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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RD/0/8/23/000002.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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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零陵地区江永县委关于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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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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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开始特别是1984年以来，我县按照省地委的指示精神，认真贯彻省委（1985）12号文件，把处遗工作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妥善地处理了“文革”杀人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到了一次生动的否定“文革”教育和法纪教育，挽回了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在群众中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达到了愈合伤痕，加强团结，和衷共济，一心一意搞四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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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杀人起因及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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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文革”中的杀人事件是在“文革”特定历史条件下，于1967年秋受道县杀人风的影响而发生的，首先是原红星公社（现界牌瑶族乡）发生了杀人事件，后来逐步波及到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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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8月23日，原红星公社党委书记杨修瑜从老家道县兴桥公社返回红星公社，当晚将道县四类份子所谓活动情况和贫下中农杀四类份子情况在公社几个主要干部中吹了风，并决定8月25日召开大队支部书记、贫协主席、民兵营长、治安主任、大队长“五大头”会议，杨修瑜在这个会议上具体讲了道县、宁远四类分子的所谓活动和道县杀四类分子等情况，要求大队干部要管好四类分子，如果四类分子真正起来暴动，矛盾不要上交，由群众自己去处理。自这个会议后，8月26日界牌首先就开始杀人，后来波及到全县18个公社两个镇、一个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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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杀人造成的严重后果是：被杀的306户，407人（另外自缢19人），其中16户（28人）被杀绝；56人被迫外逃；69人造成孤老孤残无人抚养；85人丈夫被杀后改嫁；57人随母下堂；房屋被集体非法折、占、变卖，52户遗属外逃因无人管理而倒塌损坏房屋，101间；查抄大型农家具750件，抄走牲猪家禽40400斤；粮食46000斤，以及其它财物被抄走无法归还的，共估价21万元（未杀人财产查抄未计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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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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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认真贯彻党的政策，统一思想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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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中我县发生的杀人事件，政治上经济上都造成了严重恶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委按照中央和省地委的部署认真贯彻省委（1985）12号文件精神，妥善处理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稳定了局势。但是这个问题涉及面广、时间长，情况复杂，在干部中、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中，阻力较大，有的认为杀几个四类分子没什么了不起，有的认为对四类分子那样关心，经济上补了一次又一次，有的担心处遗工作会带来局势不稳定，县委多次召开乡、镇、场负责同志和县直机关科局长会议，学习省委（1985）12号文件，向乡镇场及重点村印发了600份宣传提纲采取多种形式对干部群众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肃清左的影响，增强法纪观念。经过反复贯彻党的政策，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对处理好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关系到平息民愤，消除隐患，愈合伤痕，增强党性，严肃法纪，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一件大事，决不能掉以轻心，只有搞好处遗工作，才能确保经济体制改革和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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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根据省委12号文件和地委指示精神，县委书记挂帅，一名副书记具体管，并设立了3个组，一是政法组，从公、检、法机关抽调8人组成，二是党政纪律案件处理组，从纪委、县直属党委和部门抽调3人组成，三是接待组，从政府办、落实办抽调2人组成。县委还从县直机关抽调35人（其中科局长以上干部10人）组成专干队伍，乡、镇、场确定了专干40人，由乡党委书记挂帅，一名副书记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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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委常委先后8次听取处遗工作情况汇报，4次研究国家工作人员组织处理问题，列为全县整党的一项重要内容。真正做到把处遗工作作为一件大事来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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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切实做好善后安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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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妥善安置和解决遗属生产生活中的困难，1980年县委就派出了工作组逐村逐户对遗属进行走访，对生产生活有困难的，在经济上给予了适当补助，1984年冬，对遗属财产查抄情况，房屋情况，生产生活等情况又逐户进行了检查和登记，摸清了底子，给后来的安置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具体做法是：工作组进村后，首先宣传省委12号文件进行彻底否定“文革”教育和法纪教育，摸清6个底子，一是财产查抄的底子，二是外逃和回归人员的底子，三是孤老孤残人员的底子，四是遗属改嫁和随母下堂的底子，五是生产生活方面的底子，六是过去对遗属补助的底子。对查抄的财物要认真查清处理，属国家和集体占用的，原物在的退还原物，属个人无偿占用或利用职权低价“购买”的则令其退还，尤其是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要带头清退。经教育不退者，要严肃处理；对于被集体拆毁，变卖或无人管理而损坏倒塌的房屋，采取集体凑一点，自己出一点，政府酌情补助一点的办法，修建和赎回原房。帮助遗属解决无房居住的问题；原物确实查无下落的要向遗属讲清道理，对损失严重，生活困难的，给予适当的补助。对于孤老孤残人员每人每月救济12元，生活确实困难的遗属，给予了困难补助。对仍然在外，要求回归的遗属，由政府写信欢迎他们回来，并按规定划给自留地、责任田和责任山，并发给200－300元安家费。在清理查抄财物工作中教育遗属实事求是，体谅国家困难，不要斤斤计较。对利用落实政策清查财物之机，虚报冒领，贪污挪用的要严肃处理。在安置工作中，由于底子清楚，党的政策深入人心，方法得当，思想工作过细，对安定遗属，稳定局势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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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省委（1985）12号文件和地委指示精神，在政治上对“文革”中被杀者，给予恢复名誉，县人民政府给受害者发了平反通知书；在经济上，发抚恤费644050元，财产损失补偿26458元，困难补助72000元，无人抚养的双孤69人，给予定期救济30680元，安置被迫外逃回归人员47人9700元，安置随母下堂回村落户17人，3100元，解决赎回、维修房屋开支经费17763元，妥善安置了遗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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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坚持党的政策做好组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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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人的处理，必须采取慎重态度，认真做好我县“文革”中出现的杀人事件，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为了认真贯彻执行省委12号文件精神，进一步明确搞好对人的处理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县委对这一事件的性质和特点进行认真地分析，全县发生杀人问题有18个公社、两个镇、一个农场，86个大队，分别占公社、镇、场、大队总数的90％和40％。从犯杀人罪行和严重错误人员的成份来看，大多数是农村基层干部和党员，文化政策水平低，法制观念淡薄，受极左思潮影响较深。从当时历史条件来看，杀人事件是在阶级斗争极度扩大化和无政府主义极端泛滥的情况下发生的，他们出于朴素感情，在所谓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红色政权的口号下，犯了杀人罪行和错误，因此，对在“文革”中犯有杀人罪行和严重错误的人员进行处理，必须贯彻省地委“既要解决问题，又不要搞乱”的指导思想和“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的原则，针对不同情况在处理时严宽适度，做到三严三宽，即策划指挥者从严，奉命执行者从宽，个人品质恶劣者从严，属于受极左思潮影响者从宽，国家工作人员从严，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从宽，做到有利于严肃法纪，有利于消除隐患，有利于愈合伤痕，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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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还根据责任人的认罪认错态度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表现情况，经县委、县纪委研究批准（国家工作人员县委审批，农村党员县纪委审批）对在“文革”中犯有罪行和严重错误的94人给予了处理，占“文革”杀人中牵连人数的10.26％。其中：经县委研究报地委审批逮捕法办的8人（国家干部2人、农民6人）开除党籍的63人（包括开除党籍后被判刑的5人、国家干部7人、教师1人、职工3人、农村党员52人），留党察看的21人（国家干部4人、医生2人、职工3人、农村党员12人），党内严重警告2人（国家干部1人、职工1人），撤销职务2人（农村干部）行政记大过1人（教师），行政开除2人（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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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处理人时我们认真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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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做过细的思想工作，愈合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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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过程中，县委始终把思想工作和愈合伤痕的工作放在首位，不仅做遗属的思想工作，而且还要做好被处分的和他们亲属的思想工作，只有把这些人的思想工作做好了才能消除积怨，愈合伤痕，实现安定团结。在处遗工作中，少数遗属提出过高要求，上访地县（5人曾上访北京）要求惩办杀人凶手。特别是部份在职国家工作人员，要求惩办杀害其亲人主谋及凶手的人比较强烈，经常上访纠缠主管部门和领导，对于这部份人的思想工作难度很大，如城关镇在“文革”中被杀者何雷清，79年在贯彻省委5号文件精神时政治上已给予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发了平反通知书和补给了安葬费，被没收的房屋产权归还了他在江西工作之女何良秋，1979年4月28日何良秋将房产自主处理，卖给了城关镇和城关蔬菜二队，1986年9月1日，何从江西返回江永上访县委和落实政策办，重新申诉要求将79年4月出卖的2处房屋退还本人，还要求追究杀害她父亲何雪清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如果江永县委不达到她的要求，她还要继续申诉上告。县委几位领导找其谈话，根据省委12号文件精神向她宣传党的政策，耐心做思想工作，并责成县落实办、信访办组织了一个联合调查组从1986年9月10日到10月19日历时46天，通过认真调查核实，认为：何雪清的房屋按省委5号文件精神，已于79年4月把房产权归还了其女何良秋，政策已经落实，何良秋自愿出卖后又要求赎回的2处房屋问题，应由她本人负责。对于要求追究杀害其父亲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问题，按照省委12号文件精神构不上追究刑事责任。至于其家中财产受到一些损失以及何良秋上访期间（将近2个月）经济上所造成的一些困难，按照党的政策，给予其适当补助。通过上述工作何良秋的思想情绪基本上得到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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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委、县纪委在处理“文革”中犯有杀人罪行和严重错误的人员时，分别逐个进行谈话，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引导他们认罪认错，放下包袱，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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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们坚持了做过细的思想工作，处遗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绝大多数遗属都能识大体顾大局，向前看，拥护党的政策和处理办法。如界牌乡鸭头源村祝辛荣的丈夫和两个儿子被杀，现孤独一人，我们按照省委12号文件精神，对杀害祝辛荣亲人的组织策划者给予了处分，并给祝每月12元的定期救济，她流着泪对工作组的同志说，党的政策真好，事过19年了，党和政府还来处理，每月还发给我12元生活费，我要感谢党，感谢政府。又如冷水铺乡上甘棠村周小苟（现名周党恩），“文革”中父亲被杀，母亲改嫁成了孤儿，乡政府把他抚养起来，并送他一直读到中学，县落实办根据他的困难情况，在经济上给予了补助，帮助他修理好房屋，解决了生活方面的一些困难，周非常感动，说我一辈子也不得忘记党的恩情。因此，他把原来的名字周小苟改为周党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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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革”中犯有杀人罪行和严重错误的人，通过学习党的政策和个别谈话都能认罪认错。如界牌乡源田塘村钟昌国，文革中积极参与杀人，处遗工作组进村后，自己感到问题严重，思想很紧张，吃不下饭，准备坐牢，工作组及时做他的思想工作，交待政策，引导他认罪认错。在组织处理时，给钟以开除党籍的处分，钟很感动并说我要感谢党，感谢党的好政策，源田塘村杀这么多的人，我是有罪的，坐牢也是罪有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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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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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处遗工作中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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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少数遗属提出过高的要求，不断上访地县要求惩办杀人主谋者和凶手，特别是部份在职国家工作人员，要求比较强烈。如界牌乡源田塘村被杀者遗属（大部份在职国家工作人员）不断联合向省、地、县委写信，要求惩办“文革”杀人主谋者，虽然我们对其反复宣传党的政策，耐心做思想工作，但他们不服，仍继续信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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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组织处理时，少数乡党委在处理人的问题上，下不了决心，如大干乡原潮水大队民兵副营长和化兰“文革”中积极参与策划杀人，主动充当杀人凶手，县纪委给予和开除党籍的处分，乡党委一接到处分决定，就立即向县委写了要求对和化兰从轻处分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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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甲岭乡原瓦屋下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杨老四“文革”中积极参与策划杀人（该大队杀19人），主动充当杀人凶手（亲自杀1人）杀人后不但未受到处理，还提拔当了党支部书记，1986年6月又评为优秀党员上报县委组织部，发现后才将其优秀党员取消，在组织处理时，落实办多次向乡党委打招呼并派人督促建议对杨老四给予党纪处分，至今未见处理结果，遗属意见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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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今后工作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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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虽已基本完成，但少数遗属思想还不够稳定，目前仍继续要求惩办“文革”中杀人的主谋者和凶手，为了妥善解决存在问题，按照省地委指示精神，我们今后的工作意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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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善始善终处理好“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继续做好遗属的思想工作，特别是少数遗属的思想稳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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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巩固处遗工作的措施要落实，近两年内，处遗工作组要有2至3人负责这一工作，并有一名副书记兼管，村、乡特别是杀人较多的村乡要有专人继续做好这一工作。县委每年研究两次处遗工作，巩固情况，分析遗属和因“文革”杀人受到处分人员的思想动态，巩固处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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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对少数遗属目前生产、生活仍十分困难的要协助村、乡干部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开辟致富门路，尽快摆脱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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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我们应再接再励，不松劲，不厌烦，善始善终把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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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江永县委1987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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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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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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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零陵地区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关于处理“文革”中杀人遗留问题的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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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林彪、江青反党集团将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推行到登峰造极的情况下，受外县杀人风的波及影响，1967年的9、10月间，我县出现了严重的杀人事件。全县“文革”杀人涉及到8区1镇35个公社，181个大队，384个生产队，564户，共杀743人，被迫自杀45人，合计788人，占当时全县人口的3.3％。被杀和被迫自杀的788人中，有四类分子343人，四类分子子女280人，贫下中农109人，其他56人。国家干部5人，教员30人，医务人员4人，工人1人，农居民748人，共产党员3人，共青团员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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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文革”杀人从67年8月29日开始，到9月25日47军下达制止杀人通知后基本上停止了杀人，但少数地方还出现零星杀人，到10月24日才中止下来，历时57天。它虽然是受“左”的和外县杀人的影响发生的，但这是严重的违法犯罪事件。其中，属受“左”的思想和外县杀人的影响，群众自发杀害了440多人，约占被杀人总数的61％；属在公社以上范围组织策划杀人的9起，其中情节特别恶劣、后果十分严重的5起，共杀害了260人，约占被杀人数的35％；趁“文革”杀人之机，派性杀人1起，报复杀人7起，杀人夺妻1起，杀人强奸1起，共杀害20人，约占被杀人总数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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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被杀的564户中，全家被杀光的有53户，占被杀人户数的9.7％；被迫外逃255人，造成孤老孤残81人。在经济上，被杀户家产大部分受查抄，有的被吃光用尽，有的被集体或个人低价变卖，有的被损坏。受害者的房屋被拆毁、占用、变卖以及倒塌的有106户，229间；人走屋烂，被损坏的110户，236间；被查抄的大型农家俱7000余件；被抄被盖、蚊帐、衣物、粮食、家畜家禽等，总共损失财产价值达2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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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年9、10月道县、江永的杀人风，吹进江华后，相继在我县的原湘江公社庙子源和鲤鱼井公社塘家洞大队，于67年9月1日，也先后出现杀人，紧接着原涛圩区大石桥公社妇女主任莫明桂又捏造四类分子要组织反革命暴动的谣言，从而引起杀人风在我县岭西陆续蔓延。67年9月11日至13日，县人武部又召开各区（镇）社专职武装干部会议，这时，正值我岭西部分社杀人的高潮时期。会上也讲了“文革”杀人问题，在讨论和闲谈时，不但相互传播了各地的杀人情况，涛圩区的武装干部鲁忠甫、李定林谣传古历8月15四类分子要暴动，传得最凶最厉害。江华县武装部召开全县专职武装干部会议，专题研究战备工作。在会上县武装部长孙玉峰、政委王宏词分别作了报告。孙玉峰的报告着重介绍和分析国内外形势，部署全县战备工作。王宏词的报告专门讲反空降、防暴问题。根据调查证实，会议虽然指出了不准杀人，但在报告和讨论形势时，传播了道县、江永县及我县岭西杀人情况，过于严重地估计了当时当地的敌情，过分渲染了阶级斗争尖锐性，客观上与杀人起了催化作用。散会以后，根据县武装部的统一部署，各公社及时召开了各大队民兵营长、治保主任、造反派头头会议，传达了县武装部紧急战备会议精神，同时也讲了道县、江永县和本县岭西杀人的情况。会前，岭东片只杀了1人，会后岭西继续杀人，受外县及我县岭西杀人的强烈影响，水口区花江公社9月15日出现杀人，并很快在岭东传开，形成杀人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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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事件发生后，我们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对杀人事件的遗留问题陆续作过处理。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把处理文革杀人问题作为拨乱反正，落实党的政策的大事来抓，为稳定局势做了大量工作。1969年至1980年，我们先后依法处理了因派性杀人和挟嫌报复杀人8案29人，其中死刑8人，死缓1人，无期徒刑2人，有期徒刑1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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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委12号文件下达后，我们层层召开会议，作了认真的传达贯彻，广泛深入地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和党纪法制政策教育，努力把各方面的思想统一到省委12号文件上来，较好地解决了处理乱杀人事件的认识问题。为加强领导，县委书记张中盛同志任处遗领导小组组长，县委副书记谢田种、县委常委莫可、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石瑞英任副组长，负责全县处遗的具体领导工作。区、乡两级成立了领导班子，由党委书记任组长，并确定一名副书记或（副区、乡长）专抓，组成了有250多人参加的处遗专干队伍。在工作中，我们重点采取集中力量逐乡完成，突出重点和包干负责的方法。我县落实省委12号文件，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主��完成了以下几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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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清退原物，搞好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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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宣传贯彻省委12号文件精神和进一步查清来龙去脉，我们在地委84年15号文件以来工作的基础上，首先把退还原物和安置工作作为一个阶段的重点来抓，投入了200多名专干人员，按照政策退还原物和落实好安置工作。我们的具体作法和大概步骤是：第一，给被杀和被迫自杀人员在政治上平反，以县政府的名义逐人发平反通知书；第二，对被迫外逃人员，以乡政府名义写信，欢迎他们回来，按规定划给自留地、责任田、责任山，每户发给安家费200至300元；第三，对被查抄财物，通过核实，原物在的退原物，凡上缴国库的由国家退赔；属个人无偿占用或利用职权低价“购买”的由个人退还，变卖的赎回；已损失的，按照中央办公厅84年24号文件精神，按当时价的四分之一补偿；被折毁和倒塌的房屋，一般按每户2间，每间补给建房费600元；损坏的房屋，每间补给维修费150元；第四，对农村被杀和被迫自杀人员，每人发给抚恤费150元，国家工作人员由原单位按政策抚恤；对特别困难的遗属发给100至200元的生活补助费；对因杀人造成的农村孤老孤残人员每月发给12元的定期生活补助；第五，在条件成熟的基础上，采取多种形式开好团结会。据此，我县给被杀和被迫自杀人员发平反通知书908份，安置外逃回归和随母下堂人员111人、孤老孤残人员81人、退还原物684件、现金9110元、房屋41户97间，修理房屋236件，赎回房屋31间，新建房屋45户91间，对损失的5725件财物作了适当补偿，对特别困难的419户遗属给了生活困难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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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按照省委12号文件，做好对人的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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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人的处理方面，我们反复学习，深刻领会，认真执行中央和省地委关于“既要解决问题，又不要搞乱”的指导思想和“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的原则，坚持宽严适度，既坚决慎重地查处极少数犯有严重杀人罪行人员，又注意团结教育大多数。根据我县几种杀人情况和性质，按照省委12号文件精神区别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处理：凡是为首在公社以上范围策划部署杀人，情节特别恶劣，后果极其严重，不惩办不足以平民愤；以夺人妻女为目的杀人或杀人后强奸轮奸其遗属者；积极主动充当杀人凶手，手段野蛮残忍，后果极其严重者，报经地委批准，追究其刑事责任。凡属追究刑事责任的党员，一律开除党籍；为首部署策划杀人和主动充当凶手，情节恶劣，后果严重，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奉命组织策划杀人，情节后果十分严重的；积极参与策划并亲自动手和批准杀人的，奉命杀人或刑讯逼供致死致残，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一般开除党籍或在整党中不予登记。对奉命组织策划杀人不是为首和奉命充当杀人凶手民愤不大的，如能认罪认错，取得群众谅解，不开除党籍，表现好的免予处分；对其中少数不认罪认错，表现不好的，给予党纪处分，包括开除党籍或在整党中不予登记。杀人后入党的，清除出党。但对当时未成年、属杀人从犯的，共同杀人、不是主凶的，被迫杀人、情节较轻的，能认罪认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表现好，取得群众谅解的，保留党籍，给予其它党纪处分。杀人后转干和提拔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取消干籍，撤销职务。凡犯有杀人罪行和严重错误的人员，不得进入领导班子和安排在要害部门工作，不在当地担任乡以上领导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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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述原则，我县对364名在杀人中犯有罪行和严重错误人员分别给予了处理。其中追究刑事责任的8案10人（不包括12号文件前8案29人），给予党政纪处分的325人。其中，脱产党员79人，占牵连脱产党员的65％人，其中除党28人，占牵连数的25％人，占现有脱产党员的0.9％。“文革”前入党的脱产党员，开除数占其牵连数的19％，杀人后入党的脱产党员26人，清除数占50％，受党纪处分的非脱产党员223人，占其牵连数的39％人，其中杀人后入党的52人，占处理党员数的28.4％，开除党籍的131人，占牵连农村党员数的27.5％，占现有农村党员数的2％。其中杀人后入党的50人，占除党人数的37.2％。“文革”前入党的农村党员除党数占其牵连数的19.47％，杀人后入党的，除党数占92.3％。撤职、停职、调离的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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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办案中，我们始终坚持实事求是，重查证核实材料，按政策办事，努力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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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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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中，我们始终把政治思想工作贯穿其全过程，结合整党，反复向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宣传省委12号文件，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和党纪法制政策教育，清除“左”的影响，增强党性，增强法制观念。对犯有杀人罪行和错误的人员，引导他们总结经验教训，鼓励他们讲清问题，主动认罪认错，取得群众谅解，教育他们诚心改错，遵纪守法。尤其对遗属，更是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对文革给他们家庭造成的不幸表示同情，引导他们把账记在林彪、江青反党集团身上，鼓励他们向前看，顾大局，消除积怨；另一方面，对他们提出的合理要求，认真加以解决，对一时难以解决的，说明情况，细心解释，对于个别不合理要求，耐心说服教育，讲清道理。教育他们在党的政府领导下按政策办事。针对我县的实际情况，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我们特别注意如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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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抓住主要环节，突出重点，领导亲自做工作，多次做工作。遗属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对象，不包括来人上访时做工作，每户至少有3次以上，绝大部分在4次以上，不少遗属在10次以上。除了专干人员做思想工作外，我县各级党委始终掌握遗属的思想动态，并分类排队，根据实际确定自己工作的重点对象户和重点对象人，分别在安置工作基本结束，县庆期间和对人的处理基本结束等容易引起遗属思想波动的几个环节，领导亲自做工作，取得较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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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置工作基本结束，遗属的思想得到很大安定，但是仍有少数遗属对经济补偿不满足，或者把经济补偿与对人的处理联系起来，不先处理人，就不领抚恤安置费，还要上京上访。高滩乡遗属侯朝甫，儿子被杀，从80年以来多次赴京上访。85年10月，他不仅不领抚恤金，还要串联他人上京告状。后来县委副书记谢田种同志给他讲文革杀人的特殊历史，讲处遗工作的方针政策，讲上京上访的危害性，引导他抛弃前嫌，了结积怨。后侯朝甫没有上京上访。安置费发放到户时，有不少遗属不肯收领，后经区乡领导耐心工作，结果全县只剩2户未收领。由于我们在安置工作中正确执行政策，加上和领导的大量思想工作，我县不仅在安置中，而且在整个处遗过程中，都没有出现着眼于经济和纠缠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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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年11月，我们江华瑶族自治县成立30周年，有中央和省地领导参加县庆活动。极少数遗属因提出的不合理要求未得到满足，心怀不满。特别是沱江栋青村的个别遗属扬言要在县庆期间拦车喊冤，披麻戴孝告状，企图捣乱。县庆之前，通过摸底，发现有37户遗属有思想苗头。我们实行区乡包干办法，由领导出面，每户做两次思想教育和安定工作，结果县庆活动期间没有一名遗属上访，更没有人趁机捣乱。原大石桥公社唐家雄，是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被错判坐过牢，67年被杀害了。遗属唐仁保提出了十条要求，如果满足不了，就要在县庆时找“大官”告状。为处理这一户的问题，专干人员多次做工作，区乡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也到家里多次做工作，都未能凑效。后来，涛圩区委请原与唐家雄一同入党共事，在广西工作，来参加县庆的老干部王贤林同志给他做工作，才使唐仁保安定下来，放弃了过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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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人的处理，大部分遗属表示满意，但也有极少数遗属不顾政策规定，一味要求逮捕法办责任人，目的未达到，就扬言要杀人。这一环节的政治思想工作，对象虽然不多，但难度特别大，而且十分重要，它关系到处遗成果能否全面巩固，这一着不走好，就可能功亏一篑，前功尽弃。因此，我县各级党委把这一时期的思想工作放到了突出位置，专门召开了区乡负责人会议，具体研究部署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和内容，由领导和专干人员包干做好平息稳定工作。使极少数固执遗属疙瘩逐渐松动解开，积怨开始消失，甚至有的冤家对头也和好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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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坚持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辨证方法，既照顾到工作的各种对象，尤其对重点对象又从两个方面做好工作。对遗属，我们既同情他们的遭遇，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又教育他们知恩知足，并对个别遗属干忧/扰处遗的行为决不姑息迁就。85年9月，竹元寨乡遗属唐代昭，纠集亲属到责任人刘万根家里闹事，推坏房门，砸烂炊具，造成很坏影响。对此，县、区、乡三级非常重视，及时派员赶到现场，召集双方当事人弄清情况，分清责任，讲清道理，对唐代昭等人给予了严励批评。唐除作出深刻检讨外，还赔偿了直接经济损失10元。对责任人，既指出��们的违法犯罪行为，要他们检讨罪行和错误，吸取教训，并对问题严重人员给予处理，以严肃法纪，教育人民，但又安定他们的情绪，使他们消除顾虑，振作精神，做有上进心的人。为此，我们将责任人的情况摸底排队，突出重点，对问题严重人员的心理性格和思想动态做到心中有数，找他们调查谈话，都先轻松情绪，再交持/待政策，使他们消除紧张心理。做思想工作，也因人而异，采取多种方法，达到目的就行。全县曾有30多个有自杀念头和安排好家事，准备坐牢的责任人，通过工作，精神上得到了很大解脱，既主动交待自己的问题，又配合组织，尽力把同案人的情况搞清，反过来促进了处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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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完成以上工作，基本实现了省委12号文件提出的指导思想和根本目的，局势是稳定的，是卓有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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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使广大干群从认识上划清了“文革”杀人这样一个严重事件的大是大非问题。不仅教育了与杀人有牵连的所有人员，而且足以使全体人民从中吸取教训，并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进一步清除了“左”的影响，坚定了在思想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自觉性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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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较好地消除了积怨，愈合了伤痕，增进了团结。主要表现在，遗属能认识到“文革”杀人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把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极少数人的违法行为同林、江反党集团蓄意破坏区别开来，感谢党和政府处理这一历史遗留问题，遗属与当事人的关系普遍得到改善，实现了新的安定团结。涛圩乡“文革”杀人涉及到13个大队，处遗中，有7个村的干部带领责任人到27户遗属家认罪认错，赔礼道歉。这个乡的大塘村遗属蒋启仙，4个儿子被杀，孤老一人，村干部带领责任人两次到她家赔礼道歉，村妇女主任还主动退出原占用的牛栏地基。这位遗属非常感动，对责任人说：“你们杀害我4个儿子，原来我是痛恨你们的，因为我不懂当时的情况。如今政府平了反，退回了原物，又给我每月12元的定期生活补助，你们又多次来看我，关心我，我现在气消了，真的没意见了。我感谢村上的干部，感谢党和政府。”许多遗属还教育自己的子女和亲友，不能忘记党的恩情，不能再对责任人铭仇记恨。在遗属和责任人之间，不少人还互相帮工，互请吃饭，原来有明显对立情绪的遗属和当事人，关系也转入了正常。两岔河乡遗属林州旺，父亲被杀，积怨甚深，85年6月，兄弟俩要到杀害他父亲的凶手家里牵牛，自行索赔经济损失，并扬言如果政府不惩办凶手，他就要杀人报复。通过在遗属会上学习省委12号文件和区乡工作组上门做工作，林州旺搞清楚了“文革”杀人的特殊历史和处理这一问题的政策原则，态度发生了改变。在乡政府召开的团结会上，他既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又主动提出与责任人搞好团结，把仇恨集中在“林、江”身上。据统计，全县有500余户遗属较好地消除积怨，搞好了团结，占遗属总数的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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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遗属实现了安居乐业，上访量显著减少。落实省委12号文件，帮助遗属解决了大量具体问题，绝大部分遗属实现了生活安定，安居乐业，并开始走上劳动致富的道路。大路铺乡遗属周扬德、周扬宏，父母亲被杀后流落在外，71年才在兰山县大桥乡舜水村招亲安身，成婚后，周扬宏生下的小孩，当地村组不允其落户，直到85年仍未落实好责任田。为了小孩的户口和处理好其它遗属问题，周扬宏经常奔走于江华、兰山之间，多次到两县落实办上访。85年3月，周扬宏来江华县落实办上访，要求解决问题，落实办因情况不明未作答复，周扬宏就要在县政府门前悬梁自尽。85年下半年，我们派员专程到兰山调查落实，与兰山方面协商在当地村组解决了小孩的户口和责任田问题，并按政策发给了周扬宏安置费800余元，解决了他的生活困难。对此，周扬宏感激不已，去年5月专程来我县落实办表示感谢。还说，现在我家的问题已解决了，我心情愉快了，生活安定了，有精力劳动致富了。从85年11月安置工作基本结束以来。全县上访量显著下降，86年仍到县以上上访的遗属只有25户，占遗属总户数的4.6％。比85年下降了93％。消除了上京上访，杜绝了串联上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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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受到了深刻的法制教育，增强了法制观念。一是大多数责任人，真诚地向遗属作了认罪认错、赔礼道歉，并表示吸取血的教训，遵纪守法，其中，问题严重的人员还分别给予了法纪、党��、政纪处理。二是人们普遍认识到“文革”杀人是严重的违法犯罪事件，杀几个四类分子不要紧的观念已经得到纠正，如濠江乡的一位村组干部说：“我们原来认为，四类分子是该杀的，就是不该杀他们的子女。通过学习文件和处理这一问题，我们都知道了乱杀四类分子也是违法犯罪行为，是国法不允许的。”三是在很多地方，学法、知法、守法已开始成为广大干部的自觉行为，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秩序的安定和社会风气的好转。我县涛圩区是一个山场水利纠纷的多发区，去年以来，纠纷量明显下降。全区“文革”杀人涉及到的大队中，有43个村近几年的合计年大小纠纷户均在百次以上。通过宣传贯彻省委12号文件，特别是从85年11月份村支部组织党员讨论对在“文革”杀人中犯有错误的党员给予处分以来，这43个村只发生了9次轻微纠纷。山场水利问题大都能互谅互让，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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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纯洁了组织，提高了党的威信。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是整党的重要内容，对纯洁党的组织起了重要作用。首先通过对广大党员进行党纪法制政策教育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生动教育，从思想上使我们的党更加纯洁了、进步了。无论是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还是党性观念和法制观念，较之过去都有很大的提高和增强。据统计：全县有8000多名党员直接听取了省委12号文件的传达，约占党员总数的95％，有近8000名党员参加了对在文革杀人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处分的讨论，约占党员总数的85％，其次，我们党的组织更加纯洁了。全县共处分了在“文革”杀人中犯有错误的党员299人，其中除党的163人，占现有党员数的3.1％，除党的163人中，新党员61人，占处分新党员数的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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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促进了经济工作的发展。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符合党心民心。政通人和，局势稳定，极大调动了多方面的积极因素，遗属中的消极因素开始转化成积极因素，出现了许多遗属精神焕发，生产发展，安居乐业，同心同德搞四化的生动局面。85年与84年比，我县粮食增产近1000万斤，工农业总产值增加460万元。实践证明，原来的担心都是没有根据的，处遗工作不仅没有影响经济工作，而且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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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处遗工作情况复杂，任务重，难度大。我们为什么能善始善终保持思想不松，领导不变，力量不散，工作不停，进度不慢，有较好成效，我们体会到，这主要是因为反复深入狠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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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地委84年15号文件以来，我们根据地委的统一部署，在政治上给被杀人员平反，在经济上摸清安置工作的各项底子，查来龙去脉，分清责任，为消除“左”的影响和“文革”杀人造成的严重恶果，完成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许多实际效果。但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没有完全肃清，在认识上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统一。有的同志只满足于现状，不愿意继续全面处理这一问题；有的则同意继续在经济上作些补偿，不同意对有关人员给予处理。由于认识上存在差距，虽然确定了领导，组成了专门班子，但原计划从各部门抽调20人，实际到位的只有10人，到位的这10人也未能完全稳定下来。在区乡领导中，也因班子调整，有的“新官”不理旧事，有的还把处遗与经济工作对立起来，更怕影响干部党员情绪，影响工作，因此，处遗工作执行不力，进展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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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委12号文件下来后，为了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我们反复学习，深入宣传贯彻了省委12号文件，层层召开了各类会议达600余场次，印发《宣传提纲》600份，省委12号文件精神基本做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在宣传省委12号文件的基础上，我们认真分析全县处遗工作的具体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结合实际，着重向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各级组织讲清以下3个问题：第一，“文革”杀人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发生的，处理好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进行四化建设。这不仅关系到全县的长治久安，不会妨碍经济工作，而且有利于我们执行好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促进经济建设和其它事业的发展；第二，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是整党的重要内容，完成了整党的大量具体工作。我县“文革”杀人涉及面广，牵连人多，特别是国家干部中的骨干力量多。据查来龙去脉初步摸底，全县有牵连的约2000人，其中国家干部和工作人员140多人，乡级以上干部50人。对其中受“左”的影响很深，在“文革”杀人中犯有罪行和严重错误人员不予处理，继续让他们领导一些地方或部门的工作，不可能设想，他们与党中央在思想政治上能保持高度一致，创造性地执行好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把这些人的问题调查落实，分清责任，作出恰当处理，各级要挤在有限的整党时间完成，那是完全不可能的。第三，“文革”杀人是一起严重的违法犯罪事件，不处理好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群众不服，遗属更不服，也就不可能消除稳患，就有可能影响安定团结和长治久安。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不处理好这件事，不仅有损于党的威望，也无法向历史作出交待。通过反复深入宣传，较好地统一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群的认识，为处遗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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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加强领导，稳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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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文革杀人多，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处遗工作任务重，难度大。为此，我县各级党委和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尤其是县委始终把这一工作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为推动全县处遗的健康发展和顺利结束，切实加强领导，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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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加强集体领导。我县处遗，对于重大问题，实行县委常委集体领导。从85年5月以来，常委先后十几次集体听取处遗情况的汇报，专题研究这一工作。去年，开始调查处理国家工作人员责任人的问题时，工作多方受阻，特别是一些责任人，态度十分傲慢。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有的是责任人所在单位党组织领导对处遗认识不高。在整党中，对否定“文革”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对照检查阶段没有把它作为整党的重要内容，要责任人讲清楚，有的是当事人没有紧张感；三是在台上的人物，群众不敢揭露。为迅速扭转这一局面，处遗领导小组及时向常委作了汇报，常委讨论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把处遗和整党紧密结合起来，取得有关整党单位党组织的重视和配合，还要给责任人一定压力。根据县处遗领导小组的建议，决定采取3条措施：一是县整党办和处遗领导小组各抽调两位同志负责县级整党单位的处遗具体指导工作。凡是因与“文革”杀人有牵连的党员，问题没搞清楚的，不仅本人不能登记，而且这个单位的整党不能验收。二是把处遗和调资结合起来，对与“文革”杀人有牵连，问题没搞清，态度又不好的40名国家工作人员当事人，工资不高套，待问题查清后再作处理。三是对3名态度不好，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责任人停职反省。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调动了整党单位的积极性，取得了县整党办的密切配合，给责任人以一定的压力，清除了工作中的一些障碍，很快使国家干部责任人的处理工作出现了新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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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领导抓，抓领导的书记既挂帅又出征。考虑到处遗工作难度大，县委始终强调各级党委不能停留在一般的领导方法上。必须采取过硬措施，直到党委书记亲自出征上阵解决问题。县委书记张中盛同志精心领导了全县处遗工作，他多次主持召开常委会和党政领导会研究处遗，多次参加区乡处遗工作会议，加强对全县处遗的具体指导，还在全县落实政策工作会上重点分析总结处遗情况，部署工作，宣布把处遗和整党、调资结合起来的重要措施方法。县委副书记谢田种同志，具体负责全县处遗的领导工作，经常奔走于各区、乡之间，抓领导力量和专案力量的稳定，抓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抓工作方法的改进，抓后进促平衡，为区、乡排忧解难。谢田种同志曾十多次到任务最大的涛圩区，与区委领导研究处遗，使这个区的工作进展很快。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石瑞英、县委常委莫可同志，不仅担负具体领导全县处遗的任务，而且还参加一个方面的具体工作。石瑞英同志分管政法专案工作，就与专案组人员一同深入到区、乡、村压阵督战，研究案情，指导办案。作为“六条”的调查人员，他找人谈话就达60多人次。莫可同志分管安置工作，他带领安置组的同志深入到区乡现场办公，拍板定案，饭后不休息，晚上至深夜，使安置工作率先结束。安置工作基本结束后，他又参加党政纪处理组的具体领导和办案工作。在县委领导的带领和推动下，区、镇、乡党委书记人人抓处遗，尤其是做硬骨头工作，诸如调查谈话，做思想政治工作等等。大圩区有个国家干部责任人，态度极为不好，区委书记韦代忠找到他，给予了严励批评。谈话后，这个同志承认了错误，交待了问题。水口区本来任务不大，但由于种种原因，长时间工作处于后进状态，后来区委书记邓世宏同志负责专抓，使工作很快赶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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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始终稳定了一支与任务相适应的专干队伍。去年，我县整党，县庆和城建工作抽调了较多的干部力量，在干部力量紧张情况下，我县仍从各部门和区、乡抽调了253名干部做处遗专干工作（含聘请60人），其中科级干部26人，县级领导4人。被抽调的这些同志，较好地做到了与原分管的业务，工作脱勾，一心一意搞处遗。为了稳定队伍，县委领导多方把关，多次在区乡领导会上和县有关直属单位负责人会上强调，各单位要自觉保证专干力量真正专起来；不经县委处遗领导小组同意，任何单位和领导个人不得召回被抽调做处遗的人员。为此，县委书记张中盛还专门召集党政领导会议，要求各部门大力协作。并以县委办文件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门、各单位顾全大局，自觉做好处遗专干力量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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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专干人员，我们还注意加强管理，经常对他们进行思想整顿和业务培训，不仅使他们不断提高办案能力，而且始终保持高度的负责精神和工作热情。大圩区副书记黎声佳同志，56岁了，区委分配他专抓处遗工作后，一心扑在处遗上。他不仅负责全区处遗的具体领导工作，而且与专干人员同起同落，深入到乡、村、户做具体工作。这个区的两岔河乡与区公所相距20多里路，不通客车，黎声佳同志到这个乡做处遗工作，都是爬山涉水，步行往返。我们政法专案组的同志，为了取得原始证据，不怕脏、不怕累，从有一线希望的线索中寻找证据。如大石桥公社的杀人名单，就是从20多年的废纸篓里翻找出来的。在我们的专干队伍中，有许多的同志作风深入，扎实肯干，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麻烦，不怕得罪人，有的甚至长期带病工作，表现出了高度的工作热情和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精神，为我县处遗做出了可贵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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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严格执行政策，积极扎实稳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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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安置工作中，个别地方曾出现过不愿做艰苦工作，怕麻烦，怕得罪人，只注重经济补偿，不注重原物退还的倾向，在经济补偿中，也有个别放宽的现象。对这些问题，我们及时发现，及时解决，做到执行政策一丝不苟，该退的一律退还，该给的坚决给够；不该给的，一毛不拔，给了也尽数退赔。在具体作法上，采取了几条措施。第一，推广涛圩乡退还原物的经验，在学习贯彻省委12号文件，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一是动员当事人主动退，二是要求党员、干部帮助退，三是乡政府出面强行退。第二，严格经济补偿审批程序，按照政策，区别对待。对于经济补偿，都经过遗属本人自报，专干人员调查核实，取得证据，再与本人见面核对的过程。在确保无误的基础上，从村逐级上报，最后由县委处遗安置组集体到区、乡现场审批，做到一次处理完毕。任何个人，任何时候不批条子，不开口子。在审批过程中，采取认真负责态度，逐栏逐项审核，一项不漏，重事实，重证据，符政策，严格把关。对特殊问题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地下党员、地下武装人员和投城起义人员被杀的，安置时适当放宽；对确有实际困难的遗属，特别是在职的基层干部遗属，本人不好伸手要的，主动帮助解决问题；死者已无法定继承人，其旁系亲属收埋的，同样给予抚恤金。对虚报冒领，无理取闹人员，不仅分文不给，而且还要批评教育。这样做遗属满意，群众满意，反映处遗工作扎实公道，按政策办事。第三，段段回头看，检查安置工作中执行政策情况，既做好大面巩固工作，又及时纠正错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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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人的处理方面，我们认真执行“既要解决问题，又不要搞乱”的指导思想和“三宜三不宜”、“三严三宽”的政策精神，坚持以政策平衡，宽严适度，处理极少数，教育大多数。在办案过程中，重点把好材料关，政策关，防止倚轻倚重，宽严失度现象，特别是防止偏轻偏宽倾向，在具体作法上主要坚持了以下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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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以政策为准绳，做好平衡工作。以政策平衡，就是要在材料真实可靠，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对错误定性准确，按政策全面衡量，对号入座，该给什么处分就给什么处分。为了实现以政策平衡。坚持按政策办事，我们着重采取了以下4条具体措施。一是坚持层层平衡。在案件审批过程中，从支部讨论开始，在交待和介绍案情基础上，认真学习政策，弄清界限，根据犯错误人的错误性质、认罪认错态度和民愤大小，按照政策对号入座。然后逐级上报，逐级分类排队，层层把关平衡。二是对同案人的处理坚持一次讨论。这样有利于人与人之间互相比较。取得人与人之间的平衡。三是案���案之间互相比较，取得案与案之间的平衡，以实现单位范围内的总平衡。四是回头看，发现问题及时复议，及时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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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按照“三严三宽”精神，宽严适度，坚决慎重地查处极少数，团结教育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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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文革杀人，有由国家干部为首组织以公社为单位的杀人，有在“左”的影响下农民自发组织的杀人，还有因个人品质恶劣杀人。对这些犯有杀人罪行和严重错误的人员的处理，我们始终坚持了“三宜三不宜”、“三宽三严”原则精神，处理极少数，教育大多数。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凡是以公社干部为首组织杀人的，从严处理个别首犯，其他成员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如黄石公社杀人，只逮捕了罗仕友一人，对犯有杀人罪行的原公社武装部长刘昌智给予党政纪处分。这种性质的杀人，农民党员、干部属奉命杀人，不仅处理人数相对减少，而且处分程度从轻，大石桥以公社干部为首杀人，涉及到10个大队，有牵连的党员达25人，我们只处分3人，占牵连党员13％，其中属除党的只有3人，占牵连党员的12％，自发组织杀人的大队，对首犯宽中从严，从犯从宽，处理面适当增大。对品质恶劣杀人的，同样主犯从严，从犯从宽，如：竹园寨乡白里大队杀人强奸案的主犯曾昭荣依法逮捕，被判处12年徒刑，从犯刘加德免予刑事处分。对被捕的在公社以上范围为首组织策划杀人的国家干部，虽然有从严处理的一面，但他们都是在“左”的影响下犯下的罪行，又有从轻的一面，因此，我们在量刑上，尽量从轻判处。我县对人的处理，坚持从实际出发，既考虑“文革”杀人的特殊历史条件，又有利于平息平愤，稳定局势，尽量控制处理面，因而较好地符合了省委12号文件精神和地委的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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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委的正确领导下，由于我县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处遗专干人员的不懈努力，我县落实省委12号文件，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工作已经完成。但是，还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还有一定量的查漏补缺工作，如黄金、白银等贵重物资，明显的有大部分没有查清落实，还需要继续查清，有的需要退赔补偿。随着时间的推移，还要出现因“文革”杀人造成的孤老人员，需要按政策给予定期生活补助。二是仍有极少数遗属的积怨未能完全消除，尤其是对人的处理明显不满意，仍在继续上诉，要求惩办凶手，还需要继续做愈合伤痕的工作。三是被处理人及家属也有个别人不服，社会上也还有些不明确的认识等等。
+
+　　根据这些情况，县委处遗领导小组和县委常委作了认真分析讨论，认为必须继续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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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结合普法工作，继续深入宣传省委12号文件的主要精神，继续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加强理解，清除“左”的影响；第二，继续实行区乡包干责任制，切实做好各方面的政治思想工作，采取多种形式，帮助遗属消除积怨，愈合伤痕。第三，继续加强领导，县委稳定一个精干班子，区乡确定一名负责人，继续抓处遗的查漏补缺工作和处遗成果的巩固工作，稳妥和完善处理好处理“文革”杀人问题。我们相信，通过2、3年或3、5年的工作，处遗就会成为历史，残留的“文革”杀人造成的恶果就会随着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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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员会1987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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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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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CCRD/0/8/23/000004.txt

@@ -0,0 +1,39 @@
+# 中共零陵地区江华瑶族自治县县委关于“文革”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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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文革”期间有八区二镇三十七个公社，四百四十一个大队，三千一百六十八个 生产队，五万三千六百一十八户，二十三万八千六百〇二人。“文革”杀人涉及到八区一 镇三十五个公社，一百八十一个大队，三百八十四个生产队，五百六十四户，共被杀七百 四十三人，被迫自杀四十五人，合计七百八十八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三点三（“文 革”其它时间被杀二人，自杀一百一十八人未计算在内）。被杀和被迫自杀人数中，有四 类分子三百四十三人，四类分子子女二百八十人，贫下中农一百〇九人，其它五十六人。 属国家干部五人，教员三十人，医务人员四人，工人一人，农民七百四十八人，共产党员 三人，共青团员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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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杀人的起因、经过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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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受道县、江永县的波及影响。 江永县界牌公社与我县沱江区鲤鱼井公社相邻。八月下旬，界牌公社民兵团因追杀外逃四类分子到过我县沱江地区并将杀人的布告贴到沱江镇。鲤鱼井公社胡猪口大队副队长曾昭会等人到界牌公社大林江大队观看过杀人，后在本大队及相邻的塘下洞大队散布江永大林江杀人情况。塘下洞大队造反派头头陈德信，捏造事实说本大队的地主分子陈茂志四父子和胡猪口大队贫农社员陈远才、冯代龙在一起开黑会，要杀共产党员、干部和贫下中农。陈便与胡猪口大队副大队长曾昭会商量决定，两个大队统一行动，把陈氏四父子和陈远才、冯代龙六人抓了起来，并进行了刑审拷打。九月二日，两个大队联合召开批斗大会。 塘下洞大队陈继忠、肖陵维等为首将陈茂志父子四人先推下岩洞，用炸药炸，石头砸死。 九月三日，胡猪口大队以曾昭会为首杀害了贫农社员陈远才、冯代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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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鲤鱼井公社塘下洞和胡猪口大队杀人后，县“抓促小组”成员、县委副书记李儒志、县“抓促小组”成员、县检察院检察长郭晓斋及法院副院长赵世球，九月三日带领政法部 门的干部到长征公社大六冲大队和鲤鱼井公社鲤鱼井大队，向干部、群众和造反派做劝阻杀人的工作。工作组走后，东田公社于九月七日开始杀人。由此，杀人在沱江一带蔓延开来，并迅速波及到大路铺区。杀人延续了二十多天，两区一镇共杀和被迫自杀二百三十八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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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下去制止杀人的“抓促小组”成员李儒志、郭晓斋回到县里，九月八日向县“抓促小组”汇报。参加会议的有李儒志、李金旺、郭晓斋、赵世球、县“抓促小组”组长原县武装部政委王宏词、县“抓促小组”副组长原武装部部长孙玉峰。李儒志、郭晓斋汇报完下面杀人的情况后，进行讨论，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王宏词归纳为六 条。讨论产生六条的原动机是试图制止江华的杀人问题，但文不达意，内容有支持杀人的 意向。因对第六条的意见不统一，当晚深夜王宏词以个人的看法向零陵军分区党委发出《特急电报》，报告了前五条，请求复示，但后来未见答复。这五条的内容是：①、群众自觉 的组织起来，造四类分子的反，人民对他们实行专政，大方向是对的。贫下中农杀四类分子，首先是四类分子挑起来的。因此，我们不能压制和指责他们，我们应当宣传毛泽东思 想和中央有关政策，不能犯保护敌人，打击贫下中农的错误。②、要教育群众不要上敌人的当，不要让敌人把我们的阵营打乱了，如发现宗派斗争，要教育群众团结对敌，对某一 个四类分子处理意见不一致，要进行协商，绝不能互相残杀，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③、要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与群众的情绪。指挥部的人员要下去帮助区社干部开展工作，要站在广大贫下中农一边，要因势利导，不能惊慌失措，不能阻碍群众运动的发展。④、矛盾一律上交是不对的。如果把群众意见大的四类分子都捉起来，（也不可能做到） 实际是保护了敌人，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运动的一种表现。对于解放十七年一直不接受 改造，而现在又要向贫下中农夺权的四类分子，群众要杀他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群众 的造反精神是对的。我们只能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政策，不能硬性阻止，给群众泼冷水。⑤、教育群众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暴乱和杀害贫下中农，我们一定要支持贫下中农， 要和他们站在一边，对于他们的某些错误行动，通过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有关政策，广 大贫下中农自己一定会纠正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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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十日，郭晓斋主持召开县、区部分政法干部会议，贯彻“六条”受到与会人员的抵制。会后，郭向王宏词汇报，提出不贯彻“六条”的意见，王宏词表示同意，因此，六 条没有继续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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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谎报情况，捏造事实，造成假案而杀人。 大石桥公社妇女主任莫明桂多次捏造事实，谎报本公社安家大队地主分子唐松柏多次召集秘密黑会，要在古历八月十五日组织反革命暴动，杀共产党员、干部和贫下中农。公社武装部长、“抓促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定林与奉元佳、莫明桂等人，于九月一日晚把唐 松柏抓起来，经过三昼四夜的连续批判游斗和刑讯逼供，唐松柏被屈打成招，供认开过秘密会，供出了九名四类分子为反动组织成员。为此，奉元佳召开大队干部会议，布置各大 队干部追查。通过进一步的所谓深挖，九名所谓反动组织成员被迫供出一百二十多人参加 了“反共救国军”。据此，奉元佳主持整理综合材料，向涛圩区做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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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七年九月八日下午，奉元佳、李定林、莫明桂等人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处理反动组 织骨干成员问题，会议研究决定杀掉唐松柏等七人。并由奉元佳、黄孝初（公社书记）主 持起草的一个全体公社干部共同负责的四条协议。这四条协议内容是：“1、根据广大贫下中农的迫切要求，最近召开一次全公社对敌斗争大会，九月九日下午在公社召开各大队支 书、大队“文革”主任、红卫兵中队长参加的预备会，研究广大群众对敌斗争的要求；2、 全公社对敌斗争的时间、内容、开发由预备会议决定；3、公社参加会议人员是对敌斗争的 观点，根据《社教 23 条》6 条高标准第五条决定，矛盾不上交，交群众处理的精神，对于 阶级敌人群众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4、上述决定由到会公社干部讨论通过共同负责。公社 干部奉元佳、李定林、莫明桂、唐世治（公社副书记，“抓促小组”组长）共十五人在协 议上签了名。九月九日上午，公社召开大队文革和造反派头头参加的杀人预备会议。会上 决定杀十一人，比公社原内定的基础上，增加了四人。九月十日上午，奉元佳主持召开杀 人大会，会上群众附合呼喊，又增杀了三人。会后，公社又向各大队布置了杀人任务。在 公社干部的协助下，全公社被杀和被迫自杀四十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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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石桥公社酝酿和开始杀人期间，涛圩区蒋瑞珍、唐铁桥等于九月八日上午在大石桥公社召开过大石桥、中洞、涛圩三个公社参加的片会。九月十日上午，何天日、鲁忠谱 为主在区里召开过全区所属五个公社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两次会议都通报和公布了大石桥公社破获所谓反动组织的情况经过及其名单，并强调提高警惕，一致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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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石桥公社以公社干部为首组织策划杀人以及区里两次会议后，涛圩区追查、深挖反 动组织的活动迅速展开，并以镇压反动组织骨干为由，形成了杀人高潮。其中，中洞公社 以文革副主任、团委书记张家发和宣传委员姚日爽为首，在公社范围内组织策划、部署杀 人。上游公社召开全社对敌斗争大会打死七人。涛圩区杀人至九月二十六日结束，共被杀 和被迫自杀一百八十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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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涛圩区追查反动组织期间，被派到草岭水库管工程的白芒营区副区长、区“抓促领导小组”组长莫金福到涛圩公社杉木根大队，旁听大队文革和造反派刑讯逼供国家教师苏代 文，并借阅了审讯记录，发现苏供有白芒营街聂俊、刘树华等四人参加了反革命组织。因此，莫金福两次从草岭水库打电话给白芒营区武装部长廖秀祥和公安特派员徐家旺，转告白芒营聂俊等四人参加反动组织的情况。九月十日，莫金福在草岭水库主持召开了白芒营 区所属各公社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上，他指出大石桥等地杀人情况后，要求参加会议人 员回去迅速汇好报，贯彻要及时，思想要明确，态度要明朗，执行要坚决，行动要快，要 走在敌人前面，不能让贫下中农受损失。会后白芒营区的白芒营、小贝、白牛山三个公社 及时召开了公社干部会议，传达了草岭水库会议精神。白芒营公社并接着召开了各大队民 兵营长、文革主任和造反派头头会议，进行传达部署，迅速形成杀人高潮。其中白牛山公 社以公安特派员叶先凤，白芒营公社以副社长王贻成为首组织策划杀人。岩口铺公社因没 有去人参加草岭水库会议，莫金福给公社副书记李长江打电话，传达了草岭水库会议精神。 在莫金福的电话部署督促下，岩口铺公社副书记李长江等积极参与杀人。据统��仅九天时间，白芒营区被杀和被迫自杀一百三十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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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我县岭西杀人风声传入岭东，县武装部召开全县紧急战备会议，客观上为杀人起了催化作用。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一日至十三日。江华瑶族自治县武装部召开全县专职武装干部会议，专题研究战备工作。在会上，县武装部长孙玉峰、政委王宏词分别作了报告。孙玉峰的报 告着重介绍和分析国内外形势，部署全县战备工作。王宏词的报告专门讲反空降、防暴乱问题。根据调查证实，会议虽然指出了不准乱杀人，但在报告和讨论形势时传播了道县、 江永县及我县岭西杀人情况，过于严重地估计了当时当地的敌情，过分渲染了阶级斗争的 尖锐性，在讨论和闲谈时，相互又传播了各地的杀人情况，涛圩区的武装干部鲁忠甫、李定林谣传古历八月十五四类分子要暴动，传得最凶最厉害。客观上这次会为杀人起了催化 作用。散会以后，根据县武装部的统一部署，各公社及时召开了大队民兵营长、治保主任、 造反派头头会议，传达了县武装部紧急战备会议精神，同时也讲了道县，江永县和本县岭 西杀人的情况。会后，岭西继续杀人，岭东出现杀人高峰。大圩区两岔河公社武装部长盘 上达在县武装部开会期间，向区武装部长罗维英汇报了两岔河阶级敌人的情况。在区武装 部长罗维英的支持下，于九月十七日召开全公社群众大会，杀害了四类分子及子弟谢代金等三人。贝江区濠江公社以分管政法的公社干部冯荣轩为首组织策划，召开部分大队社员大会，于九月二十日杀害了五类分子及子弟邱顺芝等十九人。码市区黄石公社以码市区武 装部长罗仕友、公社武装部长刘昌智为首组织策划在全公社范围内杀人。湘江公社武装部长赵才政、码市公社武装部长杨建荣批准杀人。就这样，岭东的码市区、贝江区、水口区、大圩区、县采育场共被杀和被迫自杀二百三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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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文革”杀人从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开始，到九月二十五日四十七军下达制止杀人通知后基本上停止了杀人，但少数地方还出现零星杀人，到十月二十四日才中止下来， 历时五十七天。它虽然是受“左”的和外县杀人的影响发生的，但这是严重的违法犯罪事 件。其中，属受“左”的思想和外县杀人的影响，群众自发杀害了四百四十多人，约占被杀人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一；属在公社以上范围组织策划杀人的九起，情节特别恶劣，后果十分严重的五起，共杀害了二百六十余人，约占被杀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五；趁“文革”杀人之机，派性杀人一起，报复杀人七起，杀人夺妻一起，杀人强奸一起，共杀害二十人， 约占被杀人总数的百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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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被杀的五百六十四户中，全家被杀光的有五十三户，占被杀人户数的百分之九点七； 被迫外逃二百五十五人，造成孤老孤残八十一人。在经济上，被杀户家产大部分受查抄，有的被吃光用尽，有的被集体或个人低价变卖，有的被损坏。受害者的房屋被拆毁、占用、 变卖以及倒塌的有一百零六户，二百二十九间；人走屋烂，被损坏的一百一十户，二百三十六间；被查抄的大型农家具七千余件；被抄被盖、蚊帐、衣物、粮食、家畜家禽等，总共损失财产价值二十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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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我县“文革”期间杀人有牵连的，全县达二千零九人。其中国家干部一百三十八人， 教员十四人，医务人员一人，工人二十七人，基层干部八百二十三人，农民一千零六人。 二千零九人中，共产党员五百八十九人，其中国家干部中的党员一百一十三人；教员中的 党员五人；医务人员中的党员一人；工人中的党员四人；基层干部中的党员四百二十人； 农民中的党员四十六人。五百八十九名党员中，杀人后入党的一百一十六人，其中国家干 部十九人，教员四人，医务人员一人，工人一人，基层干部九十一人。杀人后转干、招干 的全县十六人。其中国家干部六人，教员六人，医务一人，工人三人。杀人后提拔当领导的，全县三十人，其中国家干部十八人，基层干部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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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文革”中的杀人，给政治和经济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后果是严重的。为了落实处理好这一事件，县委根据省委（85）12 号文件精神，组织了相适应的力量，对此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处理。对杀人有牵连的人员分别不同情况给予了刑事和党纪政纪处理，对 被杀人员的家庭的财产损失，根据“原物在的退回原物，原物不在的四分之一折价进行了赔偿”，对一些因“文革”杀人，现在的遗属生活���成困难的也都一一做了安置。由于做 了这些工作，遗属思想情绪基本稳定，伤痕得到了愈合，安定团结得到了促进，从而促进了我县的生产、经济形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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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员会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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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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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

CCRD/0/8/23/00000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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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永州市委关于“文革”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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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市“文革”期间，属零陵县的一部分。1984 年撤销零陵县将黄田铺、珠山、水口山、 富家桥、菱角塘、邮亭圩等六个区和接里桥共 41 个乡（含平福头乡），划归永州市范围。 现全市共 43 个乡、镇（1986 年底将其中六个改镇）514 个村，4487 个组，104466 户，451081人（包市内共 5 万余人）。“文革”中有 17 个公社的 57 个大队发生乱杀人事件，被害167 户，223 人；其中：男性 208 人，女性 15 人；这些人属四类分子 50 人，四类分子子女124 人，中农 28 人，贫农 10 人，其他 11 人；他们中有国家干部 2 人，学生 7 人，教员 13 人，诊所医生 2 人，职工 2 人，农民 197 人（内党员 2 人）；按年龄划分，60 岁以上 15 人，17 岁以下 10 人，最小的半岁，其他均属青壮年；杀人手段，有枪杀、铳杀、活埋、 炸药炸、梭标戳、沉水、棒打、投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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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期间被迫自缢 26 人，其中男性 22 人，女性 4 人；四类分子 6 人，四类分子子女12 人，中农 3 人，贫农 5 人；这些人中有诊所医生 2 人。全市文革期间被杀和自缢共计 24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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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杀人的起因、经过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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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市淡岩区（现富家桥区）是“文革”中杀人最多的区，占全市杀人总数的 81%。该区地处零道公路必经之地，距道县边缘不到 30 公里。道县 1967 年 8 月中旬发生的杀人风很快波及淡岩区。并不断传来谣言，说什么道县地富分子组织暴乱，杀了贫下中农。反过来，贫下中农团结起来组成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对地、富、反、坏实行镇压，尸首丢 进潇水河里。地富暴乱的纲领是：“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耳听谣传，眼看潇水河漂流的尸体，在全区形成一股紧张空气。这时，原区秘书、区造反派总头目胡 隆林将耳闻目睹的杀人信息多次打电话向全区六个公社传播，煽动杀人。阳河公社阳河大队秘书孙志贤将被他批斗过的地主子弟蒋鲲于八月十九日晚用马刀砍死，事过半月，各级 均未追究处理。胡在向大庙头公社秘书周打电话传播各地杀人信息时说：“蒋鲲蛮恶，看到有点怕，杀了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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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黄田铺区西塘观公社令塘大队地主子弟周文录屈打成招，报出大庙头公社西塘大队地主子弟汪家齐、汪家磊，峦石山大队李龙生参加了反革命组织“湘鄂反共救国军”。令塘大队支书李明龙将此事告诉了西塘大队干部。次日（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西塘大队干部和“文革”造反派头头商量后，立即抓人审讯。九月一日早上， 民兵营长唐世亮到公社反映说：“汪家齐已逃跑。只抓到汪家磊和唐荣华。今天上午召开 批斗会，请公社派人参加。”公社副书记柳朝安回答说“可以”。并向区秘书胡隆林汇报。 胡将此案通报全区。早饭后，柳朝安和刘学珊（团委书记）两人到了西塘大队。在批斗会 上，汪家磊被迫乱报出湘南反共义勇军人员，其中有本公社王何大队王本立、王本如。柳、 刘回公社后，当晚同公社干部议论西塘大队批斗会情况，经武装部长周培涛决定，九月二 日下午召开大队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和造反派负责人会议。当晚写好了通知。九月二日一 早公社干部分头下去送通知。钟代伦（原公社多种经营专干）到王何大队，召集党员谷金 花、王本初、“文革”主任何训波、造反派头头王本细、王本义，在王本细的房间开会。 钟在会上讲了西塘大队批斗会的情况。会后，将王本如、王本立抓来，进行审问，并决定 晚上开大会进行批斗。钟代伦、何训波下午到公社开会，会上，首先是西塘大队治保主任 唐宗仁介绍批斗敌人的情况，然后刘学珊在会上通报全公社敌人的动向和阳河公社阳河大 队杀人情况。最后周培涛作总结讲话，他说：“我们公社早有敌人破坏，对那些极坏的，群众起来了，各大队可以组织斗，民愤大的，群众打两耳光，打几拳头没有关系，死两个也没有关系。敌人这么嚣张，我们必须实行专政。”散会后，何训波等人即回大队，晚上 开批斗会。王本立、王本如受打不过，报出了各大队的所谓联络员和王何大队杀人专业队 名单，共产党员王九佑也在名单之列。何训波、王承华、王九秋三人连夜到公社向周培涛汇报，并提出王九佑怎么办？周说：“看他是否真的有这回事，若有这回事，可以交群众 批判斗争。”何又问：“如有人要打他怎么办？”周说：“这个由你们掌握。”在王九佑 被批斗的晚上，王的爱人和母亲到公社喊门求救，无人开门。王母、妻返回时，王九佑已 屈死在棍棒梭标之下。当晚王本细将王本立、王本如报出的假名单告诉四山头大队干部和 造反派。何训波等人将名单抄给了车田大队干部。九月三日，王何、四山头、车田三个大 队按名单抓人和杀人。这三个大队九月三日一天就杀了 15 人。九月四日早上，周培涛按王 何大队王本立等人被迫报出的名单要公社干部分工带名单下去与大队商量抓人，因而在全 公社掀起抓人杀人高潮。九月四日到六日，全公社除三个大队九月三日已抓人杀人外，其 余八个大队都抓了人，其中五个大队杀了 27 人。全公社九月二至六日，被杀 42 人。与大 庙头公社相邻的阳河公社、富家桥公社，在大庙头公社杀人的影响下，于 9 月 3 日和 5 日 也开始杀人。共杀害 47 人。9 月 6 日 47 军指战员制止杀人之风平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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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原潇水林业管理局召开公社“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 负责人和站出来的领导干部以及造反派头头的联席会议，原何仙观公社武装部长李玉洪， 社长兼组委周振春，造反派高贻岗等三人参加。会上，听取了局武装部长杨秀春关于“大 联合，抓好治安，管好四类分子以及道县阶级敌人复辟活动被杀”等内容的报告，激起了 到会同志的愤概。听完报告后，李玉洪立即打电话回公社，要秘书下通知，九月三日召开 各大队“文革”主任、支书、造反派头头联席会。管理局会后，公社按预定时间开会。会 议由高贻岗主持，李玉洪传达管理局会议精神，会前，李玉洪召集各大队“文革”主任，分析阶级斗争新形势，布置他们立即回去组织民兵站岗放哨，管好四类分子，防止阶级敌 人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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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社附近的新屋湾大队“文革”主任邓远诚散会回去，已是下午七时左右。由于解放前邓、银两姓为争山争水有矛盾。解放后邓，银两性男女作风问题相互授受不清，矛盾很大。邓远诚怀着报复心情，捏造事实跟秘书邓远由、党员邓远志说：“我回来时看到一个马脸胡子的人去银汉家里，是否搞反革命活动，我们去看一看”。邓远由说：“个把人莫 去，现在世界乱得很，要去就要多去几个。”于是他们分别找来邓远正、邓德金、邓德松、 柏科明、柏忠文、魏世付等人。这时，生产队长银田武也碰来了。邓远志说：“你来得好， 恰好凑成十个。”经过简单研究，分三路去银家抓人。一路由邓远志、银田武、邓远由走 银家左边；一路由邓远正、邓德金、邓远诚就走银家大门口去；另一路则由邓德松、柏科 明、柏仲文、魏世付等人向银家右边去包围；走中间的一条路，走到靠银家的旁塘边时， 银仲连从袁德芳家吃饭回来，其弟银叔连去接他，两兄弟在谈话。邓远诚一听就大喊:“仲连，叔连在这里，快抓到。”仲连弟兄见势不妙，就各自逃跑。银家其他的人，听到喊声， 也都从后山逃跑了。走左边一路的银田武等人到杉树山脚时，突然有人将银田武左耳砍伤， 就听到邓远志的喊声：“银田武被银汉砍伤了。”（经查明，是邓远志走在后面戳伤的。） 其他两路，听到喊声都跑到现场，抬起银田武到何仙观医院治疗。邓远诚随同去公社向李 玉洪报案。正在公社开会的大队支书、造反派头头听后，很气愤。李玉洪对会议作了简单 布置就散会了。李玉洪与张钦材跟邓远诚急忙赶到银汉家进行全面搜查。财产一扫而光。 事后，李玉洪找来大队“文革”造反派和干部、党员十余人，在李兴荣家开紧急会，李说： “银汉一家跑了，一定要抓回来……”会后，李玉洪写信要邓远由、柏科明去马安石把护 林的基干民兵排调回，亲自作了三点安排：（一）抽少数民兵为公社、大队站岗；（二） 由排长李长存带大队民兵搜山；（三）由社长周振春带部分基干民兵去秧坵埠、西山、民 族等大队堵卡抓人。在三天内抓住银汗父子四人杀害了。共产党员生产队长银田武被反革 命分子银汉砍伤的谣传不仅在本公社迅速传开，三天内造成杀死无辜群众 27 人的严重后 果，而且当时也轰动了附近公社的干部和部分群众。区秘书造反派总头目胡隆林得知这一 情况后，立即深夜向各公社武装部长通报全区阶级斗争新动向和各地杀人情况，次日，这一事件很快在全区传开，给阳河、大庙头，富家桥等公社大抓、大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之风火上加油。九月五日一天，就杀害无辜群众 60 余人。 凼底公社的尤山岭大队，与区政府隔河相望，公社所在地，又与区相距 20 来华里，抓阶级斗争的信息一时��不过去，杀人没搞起来。胡隆林闻听有那些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在尤 山岭有活动，于九月四日上午通知凼底公社全体干部去尤山岭大队开会。胡首先到达，先召集支书邓六保、副支书邓光瑜、治保主任邓光远、造反派谢定英等人，在邓光瑜家开小会。首先要到会人员汇报大队阶级斗争新动向。几个人扑风捉影地说：“六队阶级斗争复杂，地主子女谢简国要杀土改根子陈思安祭祖，地主谢九韶（在职小学教师）的儿子与三 中农场待业青年黄衡林，白天弹琴吹唱，晚上川流不息，搞反革命组织。”胡乘机煽动说： “道县油湘公社有个生产队地主把贫下中农杀光了，只剩下一个在公社开会的生产队长， 会后，回去发现，报告公社、大队，组织人把地主狗崽子斩尽杀绝，斩草除根了……。道 县杀了很多地富，贫下中农组织了最高人民法院要杀就杀，也不要上面批了。本县郝皮桥 地主杀贫下中农，反过来贫下中农给他们全部杀掉了……。你们开个生产队以上的干部会， 把这些情况告诉群众，贫下中农莫吃亏。怎么搞？你们告诉贫下中农，他们自己晓的。” 快散会时，公社干部也已到齐，于是胡又专门组织公社干部开会，把上述内容重复了一遍， 并要他们立即回过，按照各自分管的大队去传达贯彻。会后，胡就过河回区政府了。胡走 后，公社干部和大队主干留下，召开尤山岭大队生产队以上干部会，会议由邓光圩主持， 邓六保重复了胡隆林的话。副社长唐兆国、陈官祝、公安员刘茂云按照胡的讲话内容，各 自发挥一通。最后武装部长彭久尚作总结，他复述了胡的一些话外，还讲“狗是改不了吃 屎的……敌人在磨刀，我们也要磨刀……”，还要大队采取紧急措施，立即行动。会后， 该大队立即组织抓人，从二队到六队共抓来地富及其子女 26 人，关在吴昌学家，派民兵看 守。次日（即 9 月 5 日）下午，支书邓六保召集党员和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在邓六昌屋后开会，研究杀人名单，最后确定杀谢九韶、邓美仔两户 9 人，由支书邓六保、文革主任谢昌善宣判，副支书民兵营长邓光瑜安排凶手。晚九时许，将 9 人押至六队窖边，有的先砍断手被推进窖里，有的活活的被推进窖里，然后用稻草烧，烧后再埋，惨不忍睹。 尤山岭会后，参加会的公社干部，按胡隆林的旨意一般都下队作了传达。（实际上有的人没下去传达，有的人虽传达了被大队支书顶了回去）。仅九月五、六、七三天，全公 社 20 个大队有 9 个大队杀了人，共杀 53 人，被迫自缢一人。九月八日晓江大队关押 15 人，准备当天杀害，幸解放军及时赶到制止，15 人幸免一死。可他们平均每人被要去赎命 刀 20 元，共 300 元。与凼底相邻的平福头、五里牌公社，在凼底杀人的影响下，于 9 月 6 日和 8 日也开始杀人，共杀害 5 人。幸解放军及时赶到，才被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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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原淡岩区（现富家桥区）的六个公社，在道县杀人风的波及下，通过捏造的大 庙头公社“湘鄂反共救国军”和何仙观公社反革命分子银汉杀伤共产党员生产队长银田武 的事件，经区秘书区造反派总头目胡隆林的不断通报和煽动，激发了干部、党员和群众对 党对毛主席朴素的感情，群情激愤，从九月三日到九月八日，47 军派员制止杀人时止的六天时间里，全区共杀害无辜群众 180 人。（按现在管辖的范围统计）。加上 8 月 19 日孙志 贤杀害蒋鲲共 181 人。其中阳河、大庙头、富家桥，凼底等四个公社杀了 149 人，有 120 人是胡隆林打电话吹风或亲自扇动下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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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凼底相邻的菱角塘、喜塘公社得知凼底杀人的消息后，菱角塘于 9 月 9 日和 15 日共 杀害 6 人，喜塘于 9 月 19 日杀害 1 人。在这同时，西塘观、黄田铺、华源等地也不断出现 零星杀人。这些地方，幸公社干部没有介入，有的还出面制止，杀人之风才被抑制下来。 原湘运 121 车队客车司机王和朝将道县杀四类分子的消息传给公社农代秘书塘夫大队造反派头目王和梧，王听后，经与大队干部研究。先抄家，后批斗。9 月 9 日抄家，9 月15 日抓来四类分子及其子女 12 人进行批斗。在批斗会上，王和朝讲了话，他说：“道县 杀了那么多地主，只留下一个哑子，结果杀了几个贫下中农。”听他这么一说，原定杀两个的，群众要求一起杀了。除一队保出两名地主子女外，其余十人被丢进兵尸岩杀害了。 这一事出现后，公社干部分别去各大队制止，杀人之风才没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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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市九月三日开始杀人（黄田铺公社双江大队杀了 3 人），至九月十九日止（喜田公社杀 1 人），历时 47 天，加上以前的报复杀人，共被杀 223 人。解放军于 9 月 6 日、8 日、15 日分别去淡岩区、菱角塘区制止杀人后，杀人风才被平息下来。 全市“文革”杀人情况大致有以下四种情况：第一、少数区和公社负责干部在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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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社范围内组织策划杀人。如富家桥区及其所辖六个公社的负责干部组织策划杀人。属 于这种情况的有六个公社，39 个大队。特点：行动快，数量多，影响大；第二、少数大队、 生产队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和造反派头头组织策划杀人。属于这种情况的有 12 个大队。特点： 涉及面广，影响坏；第三、少数不法群众自发组织杀人。属于这种情况的有五起；第四、 个别人乘“文革”大乱之机，挟嫌报复杀人。属这种情况有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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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中，我市发生的杀人事件，主要是道县杀人风的波及；二是区、乡少数干部 召集会议，煽动、部署杀人；三是少数农村干部群众，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目无法制， 自发杀人；四是少数人目无国法报复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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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中发生的杀人事件，造成了严重恶果，严重的践踏了国家法制，破坏了党的政策，给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秩序造成了混乱与不安。杀人风涉及全市的十七个乡，五十七 个村；被害 167 户，21 户被杀光。二十八人被迫外逃，十九名妇女改嫁，十五人随母下堂， 造成孤残 5 人，孤老 30 人，还有 12 人被打伤致残丧失或基本上丧失了劳力（有5人已死 去）。给他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一定困难，在经济上，有 114 间房屋被拆、占、分、卖 或倒塌损坏；生产、生活资料被占被分被吃价值近十万元；所有经济损失估价约十八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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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善后安置和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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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落实处理好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挽回影响，平息民愤，愈合伤痕，巩固发展安定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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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的政治局面。在地委领导下，根据省委（85）12 号文件精神，从以下三个方面做了安置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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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政治上给“文革”中被害者恢复名誉，以市政府名义给遗属发了被害者平反通知书； 在处遗工作中，以村、组为单位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团结会，消除了积怨，安定了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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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经济上妥善安置了遗属。对“文革”杀人后造成遗属生产生活困难的，经落实政策办研究，报请市委同意，给予遗属抚恤 33833 元，财产损失补偿 21983 元，困难补助 29788 元，赎回、维修、新建房屋费 68479 元，安置回归人员 5 人，488 元，对无人抚养的双孤35 人，救济金额 10080 元。凼底公社晓江大队因 47 军赶到，人虽未杀，但收了赎命钱 300 元，由国家补偿。通过安置，遗属满意，积怨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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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对“文革”中为首组织参与和主动充当杀人凶手的少数党员、干部、群众，根据其 所犯罪行和错误性质，责任轻重以及认罪认错态度，经市委、市纪委批准，分别处理了 113 人。其中在案发后的 1970 年 5 月 3 日枪决二人（党员一人，均系农民）；判刑二人（均系 农民）；此次处遗中，法办八人（包括党员 4 人，国家干部 1 人）。开除党籍 73 人（含法办的五名党员，国家干部六人，职工一人，农村党员六十六人）。取消预备党员资格一人（国家干部），留党察看两年 19 人（职工一人，农村党员 18 人）。留党察看一年 11 人（国 家干部一人，农村党员 10 人）。行政撤职 8 人（国家干部 3 人，农村干部 5 人),行政开除 回家生产一人（国家干部），行政开除留用一人（国家干部），取消民办教师二人（党员 一人，均系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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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处遗工作的落实，使“文革”杀人事件的遗留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消除了积怨，愈合了伤痕，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进了全市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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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永州市委员会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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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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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

