进一步调查。据曾讲，李、廖的历史是有问题的，但一时无法调查清楚。因此，把肖、李、廖这一案交给了省革筹。在川大第二招待所有好几次接触，大多曾昭贵和西师的同学都在场。个别接触时也是一般的谈谈。我对他们的态度是随着地院调查组的态度改变而改变。5月下旬，李、廖和杨益言被川大8·26把他们抓了。我是后来知道的。
+
+　　高兰戈没有住川大，比较多的时间住陈伯纯家里和西南局。他经常谈他是受冤枉和牵连，他是反对李井泉和任白戈的。他说，他曾经去找过黄廉，黄告诉他，你的问题以后解决，不要被8·15抓住就行了。因他儿子的关系（他儿子是军工的一个头头。他还找过嘉陵厂军工的负责人，高的爱人李砚琪在北京、成都我都见过。从她言谈中对肖、李、廖、高翻案是很积极的。
+
+　　关于和职工造反团罗光远及美协正威的情况，我专门交待和揭发。
+
+　　在68年3·15指示下达后，我在罗广斌问题上就停止了一切活动。当时我思想上对某些问题，如罗广斌到底是什么人，还不够理解，但无论如何对来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是要听从的，不能有任何怀疑。江青同志的指示，使我得到猛醒，得到挽救，促使我对罗广斌的看法重新认识，重新估价，回头来检查自己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所犯的一切罪行。
+
+　　我在68年5月底离开川大，至今我的工作证还押在川大第二招待所（因去川大时登记住宿是我拿工作证去登记的）。杨益言在川大第二招待所被抓，我一直不敢去取。6月份我又回地质局和我堂弟刘代学（测绘队的，他在地质局养病）住在一起，这时我痔疮复发，直肠脱出很厉害，行动困难，因此7月份就到西城区痔漏医院住院开刀，住院时怕因罗广斌问题医院不收留，就改名刘德明住院。在那里住了两个月。出院后在罗佑华及西师同学侯光清家里（广汉乡下）住了一段时间。这时，成都地区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已开展，住宿困难，我思想上很苦闷，进退艰难，回重庆怕被抓，挨整，不回去又无住处。11月初我决定回重庆看看情况，能回机关就回，不行就到我家乡去一趟。离开成都之前我曾到胡蜀兴（另有专门材料交待揭发）那里，她住在罗广斌家里。她知道我要走，无论如何要和我一道。她说跟他妈妈住在一起怕以后不好交待。她很激动，还说就求你这一次。我想，她的问题比我轻，没有地下党、走资派这类问题，只是在罗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我怕她自杀，一面安慰她，一面说我先到重庆看看，找找地方，你跟着就来。大约11月7号左右我到重庆，家不敢回，其他熟同志的住地又不敢去，一怕自己牵连人家，二怕人家不接纳，于是就想到两个地方，一是冉家巷7号罗光远家里，二是东华观37号黄乾伯家里（黄和我在成都认识一面，他自我介绍他是我爱人的老师），他们都曾对我表示过，回重庆有困难可到他那里去住。我住在罗光远家里，过了两三天，胡蜀兴来了，我到车站去接的。把胡安排在黄家住。当时我感觉重庆也很紧，听说又在抓人。我找黄到文联机关去见我爱人，说我想回来接受审查，先到警司和市革委去报到，看我爱人有啥意见。黄回来说，我爱人同意我回去。过了两天听黄讲，815在抓反到底的一些头头，有些都跑了。这时我思想上很紧张，罗光远也觉得我们是个包袱。于是和胡商量，动员她回成都，我回垫江，14日晚我把她送上车，15日我就赶船到长寿回垫江。
+
+　　到垫江先在太平公社五一大队我孃孃（贫农）家里住了约一个月。后来就到高峰公社大山大队我姑妈（贫农）家里住了三个多月。因垫江两派对立很厉害，仍在武斗，我住的地区都是垫江勤务站一派的控制的，听说勤务站又是815观点的，因此我住在我孃孃和姑妈家里没有出去过，在家里帮助家务劳动，有时去赶场买点东西。在乡下对重庆情况不了解，对重庆的变化更不知道。旧历年前半个月左右，我曾给李功勋（原与我在工会一同工作的，现在长寿湖农场）写过一信，寄他家里，请他告诉我重庆近况。并请他问问我爱人何时回来。但我一直未得回信。春节后我就要回来，几个表弟无论如何不让我走，又住了一月，直到3月27日我才回到机关，由于工宣队、解放军、机关斗批改组的关怀，第二天来到了学习班。
+
+　　到学习班后，汪政委找我谈过两次，指导员、工宣队的同志、机关斗批改组的同志主动关怀，给我中央文件学习，学习主席最新指示，和党的政策，并介绍了学习班消除派性的情况，所有这些都使我很受感动，给我以很大教育和鼓舞，使我逐步消除了我怕挨整的思想顾虑，于是下定决心，彻底坦白交待自己的一切错误和罪行，争取从宽处理，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并在清队工作中检举坏人，立新功，以实际行动来迎接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
+　　中国共产党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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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思想万岁！
+
+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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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联    刘德彬
+
+　　 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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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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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CCRD/0/8/5/000009.txt

@@ -0,0 +1,35 @@
+# 交代和揭发我和郑德芳之间相互散布的反动言论(摘录)
+
+　　<李慎之>
+
+　　郑德芳和我虽然划了右派，虽然后来摘了帽子，但是反动的政治立场和资产阶级世界观并没有得到改造。从学术上到政治上都保留了大量的资产阶级观点，有的还继续发展。60年到外训班以后，我们都爱看洋书，受其熏陶影响，往往互相讨论，郑德芳常称自己是一个有“intellectual curiosity”（求知的好奇心）的人，什么事都想了解一下，又常说自己的“自由主义”是一辈子也改不了的，又常说自己这一辈子已做不了什么事情，尤其不想再做政治性的工作，只觉得做一个“spectator”（局外观察家）倒是挺有兴趣的。遇到国际国内有什么政治上的大事，她很爱胡作猜测，自称为“sheer speculation”（纯粹的猜测），我自己并没有与她相同的这一套说法，但是我的态度是与她大致相仿的。
