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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RD/3/7/2/000019.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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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喻宜萱： 我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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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系主任、喻宜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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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旧社会里我曾以不问政治而自喜，对于一般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常以吃党饭的话去讥笑他们，我以为搞政治是非常俗气的，看不起那些‘党老爷’，我之讨厌国民党，并不是我有什么更好的政治认识，或者是有什么进步思想作根据，只是觉得政治这玩意儿是庸俗的，更以为我是艺术工作者，凭本事吃饭，因此认定艺术是超然的，我就根据这种理论，不问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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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音乐的看法，不承认音乐是一种消遣品，我以为音乐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的一部分，它是有教育意义的。但我受的音乐教育，是十足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那一套洋化的训练。我又曾经两度出国，前后五年多，装在脑子里的帝国主义文化影响究竟有多少，我自己还没清算出，我可以告诉同志们，一定是很不少的。我嘴里虽不说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大，而事实上我也正是这一类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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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我做过一些教学和演唱的工作。在教学方面，我可以坦白的告诉诸位，是硬搬死搬，唱好了西洋的东西就是第一等，在演出方面虽然抱着以普及音乐为目的，但强调了个人的能力。在节目的选择上，只是凭着自己的喜爱，以能表现技术，适合我的声音的曲子为原则。在较早的时期，我的独唱会的节目单，大部分是西洋名歌，摆上两三个中国歌，点缀一下，抒情一番。后来，我提倡唱民歌，而我从来不曾真正研究过民歌、唱好过民歌，只是以声音美的原则，随自己的意思，唱一些改编了的不像民歌的民歌。我到东西南北去开独唱会，受到很大的欢迎，很出风头，而欢迎我的只是那些城市里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我这些自以为是成功的经历，养成了妨害我进步，妨害新的工作的个人英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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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解放战争进行到剧烈阶段的时候，我正布置第二次出国，我不了解共产党，我也没有想到去了解它，我知道并且希望国民党垮台，只要战争不搅挠我的小天地，求得苟安，我就什么都不管了，我就这样抱着逃避现实的心情跑到巴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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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国主要部分快完全解放时，我由欧洲回到祖国，第一次见到那五星红旗时，我是满心欢喜的，待到达北京后，就听到洋土嗓子的论调，我心里颇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吃了饭没事做。我还说，嗓子长在我的喉咙里，我是中国人，怎么叫洋嗓子呢?等到我唱了几次之后，间接的听到一些对我的批评，说我唱中文歌有些字音不正，味道不够的话，心里不满意，以为是那些过左的人们故意吹毛求疵。去年夏天去各省演出时，发意见单，征求听众的意见，我还是不赞成，还和方仟同志争辩过，我说提意见的并非真正的老百姓，还不是那些文艺干部提出来的，当然还是那一套，简直是故意那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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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这些思想看法的存在，对于我两年来的教学工作，起了一定的坏影响。我也曾要搞些新的教学内容，也想学习政治，在刚到此很热心，后来松懈了。对于声乐系的教学改革的迟缓，我应该负最大的责任，因为我总是以过去的观点来进行今天的教学工作，从来没有想到群众的需要和政治任务来作为教学的根据。又因为在旧社会里养成的个人主义来处理一切问题，这一定也影响到声乐系的系务。这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号召唤醒了我，我要求改造自己，求得进步，彻底批判那些不正确的思想。我不是为了不得已去适应环境，乃是听了几次的报告后认识到这些错误的思想，对于新的音乐事业的建立，有很大的危害性。我觉得一国艺术的好坏，不能拿另一国的艺术标准来衡量它，艺术是必须有民族性、群众性、政治性的。我们现有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制度是不符合群众需要的，我认为有迫切改革的必要(我已经开始来努力改革教学内容)。像我这些在旧社会里带来的错误思想和观点，不但会阻碍教学改革，更直接影响学生的思想。因此，我在这里提出来，请大家研究、批评，帮着我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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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文汇报》1951年11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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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芳澜：从头学起从新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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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理事长、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兼植物病理研究所所长、戴芳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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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解放以前，多少年来因对当时的反动统治不满，常常盘旋於我脑中的有一个未能解决的问题：如何能把我们这个饱受内忧外患的祖国弄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吧，我在国外留学期间，亲眼看见资本主义国家内贫富悬殊，议会为有钱的人所把持，认为不合理。不过那时也提不出来究竟应该怎么办，总觉得这条路在中国是不合适的。那末，走共产主义的道路吧，我那时对於共产主义只有一个模糊概念，并且受过反动宣传的影响，很怀疑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一直到解放以后，学习了“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和“论人民民主专政”，尤其内中讲到我国爱国的人士，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在寻找复兴国家的正确的道路中实行了许多办法，都没有收到效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我不觉大彻大悟，多少年未能解决的问题得到解答。那时心情的愉快，非言语可以形容，就很自然的“一边倒”了。解放后虽因个别共产党员的偏差，使我受到打击，但我仍敢於对他们提供意见。我素来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如果不是“一边倒”的话，就不会这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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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时，我满以为从前教学做事都是相当负责的，并且百折不回地坚守岗位，想来是可告无罪的了。等到进行了学习以后，对以前种种开始怀疑起来，再经过初步分析，更明确了个人过去的错误。首先讲教学吧，那时我拿出预定的一套标准，不够这标准的学生就给他们以不及格的处分。对於成绩坏的学生，并没有辅导他们学习，使他们学好。也没有让他们批评我的教学法和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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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讲教的课程和教学内容吧，虽说就地取材，但是，课程和教学内容的编定并未考虑到当时的需要，与实际是脱节的。这样的教学，简直是误人子弟！这种无目标、不切实际的作风，无疑是从资本主义国家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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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工作也是一样应当检讨。我曾一度主持植物病理研究事业，那时主观上是想为人民服务的。进行研究之前，我们先到各地调查，搜集资料；经过考虑后，重点的规定研究项目，制订研究计划，按步进行。不过那时我们有轻视劳动人民的心理，与老乡们间好像有一条鸿沟。我们只主观的下乡调查，并未去接近他们，去了解他们的困难，也未去向他们请教，学习他们的宝贵经验。因此在进行工作时，没能把他们的宝贵经验提高到理论。后来主观的决定研究项目时，所决定的可能并不是当时迫切待解决的问题。这种严重的错误，都是由於我们平时轻视劳动人民的心理所造成的。更严重的问题，是我们的工作与实际脱了节。所得的结果，实际上未曾为人民服务，在那时也不可能为人民服务。只作了反动统治阶级的粉饰工具。我们主观上原想为人民服务的，因为那时不知阶级立场这一真理，却为反动统治阶级服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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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时规定研究项目时，我们已预见到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实际工作很可能不会起作用。因此留下一部分的项目来进行基本上的工作——真菌调查与分类。主观上觉得这些基本知识在政治上正轨以后还是有用的。我个人就担任了这种工作。其实当时主要的动机，还是因为不满当时的统治阶级而又无革命的勇气，做这工作只是为了逃避现实，仍是从个人出发的，是超阶级思想。那时所作的工作虽与植物病理和其他经济建设有关，然而并未解决实际上的问题，对老乡们是毫无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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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国内的农业研究工作，除了上面所指出的错误外，一般还有其他许多缺点：第一，从事研究工作的人，缺乏整体观念，只管做自己份内的工作，而不把工作联系到有关的多方面，以致得出来的结果无法应用。例如作物育种工作只顾培育出品质优良的品种，而不考虑到它的抗病性或其他各方面。所育成的品种，时常是老乡们所不能接受的。第二，各人只做各人的，很少是集体合作的。“同行是冤家”，彼此间不但不合作，而且互相嫉视。有的人只想多写几篇文章作为个人“往上爬”的工具。第三，研究机关也是一样各不相谋，因此难免与其他机关有重复的工作，浪费了人力与物力。还有的闹宗派来巩固和扩张自己的地位和势力，无宗派的人简直没有工作的机会。第四，据我知道的，以前从没有人搜集过老乡的良好经验，试把它提高到理论。第五、还有的不考虑老乡们的要求，无目标的进行研究，像这样的做研究，就是客观条件良好的话，也不能够对人民有什么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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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於我个人方面还有最严重的一点须要提出的：就是从前既不满反动统治，对於共产主义又不自动出去深入研究，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这是一种要不得的态度。这种态度，无疑仍是从重技术轻政治的超阶级思想中产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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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显的，这些超阶级思想、纯技术观点、个人自由主义、妥协性、保守性都是与我个人家庭出身——没落官僚地主阶级——是分不开的。轻视劳动人民的心理，到今天在我们农业工作者中间，还是严重的存在着。这说明了为什么有些人对劳动模范曲耀离每亩出产九百多斤棉花还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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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天听到梁漱溟先生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致辞的录音，其中有一句话：“我很惭愧，我对人民没有什么贡献！”这也就是我藏在胸中而未说出来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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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初步清算了自己以后，起初感到异常痛苦，因为生命的一大半算白过了，过去的努力也白费了。但是在经过清算以后，好像洗了一个澡，去掉很多泥垢，精神上倒很痛快。有人说：“你否定了你过去的一切，是否丧失了个人自信心？以后还能工作吗？”在我来讲，经过清算后我不但没有丧失反而增强了自信心。因为我肯定我是能为人民服务的，而且有这个决心。不过以往走错了路，以致虚度半生，现在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和认识了个人的许多毛病，正好对症下药，修正过去的错误，在目前空前良好客观条件下，抓紧时间用我余年尽量发挥能力来为人民服务，以弥补过去半生的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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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这样年岁较大的人，中旧社会的毒较深，更需要学习；这些毒素不是一时可以清除的，还须继续不断的学习和自我检讨，才能逐渐的改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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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北京天津的高等学校展开了思想改造的学习，大家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来澈底改造自己。解放后我们也曾进行了学习，已有相当的收获。不过进步很慢，与客观的发展不能配合，使我们这份力量不能在建设工作中，有积极的贡献。目前在学校中有浓厚个人自由主义的人尚不在少数，个别的系内部尚不能团结，个别的系还有严重的本位主义。照这种的情况，距离建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系间和机关间的合作等还很远，高等教育的改革，会受到阻碍。现在客观条件要求我们，赶紧地改造自己。这种改造像过去专凭理论学习是不够的，进步会很慢的，只有把学习所得的理论来检查自己，再由旁人来发掘我们自己所看不见的毛病，善意地来帮助我们改造，然后才能巩固我们既得的收获，并不断的改进。只有这样清除了我们思想上的毒素，大家才发挥出我们的力量，高等教育的改革，也就能顺利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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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自我检讨，尚嫌粗枝大叶，不够深刻。个人还有很多缺点尚未加检讨。希望过去和现在的同事们、新旧的同学们、朋友们不客气的对我提出意见，帮助我的改造。让我们大家在思想战线上取得一个辉煌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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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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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维：我所看到的清华大学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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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张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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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是由美帝国主义用中国人民的血汗（庚子赔款）创办起来的，目的是要制造一批为它服务的洋奴。其用意十分恶毒。最初办留美预备班，后来虽改为大学，但其实质始终没有改变。很多先生经留美预备班再到美国留学，然后回清华大学担任教授的工作。学生也是如此。在“七七”抗战前，教师们全用英文（那时一般的称之为“原文”）讲课；谈话时总是夹杂着英语。学生也以能听懂英语为荣。一直到最近，我们所用的课本大部分还是英文的。又如中国工业上采用公制，政府也明白规定以公制为中国的度量衡标准；但是我们工学院的不少先生藉口找不到关於公制的资料，而继续使用英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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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在过去曾培养出一些人材。很多教授因而自高自大起来，认为别人全不如他，别的系全不如他那一系，别的学校全不如清华大学。但是我们的学生离校后究竟给什么人服务呢？绝大多数学生离校后是为国民党反动派工作的。其中特别“优秀”的则先后出洋留学。得到美国人赏识的就留在美国作教授。像在流体力学方面有贡献的几位同学，他们在美国干什么呢？他们不是在为中国人民解决飞机设计的理论问题，而是在为美帝国主义研究超音速飞机，让美国的空中强盗去轰炸朝鲜的和平居民和我们的志愿军。对於这些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中国“科学家”们，我们（其中包括我自己、钱伟长先生及其他的先生）在学校里不但不加以公开批评，而且有时在讲课或谈话中还把他们的成就说成是中国人民在力学方面的成就。这说明了我们的民族意识是很模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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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个人利益出发去考虑问题是知识分子最容易犯的毛病。这在目前的清华大学同人中也不能例外。机械系金属试验室的一位教授在过去由於害怕把学问传授给助教以后会影响自己的地位，竟将新的参考书放起来，不介绍给助教看；试验设备也不愿让助教使用。有两位助教先后辞职他去这也是一个原因；另一位助教也对他有了成见，见面时尽可能彼此不说话。不但如此，他与其他教类似课程的教授也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如果让这种现象继续下去，我们是不可能完成人民所交给我们的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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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院与院、系与系之间，存在着各自为政的现象。清华过去用美帝国主义的“美元”——中国人民的血汗盖了很多房子。几乎理工学院的每个系都有一所楼，叫做什么馆。在每一个馆里，系主任有着支配一切的权利，他认为别的系不能“侵入”他的范围内，因此，新成立的采矿系没有足够的房子，只好把燃料工业部送来的模型暂时放在汽车房内。采矿系的房子问题是绝对不可能解决的吗？事实并不是如此，有的系宁可将房子给本系的学生作休息聚会用，却不愿暂时“借”给采矿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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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学校里的金工设备不算太少，大部分在金工厂，小部分散在各系。金工厂的设备除了给学生作实习之用外，还为校内外作修配工作。为了扩充设备，金工厂领导向志产生了单纯的营利观点，收费很高，引起各系工作同志对工厂的不满。对於各系的车床则没有很好地加以利用。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办法，是在统一领导下，将这些设备有计划地加以使用，为全校的实习及修配工作服务。但是因为各单位及金工厂的领导同志只看到本单位的利益，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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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年初清华大学在教务处的领导下拟出了一个全校的院系调整方案，将原有的四院二十一系扩充到十四院四十二系。虽然开了多少次会，大家争辩了许久，但由於各方面的领导同志没有从国家的需要出发去考虑问题，这个问题终於没有解决。大家念念不忘的是：自己这一系是不是扩充为院，有无调出的“部分”等等。有两个系从性质上说本可以合并成一个院，但是怕其中的一位系主任不愿意居他人之下，结果两系全“并”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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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行政领导方面对思想领导是不够重视的。校委会或校务工作会议很少主动地根据人民政府的文教政策去计划及布置工作。就以这次教师学习来说吧，一个多月以来，分学委会的工作是十分紧张的，但是学校行政负责同志却很少亲自参加实际的领导工作。关於教师们的思想情况，目前存在着那些问题，下一步应当如何去作，学校和工会的负责同志恐怕那是不大清楚。领导同志必须在学习中起带头作用，对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进行深入的检查，否则将��的工作还是难於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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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CCRD/3/7/2/000022.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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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澈底铲除崇拜美帝国主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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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协和医学院药理科主任、周金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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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近半年的工作和学习中，我开始认识到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思想是我的一切错误思想的根源。这种思想的孕育和发展是与我的家庭出身，特别是自己多年来所受的美帝国主义的教育分不开的。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已使我这根深蒂固的崇拜美帝国主义的思想不再继续发展，但我还不敢说这已经完全消灭了。因此，我愿意将我的问题提出来，请大家批评和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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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让我追述一段往事。一九四九年武汉解放后，我就决定离开武汉大学医学院，一心一意要到北京协和医学院（以下简称协和）来。这时中南卫生部正需要我担任医学教育工作。我当时不肯留在武汉，又不敢坦白地承认内心的自私打算，拖延了几个月，情绪非常不安，终於屈服於个人利益，拒绝了政府的聘约。当时我坚持个人意见，强调为学术而努力的空话；口头上说是到协和来也是为人民服务，大可不必留在武汉，实际上完全是为个人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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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个人主义的思想而还不觉得它是错误的呢？为什么当祖国需要我的时候我坚持要到当时美帝国主义办的协和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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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解放之初，我绝没有仇视美帝国主义的思想，否则我就不会回到协和来。我是旧协和医学院培养出来的一位“专家”，自以为还有一套科学的学术思想。在这一思想的后面另一种思想——和崇拜美帝国主义的思想相结合的个人自由主义思想——推动着我的工作。我认为：学了医可以不靠人吃饭，只有人求我而我不求人；有了技术就会成为有社会地位的特殊人物。协和在旧社会说来是中国“最好”的医学校。为了要进协和就必先念三年教会大学。为了更巩固自己在学术上的地位，还得往美国去一趟。我的前途似乎就是这样妥贴的安排了，我也就本此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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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协和确曾麻醉了不少青年知识分子。无论从个人生活或工作兴趣的“自由发展”来讲，协和是具有它的特殊的诱惑力的。前年我要脱离武汉大学而回到协和来，岂不是崇拜美帝国主义的思想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具体表现吗？今天还有一些“协和人”仍然留在美国，并不打算回来为祖国服务。这是个别的表现呢，还是协和教育的结果呢？为什么就从来也没有一个“协和人”长期地留在老根据地为人民服务呢？这些事实是偶然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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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旧协和培养出来的旧知识分子。旧协和的教育思想对我起了那些影响呢？这些思想问题在今天的新协和是否还存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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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培养为美国资产阶级文化服务的人物，使他们成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协和在过去就鼓励一切从个人兴趣和个人利益出发的思想和作风。这种思想表现在强调个人兴趣、盲目研究、自由营业。医生是为有钱的人服务的，医院是培养医学生的场所；临床研究是以主治医师的个人兴趣为主体，治疗是附带的工作；医院变成了吸收“有兴趣的病人”的一种手段。研究不是为了要解决多数人关怀的普遍的问题；教书也就成为教授们发挥个人研究“心得”和引经据典的机会了。一门功课由几位“专家”分别讲授，各人一套，固然是十分精彩，可苦了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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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於“国际水平”的思想问题：从过去的传统“荣誉”上说，协和有维持“国际学术水平”的标准。所谓国际水平，虽不完全是美国标准，伹一切教学、研究、医疗无不以资产阶级的水平为准绳。例如对研究的估价就以这篇研究论文是否“荣幸地”在国外杂志上发表过为依据。药物品质的标淮不是按中国药典的标准，而是以英美商品为根据。记得在去年讨论编印新版协和医院处方书的时候，就有一位美籍教授认为应当将美国大药厂的专用药品名也放在我们的处方书里。虽然这本书没有印出新版来，但是旧版和它所代表的买办思想还是在我们中间流行着。对这样的思想是不能不予以清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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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科学研究与政治的关系，过去我们认为科学研究是不应当受到政治思想的影响的。那末，什么东西决定着我们对於一个研究题目的态度呢？为什么我们对於某一个题目有浓厚的兴趣，而对另一个题目又引不起很大的兴趣来，为什么对英美医学喧嚷一时的“副肾皮层促激素”（为内分泌的一种）的治疗作用很容易接受，而对苏联的“生物原刺激素”的研究就不太有兴趣呢？前者是不容易提炼的组织成分，后者是很容易制备的组织成分。我们学校虽然曾经进行了一些组织疗法的研究，但是就动员的人员来说，我们远不及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就治疗的人数来说，我们又远不及平原省的一位乡村医生。为什么组织疗法在中国医科大学和平原省农村里会大量推行，而在协和就不被重视呢？我们担任研究工作的人，即使要从纯技术和个人兴趣出发的话，也不能不受到阶级思想的支配。崇拜美帝国主义的思想不清除，欧美反动资产阶级的思想就会使我们去选择我们过去所习惯的东西。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点，我们的医药研究将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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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於民主作风和集中领导的思想问题：在旧协和是连旧民主都不容易找到的，所能见到的只是“寡头制度”。行政领导方面既不和群众商量，又不采纳群众的意见。“合则留，不合则去”的雇佣关系在协和是明显的。今天协和的情况是否已完全改变了呢？我说没有，民主作风在协和还没有建立起来。除了“原薪原职”，我们还保留了“原制度，原作风”。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协和又太“民主”了。我们至今还保留着一年一轮的教务长制度。这便是美国“民主”思想的表现。我们坦白地承认，在这种制度下的教务处只能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掌握不了教学原则和计划，更无从发挥思想领导的作用。各系各自为政。各科教员在教学内容上缺乏联系，而且不切合实际需要。一切教学计划推到各系去自由决定。因此学校行政领导者对於学生暑期下乡的工作就没有领导起来，以为暑期的实地教育和在广大农村中的学习与工作是和协和的教学计划无关的。这样不重视实际教育的政策就不能使我们的教育计划配合当前国家建设的需要。因此，要澈底改革协和的教育制度，首先就得加强各科之间的联系，建立教务处的集中领导制度，使业务在政治思想的领导下稳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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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起来说，在协和的长期教育下，我在思想上受到了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毒害，这种思想毒害使我不能坚持人民的立场，不能热爱祖国和人民；缺乏斗争精神，不敢批评自己和揭发工作中的缺点。今天我必须对过去协和的一切加以澈底的批判。旧思想是不能再用来领导今天的中国协和医学院的工作了。协和的同学们也热忱地企待着我们协和教师们的自我教育的成功，为我们学校的澈底改造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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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

CCRD/3/7/2/00002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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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充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对郭福禄同志的处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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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福禄同志山西赵城人，一九四一年参加工作，同年入党，曾任支干区委组织委员、区委书记等职。南下後分配南部仍任区委书记。减租退押反恶霸运动开始，郭任大佛乡工作组长，并兼管富利五个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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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福禄同志在工作中表现政治上麻痹，自以为是，对上级不请示不报告，在工作上犯了严重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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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根本没有执行“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反封建的总方针与政治路线”，而是和平减租退押。并认为：“此处地主势力强大，农民不觉悟，需用和平谈判方式，解决租押问题”，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农会存在着严重的小圈子，只相信一零八个会员，其馀都是口是心非，不可靠，致大部采取业佃谈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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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走地富路线，脱离了广大群众，如王家场有船、铁、盐工及店员千馀人，有工会组织。不依靠与发动这些人，而依靠工商联合会（该会主席是青年党区书记及伪县委委员），因之产生农会领导严重不纯，甚至有假农会，如乡农会主席是商人。二村为保长组织之假农会，主席是地主，副主席为富农，皆为青年党之负责人。六村主席是地主张开初之狗腿，张之两个侄子分任农会调解委员和司账。一村主任为六户徐姓之族长，农民反映：“徐家人多我们该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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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是政策不能贯彻，农民未得到实际利益，如龚家地主退出一二零石米的押金，只木器衣物就占百分之六十。地主张开初和二十挑谷子押金只算二斤米。群众提出意见工作同志说：“谁管你这些闲事”。致群众给六村同志编出：“六保同志不用心，完全把狗腿子收入农会门，喊农民怎样来翻身？！喊他算减退，他说是个闲事情”的歌子，在群众中影响很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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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甚者是大多数工作同志贱卖了斗争果实，实为变相贪污，而郭福禄却首先买狐皮大衣一件，以开其例，地主并“奖励工作同志蒲文兴呢大衣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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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郭福禄同志这样严重错误思想指导与行动下，产生的恶果是地主威风未打垮，恶霸没反掉。而相反却逼死了人命，如六村逼死刘兴泉、李茂林、龚聚华及旧保长刁某自杀（被杀）。其他尚有脱女人衣裤等恶霸作风。浪费果实大吃大喝现象亦甚严重。大佛乡如此，其他五个村亦有类似现象，致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及群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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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严重的事实郭福禄却从未向上级反映过，领导发现後，调其回县开会，自己不深刻检讨，反认为同志之间闹意见，并拒绝回县，认为“回去一趟往返百馀里还不是那样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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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区党委工作团检查後，始彻底暴露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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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以上错误事实，及错误的本质，是严重的丧失革命立场的行为。决定给以党内当众警告处分，并收回担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之成命，退回贱买群众斗争之果实。只有在郭福禄同志真正改正後，才能研究取消其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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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处分决定已经川北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同意——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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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西南工作》 第44期，中共中央西南局编印（党内刊物发至县团），1951年3月19日。

CCRD/3/7/2/000024.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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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重一：我在学习中的初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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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仁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兼秘书长、张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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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多来，通过不断的学习，对於革命理论，不能不说有了一些片断的领会。然而，蜗步牛车，远远地落在客观发展的后面。由於还不善於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因而也就从未有系统地去检查和整理自己的思想。因此，长时期的停留在思想改造过程的第一步，距离目标还差得老远老远！我热烈地愿望着能在这次的教师学习运动中，在群众的监督和帮助之下，确实把自己的思想水平与理论水平，从现有的基础上推进一步，为着做好人民教师，打下必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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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系同人曾展开讨论经济系的“优良传统”问题。我与经济系的渊源特别深厚，我想这一“优良传统”的形成，和我就不无瓜葛。解放前的十几年中，我曾以封建家长式的“严格”与“认真”，迫使学生“埋头读书”、“安份守己”；不鼓励，从而就等於阻挠学生参加澎湃的民主斗争行列。这一系列的只谈业务，“不管”政治，“认真”、“严格”，和缺乏群众观点的作风，事实上就是经济系所标榜的“优良传统”。如果说它还有“成绩”，那么最大的“成绩”便是十几年来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源源地为反动统治阶级所掌握，作为戕害人民利益的驯顺工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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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不革命的传统，我看还是澈底地扬弃了好。强调它“优良”的一面，等於包容和推卸我们自已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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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传统”可以不要，严格与认真的精神今后是否还应继续？我觉得问题这样提法就不大妥当，不结合人民利益来谈，等於没有衡量是非的标准；架空的谈严格、认真，必然是无结果的争辩。今后我们要为人民教师就应该建立高度的严格与认真的态度，我想这是肯定了的。问题是今后的认真与严格，应置之於对人民利益负责的方针、目的之下；严格、认真的方式和方法，也必须有发扬启发学生自觉的群众观点，取消强迫命令的老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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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曾引以为荣的“优良传统”，事实上曾经产生危害人民利益的作用。它是经不起批判，因而就不必吝惜地把它摧毁。问题是“严格、认真”，“只谈业务”仅仅是这一“传统”的一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我们所谈的“业务”是些什么内容，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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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教了十几年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宣扬资本主义社会那种以“自利”为出发，而产生“利他”作用的盲目的社会经济法则，不能指出它的反动性和必然走向死亡的命运。在当时，做了垄断资本家的义务喉舌而不自觉。学生也深信着我的说教，甚而“击节赞叹”，视作“正统”，奉为“经典。”今天当我们检查我们的“传统”是否优良的同时，应该联带的检查一下这一套庸俗的经济理论，是否附着於“传统”之中，“新瓶装旧酒”似的，变相的保留了下来。必须严重认识和揭露，任何这种不正确的企图，都是危害人民利益，为人民所不许的。这老一套的经济学，是没有任何一点能够符合我们现在以及今后社会发展法则，对於我们的经济建设，也决不会有所贡献。相反地，它无异於一剂“断肠散”，只能促进死亡，丝毫不能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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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传统”问题也好，教学内容也好，归结起来，只是一个阶级立场和为谁服务的问题。但正是因为我缺乏对这两个问题的明确认识，以至在辅仁工作了二十年，长期地为封建与帝国主义服务而不自知。旧辅仁是帝国主义分子控制的小天地，但我不能觉察这一点。在当时，我反对英、日等帝国主义，却未从本质上认识到美国是一个更为凶恶的敌人。同样，对帝国主义分子控制下的辅仁，我也只认为它是一个“超国际”的教会学校，不同於伪大学，所以才在抗战期间，躲在这个实际上是敌人掌握的圈子里，希图保持自己的民族“正气”，为“国家”储才，准备迎接胜利的到来。说我当时根本没有人民立场，那是不须怀疑，就是周总理所说的，知识分子最容易有的民族立场，究竟我站稳了多少，今日看来，也大有问题！
+
+　　回首这二十年的经历，不禁不寒而栗了！
+
+　　在这次的教师学习运动中，我得认真批判自己的过去，从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澈底改造自己，逐步站稳工人阶级立场，作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教师。
+
+　　（原载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

CCRD/3/7/2/00002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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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光潜: 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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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西方语文系教授、朱光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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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近两个月教师学习中，我重新检讨了我的思想，发现百孔千疮，病根都在封建意识和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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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根最深的是封建意识。从前常把自己划分到小资产阶级，这是不忠实的为自己开脱。在两代以上，我的家庭本属于地主阶级，到祖父手里才没落到小资产阶级。祖父和父亲都靠教书维持生活。但是到了父亲晚年，家里有些积蓄，又买了一些田，做了地主。在抗战期中，我的妻子又拿了一些积蓄，在她的四川娘家附近买了些田。所以我的地主身份是确定了的。虽然我的主要生活来源一向是薪资收入和稿费版税，我确是剥削过旁人的，而且是在剥削阶级环境中培养起来的，这就栽下我的封建意识的根。
+
+　　影响最大的是这剥削阶级的封建教育。我到十五岁才进学校，前此都跟父亲读旧书。父亲管教极严，我从小就养成一种怯懦拘谨的性格，没有一点冒险的精神，后来自私自利，妥协动摇，都与这封建的家教有关。我从旧书中受到影响最深的是道家清虚无为的那一套思想。这思想依我的不正确的了解，是认为人世一切是非善恶，在超一层的地位去看，都可等量齐观，值不得深加计较，为着不自寻烦恼，我们最好“任运随化”（听其自然），清虚无为，落得一个干净。这是剥削阶级的一个极自私自利和自高自大的思想。这种思想养成了我轻视群众，自处超然的态度，也养成了我对人处世的妥协保守的态度。隔岸观火，事不关己，且莫过问。倘若祸事临到自己头上，也以闪避为妙。有位朋友批评我，说我应付人事就像打太极拳。这话真是一语破的。打太极拳的秘诀在以柔制刚，不攻只守，随方就圆，善于让避。这其实就是道家的处世术，也就是一般人所谓“世故”。要讲世故，就要处处朝抵抗力最小的方向走，不抵抗，只妥协，妥协才能“守”，才能避免于己不利的麻烦。明明这是自私自利，我们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却欢喜给它一个漂亮的化装，说这是“超脱”，这是“清高”，来喂养自高自大的感觉。
+
+　　这套封建意识是我的土生土长的根干，我后来又拿帝国主义的洋教育来“移花接木”。到了二十二岁之后，我就进了香港大学，受了殖民地的教育，随后又转到英国和法国，在几个大学里一直混了八九年。在这时期中，我所醉心的是两种东西，一是唯心主义的美学，一是浪漫主义的文学。唯心派美学的要义在“无所为而为的观照”，在超脱政治，道德以及一切实际生活，只把人生世相和文艺作品当作一幅图画去欣赏。浪漫派文学的特点在发挥个人自由，信任情感想像去发泄，去造空中楼阁。这种美学和文学是沆瀣一气的，都是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态，知识分子对着社会的恶浊束手无策，于是逃避现实，放弃积极斗争，姑图个人的精神享乐，甚至为虎作伥，维护反动政权的统治。当时我对此当然是盲目的，只觉它们尽善尽美。很显然的，唯心派美学和浪漫派文学都和中国道家思想有共同点，所以它们在我思想里就自然一碰就接合起来了。这种“移花接木”的结果就把我养成一个不但自以为超政治而且自以为超社会的怪物，我臆造一个高高在上的阶层，站在那上面去玩味空中楼阁，连现实世界也当作空中楼阁看，对一切都冷眼旁观，觉得种种人件件事都一样顶有趣。这可以叫做“看戏主义”，其实就是“滑稽玩世”。这次听周总理的报告，觉得最切中我的要害的是批判旁观态度的那一段话。
+
+　　自己有病，所害还仅限于一身，传染到旁人，情形可就更严重。过去二三十年中我不断的用我的那套有毒思想来编书写文章，其中像“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和“文艺心理学”之类竟得到很广大的读者群，并且博得许多青年的赞赏。这是我初料所不及的。我当时还是一个年青人，本意无非借此赚点稿费，取得一点声名。像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的处女作居然轰动了一时，可见当时中国思想界的贫乏与混乱。我的思想是一种逃避主义的思想，其根源在上文所说的封建思想与洋教育所形成的买办思想的结合，它一方面反映着对封建社会的留恋，一方面也反映着西方资本主义末期的厌畏现实。当时中国社会正处在极紊乱的状态，一般青年苦闷，觉得无路可走，我向他们指点出一条逃避的路，我的那些书之所以广受欢迎，也正因为投合一般人心理上懒怠的弱点。它们可能发生的影响当然是使读者们放弃积极斗争，而这在无��中也就帮助维持了反动统治。去年蔡仪诸人在“文艺报”对我的美学思想进行了批判，当时我心里还有些不服。这一年来我对新的文艺理论稍加研究，才明白我的基本立场和观点都是错误的。我愿意趁此向我的读者和批评者谢罪。
+
+　　从前我自负“清高”“超脱”，现在我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些问题：过去二十年我是否真正在“旁观”呢？是否真正“超脱”呢？我没有间断的在大学里教书，究竟是为谁服务呢？从前我未尝不自以为这是为教育，为学术，现在细加检讨，才明白我孳孳不倦的首先是为我自己个人的利益，为名利，为地位，实际上并非如自己所想的那样清高超脱。我在反动政府之下服务，实际上还是推动那座反动机器的一颗螺丝钉。我一向存着“为学术而学术”的幻想，站在“学术自由”的地位，在言论上和行动上都一度反对过国民党。可是在抗战中武汉大学教务长任内，终于加入了国民党，又以高级职员的身份调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过训，接着替“中央周刊”，“周论”，“独立时论社”之类反动刊物写了些反动的文章，任过伪中央委员的名义，在北京还赴过蒋介石的宴会。尽管这一切都可以找到一些为自己开脱的借口，我站上了反动派的立场，替反动派服务，却是无可讳言的事实。
+
+　　有一件事须特别在此提出检讨的，就是我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对学生运动我一向是不同情的。记得抗战前有一次胡适在北京大学三院演讲，劝学生不要罢课，当场就有许多学生在下面嘘；我心里很不舒服，以为简直是胡闹。在武汉大学时期，我记不得与学生运动起过直接的冲突，不同情是依旧的。那时的不同情还主要的是从超政治的观点出发，以为学生只要专心读书。到了北京大学复原以后，学生运动愈剧烈，我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也就愈趋反动。我在报纸上发表过诋毁学生运动的文章，在教授会里也反对过拥护罢课的提议。这时候学生只要专心读书那个老观念也还存在，但主要的是由于我已站上反动的立场，对学生运动的革命性质认识不清，怕学校因此受动摇。当时我和学校行政人员都站在一边，都深怕出乱子，得罪了反动政府，归根结蒂，还是在想维持那个反动政府。当时我还自以为是，现在我明白学生运动的革命意义了，想起那些反动的言论，真觉无地自容。这是我应该向人民谢罪的。
+
+　　现在我分析我的错误根源在从洋教育那里得来的那一套“为学术而学术”的虚伪的超政治的观念。事实上主张超政治便是维护——至少是容忍——反动的统治，如果加以鼓吹，也便是反革命。从前我也存过“中间路线”之类的幻想。现在我看明白了：从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根本上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革命，便是反革命。在革命和反革命的猛烈斗争中标榜“中间路线”，鼓吹“超政治”，迟早总要卷进反动政权的圈套里去，和它“同流合污”。这便是我的惨痛的经验，也是许多类似我的知识分子的惨痛的经验。
+
+　　趁便我要检讨一下我的买办思想。我受过长期的英法帝国主义的教育，对于法国人和法国文化都很爱好；很看重英国文学；对英国人说不上亲爱，却有些佩服。至于美国人和美国文化我都一向不大瞧得起。不过这只是一些小差别。概括的说，我对欧洲文化，从希腊以至现在，都非常景仰。我倒不曾想过中国文化处处不如人，不过确曾想过西方文化在某些方面是比我们强。我的一个野心就是要把它搬运一些到中国来。在政治思想方面，我曾经醉心于英美式“民主自由”，也曾经想望过它可以应用到中国。我虽瞧不起美国人，可是美国人富强一个观念是有长久根源的。亲美病我没有，恐美病我却有过。志愿军初到朝鲜，当时我很心惊胆怯，深怕这要惹起大祸事。经过一年多的抗美援朝的教育，我才逐渐有较清楚的认识。有几件事可以为例。从前我一再想找机会再去外国，现在我渴望久在英法美的几位好朋友能赶快回国。从前我应英国文化委员会邀约，作过演讲，当时自觉荣幸，现在深以为耻。从前听旁人忧虑到美国的武力，多少表示同感，现在听到同样论调，心里就嫌他落后，要和他争到面红耳赤。不过长久根源不易一旦就拔除干净。因此我就更深的体会到学习的重要。它不断的提高警惕，不断的把下意识（一个藏垢纳污的深坑）中的有毒思想发掘出来，因而加以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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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得检查一下现在的立场。我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否已经丢开反动立场而站上人民立场��？由浮面意识所给的答案是肯定的。我当教授，在认真地教书；我当工会学习小组长，在认真地学习，认真地办事。我认为这便是为人民利益而服务。不过向深一层思索一下，我还是有些惶惑。我这怯懦拘谨的人对自己应做的一份事向来就不敢马虎，从前如此，现在也还不过是如此。问题在我的做事不马虎是否还是为着自己的衣食地位和名誉？是否站在人民立场来说，我的不马虎的程度就算够了？我得坦白地承认，我现在还经不起这两个问题的考验。比如说，教书我还是不免只在课堂上认真，课外帮助同学的工作还不够；做小组长我还不免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态度，缩手缩脚，只是为着怕犯错误。这就说明了我为自己打算的多，为人民打算的少。这也就说明了我的政治水平还很低，还存在着纯技术观点，事务主义以及雇佣观点之类严重的毛病。学习的结果到现在为止，只做到使我在理智上明白什么叫做人民立场，而且明白我还没有真正站上了人民立场。我相信意识也可以影响存在，我的这一点认识虽是一个初步的收获，却也是一个重要的收获，因为它可以做我向前努力的基础。
+
+　　来源：1951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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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RD/3/7/2/00002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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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谢育才党籍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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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育才，原名谢朝贤，又名李志强，男，现年四十七岁，广东万宁县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二五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曾任县委、营长、团长、政委、师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分区政委、司令员、省委组织部长、省委书记等职。一九四一年任江西省书记时被捕，入狱后变节自首，一九四二年逃出，一九四五年二月重新入党。解放后，任广东省支前司令部参谋长，一九五〇年六月调任汕头市市长。
+
+　　谢育才随东纵北撤后，入华东局党校学习，华东局党校校党委根据其本人的反省材料，曾对谢育才被捕后在敌人面前签字放弃党的立场，且给敌人写出闽西南红色地区有我党活动和公开负责人的姓名等行为，作出“毁党留生”“叛党行为”因而予以开展党籍的结论，并决定“从一九四五年二月在韩江部队工作起为重新入党。”我们认为：华东局党校校党委在谢育才对组织采取欺骗手段的情况下，根据当时谢育才自我反省的材料，并相信他的反省材料，以表示组织对像谢育才这样一个老党员高级干部的爱护与信任是完全应该的，其所作的结论亦是正确的。但谢育才被捕后可耻的变节自首的重要关节则始终对党隐瞒，其不忠于党由此可见。
+
+　　去年组织上从国民党档案中发现谢育才亲笔签名，并盖有手印的“密结”与“死结”的自首书二件，分局即认为对谢育才的问题有重新审查的必要。谢育才出狱后，从未向组织坦白过，在华东局党校学习中所有反省材料及笔记，均未提到这件事。据陈泊的秘书王云集反映：去年春，陈泊曾将该自首书当面交给谢育才看，并问“李志强是你的化名吗？是否你亲笔写的？”当时在场者有王云集，还有其他同志。这次组织上一再问他被捕后除以前所说的还填过甚么东西没有，他始终不肯承认，后来把自首书的抄件当面交给他看，看后脸上发红，态度极不自然，过五分钟的沉默，才不得不说“记不起了”，得问问他的爱人，要有的话，就是由集中营解出时。“密结”和“死结”都在“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二月九日”那天写的，只要把谢育才在华东局党校写的反省材料的时间对照一下就可明白：这正是一九四二年二月间特务把他的孩子抱走，不让他的爱人同禁一室，故意把孩子放在啼哭时可以给他听到的地方，又带他去看他爱人受刑，他在伤心的时候接受叛徒的劝降，给敌人写了“愿意放弃共产党立场”之后不多天的事。谢育才自己反省说：他当时对敌人是采用“顺”“拖”“骗”的办法，很明显，实际上乃是采取“以顺换顺”屈服的办法，这和谢育才被捕后没有为党牺牲的决心与儿女情长的情绪是分不开的，在此错误想法支配下便产生了个人打算保命思想，一直发展到动摇叛党。我们认为华东局党校校党委对其所作的“毁党留生”“叛党行为”的结论，现在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更严重的是一个经党教育与培养了二十多年的老党员，又是一个高级干部，对自己历史上这样重大的关节不主动向党坦白，及组织发现提出来问，还不肯承认，最后拿出物证，还说是“记不起了”。去年春天陈泊把谢的亲笔名并盖有手印的“密结”与“死结”的自首书交给他看，有几位同志在场，可作证明，直到十月二日分局委托李明、区梦觉、田星云三同志正式和他谈此问题并提出质问时，他还企图抵赖，可见其对党不老实到甚么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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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谢育才参加革命很早，经过第一、二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及抗日战争初期一段，及一九四二年逃出到现在，工作始终表现积极，对党对人民有过贡献，有其光荣的历史。在被捕后一个时期尚能坚持立场，但在敌人威胁劝降之下，经不起严重的考验，没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共产党员的最大的坚定性和气节，没有为了党、为了阶级的事业而牺牲个人一切的决心，在严重的关头还斤斤于个人的利益，终于变节自首，予敌人以破坏党的资本，这是叛变党与破坏党的行为，是不能宽恕的。且于事后不向党坦白，对党隐瞒将近十年，后经组织发觉，一再查问，始终不愿说出，仍企图掩饰。党信任他，给以重新入党的机会，纵令党这样爱护他，而他始终对党离心离德。事实证明：谢育才被捕变节后对党采取另一种态度，即采取欺骗隐瞒的态度。经过长期考察，证明谢育才已经完全失掉了继续作为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共产党员的条��。为了严肃党的纪律与纯洁党的组织，决定开除谢育才的党籍。至于是否还有其他问题，今天尚缺乏材料做出结论，留待继续审查。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CCRD/3/7/2/000027.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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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浙江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王镜明包庇反革命分子给以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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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镜明，男，29岁，山东省诸城县人。家庭出身地主兼商业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文化程度高中。1938年4月入伍，1942年7月入党。历任：费县地方大队青年大队长，县人民政府科员、民政科长，专员公署秘书、文教科长、教育处副处长，现任省人民政府文教厅秘书室主任兼机要秘书。
+
+　　王镜明已与丁淑萍结婚。1949年南下后，在嘉兴专员公署任文教科副科长兼湖州中学主任委员时（当时丁淑萍尚未南下），即与湖州师范学校助理会计宋××（三青团员）谈恋爱。为博得宋的好感，竟滥用职权，将不够中学教师条件的宋××（仅有中学二年级程度）擅自提拔为湖州中学教员；并以卑劣手段，暗中替宋××布置了一个入团介绍人，俾便宋请求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更利用自己团总支书记的职位，予以批准。为了满足个人欲望，谎言自己未曾结婚，用种种方法向宋追求，在给宋的信中，毫无立场，一再表示“我愿为你而生，一定为你而死”，“来世变犬马也要报答你”；甚至有关组织问题，如青年团准备发展多少团员，人事上的分配情形，亦向宋泄漏；竟连写一封公开信也要征求宋的“同意”。
+
+　　在1949年10月，王无耻的向宋立下“保证书”，自称保证与宋在2年内结婚，“决不屈膝于其他任何事变”，与宋发生了肉体关系。组织上在发觉王镜明这一错误行为后，曾对他进行批评教育，但他不仅不接受党的忠告，反在暗中给宋写信说：“我宁肯牺牲我的一切，也要勇敢地站起来捍卫我们的前途；我将击溃任何方面对我们的障碍……”这时，王镜明竟视组织为“障碍”，错误已严重地发展到目无党纪的程度。宋受孕后，提出与王结婚的要求，王一面甜言蜜语敷衍，一面给宋打胎灭迹。同年秋，丁淑萍同志自山东来浙江，王即向组织上表示与丁关系不好，久欲离婚；但另一方面又与丁同居，丁怀孕后，王镜明便逼迫丁服药打胎，打胎无效，王即向别人表示，这孩子不是他的，以此诬蔑丁淑萍，制造离婚借口。
+
+　　此事发生后，嘉兴湖州方面群众议论纷纷，对王的错误行为极为不满。组织上为了及时抢救，曾向他再度提出批评，但他不仅不深刻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继续欺骗组织，并在写给宋的信中谩骂组织。
+
+　　由于王镜明坚持错误，拒绝党的教育，竟至敌我不分，严重地丧失了立场。当宋××为其父宋复（即陆介邨）过去的反革命行为而担忧时，宋曾向王探听口气，告诉王，其父现住苏州，是日伪时代的大汉奸，任过伪杭县县长，浙东行署秘书长、专员，南京最高法院书记官，安徽巢县县长等职，并有较大的罪恶。王镜明竟向宋表示“没有关系”；并按照宋××的“示意”，安排他的工作。到1950年2月，将宋复叫来嘉兴，为了隐蔽其反动面目，经王镜明的同意，改名“陆介邨”，假造籍贯履历，安插在嘉兴县立中学任教员兼分部主任。同时也将宋××的妹妹也改了姓名籍贯安插工作，并写信告诉宋××：“西塘市镇较小”（即宋复任职学校所在地），“不会出问题”，要宋“放心”。
+
+　　今年4月间，宋××调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浙江分校学习，王在事先写信给宋，要她作“思想准备”，告诉她：“学校里最后要做鉴定，一定追得很厉害”，“家庭问题不可那样讲，父亲（指宋复）也可以仍然说是失业的，……如果追得不紧，这样就够了”；要宋××根据“这样一个总的精神组织一下”，来应付坦白运动。以后宋在学习中，由于党的教育，觉悟提高，将自己的家庭历史坦白了，事后竟受到王镜明的责备。
+
+　　宋××在受到青年团的教育后，向王商量要检举其反革命的父亲，王镜明竟完全丧失立场，表示不同意，说：“不必如此，如要检举，他来嘉兴的一段历史和我的关系则不必谈”，以免“牵累”自己。此后，王镜明调省文教厅工作。在今年6月间，各地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时候，组织上要王镜明负责起草关于调训中等学校教员参加镇压反革命学习的秘密通知，王一面起草，一面写信通知宋××速转告宋复，辞职去苏州，逃避镇压反革命学习，宋复即借故辞职逃走了。
+
+　　（王镜明调文教厅不久，又与已订婚之女同志杜云瑛恋爱，发生了肉体关系；即要挟宋××将所有信件交出，说宋“思想落后”，“品质”不纯，辱骂她为“娼妓”。在另一方面，则支持杜与其未婚夫解约，又借自己在党内任总支委员兼���部委员的领导职位，在小组内夸大杜云瑛的优点，要杜参加上党课，以此作为自己进行非法恋爱的手段。）
+
+　　9月间，省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收到匿名的控告信，指出王镜明的严重错误行为，要求政府处理。10月间，宋××向本会、省民主妇女联合会、省人民政府文教厅分头告发，请求处理。为此，省人民监察委员会曾再三催促王镜明检讨，中共省人民政府文教厅总支委员会及支部曾屡予批评教育，王镜明仍不愿承认自己错误而对组织采取欺骗态度，说“陆介邨（即宋复）是失业知识分子，当时并不知他是反革命分子”；对杜云瑛的关系，“是当作培养对象来教育他的，并无其他”。直到群众已揭发，事实昭然若揭时，始承认自己的错误。
+
+　　王镜明所以产生以上严重错误的原因，是由于他无视于自己的地主阶级享乐腐化的恶劣本质，在入党后，虽经党多年的教育培养，仍未决心改造自己，因之，经不起革命斗争的考验，丧失立场的错误会迭次发生，如在1946年，曾与地主家庭出身的表妹恋爱，干涉群众对她家的斗争而被群众押送公安局。南下后，又连续玩弄女性，逼迫他人堕胎；为了满足个人欲望，又不择一切手段，不顾党的利益，以帮助介绍入团入党作为自己进行恋爱的交换条件；以致终于发展到丧失立场，包庇反革命分子，阻挠别人向组织坦白，在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时候，甚至泄漏国家机密，唆使反革命分子逃跑。这些错误行为，已严重地违犯了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令。证明王镜明已无法改造而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起码品质和人民政府工作干部的应有条件。为了严肃党纪，纯洁党的组织，教育党员和人民政府工作人员，本会特决定：开除王镜明的党籍；并建议行政上予以撤职并送法院依法惩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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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CCRD/3/7/2/000028.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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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培源：从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谈前清崇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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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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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国一定要工业化。我们的工业、农业和医药卫生等建设事业，需要大批高级技术干部，但现有的高等学校的组织形式，决不可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培养大批技术人材的艰巨任务。因此，调整院系是目前改革高等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
+　　中央人民政府和各大行政区所领导的高等学校，绝大多数是旧社会留下的遗产。校与校之间关系组重复，人材分散，教学效果很低。中央教育部在一九五零年六月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中，提出了高等学校组织规程。从这规程里可以看出教育部要调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的意图。但大部分别会的代表们，对于调整院系都抱旁观态度，不加可否。当时清华大学的教授们，也不愿意谈到自己的问题，总以为高等学校的组织规程只是应用到旁的学校，而与清华无关。只有大连大学体会到院系调查的意义，在高等教育会议之后，自动地呈请中央教育部，改为大连工学院和大连医学院——两个新型的高等学校。
+
+　　一年半以前，为什么一般大知识分子不能接受院系调整计划，以便更好地为因家建设服务呢?理由很单间，主要的原因是思想问题，其中尤以美帝思想为主要因素。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有民族自尊心的，主观上或许决不有意识也宣传帝国主义的文化教育。但事实上，因为中国的旧知识分子直接间接地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许多大知识分子都是留洋学生，受资本主义国家教育的影响，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教育的影响特别深，不自觉地以为过去学得的一套是天经地义，不原意放弃，甚至在大学里讲书都要用英文，也不肯虚心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高等教育为统治者服务，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工学院学生在学校里所学的，只是些某本课程，学生毕业之后必须进入工厂实习若干时日，证明他们做垄断资本家的工具后，才能获得实际知识。英美大学本科的训练，只是极普通的训练，而美其名曰“高等普通教育”。可是大知识分子却崇拜这一套教育方法。我以前也认为，在学校内只要给学生基本的知识就够了，专门如只可在毕业后到工厂内去学习。这种思想，无疑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思想残余，在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中是不适合的。我们可以看看苏联的选进经验。苏联的高等学校教学方针是以在高度理论基础上结合实际的原则来培养青年，学生所学的必需分得很细很专，以便毕业之后，可即刻进入工厂，能担负一定的工作。新中国的高等学校的教学方法，一定要朝着这方向走。
+
+　　英美高等学校的组织，也是文、法、理、工、法、医、教育、财经混合在一起。它的发展实际上是无计划的，是自由主义的产品。这样一个组织的基本理论是:各学院的教师同学住在一起，可以彼此影响，对于现有文化水平可起提高作用。一年半以前大部分的高级知识分子不能接受院系调整的理由，也就是希望文、法、理、工……的同事同学围在高等学校的围墙内，过着绅士式的生活，而以围墙以外的广大群众隔绝。此外加宗派主义、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旧的生活习惯等等，多多少少者是阻碍院系调整的一些因素。
+
+　　过去二十六个月内，新中国在各方面辉煌成就——尤其是一年多以来的三大运动——肯定地说服了大知识分子，使他们了解到人民政府各项政策的正确性，消除了许多以前不必要的思想顾虑。中国人民志愿军击败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队，使原有崇美、意美思想的知识分子清醒过来。一个月来京、津各高等学校教师们的政治学习，无疑地更提高了教师们的政治觉悟。因此教育部在这一次全口工学院院长会议里号召院系调整，获得了全体代表们的热烈拥护，与一年半以前高等教育会议的气氛适乎不同。
+
+　　这一次院系调整的成功，一方面证明了知识分子认识到系调整是我国工业化的先决条件之一，认识到新中国需要能培养出才德兼备、体魄健全的高级技术人员的新型高等学校，需要文、法、理、工……的同学们在学习期间经常与校外的人民群众取得联系，而不是像修道院里的僧侣一样，关在房内作超社会、超政治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这也是在肃清崇美思想战线上的一个伟大胜利。我们希望这个胜利能获得巩固和扩大。
+
+　　来源：《人民日报》1951年12月2日；《文汇报》1951年12月5日

