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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RD/3/7/6/000022.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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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青岛市委关于开除反革命分子曲及先党籍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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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及先，男，现年四十八岁，山东省牟平县通海村人。家庭系大地主，个人系旧铁路职员，后又参加东北军任过宣传队长。一九三六年混入党内。历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情报组长、关中专署秘书主任、烟台市委组织部长、胶东建校教务主任、青岛市委秘书长、市委委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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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及先自混入党内后，一贯敌视党和党的事业。特别自调任中共烟台市委组织部长以来，冯借职权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反人民的活动。主要事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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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倒算农民斗争果实。一九四六年土改时，曲及先的家庭被斗，土地房屋被分给了贫农。此时曲及先即为其地主家庭叫嚣，经常散布：“家里全是女人，没有劳动力，有地无法种，近地好地没有，留的远地，女人更困难……。”等不满言论，污蔑牟平县委“领导的工作不好”，并着其妻董真（当时任烟台某区区委副书记）回家，将分出之园地（三亩九分三厘）全部倒回。一九四七年土改复查时，曲家一部分浮财置藏于其地主亲戚家中，被群众查封待分。曲闻息后（其五妹由家偷跑至烟台告诉的），立即派通讯员携枪持信（曲私人名义写给村干部的）至该村追索，因遭群众反对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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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发动坏分子复辟。一九四七年三月，烟台市委为了发动群众支前，派曲及先到市郊帮助工作。曲到达芝水区南涂山村后（该地是一个刚经土改斗争，阶级斗争相当尖锐复杂的村庄），即向地主、坏分子搜集村干部的“材料”，借“发扬民主”召开以地主恶霸、特务及坏分子为骨干的群众大会，斗争打击村干部。并吸收周围十三个村的村干部参加。会议上，坏分子在曲的直接煽动支持下，气焰嚣张，居然向领导群众翻身的村干部诉“苦”，并大肆称颂曲及先为“青天大老爷”。会后曲又将村团长于广兴、农会长吕贤堂二人撤职。于是村干部、积极分子因遭受严重打击，而情绪低落，恐慌不安；地主、坏分子则愈加猖狂，以至公开下民兵的武器，对村干部实行报复。群众暗中舆论：“曲部长不是共产党派来的，是国民党派来的。”会后迅速涉及周围村庄，参加会的外村干部同样受到打击，情绪不安，无心工作。地主、坏分子则同声歌颂“曲青天”，并准备将曲请至其本村“发扬民主”，夺取政权。因此，即在南涂山北上房、芝楚等村发生了地主恶霸、特务、坏分子暴动的事件，市委几位负责同志险遭毒手，经镇压始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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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非法宣布解散中央烟台市委组织，进行反党的反革命活动。一九四七年敌人侵占烟台后，上级党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暂时撤销原烟台市委组织，只保留秘密的烟台工作委员会，以领导烟台市的秘密工作。当时烟台市委书记滕景禄和副书记兼市长姚仲明等同志正在华东局开会，中共胶东区党委便指定由曲及先为主，带领编余干部集中学习。曲及先便利用当时“三查三整”的机会，在全体干部会上捏造说，烟台工作犯了严重错误，因此，遭到解散组织的处分，并颠倒是非，指桑骂槐，污蔑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说什么“大家不要迷信工人”（因滕景禄同志系工人出身）、“英国工党不代表工人阶段”、“大家要解职解权，放下架子立功赎罪”，借以打击市委领导同志，造成混乱以实现其反动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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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包庇反革命分子。曲及先的哥哥曲鸿九是一个在军阀、敌伪时期历任高级反动职务的大汉奸（胶济、陇海铁路局局长兼直鲁军交通运输副司令、伪济宁湖田局局长、伪登州道统税局长等）。烟台解放时我们即拟逮捕，彼潜逃至天津，于一九五零年来青。曲及先利用青岛市委委员和秘书长的职权，曾将其隐藏到自己的宿舍内，并多方设法为其代谋职业，使之混进了文化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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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曲及先曾于一九四八年参加了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并是其中的骨干分子之一。他与这个集团中的其他分子共同进行其反党活动，他们互相包庇，互相吹嘘，互相提议，拉拢宗派，打击排除异己，破坏中央和中央负责同志的威信，在山东和青岛搞独立王国；向明的问题被清算后，他又与这个集团中的其他骨干分子公开对抗和破坏四中全会决议和省党代会议决议，积极地包庇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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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事实证明，曲及先确系一个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为纯洁党的组织，并严肃国法，市委全体会议决定开除曲及先的党籍，并已建议依法惩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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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CCRD/3/7/6/00002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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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局开除蜕化变质分子赵浩波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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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浩波，37岁，中共党员，原任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秘书长，1951年派赴苏联留学，在列宁格勒卫生保健学院作研究生，任列宁格勒我国留学生党总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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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浩波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后，滋长了严重的骄傲情绪，伪造自己的革命历史，功臣自居，闹特殊，闹待遇，迷恋资产阶级的腐化墮落生活，以至蜕化变质。几年来所犯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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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闹特殊，闹待遇，贪污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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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浩波的贪污行为是一贯的，1946年兼任牡丹江医学院院长时，就贪污过该学院募集的经费；1950年回家接家眷时，所领路费、补助费中有3500万元（东北币）既未向公家报账，也未交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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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我国驻苏大使馆拨给列宁格勒我国留学生党总支2000卢布办公费，由赵经手开支，其中有1700余卢布（折合人民币855万元）无账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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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恶劣的是利用职权敲诈勒索。1946年，他曾保释一政治嫌疑分子刘镇南，之后，就向刘借用洋服一套，据为己有，并藉托刘买手饰为名，敲诈其金镏子两个。1950年要医药公司经理给他买了两块“西马牌”的手表，共值1700万元东北币，由该公司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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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浩波为了满足个人享受，处处要求特殊照顾，供其挥霍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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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赴苏学习时，超制度的大肆装备自己，共买了各种绸布579尺，袜子、袜套35双，衬衣、汗褂之类21件，各种衣服（大衣、西服）14件。在苏联学习期间也经常请客、送礼，一次即要花费200多卢布，足够一个同学半个月的伙食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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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苏后，曾假借几个同志的名义向大使馆要求特殊照顾老干部，遭到拒绝；即向大使馆写信发牢骚说：“在苏联比长征时的生活还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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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暑假期间，赵浩波不顾苏联的规定与我党的影响，以学生会负责人的名义向学校当局要求发给他到南俄休养的减价旅行票，为此奔走了一个多月，弄到手后，因工作需要及该校教授到南俄的休养票不够分配，学校当局不同意他去。赵大为不满，到处向苏联同学发牢骚，并要去苏共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处告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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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浩波自视特殊，不愿和苏联同学住在一起，托人向宿舍管理员说情，并采取不正当手段拉拢管理员，没有达到目的，就说宿舍管理员的坏话。后又以学生会无地方办公为藉口，多次向共青团列宁格勒市委提出住单独房间的无理要求，影响很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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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生活腐化墮落，一贯玩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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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浩波在1946年任牡丹江卫生部长时，利用职务方便，诱奸了X医院护士张XX；1950年又以送书籍、毛巾被、裤衩、小镜子等纪念品以及谈论风花雪月的诗歌小说为手段，诱奸了东北卫生部女职员于XX；最卑鄙恶劣的是1950年赵到北京开会时，为了玩弄一个无亲无故尚未成年（14周岁）的女孩子祁XX，把她从私人医院里带回东北，冒称他爱人的姪女，改名换姓，骗取公家的给养，送到干部子弟中学念书，长期供其奸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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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在苏联留学期间，也多次发生侮辱、诱奸妇女的卑鄙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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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蜕化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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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浩波留苏期间，为了炫耀自己，经常在党的会议上或个别谈话中，向留苏学生乱讲一些曲解党的生活和诬蔑苏联、朝鲜、越南等兄弟国家的言论，以致引起列宁格勒某些留学生的思想混乱，损害了党和各兄弟国家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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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驻苏大使馆规定：留学生不许拍卖东西。赵浩波身为党总支书记，却故意违犯纪律，在列宁格勒拍卖了大批公家发的东西。有据可查者即有夹大衣、西服、大皮籍、皮鞋等物，总计卖得4413个卢布。并公然违犯苏联宪法和我国大使馆的规定（苏联宪法原规定苏联妇女不得和外国人结婚，这条宪法最近才取消），欺骗和诱奸一苏联女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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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浩波到苏联后，对于党和国家交给他的学习任务采取玩忽、敷衍的态度，两年来从不安心学习。并不惜采用极其庸俗的资产阶级手段，拉拢教员，请客送礼，吹嘘自己经过长征，是卫生部的高级干部等，向苏联学校当局提出不写论文，不学统计学，不参加考试，只到各处参观一下即取得硕士学位的荒谬要求。遭到学校当局拒绝后，便满腹牢骚，后悔不该到苏联留学，想不学回国。并对另一留苏同学说：“就凭我二十多年革命历史，我回去照样有好的工作岗位，还怕这一辈子……。”这样，两年来赵浩波竟未参加过一次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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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浩波在留苏学习期间，每天仍迷恋于腐化墮落生活，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其厌恶学习而流露出的那种资产阶级��废思想：“今天无聊之甚，又读了旧诗词来消遣。”“何日渡过这夜长梦多、昼长愁不尽的日子啊！这么长此以往，我很难不把老命丢在这里。”1951年10月革命节时竟在日记中写着：“这么隆重的节日，对我简直是不能忍受的寂寞……，省下钱以后多喝酒，酒真能解寂寞……，人生我已看得非常淡薄，酒啊！酒啊！酒真有无尽之用，我决心以后多利用酒。”在给廖XX的信中居然表示：“休感慨，浇酥醁，人易老，欢难足”，“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就充分说明了赵浩波已经腐朽变质，成为一个极端卑鄙的蜕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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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浩波对上述一系列严重错误，始终坚持不改，向党隐瞒欺骗，并仇视给他提意见的人。“三反”时同志们揭发了他的许多错误，他怨恨说：“祖国，对我再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并骂揭发他错误的某些负责同志“是品质坏透了的人”，还在日记中悍然写着：“管它三七二十一，流氓手段是值得学习一、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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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赵浩波以上罪行，经东北局决定，中央批准，开除其党籍，并建议行政上撤职法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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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纪律检查工作》第十五期，1955年2月18日。

CCRD/3/7/6/000024.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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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山西省委直属机关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王元直党籍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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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元直，男，现年36岁，山西省黎城县人。家庭出身破产地主，本人成份学生。1938年参加工作，1939年入党，历任会计，总务科长，报社经理部副部长，山西省委秘书处副处长，现任山西省人民广播电台秘书长兼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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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元直在1950年任山西省委秘书处副处长时，曾与秘书科长林(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当他们这种错误行为被组织发现以后，曾给予批评教育。但王元直对此并未引起警惕，而继续与林(保持不正当关系，致使林(怀孕。林(怀孕后，王元直为了掩盖错误即与林(共谋，进行打胎；因未生效，林(便于同年5、6月调去河南省与她原爱人复了婚（复婚后仍返山西工作）。同年11月，林(在医院生了小孩，出院时王元直竟采取残忍手段，亲手把刚出生7天的小孩抱到城外抛掉。他们这些卑鄙行为，曾长时间蒙蔽了组织，从而逃脱了党纪国法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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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元直调任山西省人民广播电台秘书长（兼支部书记）后，不但没有接受教训改正错误，反而更加堕落。在工作上苟且偷安，怕麻烦，常常借故不参加编委会；对理论学习不感兴趣，好看腐败哲学书籍如“处世三味”和淫荡小说如“九尾龟”；生活上更注意物质享受，追逐低级兴趣，调戏女干部，并与其领导下的一个历史不清白的女职员XXX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王元直这种腐朽堕落的思想行为，引起群众不满，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政治威信。甚至1954年11月6日早晨，在王元直的办公室门上贴出了辱骂我党的标语，亦未引起王元直的注意。当他的问题被发觉后，今年1月21日电台负责同志与他谈话时，曾指出让他立即与XXX割断关系，而他仍继续与XXX形影不离。在XXX已向领导坦白后，王元直还向XXX说：“你为什么把这问题向领导上谈。”王元直直至无法掩盖的情况下，才将此事向组织上作了交代，但仍欺骗组织说：“我自1945年在太行犯过一次类似错误以后，这是10年来的又一次。”企图把他与林(的问题隐瞒过去。当经同志们的严肃批评和帮助，他才迫不得已地供认了和林X的不正当关系及抛弃婴儿的罪恶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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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事实说明王元直是一个为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透了的人，他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是在蒙蔽了党的组织，逃避了党的组织的监督的情况下，一步步滋长起来的。这种思想已使他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以致使他敢于违反党纪国法，残害生命。为保持党的纯洁，维护党纪，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建议法院依法惩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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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CCRD/3/7/6/00002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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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决定开除孔厥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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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于今年二月七日召开第十三次主席团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开除玩弄妇女、品质极端恶劣的该会会员孔厥的会籍。决议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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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各方面向本会主席团揭发了本会会员孔厥下列一些玩弄妇女、败坏道德、污辱作家光荣称号的极端丑恶的行为:孔厥于去年七月问在沈阳用物质哄骗等卑劣手段诱奸了一个女青年团员。同年八月初回到北京，又用同样卑劣手段与另一个女青年团员发生了嗳昩的关系。上列事实经调查属实，并由受害者向本会主席团提出了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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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厥这种极端恶劣的流氓行为是一贯的。远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曾在男女关系上犯过严重的错误，并因此受到了党的处分(他当时还是中共党员)。但他在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八年又连续在男女关系上重犯错误，一九五一年在沈阳时并曾去嫖妓。后来甚至疯狂到在朝鲜战场竟又丧心病狂地诱奸了一位女同志。这些错误经他所在机关的中国共产党支部发现后，在一九五二年将他开除出党。但是孔厥始终拒绝改造，在近一年来下工厂的时期，一面到处游荡，一面以“作家”的名义到处蒙混欺骗，玩弄青年妇女。他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已经坠落到极端恶劣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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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团认为孔厥这种堕落的行为，不仅完全丧失了一个作家应有的品质，而且也有背于为人的道德。我们的文艺队伍里决不能容留这样的人。为此决定开除其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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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团认为，作家的任务是以自己的作品培养人民的高尚品质和社会主义道德，作家本身的道德品质对于完成这一光荣任务有着决定的意义，任何败坏道德的行为都是和作家这个荣誉的称号决不相容的。从孔厥的事件上，我们认为应该提起作家的严重注意，应该坚决反对文艺界一切道德堕落的现象。我们并号召全体会员提高政治水平和道德水平，为纯洁我们的队伍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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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文汇报》1955年2月18日。

CCRD/3/7/6/00002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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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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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一九五三年五月至一九五四年十一月间，本市公安机关，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取得群众的帮助，连续破获了虞正钦、方振、苏海闵、王开生、周瑞富等十三名屡教不改，而且更严重地破坏社会秩序的流氓、盗匪。在这批流氓、盗匪中，有的是流氓集团的为首分子或惯盗、惯窃；有的是解放前破坏人民革命事业，罪恶重大，解放后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残余反革命分子；有的是受流氓、盗匪勾引腐蚀而堕落的犯罪分子。他们经常三、五人成群或结成十余人的集团，有组织地一贯行凶作恶，盗窃公物，策谋抢劫人民财物。极端无耻地侮辱妇女和幼女，甚至逼人自杀。他们经常地偷窃、诈骗或公然在公共场所聚众殴斗。这批流氓、盗匪分子中，有不少是经过人民政府一再教育改造，学习了生产技能，给予了自新出路，但是他们仍然拒绝改造，甘心腐化堕落而继续违法犯罪。严重的是他们不仅自己犯罪，而且用各种卑鄙手段腐蚀和诱骗一部份意志薄弱的青年职工、学生以及一些天真的少年人，使他们败坏自己的人格和道德，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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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批流氓、盗匪犯罪分子，在群众检举、揭发以后，经我公安机关的长期侦察，先后分别依法予以逮捕。于一九五五年一月，本市公安机关将本案十三名被告连同罪证移送本院，业经侦查属实，其罪行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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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虞正钦 又名清祺 男五十一岁 江苏泰州人 协兴隆机器厂职员 (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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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犯在解放前，一贯以极无耻之手段，侮辱妇女。解放后仍不悔改，续于一九五三年七月、八月间，将一百元、二百元、五百元、一千元(旧币)给幼女买糖果为幌子，诱骗了六岁至十岁的幼女三人，以暴力连续强奸，事后又威吓受害幼女不许声张，使受害儿童之健康遭到极端严重的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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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虞犯在解放前，历充蒋匪、日伪水巡队侦缉员、安徽省警务处视察、灵璧县警察局长、浦口查缉处主任、路局警务段段长等伪职。在伪职期间，曾积极地为蒋贼军运输枪械弹药，及一再亲自带领敌伪武装袭击我人民抗日部队。虞犯并曾受到日伪警务处的所谓‘嘉奖’，擢升为伪灵璧县警察局长，虞犯因此即仗势连续侮辱妇女，且又横征暴敛，敲诈勒索，人民受害深重。抗战胜利后，该犯即充匪‘启明运输公司’上海所主任。本市解放前夕，虞犯又为首与蒋贼海军勾结，积极组织‘苏浙沿海谍报组上海站’特务组织，自充站长，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于反动党、团、特务人员实施登记办法颁布后，竟又抗拒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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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方振 又名元超、慰侬男三十一岁 浙江嘉兴人 陈兴记五金厂职员 (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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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犯自一九五二年起，在本市金陵东路一带，诱骗青年堕落腐化，曾腐蚀了意志薄弱的青年职工十余人，专门教唆他们如何侮辱妇女，并对过路的女学生等，公然为首当众强行侮辱。又亲自带领流氓及被腐蚀的青年，成群结伙地在马路上或溜冰场、跳舞厅等公共场所侮辱妇女，严重地破坏社会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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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方犯于一九四五年，曾参加匪“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特务组织，并在蒋贼‘中美合作所乐平训练班’受爆破、情报、行动等特务训练，后由蒋匪特务头子毛森派往匪‘江南别动队’充准尉队员，随匪在太湖一带进行反革命活动。经我俘获后，非但拒不悔悟，且窃取我苏北军事首长名单、枪械配备等军事情报，窜向匪方报告。一九四六年又充当匪‘京沪卫戍司令部绥靖纠察团’准尉组员，继续进行特务活动。同年十月，充本市嵩山区助理保干事，仗势作恶，并勒索居民财物。解放前夕，方犯即烧毁特务头子毛森给他的亲笔信及国民党党证等反动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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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后，方犯仍不悔改，于一九五○年二、三月间，又一再与台湾特务联系，曾寄去本人照片三张，积极策谋潜往台湾，继续破坏人民革命事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于反动党、团、特务人员实施登记办法颁布后，方犯避重就轻，登记不诚。一九五三年秋季，即方犯在履行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后，续又包庇现行反革命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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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苏海闵 又名长木 男四十五岁 四川仁寿人 流动摊贩(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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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犯于一九五二年七月至一九五三年七月间，在江湾等地区，连续盗窃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木料、油布等器材和窃取居民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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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三年八月至一九五四年五月间，该犯竟又极端无耻的以糖果、甘蔗、香瓜等为��子，先后拐骗和诱骗不满十三岁的幼女七人到他家中，残暴地进行强奸或侮辱，严重地摧残幼女。而苏犯侮辱妇女的行为是一贯的，在一九五二年五月至一九五三年三月，亦一再以流氓手段，侮辱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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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苏犯自一九三七年起，即充当蒋贼军，先后在安徽徽州等地，一再受反动军事训练。抗战胜利后，该犯即充当蒋贼交通部二等兵，于本市解放时为我俘获，经宽大释放，并着令回乡生产。但该犯坚决不愿从事劳动，继续到处进行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社会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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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王开生 男 二十四岁上海市人 宝泰电料行小老板(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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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犯系流氓集团的为首分子之一，一贯侮辱妇女、偷盗、抢劫，无所不为。一九五二年冬，王犯伙同流氓陈某等侮辱青年妇女。同年十二月，王犯又诱骗青年女工傅宝娣予以侮辱，并极端无耻地迫使她脱离生产，脱离家庭，而更加腐化堕落。接着王犯又教唆该女偷窃他人财物，以供其挥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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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三年一月，王犯布置骗局，拐骗女学生一人，用酒灌醉后供流氓头子沈禧超(已伏法)强奸，续由王犯强行侮辱，使该女学生的健康遭到严重
+
+　　（的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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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王犯积极参与首恶分子曹金元(另案处理)数次策谋抢劫。继又一再纠集流氓沈禧超等多名，共同策谋以麻醉剂投入他人饭锅内，图在他人中毒后，进行盗窃的犯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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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犯又经常在里弄中或游乐场所偷窃电料器材。除亲自偷窃他人手表两只，匿藏赃物自行车两辆外，于一九五一年间，竟连续唆使少年四人进行偷窃，王犯则坐地分赃。又八次滥开支票，诈骗他人财物。
+
+　　被告周瑞富 男 三十岁 浙江宁波人 无业 (在押)
+
+　　周犯在一九四八年拜流氓头子“独臂柴宝”为老头子，一贯聚众持械殴斗，奸污妇女。解放后拒绝改造，包庇盗窃，继续进行犯罪活动，一再以极恶劣手段奸污妇女三人，继又为首伙同流氓莫志惠、马小彦，布置‘圈套’，连续奸污妇女二人。并以公共场所为据点，诈骗钱财，且一再腐蚀青年学生，唆使进行偷窃财物，供其挥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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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周犯于一九五三年九月间，曾因侮辱妇女、纠众殴斗，为我公安机关依法逮捕，姑念该犯有病，准予保外就医，不意周犯竟在保外就医期间，又纠集流氓，一再侮辱妇女，诈骗钱财，继续疯狂地进行犯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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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沈孝悌 男 二十八岁浙江宁波人 无业 (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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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犯原系惯窃，解放后仍拒不悔改，继续进行偷窃犯罪，曾被拘留三次，又一犯再犯，致为本市人民法院先后两次判处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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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四年春季，即沈犯第二次刑满获释后，仍和流氓周瑞富等结伙，专事布置‘圈套’，拐骗妇女二人，由该流氓集团之流氓予以侮辱。至于为沈犯所一再诱骗侮辱的妇女先后亦有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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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沈犯一贯诈骗财物，并积极勾引与腐蚀青年学生，严重危害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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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王桂德 男 二十六岁江苏庆城人 宝泰号木器店小老板(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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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犯在解放前拜蒋贼军官董三毛及封建帮会的反动头子夏宝成为‘老头子’，曾连续参加‘十三太保’、‘三十六股党’等流氓集团，经常聚众殴斗。一九五三年又为首与田有发(已伏法)等组织‘十兄弟’流氓集团，自充‘老大’，一再侮辱妇女。同年四月十一日，为首与梁春生等四犯，拐骗一年青女佣到招商旅馆连续轮奸，极端严重地残害妇女，致受害人被逼服毒自杀(经人民政府急救脱险)。此外，该犯又以极恶劣之手段侮辱妇女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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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王犯于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三年间，又先后三次为首纠集流氓近百人，由其供给凿子、木棍、黄沙等凶器，在工人文化宫、新仙林、大华溜冰场、复兴茶楼等处附近，与其他流氓持械殴斗，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一九五三年五月，王犯又与流氓头子田有发等，一再共同策谋抢劫；同月十一日，王犯亲自携带凿子二把、铁手盔一只等凶器，与田有发到前爱埃令舞厅准备行劫。同月十八日，该犯又以自制之假手枪一枝，为首纠集流氓多名在其家中进行合谋后，再度率领流氓展庆国等前往爱埃令舞厅行劫，事为我公安机关及时侦察，当场予以逮捕，并缴获其暗藏的铁手盔、黄沙等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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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展庆国 男 二十六岁安徽寿县人 无业 (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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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犯于一九五三年起与流氓田有发等十余人结伙组织流氓集团，一再侮辱妇女；一九五三年春季，伙同梁春生等轮奸妇女；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一月又侮辱妇女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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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三年四月，该犯在工人文化宫���昆山公园附近各处，连续参加田有发为首的流氓集团，以檀木棍等凶器，聚众殴斗。同年五月，该犯参加以王犯桂德等为首策谋如何取得枪械进行抢劫的犯罪活动，五月十八日和田有发、王桂德等犯，前往爱埃令舞厅实施行动，为我公安机关当场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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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展犯解放前充匪“青和部队”伪军，一九四七年十月参加匪三青团。解放后，仍拒不悔改，继续进行犯罪活动，一再严重地破坏社会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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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荣凤山 又名荣刚 男十九岁 江苏无锡人无业 (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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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犯绰号‘白狼’，系扒窃。解放后毫不悔改，于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间，曾诱骗天真的儿童多名，教唆和威逼他们进行偷窃。据该犯自供，受其教唆和威逼而犯罪的儿童，经常要交给他赃款旧的人民币两、三万元，这些赃物赃款，概由该犯作腐化犯罪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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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犯曾纠集流氓二、三十人，在公共娱乐场所聚众殴斗。于一九五三年，该犯因危害社会治安，曾为我公安机关依法拘留，经教育后释放，荣犯仍不悔改，又一再参加聚众殴斗和流氓“和尚老二”(已伏法)为首的诈骗集团，专做“望风”，更又侮辱妇女，严重的危害社会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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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丁道生 男 二十四岁江苏南京人 无业 (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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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犯原系一青年学生，拒不服从国家分配的工作，而走上堕落腐化的道路。一九五三年十月起，丁犯专事勾引意志薄弱的青年，竟先后在南京西路、愚园路、江宁路一带，连续举办极端无耻的“黑灯舞会”达十余次之多，受丁犯侮辱的妇女先后有五人，而被腐蚀的青年学生、职工，则达三、 四十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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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莫志惠 男 二十五岁江苏无锡人 自求印刷厂小老板 (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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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犯一再赌博、腐化堕落。自一九五四年起，参加以周瑞富为首的流氓集团。一九五四年五、六月间，伙同周瑞富、沈孝悌等，布置骗局，先后侮辱妇女二人，并为该流氓集团非法出售所窃得的“一九五○年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券”三十分，将赃款挥霍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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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马小彦 男 十九岁 山西晋城人 行知中学学生 (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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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犯在流氓周瑞富的勾引之下，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经常在公共娱乐场所，侮辱妇女，并受周犯唆使，不断窃取家中财物，以供流氓集团挥霍。一九五三年四月三十日，该犯曾因纠众殴斗，为北站区人民法院判处徒刑六月，刑满获释后，仍不悔改，继续抛弃学业，伙同流氓周瑞富、沈孝悌等，于一九五四年曾先后诱骗和奸污妇女二人，又委托流氓莫志惠，非法出售由该犯所窃得之“一九五○年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券”三十分。
+
+　　被告臧士奎 男 二十一岁江苏无锡人 精益五金厂工人 (在押)
+
+　　臧犯在一九五四年五月间，受流氓张岳松(另案处理)的勾引，腐化堕落。曾随同张岳松等流氓在公共场所侮辱妇女，虽经工会严加批评教育，仍不悔改，同年九月又在街头侮辱路过妇女。此外，又随同张岳松等有带领私娼到厂的行为，影响生产，破坏劳动纪律。
+
+　　查被告虞正钦、苏海闵、王桂德、展庆国等对上述罪行以证据确实，均供认不讳；被告方振、王开生、周瑞富、沈孝悌等对上述罪行，虽证据确实，仍避重就轻或多方狡赖；被告周瑞富在保外就医期间继续犯罪，且在我侦查期间，又阻止同案犯坦白；被告沈孝悌曾经我人民法院两次判处徒刑，刑满释放后，仍继续犯罪。被告荣凤山在逮捕后，非但抗拒监狱之管教，且继续殴斗滋事；被告丁道生、莫志惠、马小彦、臧士奎等对上述犯罪事实，除莫志惠仍图避重就轻外，其余均能及时认罪，且各有不同程度的悔悟表现。
+
+　　查被告虞正钦、方振、苏海闵、王开生、周瑞富、沈孝悌、王桂德、展庆国均为流氓集团的组织者或首恶分子，有的且系惯盗、惯窃、兵痞。解放后继续偷盗、诈骗、聚众殴斗、策谋抢劫、极端无耻的侮辱妇女、强奸幼女、毒害和腐蚀青年，勾引儿童为非作歹。其中虞正钦、方振两犯且系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被告荣凤山、丁道生、莫志惠都是流氓集团的参加者，一再偷盗、诈骗、侮辱妇女甚至聚众殴斗。被告马小彦、臧士奎，显系受流氓勾引，从而腐化堕落的。这批流氓、盗匪，大都在解放后，经过人民政府一再教育，仍不悔改，而且敢于以身试法，疯狂地连续进行犯罪活动。公然盗窃我人民解放军物资，并以极端卑鄙无耻的手段，诱使青年腐化堕落，侮辱妇女；教唆或威胁他人脱离生产，偷窃人民财物，甚至毒害天真的儿童，来严重的破坏社会治安。因此，���该认定这批流氓、盗匪，是人民的公敌，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公敌。他们的犯罪行为，是直接危害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进行的。
+
+　　综上所述，被告虞正钦等十一名，是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六条比照第七条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款，第八条，第九条第一、第二款，第十条第一款及第十三条之罪。被告马小彦等二名虽系受流氓集团的勾引而堕落的，但对国家对人民犯了罪，也必须受到人民法律的制裁，才能更有效地得到改造。特依法提起公诉。请分别情节及各犯悔改表现，依法惩处。
+
+　　此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
+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常布础
+
+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
+　　（附:证物单:）
+
+　　来源：《文汇报》1955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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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汇报图文光盘 Page 5 of 5ge 5 of 5
+
+　　被告虞正钦的罪证: 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宏仁医院伤害检验单三份。
+
+　　被告苏海闵的罪证: 受害人的法医检查报告书一份。
+
+　　被告王桂德、展庆国的罪证:1、假手枪一枝。2、铁手盔一只。3、铁、木夹制的九节鞭一根。4、木棍二根。
+
+　　被告王开生的罪证:1、手表一只。2、打火机一只。3、皮鞋一双。4、帐号二七六四号第六四○一一八五号中国人民银行支票一张。
+
+　　被告周瑞富、马小彦的罪证:1、绒线衫一件。2、绒线二支。3、汤匙三把。4、叉二把。5、刀一把。
+
+　　被告丁道生的罪证:“黑灯舞会”播用的唱片十一张。
+
+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ysong2\Local Settings\Temp\drl13EC.tmp.htm 11/29/2013）

