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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RD/3/7/3/00012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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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于廑：自我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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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吴于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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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留美6年（1941——1947），浑身沾满资产阶级的思想回到祖国。留美以前，我并没有严重的崇美思想。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的时候，原想申请转到瑞典斯达哥尔摩大学念书。但那时欧洲战事已经打了将近两年，没有办法去，于是才上美国的哈佛大学。我在美国一住6年，全部时间都在资产阶级老巢大西洋沿岸东北角的大都市里。耳濡目染，对于许多问题的看法，彻头彻尾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1947年7月来武大，不管大小问题，教书也好，作文也好，讲演也好，凡有议论，随处都暴露我的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思想。尤其是对于政治、历史、学术、教育等问题的看法，这种思想表现得十分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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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出国以前，是抱有浓厚的民族历史优越感的。1941年8月，我假道香港，搭邮船赴美。当时清华在香港的代理人替我们订购最好邮船的最高级的舱位。在这以前，我坐船只坐过木船或轮船的三等舱，坐车也只坐过三等车。一上美国邮船的头等舱，看见那些富丽豪华，穷极奢侈的布置，使我目眩神迷。首先受到震撼的，是我民族历史的优越感。我没有想到平素不很瞧得起的美国，就在这只船上，居然表现出这样逼人的高度物质生活享受。每次到餐厅进餐，厢楼上的管弦乐队奏乐。侍者们都穿上礼服，像迎接贵宾似地，替乘客安排座位。在当时，我从未想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一切的雍荣华贵，都是用金钱堆起来的。所有那些礼让、微笑、鞠躬如也，都打上了金钱的烙印。因而除虚伪而外，没有一点真实的人情。我更其未想到：堆砌这些生活排场的金钱的来源，是出于资本家对劳苦工人的剥削。在这些富丽豪华的背后，隐藏着资产阶级的血腥历史。就以我个人讲，我之所以能够坐上那只船，享受那样的生活，是因为取得清华公费，而清华公费的来历就是极丑恶的。帝国主义者镇压了我们朴素的农民反帝运动的义和团，窃夺了大量赔款，却又卖弄小恩小惠，退还一部分来招买留学生，使这些留学生于通过考试后产生“光荣”的错觉，忘了这笔钱的血腥来源，去学习帝国主义的文化，回国后又心甘情愿的做他们的文化贩子。我就是这样被招买的一个，而且帝国主义者的伎俩在我身上运用得很成功。我一上他们的邮船，就被他们奢靡的物质享受冲昏了头脑，在思想上逐渐成为他们的俘虏。在船上一共二十多天，我常常这样想：放下民族历史的优越感吧，眼前的一切不是人家的礼乐文物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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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美国，一直住在大都市里。5年多在波士顿剑桥，将近一年在纽约。在这些大都市里，有的是穷苦劳动人民的住宅区。但我所出入的地方，多半是生活水平较高的地方。我的眼睛只管向上看，对于美国社会黑暗的一面，即使看到了也全不经心。在纽约的大半年，我在联合国秘书处任职。因为薪给优厚，生活方式也逐渐向资产阶级看齐。我并不喜欢美国社会里一般的庸俗物质享乐，但正因如此，就自觉比小市民们要高出一筹。在男女宾客宴集之间，我学会应酬进退。我自然不孤僻，可又不那样热烘烘的。我有时也放肆，但放肆得不至于丧失“身份”；有时也端重，但端重得不至于拘谨。有时说几句似乎有风趣但又无大意义的话；有时在人家说了一大堆之后，又加上一两句好像警辟的断语。我的点滴的知识和思考的能力，就这样地成为我生活的装饰。在比较接近的朋友面前，我又喜欢反复辩难，长篇大论地讲道理。而这些道理多半与实际生活无关，我好像生活在现实世界的外面。当时，我最欣赏有一派人的主张，说一个从大学出身的人，应该遍览名家的古典著作。我虽做不到，但心向往之。我所向往的，是做一个资产阶级式的“有教养”的人，把自己装点成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平常对于自己不大明白的问题总做到不要轻易发言。我这样做，尊重知识专门性的意思也是有的，但在另一方面，是害怕乱说话，伤害一个“有教养”的人的体面。总之，我学会了资产阶级式的怎样显示“个性的尊严”。为了摆弄这个“尊严”而累积的点滴的知识，既与人民的疾苦漠不相关，也绝不会对人民有任何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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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在物质享受和生活方式上成了美国的俘虏，那么对于资产阶级的一套思想，自然也就十分倾倒。首先是在政治方面，我相信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关于美国式“民主”与“自由”的虚伪性和局限性，我在前年曾经公开加以批判，��里不详细说了。但在当时，我为资产阶级思想所蒙蔽，却认定它是真的。就连足以暴露美国社会矛盾的现象，我都看做是“民主”和“自由”的表现。其实在短短的战后几年之中，美国政治就露骨地承袭了法西斯的衣钵。在当时，我受了美国反动宣传的影响，也和前几年一样，把希特勒的纳粹统治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混为一谈，认为其中都没有民主和自由。所以一面希望消灭希特勒，一面对于盟国苏联，存戒惧之心，不喜欢她。同时，又把美国的“民主”和蒋介石的统治相对照，我希望蒋介石到美国走一趟，学学罗斯福，然后好好在中国进行工业建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我从1941年出国，对于国内蒋管区在抗战末期的腐败情形，一无所知。后来出国较晚，来到美国的朋友虽也约略告诉我一些，但我总曲为之谅，说是由于退入内地受落后社会风气影响的结果。却不知蒋政权的性质，从它一开始就是与压榨人民、贪污中饱不可分的。因之我把中国的工业化和建立“民主政治”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在旧中苏条约订立和旧政协召开以后，我这个空幻的希望达到最高峰，当时曾和几个朋友举杯相庆，以为中国从此可以走向和平建设。但是转瞬之间，国民党破坏政治协定，发动反人民的内战。我一面希望和平，一面对国民党还抱着幻想。我幻想它能维持统治，并且能巩固统治。我也看到共产党的势力大了，但不相信她能很快地胜利，也从不想在她的领导下过日子。在1947年，我怀着这样的心情回到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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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祖国后，亲眼看到国民党反动统治腐败得不可救药的情形，使我对它的幻想烟消灰灭。我知道在中国建立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因为在中国社会里，我看不出可以有像英美式的中产阶级。我当时既不喜欢国民党，也不喜欢共产党。不喜欢国民党是因为它腐败，无官不贪，无恶不作，使我无从重振多年来对于它的幻想。我不喜欢共产党是因为知道她不会实行英美式的“民主”。我曾经自许在“民主政治”下可以一面做大学教授，一面当一个有名的议员；而共产党不搞这套东西，所以尽管佩服共产党人有作为，有理想，但路径不同，无从喜欢起。可是铁的事实摆在我的面前：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是要胜利的，我无法否认。因此不但在私人谈话里，而且在几次公开演讲里，我都说，按着历史的背景和趋势，中国必然要走东南欧国家所走的道路。但每逢讲这句话，总接着加上一句：我个人是喜欢英美“民主政治”的，只是无可如何，抝不过历史。抱着英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思想，直到解放前两个月读到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才如梦方觉，开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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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在历史思想上，我也接受资产阶级的进化论。我承认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但它有“正常的轨道”。行进在这个轨道上的历史，走着缓和而又稳重的步伐，你不必催促它快跑，快跑也没有用。历史上的革命，在我看，表面上是好像冲进了一下，超出常轨，掀起高潮。但高潮一过，它依旧要回入常轨，从原来要想跳出的一点出发，再稳稳当当向前走。我常常引证英国清教徒革命后和法国大革命后旧王朝的复辟，以及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新经济政策，来说明革命时的“过激”行动，都是硬牵着历史跑快步的办法，而结果这种办法行不通，只有回过头来再按着历史的正常步伐向前稳进。我最欣赏一句拉丁格言：“自然从不飞跃”。因之认为革命并不是出于人类的智慧，而是出于人类的愚蠢；理由是革命是浪费，是徒劳无功。我这种想法，在立场上，是为统治阶级保持现状辩护。在今日看来，我竟用愚蠢两个字来污蔑革命，是如何的可恨！在理论上，我至少也犯了两点严重的错误。第一，我不从社会发展不能避免革命的实际历史出发，而悬想一个虚构的“历史常轨”，用来衡量实际历史，指责实际历史不对头，这是十足唯心论哲学。第二，我不懂由渐变到突变的道理，不懂毛主席所讲的“不塞不流，不破不立”。旧的不打倒，新的东西就不能进一步发展。如果没有清教徒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即在英法旧王朝复辟下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发展就不可能。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以新经济政策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就没有可能，但我在当时硬看不见这一面，硬误认革命是要不得的。解放以前，我教了两年的西洋通史。在课堂上，我虽没有明明白白讲这套理论，但贯串在整个课程中的，随处都有赞成进化，否定革命的错误思想。那两年，听我西洋史的学生很不少，我毒害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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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赞成进化，所以对于那些孕育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封建制度，毫无仇恨之意。我想既然旧制度可以进化为新制度，那就只有改良，没有否定；既不否定，何必仇恨。我喜欢英国的议会政治，因而连带喜欢它的封建起源。我喜欢近代的“君权有限说”，因而也连带喜欢封建的关于君权有限的理论。每当我讲到西洋封建时代的历史，给人的印象总是封建社会并不黑暗，有条理，有秩序，而且好像也并不太坏。我这样讲封建的历史，并非如有些人所标榜的，是无立场的客观欣赏。过去我也曾这样标榜过，但是检查起来，我并不客观，也非无立场。我有立场得很，我的立场是今日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今日反动的资产阶级离开当年，对封建制度进行革命的时代，已经很辽远了，他们已经丧失了革命的一面，因之对于可供他们依为存在的某些封建制度，自然怀抱温情。我和他们一样，也跟着对封建时代的东西欣赏和同情起来。如果我站在农民的立场，就必定会揭发封建制度残酷剥削的一面。事实上，我对西洋中世纪的农民战争或则略而不言，或则讲了也远不如讲议会制度起源的那样津津乐道。从我个人的体会，受旧思想影响的历史学者，恐怕没有一个人敢自称是客观的。因为你研究时对于题材的选择，很难不受你阶级感情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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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我坚持为知识而知识的思想。为知识而知识，我以为就是从承认知识本身有价值出发。既然认识知识本身有价值，则关于任何事物的知识，都可成为追求的对象。这样，知识的范围就不受限制，大至宇宙，小至阿米巴，原子核，都可作为人类知识活动的领域。正因活动的范围广，所以所知就丰富。所以越丰富，对于自然及社会的秩序规律也就越明了。正因为明了这些秩序规律，所以才能加以正确的驾驭。正因为能驾驭，所以才能推动技术上的创新，使之服务于人，归结为实用。我认为这是西洋人对知识的态度，不从实用出发，而结果收用甚宏。中国的传统知识态度不是这样讲究学以致用。这样，就把知识的范围，局限在主观上认为有用的小圈子里。中国传统所谓的用，是伦常日用之用，因而两千年来的学术，大体上跳不出人伦的问题。知识活动的范围受了局限，即不可能对自然及社会有丰富的认识。所知不丰，亦即不能很好地了解事物的秩序和规律。不能了解事物的秩序与规律，自然也就不能正确地驾驭它们，使技术上推陈出新，为人服役。这样，中国传统的知识态度从致用开始，而结果收用甚微，科学和实用技艺远不如西洋的昌明，以前我反对学以致用的理由不止这一些，但上面所讲的是一点重要的论据。其实我这种用知识态度来解释科学技术的昌明与否，是道地的唯心论。这一点，错误显然。我现在只想指出另外的两点。第一，我主张为知识而知识，无形中是替知识分子这个社会阶层的利益作辩护的。靠着这个理论的幌子，知识分子的寄生生活才能找到根据。他们受人民的供养，不替人民做事，有了这样的理论，就可大言不惭，说他们那种书蠹虫的生活，狭隘的试验室的生活，是追求本身就有价值的知识。这样他们就心安理得，不怕人家说他们是寄生虫了。第二，我把中国封建社会讲学以致用的狭隘的知识态度的毛病，扩大为一切学以致用的知识态度的毛病。封建社会把学术钉死了为封建的伦理服务，其为用诚然是狭隘的诚然是“以致用开始，而结果收用甚微”的。但在人民的世纪，学以致用的用是广大人民生产实践的用。人民的生产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服务于这个不断发展的生产实践的知识，必然也是不断发展的，必然是不会流为狭隘的。因此，我过去的理论就扑了空，一无是处。在当时，我看不清这些，临离美国的时候，曾纠合同道的朋友，组织致知协会。大家推我作会长，预备回国后创办刊物，鼓吹为知识而知识，回来以后，眼看到大家吃饭都有问题，所以偃旗息鼓，什么事也没有作。但每当和人谈论，从不放弃一个机会来讲这套似是而非的道理。我到武大上西洋通史的第一课，开口就把这套道理灌输给同学，要他们为历史而历史。我把一门可以启发青年斗争情绪和革命行动的社会科学，讲成一套与实际生活全然无关的纯知识系统。历史的本来面目并非这样，是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把它装饰成这样的。直到解放以后，我参加历史唯物论的教学，边学边教，才逐渐体会到历史学和其他部门的知识一样，应该为人民服务，与社会的革命实践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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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其次，我既然标榜为知识而知识，跟着来的就是主张教育要超出政治，不为政治服务。我反对任何在学校里只传授统治者所批准的一套知识或理论的教育，认为那种教育妨碍人们理知的发展，应该把它从政治的约束中解放出来。我曾经发表论文，称用政治力量按一定的教条来教育人民的办法为“师保政治”，实行这种政治的国家为“师保国家”。在这种国家里，这种政治下，学术不会发达，所以必须反对。为要贯彻我的主张，我曾经主张教育由私人来办，这样就可以保证学术的独立，不受政治力量的干扰。我本着教育应该超政治的主张，不赞成学生在学校内从事政治活动，不赞成他们罢课。1947年秋天，我初来武大，校内同学为声援同济大学的学生，举行罢课，对声援同济的学生，我是赞成的，我自己捐款慰问。但是对于罢课，却不以为然。我和几位同事，联名发表宣言，说学生应该在学校里安心读书，弄好学问；如要从事社会改革，我们也赞佩，但应该直接投入社会的改革工作，不要在学校里罢课，罢课也是没有用的。这个宣言由我起草。宣言中的全部思想是错误的。我把反动的政治和人民的政治混为一谈。我反对反动政治束缚教育是对的，但却不应该笼统地反对教育为任何政治服务。对于为人民谋幸福的政治，教育是必须服务的。在历史上，教育从来就没有脱离过政治。那个阶级掌握了政权，同时也就掌握了教育。我受英美教育自由理论的迷惑，看不清英美教育，实际上为资本家所操纵，也看不清英美学校里所灌输的全是巩固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套。因此空空洞洞，大谈教育独立，和教育最好不由国家来办的理论。我不了解在整个教育史上，问题并不在于教育为不为政治服务，而是在于为哪种政治服务。在人民的世纪，教育为人民的政治服务，不仅是势所必然，而且理有必至。但过去我看不到这些，在对学生政治活动的问题上，犯了无立场的错误。我提出学生不应该在校内从事政治活动的主张，实际上就等于把革命的政治力量和反动的政治力量，不分青红皂白，一起要驱出于学校的大门之外，但在反动统治之下，反动的政治力量自然是赶不走的，可以赶走的是革命的政治力量。于是我的主张，在客观效果上，就是为反动派压迫进步学生的政策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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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所讲的看来，我从到美国留学以后，回国服务，直到解放以前，浑身沾染的都是英美资产阶级的思想。我所受英美思想的毒害，正如在“三反”中我系内同事所指出的，真是彻头彻尾，无孔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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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武汉解放前两个月，我的朋友刘绪贻给我两本油印的小册子看，一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是七大文献。我在晚上看，电灯息后，继以煤油灯，一口气看完。第二天下午，我去找刘绪贻，说：“为什么不早把这些书给我看？早看这些书，我和进步同学之间许多理论上的争执也早就没有了”。我最倾服的是“新民主主义论”，重要的地方，在当时就看了一遍又一遍。“新民主主义论”指出中国不能走旧民主主义的道路。这一点，我在回国后眼看到国民党的腐败，中国社会上没有出现有力的中等资产阶级，心里也已有类似的想法，所以完全接受。但是我没想到中国革命应该由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主力；更其没想到革命还可以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看了毛主席的书，顿时觉得中国有出路。尤其对于书里所明白指出的把革命分为两个步骤，先是新民主主义，然后进入社会主义，认清共产党并不像我过去所想象的那样主观，那样不顾历史事实。恰恰与我所想象的相反，毛主席的主张是极科学，极符合历史的趋势的。因此我心悦诚服，双手拥护，从此不怀疑共产党所指出的方向。解放前，我跟着几个朋友组织新民主主义讲座，在校内奔走武汉地方和平解放运动，起草宣言，都是从这些认识出发。在当时，我并不自觉就是参加革命。那时，几位和我一道演讲，一道奔走的朋友，都已参加地下“新教协”，但我完全不晓得。他们那样做，是从事革命地下工作。而我呢，则是行使个人的言论和政治主张的自由。我那时曾经这样想过：我想这真是意外，想不到在共产党要来的时候，我倒感觉自由起来了。很显然的，我当时的心情，是为了共产党一面指出中国正确的出路，一面又容许像我这类人的政治自由，才高高兴兴去迎接解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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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以后，大概有半年的��间，我担任的工作比较少，匀得出工夫来学习理论。这些理论上的学习，解决很多问题。有一些问题的解决，力气费得多一些，这里必须特别提出讲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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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对于苏联态度的问题，我在美国住了6年，美国的反动宣传，影响我对苏联的态度。在过去，几乎在所有国际问题的争执上，我都和英美帝国主义一鼻孔出气，不赞成苏联的主张。但我也不像极端的顽固派，把苏联的好处一笔抹煞。我认为当前的世界问题，有两个焦点：一是经济公平，一是政治的民主，在解放以前，是一直以为苏联有经济的公平而无政治的民主，英美则反是。我听信英美的宣传把苏联的政治也说成是极权主义。在理论上，我知道经济的公平和政治的民主不可偏废，而且也相信未来历史的发展，必定会把这两个问题加以解决，但事实上，我是不愁没饭吃的人，因此对于经济上的公平，不如对政治上的自由要求迫切。我既认为苏联没有政治的自由，与我所迫切要求的不合，因此很自然地，对苏联没有好感。解放以后不久，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后给我很大的启发。我从这篇论文所阐明的道理，推知苏联无产阶级政权所保有的，是全体劳动人民的民主自由，只有对反对劳动人民的分子，才实行专政。因此劳动人民称这种政治为真正的民主，而反对劳动人民的世界资产阶级，就诬蔑它为极权政治。我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以后，接着还有一个问题弄不通。我想：不管英美的民主怎样不好，但他们实行两党制度，使人民有个选择，迫着它们起互相制衡的作用；而苏联是一党专政，尽管这个党是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但不使人民有其他的选择，总觉不好。这个问题在心里盘旋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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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950年夏天，我在全校社会发展史学习中做关于美国生活方式的报告，批判美国的假民主、假自由，从批判的过程中提高了对于苏联政治的认识。英美的资产阶级，就其对劳动人民施行剥削和统治来说，其利害是一致的。但因资本主义的经济是大鱼吃小鱼，互相竞争并吞的经济，于是在资产阶级彼此之间，利害有冲突。这种冲突表现在政治的结合上面，就形成代表不同资本家集团的两党或多党制度。所以两党或多党政治，不管在表面上玩弄怎样漂亮的手法，实质上只是反映不同资产阶级集团的此起彼落。他们愚弄人民的自由选择，来达到自己集团的自私目的。在苏联，经济是有计划的。无产阶级的内部，只有互助合作的关系，完成整个经济计划；因此没有利害冲突，也必然不会有一个以上的政党。什么样的经济，就有什么样的政治。这个道理在政党制度上是很显然的。我弄通了这个道理，就明了苏联政治的民主。有经济的公平，才会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主自由，是以人民的普遍丰衣足食为基础的。我过去把这两个问题割裂开来讲，正说明我不懂历史唯物论，在思想方法上犯了机械论的错误。除这个问题而外，我对苏联的看法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在过去，我为片面的历史知识所蒙蔽，加上英美帝国主义反动宣传的影响，认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走上扩张主义的道路。我跟美国资产阶级报纸一样，也说彼得大帝所不能完成的领土扩张，现在苏联给完成了。我又不了解苏联与东南欧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关系，用历史上极陈旧的大欺小、强凌弱的思想，来误解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在当时，我以为苏联之于东德（其时我还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东德），犹之美国之于西德。解放以后不久，我曾起草驳斥美国白皮书的宣言，其中谈到世界的和平阵营，却不加上“以苏联为首的”这几个字。这不是单纯的简略，而是说明我的一种思想情况，就是害怕做苏联的“附庸”。我这个错误的思想，在学习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理论中得到解决。社会主义的经济是计划经济。它的目的在于人民的福利，而不在于剥削。因其有计划，无剥削，所以没有为剩余商品和资本寻求市场的问题。这样它就绝不像帝国主义，它不要殖民地，也无需向外扩张。我把这个怀疑从理论上打破以后，就进一步看清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新事实。例如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订立，根据这个条约，苏联定期交还在我们东北的权利。这个事实说明苏联是以兄弟般的友谊来看待我们的。又如苏联专家在我国经济工作上的帮助。他们抛开优裕的生活，来到中国，和我们的工程人员同样地吃苦，以建设他们祖国那样的热情，来帮助新中国的建设。这些事实说明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说明共产主义者为实现其理想世界的伟大怀抱，而这个怀抱绝非我们这样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眼光所能一下子就看得懂的。我把这些道理弄通了以后，很自然地改变过去对苏联戒惧的态度，树立对她友好的态度。在“五一”游行的队伍里，我随着群众高呼斯大林大元帅万岁，心悦诚服地相信苏联是和平阵营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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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是对于美国态度的问题。从前面所讲的看，我对于英美自由主义的一套思想，几于全盘接受。因之亲美崇美，不言可喻。我在这方面态度的转变，得力于两方面的力量：一是由于主观认识的提高，一是由于美国蛮横专暴的外交政策的催逼。解放以后，从各种理论的学习里，我认清美国民主自由的虚伪。这就使我失去崇美思想的基本的凭藉。尤其是从新近由美国回来的朋友们的谈话里，我知道美国统治者正在压迫进步力量，“忠诚宣誓”逼到每一个受统治阶级疑忌的善良人民的头上，进步的人士经常受到解雇、逮捕、鞠讯、罚金以及坐牢等等的处分。这样，原来虚伪的自由，就已经打了大大的折扣。从这些事实上，我更悟到一个道理：当资产阶级统治者认为人民力量薄弱的时候，他就允许你讲点话，点缀他虚伪的民主自由的招牌。但当人民的力量逐渐强大，他就露出真正法西斯的嘴脸，用政治的压力来加以迫害。目前的美国政治，就正在发展到这样一个反动的阶段，何亲何崇之有？自从人民的中国开国以来，美国在远东所推行的强权外交，更其催逼像我这样原无反美思想的人，一天一天地反美，一天一天地仇美。事实的教训比什么都切实。苏联在帮助我们和平建设，而美国却挑起战争，夺我台湾、炸我东北、撒布细菌、屠杀战俘、武装日本、拒我于联合国之外；稍有人心，谁不发指？解放之初，我曾幻想与美国建立正常的邦交，利用它的科学技术以至资本机器，来从事建设。但美帝的蛮横教训了我，这是何等可怜的梦呓！从前我也曾赞叹过美国生产力的巨大，但现在一想到这个就觉得可恨，因为正是这些东西，在资本家的操纵之下，就成为他们与世界人民为敌的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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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得力于理论学习的居多。正因我所解决的问题，多半是以新理论批判旧“理论”，未触动我的行为，所以我的行为还不知不觉受旧思想的支配。过去，我认为改造思想就是把“言之成理”的一套东西加以批判。却不知思想改造并非单纯的理论问题。理论问题固然要解决，但更其重要的是要把它贯彻到实践中去。我过去不了解这点，因之尽管是学习了一些新理论，也放弃了旧“理论”，但今天检查在解放后的许多工作，又恰恰是在旧思想的基础上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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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谈工会工作。在工会工作中，我并非不负责。但我能负责，并不等于说我已有无产阶级为群众服务的思想。我参加工会工作，出发点是很不正确的。1949年冬天，许多同事组织高教联，我顺手签名，成为发起人之一。后来要推动实际工作，朋友们来同我商量，问我愿不愿意为大家做点事。我答应下来，动机有两方面：一、是来谈的朋友与我私谊很好，不容辞却，这是从个人关系看问题。二、是通过朋友的谈话，知道学校的进步方面还重视我，既然人家重视我，我就该有所表现。于是我就动起来了。后来由高教联过渡到工会，我又被选为领导干部之一。和以前一样，我并不把办工会当做革命工作。我出力，还是由于受到进步方面和群众重视的鼓舞，求得个人在群众中的好印象。在工作中，我有一些进步。我开始认识组织的重要，也发现群众有力量，有智慧。党也教育我走群众路线。但我对群众路线的执行是庸俗的。我对群众联系，限于用礼貌来接待群众。我遇事主张征求群众的意见，但依靠群众和向群众学习的意思较少，而想藉此就少受群众批评的意思居多。所以归根结底是从个人出发。一个从个人出发的人，不可能真正地走群众路线。我不能深切体会群众的要求感情和疾苦，然后奋不顾我地去为群众服务。因此，我常对朋友们说：我对工会工作的负责，是出于理知，而非出于真情实感。既然对群众工作没有真实的感情，于是常常觉得是累赘，想逃脱。这种没有把群众工作当作非做不可的思想就是作客思想。它与无产阶级以主人翁身份从事工作的态度，没有丝毫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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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讲我所参加的几个运动。3年以来，在历次运动中，我较起劲的是公债，减薪和参干运动。我对这几个运动，尤其是公债和��干运动，是有真实的感情的。但它不是无产阶级的感情，而是资产阶级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感情。在参干运动中，我这种感情表现得最为突出。在理论上，我也知道抗美援朝是阶级斗争的一部份，也是国际主义的实践。但在实际感情上，我只看到祖国，没有看到世界；只看到笼统的中国人和朝鲜人，没看到阶级。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我热情地动员青年去参干。但因没有革命的感情，不认识青年参干是踏上革命的伟大前程，于是对于临去的同学，珍惜他们个人，把参干当作是他们个人的牺牲，舍不得他们。这种由于错误的思想而起的极端错误的感情，对于参干同学，产生一些副作用。历史系某几个参干同学，在临走时，背上我这个资产阶级式的老师的包袱，情绪很不安定。这个事实正说明我做的是新工作，而思想基础仍然是陈旧的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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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些事实里，可以看出尽管我在解放后不久就已接触了新理论，并在某种程度上批判了旧理论，但理论自理论，支配我实际工作的还是原来的思想。连我那种接受新理论却又不联系实际的学习方式，也同样是受资产阶级思想所支配的。过去我并不察觉这些。我好像以一个能够理会无产阶级理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身份，替人民革命事业帮忙。党对于知识分子，只要不是大坏蛋，一般是争取的，培植的。但我却把党对我的培植单纯的看做对我重视，对我讲统一战线。我安于这样一个自己所设想的地位。这种思想并曾有过露骨的表示。在“新教协”征求我加入的时候，我就曾对人讲，像我这样的人，在革命组织外帮忙还要好些。又有一次，我在“新教协”里大讲所谓思想上的统一战线，我说资产阶级的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也该列入统一战线范围之内。总之，解放后我的一些进步，是在资产阶级思想基础上跟着共产党走的进步。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新中国的前途，我是满怀信心的。这个信心使我有一定的进步。但我又想做客卿，不肯把无产阶级的思想拿来身体力行，这样又使我进步受到很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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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种思想是极端错误的。党何尝要客卿？党要的是每个人结结实实地改造，以主人翁的态度，投入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党何尝要人从旁帮忙？党动员人做工作，并非说你有才能，非请你帮忙不可；而是要你通过工作得到锻炼，慢慢培养为人民服务的热情，一同走上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我的资产阶级思想遮住我的眼睛，看不清这些。于是解放后我的进步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的，经不起考验。一考验就露出狐狸尾巴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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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土地改革中，我的错误多不胜举。扼要地说，还是客卿思想和个人主义在作怪。我想做地方上的上宾，不肯做干部。我想地方的领导者遇事和我商量，征询意见，而不肯去请示，去接受任务。我重视个人的健康和舒服，不肯为农民吃苦。我用虚伪的礼貌去联系农民群众，不肯用体会农民的疾苦去联系群众，我心里不想做干部，但却表示可以做干部，要地方领导体会我的意思，不要真的把我当干部使用。在过年的时候，我心里想回家，但又不肯说；后来事不如愿，就藉口这个问题是地方领导提出来的，指责别人，掩盖自己。这一切都说明我是个人主义的，没有群众观点和立场。当农民的各种会议开得火热朝天，我却坐在太阳底下看地主家藏的金瓶梅，汉学师承记，西厢记。我在黄龙乡闲得无聊的一段日子，也想到这些是错误的，但随即又安慰自己。我说大学教授参加土地改革只能这个样子。地方上要你领导你又无领导的经验，要你工作又怕你受不住艰苦。于是我就安于做一个土地改革的参观者。后来在城内的干部检讨会上，大家点破我这些，提出批评。我在面情上感到受不了，但内心是承认的。