+
+　　（……）
+
+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吴冷西的问题已被揭发，大礼堂也有我的大字报，我精神上十分紧张，但是尚未被揪出。有一天中午，郑德芳来新华社看病后，上楼取水吃药，她告诉我说，她在进门的时候看见吴冷西衣冠楚楚，神气自若，不像有什么问题的样子。我问她，你看文化大革命要搞到什么样子。她说（用英文）:“A whole generation of china′s leftists to be wiped out”（中国整整一代左派分子要完蛋）。这句话给我印象甚深，因为我觉得当时揭发出来的人本来都是“左派”。她还告诉我二外院的一个青年教员，原来是新华社外训班的汪华珍，因为有人贴了她几张大字报而自杀了。这是我第一次在文化大革命中听到死人的事情。心中感到恐怖。当时大字报上揭发最多的都是62年的言论。我就告诉她说：当初本来说的是三不，现在却都要算账。她说“二外院有一个老头子，说‘怎么共产党要翻老账的？’”我就说“我本来以为斯大林时代还在将来，不料现在就来了。”
+
+　　这一次对话，内容就是如此，我记得很明确。以后几次，我的印象已全然错杂起来。我只记得，我以后再碰到她的时候，自己已被揪了出来，并且在黄亭子工地参加劳动了。我当时首先关心的是个人的命运，我的最高愿望是能避免重戴右派帽子。因此，每一见到她，就先告诉她我的情况，问她对我的问题有何看法。她几次都是跟我说，照你的情况，要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屡教不改的了。你就准备戴上帽子吧。然后又开导我，现在要戴帽子的人很多，我们就是不戴帽子也差不多，你也不要太在乎。然后我们总是互相交流一些看到的大字报和小字报上以及听到的所谓“小道消息”。然后她总要说，“还是来些speculation（猜测）吧！”于是就互相放毒。我现在尽量回忆，尽可能地归类整理交代如下：
+
+　　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是初期，我们头脑里没有一点毛泽东思想，内心最不解的就是为什么要搞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两个人一致的看法是毛主席要换继承人。开头虽然看到刘少奇靠边站，林彪成为副统帅，但是过去两个司令部对立的情况还不清楚。（我只记得自己看到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已经很晚很晚了）当时就觉得刘少奇可能不是如我们从前所想象的那样是“左”的而是右了。当时也根本不知道刘少奇一系列的历史问题，就猜测刘少奇“靠边站”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就认为关键还是在“三面红旗”上。当时，看到大字报上和小字报上所揭发的许多高级干部都是在“三面红旗”上有反对意见。就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并不占多数。就认为毛主席是在这个问题上被刘少奇抓住了把柄，因此毛主席要撤换刘少奇。我记得在62年的时候，曾听人说过“在七千人大会上，陈云的报告最受欢迎，林彪的报告最平淡”。现在反过来看，大概是林彪跟毛主席最紧，而陈云他们是跟着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因此，毛主席要选林彪为接班人。当时我曾买到一份林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其中讲了许多政变的例子，还说毛主席百年后，谁要做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就要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我认为刘少奇是毛主席正式选定了二十年的继承人。毛主席在1959年还亲自提他为国家主席，他继承毛主席完全可以采取合法的手续名正言顺地干。我看不出他为什么要搞政变。但是做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是可能的，因为赫鲁晓夫就是用这种办法来为自己笼络人心的。毛主席现在撤换刘少奇就是为防患于未然。不过我总认为，在57年以前毛主席的记录是百分之百完���的，我实在无法想象有任何人可以有在毛主席百年后做秘密报告诋毁毛主席的可能，但是，反右派，反右倾的“扩大化”和三面红旗“出了问题”却确实给了刘少奇以可乘之机。
+
+　　对于林彪同志做毛主席的继承人，我个人没有什么意见，不过，我们当时从大字报与小字报上的材料中看，似乎在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与“老帅”之中，是有人不大“服”的，像陈毅就是有公开言论的一个。我过去早就听说林彪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历史（上）从未犯过任何错误，因此早在“七大”的时候就同毛主席一起是五个得全票的中央委员之一，威望是很高的。但是郑德芳告诉我，她在重庆代表团时，同林彪一起住在红岩村，知道他的身体很不好，如果还不如毛主席寿长，接班人岂不就落空了。……
+
+　　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老干部和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我们都为之鸣冤叫屈。我曾说过，我简直想不通，为什么红卫兵对老干部有那么大的仇，昨天还是首长，今天就给戴上高帽子游街。我过去莫说没见过，连想也没想过这种猛烈的打击。郑德芳说：“这也没有什么，无非是Teen-ager brutality（少年人的残忍性）,对于那些牛鬼蛇神，我认为这些人的问题都是老问题。现在又去翻老账。过去，外国人有一个看法，认为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方针有一点显著区别于苏联共产党的地方，就是认为人可以改造。现在看起来，我们现在也还是认为人不能改造。有些人明明是越来越老实，现在却把这些人历史上的问题越提越高，好像越来越反动。那以后让人怎么改造。苏联还有点‘法治’，犯罪的人刑满释放也就完了，照我们现在这样，要出了个问题，简直没完没了，只有‘死而后已’。这次运动搞出了不知道多少‘漏网右派’，下次文化大革命又要搞出不知多少‘漏网反革命’，革命越发展，人越来越坏了。”郑德芳说：“现在做人真没有意思。”又说：“我躺在床上常常想，明天早晨起不来了，我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痛苦，这样最好！”
+