CCRD/3/7/6/000027.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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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对通渭县在镇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复查情况及处理意见
+
+　　通渭县在一九五一年镇反工作中，公安局长苏朋侦察股长牛象麒等人不按党的政策办事；乱捕滥押、刑讯逼供，造成严重的冤狱及死人错误。县委对此问题持以官僚主义及自由主义的态度，直至一九五二年八、九月间才被发现，由天水检察分署及公安处进行了检查。天水地委研究提出意见报省委，经省委研究决定开除了苏朋牛象麒的党籍，建议依法严惩。并对通渭县委、县书、县长及有关人员给予了处分。但在审判中因苏朋牛象麒坚不承认，天水分院先后进行了两次复查，地委提出了改变省委决定的意见，于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报省后，省委纪委会召集有关单位负责同志进行了座谈。并将前后主要材料作了对证研究。现整理如下：
+
+## 一、当时对此问题的处理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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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水地委一九五三年二月六日向省委报来“平反通渭县公安局破假案的总结报告”称：地委认为通渭县委，在执行党的镇反政策上，指导思想是不清醒的，自由主义的态度及官僚主义的作风是很严重的，应予县委组织以斥责处分，县委书记王宪宜同志应予以警告处分，公安局长苏朋应予以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并建议政府给予以徒刑二年，缓期执行的刑事处分。如党员受到刑事处分，不能保留党籍时，在行政上可给以撤职处分。这是由于我们考虑苏朋的错误虽很严重，但并未丧失了作为党员的条件。至于义岗区长虚报假案，公安局侦察股长牛象麒，刑讯逼供，以及其他犯错误有关人员，县委应认真研究，分别给予应得处分。”
+
+　　省委接到天水报告后，于一九五三年三月三十日指示省检察院将苏朋牛象麒（当时住省委招待所）逮捕，同年四月六日决定开除苏朋牛象麒党籍，并建议行政上予以刑事处分；给贾文卿孙耀昌以刑事处分；给通渭县委以指责处分；给县书王宪宜县长马文杰以党内当众警告处分。并将决定以电报上报西北局，下达天水地委。甘肃日报同日（四月六日）第一版以“通渭县前公安局长苏朋严重违法乱纪，中共甘肃省委决定开除党籍，通渭县委及有关人员分别受到处分”为题作了报导，并以“坚决制裁严重违法乱纪分子”为题发表了短评。在甘肃日报报导中除了揭发苏朋牛象麒的违法乱纪外，并对天水地委处理问题不够严肃的态度提出了批评。
+
+## 二、省委决定后执行情况
+
+　　省委研究决定后，除党内处分宣布执行外，省检察院将苏朋牛象麒进行了侦审，并于一九五三年四月三十日向省法院提起公诉，内称：“贾文卿已捕另案法办，其他有关人员由通渭县领导上究处外，特将苏朋牛象麒二犯提起公诉，请依法审判”。省法院接到起诉书后，因苏、牛二人犯罪事实发生在天水分区，该二人又是天水地区工作人员，故于一九五三年六月三日将苏朋牛象麒案移交天水分院审理，未提具体判刑意见，并于同年七月二十一日将苏朋牛象麒从兰州监狱提出“解往天水”。
+
+　　天水分院接案后，由于苏朋牛象麒对省检察院起诉书中所举事实有些不承认，该院先后两次组织工作组去通渭县进行了复查，结果认为省检察院起诉书中属于事实的部分是：“在苏朋领导下，错捕滥押，纵容鼓励干部刑讯逼供，指示审讯人员“笔下灵活”捏造口供，亲自修改反省书加填罪状，大会宣布二十余人为特务，抗拒检查。牛象麒亲自刑讯逼供，致冯治受刑死亡等”。与事实有出入或不是事实的有：“苏朋并无限十天破案之命令，曹士杰并非刑讯致死而是得病死亡，李树芳也非受刑自缢而是畏惧自杀。牛象麒也没有刑讯魏登太，对梁吉祥刑讯也无十天之久。以及起诉案件线索和侦察情况均与事实有出入”。天水分院复查结论是：“苏朋发生上述严重违法乱纪，侵犯人权行为的原因主要是：政策水平低，业务生疏，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对问题不分析研究，工作方法简单急躁，以致案件侦察不成熟，就盲目报请破案，造成错捕滥押。破案后为了扩大线索或便于结案，竟又不顾政策法令和上级指示，纵容鼓励干部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但苏朋的动机意图还是为了作好工作，打击敌人，并无贪赃枉法，有意陷害好人等情况”“参照二届全国司法会议决议关于处理违法失职人员的原则，我院意见：“对苏朋给予行政上撤职处分或处机关管制一年。”“对牛象麒应给以行政上的撤职处分”。
+
+　　天水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分院调���报告研究决定给苏朋以留党察看一年之处分，并建议行政撤职或机关管制一年。对牛象麒因隐瞒历史，工作中又犯了错误，决定开除党籍，建议行政撤职。
+
+　　天水地委对纪委会及分院处理意见同意，并认为“苏朋的错误主要是对公安工作没经验，政策水平低，”“有刑讯逼供的旧思想作风，因而造成严重的违法乱纪，致死人命，并有一些无辜群众受冤，但其主观愿望，还是想作好工作，打击敌人，特别是因为该县镇反工作不好，受到地委镇反不力的批评，即着急而盲干。所捕押刑讯人犯，即就是没有证据的假案特务，绝大部分也是五方面敌人或坏人，只不过不应以假案特务逮捕而应以恶霸地主、敌特骨干、有罪恶的伪官吏等罪名逮捕法办。因而地委认为苏朋错误虽是严重的，但并非一贯的；工作结果是不好的，而动机还是为了打击敌人。苏朋的错误应该受到处分的，但并未完全丧失作为共产党员的条件。故而地委同意给苏朋留党查看一年并撤职公安局长或机关管制一年之处分。处分之执行应同其入狱之日算起。”
+
+　　以上天水地委报告于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八日送到省委。
+
+　　三、省委纪委会接到天水地委报告后，即会同天水分院院长范蓝田同志将该院此次检查报告与一九五三年四月六日省委的决定作了详细对证。结果是：
+
+　　（一）复查结果与省委决定有出入的事实是：
+
+　　1、省委决定：“关于一九五二年二月虽然请求过专区公安处和省公安厅批准破获‘西北工作总指挥部’案”……。复查证实批准的时间是在一九五二年四月。
+
+　　2、省委决定：“‘吊伐同盟委员会’系真案，所捕十五人中有魏登太一人是主犯，并毁灭证件。其余十四人均系错捕。”复查报告是：所捕十五人中，应捕者为六人，其中三人为该案现形犯，三人为恶霸。
+
+　　3、省委决定中“‘捍国军’系真案，所捕二十七人中有梁万仓有犯罪事实，冯治因刑致死未作结论，曹明义、王国章、曹士杰三人嫌疑重大。其余二十二人均系错捕。‘西北工作总指挥部系真案（全区残案），所捕十一人确系特务，但通渭公安局乱扩大线索所捕之十八人均系错捕。”复查报告是：“‘西北工作总指挥部’与‘捍国军’是一个案子，共捕四十五人，其中八人为特务，二人有嫌疑，三人为恶霸地主，一人为一贯道，一人为伪党团骨干。余三十人的历史出身是伪警长警察巡官七人，伪人员二人，伪党骨干一人，伪保镇长七人，流氓一人，教员一人，学生出身者一人，小商二人，八人历史不详。这三十人未参加特务。
+
+　　4、省委决定中“共计错捕六十八名。”复查报告中是六十二人。
+
+　　5、省委决定中“野外审讯八人”。复查报告是野外审讯者有冯治、梁吉祥、曹士杰、王国章、李秉春五人。
+
+　　6、省委决定中：“因刑捆绑加病致死及自杀而死者共三人。”复查报告是：冯治刑讯致死、曹士杰管押后病死、刘德功捕到区上就自杀，李树芳在监自杀，共死四人。刘、李二人为无辜群众。
+
+　　7、省委决定中给冯治上了四付背铐，复查报告是三付。
+
+　　8、省委决定中：“积极分子王富荣自动向公安局报告敌情，县局不分青白，反将其扣押二月之久”。经复查是：王富荣在伪自卫队、伪保安队、伪镇公所干过事，到一九四九年三月才不干了，历史不好。通渭公安局内线王鸿界惑疑王富荣有特务组织，但王不承认，公安局对王富荣有惑疑，解放后王富荣在路上做工时，曾对工人说过见过王永尧，公安局便更加惑疑王富荣与王永尧有勾结，于五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扣押至九月二十八日释放，对特务问题没有承认，王富荣并没有协助破获匪特‘捍国军’案。
+
+　　除以上有出入外，其他事实复查报告与省委决定相符（原决定另附）。不过天水分院这次复查是根据省检察院起诉书中列举事实查对的，而省检察院起诉书中列举事实与省委决定有些出入。
+
+　　（二）肯定下来的错误事实：
+
+　　1、未经请示上级，便盲目破获假案和扩大线索，刑讯致死人命，据统计在‘捍国军’‘中立军’及‘吊伐同盟委员会’等案中，共错捕错押六十二人，完全错判八人，原以特务逮捕，后以恶霸判刑的三人，刑讯加病和自杀致死者四人，野外假枪毙者五人，至于刑讯的总人数很难搞清，据通渭县报告，仅‘捍国军’一案所捕四十五个人中，受过刑者就有百分之九十。
+
+　　2、鼓励纵容干部刑讯逼供。根据调查，苏朋不但知道干部刑讯逼供不去纠���，并且还纵容干部去刑讯，如在审讯会上嫌对人犯问的慢，说：“三句好话不如一马棒”“甘肃人就是这样，好话说不进去，动员审讯不如镐子好”。有些干部向苏朋反映刑讯人犯情况，他便说：“同志你看哩嘛，好人当然不给他上刑法，有些人吃软的，有些人就吃硬的。”有些人还反映，野外审讯首先还是苏朋提倡的，有些干部提出用假枪毙吓着审，苏朋还认为“这还是个办法”。
+
+　　3、召开群众大会宣布特务。据公安局干部张耀元谈：“五二年上半年在城关召开群众大会，苏朋领导并在会上讲话，说通渭有特务组织，几个师几个团、营等。这次他（张耀元）也参加，后由牛象麒宣布了不是十一人，就是十三人为特务”。张耀元同时谈出在旧店子也宣布过一批特务。天水分院认为“根据以上材料，虽然苏朋不承认这一事实，张耀元因时间较长，对具体人名和人数记忆不清，但起诉书（前省检察院起诉苏朋在城关区召开了两次群众大会，宣布为特务者二十一人）关于这一部分事实应认定是真实的”。
+
+　　4、指示审讯人员捏造口供，亲自修改人犯反省书加填罪状。苏朋曾指示陈祖康捏造口供，叫陈祖康“笔下灵活”。指示陈祖康代人犯魏登太写反省书。另外苏朋并亲自修改魏登太反省书两次，加填其罪状，将其中人犯明确的分了工。并将康治安（特务）、王修德（地主）二人填入魏登太的反省书，于以逮捕。
+
+　　5、抗拒检查。在检查此一问题中，苏朋是抱着抗拒的态度，如对公安处检查人员周生瑄说：“人犯忍供忍翻，都是你们所致，假如把案子弄成假的，就是你们的功劳”。牛象麒向惯匪贾文卿布置：“检查时照谈过的谈”。
+
+　　苏朋在被管押审讯中，表现得极不老实，对上述事实原来坚决不承认，经过几次复审，已经证实，但仍不承认或只避重就轻的谈一下。如对鼓励干部刑讯逼供问题不但不承认，同时还提出他反对干部刑讯人犯。对召开群众大会宣布特务问题，辩护说是在乡村干部会上宣布了六、七个人的名字，叫乡村干部去向这些人作工作。在城关召开群众大会是讲解政策，号召坦白，把已经被捕的提了一两个。对于指示干部捏造口供问题，苏朋只避重就轻的承认叫陈祖康整理过魏登太的材料，不承认指示捏造。对抗拒检查问题，苏朋提出他不但没有此种思想行动，而且是抱着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
+
+　　四、省委纪委会于一九五五年元月十五日召集省检察院、省法院、省监察厅、省公安厅、省委办公厅、甘肃日报社等单位负责同志及天水分院院长范蓝田同志，并有省委强副书记参加，我们对苏朋问题进行了座谈，大家一致认为天水分院此次复查结果与省委原决定事实没有大的出入，证明省委的决定是正确的，对苏朋牛象麒开除党籍是对的，建议给苏朋判刑二年即可。并对天水地委改变苏朋等人处分的几个理由提出如下认识：
+
+　　（一）不能认为苏朋“主观愿望还是想作好工作，打击敌人”，“工作结果不好的，而动机还是为了打击敌人”。从苏朋的错误结果来说，是极其严重恶劣的，正因为动机好，才决定给予开除党籍和判以有期徒刑二年之处分。如果是动机不不纯，有意制造假案，致死人命，那样案件的性质就变了，不仅是判刑二年，而更要从严惩处。
+
+　　（二）认为“所捕押刑讯人犯，即就是没有证具的假案特务，绝大部分也是五方面敌人或坏人”这样的看法忽视了党在当时的策略方针和打击界限。而且经过复查证明；所捕人犯绝大部分仍然是不应该捕的，同时正因为这些人中间不少的是在反动国民党统治时代多少有些问题，我们在当时对他们更应慎重，如果捕的过早或订的罪名不当，会动摇这一阶层，造成社会混乱，对我们镇反工作是极为不利的。
+
+　　（三）天水地委提出：“特别是因为该县镇反工作不好，受到地委镇反不力的批评，即着急而盲干。”这样看法，似乎苏朋的错误，是由于地委的批评而促成的。事实地委当时的批评是对的，是要他们作好工作，而并非就让苏朋任意破坏党的政策法令。
+
+　　（（四）天水地委对甘肃日报的批评是有意见的，大家认为天水地委当时对苏朋牛象麒错误问题的处理只是提出了意见，请省委决定，处分轻重是认识问题，而且是党内的事情，因此公开在报纸上批评是不够慎重的，这一点可向天水地委说明。）
+
+　　 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一九五五年三月  日
+
+　　（附：）
+
+## 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在镇反中所犯错误的��理决定
+
+　　（西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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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通渭县在一九五一年镇反时，天水地委曾指示过通渭县镇反不够彻底，但该县未能正确领会地委的精神，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多方侦察待取得真凭实据后再行破案，而是简单急躁，未经请示上级便擅自于一九五一年七月批准县公安局破获“中立军”“吊伐同盟委员会”、“捍国军”三案，先后逮捕五十六人，计“中立军”十四人，“吊伐同盟委员会”十五人，“捍国军”二十七人。并于一九五二年二月虽然请示过专区公安处和省公安厅批准破获“西北工作总指挥部”案十一人，但在破获“西北工作总指挥部”案之后，而通渭县公安局又乱扩大线索捕了十八人，总计四案共供出群众二百多人，在群众大会上宣布为特务者二十一人，逮捕七十四人，受刑者五十五人（省公安厅批准者除外）并因刑讯逼供致死三人。
+
+　　经西北检察署与天水公安处共同组织之检查组多次检查的结果是：“中立军”全系假案，错捕十四人；“吊伐同盟委员会”系真案，所捕十五人中有魏登太一人是全犯，并毁灭证件，其余十四人均系错捕；“捍国军”系真案，所捕二十七人中有梁万仓一人有犯罪事实，冯治因刑致死未作结论，曹明义、王国章、曹士杰三人嫌疑重大，其余二十二人均系错捕；“西北工作总指挥部”系真案（全区残案），所捕十一人确系特务，但通渭公安局乱扩大线索所捕之十八人，均系错捕。共计错捕六十八名。其中大部分判了刑，进行劳动改造。这一错误是十分严重的，冤枉了好人，放纵了敌人，破坏了党的政策，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
+
+　　上述错捕冤判者，均经领导上甄别后于去年十一月下旬在通渭县城关召开附近群众大会，当众进行了检讨，讲明了政策承认了错误。并于会后三天内将错捕人员分别给予安慰，全部释放。
+
+　　（二）通渭县在镇反中所犯错误的主要根源及其具体表现是：第一、县公安局长苏朋，当上级责备通渭镇反不力时，苏不从实际出发，计较个人得失，简单从事，捕风捉影，乱找特务，把农民中的拜把子、结拜兄弟，认定成“中立军”案件（此案系区委报请县委批准破案，苏当初怀疑说：“没有侦察不能破案”，但继则坚决执行逼假成真），把赖森等吃酒集会认定成特务活动。错误的认为：反革命分子顽强，不使厉害，审不出口供，于是助长了下边的刑讯逼供，而苏自己既不识辨材料真假，也不管材料是否由刑讯逼供而来，只要能问出材料，便赞扬是“好干部”，反之则认为“无能”。因而违法乱纪的牛象麒、王养民便成为局长的得力干部。苏朋在破案之后地委与专区公安处曾指出错误，并派出两个工作组十五人直接帮助检查，但苏始终坚持己见，隐瞒错误，反埋怨说：“犯人口供忽供忽翻，都是工作组所致。周生瑄（检查组长）把案件弄成假的是他的功劳……。”五二年四月专区公安处把苏朋叫来审查材料，发现疑问、追问是否有刑审逼供，苏不承认。后来专区公安处检查出通渭违法乱纪问题严重，在七月份县局长会议上，把通渭问题作为典型进行批判，苏朋当场承认了错误，但返县后则知错不改。并暗示下边干部不给专区公安处派去之检查组反映真实情况。牛象麒、王养民、张振东等人因为迎合了苏朋的心理，取得了苏的表扬，特别是牛、王品质极为恶劣捏造假案，陷害好人。造成了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第二、由于苏朋的错误领导，平常对干部谈话中，赞扬刑讯逼供的审讯方法，于是县公安局以吊、打、上背铐、站板凳、野外审讯、传供、交供、犯人大会点名、假枪毙等等一套违法乱纪行为代替了正确的侦察调查工作。所捕数十名无辜群众绝大部分遭受刑审。据统计吊过八人，带背铐者三十五人，野外审讯八人，假枪毙一人，因刑审捆绑加病致死及自杀而死者共三人。曹明义因坚不认罪，牛象麒下令于半夜时将曹带至东峡口桥下酷刑吊打，路人惊为土匪，报告民兵，四面包围，几乎引起冲突。犯人冯治被吊起后，脚上再坠三十斤重的砖，放下后又给上四付背铐，致口出白沫而死，而县局报告系病死。侦察股不作侦察工作，股长牛象麒将王国章等三人的刑审口供摘录成内线侦察材料，向上级谎报。使用特情敌我不分，错误的发展惯匪贾文卿（解放后劫过五次）作为特情，贾得势欺人，以公安局便衣之名，招谣撞骗，捏造情报，先后骗化特费四十多万元，诬报群众三十多人是特务、县局不加调查对证，错捕乱押。积极分子王福荣��自动向公安局报告敌情，县局不分清白，反将其扣押二月之久。死刑特务田保国材料未交代完毕，县局急于赶补镇压数字拉出枪毙，田大呼“我没讲完，我要交代”。局长不管，只图一杀二快，致死残案不清。“吊伐同盟委员会”本是重要案件，因县局简单急躁，急于破获反而未能破案，遗留案情难以澄清。第三、通渭县委不经请示，擅自决定破获“中立军”案，违犯上级规定。县委与公安局相离很近，但对公安干部违法乱纪，一直置之不理，当专区公安处派人检查后，向县委反映了情况，并直接向县委写了报告，要求县委领导上解决这一问题，但县委终无回声，甚而错误的认为是公安局的事情，与县委关系不大。显然也是错误的。第四、天水地委与专区公安处，虽早在一九五一年七月发现通渭镇反中有错误，曾派人进行过调查但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很不严肃，且拖得很长，特别是对苏朋的错误认为虽然严重，但并未丧失了作为党员的条件。因此，天水地委应接受这一教训，认真进行检查自己的官僚主义作风，以改进领导。
+
+　　（三）根据以上情况，对通渭县在镇反中所犯错误事件的有关人员与通渭县委会提出如下处分意见：
+
+　　苏朋，个人主义严重。捕风捉影，乱找特务，违犯了党的镇反政策，陷害了好人，放纵了敌人，在群众中造成巨大损失。经党指出其错误后，仍坚持不改。应予开除党籍并建议行政上予以刑事处分。
+
+　　牛象琪，不作侦察工作，严重刑审逼供，逼死好人，且上级谎报，隐瞒真相，造成假案，品质极端恶劣，应予开除党籍，并建议行政上予以刑事处分。
+
+　　贾文卿，孙耀昌招谣撞骗，捏造情报，诬报群众为特务，应予以刑事处分。
+
+　　通渭县委领导上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只执行审批权利，不进行细致的研究检查，使县公安局的错误得以合法存在。应予以指责处分。县委书记王宪宜应予以党内当众警告处分。
+
+　　马文杰，身为县长，因与苏朋闹意见，放弃了党的原则，采取了自由放任的不负责态度，应予以党内当众警告处分。
+
+　　妥否请西北局指示。
+
+　　 甘肃省委一九五三年四月六日