从城内回到乡下，土地改革工作只剩十几天了，我做了一些工作。30几年来，我仅仅有这样一个机会为农民服务。而我们在乡下住了两三个月，使工作受到损害。我现在最怕谈土地改革，一谈起就感到内心隐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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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经过土地改革，我可能至今还不能深入省悟自己的缺点。错误使我得到教训。我得的教训有两条：第一，思想改造不仅仅是学习理论所能达到的，必须通过实践，从实践中体会新思想，去发现潜藏在生活行动中的腐朽思想，力求改造。成套的旧“理论”，要加以批判是比较容易的。潜藏在生活行动中的旧思想，要根绝是困难的，我必须警惕。第二，我要向青年学习。在过去，我不大承认这句话。我曾经说：如果我没有一套教���青年，就不做教授；做教授就是要青年向我学习。在土地改革中，我看到青年的优良表现，自己没有一点比得上他们。因此知道自己的一套有问题了。我必须向青年学习：学习他们为群众服务的热忱，学习他们不顾自己，不摆臭架子，学习他们的纪律性和组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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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摘自1952年7月20日“新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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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原省温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处理王高陞等贪赃枉法强奸妇女包庇反革命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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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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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原省温县法院前任院长王高陞、审判员杨治文等贪赃枉法、强奸妇女、包庇反革命分子的重大案件，在“三反”运动中被揭发后，立即引起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的注意。平原省委组织了王高陞案件处理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华北行政委员会联合组成了王高陞案件调查团。七月五日，平原省温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有妇女代表及县、区、村干部列席）又对该案进行了大张旗鼓的讨论处理，罪犯王高陞、杨治文现已被判处死刑。按罪犯王高陞、杨治文等利用职权、欺压群众、贪赃卖法、与敌为友，其罪恶是十分严重的。据杨等自供，三年中共奸污妇女七十六名，其中王高陞一人就强奸四十四名（其中强奸未遂者六名），杨治文奸污三十名，被奸污者有十七岁的幼女，有五十多岁的老妇，有军人家属和干部家属，反革命分子王小文（女），曾勾结匪特杀害我公安股长，被捕后，王高陞受贿三十万元并与之通奸，只轻判一年徒刑，其后又结成所谓“亲家”。杀害我村干、民兵等八条人命的反革命分子王子杰，向王高陞行贿后亦获释放。在审判一般刑事案件中，王高陞受贿后又奸淫的女犯有十八人。罪犯杨治文，在镇压反革命紧张期间，受贿放走或轻判的反革命杀人犯就有五人之多，并勾结顽匪、奸商，拜成“八大弟兄”，共同进行窃盗国家资财和反人民的罪恶活动。三年中，王高陞等发生错判、轻判、提早释放、奸淫妇女、高利盘剥群众等罪恶事件共有百起以上，他们竟把人民的法院变成了欺压人民与包庇反革命分子的工具。温县法院此种情况，说明我有些法院所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而王、杨的许多罪恶活动，温县领导上平日并不是毫无察觉，但直到“三反”中始被彻底揭发，说明我若干领导环节的官僚主义已严重到何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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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县在人民代表会议上大张旗鼓地讨论处理这一案件的做法是好的，正确的。经过大会，代表、干部的认识和政治积极性大为提高，许多人在发言中表示：“今后一定要大力发动群众，使他们积极履行自己监督政府工作人员的责任，谁有错误就批准谁，不接受就到上级去检举，绝不允许他们办坏事。”到会的代表、干部同时认识了官僚主义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性，一致认为王高陞等能作恶三年，是和有关领导的严重官僚主义作风分不开的，必须责成他们深入检查，直到彻底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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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王高陞事件的教训，平原省委业已对今后司法工作采取若干必要的措施。经验证明，法院工作中的这种恶事如不努力铲除，我们必将严重地脱离群众，人民民主专政的机构亦必将软弱无力；而对于一切高高在上漠视群众利益的官僚主义者，则必须坚决发动自上而下的群众性的监督，使之与自上而下的检查相结合。斯大林曾经这样讲过：“一般讲，来自上面的批评，来自工农监察委员会方面的批评，来自我们党中央方面的批评等等，这一切当然都很好，但这还远远不够。不仅如此，主要的决不在这里。现在主要的是在于掀起自下而上的一般反对官僚主义、特别反对我们工作缺点的最广泛的批评浪潮。只有组织两方面的压力——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压力，只有把重点转移到自下而上的批评，才能希望顺利的斗争及铲除官僚主义。”（斯大林一九二八年五月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温县把这个案件交给人民代表会议去讨论处理，无疑是做得很对的，这对发扬群众自下而上监督官僚主义的积极性将有很大好处，这常常比单纯自上而下撤换或处罚某些违法乱纪人员，对群众和干部的教育意义都要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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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建设》1952年7月22日第1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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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绍谦：检查我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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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医学院病理学科教授　孙绍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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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思想反映在我的思想和行动上的就是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和名利思想。我的个人英雄主义自高自大是一贯地严重地存在着和发展着的。在1950年11月我到山东医学院任教后，常常夸耀自己是回国服务的，并且在国外和帝国主义进行了一些斗争。因此背上了一个很大的“进步”包袱，盲目自大，盛气凌人。当看到学校的设备、人员都不够“正规”时，就感到失望。在我心目中所谓“正规”的标准是协和医学院，我没有认识到协和医学院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文化侵略与间谍活动的大据点，是拿着中国的劳动人民当试验品，无辜残杀人命的一个机关。我只想向它的建筑和技术设备看齐，甚至想搞的比协和医学院还要阔气。我对新型的医学院与旧型的医学院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应有什么区别是不认识的，这也充分说明了我回国的动机主要还是为了个人。我只想按照自己所想像的资产阶级的一套把学校搞“好”，学校出了名，我也可以出名；学校如不能一时出名，但我个人却一定要有名。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就在病理学科的建设上大事铺张起来，桌椅要大漆面的，嫌皮椅子式样不好看，坐着不舒服，自行设计了另做；研究室的修建不惜多化钱，只想修建得不透灰尘；办公室有电灯还不满足，一定要走遍全济南市找大吊灯。我只一味地追求形式上的堂皇，因而使人民财产受了许多不应有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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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盲目自大，产生了与学校领导上对抗，与同人闹不团结，以及脱离学生等一系列的错误。我以为中国学病理的人很少，自以为“奇货可居”，这里搞不好，有的是地方可以去。因此对领导的态度是要挟蛮横的，事事总想要领导上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去做，曾因争经费在教务会议上公开给教务长下不来台，也因排功课表不满意而对教务处的同志大发脾气，这些在同人与同学中都造成了极不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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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省立医院的同志们一贯地采取轻视的态度，刚到济南就召开了一个茶会把他们挖苦了一顿，此后在临床病理研究会上也经常是用教训人的口气发言，并且认为这些同志们业务理论水平太低，好像没有资格和我一同讨论问题似的。同志们一再反映我自高自大，对我有意见，而自己反认为没有你们，我们搞教学搞研究还是一样的搞，你们检查标本离开我们却不行。这样把自己的技术当商品来囤积，十足地表现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我没有想到伤病员的痛苦，更谈不到教学为临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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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科内同志的态度也是唯我独尊，独断独行，轻视他们甚至排斥他们。如有的同志发生小错误我就对他大发脾气，甚至痛骂一顿。有问题不能耐心的帮助同志，又不能开诚布公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致使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变为个人对立的关系。如我和俞孝庭大夫的关系就闹得很坏，我只片面地看到他对工作消极，过分的责备他，打击他，却没有考虑到他所以不安心工作、闹情绪，正是由于我家长式的领导作风所造成的恶果。我开始认识到自己资产阶级的统治思想的严重性与危害性，它伤害了同志们的感情，使工作遭受到不可计量的损失，真是万分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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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盲目自大，有教授的臭架子，因此教学态度也是极不正确的。不是管教管会，而认为讲过了同学就应当会，对同学提出来的问题不是耐心的解答，而是嫌麻烦；自己认为有意义的就说几句，没有意义的就不高兴回答，甚至讽刺同学：“这样的问题你都不知道，我简直想上吊。”当同学们看片子有困难时，不首先检查自己是否讲清楚了，反而责备同学笨。由于我对同学的态度这样恶劣，在同学中逐渐地丧失了威信，同学们非常怕我，不愿和我接近，我自己脱离群众不知反省，反怪同学对我有成见。此外，我更轻视医士班和专修科的教学，认为这些科不如本科重要，因此，没有组织教师预讲、讲评，也不去了解同学学习的情况，高高在上，对教学不负责任。我所以产生这些错误，就是把教学工作和个人的利益对立起来，自己认为是一个“三等医学院的教书匠”，又认为教学工作是“卖苦力”，总想找一个地方专做研究，而不去全心全意地作好教学工作。我对于一个人民教师的重大责任并不认识，而把自己的工作降低到一个雇佣的地位。这种错误思想如不立即纠正，将无法完成政府与人民交给我的重大责任，自己的工作也会���失方向而误入歧途。
+
+　　更严重的是由于我个人英雄主义求名思想，使我在对科学态度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在1950年4月我们进行了关于冷藏在摄氏2至4度条件下组织形态的改变的试验，查觉人的皮肤在冷藏过程中表皮层的黑色素逐渐增加，此后采取了数次皮肤重复试验，其中有两次因为采取的皮肤在室温放置数小时，此时表皮的黑色素已经增加，因此在冷藏过程中，其一表皮黑色素增加不明显，其一没有显著的改变。这个事实我虽然看到了，但当时认为这是在室温中放置的改变，又认为皮肤的形态仍然完好。这个事实并未否定皮肤在冷藏中的改变（这一事实可留将来证实之后另文报告）。但自己为了求名，急于将这个现象发表，首先于1950年8月在青岛中国生物科学学会上作了报告，继于同年9月又在上海华东组织疗法座谈会上及全国组织疗法座谈会上作了报告，并先后在华东区组织疗法座谈会汇刊、华东卫生及全国组织疗法座谈会汇刊上发表了论文。我在写这篇论文的时候，并没有采取严肃的态度，强调参考文献少，并未将可能找到的参考文献认真钻研，又没有和其他同志好好讨论。当时俞孝庭大夫提出不同意见，指出在室温放置时，皮肤色素也会增加，我并没有倾听他的意见。更严重的是我把事实与主观预想不符合的一部分在报告中只字不提，这是对客观事实的歪曲，是反科学的不老实的态度。最近的工作也一再证实了人的皮肤死后在室温放置，表皮层的黑色素在数小时增加已甚为显著。这些事实仍没有打动我，使我检查一下自己的科学态度，反因为这篇有问题的论文一再转载而暗暗地自鸣得意。出风头、求名的思想常蒙蔽了我的眼睛，使我视而不见，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现在认识到这种歪曲事实的报道是可耻的，这种轻浮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是会断送自己在科学上的前途，同时对正在发展着的我校的研究工作，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而这种不成熟的论点一再传播，对人民又是有害无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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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另一篇论文“几种组织液对于酵母生长的刺激作用”，也是这种错误的“科学”态度又一次的表现。我曾经与细菌学科黄翠芬教授讨论过是否可以做这个试验，黄教授与其他细菌学科的同志即着手这一试验，俟与黄教授讨论了试验的初步结果，总觉得自己比别人能干，打算自己着手做这个试验，于是向黄教授学习了光电比色计的测量方法及试验步骤，就自己搞起来，这篇论文写好了也没有与黄教授研究。这个试验的结果，不是我一个人的劳动，而是包括黄教授和其他同志的劳动在内，我却把别人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这不仅是轻视与抹杀别人的成绩，而是剥削意识在我科学态度上的反映。其次在这篇论文里面对于各项标准差的计算，我并没有逐项亲自检查过，同样表现了轻率的态度。因此这篇论文也是不成熟的，因为求名也就送交华东区组织疗法推行委员会发表了。我的丑恶的资产阶级思想，使我在科学态度上一再地犯错误，并且惹起了对其他学科同人的不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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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改造打开了我的头脑，使我从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迷梦中惊醒过来，使我能够比较客观地分析了自己，思想改造运动实在挽救了我，使我认识到自己错误思想的严重性。我负责病理学科的工作，包括师资训练及研究工作人员训练的重大任务，而自己却走着伪科学的道路，想起来真是可怕。今后我决心在思想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立场，克服求名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端正教学态度，脚踏实地的与同人们同学们一起研究改进教学，争取作一个真正的人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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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检讨载于1952年7月22日山东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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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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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杰：检查我的政治动摇性和反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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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　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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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去几十年的生活，和我所写的文章，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看来，或者以为我是清白的，进步的；在有些时候，我也竟然以自己的进步姿态，作为自己的安慰。而其实呢，我却有这样丑恶的一面：我动摇，我反动，我自由散漫，我投机取巧，我无原则的迁就终至于失去了立场，我自私自利为自己打算终于投向了反革命……。我检查我过去几十年来的生活与思想，自己也有些不相信起来，我竟然是这样的言行不一致，理论与实际脱节，竟然用进步的外衣，来掩盖自己的丑恶。如果不经过这一次的学习，不经过这一次的检查，我会连自己也给欺骗了的。
+
+　　我的生活与思想，何以这样表里不一致呢？这就要检查我的家庭出身与这几十年来生活的根源。我出身城市贫民的家庭，后来一直教书写作，过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这就使我在本质上同情下层社会同情无产者，同时又有不断向上爬的思想。由于我的家庭出身，我懂得贫穷的苦痛，也由于我的家庭出身，我又想向上爬，想挣扎出这贫穷的环境。但在同时，也由于我的家庭出身，我没有资格，没有地位，没有办法扳缘到社会的上层关系，可以让我找到上升的门路。我只好靠着自己的挣扎，自己读书，自己学写文章，使得我教书的位置能够站稳，生活才有保障。等到后来，我一贯的教书写作，在城市中过生活，耳濡目染，希望在物质生活上有所改善，希望提高自己的享受，终于忘记了自己出身的根源。只因我无法可以依靠权斗，就是卖身投靠，也不能得到更好的出路，所以我才硬着嘴巴，说是不肯卖身投靠；我才抽紧裤带，努力在艰苦中挣扎。这在从前，我自己还强调着自己有光明的一面者，就是如此。我以为我有一段奋斗的历史，我口里虽然不说，心里却在骄傲；我得意自己能够爬上大学教授的位置。我平常在想，我之所以有今日的地位，完全没有靠资格、靠关系，我只是靠自己的努力。我那里知道，这虽则是完成今日之我的一面，但同时却也是妨碍我进步，阻止我与群众结合，使我只逗留在口头上、纸面上的进步，而实质却是经不起考验，无原则无立场的迁就，终于会投向反动的主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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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首先得检查我的政治思想与它的动摇性和反动性。我在1922年到安徽公学（上海）教书时，是张任天介绍的。张是前清末度秀才，进过浙江高等学堂，到过日本。“五四”前后，在台州六中教书，喜谈社会主义。那时我在六师读书，因为闹风潮，喜欢和他接近。到上海后，他介绍我参加安那其组织，我也在安那其刊物“互助”上写过文章。我看过克鲁泡特金的著作，接受了安那其思想。我认为这是人类最高的理想，因而轻视一切另外的政治集团与政治主张（包括反动的国民党，也包括共产党）。那时我也有机会看到共产党的刊物，但我却不很关心，而且有了轻视的态度。认为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主张用武力夺取政权，也没有安那其高明。当时国民党改组，他的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我也看到的，但脑子也不发生作用。上海大学是共产党占着决定势力的学校，我的同学戴介民就在那里读书，大概也加入了组织。而另外的一个同学范守渊，在同德医学院读书，却加入了国民党。那时国共合作，我们几个人碰在一道，也不谈什么政治。1926年底，天台由北伐军光复，范守渊他们，回天台成立国民党县党部，又要我到天台当县立小学校长。我在这时，就加入了国民党。不到两个月，“四一二”事件起来，我们在内地还不知道。这时浙江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已经国民党反动的力量占据，加以改组；原来在杭州占有绝大势力的共产党的力量，被他们压迫下去，有许多党员也被他们屠杀或逮捕了。他们派了一个新的县长到天台来，——天台的旧绅士，以前的县立小学校长，也跟着这新县长一同回到天台。他们硬说我们有工人纠察队，硬说我们是共产党，硬说我们有枪，就把我和县党部的同志，逮捕起来。当时情势严重，说我们即刻要被枪毙，深夜押到海门。由于我的同案有一位绅士的儿子，这一位绅士，为了营救他的儿子，我也蒙受了好处，给保释出来了，我就回到了上海。
+
+　　我回上海后，生活无法解决。由朋友戴邦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的朋友介绍我到泉漳中学教书。我原是安那其主义者，但我觉得吴稚晖等同国民党勾结，来打击共产党，非常可恨。同时我在海门被囚时，他们硬说我是共产党的证据之一，是我在“互助”上写的文章，有一句“跟着无政府共产主义走”的话。他们却断章取义，说我明明写着跟着共产主义走，就是共产党的证明。自然我那时的入党，思想是朦胧不清的。我觉得是对国民党赌气，我不是共产党，你说我是共产党，我如今加入了共产党，看你们又怎样。同时也觉得许多朋友多走这一条路，我就也有这个理由可以加入。至于职业问题，也是一个原因。不过我却因为加入了党，才接触到许多党的刊物，受了党的教育，这倒慢慢的使我的思想有一个中心，后来因为自己胆小，有了教书的机会而脱离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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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泉漳中学教书时，因为反动派还不肯放松我，就不能再耽下去，第二年春天，到宁海中学当教务主任，也是同志（蒋如琮）介绍的。这学校的教员与学生党的同志很多，当时到处闹暴动，宁海也无例外，及到“停旁暴动”失败，我们又逃到上海。这时碰到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做事的安徽公学同事张任天，因南洋有报馆托国民党中央党部聘编辑，张就介绍我去了。我离开安徽公学，那时我觉得能到南洋去，这是很可羡慕的，何况那里的薪水又高。他当时告诉我，南洋的旅费已寄在南京，而且名义上是叶匪楚伧介绍的，我得到南京领路费，并得向叶匪辞行，我当时以为这是无所谓的。到南洋后，还可宣传革命。就用这样掩饰的理由，去见了叶匪。其实，这只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不但是无原则的迁就，而且已是反动的行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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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南洋后，每天写一篇社论，其余是编几则专电，剪发上海、香港、广州报纸上的国内外大事。我挂着国民党中央党部介绍的招牌，每日以国民党左派的面目来掩护自己。随时发表些对帝国主义对国民党蒋介石不满的言论。我也接触到许多从潮汕、从广州逃去的革命青年。但也引起了殖民地政府的不满和当地国民党员的怀疑。我被华民政务司传讯了好几次。我知道，如果不自动离开，就会有押解出境的可能。在那里耽了一年几个月后，我自动回国了。回上海后，我的生活又成了问题，在南洋积的现款都投资到一家朋友们开的书店里，并由朋友介绍到陈德徽的建国中学当教员，又与上海党接上了关系。那年5月，南京路示威，有人失了地址，我家里被查一次，而我的一篇枉生女士（“椰子与榴莲”中的一篇）在左派刊物上发表，被校长陈德徽看见，这学校又耽不下去了。同时，我因家里被搜查一次，实在有点怕。这是1930年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向革命进攻相当利害，我时常听到同志间出毛病，每日心惊胆战。这时，正好广州中山大学说要聘我，我借着家庭负担重的理由，虽有同志劝我不要走，我却到广州去了。其实我是这样经不起考验的，我没有碰到反动派的辣手，早就逃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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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我在行动上脱离了组织，但自以为在精神上还没有脱离。其实这是我自欺欺人的说话。这时我在心理上已有一个转变，我觉得自己已在大学里教书，这机会非常难得。我要加紧在教学上努力，我翻参考书，我编讲义。两年后，我到安徽大学，正式在中文系里开了课，我编讲义的功夫，花得更多。我在我的讲义中，生吞活剥的把一些可以装得进的唯物的理论，都装了进去；因此，以后的教书，到处被人看作粉红色的人物。我一面惊恐，一面得意，我在学生前面装着进步，以投合青年的心理。到了后来，也就自以为真有一套理论，自己真的怎样冒着危险在战斗，真的连自己面目也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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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后，我回天台办大公中学，校中有许多进步教员。也同校外的地下党员有联系。他们知道我虽然没有组织关系，但我还是靠近他们。我的这个学校，当时以开明进步出名。我们讲战时教育。鼓励并领导学生救亡运动，甚至开了游击战的课程，但这也触动了县党部之忌，引起了另一个私立中学的利害冲突。当时我们学校里有一位教员（顾哲民）是金华的党介绍来的，是一个党员。他负责校内“民族先锋队”的组织，也参加了天台的党委。由于我们工作上有了默契，有了联系，所以校内的“民先”就发展得很快（约有45％），而其余两个学校，却无法打进。这在平时，我自己也觉得意，觉得自己办教育，在社会上应付，毕竟有些成绩，对党对抗战都有贡献，但到了一个时候，有几个“民先”参加皖南新四军的教导队去了，当时我不知道。其后第二批又要出发，我由于怕学生的家长向学校要人，要他们先行退学，或先得家长的同意，但他们不肯。我当时的理由，以为这是为的学校，为的“民先”的不断发展，坚持这样的主张。不料我这主张，却遭顾哲民的反对，他以为我的这个主张，就在破坏革命。我当时听了这话，并没有从整个革命利益来考虑问题，却从自己个人利益来考虑问题，我认为顾哲民犯了左倾幼稚病，他留在校里，对学校前途甚有妨碍，当时通过校内的几个党员同志，决定解聘他，他们也同意。其实他们当时因为我是学校主持人身份，既然说出这话，便不敢当面和我反对，算是同意。我为了安定学生心理，又把顾先生离校事，在朝会上对学生说了一遍，因而更引起顾的反感。他鼓动了他那班学生，罢课威胁，并在外扬言“许杰已经反动，这学校给闹关门了，也在所不惜”。我觉得受了威胁，受了冤枉，我想出办法用一点政治的力量，强迫老顾离天台。我去和县长粱济康商量，要他帮忙，请老顾来说话，并劝他走路。这事真的这样做了。我虽然自己也曾引起内疚，但也没有对任何人说起（据事后传说，顾为了这事也受了一次警告）。这件事情，我是时常在内心责备自己的，这不是对同志的态度，这是出卖了革命，借外力来压迫革命的行为。虽然顾的行动，的确有些过份，但都不能作为我的托辞。这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的做了反人民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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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我到广东省立文理学院（院长林励儒，现在中央教育部）教书，这是较进步的学校，空气比较自由。但因为国民党反动统治，要大学教授集体入党。学校里面也成立了直属区分部。我当时虽有点勉强，但说是为了友谊难却，为了学校的安全，我也加入了。我在表面上，说是有了“党证”说话就可方便些，而其实呢，还不是为了保持这个饭碗，觉得在蒋管区做事，免得到处有麻烦。我也知道，这是一种无耻的勾当，是一个卖身投靠的行为，但我总是有些理由来掩护自己，而且也不希望有人知道的。如今想来，正因为我有动摇的本质，正因为我看重大学教授的饭碗，正因为我考虑问题一切都从个人利益出发，碰到外面有一点压力，自然就会投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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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广东文理学院转到福建暨南（当时叫建阳分校，主任是周宪文，与C.C.有关，现在台湾）以后，我便装聋作傻，把我的党证收起来，不管他们催问，我是从不说起我曾加入过国民党的。同时，我参加文协，参加大学教授联谊会，也参加了民盟，我在周报、民主、文萃、时兴文以及几个文艺刊物上写文章，我签名反对美授，签名反美扶日，因而我俨然是一个民主教授，进步人士了。解放以后，我出席北京全国文代大会，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及协商委员，我参加北方老区访问团山东分团，也参加过土改，就是这样，我自己也就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了。
+