+　　当时对凡是揪出来的有三反言论的人都说是刘邓司令部的人。这一点，我最为不服。我说：古话云“圣人受国之垢”，俗话说：“当家人是污水缸”，人家对政策有怀疑，有不满，当然都怪到毛主席头上，难道这些人就一定都是拥护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了吗？刘少奇有这么高的威信吗？我还说，最上层的干部，可能有过某些上海话叫做“脚碰脚”的较量，知道彼此的政治归属，下面一点的干部反正是执行上级的指示，哪个分得清什么两个司令部。我曾告诉过郑德芳：吴冷西在斗争他的大会上，有人问他，他是不是刘邓司令部的人，他说他也不知道他是哪个司令部的人。我怀疑他可能真的不知道。我还告诉她，当时新华社都说吴冷西是刘邓提拔起来的。可是吴冷西在1957年亲自告诉我，是毛主席找他谈的话，要他去《人民日报》的，吴冷西不可能对我造谣。我也确知吴冷西至少在57年以前与刘少奇没有太大的关系，他是胡乔木向毛主席推荐，是毛主席提拔他起来的，现在说刘少奇在西柏坡就看中了他。我实在替吴冷西叫屈。我说，反右的时候，有些高级民主人士说，给共产党工作是“伴君如伴虎”，是“寒蝉仗马”，现在连党内都这样了。
+
+　　我们当时觉得许多“老干部”受揪斗，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是刘邓司令部的人，实际上是“口服心不服”。典型的例子是陈毅，一外院出的小报上登载了他的一个短短的检查，还说他检查深刻。我们当年那样的检查，群众还说不深刻，自己心里也没有真服，陈毅心里果真能服吗？不过，像我们这样的人，完了就完了，陈毅那样的人服又不服，倒又倒不了，等文化大革命过去，他不翻案吗？何况他自己也说：“我过去反过毛主席，将来反不反还不知道。”
+
+　　对于革命小将、造反派，我们都是看不起，不相信的。郑德芳曾告诉我一些小孩子们嘲笑蒯大富的话，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不过，我自己曾说过，“看看蒯大富给叶林的信，倒是觉得他确有一股剽劲儿，但是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理论水平。”郑德芳还对我说：“你是老造反派。”我说：“为什么！”她说：“你提的什么特权阶层，什么大民主，现在不是最吃香吗？”她还说：“你57年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最深，就是你说党的领导人发现自己有问题可以用走群众路线的办法解决，但是群众如果发现党的领导有问题又该怎么办？”她说：“现在我给你找到答案了，就是‘造反’。”不过，这些话，我们当时是当笑话说的，我们当时的根本想法就是觉得造反派是一片乱哄哄。当时到处出现的两派都是一派自称为造反派，而称另一派是保守派，上面又往往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而照我们看来，就根本认为不知道他们造的什么反。……我们都认为造反派里什么人都有，许多人无非是为了争权夺利向上爬，一旦他们掌了权，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我曾说过：“我还是当我的右派吧，这样的革命派我当不了，也不想当。”
+
+　　对老干部是这样看，对革命小将又是这样看，因此，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前途是悲观的。我曾说过，现在说的是反修、防修、挖修根，实际上很可能埋下了许多的祸根，中国的前途也许不会修，然而可能乱。郑德芳说：“只要毛主席活着，中国出不了乱子，一旦毛主席死了，什么都可能发生。”（这句话她是用英文说的）我们对自己的前途也是悲观的，觉得，将来不论怎么变，我们这些人总是第一批要倒霉的。不过，郑德芳曾有点激动地说过：“别看许多人都说如何如何拥护毛主席，将来反过来反对的也是他。还是我们这种人最讲fair play(费厄泼赖，“公道”之意)我们倒是会说公道话的。”
+
+　　1966年的时候，我曾经问过郑德芳，“你看这样搞法会不会经济上搞出问题来”。她说：“这次是搞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问题，对生产关系不会触动，因此对经济倒不会有什么影响。”1967年的时候，我又问她这个问题。她说：“那还用问，现在武斗乱成这个样子，火车都不通，经济上的挫折是肯定的，就是希望它不要像上一回（指三年困难时期）那样严重罢了。”
+
+　　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国际意义，我们的估计也是极端反动的。我个人认为，对于苏联东欧那些修正主义国家说来，那些国家的领导人决不会仿照毛主席的办法来一个文化大革命，他们害怕得要死，只会进一步加强其法西斯统治。至于这些国家的人民，他们是要革命的，但是他们不可能有类似毛主席这样的领袖从上面给以支持，他们的革命只能是苏联、中国过去那种形式的革命，那不能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是，我认为那些国家的革命可能反而更麻烦些，因为那些国家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之后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过去的资产阶级还要大的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及其知识分子继承并且发展了封资修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会促使他们更加右倾。在过去的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工作是争取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那些国家的马列主义政党要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统一战线，可能人家不来了。这在实现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以反对最少数的敌人的策略方针上要增加困难。在西欧和北美的资本主义国家，情况也类似。郑德芳在这一点上要比我更反动些。她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干脆要把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吓跑了。我倒曾根据我自身的经验认为不致如此。只要哪里有革命的形势，人民有革命的要求，总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倾向革命的中心的。像塔斯社发的新闻那样枯燥、那样单调，但是我在中学大学时代还是非常热情、非常仔细地阅读，并没有产生怀疑。因为那时我还想革命。怀疑是后来的事情。我认为郑德芳的思想是新华社旧对外部观点的延长。旧对外部的对外宣传，总是竭力把中国写成是一个没有阶级斗争的人道主义的天堂，去适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口味，总看不到外国也是有阶级、有阶级斗争的。但是我们两人是极端反动的自由主义的结合，彼此应和则有之，彼此争论是没有的。其实，1968年西欧北美声势空前浩大的学生运动已经粉碎了我们的谬论，不过，我们既然相互散布过这些反动谬论，还是应该如实地交代出来。