CCRD/3/7/6/000028.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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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风对《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的检查
+
+　　<胡风>
+
+　　在一九五四年三月——四月，我写了《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我写这个“材料”的当时，自己觉得应该把几年来对于文艺工作的意见提出来，知无不言，毫无顾忌，这才符合党的要求；但今天看来，我写这个“材料”恰恰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的抗拒心理出发的，与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因而，在“材料”里，我的上述的论点和态度的错误有了恶性的发展。在写前面的自我批判的时候，内容虽然包括了这“材料”里面的论点的错误，但没有正面提到这些错误的发展程度。现在，“材料”预备发表出来由群众进行讨论和批判，我应当在“我的自我批判”后面，除了那里已经说过的以外，直接对“材料”里发展了的错误作一补充的检讨。
+
+　　在“材料”里，我不仅仍然强调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是工人阶级立场的具体要求，认为只要在这个纲领的领导下就可以一步一步达到工人阶级立场，于是把符合于这个纲领的东西和工人阶级立场混淆了起来，把“人民大众”的内容和“工人阶级”的内容混淆了起来，而且发展到了用符合这纲领的东西来抹煞工人阶级立场，用“人民大众”的内容来抹煞工人阶级立场的程度，实际上就是用小资级立场来抹煞工人阶级立场了。因而，在对文艺运动的理解里，不能把领导思想和被领导的实践内容辩证地去认识，这就歪曲了文学的党性原则和毛主席关于立场的指示。如果说在过去的环境里我没有能够追求到这个根本的政治原则，没有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是被狭隘的文艺实践所蒙蔽，那末，在解放几年之后，我不但没有认识错误，反而发展了错误，就只能证明我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玩固性。我过去一直用毛主席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这—指示来替自己的局限性和错误立场辩护，但今天，“环境和任务的区别”已不存在，我的错误便更鲜明地暴露出来了。例如我说：“对于人民的态度问题。这既是无产阶级政治纲领的基础，同时也是文艺创作的生命。”这里，我不但用阶级立场模糊的“对人民的态度”来掉换了无产阶级立场，而且把这种立场模糊的“态度”说成了“无产阶级政治纲领的基础”，就抹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客观现实。这是不可容忍的。
+
+　　在“材料”里，关于现实主义的问题，我引用了毛主席的话：“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得出结论来说：“马克思主义包括了现实主义，通过现实主义就会达到马克思主义的。”这是对毛主席的话作了严重的歪曲。毛主席的这个指示的意思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包括了现实主义，同时现实主义又是唯物主义认识论在艺术认识上的特殊方式；因此，应该只能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和研究现实主义的实践，但却不能用马克思主义来代替现实主义。而我从过去的错误出发，陷入了这样的严重错误：只要现实主义的特殊规律，抹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文艺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把毛主席的话也曲解了来替自己辩护。而且还一律把理论说成了“先验的”，这就实质上否定了争取获得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努力。
+
+　　在“材料”里，在“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这一类论点上，我继续替自己的实质上是安于当时局部实践的狭小圈子和非政治的态度辩护，发展了我的错误；最不可原谅的是，拿当时学生运动的某些个别情况来替自己辩护。而且，用过去的错误观点来看今天的现实，实际上是抹煞了深入工农兵对于改造思想的关键性的作用。我说明了作家应该在日常生活中积累感情经验和锻练品质，但这个片面的提法实质上是否定了今天的作家非得深入工农兵群众中得到思想改造，即思想感情的痛苦磨炼，就不能达到毛主席所指示的把立足点移过来，从—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达到在工人阶级的立足点上去审核在日常生活中积累感情经验和锻炼品质的基础，反而会停留在不健康的错误的感情经验的原有性质上面，成为它们的俘虏的。
+
+　　“材料”里面关于民族文学遗产的问题上，我的错误同样发展了。我从斯大林的关于近代民族的定义和列宁的关于民族文化的说法出发，教条主义地来衡量我们民族的文学遗产，认为我们民族文学遗产里虽然有着“多少带有民主主义性和社会主义性的东西”，但这“多少带有民主主义性和社会主义性的东西”和“优良的���统”是“两回事”。这就暴霹了我对于民族文学遗产的庸俗社会学的。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和虚无主义的态度。同时我说，‘思想材料’和优良的传统并不是一件事，用这个来否认了优良的传统应该是“思想材料”里更为重要的东西。而且，从这里出发，我把几年来客观情况中的某些缺点夸大为主要倾向，得出了实际上的认为重视民族文学遗产是民族复古主义的错误结论，这是根本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
+
+　　在思想改造的问题上，我过去一直是从回避改造的情绪和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虽然说明了知识分子底软弱性，但却常常强调他们的革命性。并且，在内心深处，是把自己的局部实践当做了就是参加革命实践，因而是抹煞了在党的组织领导下的革命实践和在党的周围的追随革命的实践在性质上的区别。从这一点看来，我所强调的在实践中逐渐变革自己的这种说法，它同时是反映了我并没有真正感受到思想改造的原则性的意义，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回避改造的心情的。
+
+　　在“材料”里，我从这种错误立场来看今天的现实，因而发展了我的错误，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无疑地应该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参加实际斗争联系着创作实践去进行，但我却为了回避我的错误，仅仅强调了忠于现实的创作实践对于作家的自我变革的作用。在“材料”里我实质上是抱着拒绝改造的态度。而且，不仅如此，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八七七页）我抹煞了今天的作家的政治上的区别，荒唐地攻击了“改造好了的”、“经过改造但没有改造好的”、“没有经过改造的”等说法，我把这作为文艺上的一种宗派主义的现象来提出，而且把实践情况中的某些缺点和基本原则混淆了起来，把实际上是革命现实对作家提出的要求说成了“棍子”和“刀子”，这表现了我的玩固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和拉普文艺离开政治的资产阶级思想，我的错误立场已经发展为对工人阶级立场的攻击了。我抹煞了几年来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把其中的内容一律断定为宗派主义，这不仅仅是一种主观的臆断，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且是丧失了起码的政治原则的。回过来检查我自己，我恰恰是没有经过改造而拒绝改造的。
+
+　　在“材料’里，我没有经过反复的慎重的研究，轻率地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来辩护自己的见解，这种工作态度是不可容忍的。在文联和文协主席团扩大会上的发言里面，我提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事实上，像周扬同志所批评的，恰恰是应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责备我自己的。
+
+　　在‘材料’里，我对一些情况的理解是主观片面的，我凭着这些主观片面的理解，怀着宗派主义的成见和腐朽的个人主义情绪，攻击了党的文艺领导干部，攻击了过去用期待我认识错误的善意批评过我的同志们，实际上是对党的领导表现了顽强的反对态度。因此，我不仅是模糊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工人阶级革命性的区别，而且发展成了以自己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来顽强地反对以至攻击工人阶级立场的极其严重的状态了。
+
+　　我感谢同志们指出了我的这种发展下去会不堪设想的错误，使我多次地玩忽了同志们底批评之后，仍然能够再一次地得到了一个“大喝一声”的警告。我渴望深入地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我的这个补充检讨一定是不深刻不全面的，希望继续得到同志们的帮助和批判。
+
+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六日）——一九五五年二月五日修改。
+
+## 附记：
+
+　　这个自我批评，是在—月中旬写成，后来再作过部分的补充修改的。当时检查后发现错误严重，觉得应当把自己开始认识到的一些问题作一初步检讨，跟着再做深入的检查。现在，《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已经发表了，同志们对我的错误展开了讨论和批判；我已认识到这个批判是必要的，适当的，而且更明确地认识到了我的错误对于我们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文学事业是有极大的危害性的。今天看来，我觉得这个自我批判很不够，没有深入地分析清楚问题的具体内容和错误的思想实质，也许还含有新的错误。但目前限于水平和时间等条件，希望同志们把它当做我自己拥护对我的错误的批判的一种表示看。我要努力��同志们的批评当中进行学习和反省，进入深一步的检查，写出新的文章来，清除和改正错误，用实际行动来弥补我的过失。
+
+　　 （三月二十六日）
+
+　　来源：《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6)第20册。

CCRD/3/7/6/000029.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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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四川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孙宪维党籍的决定
+
+　　孙宪维原任四川省盐务局第二副局长，出身剥削阶级家庭，长期在国民党部队担任教官、副官等职，参加过三青团，曾两次脱党，一九四四年八月离赵寿山部队参加我军，当年十二月重新入党。在国民党部队时曾密告我党党员。
+
+　　孙宪维自混入党内后，一贯挑拨是非，破坏党的团结，包庇反革命分子，拉拢留用人员，打击、排挤党、团员。他在川北及省盐务局时，在几个局长之间经常进行挑拨离间，散播流言蜚语，破坏领导威信。他为了达到阴谋目的，对党的骨干采用了“打下来”和“挤出去”的恶劣手段，被他利用这种“权术”而打下来的党的骨干有九人。缉私部队转业时，有百余人的连、排、班党团员、积极分子，几乎全被他送回家和调出去。而另一方面又按他的意图提拔纵容一些反革命分子作他的爪牙，其中有国民党区分部书记长、区分部监察委员、区分部宣传委员、“除奸”小组长、军统特长、三青团分队长、袍哥大爷等九人，群众反映川北盐务局是“留用人员的天下”。孙宪维来省盐务局后，又把这些爪牙带来，企图篡夺省盐务局领导，致使该局长期闹不团结，工作混乱。
+
+　　事实证明孙宪维是为了实现其个人的阴谋目的，混入党内，篡夺了党的领导，在党内长期进行破坏活动的阶级异己分子。为了严肃党纪，纯洁党的组织，决定开除孙宪维出党，并建议行政上撤职，其反革命性质的破坏活动应由公安机关进行侦讯。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CCRD/3/7/6/names.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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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自我批判
+中共中央对天津市委关于天津市政治学校韩子毅、 张学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的批示
+中共黑龙江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阶级异己分子虎林县委书记高军、副书记线德璧党籍给予虎林县委部分改组其领导机关处分的决定
+关於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
+中共天津市委关于开除傅文坛党籍的决定
+中共抚顺市委直属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马达党籍的决定
+中共贵州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开除堕落犯罪分子杨常修的党籍
+中共天津市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五区区委书记王郁文党籍的决定
+中共广州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关洪心党籍的决定
+中共鹤岗市委关于开除王步云党籍的决定
+中共中国青年出版社总支关于开除腐化堕落分子王文琪党籍的决定
+中共贵州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开除王维的党籍
+中共中央对天津市委关于天津市政治学校韩子毅、张学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的批示
+中共楚雄地委关于开除罗克党籍的决定
+中共辽宁省委关于开除反党分子前抚顺市委书记赵石党籍的决定
+我跳出了反革命泥坑
+中共贵州省委决定开除前贵州省委秘书长刘釗的党籍
+中共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直属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反革命分子王耀先党籍的决定
+中共安徽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反革命分子刘秀山党籍的决定
+中共卫生部机关委员会决定开除王斌党籍的决定
+中共鞍山市监察委员会关于关于清除混入党内的坏分子陆茜出党的决定
+中共山西省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阎家德党籍的决定
+中共青岛市委关于开除反革命分子曲及先党籍的决定
+东北局开除蜕化变质分子赵浩波党籍
+中共山西省委直属机关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王元直党籍的决定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决定开除孔厥会籍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书
+甘肃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对通渭县在镇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复查情况及处理意见
+胡风对《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的检查
+中共四川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孙宪维党籍的决定

CCRD/3/7/7/000000.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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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山东省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于梅仙党籍的决定
+
+　　于梅仙（又名李萍），现年43岁，山东省无棣县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教员，1934年入党，曾任县委书记，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等职，其主要错误：
+
+　　一、奸污幼女，于在1952年养病期间，将其表兄张嵩亭（反革命分子）之女张薇新（9岁）收为干女儿，改姓名为于凝新。此后，于即对此幼女长期进行奸污，两三年来奸污共达几十次之多。直至1955年于在北京养病，于凝新前去探望，于2月4日夜于又想奸污她，该女不从，由房内跑到院中喊叫说于梅仙强奸她，问题也暴露出来，造成极坏的影响。
+
+　　二、丧失立场包庇反革命分子。于之表弟王玉銮系一勾结特务杀人犯，1951年镇反时潜逃在于的家中，于不向政府检举而将其隐藏起来，后被政府发觉逮捕处死。另于之表兄张嵩亭是一反革命分子，曾任国民党刘茂恩部少校参谋，和中校炮兵团长，于有意识的隐瞒其历史，欺骗党的组织，说张在过去是我党地下关系，拉进了革命队伍中来作为自己的通讯员，对其进行包庇。
+
+　　三、违犯棉布统销政策。1954年9月开始实行棉布计划供应时，于梅仙听了棉布计划供应的报告后，于翌日去商店抢购棉布，店员劝阻无效，执意买布30余尺。事后组织上对其进行教育，仍未认识自己的错误。另外，于梅仙在长期（从1945年开始养病至今）休养中，不要党的关系（党的关系在何处未查明），不缴纳党费。
+
+　　于梅仙犯有以上严重错误，组织上曾对他进行过多次教育，他不仅不悔改认罪，反而坚持错误，企图寻找种种借口掩饰，数次以自杀威胁组织，并于1955年5月18日潜逃（现已归案）。由此说明于梅仙在政治上思想上已完全蜕化变质。为严肃党纪纯洁党的组织，经省委决定，中央监察委员会批准开除其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CCRD/3/7/7/000001.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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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北京市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李国瑞党籍的决定
+
+　　李国瑞，男，现年31岁，天津市人，城市贫民出身，本人工人成分，1948年参加我党的外围组织“职工青年联盟”，1949年4月入党，北京解放后曾任北京市自来水公司工会主席、副经理。现任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市人民代表和北京市自来水公司经理，党内任自来水公司总支委员。
+
+　　李国瑞和惯匪李国樑是同胞兄弟，解放前李匪抢来的大衣、戒指、手表等贵重物品，有的就送给李国瑞。1946年李匪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徒刑8年。1949年1月北京解放前夕，李国瑞将李匪保释出狱。在解放后，李匪又纠合惯匪王惠民（已处决）、于万明、史鸿达（现在押）等继续伙同行抢3、4次（王匪在一次行抢中并曾打死我民警2人）。李国瑞不但包庇李匪等，听任他们继续行抢；而且直接参与他们的犯罪行为：为李匪隐匿枪枝、窝藏贼物、传递消息、密约与其他匪徒的会面地点。不久，因李匪同伙匪徒史鸿达行抢时枪伤事主，政府查出史匪所用枪枝是李匪的，遂将李匪逮捕。李国瑞（这时已入党）一方面多次亲自探监、送饭和棉衣等，对李匪关怀备至，另方面继续包庇李匪的罪行、掩盖自己的罪行，不向政府检举和交代。致李匪得以隐瞒真相，伪称手枪是解放前埋在城外被人窃走的，欺骗了政府，因而，只被按藏匿枪枝罪判处徒刑1年。
+
+　　以后，李国瑞对李匪国樑和自己的上述罪行，一直对党和政府继续隐瞒，直至此次肃反运动中，由于在押犯人的检举，和李匪国樑被我政府重新逮捕后供出了材料，才查清以上事实。
+
+　　李国瑞长期勾结包庇惯匪，窝藏枪枝脏物，并且从中取利，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为了纯洁党的组织，决定开除李国瑞的党籍，并且建议政府撤销其行政职务，将其依法处理。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CCRD/3/7/7/000002.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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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长春市委关于开除许光华党籍的决定
+
+　　许光华，男，35岁，河南鹿邑人，家庭出身自由职业，本人成分学生，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历任新四军“拂晓报”编辑。黑河报编辑部长，长春新报副总编辑，中共长春市委办公室副主任，现任长春市人委办公厅副主任。
+
+　　许光华是党内的一个典型的个人主义者。一贯坚持个人主义立场，目无组织，不愿受党的纪律的约束，有错误，批评不得，一批评就与党对抗，耍无赖，要求退党退职，不想革命。1946年在黑河工作时，就犯有严重的闹名利地位、自由主义及不正当的两性关系等错误，当时组织虽一再耐心教育，但他死不检讨，抱着公开对抗和不愿革命的态度，并恶毒地攻击党，在给党委的信中说：“我不想当个共产党员了，这点‘自愿’在党章上用中国话写的，用不着我分辨，‘共产党是否是开饭馆子？’……除此而外，怎么说怎么拒绝，押我斗我一概承受，反正抱定‘不怕死，不要脸’的主义，只要解决问题。”又在一封信中说：“或者组织上不屑重视这个问题吧，如果这样子话，我倒有一大堆道理来说说党性问题，不过我想你们——布尔什维克们，尚不致如此，……因此迫切的希望给一个痛快地解决——从党员名册上删掉许光华，发给一张退伍证和路费。”并两次服毒自杀（未遂）。以后尚有好转，基本上检讨了错误。党为了挽救他教育他，给予当众警告处分。但是，许光华并没有从此得到教育，痛改前非。到长春后，几年来也作了些工作，但在工作中不断的闹个人主义，计较名利地位，认为自己“怀才不遇”，对革命事业厌倦，工作消极怠工，敷衍塞责，常借故不上班，抱着资产阶级的“漫散”主义态度，说什么“对人世上的活动也不再趋从，只是弄点技术，所谓学点手艺，闷的时候一杯烧酒，读几行书报而已。”许光华在思想上组织上已经完全离开了党，对党的生活不感兴趣，不愿受党的约束。党的各种会议很少参加，声称要作个“既不受人管也不管人的无拘无束的自由主义者”。同一些对党不满的落后分子，经常在一起打牌、酗酒，散布不满言论，形成一股逆流歪风，一次在许光华家喝酒时，许光华竟向这些人说：“这是我们自由主义共和国臣民大聚会”“郑绍伦是首相”称他的宿舍是“自由主义解放区。”可见许光华的思想与党的距离已达到何等程度。另方面表现在生活上腐化堕落，沉醉于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白XX（女）经常在一起吃喝、打闹、挂胳臂游大街，党委批评后，不仅未改，反与白发生两性关系，向党要求与自己爱人离婚，当组织不同意他的非法要求时，就要自杀（被发现制止）。以及公开搬到白的家里去住，影响极坏。更严重的是，党组织为了挽救他，虽始终对他进行耐心教育，但他却仍抱定拒绝教育和对抗的态度。党委为帮助教育他，找他谈话多次，他一直蛮不讲理，甚至正和他谈话时抽身就走，最近市委为再次帮助他认识错误，找他谈话，指明只要他能认识错误，有决心改正，还可留在党内改造，但他于第二天就向市长写信，要求退职，发给退职金，不想革命，声称要到他所愿意去的地方去。
+
+　　上述事实证明，许光华在思想上根本没有入党，其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本质未得到改造，一犯再犯，屡教不改，并已发展到要退党退职不想革命的程度，实属不可救药的分子。为严肃党纪，纯洁党的组织，市委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建议行政上撤职。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CCRD/3/7/7/000003.txt