CCRD/0/8/23/00000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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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零陵地区蓝山县委贯彻省委（85）12号文件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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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从1980年4月起至1985年6月为调查准备阶段；1985年7月至1986年6月为贯彻省委（1985）12号文件，处理解决具体问题阶段，全县通过试点，分四批进行，整个处遗过程，历时7年，现已基本结束。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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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7年，全县25个公社、279个大队、2088个生产队中，有大桥、大麻、所城、荆竹紫良、龙溪、古城、土市、火市、浆洞等10个公社内杀了人；有楠市、总市、蓝屏、祠市、大洞、城关、竹市、正市、太平、汇沅等10个公社被迫自杀死了人。从67年9月8日至9月29日21天内他杀89人，被迫自杀12人，合计101人，是杀人高潮期。延至1968年10月仍有余波，少数社队仍出现杀人案。“文革”中，在57个大队，102个生产队，116户中共杀94人，被迫自杀57人，共计149人，其中男性135人，女性14人，年龄最大的70多岁，最小的11岁。按成份分类，四类分子39人，四类分子子女60人，贫下中农26人，其他成份8人，从职业上分，有国家干部8人，教员4人，医务人员5人，工人10人，农民居民112人，（干部、职工、教师是机关单位及落实政策中恢复公职的）。
+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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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在“文化革命”期间的杀人事件，是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推行极“左”路线，煽动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法制遭到破坏，党的纪律遭到践踏的情况下发生的，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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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受道县、宁远、江华等邻县杀人的波及和影响。1967年8月，道县杀人已形成高潮。大桥公社堡城大队社员许良顺，原籍道县柑子园公社。杀人期间，他回过道县，返回堡城后大肆传播杀四类分子的情况，堡城大队地主成份家庭比重较大，四类分子比较多，因而土改时贫下中农的新分户也多，他们当心丧失土改的胜利果实，所以在这个时候就酝酿着杀四类分子，最后导致这个大队于1967年9月8日开始杀人，这在全县是最早的。堡城杀戒一开，又波及到全县各地。
+
+　　其次是“四类分子在中秋节要暴动”的谣言四起，引起了社会上的混乱而策划杀人。当时，一些传单以及部分人互相传播“四类分子串联起来了，8月15（中秋节）搞暴动”；他们的口号是“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一扫光，地富当骨干”等谣言。农村中一些基层干部、党员、贫下中农惶惶不安，从而产生“先下手为强”的思想。大麻公社上洞大队地主分子盘志龙，会用草药治病，经常到所城、龙溪等公社范围行医，接触人比较广泛，熟人也不少。当时，大麻、所城、龙溪等地很多人就认为他行医是假，搞反革命串联是真还怀疑他是反革命组织的“联络员”，在杀人之前就把他抓了起来审查，想从口供中“顺藤摸瓜”，扩大线索碰巧，在上洞大队入赘为婿的彭先农也出身地主家庭，50年代初曾在大桥乡公所当过财粮干事，60年代初自动离职，之后又离了婚。由于他不太熟悉农事，工分少，生活无着，便经常到大桥，大麻、所城、龙溪一带游荡，到熟人家混饭吃，于是也被怀疑搞反革命串联，被大队公社的造反派抓去，关押审讯。
+
+　　其三，以严刑拷打，逼供出来的“反革命”定罪而杀人，被怀疑的人抓起来以后，都分别关押审讯，不承认便采取捆、打、吊、下“雷公尖”、座“老虎櫈”等残酷手段逼供。在严刑之下，只有乱供、假供，大桥公社堡城大队就逼出了“反共联盟”舜水大队逼出了“农联军”，土市公社逼出了“复兴社”等组织。逼出组织就进一步逼有哪些成员。首先交待本地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再交待外公社所认识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这样，范围越来越广，成员越来越多。从大桥开始，扩大到大麻、荆竹、所城，再扩大到城关周围的龙溪、古城等地，层层推进，波及全县。在交待不对口时又施以严刑，搞诱供、指供。在追反革命活动时，就追问要杀哪些党员、干部、贫下中农（包括参加造反组织的人）。这样就激起了人们的气愤，而把人杀掉。
+
+　　其四是少数品质恶劣的人，利用这个机会，挟私报复杀人。
+
+　　当时，抓“反革命”组织的声势越来越大，杀四类分子的气氛越来越紧，社会局势越来越乱，这就给少数品质恶劣的人有机可乘，这些人，平时对他的仇敌不敢下手，趁这个动乱的机会钻进了群众组织，并取得一定的权力假借群众之手，将仇敌杀死，达到报复的目的。大桥公社堡城大队的钟水旺，在国民党的警察部队混过，“文化革命”一来，他就当上了大队文革主任，总揽大队一切权力。他的妻子邓顺妹过去与出身贫农、划为流氓的厉仁学通奸，厉有武艺，钟平时无可奈何。大抓“反革命”之风一起，钟就把厉打成“反共联盟”的主要成员之一，而把他杀了大桥舜水大队房国庆一家与其出身贫农，当人民教师的姐夫欧阳暄一家因个人问题在“文化革命”前就已经反脸“文化革命”抓“反革命”时，房国家利用派性，纠合一些与欧阳暄有成见的人把欧阳暄及其子和侄子打成“反革命”，并公开打死。龙溪公社堡干大队肖宋烈对其伯父招入一个出身地主家庭的罗培良为婿，自己得不到家产，而怀恨在心，在杀人中亲自把罗抓到大队交给造反派打死，企图达到继承其财产的目的。
+
+　　其五，在“左”的影响下，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四类分子其子女的某些书信、笔记、言行视为“反革命”活动的依据而将人杀死。这里有两种情况：一、不作调查研究，随意篡改内容，“草木皆兵”，随意定性，把人打死，土市公社埠头大队地主分子黄定甲，1967年上年到太平公社星塘岭大队唐昭相家借了几斗麦子，议定打早稻后还大米，由地主分子唐康在场担保。收早稻后，黄未及时还米，唐康以担保人身份于古历7月24日写了一封催还的信给黄定甲，托人带去，最后此信落到土市公社武装部长杨修芳之手，杨却将信篡改为反革命串联信，把黄定甲抓到公社，施以严刑逼供。在审讯过程中，黄交待了借粮未还一事，但杨修芳不到实地调查，后来，黄定甲假供组织了一个“复兴社”，并供出西江大队出身地主家庭，当过伪军官，解放前夕参加地方武装的吴锡勋和其他在解放前当过乡长、保长的几个人是成员，最后在公社院内把吴锡勋枪杀了，把黄定甲整死了。二、抓住只言片纸，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定为“攻击”“反攻倒算”而把人杀了，浆洞公社下洞大队出身地主家庭的沈定威，中学毕业后在家务农，经常看些古书、古诗，并把这些东西抄在本子上，抓“反革命”的风一刮，该大队贫协主席黄定清就把他抓到大队、公社拷打审讯，并把笔记本上写的“骂一声毛延寿，你这个卖国的奸臣……（汉苏武被凶奴扣留在北方牧羊一戏的唱段）引伸为“攻击毛主席”，把本子上记的诗句上纲为“地主反攻倒算”，最后抢杀了沈定威。
+
+　　其六是有的贫下中农解放前确实受过四类分子以及伪保长的残酷压迫，怀有较深的阶级仇恨，他们借乱杀人之机，以抓阶级斗争为名，将人打死，而泄私愤，土市公社新村大队伪保长李之元（又是地主分子），旧社会抓兵派粮，横行乡里，有一定罪恶。同村被抓兵死在外面的不少，弄得人家妻子拖儿带女，孤苦伶仃熬一辈子，社员薛招顺的父亲和婆家父亲都是被李子元抓去当兵死在外地的，趁“文革”中批斗李子元之机，她同婆婆及其他人在会场上把李子元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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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七对幸存者怀有戒备之心，为消除“后患”，68年继续杀人，1967年杀人时，由于禁止杀人的命令接二连三的发出。被关押的人有的幸存下来，但对他们精神上的刺激却造成终身遗憾。火市公社杨梅大队廖威（地主分子，会武艺）67年9月参加公社举办的改造学习班时，被活埋在一口废窖里。由于泥土未填实，他从里面爬了出来，流落外地半年多不敢回家，1968年春回到家里生产劳动，但对活埋一事始终耿耿于怀。一天，他见到一个曾参与过活埋他的人，便进行了责问。这事立即反映到公社武装部长欧阳庄那里。欧阳庄认为“此祸不除，后患无穷”，于是带领几十个人围捕，当场把廖威击毙。古城公社古城大队青年彭先朴，家庭出身地主，大哥在台湾，1967年9月被关押审查，禁止杀人的命令传达后才免一死，但从此患了精神病，对那些严刑拷打审讯他的人印象深刻，一见到就说要报复。一天，他见到大队民兵营长彭先督，两人为67年的事发生了争吵。当他的哥哥彭先劳得知后，立即将他铐了起来关在家里，但彭先督认为这是反朴，于是串连当时的参与者，硬把他从家里拖出来抢杀了。
+
+　　“文革”期间杀人，其手段极其残忍，后果也是严重的。全县有16人被枪毙，有25人被砍死，有1人被沉河，有9人被活埋，有40人被棍棒打死，还有个别的剖腹挖心开肠破肚，年仅11岁的黄永腾被活活砸死。有1户被杀光，有22人被迫背井离乡外出谋生。遗属在政治上抬不起头，在外工作的不敢回家，在单位受到歧视以致批斗打击。财产被没收，房屋被集体出卖或折毁占用，家禽畜被抓去，粮食、工分没有参加分配，生活失去依靠，全县有30多人成了孤老残、有30多个遗孀被迫携带儿女改嫁，另谋生机，有的小孩送给他人，给社会带来了极坏的影响和严重恶果。
+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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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委认为，我县在“文革”中出现的杀人问题，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处理好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是彻底否定“文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关系到能否团结一切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现代的大事，是关系到全县长治久安的一项积极措施。因此把贯彻落实省委（1985）12号文件列为县委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县委直接领导下，组织了27名专干（其中县级领导3人，局级领导8人）的班子，分设秘书组、安置组、组织处理组、政法组进行具体工作，县委除保证1名县委常委分管外，还确定县政协副主席胡光信同志具体负责，亲自出征，现场拍板定案，既做具体工作，又做组织协调工作，各乡镇也确定领导具体抓，使处理遗留工作有了组织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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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委本着省委提出的“既要解放问题，又不要搞乱”这一指导思想来部署全部工作。要求从政治的高度来处理好这一遗留问题、避免“左”的错误重新出现，避免在具体问题上的纠缠，引起新的混乱，因此专案人员在整个处遗过程中，紧紧抓住三个环节，突出思想政治工作，处理好具体问题。
+
+　　第一、把处遗工作当作彻底否定“文革”的具体内容来抓。“文化革命”已经结束多年，尽管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文化革命”作了彻底的否定，但“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左”的思想影响在一部分人中并没有完全清除。对待处遗工作，不论在领导层或群众中，不论在党内或党外，反映都非常强烈。有的说：“杀了几个阶级敌人，何必小题大作？”也有人反映：“文化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错了也应该由上头负责，不应追究群众的责任。无疑，这些思想是处遗工作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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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上述思想，我们在宣传省委12号文件精神的同时，结合宣传《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文化革命”这一部分，使大家认识到：“文化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从而看到了当时杀人，正是在反革命集团煽动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法制遭到践踏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个罪恶根源在两个反革命集团身上，建国以来的所有法律都规定判处死刑的权力机关是政法部门，从没有给人民群众以杀人的权利。这种以群众组织代替最高人民法院的作法本来就是对法制的破坏。为什么对杀人的犯罪分子不能追究责任呢？所以“文化革命”虽然是毛主席错误地发动的，而少数人趁机杀人并不是有理，而是犯罪。这里必须划清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同行为上的犯罪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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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方面也摆了被杀人员的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说明“四类分子”是历史上形成的，而在现实中没有反革命行为，就不应以历史上的罪行作为处死的依据；即使有现行反革命行动，也应由政法部门依法处理。同时，我县被杀人员中绝大多数都是用严刑逼供而承认的“反革命”，并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何况被杀人员中有贫下中农社员、教师、医生、有十来岁的小孩，难道这些人也是阶级敌人？通过这些事实，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都看到了“文革”所造成的灾难，因此必须彻底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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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把处理好具体问题作为稳定遗属的关键来抓。
+
+　　处遗工作做得好坏，决定于遗属的思想工作做得怎样，所以应该以主要精力做好遗属的工作。这些遗属，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亲人被杀，有冤无处伸，有怨气不敢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敢讲话了。省委85年12号文件下发后，他们强烈要求平反。要求对杀人凶手，要“血债要用血来还”，要求为被杀者迁坟、树碑、开追悼会，要凶手披麻戴孝等。一句话，就是对个人恩怨看得多，对特定历史条件所造成的恶果看得少。这些认识问题不认真解决，势必形成新的对立，造成混乱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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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属在许多方面想不通， 这是必然的。因此必须坚持疏导方针，做好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不仅能稳定在农村的遗属，也能把遗属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和海外“三胞”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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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具体作法上是引导遗属进行“三比三看”：即共产党与国民党对比，看共产党英明伟大，光明磊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化革命”对比。看现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政治和经济对比。看政治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这些工作遗属真正认识到在特定条件下少数人做的坏事、政府出面平反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做到在政策面前人人平等；也认识到“文化革命”是全民族的祸害，而不是少数人的灾难，应该把帐算到江青、林彪身上；同时也要认识到政治生命是不能以金钱的价值来作补偿的，这样就为处理具体问题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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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严肃、慎重处理参与杀人的责任人，也是稳定遗属的重要方面。对参与杀人的主要责任人不作处理，既不能反映社会主义国家法律的严肃性，也不利于遗属的稳定；罚不当罪，处理过轻，对主要责任人受不到应有的教育，遗属也会有意见；相反处理面过大，处分过重也不利于稳定大局。因此对人的处理必须坚持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的原则，既坚持慎重地查处极少数犯有严重杀人罪刑的人员，又要团结教育绝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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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事件已将近过去20年，时过境迁，对查清当时情况有一定困难，这就要求认真调查研究，掌握确凿的事实依据在处理人方面才会准确。在清查案情方面，花了两年多时间，认真听取遗属意见，广泛接触群众，耐心教育责任人，利用说清会的形式，启发自觉性，交代错误，所以处分人的材料比较扎实。鉴于我县杀人，大多数是在群众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出自朴素的阶级感情而酿成的大祸，因此对大多数人是个教育的问题，立足于拉，只要他们主动向遗属赠礼道歉，积极帮助查找被没收和失散的财物，取得了群众谅解。开始有的人碍于面子，有的害怕挨打，不敢登门道歉，经过耐心教育后在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方面有了行动，专案人员抓住典型，肯定他们的进步；对其中一些情节轻微，错误不大的人宣布免于处分，使他们放下包袱，并带动了一批人认罪认错，这样遗属也受感动，相互之间消除了隔阂，融洽了关系。
+
+　　第三，把“文革”杀人的严重教训当作安定社会秩序的活教材来抓。
+
+　　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应从分析案情入手，认清“左”的错误及无政府主义的危害；从杀人事件造成的恶果，认清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和国际影响；从党员犯错误，受处分的案件中，认清纯洁思想，纯洁党的组织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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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斗争为纲”，导致十年动乱，当时观察事物，分析事物、处理事物都离不开阶级观点，风吹草动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反革命活动”，在行动上越“左”越革命，不少的人去争当“左”派因而把一切都颠倒了。在这情况下，各级党和政府失去了控制力，国家法律任意践踏，人民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使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处于严重混乱之中。这就是“左”倾错误和无政府主义引来的祸水。这种不要政府，藐视法律的“文革”遗风，现还在危害社会治安。严峻的事实教育我们“左”的影响必须继续清除，“阶级斗争为纲”必须彻底否定。
+
+　　杀人之后，有的家破人亡，有的流离失所，有的携儿带女改嫁他人，有的遗属，在外工作的干部职工，也受到审查批判，戴上各种帽子，抬不起头。到海外的遗属，得到了亲人被杀的消息，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形像在他们心目中也被扭曲了，再不敢与家里人通信，幸存者与杀人者形成了一条鸿沟。这种政治上的伤痕，和社会影响长期没有得到癒合和肃清，这不仅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而且使现代化建设在某些方面也带来些消极后果，这个损失也是社会主义法制遭到破坏后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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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杀人事件中，有一部份党员和党员干部也参与了。这样使本来是违法的事被认为是合法的了，群众认为共产党员主张干的事没有错。为什么部份党员会介入这一违法事件中呢？归根到底是党性不纯的问题，他们忘记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忘记了党员必须严格执行纪律的传统，混淆了民主作风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在紧急关头，屈服于压力，丧失党性，使人民造成重大损失，毁坏党的崇高威望，理所当然地要受到党纪的处分，对犯错误的党员进行处理时，讲清上述问题后，许多党员都认为这次真正上了一堂最生动的党性教育课，上了一堂最实际的社会主义法制课，受处分的党员，也认识到确实犯了错误，处理应该，并从中吸取教训。联系近年来我县群众性闹事，危害社会治安的事例，大家认识到只要有党性不纯的人背后播手指挥就能形成“气候”；相反，那里党支部有战斗力，党员的党性强，群众性的闹事就可以消��在萌芽状态。
+
+　　通过以上工作，遗属基本稳定，有的还写信来表示感谢，广大群众深受教育，看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政策的正确；在杀人中犯有错误和罪行的人，从中吸取了教训，这就为在组织处理中贯彻“三宜三不宜”的原则打下了思想基础，最后全县各种处分34人，占责任人163人（其中党员52人）的20.9％，其中追究刑事责任的8人，（其中党员1人）占处分人数的20.5％。给党纪处分的23人，（其中开除党籍的10人，留党察看的3人，严重警告4人，警告2人，在整党不给予登记的3人）占牵连党员52人的46.1％，占处分人数的75.9％给行政处分的4人（其中开除工职1人，其他处分3人）占处分人数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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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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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处遗工作基本顺利，并取得一定效果，我们的体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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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用省委12号文件统一思想，以具体事实进行教育，这是作好处遗工作的前提。杀人问题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个特殊事件，而且情况复杂，牵连面广，时间又长，处理这个问题，思想认识不尽一致，给处遗带来一定困难。县委认为，省委12号文件体现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基本精神和党的一贯政策，只有用这个文件来统一各方面人员的思想，才能真正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使各方面的人员心悦诚服，只有思想上的统一，才能做到行动上的一致。十二文件提出“既要解决问题，又不要搞乱”的指导思想符合辩证法，符合各方面人士思想，符合当前形势要求，对人的处理贯彻“三宜三不宜”的原则，是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正确途径，它体现了教育为主的方针，县委从培训专案人员开始，直至广泛宣传十二文件，乃至处理具体问题，都紧紧突出这两个重点来统一各方人士的思想。
+
+　　在处遗工作中，各方面人员思想是经常变化的，这个问题思想通了，对另一个问题又想不通；这个时候想通了，过段时间又想不通，专案人员必须深入实际，随时掌握思想动向，而且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才能不断地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一段时间里，遗属提出对死者要迁坟，树碑，开追悼会，要凶手戴孝等苛刻的要求。专案人员以我县在迁坟、堆坟方面而发生宗派纠纷造成重大损失的事例进行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们说：“人民政府为我们平了反，我们就不能再干无政府主义的事，不能使社会秩序再度混乱”。参与过杀人的人，在一段时间里，思想包袱特别沉重，遗属的谴责家属的埋怨，使他们精神紧张，产生压力，这对于弄清案情极为不利。荆竹乡新寨村赵土林，“文革”中当头头，杀人积极处遗开始，他的妻子欧阳贾玉怕他坐牢，专案人员调查她“跟踪”，群众不敢揭发，本人又怕交代。后来得知欧阳贾玉的父亲和哥哥也是在“文革”中被杀掉的。于是决定找赵土林谈话时让她一起听，并举了她父兄被杀一例。这样欧阳贾玉不但不当阻力，相反协助专案人员，鼓励赵土林放包袱，交代问题，认识错误，化消极为积极，推动了处遗工作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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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调查要认真，工作要过细，是做好处遗工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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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事件距今十八、九年，时过境迁，人员的思想起了很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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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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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坚决解决，政策规定以外的问题，能够解决的也帮助解决，这是工作过细的另一方面，如遗属中有3位孤老，已在外投靠亲友，吃粮的问题解决后，他们要求解决棺材，专案人员认为，他们住在山区还有点木材，而且他们现在也不要自留山、责任山了村民小组有条件解决。通过反复讲清道理，这三个孤老的棺材解决了，遗属及其亲友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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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党委加强领导，重大问题亲自办，这是做好处遗工作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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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委认为处遗工作是一项思想性政策都很强的工作，没有统一的领导和正确的指挥，就容易失误，为此强调县、乡两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抓，既挂帅、又出征，而且凡是重大问题的处理必须通过集体讨论后才作出决定。县委还经常听取关于政策精神，思想动向，组织处理等方面的汇报。并即时给予思想上的指导，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措施。县委还要求处遗工作必须与农村整党结合起来，组织处理与核查工作结合起来，使处遗、整党、核查几项重大工作能够协调稳步的开展，执行党的政策更加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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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处遗工作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某些突然事件或难题。县委对这样的问题，不是回避而是亲自调查，亲自处理，使矛盾不至激化，在龙溪乡试点时，福镇村一个责任��服药自杀了，专案人员感到辣手。如不及时处理好这个问题，将会产生混乱，在这个关键时刻，县委副书记唐合时同志与乡党委负责同志亲自到村里开展调查，弄清事实，宣传党的政策，安抚人心。最后，肯定不是专案组人员搞逼供信致死，也没有给死者作“畏罪自杀”的结论，事态很快平息下来，处遗工作照常进行。荆竹乡荆竹村一个被迫自杀者的房屋被供销社拆毁新建了旅社，在落实政策中，其遗属提出种种过高要求，到乡政府和供销社闹事。县里3名县级领导曾到遗属家做工作，多方面弄通其它单位领导的思想，让他在市场空地上建上了房子，消除了不安妄因素。县委主要领导亲自处理老大难问题，既教育了群众，也支持了专案人员的正常工作，事实证明，党委领导思想明确，作风深入，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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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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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工作，按照省委（85）12号文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大量的具体问题虽逐一地进行了解决，但巩固这一成果还必须花气力，不能存在一劳永逸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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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要看到全县杀了那么多人，牵涉的家属、亲友的面是很大的，有的乡、村“左”的流毒并没有完全肃清；这次又处理了一部份人，又牵涉到一些人。有些具体问题前段已处理好了，到一定的时候又可能回生，加之前段工作中也有不足之处，因此继续做好工作，巩固成果的重要性，必要性也就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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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做好巩固工作必须抓住两头。一头是继续做好遗属的稳定工作，教育他们朝前看，顾大局；另方面要关心遗属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特别那些从外地回来安家，有些具体问题尚未解决好的，如房屋、责任田、责任山、自留地等，要教育基层干部千方百计地帮助处理好，使遗属有一个安居落业的良好条件。另一头是要认真做好被处理的责任人的工作。被处理的人大部份能认罪认错，但也有少数人思想上还不服，特别他们的家属也可能出现谩骂、打击遗属的行为。这些方面应引起重视，乡党委，村党支部要随时掌握情况，把工作做深做细，做在前头，防患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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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要做好巩固工作的方法，不管是遗属或是被处理人员家属对他们都要做疏导工作。讲大局、讲团结、讲政策，晓之以理，使问题不再翻腾，在具体问题方面，存在的尾巴，应立足于在基层处理解决，不要把矛头上交。属于政策性方面的问题，要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请示，不得乱开口子，乱表态。巩固工作的重点应放在矛盾还未缓解的村、组、被处理对象，亲属很不服气的，遗属中不稳定的户和人，特别是上访老户，未受处分，现在仍然趾高气扬的责任人这4个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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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各级党委应把善后巩固工作纳入议程，县贯彻省委十二号文件专案组撤销后，其日常工作由县委落实政策办、信访办会同县纪委、政法委员会等有关部门处理。乡党委要确定一名领导负责掌握情况，处理具体问题，党委每年要议一、两次。遇到实际问题，随时处理，不得推诿。对新发现的情况，上下应加强联系，以便统一口径，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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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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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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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CCRD/0/8/23/000007.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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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零陵地区祁阳县委关于处理文化革命期间杀人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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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的影响。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煽动破坏。我县在“文革”中发生的杀人事件，后果是严重的。为了妥善解决“文革”杀人的遗留问题，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县委和政府组织了力量，做了大量的工作，1985年中共湖南省委12号文件下达以后，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指导思想、政策原则、工作步骤和方法。通过8年多来的调查处理，特别是从1984年8月到1986年底这两年多时间，县委亲自指导部署，集中了一批力量。组织了专门班子，对“文革”杀人问题进行了全面地复查，逐件逐人都做了调查核实，安置处理，现在已基本处理结束，通过处遗工作，严肃了法纪，安定了人心，稳定了局势，促进了经济建设。效果是很好的，现将处遗工作的情况综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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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情况
+
+　　我县共11个区，一个区级镇、47乡，11乡级镇，总人口85万。在“文革”期间（主要是1967年下年）杀人风涉及到了观音滩、大忠桥、肖家村、黄泥塘、潘家埠、下马渡、大村甸。黎家坪、文明铺9个区。34乡、镇，60村，88村民组。被杀和被迫自杀共245人，其中被杀114人，从成份看，有四类分子32人，地富子女36人，贫下中农31人，其他15人；从职业上看，有国家干部3人，教员2人，工人1人，农村社员105人，城镇居民3人。
+
+　　被迫自杀131人中，有四类分子26人，地富子女20人，贫下中农25人，其他60人；职业有国家干部19人，教员25人，医务人员7人，工人14人，农村社员64人，城镇居民2人。
+
+　　被杀114人中，斗打后捆绑丢入水库、塘、坝淹死的51人。斗打后挖坑活埋的22人，用梭镖利器杀死的9人，用鸟铳打死的10人，在斗争会上被活活打死的22人。
+
+　　从时间上划分:1967年9月至12月被杀83人，被迫自杀18人，1968年被杀12人，被迫自杀6人。“文革”其他期间被杀19人，被迫自杀10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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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杀人最严重的是观音滩、大忠桥两个区。观音滩被杀31人，被迫自杀7人；大忠桥被杀35人，被迫自杀1人。
+
+## 二、“文革”杀人的起因和经过
+
+　　在“文革”动乱中，党政机关受到了冲击，法纪遭到了践踏，权力掌握在造反派组织手里。无政府主义泛滥，极“左”思潮发展到了顶点。1967年8、9月间，我县与零陵县毗邻的区、社，传来了道县的杀人风，谣传有什么“黑风暗杀团”，说什么先杀干部、党员。后杀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就是贫下中农”等等。这些谣传在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很大的思想动乱，出现了对“四类分子”和一些有点历史污点的人列为怀疑对象，进行集中关押、批斗、拷打逼供。首先是观音滩区周塘公社（现合并为茅竹乡）吉庆大队以审讯吊打柏发家、柏发位。逼供出了所谓“黑风暗杀团”组织和一批假名单。接着容驷大队审讯拷打了于定芬、于定柏等人，又逼供出了一些所谓“暗杀团”组织成员的假名单。周塘公社组织委员造反派负责人任长勇（湘江风雷司令部的组织部长）等将逼供出来的假名单信以为真，通知到各个大队，造成了这个公社在67年9月22－23号两天内杀死了31人的事件。在此同一时期，大忠桥区的大忠桥公社（现改为大忠桥镇）、三塘公社、栗林公社（现这两个公社合并为三口糖乡）、马江公社、胜利公社、上马公社（现这两个公社合并为上马乡）。肖家村区的里百公社、火田公社（现这两个公社合并为百里乡）、黄市公社、龙桥公社（现这两个公社合并为黄市乡）、黄泥塘区的黄泥塘公社（现改为黄泥塘镇）。石梓塘公社潘家埠区的下七渡公社、塘弦湾公社（现改为潘市镇）也相继的发生了杀人事件。那些被杀者都是以“暗杀团”的成员或嫌疑者被杀的。上马公社上椿大队地主柏汉英的儿子柏天明，晚上在外面吃酒回家。路过队里的晒谷坪边，晒谷坪有两个人在守夜（守谷子）。柏天明顺手检了一块小石头丢过云，他们认为这是“暗杀团”谋杀干部的动向，第二天就将情况向上马公社武装部长邓吉艾、公安员肖绍宽反映。说上椿大队有“暗杀团”谋杀干部。要求公社赶快派人去搜查。在搜查中又发现地主柏振天的家里用毛主席像盖坛子，并发现毛主席像的眼睛被撕烂了，就认定是恶毒攻击毛主席，仇恨毛主席。将柏振天的儿子柏兴欧（15岁）抓到公社进行审问，在审问中拷打逼供，柏兴欧无奈就乱交供承认大队有一个“暗杀团”组织，公社就将该大��嫌疑对象7个人全部抓到公社关押审讯，拷打逼供，造成了这个大队被活活打死4人，淹死1人，活埋2人，胜利公社双合大队社员龚运祥向大队“文革”反映，说地主龚运电家里每天晚上发出一种声音，像是发报声音，可能他家里有电台，又说土改时龚运电带枪回来威吓过农民。大队支部和“文革”造反派听了反映后，不做调查，就在双合大队第六生产队的晒谷坪召开群众批斗大会，进行了两天批斗逼供，龚运电始终不承认，大队付支书龚运柱（又是造反派）宣布将龚运电及其母亲蒋兰妹押送到公社处理，实际已事先做了安排在途中用梭镖和鸟铳杀死。马江公社和平大队社员郭克井，是个单身汉，平时常外出做工糊口，1967年9月27日他从零陵方向回来，有人说郭克井从零陵带了“暗杀团”来了，队干就立即跑到公社去报告，公社公安员张建志就带领造反派和民兵去抓他，郭克井看势头不对，就奔跑逃命，被造反派赶上用梭镖杀死在水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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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杀人在67年9、10月正向全县波及时，中国人民解放军47军下达了紧急通知，县人武部和军管小组派人分头到杀人严重的观音滩区周塘公社、大忠桥区。肖家村区，黄泥塘区去传达紧急通知，宣传政策，制止杀人问题，通过宣传政策，采取措施制止，基本上得到了平息，避免了全县性大规模的杀人事件发生。但由于左的影响太深，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杀人的余波在个别地方仍有不断发生，如1968年2月18日，肖家村区的汪家公社社员李朝喜到百里公社合力大队社员马国正家里玩耍。（马67年曾去长沙参加过造反派组织活动，李有点游手好闲），大队造反派就怀疑他们在一起搞秘密活动。组织“暗杀团”，把情况反映到公社，公社就要大队把马、李两人抓起送到公社审问，2月19日公社召开群众批斗大会，在会上斗打一顿后，就将他两人拉到山上打入红茹窖内活埋了。这种余波，直到1968年9月才完全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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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调查和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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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消除“文革”杀人的恶果，我县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做了大量的调查和处理工作。特别是1984年8月以来，根据省、地委的安排和指示精神，县委对“文革杀人处遗”问题，列为了议事日程，作为了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抓。首先在县委和政府领导班子中学习文件，反复讨论，统一了思想认识，接着层层召开会议，统一县直各单位和区、社、大队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的思想认识，进一步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充分认识做好“处遗”工作的重要意义。县委还从纪委、组织部、政法、民政、信访等各部门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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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了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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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县共处理“文革”杀人的当事人48人，（内有国家干部15人，大队生产队干部21人，群众7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的11人（判有期徒刑10年的1人，7年的4人，6年的1人，5年的2人，4年的1人，3年的2人）。开除公职处分的1人，开除党籍处分的9人（内有国家干部3人，大队生产队干部6人）。留党察看处分的15人（内有国家干部4人，大队生产队干部10人，一般党员1人），给予其他党政纪处分的7人（内有国家干部3人，大队生产队干部4人。）通过处理后，基本上达到了群众和死者遗属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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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善后安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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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在“文革”中被杀和被迫自杀的共245人，处遗工作以“文革”被杀人员为重点，做好善后安置工作，同时对“文革”中被迫自杀人员也做了结论，适当地做了善后工作。在整个善后安置工作中，把解决实际问题和政治思想工作紧密地结合进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们着重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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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对“文革”中被错杀人员在政治上彻底平反，以县人民政府的名义，对“文革”被错杀的114人印发了平反通知书，发给了死者的遗属，死者的遗属有在外工作的，发到他们的单位和个人，对“文革”中被迫自杀的131人，也由各乡、村政府给予了文字平反通知或在适当的会议场合上进行了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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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对“文革”中被错杀人员家中的房屋被侵占、没收、拆毁的做了适当的赔退和安置。被侵房屋的共计有23户。44间，面积885平方米。经过全面调查核实后，按照党的政策逐户作了处理。现已处理好：原房被拆毁，现遗属确又无房屋住，需要帮助遗属修建房屋的有2户、7间，面积105平方米，赔偿了房屋价款2700元。原房被拆毁一部分，遗属现在有房屋居住，对其被拆毁的部分房屋。给予适当折价赔偿的10户、19间。面积285平方米，赔偿了币9135元。还有3户遗属现在住房确实很困难，也帮助他们解决了木材指标，新修建了房屋8间，面积105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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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计共解决房屋15户、34间，面积569平方米，解决木材指标31立方米，赔偿人民币118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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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对“文革”中被错杀人员家中抄、没的财物。经过调查核实后，认真地进行了处理，共有37户遗属家中的财物被查抄、没收。计有大型农、家具301件，现金832元，金银105克，粮食5360斤，猪11头，未参加分配的劳动工分35970分，以及其他物资72件，共折价值款8319.35元。按照原物在的退还原物，原物已找不回的，按规定折价赔偿。共计退回了原物78件，折价赔偿了币8319.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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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安置好了被迫外流遗属7户、28人。县、区、乡村各级领导通过做好干部、群众和归来遗属的思想工作，欢迎他们回来，把他们的家安置好，生活上的实际困难也给予了适当解决。共解决木材指标2立方米，安家补助费2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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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是对“文革”中被错杀人员的遗属。生活确实困难的给予了适当的困难补助，经过反复调查。并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通过各级党组织核实，共计困补105户，共发困补款813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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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是对遗属的孤老孤残和“文革”中被斗打致残的人员，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在澄清底子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研究评定，共定孤老孤残72人，每人每月补助12元的生活补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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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是沟通思想，愈合伤痕，消除积怨，团结一致向前看。在处遗工作过程中，始终注意了宣传党的政策，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在基层干部和群众中着重解决对遗属的歧视思想，要一视同仁，关心他们。按照政策应该解决的问题要主动帮助他们解决；对遗属着重解决他们的思想隔阂，看到“文革”的特殊历史条件的浩劫主要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造成的，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就是给我们出了最大的气，现在又给被害者政治上彻底平反，对遗属生活上又做了适当的安置，这只有我们共产党才能做得到，应体会党的政策好。要尽弃前嫌，展望未来，团结一致搞四化。在分别做好工作，沟通思想的基础上，各区、乡都召开了死者遗属，基层干部和群众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在会上各方面都倾吐了思想，表明了心迹，消除了过去的思想隔核，融合了相互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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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通过“处遗”工作，绝大多数的遗属思想稳定，劳动积极，对党感激，没有上访。同时，我们也注意了做好被处理人员及其家属的工作，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国家法纪，说明受害者及其遗属的悲惨遭遇，本人在杀人事件中所犯错误的严重性，给以必要的处分是应该的，应从中吸取深刻教训。通过工作，被处理人员的思想安定，没有出现反复。
+
+## 五、需要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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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杀人的处遗工作，虽然经过了几年的努力，做了大量的调查和处理工作，现已基本结束，效果也很好，保证了安定团结的局面。但是，还不要认为是一劳永逸了，为了防止出现反复，我们认为还必须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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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政治思想工作，愈合伤痕工作要常抓不懈。特别是乡、村基层党组织和政府，要经常注意掌握遗属的思想动向，发现那里有反复的苗头，就要及时去把工作做好，把思想稳定下来；哪里出现了歧视遗属的现象，就到那里去宣传党的政策，做好干部和群众的工作，把矛盾及时消除。
+
+　　2、要注意帮助遗属搞好生产，摆脱贫困。“文革”浩劫中被错杀人员的遗属。政治、经济上的损失是很大的，虽然我们给予了适当补偿和安置，还是没有完全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要完全解脱贫困只有把生产搞上去。遗属生活的困难面大，就会出现向政府纠缠的多。所以，帮助遗属搞好生产、摆脱贫困，是稳定遗属思想的重要一环。
+
+　　3、要注意解决遗属的实际困难。个别有特殊困难的遗属，我们要关心他们，对他们那些应该解决，我们又可以解决的问题，要主动帮助他们解决，使他们感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干部群众的关心，有利于解除他们的思想疙瘩。
+
+　　总之，“处遗”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但今后正常性的工作还必须注意做好，以保证遗属的思想稳定，不出现反复，逐渐达到彻底消除积怨，愈合伤痕，团结一致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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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祁阳县委1987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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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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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CCRD/0/8/23/000008.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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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零陵地区新田县县委关于“文革”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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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零陵地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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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省、地委的安排部署，我们于一九八四年八月组织专门力量，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九六七年九、十月间，新田发生杀人事件进行了认真全面的调查。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
+　　新田县“文革”时共有二十一个公社，三百三十七个大队，两千八百九十二个生产队， 五万三千一百二十一户，二十二万七千六百三十三人。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至同年十月十八日有二十一个公社，一百三十九个大队，三百五十九个生产队杀了人。被杀的四百八十 三户，六百零六人，占当时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二点七五。“文革”中还被迫自缢一百八十人。被杀和自缢共计七百八十六人，占当时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三点五。其中：男六百五十 一人，女一百三十五人；四类分子三百八十二人，子弟二百七十三人，贫下中农八十一人， 其他五十人。这些人中，国家干部五人，职工五人，医务人员三人，教师三十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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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杀人事件的起因和发展经过
+
+　　一九六七年八月，道县、宁远两县相继刮起了杀人风。在此风的影响下，当时新田县所辖的二十一个公社发生了杀人事件。 一九六七年九月初，城关镇治保队长刘金德到宁远县的瓜石村外婆家，看到了该村的杀人情况后，于九月五日对城关“无产阶级联合总指挥部”（以下简称联总）负责人王友 宏说：“早几天，宁远瓜石的地、富嚣张，拿凳子打支书，贫下中农用锄头把他们挖死了 两个。道县杀了很多四类分子，河里浮满了浮尸，河水都红了，我们城关四类分子多，难管。”提出“要杀一儆百，最坏的要杀他几个。”王友宏说：“召开个会议，摸摸底。”当天下午，便在城关，由王友宏、刘金德主持召开了各组织负责人和治安主任会议。王友宏、刘金德首先介绍了宁远、道县的杀人情况，并提出：“要杀几个调皮的。”县“联总” 常委黄象世说：“宁远杀那么多都杀得，我们杀几个地富有什么了不起。”到会人员一致 同意杀他几个。就这样，在王友宏、刘金德的具体组织策划部署下，从九月五日至九月八日，先后多次组织召开了社属分社、居委会以及各单位治保主任、治保成员会议，研究杀 人方案，摸被杀人名单，最后，确定蒋贤春、黄象铁等五个四类分子，于九月八日逢圩之日在五棵桐子树下，将其杀害。城关首先发起杀害五人的事件，在全县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
+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城东公社文革主任、县“贫下中农造反军”司令乐柏松，在县机关“贫下中农造反军”常委袁本熬办公室，袁对乐说：“今天，你听到枪响没有？城关 已杀了地富五人，给你们带了个头。看各队有没有罪大恶极，反攻倒算的，要杀一批。你 不杀他，他就杀你。”乐回到城东公社，公社文革副主任李朝龙（已故）对乐说：“刚才 司令部袁本熬到了公社来，叫各队把罪大恶极的报上来，城关已给我们带了个头，我们城 东公社是否这样？你们村又那么复杂，回去摸摸底，明天把名单报上来。我们公社呢，也 要干一批。”当天下午，乐回到本村潭田大队召开会议，摸出被杀对象七名。当晚，由乐 柏松主持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地主，在批斗中杀一人。九月九日清早，乐柏松安排民兵将六 个被杀对象押往公社，并电话向公社李朝龙汇报了昨晚批斗情况及准备今日上午在城关虎头岭广场召开杀人大会情况。早饭后，李将乐电话汇报转告袁本熬，袁说：“这是群众运 动嘛！你给柏松打个电话，看那个罪恶极大，群众民愤大的，要杀也要少杀几个，起到了 杀一儆百的作用。”并授意注意三点，即：一是罪恶极大的四类分子；二是群众迫切要求 的；三是搞点口供，以便杀人后公布罪状。李将袁的电话转告乐柏松，在乐的主持下，九月九日上午，在虎头岭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枪杀二人。至此，全社从九月八日晚至九月二十二日，历时十五天，有七个大队杀害二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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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七年九月九日，莲花公社大元冲大队文革副主任刘忠麒，邀集本村民兵十余人，前往县城观看城东公社杀人。刘得知杀人要经“湘江风雷”批准，便到了县“湘江风雷”司令部找到司令肖帮元，向他提出要杀刘宗煌等五人和借枪支一事。肖说：“这些人都要杀掉，不杀不利于我们的工作。你们借枪就到潭田铁厂找在那里集训民兵的‘湘江风雷’文 攻武卫指挥部长雷玉荣商量。你去转告他，说司令部已批准，我可���打个电话给他。”下 午四时，刘宗麒等人到潭田找到了雷玉荣，雷说：“情况肖司令已给我商谈了，要处决就 明天。明早，我们全副武装去一个排。今晚一定要看守好，不要让他们跑掉，否则空去一场。”六点左右，刘又急速返回莲花公社，向公社文革主任刘明生（已故）作了汇报。刘 明生说：“我通知全社将四类分子明早都捆来，给他们教训一下子。”随即，刘宗麒等人 摸黑赶回大队，召开各组织负责人会，传达了县、社请示情况。并部署杀人前的准备工作。 九月十日九时许，将被杀人押赴莲花圩，这时，县“湘江风雷”二十多名全副武装人员乘 车已到。戏台两边架有机枪，路口布置岗哨，戒备森严。群众大会由“湘江风雷”支队长 刘大江主持，当场杀害三人。从九月十日至九月二十九日，这个公社有六个大队杀害二十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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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九月十一日，金陵公社武装部长谢昌煌主持召开了公社文革、各大队文革主任、民兵营长、治安主任、支部书记、造反派等五十余人的扩大干部会，部署杀人。会上，公社文革副主任刘顺业传达了县文革紧急会议精神，说：“目前阶级斗争复杂，前几天，桂 阳县造反派来我县砸了公、检、法，县武装部枪支被抢。道县四类分子杀贫下中农，贫下 中农也起来杀了四类分子。我们城关、毛里等公社已杀了四类分子一批。这次会议后，各队要立即摸清底子，也要杀一批。行动要快，闻风而动。”紧接着，公社文革秘书刘宗基 结合本社阶级斗争表现，在杀人问题上强调了七点，即：1、凡是被关、管、杀的四类分子 家属；2、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3、群众要求大，经群众批准的就可以；4、矛 头应对准四类分子；5、如果是新划的四类分子，必须与公社联系；6、行动要以大队为单位；7、必须警惕，挑起宗派。公社文革委员邓礼泽（已故）又对杀人提出了“三只要”的 标准，即：只要是四类分子的；只要有罪恶事实；只要有群众要求，就坚决把他们杀掉。 最后由谢昌煌做了小结，赞扬了邓礼泽“三只要”的杀人标准有阶级性，回去后立即行动，并对公社干部分三片负责包干。贯彻公社会议为内容，对于四类分子摸底排队，组织策划杀人。就这样，全社从九月十三日至九月十八日，有五个大队杀害十二人。 九月十一日，门楼下公社武装部长刘龙德从县城打电话给门楼下公社在家干部说：“城关、城东杀了人，道县地主、反革命在杀贫下中农，我们也要给各大队贫下中农通气，看 下面有没有反攻倒算的，想杀贫下中农的，看群众的意见，免得以后群众来反映我们。” 接电话后，党委秘书何湘才、党委委员李芳华，分别把刘打回的电话内容转告在家干部， 并分配驻队公社干部分别下到各队给负责人通气、摸底。在公社干部的具体指挥、策划下，全社从九月十三日起至九月十七日止，有四个大队发生了杀人事件，杀害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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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七年九月初，冀村公社因受道县、新田城关杀人风的影响，于九月八日，由武装部 长侯全义主持召开了各大队文革主任、民兵营长、治保主任紧急会，传达了四十七军关于 道县《社情通报》，并说：“道县经过社教运动，对四类分子进行了严加管教和批斗，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进行阶级报复，杀了一些贫下中农和贫协干部，阶级敌人兴风作浪， 贫下中农遭殃。并引用毛主席语录“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还说冀村大队情况复杂， 陆仕海这条黑线长，必须深挖。罪恶大的，该杀的杀，该管的管，不杀几个，风刹不下。 散会后，公社文革主任谢仕喜（病故）亲临冀村大队参加杀人研究会，并答应借枪支，支 持冀村大队。因此，冀村大队于九月十三日上午（逢圩日）枪杀四人。九月十四日上午， 公社文革办又招开了各大队文革主任、民兵营长、治安主任汇报会，会上，侯全义、谢仕 喜当面批评杨家大队干部思想右倾，阶级斗争观点淡薄。并说：“四类分子在枫形湾组织 开会，提出‘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杀一半，地富反坏做骨干’的反动纲领，你们还 无动于衷。”会后，全社从九月十三日至十月七日，有十一个大队杀害四十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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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九月九日，毛里公社以武装部长王文贞、文革主任何光衡、公社副社长、文革办成员蔡德山、公社副书记何宗福等人研究，以公社的名义召开公社附近六个大队的支书、 民兵营长、治安主任会议。会上，首先由王文贞交给蔡德山一份道县、宁远抓阶级斗争的 通报，在会上宣讲。接着何��衡、何宗福、公安员肖德干先后讲了道县、宁远和新田城关杀人情况，如有调皮捣蛋的，要揪出来示众（杀），对敌专政不是口头上专政，而是要行动上的专政。并要大家提高警惕，严加控制。最后，分组讨论。王文贞在民兵营长讨论会 上说：“我们首先要看到全县阶级斗争的形势，在县里，阶级敌人吃饱饭时，拿出去就杀了。哪个大队有阶级敌人捣乱的，也要杀一个吧！该斗的斗，该杀的杀。我们要提高警惕， 防止阶级敌人破坏。”九月十日早上九点，水晶坪大队农联副司令彭安正（病故）到了公 社王文贞房间，王拿了一份材料读了一段道县如何杀地、富的问题，给彭安正听，王要彭 马上赶回大队去找支书研究。“越快越好，不要等人家搞刮了，你们才动手。地富杀我们一个，我们就是杀他十个，也吃亏了。”彭说：“是杀四类分子吗？枪支怎么办？”王说： “反正一个是杀，二个是杀，要就斩草不留根；枪支是国家武器，你们不是有锄头、月刮、 扁担吗？杀地富要杀在路边，让过路人都见得到，以便造成声势，杀人后要派人到公社汇 报。”彭立时赶回大队向支书、大队长、大队会计汇报了王的意见。大队文革召开了干部 会议研究杀人问题。当晚杀害十七人。第二天早晨，大队派人向公社汇报了昨晚杀人情况。 早饭后，蔡德山与公社副书记何紹栋、妇女主任夏运兰三人来到水晶坪杀人现场，召开群 众大会，高呼：“坚决支持水晶坪大队的革命行动！向水晶坪大队学习！”九月十二日， 公社召开了全社大队干部会，蔡读了公社给水晶坪大队的祝贺信，号召向水晶坪大队学习。由于公社会议动员、部署，导致全社有六个大队，从九月十日至九月十五日，共杀害五十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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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九月初，枧头公社文革副主任杨世福、“贫下中农造反军”司令肖土生在县开会期间，见到城关杀人。两人回社后，于九月九日召开了公社干部紧急会议。杨世福在会上 讲了新田城关五乡圩杀人情况后，与会人员说：“本社阶级斗争复杂，四类分子在秀凉山 开黑会，成立反动组织，提出反动纲领。”这时有的提出：“保卫红色政权，要扩大贫下 中农组织。”武装部长宋白玉说：“我们公社的民兵要武装起来，对付阶级敌人。”杨世 福说：“扩大组织，就要把基层干部拉进来。”并决定召开大队文革、民兵营长、治保主 任会，具体研究。十日，杨、宋二人组织召开了会议。公安特派员肖祖德说：“四类分子在秀凉山开黑会，组织反革命集团，扬言要杀干部和贫下中农。”公社干部肖土生提出：“成立一个组织来保卫红色政权。”杨世福综合大家的意见提出成立“枧头公社红色斩妖 战斗兵团”，并指定兵团负责人，又提出“在斩妖战斗兵团成立大会上，要拿几个人来示众。”接着摸出了六个被杀对象名单。九月十一日，在公社召开“斩妖兵团”成立大会前， 宋柏玉召集“斩妖兵团”参谋长周朝富和“兵团”政委彭永彪说：“今天，要在会上拿几个人来示众（杀）。民兵要执行任务。”随后，宋从子弹箱里取出子弹，发给三个武装民 兵排长。在成立“斩妖兵团”大会上，杀害六人。十三日，杨、宋再次主持召开大队干部 会，进一步部署杀人。杨说：“今天开这个会，是要你们抓紧行动（杀人），再不抓紧， 贫下中农就吃大亏。”并提出有困难的大队，由“斩妖兵团”去支持。宋说：“武装基干 民兵要全副武装，明天到公社集合，去执行任务。”十四日，枧头公社“红色斩妖战斗兵 团”由副团长欧克文和周朝富带领全副武装的“斩妖兵团”四十多人，背着红旗、枪支， 敲锣打鼓开赴彭子城大队枪杀二十一人后，又到下户柏大队，枪杀了十二人。全社从九月 十一日起至十月四日止，历时二十四天，有十六个大队杀害一百一十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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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九月七日，县“湘江风雷”司令肖帮元一行五人从宁远参加“宁、兰、新”三县联防大会返回新田时，中途在十字圩下车，正值十字公社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大会。 肖下车后，被公社的文革负责人彭安绪、武装部长曾土生等人请进公社，并汇报了本社阶 级斗争的情况。彭请肖在大会上作报告。肖帮元在大会上说：“道县杀了很多地富、四类分子，宁远也杀了很多，我们这里搞破坏的四类分子也要杀。你们不要怕，贫下中农是最 高司令部，锄头、扁担就是武器。”参加会议的黄斗坡大队文革主任郭坚义（已故）提出：“地富捣乱好办，像我们大队庄下窝的何龙生那么的人怎么���？他们成立的‘湘江风雷’ 组织里有坏人（指当时谣传的二零五反共独立师人员），牛牯麻子的老婆刘兰芬都参加了。” 肖回答说：何龙生今天搞不搞得来，搞得来就杀起他脑壳平肩膀。”接着，主持会议的彭 安绪说：“今天机会很好，肖司令给我们作了指示，我们要按他的指示办事，请各队回去 以后很好贯彻。”九月十一日，正在县城开会的彭安绪打电话给公社副书记谢隆星说：“城关镇在五乡圩已杀了几个人，是群众搞的，你给有电话的大队联系一下，我们公社杀人，就这两天了。过两天后，就可能杀不了了。”谢接电话后，立即给大塘背、马鞍塘等有关大队进行了传达。全社从九月十二日至十月十九日，有七个大队杀害六十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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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九月八日上午，正值徐家铺（前进公社所在地）赶圩，由前进公社“湘江风雷” 负责人骆金富主持召开，批判“前进公社单干风的罪魁祸首肖德同的大会”。县“湘江风 雷”司令肖帮元在大会上说：“前进公社阶级斗争很复杂，地富反坏企图变天，要搞分田 单干，进行破坏和捣乱。对这些坏家伙，对罪大恶极的，要杀他几个，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该关的关，该杀的杀。”还列举了地主婆蒋梦芳保存血衣，企图变天的事例。九月九 日上午，公社召开大队干部会，骆说：“肖帮元到前进来讲了有破坏的阶级敌人可以杀， 请大家摸摸底看。”接着，谢芳光（已故原前进党委书记）说：“根据当前国际、国内形 势很复杂，阶级敌人活动嚣张，人民解放军要支左，公、检、法已瘫痪，行政领导靠边站， 由造反派杀一批，是符合阶级斗争规律的，是完全应该的。”并点了蒋梦芳等八个地富“杀 刮没鬼要叫。”九月十一日，在陈晚大队召开万人大会，由骆金富主持，“湘江风雷”支 队长陈正生宣布蒋梦芳的罪状后，把蒋杀害。全社从九月十一日至九月十八日止，有五个 大队杀害十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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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七年九月八日，石羊公社文革主任夏土才从宁远参加“宁、兰、新”三县联防会返 回公社的当天下午，正值公社举办党员学习班，夏刚踏进党员学习班会议室，便对与会人 员说：“我刚从宁远开完会回来，确实道县、宁远的文化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贫下中农 真正发动起来了。我亲眼看见一家伙就杀了七个地主狗仔子。现在贫下中农是最高人民 院，田头、地头都是杀人场，锄头、月刮、扁担都是武器。”散会的当晚，夏又组织召开 了有武装部长周铭锋（原已双开）、石羊“湘江风雷”支队长陈启位、公社文革副主任张显付等八人的文革常委会，夏汇报了在宁远所见所闻。九月九日以夏为首召开了大队文革 主任、民兵营长、治安主任、造反派头头会，同样传达了在宁远看到的杀人情况，提出要杀一批，当即摸出三名被杀对象。九月十日，夏主持召开公社对敌斗争大会，介绍了宁远杀人情况及本社阶级斗争的表现后，由周铭锋宣布两被害人的所谓罪行，当场杀害。九月十一日，由陈启位组织，又继续在公社召开了大队文革、造反派负责人、大队干部会，研究第二次杀人问题。最后由夏土才决定第二天召开对敌斗争大会。九月十二日早饭后，各 村民兵押着四类分子进入石羊圩会场。首先由周铭锋给“湘江风雷”平反，接着开对敌斗争大会，夏指着跪在台上的五人，问台下的群众：“像这么的阶级敌人该不该杀。”群众 齐呼“该杀”！五人就被民兵推下戏台乱刀杀害。此后，夏又与其它公社干部下到大队， 亲自督促指挥杀人。全社从九月十日至十月十八日，先后有七个大队杀害二十八人，是全 县杀人持续时间最长的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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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七年九月十日，邻近的石羊公社发生了杀人事件。陶岭公社以当时的党委副书记郑 欣赐、公社文革副主任、机关文革组长郑兰英为主，专程到石羊参观石羊公社的杀人大会。 当天晚上，郑欣赐、郑兰英在公社会计何宗仁房间主持召开了公社的干部会议。郑二人汇 报了石羊杀人情况，并分析了本社阶级斗争形势。郑欣赐说：“我们公社敌情十分复杂， 四类分子成立了‘复兴会’，他们气焰嚣张。敌人已经在磨刀，我们也要磨刀，现在看谁 先动手，我们要提高警惕，也要镇压一批。”接着公社干部郑兰英，蒋土明，文革主任何 金发等一致同意杀一批。并决定九月十二日召开各大队支书、民兵营长、治保主任会，统一思想，确定被杀对象。九月十二日公社按计划召开了会议，郑欣赐介绍了外地杀人情况， 并说：“目前社会比较混乱，四类分子搞��革命组织，企图复辟，他们互相串连，说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杀一半。我们要提高警惕，表现不好的，有破坏行为的，群众意见 大要求杀的，把名单摸上来，明天牵来杀。”何金发说：“要保密，两口子、两父子都不 能讲。失密者枪毙。”为解决枪支问题，把在立新水库工作的武装部长彭世荣通知回公社，郑欣赐对彭说：“现在外地都在杀人了，经研究，我们公社准备明天杀一批，你负责安排民兵和武器。”并分工郑欣赐、郑兰英负责审查各队被杀人名单；彭负责组织民兵，维持 大会秩序，发放枪支弹药，执行任务；蒋土明负责会务安排。散会后，各队立即召开会议， 贯彻公社会议精神，确定上报被杀对象。九月十三日早晨，按照分工，彭训练民兵，武器使用，应打部位，并分别发给每支枪子弹三发用来执行任务。郑欣赐、郑兰英便在公社学校等候各大队报来被杀人名单，逐个审查。大会由何金发主持，蒋土明宣布纪律，郑兰英 作阶级斗争形势报告，彭代表公社武装部表示坚决支持。接着何金发说：“我们公社的四类分子搞反革命‘复兴会’，提出要用炸药炸死干部，所以，对阶级敌人要坚决镇压。” 当即宣布了十二名地富名单，随即将其杀害。第二天郑家大队又杀害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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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九月七日，新圩公社按县武装部电话通知，派民兵将外逃到兰山的蒋家大队社员 蒋贤培抓回公社。武装部长罗荣桂主持召开公社干部会，研究如何处置蒋先培的问题。公 社文革主任陈列真，党委副书记郑逢光提出：“地主分子蒋贤培一贯很坏，难管，干脆搞 刮（杀）他。”党委书记李道良说：“蒋贤培一贯外流，这次又到兰山县抢枪，性质严重，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最后，决定九月八日上午，召开全社群众大会，将蒋贤培杀掉。随 即又由李、郑、罗、陈四人对蒋进行审讯。九月八日上午，罗主持大会，李作阶级斗争形 势报告，郑宣布了蒋贤培的罪行，陈拍桌大声向台下群众疾呼：“蒋贤培这么坏，该不该杀！”台下群众起哄喊：“杀！”随即由陈列真将蒋推下戏台杀害。九月十一日，李道良 下乡来到伍家大队，与郑逢光、陈列真等人又在伍家组织、策划杀人，由此，伍家大队两次杀害七人。由于公社的组织策划，全社从九月八日至九月二十七日，有六个大队共杀害 二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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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九月十一日上午，新隆公社武装部长李元能（已双开）在公社主持召开了有党委书记谢贤梅、公社秘书邝荣晦、党委委员谢常敬、会计胡继杨、文革主任郑昌松和大地民 兵营长、治保主任参加的扩大干部会，专题研究杀人问题。李元能说：“别人磨刀，我们也磨磨刀，各地都在杀人，特别是宁远那边，大批大批地杀。我们这里的阶级敌人也在活动。我们也准备杀一批，像石桥村的欧运武，到处搞串连，要夺公社的枪，公社秘书已跟 踪他几天了，各队有没有像欧运武这样的尖子货，有就拿出来示众。”经讨论，确定杀四人。九月十五日，李元能主持全社群众大会杀害三人，全社两次共杀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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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九月上旬，高山公社党委书记骆火荣（已故）对武装部长邝金荣说：“现在全县都在杀四类分子，唯独我们高山无动于衷，也不等于我们公社太平，没有阶级斗争了。这 会说我们阶级立场有问题。”九月十三日下午，公社“贫下中农造反军”负责人陈灶保在 梅家大队打电话到公社，对邝金荣说：“今晚开个扩大干部会，研究下阶级斗争的形势。” 邝同意后，陈造保又对“湘江风雷”战团政委陈水生说：“今天新圩公社已采取了行动（杀 人），我们也要行动了。晚上通知各大队文革主任，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到公社开会研究。” 当晚，由邝金荣主持召开了各大队负责人会。邝说：“今天新圩公社杀了人，我们公社没 有杀，大家讨论一下。”接着各大队报了二十二个被杀对象的名单。邝说：“我们不能杀那么多，多了就没有好坏。”最后，确定杀一人。九月十四日，公社召开群众大会，将地主郑大纲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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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九月初，大坪塘公社大坪塘大队地主蒋贤佑因与爱人离婚，不安心生产而外流。公社文革主任蒋先辉为首在学校召开各生产队党员干部会，蒋说：“蒋贤佑在外搞 反革命串联，要杀大小队干部和共产党员，我们先要把蒋贤佑抓回来。”九月七日，蒋贤 佑被民兵从外地抓回送到公社。公社武装部长李敦堂说：“蒋贤佑这个人的批斗由你们大队去定。”随即将蒋抓回大队囚禁审问三天。同时又对全大队四类分子摸底，共摸出地主 蒋贤佑等十七人名单，但考虑杀人过多，经再次研究，确定只杀七人。当晚蒋先辉、李敦 堂、公社文革副主任邓国儒、谢应元又一次研究，讨论通过了大坪塘大队要杀的人名单。 九月十一日，以公社名义，分别给二十个大队下了召开群众大会的通知。九月十二日早饭 后，公社在大坪塘大队召开全社群众大会，杀害七人。从九月十二日至九月十八日，全社有六个大队先后杀了十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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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九月十一日清早，跃进公社党委书记卢大贵、公安特派员胡发元两人到邓家村学区主持召开了学区文革成员会。胡说：“今天公社要在千山召开万人大会，要拿个四类分子出来示众，其他地方四类分子都在杀了，我们这里不搞不行，也要搞个典型。”卢接着 说：“老师是知识分子，就从你们老师这里开始，你们研究下陈政（老师）的问题，要做好去千山开会的准备。”为了开好群众大会，一方面学区文革进行了研究，分工由张经夏整理了一份所谓陈政的罪行材料，交由教师在材料上签名盖章后，派两名教师带上材料到 县“湘江风雷”司令部请示；另一方面，公社由胡发元在千山主持召开了全社群众大会。 当赴县请示的人还未赶回时，陈政已在大会上被杀害。九月十二日，卢大贵、胡发元又与 公社文革副组长齐芳春三人研究，提出黄家社大队唐守尧原是被镇压对象，决定这次杀掉。 卢便派胡发元与公社文革副主任肖祥达到黄家舍大队召开文革成员、大队干部会，征求意 见。到会人员一致同意公社意见。下午，胡、肖二人返回公社向卢大贵作了汇报。第二天， 即九月十三日，知市坪逢圩，再次由胡发元主持召开了全社群众大会，将唐守尧批斗后， 连同其儿子唐国安交民兵一并杀害。全社从九月十一日至九月二十一日，先后杀害十五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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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十七个公社均是由当时一些公社干部，在公社范围组织策划酿成的杀人事件。其 余四个公社，田家、冷水、茂家、三井除个别公社干部插手杀人事件外，均属受杀人影响， 群众自发地杀人。其中：田家从九月十二日至九月二十九日杀了二十八人，冷水从九月八 日至九月二十五日杀了四十四人，茂家从九月十一日至九月二十日杀了三十七人，三井从九月十一日至九月二十二日杀了二十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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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县从九月八日起开始杀人，直到十月十八日止，具体每天的杀人情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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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日期9 月 8 日910111213141516171819被杀人数722135648192576770184杀人日期20 日2122232425262728293031被杀人数107143541153614杀人日期10 月 1 日23456789101112被杀人数6--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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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日期13 日1415161718------被杀人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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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时四十天，全县先后被杀六���六人，被迫自杀一八十人。被杀人员中，枪杀的一百 七十六人，刀杀的一百五十六人，水淹的二十二人，投岩洞、活埋的一百零八人，锄头棍 棒致死的一百三十七人，摔死的二人，其他方式致死的五人。最小的出生十天，最大的七十六岁。全家被杀光的有 70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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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新田“文革”中发生的杀人事件，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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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受道县、宁远杀人的影响。一九六七年八月，道县、宁远相继发生了杀人事件。 由于邻近关系，很快影响波及到了新田。在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定历史条件下， 宁远、道县的杀人事件，被新田的一些造反派和部分不明真相的干部、群众作为“镇压阶 级敌人，抓阶级斗争”的经验加以传播，有的从宁远参观回来，就宣扬宁远田头、地头是 杀人场，有的无限扩大道县、宁远的杀人情况。由此，新田城关镇在全县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首先发起杀人。当时，有的在县城开会的公社干部打电话回本公社介绍城关杀人 情况，催促杀人。有的在城工作的机关干部回到农村家中煽动杀人，是导致新田杀人的起 因。
+
+　　（二）造反派头头的支持、煽动、部署杀人。据统计，在杀人事件中牵涉到的 1346 名责任人中，属于造反派的就有近四百人，他们有的到处煽动、支持、表态杀人，有的组 织策划杀人，私下议论“要成立新田县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有的大会小会提出“要杀一 儆百”，有的调集武装督促杀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对新田的杀人是起了很坏作用的，大量 事实证明，这是导致新田杀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
+　　（三）“支左”人员传达四十七军制止杀人的电文断章取义，诱发了新田的杀人。道县发生杀人事件后，零陵军分区对道县的杀人问题。以“社情通报”的形式向驻湘支左部队四十七军做了汇报。四十七军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转发零陵军分区的“社情通报”时指出：“具体各方反映和部分查证，道县近来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在县武装部和公安部门瘫痪的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唯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动采取了行动。各地从七月底以来，特别 是从八月二十二号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他们用鸟炮、锄头、扁担等共杀四类分子二百零 七人，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我们认为对杀人凶手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 企图变天的，可以依法惩办外，四类分子不能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能视作是四类分子， 必须按照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与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能争取四类分子子女。”新田县原人武部秘书郑云柏译电后，向县人武部领导作了汇报。八月二十八日，人武部副部长周守志根据四十七军“通报”，起草了一份电话通知，这个通知只引用了四十七军“关于道县社情通报”中提到的“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 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有的贫下中农已主动采取行动”这部分，而 对后一段“如何依法惩办，区别对待，按政策办事”只字未提。通知拟好后，交秘书郑云柏通过电话传达到各公社。当时新田还未发生杀人事件，这个断章取义的通知传达到公社 后，反被一些干部、群众错误地理解为“对四类分子可以采取行动，可以杀。”如毛里公社在召开的大队干部会上，有人就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解释为“对四类分子过去是口头专政，现在要变为行动上的专政。”特别是当时的枧头公社谣传有个二零五反共独立师， 他们“八月十五日砍高粱，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全杀光。”紧接着新 圩公社也谣传有“五零一、五零二、五零三”反动组织；陶岭公社出了“复兴会”；十字、 石羊公社出了“假湘江风雷”；冷水井、冀村公社的四类分子在开黑会；金陵、城关的四 类分子要炸金陵水库；毛里的四类分子要抢银行；四类分子在搞复辟，要翻天等等。搞得人心惶惶，群众义愤填膺。这种情绪经支左人员断章取义的电文一诱发，很快引起一些地 方写报告、打电话或派专人请示要求杀人。仅一个星期的时间，全县都相继出现了杀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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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一些公社干部在公社范围内组织、策划杀人。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新田城关杀人后，新田所辖的二十一个公社，就有十七个公社，是以公社干部为首组织、策划杀人的。有的首先在公社召开万人大会杀人。十七个公社召 开了十九场万人大会杀��一百零一人；有的下到大队督促发动杀人；有的调集武装具体指挥杀人。据统计，十七个公社就有一百三十余名干部参与组织策划杀人事件，而且多数是当时的党委书记、武装部长、文革主任、公安特派员。有的公社干部亲自动用枪支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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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于杀人事件的终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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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城关杀人到九月十二日，全县已有十五个公社发生了杀人事件，被杀者达一百二十九人。在这种情况下，县人武部于九月十二日，在人武部召开各公社武 装部长会议，传达四十七军“关于道县社情通报”的后一部分，即“我们认为对杀人凶手 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变天的可以依法惩办外，四类分子不能滥杀，四 类分子子女不能视作四类分子，必须按照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对象和非专政对 象的界限，这样才能便于争取四类分子子女。”电文的后一部分虽然做了传达，但没有制止杀人的具体措施。这样，在传达电文后的十三号至十五号三天时间，反而出现了杀人高 潮，共杀二百三十人。其中九月十四日一天，就杀了九十二人。九月十五日，县人武部由 部长贾春主持召开了一个政法代表和造反派头头参加的紧急电话会，会议传达到了公社和大队一级。人武部根据九月十三日和九月十五日，四十七军关于“立即制止道县、江永等 县滥杀人的现象”的电报，贾春以“支左”部队的名义在会上讲了四点意见：一、必须坚 决贯彻党的政策，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二、坚决制止杀人，这是我县当前最大的问题， 即使罪恶多端的也一定要上报材料，违者责任自负。各级干部和文革组织，必须抓好这项 工作；三、对四类分子一定要提高警惕，要爱护革命群众；四、各公社所属机关、“文革” 组织和造反派要正确贯彻中央和四十七军的指示。夏能经同志代表政法机关讲了四点措施： “一、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要依法承办的，必须整理好材料上报专政机 关批准才能逮捕法办；二、有严重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罪该杀掉的，必须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不经批准，不能滥杀，谁杀谁负责任；三、对一般违法犯罪分子，必须贯彻毛主席依靠群众专政的方针，强迫他们老老实实改造；四、对四类分子子女，不能视作四类分子，必须按照团结教育的方针，不能混淆专政对象。”并要求公社、大队立即召开大队、 生产队、造反派会议，制止杀人。当晚参加电话会议的“湘江风雷”代表雷玉荣、“统战” 学生代表骆求成，还有“联总”代表均在会上发了言，表示贯彻执行四十七军命令，制止 杀人。第二天，即九月十六日，全县各公社均召开了不同形式和规模的会议传达贯彻，虽未彻底制止，但杀人问题总的趋向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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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二十五日，四十七军又发出了制止杀人的命令，指出：“杀人是违反宪法的，希望你们紧急行动起来，认真贯彻六六通令，任何组织、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借口杀人，杀人者必须受到国法制裁。”县人武部及时地将电文传达到了公社，直到十月十八日以后， 这个严重的事件才完全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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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杀人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全家被杀光的七十户；被迫外逃的五十八人；造成孤老残无人抚养的七十人；近百名妇女携儿带女被迫改嫁；被害人的房屋被侵占、变卖、私分、 拆毁、倒塌、损坏的有二百零五户，四百二十四间；大型农家用具被查抄的四百三十七户， 计十一万余件；劳动日工分被无偿侵占七万五千三百多个；查抄现金九千六百五十余元， 粮食七万余斤；直接造成经济损失近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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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善后安置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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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县“文革”中发生的杀人事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造成的恶果。为认真处理杀人事件的遗留问题，挽回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平息民愤，愈合伤痕，巩固发展安定团结的政 治局面，根据地委的部署，在县委的具体领导下，按照省委（1985）12 号文件精神，从以 下几个方面做了安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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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在政治上。对“文革”中被杀者政治上恢复了名誉，以县政府的名义给家属子女发了被杀者平反通知书。在安置处遗工作中，以村为单位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团结会，消除 积怨，安定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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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在经济上。根据地委下拨的处遗安置费，经县委研究，已下拨抚恤费 126022 元，财产损失补偿费 72233 元，房屋新建维修补助费 143000 元。外逃回归人员安家费 12900 元。对无人抚养双孤人员，每人每月发给十二元的救济金，现已下拨 17800 元，造成生���困难给予困难补助费 139000 元。妥善安置了遗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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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对人的组织处理上。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四年间，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依法对十二名在杀人事件中犯有狭私报复，煽动、轮奸杀人的犯罪分子给予了法律制裁。其中枪毙三名，判刑九人（开除党籍四人，开除公职两人）。在此次清理中，根据省委十二号文件精神，对为首组织策划参与杀人以及充当杀人凶手的少数党员干部、教师职工，按照所 犯错误性质情节轻重，责任大小，认罪认错态度好坏，对问题特别严重的宋柏玉、杨世福、 夏土才、胡米贵、肖帮元、王友宏，县委报经地委批准，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对在杀人 事件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一百六十七人分别给予了党政纪处分。给予党纪处分的一百四十四人，其中开除党籍的一百二十五人，留党察看的七人，整党中不予党员登记的十二人。党纪处分人数占党员牵连数的百分之三十点三。给予政纪处分的二十三人，其中开除公职的三人。
+
+　　通过处遗工作的全面落实处理，使杀人事件的遗留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发展了安 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进了经济建设的巩固发展，基本达到了省委提出的“愈合伤痕，加强团结，合衷共济，一心一意搞四化”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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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新田县委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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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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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

CCRD/0/8/23/000009.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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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零陵地区宁远县委关于处理“文革”中杀人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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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我县有9个区，1个镇，42个公社，2个林场，662个大队，4279个生产队，11万558户，46万8326人。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肆意践踏国家法纪，破坏党的政策，煽动无政府主义，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我县发生了持续68天的杀人事件。有杀人的9个区，36个公社，99个大队，467户，被杀889人，还有的被迫自杀的204人，共计1093人。这给社会安定团结，共产党的光辉形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粉碎“四人邦”后，特别是党的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按照省委（1979）5号文件、（1985）12号文件及地委（1984）15号文件的指示精神，从开展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着手，统一各级党政机关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层层确定领导分管，建立专门班子，组织专干138人，分工包干负责，做了8年工作，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完成了省地委交给的任务。促进了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持续发展的可喜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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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中杀人的起因、经过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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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南部地区的梅岗公社与道县杨家公社毗连。1967年8月16日，杨家公社郑家大队一妇女回娘家梅岗公社小欧家大队探亲，传说郑家大队杀地主的情况。当晚，小欧家大队成立民兵指挥部，第二天下午召开群众大会，贫协主席欧贤昊煽动说：我们大队的“四类分子”已经在磨刀了，要杀我们的党员、干部，要翻天，夺我们的红色政权，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如果“四类分子”杀我们的党员干部，也要采取道县郑家的办法。通过大队、生产队干部会的策划，把“四类分子”及子女6人推入地窖内烧死。8月19日相邻的邹家、大欧家、周家山大队也出现了杀人事件。县革委的负责同志彭雪保闻讯后带领干部就地召开会议，明令制止杀人。但少数人不听劝阻，阳奉阴违，水市、大阳洞、香花铺、大界5个公社，27个大队继续违法杀人，被杀者245人。此歪风括/刮到湾井区，被杀4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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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部地区的柏万城公社与新田县的枧头、十字公社相邻。9月13日，柏万城公社燕村的地主彭运痂由十字圩回村，向地、富家庭的人传说：新田在杀地主了，商量逃跑计划，被民兵发觉，经大队组织策划被杀7人。此风蔓延到本区的4个公社，22个大队，被杀者145人。
+
+　　由于党的机关瘫痪，县、区领导同志受批斗，在南、北两股黑风的影响下，其他区、社也先后出现了杀人事件，直至10月25日才终止。这次杀人事件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当时全家被杀光的56户，被迫外逃的284人，被迫改嫁的60人，孤老伤残无人扶养的120人，房屋侵占后损坏的236间，被集体拍卖的213间，拆毁和倒塌的225间，被抄财物按当时估价31万多元。有的遗属到中央、省、地、党政军机关上访鸣冤，影响很坏。
+
+## 清除“左”的影响，认真处理好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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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处理“文革”中的杀人问题，我县是从1979年1月，省委发出5号文件开始的。县委确定一位常委和纪委会一位副书记负责，在落实政策办和信访办抽调4名专干，配合区、社调查被杀人员家庭房屋财产查抄及遗属的生产生活概况，同时宣讲党的政策，做思想教育工作，由当地党组织，在群众会上口头宣布为被害者平反，还发给385户遗属的困难补助费10万4620元。地委~~（1984）15号文件下达后，县委把查处“文革”中杀人遗留问题，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书记过问，一位副书记具体抓，在县区政法、纪检等部门抽调了素质较好的干部32人，分设政法组，党政纪处理组和综合安置组。9个区、39个乡都有一名副书记专管，组织138人的专干队伍，排除各种干扰，查清了“文革”中杀人的来龙去脉，房屋侵占、财产被抄，遗属的生产生活等问题，按照省委（1985）12号文件精神认真作了落实处理，主要做了下面几方面的工作：
+
+　　一、统一思想认识，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在工作实践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处理“文革”中杀人的遗留问题，首先要排除“左”的思想障碍。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曾有部分同志对乱杀人的后果认识不清。有的说：过去杀了几个地主，难道现在要抓几个贫下中农呀？对专干则说，屁古坐歪了，为地、富阶级讲话；有的区、乡干部强调工作多，处遗困难大，持消极态度；加之某些基层领导班子经过调整，新官不愿理旧事，工作抓的不得力。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多次召开区、乡党委书记会和专干会，通过他们再分头召开区、乡干��和村党支部会议。从总结前段工作入手，全面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精神，联系“文革”中杀人的实际，学习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广泛进行法纪教育和党性教育。通过学习和教育，使广大干部、群众在思想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清除“左”的影响，进一步认识了践踏国家法纪，乱杀人的严重恶果，增强执行政策，做好工作的责任感，自觉克服派性，坚持党性，把各项遗留问题处理好。
+
+　　被杀者遗属大多是通情达理的，但也有的思想暂时转不过湾来，说什么我家被杀3人，要3个人头来抵命；要收揀死者遗骨垒祖坟，开追悼会；房屋财产损失要当事人赔偿……等。他们在十年中的处境，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即使有些偏激的语言和不切实际的要求也是教育问题。我们向各级党组织和专干人员明确规定，要把思想教育放在首位，贯彻处遗工作的全过程。使他们认识到，乱杀人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特殊问题，自觉地把仇恨集中到林彪“四人邦”身上，消除不必要的积怨，团结一致向前看。大阳洞乡大阳洞村张成宏，一家被杀2人，房屋3间被集体出卖，财物全被抄光，兄弟俩被迫在外过流浪生活十多年。由于学会了井下钻探技术，在广东省连县一带被乡镇煤矿雇用打井，工资高，收入多，不仅成家立业，还在家乡兴建了三百多平方米的楼房。乔迁新居时，他设晏款待亲友，村组干部，还把过去参与杀害亲人的也请去做客。在酒席上张成宏说：“文化大革命”把我一家搞苦了，三中全会的政策好，我现在的一家致富了。我们要丢掉过去看将来，勤劳致富搞四化。近3年来，他买国库券4000元，群众向他借款的7户2100元，86年还从外地引进养蚕技术，与人合伙在村前的十多亩荒洲上种上了桑树，在种养方面又有了可喜的收入。
+
+　　对遗属的有理申诉，尽可能满足要求。清水桥乡平田村欧阳昌飞，孤身一人，“文革”中被杀，其五叔父欧阳维均在郴州市职业中学任教员，伯父欧阳维一，1948年出国在马来西亚定居，堂姐欧阳昌立在巴西圣保罗市化学商行任秘书。三中全会以来，欧阳维均为侄儿被杀，多次向上级党政机关申诉，要求惩办杀人凶手，退给被没收的39间房屋。为首组织策划杀人的原公社党委书记已逮捕法办，欧阳昌飞被杀后的2间房屋没有变动，其他37间房屋是土改复查时没收分给贫下中农居住的，从“文革”中杀人处遗工作的角度不便办理，县委考虑处理好这一问题是政治上的需要，决定由侨务办调查核实，按有关华侨私房的政策处理。报经省、地侨务办批准，县侨办与欧阳维一家的代理人欧阳维均达成了协议；欧阳维一先生在土改时被没收的房屋，可以退还，但考虑房屋分得户的实际困难，为有利团结，由侨务部门补给欧阳维一18200元。为此，欧阳维均同志代表全家在口头和书信上热情赞颂共产党的英明伟大，决心积极报效祖国，献身四化。
+
+　　二、切实做好善后安置工作，帮助遗属解决实际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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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对被杀者只是在群众会上口头宣布平反昭雪，有的听到了，有的没听到，特别是在外地的遗属不放心。1985年10月，我们以县政府的名义给被杀人员发了平反昭雪通知书。“文革”中被迫自杀的通过查清事实，正确结论，由结论单位向其遗属发给平反通知书。农村的乡党委还以村为单位召开平反大会，消除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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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上，给予合情合理的补助，帮助遗属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是安定团结的一项重要工作。他们的亲人被杀，房屋被侵占，家里财物被抄，给生产生活带来了困难。他们中，有的流落乞讨者，有的越级上访露宿街头，有的远离家乡隐姓埋名，招亲落户。县委面对这些情况作了多次研究，首先是教育基层干部尽最大努力，清退房屋财产，安排吃、住和生产场地。在国家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发放了10万4260元的补助费，解决一些特殊困难，使之安居落/乐业。由于集体和县财力有限，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得到合情合理地解决，本着既要稳定局势，又要解决问题的原则，我们组织力量，集中1、2个月时间，再次逐户地进行调查核实，填表造册，与遗属见面。而后按照地委15号和省委12号文件的规定精神，制定了经济补偿的范围和原则。?、被杀和被迫自杀者，每人发给抚恤费150元。?、原房在的，一律退还；变卖的帮助赎回，损坏了的补偿修缮费；房屋拆毁或倒塌了，遗属需要住房的，一般帮助兴建两间，每间补助600元，人口较多的，每户补助1800���，遗属不需住房的，拆毁倒塌的每间补偿100~500元。?、杀人时被迫外逃，84年回归安家的每人外省的补助300元，本省的200元。?、亲人被杀，遗下的孤老孤残人员，每人每月发给生活救济费12元。?、财物的损失处理是：原物在的退还原物，原物不在查无下落的，按当时估价补偿四分之一，?、特殊困难的，再适当增补。按照这个范围原则，县委负责同志带领县落实办的负责同志会同区、乡联合办公审定发给被杀和被迫自杀者抚恤费15万3750元；外逃回归人员安家费42300元；孤老孤残人员救济费27156元；（87年起由民政局发）；退还被占用的房屋453间，其中补给修缮费22881元；房屋被集体变卖，帮助赎回213间，赎房费64824元；被拆毁和倒塌的房屋，遗属需住房的，集体用公房抵退32间，帮助兴建191间，补助金额113600元，不需住房的补助66350元；财产损失补偿12万1215元；困难补助11万6348元，共计72万8424元（其中国家补助706744元）。
+
+　　通过上述善后工作的处理，遗属满意，群众反映很好。永安乡浪石桥村姜志生3个哥哥被杀，2个姐姐在北京内燃机总厂和无线电器二厂工作，本人外出廿年来，他与姐姐多次向中央领导机关申诉，要求惩办凶手，追认被杀者为烈士，赔偿被集体拆毁的全部房屋财产、安排吃国家粮，作固定工。通过县、区、乡多方面的思想政治工作，他提高了认识，转变了观念，加之对组织策划杀人者给予了开除党籍的处分，在经济上补偿2730元为之购买了一栋房屋，安排了责任田土。他于1986年与本村女青年结了婚，表示感谢党的关怀，再不给领导添麻烦。梅岗乡大欧家村欧正斌的父、母、弟、妹4人被杀，本人长期在外，房屋被侵占，生产生活用具全被抄光。1981年7月，他携妻带子到北京上访，其妻不幸病死于北京。我们按上级指示派人向中办信访局和最高人民检查院汇报情况，将欧正斌及其小孩接回。由于善后工作做得细致扎实，使他及其在广东、河南、长沙、四川等地工作的兄姐都比较满意，再也不上书上访了。
+
+　　三、坚持实事求是，做好组织处理。我县“文革”中杀人是基层自发的，涉及840人，其中党员376人。又是已过十八、九年的历史遗留问题，在有关人员的处理上，我们坚持了实事求是，慎重其事，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的原则，尽量扩大教育面，宿小打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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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查清杀人的来龙去脉，分清责任，查案人员到现场核实材料，做到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的原则，按照省委（1985）12号文件的规定，给予各种处分的121人，占有牵连人数的14.4％，其中逮捕判刑23人（1人在逃），开除党籍的77人，整党中不登记的9人，留党察看的20人，严重警告的6人，受到党纪处分的，占牵连党员人数的29.8％。由于处理恰当，群众满意，本人服气。水市乡水市村党支部书记刘祝清，为首组织策划杀害4人，遗属上访要求政府给予惩办。开始本人害怕，企图开脱责任，通过查案人先后艰苦细致调查，县委领导找其谈话，教育开道/导，他认识了所犯罪行，主动向遗属认错道歉，求得谅解。县委根据他的悔解表现，只给了开除党籍的处分。他感谢组织上的从宽处理，并表示现在不是党员了，还要按党员的要求，协助组织做好工作，将功补过。上龙盘乡桐梓坪村胡乾恩，“文革”时任大队治保主任，亲手杀死3人（其中叔母1人），是整理材料准备逮捕的，由于他主动向遗属认罪赔礼，退赔所占用的一切物资，态度诚恳，取得了遗属的谅解，只在整党中作了不予登记的处理。相反桐木漯乡农机站站长陈继培，“文革”时是公社“文革”副主任，是策划杀人的协从者，错误不太严重，但在处遗工作中，态度不好，恶语伤害遗属，给了留党察看，撤销职务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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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事实清楚，证据准凿，责任分明，秉公办案，对个别遗属提出从重处分的不实之处，就有了说服力，使之放弃了要求。当事人态度不好的也无法开脱罪责。受到各种处分的121人中，只有3人有过不服的申诉，占被处理总数的2.4％，通过教育，认识了错误，甘愿接受组织处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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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做过细的思想工作，愈合伤痕。“文化大革命”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特别是乱杀人，给其遗属带来了不幸，思想上有了伤痕。在愈合伤痕方面，我们做了如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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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紧密结合整党，对广大党员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进行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增强党性的教育；在政治思想上，要与党中��保持高度一致，全面正确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对遗属在政治上一视同仁，生产生活的困难如实帮助解决，使他们吃有粮，住有房，生产有场地，安居乐业，体现党和人民政府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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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以原大队为单位，把与杀人有牵连的人，组织起来办学习班，引导他们总结经验教训，鼓励他们讲清自己的问题，主动认罪认错，取得群众的谅解，争取从宽处理。梅岗乡大欧家村欧来翠“文革”中任大队民兵营长，是参与策划杀人的一般成员，由于为首组织策划杀人的原党支部书记和贫协主席已死，害怕遗属把主要矛盾对准自己，办案人员不实事求是，罪责难分，暗地里全家痛哭，欧则背起被子到乡政府要求送公安局坐牢，以此减少刑期。在学习班上，他如实交待了所犯错误事实，并能揭发检举别人，主动向遗属赔礼道歉，得到了从宽处理，即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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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引导受害者遗属向前看，顾大局，清除积怨。东城乡下陂村李统生、李孝生的哥哥被杀，其母又被迫自缢，为首组织杀人者和杀人凶手已于1970年9月逮捕判刑。后来李统生等人提出，要把杀人凶手逮捕重判，家里所受经济损失要当事人赔偿，收饰被杀者遗骨，为之垒坟立碑。这些确系不合理的要求。县纪委、落实办、信访办的主要负责同志，多次到他家走访谈心，耐心解释，说明情况，宣传政策，使他放弃了不合理要求，现成了农村勤劳致富的带头人。1986年元月，我县有2批13人上访北京，把他们接回后，耐心听取了意见和要求，由落实办和信访办派人同他们一起学习省委12号文件解开思想疙瘩。凡属有理申诉，本着从高从优的精神，帮助解决好。大阳洞村张明濂一家被杀5人，本人和儿子外逃，归来时无住房，我们用2900元，把他家在“四清”中因经济问题抵账到队，而队又以出卖给私人的4间屋赎退了。张于1951年任公办教师，1963年以其品德不好，有偷盗公款行为，宣传部批示要其解职回家，经教育部门复查，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研究收回作退休安置。他全家向党感谢，在被杀人员遗属中，得到了好的反映。
+
+　　在做好各项工作的基础上，我们以乡为单位召开了被杀者遗属、责任人、新、老干部的团结会。在会上各方代表发表了热情洋益亲密和睦，团结一致向前看，共同努力搞四化的意见。柏万城乡燕村陈忠燕的母亲及一个哥哥被杀。他与弟陈忠烈被迫流浪新疆等地多年，~1985年归来，因病年老每月发生活救济费12元，陈忠烈恢复教育工作，对其他问题的处理也比较满意。在乡政府就地组织的团结会上，与杀人有关的原大队支书陈先斌向遗属检讨了错误，并赔礼道歉，请求谅解。接着陈忠燕说：我家被错杀2人，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那时有的人做了错事，也是受蒙蔽的，现在又认识了错误，决心悔改，我们都不要记过去了，从今天起，全部丢掉，要以实际行动来搞好团结。会后陈忠燕设晏，请到会者吃了团结酒。
+
+　　由于“文革”中杀人的处遗工作，涉及面广，情况复杂，特别是思想问题容易复发，仍有善后工作，要继续抓紧。如梅岗邹家村邹金阶，其母被杀，五兄弟外逃新疆哈佛农场落户，均已成家立业，家有4间房屋。被集体拆毁，本人要求惩办杀人凶手，退赔原有房屋。该村被杀5人，为首组织杀人和杀人凶手已受到开除党籍处分，集体资金加上政府支持，原已二次补助580元，85年又确定补助房屋和财物损失费2700元，他拒不签字领取，石家洞乡上洞铺村石珍其父被杀，母代女改嫁，本人长期外出，被拆房屋已经赔偿，乡政府还为之购置了一套生产生活用具，划给了责任田土，供应了连续3年的统销粮，他坚决不回原籍生产劳动，经省、地有关单位研究又被破格招雇在零陵煤矿做合同工，现已成家，生下一小孩，本是从高特殊照顾，但仍不满足，还上访要求全家吃国家粮，由矿工改调其他单位工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基层干部认为处遗工作已经完毕，思想上有所放松，新出现的个别问题，也就不那么认真处理了。
+
+　　总之：“文革”中杀人问题的组织处理，善后工作的安置等任务，就全县来说是完成了。但工作并未结束，全县各级党委仍要继续关注。如对有关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还要继续坚持一段时间，使之逐渐消失；当时被迫外出以后回归的还要安置落实，今后遗属中发生的特殊困难，还要作社会问题帮助解决；对犯有这样或那样错误的人，要亲近他们，不要歧视、讽刺，教育他们正确对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多作贡献。从而使几年来的处遗工作成果得到巩固，促进社会安定和经济建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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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宁远县委员会1987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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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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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CCRD/0/8/23/000010.txt

@@ -0,0 +1,67 @@
+# 中共零陵地区祁阳县委关于“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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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我县在“文革期间发生的杀人”事件,后果是严重的。为了吸取 历史的教训，妥善处理好“文革”杀人的遗留问题，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县委和政府 根据中共湖南省委（1979）5 号文件精神，组织专门力量，做了大量的工作。1985 年省委再次下达了十二号文件，使县委和政府进一步明确了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指导思 想、政策原则、工作步骤和工作方法。书记亲自挂帅，抽调人员组成专门班子，确定专人 负责，对“文革”杀人问题进行了全面复查。逐件逐人进行调查核实，按政策原则追查了 部分当事人的责任，同时做好了被害者家属的安置工作。这样一来，明辨了是非，严肃了 法纪，消除了隔阂，安定了人心，稳定了局势，促进了经济建设，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现将调查处理情况报告如下：
+
+## 一、基本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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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 年机构改革后，我县共有 11 个区、一个区级镇（金涧区已交金涧林场代管不在 其内）。85 万人口。在“文革”期间，杀人风涉及到了观音滩、大忠桥、肖家村、黄泥塘、 潘家埠、下马渡、大村甸、黎家坪、文明铺 9 个区。34 个公社，60 个大队，85 个生产大队。被杀和被迫自杀 245 人，其中被杀的 114 人。从成份上看，有 4 类分子 32 人，地富子 女 36 人，贫下中农 31 人，其他 15 人；从职业上看，有国家干部 3 人，教员 2 人，工人 1 人，医生 2 人，农村社员 103 人，城镇居民 3 人。被迫自杀的 131 人中有四类分子 26 人， 地富子女 20 人，贫下中农 25 人，其他 60 人；从职业上看，有国家干部 19 人，教员 25 人，医务人员 7 人，工人 14 人，农村社员 64 人，城镇居民 2 人。被杀的 114 人中，斗打后捆绑丢入河流水库、塘坝淹死的 51 人，斗打后挖坑活埋的 22 人，用梭镖利器杀死的 9人，用鸟枪打死的 10 人，在斗争会上，活活被打死的 2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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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时间划分，1967 年 9 月至 12 月被杀的 83 人，被迫自杀的 18 人；1968 年被杀的 12 人，被迫自杀的 6 人；“文革”其他时期被杀的 19 人，被迫自杀的 10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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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杀人最为严重的观音滩、大忠桥两个区。观音滩区被杀 32 人（有 31 人集中在原周塘一个乡）。被迫自杀的 7 人；大忠桥被杀的 35 人，被迫自杀的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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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经过与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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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革”动乱中，党政机关受到冲击，法纪遭到了践踏，无政府主义泛滥，极左思潮发展到了顶点。尤其是 1967 年 8、9 月间，道县“杀人风”传入我县部分区、社，到处 谣传着：“阶级敌人组成‘暗杀团’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是最高人民法院”。这些谣传在干部、群众中造成了很大的思想动乱，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左的思想指导下,出现了部分公社、大队擅自将四类分子和一些出身不好的人批斗处死，其情况错综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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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 年 9 月初，原零陵县（现冷水滩市）香花坝公社开始杀人。我县靠近的滴水公社 群众亲眼看见那里的造反派，把一些所谓“暗杀团”分子捆绑拷打后，丢入湘江河中淹死。 人们信以为真，阶级敌人组织了“暗杀团”。67 年 9 月 18 日的晚上，滴水村几个社员从外面回来，在途中看见山上有人打电光，当即向公社报告：“我们亲眼看见‘暗杀团’到 我们这里来串联了。”当时的公社干部偏信了这种谣传，立即打电话到祁阳武装部，要正 在开会的公社武装部部长尹光宇回来。尹回公社后，与公社信用社主任朱本厚等人商量， 立即召开各造反派负责人和部分干部会议，确定次日分头通知全公社各大队四类分子和有 历史问题的人到公社集中训话。训话结束后，将确定有重大嫌疑的周开庆等四人留下关押 起来。9 月 20 日晚上，尹光宇再次召集各造反派负责人进行研究。次日召开全公社群众批 斗大会，以教训全公社的四类分子，必须老实守法，不许乱说乱动。9 月 21 号上午，全公 社群众集中在尹家屋后宽阔的空坪上，批斗了周开庆等人，在批斗中把群众激怒起来了，要求把周开庆杀掉。尹在此情况下点头同了意。造反派就将周开庆押至湘江河边枪决了，并将死尸抛入湘江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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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 年 9 月 22 日至 23 日观音滩周塘公社在任长勇（公社组织委员）、唐兴文（公社 秘书）的组织指挥下，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杀人事件。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9 月 19 日傍 晚，周塘公社皇福大队，柏秧秀把家住本公社吉庆大队的两个弟弟柏发家、柏发会请来 晚���，安排次日凌晨到大忠桥购买老木（棺材筒子）。住在柏秧秀隔壁的于知妹（柏秧秀 婆家弟媳）捏造事实，谎报情况，说柏秧秀和柏发家昨晚在房中秘密策划，组织“暗杀团”。 吉庆大队造反派对柏发家本有怀疑，听到反应后，立即组织造反派和民兵驻守在柏发家等 人背树回来的归途中（野鸡皂）。傍晚时分，柏发家等挑着老木筒子到来。当即将柏发家， 柏发会及柏秧秀的两个儿子刘松青、刘祥凤抓起来。将刘松青、刘翔凤连同柏秧秀本人交 给皇福大队造反派关押起来。将柏发家、柏发会兄弟押回吉庆大队审讯。任长勇带领信用 社干部于良棉去吉庆大队。亲自指挥对柏发家、柏发会的审讯逼供。柏发家兄弟在拷打受 刑不过的情况下，胡乱交出了一批“暗杀团”的假名单。任长勇等人又采取顺藤摸瓜，层 层逼供的办法，取得了一批所谓“暗杀团”成员的名单。9 月 22 日上午，任长勇回到公社， 公社正在召开大队治保主任会议，任长勇在会上将他在吉庆、周塘两个大队审讯柏发家、 于定芬、于本柏所招供的“黑风暗杀团”成员名单。在会上宣布，并说：“下面磨刀的多， 我们公社就是没有一个那样的猛子敢动手。”周塘大队治保主任于兆田提出：“杀人要经 中央批准。”任长勇说：“道县杀那么多人，经哪个批准，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就是贫下中 农。”会议气氛由治安工作会议转为了部署杀人会议。散会的当天下午，容驷大队就开斗 争公审大会，杀了于为治等五人。23 日清晨，又通知各大队派造反派代表到周塘大队开杀 人现场会，促使了全公社各大队都行动起来。这个公社 9 月 22 日杀了 5 人，9 月 23 日杀了 26 人，两天共杀了 31 人。同一时期“杀人风”刮到了大忠桥区。这个区除祝兴公社外， 其余六个公社均有杀人。1967 年 9 月 21 日晚上，上马公社上椿大队地主柏汉英的儿子柏天明，在外面吃酒回家经过队里的晒谷坪，随手捡了一颗石子向正在坪上守谷的两个社员扔去，他们便认为是“暗杀团”谋杀干部的动向。次日，支书柏付敦（已死）和治保主任柏承财将这情况向公社公安特派员肖绍宽、武装部长邓吉艾反映说：“上椿的阶级敌人已 经开始动手了，请赶快采取措施。”肖、邓立即带人到该大队搜查，在搜查中，发现地主柏警天家里用毛主席像盖坛子，展开一看，像的一只眼睛被撕烂了。当即把柏警天的儿子柏兴欧（当年 15 岁）抓到公社审问。柏兴欧在拷打逼供的情况下，乱交了本村有个“暗杀 团”组织。并交出了参加暗杀团的人员名单。肖、邓偏信假供，把柏兴欧所交供的人员抓 到公社集中关押起来。肖、邓亲自组织审讯拷打。在公社审讯中，被拷打死了两人。9 月25 日全公社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在批斗会上打死 3 人。并将未打死的两人，也一起活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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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 年 9 月 26 日，该区马江公社和平大队单身汉郭克井从零陵方向做工回来，有人向公 社报告，郭克井从零陵带了“暗杀团”来了。公社公安员张建志闻风而动。带领人员前去捉拿，郭见势头不对，急忙奔跑逃命，被造反派用梭镖杀死在水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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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风刮到肖家村以后，这个区的百里、火田、龙桥、黄市、肖家五个公社，也相继发生了杀人事件。1967 年 10 月 8 日，肖家村公社共和大队造反派将王荫甫父子批斗后， 打入红薯窖眼里活埋了。1967 年 9 月 28 日，黄市公社农科大队社员奉昌运从长沙回来。 被大塘大队造反派抓住，当晚严刑审讯，押送公社。9 月 30 日上午 8 时，聚集群众千余人， 大喊要公社把奉昌运、黄秋和（社员）交出来。公社把大门闩上。群众爬墙而入，打开大门，扭断关押奉昌运房间的门锁，由石吉奎、刘南生、黄仁贵等人将奉昌运押到背积岭用 梭镖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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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 年 9 月底，黄泥塘区的唐家岭、黄泥塘、石梓塘公社，也相继发生了杀人事件。 唐家岭公社新义大队社员唐署。出身旧军医，医术较高。平时常有群众请他治病。因此， 造反派认为他不老实。借看病之机会，到处搞反革命串连。1967  年 9 月 24 日，唐署正在 给生产队放牛。公社造反派负责人唐晓阳等。把唐署抓到公社关押起来（当时被关押的计30 余人）。9 月 29 日在下埠头（队）召开群众批斗大会。将唐署等“阶级敌人”抓到台上 批斗。最后宣布：“唐署是历史反革命。近来，借外出看病的机会。搞反革命串连。今天一定要严肃处理。”手持梭镖的民兵一涌而上，将唐署推到河边，用梭镖杀死。把死尸抛入湘江中。在抓唐署的同一天，黄泥��公社武装部长唐谋金、公社特派员段任栋召集各造 反派头目和一部分公社干部参加的会议，研究如何对待“暗杀团”问题。会上研究决定： 次日（9 月 25 日）召开群众大会，将认定为“暗杀团”成员的陈小西、易名波两人批斗处 死。次日十一点左右，批斗大会还未开始，区公安员刘景新等三人闻讯赶到，宣传政策， 禁止杀人。唐、段二人当面表态不杀了。但等区干部一走。唐谋金重新召集群众开会，宣 布“把陈、易二人处死。”并指挥民兵将被捆绑的陈、易两人拉到船上，行到河中，推入 河里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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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杀人风不仅在湘江以南的各区刮了起来，同时也波及到了江北的潘家埠、下 马渡、大村甸、力家坪、文明铺等几个区。这些区的个别大队也相继发生了杀人事件。潘 家埠区下七渡公社广济桥大队年轻社员杨荣笃，因与对河的石坝公社一个常在外捕猎的人 有过几次来往。被造反派认为是搞反革命串连活动。当时的公社公安员丁冬元与造反派头 目徐千玉等人。将杨抓到公社关押审讯。杨不承认。就说他不老实。便于 9 月 29 日召开全 公社群众大会，进行残酷批斗。批斗会中，一个造反派跑来向大会主席台递上一张纸条， 纸条是当时被关押在谷仓里的杨广生写的。杨广生是杨荣笃的弟弟（15 岁），因对造反派 的行为不满，纸条的大意是：“我哥犯了什么法，你们那样斗他、打他”。丁冬元等人当 即派人把杨广生抓到台上一起批斗。大会开到下午三点左右，杨荣笃兄弟两人被斗打得遍 体鳞伤。丁冬元等人决定将杨氏兄弟背靠背的捆绑在一起，推入湘江河里淹死。塘弦湾公 社龙七大队李祖旷，因历史有些污点，1965 年定为管制对象。因独身一人，晚上有外出找 熟悉人道白的习惯。加之与原队长李兴智有些意见，李兴智平时奈他不何，想借此机会对 他进行报复。李在造反派头目中宣扬。李祖旷晚上在外搞反革命串连。1967年10月11日下午村上召开各造反派头目和部分干部会议，秘密研究如何处死李祖旷的问题。并决定当 晚在大院空坪里召开群众大会批斗李祖旷。批斗会开到了 11 点钟左右。李兴智等人按原定 的计划。假意说把李祖旷押送到公社，但押送到区粮站时，却又不朝公社走。而朝着湘江河的方向走。李祖旷急了，大声叫喊救命啊！押送的造反派，将原来准备好的一块破抹布塞进李祖旷口里。周福生、李兴春等人把李祖旷强制推到区医院附近的高石山岩下的湘江 河里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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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 年 9 月下旬，正是杀人风在祁阳盛行时。我县接到了四十七军关于制止杀人的命 令。县武装部出面，组织人员分头下到各区、社、大队做制止杀人的工作，所以，9 月底 全县杀人风基本平息了下来。由于宣传有死角，加上极左思潮严重，故而杀人风的余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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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 年 8 月以前还没有完全平息，有少数社队还先后发生了杀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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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 年 10 月间，文明铺区文明铺公社同德堂大队，还出现了将教员陈运寿及其儿 陈楚保一同处死的严重事件。事件的经过是：1967 年 10 月 21 日，同德堂村 6 组社员在新 家岭摘油茶，社员陈运育之子陈朝明与陈运寿之子陈楚保为挑茶子吵架，本来陈朝明无理， 可是陈朝明家是贫农，陈楚保家是地主，在那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情况下，支书陈景敏便 责令陈楚保赔礼道歉。第二天下午，陈运寿从县里开会回来，对处理不服，要找支书陈景 敏申辩。未找着支书，便与本队政治队长陈运开谈论。被当时“湘江风雷”支队长陈世柳听着了，就告诉陈景敏说：“陈运寿说你昨晚上处理错了。说你的屁股是坐在刘少奇一边。” 陈景敏听后非常气愤，立即找来六、七、八三个队的队长、会计和大队文革主任陈运纲。 研究决定，召开群众大会，对陈运寿进行斗争。在斗争中陈运寿不服申辩，就说陈不老实， 有人就动手打。当场陈运寿、陈运大（陈运寿之弟）、陈楚保被打晕。陈世柳提出：“这 些地主狗崽子不老实。把他们送到公社去！”陈运寿等人苏醒过来后，由陈运尧、陈世柳、 陈景发、唐太平押解。在押送途中，将陈运寿用鸟铳打死，把陈楚保用镰刀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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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 年 2 月 8 日，刚过春节后，肖家村区汪家公社青年社员李朝喜，到百里公社马国 正家里玩耍，被公社干部和当地造反派认为李是来搞反革命串连的。将两人抓到公社，召 开全公社群众大会批斗。在批斗大会上，公社武装部长刘厚福宣布交群众处理。部分群众 和造反派将马、李两人推入红薯窖里活埋了。肖家村原龙桥公��（现合并到黄市乡）龙桥大队造反派李深胡，因与杨秀全有老仇，1968 年 6 月 15 日第一次批斗会上。李将杨的三岁的儿子杨金平，从杨的妹妹手中夺过抓住双脚往神凳上砸去。当时负重伤，造成脑震荡的终身残废。6 月 18 日第二次批斗会后。李借押送杨回村之机。押解至刘家茶山中用禾枪 和梭镖活活戳死。手段极为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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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 年 8 月 21 日，大忠桥区马江村曹子月被斗打成重伤后，自缢而死。68 年 8 月 21 日，其子曹冬发从武汉大学毕业回来探家。其母邓带则向儿子哭诉曹子月被斗打死亡的情 景。本队队长唐在华当即向公社干部张建志反映情况。说曹冬发回家来为死去的父亲翻 案……张建志等人当即决定，当晚召开批斗曹冬发的大会。会上将曹冬发斗打致伤。押回公社后。造反派郭用铭又用一根木棒朝曹的胸部猛打三棒。晚上把曹关押在公社门口一间放石灰的空屋里，因受伤过重，当晚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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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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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消除由于“左的影响造成”文革杀人的恶果，做好被害者遗属的安置工作，以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我县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处理工作。 特别是 1984 年 8 月以来，根据中央、省、地委的指示精神。县委把处遗工作列入了重要议 事日程，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在统一各级领导班子思想认识的基础上，逐级确定专人 负责，层层建立班子，还从纪委、组织部、政法、民政、财委、经委等单位抽调了 23 名干 部，组成了“文革”杀人问题处遗工作队，由一名县委副书记挂帅。县委办一名副主任专抓。组成秘书综合、刑事专案、党政纪处分、善后安置等四个组。深入基层协助区、乡搞 好调查研究，广泛开展彻底否认“文革”的教育，在弄清情况的基础上，按照省委（85）12号文件精神，对有关当事人作出了恰当的处理。对受害者家属耐心细致的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在经济上予以恰当的赔偿和补助。几年来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
+　　（一）对主要当事人作出了恰当的处理。“文革”杀人问题牵涉面广，情况复杂，时 间已久，特别是对当事人没有什么文字记载和材料依据，每核实一个案件，必须经过反复 多次调查。不厌其烦地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才能得到比较真实的情况。得出比较准确 的结论。经调查核实。全县共杀人 114 人。牵涉到有关当事人 293 人。其中国家干部 26人（内有党员 23 人），大队干部 145 人（内有党员 27 人），造反派群众 122 人。在这些当事人中。通过反复多次核对事实。按照省委（85）12 号文件精神，本着宜宽不宜严，宜 轻不宜重，宜少不宜多的指导思想，对少数罪恶大，错误严重，群众和遗属意见大。不 理不足以平民愤的当事人。分别追究了刑事责任和给予了党政纪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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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县共处理“文革”杀人当事人 43 人（内有国家干部 15 人，大队生产队干部 21 人， 群众 7 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的 11 人（判刑 10 年的一人，7 年的 4 人，6 年的一人，5 年的 2 人，4 年的一人，3 年的 2 人）；开除公职的一人；开除党籍的 9 人（内有国家干部 3 人，大队生产队干部 6 人）；留党察看 15 人（内有国家干部 4 人，大队干部 10 人， 一般党员一人）；给予其他党政纪处分的 7 人（内有国家干部 3 人，大队生产队干部 4 人）。 通过处理，基本上达到了受害者遗属、群众及当事人满意的目的。
+
+　　（二）做好了遗属的安置工作 我县在做受害者遗属安置工作方面，以被杀人员的遗属为重点。同时对“文革”被迫自杀人员也做了调查结论。适当做好了善后安置。在整个安置工作中，均把解决实际问题 与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进行的。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们着重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
+　　一是对被杀害人员在政治上予以彻底平反。对“文革”被杀害的 114 人。以县人民政府的名义，印发了平反通知书。发给死者遗属，发给死者在外工作的遗属和其所在的工作 单位。并分别以乡、村为单位。在大会上宣布了平反。对于在“文革”期间被迫自杀的 131 人，也由各乡、村发给了平反通知书和在适当的会议上宣布了平反，恢复了名誉。
+
+　　二是对“文革”中被杀害人员家中的房屋被侵占，没收拆毁的。按政策做了适当的赔 偿和安置。全县共被侵占、拆毁、没收的房屋计 23 户、44 间，面积 885 平方米。其中原 房被拆毁，现在遗属又无房屋居住的 2 户、7 间，面积 105 平方米，赔偿了屋价款 2300 元， 建房困难补助款 2000 元，解决木材指标 7 立方米；原房被拆毁一部分，遗属居住有困难的8 户、19 间，面积 285 平方米，赔偿损失 8185 元，解决木材指标 15 立方米；还有遗属“文革”中没有被挤占房屋，但住房却有很大困难的 5 户，除帮助解决生活补助外，还解决了木材指标 8 立方米，建房 11 间，总共帮助解决住房问题 15 户、37 间，面积 569 平方米， 赔偿和资助金额 12305 元。
+
+　　三是对“文革”中被杀害人员家中抄没财物。经过调查核实后，认真进行了处理。全 县共有 57 户被害人员家庭被抄没了财物。计有大型农具、家具 301 件，现金 832 元，金银105 克，粮食 5360 斤，生猪 11 头。未参加分配的劳动工分 35970 分，以及其他物资 72 件。 共计拆价款 11428.5 元。按照原物在退原物，原物不在的适当折价赔偿的原则，共计退回了原物 78 件，赔偿经济损失 8317.35 元。
+
+　　四是安置好由于杀人风影响被迫外流的遗属 7 户、28 人。通过县、区、乡、村各级做好工作，群众对被迫外流人员回归热情欢迎。为了妥善安置好回归人员的生活，县里解决 了木材指标 4 立方米，安置补助费 3200 元。
+
+　　五是对“文革”中被杀人员的遗属生活困难的。经过反复调查各级党委认真研究，本着从实际出发解决，共解决困难补助 105 户，金额 81390 元。
+
+　　六是对遗属中孤老、孤残和“文革”中被斗打致残人员，进行了全面调查。在澄清底子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研究、比较评定，共定双孤补助对象 72 人，每人每月可以定期领取 生活补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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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是沟通思想，愈合伤痕，消除积怨，团结一致向前看。 在处遗工作中，我们始终坚持了认真宣传党的政策，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为主。在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做好工作，解除对受害者家属歧视的思想。做到一视同仁，关心他们，主动 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上一些实际困难；同时也对遗属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他们 认识到，家庭的灾难是“文革”特定历史条件下左的路线造成的。粉碎了“林彪、四人帮” 两个反革命集团，就是给我们出了最大的气。现在又给被害者在政治上彻底平了反。对遗 属生活上妥善的照顾和安置，这只有我们共产党才能做得到。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 的英明伟大。党的政策暖人心，愿意尽弃前嫌，展望未来，团结一致搞好四化建设。在分别做好工作，沟通思想的基础上，各区、乡都分别召开了死者遗属、基层干部和群众代表座谈会。在会上各自倾吐了思想，表明了心愿，消除了过去的思想隔阂，融通了相互之间的关系。
+
+　　 中共祁阳县委员会1987.7.15
+
+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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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