+
+　　在对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我说过，过去总以为马列主义是真理。既然是真理，就是多数人可以掌握的。过去，我们想的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研究过去的文化遗产，使文化丰富起来。现在莫说那些纯粹的资产阶级学者，就是所谓马列主义的学者也几乎统统都作为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打倒了。像郭沫若那样的人虽然没有被揪，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他是“保”下来的，实际上也是一个“反动权威”。我过去还只觉得掌握马列主义研究学术很困难，现在看来，不但困难，而且根本没法研究。什么文史哲，统统是四旧，不但不知道怎么研究，而且研究出来也没有一点用处。毛主席过去号召研究各种��术，但是除了他一个人有这样的水平以外，谁能研究下去而不成为反动学术权威？我不知道中国今后还要不要学术研究，如果还要的话，真不知道怎么搞，谁能搞。
+
+　　· 来源：
+
+　　李慎之之子李三达提供。

CCRD/0/8/5/000010.txt

@@ -0,0 +1,11 @@
+# 喻屏交代材料中对“叛变”问题的申辩（摘录）
+
+　　<喻屏>
+
+## 〖喻屏，中共中央东北局候补书记。文革中经中共中央批准打倒的刘少奇在东北及辽宁的第三号“代理人”。专案组将其历史上在国民党狱中曾“自首叛变”问题作为逼供重点。〗
+
+　　从去年1月初起，历时一年多，硬是想不起来，〖在国民党狱中〗写过“要求”出狱的“呈文”或“报告”这类东西。关于这个问题，我绝对不是隐瞒，把记得的说成不记得的，因为如果确实写过这类东西，从敌人档案中是会查出来的，我想隐瞒也隐瞒不住。同时，根据我当时的政治思想状况，如果确有这类事情，而其内容又在政治上对党有危害，完全可以肯定我是不会同意的，更不会在上面签字。如果确有此事，其内容在政治上又无问题，或没有大问题，那就根本不会隐瞒了！
+
+　　· 来源：
+
+　　高振河《喻屏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CCRD/0/8/5/000011.txt

@@ -0,0 +1,39 @@
+# 滕海清等关于挖“内人党”扩大化向中央的检查
+
+　　<滕海清、吴涛、李树德>
+
+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军委办事组：）
+
+　　最近，中央领导同志指出我们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有扩大化的错误，对高锦明同志的批评是错误的，对我们教育很大。我们衷心接受，认为这是对我们的爱护，对内蒙的关怀。
+
+　　我们核心小组来开会的三个人又进一步学习了上述指示，检查了自从清理阶级队伍以来，特别是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的这一段工作，深感错误严重。我们的错误集中在一点上，就是没有事事听毛主席的话，处处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在内蒙落实得不好，这说明我们对毛主席不忠。
+
+　　我们的错误突出的是：
+
+　　一、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特别是在挖“内人党”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违反了毛主席关于“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的教导。相当普遍地产生了逼、供、信，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
+　　这个错误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革命委员会第四次全会以后，发展成为全区性的。在革委会四次全会以前，内蒙就挖出了十三万多人，这时已发现个别单位有武斗和逼、供、信的现象；革委会四次全会反右后，在农村、牧区街道等普遍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这时本应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起来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但仍继续开展反右斗争，结果造成扩大化和逼、供、信的错误。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三月十五日又挖出了二十五万多人（包括“内人党”六万四千四百多人），其中有极少数是坏人，但误伤了很多好人，蒙族干部和群众被伤害的面更大，造成民族关系比较紧张的局面。多数人是在逼、供、信的情况下打成“内人党”的。例如，集宁市一个不足二百人的机关学习班，就挖出“内人党”一百四十四名，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出身很苦的干部和共产党员（已平反）。据对内蒙军区机关、骑兵五师、独立二师等单位了解，蒙族干部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都被打成了“内人党”。当时曾出现了许多极端错误的论调。例如，“共产党的支部就是内人党的支部”，“边防站是内人党的边防站”，“内人党是没有什么证据的”等等。
+
+　　中央早已多次提醒我们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注意扩大化的问题，我们本应认真遵循，可是直到今年二月初，在北京开的一次有各盟市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会上，滕海清同志仍错误地提出，主要的还是反右，右倾仍是主要阻力。以致使“左”倾思想继续泛滥，造成人人怕被说成“右倾”的局面。
+
+　　二、在解放干部问题上，政策落实很差。
+