@@ -0,0 +1,13 @@
+# 中共广州市委批准开除反革命分子裴晋三的党籍
+
+　　裴晋三，男，现年39岁，河南省镇平县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伪军官，1938年10月入党，1940年4月脱党，1946年5月又混进中国共产党，曾任豫西军区六分区镇平县大队长，中原局社会部干事、中南公安部科员、科长、广州市公安局第九处副处长。其主要罪恶事实如下：
+
+　　裴于1938年10月第一次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被派任国民党高树勋部营教导员；同年12月裴受党指示由高部派往西北游干班受训，此时参加了三青团，至1940年4月毕业后又返回高部时，我党组织已遭受破坏，此时裴便脱离了党的关系，本来裴离解放区很近，可以跑回解放区的，但裴未有回解放区仍单独留在该部任团指导员，并接受了高部的指令到伪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受训，至1942年4月逃离该校后，于1943年秋投入孙良诚部队任日伪警备大队副官、中队长（连长）骑兵连长等职；1943年9月又投入国民党何冠三部任营长、团副等职，于1945年10月参加国民党，抗战将近胜利时于1946年5月又混入我党。裴于1943年秋任日伪警备中队长时，曾积极进行罪恶活动，其具体罪恶事实经过是：1943年7月裴派警卫队士兵刘连登等三人及乡丁一人去清苑县平陵村侦察我八路军的行踪未果，临走时被我八路军伏击，当时将伪军打死三人，打伤一人，被打伤的伪军逃回后报告裴，当天裴即带领警备队30余人包围了平陵村，到处搜索我八路军未果，裴随即抓去平陵村农民赵拴子、何洛汉、贾洛占等四、五十人，并抢去了很多东西、粮食。后裴又向抓来的农民何洛汉追问八路军行踪，因无结果，将何就地枪决了。何被杀后脑浆飞溅在裴衣服上，裴即命令被抓来的农民贾洛占吃掉，还问香不香，贾回家后得了重病。裴又派部下伪兵何××等三人亲手用刺刀将抓来的农民赵拴子刺死为他死去的伪兵刘连登祭灵。由于裴在当时为非作恶，群众叫他为“裴阎王”，对裴的罪恶活动非常愤怒，要求政府严办。
+
+　　裴晋三上述罪行经派人到当地调查及受害者何洛汉的儿子、赵拴子的弟弟的控诉，这2条罪恶属实。此外还有当地农民戎洛灿控诉曾被裴用枪打伤了头。
+
+　　裴参加革命后曾将自己的反动历史职务向组织交代了，但对其罪恶事实则长期隐瞒，在审干、肃反运动中数次找其谈话补写材料，亦未有交代，直到调查中发现其罪恶，并责令其隔离反省后，经局的领导谈话，才将自己的罪恶活动作了初步交代。
+
+　　根据以上罪恶，证明裴是一个曾经叛党又混入党内的日伪汉奸，是有罪恶民愤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混入我党及革命队伍后长期隐瞒其历史罪恶，为了纯洁党的组织，经市公安局审干部门审查决定，市委批准开除其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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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CCRD/3/7/7/000004.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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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贵州省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张政党籍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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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政，原名张伯英，男，53岁，江苏省淮安县人，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家庭出身是富农，本人是自由职业（教员）成份，1939年3月参加工作，现任省财政厅税务局副局长。
+
+　　张政于1928年6月在江苏涟水县加入我党，曾任过区委、县委。在1930年的“八一”暴动失败以后，即动摇脱党，1933年5月在灌云县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叛党，接受江苏省特务室委任为涟水县特务室特务员职务，1936年任涟水县城东特工中心组组长。张政在作特务期间，两次向特务机关出买我党党员及党的同情者共64人，办理党员10余人的自首，亲自带人逮捕我党党员和群众10余人。张政于1939年又参加革命，1945年在苏北重新加入我党。1945年在苏北党校审查其历史时，虽曾暴露自己叛党后为特务，和出卖了被特务所捕获的涟水县53名党员的姓名和职务名单的事实，但又以“假自首”、“明作特务，暗作党的工作”，伪造杀死敌人特工李步雅和计划杀死特工谢振朋的进步事迹等，欺骗党组织，长期隐瞒了作特务期间亲自带人逮捕我党党员和办理党员自首的重要罪恶事实。上述事实，经财政厅总支派人深入当地调查对证确凿。为了慎重起见，省财政厅总支派人向中央审干办公室作了汇报，并由中央审干办公室指示：“叛党后公开干特务，有较大的罪行，向党长期隐瞒或隐瞒了重要问题，虽作了十来年的工作，但不能原谅，必须开除党籍。”张政在肃反运动中，态度不够老实，有些关键问题经指出后仍拒不承认。
+
+　　经省监委9月8日第12次会议讨论，同意财政厅总支意见：开除张政党籍，并建议行政上予以撤职，安置适当工作。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CCRD/3/7/7/00000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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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开除彭柏山党籍的决定
+
+　　彭柏山，原名彭炳盛，又名冰山，男，现年47岁，湖南省茶陵县人，学生成份，1931年在上海入党，1934年重新入党。（编者注：彭柏山原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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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查明的材料，彭柏山长期隐瞒历史上参与反革命罪恶活动的事实；混进党以后，又曾动摇逃跑，自首叛党；同时又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其主要罪行和错误如下：
+
+　　（一）长期隐瞒自己入党以前参与反革命罪恶活动的行为。彭柏山于1926年在湖南加入国民党。“马日事变”以后，进长沙市伪湖南省国民党党校受训，从那时起，彭柏山就积极参与反革命活动。现在查明的事实是，在1928年到1929年之间，彭柏山就直接参加这三次逮捕革命同志的行动：一次是参与到岳阳县逮捕湘鄂赣边特委书记郭亮同志；一次是逮捕茶陵县革命人员李芬、谭民党两同志；一次是在长沙近郊逮捕茶陵县妇女会长谭道瑛同志，当时没有捕到而逮捕了另外一个人，以后谭道瑛仍被捕，茶陵县旅省同乡发动签名要求反动政府杀害谭道瑛，彭也是签名人之一。此外，彭于1929年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期间，仍积极参与国民党的活动。
+
+　　（二）彭柏山隐瞒历史混进党以后，动摇逃跑，自首叛党，出卖同志。1933年彭在湘鄂西苏区工作的时候，肃反中害怕自己一直隐瞒的反革命行为被揭露，即逃跑回上海。党要他仍回苏区去，他坚持不肯，因而被停止了党籍。这一年夏天，彭回到过长沙，曾去找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干事秦镜，秦劝彭自首，并且一起见了省党部书记长肖蓬蔚。彭柏山除承认了参加共产党和到过苏区的历史外，并且口头上答允了自首。彭以为以上情节党“没有证据可查”，又完全隐瞒起来，并且在1934年夏天再度混进党内。到了冬天，他被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逮捕了，很快就叛变了党，供出了高原、覃净子、蒋弼等人以及他们的住址，使高原等也被逮捕。这一点，他过去一直说自己是高原等供出来后才被捕的，直到这次从敌人档案中查实以后，才不得不在事实面前认罪。
+
+　　（三）彭柏山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他和胡风远在1933年就在“左联”相识，当时胡风已开始阴谋破坏党对“左联”的领导，彭表面上虽受党领导，但实际上和胡风站在一起。1934年彭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后，同胡风依旧保持着密切联系。1937年彭从狱中出来后，曾和胡风一起创办“七月”杂志。彭初到新四军的期间，仍和胡风有密切联系，1949年全国解放后，把胡风邀到他所在的部队“参观”，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干部同胡风开座谈会，让胡风公开大肆宣传地的反动言论，并且多方面利用自己窃居的职位，企图把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安置到部队做教育工作，继而又想把胡风安置到华东文化部艺术处和华东人民艺术剧院，甚至企图把胡风拉进党来。同时，彭又为胡风集团分子路翎安插“岗位”，介绍去南京文联工作。
+
+　　全国解放以后，彭柏山支持胡风反革命集团以文艺为幌子进行反党活动。他利用职权不断散布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宣扬胡风的仇视民族遗产、片面强调写“生活真实”等谬论，破坏党的文艺方针，并且反抗党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所进行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如1952年人民日报发表了舒芜的检讨，他便诬蔑党报的按语“不妥”，说党报不应该发表和转载。1954年，解放日报拟订计划，准备开展对胡风反动文艺思想的斗争。刚一开始发表“幌子与替身”、“历史的镜子”等批评胡风集团的文章，报纸编辑部立即受到了彭柏山的责难。批评胡风分子冀访的“这里没有冬天”一书的文章在解放日报发表后，彭柏山又立即召开座谈会来指责这篇批评没有分清“界限”，不准解放日报再发表这一类文章，以阻挠党对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的批判。
+
+　　1955年，当党进一步揭露胡风集团的反革命面目之后，彭柏山一方面极力掩饰自己，企图逃避斗争；另一方面，企图歪曲市委的正确决定，以抗拒党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继续掩护胡风过失。当市委指定他对自己的错误进行检查的时候，又采取了抗拒的态度，想自然来威胁党。只是在将他的错误和历史罪恶事实放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才开始低头认罪，逐步交代自己的问题。
+
+　　根据以上所举事实，充分说明彭柏山在混入党以前是一个有反革命罪恶活动的坏分子，混入党以后，曾动摇逃避，自首叛变；同时又是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彭柏山长期对党隐瞒自己这一��列的罪恶行为和严重错误，甚至在被揭发以后，还抱着极端恶劣的坚决抵抗的态度。为了保障党的队伍的纯洁，决定开除彭柏山的党籍，并且撤消他的一切职务。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CCRD/3/7/7/00000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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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叛变分子赵少敏党籍的决定
+
+　　赵少敏，男，年41岁，山西省垣曲县人，1938年参加工作，同年加入共产党。自1938年7月到1945年7月历任垣曲县区分委书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指导员，总务科长。1945年7月到1949年1月在太原、北平作地下工作。解放后任太原市交际处长，山西省人民委员会交际处长，副秘书长。在肃反运动中查明：赵少敏是个叛变分子。
+
+　　一、赵少敏在1945年经太行区党委派往太原作城工工作期间，曾在1946年11月12日被太原蒋匪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山西省调查统计室逮捕。经敌审讯，供出了他所知道的我党和我军城工干部七人；并且接受了给敌人送情报的任务，被敌人建立为特情，给敌人派头情报。
+
+　　二、1947年2月，赵少敏没有请示我城工部就自由行动去了北平。1948年5月16日赵少敏在北平被叛徒李经林逮捕，先后经过伪华北剿总青训队，伪特刑庭审讯。现已从敌伪档案中查出：赵少敏在伪青训队受审的时候，曾先后向敌人亲笔写了五次“自白书”，除供出了本人的真姓名、年龄、籍贯、学历、入党时间、介绍人和过去在我方所担任的真实职务以及在工作、整风学习每个时期的思想情况外，并且供出了我太行区财经学院、晋冀鲁豫整风学校、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秘书处、太行区城工部和太行区二地委城工部的地址、组织情况及各机关干部37人的真实姓名、年龄、籍贯、职务；还供出了我城工部在太原的工作情况和太谷小常村党员、村干部的姓名、年龄、工作职务等。最严重的是供出了我太行区城工部在太原的主要地下关系续亦龙和我党派往北平作敌军工作的党员赵西伟。续亦龙在被赵供出前已经被捕，在赵供出后，促使了阎匪对续的残杀；赵西伟被供出后就被敌人捕获。使我太原和北平两地的城工工作受到了极大的损失。
+
+　　此外，又从敌伪档案中查出，赵少敏曾给敌人写有宣誓书说：“（1）我过去作匪军工作是危害国家、损害人民的，请上级处分我；（2）匪军的祸国殃民的事实，我有决心向人民宣布，让人民动员起来击溃匪军，过平安康乐生活；（3）今后我再要替匪工作，愿拿我的妻子作押，让上级严重处理；（4）我家住在北平，向上级要求，可怜我无智小民，从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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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情况看，赵少敏两次被捕后不但完全暴露了自己的面目，而且将他知道的我党的组织和干部情况，全部向敌人出卖，我革命工作受到重大损失，并且接受了敌人所给的任务，给敌人派送情报，情节是严重的。他自1949年2月出狱后，一直向党隐瞒，历经整风、整党、审干、三反、肃反等运动，不但毫不交代，而且一贯鼓吹他如何坚持对敌斗争，英勇不屈，“始终打着一个人的官司，没有破坏党组织和叛党”，企图掩盖他的罪行；赵少敏为了不使问题暴露，在太原遇到原伪青训队审问他的特务韩敏（韩敏现在太原市任小学教员，肃反运动中已坦白）也不向政府检举；并且在1953年给北京市公安局王立毅（叛变分子，与赵少敏在北平同时坐监）去信，要求王把赵被捕后的敌伪档案设法取出给他寄来。在肃反运动中党令他交代问题，赵少敏表示：“敢向党具结，保证没有丝毫问题”。半年来经领导同志和专案小组反复给他讲解政策，解除顾虑，并且批判他的错误态度，他仍然毫无悔悟的表现，始终是组织上露一点材料，他承认一点事实。当最后提出材料，向他一一对证的时候，除对北平被捕叛变的问题，因有他亲笔写的证件无法狡赖不得不承认外，对太原市被捕叛变的问题，仍然拒绝承认，企图抵赖过去。最后他并且以自杀（未遂）的可耻行为来威胁党。根据上述情况，赵少敏背叛党和背叛革命的行为是严重的，而且在肃反运动中拒不坦白，已构成一个执迷不悟的叛变分子，所以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CCRD/3/7/7/000007.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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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天津市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胡风分子鲁藜党籍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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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藜，原名许徒弟，曾用名许流浪、鲁加，男，42岁，福建省同安县人，家庭出身城市手工业者。1936年参加共产党，1937年在蚌埠、安庆一带做救亡工作，后因交通断绝失掉党的关系，1938年恢复党籍。历任晋察冀军区宣传部编辑干事，鲁艺及北方大学文学教员，晋冀鲁豫文联编辑部长，天津文化局科长，文协主任，文联常委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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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藜在1938年认识了胡风，并且同胡风建立了通讯投稿关系。当时他因诗稿在边区不得发表，感到很不得志，于是在通讯中就对胡风倾吐对边区不满，自称受打击很深，并且对胡风极端崇拜，要求胡风发表他的创作。鲁藜交代说：“我感到胡风理解我，胡风对我的诗有很高的评价，这使我感到我的才能没有被埋没，而遇到了赏识的人。”解放后，鲁和胡风的联系更加密切，而且经常在会面和通讯中和胡风共同表示反抗党的文艺路线。鲁藜不但接受了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的影响，还与胡风和胡风集团分子勾结进行反党活动。1950年鲁在胡风的指使下，伙同胡风分子芦甸利用职权将反革命分子阿垅安插到天津文联担任重要职务；随后又与阿垅、芦甸勾结并拉拢了一些历史复杂和心怀不满的分子，积极反对党的文艺领导，建立胡风集团在天津的据点。1951年，鲁又与胡风分子芦甸、龙家保、陈元宁等组织“文艺沙龙”，散布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诬蔑党的文艺领导干部和进步作家。
+
+　　鲁藜一贯敌视党的文艺领导，1953年在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上，周扬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的时候，他与胡风分子路翎诽谤说：“根本不懂，胡说八道”，并且写打油诗诬蔑文代会是“厕所”，参加文代会的人是“假古典主义”。他还在日记中诬蔑党的领导干部为“苍蝇”、“政治野心家”、“残酷的敌人”，把党的批评称为“诽谤”、“卑劣的逼审”，为了表示其坚决的反党决心，他曾说：“你是苍蝇不散布毒菌，那只有把苍蝇消灭。”
+
+　　鲁藜在解放后还利用职权介绍反革命分子何伯勋（国民党员，匪军官，已捕）、陆离（汉奸，已捕）等四人混入我教育和文艺部门，给我工作造成严重损失。此外，鲁藜的私生活极为糜烂，道德败坏，为此，1953年曾受到党内当众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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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开展后，鲁藜对自己的反党行为仍不悔悟，与芦甸订立攻守同盟，烧毁密信，并且散布反对运动的言论，替胡风及其集团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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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事实说明，鲁藜已经完全蜕化变质，堕落成一个胡风反革命分子。为了纯洁党的队伍，严肃党的纪律，决定开除鲁藜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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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CCRD/3/7/7/000008.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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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河南省直属机关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历史反革命分子郭昧生党籍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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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昧生，男，年46岁，系山西沁源县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旧警官。该员于1940年10月混入革命队伍，1941年11月混入党内，历任我战士、文书、班长、政工干事、站长、县委城工部长、科长、公安大队副政委、公安局长等职，党内任过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县委委员。1955年调省畜产公司任第二副经理。其主要罪恶事实是：
+
+　　1927年至1930年他到伪省立第四师范上学，1930年7月至1932年7月在伪山西省警官学校受训，1932年7月毕业后——1938年2月任伪黎城县公安局巡官、代理局长、第三区区长等职。经常亲自率领或督促警长进行查户口、查路、抓赌、缉私、巡逻、警戒、弹压，曾奉命组织过防共保卫团剿共等，搜捕七、八十人，经他监视刑场，枪决约20余人，其中郭用手枪打死一人。并敲诈勒索群众银元七、八百元。在阎锡山反共高潮时期，郭曾奉命驻五十亩卡一带进行剿共，捕审共产党嫌疑六、七人，其中枪决一人，得银元100块（郭分50块），另据本人交代，剿共结束时因其有功曾得奖章一枚、奖状一纸。
+
+　　据本人交代：1937年3月加入三青团（未证实）同年11月加入国民党，经调查，在敌伪档案中有郭在1938年7月填的国民党员登记表，这证明其在1938年7月以前即是国民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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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在肃反运动中，不老实交代问题，避重就轻，在证据面前也不老实承认，但在运动后期才有所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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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昧生由于长期隐瞒其历史反革命身份，骗得了党的信任，并窃取了重要职务。实系混入党内的有重大历史罪恶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经1956年11月14日第10次省直监委会议研究决定，给以开除党籍处分。并建议行政上给以撤职处分。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CCRD/3/7/7/000009.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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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山西省直属机关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历史反革命分子赵中枢党籍的决定
+
+## （业经中共山西省监察委员会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日批准）
+
+　　赵中枢，又名赵键，男，45岁，山西省五台县人，家庭出身官僚，本人成份学生。
+
+　　其主要经历：于1919年至1937年期间住过高小、初中和日本东亚日语预备学校，并在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系肄业。从日本回国后，自1938年1月至1949年4月历任阎匪山西省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宣传副科长，山西省政府政治交通局副主任，隰县区战地动员工作团（简称战工团）团长，灵石县组、政、军、经统一委员会（简称统委会）主任，兵工制造合作社主任，晋兴机械公司协理、经理兼伪工业学校校长。在此期间参加过国民党、同志会、同先、文人组织、同志会基干，并担任过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同志会干部委员，还兼任过山西省学生军训总指挥部第五大队长。
+
+　　1949年4月太原解放后，历任我山西省立太原工业学校校长，山西省人民政府工业厅计划、基建处正、副处长，中共山西省委基建部城市建设处副处长。于1950年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
+　　赵中枢在1939年12月政变以前，由于他处于青年时代和抗日战争时期，在进步同志的影响下，曾一度表现比较进步。在学校参加过反帝学生运动，印刷过阎锡山十大罪状，在绥远和到日本以后给我方做过情报工作。抗战开始，在临县曾与牺盟会共同破获过蒋匪军统电台一部。但从1939年12月政变以后，赵即逐渐地完全投靠了阎、梁匪帮，积极取得阎匪对他的信任。曾建议伪政权实行三实（省、县、村）二虚（专、小区）制度，并亲自给阎匪拟制过干部管理卡片制度，博得阎匪赞扬。嗣后积极参与了梁匪化之的“肃伪”反革命活动，成为反革命的骨干分子，先后在隰县、大宁、灵石等县大肆破坏我党地下组织，杀害我党党员，积极为阎匪推行“兵农合一”暴政，完成征粮、拔兵任务。在我军包围太原之际，积极为阎匪媚求美帝军事援助，在担任阎匪晋兴机械公司经理期间，为阎匪创造军火武器，以巩固阎匪统治。
+
+　　其主要罪恶事实如下：
+
+　　（一）在隰县的罪恶：赵自称在1942年至1943年9月担任隰县战工团长期间，于1942年3、4月间，由他和他所领导的隰县战工队长张学嘏负责调遣力量，从5月以后在隰县开展了大批扣捕我党党员的反革命活动。赵在大扣捕期间曾亲自审问被扣人员20余次，经他审讯过去的有我隰县县委副书记张如森、侯中彦，区委委员王尚文等4人和村支部委员及党员马成龙、胡殿库、梁芝芹、白万元、解德义等35人。在审问中还亲自对梁芝芹、白万元、解德义等施以严刑，其中张文元，因受刑过重，回家而死。并逼问解德义同志，打听我党负责干部解学恭同志的去向。1942年7、8月间，赵亲自率部到灵石牛家墕扣捕我区委书记刘德胜等人，刘发觉逃跑后，将我党员孙计民、李修成扣到隰县城。与此同时，我隰县县委副书记张如森在被押中逃跑后，赵也亲自参加了追捕（未被捕获）。在大扣捕期间，赵还参加过两次梁匪化之召开的“肃伪”政策会议，并在一次会议上，赵为了表示其决心，积极主张对我党员一律恪杀。因此，使我隰县党的组织遭到彻底破坏，全县约有1千名左右党员，除一少部分人逃走外，其余均被迫自首。其中大麦郊、西曲等12个村组织全部被破坏，有1百多名党员被扣，仅一次送往陕西秋林自修院的就有37人。
+
+　　（二）在大宁的罪恶：1943年7月，赵奉梁匪化之的命令以他为首亲自带领战工团秘书王静芦、战工组长冯文奇和我党叛徒王政武等，到大宁布置和组织对我党党员的大扣捕，数日内扣捕七、八十人，且绝大多数为我党党员。在此期间，赵亲自审讯过我大宁二区区委书记侯向礼、区委组织委员张克勤和一区区、村组织的负责人及党员马万绪、单永福等10余人，并对张克勤、单永福、李生润、侯保山等施以严刑，逼他们供出党的组织关系。嗣后将一般党员逼迫自首后布置任务释放，把区、村党组织负责人送交隰县处理，并逼迫侯向礼、张文玉等一部分人当了敌“流工队”的特务。结果，使我大宁县的党组织，除县委、三区区委和三区一部分村组织搬走外，其余全部被破坏。此外，据赵自称：大宁县的扣捕任务完成后，曾受到过梁匪的表扬。
+
+　　（三）在灵石的罪恶：（1）赵任灵石县统委会主任期间，于1944年2月，在西庄村以破坏“兵农合一”和“征粮任务”为理由，亲自审讯了我党党员��振铎，经审问阎供出是我党党员后，赵即决定予以杀害。（2）从敌伪档案中查出，1944年6月间赵与灵石县肃伪专员李文铖向阎匪的书面报告称：扣捕我党支部以上负责人13人。经查实者有尤庆义、李云腾、李承恩等3人，其他人因已死亡或下落不明，无从查对。赵还承认他和李文铖研究过把“肃伪”重点放在东西铺头、北庄一带，并在配备夏征力量时，将李分配到这些地区进行“肃伪”。他在此期间审讯释放过20余人，这些人都承认他们是共产党员，经查证有许青山、刘廷亮，是由赵审讯自首后释放的。（3）据赵交代：1943年冬季，他和王静芦向首脑部汇报“肃伪”情况时，提到在灵石破坏了两个共产党的区组织和五、六个村组织，共约党员80余人。经查王静芦在被我扣押期间的口供材料称：1943年冬季破坏了灵石罗汗、茹泊、缩龙村共产党组织，但因当时党的组织不公开，所以现在在群众中无法得到证实。
+
+　　（四）在汾西的恶罪：据赵交代，1943年4、5月间，他和齐敬德、王静芦率流工队到汾西进行过“肃伪”，由他带着五、六十人的被扣对象名单，在路边汾西泉子坪扣捕了三、四人。到汾西城以后，他把名单交给伪汾西办事处主任齐先孔等执行。在汾西扣捕的重点是泉子坪、许村庄、石贵等村。以上事实经查对，汾西在1943年春夏确有过大批扣捕共产党员的事实。从1943年到1944年，汾西县我党组织大部被破坏，被迫自首者达5百多人，其中有60多个村支部委员。
+
+　　（五）在永和的罪恶：据赵交代，他在大扣捕期间，曾亲自到永和检查过“肃伪”工作。这一情况，因当时和他同罪的人均被我政府镇压，未取得证。
+
+　　（六）1948年8月到1949年1月（我军包围太原期间），赵中枢随彭士弘等人两次到青岛、上海、南京等地，替阎匪向美帝国主义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等请求支援军火、增加空运物资等，并由他们拟出请求美国给阎匪装备5个师和3个师的两个方案，赵还提出请求支援制造汽油弹（燃烧弹）的样式，但美国均未答应，只答应援助大型手榴弹和面粉。后通过陈纳德（中航公司负责人）许可增加了对太原的空运。经查对，两次向美方求援确是事实，至于要求美国给阎匪装备5个师和三个师，结果只援助了一些大型手榴弹和面粉，则是赵在肃反中交代的。
+
+　　以上事实证明，赵中枢是一个效忠于敌人，对人民有严重罪恶的历史反革命分子。1949年4月太原解放后，他隐瞒了以上罪恶事实，担任了我省工业学校校长的职务，并且由于他打着地下工作人员的招牌，在1950年1月由赵宗复、王世英同志介绍参加了我党，因此骗取了党组织对他的重用，甚至提拔为处长。赵参加工作以来，虽经过“镇反”“审干”“三反”等历次运动，但一直没有向党交代他的罪恶事实，直至“肃反”运动开始，还企图混过，并在他停职反省期间，以服毒自杀（未遂）来进行抗拒，以后在被迫情况下虽交代了一部分问题，但大部分问题未作具体交代，并在主要问题的责任上避重就轻。
+
+　　根据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肃反斗争中有关党的纪律问题的几点规定”中第一项第一条“对于隐瞒参加过特务问题组织或特务活动的，经过查明属实以后，应该开除党籍”的规定，中共山西省委基建部支部决定开除赵中枢的党籍，并建议政府逮捕法办。经中共山西省直属机关监察委员会于1956年10月27日审查研究，同意开除赵中枢的党籍并建议政府逮捕法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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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CCRD/3/7/7/000010.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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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萧喜初等侵犯人权的两封来信
+
+　　<刘文敏>
+
+## （一）中国共产党湘阴县监察委员会来信
+
+　　樟树乡萧喜初等侵犯教师刘文敏人身权力的事件，我县检察院及有关部门进行了检查和处理，对萧喜初给予开除团籍的处分。党支书萧绍良不是事件的主持者，对搜查与封锁刘家，事前也不了解，因此我们认为萧绍良没有直接责任，我们已去信该乡党总支进行教育指正。
+
+　　 中共湘阴县监察委员会
+
+## （二）刘文敏的来信
+
+　　萧喜初侵犯人权，已经受到开除团籍并撤消出纳职务的处分。我深深地感谢党和政府对于小学教师的关怀。
+
+　　但是对其他一些肇事分子，尚未得到应有处分，我还有意见。
+
+　　分支书记萧绍良身为党的领导，虽然没有主持这件事，但亲爱社社委会商议要将我囚禁时，他也参加的，并且同意他们这样做。萧东林是他的亲叔父。萧东林窃盗公款事件破案后，我将情况反映给党和政府，又反映给报社，萧绍良就对萧东林说:“不要怕，刘老师任他怎样写信、写稿、写文章，横竖要经过我当地支书才行。上面派干部来了，我有话答复。”上级党和政府接到我的反映，写信问他，他更蛮横无理地在社员陈克芸家里对余泛桃老师说:“刘文敏这个傢伙，我硬要好好地训斥他一顿。他把侵犯人权的事情，怪到我党支书头上。上级都写信来要我答复，真伤脑筋。”他要余老师带信骂我的娘。还对群众说:“我一个党支书怕他什么呢!”
+
+　　候补党员陈佑林会同青年团员李国林、萧喜初，用绳子捆绑我，喊我到地坪中当众谩骂我，关我，锁我，在门窗上贴封条，派社员甘丙坤监视我到次日早晨，搜查我的住所。会计易祥林、副社长涂东生指使将我捆绑禁闭，并将我辱骂。我认为这些人也应该受到适当的处分。
+
+　　 湖南省湘阴县樟树乡金山小学教师 刘文敏
+
+　　（附：）
+
+## 严肃处理侵犯人权事件
+
+## 《文汇报》短评
+
+## 1956.12. 4
+
+　　10月28日我们发表两封读者来信，揭露湖南省耒阳县白鹭乡刘洪元与湘阴县樟树乡萧喜初等非法侵犯教师人权事件，读者曾纷纷来信要求严肃处理。现在刘洪元已由耒阳县人民法院判处徒刑六个月；萧喜初撤消了生产合作社出纳的职务，并开除团籍。
+
+　　耒阳县人民委员会为此发出通报，要求各单位和乡级行政干部爱护教育事业、尊重小学教师，这样的做法是很正确的，这不但有益于尊师重道的社会风气的树立，也使人从实际的事例中明确是非，接受法纪教育。
+
+　　但刘文敏老师对于湘阴县樟树乡其他一些肇事分子，特别是对于党支书萧绍良的处理上，还有意见。(我们今天将刘老师的意见同时发表。)我们根据刘老师来信反映，萧绍良所表现的态度是很恶劣的，他根本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湘阴县监委会只是去信樟树乡党总支“进行教育指正”，未免过于轻描淡写了。
+
+　　（附二：）
+
+## 侵犯教师人权：刘洪元判刑六月
+
+## 唐广寒
+
+　　【本报讯】 湖南省耒阳县白鹭乡刘洪元侵犯教师人权(详见10月28日本报)，已由耒阳县人民法院宣判处徒刑六个月。当审判长在庭上宣布这一决定时，刘洪元当场痛哭流涕，悔恨自己的犯罪行为。
+
+　　耒阳县人民委员会为了消灭歧视和打击教师的现象，提倡尊师重道的社会风气，特向全县发出通报，要求各单位和乡级行政干部爱护教育事业、尊重小学教师，并准备向白鹭完全小学黄均平老师和谢式邦校长进行慰问。
+
+　　 (湖南耒阳县教育科唐广寒)
+
+　　来源：《文汇报》1956年12月4日。