CCRD/0/8/23/000011.txt

@@ -0,0 +1,25 @@
+# 北京市委核查办公室召开城区核查工作案例研讨会
+
+　　为在审查犯一般性错误人员的工作中掌握好政策界限，进一步做好这些人员的审查材料的存档工作，市委核查办公室最近在丰台区召开了城区核查工作案例研讨会。8个城区负责核查工作的同志和部分区委主管核查工作的书记共29人参加了会议。市委核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贾九朝同志主持会议并讲了话。
+
+　　会上，大家研讨了19个案例。这些案例大多是各区把握不准的。经过讨论，17个案例有了结果，其中10个定为一般性错误，7个属一般性问题。对另外两个“文革”初期未满18周岁的红卫兵犯错误的案例，与会者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充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经过研讨，大家感到，对一般性错误与一般性问题的界限比过去清楚了，政策水平有了提高。
+
+　　会上，各区还简要地汇报了贯彻市第六次核查工作会议的情况。
+
+　　研讨会结束前，贾九朝同志根据大家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谈了几点意见：
+
+　　1、在“文革”中，确属在一时一事上犯了点错误，如参加过造反活动，但不是指挥者；参加过批斗会，跟着呼喊过口号，做过一般性的批判发言，写过大字报，但没有捏造事实搞诬陷；在当时极“左”气氛的影响下，有打人一拳或踢人一脚的行为，但后来认识了错误，并向受害人赔礼道歉，取得了谅解等等，犯有上述错误的人员，在“文革”中各个阶段的表现尚好，对他们的问题可不按一般性错误处理。
+
+　　2、审查材料要注意规范化。不要写“对×××同志的审查结论”，而要写“对×××同志的审查意见”。在写《“文化大革命”中问题的考察材料》、《对×××同志“文革”问题的调查报告》等材料时，受审查对象如是党员，审查单位落款应写“××（单位名称）党委”；受审查对象如是非党干部，落款可只写单位名称；注意在落款中不要出现“核查‘三种人’小组”或“核查‘三种人’办公室”等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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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填写审查材料中“错误事实”一栏，应注意写实。要写清犯错误人的身份，当时犯错误的时间、地点、情节等。比如情节问题，×××在批斗×同志时，首先动手打了一巴掌，随后几个人跟着打，把挨批斗人打得鼻青脸肿，口角流血。如果在审查材料中只写×××打×同志一巴掌，而省略了上述细节，就不能说明此人在打人时所起的很坏的带头作用。
+
+　　4、审查材料与“文革”中犯一般性错误的人员见面时，要耐心细致地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
+
+　　5、对“文革”初期未满18周岁的犯错误的红卫兵要区别对待。有些人由于政治上无知，受“左”的思想影响或受人指使犯了错误（包括“破四旧”中集中打人致死一类的严重问题），但后来承认了错误，思想上确有认识，现实表现也好。对这类人员，审查材料可不存入本人档案。而一些品质不好的人，不仅在“文革”初期打人，而且在后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注：指18岁前）仍继续犯有打人等错误，并有民愤。对这类人员的处理可不定性，审查材料应如实记载其犯错误的事实，与本人见面后存入本档案。如果在年满18周岁后，又犯有一般性错误的，则需要作出定性审查意见。（注：这个问题会后经请示中指办核查组，他们同意上述处理意见。）
+
+　　贾九朝同志最后说，从研讨会分析的19个案例看，这些人的绝大多数是基层党政领导干部，因此，请有关单位党组织对使用干部不合理的问题检查一下，凡是不适宜担任现领导职务的，要进行调整。
+
+　　 （市委核查办公室供稿）
+
+　　来源：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组工动态》第5期，1987年7月29日。

CCRD/0/8/23/000012.txt

@@ -0,0 +1,63 @@
+# 中共零陵地区冷水滩市委关于处理“文革”中杀人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
+
+　　遵照省委（85）12号文件精神，我们对“文革”中杀人遗留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认真的处理，并做好了有关善后工作，基本消除了“文革”带来的恶果，愈合了伤痕，增强了团结，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四化”建设。现将这一工作的情况总结如下：
+
+## 一、“文革”杀人事件的基本情况和起因后果。
+
+　　冷水滩市原为零陵县的一部分，于1984年划为新的县级行政区。现属冷水滩市管辖的有27个乡，317个村，3369个村民小组，81156户，355298人。
+
+　　我市在“文革”期间发生的杀人事件，自1967年8月15日开始，至1968年7月21日止，历时将近1年，涉及到11个公社，28个大队，43个生产队发生了杀人事件，被杀和批斗致死的共计135人。其中被杀52户62人，男55人，女7人；“四类分子”31人，子女29人，绅士7人，乞丐1人。批斗致死的73户73人，其中国家干部11人，教员14人，医务人员5人，工人17人，农民26人，被害者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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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市在“文革”中发生的杀人事件，是在林彪、“四人帮”大肆煽动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受道县杀人事件的影响，由所谓造反派头头和原公社的个别领导以及少数基层干部的组织、策划、部署下而酿成的，其主要起因经过是：
+
+　　一是因民事纠纷引起而被杀的有16人。最早出现杀人事件的原郝皮桥公社，就是因该公社专冲大队南家生产队地主分子盛荣磊之妻唐兰英与生产队会计雷付生（贫农）之妻桂金春于1967年8月12日为一盒火柴发生争吵，当雷付生要盛荣磊一起去公社讲理时，去公社途中，盛将雷打死。为此，公社组织召开了各大队“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组长、“文革”主任、民兵营长、造反派头头会议，决定将不老实的21种人抓出来，并提出该斗的斗，该杀的杀。这样，在该公社武装部长雷庆芳、造反派头头雷能柱、“文革”主任罗杰的主持和策划下，导致了该公社的4名四类分子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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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受外地的影响。原马路街、孟公山、岐山头公社被杀的20人都是如此。这些公社看到河中漂浮的死尸和听说其他公社杀了四类分子以后才引起杀人的。特别是岐山头公社沙平里大队地主分子何兴朝的被杀，当时公社、大队既未开会布置，也未通知杀人，而是由于两个守夜的民兵与一青年闲谈时，说隔壁的接里桥公社杀了地主，我们这里这么多地主，看那个不老实，也抓一、二个出来杀一杀。他们在查看中，当走到何兴朝屋边时，看到何兴朝家里亮着的灯突然灭了，他们就认为何兴朝不老实，将何叫出家门即用梭镖杀死。
+
+　　三是偏听谣传和口供。黄阳司、香花坝、水口桥、水浪坝公社被杀的31人均属此类原因。当时这些公社到处传说四类分子组织了“暗杀团”和“反共救国军”，他们的口号是：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一扫光，地富反坏做骨干。还传说河中的浮尸是“暗杀团”杀了贫下中农后抛尸河中的，因此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十分惊慌，日夜站岗放哨，晚上不敢在家过夜。这些公社的一些基层干部、造反派和一些群众听了这些传说后，多次召开会议，甚至私设公堂，将一些四类分子作为“暗杀团”和“反共救国军”的成员进行拷打和杀害。这是造成“文革”杀人的又一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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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中的杀人事件给我市造成的严重后果有：5户被杀绝，27人被迫外逃，7户遗孀改嫁，造成无人抚养的孤老、孤残32人，致伤的80人，房屋被挤占的28户54间，财产被查抄的95户，被抄黄金、白银、玉器、现金和其它等物资价值约3168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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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处理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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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于“文革”杀人的处遗工作，主要做了以下4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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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在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工作中，碰到的主要思想障碍是少数干部、群众受左的影响较深，对“文革”中杀人问题的严重后果认识不深，对解决遗留问题决心不大，组织处理的措施不力，存在着“推、等、拖”的思想。为了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我们层层召开了各种会议，认真传达贯彻省委（85）12号文件和道县会议精神，广泛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和法制教育，使广大干部、群众清除了“左”的影响，进一步认识到“文革”中杀人事件是践踏了国家法纪、扰乱了社会秩序、破坏了安定团结和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现在处理好这一遗留问题，就是以实际行��纠正过去“左”的错误，维护法律的严肃性，调动受害者遗属和有关人员的积极性，是促进安定团结，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的重要决策。认识提高后，同志们在思想上增强了执行政策的自觉性和做好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去掉了案件难查清，思想难作通，对象难满足，任务难完成 ”的四难情绪。
+
+　　二是在政治上彻底给予平反昭雪。我们在认真学习文件，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对被害者在政治上彻底平反昭雪。我们采取以村为单位召开了团结会。团结会由村支部书记主持，召集新老干部、被害者遗属和有牵连的人和群众代表参加，首先学习省委（85）12号文件，进行否定“文革”的教育和法制教育，讲清是在“文革”内乱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肄/肆意践踏国家法制，煽动无政府主义，破坏党的政策所造成的恶果，现根据党的政策予以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对原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一律推倒，亲属不受任何株连，并发放了市人民政府的平反通知书，与杀人事件有牵连的同志主动放鞭炮向遗属赔礼道歉，表示认真吸取教训，将功补过；遗属们感谢党的政策英明伟大，并表示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向前看，积极工作，勤劳致富，为社会主义“四化”做贡献。这样消除了矛盾，增强了团结，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黄阳司乡陶家洲村被害者陶仁朴的妹妹陶花妹，原来多次声称“血债要用血来还”。通过否定“文革”教育，她说：“我哥哥的被杀，不怪当事人，这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造成的，仇和恨应算在林彪‘四人帮’身上”。并表示要抛弃积怨，以实际行动感谢党的关怀，犯错误的同志也主动反省自己的过去。参与水口桥乡杀人的唐■■，不仅自己知错认错，还教育子女不干违法乱纪的事。
+
+　　三是彻底清退财物，做好善后安置。我们本着湘发（35）12号文件精神：原物在的退原物，知道原物下落的寻踪追查，退还原主的原则，认真调查核实被抄财物的底子，并尽快退还，对生活确有困难的遗属，适当予以补助。全市共解决遗属房屋19户39间，其中新建房屋4户8间，退还原房屋3户5间，赎回房屋7户18间，维修房屋5户8间，退给遗属大件物资253件，现金∥892.30元，没有参加分配的17180个劳动日，按所在生产队当年分配的日值兑了现，并对32名孤老、孤残人员，经乡政府审定，由市民政局每人每月发给救济费12元；对每个被杀者发给其遗属抚恤费150元。全市共开支处遗经费92439元，其中抚恤费11850元，回归人员安置费5700元，财产损失赔偿费∥∥10958元，房屋赔偿费20725元，困难补助费20086元，孤老孤残救济费5580元。郝皮桥乡唐杨恒被杀后，女儿已经出嫁，其妻屈兰妹，作为孤老抚养，除给予困难补助100元外，每月还发给生活费12元，每年由村民小组给稻谷1000斤，她说：“共产党真正好，我这个孤老人员也能吃得饱，穿的暖，生活过得美满”。牛角坝乡艾开光被杀后，遗属艾种德住房困难，我们帮助他新建房屋二间，发给他困难补助费560元。黄阳司乡钱光甫被杀后，其妻唐金凤虽然已嫁至祁阳，但她要回黄阳司，我们对她进行了妥善地安置，不但把她做为孤老抚养，还发给她困难补助400元，并帮助她新建了住房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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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认真执行政策，搞好组织处理。对“文革”杀人中犯有严重错误和罪行的人员，本着“既要解决问题，又不要搞乱”的指导思想和“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的原则以及“宽严适度”的精神，我们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认真对待这一工作，市委书记朱泽民反复强调，一定要把组织处理工作抓紧抓好，并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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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委组织了专门力量对杀人有牵连的人员，尤其对与杀人有牵连的党员逐个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反复地核实，取得了一事多证的旁证，经查证，参与组织、指挥、策划和直接杀人的凶手95人，其中党员32人，按照湘发（85）12号文件精神，需要给予组织处理的21人，已全部进行了处理。其中给予判刑的5人，占有牵连人员的5.7％，开除党籍的9人，留党察看的3人，在整党中不予登记的1人，撤销党内职务的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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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组织处理中，我们严格地把握了政策关，做到了宽严适度。即策划组织指挥者从严，奉命执行者从宽；个人品质恶劣者从严，属于受极左思想影响者从宽；国家工作人员从严，基层干部和群众从宽，水浪坝乡被杀12人，均属用棍棒活活打死。道县处遗工作���议前，乡党委不准备给任何人以党、政纪处分，遗属意见很大。道县会议后，乡党委决定对有牵连的8名党员，人人都给党纪处分，我们认为那样做扩大了处分面，没有体现宽严适度的精神。后通过反复宣传党的政策，决定对策划、组织指挥杀人的原支部书记廖光冲、杀人后入党的廖在标给予了开除党籍的处分，其他党员给予帮助教育，从中吸取教训，不给党政纪处分。这样充分体现了三宽三严的精神，从而教育了党员和群众。
+
+## 三、处遗工作的几点收获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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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加强领导，健全班子，是做好处遗工作的关键。处理“文革”中杀人的遗留问题，政策性强，工作量大，问题复杂。要想达到预期的目的，领导必须加强，班子必须健全。首先成立了处理“文革”中杀人遗留问题领导小组、一名市委副书记专管，一名市委常委专抓。有关区乡建立了相应的领导班子，各级把处遗工作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为了加强处遗工作的力量，市委从法院、公安、组织部、纪检、落实政策办和有关区、乡抽调国家干部33人，村干部62人，分成8个组，深入到有关区、乡进行工作。为了摸索经验，处遗小组先在水浪坝乡进行了试点，从1984年8月中旬到11月底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调查，查清了“文革”杀人的来龙去脉；12月初在马路街进行了彻底否定“文革”和法制、党纪以及党的政策教育的试点，然后对每个区、乡、村，每一起杀人事件进行了全面的、深入细致的调查，取得了旁证。1985年9月，市委还召开了有关区、乡副书记、纪检委员参加的处遗工作座谈会，采取“缺什么补什么，全面铺开，分工负责，责任到人”的方法，对处遗工作进行了补火，除了对受害者在政治上给予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外，还对其遗属进行了认真、妥善的安置，对在“文革”杀人中犯有严重错误和罪行的人员进行了应有的处理。
+
+　　2、坚持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搞好处遗工作的重要保证。在处遗工作的实践中，我们深深体会到，要想做好处遗工作，必须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真做好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只有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好了，才能提高思想认识，消除积怨，愈合伤痕，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实现长治久安。因此，我们自始至终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上，马路街乡党委注意认真分析各类人员的思想动态，根据不同的对象，有针对性地做思想政治工作。对犯有杀人罪行和严重错误的人员，给他们讲清“文革”杀人的错误性质和带来的严重后果，严肃批判那种“杀几个四类分子算不了什么”的错误思想和模糊认识，引导他们总结经验教训，讲清自己的问题，主动认罪认错，争取取得被害遗属的谅解，争做遵纪守法的人；对受害者的遗属，既表示同情，又给他们讲清“文革”杀人事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引导他们把账记在林彪、“四人帮”身上。同时，对他们提出的合理要求，认真加以解决。即使一时难以解决的，也要做好解释，说明情况，使他们体谅国家的困难。该乡小里村陈美仔在“文革”，一家4口被杀，她曾多次声称要找凶手报仇，还向政府要求将儿子招工，本人要作为孤老抚养。乡党委、村支部多次找她谈心做思想工作，耐心说服教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使她放弃了提出的过高要求。她说：“在‘文革’中，我家公孙三代被害，主要是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是极左路线影响下造成的，现在党的政策好，给受害者在政治上平了反，对遗属在生活上给了妥善安置，我从内心里感激党的关怀。我儿子不符合招工条件，我不给政府为难；我有儿子，不符合孤老条件，不能要国家养”。
+
+　　在“文革”中因“反共救国军”被批斗致死致残、伤86人之多的花桥乡，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反复找受害者的遗属和被批斗的人员谈心，并将他们召集到乡政府开座谈会，对他们的问题，在政治上进行了平反，生活上给予了妥善安置，在此基础上，请他们也体谅国家的困难，为国分忧，不要在经济上纠缠不休。对个别要求上访的人员，乡党委认真做好思想工作，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遗属稳定在当地。通过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使这个乡的处遗工作既花钱少，又解决了问题，真正做到了领导、群众和遗属三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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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存在的问题及巩固成果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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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市在处遗工作中，虽然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工作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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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安置工作有尾巴。被杀遗属外逃的有27人，现已安置好的只有5人，占应安置数的18.5％，还有22人在外未归，随时都要做好安置工作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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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受党纪处分的对象，少数人思想不通，认为处分过重，不断上诉，有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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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极少数遗属思想还不够稳定，个别的还提出要惩办杀人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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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巩固处遗工作已取得的成果，我们把处遗工作继续作为党委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做到领导不松，善后工作有专人管。经常了解和掌握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我们还对前段的处遗工作，进行了一次回头看，看该解决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对外逃人员，凡愿意回来的，欢迎他们回家定居，并帮助他们解决好住房和责任田、土、山、林以及生产、生活困难等方面的问题。）
+
+　　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省地委的要求，继续做好遗属和受处理对象的思想政治工作，善始善终地把“文革”杀人的遗留问题处理好。
+
+　　 中共冷水滩市委员会1987年2月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CCRD/0/8/23/000013.txt

@@ -0,0 +1,37 @@
+# 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对乌兰巴干的起诉书
+
+　　被告人乌兰巴干，曾用名吴凤翔，宝音代来，男，现年58岁，蒙古族，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原籍哲盟科左中旗巴彥塔拉公社，文化程度大学，捕前系内蒙文联干部，住内蒙文化厅宿舍。因在1968年参与制造“新内人党”假案，由内蒙古公安厅于1978年9月29日依法逮捕。现在押内蒙古公安厅看守所。无前科。
+
+　　被告人乌兰巴干因参与制造“新内人党”假案一案，内蒙古公安厅于1987年2月12日侦查终结移送我院审理，经我院审查，现已查明被告人乌兰巴干犯有以下罪行：
+
+　　被告乌兰巴干等人在1967年10月份成立了跨行业的群众专案组织——内蒙古革命造反派揪叛国集团联络站，简称“揪叛站”。乌兰巴干任站长，额尔敦敖拉（另案处理）、拉西分别任副站长。该站成立后，明确制定工作纲领，其重点是揭露“内人党”的现行叛国罪行，并向当时的内蒙核心领导小组报送了大量这方面的材料。其中有记载的就达1100多份，这些采取断章取义，篡改和歪曲内蒙历史、现实而编制的诬陷材料，在内蒙古挖“新内人党”的冤案中起了极坏的作用。
+
+## 一、编造假材料
+
+　　1968年由“揪叛站”报送内蒙核心领导小组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现行叛国罪行的报告》中，对“新内人党”的成立编造为：“根据蒙古内人党应地下化的旨意，2月份宣布内人党解散（指1946年2月），3月份成立了‘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哈丰阿、特古斯、戈更夫参加起草‘新内人党’的党纲和党章工作”。又说：“新内人党实际上成了蒙古的特务组织，积极地为‘内外蒙合并’地罪恶目的效劳。1946年3月‘新内人党’密秘改组，设立了东蒙党部，哈丰阿任秘书长，博彥满都、特木尔巴根为副秘书长，选出13名执行委员，包音扎布、特古斯、木伦、纪锦涛、义达嘎等人担任执委”。还编造说：“乌兰夫极力推行所谓‘从旧到新’的路线，首先将新内人党改编成共产党，从哈丰阿开始，几乎将新内人党的党魁及骨干分子全部拉进党内，将内人党青年同盟改编成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内人团，将日伪兴安骑兵、铁血部队（内人党的武装部队内蒙人民自卫军的前身）改编成人民解放军。乌兰夫用‘从旧到新’的政策，将日特、蒙奸、法西斯党徒、刽子手、反动军官、新内人党的党魁和骨干全部包庇下来，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合法身份后，更是变本加利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从此出现了许多内人党的变种——几十个反动组织”。并在这份材料中对内蒙的朋斯克、特木尔巴根、乌力吉、敖喜尔、包音扎布、木伦、贡嘎、义达嘎等20多名厅局级以上的干部诬陷说：“这些内人党党徒掌权之后为蒙修的文化侵略继续大开绿灯，大搞叛国投修活动”。1967年11月10日由“揪叛站”报送的《内蒙人民革命党是个什么货色？》中更露骨地提出：“新内蒙人民革命党的成立就是为了反对、拒绝、仇视、抵制、不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在文章中还煽动说：“在乌兰夫之流保护伞的包庇下，内蒙人民革命党不仅名散实存，而且越来越发展扩充其党徒，据我们掌握的材料证明该党到1963年就已发展到2000多名党徒”。1968年6月11日“揪叛站”又上报《关于现行活动的“内人党”综合报告》捏造说：“根据蒙修指示，由蒙修派遣蒙古籍特务，协同内蒙的蒙修特务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重新纠集了一批蒙修特务，如阿思根、义达嘎、木伦、特古斯、包音扎布、纪锦涛、戈更夫等在46年3月1日密秘组织了‘新内人党”，由此可见，新内人党就是由蒙修中央和蒙修内防部直接操纵和指挥的特务集团，蒙修就是新内人党的总根子”。
+
+　　乌兰巴干在《乌兰夫黑邦包庇一个大叛国集团的罪行简要报告》中造谣说：“乌兰夫黑邦集团将哈丰阿叛国集团人民革命党、蒙修特务几乎全部拉进党内，包庇重用，安插在党、政、军、文化界、青年团主要领导岗位。20年来，我们披上了共产党员的外衣，进行合法活动”。还诬陷说：“1956年7月哈丰阿、特古斯在乌兰夫指意下，派额尔敦陶克陶为首的一批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出国，去蒙修以“内外蒙语言文字统一”为幌子，大谈特谈“内外蒙合并”的问题，公开进行叛国活动”。并在这份报告中，对索得那木、巴图、德力格尔、巴图巴根、王海山、王海峰等31名老干部进行诬陷说：这些人“就是一个蒙修设在内蒙的大特务组织”。
+
+## 二、制造假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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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乌兰巴干等人还主持编造了《苏蒙修情报系统及叛国集团分布图》、《锡盟苏蒙修特务叛国集团分布图》、《内外蒙合并图》、《蒙修情报系统在北京活动简图》，并在这些图上捏造出反动据点，暴动地点，电台等所在地若干处，就《苏蒙修情报系统及叛国集团分布图》一图上就编造标出苏蒙修情报据点在我区有72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民主统一党、内外蒙合并委员会等反动组织活动地区17处，叛国集团据点29个，民主统一党计划武装暴动地区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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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到处作报告进行诬陷
+
+　　被告乌兰巴干在“揪叛站”期间，还到呼铁局、内蒙古财贸学校、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工学院、内蒙古日报社、内蒙古农科院、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呼市警备区等十几个单位作关于“内人党”的报告，说：“内人党这个组织一直没有停止活动，文化革命前还在集宁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内蒙古医学院中医系作报告时当场诬陷该系主任、党支部书记包孟武同志是内人党、民族分裂集团成员，致使包孟武遭到了迫害。1968年5月，乌兰巴干在文化局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在提到“新内人党”组织在内蒙直属机关分布情况时，直接诬陷福祥是内人党执行委员，还造谣说福祥又发展了乌力吉巴雅尔、岳斯图等人，煽动电台对福祥应采取措施。会后，福祥受到迫害。
+
+　　综上所述，被告乌兰巴干在内蒙古革命造反派揪叛国集团联络站期间，主持编造上报假材料，歪曲历史真象，诬陷内蒙干部群众的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8条之规定，构成了诬陷罪。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不受侵犯，为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00条之规定，特向你院提起公诉，请依法惩处。
+
+　　（此致）
+
+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
+　　 代理检察员：	侯曦光王洪峰1987年8月31日
+
+　　附：1、主卷10册；
+
+　　2、副卷13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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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CCRD/0/8/23/000014.txt

@@ -0,0 +1,31 @@
+#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乌兰巴干的刑事判决书
+
+　　公诉人：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员侯曦光、王洪峰
+
+　　被告人：乌兰巴干，曾用名吴风翔、宝音达赖，男，现年五十八岁，蒙古族，本人成份学生，文化程度大学，内蒙古哲盟科左中旗人。住内蒙古文化厅宿舍五号楼十四单元八号。原任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副主席，内蒙古文联副主任。一九七八年五月一日因参与制造“新内人党”假案由原内蒙公安局拘留，同年九月二十九日依法逮捕。现在押。
+
+　　辩护人：苏日鲁克(系被告人乌兰巴干的儿子)、刘雅华(系被告人乌兰巴干的女婿)，为被告人乌兰巴干辩护。
+
+　　被告人乌兰巴干因诬陷一案，由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于一九八七年十月八日公诉来院，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员侯曦光、王洪峰出庭支持公诉，于一九八七年十月三十一目至十一月一日在乌兰恰特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经审理查明：
+
+　　（被告人乌兰巴干于一九六七年十月成立跨行业的群众专案组织《揪叛国集团联络站》简称“揪叛站”，乌兰巴干任站长。该站成立后，明确制定工作重点是揭露“内人党”的现行叛国罪行。）
+
+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三日，“揪叛站”向内蒙古革委会核心小组报送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现行叛国罪行的报告》中，捏造“新内人党”是根据蒙古“内人党应地下化”的旨意，一九四六年二月宣布解散内人党，三月又成立了“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哈丰阿、特古斯、戈更夫参加起草“新内人党”党纲和党章。并编造“新内人党”实际上成了蒙古的特务组织，积极地为“内外蒙合并”效劳。“新内人党”于一九四六年三月秘密改组，设立了东蒙党部，哈丰阿任秘书长，博彦满都、特术尔巴根为副秘书长，选出十三名执行委员，包音扎布、特古斯、木伦、纪锦涛、义达嘎等人担任执委。在报告中并诬陷乌兰夫极力推行所谓“从旧到新”的路线，首先将“新内人党”改编成共产党，从哈丰阿开始，几乎将“新内人党”的党魁及骨干分子全部拉进党内，将“内人党青年同盟”改编成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内人团，将日伪兴安骑兵、铁血部队(内人党的武装部队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的前身)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乌兰夫用“从旧到新”的政策，将“日特”、“蒙奸”、“法西斯党徒”、“刽子手”、“反动军官”、“新内人党”的党魁和骨干全部包庇下来，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合法身份后，更是变本加厉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从此出现，许多“内人党”的变种——几十个反动组织。并诬陷朋斯克、特木尔巴根、乌力吉敖喜尔、包音扎布等二十多名厅局级干部，为蒙修的文化侵略大开绿灯，大搞叛国投修活动等。
+
+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日，“揪叛站”报送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个什么货色?》中捏造说：“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成立就是为了反对、拒绝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在报告中还编造说：在乌兰夫之流保护伞的包庇下，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不仅名散实存，而且越来越发展扩充其党徒，到一九六三年就已发展到两千多名党徒。
+
+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一日，“揪叛站”在上报《关于现行活动的“内人党”综合报告》中捏造说：根据蒙修指示，由蒙修派遣蒙古籍特务，协同内蒙的“蒙修特务：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重新纠集了一批“蒙修特务”，如阿思根、义达嘎、木伦、特古斯、包音扎布、纪锦涛、戈更夫等在四六年三月一日秘密组织了“新内人党”，由此可见，“新内入党”就是由蒙修中央和蒙修内防部直接操纵和指挥的特务集团，蒙修就是“新内人党”的总根子。
+
+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日，被告人乌兰巴干起草了《乌兰夫黑帮包庇一个大叛国集团的罪行简要报告》，并在报告中捏造说：乌兰夫“黑帮”集团将哈丰阿“叛国集团人民革命党”、“蒙修特务”几乎全部拉进党内，包庇重用，安插在党、政、军、文化界、青年团主要领导岗位。二十年来，他们披上了共产党员的外衣，进行合法活动。一九五六年七月，哈丰阿、特古斯在乌兰夫的旨意下，派额尔敦陶克陶为首的一批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出国，去蒙修以“内外蒙语言文字统一”为幌子，大谈特谈“内外蒙合并”的问题，公开进行叛国活动。在这份报告中，还诬陷巴图、王海山、巴图巴根等三十一名领导干部是蒙修设在内蒙古的大“特务”组织。
+
+　　被告人乌兰巴于主持编造_，《苏蒙修情报系统及叛国集团分布图》、《锡盟苏蒙修特务叛国集团分布图》、《内外蒙合并图》、《蒙修情报系统在北京活动简图》，并在这些图上捏造出反动据点、暴动地点、电台等，就《苏蒙修情报系统及叛国集团分布图》一图上就编造标出苏蒙修情报据点在我区有七十二个，“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外蒙合并委员会”等反动组织活动地区十七处，“叛国集团” 据点二十九个，“民族统一党”计划武装暴动地区三处。
+
+　　一九六七年十月至一九六八年六月，被告人乌兰巴干在“揪叛站”担任站长期问，还到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工学院、内蒙占医学院中医系、内蒙古文化局、呼市警备区等 P 几个单位作有关“内入党”活动的报告，在报告中捏造说：“内入党这个组织一直没有停止活功，文化大革命前还在集宁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等。在内蒙古医学院中医系作报告时，当场诬陷该系主任、党支部书记包孟武是内人党、民族分裂集团成员，致使包盂武遭到迫害，一九六八年五月，被告人乌兰巴干在内蒙古文化局主持召开的会议上，在提到“新内人党”组织在内蒙古直属机关分布情况时，诬陷福样是“内人党”执行委员，还说福祥又发展了乌力吉巴雅尔、岳斯图等人，煽动电台对福祥应采取措施，致使福祥受到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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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被告人鸟兰巴于在“揪叛站”担任站长期闻，领导和主持编造上报大量的假材料，篡改和歪曲内蒙古历史，诬告陷害内蒙古的干部和群众，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条的规定，构成了诬告陷害罪。为了维护社会秩寄，确保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
+　　（以诬告陷害罪判处被告人乌兰巴干有期徒刑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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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期：从判决之日起计算，即：自一九七八年五月一日起至一九九三年四月三十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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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	庭审判长戚宏毅审判员乌力吉代理审判员	夏 伟 林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九日书记员 宫静

CCRD/0/8/23/00001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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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道县县委关于处理“文革”杀人问题的情况的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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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委、并报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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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四年六月以来，我们在省地委的领导下，在地委工作的帮助下，全县抽调四百多名干部，对我县“文革”中发生的杀人问题进行了认真地调查，并按照中央关于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基本方针和省委一九八五年十二号文件提出的指导思想、政策和原则，进行了认真的处理，基本上达到了“愈治伤痕，加强团结，和衷共济，一心一意搞四化”的目 的。现将主要情况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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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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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极力推行极左思潮、践踏法制、煽动派性的情况下，一九六七年我县发生了严重的杀人事件。当时全县十个区、一个镇和三十六个公社，都出现了杀人 问题。519 个农村大队，有 468 个队杀了人，占当时农村大队总数的 90%。从八月十三日开 始，至十月十七日的六十六天中，全县共死亡 4509 人，其中被杀 4070 人，被迫自杀 439 人。死亡人数占当时全县人口总数的 1.18%，被杀了的户数为 2778 户，占当时全县总户数 的 2.8%，其中全家惨遭杀绝的 207 户。八月二十二日至三十日，是杀人的高峰期，九天内 杀 3231 人，占全县被杀总数的72%。杀人最多的区是公坝区，共杀 1196人，占全县死亡人数的 26.5%，（其中）杀人最多的公社是公坝公社，共杀 524 人，占该区杀人总数的 43.8%， 在死亡总人数中：男性 3526 人，女性 983 人，分别占总数的 78.2%和 21.8%；十三岁以下 的 386 人，六十岁以上的 324人，分别占总数的 8.6%和 7.2%；当时为四类分子的 1977 人， 地富子女 2145 人，贫下中农和其他成分 387人，分别占总数的 43.8%、47.8%、8.6%。国 家干部、教员、医务人员和职工 202 人，占总数的 4.5%。还有中共党员九名、共青团员十八名也惨遭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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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后遗属深受其害，其中有 1509 户遗属的7431间房屋被侵占、拆毁、变卖或损坏； 有 2423 户遗属的 39172 件较大件的生产生活用具被查抄；有 987 名遗属被迫外逃（其中被 迫随母下堂的 282 人）；有 367 人成为孤老孤残人员。在杀人期间，还有 1202 户，家里虽 没被杀人，但房屋、财产遭到了查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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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严重的杀人事件中，全县牵连的责任人达 7281人。其中脱产人员 402人，非脱产的基层干部 4665 人，一般群众 2214 人，分别占牵连人员总数的 5.6%、64%和 30.4%。在牵连的总人数中，其中党员 3159 人，占牵连总数的 43.4%，占当时全县党员总数的 10515 人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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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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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处理“文革”杀人问题，大体经历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四年，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十二名挟嫌报复和强奸、轮奸后杀人的罪犯判处了有期徒刑。 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还有许多应处理的没有处理，为首组织、策划、指挥杀人者， 基本上没有触及。第二阶段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按照一九七九年省委处理 道县“文革”杀人问题的五号文件精神，做了大量工作。政治上为被害人员平了反，经济 上为遗属解决了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但对一些犯有严重错误和罪行的责任人，仍然未给予应得的惩处。第三阶段是：从一九八四年六月开始，遵照省、地委指示精神，参照广西 的经验，按照省委一九八五年四月制订的“关于道县‘文化大革命’中杀人问题处理意见 的批复”（即十二号文件）的规定，进行了全面妥善处理。在这三年的时间里，我们主要 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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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泛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和法纪教育，清除“左”的影响，统一思想认识。 道县“文革”中出现的杀人问题，主要是极“左”路线酿成的悲剧。因此在处理中，我们首先抓了彻底否定“文革”教育和法纪教育，清除“左”的影响，从思想上拨乱反正。 开始，不少干部群众对处遗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存在种种糊涂认识。有的说：“文革” 中杀了几个四类分子，有什么了不起；有的认为：“文革”杀人过去了十八年，现在处理 这个问题，是翻历史旧账，不利于安定团结；还有的人埋怨县委屁股坐歪了，为地富说话， 替地富办事。受害者遗属中，少数人复仇思想严重，要求杀人偿命，甚至私自找责任人算账。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采取自上而下，层层动员办学习班的办法，组织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了中央关于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基本方针和省委一九八五年十二号文件精神，紧密联系我县“文革”杀人的实际，广泛深入地进行了彻底否定“��革”的教育和法纪教育，通过学习文件，讲道理，摆事实，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认识。一是认识到杀人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二是认识到处理“文革”杀人问题，是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 代负责，有利于全县的安定团结，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有利于进行改革和经济建设。 三是认识到处理“文革”杀人问题，必须遵循“既要解决问题，又不要搞乱”的指导思想， 既要考虑到杀人问题的主观因素，又要考虑到“文革”特定的历史条件。我县已饱受“左” 的影响之害，再不能用“左”的一套对待处遗工作。通过教育，许多责任人主动认错认罪，赔礼道歉。大多数遗属拥护党的处遗工作政策。他们说：“事情过去了十八年，党和政府 还给落实政策，我们应该识大体，顾大局，向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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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统一后，全县各级党委把处遗工作当做一件大事来抓。县、区、乡党委层层负责， 一把手亲自抓，并确定一名领导专管。县委成立了处遗领导小组，下设党政纪、政法、安 置、综合接待四个组。共抽调思想好、工作能力强，与“文革”杀人问题无牵连的四百一十二名国家干部，其中副科局长以上干部一百二十六人，组成工作组分派到基层配合区、 乡党委和有关单位具体抓处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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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查清杀人的来龙去脉，为妥善处理这一重大历史遗留问题，提供定量定性分析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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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查清“文革”杀人的来龙去脉，是认定性质、制定政策、妥善安置和做好责任人处理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基础工作。开始，我们从查有关杀人问题的信访案件入手，结果走了弯路。因为道县“文革”杀人问题错综复杂、上下左右牵连在一起，实际上是不可分开 的一个大案，从查单个人的案件入手，就无法查清。于是，我们在广泛进行彻底否定“文 革”教育的基础上，集中精力在全县普遍进行了查杀人的来龙去脉工作。采取从下到上的办法，从一个人的被杀，到一个大队、一个公社、一个区，以至全县的杀人情况进行全面清查。在具体工作中，坚持做到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来源查到头，去脉查到底。我们不 仅在县内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还先后派出专干到北京、兰州、广州、长沙、湘潭、衡阳、零陵等地查阅档案资料和找当时的知情人做调查。四百多专干配合各级党委认真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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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八个多月的艰苦努力，终于搞清了县、区、乡、村杀人的来龙去脉。这不仅为确定我 县“文革”杀人的性质提供了事实依据，同时也搞清了被杀人员、被抄房屋财产、牵连人 员等底子，掌握了需要给予刑事党政纪处理的立案对象。为省、地委制订我县处遗工作的政策，提供了定量、定性分析的依据，为我县后段的处遗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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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清理清退财产，做好善后安置工作。 “文革”杀人后，许多遗属在政治上受歧视，生产、生活上极为困难。因此，政治上为被害致死者彻底平反，经济上妥善安置遗属的生产和生活，这是稳定局势、愈合伤痕的 一项重要工作。为此，我们首先集中了二百多名干部，在柑子园和祥林铺乡进行了安置工作试点。根据省委十二号文件精神和这两个乡的实际情况，制订了具体安置办法和安置标 准。然后以区为单位，逐乡进行了贯彻落实。安置工作的大体做法是：首先核定被杀人员 的底子，查清被抄财产的去向，掌握遗属特别是孤老孤残人员的生活状况。接着召开党员、 干部会、遗属座谈会和群众大会，宣讲省委十二号文件精神，宣布“文革”被害致死人员 一律给予平反，并以县政府的名义给遗属发放平反通知书。然后逐户清理财产，并按统一 的安置标准，逐户进行妥善安置。安置的具体办法和标准是：被抄的房屋财产，原物在的 退还原物；对于房屋被拆毁或被迫外逃后倒塌的，现遗属无房住的，每户补助一千二百元 建房费；杀人前借住别人的房子，杀人后外逃返回无住房的，补助六百元建房费；杀人后 被迫外逃，房屋损失严重的，每间酌情补助一至三百元修房费；被抄财产丢失损毁或查无 下落的，根据一九八四年中办二十四号文件精神，按财物当时价的四分之一给予补偿，对于未参加分配的劳动工分和被查抄的实物，按当时实际价格给予补偿；对于外逃回归人员， 每户给予二至三百元安家费；对于少数目前生活确有困难的，每户给予一至二百元生活补助费；对于孤老孤残人员，农村人口每人每月发给生活费十二元；抚恤金按死者每人一百 五十元的标准发给遗属。按照以上标准，全县共发放安置经费 350 多万元。帮助遗属解决 房屋 7431 间，其中退回原房 487.5 间，新建房屋 1058.5 间，赎回原房 1034 间，拆毁折价补偿原房 2752 间，修理房屋 2080 间，公房抵让 19 间。退回大件的财物 3062 件，折价补偿财物 36109 件。补助目前生活确有困难的遗属 1027 户，同时，对 367 名孤老孤残人员和705 名外逃人员及 282 名随母下堂遗属，按照统一标准发给了生活补助费和安家费。通过 这些工作，全县遗属普遍感谢党和政府。久佳、营江、梅花、会潭等乡有些遗属，主动凑 钱放电影庆贺，工作组离村时放鞭炮欢送，表达自己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
+
+　　（四）按照宽严适度的原则，对责任人进行了刑事和党政纪处理。 对在杀人中犯有罪行和严重错误的人，进行严肃而恰当的处理，是平息民愤、稳定局势、严肃法纪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严格按照省委十二号文件的规定，本着“策划组织指 挥者从严，奉命执行者从宽；个人品质恶劣者从严，受‘左’的思想影响从宽；国家工作人员从严，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从宽”的原则，和实事求是、宽严适度、处理恰当的要求， 在核实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平衡比较之后，对责任人作了认真的处理。全县除一九六八年 至一九七四年判处的挟嫌报复杀人和强奸轮奸杀人的十二名外，这次又逮捕了42名（捕前 系国家干部的 24 名）。其中为首在公社以上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情节特别恶劣、后果极 其严重的 23人；挟私报复杀人的 11 人；杀人后强奸、轮奸的 3人；积极主动充当杀人凶 手、手段野蛮残忍、后果极其严重的 1 人；上级明确提出制止杀人后，仍然为首组织成批 杀人的 1 人；奉命为首组织策划杀人、后果极其严重、不惩办不足以平民愤的 3 人。现在 这 42 名罪犯都已判刑。其中判刑三年的 2 人；五至七年的 17 人；八至十年的 15人；十一年至十五年的 7 人；无期徒刑 1 人。除追究刑事责任者外，还有 948 人受到党政纪和其他 组织处理，占杀人牵连人员总数的 13%。其中出党总数为 631 人（开除党籍 449 人，整党 中免登 181 人，取销预备党员 1 人），占处理总数的 66.6%。对于与杀人有牵连的 402 名 脱产人员中，给予处分的 209 人，占 52%，其中出党的 111人（开除党籍 108 人，免登 2 人，取销预备党员的 1 人），占受处分的脱产人员总数的 53.1%，对于杀人中犯有错误， 后被接受入党的 114 人中，出党的 107 人（开除党籍 96 人，免登 10 人，取销预备党员 1人)占 93.9%，其余情节轻、表现好的也给予了留党察看处分。全县还有应追究刑事责任的4 人（脱产干部 2 人），应给党纪处理的 107 人（脱产人员 11 人），因处遗前病故，未给处理。 在进行刑事、党政纪处理中，由于加强了思想工作，同时证据充分，宽严适度，基本上做到了绝大多数遗属满意，广大干部群众赞成，受处理的人绝大多数也能认罪认错。 坚持疏导方针，深入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不断促进伤痕的愈合。 处理“文革”杀人问题，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各类人员思想反映强烈，且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思想反映。坚持疏导的方针，深入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自始自终把思想教育 作为中心环节来抓，是搞好处遗、稳定局势的重要保证。在处遗工作的全过程中，我们都 十分重视各类人员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去年七月以来，当处遗各项具体工作基本落实后， 全县处遗工作转入以思想教育为主，促使伤痕愈合的阶段。我们根据各类人员的不同思想， 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继续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 进一步清理“左”的影响，使大家认识到，处理好“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对于化消极因 素为积极因素，实现长治久安，同心同德搞四化，有重要意义：对在杀人中有牵连人员， 进行党纪、法制教育，使他们认罪认错，吸取教训，主动向遗属赔礼道歉，做遵纪守法的人；对受害者遗属，给他们讲“文革”杀人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引导他们向前看， 顾大局，抛弃积怨，一心一意搞四化。在对各类人员进行思想教育中，我们把着重点放在 了遗属身上。前一段，个别遗属借落实政策之机，煽动串连少数遗属集体到京上访，干扰 各级党委的工作和首都的社会治安。县委多次召开区乡书记会议认真研究，及时采取教育措施。一是县、区、乡领导亲自与遗属对话。与他们共同学习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教育他 们认识安定团结的重要性；讲解处遗工作政策界限，教育他们放弃过高要求；揭露煽动��� 体上访的错误言论，教育他们不要受骗上当。二是进一步搞好“回头看”，彻底解决处遗 工作中的遗留问题。区乡党委和处遗工作组，对全县的遗属普遍进行了走访，耐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对于他们提出问题，凡是符合政策规定的及时给予解决，做到不留尾巴，对于 不符合政策的过高要求，也耐心进行解释。三是实行“三包”岗位责任制，使思想教育工作经常化、制度化。对于全县遗属，特别是要求过高越级串连上访的遗属，指定村组干部包掌握思想动向、包思想教育、包引导开辟门路劳动致富。区乡干部包村，并重点做好串 连上访对象的思想教育。把“三包”岗位责任制的落实情况，列入干部岗位责任制。采取 上述措施后，感情逐步得到疏通，伤痕逐步得到愈合，一些原来串连上访的认识了错误， 表示再不做有损于安定团结的事，一些被煽动上京上过访的，表示今后不再受骗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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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主要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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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三年的处遗工作，全县出现了政通人和、经济发展的好局面。主要体现是： 一是消除了积怨，促进了团结。我县这次处理“文革”杀人问题，是在全国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下进行的，整个工作严格按照省委十二号文件精神进行。加之各级党委重视， 工作做得比较扎实，各方面都比较满意，基本上达到了省委提出的“愈合伤痕，加强团结， 和衷共济，一心一意搞四化”的根本目的。如营江乡车边村遗属田志苟，六七年父亲被杀， 这次为他的父亲平了反，查抄的财产得到了补偿，杀人的主要责任人也作了处理。他十分 感谢党的关怀，特意请来放映队放了一场电影，还打了酒把过去有积怨的人请到家里吃团 结饭。他说：“杀人的事就算了结了，低头不见抬头见，我们都是受害者，今后要互相体谅，加强团结。”兴桥乡神背村遗属杨友往，其父划为富农被杀，原来复仇的思想严重， 落实政策以后他说：“‘文革’中我父亲被杀，全县人民也遭了难，现在县委根据上级指 示，该平反的平了反，该补偿的补偿了，该处理的处理了，今后不能计较个人的恩怨了， 要团结起来向前看，把神背村建设好。”处遗中他先后三次写入党申请书，去年被村民选 为村长，最近村乡党组织准备发展他为党员。很多在外地工作的遗属，主动地为我县的经 济建设献计献策。唐家乡下龙洞村遗属何祥萃，六七年两个弟弟被杀，现任兰州石油化工 总厂技术研究室主任。处遗中，我们派一名副县级干部，把平反通知书送到兰州，他深受感动，表示不记旧仇，要为家乡建设做贡献。不久，由他提供技术帮助我县建成了一个年产一百万元的羽绒厂。
+
+　　二是伸张了正义，加强了法制观念。处理“文革”中杀人的每一个具体案件，都涉及到党纪国法，对这些案件进行严肃处理，不仅伸张了正义，严肃了法纪，同时对党内党外 也是生动深刻的党纪法制教育。油湘乡宣委何文智，六七年任该公社武装部长时，奉命督促杀人，造成严重后果。处遗开始时，他对党的政策不理解，咬破指头写下血书，跑到外 地躲了两个月，血书中称：“我的热血只能洒在祖国大地，不能洒在这些仇人面前。”经过工作，他摆脱了“左”的思想的束缚，主动承认了错误，交待了问题。根据他所犯错误 事实，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后，他说：“自古以来杀人都是要偿命的，现在党给我从宽处理， 今后要遵纪守法，努力工作。”车头乡社湾村“文革”中三次杀人，都由李昌佑奉命充当 号手，过去他认为杀四类分子不犯“王法”，还经常显耀自己那时的威风。通过对主要责 任人的处理，他也检查说：“过去吹号是哒哒嘀，杀了你，现在要倒过来吹了嘀嘀哒，杀人犯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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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锻炼了干部，促进了干部作风的转变。处遗工作任务艰巨，情况复杂，政策性强， 时间又过去了十八年，的确是一场“硬仗”。全县各级领导和处遗专干，发扬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艰苦深入，调查研究，普遍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带动了全县干部作风的 转变。以往干部下乡，很少住在村民家，这次处遗与群众同吃同住，工作深入细致。驻祥 林铺乡久佳山村的工作组，为遗属段屿找回一块被查抄后转卖三次的手表，顺藤摸瓜，连 续查找了四天，走访了十二个单位，最后终于在县农业局赎回归还原主。不少处遗专干， 牺牲个人利益，带病坚持工作，克服了许多困难。县生资公司干部蒋永德，抽调在公坝区 搞处遗工作期间，肠部经常疼痛，干饭吃不下就泡开水送，一直带病��持工作，没叫一声苦。待该区安置工作基本结束，他才到县医院检查，发现身患晚期肠癌，不久不幸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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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调动了积极因素，保证了经济工作的顺利进行。处遗工作开展前，我们担心会搞 乱了局势，影响经济工作的顺利进行。由于我们在处遗工作中，始终坚持了“既要解决问 题，又不要搞乱”的指导思想，全县局势基本稳定，消极因素变成了积极因素，有力地保 证了经济工作的顺利发展。全县工农业生产逐年增产增收。一九八五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0975 万元，比一九八四年增长 4.8%。一九八六年达到 23762 万元，比一九八五年又增长13.3%；粮食产量一九八五年达到 47210 万斤，比一九八四年增长了 3.9%，一九八六年达 到 48220 万斤，比一九八五年又增长了 1.7%；财政收入一九八五年完成 1302万元，比一 九八四年增长 28.1%，一九八六年完成 1411 万元。比一九八五年又增长了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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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处遗工作已基本完成，但“愈合伤痕”的工作仍将是长期的。我们决心保持清醒 的头脑，继续把处遗工作列入自己的重要议事日程。保持相应的力量专抓，巩固和发展处 遗工作成果。各级党委将把工作重点放在抓好遗属和因“文革”杀人问题受处理人员的思 想教育上，进一步促使伤痕的愈合，使这一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慢慢地消失下去。在进行长期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的同时，还要主动帮助遗属，广开生产门路，劳动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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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报告当否，请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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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道县委员会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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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一九六七年，“文革”中杀人情况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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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八月至十月，道县发生了严重的杀人事件，从八月十三日至十月十七日的 六十六天中，全县共杀死和被迫自杀 450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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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严重杀人事件，是在“文化革命”处于高潮，党政、政法机关处于瘫痪，法纪遭 到践踏和派性斗争严重的情况下发生的。“一月夺权”以后，以县武装部为主的“抓革命 促生产领导小组”主持全县工作，但未能控制全县局势。“道县红色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 部”和“道县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以下简称“红联”、“革联”）两大派群众组织 之间的斗争激烈。八月八日晚，“革联”抢夺了县武装部的枪支弹药，用武力控制了县城。 八月九日，“红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总部由县委大院迁到城郊营江公社，并派人到县城周围的四个公社掌握民兵武器和到各区社宣传：“革联抢枪是反革命政变。”八月十一日，“红联”又召开部分区武装部长会议，决定在营江集结部分民兵，准备武斗。八月 十三日，两派发生冲突，“革联”开枪打死两名“红联”的人，“红联”抬尸游行，高呼 “血债要用血来还”，以激起贫下中农对“革联”的仇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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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之前，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召开了两次“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第一次是 八月三日至五日，主要研究生产和分析阶级斗争形势。会议由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 第一副组长，县武装部政委刘世斌主持。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副组长，原县委副书记 熊炳恩作会议总结，当讲到阶级斗争时，把会上反映的，没有经过核实的阶级斗争情况作 了引证，并强调要狠抓阶级斗争，对罪大恶极的四类分子要整理材料上报，狠狠打击。第二次是八月十一日，召开区社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长参加的电话会，又是刘世斌主持和 熊炳恩主讲。“熊”首先布置了生产，然后讲阶级斗争，除重复了前一次的会议讲的一些话外，还说：“现在武装部的枪被抢了，上面没人管，各区、社广大干部要组织民兵，保 卫人民的财产安全，保卫‘双抢’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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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两次会议，区、社都普遍进行了贯彻。但有的在贯彻时进一步扩大敌情和渲染阶 级斗争紧张气氛。八月六日至七日，寿雁区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长、公安助理陈智希（已病故） 在贯彻会议精神时，要大家联系实际摆阶级斗争新方向。区长李来文（已给党内警 告处分）在会上说：“据反映下坝大队发现反动标语，小孩说是朱勉（国民党员，因参加 反革命组织判刑，划为反革命分子）写的。”八月十日晚，陈智希对寿雁公社文革主任徐 善民（因文革杀人问题已开除党籍）说：“武装部的枪被抢，公、检、法，不管事了，敌人活动很猖狂，你们要采取措施，先动手把敌人管制起来，对于个别坏的要发动群众斗争 处理几个。”八月十三日上午，寿雁公社召开各大队党支书、文革主任、大队长、民兵营长，治保���任和贫协主席会议。会前，徐善明把公社武装干事何建锡喊进房内说：“下坝的朱勉到闹子上来开了个几个秘密会，又几次拿刀杀大队干部，借这个乱的机会把他干掉 算了。”这时正好下坝大队党支书朱家训会前到徐的房里放斗笠，何建锡便问朱：“胖子，你们那个朱勉搞了没有？”朱回答说：“没有。”何又说：“没有搞就赶快搞。”朱答：“回去研究。”讲完后何建锡和朱家训参加了公示召开的会议。徐善明在会上说：“现在 道县很乱，革联抢了武装部的枪，专门收集一些四类分子和坏人，准备搞武装暴动，把枪 口对准我们贫下中农。象坝下的朱勉，下莲塘唐松，他们到处活动，搞反革命组织，对这样的人要集中起来管制好，不要让他们跑进二中（革联总部驻地）去。要组织民兵站岗放 哨，等他们反过来杀我们就迟了。”接着陈智希说：“你们回去把四类份子管制好。逃跑 的就干掉。这个任务大家回去做不做得到？”大家齐声说：“做得到。”散会后，下坝大队干部研究回去开两个会：由大队长陈芝贤、治保主任程辅等人召开四类分子训话会；由 朱家训和贫协主席程贵昌召开党员、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会，征求大家的意见。在当晚的 四类份子训话会上，朱勉不承认会上列举的错误事实，并说：“你们如搞死我这个国民党 员，要你们三十个共产党员和贫下中农抵命。”大队副治保主任周吉德将朱勉的话立即告 诉了参加另一个会的人。听了这句话，大家都很气愤，涌进四类分子训话会场，将朱勉捆 绑起来，三十多名干部、民兵拳打脚踢将其打死。然后丢进石灰窑用土石垒埋。这是我县 “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人。次日上午，当寿雁公社妇女干部朱青花将这一情况报告区 长李来文时，李说：“贫下中农起来了，打死了就打死了。”陈智希得知朱勉被打死后， 在区公所门口对其他干部说：“昨天下坝大队的朱勉被贫下中农干掉了，这个土改杀脱了 的人，不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还杀不了他。这次杀得好。”八月十二日上午，四马桥区杨 家公社秘书、公社红联司令蒋文经（因文革杀人问题已判刑八年），主持召开全公社脱产 干部会，制定“战备方案”。其要点是：一，对付下乡革联；二，组织民兵站岗放哨；三， 发动贫下中农管好四类份子；四、对四类分子暴动，各队联合起来，采取断然措施。次日 晚，蒋文经与公社公安特派员樊书宋等四人，到红都庙召开郑家、合作、前进和周塘营四 个大队主要干部和造反派头头参加的片会，贯彻公社“战备方案”。郑家大队治保主任郑 逢格说：“我们大队蛮复杂，地主富农已组织起来，开了两三夜的秘密会了。一些人经常 到钟佩英家里去联络，钟佩英参加了‘湘江风雷’准备要领枪回来。”又说：“昨日郑日友的崽在仓库里要谷子，我说短命鬼，再在那里要谷子，我就要扭脱你的脑壳。这时反革命分子欧运芝说，你要他的脑壳，过两天就要你的脑壳了。”周塘营大队支书程先清接着 说：“吃亏了，时间晚了，我们走在敌人后面了。”公安特派员樊书宋说：“现在我们将 群众组织起来还不晚，地主富农跳皮的管制生产，万一管不了，就把他们关起来。”郑逢 格又说：“四类分子这样猖狂，我们这些干部不知哪天死到他们手里，脑壳不晓得哪一天 脱啊。”前进大队治保主任彭家志叹了口气说：“敌人这么乱，毛主席怎么还不开口呢？” 这时蒋文经说：“毛主席早开口了，你们不理解。”接着蒋文经念了“人民靠我们去组织， 阶级敌人靠我们组织起来人民去把他们打倒”和“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土必争。 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这两条语录，并具体传达了 公社“战备方案”。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玖（因文革杀人问题。已开除党籍）问：“象 钟佩英这样的人怎么搞？”蒋文经回答：“钟佩英哪时起来暴动，就哪时搞掉她。四、五 天起来暴动，就四、五天搞掉她。”散会途中，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玖与党支部副书记 郑际发（因文革杀人问题，已开除党籍）策划了杀害钟佩英的具体措施。八月十五日晚， 郑会玖等召开四类份子训话会，指责“钟”外出不请假。钟佩英说她是四类分子子女，不 需要请假。郑会玖借口钟不老实，以押送公社反省为由，带领民兵在路上将其杀害。事后 郑会玖等人又以钟的儿子会报仇为由，当晚又将钟佩英的两个儿子杀害。这是“文革”中 全县第二次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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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雁公社下��大队打死朱勉，特别是杨家公社郑家大队钟佩英母子三人被杀后，全县到处谣传四类分子要造反，要杀贫下中农。什么“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 什么“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一扫光”等广为流传。上上下下人心惶惶， 不少人信以为真，十分恐惧。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地方冒出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的口号，又出现了杀人的情况。八月十八日，红联出于打派仗的需要，在营江成立了“前 线”作战指挥部。清塘区武装部长郑有志（已判刑十年）任指挥长，梅花武装部长钟昌友（已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任政委，县农村部干事、红连头头贺霞（因文革杀人问题，已给党纪处理）、张明耻（因为文革杀人问题，已开除党籍）分别任副政委和后勤部长。“前线”指挥部少数头头，极力把革联和地富分子捆在一起，宣扬什么“革联组织不纯，革联 背枪的，地富子女和下台干部占百分之五六十”，“农村杀了几个四类分子，革联就说杀 了他们的阶级兄弟。大家看革联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我们认为贫下中农杀了几个阶级敌 人好得很，是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些言论，对搞乱人们 的思想起到了很坏的作用。由于极“左”思潮的毒害，派性斗争的干扰，少数地方出现了 杀人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制止，反而从八月十七日起，杀人问题转入发展阶段。清塘、清溪 和梅花等区，先后效仿杨家和寿雁公社的做法，召开会议动员部署杀人。十七日上午，清 塘区召开千人大会。会议由区法庭干部、区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副组长周仁表（文革杀人问题，判刑十年）主持，郑有志主讲。郑在会上说：“六区（清塘区）出现了新的反革 命，提出先杀党员，后杀干部，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全杀光。”“我们要提高警惕，敌人磨刀，我们也要磨刀，敌人擦枪，我们也要擦枪，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先动手为强，后动手遭殃。”周仁表解释说：“真正罪大恶极的由贫下中农讨论干掉他。干掉时，事先 不要请示，事后也不要报告。我们也不管的了，最高人民法院是贫下中农了……”会后当天该区就开始杀人了。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公坝区召开公社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长、武 装部长、红联负责人会议。区长、区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副组长郑际田（因文革杀人问题已判刑五年）主持会议，区红联副司令王盛光（因文革杀人问题已判刑十年）和区红联政委叶成虎（已调新田县工作，道县县委建议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在会上讲了话。郑际田说：“现在阶级斗争复杂，形势紧张，杨家公社郑家大队的四类分子要杀贫下中农，被 贫下中农组织起来干掉了几个。”王盛光接着说：“现在地富很嚣张，妄想搞阶级报复， 梅花有的四类分子捣乱被干掉了。郑家大队也杀了四类分子。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 我们这里有罪大恶极的也要杀一两个，越快越好。”会后，该区层层传达这次会议精神， 部署杀人。同一天，清溪区秘书、区文革主任左昌云（因为文革上的问题判刑八年）用电 话给本区所辖的柑子园、油湘和白芒铺公社传播外地杀人情况之后说：“民愤大的杀他两个，刹刹歪风。”八月二十三日上午，梅花区召开区社脱产干部会，会议由区公安助理、区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副组长何田（因为文革杀人问题判刑七年）主持，区长、区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副组长吴荣高（因文革杀人问题，已开除党籍和撤销职务）讲了话。何、 吴两人在会上宣传外区杀四类分子情况，表扬本区社弯大队杀了四类分子之后，生产搞上去了，干部也敢挑担子了之后，何田说：“对个别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贫下中农决定怎 么办就怎么办。”富塘、上关、东门、万家庄、唐家、牛路口、乐福堂、桥头，沙田、杨 柳塘，洪塘营、大坪岭等公社，在其他地方的影响下，也自行策划部署杀人。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富塘公社社主任丁天志（因文革杀人问题判刑六年）召开全公社大队干部会议。 他说：“当前形势很乱，阶级斗争激烈，县里革联抢了武装部的枪，打死了贫下中农。我 这次回家，一路上看见到处都在杀人，可是我们富塘公社现在还没有行动。这次会议回去， 你们自己研究，摸清底子，对那些调皮捣蛋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牛鬼蛇神，贫下 中农研究做主，该处理的就处理。贫下中农是最高人民法院。”八月二十二日至八月三十 日，由于多数区社部署杀人，全县杀人形成���潮。仅这九天时间就杀了三千二百三十一人， 占全县杀人总数的 72%。在此之前，全县只杀一百一十六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 2.6%。在 杀人高潮中，桥头、上关、油湘和祥林铺等公社，召开过杀人“现场会”。祥林铺、清塘 和上关等公社，杀人后以贫下中农的名义张贴布告。八月二十四日清溪区柑子园公社挂出 了“柑子园公社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的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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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杀人期间，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和县武装部虽然受到冲击，仍有不少干部、群众希望他们采取措施制止杀人，但在新的支左部队六九五零部队到来之前，一直没有挺身 而出制止杀人。八月十八日，红联头头贺霞把杨家公社郑家大队杀人的情况，向县武装部部长，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组长崔宝树作了汇报。崔叹气说：“唉！枪杆子害死人呀！ 道县的问题就出在枪杆子上。杀几个四类分子是小事，等军分区领导和四十七军代表来了， 把枪收了，武斗制止了，一切都好办了。”八月二十四日，四马桥公社秘书刘其鹿在电话 里向县人民武部副部长赵德才汇报农村杀人情况后，请示怎么办时，赵说：“我们的枪被抢了，日子很不好过。要怎么办，你们自己独立思考。”八月二十九日，县人武部副政委邱庆龙到上关区了解情况。区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副组长彭禹铭汇报了东门公社的四类分子被捆着去沉河，还喊反动口号（不实），五州小学教员刘福才买炸药炸贫下中农（不 实）被贫下中农丢下河等情况。邱说：“看来你们这里也是敌人乱，乱了敌人。贫下中农 起来自卫是好事。你们工作要大胆点，要坚守岗位，抓革命，促生产。”八月二十一日， 零陵军分区副司令员赵尔昌与六九五二部队连长梁本义等人，到营江红联前线指挥部，听 取红联头头贺霞、郑有志等人关于“敌情”和杀人情况的汇报时，也没有明确提出制止杀 人问题。在听汇报过程中，赵尔昌有三次讲话涉及到杀人问题。第一次是当红联头头贺霞 汇报到“现在贫下中农组织起来杀了一些阶级敌人”时，赵尔昌问贺霞：“杀了多少？” 贺答：“杀了一百多。”赵说：“你们统计一个准确数字给我们。”第二次是，当周仁表汇报到该区破获两个反革命组织（逼供信逼出的）和清塘公社廖家大队杀了六个四类分子时，郑有志问赵尔昌：“现在农村阶级敌人组织反革命组织，要杀贫下中农，贫下中农也 组织起来杀阶级敌人，这怎么办？”赵只回答说：“贫下中农组织起来，把四类分子管制 好。”第三次是汇报结束时赵尔昌讲：“你们汇报的情况和提的意见很好，使我们了解了 道县的一些情况。我们回去向四十七军汇报，使道县问题尽快得到解决。杀四类分子不是 一个好事，根据道县的情况看，要严加对四类分子的管制。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尽快组织力量进行侦破，落实好材料给予打击。”赵尔昌从道县返回分区后，将道县的情况用《社 情电报》报告了四十七军，电报的全文是：“各方反应和部分查证，道县近来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在 县武装部和公安机关瘫痪的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惟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动采取了行动。各地从七月底以来，特别是从二十二日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他们用鸟枪、锄头、扁 担等，共杀死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四类分子子女）二百零七人。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 我们认为，对杀人凶手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翻天的可以依法惩罚外， 四类分子不宜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应视为四类分子，必须按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对象和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便于争取四类分子子女。如杨家公社与宁远交界处，有七十七个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子女），因怕杀或企图暴乱，外逃集结上山顽抗。”八月 二十六日，四十七军将此电报加按语上报下发，四十七军加的按语是：“中央文革：转发零陵军分区反映道县的四类分子活动情况，对四类分子的反动活动要严加注意，但也要劝 说农民按政策办事。”熊炳恩是原县委副书记，又是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杀人期间也没挺身而出制止。八月中旬的一天，县总工会副主席刘玉梅，从农村回县，向熊炳恩汇报说：“现在到处设关卡，城里的不准下乡，农村的不准进城，有的地 方开始杀人，弄得人心惶惶。我们县委也不出面制止这个问题？”熊听后叹气说：“现在 机关人都走了，枪也抢了，公、���、法也散了，我一个人讲话谁听啊！”八月二十六日， 县监委干事刘昌林在县委机关食堂吃饭时向熊炳恩汇报说：“据王恩昌（县贫代会干事） 反映，农村杀人情况很严重，到处乱杀，杀出宗派来了。大河里连水都吃不得了，看采取 什么措施制止才行。”熊说：“那有什么办法，现在这么乱，管那么多。”九月十六日， 在县生产指挥部柏智的房里，贺霞和张明耻请熊炳恩谈谈对道县形势的看法。熊说：“我 看道县形势好的很，一乱阶级敌人都出来了，贫下中农发动起来了，证明贫下中农觉悟高， 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分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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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杀人高潮期间，红联前线指挥部慑于各方面对杀人问题的强烈反响。于八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在营江召开了全县红联派政法干部会议，讨论制止杀人问题。八月二十八 日，刘世斌把四十七军转发零陵军分区的《社情电报》，用电话传给红联头头张明耻。张明耻把电报向到会干部作了传达，要求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原原本本传达到生产队。郑有 志在会议总结时，讲了今后不准乱杀人，又讲了如果群众要求强烈，个别的可以杀掉。八月二十九日，参加会议的部分政法干部认为，这次会议对制止杀人态度不明朗，要求采取 补救措施。于是郑有志当天下午又召开各区社武装、政法干部电话会，强调今后一律不准 乱杀人，对罪大恶极的要报材料批准。可是，八月三十日，两派武斗，红联被打死三人， 打伤七人，被俘三百多人，被迫从营江撤到清塘区。在清塘区召开了四百余人的大会，郑有志、贺霞在会上发誓，要为死去的阶级兄弟报仇，致使制止杀人的会议精神没有得到认真贯彻，部分地方仍然继续杀人。而且在政法会议期间，有的区社听说今后杀人要报材料， 要经过批准，进行突击杀人。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参加政法会议的祥林铺区法庭干部蒋光 德（因文革杀人问题，已判刑五年），从营江打电话给本区的副区长、区红联顾问、区民 兵指挥部负责人苑礼甫（因为文革杀人问题判刑十三年），催本区还没到会的公社公安特 派员到营江开政法干部会。蒋光德在苑询问杀人情况时说：“真正罪大恶极，凶杀贫下中 农的，贫下中农迫切要求的，可以杀一两个。但要批了再杀。要注意阶级路线。马上要刹 车了，要抓紧点，抓平衡点。”苑礼甫接电话后，感到本区杀人少，跟不上形势。当晚召 开脱产干部和民兵指挥部排长以上干部会，决定从区民兵指挥部抽民兵到大队突击杀人三天。次日凌晨，苑礼甫在送回队杀人的民兵会上鼓动说：“同志们，回去执行新的任务， 这个任务既光荣又艰巨，我相信同志们一定会完成。三天后听通知上来会师，听同志们的 胜利消息。”会后，全区五个公社杀人均形成高潮，在突击的三天内，共杀五百七十三人， 占全区杀人总数八百七十四人的 65.6%。直到八月二十七日，四十七军六九五零部队部分支左人员进入道县，八月二十九日该部队一个炮兵营全部进入道县，主持道县全盘工作， 采取开电话会、出通告、发传单、派工作组下乡等一系列制止杀人措施，到九月中旬杀人 问题基本上得到制止。以后零星杀人，持续到十月十七日才完全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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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道县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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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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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CCRD/0/8/23/00001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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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冷水滩市委关于“文革”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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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照省委（85）12 号文件精神和地委的指示，我们对“文革”中杀人的起因及其造成的后果，进行了广泛的走访和深入的调查，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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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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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水滩市原为零陵县的一部分，于一九八四年划为新的县级行政区。属冷水滩市管辖的有 27 个乡，317 个村，3369 个村民小组，81156  户，35529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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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市在“文革”期间被杀和批斗致死的共计 135 人，“文革”期间发生的杀人事件， 自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开始，至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终止。有 1 个乡，28 个村 43 个村民小组出现了杀人事件。被杀 52 户 62 人，男 55 人，女 7 人；“四类分子”31 人， 子女 29 人，绅士 1 人，乞丐 1 人。整个“文革”期间因批斗致死的 73 户 73 人，其中国家 干部 11 人，教员 14 人，医务人员 5 人，工人 17 人，社员 26 人。被害人年龄最大的 70 岁，最小的 4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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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杀人的起因经过及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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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市在“文革”中发生的杀人事件，是在林彪、“四人帮”大肆煽动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受道县的影响。由所谓造反派头头和原公社的个别领导以及少 数基层干部组织、策划、部署而酿成的。其具体起因经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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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民事纠纷引起。郝皮桥、牛角坝、易家桥公社被杀的 16 人，都是因为民事纠纷所致。杀人最早的郝皮桥公社专冲大队南家生产队地主分子盛荣磊之妻，与生产队会计雷付 生（贫农）之妻桂金春于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为一盒火柴发生争吵。结果导致盛荣磊将 雷付生打死。盛打死雷付生后畏罪潜逃。八月十四日下午，该公社组织了一千多人围山搜捕，将盛抓获予以枪杀；盛的妻子唐兰英从其亲戚家抓回被群众和雷付生的亲属用砖、棒 将其打死；盛的长子盛同寿被雷付生的胞弟邓觉生（雷付生和邓觉生是同胞兄弟，因卖给 雷家，故改姓雷）用鸟枪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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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上午，公社在专冲大队南家生产队禾场召开了“雷付生追悼大会”，各大队所有二十一种人都被绑跪在会场前面。会议由公社粮油专干唐祚宝（造反派头头）主持，开完追悼会，公社武装部长雷庆芳（已死）接着向参加追悼会的群众说：“地 主起来暴动，杀我们贫下中农、革命干部了，这股歪风我们要坚决刹下去，今天我们马上要开斗争大会，该杀的就杀，该斗的就斗。”雷庆芳讲完话后，同时通知参加追悼会的所 有与会人员到公社开大会。在公社大会召开前，各大队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组长、“文革”主任、民兵营长、造反派头头在公社先开了小会。参加小会的 40——50 人。会议由武装部长雷庆芳、造反派头头雷能柱、“文革”主任罗杰三人主持。当时在家的部分公社干部罗锡炳（秘书），粮油专干唐祚宝，妇女主任周阳春也参加了这个小会。首先，雷庆芳 在会上说：“斗争大会马上要开了，各大队把不老实的地主分子名单报来。该斗的要斗争， 像盛荣磊这样的该杀的要杀掉！”雷能柱在会上也讲了同样的话。接着各大队提出了一些 所谓不老实的四类分子，这时雷庆芳说：“我的意见就杀盛本修、唐扬恒、唐扬锐三人算 了。雷能柱、罗杰你两人看怎样？”雷和罗都表示同意，其他与会人员也没有表示反对，这样就决定了，同时分别做了分工。小会结束后，接着召开全公社斗争大会。大会由雷能柱主持，雷庆芳作了报告，罗杰宣布杀人名单，后由盛荣俊（民兵营长）带领武装基干民 兵将原来小会商定要杀的盛本修等三人押赴对门岭杀场。各大队二十一种人也全部被押去 杀场跪着陪斩。首先由造反派盛荣菊枪决地主子女盛本修，他一枪打在盛本修的耳朵上没死。后由盛荣俊补了一枪致死。唐扬锐被菱角塘大队民兵营长唐克瑶一枪打死。这时建设大队红排上生产队贫协组长唐钦雷喊：“地主分子唐炳谦不老实，与贫下中农为敌，把这 个家伙抓出来枪毙，大家看要不要得？”在群众“要得”的附和声中把唐炳谦抓了出来， 由天里坪大队退伍军人罗先诵一枪将唐炳谦打死了。在抓唐扬恒去枪毙时，唐说家藏有枪。 唐克瑶等几个民兵去唐扬恒家因没有挖到枪，仍回到公社，这时大会已开到下午五点多钟 了，经雷能柱同意，由唐克瑶将唐扬恒压到对门岭上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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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五日早晨，牛角坝公社长冲大队老屋生产队在禾场打禾，大家回去 吃早饭时，由该队保管员艾上志守禾场，这时该队地主分���艾向桥见谷堆上没有盖印，便问：“今天是哪个守禾场的？”艾上志说：“是我。”艾向桥又说：“怎么不在谷堆上盖印？”艾尚志听了后认为艾向桥怀疑他偷了谷子，就说：“别人守禾场没有盖印你不讲， 我守禾场，你就说要盖印，你看见我偷了多少谷子？”艾向桥说：“提个意见都提不得呀！” 艾上志便骂艾向桥：“你这个地主分子管起我们贫下中农来了，那还了得。”两人在互相 争吵中，艾向桥顺手拿起木推耙把将艾上志的左肩上打了一下（不重），后被在场的社员扯开了。艾上志被打心感不服，立即分别报告了大队“文革”主任艾玉林和副支书艾上定（已死），并要求处理。当天中午，艾玉林和艾上定决定下午开会斗争艾向桥。并要全大 队的四类分子去陪斗。第二天（9 月 16 日）上午，艾玉林主动到公社向公社“文革”主任 张扬交汇报了艾向桥打艾上志的情况，并请示怎么处理。张杨交听后说：“地主分子打贫下中农，那还了得，想翻天了，明天开会斗死他。”艾玉林又问：“明天的会在哪里开， 开多大？”张扬交说：“开全公社的会太大了，就开你的下面那个片六个大队的会算了。 公社的事情多，会就在你们大队开，要各大队把四类分子都带去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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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十七日，六个大队的干部和群众，押着四类分子陆续赶到长冲大队鸟里塘会场。 首先由张扬交主持召开了六个大队的“文革”主任、造反派头头、大队干部参加的预备会。 张在预备会上说：“今天的这个会不比以往的会，是个杀人的会，请你们摸摸底子，像艾 向桥这样调皮的地主分子，各大队有没有，摸出来的名单报到艾玉林这里来。”预备会结 束后，接着召开六个大队的群众大会，会议由张扬交主持。他说：“同志们，现在开会了， 今天的大会不比以往的大会，是个杀人的大会，最高人民法院是贫下中农。大家不要乱走， 我开口就要杀人的。现在由艾玉林同志讲话。”艾玉林重复了那张扬交的讲话后，就宣布了在预备会上决定要杀的八个人的名单和所谓不法事实，说：“大家同不同意杀？”当时 会上的一些群众随声附和的喊“同意”。这样唐礼广（已死）主动从武崇清手中拿过枪打死了艾向桥、艾开光、艾相忠、伍祥定；艾向国主动枪杀了艾如秀、艾上安、艾上旺；在 枪杀唐铁元时，因枪打了两次没打响，唐铁元呼喊反动口号，下房大地的艾如星见此情景， 就用自己带去的梭镖将唐铁元杀死了；雷溪坪大队社员陶成福受命枪杀了章满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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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受外地的影响。马路街、孟公山、蔡家、岐山头四个公社被杀 20 人就是如此。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马路街公社小岭村大队治保主任黎明言，在庄屋禾场召开有造反派参加的支部会上，传达公社武装部长的讲话精神时，歪曲公社会议精神。他说： “现在形势混乱，敌我斗争非常尖锐，敌人乘‘文化大革命’之机，搞阶级报复，道县的 敌我斗争更尖锐，更乱，河里溪下的那些尸体，都是道县干的。在我们附近蔡家公社有个反革命组织，说要把接里桥杀起下，阳旬杀起上。党员黎明宣说：“前几天我们生产队杨桂莲、李金娣到蔡家公社访亲时，听说他们那里的地主、反革命都捆起来了，集中放到河边，由民兵看守。”同时还将邓成樵（当时在大庙头公社任副书记）回家吃饭时闲谈的大 庙头杀了四类分子的情况也讲了。接着造反派黄登旺说：“河里水打下那么多的死人，我 看打死几个四类分子要什么紧，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在这次会议上，由黎明言、黎明宣 领头，黄登旺、钟大尧附和，提出了要杀的地主分子及子女邓成品等十三名对象。当天晚 上继续在力头冲坳坳里开会，除原来的七人外，增加了副支书黎光跃、民兵营长黎光球、 “文革”主任黄尚宽、钟顺文等四人。黎明言将白天会上提出要杀的十三个地主分子及子 女的名单提了出来并进行了讨论，因意见不一致，当晚未决定下来。最后黎明宣说：“明天再开扩大会议通过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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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上午，在新开山奶奶祖塘根上召开了第三次会议。参加会议 的有大队全体党员、基干民兵、生产队长、贫农组长，大队干部和造反派共 43 人。首次是 民兵营长黎光球讲话。接着黎明言讲话，他将公社会议精神和道县乱杀人的现象，以及本 大队四类分子的所谓活动动向讲了一遍，还讲了他家受地主压迫的苦，以此来鼓励大家杀 四类分子。同时将第一、二次会议研究要杀的十三人名单提出进行讨论。会议��行了一个 上午，提意见还不一致。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声号子，说同意杀 13 个人的举手。这样有的随 大溜举手通过。散会后，当天下午在黎明言、黎明宣的具体组织下，由基干民兵黎一忠、 黎明月、钟盛喜为打手，以大队副支书黎明益为首等 26 人，把要杀的 13 个人从小曹里押 送到右上坡小松树山里等着。到下午五点多钟大队“文革”主任、湘江风雷支队长黄登旺 说：“动手了！”黎明言、黎明宣、黄登旺三人立即坚守在打场。首先是黎一忠、黎明月、 钟盛喜用扁担打黎光国，然后丢到河里；接着以黄登旺为首的七人用锄头将黎荣湘、黎楚 瑾、邓成品、黎光凤、黎春光、黎竹生、张新桂、宋一姑、文顺娣打死丢到河里。其中黎 春光没有死，游到河洲上被抓回。黎明言在松树山里将其打死。并和黎一忠把邓家尚打死； 黎明月还单独打死了黎长青；黄登旺将四岁半的黎路九抱起丢进河里淹死。一九六七年因道县杀了很多地主，传说道县逃出的地主组织了暗杀团要杀贫下中农，因而各地自发地组织民兵和青年日夜站岗放哨。岐山头公社沙坪里大队基干民兵何宗南、 何仲国在九月三十日晚放哨时，本队青年何礼介去值班室玩。在闲扯时说，道县杀了好多 地主，接里桥也开始杀了。我们大队这么多地主，看哪个地主坏些，拿一个出来刹一刹风 吧。他们认为何德朝、何海朝、何星朝（兴潮？）三个地主最坏。何宗南说：“今天我们 查夜，看哪个不老实就杀哪个。”何礼介跟他们走了一段路后就回家了。何宗南、何仲国 继续查看这三个地主的情况。当走到何兴朝的房子附近时，看到何兴朝家亮着的灯突然灭 了。何宗南、何仲国认为何兴朝不老实，就将何兴朝喊出家门，不远即被何宗南、何仲国 用梭镖将其杀死丢入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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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偏听谣传。水口桥、黄阳司、香花坝三个公社被杀的十九人，均系听信谣言所致。 当时这三个公社到处传说四类分子组织了“暗杀团”，要搞暴动，并在陶家洲上召开了黑 会。他们的口号是：“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杀一半，地富反坏做骨干。”还传说河中 的浮尸是“暗杀团”杀了贫下中农后抛尸河中的。因此广大群众十分惊慌，日夜站岗放哨， 晚上不敢在家过夜。故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香花坝公社的香花坝和群勇大队的群众 自发地将地主分子曾凡浩和他的儿子曾九生，地主子女李美存丢入刘家湾处的河中淹死。 九月二十一日，香花坝大队“文革”主任顾显秋（已死）将祁阳的一个名叫王老五的乞丐当做“暗杀团”的侦探丢入刘家湾处的河中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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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二十日群勇大队“文革”主任顾显冬在第九生产队刘家湾河边召开群众大会，斗 争地主分子曾祥兰。要其交出暗杀团成员名单，曾祥兰交不出。与会群众喊号子，要把地 主分子曾祥兰丢到河里淹死。这时，民兵和造反派逼迫曾祥兰的胞弟曾祥芳动手，不然连 他一起丢到河里去。在这种情况下，曾祥芳迫不得已将自己的哥哥曾祥兰丢进河里，按住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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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二十一日，由民兵唐玉香和红旗煤矿的工人用梭镖和棍棒将抓获的外逃地主子女 曾祥柏打死后丢进老矿井里。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五日，水口桥公社庙山口大队唐致贵（当年14岁）写了一封检举信给大队治保主任唐世周，说地富分子唐仁冬、唐祖名、唐天喜等人聚集在一起吃血酒，看 地图。第二天清晨，唐世周未经调查，将此情况向支部书记唐祚丰进行了汇报。当天上午，唐世周主持了有唐祚丰、唐祚善、唐世发、唐嗣宏、唐祚朝、冯德云等人参加的会议。在会上唐世周说：“现在地主分子很猖狂，他们吃血酒，组织暴动，我们要先下手为强。” 九月十八日，四十七军来人制止该公社的乱杀人事件，唐世周不听四十七军制止杀人的意 见，又在唐沅保家主持召开了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会。唐在会上说：“四十七军的同志来 制止杀人，昨天已经走了。现在捉虎容易，放虎难。”中午十二时，唐世周宣布群众大会 开始，并说：“贫下中农是最高人民法院，要杀要放就在今天，大家看怎么办？”当时部 分群众随声附和的喊“杀掉”！这样由民兵唐祚朝、唐祥保、唐铁桥将四类分子唐祖明、 唐仁冬、唐天喜、周端云押到神山岭进行了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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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轻信口供。水浪坝公社由于轻信口供造成十二人被杀。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三日，里湾大队支部书记廖光冲、民兵营长廖在仁、“文革”主任廖光华在公社开完“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后，经廖光冲等三人商量，当晚召开了生产队 长、贫农组长、党团员会议。会议由民兵营长廖在仁主持，支书廖光冲传达了公社会议精 神，并讲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最后要与会人员摸摸四类分子的情况。原大队信用社会计 袁宗卿说：“袁德林经常夜晚外出，必有反革命活动。”文革主任廖光华说：“我看到反 革命分子郑吉虎的老婆廖秋娣经常到袁开根家去，可能是搞串连活动，必有什么组织。” 红旗军造反派头头廖荣柳（已死）接着说：“我们先把袁德林、袁开根、袁开吉这些表现 不好的四类分子抓来先开刀。”这样决定于七月十四日上午在大队召开对袁德林等人的斗 争大会，其他四类分子都抓来陪斗。首先廖光中讲了话。接着要袁德林交代反革命活动， 袁交不出。即遭到了造反派的拳打脚踢，最后被红旗军造反派头头廖光柳（已死）猛力一 脚将袁德林从台上踢到台下，不久就死了。这时民兵营长廖在仁把郑吉虎叫到一边，要其 老实交代，否则遭到袁德林的同样下场。郑见此情景，就交待他参加了“反共救国军”和“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一扫光，地富反坏当骨干”的行动纲领，并供出了该组织的司令是严开展，财务主任袁宗舜，保管员廖荣汉，联络员廖秋娣，自己是文 书；一般人员有张光辉、龙钦仰、郑超群，打杀队长袁德林，刽子手袁开根、袁开吉；纲 领已用毛笔写好，由廖荣汉保管。七月十八日下午，廖在仁主持召开了全体党员、生产队 以上干部、造反派成员参加的会议，研究对“反共救国军”成员的处理问题。廖光冲讲了 话，并公布了“反共救国军”的成员和纲领，最后决定将他们杀掉。七月十九日上午在蔡 堂岭福兴观召开了群众大会，以廖荣柳为主打死了廖荣汉；以袁开枚、袁德田为主打死了 袁宗舜、严满娣、袁开根、袁开吉；以廖在标、桂六秀为主打死了郑吉虎。七月十九日下 午，廖光冲对张家大队支书朱在能说：“你们大队张光辉、龙钦仰、郑超群参加了‘反共 救国军’。”七月二十日，张家大队召开了全体党员、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介绍了里湾 大队四类分子被杀的原因以及本大队三人参加“反共救国军”的问题，与会人员听了非常 气愤，决定把这三人杀掉。会后将张光辉、郑超群、龙钦仰抓到大队办公室侧边的土台子 上，朱在能公布了他们参加“反共救国军”的行动纲领后，朱柱元、王先进用鸟枪打死龙 钦仰；严宗喜用鸟枪打死了张光辉；龙训华用鸟枪打死了郑超群。七月二十一日，张子文 因害怕被斗打而投水自杀。七月二十六日严开展被斗打后自缢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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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中的杀人风在我市造成的后果有：5 户被杀绝，27 人被迫外逃，7 户遗孀改 嫁；造成无人抚养的孤老 8 人，孤残 5 人；致伤的 80 人。房屋被挤占的 28 户 54 间；财产 被查抄的 95 户；被抄黄金、白银、玉器、现金和其他物资等价值 3168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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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组织处理及善后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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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市“文革”中的杀人事件，是在所谓“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给党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为认真处理好这一遗留问题，医治“文革”创伤，消除积怨， 巩固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市委的统一领导下，根据（1985）12 号文件精神，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做了安置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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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做好工作，认识统一。市委对做好处遗工作非常重视，确定了一名市委副书记专管，从市直单位和区、乡，抽调 95 名干部，组织工作组，深入到杀人有牵连的 11 个乡，28 个村，43  个村民小组发动群众，宣讲政策，逐家逐户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使他们认识 到“文革”中的杀人事件，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罪魁祸首是林彪、“四人帮”。 对那些犯罪犯错误的党员、干部，帮助他们知罪认错，对受害者的遗属，教育他们相信党 的政策会妥善解决好这一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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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政治平反，愈合伤痕。对所有被害者由市政府发给了平反通知书。在做好遗属工 作的基础上还应做好与杀人有牵连人员的思想转变工作，帮助他们认识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并教育他们主动向被害遗属陪礼道歉。并以村为单位召开各种类型的团结会，消除 了积怨，愈合了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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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妥善安置，稳定人心。被害者的遗属，大多数由于被批斗抄家，被迫外逃和房屋 拆毁变卖等原因，造成了孤老孤残和生活困难。我们根据具体情况，除了在经济上给予适 当补助外，主要帮助他们重返家园发展生产。全市共解决遗属房屋 19 户 39 间，退给大件 物资 253 ��，现金 892.30 元；发放遗属困难补助费 20036 元，抚恤费 11850 元；财产损失 费 10958 元，房屋赔偿 20725 元，回归人员安置费 5700 元，孤老孤残救济费 5580 元；并 对十三名孤老孤残每人每月发给定期生活费 12 元。全市用于处遗工作的总金额达 92436 元。通过对遗属的妥善安置，稳定了人心，调动了广大遗属的积极性，同时也体现了党的 政策和英明伟大。
+
+　　四是严肃法纪，处理严谨。经反复查实，对在“文革”中为首组织策划和参与杀人的21 名党员、干部，根据湘发（85）12 号文件精神和他们所犯错误的性质，责任的轻重，分 别给予追究刑事责任和党纪、政纪的处分。其中对黎明言、张扬交、黄守文、黄克丰、唐 世周等五人追究刑事责任；对黎明言、黎明召、廖光冲、钱能恒、廖在标、唐克瑶、唐安 璞等九人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对戚定谋在整党中不予登记；对钟盛文、唐祚丰给予留党察看的处分；对屈奇华给予撤销支部书记的处分；对唐祥玉给予行政开除留用察看一年的处分；对黄秋林给予行政记大过一次的处分。 通过对处遗工作的落实处理，基本达到了省委（85）12 号文件的要求，妥善解决了这一遗留问题，促进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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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冷水滩市委员会一九八七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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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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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