+　　此外，我在这几十年的教书与写作上，也曾生硬的装上一些马列主义的理论。我在1929年与30年，写过一本“明日的文学”和一本“新兴文艺短论”，我已经写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而在中篇“马戏班”和散文“椰子与榴莲”中，也企图以自己的作品，来实践这个理论。此后因为教书，翻了一些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书籍，企图以这些来影响我的学生，我自以为懂得了一些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了的。胜利后回到上海，我看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觉得这是一本好书，解决了中国文坛论争多年而没有解决的问题。我把他介绍给别人看，也介绍给学生看，但我却没有真正懂得这书的好处。我强调文章，强调方法。我说，就以文章论，这文章实在写得完整有力，理论这样完整，逻辑这样周密，这是任何人所不能及的。我也讲方法论，我说这完全是毛泽东对辩证法有精到研究的缘故。在当时的意思，我以为我这样说法，完全从文学艺术立场出发，可以避免政治宣传左倾思想的嫌疑，但在骨子里，这实在也就代表了我的思想，我不懂得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不懂得实践，我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可以说是完全无知。上海解放以前，我在文章中，也用过生活改造与思想改造等字样；但我说这些话的意思，却是在叫别人改造；至于究竟要怎样进行改造，就连自己也不知道。解放后，我出席全国文代大会，重读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看到从前所没有看到的东西——那就是生活的实践。但是，我当时的思想，以为要做作家，就该有生活的实践，要到工农兵中间去，到火热的斗争中间去，我想做作家，才要到群众中间去吸取题材的。其次，我以为我对理论都懂得了，缺乏的就是实践；而一谈到实践呢，我又强调我的家庭，我的生活，一句话，我局限于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与习性。因此，我强调着我的理论与实际脱节，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原来就容易从文字上接受空洞的理论；好像这样一说，又可以把自己开脱了似的。而其实呢，我还是没有深入的检查我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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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的思想与我的生活作风，是和我的家庭出身，我的做事的经历与文艺见解分不开的。一句话，我有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与温情主义，我不是看不清楚，但我却没有决心，无法实践。我的感情生活扭不过来，因而有时也使自己觉得苦痛徘徊。其实，这不能实践，也就说明我的看不清楚，不能实践，没有决心，也说明我的认识模糊。我知道，我要站稳立场，分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界限，只有在群众的、集体的生活实践中，才能做到。我心愿，这一次的思想改造，才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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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根据本人思想检讨总结删节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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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CCRD/3/7/3/000130.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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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吉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韩石涛党籍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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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石涛现年39岁，吉林省珲春县人，地主家庭出身。1937年参加工作，1942年入党。曾任过随营学校教员、专署科员、边区政府教育厅代理科长。1945年来东北后历任珲春县长、龙井中学校长、吉林大学秘书处长、省立二中和师范学校校长，1950年6月任吉林省行政干部学校校长。韩石涛自来东北后，在工作中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主要事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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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荒淫无耻，玩弄女性，持枪威吓强奸革命干部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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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石涛一贯卑鄙无耻的奸污和玩弄女性，据了解他曾奸污过5人，其中有革命干部的女儿、有反动党团分子、有品质不好作风极坏的女教员。为了满足其淫欲而不择手段，如他在省立师范任校长时，有意识的和干部的女儿拉关系，说和她父亲是老朋友，将她分配作女生大队长工作，由韩直接领导。后该女有病想请假休养，韩假借给她解决入党问题，留她在校。一天晚上韩找她去谈话，遂先行调戏，继以手枪威胁将其强奸。韩为掩盖其罪恶，第二天即让她填入党志愿书，说做为“永远纪念”。该女因此而病势沉重，无奈辍学，二年来尚未全癒。又如师范女生XX，参加过国民党的特务组织蓝衣社。在反动党团登记时，韩找去个别谈话，要求发生关系，该女不从要走，韩即威胁说：“不能走，你的问题还没完呢！”在这种威胁下，韩将其奸污。从此，就不追问她参加反动党团的事了，以后怕问题暴露还拉拢(说：“以前的事忘了没有？告诉别人没有？你能在学校安心学习，应当感谢谁？”再如韩还和一作风很坏的女教员XXX（三青团员）通奸，后把XXX介绍到师范工作，资助她百余万元（人民币）治病。此外，韩常在深夜中借口谈工作找女职员、女学生乘机调戏污辱。如在行政干部学校时找女职员谈话，拉拉扯扯逼的女职员暗中哭泣，影响极坏。据了解被韩石涛调戏污辱者有20多人。韩石涛在珲春任县长时，就常在晚间宴会找女人作陪，并曾用2个日本女人给搓澡。三反运动中还看金瓶梅之类的淫书；去长春领导所属单位三反运动时，不顾工作，找过去发生过关系的女人一同逛公园、看电影、在一起吃喝胡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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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为了腐化享受，在工作中贪污受贿，有据可查者达人民币330多万元，并常利用职权挥霍浪费公款，在师范10个月中仅买水果和请客即浪费东北币1500多万元。另外还有些贪污问题尚未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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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毫无阶级立场，滥用职权，扶植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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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石涛身为革命干部却毫无革命立场。清算斗争时韩在珲春任县长，不按党的政策去发动群众开展反封建势力斗争，而以个人恩赐观点，向群众施放粮米，以缓和尖锐的阶级斗争。韩自称为“以改良主义的方法发动群众”。他把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功绩当做个人对人民的恩赐，所以在街头墙上写过“珲春伟大救星韩石涛万岁”的标语。他把薪金制的干部看做是国家出钱雇佣的劳动者，干部和国家是劳资关系。1951年行干校干部改薪金制后，他在校务会议上说：“我们现在改为劳资关系，工作都是出卖脑力劳动，工会今后要多为我们谋福利”。又如：在该校的生产单位同工作人员讲：“假如有劳资关系的话，我们的关系还是非常密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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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韩石涛毫无阶级立场就滥用职权，扶植家庭亲友。在珲春县时即有扶植其他地主家庭行为，群众反映：“过去是老韩家的天下；现在还是老韩家的天下”。韩在工作中曾将亲友10人拉进革命队伍，有的并拉入党内或当了领导干部。其中有地主、伪警察、伪职员、流氓，还有因贪污和品质恶劣被我机关清除的坏分子和革命的叛徒。例如：其姐夫田瑞是大地主兼房主，当过伪职员，韩将其拉进珲春县府任财粮股长，并将手枪交田佩带；其表姪郎书臣是流氓，韩介绍当保安团参谋，后因抢劫被处徒刑，韩让其警卫员出名保释，后又介绍参加工作并拉入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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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韩石涛领导和影响下的行干校的生产单位，为了追求利润，而不顾政策、法令、勾结私商，投机倒把，偷漏国税。在采用人员上也不看政治质量，致使一些反革命分子、封建把头、伪职员、商人、流氓等都乘机混入，并大肆贪污。如制砖厂的工作人员百分百的贪污。更为严重的是韩竟允许新中工程公司和工程师订立20％的分红合同。因此，在包修工程中，偷工减料，牟取厚利，工程师从中大发其财。此事被市建设局发觉，责令检讨，韩还推脱责任，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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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目无组织，独断��行，压制民主，打击干部，拉拢私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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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石涛在工作中从来不发扬民主，唯我独尊，实行家长式的领导，包办一切。如在行干校他是行政领导，却擅自批准他所信任的干部入团，给党员作鉴定。研究、布置工作，从来不听取别人意见，下面反映“简直是牵着我们的鼻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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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石涛对待别人的正确批评从不虚心接受，且用各种办法打击给他提意见的干部。如1951年初，评奖时，大家揭发了他的错误，他则公开污蔑“这是极端民主和歪风”，后找到一本“论党内分歧”，强制学校主要干部传阅并联系自己进行检查，企图以此来使下面服从他。在行干校工作2年多，韩曾打击过10余名干部，因此影响了干部的积极性，工作情绪不安。韩面对这种情况，不但不检讨自己的领导作风；反而在讲党课时讽刺谩骂被打击的干部说：“不是干校风水不好，怨他们没德”；“你别觉此处不养爷，还有养节处！哪里都是一样”。另一方面，韩对能顺从他的干部则又进行拉拢、提拔。如对行干校原组织科长XXX说：“你好好干吧，以后还不是教育长吗？我如当高中校长，极喜欢你这样的教导主任”。又如对其原来之警卫员XXX，从延边一直带到行干校，提拔当团总支书记、生活队长，XXX常闹情绪，工作不称职，而韩还想提拔当秘书。韩在行干校中拉拢一部分干部，到处为其寻风，并打击另一部分干部。因此，造成干部之间，离心离德，互不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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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石涛为了掩盖其错误，更目无组织，瞒上欺下。如省府发下干部论包袱运动的通报，韩怕牵扯到自己，而迟不在干部中间进行讨论，隔了多日召开干部会让别人作检讨，而韩只在最后轻描淡写的说了几句。在师范工作时怕其奸污女性罪行暴露，而将对马天县残害女学生事件的通报押下，不在教职员中传达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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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反运动中，韩石涛不但不改悔错误，反而态度极不老实，采取分散干部，转移斗争锋芒、巧辩、抵赖、打击、拉拢等办法来抗拒运动和破坏运动，企图混过去。曾8次写信订攻守同盟。在将其撤职反省后仍不老老实实进行反省，群众揭发了其错误，他还百般抵赖。如对其奸污女人之罪行，他强辩说：性质上不是奸污，从发生几次肉体关系上，从双方关系的长期性上即可证实。在反省中每天看古书、摆架子、写材料还得公务员给搬转椅坐。在别人监视下，还偷偷给其爱人递纸条，叫给传信。动员他退赃时，他说：“我的收音机虽然不能使用，但灯泡能值好几万元可交上，至于‘皮夹克’与我生活分不开，手表今后工作所必需”，所以就不交，其实他家藏有金子，皮袄等，却不肯拿出来。总之韩石涛在三反运动中一直是不老实，执迷不悟，不检讨错误，顽固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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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石涛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这是由于他出身于反动的地主阶级家庭，入党后虽经党的长期培养教育，但他仍没有放弃原来的阶级立场。因此，一旦有了职权，便不顾党纪国法，而胡作非为，以极卑鄙的手段玩弄女性，任意污辱女教职学员。此外，还滥用职权，扶植亲友，任用私人并目无组织，欺上压下，专断独行，突行家长式统治的领导，为党造成极恶劣影响和严重损失。在伟大的三反运动中仍不知改悔，而坚持错误。这说明韩石涛已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而成为党和人民的罪人。为了纯洁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和挽回党的影响，故决定开除韩石涛的党籍，并建议政府撤职法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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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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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我的名位思想和纯技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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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系副主任、顾德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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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清算我的反动的和错误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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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寇发动侵略战争的第二年春天，我到上海租界读书。我高中毕业的前二个月，太平洋战事爆发了，日寇占领了租界，第二年夏天，我就入伪交通大学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工程”书，大做其“专家”的迷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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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留学的时期，我曾在学校里做过一些研究工作，这是美空军部委托学校办的，当时我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对，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后，我还在美国，曾有一个同学说我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美空军在朝鲜屠杀，你也有责任”。我听了很不服气。我的纯技术观点使我的敌我不分，直接作了美帝国主义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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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我曾申请过半年所谓“中国留美学生津贴”，包括回国的路费。这是美国拿来骗取中国学生的好感，使他们回国后能多多为他们宣扬一下“美国文化”、“美国生活方式”。我当时已有工作，可以维持生活，我也已有足够的回国旅费，但我还是接受了他们的津贴。“太公钓鱼，原者上钓，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我今天因为当时丧失了民族立场而感到十分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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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我的亲美，崇美思想是很浓厚的。解放前我一直盲目崇拜欧美的物质文明，买起西药来，英美货说是多少国际单位，我就信以为真，对中国的我就不信任。外国杂志或外国报纸所报导的，我就深信不疑，对中国的报章杂志，不分进步的或反动的我都怀疑。我憧憬美国的“民主”，希望中国变成一个美国式的“民主国家”。我的崇美心理，在我出国的时期到达了最高潮。有八个月的时间，我连写日记都用英文。人家说我讲话的语调像美国人，我还沾沾自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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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我亲眼见到了美国式的“民主”是什么一回事。同时接触了一些进步书报，也明白了美帝国主义者是帮助蒋介石屠杀中国人民的元凶，我的思想开始有些转变。这时中国大陆已临近全部解放，胜利曙光已在望，我的家乡也成了解放区，我更感觉有投向人民的必要。我看到美国的人种歧视，华侨的受压迫，我感觉我的出路不在美国，我有回国的愿望，但当时船只不通，美帝国主义者造谣说中国闹饥荒，“西姆啥学会”（这是美国自然科学家的一种“荣誉学会”）选我为会员，学校把我的薪金提高到300元，给我全工半读的优待时，我又有些动摇，预备再混一个博士。同学中有人说：“顾德仁不会回去了，要做白华了。”我听了很气愤，感觉名誉给人家破坏了，为了挽救名誉，我不得不回国。加以朝鲜战争爆发，钱学森被扣，我更感觉自危，三十六着，走为上着,才毅然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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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回国的船上，我听到了志愿军出国的消息，当时恐美的心理是严重的。我错误地认为“这一回，可能惹出祸来了，万一美国竟藉口侵入东北或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可怎么办？美国武器比我们好，又有原子弹，我们跟他们拼，总是吃亏”。在回国的招待会上，听了杜国庠厅长及其他几位首长的报告，认识了中国与朝鲜有唇亡齿寒的关系，知道了抗美援朝的重要，但还觉得说美帝国主义是只纸老虎，未免太小看了它。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节节胜利，证实了美帝是只纸老虎，志愿军归国代表及朝鲜人民军访华代表的报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与鼓舞，再通过报章上的抗美援朝消息，我的恐美病才逐渐减少以至于完全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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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我对于政治是淡漠的，我只想做个“专家”“工程师”，过安闲生活，我曾错误地认为“君子群而不党”，尤其在敌伪大学的三年内，更养成我不问政治的纯技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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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对政治缺乏认识，我还有一次受了反动派的利用，积极赞成反苏游行。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污蔑苏联，制造了所谓张莘夫事件，在学生中间煽起了“反苏护权大游行”，我极力赞成，还斥别人“外侮当前，竟熟视无睹”。我所以极力主张参加，一方面由于我的狭隘民族观念，另一方面是看到重庆交通大学也参加，为了表示一致起见，我们应当向他们看齐，实在有一种投机的心理夹杂在内。但为了“不把我们学生带入党派之争”，我认为“应该一致对外，不可涉及内政”，我把反苏反共孤立起来看，以为可以单纯反苏，而不反共。大游行的前夕，我在传单上，发现了他们就在反苏的口号下进行反共的阴谋，结果第二天游行时我才没有参加。今天我才认识那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而我��懵懵然受了反动派的利用，间接做了反动派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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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毕业后，我在航空公司做事。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的面貌已逐渐在我眼前暴露出来，但我当时还以为“蒋介石个人不错，只是部下不好”，希望他“励精图治”任用新人。我认为什么社会制度都可以，只在于当政人，所谓“有治人，无治法，君子当道则天下治，小人当道则天下乱”。我根本不懂得阶级，我只把天下人分为两类——君子与小人。这种封建的、反动的意识，主宰了我的政治思想，使我成为一个改良主义者，所以我相信“好人政府”，希望中国成为一个美国式的“民主国家”。翁文灏做了国民党的官，我以为“这下好了，换个学者来，国家有望了”。我也希望成立联合政府，反对内战，也曾把希望寄托在“第三方面”，也曾把希望寄托在反动头子李宗仁身上。结果证明都是荒谬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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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同情过“科学救国论”。我认为中国之弱，是由于贫穷，而贫穷又是由于工业落后，所以根本问题是科学建设与工业化。而要科学建设与工业化，就少不了我这一批“专门人才”。这是我的“救国逻辑”。我今天认识到改良主义不但是幻想，而且常被反动派拿来麻痹人民的革命斗志，是反动统治者在革命高涨时一根救命的稻草，而我之主张改良主义也是和我的阶级出身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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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胜利以后，虽然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腐败逐渐呈现在我眼前，但由于受了反动派的宣传，我错误地以为共产党的一套斗争方式“实在过火”。我对共产党的认识，是在到美国之后才开始的，当时学校图书馆有四份报纸，其中一份是进步的报纸，另外三份是国民党报纸，两相对照之下，国民党的无耻谰言都给戳穿了，我逐渐了解了解放区的真相，了解了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1950年回到祖国来，受到了人民政府热忱的招待，尤其是参观南方大学时受到了他们兄弟般热情的欢迎，使我感动得掉下泪来，我觉得中国的一切都变了，以后又看到一系列的新事物，更坚定了我对共产党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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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批判我的腐朽的思想意识和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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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主导思想，主要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追求名利，其中最突出的是个人英雄主义，主要表现在下列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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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向上爬、“名位”思想——我一直希望做个“专家”，因为可以出人头地。我感觉只有读书是向上爬的捷径，可以“光宗耀祖”，也可以“与人无忤”、到处有饭吃。我曾看过什么世界名人成功录，希望学习一些向上爬的技术。在伪交通大学读书，是受了“专家”思想毒害，参加罢课游行是为了“正名实”争个真学生的称号；出国也是为了想做“专家”，向上爬；选读电波学是因为这是新鲜的东西，学这一门，容易出人头地，受人注意；回国则是为了在美国爬不到多高；当教授也是为名誉好。总之一切唯“名”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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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自高自大，而又有自卑感——我在某些方面有些自高自大，但在其他方面又常常有自卑感，这两方面似乎矛盾，实际上是统一的。因为自视很高，又恐怕旁人瞧不起，于是就感觉自卑。特别是自己年纪太轻，负起行政责任，似乎不相称，尤其对于有几十年教学经验的老教授们，感觉不好意思过问他们的事，以致造成我在某些事情上的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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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好表现自己，好装饰门面——我始终喜欢在工作上表现自己的能力，所以凡是能使我表现—番的事，我就起劲干，否则就推辞。这样就不能使我从工作的需要出发，尤其是对于我认为可能危及我名誉的事，我一定设法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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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的个人主义，在进中山大学的最初半年中，我一直有作客思想。其原因是：（一）当时系内纠纷很剧烈，相持不下，使我十分纳闷，我感觉中大“没有一些学术气味”，妨碍了我的前途；（二）当时我叔叔屡次来信，劝我回航空公司，因为那边的薪水高。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能全心全意做好工作，对系里纠纷，因为感觉无法排解，也就不尽主观上的努力，听之任之，采取旁观态度。回国一年半了，我依旧是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表面上装着很进步，实在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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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我的思想根源、转变经过和今后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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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身于民族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个工商业家，开一个小型织绸厂，我两个叔父都在航空公司做事，也是搞无线电的。父亲认为他们比自己舒服，收入多，所以希望我学技术，他尤其是羡慕我的表伯叔在海关的“金饭���”，希望我从资产阶级进而入买办阶级，因而造成我的纯技术观点与亲美、崇美的买办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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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高中念书时，学校里的课本除国文、本国史地外，都是英文本，教师在教室里宣扬资本主义的所谓物质文明，更助长了我的亲美、崇美思想。我对数理科目特别感兴趣，但也喜欢读古文。我那个国文先生是个老冬烘，教的是经史百家杂钞之类，没有一篇现代文学作品。我特别钦佩屈原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使我有轻视群众、脱离群众的“清高”思想。我认为“大丈夫在世，应该求个流芳百世，应该立德立言立功”，但立德立言立功都不易，还是在科学上我出路，就这样养成我“好名”“向上爬”和脱离政治的纯技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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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高中起，一直考第一,第二，投考学校也无往不利，亲友捧我，说我“是好孩子”、“争气”，我就更往书本里钻，同时也养成我的自高自大。在美国时期，又一帆风顺，1950年初又得“西姆啥学会”会员籍，使我更骄傲，助长了我的自高自大。回国以后又是很顺利。假使不是今天的思想改造，我的自高自大、个人英雄主义，不知要发展到如何严重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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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一直脱离生产，脱离群众，使我忽视了劳动人民的力量。解放以前我存在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意识，解放以后，虽然不敢再轻视劳动，但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妨碍了我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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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国前，虽已深切痛恨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贪污腐败，但也不知道解放区的真相，所以对美国式的“民主”很向往。及至到了美国，我才发现事物不如我理想，被操纵的“民主选举”，国会议员猪猡式的叫嚣、独占资本的猖獗……使我对美国的“民主”，开始有了怀疑，加以接触到一些进步书报与进步同学，使我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开始了解到解放区的真相，认识到共产党的伟大。1949年5月解放军进入上海市那种严明的纪律，连美帝国主义的报纸也不得不赞叹，使我更认识到解放军的确是人民自己的军队。一个月后，我接到叔父从香港寄去的大公报，读到上海解放前夕刽子手毛森大肆屠杀进步青年的新闻，使我发指，更深刻认识到国民党的狰狞面目；而解放后物价的空前稳定，更使我感觉共产党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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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我曾阅读一些进步书刊，这样使我思想上逐步接近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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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我思想转变的最主要原因，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辉煌胜利，它把我从改良主义与“中国路线”的迷梦中惊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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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我更认识我自己的丑恶的面貌，我决心要在这次运动中彻底洗一个澡，把旧社会遗留给我的污毒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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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摘自1952年7月24日“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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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逸卿：批判我的反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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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大学副教务长、吕逸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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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身于华侨小资产阶级家庭，童年受了六七年私塾教育，重伦常的封建思想，早已根深蒂固；“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也跟着潜滋暗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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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虽出身小资产阶级，但因为所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同时，也深受到残余的封建思想的影响，所以在我的思想意识上，便打上了资产阶级和封建思想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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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我的思想和行为是投靠反动统治阶级那一边的，是为反动统治阶级帮闲、帮忙以至帮凶的。我消极的、保守的作风，对反动统治阶级实在发生了帮助的作用。我自1930年在大学毕业起至解放前，一直接受反动政权给予的“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等名位，而贴贴服服地为反动政权服务。反动政权的“教育”，是麻醉人民，奴化人民、压制人民的。我所教的，虽然是自然科学，但存在着单纯技术观点，麻痹自己，麻痹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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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检讨我上书给蒋匪介石等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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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重视封建的伦常秩序，有不正确的“正统”观念。这错误的“正统”观念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宣传和造谣蒙蔽相结合，曾使我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是中国的“正统”政权。对北伐的胜利我错误地认为是国民党之力，而漠视了共产党和工人、农民阶级的革命力量，也漠视了苏联的伟大的友谊帮助。甚至对抗日战争我也曾错误地认为是由蒋匪介石所推动，而漠视了毛主席对统一战线的英明领导，漠视了广大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英勇的斗争。