CCRD/3/7/2/000029.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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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石先：消除各种错误思想，提高自己，改造学校
+
+　　<天津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杨石先>
+
+　　在思想改造的学习中，大家发现了存在於学校和教师中的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每一个不同的学校中是有其一定的特点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问题充分地揭发出来，分析它的思想根源，然后进行深刻的批判，以达到教师思想改造的目的。在南开大学所存在的，主要是一些什么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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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开大学来说，院与院、系与系之间，甚而系内教师与教师之间都不团结。这种情形在理工两院更是严重。因为南开大学在解放前历来是个穷学校，经费总是不敷，而理工两院所需的经费比其他院系更多，你如果不强调你的重要和夸张你的成就，就得不到你所需要的名额和费用！对於这个风气，我自己是应当负起一部分责任的。张伯苓先生过去在大学里所最重视的是工学院，其次是商学院（现改为财经学院），他对於文学院最为鄙视，认为一无所用。对於理学院亦只当作工具之学，可以为工科的研究打点基础而已。我深知他的看法，故竭力强调理学院的重要（我当时是理学院的院长），如提出大学必须培养科学师资，应该训练实业中的研究人材及为将来的发明创造建立良好条件等等，并且尽量夸大理学院在全校的成就，如说我们水准不亚於任何大学，毕业生可以毫无困难地升入国外著名大学的研究院，同人的研究著作已在国际上有学术地位的专门刊物登载等等，利用他的好胜心理来达到我多分经费的目的。这样就使文学院的发展遭受到更大的困难，我的这种本位主义的作风，后来逐渐蔓延全校各系，成为今日校内教师不团结的主要原因。另外一个构成一种风气的因素是抗日战争前南开大学教师的待遇问题。当时南开大学教师的一般待遇是低於他校的四分之一的。这种情况，使所有的教师都感觉不满，所以凡是稍有成就或有声誉的人，常常摆架子、耍脾气，提出甚苛的要求，以宣泄心中的不平。解放以后，这种表现仍然有增无减，因为它和各院系一定程度的本位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了。一位教师批评校委会的委员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事如关己，坚持到底。”从这一批评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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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开大学的教授十之八、九都是欧美留学生，受资本主义教育的薰陶很深，许多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已变成他们的文化俘虏，养成了根深蒂固的“超阶级”思想与极浓厚的技术观点。拿我个人来说，因我屡次出国，在外前后八、九年，对於欧美的科学造诣和应用是十二分欣赏的，认为科学是“无国家与民族界限”的、“超政治”的，完全漠视了当它为侵略者所掌握时所造成的人类最大的悲剧！我又非常羡慕它们工商企业与科学研究的密切配合与联系，企业不是与大学合作，就是有它委托的或自己的研究机构，两者相辅相成，所以科学和它的应用的开展一日千里；但是我忽视了它们的经济制工，使资本家独占研究的成果，甚至利用一切的手段来扼杀和防止同他企业利润有害的新研究与新发明。因为我的盲目提倡和推崇，使南开大学科学工作者的“超阶级”思想和纯技术观念得以滋长，以致现在在不少的南开大学教师的头脑中，仍有“我的业务在国民党时期是如此，在今日新中国亦依然是如此。科学是科学，工程是工程，技术是技术，和思想改造联系不到一起。”的思想。这种看法除在理工学院外，在财经学院亦表现得很厉害，过去南开大学的经济研究所，做了不少的实际工作，如物价指数、各地工商业的调查和分析，经济学术刊物和大学财政经济方面的教本的编著等等，在国内外颇著声誉。所以现在的若干财经工作同人，仍然认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是块金字招牌，值得炫耀。他们完全忽视了经济研究所的欧美经济学者反动思想的本质，忽视了他曾经接受了美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太平洋国际学会”和美国财阀罗氏基金的经济协助，并且忽视了美帝国主义利用这项研究资本家进行侵略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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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开大学的教师中，强调个人的兴趣和志愿，对学校的行政工作不加过问的思想也是很严重的。这个思想的根源很多，如清高自赏，如雇佣观点，如业务高於一切，如行政是吃力不讨好的看法等等。於是许多教师都只顾埋头著作，进行研究，造成人人对行政不热心的现象。有的人很勉强地担任了学校行政工作，总看作是额外负担，敷衍了事，也不起积极的作用。我个人过去的作风，虽然未表现得如此��端，但我的态度总是有保留的。我常说我一面作行政，一面又进行教学研究和著作。我的解释是行政工作有许多人可以去作，而对於研究和著作的工作，可以做的人实际上是少些，这是应该兼顾的；同时大学究竟是研究学术的场所，多有几个学者总比单纯做好行政紧要一些。其实这还是掩饰我个人兴趣的一种遁词。这种作风，当然仍是不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表现，应该深自检讨的。这种对学校行政不加过问的态度，也是有历史根源的。过去张伯苓先生做校长时，向来是独断独行，素不采纳旁人的意见，除非你的意见和他的意见吻合或者是和他的意见没有基本上的冲突。所以大部分的员工和同学往往心里都有意见，只是消极地按他的决定来做；一遇到困难，当然大家袖手旁观。解放后，因为许多思想问题没有澈底解决，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仍然保持着以往的互相对立的态度，甚而在校委会中也有人经常地说校方如何如何，忘记了他自己就是校方的一员；有时有意见，在校委会上不说，会后在群众面前提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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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我个人在工作中所体会到的一些问题——阻碍着南开大学前进的问题。现在整个南开大学已经卷入了教师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大家都想把自己的力量拿出来，提高自己，改造学校。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坚决、澈底地将所有的错误思想加以清除，以便大踏步地向前迈进，才不负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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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七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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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祥瑞：澈底清算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教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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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龚祥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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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端升先生说：“不久以前……我自以为在七八年前，我已经抛弃了旧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现在他“恍然大悟”，知道“错了，大大地错了。”他又说：“像我这样的一个旧知识分子决不是这样的容易改造得过来的。旧的不先除掉，新的是进不来的。而什么是旧的、坏的，自己往往是模糊不清的。”（见本文选第一集）钱先生是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同时是政治学系的一个教授。他所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也是法学院教师们共同的问题。因此，我想就钱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来发表一点个人的意见。今天我就只揭露一些政治学系的缺点，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展开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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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前的政治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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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党统治下的中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的政治学系，为英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所垄断。在那里，人们学了柏拉图的“理想国”，洛克、卢梭的“契约论”，孟德斯鸠、边沁、弥尔等的“议会制度”，英，美、法、德、瑞（士）等国反动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宪法”、“行政”和“外交”等等。就政治学系来说，所谓“旧民主主义”，指的就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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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年前，王铁崖、楼邦彦、吴恩裕和我从英国留学回来，那正是国内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最尖锐的时期，即是疯狂的法西斯主义最猖獗的时期。我们和老师一样，只知“生吞活剥地搬外国”。我们把帝国主义所豢养的走狗工党拉斯基的漫天谎言从英国搬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我们宣传了那种英美垄断资产阶级用来欺骗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的“社会主义”和“世界主义”。我们使不少可能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禁闭在所谓“经济——平等；政治——自由”的公式里。就是这样，我们替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完成了一个可耻的任务：就是以那冒牌的“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为旗帜，“安慰”了、麻痹了动摇的、惧怕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拉着他们倒退”，和我们一道面向帝国主义一边，面向反动派一边。我们也就这样替国民党反动派培养了一批官僚、特务走狗。政治学系的教育就这样一代比一代更为具体地体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文化思想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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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西洋贩了假东西和“鸦片烟”回来，毒害青年，这是和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分不开的。拿我来说吧。我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徒的家里，父母是城厢的雇工，我幼年受到了封建主义的压迫。在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一条是先进分子所预备的道路，就是解放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人们、同时也解放自己的道路；一条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所预备的道路，就是“先把自己铸成大器”、然后去剥削和压迫人们的道路。我选择了第二条道路。所谓“先把自己铸成大器”，依我当时的了解就是“出人头地”。所谓“出人头地”，依我现时的了解无非就是爬到人民的头上，做人民的统治者，用剥削和压迫的方法来解决我一己的贫困，满足我一己的“安富尊荣”。由此出发，我就被帝国主义和他在中国的走狗所俘虏了：我依赖美国教会，苦苦求读於一个教会学校；我考入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我考取了“庚子赔款留学”；我投靠过反动统治阶级；我曾一度充当反动派的官僚。至此，我和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完全一致了，我从一个被剥削、被压迫者变成一个剥削者、压迫者。於是我完全迷失了自己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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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这样的人是不算少的，他们口头上说的是“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服务。一切为了自己——个人主义。这是很多留学生从思想到生活的公式。这公式体现了解放以前的政治学系教授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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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以来的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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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人民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两年来，人民期待着我们的觉醒，学生也向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课程改革，我们自己也感到有重新学习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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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以后我们的教学内容不可能也不应该再是那个骗人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了，而应该是这个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胜利和幸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是大家都明白了的。因此，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学校的领导下，政治学系的课程有了一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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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来，我们进行了一些什么样子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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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课程的名称改了，而课程的内容基本上没有变革或者很少变革。“西洋政治思想史”改为“国家学说史”，但所讲的仍旧是柏拉图、亚理斯多德、卢梭的故事；“比较政府”改为“资本主义国家”，但所讲的主要部分仍旧是英国、法国、美国的政党政治和政府组织，而对於垄断资本主义以及建筑在这个经济基础上的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没有加以揭露；“行政学”改为“行政组织与管理”，但所讲的仍旧是关於组织、人事、文书、物料的一些零碎的片面的知识。其他的课程如“国际公法”，“宪法”，在内容上仍然保持着旧的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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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在教学上我们只能从书本上生吞活剥地搬用一点东西，而所搬的也是可怜得很，没有系统。有时，甚至拿人民的敌人拉斯基等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所写的东西来做所谓“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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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在课程改革的进行中，我们开列了不少新课程，如“马列主义基础”、“社会主义国家”、“地方人民政府”等等。但这些课程，不是没有人来教，就是教的人对它没有很好地进行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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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学系的改革工作进行得这样的慢和这样的少，是有原因的，它和北京大学旧的历史传统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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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些教授却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他们认为我们的改革已经进行得相当的快，相当的多，并且有了很好的成绩。我以为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以为这个思想障碍如不去除，我们是不能前进的。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对於科学的社会主义是陌生的，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澈头澈尾是资产阶级的，我们至今或多或少地还服膺着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对於现状，对於历史，对於新鲜事物还缺乏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能力。我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我们应该承认，两年来我们所做的改革工作仅仅是一些形式主义的改革。人民所需要的不是这样子的改革，而是澈底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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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郑重地对待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应该是谦虚的谨慎的。但是我们系里的有些教授对自己的所谓“外国知识”却抱有一种不正确的态度。他们认为自己虽然没有革命的斗争经验，对中国问题不了解，但是却有“外国知识”，搞外国问题是有办法的。因此以国际问题的“理论家”自居，并在同学中提倡什么“英国专家”，“法国专家”……。人民不要像我们这样的“理论家”。人民所要的是真正的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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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早就对从事理论工作的人指出了一个办法：“回到实际研究中去。”（见“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第七页）两年来我们联系实际的机会是很多的，但是由於满足於那种形式主义的改革，有些教授对政府业务部门一年来所给予我们的协助是不加以重视的；对於如何培养国家政权工作干部的问题也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他们认为那是短期训练班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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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头上说理论要和实际一致，而在行动上却服膺着那条资产阶级的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这便是政治学系教授的思想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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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的关键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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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学系的教学工作改进得这样的慢和这样的少，关键决不在於“没有教材”。关於国家的学说，关於阶级斗争的理论，关於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宝库里是丰富极了。关於政权工作也是这样。问题在於我们对新东西不喜欢学习，或者不善於学习，或者学得不够努力。
+
+　　问题的关键决不在於“没有可聘的教授”（久经锻炼的革命家在我们的国家里是很多的），而在於我们把自己的“学术权威”估计得过高，把革命斗争经验估计得过低。系里除钱端升院长、许德珩教授和吴之椿教授外，其余教授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生，都曾到过英国留学，又都是拉斯基的门生。就是这样，我们结成了一个小小的宗派。我们不欢迎校外的人士和新力量加入到我们系里来。我们看不起人家。我们关起门来读自己的书，希望“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同时，这里还必须指出，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宗派里，曾长期存在着无原则的纠纷，各怀“心思”，影响了工作。在这一点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要负责任的。
+
+　　问题的关键决不在於“得不到联系实际的机会”。人民政府已为我们准备了种种条件。例如，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彭真副主任在“关於政治工作的情况和目前任务”的报告中，就有“���各大学政法学系课程改革，应予以协助。”一条。因此，我反对“等待政府来团结我们，我们不主动与之联系”的那种实际上是拒绝改革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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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的关键也不在像法学院钱端升院长所说：“旧的不先除掉，新的是进不来的。”我们不是机械的阶段论者。旧东西是不会简单地自行消灭的，新东西也不是简单地自流自发生长的。问题的关键就在於我们能不能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进行思想改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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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问题是我们的思想问题。因此，我完全同意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钱俊瑞副部长的意见。他说：“如果高等学校的教师们还是服膺着英美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还是固执着自己的个人主义、客观主义和宗派观点，而得不到确实的改造，那么一切高等教育的改革工作，诸如院系的调整、课程的改革、教学法的改进等等，都是难於进行和贯澈的，一切关於改革高等教育的决定和规章就难免不成为具文。”两年来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经验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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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八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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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牧：关于抗拒批评的自我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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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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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我抗拒「人民教育」批评事件，现在响应南方日报社论中「对自己来一个正确的分析，正确的估计」的号召，反求诸已，冷静地作如下的检讨，并附带作若干必要的解释。如有不妥的地方，仍请同志们继续指出。
+
+　　我参加「广东教育与文化」的编辑工作，一向觉得能力不足，难于应付。因为对于这一范围的知识，我所知的仅是一些庞杂、皮毛的东西，编这刊物，每每有「吃力不讨好」、「顶不了」的忧虑。并不是在批评面前就来装样。这种忧虑，我是曾经屡次向厅长和同志们表示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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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人民教育」一连串发表对各地刊物的批评时，我主观地以为那样的用语会贬低地方刊物的威信，心存反感；实际原因当然因为这损伤了个人主义的自尊心。当时心里总是想：「婆婆厉害，这小媳妇难当。」「惨澹经营，结果还是动辄得咎。」当「人民教育」发表了对我刊三篇文章的批评时，我们编辑部同志一致认为邬、林两文不是原则性错误，发信征询原作者意见，原作者也不承认是原则性错误。我就怀着十分不满的情绪写了那篇「对人民教育批评各地教育刊物的批评」。现在检讨起来，错误的地方并不是我们对被批评的若干点有不同的意见。一种道理，如果不是衷心接纳，就像是吞下一颗铜碗豆，并不能真心消化成为自己的血肉，假若虚心提出意见请教，我以为是合理的。我的错误在于：一来怀着抗拒心理；二来充满报复感情，因而在措词上表现得尖锐无礼和在内容上表现为处处挑眼。
+
+　　这各抗拒心理一直是很厉害的，「人民教育」对我的答复发表后，我还立刻去了一封短信，大意说：「你们把『无理取闹」，『不值得批评和讨论」等不是我说的话都说成是我说的，未免张冠李戴了。」信里就只是这么寥寥几句，全未涉及自己错误。对于说我蛮横一点，起初更觉不平，心想：「我一年都难得对人发一两次脾气，你却来批评我蛮横！」现在冷静思考，这态度是错误的，那种抗拒心理和报复感情确可以称得上蛮横，如果不消除这种心理，批评和自我批评就不能很好地展开。由于个人主义的「自尊心」在作崇，过去我对批评的态度常常是错误的；一听到人说：「我要批评你。」就有一种警戒起来的心情，这一点以后尤其必须痛下决心纠正。
+
+　　那些抗拒心理和报复情绪的根源究竟在哪里？自然是由于自高自大的意识，在理性上，我明知自高自大是一种可恥的精神状态，是剥削阶级思想影响的残余，是旧社会知识分子被奴役又奴役人的灵魂上的烙印，是革命人生观没有建立或者不够巩固的征象。平时虽然尽力压抑它，并每当看到社会上的感人事件时（就）剧烈的谴责自己咒咀自己。但由于并不曾真正改造，碰到某些场合，这些可恥心理又冲闸而出，酿成事端。另一个原因是未能完全肃清旧民主主义的残余影响，「个人意志尊严」、「我行我素」那一套东西不断支配着自己。这些残余思想和自大意识结合起来，在理屈时还比较胆怯，在自以为对的场合，一种「什么也不怕，拼了完事」的心情便油然而生。这些缺点的温床又是什么呢？当然是小资产阶级经常从个人得失荣辱出发考虑问题的意识，由于革命人生观不巩固和组织性薄弱，那些细菌就大有滋生的余地。
+
+　　关于「广东教育与文化」，须要批评的地方很多，虽然这有一部分涉及客观原因（如人力十分贫乏），但我和编辑部要负的责任最大是没有疑问的。通讯员工作搞不起来，思想性不高，文摘工作做不好，资料工作没成绩，就〔这〕都是一些严重的缺点，我有时感到黔驴技穷，有一种老牛破车拖着跑的沉重的情绪，这就更使工作不能较好地展开。
+
+　　概括来说：对于心存报复拒绝批评的行为，我公开承认错误。坚决拥护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号召，摧毁可恥的自大心理，努力提高自己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不否认自己在改造过程中有时极为痛苦，但一想到体力劳动者们在几百亿几千亿地生产物质财富，知识分子不能产生物质财富，得为人民服务和生产精神财富，如果不彻底改造，就不但不能生产精神财富，而且等于在人民的精神宝库中爆仓掠夺，这是十分可恶的。在这种自己觉察得到而且无法辩驳的真理之前，只好用惭愧来压抑那点痛苦。
+
+　　最后附带提到一点儿解释，关于是不是「抗拒执行上级政策」，不肯改变刊物方向一点，我很诚恳地说：没有这种心理。我的常���告诉我，政策就是人民智慧的结晶，最能集思广益和高瞻远瞩的，谁抗拒执行，谁就一定犯错误。关于刊物必须面向小学教师的上级指示，我们是坚决执行；前两月有一位新同志参加编辑部，我们分配给她的任何就是专门联络小学；我们历次编辑会议都着力讨论这个问题；并会发信给原有作者们告知写稿时以小学教师为读者对象；小学教师来稿现已日有增加。（虽然由于过去请大、中学教师写稿的积习很深，现在所扭转的还很不够。）这是事实，欢迎同志们进行调查。关于有没有考虑到读者购买力的问题，刊物在四个月前已经开始减价一千元，将来如有条件当可再酌量减低。
+
+　　我的检讨和解释至此为止，人常苦于少有自知之明，这里面如有什么毛病，欢迎大家继续批评。
+
+　　来源： 原载《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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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国恩：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样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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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中国语文系教授、游国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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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旧教育界服务过的人。我基本上是为着个人生活而教书，过去虽不满意于反动统治和自己的境遇，但是没有反抗的决心，并且在客观上或多或少替国民党推行反动教育，起了麻痹青年思想、阻碍革命进展的作用。而我自己却以为二十多年“超政治”“超党派”的教书生活，总算比较“清高”。现在检查起来，这种想法是十分错误的。就拿抗日战争期间我在西南联合大学教书的一段事实来说罢：那时候教授中显然分为左右两派，我呢，一方面看见国民党反动派，尤其是四大家族贪污腐化而不抗日，大小文武官吏无不个个发国难财，心中非常痛恨；一方面受反动派恶意宣传的影响，对共产党也很不满意，于是我就抱着所谓超然的中立态度，明哲保身，走“中间路线”，绝口不谈政治，躲在学术的幌子下把自己同世界隔离起来，任何报章杂志要稿子，只写些关于学术性的文章，对时局、政治根本不沾边。昆明各报都曾请过我写“星期论文”，我一概用种种理由谢绝了。闻一多是我的老朋友，彼此的交情很不错，搞旧学问也甚为投契。由于思想的转变，他经常在各种集会上发表激烈言论，攻击反动政府，并坦白承认他是走苏联路线，冷酷地讥讽我们的中立态度。而我总是不开口，心中却大不以为然。因此，我们的友谊暗中有了很大的损伤，在形迹上我们逐渐疏远了，甚至连学问也不愿谈了。“一二、一”惨案发生，学生坚持罢课，事态日益扩大，表面上我和其他教授一样，同情学生，捐款慰问，参加追悼会，但实际上却不同学生合作，更不赞成学生无限期罢课。傅斯年奉当时重庆伪教育部命令，到昆明来压制“学潮”，出席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会。闻一多发言之后，傅斯年公然指摘他为“布尔什维克”，有意扩大风潮，破坏高等教育，当时许多教授竟都鼓掌。当时我虽没有发言，但也鼓掌赞成。这就证明了斗争一到尖锐化的时候，我的“中间路线”就不存在了。不但我个人的“中间路线”不复存在，在那掌声中简直闻不到“中间路线”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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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寇投降的消息传来，我兴奋得连夜睡不着觉。毛主席飞到重庆的时候，我的愉快心情更难以形容。认为现在打败了敌人，正是建设国家的好机会，只要大家和衷共济，国家前途是非常光明的。不料经过几个月，协商终不成功，当时我非常失望，心里却怪共产党“要价太高”，不肯稍事迁就，以至造成僵局，而竟看不到蓄意破坏和平，发动内战是国民党反动派一贯的阴谋。我那时对于国共两党的看法，存有主客观念，总觉得国民党是“正统”，共产党闹蹩扭，不同它合作，而根本不了解国民党反动派所代表的“国家”是什么国家，人民公敌蒋介石所代表的政权是什么政权。现在检查起来，当时我对政治、时局的一切看法和想法，错误非常明显，我的立场是站在反人民一边也是极其显然的，如何还硬要说“超党派”、“超阶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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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六年，我回到北京。民主运动的浪潮日益高涨，进步青年、民主人士同反动派的斗争日益尖锐。在此期间，各学校由沈崇事件所引起的抗暴运动，以及反饥饿、反迫害、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寇等运动中，学生被殴打或失踪，学校被包围被搜查，伪警宪根据黑名单向学校要人，北京大学东斋被打得一塌胡涂，师范大学更惨。我对于这一连串的学生运动又采取什么态度呢？一言以蔽之，还是“中间路线”。其具体表现是：在课堂上我也骂过反动政府，说它不该迫害学生，骂“三青团”的学生不该出卖同学；对进步同学表示爱护，对他们的正义行动表示深切同情。当他们来访问时，我总是冠冕堂皇地说得好听；事实上任何一次有关学运的民主广场大会或示威游行，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当然也没有参加过反动派所制造的任何集会或游行）。有人以特别优厚的稿费请我为“周论”写文章，我婉辞谢绝。但在其他反动报纸如华北日报等副刊上和反动派出钱办的杂志如“学原”上，却写了几篇学术性的文章。目的只是为稿费，并且以为学术是“超政治”的，而不知正中了反动派的诡计，使他们达到拉拢中间分子，点缀反动门面，模糊斗争意识，削弱革命力量的目的。还有几次北京各大学一部分教授所发起的正义签名，例如援助学生运动、反对解散民盟等，我都签过名。但本系进步学生请我做学生自治会办的孑民图书室的顾问，想争取我进步，我却坚决拒绝，退回聘书，好像怕有什么沾惹似的。在解放前北京围城中，我表面镇静，内心动摇，虽然没有到北京大学秘书长室登记去坐伪教育部派来的飞机，但心里确曾考虑过这一问题。分析我当时的动机，除了怕炮火的威胁外，主要还是想逃避解放。
+
+　　总之，过去我主观上是害怕进步的，害怕革命的。我之所以长期落后，决不能单拿反动政府的封锁和反宣传为理由来掩饰自己，原谅自己。我之所以恨国民党反动派，不是真恨，而是看见他们贪污腐化，发国难财、胜利财、接收财，把国家搞糟了，在革命力量日益壮大的情势下，必然会同归于尽。这简直是风雨同舟之感，并不是恨不恨的问题。我之所以同情学生运动，也不是真同情，而是敷衍，明哲保身，主观上没有丝毫靠拢人民，走向革命的企图。这完全是小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说到这里，就不能不联系到胡适思想所给我的影响。
+
+　　胡适给过我什么影响呢？我在北京大学读过六年书，虽然由于不同系，没有上过胡适的课，但他提倡“整理国故”，发表许多有关中国文学的文章，我读了之后，觉得很合乎我的口胃，而且认为他那一套考据的方法是“科学方法”，能解决问题，心中十分仰慕。于是自动去拜访他，拿文章给他看，希望得到赞赏，给我介绍发表。后来他竟把我的文章印在“努力”报的“读书杂志”上，我当时实在觉得光荣。从此以后，我就决心把自己投进牛角尖里去，一面埋着头用全力读死书，做一些脱离实际的考证工作；一面又同几个朋友办一个刊物，陆续把自己的文章印出来，猎取名誉。那时北京大学在学术思想上已经分为新旧两派，教员和学生办的刊物多得很，但我连“新潮”都不爱看，“向导”更不消说，摆在各院各宿舍号房代售，我从来不会瞧它一眼。只有“努力”报，尤其是它的星期增刊“读书杂志”则非买不可。“语丝”、“莽原”及鲁迅的小说和杂文之类虽然也看，但只把它当作茶余酒后的消遣品。我的保守性和落后性由于胡适的诱导而日益发展，使我不但不认识现实，而且同现实一天天距离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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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曾经高喊“学术独立”的口号，这个口号有两种影响：一方面是诱致知识分子在一个“清高”的美名下进行学术研究，表面上好像不依附政治，实际上替反动政府服务。这样一来，所谓知识分子、学者们便一个个进入反动政府的圈套。另一方面是使大批落后的知识分子藉口“学术独立”，不问政治，逃避现实。而其结果也只是对于反动政权有利。胡适的思想言论曾经领导着广大的落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可左可右的各阶层的人们倒向反动政府。他引诱了多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长期彷徨于改良的迷路上，抱着“学术独立”、“超阶级”、“超现实”的态度，直接间接地替反动政府帮忙或帮闲，点缀或捧场，对于阻碍革命的前进，巩固反动政权，延长并增加人民痛苦起了巨大作用。过去我就是在胡适这个“学术独立”的口号影响下，不自觉地尽了一分推行反动教育以服务于反动政治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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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反动政府贪污横暴，堕落腐化，我本非常厌恶。同时由于我念过几本旧书，对于旧时儒家学说所谓“有治人，无治法”，所谓“人存则政举”等等老教条是非常相信的。胡适的“好人政府”的口号真的又打中了我的心窍。后来看见由于他的推荐或鼓励，一班大学教授如王世杰、翁文灏、蒋廷黻等人都一个个先后加入反动政府，担任重要角色，便以为“好人政府”马上就要实现了。因此我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憎恨情绪就逐渐降低了，以为坏蛋只是少数几个人，将来“好人”逐渐多起来，坏人自然会逐渐减少，邪不敌正，国家就会有转机了。胡适这样大大地给反动政府打了气，无形中替它争取了无数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心于反动政权，自然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我常常这么想：我们必须首先使自己成为一个“好人”，将来才能够做“好事”，假使个个都能像我这样安分守己，努力工作，国家还不会好起来吗？我当时的确就这样幼稚、糊涂，而这样幼稚的人，在反动派看来是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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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只是我在此次思想改造学习中一点初步的思想检查，当然是很肤浅的。如何深入检讨，肃清一切反动思想残余和批判不正确思想，还有待于继续不断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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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1951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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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RD/3/7/2/00003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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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仁赓：批判我的反动的改良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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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员、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严仁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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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远祖是大盐商。祖父严范孙自幼考科举、点翰林，作过前清的翰林院编修、学部左侍郎，并曾出使贵州考察学政。我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在祖父的直接督责和教育之下长大成人，又在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接受了整整十年的资本主义的教育，资产阶级的思想这时就已经在我身上生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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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正是国民党反共反人民达到高潮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政府一方面进行军事“围剿”，一方面又进行一些表面的所谓“县政改革”的“实验”，当时和晏阳初等人推动的乡村建设运动正遥遥相对。我对国民党进行的“县政改革”觉得倒是“一条正确的和有效的道路”。我幻想能够通过“实验县”的“县政改革”，尽先达到澄清基层政治的目的，再进而改造全国的政治制度。在八年的伪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中，我跑过十来个省份中的几十个县去调查地方财政，曾以怜悯的心情同情于农民的贫苦境遇；但是，我不能从本质上观察问题，认识不到中国农民生活的贫苦完全是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剥削制度所造成，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统治，农民才能获得解放；反而觉得老百姓是“愚昧落后”的，所以中国的“政治改革尚只能由上而下”。于是，便把我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反动的国民党政权身上，完全没有看出国民党的“县政改革”，不过是一种装饰门面、巩固反动统治的骗局而已。在反共反人民达到高潮的期间，我鼓吹“实验县”的“成就”，其效果正是帮助反动派进行对人民革命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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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国家富强，政治趋向于清明；我也希望自己生活步步改善，老百姓的生活逐步提高。现实的中国政治我不满意，因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国家既不富强，我的生活没有改善，老百姓也异常痛苦。我深切地盼望着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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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一年，借休假机会由伪中央研究院送我到美国去研究。我发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美国，比较国民党法西斯式统治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有其“优越”之处，对它发生了好感。虽则逐渐地我已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经济的不平等、政治的假民主，其发展更形成经济垄断，制造重大的灾害；但是由于我的阶级出身以及所受的资本主义的教育，使我幻想着还能运用“政府”的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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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实行高度累进的直接税，另方面大量地推广社会性支出，就可以纠正一些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弊害。对于苏联革命的巨大成就我虽表示羡慕，但对它以激烈手段夺取政权的方式，却不以为然，认为“社会改革本可以以和平方式由渐而入的，不必采取激烈的手段”。因此，我转而赞扬美国罗斯福总统推行的“新政”，同时我也赞扬英国实行的“社会保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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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半的留美生活，在我旧有的资产阶级的面孔上，又涂上了一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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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六年夏，我回到祖国，到浙江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在经济上恶性通货膨胀和政治上加紧法西斯化的情况下，人民过着黑暗凄惨的日子，自己的生活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国内战争再起之后，我毫无原则地痛恨一切战争，我看不见国家的前途，感到恐惧和悲观，后悔从美国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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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仅不能区别国内的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战争，同样也不能区别国际上的反侵略的还是侵略的战争。我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描写为：“仅不过两种对内设施的经济政策而已，彼此间并没有基本的冲突、矛盾、或绝不能调谐之可言。”在我看来，只要资本主义逐步实行社会改良，慢慢也就能走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所以我说：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非所走的方向相左，“主要区别尚只是重心不同和行动缓急不同”。只因不愿见国际间再发生战争，我竟然抹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本质上的不同，模糊和平民主阵营和帝国主义侵略阵营间的斗争（实际也是阶级斗争的另一种表现）的性质，取消革命，代以改良，掩盖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和社会改良政策的欺骗性质。
+
+　　解放前的几年，学校里时常发生学潮。我害怕斗争，害怕革命，因而我也“为学潮久悬不决而着急”。我提倡在大学里开设“时事研究”的课程，以使学生“对于时事判断，可以不完全诉之于感情，不至盲目乱动，纯以感情用事。即使到了时事迫在心头非动不可的时候，他们已知道运用理智。他们对国事世事有了充分的认识，这种动，是有意义的动，是容易收到效果的动；即使动，也可以适可而止，不至扩大而僵持不下”。很显然，在这里我一方面设法麻痹学生的正义的反抗情绪，另一方面则又替反动统治者献出了妙计，希望它采用怀柔的手段去镇压学潮，更阴险毒辣地迫害学生。试想，这和资产阶级学者们替资本家提出疏导罢工、破坏工人斗争的方策，有什么不同？
+
+　　害怕斗争，害怕革命，是我出身的阶级、所受的资产阶级教育所决定的。我虽对旧社会不满，但又反对根本改革旧社会。我虽然也抨击黑暗和落后，但当恶势力压到身边时，则又缩头缩脑地屈服于恶势力之下，不敢和它斗争；且一旦进步的要求已趋向于非变革现实不可的时候，就又感到彷徨恐惧，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例如：一九四七年底特务杀害浙江大学学生于子三以后，我虽也振臂高呼，主持正义；但在受到特务恐吓，说我是共产党的时候，便诚恐国民党反动派“非常时期”反共反人民的一切条例、法规也被用在我的头上，写了一篇表明身份的文章，埋怨国民党政府为什么偏偏对待一批“最珍惜它的过去和最担心它的前途的人”，“反而最为不公”。
+
+　　在思想上、感情上一直和反动统治阶级有着联系的我，过去二十年来，我的反动的改良主义思想一直在发展着，并始终贯穿着我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直到解放前一年，因新的局势的发展，才开始有了些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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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日趋紊乱和崩溃，使我对它的幻想破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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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八年，曾经陆续透过特务检查网寄到我手里一些进步刊物和通过进步朋友的关系借到的毛主席的少数著作，使我初步地了解了共产党的一些政策，思想上起了一些波动。从一九四八年下半年起，我不再写文章，开始缄默起来，只是为了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写了一篇纪念“共产党宣言”百周年的文章。这时，我虽已比较认清了中国和世界今后发展的必然道路，然而尚未曾想到究竟在走向这条光明大道的途中，自己可能发生什么作用，更没有想像到自己也应该参加斗争。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大军准备渡江，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交给我保护学校迎接解放的任务。五月三日，杭州解放。以后，军事管制委员会派我参加和主持浙江大学和金华英士大学的军事接管工作，又任命我担任浙江大学的教务长。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一年多的时间内，我一边在革命工作中锻炼自己，一边又在领导大学政治学习的同时，和同学们共同学习，对于国家的前途和自己的前途，充满了信心，不再怀疑恐惧，廓清了我对共产党的许多错误认识，粉碎了我的改良主义的幻想，才深深地体会到：中国只有由共产党领导，以革命手段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才能经过新民主主义逐步地走向社会主义。那些以经过社会改良达到社会主义的主张，是资产阶级或其代表人借来粉饰太平、缓和阶级矛盾，以便继续其统治的欺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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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说如此，但我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已根深蒂固，在不自觉间，尤其在碰到具体问题时，还是时常暴露出来，没有能够完全克服。例如：土地改革法颁布后，浙江日报要我写一些意见，我当时只着重说明土地改革对新中国工业发展前途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它是一场剧烈的阶级斗争的意义。去年秋天，面对工作困难，我坚持要离开浙江大学来北京大学工作。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以后，我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上面缺乏足够的勇气，不能坚持真理。三大运动学习以后，我虽已有了仇美的心理，但我对地主仍感到“恨不起来”。批判“武训传”的学习开始时，我对“艰苦卓绝”的武训深表同情，改良主义的思想再度抬头。这一切，都表示我还惧怕斗争，革命意志仍然很弱，还没有把自己和革命紧密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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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后我要继续不断地努力学习，不断地在革命工作中锻炼自己，紧紧地跟随着和靠拢着中国共产党，坚决地站在革命的一边，不让旧思想旧意识再来危害人民和阻碍自己的进步，培养并锻炼自己成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工作者，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的无限发展而终身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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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1951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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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RD/3/7/2/000034.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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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庚：伟大的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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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京大学教授、林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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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改革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大事，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从此就要烟消迹灭，在这里农民醒觉起来，成为广大无边的力量，反动的残余被彻底的镇压下去，这样土地改革的完成就必然使得抗美援朝更有力的走向胜利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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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土地改革的高潮中，农民是真正地站起来，“地主”两个字已成了农村中骂人的名词。而农民一旦站了起来，就具有高度的主人翁态度，例如我这次在苏南吴江参观，镇南乡干部在计算倪镜清的地亩时，干部一时算多了一亩，说是三十亩零七分，农民们便纠正说只有二十九亩七分。双方讨论了许久，后来到底还是农民对了。这里不但说明了农民的办事能力，而更重要的是那勇于负责的主人翁态度。有了这样的态度，农民是再不会被奴役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是永远过去了，农民自己觉悟起来做了主人，他们热爱祖国，热爱毛主席，热爱中央的政策，他们称土地改革政策为毛主席办法。这办法叫他们要“团结互让”，他们就真能团结互让，要“公平合理”就真能公平合理。抽田分田的阶段我们直接参加了工作，有些以为可能发生困难的问题，到时候都由于“团结互让”“公平合理”而顺利的就解决了。现在江南一亩地大约合到七八十万元，为了分田的方便，有时要一个农民少得三四分地，他们为了互助互让，却都毫无难色。这些让我们不能不倾心的礼赞，农民在过去封建剥削下所养成的短视和自私，在土地改革的高潮里已经得到冲洗，他们知道天下农民是一家，他们知道劳动人民是一个整体，他们已深入地体会到阶级的友爱，这些都无疑地教育了我们自己。土地改革所以是一个大熔炉，它非特烧毁了旧的制度，而且锻炼出新的人来；非特改造了农民，而且也正改造着我们这些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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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农村，民兵工作是普遍的展开着。这些民兵都是自发的，他们夜里要放哨，白天要跑路送信，检查可疑的人等。他们并不要求报酬，却越作越高兴，一个村子有了臂章，每个村子便都有了，一个村子有了旗子，每个村子也都有了，开大会时举着旗子敲着锣鼓带领本村人来参加的是民兵，到了会场带着臂章维持秩序的是民兵，民兵在农村里已成了光荣的名字，年青人而当不上民兵的便觉得惭愧。这时我便常想起北朝的乐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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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买五尺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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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悬挂中梁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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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三摩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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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于十五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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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已完全成为过去的谣谚了。今天的农村，通过土地改革，一切都正在急速的改变。土地改革所以是一切的枢纽，它推动着这土地上一切的人民走向勇敢革命的道路，什么反动分子还敢在土地改革后的乡村出现，他就必然会被手无寸铁的人民抓了起来，今年最冷的时候发现有的土匪，因为不敢走到村子里来，已被冻死在山里了。这就是人民伟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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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土地改革中的干部，他们都是些青年，都是非常可爱的。我们过去常听人说政策越到了下级就越要走样，这回从土地改革里亲眼证明了这话的不对，他们细心谨慎，有魄力有见识并有掌握政策的能力。使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了更多的东西，柳塘乡干部同志鲁希萍是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他工作的明快、认真、虚心、沉着，以及有领导的走群众路线，使得一位同人忍不住天真而郑重的问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别地方的干部是不是也都能跟你这样的好呢？”这由衷之言使得这位青年只好回答说：“有的比我更好，也有的比我略差些。”这一个问答成为我们到震泽区这一组同人中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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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次有机会向农民学习，向干部学习，具体地学习了阶级的立场，群众的观点，与执行政策的方法，在感情上更进一步的接近了劳动人民，在思想上更明确的认识了土地改革的伟大与抗美援朝的必然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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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的力量是无边的，祖国已经更强大的站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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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1951年3月24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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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RD/3/7/2/00003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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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予倩：拥护文艺界整风学习——在北京文艺界学习动员大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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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予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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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迫切的需要是什么？是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想我们应当诚诚恳恳拥护这次文艺界的整风学习，下决心把它学好。
+
+　　学习是应当长期进行的，但因为过于强调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就不免或多或少流于疲塌，因此就某一阶段进行一个短期的、有重点的学习，来作一次思想检查，把学习更有效地向前推进一步，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
+
+　　我们自己也不断地在学习，可是要和一种有组织有领导的集体学习相配合，方可以更快，收到更大的效果。从“武训传”的批评和对萧也牧同志创作的批评，一直到现在，虽然展开了一些思想斗争，但还没有进行过有系统的学习。而文艺界思想混乱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一次的学习，是有澄清作用的。
+
+　　我在学习中所最感到困难的是不能联系实际。我深深感到：关起门来联系实际是联系不起来的。在审查干部的学习中我得到不少的东西，政治认识提高不少，尤其是，根据具体的事例，明确了斗争与团结相互的作用——斗争非但不会破坏团结，而且可以巩固团结。最近中央戏剧学院排演“消灭侵略者”，请了几位志愿军的战士来帮我们排练，趁这个机会，我接近了他们，听他们的谈话，看他们的行动，体会到他们的品质，我感觉他们可爱。平常我读朝鲜通讯，听志愿军英雄们的报告，我很感动。对志愿军战士，我尊敬他们，佩服他们，及至实际接近了他们，才从我心眼儿里爱他们，明确地感觉他们是最可爱的人。倘若我能在朝鲜战场上和他们一处，感情必定会更加深厚。所以学习联系实际，必定要明确立场，参加斗争。
+
+　　关于领导文艺机构，根本问题是思想领导。我处的是领导地位，自己因为革命的实践不够，理论基础也不够，两年多以来在工作当中，不能不感觉紧张，希望进步的心虽然很切，追随真理的步伐往往迟重难前。由于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不自觉地会钻了出来，对作品的判断也就不免存在着从技术、从形式出发的偏向。中央戏剧学院也经常注重学习。缺点是没把无产阶级思想放到第一位，没有能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作坚决的、无情的斗争。最初我看见有些事处理得不得法，我并不以为是思想问题，后来才明确处理任何一件事都要以思想为依据。
+
+　　有些戏或影片，我看了感觉不对，但是说不出那里不对，也就没有为着要肯定或否定加以细心的研究和反复的思考。例如我看了“武训传”，当时我很不高兴，我不欢喜那种奴颜婢膝的表现和逆来顺受的思想。当时我决定写信给周扬同志反对那个片子的上映，可是我没有写；过几天见着孙瑜先生，我也没有说什么。这显然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态度。
+
+　　我到中央戏剧学院，只认识张庚同志和曹禺同志两个人，可是我和学院内的同志们相处得都很好，合作得相当愉快，但因互相缺乏批评，颇有一团和气，内容空虚之感。中央戏剧学院两年来没有产生出好的作品，也没有演出有代表价值的戏，也还是由于思想方面存在着问题。
+
+　　我们必须好好地改造思想，像厉行节约那样，“厉行”思想改造，我们要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真正掌握在我们手里。希望党的同志认真领导我们。我学得太少，希望能在这次的学习中能作比较深入的检讨。
+
+　　来源：原载文艺报第五卷第四期。转载于1951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
+
+　　