CCRD/0/8/23/000017.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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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零陵地区东安县委关于 “文革”中杀人问题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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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中，我县发生的以抓所谓“反共救国军”为主的杀人事件，造成了严重后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按照中央和省委关于拨乱反正的部署，在地委的领导下，进行了认真地调查处理。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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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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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期间，我县有 33 个公社、2 个镇、2 个林场、504 个大队、4217 个生产队。 在这动乱时期，我县部分农村、机关单位中出现了杀人问题，全县被杀、自杀的共 422 人， 其中被杀的 139 人，自杀的 283 人。涉及到 34 个公社（镇场）、203 个大队、294 个生产 队、334 户。在所有被杀、自杀的 422 人中，属四类分子的 95 人、四类分子子女 137 人、 贫下中农 164 人，其他 26 人。在这些人当中，共产党员 10 人，共青团员 2 人，在县属机关单位中有文教卫、财贸、工交战线等 54 个单位出现了杀人问题，共死亡 81 人，其中自 杀 75 人，被杀 6 人；在这些人中属国家干部 22 人、教员 24 人，医务人员 11 人、工人 24 人。全县还因抓所谓“反共救国军”被打伤、打残 117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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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杀人的事实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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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发生杀人问题开始于一九六七年九月，当时，川岩公社等个别地方在所谓对敌斗争中，由于极度怀疑地富分子会反攻倒算，出现了杀人的现象，被杀的 1 人，自杀的 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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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文革”动乱影响的扩大，在一九六七年“三查一清”运动中，由于当时一些公社、大队基层干部和群众采取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等手段，全县出现了追查所谓“反共救国军”为主的杀人事件，并迅速在全县蔓延开来。从全县杀人问题来看，各地情况不一， 主要是以下六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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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井头圩区杀人问题是从川岩公社刑讯逼供谎报有“反共救国军”开始的。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县支左领导小组和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召开各公社负责人会议，布置开展对敌斗争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接着井头圩区开展了抓反革命分子和造反派“坏头头”的统一行动。井头圩公社于同年六月六日就将历史反革命伪连长徐嘉和蒋兴发（“湘江风雷”副司令）等人抓来进行批斗，六月八日又抓了恶霸地主、伪乡长唐绍白（土改时逃亡在外）和伪保长唐岳等人进行批斗。六月十日井头圩公社“三查一清”领导 小组负责人张青松（原公社书记）把本社参加大会的大队干部留下来说：“这次打击对象 主要是土改时逃亡的地主。今后公社不开大会了，要以片为单位分别召开斗争会。”各大队（片）回去后仿照公社的办法，分别搞了“典型”示范，这样全区出现了抓反革命分子和坏头头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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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川岩公社抓获松江大队一个在对敌斗争中因怕杀掉而躲进深 山的原地主分子蒋吾生，公社曾多次发现线索组织追捕未获。因此，怀疑他在外搞反革命组织；这次被抓回后，原公社书记蒋异霞就重点审讯他参加反革命组织问题。在审讯中， 蒋吾生开始不承认，后因受不了捆、绑、吊打的刑法，被迫承认参加了“国军”，再逼又 承认参加了“复兴军”、“救国援越军”；再逼，又承认参加了“反共军”；公社干部认 为不完整，又进行吊打，蒋受刑后，被迫招认参加了“反共救国军”。同时谎报出有三个团，川岩公社一个团、井头圩公社有两个团；井头圩公社徐嘉任司令，蒋本人任副司令； 还报出地主子弟黄恩春等 15 个人员参加了这一组织。于是公社一班人信以为真，由原公社武装部长李声煌将此情况向区里原区武装部长邓忠礼、原区公安助理唐臻秋汇报。区里进行研究后，派邓忠礼和唐臻秋两人赶到川岩公社找有关人员座谈和审问，通知井头圩公社追捕“反共救国军”司令和两名团长，同时川岩公社又召开全公社群众批斗大会，还邀请了原井头圩公社武装部长陈雄亮和该社各大队治保主任、民兵营长出席参加旁听和批斗。 井头圩公社按照川岩公社报出的名单，对徐嘉进行了刑讯逼供，徐又报出了井头圩公社石板铺大队蒋光球和东风大队唐匡新两名所谓团长和其他人员。原川岩公社的书记蒋异霞认 为阶级斗争复杂，就以松江大队为重点顺藤摸瓜。深挖细找，把蒋吾生拉回大队进行刑讯 逼供。接着对蒋吾生谎报出的黄思春进行吊打，黄又报出山口铺公社界牌大队地主子弟罗信年和文遵湘等十一人参加了“反共救国军”。蒋异霞认为“敌情严重”，就召开公社干部会议，介绍松江大队所谓“反共救国军”的经验。要各片开展追查“反共救国军”的组织。此时山区大队没有报出“反共救国军”的组织，蒋异霞认为是分管片工作的领导不力，又特地选派原公社副书记冯万雄（已判刑）到山区六个大队“深挖细找”。冯到山区后到 处煽风点火，大批大斗，指名逼供。造成山区鸡犬不宁，人人自危，这个片六个大队，队队都有被打死和杀死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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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口铺公社接到川岩公社的通知名单后，公社干部和造反派于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将界牌大队的罗信年捆来公社吊打逼供，罗供出了山口铺农科大队蒋旭东，白鹤大队宾吉田和群山等大队一些人名字。个别人还认为没有达到目的，当晚罗被王六元、唐治海、 唐世芳、黄景助、蒋山茂、周本勇、卿丁荀、宾鸽生等人用棒、拳、脚活活打死。接着山口铺大队和白鹤大队分别对蒋旭东、宾吉田进行批斗吊打，他们又报出凡龙圩公社古楼大队的蒋建红、蒋建助和张造柏、张荣汉等人。由于该大队干部对此有怀疑，未继续追逼， 没有造成后果。就这样我报你，你报他，蔓延到全区五个公社、39 个大队、63 个生产队， 造成被杀自杀的有 73 户 76 人。在这些人中属四类分子 38 人，四类分子子女 6 人，贫下中 农 17 人，党员 2 人，其他 13 人；外逃一户 1 人；遗孀携带子女改嫁的 5 户 7 人。房屋被占、被拆、被卖的 13 户 28 间，被查抄财务估价五万一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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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鹿马桥区抓所谓“反共救国军”为主的杀人问题是在一九六八年八、九两月的时间， 从端桥铺公社油圹大队开始的。一九六七年七月端桥铺公社举办“三查一清”学习班，会议期间和会后，杨永杰（端桥铺油圹大队二队人，原是区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杨世伟（原大队治保主任）传播说：“公社开了四天会，反革命在瓦圹庵开了三晚黑会。”此后不久在油圹和黄圹两个大队举办“三查一清”学习班时，社员罗冬英于七月二十九日跑到端桥铺麻溪大队与前夫非法同 居。后由大队研究，公社同意，于 8 月 29 日由孙志发（原公社武装部长）、杨世伟，翟友 专、杨永仕、邹大器等人去麻溪将罗抓到公社。第二天将罗带回本生产队，下午召开生产 队群众会，对罗进行揭发，公社周祖荣（原公社组织委员）参加了会议。会后要罗交代问 题，交代的问题是参加ＸＸＸＸ群众组织，并交代了ＸＸＸＸ群众组织的人以及与邹雄（罗 的前夫）同观点的一些人。九月二日由公社周祖荣、孙大友主持，大队有杨胜永、翟友柏（原大队副支书）、杨世伟，孙成元（原大队农代会主任）等人参加，在三队杨永仕家对 罗进行审问，罗交代“反共救国军”有六千多人，军长唐首娥，住武汉解放路 106 号，粮食科长，３２岁（实际无此人）；陈桂英（唐的爱人，实也无此人）任副军长。接着他们 又追问罗：“军下面有没有师”？罗又交代说，有两个师，一师由唐首娥，陈桂英兼师长，二师师长邹雄，副师长罗冬英，下设八个代表，六个旅，四个团，四个营，十个连，共交 出班长以上人员八十一人。本大队仅有邹雄、罗冬英两人，本公社其他四个大队四人。本 县外区九个公社二十一人。还交出了“纲领”五条：即（１）坚持五年计划不动，所讲的 话不要讲，不要怕死；（２）推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独立自由的生活；（３）坚决和地、 富、反、坏、右团结到底；（４）坚决不要怕，拿出敢闯、敢干的精神来与党和人民政府 做生死的斗争；（５）哪个暴露组织情况，杀他三代六亲。还交代这一纲领是唐首娥写的。 后又将罗转移到本大队四队和大队学校里，对罗进行过多次审讯。原区武装部长兰以竹、 原区委副书记蔡锡紫、区公安助理阳新华、区法庭周海清等人也对罗进行过审问。一次大 队在学校里召开干部大会审批罗。孙志友（原公社革委常委、武装部长）说：“罗冬英你先交代人，再交代你们的行动、纲领、计划、准备杀哪些人，你只要坦白，就给你解绳子。” 罗交代说：“我们大队就是我和邹雄两人。”孙志友说：“你是副师长，难道你在我们大队没有发展一个人？”罗只好交代：“发展了翟松福。”孙志友接着说：“叫她写吧。”写后，孙志友将罗写的交杨智生（原大队会计）保存，并说，任何人都不能看，支书也不能看。一次在四队杨永璞家有公社孙大友、大队杨世伟、杨吉仔、杨永荣参加，对罗进行 审讯，主要追查在本大队发展的人，要她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的交人。罗供出十三个生产队有 36 人参加了。罗在被审讯过程中���杀 10 多次，由于大队看守得严才未遂。一次在油圹大队二队上吊自杀口吐白沫，被其爱人邹大器拆砖进屋救出。九月二十二日油圹大队 把邹雄从县看守所提回审讯（邹雄因奸污妇女于 1968 年 3 月被拘留）。开始关在公社，9 月 23 日下午有公社孙志友、肖玉林（原公社革委分管治安工作）、孙大略（原公社信用社 主任）和油圹大队、生产队干部 30 多人参加，由孙志友、罗炳玉（原油圹大队长）主持， 对邹进行审。邹开始只交代奸污妇女等错误，没有交待反革命组织问题。在场的有人说： 要他交代参加反革命组织问题。邹仍未交。有人威胁邹说：“不交出来就烙死他。”杨吉仔、罗海之就用烟头去烧邹的耳朵和嘴，嘴被烧起了泡，仍未交代出什么。24 日上午继续审讯，也未交代什么，中午休息时，孙志友主持开了一个会，认为邹顽固，下午必须把一 部分人搞硬的，把一部分人搞软的。到下午审讯时，一部分人把邹从间子里拖出来，边拖边喊：“你顽固，拖回大队交群众处理算了，回大队没有你的命。”把邹拖到马路上，有 一部分人又跑来对邹说：“你这么呆，在公社交代算了，坦白交代了送你回县看守所。” 说着把邹喊回公社，到公社后对邹继续审讯。这时有人拿着刺刀对邹说：“你想活的话， 就把你那个反革命组织交出来。”有人接着说：“你那个纲领不存在了，你那些人也抓起来了，你是军长，为什么不交代？”邹开始承认是反革命，参加了反革命组织“反共救国 军”。接着要邹交代发展的人，报出了杨祖文、罗冬英等十三人。九月二十六日，邹雄牵回油圹大队。经小会多次审讯后，就开大队群众会。为了使被抓获的人“服罪”，邹交代 后就要罗冬英在大会上对证。邹交代一个就喊一个被抓的人问。承认就可以过关，不承认 就吊打。如孙家明一直不承认，就用很厚的竹板打，孙原是跪着的，后被打得滚在阴沟里。 翟有喜不承认就把他五花大绑，扯到屋梁上，身上还加一个大泥砖，还用松树叶在下面点火熏。以后又追问邹雄的枪枝问题，交不出来，就把邹雄往外拖，边拖边喊，把他活埋掉算了。为了揭开全公社的盖子，又在油圹大队公堂屋开大会。审讯邹雄，交不出来，就把 罗冬英牵来对证。这时有的干部问邹：“公社还有没有？”邹说：“人是有，我不认得。” 有的干部接着说：“我拿照片来给你对。”就这样罗冬英、邹雄两人所交的人就定为参加 了“反共救国军”组织，先后供出本大队 122 人。油圹大队被抓的罗孝愷、杨祖文、袁秀 英、翟松福等十七人被定为“反共救国军”的骨干，戴上手铐关押在大队学校进行审讯， 监督劳动。在押时间一般都有二、三个月。罗炳清系一九六八年初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也被认定为“反共救国军”的骨干。公社大队数次去信和电报将其要了回来。端桥铺公社 当时被抓成所谓“反共救国军”成员 439 人。其中被杀的 7 人，被逼自杀的 10 人，被打成重伤后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 54 人，被关押的 36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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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花桥区抓所谓“反共救国军”的杀人问题是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从原大水公社石板大队地主子弟唐道泽开始的，时间达三个月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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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六月份道县杀人问题传入花桥区后，到处传说：现在地、富提出什么要先 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全扫光，中农留一半，地富做骨干等口号。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 大水公社召集各大队负责人传达贯彻县“三查一清”会议精神。散会后，石板大队办“三查一清”学习班。此时，唐道泽（农民）从外地探亲归来。公社驻队干部和大队便怀疑他 在外搞反革命串联。原公社武装部长孙乐玉和公社副社长，文革主任文振泗找其谈话。要 他交代问题。农历六月初十（即七月四日），石板大队在公社礼堂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唐道 泽。一上台就要他交代参加了什么反动组织，唐道泽不交，就吊、打，进行追逼。在追逼 下，唐承认参加了“反共救国军”，交出本大队唐陶治、唐陶市、唐陶绪、唐臻梧、唐臻 权等六人也参加了，并交出本社新建大队吴志华任司令，吴才华任副司令，还交出荆圹大 队吴振础、大盛公社地主蒋杰、易江公社陈明上、南镇公社周芳绪也参加了“反共救国军”。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大水公社新建大队接到公社电话后，立即召开支部扩大会，当晚就把 所有地主成份的人全部抓了起来关在大队，次日开始斗争吴志华，并通知杉木、集中、车头，荆圹等大队的支部委员和一些干部一起参加斗争会。在斗争中，对吴志华进行吊、打、火烧，当场被吴启玉等人活活打死。这样一村传一村，一个大抓所谓“反共救国军”高潮 扩散到大水公社其他大队。一九六七年七月中旬，大水公社的杀人问题的风声吹到南镇、 大盛公社。一九六七年八月初的一天，花桥公社唐家冲大队民兵营长苏时汉去邵阳五峰铺 捉小猪，路过大水公社看到到处斗争会，回来后在本大队干部会上介绍了大水公社的情况， 并成立大队对敌斗争领导小组。散会后，这个大队当晚把所有的地主、富农出身的人都关押起来。一九六七年农历七月十九日大队召开群众会，首先斗争李安庭、李运千、伍桂香、 李开会等人，李安庭在这场斗争会上被彭元丁用木棍活活打死；伍桂香被王方林、唐良付 用鸟枪打死。仅在七天内，打死二人，被逼自杀三人，震动了花桥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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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石期市区在一九六七年七、八月出现的杀人问题是从狮子铺白滩河大队开始的。这 个区杀人问题是受广西、道县的影响而搞起来的。因石期市区四个公社地处湘江河畔，临近广西、道县。一九六八年七月初常有尸体从湘江河中漂浮下来，个别群众误认为是广西 全州一带的地主富农起来造反，杀了贫下中农丢在河里的。再加之从广西谣传来的说什么 “要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全扫光。中农留一半，地富做骨干。”这时，一部分贫下 中农更产生了对地富的恨。如狮子铺白滩河大队郑爱云交代说：“我在河上撑船，常在广 西、零陵一带航行，看见很多死尸从河里漂浮下来，谣传广西大杀起来了，我耽心家里人 被杀，因此我把船撑回来了，就参与杀人。”在这种情况下干部群众纷纷要求惩办地富， 如狮子铺公社召开大队民兵营长、文革主任等参加的会议，有的人提出来说：“坏人有一 条杀党员和干部的纲领，你们要提高警惕，把地、富要集中看管起来。”会后，狮子铺白 滩河大队就把地富出身和有历史问题的人集中到大队，以追查“反革命纲领和有手枪不交 出来”为理由进行批斗、审问。七月七日这个大队召开群众大会对荣伶（投诚起义人员） 及其两个儿子荣永昌（终年2 岁）、荣海昌（终年17岁）和其妻蔡云英四人进行批斗， 在斗争中郑爱云、唐善保将荣伶、荣永昌、荣海昌、蔡云英一家四口人用刀杀死后抛入湘 江河中。到十七日止，仅十天时间，这个大队就有十人被活活打死丢进河中，由于这个大队的影响，到八月二十九日止，全区四个公社，有二十四个大队四十四个生产队出现了杀人，被杀的共 36 户 44 人，其中男性 41 人，女性 3 人。在这些人中属四类分子七人，四类 分子子女三十三人，贫下中农四人；被迫自杀的二十七户二十七人，其中男性二十人，女性七人；这些人中四类分子六人，四类分子子女八人，贫下中农十一人，共产党员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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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紫溪市区抓“反共救国军”出现杀人的问题是一九六七年七、八、九月从水岭公社 大队引起蔓延到茶源、都圹公社，从大庙口公社扩散到渌埠头公社、高峰公社，历时三个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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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水岭公社枧田大队杨秋林（富农子弟）、唐先荣（农民）长期在外，一九六七年七 月二十四日，杨秋林回家杀猪，带回两个外地人。聂采元（大队造反派）看见后问是什么 人，杨说：“你跳皮，哪天我给你一粒花生肉吃”。当时大队正在召开民兵大会，聂把这 件事向大队支书陈友德、民兵营长陈常发、文革主任陈既兴等人汇报，就认为杨长期在外， 可能有枪，就决定将杨秋林抓来审问，要他交代参加了什么组织。杨不承认参加了什么组 织，陈友德说杨不老实。陈常发，陈既兴等人便将杨秋林吊在梁上抽打，在逼供下杨根据 外面的情况，谎报参加了“反共救国军”。陈既兴等人联想广西和川岩公社都破获了“反 共救国军”的反动组织，就信以为真，进一步逼交职务和其他人员。杨秋林在受刑不过时， 承认自己是团长，唐先荣是政委，唐瑞刚（茶源公社人）是参谋长、陈一上是秘书。陈友 德认为是大案，立即向公社武装部长唐可奕、公安干部杜志告报告。另一方面捕捉唐先荣。 七月底在井头圩将唐先荣抓回审讯，开始唐承认在外搞过扒窃，没有参加什么组织。群众 认为唐先荣不老实，于是把杨秋林带来对证，杨供认是唐仲秋发展的，唐仲秋是政委，唐 宜友（茶源公社人）是师长，发展了陈一上、刘鹏飞等十四人。于是公社公安员杜志告坐 阵在枧田大队，进一步追查反革命纲领。唐先荣在吊打下，只好交代：“先杀党后杀���” 的纲领，但又交代不出名字。造反派和干部认为唐不老实；就命令地主子弟陈福寿把唐先 荣的脚打断了。水岭公社把唐宜友、唐仲秋等人的情况分别通知茶源公社和新宁县对江公 社。八月一日茶源公社小心田大队副支书唐开明、民兵营长秦东亮、治保主任滕德金对唐宜友审讯；唐不承认，就将他上雷公尖，吊梁坐飞机，在各种刑具拷打下，唐承认参加了“反共救国军”，并报出公社柳溪大队唐官柳、连圹大队唐专生，小心田大队藤德荣、都 圹公社杨家大队蒋荣孟、都场大队蒋荣爱等人。后这些人都被以参加“反共救国军”而受 到严刑拷打，有的成了终身残废。都圹公社杨家五队蒋荣孟，由于受不起刑罚，报出本队 蒋荣福参加了“反共救国军”，当时大队副支书蒋荣明、大队长蒋秀桐，叫民兵把蒋荣福 捆起关在大队。并疑心蒋的父亲蒋秀美晚上会来抢劫其儿逃走，于是晚上组织民兵，把蒋 秀美家包围了，但正碰巧这天晚上蒋秀美家的狗咬老鼠，屋内有响声，蒋荣明说蒋秀美有 动静想行凶作恶，立即把蒋秀美叫起来开门，就用梭标猛刺了两刀，蒋秀美的肠子也被捅了出来，第二天死亡。紧接着第二天下午就斗争蒋秀美的儿子蒋荣福，要其承认是“反共 救国军”成员之一。蒋荣福不承认，于是蒋荣明、蒋秀桐、唐孝发等人把蒋荣福吊在梁上，用短木棒冲打，把蒋荣福吊打了三个钟头，打得满身青肿，口吐鲜血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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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渌埠头公社胡竹大队一生产队地主子弟蒋爱元，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向队长 请假去紫溪市买粮食，七月五日大庙口公社打电话通知渌埠头公社说：“大庙口公社白石大队抓住两个人，是渌埠头公社的人。”七月六日胡竹大队派民兵营长、会计等人去大庙 口公社把蒋爱元押了回来，当晚拷打审问一夜。第二天在本大队四队仓库吊打一天一晚。 供认自己是“反共救国军”头头，渌埠头大队周建荣是副头头，还有高峰公社枫林大队伍 才生，李祥开、李茂清都是“反共救国军”人员。后来大队支书伍先明、大队长伍瑞光、 干部蒋信全、蒋信林、蒋玉清、蒋奕干等人研究决定将蒋爱元和其母周玉英杀死，由于个别人反对说：“一人犯法，一人当，蒋爱元参加反革命组织，就杀蒋爱元。”七月八日上 午在胡竹大队小学操坪开群众大会，先对蒋爱元批斗。蒋信林、蒋信全在会上讲了话，蒋 信林在群众会上讲：“蒋爱元参加了反革命组织，不交代怎么办？”有人就喊：“杀掉算了”，于是蒋玉清、蒋国平、蒋异标、蒋信然（县人民医院医生）、唐立华等人将蒋爱元 牵到现在乡镇府影剧院的厕所后围墙边，唐立华用鸟枪向其头部打了一枪，即倒地，后蒋信然将其尸翻过来，见已死，又用刺刀向胸部戳了一刀，蒋玉清将尸抛入湘江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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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溪市区追查所谓“反共救国军”而出现杀人问题涉及七个公社、镇，三十七个大队，四十六个生产队。被杀、自杀共五十户 53 人；这些人中四类分子 13 人，四类分子子女 10 人，贫下中农 21 人，其他 9 人。打成终身残废的 81 人（其中打残后已死7人）。杀绝的 一户 1 人，被迫外逃的九户 18 人，遗孀携带子女改嫁的一户 2 人。孤老孤残无人抚养的14人。集体非法侵占房屋一百二十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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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原紫云公社因抓所谓“黑杀队”而出现杀人问题，时间是一九六七年农历六月底至 农历八月初，为期一个多月，同时蔓延到大庙口林场唐家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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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紫云公社坝头大队第四生产队地主出身的付浩坤与本大队五组地主出生的唐太山过去常来往，关系密切，在“文革”中就不敢再公开来往了，一九六七年七月间一天晚上， 唐太山到付浩坤家中玩，谈论造反派组织有权威，说话算数，而自己成份高，受人管制， 受人歧视，觉得权利不平等。此话被人听到了，加之广西全州传来有“反共救国军”这样一个反动组织，原坝头大队治保主任、红旗军头头李天付知道情况后，在一九六七年农历 六月二十九日晚上带领六个民兵把付浩坤抓到大队进行审讯一夜，追问付参加了什么组织，付没有交什么。次日召开大队“文革”干部和造反派、民兵会议，连续批斗三天，付浩坤 就把他与唐太山说的“权利要平均”的事做了交代，造反派认为他们要权并非一人能办得到的事，一定有一个组织；象“反共救国军”那样一个人员众多的反动组织，才敢要权。 于是又对付浩坤进行严刑拷打，付供认有一个组织叫“平权党”，造反派就把“平权党” 与“反共救国军”的内容联系��来，“反共救国军”组织是杀人的，这个“平权党”一定 是晚上开会，黑夜出动，是“暗中杀人”，就认为一定是一个“黑杀队”组织。接着又追问发展的人，付只好交代他与唐太山一起商量过。就这样将“黑杀队”组织传开了，第二 天召开全大队群众会，唐太山也被抓到会场批斗。经过两天的批斗，付浩坤承认是“黑杀 队”头目，发展了唐太山、唐庆洪，还发展了九菜大队俞孝先、俞普林、白马大队唐智爱。 第二天审讯唐太山，还交出了大庙口林场唐家工区廖余清等人。坝头大队唐庆洪因所谓“黑杀队”人员被批斗吊打后于一九六八年农历七月八日自杀身亡。这样，由坝头大队追查所谓“黑杀队”杀人问题就扩散到全社。并蔓延到大庙口林场。 大庙口林场在一九六七年七月正值县布置“三查一清”运动之际时，加之广西全州谣传有人组织“反共救国军”黑杀队，并有行动口号。林场陈武、乔维松、周宜兴、黄自琰 等人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清查工作。陈武同志在会上提出：“舜皇工区有人参加反共救国军黑杀队组织，我们要注意。现在全州县六桥公社井夫大队批斗伍大昌时交出了舜皇工区 经继恩、邓型玉、刘培生三人参加了。还有紫云公社批斗地主唐太山交出唐家工区廖余清、 蒋录迁、蒋党昆参加了。”会议决定要原武装部长乔维松（已死）和黄自琰到舜皇工区去 处理，陈武同志到唐家工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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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武同志到唐家工区召开干部会议，研究批斗地主子弟廖余清。会后工区支书李超然 派民兵和工区干部把廖余清抓到了工区，采取严刑拷打，供出蒋录迁是“反共救国军”黑杀派组织副团长。廖余清被逼吊打，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上吊自杀。一九六七年八月十 三日批斗蒋录迁，在斗争中被王武中、俞发怀、陈长发、唐善贤、赵仁贵等人用钢钎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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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六种情况外，还有中田公社也出现了杀人的问题。一九六七年七月，邵阳县河柏公社易云阶检举地主子弟易珠琨参加了“反共救国军”，在批斗中易珠琨供认出是中田公社大埠头大队刘荣珍发展他的。中田公社大埠头大队闻讯后立即对刘荣珍进行刑讯逼供， 刘荣珍供认刘贮珍、刘志珍、刘明龙、刘友桂，刘为芯（白米大队）、刘荣轩（白米大队） 等 10 多人参加了“反共救国军”。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大埠头斗争刘志珍等人，刘志珍当 场被刘国元等人用木棍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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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在一九六七年的六、七、八、九月近四个月时间由一个人牵连一个人，一个 大队牵连一个大队。一个公社牵连一个公社，农村又牵连机关。在全县出现了抓所谓“反 共救国军”为主的杀人事件。正当一九六八年七月中旬杀人问题形成高潮时，县支左领导 小组及时进行了制止。县武装部长付江和张朝志同志接连主持召开了两个紧急电话会，并 从部队抽调了一些干部、战士分别奔赴中田、大江口、渌埠头等公社制止；同时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正式成立县革命委员会的会议上，宣布要坚决制止杀人。各地不要再出现杀人的问题；并作了具体部署；从而全县杀人的问题逐步制止下来了。但仍有个别地方的 杀人问题未完全制止。如原大江口公社社圹大队支书丁宪槐为首，不听公社打招呼，于一 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深夜十二点钟将丁承纪、丁平六两人杀死抛入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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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一九六七年我县出现的抓所谓“反共救国军”为主的杀人组问题，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被杀绝的十六户 19 人，被迫外逃的 161 人，遗孀携带子女改嫁的三十四户 87 人， 造成孤老孤残无人抚养的 337 人，房屋被集体非法强占或卖、拆掉的九十六户 181 间，查抄财物折价二十万零五千元，其中由受害者本人交纳看守费五万九千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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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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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在“文革”中以抓所谓“反共救国军”为主的杀人问题是在林彪、江青大肆煽动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情况下发生的，它严重践踏了社会主义法制，破坏了安定团结， 造成了恶劣影响。我们按照省委（85）12 号文件和上级有关指示精神，对“文革”中因杀 人问题所引起的严重后果进行了积极而慎重，稳妥而认真的处理。
+
+　　一是，对“文革”中被打成“反共救国军”成员的二千一百五十八人，全部进行了平 反纠正。首先县委召开全县干部会议，并要求各公社在召开大队干部会议上要以此会议明确宣布“反共救国军”一案纯属假案；凡受此案牵连的所有人员在政治上应一律平反，恢 复名誉；其次要求各公社党委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印发《平反通知书》发至大队，送到平人； 并以村为单位分别召开了各类型的团结会；再次，由各公社对被杀、自杀以及由此事件所 致伤残人员给予写出结论，报上级部门存档立案。
+
+　　二是，按照上级有关指示精神，对与杀人事件有牵连的 1259 人分别视情节轻重作出了 处理。在这些人当中，开除党籍的七十一人，其中国家干部五人，职工三人，农民六十三 人；其他党纪处分七十一人，其中国家干部二十八人、职工二人、农民四十一人；政纪处 分二十七人，其中国家干部二十四人、职工三人；刑事处分的十一人（国家干部一人）；杀人后入党受处分的七十八人，其中出党的三十四人，占处分数的百分之四十三点六，这些人当中，国家干部五人、职工一人、农民二十八人。 三是，在经济上妥善安置遗属，按政策给予各种经济补偿584275元；其中给定为孤老孤残的 337 人发救济金 95040 元；安置被迫外出回归人员 116 人，发补助费 13800 元；给 死者遗属发生活困难补助 270922 元；安置抚恤 342 人 84500 元，对 1881 户的财产损失按 政策折价补偿 8920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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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处遗，我县按照党的政策，通过大量工作以后，问题已得到妥善解决；消除 了积怨，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大大促进了 我县两个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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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东安县委 东安县人民政府一九八七年三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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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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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

CCRD/0/8/23/000018.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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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零陵（永州）地区江永县委关于文革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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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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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永县“文革”期间有十八个公社、两个镇、三个场，二百二十八个大队，一千七百 一十八个生产队，三万九千六百九十四户，十六万七千五百四十二人。一九六七年八月二 十六日至九月二十一日有十八个公社、两个镇、一个场（铜山岭农场），八十六个大队， 一百八十三个生产队杀了人。被杀的有三百零六户，四百零七人。被杀人员中，男三百七 十一人，女三十六人；四类分子一百四十五人，四类分子子女一百六十人，贫下中农八十 六人，其他十六人。这些人中有国家干部三人，教员五人，医务人员二人，工人一人。“文 革”期间被迫自缢六十人，其中男四十七人，女十三人；四类分子三十一人，贫下中农二十二人，其他七人。这些人中国家干部六人，教员四人，工人五人。全县“文革”期间被 杀和自缢共计四百六十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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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杀人起因经过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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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文革”中发生的杀人事件是在“文革”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一九六七年秋受了道县杀人风的影响，首先是原红星公社（现界牌乡）发生了杀人事件，后来逐步波及到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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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原红星公社党委书记杨修瑜从老家道县兴桥公社返回红星公社，途经道县坝圩时与该区公安特派员廖隆和同志相遇，经廖的邀请，杨当天在区公所廖隆和处吃中午饭。吃饭时（当时该区武装部长杨衍生也在座）互相谈及当时的形势，廖隆和说：“我们这里小甲公社金华村听说有四类分子上了山，还有司马桥区杨家公社郑家 村大队召开四类分子训话时，有的四类分子起来造反，打支部书记，群众起来了，抓到五 个干掉了”等等。下午杨修瑜回到红星公社，当晚，就对公社武装部长兼任公社抓革命促 生产领导小组组长的伍成喜同志说：“今天我从家里回来，道县那边目前四类分子活动很猖狂，听说杨柳塘大队的大队长晚上开完会回去后给敌人杀了，脑壳都挂在树上。宁远梅岗有一百多个四类分子上山，我们村里昨天晚上也杀了一个，你们还这样和平麻痹。”并提议公社召开一个大队干部会。在杨的提议下，经伍成喜、张超群（原公社秘书兼文革主任）三人研究决定于八月二十五日召开各大队支部书记、贫协主席、民兵营长、治安主任、 大队长“五大头”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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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八月二十四日）公社干部分三片到各大队口头下通知，传达这次会的重要性。杨修瑜亲自到大林江、小源、洪塘大队，他又在这几个大队的大队干部中讲了道县、宁远四类分子活动的情况和道县杀四类分子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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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二十五日各大队“五大头”会议在公社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社武装部长伍成喜主持，公社党委书记杨修瑜在会上讲了话。他说：“现在四类分子活动很猖狂，道县有的地方四类分子起来搞暴动上了山，司马桥区郑家村大队四类分子起来搞暴动，群众起来了， 抓到五个干掉了，杨柳塘大队的大队长去祥林铺开会，被敌人杀了，脑壳被砍脱挂在茶子树上。我们村里贫下中农也杀了一个四类分子。我们这里大家要加强对四类分子的管制， 发动群众起来用三至五个人管好一个四类分子，落实到人。对四类分子真正起来暴动的矛盾不要上交，由群众自己去处理”等等。自这个会议以后，多数大队散会回去后于当天晚 上都召开了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党员、贫下中农土改根子、民兵骨干会议，传达杨修瑜的讲话精神，对四类分子进行了摸底排队，其中：文革、洪塘、源田塘、河边、木浪、大林 江等大队还摸出了准备杀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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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二十六日上午，红星公社成立“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司令部组织”（简称贫总）， 筹备会在公社召开，各大队的造反派头头、治安主任、民兵营长、贫协主席都来了三至五人参加筹备会。正在开会期间，文革大队支部书记刘自进赶来，一进会场就说：“我们大队已经动手杀了六个人。”到会人员听了大吃一惊。当时会场就乱了，“贫总”一些负责人认为文革大队杀人不策略，没有统一行动，这样会惊动其他大队的四类分子逃跑。在这
+
+　　（种情况下，筹委会决定，马上散会回去，各大队把四类分子及其子女集中起来关押，并宣布：“凡有破坏行为的民愤大的就杀。”就这样匆忙的散了会。 自这个会议以后，八月二十七日有五个大队杀了三十人，八月二十八日有三个大队杀了十二人；八月三十一日有���个大队杀了十四人；红星公社仅四天时间就有八个大队相继 杀了六十二人。从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开始杀人，到九月十九日止，全公社十六个大队就有十二个大队杀了人，共杀七十六户 114 人，被迫自缢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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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星公社是我县“文革”杀人最早的一个公社，与该公社山水相连、田土相依的桥头 铺、大干两个公社得知红星公社杀四类分子的消息后，于一九六七年八月底开始了杀人，接之而来的潇江、黄甲岭、松柏、红旗等公社也发生了杀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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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县从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起开始杀人，直至九月二十一日，历时二十七天，共杀四百零七人，自缢十九人，共计四百二十六人。九月中旬四十七军发出制止杀人的电报后，县人武部立即召开各公社、镇、场电话会议，制止了杀人事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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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县发生了杀人原因有三：一是少数国家干部召集会议，煽动、布置、督促杀人；二 是少数农村干部群众在“左”的影响下，目无法纪，自发杀人；三是少数人目无国法报复 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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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杀人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有十六户（二十八人）被杀绝；有 56 人被迫外逃，有六 十九人造成孤老孤残无人抚养；有八十五人丈夫被杀后改嫁；有五十七人随母下堂；房屋 被集体非法拆、占、变卖，遗属外逃房屋无人管理倒塌损坏的五十二户，一百零一间；有大型农家具七百五十件被查抄，牲猪家禽被抄走四万零四百斤；粮食四万六千斤，加上其 它财物被抄走无法归还的，估价二十一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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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善后安置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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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县“文革”中发生的杀人事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造成的恶果。为认真处理好杀人事件的遗留问题，挽回影响，平息民愤，愈合伤痕，巩固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地委的领导下，在工作组的帮助下，根据省委（1985）12 号文件精神，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了安置处理。 一是在政治上，对“文革”中被杀者给予恢复名誉，县人民政府给家属子女发了被杀者平反通知书，在安置处遗工作中，以村为单位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团结会，消除了积怨， 安定了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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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在经济上，经落实政策办研究，其中给予处遗抚恤 61100 元，财产损失补偿 26358 元，杀人后造成家庭困难的给予困难补助 72000 元，对无人抚养的双孤六十九人给予定期 救济 30680 元，安置被迫外逃回归人员四十七人，9700 元，安置随母下堂回村落户 17 人3100 元，解决赎回、维修房屋开支经费 17763 元，妥善安置了遗属。 三是在“文革”中为首组织和参与杀人以及主动充当杀人凶手的少数党员干部进行了分别处理。根据错误性质和责任轻重，经县委、县纪委研究批准（国家工作人员县委审批， 农村党员县纪委审批），对在“文革”中杀人犯有罪行和严重错误的九十四人给予了处理。 其中：经县委研究报地委审批逮捕法办的八人（国家干部二人，农民六人），开除党籍的六十三人（包括判刑的五名党员，国家干部七人，教师一人，职工三人，农村党员五十二 人），留党察看的二十一人（国家干部四人，医生二人，职工三人，农村党员十二人）， 党内严重警告二人（国家干部一人，职工一人），撤销职务二人（农村干部），行政记大过一人（教师），行政开除留用二人（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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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处遗工作的落实，使“文革”杀人事件的遗留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消除了积怨， 愈合了伤痕，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进了全县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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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江永县委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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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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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

CCRD/0/8/23/000019.txt

@@ -0,0 +1,87 @@
+# 中共零陵地区蓝山县委关于“文革”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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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的一九六七年，由于极左路线的严重危害我县部分地区也出现了无政府主义思潮，在社会主义法制遭到破坏，党的纪律遭到践踏的情况下，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一些出身不好的人，给党和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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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以来，坚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落实党的政策，为死者平了反。恢 复了名誉。从一九八〇年四月起至一九八六年底历时七年多，经县、乡、村联合调查处理 了“文革”杀人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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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九六七年，全县二十五个公社，二百七十九个大队，二千零八十八个生产队中，有大桥、大麻、所城、荆竹、紫良、龙溪、古城、土市、火市、浆洞等十 个公社三十八个大队，七十五个生产队杀了人；有楠市、总市、蓝屏、祠市、大洞、城关、 竹市、正市、汇沅等十个公社，十九个大队，二十七个生产队被迫自杀死了人。从一九六 七年九月八日至九月二十九日二十一天内共被杀掉八十九人，被迫自杀十二人，合计一百 零一人，是杀人高潮期。延至一九六八年十月份仍有余波，少数社队仍出现杀人案。据统 计“文革”中在五十七个大队，一百零二个生产队，一百一十六户中共杀九十四人，被迫 自杀五十七人，共计一百四十九人；其中男性一百三十五人，女性十四人，年龄最大的七十多岁，最小的十一岁。按当时的成份分类：四类分子三十九人，“四类”分子子女六十 人，贫下中农二十六人，其它成份八人。从职业上分，有国家干部八人，教员四人，医务 人员五人，工人十人，农民、居民一百二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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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县的杀人事件是受道县、宁远、江华等邻近县杀人的波及和影响所致。当时在全县范围内谣传四起，什么荆竹的四类分子在围寨，宁远的四类分子也逃 到紫良的猪楼门，把那里几户人杀光了，红薯被撬完了。加上大麻上洞村地主子弟彭先农、盘志龙长期在大桥、所城、龙溪等地混饭吃，是蓝山四类分子组织“反革命”的“首领”。各地有据点。在群众中还传开，“先杀党、后杀干、贫农一扫光，中农留一半，地富当‘骨干’”等谣言。这些曾一度广为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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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间，道县杀人已形成高潮。在此期间大桥公社堡城大队社员许良顺（来招亲的  原籍道县柑子园公社）回过道县看到现场情况，返回堡城后向造反派大肆传播道县杀四类分子的情况，已杀了几千万把人。其次是讲四类分子组织起来了，农历八月十五搞暴动等等。大桥公社堡城大队是个地主和四类分子较多的村，在谣言四起的情况下， 大队文革主任钟水旺酝酿着要报复，杀害厉仁学及四类分子，最后导致这个大队于一九六 七年九月八日开了杀戒，以及波及到全县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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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八月底，大桥公社堡城大队的社员黎琴与李贱娥，因小孩问题发生口角， 引发纠纷，本大队的贫农社员厉仁学前往调解无效。九月五日晚，厉仁学去喊大队文革秘书温华中去调解，连喊三次，温华中不肯起床。厉仁学返回家中睡觉，温华中见厉走了， 喊起同厅房的阮玉清起床说，刚才厉仁学来喊我的门你听见没有？阮答道，听见了，为什么搞这么凶？两人决定出门去看一下，刚走出大门就碰上赵程明（民兵营长）、雷水生（造 反派负责人）等二人，雷水生便说：“今晚有鬼，有人敲我的亮格窗。”温华中说：“今晚厉仁学来喊了我三次门，不知搞什么鬼。”几人怀疑厉仁学有问题，需要喊文革主任钟水旺起床。（因厉仁学与钟水旺之妻邓顺妹过去有过通奸行为，曾被钟水旺发现过，因厉仁学会武术，钟水旺奈何不了，只是怀恨在心，伺机报复）赵程明将钟水旺喊起床后将情 况向钟水旺作了汇报，钟水旺当即决定把厉仁学抓起来审讯，并亲自去喊有经验的雷德贵、 唐福喜两个老农兵起来，带队将厉仁学抓起来捆到关帝岭。命令雷德贵（武装民兵）、肖华政（团支部书记）、温华中（秘书）站岗，赵程明（民兵营长）纪录，钟水旺审问。在 审问中，钟水旺对厉仁学拳打脚踢，用刀架在厉的颈部说：“你说不说，不说今晚要杀掉你”，又说“要一点点地割你的肉”。在严刑拷打逼供的情况下，厉被迫假供自己组织了 一个“反革命”组织。成员有盘锡光、黄永坚、黄永业、黄远潜、黄永诚、黄永寿、黄本清、盘廷伟、盘楚雄、盘廷驹等十人（均为地主分子及其子女）。当晚钟水旺、赵程明又带领民兵将上述十人抓到大队关押。 九月六日早晨，钟水旺布置雷德贵等民兵把厉仁学等十一人押至大队炮楼脚大坪子上给群众亮相时，钟水旺左手抓住厉仁学的衣领，右手持一把尖刀大叫：“你偷了我老婆又搞反革命，今天你死得成了。我要出气了。”准备将厉仁学当场杀死。雷德贵将钟拦住， 竭力劝阻赵程明说：“他是贫农，杀了他，问题没搞清会断线。”才未将厉杀死。上午钟 水旺到公社汇报。大桥公社的文革成员群众组织负责人得知后，派朱长球（公社武装部长）、 李德春（回乡知青）、张高左（公社团委书记）、何春生（邮电局工人）等人来到堡城大队了解情况，并旁听了钟水旺等人对厉仁学、黄本清的审讯，尚未表态就离开了。通过一 天一晚的刑讯逼供，又审出了九名所谓反革命成员：黄良觉、黄利民、黄永召、黄永屯、 黄策勋、黄良境、黄永亮、黄良光、黄永知等人（均属本大队地富分子及其子弟），及供出了外社队的成员。钟水旺当天又带领民兵将上述九人抓到大队关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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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七日上午，赵程明在炮楼脚坪子上当众宣布逼供出来的假“材料”。对两百来名群众说：“你们还在睡大觉，蒙在鼓里头，脑壳落地了都不晓得。地主组织‘反革命要搞暴动’，要杀贫下中农，土改根子，老党员、老民兵。”并讲哪个地主要杀哪些贫下中农， 党员干部。这时更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恨，杀地主的气氛更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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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八日大桥逢圩，上午十一时左右，钟水旺、赵程明带领民兵将被关押的二十名所 谓要搞暴动的“反革命”押到大桥圩游街示众。钟水旺在前面开路，赵程明指挥。返回 队到村口凉亭时，钟水旺准备把人押到关帝岭杀掉，由于赶圩的人多，才未杀成。又押到 大队关起来。下午县东方红总部（群众组织）派冯生旺（已死）前往堡城调查，他向群众 组织和群众宣传党的政策，说：“群众不能杀人，杀人权在政法机关。”这时在场的文革 副主任杨水生大叫：“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杀人不需要上级审批……”唐雪德（本大队，造反派成员）接着喊：“冯生旺是保皇派，和地主是一伙的。”部分群众也跟着一起哄，吓得冯生旺立即躲起来。当晚钟水旺通知大队部开群众会，到会群众约三百人。会前钟布置任石仔、赵荣昌（中国党员）、许良顺（已故）、唐福喜（已故）、朱崇富（71年入党）、陈年仔（已故）、赵明相（已故）等人做好杀人准备，要雷德贵等人到杀人地 点罐子厂担任警戒。会议由钟水旺主持宣布大会内容，杨水生宣布所谓“罪行”，温华中宣读勒令。快散会时，钟吩咐任石仔、朱崇富、赵荣昌等人去当凶手，要他们各带凶器， 先把这五人押到罐子厂敲死，并一再嘱咐一定要打死，不让他们再活过来。各人要负责人。 宣布勒令后，按原分工，翟启秦（已故）、赵明相（已故）押黄永业；任石仔、陈年仔（已 故）、赵荣昌押黄永坚；许良顺押黄良觉；唐福喜押盘楚雄；朱崇富押盘锡光。在大队部 钟水旺对被杀者讲：“送你们去搭车下县去。”当押到罐子厂时，凶手们用木棒将上述五人敲死。死后由吴老四（已故）、任石仔、唐雪德（已故）、黄喜旺（已故）、许良顺等五人将死者就地埋掉。杀戒一开，消息很快传开，普遍议论“大桥杀了反革命”。接着钟 水旺等人又继续将关押的人进行刑讯逼供，供出一个“反革命”网络，各地都有人牵挂上了，荆竹、大麻、所城、龙溪、古城、火市等公社，沿蓝荆公路线都供出有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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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十一日下午三时左右，钟水旺、赵程明带领肖华政、赵华甫三十多个民兵，将关 押在大队的厉仁学、黄永召、黄永屯、黄永亮、黄良光、黄永诚、黄良境、黄远潜、黄本 清、黄永知、盘廷伟、盘廷驹、黄永寿、黄策勋、黄利民等十五人，押到麻地脚以“反革 命”罪用木棒、马刀、梭标进行杀害。由任石仔、肖德良、翟启秦、许良顺等人将死者尸 体分两个坑埋在麻地脚茶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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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堡城大队从九月八日、十一日两次杀人之后，各地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心情非常紧张， 有的想外出躲避一下，多数在家听从宰割。大桥公社文革小组及造反派将大麻下洞的彭先农抓去审讯，在刑讯逼供中彭把他到过的公社大队相熟的人，都供出参加“反革命”。另方面堡城大队的钟水旺、赵程明先后到沅兴、砂子岭、幸福舜水等大队串连，将堡城地主 及其子女们在审讯中供出的名字告��这些大队的文革领导、造反派头头，致使各大队又将 四类分子及其子女集中刑讯逼供，而导致全公社其他大队都抓人，关人，整人。有五个大 队到九月十六日就杀了三十人，他们中除了堡城大队二十人外；有舜水大队的欧阳子玉，欧阳忠炳于九月十四日被杀害；欧阳喧（教师）欧阳振亨，欧阳荣光（中农）均以参加堡城大队的厉仁学“反革命”，而被房国庆等人洩私愤而于九月十六日杀害于公社门口。砂子岭大队的李良顺，幸福大队的黄泽民，沅兴大队的李恒初，黄良卜都是以加入了厉仁学 “反革命组织”而遭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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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桥公社各大队抓人、整人、杀人的消息传遍后，加上多种谣传，其他公社，如大麻、 所城、荆竹、只良、龙溪、古城、土市、火市等公社满城风雨，搞得人心惶惶，处处都是 “反革命”波及。很快，各大队纷纷派人到大桥查问，互相抄逼供出来的口供材料及“组织成员”名单，回到本队将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全部抓起来关押，逐人进行审讯。经过刑讯 逼供，最后都以他们组织了“反革命”要搞暴动，要杀党员。杀干部为由而被杀害。杀人 路线顺蓝荆公路扩散，在大麻公社召开了文革主任、民兵营长造反派头头治安主任、党员、 大队其他干部的各种会议，在会上曾介绍过大桥堡城大队四类分子组织了“反革命”组织， 口号是“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杀一半，八月十五搞血洗蓝山”。堡城大队已杀了一 批四类分子，他们供出大麻公社的联营大队、军屯大队、三合大队、上洞大队也有人参加 了“反革命”组织。公社文革组织造反派布置要求各大队要三个民兵管一个四类分子，一 有风吹草动就马上报告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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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七年九月十二日，大桥堡城的四类分子黄良景来联云大队四类分子厉绍云家避难， 被大队民兵营长李文华发现，认为厉绍云要逃跑了，立即组织民兵将其抓获关在学校。李 文华通过电话与大桥造反派联系，对方答道：厉绍云参加了彭先农他们的“反革命”组织， 还是大队长。接着审问了厉绍云，问他“是不是参加了‘反革命’组织，有哪些人参加？” 厉不承认就反手吊起，被迫承认参加了，其成员有厉绍贤（地主子弟）、雷诚（富农子弟）、 雷文甫（伪保长），放下又不承认。接着民兵营长李文华派民兵将上述人员抓来大队学校 关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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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十四日，李文华派人把彭先农从大桥押到大麻审问，通过吊打，彭先农又供认了 联云大队的（地主子弟）厉绍云、厉绍贤、雷诚、雷文甫，军屯大队黄秀珍、黄昌富，上洞大队盘志龙（地主分子），三合大队黄美林（地主分子）等参加了“反革命”组织。他为过审讯吊打关，几乎把他所有认得的人不分地主、贫农、中农都供了出来。 九月十五日，联云大队召开生产队长以上干部、造反派文革成员会议，会议由文革主任欧立兴主持。李文华在会上宣布了“反革命”名单，然后讨论怎样处理这些人。在讨论 中，有的主张杀，有的主张不杀。李文华（民兵营长）表态“现在实行军管了，没有最高 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已被夺权了”。散会不久，雷诚越窗逃跑了。李文华一面布置民兵追捕；一面亲自带领民兵副营长李良玉、团支部书记黄昌旺等八、九人，把厉绍云推到湾弓 脚公路边，由陈明标用木棒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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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洞大队的盘志龙，三合大队的黄美林，军屯大队的黄昌富、黄秀珍也被抓到大队审问，严刑拷打后，经过开会公审，分别于九月十六日、十八日、二十五日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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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诚逃跑后，不久抓回杀掉。雷诚被杀消息传到其妻外家所城公社山田大队（雷逃跑 中接触过外门哥哥肖宋武）。山田大队造反派认定他们是搞反革命串连。大队湘江风雷造 反兵团负责人盘世宏、大队秘书黄华端等人于九月十一日搜查了地主子弟盘廷庆家，搜出盖有公章的空白稿纸和一枚私刻的所城公社公章（准备外流用）。大队文革主任周雄武同 民兵营长把盘廷庆抓来审讯，盘廷庆在受刑不过的情况下，于九月十四日趁民兵看守不备 而上吊自尽了。这时全大队以及全公社都轰动起来，追“反革命”的劲头更大。追出肖宋武是雷诚发展的反革命组织成员，是该组织的联络员，廖家庄大队肖宋珍是反革命组织的 秘书，肖宋珍爱人阮志屏外家是所城大队人，所城大队的阮湘雯（出身地主）同阮志屏 兄妹，这段时间阮湘雯、阮祖建、阮明育、李本初、李仁信等出身地富家庭子女的也组织 了一个造反兵团。当到处抓“反革命”之际，所城大队其他造反派��原大队干部，以他们 组织了“反共联盟造反兵团”为理由，而将所有出身不好的人抓起关押大队，在未分清真 假是非的情况下，各大队都分别抓人、关人，使用各种刑罚，多数人在受刑不过的情况下 供认参加了“反革命”组织。所城、山田、廖家庄三个大队，于六七年九月十八日至二十 一日三天共杀掉四类分子、地富子女一十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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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麻公社盘志龙从一九六二年以来，在龙溪公社的中洞、福镇、排田、保岗、岭脚等大队教过拳术，本人会草药，行过医，平日接触过不少出身地富的人。盘被杀后，龙溪公 社造反派联络站负责人成纯骅（农民）认为盘在龙溪一定串连发展了“反革命”组织。从 六七年九月十三日起，由成纯骅及公社武装部长陈学义为首召开了全公社文革成员、造反派头头、民兵营长会议，成纯骅在会上大肆宣扬要注意阶级斗阵新动向，并说：最近各队 一些地富分子勾勾搭搭，互相来往，形迹可疑。各队要提高警惕，要严密注视新动向，对 有问题的严加审查，参加“反革命”组织的四类分子要采取杀、关、管。在这次会议后， 全社抓人、关人开始了。九月十九日成纯骅等在中洞大队召开全社文革、造反派、民兵干 部等人参加的会议，现场看了审讯历史反革命分子胡邦球和地主子弟胡传昌的情况。经过 吊打逼供，胡等受刑不过的情况，假供参加了“反革命”，并谎报了不少其他成员。各大队参加会议的人员信以为真。成纯骅这次得意地肯定了中洞的做法和所取得的成绩。九月 二十一日在公社召开各大队文革成员、造反派负责人、民兵营长、治安主任会议，成纯骅 作了报告，又作了一番布署说：“大桥有个反革命组织，有人隐藏到了中洞大队搞反革命 联络，各大队都有‘反革命’，要立即回去抓‘反革命’分子，要把四类分子统统抓起来 再说，杀几个没有什么关系，可以立即执行。”各大队与会人员回到大队按照布署将四类分子抓到大队关押，经严刑拷打之后，从九月二十四日起福镇大队、保岗大队开始杀人。 九月二十六日，四十七军制止杀人，命令再次下达，龙溪公社组织各大队各方人员学习，在成纯骅的指挥下，还布署富阳、岭脚、沅头三个大队又杀了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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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城公社在抓“反革命”的影响下，东侧大队的地主子弟雷沅格、雷沅良两兄弟，以 他们平日调皮为名而于九月二十八日被杀掉。社门大队的雷月嫦（烈士李介丸的侄媳妇） 因六四年四清运动被补划地主成份不服而上访过县、地、省，文革主任彭顺国、原大队长 李月华怕她上访告准了他们就会吃亏，而趁各地杀地主之机将雷月嫦于十月一日，活埋于废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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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地杀四类分子的情况下，火市公社造反派负责人及公社武装部长欧阳庄商定将全公社四类分子集中到公社关押集训，以防止他们行凶暴动。在审讯过程中，杨梅大队四类 分子廖寿庆被吊打致死……（以下文字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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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期间杀人，其手段极其残忍，后果也是严重的。全县有十六人被枪毙，有二 十五人被砍死，有一人被沉河，有九人被活埋，有四十人被棍棒打死，还有个别的剖腹挖 心开肠破肚，年仅十一岁的黄永腾被活活砸死。有一户被杀光。有二十二人被迫背井离乡 外出谋生。遗属在政治上抬不起头，受歧视，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遭怀疑，群众中间隔阂 很深，埋下积冤，留下伤痕。在外地工作的遗属不敢回家，在单位受歧视审查，以致批斗 打击，有的还被戴上各种帽子等等；遗属中侨居海外的三胞亲属亲友得知亲人被杀害，不 敢回国探亲访友及写信联系，给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 辉形象抹黑。杀人后，财产被没收；房屋被集体出卖或拆毁占用。家禽家畜被抓去分了吃 掉；粮食、工分没有参加分配；生活失去依靠，全县有三十多人成了孤老孤残，有三十多个遗孀被迫携儿带女改嫁，另谋生机；有些年幼小孩送给他人……这些给社会带来了极坏 的影响和严重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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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文革”中出现的杀人问题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为了处理好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省委 1979 年（5）号文件、1985 年（12）号文件，特别是（八五）十二号的文件，为 我们解决好文革杀人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制定指导思想、方针、政策、方法、步骤等具体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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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委认为：解决处理好文革杀人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是彻底否定“文革”的一个重要内 容，是关系到能否团结一切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事，是关 系到全县长治久安的一项积极措施。把解决“文革”杀人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列为县委的一 项重要工作。在地委的直接领导下县委组织了二十七名专干（其中县级领导三人，局级领导八人）的班子。分设秘书组、安置组、组织处理组、政法组进行具体工作。各乡、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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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了一名副书记，成立专案组织。县委除保证一名县委常委分管外，还确定县政协副主 席胡光信同志具体负责，亲自出征，现场拍板定案，既做具体工作，又做组织协调工作， 为做好处遗工作，有了组织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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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贯彻省委 1985（12）号文件除普遍组织干部群众学习外，专案组还依据我县各乡、 镇、村的具体情况，先集中在龙溪乡搞一个贯彻省委 12 号文件处遗工作的点，取得了一定 的经验后，再逐乡、逐村的进行。经过历时一年多的时间，加上前段的工作，终于把“文 革”杀人这项历史遗留问题，按照上级政策规定，圆满地了结了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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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为受害者平反，恢复名誉，一般通过放电影或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宣布“文革” 被杀者属错杀，当众宣布平反，恢复名誉。给死者遗属发平反通知书，恢复名誉通知书三 百六十三份，宣布亲属亲友不受株连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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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文革”杀人问题而被没收占用出卖的房屋，全县有四十八户，解决房屋一百三十 间，用去金额四万三千六百七十三元，其中新建房屋十户、二十四间；退还房屋五户八间， 赎回房屋九户二十二间，折价房屋一十四户五十八间；修理房屋八户一十八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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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做好遗属政治思想工作，对因“文革”而亲人被杀的，现孤身一人又年老体弱无人照看，全县有一十七名孤老残，每人每月分别由民政部门发给生活困难救济费币一十二 元。已发三年共发给七千三百四十四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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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亲人被杀，而外逃谋生的，首先了解他们的住处，现在的生活情况，并及时写信 同他们取得联系，如果本人愿意回原籍安家落户的，做好生产队干部群众的工作，分给责 任田和自留地划定责任山。现在住处生活生产条件好，不回原籍落户的，帮助他们解决一 些具体问题，使其能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全县有二十二人回归故乡或就地作好安置工作， 用去五千元。有一十四个随母下堂的，做好工作，随其自愿在哪里落户。我们工作组同志， 都一一找到遗属本人讲清道理并发给安家费每人二百元、三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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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杀自杀人员中，普遍发给遗属抚恤费每人一百五十元。全县计发一百三十一人，币一万八千七百元。经过调查了解，有九十六个遗属生产生活困难或比较困难的，发给困难补助三万〇八百元。有七十四户财产遭到损失的，按照政策规定，原物在的退还原物千余 件。原物不在的通过查找，查无下落的，按照原价补偿四分之一的原则，计补助九千〇九十元。加上处遗工作组从退休老干中请回一批人协助工作，开支了工资和办公费计二万余元。整个处遗工作通过几年来的工作，现基本结束，共耗资币一十三万五千五百三十元。 通过贯彻省委十二号文件，进一步查清了各乡、镇被杀人员的情况，了解到他们为什么被杀，杀人的前后情况，在杀人过程中哪些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按照政策、法律规定， 谁应负什么责任。全县有一百六十三人参与杀人，并有一定的责任，其中党员五十二人。 责任人中，国家干部有一十一人，教师四人，工人四人，基层干部四十二人，农民群众一 百〇二人。本着既要解决问题又不要搞乱，坚持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的 原则。对大多数责任人通过批评教育，能认罪认错，并能向遗属赔礼道歉，取得谅解外， 对少数犯有杀人罪，罪刑严重的人，情节特别恶劣，手段野蛮残忍，后果极其严重的，给 予党纪、政纪、法纪处分，使其从中吸取教训。全县共处分三十四人，占责任人的 29.9%， 其中追究刑事责任的八人，占处分人数的 20.5%。给党纪处分的二十二人（其中开除党籍 十人，留党察看的四人，严重警告的四人，警告一人，在整党中不予登记的三人），占牵 连党员五十二人的 46.1%，占处分人数的 75.9%。给行政处分的四人（其中开除公职一人， 其他处分三人），占处分人数的 9%。这样处理达到了既坚决慎重地查处极少数犯有严重杀 人罪行的人，又团结教育绝大多数。通过处理平息的民愤，消除了隐患，愈合伤痕，消除 派性，增强党性，严肃法纪，巩固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四化建设���为开展两个文明建设起到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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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处遗工作的开展，基本上是顺利的，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效果，达到了上级提 出的基本要求；但也还有一定的工作要继续做下去，如各方面人员的思想是经常变化的， 有的对这个问题思想通了，对另一个问题又想不通；有的这个时候通了，过段时间又想不通。为了巩固处遗工作这一成果，还有一定的工作量，还必须花气力，留下小班子继续把这项工作做完做好，善始善终的完成这项历史遗留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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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蓝山县委员会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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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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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蓝山县委贯彻省委（85）12 号文件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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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文化革命”期间的杀人事件，是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推行极“左”路 线，煽动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法制遭到破坏，党的纪律遭到践踏的情况下发生的。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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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受道县、宁远、江华等邻县杀人的波及和影响。一九六七年八月，道县杀人已 形成高潮。大桥公社堡城大队社员许良顺，原籍道县柑子园公社，杀人期间，他回过道县， 返回堡城后大肆传播杀四类分子的情况。堡城大队地主成份家庭比重较大，四类分子比较 多，因而土改时贫下中农的新分户也多，他们担心丧失土改的胜利果实，所以在这个时候 就酝酿着杀四类分子，最后导致这个大队于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开始杀人，这在全县是最 早的。堡城杀戒一开，又波及到全县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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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四类分子在中秋节要暴动“的谣言四起，引起了社会上的混乱而策划杀人。 当时，一些传单以及部分人互相传播“四类分子串联起来了，八月十五（中秋节）搞暴动”； 他们的口号是“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一扫光，地富当骨干”等谣言。 农村中一些基层干部、党员、贫下中农惶惶不安，从而产生“先下手为强”的思想。大麻 公社上洞大队地主分子盘志龙，会用草药治病，经常到所城、龙溪等公社范围行医，接触人比较广泛，熟人也不少。当时，大麻、所城、龙溪等地很多人就认为他行医是假，搞反革命串联是真，还怀疑他是反革命组织的“联络员”，在杀人之前就把他抓了起来审查， 想从口供中“顺藤摸瓜”，扩大线索。碰巧，在上洞大队入赘为婿的彭先农也出身地主家庭，五十年代初曾在大桥乡公场当过财粮干事，六十年代初自动离职，之后又离了婚。由 于他不太熟悉农事，工分少，生活无着，便经常到大桥、大麻、所城、龙溪一带游荡，到 熟人家混饭吃，于是也被怀疑搞反革命串联，被大队公社的造反派抓去，关押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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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以严刑拷打，逼供出来的“反革命”定罪而杀人。被怀疑的人抓起来以后，都 分别关押审讯。不承认便采取捆、打、吊，下“雪公尖”，坐“老虎凳”等残酷手段逼供。 在严刑之下，只有乱供、假供，大桥公社堡城大队就逼出了“反共联盟”，舜水大队逼出了“农联军”，土市公社逼出了“复兴社”等组织。逼出组织就进一步逼有哪些成员。首先交待本地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再交待外公社所认识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这样，范围 越来越广，成员越来越多。从大桥开始，扩大到大麻、荆竹、所城，再扩大到城关周围的 龙溪、古城等地，层层推进，波及全县。在交待不对口时又施以严刑，搞诱供、指供。在 追反革命活动时，就追问要杀哪些党员、干部、贫下中农（包括参加造反组织的人），这 样就激起了人们的气愤，而把人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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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四是少数品质恶劣的人，利用这个机会，挟私报复杀人。 当时，抓“反革命”组织的声势越来越大，杀四类分子的气氛越来越紧，社会局势越来越乱。这就给少数品质恶劣的人有机可乘，这些人，平时对他的仇敌不敢下手，趁这个 动乱的机会钻进了群众组织，并取得一定的权力，假借群众之手，将仇敌杀死，达到报复 的目的。大桥公社堡城大队的钟水旺，在国民党的警察部队混过，“文化革命”一来，他 就当上了大队文革主任，总揽大队一切权力。他的妻子邓顺妹过去与出身贫农，划为流氓的厉仁学通奸，厉有武艺，钟平时无可奈何。大抓“反革命”之风一起，钟就把厉打成“反 共联盟”的主要成员之一，而把他杀了。大桥舜水大队房国庆一家与其出身贫农、当人民教师的姐夫欧阳暄一家因个人问题在“文化革命”前就已经反脸，“文化大革命”抓“反革命”时，房国庆利用派性，纠合一些与欧阳暄有成见的人把欧阳及其子和侄子打成“反革命”，并公开打死。龙溪公社堡干大队肖宋烈对其伯父招入一个出身地主家庭的罗培良为婿，自己得不到家产，而怀恨在心，在杀人中亲自把罗抓到大队交给造反派打死，企图达到继承其财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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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五，在“左”的影响下，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四类分子其子女的某些书信、 笔记、言行视为“反革命”活动的依据而将人杀死。这里有两种情况：一、不作调查研究， 随意篡改内容，“草木皆兵”，随意定性，把人打死。土市公社埠头大队地主分子黄定甲，1967 年上年到太平公社星塘岭大队唐昭相家借了几斗麦子，议定打早稻后还大米，由地主分子唐康在场担保。收早稻后，黄未及时还米，唐康以担保人身份于古历七月二十四日写 了一封催还的信给黄定甲，托人带去，最后此信落到土市公社武装部长杨修芳之手，杨却 将信篡改为反革命串联信，把黄定甲抓到公社，施以严刑逼供。在审讯过程中，黄交待了 借粮未还一事，但杨修芳不到实地调查，后来，黄定甲假供组织了一个“复兴社”，并供出西江大队出身地主家庭，当过伪军官，解放前夕参加地方武装的吴锡勋和其他在解放前 当过乡长、保长的几个人是成员，最后在公社院内把吴锡勋枪杀了，把黄定甲整死了。二、 抓住只言片纸，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定为“攻击”、“反攻倒算”而把人杀了。浆洞公 社下洞大队出身地主家庭的沈定威，中学毕业后在家务农，经常看些古书、古诗，并把这 些东西抄在本子上，抓“反革命”的风一刮，该大队贫协主席黄定清就把他抓到大队、公 社拷打审讯。并把笔记本上写的“骂一声毛延寿，你这个卖国的奸臣……（汉苏武被匈奴 扣留在北方牧羊一戏的唱段）”引伸为“攻击毛主席”，把本子上记的诗句上纲为“地主 反攻倒算”，最后抢杀了沈定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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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六是有的贫下中农解放前确实受过四类分子以及伪保长的残酷压迫，怀有较深的阶级仇恨，他们借乱杀人之根，以抓阶级斗争为名，将人打死，而泄私愤。土市公社新村大 队伪保长李子元（又是地主分子），旧社会抓兵派粮，横行乡里，有一定罪恶。同村被抓兵死在外面的不少，弄得人家妻子拖儿带女，孤苦伶仃熬一辈子。社员薛招顺的父亲和婆家父亲都是被李子元抓去当兵死在外地的，趁“文革”中批斗李子元之机，她同婆婆及其他人在会场上把李子元打死。 其七对幸存者怀有戒备之心，为消除“后患”，六八年继续杀人。一九六七年杀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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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禁止杀人的命令接二连三的发出，被关押的人有的幸存下来，但对他们精神上的刺激却造成终身遗憾。火市公社杨梅大队廖威（地主分子，会武艺）六七年九月参加公社举办的改造学习班时，被活埋在一口废窖里，由于泥土未填实，他从里面爬了出来，流落外地半年多不敢回家，一九六八年春回到家里生产劳动，但对活埋一事始终耿耿于怀。一天， 他见到一个曾参与过活埋他的人，便进行了责问。这事立即反映到公社武装部长欧阳庄那里。欧阳庄认为“此祸不除，后患无穷”，于是带领几十个人围捕，当场把廖威击毙。古城公社古城大队青年彭先朴，家庭出身地主，大哥在台湾，一九六七年九月被关押审查， 禁止杀人的命令传达后才免一死。但从此患了精神病，对那些严刑拷打审讯他的人印象深刻，一见到就说要报复。一天，他见到大队民兵营长彭先督，两人为六七年的事发生了争吵。当他的哥哥彭先劳得知后，立即将他铐了起来关在家里。但彭先督认为这是反朴，于是串连当时的参与者，硬把他从家里拖出来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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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蓝山县委员会一九八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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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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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