+　　毛主席曾多次指示：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口头上也说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但说的更多的是内蒙被乌兰夫统治二十年，他要叛国，必然培植自己的庞大的反革命势力。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对毛泽东思想在内蒙占绝对统治地位，内蒙的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发生了动摇。内蒙解放干部的工作，本来就是很落后的，在去年六月到十二月，总还解放了一些；但从挖“内人党”以来，不但没有解放，就是原来已经解放的和参加了“三结合”的干部又有一些被揪了回去。比如盟市一级的干部，去年十二月份统计，被打倒的有百分之五十八点四，在今年三月十五日，却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五。原自治区党委、人委机关的处长和盟市机关的部长一级干部，不完全统计有一千七百二十七人，参加了“三结合”和解放了的只有四百九十七人，占百分之二十八点八。全区正副县（旗）长、党委书记共有七百零五人，参加“三结合”和解放了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三。我们没有很好执行毛主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致使解放干部的工作进展十分缓慢，造成干部的极端缺乏，使工作和生产受到损失，使犯了错误的干部感到没有出路。
+
+　　三、对待群众组织，犯有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
+
+　　我们对一些革命群众组织，没有做到象八三四一部队那样，坚持三条原则，九个一样。而是对亲自己一派的就亲，疏自己一派的就疏，不同意自己观点的就压。因而加深了两派对立。类似这样情况，在乌达煤矿、巴盟、锡盟、呼市的许多单位中都是存在的。
+
+　　四、在第四次全委会之前，高锦明同志提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要注意防“左”的意见是正确的，可是我们却错误地当做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全区范围内进行了公开批判，并停止了他的工作。高锦明同志是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核心小组副组长，在前门饭店会议上批判乌兰夫和顶住“二月逆流”中都是有贡献的，对他这样做，没有得到中央的批准，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
+
+　　五、在宣传工作中，我们有一些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引起了思想混乱。例如，在《内蒙古日报》的一篇社论上，散布了“狠是基础”的错误论调，从而助长了“左”的思想。
+
+　　我们所犯的错误，基本方面是“左”。这是因为我们对内蒙的情况缺乏辩证唯物主义的进行阶级分析，而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造成的。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关怀下，本来内蒙的形势是很好的，如果我们不犯这种错误，认真贯彻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内蒙的形势会更好。我们感到很痛心，辜负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也没有完全理解，还想慢慢地克服就是了。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批评的那样，我们有私心，有骄傲，总是看成绩多，怕否定大方向，怕否定了成绩，怕影响威信，没有很迅速地痛下决心检查、改正错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鼓舞下，现在内蒙地区对落实政策，已初见成效。
+
+　　我们的错误对革命损害很大，它混淆了阶级阵线，伤害了一些好人，影响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程，在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上造成了严重混乱。我们辜负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信任和爱护。经中央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后，我们已初步认识到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坚决地、忠实地、迅速地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坚决完成“九大”规定的各项战斗任务，夺取更大的胜利。
+
+　　以上检查还是肤浅的，认识是不够的。我们将在工作实践中逐步加深认识，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决心把内蒙的工作做好。
+
+　　不当之处，盼指示。
+
+　　 滕海清  吴涛  李树德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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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胜于雄辩——巴盟中后旗挖“内人党”情况 (调查报告)
+
+　　<“内大”中纵战报记者>
+
+　　巴盟中后旗共有77000多人，农区人口是53000人，牧区公社、牧场和旗级单位共有24000人。在牧区、牧场和旗级单位的24000多人中挖出的“内人党”达2500余人。
+
+## 一、打击革命干部、镇压造反派：
+
+　　旗级各单位干部、职工总人数588名，被打成“内人党”的233名占干部职工总数的39.5％。
+
+　　原旗委共有职工72人，被打成“内人党”的达38名，占50％；造反派32人，被打成“内人党”的是29名，占90.6％；特别是蒙族干部和蒙族党团员全部被打成“内人党”。
+
+　　公检法职工干部总人数63名，被打成“内人党”的48名，占80％；造反派23名，均被打成“内人党”。
+
+　　文教系统总人数45人，被打成“内人党”的22名，占49％；造反派22名被打成内人党的有21名，占95％。
+
+## 二、打击贫下中牧，挖社会主义墙脚
+