CCRD/3/7/2/00003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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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庭燧：批判我的崇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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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物理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葛庭燧>
+
+　　过去我对於美国的科学和技术，只是从表面上来看，并没有仔细分析它究竟是掌握在谁的手里；我只强调过去美国科学技术研究的成就，而没有看清楚它正如同帝国主义的命运一样，已经急遽地走向衰亡和毁灭的道路。由於我盲目地推崇美国的科学技术，所以在不知不觉之中有了崇美的思想。同时，因为我在美国八、九年来所作的科学研究工作，使我在不知不觉之中产生了追怀和留恋过去的思想，不但随时要替我自己在美国所作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辩护，也要替我在美国所参加过的学校和研究机关辩护，再推而广之，甚至於有意无意地也要替当时美国的一切辩护。这样便使我逐渐模糊了敌我的界限。
+
+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我在感情上有过很大的激动。美帝国主义的暴行和血腥侵略引起了我深切的仇恨。我对於抗美援朝运动的宣传和增产捐献工作都曾经积极参加。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号召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为国防建设服务的时候，我也曾经积极地到各处去作动员工作，也准备亲自参加国防建设工作。但是在追溯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历史的时候，我却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帝国主义曾经和我扪共同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我虽然深切仇恨现在的美帝国主义，但是我却并不怎样仇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的美帝国主义。为了辩护我的这种态度，我曾经强调我在美国时（我是一九四一年去美国的）所听到的许多关於美帝国主义反法西斯行动的夸大宣传。现在想起来，这实在是百分之百的亲美思想，我为什么没有看到，正是在这个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时期，美帝国主义一直在积极援助蒋介石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为敌的许多事实？我为什么不去深刻地分析一下美帝国主义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究竟作了些什么？从美帝国主义目前的侵略行动，不是很清楚地可以看出来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早就在准备和部署侵略世界的计划吗？
+
+　　从一九四二年起直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时为止，我在美国一共参加了三年半的军事研究工作，前后曾致力於不可见光通讯的研究，关於原子弹和雷达的研究。我曾经认为这是有助於同盟国家反对德、日法西斯战争的工作。我因此而更为强调美国科学技术的成就，并且有时也发生“与有荣焉”之感。但是，原子弹和雷达的发明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关於原子弹的发明，我们现在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这只是美帝国主义用来威胁人类，作原子讹诈的资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苏联遵照约定出兵攻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前夕，美帝国主义使用原子弹来屠杀无辜的日本平民，这对於反法西斯战争来说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由此可以看到，原子弹和雷达的发明，固然是科学和技术高度发展的成就，但是如果被掌握在反动阶级手里，那只是有害而无利的。
+
+　　我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便脱离了军事研究工作，参加了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致力於金属强度的基本研究。在这个时期，研究所的基本任务曾经明确地规定为只作金属的基本研究以提高学术，不作服务於任何特殊工厂的研究。所作的研究工作全部写成论文在专门杂志上发表，从来没有保守过秘密。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不能说科学研究的成果专为反动阶级所利用，这种研究确是以提高学术为目的的。尤金博士在十月十七日及十八日人民日报上所发表的论文中所说的几段话，在这个问题上曾经给了我以启发：“自然科学家生活在一定的社会里，不是属於这个就是属於那个社会阶级，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参加社会生活的。”“学者们及其一切研究所，实验室，都依赖於统治阶级，而统治阶级则给他们提出合乎统治阶级经济利益的一定任务。”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所作的基本科学研究是符合於美国统治阶级的利益的。美国的资本家决不是对於基本研究和提高科学发生兴趣，他们之所以肯拿出一小部分钱来补助和支持科学研究，一方面是为了收买和蒙蔽那些所谓“超政治”，“超阶级”的纯业务观点的科学家们，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这些科学家去绞脑汁、去发明，为他们进一步对工人阶级进行剥削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他们允许科学家在杂志上公开发表其研究成果是有限度的。正如尤金博士所说的，反动统治阶级已经为着本阶��的政治目的而公开地利用自然科学来同工人阶级、同劳动者作斗争。美帝国主义者已经对自然科学建立了最残暴的垄断和监督，利用它来达到自己准备新世界大战的罪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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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反动统治者一方面掠夺了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用来屠杀和平居民，用来威胁世界和平，一方面对於这些科学家们却也尽其蒙蔽和欺骗的能事。我在美国的时候，常常认为和我一起参加军事研究的美国科学家们是进步的，最低也可以算作是所谓“超政治”、“超阶级”的科学技术工作者。现在想起来，这是片面的看法。在美国科学家中，也有一些人是能够看清楚问题的本质的。他们坚决地站在劳苦大众这一边，不受美帝国主义的欺骗和蒙蔽，但他们遭受着美国反动统治者的迫害，逮捕和密判，被剥夺了教学和研究的机会。我现在深深地体会到，在美国，研究科学技术的设备和工具掌握在反动阶级手里，科学技术工作者对於自己的工作是不可能自由选择的。我相信那些在反法西斯战争时期和我一起作军事研究的美国科学家现在一定有不少的人又在替美帝国主义研究屠杀我们中朝人民的战争武器。他们一定也还在受着美帝国主义的蒙蔽和欺骗，相信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是“防御战争”，於是他们便百分之百地作了美帝国主义的帮凶。
+
+　　对於美国的科学家作了如上的分析以后，我应该回头来分析我自己当初到美国去留学的动机和后果。我过去曾经这样想：我到美国的目的只是为了去学习专门科学和技术，为将来新中国的建设服务。我现在已经回到新中国来了，有了为新中国的建设服务的机会，因而过去我常常只看到我到美国去留学还是有它的好处和进步作用的；我没有认识清楚，我们现在之所以有了为新中国建设服务的条件，是由於中国千万优秀革命志士牺牲奋斗的结果。如果没有他们坚持和反动派作斗争，我就是在美国学到了一些科学和技术，至多也不过和上面所说的美国科学家一样，仍然只能替反动派服务，做它的帮凶。
+
+　　现在，我深刻地体会到我们新民主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的科学技术工作和科学研究是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完全一致的，只要我们的科学技术工作者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我们的科学和技术就必然会随着我们国家的工业建设而突飞猛进。苏联科学技术的光辉成就，正是鼓舞我们前进的最好榜样。
+
+　　（我自知这次所作的检讨和批判是不够深刻的。我诚恳地希望各位同志，尤其是自然科学工作者，能够帮助我检查思想。我决心要通过这次学习来澈底改造我的思想，作一个人民教师和人民科学家。）
+
+　　（原载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CCRD/3/7/2/000037.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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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庚：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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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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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题：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 坚决纠正错误，实现毛主席的文艺方向——在中央戏剧学院文艺整风学习动员会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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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来我们学院的工作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的性质是什么呢？是严重地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毛主席的文艺方向，让小资产阶级思想甚至资产阶级思想占了上风。在这次北京文艺界的整风学习中，我们学院的错误是一个典型，因为它是严重地、集中地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甚至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对于这个错误和它所造成的损失，我作为在我们学院中负最高责任的党员，作为接受了党的委托担负这样一个重要任务的党员，是要负完全责任的。
+
+　　我们学院的工作中究竟有些什么错误呢？
+
+　　首先是不重视政治的、思想的教育。还在一九四九年我来北京筹备成立学院时，我就不适当地强调了正规化、专业化，片面地强调了技术学习，以为我们今天要提高，只是提高技术，错误地估计过去我们的艺术工作之所以未能提高，只是因为缺乏技术的缘故，而未能深切地认识到，今天文艺工作之所以迫切需要提高，乃是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由于群众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由于许多文艺工作者对于这种革命形势和群众觉悟缺乏了解，因此，文艺工作者必须首先提高自己的思想和政治水平，必须加强自己对工农群众现实斗争的联系，才能提高创作的质量。由于我的错误的想法，我们的学院就严重地忽视了政治思想学习。我们的干部思想学习，特别是在文艺创作干部中间，今年没有能够认真地进行，创作室和演出团体总觉得没有时间，我作为一个领导人，首先也强调了他们的特殊性，没有能够坚持让他们好好地进行政治学习。
+
+　　对于当前的群众运动，我也没有能够充分认识它的政治意义。今年全国展开的三大运动，虽然在我院的群众中间也进行的很热烈，但是我没有认识到参加这种政治活动，乃是改造和提高思想的最有效的办法。因此，这种热烈的群众的政治行动，就没有能够被领导方面重视，把它当作文艺工作者思想改造的有力的武器。
+
+　　我们的演出团体和同学，虽然也曾参加群众运动，接触实际斗争，如去年普通科曾经参加京郊的土地改革；今年的歌剧团五月下乡作抗美援朝宣传演出。虽然这些团体回来后其中很多人都曾经反应：这样的做法对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却没有引起我足够的注意，我没有认真总结他们的经验，把这些经验普及到全院，并且把这些做法规定成为制度，继续坚持下去。
+
+　　今年文艺界展开了对于《武训传》的讨论，对于萧也牧同志的批评，虽然我们学院也曾经进行了一些零星的学习，但是，我并没有抓紧这些学习，坚持在全院认真展开讨论，并且联系我们自己的工作，检查我们自己的工作。
+
+　　在我们的创作上，出现了《开快车》这样的坏作品，我也未曾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没有仔细加以研究，也没有及时发觉我们已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生活，小资产阶级思想已经抬头的错误倾向；因此，也就没有拿这些活生生的例子作为严重的教训来教育全院，而只是轻描淡写地让它过去，以至招致以后的接二连三的失败。
+
+　　相反地，我却片面地强调了技术上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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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在创作方面，这方面创作室有了初步的检讨，已经在《人民戏剧》上发表了几篇文章，我在这里不想详细谈了。我只想谈谈我个人关于创作问题的思想。我曾经发表过一些文章和作过一些报告，其中有些地方就表现了我在创作问题上的不正确的见解。比方我说，工农兵是可以理解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要以为获得工农兵的思想情感是个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主要还是要从作者的思想感情去体会工农兵的思想感情。这样就使得那些未经改造的或有着小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的年轻作者们，忽视了深入生活，忽视和工农兵交朋友，忽视了对于自己的思想改造的艰巨工作。实际上这种从作者自己的思想情感出发去主观地体会工农兵的感情，乃是一种把工农兵的思想情感小资产阶级化的作法。比方我对于《钢铁战士》这个歌剧的批评，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难道张志坚就没有一分钟的动摇吗？”为什么一个钢铁一样的人民战士一定会动摇呢？我对于张志坚这样人物内心所表示的这种怀疑，实际上乃是表现了自己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怯懦心理；这���批评无异是对张志坚这样人物的一种诬蔑。又比方对于歌剧《白毛女》中间的喜儿最后对黄世仁所存在的那一点儿幻想，我曾经认为是好的，是合乎人情的，而没有认识到那深深存在喜儿心中的乃是阶级的仇恨。由于以上种种不正确的想法，就使得我忽视了我们创作室的年轻作者们必须改造自己，必须加强政治的锻炼，必须深入生活，参加斗争的重要性。不能够认识这些同志只有经过思想改造，深入生活，参加火热的群众斗争以后，才能够写出反映当前群众斗争的、为群众所喜欢的作品来。也由于这样一种错误的思想，才使我错误地认为我们创作室的同志要写出好的作品来，仅仅在于加强技术的锻炼，其结果就产生了象《开快车》等一连串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歪曲了工人农民以及干部形象的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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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在演出工作方面，比方在歌剧方面，产生了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也是由于我认为歌剧表现什么内容，在今天已不是严重的问题，而主要的问题是歌剧的表现形式问题。因此，我就片面强调了歌剧形式的提高。我曾在讲“歌剧概论”的时候谈过，今天新歌剧的提高问题，主要是一个创造形式的问题。因此，我就不适当地强调合唱队、管弦乐队的重要性；不适当地强调歌剧中的浓烈色彩和舞蹈的重要性。很显然，这是不正确的，是本末倒置的。新歌剧的问题首先应当是如何表现新英雄、新群众、新的斗争生活的问题。我既然在理论上首先不注重内容，在实际上也就自然不能领导产生富有思想内容的节目和好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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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方以歌颂工人游击队的英雄为主题的歌剧《节正国》，这是我亲手排的，因为内容错误而未能上演。这个戏是我从听作者讲述故事那天起，就十分欣赏并且竭力支持的。我所以支持它，就是因为这个故事中有合乎我的理想的“鲜明强烈”的人物，富有我所认为的“歌剧色彩”。至于它的内容、思想性如何，有没有教育意义，就没有怎么仔细考虑。心想：这是歌颂英雄的，还会出毛病吗？当时就没有想到我们演出一个戏的目的应当是教育观众，提高观众的思想水平。这说明我对于艺术创作所负担的严肃的社会任务，实际上是很少认识的。在这个节目排演的时候，我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把它排成象一个合乎中国传统的歌剧，排成一个武戏。当时我的脑子里面，所想到尽是旧戏的《落马湖》、《天霸拜山》之类。我力求把这个戏排成一个新的武生戏，因此考虑得多的是排演的手法。虽然为体验生活大家也曾下过一趟乡，但是下乡的目的只是为演员找寻人物的形象和为戏的场面找寻地方性的气氛。我们甚至还从乡下找来了当时节正国游击队的队员。虽然如此，却根本不从他那里去学习东西，当我听到他谈起节正国的事迹，觉得跟剧中的要求不符合的时候，就干脆把他放在一边不理他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写出和排出有思想有内容的好戏来呢？很显然，这是非失败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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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比方企图反映农村新型人物的成长，表现新的观念的建立和发展，歌颂劳动男女的爱情和爱劳动的品德的中型歌剧《新条件》，是我亲手参加修改的，这个戏演出之后，很多观众表示非常不满，认为内容空虚，形式夸张。这些意见完全是正确的。的确，这个戏的内容并不多，事件很小，台上台下却用了一百多个工作人员，又是大合唱队、又是管弦乐队、还有三个大布景。过去象这样的小剧本，比较简单朴素地演出了，往往还能收到它应有的效果，今天这么一“提高”，令人感到形式和内容完全不相称，小题大做，反而连应有的效果都大大减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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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作曲方面，由于新老干部都同样脱离生活和斗争，无论学中国遗产也好，学外国遗产也好，都是从形式着眼；动不动就是大管弦乐，把我们从前解放区那种朴素亲切的、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歌剧音乐抛弃了，引起群众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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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排演上既然是存在着忽视思想性和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在训练演员上，也就不能不存在着忽视思想性与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歌剧团的整训计划是我亲自起草的，其中就根本忽视了思想的整训，忽视深入生活而片面强调了学习技术，错误地规定歌剧演员的训练仅仅只是身体和嗓子；更错误的是，对于有些所谓技术，不是批判地去学，不是一面学，一面去分析它掌握表现生活的方法，而是简单地成套地搬了过来。对于我们中国的歌剧，向来是存在着一种不正确的看法的，那就是认为中国歌剧的表演都是象征的，不是写实的，而���取了排斥的态度。如果不首先批判这种看法，我们就不能够正确地去接受遗产，批判遗产。如果在学习中国歌剧的时候，不去分析那些成套的舞蹈是如何表现了中国古代某些特定生活的话，那就必然要走到形式主义的学习。不幸我们的学习就正是这样进行的，因此，也就必然流于仅仅是学习了一些形式，而在运用上，也就只能毫无消化地硬搬。小戏《枣红马》就是这种为了硬搬技术从形式上着眼而创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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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声乐上，我曾经是坚持用西洋方法的。虽然口头上也曾说要研究中国唱法，要批判西洋唱法，但实际上并没有这样执行。由于这种学习不能够完全解决实际应用的问题，因此，下面提了很多意见。我主观地认为下面是盲目抗拒西洋练声法，就用行政命令方法来坚持，并且告诉他们，学是你们的事，批判是我们的事，不要还没有学，就先讲批判。并且说：“你们只管学，将来没有出路我管饭。”特别是对我们的声乐教员，没有能够引导他们、说服他们、帮助他们来认识中国声乐上遗产的丰富，和其中合理的因素，应当把整理中国声乐的遗产作为今天我们声乐工作中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也没有切实地组织对中国声乐遗产的学习。（当然，要做好这一件工作，教员们首先应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并要亲自下去体验工农兵的生活和感情，而不光是学些民歌，或向艺人们学些唱法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
+　　在舞蹈方面也是如此。我们没有给舞蹈团一个明确的方向，要他们创作表现当前斗争生活的民族气派的作品，也没有强调以学习我们民族的舞蹈为主，而自流地让他们盲目地学习芭蕾舞，甚至于排出以芭蕾舞技术为主的《和平鸽》这样的作品。当然，并不是说芭蕾舞根本不能学，但是强调了芭蕾舞，在整个训练中间让芭蕾舞占了主要的位置，则是不妥当的。
+
+　　在我们艺术工作上其所以产生这些严重的情况，一方面是由于我在文艺思想的领导上，有这些错误的观点，另一方面也由于我们学院里干部中间存在着多数的新干部，对于这些新干部没有加以很好的改造、教育和帮助。这些新干部在文艺思想上存在着许多（个别人还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对于这些相当普遍存在的不正确的文艺思想，如果不进行批判和纠正，我们的工作是不能够得到正确的发展的。由于我在文艺思想上存在着许多不正确的东西，和这些新干部的文艺思想有共通之点，也就使我不能够分清界线，明辨是非，来引导这些同志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在全院的工作上，就造成了思想混乱的状态。在新干部中间，很多同志是尊重党，愿意受党的正确的领导的，对于这些同志，我们没有进行很好的帮助。欧阳予倩先生曾经说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一团和气，内容空虚”，这是对于我们学院党与非党之间一方面情况的正确描写。在这中间，我存在着一种错误的看法，以为展开思想上的讨论，展开对于文艺工作上的不同看法的讨论，这样就会把党与非党的关系弄得不亲密，其实恰恰相反，不展开讨论，不分清界线，反而使得党与非党的关系不亲密，因而也就不能改进我们的工作。
+
+　　另外有些同志，过去对于革命不认识，不接近，受欧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影响很深，对于这些同志更没有能够进行很好的帮助，坚决纠正他们错误的看法，使他们对于革命和革命的文艺有更多的认识。因为没有共同的认识基础，也就不能团结。因此，党与非党的关系在我们学院里是不正常的，不亲密的。因此，也就招致了我们学院里文艺思想很大的混乱。这种混乱一直影响到党内，使某些同志不仅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生活作风上沾染上不朴素、不健康的作风。而有些原来就有毛病的同志，则更是发展了他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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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以上这些情形，院内是有不同意见的，是存在着思想上的斗争的，这表现在对于许多问题的大大小小的争论上。在我们院内，干部和群众中间存在着许多正确的意见，虽然这些意见并不一定是完全没有缺点的，甚至于其中也有一些是偏激的，但是应该说，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于这种脱离毛主席文艺方向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是不满的。而当时我没有能够认识到这些是改造我们学院现状、纠正我们错误的积极因素，没有能够认真听取它们，研究它们，把它们集中起来，条理化起来，并且把它们认真实行起来；而是采取了官僚主义的不理不睬的态度，听了以后也就放在一边，即使是严重的问题也���拖下去了。比方对于话剧团浓厚的小资产阶级作风和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不是不知道，由于没有积极设法改善，以致问题拖着一直没有改进，而且一天天严重化了。在某些问题上，对于下面所提的意见采取了不民主的态度，予以否定，坚持了自己不正确的意见。有时候对于院内的某些问题上的不同意见，采取一种避免正面争论的态度，以为这样就可以和缓这种意见的分歧。有时不能从这些分歧的意见之中看出问题的原则意义，把它提到思想斗争的高度来作原则的解决，相反地，却把它降低到私人纠纷去作和事老式的解决。于是这些意见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分歧得更厉害了。假设我当时能够把这些不同意见提高到原则性来解决，分清是非，作出明确结论，在我院工作上的错误，是可以得到某些纠正的。不仅是下面有很多意见，而且中央文化部也曾一再指出我院的偏向，三次制止我们错误节目的上演，但是也没有引起我严重的注意，真正按照领导机关的指示去坚决转变错误的工作方向。其所以对于领导和群众的意见都不能尊重，重要的原因之一乃是由于我脱离院内群众和干部，不接近他们，因此也就根本不了解由于我的坚持错误在院内所引起的严重后果。于是我院工作上的错误一直持续下去，并且更加严重起来，最后还影响了干部的团结。这样长期思想混乱的结果，造成了离心的倾向。党员很消极，有的人想着只搞好自己一部门的工作就算了，有的人想离开，有的人在看着领导方面到底怎么办，同时又造成了许多同志只钻技术不问政治的倾向，甚至有的党员不愿意担任党的工作、行政工作、工会工作。非党的同志片面钻技术的倾向也很浓厚，甚至有人认为做组织工作是专家的跟包；有人说：“幸亏我没有早参加革命，否则我就没有今天的技术了”；有的新干部对于听政治报告完全不感兴趣，认为是苦差，用抽签的方法决定谁去，抽到的大呼“倒楣”，当然，这中间也不是没有人（其中也有非党的同志）在政治上有很大进步，但这多半是由于他们的自觉和自己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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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的戏剧工作者、戏剧团体都很注意我们这个学院的工作，并且把我们当作学习的榜样，我们排一个戏，全国各地常常派许多人来学习；我们编的讲义，全国各地都纷纷来要；我们写的剧本，全国许多地方都上演；因此，我们所犯的这些错误，对于全国各地的戏剧工作起了很大影响，比如河北省的文工团，看见我们演出了《和平鸽》，他们就编了一个叫做《自由花》的舞蹈，这个舞蹈也是不好的节目。河北的人曾经说，北京有个《和平鸽》，河北有个《自由花》。在全国文艺工作中间，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占了上风，我们中央戏剧学院的错误，在这中间也是起了一定影响的，这样就使得我们错误的严重性、危害性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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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作为中央戏剧学院的一个领导人，党交给我这样一个重要的工作责任，而我却领导着这个学院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为了彻底纠正这个错误，我必须进一步对于我个人的思想进行深刻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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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经过党的多年培养，为什么还会犯这样的错误呢？我曾经参加延安的整风学习，在整风期中，我是努力清除了我思想中许多小资产阶级的东西的，但是，这种努力还不彻底。我也曾经参加过一些实际的斗争，如土地改革等，使我初步的认识了群众，认识了工农兵，在感情上也有初步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也不彻底。当自己投身在群众斗争中间的时候，当斗争十分紧张的时候，我的正确的思想是占上风的。但是入城以后，周围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在我的周围，出现了大量的具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们，在文艺上，他们喊出了他们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我自己有“老资格”包袱，没有努力进行学习，提高自己，也没有寻求党的领导，就使得我丧失了政治上的警惕性，迷失了方向，对于今天文艺工作的严重任务认识不清，不能在新的形势下来坚持毛主席的文艺方向，不能够坚决地掌握住一个原则，就是文艺必须以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思想来教育群众；无论是对于工人也好，农民也好，小资产阶级也好，必须用工人阶级的思想、党的思想来领导他们，改造他们，而今天文艺的任务就是这个。党所交付我的任务是严重的，而我却没有能够认识到我的任务的严重和艰巨，必须保持着高度警惕性，领导着党与非党同志，团结一致，坚决地向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作斗争，才能完成任务。在我周围所发生的许多问题，我没有把它们提到政治原则的高度来看，没有把它们提高到思想斗争的原则高度来看。因此，也就不能尖锐地、明确地认识到它们的严重性，兢兢业业地、不断地研究思考，并领导着我院的同志们来克服这些不正确的东西，树立起正确的东西来。这就是我为什么犯错误的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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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次整风学习中间，由于领导方面对于我的帮助，党和群众对于我的帮助，使我对于自己工作上的错误有了这个初步的认识，但这只能说是一个初步的认识，因为检查正在深入，问题正在发现。比方关于我院教学部门的工作，我在这个报告中间没有提到。但在检查中间，也逐渐发现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有待于清理。再则在工作中间所存在的后果，是要很具体地、细致地予以纠正的。这些工作尚有待于以后深入地来做，有待于以后坚持着正确的原则去做的。但是我相信，只要依靠领导，依靠群众，这些工作是一定能够做好的，错误是一定能够纠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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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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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RD/3/7/2/000038.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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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漱溟：敬答赐教的几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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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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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光明日报刊出我写的“两年来我有了那些转变”一文之后，曾承沈铭、何炳然、宋云彬、千家驹、张紫葛几位先生各有所赐教。还有张东荪先生一篇文，虽主要不在批评我，却亦提到我而有所指教。又有赵云来先生一简短的“读者来信”，指出我过去言论的狂妄，凡此，我现在一总作答。
+
+　　凡是肯用思想的人，总是免不了要彼此辩论的；但我宁愿面谈，有愿作笔战。三十年前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版后，曾有许多批评的文章，我一概没有作答。只有一次北大同学要求我回答胡适之的批评，因而作过公开讲演，并整理付印；那已是隔离胡文发表一二年之久了。又当我致力乡村运动那些年，曾承千家驹等许多先生在报纸杂志予以批评。这些文章并曾汇印成“乡村建设批判”一书发行。我亦都不答。直到抗战在川，有些同学旧侣峰举为间，我才给他们作几次讲论，同时亦就写出付印。那又是事隔四五年之后了。这次在千先生文中都承他替我说出，或者可让现在批评我的朋友不致太见怪，殊为感谢。我即乘此说明我喜欢面谈的道理：笔墨书写原是面谈的代替品，交换意见只有面谈才亲切。在启发一个人的觉悟上，面谈较笔墨为灵动；在进逼一个人的错误上，它又较笔墨为有力。当然用笔墨写出来亦有好处，那就是便于翻复研索和记诵。凡是真成熟而臻于精炼的东西均宜书写出来：而凡是正在有所究榷讨论，却最好是面谈了。再则，面谈易得认清楚对方意思所在。有不清楚之处，随时也容易找清楚。彼此所以要辩论，无非都是要纠正对方；而往往彼此恰恰是没弄清楚对方的意思，那么，又何能纠正它呢？如果晓得认清对方意思是第一必要，面谈便是必要的。因此，我欢迎一切约期当面赐教的朋友（一二人乃至多数人），而特地声明对此批评文章可能不答。这样亦可免得因我而多占报纸篇幅，浪费读者时光（我觉得这是一种罪过）。
+
+　　我很明白在今天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的运动中，把这些辩论文字在报纸上开展是有其意义的。假如真能从这一些辩论而使我折服，一方是有力的指驳，一方是翻然地悔悟，那影响是不会小的。可惜照现在情形去看，不是这样。
+
+　　（举例来说。例如张紫葛先生文内责我说：“第一，他坚决否认自己是改良主义者”。证据就在我原文有这样几句话：）
+
+　　“我从不相信我是唯心论者，亦如我不相信我是改良主义者一样。正如此，所以总不喜欢旁人向我宣传革命，向我宣传唯物。——我何尝不革命？我未尝不唯物！”
+
+　　明白一点的人早可看出这是叙述过去而现在并不如此的话；何况下面还紧接着说：
+
+　　但我近来却于唯物观点有所体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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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更显示上文不是说现在，而是自述其转变之前。如其张先生不是不明文理，至少亦是一时疏忽了。像这样彼此往返，岂非浪费笔墨。
+
+　　张先生又说：“第二，他完全没有自我批评。”证据就是统计我全文字数约有六分之四是介绍旧思想的。其实在我早就照顾到此，深恐人家嫌我旧话说多了。所以文章一开头，我先声明：
+
+　　本文分作几个问题以扼要的语句来说一说。对于某一点转变的由来当然要说出；对于未曾改变的意见（旧思想）是不想申论的。但为了分清那个已变，那个未变，有时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一些。
+
+　　张先生要算帐，我倒可以同张先生算一算：看那些是超过了“要说出的转变由来”，那些是超过了“不可避免的要提到的”话，还有那些竟然申论了“未曾改变的意见”。张先生的指责势将落空，笔墨又属白费。
+
+　　又例如沈铭先生说我“强烈地歌颂了法国式的资产阶级旧革命”，就因为我说它“当旧秩序推翻后，新秩序便豁然呈露”，而说“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却在推翻旧秩序后还要大费一番功夫建造新秩序”。其实这话既毫无歌颂意味，又且不是我个人的话。因为资产阶级革命任务只在解除封建束缚，而社会主义革命（特别像是在俄国那样国家）却在破除旧秩序外还大有其组织和建设的任务，这乃是一种很普通的道理，马列书中都讲过的。沈先生又说我“一再说中国必须先实行法国式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其实我原文并没有说，大约亦是他从这里误会出来的。他不知道我除三十年前相信过旧民主外，早已否定了中国要走西欧之路（二十多年来的旧著论之已详，不待举证）。
+
+　　又例如千先生���见我“以无秩序为苦”的一句话，就说我：“在他看来，有秩序就无法用暴力斗争了！共产党亦就没有机会制造阶级斗争了！”其实我原文明明在说：“随着清朝之倒，两千年相沿的旧秩序亦就推翻，特别是其有强制力的那部分被推翻了；在此后，暴力斗争更无必要。”这意思恰是：有秩序——特别是那种有强制力的秩序——才好用得着暴力斗争。又我原文在讲了阶级基于剥削而立，剥削基于秩序以行之后，接着说：“假若有一不平秩序（行剥削的秩序），可以斗争推翻它；没有秩序而用暴力斗争，只是乱上加乱”。这意思恰是：必有一不平秩序乃有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机会正要在有次序。千先生不注意看前后文，不从全盘理论上理解那一句话，以致错会了意思，自不免无的放矢了。
+
+　　又例如何炳然先生文中责我“未从阶级之所以成为阶级的根本性质上去了解”。于是他指教着说：“要知道，人类历史上阶级的出现是与剥削现象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阶级现象是随着剥削现象的发生而发生的”。其实何先生太疏忽了，他没有留意看到我原文亦正在说了一句：“要明白，阶级问题要紧在剥削被剥削……”。无待言，这一指教亦就成了无的放矢，白费笔墨。
+
+　　以上只是一些浅显的例子；其他例子不如是浅显，而同样地不解决问题，那就更多不胜举。总起来一句话，照现在情形还没有预期的意义，在赐教诸君虽抱着治病救人的好心肠，但我既得不到好处，又多占了报纸篇幅，浪费了读者时光，实在不是一件好事。要使它能有预期的意义，最好改一改办法。好就是改以面谈为主，面谈有结果再以其纪录发表于报纸。或者一边谈一边记录，或者谈后各自追记，都可以。理想的结果是：一方是有力的指驳，一方是翻然地悔悟。假如没有这样的结果，赐教的先生自认为是有力的指驳；而我不心服，一样可以纪录发表，诉之与论。我愿声明：凡是赐教的先生认为要发表的，都发表，我概不拒绝。只是在赐教一方认为不用发表的，就不去发表它。这样，有许多冤枉辩论自不致来占报纸篇幅了。不知此一合理化建议，各方朋友以为何如？
+
+　　面谈还有一大好处，就是可以避免宣传我的旧思想。
+
+　　这里亦可以举例来说明。例如千先生对于我说“中国两千多年来常常是一种消极相安之局”大不同意，责问我说：“真不知何所见而云然”。我于此当然要答复，而说出我之所见。其直接的答复，就是“中国文化要义”第九章那近两万字的一篇东西；而要明白第九章那些话，更须看其前后相关各章。可以说，全书十四章二十余万字直接间接正都在阐明“老中国是一消极相安之局”这一点，都在答复这问题。这并非故意夸大其词。在原文“消极相安之局”这一句，是有其上文的。上文是：
+
+　　中国如我旧著之所阐明：它乃是融国家于社会，以天下而兼国家，不属于一般国家类型的（详于第九章）。它之所以如此者，又源于它很早便是以道德代宗教（详于第六章），以礼俗代法律；其社会秩序恒自尔维持，若无价乎强制之力（详于第十章）。两千多年来它常常是一种消极相安之局，而非积极统治之局。（见第八章）。
+
+　　上文几句话即是此一句话之所从来。如其要以扼要的语句来答复，那便是上文的几句。但读者如不看原书，谁能明了这几句的内涵意义呢？原文因有“未曾改变的意见不想申论”的声明在先，所以只能如此以扼要的语句出之。既承追问其内涵何指、根据何在、那我就要申论了。然而不申论尚且以宣传旧思想受责，申论起来岂不更要受责！所以例如千先生所质问的，一经我答辩，势必长篇申论之不已，全行刊布在报上是不是妥当呢？
+
+　　若是面谈，就可避免这个困难。我可以口头答复千先生所问。他不满意，我再答复，直到差不多他点头为止，或我终于无话可答为止。所有这些问答，千先生认为有意义，就发表；否则，不发表，以免宣传我的旧思想。
+
+　　（面谈最大的好处，是比较着有希望能解决问题。）
+
+　　我愿正告赐教诸君：我是迫切希望解决问题的——解决我的思想问题，同时亦解决大家的思想问题。我这样说，人家不点头；人家那样说，我不点头。特别是有关老中国应当如何认识的那些问题，由于不得定论而不得其所安。“宣传”二字此时在我完全说不上的。不过有些在人以为是公认的说法，我企图否定它；有些在我颇具自信而没有得到公认 ，我要争取它。即��一切不如所期，而自己错误得到纠正，亦复痛快。因此凡是针对问题、抓住要害地批评辩论，皆我所期待而欢迎，只不欢迎“不顶事”的文章。
+
+　　为了求着能解决问题，让我把赐教各文未能解决问题之故，在这里说一说。赐教各方之所以未能解决问题，除了有些地方是因错会我原意之外，多半就在未能针对问题，未能抓住要害。
+
+　　例如宋先生的一文，首先就说他不打算在老中国应如何认识的那些问题上跟我驳难，如沈先生之所为。他相信这是无效的。其实要纠正我的思想不在这些问题上跟我驳难，才真真是无效的。因为这正是我思想根本我在——要害所在。而且事实上凡要批评讨论我那篇文的，亦不可能避开这些不谈。所以其结果，宋先生说是不在那上边跟我驳难，后来还是驳难了不少。不过其驳难就更空洞无力，只是一些叱责的话，如：“什么叫‘缺乏阶级’，简直不成话！”“思想混乱！”……。
+
+　　又如千先生的一文，亦有同样情形。他把我原文所说划分开，一边是我“点头的”，一边是我“还点不下头来的”。他指出我在某些问题上虽得出算是正确的结论（点头的那一边），但其所从来的基本观点却没有对，因为我根本思想未变，（还点不下头来的一边）。奇怪的是他亦不打算从根本地方纠正我；他说：笔者在本文内并不打算对梁先生“还点不下头来的”地方有所论述，希望他点下头来；因为那不仅是我的微薄的能力做不到，恐怕任何人也是做不到的。
+
+　　事实上千先生文章虽从检讨我“点头的”那一边入手，后来亦还是不可免地讨论到那些根本问题上。他不像宋先生那样作空洞的叱责，然其对我不能发生有力影响则一。
+
+　　其余沈、何、张几位先生的文章，倒没有不谈根本问题的话（如同宋千二位），却是依然不能针对问题。
+
+　　例如沈先生一文便是分就：“旧日中国是不是封建社会”、“中国社会发展可能不可能有特殊”、“中国社会缺乏阶级的问题”那几点来讨论的。何以他依然不能针对问题呢？请看他的文章，在“旧日中国是不是封建社会？”那问题标出后，开头便是一句：“是封建社会”的答案；接着便是“众所周知”；如何如何。这就没有针对着“问题”。因我未曾简简单单说中国不是封建社会。我原文明明这样说：
+
+　　（它是否就已从封建解放出来了呢？那亦并没有。如我所说，它时不免“逆转于封建”的。）
+
+　　你说它是封建社会，我亦没有说它全然不是封建社会，问题初不在此。问题乃在我说它是在封建的门里门外打转，不通于通常的封建社会。其历史关键，则在于我说的秦汉以后中国社会已陷于盘旋而不进那一层土；其理论争点，则在于我确认它是“盘旋不进”而否认它是“进步慢”那一点上。这是一个很精细的问题，要针对着这里批评我才行，囫囵吞枣地讲是封建非封建有何用？
+
+　　其余不多说了。
+
+　　我以为这都是我们没有作面谈的原故。面谈的时候，诸位先生就易得清楚我的问题何在，而针对着问题向我进攻了。假使不中要害，我还可以拿出问题来请教。因为彼此实在都想解决问题；在一问一答之间，不会让彼此的话说向远处去，说向不相干处去。——这是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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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层。赐教各文之所以不解决问题，是因为要指教就非看“中国文化要义”那本书不可，而诸位先生却大多没有看。譬如关于中国的封建问题是那样难于剖辨；而我的意思又那样曲折，万不能寥寥数语了之；而我因为声明过“未曾改变的意见不加申论”，就只能寥寥数语而止。谁既然要在这问题上赐教，就要看看我原书到底是怎么样讲法，寻出其致误之由而后下批评。否则，单对于那结论式的一两句话表示拒斥，只省事，却不顶事。然而我知道要诸位先生看我的原书是不容易的。而且几十万字的一本书，一时间也难摸着头脑、得其要害；如像何先生那样，他看过后的印象就只是“的确过不少书、想过许多事情”。所以我才提议面谈。面谈时，谈到某一问题我马上可以把原书大意说出来，至多不过检出原书那一段请看一看。用不着多费诸位的功夫，而问题要害却隐隐抓在诸位手里。这样进行辩论，才有能解决问题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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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勇士不能自举其身”。“医不自医”。这些俗语是可玩味的。现在赐教诸君好比是医生；你们无妨就把我当作是一个病人——思想上有病的人。我愿意你们亲自来切实地进行检查诊断，而后对症下药。这个���决不在浅处，不是用眼望一望就知道的。若漫然想着这个病好认，这个病好治，那就错了。我且作一段“病者自述”，以供检查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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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无意乎学问，更不承认自己是学者，只愿作一个有思想而实践其思想的人。自己的思想见解亦就多从一生践履中体识思考而来。“中国文化要义”自序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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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略）我不是为学问而学问的，我是感受中国问题之刺激，切志中国问题之解决，从而根追到其历史其文化，不能不用番心，寻个明白。（中略）从一面说，其动机太接近实用，不足为产生学问的根源。但从另一面说，它却不是书本上的知识，不是学究式的研究，而是从活问题和活材料，朝夕寤寐以求的一点心得。其中有整个生命在，并非偏于头脑一面之活动；其中有整整四十年生活体验在，并不是一些空名词假概念。（中略）就在为中国问题而劳攘奔走之前若后，必有我的主见若心得。原来此一现实问题，中国人谁不身预其间？但或则不着不察，或则多一些感触，多一些反省。多感触、多反省之后，其思想行动便有不得苟同于人者。纵不形见于外，而其衷之所存未许一例相看。是之谓有主见，是之谓有心得。我便是从感触而发为行动，从行动而有心得，积心得而为主见，从主见更有行动，……如是辗转增上，循环累进而不已。其间未尝不读书。但读书只在这里读书，为学只在这里面为学，不是泛泛地读，泛泛地学。至于今日，在见解思想上，其所入愈深，其体系滋大，吾虽欲自昧其所知以从他人，其可得乎？例如旧著“乡村建设理论”就是从乡村运动中积渐作成；其中讲到我对中国问题所由形成的背景的认识，讲到我对中国问题如何解决的途径的想法。而“中国文化要义”则从是“乡村建设理论”那书的上半部——认识中国问题之部——发展扩大而来，即所谓“根追到其历史其文化，不能不用番心寻个明白”者是。其中讲到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中国社会构造的特殊。在今天思想上其不为人所许就在此——就在强调中国之特殊。然而我一切见解主张却几乎无不本于此。那么，这就成了问题了。说病，病在这里。它早不是一天的病，而是四十年来积渐成长的大病。
+
+　　我一直生活在病中，甚且可以说“依病为活”，殊不自知。如果不是全国解放有这两年的新事实在教训我，还不得有所发觉。然而自己发觉的只是某些症象——某些见识之不足或判断错误。对于病源只看到一点——不自觉地还是小资产阶级立场。在依据当前新事实校正了自己某些见识不足或判断错误之后，旧根本理论并没有被牵动。于是就在原来基础上建立起新见解。“两年来我有了那些转变”的自叙正是如此。千先生在这里倒是看得清楚了，他问：“梁先生两年来的思想转变，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他又说：“自以为思想搞通了，其实没有通”。的确！我所通的是当前新事实和我旧理论之间的那个“通”。
+
+　　只须在我胸中没有什么不通的，自然依旧活下去；更大的转变是无从而发生的。宋先生不明白此理。他叫我“干脆把那套旧看法旧想法完全丢掉”，而不要“改掉那几点，保留那几点”，好像处理屋内大小家具那样机械地来处理思想，是办不到的。
+
+　　人的思想总是求通的，通不下表，才变；变则通。总是变以求通，断没有“变以求不通”的。我之所以没有更大的转变——转变到根本上；一面是因为这样变已够通，另一面是因为不能向不通处变。“不能向不通处变”这句话何所指呢？在前我不是说过吗：“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有“整整四十年生活体验在，并不是一些空名词假概念”。我既从四十年生活体验根追到中国过去的历史文化，并旁与世界其他历史文化相比较对照而既得其说，这就是通乎一切的一个通。今天思想不许可我的说法，将何以通此一切？此即所谓不能向不通处变。
+
+　　不许可我的说法，亦是可以的；但须有以处此一切事实。我最后坚持不放的，将是我所掌握到的事实。空名词假概念坚持不了，而事实则任何人抹杀不了。我之欢迎医生对我的病（中国特殊论）切实进行检查诊断，是怀着两个希望的。第一自然是希望给我治一切大小病痛——思想上种种错误不对。第二我还希望医学界在对我这病的检查研究中有新发现，在医理上作出新结论。斯大林不是说过以下的这话吗：
+
+　　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是不能停滞不前的，——它是在发展着和改进着。马克思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不能不以新��经验、新的知识而丰富起来，——因而它的个别公式和结论不能不随着时间而改变，不能不被适应于新的历史任务的新的公式和结论所代替。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绝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结论和公式。马克思主义是一切教条主义底敌人（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第六三页）。
+
+　　这就是我第二希望之所本。
+
+　　末后我必须表示对各位先生的感谢。因为各位的赐教，对我确都有着益处的。本文简略，对于各位文内所有的批评未能尽行答复，意在另俟机会当面解释，不在此多占报纸篇幅。乞谅。
+
+　　此外还有对各位先生的赐教须得在此分别致答的几句话：
+
+　　张紫葛先生和赵云来先生都严肃地指点我应该自己彻底批判，自己切实检讨，其意最是可感。我曾想我应该作的检讨约可分为三层：一是检讨我的立场；二是检讨我的理论；三是检讨我的罪过。上次那篇文多半在谈理论；于立场少有检讨；于我的罪过就没有提。现在还应该侧重立场问题和 自己有那些罪过来检讨，可能有一文于最近写出。
+
+　　张先生怪我好像写了一篇“论中国问题”，但翻来覆去就是一个囫囵的“中国问题”，不知到底是个什么“问题”。现在可以回答：我平素于此论之已多。“对外求得民族解放，对内完成社会改造”。——这就是我常常说的两句话，我所谓中国问题大致可于此点出。其详情看旧著。
+
+　　宋先生提到那年（一九四一——四二）我从香港脱险到桂林，曾经在“文化杂志”上“发表”给我小儿的信，内中说我如果遇了难，“不但中国亡，乾坤或几乎息矣”。这必须声明：那信不是自己发表的；那信的原文亦不是这样。那信上原文，先说了自己某些任务尚待完成，而前说：“现在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辄，那是不可想象的（不会有的事。）”虽说还是一样狂妄自大，但说话不是那样欠通。宋先生整篇文章似就在忠告我不要自高自大，那确是我的老病根，应该时时警省的。
+
+　　张东荪先生文内指教我的话，约有三处：
+
+　　（一）阶级的存在与阶级的斗争，无论的那里都是有程度差异的，尽管程度有差，而从其本质来看，阶级还是阶级。当我在谈中国阶级问题时，有因其程度之差而忽忘其本质之嫌。我可以这样回答：阶级的本质在这部分人占有那部分人的劳动，即剥削那部分人；但剥削必藉一种秩序以行，而这种秩序却没有不依靠一大强制力的；此即所谓国家。阶级在各地方均有其程度差异，亦许是的；只怕没有像中国这样不像一个国家而只像一社会的地方。我常说它是融“国家”于“社会”，以“天下”而兼“国家”，其义非一言可尽。在前曾有“旧中国在封建社会的门里门外打转”的话；在此又可说它是在“国家”的门里门外打转转。离国家而有阶级，如果不易想像，那么，中国之阶级问题之不同乎一般，亦就可以知道了。
+
+　　（二）社会改造是要从其“本身翻出”的，即必资藉于被压迫阶级的战斗之力；但人们却往往忘了这个关键。张先生说他和我亦同样是遗忘了。其实张先生忘了，我倒并没有忘。这是可与上面接联来谈的。我正从阶级矛盾而深有悟于国家之为国家，并从而就懂得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为改造社会所必要。为什么我自己在中国却坚决不走暴力革命之路呢？这亦不是像张先生所说的“希望牺牲愈小愈好”。没有别的，这正由我见于中国在阶级问题上之特殊，在“国家”这机器上之特殊，从而要变更（或取得）其政权亦自有其路而不同一般。我从未反对共产党从阶级斗争夺取政权，而是判断它从阶级斗争夺不到政权（上次我那原文即此意。）旧著“乡村建设理论”，尤其是“乡村建设理论提纲”和“乡村建设纲领”那两小册子，言之甚明；不过张先生没有看过。
+
+　　（三）“唯物并不是对物作静观”——这句话似亦在指我讲的唯物没有讲对。但我看了张先生那段文字尚未十分领会，只有容待当面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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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草率不恭的答复就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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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一年、一二、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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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原载1952年1月10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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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家楫：批判我的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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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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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完全是从旧社会里教养出来的人，过去关在实验室里，自命“清高”。现在回过头来仔细检查一下，觉得以前所犯的错误，实在太多，差不多一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容易犯的毛病，我没有一样没有犯过。下面就是我自己的例子，很愿意提出来讲讲，使得大家明了，像我这样的人，如果不把脑筋改换过来，是不配当人民的勤务员的。
+
+　　我生长在一个典型的封建家庭，自从进了初等小学，脑袋里就充满着向上爬的思想。在小学的时候，父亲曾经请了一位算命先生，这位先生将我的八字排好之后，恭恭敬敬地说：“这位小少爷的八字，是双飞蝴蝶格，格局高贵异常，一旦矢志攻书，定许名题雁塔。”父亲当然兴奋得不亦乐乎。那时我只有七八岁，站在旁边，也不禁笑逐颜开，说不尽的高兴。等到二十多岁大学毕业以后，出洋留学以前，暑假寒假回到家中，还要翻翻我的命书，引以为快。那时我已经是一个初入门径的生物学工作者，对於达尔文的学说，也有了一些认识，但还是很可怜地为这个“命运”的胡说所迷惑。在旧社会里，无疑地，我的思想意识里，只有一个个人的前途，时时把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否则决不会为这个“命运”的胡说所迷惑。到后来我还要讥笑比我爬得快、爬得高、或者一直爬到人民头上的人，说他们投机取巧，卑鄙龌龊。但现在反过来想一想，当时自己也何尝不在爬的过程之中呢？不过爬的速率和方式，有一些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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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进了南京高等师范，我就没有用过老家一文钱。那时我自己觉得很满意，以为可以对得起老家。不知道老家的钱，都是从农民身上剥削得来的：在高等师范所吃的白饭，出洋留学四年，用江苏省官费四五千美金，也同样是人民的血汗。总之，我一生都是用人民的血汗来念书的。等到留学回来，虽然在中央大学教了五年书，但所教的学生，都是地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子弟，没有教过一个工农的子弟。虽然也做过一些研究工作，但都是在自己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兜圈子，并无计划性。心血来潮，今天愿意做变形虫，就做变形虫；明天愿意干纤毛虫，就干纤毛虫。不去问问做出来、干出来的东西，究竟对人民有什么利益？一直到解放为止，将近三十个年头，我的工作差不多都是脱离实际的，我的作风是一贯自由散漫的。当时我所专门研究的一个范围——原生动物学，在国内没有第二个人的资格比我还老，而且很享盛名。今年在国内多发表几篇论文，可以提高我一些地位；明年在外国杂志上再发表几篇论文，更可以大大地提高我的地位。人家恭维我，我表面上虽则谦虚，心里头着实好过。大有“而今中国的原生动物学舍我其谁哉”的感觉。那时我也希望把我的工作搞好，但希望的目的是：工作搞得愈好，我在科学界中的地位，可以站得愈稳，还可以倚老卖老，巩固自己的地位。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是到解放以后才听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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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中央大学，是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发展改变而成。因此后来中央大学的一个小集团，旁人就称之谓“南高东大”集团。这个小集团充满着陈旧崇古的保守性和宗派主义的狭隘性。我是从这个小集团内很早孵化出来的产物。小集团的一般思想情况，也就大大地影响了我的思想情况。五四运动刚才开始的时候，北京大学提倡做白话文，南京高等师范起而反对。当时南京高等师范所出的“论衡”，就是反对白话文的工具。我虽没有在“论衡”上发表过文章，但也是口口声声反对白话文的一人。等到我女儿上学之后，读书不到两年，就会提起笔来写信，我才不反对了。不反对的原因，也只是为我子女容易读书起见，自己还醉心於古文。有时写科学的文章，还想套袭桐城派的章句。从未自己问一问，这种文章写出来，广大的群众是否能看得懂呢？当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四川北碚的时候，至少有两三年为了做好古诗费了我大部分的时间；业务工作，做得很少。我自己“陶冶了我的性灵”，但前方后方的劳动人民，天天在被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蹂躏践踏之中，他们的性灵是什么样呢？相形之下，如何对得起人民呢！
+
+　　中央大学从开始到抗日战争末期，历任的校长如朱家骅、罗家伦、顾孟余等，都自北京大学出身，或者是和北京大学很有关系的人。“南高东大”的集团，始终是满肚子里不高兴。不高兴���原因，并非因为这些人那是反革命的头目，否则像蒋匪介石也居然一度做过校长，为什么并没有人出而反对呢？不高兴的原因，主要的还是一个宗派观念。中央大学的架子是摆得很大的，但高高在这个大架子上面的人，并非自己集团出身的人；而且换来换去，还是一个“老冤家”，感到不成体统。面子上既不好看，心里头更不舒服。一方面朱家骅等做校长的时候，对於全校师生，有很多压迫的地方；但另一方面，这个小集团也在一院之内，一系之中，尽量酝酿着“南高、东大、中大”清一色的把戏。自己的学生尽管糟得很，癞痢头儿子亲生的，终是要另眼看待。我到中央研究院以后，添聘年轻的人，有时多聘了别的大学毕业的学生，少聘了或者不去聘中央大学毕业的学生，就要受严重的批评。说我没有照顾到母校母系，忘怀了自己的根本发祥之地。有时要添聘年纪较大、能领导研究的人，如果和集团中人商议，说来说去，被推荐的终不外乎是自己的同学。这一个集团特别把北京大学一个集团中的傅斯年、汪敬熙当作敌人。眼光很不差，这两人不但是过去学术界的恶霸，而且已经先后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但在自己阵容里面，也有反革命分子如张其盷其人者。解放后不久，中央大学改名南京大学，有好些人感觉得很不自然，人民政府凭什么不把中央大学改成原来的东南大学呢？很明显，这完全由於宗派主义的传统思想还在作祟。
+
+　　现在新中国所有的大学，不论什么名称，都应该由人民掌握的了，不能为一个小集团所支配了。我们必须打破宗派观念，放弃小集团，站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个伟大的立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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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我是不习惯於集体的生活，怕组织，怕纪律。我所欢喜的是单独的生活和单独的工作环境。同群众是非常隔膜的。一九三四年进了中央研究院，真是适合我的胃口。直到解放为止，整整有十五个年头，做了反动政府当点缀用的一只花瓶，更看不见群众的力量。群众对於我呢？不要说反动政府“翰林院”内的花瓶。就是一个大户人家的花瓶，安安稳稳放在客厅里面。劳动人民也是难以看见的，即使偶尔看到，望也不敢多望一望，还敢去亲近他用手摸一摸么？我还记得当蒋匪介石要做总统的时候，伪政府进行了改组，以朱家骅、傅斯年为首的中央研究院，争取了直接隶属於伪总统府的机会。於是花瓶声价，更增高了百倍。全院的人，十之八九，也都引以为喜。我又记得在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以后，前中央研究院的朋友们开了好几次会，讨论关於新中国的科学院应该如何组织，有好些人对於所谓隶属问题，还想考虑，希望要隶属得高一些。但现在的主要问题，不在乎隶属的高低，而在乎要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建立新的立场、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使学术研究，和广大人民的实际需要密切相配合。隶属得高，隶属得低，都一样地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政府决不再把我们当作花瓶用了。我们应该尽量发挥我们的力量了。
+
+　　本位主义和关门主义，是过去中央研究院一贯的作风。一个所长经费争得愈多，表示他的行政权威愈高。一个研究员图书、仪器买得愈多，表示他的研究能力愈大。大家只管扩充自己的地盘，地盘大了，可以夸耀於人。那里有闲工夫照顾整个院的全面，更没有闲工夫照顾人民有没有痛苦。认为自己的工作终要比人家的工作高出一层；自己训练出来的人终要比人家训练出来的好得多。表面上虽然互不得罪，但背后头彼此常说坏话。研究员和研究员之间，所和所之间，时常存在着不少的隔阂。特别是各所之间，大家很少来往，仪器药品也难得借用一下，整个的象牙塔，当然也关得紧紧的了。内部尚且如此，对外更谈不上有联系。而且自高自大的态度，人家望见了还要退避三舍，如何敢来亲近我呢？过去人家骂中央研究院关门主义，我终是以为与我无关，被骂的不是傅斯年，就是汪敬熙。等到一九五○年中国科学院举行第一次院务会议的时候，各所的任务和工作计划，都在小组会议上请院外专家及产业部门的代表提供意见，加以批评。真是见所未见，我方才觉得自己在从前也犯过关门主义的错误。
+
+　　解放以后，我忽然听到了“买办的科学家”这个名称，我觉得很奇怪，科学家为什么会变成买办呢？后来分析分析，过去即在中央研究院中，就有不少科学家的确有买办的思想和作风。最特出的是汪敬熙。他对於中国国内研究科学的人，没有一个瞧得起的。在他周围的同��，都不在他的眼中。少不如意，还要大发雷霆，肆口谩骂。但是对於美国英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科学家，恭而敬之，态度完全两样。在他脑筋里面，在中国只有他是可以配得上做科学家的。其他真正的科学家，都生长在美英帝国主义国家，中国是没有资格生得出来的。只有美英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做的工作，可以做得比他还好；其他的中国人，如何能及得来他。这种行径和想法，还不像洋行里的买办么？中央研究院历任的总干事，我所最佩服的有两人：一是丁文江，一是萨本栋。这两人脑袋里也是充满着买办的思想。无论什么东西，说来说去，终是美英帝国主义国家的要比中国的好。二人对於我觉得样样都不差，只有一样他们认为美中不足，就是我的英文说起来不很流利，写起来也不十分高明。但是我在当时写研究论文，篇篇都是用英文写的。嘴里头说，用英文写因为要和国外科学家交换；心里头实在另有一种想法，用中文来写，恐怕要降低我的论文的价值。丁、萨两人先后在中央研究所执行英美式的政策，当时我都非常拥护。他们做了中国科学的大买办，我也做过中国科学的小买办，自己还不觉得呢！在反动政府时代，中央研究院每逢举行评议会，假如没有胡适之来出席，就觉得扫兴。谁能够同胡适之多握几秒钟手，多谈几分钟话，就会觉得体面，人家看见了还要眼红。而胡适之和蒋匪介石一样，同是美帝国主义的臣妾呢！
+
+　　一九四九年的年底，中国科学院把以前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机构重新调整的时候，我的情绪闹了许久，经过了许多剧烈的思想斗争。当时大家所犯的毛病，不外乎两个：一个是不肯放弃小圈子，一个是不肯改变自己的兴趣。小圈子就是小集团，现在不能再存在，必须打破。个人的兴趣，当然很重要，对於自己所做的工作，不感兴趣，做起来就很难做得好。但是人民的需要，比较个人的兴趣，尤其重要。如果真正能够站在人民的立场，向群众学习，澈底了解目前国家的迫切需要，我想新的兴趣，也会产生出来。自己也会不知不觉地愿意改变原来的工作方向，以配合目前国家所迫切需要的工作。我们必须了解中国已经到了一个空前伟大的新时代，一切的一切，都属於人民。科学不能例外，当然也属於人民。因此我们工作的出发点，也是无条件地为了人民。为人民解决问题，为人民谋福利。我们不能再效法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英美式的科学家了。我们不能再强调个人的兴趣了。我们必须向苏联科学家学习，效法他们为广大人民服务的精神和方法。
+
+　　过去的缺点和错误，是说不尽的。但我们如果能够虚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抛弃一切自私自利的旧思想，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有勇气向群众学习，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改变旧的态度，革除旧的作风；我想我们每一个科学工作者，都有可能成为人民的一个勤务员，都能够为建设新中国而发挥我们最大的力量。
+
+　　（原载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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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思成：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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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营建系主任、梁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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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解放后三个月，我以“专家”的资格参加了北京市的建设工作。我对业务工作很积极，一直忙碌到今天。我也得到机会参加许多会议，听过许多报告，自以为很进步。因为忙，清华大学两年多以来的政治学习我都没有时间参加，只是零散地阅读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籍，以为也很够了。这种自满就严重地阻碍了我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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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听了几次报告之后，我才开始思索，要求思索，才认真地参加了这次京津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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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阶级出身、家庭环境和所受的教育，给我种下了两种主要思想根源。一种是我父亲（梁启超）的保守改良主义思想和热烈尊崇本国旧传统的思想。一种是进了清华学校又到美国留学，发展到回国后仍随着美国“文化思潮”起落的崇美、亲美的思想。
+
+　　我虽然只做过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工作，但由於这两种思想的发展，我在二十余年中，一方面走到反动统治集团的外围，成了可供它们驱使的工具；另一方面，我又接近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人”，被敌人拉拢，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服务。前者证明我有根深蒂固的正统观念，不是“超政治”的，而是在行动上一直拥护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反动的政府的，也就是维持自己阶级利益的。后者证明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政策是毒辣的，它对我起了麻痹作用，使我养成了崇美思想而不自知；我的纯技术观点又恰恰是给了敌人以可乘之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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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起来，这两种思想贯串在我的一切行动中，为时甚久。在清华的中学时代我对美国的物质文明无条件地崇拜，不自觉地有好感。就是在“五四”运动中，我也从来没有把美国同帝国主义联系起来。在美国大学的几年中，我接触了美国“文化人”。他们以“高超”的艺术家自居，表面上向往欧洲，讥笑大腹贾。觉得美国“浅薄”。当时我也附和他们，且因为我的“民族意识”，对本国文化的骄傲和热爱，使我误认自己是鄙视美国文化的。其实，我当时正是以美国“文化人”的生活习惯的标准为标准，成了美国文化的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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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到祖国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在东北大学创办一个建筑系。我当时的目的，是要在中国的大学里创办一个“洋式”的建筑系，培养模仿西洋建筑的“国货建筑师”。我把在美国所学的课程照排一遍，设计仍以欧洲古典和近代建筑为标准。我所努力的只是增加了中国建筑史和中国绘画雕塑史两门课程，希望培养出来的建筑师会“中外兼长”，能同“洋建筑师”在市场逐鹿，为“业主”服务。我当时还颇自豪，认为东北大学的建筑系比起美国大学的建筑系并无逊色，且青出於蓝。这正是以美国标准为自己的标准！至於中国当时的建筑“业主”是那一种人——军阀、官僚、买办，中国的基本建设能不能发展，中国的建筑艺术应该怎样发扬光大本国的传统，且都为了谁而服务，更完全没有去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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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因为东北大学行政方面闹宗派，使我对它起了厌恶之心，辞去职务，回到北京，开始了我此后在中国营造学社十五年的“学术研究”。我研究中国建筑，自以为是在一门学术知识领域中“开荒”，是一种文化事业。我的志愿是调查实物、考证年代。编一部有实物为证的中国建筑史，为中国建筑界服务，现在看来，这还是由个人出发。由於传统的文人思想，使我要做一个“有学问的人”，在本行中有一种学术上的成就，这还是功名观念；且包括着要“不愧为名父之子”的封建阶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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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思想见之於行动之后，便发生了以后一系列的问题。例如：我所作专文大多偏向於考古、鉴定、复原的一方面，仍未摆脱过去中国旧文人研究金石书画的作风。我所负责编辑的刊物里，一方面想要通俗化，以宣扬伟大的中国建筑体系；但另一方面却将许多问题处理得过於专门化，所谓“谨严不苟”，维持“高度学术水平”，并不着重於符合较广泛的读者的要求。结果便把自己培养成了学究式的研究员，接受了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通讯研究员”的头街，加入了它的系统。我忘掉了过去中国建筑文献之“不科学”正是由於过去旧文人只知道在碑文和其他记录上咬文嚼字，而他们不参加设计或建造的实际劳动，对结构不了解，只信口开河，空洞地描写一套。我虽曾向老匠师们请教，学得了一些知识，如果再把这一切写出，仅供“士大夫”阶级的文人赏玩���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它的自然的结果只引致我同反动政府发生后来的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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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说一说我那崇美思想的根源吧。我所要合乎“标准”的学术研究，就只是更合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政策的脾胃而已！当时如果有人说我的研究正是投合美国“文化人”的胃口的工作，我必不承认。当时我的确是认真地坚持中国学术界的尊严，我的专文和图录也未曾用过英文注释或说明，但当时的北京是帝国主义文化间谍的乐园，懂英文的中国“学者”正是他们工作的对象。营造学社的经费主要部分是依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和“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补助；营造学社研究的成绩安得不受到买办董事们和各国文化间谍的注意，最初他们以“北平美术社”的名义拉我去做英语的“学术讲演”，更进而办有英文说明的展览会。他们觊觎着我们的照片、图像和文献考证资料。我便以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注意而感到愉快。我抱着“学术不分国界”的思想，以为这正是为祖国宣扬文化。今天再回首往事，事实明明白白地摆在这里：如果中国的主权没有保障，这种向帝国主义匪盗讲解我国文物精华的行为只是开门揖盗，只会引起帝国主义对我国人民更残暴的掠夺。我归根是为他们服务的。但当时我看不见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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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初起，我为了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合作”，将北京的营造学社结束，把带不走的资料存放起来，自己迁到西南。当时我认为这是爱国的民族意识的表现。但此后却自愿地接近了美帝国主义分子，还接受了“哈佛燕京社”和美帝国务院的“补助”，发展到后来，竟丧失立场，以敌为友，正是这崇美思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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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利以后，我被美国耶鲁大学邀请去讲学，当时我是非常高兴的。我对耶鲁艺术院院长尤其有很好的印象，因为他曾愤慨地斥责英法联军破坏我国的圆明园。这种个别“抱不平”的话正是使我糊涂，看不到美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原因。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成立二百周年纪念时，我被请去参加学术讨论会，也以为是“躬逢盛典”，十分体面。我在那次会中还被赠授名誉学位。这个学术讨论会上的专题之一正是研究“远东问题”，也就是讨论关於中国各方面的问题，如中国社会结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等，研究如何侵略“远东”。而当时的我呢、麻痹症的加剧正和我在美国所受到的“亲切”和“荣誉”成了正比例！回想当时的崇美亲美情感，真令人吃惊。对於“荣誉头衔”，我一方面和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一样，觉得那是虚荣；但另一方面以美国眼光来看又觉其可贵，在美国母校朋友之前就似乎有“衣锦还乡”之感！这就是美国教育使我吞下糖衣炮弹的结果！
+
+　　我的崇美思想还严重地表现在本行工作上的另一方面。我是在美国学习的时代就开始研究祖国建筑的。我自己是没有明确的立场观点的，因而成了墙头草，随着美国反动理论的风向而摇摆。一九三○年以前美国建筑是以古典主义为主流的，我便跟着着重於古典方面的研究，一九三○年以后情形大变，我就也跟着接受他们的影响，窒息了我独立思考的能力。
+
+　　一九三○年以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已流行的所谓“立体派”、“构成派”、“功能派”等在美国的势力大增；各流派的反动的、割断历史的、否认传统的世界主义的和机械唯物的“现代艺术”理论更甚嚣尘上。这称倾向是符合个人自由主义的，所以便盛行起来。他们对於古典便又一笔勾销，讥讽古典传统，蔑视地方环境和民族情感，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具体表现。我的思想既不断地受着美国“文化潮流”的领导，当然便一只脚先陷下去。他们的理论麻醉了我，使我的思想发生了问题。我已致力数年的中国建筑研究和保护文物的主张便同我的实际建筑设计背道而驰，完全分割为两件互不相干的事。起初我还打算将所学同中国建筑相结合，希望能够吸收新的工程科学，使它为中国式建筑服务，并且做过一些尝试。但是不久，我两只脚都陷下去了。我也就随着当时的风气，污蔑那正在萌芽中的、且很有发展可能的、以现代工程建造起来的中国式建筑为“摹仿古典”为“落伍”！自己在北京，却设计并建造了完全西洋系统的“现代式”，反以“结构功能派”自居，觉得自己“进步”，这样一直到解放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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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件事也同样说明崇美思想如何支配着我的行动。当一九四六年营造学社无法继续，清华大学向我接洽创办营建系之后，我就觉得需要再出国去“深造”一番。我对自己十余年的经验失去了自信心，而要去搬运新教条，结果我便把各流派建筑理论新书，和“抽象图案”之类的唯心艺术理论全部贩运过来，毒害学生。受到进步学生的批评时，我尚不清醒，还根据反动的理论来作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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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样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发生关系的呢？国民党反动政府由南京时代起就需要铺张门面，而官员中的某些“学者”也就成为它的点缀品。当时，我对於“文化学术界”一向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敬意的。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通过那些“学者官”，我同反动政府的瓜葛便逐渐纠缠不清起来。像我这样的人当时是不少的。当我南下时，自以为是“赴国难”，并不知道到了后方能做一些什么事，只准备去长期“支持”抗日，当然也就是支持那时的“政府”的。到了西南，营造学社的经费已不绝如缕，而社中同人却陆续聚集，愿意继续本身的工作。在困难中度过一些时候，便乞援於“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等，结果还是直接向伪教育部请求补助。这便开始了我另一直线的发展。当时财政和教育“当局”孔、陈两族已臭名远扬，我觉得为了营造学社的五斗米折腰是忍辱负重，却又甚感烦恼。到了抗日战争末期，我以亲美派和“政府”外围的技术人员的双重资格，被伪政府任命为由美国所发动的“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直接走到了朱匪家骅门下。我因爱护文物心切，对於这个美国帝国主义所赞助的机构又觉得极为合理，且认为这是美国对我们的友谊的关心，是督促我们腐败的“政府”的义举，便欣然前往，负责工作。我对蒋匪本人虽已感到愤恨，但只是没有行动的怒；对“政府”还存着希望它改革的幻想。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工作结束，我才辞退了上项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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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还要提到另一件事情。在我还未离开重庆北返而蒋匪“政府”已回到南京的期间，朱家骅突然要无耻地再演一出“献九鼎”的丑剧，想以“全国文化教育界”的名义为蒋匪建造纪念建筑，竟找我面谈设计。那时全国已对蒋匪愤慨万分，我觉得朱匪奴颜奉承之可耻，因而感到自己清高之被沾辱，有啼笑皆非之感，便以小资产阶级虚伪的本事，婉言谢绝。我出国之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外交部又去电指派我为“联合国新厦设计团”的中国代表，这次我虽犹豫一阵，却接受了。当时国内学生运动正在开展，我认识到做腐败到极点的“政府”的代表是很不体面的。但我觉得在建筑界中能同各国的“大师”分庭抗礼，在一起设计是荣誉的。而且当时我正醉心於“最现代”的建筑理论，所以还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去参加设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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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而言之，我曾一方面把祖国文化的精华尽量拿去向敌人吹嘘，一方面把敌人的糟粕——同鸦片烟一样的麻醉剂——运回来毒害我们下一代的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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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自以为爱国不后於任何人，有高度的民族意识，行为正直，对得起祖国，对得起人民。在这次学习中，我才认识到我过去是敌我不分的，我才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始终支配着我的一举一动，一切为了个人，看不见人民。这个发现，使我彷徨痛苦，但是经过进一步深入的思考，我明白了我今天既在此自认为是为人民服务，就必须挖出过去的思想根源。凡是错误的，今天所不能再容忍的，就必须当烂包袱丢掉。这样我才能轻松、清醒地站在人民立场，为人民服务、为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这正是我的新生命的可庆幸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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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次学习中，我也寻找到我的思想中接受父亲思想影响的一部分。我曾无条件地崇拜父亲，但并不见得认识他。现在我就更需要从革命的立场观点来认识他。我所深刻记忆着的，是他的真挚热情感人至深的爱国宣传曾启发过许多人的爱国救国的志愿。但在今天看来，那只是在他维新的初期，对於落后保守的许多人来说，是起过进步作用的。他在“公车上书”之后，很快地接近了封建主和官僚阶级的最上层。他所希望的是在一个“圣君”之下做一个商鞅或王安石式的“贤相”，这证明他已完全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了。他所热爱的“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国”，也就是地主士绅的“国”。这是保守改良主义思想，浓厚的正统观念，他的保守改良已远远落后於同盟会的革命主张。辛亥革命以后，他又以保守改良主义维护地主士绅阶级的利益，所以能与大地主、军阀、官僚不止一次地周旋合作。他说怕流血、怕乱，就是怕革命，怕人民。在戊戌变法时期起过了进步作用之后，他的思想就落伍了。我受了他的爱国教育，但我的爱国思想的内容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他在我的思想中撒下发扬祖国文化传统的思想种子，我是永远感谢的。但是如果我没有站在民族立场、人民立场，没有批判能力，我所谓文化传统的内容就可能把封建糟粕也笼统地、原封不动地保存住。例如我的尊崇士绅，正统观念，贤人政治等思想都属於这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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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晚年曾周游讲学，他的目的之一就是争取青年，以抗拒最进步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他培养青年的“求知欲”，也就是纯技术观点和“个人兴趣第一”的学术研究。他也曾希望知识分子学习走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路线。这一切又都深深地影响了我。我自己的阶级意识，再加以那样的环境，更阻碍了我去接近进步的思想。对於威尔斯、拉斯基的崇拜，对於革命初期苏联的错误看法，便是连串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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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解放前夕使我留在北京不走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我对反动政府已不存丝毫幻想，另一方面幻想着“社会主义”。我从研究都市计划的理论开始，以为自己是一个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我不只赞成计划经济，并且希望它表现在区域、城乡、都市、住宅等计划上。我所接受过来的“社会主义”是改良主义者所高唱的“社会主义”，而我自以为是同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可能是同一回事。正如威尔斯在同斯大林谈话中所表现的那种愚昧，以为资本主义国家里所称扬的所谓“盎格罗撒克逊人所意味的社会主义”同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是有“思想上联系”和“血缘关系”的。我自己认为在思想上同共产党是接近的，所以愿意留在这里等共产党来。其实我正是威尔斯心目中的那种“技术知识分子”。清华大学解放以后，解放军、干部等所表现的一系列“奇迹”使我兴奋。解放初期当人民政府找我参加各种会议时，我便心悦诚服地愿意“效劳”。自己思想中还包含着浓厚的“士为知己者用”的旧观念，还没有做“主人翁”，更说不上站在人民立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许多新的认识是经过近两年多以来的工作和学习才逐渐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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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样的挖根是要今天的我分清敌我，站稳立场，爱我们人民中国，坚决地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我的分析还很不够深入，这不过是现阶段学习中初步的认识而已，我的问题离挖根到底还远得很。我还要不断学习改造，希望大家多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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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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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浙江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冯萌东党籍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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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冯萌东，又名洪隆，40岁，浙江省诸暨县人。家庭成份商人，个人出身学生。1935年秋至1937年夏在福建伪绥靖公署任参谋。1937年在陕北延安入伍，1938年7月入党，曾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教员，皖南新四军军部参谋处科长，华东野战军师参谋长等职，1949年5月起到现在任杭州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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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冯萌东自入党以来，一贯闹地位，闹不团结，计较生活待遇，贪图享受；党曾一再给以批评教育，帮助其改造和进步。来杭后在工作中亦曾发生不少错误，党也曾一再派负责同志向他批评警告，但终未认真改正，继续发展到违法乱纪的严重错误：（一）不经批准，私自动用救济分会公款及克扣救济皖北、苏北灾民义演经费移作“民艺剧团”经费共2亿余元；（二）滥用职权，非法为“民艺剧团”募捐9600余万元；（三）私用杭州市军管会图章，隐匿敌产汽车一辆（另一辆待查）；（四）密设公馆与魏姓妇女姘居；（五）浪费公款达1000余万元；（六）贪污公款达数百万元。冯萌东的错误已经使国家财产遭受严重损失，使党与人民政府的政治影响受到严重破坏。在他犯错误后，党虽一再给以批评教育，不但不认真改正，却始终采取阳奉阴违对党极不忠实的态度，特别是最近党向他揭发了上述具体错误行为后，他不但不虚心坦白检讨，反而隐藏姘妇、分散赃物、涂改账册、抽掉单据，并开会布置，企图抗拒检查和掩饰错误，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认为他的错误是极端严重的，而且是一贯的，已经发展到思想上、政治上的堕落蜕化，组织上的对党不忠实，而且到了无法挽救的程度。究其根源是由于个人主义思想的高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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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为此，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为保障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纯洁性与党纪的严肃性，经报告中共中央华东局批准，决定开除冯萌东的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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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像冯萌东这种严重的错误行为在我们党内是个别的和突出的，而冯萌东这种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意识则不是个别的。在目前全党正在大张旗鼓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之时，省委号召全党同志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向冯萌东思想展开坚决而无情的斗争，从思想上、政治上肃清冯萌东思想，划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为纯洁党的组织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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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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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常培：我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为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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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兼中国语文学系教授、罗常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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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以来，我对于自己和一般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也曾发表过一些言论或文字。起初，我曾经自己以为抱着“超阶级”的思想，并且丝毫不懂从发展看问题。只知道故步自封地保守着所谓“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北大传统”，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精神，简直是茫昧的。后来经过群众的教育和黾勉，学习初步的政治理论，又自以为了解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建立了群众观点，懂得了民主集中制和统一战线等问题。自从知道了脑力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以后，更大言不惭地说：“恢复了阶级意识，确认了阶级立场。”其实，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既不是这么容易，也不能这样速成。这次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展开政治学习，先后听到了周总理和彭真同志诚恳、深刻的报告，又读了毛主席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开会词，越发使我觉得过去两年只是口头说说，笔下写写，并没能实事求是地联系自己的行动和具体的工作来切实改造自己。认真检讨起来，我过去和现在的思想意识中还存在着许多很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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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前一年，日本人知道我是满洲人，想利用狭隘的民族主义包围我作汉奸。在我的班上充满着日本拓殖大学一类学校的毕业生，千方百计地引诱我，可是我并没有背叛了中华民族。北京沦陷后不久，我就随着北京大学迁到衡山、长沙、昆明、蒙自，在当时我很以为有了爱国思想和民族立场。但是真正有民族立场的爱国主义者不但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且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不但要反对投降日本的汉奸，而且要反对一切勾结帝国主义出卖祖国的民贼；我固然抛妻弃子地脱离了日伪的统治，可是又糊里糊涂地投入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圈子；苦熬了七年之后，一经美国大学邀请，又高高兴兴地自以为得到“国际荣誉”，实际却跑到了帝国主义的大本营，沾润了洛克菲勒剥削美国劳动人民的余沈，并且妄想在那里寻求“民主”。这就说明了我存在着敌我不分的糊涂思想。
+
+　　能够严格分清敌我的人才会有明确的人民立场。我过去总以为一向在学校教书，或者作研究工作，并没有陷入政治的漩涡。其实一切教育和学术是离不开政治的，在反动政府主持下的学校或研究机关工作，除了少数参加革命的以外，直接间接都起了一些反人民的作用。拿我自己来说，在北京，在昆明，一向对自己标榜着“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对学生一方面鼓励他们竞争官费留学生的考试，一方面劝告有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多念书少管“闲事”！况且，一九四二年我为调查少数民族语言曾经搭顾毓琇的便车到过一次大理，后来伪教育部又发表我作“东方语文专门学校”的委员，我虽然没参加过任何筹备工作，可是昆明的朱家骅党徒恐怕我被C·C·拉去，曾经拿国民党中央党部边疆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头衔来引诱我，劝我入国民党，当时被我骂退了。随后，朱家骅又接二连三地写信劝我入国民党，利用小资产阶级喜欢受人奉承的弱点，经他百般恭维，我就虚与委蛇。以后，我虽然没填表，没宣誓，没交党费，没参加过任何活动，也从来没登记，又没答应朱家骅拿调查少数民族语言作饵，引诱我到新疆，但是，对于入党的事并没公然地严词拒绝。无可讳言地，我在皖南事变后，当斗争很尖锐的时候，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两年我还给西南联大国民党支部办过两次文史讲演会。我对他们虽然提出了条件：一、不给国民党作宣传；二、不得干涉讲演内容；三、不得限制讲员人选。但也替他们号召一部分青年来听讲，起了帮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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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三年春天，昆明各大学的十位教授应李根源先生的邀请到大理“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去讲演，我也在内。这十个人现在大部分参加了人民的行列，可是其中也有一个现在不知去向的中统特务蔡维藩。再从所谓“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的本质来看，团长由蒋匪介石自兼，宋希濂兼教育长，完全是一个反动派统治下的军事特务机构。我的目的虽然想借机会调查少数民族语言，讲演的范围也没出了本行以外，可是在作用上又一次给反动派壮大了声势。所以在解放前，我确乎给反动统治阶级起了几次帮闲的作用，既然不能算是“超阶级”，更不该自命“清高”！
+
+　　解放以后不久，我颇以为懂了人民民���专政的意义，不过没有实际斗争的经验，一遇到具体的问题就会露出马脚。现在让我举两个例子：第一、在抗美援朝运动还没有正式揭开的时候，曾有两位同志来问我的意见。我当时一方面不了解敌我的情况，没有坚决的革命乐观主义；一方面搬出毛主席过去所说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几句话，完全没能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发挥新爱国主义，并且多少含有“恐美”的情绪，和希望“太平”的思想。第二、从前我也晓得反动的外国传教士是帝国主义的先遣队，可是，当我审查马学良所作“撒尼彝语研究”序文时，对于其中的严重错误竟自熟视无睹，让它照样付印，以致两人同样犯了很大的错误！不但如此，正在那部书快要出版的时候，我还利用耶稣会教士何大化替汤若望辩解的文件作了一篇“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补”，题目中的“贡献”两字既不妥当，文章里又把那份文件叫做“昭雪汤若望文件”，对于杨光先斗争汤若望的经过又题作“杨光先诬陷汤若望案的概略”……尤其犯了认敌作友的错误。那篇文章虽然没有公开发表，可是由此很可以看出我自己思想混乱的一斑。假若我有明确的人民立场，划清敌我界限，无论处理事情，运用材料，都不会发生上面所说的那样结果。
+
+　　至于工人阶级的立场是我们这次学习的目标，更要经过严格的思想斗争，长期的实践、锻炼才可以达到，并不能一蹴而及的。解放以前我根本就没有这种思想意识，解放以后又自以为从十八岁起就以脑力劳动所得作主要生活的来源，因而俨然以工人阶级自居。其实，划分了阶级成份不等于改变了阶级意识。因为工人阶级应该大公无私，互助互爱，不应该尔诈我虞，互相猜嫉。过去两年来，我对于汤用彤先生主持北京大学前校务委员会时期所表现的明哲保身的态度，不能发挥计划性、积极性的敷衍、拖延的作风，心里很不满意，可是并没抱着互助的态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当面劝告，却在背后乱批评他。这完全是自由主义的旧习气，绝对没有工人阶级的修养。我想正在改造中的旧知识分子如果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镜子自己照一照，一定有好些位可以发现和我有类似的面孔，或许更丑恶一点儿。此外，我和钱端升先生共同办过一次北京大学教职员联合会，一次北京大学工会，我们俩不单没发生过阶级友爱，反而减低了旧日的交情。原因是他既主观，我也自大，而又不能彼此说服、帮忙，以致两年来除在公共场所见面外，没有互相访问过，也没通过一次电话。这样不合作的主席和秘书长，如何能搞好工会呢？至于我在北京大学中国语文系，对于唐兰教授过去处理系务的作风不满意，但是不能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来批评他，帮助他，反而用轻薄的口吻去打击他，尤其是无原则的纠纷，犯了狭隘不能容人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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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阶级是应该以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但是我经北京大学教职员联合会推举作福利部长的时候，却一再坚辞，后来虽经群众说服，勉强担任，终于没做出什么有关本阶级利益的事情来。工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从各方面，尽一切方法，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福利部正是可以发挥这种巨大作用的机构，而我所以要坚辞，无非怕因为担任这件有关集体利益的工作，妨碍了个人的业务，影响了个人的身体。这纯粹是从个人出发，没有组织观念的具体表现。
+
+　　工人阶级应该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伟大的胸怀和气魄。他们看清楚了社会发展的前途，追求着人类光明的远景，为着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并且准备着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斗争；同时，他们的理想虽然远大，工作却非常切实；遇到困难设法克服，有了问题冷静地分析、解决，绝没有狂热、急躁、灰心、失望的毛病。至于个人的地位、名誉，眼前的鸡虫得失，微末的身边琐事，在有修养的工人阶级哪里还有功夫计较呢？但是，我自己主要的病根就是自高自大的个人英雄主义。解放以前如此，解放以后还没消除。我喜欢别人奉承，因此解放前曾经误入歧途；不肯虚心接受批评，因此得不到群众的真正意见。好跟别人计较高低，由于地位的私欲作祟；好逞能、好表现，由于好名的孽根未拔。稍有所得，就沾沾自喜；小不如意，便盛气凌人。对于青年干部有封建家长和旧式塾师的作风，只能强迫命令，很少说服教育。对于一般同事往往“以讦为直”，恶语伤人，而不能从原则上帮助他们去克服弱点，改正错误。至于教书和办事，从表面上看，好像是颇能认真负责；仔细检讨起来，却处处没能忘我。因为是我教音韵学、语言学，所以总想比别人教得好，因为是我领导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以总想比别人有成绩。最近听见有人批评我说：“如果北大跟别的机构有矛盾时，他一定站在北大一边；文科研究所跟北大其他单位有矛盾时，他一定站在文科研究所一边；一旦语言研究所跟文科研究所发生矛盾时，他就会站在语言研究所一边了。”这种本位主义的私心，我的确还没克服掉。一九五○年国庆节为了各少数民族语言录音事，我跟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季羡林主任发生争执，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假如大家工作的目标都是为人民服务，又何至于彼此误会呢？还有急躁、褊狭是我第二个严重病根，无论在说话、作文、处事、接物的哪一方面都表现着这种毛病；就是高血压的病征也是跟褊急的性情互为因果的。有了工人阶级修养的人，眼光远，胸襟宽，遇事对人可以应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去观察、分析、解决，哪里会急躁褊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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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阶级应该继续不断地研究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了革命事业随时增进自己的理论和能力。我呢，只有在北京大学担任政治课的一年，在“师生互助，教学相长”的教学方法下，读了一些初步的政治理论书，作了几次背诵教条、不能联系实际的启发报告；以后总因为业务占了大部分时间，没能继续不断地研究政治理论。直到现在，不单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一类的经典著作还没敢摸，连马列主义的基本著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没能结合各种文件去仔细精读！要想改造自己，而不能有计划地研读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随时联系到自己的思想和工作，那怎么能够有预见地教育后一代或领导研究工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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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立场站不稳，自然就不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照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钱俊瑞副部长所分析，我应该属于“为着个人的生活，而为人师”的一类。过去也偶尔发生一些正义感，不满意于反动统治和自己的境遇，但是没有反抗的决心，并且多少在客观上推行了国民党的反动教育。有时为了自己的生存地位还会不知不觉地维护旧制度。这正如斯大林与威尔斯的谈话中所说：“旧制度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站在自己方面，给自己服务，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拥护旧制度，反对新制度。”这一类的知识分子在不至于根本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限度内，有时也许表示相当的反抗，一到反动政权快要推翻，影响了个人的生存地位的时候，反到有所顾惜，不再表示反抗。汤用彤先生作自我检讨时也特别指出了这一点，足见这是我们旧知识分子的通病。我在昆明的一段，一方面跟国民党反动派若即若离，一方面也跟闻一多先生等领导五四文艺晚会，推动了进步的空气，这正可以表现我极端矛盾的思想意识。恩格斯说：“在任何时候，没有谁可以把矛盾长期掩蔽起来。矛盾须由斗争来解决。”这次展开学习以来，我不断地反省、自讼、实行思想斗争，现在坦白地暴露出来，更希望得到群众的帮助，使我可以向前推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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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意识是跟阶级性分不开的。在我所揭发的许多思想意识中，像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动摇、急躁、惧怕严重的斗争——都属于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至于自私自利、自高自大和个人英雄主义那就是剥削阶级的阶级性了。从前我总以为从十八岁起就靠作速记技士维持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后来也一直在中学或大学教书，到现在还是一个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的市民，而且三代以内都是“吃钱粮”的军人，并没作过大官；照阶级成份来划分，自认可以算是一个脑力劳动的工人，即使作过多年的教授，生活比较优裕，顶多也不过是个小资产阶级，哪里来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呢？要是冷静地分析一下，就不然了。从前满洲人管钱粮叫做“铁杆儿庄稼”，因为农民的收获还怕旱涝蝗虫，而旗人不论年成好坏，都可以按月有饷，按季有米。这句谚语充分可以表现我的上辈曾经是不劳而获的。我所残余的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就是从这个根源孳衍出来的。四十年来受了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大汉族主义的压迫，在我的青年时代老存着自卑心理。那时曾经给人写信说：“余以孤臣孽子之意结，时存力争上游之壮志”。这足以表现我因为受压迫而极力想往上爬的情绪。及至后来靠着一些跟改善人民生活无关的知识，爬到了相当的地位，那种��卑心理又一变而为自尊心理，这样一来，更助长了自高自大的个人英雄主义！这种思想意识绝对不是工人阶级所应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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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如果不能坚定革命的立场，以正面的革命行动来彻底澄清以上这些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不单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作个很好的人民教师或科学工作者，就连这次学习也恐怕不能深入。要想决心改造，我们就先得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毫无留恋地否定过去，丢掉包袱；然后有系统地研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深入群众中体验劳动人民的生活，依靠组织，接近革命人民，坚定地建立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使我们在教学上引导下一代走上更发展的前途，在科学研究上随时配合着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并且要有迎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见。我们不要妄想作尼采所假设的“超人”，也不要妄想作易卜生所描写的“人民公敌”；我们只应该向群众学习，在革命的伟大事业中作一个服从组织、遵守纪律的“无名的细胞”。必须如此，我们脑力劳动者才可以名副其实地转换成工人阶级。不过这次学习只是我们除旧更新的转捩点，要想彻底改造还得靠着以后许多实际工作来长期考验。假若有人在实践上经不起考验，那就表明他并没认真学习，并没完成思想改造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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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1951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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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传鼎：我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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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仁大学副教务长、林传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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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完斯大林与威尔斯的谈话后，我有许多体会，这里我仅就立场一点来同大家谈谈。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威尔斯对技术知识分子寄有高度的幻想，他以为知识分子自身能创造“奇迹”。斯大林极明确地指出，技术知识分子不能起独立的历史作用，他们在一定的条件下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但也能带来巨大的害处。的确，斯大林对大知识分子是富有经验的，他说：“在旧制度中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站在自己方面给自己服务。他们拥护旧制度，反对新制度。要知道教育是一种武器，其效果是决定於谁把它掌握在手中，用这武器去打击谁。当然，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是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很明显，只要不是蠢才，都能帮助无产阶级去争取社会主义，建立新社会。”知识分子在新社会中应有的地位是很清楚的，问题在於自己站在什么立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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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天我读到光明日报上师大董渭川先生的一篇文章，他说：“我们从旧社会来的人，在今天用政治学习以改造我们的思想。就我个人的体验说，大体上有些类似威尔斯去见斯大林。”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和威尔斯不同的：首先，我们虽然是从旧社会来的，但又生活在伟大毛泽东时代的新社会中，我们是可以改造的；其次，在过去，我们之中有些人比威尔斯还要落后（我就是其中之一），要原封不动地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我们更需要改造。不过无论如何，威尔斯谈话中有一个基本障碍是值得警惕的：要想改造，必须卸下沉重的包袱，排除偏见。旧的不肃清，新的进不来。据威尔斯自己说，他是要竭力用“普通人”的眼光而非用政治家的眼光来看世界。其实他并不是“普通人”，也不可能“超政治”，他始终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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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完这篇文件后，就立场问题从两方面来反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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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关於学习资本主义的迷梦。张重一先生在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报告中说过，他对於学西方文化也曾怀疑过。我应该坦白地说，在解放以前，我的言论，行动，一切一切都足以证明，对於所谓西方文明我并没有怀疑过。日本帝国主义占据北平期间，我如果多日不见美国杂志心中的确非常难受，钱俊瑞同志所指出：“有些人两个月不见英文书报，心中如丧考妣”说得并未过分。我过去教书用英文写纲要，无评判地介绍英文教材，甚至於鼓励学生用英文写报告，可以说是中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毒。我逃避革命，留学欧美，更能说明我过去迷信西学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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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去所学的资产阶级心理学，不可避免地是为英美反动资本家服务的。我曾经把劳苦大众反对经济剥削，进步分子反对政治压迫的行为看做“反社会”行为，当做心理不健康的证据。我企图研究个人心理卫生来解决本质上是阶级斗争的社会制度问题，这完全是从英美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立场出发的，与威尔斯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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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八年我参加在伦敦举行的第三届国际心理卫生大会，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去改造个人性格来达到保持世界和平的愿望，如何利用心理卫生运动来改良社会秩序。这个观点充分表示英美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本质。我参加这种讨论，充分证明我要在反动阶级集团中发挥作用，我和敌人打成一片，不知道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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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学习和讨论，我明确地认清了，世界和平问题、社会秩序问题不是改造个人心理健康所能解决的。它是社会制度的改造问题。这个论点斯大林谈话很清楚地提出了。我相信只有由无产阶级的领导，推翻不合理的旧社会制度，从而建立合理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个人心理健康才能根本有所保障。所以说，新时代的心理工作者必须是真正的澈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拥护者和实践者。我要一边倒，倒向社会主义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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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关於爱与恨的问题，也还是立场问题。因为在学习以前，我从来没有从帝国主义的本质中去认识帝国主义分子，所以自从和帝国主义分子正式开始接触以后，我就抱了纯业务观点，很糊涂地把他们分成好的和坏的两大类。我要反对坏的而拥护好的。这说明我曾经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的立场，失去民族立场，为帝国主义服务。起初我总以为我仅仅高度地出卖劳动力。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七年，在整整的九年当中我除了大病一次，告假二周以外，平时未曾缺课一小时，这可以够得上“赴汤蹈火，在���不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帝国主义分子，前辅大教务长兼心理系主任葛尔慈赏识我了。我自以为是出卖劳动力，问题就是这么简单吗？开头，我具有偏见地认为本问题就是这么简单。是的，我没有和葛尔慈谈过世界大事，国家政策；没有和他提过一句关於政治问题的话；更没有送过情报。问题发生了，有人问我：当时我为什么不到解放区去出卖劳动力呢？对的，那是我自己选择的，这个选择充分表现我的落后性。当时为帝国主义服务可以做学问（这学问两个字应该打个问号），所以我选择辅仁。经过分析再分析，我自己反省，敌人为什么对我有好感呢？我受过他的气没有？有的。我表示什么态度呢？“让他便算了，反正他教过我，是我的老师。”得了，这就是奴才的思想，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我不只选择辅仁，我还有所追求。我全心全意要爬到资产阶级顶上。最后我连家庭生活也不顾，帝国主义分子前辅大校务长芮哥尼送我到欧美留学，花两年工夫得了鲁文大学博士学位回家。这是非常可耻的一件事，回到祖国时，北京已经解放了，我把学位证书上的“最优等”字样给芮哥尼看，他称赞我，请我吃一顿饭，座上还有前比国驻京总领事夫妇作陪。这是敌人认为满意的事，我得到敌人的欢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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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犯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从前有些辅大同人问我；“葛尔慈向来不理我，而对於你倒非常亲近，是什么道理？”我的答覆是：“那因为你不大会说英文自然有隔膜。”又有人说：“葛尔慈责骂过我，也责骂过别人。”我毫不迟疑地认为：“活该，谁叫你们工作不力，那是你自己的不好。”可怕的很，当自己的朋友受敌人责骂的时候我还认为敌人做的对，这说明我过去曾经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做敌人的保镖。我有这种错误思想，今天看来实在不能当教师，应该痛下决心实行自我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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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人为我投资，最初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在辅大举行大控诉会，斗争德籍神甫李士嘉的兽行之前，我对帝国主义分子始终恨不起来。对个别分子不但没有恨，而且还有爱。这是什么心理？——不好意思。这个“不好意思”的背后就有故事了：我分不清敌我界限，没有站在人民这一边。这种情况可从三个具体的事实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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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解放后辅大心理系反帝斗争没有展开，最主要的原因就的确是为了我受过敌人的“恩惠”（毒害），有意维护敌人在辅大半统治的局面，存心不实行斗争，不忍伤害敌人。这是什么心理？由於当时情况相当复杂，我美其名说是“和平共处”，其实是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从现在看过去，当时处境确是十分困难的。第一，行政当局，包括我们的校长，也维持葛尔慈当系主任；第二，学生觉悟程度不够，斗争起来也不容易。但是我问问自己，“我当时怎么想？”我应该老老实实地说：“当时并没有想斗争的意思。”所以说，最基本地是我自己尚未觉悟，还没有坚决地站到反帝的这一边，当时我没有坚定的民族立场。帝国主义分子狰狞的面貌，一天比一天明显，辅大全校师生忍无可忍，斗争愈加剧烈。政府根据人民的意志，接管了辅大。我那个时候的心情是：“芮哥尼，葛尔慈，你们赶快走吧，以免留在这里受罪，这里已经没有你的事了。”这可以说明，我当时对敌人还多少含有某种程度的爱，多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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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九五○年六月，我代表学校当局出席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在讨论大学规程的时候，我驳斥前津沽大学教务长的荒谬言论，芮哥尼知道了，找我面谈，大加责骂。我没有表示反抗，只是说：“我所说的一切可以代表辅仁大学校务委员会的意见。”从现在想当时，我对旧日林傅鼎应当加以痛击。我那种表现是非常恶劣的。我当时为什么不直接了当地说，“校委会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我要揭穿你们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我竟然以第三者的地位自居，在无可奈何的时候说：“那是校委会的意思”，没有勇气“得罪”他。这是站在什么立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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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闭幕了。辅大同人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愈形剧烈。我首先向校长请求易地而处，让我接受燕京大学的聘请，表面的理由是“到那里也许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而骨子里是脱离战场，逃避斗争，不忍向敌人开刀。校长没有答应我走，我也怕人家批评，没有成行。随即我找出了第二种逃避斗争的机会，代表华北十八院校到福建去主持联合招生的事。结果在学校轰轰烈烈控诉芮哥尼���犯中国人民教育主权的时候，我躲在一边去作一件毫不相干的事。我既不敢自己打敌人，又不愿意看朋友打敌人。这种心理表示对人民没有爱，对敌人没有恨，可以说完全丧失了民族立场。威尔斯为资本主义国家找出路，我为帝国主义分子找出路，我维护了帝国主义分子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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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材料说明了过去我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维护帝国主义者的统治，从来没有从本质上认识帝国主义。又因为阶级出身的关系，我没有劳动人民的感情，关於敌人的罪恶我虽然看到了一些具体事例，但受过他们的毒害，做了他们的俘虏，不忍下手去斗争。这对於人民利益有极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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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不断的学习，实际工作的锻炼，朋友们的帮助，我慢慢地觉悟了。在朝鲜战场中，我亲眼见到帝国主义的残暴与凶恶，成千成万的祖国优秀好儿女，中国人民志愿军，流血牺牲，为的就是打帝国主义。敌我势不两立，如何能和平共处呢？因此我不能不痛恨所有的帝国主义分子。过去我对芮哥尼、葛尔慈表示亲善，难道他们和杀人放火的帝国主义分子有差别吗？肯定地说，没有差别，芮哥尼之流比有枪的敌人更毒辣。他们是侵略阵营的高等参谋，同时又是指挥者。我控诉他们，芮哥尼之流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反动头子，万恶的反动头子，他们直接受罗马总部的控制，向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进攻。他们所主谋的文化侵略培养出数百万的大小知识分子为帝国主义服务，叫他们做人民的敌人，过去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痛恨那戴着假面具来进行文化侵略的帝国主义分子，包括芮哥尼和葛尔慈，我过去受了他们的反动教育，为反动资产阶级服务，为帝国主义服务，失了民族立场。因此我也痛恨自己，因为我过去一举一动无形中间接地危害了祖国的人民。解放前我教过那么多学生，他们所受的坏影响我是应该负责的。我活到生命的第三十八年才开始站立在人民的一边。现在我认识到一些，还是很不够。谢谢党和人民给我的教育。我受了党和人民的教育，从实际斗争中学习，以及最近从民盟的工作由得到锻炼，才开始摆脱帝国主义的影响，真正做了中国人民。我体会到毛主席的话：“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我的认识还很不够，我要下决心加倍努力学习，不但要学会站稳人民立场，而且还要站在工人阶级立场，做新中国人民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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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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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革上海市分部筹委会开除反革命份子朱亚伯涛二人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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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市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分部筹备委员会，以朱亚伯、龙涛为潜伏党内的反革命份子，且破坏反动党团人员登记，为严肃党纪，已决定将两人开除。该会对朱、龙两人的处分决定略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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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亚伯，地主出身，过去历任蒋匪军队文书、副官、参谋、科长、处长等伪职。于一九五○年七月混入民革，企图以民主人士为掩护，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时常窃听匪方广播，传播谣言，并去信香港，秘密托人代办入港入台证书，进行其偷越国境(3月27日3版更正为“大陆”)投匪勾当。并对应行反动党团登记的人造谣恐吓，阻其登记，并说他自己春节后一定逃港。龙涛，商人出身，曾参加中统、军统，任匪中统局上海办事处政治中心小组组长，解放前混入民革的一个地下单位。解放后，民革从事整理，龙凭藉地下期间的关系，混入民革，于一九四九年七月(3月29日3版更正为“一九五○年七月”)取得正式会籍，他过去反革命的历史从未向组织坦白。此次政府颁布‘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办法’以后，他于二月十日假意向民革某同志写了一封信，仅在信末轻描淡写的带上一笔，说他曾被诱参加中统的外围组织，企图以此掩饰他的罪行，一面却破坏登记。朱亚伯、龙涛两人隐瞒过去反动历史，且进行反革命活动，为严肃党纪，纯洁党的组织，故该会决定予以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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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文汇报》1951年3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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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仁之：学习文件使我进一步端正了自己的学习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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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侯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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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个文件打得我的“思想列车”出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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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这一次教师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开始的时候，我自己对於学习的认识已经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最初，还在两年多以前，当我刚从欧洲回到了解放后的祖国时，我实在没有觉得自己还必须经过思想改造才能好好参加祖国的建设。那时我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种想法：当我在国外的时候，正是国内人民革命轰轰烈烈地进行的时候；现在我回来了，革命已经胜利了，这是多么可庆幸的一件事啊！摧毁旧社会的工作可以让别人去作，我来参加祖国的建设工作，这不就是跟着时代前进么？这不就是进步么？可是，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思想正是一种最怯懦最自私的思想，正是一种不求改造就希望可以马马虎虎混进光荣的建设祖国的队伍中去的坏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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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后，在我初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之后，我首先感觉到自己的业务有进行改造的必要了。我原是学历史的，以后才改学地理。我还记得当我回国之前。有人向我半开玩笑地说道：“你现在幸而是改行了，否则回去以后就非要重新学起不可；不然，会失业的！”他这话虽然是半开玩笑的，但是我却以为并不是全无道理。可是回来之后不久，我发现连我所学的地理学也非要澈底改造不可了。我在达到了这样的认识之后，首先是想学俄文，以便多多吸取苏联地理学界的新思想和新观点。其次，我又着手研读政治经济学，以为这是改造我的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但是现在回想，这种要求业务改造的觉悟固然不错，可是其动机却仍然是为了自己。我要求自己在业务上能够站得住，使我仍然可以在新中国的地理学界立足。这种首先为了自己而进行的业务改造，是永远不会改造得好的。要想改造得好，就必须先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使自己首先能够成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但是关於这一点，我在当时还远没有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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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人民政府给了我参观土地改革的机会。在土地改革中我首先发现了我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是有着极大的距离的。除非我能够从思想上把自己澈底加以改造，否则我就不可能很愉快地生活在今天的人民新中国，更谈不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到这时为止，我算是生平第一次感觉到有澈底改造自己的必要了。所以到这次教师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开始的时候，我确有一种自觉的要求。我愿意迎接这个有组织有领导的学习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澈底改造我自己。在学习当中，我曾经把自己比做一个带病求医的人，至於如何去医治自己的病，那我就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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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开始之后不久，我就逐渐感觉到最大的问题不仅在於肯定自己有病，更重要的是在於如何抓住自己病症的症结。否则只是翻来覆去检讨了自己态度或作风上一些枝枝节节的问题，徒然把“自我批评”这个严肃的口号庸俗化了，而仍然不能发现自己病症的症结。但是如何才能发现自己思想上病症的症结呢？说起来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脑子里早已形成了一整套根深蒂固的思想体系。我们自己的思想常常在这个体系之中来回打圈子，而永远冲不出它的范围。作一个比喻来说，这就好像儿童玩具的火车轨道，已经十分牢靠地安置在桌面上了，只消把小火车上好了链条，它就可以在既定的轨道上转来转去而永远不会出轨，如果要它出轨，就必须先把轨道上的一节打开才有可能。以我个人今天所获得的初步经验来说，我以为思想改造首先就在於能够使自己思想上的列车出轨，然而要使自己思想上的列车出轨，第一步就得先把自己旧日的思想轨道上那最弱的一个环节打开。等到这个环节一旦打开了，整个的“思想列车”就要出轨了！到这时候，我们才谈得上另外铺设新的轨道，使自己的“思想列车”在新的轨道上向前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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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过去两个月的学习中我已经有了一些初步收获的话，那就是说我旧日的思想体系已经在一个最弱的环节上被突破了，我已经有了第一次“思想列车”出轨的经验了，帮助我打开自己旧日思想轨道上那个最弱的环节的，就是斯大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
+
+## 二、一个“伟大而且前进的思想家”在我眼前崩溃了
+
+　　十一月十四日，人民日报上登出了斯大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这篇文章。这一天我在城里开了一天会，一直到夜晚���家才看到了当天的报纸。当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标题时，它就立刻吸住了我，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曾经受过威尔斯极大的影响。远在二十年前，当我还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我就曾经因为读了他的“世界史纲简编”（还不是他的“世界史纲”）而大受感动。他这部小书初次启发了我对於历史阅读的兴趣，并且使我第一次产生了一种关切人类未来的心情，好像自己的眼光忽然放大了似的。其次，在我进入大学之后，我又遇到了他的一部八百多页名叫“人类的工作财富与幸福”的巨著。在这部书里他大大地宣传了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他明白地告诉读者说资本主义的旧社会已近崩溃，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就要诞生，以我们现在科学生产的能力和技术，我们应该好好地组织起来，从全体人类的生存和幸福着眼来管理我们自己的生活，增加我们的社会财富，并用新的教育以及其他社会活动的方法，解除人类之间的仇恨，促进彼此的谅解，以求进入一个有无穷财富和无限幸福的未来——“社会主义”的新世界。这是何等美丽的一幅人类未来生活的远景啊！这在我青年时代的心灵里真是激起了无限的憧憬，因而也就使我对於这部书的作者有了无限的敬服。
+
+　　一直到十一月十四日的晚上，在我拿起当天报纸的那一刻，威尔斯在我的思想中仍然是一个“伟大而且前进的思想家”，——虽然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过他了。当下我用了约摸一个小时的功夫把这篇谈话读完。在寂静的夜里，我完全沉浸在斯大林和威尔斯的谈话中，细听他们每一个人的理由。但是谈话一旦终了，当我再从自己的椅子里站起来的时候，我好像觉得我自己的“思想列车”出轨了。我旧日所习惯的那种评判事物的是非和善恶的标准忽然倒了个儿了。这时威尔斯在我的想像中已经不再是一个“伟大而且前进的思想家”了。在一个智慧的巨人面前，他好像忽然缩成了一个“思想上的矮子”。
+
+　　当时我何以忽然会有如此想法，我自己也说不十分清楚，总之我觉得威尔斯的一套理论终究是站不住了。我觉得他已被斯大林批驳得体无完肤了，但是如果让我来重述斯大林的道理我仍然是抓不住他的要点。於是我就要求自己更进一步地来学习这个文件。最后，我曾用了一个笨法子来帮助自己的学习；当我看到威尔斯在对话中提出了一个比较重要或比较尖锐的问题时，我就先由自己来试行答覆，然后再细看斯大林的答覆。这样，我就使自己更深刻地体会到斯大林所坚持的道理。在经过这样的一度学习之后，我就开始发现威尔斯的理论之所以不能成立，最重要的就是在於他死也不肯承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的这一基本事实；换句话说就是在他的眼睛里不能看见阶级，只能看见个人。因此，在他“宣传社会主义和世界大同主义思想”的时候，他只是一味强调组织“技术知识分子”个人的重要性，却不能看见——甚至故意不要看见阶级斗争。所以当斯大林问他说：“……难道能否认阶级之间的对立，有产阶级，资本家阶级与劳动阶级、无产者阶级之间的对立吗？”他却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我反对这种把人类简单分为穷人和富人的方法。”因此，斯大林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警告他说：“……但是人类社会首先是分为富人和穷人、有产者与被剥削者，撇开这个基本的划分，撇开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矛盾，就是撇开基本事实……我重说一遍：撇开社会底这一基本划分和两大基本阶级间的这一基本斗争，就是抹煞事实。这一斗争正在进行着，而且将进行下去。这一斗争的结果是决定於无产者阶级、劳动者阶级。”斯大林的话还能说得比这个更坚定更明确么？而威尔斯却依然不肯承认，就又把谈话轻轻转到一些次要的问题上去了。
+
+　　我们能说威尔斯是没有阶级观点么？不能，完全不能。因为在他的谈话里，他表现了极其顽强的阶级观点。不过他所坚持的阶级观点，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而是资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不是新兴阶级的阶级观点，而是没落阶级的阶级观点。而且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只能主张改良而不敢正视革命。因此，每当斯大林提到世界上两个基本阶级的对立以及无产阶级必然要推翻资产阶级而获得最后革命胜利的时候，威尔斯总是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面孔来替资产阶级辩护。所以他说：“我以为不应该特别强调两个世界间的对抗，而应该竭力把一切建设运动，一切建设力量尽可能地结合起来。”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呢？那是不难了解的。
+
+　　在我学习这个文件之前，我也常谈到“阶级观点”这个名辞。但是，这个名辞对於我始终是抽象的，是缺乏内容的。一直到我学习了这个文件之后，我才第一次看见了这个名辞的具体含义和具体内容，甚至可以说是具体的力量！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在这个名辞的衡量下，我一向所推崇的一个“伟大而且前进的思想家”在我眼前崩溃了，澈底崩溃了！同时回想我自己，我也是一向只能看见个人而不能看见阶级的，但实际上我却是坚持着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衡量事物和思索问题的。结果，在主观上我虽然认为自己是“超阶级”的，实际上却是死心踏地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在主观上我虽认为自己是“清高”的，实际上却是甘心乐意作了资产阶级的工具。例如以往（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我在燕京大学努力教书和积极担任行政工作，纵然我认为当初自己也是本着“良心”来作事的，可是这并不能帮助我来洗刷过去的错误。因为现在我已经认识到就是一个人的“良心”也是有一定的阶级立场的。以往我之所以死心踏地留在燕京大学工作而拒绝了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招呼（远在解放之前我曾经有两次被争取到西山里面参加老解放区的工作，可是我都拒绝了），就是因为我的“良心”已经和中国人民的立场分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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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乌鸦的窠里孵不出凤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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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在我初步树立了这个阶级观点之后，对於威尔斯这样的人，我不但不能再推崇他为一个“伟大而且前进的思想家”，而且使我认识了他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拥护者，是一个最富有诱惑性、欺骗性因而也是一个最可怕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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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认为他是“伟大”的，因为他口口声声说是为全人类着想的；我说他是“前进”的，因为我认为他敢於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腐败而公然宣传“社会主义”的未来。我想威尔斯自己在主观上也是颇以这一点而自负的，所以在谈话中他曾经说道：“近几年来，关於必须在广大的工程师界、飞机师界和军事技术界等等宣传社会主义和世界大同主义思想，我已作了许多、想了许多。”甚至他还在斯大林面前夸口说：“我觉得我比您更左些，斯大林先生，我认为世界已经接近於旧制度死亡的日子了！”威尔斯说得不错，资本主义的旧制度是一定要死亡的，而且已经开始死亡了，但是威尔斯先生究竟作了些什么事情来加速资本主义旧制度的死亡呢？我认为他什么事情都没有作。相反的，他所作的正是要把这个旧的即将死亡的资本主义制度再加以改造、使它能够苟延残喘。这个改造的办法就是他所宣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所意味的社会主义”。这也就是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底国际性质”里所提到的当时所谓“社会民主主义”。从资产阶级立场来看，这不能不说是“进步”的，但是要从无产阶级的立场来看，这就必然是反动的。因为它不但没有促进资本主义旧制度的崩溃，反而支持了资本主义旧制度。所以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底国际性质”一文的最后一段里，就十分明确地写道：“现时的社会民主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思想支柱。列宁说得万分正确：现时的社会民主党政治家，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走狗，是资本家在工人中间的代办’；……除非消灭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无法消灭资本主义。”当我自己认识到了这一点的时候，威尔斯所代表的那种伪装进步而实正是反动的思想的危害性，就赤裸裸地暴露在我的眼前了，而我却一直作了这种反动思想的俘虏。不但如此，甚至我还在有意无意之间“贩卖”了这种富有诱惑性的反动思想，把它散布在我的朋友和学生之间，使我自己作了敌人最忠实的“义务宣传员”而仍不自知。在我的思想中，“敌我不分”竟然到了这种程度，如今回想，那真是危险极了，可怕极了！
+
+　　就在以上所说的这种惶恐不安的情绪下，我再一次读到了两年多以前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所写下的一段话：“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从前我不是没有读过这一段，但是那时读了硬是在这一段里看不到我自己，因此也就毫无体会。原因就在於那时我还未觉得我自己受过什么内外反动派的影响，或是有什么从旧社会得来的坏思想。现在我才知道，在以往我不但受了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而且还把许多从旧社会得来的坏思想一直保留到今天。如果在两个月以前有人说我有反动思想，我一定会和他争个面红耳赤，可是现在我再不否认这一事实了。但是我竟因此而消极和失望么？不，一点也不。反之，我却因此而愈益增加了自己学习的勇气和热情，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人民的国家，有了改造自己各种错误思想的一切可能的条件。这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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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了以上的认识，现在我对於这一次的教师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也就得到了一个更明确更积极的看法。今天祖国对下一代的青年已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那就是他们一定能够成为光荣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及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如果我自己还不能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坏思想，我又如何能够使我的学生成为光荣的新社会的建设者呢？北方的老百姓有一句俗话说：“乌鸦的窠里孵不出凤凰来！”如果我自己在思想上还是一只丑陋的“乌鸦”，我怎么能够希望我的学生成为美丽的“凤凰”呢？但是，当前的任务一定要我能够在自己的“窠”里孵出美丽的“凤凰”来，因此我就一定要为这个光荣的任务奋斗到底！我相信自己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一定可以改造我自己并且可以圆满完成我的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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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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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大春：我对敌友认识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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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师范学院教授、滕大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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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十年来一贯亲美恐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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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坦白承认：在人民解放运动胜利以前，甚至在胜利很久以后，我对敌友之分是糊涂而错误。我对美帝国主义存有幻想，对苏联心怀畏惧，这种谬误的思想意识支配我三十年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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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学过中国近百年史，那苦痛的历史教训使我疑惧一切外国人。我把资本主义国家看成白色帝国主义，把苏联看成赤色帝国主义。我想中国只有发奋图强，否则总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不过，我绝未把帝国主义国家毫无区别的等量齐观。我觉得美国可以为友，自童年起，我就感激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它使我国免於瓜分之局；我并且感激自鸦片战争后，列强中只有美国未占中国领土。这些印象树立了我对美国怀有好感的初基。抗战期间，我误认美国援助中国才得战胜日本。师友留美者更对我称道美国民主、自由，可羡、可爱。所以我很崇美，也很亲美。我不恐美，因为我根本不假定美国为仇敌，不相信美国会侵略中国。在另一方面，我对帝俄侵略中国的史实忘不掉，因而从未敢深信苏联。在苏联革命之初，看到白俄浪迹天涯无家可归，我很嫌恶其惨酷。我不崇苏，不亲苏，我恐苏。我毫不怀疑地迷信美国优於苏联，在感情上倾慕美国而疏远苏联。
+
+　　在这种心理驱使下，我赞佩美国的教育和社会，我心安理得而不知羞耻的接受一九四六年冬季美帝国主义“恩赐”的毛毯和奶粉；我且费尽筹划去到美国留学。我也为这种心理所支配，不太接受进步友人的言论。有人说苏联会无条件的援助弱小民族革命，我笑他们的宣传是过度天真和幼稚。我以为相信任何国家无条件援助中国，是缺乏常识。总之，在有意无意之间，我很替美帝国主义尽过代言人的职责，而且由於我那坚信不疑的态度和假冒客观的立场，也曾影响过一些人的思想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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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一九○七年，斯密司在其所写“今日之中国与美国”上曾说：“那一国能教育这一代的中国青年，它就能在精神上和商业上取得最大的收获。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把中国青年引诱到美国来，美国便能用最圆满最有效的方式控制中国。”这种政策的澈底毒辣，我深切理解。我在一九四七年春季赴美，就果如斯密司所预料，美国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把我麻醉了。我由一个贪污腐化、物价飞涨、特务横行、而且在八年抗战后满目疮痍的中国，突然进到美国，一时不禁欣羡其表面的繁荣。那操纵在资本家掌握中的广播、报章、杂志，天天叫嚣美国的富强，更使我一步深一步地走进迷魂阵。我常想中国应当建设得像美国那样好，但我怀疑几时才能把这梦想实现。我自命超政治，对革命原就缺乏理解，受了杜威的影向，更幻想以教育代革命。我逐渐认为久经战乱的中国应当与民休息，认为国共战争大可不必。我当时服服贴贴的成为美帝国主义欺蒙的俘虏。我当时的思想简直在走向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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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我通过政治学习，挖掘这种谬误思想的根源，始而认为以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使我看不清帝国主义的阴险本质，才敢於认敌为友。继而我不以此种解释自恕了。因为我以往极不满意那反动政治，如果肯於用心向前追求，很可能由进步友人的帮助，渐渐走向革命。可是我未走此一着，反而出洋留学去了。我痛责自己思想的懒惰。再向深处掘，我也不能满意此种解释，因为懒惰是病象而非病源。真找病源，我最后找到我那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了。记得当时我在国立编译馆工作，看到费巩教授失踪，李、闻两教授被害，其他许多教授被陈立夫解职，使我虽厌恶政治黑暗而求明哲保身了。革命要牺牲、不如出洋留学向上爬。这乃是小资产阶级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表现。因为自己根本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所以在革命和安守的选择上，在敌友的划分上，都有其必然的表现。我个人的利益和美帝国主义的利益有一部份一致，苏联是无产阶级的旗帜，情形就大不相同。我之亲美恐苏，实质上并不是政治认识不足和思想懒惰的结果，而是我那阶级立场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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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联英联苏和铁托路线的缪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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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思想上的初步转机始於一九四八年秋季。当时人民解放运动博得全世界绝大注意。我由报章和与友人谈论中对此运动兴趣日浓，并且逐渐成为感情上的参与。那时我们在异国过着穷苦的日子，外汇已买不到，豪门子女反而接踵到美，大显威风，我心怀不平，痛恨反动政治更深，切望解放胜利���理更强。恰好友人帮助我，读到进步书刊，肃清我过去对共产党的疑惧。有些分子造成壁垒，打击进步同学，辩论争吵以至讥诮嘲骂，这反而激得我更勇猛更坚定。在北京围城时，我函阻爱人逃往台湾的计划，劝她由上海飞北京。在谈论援蒋时，我曾给不少期望我表示感谢的美国鬼子泼一头冷水。我说援蒋军火就是叫蒋屠杀中国人民；如果美国政策不改，我回国就首先反美。一些思想意识模糊不清的洋人都大为吃惊。的确，我当时已看清美援的根本性质，我在心情上开始恨美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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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转机是极为脆弱的。我在本质上仍旧是抱持小资产阶级的老观点。这可由我反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来说明。我最初厌恶“一边倒”这名词，我愤恨为何中国不独立自主，硬要盲目的给苏联“作尾巴”！我一向怀疑苏联；当时南斯拉夫的铁托问题发生，我诧异何以中国不接受当前历史教训，为何不一面联苏而一面不放手美国，来个以夷制夷！把美国抓在手里不更可向苏联讨价还价？不更可利用美国完成工业建设？在毛主席访苏居留较久时，我当时不辨真伪，认美报所载“苏联压迫接受条件”为蛛丝马迹不无可疑。一九五○年八月我坚持返国，有人说：“在苏联统治下的中国，生活不是好过的！”我未承认，也未否认。我暗中提高警惕。
+
+　　以上说明了我的亲美思想在当时刚刚有些动摇。崇美心理未改，恐苏心理未变。我那时的转变，不是因为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更明确的理解，也非由於看到新民主主义中国的真实优越性。我那“以夷制夷”的想法不仅是幼稚和糊涂，简直是要倒向帝国主义，放弃革命斗争。我恨美恨之不深，仇美也仇之不切。不但不深不切，简直仇恨得不中肯綮，不得要领。这都说明我那时的转机缺乏正确的基础。我是原封未动的小资产阶级，我并未站在人民的立场，因而无从由正确的观点分析敌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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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靠拢人民涌现出现亲苏仇美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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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战事爆发，我适在纽约。抗美援朝开始，我适在北京。这是考验我对敌友认识的机会，我被考验倒了。我受美国欺蒙，误信苏联先唆使北朝鲜打南朝鲜，美国不得不还手。我以为中国抗美援朝是多事，不如关门和平建设。我想中国抵不过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我那亲美思想又现原形，潜藏着的恐美思想也暴露了。我口喊抗美、仇美、鄙美；但内心抗不起来，仇不起来，鄙不起来。不过我不甘心掉队，时代带着我走，我也亦步亦趋的跟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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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来参加学校工作，学习政治理论，留心日进千里的国家建设事业，注意朝鲜战事的发展和志愿军的事迹，看明美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果真无办法无出路，尤其我参加土地改革看到农民的翻身力量，……我才慢慢觉悟起来。我理解到新中国和旧中国的本质羞异。过去以为人民政府与“国民政府”不过一字之差，事实体验告诉我人民政府真是人民的政权机构，与挂羊头卖狗肉的“国民政府”之不能代表人民者绝无相同之处。我就物价、生产、交通、警察、教育、工商业、土地改革、水利等任何角落看，都不能不由衷地喜爱政府。它的确在认真地为人民服务。人民对政治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更使我感动。旧中国民智未开，我曾杞忧何时方能普及教育把人民唤起。如今摆在目前的事实使我知道新中国人民的品质远过我那憧憬的理想。工农响应号召增产；志愿军踊跃报名杀敌；学生热诚参加军干校；人民自动捉特务，敌我界限严明地子不容其父，妻不容其夫；……我由这些充分相信了新中国光辉灿烂的前途。我在思想意识和感情上也慢慢起了变化，我理解、同情并且一步步的走入人民的阵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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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我深悔自己冤枉了四十年的时光，没有知人（敌与友）之明。我回忆在敌国住了三四年，而且把整个精神曾麻痹到那般地步，我痛定思痛，毛骨悚然。我由人民立场观点来回味美帝国主义的过去、现在、未来，我觉它无一是处。它那“门户开放”政策是想分饮中国一杯羹；如今侵占台湾不是把它那狰狞面目暴露了么？它射击安东同胞以及助蒋轰炸上海，也充分表明它“援华抗日”的虚伪性。由於美特案件之层出迭起，由於它以慈善为名而虐杀中国儿童的事实，由於它在华设校愚民的伎俩，我澈底认清美帝国主义居心的险狠和手段的凶恶。我只有仇和恨，而且我太仇恨它了。
+
+　　抗美援朝的胜利教育了我，新中国的本质也教育了我。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增加了我的勇气、信心和自豪。我由新中��的优越性，对照出美帝国主义政治社会的腐朽和衰败。把切实替人民增进福利的人民政府比那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美帝国主义政府，把援助朝鲜人民翻身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国际主义精神比那愚弄西欧和日本人民当炮灰的美帝国主义精神，把中国社会主义型的生产建设比那无政府生产状态追求利润造成失业现象的美国资本主义生产，显然是一个必然进步上升，一个必然衰朽死亡。我深觉过去盲目崇美是可耻的糊涂。
+
+　　我去岁回国，学习了刘少奇同志的“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我知道过去反对一边倒而企图走“铁托路线”，真是荒谬绝伦。我知道和帝国主义合作友好而想建设社会主义型的国家，就是向帝国主义投降作俘虏。革命要反帝，而我曾想以美制苏，这还不是极端错误的思想么？美帝国主义是世界和平人民的死敌，我不能对它再存丝毫幻想，只有坚决的打倒它。我如今有似大梦初醒，我真愧汗沾衣！
+
+　　我体会仇美和亲苏原是一件东西的两方面。我恨了美帝国主义，不自觉地便认识苏联的可爱、可敬、可崇。新中国的建设，无论在国内国际，都不能不有强大苏联的援助。事实上，苏联革命建国的经验在毫无保留地教导我们，苏联专家在忘我地帮助我们。苏联在国际上无条件的声援我们。我深愧过去和反动派统治者站在同一立场，把它的敌人当成自己的敌人。
+
+　　由於敌友划分的检讨，我理解到如何辨别敌友是思想认识问题，而追根究底还是立场、观点问题。我那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把我引错了路，才铸成天大的遗憾。如今我慢慢走向人民阵营，我以人民眼光评判敌友，我的意识才有些清醒。我寻思自己过去走了几十年的弯路，我有不胜伤痛之感。我惟有及时加紧政治学习，使自己彻底清醒起来，改造过来。
+
+　　（原载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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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光潜：从参观西北土地改革认识新中国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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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教授　朱光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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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来我的活动只限于学校的窄狭圈子，把自己养成一个“井底蛙”。这次参加了西北土地改革参观团，有将近一个月的工夫，在乡村里和干部与农民生活在一起，亲眼看到土地改革这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算是从井底跳出，看见一次大世面。我的观感很多，现在只选择我认为对我是最重要的一点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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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参观土地改革使我认识了新中国的伟大，因而对她的光明的前途起了极坚定的信心。从解放以来，我虽然从书报上学习得人民政府的一些政纲政策和实施的情形，约略知道中国确已翻身站起来了；但是我还没有机会，能直接看到某一级干部进行某一部门工作的内部真相，所以我对于新中国的认识究竟是片面的，肤浅的，模糊的。这次参观西北土地改革，我第一次有了机会，接触到人民政府从中央以至乡村的各级干部，亲眼看到他们怎样进行土地改革这件大工作，我的模糊的认识于是具体化了，明确化了，从前听到的一些名词如“民主专政”，“群众路线”，“阶级立场”，“统一战线”之类，也有丰富的内容了。
+
+　　我们参加了长安第一期土地改革工作总结会议，有一星期之久，和700余位县区乡村各级工作干部生活在一起，听了六次总结报告，参加了干部小组讨论；会议结束之后，我们随工作组干部到了终南山脚的东大村，和他们都住在农民家里，始而参观，终于参加了他们的分组访问，了解情况，整顿村干部，扩大村农会，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地主，以及初步划定成份的工作。和这些上中下各级干部有较紧密的接触之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想到“上级好，中级少，下级糟”两句流行语是句谎语，上级固然好，中级并不见得少，下级也还是好。他们都上下一贯地以谦虚谨慎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缜密周详的计划，来贯彻正大明确的政策。我们接触较多的是下级干部，他们说话的沉着，办事的老练，生活的刻苦，以及作风的民主，处处都叫我们这批教授不但佩服，而且惭愧。我从此看出，我们的中国现在已经有了古代政治思想家所认为治国的两大法宝：“治法”和“治人”，整个国家机构已成为全面与局部息息相通的有机体，其中每个细胞都充满着活力。这种情形不但在中国史无前例，就是英美法各资木主义国家也都还差得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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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部以外，我们接触最多的是农民。这和我在三十年前所熟识的农民在品格和生活习惯上虽然还大体相似——他们还是那样勤俭朴实，刻苦耐劳——可是在阶级觉悟上和政治训练上，却已迥然不同了。从前的农民久受统治阶级的压迫和麻醉，甚至把牛马生活全委诸天命；现在的农民认识了自己是劳动生产者，是新中国的主人翁，不肯再让剥削者骑在自己的头上了。从前的农民是一盘散沙，视国家大事为统治阶级的专利品，不愿过问也不敢过问；现在的农民已成为有组织的群众，明白政治就是自己的事，对于开会，发言，选举，检讨，批评等等都能做得很熟练。他们有自己选举的乡村政府，有自己组织的民兵队伍，有自己办的夜校和识字班，有自己商议定的生产计划，使观察者深切地感觉到：在今日中国，一个乡甚至于一个村，就是一种小型的国家，凡是整个国家机构的功能，一个乡村也在具体而微地行使着。土地改革使农民翻了身，这“翻身”的意义在政治方面比在经济方面还更为重要。农民占中国人口80％左右，他们在大体上已经树立民主政治的基础，民主政治在中国可以说已“生了根”。以全国约5万万人口计算，他们至少占3万万以上，这3万万以上的人口都逐渐成为“治人”了，试想一想这个力量是多么伟大！
+
+　　上文说到“治法”问题，这一点特别重要，值得再说详细一点。正如土地改革之后，一个乡甚至一个村都具体而微地反映整个国家机构和它的功能，土地改革这一件事本身也可以反映人民政府在全国各部门的一切措施和所遵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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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们首先看见走群众路线那个基本的民主原则。土地改革第一步工作就是发动群众，藉整顿乡村干部来建立群众对于乡村政权的信任，藉说理诉苦来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藉扩大农会来团结群众的力量。到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就信赖群众的力量，去打倒恶霸地主的封建势力，进行征收没收和分配，加强乡村政权，推行生产计划。土地改革工作成效的好坏通常与群众发动的���度成正比例，群众发动不够的土地改革工作没有不失败的。群众发动不够的地方，土地改革工作大半由三数工作组干部以包办代替和强迫命令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办法不但易犯主观错误，不洽舆情，而且没有养成群众的自治力与自卫力，工作组干部走开后，一切就要回到土地改革前的状况。这种情形各地都在尽力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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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们看见无产阶级的领导。群众需要发动，而发动群众的正是工作组干部。在发动之中与已发动之后，工作组干部常须处在舵手的地位。他们的功用是很微妙的，一方面要信赖群众，一方面又不能做群众的尾巴；一方面要严防包办代替和强迫命令，一方面又要严防放弃领导，以致放任自流。要掌握这种微妙的分寸，做得恰如其分，不多不少，这是工作组干部的难课题，也是他们的能力与修养的考验。领导不能不放松，因为农民在本质上难免有些弱点，如保守，自私，短见，宗派主义，报复主义之类。土地改革工作如果完全交给农民自己，就会发生许多偏差。最显而易见的是斗争场合中群众情绪的激昂，假如没有工作组干部坚稳地掌握住“不乱打，不乱杀”的政策，乱打乱杀就一定难免。长安县东大村的干部曾三翻四覆地拿这政策来教育群众，可是到了斗争恶霸地主时，农民有时还情不自禁地打地主耳光，并且坚持要把他当场枪决，否则就不肯散会，经过干部一小时以上的说服，才把他送交人民法庭。即此一端可见领导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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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们看见统一战线与人民民主专政。地主阶级挟数千年来所逐渐巩固起来的统治地位，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骑在农民的头上，势力是非常根深蒂固的。土地改革的基本队伍是贫雇农，而贫雇农久受剥削和压迫，大半都已压得伸不起腰来，如果单靠他们的力量，来和恶霸地主作斗争，决不能操必胜之权。所以土地改革工作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甚至对走地主路线的狗腿子施以分化，教育和争取，形成一个强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对地主阶级有压倒的优势，然后才能保障斗争的胜利。领导土地改革的机构为农会，对统一战线以内的农民施行民主，有如上文所叙述的，对恶霸地主则施行专政，镇压他们的反动，一直到他们经过劳动改造，归化到劳动阶级为止。举例来说，长安县东大村原任农会主任贪污枉法，欺压群众，调解委员吸贩毒品，都有真凭实据。工作组干部领导群众，对他们处处存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只加以检讨教育，那位主任撤职，保证改过自新，那位委员暂时洗刷出农会，立约严行劳动改造，群众虽然要求远较严厉的惩处，终于接受工作组干部的说服，因为两人都是贫农，是“自家人”，应归于团结改造的一类。至于对待那村中的恶霸地主，却丝毫不留情面，干部向他们说话时都声色俱厉，不像向农民说话那样和蔼，经过说理斗争之后，就马上把他们送交人民法庭先依法惩办，在这里我们很生动地见出敌我分明的阶级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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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们看见共产党的工作制度。土地改革的领导和执行有一套完整的系统机构，由中央人民政府的土地改革主管机关，经行政区，省，县各级土地改革委员会到省，县，区，乡，村各级农会，层层衔接，地方的意见和经验逐层传达到中央，成为制定政策与法令的根据；中央的政策和法令逐层传到地方，成为工作的根据，一切都依照民主集中的大原则，丝毫没有壅蔽或脱节的现象。其次，就每一件工作来说，在施行之前，都经过干部的仔细考虑和讨论，群众中的长久成熟酝酿的方法次第的缜密安排，有计划，有层次，又能根据现实情况，临时随机应变，一切都求水到渠成，不拖延，也不急躁。施行之后，干部必马上集会检讨，看那里是成功，那里是失败，作为下一阶段工作的经验教训。例如东大村检讨农会主任，事先经过全面的分途访问，力求材料的正确，五六次的干部会议，讨论检讨的方法和程序，两三次的群众酝酿，扫除顾虑和准备说理，一切成熟了，复由工作组干部和那位主任本人作一两次的长谈，尽量启发他，教育他，使他明白自己的错误，诚心接受检讨，然后才开群众大会作正式检讨。尽管布置这样周密，临时由于对群众的启发教育还不够，小偏差仍然不免。会后干部又集会仔细检讨这次检讨会的经验，在场的上级干部又给了一些批评和指示。从此可知，干部中并非绝对没有较坏的分子，他们的工作也并非绝对没有偏差，但是由于有批评检讨的制度，坏分子可以教育改造，偏差可以随时纠正，不至影响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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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们看见共产党对于政治上每一项措施，每一工作中的每一细节，都要求它对于群众有教育的效果。就拿上述东大村检讨农会主任为例来说，这次检讨是一系列的政治课。它对于全村农民是教育，农民因此明白了要斗争地主，必先整顿自己的队伍；明白了政权是自己建立的，不称职的干部可以由自己给以批评或用选举方式撤换；明白了本阶级的人不应推到本阶级以外，受敌人利用，应该加以团结改造。它不仅对于那位犯错误的农会主任是教育，使其他干部也因此明白了过去的某些错误，过去的保甲作风在现时已行不通；明白了群众的力量伟大，不依靠群众就准要失败；明白了同阶级的友爱团结，只要他改过自新，他是农民，就还可以站在农民的队伍里。最后，它对于工作组干部自己也是教育，他们因此明白了检讨会中还出了一些小偏差，由于事先还没有能充分掌握实在情况，群众还没有完全发动，布置还没有十分周密，下次做这一类工作，就要更谨慎些。这只是一端，其实在土地改革工作中我们随时随地都见出教育的用意。我们学校中人一向只知道读书听讲是教育，从土地改革中我们见到一切实际工作都是教育，而且比学校教育来得更切实，更有效验。就这一点认识来说，土地改革也教育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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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土地改革工作中所见到的不仅上述几点，它们只是几点比较重要的。它们说明了什么呢？它们说明了从人民政府成立以来，中国已走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康庄大道。如土地改革所例证的，人民政府的一切措施都依据一套有放皆准的原则和切合实际的政策，都通过一个首尾呼应，上下一气的系统组织，都按照一套有条理有步骤的计划，都要求发生提高人民幸福的效果，同时，也都有一批训练有素，能掌握政策的干部来领导施行。中央如此，地方也如此；土地改革如此，其它工作也如此。这就是所谓有“治法”，有“治人”。那是一个健全国家的情况，彷佛像一个身强力壮的青年，有一股蓬蓬勃勃的生气周流贯注到全体中每一个肢节。
+
+　　像这样健全的国家是会能战胜一切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而稳步去完成她的伟大使命的，像这样伟大的国家是值得我们每人热忱爱戴而加以保卫的。从参观土地改革以后，我不但在理解上有这种认识，而且在情感上也有这种体会。我认为这是我这次参观土地改革的最大收获。
+
+　　来源：1951年3月27日《人民日报》。转载于《我们参观土地改革以后》，五十年代出版社，1951年6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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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鹤琴：我对“活教育”的再检讨
+
+　　<陈鹤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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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没有认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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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9月间我在北京曾对“活教育”作了初步检讨，7个多月来，我除了不断地作自我检讨以外，还很诚恳地虚心地向新教育先进同志们请求批评和指示，得到很多帮助，尤其是柳湜同志提醒了我，要从过去实际活动中去检查思想根源和思想影响。我曾照着他的指示切切实实地做了些检查工作，并曾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出席过11次座谈会，每次都作了自我检讨。这种自我检查和别人的批评，在我的思想上曾引起了一系列的激烈斗争，在情绪上也激起了一些波动、痛苦和兴奋。从波动、痛苦转变到兴奋，标志着我的思想斗争的胜利。因而深深地体会到我过去的教育思想是反动的，教育活动是错误的，我开始认识自己。但这些认识是不够的，还有待于同志们的继续批评和我的自我检查。
+
+　　过去我总以为认识了自己，并且教育学生也从“认识自己”开始。记得我曾在江西幼师的大礼堂上还题了“认识自己”四个大字，教导他们要了解人体生理机构之各种系统和它们的作用，要尽量保护他们，使它们获得正常的发育以抵抗疾病、防御疾病、增进健康。同时也要了解一个人如何透过感觉与实际经验来获得知识。还和他们讲解格言。每天一句，要他们效法古圣先贤，并且日行一善。从小学到师范，都曾这样做过。这些都是仅仅从生理和心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心理学观点）上来了解人，而没有从社会、经济、政治以及人的阶级性来认识人，完全是机械的看法，也是唯心的超政治超阶级的看法。我没有了解教育是政治经济的上层建筑物，更没有了解人是在社会里必须受社会环境影响的，人的思想是由他的阶级来决定的，办教育的人，如果没有政治立场，没有阶级观点，便必然地会受反动统治者利用，为反动统治者帮闲服务。因此我过去的所谓“认识人”“认识自己”，实际上没有认识人，也没有认识自己。这就是我造成错误的根源之一。
+
+## 二、买办阶级思想的表现
+
+　　我虽出生在破落地主家庭里，由于亲戚资助，个人“奋斗”，使我由小学而中学、大学以至留学，回国后专门从事教育工作。因此，我一向自认为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其实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与统治阶级的政治主张也有一定的距离的。我呢？从来只是抱着“教育万能”的错误观念，并且听任反动派利用我，我却忠心耿耿地为他们在粪堆上插花。怎能算是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呢？可是，当我在上海出席“活教育”的座谈会时，有位同志说我是买办阶级，我当时觉得很难受。我自以为没有替帝国主义者服务，怎能算是买办阶级。仔细检查，发现我过去是一个彻头彻尾地崇美亲美的人。因为我一生所受的教育。国内国外先后14年，全部是美帝文化侵略的毒素教育，不自觉地中毒甚深，因而处处表现着浓厚的买办思想，这里略举几个例：
+
+　　1.我的7个孩子除了第一个一鸣以外，每个都取了英文名字。
+
+　　2.所有生活方式完全是美国化的，自己的服装和儿童的服装也全般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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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幼稚教育乃至儿童教育中所引用的教材多半抄袭自美国。
+
+　　4.工部局小学里注重英语，小学四年级便开始教英语了。
+
+　　5.鼓励幼专学生读英文，希望他们到美国去读书。
+
+　　6.自己3个小孩都送到美国去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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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把杜威的个人自由主义、狭隘的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翻版为“活教育”。
+
+　　此外，我还在“我的半生”一书里，把美国描写成“人间天堂”，简直在诱惑青年群众，不自觉地替美帝国主义服了务。
+
+　　这些以美国人的思想为思想，以美国人的生活为生活，完全是买办阶级思想的表现。抗美援朝运动以来，我们要从心理上消灭崇美亲美的错误观点，进而树立鄙美、蔑美、仇美的正确思想。我虽然这样宣传过也教育过人家，彻底说来自己表现得还不够。今后必须彻底地把崇美、亲美的根挖掉，把买办思想扫除掉，才能有助于抗美援朝，也才能真正地为新民主主义教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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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人英雄主义作怪
+
+　　这里，我要进一步检查我从搞儿童教育以至为帝国主义反动政府服务的思想发展过程。记得当年出国留学时，我原想学医的，中途改变为学教育，就谈学教育吧，当时也没有什么重点。等到回国以后，看看人家当教育部司长，教育厅厅长，或是到大学里当教授，而教授之中，却多数是研究高等教育、中等教育，或是师范教育之类，很少研究儿童教育的，而研究幼稚教育的更是绝无仅有。我于是想：人家不肯做的，不屑做的，或者是不敢做的，我偏要来试试看；我能干，便可以出人头地。因此研究起儿童心理来，办起幼稚园来。这倒不是说儿童教育、幼稚教育不应该由我来研究，不应该由我来办，而是说明当时心理上隐藏着一种封建残余——“个人英雄主义”在作怪，我为“个人英雄主义”所驱使，要在幼稚教育园地上开辟我个人的道路，想做“幼稚教育专家”，而这种专家是美国杜威思想指导下的专家。办幼稚教育的物质条件和专家的地位名誉等等，很多地方都仰赖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这就是买办阶级思想结合着个人英雄主义，就推着我投向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的“地位”“名誉”等等网罗，经过30年的“奋斗”为他们服务。当我听到战犯熊式辉称我为圣人（按当时熊说中国有4个圣人：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和我），以及其他的人称我为“中国的福禄培尔”“中国的裴斯泰洛齐”就很高兴，更加死心塌地的蛮干，今天想来，惭愧无已。由于“个人英雄主义”在作怪，可以了解我下面的一系列教育活动：
+
+　　我为什么创办“中华儿童教育社”？“中国幼稚教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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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创办第一个公立幼稚师范？第一个国立幼稚师范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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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主编“幼稚教育”“儿童教育”“小学教师”“活教育”以及现在继续出版的“新儿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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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在中国第一个编“幼稚生工作簿”？和独树一帜特出新裁的编“儿童国语读本”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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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不顾一切地干“华人教育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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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我已初步批判了我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并且也列举了许多事实证明我“个人英雄主义思想”相当浓厚。可是在过去我还以为自己有一种“无我”思想呢。以为我一切为了儿童，一切为了教育，并不是为了我自己。其实这种“无我”思想实质上就是好名思想。
+
+　　这种错误思想的来源，是因为我从小受了封建教育的深刻影响的缘故。老庄哲学中有句话说：“名不自随而随之。”我以为这句话是很对的。一个人不必自己汲汲乎去求名，而名却自会来的。同时我又非常服膺圣经上另一句话：耶稣说：“你要失掉自己，才能得着自己；如果你要得到自己，反而要失掉自己。”我常常把这些话记在心上，因此对我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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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不断的学习，我才知道这种思想实在是错误的，而且也是有害的。因为老庄和耶稣那种说法，只是手段问题，目的上还是有“我”的。而且比较普通人的所谓“我”，更深了一层，获得名誉的方法也更巧妙了一点，我曾有意识地照着这种说法去做，实际上还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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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我个人英雄主义好名思想的根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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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的“个人英雄主义”作怪，所以对于自己提倡的“活教育”有很多夸大宣传的地方。不仅所倡“理论”没有立场、没有观点，而且“理论”只是“理论”，实际上没有做到什么。即使在幼师和幼师附小、女师附小等处也是有一段时间盲目地无计划地实施了一部分，而况这些实施和自己提出的原则方法也有相当距离，效果自更谈不上了。但由于“个人英雄主义”，所以过去一直到这次“初步检讨”以前，不肯批评，不肯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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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说来我的“个人英雄主义”结合着买办阶级思想，是在我一生教育活动中起了一种主导思想作用。今天我应当诚恳地坚决地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与这个“个人英雄主义”——封建残余思想作坚决的斗争。
+
+## 四、错误的根本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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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所谈到我的“买办阶级思想”“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同时也就表现出我的民族立场相当差，人民立场更缺乏，根本谈不到“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因之，造成了许多错误；最重大的，我自以为一生办儿童教育，是“爱儿童”，而实际效果却是害了儿童。这话怎样讲呢？这里先谈一谈我所谓“爱儿童”的情况：
+
+　　“我是喜欢儿童的，儿童也是喜欢我的，我还是学教育回去教他们的好”。这是38年前我在赴美游学途中经过几天几夜自我分析和思索以后的结论。
+
+　　我为什么爱儿童呢？这里有3个重要因素：
+
+　　第一个因素是封建家庭的影响。母亲爱我很深，我因此也爱自己的小孩，同时也爱别人家的小孩子。
+
+　　第二个因素是宗教的影响。耶稣爱儿童，耶稣认识儿童。他对世人说：“你们要进天国，必须重生像儿童一样。”我在教会中学读书时代便信教了，这种宗教信仰，巩固了我对于儿童的爱心。
+
+　　第三个因素是研究儿童心理的影响。我从留学美国回来，便开始研究儿童心理，认识到儿童之天真可爱，聪慧可教，越研究越感兴趣，也越爱儿童。
+
+　　因此我从回国以来一连串的教育活动都是有关儿童的。
+
+　　但是我的主观愿望想“爱儿童”，而客观实践却并不尽然，甚至得到相反的结果。重要的关键是爱儿童如何爱法？要培养成什么样的儿童？根据什么立场来教养儿童？这些基本问题、政治立场、阶级观点，我从没有考虑过。仅仅着眼于儿童的本位和兴趣，忽略了社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并且从教育内容和“我的半生”等儿童读物中散布亲美恐美的毒素，非但没有引导儿童走上革命的道路，反而削弱了麻痹了他们的革命意识，鼓励儿童做顺民，便是阻滞了革命，为反动统治服了务。
+
+　　不是吗？在鼓楼幼稚园初创时。收的学生大部分是教育界的子女；后来为了经费的关系，学费收得相当贵，无形中限制了劳苦大众子女的入学机会，而便利了官僚子女；尤其在日本投降后，官僚子弟特别多。这不是为反动派服务吗？
+
+　　不是吗？当年当上海工部局华人教育处长时，办了几个工部局小学；虽然除了西区小学有一大半是资产阶级的学生外，其余或多或少也收一些工人子弟、小贩子弟、小商人子弟；但关键并不在此，主要的我们在实施教育上却多所顾虑，接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条件：课程中不能引起种族仇恨，要中立，不能仇外。就这样，剥夺了神圣的爱国主义教育权利，十足推行了殖民地教育，实施顺民教育，曾记得为了小学唱国歌、升国旗，还办了很大的交涉。今天想来，这种“爱儿童”的教育不是变成了害儿童害祖国的教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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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吗？在“活教育”口号叫出以后，竟大胆地提出5个教学目标：健全的身体、创造的能力、合作的态度、世界的知识、服务的精神。并提出要爱国家、爱人类、爱真理。非但内容不具体，而且毫无立场。试问爱国家，不是爱反动派统治的国家吗？爱人类不是敌我不分吗？爱真理也没有明确地指出究竟什么是真理。要合作，和谁合作呢？真的要爱儿童，要爱成千成万大多数的儿童。真正的正确的儿童教育，是要建立在新政治新经济的基础上面的。在反动统治的经济制度之下，广大的儿童群众，是得不到教育的。我根本没有了解这一点，而仅仅照顾到几十个几百个少数的儿童，而且这少数的儿童，也没有领导他们走向正确的道路。今天我才认识到一生办教育，不问政治，毫没有用处，反而走入了歧途。所谓“爱儿童”实在是害了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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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还有几件事我必须进一步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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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到工部局办“华人教育”，想到大连去接办大连教育，甚至派学生去办美龄小学。当时“为什么人办教育”？站在什么立场？“如何来办教育”？教育的目的和内容是什么？“对国家人民有什么影响”？教育应该起些什么作用？这一切都没有仔细地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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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解放前币值跌落，反动政府对教育无法维持，各学校经济艰窘异常，岌岌不可终日，教师在饥饿线上挣扎着。那时我还帮助反动政府提倡“尊师运动”，发动各界募捐、演戏、义卖、办理舞会、画展、音乐演奏等，运用各种方式来筹款维持。表面上好像维持了教育，本质上是替反动政权撑腰，使他们苟延残喘，麻痹了教师的革命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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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抗战初期，办理难民教育，以及胜利后协助学生办理大场托儿所等，我自以为是我领导的，曾以此自豪过。其实这一切活动都是由党领导的。由于我为反动政府所信任，掩护了一部分地下工作同志。当时我却不知道我是起了掩护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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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我对我几个儿女的教养，确实花了不少的心血。他们都参加了组织，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解放前，我自以为是我的家庭教育的成功，今天我从他们的口中才知道这都是党的教育、党的领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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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更荒谬的是，解放前学生要游行，我却阻止他们去，反动派要我开黑名单，我竟然开了3个人，其中两个人是已经离校的，一个是男生。这个留下的男生虽然没有被害，但这种举动是违反革命的，是一种严重的错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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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说明我没有站稳民族立场，也没有站住人民立场，更谈不到无产阶级立场和历史唯物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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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后如何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运用唯物的观点，掌握辩证的思想方法来工作，唯有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好好地为人民服务，来弥补我过去那样大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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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我在再度检讨中的几点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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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现在我在思想上的初步认识只能说自己刚刚才认识到，或者可说是刚刚接触到真理，也可以说这是我思想改造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要求得更大的进步和彻底的改造还需要继续不断的作更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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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次检讨过程中，毛主席的“实践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刘少奇同志的“人的阶级性”四篇文字对于我的帮助最大，使我初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检查自己的阶级立场和思想方法；同时也认识到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相互发展和辩证统一的真理，以及应该从效果来检查实践成就，并认识到动机和效果应该是统一的革命理论。同时更使我认识到为谁服务的问题，这才使我完全认识到“活教育”的思想的错误和它的反动的阶级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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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在我再度检讨中，我深深地体会到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实在是长期的激烈的斗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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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两次检讨中，我才知道我的错误思想是有五六十年长久的历史和深远的根源的，譬如我的封建思想是与我的阶级出身分不开的。我的家庭教育、教会教育以及在美国所接受的资本主义的教育，都对我的思想起了很大的影响。在旧社会中，在反动统治下，在帝国主义的租界殖民地统治下干教育工作，环境影响，更起了不小的作用。以上这种种因素，都是造成我错误思想的根源。所以这种种错误思想在我头脑里，可谓根深蒂固，是非常顽强的。要加以改造，绝不是用和平的温情的方法可以根除，非要经过激烈的残酷的思想斗争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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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起初以为自己只是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有的同志指出我有买办资产阶级思想，当时我觉得很难受。因为我自以为民族意识很强，富有正义感，也很“爱国”，怎能说是买办思想？但经检查后，我认识到我为帝国主义办殖民地教育，存在浓厚的崇美思想，又怎能说不是买办资产阶级思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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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以为自己不好名、不好利、素讲谦逊、与人无争，怎能说是个人英雄主义呢？但经过仔细检查后，发觉个人英雄主义还表现得相当浓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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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我检讨过程中深深地体会到旧思想有深长的根源，它具有顽强性，非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给与无情的打击，是不易改造和清除的。我这次的再度检讨也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才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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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我深深地体会到我的思想包袱是非常沉重的；经过了一系列的激烈斗争以后，今天得到了初步胜利，感觉到精神上相当轻松愉快。我相信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以后，一定会更加愉快呢。
+
+　　（三）我体会到思想改造不仅在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还一定要从长期实践中去逐步改进。我的反动的错误思想在上面已说过是有长久历史的，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因此要改造旧思想，打垮旧思想体系也必须是长期的，也必须从实践中去求得的。
+
+　　最后我在这里，要深深地感谢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给了我改造的机会和自新之路。我愿重新做人，一切从头学起，从头做起；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全心全意做一个教育战线上的无名小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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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人民教育”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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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宣传委员会编 《文教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下册），广州：人间书屋，195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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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麟：参加土地改革改变了我的思想——启发了我对辩证唯物论的新理解和对唯心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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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教授　贺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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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到西北去参观土地改革使我有了通过实践和感性认识去了解现实改造自我的良机。我决心藉这机会向参观团的团员学习，向土改干部学习，向农民学习，以帮助我放弃旧包袱，清洗旧思想。我是一个旧哲学的包袱很重的哲学工作者，我带了许多在学习辩证唯物论中搞不通的问题去参观土改，很想在这里面去寻得一些启示。在这次参加长安县土地改革工作期间，所接触的人尽是县级、区级及乡村级干部和农民群众。在听了6、7次4个钟头的大报告和参加了许多大小会议之中，我们听不见马恩列斯的名字被提起，语句被引用。更听不见辩证法唯物论被讲说。（事实上我们只听到某一县委书记在报告中，于顺便举例时曾提到列宁的名字一次。又曾听见一次说到社会发展史，那是因讥笑某民讲从猿到人，脱离群众而提到的。）但我们却处处看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际密切相结土地改革干部向农群众运动中真切地合了，辩证唯物论也有血有肉地在实际向地主阶级作剧烈斗争的体现了。我愿意把我从这方面所得的新启示作一重点的报告，以代替对土地改革本身的观察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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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要提一下西北土地改革参观团的团员们对于“参观”与“参加”问题的两三次热烈辩论，所给我的启示。对这问题，经过反复认真讨论之后，我们的思想都提高了一步。我们一致反对走马观花或袖手旁观式的参观。我们检讨了抱“社会调查”的目的来参观土地改革而忘记了与自己思想改造相结合的客观主义和专家主义的思想。我们纠正了认参观“较自由”，“责任较轻”，“参加工作怕犯错误”的错误思想。一谈到阶级立场，大家更严肃地决不愿以第三者超阶级的立场来静观这场翻天覆地的伟大的革命斗争了。从认识方法上说，我们更紧记着毛主席《实践论》的话：“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所以我们虽以参观的名义出发，却进了一步争取深入参加土地改革的实践。我们与土地改革工作干部一起开会，一起工作。我们曾多次亲入农民家里去访问，在群众前面去登记土地，去听他们悲愤地控诉恶霸地主，去与他们共爱恨。习仲勋副主席在我们回京前的座谈会上赞许我们争取参加土地改革，而不只是参观的态度为“不是站在农民队伍之外去指手画足，而是自愿编在农民队伍之内去冲锋陷阵。”这话我们愧没有做到。不过也就因为我们争取参加实践的这点努力，使得我们似乎多得到一些体会，并觉得更靠拢人民了。尤其令我们体会到“静观世界”，不惟站在外面不能改造世界，就连对世界的认识也会很肤浅、表面、外在。而深入参加实践斗争，不惟对变革现实尽了一分子的努力，而且于变革现实的实践中，除增进了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外，又复改造了自己、提高了自己。这次的新经验使我一方面深切感到我过去多年来脱离实际的书本生活，不知错过了多少伟大的实际斗争的场面，也就错过了在实践斗争中改造世界，认识世界和改造自我的机会。另一方面同时也就帮助我否定了“静观世界”的唯心论观点，而真切认识了辩证唯物论的实践性。实践性包含有劳动人民在生产中在阶级斗争中变革现实的内容，而静观世界反映着剥削阶级不劳而获保守现实的悠闲生活。这又令我明白见到了辩证唯物论的阶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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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放弃站在一旁参观或静观而争取深入参加实践出发，就联系到我过去总认为唯物论只注重看得见摸得着的表面物质现象，而不能深入事物的本质的错误看法。这次我才体认到，我们愈是深入农村，深入群众，深入事物和社会的底层，并深入参加实际的斗争，便愈能了解事物的本质、核心和典型。而唯心论者大都只依据自己主观现成的意见、范畴、教条去看事物，有时只依稀看得事物的表面，有时连事物的表面都看不见，只看见自己主观的意见之投射在外物身上。譬如，他自己不高兴，他就看见月亮在愁，他自己欢喜，他就看见花儿在笑。他的眼睛好像蒙着一层薄膜，带了一副有色眼镜，他所看见的都是经过他主观成见渲染过歪曲过的东西。他的目光那能射到边远的角落，深入里面去照见事物的底细和真面目呢？因此我确见得我们愈能深入，便愈唯物，愈唯物便愈能深入。主观的范畴只能认识现象，不能认识物自身，唯心论哲学家康德自己早已供认不讳。对那有求真知的勇气和实践的毅力，要打破主观的牢笼，直接深入认识事物自身的唯物论者，我岂能再诬枉他们为只见现象不见本质呢？因此我肯定了唯物论是深入的。重点的深入而不钻牛角尖，又能推广到全面；深入底层又能提高到上层；感性的深入又能与理性的提高相结合，就是我所了解的辩证唯物论。深入事物里面，才可以入虎穴，得虎子，把握对象的真面目。深入群众，才可放下小资产阶级的架子，编在农民队伍里，与农民打成一片，才不至于超阶级，才可以向群众渊博的智慧学习。所以深入群众，深入事物，不惟观点是唯物的，而且就立场说，也是站在人民一边，站在无产阶级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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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我对于唯物论还有一个错误的看法，我以为它有些鹜外，只重改造外在世界，改造物质环境，而不重向内用力去求自我改造和思想改造。及我发现马列主义者最注重宣传、教育和学习，把搞通思想改造思想放在重要的地位时，于是我又以为唯物论者一面重改造思想一面又重改造世界，不是自相矛盾就是陷于二元论，或者表面是唯物论而骨子里却是唯心论。因为我总以为只有唯心论才重思想，唯心论者甚至认思想创造世界，认没有思想就没有存在，没有知就没有行，认要改造世界先须改造思想。甚至有许多唯心论者只求改造思想，不愿改造世界。以唯物相号召而又这样注重改造思想，在我过去是无法理解的。在这次土地改革工作中，我才开始认识到唯物论与搞通思想不可分。土地改革工作与启发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建立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可分。在土地改革工作的任何一个阶段中，农民思想未搞通，阶级觉悟未提高，则那阶段的工作便作不好。要推行一件工作，首先要将干部思想搞通。然后才可进一步搞通群众的思想。所以领导方面一再强调：宣传政策，首先要干部在思想上搞通了政策。即以我们在长安县东大村土地改革工作中整顿农会撤换失职的村农会主任一事（详情请参看朱光潜：检讨靖生富文——编者）而论。经过各方面多次调查访问之后，方查出他犯了打人骂人，欺压群众，贪污公粮，讹诈民财，包庇毒贩，走地主路线等过失。工作组经过两次会议后，才决定撤换他农会主任的职务，但仍保留他的农会会籍，以便留在农会中改造教育，戴罪图功。但这却与许多人主张把他赶出农会，甚且把他送法院惩办的过左意见相反。于是经过多种会议，搞通干部思想，搞通积极分子思想，搞通群众思想，同时复经过多人与那失职的农会主任本人两次长谈，搞通他本人的思想，使他自己承认错误，并自愿在群众面前坦白悔过，自请处分。于是撤换农会主任工作方通过群众顺利完成。但同时为处理贩毒的二流子事，因情况未完全掌握，事先准备不充分，干部思想未搞通，群众思想更未搞通，便使得群众不满。幸因工作干部，立即纠正错误，愿从群众公意，方得到圆满了结。足见思想搞通为事办得通，工作做得好，实践得到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步骤。同时又足见搞通思想乃是掌握情况，实事求是，和走群众路线，并不是空说理论。故唯物论乃是注重由反映事实掌握情况以搞通思想，向群众学习，通过群众的智慧来搞通自己的思想或耐心地有步骤有层次地搞通群众的思想，并通过社会的实践与斗争以搞通思想，也就是在改造世界的斗争过程中以改造个人和群众的思想。反之离开事实，离开社会的实践与斗争，离开群众，而只是从书本，从抽象的理论以搞通或改造个人的思想，并过分夸大个人思想的力量，就是唯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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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参加土地改革工作有一重要特点，就是生活有了丰富的情感内容。在农民的草棚内，看见他们饭锅里的清稀粥，炕上破旧的薄被窝，在诉苦会和斗争大会上听他们泣诉受害的惨况，实令人不禁流了不少的热泪，同时加深了对地主阶级的痛恨。在农民大会上听见农民群众自由活跃的发言，和看见他们诉了苦报了仇，打倒了恶霸地主，分了地，翻了身，欢欣鼓舞，积极生产的热情，也使得我们对农民的前途，对新中国的前途，感到无限的欢欣鼓舞。从农民群众对我们热情的欢迎和欢送里，也引起我们热情的回响。在参加土地改革期间，我们真可说是经历过最富于感情内容的精神生活了。但这样的热情的精神生活，如何可以用唯物论来解释呢？马列主义者重热情，重阶级友爱，重爱恨分明，重全心全意工作。且特别重可歌可泣令人兴奋感动的伟大革命斗争和伟大革命文艺作品。这种革命英雄主义的倡导足以使人活泼年青，足以使多年来沉滞不进的社会，朝气蓬勃，激动起来活跃起来。这是很好的气象，这也是令我感动鼓舞的气象。但这些现象何以是唯物的？何以是基于唯物主义出发的？热情，全心全意，爱恨，感动兴奋的情绪不是主观的感情并属于人心的心理状态吗？假如带着这些情感去认识外界，如何能够达到像恩格斯所说“了解自然的本来面目，而不附加以任何外来成分”呢？“全心全意”乃出自耶稣教人用全心全意全力去敬事上帝，富于宗教精神。以持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者何以会采取全心全意的宗教精神而又要向唯心论斗争呢？这些都是我搞不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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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这次参加土地改革的生活里使我对这些问题得到了一些初步的解答。第一，宗教教人全心全意去敬事上帝，去虔诚默祷，而马列主义者乃教人全心全意去工作劳动，去为人民服务。一唯心，一唯物，一封建，为统治阶级服务，一革命，为无产阶级服务。界限昭然。第二，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对被剥削者，轻视践踏，冷酷无情。他们不愿也不许被压迫者表示喜怒，流露真情。他们对被压迫者的真心话，情感的呼声，不闻不问。他们孤立了自己，使得下情不得上达。而剥削阶级自身，常因利益矛盾，互相钩/勾心斗角，彼此间于利害相合时，纵有交际应酬，也无真情相与。而唯心论者亦大都重理智轻感情。理智只有在少数专家学者大知识分子中才得到高度发展，而平民大众虽有潜在的渊博智慧，因缺乏教育机会，理智很难得充分发展。故少数专家学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多以其高度理智骄傲平民，轻视平民，增加收益，替资本家服务。这种类型的人，连客观唯心论者黑格尔都看不惯，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他称这种的人为“理智的动物”并揭穿他们的“骗局”。反之，感情为人人所共有，而且愈低层的工农大众，他们的感情愈真挚纯厚。足见唯心论者之重理智轻感情恰好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思想。“理智动物”与“剥削动物”原是同一阶级的产物。（这才令我恍然明白替英美帝国主义说话，代表马赫主义派唯心论的反动哲学家罗素，何以会一再攻击共产主义为“狂热主义”（Fanaticism）的阶级背景了。）所以，为工农大众服务的辩证唯物论必然要注重被压迫的阶级所共有共鸣的热情和阶级的友爱与仇恨。而且感情属于感性阶段，亦可提高为理性，如正义感。唯心论离感性而谈理性，轻感情而重理智，完全是抽象孤立和片面的看法。而辩证唯物论则由感性、感情，提高到理性、理智，再用理性、理智去为感性、感情服务。而且热情乃是众人情感的交响与共鸣，从群众中来，又回到群众中去，受到群众的理性、智慧、共同利益的节制、纯化，加强与提高。至于反映资产阶级社会的个人浪漫主义，虽也重热情，但这乃仅是个人的癖嗜偏好或私爱，譬如有闻阶级之对于某个女人、某种幻想、某种玩艺，甚或对金钱荣誉，有了高度的热情，甚至愿牺牲他个人的性命去趋赴。但类似这种热情，无论他个人主观上如何热烈，在劳动大众中却引不起交响与共鸣，因为他的热情缺乏群众基础与物质基础，也就不能持久，终至枯竭无趣。唯心的浪漫主义的热情，其下场大致如此。而反之无产阶级的友爱随阶级斗争的展开与提高而不断地愈趋愈普遍愈来愈提高。即因其基础是唯物的，有群众性的，且有辩证发展的。在对恶霸地主的斗争大会上，群众情绪的紧张热烈发展提高转移的过程，就提供了热情之辩证发展的最好的例证。由对地主的共恨，提高为阶级的友爱，为对共产党和对毛主席的热爱。由阶级的友爱与团结更转移到热烈的生产运动和抗美援朝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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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生活方面说，无热情的生活即非真实的生活。那只是虚伪敷衍，无聊鬼混，言不由衷，毫无生命毫无意义的生活。不全心全意的工作即非真实的工作。那是经不起挫折和考验，有心莫肠，无精打采的工作，也绝不会是真实的在实践中产生良好效果的工作。唯物论所要求的是真实性、具体性。而真实具体的生活和工作里必缺少不了生命力洋溢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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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认识方面说，如缺乏情感和有热情的实践斗争，而只是用抽象的理智去看事物，那就只能看见一些孤立的破碎的死东西，再也不能如实地看见在变化发展中的像恩格斯所说的事物的真面目。特别是要认识有关于被压迫阶级的事物和情况，阶级的友爱和同情的了解更是不可少的。我相信每个人学习的经验都可证明一点：即当你学习情绪高时，学习成绩也好，当你学习情绪底落时，学习成绩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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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的目的是在尽量说明何以重爱恨分明，重热情是唯物的，更是辩证唯物的。我并不要想把辩证唯物论者说成是一头脑热烘烘的感情至上主义者。必须感情与理性相结合，个人的热情与群众的共鸣相结合，真挚热烈的感情与明晰冷静的头脑相结合（我们所看见的并且敬佩的几位土地改革干部确是体现了这种对立的结合，）才是我所了解的辩证唯物论对感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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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已拉杂说得很多，现在试总结一下在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中，那些地方改变了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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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由于不安于参观土地改革而争取参加土地改革，使我由比较趋于静观世界的超阶级的想法改变为深入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态度，并争取由变革现实的实践中以认识现实，改造自我，而使自己愈靠拢人民，靠拢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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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从土地改革工作之深入群众，深入底层，深入参加实际斗争里使我改变了从前认唯物论只重视外在现象，不能深入认识事物的本质的错误看法。现在我已亲切体会到惟有辩证唯物论才能深入认识事物的本质，核心和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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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参加土地改革的经验使我否定了离开事实，离开群众，离开实践而改造思想改造自我的唯心论观点、而真切体会到植基在辩证唯物论上面的改造思想与搞通思想的真实意义。
+
+　　第四，由于参加土地改革经历到富于感情内容有爱有恨的生活，使我改变了旧时认重热情重全心全意为唯心为有宗教意味的看法，而亲切了解到什么是阶级友爱，和基于群众之交响与共鸣的热情。这样使我批判了唯心的僧侣主义及近代的理智动物之抹煞情感，并否定了唯心的浪漫主义之放纵个人主观偏狭的情感，而体认到辩证唯物论对情感的正确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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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亦即最主要的，我真切认识到土地改革工作的中心环节是群众路线和阶级斗争。（干部包办代替的作风之所以受检讨，由于不走群众路线，未充分发动群众。和平分地的想法之所以错误，由于没有认识到土改是一场剧烈的阶级斗争。）几令我进一步推想到凡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而产生的伟大运动，如解放战争，如抗美援朝运动，如镇压反革命，基本上都是群众运动，也都是具有阶级斗争的内容。因此这次参加土改工作归来，使我体认到离开群众，什么事也作不好，不走群众路线，什么路也走不通。又体认到除了依靠工农大众，服务工农大众，坚决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坚实可靠的立脚之地。又复体认到群众路线阶级立场与辩证唯物论不可分。因为群众，无产阶级，眼睛最雪亮，掌握事实最多，最接近自然，最能通过劳动和实践改造世界，因此也就最唯物。而且群众开会讨论所表现的智慧，最能由矛盾意见中得出不偏不倚的总结，最合乎辩证法的规律。所以我敢肯定说，只要你不脱离实际，群众路线走得好，阶级斗争作得好，如我在长安农村所见着的土改干部那样，即使口中不提马恩列斯的名字和语句，自能具体体现辩证法唯物论。同时只要辩证法唯物论真正搞通了，就必然会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走群众路线，站稳阶级立场。现在我才弄明白了，何以只有辩证法唯物论才是真正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哲学，何以无产阶级真正觉醒起来，必然会寻找到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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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光明日报》1951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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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毓枬：参观土地改革的一些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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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教授、徐毓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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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随着北京各大学西北区土地改革参观团，到陕西省长安县实地看了一些土地改革工作。虽然前后只有三十五天，可是在这短短时期以内，收获之丰，是在同一长度学习时期内所从来没有过的。我重新进了一次大学。现在把我在此行中最亲切感到的一些体验，简单地写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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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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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根据个人这次参观中所得经验，我可以肯定地向没有实地看见过土地改革工作的人们报告：土地改革工作做得很正确，非常好。过去在都市内有一种流言，说中央人民政府所颁布的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文告，就条文说，可以说是尽善尽美，毫无可以批评之处，不过法令条文是一件事，实际执行又是一件事，言外之意，是说干部执行政策有偏差，对待地主太严。我对这种流言开始怀疑，是在去年年底接到家乡（无锡县）来信的时候，信中提到乡间土地改革情形，某人定为恶霸，某人被拘禁等等。当时看了这信非常痛快，因为以往人人侧目的恶霸，现在在人民政府之下，得到了他们应得的惩罚。可是当时我心中还有一些怀疑：是否因为我乡是苏南土地改革实验区，干部特别挑选得好，所以没有偏差？到陕西长安县参观以后，这种怀疑完全打消了。据我们了解，长安县并不是实验县，只是西北区普通一县。这次我们随着土地改革工作组下乡，住在长安县五星区十一乡东大村，一共住了二十天。这二十天以内的土地改革运动之每一个过程，如了解农民情况，整顿与扩大农会，预审恶霸地主，准备与召开说理斗争大会，初步查实地亩与划定成份等工作，我们都参加了。在这二十天全部过程之中，我们丝毫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一切做得非常光明磊落；干部对政策掌握得很稳，始终遵循和贯彻着政策，看不出有什么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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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部对待地主，也是依照政策办事，毫无过严之处。举两个例：东大村有恶霸地主张志敬、张志明兄弟二人，前者绰号“河西王”后者绰号“穿山甲”，其气焰之盛，手段之狠，从这两个绰号中便可窥见一般。二人狼狈为奸，实行高利盘剥，一担米放款经二年以后本利变为七担半，一百元借款经一个月后本利变为三百元；雇佣长工不仅不付工资，还找出借口把长工私刑吊打，向长工们勒索。二人又曾逼死过人命，私藏有枪枝与其他武器，还曾参预反革命阴谋。在全区二万人以上的说理斗争大会上，受害群众当面吐苦水时，二人还图狡辩。诉苦人怒不可遏，几次三番想伸手打他们兄弟二人，可是还竭力压制着自己，手举而未打。最后有一个受害农民实在忍不住了，伸手打了二人一个耳光。我觉得这一下打得对，打得好，可是干部立即劝阻。当在他们家中起出的枪枝与手榴弹物证俱在，继续追询二人前藏之子弹与轻机枪时，二人还抵赖不承认。这时群众的愤怒情绪达到了最高点，要求把二人立即枪毙。其实即使在当时把二人立即枪毙了，也并不冤枉他们；可是干部们还是耐心地说服群众，最后群众同意把二人交给人民法庭处理。试问这种处理方法，可以说是太严吗？可以说是不公正吗？可以说是乱打乱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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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例，我们曾经访问过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的长安县杜曲区二乡寺坡村一个地主家庭。这家有两进房子，经过土地改革后，前进仍保留自用，后进给缺屋无屋农民。他家的浮财没有动，他的瓶罐瓮坛，因为屋内已经放不下，陈列满了一屋檐。他还分得与贫雇农所得数量相同的一份土地。他的副业——粉房——和副业所用的生产资料，如房屋、磨子、牲口等，都完全不动。试想，像这样对待阶级敌人，还有比此更宽大的吗？事实上，即使在土地改革以后，一个原先地主之生活还是比贫雇农好。因为二者所分得的土地数量差不多，但是地主以往有浮财，一般还有一些副业，或兼营工商业。如果在这种宽大待遇之下，地主还不痛悟以往靠剥削为生之不当，努力从新做人，实在太对不起人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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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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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从土地改革中，我认识了祖国前途之无限光明。这种认识是从两方面得来的：第一、我们所接触到的干部太可令人敬爱了；第二，土地改革挖去了封建之根，切断了帝国主义与农村之联系，土地改革完成经过一段时期以后，旧势力再也不会在中国复辟抬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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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说第一点。这次我们在下乡之前，先在长安县参加了该县土地改革干部总结会议，听过县委们所作六次大报告，每���报告都是立场坚定，内容具体、丰富、生动、细腻，完全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而从来未曾故意提马克思列宁的名字。如果把这种大报告搬到学校作为大课演讲，一定非常成功。这使我们体验到，只有从丰富的具体事实抽象出来的理论，才会生动和细腻，不沦为教条。至于这些报告人之学校文化程度，则只有一人上过高中，其余都只有初中或小学程度。负责领导长安县五星区十一乡土地改革工作的一位副区书，年仅二十五，已有七年革命经验，其办理事情之老练，思虑之周密，立场之坚定，我们这批在大学中教书的都自愧勿如。其他如照扶我们生活的两位统战部同志，保护我们安全的四位保安员，其平常言行，都使我们非常佩服。这些使我们体验到党的教育之伟大。不仅如此，干部们的才略确是一层比一层高明。区级干部已使我们钦佩不已，县级干部又高一层，省级干部更高一层，完全合乎依成绩升迁的这个原则。他们的吃苦耐劳精神更是了不起。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长安县干部会议结束、工作地区派定以后，各干部整装待发时情形。每个干部背上背着很少一些行李，围在一处，听本区负责人作最后一次讲话。其情其景，恰如军队中的一排一连，在接到战斗任务以后，实际作战以前，听排长或连长讲话一样。讲话完毕以后，每个战士都愉快地大踏步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我们相信，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在一个县份内，集中着这么多人才，这么多吃苦耐劳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以这种干部来替国家办事，那会有办不通办不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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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谈第二点。土地改革工作真正挖去了反动势力之根。地主们和帝国主义与封建迷信有密切关系，在这次土地改革参观中看得异常清楚。地主们很留心时事，可是他们留心时事之动机与心情，却完全从他们本阶级利益出发。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之时，有一个地主说，“美国回来了”。试想，地主们称美国侵略为“回来”，盼望美国像盼望自己的父母子女，单凭这句话，就可以看出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如何亲切。一贯道的头目大多是地主或特务，因此这个邪道是彻底反动的，欺骗农民，造谣惑众。据长安县鸣犊区干部反映，一贯道在乡间散布妖言，说什么“共产党的共字可以拆为廿八，表示共产党只有二十八年天下。现在，从共产党成立，已超过二十八年了，所以就要完了。”又说什么“解放军帽徽上写着八一，表示八路军之后，就是一贯道”。我们还看见过长安县缴获的一些一贯道“文件”，里面确有隐射的反革命词句。由此可见，如果地主阶级不消灭，反动道门不肃清，反动势力在农村中就留着一枝根。土地改革正是挖去了反动势力之根。如果土地改革工作不是单纯的和平分地，则在土地改革过程中，群众自会觉悟到自己之所以贫困，并不是由于生来命苦，而是由于受人剥削，所以不再迷信。长安有些农民家里已经开始不供灶王爷，改挂毛主席像。我们所住的东大村附近的崖头村，在土地改革初步发动群众过程之中，就有十四个一贯道分子自首退道。土地改革完成，村政权改选以后，农民政治觉悟提高了，懂得保卫自己的政权，反动势力决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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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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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谈一谈参观土地改革对于我个人的影响。在这三十五天之内，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起了三种变化，第一、初步建立了阶级观点，第二、意识到实践之重要，第三、开始对农民阶级有了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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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中主要只有两个阶级，农民和地主。二者间界线很清楚，阵营很明显，矛盾很尖锐。一个农民当选为农会主任或农会委员之后，如果随便打人，走地主路线，在地主家喝酒吃肉，包庇地主转移财物，他一定被农民群众所唾弃。东大村的靖生富便是这样一个例子。他本来是贫雇农出身，当了村农会主任以后，便忘了本，继承了以往保甲长作风，不替农民办事，反而随便打人，常常在地主家吃喝。甚而包庇地主转移财物，还有包庇贩毒嫌疑，他自己变成了村盖子——一村之霸。工作组到达以后，农民检举他，他还扬言等工作组走了以后，要检举他的人个个西瓜落地。但是农民觉悟程度提高了，在工作组领导之下，农民开了个村农民大会检讨他，先由群众控诉他，再由他自己当众坦白认错，然后革去他农会主任之职，暂时留会察看。这便是背叛阶级分子之下场。工作组干部对待农民和地主，完全是两种态度，两种教育方式。对待农民是和颜悦色、循循善诱地启发和说服，即��对待农民中的败类如靖生富之流，还是苦口婆心地教育，使他悔过自新，带罪图功。对待地主阶级乃是声色俱厉，依法处理，要他向人民低头，决不让他狡辩抵赖。在这种阶级分野非常明显，阶级矛盾非常尖锐之处，你不禁会常常检讨自己，常常自问，你愿意站在那一边？站稳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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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说来，旧社会内在大学中工作的知识分子大概有两种通病。第一是忽视实践。以此行参观土地改革为例，在出发以前，我对此行并不存什么奢望，我以为关于土地改革，只要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刘少奇副主席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以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这三个文件就够了，实地看土地改革，只好像是在懂了一条数学定理以后，再做一两个数字实例而已，不会有什么新奇处。这次实地参观以后，才知道以前看法完全错误。不在土地改革现场，不会知道土地改革自始至终是一系统非常细腻的群众运动；不在土地改革现场，不会深刻体会到，为什么“土地改革是一场系统的激烈的斗争”（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必须完全依照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及其所决定的方针、政策和步骤，有领导地、有计划地、有秩序地去进行”。（同上文）间接知识而缺乏实践，只是不完全的知识。自今而后，我要矫正以往忽视实践之病。第二是缺乏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大概由于住在城里太久了，极少和农民接触，所以无从对农民发生亲切之感。口中虽然亦曾说过农民可爱，其实是一句空话。这次下乡以后，才真知道农民之可爱。我和另一位同仁住在一个农民家里，他家有五口人，只有五亩多地，生活非常艰难，要靠副业生产（进南山砍柴，贩炭，运木材），才能维持一家生计。我们住在他家期间，他非常关心我们的生活。虽然我们被褥带得不少，可是他怕我们着冷，用他存量不多的稻草，替我们烧睡炕；他们自己是不特意喝水的，只在饭前饭后，乘烧饭之便，喝一口水或一碗米汤，可是对待我们，却常常问我们要不要喝水，常常为我们特意费柴煮水；有一次他甚至暂时离开了戏场（看戏在乡下是一件大事，稀有的娱乐机会），回家替我们煮了一壶茶，再回去看戏。这种盛情，使我们领受了非常自愧。当我们离开东大村的时候，农民们出来欢送我们，几次劝阻，还是无效，农民们依依惜别，一直把我们送出了崖头村，看我们坐上了大车，车子转动以后，才慢慢回去。这真使我们感动极了，惭愧极了，我们何功何德，可以领受他们这份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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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农民对我们如此热情呢？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衣着、用具、语言和外表，和农民还有一个距离。我曾在闲唠之中，问过我的房东：“你看我们像个啥样？”，问了几遍他都笑了不答，后来我说“可像个地主？”他说“对了。”虽然如此，农民对我们还是异常热情，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是：正如我的房东所说，我们的外表虽然像个地主，可是行为和地主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是随着工作组下乡的，工作组是为农民服务的，所以农民把我们看作是一家人，像对待远道来的亲戚那样对待我们。这使我们亲切领会，只有把自己编入农民队伍，真心替农民服务，才会获得农民的热情，才会使自己的生活充裕起来。而且只要你自己肯把自己编入农民队伍，不论你的衣着外表如何，农民一定把你当作一家人看待。这点加强了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如何做法呢？俗话说得好，一根稻草压死一只骆驼，一根稻草本身是非常轻微的，可是重量乃是许多稻草累积起来的，如果把稻草一根一根地向骆驼身上堆，最后骆驼总有支持不住的时候。我希望在伟大的建设祖国运动中，在自己的岗位上，尽一根稻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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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1951年4月3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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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RD/3/7/2/000051.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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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特：从参观土地改革中得到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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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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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加深了对封建剥削制度的仇恨，在情感上更靠拢了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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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分子惯常从理性去考虑问题，很少感性的体验，往往容易发生偏差。例如，对于封建剥削制度，在理论上虽也承认必须废除，但也仅仅是一种抽象的理解。尤其是对于地主阶级怎样通过这种制度压迫农民造成滔天罪恶，懂得不够具体，甚至非常模糊，有的事情还会半信半疑。例如，电影《陕北牧歌》中地主吊打雇工的情形，要不是下乡去看看，也许会以为这至多是个别情形，不会是普遍的现象。这次我们有机会到乡下去看看，的确有许多事情是书本上看不到，或者是看到了也看得不够真切、不够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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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听到“江南无封建”的说法，“理由”是：地主有田底，农民有田面。这个说法，我们到乡下一看，就知道是个骗局。其实我们只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农民向地主交租，还是地主向农民交租？这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事实的真相是：田底田面的“分家”，正是江南地主的狡猾、欺骗、和巧取豪夺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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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苏南吴江县溪港乡，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是：农民没有“田面权”的所谓小租田，一般的每亩农民要交给地主租米八斗，有“田面权”的所谓大租田，一般的要交租米五斗。八斗与五斗自然有些区别，但大租田的地税却归农民缴，这样，剥削的分量，也就跟小租田差不多了。农民为什么要拉紧肚皮把节省下来的仅有粮食去买得这份“田面权”呢？主要也就是怕地主抽佃。地主为了利上加利，常常以抽佃恐吓农民，胁迫农民拿他们维持命根子的粮食去买这份并无任何保障的“永佃”的“保险”。事实上，这种“保险”只是地主阶级耍的花枪，地主阶级依仗政治势力，随时随地都可借口收田。普通的情形是：只要碰上灾荒，农民缴不起租米，地主就可以把田抽回；而地主在这一转手间，又可从中取得许多额外的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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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除“正规的”剥削以外，还会巧立名目，剥削之上再加剥削。例如，溪港乡地主宋子瑜在任伪乡长时，说要成立自卫队，向全乡强迫收取枪米二百余石。但他收到枪米后，却全部放在家里，大吃大喝，娶小老婆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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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主阶级之所以敢于横行霸道，主要就是依仗他的政治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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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库乡，单就河南帮的三十户地主说，其中当过国民党自卫队司令的二人，伪保安团长一人，伪区长四人。全乡中，在解放前，有匪首二十三人，伪军官十四人，国民党员十八人，三青团员七十人，以及便衣队、自卫队等。解放后，这些势力并未受到严重的打击，仍然潜伏在基层组织中进行破坏。如整顿组织时，发现村干部中，竟有三青团员二十三人，国民党员一人，地主三人，富农二人，伪军官二人，伪保长五人，伪自卫队十五人，土匪五人，便衣队一人。其中地主马祥森，曾为三青团负责人，解放后任农民协会大组长，曾征粮二千多斤，全部落入自己的腰包。伪军官魏荣奎，在解放后亦任农民协会大组长，以干部名义强奸妇女，放走了伪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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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港乡没有这样突出，但情况还是大同小异。例如，最近枪决的地主唐桂林，曾任伪乡长，自卫团副团长，日本军密探，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军官。解放后逃往上海，又于一九五○年四月潜回溪港，阴谋组织江南反共人民自卫军第五支队特务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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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主、官、匪、敌、伪、特务，六位一体的重重剥削和压迫下，农民们从他们的心底发出这样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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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身上两把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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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税重，利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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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出路有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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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逃、二牢、三上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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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溪港乡，从解放之前的若干年算起，农民因缴不起租米而吃官司的有九十六户，因而坐牢至死的十五名，出卖儿女的二户，被夺佃的八十二户，被迫卖牛五头。其中地主徐子光，曾枪杀或打死农民六人，霸占了两户农民的房子，五百亩湖田，强奸了十一个妇女，其中一人因打胎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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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仅仅是两个乡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的大致而远不完备的情形。面对着这种情形，我已经能够理解，土地改革为什么是一场“系统的激烈的斗争”。农民们面对着他们血海深仇的阶级敌人，在情感上是如何的难于抑制。在过去，我是了解得不够深切，往往也就犯了情感和理智不能一致的毛病。这次参观土地改革，不但使我理性认识得与感性认识相印证，而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感性认识，在情感上我��经加深了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同时也就更靠拢了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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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从听天由命到阶级觉醒，农民的思想跟从前大不相同
+
+　　由于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剥削和压迫，农民的理智和情感，一般都被压缩了。鲁迅《故乡》中的闺土，很能代表解放前农民思想的典型：听天由命，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香炉烛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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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改革对地主阶级是一个大革命，对农民却是绝好的教育。正如农民自己说的：“土地改革，不但使咱们翻了身，也使咱们翻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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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溪港乡，许多农民都不迷信鬼神了。问农民，为什么不信神了。回答是干脆利落：“菩萨和地主是一家，过去地主压迫咱们，菩萨从未帮过咱们的忙，现在咱们翻身了，还要菩萨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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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平望镇到溪港乡的船上，听到溪西乡几个农民妇女唱着自己编的一首歌，这首歌很能说明农民思想情况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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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阿嫂，二阿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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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桩事情不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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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会算，又勤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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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看是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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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错了，你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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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运本是自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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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因租重利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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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土改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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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们从听天由命的思想到今天认识了自己穷苦的根源以后，一般地对地主阶级的仇恨都异常强烈，因此也就敢于公开地揭发地主阶级的罪恶。例如，地主庄培德的雇工俞龙生，在追缴四大财产（指：房屋、余粮、农具、牲畜）的斗争大会上，就公开揭发庄培德不法分散粮食的事实，连日期、数量、分散的地点都说得清清楚楚，使得庄培德老婆（庄本人已于斗争前夕逃跑，仅仅斗争了他的老婆）无法抵赖。事后她对她家人说：“他们全都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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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在斗争地主宋子瑜时，一个老太太把宋子瑜的罪恶，详详细细有条有理地揭发出来，使得在场的许多农民都流下了眼泪。老太太一般都是很怕事的，在这样公开斗争的场合，敢于说出自己心里的话，实在不是容易事。
+
+　　农民经过土地改革教育后，一般地都能团结互让，私有观念跟从前已大不相同。工作干部在讲政策时，只要把“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应该怎样怎样”；或把“天下农民是一家”的思想贯彻下去，农民就可无条件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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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港乡在调整村与村之间的土地时，曾碰到一个大困难：东边地多，西边地少，东西相距十余里，不好调整。只有两个解决办法：要吗是农民搬家，少地的村的农民搬一部分到多地的村去；要吗是重新调整，一个乡要分成两种平均数，东边的村一种平均数，西边的村又一种平均数。当时工作干部为了这事几天几夜放心不下。在农民协会委员会上讨论这问题时，多地的村，首先表示愿意将没收到地主的最好房子和最好土地分给从别村搬来的农民；少地的村干部表示愿意自己首先搬过去，起带头作用，并负责说服农民。一个大困难很快就得到解决。
+
+　　南库乡在分配四大财产时，个别农民表示：“分土地容易，分四大财产可不简单。”“国民党时代分一条鱼都要打架。”但在分配时却有许多生动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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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有一个村，分两头牛，一大一小，一好一坏。照一般的办法，抽签解决。但农民却不这么办。一个农民不声不响地牵着一头小的坏的牛走了留下一头大的好的给别人。许多农民说：“分得好！毛主席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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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村，有牛七头，须分一头给别一村。照我们想法，把自己分剩的一头送给别一村也就很好了。但农民却不这么想，他们挑选出长得最好最大的一头郑重其事地敲锣打鼓送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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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在分配四大财产和土地时，个别农民不满意的地方仍然免不了，但很快就得到农民自己的纠正。例如，南库乡农民代表大会的小组会上，有一农民对分配给他的房子表示不满，马上有一个农民纠正了他的错误，说：“房子长不出庄稼来，生产劳动才能发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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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溪港乡一个分田小组上，个别农民对分配给他的土地表示不满，很快地也得到农民自己的说服：“过去没有田都没有饿死，现在有了田，还嫌什么好坏！”
+
+　　由于农民经过土地改革后有高度的阶级觉悟，一般地对于保卫胜利果实必须抗美援朝都有正确的认识。在同里镇，我们参加了全区的庆祝土地改革胜利大会，农民们敲着锣鼓、扭着秧歌、喜气洋洋地从四面八方的乡村赶来镇上参加，经过一段诉苦后，立刻展开参军热潮，当场报名的就有一百零五名。许多参军的农民都表示，能够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他们最大的光荣。他们说：“国民党抓丁抓不��，参加解放军比考秀才还难！”问他们为什么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的意见是：“地主不会死心，只有台湾解放了，蒋介石打垮了，美帝国主义赶走了，地主才能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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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干部的政策思想和工作作风，同样给了我很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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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分子对于政策经常有两种不正确的看法：一种是抽象地了解政策，不懂得政策所包括的深湛的内容；另一种是喜欢找干部的“偏差”，而不能从干部的立场去体会所谓“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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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我们下去，亲眼看到许多干部执行政策的负责精神和虚心态度，使我们大大地感动。我自己曾经这样地设想：假使自己也做这样的一个干部，会不会在每一细小事情上都坚持政策，而不致于犯错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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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是随手可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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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库乡的农民协会主任张锡生，在分配四大财产时，把地主的两顶帐子连同卧床分给了农民。这件事，很快地得到反应。地主乘机造谣说：南库乡乱得一团糟，连细软都给分了。张锡生感到这件事情不太妙，提到干部会议上讨论。会上决定将两顶帐子还给地主，张同志并在农民代表大会上作了自我检讨，借以引起大家注意和教育其他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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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是政策思想，另方面是群众路线，结合起来，就成为干部工作的整个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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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溪港乡，我们曾经看到这样情形：区级干部侯育义同志以及工作队几个同志，跟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简直如同一家人。工作队半夜三更出去工作，工作在那里，就吃在那里，睡在那里。在溪港乡，侯育义同志成为农民群众快乐的中心，侯同志一到，连三岁的小孩都亲切地叫出他的名字来。在两次农民代表大会的小组讨论时，我们看到侯同志从这一个小组跑到那一个小组，启发群众发言，倾听他们的意见，然后在他总结的时候，总是抓住群众的思想情况，反复说明政策的界线和深度，及时地指出他们可能发生的疏忽。他的简明有力的话，像铁搭一样，紧紧地扎在每个农民的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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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港乡在追缴四大财产时，关于追缴解放前的分散粮食问题上，有些地方考虑得不够细致，当时陪同我们参观的县级干部金佩扬同志是看到了这点的。检查工作时，金同志用启发诱导的方法把问题引导到症结的所在，让干部自己去检查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使自己干部感觉到发现问题的是自己而不是上级。这种艺术使我们每个人都感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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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路线的作风，通过干部在实际工作中的传播，很快地成为农民群众的常识和习惯、溪港乡合兴村一个农民在分田时不肯好田坏田搭搭配配抽出来，小组长说他自私，他却反唇相诘，说：就是你小组长一个人不好。为什么你不让大家来说话呢？——意思是：小组长一个人不好对付这件事，让群众对付不就好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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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向惯于关在房子里做研究工作的我们，不善于根据群众的要求来制定自己的教学计划的我们，面对着这些生动的事实，我们知道如何来修正我们的作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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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1951年4月6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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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RD/3/7/2/000052.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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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王建德自杀事件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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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德系太原市青年团青工部副部长，于一九五零年十二月十五日午后用手枪自杀、并留有“最后的信”，略谓：“一年来个人主义占了上风……迫使我离开共产主义，自己结束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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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德自杀的根本原因，是他极端个人主义的严重发展。由于他不学习，政治不进步，看不见前途、思想落后，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完全丧失了革命意志，当个人的目的不能如愿以偿时，竟走上了叛党自杀的道路。其个人主义的具体表现，最突出的是婚姻问题。自入城以来，婚姻问题占据了他的整个脑子，工作时放不下，休息时也在想，遂致连续失眠，精神不振。他说：“婚姻问题解决不了，工作情绪亦提不起来”。团委会曾多方面帮助他解决这一问题，但他不能正确处理工作与恋爱的关系问题，把恋爱看得比工作还重要，几次恋爱未成功，直至叛党自杀。这是他自杀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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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为功臣思想、地位观念，他自以为是延安出来的老干部，又是工人成份，他的日记中有：“一九四二年在延安印刷工会改选时未当选，曾感到政治没兴趣”。在山西工学工作时，因恋爱破裂及工作上的困难，他亦曾“想自杀逃避困难”。七月到北京团中央参加青工会议时，见到他在延安工作过的同志，有的当了厂长，有的当了支书，唯独自己没出息，认为因为地下工作一段吃了亏。他和市团委机关女同志也说过：“老干部革命十几年，连一个女学生都不爱自己，还算什么光荣！”可看出他的革命，就是为了当什么“长”和找爱人。这种不学习、不进步、只计较个人名誉地位和摆老资格的蜕化分子，早已失去作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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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他对自己的错误，既不展开思想斗争，又不接受同志的帮助。他不同意检讨思想，进行批评，他说：“你们这些意见，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我的情绪确不正常，你们有什么好办法使我转过来呢？我自己是没有办法的！”他的日记上亦写有“自杀是叛党行为，死了也会开除党籍”。但仍要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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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对自己的错误采取了姑息纵容态度，所以明知故犯，公开“叫”“闹”，甚至发展到不可收拾而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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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以上三条，故决定开除其党籍，并通报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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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太原市委的报告中，看到领导上最大缺点，是没有及时将其错误彻底揭发，给予严格的批评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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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建设》1951年4月18日第107期。