这错误的“正统”观念使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容忍，使我对反动的暴政憎而不恨。我只从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出发，去憎恶对我的生活有直接威胁的暴政，只从资产阶级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去责怪国民党反动政权不能使国家富强的无能。抗战前一年（1936年）我曾无耻地“上书”给蒋匪介石，提出“复兴民族”的意见。对外，我主张用“王道”来对抗日本的“霸道”，用“国士道”来对抗日本的“武士道”；对内，我主张用地理分工的经济地理区来代替省区，以求国家经济的自给自足。“国士道”与国家经济的自给自足就意味着法西斯的“大民族主义”。当时我没有认识到蒋匪只为着四大家族的利益打算，连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也没有，是不会理会我这“书生之见”的。现在我痛恨我当时敌我不分，我痛恨我当时有往上爬的可耻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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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前，中山大学是国民党政治思想的坚强堡垒。我虽非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但我实受了若干虚伪的“理论”所麻醉，如受了“中国只有小贫大贫之分”和“全民政治”等谬论的蒙蔽，使我对阶级意识非常模糊，对于社会革命也没有正确的了解。再加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妥协性，和封建奴化教育所熏陶出来的“独善其身”和“中庸思想”，使我接受了幻想的、主张阶级调协的改良主义，而不敢正视矛盾，抹煞阶级斗争，逃避革命现实。我于1927年夏由岭南大学转学到中大来，加上留校工作的时间，我在中大前后共20多年。在此期内，正是激动全国的十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八年抗日、三年解放战争的期间,我只躲在我的“独善其身”蜗牛壳里，搞我的业务，为着个人的名位，慢慢地往上爬，由助教而讲师而副教授而爬到教授的名位。我没有正视正在校内外进行着的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我对革命旁观，对反革命容忍。在国民党气氛的笼罩底下，我在中大昏迷了二十多年，到解放后才慢慢地清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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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批判我过去对国际政治错误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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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去受封建奴化教育的熏陶，为着“独善其身”而抱着“君子不党”的错误态度，不去参加革命；同时，也存着“中庸思想”，遇事作无原则的折衷调和，根本害怕革命。我更受到资产阶级教育的毒害，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我的政治思想便倾向于改良主义，要延缓反革命势力的崩溃；甚至倾向于妥协主义，而向反革命势力投降。这是反人民、反革命的政治思想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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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5月，在旧金山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我曾凭着主观空想，写了一篇文章，提出我对旧金山会议的意见，题为“当心历史的下意识”，在伪“广西日报”上发表。这篇文章反映着当时我的反动的政治思想意识。我认为世界的纷乱是由于若干“历史的下意识”所酿成的。这些“意识”第一是“名不正”，因为同名而异义的争执；第二是“选民”的观���，以民族的自大代替民族的互尊，成为民族互相仇杀的导火线；第三是“文明”与“野蛮”的胡涂概念，即随便打起“文明”的旗帜来进行欺诈和侵略的阴谋；第四是“均势”的幻想，国际间根本没有“均势”的可能，“均势”不过是“争势”的藉口，是制造战争的温床；第五是国家自给自足的企图，要自给自足，便要把“生命线”、“生存空间”等随便划到别国的领土上去，甚至把全世界都要圈在自己的“生存空间”之内；第六是苟安的意图，不肯把埋在世界各角落上若干延性炸弹，如殖民地、战略据点等，马上挖掘掉，早晚总会受到爆炸的危险；第七是偏安的错觉，飞越北极飞行的成功，已经把世界的后门变为前门，任何国家想把自己孤立起来，自以为是偏安于一隅，而不去寻求国际合作之道，那实在是脱离实际的错觉。最后，我建议把这些“历史的下意识”通通打破之后，须在奠定人类历史的基石上建立起国际的新文化和新秩序，来维持世界的永久和平。这些历史基石，我认为应如英国反动资产阶级学者威尔斯所说的，包括希腊的优美生活、希伯来的灵性内省、罗马的法律精神、儒家的人伦秩序（这一项是我加上去的）、欧美的科学技术、苏联的社会主义，以及所有民族对人类的特殊贡献（这一项也是我加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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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自以为是站在“超然”的地位，用“旁观”的态度去看世界政治问题，自以为是相当“客观”和“公正”的。其实，我只闭着眼睛，主观地去幻想世界的表面现象，所指出的“历史的下意识”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所发生的一些国际矛盾，所提出建立在奠定人类历史的基石上的国际新秩序，不过是意味着缓和资本主义社会及早崩溃的“秩序”。这种改良主义是倒在资产阶级那一边的，绝不是“超然”和“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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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不能容忍的是我在这篇文章里面曾提出：“今后世界若真能合作，以维持集体的安全，将必把北极圈划为国际警察的航空基地，以便随时压制叛乱。但若有企图独占北极圈以征服全世界的，自必陷于浩斯霍佛派地缘政治学见解的错误，而招致灭亡的恶果。”所谓“维持集体的安全”是维持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国际的表面安全。我虽然警告不要重蹈浩斯霍佛派地缘政治学见解的覆辙，其实，我已做了反动的、法西斯的地缘政治学派的俘虏。同时，也无形中做了企图独霸全世界的美帝国主义者所叫嚣的“天空世纪”“航空时代”“世界联邦的世界主义”的应声虫。把北极圈（包括苏联的一部份领土）划为国际警察的航空基地，不是帮助帝国主义者，尤其是美帝国主义者来“解除”所谓“俄罗斯威胁”吗？我自以为不直接参加政治活动便是“超政治”、“纯技术”，其实，在思想上我并不“超”，也并不“纯”，而是充满着反苏、反革命、反人民的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极端荒谬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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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我有过崇美的反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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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进岭南大学念书后，深感洋化的、放肆的、奢侈的买办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生活与我个人曾受过封建教育所熏陶的、保守的、拘谨的、质朴的生活格格不入。所以，在岭大念了两年就转学到中山大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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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是否可以说明我没有崇美的思想意识呢？不！我虽不大看得起美帝国主义，但在我所研究的学术、所应用的图书仪器、所常用的日常用品以至于药品，我是认为德法第一，英美第二的。这种盲目崇拜资本主义国家“学术”，崇尚外国用品、以至羡慕外国学位的买办思想意识，是连美帝国主义也排在被崇之列的。对促致日本投降的主要原因，我也曾认为是原子弹的威力。深入检查，我不只曾有崇美的思想意识，也有过亲美和恐美的思想意识。这些洋奴的、损害民族自信心的、助长敌人气焰的、可耻的思想意识，直到抗美援朝爱国运动展开后，我才把它扫除掉。不过我还要继续检查，把这些敌我不分的思想意识可能残留下来的渣滓完全清洗，来保持我的思想健康。
+
+## 四　我对于创办珠海大学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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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春，我参加珠海大学的创办工作，最初虽只是由我的自私自利的个八主义出发，但发展下去，便为“无本生利”、“藉学渔利”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所腐蚀。自反动头子黄麟书等陆续加进校董会后，便“喧宾夺主”，把校董会最初的本质逐渐改变了。我当时虽存在有“戒心”，但没有急流勇退，而仍然依附投靠反动分子来“办学”，结果，我成为他们的俘虏和工具。反动分子办“���育”是为了麻醉人民、奴化人民、镇压人民的。珠海大学的教学方针，是用严格推行校规、强压学生埋头苦读来造就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驯服的奴才。我协助反动派来“办学”，便是协助它来毒害青年和人民。我要向人民痛悔我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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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我今后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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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中，经过比较深入的检查，我发现在我的思想意识中，实在还充满着残余的封建思想、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这些非工人阶级思想把接受工人阶级思想的大门关闭着，不让新鲜的空气进来，不让新鲜的事物进来。
+
+　　经过这次学习，我初步认识到：作为一个人民教师，在积极参加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工作中，首先要解决影响工作的若干思想上的基本矛盾。这首先要求划清敌我界线，彻底肃清敌人的思想。为着大力发展生产，为今后大规模的国家建设事业准备良好的条件，必须划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思想界线，积极建立工人阶级思想。同时，我也认识到：思想改造过程应该是长期的、连续的、激烈的斗争过程，我虽尚有缺乏勇气的严重缺点，但我敢于向大家提出我对思想改造的决心和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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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我保证绝对服从组织分配工作，力求巩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
+
+　　第二、我保证力求站稳工人阶级立场，加强斗争的勇气，以进行长期的思想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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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我保证在实践斗争中，抓紧随时、随地、随事改造自己的机会，不再等待，不再拖延。
+
+　　第四、我保证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学会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加强工作能力和工作信心，力求做好人民交给我做的任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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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我保证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不断改造自己的错误思想和错误的工作作风。
+
+　　请大家对我所提出的保证，站在人民的立场，随时加以检查，加以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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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摘自1952年7月24日“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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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家桢：彻底清除崇美思想，批判教学工作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努力改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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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　谈家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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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小就在教会学校里读书，受着彻头彻尾的奴化教育，直到研究院毕业为止。在大学时代，我受了美帝国主义的“自由民主”的虚伪宣传的迷惑，加上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反共反苏谄美政策的宣传，使我盲目地认为：美国是我们唯一的“国际友人”。同时又看到美国留学生在国内很吃香，羡慕着美国式的“物质文明”，因此，我当时不仅没有反对过美帝国主义，而且心甘情愿地想投靠它。对于这种崇美思想，现在，我分两方面来检查一下：
+
+## 一、政治思想
+
+　　我与国际文化侵略机构的关系：自在燕京大学研究院时期开始，我不断地和美国“煤油大王”洛克斐勒所设的庞大的国际文化侵略机构“洛氏基金社”发生关系，得到了它的不少“资助”，当时我非但没有想到这是帝国主义剥削祖国人民的血汗，以极少的一部分通过文化侵略机构来“恩赐”给我，反而认为我比别人有“办法”，狂妄自满得不得了。以后，又两次利用“洛氏基金社”和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帮助”，去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作钻牛角尖的研究，甚至丧失民族立场，作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在美、英两国广播电台，多次向祖国宣扬美、英帝国主义的所谓政治、文化的“优越性”，向祖国人民灌输奴化思想。
+
+　　显然，“洛氏基金社”是在美国国务院支持下，用以向其他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一个机构。该社中间曾有一个人说：“最有趣的是在中国培养一些有‘学问’的人，把他们训练得驯服可靠，让他们来做我们所要做的事情。”这是多么毒辣的阴谋！这口供，正表明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上所说的“中美友谊”的本质。他们通过办学校、医院及其它文教事业来吸引中国的知识分子，使这些知识分子丧失民族立场，替帝国主义效力，以便使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我就是曾被他们利诱、麻痹的人之一。
+
+　　由于我过去受了美、英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的影响，因此，内心存在着严重的“学术自由”的观点，在浙大曾高唱“学术自由”，主张科学与政治“绝缘”，做了帝国主义的应声虫。当我在1948年作了反动政府的装饰品，赴瑞典出席了没有苏联代表参加的“第八届国际遗传学会议”，听到美帝国主义对苏联批判反动遗传学进行恶意宣传时，我信以为真。现在，我才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宣传“学术自由”主要是为了达到奴役学术的目的。“第八届国际遗传学会议”，不但不让苏联参加，会长穆勒，还在会中不顾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代表的抗议，大肆诬蔑苏联，以造成国际学术界上的严重分裂。事实上，在人民民主国家中，科学家研究学术，才是完全自由的。回想起解放前我在教反动遗传学时，吸引了不少的盲目听众；但在前年我想开这门课时，竟没有一人选读，这充分说明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提高了，不适合人民要求的东西就闲起来了，因此这不是甚么学术自由不自由的问题，而是人民需要不需要的问题。
+
+　　更严重的是：由于我长期受了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毒害，又迷惑于美帝国主义“学术自由”的宣传，因此，解放前我在国外时，虽痛恨蒋匪帮的反动统治，但也毫无理由地对共产党存着惧怕心理，认为我们的国家还是直截了当地请美国佬来“代管”的好，这真反映了我极端严重的、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奴化思想，是我的崇美思想发展到最危险的阶段。解放初期，我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虽然不久我即体会到了解放军纪律严明和人民政府的贤明，但我还是认为要建设中国，“少不了美国的帮助”，口头上自以为是“超阶级”“超政治”的科学家，实质上则患着极严重的亲美、崇美和恐美病。直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之后，这种幻想才开始消灭，但另一方面仍是曲解条约内容，对“一面倒”的政策想不通。推究思想根源，还是由于留恋着美帝国主义对我个人的“好处”，认为中国没有倒向美国而感到不惬意罢了！我长期做着美帝国主义的思想俘虏，被它利用着而不自觉，没有认识到祖国要真正走上独立繁荣富强的道路，唯有站在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之中才行。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现在我才搞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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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以前，我虽然也参加了政治学习，也参加了杭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保卫世界和平等会议，但由于在学习和会议���，完全没有联系思想实际，未解决思想问题，因此，我在发表书面意见的时候，总是转弯抹角地避免对美帝国主义提出尖锐的斥责，怕的是万一美帝国主义与蒋匪帮“卷土重来”时，证据落在他人手中，会遭到特务分子的暗算，还是“谨慎一点的好”。在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时，我很担忧这会“惹火烧身”，没有认识到援助朝鲜与保卫祖国的安全是分不开的，完全忽视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力量。因此，当我唯一的女儿要去参加军事干校时，我就用尽利诱、威胁的手段来阻止她，硬送她到上海去“躲避风头”。我身为人民教师，还站在学校的领导岗位上，并以保送委员会的名义，在口头上理直气壮地号召青年参加军事干校，而背后却本着自私自利及恐美思想来剥夺女儿走向进步的权利，摧残青年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这是我的政治上的两面性的恶劣表现。
+
+　　以上这些情况，充分证明了我表面上附和革命，实质上抱着观望态度，留恋着美帝国主义和我个人“利益关系”的情况。
+
+## 二、教育观点
+
+　　（一）自高自大、宗派主义的作风：由于我受了美、英帝国主义教育制度的影响，名利观点冲昏了我的头脑，急于追求功名，不顾实用，因此，我在燕京研究院一段时间，在“自命不凡”的思想指导之下，醉心起摩尔根反动的遗传学说来，蓄意要到美国去留学。1934年夏天，我留学美国，投到摩尔根的门下，得了博士学位，更培养了我的自高自大的心理，对于当时国内一般生物学的研究都看不起。但事实上，我的一套生物学研究观点都是不合祖国实际需要的。我在浙大生物系，除了培养出少数钻牛角尖的“小专家”和送几个学生到美国去留学之外，十几年来，我对祖国和人民有甚么贡献呢？我初到浙大时，本有作客思想，后来看到校内有各式各样的宗派，我也就想自成宗派，学习美国大学里系内各树旗帜，招兵买马，勾心斗角，自成学派，以虚张门面的作风。我利用美国大学一般教授喜欢外国学生作他们国际宣传工具的心理和我与“洛氏基金社”的关系，以介绍学生留学美国的“法宝”为号召，拉拢学生和年青助教们以扩充自己的地盘，抬高自己的身价，酿成了1943-1944年间闻名西南的浙大生物系的“三国志”（详见浙江大学历史沿革——编者）斗争。这是我应负相当责任的。
+
+　　（二）“天才教育”思想：我在将近20年的教学中，为了卖弄自己，几乎把美国式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原封不动地搬到了讲台上和实验室，讲着满口英语，写着满黑板英文，不自觉地忘了自己的民族，忘了自己的祖国，严重地脱离群众，以学生读我的课感到深奥难懂和不容易及格为荣；我从不辅导同学学习，记得有几个学生，因为选读我的一门功课不及格，曾一再延期毕业。对于研究生，我只求数量多以夸耀自己，扩张势力，从不认真指导他们；借口“青出于蓝”，让其自己摸索，以“发展天才”。我喜开高深课程，介绍“新鲜”的和“深奥”的理论，有时碰到自己不十分懂的、有关的数理化、新生物学及哲学基础问题时，既不肯努力去学习研究，又怕露出狐狸尾巴，不愿虚心去请教别人，得过且过，毫不考虑教学效果。过去我的这种不负责的“天才教育”的教学态度，是如何地危害青年、浪费着人民的财力！
+
+　　（三）理论脱离实际：我所学的遗传学，是一种理论脱离实际的科学。在解放前，我把这些遗传学理论，灌输给农学院学生，严重的影响了他们，使他们产生专攻理论，忽视实际的偏向，认为大学农学院不应搞田间工作，只应作高深的理论研究。解放后，先进的米邱林生物学的理论介绍到我国来，由于我中了反动遗传学的毒害，发觉这对我有切身利害关系，就主观上先带成见，对米邱林学说不接受、不钻研，自作聪明，想走“中间路线”，把新旧遗传学观点“统一”起来，以维护自己原有的“学术地位”。1951年中央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会议时，我眼看自己对农学院的遗传学课程控制不住了；就坚持生物系与农学院对进化与遗传课程的要求不同的意见，要求生物系的进化与遗传一课应包括适当份量的旧遗传学内容。我一向忽视科学的实践与应用，没有想到从修道院里栽培出来的“豌豆定律”和从牛奶瓶里得出来的“果蝇定律”是如何严重地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而只凭个人的兴趣和对地位的要求来支持这种经不起实践考验的“科学理论”。3年来，浙大生物系对米邱林生物学的教学工作没��很好展开，不能满足同学的要求，我是要负一定责任的。
+
+　　（四）教育制度：我过去理想中的大学制度是英美的一套。因此，在院系调整问题上，我起初抱着墨守成规的态度，觉得旁的大学或许应当调整，而有“优良学术传统和地位”的浙大是不需要调整的。去年夏天，院系调整的结果，北方的清华和南方的浙大都改成了多科性的高等工业学校，并且规定理学院的任务为辅助工学院的教育和研究。我很不以为然，就向华东教育部提出意见，我特别强调华东高等学校的客观条件，不能与同在一处的北大、清华的情形相提并论。这是完全根据自私与本位主义的观念和脑子里只有美国大学的类型来看事关国家建设前途的院系调整问题的结果。我表面上尽管说得好听，但事实上是由于我怕理学院拆散之后，丢掉现有地位，这些思想，都是极端的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资产阶级思想，是有害于整个国家的利益的。我没有去考虑今日祖国在飞跃猛进地向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中，不用革命的精神和革命的办法来办教育，就不足以培养出为祖国所需要的、大批的优秀建设人才。要解决这个问题，院系调整工作就是一件迫不及待的工作，每一个具有真正的为祖国建设和人民事业服务的思想的高等教育工作者，都应当以个人利益来服从国家的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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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今后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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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错误和缺点是严重的，追究思想根源，是由于30多年来受着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毒害，以它的思想为思想，以它的言行为言行，完全脱离了人民，忘掉了祖国，不自觉的把自己的利益和美帝国主义的利益结合起来，处处表现着违反人民利益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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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些思想与行为，回想起来，使我非常痛心，我今天要在人民面前控诉美帝国主义所给我的这些思想上的毒害，忏悔我过去的自私自利、以资产阶级的观点来从事教育工作的行为。我万分惭愧地回顾了三年来祖国和人民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之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在此基础上，即将展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我难道还能让我的腐朽思想支配着我的行动、甘愿做一个落伍者吗？我衷心地感激共产党和人民给我的耐心教育，在同志们、同学们、以至我自己的儿女们的不断帮助，我要毫无保留地丢下我过去的臭架子和臭面子，严肃地正视自己的错误与缺点，认真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分析、批判自己的思想，为争取做一个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勤务员而努力。
+
+　　（原载1952年7月24日浙江日报）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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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我的超阶级、超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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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爱中学校长、李象伟>
+
+　　以前我总觉得自己在工作上有一定的积极性，主观上也愿意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但又常常感到自己能力弱，政治水平低，工作中困难又多，只想逃避，只想躲懒，甚至还要闹情绪。实际上是三心两意地、半心半意地在为人民服务。这是什麽原因呢?我自己也曾想过这问题，而且也得到了结论:这是由於为个人打算的思想在作祟。然而这只是模糊的笼统的认识，没有分析，所以只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以为并不严重；因而也从未想到过怎样来改掉这缺点。
+
+　　这次经过划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的学习，我检查、分析、批判了自己的思想行为，同志们也给了我很多帮助，使我认识了我的主导思想是严重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为了名利，我曾经抛弃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事业而考进了传播资产阶级思想的旧大学；为了名利，我曾为反动的“时与潮”杂志翻译过亲美反苏的文章；为了名利，我对於学校工作，不肯负责，只想逃避工作，只想坐享成果；为了个人名利，我常常严重的患得患失，因而在工作上缺乏果敢决断，没有魄力。但是我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理论上，对于我的缺点及其对工作的严重危害，感性上的仇恨仍然是十分不够的。
+
+　　当检查我的反动思想，划清敌我思想界限的时候，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发觉我对工作所以不能安心，缺乏热情，对将来又没有远大的理想，主要是由于我对旧社会、对帝国主义、对国民党反动派缺乏深切的痛恨，因而对新中国也就不会有高度的热爱了。
+
+　　起初我认为我是一个真真实实的爱国主义者，我也曾领导学校师生进行爱国主义的教学与运动。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我的生活从小就极艰苦穷困，后来又曾遭反动派的迫害，生活时刻在被威胁中，我不相信自己对蒋匪帮会没有仇恨，对新中国会没有热爱。我的思想开始震动了，但是事实是无法掩饰的。经过一再的思考检查，我觉醒了，我明白了旧社会折磨得我麻木不仁，没有感情，既无所热爱，也不知痛恨，只想马马虎虎，混混噩噩的生活下去。旧中国大学里的资产阶级思想教育也使得我成为一个不顾祖国安危，不顾人民疾苦，而只关心自己名利的鼠目寸光的人。我更披上了“超阶级”、“超政治”的外衣，替反动统治做了许多粉饰门面甚至是反共、反人民的帮凶罪行，而还不自知。
+
+　　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看到蒋匪帮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等民主教授及打郭沫若先生等民主人士的暴行，当时我只觉得特务暗杀或雇流氓打架等行为实在不够光明正大，是不应该这样做法的。这想法说明我对反动统治如此惨无人道卑劣的行为不仅未激起作为中国人民所应有的正气，反而还在那里为反动派的声誉威信着想，替他考虑应该怎样用“光明正大”的方式去捕杀革命人士，才更可以维持反动统治的地位。
+
+　　解放前，看待我们工人阶级自己的党和国民党反动派，我以为应该“一视同仁”，那才是“民族利益给美帝国主义，又在美帝支持下发动了违反全国人民利益的内战，我却荒谬地认为这是两党争权夺利的战争。在重庆的时候，我也曾看看“新华日报”，但我只是以欣赏“在野党”言论的态度来阅读的。甚至在解放初期，我首先选择“人民公敌蒋介石”及“中国四大家族”等书籍来看，我的动机依然只是要欣赏欣赏共产党是怎样骂国民党的。在“新华日报”上，我也读过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当时我觉得与三民主义的理论“差不多”。那时候，蒋匪出版了一本唯心的反动的“中国之命运”，我读了认为里面有具体的计划，具体的数字，就以为如果能够实行，倒也不错。至於蒋匪帮出版这本书的目的是什麽，对祖国人民危害多大等等，那我就不闻不问了。
+
+　　从这种种事例，就可以看出:我不仅对于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没有丝毫认识，而且在思想上、行动上常在诬蔑诋毁领导全国人民浴血抗战、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我把出卖祖国、压迫人民、残酷地镇压革命的反动派看成什麽“在朝党”；把蒋介石的专制独裁政权看成“正统”的政府；把他们强奸民意、诬蔑人民、出卖祖国的汉奸言论认为是“在朝党”的言论，应该是代表“政府”的“正统”意见。这种态度，我还愚蠢地无耻地自命为“清高”、“超然”!
+
+　　我把引导中国走上民主富强、独立、自由，走向更美鹿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理论，毛主席的伟大创作“新民主主义论”，跟出卖民族利益、使全国人民遭受压迫奴役而永远不得翻身的反动理论“中国之命运”相提并论，混淆不分，反认为反动言论很具体，可以实行。这是严重的是非不分，敌我不分!
+
+　　我是抱着虚伪的“超政治”的态度，实际上是时刻在为敌人打算，那时候，我每一分钟每一秒钟的思想活动，每一件具体行动，全是对敌人有利，全是在进行着反人民的活动。就这样，使我在思想上丧失了民族立场与人民立场，敌我不分；而对于共产党，对于人民政府，甚至对于祖国却抱着虽非对抗，却是对立的态度。在思想上，在感情上，我都抱着党是党，我是党外人士；政府是政府，我是“小民”；祖国是祖国，我是我的客观主义的感觉。在解放初期，对于敌人的封锁，我就觉得它既然是敌人，就必然要对我封锁，似乎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对敌人也并未因此而增加仇恨，对反封锁教育也因而不够重视。这是什麽立场呢?这那里还有丝毫的民族气节、民族立场呢?这和帝国主义战争贩子艾奇逊所欢迎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还有丝毫区别吗?
+
+　　经过检查，我清楚地看到了自己“超阶级”“超政治”思想结合着个人名利思想，已发展到极严重的程度。阻碍着个人的进步，危害着祖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要不是解放得早，我不知更将堕落到如何地步!想起来真感到不寒而栗。我在“解放日报”上读了杨宝华同志以母亲的名义感谢毛主席的文章，真是感动极了，但也惭愧极了，正像杨同志的孩子们一样，或者我比他们更严重些。在旧社会的反动统治下，在旧社会的教育下，我一天天地更趋堕落。我衷心地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挽救了我，我痛恨旧社会的制度，旧社会的教育，旧社会的反动统治者，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匪帮。我必须进一步跟敌人在思想上一刀两断，这还有什麽可顾虑可犹豫的呢!