+　　1、胜利公社总人口是2300人，被打成“内人党”的有400名，其中四类分子仅占10人，其余390人全是贫下中牧（农），占全社贫下中牧（农）1328人的29％，公社1个党委、7个支部，共46名共产党员，全被打成“内人党”。
+
+　　2、桑根达来公社饲料基地有74个劳动力，被打成“内人党”的有58名，占78.4％；其中贫下中农（牧）52人，占70％；历史有嫌疑的2名，占2.7％；可以教育好的子女4名，占5.4％。一个共产党支部被打成“内人党”支部，5个党员中有4个被打成“内人党”；3名共青团员则有2名被打成“内人党”。
+
+　　3、川井公社直属11个单位，有职工108人，被打成“内人党”而关押的有15人，在“狱”外被迫登记者10人，被怀疑者48人，共73人，占职工总数的67.6％；19名共产党员中有15名被打成“内人党”。
+
+## 三、破坏红色政权，颠复无产阶级专政
+
+　　这个旗除原旗委、人委、文教、医院、第一、二完小外，其余所有公社、牧场和机关都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但滕海清破坏了红色政权，自毁了长城。
+
+　　下面是各级革委会和专政机构被破坏的情况。
+
+　　
+
+　　   单位名称 革委会人数（委员） 被打成“内人党”人数 比例   公社：             桑根达来 革委会委员 9人 被打“成内人”党 9人 100％   巴音 ‘’ 9 ‘’ 6 64％   乌兰 ‘’ 13 ‘’ 10 76％   川井 ‘’ 11 ‘’ 9 81％   巴音杭盖 ‘’ 9 ‘’ 9 100％   巴音前德门 ‘’ 9 ‘’ 8 89％   宝音图 ‘’ 9 ‘’ 4 44％   杭盖戈壁 ‘’ 9 ‘’ 5 55％   胡芦斯太 ‘’ 11 ‘’ 7 45％   昂根 ‘’ 13 ‘’ 7 53％   胜利 ‘’ 12 ‘’ 10 83％   新胡热 ‘’ 9 ‘’ 4 44％   乌力吉 ‘’ 9 ‘’ 6 64％   潮格 ‘’ 9 ‘’ 8 89％   宝力高 ‘’ 9 ‘’ 6 64％   乌盖 ‘’ 8 ‘’ 3 33％   巴音宝力高 ‘’ 11 ‘’ 5 45％   巴音戈壁 ‘’ 9 ‘’ 3 33％   小计 ‘’ 188 ‘’ 117 63.3％   牧场：             巴音 ‘’ 5 ‘’ 3 60％   胜利 ‘’ 5 ‘’ 4 80％   巴音杭盖 ‘’ 5 ‘’ 4 80％   巴音前德门 ‘’ 5 ‘’ 4 80％   昂根 ‘’ 5 ‘’ 3 60％   杭盖戈壁 ‘’ 5 ‘’ 2 40％   莫林 ‘’ 5 ‘’ 2 40％   同和太 ‘’ 9 ‘’ 6 64％   小计 革委会委员共 44人 被打成“内人党” 28人 占63％   行政机关：             旗革委会 革委会委员 18人 被打成“内人党” 9人 50％   农机局 ‘’ 5 ‘’ 1 20％   畜牧局 ‘’ 4 ‘’ 2 50％   水利局 ‘’ 4 ‘’ 1 25％   粮食局 ‘’ 5 ‘’ 2 40％   招待所 ‘’ 4 ‘’ 1 25％   商业局 ‘’ 8 ‘’ 4 50％   银行 ‘’ 4 ‘’ 2 50％   食品 ‘’ 5 ‘’ 2 40％   邮电 ‘’ 5 ‘’ 2 40％   农林局 ‘’ 5 ‘’ 1 20％   中学 ‘’ 5 ‘’ 2 40％   农具局 ‘’ 4 ‘’ 2 50％   皮毛社 ‘’ 5 ‘’ 1 20％   靴鞋社 ‘’ 5 ‘’ 2 40％   财税局 ‘’ 5 ‘’ 3 60％   小计 ‘’ 77 ‘’ 30 40％   专政机构：             旗武装部 ‘’ 18 ‘’ 14 79％   边境8个派出所警察   48 ‘’ 46 95％   牧区18个公社武装部长   26 ‘’ 22 84.5％   小计   92 ‘’ 82 88％   
+
+## 四、对贫下中牧（农）实行法西斯专政
+
+　　1、桑根达来公社饲料基地社员王全达，汉族，贫农，共产党员，37岁，在挖“内人党”时，因不承认，遭到火钩烙铁烫遍全身，把烧红的火钩插入肛门，生殖器被烧掉，另外还被剥光衣服，从头顶往下倾倒满盆火炭；在三九天多次裸体被赶到野外冻僵，或被推到冰滩上粘冻皮肉，活活剥皮，最后惨遭折磨致死。凶手们为了杀人灭口，把尸体扔进井里，诡称王全达“自杀”。但拍摄下来的死难者照片和血衣��在，杀人凶手罪责难逃。
+
+　　2、川井公社白同生产队社员，转业军人吴青龙，蒙族，贫农，共产党员，38岁，被打成“内人党”以后，凶手们对他实行法西斯酷刑达十几种之多，5次被打晕过去。因为吴青龙同志站在党的立场，坚持原则，在受刑中被打得昏死过去，并被割掉舌头。暴徒们的这种惨无人道的恶毒手段，达到了灭绝人寰的地步。
+
+　　3、曾经两次见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内蒙古著名劳模——“母女英雄”道力格亚同志，系世代奴隶出身，在旧社会饱尝辛酸，是毛主席解放了她，但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新时代，像这样一个热爱祖国，忠于毛主席的劳模，竟然也被打成“内人党”、“叛国集团”成员实在难以令人相信。她在经受了多次的非法拷打之后，现已精神失常。
+
+　　4、额尔赖贺喜格同志是出席过全国民兵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荣获过中央军委的奖励（一支半自动步枪），并荣幸地被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过。在这次“挖肃”中也被打成“内人党”，非法禁闭42天，经受了（用钳子拧舌头、吊打等）十几种刑法。
+
+　　总之，诸如上述用血肉批成的实例，举不胜举，而刑法之残忍，受害者之惨状，笔者实不忍详述。仅在3个月的所谓“挖内人党”运动中受刑致死，或被逼死难者大有人在，据不完全统计，该旗死难者多达40余人。
+
+　　来源：《5.22通讯》第3期（1969年6月16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机关批滕联络总站主办。该文转自“内大”中纵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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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的检讨
+
+　　<沈从文>
+
+　　我名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快廿年了。并无任何一门专长，只不过是个常识比较丰富的文物工作者而已。一个国家历史博物馆，问题多，杂事多，对内，对外，要的常识也格外多。所以我始终不离开。工作十分琐碎寂寞，通无所谓。文化大革命以来，被称为反动专家“权威”，快三年了，要承认，没有这个资格；要否认，没有分辩能力。血压长在二百以上，心壁磨损已无复原希望。写检讨，写来写去只是消极认错，积极性却在相对消耗，不是办法。因此写这个信，陈述一下，检讨到和不到处，供上面参考。