CCRD/3/7/7/000011.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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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开除阶级异己分子大荔县委第二副书记杨时申、第三副书记李志敏、县人委第一副县长雷鸣夏党籍和给予大荔县委部分改组其领导机关处分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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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荔县委许久以来由于被阶级异己分子和坏分子篡夺了领导，以及县委其他领导成员中存在着严重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致使大荔地区党的团结受到破坏，集体领导原则不能贯彻；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不能贯彻和实施；干部中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侵蚀，邪气充斥，如有的干部因未被提拔而闭门不出，有的互闹意志，有的甚至要求辞职，有的则贪图吃喝玩乐，不热心于革命事业，给党造成的损失是十分严重的。省委兹对有关人员和党的组织决定作如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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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大荔县委第二副书记杨时申，陕西洛川县人，出身于反革命家庭。其祖父系大土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被我处死，与此同时，其父曾被我军押禁一年后放回，解放后，因包庇反革命分子杨生华财产被群众斗争，在各项运动中，仍对革命不满，拒不出卖余粮，缴纳公粮；其三叔父曾隐瞒短枪一支，数次催交，拒不承认，直至一九五四年被迫交出；其五叔父系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曾任敌县党、团书记长，干事长，杀我革命同志十余人，解放后被我处死。而杨过去一贯赖其供养读书，洛川解放后，追随其去蒲城混了三个多月始返回。此外，杨时申曾参加过伪三青团，积极参加反共反苏“游行”“请愿”等活动，据了解与他关系密切的七个人，都系各类反革命分子。解放后杨被和他相好的同学孟志仁（系伪三青团区队副，中统特务）介绍到洛川市府工作，并混入青年团，后被派至大荔，伪装积极于一九四九年混入党内。以上杨时申的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除对其五叔父被我处死一事作过交代外，其他一贯对党隐瞒，且现在仍极其反动的说他祖父是被人“拉票”打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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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在混入党内后，对党的组织，看作旧社会的行会集团。他把来自各个方面的干部，分为“把子”“摊子”，说“陕北干部党重用提拔，只要能说两句陕北话，区书、区长少不下，当地干部党重视培养，我既不是陕北人，又不是关中人，咱籍贯生的不好，孤身一人”。在干部中散布流言蜚语，说谁是路帜（县委第一副书记）的人，谁是雷鸣夏（第一副县长）的人，谁是李志敏（第三副书记）的人等，并以一贯道组织名称，给路、李冠之以“路字柜”“李字柜”，来加以侮辱。他对上级党委的一些领导同志，给以各式各样侮辱性的绰号，并讲许多坏话，同时，更极其反动的诬蔑中央的一些负责同志。他到处散播非原则的言论，如听到雷鸣夏对其历史未作结论而有意见时，公然讲：“审干可以停止，批评可以废除，原则不能坚持。”把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健犯了错误不愿检讨的行为，说是：“朝中（指王）方面向美帝（指党）提出的抗议。”他无视党的选拔干部政策，说：“谁能当啥不能当啥，还看党把你往上摆不摆，只要摆上就能当了，叫我当地委书记，专员都能行。”曾为个人闹地位的欲望没有满足，发牢骚，打击别人。对同志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而是处处找岔子，抓弱点，设法压服。对县委各委员、县级科、部长和一些区级干部，背后乱说乱骂，恶意诽谤。采取逢甲说乙，逢乙说甲的卑鄙手法，曾对县委秘书郑培华挑拨说：曾酝酿你为县委委员，就是路帜不同意。结果引起郑对路的不满，不听路的指示，杨却说“路帜无能，指挥不动干部”，并宣扬自己有“威信”。今春他听到有人控告县委的消息，便猜疑告了自己，竟在干部中胡疑乱猜，县委曾为此作了不许谈论传播和猜疑的决定，而他依然如故，背后被他猜疑者达十三人之多，一度引起被怀疑干部恐慌不安，有个别人为表示自己未写匿名信，曾要给杨写保证书。杨时申对工作敷衍，生活放荡，分工管理财经工作，常不了解情况、研究解决问题。在工作时间说闲话，逛街道则是经常的。就是在开县委会议时，他也常在会上看小说，甚至随便出外，与别人谈天，或退席回家睡觉。他的作风不正派，挑拨过别人婚姻。在谈恋爱时，曾向对方吹嘘说，“缓一两年当不上县书，县长才算哩”。并在婚前同宿一晚，在群众中影响极坏。从以上事实和历史情况说明，杨时申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在地委检查中，也没有任何悔改表现。因此，应予开除党籍，并严格审查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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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前大荔县人民委员会第一副县长雷鸣��，陕西合阳县人，家庭小土地出租者成份。一九二七年入党，一九二八年被捕，一九三五年自首变节出狱。一九四七年重新混入党内，至今欺骗党，伪造历史，隐瞒其一九三五年向敌自首行为和从敌反省院出来后曾与院方通讯联系以及一九四七、四八年先后担任敌党区分部书记、组训委员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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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邰阳、大荔工作时，拉拢了很多政治历史不满和思想作风恶劣的人，进行有组织的宗派活动。在当区长时，认为在党委工作的党员是党的“亲信者”，在政府工作的党员，在党内“吃不开”。在当科长时，又认为县委的干部都是“吃闲饭”的。他在思想上没有党的组织原则，对党抱着仇视态度，在整党时就说：“我早就不想当党员了。”他在领导政府的工作中，与县委闹独立，把党的集体领导，说成是“拖死人的工作法”。县委要他到县委商量工作，他要县书到政府去。政府的重大问题，不请示县委，擅自决定。对县委的决议，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抗不执行。有一次，县委会讨论县府的一个错误决定（擅自划区问题），需坚持错误意见，加之有些委员意见分歧，结果乱吵一场，未作结论散会，而雷还幸灾乐祸地说：“今天的会议开的很好。”一九五四年县委三次决定从县府抽调四个干部，雷当面同意，会后却不积极执行。县兵役局住房不足，县委决定由雷负责在县府调剂解决，而雷则长期不执行，当县委负责同志催问时，他还怒气冲冲的说：“你调剂去，反正搬不到我县长房子。”他经常吹嘘自己革命早、历史长，抹煞党的领导，夸大个人作用，骄傲自大，争夺名位。他有浓厚的地位观念和沉重的思想包袱，常和过去以及现在的一些同志比长论短，特别是在前大荔县书、县长调离未及配合时，更触动了他的地位欲望，当着他的企图没有达到时，便发牢骚，消极怠工，说自己“怀才不遇”、“咱没吃小米饭，再怎么也是翻不了身”。他认为自己的历史未做结论，尤其是不让他作审干委员和负责县府的审干工作，是李志敏、杨时申有意做的鬼，因而对李、杨以至对党怀恨在心，如曾在县委会上粗暴的说“党如果不信任我，可以把我撤下来，我脸不红！”平时专门拉拢历史不满和思想不健康对党不满的人，利用他们对党散布不满情绪，播弄是非，进行宗派活动。现已查清被他拉拢的有民政科长邢培强、二区区委副书记史晋太等十四人。县委会上几次讨论邢、史的工作问题，会后雷鸣夏即将情况告诉本人，并加油添醋，挑拨关系。去年春季竟然叫邢、史搜集控告杨、李的材料，并要邢、史不要接近县书和其他委员。直至地委在检查大荔县委的问题期间，仍把会议情况告诉邢、史，并要他们积极搜集杨、李材料，准备攻击。在去年党的省代表会议前夕，他又叫邢、史给代表会议写信，控告县委三个副书记和地委。由于自己进行宗派活动，所以别人的一行一动他也就怀疑，如去年春节，经民政科提出，第二副县长批准给生活困难的干部发了一些补助费，他竟怀疑这是买好干部，进行宗派拉拢。他对工农出身的干部都是歧视、排斥有意为难，如第二副县长杨保顺，文化低，看公文困难，他便故意不批办，看杨的笑话，竟在杨的当面说：“咱两只能顶一个人。”他对待工作消极应付，对公文经常积压不及时阅办，发生问题还嫁祸于人。平时很少下乡，有一次下乡检查工作，一天跑了三个农业社。建设科在专区开会后向雷汇报情况，并建议在行政会议上传达，他说：“算了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多做些工作谁还说你好？”他的论调是“过渡时期错综复杂，工作好坏没有什么标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能舒服，且舒服”。在生活上很注意享受，他到大荔工作后，首先指示秘书室给他修理办公室、寝室、换玻璃、买花盆。粮食统购后，从未搭配吃过杂粮。曾买了一件狐皮大衣，就叫公家给他做一个和大衣同样大小的衣柜。在地委检查期间，他始终玩弄两面手法，采取抗拒态度。因此，应予开除党籍，建议行政上撤销其第一副县长职务，并严格审查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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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前大荔县委第三副书记李志敏，陕西绥德县人，家庭贫农成份，一九四六年入党。李志敏在任县组织部长和第天副书记（兼管组织部工作）时，为了达到抬高自己的目的，公然私自给一些干部许愿提拔职务，并要被提拔的许多干部请他吃“荣升饭”。对县委会议研究的干部名单，曾数次给一些干部泄露，并要本人请其吃饭，一干部请他吃过两次��，他说：“请放心，安心工作，将来适当的把你的工作安排一下”，因而一些干部不满的说：“组织部把后门开了”，把组织部叫作“升官部”、“吃干部”、“牛肉区长”、“牛肉部长”。一些品质恶劣的分子则趁机对他极力阿谀奉迎，请他吃饭，争取提拔。一九五四年他把和他关系好、请他吃过饭的四个政治历史不清的干部拟提拔为部长、区长和县府秘书等职，地委指示不仅不应提拔，而且应强调离要害部位。但他拒不执行，反叫搜集整理这些人的优点，二次上报。结果发现两次上报的材料，有些结论没有证明，有的捏造了证明人和事实，有的在重要情节上与证明材料不符。一九五三年调三区区委副书记邢培强去党校学习时，他对邢的材料让其自带，并同意邢撕毁了其中关于强迫命令的检讨材料乙份。他对与自己气味不投的干部，则利用职权予以打击、报复，如干部何同安、冯启宏曾反映他在五区工作有贪污行为，他却授意别人写材料向县委诬告说何、冯组织小集团，打击领导、破坏领导威信，并偷开冯的柜子，查看有无对他不满的信件，还给邮政代办所叮嘱说：如有干部的信件，要经过区委检查。去年调整工资，他和杨时申相互支持，相互恭维，各提一级。他因未提拔，曾在两次党的县代表会议上攻击路帜同志。李志敏的工作极不踏实，生活腐化堕落，极力请求奢华。他的主张是“工作不工作，吃美是第一”，经常下饭馆，酒醉而归，在办公时间，带领干部打麻将、赌纸烟，经常拖欠债务，以至挪用党费，在干部和群众中的影响极坏。在地委审查中，表现很不老实，拒绝检讨，说明其已完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泥坑，成了不可救药的蜕化变质分子，因此，应予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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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杨时申、雷鸣夏、李志敏的恶劣行为，所以能够任意泛滥、畅行无阻，是和县委第一副书记（无正书记）路帜同志（陕西澄城县人，一九四七年入党）缺乏革命警惕性和不能坚持党的原则的严重的自由主义错误，以及县委委员王锡荣、刘俊华、白聚华等同志的自由主义态度是分不开的。路帜同志是县委的主要负责人，但对杨、雷、李公开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互相攻击，私情拉拢，进行宗派活动等严重的原则问题，采取了迁就态度，错误地认为这些问题如提到党委会议上讨论，会弄得关系更坏，因而既不提到党委会上讨论批判，或采取其他办法积极进行斗争，也不向上级党委反映。县委其他委员，有的怕惹一下，反过来整自己，受到打击报复，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态度；有的怕进行斗争后，问题弄不清楚，反落得自己不是；有的念私人关系，怕伤面情，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不进行原则斗争。如县委常委、法院院长王锡荣同志，对县委常委、检察长刘俊华同志错误的说：“咱还是好好把自己的工作搞好，不要管那些事，不然将来对你也是不利的。”即是在县委会议，杨、雷、李任意吵闹，他们也只是以“和事先”的态度，来劝说拉架，任其自生自灭，自消自散，不能站在党的立场上展开斗争。在地委检查中，路帜同志对自己错误检讨较深刻，给以当众警告的处分，王锡荣、王俊华、白聚华同志应作深刻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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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从上述问题也说明大荔县委组织不纯，不能遵守党的原则，执行党的决议，维护党的利益，而失去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应给以部分改组其领导机关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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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荔县委所发生的问题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望各级党的组织，将这个决定在全体党员中进行传达讨论。借以提高党员的政治警惕性，坚决清除混入党内的一切坏分子，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党的原则，与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损害党的利益的行为作不倦的无情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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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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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悦顺的肃反结论 (原始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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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防空学校政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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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别 外文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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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别 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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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韩悦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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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防空学校政治部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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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肃反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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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悦顺　防空学校原外文队　学员　副排　1950.12　河北省深县　1935.10　地主资本家　阶级异已份子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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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家庭历史、社会关系的主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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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其1953年“三反”时及1954年9月所写两份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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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家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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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生身父係地主，家有土地200余亩，土改时被斗，韩在六岁时过继给其叔父，其叔父係资本家。解放前自营和与别人合营之店铺共有九处（包括烟行、车行、木号、布庄、杂货店、银庄、金银玉器店等），此外有房屋一所出租，家庭生活颇富裕，由于投机捣把，施放“五毒”，五一年“五反”时大部分股份和财产被政府没收，现只剩“大生烟行”和一合股经营的纸烟行，生活较前大为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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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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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8在北京私立立蓉小学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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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8在北京艺文中学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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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7在北京英华补习学校补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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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8在北京汇文中学读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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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12参军，参军后先后任我华北防司对空勤务处情报指挥室及情报总站工作员，53年调来外文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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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社会关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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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家庭来往者皆为地主资本家，本人过去结识之同学多为流氓学生，本人主要社会关系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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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楷：初中同学，后考入成都国民党军校，国民党员，49年成都解放时被俘，50年回北京，现在北京人民银行前门办事处工作，思想反动，政治上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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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光：干姐夫，曾任蒋匪军参谋、连长等职，解放前逃往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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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入伍后的反动思想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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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中别人揭发和本人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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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中本人交待因家庭被分被斗，财产被没收不满而于1950.12，投机混入我军，自称入伍动机是为了报仇，感到“家庭被分被斗非报仇不可”，认为“参军后有报仇之机”、“抗美援朝坚决不参加，待打蒋介石时坚决要求参加，在战斗混乱的情况下调转枪口，叛变投降，蒋介石统一全国时，便能升官发财，挣钱养家”，同时入伍后“家庭可以得到特殊照顾，避免斗争”，另外参军后可以学习技术，“技术是铁饭碗，到任何时候都能吃得开”。由于其对我党土改政策及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对家庭被分被斗心怀不满，加之入伍动机不纯，所以入伍后一贯落后，思想极端反动，突出的表现在亲美，反苏，敌视我党，仇恨革命，对我党各个时期所采取之各种政策，措施都有其反动的见解，如“五反”时认为“工人斗资本家是忘恩负义，是反常现象，没有资本家工人就没有饭吃，五毒是资本家赚钱的道路，是商人的品德，反掉五毒比消灭资本家的肉体还厉害，五反是消灭资本家私人财产的第一步，是杀死私商的行动”。当知道其父五反时被法院传审，暗自打算，“见到了毛泽东非把他宰了不可”，五四年学总路线谈到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对王全荣说，“我家解放前是资本家，生活太好了，赚钱非常容易，在家里坐着电话一摇钱就来了，现在呢？不行了。”（王全荣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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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中本人坦白说：“共产党把我家搞垮了，我也不给你好好干，我不是傻子，不然就对不起父母。”对镇反的看法也非常反动，如说：“谁统治的天下，谁就可以随便杀人，共产党看你不顺眼，怀疑你，抓来就可以杀掉，什么革命、反革命，谁统治的天下，谁就是正义，你说国民党反革命，国民党还说共产党是共匪呢！还不是一样吗？！报纸上揭发的反革命事实不过是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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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认为“三反是共产党垮台的第一步象征，进城没有两天半就腐化了，将来必将向国民党看齐。”认为党的宽大政策是共产党缺乏干部的具体表现，如果都枪毙了，共产党就马上垮台了”，“从严是从表面上表现共产党大公无私，主要是找一、两个枪决吓唬一下。”认为“总路线只不过是个口号，共产党看干了好几年，也干不出个什么名堂来，提出来打打气，中国这样落后，根本不能实现工业化，要建设重工业是笑话，毛主席说十五年实现社会主义、我根本没想过，共产党真的要实现，那就把老百姓苦死了。”又觉得“改造工商业是消灭私商，杀你还要你说他好，共产党的办法真毒辣”。“农业改造是绞杀农民，人家私有的东西非共不可，能不能组织起来是个问题。”认为“统购统销政策很难��到老百姓的拥护和欢迎，合不合理是政府说的，私商到农村买粮，农民一样卖，统购统销政策将来会变成配给制度和日本统治东北时一样。”认为“币制改革和国民党改用金元券一样，改一下子不过是从表面上把物价压一压，在国际上看来好像共产党有办法。”还认为“宪法中规定的权利，说是那样说，实际上不是那样，顺着共产党就行，拥护国民党，喊‘蒋委员长万岁’，共产党就不让你，有游行结社的自由，自由应该是不要有任何的限制，谁愿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才是‘真正的自由’。”认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说的好听就是了，人家美国打到鸭绿江边了，共产党看自己的统治地区快垮了才出兵，无所谓援助，保谁的家，卫谁的国，还不是保卫共产党，保卫毛泽东，所以说的好听些，让人们好好干，好好的打仗就是了。”觉得“志愿军是骗人，还不是共产党的命令，志愿军就是解放军，这样提好听些，让人家看共产党统治的天下好像有办法似的，还有志愿兵。”认为“党的思想改造是思想统治，国民党不注意思想统治垮了台，共产党就非常注意这一点，互相监视，比伪满和蒋介石的保甲制度还要毒辣。”认为“中苏友好条约同美国和蒋介石订立的条约一样，都是卖国条约，苏联的飞机在中国满天飞，苏联顾问遍及全国，说啥算啥，不是干涉内政是什么，苏联顾问与美国顾问本质上是一样的，过去的美援和现在的苏联帮助中国是一样的，苏军撤出旅大只不过是走走形式，看起来好像大公无私，苏联交还长春铁路是赚够了便宜。”
+
+　　高饶事件公佈后，内心感到高兴，觉得“这下共产党内部大乱了，闹不团结，互相攻击，将来必然向国民党看齐，争权夺利，最后垮台。”
+
+　　胡风反革命集团及潘杨事件揭发后，认为“共产党垮台更明显了，将来会越来越多，越多越好，用不着蒋介石和美国打，内部就瓦解了，不攻自破，共产党早垮一天，我家就早解放一天。”
+
+　　对人民革命事业仇恨入骨，如五二年日记中曾写“共产党像太阳，它把一切生物都晒死了……日光浴有好处，可惜那些将被晒死的人还在那里躺着等待晒死……共产党的天下，谁的生活也好不了，生活如枯井，像活人关进监牢，过着不像人的生活……中国人民要得到解放，必须杀猪拔毛，除掉猪身上的虱子，跳蚤，消灭共产党，而杀猪拔毛的人是我们的救星和恩人，这人可能远在天边（美国）近在眼前（蒋介石）……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时可能全会阴天。”（自谈日记五三年在南昌保密检查时烧掉，上述反动内容，系运动中本人回忆起之大意）咒骂领袖，如斯大林同志逝世时，当时华北防司每人都发了黑纱，以示悼念，韩说“不是我家死人，为什么叫我带孝”，并对某参谋说“给我的黑布太小了，大些可多补两双袜子。”（外文队学员胡仁文揭发）
+
+　　运动中本人坦白说，“斯大林逝世感到高兴，心想斯大林一死，美国发动战争就不怕了，苏联一垮，中国也就完蛋，蒋介石立刻就会回来，我家的日子也就好转了。”检讨说，“经常打听毛主席的岁数，想朱、毛一死，共产党内就得大乱，中国就要马上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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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造谣污蔑，如毛主席赴苏联访问时造谣说，“毛主席被扣了，非订卖国条约才放。”（朱正杰、柴志宏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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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羡慕美国“物质文明”，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民主最自由的国家。”经常吹嘘美国强大无比，如说，“美国兵世界上无敌，美国武器世界第一，苏联飞机米克15不如美国F-86，美国驾驶员技术高明不受气候影响，什么时候都能起飞，我们飞机白天起飞还经常碰头，有一次演习一个团长和一个师长都摔死了。”并时常宣传美国物质漂亮无比，说“美国货世界第一，这一点斯大林都承认”，去年防汛时看到有一辆小新卧车，有人说漂亮，韩说，“是呀，到底是美国货。”韩买了一枝美国钢笔用了不久就坏了，但却说，“美国笔到底是好，用了好几年还是这么好使。”（翟志明、王全荣、韩人源等人揭发）。
+
+　　此外，韩在外文队学习期间，经常散布反动言论，如在总路线学习检查思想时公开说，“我不愿革命，是怕国民党反攻大陆回来杀头。”并威胁刘康明说，“不要检查了，不怕国民党回来杀头吗？”（外文队学员孙文义、苏庆选、刘万根等揭发）
+
+　　（破坏建团工作，在大家积极争取入团时，韩竟在班里明目张胆的散布，“自己过去曾入过团，到部队也过过几天团的生活，因为没什么帮助，所��退了团，入团不入团没有什么关系，当个民主人士也不错，人家宋庆龄、郭沫若不是党团员，照样当中央副主席，办大事，名誉也很高。”又说，“现在给我入团表我也不填，怕国民党回来受不了那种严刑拷打。”并阻止别人入团，如刘康明提出申请入团时，韩说，“入团不入团没有什么帮助。”张富基积极创造入团条件时，韩说“张是假积极”。（外文队学员孙文义、王全荣、杨俊、黎阳星、苏庆选等揭发））
+
+　　破坏学习情绪，如对董本行说，“你每天死钻也还是学不好，应当注意身体，如果搞垮了身体要受一辈子罪。”对黎阳星说，“你程度低，只要英文学好了，其它科目打个二、三分没有什么。”
+
+　　散布学校生活过于紧张，说“一天十个小时这样下去，将来出去起码少活十年”，藉着有些人对某些事情不满进行煽动破坏，如侯纯清请假未批准，韩则说：“在学校三年别想回家，没事也得叫你劳动建校。”结果引起侯的不满，说，“学校是集中营。”
+
+　　（有的人对伙食有意见，韩在班务会上就公开的说，“要我是校长，先撤管理员的职，再杀管理员的头。”（外文队学员赵富国、胡人源、黎阳星、刘万根等揭发））
+
+　　议论领导，破坏领导威信，如说，“韩队长不如王队长，副队长都是大老粗，不能领导大学讲师（指外文教员），区队长稀稀拉拉光搞对象，副校长连话都不会讲，防校有垮台的希望。”（翟志明揭发）
+
+　　打击进步拉拢落后，挑拨关系几乎是一贯的，如王鹤庭当选为青年团工作委员会委员时，议论说，“他参军还没有两年半，就当上委员了，简直是开玩笑。”因此评优时故意找毛病进行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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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作风上也表现下流，经常谈论女人，和说一些低级庸俗的话，如每次上街回来后都谈论“大辫子，小辫子”、那个姑娘漂亮等，说“街里简直不能去，上一次街影响太大了，两天都收不回心来。”
+
+## 三、肃反中坦白的问题及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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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坦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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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肃反运动初期本人坦白，于1950.6参加了地下反动组织“青年反共团”并交待其组织情况如后：团长张忠孝（伪上校军官）住天津金刚桥一带做小生意，该组织下辖八个组，分布于北京、天津、上海、沈阳、广州、汉口等地，北京组有四十余人，大组长李世文，小组长郑楷，组员有韩悦顺、郑大如等，武汉组组长李世（在第四中学），组员有韩悦顺，林成相（在武大）、振真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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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参加“青年反共团”后，于1950.8在北京东单打伤我军通讯员一人，并抢取机密文件一包，交予了郑楷。自称入伍是受特务分子郑楷指使，目的是：打入我军内部，挑拨关系，接近文书、书记等人搜集情报。入伍后在华北防司值班室，曾将指挥室作战布署图偷出交郑楷拍照，并将防司人数、住址报告给郑楷；五二年接受过郑楷给予配合炮击天安门的指示，五三年七月，曾用钢笔照像机将华北防司指挥室地图全部偷照共60张，交予了郑楷，同年夏天接受过一包毒药，企图下毒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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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三年“青年反共团”分子米光由台湾回大陆后由北京赴南昌、汉口布置过任务，声称在汉口的主要任务是炸毁长江大桥；五四年防汛时韩用“打左肩一下”为记号，用“老西同志”为密语与在汉“青年反共团”分子李世、林成相等进行过联系，规定了会见地点为民众乐团门口一侧，开会地点为滨江公园江沿，联系时间是每月第四周星期天晚上，在会面时曾将学校防汛人员及防护地段告诉了李世。本年二月又用钢笔照像机将学校雷达灯阵地拍照了六张交予了李世，目的在于炸毁兵器阵地。肃反运动前，李世曾开会布置暂时停止活动，以便隐蔽潜伏待机行动。
+
+　　韩并曾交出在华北防司工作时记载有空军常识、我机航线、机型、性能、华北区现有雷达布署及雷达配备代号之笔记材料一份，自称系特务情报底稿。
+
+　　上述情况运动中推翻，承认反覆数次，最后还是肯定系自己捏造。
+
+　　（2）运动中还坦白在华北防司情报处工作时曾两次有意误报空情，实行阴谋破坏；一次是53年7月我机52架从沈阳到北京，韩发现后有意迟报3分钟，结果使地监部队进入一等战备，后地监部队查明为我机，故未造成损失；另一次是同年8月我机一架由北京飞上海，韩又误报10分钟，后也经查明未发生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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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调查结果：）
+
+　　（1）关于“青年反共团”问题：
+