+
+　　现在，我感到自己增加了热情，增加了活力，增加了朝气，我的感情起了极大的变化，我感觉到自己前进了一大步了。对于学校工作，我也感到增强了信心。我想，有什麽困难，有什麽事情不懂的不会的，只要肯虚心学习，是一定能够学会的。困难是一定能够克服的。我决心学习东北模范教师吕敬先同志的经验:“没能力，只要肯干，不会就学。”我更必须加倍的努力工作，为人民服务，以赎我过去做了许多反人民行为的罪愆。由于我的思想水平低，过去对于政治学习又不够重视，不够认真，今后必须抓紧时间学习革命理论，使这次思想改造学习的初步胜利，能够更加巩固、提高，在今后祖国的伟大建设事业上，更能够在党的领导与培养下充分发挥我的力量。
+
+　　来源：转载于《文汇报》1952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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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发初：检讨并批判我的“个人名利思想”
+
+　　<浙江医学院放射学科主任教授　张发初>
+
+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听了首长的报告，进行了文件学习，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教育。我开始认识到从事医学教育工作的人，如果不诚心诚意地来改造思想，就会误人子弟，甚至间接地害死病人性命。无论是对国家，对自己来说，这都是不可宽恕的。回顾我的过去，检讨一下我的从个人名利观点出发的错误的思想行为，也可以看出思想改造对于我是何等的重要了。
+
+　　我的家庭是小土地出租者。祖父是中医，我是他的长孙。从小他就有意要我学医，做一个自由职业者，成为一个有“社会地位”的特殊人物，从而可以光耀门第，安度逸乐生活。
+
+　　我所受的教育，自高小，中学，大学及医学院，都是美帝国主义所开办的学校。所以我深受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影响。特别是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读书的5年和工作的7年中，所受影响更是深重。“协和”中的帝国主义分子一直是鼓励大家一切从个人“兴趣”和个人利益出发。他们强调盲目研究，自由营业，说医生本来是为有钱人服务的，我深受了这种反动教育的影响，对于社会的发展，革命的形势，一概不问不闻。
+
+　　自1947年8月来到上海以后，我在私人诊所与私立医院任职。过去的私人诊所和医院，大都为了赚钱而开。从这种开业医生的生活中，我又深受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不少影响。
+
+　　今天，检查我的错误，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
+　　第一、我以医师“自由营业”为理由，完全缺乏为劳动人民解除疾病痛苦的服务观点。我在上海市卫生局领了医师开业执照，我的诊费等比私立医院高，比市立医院更高。我经常须为一个诊所和四个医院工作。我的主张是：那个医院给我钱多，我就到那一个医院去。市立医院的薪水较私立的少，所以我不肯参加工作。去年上海市卫生局要我每星期去市立医院X光科工作2个下午，我强调没有时间，始终未去。
+
+　　第二、我担任教育工作以后，对教育工作不负责任。我到浙江医学院来教课，不是由于我对教育工作有兴趣，更缺乏为国家培养人才的信念，而是由于“讲交情”，“卖面子”，“帮朋友的忙”。所以我把教书当作是一种附带的工作。上课时，我自己讲一套X光的心得理论，让学生看过几张典型的X光片子后，不问同学们懂不懂，就一走了之。将其他工作都放在另一位医师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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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1948年2月起，也因为“讲交情”“卖面子”的关系，担任了东南医学院放射学教授的职务。每星期上课一次，每次2小时。自1949年冬东南医学院迁往安徽后，我因不肯放弃上海的私人业务，仅肯在每一学年赴皖北一次，每次一星期，作短期讲学。我认为我的时间即是我的金钱，1951年4月份起，我又在上海同德医学院挂了一个名誉教授名义；但为了争取时间搞自己的业务，我至今没有踏进过同德医学院大门一步。我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个人的开业上面。对于学校教育工作，我既无为国家培养人才的服务观点，自然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
+
+　　第三、我更存在着严重的单纯技术观点。我认为“只要我有了技术，到那里都是一样工作”。对于政治，一贯是漠不关心的。我自学生时代起，从不参加学生运动，也从不参加政治运动。我追求的是个人的名利，念念不忘地希望在杂志上能刊登自己的论文，印上自己的名字，我认为，这样就可以使我在放射学界与医学界的地位站得愈稳。对国民党我没有好感，但我又怕斗争、怕革命，自甘于做一个“中间分子”。上海解放后，1949年12月我加入医务工作者工会，可是我也从未参加任何政治学习，平时从不阅读政治书籍。土地改革运动中，由于我的家庭成份是小土地出租者，对我不发生影响。镇压反革命运动，对不关心政治与死读书的我，也无关系。这二大运动的文件，至今我尚未学习过。只在这次“三反”运动中，才真正地打动了我的思想，使我开始接触到政治，逐渐地认识到共产党的英明伟大。
+
+　　第四、我的错误更表现在我的崇美思想上。我虽没有到过美国，但并不是说我不想去，而是“机会不好”之故。当我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放射科住满5年，轮着我可以去美国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去不成了。1948年又有机会去美国时，我那时自满于现状，以为即使从美国回来，也已不能再加高我的地位，“虚名不如实利”，不去了。我上课时用英文讲，写X光报告时用英文写，写研究论文时也用英文，而且还将论文寄往国外去发表。甚至在本国人与本国人之间，也用外国文来代替本国文，这十足地表现了我的奴才思想。从这个很小的例子，就可以表明了我的崇美思想是何等的严重！
+
+　　同时，更严重的是过去我根本看不到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的意图，反认为它在中国办协和医学院与协和医院，证明了它才是我们的“朋友”。我不了解这是一种杀人不见血的恶毒阴谋，最近在报上看到中国协和医学院工作人员控诉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罪行展览会的报道后，才给了我一声当头棒喝。我再回过头来，看看苏联在北京办北京苏联红十字会医院的这种对我国人民的真诚的友谊与帮助，才使我进一步认识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
+　　我学医以来，所用的课本、教材、实验用品以及就业后所用的药物器材，大都来自美国，我一直是盲目地崇拜美国，有着严重的民族自卑感。在这次“三反”学习与思想改造学习中，才使我认识到美国的“物质文明”是怎么一回事，也使我认识到科学掌握在谁手里就为谁服务的道理。懂得了美国统治者原来是用科学来杀人、摧残人类幸福的凶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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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以上种种错误思想的存在，由于我把教学只当作我副业中的副业（私人诊所为主职，私立医院为副业），到杭州来任教授，每年暑假时，我总要闹辞职。我既不做好教学计划大纲，也没有编好讲义，我根本没有打算做一个优秀的医学教育工作者。因之同学们所急需的放射学讲义（亦是我个人十余年来X光诊断的心得），3年来仅编就四分之一。我明明知道这讲义编成了对同学们很有帮助，亦可以供国内同人作一参考，但由于我只注意于个人业务的发展，就将讲义著作，丢在一旁。我个人所受的反动教育的影响，也在不知不觉中向同学们传播，大大地妨碍了部分同学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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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的单纯技术观点很严重，以致不分敌我，谁给我钱，我就给谁服务。旧社会给了我一些个人“名望”，我也自以为已成“名”了，因此我就自满于现状，不再求前进了。回顾过去几年来，我个人的技术非但没有得到进步，反而是倒退了。这也可以说明个人名利欲对自己的危害是多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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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要争取做一个真正对人民祖国有益的科学技术工作者，现在，我决心要抛弃个人名利欲，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因此，我肯定了今后的努力方向：（一）加强政治学习，每日抽出一小时来看报及阅读政治理论书籍。（二）将X光诊断学讲义于年内编成，将有教学意义的X光片子，分类编好。开学前更好好地拟就教学计划大纲，提出教学要求。每次上课后，一定要深入了解同学们的领会程度与要求。改革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三）确立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观点，专心当一个人民医务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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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检讨载于1952年7月29日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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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CCRD/3/7/3/00013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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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心煊：清算我的亲美崇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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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大学生物系教授、钟心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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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深受资本主义的教育，我的亲美崇美思想是很浓厚的。这主要的表现在业务上面：甲、教学设备：一切仪器，都用美货或美国人所推荐的，德国制的干燥器，要从美国仪器公司购买，成为一个美货推销员。乙、教学方面：盲目崇拜美国，模仿美国的作风，以胞子植物学一课为例，第一、讲课方式和内容，全由美国哈佛大学抄来，教材内容和广大人民日常生活少有关系。不编讲义，有时指定参考书一大堆，但是和讲课材料少有联系，只是表示我的“渊博”，对同学实无益处。第二、实验时采取一部份美国教授所标榜的“启发式”，所谓“启发”，就是要同学自学，自己摸索前进，不事先讲解明白，也不直接答复同学的问题。一种水绵的形态，要同学耗费四个星期的时间去摸索清楚，我的理由（也就是我的美国老师的理由）是：这是训练显微镜下观察能力的良好方法，实际上是与实际脱节的，只能养成同学钻牛角尖的习惯。实验指南用英文，同学要花很多时间去翻字典，因而使实际观察时间大大打折扣。丙、对同学的影响：我一生从事科学教育的事业，也不知害了多少青年子弟。我的教学方法是“斯巴达式”的，要同学自己“孤立奋斗”，摸索前进，这是冷酷无情的，同学在学习上得不到教师的鼓励和帮助，就引不起兴趣。这种方法是资产阶级用来教育少数“超阶级”“超政治”“为科学而科学”的特殊人物的工具，多数人则任其“自然淘汰”，是将达尔文“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生物进化学说，搬到教学上来。我常说：“要走米邱林路线。”而实际上是在走达尔文优胜劣败的庸俗的反动路线，这与新中国的教育目标，是不相容的。它的危害性让我举一个实例来说明：生物系1950年级同学孙继仁，因为他的父亲和我同学的关系，和我特别接近，解放前我曾告诉他专心读书，不要过问政治，他在四年级时，我竭力鼓舞他做论文（选课），藉此得到一些研究的经验，为他日做科学专家打下基础。因为我的影响，孙同学在一个很长的时期，政治学习很不积极，幸而后来他自己有所转变，政治学习兴趣提高，参加群众活动，思想也有了显著的进步。然而我灌输给他的纯技术观点、做专家的思想毕业时仍很严重，这表现在他没有服从组织分配。丁、对助教的态度：我对待助教，也是和对待同学一样的态度，我认为他们的前途，应该由他们自己奋斗出来。他们找到我，我当然竭力帮助他们，但是我很少主动的找他们谈话，没有热诚地鼓舞他们进修。我有时也劝他们做一点研究工作，目的是为了升等加薪和准备出洋留学。我这种作风，不是从广大人民利益出发来培养下一代的青年师资，而是从个人利益来考虑问题，结果是助长了他们资产阶级自私自利为个人打算的思想，同时也宣传了崇美亲美和轻视祖国的思想。戊、研究工作：我的研究工作也被资产阶级为科学而科学的思想所支配，我认为科学是无国界的，是超阶级、超政治的，同时也表现了浓厚的崇美、亲美思想。让我用采集植物标本一事来说明：本来调查祖国的植物资源，是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所以我们研究植物应该先从最普通的、分布最广的、有经济价值的植物着手。但我的工作完全是从满足个人兴趣出发，想多发现几个新种，出出风头。所以计划采集工作的时候，总是想到偏僻荒野的地方去，寻找稀奇名贵的新种。所谓稀奇，就是数量很少，因此对广大人民生活无关；植物生在高山原野或水滨，原无所谓贵贱之分，只有到了剥削阶级的花园里，才被品题作名贵。所以这种“新种观念”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复次因为受了资产阶级科学机械唯物论的影响，我把植物和生存的环境割开来看，不注意观察它的环境，所研究的不过是个光杆植物，纵使它有经济价值，我也不知道如何去利用它。在采集工作中，我的崇美、亲美、轻视祖国的思想，表现突出的有下列几点：第一、植物标本的标签，完全用英文写，本国的人名，地名，也用英文拼音。对外国人确实方便，但是完全忘记了祖国人民的需要。我把中国标本送到美国去，有两个用意：鉴定名称和交换标本。学术上交流经验，互换标本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苏联科学院现在就在和武大及其他大学交换标本；我从前选择美国为交换的对象则是极端错误的。至于鉴定名称，是为专家思想支配，我把不同类的���本，分送到不同的专家手里去鉴定，我认为专家应不厌其烦，牛角尖越钻得深越好。这一思想发展到极端就成为崇拜外国“权威”，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相信中国人所作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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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厦门大学时，曾经接受过美国哈佛大学好几次津贴，代它采集植物标本，一切工作计划都是依照它的意旨行事。我又代美国农林部，做过一些零星工作，主要是代它采集经济植物的种子和研究材料，以接受它们的植物病理学研究报告为交换条件。我忽视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进行侵略时，植物资源也是重要对象之一，我替帝国主义服务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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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美帝国主义几点错误看法：这些都是我崇美亲美思想的根源，所以必须提出来，加以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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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我从前认为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没有领土野心，也没有租界。现在我认识到侵略我国的台湾，和以前利用青岛为它们的海军根据地，都是美帝对中国有领土野心的铁证。至于租界问题，许多人都为它的狡猾诡计所蒙蔽。从前上海虹口黄浦江边有很大一片土地划为美国租界，但是因为不是商业中心，它就串通英国，把英美两国租界合并成为公共租界，乘机扩展范围，直至滬西梵王渡兆丰公园以外。美帝国主义和英国就是这样用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名义，统治着上海最重要的一部份。美帝国主义在厦门鼓浪屿侵犯我国领土主权的诡计，更加巧妙，连租界之名都避而不用，它只拉拢些仆从国家，组织一个所谓外人居留地的工部局，统治着厦门港一个长约一公里的风景优美的海岛——鼓浪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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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我从前认为美国在中国的文化教育和宗教事业是慈善性质的，对中国是有益处的。但是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自供，使我认识到美国文化宗教事业的本质，他在他的臭名远扬的白皮书中说：“美国在中国的文化教育宗教事业，是一笔价值三亿美元以上的巨大投资”。既然承认是投资，目的就一定是要榨取利润，它的利润是什么？我因之回忆到：从前和我在厦门大学同事的美籍动物学“教授”来特，他是一个打着为科学而科学的招牌的“动物学家”，但是他经常要向美国领事做报告。他告诉我，凡是在远东工作的美国公民，都要定期向美国领事报告所在地的政治、经济、交通等等情况。这位来特教授是一个研究白蚁的“专家”，但是他能够指出，厦门港口炮台地位如何不合军事上的需要，港内那里海水有多深，可以停泊多少吨位的船只，那里有煤铁和军需工业上重要的锰矿。让我再举一个例：广州解放的前夕，岭南大学有位美籍名为霍夫孟的昆虫学“教授”，把它的工作放在私人住宅内，宅外围以刺铁丝，到晚来通上电流，守门的人暗藏枪枝，并养几只凶恶的狼犬，以资保卫。我们根据霍夫孟在岭南科学杂志所发表的昆虫研究报告，他所需要的设备，不过两三种显微镜、毒瓶、捕虫网和标本盒等等，这些东西，是决不需要用武器来保护的。所以我们可以大胆怀疑霍夫孟在解放前夕所做的事，必是不可告人的危害中国人民的勾当。这两个例子，清楚地告诉我们，美国在中国文化教育和宗教的巨额投资，不但负有文化侵略的使命，背后还暗藏着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的企图，过去它们之所以得逞一时，就是因为当时我们在思想上被它解除了武装，松懈、麻痹，以致不少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敌我不分，为它服务而不自觉，我现在才感到受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毒害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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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崇美亲美思想，在解放后仍然相当浓厚，在伟大的抗美援朝爱国运动学习中，用上述回忆对比的方法，将我的思想重加检讨，才开始转变。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一系列的敌对行为，使我认识到它的狰狞面目。但是最初还有一点恐美病，还慑于它所夸张的装备优势。人民志愿军的辉煌战绩，扫除了我的恐美病，进而使我轻视美帝国主义的力量。美帝国主义在朝鲜一系列的残暴行为，轰炸我国东北，发动细菌战，和最近在朝鲜俘虏营中屠杀战俘的事实，使我感觉到美帝国主义残暴无耻的行为，确实可恨！我的崇美亲美思想真是完全肃清了吗?还没有。下面让我报告我在思想改造中，一般最激烈的思想斗争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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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解放以前我总以为我个人从美国得了一些好处；但在解放后，通过了一系列的政治学习和经过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而在思想改造中，仍然发现这些思想残余在我头脑中，这使我不得不深自反省，进一步作更严格的自我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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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清华留���学生。我首先要认识清楚：我在美国留学的费用，每一文都是中国人民的血汗，是义和团起义时，美帝国主义乘机侵略中国用武力榨取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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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有人会说，美国总算给了大批的清华学生留美求学的机会，不错，是一个机会，但是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向当时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建议“退还”庚子赔款时，说得非常明白，他说：“经济的利益跟着文化的旗帜后面走，比跟着枪炮的后面走要容易得多，收获也更要大得多。”原来这个机会，就是替美帝国主义散布思想细菌毒素，给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打先锋的机会。这个校长思想行动是一致的，我在美国所进的大学第一个就是他的伊利诺大学。我在中国没有在任何一个大学毕业，若是要经过正常的入学考试，我是不能及格入学的，但是这位校长慨然对我免去入学考试，马马虎虎把我编入大学正式生第一年级；很显然，他的目的并不是要替中国教育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他是要替美国训练一批经济侵略的前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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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有人又会说：你在美国总算是拿了一套本领回来。不错，我是带了一套东西回来，但是好是坏，我们先要看看带回来的货色怎样，是否对人民有利。我在美国学了五年植物学，同时我也得到了“为科学而科学”的纯技术观点，“超阶级超政治”的思想，和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追求物质享受的那一大套。我这一套美国本领，对我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呢？这一问题，曾经给了我极大的苦闷，思想上引起激烈的斗争。这是我崇美亲美的根源，并且是一个不易击破的顽固堡垒。正在苦闷的时候，我的女儿回来了，她问我：“爸爸在解放前反动政府发动内战的那几年，你为什么老要我吃青菜下饭呢？那时候你不是有一套美国本领吗？为什么现在的情况又不同了？”这几句话使我想到：不错，从前我凭着美国哈佛大学的金字招牌，一回国就当南开大学教授，清华给我一个副教授我还看不起它，这不是明明白白美国对我有好处吗？但是在解放前两年大多数人民都很贫困的时候，我的金字招牌也黯然无光变成没有用了，女儿只有青菜下饭了。反过来，现在在人民政府、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谋福利，我的生活也跟着改善，家中也有肉吃，并且可以添置新衣服了。这说明我过去学的美国一套本领和由此养成的那种“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不但于群众不利，最后对我自己也没好处。只有大家都好，我自己也自然会和大家一起好起来。我体会到，我从前对这问题的看法是错误的，是受了美国教育的影响，是站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立场，把个人的利益和大众利益对立起来看的，所以问题闹不清，思想上许多矛盾无法解决。现在我把个人利益与群众利益结合起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思想就澄清起来，我那一套美国本领不但不见得那样神奇宝贵，而且变为腐朽可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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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前面检讨崇美亲美思想的部分，指出了它在业务上对青年的危害性。我在这里可提出植物学来谈，如果把美国学的那一套仍旧原封不动的传给同学，就必定要与实际脱节，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只有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米邱林理论彻底把它改造过来，成为中国的植物学，然后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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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摘自1952年7月29日“新武汉报”。

CCRD/3/7/3/000137.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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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湘西区委员会关于开除蜕化变质分子王成文党籍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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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成文，原洪江市委书记，男，29岁，河北易县人，中农出身，学生成份，1939年入党，1940年参加工作。历任村支书、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书记、市委书记。主要错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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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丧失立场，泄漏秘密。1950年，王在洪江市工作期间，与特务分子傅文通（资本家）吃喝不分，接受傅的请客送礼。此后，王将公款900万元（旧币）存入傅的“庆丰元”商号里。得息160万元。由于傅以私人拉拢，伪装积极，取得王的信任，担任了工商联副主任及市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傅是我公安机关利用的对象，王就无原则地依靠傅进行工作，经常住在工商联或傅的家中，有时召集会议也在傅家，群众反映“工商联是市政府，傅家是王成文的办公处”。1950年6月，洪江市公安局侦察洪江运输公司军统特务案时，王向傅泄漏了，对傅说：“运输公司有问题”，傅得知后，即告诉该公司有关人员分散隐蔽，由于王的泄密，致使此案未能破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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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对党不满，反抗威胁组织，脱离革命。1950年2月，王在洪江市与特务高锦勋的女儿潘曼琉恋爱。地委认为潘曼琉参加过三青团，政治面目不清，且社会关系复杂，于同年4月，向王成文指出高锦勋是特务，潘曼琉是敌人使用的美人计，令其与潘断绝恋爱关系，王不但不听，反诬蔑地委是“挖墙脚”。地委将潘调到地委审查，王更加对党不满，向地委写信诬蔑新社会“一切黑暗，没有前途，要求回家”，又以自杀威胁组织，扬言说：自杀时要杀几个人才死。1950年10月，地委将王调到地委，指出他的错误时，不虚心检讨，仍然与潘保持恋爱关系。1952年1月王因父丧请假回家，到家不久即假装得了重病，给地委写信要求在家长期休养，并要地委将其党的关系和供给转回当地，地委向当地了解清楚情况之后，请当地党委帮助动员王返回湖南工作，王却拒绝不归。接着，王又私自将潘曼琉接到北方结了婚。
+
+　　王成文，丧失阶级立场，泄漏秘密，为了个人婚姻问题，对党不满，反抗威胁党的组织，拒绝党的教育，最后脱离革命，实属屡教不改的蜕化变质分子。湘西区党委于1952年8月决定，经中共湖南省委纪委批准，开除王的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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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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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批转出版总署党组关于査禁书籍错误的检讨报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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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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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央同意出版总署党组关于查禁书籍错误的检讨报告。特将这个报告发给各地，望各地党委领导各地出版行政机关讨论这个报告并对自己所犯同类错误进行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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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因为出版总署犯错误的党员已进行了深刻的检讨，中央决定对这些党员免予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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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违反党的文化教育政策，未经中央批准，擅自大量地胡乱查禁书籍，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特作检讨报告如下：
+
+　　这个错误在出版总署成立后不久即开始发生。1951年下半年，由于看到投机出版社与粗制滥造的出版物日渐增加，读者提出许多意见，用行政命令查禁书籍的事就逐渐增多。1951年9月，全国出版行政会议提出了“提高出版物质量”的正确口号和任务后，由于署内一些负责人员对于这个口号和任务缺乏正确认识，尤其没有足够认真地研究提高出版物质量的有效步骤和方法，竟妄图以查禁书籍作为提高出版物质量的重要手段，查禁书籍的范围日趋扩大。在“三反”运动中，由于党内党外存在着“左”倾情绪，这种滥用禁令的错误更有了发展。直到5月下旬，这个错误才开始发觉。经清查公文结果，初步发现自去年9月至今年5月，出版总署以行政命令查禁新书共57种，旧书26种（这26种书经上级指出错误后，当时即通报停止查禁），美国新闻处的反动书籍一批。此外，在出版总署错误思想的指导和影响之下，北京、天津、上海、沈阳、张家口、杭州等地，都曾发生过清查书摊、书贩的行为，勒令书摊、书贩交出所谓反动、落后、淫秽书刊，仅北京、天津两市去年9、10月间各收缴了1万多册。负责签发、会核查禁书籍的错误命令与对清查旧书市场错误应负责任的人有胡愈之、叶圣陶、周建人、黄洛峰、谢冰岩、金灿然、傅彬然，其中有些人是非党员。签发查禁书籍命令最多的是傅彬然（非党员）。金灿然（党员）对清查旧书市场的错误并应负更多责任。
+
+　　这种擅自大量地胡乱查禁书籍的行为，无论在政治上、组织上、工作方式上都是完全错误的。这样大规模地查禁书籍，是一种违反党的文化教育政策的“左”倾的、急躁的、粗暴的、幼稚的行动。出版总署采取这样的政治行动，事先既未向中央和中央宣传部请示，事后也未向中央和中央宣传部报告，是一种极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被查禁的书，大部分是不应该查禁的。其中许多书籍虽然有一些思想上、政治上的错误和缺点，但并不是直接反对现实政治的东西，有些书籍根本上并无错误，甚至还是好书。我们查禁的理由多属似是而非。即使有些书籍按内容来说确实应该取缔，但也并不是非采取查禁方式不可。至于为追查市场上一些与当前政治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反动落后的旧书，而兴师动众，更是一种轻举妄动。而且，由出版总署直接通令查禁书籍，在作法上也是不妥当的。出版总署应该负责审读书籍，指导出版界向正确方向发展，无权直接查禁书籍。
+
+　　我们这种违反党的政策、滥用行政手段、大量查禁书籍的错误行动，已经产生了许多严重的恶果。它造成了下级出版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政策思想上的混乱，把查禁书籍当作审读书籍的主要目的，而不注意并不善于正确地使用批评的武器和推荐优良读物的工作，藉以提高出版物的质量。它助长了公营书店和公私合营书店书籍销售工作上的关门倾向。这些书店一看到报纸对某一书籍的批评，便往往对该书自动停止发售，以致发行的书籍的种类和内容日趋狭隘和贫乏。（但公营书店另一方面尚有盲目进货、造成存货积压的现象。）它招致某些私营小出版社和书摊的不满，他们埋怨我们对于出版工作不在事先指导，而在事后没收书籍，使他们营业上赔累。至于社会各界人士对我们这种错误措施是否有更多不好反映，因为我们平日缺乏调查研究，尚不得而知。
+
+　　产生上述政治错误的原因是：
+
+　　（一）缺乏政策观念。我们不把查禁书籍看作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是一件关系书籍的存在与消灭的大事，是一件关系党的文化教育政策的大事，是一件关系共同纲领的大事。正因我们不把它看作一个政策性的问题来处理，因此，采取了惊人的轻率态度。上述书籍的查禁都分别由一两个人决定，签发禁令的人，有时根本并未查阅原书，根据下面编辑、助理编辑的意见马马虎虎地签了字。不但不向中央和中央宣传部请示，甚至在署内也不经过负��同志批准。这种以儿戏态度来对待党和政府政策的行为，说明我们政治上的不负责任。
+
+　　（二）对于查禁书籍缺乏标准。正因为不把查禁书籍当作一个严重的政策问题来处理，因此，不管在出版总署内部或各地出版行政机关中，对于甚么书籍可查禁和我们是否有权查禁书籍，根本没有认真地考虑过，也始终没有明确的概念。经手处理书籍的人凭个人好恶办事，往往吹毛求疵。我们可以以各种不正确的理由把一些不完全符合国家政策的书籍查禁了，把一些立场观点上有某些错误的书籍查禁了，也把一些在编辑写作技术上有错误的书籍查禁了。我们在审读书籍问题上，存在着反历史主义的观点，要求过去出版的书籍，符合当前国家的政策，不然就加以查禁。我们把批评与行政处分混为一谈，跟在书评的后面查禁书籍。我们甚到妄想以查禁书籍的办法来提高出版物的质量，而不去耐心地指导出版家组织书稿，也不去耐心地组织书评。这一切都表现了我们政治水平的低下，也表现了我们的思想上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左”倾急躁、盲动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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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无组织无纪律。乔木同志去年夏天就曾不只一次地批评我们：不应胡乱销毁书籍，查禁书籍要慎重，要经过一定的组织批准。我们对于上级的这种指示不但一直未加重视，而且采取了不可允许的自由主义态度，仍然大胆妄为，一意孤行。而在出版总署内部，则组织散漫，工作秩序混乱，对于处理书籍，缺乏必要的制度和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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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工作上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和粗枝大叶作风。党组往往忙于日常行政事务，而恰恰不注意研究党的方针政策，并解决署内业务思想上的问题。对于查禁书籍这样政策性的大问题，党组从来没有进行过认真的讨论，并将上级的指示确实传达到工作人员中去。因此，在很长一个时期中，工作同志包括高级干部在内，对于这个政策性问题思想上十分混乱。一些比较负责的党员同志，作风粗疏，办事马虎。党组没有尽到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的责任。
+
+　　在发现这个错误后，我们曾向乔木同志和胡绳同志作了口头的汇报，并取得他们的原则指示。由于其时某些地方仍在继续查禁和要求出版总署批准查禁书籍，我们即以电话和书面通报，予以制止。但是我们对这个错误的认识仍是极不深刻的。在听到少奇同志的指示后，党组同志才真正开始认识到这个错误的严重性。党组已开了三次会议对这个问题作了专门的讨论，有关同志现在北京者都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其中以金灿然的检讨比较深刻。为了改正错误并防止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发生错误，根据少奇同志指示，我们拟定如下办法：（1）除直接反对现实政治、对国家和人民利益有重大危害作用的反动书籍外，一般地一律不得采取查禁手段。这样，需要查禁的书籍应该极少。（2）出版总署和各地出版行政机关均不得查禁书籍。出版行政系统审读书籍的目的，在于了解出版动向，组织对于书刊的推荐和批评工作，推动出版事业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在审读书籍中，如发现有政治上反动的书籍，认为需要予以查禁时，各地出版行政机关的党组须报告省委以上的党委，出版总署党组须报告中央宣传部，经省委以上党委或中央批准，然后，由司法、公安部门执行。此外，我们准备在中央同意这个检讨报告后，在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下，在出版总署内部稍大范围内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以求思想上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并注意严密署内组织，整顿工作秩序，对于犯错误的党外人士则另以适当方式进行政策教育。
+
+　　陈克寒在到出版总署工作后，在很长时期内，既未注意克服“左”倾情绪，又放弃对于业务的领导，以致这种任意查禁书籍的事在三反中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了发展，迟至5月份始行发现，政治上麻痹，工作上失职。金灿然为原图书期刊副司长，对这个错误应负直接责任。陈克寒、金灿然均请求党予以应得的处分。
+
+　　 出版总署党组书记陈克寒