CCRD/0/8/23/000020.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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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零陵地区新田县委关于处理“文革”中杀人遗留问题的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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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零陵地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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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处理“文革”中杀人遗留问题，在地委的正确领导和关怀下，经过近3年的努力，已经基本了结，比较好地达到了省委提出的“愈合伤痕，加强团结，和衷共济，一心一意搞四化”的根本目的，现将我县处理这一工作的基本情况，汇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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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杀人的起因和造成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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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9、10月间，我县出现了一股杀人歪风，其主要原因是：1、道县、宁远杀人的影响。1967年8月，道县、宁远相继发生了杀人事件。在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时期，道县、宁远的杀人事件很快波及到新田，被新田一些造反派和部份不明真相的干部群众作为镇压阶级敌人，抓阶级斗争的经验加以推广。2、造反派头头支持，煽动和直接部署杀人。3、县内“支左”人员传达47军电文断章取义，诱发了新田的杀人。由于上述原因，自1967年9月8日城关发生枪杀5人事件以后，全县当时21个公社，142个大队，331个生产队，相继发生了杀人事件，杀人时间一直延续到同年10月18日。在40天时间内全县先后被杀606人（其中两人是68年被杀的），被迫自杀180人（其中“文革”其它时间被迫自杀的40人），被杀、自杀合计786人，全家被杀光的有70户，被迫外逃的58人，造成孤老孤残的70人，近百名妇女携儿带女被迫改嫁，被害人的房屋被侵占、变卖、私分、拆毁、倒塌、损坏的有205户，424间，家中财物被抄走的有437户，计1.1万余件，劳动日值无尝侵占7.53万个，被抄现金近万元，直接造成经济损失达百万余元，政治上造成的损失就更为严重了，无法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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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于几年处遗的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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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处遗”工作，省委于1979年发出了5号文件。从那时起，我们着手组织力量，开展工作。但由于各种原因，其进展比较缓慢。1984年以来，特别是1985年省委发出12号文件以后，这项工作得以全面展开。根据上级有关要求，这些年我们在“处遗”工作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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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以中央和省地委有关文件为指针，统一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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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把“处遗”工作抓好，我们先后组织县级几家领导和各乡、镇，县直各单位负责人，认真学习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地委1984年15号文件，省委1985年12号文件，讨论分析了我县“文革”杀人事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和做好“处遗”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清除“左”的影响，统一思想认识，自觉地列入各级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当作一件大事来抓。我们还在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针对“文革”杀人问题，由各级党委组织学习文件，宣传党的政策，反复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党纪、法制教育，层层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县委建立了“处遗”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办公室，设立了安置组，组织处理组和政法组，并从县、乡、镇机关抽调了140余名国家工作人员专抓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凡有“处遗”任务的单位，都由党委主要领导挂帅，建立专门班子，配备与任务相适应的专干力量，并由县里统一组织培训，学习文件，掌握政策，明确任务，步骤和作法。每项工作的开展，我们都首先进行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全面铺开，避免走弯路，尤其是在1985年下半年，由县委分管书记带队，组织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到各乡、镇现场办公，大大加快了工作进展，有效地保证了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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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全面妥善地做好遗属的安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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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实做好广大遗属的善后安置工作，是把党的关怀，温暖送到广大遗属的心坎上，稳定遗属思想，愈合历史伤痕，团结一致搞四化的重要一环。为此，我们在查清来龙去脉等问题的基础上，对被害者遗属从政治思想上和生产生活上，全面妥善地进行了安置。在政治上，我们通过会议等形式，给所有被害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以县人民政府名义下发的平反通知书送交遗属，使他们在政治上不回归人员60人，安置孤老孤残人员70人，对被害国家工作人员按政策规定给予了安葬抚恤，被害农（居）民按人给抚恤费150元，对家庭特别困难的遗属还给了困难补助费等。到目前为止，已发出抚恤费126852元，财产补偿费72238元，房屋补助费212075元，外逃回归人员的安家费13500元，孤老孤残人员生活费（85~86两年）20500元，困难补助费141000元等。上述开支共58万余元，加上这几年来开支140多名专干的办公费���旅差费、会议费等75000余元，总计用于处遗工作经费65.5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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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做好组织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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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文革”中发生的杀人事件，牵涉的责任人1346人，其中党员476人，占有牵连人数的33.3％，有牵连的党员中属杀人前入党的280人，占当时全县党员总数的12％，责任人中脱产人员191人，其中国家干部118人，职工44人，教师27人，医师2人。责任人中，原公社正付书记17人，正付主任1人，公社武装部长16人，“文革”正付主任28人；原大队正付党支部书记63人，正付大队长26人，民兵营长81人，治保主任64人，“文革”正付主任142人，有牵连的责任人中，问题特别严重的21人，有严重问题的167人，一般问题的1158人。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1968年至1987年期间，依法惩处了12名在杀人事件中犯有挟嫌报复、煽动、轮奸、强奸杀人的犯罪分子，其中判处死刑3人，判处有期徒刑9人。1986年以来，我们在查清来龙去脉，专案调查、分清责任后，按照省委12号文件提出的“既要解决问题，又不要搞乱”的指导思想和“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的原则，根据责任人在杀人事件中所负责任的大小，影响程度，情节后果的轻重，认罪认错态度的好坏，经地委批准，追究了宋柏主、杨世福、夏土才、胡米贵、肖帮元、王友宏等人的刑事责任，对在杀人事件中犯有严重错误的167人，分别给予了党纪、政纪处分，处分人数占有牵连人数的11.8％。其中给予党纪处分的144人（开除党籍的125人，留党察看的7人，整党中不予登记的12人），占有牵连党员数的30.3％，受党纪处分人员中，付科局级以上干部7人，给予政纪处分的23人，其中开除公职的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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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把伤痕愈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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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处遗”工作中，我们自始至终都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着重从思想政治上解决问题。鉴于“文革”杀人是在阶级斗争极度扩大化，无政府主义极端泛滥的情况下发生的事件，我们要求全县各级党组织反复进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党纪法纪教育；召开各种座谈会，个别走访、慰问，向遗属和广大群众宣传讲解党的“处遗”政策，认真听取遗属的意见和要求；对来信来访人员热情接待，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要求责任人挨家挨户向遗属赔礼道歉，认罪认错作检讨，疏通感情。这样做，使遗属深受感动。通过教育，绝大多数责任人提高了认识，端正了态度，看到了自己所犯错误或罪行的严重性，认识到“文革”中杀人是违法犯罪的行为，表示知错认错，知罪认罪，接受组织的教育和处理。如枧头乡枧头圩村李江湖（凶手），听到宣布本人被开除党籍的决定后，痛哭流泪地说：“我一不怨政府，二不怨政策，三不怨你们工作组，主要怨自己法制观念不强。我虽然被开除党籍，但今后还是要与党保持一致”。枧头乡欧家村责任人欧光次说：“我被开除党籍，教训是深刻的。今后我一定安分守纪，并要教育好子女，按照法律办事”。总而言之，在“处遗”工作中，由于全县各级党委和专干人员，自始至终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首位，无论是遗属还是责任人，思想都比较稳定，全县的社会政治局面是安定团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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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于今后需要进一步做好的几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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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处遗”工作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基本完成了省地委交给的任务，但今后仍有工作要做。目前，还有几户遗属在对人的处理上有过高的要求，少数责任人认罪认错态度不够好，组织处理和生活安置还有少量尾巴。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巩固和发展已取得的成果，还需克服松劲，厌倦情绪，继续努力，抓好以下几项工作，首先要认真做好组织处理和对遗属生活安置的扫尾及查漏补缺工作。按照政策规定认真复查，缺什么补什么，在4月底全面完成“处遗”工作的各项任务。其次，要坚持做好各方面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加强法纪，党纪教育。特别要教育那些未作处理的责任人以诚恳的态度，主动与遗属搞好关系，加强团结。第三、为了保证上述工作任务的完成，县里仍将保持二、三人的小班子，日常工作由县委落实政策办负责。各乡、镇要有熟悉“处遗”工作的党委或政府负责同志，分管扫尾工作。第四、认真搞好“处遗”经费的账目清理检查和全部“处遗”材料的整理归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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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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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新田县委员会1987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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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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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CCRD/0/8/23/000021.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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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零陵地区宁远县委关于“文化大革命”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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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革”期间的一九六七年，我县共有九个区，一个镇，四十二个公社，二个林场， 五百六十二个大队，四千两百七十九个生产队，一十一万零五百五十八户，四十六万八千 三百二十六人。其中有九个区，三十六个公社，九十九个大队发生了杀人事件。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从梅岗公社小欧家大队杀人开始，至十月廿五日冷水公社石海冯家村的杀人终止，历时六十八天。全县被杀的有四百六十七户，八百八十九人；“文革”期间还有被 迫自缢的二百零四人；共计一千零九十三人，其中：男性七百七十一人，女性三百二十二人。这些人中有四类分子三百七十人，四类分子子女五百七十六人，贫下中农八十八人， 其他五十九人。按职业划分，国家干部一十三人，教员四十三人，医务人员八人，职工四人，农民一千零二十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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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杀人起因经过和后果
+
+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肆意践踏国家法纪，破坏党的政策，煽动无政府主义。在这特定历史条件下，道县刮起了杀人风，在此风的影响下，我县发生了杀人事件。
+
+　　梅岗公社小欧家大队，是我县南部地区，与道县杨家公社交界。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道县杨家公社郑家大队妇女欧干荣回娘家，向其胞兄欧杰前（大队会计、党支部委员）说了郑家大队杀地主的情况。欧杰前立即向党支部书记欧杰洪 汇报，即决定召开党支部会议。会上，确定组织民兵站岗放哨，做好本村的安全保卫工作， 加强对四类分子的监督。当晚召开成立民兵指挥部大会。傍晚七点多钟，正在通知开会时， 突然有人谣传欧贤树（上中农）、欧俊德（上中农）两人到大队长欧贤琅家里行凶杀人。于是，民兵包围了欧贤树、欧俊德两家，未发现他俩人在家，又立即追捕，搜山一夜，也未发现。十七日下午，小欧家大队召开了群众大会，党支部书记欧杰洪主要讲了阶级斗争 的新动向和道县郑家大队杀人情况，要求大家注意本村“四类分子”的动向，民兵要组织起来拿起武器，搞好社会治安。当时，贫协主席欧贤昊，认为他的讲话鼓动性不大，他拿 着马刀站在方桶上对大家说：“我们大队的‘四类分子’已经在磨刀了，要杀我们的党员、 干部，要翻天，要夺我们的红色政权。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如果‘四类分子’ 敢杀我们一个党员、干部，我们也要采取道县郑家的办法。”大会结束后，大队干部继续 开会，确定第二天上午召开指挥部成员、生产队干部会议。十八日上午按计划召开了会议。会议主要研究杀一批四类分子，当时有国家干部邓先松同志得知此情况，便叫该大队干部欧俊赞去做劝阻工作，因而未作出决定。欧杰前、欧贤昊等人仍积极主张要杀。因此，下午在油榨屋召开了大队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有欧杰洪、欧贤琅、欧杰前、欧俊赞、欧 杰祥、欧杰山等人。会议继续讨论杀人问题。欧杰前、欧贤琅主张要杀欧杰礼、欧杰裕、 欧杰梅、欧杰仁四家。党支部书记欧杰洪思想上同情，但未明朗表态，便说：“看大家的 意见。”最后，与会人员一致同意，决定了杀人对象、时间、地点。当晚由欧杰前、欧贤琅主持召开生产队民兵排长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布置杀人事宜后，立即分工，将被杀对象 叫来训话，然后将四个四类分子推去杀掉丢入窑内，再将他们的家属子女六人抓去推下窖 用火烧死。小欧家大队的杀人成为我县最早的突破口。在小欧家准备杀人的同时，与其相邻的邹家大队“文革”主任邹荣波、大队长邹远务、副支书邓洪秀等四人于十七日前往道 县杨家公社郑家大队实地了解情况。邻近的大欧家、周家山等大队也受到影响，谣传说，道县郑家的郑元瓒（五〇年三.二九暴动首犯）回来组织地主上山搞暴动，党、团员要杀绝，贫下中农杀一半，地主、富农当骨干。这些谣传影响了梅岗公社的治安，形势非常紧张。 因此，八月十九日，邹家、大欧家、周家山等三个大队发生了杀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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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欧家大队杀人事件发生后，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李新华即向水市区委汇报，要求派人制止事件的扩大。区委书记张光炎向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报告。当时的领导小组组长马天会、副组长彭雪保、唐治邦决定，立即派黄少成同志前往梅岗公社制止杀人事件， 随后派彭瑶、王显忠等同志协助黄少成的工作。他们到梅岗公社后，在公社召开了各大队 的支部书记、贫协主席、“文革”主任、造反派头头会议，会上讲了大好形势，军队稳定， 地方党政机关还有权威，阶级敌人乱不了，不要听信谣言，不能无法无天乱杀人，杀人是犯法的，要受党纪国法制裁的。通过会议，大多数表示态度，听党的话，不再乱杀了。从 此，初步得到平息。但是梅岗公社的杀人风又蔓延到水市公社，黄少成同志带领工作队又赶到水市，在水市公社召开了大队主要干部会议，明确制止杀人，会上各大队表示不乱杀人。可是，少数人阳奉阴违，会后，水市、西边洞、梅村又发生了杀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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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岗公社小欧家大队又出现反复，该大队贫协主席欧贤昊，仍然主张杀人，私设法庭，对该大队地主欧贤辉、上中农欧贤晶、欧杰咸、欧杰炬四人关押，多次捆打，逼其交待参 加反革命组织的问题，准备杀掉。黄少成同志向他们做工作无效。九月十三日彭雪保同志带领欧阳维罗等同志亲赴小欧家，把欧贤昊、欧杰前、欧杰洪、欧贤琅找到公社去谈话， 责成他们立即放人，不准乱杀。欧贤昊等人答应放人后，彭又去黄家大队制止了准备杀人 的事件。欧贤昊口是心非，回去后释放欧杰成、欧杰炬，将欧贤辉、欧贤晶两人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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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十七日晚，大阳洞公社香花桥大队单身汉李启仕乘站岗放哨之机，邀集四个单身汉去轮奸地主家的妇女，事后为掩盖其罪恶，利用个别干部杀人时将她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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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社大阳洞大队追查反革命组织问题，目标对准地、富，大队长张光彪非法将三名女青年关押，逐个进行审讯逼供强奸。然后为首组织策划指挥杀四十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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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岗公社小欧家大队杀人后，影响全区所辖水市、大界、大阳洞、香花铺等五个公社，二十七个大队发生杀人事件，被杀二百四十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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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卅一日，水市区大界公社东瓜井大队杀人情况传到湾井区麦地公社路田大队，该 大队“湘江风雷”组织头头王洪林和贫协主席王财富为首召开造反派骨干会，大队干部会， 组织策划。当晚杀三十八人。区委副书记何朝春同志得知消息后，深夜即带领区干部赶到 现场，但路田杀人已经结束。他们为了防止扩大事态，动员区、社干部下乡制止杀人。湾 井公社党委书记欧成富同志带领公社干部到九安背大队制止了该大队已经集中被杀对象九 十多人的事件。湾井区、社干部，态度明朗，制止杀人措施得力，除路田大队外，其他仅 有六个大队杀六人，全区共杀四十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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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北部地区，鲤溪区柏万城公社与新田县枧头、十字公社相邻。九月十三日，柏万城公社燕村的地主彭运痂去赶十字圩，亲眼得见那里杀地主，他即回家与地、富家庭出身的人通气，商量准备逃跑，被民兵发觉，认为他们有活动。民兵营长陈元星为首召开会议， 组织策划杀人方案，于十四日杀四人，十五日杀二人，十六日杀一人，共杀七人。与此同时，该社杉木坪大队地主子弟王应桐，于十三日携带钱粮外逃，被民兵发现追回。当晚，该大队副支书王显亭为首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议，组织策划杀人方案，于十四日杀十三人，十五日杀一人，共杀十四人。 新田和柏万成公社的杀人风，影响到该区所辖永安、鲤溪、石家洞等地，四个公社发生二十二起杀人事件。全区共计杀一百四十五人。 地处东部的太平区白土公社与新田徐家（前进）公社相邻，受新田徐家杀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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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土公社石门山大队王回杰乘此机会，搞泄私报复，他为首召集曾在一九二七年被害的农 会会员的后代，组织策划杀人，决定将同属原一个保的地、富杀掉。他们无法无天，除杀本村的十一人外，先后四次去本社西岭头大队，禾亭公社的老柏家大队、新柏家大队，兰 山正市公社等地抓人杀人二十一名。共杀三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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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区在石门山杀人的影响下，到处准备杀人。区委武装部长李其万同志组织区、社 干部积极到大队制止杀人，他亲自将太平圩已关押准备杀的三十多名地、富解救脱险。在 区社干部的努力制止下，全区被杀者，缩小为四十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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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部地区和北部地区的杀人情况，影响到东西部和中部，全县形成一股逆风，人心慌乱，谣言四起，传说：地、富、反要在“中秋”节搞暴动。不少基层干部、贫下中农酝酿要先下手为强。正处于这种动乱时期，领导干部受到冲击，彭雪保同志被礼仕湾的造反派勒令去接受批判，对全县制止杀人的工作受到影响。有些区社干部怀着朴素的阶级感情， 明知不对，不去制止，抱有同情感，个别的干部下乡乱表态，煽风点火，宣扬外地杀人情 况，授意杀人。柏家坪区晓睦圹公社党委书记李运生参与晓睦圹大队的杀人决策会议，表态同意杀人，并授意要杀就要斩草除根。结果这个大队于九月二十四日杀六十八人。清水桥公社党委书记奕水生在平田大队同意杀人，该队摸底被杀名单一百三十多人。正在分片分队执行杀人中，县领导小组王应芳同志带队于九月二十二日赶到，当天从杀人现场中挽救六人。在此之前，已杀三十九人。该社政法干部石运备到桐梓坪、百福营等大队煽风点 火授意杀人，结果全公社有八个大队发生杀人，四天内杀一百三十六人，是全县杀人最多 的公社，影响全区被杀二百四十七人，超过水市区。由于这段时间，全县掀起一股杀人风，从九月十八日（中秋节）起，七天内全县杀五百七十四人。这场全县性的杀人风开始不久，四十七军关于制止杀人的命令下达，通过几天贯彻工作，全县杀人风基本得到制止。 原禾亭公社环佳山大队贯彻四十七军制止杀人的命令后，将原准备杀人购的二十副棕索退掉。事过二十天，该大队造反派头头唐太信等人捏造事实说地主要搞暴动了，为首召开群众大会，自告奋勇当凶手，于十月六日杀四十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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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水公社锡海大队冯家村，地主冯友祥家做生日来客。酒席中了解到冯友祥的儿子 与钟秋生吵嘴的事，饭后冯友祥的几个内弟、侄（神下大村人）去该生产队长冯仲生家， 想与他交谈，没碰上队长未谈成。结果冯仲生、冯贵富等人认为冯友祥借其内弟势力，要杀党员、干部了，而采取先下手为强，为首组织策划将冯友祥父子五人杀掉，于十月二十 五日杀三人，逃跑二人。十月份出现上述两起杀人，是全面制止后的事件，十月二十五日为全县杀人终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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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情况，全县杀人的原因归结为五种：一是少数基层干部、群众，在“左”的影响 下，听信谣言，先下手为强，自发组织杀人；二是有些造反派头头受“左”的影响深，审 讯逼供地、富、反交代参加反动组织问题，要杀干部、党员的供词，蒙蔽群众，激发群众起来杀人；三是个别公社干部下乡乱表态，煽风点火，授意杀人；四是个别人目无党纪国法，泄仇性地报复杀人；五是个别流氓性的强奸、轮奸后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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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杀人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当时全家被杀光的五十六户，一百七十二人；被迫 外逃的二百八十四人；被迫改嫁的六十人，随母下堂的一百零五人；有一百一十四户，一百二十人造成孤老孤残无人抚养；房屋被集体侵占后部分损坏的七十三户，二百三十六间， 集体变卖的八十七户，二百一十三间，拆毁和倒塌的九十三户，二百二十五间；抄走财物 按当时估价三十一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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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善后安置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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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认真处理杀人事件的遗留问题，挽回影响。县委从一九八〇年以来，确定县委常委周华荣同志、县纪委副书记李其万同志负责，从落实政策办、信访办抽调四名干部，配合区、乡干部进行了调查。基本上澄清了被杀人员及其家庭房屋被占情况，以及遗属生产、生活困难的底子。按照省委（1979）5 号文件的精神，解决了一些急需安置的问题，清退 了一些被占房屋，集体筹款两万多元，退还了变卖房屋的价款，国家给予三百八十五户有 困难的遗属，补助一十万零四千六百二十元。政治上由各大队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属错杀， 予以平反。同时，经常做好思想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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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四年地委十五号文件下达后，县委把查处“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县委书记吉坤同志亲自过问，副书记王财富同志具体抓。八六年以来由副书记李运 富同志具体抓，县直从政法、组织、纪检等部门抽调人员组成专门班子，设立政法组、党 政纪处理组、综合安置组共计三十二人。政法组由罗石恩、黄仁富同志负责；党政纪处理 组由李祖贵、睦清芳、唐奇佳同志负责；综合安置组由李祖贵、徐京、夏昌凤同志负责。 区、乡由一名副书记专抓，根据任务大小成立专案组。全县九个区，三十九个乡抽调一百零六人组成专干队伍。县委确定十六起重大案件由县派人与区、乡配合查处；其他案件由 区、乡负责查处。县、区、乡三级共计抽调一百三十八名专干，开展调查杀人的来龙去脉 与专案相结合的方法，在调查中，克服了困难，排除了各种干扰和抵触情绪，经过两年的努力，对全县“文革”中杀人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全部查清。要解决的问题，按照省委（1985）12 号文件精神，一件一件的作了处理，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安置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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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政治上，为“文革”中被害者给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以县政府名义给家属发 了平反通知书。对“文革”中被迫自杀者给予澄清事实，正确结论，恢复名誉，由乡人民 政府给其家属发平反通知书。在为“文革”中被害和被迫自杀者平反的过程中，由乡党委 组织力量，做好各方面的思想工作，以村为单位召开平反大会，然后召开遗属、杀人当事 者、干部和群众代表参加的团结会，由当事人代表发言，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讲清自己的 问题，主动认罪认错，向遗属赔礼道歉；遗属代表发言，表示拥护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 把账记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身上。从而消除了积怨，愈合了伤痕，加强了团结，安定 了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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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经济上，给予合情合理的补助，帮助遗属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是安定遗属、稳定局势的一项重要工作。县委作了认真研究，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专门召开区委 书记会议，研究做好善后工作，调查核实受害者家庭损失情况，集中时间全党抓。由区、 乡干部突击一个月，边调查核实边做思想工作，两次与遗属见面，即首先与遗属核对房屋、 财产等损失情况，签名盖章；其次按照补偿的规定，县、区、乡三级审定到户的各项补助 金额，并征求遗属的意见。遗属再次签署意见。这样反复做好思想工作，为安定遗属，稳定局势打下了良好基础。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制定经济补助的范围和原则。补助的范 围是：与杀人有关的受损失者。原则是：①、被杀和被迫自杀者，每人发给抚恤费一百五十元。②、房屋的处理，凡原房在的，遗属需要住房的，一律退还原屋，集体变卖的要帮 助赎回，损坏的适当补偿修养费；原房被拆毁或倒塌，遗属需要住房的，每户帮助新建二间，每间补助六百元；原房特别多，现在人口特别多的，可增加一间，补助总额最多的一千八百元；遗属不需要住房的给予适当补偿，即每间三百至五百元；房屋特别多的，补助总额不超过一千八百元。③、在杀人时被迫外逃回归人员给予补助安家费，八四年以来回 归安家，未享受补助的，这次给予补助，县内的一百五十元，省内的二百元，外省的三百 元。④、凡亲属被杀，遗下的亲人，现已年老或残废，丧失劳动能力，无直系亲属瞻养者 和被打、杀伤造成残废者，每人每月给予十二元救济金。⑤、财物损失的处理，原物在的 退还原物，原物损坏的和查无下落的，按当时价计算补偿四分之一。⑥、特殊困难户，给 予适当的困难补助。按照上述范围和原则，经县、区、乡三级联审决定，全县发给农村被 杀、被迫自杀者一千零二十五人的抚恤费，十五万三千七百五十元（职工由单位发给未统 计在内）；安置外逃回归人员安家费一百六十三人，四万两千三百元；对无人抚养的孤老残一百二十人，已发给生活救济费二万七千一百五十六元，按政策规定，以后由民政局发 给每人每月十二元的救济金；退还被占用的房屋一百四十四户，四百五十三点五间，其中对七十三户，二百三十六间部分损坏的房屋，补偿修理费二万二千八百八十一元；被集 变卖的，帮助赎回房屋八十七户，二百一十三间，赎房价款六万四千八百二十四元；对于拆毁和倒塌的房屋，遗属需要住房的，集体用公房抵还三十二间；由国家补助，集体帮助，新建房屋九十四户，一百九十一间，补偿金额，一十万三千六百元；不需住房的九十三户， 二百二十五间，给予补偿币六万六千三百五十元。上述房屋的处理共计金额二十六万七千六百五十元，其中集体出钱二万一千六百八十元；财产损失给予适当补偿币一十二万一千 二百一十五元；八〇年以来，给予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的四百三十六户，一十一万六千三 百四十八元。上述各项补助共计金额七十二万八千四百二十四元，其中国家补助七十万零六千七百四十四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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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组织处理上，按照省委（1985）12 号文件规定的政策，根据责任人的罪行和错 误性质，责任轻重，认罪认错的态度，分别做了处理。对于为首组织策划杀人和表态杀人，罪行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不惩办不足以平民愤者欧贤昊、欧杰前、张尚秋、王才富、 李孝成、王回杰、郑际春、郑元健、蒋上法、奕水生、石运备、李运生等十二人依法惩办； 对于强奸、轮奸后杀人的张光彪、李启仕给予重判；对于制止杀人后又组织杀人、报复杀 人和主动充当杀人凶手的张光义、张光礼、唐满城、李宝瑞、李哲雄、王永芳、胡清达、 胡茂昌、蒋大瑶等九人，给予刑事处分；对于杀人从犯和奉命组织指挥杀人、奉命充当凶手，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在查处中认罪认错态度好的，免予刑事处分，给予开除党籍的 六十二名（其中杀人后入党的十四名）；放在整党中不予登记的一十五名；给予留党察看 处分的一十五名；警告处分的二名。在杀人中犯有一般罪行和严重错误的党员，主动讲清 了自己的问题，认罪认错态度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表现好并取得群众谅解的，都免于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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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上述善后安置和组织处理工作，使这件重大杀人事件的遗留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也由此受到深刻的教育，全县局势稳定，两个文明建设发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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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宁远县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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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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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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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CCRD/0/8/23/000022.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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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零陵地区东安县委处理“文革”中杀人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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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省、地委的正确领导下，县委根据省委（85）12号文件精神对假案“反共救国军”所引起的杀人事件进行了积极而慎重、稳妥而认真的处理。经过几年工作的努力，对受害者在政治上彻底平了反，在生产、生活上给予了安置，对需要处理的责任人给予了适当处分。从而促进了全县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现将几年来的落实情况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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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因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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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7、8、9月期间，起初全县开展以查叛徒、特务、走资派为主的清理阶级队伍的“三查一清”运动，由于“文革”极左路线的影响的扩大，加之受外界的影响，有的地方认为“阶级斗争”十分复杂，个别公社和大队的群众对查出的所谓对象就自发的采取刑讯、逼供、指供和诱供等手段，这是导致假案“反共救国军”形成的主要因素。先是川岩公社抓获松江大队一个在对敌斗争中因怕杀掉而躲进深山的地主分子蒋吾生。因此便怀疑其在外搞反革命组织，过后不久蒋被捕获，原公社书记蒋异霞就重点审讯其是否在外参加了反革命组织。开始审讯时，蒋矢口否认；后在刑讯逼供下，蒋因受不了捆绑吊打的刑罚，被迫按指供的一些谣言承认参加了“国军”；又逼，又承认参加了“复兴军”、“救国援越军”；再逼，又承认参加了“反共军”。公社干部和个别群众认为招出的组织不完整，对其又吊逼，才招认参加了所谓“反共救国军”。同时谎报出三个团，川岩公社一个团，井头圩公社两个团，井头圩公社徐嘉任司令，其本人任副司令；并报出地主子弟黄思春等15个人员。于是公社干部就信以为真；派原公社武装部长李声煌将此情况即向区领导邓忠礼（原区武装部长）、唐臻秋（原区公安助理）作了汇报。区里就此情况研究后，马上派邓忠礼、唐臻秋赶到川岩公社找有关人员谈话和审问；并迅速通知井头圩公社追捕“反共救国军”的两名团长；同时，川岩公社召开全社群众大会，对蒋吾生谎报出的人员进行批斗。会后，井头圩公社以川岩公社报出的名单，对徐嘉进行刑讯逼供，徐受刑后报出井头圩公社石板铺大队蒋光球和东风大队唐匡新两名所谓团长和其他人员。在此情况下，原川岩公社书记蒋异霞认为阶级斗争这样复杂，就以松江大队为重点，把蒋吾生拉回大队顺藤摸瓜，深挖细找；并对其行使酷刑，接着对蒋报出的黄恩春进行吊打，黄又报出山口铺公社介牌大队地主子弟罗信年、文遵湘等11人也参加了“反共救国军”，蒋异霞认为“敌情十分严重”就召开公社干部会议进行研究，决定派原公社副书记冯万雄到难度比较大的山区江田片六个大队“盘根究底”；冯到山区后，为了打开局面，首先在江田大队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审问追逼反革命组织，并当场在批斗会上打死已摘帽的坏分子蒋锡福。自此以后，冯在山区几个大队全面开展了大批大斗，甚至指名道姓，搞得人人自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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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县在“文革”中追查所谓“反共救国军”事件上，由于广西、道县等地乱杀风的渗透以及当地部分群众认为地主、富农会来造贫下中农的反，不如先下手为强的因素的扩大，在川岩公社出现杀人苗头的同时，另有32个公社镇场，193个大队，273个生产队都先后出现同类事件。1968年6月道县杀人问题传入花桥区后，当地到处传说：现在地、富提出什么“要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留一半，地富做骨干”等口号。7月1日原大水公社在召集各大队负责人传达贯彻县“三查一清”会议精神后，石板大队回去按公社要求办“三查一清”学习班时，本大队社员唐道泽从外地探亲归来，公社驻队干部和大队便怀疑他在外搞反革命串连；原公社武装部长孙乐玉和文革主任文振泗找其谈话，要他交待问题，唐一时摸不着头脑，感到为难；由于逼交不成就于7月4日在公社礼堂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唐道泽，一上台就要他交待在外参加了什么反动组织；唐仍不交，就吊、打进行追逼，在受刑和追逼下，唐承认参加了所谓“反共救国军”。还谎交出本大队唐陶治、唐陶言、唐陶绪等6人也参加了，并交出本社新建大队吴志华任司令，吴才华任副司令；荆塘大队吴振础、大仁公社地主蒋杰易江公社陈明上，南镇公社周芳绪也参加了“反共救国军”。7月5日大水公社新建大队接到公社电话后，就立即召开支部大会，当晚就把本大队所有地主成份的人全部抓来关在大队部。次日开始斗争吴志华，并通知其他大队的支部委员和一些干部一起参加斗争会，在斗争中，对吴志华采取吊、打、火烧，吴当场被吴启玉等人活活打死。就这样一村传一村，一社传一社，扩散到整个花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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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期市区四个公社都地处湘江河畔，临近广西。1968年7月间常有尸体从湘江河中飘浮下来；个别干部群众误认为是广西全州一带的地主富农起来造反，杀了贫下中农丢在河里的；再加之从广西传来的地富“要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全扫光，中农留一半，地富做骨干”的谣言；这时一部分贫下中农耽心，更产生了对地富的恨。在这种情况下，狮子铺公社召开大队民兵营长，文革主任参加的会议，有的人就公然提出来：“坏人有一条杀党员和干部的纲领，你们要提高警惕，把地、富要集中看管起来”。会后，狮子铺白滩河大队就把地富出身和有历史问题的人集中到大队看管起来，7月7日大队召开群众批斗大会，对荣玲及其妻和他的两个儿子进行批斗，在斗争中以郑爱云、唐善保为首将荣玲一家4口人用刀杀死后抛入湘江河中。案发后就很快波动全公社，震动了整个石期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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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由一个人谎报另一个人，一报十，十报百；互相牵连，酿成了严重后果。全县仅1968年因抓所谓“反共救国军”而引起被杀，自杀422人，其中被杀的139人，自杀的283人。422人中有四类分子95人，四类分子子弟137人，贫下中农164人，其他26人，共产党员10人，共青团员2人。被打伤、打残的1178人；被杀绝的16户19人；被迫外逃的161人；遗孀携带子女改嫁的34户87人；造成孤老孤残无人抚养的337人；房屋被非法强占，变卖、拆掉的96户181间，被查抄的财物价值20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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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安置及组织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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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中我县出现的全县性的追查所谓“反共救国军”一案，是采取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等手段搞出来的。1968年7月间当杀人问题形成高潮时，县委针对问题的严重性，做了全面研究，并从部队抽调一些干部战士组成工作组分别奔赴到中田、大江口等公社去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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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发后，早在1970年地、县委非常重视，曾做过一些工作，并对案情所核实的情况作出决定：一是认定全县性的追查“反共救国军”一案纯属假案；二是对严重违法乱纪的原川岩公社革委副主任冯万雄给予依法惩办；三是给一部分人在政治上平反，但并没有完全肃清“左”的影响，统一思想认识，虽然给一部分人在政治上平了反，但在另一部分人的心中仍有将他们作反革命分子看待。这主要是“四人帮”极左路线所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委对此案的落实十分重视，于1979年2月24日向地委写出了《关于“反共救国军”一案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并成立县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随后就案件的善后工作如何落实，县委决定不定期的召开常委会和常委扩大会，统一思想认识和作法，经过8年时间的努力，到现在已基本完成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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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认真贯彻党的政策，统一思想认识。落实政策以来，县委始终根据省、地委有关落实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指示精神，进行传达和贯彻，并根据各部门各单位在对文件精神的理解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思想认识作了具体分析和研究。1979年落实政策开始时，有的认为落实这一案件怕犯右倾错误；怕否定政治运动的成绩；有的认为落实政策是上面的事，上级怎么讲就怎么办行了，与下级关系不大，不必兴师动众；有的甚至错误议论：这些被抓的大部分是出身不好、有问题的人，不必一本正经的去搞了。县委针对存在的各种错误认识，组织学习上级指示精神和党的方针、政策，来肃清“左”的影响，并用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的方法开展认真的讨论，从而提高了对落实政策重大意义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各级都成立了领导班子并配备与任务相适应的传干队伍，县委由1名副书记挂帅，下设办公室；区社各由1名副书记挂帅，组织委员专抓；各战线科局都有1名负责人主管，政工干部专抓；全县抽调专干270多人，组成7个组，分头到各区，逐社、逐队调查研究，摸清底子，弄清情况。做到了层层有人管，级级有人抓，件件案件有专人负责，在弄清情况的基础上，县委决定首先在政治上为受害者平反：一是会议宣布，在县委召开的全县干部会议上；公社召开的大队以上干部会议上，大队召开的群众会上都明确宣布“反共救国军”一案纯属假案。凡是受此案牵连的所有人员在政治上应一律平反，恢复名誉；二是分别以县政府和公社革委会名义印发《平反通知书》，由大队发送到本人及家属，并组织召开各种类型的团结会，消除积怨；三是由公社对被杀和自杀人员逐个写出公正的文字结论，发至大队和死者亲属，并由公社上报县委落实政策办存档，四是公社对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不能坚持正常劳动的伤残人员给其写出伤残结论，报上级存档。1979年以来，我们先后对被打成“反共救国军”成员已宣布平反的2158人，全部发了平反通知书；对被杀、自杀做出结论的422人；写出伤残结论的1178人。许多公社干部和大队党支部把平反通知书、结论亲自送到受害者和亲属手中，受害者及亲属接到通知书和结论后，激动得热泪盈眶，表示感谢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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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彻实做好善后安置工作，按照党的政策妥善解决好受害者及其家属的一些实际问题。凡受此事件带来不幸的所有人员虽然在政治上已彻底平了反，完全脱掉了压在头上的帽子；但受此摧残的部分人在生产、生活上也带来了许多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受害者及其家属的经济问题；二是伤残人员的安排问题；三是死者遗属的生活照顾问题。对于如何解决这些具体问题，我们仍坚持以政治上平反为主，经济上适当补助的原则，对那些一般性的问题主要是进行思想工作，帮助他们解决思想上的疙瘩。在资金上，我们主要依靠各公社，从社队实际出发，尽力帮助解决。同时对国家下拨的款，做到专款专用，把党的温暖送到受害群众的心坎里。在落实经济问题时，我们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教育干部群众既看到林彪“四人帮”破坏所造成的后果，从各地实际出发，拿出一部分钱物救济受害者，尽力解决他们在生产、生活上的问题；又教育有关人员看到国家当前财力不宽裕的情况，使受害者顾全大局，体谅国家困难，鹿马桥、大水、川岩、端桥铺、凡龙圩、西江桥、竹木甸、中田、南镇、白沙、大庙口等11个乡镇，为了落实好党的政策，促进安定团结。他们共从社队资金中拨出救济款2170元，救济了97个困难户，平均户得救济款25元；由公社解决房屋的10户15间；花经费3500元；由大队、生产队解决房屋的10户31间，花经费2500元。大大解决了受害者的一些实际困难。从上级拨给我县解决“文革”遗留问题的584,275元的专款使用来看；经研究给定为孤老孤残的337人发款救济95040元；安置被迫外逃回归人员116人，发补助费13,800元；给死者遗属发生活困难补助270,922元；安置抚恤342人84,500元；解决修房建房费46,265元；其他开支39,202元。做到了专款专用，既解决了受害者的困难，使党的政策落实到了实处，又使受害者解开了思想疙瘩，感到了党的政策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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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伤残人员我们要求各级政府部门根据各人特点，将伤势重、困难大的安排在社、队企业做些轻活。如端桥铺公社大刘大队三队共产党员、复员军人、原民兵副营长刘教生被打成为“反共救国军”的参谋，关押3个月，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一直四肢麻痹，十指不灵，不能劳动。为了治疗，他将被抓前已存好的2200元全部用光，后卖手表、闹钟、毯等家用具；家中7口人，爱人又多病，小孩年幼，生活非常困难，为安置好他的生活，公社党委、大队支部对他的问题反复研究后决定恢复大队代销店，安排他经营。若从公社进货，就由其大女负责挑货，生产队记工分。这样刘教生的生活出路得到了解决；1979年以来由国家直接拿钱补助达千元。全家一再表示感谢党的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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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死者遗属生活困难照顾上，全县受此案死亡造成遗属无依无靠的337人，现已全部按政策作定期抚养，如南镇公社徐家大队社员徐湘英，被打死后，其妻周玉华改嫁遗下两女一子，为了妥善安排他们的抚养，公社党委曾集体研究3次，生产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同周玉华一起座谈商量，并经生产队群众通过，每年按生产队大平均发给口粮，每年发30元作添置衣服费，还负责3人上学的经费，并用合同形式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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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清退“文革”查抄私人财物的问题。“文革”动乱时期中，全县33个乡镇场中，有417个村和县属部分单位，都出现了查抄私人财物的情况。被查抄财物的户有2167户，被查抄的原物共折价为205351元。按照政策规定，该清退的已于1986年12月全部清退完备。这项工作之所以进度快，完成得好，主要是由于坚持了不断肃清“左”的思想，提高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增强自觉性和紧迫感。1984年10月花桥乡在召开大队支书会议，传达县委落实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专题会议时，有的同志由于思���上还残存着“左”的流毒，说什么到现在还搞这些事“是挖眼寻蛇打，无事找事做”。针对这一情况，乡党委组织大家学习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并根据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回顾“文革”时期揪斗所谓“反共救国军”实在是千古奇冤，同时引导他们谈自己在“文革”时期身受其害的体会。通过这些思想工作的启迪，使他们坚定了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决心肃清“左”的思想，保证如期、如数、如质地完成这一任务。到1985年5月底止，已退赔82户，占总查抄户的86％，共退金额10809元，占应退金额的85％。在广大干部群众中产生了较好的影响，为全县这一任务的完成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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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坚持党的政策慎重地进行组织处理。我县在“文革”中以抓所谓“反共救国军”为主的杀人问题是在林彪江青大肆煽动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情况下发生的，它严重践踏了社会主义法制，破坏了安定团结，造成了恶劣影响，在对人的处理上，我们按照省委（85）12号文件和上级有关指示精神进行了认真的处理：一是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把处理“文革”杀人问题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一把手亲自抓，并确定一名副书记具体管，组织专门班子抓落实。二是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紧密联系实际进行彻底否定“文革”教育和党纪法纪教育：清除“左”的影响，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增强法纪观念。三是要求犯有杀人罪行和严重错误的人员，主动认罪认错，既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又积极检举揭发他人的问题，取得群众谅解争取从轻处理或免予处分。对哪些有错不认错，有罪不认罪，顽固坚持派性，继续迫害和歧视遗属，搞“攻守同盟”，掩盖罪行，制造新的混乱的人，必须从严处理。四是要求受害者及家属正确对待，把帐算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身上，向前看、顾大局，消除积怨。要相信党和政府，不准自行追查当事人，这样我们到1986年10月底前对以抓所谓“反共救国军”的杀人问题有牵连的1259人分别视情节轻重做出了处理。全县因“文革”杀人问题受党、政、纪处理的170人。在这些人当中，开除党籍的71人，其中国家干部5人，职工3人，农民63人；其他党纪处分72人，其中国家干部29人，职工2人，农民41人；政纪处分27人，其中国家干部24人，职工3人；刑事处分11人，杀人后入党受处分的78人，其中出党的34人，占处分数的43.6％；这些人当中，国家干部5人，职工1人，农民28人。通过组织处理，使党的政策得到了落实，稳定了人心，巩固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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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做过细的思想工作，愈合伤痕，团结一致向前看，“文革”中我县出现的追查所谓“反共救国军”引起的杀人事件，后果极为严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消除这一事件所带来的恶果，我县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在做好平反，生产、生活安置的同时，又着重开展了以疏导为主的思想工作。因这一事件是在“文革”十年浩劫中发生的，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问题，它涉及面广，情况复杂；部分受害者及受害者家属虽然政治上得到了平反、生产、生活上得到了安置；但思想上的疙瘩能否解开、受害者的积怨能否消除，这仍需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有的总着得这一政治运动对我十分灾重，而不知道这一运动造成动乱的根源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所致。因此，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如何做过细的思想工作，尽快消除受害者及其家属的积怨，县委曾多次研究，采取各种措施：各级领导带头深入群众，利用座谈会，办学习班、家庭走访，个别谈心等方法来做过细的思想工作。县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成员也经常到各公社，特别是重点公社、大队找受害者及其亲属谈话，开导他们的思想，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如川岩乡党委委员分片包干。先后同受害群众谈话达130多人次；每个委员在自己的片上包做群众工作：包对死残人员写好调查报告，争取意见，解决实际问题。当时任该社党委书记张良昌同志先后找受害者及亲属谈话20人次；如原高亭子大队老支书蒋光珍被打成“反共救国军”活活打死后倒埋，造成家庭不少困难和思想想不开。为了帮助解决他们家中的问题，张良昌同志亲自到他家开家庭会，教育他们的子女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设新山区做贡献。还同生产队干部商量，减免了他家历年拖欠的180元超支款，使他全家激动得热泪盈眶，决心听党的话，重建家园。又如中田公社前进大队社员周光明，“文���”中被当作“反共救国军”成员抓起来；在审讯中割掉耳朵外层和右奶子；十个指头被竹尖尖过，造成严重致残；落实政策以来，他曾多次打算回原籍，乡党委和村支部知道后，分别找他谈心，宣传党的政策和大好形势，进行思想疏导，解开了他的思想疙瘩，当场表示，不回祁阳，扎根中田。由于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齐抓共管思想政治工作，使上访量逐年减少，使受害者及其亲属懂得十年浩劫所带来灾难的这笔帐应算在林彪“四人帮”身上；今天我们应该相信党、相信政府、和衷共济，一心一意建设自己的家乡，为“四化”多做贡献。
+
+## 三、存在的问题
+
+　　落实处理“文革”中杀人遗留问题的工作虽然基本结束，但离上级要求仍有一定的差距。还有些工作要做，才能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
+　　1、有极少数人过份追究“凶手”的处理过轻，认为某员参与打死我的父亲或亲属，如今没按法律制裁；不懂“文革”动乱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特殊问题，只知以命来偿还；这类上访问题仍有存在，有待继续做好遗属的思想工作。
+
+　　2、有部分原定伤残人员，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受伤势的影响，实际困难也开始逐渐增多，现在要求国家救济的，上访的信件有所出现。
+
+　　（四、今后工作意见）
+
+　　1、继续做好思想工作，坚持“思想不松、班子不散、工作不停。”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做好疏导工作，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使之都能以党的利益为重，不记前嫌，互相谅解，解除疙瘩，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旦出现新的思想问题，各级党组织都要出面做工作。
+
+　　2、继续做好善后安置工作，对受害者及亲属生活上确有困难，生产上已经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要尽量帮助解决。同时建议民政部门继续协同作战；对因此事件所定的孤老孤残和其他伤残人员，如有新的困难出现，应纳入正常性的生产、生活救济范围内妥善进行解决。
+
+　　 中共东安县委1987年5月8日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CCRD/0/8/23/names.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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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零陵地区双牌县委关于“文革”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中共零陵地区双牌县委关于处理“文革”中杀人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
+中共零陵地区江永县委关于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
+中共零陵地区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关于处理“文革”中杀人遗留问题的总结报告
+中共零陵地区江华瑶族自治县县委关于“文革”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中共零陵地区永州市委关于“文革”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中共零陵地区蓝山县委贯彻省委（85）12号文件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
+中共零陵地区祁阳县委关于处理文化革命期间杀人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
+中共零陵地区新田县县委关于“文革”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中共零陵地区宁远县委关于处理“文革”中杀人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报告
+中共零陵地区祁阳县委关于“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调查报告
+北京市委核查办公室召开城区核查工作案例研讨会
+中共零陵地区冷水滩市委关于处理“文革”中杀人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
+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对乌兰巴干的起诉书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乌兰巴干的刑 事判决书
+中共道县县委关于处理“文革”杀人问题的情况的总结报告
+中共零陵地区冷水滩市委关于“文革”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中共零陵地区东安县委关于  “文革”中杀人问题的调查报告
+中共零陵地区江永县委关于文革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中共零陵地区蓝山县委关于“文革”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中共零陵地区新田县委关于处理“文革”中杀人遗留问题的总结报告
+中共零陵地区宁远县委关于“文化大革命”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中共零陵地区东安县委处理“文革”中杀人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

CCRD/0/8/24/000000.txt

@@ -0,0 +1,235 @@
+# 向党中央的正式申诉书
+
+　　<王力>
+
+## 〖王力，曾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宣传组组长。〗
+
+　　1987年9月我在贲门癌切除手术前送呈党中央领导同志的遗嘱中说：“如果我不能战胜死神，我就不请求党中央重新讨论我的组织问题了”。同时也说明：“两案办公室没有同本人核对情况就提交书记处讨论，是违反党章的”。“我当即向常委提出申诉，至今并未受到批驳，因而还是悬案”。
+
+　　现在，我手术后已经过了半年，暂时活下来了，但说不定还要复发。我想趁我身体状况暂时稳定的时候，争取合理解决我的问题，使我有可能利用余生，作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的事。
+
+　　中纪委原来通知王力：第一是同本人核对事实；第二是听取本人对判断（结论）的意见；第三是听取本人对处理的意见。但是后来办案人员并没能执行。虽经本人再三请求，始终没有同本人核对情况。既然情况都没有核实，那么所作的判断和处理显然是没有可靠基础的。两案办公室1984年2月匆忙地作出开除王力党籍的决定，上报书记处，这种作法是违背党章的。这必然会使书记处以至中纪委和两案领导小组负责同志产生错觉，因而无法公正地处理王力问题。
+
+　　现在，我正式向党中央和中纪委提出申诉。下面我就根据两案办公室1983年8月20日《关于王力问题的审查报告》（参见1983年中纪发字〈84〉3号的附件）逐条加以陈述：
+
+　　"两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王力问题的审查报告》中提出，王力的主要问题有六条：
+
+　　第一条：《审查报告》说王力：“竭力为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在这一条中，包含六点内容：
+
+　　第一点：说王力“迎合康生（开脱自己、诬陷彭真同志）的需要，在《五·一六通知》附件《大事记》上栽赃”。这一点是不能成立的。因为：
+
+　　第一，《五·一六通知》的正文中已经明明白白地讲了：“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这比作为附件的《大事记》的提法要严重得多。可见，责任在正件，不在附件。
+
+　　第二，正件是毛主席主持起草和签发的。附件是由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少奇和小平同志主持起草和签发的。当时康生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资格签发中央的文件。既然不追究正件的责任，也不应该追究附件的责任。
+
+　　第三，王力只不过是附件的起草人之一，更不应追究王力的个人责任。
+
+　　第二点：说“同年（1966年）3月，王力根据康生的授意，起草《红旗》社论《彻底批判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罗织‘十大罪状’，诬陷彭真同志为首的北京市委是‘一个阴谋家、野心家集团’，‘是一批大恶霸、阎罗王……’等等。”这一点也不能成立。因为：
+
+　　第一，《红旗》社论发表于７月１日，而不是３月。３月份彭真同志还在主持书记处工作。
+
+　　第二，社论题目是《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审查报告》把原题中的“一些负责人”去掉了，又增添了“反革命”三个字，意思就改变了，这种作法是很不正当的。
+
+　　第三，起草这篇社论的背景是；1966年6月18日，毛主席在上海批评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少奇、小平同志没有系统地批评彭真同志的错误。少奇同志于６月下旬召集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并决定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写文章。会上把所谓彭真的错误也议了一下，派康生飞上海向毛主席汇报。康生把彭真的所谓错误归纳成为十条。在汇报中毛主席又插了一些话。康生回京后向常委和书记处分别做了汇报，会上决定把这十条和毛主席的话写一篇《红旗》社论。因此，这并不是“根据康生的授意”，而是根据中央的决定。
+
+　　第四，这十条的调子，并没有超过毛主席定的而且已被中央接受了的调子。这篇社论上所说的大都是转述毛主席的原话。因此，根本不应追究这篇社论的责任。何况，王力只是参加写作而已，因此，更不能认定为王力个人的错误。
+
+　　第三点：说王力伙同关锋，“写了《红旗》十三期社论”，“提出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全国迅即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踢开党委闹革命，批斗老干部的高潮。”这一点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
+
+　　第一，这篇社论的底稿虽然是王力的手迹，但社论的指导思想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并不是王力提出的。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和十位常委都就此问题作了发言。这有档案可查。过去中纪委有的审查人员查了档案后也说：“这个关系全局的口号，不可能是由王力提出的。毛主席和十位常委也不可能是响应王力的号召”。
+
+　　第二，这个口号，不是根据北京大专院校座谈会的发言提出的。它的背景主要是，1966年9月，毛主席召集一部分人开会提出：“相当长的时期内，就是从8月3日到9月，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严肃的坚定性和彻底性。”（有档案可查）。当时毛主席不止一次地表示要彻底批判刘少奇同志的“错误路线”。并且认为当时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同志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大专院校的座谈会就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召开的。
+
+　　第三，毛主席决定，要在林彪的国庆讲话和《红旗》社论中提出这个问题。《讲话》由陈伯达、王任重、张春桥起草。社论由陈伯达、王力、关锋起草。在《讲话》中原来定稿时用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在上天安门讲话之前，陶铸、王任重、王力向毛主席提出，“反革命”，太重了。于是加上一个“对”字，成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10月1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张春桥向毛主席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提法不通。毛主席说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句话被当时的报刊作为毛主席语录引用，并已经编人毛主席语录本了，怎么会是王力提的呢？
+
+　　第四，陈伯达、王力、关锋起草的《红旗》十三期社论草稿，原来用的是“彻底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10月１日晚上毛主席做了明确的决定之后，王力才根据毛主席指示改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此，这篇社论推迟到10月3日晚上才广播的。
+
+　　第五，周总理看到《红旗》社论后曾对王力说：“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我要去问主席。”问了以后，周总理告诉王力说：“主席同我用英文讲了‘反革命路线’、‘反对革命路线’、‘反动路线’这三个词的区别。我对主席说‘我懂了’”。周总理当然也懂得，社论中“反对折衷主义”，也是毛主席对他的批评。社论的草稿中有“和稀泥”，后来删掉了。毛主席当时甚至还欣赏流传的“泥水匠”的说法。这也是当时的“最高指示”。
+
+　　第四点：《审查报告》说“1967年上海‘夺权’后，王力接连煽动全面夺权。”《报告》还说“1月19日王力在《人民日报》社讲话说：‘1949年以来，有些人变成资产阶级’，‘这次要彻底打碎旧的机器’，‘在一切部门、一切领域，凡是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的权，都要统统把它夺过来’。”
+
+　　这里要说明，王力的这段话，只不过是当时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复述而已：
+
+　　第一，早在1966年6月1日，毛主席就说：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他已经考虑用公社形式代替所谓旧的国家机器了。在1967年1月上海“夺权”之后，毛主席又说：“烂掉了的单位，他们实行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资产阶级专政。这些单位的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已经开始创造并将继续创造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构的新的组织形式。”这是有文字可查的。
+
+　　第二，周恩来同志1967年1月21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中传达说：“关于夺权，报纸上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能不能夺？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夺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到限制。夺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这也是有档案可查的。
+
+　　仅拿这两段话同王力的话作对比，可以证明王力的话只有不足，并无过火。
+
+　　第五点：《审查报告》还说，“1月22日，王力、陈伯达共同炮制《人民日报》社论，鼓吹‘有了权就有了一切’，要‘内外联合，两面夹攻，彻底打碎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建立崭新的无产阶级秩序’。”上面的那段话澄清了，这段话的性质也就容易弄清楚了。
+
+　　第一，“有了权就有了一切”，这句话是林彪的名言。林彪当时是“副统帅”。
+
+　　第二，社论中这句话不是独立的一句口号，而是有上下文的。原文是“革命群众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要自己掌握印把子！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可见社论的意思不是指的个人权力，而是指的人民群众掌握政权。这本来是毛泽东思想的一贯观点。只是应用到“文革”的夺权中，就成为荒谬的观点了。但是，这不是王力首创的，更不能断章取义，作为王力的罪状。
+
+　　第三，这篇社论不是王力起草的，是报社编辑部根据几天前陈伯达在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整理的，王力阅后，又送陈伯达定稿的。因此，更不应追究王力的个人责任。
+
+　　至于说1967年7月王力在云南接见昆明支左军队代表时所讲的一些话，因为引文出处不明，且同所谓“煽动全面夺权”的大帽子无关，就不在这里核对了。我以为，那次王力在昆明的工作，在当时条件下，促进大小军区团结，促进赵健民同周兴团结，促进两派联合，积极作用是主要的，这可以向至今尚健在的赵健民、陈康、张力雄诸同志调查。
+
+　　第六点：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王力一再宣扬不要怕武斗，不要怕乱”。下面引用了许多王力在记者站讲的话，这一点也是站不住脚的。
+
+　　第一，这些引文，从未同本人核对，没有确实可靠的根据。
+
+　　第二，记者站，即文革小组的快报组，其成员主要是从军队抽调的团以上的政工干部，任务是向毛主席和中央常委反映“文革”中的动态。因此，毛主席和常委会有什么新指示和新意图，王力都要向他们传达、吹风。这是中央给王力的任务。对他们规定有严格的纪律，不准把中央机密外传，更不准参加和干预下面的运动。发现有违纪者，立即调离。因此，说王力的“这些谬论，通过记者站在各地广为散布，煽动了武斗，制造了混乱”是不可能的。当时只有个别人违反纪律，已及时作了处理。因为记者站是中央的核心机密部门，所以王力在记者站内部传达的话，都不能成为王力的罪状。
+
+　　第三，《审查报告》把“不要怕乱”同“不要怕武斗”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了。《报告》列举的王力的话，并没有一句说“不要怕武斗”。
+
+　　第四，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基层党组织领导的问题，当时领导核心中有两种意见。毛主席坚持成立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由群众选出能够代表自己”的组织来领导。并且发出了中央文件，即196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王力向记者站这样核心机密部门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是正常的。
+
+　　第五，至于“不要怕乱”问题，那是毛主席反复坚持的观点。1966年7月8日，他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同年8月2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说：“主要问题是对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是乱它几个月。”“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1967年4月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毛主席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面内战。”5月25日毛主席又说；“北京也在分裂为两大派，打乱架，乱就可以乱出名堂来。”7月13日，毛主席说；“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闹得三派那么多人，反对内战，反对武斗！这很好嘛！”7月28日，毛主席说：“一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有点乱，这里乱，那里乱，没有什么关系。像武汉就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出来，就好解决。”我列举的这些，都是现在还有文字可查的。王力所传达的是毛主席的指示，只有不足，并无过头之处。
+
+　　第六，王力不但每次讲话都要提出，而且在参加起草的文章和文件中，如1967年5月14日用北京市名义发出的《重要通知》和6月6日的中央《通令》，都提出要严禁武斗，纠正打、砸、抢、抄、抓，要依法制裁和惩办凶手，这也都是根据毛主席指示起草的，经过毛主席签发的。武汉七．二〇事件后，1967年8月4日发出指示，说当前“文革”的中心任务，一是要武装左派，二是群众专政。这以后才发生了全国性的大规模武斗。这时，上面说的《重要通知》和《通令》都不适用了。毛主席的指示在全国各地贯彻执行，后果很严重，但是，王力已经于1967年8月底被关起来了。
+
+　　第七，在不怕乱的问题上，王力也不断提请毛主席考虑加强对纪律性和团结的宣传。1967年5月2日毛主席和王力有几句对话，有文字可查；王力说：对于驯服��具论要批判。但也要讲自觉纪律。主席；同意。团结和服从都是有条件的。王力说：拥军爱民不是一般的军民关系，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问题，不能把军队搞得灰溜溜的，这是我们的王牌。要反复地讲，要正确对待保守组织。这个问题过去讲得不少，现在还要讲，要做工作，要团结，不要把各方面的关系搞得那么紧张。主席：同意。（军队中）年纪大的、年纪中的、年纪小的，也要三结合。1967年6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的上海《文汇报》社论的编者按，是王力写的，直送毛主席当面同意发的，有档案可查。编者按提出；“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这是摆在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的重大课题。”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热衷于极左的词句和口号。在思想和行动上表现出极端的狂热性和自发的盲目性。”“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上面最后引用的毛主席的这句语录，就是这次同王力对话时讲的。反对小资产阶级派性，坚持无产阶级党性的口号，也是王力向毛主席提出建议后见报的。正因为王力一贯坚持这些意见，才同江青的矛盾日益尖锐。
+
+　　综上所述，《审查报告》提出的王力的第一条罪名下列举的六点根据，一个也不能成立。因此，说王力“竭力为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篡党夺权制造舆论”是一点根据也没有的。因而第一条罪状是不能成立的。
+
+　　第二条：《审查报告》说王力“"积极参与制造‘二月逆流’事件，为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篡党夺权效劳。”这个问题，因为审查者不知道所谓“二月逆流”的前因后果，加在王力头上的罪名都是以流言为依据的。王力早巳向中央领导同志写过专题报告，所以不必逐条核对和澄清了，但必须说明几点：
+
+　　第一，1977年揭批查运动时，专案组要王力揭露“四人帮”，我就提出要揭露江青、张春桥，必须揭露他们在怀仁堂事件中所起的坏作用。专案组的人说，“不能揭露，这叫二月逆流，是写进‘九大’文件的。”经过我再三要求，才允许我揭露。后来中纪委审查王力时，肯定了王力所揭露的事实，并说已根据王力提供的线索查到了所有文件。这样，人们才知道江青、张春桥和林彪等所起的坏作用。我在怀仁堂事件中一直态度鲜明，不同意江青等人的做法，后来又不顾专案组的阻挠，坚持揭露。可是《审查报告》却毫无根据地把我说成“积极参与制造”的“一伙”了。
+
+　　第二，我是基本上同意陈毅等同志在怀仁堂会议上所提出的意见的。王力从来没有说这些老同志的意见是“反动言论”。证据是早在2月10日，毛主席批评陈伯达和江青以后，我就起草了《必须正确对待干部》的《红旗》社论，主要就是批评极左错误的。陈毅同志看到这篇文章的讨论稿时，长时间地同我握着手说：“写得好极了，照这样做，大家就没有意见了。”
+
+　　第三，张春桥、姚文元先见江青，后见主席，主要是辞行。因为把他二人调回北京开会，是主席委托王力办的。辞行时王力当然要一起去。《审查报告》把王力同张春桥、姚文元平列起来，不合历史事实。三个人态度不同，张最坏，姚附和，王同张唱反调。主要表现在对待周总理的问题上，张要把批斗老干部的责任推到周总理头上，王力为总理辨护。张春桥向毛主席告总理对《红旗》十三期社论未送他审查不满，毛主席说了气话：“党章上没有规定党报党刊社论要送常委审查呀！”又是王力向毛主席建议：“请主席考虑，重要社论还是送总理和政治局同志审阅，有好处。”毛主席还是接受了王力的建议，把正确对待干部的那篇社论送请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这也有主席给王力、关锋二人的信件为证。
+
+　　第四，整理怀仁堂会议记录问题，毛主席决定开生活会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周总理因为参加批评会的有些人不知道怀仁堂会议情况，才要王力整理一个怀仁堂会议记录。这个《记录》在批评会第一次会议上，先通读了一遍，总理问大家有没有不符合各人原话的地方，只有陈毅同志说有两句话他没有讲，即“斯大林弄出了个赫鲁晓夫，后来怎么样了？中国在延安弄出了个刘少奇，现在又怎么样了。”总理说：“你是这么讲了，就不要改了”。这个《记录》，有总理亲笔修改的档案可查。
+
+　　第五，《审查报告》说：“2月18日，王力又在江青授意下，就这件事向林告了状。”这又把事件的性质弄错了。事实是，毛主席要王力向林彪和周总理传达毛主席听了怀仁堂事件汇报后的四项指示。哪知，张春桥于17日抢先同周总理谈了话。18日王力同林彪谈话，是奉毛主席的命令，如实介绍怀仁堂会议情况和传达毛主席的四项指示，是完全正常的。在传达过程中，江青和林彪采取了一些诡秘行动，设法支开王力，他二人进行密谈，这正说明他们对王力是不信任的、有戒心的，怎么能说成是王力“在江青授意下向林彪告状”呢？
+
+　　第六，关于谭震林表示“不自杀”的问题。王力在记者站所说的大都是毛主席的原话。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说的话还更加刻薄。他说：“凡是自杀的人，都不要去救他，人家自己要死嘛，你去救他干什么？中国人这么多，也不缺他们这么几个人。”同样的话，不止说过一次。
+
+　　第七，“自上而下都有反革命复辟的现象”，这是毛主席在一个批语里写的。“反革命复辟逆流”是陈伯达提出，毛主席一度同意的。后来毛主席两次提出；“究竟有没有”这个逆流？第一次意思还是肯定的，第二次（到了1967年4月中旬）就是否定的了。但第二次毛主席一提出，张春桥就打断毛主席的话，说“当然有”。陈伯达坚持要写一篇《红旗》社论《坚决反击反革命复辟逆流》，王力反对。王力理解毛主席的意思是没有这个逆流。这篇社论送毛主席后，毛主席单独找了王力，说王力的理解是对的，他的意思就是并不存在“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同时要王力传达：今后的《红旗》社论，要周恩来同志主持的文革小组会议通过。总理不能决定的，再送给他审阅。同时也决定，要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同志重新列席他召集的常委扩大会议。
+
+　　由此可见，王力在所谓“二月逆流”全过程中，没有做一件对不起党，对不起老前辈的事，相反地，做了一些好事。没有王力的揭露，党中央和中纪委都不知道这个事件的真实经过和前因后果。《审查报告》所说第二条罪状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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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条：《审查报告》说王力“支持刘结挺、张西挺翻案、夺权，搞乱了四川”，这是早在1980年被政法部门预审人员否定了的，今天又翻出来作为王力的罪状，更是不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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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当时预审人员已对王力宣布，经查对档案，为刘、张二人翻案问题涉及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不应追究王力的责任。我很清楚，主要是涉及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王力接见“二挺”是江青根据毛主席指示布置的。接见后，王力向江青写的报告，使用的语言只能按照当时通用的口径，但内容是缓和的。最后也不过是建议党中央成立一个调查组罢了。第二天给江青的报告，也是回答她提出的“主席要查，开除刘结挺党籍，最后是不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批的”。王力查了档案，如实报告“是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批的”。《审查报告》把正常的工作关系，描绘成私人关系，并把王力向党中央的建议说成是“向江青献策”。王力的两次报告，江青都转给周恩来同志了。周恩来同志批示：“同意王力同志的意见。”这怎么能由王力个人负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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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1980年政法部门在预审中就已弄清楚了：⒈王力无权为“二挺”翻案。⒉王力是早在1967年8月就被江青等人打倒了。王力打倒之后，四川省才成立革委会。刘结挺才担任副主任。⒊王力打倒了将近两年之后，才开“九大”。刘结挺还当选为中央委员。张西挺还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如果是王力个人为他们翻的案，他们怎么没有跟王力一起被打倒，反而高升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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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审查报告》说：“在王力等人的策划和支持下，刘、张上台以后干了大量坏事，给四川省和宜宾地区人民造成深重灾难。”在四川省革委会正式成立，刘张上台之前，王力就被打倒了，他们在四川干了什么事，同王力何干呢？王力关在秦城，怎么能去策划和支持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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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条：《审查报告》说王力“陷害王稼祥、伍修权等同志，支持中联部造反派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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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条分三点来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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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点：关于王稼祥同志的问题。王力1966年6月9日贴王稼祥同志的大字报是错误的。王力已经作过一百多次检讨，今后还要永远检讨，但绝不是“诬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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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审查报告》迟至1984年还以为“三和一少路线”是错误的，于是硬说是王力“诬陷”了王稼祥。现在实践早已证明这个所谓“三和一少”路线是正确的，是王稼祥同志提出和推行的。所以根本谈不到“���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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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1962年我代表团参加莫斯科裁军会议的方针，是王稼祥同志提出的。并且经过邓小平同志主持的书记处讨论通过的。王力和阎明复从莫斯科回国后，小平、彭真、稼祥三同志立即听取了汇报，他们一致认为，预定的方针是正确的，并且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审查报告》却仍然认为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议上的方针是错误的，因此又说这不是王稼祥同志决定的，而是王力“诬陷”的。这又违背了事实，弄错了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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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王力的大字报执行康生的集中批判王稼祥的指示，是错误的。可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王力个人是难以顶得住的。加上康生还说这是为了下保刘（宁一）、伍（修权）、赵（毅敏），使中联部工作能按步就班地进行，同时也避免往上涉及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所以王力才听了他的话。王力在大字报中提出了，刘宁一、伍修权、赵毅敏、廖承志同志是反对“三和一少”的。这句话，后来编大字报选辑时把它删去了，王力并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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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王稼祥同志酝酿“三和一少”的全过程，王力知道得很清楚。稼祥同志曾同少奇同志做过长时间的交谈，小平同志对稼祥同志的观点和做法也完全支持。这些内情，王力不但在大字报上没有提，而且在任何场合也从来没有“揭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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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王力不但知道毛主席为什么不满意王稼祥同志，为什么一定要批判他一下，而且知道毛主席最后还是一定要保稼祥同志过关的。王力知道这个底，才写了大字报。这铸成了大错，但无陷害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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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点：对待伍修权同志，王力也是有错误的。王力已向修权同志道歉，并得到了他的谅解。但是，王力的错误，决不是《审查报告》提出的那种“诬陷”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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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审查报告》说：“1967年4月6日，伍修权同志贴出大字报，为被王力打击的干部说了几句公道话。4月8日，王力根据康生的旨意，起草中央文革办事组给中联部‘造反派’，的所谓‘四·八指示’，诬陷伍修权同志最近贴出的大字报是错误的，要他们‘同伍修权划清界限。’”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伍修权同志4月6日的大字报王力根本不知道。4月8日的事件，也不是因为这张大字报引起的。“四·八事件”的起因，是因为中联部有一派群众组织打电话给中央文革办事组，说另一派群众正在揪斗申健，并进行武斗。还说这是伍修权在背后支持的。当时文革小组正在开会。会议由周总理主持。电话记录送来后，康生说，他过去一直支持刘、伍、赵，现在出现伍支持群众揪斗申健，他很为难。因为前一天毛主席还指示不许揪斗申健。叶群在会上讲了伍修权很多坏话，而且是作为林彪的看法讲的。她说伍修权一直是彭真的人，还说这一次千万不能让伍修权蒙混过关。叶群讲了之后，康生才紧张起来，说：“那文革小组就要干预了！”康生在会上讲了几条，王力只是做了记录和文字整理。总理要康生在会上念了一遍，大家都同意。王力提出，用中央文革的名义太严重了，用办事组的名义就可以了，大家同意。这就是那个“四·八指示”。办事组把这个文件拿到中联部去宣读了。过去康生没有出问题时，专案组要王力承认“康生只是同意王力的意见。”后来康生出问题了，专案组才把原件给我看，说康生不是同意王力的意见，而是同意办事组的意见。这实际上是康生同意康生的意见。王力不是办事组组长，同办事组没有领导关系。此事不能由王力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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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审查报告》说：“4月29日，王力又把叶群对伍修权同志的诬陷，传达给‘革命造反总部’，给伍修权同志加上‘彭真黑帮分子’、‘反林总’、‘苏修特嫌’的罪名，进行迫害批斗”。这又不符合事实，改变了事情本来的性质。不是4月29日，而是4月8日当天晚上，康生就召集中联部的人开会布置，连夜刷大标语，说伍修权是“彭真黑帮分子”。王力没有参加这个会，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到4月29日，王力向外宾作报告前，中联部两派群众组织都问：为什么伍修权一夜之间就变成彭真黑帮分子？王力打电话给叶群，让她问问林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叶群回电话说林总的意见如何如何。王力向两派的人传达时，只是转述林彪的意见，没有自己的意见。这有记录可查。可见，不是王力给伍修权同志加上“彭真黑帮分子”的帽子。当时没有人说伍修权是“苏修特嫌”。林彪的原话是说：“还不知道伍修权吃的是哪一国的面包”。王力也是这样传达的。因为王力在七·二〇事件中腿被打断了，8月初（不是7月下旬），中联部群众组织的代表到钓鱼台去探视。他们说到伍修权“假自杀”时，王力说：“不能说假自杀，要重视，防止再发生自杀。死了人，不好。”当时毛主席有个指示，说当前两个中心任务之一，是群众专政。在林彪主持的常委会上有人说《红旗》杂志社群众专政搞得好，各单位可以去看一看。所以王力也要他们到《红旗》杂志社去看一看。因为我这一句话，这个群众专政就专到伍修权同志头上了。我说的错话，自己要承担责任。但绝不是出于个人恩怨，而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常委的决定说的。至于伍修权同志“一年后又被押送卫戍区监管”，那时王力早巳被关在秦城监狱了。责任更不能加在王力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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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点：关于“实际上篡夺中联部领导权”问题。王力早在1960年起就主要是为书记处和常委起草文件和文章，对中联部部内的工作管得很少。在文化大革命中，中联部的业务和运动都是康生管，王力不管。1967年1月8日毛主席要王力担任中央宣传组组长，接替陶铸同志的工作以后，王力更不可能管中联部的事。因此，《审查报告》把中联部群众组织被取缔，说成是王力干的，这是不可能的。“三人秘书班子”成立的经过王力不知道。“部领导班子”名单，是刘宁一同志提出的，他征求过王力意见。王力只是说自己不能参加，请宁一报请康生决定。《审查报告》把这一切都说成是王力“操纵”的，并且说“实际上篡夺了中联部的领导权”，这不合事实，也不合逻辑，因为在“文革”中，中联部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康生手里，在王力打倒之前，刘宁一同志是中联部的主要领导人。所以不存在篡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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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审查报告》加在王力头上的第四条罪状下面所包含的三点都站不住脚。因此，这第四条也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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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审查报告》说王力的第五条罪状是“诋毁外交政策，煽动夺外交部大权。”这一条下分四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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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点：关于“三降一灭”。《审查报告》说王力“在1967年3月3日，接见‘造反派’代表时，却攻击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三降一灭’，它是投降帝国主义、投降修正主义，投降各国反动派，要扑灭各国革命人民的斗争。”这一点也是把事实和是非弄颠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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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在毛主席主持的常委会上）提出反“三降一灭”的是康生，时间是5月下旬。他说“三和一少”的帽子已经不够了，要改为“三降一灭”了。毛主席很欣赏这个提法。在6月初的另一次常委会上，毛主席提出并且决定公开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的“三降一灭”路线。紧接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群众组织的大会上（这个会不是3月3日，而是6月初），本来是由康生宣布这一决定的，因为他临时有外事活动，才叫王力宣布的。因此，这不能归罪于王力。两年以后，“九大”的政治报告中也写着：“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坚决批判了刘少奇投降帝、修、反，扑灭各国革命运动的修正主义路线”（即“三降一灭”路线）。这有力地说明：反“三降一灭”过去不是王力的“功劳”，今天也不能成为王力的罪状。更值得思考的是，1967年8月康生，江青打倒王力时，说“王力是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推行‘三降一灭’路线的黑干将。”这倒是比较接近事实。王力对王稼祥同志所谓“三和一少”路线一直是赞同的，也是积极执行的。康生、江青的话从反面证明了，《审查报告》说王力是反王稼祥、反“三降一灭”的黑干将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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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点：关于所谓“八．七讲话”，要澄清以下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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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1967年8月7日，王力接见姚登山和外交部群众组织代表时，王力并没有发表讲话，只是在他们汇报时插了一些话。他们把王力的一些插话穿在一起，就成为“八·七讲话”。记录未经本人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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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这个记录遗漏了许多重要内容。比如：王力说：“任何群众组织，只要反对总理，就要同他们坚决划清界限。”外交部群众组织的代表说：“我们喊打倒陈毅，并不是真打倒，只是给点压力。什么时候，只要毛主席和中央要保陈老总，我们立即拥护。”王力说：“不是真打倒，这个态度好。这我就放心了。你们要报告总理，请总理放心。”姚登山、王宗琪这些当事人还在，同时在座的还有贾一学、朱庭光、李鑫，都可以去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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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总理要他的秘书钱家栋问王力有没有这个讲话？王力把上述情况报告总理，并说明他们有些话没有整理进去。总理说：��这我就放心了。”这个经过可以向钱家栋和张根成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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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点：关于所谓“打倒陈毅”，这里要说明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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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要给陈毅加点压力，这是毛主席定的，整陈老总，是江青组织的。开始时王力不在北京。在王力所谓“八·七讲话”之后，毛主席在上海接见阿尔巴尼亚专家时，还谈到要红卫兵给陈毅加点压力，这有1967年8月份中联部的绝密文件可查。王力并没有超过毛主席定的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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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毛主席1967年7月份指示：“群众喊打倒朱德、打倒陈云、打倒陈毅的口号，就让他们喊嘛！没有什么了不起”。7月16日在武汉，毛主席对王力说，开“九大”时，邓小平至少还是常委，刘少奇也要保留在中央委员会。我的理解是：刘、邓、陈都打不倒，群众喊喊可以吧。我有了这个底，所以才能那么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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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点：关于所谓“王力煽动夺外交部大权”，要说明几点：1967年2－3月间，中央文革曾经要王力照顾一下外交部的运动，王力坚决拒绝。王力一直没有接触过外交部的任何群众组织。8月7日晚上，是因为别人都出席文艺晚会去了，只有王力一个人因伤留在钓鱼台，所以才叫王力接见姚登山等。接见名单也是别人定的。8月7日以前和8月7日以后，王力都宣布自己不管外交部的事，有问题要请示总理。总之，说“王力煽动夺外交部大权”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
+　　第六条：《审查报告》说王力的第六条罪状是：“狂妄鼓吹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造成军事领导机关瘫痪。”这一条内包含两点内容：
+
+　　第一点：说“1967年1月王力伙同关锋按照林彪，江青的旨意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年1月12、14日，他又伙同关锋炮制了《解放军报》两篇社论……”这一点要说明的是：
+
+　　第一，这个《要点》铅字排印的署名有王力、关锋、唐平铸、胡痴，签字的只有胡痴。当时王力没有参与这件事。因为1月8日毛主席刚任命王力为中央宣传组组长，主管全党宣传工作。王力知道历任中央宣传部长都不管《解放军报》。当时管《解放军报》的是关锋。关锋讲过根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起草了一个宣传要点，但并未给王力看过，更没有说要王力署名。
+
+　　第二，至于1月12日和14日发表的两篇《解放军报》社论，更是同王力毫无关系。王力主管的宣传单位很多，任务很繁重，特别是那几天新华社和广播电台正出了事，根本不可能去管《解放军报》社论。
+
+　　第三，这个“宣传要点”。并没有超过《五·一六通知》。《通知》里明白地提出了“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里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又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等等。《通知》中的这一段话，是毛主席写的，比“宣传要点”和《解放军报》社论的提法更厉害。因此，根本不应追究这个“宣传要点”的责任。何况，“宣传要点”和《解放军报》社论，都同王力毫无关系。这不能成为王力的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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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点：武汉七·二○事件问题。这里要说明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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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1980年政法部门在预审中已宣布关于武汉事件不追究王力的责任了。那时中纪委要王力誊清两份笔记，一份是毛主席1966年7月18日在武汉的谈话记录全文，另一份是周总理同一天在武汉军区高级干部座谈会上总结发言的要点。看了这两份记录之后，就知道王力讲的话，正是毛主席、周总理讲的话。例如：确定“钢派”等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群众组织，把“百万雄师”当做“团结对象”。周总理传达的中央方针更厉害，把“百万雄师”定为“保守组织”。这一点王力没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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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至于要各派群众组织都“撤除据点”，当时不但如此，还要各派都把武器交给军区保管，这是周总理为保卫毛主席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并不是专门对“百万雄师”一派的。这不能成为“使矛盾激化”和爆发七·二○事件的原因。说王力“竟悍然宣布这（七·二○事件）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王力没有宣布，也无权宣布。《审查报告》把已经否定了的罪状又翻出来加在王力头上，是不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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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七·二○事件以后，王力在一系列问题上，同江青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如：王力反对机场欢迎仪式，认为不正常，不应开这个先例。王力反对在天安门开百万人欢迎大会���反对在全国游行示威，认为这太反常，会引起连锁反应，冲击部队。王力反对斗争陈再道、钟汉华，王力认为他们没有责任。在斗争会上王力一言未发。王力反对拍《北京支持你们》的电影，并拒绝审查。等等。很快就证明王力的反对都是对的，果然在全国掀起了冲击部队的风潮。这不能由王力负责，而只能由当时反对王力意见的江青等人负责。
+
+　　第四，七·二○领事件后的武装左派问题，那是毛主席8月4日致江青的一封信中提出的，常委会上讨论贯彻执行，决定武汉地区武装左派的试验由王力负责。因为江青主管这件事，王力向她作报告，是正常的。这不能构成罪状。
+
+　　第五，8月8日，“中央首长接见武汉代表”，接见者是周总理、康生、谢富治和王力，当时就宣布，各群众组织的代表自己作的记录都无效，以文革办事组统一整理的纪要为准。这个纪要，根本没有分是哪一个人讲的话。所以《审查报告》举的都是流言而已。“军内一小撮”这个词，王力不但没有使用过，而且一直到自己被打倒时还不知道有这种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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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审查报告》罗列的，以及在社会上还流传的，所谓王力“毁我长城”的罪状，绝大部分都是江青等人捏造的，王力一贯反对江青等人对军队的作法。周总理在批评陈再道的会议上，称赞王力是“处处捍卫部队”。江青等自己搞乱了军队，翻过来拿王力作替罪羊，说王力“毁我长城”。现在到了该澄清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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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总的结论：综上所述，上面六条中的每一点所列举的事实都是不确实的，加在王力头上的罪名都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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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审查报告》的结论说，“以上大量事实证明，王力在任中中文革小组成员期间，积极投靠林彪、江青、康生反革命集团，参与制造反革命舆论、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和篡党夺权、乱党乱军的阴谋活动。”这个结论更加不能成立，是把王力的错误的性质从根本上弄错了。
+
+　　第一，王力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政治错误，教训是沉痛的，应引为终生鉴戒。但文化大革命是我党的一个历史悲剧，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作的事，虽然是错误的，但不应着重追究个人责任。王力所作所为，并没有违背党的纪律，更没有违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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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王力早在1967年就被打倒了。那时根本就没有林彪反革命集团。在王力打倒两年以后，“九大”还一致通过林彪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既然在王力被打倒前根本不存在林彪反革命集团，王力又如何去“积极投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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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在林彪叛逃后，江青反革命集团才逐渐形成，毛主席提出“四人帮”这个概念时，王力已经被关起来七年多了。王力又如何去“积极投靠”当时根本不存在的江青反革命集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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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康生到1975年下半年去世时，一直到十一大，还被称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后来他的问题爆发了，成为主犯，但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有什么“康生集团”。王力又如何去“积极投靠”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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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当时发动打倒王力的，主要是江青。当时的三个常委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在正式会议上宣布：“王力问题是江青同志端出来的。”康生是江青的主要帮凶。王力是受江青、康生迫害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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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江青、康生等斗争王力时宣布的罪状，说“王力是邓小平、彭真的人，至少是黑线上的”。是“刘、邓安在中央文革的钉子。”难道今天这还成为罪状吗？他们把王力关起来的理由，是因为康生和江青诬陷王力是国民党特务兼苏修特务，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头子。这纯属诬陷。现在社会上流传的关于王力的许多罪状，大部分还是江青等人二十多年前制造出来的。《审查报告》也相信这些流言，把它罗列起来作为给王力定罪的根据。我以为这是不应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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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江青、康生等人对王力的迫害时间最长，达九年之久，迫害和摧残的手段是最残酷的、骇人听闻的。现在《审查报告》不但不给王力平反伸冤，反而说王力“积极投靠林彪、江青、康生反革命集团，”这既违背历史又违背逻辑，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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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审查报告》所列举的六条罪状都不能成立，那么对王力所作的开除党籍的决定就是没有根据的，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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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力没有参加中央专案组——这里还说明一个重要的事实：王力没有参加专门迫害老干部的“中央专案组”。这个专案组是江青直接掌握的。她宣布：中央文革成员除王力一人外，都参加这个专案组。王力没有参加这个专案组，所以一些迫害老干部的事，王力都没有参与。
+
+　　关于《免予起诉书》：还必须说明的是，两案办公室1982年1月15日以总检察长名义对王力发出的《免予起诉书》也是不能成立的，也是弄错了问题的性质。在这个《免予起诉书》中列举了五条罪状。其中第二条至第五条，前面已经澄清了。只有第一条，在上述的《审查报告》中没有列入。这一条说：“1966年6月16日，在陈伯达授意下，王力主持起草并发表了题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文章，提出‘夺权斗争绝不能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而必须采取革命的办法……”起诉书据此就给王力加上了“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帽子，这是更加站不住脚的。
+
+　　第一，这是《人民日报》配合江苏省委改组南京大学党委而发表的一篇社论。必须说明，当时的“夺权”，并不是1967年1月上海发生的那种自下而上的夺权，而是党中央1964年10月24日在“四清”中发出的夺权斗争的指示所说的由上级党委派工作组去改组下级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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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这件事发生于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主持常委和书记处工作的时期。这种工作组的作法，曾经被批评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刘邓路线”。但是从来没有人把这条路线说成是“反革命”。为什么在这个《免予起诉书》中，竟然把“刘邓路线”下发生的事说成是“反革命”了呢？这实在是很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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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写社论配合江渭清为首的江苏省委打倒匡亚明，当时是刘少奇同志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做出的决定，并不是出于“陈伯达的授意”。
+
+　　第四，这篇社论是在陈伯达主持下，由当时总政宣传部副部长钱抵千等三人起草的，并不是王力主持的，也不是王力起草的，更不是王力“发表”的。只是因为社论写好之后，陈伯达要去上海开会，临时要王力看看，修改一下，最后还是陈伯达定稿的。这怎么能成为王力的罪状了呢？
+
+　　因此，《免予起诉书》最后说：“综合上述事实，被告人王力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被告人王力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诽谤他人罪”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对于这个《免予起诉书》，王力于1982年1月22日向总检察长书面提出；“对于每一问题以及总问题的性质的判断，被告人保留自己的看法”。同时提出：“我注意到最后还向我宣告，向党中央申诉，不受七天限制。因此，被告人不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正式申诉。”
+
+　　现在，我正式向党中央提出申诉。我请求党中央和中纪委对王力问题做出明确的结论：
+
+　　第一，宣布二十一年前说王力是国民党特务兼苏修特务，完全是诬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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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宣布二十一年前说王力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完全是诬陷。
+
+　　第三，王力的错误属于党内性质和思想性质的问题，王力没有违反组织纪律，更没有触犯法律。
+
+　　第四，王力案件是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制造的冤案。他们对王力的关押是违法行为。应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
+　　最后，我还声明，王力的履历应以文革前所填表格为准，那是经过党的历次审查的：王力原名王光宾，曾用名王光彬、王犁。家庭出身自由职业者。本人成份学生。1935年10月入团。1939年3月入党。文革中的修改和一切逼供信的材料，一律无效，应从本人档案中抽掉。
+
+　　 王力　1988年8月30日
+
+　　· 来源：
+
+　　华夏文摘增刊551期·文革博物馆通讯385期，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2007年1月23日出版。

CCRD/0/8/24/names.txt

@@ -0,0 +1 @@
+向党中央的正式申诉书

CCRD/0/8/25/000000.txt

@@ -0,0 +1,35 @@
+# 我的申诉
+
+　　<丁盛>
+
+## 〖丁盛，曾任中共中央委员、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
+
+　　一九八二年七月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以下简称“军事检察院”）对我发出“（82）军检免字第13号”《免于起诉决定书》（以下简称《决定书》），认定我“参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密谋武装叛乱的活动，……已构成策动武装叛乱罪”。随后，总政治部和军纪委根据南京军区党委的报告，批准对我作开除党籍、退出现役的处理，每月发给生活费一百五十元（一九八五年后调整为二百元）；继而南京军区将我送南昌市的一个地方干休所安置。我认为，军事检察院对我的指控缺乏事实根据，认定的罪名不能成立；对我的处理也不符合党的有关政策规定。根据党一贯倡导的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谨作如下申诉，请求对我的问题予以复查。
+
+　　军事检察院对我定罪的唯一根据是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供词。《决定书》称，一九七六年八月八日晚，马、徐、王三人来上海延安饭店看我时，同我进行了“密谈”，谈了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问题。据说，我曾对马、徐、王说：“我最不放心的是六十军”，“这个军我指挥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一线，我很担心”，“有什么事，对上海是个大威胁”，并提醒马、徐、王说：“你们要有所准备”。据说，我还向他们三人表示：“我是准备杀头的”。由于我的这次谈话，“随后马天水即给上海民兵突击发了各种枪七万余件，炮三百门，子弹、炮弹一千多万发”，准备发动武装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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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上述供词纯属编造，破绽百出，不值一驳。
+
+　　首先，我与他们素无交往，更无好感，根本不可能同他们密谈。我从一九七三年底调南京军区工作后，曾多次因工作路过上海，但我从未通知过上海市委，更未主动拜访市委的任何头头，即可说明此点。一九七六年八月初，我去杭州湾检查军区组织抗登陆演习的准备工作情况，后又去舟山群岛勘察，于八月八日黄昏返抵上海。接待我的上海警备区政委李宝奇曾问我：“上海市委规定，凡大军区负责人到上海都要向市委报告。今天你来了，是否也向上海市委打个招呼？”我当即表示“不要”。到了延安饭店我吃过饭、洗了澡正准备睡觉，忽然秘书陈长顺进来对我说：廖汉生政委的张秘书说，明天上海的专家要给廖政委会诊，廖怕医院不重视，他自己又不好讲话，希望我亲自给上海市委领导打个招呼，请予关照。廖汉生同志当时患皮肤病，病情较重，是专程来上海求医的，也住延安饭店，我到后已看望了他。但当时他并未向我提出此事。我应廖之请给上海市委办公室打了电话，请值班员向市委领导转达廖的要求。不久，市委办公室又给我打来电话说，已向马天水作了报告；并说，马和徐景贤、王秀珍要来看我。我婉言劝阻无效，只好等候，他们三人大约是二十二时左右来的，稍事寒暄之后，我主要向他们谈了在舟山群岛勘察的情况，还讲了将来在杭州湾演习时，因全军参观人员很多，大部分经上海中转，在住房用车和物资供应方面需请地方支援。他们三人表示不成问题，他们并谈了上海市的一些情况，然后我即陪他们去看了廖汉生同志（廖当时行动不便），前后约有一个小时，他们便告辞了。所谓八月八日我与马、徐、王“密谈”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如果我真如《决定书》所说是什么“积极投靠”，与江青集团有什么“密谋”，这次谈话哪能是这样一种情况！我从开始就没想见马天水等人，“密谈”从何讲起？廖汉生同志当能为我作证。
+
+　　《决定书》在讲我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密谈”的内容时，主要指出我对六十军的看法。如果说，我对六十军“最不放心”，认为这个军“指挥不动”，那岂不是说我对南京军区的其他几个军就很“放心”，就“指挥得动”了吗？人民解放军是有高度政治觉悟和高度组织纪律的军队，如果想要军队参加叛乱活动，那么，无论什么人，就连一个排、一个班也是指挥不动的；如果是执行上级特别是中央和军委下达的任务，根本不存在哪个指挥得动，哪个指挥不动的问题。
+
+　　这里还需特别指出的是，六十军的一七八师原驻苏北淮阴，正是根据我在军区常委会上的建议，经军委批准，才于一九七六年上半年调到无锡的，六十军军部也从浦口南调镇江���如果我真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同伙，又对六十军“最不放心”，这样做岂不是自作自受、愚不可及?
+
+　　至于说我“准备杀头”，更是耸人听闻。谈话时毛主席还在世，我也根本不知道他的病情，自己更没有做什么不容于党纪国法的事情，怎么会想到“杀头”上去?
+
+　　《决定书》将马天水等人把大批武器弹药发给上海民兵一事同我的谈话联系起来，更是十分牵强。众所周知，“四人帮”早在几年之前就利用上海强大的工业基础，大量制造各种武器装备，不断装备他们控制的民兵。八月份发的那批武器弹药，是他们早已决定了的。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已有明确论断：“今年六月，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病重后，王洪文多次催促上海市委某些领导人给上海民兵发武器弹药。八月下旬以后，突击发了各种枪、炮七万四千余件，弹药一千万余发。”（见该材料112页）《决定书》却硬把王洪文的罪行按到我的头上了。
+
+　　前面讲到，军事检察院对我定罪的唯一根据是马、徐、王三人的供词。这三人中，马天水是道德沦丧、卖身投靠“四人帮”的政治投机分子，而徐景贤、王秀珍则是冲杀出来的“造反派”头头，编造谎言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他们自知罪孽深重，因而栽赃诬陷，嫁祸于我，以图减轻他们的罪责，这是毫不奇怪的。办我专案的人员强调他们三人的口供“一致”。据了解，他们三人受审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并未隔离，要串供是很容易的。再举个例子，办案人员曾要我承认，据马、徐、王揭发，我曾对他们讲过，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时，我妻子在广州军区挨整，是江青说了话才保出来的。其实，我妻子在一九七四年一月便到了南京，而“批林批孔”是三月份以后的事。由此可见马、徐、王等卑鄙下流之一斑。
+
+　　《决定书》还笼统地提到我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案“有牵连”。关于我与林彪等人的关系，在“九一三”事件后，我曾多次向中央做过说明、检查，认为自己同他们是工作关系，“文革”中所犯的一些错误，也主要是执行中的问题。我的检查受到中央一些领导人包括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多次肯定，这里不再赘述。
+
+　　我从一九七七年三月被停职审查，其中从当年十一月五日至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四日，一九八○年十月六日至次年五月九日，被关押达两年之久，直到一九八二年对我作出正式处理，这中间没有哪一位负责同志（包括军区领导）找我谈过一次话。几个办案人员先入为主，带着任务、带着框框办案，根本不听我的申述，对我提出的反证一概斥之为“狡辩”“不老实”。这不仅有悖于党的干部政策，也违反了依法办事的精神，必然导致错误的定性处理。附带说明一下：对我的行政处理和党纪处分决定，都是分别由机关工作人员口头通知我的，至今我也未看到正式文件。我从被停职至今已有十三年，被正式处理也将近八年。作为一个受党教育六十年的老党员、老干部，我认为个人的荣辱得失无足轻重，但是非必须弄清，这是关乎党的形象的大问题。今年我已七十七岁，来日无多。我渴求党组织和有关机关本着对党员、对干部、对公民高度关心负责的精神，在我有生之年，趁有关当事人多还在世，对我的问题进行认真的复查，然后根据事实做出公正的结论和处理。这将使我和许多人都从中受到深刻教育。
+
+　　 申诉人：丁盛
+
+　　 一九九○年三月
+
+　　· 来源：
+
+　　丁盛口述、金光谈话记录、余汝信整理编注《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8月第一版362—366页。

CCRD/0/8/25/names.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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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申诉