+　　① 1955.10天津金刚桥天维路、大胡同两派出所证明：“……解放后，曾有些反动军官组织被我破获，但未发现有‘青年反共团’这一组织，也未听说有张忠孝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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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1955.10北京东单公安分局科员张崇山证明：“解放后，东单区未曾发生过杀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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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经派人去汉口第四中学与武大查寻均无李世、林成相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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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1955.10孙建廷（米光岳父）证明“……米光是我女婿，五○年就无音信，一定到台湾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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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 1955.10郑楷（北京人民银行前门办事处会计）证明：“……我与韩悦顺在初中同学时相识，只知他读书时不用功，其他的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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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 1955.8.3北京人民银行前门办事处证明：“……郑楷系官僚地主出身，1946年在成都国民党军校时加入国民党，系一般党员，49年成都解放时被俘，50年开假路条回到北京，平时表现反动，经常与有问题的人勾勾搭搭，拉拢落后，打击进步……其父郑文章在冯玉祥部当过军长，汪伪时期在南京当过参赞武官，解放后被判徒刑五年，现在北京第一监狱，表现不好……从上述情况来看，该人对党、政府很不满意，有政治性小集团表现，是可疑份子。”“注：未发现有关‘青年反共团’问题”。
+
+　　⑦　关于抄录军事机密材料问题，华北防司对空勤务情报站长王学堂（与韩在一起工作）证明：“……根据韩当时之职务是可以掌握这些情况的（指我机航线，雷达布署实力等情况），也必须了解这些情况才能工作，但韩将此材料记于日记本上带出工作地点，这是严重违犯保密规定的，这种行为如不属违犯保密规定之列，实为可疑……”
+
+　　（2）关于误报空情的破坏活动问题：
+
+　　1955.10华北二一一团情报站郭达证明：“五二年六月下旬有廿余架依尔十式由开原到唐山，当部队发觉后，与我机预报有差误，因哨发现的不统一，当时指挥室一面追查一面报告，按当时情况来说，是没有掌握住情况（因为发现的机数、机型不一致，可能总站下达一等战备……），我记得五二年冬季，在渤海面有齐尔式试飞，是由大连起飞的，多为一架，五三年七、八月间北京南苑有齐尔式试飞，由何而来不知道。以上情况是根据记忆写的，过去我不负责掌握我机，因此机型、机数、日期不够确实，不过我肯定有这回事情。”
+
+　　 调查材料人：防空学校队列处助理员正义防空学校外文队区队长褚书昌整理材料人：防空学校外文队副指导员尹金生防空学校秘书邓宝田
+
+## 四、结论意见
+
+　　该人运动中坦白之“青年反共团”及其成员，经调查未获线索，所说之人员多无下落，郑楷虽有下落，但也未发现与韩有任何联系及有关“青年反共团”问题，同时本人坦白中所说“青年反共团”之组织分布等，按一般情况一个普通成员了解该组织之全部情况是不可能的。其次所坦白之活动，如使用暗记、密语、暗杀我军人员以及使用钢笔照像机拍照作战布署地图与兵器阵地等问题也不真实。此外按其入伍后一贯表现落后，言行反动，闹复员、退团等情况来看，也不像是有组织联系之敌特份子，依照通常情况，潜伏于我军内部之反革命份子不会以此面目出现，因此“青年反共团”问题可能是本人捏造。
+
+　　所抄机密材料是在华北防司工作时抄的，根据分析，假若其抄录的目的是送给敌人的话恐不会保存至今，且系本人自行交出，故估计问题不大，应属严重违犯保密禁令。至于误报空情问题，从旁证材料来看虽具体情节有出入，但此一事实是有的，在其敌视我党仇恨革命的反动思想基础上有可能做出此类破坏行为。
+
+　　韩之问题虽未发现是有组织的反革命活动，但该人出身地主资本家，入伍动机是为了“报仇”，入伍后一贯表现落后，其在肃反运动中所交待的亲美反苏、敌视我党、仇恨革命、幻想美蒋复辟等思想活动极显明的表现了他反动阶级的立场，因此我们认为该人实属投机混入我军的阶级异已分子，由于其反动思想多系本人交待，所见于言行者不多，故我们意见可作资遣或复员处理。
+
+　　 防空学校党委五人小组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
+
+　　该员运动中交待参加“青年反共团”及所进行一系列活动问题，经查证确系捏造，故取消其嫌疑。但该员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受家庭影响很深，入伍后一贯严重的政治思想落后，肃反中态度不老实，交待假情况欺骗组织，故不宜留队，因此由付排级降为班级后复员。
+
+　　 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一九五六年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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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把我的一切献给党的事业: 梁思成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
+　　<梁思成>
+
+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
+　　在过去几个月历史性转变的日子里，看着祖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
+
+　　的伟大胜利，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技术人员，我已感到无比兴奋，感到我们任务之重大和光荣，也感到它的无比艰巨。在参加讨论了农业合作社章程草案后，我又参加讨论了农业发展纲要，并列席了1月25日的最高国务会议，我就更体会到我们知识分子在祖国一切建设中所负的重大责任。在这次会议中，听了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同时又读了他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听了四位副主席和陈伯达委员的报告后，除了完全同意和拥护外，更感到说不出的鼓舞、勇气、力量和信心。党对我们知识分子提出了巨大光荣的任务，同时对我们又关怀到无微不至。对于党，我惟有衷心的感激。
+
+　　我是一个在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技术科学工作者，在这里，我愿意谈谈我对于党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的切身的体会，谈谈我在学术思想上和工作中怎样犯了严重错误，党怎样帮助我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这是我的检讨，也是对党的感谢辞，也是我的决心书。
+
+　　过去二十余年中我写了许多关于中国建筑的调查报告、整理古籍、中国建筑历史、都市规划和创作理论的文章和专书。这些文章和理论的一贯特征就是主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我所提出的创作理论是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北京一解放，党就给了我最大的信任，在1949年5月就让我参加了首都的规划工作。七年以来，我对于党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的政策莫不衷心拥护，对于祖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上的每一伟大成就莫不为之三呼万岁。但在都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上，我却一贯地与党对抗，积极传播我的错误理论，并把它贯彻到北京市的都市规划、建筑审查和教学中去，由首都影响到全国，使得建筑界中刮起了一阵乌烟瘴气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歪风，浪费了大量工人农民以血汗积累起来的建设资金，阻碍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还毒害了数以百计的青年——新中国的建筑师队伍的后备军。
+
+　　我对自己的错误是长期没有认识的。这是由于我的思想感情中存留着浓厚的封建统治阶级的“雅趣”和“思古幽情”，想把人民的首都建设成一件崭新的“假古董”，想强迫广大工人农民群众接受这种“趣味”，让他们住在一个“保持着北京原有的‘城市风格’”的城市里。我对于建筑的认识又极端缺乏经济观点，群众观点，革命观点。又由于解放以来，我兼职多、社会活动多，没有得系统地、好好地学习，所以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不得提高，思想方法错误，片面地强调了建筑的艺术性。我以为自己是正确的，党是不懂建筑的，因而脱离了党，脱离了群众，走上错误的道路。
+
+　　远在1951年，党就洞悉了我的偏向，五年来不断地启发我，教育我，开导我，反复为我阐述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为我讲解“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正确方针。但由于上述原因，我顽固地坚持错误，争辩不休，与党对抗。直至去年年初，建筑工程部召开了全国设计施工会议，在会议上严正地批判了建筑设计中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偏向，并举出了惊人的浪费数字，这才使我从梦中惊醒。不幸，去年整年我都在医院和休养所中度过，未得参加那次会议和会后各设计单位和学校的建筑思想批判学习。但是党并没有忘记我。到去年年底，当我的健康——也是在党的关怀下——恢复了以后，又大力帮助我，为我组织了几次座谈讨论会。这样我才初步认识了我的建筑理论为什么是错误的，并挖出了它的根源。
+
+　　我之所以走上错误的道路是因为我的错误的立场、观点、方法使我脱离了党的领导，脱离了群众，走了错误的道路，为人民带来了损失，造成了祖国建设的障碍。这才使我体会到技术是绝对不能脱离党的领导的，脱离了党就必然要犯错误。因为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是掌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为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的党，所以党领导六亿人民解放了自己，又领导着我们在社会改造、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战线上赢得了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没有党的领导，这一切光辉成就是不可思议的。���党领导政治、专家领导技术”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党对技术的领导是丝毫无容置疑的。
+
+　　脱离了党的领导，就必然犯错误，为人民带来损失，我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明；对于我自己，则是一次沉痛的教训。
+
+　　在这次会议中，我又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一次莫大的鼓舞。
+
+　　衷心地感谢党，在给我医治了身体的重病之后，又为我医治思想上的严重病症。党尽了一切可能来救我、治我。我相信我已得救，至少可以说“病情”是肯定地好转了。党是我们的带路人。带路人把我从迷途中引回到光明的康庄大道上来了。我要像一个初进学校大门的学生一样，努力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自我教育，提高自己的水平，重新认识建筑，重新认识遗产；重新开始我的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并通过教学工作，扩大我们的队伍。我要团结所有的建筑师、工程师、艺术家和从事建筑工作的同志们。我要和那个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故我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我一定要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红色专家，红色教师。
+
+　　我的身体虽然不好，但我有信心，在党的关怀和鼓舞下，我至少还可以工作二十五年，争取至少工作到我八十岁的那天。在这不算很短的期间，我要把我的一切献给党的事业——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我永远一步也不再离开我们的党!
+
+　　 (新华社讯 ，标题是本报编者所加)
+
+　　来源：《文汇报》1956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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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劳动部党组、五人小组关于徐济生被俘叛变、包庇反革命分子问题的甄别定案结论
+
+　　徐济生，男，现年39岁，河南淮阳县人。贫农出身，学生成份；1938年7月入伍，同年10月入党；历任连政治指导员、营政委、县长、县委书记（地委委员）、中南劳动部处长、中南劳动局副局长等职。现任劳动部工资局副局长。
+
+　　徐济生被俘叛变及包庇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从8月1日由部审干小组转工资局通过群众公开审查，到8月底基本结束。在此时期内，为了弄清徐的问题，曾开群众大会6次，小组会7次，局五人小组与徐作过多次谈话；并且在北京作过五次调查：向原来处理徐党籍的有关同志了解了原中南局组织部对徐党籍问题的处理情况，向中央组织部查询和收集了有关这个问题的所有档案材料。根据部审干小组与我们的调查材料，徐本人的交代，我们认为：徐问题的主要关节已弄清，可作结论。兹将其主要问题的情况与我们的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
+## 一、徐济生被俘期间动摇叛变与被俘回来后包庇反革命的犯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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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被俘叛变的情况：
+
+　　徐济生于1948年7月被任命为豫皖苏边区夏亭县（曾叫过淮太西县）县长，于该月31日专署开完会前往县府就职，途中宿于该县所属淮阳市政府，次日（8月1日）上午，适遇伪河南行政督察第七专区保安旅第二团（系当地地主武装还乡团）张祥瑞（外号张豁子）部队袭击该市。在敌人未来到淮阳前，曾两次接到敌情报告，但徐认为敌人不敢来我中心区，反对该市曹市长一方面转移非战斗人员，一方面利用我方有利条件主动出击敌人的意见。当该市被敌人包围后，曹市长带部队阻击敌人，而徐却惊慌失措，丢掉装有党内文件的皮包一个（内有宋任穷传达任弼时的报告记录、吴芝圃关于对敌斗争形式的报告等）和左轮枪一枝，临时抓住了一个班的武装，盲目进行突围，受伤后，将另一枝手枪交给通讯员，自己躲在群众家的床下被敌所俘。徐被俘初曾受张匪部政治主任强秉甫审问过。
+
+　　徐被俘后的第二日，敌人在淮阳城南许湾村进行杀害我被俘人员，徐是第四名受绑者。徐在被绑的生死关头贪生怕死，企图利用张匪曾被我们捕获后又释放了的条件（是徐前任淮太西县县长时所亲自处理的），向敌人求命，主动的要求见张匪，并向敌人暴露自己的真实姓名与县长身份。徐见到张匪后，供出了同时被俘的市工商局局长王健业同志。这次淮阳战斗中被敌俘去人员据调查证明除个别战士逃回来被残杀外，第一次在许湾被敌枪杀37名，第二次在周口洋桥上被推在河里淹死6名（都是共产党员，内有王健业同志）。
+
+　　徐在其被俘后的第二天晚上，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曾主动向张匪说：“老祥！这话咱不知己我也不和你说，现在上级计划大军南下后，切断三条铁路，啃掉两个硬骨头（11师和新五军），即决定过江。”据审讯伪营长李文彩的口供称：“徐济生和我在一起治病时说，现在把蒋介石的两个肋帮骨（脂肋骨而言——河南方言）切断，再啃他的硬骨头，过江不成问题。将来我给你想办法，他放了我总比杀了我强。我不明白肋帮骨和硬骨头是怎回事，他告我，你别和外我说，肋帮骨就是平汉、津浦两条铁路，硬骨头就是新五军和十一师”。
+
+　　徐被俘后的第三日，张匪率部南逃路过周家口附近时，曾遭到我军追击包围未果。张匪与敌十一师于洪桥会合后不久，又配合敌十一师便衣队（二百余人）到周口一带活动（是我边沿区），徐济生这时也随敌人行动。
+
+　　徐为了进一步取得张匪对他的信任，曾主动的和张匪的儿子张炳庚、敌营长李文彩、党修文及胡进周（抗战时期当过顽军副团长）等拜把子，并与敌人一起焚香宣誓：“同生死、共患难，若有三心二意，手枪走火把头打烂）。据审讯匪军医卢凤翔口供称：徐当时还说：“你们遇到难时，我要不救，就死在枪林弹雨之下”。又据审讯匪营长李文彩口供称：“在换帖前我曾与徐济生说，你回去再到淮阳当县长，我在沙河以南活动，将来国民党不行了我去投你，共产党不行了你来找我，咱伙着干，当时徐济生没有表示什么态度”。拜把子后，徐与敌称兄道弟，关系甚为亲密。
+
+　　敌专员王慈博为与张匪谈判部队改编事，派其副官长贺耘耕先头到张匪部队接洽，徐与张、贺二匪同桌吃饭，并请求贺匪为他的问题帮忙。王匪到张匪部后，徐又给张匪参谋不接受王匪改编。当时匪要徐见王匪时，徐因怕王匪逼他写悔过书发表而与匪营长李文彩、张炳赓等人商量不见王匪，并说：“见了他（王匪）叫他写悔过书怎么办？一写咱计划就不能实现了，回去那边（我方）就不相信了”。经李、张二匪向张匪首转达了徐的意见后，没有让他见王慈博。据审讯张匪炳赓的口供称：“……他（指徐）的伤快要治好了，当时七区专员王慈博知道了，要见徐济生，徐济生不见他，我父亲去劝徐济生说：不要紧王慈博没有带兵枪，他还能怎样你呢？由我负责。当时徐济生说，我不是怕别的，我怕他逼我写悔过书。那时我父亲不明白他的意见，便问写悔过书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你不知道写了悔过书登报一声明就等于把我杀了，那我回去什么事也不能干了，还不如把我杀啦。我父亲明白了，就去和王慈博说了，怎样说的我不清楚”。
+
+　　徐被俘后在敌人那里住了共有两个多月，最后在离开张匪部队回来时，有匪营长李文彩、党修文等人率领武装百余名、机枪三挺护送到我边沿区，并送给徐路费；临别时徐与敌互有赠言，党、李匪说：“一不作，二不休，回去该怎干就怎干”，徐向李、党二匪说：“你们有了不测之难，要给我信，若来不及可把我的关系说明，以免危险”。徐在归途中经过周家口时还将党匪抢老百姓的一头牛带交其家。据审讯李匪文彩的口供称：“……换罢帖以后4、5天，徐济生就再三的要求走，当时郭馨坡派姬脉云在上蔡北守河口，俺怕不好走，恰好党修文的特务长死了，装在棺材里抬着假装送死尸的，我带80余人三挺机枪，把徐济生送到上蔡县西北洪桥……”。
+
+　　徐济生历次的交代和检查，皆强调张匪“无政治立场”，“讲义气”，当地老百姓亦“不痛恨他”。并相信张匪所谓重新组织土匪武装，是因为我们的土改过火而被逼出来的。据纺织工业部李中一同志（原淮阳地委书记）证明：张豁子是7、8年来与我们进行生死斗争的最反动的一个大土匪头子。淮阳县公安局证明：“张匪是一顽强的反革命匪首，在1947年间杀害的我翻身农民可说是不计其数，人民对其痛恨入骨”。张匪俘掳了徐济生，也曾受过当时匪河南省省长刘茂恩的嘉奖。
+
+　　上述材料证明徐济生确系叛党分子。
+
+　　2、关于包庇反革命分子的情况：
+
+　　（1）徐被敌释放回来后不久，张匪部即被我军打垮，匪营长李文彩及张匪的儿子张炳庚逃跑回来。由于张匪炳庚罪恶大，怕当地群众捉他，不敢回到本区本乡，而先找徐帮助说情。徐为了为其撑腰，亲自带张匪见淮阳县委书记兼三区委书记王治国同志求情（张匪也是三区人）。据王治国同志证明：“徐从张匪部回来后，曾带张匪的儿子（张炳庚）见过我，徐并说：张匪重义气，张匪的儿子也不太坏，我们应对张匪采取争取的方针。偏重说张匪的义气，而忽略敌人的本质，偏重说应该争取张匪，而忽视张匪的恶迹”。当时，徐济生还向王说，他被俘时张炳庚对他还优待，要王对张照顾一下。但实质上张匪血债累累，曾用机枪亲手杀害我被俘干部，战士等30余人。徐带张匪见过王治国同志后，又陪同张匪到家。由于李、张二匪血债大、罪恶重，回家后不久政府就把他们逮捕下狱，徐曾主动的去监狱探望他们，并向李、张二匪说：“你们不要紧，政府会宽大的，你们对我的好坏，我都向薛专员说了”。
+
+　　1950年徐济生任中南劳动部处长时（已恢复了党籍），李匪文彩被政府判处15年徒刑后越狱逃跑到武汉找徐济生，据徐交代：当时曾想报告政府把他逮捕起来，但却又认为和他拜过把子，被俘时李对自己还不错，自己报告政府把他逮捕起来对不住“朋友”。所以徐不但不向政府检举，反而给李匪路费四万元（旧币），助其逃跑。
+
+　　（2）徐被敌释放回来后住淮阳医院时，敌便衣大队长刘占京到医院看到徐济生；全国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时期，刘匪为逃避政府逮捕，在1951年6月28日，同李祥为、李祥荣、于叔化等四人到汉口找过徐济生，而徐又是不检举不报告，纵敌逃跑（刘匪以后被我政府逮捕镇压）。
+
+　　（3）1951年反革命分子胡进周从漯河给徐济生去过信。据徐交代说，信的内容大概是胡想到汉口做生意。这一事实，徐当时未向组织报告或向政府检举，隐瞒至今才作了交代。
+
+　　这些严重的包庇反革命分子的事实，除了对李匪文彩1950年到武汉找过他的事，于1952年干部鉴定时，作为一般的社会关系进行过检讨外，而对资敌逃跑的严重情况以及对包庇其他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徐一直没有向党交代，只是在此次运动中，在材料对证下才被迫承认的。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徐济生是忠实的履行了与敌结盟村的誓言，几次的包庇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这是党纪国法所不容许的。
+
+## 二、关于徐被俘问题过去审查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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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济生被俘回来后，曾向原淮阳地委汇报了他的某些被俘经过情况，并积极要求地委恢复其党籍。当时地委未正式讨论他的问题，个别地委负责同志，认为徐的问题是严重的，不能马上恢复其党籍。后中南局成立了教导大队（专门审查被俘归来人员），徐即被地委送该队审查，历时半年之久。
+
+　　徐在教导大队受审查时，对被俘情节基本上都作了交代。如暴露身份问题，徐交代说：“张豁子的儿子张炳庚到我跟前拉着我向我说：“你有话和我说吧，与向司令说一样，当即告他我的真姓名”。如出卖工商局长王健业同志，徐交代说：“他（张豁子）问我还有我们的同志未有，我说：王局长是我们的同志”。再如泄露军事秘密问题，徐说：“我有意识向他宣传说：老祥，这话咱不知己，我也不和你说，现在上级的计划，大军南下后，切断三条铁路，啃掉两个硬骨头（十一师和新五军）即决定过江，蒋介石必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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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导大队学习小组对徐济生被俘问题认为是变节行为。小组补充意见中说：“该同志被俘次日，敌人枪杀我被俘人员时，他为了保命不死，自动要求中敌匪首张豁子见面，并说是徐济生，是我方县长，以后又和敌人拉关系，强调过去该同志曾释放过张豁子，然图匪方以德报德。同时他在不久又和匪徒们结盟拜把，敌友不清，我们认为是变节行为”。徐济生对小组结论为变节行为的意见提出了保留意见。他说：“我认为我怕死保命、政治动摇敌我不清，是丧失气节的行为，不能说到变节”。大队部对徐的结论：认为徐济生是“严重的丧失了立场”，“是否有悔过自首情节，须待证明后，再予处理其党籍问题”。华中局组织部、社会部对徐济生问题的结论是：“根据教导队各级组织审查材料，徐在被俘后表现政治动摇怕死，为求一时保命伪称自己是政委，主动求见匪首张豁子，希图张怜念其私恩不杀，又以县长身份与匪首之子结盟拜把，实际是向敌屈膝丧失立场的错误表现，而在敌部一个半月期间，情节亦须弄清，决定先行分配工作，待考证后再处理其党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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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中南局组织部曾向李中一同志（原淮阳地委书记）、薛朴若同志（原淮阳地委副书记、专员）以及淮阳地委组织部、淮阳行政区公安局作过调查。李中一同志证明说：“一、徐被捕事郭馨坡（敌专员）以及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是知道的，并且住了很久，就他处住的过程中，张引徐还去见过一个王专员，这样后来自动放他回来是值得弄清楚。二、徐同时被捕的人都杀了，未杀他而把他放回这也值得弄清楚”。薛朴若同志证明：“匪首张豁子因在过去曾被我部俘虏过，当由徐济生同志负责处理予以释放，由是该匪感激，故这次徐被他俘时，不但未及杀害，并予以优待。因此张逼徐自首、徐向匪悔过都是没有的……”。淮阳行政区公安局证明：“徐济生是否向敌人悔过自首我们尚不能证明”。淮阳地委组织部的证明与薛朴若的证明大体一致，也认为徐济生不会有自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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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局组织部于1950年2月恢复了徐济生的党籍。结论：“经教导大队审查，徐自称被俘后在匪团长张祥瑞部被扣时，因张无政治头脑，并被我俘获释放过（徐同志经手释放的），因而对徐看管较宽。在被扣20余日中（实际2月余，薛朴若证明材料中称20余日）除和匪团长之子张炳庚等五人拜把子失掉立场错误外，并无自首及其他行为。又据淮阳地委组织、社会两部和薛朴若专员所搜集的材料并经他们研究后来信称：亦发现有自首变节问题。徐在受审查中对党也较忠诚，且屡次向党要求给以恢复党籍，并有自己所写向党负责的声明。故决定恢复徐同志党籍”。
+
+　　我们认为中南局组织部恢复徐济生党籍所依据的证明材料，主要是根据了薛朴若同志和淮阳地委组织部的意见，而对李中一同志和淮阳行政区公安局的意见以及原中南教导大队队部和小组的结论意见则考虑不够。对徐济生被俘后泄露军事秘密、出卖同志等严重行为没有重视。而恢复了他的党籍，我们认为这是应该重新考虑的。徐以后研究一系列包庇反革命的行为，是与当时被俘叛变的错误分不开的。
+
+## 三、徐济生在此次肃反运动中的态度：
+
+　　徐济生在审干与肃反运动初期的态度是与组织对抗的。在今春审干中审干小组数次与其谈话，徐对组织审查表示不满，情绪抗拒，态度很恶劣。肃反运动开始后要其交代问题时还是认为：“反正我的问题就是那样多，不管怎样审查，我也不怕”。他第一次向群众交代时，丝毫没有批判自己的错误与罪恶行为。因此引起了群众极端不满，遭到了群众的严厉批判，有人说：“他不是检讨，而是报告自己的一段光荣历史”，“这不是检讨，这是替敌人宣传”。经过群众批判揭发后，徐的态度始有转变，但在交代问题的主要情节时，仍企图借口“记忆力不好，回想不起来”等企图滑过关去，后又经小组的批评，领导同志的启发诱导，在组织以材料点破、对证的情况下，才对其被俘期间的主要情节与被俘回来后包庇反革命分子的情节做了较系统的交代，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请求党给以严重的处分，表示愿接受组织给他的考验。
+
+## 四、对徐济生被俘叛变、包庇反革命分子罪行的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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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在1938年入党的，在其历史上曾数次犯过错误，1947年因土改消极，对敌斗争不坚决，贪污群众果实，乱搞女人等受过撤职处分。当1948年敌我武装斗争十分尖锐的时候，徐在对敌斗争上表现了十分麻痹，当敌人包围淮阳市后又表现了惊慌失措，致使该市工作人员几乎全部被敌俘虏；丢掉了重要文件；被俘后又表现贪生怕死，主动的暴露自己身份，供出同志，泄露我军作战计划，与敌拜把结盟，表示愿与敌人“同生死共患难”等动摇叛变行为；徐被敌释放回来后，又忠实履行与敌结盟的誓言，几次包庇反革命分子，特别在全国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后，徐对越狱逃跑的李匪文彩和逃避政府镇压的刘匪占京不仅不进行检举，反而资敌或纵敌逃跑，这说明徐的叛变是有根源的，特别是包庇反革命分子更为党纪国法所不容。为了严肃党纪国法，我们意见：开除徐济生党籍，撤消行政上职务，并给予三年徒刑、缓期执行的处分，放在机关控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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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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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福建省监察委员会关于清除蜕化变质分子徐葛出党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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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葛（又名赵植民），男，36岁，家庭中农，本人农民，1938年入党，次年参加工作，历任区委委员、区委书记、地委组织干事、科长、县委书记、101工程处人事科长、工程处党委委员兼党委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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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葛于1952年8月调到101工程处担任人事科长。他自以为资格老，嫌科长的职位太低，对组织不满，甚至发展到对工作严重的不负责任，使工作造成损失。“新三反”中，抗拒党委决定，拒不检讨。1953年5月，甚至公然拒绝接受组织上所分配的任务，不干工作，虽经工程处、工业厅、省纪、省组和省委的负责同志再三动员教育，依然拒不改正错误，直到1954年1月，他不干工作已达7个月之久，101工程处党委会乃决定给予撤销工作处分。这个处分在省委批准前，省委组织部决定将他调离101工程处，他又拒绝调动，经屡次动员无效后，101工程处党委会又于同年4月间将他的撤销工作处分改为留党察看处分。接着，他又不经省委和中央同意，不听工程处负责同志的劝阻，擅自跑去北京，向中央组织部申诉。工程处党委会于他去京未回期间，决定开除其党籍。
+
+　　徐葛在中央组织部受到严格批评，回到福建后，再三向组织上检讨认错，并表示今后保证坚决服从组织。省委于去年7月间研究对他的处理时，认为他屡次对抗组织，1年另2个月不干工作，错误是极端严重的，但鉴于他已表示决心改过，为了最后挽救他，决定给予留党察看2年处分，以观后效。
+
+　　徐葛受留党察看处分后，组织上为了更好的帮助他提高觉悟，改正错误，让他进省委党校学习。学校结业后，他又继续原来的错误。首先，他把过去1年多不干工作的错误说成是“思想问题”，“不应处分”，并且要求组织上取消其处分，提高待遇，省委组织部让他到交通厅公路运输局去工作时，他又拒绝不去，表示取消处分和提高待遇后才能服从组织分配。经省委常委林一心同志、候振宽同志和组织部的几位处长以及徐葛平日比较接近的省建筑工程局副局长南纪舜等同志再三动员教育后，曾同意去工作，但后来又不去了，并将组织部的介绍信扔在街上就跑掉了。招待所肃反时，他也拒不参加。徐葛所以敢于这样胆大妄为，是由于他错误地认为像他这样“老”的干部，即使“不好好工作”，组织上也得让他“休息”，给他“吃好的”，因此，他有恃无恐地两年多一直不接受工作。在他拒绝接受工作期间，组织上照样发给他工资，他还嫌“吃得可不好！”两次打报告要求提高待遇，和发给他一定的书报费，以便他“继续休息，安心生活。”
+
+　　党对他的教育、照顾、等待，始终没有使他觉悟过来，并颠倒事实，诬蔑党说：“当我要求一次工作，组织上就要给我一次处分……组织上决定我在福建工作是强迫的，奴隶我的，党内一点民主也没有。”省委纪委会派秦贞弟同志到招待所了解他的情况，并动员他服从组织分配，他竟反问秦同志说：“你有否个人主义，组织上为什么不给你处分，为什么要给我处分？”招待所支部于去年11月14日指定党小组开会帮助他，而他则蛮横的对小组长说：“谈别的问题我去，谈我的问题不去。”终于拒不到会。在另一次会上，他不但拒绝检讨，还反问同志：“我犯什么错误？你给我讲讲。”支委会上，他肆无忌惮的说：“谁批评我什么，时间、地点我都记下来，将来一个个都过不去。”支部为了继续帮助他，希望他能转变过来，又召开支委扩大会帮助他。他竟更加强硬的对抗说：“我需要长期考虑，马上答复不行……我对福建是离心离德的。如不让我离开福建，不管组织上采取任何治病救人的态度，我也不会接受。”后来，在支部大会上同志们提出开除其党籍，支部为了给他最后考虑机会，不作决定。但他仍当场坚持错误说：“组织上对情况介绍基本是对的，如作为鉴定材料可以，作为处分根据我不同意。就是20年、30年还是要坚持我的意见。”
+
+　　徐葛受留党察看处分后，仍然对抗组织，不干工作，闹地位、闹待遇，坚持错误，和党离心离德，说明他已完全蜕化变质，失去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为了纯洁和巩固党的组织，并教育全党，决定开除其党籍，通报全党。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CCRD/3/7/7/00001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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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开除郝晋卿党籍的决定
+
+　　郝晋卿，男，35岁，山东益都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分学生，1937年9月入党。历任政治交通、指导员、县委书记、淞沪警备政治部民运联络部长、华东空军政治部、防空政治部宣传部长、华东速成实验学校校长、华东航空学院副院长等职。
+
+　　郝晋卿的主要错误是窃取机关信笺、伪造证件、冒提级别、贪污公款。1954年郝晋卿调任华东航空学院副院长。到职以前即代表该院参加华东高等工业学校参观团去东北参观，伺隙窃取了盖有高教局印信的空白信笺两张，嗣后，即用该信笺伪造证件。称：“南京航空学院接华东局组织部电话通知郝晋卿同志仍享受部队待遇，1954年8月起提为正师级（原是准师级，未提正师级——市纪委注）地方级别相应提为十级，部队实行低薪制后，仍由公家供给3个小孩，其母为随军家属，享受公费医疗，希即遵照执行。”由此，骗得1954年8月至1955年2月分的准师级与正师级的差额津贴与薪金396元3角2分。此外，又重报和虚报出差伙食费37元1角，共计贪污433元2角。贪污后，仍玩弄欺骗手段，企图消灭罪证，蒙混过关。
+
+　　郝晋卿犯上述严重错误决不是偶然的，而是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他在入党后，虽也曾为党做了一些工作，但在全国胜利后，就骄傲自满起来，不愿继续埋头苦干和过艰苦生活，千方百计地追求个人名利。一方面从生活上羡慕和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另方面就到处吹嘘和钻营名誉地位，因而，逐渐丧失革命意志，走上日益蜕化变质的道路。1950年以后，他就一直闹名誉地位，只要分配工作，不能满足他个人欲望时，就不安心，要求分配别项工作，当分配他去纺织工学院工作时，嫌纺织工学院没有名气，要求到航空学院任副院长兼政治处主任。在航空学院任第二副院长时，无耻地力谋夺取第一副院长职位，当其丑恶的思想受到批评后，仍不悔改，曾一度要求高教局副秘书主任为他向中央高教部进行活动。1953年部队评级时，他化了20余天时间，写了一分吹嘘自己的自传。把自己描绘成很有锻炼和修养，又有较高理论文化水平的干部。未经任何组织审定，而放入上报的干部材料中。并且私自修改“三反”鉴定。转业前后，他在部队与地方之间，在华东高教局与市教育局之间，投机取巧，讨价还价进行钻营地位的活动。在私生活上，道德堕落，“三反”时曾因乱搞不正当男女关系，受到严格批评，但为时不久又在学校中连续发生企图侮辱与嬉弄女同志等下流行为。他自私自利的思想，是日益严重的，曾将一套轧别丁衣服给洗衣店洗后略有变样，他就亲自带着警卫员，坐着吉普车向洗衣店老板索赔，并且带着老板坐上汽车先后到公安派出所、公安分局、区法院告发，先要赔一套衣服，后要赔20块钱，讨价还价，纠缠不休，结果老板被逼贴赔了13元，事后还对司机说：“看样子，多也拿不出来了。”这种仗势欺人的勒索行为，在群众中留下极坏的影响，群众说：“共产党大公无私，这个人在干什么呢？？”
+
+　　由此可见，郝晋卿在进入城市以后，已经蜕化变质，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者，和共产党员的称号是不相容的。为纯洁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经中央监察委员会批准（是经中央批准的——编者注），开除郝晋卿的党籍。
+
+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1956年3月4日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CCRD/3/7/7/000017.txt