CCRD/3/7/3/000139.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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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检查编辑“西风”杂志等事实中彻底清算我的反动的买办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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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大学外语系教授　黄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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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福建泉州的贫农，到我父亲才变成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父亲在美帝的基督教会做过30多年的牧师，我祖母曾做过女传道，我母亲也是虔诚的基督徒。我生长在一个宗教气息十分浓厚的家庭，所受的教育完全是美帝教会学校的奴化教育（我在美帝归正教会所办的福建寻源中学毕业，在福州协和大学肄业，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过去20多年，我在帝国主义的经济文化侵略据点的上海居住，又在美帝教会所办的圣约翰大学服务。这就使我有着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和亲美崇美的严重的买办思想。这两种思想支配着我的言论行动，使我在过去20多年中走上迷途，危害了祖国和人民，现在检讨起来，真是感到万分惭疚，万分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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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去20多年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一切活动，都是受着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人名位观念所支配。我在圣约翰大学由助教升副教授，尤其是后来兼任系主任、训导长、院长之类的行政职位，完全是受个人英雄主义及向上爬的欲望所驱使。我编杂志，编报纸，写文投稿，译书出版，也是抱着为名为利的动机。至于留美“镀金”，更是希望混一个资格，来猎取个人更大的名利，爬上更高的地位的资本。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下，我为了追求个人的名利和生活享受，不但忘掉了人民大众的利益，甚至失掉民族立场，做出了危害人民大众的事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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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受买办意识和亲美崇美思想的毒害最为严重。因为我父亲在基督教长老会做牧师，同时我又在美帝国主义所办的教会学校里读书，所以我从小就接触到好几个美帝国主义分子，耳濡目染，以为西洋人，尤其是英美人，是“高贵”的“优等民族”，中国人是“下贱”的“劣等民族”。由中学时代起，我所读的英文课程多数由英美帝国主义分子讲授，受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中毒甚深。我认为我国是个“弱小民族”，“东亚病夫”，样样不如“富强”的英美，而且内战频仍，民不聊生，弄得国家破破烂烂，一点也不可爱。因此我产生了严重的“自卑感”，觉得什么都是外国的好；在失掉了民族自尊心的情况之下，买办的思想意识也就逐渐形成。我在大学里爱好西洋文学，喜读英文作品，认为资本主义的文学最为“伟大”，最有“价值”，在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堡垒的圣约翰大学工作期间，我受美帝国主义分子的言论和欧美资产阶级的书刊的影响，结果买办思想意识更为根深蒂固。我盲目地崇拜欧美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尤其向往于美国的科学和文化。美帝国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用投机取巧的卑鄙手段所骗到的胜利，使我感到美国是世界上最“富强”最“文明”的国家。我痛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可是对美帝国主义在经济文化方面更毒辣更阴险的侵略行为却茫然无知，而且反把它当做中国的“朋友”。我认为美国货比中国货好，因此我喜欢买美国货，用美国货。我认为交结美国朋友是非常体面的事情，常引以为荣。我为“美国生活方式”所迷惑，认为能够享受那种生活乃是人生莫大的“幸福”，因此我追求“美国生活方式”，而且提倡“美国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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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去以为自己坚守教育工作岗位多年，为国家“乐育英才”，足以自豪。事实上，我在圣约翰教了20年书，不仅无功可言，而是罪孽深重，因为我以买办的身份，散布了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毒素，使大批青年变成买办，变成资产阶级的俘虏，走上与人民为敌的道路。我在兼任学校行政工作的期间，更忠心耿耿地为美帝国主义奴化教育政策服务，做了美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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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化出版方面，“西风”的创办和编辑是我的买办思想最严重最突出的表现。我在1936年和五弟嘉音，及林语堂、陶亢德等合伙创办“西风”（不久陶亢德退出），由我和嘉音任主编兼发行人，林语堂任顾问编辑。在“西风”创刊号出版的时候，林语堂已经赴美，所以他除了写了一篇“发刊词”和以后的几篇通讯之外，并未负担编辑的实际责任。不过，“西风”在选材和编辑方面，是受着他的买办思想和反动唯心论的一定程度的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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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参加创办和编辑“西风”的工作，动机有三：一是做编辑写文章不但是我的兴趣所在，而且可以名利双收。二是认为：我国杂志取材单调，文体刻板，范围拘束，必须加以革新���西洋杂志取材丰富，文体活泼，范围广大，足为我国杂志模范，“值得介绍”。三是认为：欧美，尤其是美国，“文化科学发达”，应该使西风东渐，以提高我国的文化科学水平。第一种动机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表现。第二种和第三种动机完全是亲美崇美买办思想的严重表现。第一种追求名利的动机占着最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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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风”创刊于1936年9月，停刊于1949年4月上海解放前夕，前后出版了13年，当中在敌伪时期暂停两年半，在重庆出版了15期（由嘉音编辑），一共发行了118期。在解放前，我常常把“西风”的出版当做一桩光荣的事，现在看来，乃是一种危害中国人民的可耻行为。“西风”事实上是一个宣传欧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腐朽堕落文化的刊物，一个充满着浓厚的殖民地买办思想意识的刊物。它的十足的买办性格，使它成为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宣传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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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风”有着甚么样的内容呢？它曾介绍过许多宣传唯武器论，散布战争恐怖心理的文章。创刊号上一篇“人类好战论”就提出了“人类在道理上是反对战争的，然而在心理方面，在他本性方面，却是喜欢战争”的谬论。在“军备·战争”一栏中，它不断地以耸人听闻的言词，夸大燃烧弹、飞机、死光、细菌、毒气、原子弹等武器的威力，散布恐美思想。它发表了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宣传资产阶级唯心的反动思想。它登载了徐訏“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之类的所谓“海外情调”的颓废糜烂的作品。它刊登了罗素的改良主义的反动的“乱世哲学”。在人物方面，它介绍了法西斯分子戈培尔和林白，将华尔街垄断资本家御用的宣传人普利哲、赫斯特、霍华德之流描写成“报纸大王”，把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当做“国际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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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风”更登载了许多亲美崇美的文章，宣扬“美国生活方式”和美帝国主义的“物质文明”。它认为在“纽约博览会”的“明日的世界”中可以“略窥人类文明将来的发展”，认为汽车是“美国文明的代表”。它介绍了美国的铁路，纽约的地道车，美国的五分商店，美国的礼俗。它把纽约、华盛顿、好莱坞等城市描写得如同人间乐园，说什么“世间没有一个地方像纽约那样光荣华贵。纽约使人感动，使人迷醉。住在纽约的人会变得年青，会觉到伟大，觉得自己永远不会死。”（43期“五光十色的纽约”）它把美国捧上天去，说什么“美国的民主真是做到我们的理想境界。幸福的美国人啊！你们真是天的骄子！幸运的理想的国民啊！”（102期“幸运的美国”）不但如此，它还在“出版事业国际化”（94期）一文中替美帝国主义的法西斯书报吹嘘，在“谈纽约时报”（108期）一文中，说这个美国大资本家的传声筒“不受任何党派的影响”，又在“美文化界研究言论自由问题”（66期）一文中介绍在美帝国主义统治下根本不存在的“言论自由”。这类颠倒黑白，荒谬绝伦的言论在读者思想上所造成的坏影响是十分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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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崇美的思想基础上，“西风”就必然忽视了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辉煌革命成果和建设事业的宣传，甚至有着敌意。它在118期中，只介绍十几篇有关苏联的文章，而且作者都是英美人士，所谈到的苏联事物，难免使人有隔靴搔痒之感。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后，英美帝国主义敌视苏联，日益露骨，书刊中充满着反苏和鼓吹战争的言论。“西风”在1946年和1947年就曾介绍过美国反动报刊的3篇文章：“美苏实力的分析”（99期），“三次大战阵线预测”（100期）和“美苏军力的对比”（106期），为华尔街的战争贩子张目。这种鼓吹战争的文字对读者的毒害是至深且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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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风”为了迎合一些思想落后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读者，更成为欧美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生活、色情文化和低级趣味的文字的传播者。它介绍过什么“脂粉趣话”，“爱情测验”，“亲吻史话”，“租妻奇俗”，“交结男友须知”，“恋爱狂”，“少女求夫记”，“舞男”，“大腿戏”，“战地娟妓”，“美国男子的性行为”，内容力求趣味新奇，而事实上乃是一些无聊万分，庸俗透顶的低级趣味的东西。每期刊登的西洋漫画，也是选自英美一些最庸俗的杂志如“笨拙”“纽约客”之类，以所谓轻松幽默的题材，来麻痹和毒害大量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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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西风”所译述的乃是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杂志精华”，所介绍的乃是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人生社会”。每一本“西风”就像一只美帝国主义所散布的毒虫，带着细菌去侵袭毒害我国青年的思想，使他们消沉起来，使他们走上资产阶级的绝路。“西风”对中国人民利益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是亲美崇美的买办思想所造成的。在这方面，受着买办思想支配的我是应该负相当大的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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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事译书工作，纯粹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名利欲望。我想出风头，做“翻译家”，也想多赚些稿费和版税，以便获得更多的物质享受。我所翻译的十几本书，都是传播资产阶级腐朽反动思想的东西。“公民教育”“英国公民教育”和“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三书完全是宣扬狭隘民族主义的作品。“翻译论集”把胡适、林语堂这些反动分子的文章都选了进去。“新女型”发表了一些有关妇女问题的资产阶级庸俗理论。我有一个时期很欣赏萧伯纳的幽默和机智，因此便凭自己的兴趣去翻译赫理斯的“萧伯纳传”和萧氏的一些零星著作，丝毫没有考虑到这些东西对中国读者是否有益。“流浪者自传”和“下场”是英美资产阶级文学中企图“标新立异”的作品，我也把它们搬过来了。最要不得的是“生活的艺术”的翻译。林语堂在这本书里提倡个性至上主义，强调生活享受，逃避现实，留恋着士大夫闲居情趣的牛角尖般的小天地。这种所谓“抒情哲学”其实乃是背叛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唯心论。我当时受他这种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所迷惑，绞尽脑汁译出这本书去替他散布毒素，麻醉青年，这种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是不可宽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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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抗日战争时期，当中华民族遭受苦难的时候，千千万万的爱国志士不畏艰险，不惜牺牲，英勇地走到最前线去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斗争，去保卫祖国和人民。在这个时候，我竟懦弱可耻地躲在上海的“租界”里苟安偷生，不但没有勇气去参加伟大的救亡工作，而且反而为贪图个人的名利和享受，变本加厉地大搞我的买办事业，去残害青年的思想，使他们消极颓废，走上堕落反动之路。我的买办思想所表现的言论行动阻碍了祖国的人民革命事业。对于这种反动思想所造成的危害性，我必须进行最深刻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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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学美国是我的亲美崇美买办思想最典型的表现。我做了十几年的留美梦。1947年因宣传美帝国主义的“生活方式”等“有功”，得“在华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即美国教会在中国创办的13所大学的联合组织）的“进修奖学金”，感到莫大荣幸。而事实上，我得到这份“奖学金”正是一种耻辱，因为我在美帝国主义分子的心目中乃是一个“可造之材”，可以训练起来做他们在中国进行文化侵略更有用的工具。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读西洋文学，念了英美资产阶级一些反动的文学理论，便沾沾自喜，一心一意想把这些腐朽透顶的东西贩回祖国，来毒害青年学生。反动的买办思想支配着我，使我觉得必须弄个头衔学位回来，才可以“显祖荣宗”，才可以提高我在文教界的“声望”“地位”和“权威”。于是，当我于1948年9月获得了“文学硕士”的学位时，我竟踌躇满志地认为可以回国来进一步发展我的买办事业了。这是一种多么卑鄙可耻的念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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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留美期间，我为“报答”美帝国主义教会的“恩情”，曾作了十多次的演讲，介绍我国高等学校和圣约翰大学的情形，为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文化侵略做宣传。我也曾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于1948年7月间，在臭名远扬的“美国之音”电台上，以“美国的定期刊物”为题，用国语向祖国广播一次。我当时自以为是站在杂志编辑的“第三者”立场上，有褒有贬地评论美国出版界，而事实上却完全是为美帝国主义堕落文化张目。我又曾写了16篇“西游寄语”通迅给“西风”，宣扬美帝国主义的“物质文明”。在1949年春回国之后，我为了赚些稿费，还曾替反动的美国新闻处译了一本介绍美国情况的小册子。我的亲美崇美的反动的买办思想意识使我甘心成为美帝国主义最忠顺的奴才，为它“鞠躬尽瘁”地服务着。我丧失了民族立场，做出了许多危害中国人民的行为。这是我今日感到最痛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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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解放后，一切新气象使我兴奋。客观形势及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我，使我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的光明前途有了初步的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全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建设事业的辉煌成就，以及报刊、书籍和文件的学习，对我都是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我逐渐恢复了民族自尊心，发见过去对��国的观念是何等谬误，何等可耻。但是买办思想意识还支配着我，使我看不见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在情感上，我对美帝国主义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直到抗美援朝运动展开之后，我才由长期的迷梦中慢慢清醒过来。通过抗议奥斯汀无耻谗言的运动和反美爱国收回教育权的运动，我开始认识美帝国主义的腐朽本质和文化侵略的狰狞面目。美帝国主义侵占我台湾，扰我东北，在侵朝战争中做出种种惨无人道的暴行，而且武装日本西德，操纵联合国，向其附庸国施行压力，企图对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发动侵略战争：这一连串的血腥事实使我一步一步地认清美帝国主义者是世界上最腐朽最恶毒的强盗。可是我这种认识还是很肤浅、很表面的。我还没有看见旧我的丑恶面目，因此也就没有能够把这些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联系到我的思想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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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华东教育部使我有机会到华东革大政治研究院去学习。在4个多月的学习中，我发现我有着反动的买办思想及其他反人民和不利于人民的思想。我认识到像我这样的旧知识分子，必须经过思想改造，才有可能为人民服务。当我于今年1月间在革大政治研究院结业，无条件服从政府分配，到山东大学外国语文系工作的时候，正值“三反”运动开展得热火朝天。通过这伟大的群众运动，我开始认识到资产阶级腐朽堕落思想的严重危害性。在这期间，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及我东北地区使用灭绝人性的细菌武器，这滔天的罪行更证明万恶的美帝国主义者是中国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死敌。当我的认识提高一步时，我对自己的买办思想和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痛恨更深。我这个检查只是一个重点的初步的检查。我决心投身到思想改造运动中去彻底改造自己，肃清我头脑中一切反人民及不利于人民的思想，虚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工人阶级思想来武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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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1952年8月3日山东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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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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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旺善：检查我的唯利是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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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航务学院副教授　许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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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利是图是我的主导思想，它主导着我的一切行为与活动，这思想的表现在纯技术方面最为突出，所以我的主导思想也可以说是唯利是图的纯技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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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年青的时候，家里非常穷，父亲自小在外给人家撑船，后因福建大旱，他就跟着人家到南洋婆罗洲去做工。在南洋殖民地的社会里有钱就是红人，生活也过得好，我在南洋长大，对那些有钱的人家是很羡慕。后来跟着我父母亲回国，因父亲出国时间最长，返国时所赚的钱不多，又给亲友看不起，于是我就想我一定要好好的奋斗赚许多钱回家来替我父亲出一口气，从那时起我的脑子里就充满了发财思想，形成了我唯利是图的主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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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国后，父亲种田，我在小学念书。小学毕业时，父亲要我在家种田，我深深的感到靠种田是发不了财的，因此我就要求父亲允许我到附近的中学去升学，农忙时我仍回家帮忙工作。初中毕业后，我得到南洋亲友的帮助到福州升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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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因不识字感到痛苦，又因为自己没有一技之长谋生困难，所以他再三的告诉我，“一技在身胜过家财百万”，在学校里先生也这样说，我一脑子的发财思想就寄托在技术上面。于是初中毕业后，就进理工学校学土木科，升学时考入吴淞商船学校学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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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有着唯利是图的思想，学习时追求技术，工作时追求待遇，这种表现是一贯的。吴淞商船学校毕业后，分派到招商局工作，以为在船上工作，有机会做生意经，因客观条件不够，生意没有做成。在码头上的情形很复杂，有各式各样的帮会，为着自己的职业有保障，将来有更好的发财条件，我于1944年加入文社组织。文社就是一种帮会，是文人组织的，在交通界方面很吃得开，我想“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我加入文社后，不但有很多的朋友可靠，还有老头子可靠。文社的老头子韦作民是国民党反动政府交通部的技监，是交通部的不倒翁。经过学习后，我认识了韦作民所以不倒不是因为他有技术，是因为他有这么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的本质是反动的，与反动派是一鼻孔出气的，反动派通过他的关系来拉拢一批技术人员。我加入了文社，无疑的是助长了反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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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商船学校目的在于学技术来发财。毕业后在船上做了一个时期没有发到财，因此感到普通技术还不能达到发财的目的，要发财需学冷门技术，于是在1945年上半年，出国时存心学冷门技术，到英国后，私自到一个工厂去作学徒，学习罗经制造与校正。学徒的生活非常苦，我就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来安慰自己，当我晓得国内没有人学这一门时，更觉得奇货可居，视技术如商品一样，真是可耻到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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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11月回国后，仍在招商局负责罗经工作，初到招商局时，忽而想上船，忽而又想留局，都是为着待遇问题。后来听说郭远振先生（也在招商局工作）时常有机会到外面去替私人公司修正罗经，每月收入比正薪还要多，我马上决定留局工作。但初到上海，人生地疏，没有人来请我去工作，于是我先与船上的人取得联系，很快的展开了招商局的工作，展开后马上又向外发展，先是尽义务修理，取得人家信任后才开始计酬。为着争取工作（那时上海校正罗经工作的人连我有3人）请客送礼我都干过，甚至四六分款。1948年春，华泰行的校准师澳洲人回国去，他所留下的罗经工作由郭先生与我二人来作，从此没有第三人来竞争。那时很感激华泰行，我依靠他的招牌来赚钱，正如那时认为工人是依靠资本家生活的。经过这次学习后，我才明白资本家是靠工人生活的，华泰行是靠我赚钱的，我做了资本家赚钱工具之一。我所以会做了人家的工具是因为我已把技术做商品来出卖，思想方面已做了资本家的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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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国学习时，我一心一意想开厂，所以尽力购买仪器与材料，准备回国后开个小工厂，回到上海后即成立一个“航海罗经服务社”。因为美帝的剩余物资中有存货，同时我们造船业不发达，所以我的小厂没有成功，仅做点校准与修理工作。解放后看到大名路瑞昌泰出售了好几只罗经，每只可赚2000万元，因此我又眼红，有一段时间很想制造，但又怕造成后卖不出去，“偷鸡不得反输把米”，十足的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患得患失的丑态。生产是有利于国家建设的，但我的生产动机是唯利是图的，是可耻的，今后我应在国家需要领��下来参加生产，把我的技术无条件的还给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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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招商局工作时，我还在交通大学航管系与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兼教罗经课，兼教的动机是拉师生关系，例如那时有毕业的同学，我总是尽最大的力量替同学找工作，他们能够上船工作，罗经需要修理时，当然就会介绍我去的，教学上虽尽了一点责任，但那尽责任的动机是为了名，希望能通过教书关系，做到名利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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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来谈解放后的教学态度。我认为同学是主人，我是客人，我每月拿了钱，我应该尽到上课的责任，上课准时到准时退，完全是为教书而教书，是十足的雇佣观点。排课方面，我总是排在第一课，除星期五外，每天只许排8至9时的课，理由是我天天可以起早，上课的效果大；其实这是假的，主要原因还是我好到外面去修船，因船的开航在9时以后为多，就是要在9时前开船，我也可以与他们商量延至9时以后开。这样一来，可以不影响我的上课，一星期中除星期五外天天可以出去。唯利是图的人，一举一动都是与个人的利益相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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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解放后，准备解放舟山时，海军司令部约我去校正罗经，他们曾提起报酬问题，我一口答应不要，为什么这样爽快的答应呢？因为我那时还有点怕，至于报酬，心里是想要的。我那时想工作既不要钱，那么应好好的招待我才行。抱着这种态度去工作，作了3个多月，因为没有要到钱，心里已有点不愉快，于是有一天因吃饭的小问题就大闹情绪，借父亲生病的理由回福建家乡去。我由福建回上海后，海军司令部又派人来找我，我就以学校功课忙一再拖延不肯去。到了1951年初快放寒假时，他们约了很多熟人来说服我，希望我在寒假时去工作两周，他们还作了检讨，我觉得有了面子，才答应了两周的工作。过春节时，海军部送春节礼200万元给我，心里很想收，但又不好意思收，客气了一番，最后他们说：“这是人民给你的保健费”，“你对人民有贡献，人民应该给你酬劳”，于是收下。收下后再仔细一想不好，这样一来三天二天人民需要我，非去工作不可，太不自由了，还是不收为好，当天即托人送回去，第二天又派人送来，最后还是收下来，以为不收以后，有工作还是要去做的，何不乐得收下呢！现在想来，这简直不是人的想法。我应通过思想改造运动，马上端正我的服务观点，保证以后海军方面需要我去工作时，我应当无条件的服从组织的分配，建立起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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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了两个月来的思想检查以及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我开始认识了自己由于受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思想的侵蚀，我把由人民培养出来的技术当作商品出卖，拼命追求我个人利益，完全置国家人民的利益于不顾。例如上海解放前营口尚未解放时，中国船舶事务所在国民党反动海军方面拉到一个工作，即“长白舰”要到营口去破冰，需要校正罗经，我当时只顾虑修理费不易收，船舶所的人保证收得到，我马上答应去修理；解放舟山时，分明与中国人民有极大的利益，但替海军部工作因为没有拿到钱，与我个人的利益相冲突，我就不愿意继续工作。这两个事实的对比，是我敌我不分丧失了人民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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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受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思想严重的侵蚀，使得我的生活过得非常痛苦，因为我学技术的目的就在于发财，于是日以继夜的想怎样来开工厂，怎样将拍卖行的坏罗经买下来加以修理再托拍卖行高价卖出，我这个人时常为着这一点小利会化去很多很多的时间作思想斗争，把自己的生活弄得非常的苦恼，要不是政府号召知识分子必须自觉的、彻底的进行思想改造，我将在这个唯利是图的臭泥坑里越陷越深而不知自拔。现在，我认识到唯有以祖国利益为自己利益的人，才是最愉快的，我真正的体会到思想改造是治病救人的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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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本人思想改造检讨删节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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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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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绳,于光远 等：我们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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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绳,于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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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杂志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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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检讨“学习”杂志的工作，我们举行了直接参与编辑工作的同志，包括胡绳、于光远、王惠德、林涧青等人的会议，在会议上，着重地讨论了参与编辑工作的同志自己写的文章。此地发表的就是胡绳等同志所写的主要以这些文章为对象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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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刊今年第四期上，编辑部曾经指出:“我们初步检查‘学习’杂志过去的状况，觉得在这刊物上虽然曾发表了一些比较有内容的文章，但属于夸夸其谈、空洞无物的，并没有具体地分析什么具体问题的文章，的确是不少的。在最近几期中，有些同志的文章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犯了片面性的错误，也和这种教条主义与党八股的倾向有关。”
+
+　　在我们这一次比较深入地检查参加编辑工作的同志的作品时，主要就是检查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作风。
+
+　　我们的检查的结果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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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面性是教条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说:“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矛盾论”中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来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片面性。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使得人们不能真正学会运用辩证法，从而不能不陷入片面性的错误认识中。
+
+　　在我们的有些一文章中显著地表现着片面性的错误。在本刊二卷三期上发表的王惠德同志的“什么是社会发展最基本的规律”一文就是一个例子。虽然后来在二卷十一期曾发表了黄受、楚真二位同志的批评文章，但这个争论没有继续下去，有一些读者曾因此感到困惑，不知道究竟谁的意见正确。编辑部没有及早对这问题提出明确的结论，显然是不对的。
+