CCRD/3/7/2/00005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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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林庄：参观土地改革的两点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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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京大学教授、郑林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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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次参加华东土地改革参观团，到苏南吴江县震泽区去参观土地改革。我亲眼看到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并且还有一部分时间实际参加了工作。所以虽然只有一个月的工夫，收获却很不少。现在先提出两点体会来讨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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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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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一回下乡的最大的收获之一，是对“为人民服务”一点有了更具体的认识。我和许多同行的朋友一样，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旧知识分子，过去都一直在教育界里服务。我们所以能够一贯地坚持住自己的工作岗位，各人的看法不见得都会一样。拿我自己来说，想法是这样的：我觉得教育工作是比较清高的，尤其在过去反动统治的黑暗势力下，通过这一工作，还可以或多或少地为社会服点务。因此经过长期的孕育后，就不知不觉地养成了一种“为社会服务”的观点。所以解放以后，虽然有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们提出“为人民服务”的号召，可是在我的思想上并没有激起多大的变化。因为我觉得人民和社会实是一件东西，过去为社会服务，现在为人民服务，除了说法不一样，对象还不都是一个。可是自从这次到江南去参观了土地改革，直接参加到农民对地主的斗争之后，我深深地明白了过去的看法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十分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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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社会和人民混为一谈是由于没有分清阶级分清敌友。换句话说，就是没有阶级观点。我过去虽然在理论上也曾认识到旧日的社会是个阶级社会，可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让这点认识得到巩固的地位，因而就把两个利益完全对立的阶级统一到一个抽象模糊的概念——社会——里去。这一回下乡，当我参加过几个斗争大会和听到了许多封建事例之后，我的思想才开始转变。在下乡之前，我们全组十个人曾留在区政府里听取区农会主任关于当地情况的报告。他不但是个品质优秀的工作干部，而且也是个极有说服力的宣传教育家。在报告中，他告诉我们区里许多地主的罪恶行为。区政府的办事处是设在一个逃亡地主邱辅卿的家里，他说，这个地主绰号邱要命，原来是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后来娶妻得到二百枚银元，就用来放高利贷和购置田产，以后更用各种不法的手段来欺诈农民，不断强占他们的土地，于是就在四十年之内，由一个不名一文的无赖汉发迹成一个拥有三千多亩田地的大地主。他又领我们去看这个地主在家里私设的牢房，这个牢房在过去是用来关押交不上租米的穷苦农民的，在这里不知害死过多少善良的人民。他还读了一段区农会代表会的总结给我们听。这段总结列举了许多地主的罪案。例如全区农民因交不上租米而被地主拉去坐牢的就有一千八百五十七人，计算因之而丧失劳动力的时间共有五百七十年。又如全区农民为地主迫害致死的一共有一百零五人。全区被地主强行霸占的土地有三千二百二十三亩，房屋有二千二百九十五间。妇女被霸占的也有四十七人。我听完这个报告，心里很自然地起了痛恨地主的情绪。后来又接连着参加了几个斗争地主恶霸的公审大会。在这些会场上，我看到过去受过迫害的苦主们，一个接着一个上台去控诉地主们的罪状。有的地主是自己做地主又兼替别的地主收租的，他从中克扣租米，使农民身受双重剥削。有的地主是兼放高利贷的，农民春天借米一石，秋收后就要还两石。有的地主为敌伪政府拉夫抽丁，屡屡逼死人命。在一次大会上，一个被打跛了脚的农民在台上把拐子横在地主面前，数说他被残害的经过，泣不成声。有一次有姐妹二人在台上放声大哭，控诉她们姊妹八人因地主逼租而被父母卖掉，现在只有她们两人生还。还有一次，有一位老汉跑上台去控诉不到两三句，就晕倒过去。看到这些场面，我的感情更加起了激烈的变化，坚决地向着农民一面倒过去。这时候，我已能分清敌友，晓得为什么农民是该团结的，地主是该打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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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这点阶级观念，我就有了清算过去错误思想的根据。每当一天工作完了，躺在稻草铺上没有入眠之前，我总在追索这种错误思想的根源。正如前文所说，这种错误的造成是由于没有分清阶级分清敌友。所以这样，基本还是由自己所受的教育和出身决定的。我出身于一个游离的小资产阶级，而从过去的教育又承袭了一种改良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乃是脱胎于空想社会主义者那种阶级调和论的。所以在一个改良主义者看来，社会的利益是一致的。我把社会和���民混为一谈，其思想的根源就正在于此。殊不知在一个阶级社会里，对立的阶级的利益既不调和，而且那里也只有统治阶级的利益，而绝对没有被统治阶级的利益。换句话说，过去的社会乃是统治阶级的社会，我们为社会服务，不论动机怎样纯正，结果还是为了统治阶级而服务！今天在思想上仍然保留这种不分敌友的想法，保不住就会让反动的统治阶级钻空子，再受他们的利用。这够多么危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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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这一次的参观，我不但明白了过去的错误，而且更对“人民”这一概念有了深刻明确的认识。我过去不明白为人民服务的真正意义，不只由于在思想上没有好好地建立了阶级观点，也是由于对人民的认识还不够具体。这次在乡下和农民在一起工作生活，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他们的纯朴、善良、热情和自实践中得来的无穷智慧。在分田的时候，我被派到一个叫做姚家浜的村子去和分配小组工作。若按试算出来的平均数计算，这个村子要从别个村子补进四亩多地才够分配。可是在头一天的乡干部会上，这个村子的干部早就拍过胸膛保证自给自足，在村里自想办法，不向别村要地。所以在我去那里之前，着实有些提心吊胆，怕土地不够。可是到了那里，先由分配小组的干部们带头发动，再由他们和农民群众反复商量，由抽出的农户自动地多抽出个一分半分，由补进的农户少补进个一分半分，果然做到了自给自足，而且分完之后，人人都能满意。在这一件工作中，他们充分表现了“大公无私、团结互让”的精神，所以能使人人满意。我们离开乡下的时候，工作只进行到分配土地的阶段，可是已经有些农民在准备争取做劳动模范，好见毛主席。从这些事实，我认识到经过教育和发动起来的农民真是一股了不起的力量。有了他们和工人的联盟，再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不用怕人民的民主政权不能巩固，不用怕帝国主义者再来逞凶，不用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高潮不能来临。换句话说，从农民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国家的光明前途。自然，农民只是人民的一部分，不能用他们来概括全体的人民，可是推而及之，我对新中国的人民却也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它已不再是一种抽象模糊的概念，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气魄有前途的具体人格。对人民有了这样一个具体的认识之后，我在工作中就觉得有无比的力量，才知道如何去工作，才能符合这一对象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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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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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第一点体会。第二点体会是对“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了解。要说明这一点，又得从头搬历史。我所教的功课，有一门是农业经济学。在大学和研究院，我都没有念过这门课，是后来自学出来的。最初接触的材料，多数是国人自编或外人论及我国的著作，特别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诸位先生的撰述为多，所以当我初次讲述这门功课时，虽然由于个人当时对于进步的理论还没有修养，内容当然谈不上是科学的，但是教材却还多少能和国情结合。可是后来教书教得久了，这门功课的内容就越来越“理论”化，也就是越来越空洞了。当时的心情是这样的：以为不讲一些虚玄的理论就不够教授味儿。这种情势，一直发展到一九四七年我由学校休假二次出国时，还是那样，而且只有变本加厉。我那时还抱了个梦想，预备到了美国，把资产阶级当时盛行的学说多多熟悉一下，以便把它们搬到农业经济学上去应用。自然，这条路一直没有走通，因为这些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庸俗学说不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九四九年回国，听到那时华北高等教育会议的指示，说改革课程首先要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才开始明白，晓得以前是走了一大段冤枉路。经过这番启发，我于是又急着满处去找实际资料。在杂志报章上，只要看到一点材料，就赶紧把它抄录下来；在听工作同志的报告时，只要他说出一点情况，就死死地记到笔记本上，生怕它溜掉。在上课的时候，就把它们硬搬出来，以为这样就把课程改好了。这一次经过土地改革的实践后，才又发现，这条路虽然大体不错，但还是不十分恰当的。
+
+　　为什么还不是十分恰当的呢？因为一个没有实践经验的人，任何资料在他都不会有感性的基础，因此即使他掌握了许多资料，这些资料对于他只是一大堆孤立的素材，不容易组织成一套理论。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去年一年的确曾经下过点功夫去搜集一些有关土地改革的资料，可是等到把它们搬到课堂上去讲的时候，就觉得这些材料对于我着实是很陌生的，讲出��也是很生硬的。但是这次从乡下回来，再去翻翻这些资料，就觉得它们几乎跟我亲自从乡下找来的一样熟悉了，跟别人讲起来也觉得有力量有把握了，因为有些资料已由我在实践中证实过了。同时因为对土地改革运动有了些切身的经验，对土地改革的理论也就有更进一步的领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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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前也承认中国的土地分配是极不平均的，也承认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是十分严重的，所以一直都拥护土地改革的政策。不过我拥护土地改革政策的出发点是属于纯经济方面的，认为中国的土地不重新分配一次，地主的剥削不加以消灭，农村经济将无由复兴，农村经济不能恢复，一切经济建设就不会有基础有前途。所以有时会顾虑到，在土地分配不均的现象并不严重而且是人多地少的区域，实行土地改革究竟能有多大好处？这一次我所到的那个乡村，那里的情形就和这种情况相近。全乡的出租土地只占全部使用田亩的百分之三十六弱，每人平均分配的土地，第一平均数是二亩四分八厘，第二平均数是一亩九分四厘。因是我一到乡下就十分注意这个问题，见到农民就问他家里有几口人，会分到多少地，种了够不够养活全家。除了极少数几个因为佃田较多要抽出比较大量的土地的农民略有一些顾虑外，其余的没有一个不给我一个极肯定的答复，而且在他们的心目中好像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那几个心存顾虑的农民，在土地改革过程中经过教育之后，也都说：过去种田虽多，可是每年都要向地主交纳大量的租米，而且弄得不好还得坐牢吃官司，现在种的地虽然少一些，可是地是自己的，只要多下点力气把田种好点，就是交了公粮，也可以生活得好。这告诉我，土地改革并不单纯是一种经济措施，同时它也是一种政治的文化的革命。过去地主凭借占有土地，不但在经济上统治了农民，也在政治上意识上统治了农民。现在把地主的根给挖掉了，农民就从经济、政治、意识等多方面获得解放。他们有了自己的土地，有了自己的政权，就可以建立起主人翁的态度，再加上在意识上再不相信地主阶级散播的那套“穷靠富，富靠天”的鬼话，他们的劳动积极性那能不提高起来呢？所以不论地权是否集中，人地比例是否悬殊，都不会影响土地改革的效验。我现在明白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是一种社会制度，它的势力是漫布于任何一个角落里的，只要把它消灭了，什么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我也明白了，土地改革是普遍的真理，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大道理。这也是我这次参观土地改革的重大收获之一，我已对土地改革的理论由片面的认识扩展到全面的认识。如果不是亲自下乡，从实践中去体会这个问题，怕不会有这样的收获，所以理论的证实也是要和实际结合之后才能得到的。
+
+　　我对“理论与实际结合”还有一点认识，就是认识到，这里所说的实际应该是指着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也就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实际而言的，而且也只有能和这样的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才是正确的理论、科学的理论。我回到学校，有一位同学和我谈起，说他听到一个地主说，在乡下主持土地改革的都是一些地痞流氓。这位同学的思想比较进步，我相信他不会相信这套鬼话，不过是提出来和我讨论讨论罢了。我当时就回答他说，在地主的眼里，那个无地少地的贫雇农不是地痞流氓呢？过去他们交不上高额的租米，他会说他们是地痞。过去他们还不出重利的债务，他会说他们是流氓。地主指使了他们的狗腿子——伪保甲长——去抓壮丁追壮丁粮，只要农民一躲闪，就会叫他们做地痞流氓而平白无故地给拉走了。我想在那个地主说主持土地改革的都是些地痞流氓的时候，他一定认为他所说的是很切合实际的。只是他所说的实际是站在他的立场所看到的实际，并不和我们广大的农民所看到的实际相符合。以此类推，那一个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不说他的理论是从实际里淘炼出来的呢？只不过他观察和认识问题，是离开了人的历史发展的，因此他的理论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因而也就成为不科学的。所以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只管经常不断地有许多新理论出现，可是这些理论至今还不能拯救资本主义社会之日趋于腐朽灭亡。由此可知，理论结合实际亦即等于说理论要符合人民的要求，要符合社会的发展规律，若不然这种理论是站不住的。这一点也可以在土地改革这一工作上得到验证。凡是在乡间看过土地改革的人，最低限度要承认，土地改革政策是为广大的��民所诚心拥护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呢？这里面没有什么奥妙，只是土地改革这一运动是符合了农民的要求的。我们的土地政策乃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践之一。我们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就可以看到毛主席对中国农民问题的天才的认识。他在那里已经抓到了农民问题的症结，已经知道了农民的迫切要求是什么。所以在他的思想指导下拟订的土地政策都能够符合广大农民的利益，所以实行起来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这就是理论应该和实际结合、理论应该和那种实际结合的最现实的说明。我们天天在讲理论和实际结合，天天在根据这个原则来改革课程，如果不能把握住这一点，我们的课程改革工作怕还是会走弯路走错路的。
+
+　　上面所说的，都是个人从实践中得到的体会，对于我自己是有不少的益处的。不过正如这次在旅途中一位高级干部跟我说的，知识分子的改造常常会丢下了一个包袱又背上一个包袱。我今后要对此加以警惕。
+
+　　來源：1951年4月7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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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RD/3/7/2/000054.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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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检举了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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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某团、冯绍谦、述、孙德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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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爷爷叫冯锦修，河北省霸县冯村人，过去是妙峰山佛教龙华会福通盘盘主。敌伪统治时，勾结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冈村宁次和大汉奸王揖唐。胜利后又和国民党的特务头子郝遇林、陈仙州等有了联系。已被枪决的“世界新佛教会”头子王紫泉，跟他也很密切。王紫泉用剥削欺骗的手段骗来的钱买了一大缸大烟膏子，他就一块块的挖来抽，他向道徒们宣传说：“王紫泉是真仙下界，一出门转眼就没影了。”在我们家里，还有冈村宁次给我爷爷写的“善人匾”。他就用迷信来残酷的剥削着霸县的人民。他脑门上长了一个鸡蛋般的大疙疸，自称“老佛爷”，他对被骗入道的道徒说：“这个大疙疸就是福，怎么别人长不上？将来要有大难，跟着我入道的就能活，不入道准死不能赦！”十五年前，他就在霸县吸着人民的血，那时我还小，详细的事情记不太清楚了，有的为了信道倾家荡产，为了给他这个“活佛”交钱就得卖儿卖女。入了他的道门儿就走进了无底的深渊，无边的火坑。而他却慢慢胖了起来，买了房子，买了地。“七七”事变那年，我六岁，乡村人民普遍的要求抗日，他害怕，卖了房地来到天津，勾结着天津的反动会道门的头子。他打发手底下的小头子把从家乡道徒们那里剥削来的钱用自行车带装来，供他挥霍。接着，他开了好几个大买卖发了横财。我小时候，不知道爷爷的双手沾满了血，不知道爷爷是这样的毒辣无耻的人，我花过带血的钞票，我后悔死了……”。
+
+　　他不但害别人，还害死了我母亲……
+
+　　我母亲不信爷爷的佛教，她看清了爷爷干的勾当，爷爷知道了我母亲反对他，说我母亲犯了“家规”，买来鬼子打狗的皮鞭，他瞪着眼，逼我父亲含着眼泪，抽打母亲，听着母亲痛苦的呼叫。
+
+　　母亲在爷爷手里过日子像滚刀山，母亲就这样屈死在我的爷爷——恶棍手里。九年前，我就成了没娘的孩子，这是血债，我不能忘记，我要向他讨还！
+
+　　他想用各种方法来欺骗人民。但我揭穿了他们无耻的诡计，坚决的反抗，和他们对立起来，成了他们的眼中钉。
+
+　　一九四九年我入团时，爷爷阻止我，恫吓我，我没被吓倒。我参军时，他又想施用故伎。但阴谋又被我粉碎了。
+
+　　爷爷又是个造谣的能手，他勾结着王紫泉，替他宣传，他对道徒说：“大道已明”，别“胡信”共产
+
+　　破获“世界新佛教会”反革命组织的消息公布的第二天，我知道了爷爷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坏蛋，我恨他，谁也不能饶恕他，下午两点多钟，我到一区海拉尔道派出所检举他。过了三、四天，爷爷被抓走了，我心里高兴的真不知说什么好，我希望政府赶快把他枪毙了，给霸县的老乡们报仇，给我妈妈报仇，给人民除害。不久，他又被放了出来，我心里凉了。
+
+　　但人民的眼睛里不能进一粒沙子，这次严厉镇压反革命期间，他又被逮捕了，政府把他押到霸县，将要在那里开一个群众公审大会。
+
+　　明天，我要向上级请假，参加这个会，我要控诉他的罪恶，我不准许人民公敌活着，我爱我的祖国，我爱这幸福美丽的生活，我不能让爷爷这样的人来破坏，我要亲眼看着他在人民面前倒下去！
+
+　　来源：《天津日报》1951年4月8日。