CCRD/0/8/26/000000.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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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河南揭批查的历史遗留问题向党中央反映的情况和意见
+
+　　<赵俊峰>
+
+　　目　次
+
+## 一、河南揭批查的成绩应该肯定
+
+## 二、河南揭批查扩大化了
+
+## 三、严重的问题在于派性清查
+
+## 四、戴苏理与派性清查
+
+## 五、省委—些领导同志在思想路线和执行政策上的偏差
+
+## 六、河南揭批查中违法乱纪的典型——“突击判刑”
+
+## 七、如何看待文革中河南站出来工作的老干部
+
+## 附
+
+## １、“出土文物”摘录
+
+## ２、“出土文物”部分原件影印件
+
+　　我叫赵俊峰，曾任河南省委常委，后为省农牧厅农场局调研员，现已离休。两年前，我因患胃癌作了手术，现在扩散到肝，已属晚期，恐将不久于人世了。我在河南工作四十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总希望河南各项工作搞得好一些，经济发展快一些，希望党的事业继往开来，兴旺发达。在临终前，我向省委和中央反映一些河南的情况和意见。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贯彻，河南历届省委做了许多工作，工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特别是农村经济责任制的推行，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粮食增产１００多亿斤，乡镇企业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显著提高。
+
+　　但是，与全国的前进步伐尤其是先进的兄弟省市相比，河南这些年却显得赶不上去。拿河南与山东的情况比较，自５０年到７５年的２５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率，河南为９．４％，山东为８．６％，其中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率，河南为５．１％，山东为４．５％，河南高于山东。自７５年到８９年，情况变了，工农业总产值７５年时，河南２１６．４４亿元，山东２８３．１亿元，河南相当于山东７６．４％；到８９年，河南１４０３．４４亿元，山东２４６９．２４亿元，河南只相当于山东５６．８％。河南与山东两省，人口、面积、气候、地理、自然资源、交通情况、原有经济基础等客观条件十分接近。十几年间，经济规模比数差距扩大近２０个百分点，经济增长河南比山东每年低２—３个百分点，距离显著拉开了。
+
+　　我查了一下资料，河南与其它一些省份的情况比较：
+
+　　５０一７５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倍数：河南８．９２，山东７．１８，江苏７．５５，浙江６．１９，广东８．７６，四川７．８５，安徽６．４６，河南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
+
+　　７５—８９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倍数：河南６．４８，山东８．７２，江苏９．２６，浙江１１．２１，广东９．７４，四川６．６４，安徽６．４８，这里当然有不可比因素，但河南发展速度显然不算快。
+
+　　河南经济发展上不去，不是客观条件不好。差距在工作上。河南工作要迎头赶上，应当继续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进一步解放思想，采取有力措施，推进改革开放，在这个前提下，还应理顺政治关系，解决影响河南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的问题，才能把河南工作搞上去。
+
+　　我认为，理顺政治关系，一个突出问题，是历次政治运动伤害了很多干部，在清查“文化大革命”的揭批查运动中，又犯了扩大化和派性清查的错误，造成严重的后遗症。这是河南广大干部、群众的一块“心病”，也是影响河南各项工作上不去的一个症结。应该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使广大干部群众在党的路线上统一起来，解开症结，去除“心病”，才能实现人和政通。干部、群众有了积极性，经济工作才会有起色。
+
+　　作为一个在河南工作几十年的老党员，我觉得有责任向党反映自己的意见，希望能够得到党组织的重视，把问题解决好，实现“团结奋进，振兴河南”的战略目标。
+
+　　我主要就河南的揭批查谈一些情况和意见。
+
+## 一、河南揭批查的成绩应该肯定
+
+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党的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清算了文革极左路线，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在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国家结束了长期的社会动乱，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局势激烈动荡的情况下，我们党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坚持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全国安定团结，人民居乐业，经济建设繁荣兴旺．人民中间虽然也有不满、有牢骚，但和十年内乱经济崩溃，民不聊生的情况，完全不可同日面语。全国的形势很好，河南形势也很好。看到这些，我由衷地高兴。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心悦诚服，衷心拥护。
+
+　　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祸国殃民，罪行累累。清查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非常必要。河南揭批查中，清查与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和事，揭露和清算他们追随“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打击迫害干部群众、践踏党纪国法、制造动乱、破坏生产、煽动打砸抢的罪行，对一些罪行严重、民愤很大的邦派骨干和坏头头如唐岐山、张永和、党言川、任延庆等依法进行了惩办，这是完全正确的，应该肯定。
+
+　　１９７８年，段君毅同志来河南主持工作，省委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对刘建勋、纪登奎同志在文革中所犯的错误进行揭发和批判，清算文革极左路线，平反纠正冤假错案，也是正确的，有成绩的。我同河南许多老于部一样，在文革中跟着刘、纪说过错话，办过错事。揭批查时，省委领导和许多干部群众对我进行批评和批判，我对自己在文革中的错误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作过检查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分辩是非的能力，受了一次教育，对我很有好处。
+
+　　文革期间，我一度被打倒，虽然解放得比较早，但在台上坚持工作十分困难，又多次遭受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十分义愤。粉碎“四人帮”后，我作为省委领导成员，积极参加和领导对“四人帮”揭批查的斗争，并主持清查“四人帮”的专案工作。当时，形势急剧变化，群众义愤强烈，我们对那些专门捣乱、反对省委的“角刺人物”“闹派头头”也非常恼火，有点感情用事，政策掌握得不够稳。现在看来，对有些人和事，处理得不当。凡是搞错的，处理过头的，作为省委班子成员，我也有一份责任。不过，责任大一点的，是刘建勋同志。他是省委主要领导人，是省委一班人的“班长”，省委在文革中的错误，他本来应当主动承担责任，带头作自我批评，但他不是这样，而是推卸责任，整了不少下面的同志，这是很不正派的作风。
+
+　　总的来看，河南揭批查的成绩应该肯定。
+
+## 二、河南揭批查扩大化了
+
+　　让我们看看省委领导在总结河南揭批查工作时谈的情况：
+
+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省委副书记赵地同志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书面发言”中说：“随着揭批查运动的开展，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较彻底的整顿和清理，对全省五万多名突击提拔的干部按照政策进行了清理。”这里，“突击提拔”的标准和界线不清，竟把一位１９３７年参加革命，文革前已担任地委第一书记的省委常委也定为“突击提拔”了。
+
+　　赵地在“书面发言”中说：“揭批查中，我省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各种错误的人，共立案审查４２４８名，截止目前（九月统计）己处理４２０２名，其中判刑５１人，受各种处分２０２５名。（开除党籍３２３人，留党察看４９３人，撤销职务４５２人，警告、严重警告３４７人，开除公职２０人，开除留用１４０人，其它处分２５０人），免于处分的２０２０人，不结论不处分的在１０７人。”河南共有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１３５个，立案审查和处理的数量之大和处理之重是相当惊人的。而实际处分的数量还远不止此数，所谓“免于处分”的二千多人，实际上是批判后降职下放，是不处分的处分
+
+　　（。）
+
+　　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１４人，清查、批判、处理了１０人，占６７％，其中：判刑３人，留党察看１人，撤职１人。严重警告２人，在审查批判“监护”期间死亡２人，上报处分未获批准强令离休１人。
+
+　　原省委、省革委各部正副部长级干部３３人，清查、批判、处理２３人，占７０％，其中：判刑４人，开除党藉３人，留党察看２人，撤职６人，严重警告１人，批判后令其休息４人，降职２人。
+
+　　全省十八个地市委第一书记全部受到批判处理，地市委正副书记１１８人（缺焦作），批判处理９７人，占８２．３％，其中：审查批判期间死亡７人，判刑17人，开除党籍４人，留党察看９人，撤职１８人，严重警告４人，批判后令其休息２８人，降职下放１０人。
+
+　　省直各厅、局、委，第一把手，除５人外，其余全部受到批判处理，分别给予撤职、警告、免职不用的处理。各厅、局、委副职中被批判处理的也��大多数。
+
+　　原县委第一把手中，大部分被审查、批判、处理，未受审查，处分，保留厦职的寥寥无几。县级副职被审查处理的也占大多数。
+
+　　这里，需要说明，各级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参加革命几十年为党和人民作过贡献的老同志。
+
+　　在揭批查中，许多地方、单位仍然沿袭“文革”中“上挂下联”那一套，上面倒一个，下面倒一片。因上、下级工作关系受株连、被处理的基层干部数量更多。群众反映：河南搞揭批查是“农村搞到生产队，工厂搞到班组长。”加上干部的亲属子女因受株连而被审查、处理、不提工资、不评技术职称等，人数要以数十万计。
+
+　　赵地在“书面发言”中还说：“突击发展的党员，有１０万６千多人被取消了党员资格。”据统计，从１９６７年到１９７６年发展党员数量河南居全国第十位，全国取消党员资格和清除出党共１３万人，河南占全国总数８０％。中央组织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向全党发了《关于妥善处理突击发展党员的意见》，制订了统一的政策。如果河南是执行中央政策的，怎么会产生这样特殊的结果？
+
+　　１９８１年１月５日，省委书记胡立教同志在省委工作会议上，讲到揭批查时说：“全省共判处打砸抢分子、反革命分子１７００多人”。据说，全国依法惩办打砸抢分子５千多人，河南就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实际上河南远不止此数，以刑事罪名义抓的，实行劳动教养的，还不包括在内。例如焦作市，判刑９６人，却抓了３１８人，劳教３７人，抓一两年放的１８５人，死亡１１人。究竟抓了多少人，有的说有四千多，有的说有七千。一段时间内，全省各监狱中关押犯所谓“文革罪”的，近半数之多。这里面，确实有些人是应该抓、应该判的，但其中许多人只是犯有一般性错误，不应该刑事处理的。
+
+　　揭批查时，许多在文革中说过错话，办过错事的同志，大都诚恳地检查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但是对许多同志的审查，并不是实事求是地对他们的错误进行批评，而是制造一些骇人听闻的罪名，给他们作的结论，与事实严重不符，有许多是假案、冤案。例如：
+
+　　原许昌地委书记纪忠良同志，文革中，本来是随“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叶县制止武斗，搞大联合的，这在当时完全是一件正常的工作，而且是办了一件好事。揭批查时，却被说成是“调动军队镇压群众”的“叶县剿段匪案”，硬是把造反夺权搞打砸抢的派性头头说成好人，将纪忠良同志逮捕法办。完全把事情搞颠倒了。审判时，在法庭辩论中纪和律师已将其“罪状”全部驳倒，却硬是给纪忠良同志判了１０年刑。
+
+　　平顶山市委书记许振忠，以“伤害罪”被逮捕法办，登了河南日报，上了电视，但所谓“打人致残”的事，根本与他无关，所称被打的同志，也矢口否认许打过他。经过调查，省委承认搞错了，并对他说：“你没有问题，很快就可以回去工作了。”但后来却又判了六年刑。
+
+　　洛阳地委书记孙腾芳，在洛阳地、市委联合召开的十万人宣判大会上，以“组织反革命政变，准备上山打游击”的罪名判１０年徒刑，罪状骇人听闻到离奇的程度，因此案被处理的仅洛阳地委领导就有六人，还有一大批县委和基层干部。其实根本是莫须有的事。
+
+　　文革中，群众组织发生打人的事，有的同志根本不在场也不知情，也以“策划”的罪名判了刑，这样的情况相当多。
+
+　　等等。
+
+　　陈云同志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除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用政治斗争的办法来解决。”党中央对清查文革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问题明确提出“严肃对待、慎重处理”的总的指导方针，在政策上，要严格区分错误与罪行的界限，把政治定案与法律定案分开：要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审查结论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河南在揭批查中却混淆了错误与罪行，政治定案与法律定案的界限，把许多干部由于认识问题而说错话、办错事与追随“四人帮”的阴谋野心家搞混淆了：在具体作法上沿用文革的老套套，大批大撤、大捕大判，严重违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
+## 三、严重的问题在于派性清查
+
+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河南在揭批查中被点名批判、审查处理、党内处分、取消党员资格、以至逮捕判刑的，几乎全部是文革中属于“二七公社”这个群众组织的成员和根据“��主席指示”、“中央表态”支持过或者被认为是支持这个组织的领导干部。而在文革中和这个群众组织对立的“十大总部”“河南造反派总指挥部”的头头，则不仅没有受到清查，反而得到提拔重用，主持清查工作。
+
+　　整党期间，北京几家报社的记者向中纪委、中指委、（中央整党指导委员）反映了在郑州发现的“十大总部”文革期间造反搞派性、夺省市委权、策划武斗的会议记录，即所谓“出土文物”案。其实，河南许多干部群众早就议论纷纷，说河南揭批查是“一派坐监，一派升天”，“一派清查一派”，搞“派性清查”。“出土文物”以第一手的直接物证，证明了这一点。
+
+　　对“出土文物”揭露出来的头面人物的情况，许多省直机关干部和郑州的群众都是很清楚的。就拿“十大总部”、“省委造总”的情况来说，文革期间他们造反起家，策划夺省、市委权，在当时尽人皆知，１９６７年郑州的几次大型武斗：围攻河南日社，冲击“五四”绝食现场，搞棍棒大游行，围攻郑棉六厂火烧大楼，围攻粮院、农院，策划血洗行政区，郑纺机武斗，烟厂武斗，那一次少得了他们？！
+
+　　按照中央政策，这些造反起家，策划夺省市委大权，指挥大型武斗，搞打砸抢，制造流血惨案的头面人物，应该属于被清查的“三种人”之列。可是，在河南揭批查中，他们这些人的错误和罪行，不仅没有受到清查和处理，连句自我批评也没有作过，反而得到提拔重用，担任河南党政要害部门关健岗位的负责人，有些被当作“接班人”、“第三梯队”来培养，有些被提名为党的“十二大”、“十三大”代表，有些还主持清查“三种人”的工作。例如：
+
+　　李蔚：文革前，是省监委副书记丁石的秘书，一般干部。文革中起来造反，参加“监委红旗”、“省委造总”、“省直总部”，是“十大总部”第一号头头。文革期间被提拨为省委处长。文革后主持揭批查，又提拨为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副组长，省纪委副书记，省检察院副检查长。
+
+　　赵正夫：文革前是省国防工办干事。文革中参加“古田公社”、“省委造总”，是“十大总部”的主要头头。文革期间提拔为午阳钢铁厂某分厂党委书记。文革后，参加揭批查专案工作，后提拔为鹤壁市委书记、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
+
+　　钟力生：文革前是省委工交政治部干部。文革中参加“破私立公造反队”、“工交兵团”、省委造总，是“十大总部”、“作战指挥部”总指挥。文革期间被提拔为安阳钢铁厂党委副书记。文革后，又提拔为安阳市委：书记、省计经委主任、省长助理。曾被提名为党的“十三大”代表，因“出土文物”揭露被取消代表资格。
+
+　　黄振英：文革前是省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秘书。文革中参加“红飚”、“省委造总”，是“十大总部”主要头头。文革后被提拔为焦作市委副书记，省物资物资厅厅长。
+
+　　胡涌：文革前是省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秘书。文革中参加“红飚”、“省委造总”，是重要骨干。文革期间被提拔为省委宣传部处长。文革后被提拔为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
+　　李炳臣：文革前是省民政厅干事。文革中是省政法战线组织头头。文革后提拔为省委副秘书长兼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
+
+　　王洪范：文革前是省委一般干部。文革中是省委文革办公室“红刺刀战斗队”头头，文革期间提拔为午阳工委办公室主任、平顶山市委秘书长。文革后提拔为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省劳动人事厅厅长。
+
+　　葛纪谦：文革前是省委宣传部理论小组资料员。文革中参加“烽焰造反队”，“省委造总”的重要头头。文革期间被提拔为省机械局人事处长。文革后被提拔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曾被提名为党的“十二大”代表，因文革问题被检举取消代表资格，为避风头调往濮阳市委副书记，后又调回省文化厅任副厅长。
+
+　　杨凤岗：文革前是省委组织部干事。文革中是“省委造总”服务员、“十大总部”头头。文革后提拔为南阳地委副书记、省农经委付主任。
+
+　　彭思纯：文革前是省委工交政治部一般干部。文革中造反，参加“破私立公”、“工交兵团”，是“省委造总”重要头头。文革后提拔为周口地委副书记。
+
+　　董仲智：文革前是省直党委一般干部。文革中是“省委造总’’服务员。后提拔为省直党委组织部长。
+
+　　乔星壁：文革前是省委财贸政治部干事。文革中是“省委造总”头头���后提拔为省烟草工业局局长。
+
+　　李润玉：文革前是省委办公厅行政处公务员。文革中参加“职工赤卫队”，是“省委造总”服务员、“省直总部”常务服务员、“河造总”主要头头，省直机关武斗“基干队”头头，文革后提拔为省委老干部处处长。
+
+　　……
+
+　　还有的，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了。
+
+　　河南干部群众中流传着一首顺口溜说：“要学历没文凭，要年龄不年轻，论能力没水平，论德才很稀松，一步一步往上升，这里的奥妙说不清”。还说现在提拔干部是“同志加亲戚，派性加关系”。指的就是他们这些人。
+
+　　当然，文革有它特定的历史条件，并不是凡是文革中参加过“派”的人，现在都不能用，但是文革中一派的主要头头、核心骨干分子几乎个个都担任党政要害部门关健岗位的负责人，这种情况是极不正常的。
+
+　　以上仅是“出土文物”榜上有名、属原省直机关的人物。另外如：刘玉洁：文革中是信阳地直机关“东方红造反团”的重要骨干，信阳地委第一书记王正刚同志在文革中被信阳地直机关“东方红造反团”整死，王正刚同志亲属揭发与刘玉洁有直接关系。但刘玉洁不仅未受审查，反而步步高升，提拔为团省委书记、商丘地委书记、副省长。刘玉洁到省里后，把许多文革中的派性小兄弟提拔到省直机关担任负责干部。
+
+　　还有文革中大专院校如：郑州大学、开封师范学院、河南农学院等，其中“二七公社”一派的头头多被逮捕法办，而另一派即“十大总部”、“河造总”的头头却有许多提拔当了领导干部。
+
+　　据反映，现在省直机关和各地市委的许多组织、人事、纪检部门被一些派性头头把持，使一些党政主要领导人也奈何他们不得。
+
+　　有一点应该指出，即这些派性头头有不少人都是文革中被提拔起来的。当时刘建勋、纪登奎所谓“五湖四海”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是在派性山头之间搞平衡，两派头头，有多有少，都进了班子。另外，戴苏理文革期间一直担任省委领导职务，他也千百计提拔文革中支持他的派性头头，这些派性头头造反起家，是文化革命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在台上，也是积极执行文革极左路线那一套的，犯有许多错误，甚至罪行。但是，由于他们把持揭批查的权力，他们的错误和罪行都被掩盖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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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派性头头提拔到领导岗位以后，把文革搞派性的那一套带到党内，利用手中权力，互相包庇，抱成一团，拉邦结派，呼朋引类，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他们欺上压下，使下边真实情况反映不上去，中央和省领导的意图贯彻不下来，形成一种“中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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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纪委书记章蕴同志说过：“某些派性根深的人物，还时刻想在一个地方或一个单位掌权，实际上一派掌权的情况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现在还有”。“有的单位虽然总的领导班子几经调整，几经易人，但由于有些所属要害部门为一派把持，派性的壁垒至今未能打破”。河南这几年正是章蕴同志讲的那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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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性头头掌握揭批查的权力，必然要搞派性清查。他们不是考虑党的利益和全利益，而是搞派性报复和派性掌权。他们利用手中权力把一切妨碍他们派性掌权的人、尤其是大批老干部整下去。有两个人物——李蔚、赵正夫——的情况十分典型，他俩都是“省委造总”、“十大总部”的主要头头，被称为“挂帅”人物在文革中造反起家，夺省市委权，搞武斗、打砸抢的活动，“出土文物”的记载有几十次之多。围攻郑棉六厂下令浇汽油放火烧大楼的，就是李蔚。揭批查运动中，他俩被提拔到要害部门占据关键领导岗位，李蔚任省纪检委筹备组付组长、省纪委付书记，赵正夫负责原省委领导的专案审查，继而任省委组织部常务付部长、省委常委。一个执掌干部任命、撤职、免职的大权，一个执掌处理、定案、执行党纪的大权，两人密切配合，流水作业，河南各级干部尤其是担任领导职务老干部大批地被撤职、审查、定案、处分，就发生在他们控制要害部门、掌握关键岗位权力的这一段时间里。
+
+　　派性清查在全省各地有普遍性。例如确山县，文革初期两派武斗，一派被打死２７人，另一派被打死２８人。但在清查“三种人”时只清查了一派，处理了２００多人，其中判处徒刑２人，死刑１人，而另一派一个也没有处理，主要派性头头、武斗指挥者反而被提拔为县委负责人。
+
+　　实际上，河南揭批查发生严重扩大化的根本原因，正是派性清查。
+
+　　中央整党决定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应该彻底否定，文革中两派都是错误的，两派中间的“三种人”都应当进行清查。可是，中央整党决定的精神在河南没有得到贯彻实行。“出土文物”案向中央反映以后，乔石同志曾批示要求河南省委对“出土文物”涉及的人物进行审查。几年过去了，审查不了了之，这是为什么呢？原来省委的纪检、组织、人事部门审查干部的权力被他们把持。审查者和被审查者在文革时是派性小兄弟。省纪委领导也无可奈何。
+
+　　“出土文物”案，在河南至今仍未解决。
+
+## 四、戴苏理与派性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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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发生派性清查，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戴苏理，以及前省委对戴苏理的错误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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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委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５日发的《关于为戴苏理同志平反的通知》（中共河南省委文件，予发１９７８第１４４号），我们把全文抄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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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市、县委、省直各单位：
+
+　　省委决定，为河南省委书记戴苏理同志所谓“三右一风”的总代表、总根子、总后台问题平反。
+
+　　戴苏理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刘建勋等人为了推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采取颠倒是非、裁赃陷害的手法，把矛头指向戴苏理同志，是完全错误的。强加给戴苏理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统统推倒。受株连的干部和亲属子女一律平反。
+
+　　 中共河南省委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５日
+
+　　显然，省委在这个文件里，是把戴苏理封为一贯正确路线的代表了。这个文件有双重错误，第一，“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个提法本身，是在肯定文化革命及其极左路线的前提下作出的，是完全违背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的，毛泽东同志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犯了严重错误，那里有什么文革中的正确路线呢？第二，把戴苏理封为文革前和文革中一贯正确路线的代表，这个评价也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
+　　戴苏理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表现，河南广大干部群众是众所周知的。
+
+　　文革前，他作为省委领导之一，在反右派、反右倾、大跃进、公社化、反“潘杨王”等运动中，瞎指挥、搞浮夸，刮“五风”、整干部，搞极左的一套，有很多错误。尤其在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中，负有直接的重大责任。早在六十年代，中央对河南“左”的错误（包括戴苏理的错误）已经作过结论。省委这个文件却把戴苏理的错误一笔勾销，反而变成正确的了。
+
+　　文革中，戴苏理是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拥护者，他支持造反夺权，十分活跃，发表大量的讲话、揭发材料、署名文章、公开信，带头造省委的反、夺省委的权。在文革中，他是“河造总”后来是“河造总”和“十大总部”这个派性组织的代表人物和后台。他作为一派的代表人物参加“三结合”，先后担任省革委常委、省委常委、省革委付主任、省委付书记、省委书记、省长等职。文革十年，他始终在台上，而且步步高升。
+
+　　戴苏理在文革中大搞极左的一套，犯有很多严重的错误。如：
+
+　　攻击陈云同志，攻击中央六一年经济调整方针，为自己五八年的错误翻案；
+
+　　作“批邓”示范发言，恶毒攻击邓小平同志；
+
+　　到中央文革汇报罢了赵文甫、杨蔚屏同志的官，在全省刮起“罢官风”；
+
+　　参予炮制刘建勋支持少数派的“一张大字报”，事后还指责刘建勋支持造反派态度不鲜明；
+
+　　宣布河南省委是“黑司令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早就烂了”，“应该打倒”；
+
+　　责备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同志没有及时给赵文甫，杨蔚屏、刘洪文、宋玉玺、任雷远、刘晏春等省委领导同志和王培育等人“定性”，是“保护走资派”；
+
+　　亲自到上海学习王洪文反军乱军、阴谋叛乱的“城市民兵第二武装”的经验，在河南推广；
+
+　　追随江青制造的“马振扶事件”，迫害干部和人民教师；
+
+　　吹捧毛远新，积极推广“朝农经验”；
+
+　　在江青炮制的“花大姐”事件中，乘机谩骂邓小平同志；
+
+　　他作为省委主管政法的书记，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以“攻击邓小平主罪消失”的理由，坚决主张释放罪行严重、劣迹昭彰、号称“土匪司令”的帮派头头张永和，使坚决反对这样做的郑州市委书记张俊卿同志遭绑架、戴高帽、游行，造成郑州全市大乱：等等。这些错误，都是十分突出的。戴苏理在文革中的错误，比大多数在揭批查中被审查、批判、处分的老干部要多得多，也严重得多，他的许多错误是别人根本没有的。戴苏理那里是什么一贯正确呢？
+
+　　戴苏理在所谓“三右一风”中受过错误的批判，为他平反是应该的。但这也不能说他当时是正确的。他那时不过是为他的派性山头“河造总”、“十大总部”在省革委中多争几个席位而己，闹得全省各地的革委会成立不起来，才被批判的。他在当时的行为也是搞极左，批他“三右一风”，是批颠倒了。
+
+　　省委将戴苏理封为一贯正确，并且让他领导全省的揭批查运动，实际上就给河南的揭批查定了调子：既然戴苏理在文革中一贯正确，可以领导揭批查，那是他在文革中所代表的“河造总”、“十大总部”一派也是正确的，不仅可以不受清查，而且应该依靠他们来搞揭批查。这就势必造成“以人划线”、“以派划线”，按派清查，为河南的派性清查埋下了祸根。
+
+　　戴苏理领导揭批查期间，一方面搞了扩大化，一方面乘机把“十大总部”、“河造总”的派性头头提拔重用。如李蔚、赵正夫、钟力生、葛纪谦、张志刚、刘玉洁等许多人，都是戴苏理在揭批查运动中提拔起来的，有不少派性头头直接主持和参加领导揭批查运动。除上述李蔚、赵正夫两个典型例子外，还有李炳臣担任省委付秘书长兼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等。这些派性头头主持清查“三种人”的工作，会搞出什么结果来，是可想而知的。
+
+## 五、省委一些领导同志在思想路线和执行政策上的偏差
+
+　　河南揭批查发生扩大化和派性清查的错误，与某些领导同志思想路线上不端正和执行政策上的偏差是直接有关的。
+
+　　省委将戴苏理封为一贯正确路线的代表，就是思想路线上不端正的典型表现。
+
+　　一九八零年八月，省委主要领导人在同郑州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胡立教同志说：“省委里是两派，他们十三人，我们五人，他们占优势，市里是你们占优势。”在这里，胡立教同志不是讲事实、讲是非，而是讲“派”，把党委内部和上下级之间的工作关系当成“派”的关系，在省委和各级领导班子中搞“派”。这说明，省委领导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头脑是不清醒的，思想路线上是不端正的。这就势必在下面造成以派划线，按派清查。（其实，胡立教同志也太健忘了，曾几何时，他和“二七”派的一些头头打得火热，封官许愿，他又是那一派呢？
+
+　　出于对河南文革“一派错误”，“一派正确”的错误认识，在揭批查和清理打砸抢时，省委还作了一些错误的政策规定。如“七二五”（即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５日）以前的问题不清查。对清查工作，中央明确指示要突破时间界限，不受原来规定的“九大”、“十大”以来的时间限制。省委这个政策规定是违背中央指示的。而且，众所周知，“七二五”前，在河南是“十大总部”、“河造总”左右局势的时期，规定这样的政策界线，结果必然是，“二七”派干的坏事和打砸抢清理了，而“十大总部”“河造总”一派干的坏事和打砸抢就被掩盖起来了。
+
+　　整党开始后，中央曾指示要拿出一段时间专门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讨论。中央明确提出文革两派都是错误的之后，“一派错误，一派正确”的观点实在站不住脚了，有些人就散布什么“河南是一派错误多，一派错误少”。其实他们并不是要具体分析文革两派的错误，而是对党中央的提示打折扣，找些口实为自己的错误作辩解，企图混过整党这一关。不多日，省委布置整党学习要转向讨论“以权谋私”问题为主，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讨论，也就草草结束，不了了之了。省委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文革两派都是错误的这个重大问题上，始终没有遵照中央指示得出否定河南文革两派的明确统一的认识。因而也就再一次错过了纠正河南“派性清查”、“一派清一派”错误的机会，使派性清查的错误延续下来。
+
+　　段君毅、刘杰同志是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同河南文革两派没有什么瓜葛。他们到河南来，广大干部群众对他们寄予很大的期望。他们本应该认真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按照中央精神正确处理河南两派问题，很可惜他们被已经掌权的一派包围、架空了，片面听信了一派的意见，不仅没有纠正，反而使派性清查和扩大化的错误继续得以发展，给河南工作留下了后遗症。当然，段君毅同志来河南时间不长，人事生疏，情况了解不全面，虽然未能把问题解决好，���不是主观上要搞派性。对这一点，我们是谅解他的。
+
+　　整党期间，曾有人向中央领导和省委第一书记刘杰同志反映过“出土文物”和李蔚、赵正夫、钟力生、黄振英等人在文革中搞打、砸、抢的情况。刘杰同志是了解这个情况的，也曾表示省委负责解决问题。当时，中央关于彻底否定文化革命和文革两派都错误的已有明确指示，河南揭批查扩大化和派性清查的问题也已明朗化。可是，刘杰同志在拿到造反起家、指挥武斗，搞打、砸、抢的派性头头占据河南党政要害部门领导岗位的证据以后，却不采取任何措施，不解决任何问题，对这样严重的问题听之任之，不执行中央整党决定精神。对河南党和人民，这是很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不明白，刘杰同志身为党的高级干部和省委第一书记，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态度！
+
+　　在揭批查中，省委某些领导在执行政策上，也有不少偏差。
+
+　　省委有些领导同志不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把事实搞清，而是听信个别人的口供。如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八日，省委召开一千二百万人的全省有线广播大会，让文革前省委一个公务员、文革造反起家的派性头头李尚谦在会上讲话，李尚谦在会上胡说一气，一次就点了几十个包括地、市委书记以上领导干部的名，省委领导都信以为真，立即对这些领导干部进行审查批判。
+
+　　有的地区，一次撤职、批判公社书记以上干部就达１０００多人。在许多情况下，还象文革中的作法一样，先定性、点名批判，然后收集材料、组织专案审查。对许多老干部一隔离就是几个月、几年、限制人身自由，搞车轮战，不让休息，搞体罚，搞逼供信。
+
+　　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在和一位地委第一书记谈话时说：“根据你现在的态度非到法院去不可，你承认了，就党内解决，不承认就法律解决”。这不是典型的逼供信吗？
+
+　　省委书记李庆伟同志在会上讲：“文化大革命中对领导干部动一指头的，也算打砸抢。”省委领导同志头脑这样不冷静，以感情代替政策，上行下效，造成很坏的影响。不少同志反映，在基层，揭批查运动违法乱纪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
+　　因为不执行政策，造成大量假案、冤案，这些同志自然不服，几年来，一直坚持向省委和中央有关部门申诉。但是，省委有些领导却坚持错误，对上瞒、对下压，有些案子明知处理错了，却以“揭批查的成绩不能否定”和“纠正一个人的问题，就会引起连锁反应把河南搞乱”为理由，拒不改正。
+
+　　对大量的申诉材料，省委主管领导置之不理，有关部门互相推诿。对申诉的同志，指责为“翻案”，以加重处理相威胁，千方百计维护冤假错案，唯恐否定了所谓揭批查的“成绩”。有的同志，大部分材料实在站不住脚了，结论一再修改，问题少了许多，处理却升级了。
+
+　　对河南揭批查中派性清查和扩大化的错误，中纪委、最高法院几年来曾多次进行批评，甚至直接指名要河南省委对纪忠良、许振中等一些同志的冤案限期复查，但河南省委某些领导却顶住不办，还说这是“干扰运动”“为坏人翻案”，甚至向全省发文件，指示有关部门将这类问题划为“禁区”，不能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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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阻挠纠正河南揭批查扩大化和派性清查错误的问题上，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赵文甫同志的态度，起过一些很不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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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析综同志来河南主持工作，尤其是省委领导班子调整以后，省委对申诉同志的态度较前有好转，承认揭批查存在的问题，同意予以复查，这是很大的进步。然而，时至今日，省委的班子已经又换了一届，这些问题一个也未能解决。许多同志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有些人“刑满释放”后不给安排工作，不给出路，至今生活无着。有些同志已含冤死去，他们始终未能等到党对他们作出公正结论的日子，许多老同志年老体衰，身患重病，不知还能否到那一天？！
+
+## 六、河南揭批查中违法乱纪的典型——“突击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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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揭批查中，违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政策，违法乱纪，一个突出的典型，是所谓“突击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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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９年底，河南省纪委书记赵文甫、付书记李蔚和省高级法院院长丁石等人，为避免《刑法》、《刑事诉讼法》于１９８０年元月１日生效以后，他们的行动被“束缚手脚”，就赶在《刑法》、《刑事诉讼法》生效前夕，公然对抗党中央七九年九月《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的指示》（中发［７９］６４号文���，紧急布置各级政法部门对揭批查中关押起来的人，不管有没有罪行，均以“清理积案”为名，在全省大搞“突击判刑”　。为阻止这些人向最高法院上诉，把“终审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把本该由省高级法院审理和省高级法院正在审理的案，强行压给地、市法院判决，把地、市法院审理的案子压给县区级法院判决。这次“突击判刑”，全部秘密进行，不准开庭。审判时，既不出示证物，又不准本人申诉。有的没有起诉书：有的根本没有任何材料：有的人法院己向本人宣布没有问题可以释放了，又判了重刑：有的判刑三年，但己关押三年多了，说：你如果不上诉，马上就可以出狱，如果上诉，十天内提出，然后在监狱里等着。平顶山市委付书记钮保华，判刑８年，本人不服，提出上诉，平顶山市委某主管领导竟大笔一挥，顺手在８字前边加个１字，改为判刑１８年；平顶山市委付书记晁思忠判刑１３年，晁问：为什么判我１３年，法院说：钮保华判１８年，项玉田判１２年，你取个中间吧。在有些情况下，量刑轻重，竟是按照原来担任职务高低来确定的。由于时间十分仓促，“判刑”进行的十分草率，洋相百出，形同儿戏，完全失去了法律的尊严。
+
+　　事后，当有的家属向法庭审讯人员询问时，审判人员竟说：“根据我们掌握的事实，他没有问题，不应该判罪。但这是省委指示，我们不过是奉命办手续”。还说：“你不用上诉，上诉也没用，这都是省委领导定的”。
+
+　　据反映，这次“突击判刑”，全省共判处２４００多人。这样一次全省范围内的大规模的突击行动，却既没有省委、政法部门的文件，也没有领导人讲话，是赵文甫、丁石、李蔚几个人直接向各地、市政法部门负责人个别交待的，行动十分诡密。究竟是经省委研究决定的，还是他们背着省委搞的，不清楚。
+
+　　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林彪、江青一伙横行肆虐的十年内乱时期，倒也不怪，但它竟然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生在党中央大力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对司法工作有明确指示的时候，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讶！这在全国确实是绝无仅有、蔚为奇观的。
+
+　　还应当指出，在“突击判刑”前，省公安厅的同志曾向省委分管政法工作的戴苏理书记反映：在省看守所关押的省直机关抓的１００多人，经审查，有９０％以上是不该抓、不该判的。当时，戴苏理说：“不要说那么多吧，我看有百分之七八十不该抓是有的”。省委领导明明知道有那么多冤案，为什么不但不纠正，反而硬着头皮强行判决呢？
+
+　　“突击判刑”后，八０年五、六月，党中央曾对政法工作和处理文革期间打砸抢问题发出指示，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同志亲自到河南来，批评“突击判刑”的作法，并在省政法干部会上讲了话。但赵文甫却在会议结束时对会议代表部置：“同志们回去以后，只向党委汇报，没有向下传达的任务”。抵制、封锁中央和最高法院的批评，坚持错误。
+
+　　当有些同志到北京向最高法院申诉反映时，最高法院的同志说：“你们河南的情况，我们都知道，那是你们省委领导定的，我们管不了，我们江华院长说了都不顶事，我们有什么办法？”
+
+　　省委有的领导同志还宣扬说：是邓小平同志支持河南这样作的。我认为，像“突击判刑”这样的作法，绝不是小平同志的意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思想，都是小平同志大力倡导、反复强调的。“突击判刑”这样的事，除了河南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小平同志也决不可能单独为河南制订一种政策，或单独下一道指示。很显然，省委某些领导是在欺骗河南广大干部群众，企图打着小平同志的旗号，压制批评、掩盖自己的错误。
+
+　　这里，要附代说一下赵文甫这个人。赵文甫同志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这是错误的。但赵文甫也并不是一贯正确。他在文革前的反右派、反右倾、大跃进、公社化等运动中，搞浮夸，刮五风、整干部，搞极左，也有很多错误，党中央对包括他在内的河南“左”的错误作过结论，这些都是历史事实。赵文甫平时不干工作、专门在来运动时整人，这是河南广大干部都知道的。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这个人的品质：刘少奇同志文革中在河南去世，骨灰保存在一军，军队换防时，一军领导将刘少奇同志骨灰盒移交省委，刘建勋交代省委付秘书长霍云桥同志放省委机要室保存，文革后，这件事被赵文甫得知，赵文甫���喜过望，说：“好哇，刘建勋竟敢包庇党内最大走资派！凭这个铁证，非跟他算帐不可。”认为可抓住了刘建勋的要害问题，可以将刘建勋置于死地了。但是，在刘少奇同志平反以后，中央和少奇同志亲属来河南迎取骨灰时，赵文甫摇身一变，亲自将骨灰盒交给王光美同志，并陪同进京，参加追悼会，又是上电视、又是报纸头版大照片，趁机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他还到处向人吹嘘，说自己是戴着走资派的帽子，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刘少奇同志的骨灰盒，把自己装扮成大功臣。赵文甫这种欺世盗名的行径是十分卑劣的。霍云桥同志曾对一些人谈起过这件事，省直机关许多同志都知道。但霍云桥同志害怕赵文甫对他打击报复，不敢向党中央反映。我听霍云桥同志亲口讲过此事，事实确凿无误。
+
+　　“突击判刑”，是河南揭批查中违法乱纪的一个典型，和赵文甫直接有关，他应负主要责任。这和赵文甫文革前反右派搞翻番，（注：５８年春，反右派已告一段落，赵文甫下去检查，认为不彻底，要补课，结果，在本来已经严重扩大化的基础上，又翻了一番）反右倾在河南打二十万“小潘复生”的极左搞法，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也是赵文甫泄私愤、搞报复的一贯思想作风的故伎重演。赵文甫是党的高级干部，不执行党的政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仍然继续搞极左、搞报复，是非常错误的。
+
+## 七、如何看待文革中河南站出来工作的老干部
+
+　　河南揭批查中，老干部被批判、审查、处理的相当多，扩大化的错误，主要表现在这里。如何看待这批老干部，是河南揭批查的重要问题。
+
+　　文化革命中，河南站出来参加“三结合”的老干部比较多，也比较早，这件事，在当时曾受到毛泽东同志和中央的表扬，人民日报曾为此发过社论。这也被当作刘建勋的一大功劳。当时的说法是：刘建勋把一大批老干部带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
+
+　　这种认识，现在看来当然是不对的。党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同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地发动、被反革命利用、给党、国家和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一场内乱，文化革命的全局错了，刘建勋也错了，谈不上什么功劳。河南参加“三结合”的这批老干部也不可能正确。
+
+　　揭批查时，河南省委批判纠正了过去的错误认识，针对性地指出：刘建勋、纪登奎把这批老干部不是“带出来”，而是“带进去”了，带进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和十年内乱里去了。这样讲，对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分清大的是非，是正确的，必要的。
+
+　　这批老干部参加“三结合”站出来工作，在文革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也执行过文革极左路线的东西，跟着刘建勋、纪登奎说过错话，办过错事，犯有错误，对他们的错误进行严肃批评，也是正确的、必要的。
+
+　　但是，如果认为这批老干部都是跟“四人帮”的，是“四人帮”的人，或者按当时的说法是所谓“帮四人”，应该全盘否定、统统打倒，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不公道的，是错误的。
+
+　　这批老干部的问题，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有本质的区别。除个别人以外，绝大多数也不属于与林彪、四人帮的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他们在文革中执行错误路线，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是由于对毛主席的盲目崇拜和迷信，而且，有些林彪、四人帮的东西，当时也是以党中央指示的名义下达的。由于理论水平不高，认识不清，缺乏分辩是非的能力，他们也错误地执行了。例如，河南许多老干部和我一样，在文革中对待两派群众组组织的问题上，曾一度站在“二七公社”一边，支持了派性。那是因为当时毛主席说“大局已定，二七必胜。河南形势很好嘛”和中央“７．２５表态”肯定“二七公社是革命组织”之后，才跟着表态、犯了错误的。
+
+　　这批老干部在文革中，曾多次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打击迫害。文革初期，他们被打成“走资派”、“三反分子”，挨批判、被揪斗、受摧残：林彪路线时，许多老干部再次被打倒，受审查，遭批判；批林批孔时，他们被打成“右倾复辟势力”，“孔老二”；在７６年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受到猛烈冲击，被打成“走资派”、“投降派”、“还乡团”、“邓小平的代理人”：四人帮当时炮制的反动电影《反击》，就是把攻击矛头指向河南省委和老干部的。他们有的被江青点名批判、指示查办，有的还被戴高��子游街。文革十年，有些老干部站出来工作的时间总共五六年，却被打倒四五次。
+
+　　这批老干部，包括红军时代和抗日战争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大都经过革命战争考验，对党和人民有贡献。在文革的特定条件下，在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他们凭党性坚持工作，抓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维持必要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他们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坚定的。在七五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他们积极贯彻各项工作的整顿方针，批判派性，整顿班子，打击了坏头头，使形势明显好转。
+
+　　许多老干部虽然曾一度表态支持过派性，但他们受党教育几十年，对派性头头的捣乱破坏，也进行过抵制和斗争。在他们的要求和支持下，省委在文革后期先后发出《４．８通知》、３２号文件、１７号文件，制止“双突”的蔓延，批判派性头头的错误谬论，并采取了组织措施。这些措施，虽然在文革大的形势下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但确实起过一些积极作用。
+
+　　文革期间，河南党政大权主要掌握在这批老干部手里。派性头头虽然在“双突”中提拨了不少，使许多基层党组织严重不纯，全省形势受到很大千扰，但河南党政的核心权力尚未被他们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减轻了河南经济建设和工农业生产的损失。
+
+　　我查了一下资料，文革期间，从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７５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倍数，全国主要省份和河南相邻省份情况如下：
+
+　　河南２．５６，山东２．３２，江苏２．２５，浙江１．６０，四川１．７０，安徽２．１５，河北２．３１，陕西２．０５，广东１．８７，湖北２．０１，辽宁２．２２。毫无疑问，这个速度与改革开放十年的数字是无法相比的，倘若没有文化革命，我们的经济发展会快得多。但以上数据也表明，文革期间，河南与许多省份比较，经济发展速度稍快些，工农业生产损失相对小一些。我认为，河南文革中坚持工作的老干部比较多，他们所起的积级作用，是主要的原因。
+
+　　揭批查时，在如何看待这批老干部的问题上，省委一些领导人认识上偏激，把他们的错误看得重了，政策上有偏差，搞得过头了，尤其是在文革两派的问题上，背离了党中央的指示，依靠一派搞清查，被派性头头钻了空子，把他们几乎都打下去了。
+
+　　在河南，文革期间坚持工作的，是老干部的多数，由于揭批查出了问题，把党培养几十年的老干部的多数损失掉了，使河南干部队伍伤了元气，给河南的工作带来损失。新任省委领导也感到河南“缺了一代干部”。
+
+　　一些工作先进地区和单位，如兰考、林县、辉县等，改革中形势稳定的早一些，生产发展比较好。这本是好事，但揭批查时，反而被当作重点，领导亲自坐阵，大批大撤大换班。例如，戴苏理去辉县坐阵，揭县委班子“紧跟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盖子”，县社班子全部批判撒换。许多当年跟着焦裕禄同志治沙造林，参加林县修“红旗渠”、搞水利工程的干部，甚至劳动模范，都被打成“四人帮”了。河南省１２０多个县，文革中闹得凶，比较乱的有三四十个，比较稳定的有五六十个，近３００个大中企业，比较乱的有七八十个，比较稳定的有一百多个。揭批查中，对这些情况却完全不加区别，比较稳定的单位的干部同样被大批撤换、批判。
+
+　　在批判中，发生许多混淆是非的情况，例如对学大寨，不是批平均主义、大锅饭、割尾巴等，而是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批五小工业、批社队企业。这就不是批极左路线，而是批工作，不仅是批干部，连群众也批了。即使是路线问题，基层干部稀里湖涂跟着说说，能有多少责任？“四人帮”是破坏生产的，搞生产有成绩，怎么会是“四人帮”呢？这种错误的搞法，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级性，连工作也不敢干了。程维高同志批评有些应该干的事不去干，与此有关。基层干部有顾虑，怕犯错误。
+
+　　河南的揭批查，尤其在老干部问题上，与全国相比，有特殊性。许多兄弟省市，在揭批查中，都认真遵照中央精神，政策掌握得稳，打击面小，主要惩办罪行严重的派性头头。对广大干部则着重教育，提高认识，解决思想问题，根本没有发生大批老干部被批判、审查、处理的现象。政策掌握得稳，干部队伍心齐、气顺、比较团结。干部队伍稳定，领导班子稳定，政治局势就稳定。有这个基础，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就能抓住历史的机迂，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有老干部在班子里传帮带，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传下来了。对比河南和兄弟省市的情况，我感触很深；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必须把党的组织搞好，把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搞好。河南这些年的工作与兄弟省市拉开了距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
+　　对干部，尤其是革命几十年的老干部，我们党历来主张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而应该看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联系建国以来河南党内情况来看，我们应该注意到，河南省委主要领导干部中，有这样一个情况：“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走资派”被打倒、被批判的赵文甫、杨蔚屏、戴苏理等同志，在“大跃进”、“公社化”、反“潘杨王”、反右倾的斗争中，曾犯左的错误，造成惨重损失，有很大的责任。而在那一次斗争中一些掌握政策比较稳、对左的错误有所抵制、被排斥、受打击的同志，却在文革中因坚持工作而执行了左的东西，犯了错误。就省委主要领导人刘建勋同志的情况而言，他在文革中犯了许多错误，但在文革前，来河南纠正左的错误、稳定局势、组织救实、恢复生产，是有成绩的。而戴苏理在文革初期支持造反，带头反省委、反刘建勋、文敏生同志，也谈不上什么正确。今天，我们应该以党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分清大的路线是非，在六中全会决议和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党犯了错误，我们当事者都有错误，都有责任，有谁是一贯正确呢？党的事业受损失，我们应该感到痛心，应该总结经验教训，而不应该计较和纠缠历史的恩怨纠葛，更不应该泄私愤搞报复
+
+　　（。）
+
+　　河南把一些人封为一贯正确，对另一些人全盘否定，在认识上偏离了党的六中全会决议，处理上犯了错误，最终是党的工作和党的利益受损失。由此派生出来的、问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之后，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河南却时而冒出一些奇怪的提法和作法，如说什么“粮食产量估不透”，隐瞒灾情，甚至压制打击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等。这都是河南许多干部曾经熟知的声音和行为，幸亏现在不是大跃进时代，被党中央及时纠正，才未造成大的损失。这说明在一些问题上，河南没有在党的六中全会决议的基础上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其实，年纪大一点的同志，从河南揭批查严重扩大化的错误里，难道没有看到５９年反右倾抓２０万“小潘复生”的影子吗？
+
+　　从根本上说，河南发生的问题，是文革极左路线包括文革前左的错误的流毒和影响没有得到肃清，这正是河南的症结所在，是问题的实质。
+
+　　对河南揭批查扩大化和派性清查的错误，我将自己了解的情况和看法向中央反映如上。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现在仍是影响河南形势和工作的重要因素，希望引起党中央的重视，请党中央关心一下这个八千万人口的大省，帮助省委把这些问题解决好。
+
+　　受了错误处理的老干部，绝大多数已经年纪大了，离休了。但他们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党对他们有个实事求是的结论，受到公正的对待。党组织应该满足他们的愿望。其他处理错了的，也应该予以纠正。
+
+　　一些文革中的派性头头，“三种人”，至今仍在河南党政要害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对此，中央已有明确指示：对“三种人”和犯有严重错误的人，绝不能放在要害部门，担任领导工作，现在仍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撒下来。对清查中漏掉的，特别是混进领导班子的，一经发现，要认真查实，及时处理。
+
+　　薄一波同志在整党总结会议上也指出：“现在核查三种人的任务并没有完，组织部门要继续管起来，随时发现，随时处理”。“要认真清查三种人，不可留下隐患”。“对已进入领导班子的三种人和其他有严重错误的人一经发现，要坚决清除出去”。
+
+　　这些历史问题，时间久了，解决起来，会有困难，省委领导很忙，也容易忽略。但是，这些人留在领导岗位，是党的隐患，现在仍在危害党的事业和党的工作。河南应该落实中央这个指示，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解决他们的问题。省委领导同志可能有顾虑，怕解决这些问题把河南搞乱，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这么多年了，实践证明，河南的老干部是守纪律、顾大局的。
+
+　　河南的历史遗留问题，还有一些思想路线方面的混乱应该得到澄清。如：文革两派一派错误一派正确；戴苏理是一贯正确路线的代表；把“７．２５”作为清查的时间���限；等。中央应该帮助河南省委对文革期间的重大问题，按照党的六中全会决议精神，分清大的是非，明确大的政策界限，彻底肃清文革极左路线的流毒，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基础上，统一党内思想，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实现“团结奋进、振兴河南”的战略目标。
+
+　　以上意见，有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
+　　 河南省原省委常委、离休干部　赵俊峰
+
+　　 一九九二年七月
+
+　　· 来源：
+
+　　根据网络材料打印

CCRD/0/8/26/names.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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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河南揭批查的历史遗留问题向党中央反映的情况和意见

CCRD/0/8/27/000000.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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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维群致河南省委及中共中央信
+
+　　<王维群>
+
+　　河南省委并党中央：
+
+　　河南原省委常委赵俊峰同志《就河南省揭批查的历史遗留问题向党中央反映的情况和意见》，我认为是符合河南实际情况的。
+
+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
+　　根据六中全会《决议》，党中央在随后关于整党的《决定》中作出文化大革命应当彻底否定，两派都是错误的，和清理“三种人”（造反起家分子，打砸抢分子、帮派骨干分子）的明确指示，并规定为整党的方针。
+
+　　可是，河南在处理“文革”问题时，　由于省委领导人偏离和违背了党中央的方针和指示，犯了派性清查和扩大化的错误，造成严重的后遗症。这些问题，至今未能解决。
+
+　　建议党中央和河南省委调查了解，妥善解决，以发展河南改革开放的形势。
+
+　　对赵俊峰同志反映的情况和意见，我简单作以下几点补充：
+
+　　一、河南省委在揭批查中，根据中央指示，清查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惩办了一批有严重罪行的“打砸抢分子”等“三种人”，也批判和处理了一些有严重错误的人，做了大量工作。这对于从根本上肃清“文革”极左路线的影响，达到消除隐患、纯洁组织、统一思想，教育干部的目的，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对揭批查的成绩，应该肯定。
+
+　　二、河南的揭批查，搞扩大化了。赵俊峰同志列举的具体事实，都是省委领导自己讲的情况。对揭批查工作，党中央明确规定了“严肃对待、慎重处理”、“宜粗不宜细、宜窄不宜宽”、“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严格区分罪行和错误的界限”、“政治定案和法律定案分开”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在定案处理上，中央又作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的具体要求。可是，由于省委一些领导人偏离和违背了党中央的这些指导方针和政策要求，清查的面搞大了，处理得重了。尤其是一批为党工作几十年的老干部受到错误打击，被冤枉了。
+
+　　揭批查扩大化的后果，严重影响河南党的团结，干部队伍思想上结的疙瘩很大，隔阂很深，心不齐，气不顺，政不通，人不和，积极性调动不起来。政治关系没有理顺，是河南工作上不去的重要原因。
+
+　　三、严重的问题在于派性清查。“出土文物”揭露出来的问题令人震惊。这是白纸黑字的第一手直接证据，而且是物证。一些“文化大革命中”中的“打砸抢分子”等“三种人”一度把持河南揭批查的权力，进而占据党政要害部门的关键岗位。至今仍然如此。
+
+　　“出土文物”中榜上有名的李蔚、赵正夫、钟力生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搞派性，阴谋夺省、市委的权，策划指挥大型武斗、搞打砸抡，在“出土文物”中都有记载。还有材料揭发：他们在围攻郑州国棉六厂时担任现场指挥，下令浇汽油放火烧大楼，造成死伤１００多人的血案。“出土文物”提供的证据表明：他们这些人，完全应该列入清查“三种人”的对象。
+
+　　但是，他们的问题和罪行非但没有受到清查，反而堂而皇之地代表党组织主持揭批查运动。河南大批老干部，就是在赵正夫担任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蔚担任省纪委筹备组付组长、省纪委副书记，把持全省揭批查核心权力的时期，被撤职、批判、审查、定性、处理的。
+
+　　这些老干部在文革中跟着毛主席犯了错误，接受党组织的审查，检查自己的错误，是完全应该的。但是，由这些“文化大革命”中搞打砸抡的派性头头、“挂帅”人物、“作战指挥部总指挥”之本来应当属于“三种人”清查对象的人对老干部进行审查，不仅完全违背了党中央的方针和指示，在全国各省中，也是非常出格、绝无仅有的情况。可是这种令人愤概的荒唐事，在河南却发生了。
+
+　　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出土文物”是河南派性清查的铁证。对“出土文物”案，乔石同志早有批示。请中央有关部门和河南省委落实乔石同志批示，查清“出土文物”案。
+
+　　四、河南在《关于为戴苏理同志平反的通知》的省委文件中称：“戴苏理同志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这个提法直接违背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同时又一笔抹消了戴��理“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时所犯的严重错误。这个文件是反中央的，也完全不符合事实。
+
+　　戴苏理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作为河南“河造总”、“十大总部”一派的代表人物，参加“三结合”的。这个文件，把戴苏理封为一贯正确路线的代表，就为河南“以派划线”、“按派清查”、“一派清一派”定了调子，是河南派性清查的根子。
+
+　　建议河南省委撤销这个有严重错误的文件。
+
+　　五、省委主要领导在揭批查、整党、清理“三种人”的指导思想和执行政策上，偏离和违背了党中央的方针，造成工作的严重失误。
+
+　　如一九六七年的“七．二五表态”，这件事，是“文革”时期中央搞错了。根据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精神，省委应该向中央写个请示报告，由中央撤销在“文革”时下发的相应文件。别的省市都是这样做的，这是正常的组织手续。河南却不是这样，把这件事搞成个“七．二五大假案”。这不仅不符合事实真象，定错了案，在组织程序上，也是办了件糊涂事。尤其严重的，是把“七．二五”作为清查工作的时间界限，这就直接违背了党中央关于清查工作要“突破时间界限”的规定，自订“土政策”，成为河南派性清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
+　　“七．二五大假案”的结论是错误的，而且这个错误结论还直接促成河南的派性清查。建议省委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和正规的组织程序，重新处理“七．二五”问题。
+
+　　另外如“突击判刑”等极其错误的作法，无视党中央“加强民主与法制”的指示，严重违背党的—卜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也造成严重失误。
+
+　　六、如何看待文化革命中河南站出来工作的老干部。和唐岐山等人的情况有本质的区别，这批老干部并不是陈云同志所说的“阴谋野心家”一类的人，也不属于与“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和事，（唐岐山本人也不是老干部）。这批老干部是河南老干部队伍中的多数。文革时的说法是，刘建勋、纪登奎把他们“带出来了”，“带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这种说法现在看来当然不对。但现在笼统地说，刘建勋、纪登奎把他们“带进去了”，“带到十年内乱里去了”，不加分析地把他们全盘否定、统统打倒，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不公道的。
+
+　　文化革命时期这些老干部在台上，当然也会犯有错误。但文革十年的情况很复杂，他们之中许多同志曾多次受林彪、江青的打击迫害，被批判、斗争、打倒，也是事实。他们大多数同志说错话、办错事，是因为理论水平不高，由于对毛主席的盲目崇拜，是认识问题。而且，我们党有组织原则，他们作为下级，要服从中央的文件和指示，因而只是执行的错误。对他们，主要是教育和提高认识的问题。
+
+　　在文化革命特定历史条件下，对这批老干部在台上的工作应该怎么看？我查阅了国家统计局的资料，以６５年到７５年这十年，列了几张表（见附表）。从全国各省几项主要经济指标的对比来看，国民收入、工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三项指标，河南列第二：社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粮食总产量三项指标，河南位居第一；各项指标综合起来看，河南经济发展速度应属全国首位。当然，如果没有文革的破坏，河南经济发展的情况肯定还会好得多。文革中河南老干部站出来工作的比较多，在全国是一个突出特点，这批老干部在台上掌握各级党政主要权力，减轻了“十年内乱”的损失，起过积极作用。这是客观事实，统计数字可以表明这一点。
+
+　　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在文革的历史条件下，有些政治上复杂的是非曲直，不仅许多群众和一般干部难以认识清楚，连我们省委班子成员在当时也稀里糊涂。但是，是否对人民有利，是不是给人民办了好事，应当是我们评价干部的根本标准。即使封建社会也还讲“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嘛。文革这十年，河南经济情况相对比较好，损失比较小，归根到底，是对人民有利的。这批老干部起过的积极作用，应该得到党的公正评价。
+
+　　河南这批老干部，多数是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还有抗战时期和抗战以前的老八路、老红军，他们为党工作几十年，对党和人民是有贡献的。由于派性清查和扩大化的错误，他们受到错误的打击，被冤枉了。如今，他们有的已经含冤死去，剩下的也年老体衰，已经离休。他们的希望，只是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党组织．对他们有个实事求是的正确结论，有个公正的评价。
+
+　　���批老同志在党内和社会上都有些影响，但十几年了，尽管他们含冤受曲、忍辱负重，考虑到近年来国家多事，六四风波、苏联解体等情况，他们不愿给中央添麻烦，一直耐心地等待着。实践证明，他们表现了有党性、守纪律、顾全大局的风格。
+
+　　党组织应该在适当时机考虑他们的要求，妥善解决他们的问题。其他处理错了的，也应该得到纠正。
+
+　　这批老同志，大部分都已经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不能再工作了。妥善处理他们的问题，不仅是为他们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昭雪冤屈、公正评价的个人之事，而且关系到党组织和干部队伍的建设、关系到今后河南党的工作和党的事业。我们常说，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联系到建国几十年河南的情况来看，在这方面有许多经验教训：
+
+　　５８年“大跃进”时，河南在全国反右派结束之后，又搞“补课”，使“右派”总数翻了一番：反右倾、反“潘、杨、正”的错误斗争，全省抓了２０万“小潘复生”：河南的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因此而大伤元气。
+
+　　“文革”十年，极左路线横行肆　　虐，林彪、“四人帮”破坏捣乱，河南的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受派性斗争严重干扰，来回折腾，“翻烧饼”，又大伤了一回元气。
+
+　　解放后我一直在河南工作了几十年，对此是深有体会的。
+
+　　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了。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实现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本来应该好好搞点建设了。可是，由于河南在揭批查、处理“文革”问题时，偏离和违背了党中央的方针和政策犯了严重的派性清查和扩大化的错误，河南的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再一次大“翻烧饼”，大伤元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次，河南干部队伍受打击的面之大、后果之严重，完全不亚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后来的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也深知情况的严重，说河南因此“缺了一代干部。”实际上，河南省是在全国“文革”结束之后，在对待老干部的问题上，又搞了一次类似“文革”的斗争。
+
+　　因此，河南工作上不去，问题的“症结”，是从“大跃进”到“文革”的极左路线的流毒没有肃清，遗害至今。不正视这个问题，仅靠更换个别领导人的办法，是解决不了的。请求党中央帮助河南省委做点工作，根据党的六中全会《决议》，分清大的是非，清查领导班子中漏网的“三种人”，理顺政治关系，为党的事业“振纲纪”：妥善解决揭批查的历史遗留问题，昭雪老干部的冤假错案，消除隔阂，增进团结，为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补元气”。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干部群众真正做到心齐气顺，政通人和，实现安定团结，发展改革开放的形势，把河南的工作
+
+　　（搞上去。）
+
+　　我的意见，如有不当，望指正。
+
+　　 河南省原省委书记、离休干部　王维群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于山东济南东郊干休所
+
+　　· 来源：
+
+　　根据网络材料打印

CCRD/0/8/27/names.txt

@@ -0,0 +1 @@
+王维群致河南省委及中共中央信

CCRD/0/8/28/000000.txt

@@ -0,0 +1,99 @@
+# 聂元梓向全国人民检讨文革
+
+　　<聂元梓>
+
+　　文化大革命是个很复杂的现象。对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化地认识和对待。但也不是讲不清楚的。有人认为“文革”，我们这些经过的一代人，说不清楚。因为我们是当事人。“当局者迷”“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由后人来评说、认识，这才更客观，也更便于说清楚。这话有一定道理。但我愿意向全国人民检讨“文革”，把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讲清楚。季羡林教授在其新近出版的大著《牛棚杂忆》中攻击我“不学有术，智商实际低能，逻辑混乱”等等。我不学季教授至今仍采用“文革”中那拙劣的，动辄胡乱攻击人的办法；我不想攻击任何人。看看我这个“不学有术，智商实际低能，逻辑混乱”的人能不能说清楚“文革”。
+
+　　我虽说自北大主持两年“文革”工作后，从 1968 年下半年至今（1998 年）历经磨难，受尽身心痛苦，人格侮辱和折磨；但我对我热爱的祖国的未来，没失去信心，也未失去我一生坚持的理想、信念。提起“文革”，我不是为个人的悲惨遭遇（我已 77 岁老妪，至今如同社会的弃儿，没有任何归属单位，没有地方领取生活费，更不用说医疗待遇）感到沉痛、沉重；而是为我们国家在“文革”中付出的惨痛代价，为“文革”中千万受苦受难，受到伤害的家庭和个人感到沉痛、沉重。
+
+　　我在“文革”中最应该向全国人民检讨的是那张被党中央最高领导人推到风口浪尖，点燃造反之火，燃向全国的那张大字报。其实我写那张大字报的初衷是赞成毛主席提出的全党反修防修，保证江山永不变色。但是怎样反修防修，我具体想法却是修正主义分子，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在党内，恐怕仍是极少数。像毛主席 1966 年“五一六通知”中讲的位居高位的党内修正主义分子，一般群众是难以了解他们情况的。掌握情况的党中央，处置他们便是。谁不拥护？至于党的广大干部尤其各级领导干部，我觉得主要是通过学习、批评和教育，使其克服人民群众最有意见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风不民主，脱离群众，任人唯亲等这些习见的毛病；有些人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仍然是内部问题。但如果不克服这些毛病，就有可能走向修正主义。
+
+　　所以，根据我那时的认识，写那张大字报，并没有将校长陆平和党委副书记彭珮云这样的人当作敌人或坏人。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敦促他们和彭真等已被党中央点名的有严重问题的人划清界限，改正错误，再来跟群众一起参加并领导学校里的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改正就危险了，虽是“老资格”，老革命，也难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如果改正了，群众是不会拒绝他们的。如何克服这些毛病呢？毛主席的想法可能是要广泛地发动群众烧一烧他们。无非是开展党内党外的批评，以起到监督、提醒、警诫的作用。贴大字报是一种方式。我们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再则这张大字报能不能贴，当时我们是遵循组织手续，请示了上级的。你可以说曹轶欧是康生的老婆，但她是代表中央文革一个调查组的；而中央文革本身就是党中央、毛主席批准成立的指导 “文革”的一个机构。你可以说大字报内容有问题。但组织手续是没有问题的。不光是我们这张大字报，在我们贴大字报期间，运动初期那些大字报，好些也是对党委、领导干部们的思想、作风（主要仍然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风不民主等等那些内容）提出批评意见或建议。我认为这些大字报大部分也是善意的，是为了促使党委和领导改进思想作风。其内容好些是合理的，党的领导应该重视收集这些意见，建议，作为改进思想作风，改进工作的参考。
+
+　　我和几人合写的那张大字报，的确起了煽动全国各地各单位，起来造党委的反的恶劣作用。我对这张大字报自然要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这张大字报是我牵头写的，思想也是当时我的思想，没有谁指使或让我牵头写这张大字报（说这张大字报，是康生策划或指使，这是没有根据的。尽管康生已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但对历史负责的我，不能说瞎话。）真是说有谁指使，那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作为忠于共产党、毛主席的党员，自然是听他们的话，响应他们的号召。
+
+　　当然我们今天总结历史的沉痛教训，认为“文革”是使全国全党全民，陷于灾难，痛苦，浩劫的大错误。毫无疑问，毛主席，党中央都犯了错误。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明确指出，这是长期的全局��的错误。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法利奇提问时评说毛主席：“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毛主席为首、并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党中央犯的是“左”的政治错误，方针、路线的错误。在党的历史上，不乏制定或执行路线犯错误的人。制定错误路线的人如李立三、王明（陈绍禹）；尤其是王明，他的第三次“左”倾路线，使革命根据地丧失百分之九十，白区工作几乎损失百分之百。在错误路线下，执行这一路线而犯错误的人，那自然是相当多的，当然也有抵制错误路线的人，那是一些先知先觉者或无私无畏的人。制定错误路线的人，其错误更严重。但无论制定或执行错误路线的人，他们的错误不管有多严重，例如王明、博古（秦邦宪）等人，其错误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苏区丧失；白区工作遭受破坏，这都造成使千百万人，人头落地的后果；又如鄂豫皖苏区，执行错误的肃反路线和政策的张国焘、夏曦等人，错杀了好些革命事业的领导骨干，做了敌人想做而无法做到的坏事，简直就是罪恶，但他们错误性质，一般说，还是属于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张国焘如果不是逃到敌人营垒去，也不会将他当敌人对待。王明犯了那样大的错误，党的“七大”时，毛主席还说服思想不通的党内高级干部，让他们选王明继续当党的中央委员。可见，“七大”确认并高度评价毛主席为代表的党的实事求是是正确路线和政策，是十分注意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和挽救大多数犯了路线错误的人的。
+
+　　七十年代中、后期，我们党先后粉碎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纠正了自 1957 年至“文革”恶性发展，为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的党的“左”的指导思想的严重错误；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这才有可能纠正 1957 年以来的千百万件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错把自己人和朋友当作敌人整，使无数有功之臣，党的老干部，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遭受错整，遭受苦难的冤、假、错案。因之说到底，像我带头贴那张大字报，为“造反”煽风点火，经过最高领导批准向全国广播，影响扩大，错误广大，家喻户晓，但其性质，仍然是执行上级错误指导方针、路线的错误，不是敌我矛盾。
+
+　　以上是就“文革”中总的情况说。但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还想较具体地回顾反思一下“文革”中的问题，包括领导的问题，毛主席和党的问题；我的问题；一般群众和别人的问题。
+
+　　毛主席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期间，中、外一般人都这样看。一定程度是这样的。毛主席感受和看到了党的领导层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风不民主，压制群众，脱离群众等方面的问题，所以，他提出反修、防修，要通过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来反修、防修。当然他还有别的考虑，就是怕“大权旁落”。这事，在我们普通党员，是一无所知，也难以觉察、了解的。这些，我们知道或不知道的，虽说是他个人的思考和见解，但很权威，因为他是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有威望的领袖。他自己以为已经思考成熟，并且通过制定党的文件（如“五·一六通知”）来这样做。虽说在一定程度是“一意孤行”，但仍难以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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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问题、其他领导人的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他们都是有实权有威望的党的领导人，为了党的团结统一，他们不能不拥护毛主席发动“文革”，反修、防修。所以，制定“五·一六通知”以及其后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十六条，他们中有的是参与者，并且都举了手的。这样说来，党有责任，他们也有责任。我们普通党员，各级干部，绝大多数也是拥护毛主席发动“文革”反修防修的，因为我们不少人也能看到或感受到执政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对于“文革”，我们的问题是执行的问题。因为大政方针是上边定的。季羡林教授曾说，他在文革中受冲击，是因为他反对了我“老佛爷”。季教授当然是拥护毛主席发动“文革”，也拥护党中央制定的“五·一六通知”的。这通知中有一条，“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有了这重要的一条，那么，季教授即便不反对聂某“老佛爷”，在那极“左”思潮猖獗的年月，季教授能够自保不被作为“反动权威”被群众揪出来吗？说实在话，季教授难道想“瞒天过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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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毛主席的某些决策，如“文革”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但什么是“走资派”，什么是“反动权威”，一开始就概念不科学不明确不确切。它们的标准是什么呢？这就潜藏着被林彪、江青等一帮另有所图的人加以利用，无限扩大化的契机。再加上“文革”初期党中央的某些决策，例如 1966 年 6月1日派陈伯达去接管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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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毛主席批准向全国广播我们那张大字报后，6 月 2 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对这张大字报的评论就说陆平、彭珮云领导的北大 “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要将其“彻底摧毁”。这是首例党中央机关报将一个全国著名大学的当权派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走资派”“黑帮”，并且还是“顽固”的，这可超出我们写大字报的初衷。我们没有、也不可能随意给北大校党委，我们的上级领导定性。我还记得又过了几天，《人民日报》又给南京大学党委书记，一个久经风霜的老革命匡亚明定性为“反革命分子”。这些先例一开，于是全国各地的当权派几乎都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遭到冲击，而且几乎都被冠以反革命黑帮而遭粗暴对待，精神虐待加肉体虐待。于是当权派﹦走资派，走资派﹦黑帮、反革命，天下的当权派﹦都是黑帮、反革命；凡在文教部门工作的教授、教员、科学家、作家、学者，普通工作人员，天下的知识分子，都可能被打成反动权威，也﹦黑帮、反革命。真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而在“文革”相当一个时期，在毛主席、党中央眼皮底下，就是这样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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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文化大革命，从它大发动之日起，可以说，就错了。一是混淆矛盾，颠倒敌我，将许多当权派、老革命，知识分子当作敌人打击，革命的对象错了。再是方法不对，不是与人为善，促其改正缺点、错误，而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人格侮辱，精神加肉体的虐待。更有甚者，是整人时没有不株连九族的这一赤裸裸的封建社会遗风，在“文革”中也普遍继承、蔓延。当党内有识之士有不同看法或提出不同意见时，则告知以林彪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提倡盲从；还有“群众运动天然合理”——提倡反马克思主义的自发性，盲动性，助长无政府主义的破坏性。但在文革中确实有不少老党员老干部包括我自己，当对某些事情难以理解时，常常用上述两句话来企图说服自己，以为是毛主席、中央文革对了，而我们自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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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文革”中没有及时制止，这无异实际上催生了“打倒一切”的错误及粗暴对待干部和知识分子的错误到处蔓延，这恰恰给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以可乘之机，被他们最大限度地利用去攫取权力，残酷无情地除掉他们的政敌和私敌并殃及大量无辜群众和干部；而毛主席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又是如此信用林彪、江青，并委以大任、重任，这也是国人共知的。这个错误，后果极严重。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集团，林彪的军人班子，早在“文革”“一月风暴”（1967年张春桥等人在上海夺取《文汇报》《解放日报》，并进而夺取上海市委的领导权）中，毛主席支持张春桥等人并号召各地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即可感觉到，江青、林彪集团，是各自怀着他们的意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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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头，人们不大好分清，他们到底是不是代表毛主席的意图，因为他们总是自称代表毛主席，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行事。例如夺权， “一月风暴”后周总理和陈伯达为头儿的中央文革领导人都让我们去高教部夺权。在这些文教部门“夺权”过程中，我们先是嗅出，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支持的人，如卢正义，吴传启（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等人不大对头；后来又感觉，江青、陈伯达、康生他们支持的王、关、戚一伙人，提出什么“新文革、旧政府”的荒谬口号，煽动红卫兵、造反派去揪国务院领导，把矛头对准几位副总理，最后对准周恩来总理。我领头的北大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是不赞成他们的观点和做法的，所以江青后来曾指我们是“‘二月逆流’派”。但我们还是很快撤出了高教部等夺权单位，后来再也不去参加外单位的“夺权”了。这也是在“中央文革”这些人挑拨、煽动、插手下，造成大学的红卫兵分成“天派”“地派”最早的根由。林彪在内部讲话中则攻击朱德总司令和贺龙、徐向前等老帅，江青、康生等与之暗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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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新北大公社办的报纸在 1967 年初，发了几篇攻击朱总的文章，发表前我请示了中央文革康生，他是同意的。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后来我们很快发现毛主席是保朱总的，这才知道是上了林彪、康生等人的当。还有 1967 年 3、4 月份，上边提出“揪叛徒”，康生说彭真为首的旧市委中隐藏着许多叛徒，要我们去揪。但我们经过调查，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所以我们虽然成立了“揪叛徒”战斗队，但别人提出的好些线索，例如从原中宣部弄来了一份文革前掌握的文教系统有自首变节行为的干部名单，某些名人赫然在名单上。但我认为这曾经是极小范围内少数领导知道的绝密材料；况且这些人的问题早经组织上查清楚，并且做了结论。故不宜在公众中公开。我想，而今“揪叛徒”已经扩大化了，似乎凡是做过地下工作的人都成了叛徒。我们可不能助长这一势头。所以，我与那位送给我这份名单的同志商量了，取得共识：这份名单不走漏给任何人，不拿出去。这位证人现在仍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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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革”中，我作为北大校文革负责人，全国许多造反组织，红卫兵，在“文革”发动并走向高潮的这一两年，也就是我在北大当政的 1966 年 9 月至 1968 年 8 月中旬的这两年，我们都成了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工具。我是 1937 年参加共产党的，“文革”发动时，我已是 30 年党龄的党员了。我一向认为我是非常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我以为是天经地义的，我向来放在首位。共产党员为了党的利益可以牺牲自己生命，何况其它呢！而毛主席是我们党有威望的久经考验的领袖，我曾经是无限信任毛主席的。文革发动之初，也是这种精神状态，再加上“左”的指导思想，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的年月，已相当深入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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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文革”发动，毛主席批准广播我们这张大字报，我成为他的忠实工具，也是必然的了。比如 1966 年 11 月去上海“发动群众”，造上海“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就是经他女儿李讷转达他的授意，而并非后来那些整我的人硬说是江青授意。我对毛主席，相当长时期，确实有愚忠。比如我支持北大的“除隐患”战斗队坚持反谢富治。明知其不可为，仍去触碰权重一时、毛、江都倚重的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这堵“南墙”，碰得我头破血流，被江青、迟群这伙人整个没完没了，硬说我“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其实我正是为了保卫毛主席，要除掉他身边的隐患。所以，有的朋友当时就说我“愚忠”，傻，看不清毛主席对“文革”的想法做法，他本身就犯了脱离实际，“一意孤行”的大错，连周恩来和老帅们都没法阻止他，他能听你的吗？况且你连起码的“保护自己”意识都没有，有一天你就只好成为“众矢之的”了。他的预言说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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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仅是毛主席的工具，充当他大棋盘上一小卒，只顾往前冲锋。 “文革”初期，相当程度的也是江青真正为头的中央文革的一个“打手”，那时有句话：“中央文革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那阵子，我和我的同事们当然认为中央文革江青他们，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是毛主席、党中央将他们挑选出来，做助手，专门替毛主席、党中央具体办“文革”的事的。充当“打手”，这话虽说不大好听，但我今天心情仍是沉重的，多少干部、知识分子，包括我的上级、同事们，在毛主席、中央文革树起的我这面造反旗帜底下，遭罪，受难。我向他们道歉，就是他们原谅我，我自己长夜反思，也觉得自己罪过深重；虽然这也是历史将我身不由己地驱赶到这一尴尬处境。但我心境也有坦然的一面，因为我毕竟没有“入伙”，从来没有参与江青、林彪他们的阴谋。我普通小人物本来就够不上格，再加上我有点自知之明，不想攀附江青这类徒“发”起来，而名声又向来不大好的新贵。正因我不愿入伙，逐渐也不愿处处对他们言听计从，1968 年春天，我在北大演讲时说：“中央文革提他们的口号，我们提我们的。我认为应该有右反右，有‘左’反‘左’。当前应该反‘左’。”江青他们当然不悦。在 1967 年、68 年，江青、陈伯达曾一再说我“不听招呼”。所以林、江在他们远未垮台之前，就将我一脚踢开，这一脚踢得很重，将我囚禁、折磨近十年。而当林、江集团被粉碎后，我至今却还承受着将我与林、江集团扯在一起的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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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光是我，我认为在“文革”中，那些造反组织，那些红卫兵，也是被人驱使利用的工具。“���革”，这绝非真正的民主，真正发扬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健康的运动，而是十足的运动群众。一面是极端不民主，绝顶的封建专制独裁，谁敢对毛主席提不同意见呢？那将被认为是“恶攻”；谁敢对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对江青、林彪、 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说个不字呢，那必遭灭顶之灾。另一面则是疯狂、愚昧，野蛮，扭曲人性和毁灭人性，助长恶行，诱发人性中那些最坏的东西，如嫉妒，报复，提供伪证，打“小报告”出卖朋友，以及灭绝人性的兽性等等。至于毁灭文化，破坏中华历史文明古迹，毁灭文化艺术珍品，则是“文革”中常见的惨不忍睹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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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中形成不同意见，两派、三派意见，本是极正常的事，但在唯我独尊，唯我独革的社会氛围下；而更主要是中央文革江青他们挑动派性，进而挑起两派斗争，以便火中取栗。北京的“天”“地”两派便是他们有意挑动起来的，并且都被他们利用，成为工具、打手。他们今天说某派为“保守派”，明天又封另一派为“革命派”，这样两派就势不两立地打起来，长期的灾难性的“全面内战”就难以避免了。这些造反派别，红卫兵派别，可以说，被玩弄于中央文革江青他们股掌之中。其实两派中大部分是好人。我们北大的“新北大公社”和对立面“井冈山”派，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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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当检讨的是，我在“文革”中虽说没有攀龙附凤往上爬的野心，但权力欲望（想稳固自己权力）是有的，私心更不用说没有。派性就是私心，我总希望支持我的一派天天发展壮大；而对批评我、反对我的另一派呢，却期望他们一天天萎缩下去，甚至垮台。我不是站在超出两派之上的全校立场来看问题、想问题，最大限度地团结干部、群众。有了倾向性，这就有了偏向，往往偏袒一些人，排斥一些人。这是要不得的。当两派发生武斗，我曾尽力制止。因为事情很明白，不管哪派伤了人，我都有责任。而有的武斗，明明是上边有人在有意挑动，我虽努力制止，但当时局势已经失控，其它单位的局势也是这样，不是我能够左右的。为此，在 1968 年的两派武斗中，祸延无辜群众，使人员有伤亡。尽管我自己也曾被打伤，我绝不怪罪或怨恨打我的人；但一想起无辜人员的死伤，我至今仍深觉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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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理、老帅们对“文革”错误的阻抑作用，在他们自己也受到攻击或冲击的情况下，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始终认为他们是“文革”中的中坚力量，健康力量。尽管他们（尤其周总理在他艰难的处境中）行事是非常委婉曲折的，必须在毛主席许可的情况下，方能起着缓冲或阻抑的作用。当然，他们一时也难以扭转整个局势。但最终毕竟是他们支持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最终战胜了林彪、四人帮的黑暗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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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将“文革”之火点燃起来，他自己也难以控制局势。他曾一再设想“文革”的时间表，但总是被打破。看来“文革”之火就像火山那样，有时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毛主席曾采取一些措施，力图扭转混乱不堪的局势，如派出军队支“左”。但因“文革”“左”的指导思想不可能根本改变，所以常常是以“左”支“左”，加上林彪、江青集团插手，仍然继续制造了“左”的冤、假、错案。如当年风行一时的所谓“北大”“清华”等“六厂二校经验”；还有的支左部队，也难免陷入派性。所以军队支左，解决问题有限，难以根本扭转“文革”混乱局势。然而毛主席对林彪、陈伯达，由信用，到察觉他们的问题；对江青四人帮，没有完全交给他们党政军大权，中国人民仍要感激他，这是他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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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毛主席不可能解决江青四人帮的问题，这不仅仅因为江青是他老婆；而更重要的是毛不可能改变他自己晚年形成的那违背客观规律的“左”倾空想，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那一套不正确思想。恰恰在这一点上，他一再为江青四人帮所利用。例如都什么时候了，很多干部、群众对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已经“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他们为国运担忧，支持和赞扬邓小平同志复出。而毛主席仍在 1976 年同意发动针对邓小平的反右倾运动。他们说“翻案不得人心”，而真正不得人心的恰恰是这些违背大多数人意愿，为整倒人而制造的没完没了的“阶级斗争”。像毛泽东离世之前讲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不用说真的这样做（“文革”中，江青他们不是真的这样做，大乱天下吗？老说“乱得不够”“乱了敌人”之类的话。明明是天下已乱作一团，还说乱得不够；明明是将执政党自己阵脚全搅乱了，却偏要说“乱了敌人”。但是，哪儿看见了“天下大治”呢？江青他们这样睁眼瞎话，还不是别有用心？）在 70 年代已经被这类专门整人的“阶级斗争”整得稀里哗啦，折腾得死去活来的人们，一听见这话，也要身体哆嗦，吓一大跳。所以，在林彪垮台后，毛主席虽然支持周总理做了些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但不可能彻底，更不可能否定他自己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文革”，纠正“文革”的错误，彻底平反积年的冤、假、错、案，落实政策。这些事，包括粉碎四人帮，只有以叶剑英、邓小平为象征、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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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我经过多年认真思考的“文革”问题与教训，供国人参考。 一、独裁、专制的体制问题。无人监督——没有监督机制，不可能防止党、政、军等政权机构滋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不民主，脱离群众，搞特权等腐败现象；也难以避免决策失误。“文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是要“反修防修”，防止政权腐化。但是因为体制还是原来的，根本没有变，而且领袖本人的专制、独裁变本加厉，不但不能解决政权中的腐败问题，而且在“文革”后的现在，不是变本加厉吗；这且不说，文革一开始，从指导思想到做法，都陷入错误，又有谁能够纠正或制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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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独裁、领袖独裁，难以避免，也就难以扭转决策方面的长期、全局性的错误，“文革”，即是一个最突出，最能说明政治体制存在的一个大问题。2.同样也说明党独裁，——一党执政，没有与之平等监督的政党机制、立法和司法机制、舆论机制等，不可能避免执政党及政权的腐败现象及决策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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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没有民主——真正表达民意的机制、体制，下情难以上达；即使上达了，也不能解决问题。连执政党内也没有民主。例如“文革”的举措——党内上层多数人不理解，不赞成，常委中多数人思想不通，但是仍然难以对党的最高领袖，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而执政党现有机制，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现有机制，“人大”和“政协”，能阻止执政党领袖关于文革的决策吗？（尽管他有很高威望，但他的决策是错误的。）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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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没有法治，只有人治。司法不独立，也难以“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文革”中囚禁、折磨国家主席，开国元勋，迫害众多干部、群众，“无法无天”。或者说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公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公民自由，言论自由等。但是司法界能阻止党和国家最高领袖，还有林彪、江青、康生这几个最有权势又不受监督的人违宪吗？“立法机关”的“人大”能出面制止吗？我聂元梓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的 1978 年，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形下，北京市公安机关将我非法逮捕，拘禁 6 年，然后法院又非法对我判刑17 年，这样做皆因司法难独立，人比法高，人站在法律上边；法律和司法机关、北京市的执法机关（从市委到公安机关），都莫可奈何；在某种情况下不过是某个当年掌握实权大人物的驯服工具而已。他说了话，一切司法程序只不过走过场似的照着大人物的旨意办就是了。我无罪被判重刑的事例，难道不是“文革”后，虽个别，然而不乏典型性的例子吗。请问累计数十年剥夺我人身自由和判重刑的法律依据在哪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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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罪犯”无人权，在中国历来是这样的。但以现代国家标准来说，这不对啊！所谓“天赋人权”的意思是什么呢？这并非西方发达国家独有的标准尺度，而是世界通行的。天赋人权的意思是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真正的罪犯在内，他也是人，是人就有人权。可以依法判他有罪，但不能施以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虐待和侮辱，剥夺他的人权；而且，他们应享有为自己辩护和申诉的权利，而在我们国家，“文革”中对所谓的罪犯（主要是“政治犯”）人身迫害不亚于法西斯野蛮迫害，有人写信揭发，毛主席曾亲自批评过。我掌权的“黑帮大院”，有的管理人员用野蛮方法迫害过人，我至今感觉羞愧和真正的负罪。但在我之前之后，仍然如此。我被宣布 “隔离反省”，被长期当作反革命对待后，我是深受其害，饱尝其苦了。我被置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最难忍受的处境。我想在前面的篇章中采访人已有叙述，我只讲一件小事。1978 �� 12 月，北京市开一次干部群众大会，在首都体育馆批斗我。那时已经拘捕我了。他们怕我在会上说话反驳他们，就由一个彪形大汉，站在我后边用无色细麻绳牵着我的脖子，两个壮女一边一个捏着我的手铐。他们低声威胁我：只要你敢开口，绳子、手铐立刻钻进你肉里。不是我亲身经历，这是人们能捏造出来，想象得出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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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舆论一律”与舆论监督机制。根据我国国情，毛主席在“反胡风运动”中提出“舆论一律”的观点，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必须这样做的；在“文革”运动中林彪更进一步提出：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应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他认为应该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这话讲得漂亮，谁个不尊崇毛泽东思想？但怎么“统一”呢？对一切认为思想可疑、有问题的人，包括党内老干部像彭德怀那样的人，尤其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知识分子；当然还有并没有什么问题，而被看成是自己“政敌”的人，就只有用揪斗，批斗，关进监狱等中世纪和类似法西斯的虐待、强制办法来“解决问题”了。这样能解决问题吗？当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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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任何社会，正因为每个人的出身、经历、性格、处境等不尽相同，也不可能相同，对一件事或一个人的看法，往往也不尽相同，不可能都相同，这本是正常现象。共产党内，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也是一样。毛主席说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在一个政党内部，大的问题，经过民主讨论，能够取得相对一致、大体一致，就不错了；小的次要的不同意见，可以存疑，留待解决或求同存异。毛主席还说过：思想问题，只能用摆事实、讲道理的说服办法来解决，而不能用强制、压服的办法来解决。可是搞起 “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政治运动来，只能舆论一律，只能用压服的办法来解决。胡风问题本是文学观点的不同意见；可是反胡风运动一来，只能将牵头的有不同意见的胡风先抓起来，再抓一大批有类似不同意见的人；这还不够，有人不大同意这种做法，如学者吕莹，所有在场的人，所有舆论，便一齐声讨批判他，使其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灭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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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说是发动群众，说是用“大字报、大辩论”等大民主，但是最终只能在舆论统一的范围之内，而且愈演愈烈。结果只有山呼（山摇地动式地呼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那样的呼喊来统一了。而报刊舆论呢，只能是大报小报，广播电视，千人一面，发展到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江青大红大紫之时，更是“小报抄大报，大报听梁效”，神州八亿，只听江青写作班子一个人的声音。“文革”中个人迷信，造神运动盛行。不但毛主席被林彪、江青一伙人驱使到活神仙地位，“早请示，晚汇报”；人们得处处小心谨慎，编报印报的人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编报，几乎天天要出现伟大领袖的形象，假若印制效果有任何被认为亵渎或侮辱领袖，或人们在使用或放置报纸时不小心被认为侮辱领袖，则其后果不堪设想，一顶“恶攻”或现行反革命帽子会立刻戴在当事人头上，陷入灭顶之灾。至于林彪及江青的“中央文革”一伙人自封或被巴结者吹捧为“毛主席司令部”或“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要是对江青、中央文革一伙人讲点不同意见，“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帽子立马就会扣在谁头上，叫你“永世不得翻身”。不是讲 “大民主”，谁都可以贴大字报吗？可是人们记忆犹新，“文革”初期北京的大学校园内贴中央文革大字报的人，哪个有好下场，最起码也被谢富治的公安部抓去坐大牢了吧！这哪里是什么社会主义民主，大民主，难道不是地道的封建法西斯、封建专制主义吗？要说文革中除了变本加厉的舆论一律，还有什么真正现代意义的民主或现代国家所不可或缺的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真是连一点影儿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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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 20 多年，中国有很大进步，人们从“个人迷信”和“左”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思想活跃，议论风生；学术界贯彻“双百方针”大有进步；报刊，广播电视在舆论监督方面，也迈出了一小步。整个社会，离真正实现言论自由，舆论监督，恐怕还有一大段路要走。但是，要使执政党的决策避免失误，使政权及其工作人员不变质，不走向腐败，腐化，则非有人民群众的批评自由、言论自由和政治体制的合理改革，及彻底、有效的现代法治和舆论监督等机制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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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对待人的命运、人的遭遇问题。我们如果真接受“文革”教训，还能继续采取过去阶级斗争那套老办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我总觉得“文革”之后，并没有很好解决这个问题。我个人受命主持“北大文革”工作的两年，错误尽管严重，但毕竟还是执行错误路线的问题。我既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也从来没有反对过 “无产阶级司令部”；我没有参与林彪、江青他们的阴谋活动。这些事情是不难查清楚的。江青他们在 1968 年将我弄下台，并持续折磨我将近十年，这的确证明，他们对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看不顺眼的，不驯服的人，或被认为“异己”者，是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封建法西斯主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些制定错误的路线、政策的人，当他们错误的政策、路线，受到群众普遍不满甚至抵抗之时，他们总是要找出一些“替罪羊”，把错误、问题全推到这些人身上，为其受过，并转移、分散群众对自己的不满和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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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起初很纳闷，我毕竟是拥护毛主席发动“文革”的“革命路线”的，为何江青指使她在北大的几个代理人对我整得那么狠，那样苦呢？后来，我逐渐想清楚了，这是他们的需要，不这样，江青他们怎么好推脱、掩盖他们犯的真正的罪行呢？比如煽动和挑动武斗，江青明明是罪魁一个；而我并没有支持和挑动北大的武斗，这是事实俱在的，可他们偏要指使他们在北大的代理人对我昼夜围攻、逼迫，非要我承认是“北大武斗”的挑动者、支持者不可。又如其他一些重大问题，明明是江青和中央文革几个人，如陈伯达、关锋等人，他们明明暗里煽动支持别人反对周恩来总理，他们先后“露馅儿”，垮台了；而江青自己，在 1974 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反对周总理，已是“司马昭之心”，天下人皆知了。可是，在 70 年代初发动的“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江青出头叫阵，大搞“打击一大片”，把中央一些单位的两派造反派头头，尤其年轻的造反派头头几乎都打成“五一六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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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大，他们采取颠倒黑白，栽赃陷害的办法，将明明是人家反总理，而我和新北大公社一贯拥护周总理、保护周总理，将其反总理材料不扩散，一再上交总理和总理办公室的事实，硬说成是我“反周总理”，还由宣传队的头儿亲自出面找我谈话，企图逼我承认。我怎么可能承认不是事实的“事实”呢。他们恼怒了，在连续逼我、整我五年之后，仍然在 1973 年定我为“五一六反革命”骨干分子，有五大罪行。什么“反周总理”“反军”，都给我栽上了，不管是否站得住脚。那五条罪行中，只有“反谢富治”一条能站住，但历史证明我是对的。四人帮被粉碎后，拨乱反正，我曾抱有热切希望，期待反对“凡是派”，逐渐恢复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正确路线和方法的党，能够解决四人帮制造的冤案，实事求是地推倒四人帮代理人强加在我头上的种种罪名。未曾料到的是，复出的党中央领导人反而说，“他聂元梓有什么案可翻！”在学校新上台的人为了紧跟领导，根本不愿重新审理我这个对他们当官掌权可能无甚益处，甚至沾了边儿还可能 “受牵连”，对他们“有害”的案件。甚至哪怕稍微认真地读读我写的申诉材料，都难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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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如此，学校内有的人还乘机“顺杆儿爬”“落井下石”，送上所谓揭发检举材料，引经据典，某年某月，某中央领导人说过“聂元梓这一派很坏”，又有某个领导人说过“聂元梓这个女人很坏”。我心想，这不是跟当时“凡是派”的做法一个样吗？可是那个在“文革”中、后期指责我的领导人，当初为了发动“文革”的需要，支持我这个“新北大”派，支持我这个女人的，不也是你们吗？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现在（70 年代），你们仍然根据现实需要，将我一脚踢开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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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出现了叫人难以想象的奇怪现象：四人帮被粉碎一年多了，他们给我制造的冤案，不仅没有丝毫松动、平反迹象，反而变本加厉——1978 年 4 月，在找不到任何确凿罪证情况下宣布先将我“逮捕”，而后又非法关押 6 年，与刑事犯罪分子为伍；在经过一番“深挖细找”的调查过程后，对我的审讯，仍然拿不出任何一桩我犯有“追随林彪、江青”“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确凿罪行。尽管判刑根据是如此虚弱而站不住脚，但是，一位刚刚复出、担任中央政法小组主要负责人、又新被“选���为全国人大委员长负责制定和解释法律的大人物说了话，就由其指定的站在市委和检察院、法院之上、之外的“审查小组”，替代起草了一份漏洞百出，没有一条“罪行”能够以确凿的事实为依据的判决书，就这样仍然以捏造出来的我 1966 年 11 月去上海“江青有指示”，我与她有“密谋”的虚假“罪证”。诸如此类的虚假“罪行”，宣判我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陷罪，“追随林彪、江青集团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硬判我重刑 17 年，比有的林、江反革命集团成员判刑还重；并通知声言“不好执行”的北京市委、法院等下属单位强制执行。一个在新时期负责领导制定国家的法律并一再声称量刑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受我们尊敬的领导者，就这样粗暴地作践了自己制定的法律。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纳闷。
+
+　　在长久的痛苦思索中，我终于理解了——我充当了在“文革”中遭整、而在三中全会后复出的大人物的一个出气口。我是个典型的“左右不是人”“两面不落好”的人。在江青四人帮肆虐时期，我遭整，是因为我不驯顺，又必须被挑拣出来，充当他们的替罪羊；不整我，整谁？不拿我当替罪羊，拿谁？在党的政策落实，大批文革中遭整的老干部、老领导复出的新时期，我，“文革”中被最高权威领导人树起的第一面对当权派造反的旗帜和样板的人，而今当众多当权派复出了，尽管我从内心是拥护他们复出的，他们要找一个对造反者泄气的孔，发泄他们对“文革”的一腔怨气、恶气，不找我找谁？不重重处罚我，以儆效尤，处罚谁？除此之外，实在找不出任何对我判刑、判重刑的理由。
+
+　　他们这一处罚果真厉害，除了判我重刑，我被从监牢中释放后，还不给出路，我这个从小参加革命，忠诚地为党为革命效劳 30 多年，而仅仅响应最高领导的号召（那今日整我的领导者，作为党中央的领导成员，当年不也投了票，赞成最高领导人的决策吗？）参加了两年造反活动的人，便陷于万劫不复返的境地。没有任何单位收留我，给我这个体弱多病的老年人，以起码的生活费，医疗费，彻底剥夺了我的生存权，等于让我流落街头，自生自灭。这十年来，我在为争取生存权而苦苦挣扎着。但苦难这所学校已经造就了我，拯救了我。我已经从惊惶、恐惧、失措、困顿、哀愁中解脱出来。使我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我为争取我应有的正当的、舒舒展展做人的人格权利而奋发努力。我的确需要起码的生存权，即吃饭权、住房权、看病权（我已经丧失了这样的权利多年）；但我不愿屈辱地为生存而生存，这不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也绝不是我的生活目的。假使是这样，我早在 20 多年前，已经向四人帮屈膝请降了。这不是我聂元梓。我等待了这多年，我一直坚信，党终于会有一天，实事求是地来解决我的问题。我相信这个日子不会很远了。
+
+　　我写上述这些话的目的，不仅仅是为自己争取应有的做人的权利；而更重要的是，我是向全社会、全民族呼吁真正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在对待人的命运、人理应有的权利这个问题上，不要再走过去的老路，几千年封建家长制蔑视人权的老路。我们理应走一条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新路，即不但尊重人的生存、发展权，也应尊重他们人格平等、尊严的权利。从这一角度看，我认为，“文革”后，复出的掌权者，对待曾造反过的人，是一个相当普遍，在不少单位曾经不同程度地存在的问题。
+
+　　四人帮被粉碎后，根据上边指示，各单位都搞过一段清理“三种人”。的确，在文革中某些造反组织中也难免混进极少数“造反”动机不纯，做了坏事，迫害了干部，损害了社会，造成了罪恶的人。某些趁时而出，跟着四人帮“大乱天下”的，就属于这类人。这类人有的当然理应依法惩处。但是“三种人”这类概念如同“走资派”概念一样，很不确切，难以有科学的界定。在我们这个家长制影响很深很长久的社会，难免被有的复出的当权派“各取所需”“为我所用”了。 “文革”的实践证明，我们这个社会，虽然要显示自己“最革命”，但在很大程度，还是一个传统型社会。毛泽东虽提倡“造反有理”，共产党也是靠造旧社会反动统治者的反“起家”，发展到夺取政权的。但在一般人（从当权派到普通百姓）心中，还是会觉得“造反不宜”，不仅会触犯领导，风险大，且不会有好下场。大家都记得 1957 年“整风鸣放”，如王任重所声言的“枪打出头鸟”，或曰“出头的椽子先烂”的教训。
+
+　　所以，文革发动时，好多人是按兵不动，持观望态度。只有两种人比较积极，一种是真诚拥护毛主席发动群众“反修防修”这一措施的革命者；一种则可能怀有不纯动机，企图投机取巧，“火中取栗”的冒险分子。后一类人中有共产党员，也有一些非党群众。但“文革”后的事实证明，最遭复出后当权派痛恨的，不是后一种人，而是前一种人。复出的当权派心想，我曾经在工作中信用过你，重用过你，甚至准备提拔你，你为什么在“文革”中带头造我的反？真是岂有此理！他就没想想，人家造反可能是真诚响应毛主席号召，即便造错了，但并非出自私心，个人有什么图谋。既然是这样，如果以政治家风度对待这样人的造反，那仍然是可以原谅的。无可否认，有这样对别人造反不计较的有风度的领导者。但同样无可否认，更多的当权者，是遵循了中国传统的“家长”作派，我是单位之长，你冒犯了我，那就是不行。我虽孤陋寡闻，但仍然听了不少这样的事。
+
+　　一些单位的业务骨干，因为文革初期带头造了单位第一把手的反，等到这位首长复出，尽管单位需要，这个造反的人再也不可能回到原单位工作，尽管有单位二、三把手为其说公道话也无用。这样的人从来没有犯过打、砸、抢，也绝不是靠造反起家的人，而是靠自己的业务和工作能力。但怎么说，机关首长也可以将他说成是“三种人”，说不用就不用，你拿他有什么办法。这样事例恐怕不是很个别的。这些人都是中国的人才呀！谁都知道人才年难得。可是你若这样说，则那位机关的头儿可以这样回答你：你讲不讲政治？啊，一句话就堵住了你的嘴。
+
+　　联想到 1957 年，有一批为了事业敢于直言，给领导提意见的人，结果这些才俊之士，不少人却因此而被错划为右派，他们的能力、才干被白白耽搁了 20 多年。这是国家、民族的损失啊！右派错划已改正了，看来是接受了教训。但是不少才俊之士，却因“文革”初期造反而被单位列入了有形无形的另册，而不再让其在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对我国的人才资源，实是一大损失。类似情形，却不见有人为了人才被白白糟践，而讲上一两句话。归根结底还是老的观念，老的做法作祟：“文革”造反就是犯上作乱，造反者无好人；你造了反就该惩罚你，不用你。这还算轻饶了你，不治你罪就不错了。咳，这样的你整我，我整你还有完没完？尤其是领导者，更应有从国家、民族利益着想，不计小隙的长远眼光。最好是改弦易辙，以更宽容态度，来对待“文革”中的造反者，则国家得益，民族得福。我个人受的委屈，虽说比一般造反者更甚，且至今仍不得解决。但只要我的进言，能促进国家在尊重人权，也尊重人才方面的进步，则我所受的委屈虽大，也能得到报偿了。
+
+　　 1998 年 10 月 23 日写稿，31 日改定
+
+　　来源：《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中）》美国华忆出版社，2020年。

CCRD/0/8/28/names.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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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元梓向全国人民检讨文革

CCRD/0/8/29/000000.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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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诉书
+
+　　<刘祖清>
+
+## 〖刘祖清，原武汉铁路公安处刑警队副队长，武汉市公安局临时领导班子成员。〗
+
+　　申诉人：刘祖清，男，73岁，河南省商丘市人，一九四九年三月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五一年加入共青团（时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九五三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武汉铁路公安处干事、主任干事、股长、刑警队副队长，现住汉口汇通路64号铁路宿舍。
+
+　　申诉理由：请求撤销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75）刑初字第一43号及（79）刑再字第（95）号刑事判决书对我们的错误判决。
+
+　　申诉事实和法律依据：武汉市中级法院上述一案两次时隔四年的判决书，是一个受派性严重干扰，带有偏见，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判决，它把公安人员正常执行公务，说成是“非法抓人”，把犯有血案在逃并正预备继续犯罪的现行犯说成是“不同观点的群众”，把犯罪嫌疑人抢夺公安人员枪枝拒捕反抗，说成是与警察“扭斗”，把公安人员依法开枪自卫说成是“随意鸣枪”“致人死亡”，于理于法都是严重违背的。其具体情况是：
+
+　　一、判决书把公安人员依法履行公务说成“非法抓人”，完全是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事实是，我和彭海如同志从一九六七年八月到一九六八年元月半年时间是武汉市公安局临时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之一，这是无可非议的历史事实。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党中央对武汉文化大革命问题发出指示后，当时的8201部队军管会已自动撤出武汉市公安局，市局主要领导工作处于无人负责公安局的全面工作，八月初，武汉大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同志又把田学群等同志等接到大军区，专门指示田学群等“要掌好公安局的大权，把各项工作抓好，不要辜负中央期望”，田学群等同志受命以后，紧接着，武汉警备司令部专门派李允毅处长（7250部队保卫处）到市公安局组建了临时领导班子，以彭海如同志为首（彭当时是市公安局刑侦处长），我和田学群都是成员，下设三个办事机构，即秘书、斗批改、专政三个办公室，我任专政办公室负责人，协助彭海如同志一同负责市公安局全面业务工作，行使专政职能。为了正确开展工作，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我和彭海如同志，还有市法院的何家寿同志和市检察院的李成伟同志，专程上北京公安部向李震部长进行了汇报请示，李部长明确指示我们：“要掌好武汉市公安局专政大权”、“要坚决按中央指示去办，对那些确有证据的杀人犯要坚决抓起来”，李部长接见时，有公安部办公厅的沈兴帮同志和秘书在场并作了记录。我们这个领导班子一直到一九六八年元月8199部队军管会进驻市公安局以后，又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直到同年九月公安机关全面开展斗批改离开武汉时止。半年的时间，我作为市公安局临时领导班子主要成员之一，协同其他同志行使专政职能，是严格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和政策办事的，从组织侦察、拘捕人犯、定案公诉，办理了几百起各类案件，有判处死刑的、有判处徒刑的，从来都是坚持以法定罪，坚持“罪与非罪”的法律原则，在惩办犯罪这个原则问题上，我们讲的是“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从来不讲文革运动中的同或不同观点。一九七四年三月三十日至三十一日由当时的市公安局长王杰同志主持，在市公安局七处二楼会议室召开的专门研究分析我刘祖清案件的会议上，为了证明我们在掌权期间执法的公正，还专门从市公安局九处调来三个案卷，证明被判死刑者是当时所谓造反派头头（都是当时钢工总和长办联司的）。而追捕判决书中所说的汤忠云，不过是众多案件中的一例。我们一是根据当时中央“6.26电报”、中央“7.27对武汉问题的指示”、中央公安部长的指示，汤忠云是中央点名的“百万雄师”坏头头之一，是策划、组织大规模武斗造成多人死伤的首犯之一，不仅有共案，而且有个案血债（具体问题后述），对这样一个人，我们将他立案调查，拘留审查，完全是正常的业务，而判决书中却说是“非法抓捕不同观点的群众”、“非法拘禁他人”，这完全是置当时的法律、法令和政策于不顾，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二是在当时有被汤忠云杀害的戴鹏之家属陈景莲十多次向市公安局和市局刑侦处报案，对受害群众的报案，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当然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三是当时有原“百万雄师”人员朱长春等人的检举汤忠云的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受理后也应该展开调查的：四是8199部队赵师长的���自指示，要调查被害人的下落。当时我们就是根据中央的法律、法令和政策、受害人的报案、同伙人员的检举、上级首长的指示，在开展深入调查中发现了汤忠云的严重问题，才对他进行追捕的，而判决书中却说是“了解不同观点群众组织内部情况，特别是头面人物的去向及活动情况”，请问，在当时，中央有指示，即惩办“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群众有报案和检举，发现汤忠云有共案与个案血债，我们展开调查追捕，且在当时又请示过警司，错在哪里？汤忠云对抗中央指示是什么不同观点？所以我们说这个判决书是一个受派性干扰，带有偏见，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判决。单就判决书文本本身而言，也是自相矛盾的，把我们开展正常的业务工作说成是“非法抓人”，那么犯罪的动机是什么？总有个因果关系吧。我们这些公安干警和汤忠云都是陌路人，没有任何方面的积怨，如果没有中央关于惩办杀人凶手，惩办“百万雄师”坏头头的指示，没有受害人的报案，没有朱长春等人的举报，我们就没有理由进行调查和追捕，而对此判决书竟说我们是“执法犯法”，就是说，它承认我们是执法者，但是抓汤忠云犯了法，两次判决书对我们指控的汤的犯罪实都避而不谈，举不出任何证据和理由证明汤忠云是无辜的及我们指控是错误的，就是说，不讲罪与非罪、有罪与无辜这个普通法律原则，只片面地讲什么“抓捕不同观点的群众”是毫无根据的！是十足的派性干扰，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我们对汤忠云的调查材料，当时都一一整理记录在案，相信至今仍在市公安局有关档案库里。
+
+　　另外，我们说我们当时是公安局主要领导成员，有权批准立案、侦察、拘捕像汤忠云这样的犯罪嫌疑人，这种权力，是当时有关领导根据情势赋予我们的，例如一九六七年十月周总理陪同外国元首访问武汉，按照公安工作惯例规定，这是一级警卫工作，必须是厅局级领导亲自指挥领导，当时的大军区、武汉警司及公安部的同志，都指定我和彭海如同志担任这次警卫的组织指挥，在总理来汉前后，从机场到总理住地的数天中，我一直以市公安局负责人的身份在东湖住地担任总理随身警卫，保证了总理绝对安全。当时，我作为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之一，既可担任保卫中央领导的重任，当然对犯罪嫌疑人汤忠云的立案并组织侦察更是权力之内的事了。
+
+　　二、判决书对汤忠云的犯罪事实避而不提，把他说成是“不同观点的群众”，这是故意歪曲事实！谁不知道汤忠云是当时中央文件中指出的“百万雄师”坏头头之一，是当时武汉地区大规模武斗事件，造成多人死伤的主要策划、指挥者之一，按照中央指示，当然是应该拘留审查的对象，这完全是公安机关的正常业务，我们在开展对这些人的调查中，8199部队的赵师长、市局十三处一队的李章华等同志十多次接到人民仓库职工戴鹏家属报案，说他丈夫被人抓去一个多月没有下落，赵师长指示我们一定调查戴的下落。经过审查，汤忠云的同伙朱长春、陈昌文供认，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晚，汤忠云指使其“雄师支队”（汤兼任支队长）的王××将人民仓库会计戴鹏从单位绑架至市委大院，关在其强占的市委办公楼地下室内，用木棒把毛巾捅入口中，两天后活活窒息而死，汤忠云指使陈昌文（雄师支队副队长）等人，将尸体掩埋在市委大院树林里，用草袋和荒草伪装，毁尸灭迹，直到八月十日，在我公安人员督促下，由陈昌文领路，我和王振友等同志才在市委大院树林里把尸体挖了出来，经戴鹏家属确认后才作了安葬。汤忠云这一杀人灭迹的罪行，当时我们已调查属实，证据确凿，相信这个案卷至今仍保存在市公安局。在我们被关押期间，对汤忠云的犯罪事实，曾经一再向中级法院办案人员申请，但他们始终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最后在判决书中无视汤忠云的犯罪事实，硬说汤是“不同观点的群众”，作为人民法院，在对待这具体的人和事上，不讲“罪与非罪、有罪和无辜”这些普通法律原则，只能说明对我们的判决正如中央（82）9号文件中所指出的，是严重“受派性干扰”，带有偏见，颠倒是非的。
+
+　　三、判决书把犯罪嫌疑人汤忠云抢夺公安人员枪支拒捕反抗，说成与警察发生“扭斗”，把公安人员开枪自卫说成是“随意鸣枪”、“致人死亡”，这完全是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一九六七年七月我受命参加市公安局临时领导班子后，我们根据中央和有关领导指示，在开展对中央指示���出的“一小撮坏人和杀人凶手”的追查调研中，是严格按中央“团结群众，孤立少数坏人”的方针办事的。当时“百万雄师”中骨干分子们，有的主动投案自首，有的随传随到，对于他们是采取需关押审查的就关押，该教育释放的就释放，没有任何的动刑逼供现象。在这些骨干分子中，唯独汤忠云等几个人负案在逃，并根据同案人交待，他正在继续进行非法活动，且有抢枪、抢钱、抢粮行动计划（同案人朱长春、陈昌文等人的口供，当时存市公安局13处），追捕汤忠云是在这样紧急情况下进行的，完全符合逮捕拘留条例第六条和第八条规定，决不是判决书中所说“抓捕不同观点的群众”、“非法拘禁他人”。在当时我们对其活动规模尚不摸底的情况下，还专门到武汉警备区司令部进了汇报请示，接待我们的赵启超同志，请示首长后给我们的答复是：1、相信你们调查的材料是真实可靠的；2、你们也是专政机关，可以直接办案，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3、积极作好准备，注意安全，警司刚成立，我们工作忙，就不去了，如遇紧急情况，向我们报告，可派部队支援。警司的这几条指示，我至今记忆犹新。这个指示，由当时一同去请示的袁思聪同志作了记录。这个记录在一九七四年三月三十日市公安局七处二楼会议室召开的“刘祖清案件分析会”上，交给了当时市公安局长王杰同志。
+
+　　请示警司以后，我们就组织开展了对汤忠云的追捕行动，由于情况复杂紧急，我和彭海如同志都亲自到汉阳汤子湖一带抓捕现场。关于汤忠云中弹致伤抢救无效而死的详细情况是这样的：当抓捕队伍进入汤子湖地区后，在其同伙朱长春的指引下发现了汤忠云，武警王振友就上前去宣布：“汤忠云，你被捕了，放老实点，跟我们走！”当时被抓获的还有陈昌文，王振友押着汤忠云，张柏林押着陈昌文，最后跟着走的是朱长春。押解途中，开始汤忠云还较老实上路，当从湖中走出来，走向菜田埂小路几十米远处，王为了不惊动附近村民群众，便把手枪（马牌橹子）放进了袋里，汤一看见有机可乘，便大声喊“老子反正是完了，夺枪，夺枪！”（他指望朱长春、陈昌文协助），喊着便向王振友扑来，抢夺王振友的枪，双手抓住了王的枪筒，王手持枪把，二人争夺起来，这时张柏林见状，一边命陈昌文蹲下不许动，一边立即鸣枪示警，汤闻枪声后，即松手逃跑，王振友也立即开枪，连鸣四枪，到第五枪时，因子弹瞎火，没有打响，汤忠云见状又大喊“没有子弹了，夺枪！”又返回向王振友扑来，正欲夺枪时，见王又将子弹推上了膛，汤二次夺枪未成，就又回头逃跑，王又立即向汤开了一枪，这时我和其他几位同志在几百米以外的地方，听到枪声后，立即赶往前去，见王振友滑倒在田埂小路边了，而汤忠云身上已带血还继续向前慢跑，在距汤约30米远的田埂高处，我一边向汤喊话“不要跑，站住！”一边举手鸣枪示警，汤又向前逃约几十米就爬在豆角架菜地里，这时见手持木棍、农具的村民也正陆续赶至现场，我赶上前去宣告：“我们是公安局执行任务，请你们不介入。”并朝地上鸣了一枪以示警告后，赶紧叫来警车，汤这才立即起来由我公安人员扶着，与陈二人上了警车，鸣着警笛把他送入市一医院进行抢救，后经抢救无效死亡。这一情况，我们分别书面向警司、大军区、中央、公安部作了报告。警司负责同志还说“汤忠云死了是个损失“。根本不是判决书所述的“丢下渔具与王振友发生扭斗”、“随意鸣枪”、“致人死亡”。判决书的这种说法，完全是歪曲事实，逻辑混乱！试想，一个带枪的民警去抓捕人犯，如果不是对方反抗拒捕，危及民警的生命安全，民警怎会“随意鸣枪”、“致人死亡”呢？既然已“致人死亡”了，为什么鸣着警笛紧急送往医院呢？把公安人员抓捕人犯的斗争说成是市井小民的斗殴，完全丧失了依法办案的原则性！就连市井小民们斗殴还有个因果原由，而判决书连最起码的原由都没有提过，就含糊其词判人徒刑，还讲什么法律原则？汤忠云的中弹负伤，完全是他拒捕夺枪进行反抗，民警才开枪自卫的，这种行为，根据逮捕拘留条例第九条规定，根据人民警察条例第六条第四款规定，根据国务院批准并实施的人民警察使用枪支武器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都是无可非议的！
+
+　　在这里还要特别提出的是，中级法院对抓捕汤忠云一事的判决书是一个出尔反尔的判决，这个问题，在一九七四年三月三十日至三十一日两天时间，在市公安局七处二楼会议室举行的专门会议上，时任中级法院院长强维新同志、副院长边征民同志，在会上已明确表示了中级法院对此案的意见，那就是：是执行任务，免予刑事处分（会议详情纪要附后）。就是这次会议以后，被关了几年的我才被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放了回来。回来以后，被无端扣发的工资也补发给了我，给人的感觉是“无罪释放”。可是事隔不到一年，我却又被以“抓捕不同观点的群众”、“非法拘禁他人”罪名关押起来，下达了上述含糊其词、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判决书。同一个案子，同一份材料，一年之内作出两次完全相反的结论，确实使人质疑，不可思议。难道法律是儿戏？特别是第二次判决是一九七九年十月，恰恰就在这年七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制定我国第一部刑法时明确指出“本法实施以前的案件，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和政策办理”。对汤忠云的犯罪事实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对汤忠云拒捕夺枪、公安人员开枪自卫的事实加以歪曲，就以“抓捕不同观点的群众”、“非法拘禁他人”、“随意鸣枪致死人命”的莫须有的罪名对我们判刑，难道全国人大的决议原审判执法办案人员就没学过吗？难道一九六七年七月前后中央对武汉问题的一系列指示，原审判人员没见过也不执行吗？处理的是当时的问题，为什么不按当时的法律、法令和政策去办？真不知道你们依据的是哪家法律、法令和政策？
+
+　　另外，判决书中强加给我的另一条莫须有的罪名是“刘祖清在出监治病期间还打电话威胁办案人员”。这个罪名是中院原审判人员以派论罪的十足表露！我在出监期间确实是给武汉铁路公安处的田家中打过一次电话，询问一下情况，没有任何涉及本案的语言，而田本人仅仅是铁路公安处治安处治安科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从未涉及过上述单位，文革中对问题有过不同观点，判决书以此罗织罪名，是典型的受派性干扰。
+
+　　综上所述，中级法院对我的两次判决和对彭海如处长、王振友同志的判决，都是错误的判决。我请求上级人民法院尊重特定的历史背景条件，对我们当时依法执行公务的客观历史事实，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按照党中央（1982）9号文件精神，按照中央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四部两院《关于抓紧处理政法机关经办的冤假错案的通知》，实事求是地复查、审理我们的案子，依法作出公正裁决。
+
+　　此呈
+
+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
+　　附有关资料一卷
+
+　　 申诉人：刘祖清2003年2月16日
+
+　　· 来源：
+
+　　钟逸按手稿原件录入、提供。