+　　王惠德同志的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是说:不应该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看做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作者说，在各个阶级社会的发展历史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并不是经常处于相互矛盾中的。当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合于生产力时，社会生产就能够向前发展，而当生产关系不适合于新的生产力，与新的生产力相矛盾时，生产不但不能迅速发展，甚至还会毁坏。由此，作者得到这样的结论:不能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而只能说，生产力的发展，乃是整个社会生活发展的决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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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重新检讨后，王惠德同志自己和别的同志都认为，上述论点是错误的，黄受、楚真二同志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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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惠德同志的文章中说，在各个阶级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总有一个时期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基本上相互适合的。这点当然是合于事实的。拿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吧，在它还能够向上发展的时期，它的生产关系是在一定程度内与其生产力相互适应的，正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才能够包容封建社会所不能容纳的社会生产力，并使其扩大发展，从而它才能够代替封建关系。但是在指出这个事实时，必须同时看出，在前于社会主义的各种生产方式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适合不但总是暂时的，而且总是不完全的。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中，才会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完全适合。黄受、楚真同志在批评王惠德同志的文章时，曾正确地引用了恩格斯的话来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最初发生的时期已内含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可是在王惠德同志的文章中却说:“‘矛盾’与‘适合’正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因此，他在实际上是把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基本上相互适合的状况解释为没有矛盾，而不知道这种相互适合也正是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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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种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在说明“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时，他又说:“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所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毛泽东同志这里所说的矛盾的原理显然也适用于各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王惠德同志实际上是夸大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适应(同一性)，同时又否认了矛盾的斗争也存在于这种适应的状态中。这正是没有用辩证法的观点来看事情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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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惠德同志的文章不但是只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发生公开的破裂与冲突时才承认这里出现了矛盾，而且对于这种矛盾的内容与作用的解释也是片面性的。他说:“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矛盾的时候，生产不仅不能迅速地发展，并且这个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还会引起生产力的毁坏，引起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统一的根本破裂。因此，生产关系不适合于新的生产力，与新的生产力相矛盾，正是社会生产发展的阻碍。”这就是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只能阻碍社会发展，所以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王惠德同志在此显然陷入一种不能自圆其说的困境中。如果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的意义只是使生产发展遭受阻碍，那么矛盾的发展就会使社会被毁灭而无法前进了；如果并不是这样，而是有新的生产关系来代替旧的生产关系以适应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像这样的在社会发展历史中有重大意义的变化是由何而来的呢?对于这样的问题，王惠德同志自己引用了的马克思和斯大林的话其实已经给了解释。马克思说:“……这些关系(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束缚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到来了。”斯大林说:“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要素。……无论生产关系怎样落后于生产力底发展，但它们迟早总应而且一定会去适合于生产力底发展水准，适合于生产力底性质。”这就是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生产关系虽然成为束缚生产力的桎梏，但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矛盾的结果不能不是发生革命，即新的生产力打破这种桎梏为自己创造了新的生产关系。由此可见，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关系中，生产关系阻碍乃至破坏生产力只是其内容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这种矛盾关系的发展中，一般说来，总是生产力起主导作用的，所以并不是生产关系完全扼死了生产力的发展，而是活跃的生产力通过革命来推翻旧的生产关系。只从前一方面看，当然会认为这种矛盾只能阻碍社会发展；而全面地看，既看到前一方面，又看到后一方面，那就能看出这种矛盾正是在阶级社会的历史发展中的最根本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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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论述来否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阶级社会的发展动力，那是错误的。斯大林固然说，“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要素”，但他接着又说:“这并不是说， 生产关系不影响到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不依赖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虽然是依赖于生产力底发展而发展，但同时它们又反转来影响到生产力，加速或延缓其发展。”这正是要我们全面地、辩证地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以斯大林对于“究竟什么是决定社会面貌，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由这一制度发展为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的问题的答复是很明确的，他指出:这种力量就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而“生产、生产方式是把社会底生产力和人们底生产关系两者都包含在内，而体现着两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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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分析了王惠德同志的这篇文章中的错误后，我们深切地感到，我们虽然常常说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我们是学到得太少了。我们常常是由于没有用辩证法来研究问题，就犯了只抓住片面，加以绝对化的主观主义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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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例如本刊上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的几篇文章的错误也是不能辩证地观察和研究问题的表现。这种错误就在于不能全面地认识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和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而企图加以简单化。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一方面能进行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经济活动，并参加反帝反封建运动，另一方面是它对革命敌人的动摇性及其五毒活动。如果说，这两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约束，以至相互转化，那是对的；但如果说，民族资产阶级的进行合法经营，拥护共同纲领也还是反动性的表现，那就是抹煞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错误看法了。我们有的作者担心，如果承认资产阶级思想还能在这社会中存在，甚至还有积极性的一面，那就会混淆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区别，就会妨害我们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既然在经济上还承认资产阶级的存在，那么资产阶级思想也就不可避免地在这社会��还能存在。我们是要一方面承认其存在，一方面又要和它进行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内，当然要肯定任何资产阶级思想都是非法的。在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中，在学校的教员学生中，在国家机关的一般工作人员中(不包括资产阶级政治代表在内)，也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去教育他们，提高或改造他们，使他们不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并清除这种影响。但是，对于资产阶级，我们却只能用共同纲领去改造它的思想，使它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合理合法地经营业务，并从它的阶级立场出发，参与全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国家建设工作。只要我们明确这种区别，当然就可以懂得，承认资产阶级思想的积极性的一面，决不是承认，一个工人或甚至一个共产党员，可以使自己的思想降低到资产阶级思想水平，更不是认为工人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毫无区别。因此，我们应该一方面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进行各种思想工作，用工人阶级思想来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与影响，另一方面，又要对资产阶级进行各种教育工作，克服其思想中的黑暗腐朽的一面。如果以为应该把资产阶级改造为具有无产阶级思想，或以为承认了资产阶级思想有其积极的一面，结果就会取消思想斗争和思想批判，这都是把本来是很复杂的社会生活主观主义地使其简单化的幼稚看法。
+
+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告诉我们:“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我们必须好好学习这种宇宙观和方法，来克服简单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有害作风。
+
+## 二
+
+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说:“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个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又说:“我们的教条主义者违背列宁的指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说来，总是空洞无物的八股调，在我们党内造成了一种极坏的作风。”
+
+　　由此可见，我们的教条主义者的特征倒还不是在大量地运用书本知识，而只是在极端地缺乏对具体事物的分析研究。因为缺乏这种分析研究，就自然是空洞无物；为了掩饰空虚，就去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中的个别文句，凭自己的武断和臆测而加以引申发挥。
+
+　　我们的几篇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的文章讨论的是中国革命历史和当前现实的革命斗争中的问题，但是从这些文章中，人们并不能够读到关于历史和现实的丰富材料的分析研究。
+
+　　在于光远同志的“明确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一九五二年第三期)文中一开始就引用了斯大林:“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思想、观念、风俗、道德原则、宗教和政治是绝对对立的。”斯大林这句话当然是普遍的真理，但是在这个原则下，人们仍旧必须去分析在各种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对立的具体情况。而于光远同志却简单地说“上述一般的论点同样也适合于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国。”这样就好像是既有了这“一般的论点”，就无须乎再去对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状况进行任何具体的分析。这篇文章的第二节的标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中取得的”，在这样的标题下，读者有理由期待对具体历史的分析。但作者却仍然只是满足于仅仅引用斯大林的另外几句话和提出一些纯粹抽象的推论，当作者提出“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是反动的，即阻碍社会前进的”这一判断时，他竟不觉得有必要提出任何具体材料来做根据，因此这种判断实际上只是凭空的武断。
+
+　　在应该提出具体的材料，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作出使人信服的结论时，却只是说了些空话，引导人走上错误的路上去，这正是表现在本刊上的教条主义作风的基本形态。
+
+　　由于教条主义作风，人们有时可以作出在政治上、思想上完全谬误的结论，但也有时并没有直接表现为谬误的意见，而只是说了一大堆空话，使人读了，只觉得不能解决问题。在本刊上固然有前一类的错误，但属于后一类性质的文章也许更多一些。我们认为，后一类文章，把思想上的懒汉的作风传留给广大读者，其流毒也是很大的。
+
+　　在本刊上会发表很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的文章。这些常识对于一般读者虽然是需��的，但是有一时期，这种和实际生活缺少联系的一般常识性的题目占据了本刊目录中的主要部分，这就使得刊物的内容死气沉沉。而且这些文章，包括胡绳、于光远、王惠德同志所写的“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座”，在内容上也常常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有时语句不够严密，含意使人误解。“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座”的最重要的缺点是它并没有在有关问题上进行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批评，而只是简单地复述各种原理原则，丧失了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所应该具备的战斗性。在本刊上发表的介绍基本常识的文章中，虽然也有一部分能够针对某些实际问题进行解释，因而是比较有生气的，但这类文章中的多数还是属于枯燥的所谓“教科书文体”，既不能解决什么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也没有进行什么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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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还可以举出于光远同志的几篇文章为例来说明不分析研究具体事物的教条主义的作风。
+
+　　于光远同志在“关于‘社会底生产力’”一文(一卷六期，署名君麟)中，根据斯大林的著作指出生产力是生产工具与生产者两个因素的总和，这点虽然是正确的(注)，但是，他对这点的解释，却包含着许多繁琐的出于臆测的说明。例如，文中在引用了斯大林关于社会生产力的定义以后，又反复提出了许多只能使读者愈搞愈糊涂的问题:“我们要问我们为什么要给‘社会底生产力’下这样的一个定义。为了答复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我们到底想用‘社会底生产力’这一概念来说明一些什么问题。”“我们要用什么概念，能最恰当地表示人们和自然界物质与自然界力量之间的这种关系呢?”等等。这是从定义出发、玩弄概念的态度，这就只能制造混乱而不能解决问题。在这篇文章中为了说明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有所不同，“假定”了一个在热带的国度和一个在寒带的国度来做“例子”。用假定来证明自己的结论，纵然结论是正确的，也是非科学的偷懒办法。这也就证明作者并没有在收集和研究具体材料上下功夫，所以只能在假定和猜想中进行推论。
+
+　　一篇文章具有和实际生活相联系的题目并不一定保证它的内容真是言之有物。在本刊中这样的情形是有的，题目能够引人注意，但文章却是空洞的、冗长的，仍只是复述一般的原理原则，而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于光远同志的“划分阶级的原则和标准”(三卷一期)就是这样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为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这个文件而写的，作者虽然自称是“打算就学习这文件后的一些理解，谈一谈划分阶级的原则和标准的问题”，但是，文章中第一节讲的是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所提出的关于阶级的定义；第二节是说明社会历史中自古以来的各种阶级关系，这两节已占据了全文篇幅的二分之一以上，剩下来的不到二分之一的篇幅也只是按照字面复述了文件中的某些主要内容。固然，为了理解这个文件，需要懂得阶级意义是什么，但是在这一篇文章里，既没有运用列宁的定义来深入地阐明土地改革中的划分阶级问题，也不是用划分阶级中的具体问题来充实对于列宁的定义的理解，作者在这里事实上只是用那几乎在任何场合都可以搬用的原理的背诵来代替了对于具体问题的分析研究，这样的文章显然不能令读者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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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中有一些文章表现着作者不仅缺少实际知识，而且还缺少历史知识，因此在必须涉及历史知识时，就只能作出空洞的、含糊的说明。这种情形在上述关于资产阶级的各文中已可看到，在这里也拿于光远同志的文章“关于爱国主义的几个问题”(三卷十一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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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文章中有一部分是企图从中国和外国的历史来说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爱国思想，作者所得到的结论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爱国思想“如果不与革命的政治认识相结合”，就会带有各种狭隘的爱国主义色彩。但是人们都知道，无论在中国或外国的历史上，农民有农民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小资产阶级也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他们并不是只要和任何一种“革命的政治认识”相结合，就能摆脱狭隘的爱国主义色彩。以中国近代史来说，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在义和团运动中，农民群众都表现了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统治的爱国主义。但正因为这是单纯农民阶级的革命运动和爱国主义运动，所以它就不能不和所谓“闭关主义、孤立思想、宗派主义、地方主义”等思想混淆在一起。在辛亥革命中，小资产阶级群众也曾进行革命运动，表现了爱国主义热情，但是因为当时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那种爱国主义热爱也就不能不包含着各种弱点。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并不是只要有了某种革命的政治认识，就能达到于光远同志文章中所说的“革命的爱国主义”的水平。如果我们切实地研究了历史事实，当然不会使用“革命的政治认识”这样含糊的说法，而必须说到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的问题。如上所述的过去时代中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之所以不能避免种种弱点，正是由于没有先进的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但是于光远同志的这篇文章恰恰对于无产阶级领导几乎一个字也没有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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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的文章，在本刊过去几卷中并不是偶见的。许多读者指出，有许多文章初看好像是说得很对，但仔细想来，又疑团重重；初读似乎也令人有所得，但再一回味，又实在空无所有。这种指摘，我们认为是对的。——似是而非，若有若无，这正是不做具体的分析研究的教条主义作风的结果。
+
+　　马克思主义是实事求是的科学，它要求人们真正做到言之有物，而不是说空话。因此，人们必须真是有了什么东西才能说出什么东西来；只有真正经过自己深思熟虑过的东西，写出来才可能成为对人有益的文章。与此相反的态度是，自己并没有认真地研究过什么问题，只是从背诵一般的原理原则出发，从摘录文献中的个别语句出发，加以引申发挥，就来企图解决具体的问题，提出“新鲜”的意见，那就只能是各种空谈和臆测。列宁说“背诵勉强读熟，但并未理解，未加思索的‘口号’，结果就流为专事空谈，这种空谈在实际上是归结成为一些全非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潮。”(见列宁“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这话是一点也不错的。
+
+　　为了使我们不陷在说空话的泥沼中，就必须切实地研究历史，研究现状，研究各种革命经验和工作经验。毛泽东同志早已教导我们要详细占有材料，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从“学习”杂志所发表的文章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凡是能这样做的，那怕所占有的材料还不够丰富所作的研究还比较粗糙，总是能有较好的成绩；而凡是不能这样做的，就不能不表现为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气味。毛泽东同志很早就用“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对手来描画那“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教条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对于向马列主义开玩笑的人”，毛泽东同志并且说:“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首对子记下来，或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上。马列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跳皮都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改造我们的学习”)我们不能不接受这个警告。
+
+## 三
+
+　　如同毛泽东同志所指出，洋八股或党八股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中，毛泽东同志说:“小资产阶级革命份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它的表现的一种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
+
+　　所谓洋八股或党八股，看起来说得似乎头头是道，但是禁不起逻辑的追究其语言是贫乏、枯燥而且混乱的。这种八股的文风是严密的逻辑性和纯洁而丰富的语言的敌人。
+
+　　人们如果不认真的从事实出发，就不可免地会作出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的辩论。例如，民族资产阶级接受共同纲领，承认工人阶级领导，这是不是表示它还有一种积极性呢?这样的问题如果按照事实来说，本来是很容易解释的，承认这种积极性当然丝毫也不妨害我们来和资产阶级的破坏共同纲领的行为与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我们的作者们却硬要解释说，这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本性”的表现，因而作出了种种类似“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说明了它的思想的反动性”的说法，使自己陷入根本违反逻辑的臆测中去。
+
+　　逻辑的基本要求之一是使用概念的明晰与确定，不容许在前提中说的是这个概念，而在结论中又偷偷换成了另一个概念。在本刊的几篇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的文章中就表现着这种所谓“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这几篇文章运用了“领导”这个概念而进行的推论，就是一个显著例子。在一九五二年第一期上杨耳同志的文章中是拿工人阶级必须在思想上领导资产阶级做大前提的，这文章想使人相信，既然是要领导资产阶级，那就是要用工人阶级思想来“根本否定和改造”资产阶级的思想。但是打击和肃清资产阶级的五毒思想，使其接受共同纲领的教育，这正是对资产阶级的一种领导，而“根本否定和改造”资产阶级思想却是消灭资产阶级的思想。在这里，正因为概念被“偷换”了，所以就造成了错误。
+
+　　一九五二年第三期上艾思奇同志和于光远同志的文章是在讨论资产阶级思想的地位时把领导作用和进步作用这两个概念混淆起来了。艾思奇同志说:“由于现在的中国是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也就是处在资本主义没落的时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始终没有能力用它的思想来指导中国人民进行真正的革命斗争，使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这以上是正确的)……辛亥革命的失败，就是实际上给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步作用敲了丧钟。(这里把领导作用的概念偷偷换成了进步作用的概念。)”于光远同志也说:“必须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绝对不容许资产阶级思想占居领导地位。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是反动的，即阻碍社会前进的。”这就是说，资产阶级思想已不能起领导作用，所以也就不能有任何进步作用，所以完全是反动的。很明显的，这种推论用形式逻辑的规则来衡量，也是站不住的。以事实来看，如果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思想只能起反动作用，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在一九二二年以后的孙中山思想的进步作用。
+
+　　严密的逻辑性基础于严格地尊重客观事实，并对事实作科学的分析研究，所以逻辑性的缺乏也仍是脱离实际、夸夸其谈的教条主义作风的一种表现。
+
+　　我们的有些文章使读者感到冗长可厌。这当然是因为它们的内容其实很少的原故。内容很少而又要敷衍成长的篇幅，那就只好或者东拉西扯，硬把毫不相干的话连缀在一起；或者说了些可以不说，说了等于不说的话，或者把同样的意思再三反复地说，使人生厌。这样冗长的文章常常是缺少逻辑性和组织性的
+
+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告诉我们: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必须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这也就是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各种事物，把握其中的主要的问题和主要的关键集中地加以解决。否则，如果抓不到要害，分不清楚主要次要，写成文章必然是冗长的、缺乏组织的文章，虽然好像是说了很多东西，但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我们从检讨中深切感到，凡是认真地对问题作了分析研究，就能够写成比较精炼的中心思想明确的文章，而篇幅虽长，内容空洞的作品，正是表明作者并没有作过什么认真的研究。
+
+　　就语言方面说，我们从检查中看出，我们的确是很少作一种努力来使我们的语言更加精确，更加丰富。科学的文字首先要求语言的精确，就是用最恰当的字句来正确地表现我们所要表现的意思。我们往往不了解语言的精确和语言的简鍊是相联系的。有些语句故意扭扭捏捏拖得很长，却并不能使意思表达得更明确，反而使读者糊涂。如果本来所有的意思就是不明确的，含混的，那么也决不可能有干净利落的语言，当然更谈不到生动和丰富了。例如，在于光远同志的另一篇文章“生产力在生产发展中的作用”(二卷四期)中硬把生产力发展中的量的概念和质的概念机械地区别开来，认为生产力发展水平就是量的概念，并给“生产力的质”作了这样不可理解的定义:“生产力的性质则表现在生产工具，生产方法的特性，表现在各种不同的生产力要求不同的生产关系来和它相适应的特性上面”。这种混乱的语言显然正是混乱的思想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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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同志说:“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么”?我们的文章很少能够避免这种责备。这种千篇一律，使人憎恶的文字当然不可能精确地传达马克思主义的活的思想。毛泽东同志要我们下苦功来学习人民的语言，丢开这种陈腐的八股腔调，我们必须接受这个教导。
+
+　　以上我们从观察和研究问题中的片面性、不做具体的分析研究，以及党八股的文风这三个方面提出了我们的检讨。
+
+　　既然在我们的文章中还具有这些显著的缺点，这就表明我们还不是真正做到以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态度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作风还没有足够的鉴别能力，还没有和这种作风进行坚决的斗争。参加编辑工作的同志的这种缺点当然不能不反映在这个刊物上面，所以在这个刊物上，虽然因许多作者和读者的帮助而会发表过一些较好的文章，但仍旧严重地表现着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作风。这次检讨使我们痛感到自己的工作做得不好，必须认真地争取改进。
+
+　　我们一定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指示，决心来纠正这种有害的作风。我们深信一定能够和本刊的许多作者和读者合作，逐步地克服上述的种种缺点，使这个刊物逐渐取得进步。
+
+　　(注)苏联作家康士坦丁诺夫说，构成生产力的因素只是生产工具和劳动力，而不应该把劳动对象(原料、材料)也包括在内。他又说明，这并不是否认劳动对象在生产中的意义，他指出劳动过程(生产过程)
+
+　　包括以下三个要素:一、人类的劳动，二、劳动对象，三、生产工具。(见人民出版社出版，“社会物质生活的条件”第三十及第三十四页，这是苏联的一些作家合著的“历史唯物论”中的一章)在其他不少苏联作家近年来著作中也是这样地论述这个问题的。苏联作家们的明确的说明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原载《学习》杂志第五期)
+
+　　来源：转载于《文汇报》1952年8月3日。

CCRD/3/7/3/000142.txt

@@ -0,0 +1,21 @@
+# 天津市委关于边伴山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边伴山，男，四十六岁，河北省束鹿县人，一九三八年入党，曾任市人民法院副院长，在“三反”中已被撤职。
+
+　　边伴山的一位老部下，同乡贺双存（后蜕化为私商）向边伴山托办案子，招摇撞骗，从中诈财。边伴山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犯了错误。
+
+　　贺虽是边伴山一九三七年抗日部队中的老部下，相识是自一九四七年开始。边伴山所爱之女人史倩芬（该女过去是家庭教师，曾为中统特务，系七七事变前边之学生，那时有过一段恋爱关系），由贺双存设法自上海给接来后，边与贺来往更密切了（此时早已给边批评，未准结婚）。
+
+　　贺双存犯供称：贺前后向边托办案情五次，从中诈财一三六O万元，另黄金一两、派克笔一枝。贺送给边之宝物折款二百二十八万余元（现已退赃），另贺供曾送现款百万元，边不承认有现款。此项已由边具结。
+
+　　已证实的案件情况如下：
+
+　　一、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裕丰恒百货店捣卖黄金，主犯该店经理李瑞涵在逃，副理张茂全判六个月徒刑。该李犯被捕归案后，李托贺，贺转托边。边初是推脱，后说：“我给你看看吧”，曾找审判员问此案如何，应早些处理。尔后，审判员将李课以罚金取保释放（此案判的轻了）。边坦白事后曾向贺说：“我一辈子就作了这一件违法的事”，但又说实际未管，只是案情已经判后的顺水人情。贺却从李瑞涵处索得六百万元，贺供称将此事报告边，边未得钱也未批评与处理。此案从轻判决，边虽不是明显的示意，但在中间是有所影响的。
+
+　　二、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王聘之控告建信商店之王德宝与跑合人路立青债务案，本应判决王德宝负连带责任，但边因受贺之托将王德宝负连带责任在判决原稿中删去，路立青不服上诉，最高法院判决王德宝负连带责任。此案系边自动坦白，承认对建信偏袒。
+
+　　三、贺双存改组建信商店时，曾要求边送锦旗题子，边答应送旗，也说过旗上写什么字，但没去做旗。事后边到建信见到有题边伴山名字赠建信商店的锦旗，亦未表示态度。
+
+　　四、一九四九年贺双存开设建信商店，边伴山除为推销监狱产品外，主要是从照顾贺双存出发，由建信代销监狱产品，销完货后交款。并由此种关系，监狱生产科借给建信商店一千万元。
+
+　　总之，以上问题说明边伴山因接受贺双存物品，在这些问题上严重丧失立场，对贺双存的进攻采取了麻木不仁、半推半就的态度。“三反”中撤职后，对提意见的同志不满，发牢骚，曾说：“没有市府党委会第一次不符合实际的报告。我不曾得到今后的处分。”市委决定叫他与史倩芬断绝关系后，边对此事不满，当发牢骚说：“处分倒无所谓，要我和小史断绝关系搞不通”，至今仍继续来往。根据以上情况，市委决定、华北局批准，党内给予撤消工作处分，建议行政给予撤职处分。

CCRD/3/7/3/000143.txt

@@ -0,0 +1,13 @@
+# 天津市委关于蔡公琪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蔡公琪，男，三十七岁，河北省博野县人，一九三八年入党，现任市人民政府公共卫生局第二副局长。所犯错误如下：
+
+　　一、乱用私人十六人，其中“三反”中发现有贪污者九人，有政治问题者一人。尤为严重的，是蔡公琪曾以私人感情为主，将自动脱党的开小差的及停止党籍或开除党籍情况未定者接上党的关系，使这些人又重新混入党内，已查明者有三人。另收容从部队开小差的一人，部队来找此人，蔡又将其放走。
+
+　　二、通过其所属干部卢瑞源，向私人开业大夫旧同学“借”钱近三百万元，其中有该局所属单位之干部及工作人员数人。其爱人在妇产科医院工作，生小孩时，全院自院长至工友每人送礼一份，少者四、五千元，影响甚坏。
+
+　　三、蔡公琪在卫生局所属的材料厂仓库、医政科仓库拿取毯子、布疋、蚊帐纱、呢绒、小孩毛衣、奶粉、药棉、毛巾、肥皂等二十八种物品，另药品三十余种。其中有些是蔡公琪用的，有的是蔡批给别人用的，此帐查不清。另自机关生产中购买日用品、表等合计一百一十余万元。以上共折款一千六百余万元。
+
+　　四、蔡生活腐化，曾与小孩保姆发生不正常男女关系，并介绍她到妇产科医院当助理护士。
+
+　　一九五O年曾检查与批评过蔡公祺，前述贪污浪费除少数药品及第二项一部分，其他都是一九五O年查出者，已经做过处理，并已经有了改正。其任用私人，私自给失掉党的关系的人接上关系，大部是这次检查出来的。似此对党严重的不负责任，造成党组织不纯，比他的贪污浪费更为恶劣。但念其平时工作积极努力，市委决定，经华北局批准，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建议行政上降职。

CCRD/3/7/3/000144.txt

@@ -0,0 +1,29 @@
+# 曾承典：检查我的崇美思想及资本主义的教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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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济大学电机系教授　曾承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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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祖父在辛亥革命后来上海租界写字卖画，最好时每年有2万银元的收入，生活很富裕。当时值军阀混战，各地不安宁，我原籍衡阳的亲友都逃来上海作寓公。当时我祖父说有了租界才能使他维持如此生活，因此家里心目中反而把外国人侵占的租界认为是“世外桃源”。好像是中国唯一的一片“干净土地”。我小时住的弄堂里有几家外国人，看到他们的小孩蓝眼睛，白皮肤，就有点自惭形秽；长大了又看见国民党一团糟，当时南市与租界隔了一道铁门，我认为好像“两个世界”。我在初中里，先生就对我讲：“虽然租界有治外法权，对国家主权损害，但实际上中国人倒受了实惠（？）（他指的是帝国主义畸形的繁荣了市场）。”我从小就很严重地受到了奴化思想影响。回到湖南读高中的时候，来了两位新从美国回来的教育博士，生活、教学完全“美式”，从此数理笔记一律用英文，教本用原本。英文教员是当时长沙慎昌洋行分行买办，一句中文不讲，一进教室满身香气，他对我印象最深。当时校内还经常请湘雅医学院美国教员来演讲，同学都以能听得懂演讲引以为莫大光荣。当我祖父未去世时，他叫我到上海来，准备送我进教会学校或补习英文，然后再送我到美国去念中学或大学，我真欢欣非常，日夜想望；可是我祖父就在这一年去世了，那时，我认为这是我最大的“打击”，一直到思想批判以前，我还以为我一生“潦倒的命运”就是决定在这一次。
+
+　　由于家庭、社会、学校各方面的影响，我一直认为外国人一切都有办法，中国什么都不行，我主张中国除了旧文学与中国菜以外，其他要全盘洋化。我崇拜彼得大帝使俄国西洋化，我反对当时有些人提倡的“中学为礼，西学为用”的说法，我当时连“中学为礼”也认为不要，索性全盘西化。有时甚至想连中国人种都得要“改造一番”。我从不看中国电影，主要的不喜欢看中国人的“面孔”。我完全没有民族意识，充满了洋奴思想。尤其是后来我到了美国，耳闻目睹的，都被我认为“天堂”的景象，我在美国工厂实习2年，看见他们的技术，我认为“高度水准”，能“独步世界”。我看到的又尽是高楼大厦，小汽车……我把这些东西崇拜得“五体投地”。我看不见，也不愿去看美国到处都有的严重的贫穷与饥饿，和劳动人民过的那种非人的生活。我崇拜美国的物质文明，我一度竟有毛主席也该到美国去“参观”一下，“吸取”他们的“长处”，尤其在“科学”与“工程”方面，等等的荒谬论调。我常说近50年没有美国科学与应用技术，那末世界就会“停留”在50年以前时代，恐怕我们现在还没有汽车、电灯、无线电等享受。我最感兴趣的是电子自动控制与雷达，以为这方面美国更是“一日千里”，其他国家“望尘莫及”。解放后我看不到美国杂志了，我就认为自己的技术这一下可“永远落后”了，因此丧失了对这一方面研究的信心，而改行弄电机制造。我之所以崇拜美国物质文明，由于我看不清美帝国主义是一个没落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科学只是为少数贪得无厌的财阀所掌握，为他们服务。美国科学用来发动侵略战争。但是再看一看苏联，他们那种百花齐放的科学，促使他们国家建设一日千里，每个人民能得到了高度物质享受，这些决不是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里所能够发现得到的。
+