CCRD/3/7/2/00005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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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苍岑：土地改革中农民的语言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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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仁大学教授　叶苍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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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2月15日，我们到达苏南吴江县参观土地改革。20日，我和本小组的四位同志一起参加了柳塘乡的乡农民代表会议，到会的农民代表共有150余人，其中三分之二是贫雇农的代表，三分之一是中农的代表。从这些代表们讲话时所用的词汇中，我记录下来下列的一些词：
+
+　　明确、积极、彻底、开展、领导、政策、任务、团结、斗争、封建势力、剥削制度、政治威风、压迫、统治、不法、包庇、目标、标准、问题、主要、思想、觉悟、检查、根据、讨论、研究、交流、优点、缺点、总结、补充、合理、合法。
+
+　　柳塘乡共有13个行政村，是由49个自然村组成的。全乡1166户，人口总计3789人。全乡只有2所简陋的初级小学，其中一所成立还不久，农民中识字的极少。我曾在会后和几位农民代表谈话，知道他们在本乡土改开始以前是不会用这些新词的，连听到的机会也很少。但是，从土改正式开始不过一个月的时光（1月21日柳塘乡土改正式开始），多数的农民代表却能够把上列的一些词听熟用熟，成为自己的语言的一部分了。这一些词仅仅是从那一次乡农代会上记录下来的，遗漏的当然还有不少。农民的词汇本来很丰富，此后随着新词汇的增加，必然会更加丰富起来。
+
+　　另外有一些词的含义改变了，获得了新的意思。比如“地主”（当地也称“大户”）一词，在农村中几乎变成骂人的名词了。小孩子们吵架的时候，手指着比较蛮横的小孩骂道：“你是地主！你是地主！”又如“雇农”一词，大家的了解也和从前不同。有一次我问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你喜欢做啥个样的人？”他应声回答：“雇农”。又如“兵”一词，在过去，农民认为是官僚地主们的保镖和刽子手，好人绝不愿意干的；现在却认为是人民自己的武装，都抢着当兵了。苏南松江专区土改结束后掀起了抗美援朝的参军热潮，报名参军的超过原定名额6倍以上。审查时要通过“三赞成”，就是“自己赞成”、“家属赞成”、“群众赞成”，然后才有被批准的希望。农村中到处反映：“国民党抓丁抓不到，共产党参军像考秀才。”农村中的积极分子也抢着当民兵，如果不被批准，是要闹情绪的。“兵”这个词的含义和从前完全不同了，又如“劳动”一词，在过去，因为受了反动统治阶级思想意识的麻醉，农民们自己虽然是劳动人民，却没有自觉地认识到劳动的光荣。现在便完全明白了。而且什么是主要劳动，什么是附带劳动，什么人算有劳动，什么人算没有劳动，也有了严密的新的解释。像这样的例子是有许多的。
+
+　　就语言的整体看来，一些新的词增加进来，一些词改变了含义，当然只能算是小的变化。但是，纵然是小的变化，也尖锐地表示出重大的意义。因为在一个短短的时期中而有这样的变化，只有在社会基础发生剧烈变革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土地改革改变了农村的阶级关系。广大的农民在正确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打垮了地主阶级，胜利地分得了土地，作了新国家的主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翻了身。土地改革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教育过程，每一个阶段都包含着丰富而生动的教育内容，每一个阶段的进行都使广大的农民在思想上获得了启发和提高，逐步地使农民在思想上也翻了身。农民的语言，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发生了上述变化的。因此，从语言的整体看来，不论这个变化怎样小，却尖锐地表明了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的伟大影响和重要意义！
+
+　　（×		×		×		×）
+
+　　这个翻天复地的大改革在农民创作上也很快地得到反映，尤其是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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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歌不但是农民创作中的珍品，同时也是社会史的最可宝贵的资料。
+
+　　在吴江县一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非常残酷，剥削手段异常凶毒，剥削关系也相当复杂。有四五个区的土地很集中，地主占有土地约当总耕地面积的60％至70％。每亩租额：大租田（田底权属地主，田面权属农民）约当每亩收获总额的50％；小租田（田底田面权均属地主）约当每亩收获总额的60％至70％。大一些的地主都设有“租栈”，租栈下面有“圩甲”，圩甲下面有“催子”。催子直接向农民讨租逼租，经圩甲缴与租栈，层层取佣，剥削极重。有的地主还自设监牢，任意把缴不上租的农民关进监牢里去。我们在震泽镇的一个大地主邱辅卿家里，就看到了这样一所监牢；现在房子已收归公有。农民因为缴不上租，有��监的、逃亡的、卖儿女的、上吊投湖的，甚至有被打死的。高利贷的剥削尤为惊人：通常是春季借米1石，秋收还米1石7斗；甚至有春季借3等面粉1袋（44斤），秋收还白米百斤的。当地流行着一首民歌，反映这种残酷的情况：“农民背上两把刀；租米重，利钱高！农民眼前有三条道：一逃二牢三上吊！”至于雇农，所受的剥削更为惨重。这一带有一首民歌表现长工的苦痛：“长工做一年，赚不着一双鞋子钿！长工苦一世，寻不着一块棺材地！”真是一字一泪啊！
+
+　　自然，广大的农民从来就具有坚强的反抗性和革命性的，但由于没有正确的领导，所以几千年来一直受着地主阶级残暴的统治。现在，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放手地发动了广大的农民，建立起来农村中的反封建统一战线，而且经过了向地主说理、控诉和斗争一系列的实际的革命行动，地主阶级被打垮了，几千年来压在农民头上的一块大石头被抛开、被击碎了。农民认清了大家团结起来力量的伟大。你听一听他们坚强的歌声吧：
+
+　　丨	2	2	2	2	1	2	3	2	丨3　3　3　3	3　2　1　6丨
+
+　　石头里头也会冒青					荒山里面也有人影
+
+　　丨	6	6	6	6	6	1	3	2	丨3　3　3　3　2　6	1——丨
+
+　　受苦　格人要出头				只要大家一条心
+
+## ——太仓浮桥区民歌
+
+　　翻身后的广大农民，阶级觉悟空前提高，大家热烈地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热爱毛主席和解放军，对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异常痛恨。大家知道美帝国主义是给蒋介石撑腰的。不打倒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就不会死心。因此，在掀起了抗美援朝的参军热潮的同时，农村中也普遍地掀起了生产热潮：开塘开得多，开得深；积肥也特别起劲。农民知道增加生产是支援志愿军在前线作战的有效办法。柳塘乡有一首民歌正表现了这种情意：
+
+　　1　2　3　5　3　2丨3　1　2　2丨1　2　3　5　3　2丨3　1　5丨
+
+　　鸟要有格头来		树要有根		老百姓格翻身靠	解放军（哎）
+
+　　1　2　3　5　3　2丨3　1　2　2丨1　2　3　5　3　2丨3　1　5丨
+
+　　前方在打仗			后方生产		前后方团结		　　一条心（哎）
+
+　　这一带的农民，烧香拜佛的风气很盛。我们从震泽镇的街上走过时，看见好几家香店，满堆着香和纸箔之类。但是，由于农民的觉悟提高，香店的生意是逐渐冷淡下来了。许多农民自动退出道、会门，不再烧香拜佛供灶神，而敬奉毛主席像。下面的一首民歌，能够代表苏南各县农民破除迷信的情况：
+
+　　3	5	3	2	丨	1	6	5	丨	3	5	1	3	丨	2	——丨
+
+　　烧香	拜佛		求老爷			靠呀靠不			住
+
+　　3	5	3	2	丨	1	6	5	丨	3	5	2	3	丨	1	——丨
+
+　　铁搭	钉钯		勤俭做			吃喝不用	愁
+
+## ——常熟任阳乡民歌
+
+　　土改后的农村洋溢着新生的气象，展示出新中国无限光明的前途。跟农民谈谈话，听一听农民健康的充满自信的歌声，就足以证明。农民的创造力是丰沛的。我们坚信：随着即将到来的农村生产高潮和文化学习高潮，一定会看到更多更好的农民创作，反映农民翻身后一天比一天幸福的好光景！
+
+　　 1951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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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土地改革和改造思想》，光明日报社，1951年6月出版。