+
+　　我是个五四以后旧文人，卅年中写了几十本坏小说，在旧社会起过一定有害作用，对于促进新社会的产生，无丝毫贡献可言。解放挽救了我。经过长期学习，几乎每年都自写份“自我检查”，而用一个“补过赎罪”心情，在历史博物馆午门楼上陈列室和库房转了整十年。一切常识就由于这个实践基础上得来的。给我机会再去人民大学教书，怕犯错误，不敢去。勉励我再去写小说，缺少新生活经验，不敢去。虽有个作协会员名分，在博物馆则算是“研究员”。除了六二年在参观井冈山时，写了几首旧体诗，发表于《人民文学》，此外只在最近写了首《巴黎红五月》（被小将搜去了）半新不旧诗，还像个样子，别的全说不上！事实上，我整十年中，实心安理得极其乐意一面学习，一面作个普通“说明员”，进行自我改造的。即或在某些公众场合，为外面集体观众介绍商讨某一专题性文物问题时（例如外来大专史学系或陶瓷学院、丝绸学院实习生介绍材料，或带丝绸去宁、苏、浙为工人展出协助生产时），也首先不忘说明自己身份位置，只是一个“普通说明员”，“普通工作人员”，既不是什么“专家”，更不是什么“领导”。因为除做事外,“名”和“权”对我毫无意义。我生命是党所给我的，能少做错事就好了。
+
+　　过去在写作上我“自以为是”，犯过极严重错误，在新的工作中，总希望不再出乱子就好。即或遇事相当谨慎，并且永远是用《实践论》指示求知识的基本方法，去反复求证。实物不足，再结合文献去相互印证。由于学习主席著作理会不深，应用到工作实践上，只是点点滴滴，特别是个人过去史部学底子极差，因此实物接触虽比较多，而到结合文献互证时，取得的成果，还是极其零碎。且不断的会犯提法上或结论上错误。学习为人民服务，虽热心有余，但认识不足，例如正当新历史戏流行时，我对于好几个新历史戏，如《屈原》、《蔡文姬》、《胆剑篇》、《文成公主》、《武则天》等等服装道具，都提供过材料。
+
+　　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来，工作组时期，说我是“反共老手”，后来群众改成反动专家“权威”。直到如今。
+
+　　照我自己认识，过去写作上所犯错误，除五○年即写过较长检讨公开发表，且经港报转载外，此后还不断在别的方式上，一再检讨过。这一次又向革命群众作过几次较深刻书面检讨。关于近十八年工作中的大小错误，又另外检讨，举出大小六十事例。有不够处，也难免有过分处。比如检查中自以为是“蒋介石王朝的点缀品”，和事实即不尽符合。五四年从香港《文汇》或《大公报》传来消息，即提起过，我“所有作品，在台湾均禁止”。受禁止显然即可说明问题，对他们不利才受禁止！老舍、巴金、茅盾、冰心……等人作品，似即并不闻有同样遭遇！所以说，我一切作品都有利于国民党，给三四十年代人说来，似不可信的！
+
+　　我生长于湘西苗乡小县城，虽来到大城市已半世纪，还在几个大学鬼混了二十年，乡下气质始终并未去尽。对工作还有热情和耐心，能克服学习方面的种种困难，最初即使一无所知，到一定时期，总可望把它搞通、学好。做事从不走捷径，投机取巧。但应付人事，却极端拙劣，无知无能，毫无机心，不会处理，不明世故。比如本馆有五位馆长，十八年来就有好几位馆长家中，我始终还未到过一次。即此一事，便可知我哪里会对馆中“争权”“争位”有什么野心兴趣？
+
+　　“能处常而不善应变，能任劳而不善任怨。”缺点显明，无可讳言。因此弱点，在冲击中报废，也十分自然。
+
+　　比如说，我搞的综合文物，是种十分费力不讨好，科学院或大专院校史学家照传统习惯，从不承认这也算得是什么学问的。至多叫个“万金油”，毫不觉得重要的。只有我自己明白，一切文物制度常识，若比较丰富踏实，对各方面都还有帮助。除本馆陈列说明应用得上这种“万金油”，其他专题性博物馆，如军事博物馆古代部分，除兵器本身外，如何应用作战，以及如何作战宿营，步骑配合……都得从形象取证！此外乐舞博物馆，服装博物馆，陶瓷、丝绸博物馆，有需要时，我的常识，都或多或少可提供些资料，配合服务。此外常识当成副产物，至少还可用于两方面。
+
+　　一是大专院校文史系教古代文学或史传文章，会遇到一系列东东西西，说不清楚，注不明白。查书无可查，查到了还是不明白。事实上博物馆却有上百万实物睡在库房中，无人过问。教书的永远是停顿到抄来抄去阶段，从来不会有人想到郑玄、刘熙博学注不清楚的事物，我们生长在毛泽东时代，认真学习《实践论》，能有所会通，就会把它弄得十分明白清楚。而且还可以成为“常识”。记得为解决科学院文学所注解古典文学的麻烦，即曾正式向何其芳建过议，要正视这个问题。从所中抽调个年轻研究员，来馆中学习，或带着问题学，或广泛学，有二三年时间，帮同他搞点资料，用处大而多！不重视，因为前无此例。事实即是老办法抄书，极省事。新方式，一样一样学去，较困难。所以也可以说这份副产物虽有用，还不得其用。这里也似乎即有唯心唯物两条路线的斗争！
+
+　　其次，即用来破除历来传统鉴定字画旧方法形成的一切老迷信，用处更大。不问是什么“徽宗”“高宗”“章宗”“乾隆”的皇帝题字作诗，还是近千年来的名士专家题跋鉴定，一用衣冠器物制度常识作新的综合分析判断，许多名画珍图产生的年代、作者，就成了问题。或许有的“国宝”，便成为假的破烂，成为“参考品”或“处理品”。这从实际说来，我用的新的唯物的鉴定方法，正是破除帝王名流专家“权威”迷信最有力的工具，工作是值得鼓励，值得推广，还可望从不断充实改善中，成为毛泽东时代用《实践论》为学习求知识基础，来破旧文化中字画鉴定法积习迷信十分有效的。是用土方法战胜洋教条旧传统一项新试探。工作本来是进取的，向前的，同时也近于革命的。可是若尽把我向反动专家“权威”名分上推，我既毫无能力来作任何分辩，也不可能来和这种传统荒谬进行斗争了。不过心理殊觉得“真可惜，这一冲，别人可不当回事，我这脆弱神经可全崩溃了。许多对于打权威共同提高所作的努力，全完事了。对国家说，似不大经济！”因为据我所知，训练一个文史教授或专家，还比较容易，训练一个“有常识”的文物研究员，而这份常识又纯粹奠基于一个“物”的基础上，实在不容易。这从国内文博现状也可以明白了。学院式学考古，懂金石文玩的人，有的是。有文物常识能有所会通，应用到工作上能有所发明，有所发现的可并不多。
+
+　　据我所知，文物界鉴定字画方法，是有路线斗争的，目前还是在旧式唯心论或经验论专家“权威”占一面倒势力。一切听他们的意见，浪费了许多国家钱财，收了许多时代有问题，作者有问题，又或从个人趣味出发，用高价收了许多不必要的文人写意画。皇帝全死了，专家“权威”也死了，他们共同对这幅画作成的荒谬鉴定，却并不失去作用，无人敢于怀疑。
+
+　　前几年，旧文化部花了许多钱，聘请了几位海内著名字画鉴定家，去全国鉴定“国宝”时，我只除了看本馆藏画，可以列席，过故宫看重要名画，即请求列席，也不许可。至于跟着全国去学习，更无可望了。即明白知道，一谈起“南唐”、“宣和”、“绍兴”等装裱、隔水、引首、册页面等等，必然会要牵涉到绫锦时代、名目问题，无从含胡。有关这部分材料，我应当有较多发言权，不见过不明白的，也应分让我有机会看看。因为明明白白国内懂这一行，学这一行没有几个人。何况我去对他们工作有显明帮助，还是不让我去。主要理由就是我不懂字画。事实上，有千百种专家“权威”不易判断时代的画幅，特别是人物故事画，或有车乘马匹日用家具的山水卷子画，从衣服制度和身旁携带日用家伙等文物常识，都可以得到许许多多有力旁证。可以帮同判断出相对年代。