@@ -0,0 +1,11 @@
+# 中共福建省直属机关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郭锦书党籍的决定
+
+　　郭锦书，男，三十四岁，山西翼城人，本人成份学生，家庭出身地主，一九四二年入伍，一九四三年入党，历任商店营业员、主任，四九年南下后任福州贸易公司人事科长、龙崴专区贸易公司经理、省商业厅人事室干部科长、省专卖公司副经理。
+
+　　郭锦书于一九四一年在山西省翼城县曹村编村任伪军事教官时参加反动“同志会”，并积极参与顽区长李国玺杀害我抗日村长及进步群众二人，同时长期隐瞒其家庭地主成份和入伍时间（郭曾填过三个入伍时间，四零、四一、四二）。
+
+　　郭锦书对自己的反革命罪行，不但长期向党隐瞒，直至这次审干中仍是拒不坦白，如郭说：“系被迫跟随，并未参与杀害干部”经组织调查郭锦书罪行确实，现已依法逮捕。
+
+　　据以上情况，郭锦书系混入我党的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并长期对党隐瞒其反革命罪行，至今仍不老实坦白。因此为了纯洁党的组织，决定开除郭锦书的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CCRD/3/7/7/000018.txt

@@ -0,0 +1,37 @@
+# 广东省公安厅领导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曹鼎勋的结论
+
+　　曹鼎勋，原名曹志广，化名吴春潮，男，43岁，原籍广东，客籍北京，家庭出身城市贫民，个人成份伪警官。
+
+## 一、简历
+
+　　曹在小学毕业后随父做小贩，1930年6月入国民党北京警局当警察，1932年5月至1935年5月在上海当警察，1935年至1937年5月任伪北平内一分局骑车队警察，北平被日寇占领后，由1938年至1940年止，历任日伪警局内一分局内勤，代理警长，特务系3等警长，书记，办事员等职，1941年至1942年秋任内6分局办事员兼特务系主任，3等局员，1942年冬至日降前，任日伪北平警察总局特务科科员兼特警班班长，日降后至1946年3月在国民党北平警局督察处任3等督察员兼纠察队副，1946年4月离开北平往张家口钻入革命队伍，1949年天津解放后，任天津市公安局行政科副科长、交通大队长；1948年11月在石家庄市公安局经郑魁之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1950年5月调中央公安部，6月南下到广东省公安厅三处当治安科副科长，后改警务科副科长，1953年7月改刑事侦察科任副科长，1954年7月提为该科科长至现在。
+
+## 二、主要罪恶事实及查对结果
+
+　　（一）长期隐瞒军统特务身份。1945年9月间军统特务分子刘维义秦军统华北区办事处处长马汗三的命令到北平筹备组织“中国警察学会”。当时刘找宝以锦、郭德昌、刘志正、张筱峰、丁鼎华等参加。曹鼎勳是由宝以铸介绍参加的。当时召开3次筹备会（曹只参加2次），但该会尚未正式成立，仍在筹备阶段。据郭德昌供认：开始是“北平警察小组”，以后准备扩大组织中国警察学会。又说刘维义供认：“北平警察小组”就是军统北平的情报组织。据此可证实曹是参加军统的，但直到现在仍不承认是参加军统，只说：根据现在的看法，当时是给军统做了工作。曹参加军统后，工作是积极的，曾向军统少将主任张国铨报告北平郊区我游击队的活动情况和十多张汉奸住址地图，刘维义也供认曹供给的情报是比较多的其中一个。曹报告情报的化名为李伟。以上问题并有宝以铸供认证实。
+
+　　（二）曹当日伪汉奸和国民党警官时的罪恶事实：
+
+　　（1）搜集我地下活动情报，侦察革命人士的活动情况。1940年曹任内一分局警长时，亲自侦察共产党的联络据点——内二区和平里莲花庵出入人员跟踪盯哨了一个多月；跟踪侦察东总布胡同东口一有“共产党嫌疑”的画家——杨凝；1942年侦察北平大学两个学生；1943年秋曾派特警班化装侦察景山大街某家；1945年在特警班时经派人到北郊侦察我游击队的情况，每天都将所了解到的情况向特务科汇报，并每星期向宪兵队汇报一次；1945年10月国民党接收日伪警察局特务科改编为政训科，曹为买好政训科长中统特务邱则甲，即派警搜集所谓“社会治安情况”向其报告，当时搜集来的情况除报告政训科外，还送给伪三青团的平津支团部负责人徐卓夫。
+
+　　（2）大肆破坏我地下组织，搜捕我地下同志和无辜群众。
+
+　　1941年曹与内一区局员甘季良等到灯市口大街检查“家”旅店，当时检查到一学生因带有一地图认为可疑即逮捕起来。曹任特务系主任时，亲往“沙滩红楼”逮捕北大学生；1944年或45年初曾2次会同日本宪兵特务科、警察等几十人搜查汇文、育英两中学；1945年南郊铁路被破坏，曹曾带特警班到附近村庄搜查，1945年西直门大街附近发生有人越城逃跑，后曹带警到附近调查户口和侦察。
+
+　　（3）率警袭击我八路军游击队。1945年6、7月间，我八路军武工队分布北平市郊活动，曹6次率警袭击我武工队。1945年日降前1、2个月时，我游击队袭击复兴门和伪保安队打起来，曹曾带警支援。
+
+　　（4）敲诈勒索。1941年曹和伪分局长宋治杨勒索永兴洋纸行经理，当时伪分局长借故与该经理吵起来，并将其带到警察局，曹即以“和事”面目出现讲情，后该经理送一件衣服布料给曹。1943年任内六分局特务系主任时，协同内一分局逮捕德茂永布庄经理，从中勒索100元才放。
+
+　　以上列举罪恶，曹在运动中坦白交代并经查对其同案人郑魁之、徐卓夫和中公部李作周、王家骏，以及中公部三局档案材料均获得可靠材料证实。
+
+　　（三）1944年曹经王宜轩介绍参加了反动会道门“万国道德总会”并任该会修养院董事，同时又参加了大汉奸夏莲居之“素食会”（一贯道）。“万国道德会”十分反动，日降前曾发出“反共宣言”通电呼吁并以修善为名，鼓吹“亲日亲蒋”。曹参加该会���，经常到该会听讲“道德经书”并买过“经书”，曹受了反动的“道德”影响后，经常在伪特警班进行宣传，并参加了该会的“祈祷世界和平”大会。曹参加了“素食会”后曾访问夏莲居，并于每月初一、十五聚餐“食素诗经”。曹参加“万国道德会”及其活动情况，其本人交代并经查对郑魁之、金永光、中公部三局材料，以及在曹家搜出该会发给曹之证章1只证实。
+
+## 三、日常表现和运动中的态度
+
+　　曹伪造历史，混进革命队伍后，长期隐瞒反革命身份及罪恶，与日特郑魁之、金永光等互相串通，订立“攻守同盟”，瞒骗组织，把在任伪职期间说成是以此为掩护做我地下工作。并以夸大领导干部的某些缺点，散布不满言论，搜罗反动警察书籍，叫干部好好学习和向我人民警察“讲课”，作风恶劣，调戏妇女，散布色情腐蚀干部。在历次运动中对其参加“中国警察学会”的军统组织及伪职时的罪恶则隐瞒起来，在肃反运动初期烧毁信件，消灭罪证。态度极不老实，对其历史问题及罪恶事实总以“想不起来”“记不清”等企图混过关，后经个别谈话，交代政策，反复的斗争和查讯的一系列工作，虽然坦白交代了自己大部分历史问题及罪恶事实，但对其参加军统组织，直至现在仍不承认。
+
+## 四、分析结论及处理意见
+
+　　根据以上事实，曹鼎勳在日伪时是日寇的忠实走狗，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而又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有严重罪恶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伪造历史混进革命队伍后，与日特郑魁之等互相串通订立“攻守同盟”，长期隐瞒反革命身份及其罪恶，破坏领导威信，散布不满言论，作风恶劣，调戏妇女，在肃反运动中虽然坦白交代了大部分历史和罪恶，但对其参加军统特务组织始终不承认。据上所述，曹是没有彻底交代问题的，应予从严处理，逮捕法办，并经省委批准，开除曹鼎勳的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CCRD/3/7/7/names.txt

@@ -0,0 +1,19 @@
+中共山东省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于梅仙党籍的决定
+中共北京市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李国瑞党籍的决定
+中共长春市委关于开除许光华党籍的决定
+中共广州市委批准开除反革命分子裴晋三的党籍
+中共贵州省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张政党籍的决定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开除彭柏山党籍的决定
+中共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叛变分子赵少敏党籍的决定
+中共天津市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胡风分子鲁藜党籍的决定
+中共河南省直属机关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历史反革命分子郭昧生党籍的决定
+中共山西省直属机关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历史反革命分子赵中枢党籍的决定
+关于萧喜初等侵犯人权的两封来信
+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开除阶级异己分子大荔县委第二副书记杨时申、第三副书记李志敏、县人委第一副县长雷鸣夏党籍和给予大荔县委部分改组其领导机关处分的决定
+韩悦顺的肃反结论 (原始档案)
+我要把我的一切献给党的事业: 梁思成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中共劳动部党组、五人小组关于徐济生被俘叛变、包庇反革命分子问题的甄别定案结论
+中共福建省监察委员会关于清除蜕化变质分子徐葛出党的决定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开除郝晋卿党籍的决定
+中共福建省直属机关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郭锦书党籍的决定
+广东省公安厅领导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曹鼎勋的结论

CCRD/3/7/8/000000.txt

@@ -0,0 +1,17 @@
+# 中共湖北省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胡风分子伍禾党籍的决定
+
+　　伍禾，原名胡德辉，男，现年43岁，湖北省武昌人，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是自由职业者。参加革命工作前，任过小学教员、汉口新华日报营业部主任（因怕国民党特务而自动离开）、中学教员、广西省艺术馆指导员、研究员，经营过胡风南天出版社，担任过伪新湖北日报副刊编辑和主任。1948年与我军情报处发生联系，1949年7月参加工作，1952年加入共产党。参加工作后，任过湖北省文联副主席，湖北省文化局副局长。
+
+　　伍禾在1934年曾向CC刊物写过“歌颂新生活运动”的文章，1939年在广西三江联合中学教书的时候加入国民党，曾向学校当局捏造说学生要闹学潮。1946年在武汉编伪新湖北日报副刊“长江”期间，大量发表过胡风分子含有毒素的文章，并且发表了歌颂国民党的作品。1948年和我军情报处发生关系以后，还在伪正义报上歌颂白崇禧，为白匪献策，题为“争民之战”。武汉解放前夕又写了介绍战犯邓文仪的——“中国共产党之失败”的文章。他同托匪喻守一私交很好，解放后还继续来往。
+
+　　伍禾1942年结识胡风以后，就成为胡风的崇拜者，积极投靠胡风，咒骂党员和非党员进步作家为“市僧”。伍禾在“生命的胎动题记”的文章中，以胡风为靠山公开攻击进步作案。1943年伍禾就开始管理胡风作为反革命据点的“南天出版社”，1944年就全力担起“南天”“事业”的担子，为胡风效劳，负责校园、出版、发行反动著作，为胡风扩大势力和影响。伍禾还参与了胡风反革命阵地——“希望”杂志的筹备、校园、出版工作，写文章和诗宣扬胡风的文艺思想，特别在他“主观战斗”、“昂扬”的诗中对人民群众表示了露骨的蔑视。伍禾在日记中流露了对党的文艺方针的仇视，认为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处有一字不清]浅”、“是把教材和艺术混而为一了”、“终有一天被清算”。1946年伍禾由重庆到武汉，同武汉的胡风分子，分别在大刚报和新湖北日报上为胡风建立了两个思想阵地——“大江”和“长江”。伍禾在“长江”上大量发表了胡风分子含有毒素的文章，宣扬胡风的反动观点，攻击党的文艺方针和进步作家。1947年冀汸回家经过武汉同曾卓、伍禾交谈了上海、南京的文艺情况，传达了胡风的意见，伍禾就大叫“必须斗争，不斗争没有新文艺”，“在地盘要尽量利用，现在不是没地盘而是没稿子”。事后就大肆攻击马凡陀同志的山歌，诬蔑党对文艺的领导。
+
+　　1952年伍禾入党的时候，向党只交代了参加国民党的问题，而对参加国民党的情节和写反动文章的事实，都作了隐瞒。
+
+　　伍禾担任湖北省文化局副局长期间，一方面同胡风来往，一方面利用职权抵制、歪曲党的文艺方针，进行“争取人”、“联络人”的活动，当“湖北日报”编辑部×同志向作者提出要反映当前政治斗争，选有教育意义的题材的时候，伍禾反对说：“这是把作者引向公式化、概念化的道路”，而向作者提出：“写自己最熟悉最感动的东西”，要编辑部以是否“感动你”为选稿标准。当编辑部同志学习“实践论”的时候，伍禾阻止说：“同志！学不完的，当前你们的主要问题是业务水平太低。”当初学写作的青年谈下乡、下厂体验生活的时候，伍禾就散布谬论说：“那里不是生活？”打字、收发、夫妻吵嘴、打破热水瓶都是生活，都是可以描写的题材“，引导青年脱离实际，脱离政治。他竭力吹捧和介绍胡风和胡风分子的作品，说“绿原的‘童话’是不可不读的好诗，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是一篇动人的作品。”而对许多进步作品加以鄙视、攻击。青年们请他讲“保卫延安”、“把一切献给党”的时候他则拒绝。伍禾还以领导职权，反对省歌剧团向民间遗产学习。歪曲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伍禾在机关中，经常表露：“一个领导人必须有几个尖兵”。对崇拜他的人表示“爱护”、“关心”，那怕是历史不清，来历不明的分子，只要是投他所好，就利用职权封官许愿，对其他领导同志则进行排挤打击，散布所谓我们是“白区”，他们是“解放区”的不利于团结的谬论。
+
+　　批判胡风运动开展以后，伍禾态度消极，阻止批判胡风，散布对运动不利的论点。同时利用职权对湖北文艺批判胡风的稿件百般挑剔和设法扼杀，不予发表。人民日报要他写文章，他不写。作协武汉分会开会批判胡风，他不参加。当胡风集团的反��命性质被揭露的时候，伍禾还在北京打听胡风的消息。他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关系，开始不老实交代，经过反复教育，才交代了一些问题，但是在许多问题的情节上仍然避重就轻。
+
+　　伍禾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分子，并且在历史上隐瞒了加入国民党的情节和写反动文章的事实，同托匪喻守一解放后仍有来往。为了纯洁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决定把伍禾开除出党。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CCRD/3/7/8/000001.txt

@@ -0,0 +1,11 @@
+# 中共江苏省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姚干党籍的决定
+
+　　姚干，男，32岁，南通郊区永兴乡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1941年参加工作，1942年入党。历任南通城闸武工队支书、苏中武工队第二中队长、城闸区河西办事处主任，泰县秘密党特派员、泰州市青委书记、南通市青委书记，1953年调任团省委宣传部长，1954年调苏联学习，1955年10月回国，仍任团委宣传部长。
+
+　　1947年姚干在太州做地下工作时，未经组织同意，于同年6月参加敌方“青工队”受训一月，结业时姚考第一名，并得奖品，结业后参加检查户口一次；同年7月参加“三青团”，姚在一次三青团会议上被指定为分队长，无其他活动，事后对参加三青团向组织上报告过，担任职务未交代；同年7月初又参加“中统”，填表、送照片，替“中统”组长李勇把表格送到县“中统室”，帮助敌人转送过一次情报。
+
+　　解放后，姚在太州工作，曾去李勇家数次，不仅没有向组织上报告，反而写信转托公安局一同志为李推荐工作未成；又两次介绍李勇的儿子李彬参加工作。
+
+　　（(下缺)）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CCRD/3/7/8/000002.txt