CCRD/3/7/2/00005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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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川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组织部关于开除韩希尧、贾挨多党籍的通报
+
+　　接达县地委报告称：“南江县原财政科长韩西尧山西保德人，去年曾和本科科员XXX爱人搞男女关系，丧失共产党员应有的道德和品质，在新老干部中影响极坏，工作不负责任，去年经组织上发觉後行政上撤职，党内给以警告处分。当时地委决定调巴中另分配工作，县委不但未执行地委指示，反之，县委刘力汗写信要提拔为公安局秘书，地委不同意，并要坚决调巴中，但县委仍未执行。对其本人又由於没有加强思想教育，结果韩於本年三月中逃跑，并拉走区长贾挨多，叛变革命。此事发生後除告山西与县地委捉拿处理外，经地委决定开除韩、贾二人党藉，并给南江县委批评，作深刻检讨，报告地委”。
+
+　　鉴于上述问题，我们认为韩、贾叛变革命，决非偶然，是严重的脱化堕落思想发展到顶点的结果。这一严重实事应引起各级党委的注意。除同意地委开除韩、贾党藉并给南江县委以批评决定外，并在党内公布。据此，特提出如下意见：
+
+　　一、各级党委必须彻底的了解并掌握所属范围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主要干部的思想动态及工作作风的情况，要经常注意检查与教育。
+
+　　二、应大大加强党纪教育，严格执行上级决定指示。对於丧失立场违犯党纪与政策法令者，应及时予以处理，如此才能减少事故的发生。
+
+　　三、今後对於党员执行党纪必须严肃坚决，并采取公开讨论的方法，这样才能更深刻的教育全体党员。
+
+　　来源：《川北工作》第四十期。