+
+　　例如马匹装备，从头到尾，都充满时代特征，更容易并合其他材料，判断年代。即或只是一只孤立的鹰，鹰脚下站的那个锦垫，若上有花纹，也即是一种线索，还可以估计出年代！但要的是对这样那样都“有常识”，若极端轻视常识，那自然就只好大家围着画猜谜子了。就我所见，《洛神赋图》、展子虔《春游图》、韩滉《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有的花了几百两黄金买下，有的还派了人去香港花了若干万港币收回，目前都当成“国宝”看待。用我的常识来破，时代作者就都不可靠，都有问题。有一画还假得十分可笑的，即受专家特别称赞的《五牛图》。
+
+　　正因为旧文化部领导人，只知重视专家“权威”，而轻视文物“常识”作用，所以从不要专家也认真学学“常识”。记得历博十多年来曾举行过一系列文物展，对于古文化史有千百种新材料出土，千百种新问题发现。我长时期在陈列室作说明员，就从无一个什么“艺术家”或“专家”或大学文史教授向我提过一个问题，大多溜了一转，就不见了。似乎什么都不必学，一看即懂，这是可能吗？
+
+　　例如故宫有个鉴定字画大专家，有一年，把一幅元人画戴罟罟冠小画，照什么“御题”“御览”称作契丹画家胡虔作品，陈列出来。我曾好意告他：“这不会是胡虔。”
+
+　　当时就悻悻然说：“你怎么能断定它不是？”“因为帽子不是。”“胡虔时女人就不戴这种帽子？”我明白他一面是不承认我对字画有发言权，其次是相差三百年契丹和元蒙妇女帽子的区别他毫无兴趣，就不便告他“那帽子用的是什么材料做的也知道”，不再说下去了。
+
+　　这小小事例，并不妨碍这个专家的真正长处。但也可以看出，用《实践论》求知识方法学来的广泛文物常识，作为有力的武器，来攻打文物界字画鉴定“权威”顽固堡垒的工作，还未真正开始。工作也还十分艰巨。因为首先是搞文物工作的人，即还有大部分不知重视文物常识，依旧迷信“权威”，绝想不到坛坛罐罐、花花朵朵、桌子板凳、事事物物，若分别明白它个别历史发展性，和彼此相关性，用来鉴名画，打权威，判真假，定时代，是种有力武器。用得其法，即或不起主要作用，也还可以起辅助使用。若搞文物的还多不知手中有武器可用，至于写美术史的，居多手中只是一支笔，除了结论照抄，自然就更说不上特殊眼光了。这人文笔越好，即只能越会夸大胡说，更加引人走入迷途，扩大艺术批评中唯心论市场。这市场，且因中央美院美术史系的设立，而加速扩大。
+
+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的斗争，还是很不容易进行，可能还得经过些曲折，并不是短时期即可见功的。
+
+　　若我早日得到解放，短时期又不至于被高血压心脏病收拾报废，幸而能活得稍久一点，抢抢时间，挑几十幅被专家“权威”奉为“国宝”的名画，试用土方法学来的文物常识破一破，就这个领域的唯心唯物作一回较量，看是谁有道理，即可证明严格遵照主席《实践论》所指示我们学习知识的方法，得到的常识，将显示无穷威力。而所谓一堆皇帝和专家“权威”的鉴定，都可以怀疑，都可以推翻，还它个本来面目。
+
+　　文化大革命运动已进行三年，各方面都取得全面胜利。艺术方面八个样板戏剧歌舞成就更为世界所公认。惟在文物系统方面，直到如今为止，多只听说某某金石专家“权威”，某某字画鉴定专家“权威”假公济私，营私舞弊，低买高价售出一经揭发，便搞垮了。从资产阶级思想行为私生活破，固然也是一种扫荡。但是他们在国内的“名家法眼”权威性，还是并不曾动摇分毫。甚至于在他们死去以后尚有长远影响，附着于那些名画中，流毒下去。
+
+　　如条件许可，又有需要，我希望能作个小文，先试来破一破。他们私生活已有了大量揭发，不待说了。即谈本业，从讲道理出发，也一定会把一些帝王名士、专家“权威”对于若干名画共同作伪造成的假象，用常识判断为“呀呀呜”，这个破便大大不同了。这是不甚费力即可作到的。
+
+　　（若把我本人尽长远搁在反动专家“权威”名分上，这种破的工作，是不可能进行的！）
+
+　　· 来源：
+
+　　《沈从文全集》第27卷·集外文存，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CCRD/0/8/5/000014.txt

@@ -0,0 +1,23 @@
+# 一个居民在区革委学习班的交代
+
+　　<钟审安>
+
+## 〖钟审安，湖南城镇居民。〗
+
+　　此人钟审安住吕仙亭居委会八十二号。
+
+　　（69年.4.18号，得了通知，在南区革委会召开。）
+
+　　上午在南区听了李部长的报告，这会【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将尽【近】有廿五天。感谢党、毛主席，此人在中华基督教会做工多年，没有受过教育。这会【回】党安排廿五天了，万主任天天报告，各未【位】同学帮助我，原因，我们就【旧】时代人，在黑暗时代过了五十多年，被地主压制我们，不能翻身。到50年，毛主席来了，穷人翻了身，当家作了主，工人翻了身，感谢党、毛主席，有出路了。
+
+　　我一家人，大小八个，六个小孩子，都有工作了。（我）在教会做工共十七、八（年），日本鬼子来了，（我）回东乡渭洞，种田八年，
+
+　　光复后，回岳阳。美国人在中国架教会、传（教），办学校、医院，□□中国人来。依原在教会做工三年。到49年。
+
+　　解放了，全国人民都翻了身，我一家小孩子都是党培养他们，有了出路，这才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子子孙孙有饭吃，不忘恩，谢谢党何【和】毛主席。完了散了会，回家来好好安家生产，不乱说，不乱动，听毛主席话，听党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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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钟审安69年，5月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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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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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荒者据原件录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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