CCRD/0/8/29/names.txt

@@ -0,0 +1 @@
+申诉书

CCRD/0/8/3/000000.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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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毅敏的检讨
+
+　　<赵毅敏>
+
+## 我的检讨
+
+## 赵毅敏
+
+　　（同志们：）
+
+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犯了严重的错误。我部领导人执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是领导人之一，在执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中有我自己应负的责任。关于我所犯的错误，我愿意在今天的大会上作认真的检讨，请同志们给以批评和帮助，我有决心吸取教训，改正错误，使坏事变为好事，完全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
+　　我先讲讲我的根本错误和我犯错误的根本原因。首先我的立场站错了，屁股长期没有坐在革命群众一边。因此我在长时间内对革命群众，革命积极分子，革命左派的态度是错误的，又由于我只在少数上层人中打圈子，并且又受到了大字报中对革命左派同志的一些流言蜚语和攻击的影响，因此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不是挺身而出积极支持左派，对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群众的错误言论和行动不感到义愤也未设法制止，却认为这是不同意见的争论，是正常现象，这就为围攻革命左派的行为开了绿灯，加以认可。同时，我未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中去和群众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而是长期脱离群众，闭目塞听。这样就自己割断了向革命群众学习的道路，不能吸取群众的智慧，不能倾听革命群众的呼声，不能得到革命群众的帮助和教育来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
+
+　　我是“怕”字当头而不是“敢”字当头。怕什么呢？怕“乱”，怕群众有“越轨行动”，怕失掉自己的“尊严”，怕搞坏老同事间的关系，因而怕同他们进行原则性斗争，怕丢掉乌纱帽，也怕群众抓住自己的小辫子不放。怕这怕那，无非是怕群众，怕革自己的命。
+
+　　以上这些主要是由于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世界观还没有改造好的原故。
+
+　　今后我要在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长期考验自己、锻炼自己，把老三篇当作座右铭，彻底扫除一切私心杂念，树立一切为公的思想。破除自己头脑中一切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在自己思想中来一个夺权斗争，真正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
+
+　　由于上述的立场错误和思想错误，我会经讲过许多错话：
+
+　　（1）我曾说过：“我们的青年是可爱的，有错误就承认，能够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大意如此）。对这些话，在相当的时间内，我还认为讲的不错，认为是对青年的鼓励。现在看来，这是完全错误的、特别是当我以后了解到他们是在很大的压力下被迫承认错误的时候。我这些话实际上是给压迫他们的人起了帮凶作用。应当承认错误的是我们这些犯了错误的老家伙。革命青年应当鼓励我们承认错误，而不是相反。
+
+　　（2）为弄清我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一段时间冷冷清清的原因，我曾设想一些问题和一些同志交换过意见，我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我部文化大革命那时冷冷清清的原因是不是由于我部群众不革命，是不是由于我部对群众镇压的特别厉害，我当时认为都不是，因为不能把冷冷清清的原因往下推，不能由群众负责，不能认为我部群众不革命，也不能认为我部对群众镇压的特别厉害，因为镇压越凶反抗越大。原因既然不应推给下面，不能推给群众，那就只能由上面负责了。因此我就想提出建议，召开大会由领导作检查，并由群众进行批判来打破冷清局面的问题（这一建议未被采纳），当时我认为这样的提法是客观和公正的，现在看来，我这种提法是错误的，因为我部文化大革命那时冷冷清清的原因是一系列或明或暗有组织地围攻革命群众，严重地挫伤革命群众积极性的结果。强调我部对革命群众镇压的不特别厉害，就是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减轻罪责，为自己减轻罪责。
+
+　　（3）我还提出过是形式决定内容呢或是内容决定形式，以及对冷冷清清也要一分为二来看的问题。意思是说：1、在前一阶段，我部文化大革命也比较热闹过。2、现在大家也不是没意见，是个热水瓶，外冷内热。现在看来，这样提出问题也是有害的错误的，因为这无非是想说明我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有问题，但不大不多。这也就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作了辩护士，事实已经证明了，我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不是不大不多而是又大又多。
+
+　　（4）关于各地红卫兵问题，我曾说过：目前系统很多，各自为政，互不服气，但最后会统一在毛泽东思想下面。有同志问，��是否有些怕乱思想。是的，有这样的思想，虽然我指出了最后会在毛泽东思想下统一起来，但只讲到了红卫兵的一方面的现象，而没有讲红卫兵的成绩和伟大意义，这是错误的。
+
+　　我一定还说过许多错话，我愿意接受同志们的批判。
+
+　　对我部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几个重大事件前后不同的看法。
+
+　　（1）去年六月初罗晋标等革命青年批评部领导对运动领导不力要求中央派工作组的大字报，受到了围攻，被侮为“反党小集团”等等（以后才知道还给这些大字报照了象）。这是一个严重事件。这是我部革命青年积极性所遭受的第一次打击。
+
+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态度也是错误的。七月中旬我自国外回来以后，在八处的会议上虽曾两次谈到对罗晋标等革命青年批评部领导的大字报要正确对待，不应责备这些青年同志，但这只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应当积极地鼓励这些革命青年继续大胆地对领导提意见，应当批评对他们进行围攻的行为。这些我都未做，无疑是错误的。当中央军委提出平反问题以后，我虽两次向八处负责同志（李肖白、何锡全同志）说过，应当对这件事作认真的检讨，应当给他们平反，但我未亲自抓这件事，这也说明我还未真正站在革命青年一边，同他们共呼吸。
+
+　　（2）在我部文化大革命中有几次造成严重恶果的会议，即八·二四会议，九·七会议，九·一○会议等。我看到了革命造反派同志们对这些会议所写的大字报和整理的材料，我同意革命同志们对这些会议的分析和意见。这些会议在我部文化大革命中是几股逆流，都起了压制革命群众，围攻革命左派的作用，打击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
+
+　　八·二四会议我没有参加，但事先酝酿要召开这次会议我是知道的。当时听说一连发生了所谓“乱斗”的情况（即指斗争坏分子王真并设了所谓“水牢”，以及拉许立等陪斗等），需要交待政策，我当时有怕乱思想，也同意开会交待政策。
+
+　　事实上八·二四会议的情况说明在交待政策时把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总路线总政策丢在一边了。就是说，“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被丢在一边了，而所实行的是“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国民党的“训政”路线。这是大会上发生围攻毛宝忠等同志的真正原因。
+
+　　长时间内，我对这次会议的认识是错误的，我曾认为：伍修权同志在会上发脾气是错误的，但会议的基调还不应当一概否定，对伍修权同志的错误也不应当夸大；伍修权同志不让毛宝忠同志在会后再作检讨是正确的，这就在实际上包庇了伍修权同志的错误，掩盖了会议的实质，抹杀了会议的恶果。我坚决放弃这种认识，改正错误。
+
+　　（3）“九·七会议”我没有参加，只是当同志们揭发了以后，才知道伍修权同志召开过这样一次会。我曾经问过他，他说是安排抓革命促生产，附带对杜永彬同志的问题吹吹风。我没有再多的查问，就放过去了，我这种自由主义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经过同志们的揭发，才知道这是一次醉翁之意不在酒（却不在抓革命促生产）的“会议”，是别有用心的“会议”，不是什么简单地吹吹风，而是要通过这次“会议”来煽风，点火，示意树旗，准备围攻的。
+
+　　（4）九·一○会议我参加了，会议结束时伍修权同志讲了一些话，是用书面写好的（他没有给我看过）。说老实话，我当时对杜永彬同志的问题还是原来的看法，即检讨一下取得经验教训就算了，不要再升级，不要再扩大，不要挑起群众斗群众，不要指向九、十处。我绝未想到伍修权同志又在这次会上发出新的进攻信号弹，（6）号召大家“迎接新的战斗”。我完全同意，九·一○会议（加上“九·七会议”）是造成围攻革命群众严重事件的关键。这次所发动的对革命群众大围攻在一段时间里大大挫伤了我部革命群众的锐气，加上九月十四日九、十处的革命同志被迫写了检讨的大字报就使我部无产阶级文化文革命运动陷入了冷冷清清的局面。我同意这种看法，因为这是事实。
+
+　　（5）关于夺权报告
+
+　　一月二十三日上午我上班的时候秘书通知我在（刘）宁一同志办公室召开一个会议要我去参加，我问他讨论什么问题，他说不知道。我到宁一同志办公室后才知道他们准备写一个报告给康生同志反映一下我部的夺权问题，当时宁一同志正在给外交部打电话，了解那边的夺权情况，在酝酿起草报告的时候伍修权同志先提���了似乎已准备好的意见，当时我只讲了一句话，说“根据周总理最近的谈话，夺权要有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最后的稿子我未看到就生病到医院去了，后来才听说我部的“三联”也恰在那时准备了“夺权”的计划。这对我完全是预先毫未料到的意外的消息。我既然参加了起草报告的讨论，就对此事负有责任，但报告和“三联”的夺权计划“是预谋呢？是偶合呢？我是完全蒙在鼓里毫无所知的。事后想来，这个报告是毫无必要的，完全是多此一举。
+
+　　同志们，我愿意并坚决随时修正错误，我愿意认真进行自我批评和接受批评取得革命群众和党的谅解。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我愿把这一教导作为终身座右铭并切实履行。革命有先有后，觉悟有早有晚，我不愿意掉队，我有决心改正错误完全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来，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军当一个战士，当一个小学生，和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并肩战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CCRD/0/8/3/000002.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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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
+　　<庄则栋>
+
+## 〖庄则栋，时为国家乒乓球队运动员，三次蝉联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走过一段长长的弯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荣高棠的蒙蔽，直到最近，在党的教育和革命造反派的帮助下，我才醒悟过来。回顾这六个多月的教训，我感到比过去糊涂生活十几年的收获还要大啊，我有许多心里话想对大家谈谈，以便大家对我进行批判和帮助。
+
+　　十几年来，荣高棠在体育界一直推行着一条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我们乒乓球班他不仅通过其亲信陈先、张钧汉等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而且亲自“蹲点”。他们打着“突出政治”“大抓毛著学习”等招牌，大搞名利挂帅、物质刺激，积极贩卖修正主义、资产阶级货色。荣高棠、陈先等人实行的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是实行“老子即是党，反我即反党”的修正主义、法西斯的统治。他们在“加强党的领导”，和“严格要求”的幌子下，把运动员培养成为唯唯诺诺，盲目服从的奴隶主义者。
+
+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荣高棠、陈先等人采用种种卑劣手段镇压和破坏文化大革命。并利用我们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达到保他们过关的可耻目的。在他们的蒙蔽下，我们乒乓球班完全成了“保荣”的忠实工具，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在运动的关键时刻，自己站在革命群众的对立面，压制、打击革命群众，为荣高棠等人歌功颂德，涂脂抹粉。以至在荣高棠出席亚新运会的问题上，完全丧失了立场，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参加了“誓师大会”和到国务院为荣高棠请愿。这一切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大损失，辜负了毛主席的教导和人民的期望。
+
+　　十一月四日，周总理等领导同志对我们出席亚新会的运动员进行了严肃、诚恳的批评，使我震动很大，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心情十分沉痛。参加亚新会回来后，我反复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学习了《十六条》和《红旗》十三、十四、十五期社论。有些问题自己想不通就主动地找革命造反派的同志谈，争取他们的帮助。过去，由于自己受反动路线的蒙蔽，站错了立场，我总把革命造反派的同志视为“别有用心”，对他们的革命行动无法理解，曾经激烈的反对过他们。而今天，我清楚的看到，他们为了保卫毛主席，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丢开个人的安危，不怕围攻，不怕打击，不怕当“反革命”，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进行了几个月英勇顽强的斗争。现在，他们又对我进行了热情、诚恳的帮助。他们是真正的革命左派。我一定要好好向他们学习，坚决和他们站在一起，坚决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斗争的实践教育了我，只有遵照毛主席教导，勇于正视自己的错误，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用自己在实际斗争中尽快的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认识到，我过去所参加的多数派组织“红卫战斗团”，是反动路线的产物，是“保荣”的御用工具。它的矛头不是针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针对革命的少数派。实质上，它是一个自己不革命，还反对别人革命的修正主义组织。因此，我毅然决然地退出了“红卫战斗团”。和班里几个观点一致的同志组成了“小老虎战斗队”，积极揭发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荣高棠和他在体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跟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共同战斗。
+
+　　当然，我现在的认识水平和觉悟程度比起顽强战斗了五、六个月的革命造反派，还差得非常远。我决心加倍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丢掉一切私心杂念，放下臭架子，虚心向革命左派学习，在革命的大道上急起直追。今后不论遇到多大的风浪，多大的艰难险阻，我决不动摇！我要和同志们一起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保卫我们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 来源：
+
+　　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主办《体育战线》，第3期，1967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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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仲勋的第二份“认罪书”——与大阴谋家大野心家高岗关系
+
+　　<按语>：习仲勋是彭、高、饶反党集团的头目，干将，也是这个集团的“付帅”。长期以来，他伙同高岗干下的反党活动，罪恶累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的革命小将、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他的反党罪行重新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算。在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强大压力下，在刀光倒影的白刃战中，这个反党的老手被迫于今年八月九日和八月十七日交出了二份“认罪书”。应该指出他的这二份“认罪书”都没有老老实实地交待他与高岗的黑关系，和他伙同高岗所干下的反党罪行。相反却在推三阻四，百般抵赖。现在我们把他的第二份“认罪书”中有关他与高岗的关系部份，摘录如下。以便供大家批判。
+
+## 一、自解放后到五二年我离开西安以前：
+
+　　……
+
+　　7、在解放战争末期，既由马文瑞派管理处长赵新民去东北，向高岗要一批款，作为西北党校筹建经费，我知道这个事情并经我同意的。第二次在一九四九年冬，马明方在北京开全国政协会议后，去东北向高岗要回一千两黄金，作为救经陕北群众之用，这些款都是高岗以个人名义赠送的，很自然的就宣传了高岗，扩大了他的影响。
+
+　　8、在这期间，接触过高岗的三次反党宣传，第一次是一九五一年夏，马文瑞从苏联参观回来，在西北局一个午饭后的时候，向我谈到张秀山给他散布的一些反党的流言蜚语。第二次是一九五一年我和贾拓夫去东北参观，同高岗有过几次接触，有一次把我和贾拓夫叫到他家里，专门谈了他的反党黑话，并拿了他的笔记本和信件以证明他的论点正确。第三次是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九日，张秀山来到西安，进行反党游说，一到之后，张秀山就和我谈了将近一个半小时，散布一整套流言蜚语，鼓吹反党。我于二十二日即离开西安去北京，张秀山仍在西安，后去兰州，又到乌鲁木齐。这三次我听到的反党活动，当时虽然不安，但都没有及时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告，为高岗隐瞒了这些反党罪行，而且也是滑向反党罪恶泥坑的第一步。
+
+　　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全国党代表会议期间。
+
+　　一九五三年我和高岗都在中央工作，这时我即完全陷入高岗的反党的罪恶泥坑，参加了他的反党活动，事实如下：
+
+　　1、在听到高岗的言论方面，有些不安，这里只交待如下一些：
+
+　　高岗谈到，中国的列宁是毛主席，而中国的斯大林又是谁呢？又说中国的党史应当从井岗山出发，不应该以白区为中心，正确的是井岗山。又说安子文坏透了，是刘少奇的忠实走卒，把持中央组织部的人事大权，几个副部长李楚黎、王从吾、龚子荣等，都是白区来的，也是刘的死党。对周总理诬称为老事务主义者，对朝鲜抗美战争没有信心，对援朝战争的后勤工作，也管理的不好等。
+
+　　2、在干部问题上，高岗也打算调一批人到中央去，加强各个要害部门，如中央组织部、财政部等，提出过陕西的干部有马文瑞、张帮英都可去中央组织部任副部长，黄静波可到财政部任副部长，还提到惠中权、白治民等人，认为都很优秀，都可以到中央各部工作，后来又调去了惠中权搞财政工作；而白治民由于马明方说，他还年轻，在下面多锻炼一些时候好，所以才未调。他提的这些人，当时都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同意他的看法。
+
+　　3、高岗认为西北地区还是支持他的，原因是这里是他的老巢，他走后是我在西北工作，而我走后又是马明方在这里工作，所以在这里省以上的领导干部，基本上是拥护他的，在西北的军事干部中，认为张达志、王世泰、高朗亭、高景春、张仲良都是他的老部下，都很可靠，唯对王世泰说他进步慢，能力差，以张仲良认为他脾气怪，有时好闹别扭；对张达志特别信任；说在陕北军事干部中，除贺晋年外，他算最好的。我那时也完全同意高岗的这些看法。
+
+　　4、我对高岗散布的这些反党言论和意见，除了张达志有一次在北京我的家里，给我谈了他去东北高岗给他的讲话，以及我和陈正人、王世泰谈论过而外，我再没给任何人谈过这些问题，但是在一九五三年夏季的全国财政会议上，我是按高岗的意图作的。在这个会议上，第一步先把薄一波反掉，会后就撤掉财政部长。
+
+　　5、一九五二年九月中央组织工作会议，高岗事前布置要把安子文反掉，改组中央组织部，拟把他设想的人提到组织部，以权握人事大权。以后由于毛主席亲自找了刘邓��我开了两次会，指示开会的方针，所以这次我就没有按照高岗的黑指示办。
+
+　　6、一九五三年十月后，高岗的反党阴谋即为毛主席发觉，这时高岗很慌张，曾要我在师哲（当时担任毛主席和尤金大使谈话的翻译）跟前打听中央对他的态度，十一月下旬又要我为他代拟一封给毛主席的信，提出自己承认错误，并准备至七届四中全会上作深刻检讨，这些我替他做了。
+
+　　下面再交待我在高岗反党阴谋被揭露后的罪行：
+
+　　1、四中全会后，在揭发高岗罪行的座谈会上，我不仅很少揭发，而且自己也没有交待，继续对中央隐瞒，在王世泰问到我，高岗在一九三三年秋进苏区时，是否是陕西省委委员，我的答复是：你知道的你就揭发，不知道的会有别人揭发，何必抢着去说呢，而实际是阻止王世泰来揭发。
+
+　　2、座谈会后，中央指定我与高岗联系，在联系中间，我未能坚持中央精神，去督促高岗好好检讨，反而为高岗一些为自己辩护的谬论所迷惑，对他极表同情并企图为他减轻罪行。当时高岗曾要我去找陈云、朱德、彭德怀打听态度，企图取得他们的同情、好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替他说话。但是当时的情况是，陈云第一个向毛主席揭露了高岗的反党阴谋，而彭德怀这时期则矢口否认和高岗的联系，而找他们去谈是困难的，因而也就没有去找他们去谈。当时高岗情绪十分紧张，我为了安定他的情绪，虽说过毛主席和中央的一贯精神，总是治病救人，难道你也怀疑了吗？应当相信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你的问题会宽大处理，这个信心不能动摇，如果对你公审法办，我们一块儿死。这后一句话说得不妥当，完全倒在高岗一边。他又经常在我跟着摸中央的底，并探听外面情况，这方面我也说过错话。在他问到安子文为什么多时不见，我告他是去东北出席东北局的高干会，是揭发你的会议，在会上并有人提出要公审你等。
+
+　　3、一九五四年三月，我即向中央提出撤消派我和高岗联系，因为起不了多大作用，反而他在我跟着乱摸中央的底，从此后，我再没有和高岗接触过，但是在高岗自杀前半年时间内，高岗的爱人李力群，还是经常来我处谈问题，打听消息。
+
+　　4、一九五四年九月初（也可能是八月下旬）高岗畏罪服毒自杀，头天夜里自杀，第二天清晨接到中央通知最早的是我和马明方，前去现场了解情况，后经解剖证实是服安眠药自杀的。自此我心情沉痛，一是高岗死了，二是我和高岗历史上的关系，特别是到北京后这一年的反党活动关系，最主要还是这一条，我忧虑如何向党交待清楚呢？对中央有抱怨情绪，对李力群更有抱怨情绪。因为在半年前，即我还与高岗联系的时候，刘少奇曾给我有一次电话，要我设法防备高岗自杀，并说高岗自杀了，对外影响不好。我随即将这个意见告诉李力群，要她特别注意每晚给他吃安眠药时，千万注意不让他自取，或知道放药的地方，以防窃取，这个防范只能是李力群能办到，别人或者和他不在一起的人，是很难防止的，所以刘少奇的电话，告诉她执行是完全应该的，但是高岗死后，她多次硬说是秘书赵家梁逼死的，而在一九五五年九月揭发我材料中，又把我告之刘少奇电话事，也作为一条。
+
+　　5、一九五五年全国党代表会议上，虽然经三次改写检讨稿，但是终算被我蒙混过关，仍没作彻底交待，又一次欺骗了毛主席和党中央。
+
+　　6、没有把彭、高相勾结情况以及高岗两次要我改变对彭德怀的看法：及时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报告，相反在李力群的检讨中，揭发彭德怀在沈阳一次饭后，说的一些流言蜚语，阻止她不要写上，并说我看彭是中央保护过关的，现在着重交待自己的就行了，这实际上是起了包庇彭德怀的作用，而帮了彭德怀的忙。在此同时把王世泰给我讲的彭向他散布的那些话，也没有在全国代表会议和西北座谈会上揭露，却一直等到庐山会议才作了揭发。
+
+　　…………
+
+　　8、就是支持写《刘志丹》反党小说，这本小说的作者李建彤，准备写有关刘志丹的回忆文章，而收集这方面的材料，我在一九五五年就知道，关于要写《刘志丹》小说，是一九五八年春送来初稿的，我才知道的。到了一九五九年后，我才下决心，支持他写，并在一九六〇年冬，为他写这本小说由我主持召开了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马锡伍，工人出版社的两名，一名何家栋，系帮助李写的，另一人名不记，再就是我和李建彤，我的秘书田方作记录。地址在我的办公室，前后只开过���次座谈会。我在这次座谈会上作了系统的发言，其主要内容是把刘志丹写成一个出色的群众领袖，是坚持正确路线的代表；通过刘志丹把陕甘苏区写成是坚持正确路线在全国胜利的缩影。《刘志丹》事实上从拟稿起就是根据这次座谈会的意见修改的，因此，不管以前我对李建彤的态度如何，但是这部小说由我挂帅写出的。
+
+　　这部《刘志丹》是以小说向党猖狂进攻，主要之点是把陕甘苏区写成在刘志丹的领导下，是一贯正确的，过分美化刘志丹，宣扬刘志丹，实际通过死人，宣扬活人，为活人歌功颂德；实际上美化了高岗，企图为高岗翻案。总之，在我支持下由反党分子李建彤写的《刘志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党小说。因此，是对我的个人野心家和自己是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的一次大暴露，大揭发，也因此我在十中全会上，受到严肃的批判。
+
+　　 习仲勋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开日
+
+　　来源：首都红线会北京电力学院井冈山公社“彭、高、饶习专案小组”《高岗五十年罪恶史（1904-1954），1967年10月。

CCRD/0/8/3/000004.txt

@@ -0,0 +1,15 @@
+# 萧华认罪书及保证书
+
+　　<肖华>
+
+　　总政党委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矛头指向革命群众，镇压了总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浥垂匕抓起来，押到北京军区看守所，隔离反省时间已达五个月。在总政无产阶级革命派（筹）的强烈指责追问下，我承认：我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抗拒毛主席亲自签发的“五·二”军委发电。我承认错误，立即释放浥垂七。
+
+　　 肖华（签字）
+
+　　我保证在今天上午十点按时到总政本部礼堂听取总政无产阶级革命派（筹），以及革命群众的意见，如不按时到会，一切后果由我负责。
+
+　　 肖华（签字）
+
+　　· 来源：
+
+　　上海《外贸战线》编辑部、上海半工半读工业大学红卫兵师部政宣组、首都红代会外贸学院新东方红公社驻沪办事处主办《文革通讯》第4期，1967年9月8日。

CCRD/0/8/3/00000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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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日清对山西群众组织的检查
+
+　　<张日清>
+
+　　（〖张日清，山西军区司令员。记录稿〗）
+
+　　（时间：8月11日下午3：40—4：35）
+
+　　（地点：山西太原市工农兵会堂）
+
+　　（同志们、战友们、革命小将们：）
+
+　　我向你们检查错误，“4·14”以后我没有很好地听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话，听中央文革的话，没有按毛主席指示办事，背弃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军队支左工作中，特别是在“4·14”以后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现将我的错误向大家检查如下。
+
+　　一、我在“4·14”中对形势的分析和认识是错误的。“4·14”红总站、兵团等革命小将提出炮轰刘志兰，进一步揭开了核心小组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这完全是革命行动动！好得很！但由于我模糊了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错误地以为“4·14”炮轰刘志兰扭转了大方向。因而说了许多错话，打击了革命小将、阻碍了运动的发展，对左派组织红总站进行了一系列的诬蔑和攻击，说他们跨行跨业没有战斗力，是“大杂烩”、“豆腐渣”，说他们借批刘邓之名行炮轰刘志兰之实，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提出炮轰刘志兰、深挖卫（恒）、王（谦）、王（大任）的二、三线是完全正确、符合山西实际情况的，我说这个是打击一大片，反对他们。实际对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起了保护作用。
+
+　　红联站说“4·14”是个政治大阴谋，要揪4·14的后台。我不仅没有制止，反而支持了他们。我的这种思想是违犯毛泽东思想的。打击了红总站。支持了一派，打击了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由于我对4·14形势分析的错误，在接见红联站代表时说了许多错话，使他们分不清是非，蒙蔽了很大一部分小将。
+
+　　我对不起红总站、兵团等革命小将，我给你们抹了黑，我向你们承认错误。你们“4·14”是革命行动！是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你们是左派，是1·12红色政权的捍卫者！
+
+　　在1·12夺权的关键时刻，我本来是和你们一起战斗的。“4·14”以后成了你们的对立面。今后到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和你们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在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和省革命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下搞好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　　二、由于我在核心小组内站错了队，个人英雄主义、骄傲自满。对刘格平同志采取了不尊重、不支持的态度，不服从他的领导，在工作中独揽大权、一意孤行、手伸得很长，工作中不请示，不愿在刘格平同志领导下工作。“4·14”以后，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对他不满，一意孤行，死不回来，裂痕越来越深。直到这次中央会议以前，我还认为自己是对的，还没有认识到自己是错的，刘格平同志是对的。实际上刘格平同志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在核心小组里的一些讲话中，不支持刘格平同志，与他唱反调，把核心小组内部斗争暴露于社会上，加深了社会上群众斗群众。
+
+　　山西日报在我分管下，失去了党报的性质。3·16与6·16社论散布和平主义抹煞两条路线的斗争；支持了保守派，打击了革命派。在有些报导中抬高了自己，压低刘格平同志。这些错误造成群众思想混乱。这是政治性错误。
+
+　　我迷失了方向，敌我友不分，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刘、陈、刘三个坏人当成朋友，把毛主席的好学生刘格平同志当成仇人。对刘陈刘完全失去了警惕，反而对他们恶毒攻击、恶意诽谤刘格平同志不但不制止不批判，还信以为真，颠倒了是非界限，没有和他们在政治、思想上划清界限，反而成为刘、陈、刘阴谋活动的当风船，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完全支持了他们的阴谋活动。如刘志兰派人到天津去揪李雪峰同志，打乱了毛主席的战略步署，破坏了天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还同意刘贯一到大寨作陈永贵同志的工作，还煽动陈永贵到中央去告状。刘、陈、刘打电报给中央，告刘格平同志的状，我支持、保护了他们。他们打着核心小组旗号，利用我的身份经常到军区开会，我让军区保护他们。6·20以后，他们公开创造分裂，连核心小组和革委会都不参加。直到这次中央会议我才认识到他们是埋在红色政权内的危险人物，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
+　　刘贯一的“万言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宣言书。刘、陈、刘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和刘、邓、彭、罗、陆、杨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卫、王、王的二、三线人物。他们的政治目的是搞垮从刘格平同志为首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这个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山西搞资本主义复辟。我在政治上被他们利用了，在行动上支持了他们。我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请罪，向革命派、向山西一千八百万人民请罪。
+
+　　我为什么陷入泥坑，不能自拔？根本的问题是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迷失了方向看不清他们的本质，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另一方面有个人私心杂念，对刘格平同志不满，就不分是非。刘、陈、刘他们也对刘格平同志不满，在这一点上就和他们一致，结合起来了，上了他们的当，保护、支持了他们。现在我要和他们在政治、思想上划清界限，坚决同他们斗争到底！
+
+　　因为立场站错了，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迷失了方向，敌我不分，在政治上帮了他们的忙，认为他们是革命的领导干部，还派警卫员保卫他们，让刘、陈、刘到军区常住。他们在军区挑拨4642和军区的关系，煽风点火，攻击刘格平同志，我还支持他们，反对刘格平同志。把好人当坏人，把坏人当好人，反其道而行之，破坏了核心小组的团结，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山西文化大革命造成不良后果。这三个坏人被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揪出来了，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
+　　三、专政委员会没有执行毛主席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则，相反的违犯了这个原则。专政委员会在文化大革命中严重地违犯党的政策，违犯了人民民主的法制，推行了罗瑞卿的一套，推行了苏修“格必乌”神秘主义的作风，对他们的影响尚未肃清。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不分，一律采取镇压手段，乱用职权，乱捕人，捕人无其数，未经核心小组认真讨论，捕人没有手续。专委会完全凌驾于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之上。共捕人两千一百多人，其中大部分是无罪的，是革命群众，有的长期被关押，不予处理。对人民不负责任，没有群众观点，没有阶级感情。不能容忍的是对革命小将上手铐脚镣，把他们当敌人对待，如对王青英、郭宏同志上铐、严刑逼供，使他们失去人身自由，和犯人关押在一起，还不让他们看毛主席语录，这是一种犯法行为。对革命干部×××（未听清名字——记录者）也是错误的。对杨成效同志张冠李戴，从莫须有的罪名调查他，派人盯哨、诬蔑他是打砸抢的黑司令，寻找机会打击他，暗示逮捕他。这是违背党的政策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所不能容忍的，是一种知法犯法行为，是军阀作风，国民党作风。我是存在官僚主义的，对许多事情我是不知道的，但我要负主要责任。在这里，我向所有受害者，特别是王清英、郭宏同志请罪！向×××和杨承效同志道歉。
+
+　　专政委员会（公检法）暴露出我很多问题，我没有执行中央4月会议的指示，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
+　　四、在晋中，没有坚决支持陈永贵同志，没有支持王、任、张，没有坚决支持十月事件的受害者，没有给他们平反。这是一种方向、路线错误。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完全违背了毛主席这一教导。没有阶级观点，旗帜不鲜明、缺乏同情心，对受害者的情况调查不全面，对晋中军分区的汇报信以为真，偏听偏信，对晋中军分区虽也批评过但不严肃。对中央指示置若罔闻、不听、反其道而行之。结果对晋中文化大革命造成严重损失、两派尖锐对立，调动农民进城，严重影响抓革命促生产的贯彻执行。卫、王、王的二三线在晋中掀起一股反大案、反陈永贵、反王任张的复辟资本主义逆流。完全违背了毛主席关于军队必须支持革命左派的伟大教导，影响了晋中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影响了晋中革命的大联合。
+
+　　在山西支左工作中严重地存在着支持一派，压垮一派的现象，有的县人武部甚至支持了保守派。4.14以后，我错误地认为红总站的大方向是错误的，红联站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解放军组训部队如太工组训五师支持了红总站的我就调来整训（有的因为中央开会制止了，没有实现），叫他们支持红联站。这样就搞乱了军队干部的思想，打击了干部的情绪  抹煞了军队支左成绩。这个责任完全由我来负，由我个人承担。
+
+　　支左中没有坚决遵照核心小组，革委会集体领导的原则，凌驾于核心小组和革委会之上��个人独揽大权、乱用职权，违背了党指挥枪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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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榆次县武装部散布了反刘格平同志的错误言论，并支持了一些县人武部煽动农民进城，有的县支持了保守派，如不立即煞车就会导致武汉事件在山西的重演。
+
+　　在支左中一定要改正错误，坚决支持左派，支错了立即改正，打错了立即平反，遵照毛主席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伟大教导，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现在我坚决支持红总站、兵团、太原市革命造反司令部，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
+
+　　我在“4.14”以后所犯错误是严重的，是政治错误，方向路线的错误。我完全辜负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的对我的期望，辜负了山西人民对我的信赖。
+
+　　我犯错误的根本原因：
+
+　　1．对中央指示采取了抗拒态度，违背了林彪同志关于对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伟大教导，自以为是一意孤行。四月份中央会议对山西文化大革命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对专政委员会提出了批评，对天津问题中央都有明确交待，我没有认真执行，也未把中央指示及时传达，甚至采取了抵制态度。这不仅使我一错再错，同时使广大指战员也听不到党中央的声音，蒙蔽了他们，把部队干部战士引向了邪路、跟上我犯错误。这是我的个人主义私心杂念，不从党的利益出发的结果。
+
+　　2．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骄傲自满、满不在乎。对中央抗拒、对群众压制。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对党对群众对自己三者的关系处理是错误的。
+
+　　3．思想方法上主观主义、工作作风上官僚主义、形而上学唯心主义观点、偏听偏信、缺乏全面观点。研究问题缺乏阶级分析，对刘陈刘完全丧失阶级立场，完全以庸俗的人事关系去处理，支持了他们，反对了刘格平同志。
+
+　　4．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很不理解，只从个人热情出发，用感情当政策，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把政治问题庸俗化。没有紧紧掌握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因而站错了队，讲错了话，做错了事，犯了严重错误。
+
+　　5．最根本的问题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没有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没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
+　　从我的错误中再次证明：违背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就会跌跤、就会陷入泥潭，就会犯大错误。如果不是这次中央会议及时挽救我，那是不堪设想的。从而使我更加深深地体会到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深深感谢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对我的教育、帮助，这是对我政治上的最大关怀和爱护，使我尽快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次教育，是我参加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因为这也正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犯错误最大的一次。我再一次地感谢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对我政治上的最大关怀和爱护。
+
+　　对我的错误我要迅速地改，彻底的改，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坚定不移地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
+　　今后，我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带上这次所犯的错误的问题去学，学一点用一点，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把自己既当作革命的力量，同时也当作革命的对象。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把“私”字扫地出门，让“公”字安家落户。作到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听党中央的话、听中央文革的话，坚决作到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正确处理党、群、个人三者的关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永远向群众学习、放下架子作群众的小学生；坚决支持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核心小组和革委会的正确领导，做刘格平同志的助手，和刘格平同志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
+　　坚决支持红总站、兵团、太原市革命造反司令部！
+
+　　坚决支持陈永贵同志！支持王任张！
+
+　　向陈永贵同志学习！
+
+　　以上是我对错误的初步检查。我愿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批判，无论给我写大字报、送材料、座谈、不论什么形式都行。我愿再作检查。我愿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错了就改、改得越快越彻底越好。
+
+　　我愿让广大革命派在实际行动中监督我，督促我改正错误，这是我对这次错误的诚恳的态度。我一定在实际行动中坚决地改、彻底地改。认真地虚心地诚恳地接受广大革命派对我的批评帮助。和广大革命派一起，按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把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
+　　这是我今天对我错误的初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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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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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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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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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兵团宣传部山西红色近卫军总部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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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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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兵团宣传部
+　　　　　　　　　　　　　山西红色近卫军总部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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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检查与交待
+
+　　<朱成昭>
+
+　　原编者按：反革命右派分子、东方红的叛徒朱成昭八月十五日写的所谓检查与交代，是一株大毒草。我们把它翻印出来，供同志们批判，以便进一步把反革命右派分子朱成昭批倒批臭，肃清其流毒。
+
+　　 东方红公社大批判联络站宣传组67.8.15
+
+## 第一部分 我对错误的认识
+
+　　在这场空前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终于由一个革命造反派堕落到与中央文革相对抗，实质上充当了刘邓的一名打手，犯了严重的政治的立场错误。经过了中央首长和同志们的多次耐心帮助，至今才有所醒悟，从时间上来说，虽然已经晚了，但我还是有信心在下一阶段的运动中，努力学习主席著作，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批判，深刻检查自己的错误，挖掘其思想根源，吸收这次沉痛的教训，回到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接班人。
+
+　　我的思想变化大致分三个阶段。
+
+## 第一阶段［文化革命开始──红旗66年第十三期社论发表止］。
+
+　　此阶段完全忠于主席的革命路线，对中央文革是绝对的信任，虽然也有错误，但都属 于工作方法，思想方法的问题，大方向是正确的。
+
+　　第二阶段［红旗66年十三期社论起──一月革命风暴止］
+
+　　十三期社论发表不久，东方红在地院就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当时我在大多数群众中的威望是高的，中央对我也是很重视的，信任的，东方红战士称赞我，外校的革命战友称赞我，雪片似的书信从全国各地向我寄来，什么“英雄”呀！“勇士”呀！人们用着感激的口吻，钦佩的目光对待我；一些素不相识的姑娘也写信向我表达爱慕之心，有的还寄来了照片，连余秋里、何长工、邹家尤、聂克等人也称赞起我来了。对于这些我不仅没有丝毫警惕，相反，却感到回味无穷，津津有味。这样，原来在我思想中的一个很严重的毛病──骄傲自满就 逐渐地充满了我的头脑。虽然口头上也说我们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是全体东方红战士的共同努力，但心中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特殊的地位。心想，我领导的东方红走在全国运动的最前面，当然是我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由于自己有能力，形势看得准，战略战术正确。就这样，我的骄傲自满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极端的狂妄自 大，自以为是，耳中只能听得进颂歌，根本听不进反面意见，老虎屁股摸不得。忘记了主席的教导：“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了证明。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你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就这样，我在“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面前，打了败仗，在一片歌颂声中，倒了下去！我忘记了自己是如何被工作队打成了“反革命”，忘记了自己是如何翻了身；更忘记了成绩是如何取得的。我不仅听不进来自群众中的反对意见，甚至连中央文革的话也听不入耳了。十二月整风时就错误地把矛头指向了群众。
+
+　　十三期社论发表不久，我们就公开提出了“一切权力归东方红”的口号，这个口号本身并没有错误，在我院这样做也是对的。但由于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全国和北京其它绝大多数部门还没有我院那样好的有利形势。而当时东方红是全国的一面旗帜，你提出这个口号后，别人也跟着这样提，不仅对运动没有好处，相反却可能带来害处。所以，当时关锋同志批评我们那句口号提得不策略。这批评本来是很中肯的，但我却接受不了，不服气。一月风暴发生后，我就更认为当时在大串联的问题上我也有看法。
+
+　　十一月份我们在三个红卫兵司令部的基础上成立了“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以实现首都造反派红卫兵的大联合。当时也受到了关锋同志的批评。同样我心里亦是不服气。
+
+　　十一月-十二月份时，一部分老红卫兵多次去砸三司。对这个问题我向一部分老红卫兵作了调查，得到的答案是，绝大多数老红卫兵对三司的阶级路线不满。他们说三司是“狗崽子”当权；第二，老红卫兵认为自己最先造反的。三司是靠“打、砸、抢”起家的，现在三司是左派，他们却成了保皇派，心中不服气。当时，我认为这些小孩子头脑太简单了。
+
+　　一次，田春林告诉我，三司某一同志到外语学校老红卫兵那里去做工作，回来后对他们印象很深，说他们的队伍如何如何整齐，如何如何团结，如何如何勇敢等等。我听了后也开始对这些老红卫兵发生了好感，又通过对部分西纠成员的争取工作，就亲身体会到老红卫兵（这）些人是可以而且是很容易改造过来的。只要多做一些政治思想工作，就能把他们争取到革命阵营一边来。
+
+　　开始对于确定抓联动的一些头目，我也没有反对，是赞成的。后来，各个群众组织见了联动就抓。我自己也下过命令，一次就抓了十九个。人抓多了，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因此在抓人问题上我就逐渐地产生了想法。
+
+　　这些问题也曾向中央文革反映过，但是没有得到解决。我对中央文革的绝对信任开始动摇了，我感到中央文革变了，不再向以前那样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了，其实这种想法是极端错误的，变的不是中央文革，恰恰是我自己。是我的感情开始变了，立场开始变了。
+
+　　总之，在第二阶段，由于我在胜利后产生了严重的骄傲自满、极端的狂妄自大，自以为是，使我只能听得进颂歌，容纳不了反面意见。不仅我和群众的距离逐渐疏远了，同时，也和中央文革逐渐疏远起来，群众的话听不进，领导的话也听不进。虽然，这一阶段在行动上还是执行了文革的指示，没有脱离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但是这一阶段却为我今后的犯错误打下了思想基础。就这样，我开始沿着一条危险的轨道滑下去。
+
+## 第三阶段（一月革命风暴──67、7月）
+
+　　一月革命风暴发生后，全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然而由于我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本性，在这场革命风暴面前吓得惊慌失措。“对运动评头评足，不适当地埋怨，无穷的忧虑”。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主席教导我们：“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当时，我就是抓住了一些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如群众中出现了一些违反政策的做法，局部地方打击面过宽了一些，一些群众组织抓人抓多了一些等等，就把当时的运动看成漆黑一团，是走上邪路了。若不尽快扭转，文化大革命就有夭折的危险。因此我就打算写大字报，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引起文革的注意，最好是能让主席和林总知道，并准备坐牢，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大字报没有写，但这却反映了我当时对文革是不相信了。正在这个时候接到了伯达同志的批示。批示中有这样一句话：“听说你们要和中央文革斗到底，”当时，我很想不通。因为我曾对杨雨忠说过：“若我们出大字报，保皇派也乘机向中央文革进攻，这时我们还要起来保卫中央文革。”我感到伯达同志听了一面之词，就对我们作了这样一个批示，用对敌人的口气对待我们，压力太大了。因此，当晚的座谈会也未去。心中很是委屈，认为自己是满腔热情想把文化大革命搞好。但伯达同志听了一面之词后，就对我们下这样的结论，太片面，太听不进反面意见了。实际上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不是伯达同志听不进反面意见，而是自己站错了立场，站到了文革的对立面，亦即站到刘、邓一边去了。因此，对伯达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忠告和规劝以至关怀都听不进去，继续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与中央文革相对抗。
+
+　　二月四日我作了一个所谓的“检查”，将我的全部错误思想不加批判地和盘托出。这个检查抽象地肯定中央文革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际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全盘否定了中央文革，极端错误地认为中央文革“运动群众”。这个检查实质上是射向文革的一枝大毒箭。更尤其是广泛传播，流毒非浅，必须痛加批判，以消除其恶劣的影响。当时我是认为自己的那些观点是正确的。虽然作了一点很不象样的批判。但那只是不得已应付而已。心中并不服气。我深信运动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主席和林副主席一定不知道，十分错误地把中央文革跟主席和林副主席分割开来。认为自己是受了很大的委屈。那时常呆在我房中的有相当一批人。我们时而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唱着唱着就流泪了，时而又高声朗颂“���山松”“唱着国际歌前进”等，显得十分悲壮。时而高歌狂舞，狂笑不已，时而以酒消愁，悲观失望……，这些充分地暴露了一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狂热性、动摇性，及革命的不彻底性，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动摇失望的丑态。在这种环境里，我不仅对错误的认识没有丝毫进展，而且又在不知不觉地更下滑了。
+
+　　就在这个时候，我决定离开北京，到外地进行社会考察，当时打算①考察各地文化大革命情况，弄清自己的观点正确与否，②到西双版纳去进行社会发展史的考察。后一愿望的产生主要来源于去年九月份时和肖力同志的一次谈话。那里她告诉我，我国很偏僻的地方毛泽东思想根本无法传进去。她说：“你若有机会能到那些地方去跑跑，一方面能长见识，另一方面中央也很需要那些地方的资料。我之所以选中西双版纳，还因为是那里从氏族社会──社会主义都俱全。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我决定先到上海，再由上海出发。我离开北京，这实际上是进一步对抗中央文革，进一步对抗革命群众，拒绝接受群众的批评与帮助。在济南和 上海找到了一些证实自己观点的东西，思想就更顽固了。
+
+　　正当我在上海时，《红旗》67年第四期社论“正确地对待干部”一文发表了，这实际上是毛主席发现了运动中的问题，讲话了。竟狂妄地认为第四期社论的发表有我们的一份功劳，又听说戚本禹同志要找我，因此，我就回京来了。路上的心情是愉快的，以为自己的观点证实了。三月五日戚本禹同志接见了我，出乎意料之外地指出了我“狂妄自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动摇性；并叫我闭门思过一个月，好好总结总结。我感到很失望，对他讲的那些话，根本听不进去。在闭门思过期间文革小组也数次派人来帮助我，启发我认识错误，江青同志及其他中央首长也常问起我，很多东方红的战友们也多次热情地找我谈心。可是对这一切我都无动于衷。相反，我却把首长们的关怀教育和广大东方红战友们的希望当做显示自己身价的标志，更以为自己有理，认为是文革在找台阶下，更加不可一世。今天回想起来，心情是万分沉痛的。中央文革、伯达同志、江青同志、戚本禹同志和其他首长以及东方红的战友们对我的的确确是做到了仁至义尽，对我是无微不至的关怀，苦口婆心的劝告，尽了最大可能的忍耐，加以等待，想使我认识到错误，回到正确立场上来。可我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辜负了中央首长和广大群众的期望，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反动立场，终于落到今天这样一个十分可悲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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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闭门思过及其以后的一个时期，我的思想向更危险的道路滑下去。
+
+　　1、 在这个期间，我的一个想法渐渐地明确，这就是怀疑文革中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这个想法大致是这样来的：在去年九月份时，北航《红旗》因揪工作队长去炮轰国防科委，后提出了炮轰聂荣臻，到了十一月份韩爱晶要炮轰军委几个副主席的思想也更明显了，并且还要打倒聂荣臻。我以为军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军委几个副主席（聂、陈、叶、徐）当然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了，炮轰和打倒是要犯错误的。但是北航《红旗》不仅未受多大的批评而且还是头号左派组织，得到文革的特殊看待，文革首长也常到他们学校去，而常常有些讲话又是说保密，不要外传。当时我怀疑后台可能是陶铸或康老。根据就是，从九月份开始到那时为止，中央文革每次接见总未看到陶铸和康老。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我对陶铸和康老始终是有怀疑的。在陶铸被揪出后，我对康老的怀疑并没有打消。不仅如此，我怀疑康老、王力和关锋同志可能是一条线。这个思想，我曾在去年十二月下旬时向戚本禹同志透露过（当时未敢说出康老），立即受到了戚本禹同志的严厉的批评，他并警告我，若再继续这样想下去就要犯大错误。可是这个忠告我也未听进去。和蒯大富的一次交谈更使我这种想法坚定了。今年五一节时，听说主席在天安门上对王大宾说：你们地质学院要打倒几个老帅，那怎么行呢！我就更确信几个老帅是主席要保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在这以后，文革不仅未出来保，而且还暗示要轰。我想可能是由于康老等人起的作用。我想起以前曾听说外国有些要夺取政权，采用的是这样的一种方法，即你要这样做，我就顺着你的意思，但比你“左”得多，弄得你走向反面，失去民心，然后我就可以取而代之，夺取政权了。我就怀疑康老等人是在这样做。而江青和伯达等同志还被蒙在鼓里。现仔细想来，这就是我在六月份时和张海涛一次谈话时，一种未说出来的想法，但却是我那次谈话的主导思想。
+
+　　这种怀疑是极端错误的，是反动的。这是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和狂热性的又一集中表现，是我头脑中的“怀疑一切”的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又一集中表现。看来似乎很大胆，实质上是完全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由于我的小资产阶级本性及受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巨大影响，而主观上未很好地结合这些问题学习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抵制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同时又是极端的狂妄自信，听不进首长的忠告与教诲，听不进群众的批评与帮助，这样在这场空前的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必然要犯很大的错误，栽大跟头。终于完全跌到了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
+
+　　2、由于我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决定了我不可能完全理解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初期之所以能跟上主席革命路线，乃是由于个人利益和革命利益相一致。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形势的错综复杂，斗争的困难与艰巨。每当运动进入一个转折点时，我的思想总要发生一次动摇，发生很大一个倒退。特别是当运动触犯到本人和本阶级的利益时，就会起来对主席这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满。在那一阶段我散布了不少污蔑、攻击中央文革的流言蜚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
+　　随着全国夺权斗争的深入开展，阶级斗争的日益白热化，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他们操纵挑动一部分受蒙蔽的群众，挑起武斗，企图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在这股武斗的妖风面前，我又被弄得惊慌失措。我错误地认为文化大革命弄到这一地步将无法收场了。即使勉强收了场，后遗症也将是惊人的。其一是我国的经济势必受到很大的影响，其二也是最主要的是人，全国两大派的对立将可能继续很长时间，人们积极性的调动恐怕很困难了；其三，大批的老干部被淘汰，这些年青人是否能接好班，把好权？这批人中难道就没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我想若是让聂元梓、蒯大富当权，中国很可能要出修正主义。
+
+　　以上这些看法当然是完全错误的，这暴露了我已经对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地动摇，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发生了根本的怀疑，甚至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人民心中的无比的崇高威望也发生了动摇，极端错误地认为：文化大革命中主席的威望不是抬高了，而是降低了。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发生了动摇，对中国的前途也担扰起来，极端错误地认为：中国现在可能不是离共产主义近了，而可能是越来越远了。在这样思想的支配下，我开始对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对中国的前途发生了怀疑。因此，就整天吃喝玩乐、抽烟喝酒、游山玩水、看节目会朋友，沉溺于小资产阶级的喜怒哀乐之中，而不能自拨。有时想：还不如去越南参加解放军，抗美援越战死沙场，或去老挝打游击，支援民族解放斗争中的老挝人民；有时又想回家种田也好，生活安闲，自由自在，还能为农业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若中国将来真出了修正主义还可以上山打游击等等。就这样，我在这种悲观失望中，时而是无穷地忧虑唉声叹气想回家种田，时而又想入非非，幻想着成为一个抗美援越的英雄。有时看到东方红的现状，在一些战友们的鼓励下，我也想振作起来，再干一场，为东方红争口气，但一想到文化大革命的前途我也就很快地泄气了。
+
+　　在北京没事可干，实在闷得慌，因此就决定到外地去玩玩。商量的结果决定去广州、桂林。由于车票不够，蒋良朴等四人就先离京了，我们四人就分头筹车票。过了几天，突然听说学校要开始整风，并且戚本禹同志有一个电话批示，同意对我进行批判，这时我感到在北京呆不住了，就慌慌忙忙地走了。我还想，要是这次整风把我打成反革命，我就不回来了，就到越南去参加解放军。抗美援越死在战场上算了。比当反革命不知要强多少倍呢！这是我再一次顽固地拒绝中央文革和广大东方红革命群众的批判与帮助，再一次坚持自己反动的立场，再一次失去了革命的机会，再一次地与中央文革和广大革命群众相对抗，再一次地与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使我的错误就更加严重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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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京后，我不仅没有丝毫悔改之意，批判会上态度极不老实，报着侥幸过关的心理，策划成立了《新东方红》，企图通过揪出刘少奇使自己过关，在东方���内部制造分裂，再一次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在这个企图失败后，又要以极端错误的绝食以示“抗议”，可见我的反动思想、立场顽固到何等的地步！今天回想起来是不胜的沉痛，我愿向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请罪、向中央文革请罪、向广大的《东方红》革命群众请罪！并决心痛改前非，回到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回到中央文革的立场上来，回到广大《东方红》革命群众的立场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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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错误所造成的影响：
+
+　　由于我的错误，对革命事业对《东方红》都带来的极为恶劣的影响。首先我几乎毁了我自己，几乎使自己成为一个历史的罪人，成为一个“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同时也影响了《东方红》中一批很好的干部，他们被我带着走上了一条歧路；由于我的反动思想的影响，使《东方红》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曾流行一时，干扰了运动的大方向；由于我的错误，在今年1-2月份时，使战斗在外地的我《东方红》战士处于一种最困难的境地，使外地的一些造 反派组织亦遭到一次攻击，由于我的错误，使《东方红》内部斗争日益激化，严重地影响了《东方红》的战斗力。虽然中央文革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不至于因为我的错误而受到影响，但我确确实实是在给中央文革的脸上抹黑。
+
+## 我的态度：
+
+　　我沿着一条错误的道路。一直走了很远很远，若不是中央文革小组和广大《东方红》革命群众的耐心帮助，至今我可能还不会回来，原先我总以为那些要揪我的人是要打击报复，是为了出气，今天我才体会到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为了挽救我。通过前一阶段大家对我的批判、帮助，我开始有所醒悟，对我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开始有所认识，现在我还在继续写检查与交待。我决心在大家的帮助下，努力学习主席著作，深入批判自己的反动思想，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彻底交待自己的反动言行。力争回到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并希望能在下一阶段的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作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
+　　 朱成昭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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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51 @@
+# 我的交代
+
+　　<宋日昌>
+
+## 〖宋日昌，时任上海市副市长。〗
+
+## 一、我被捕，自首，供出×个人来，自首时又牵涉讲出××人来。
+
+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之后，大约在十月间，山西国民党省党部在太原进山中学宋震寰的信箱里，查出一封密写的信，是共产党的文件，国民党省党部便派便衣在一天中午十二时以后，当我刚从太原第一师范学校下课回来，一进太原新道街十三号的南房，便被便衣将我逮捕，押送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由军法审问法庭问过三四次，军法会审法庭由韩甲三、武××、刘冠儒等五人成立。主审的是韩甲三和武××。
+
+　　敌人问：你是不是宋震寰，我说是宋震寰。敌人问过年龄职业等以后，问道，你除教书以外，还作别的事吧?我说我只是教书，不作别的事情。敌人就说，这里有一封信，要你看看。敌人说着就把一个空信封放在桌子上，要我走近前去看。我上前几步看了一下，信封上面写着宋震寰收，不是写的宋震寰转交。敌人就说这封信是你的，信内装的是密写的通告，是共产党的文件。你一定是共产党。我赶紧说我不是共产党。敌人便问：是不是还有一个宋震寰?我说：我只知道我叫宋震寰，我不知道是不是还另有一个宋震寰，敌人说：反正这是共产党的信，你不说老实话，我们就拿你当共产党来办。敌人并未打我，也并未怎样威胁我，可是由于我是叛徒，软骨头，个人保命思想严重，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顾党和革命的利益，一想到我如果吃官司，我个人要坐牢，我的家庭生活无法维持。这时我只想到个人的利益家庭的利益，就不惜叛党投敌，出卖革命同志，出卖党的利益，出卖自己的灵魂，就开始出卖鲁文元。(并未讲出他的真名字娄先凝)从此我就成为叛徒。
+
+　　这时我向敌人说：这封信不是我的，叫鲁文元的在我这里转信的。敌人就问鲁文元是什么人?我说鲁文元我们原来在北京未名社就认识，最近他到太原担任小学教师。初来往的地方尚未找定，所以暂时我这里转信，敌人说：转信?还转这样的信！敌人追问鲁文元是不是共产党员，我又供出小鲁是共产党员，作共产党的工作，至于他作什么工作，我不知道。
+
+　　敌人问我，你不是共产党员，为什么给共产党转信?敌人问道：你怎么知道鲁文元是共产党员?我被敌人问得无法回答，为了开脱我自己，我又供出王××来。
+
+　　我说，我给鲁文元转信是王××介绍的。敌人问王××是什么人?我说王××原来在太原工作，是共产党的特委书记，他从我这里转汇款不寄信件。后来王××调走了，他介绍鲁文元在这里转信。敌人问王××调到哪里去了，我说调到山东青岛去了。敌人问：现在在哪里，我说听说他到上海开会，在上海被捕牺牲了。敌人听说他已死了，就未再追问下去。
+
+　　当我说出王××之后，敌人更加追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你和王××是什么关系?怎么认识的?我这时没有办法，只好在敌人面前承认我是共产党员，我向敌人自首了。敌人问我在哪里参加共产党的，我说在一九二七年春在武汉参加。敌人问介绍人是谁?我讲出张××、祖××。敌人问他们在什么地方，我说现在不知道。敌人问我在武汉作什么工作。我说先编《湖北农民》，是湖北省农民协会出的刊物。以后作交际工作，代表湖北省农民协会参加各种会议。国共分裂以后，我在鄂东工作，以后在九江我参加叶挺部队作干事。七月底到南昌，参加八一暴动。此后随军南下，到广东揭阳被打败，又被截击，军队很乱，我在马宫离开部队，从汕尾去香港，经过上海又回到南京。
+
+　　在南京找到康××，是党员，同乡又同学，由他介绍认识南京市委书记。以后接上党的关系，我作农民工作。一九二八年春我自动离开共产党，在南京结婚。夏天回颍上。以后随三叔去北京。在未名社认识王××。王××是共产党员，在北京市委工作，经过审查接上我党的关系。编在民国大学支部。后来帮助姓郑的民国大学的学生作人力车工人的工作，我和姓郑的介绍人力车工人贾××参加共产党，以后共产党派姓向的专门作人力车工人的工作，北京人力车工人打电车，贾××被捕牺牲，我从天津回来，搬到东城大学夹道去住。
+
+　　一九二九年冬我到河北省邢台县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教书，一九三○年上半年我在南宫县立中学县立师范教书，一九三○年秋我同王××一同从北京来太原。王××作党的工作，我在进山中学教书，只在进山中学的信箱里给王××转汇款，未作其他工作。
+
+　　我除了供出鲁文元、王××之外，又供出丁××、刘××、杜××等人来。
+
+　　敌人问道信是怎么转法的?我说信到进山中学的信箱，有时鲁文元到信箱去取信，有时到我家里来拿信。有时是他一个人来，有时是他们夫妇二人来取的。敌人便问鲁文元的老婆是谁?我说小鲁的老婆是家庭妇女，敌人问家庭妇女不识字，怎么能取信?这时我说鲁文元的老婆叫杜××，也是个学生，是共产党员，也在工作。
+
+　　敌人问鲁文元的住处，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我从来没有去他住的地方，也没有问过他住在什么地方。敌人说你是不是知道他住的方向，我说是上肖墙的方向。这样就把小鲁的住地方向向敌人讲了。
+
+　　敌人又问，你还认得什么共产党员?我说我认得丁××，敌人问怎么认识的?我说王××和丁××一同到我家去的。敌人说你以后有往来吗?我说丁××曾去过我家二三次。敌人问丁××作什么工作，我说丁是特委的秘书。敌人问丁的住处，我说有一天我看到丁××在××街一家门口，他总是住在那里。
+
+　　敌人又问：你还认得什么共产党员，我说我还认识刘××。敌人问你怎么认识的，我说刘××到我家去找我的。敌人问找你干什么?我说他要我工作，我说我不再工作了。敌人问刘××干什么，我说是特委书记。
+
+　　我供出小鲁之后，便衣就到小鲁家去逮捕小鲁，小鲁发觉跑掉了。杜××在家。当敌人便衣走了之后，小杜雇了人力车跑到特委秘书处，以致老丁、小杜以其他的人都被捕了。特委机关从此被破坏。丁××陈××又先后叛变，特委书记刘××也被捕。这次由于我的叛变，致使持委秘书处被破坏，特委被破坏，数十人被捕，有些先烈牺牲了生命。我的叛变，造成党这样大的损失，我的罪责是很大的。
+
+## 二、从进反省院到出反省院
+
+　　1、进山西反省院
+
+　　我从省党部转押在拘留所。在拘留所押有一个多月，到十二月将我送进山西反省院。进反省院之后，办理入院手续。填一张表格，叫做入院申请书。填写的内容，分为：姓名、年龄、籍贯、职业、案由从那里来等等。
+
+　　2、在反省院里的表现
+
+　　我开始进反省院时，政治上表现消极，埋头读古书，学文字学《说文解字》，不大管其他的事情，这时是消极的表现，也是反动的表现，如崇古、复古。
+
+　　考虑到出院的问题的时候，我的表现很反动。以为如不积极活动，有所表现，怕一期(六个月)出不了反省院。当时武××已随山西省党部离开太原。我以为如果武××回来，我更无出反省院的希望。因此思想上极想有所表现，以便能够出院。
+
+　　(1)写反动的文章
+
+　　我用震寰的名字，写了一篇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各国之准备的文章。除整篇文章都是反动的以外，特别是当时对伟大的苏联进攻，污蔑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都骂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我随着他们在辱骂苏联。这看出我是跟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攻击苏联的叛徒的面目。这是反苏反共的行为。
+
+　　又用“日昌”的名字，写过反动的文章。
+
+　　(2)帮助别人，同别人合写合译文章。
+
+　　我同第一师范的学生，当时在反省院的王××共同写过一篇文章。王××因为想出院，怕要写文章，他认为不写文章，恐怕出不了院，他向我说：他不大会写文章，要我帮助他，他在平时，在生活上、劳动上处处都帮助我。这时候我感到不好不帮助他一下，因此等他写好，我答应给他看看。他写好初稿、我给他看过，修改过。发表时用王××宋震寰的名字。
+
+　　（和一个四川人合译一篇文章：）
+
+　　我用震寰的名字，和一个四川人合译了一篇文章，登在自新月刊上。我不会翻译，中文是我看过改过的。
+
+　　自己在自新月刊上写反动的文章，已属罪大恶极，又帮助别人和别人一同翻译反动的文章，这真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
+　　(3)写自首书
+
+　　我当时认为，虽然我已在法庭上自首，口头上讲过了，但是不写自首书，怕是不能出院的。因为极想出院，所以极力向院方表示反省有效，我又写了自首书。
+
+　　自首书的内容分为五点：
+
+　　1、武汉参加共产党。
+
+　　在湖北省农民协会工作，编《湖南农民》，后来代表机关参加各种会议。
+
+　　2、参加叶挺部队
+
+　　参加南昌八一暴动，失败后经香港、上海回南京。
+
+　　3、到南京找到党
+
+　　作农民工作。
+
+　　4、北京接上关系。
+
+　　作人力车工人的工作。
+
+　　5、在太原。
+
+　　给王××转汇款，后���给鲁文元转信。
+
+　　说明因为年幼无知，被共产党欺骗，误入歧途，现在经过反省，已经认识错误，愿意改正，今后拥护三民主义，愿为党国效劳，不再参加任何反动的组织。
+
+　　(3)出反省院的表现：
+
+　　1，在出院时举行出院仪式的会上，我代表出院人致答词。
+
+　　在一九三二年五月，我和其他四个人，一共五人一同出院，在出院仪式的会上，院长邵修文先讲话，大意是说：你们在反省院，反省期满，经过考察，你们可以出院了。希望你们出院之后，服从三民主义的领导，好好为党国效劳。
+
+　　我代表出院人讲话：大意是我们在院长和院方的教育训导下，今天期满，就要出院了，我们感谢院长和院方对我们的教育。我们出院之后，一定服从三民主义的领导，为党国效劳。
+
+　　2，在出院仪式上举行集体宣誓。
+
+　　讲完话之后，在举行集体宣誓，在国民党党旗和蒋介石的象前，举行集体宣誓，誓词大意是：在三民主义领导下……今后不再参加任何反动组织。
+
+　　3，发给“自新证书”一份。
+
+## 三、和反革命阎锡山的关系
+
+　　我投靠了反革命阎锡山，在阎锡山那里作了些反革命的工作，我就是大反革命。
+
+　　1，我写一封信给阎锡山
+
+　　我记得我出反省院以后，约在一九三三年下半年，我曾写一封信给阎锡山，内容大意是：①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从侵占东北，向冀东华北发展，因此从大势所趋来看，日本帝国主义还要进一步向华北山西等地进攻。山西在今后的政治地位，如欲保持并有所发展，则必须提出抗日的主张，作抗日的准备，否则将来山西很难保持其应有的地位。②建议山西今后能吸收外省的各方面人，来山西参加各方面的工作。这个信的目的，一方面为阎锡山出谋划策，为阎锡山的统治着想，一方面想在山西作事，所以建议能用外省人。
+
+　　2．到河边村参加按劳分配的讨论。
+
+　　阎锡山主张实行“按劳分配”，他准备出一本书，讲按劳分配的问题。书未出版以前，阎锡山邀请了一些人，讨论他的稿子。时间只一天，第二天就回太原。
+
+　　3．在太原绥靖公署担任秘书。
+
+## 一九三六年底我从日本回国，从北京又到太原。当时阎锡山主张抗日，主张抗敌救亡统一战线，守土抗战等，要我在山西工作，我就留在太原，参加牺牲救国同盟会。名义上在太原绥靖公署是一个秘书，月薪一百元，实际工作在牺牲救国同盟会，每天去牺盟会办公，不到绥靖公署办公。绥靖公署是反动的机关，是镇压革命人民的，我作绥靖公署的秘书，虽然不去办公，但是总是绥靖公署的秘书，是反人民的、反动的。领的薪水，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
+
+　　4、在太原牺盟会工作
+
+　　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我在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有时到下面各单位去上课讲话，根据当时报纸上的形势和材料讲抗日的问题，作了以下的反革命的事情：
+
+　　(1)训练牺盟会持派员，派到各县担任牺盟会特派员，成立县的牺盟会的组织。
+
+　　(2)训练国民兵军官。
+
+　　阎锡山的国民兵军官，好象是民兵的样子，不过他的国民兵是掌握在豪绅地主手里的武装。国民兵军官就是担负训练和领导国民兵的军官。成立了好多个团，以团为单位，进行训练。有军事，有政治，上政治课的。
+
+　　(3)训练村长。
+
+　　把全省的村长，分批调来，编成团，进行军事政治训练。
+
+　　当时我在牺盟会总会的组织训练委员会工作，组训会的负责人是李力果，另外有雷任民和我。
+
+　　牺盟会据说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和薄一波同阎锡山签定协议进行组织的。这是反动的组织，我在这里工作是训练阎锡山的基层干部，这些工作是反革命的、反人民的。
+
+　　5、在晋绥军军队里工作。
+
+　　(1)在骑兵第一军赵承绶部工作：作了如下的坏事：
+
+　　①出版油印报“抗日铁骑”。
+
+　　②办民族革命大学第四分校，我担任付校长。
+
+　　③办军事政治的基层干部训练班。
+
+　　④扩大了一些部队。除骑兵两个师以外，成立了一个步兵旅，扩大了一些部队。
+
+　　(2)在军事教导纵队工作。
+
+　　军事教导纵队是阎锡山训练军事和政治干部的纵队，当时有三个团的架子，学生尚未招来，我给干部讲过阎锡山编的《共产主义的错误》一书，主要是准备招生，所以工作不多。到××叛变事件发生以后，我就离开军事教导纵队，也就离开了山西。
+
+　　6、在新农村，中报上写文章。
+
+　　我在新农村上写了一篇呼延村游记，是散文，只讲游呼延村的情景的。另外写了一篇关于土地问题的文章。
+
+　　在新农村上写文章，一方面支持黄丽泉办新农村，一方面可以拿到稿费。
+
+　　给中报写文章是黄丽泉介绍的，中报是李冠洋派办的报纸，每月送我五六十元。我给他们写文章。至于写了多少篇，那些篇是反动的，现在无法说清。这些文章都可以说是反动的。
+
+　　7、和阎锡山方面哪些政客有往来。
+
+　　(1)和梁化之有些往来。(按：梁化之是阎锡山的大特务。)
+
+　　我一九三七年初到太原时，经梁化之介绍见过一次阎锡山。在牺盟会有时可以见到他。在第二战区政治部时，有时可以见到他。
+
+　　(2)黄丽泉(按：黄丽泉是阎锡山手下的红人。)
+
+　　原来黄担任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因为他不民主，很独裁，同时因为他和阎锡山有关系，遭到进步学生的反对。他从第一师范被赶走，以后他又办呼延村乡村师范，办新农村刊物。他是东南大学毕业的，我和他先后同学。我从反省院一出来，他就叫我去一师上课。
+
+　　(3)薄右丞
+
+　　原来我们在进山中学教师时是同事，他到绥靖公署作秘书，以后又作教育厅长，我就和他见面的机会少了。他在太原解放之后，被我们处死刑。
+
+　　(4)邰林逸
+
+　　是同乡，曾作过阎锡山的参谋长。
+
+　　(5)在牺盟会就认识薄一波、宋劭文、戎子和、刘岱峰、李力果、雷任民、牛荫冠、冯基平等。
+
+　　(6)李冠祥，我在黄丽泉家里见过一面。
+
+## (7)孙慧西，和孙慧西有些来往。
+
+　　(8)和孙慧西政治上的关系。
+
+　　我和孙慧西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关系。认识孙慧西是在反省院里。他出反省院后，因为追求游云的妹妹游凌云(早已逝世)有时去我家。后来阎锡山派他去日本学习考察，他去东京。我于一九三五年秋，因为红军将到陕北，太原的形势比较紧张，我不能在太原住下去了，于是辞去教员，我自费去日本学习。想学会日文，从日文能看些书。在东京时，有时和孙慧西有往来。孙慧西常上我那里去，所以显得来往密切。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发生后，我认为蒋介石已被扣押，我可以回蜀作些事情，所以回到北京。我到北京正是蒋介石放出来回南京的时候。我在北京住了几天，知道阎锡山主张抗敌救亡统一战线，主张守土抗战，各方面的人都有到太原去的。于是我又去太原。经过梁化之见到阎锡山，阎锡山要我在绥靖公署有个秘书的名义，实际办公到牺牲救国同盟会去。这些和孙慧西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在牺盟会组织训练委员会工作，在骑兵军工作，军事教导纵队工作都和孙慧西一点关系也没有。
+
+　　9、秋林会议
+
+　　在一九三九年三月阎锡山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秋林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军队的军官，如王靖国、赵承绶、傅作义、孙楚等，新军即决死队如薄一波、宋劭文、戎子和、雷任民等，我和军事教导纵队纵队长于镇河一起去参加的。我记得清楚的是阎锡山在会上严厉批评过去地方上有些人将粮食物资供应八路军，动员新兵参加八路军，他说以后严厉禁止，如再有以人力物力供应八路军的，严加惩办。讲话的时候很生气。这次会议新军和旧军争论很激烈。旧军以王靖国为代表。新军以薄一波为代表。我刚从骑兵第一军调回政治部，阎锡山对我不信任。据刘岱峰告诉我阎锡山对我是三分相信，七分不信。我初到军事教导纵队。这个部队是训练军政干部的，既不能说是新军，也不完全是旧军。在这场争论中，我没有参加，大会没有发言。
+
+　　（这次会议之后，我离开山西不久，新旧军就打起来了。阎锡山对共产党的态度也不好，我到延安后我党中央派王若飞去山西谈判，以后阎锡山的态度转变得稍为好些。）
+
+　　10、参加民族革命同志会和民族革命青年团。
+
+　　(1)民族革命同志会的性质和任务：
+
+　　民族革命同志会据有人说是外围组织，民族革命青年团是核心组织，都是反动的阎锡山的组织。
+
+　　(2)任务：以民族革命为号召，团结并组织拥护阎锡山的人，忠实于阎锡山的人，为巩固和发展阎锡山的力量，保持阎锡山的反动统治，作为它的任务。
+
+　　(3)我在一九三八年五、六月间，从骑兵军回吉县汇报工作，在吉县由梁化之、刘××介绍我参加民族革命同志会、民族革命青年团。
+
+　　(4)当时梁化之说：民族革命同志会是搞民族革命的组织，民族革命青年团是核心组织。青年团的工作，一定要作好。你在旧军队里工作，要作改造旧军的工作，使旧军队能够成为一支有战斗力��能作战的部队。这是很艰巨的任务，要努力完成。
+
+　　（(5)我在骑兵军和军事教导纵队担任主任特派员的职务，负责民族革命同志会和民族革命青年团的工作。）
+
+　　我介绍任××、肖××、甄×、杨××参加了民族革命同志会和民族革命青年团。
+
+　　(6)参加的标准。
+
+　　在军政干部中，拥护阎锡山，忠实于阎锡山的人可以参加民族革命同志会。更坚决、更积极拥护阎锡山的人，可以参加民族革命青年团。
+
+　　我当时认为忠实可靠的人，我发展他们为民族革命同志会，民族革命青年团的成员。
+
+　　我参加民族革命同志会和民族革命青年团，事先未请示我党，事后也未报告，这是我私自参加的。这些阎锡山的反动组织我未请示党参加进去，这是极为严重的违反组织纪律的问题，是政治上极大的错误。在这些反动组织中作了反革命的事情，罪责完全由我担负。
+
+## 四、交代几个问题
+
+　　1、关于三次脱党问题(略)
+
+　　2、一九三七年重新入党的问题(略)
+
+　　3、中间怎么脱离关系，怎么解决的?(略)
+
+## 补充交代
+
+　　一，我到韩甲三家里去过一次。(按：韩甲山系伪山西省军法处处长，清共委员会委员，审讯过宋日昌)
+
+　　我从反省院出来之后，大约有一个多星期以后，我曾以叛徒的观点，去韩甲三家里，看过韩甲三一次，只是去看看他，别的没有什么目的。告诉他我已经从反省院出来，仍在第一师范教书。韩甲三没有说什么，没有指示，只是普通应酬。他没有找我去他家，以后我教我的书，没有再去过他的家里。
+
+　　赵戴文家我去过一次(按：赵戴文系阎匪老师，曾任伪山西省主席)，是同他的儿子赵宗复一起去的。为了谢谢他保我出反省院。时间很短，只是去谢谢他。
+
+　　别人的家，我没有去过。
+
+　　二、唐山什么时候去的，回来干了什么坏事。
+
+　　我记得去唐山是一九二九年的春天，党派我和王冶秋一起去作工的。结果我未去成。我已上了火车，就在将要开车之前，我被我三叔从火车上拉回来。回家之后，没有作什么坏事情。
+
+　　新补充的关于情报问题(略)
+
+　　 宋日昌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
+
+　　· 来源：
+
+　　《大会专刊》(增刊)，1967年9月14日。