CCRD/3/7/2/000057.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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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毓棠：江南的永佃权与封建剥削——参观苏南土地改革的一点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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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教授　孙毓棠>
+
+　　这次随华东区土改参观团到苏南吴江县学习土改，我自己学习的收获已另写了报告；本文打算把江南的永佃权特别再提出来谈一谈。我们到了江南以后，便听说都市里曾流传着一种所谓“江南无封建”的说法。这说法显然是地主阶级为要迷惑视听而制造出来的反动的谬论，荒唐可笑，而且可恨。我们所见到的江南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压迫农民的许多事实，都足以证明江南不仅有封建，而且封建势力很强很深，压迫很残酷，剥削很重且很巧妙。关于这些已有很多同志写了报告发表，此处不再重复。这种谬论的主要论据之一，即在江南的永佃制度。他们故意歪曲事实，说永佃制是地主和农民“共有”田地，“地主有田底、农民有田面”，说这是“平分的土地所有制”，因此“地主就是农民，农民就是地主”，因此而“江南无封建”！对于这种欺人之谈，我们觉得还有再分析驳斥一下的必要。
+
+　　我们都知道，所谓永佃权，就是农民从地主租入田地，依约每年向地主交纳一定数量的地租（绝大多数是实物地租，即谷租，间有钱租或折租），而享有永久的佃用权，这种佃用权，普通称作田面权，可以由子孙继承，也可以转佃或典卖；地主则握有田地的所有权，普通称作田底权。永佃人如果不欠租，地主不得随意收回租田，如果欠租满了一定时期，地主则依法可以撤佃。地主把田底可以典押买卖（大卖），不影响田面的佃用权，所谓“换东不换佃”；永佃人把田面转让典卖（小卖），须通知地主，但有时并不一定需要地主的同意。这种永佃的田地在吴江县叫作“大租田”，以别于普通一般租田关系的“小租田”。
+
+　　这种永佃制度在我国主要存在于苏南、浙西、皖南、赣北一带；此外如苏北、浙东、福建、广东、河北、绥远、察哈尔、也间有此制（或称永租，死佃），但不普遍，所以也可以说他是江南的特殊制度。我们到的吴江县屠塘乡全乡田地为11,800亩，大租田占3,133亩，即26.5％，但同县的震泽区则百分比高得多。据抗日战争前东南大学的调查，苏南有些地方永佃制占到60％至90％。再例如浙江平湖永佃田即占全县耕地面积68.9％。在江南，田底（所有权）田面（佃用权）这对用名称也各地不同，苏南普通都称田底田面；浙江称主田客田、大皮小皮、大卖小卖、大业小业、大根小根、田骨田皮、大田小田；安徽称丈田佃田、里子面子、下盘上盘；江西称管骨管皮、骨业皮业、骨田皮田等；他省还另有其他名称。
+
+　　这种永佃制度在江南曾存在于明清两代。但今日江南永佃制的形成当追溯到同治年间。在太平天国革命晚期，满清封建政府勾结英美外国军队压抑革命的战争，多半在江南这个地区进行的，使得居民死亡流散，田地抛荒的很多。革命运动失败后，满清地方政府为筹赋税，使招募流民客民开垦报升，许以永久佃用权；等原有地主还乡后，政府叫他们仍为业主，从永佃户收租，但“佃不欠租、东不辞佃”。例如浙江兰溪县在同治五年即曾特为此事设局清丈，确定业佃关系。又有些地方（例如赣南）荒田无主，地主或客籍人即自由插标占有，招佃垦种，许给垦户以永佃权。荒田复垦本来完全依靠贫苦农民的劳力，但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满清政府为保护地主们的地权，却从新发给了地主们方单（地契）。我们在吴江县屠塘乡所见到的地主交出的方单，很多还是同治十二年满清政府发给的。
+
+　　太平天国革命后十余年，已给今日江南永佃制打下了基础；但此外还有许多因素更促成永佃制的普遍形成。第一是垦荒。晚清江南继续开垦，地主们往往报领或强占了荒地，招佃开垦收租，自留田底，而许给佃户以田面的永佃权。有时无主荒田原是农民开垦的，但地主倚势强行霸占，迫农民交租而成了永佃人。沿江海湖荡的沙田原以低洼不易耕种，有些地主圈占了这种土地，招佃修堤耕垦，渐成熟田，业佃之间也成立了永佃权。这种情形苏南各地很多，晚清“户部则例”中曾法定过这种永佃关系。第二是土地改良。有些地方农民租入劣等田地，勤劳耕殖，投资加肥，改良水利，渐成良田，使田价加高，因此而从地主处获得了永佃权。江苏的宝山太仓都有此例；无锡常熟等处的“灰肥田”也属于此类。第三是购买。有些佃户以相当的钱谷代价从地主买得永佃权。这笔购买费各地名称不同，例如苏��叫作顶首、札银、下脚，安徽叫作寄庄、保庄、押板，江西叫作顶价、佃价、坠脚，浙江叫作佃银、小根田价、押札、绍价等。因是买得的权利，地主不得无故撤佃；而永佃人转手时也需要顶银（小卖）。第四是典卖。自耕农因受经济压迫，常以低价把田底典卖给地主，自己保留了永久耕种权，即田面权。例如无锡，自耕农把田地“活卖”（半典半卖，定期赎回）给地主，逾期无力赎回，便把田底放弃，只留田面，向地主交租，叫做“卖租米”，靖江的“自卖留种”，芜湖的“保留肥土”，与此相同。广西梧州也有此情形，叫做“卖田不卖耕”。第五是押租。佃农租地时，向地主交纳很高的押金，因而取得永佃权。以前江南有些地方押租也曾盛行，如松江、海门各地，佃农租地承种时交押租若千元，即可取得永佃权。第六是寄托。晚清以来有些农民忍受不住苛捐重赋，要求托庇于有权势的地主，以减少赋役苛敛，对地主则献纳钱谷；日久■笔献纳变成了地租，包税的地主便俨然以握有田底权自居了。第七是少数特殊田地的租佃关系。如江苏江都县，清末军卫屯田很多，招佃（屯户）垦种，给以永佃权，嗣后相沿不废。又如江南有些地方的公田、社田、学田、族田，这些产业名为公有，实则都掌握在地主们手里，其佃户有时因为田地的特殊性质而享有永佃权。以上所说这些因素，数十年来累积促成了江南永佃制的普遍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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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把江南永佃制这些促成的因素以及他形成的过程考察一下，我们便可以了解绝不是江南地主们特别“仁慈”，竟轻轻给与了佃农以永佃的权利。永佃制是数十年来地主阶级倚仗他们封建政治与经济势力，占有着土地，控制着农民的生产，而发展形成的一种封建的租佃关系。在这种租佃关系里面，农民取得永佃权时，都曾向地主交付过比普通一般租佃高很多倍的代价或劳力；又有时并非农民取得田面权，而是农民失掉了田底权，是农民在地主的封建政治经济势力压迫下，失掉了自己的生产手段、生产的自由和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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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抗日战争前的各种调查资料，江南的地租绝大部分是实物地租（谷租或分租），地租率大致是占农民生产物的50％（“对半分”）；但因生产条件的差异，有高到70％（“倒37”）甚至以上的，也偶然有低到20％几的。拿绝大多数的50％来说，已是封建剥削很重的地租率。永佃田的地租率各地不同，综合来说，大致占农民生产物的25％到40％。吴江县的地租量普通每亩田八九斗到一石多些（即50％左右的租率），大租田平均是四五斗。从表面数字上看来，彷佛永佃田的租率比一般租率稍底。然而，我们不能仅从这一点去认识，我们须首先看看永佃田复杂的使用情况，才能了解他的租率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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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地主租入永佃田的人有三种。第一是二地主。江南不在乡的地主很多，兼官僚豪商买办的地主都住在大都市里，纯地主也往往在市镇，叫管家或租栈收租。有些在乡地主便趁机租入他们的永佃田再行转佃。屠塘乡便有好几个地主在自田以外有大租田。贫苦农民被压在双份剥削下，负担往往比普通租率要高。例如常熟的永佃田转佃，农民除普通租米外还得外加“盖头租”一二斗。再如安徽怀宁旌德、浙江兰溪平阳鄞县，都比普通地租高很多，或向大地主二地主分交两份地租。二地主自全租中可以剥得20％至50％。国民党反动派政权为庇护大地主利益，曾定法律对二地主的转佃加以限制，但事实上没有什么效果。二地主的剥削不在大地主之下，所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阶级成份的决定”中说“二地主应与地主一例看待”。在二地主从大地主租入永佃田再行转佃的情况下，二地主交纳大地主的地租实非全部地租，他们双份剥削之和才是农民所负担的地租率。大地主们常常只计前者不计后者，硬说永佃田的租率很低，他忘了那只是封建剥削分赃的一部分，他更忘了二地主不是农民，二地主向大地主交了永佃田租外，分赃了封建剥削所得的另一部分。我们认清这一点，才不致被永佃田表面上的低租率所迷惑而发生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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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入永佃田的第二种人是富农。有些富农在自田之外租入些永佃田，也有些全部租入永佃田，自己劳动，并雇用长工耕种；也有些在自己与雇工耕种外，以少量土地出租。这种租入永佃田而自己和雇工耕种的富农，与二地主完全不同。二地主是伙同大地主进行封建剥削者；富农因是租入永佃田自己经营耕种而向地主交租，所以他是被剥削者。���就地租率本身而言，永佃田的租率稍低，所以表面上剥削率比普通租田稍轻。然而，我们知道地租是最主要的封建剥削方式，地租率的高低轻重绝不影响封建剥削的本质。就此点而言，富农受地主剥削与一般农民没有两样。今天我们的土改政策是保存富农经济，以发展社会生产，因此富农自田不动，永佃田折半保留而把封建永佃关系取消，叫他完全不吃亏、安心生产而不再受封建剥削。另有些从地主大量租入永佃田，自田不足全部土地20％，自己不劳动而全部雇工经营，这种农户在吴江县暂名为“大佃农”。大佃农和富农不同，因为他自己不劳动。他又和地主不同，因为他一向向地主交纳地租，他租入田不转佃而雇工耕种。吴江县土改中对这种特殊农户的处理，是把他的自田全部保留不动，而把他的永佃田全部征收。这个处理方法我们觉得是很正确的。
+
+　　租入永佃田的第三种人是农民。永佃田的租率稍低，因此有人以为享有永佃权的农民比普通佃农便宜。事实并非如此。首先我们得认清永佃权不是凭空而来的。上文已经说明了永佃权形成的各种复杂因素，从这些我们可以了解农民从地主取得永佃权，曾付给很高的代价：开垦荒田或改良土地而提高了田价，交纳过高额的“顶首”或押租；又有些是在地主封建政治经济势力压迫下，因典卖或投靠而失掉了自家的田底权。若把这些也计算在内，则永佃田的租率表面上低而实则不低。不仅如此，按照旧日法律，一切赋税原本应该由地主负担；但为了永佃田的租低，所以地主一般是叫他的永佃户代纳，于是永佃户向地主交纳地租之外，还得替地主交纳田赋和各种苛杂捐税与摊派。在吴江县，大租田的租米每亩是四五斗，但加上苛杂赋税，永佃户实际上每亩得交出一石左右，和普通佃户的负担几乎完全相同。因此取得永佃权的农民徒负租率较低之名，而实际上被剥削的残酷沉重和一般佃农没有两样。
+
+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认识江南的永佃制度，和一般封建的定期与不定期租佃制度在本质上完全一样，都是以地租方式剥削农民剩余劳动的全部，并侵占农民必要劳动的一定部分。永佃田的地租率只在表面上稍低于普通租田的租率，但实际上绝不比普通租田的租率低。永佃制度和一般租佃制度一样，他维护着封建的土地所有关系，使农民劳动生产而地主占有剥削。他既非“平分”又非“共有”。“地主有田底”是不错的，但农民不是“有”田面，而是佃用田面，永久劳动生产交租以供给占有田底的地主阶级剥削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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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有人说，永佃制终比其他租佃关系好，因为他保证佃农的长期佃用权，便于佃农投资增产。对于这问题我们应有两点认识。第一、永佃制诚然是对佃农略有方便，但同时对地主更有利。据晚清记录（如陶熙“租核”），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失败后十余年，江南人口减少，劳动力缺乏，地主给佃农以永佃权，为的是要他们长久耕种，不致随便离开土地。数十年后人口增多，地主仍不愿常常换佃，因为佃农能长期耕种，才会多投资增加生产；在分租制度下，生产量增高则地主便能多收租米。地主阶级维持永佃制决非为农民打算，他们的账完全是为自己打算。第二，永佃权自晚清以来虽然表面上有法律保障，然而事实上则没有丝毫保障，地主打打算盘觉得对自己不利时，便随时可以撤佃。江南永佃契约上多半有“缺租不缴，听凭另佃”一类的字句。佃农在天灾兵祸重赋苛税摊派拉夫官僚保甲压迫和地主奸商高利贷种种残害下，交不上租米是经常的事；交不上租米便吃官司，被拷打，甚至破产卖儿女流离失亡。在如此情况下，地主随时可以缺租为理由而撤佃换佃，或以撤佃来要挟佃户增租，再者，农民一般不识字，好欺侮，许多佃农与地主间的永佃关系只凭一句话而并无契约字据。在这种情形下，永佃权自然全无保障，只能任凭地主的支配。在抗日战争以前几年，国民党反动统治给浙江各地地主撑腰，任他们对永佃田随意撤佃，增租，把农民摧残压迫得无法为生，便很可以说明永佃权只是徒有其名，毫无保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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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识一下江南的永佃制度，正足以证明江南很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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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光明日报》1951年4月14日。