@@ -0,0 +1,19 @@
+# 中共湖南省监察委员会批准开除混入党内的坏分子韩秉三的党籍
+
+　　韩秉三，男，36岁，浙江萧山县人，地主兼资本家出身，学生成份，1941年参加工作，1945年入党，曾任新四军军部印刷厂校对股长，苏中地区“湖东报”“前哨报”记者、编辑、浙东“鲁迅文工团”副团长、辽宁省教育厅科长、行署秘书、瓦房店市副市长、辽阳联中校长、江西南昌财经学校校长、财委科长、统计室副主任、中南作家协会创作组副组长、湖南省计委工业处副处长等职，现送劳动教养。主要问题：
+
+　　1、叛变投敌，出卖进步青年：1936年韩在我党抗日救亡的号召下，与马丁等进步青年作了一些抗日救亡工作的活动，后因特务侦悉进行逮捕，韩便逃至绍兴一带匿居数月。1937年6月通过其姐夫蔡秉贤（中统特务）的关系，自动向浙江省国民党调查室主任娄子匡投案自首，将马丁等十余进步青年供出，并接受监视马丁等人行动的任务，定期向娄匪汇报15次之多，后马丁等人即被开除，韩便领得特务机关的津贴费光洋5元。1938年在伪浙江省政训团受训，并任肖山县府服务员，第三专署政工室干事。1939年由杨巨松介绍加入国民党。1941年参加我新四军工作。蒋匪发动“皖南事变”时韩被俘。当敌人提出“愿意跟蒋走的就接受整编，愿跟共产党的就进集中营”，韩即接受了整编。据交待，被俘后曾被迫带领敌人寻找过我新四军军长项英烈士的尸体和隐藏了的印刷机器，但项英的尸体未找到，印刷机器业已被敌人查获取出。韩投敌后任伪第十集团军“扫荡报”、“开平日报”编辑，伪湘鄂赣边区战地党政委员会少校主任干事。
+
+　　2、韩自参加工作以来，一贯表现作风恶劣，玩弄妇女，贪污公款，违法乱纪：
+
+　　（1）利用职权玩弄妇女达20余人。1947年韩在东北海龙县搞土改时，以了解情况为名，逼奸两个地主老婆。1949年在辽阳中学任校长时利用批准“公费”的职权诱奸女学生金××、金××两人。1950年任江西财专干校校长时，又以类似手段，玩弄女学生邓××等5人，因奸污女学生俞××遭到拒绝，竟在学生大会上污骂俞为“坏学生”，女学生唐××被奸后怀孕，竟派事务员将唐送去杭州打胎。1949年为达到与文工团于×结婚，捏造前妻王××已死的假信，欺骗组织，后被揭穿未成。
+
+　　（2）贪污公款：在任辽宁中学校长时贪污人民币4、50元，任瓦房店副市长时，贪污鼠皮大衣、呢子大衣……等物。在天津工作时，将黄金交给特务韩惕黑市兑换，从中牟利，又把公家发给的手枪与干部换自行车，变为私有。
+
+　　（3）包庇反革命和不法地主分子：韩在江西工作时曾介绍反革命分子孙伯强（伪县府秘书主任，特种汇报秘书）、徐致和（中统）等5人混入我机关内部。又为了奸污不法地主唐珊的女儿唐秀英，竟以学校名义写证明将正在被农民斗争关押的唐珊保出，并介绍到南昌人民银行工作。再于1949年韩在天津工作时与潜伏特嫌韩惕（韩的堂兄，日帝间谍、军统骨干）来往密切，送东西，上茶楼酒店，曾将我东北教育部空白证明一张送给韩惕。韩南下到南昌后韩惕亦尾随至南昌隐居（做小生意）送给韩秉三人民币200余元和经常吃酒、玩乐。1951年韩因与唐××通奸怀孕，韩惕即为策划打胎，并代出医药费70多元，因此韩经常向韩惕泄漏内部机密。如江西省干部人数，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木材价格等。三反运动时与韩惕订立“攻守同盟”互相包庇。
+
+　　3、日常工作和运动中的表现：韩自参加工作以来，工作上一贯不安心（愿作文艺工作）。肃反运动中表现不老实，交待问题反复无常，企图蒙蔽组织。
+
+　　根据上述事实：韩参加国民党和任过伪职，1936年向敌人投案自首出卖进步青年，接受敌人任务监视进步青年，并向敌人汇报。参加工作后，一结利用职权采取卑鄙手段玩弄妇女，贪污公款，包庇反革命和不法地主分子，情节实属恶劣，确系混入党内的坏分子。为纯洁党的队伍，于1957年4月6日经中央湖南省监察委员会批准开除韩秉三的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CCRD/3/7/8/00000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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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开除阶级异己分子李长枚的党籍
+
+　　李长枚，男，39岁，山东蒙阴县官庄人，地主出身，地主成份，1940年11月参加工作，1941年元月隐瞒政治历史问题混入我党后，曾任鲁中採金局队长、敌工站干事、区长、区书，1949年南下任县长、县书、专署公安处长、副专员等职，1955年肃反运动前任中共邵阳地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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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长枚的社会关系极其复杂，其父李英襄系国民党员，任过伪区长、“联庄会”副会长，并是当地地主阶级当权派，“还乡团”骨干，罪恶重大，1953年被判处徒刑15年。舅父石义增、堂伯父李英资、堂表兄石绍武等系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解放后均被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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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长枚的主要问题是：长期隐瞒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和反革命罪恶活动，包庇罪恶重大的反革命分子。其主要事实如下：
+
+　　1、伪造历史，隐瞒本人地主成份。李长枚于1940年11月参加工作以来，长期将1937年至40年过着不劳而获的地主生活说成学生成份；将1939年参加反革命组织“联庄会”进行反革命活动说成是半脱产发动组织青年抗日，担任青年队长；历次自传填表中隐瞒年龄两岁，虚报党龄一年。
+
+　　2、长期向党隐瞒其反革命罪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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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冬其反革命父亲李英襄在本乡官庄为首组织给国民党公丕良伪军征粮派款，李长枚不仅积极参加，而且仗势欺人，农民鞠振祥因家贫无法缴粮，被李长枚向其父告发，罚光洋六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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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5月我党在官庄一带建立抗日政权时，李长枚参与其父李英襄在国民党伪县长郑小隐指使下为首组织的反革命武装“联庄会”，与我党对抗。李长枚进行了一系列的反革命罪恶活动：经常带领地主武装站岗放哨，教练演习，在村镇游行，大肆进行反共宣传，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杀人，八路军长不了，不要听他们那一套”，“不要给八路军粮食，他们来了就叫他吃‘枪子’”；积极参与搜查逮捕我侦察员公长东、共产党员单绍武（叛徒，已被镇压），并亲自对公进行审问拷打，声称“公勾通八路，非打死你不可”，后来，公长东在雇农王为先的帮助下才逃跑脱险；持枪威胁抗日军人家属公四妈、单绍进、唐连元等，不许和八路军通信联系，并对公四妈威胁说“你两个儿子当八路，赶快叫他们带枪回来见我，否则，够你受”；同年9月参与以伪县长郑小隐为首在他家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计划将我党在官庄的共产党员单绍祥、孟光明、村干部李茂盛等十余人逮捕枪决，当时由于我军迅速将其地主武装打垮，其阴谋未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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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包庇地主、反革命分子。李长枚参加工作以来，对其父李英襄为首组织“联庄会”进行反革命罪恶活动，不予揭发，也未向党作过交待；竟于1947年在益都米河区当区长，当家乡官庄进行土改复查时，将逃亡地主公茂灿（李的妹夫）留住益都一月余，并为其策划要公与其父及全家逃往国民党敌占区到其表兄公天衣（中统特务、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处逃避斗争，曾写信要其父逃到敌占区，以致其父逃到敌占区以后，即组织“还乡团”大举反攻，杀害人命；而后李长枚则欺骗组织伪装其立场坚定向组织写信申明与其父断绝父子关系，来骗取组织信任。特别严重的是，李长枚1949年南下后至1953年，经常与父保持着密切联系，1951年他利用县长职权，寄给父亲军属证明，并嘱其到当地政府请求优待；在经济上极力支持，仅两次就寄给他父亲生活补助费50万元（旧币），并三番五次去信要求父来湖南躲避，由他赡养终身，而后，终于1953年3月，当他任邵阳专署公安处长时，将其父接来机关，当他父亲向其叙述1939年在“联庄会”分别后，参加“还乡团”杀害两条人命的重大罪恶后，李长枚身为公安处长，对反革命分子不但无动于衷，反而设法留在公安机关，企图安插工作，以便长期潜伏，与党为敌，直至山东省公安厅侦悉后，才将其父逮捕法办。
+
+　　根据上述事实，经审干结论，李长枚系混入党内的阶段异己分子。经省委决定于1957年10月清除出党。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CCRD/3/7/8/000004.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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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戴洪斌在东北抗联时期逃跑叛党问题的审查结论和处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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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洪斌，曾用名高新生，现年44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雇农，现有初中文化程度，辽宁省抚顺县人，1932年于汤原县参加抗日游击队工作。1945年10月重新入党，现任林业厅经营局局长。
+
+　　戴洪斌于1932年1月参加党领导的地下抗日救国会工作，同年8月经姜守太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游击队小队长、中队长、纵队长，1936年春部队改编为抗联六军时任团长、师长，同年11月六军军长夏云儏牺牲，戴即代理六军军长，1937年2月正式担任了六军军长。1938年春季向罗绥地方远征时，戴率领部队到边界，越境流亡苏联，被苏联扣押16个月，于1939年回国任抗联三路军第十二支队队长，1940年叛党潜逃去沈阳做小买卖，1945年10月又混入革命队伍，任合江省军分区副司令员，五支队司令员、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吉林省林务局副局长、公路局长、交通厅副厅长等职。现任省林业厅经营局局长。
+
+## 逃跑叛党事实：
+
+　　（一）1938年戴奉北满临时省委指示，率主力部队向通北、海伦方面发展时，因“左”倾行动，受到了敌人严重打击，未完成突破任务就退兵下江，使北满的形势更加恶化，因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戴自任军长后就一天天的滋长了反党情绪，与党委闹对立，谩骂和威胁党，企图分裂党的统一，并在1939年向罗绥地区远征时越境逃亡，因而经北满临时省委执委二次全会决定开除戴洪宾的党籍，并撤销其军长职务。
+
+　　（二）1940年戴担任抗联三路军十二支队长，攻占东丰镇时缴获敌人枪枝、弹药、金子很多，但该队支遭到袭击，一部分士兵牺牲。戴即动摇，认为东北游击队无前途、无生存之路，在部队转移到新的地点后，有准备地携手枪两支，伪币5万元，黄金60余两潜逃。戴的逃跑直接影响了部队的巩固，使党遭到很大损失。
+
+　　（三）戴逃跑后即找到已认识了的一个老道（张诚密），并卑鄙的认老道为娘舅，在老道隐蔽下作了生意，并结了婚。后又到沈阳其养叔处安家，在几年的光景里他把当时（1940年），价值200余两黄金的伪币消耗殆尽。
+
+　　1945年10月，沈阳庆祝双十节大会时，戴抱着投机思想找到冯仲云同志，谎称：“在肇州与胡子作战负伤昏过去，他们认为我死了，把钱拿去，我想钱、枪都没有了，只有走。”当时对他很怀疑即将其扣押，过了三天他又说“金子在里面藏着未搜去，现在还未用。”组织上见将金子交出（黄金60余两），又经了解在沈阳做小买卖为生未干反革命勾当，故经冯仲云同志介绍给彭真同志，先与之发生组织关系，分配到合江军区任副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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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5月入军大的抗联研究班参加整风学习。在学习过程中，由于同志们的揭发才被迫承认了其隐瞒的事实。
+
+## 处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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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的问题曾经东北局组织部、纪委会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冯仲云、彭真等同志证明，以及本人的交待，完全符合上述事实。我们根据其问题具体情节，经过分析研究，认为：
+
+　　（一）戴在艰苦困难的情况下，贪生怕死，弃队携巨款逃跑，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这种行动实为叛党行为。
+
+　　（二）“九三”光复后又隐瞒了逃跑叛党的真实情节，混入党内，取得军事要职。后在抗联研究班学习时，被同志们揭发后才被迫承认了其隐瞒的事实。实属投机行为。
+
+　　戴在党的多年培养教育下仍未彻底改造自己，经常吹嘘自己功绩，流露对党不满情绪。
+
+　　鉴于上述情况，戴的问题是严重的，是不应重新入党的；而重新入党后又不很好改造自己，至今仍不完全具备党员标准，故决定开除其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CCRD/3/7/8/00000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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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福建省监察委员会关于魏善成历史上叛变革命和包庇反革命分子的处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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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善成，男，48岁，江西安远县太平乡人。1929年7月参加工作，同年9月入党（参加工作和入党时间审干委员会决定暂作保留，理由见审干委员会结论），1931年11月重新入党。曾任红四军四纵队政治部宣传员、宣传队长，福建苏维埃政府股长、科长、处长，赣南雩都县苏维埃财经主任。1935年春脱离红军回家，同时失掉党的关系（回家原因尚未查清，详见审干委员会结论）。1938年4月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归队，后转新四军军部，1939年8月恢复党籍，历任科员、供给主任，苏南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浙东纵队司令部供给部长，师供给部政委，纵队供给部副部长，十兵团后勤供给部政委，政直工部部长等。1950年转业地方后，任南平专区副专员，1951年9月起任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魏善成的错误事实如下：
+
+　　一、历史上叛变革命，以后又长期隐瞒错误，伪造历史。魏善成于1935年春脱离革命后，于1936年4月在本乡任伪保长7个月；1937年在安远县教育局又参加了国民党；并将从红军带回的武器（卜壳枪和左轮枪各一支）卖给本乡地主魏培茂和魏献祯，这些都是叛变革命的行为。他归队之后，又把上述错误长期隐瞒起来，并伪造历史，在家3年说成只在家1年多，说脱离红军后是去广东白石小学当教员（根本没有这回事情）。其目的是长期欺骗组织，使组织上无从了解他的上述种种错误。
+
+　　二、包庇反革命分子。魏善成的叔父（也是养父）魏自南，是反革命分子（已于1955年6月被当地政府枪决）。1951年1月镇反中，魏自南来南平（魏善成写信去叫来的），并带来了地霸、反革命分子4人；此后，先后又有9个反革命分子和不纯分子从江西逃到魏善成处隐蔽。魏善成身为副专员，当时正值土改、镇反时期，参与领导土改、镇反工作，但对这么多复杂的人逃到他处，而且明知其中有些是地主、富农，反而将他们收留起来，并将其中4人介绍到看守所、粮库、碾米厂、农场工作，直到地委和专署对这些人提出怀疑后，魏善成才向安远县组织查问这些人的情况，打发这些人回去（其中1人仍在福建公路修建指挥部工作）。后来，这些人被枪决3人，劳改3人，管制4人，畏罪自杀2人。
+
+　　魏自南来南平后，即由魏善成介绍到南平县工商联施诊所为医生，当安远县发现魏自南逃到南平后，即函请南平公安处协助逮捕归案。魏善成当时已调省法院工作，省公安厅将安远县来函转告魏善成后，魏很不满。当时他虽然知道其叔父在伪政府办事，是“属于革命范畴的”，但他给安远公安局的信中，却为其叔父辩护说：“魏自南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被蒋介石派所打击排挤的人，对反动富有不满（原文如此，可能是对反动派很不满的意思——省监委注）”，还强调魏自南“财心淡薄，为人公正，信神佛，好慈善事，名气不坏”，曾“掩护革命，对革命表示同情”，“所以材料上的事实不可能有”，要求暂不逮捕，待“调查属实”后，再“保证另日交案”。并伪造“魏自南在解放后1949年至1950年秋在家乡任乡村农会主任”等。
+
+　　魏善成始终不信任政府的材料。1953年12月，安远县公安局派人把魏自南逮捕押回时，魏善成仍几次写信给家里，要他们弄清魏自南是被“诬告”。信上说“必须上下魏、高屋、竹下、垇下、长富、孔田，甚至龙泉、龙安、新田、符山、安远城区等地了解二叔的人，特别是受到二叔解救灾祸的人和工、农、商、学、妇女、党、团、乡村政府代表负责人等极力有组织的分别去证明，向区、县、专署、省府申请，同时向工作组反映：因干部不纯，诬告二叔等情况。最好想办法使本乡干部及死者家属都能参加证明这一诬告问题，个别不纯干部诬告，就会不发生作用了。”安远县公安局因魏善成一再提出异议，先后慎重的组织4、5次复查，直到1955年6月才判处魏自南死刑。魏善成长期说其叔父是被错杀的。福建省委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两次派省监委的同志去安远县调查。对省监委的调查，魏善成同样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他写信要其家里将他叔父处死时宣布的罪状和有那些出入、写信告诉他。
+
+　　魏善成参加革命5年以后，担任过党的负责工作，又叛变革命，担任了伪保长，参加了国民党，并将从红军带回的两支短枪卖给阶级敌人。1938年重新参加革命后，又伪造历史，长期隐瞒上述错误，骗取党的信任。全国土改和镇反期间，��善成身为副专员，党对阶级敌人和反革命分子的政策，他是完全了解的，却将其反革命叔父叫来，分配了工作，使反革命分子能够混进我国家企业。不仅如此，他对从家乡逃来的地霸、反革命分子，也一律加以收留，有的也分配了工作，直到地委和专署提出意见后，才不得不写信向安远县组织上了解这些人的情况，资送他们回去。魏善成提为省法院副院长后，安远县来函逮捕魏自南归案，他还伪造理由，替反革命叔父狡辩。魏自南被捕回后，他还指导反革命家属与人民政府进行斗争，甚至把乡村干部对敌斗争的积极行为，颠倒为不纯干部对其叔父的诬害。魏善成在反革命叔父的问题上，表现了严重的包庇行为，而且直到最后，对错误仍认识不够，业经省委讨论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建议行政上给予撤职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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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CCRD/3/7/8/00000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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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国务院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江凌党籍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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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凌（原名刘松云），男，现年47岁，山东长清县人。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份学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失掉党的关系，1943年骗取组织信任取得了党籍。历任淮北行政公署教育处长、旅人行政公署教育厅长、中央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副司长、中央扫盲委员会研究室主任、前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教育组组长。江凌的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
+　　长期对党隐瞒向敌人悔过问题。江凌于1940年4月在河南南阳被国民党逮捕（当时与党失掉联系），押解到洛阳“劳动营”以后，贪生怕死，向敌人悔过，执行了敌人要他发表反动言论的任务，在该营特地召开的一次大会上发表了反党的演讲，污蔑地说：“中国以农立国，工业不发达，共产主义是痴人说梦”。颂扬“国民党是救国的党”，“三民主义是救国的主义”。并向敌人“悔过”说“过去受赤匪、奸党的影响、利用是不对的”，“自到营后在大队长的教导下有所改悔”。这个问题，江凌一直隐瞒至1955年8月肃反期间因弃职潜逃被我公安部门逮捕之后才作了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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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取得党籍时对党蒙混、欺骗。1940年7月江凌由洛阳“劳动营”到豫皖苏解放区以后，豫皖苏区党委和淮北区党委对他被捕的一段历史曾进行了审查。江凌对党隐瞒了自己在洛阳“劳动营”向敌人“悔过”的真象，欺骗组织说他“没有变节”，“抗拒了自由”。为了表白自己“英勇”、“坚定”，又伪造了逃出“劳动营”以后，敌人派出四路“追兵”，“缉拿以江凌为首的逃犯二、三十名”等根本没有的事实。1941年还写了一篇辱骂“劳动营”的“公开信”以表示他确无变节自首等问题。江凌就这样骗得了党的信任，于1943年经淮北区党委批准，取得了党籍。
+
+　　为了掩盖自己向敌人“悔过”问题，坐视反革命分子魏鲁光在我军窃据要职。魏鲁光原是洛阳“劳动营”的少尉区队副，江凌被捕期间魏曾直接监视过他。后任国民党炮兵连长，淮海战役中被迫起义，一直在我炮兵9师17团工作，由于他隐瞒了反革命历史，又多方表现“积极”，由连长升至营参谋长。1950年7月和1952年9月魏鲁光经过组织转给江凌两封信，要江凌给他写证明材料，以便混入党内。信中说因为他“放走了江凌”，曾受“开除三青团的处分”，当年江凌是“抗日有为的青年”，“崇拜”江凌“不怕牺牲”和“坚强斗志”。江凌明明知道魏鲁光是个特务机关的骨干分子，不但没有检查揭发，反而认为这两封信对自己有利，便保存起来，企图作为以后组织审查他的历史问题时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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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上腐化堕落，屡教不改。1943年江凌在淮北工作时以欺骗手段（说正与其妻刘尹楠离婚）和当地一个文工团团员雪培通奸，影响极坏，受到党的批评。1950年在中央教育部工作时，以私人关系，把正在与别人恋爱的孙映雪从旅大教育厅“调”来北京，和孙通奸，孙怀孕。江为了掩盖其错误，曾为孙打胎灭迹。为此曾受到党的警告处分。1952年江舍弃了共过患难的妻子刘尹楠，和孙结婚。1954年因孙与别人通奸，经组织同意，和孙离婚。1955年组织派江凌到沙河县葛村做调查工作，又向一个已订婚的18岁的姑娘张金荣进行欺骗拉拢，把张认作“干女儿”，促使其父和地方干部为和解除了婚约；为了达到他的私人目的，对沙河县委则说他愿“帮助”、“培养干部”，打算叫张来京上学；回京后又写信叫张向村支部提出提前入党（张本为发展对象）和来京上学的要求。张金荣遂于1955年6月来到北京，江凌从此即和张通奸。对别人则说张是他的“侄女”、“保姆”。群众对此反映很坏，当组织查究这件事的时候，江凌又急急忙忙，通过私人关系为张找了工作。
+
+　　抗拒党的审查，弃职潜逃。1955年肃反运动中，国务院第二办公室组织决定审查江凌的历史问题和他与张金荣的关系时，江凌对党采取了抗拒态度，运动初期借口有病不参加学习。后来表面上对组织应付，暗地里却作了周密的逃跑计划，蓄谋逃跑。他一方面拉拢二办主任办公室公务员探听五人小组对他审查的布置；另方面把他妹妹刘毅从山东师范学院叫到北京，用欺蒙恐吓的手段取得她的帮助，并约定将来和她用假名通讯，叫他带了东西先回济南。江凌遂于8月12日下午剃去长发，换了眼镜，穿上新作的衣服，弃职潜逃。在离开北京前，还寄给二办五人小��一封“绝命书”，声言他已“投井自杀”。8月18日逃到济南，被当地公安局逮捕，押送回京。1956年9月他的问题已审查清楚，是政治历史问题，被释放。
+
+　　江凌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情节是恶劣的。这不仅因为他对党长期隐瞒了向敌人“悔过”问题，伪造事实，骗取了党籍，更重要的是江凌身为共产党员，国家领导机关的负责干部，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竟然抗拒党对他的审查，不顾党和国家的纪律，弃职潜逃，自绝于党。使党的威信和工作遭受到重大损失。江凌所以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他虽然较早地参加了革命，也曾为党作了些工作。但他出身于富农家庭，本人是一个知识分子，旧社会所习染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江凌思想上根深蒂固，虽经党的多年教育，却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这，因而在敌人面前经不起斗争的考验；在党的面前，不忠诚、不老实，多次欺骗组织。全国解放以后，居功自傲，政治积极性完全消失，堕落腐化，沉溺于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中，最后失掉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政治上堕落成为一个蜕化分子。为了纯洁党的队伍，严肃党的纪律，根据“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肃反斗争中有关党的纪律问题的几项规定”中第四条规定，经党委决定：开除江凌出党。并建议行政上给予撤职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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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CCRD/3/7/8/000007.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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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安徽省直属机关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苏帅人党籍的决定
+
+　　苏帅仁，原名苏慧蕙，男，41岁，家庭出身地主（土改后评为小土地出租），本人成份学生。入伍前曾任伪石埭县农会主任兼银行筹备主任、伪第七战区司令部政治工作委员会科员、第三战区动员委员会青年工作团副团长。1938年8月参加革命，同年7月入党。历任区书、分县委书记、皖南特委秘书、苏南区党委教导队政治教员等职。1941年被派回皖南联络皖南事变的失散干部，苏回皖南后不久，即自动投敌自首叛变，1942年去伪复兴公司任职两年，1944年3月又逃回解放区，任皖南贸易科长、新四军后勤部秘书。1945年重新入党，后任山东省胶东海外贸易公司副经理、石埭县委书记、黄西二工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皖南军区军政干校副教育长、省财委统计处副处长、原省财委五办办公室主任等职。
+
+　　苏帅仁重新入伍、入党后长期向党隐瞒自动叛变投敌对党严重破坏的重要政治历史关节。苏帅仁在1941年从苏南派回皖南后，慑于白色恐怖的情况下，思想动摇，悲观失望，对革命完全丧失信心，不仅不想回苏南，也不想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因而就主动的找伪国大代表焦鸣銮向伪安徽第八区党务专员程中一写了悔过书，承认参加共产党不对，并诬蔑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不应该在抗战中发展革命力量，同时又供出我院皖南、苏南丹北特委、中共东南局、苏南边区党委、石埭区委以及太平、泾、旌、青阳等7个县的党的公开和秘密组织及全体负责人员名单和我党派在国民党五十军做情报工作的胡星录等同志，以及苏南武装活动等情况。苏先后向敌人填过三次线索表，计供出我干部50余人。其中程良珍、奚绍玲经他供出后，又在他的诱劝下也向敌自首。
+
+　　根据上述事实，苏帅仁系混入党内的叛徒，直至这次肃反运动才被清查出来。为了纯洁党的组织，经本会讨论决定报请省监委批准开除苏帅仁的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CCRD/3/7/8/names.txt

@@ -0,0 +1,8 @@
+中共湖北省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胡风分子伍禾党籍的决定
+中共江苏省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姚干党籍的决定
+中共湖南省监察委员会批准开除混入党内的坏分子韩秉三的党籍
+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开除阶级异己分子李长枚的党籍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戴洪斌在东北抗联时期逃跑叛党问题的审查结论和处理决定
+中共福建省监察委员会关于魏善成历史上叛变革命和包庇反革命分子的处分决定
+中共国务院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江凌党籍的决定
+中共安徽省直属机关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苏帅人党籍的决定

CCRD/3/7/9/000000.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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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湖口县文教局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复查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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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共中央（1979）6号文件精神，我处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复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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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性别 年龄 家庭 地址 复查结论 批准 机关 结论 时间 复查前 所在地点 安置 时间 复查后 备注   工作 单位 职务 工资   殷啸? 男 69 张青 程山 殷啸?同志仍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撤消原因起义、投诚问题所受到的各种处分决定，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小学教师工作。 湖口县委 1979年10月7日 本村务农 79.11 张青公社 中心小学 教师 43.5 1949年12月4日在满都起义参加人民解放军。   沈效先 男 53 张青 泉水 沈效先同志仍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撤消原因起义、投诚问题所受到的处分决定，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小学教师工作 湖口县委 1980年 元月 12日 本村务农 80.1 张青小学 中心小学 教师 43.5 1949年5月11日在携枪弹向我军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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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RD/3/7/9/names.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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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湖口县文教局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复查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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