CCRD/0/8/3/000008.txt

@@ -0,0 +1,63 @@
+# 李先念在国务院财贸口大会上的检查
+
+　　<李先念>
+
+　　（〖地点：人民大会堂〗）
+
+## 我的检讨
+
+## 李先念
+
+　　同志们！战友们！
+
+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今天我得到机会来向大家作检查。
+
+　　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他们顽固地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疯狂地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猖狂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更加变本加厉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破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由于我的觉悟水平低，政治嗅觉不灵，没有识破他们的罪恶阴谋，没有认识到这是一条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的错误路线。去年六、七月间，在财贸口的各机关、各学校普遍地执行了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表现在：
+
+　　（一）一开始就没有把握住运动的重点。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要集中力量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初期，我们却推行一个“三个横扫一齐扫”“上下左右一齐扫”“党内党外一齐扫”的错误口号。没有把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重点明显地突出来。没有放手发动群众，把斗争矛头集中地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强调引火烧身，放手地发动群众批评领导的缺点和错误。结果错整了一些一般群众和一般干部。这是执行了刘、邓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种表现。
+
+　　（二）派出了工作组。这些工作组在我们领导下，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了革命群众，打击了革命左派。当革命群众起来要求赶工作组的时候，我曾经说过“不能赶工作组”、“工作组要顶住，要稳住阵脚”。我虽然也说过要防止群众斗群众，不能对那些要求赶工作组的人进行“反击”，但又说可以在群众中辩论。在当时那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这种辩论实际上形成了对革命群众的围攻，形成了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有的把革命群众打成了“反革命”，“真右派、假左派”等等。
+
+　　（三）运动初期，曾经划过条条、框框，强调内外有别，设想过运动分若干个阶段，等等。例如，大字报不许上街，政治历史等几种问题的不许贴大字报。例如，曾向司局长强调过，知道的问题应当揭发，但要独立思考，等等。这些条条、框框，束缚了群众的手脚，压制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
+　　（四）片面地强调保护干部。错误地给一些部门的领导干部说过好话，错误地保过一些领导干部。阶级斗争观念不强。没有看到有些领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缺点错误，有的已经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了。没有用阶级观点来分析问题，没有一分为二地看待干部。只怕伤害了干部，不怕修正主义根子挖不净。这实际上是起了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作用。
+
+　　（五）反过来，在运动初期，我对于某些过去犯过一些错误、平时印象不好的领导干部，也有把他们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的地方，有的还公开点了他们的名，过分地加以指责。这种做法也是不对的。
+
+　　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纠正了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在会议上亲自听到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教导和指示，受到了很大教育，开始认识到自己犯了错误。但是认识还是很不够的，没有认真地思考我执行这条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没有触及自己的灵魂，没有彻底同刘、邓路线划清界限，没有紧紧地跟上主席、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因此对文化大革命理解得很差，又继续犯了错误。主要表现在：当工作组撤出以后，我对于自己的错误，没有勇敢地挺身而出，认真地深刻地作检查。当时存在着保守和革命的两派，我的态度不明朗，旗帜不鲜明，没有坚决地支持左派革命群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只是空洞地强调团结，左右平衡，摇摆不定。这是一种“和稀泥”的做法，是在搞折衷主义。事物是一分为二的。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不偏革命派，就偏保守派，不偏无产阶级一边，就偏资产阶级一边。表面看来，似乎既不支持这一派，也不反对那一派，但思想感情上还是对革命左派比较疏远，对保守派比较接近。所谓折衷，不偏不倚，公公正正，是不可能。这实际上还是在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说明，那些有保守思想的同志，主要是受了我的错误影响。主要责任，在我而不在他们。由于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没有狠触自己的灵魂，在一定条件下资产阶级思想又容易抬起头来，实际上是立场仍然没有转过来，屁股仍然没有坐正。
+
+　　我们应当坚定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至于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应当按照毛主席教导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求大同，存小异，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实现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共同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批判，共同完成本单位的斗、批、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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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月十七日和十八日的会上，我对商学院、商业部、财金学院、财政部的革命造反派，又说了错话。对财政部革命群众组织的个别负责人，也说过一些不应当说的话。他们在夺权斗争中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财贸各部门的夺权，方向也是正确的），只是因为他们有一些缺点错误，就指责他们，说他们的方向错了。这些话对他们发生了很大的压力，挫伤了他们的革命热情。我很快发现错了，向他们承认了错误，现在再次在这里作检讨。讲出这种错话，仍然是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对革命小将的先锋作用认识不足，一句话，仍然是立场没有站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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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于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认识迟，觉悟慢，纠正不力。影响到财贸口各部的领导干部们迟迟不觉悟，没有及时地向革命群众作出深刻检讨，使得领导长期陷于被动，给运动和工作都带来了不少的困难。这一点我应当负主要责任。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主席一再耳提面命，谆谆教导，自己没有深刻地领会。自己脱离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犯了错误，有负主席和中央的教导与委托，不能不感到痛心，感到惭愧。在这里，我再次向在运动中所有受压制、受打击、受伤害的革命同志宣布平反，赔礼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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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以犯这样的错误，从思想上检查，首先是由于我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复杂性认识不足，阶级斗争观念不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走到斜路上去。”林彪同志前些时候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着重讲了这个问题。建国以来，我犯过的一些错误，都是由于对阶级斗争认识不够。这次犯错误，又是发生在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间的大搏斗、大较量。由于我对这个问题很不理解，就不自觉地走上了斜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们党内，长期以来，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刘、邓的一系列罪恶活动，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篡党、篡国、篡政，夺无产阶级的权，专无产阶级的政。我没有识破他们的罪恶阴谋，没有理解到这次路线斗争是要自下而上地彻底批判和清算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它在各个领域内的流毒。没有理解到这次路线斗争要发展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行夺权。没有理解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集中的一点，就是要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要夺他们在各个领域的代理人的权，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斗争以后，我还曾一度以为这是党内问题，是否要放在党内或一定的范围内来解决，没有及时发动广大群众，彻底地揭发批判。没有认识到这是一场伟大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只有发动广大革命群众，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并且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斗批改，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彻底批倒、批透、批臭，才能把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他们原形毕露，以便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铲除他们的影响，彻底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才能使我们更自觉地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沿着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进行到底。
+
+　　当文化大革命开始席卷全国的时候，我曾经顾虑到生产是否会受到影响，思想还停留在工厂、农村要分期分批开展运动的老想法上。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教导下，在革命群众的帮助和推动下，经过斗争实践，自己的认识才一步一步地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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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次所以犯错误，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在于对待群众的态度上。说错话，办错事，是表面现象；对待群众采取什么立场、什么态度，才是问题的本质。对待群众的态度，对待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态度，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分界线，是辨别斗争大方向是否正确的主要标志，是检验我们阶级立场的试金石。我没有站稳无产阶级革命立场，没有坚定不移地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边，和他们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全心全意地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我长期以来高高在上，作官当老爷。口头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实际上是只相信自己，依靠自己，惯于向群众发号施令。没有象主席教导的那样，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以极大的热情去支持和帮助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运动初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革命左派群众有错误的看法。我曾经不必要地担心他们是否会被坏人所利用，我曾经认为左派队伍中少数人可能是“勇敢分子”，感到他们的某些具体做法偏激，说过他们一些不适当的话。今年二月间，象前面所说的，我又对革命小将妄加指责，这是非常错误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不应当将那些非本质、非主流方面的问题，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林彪同志说：“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革命小将是毛泽东思想哺育起来的新生力量，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是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英勇战士，他们敢想、敢干、敢闯、敢革命、敢造反，他们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始终体现了革命的大方向。当然，在这样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运动中，他们也会产生一些缺点和错误，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足为奇的。但是，首先应当完全肯定革命小将们的本质和主流是好的。对他们的缺点错误，应当从爱护、关心同志出发，应当满腔热情地、善意地帮助他们，支持他们，给他们撑腰，而不是对他们随意指责，妄加批评。同时也应当相信，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革命小将，一定能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我所以在对待革命左派问题上犯错误，归根结底，就是立场没有站对。这次革命左派的同志起来造反，把我们这些人的资产阶级“尊严”打下来，打得好。不然，我们就要舒舒服服地“和平演变”了，同志们对我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批评，有些话乍听起来觉得不入耳，但反复想想，正是触动灵魂深处的话，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向对我提出批评的革命同志，表示欢迎和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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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次所以犯错误，还由于我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着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在新生事物面前，总想拿过去领导运动的老经验去指挥群众，总想按常规走路，按老章法办事。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怕打乱了现状，怕“搞过了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理解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实行大民主的伟大意义；没有理解到这次运动是对领导干部的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没有理解到对于领导干部，不作阶级分析，一概否定，一概打倒，或者一概相信，一概肯定，都是错误的。这说明，自己的认识大大落后于毛主席思想，大大落后于革命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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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仅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过去在整个财贸工作中，也长期受到刘、邓以及陈云的错误路线的毒害和影响。他们极力推行资产阶级的一套，严重地干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他们抵制和反对毛主席的政治挂帅，实行经济主义、实用主义。特别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十七年来，他或明或暗地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竭力反对毛泽东思想，拼命鼓吹“四大自由”，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三面红旗，鼓吹“单干风”，等等，妄图实现中国历史的大倒退。因为我的灵魂深处有资产阶级的东西，因此在不少方面接受了他们的影响，执行了他们的东西，不自觉地作了他们的市场。比如，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反映过一些消极的情绪。比如，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有过错误。比如，一九六二年曾把困难估计得过份，对大发展的成绩肯定不够。比如，一九六四年以前的很长时期突出政治不够，对人的思想革命化的伟大作用认识��足，没有狠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一九六四年以后虽然有点加强，但还抓得不够有力，等等。归根到底，在很长时期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狠抓财贸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刘少奇的“黑修养”，是他篡党篡政的总纲领，是他炮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理论基础，是一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这本书对我也是有影响的。林彪同志教导我们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批判的旗帜，彻底清算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它的流毒，铲除它的影响；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保证财贸工作永远沿着毛主席的正确道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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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以发生以上的错误，归根到底，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无产阶级政治突出不够。“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只有掌握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才能在工作中不迷失方向，才能沿着正确的光明大道前进。虽然我主观上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信仰、无限热爱，但是由于对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用得不好，对主席指示的精神，吃得不透，没有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没有把“老三篇”当作座右铭，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就不能做到很好地按毛主席的思想办事，也就往往要犯错误。自己过去是靠吃老本过日子的，现在不行了，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彻底地改造世界观，重新向群众学习，才能在今后的斗争中作出一些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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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同志们对我提出批评，触动了我的灵魂，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我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毛主席说：“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希望同志们对我的缺点错误继续揭发批判，希望同志们继续帮助我。今后，我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林彪同志为榜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同时还要向恩来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学习，他们对毛主席著作都学得很好，用得很活。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紧跟群众，自觉地改造自己。要象林副主席所指示的那样：“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要彻底革自己的命，坚决造自己的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决心真正甘心情愿地当群众的小学生，不是口头上说甘当小学生。我决心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紧紧地同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站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捍卫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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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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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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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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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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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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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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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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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主办《财贸红旗》 1967年8月30日第9期第2、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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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军分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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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小将们!革命的同志们!
+
+　　目前，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加深入，阶级阵线更加分明。二七公社和八．二四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经过英勇搏斗，冲破重重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保守势力如日暮西山，土崩瓦解，受蒙蔽的群众纷纷觉醒，反戈对敌。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丑恶面目更加暴露。不少革命领导干部已经或正在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广大群众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觉悟日益提高。正在出现一个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新的大批判高潮。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
+　　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进入联合夺权的关键时刻，我开封军分区广大指战员，热烈响应最高统帅毛主席“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积极投入了“三支”、“两军”工作。但是，由于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实地执行了河南军区党委和开封驻军领导小组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一介入文化大革命就站错了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打击了二七公社和八．二四革命造反派，造成了部队同群众、群众同群众的长期对立，给开封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
+　　首先，我们对地委领导成员的情况未作全面的了解和阶级分析，没有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颠倒了敌我关系，错误地把革命领导干部张申同志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多次进行了批判和斗争。把和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一起战斗过的张钦礼同志(兰考县委副书记)当作反革命分子抓入监狱，关押了长达五个月之久。对原来支持八．二四革命造反派的领导干部，统统予以排斥和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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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错误地把八．二四革命造反派当做被幕前幕后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操纵的“御用工具”，所以一开始就支持保守派，打击造反派。对八．二四革命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个别缺点，不是满腔热情地给以帮助，而是抓住一点，肆意扩大，无限上纲，甚至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特别是操纵和支持公、检、法系统的保守派，采用分化瓦解、挤垮、镇压等种种恶劣手段，对待革命小将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开封驻军领导小组错误路线的指导下，我们还在全区范围内布置了所谓肃清“八．二四”的流毒，以致在社会上引起了让革命群众挂黑牌、游街、请罪，以至某些单位对革命造反派队员解雇、开除，扣发工费、工分，不发给救济粮款等严重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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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和镇压了群众运动。元、二月份，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进行的时候，我们动用专政工具，支持保守势力，大举镇压革命造反派，逮捕和拘留了许多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特别严重的是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元月二十八日率部队奔赴兰考县，采取各种野蛮手段捕逮革命领导干部，镇压群众运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下去。同时，我们还错误地宣布开专柳林林场“二．一五战斗兵团”为反革命组织，错抓了他们许多人。地专直革命造反总部负责人赵俊杰同志被两次拘捕入狱。他们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了严重摧残。我们还错误地通知各县沿路设卡，搜查拦截二七公社和八．二四革命造反派战士。在这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乘机兴风作浪，操纵保守组织，进行阶级报复。我们还违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原则，拼凑了专、县“革筹委”，成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镇压群众运动的主要工具，起了极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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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执迷不悟，一错再错。毛主席、党中央对我们十分关心，十分爱护，在关键时刻给我们作过许多重要指示，但我们贯彻执行得很不认真，很不坚决，很不得力。四月初，传达贯彻了林副主席在全军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发出了关于安徽问题的五点指示，中央军委颁发了十条命令，这些本来都是我们改正错误的大好机会，但是我们没有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盲目自满，自恃正确，不仅没有认识错误反而把当时八．二四革命造反派对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抵抗，看作��“翻案妖风”、“反动逆流”，而继续加以打击。甚至在中央已经明确指出河南军区的错误以后，我们仍然执迷不悟，继续贯彻驻军领导小组的错误指示，强调我们开封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支持的是真正的“左派”，只是在对待“八．二四”问题上犯了“三点错误”等等，继续蒙蔽群众，坚持错误，从而造成各派群众组织之间、军队同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情绪更加严重，造成武斗情况日甚一日，使我们在错误的泥坑里越陷越深，越来越被动。上述一切错误，主要应由分区党委常委、特别是党委第二书记陈玖安负责。对在兰考县和地专直所犯的错误，副司令员李地山、政治部主任李存先要负重大责任。
+
+　　我们所以犯如此严重的错误，而且在长时间内不觉悟，不认识，不改正，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好，没有牢固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路线觉悟不高，思想方法片面，颠倒了主流和支流的关系，模糊了本质和非本质的界限，自觉和不自觉地站错了队；思想保守，墨守陈规，因循守旧，政治上很不敏感，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事物很不理解，看不惯造反派的造反精神和革命行为，在思想感情上和保守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缺乏群众观念，怕字当头，不相信群众，并滋长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功臣自居，自以为是，上顶下压，拒绝批评。军区陈桂昌副司令员一再批评我们大批抓人是错误的，我们却迟迟不通，不愿接受。归根结底，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没有把自己当作革命对象，在文化大革命中触及灵魂，破私立公，促进自己的思想革命化，因而在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站错了立场，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
+　　我们所犯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教训是非常沉痛的。我们感到万分痛心。我们违背了最高统帅毛主席给我们的谆谆教导，辜负了他老人家对我们的无限关怀和信任，辜负了革命小将和广大革命群众对我们的信赖和期望。我们对不起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对不起革命小将，对不起开封地区的四百五十万人民。毛主席教导我们：“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者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我们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彻底检查错误，坚决改正错误，端正方向，坚定地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更加努力地完成“三支”、“两军”任务，同广大革命造反派一道，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此，特郑重声明如下：
+
+　　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最忠实地捍卫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拥护和执行中央对河南问题和开封问题的一切指示。坚决支持以刘建勋同志为首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热烈欢迎王新同志来河南主持军区工作，坚决支持革命领导干部张申同志，热烈拥护张申同志领导开封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在刘建勋、王新、张申等同志的领导下，更加努力地做好‘三支”、“两军”工作。
+
+　　二、坚定不移地支持河南二七公社，支持开封八．二四革命造反派和开封地专直革命造反总部。他们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他们勇敢地坚持和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抵抗了河南军区和开封军分区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他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我们坚决站在二七公社、八．二四革命造反派一边，誓做他们的坚强后盾，永远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
+　　三、我们过去宣布开专柳林林场“二．一五战斗兵团”为反革命组织，压制和打击革命造反派。拘捕革命领导干部、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的行动，都是完全错误的。现在郑重宣布给开专柳林林场“二．一五战斗兵团”彻底平反。向曾被错抓错捕的革命领导干部张钦孔同志、革命闯将赵俊杰同志，以及所有被抓、被斗、被摧残迫害的革命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为他们恢复名誉。在我们错误路线的影响下，整群众的黑材料，要在革命组织的监督下，立即进行清理与焚烧。
+
+　　（四、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热烈欢迎受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而参加保守组织的干部和群众迅速醒悟，毅然决然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大杀回马枪，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向革命造反派积极靠拢。努力做好各派群众组织的工作，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尽快实现以左派为核心的革命的大联合。）
+
+　　各县(市)人武部和驻军的支左工作是在分区党委的指导下进行的，他们由于执行我们的错误路线而造成的一系列恶果，主要责任由分区党委承担。这些同志应当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彻底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为人民立新功。
+
+　　（五、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批判旗帜，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坚决和二七公社、八．二四革命造反派一起，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开封地区、党内、军内的代理人展开坚决的斗争，彻底把他们批深、批透、斗倒、斗臭。）
+
+　　六、坚决执行“六．六”通令、“六．二四”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坚决制止武斗。坚决保护二七公社和八．二四革命造反派。
+
+　　七、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充分调动广大革命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创造性，努力搞好工农业生产，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呼请一切外出的人员，迅速返回原单位，和大家一道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坚决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
+　　打倒刘、邓、陶!
+
+　　打倒王、陈、钟!
+
+　　打倒何、文、赵!
+
+　　坚决支持二七公社!
+
+　　坚决支持八．二四革命造反派!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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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选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关于河南问题的文件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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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
+　　根据网络材料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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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罪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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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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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犯了严重的、不可饶恕的罪行。首先是，贯彻了刘、邓、彭、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反对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抵住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在这一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革命的干部，革命的群众，对我罪行，进行了大揭发，大批判；我的心情很沉痛，犯了罪，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辜负了毛主席多年来对我的培养。我向毛主席、向党中央请罪！向广大的公安革命干部、革命民警请罪！现在，据我回顾起来的罪行，作如下交代认罪。
+
+　　（一）过去在公安系统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很尖锐的。我没有突出毛泽东思想，站在人民群众的革命立场上，来组织建设这支革命的部队。相反，反对了毛主席的路线和政策。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突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
+　　（1）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中国和世界人民进行革命的指南。是我们进行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泽东思想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但是，我将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顶峰，说成是“到了顶峰，那就不能发展了”。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极大污蔑，是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我讲的这种极端反动的话，是在旧市委开会时，听宋日昌说，他说在杭州中央开农业会议上，中央负责人说“不要讲顶峰”。时间约在去年四月份）。
+
+　　（2）我在不同的场合里，散布了反对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紧跟着陈、曹，为他们推翻毛主席的领导，复辟资本主义，作了传声筒和吹鼓手。
+
+　　我在广大群众起来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在处理各项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散布了许多黑话。我说什么：“政治与业务结合、政治不能脱离业务、政治应渗透到业务中去”。“突出政治，不能结合实际、政治是空的”。这种所谓的结合、落实、渗透，实际上把业务放在第一位、业务挂帅、业务统率政治，这就对抗了毛主席所提出的“政治是统帅，政治是灵魂”的伟大教导。这就看出我不是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不是强调政治挂帅，而是强调业务挂帅。这就贯彻了资本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
+　　（3）广大干部民警，为了更好地掌握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等的文章，我没有去支持他们，相反的要他们学习旧的东西，如看“十五贯”，“杨门女将”，“七十二家房客”，“海瑞罢官”，“海瑞上疏”等反动的、封建的、毒害革命人民的戏剧和电影。抵住了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是我又一次犯了大罪。
+
+　　（4）对用政治部和政治工作人员方面，我犯的罪行是：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去武装他们，经常交些业务给他们去办，把政治部门变为行政的附属单位。不是坚持以毛主席的思想，贯彻到全体队伍中来，相反，在他们提出应该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建立学习毛主席著作制度，多读些毛主席的书时，而我胡说：“不要革命化、庸俗化。书是要读的，不能多读书、读死书，光读几本书不行，消化不了，照书本上搬，变成教条主义，不要庸俗化”。我又说：“政治工作落实到实际，就是空头政治家”。骂政治工作人员是“吹牛皮，卖狗皮膏药”。对业务部门，我说：“工作搞好了，破案多了，就是成绩，就是体现政治好，就是体现了政治工作好。”这些说明我对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不是什么爱而是恨，不是拥护、而是反对，不但自己反对还命令革命同志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不但阻碍他们进步，还企图把他们引上邪路。因此我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是十分严重的。
+
+　　（二）反对伟大领袖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学说，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鼓吹、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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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紧跟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十无”，我在上海搞了“七无”八好、十二条。无火灾、无交通事故、无盗窃、无暗娼等。首先在大会动员，并向各大城市发电报、挑起竞赛，出现了几十无，甚至“一百无”。不久，又向全市提出“安全运动，百日安全”，把许多力量投入安全运动，搞生活卫生运动，“有事办公安；无事办生产”，放弃对敌斗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因此，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果。首先是我，否认了阶级斗争，才有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反动谬论！其次是我麻痹了广大的人民，造成了错觉，给公安政治人员的失业感，造成思想紊乱。专政工具逐渐消亡了；逐渐转业了，没有敌人了。并在刊物上大做文章，砍杀、紧缩、削弱了专政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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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九年提出公、检、法，三个机关合而为一。下去（办案）不分家，回来再分家。这种合署办公，实际就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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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七年还提出公安行政编制，减少百分之四十五。行政机构合并很多经保六个处，合并成一处处。政保各处减少成一个处，对分局提出取消科的建制，组成几个办公室，遭到群众反对而未实行。按照旧市委的指示，地区单位系统，三十二个分局合并成十个分局，连派出所户籍警等都反对的。而经保组织、在各分局、只有五个分局保存了经保科，其他都是被砍掉了。派出所被砍掉了几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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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次市委会议上，有党委书记参加的，也大砍工厂、企业、学校等方面的保卫处、科，有的减少人，有的合并成为人保科。改成人保科后，既削弱了专政力量，又混淆了两类矛盾。把许多保卫干部都调到其他单位去了。这样，控制不住敌人、反坏分子，乘机活动，事实上，帮助了敌人，放纵了敌人，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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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贯彻苏修格伯乌一套修正主义路线，执行了彭、罗的修正主义特务路线。搞神秘孤立，宣扬苏修的格伯乌特务经验，强调侦察干部的特殊性、稳定性。提出侦察工作，单线领导，分档办案。许多侦察工作方针路线，没有在党组会上好好讨论，由分工局长管理，借口保密，割断侦察业务部门，处与处之间、处长与处长之间的联系，互相保密、互不通气。把分局派出所同各业务处隔开了。不走群众路线，脱离群众监督，强调了小点子挂帅，不去强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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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强调了技侦，反对毛主席的公安工作的群众路线。几年来，把技侦工作队伍大大扩大，扩大数达三、四百人，削弱了治安行政工作和公开管理工作，迷信技术作用，培养技术人员，扩大技术设备。办了专门设置的技术工厂，提出技术练兵、练本领、练工夫，要一个翻译培养一个徒弟，培养外语训练班，提高技术人员的待遇，搞物质刺激，没有突出毛泽东思想，出于当时形势加强隐蔽斗争观点，突出强调技侦任务越来越重。实际是神秘手法，搞特务路线。这不是搞不搞群众路线的问题，而是在根本上反对毛主席关于公安工作的群众路线的问题。我是积极的执行了刘、邓、彭、罗那一套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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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顽固地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干部问题上，实行了“打击一大批，保护一小撮”。反对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干部路线。犯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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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长期的、一绩的执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打击一大批，保护一小撮。彻头彻尾的抵制、反对毛主席的干部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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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的干部路线，是任人唯贤的路线。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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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完全反其道而行之。完全执行了刘、邓的任人唯亲的反动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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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在两次运动中，特别是在上海，一段是整下不整上，整人不整己，把干部队伍，看成一团漆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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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七年的反右斗争，进行大鸣大放，排队就没有排上自己，同志们贴了我许多大字报，给了许多尖锐批评，都未很好检查交代，蒙混过关；还对一些同志的尖锐意见，记了帐、待机报复。例如对盛辉、章宪民、张中桂等同志就是典型。把张中桂同志打成“极右”问题，在上报时，我虽不在家，我回来时，市委告诉了我。我是有责任的。我曾同张中桂同志谈过话，但没有要把他们打成“极右”，我是要整他的。对“卢刘反党”的问题。我没有这种提法，是他自己说的。但我对他进行批判，是完全同意的。要批判的重点是卢的神秘孤立和分散作风。我从北京回来后，开了党组会，就澄清了这个问题。没有说他是反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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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九年的反右斗争。在斗争中，我把盛辉、王凌青、黄克、高新华、丁伟五个同志，当作重点来整。对他们组织了批判。��种批判，对盛辉和黄克两同志，是我颠倒了是非，进行打击报复。对王、高、丁，我说他们是安徽帮（宗派），说他们是“反党”，完全是错误的。后来曾予平反。这也是从他们贴了我的大字报，记了帐，进行了打击报复。
+
+　　六〇年对章宪民同志，也是打击报复。也是在五七年写了我的大字报，记了帐，利用机会，找了借口，在会场上，先骂后赶出会场。不仅伤害了同志，而且剥夺了他的参加会议的政治权利。
+
+　　借纯洁公安队伍的机会，从五八年到六四年，打击排挤了许多一般干部和民警。利用机会，调出了几千人（具体数字说不上），其中，有一部分，是应该调出的，有一部分不应该调出的，而排挤出去。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加了一些人的莫须有的罪名，什么“不可靠分子”，“政治历史有问题”、“社会关系复杂”，“不听话，不听指挥”，使好多人背上了政治包袱，受到迫害，失去职业，特别是调到江西新榆钢铁厂的八十七个干部，没人管，使他们失业，流离失所。这是严重的犯罪。还有一部分用到轻工业，商业部门去的，受到迫害。就是由于调出时，加上许多所谓罪名的黑材料所造成的。政治上受迫害，得不到信任，经济上没有保证，连他们的子女，也受到牵连，遭到歧视，文化大革命中，连红卫兵也不能参加。六一年还有一批调到福建农场去的，许多人受到批判，遭到打击。这是由我的黑指示所造成的。我要他们对犯人讲政策，不能再有大批和不正常的死亡，对干部思想作风进行整顿，从而，就造成下面干部整干部，群众整群众，有的干部还受到党纪的处分。
+
+　　六二年备战。陈丕显提出，公安队伍纯洁与不纯洁的问题，如真打起仗来，有多少人能跟你们走，有百分之六、七十能够跟着走就不错了。我向各处、分局传达，要他们做到心中有数，各单位据此排了队，将所谓“靠不住”的，老弱的调出去，调到军天湖农场有二百多人。
+
+　　还根据公安部罗瑞卿的黑指示，由公安部政治部尹肇之出手的六条不适宜做公安工作的，也照传达到处，分局长，协理员并照执行了。这六条是：（1）地富反坏分子；（2）阶级异己分子；（3）蜕化变质分子；（4）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和海外有可嫌关系，政治上不可信任的人；（5）直系亲属被杀或被管，本人心怀不满的分子；（6）对社会主义制度严重不满，对党离心离德的人。
+
+　　六·一二大案，依照陈丕显的黑指示，在全市广泛的大排队，牵连了大量的好人，扩大打击面，不信任群众，造成许多人在政治上受迫害。长时期翻不了身，使他们含冤受屈。这是特务作风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尤其在六一年破了案之后，又没有及时清除这一恶劣影响，没有把排队材料予以销毁，反而，让这些黑材料列入档案随着人调动，材料照移。
+
+　　在平时，打击干部的面更宽，大会小会，训人、骂人，从一些副局长、处长、科长，一般干部，到民警、工勤同志，许多人都遭我训骂过，什么东西都可骂得出来。完全是以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毫无民主，平等气味。凡是不合自己要求的，都训骂，在会场、马路、饭厅等场合，都加之训骂，骂他们是“国民党”，地主“反党”，是“南斯拉夫、铁托，赫鲁晓夫那里来的”，骂“死人”吃“干饭的”，骂大沪饭店的服务员是搞“阴谋”等等。从政治精神上，给这些同志的折磨。
+
+　　借机打击，调换工作，如对刘大庸同志，说他有机械思想，骂他破案不力，要把他们整深驯服。每次开会，都批评了刘大庸同志。总要把他们训服，要自己威风，称王称霸，满脑子是报复主义，完全是国民党的作风，军阀主义。使许多同志抬不起头来，在政治上受到委曲迫害，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摧残，工作积极性受到严重损害。造成极坏的政治恶果，严重损害党的利益，严重影响对敌斗争。
+
+　　我的称王称霸，时间长，面广，破坏力大，破坏党的影响，上行下效，有些人也跟着我学这一套。这是我的顽固性，恶劣性所造成的恶果，一辈子也还不清这些帐。一千个向大家请罪。
+
+　　第二、保护一小撮。
+
+　　（包庇、纵容一些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放在领导岗位或要害部门。这类问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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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继禹，曾经政治上动摇，开过小差，党籍没有搞清楚，从江苏带到上海，一直搞办公室的机要工作。还错认为这个人“老实”，不会出大庇漏，实际是我从个人好恶出发，从会逢迎拍马，我就喜欢这一套。
+
+　　李健秋，��夫妻关系，家是地主，自己隐瞒，放在政治部干部处的重要位置上，从南京来是15级科长，到上海连提2级，到13级正处长。
+
+　　张壁，是我的亲信之一。结党营私。张父是中统特务，国民党镇江中学校长。我未发现他本人有多大问题，听反映说入党手续不清，留在身边当了一年多秘书，后又放到市局办公室。
+
+　　杜蔚然，包庇、纵容、重用、提拔，由处长提为副局长。自卫战争期间，政治动摇，开过小差，受过处分；在三反时，被关过；蜕化变质，乱搞男女关系，侮辱妇女，破坏党的威信；一贯讲假话，讲鬼话；假报告，经常报喜不报优，拍马奉承，看风使舵，是一个典型的坏分子，在四清中，为他讲好话，什么“工作勤恳”“生活艰苦”“小红军出身，老干部”，制造了许多好舆论，说他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坏人，蓄意包庇了他。
+
+　　江华：历史上有严重问题，在淮海已当过杂牌武装部大队副，并阴谋武装叛变（未遂）被逮捕。后宽大释放，长期隐瞒这一历史情节。我是听过这些反映的。是知道的。1955年，又把他从江苏调来市局，任政保三处（原资产阶级处）处长。对这样的人，安在重要的部门工作。
+
+　　苏平：同他工作时间长，宗派，信任。苏也是好奉承，拍马的。因此，又把他调任政治部副主任。为他介绍了老婆（有关陈琪良的案件另作交代。）
+
+　　杨提：也是在苏南的老工作关系，我来上海前他就先来了，杨提的保姆，是地主分子，反革命家属，同杨提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经政法部朱辉直接向杜蔚然，丁仰君提出，要把杨的保姆安插到劳改处，朱打电话告诉了我，我同意了。这不仅包庇了杨提，又包庇了坏人。
+
+　　戚拯：是坏分子，先判刑十年，后判刑到七年，也是从江苏调来的，在劳改时，把他安排了农场的一般工作人员。
+
+　　吴星：是先调到公安学院，又调到市局，当三处处长，是经党组讨论研究决定的。他同我接触多，我对他所反映的情况是信任的。但我对他的工作进度有意见，不大做事，不大负责任，把他安在这一重要位置上，我是有责任的。
+
+　　黄捷：是我的侄孙。是武汉少数所释放出来的，来上海后，我把他安在劳改处，劳改队当学徒，又继续犯罪，后送江苏劳改。
+
+　　孙花满：父是刑事犯罪分子，被判刑七年。在青年劳改。孙是京昆演员。孙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石西民，后又通过我，把×××犯这个劳改犯从青海调回来，放在劳改处生产队，做什么不清楚。我在公安局做了许多坏事，颠倒了是非，混淆黑白，实行了白色恐怖，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背叛了无产阶级，犯下了滔天罪行，罪该万死。
+
+　　×××，是李健秋的舅父，是中统分子，被管制。由李健秋把他找来家中，当家庭教师，当时，我在北京，等我回来，此人早已离开我家。马锐告诉我才知道。
+
+　　曹荻秋：是个大叛徒，我包庇了他。五八年，曹要写自传，找我与杨光池两人，要看他的被捕档案。我同意，由杨光池到档案处去拿交给曹看。档案在曹手有多久，又怎么要回来，我皆不清楚。
+
+　　（四）长期以来在公安局，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
+
+　　（1）严得的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把个人摆在集体之上，独断专行。过去，对许多重大问题，党组讨论之后，又被推翻。六〇年的公、检、法三机关十年成就展览会，和公安局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都是经过党组讨论决定的，但都被我推翻了。经过充分的准备，化了许多人力和物力，我都借口工作忙，对先进工作者会议，我除强调破六·一二大案，又提出先进工作工作者中有“假”的，还要看一看。我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推动先进，赶先进的会议吹掉了。实际是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强调业务挂帅，破案第一的修正主义思想，因此既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又反对了毛泽东思想，并且又破坏了公安政法机关的威信。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又一表现是把侦察部门的相互关系割断了，也没有经过组讨论，先个人独断专行。瓦解了公安机关的整体，发展了分散主义，严重削弱了对敌斗争。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另一表现，是许多会议，流于形式，事先没有通知和准备，我对党的方针政策没有消化，又没有调查研究临时凑集，讨论不出名堂，纠缠在事务问题上，并发展了我的一言堂，压制了民主，在党组会议上，应付捧场的多，没有各持己见，畅所语言，使得许多会议死气沉沉，有时，又各说各的一套，离开问题的中心，思想统不起来，表面上的一致，实际上的不一致，问题就在于我首先没有把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还是以我为主，个人说了算。
+
+　　如六三年的旧党组，搞三年总结和规划。结果一年规划搞出来后总结就没有搞出来，其根本原因是对党组的民主问题，对党组的看法问题，形成两种不同的对立意见，一种是党组是团结的，但是存在问题的，缺乏斗争，一种意见是党组意见不一致的，不团结的，互相调和掩盖矛盾的，党组根本没有发扬民主，使整个公安系统的民主没有发扬起来。总根子在我的身上。事实确实如此，而我当时却不以为然。拿到党组会上讨论，在我的操纵下，党组人员在一起讨论一下认为，党组是“基本团结”的。存在问题，这里面怕吃不消，怕报复的思想都有，因此根本不可能有正确的结论。主要是自己不敢揭盖子，怕群众，怕革命。
+
+　　还有一些重大问题，没有提到党组讨论，劳改工作的方针，政策问题，大批犯人的调出问题和生产规划、计划，以及执行，政策等问题。都没有讨论过。调出的犯人是照市委决定的办。调江西新榆钢铁厂四千多犯人，调去福建砍竹子的八千多犯人，调去浙江的三千多犯人都照市委的决定办，生产计划是按照市计委计划执行的，是不应该有劳改犯人进行生产的。
+
+　　我和旧党组对公安队伍的建设问题，没有系统讨论过。讨论的只是干部调动，组织建设方面的问题。没有系统讨论过思想建设，突出政治，更没有讨论过突出毛泽东思想，林副统帅的“四个第一”也根本没有讨论过，这些事实说明我不是要把公安队伍建设成无产阶级化的队伍，而是抵抗毛泽东思想，想把这支队伍培养成驯从我的工具这就是资产阶级的队伍。说明我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
+　　（五）同彭真、罗瑞卿、杨尚昆、徐子荣、凌云、获飞，丁兆甲、叶子龙、陈丕显、曹获秋等一伙黑线的关系问题。
+
+　　同彭真的关系：五九年在上海开会，彭在锦江饭店院子里散步，碰到了我，同我讲了几句话，彭说：“我到马路上去看了，上海的社会治安秩序搞得很好，我们这次开会很安全，以后开国际会议到上海来开，好不好”，我说：“上海的情况是很复杂的，没有北京搞得好，开国际会议到那里来，那是中央决定的。但我们尽量努力要把上海治安搞好”，只说过这一次话，当时彭真是什么意图就搞不清楚。
+
+　　同罗瑞卿的关系：一九三四年，在国内战争时，在中央苏区，罗任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时，我当侦察员，已认识了罗。但罗并不认识我。毫无接触。一九三六年，长征后已到了陕北时，罗是一方面军的保卫局长，调到我前方十五兵团去，是经过罗的谈话。内容是杨奇清打电报来，要我和李同波两人回去（同时谈话）。东渡黄河到山西北上抗日。这是第一次的接触。直到全国解放。没有接触过。一九五一年，罗到广州，又到苏南，是第二次接触罗是来检查镇反情况，我向罗汇报了苏南的镇反情况，罗讲了广州，上海的镇反情况，住一晚即走了。
+
+　　一九五三年，是第三次接触罗当时陪主席来南京。罗找我谈话，决定调我来上海。谈话在场时有陈毅，谭震林，柯庆施，陈丕显，潘汉年。谈话多的是谭震林，罗决定我来上海当副局长。同许建国在一起，许是我的老上级。总的负责是许，要我做具体工作。要我首先整顿公安局内部。上海公安局内部有一批叛徒，特务在霸占着要很好清理，这是头等任务。第二，上海的镇反没有很好的动，几人说话时间因约半小时。包括陈毅谈话。五三年下半年开一次厅局长会议，会后，罗找我和王范谈话。这次谈话，仍说公安局内部问题，我说还没动。罗问王范，杨帆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说许建国有封信给他（罗），许说可以留杨帆在上海市做副局长。问王范行不行？王范说不行。罗说：看来不行，罗又说，杨帆肯定有问题，到底是什么性质，还要看一看。
+
+　　一九五四年冬天，又开厅局长会议（第四次接触），我同许建国回去。罗又找我和许建国两人谈杨帆问题和上海市公安局内的问题。许汇报说，不单是错误，把许多反革命，有意识的包庇下来，但杨帆同这些反革命的关系是什么，还要继续查清，如何处理杨帆的问题请中央定，罗问许，你过去对杨的看法，有改变了。许说有改变不能留杨帆工作，第二个问题，是谈干部的情况，当时我也谈了干部的思想动态。有些干部思想有动荡，要换班。许说：处理干部问题，不要大换班。免得波动大。罗说：许建国的思想是右的。上海市局首先要大震动，大换班，不怕，一朝天立、一朝臣。许说，不是怕，干部都调了，没有工作。罗说：首先华东要支持、中央公安部要支持、从全国搞些干部来。问题是要大胆放手不要顾虑。上海市公安局是个大摊子，不挑好，不好交帐。要许建国下决心。公安部已下了决心，中央已同意了，就看市委能否下决心。柯庆施同志已去了，能下决心。
+
+　　隔了二天，晚上又找我们到陈毅家去开会，参加会的有陈、谭、罗、许和我。陈毅讲了话，向许建国问了情况。许汇报了情况。陈毅说：中央已同意把机帆扣留送北京。陈毅要我先回来，把机帆送北京去，我说我回去不解决问题，还要向市委汇报，没有许能说清楚。以后，又决定许和我同时回来。
+
+　　一九五五年去参加七次公安会议，没有个别谈话。一九五六年，罗来上海。找我谈话，说我太性急，暴躁，民主作风不好，要注意。罗也讲他自己性情不好，得罪人多。现拼命约束，在改。又说上海的治安，安全问题要特别注意。主席经常上上下下要注意安全，又说现在主席不要他跟着出来，一出来就要火车都停下来。主席说他封锁同群众的联系使主席脱离了群众，对主席的安全有责任，要搞好安全。特别上海这条线，又复杂，出事情很容易。这些话罗说已在上海市委告诉了许建国。同年底去参加八次公安会议，没有个别谈话。
+
+　　是五七年或五八年，罗又来上海一次。开华东区会，定罗主持的。在会上一面讲上海情况复杂，一面讲要加强隐蔽斗争。浮面敌人少了，隐蔽敌人，群众不易发觉。加强隐蔽斗争，还要有个过程。还没有成套的东西。上海同江浙两省的协作，互通情报的重要。罗看了“海瑞土疏”的戏大加宣扬，要每个公安人员都看。
+
+　　一九五八年罗又来一次，推行“十无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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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四年八月，我从北戴河到北京，当晚，罗到北京饭店找我问柯老的休养的情况，我讲了柯老的休养情况，罗就匆忙走了，第二天罗就去北戴河看柯老。晚上，又在人民大会堂看戏，总理在看戏之前，找我问了柯老的情况。罗又找我谈了上海两个小京剧，即“送肥记”“审椅子”。罗说这两个戏很好，有人说不好，你回去要向市委反映一下，不要搞掉了，还是保留着。我回来向张春桥同志和陈丕显讲了。同年，罗又来上海一次。由舟山到上海，到崇明，又到上海。罗和陈丕显、魏文怕谈话时，我在场。罗先和陈、魏谈，整个军事部署问题，我不在场。说舟山的问题时我去了。罗说舟山的工事很结实。敌人冲不进来，守卫很有把握的，就是缺少一个剧团，要陈丕显派一个剧团去，要陈去舟山看一看，不然，到发生情况还莫明其妙。舟山同上海的关系很密切。你是政委，一方面熟悉地形，一方面给那里的部队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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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丕显向罗瑞卿提出：柯老的病休养的时间很长，中央有什么意图打算，罗说他不知道中央有什么意图打算，中央要柯老休息一个时候，柯老说他休息年把即行了，罗说看样子要休息三五年。身体恢复原底子。陈丕显也说差不多，要有这些时间。陈又说，中央决定休息这么长的时间怎么办？罗说那你们搞吧，你们搞得不错吧。陈丕显说，这不仅是上海的问题，还有华东的问题，上海还要有掌舵的，没有舵手不行。罗说：我来好吧。陈说，你怎么能来呢？你是总长，事情很忙，书记处开会又要找你。希望中央经常来人。罗说，我们这几个月都在华东沿海跑，主要是军事上的事。陈说，你们经常跑一跑，我们的胆子就大一些。罗说：你们提的这些意见可以代向中央反映。陈说，下一次来，希望在此多住一个时候。
+
+　　为把华东的工农业生产情况，向罗作了汇报反映。又汇报了华东的两个社教试点情况。
+
+　　我去，就是看看罗，什么话也没有谈，只是听他们讲话。罗问了我一下身体。就叫我坐下来听。
+
+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左右，罗陪柬捕寨军事代表团来上海，早上，我去看他一下，说几句话就走了。我说在工厂搞四清，罗说，那要好好总结一下。以后就再未接触了。
+
+　　综合一上情况，明确看出几个问题：
+
+　　（1）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早就在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他所谓“主席对我不信任”是反对毛主席实质，是他的阴谋家一次公开的暴露，罗为什么要对我们讲这些反动的话，一是他认为我不会揭发他，一是在做我的工作，拉在一起反对毛主席。事实也是如此，我包庇了��，在思想上也是反毛主席的。
+
+　　（2）罗对陈丕显等的谈话，也是暴露了罗是个大野心家，同陈丕显合污，篡夺上海和华东地区的党政军领导大权。
+
+　　（3）罗宣扬，鼓动全体公安人员看“海瑞罢官”“海瑞上疏”是在制造舆论，为彭德怀翻案，阴谋复辟，我竭力推行了他的一套，做了他的帮凶。
+
+　　（4）罗推行修正主义的格柏乌的特务路线。我是罗忠诚的，积极的执行者，和追随者。我是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特务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我们在肃反工作中的路线是群众肃反的路线”的急先锋。
+
+　　同徐子荣的关系：我国徐子荣接触不多，谈过的话，一是教育我，一是说扩大技侦队伍方面的问题。强调技侦的作用，特别在上海，要我建立好一个技侦队伍，以发挥今后对敌斗争的作用，要我向上海市委多给宣传，向柯老宣传，他自己也几次向市委和柯老讲过，实际是对柯老的欺骗。夸大技侦的作用，反对毛主席的公安工作是在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
+
+　　同凌云的关系：在维坊市一起工作几个月，只是一般工作关系，我曾认为，凌云是有培养前途的，头脑冷静，聪明，有文化水平，也有政治水平，凌云当了公安部一局局长，五八年到上海来，他也是推行专案侦察，系统侦察一套神秘孤立主义，我也是赞成的。
+
+　　同获飞、丁兆甲的关系：
+
+　　同丁兆甲一九四二年在一起工作，至一九四五年，其中有一段时间丁到建东当县局长，四四年在盐阜区党校整风，审查过他，主要审查他在江南到苏北时带一件飞机上的测气台（误当了电台）。又审查他是不是间谍，联系到他姐姐同二师参谋长结婚，说是做间谍工作的，是丁的乱咬，后来都平反了，平反时是向明主持的，平反后又分配到公安局来，一九四五年，又派丁到淮海区去，全国解放了，到苏南，又在一起工作了一段时期。一九五一年左右，又调丁到华东公安局工作。以后又调去公安部。
+
+　　问题主要在公安部这一段：（1）丁来上海，宣传苏修技侦一套，他所到过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瑞士，都宣传资产阶级侦察工作。宣传办技侦工厂。丁是苏修特务路线的积极推行者，同我是一致的。到北京，他同我说的也还是这方面的问题多。（2）丁兆甲、获飞，在一九六一年，冯基平，在北京饭店请客吃饭，有吕展（？）（北京市局副局长）、叶子龙、洪沛霖、王林（广东省厅厅长）、吕剑光、张铁军（辽宁省厅厅长）、荻飞、丁兆甲及国务院的高××（秘书长）和我。当时，丁不认识叶，由吕展从中给了介绍，丁说他经常跑外国的，为保卫我国驻外使馆的机密。吕、我、洪、叶，都托丁兆甲到外国买小录音机，问丁好带不好带，丁说，可以带少数，数量多了不行，还有外汇问题，叶说，中央常开会，记录不全，大的录音机已有，购买小的，我说叫丁买这些东西方便，他经常跑外国，又懂得这一行，这人小点子多。不会吃亏的。叶说，我们以后找你，就要了丁的住址记下来。这个问题，我向柯老汇报过，但未向公安部汇报。
+
+　　到六二年，又在北京开政法会议。住北京饭店，荻飞、丁兆甲来我房间，吃饭时，叶子龙来了，一齐到小饭厅吃饭，是叶出的钞票。饭后，荻飞讲：你们要丁买的东西要付钱，我们的外汇工作上用，是没有问题的，问叶子龙，有没有报告中央，叶说：已报告书记处。我也插一句：这么大的一事，应报中央。公安部和办公厅是两家事。
+
+　　同叶子龙的关系：
+
+　　到一九六三年，还在北京开公安厅局长会议，这时叶子龙调任北京市工业部副部长，叶来看我（我先打过电话给叶），随后，荻飞、丁兆甲等也来了。叶说，我已调到工作上，并受到处分。本来是做记录，做了好事，现在都收起来了。主席批评我（叶）搞贝利亚活动，荻飞说：你不要牵连我们。叶说，这是我们的事，说你们带东西，已付了钱的。
+
+　　（3）年代记不清。一次，我带着丁兆甲到柯老家去（柯老事先同意去），丁兆甲向柯老汇报了他几次在外国，检查我国大使馆的保密工作。继予讲到敌人怎样同我们作斗争，偷我大使馆的机密文件，偷开我大使馆的保险箱。柯老问：在此情况下，如何防止敌人的破坏。丁说，主要是锁，由国内带去，不用外国的。丁又说：外国记者，身上都带有窃听器。这是公开秘密。丁又讲到现场去演（讲话录音，录了又放）。
+
+　　张敬涛（市委副秘书长）做了形势报告，丁兆甲听了吴星的反映，就去侦听，事先得到张��涛和我的同意侦听的，是试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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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四年上半年（四、五月）我和荻飞一齐到苏州，无锡去一次。主要了解技侦外线工作。组织力量的情况，回来后起草作报告，是向华东局、公安部报告的，提出技侦工作几条意见和开放几个城市，这几条意见是荻飞起草，用我的名义发出的，这同谢副总理关于开放华东几个城市的讲话有违抗。
+
+　　上海开过一次技侦会议（一九六〇年）华东各省，及其他地区几个省都有代表参加，徐子荣、荻飞、丁兆甲、赵仲田都来了。最后，柯老在会上作了报告。主要讲形势。群众路线，专门工作是辅助的。
+
+　　徐子荣和荻飞，主要强调业务，队伍扩大，整顿组织机构。仍然是推行特务路线。
+
+　　强调技侦工厂生产协作，以上海为核心，推动其他省的工厂水平。
+
+　　办外语训练，一个是在职干部，在已有的基础上提高外文水平，一个是在地区的外语学校，同他们合办，一起培养外语干部。
+
+　　只讲业务，只字不提毛泽东思想，不讲政治。
+
+　　我忠实推行了徐子荣的黑指示：
+
+　　（1）技侦队伍，大力扩大，增加了三、四百人（五处100人，六处、三处共三四百人）。
+
+　　（2）扩大了技侦工厂。工厂人数增加，调了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增加了设备，一次就批了三万美金（曹批的，柯老同意的）。
+
+　　我同叶子龙的接触，有过好几次，从1953年就有接触，是在南京，主席来叶随同，主要是安排住宿。1954、1955年，主席每次来上海，叶都陪着主席，这时，我没有接触。是许建国同他接触。到1957年许建国同我说了一说，说叶子龙讲，我们对他冷淡。并反映到柯老那里，许说，要保卫好主席，又要照顾好他们。你不熟悉他们，我同叶是把兄弟。
+
+　　此后，叶来就注意了，从生活上照顾他们，到1959年，中央在上海开会，叶子龙同曾涛两人搞坏了关系，叶找曾涛的岔子，为此，陈丕显、我和曾涛一起谈话要对主席的随从好好照顾，他们不是一般的随从，要在物质生活上照顾，关系搞好了，你们的工作就方便得多，由此，在各方面，我们就对叶捧，生活物质方面，要什么拿什么给他们，我给叶子龙三只手表。一个钱也没有给，这样关系好了，59年，主席在八届七中全会的总结，让我们参加听了，曾涛，王济普都参加听了。1960年到杭州去，吕剑光向我们讲到叶子龙的问题，一是叶同王芳两人勾勾搭搭，关系不正常，一是叶把王从武汉带到杭州，放在浙江厅、搞坏了公安厅两个干部，上下班，都是用小汽车接送，都是王芳安排的，一是庐山会议的文件寄到杭州通过王芳来给我看（吕没有看到）吕要我向柯老反映。我回来立即向柯老反映了。柯老指示：通过浙江省委写报告给中央，柯也给罗瑞卿打电话。另一件事，叶子龙住在锦江，同我个别谈话时说了污蔑江清同志的许多黑话，讲江青同志病是有的，但他同林彪同志不同，林有马列主义，江没有马列主义；江娇气，好享福，到一个地方，要好多人服侍她，当作中央负责人。各地负责人还经常去看她。这些情况，我听后，即向柯老反映，柯老当即找叶谈话，我也向谢部长和汪东兴副部长反映过。此后叶子龙，借我几本政治经济学，送我几听三五牌香烟、五瓶茅台酒。
+
+　　同杨尚昆的关系：内战期间，杨在三军团当政委时，我就认识他，一次作战计划，被参谋长掉了，要我们查，后来查到了。解放后，五三年，杨随主席来南京，见过面，没说什么。只问了我叫什么名字、搞什么工作。1959年，上海中央会议，柯老主持，我去汇报保卫工作。杨说：上海复杂，你们要提高警惕，外面来人多，戏院保卫由杨负责。后来，杨尚昆写了封信给我和杨光池，说她老婆到上海来，写材料搞个剧本，要我和杨照顾他老婆，别无熟人，我去看过杨的老婆。市委已为她们生活安排好，另一次，杨的儿子来上海，他又写信给我，我把他儿子安排在东湖招待所食宿。六一年，杨尚昆自己到上海来打电话给我，要我到锦江去，当时，柯老也在，杨说：外事处有一报告，抄出法国领事馆有许多档案，有关过去我党中央的情况，你们不要搞掉了，要送到中央去，中央有命令来，你们就送去，后来，根据中央来电调去的，中央公安部文保局在这以后，也派人来了解过，六六年春，杨尚昆由广东到上海来养病，打电话找我和杨光池。我去看了他一次，说他已调到广东，来此养病，问我在那里，我说在工厂搞四清。
+
+　　同陈丕显的关系：在苏南时认识了���，主要问题在上海：
+
+　　①对潘汉年，王尧山，彭柏山的问题。柯老同陈丕显有不同的看法，柯老同陈进行了斗争。陈在我面前讲柯老屈强急躁，主观，不民主；潘汉年这些人到底是什么问题，柯老说潘有问题，陈说潘右倾，搞情报工作习惯，陈、魏、许建国三人反柯老是一致的。
+
+　　柯老有一次对我说，我们背着包袱走。
+
+　　②1962年，为陈丕显办的事。北京开会时，陈打电去北京给我说，他要作形势报告，中央有什么精神，叫告诉他，我们听过几次报告，你材料集中不起来，后来，陈要录音要我找办公厅汪东兴汪不同意。
+
+　　报告中心，是中苏关系，整个国际形势（彭、邓）康生同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报告（要我一人去听，通过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吴仲英（曹速记整理工作），抄了这两个报告。动手抄的是屈成仁，王凌青，马锐三人。
+
+　　③为陈丕显买药。通过政四处到香港买西药。到宁波找了一个反革命（劳改犯）医生来上海为陈的老婆谢志诚看病，是叶飞介绍（在杭州看病，治好了）我叫人打电话给浙江省厅找来的，先住大泸，后住东湖，作为上客招待。国庆节还去观礼，是陈丕显决定的名为叫他见世面。陈向我要手表，我要劳改处给，由王济普去劳改处拿去一只直接交陈丕显了。
+
+　　④同陈接触中，陈经常吹嘘党内最大走资派，修正主义总后台刘少奇。陈说：中央两个主席，保卫工作，生活接待，不要有区别。一个是党的主席，一个是政府的主席。毛主席住的房子已解决了，刘的房子未解决，要给他盖个别墅。刘是主席的接班人，第二把手。有白区的工作经验，有解放区的土改经验，华东地区是他开辟的。
+
+　　五九年，中央在上海开会，陈找我去，先问了保卫工作情况，陈说，主席喜欢上海，喜欢南方，上海如不靠沿海，中央机关可能到上海来。又说：上海治安工作繁重，要搞好。中央不搬来上海，许多国际会议要到上海来开。上海现在是两个问题，一是公安工作，要把坏人清理出去，一是房子，要有国际会议的大楼，我们要盖国际会议的房子。房子交建工部门去搞，你们主要做好治安保卫工作。六〇年，陈亲自上阵，在福州路209号开了动员大会。要我们送出十万人，其中三万是捕杀的对象，七万是收容对象。把上海搞好。
+
+　　同曹荻秋的关系：同曹认识是在一九四〇年豫皖苏。曹任区党委宣传部长，我在区党委任社会部长。1942年，在盐阜区工作不在一起。到一九四五年。这时接触不多，是工作关系，曹在1956年到上海任副市长。几年来，为曹干过的事：（1）为上述交代，把曹被捕的档案，拿给曹看。（2）有一个女的在江西劳改，其丈夫是叛徒，解放后被抓住枪决。这个女劳改犯写了信给曹，要求解调到上海；要求把她的丈夫任为“烈士”（过去做过点工作）曹把此信给我看，要我问江西；此人情况，是否有其人，以及此人情况。曹问我能否调到上海，我说不能。
+
+　　曹对我谈话，也散布了一些对柯老的不满。（1）讲柯不民主，不相信人，不放手给人做工作，许多不应干涉的事，干涉太多。连守夜的事也干涉。（2）宣扬刘邓。讲刘少奇有马列主义水平，在党内是有功劳的，有威信的（他们在沟竹时就在一起，曹调到盐阜时，也是刘的决定）在市委会上讲：邓小平领导方法科学，放得开手，大的原则懂了，就让人家去办，过去的西南也是如此，邓一天办五小时的公就不办了。邓有组织水平，同他在一起工作舒畅。
+
+　　曹开放自由市场。我是执行的。要我们在工作中，不动口，不动手，不随便没收人家东西。不动口，即不要随便扣人帽子，说是投机倒把，不要妨碍自由市场的开放，不要妨碍城乡交流，如妨碍了就脱离了群众。但到六二年，曹到公安局开一次会，话又变了，骂我们是右倾，有问题，并要发电报到中央，要我们开一次处长分局长会议，要我们对自由市场要管，但又不能管死。政策是原则，要灵活运用，要根据情况变化，要我们多抓些人。我们照他的黑指示执行。
+
+　　从上述所交代的问题，我同这一伙人是什么关系：可以清楚说明，我在思想上，言论上，行动上，和组织上，都参予了这一黑线的活动，我成了黑线中的一分子。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分子之一。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
+　　（六）破坏党的纪律，破坏党的政策
+
+　　（1）乱抓乱捕人，61年和62年，在闸北已一下子收��了几万人，我亲自参加了。内有好多不应该收容的竟然收容起来，混淆了两类矛盾，伤害了好人。在南市，黄浦，十六铺，以观言察色，抓了好人，冤枉了好人。
+
+　　（2）用刑，逼供信。55年，审训潘提案件中，打了犯人。
+
+　　（3）违法乱纪，违法犯罪。苏平老婆的前夫，陈琪良，在六一年互相吵打，并有些青少年参加殴打苏平老婆，闹到派出所，经教育后放了。苏平夫妇来找我，反映些事，我当即找来林德明，陈力生，派出所长和处理此事的民警，训了一顿，责问为什么放必须追查清楚。要林德明负责处理这一案件。在我的压力之下，林德明作了审查，并批了劳教（批劳教林未告诉我）送青东农场，在劳动中掉了河里淹死了。由马锐告诉我才知道，陈琪良的死，是我的罪过。
+
+　　五七年左右，主席在中苏友好大厦作报告，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问题，是市委办公厅录了音，做保卫工作的一些干部没有听，就拿来放了录音，加以复制，原物送回办公厅，这也是违法犯罪行为。
+
+　　（4）违反与破坏劳改方针政策
+
+　　中央，主席指示，劳改方针是：“改造第一，生产第二，”但是我们在实际执行中，却是生产第一，改造第二了。对抗了中央，主席的指示。由此造成许多严重恶果，生产规划的指标高了，大了，忙于生产，实际不谈改造，结果加强了人的劳动强度，口粮又少，造成非正常死亡大，特别在一九六一年，在福建劳改农场，死了两千多，非正常死亡的占到一半。
+
+　　将劳改犯调到非劳改企业单位去，这是违反中央的规定。在一九五八年调了几千人到江西新榆钢铁厂搞建筑工程，调到市人委机关管理局农场去了，有几十个劳教犯去搞围垦。
+
+　　对劳改处的工业摊予铺得大，产品有些洋，浮夸的很多，浪费大，有许多根本不是厂里的产品，也说成是厂里的产品。违法乱纪我不分，不讲政策，失掉立场，生活腐烂，蜕化变质，特别是杜蔚然，丁仰君，还谎报成绩，报喜不报优，乱扣囚粮，囚布，提非正常协作，实际搞交易买卖杜丁把持劳改处成了独立王国，最为突出。
+
+　　对劳改干部，没有从政治上关心他们，更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武装他们，经常看不到党的文件，听不到毛主席的声音，甚至支部生活也看不到。出了事情，就整他们，有些人受到处分，使他们遭到打击，受了委屈。有些干部，生活没人管，工资没有发，使他们失业，流浪，过痛苦的生活。这都是我的罪过。都是我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执行刘、邓反动路线所造成的严重罪过。
+
+　　（七）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机电二局搞运动，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抵制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镇压了机电二局的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
+　　转移了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革命群众，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压制了不同意见，整下不整上，包庇厂党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
+　　在新新机器厂，运动开始时，群众就贴出大字报，要罢厂长，党委书记，牢间主任和几个支部书记的官。我说现在还不行，材料还不足，斗争是主要搞牛鬼蛇神。现在罢官材料不足，要继续鸣放，群众提出，支部不能领导，车间工人是跟支部走的，要炮轰党委，支部，我说，不要党委，支部领导，就脱离了群众，这样就挑动群众斗群众，工人群众之间，互贴大字报。我还以总结经验教训之名，叫群众检讨，群众不检讨，问我：“我们是不是反革命”，我说：“你们不是反革命，你们是反革命，就要到公安局去”。以此恐吓他们。
+
+　　（八）生活腐烂蜕化变质
+
+　　向往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思想蜕化变质。来上海后，几次搬家（从永嘉路到五号，到岳阳路八楼，到三号，又到五号，又搬到陕西南路），浪费很大，影响极坏。在劳改局做一毛毛料衣服，自己做，家属小孩也做。讨了便宜，破坏政治影响，从荻飞处拿来两只小型收音机，在劳改处做了一只落地收音机（四清中退还）。向七处拿了一只没收犯人的日历表（四清中折价退赔）。在困难时期从江西买了二十斤茶油（由劳改处人买来的）从青东农场买了一百多斤碎米（人吃又喂鸡），还在劳改局把烟咀，皮带皮鞋扣上都镶了金，说明思想腐化的严重性。从安徽原跟我当过警卫员后是县委书记，曾送我四五只母鸡，九斤鸡蛋。六二年去北京开政法会议，华东各省都去，加挂一节车箱，生活严重特殊，劳改处送了副食品，大家吃喝。同时还送给陈毅、谭震林、许建国、���涛等人的一批螃蟹。还送给华东各省厅长，每人一只由劳改局做的收音机（经梁国斌批准），在北京开会所用费用，包括几个人不该坐软席而坐软席的超支部分，却在劳改处经费中报销了（四清中作了一些退赔）。通过四处，为邓小平从香港买了一副麻将牌（现仍在四处）。李健秋在我去青岛开会时，也去了。孩子也都去了，游山玩水，虽是自出钞票，但政治影响很坏。又一次同李健秋及秘书等，到杭州去游山玩水，都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的反映。还带着护士，到杭州去（警卫处还派一名警卫员同去）还为市卫生局介绍江苏一名反革命医生在华东医疗门诊。
+
+　　（九）我的犯罪性质和根源：
+
+　　（1）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走上自杀的绝路是党的可耻的叛徒，成了反革命分子。但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革命人民，又把我的生命救过来了，我只有彻底清算自己反革命罪行。向毛主席，向革命造反派低头认罪听候对我的审判。
+
+　　我为什么会自杀？我因犯了许多罪行，是一种畏罪自杀，一方面怕在群众中彻底暴露我的严重罪行，怕群众起来革我的命，造我的反，这是基本因素。另一方面，历次运动中都是整人的，整自己没想到，一次又一次企业蒙混过关，由陈丕显等包庇我过关；这一次，不可能了。象罗瑞卿这些所谓大人物也完了，我没有前途了。
+
+　　（2）我的罪恶深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罪人。
+
+　　我反对了毛泽东思想，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反对突出政治，反对“四个第一”推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刘少奇的黑修养奴隶主义和军阀主义。我推行鼓吹罗瑞卿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提倡“七无”八好十二条，抵抗了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
+
+　　（我推行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反动特务路线，反对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
+　　我反对了三面红旗，同刘少奇、陈丕显、魏文伯唱一个反调。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利用这些暂时的严重困难，以山东、安徽的一些问题，在会议上，讲了不少黑话。我说：“安徽死了很多人，毛驴子也饿瘦了，不能耕地了”，“饥寒起盗心，山东也死了不少人”，“拆铁门去炼钢，能炼出好钢吗？”等等，以此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
+　　我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市局十多年，都整干部民警，打击他们，借口旧警多，旧作风重，杨帆思想的余毒未肃清，来打击，迫害他们。
+
+　　原因：
+
+　　首先，犯错误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把毛主席思想作为命根子，几十年来，没有改变好反而变坏，从革命转化到反革命。自己过去犯过错误，（1938年）反对周兴，受过党的处罚，没有得到改造。以后一直当了领导干部，没有认真的改造自己，对沾染的资产阶级思想也没有很好的改造，还认为自己出身是好的，没有什么改造的，其实自己沾染了很坏的东西。
+
+　　自己出身，从小放牛一直到参加红军对自己也没改造的要求，就是在那个时候当了领导干部，在观察问题与处理问题方法也办了许多坏事，那是在民主革命中混过来。解放以后，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警惕世界观的改造，随着名誉地位的发展，在思想上，立场上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特别是同罗瑞卿、陈丕显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结成一起，修正主义的根子就深了，有了土壤气候过去未得到清算资产阶级思想又抬头，名誉地位也随之发展，资产阶级顽固的反动立场越陷越深。
+
+　　（在困难时期过不了社会主义关就更发展了这些问题，过去没有这种认识，没有作为革命对象来清算自己，久而久之，在思想上政治上直到组织上修正主义越来越深，立场观点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抗的充当了刘、邓、罗反革命毛主席的传声筒。）
+
+　　其次：平时自己骄傲自大高高在上，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做官当老爷，骑在群众头上，发号施令，长期以来在各种运动中只整别人不整自己，没有想到自己还有这么多问题，只把自己看作革命的动力，没有把自己作为革命的对象，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压人家训人家，听不进人家的意见和广大革命同志的批评，这样就产生了严重的剥削阶级思想意识，更严重的发展自己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对自己没有继续革命的要求，不理解群众对社会主义革命要求，不相信群��的社会主义觉悟，到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就害怕群众，特别是在每次运动中，总是要想尽办法蒙混过关，这次运动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群众革命运动自己就混不过去，以自杀来抵制革命运动，进一步逃避斗争，走到背叛革命的道路。
+
+　　第三：功臣自居，老资格，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
+　　对全国胜利后，只知道享受，不知要革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觉得这个革命是造老干部的反，不看到我们自己所做的坏事，对这次运动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挖修正主义根子，，就没有这个认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看问题，看不到这个运动的伟大意义，没有看到自己老早就和平演变了，我把过去的很多成绩看成是自己的，没有看成是毛主席与广大公安人员的成绩，这次革命冲击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过去认为自己是有成绩；有功劳，靠自己狭隘经验，不学习主席著作，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这样一来在政治上搞修正主义，在组织上搞奴隶主义。
+
+　　第四：个人主义突出，处处突出个人。
+
+　　如59年搞的一封信运动，夸耀自己，对下采取高压政策，有些人还呼应我的高压政策，弄虚作假。吹嘘自己从来不作自我检讨，自我批评，实际自己长久不觉悟，对罗瑞卿、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不揭发。这是我的立场观点有相同之处，也怕失掉自己的乌纱帽和地位，因此对上面就是捧，对下面就是压，为了压制群众，对群众实行专政，对群众就没有无产阶级感情，这样一来就不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
+　　以上所交代的罪行是重大的，散布的流毒是深广的，应该彻底批判，彻底肃清，彻底打倒，我的罪行应该得到人民的审判。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清算与批判，争取重新做人。
+
+　　 黄赤波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下午
+
+　　 来源：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斗批改联络站印，1967年8月。

CCRD/0/8/3/000011.txt

@@ -0,0 +1,13 @@
+# 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八一七二部队声明
+
+　　(一)中央对河南、开封问题已经做出了正确指示，河南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是革命造反派。本部队再一次郑重声明，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河南、开封问题的一切指示，坚决支持河南二七公社，坚决支持开封八．二四革命造反派，誓作他们的坚强后盾，坚决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
+　　(二)本部队原党委自介入开封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扶植和支持了保守势力，严重地打击了八．二四革命造反派。原党委在七月二十三日的公开信中已作了检查。当前，我们正在彻底揭发和批判原党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决不支持原党委所扶植和支持的保守组织，坚定不移地倒向八．二四革命造反派一边，同八．二四革命造反派并肩战斗。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保守组织中的一小撮坏头头，妄图造谣中伤，挑拨我们和八．二四革命造反派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徒劳的。最近，有的保守组织的坏头头，竟然对抗中央指示，盗用中央名义，胡说什么“我们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八．二四是犯了严重错误、组织不纯的造反派。”这种说法，纯系捏造。河南各方代表在向中央汇报期间，中央负责同志对群众组织代表和军队干部，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这是他们为了蒙蔽群众，挽救其即将灭亡的命运而玩弄的政治阴谋，必须彻底揭穿。
+
+　　(三)最近以来，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所操纵的保守组织中一小撮坏头头，煽动和蒙蔽一些不明真象的群众，脱离生产和工作岗位，造成全市性的停产停业，在东郊工厂设立顽抗据点，修筑武斗工事，破坏机器设备，盗用国家器材，制造杀人凶器，以至盗窃民兵武器、弹药(包括步枪、手枪、自动枪、轻重机枪、六零炮等)，不断挑起大规模武斗，残杀八．二四革命造反派战士。八月十日，我部奉中央命令，派遣六零九三部队进驻东郊，宣传毛泽东思想，保护工厂。可是，这一小撮反动家伙，对这一革命行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唆使一些不明真象的工人、农民，拒绝我军进入工厂，对我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干部、战士，进行谩骂、围攻、殴打和绑架，炸毁和抢劫我毛泽东思想宣传车上的广播器材，甚至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用机枪打死首都红代会和八．二四战士各一人，打伤我战士和革命造反派多人，明火执仗抢夺我部队的枪枝弹药，这是对抗中央的严重政治事件。我们严正警告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保守组织中的一小撮坏头头，你们必须立即停止对抗中央的一切活动，拆除武斗工事，放下杀人凶器，交回抢走的枪支、弹药，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投降，向革命造反派低头认罪，这是你们唯一的出路。参与这一事件的广大群众是受蒙蔽的，是无罪的。他们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热忱地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迅速返回生产、工作岗位。反戈一击，大杀回马枪，彻底揭露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罪恶，狠抓革命，猛促生产。
+
+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九日
+
+　　· 来源：
+
+　　根据网络材料打印

CCRD/0/8/3/000012.txt

@@ -0,0 +1,17 @@
+# 郭金钰的认罪电报
+
+　　<郭金钰>
+
+## 〖郭金钰，时任金华军分区政委、金华支左联络站领导小组组长。〗
+
+　　（原编者按：人们记忆犹新，袁郭汤之流气势汹汹地发动对三军校的一场围攻，反动气焰是何等嚣张！真相如何？读者从郭贼的电报中，可以略知一二。这份电报，是八月中旬郭金钰被造反派揪往杭州斗争多次之后，被迫写的。它同郭的另一个“检讨”一样，极力推卸责任，回避要害问题，企图蒙混过关。现将电报公布于众，供大家揭发批判。）
+
+　　（中央文革、全军文革、海军党委、防化兵部党委：）
+
+　　今年五月上旬，六六四“红联”、七○三“红总”、四一四“红革司”三军校到金华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宣传了毛泽东思想，深入到群众中进行调查，支持了革命造反派。而我们金华支左联络站，由于以我为首的领导没有很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很不理解，站错了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而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保守组织，镇压了革命造反派。当时因他们和我们支持的对象不一致，则认为他们是和我们唱对台戏，乃在贯彻上级指示中借口宣传他们没有支左任务来金是错误的非法的。在我们的影响下，保守组织说：他们不是解放军，甚至说是右派部队。我们在军内和群众中布置可以进行辩论，而下面执行起来则搞成围攻，甚至还给他们加错误，说他们冲了机要大楼，砸了电话机，而实际上他们在群众武斗时，作了宣传和制止武斗工作，没有挑起武斗。如五月上旬，他们刚到金华时，有几次只二、三人到支左联络站来，即被联络站干部战士多人围攻，有的动手打。其他金华的武斗是我们支持的保守组织挑起的，如五·二八事件就是这样，甚至保守组织还把它说成是反革命暴乱。对此我们应负责任，而三军校六六四“红联”、七○三“红总”、四一四“红革司”却作了许多劝阻工作。我们为了调走三军校，对中央和上级采取了欺骗的办法，说武斗是他们挑起的，在每个问题上我们犯了严重的错误。而六六四“红太阳”、七○三“工农兵总部”是保守组织，因为当时和我们观点一致，我们让他在大会上辱骂“红联”，让“工农兵总部”散发了传单，给了他们食住和宣传工作的方便，是错误的。总之，六六四“红联”、七○三“红总”、四一四“红革司”是革命造反派，他们在金华支持的是革命造反派，大方向是正确的。而我们在对待他们来金支左问题上，既欺骗了中央和上级，又污蔑了六六四“红联”、七○三“红总”、四一四“红革司”，极大地损害了解放军的崇高声誉。我是支左联络站领导小组的组长，对此应负主要责任。我除初步检讨，向六六四“红联”、七○三“红总”、四一四“红革司”赔礼道歉认罪，向毛主席，向中央请罪，请求组织给我以应有的处分外，我个人认为过去对上级的报告，应予撤消，并建议组织上对六六四“红联”、七○三“红总”、四一四“红革司”到金支左重新估价，恢复名誉，并予以表扬。今后我再作进一步检讨。
+
+　　 原金华支左联络站领导小组组长、金华军分区政委　郭金钰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
+
+　　· 来源：
+
+　　金华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总部(金二司)编《金二司战报》，1967年9月22日。

CCRD/0/8/3/000013.txt

@@ -0,0 +1,59 @@
+# 彻底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商业工作的影响（大字报）
+
+　　<姚依林>
+
+　　建国以来，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云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在经济战线上，特别是在财贸战线和商业战线上，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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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年来，毛主席的思想是一条红线，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始终处于统治地位。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商业工作也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断地干扰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种干扰有时大，有时小，特别是在一九六二年，他们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举行了全面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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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两条路线的斗争，长期是不认识的。对主席思想是学得不好的，跟得不紧的。商业工作主要执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但是有时执行了刘、邓和陈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特别是陈云领导经济工作的时间长，做过商业部长，对商业工作的影响大，总觉得他是经济工作方面的权威，有迷信，对他的主张一般是认真执行的，思想上受到的毒害是深的。直到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才进一步察觉他的思想同主席的思想不对兴，有严重错误，但是还没有提高到两条路线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去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才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长期两条路线的斗争，明确地认识了陈云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资产阶级经济权威。认识到必须彻底肃清刘、邓和陈云在财贸战线和商业战线上的影响，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突出政治，才能坚定地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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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商业工作在建国之初，打下的底子，就是受到陈云影响的。是一个经济主义的底子。是一个经验主义的底子。经济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资产阶级的和修正主义的东西。其最大的特点是见物不见人；讲经济不讲政治；讲机械平衡，不讲唯物辩证法；讲当前收到速效，不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景。这完完全全是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思想。陈云对商业工作的领导，对物的研究是比较细致的，但是从来不提倡人的思想革命化。对经济规律，主要是价值规律的研究是比较细致的，但是偏重于谈如何运用这些规律。他对商品流通问题，研究得比较细致，但是从来不讲用毛泽东思想去统帅一切。陈云的这种指导思想，是完全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同毛泽东思想唱对台戏的，它必然给我国社会主义商业工作带来极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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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社会主义商业工作，凡是主席思想不受干扰或者受到干扰比较少的时候，就取得很大的成绩。比如，我们在建国初期，执行主席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在一九五三年，执行主席提出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一九五八年，执行主席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一九六二年，执行主席提出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学说，执行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重新强调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在一九六四年，执行主席提出的大学解放军，建立政治机关和林彪同志提出的突出政治，四个第一等等，都是取得了成绩的。相反地，凡是我们的工作，受到刘、邓和陈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重影响的时候，就会犯严重的错误。因此，必须在我们头脑里彻底肃清刘、邓和陈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在商业工作中彻底肃清刘、邓和陈云资产阶级反路线的影响，才能真正做到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高举起，把商业部门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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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三年，我们执行了当时中央财委副主任薄一波提出的“压缩库存，挤出资金”的错误方针，放弃了一部分业已取得的批发商业阵地，使国营批发商业阵地后退了，使资本主义商业得到一些发展，这是一个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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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建国开始，特别是一九五四、五五年，国营商业个别吸收了一批私营批发商作为工作��员，一九五六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我们全盘吸收了大批资产阶级分子和一部分小商小贩。这些资本主义企业有些原封未动，有些只是在形式上有些改变，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分子把持着。不少公方代表被资本家拖下水，并且还腐蚀了一批国营企业。在一九五六年以后，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内部并没有进行不断革命，这固然与李维汉投降主义的影响有关，但是陈云的指导思想，也有重大的影响。陈云当时说，要靠“瓜皮帽子、水烟袋子”做生意，用“两条小辫子”当政治委员。陈云的这种说法，实际上同李维汉一样，是让资产阶级分子把持业务大权，反对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云强调利用资产阶级专家，相信资产阶级专家，这是资产阶级专家路线，与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是完全相违背的，是反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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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六年，是跃进的一年。这一年财政有点赤字，银行多发了一些票子，市场有些紧张，本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当时刘少奇和陈云不看主流，不看大好形势，提出“反冒进”，给六亿人民的革命干劲泼冷水，和主席唱对台戏。当时我自己思想上是同情反冒进的，提供了一些反映市场紧张的消极材料。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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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七年，陈云大讲三个平衡，即财政平衡、信贷平衡、物资平衡。这是机械平衡论。只讲物的平衡，不讲人的因素，不讲精神变物质的一面，不讲唯物辩证法。这种平衡必然成为消极的平衡。这是他“反冒进”的一个重要武器。我也是同意并且宣传过陈云的三大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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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七年，陈云提出财贸系统要加强三大观点，即政治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现在认识，把政治观点和生产观点、群众观点平列起来，这是完全错误的。它违背了政治挂帅、政治统帅业务的思想，把政治和业务平列起来。陈云提出这个口号，是从业务角度出发，是讲在进行业务时，要在三大观点，使政治为业务服务，把政治落实到业务中去，根本违背了政治挂帅、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原则，根本违背了政治落实到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原则。对于陈云提出的这个错误口号，在财贸系统和商业部门中流毒很深，我自己也是认识不清的，是积极宣传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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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云经常说，我国商业工作搞的是自己的一套，而不是苏联的一套。其实，陈云所说的自己的一套，完全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来统帅一切的，而是总结过去民主革命时期解放区商业工作的一套经验和我国资本主义商业的经验，并且从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那里也学习了不少东西。在一九五五年以前，商业制度学习了不少苏联的东西，其中有不少也是有错误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必须彻底砸烂、彻底粉碎这一套旧的东西，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来照耀我们前进的道路。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不破除刘、邓和陈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就不可能出现毛泽东思想挂帅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商业，而只能蜕化为披着社会主义商业外衣的资本主义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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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当时我自己的思想上也企图跟上形势。但是远远没有吃透主席思想，没有紧紧抓住人的思想革命化这个主要环节。提出了不少错误的口号。我就提出过“生产什么、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这个错误口号。不是在人的思想革命化上使劲，抓革命，促生产，而是片面地追求高指标和高征购。其结果，不利于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发展，不利于财政收支的平衡，破坏了对农民要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主席在一九六二年一次会议上批评过我们是破坏部，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当时向主席写了报告，接受了批评，并且在工作上作了改进。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主席对大跃进的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的，而我们则对主席的伟大思想没有吃透，没有领会，因而在实际工作中犯了一系列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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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二年二月以中央名义召开的“西楼会议”，听取财政问题和市场问题的汇报，是刘、邓和陈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次大暴露。这是否定三面红旗，反对大跃进，吹冷风的一次会议，是公开地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批评财政部的报告是一个假报告，是真赤字，假平衡。邓小平和陈云也为刘少奇帮腔。刘少奇说：“收入打在可靠的基础上，支出要打足。有赤字要提出来，然后提弥补办法，容易说服人���你们的报告是掩盖矛盾，不是揭露矛盾，有赤字不在西楼会议上提出来，很不好。支出不打足，你们要负责，这是有意留缺口。以后预算冲破了，你们负责，没有用完是你们的成绩。”邓小平也说：“要堵死后门，把前门开够。国家预算的预备费打足，地方预备费也要给够，预算不能平衡，宁可从其他方面节约。把这两个前门开够，有问题在这里解决，不要到处留缺口。以后要形成制度。”刘少奇又说：“收入要稳妥可靠，支出要打足，应拨银行的钱，也要打足，动用上年节余搞基本建设及工人处理费都要放在今年支出，把矛盾揭露出来。这样，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赤字。出现后，然后想办法消灭它。使全党了解情况，有个奋斗目标。这样做，就会给全党提出一个任务。不能象过去一样，年初打平衡，年末有赤字”。“预算，要总结几年经验，搞那末多年预算，以后又出那么多漏子，以后能否不出。为什么说财政没问题，又有那么多赤字，编预算的办法是否要改一下，改好一点。不要老是报喜不报优。一九六〇年讲经济繁荣，库存增加，是骗人。现在的计划，不能信任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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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楼会议”上，陈云大吹冷风，把大跃进描绘成漆黑画才。陈云说：“（一）农业有很大的减产，粮食不够吃，油水很少，衣不够穿。现在的措施，解决回笼票子。根本问题一个没解决。但看法是否一致，不一定。这有很多原因，角度不同，接触不同，情况好的只是个别，总的是不如从前。粮食恢复不快，对我们的方针政策恢复快不快，关系很大。现在（1）好地减了两亿亩；（2）猪没有粮，增加不快，公母猪多，大量发展，为时还早；（3）农具破坏很多；（4）种子退化，茬口打乱。好的条件是：（1）水利；（2）机械。两者相比，基本条件比过去坏。（二）建设规模是否超过经济可能性，我的看法是肯定的。现在有一种论点：三年灾荒，使工业不能前进，是否三年丰收，工业就能加快，我看也不能（一九五六年也搞多了点），不但减产后，不能维持现在建设规模，就是不减产，也不可能，因为库存减少了。另一方面， 工业基础是否和建设规模相适应？也不适应。劳动生产率比过去有很大降低，许多工厂吃不饱，产值那么低，工人那么多，不适应。产品的数量和品种，也完全不相适应，不能担负这样大的建设规模。为什么这样大？认为农业过了关。农业大减产，工业规模大了。（三）通货膨胀。我们没有到国民党的恶性膨胀，但是通货膨胀如不制止，很危险。商业库存年年减少，怎么办？（四）城市钞票向农村转移，助长投机倒把。最大的危害是农民不卖东西。这种趋势还在继续。（五）城市人民生活下降，现在生活很苦，大家都承认了。”“现在对情况估计，是否大家都差不多了，这个问题很重要。我想，也许还需要时间，有些情况还暴露不够。”刘少奇插话说：“现在有的还没有认识清楚，有的不愿意搞，大家还没有完全认识，这是很大的问题，这三天又揭出很多问题，是否都认清了，我看没有。”陈云说：“这几年有些问题只能在书记处小范围讲，在广大干部面前不讲，怕吹冷风。”刘少奇说：“讲清了，采取措施，可以讲的。”以后陈云作了一个报告，把他们攻击大跃进的冷风吹到全国范围，这个调子就是在“西楼会议”上定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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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还在“西楼会议”上估计说：第三个五年是调整恢复，第四个五年前进。他又说：“现在和一九四九年不一样，我看总不是平常时期，可否说这是非常时期。”“有些情况可能还认识不够，或可能还没有提出来。要继续揭发。现在看法还不那么一致，不要怕揭，要彻底，可能过一点，也没有害处，如情况不那么坏，更好。揭底，怕丧失信心，有可能，但还不会躺倒不干。怕漆黑一团，总要讲点好情况，使工作不能前进，情况还不能明。各部要说明这一点（现在多数人，实际感到情况很严重，不讲，怕吓人）。现在方向不是搞十年计划，老老实实搞克服困难。否则方向不对。现在调整很困难，不采取非常办法，不行。现在不同于一九五二年，情况复杂得多。大的经济危机到来时，资产阶级采取紧急办法。我们虽然不同，非常时期也要有非常办法。在小范围讲，公开不讲有，领导集团内部要统一思想，要提三年到五年争取财经情况基本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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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楼会议”上，刘、邓强调了垂直领导。刘少奇说：“商业这几年要搞垂直领导，不要怕这个，列宁就搞过，搞��很好。”彭真也说：“要集中的东西，行动要快，否则工作要受损失。”刘少奇还说：“专业公司要一个星期内成立起来。商业部门要在一个月内把制度搞起来。消费合作社进城的办法好，要试点，也要快。高级商品要搞，有些百货也可以搞。在产地搞不行，要在票子多的地方搞，回避产地。经济上要搞一点垂直领导，派一些检查组与工作组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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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楼会议”上，还讨论了物价问题。邓小平说：“可以考虑，生产多一点，把物价提百分之五十，工资提百分之五十，但关键在工业品。”陈云说：“只有低价对低价不行，要有两个办法：低价对低价，高价对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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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西楼会议”的要点。当时在商业部，我对于“西楼会议”没有做全面传达，只传达了有关商业工作的要点，主要是不愿意吹冷风。一九六二年商业工作出现了大的“回头”现象，恢复专业公司，恢复原有的规章制度（有的地方还更加烦琐），等等，都是根据“西楼会议”的精神定下来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前进了的东西，大部分退回来了，剩下的东西不多了。高价商品也是在这时加多的。当然，从具体措施来说，有些在当时还有必要，但是“西楼会议”的基本精神，是大吹冷风的，是攻击大跃进的，是否定三面红旗的，是刘、邓和陈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反扑。从我自己思想来说，当时对“西楼会议”定的具体措施基本上是赞成的，是贯彻执行的，认为这样做有利于稳定市场，当时并没有认识有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所以在自己思想上，实际上是做了刘、邓路线的俘虏。只是对全面提高物价和全面开放自由市场，实行低对低、高对高的交换办法两点，没有执行。当时只觉得这样做行不通，城市职工会很不满意，投机倒把还会大发展。并没有提高到两条路线的高度来加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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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楼会议”以后，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刘少奇还以中央名义召开过几次会，检查执行情况，继续发展“西楼会议”的错误路线。有的会议我也参加了。在三月三十一日的一次会议上刘少奇说：“陈云讲过很多问题，现在我们走他的路。”在四月二十三日一次会议上刘少奇说：“干部多数对困难估计不够，而不是估计过分。经济上没有大好形势，是困难形势。陈云说，我们千万不要把革命果实在我们手里失掉，也许过分一点，但有这个问题。认识迟了一些，行动也迟了一些，再不能迟，已经迟了。”在五月十一日的一次会议上刘少奇说：“目前经济形势，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总的讲，没有大好形势。好的形势是部分的。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但要承认有些地区还没有过去，城市工业中也没有过去。对困难估计过分的危险不大，估计不够有危险。”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批评我，说我一贯是乐观的，是一个乐天派。其实，当时我对困难的估计也是过分的，对主席的伟大思想也是缺乏认识的，在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是跟着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的，只是在对市场情况的估计上，不象他们所说的那样漆黑一团而已。在五月十八日的一次会议上，讨论如何把农产品收购起来，刘少奇说：“只有两个办法，或者是一二类物资统统涨价，或者是一二类物资实行低对低。农民卡我们，我们也卡农民。他不卖粮食棉花给我们，我们就卡住盐不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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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刮单干风，这是“西楼会议”精神的继续发展。一九六二年五月，我到上海去的时候，陈云对我说，邓子恢包产到户不彻底，要分田到户。要我帮他算一笔帐：分田到户以后，农业生产每年能增产多少，国家能掌握多少粮食。我当时回答我算不出这笔帐，要粮食部才能算，他就把陈国栋和财办的何畏找去了。我问陈云，你这样做是否和主席提出的农业合作化方针相对立，置主席写的农业合作化问题于何地？陈云说：“主席最实事求是，你不要管。我自己会去找主席谈。”陈云并把分田到户同当时国民党企图窜犯大陆联系起来说：“打起仗来，把土地分给农民，农民起来保卫土地，劲头就大了。”我同陈国栋商量，给他提供一些农业发展得比较好的地区的材料，陈国栋提供了湖北沔阳的材料，我提供了浙江平湖的材料，这都是当时农业恢复并有发展的县。陈云看了说：“你们这些县在全国有多少？这样搞起来太慢。”他根本听不进去。我同陈国栋商量，向陈云说明这笔帐我们算不出来，就没有算。我虽然没有同意他分田到户的主张，但是由于对陈云有迷信，对他的意见也反复思考，也要商业部外出调查的同志研究过农民是否有这个要求，这都是自己思想上对这个大是大非问题动摇的表现。直到一九六二年七月北代河会议主席提出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并且批评了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以后，自己的思想才明确起来。这件事，我在从上海回来后，向先念同志汇报过，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向总理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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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以上的材料，可以看出，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刘、邓和陈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我的影响很大。在这一段时间内，我的思想和工作，基本上是跟着他们走的。这是由于我也是把形势估计错了，把困难估计大了，实际上也是对社会主义发生动摇。先念同志在“西楼会议”说过：“高兴受到中央批评，这是对财政工作的支持。”当时我也是这样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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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四年我到天津百货一级站蹲点搞四清，我传达了彭真在一九六五年一月在北京的报告要点，当时是从电话中由财贸政治部杨春旭告诉我的。彭真的报告一开头就说，我向主席请示过，当时是误认为主席同意过的。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我从天津回来，同财贸部门其他同志在一起向刘少奇汇报了一次财贸工作。刘少奇说：“要搞一个社会主义时期反对投机倒把的条例。要包括反对贪污盗窃、反走后门等等。不仅是为了目前，而且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都可以用。”可以看出刘少奇的思想，是在四清运动以后，只要依靠一个条例，就可以解决阶段斗争的问题了，这完全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论调。我回来让财办搜集了一些四清运动的资料，没有起草条例，资料也没有送出去。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同华北蹲点的同志在一起向刘少奇汇报了一次四清情况，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你们研究一下，对商业部门的监督如何搞法，包括监督的具体形式，具体方法。彭真说，你们对资本家 ，不要因为他是资产阶级分子而不要他，而是因为他做了坏事而不要他。邓小平说，我们的政策鼓励改造，树敌不能太多，打击面不能过宽。大部分人要给以改造的机会，有严有宽。财贸、商业比农村工厂复杂，要从蹲点中调查清楚。此外，刘少奇还讲了有关农村四清和工会组织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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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我所认识的刘、邓和陈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商业工作影响的一个梗概。由于时间不够，来不及翻阅档案资料，这份揭发材料，肯定有很多不完整的地方。我希望，党组、局长和一切知情的同志，都能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材料，通过大字报的形式，统统揭发出来。把刘邓路线揭深揭透，批倒批臭。我要力争做到既是革命的一份力量，又是革命的对象。首先把自己放在革命对象的地位，请大家来开炮。同时，我也要向一切革命同志学习，学习你们的革命造反精神，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一切。坚决同你们站在一起，向以刘、孙和陈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彻底肃清他们对商业部门的影响。只有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个洪流的冲击，大破大立，才有可能把我们思想上工作上的一切旧东西破掉，才有可能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红旗高高举起。真正做到突出政治，四个第一，人的思想革命化，把商业部门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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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底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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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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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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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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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CCRD/0/8/3/000014.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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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七二四九部队党委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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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处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大决战的关键时刻。全国掀起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彻底摧毁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新高潮。革命的形势好得很!开封市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八．二四革命造反派，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亲切关怀下，在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力支持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满腔的革命热情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英勇奋战，顽强不屈，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冲杀出来了，开封市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罪恶阴谋已宣告彻底破产，他们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保守势力正在土崩瓦解，受蒙蔽的群众纷纷觉醒，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八．二四革命造反派的队伍迅速壮大，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正在形成。开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胜利的阶段。这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在中州大地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古城开封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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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一月，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发出了“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这是毛主席对我军的最大信任、最大鼓舞和最大鞭策。由于我们对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路线觉悟很低，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因此，一开始介入开封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站错了队，忠实地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钟汉华、何运洪等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错误地把八．二四革命造反派看成是右派；把他们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的革命精神，看成是“右派翻天”；把他们在一月风暴中联合起来坚决向开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革命行动，看成是“反革命小联合”；把他们坚决抵制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引起的“二．八事件”，视为“反革命事件”；把他们在前进道路上，由于缺乏斗争经验而产生的某些枝节问题，看成是他们的主流，抓住不放，无限上纲，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他们的大方向。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为了把八．二四革命造反派打下去，我们出了不少坏主意，干了不少坏事情，我们重起炉灶，由上而下地扶植和支持了保守组织，积极地策划和参与了二月十一日围剿开封师院八．二四革命造反委员会和二月十八日夺取广播站等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恶活动。我们积极支持提出“打倒八．二四革命造反委员会幕前幕后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分子”的错误口号和把六号门革命造反兵团及回族革命造反总部分别宜布为“反动组织”、“非法组织”。对开封市曾经一度出现的摧垮八．二四，肃清八．二四流毒，让革命群众挂黑牌、打白旗、游街、请罪等等错误做法，我们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制止，从而，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造成了群众与群众、部队与群众长期对立的严重局面。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乘机兴风作浪，向革命造反派反攻倒算，掀起了一股资产阶级复辟的反革命逆流。由于我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硬是把开封市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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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初，中央发出了关于安徽问题的五点指示，中央军委颁发了十条命令，上级又传达了林副主席在全军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会议精神，这是我们检查和纠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一次极好机会。但是，由于我们的错误立场，观点没有改变，对中央的指示没有认真学习，坚决贯彻，不是迷途知返，反而盲目自满，自以为是，把当时八．二四革命造反派对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抵制、反抗，看成是又一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从各个方面加以打击和压制。对于积极支持八．二四的首都红代会和外地赴汴串连的革命小将以及军事院校的革命同志，持反对的态度，认为他们是“自作聪明的诸葛亮”，把他们的革命行动看成是“闹事”，对保守组织对他们的围攻、殴打、绑架和“劳动改造”，我们熟视无睹，客观上纵容和支持了这种错误行为。严重地打击了他们的革命精神，危及了他们的人身安全。这样，就使我们一错再错，越陷越��，直至中央指出我们的错误之前，我们还毫无觉悟，从而把部队广大干部、战士和开封市广大革命群众引上了邪路，使他们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给部队思想革命化的建设带来了极坏的影响，给开封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严重损失。这些错误我们党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
+　　我们完全辜负了毛主席、林付主席的亲切教导，辜负了开封市广大革命群众对我们的殷切期望。我们所犯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心情是万分沉痛的。我们犯了罪，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林付主席，对不起开封市三十八万人民，对不起八．二四革命造反派。
+
+　　我们所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路线觉悟不高。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很不理解，对于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认识不足，错误地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那一套思想、理论和政策来看今天的革命，因此，分不清敌我，辨不明是非，颠倒了主流和支流的关系，自觉不自觉地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怕群众，怕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委领导很少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虚心听取意见，对许多事情缺乏调查研究、阶级分析，偏听偏信，对于八．二四革命造反委员会主动派人来我部介绍情况，为帮助我们改正错误而提出的批评建议，我们不仅没有耐心听取，很好采纳，反而极其错误地采取了所谓“高姿态”顶了回去，完全违背了毛主席“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的教导。自己不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甚至反对别人革命，反映了我们怕群众、怕革命的思想；保守思想严重，主观片面，骄傲自满，固步自封，自以为是，因循守旧，墨守陈规。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造反精神和革命行动看不惯，甚至反感。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事物很不敏感，很不理解。而对保守势力在思想感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站错了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犯错误的最根本原因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好，在思想上没有牢固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世界观没有彻底改造，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很好地触及灵魂，破私立公，促进自己的思想革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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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教导我们：“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最近毛主席又指示我们：“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我们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响应林付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的最新号召，公开彻底地检查错误，坚决认真地改正错误，坚定立场，端正方向，坚定不移的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努力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为此，特声明如下：
+
+　　一、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彻底改造世界观，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保卫林付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二、坚决拥护和执行中央对河南、开封问题的决定和指示。坚决拥护以刘建勋同志为首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河南二七公社和开封八．二四革命造反派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无论出现任何艰难险阻和曲折反复，无论阶级敌人怎样挑拨离间，我们永远坚定不移地、旗帜鲜明地、毫不含糊地、全心全意地支持他们，永远同他们肩并肩，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誓作他们的坚强后盾。我们坚决倒向八．二四革命造反派一边，不搞折衷，不和稀泥，不当两面派，反对顽固派，坚决向一切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行为作不调和的斗争。
+
+　　三、牢牢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充分发动群众，更深入、更广泛地开展大批判运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开封的代理人彻底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在大批判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坚决支持八．二四革命造反派，在一切需要夺权���单位和部门，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为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开封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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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坚决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爱护、相信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我们向由于我们的错误而遭受打击迫害的八．二四革命造反派战友赔礼道歉，并致以亲切的慰问，我们要虚心向八．二四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学习，向广大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学习，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在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中全心全意地保护八．二四革命造反派，紧紧地依靠八．二四革命造反派，爱他们之所爱，恨他们之所恨，急他们之所急，帮他们之所需。和八．二四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一起，团结95%以上的群众，团结95%以上的干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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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热烈欢迎受蒙蔽的群众和犯错误的干部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前一段，由于我们的错误，使你们转了向，站错了队，你们没有罪，责任应由我们来负。我们诚恳地希望你们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大搏斗的关键时刻，丢掉一切个人得失，不要再受坏人挑拨，认清方向，端正立场，下定决心，鼓起勇气，毫不迟疑，果敢地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揭露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河南、开封的代理人以及保守组织中一小撮坏头头的罪恶，控诉他们的罪行，反戈一击，为人民立功。热烈地欢迎你们帮助我们并且和我们一道改正错误，坚决贯彻中央关于河南、开封问题的决定和指示，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八．二四团结起来，共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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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我们呼吁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立即返回生产、工作岗位，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八．二四革命造反派的战友要既当抓革命的闯将，又做促生产的模范，誓夺革命、生产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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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支持八．二四革命造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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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八．二四革命造反派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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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八．二四革命造反派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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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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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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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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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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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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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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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选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关于河南问题的文件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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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雪珍“认罪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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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雪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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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雪珍：女，遭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镇压的“支联站”头头“全向东”之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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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名张雪珍，现南市区人民法院工作，作为政法机关工作者，我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而对人民对党犯下了罪，经过几天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我，我愿意和丈夫“全向东”划清界线，愿把自己所知道的“全向东”的罪行作如下的交代和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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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向东”（原名汤福坤，又名汤东生）在67年2月份去上柴厂参加上柴厂运动，“全向东”是支持上柴“联司”的，当时我曾几次劝他不要去干涉别厂运动而应把自己本校运动搞好，当时他不听我劝告，争执和吵过几次。
+
+　　从市革会6．3通告出来后，“联司”撤退了，以后“联司”和“支联站”的活动在人民广场造谣惑众、欺骗蒙蔽群众，公开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上海市革委会，妄想制造上海第二次大乱。
+
+　　①“全向东”对新生文汇报进行污蔑，说解放军报社论不转载，过去文汇报是好的，而最近二星期表现恶劣。
+
+　　②6．17“全向东”在人民广场作了黑报告，说上海还存在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上柴厂就是一个例子，从机电一局——上柴工段。
+
+　　③“全向东”说公革会有一撮人对造反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上柴“联司”芦、柏就不该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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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市革委会里张春桥，姚文元是坚定左派，而徐景贤在处理红革会有问题，市革委会要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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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问题上说上柴厂三军表态支持东方红是错了，厂内的孙明理是带枪的刘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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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7．18上柴厂挑起武斗而将东方红的解福喜活生生打死，全市追悼大会，“全向东”说解福喜本身也是参加武斗，他的死比鸿毛还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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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又说市革委会政宣组不批准油印，就是用牙齿也要把它咬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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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⑧交大反到底在校外气势汹汹，名声很响，山头主义严重而在校内已失去威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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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⑨对××学校一学生名不知，年龄廿多岁左右，来过我家几次，事后“全向东”说是公革会派进来的“特务”监视他的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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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⑩有些权威名牌组织头头表态支持东方红，又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是靠表态运动，有些表态也是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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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全向东”矛头指向市革委会和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等言行曾有过几次斗争和帮助，但都被他顶回去，他主观不听取别人意见这也说明二条道路、二个阶级斗争，以致犯下了滔天罪行，应受到国家法律制裁，但作为家属没有帮助扭转过来这是我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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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全向东”被交大反到底绑架去不知下落，我当时心里很急，当时曾去政法指挥部要求追查及在6．29人民广场进行控诉，控诉内容认为绑架“全向东”是违反6．6通令，如有罪可由政法机关处理。为此事，我们法院同志对我进行帮助教育及取消造反队队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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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6．29“全向东”在校被一学生救出后，就一直在天水路汽车配件厂隔壁一幢房子作为“支联站”办公点，“全向东”是“支联站”的头头，里面有二、三十个人，当时“支联站”里面工作的，我能叫出名字的一个高锦华，一个是任龙，一个专跟“全向东”的张文浩，还有一个女的小学教师沈老师名不知，还有听电话的一个女的中学生（名不知）。里面有刻腊纸油印传单的，我面孔看见认识，但名字不知道，因“全向东”有过一次绑架，路上怕被再次绑架，故我在工作之后开好会去“支联站”接他回家，但不是每天，有时，“全向东”就睡在“支联站”，我去“支联站”没有参加开会或其他活动，当时对成立“支联站”是认识不清，对性质更看不清楚，特别是几次在人民广场听“联司”控诉黑党委，“联司”绝大多数是群众等等，被假象蒙蔽，思想上也逐渐对“联司”有一种看法，认为“联司”是受黑党委压制的，否则人民广场为何有这许多群众（其中也有坏人）来支持它，另外认为“联司”大方向错了，为何退出“联司”很少，也看到支持“联司”的100多个厂也不少，认为“联司”群众造黑党委的反，大方向没有错，但从7．18发生武斗开始后打死了东方红解福喜，“联司”和“支联站”社会上发生打砸烧事件，特别是市革委会政法指挥部发出通告，而“联司”违抗通告不执行，甚至更严重的八·三市革委会解放军同志去宣读市革会给“联司”群众一封信时遭到“联司”毒打与扣留，更进一步看清这是反革命暴乱。八·四革命造反队对上柴“联司”，“支联站”采取了革命���动，踏平了“联司”，并先后捉住了“联司”和“支联站”的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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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9“全向东”离沪出走，以后未知下落，曾有一次我去“支联站”拿一只钢精锅子（我家里的，送小菜的），高锦华说“全向东”要200元钞票，我说家里没有这么许多钱，后送100元给“支联站”带去，但是他们没有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以后八月四日“联司”被踏平，五日上午我法院同志及一些学生派来三辆汽车来抓我，当时我正好在外见此情况急于躲避，先住我妹妹同学何××家，于8日上午乘火车到宁波南大路胡德坊亲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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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顾虑重重，认为“全向东”抓不到，总要向我追问，如回答不出，认为我不老实，而遭打，考虑到家里有4—9岁三个孩子，我跑了。直到18日上午在轮船码头听到上海来的旅客说“全向东”已在武汉被抓，我于18日下午乘上轮船，19日上午抵沪，住老新街×××号我亲戚家。当天因身体不好休息了，想星期日无人办公，故决定21日下午到政法指挥部报到自首，谁知12日印染行业的造反队和我亲戚胡××已上门来找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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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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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工总司纺织系统联络总站《纺织动态》（专刊），无期号。1967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