CCRD/3/7/2/000058.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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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北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康程同志的处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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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程（原名康本礼）四川营山人，现年三十六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革命军人。一九三三年入伍，同年入团，一九三五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先後曾任红军总司令部特派员、文书，延安市政府科员，延安联防司令部後勤部秘书，四军医院第二所所长、政指，甘肃永昌县委宣传地部长等职。一九五零年十一月调川北工作，曾因犯“伪造党员”及“撕毁组织介绍信”之错误，於一九五零年十月被西南局停止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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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该同志由甘省武威地委调省委住土改训练班，到省委後坚决不去学习，要求回四川工作，经组织多次谈话解释，才勉强承认在甘省工作。第一次分配到省府财政厅作机要秘书，刚去未接手续，就提出意见说做不了，後决定到教育厅任人事科员，刚去又提出不干，其理由都是怕干不了，怕费脑子，并坚决要求回四川工作。到西北局后又向组织提出，要求复员，不原再做工作，经教育後，才勉强接受，但在其思想上并未解决问题。正由於康同志对其已往严重的倒退思想没有很好的认识与检讨故从西北到西南几个月时间曾犯了一连串的错误。其事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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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伪造党员。该同志去年由西北介绍西南，曾在途中将其爱人余维（非党员）的名字私自填写在他的组织介绍信上，称为正式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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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撕毁党员介绍信。到西南後，其爱人余维向组织申明他不是党员，而是康程在介绍信上写成的，这时康不但不向组织坦白承认错误，相反竟敢把自己原来的党员介绍信撒毁，把自己的名字又填写在崔学岐同志的组织介绍信上。他开始不谈，後经组织上提出事实，他才承认了错误。
+
+　　（三）今年一月份，事先没请示将他姪女带来，欺骗组织说是他亲生的孩子。後虽有报告，但也是由於和其女人争吵，怕被揭露的情况下，呈报组织的，并非康同志自觉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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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康程同志来川北曾派到党校帮助一段工作，将该校学员交出的一金戒指，给他爱人保管，後离校数天未行交代，影响很坏。经该校提出後，康才将戒指交还原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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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述事实看，康程同志个人堕落蜕化思想是严重的，虽经党十数年的教育，在思想上仍未得到很好的改造。又由於一贯不学习，政治上不开展，处处表现了个人利益高於党的利益，甚至发展到不顾工作的地步。由西北到西南在半年时间内又接二连三的犯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但康同志对这些问题仍没有从思想上彻底检讨认识其严重性与危险性。特此，决定给予康程同志“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在处分期间不能担任党的重要工作，并在党刊上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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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川北工作》第四十一期。

CCRD/3/7/2/000059.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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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面兽心的一贯道“前人”阎子瀛——我不承认他是我父亲，我要控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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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兴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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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控诉的是“一贯道”首恶头子之一阎子瀛，他是我的继父；解放以前，我在无可奈何的环境中，曾经忍辱含垢地称呼了他二十年“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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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罪恶是数不清的：勾结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欺压人民，诈骗钱财；并且摧残污辱过很多妇女。我的母亲就是受了他的欺骗、折磨，活活被他害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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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一岁时候，他以卑鄙的手段挑拨离间了我的家庭，闹得我生父和母亲离了婚；诱骗我母亲嫁给他，并骗去了我母亲的大部积蓄（3千块现洋，当时两块钱一袋面粉）和我外祖母的200多块钱。当时他说拿了钱去是为我母亲做买卖；还答应今后一定好好照顾我外祖母，养老送终（外祖母没有儿子，依靠女儿奉养）。直等到过了四、五年以后，才发觉他武清县老家早已有妻子了。质问他时，他推说他伯父没有儿子，他过继了；娶我母亲是为的“兼祧”、“法律上准许”等等，威胁我母亲，欺侮她不懂法律。我母亲虽然十分气愤，又无可奈何他，事已至此，也只有忍耐。人、钱都骗到了手，他的狰狞凶恶的面目就暴露了，对我母亲百般凌辱。有一天，我母亲偶而提起钱的事，他便瞪着眼睛说：“还问钱？你没有这种命，一沾你名字，连我都倒了霉，这都是你的命不好，你的钱都赔光了！”实际上他拿了我母亲的钱开了买卖，很赚钱；有了钱就任意挥霍，每次在外边吃饭都叫好几个妓女陪他。当时他又看上了一个叫“阿毛”的女子；把我们看成了眼中钉。每晚他深夜才回家，到家就任意挑剔和我母亲吵架。我外祖母成天像老妈子一样伺候他，开门迟了一会，他就大发脾气，还在饭锅里便溺。后来我们被逼得没有办法，不得已只好回山东青州外祖母原籍去住。这时，他很少寄给我们生活费。我们的生活和教育费，只能靠母亲变卖过去的首饰，做零碎针线活。我和妹妹在放学以后，就去推磨、担水、拾草、放羊……以减轻家庭负担。当时在日寇血腥的统治下，物价飞涨，生活一天天的困难。母亲没法子了，写信和他要钱。但几次回信除了谩骂以外，关于钱的事一字不提。母亲在过分的生气、劳累、着急下，就病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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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许多亲友告诉我母亲：在我们离开他不久，他就和“阿毛”结了婚。几年之内，由于他的欺蒙诈骗，他的买卖已发展到各地：上海、天津、北京、杭州、南京、青岛等地，都有他的买卖和股份。
+
+　　他很早就加入了“一贯道”，是“一贯道”的“前人”，日寇侵入以后，他就和日本宪兵队勾结，欺压人民，进行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动。那时他在北大关缸店街义兴公油货栈内设立“佛堂”（他是那儿的经理），强制所有的伙友加入“一贯道”。大家因为怕他辞歇，不得已只好加入。被他欺骗和威胁入道的人不计其数。人们背地里管他叫“阎王”。由这个绰号就可以知道他凶恶的程度。
+
+　　胜利以后，他更变本加厉地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继续进行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动。他和“一贯道”的首恶庞守诚（已枪决）、霍永盛等结为密友，在霍永盛处设立佛堂，组织“中华道德慈善会”，并以“劝多少人入道可以行多大功”，来欺骗道徒，广泛地欺骗拖拉人民入道，以发展其反动的组织。他并且强迫在床上病了八年的妻子（我母亲）入道，说她是“冤孽病”，必须加入“一贯道”“诚心悔过”才成。当我母亲病危时，他叫了两个道徒，硬把她架到霍永盛的“佛堂”里去入道。害得她咳嗽气喘了两个多星期，周身疼的不能安眠，病更加重了。人面兽心的阎子瀛，不肯出钱请医生，却硬说我母亲“信心不诚，神仙亦难治疗”，更厉害地咒骂她，专说使她痛心和生气的话。例如：“养活你总算我阎子瀛有良心，否则把你撵出去，你能怎么样我？”“倘若我阎某没有手腕，就凭你这洋学生当初会嫁给我？”当时，母亲有冤无处诉，只好对着我和妹妹哭，她说：“孩子，好好读书。他这样欺侮我，现在他有钱有势，我奈何不了他。只要我有这口气，总有一天要和他算清这笔帐！”
+
+　　天津解放了。经过街政府干部和我母亲谈过几次话以后，她了解了人民政府是给人民做主的，于是，她增加了信心，一心要把病医好。她满怀热望地说：“我一定会好起来。我还能为人民做一些事，国家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区政府照顾我们无钱治疗，，并给开了免费证，但因她患病日久，全身到处都发现���菌，难以下药，终于死去了。她自己没有得着报仇的机会，她光明的日子也没有过多久，就抱恨以终了！我清楚的记着，在她临死发着高烧的时候，还咬牙切齿地叫着阎子瀛的名字，断断续续的喊着：“要给我……报仇哇！请人民政府……报仇！”她是多么痛恨这个匪类！她的一生就这样被他断送了！
+
+　　津市解放前夕，阎子瀛随着蒋匪军最后一只军舰逃到上海。上海解放以后，阎子瀛早就不做买卖了，专门办“道”，经常到各地去“渡人”，努力“发展”“一贯道”反动会道门，死心塌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一贯道”总头子张天然的老婆刘氏在青岛被扣时，他又“奉命”到青岛去，照顾“刘师母”，后来藉口给“刘师母”筹款，潜回天津活动，经常到小王庄某一个“坛”去，或在河北大街振丰号（他和别人合伙的买卖）小楼上，和些莫明其妙的人秘密聚首，鬼鬼祟祟的策划破坏革命秩序的事情。他常说：“XX神在坛上显圣，在XX地方出了皇帝了，姓李。等着看吧，天下不久就要大乱了，赶快求真道，了结六百年大劫。”还有好多荒诞无耻的谣言，都是我亲自听见过的。我还保留着他写的好多信，信上也是谣言。他是如此死硬地和人民为敌！
+
+　　人民政府逮捕了他，我真痛快极了！我母亲的冤仇可以报了！我要控诉他！为我屈死的母亲控诉，为无数地被阎子瀛坑害的人控诉，更要为了保卫人民革命胜利果实而控诉！我不承认他是我“父亲”，我希望政府根据他的罪行，依法予以严惩！
+
+　　最后，我还要说几句，这个满嘴讲“修道”的人是多么卑鄙无耻！他曾污辱许多妇女。受他欺骗奸污的妇女，除去我母亲之外；据我所知道的，他在山东时强奸过一个寡妇，并且生了一个孩子。他还强奸过他的二儿媳，二儿媳受了污辱就在武清县告了他。但当时武清县国民党反动派县政府受了他的贿赂，竟置之不理。最痛恨的是在我长大了的时候，他就存上了坏心，三番五次的想把我奸污，吓得我在晚间不敢离开母亲。此外，他强奸一位窦姑娘未遂，就造谣诬蔑她，说她半男半女，破坏她的声誉。气得窦姑娘得了神经病！还有别的事，说也说不完！他是一个披着人皮的野兽！人民政府千万别饶了他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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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天津日报》1951年4月21日，转载于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辑并出版：《镇压反革命》，北京：1951年10月26日初版。

CCRD/3/7/2/000060.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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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告特务父亲曾济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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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淑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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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在任何时候，当我想起自己曾经叫曾济宽作父亲，曾经和这个饱喝人民鲜血的两脚兽和平共居了好些年，愧、悔、恨就像尖刀戳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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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年来被反动派奴化教育所麻痹，被封建感情桎梏，我目睹曾济宽杀害革命青年的行为而不发一言，我纵容特务，我对特务温顺，我对养活自己的劳动人民残忍，我对人民犯了罪，只要想到这个，愧、悔、恨就像尖刀戳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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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回到人民的怀抱，我要向屠杀我们的同志和人民的敌人复仇。我要控诉曾济宽二十多年来在教授面幕后面进行的一连串欺诈与杀戮人民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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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在我没有出世的时候，他就作了蒋介石忠实的走狗，惯于用人民的生命博取主子的欢心。1926年在广州，他加入特务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和“中山青年团”。奴颜媚骨，大为蒋匪赏识，不久任伪国民党中央青年部秘书，为蒋匪帮笼络和麻醉中山大学的青年学生。1927年任伪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伪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监察委员，与钱大钧、朱家骅等这一小撮豺狼破坏大革命运动，逮捕屠杀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万余人，把广大人民重新推进苦难中，推进火坑里！当时并与匪首曾养甫、×××等成立“七人团”，发展成为今天罪恶滔天的反动CC特务组织。1931年蒋介石匪首进驻南昌“围剿”苏区时，他被圈派为伪南昌行辕党政委员会修水区分会委员长兼修水县长，灭绝人性的血淋淋的大屠杀又临到江西人民的头上，他自己就亲手杀害进步调察员八人。1932年任伪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党务整理委员，为蒋匪“清党”，勾结周XX、董林等文化特务，迫害北京大学进步青年。抗战初期奉陈匪立夫之命于兰州创办西北技专，任期内杀害进步学生李风。1946年被调至四川大学，是年冬为伪国大代表，出席南京伪国大代表会制宪后，被发表/展为伪戡乱委员。同时是川大特务头子黄季陆的贴心豆瓣，同谋迫害校内进步教授李相符、彭迪先、谢文柄诸先生。1948年与反革命战犯王陵基、黄季陆等制造捕杀川大学生的“四九血案”，实施蒋介石反人民的法西斯勘乱政策。事后假仁假义，当着学生说营救，可是事实上却是屠杀他们的主谋人。成都解放前夕，烈士们血洒十二桥头，尸骸被野狗拖食，这就是他口口声声说的营救。在反饥饿争温饱罢课运动中，他以“第三者”“和事佬”的姿态出现，劝学生“爱护政府，体谅国库空虚”，忍耐饥饿，专心向学。妄想以“中间人士”“道学先生”来掩盖自己狰狞的特务面目。谎言一大堆，实则一句话，叫学生屈从反动统治。管你学生死也罢，活也罢，总得被反动派狠狠踩在脚下！他的手段又多，又阴险，又毒辣，明明是穷凶极恶的刽子手，逢人道佛，公开讲佛，装成一个“阿弥陀佛”的样子，1949年7月他打入川北大学代理农学院院长与教务长，继续毒害青年思想。12月离三台转成都，拟与黄匪季陆共飞台湾，因受蒋匪嘱托乃潜伏成都，暗地进行反革命活动。解放后潜回川北大学，假意向行署刘副主任坦白悔过，坦白书上对历年特务活动，杀人凶史只字未提，将教学经历乱背一通。在校内伪装积极，慷慨捐金，暗地里却指使校内特务王月明、伍祥涂等进行造谣，挑拨离间等反革命破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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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几年的血腥罪行是说不清，写不尽的！从华南、华北、到西北、西南，多少我们中间最优秀的姊妹兄弟被他残害？多少父母在丧失子女的悲痛里失魂落魄？多少青年被他毒害走上他所指引的反动道路？二十多年来凶手曾济宽血债累累，罪案如山！二十多年的血海深仇，今天是清算的时候了，不能不清算，不应该不清算！我要求人民政府枪决反革命首恶分子曾济宽，我们不能容忍，不能允许蒋家王朝的老奴才，维护反动血腥统治的CC特务头子，活在光辉幸福的人民时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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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坚决要求人民政府枪决反革命首恶曾济宽，枪决还是便宜，遍身浸透人民鲜血的特务匪徒，千刀万剐也泄不了我们内心无比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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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川西日报》1951年4月23日，转载于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辑并出版：《镇压反革命》，北京：1951年10月26日初版。

CCRD/3/7/2/000061.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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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教师王宋璘发表谈话: 反革命的父亲和弟弟应该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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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宋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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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市立敬业中学通讯组本报通讯员于昨日访问了该校教导主任王宋璘。王先生是一个进步的人民教师，但是他的二弟和父亲却都是反革命分子，先后于去年十二月和今年本月伏法，王先生表示绝对拥护人民政府严厉镇压他反革命的二弟和父亲，并对本报通讯员发表谈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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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家是一个地主家庭，也是一个封建落后反革命特务家庭。在解放前，兄弟老二是浙江三青团的主要负责人，曾担任过特务头子，三青团学生运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他手下指挥着一批流氓打手和大中学的“职业特务学生”，破坏浙江省的学生革命运动，拘捕、审问、殴打进步青年学生。在乡下派亲信爪牙搞过武装部队，和军统特务土匪头子金阿毛，中统特务土匪头子赵刁泰、叶雪齐，在县境划分防区，互通声气，残害爱国革命同志，袭击革命部队新四军三五支队。父亲是一个地主，重利盘剥，刻薄成家，曾假造田契，侵占孤儿的土地。抗日战争胜利后，利用老二的“政治势力”，勾结反动政府，压迫农民。后来更参加了反动道门“一贯道”，做了坛主，领导着一个区域的“道友”，进行迷信、反动的活动。
+
+　　“解放以后，老二私自潜行来沪，当时我曾劝他坦白自新。但是他执迷不悟，回杭即被公安部队所捕；经人民政府一年多的教育和改造，终因效果毫无，在去年十二月间判处死刑，执行枪决了。我的父亲，也很顽固，土改前曾因逃避农业税来沪，我一再说服，希望他能在本乡起带头作用，完清欠税，把重利盘剥来的田地房产归还人民。可是他还梦想着蒋匪帮回到大陆，希望着第三次大战立刻爆发；终于话不投机，气愤回乡。土改进行的时候，政府为了教育他，要他参加思想改造训练班，希望他经过学习改造后，好好的争取做一个人民。可是经过五个月的学习，他仍旧想尽种种方法保全家产，破坏土改。本月六日经过政府调查和审问，以“一贯道”坛主进行反革命活动判罪枪决了。
+
+　　“在十年前，由于我看不惯老二那一套吹拍哄骗的旧官僚作风，和父亲的唯利是图的行为，就断绝来往有好几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虽然偶有书信来往，但从未回乡一次。在当时，为了单纯的正义感和清高自尊的思想，使我厌恶他们，丢开他们，甚至拒绝了他们利和禄的引诱。但是孝悌忠信等封建的思想，在幼少时便灌输在思想中，根深蒂固，一时不易拔除。当得到他们正法的消息时，情绪不免起了一些波动。然而这几年来，共产党给我的教育，已使我能够认清敌友，为了热爱我们的祖国和广大的人民，为了巩固我们革命的果实和人民的政权，我对于和人民为敌到底的“兄弟”和“父亲”当视之如路人、如仇敌，坚决站稳立场，克服封建的道德思想，坚强的接受这一次严重的考验。
+
+　　“同学们，封建落后的道德，是反动统治阶级所御用着的思想武器，它教人忘记自己的阶级敌人，好让他们那一批反动统治阶级，有理由骑在人民的头上，畅所欲为。现在我要从封建的道德思想中解放出来，坚决和广大人民在一起，热爱人民的祖国，痛恨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这才是真理，这才是人民的新道德。千万不要把危害人民、危害祖国、危害世界和平的反革命分子轻易放过，我们要坚决的镇压他们!”(敬业通讯组)
+
+　　来源：《文汇报》1951年4月 23日。

CCRD/3/7/2/000062.txt

@@ -0,0 +1,15 @@
+# 费漠：我差点做地主阶级的防空洞
+
+　　<费漠>
+
+　　当华东公布提早完成土改的决议时，我心中非常高兴，完全拥护这个政策，同时就想一定要争取参加土改。
+
+　　我参加土改的动机是怎样的呢?当时我并没有想到去支持农民的正义要求，帮助农民进行土改。我认为土改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事件，那我参与其间，将来是多么值得自豪呀!还有一个原因，我是学文学的，在这实际体验中能找到许多创作题材，对创作上亦有帮助。总之一句话，当时我是完全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在对自己有利的目标下参加土改的。
+
+　　不久我家乡土改了，我的年老的父亲被拘捕了，母亲被吓得逃到上海来，那时我的思想波动了，心中很矛盾，很痛苦，一方面想父亲是地主，政府拘捕他，是完全可以信任政府的，但另一方面想到年老的父亲还受坐牢之苦，母亲还要流浪他乡。当时我已不再为伟大的土改而高兴，而是陷入了温情主义的苦恼中去了，我也不想参加什么土改工作了，想马上找个工作做，把母亲接来一起住。我的心中忘记了广大农民的喜悦而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来可怜地主。
+
+　　因为我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职业，学校中号召参加土改，我也就抱着以前的动机参加了学习，参加学习的第一天，我听到几个地主阶级出身的同学控诉自己家庭剥削农民的罪恶，有一位女同学最后说要写信给区政府告诉那罪大恶极的祖父匿居在上海的住址，同时我听到三位农民的诉苦，跟他们都说希望我们下乡帮助他们翻身。这些话对我的教育意义多大呀，我认识了想把母亲接来住的想法是多么危险呀!我常说为人民服务，但是我都站在与人民敌对的立场，差一点做了地主阶级的防空洞；同时，农民那样诚恳迫切的希望我们去帮助他们翻身，而我却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去参加土改，这种想法，是多么可耻呀!
+
+　　经过大组漫谈、小组讨论，我更清楚的认识了以前种种想法的错误，现在我决心站在农民立场无条件的参加土改，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并且我决定写信给区政府，告诉母亲在上海的住址，同时写信给母亲，劝她赶快回家，老老实实的向农民认错。
+
+　　来源：《文汇报》1951年2月 5日。

CCRD/3/7/2/000063.txt

@@ -0,0 +1,17 @@
+# 苏竞存：苏南土地改革区农民的抗美援朝爱国运动
+
+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苏竞存>
+
+　　我们在华东区参观土改的最后几天，曾在苏南吴江县的同里区，参加了全区农民庆祝土改胜利和抗美援朝的联合大会，看到了广大的农民群众，在轰轰烈烈土改运动后保家卫国抗美援朝的爱国运动，那天当我们上午10点多钟由县城抵达同里区时，各乡的农民正结队的涌到同里镇，敲着锣鼓，举着旗帜，参杂着秧歌队和龙灯队，喜气洋洋的到达会场，民兵队都有他们的队旗，佩着标帜，农民妇女在妇女会的组织下，排成大队，并另组织妇女秧歌队来参加，大会会场上飘满了红旗，装置有扩音器，将近2万的农民，秩序井然的坐在地上，主席台上坐着农民代表和各界代表，主席团中有一位农民妇女，穿着蓝色上衣，头上包着一条白毛巾，典型的农民服装特别显出农民翻身当家的气象。鸣炮后主席报告开会了，2万农民非常肃静的倾听着台上的讲话，仅仅通过几月来土改运动的教育，农民已表现出他们这样的有组织有纪律，农民代表用极其诚恳，朴素而动人的语言，说出他们翻身的幸福，感谢人民政府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表示一定要加紧生产，要积极展开抗美援朝的运动，保护已经获到的胜利果实。他说：“我们农民受了几千年的压迫和痛苦，今天得翻身，这只有在共产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才能够做到”。
+
+　　总结土改胜利的讲话后，接着就是抗美援朝的活动，一个中年农妇首先走上主席台，愤怒的讲述她一家人在抗战时期被日本兵打杀的经过，说到悲痛的地方，放声大哭起来。许多农民，尤其是曾亲身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都落泪了，台下一群一群的农民，激动的喊着“反对美帝武装日本，保家卫国，抗美援朝”的口号，这位农妇用仇恨的言语结束他的控诉说：“我以后要看住地主，防他们勾结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农民群众连续不断的走上主席台，控诉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坚决表示要彻底消灭台湾的反动派，反对美帝扶日，要保家卫国抗美援朝，有两个老年的农妇，还没有开始控诉，就抑制不住的痛哭起来，台下群众愤怒的口号声和台上控诉者的哭声交成一片，当我正在想：现在农民把过去切身所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痛苦，已提高到政治上的认识与觉悟，已变成伟大的力量了，忽然一个中年的农妇含着泪走到我面前说：“同志，我也可以上台去讲讲吗？”我向他说当然可以，她走上台去了，走上台去的群众愈来愈多，台上挤满了要求控诉的人，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很多人没有得到讲话，控诉以后各乡农民报名参加人民解放军，报名参军的农民以乡为单位，都走上主席台，列队站在台上，由其中一个人代表讲话，说明他们为什么要参军，并表示他们参军的决心，一个代表说到：“我们农民翻身了，打倒了地主分到了田，美帝国主义又要叫日本、叫反动派和地主再来压迫我们，所以我们要保家卫国，决心参加人民解放军。”每一乡参军的农民都依次上台，报出他们的姓名，表示他们参军的决心，台下的群众用热烈的口号鼓励他们，当时报名参军的农民共106人，大会在全体农民高涨的情绪和热烈的口号中结束。这次大会给我很深的印象，使我认识到农民的伟大力量，使我具体的认识到抗美援朝对新中国建设的重要性，更大大的增加了我对抗美援朝胜利的信心，当时我深深的感觉：广大农民兄弟这种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参军的爱国行动，是我应当好好的向他们学习的。
+
+　　我们转回到上海，从华东土改委员会主委刘瑞龙同志的谈话中，对华东广大农民群众参军的爱国运动，更知道了许多。华东已完成土改的地区，抗美援朝的运动结合着土改的胜利，已普遍的展开，各地报名参军的农民，大大的超过了人民解放军所需要的名额，例如在苏南的松江专区农民报名参军的人数超过规定名额的5倍以上。浙江兴登县农民报名参军的人数超过规定名额的20倍。在皖南，对于参军提出“三赞成”的口号，就是说，一要自己赞成自觉自愿；二要家庭中人人赞成，没有一个反对；三要群众赞成；认为他可以参军。然后才能报名参军，因此农民说：“国民党抓兵抓不到，共产党报名也不要”。
+
+　　土改后的农民为什么这样踊跃的要求参军，为什么对抗美援朝有这样深刻的认识和政治上的觉悟，我个人在没有参观土改以前，也不会了解的，尤其是常久住在城市里的人，对农村的封建性和阶级的关系，多半只是注意到经济剥削方面，而不了解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势力，以及政治势力和经济剥削间相互的关系，在我去华东参观土改以前，有一个江南籍的朋友对我说：“江南农民生活比较好，一般地主农民的关系也比较好，斗争不会很剧烈的。”但是等我到了农村，实际参加了土改运动时，证实了所谓“江南无封建，农村无恶霸。”的说法，完全是地主阶级希图掩蔽他们的罪恶，避免政治斗争的烟幕，例如我所到的吴江县溪港乡，就有3个恶霸地主，（其中有2个已被人民法庭审判枪决）他们的罪行如下：地主徐子光曾枪杀或打死农民6人，霸占湖田500亩，霸占农民房屋2户，强奸过妇女11人，其中1人并打胎至死。地主唐桂林杀死农民金老虎，夺去其财产，又枪杀农民周阿根等2人，绑架农民李三保，勒索得赎金后又枪杀了他，曾强奸妇女2人，霸占妇女1人为妾。地主沈洪生曾打死农民4人，曾强奸妇女3人，霸占妇女1人，在农村中许多地主的高大住宅，都私设有牢狱和吊人打人的刑具，每年秋收后，在一个地主的牢狱里，常常拘押着二三十个缴不出租米的农民。地主阶级就是这样凶恶的残酷的统治，和压迫着农民。
+
+　　地主阶级在农村里何以能这样霸道，身受其苦的农民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因为过去地主们有反动派政府撑腰，他们操纵农村政权和地方武力，过去的伪区、乡长都是地主担任的，例如过去溪港乡的乡长都是地主，在南库乡，31户地主当中，就有国民党自卫队司令2人，团长2人，伪区长4人。地主阶级不但是和反动派政府是一气的，甚至还和帝国主义直接勾结。例如溪港乡伪乡长地主唐桂林，曾当过帝国主义的侦探。在土改期中，地主阶级的不老实不法的行为，更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例如去年当美帝在朝鲜仁川登陆的时候，地主对农民大放谣言说，美国已打过来了，国民党就快要回来了，你们还要闹分田，有些地主并且还恫吓已分到房屋的农民，要农民好好的替他们保护房屋不要弄坏，在苏南我们看到了地主将缴出的田契圩册拍照以备保存的相片，还梦想反动派政府会再来。地主唐桂林并从上海潜回溪港乡，阴谋组织江南反共人民自卫军第五支队特务大队。地主阶级这一切希望美帝和反动派再来，他们好再剥削压迫农民的反革命反人民的行为，对农民群众是极其现实的教训，使农民具体的认识了地主和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的关系，以及抗美援朝和农民翻身的关系。所以农民很现实的认识到，要使地主不再起来，就要彻底消灭反动派，要消灭反动派，就必须要打倒美帝，地主阶级既然已经直接用美帝和反动派来恫吓农民，那么再没有比农民这种认识更深刻的了。
+
+　　从参观土改中，使我具体的认识了土地改革是建设新中国，是巩固人民政权的重要条件，保家卫国抗美援朝是中国广大人民的切身要求，只有抗美援朝才能巩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果实。同时必须要迅速完成土改，彻底消灭地主阶级，消灭反动派，以及严厉的镇压反革命，然后才能发挥全国广大人民保家卫国抗美援朝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力量。
+
+　　来源：原载《人民日报》1951年4月23日；吴景超等《土地改革与思想改造》，北京光明日报社，1951年8月。

CCRD/3/7/2/000064.txt

@@ -0,0 +1,13 @@
+# 特务柏学川不是我的丈夫是我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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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小龙坎第一初小教员、杨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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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丈夫柏学川，曾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及国民党等反动组织，为战犯杨森的爪牙之一。他专门以反共反人民、侮辱妇女为能事，受他侮辱的女同胞不知有多少。我在一九四七年在琪县被骗和他结婚，不到一星期就到贵阳。他所作反人民的事，据我所知道的有：先作了一年体育场场长，又作了两年子惠小学校长（皆为杨森所办，战犯杨森又名杨子惠。），并经常贩运毒品，仗恃着杨森的二十一号汽车不受检查，由贵阳运往昆明、重庆等地贩卖。在子惠小学，他以军阀、官僚的态度压迫、剥削并虐待教员，用扁担毒打工友，将学生缴的学费拿去活动贵阳市警察局长；后因战犯杨森调任重庆市长没有成功。在学校办理交代时，虽贪污很凶，但因仗杨森势力，又来到重庆。到重庆后，在南温泉与特务龚永龄（国民党巴县参议长，已逮捕）、张正亚（已逮捕）主持童子军训练班，他自任大队长。
+
+　　一九四八年秋，杨森派他当重庆沙坪坝中心校校长，克扣教员薪水，教员不高兴，就任意解聘。被解聘的都是优秀的教师。不少教员都受他的压迫剥削和凌辱。他真是一个强盗，在学校存有一些木料，趁无人在的时候，他便把木料偷着拿去出卖，之后，又诬赖员工。重庆解放了，他在办交代时，造假账，造假发票，欺骗工作同志。他的行动也鬼鬼祟祟，时常跑贵州、铜梁、万县，以做棉纱、肥皂生意为掩护，暗中却进行特务工作，并经常与特务董亚雄（已被逮捕）来往，贩卖毒品和水银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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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解放后参加了去年寒假中小学教师研究会学习后，在学校全体老师的帮助下，思想经过了多次的斗争，曾向我的特务丈夫柏学川进行多翻的劝告，叫他坦白自新。可是他不但不听我的话，反执迷不悟地说：“你吃了共产党的饭，你当然要说共产党好。”我叫他到新华书店去看书，他不去，我对他说：“我在学校老师们那里借书来你看。”他毫不考虑的说：“你拿来吗！我跟你扯烂烧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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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般死心蹋地执迷不悟的反革命分子，他是我们广大人民的敌人。我为了广大人民和我的幸福生活，在四月十六日的晚上，向公安局检举了他，并于当晚逮捕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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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重庆《新民报》1951年4月26日。

CCRD/3/7/2/000065.txt

@@ -0,0 +1,23 @@
+# 我的三叔伏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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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平>
+
+　　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各机关团体学校展开了热烈的学习的时候，我接到母亲的来信，信上有这样的一段:
+
+　　“……据你三叔来信说，正月里人民政府逮捕了你三叔，三月里伏法了，你三叔是一个反革命分子……”
+
+　　这是出于我意外的。解放以后父亲仍在铁路上工作，经过了学习，比过去进步得多了，而且最近表示了赴朝鲜的志愿；三叔呢，解放后虽然没有和他联系，但是自己总认为他是做医生的，可能技术观点很浓，在新社会中也会慢慢改造过来的，谁晓得他不去治病救人，而走到一条反人民的绝路上去呢?
+
+　　我为这气得脸有些变色，同志们还没有发觉，心里总觉得这是一件不可告人的可耻的事情。幸而我学会了思想斗争，阶级的仇恨把爱面子的思想打下去了。
+
+　　我为什么要站在家庭的小圈子里为这事而着急呢?我应该因此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此又肃清了一个反革命分子，对一个敌人的死应该高兴是毫无疑问的。其实，他已不是我的什么“叔叔”了，从他参加反革命活动的第一天起，他就成了我的敌人。这是丝亮也不能混淆的，谁走上革命的道路，谁就是我的亲爱的叔伯与兄弟姊妹，谁走上反革命道路，谁就是我的死敌!
+
+　　这件事对我说来又有什么可耻呢?假使我对他的死想不通，对镇压反革命的政策认识不足，认为“反革命可杀，但是杀了三叔不妥当”，那才是可耻呢!
+
+　　他的死是不值得丝毫“惋惜”的，他是一个医生，只要他愿意为人民服务，生活是可以有保障的，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他的死应该完全由他自己负责。分别了十六年来，旧社会对他的腐蚀当然有，但这不是决定因素，许许多多知识分子都经过旧社会的，为什么许许多多人走着完全相反的道路呢!而且，在新社会里他为什么还闭着眼睛，不看看人民的力量，而向人民低头呢!
+
+　　是的，回溯十六年以前，他还是一个有些正义感的学生，很聪明，功课很好，上学还是免费；他也很爱我，常带着我玩，教我唱“抗日军歌”，这些我都还记得，他的离开家，当时也多少有一些民族意识。但所有这些回忆并没有骗得我一滴眼泪，相反的倒增加了我的仇恨!他的听明为什么不去献给人民献给革命事业，他为什么不将他的业务技能服务人民呢?他为什么不将过去爱我的心情去爱人民呢?他却偏偏的不自爱，甘心的与人民为敌，做着帝国主义及蒋匪残余的忠实奴才走狗。
+
+　　没有像他这样的一批反革命分子，我们可以展开大规模的建设了；没有这些反革命分子，那有今天全国各地许多苦主们血泪的控诉；没有这些反革命分子，解放前我又怎么会被捕而遭受残酷的迫害呢!今天杀了他，不正是清除了建设中的一些障碍，为许多的受难者报仇，也是为我报仇吗! 血债是要用同样的东西来偿还的，我完全拥护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措施!
+
+　　来源：《文汇报》1951年4月 27日。

CCRD/3/7/2/000066.txt

@@ -0,0 +1,17 @@
+# 中共吉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李雷党籍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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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雷：现年42岁，学生出身，1935年参加学生救亡运动，从事文艺活动，1937年5月入党。在抗战期间主要做文艺工作，1945年冬回东北，曾任沈阳市教育处副处长、省教育厅秘书主任和副厅长、内蒙军大副教育长、地委宣传副部长、辽阳市副市长等职，现任吉林省人民政府文教厅副厅长兼长春市高级中学校长，党内支部书记。
+
+　　李雷自1949年秋到长春高中，表现骄傲自负，工作不深入，不愿作教育工作，经常在党内会议上或背后发牢骚，对党不满，思想腐化、堕落，竟不顾党的影响与法纪，用鄙劣手段任意污辱女学生，给党造成极恶劣影响。经校中师生告发，始被发觉，据确实调查，李雷在高中表现思想堕落，行为卑鄙，已丧失共产党员的品质。
+
+　　常以谈工作、谈历史、介绍入党、抄材料、唸诗、教跳舞等为借口，找女生、女职员，用极卑鄙手段，进行调戏、污辱、据了解被奸污者4人（1人已有了小孩），诱奸未遂者2人，被接吻、拥抱者有10余人之多。李雷此种行为是有计划的，曾将宿舍装有暗锁，并须经过几道门才能入内。由于李雷卑鄙地犯罪行为，引起该校师生愤怒向上控告，女生学习不安心，甚至个别被污辱者曾想自杀。李雷明知奸污女生是一种犯罪行为“已陷入到罪恶的深渊里！”，但他说，离开女人就感到“空虚和寂寞”或“茫茫世界夜沉沉”了，以至伤感流泪，而仍冒犯党纪国法，继续其可耻行动
+
+　　李雷在工作中还有许多错误：认为自己了不起，看不起别人，经常吹嘘高中工作上的成绩与他分不开，以抬高自己，打击别人，说别人是“老教条”，“狗尿苔长在金銮殿”。对组织不满，在支部会上说：“高中支部有许多优点，就是官僚主义者看不见！”标新立异，曲解支部性质说：“高中支部特点：小组化、群众化”。并说：“我们的上级党委只能讲是省委、市委不能说是领导关系，仅仅是保证关系”，向学生散布对党委领导不满的情绪。
+
+　　平时很少研究和检查工作，成天不出屋，教员反映：老虎不出洞，专靠几个人汇报、了解工作，自称为“独特”的领导方法。对教职员平时不注意教育。下面干部、工友怕他，“唯命是从”。在领导上很少研究教学工作，一个离校学生批评“高中只有歌舞，没有教育”。李雷在师生面前常吹嘘自己伟大，以高中旗帜自居，并借党、团组织及教员在学校中进行“爱护首长、爱护学校、不能随便向外乱讲”的教育，以压制民主，蒙蔽青年。在其影响下，致使该校学生，在写给苏联青年的信中说：“我们是伟大的中国诗人李雷的学生”，同学之间写信说：“我们是英明的伟大的李雷的学生，是不怕困难的”。
+
+　　李雷对所犯错误，事前毫无检讨，当错误被告发，态度仍不老实，市委找其谈话时，避重就轻，尽量隐瞒，在学校曾进行威胁拉拢，企图掩饰其错误，对副支书刘锋说：“高中刚搞起来，你就报告，你不是破坏高中吗？不是给人家找机会吗? 你报告了我走，你也不能当校长，你那一套就英雄也得10年，我对你不错，来时给你买钢笔，提你当团总支书，你为何不帮助我？有事应先和我谈，这问题（指其错误）再有人问应一点一点撤消”。对邹乃锋（教员兼团总支书）说：“我对你是同志的兄弟关系，比如把你工薪提到280分，学校事不能乱讲，我们所以有今天，都是和市里斗争得来的”。威胁女生说：“男女关系讲出去，男的没啥，女的事就大了，特别是没结婚的”。调回省后，在反省中强调工作有成绩，如说：“教员认为高中是天堂，不给‘分’也愿干”，“在学校信仰是好的”。认为其错误仅是“和几个女生有了恋爱关系”的生活作风问题等。经数次谈话与批评之后，对错误认识虽有进步，而有某些检讨，但其错误事实与堕落的思想实质仍是很严重的。
+
+　　我们认为李雷所犯错误是极其严重的，给党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其在长期工作中不深入，闹地位，认为自己“德”“才”出众，想把自己造成为英雄，在生活上，以功臣自居追求享受，为满足个人私欲，不顾党纪国法，以无耻手段奸污女性，发泄其性欲，在不能满足其欲望时，则发牢骚，对党和行政领导不满。这是其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与反动的浪漫主义思想发展的结果；也是革命胜利发展，我党转入城市后，在和平安逸的环境中，小资产阶级动摇，蜕化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李雷虽是十几年的党员，经过���的教育；但因其骄傲自负，妄自尊大，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其小资产阶级思想本质与没落阶级影响并未克服，所以也就不能更好的树立革命人生观，致逐渐走向堕落、蜕化、变质，为严肃党纪，教育全党，省委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建议政府撤职，此决定在全党公布。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CCRD/3/7/2/000067.txt

@@ -0,0 +1,21 @@
+# 我检举了恶霸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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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真>
+
+　　我父亲是松江的一个大地主，共有一千多亩田，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当过伪自卫队长，兵役协会会长，仗势欺人，作威作福，生活腐化，抽鸦片讨小老婆，有回把一个农民的房子连地抽了，害得那农民到现在还流浪在外面。解放以后，他表面上装作悔过，表示要参加劳动了，暗地里却反动到底，阴谋破坏土改，逃避秋征，不交公粮。
+
+　　我参加了革命工作，受到党的教育，就认识了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人民的敌人，站在革命的立场上，父亲就是我的敌人，我想起自己所受的十几年学校教育，都是父亲剥削农民血汗得到的，心里更不安，决心要好好的工作，在工作中改造自己，从思想上感情上斩断与地主阶级的联系，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干部。
+
+　　我就写了一封信给父亲，告诉他现在解放了，人民翻身了，劝他痛悔前非，向人民低头，不要再和人民为敌；但是他根本不理，实际上，我的劝告也是多余的，对这样反动的恶霸地主，实在是不应该存在什么幻想的，他的反动的阶级本质已经决定他不可能变好的了。
+
+　　土改时，父亲是当地三大恶霸地主之一，他害怕斗争，就偷偷的逃到上海，躲在亲戚家里，没有固定的住址。
+
+　　我学习了惩治反革命条例和其他镇压反革命文件，知道我有责任检举父亲，就先和公安局取得了联系，把情况告诉公安局，恰巧这时公安局也收到乡下寄来的材料，正要调查我父亲的行踪，我看了公安局的材料，才知道父亲这几十年的罪行远比我过去了解的坏得多，我就更坚定了决心，一定不能放任他逃跑，要设法协助公安局逮捕父亲。
+
+　　星期天，我就到亲戚家里去打听父亲的住处，我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地址果然被我打听到了。我又特地去了一次，看见他果然在，他还打的好算盘，托我给他报户口，我想:“嘿!你还打算长期在上海埋伏呢?”“叫我报户口，来得正好。”我佯装答应，就赶忙把地址报告了公安局。
+
+　　公安局照着地址去了，不知怎的，他竟不在了。哦一急，心想他不要这么狡猾，我去一回反打草惊蛇了，感到无限懊恼。但是抱着姑妄试之的心情，我重又和公安局同志一起去找他，出乎意外的他又在了，我喜出望外的想:“好!总算没溜!”我拿着户口纸进去先和他搭讪几句，外面公安局的同志就进来把他逮捕了。
+
+　　现在，他已被押到乡下去交给农民公审，我感到很愉快，因为我倒底把这个危害人民利益的反革命分子捉住了，任他多么狡猾，他是逃不了人民的法网的了。
+
+　　来源：《文汇报》1951年5月 1日。

CCRD/3/7/2/000068.txt

@@ -0,0 +1,19 @@
+# 我检举了姐夫
+
+　　<杨群>
+
+　　我的姐夫是国民党反动派某地宪兵队特高科的组长，毕业于国民党军校十七期，进行反革命活动约有十几年之久。
+
+　　在解放的前一年，他从某地写信来说已退伍从商了。所以，解放后我对他的警惕性就很不够，觉得既然早已退休，那只要去登记一下就行了。于是写了好几封信劝他到人民政府去登记，以便重新做人。但他却一再执迷不悟，并且说:“我决不向共产党低头，我要对得起蒋介石……”。写了几封信无效之后，我也就把他放在一边了，觉得以后再说吧!
+
+　　可是，自从最近我们校内展开坚决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我在思想上就开起斗争会来了。我想:站在人民的立场，我完全应该检举他。因为:第一，他过去的罪行我虽然不清楚，然而就从他从事反革命活动达十余年之久，而又在组织上取得相当地位这两点来说，他以前一定有过反革命的罪行，那么在今天当然应受人民裁判，处以应得之罪。第二，虽然他告诉我是在解放前一年就脱离了关系，但这话是否可靠呢?也许是反革命组织故意把他布置下来的，况且难道他现在就不能再与反动组织恢复关系吗?倘若现在仍继续在活动的话，我怎能不检举他?
+
+　　但是，我脑子里的麻痺落后思想，又在作祟了，我想，第一:恐怕他以前没有什么罪行，解放后也停止了活动，那岂不是没有什么关系吗?第二，万一他被枪毙了，我的母亲和姐姐怎么办呢?她们能够受得起这样严重的打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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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展开了好几天激烈的思想斗争。直到今天早上，我才把思想打通了，决心检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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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早上起来，忽然听到学校里的广播，知道本校十三个反革命分子被捕了，其中居然有我一向很尊敬和热爱的一位教授。这真使我大吃一惊，自己好像大梦初醒似的，认识了反革命分子的阴谋诡计和凶狠恶毒，认识了自己的麻痺思想。因此我想我再不能对姐夫的事不闻不问了，据最近妹妹的来信说，他仍在乡间安居，并未被捕，那么很可能姐夫正在进行反革命活动。于是，我痛恨自己过去没有站稳人民立场的错误，我决心立刻写信去检举他。而对母亲姐姐的顾虑也完全克服了，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我就不能不请她们忍受一时的痛苦。而且实在说来，这件事不仅对人民有利，对她们也是有利的，正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她们的最正确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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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点一刻到了，我们全校师生员工在大礼堂举行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大会揭幕了。当我听到许多老师同学和工友讲话及控诉之后，我的思想更明确了，立场更坚定了，也激起了无比对特务的仇恨，对我姐夫的仇恨。后来，我终于下决心跑上讲台，表示了自己检举姐夫的态度。当我说到“假使我姐夫因罪大恶极被人民处以应得的死刑时，我一定拍手称快，绝对不流一滴眼泪……”的时候，同学们狂呼着向我学习，向我致敬的口号，使我真感觉到无比的痛快和兴奋，我到底做了一件人民应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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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文汇报》1951年5月 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