+　　此外我对美国政治“自由”也很崇拜。我认为美国不像法西斯德国、日本那样“独裁”。美国报纸可以随便骂他们的总统。这种“自由”恐怕连苏联也没有（？）。苏联只有经济上自由。假如美国政治自由能加上苏联的经济自由，那么人人生活问题都可以获得“解决”，人人都有言论、信仰自由。现在我分析起来这真是十分荒谬的想法。没有认识到政治、经济的关系，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才有一定的政治制度，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美国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他的政治当然是独裁的，他们只有剥削劳动者的“自由”，只有压迫劳动群众的“自由”。相反的，在人民的国家里，像苏联已根本消灭了剥削制度，他们政治制度才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他们的领袖是代表劳动人民的意志，那有什么可以“反对”呢？我过去受了美国的旧民主主义的影响，我错误地理解了“自由”“民主”。今天我们国家里，人民都有自由。但是如果反动分子、反革命分子今天也有自由的话，那么他们会到处杀人放火，那成什么话？今天我们人民队伍中才充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享受真正的民主自由。就在这次思想批判中，大家相互展开批评，过去我往往把这一类事情看成“共产党在耍花样”！现在我真正认识到大家在帮助我提高，我现在对党团员感情上也变得很亲切。这充分说明了在人民国家里，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获得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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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抗美援朝开始时，由于我崇美、恐美，害怕美国空军与原子弹，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等国家的重工业建设好，能够大量制造飞机大炮时，再和美国干，才不会吃亏，我根本看不到人民的力量，更没有认识到我们是正义的行动，有着全世界人民在支持。今天事实证明了我的想法是错误的了，我脑子中恐美、崇美思想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受到了最严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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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我的崇美的思想反映在教学上也是极其严重的。我把这些思想常在讲堂上散布：我看参考书，全是英文，德文，日文……一大堆，其中有的自己也根本没从头至尾看过。我并不想学生真正在这些参考书中得到什么，而是想炫耀自己。生硬地介绍外国的一套，不从实际出发。我坚持要用英文，“坚决”反对用中文讲义或课本，对同学强调“中文书没有一本可看的！如果不能读原文本，根本就不要学电机”。有时同学拿中文杂志给我看，我不加思索地说：“这些都是抄外国书的，有很多错误，他们是骗稿费的，看了要上当！”这样使许多同学既看不懂原本，亦不去看中文书，使他们对学习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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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课堂上，每逢提到比较新的进步的东西，总要说这是美国搞出来的，课后与学生、助教闲谈技术问题，更其把美国吹得天一般高，偶而提到苏联，我表面上说不了解苏联技术，心里实在认为苏联在这方面也是向美国学习的，不及美国。最近接到了天津大学4年级学生张宝昌来信说自己英文程度不好，毕业后弄电讯网络研究恐怕有问题，这就是我宣传崇美思想的具体的结果，我今天回想起来非常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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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教学方法，也受到了美国学校的影响。我采用的教材是脱离实际的，教材尽量用高深的空洞理论，讲课时不将基本的物理观念讲清楚，全在数学公式上“兜圈子”“变花样”，使学生一半懂，一半不懂，我认为这样才能使人“敬服”。我教书不实实在在准备，毫无系统的从许多书籍、杂志上东翻西找，主观上觉得好的便拿来讲，到课讲完了，就把同学记的笔记拿来教下一班。做试验时，自己指手划脚作指挥，叫助教、同学去做，表面上说能使他们增进实际经验，实际是自己不愿动手。因此，我的教学是脱离实际，不从当前祖国需要出发的。也是不符合祖国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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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我还要说的，我最突出的表现在我教学生是传播资本主义“商业化”的内容，我自己往往把技术当作自己赚钱的工具。解放后，上海私营电机厂如雨后春笋的发展起来，我想进工厂，把自己技术卖更高的钱，因此我把在学校教书当作住临时旅馆，教学上随心所欲，不负责任。我把自己技术“留一手”，我认为中国工业落后，真有技术的人“很少”，我千辛万苦积累起来有一点技术经验就认为“奇货可居”了。我对任何人谈问题，总好像是很谦虚的，说自己什么不懂，其实我怕自己“窍门”被偷走。我对学生说：“你们只要学会基本理论，一通百通，经验与‘门槛’则要以后在工作中自己摸索才能累积起来的，不‘可能’，也‘无权’要求先生传授。”我就是这样把自己技术当作“奇货”，一有点就抓住不放，“待价而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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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其恶劣的，我各方面去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我利用学生去摸别的先生的底，借此难倒他，打倒他的威信。我在天津大学（前河北工学院）时，电讯三年级的学生大部时间花在我电讯网络课上，结果还是没有念懂，其他课更没有学好。别的先生教学情绪低落，同学盲目信仰我，攻击别的先生。许多先生都被我这样破坏过。我的目的并不是使电机系好起来，而我想抢系主任的位置，压倒别人，使自己在系内成为学生最崇拜的教授。我这种损人利己的行为使同学遭受了很大损失，这种损失无法估计，我真十分痛心自己过去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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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去言行上有许多错误，我表面上是人民教师，实际上在为资产阶级服务，甚至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由于过去在各方面培养我成为一个有浓厚买办思想的人，我盲目崇拜美国，鼓吹美国物质文明，说美国工厂好，生活好，现在我深深地检查起来我不仅仅是简单说美国好而已，实际上我希望藉美国之力，把自己抬高，获得更高的“地位”与“收入”，我提倡把美国工厂、学校等建设原封不动的搬到中国来，连主观上也不是为了“国家兴盛”，而是为了自己如此更可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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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次运动最使我感动的就是共产党对我的教育，她耐心细致教育我像慈母爱护儿女一样。党的光芒使我认识到生活的意义。祖国又这样需要我成为一个人民教师。过去我对自己的工作总感到“怀才不遇”，感到委曲，同学们不懂，总以为他们“太懒”，“太笨”，决没有想到自己的错误。经过思想批判以后，我发现了自己在教学上许多严重的错误。同学们不但不鄙视我，反而对我更尊敬，我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与惭愧。我下了决心要从实际出发，努力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虽然限于时间与教学技术，水平不能一下子提高，但是以后我除了政治学习时间外，要把时间花到准备教材上去，决不再像以前我把全部时间花在搜集与教学无关的资料。现在我心里很安定，我不再像过去东想西想，只想找“高薪水”，我以饱满的情绪，愉快的心情，决心不断的提高自己认识，做一个人民教师，多多为祖国建设而努力。
+
+　　（原载1952年8月12日上海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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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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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以升: 什么是我三十年来的主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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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道部铁道研究所所长　茅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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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身于旧社会的一个所谓“寒士”的家庭，幼时家中生活清苦。在学校里，看见同学中有的是家里做官的，有的是有钱的，他们都有“势派”，和他们在一起，我不免自惭形秽。然而听了家人们时常鼓励我的话，说只要将书读好，必然“出人头地”，就暗中立下志愿：“今天我不如你们，将来看罢！”看什么？就看我读书的效果。后来果然因书读得“好”而为人看重起来，于是再想将书读得更好。那时也看了些“维新”书籍，懂得些“优胜劣败”、“天演竞争”的说法，尤其佩服“英雄造时势”的那句话，觉得自己别的不如人，不见得头脑也如此，于是将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读书上面，拿读书来和人竞争。后来考上唐山的工学院，读书更勤，最后果因此而派往美国留学，便不由地满足起来，竟有“英雄”之感。并且以为这就是将来“造时势”的开始。至于造什么“时势”，如何造法，当时实是黑漆一团。那时读书，只是为了“扬眉吐气”，为了“远大”前程，而这前程完全是指个人利益，因而那时我心中所谓造“时势”，完全是指个人的“时势”。我在学生时代就这样地种下了后来的个人英雄主义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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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三年半，也和在唐山一样，自觉出足了“风头”。美国社会是最鼓励人出风头的，如果自己名字登在报上，成为新闻人物，那便可轰动一时。我因报上也登过我的名字和照片，觉得非常高兴，于是联想到在唐山读书时，看到科学里某一公式或定理，附上一个私人名字，就异常羡慕，正是这个心理作祟。加以在美国看到汽车叫“福特”，柴油机叫“狄赛尔”（皆人名）都很眼热，想到如能把自己的名字和一个公式或一样东西联起来，使人提到它便想起我，提到我便想起它，这有多好，自己认为这是人生的一个奋斗目标，于是我就费尽气力，去“发明”些公式和定理，也不管它们的效用和与实际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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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我还看到另外一个出名的方法，便是一个没没无闻的企业家，因为赚了大钱，也可出名。其实他们之所以能赚大钱，都是由于剥削，但报上却恭维他们，说是由于“科学管理”。于是我就信以为真，觉得这门科学，大可介绍到中国，来扬我自己的名。因而我在读学位选科时，除了桥梁主科外，选了两个性质特殊的副科，一为高等数学，一为企业工程，表面上是为了学术和企业，其实都是为了出名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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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是个广告世界，到处看见人和东西的广告。既是广告，当然说好不说坏，于是个人标榜或为他人捧场，都不足为奇，并且认为隐恶扬善，也是社会道德。从美国的广告技术里，我学会不少求名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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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于1920年初返国，自此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继续不断约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的期间，我做过各种不同的工作。教育界的时间最长，其次工程界，再其次行政界，最短的是企业界。我所以常换工作岗位，一是由于个人兴趣，一是由于却不过朋友的“情”，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想多方活动，藉此出名。那时是军阀混战的反动时期，所谓“政府”工作，都是朝不保夕，但我却自认是个专门技术人才，各方都需要，不但不感觉有失业的威胁，相反地还想在那样纷乱局面中，树立起个人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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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时是怎样争抢这“声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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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国后第一件工作是教书，就想将书教“好”来自炫，不但搬演在国外所学得的一套，而且还独出心裁，故作新奇，以期博得学生们的欢心。学生们受了我的麻醉，跟我学得愈逼真，愈脱离实际，也就是愈益美国化。然而当时学生是不知道的，而我则因此反而声名雀起，渐渐露出头角，于是很快地便兼了学校的行政工作。在这里我又拿出我的“科学管理”，以显示我的与众不同，果然我的“才能”就慢慢传闻出去，于是其他学校也来争先延揽，因之，我在教育界的地位，也就逐渐巩固。那时一贯作风，都是刻意求名，自己学术上的创获少，就改头换面，介绍些别人的著作；学术上没得说了，就侈谈工业建设。总之是用各种方法做广告，不论专题演讲，学术论文或工程计划，只要有人来请，从不拒绝，目的是藉此扬名，而不问所讲的效果。在所有我那些广告里，我不曾提过关于政治主张的话。这样纯技术的宣传，就无异对那时的反动统治表示，又多我这样一个人，可供他们驱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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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职位渐高，事务越来越多，便非一人精力所能济，而且也非一人知识所能办，因之要靠别人帮助，才能撑持“门面”。在这里，我那“科学管理”，又得到更大的发挥。我随时随地组成班底，使得受我支配的人，尽力为我效劳，我更滥用职权随心所欲地“提拔”他们，换取他们的“欢心”。于是他们的劳绩，便都为我剥夺，为我做出名气。他们的劳绩愈多，我的名气也愈大，譬如那时用我个人名义发表的文件，往往内里精华都是众人的心血，而我独占了他们共同辛苦造成的果实。这种剥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现在钱塘江桥工程上，那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
+
+　　随着个人名位的发展，交游日见广阔，就逐渐引起了我对那时的反动统治者的权势的倾慕。我既小有声名，反动统治阶级也正在标榜“招贤”，我就慢慢爬上了能与蒋匪帮“四大家族”往来的地位。人民公敌蒋介石，为了笼络“专家”“学者”，对那时伪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评议员，特别表示“看重”，我就凭这个“专家”的资格，被他招待过几次，当时觉得非常“荣耀”。榨取人民血汗的孔祥熙和宋子文，操纵官僚资本，为害国家，而我只看到他们的“声势显赫”，就不惜奔走其门下。尤其难堪的是因为他们曾对我表示过好感，我更企图仰其鼻息，从事实业，引起了我创办桥梁公司的念头，“趋炎附势”，唯恐不及，今日想来，实不可恕。特务头子陈立夫和朱家骅，都曾把持垄断过教育界。我因唐山和北洋两校的关系，和他们都有过经常的接触。他们两派倾轧暗斗，甚为激烈，我因两边敷衍，于是两边都不敢引我为心腹。但他们知道我和教育界的渊源，都来设法利用，表示特别“看重”我，使得当时的所谓学术界拿我当做个代表人物，好为他们代通声气。而我只主观地认为于“公”有益的就去做（如陈要我为“总理实业计划研究会”拉人做计划：朱要我做筹备北洋大学的秘书，我都慨然接受），有害的便不理会，以为是个显露才能的机会，而不知这个“公”是个什么“公”，不知我如此作法已十足地为反动派做了工具。因此表面上，我虽不是国民党的党员，而实质上，我竟做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得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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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时迷惑于“美国生活方式”中的所谓“公众服务”的作用，认为这是宣扬和巩固个人名位的最妙方法。我认为：官场中的地位，最不可靠，惟有将学术上的“资望”，建筑在对于社会的“贡献”上，才是长久之计。因此，我最喜组织工程团体，而美其名为学术研究，或参加既有团体，如同学会之类，而在那里面操纵，以建立自己的名位。同时，我对于朋友，也最好“帮忙”。我的朋友多而且不限于一行，朋友中有派别或小集团的，我都不作左右袒，到处一团和气。由此我便落得一个“滥好人”的称号。所以这样，也是希望不得罪人，以利于我个人的名位的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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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教育界，工程界有了点基础以后，就想转向工程企业的方面去发展，一因学术上成名不易，二因做官无保障，爬得高，跌得肿，三因我在中学时读过商科，而且在美国时就曾欣慕过他们赤手起家的企业家。于是在我那为反动派服务期间的最后6年中，就做了伪交通部的中国桥梁公司的总经理。（又曾做过桥梁公司和重庆市政府合办的重庆缆车公司总经理两个月）心想在一个新兴的企业里做创始人，将来在国内就有独占垄断的资格，或可做到中国的“桥梁大王”，不是可同世界上的什么“钢铁大王”“火柴大王”媲美吗？那时我一面出场与铁路、公路做桥梁生意，一面还在家中做“土壤力学”的研究，表示我能文能武，也就是用学者的外表，掩盖经商的丑态，而不知事实上我已加速地走上了资产阶级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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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中，我就是这样在工作岗位上，在勾结官府上，在社会活动上，无时无地不设法制造名气，抬高自己。其初还有些实在东西，不愧辛苦一场，后来便忘其所以，逐渐空虚，然而这个虚名，依然传扬出去。于是不论知与不知，道听途说，也都信以为真，认我该是个“专家”了，因而便常有较大的工程计划，要我去参加，更有各种委员会，给我空头名义。加以报纸的不时渲染，我都受之无愧，俨然不可一世。而不知那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结果。今天看来，我在那30年中，除去参加修建一座桥梁外，其余几乎什么好事都未做，只是大量地耗费了人民的血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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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那忙名的长期过程中，我思想里是存在着矛盾的。首先是名与利的冲突。在旧社会里，名与利本是不可���割的，有名即有利，而有利者亦易得名。然对我说来，名之可贵却远甚于利。一因名是累积而来，有增无减，二因名是绝对独占，他人无法分润，三因名要宣传，而利怕人知。这种精神上的享受，较之得利者的物质享受，似乎要高出一筹。因此我在多年工作中，从不敢谋非法之利，并非对利的深恶痛绝，而是恐怕妨碍了名的发展。即在办理桥梁公司时，虽然对利的看法，比前重得多，然而还认为公司之利，即我个人之名。因之在名与利的矛盾中，名总是在胜过利的一面。
+
+　　其次，是关于是非和善恶的标准问题。在我那30年中，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无时不在激烈的动荡之中，我为了好名心的驱使，只知逢迎反动统治阶级中之有力者，还自以为随机应变，迎合潮流，从不知道怎样判别其善恶与是非。小而言之，对于工作岗位，只问个人兴趣与待遇，而不管其实际效果。大而言之，对于反动统治下的所谓“建设”，但求能参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权势”。此皆是为了求名而不计其是非或善恶。这里的矛盾，竟然“非”的“恶”占了上风，以致虚名上更带了玷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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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我在那30年中的工作表现，虽是主要地一意为名，然在思想上，还夹杂有利和权势的成份。名利和权势，本是互为因果的，不论为名或为利，究其终极，实皆争夺权势的手段，既是为了私欲而争夺，当然不顾一切，无所不为。这在资本家的唯利是图的目标上，就表现出剥削作风，在我的唯名是图的目标上，因是同样争夺的本质，也就表现出同一作风。这样剥削作风，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奖励“自由竞争”（实即掠夺）的后果，在封建社会，是倡导“飞黄腾达”（实即升官发财）的后果。我从幼年种下的封建意识的个人主义，发展到留学时代的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然后在长期工作中反动统治下更形成为个人英雄主义。因之，我的一贯作风，也就由浅而深地反映出其中的思想根源，这就是损人利己，投机取巧，剥削群众，坐享其成的腐化堕落思想，也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今天看来，这个资产阶级思想，便是我30年来在一切工作生活中的主导思想！我便是受这个思想统制了30年！在这样思想指导下，我在那30年中的立场、观点，不是模糊不清，而是同化于资产阶级了。在开始思想改造的学习时，我总自认为小资产阶级，因而只看出过去的自私自利和自高自大的缺点，心想我既未做过资本家，就不会有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现在挖到思想根源，才发现我竟是一个带着小资产阶级面貌而具有资产阶级实质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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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在那样思想基础上，抱着那样的立场观点，来迎接解放，迎接工人阶级的领导，而参加了新政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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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后，我的心情，是万分高兴的。我看到人民政府各种惊人的成就，全国上下的学习热潮，累次政治运动的辉煌胜利，以及“三反”“五反”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功，我感觉到在世界和平阵营里面，做个中国人民，是无限光荣。中国人民受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一百多年帝国主义的压迫，如今巍然起立为巨人，不再受任何方面的欺凌，是如何值得骄傲而欢呼！
+
+　　然而在同一时期内，我工作的效果，与我兴奋心情，是不成比例的。我只觉到愧对我的光荣职位，愧对祖国和人民。由于对新事物的了解不够，思想不能与环境结合，小我不能与大我结合，我就往往处于被动，因而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这样的做客思想，与我在过去的作风，是分不开的。这个思想，正是那旧作风的反映。怕犯错误，即是错误的思想根源犹在。以前恃强好胜的动力，今天是抑制住了，然而又不免形成退缩，在每一具体问题上，就不能充分表现积极性。所有这些患得患失的思虑，都是说明我资产阶级思想的浓厚。
+
+　　我在解放后的工作中，虽已认识到一切要求与前不同，眼见各种政治运动和经济建设之成功，皆由于群众的伟大力量，但在自己岗位上，反而不善联系群众，其病根即在个人主义之障碍。我身为国家的工作干部，本应有无产阶级立场，而欲站稳立场，必须抛弃个人主义，如不能抛弃，或抛弃而仍有留恋，即是资产阶级思想作梗，无怪我的进步，是那样地迟缓。
+
+　　我尤其要痛自谴责的是：在我过去30年的工作中，我虽从未与美帝国主义者有过较密的交往，我的美国朋友，也非常之少，然而对于美国技术，却是盲目崇拜。我6个子女，就有5个是留学美国的，可见我崇美之深。解放后逐渐认识了美帝国主义的本质，在抗美援朝的伟大运动里，惊醒了多年来的迷梦，完全感觉到崇美的可耻。美帝国主义者，近百年来，对中国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侵略，其中对我们知识分子最刻毒的手段，便是用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等美名作掩护，使我们成为他们的思想俘虏。思想界限不清，敌我就难划分。我过去之所以不能深切地仇恨美帝国主义，正是思想有病。我必须克服这个思想障碍，方能鼓起斗争勇气。这个思想，即是资产阶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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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思想改造学习的初期，我对新旧思想的看法，是不正确的。首先认为旧思想是旧社会所造成，其咎并不在我，因而原谅有余，痛恨不足。然而同一旧社会，何以有革命先进，而我则相反，这便表明我在思想上根本缺乏革命意识，以致畏惧革命。及至认识了旧思想的错误以后，又拿爱面子的观点来粉饰，说“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吧，而不愿深刻检查。再后来知道了这是欺人之谈，才了解到思想改造中改造两字之意义，但又偏重实践而忽略理论，认为莫若在新社会中多多锻炼，“潜移默化”地逐渐改造。直至三反运动，方才恍然大悟思想改造，即是治病救人。表面上好像身体还好，不知潜伏之病症已深。以前传染来的毒菌，早在血液里猖獗不堪，幸而有许多同志，给以友谊帮助才使我一些健康的细胞，经常与之抵抗。现在思想改造，正是病急求医。而求医即必须详说病历，毫无隐讳，方能诊断下药，早复健康。这就说明了新旧思想不能和平共处的原则，旧思想经常蒙蔽了新认识，旧的不去，新的无法生根。在我的思想中的黑暗一面，就是旧我的一个堡垒，随时跃跃欲逞，伺机触发，无形中抗拒了新思想的吸收，和新事物的认识，因而大大地阻碍了我的进步。必须将此攻破，才有巩固地建立新我的可能。进攻堡垒，消灭毒菌，必须武器，这武装即是批评与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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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使我得到了很好的教育机会来认识自己，改造自己。我了解到像我这样学过技术并且有过些经验的人，正是祖国建设所需要。然而不经改造，是不能很好的为人民服务的。因而这个运动，在我一生，是个重大的转折点。我决心要好好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在技术上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我决心将旧我，经过实践，改造成新我。我决心建立起伟大的无产阶级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我今后工作和生活的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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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原载1952年8月13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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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丰彦：检查清高保守思想给我工作中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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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医学院教务长兼生理学科主任　徐丰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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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身于封建社会农村中，家庭是“书香世家”。祖父古板而严肃，我十三四岁以前一直和他在一起，教我孔孟之道。父亲是中学国文教员，是一个抱着“独善其身”有“清高”思想的人。我在中学时一直受他的影响，因而养成了妥协保守、沉默寡言的性格，外表道貌岸然，使人不易亲近。大学毕业后，当了5年生理学助教，我就不满意助教名位，于是到南京中大去当讲师；并急于留学“镀金”，便申请那时的美国文化侵略工具“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给我资助到英国留学。在英国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学会了他们那一套“尊严”、虚伪的所谓“绅士”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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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外国回来之后，有了学术资本，我便进了中央研究院，做那从外国搬回来的随着个人兴趣出发的生理学研究。因为我觉得研究可以发表论文，增高我的地位。于是，我就陆续用英文发表了许多论文。抗日战争开始后，我转入中大医学院，除了教学之外，还是继续那些脱离实际的研究，并继续用英文发表。1945年春来上医之后，继续过着这种教学与研究的生活。过去，我一向认为自己还能坚持岗位，对祖国有“许多”贡献，足以自豪，现在看起来，所谓坚持岗位者，仅不过是坚持个人名位发展，驯服地用学术研究替反动统治装饰门面而已。人民用血汗培养我，使我得到一些科学知识，但我在这伟大的人民革命斗争中，置身事外，躲在象牙塔中20年之久，有什么可以自豪的呢？至于研究的结果为谁服务，教育为谁服务，我更是不曾考虑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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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学、同事面前，我一向保持着“清高”“尊严”的面孔，我这样做实质上是出于为个人名利打算、自私自利的本质，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名位，因而在同学、同事之间，造成了一条很深的鸿沟，影响了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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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教学工作上是作为完成任务，以巩固我的地位来看的。排功课时，首先考虑怎样使我的时间用的最经济，而不是考虑教学效果怎样才最大。每一上课目标与要求都不明确，只是拣我所喜欢讲的多讲，所不喜欢讲的少讲，教学的目的是在表现自己而不是在帮助同学。对于教学效果，心中茫然无数。在教学时，我所真正认识的同学寥寥无几。教学结束以后，我与同学更是两不相关。他们在前期所学的功课究有多少能应用在后期？是否足够？从来不加过问。同学们也因为我一贯保持着“尊严”面貌，不敢发问，这就使得许多同学们在学习生理之后得不到深刻的认识，不能为以后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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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培养助教方面，我所采取的也是守旧的资本主义的一套。分配给他们任务是要他们帮助我作研究，而不是从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培养提高他们。因此，我与助教之间类似雇佣关系，再加上我一贯摆出“尊严”的家长面孔，也使他们无法接近，我与他们越来越远。最后是他们一个个失望而去，使我十几年来不曾很好地培养出有用的生理人材来，这对国家是多么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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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秋天，领导上要我担任教务长，但是，我在接受任务时，首先考虑对自己的利害关系，认为自己负责的生理科工作必然受影响，因此就认为是一种额外负担，存在着“五日京兆”的心理，得过且过。上医改组后，来了一位同志参加教务处的领导工作，我更存有依赖心理，把工作责任推卸给他，我对这一工作是极不负责任的。同时，我对课程改革、新的教学方法认识不足，就使得上医的课程改革工作没有很大进步。一谈到5年专科重点制，便考虑到时间是否够，训练是否充分；谈到医专科的课程内容时，便要取医本科的内容作蓝本，不能大胆改革；谈到师资训练，便搬出听课、实验、研究等老一套办法。总之，这种不负责任、保守的态度，是与“用革命精神与方法办好学校”这一方针没有丝毫共同之点的。另外，教务处没有中心领导思想，摇摆于各科主任意见之间，不发动全体教员提高认识，创造经验，而是生硬地搬教研组计划、总结等教条办法，并且大多数办法是用书面通知推行。在进行了一年多的课程改革工作之后，上医的教学思想与教学内容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这是由于我对人民教育事业不够忠诚，而采取了个人主义、敷衍塞责的态度的结果。我不虚心向群众学习，又不发挥集体力量，就使上医的课程改革工作停滞不前，使成千的同学不能在这里很好地完成祖国交给他们的学习任务，使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受到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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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的自命“清高”，不耐烦科内的所谓“事务性”的工作，就使我在科内领导上犯了很大的错误。我对科内的技佐与工友也是非常不关心的，他们希望在业务上提高，但我一直不问不闻，对他们的思想、工作不加过问，因而使他们消极失望，看不见自己前途，在工作中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由于我的官僚主义，不深入了解，使得动物房有了严重的贪污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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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这次初步的思想检查，我开始认识到自己过去错误的严重，我决计抛弃我过去那种置身事外的“清高”思想，以及“尊严”的绅士面孔。我要对人民负责，同时虚心向群众学习，搞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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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载1952年8月19日上海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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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CCRD/3/7/3/000147.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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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钦祺的思想检查（划清思想界限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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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者周成林按：家父周钦祺五八年二月于北大的自我检查中，提到“1952年8月在四川民政厅划清思想界限的学习中，自己曾专门就个人主义作了深刻地检查，不久便被吸收入团”。现将这篇检查附录于此。整理者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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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一九五零年一月参加革命的（是成都县中军事代表刘文范介绍的）。解放前一直在学校读书。由于自己在旧社会中没有接触过新事物，所以对共产党是认识模糊的。解放后自己抱着一种“为个人找出路”和“替家庭减轻负担”（因为我父亲是工人，收入甚微，不足维持家用）的想法参加了革命。因为自己参加革命的动机是为了个人打算，极端不纯，所以在工作中发生了不少毛病，更因自己在两年多来的过程里，主观上学习努力不够，小资产阶级思想未经很好改造，因此不论在工作、学习、思想方面，随时考虑个人利益，“我”为第一，而影响了工作，进而使“个人利益”成为我进步的绊脚石。
+
+　　我父亲是工人，所以家庭环境是贫困的，因为工人在旧社会是被人所唾弃的，父亲便随时教育我们“好好读书，好给我挣口气”，母亲也是一个精细的人，凡事总不愿吃亏，所以使我也是好好读书，希望能达到父亲的愿望：于我有利的事，羡慕非常，人可吃亏，我不可失利。遇事计较个人得失的思想，在我脑海中扎下根子。成都解放了，我在这种“个人主义”的思想支配下参加工作，在工作中，若是比较顺利，就凭着一股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干下去（如在茂县征粮时，工作得很起劲），但是遇到艰苦复杂的情况时，就消极、畏难甚至于对革命动摇、退却了，如我调到松潘工作时，吃不下苦，嫌工作不合自己希望（在百货公司门市部售货），委屈了自己，部分少数民族被特务煽动，准备暴乱，自己害怕，在思想上想“溜走”，但又害怕走不掉受处分，即使回家，脸面也不光彩。最后终于向县委书记提出要求请假，经县书亲自给我讲清革命道理，尤其他谈到党及红军艰苦、伟大的事绩时，自己又凭着那种小资产阶级易受感动的心理，慨然的工作下去。
+
+　　革大三月的学习，经领导上的启发教育，我才暴露了这些丑恶的思想，经过领导上及同志作的帮助分析批判，自己开始初步认识到这种思想的危害性。
+
+　　革大毕业后，调我参加土改，由于自己参加土改是抱着锻炼自己，基本上没放弃个人打算，所以在石板滩土改时，没有从整个土改工作、群众利益去着想，而是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当时同一个女同志一村工作，思想上曾很喜欢她，因此情绪波动不安），所以我那支点（我是副组长兼一个村的组长）的赔罚任务没很好完成，这种错误思想虽经队部领导上及时提出批评，也纠正过来，但终是造成了工作上的损失。
+
+　　个人主义在我思想上占的地位多，所以在工作方面表现了考虑工作按兴趣出发（如不愿搞财经嫌它死气），工作不主动，接受任务有价讲，强调困难。表现在思想方面即是：个性强，自以为是，对人不够虚心。自由散漫，组织观念不强（如批评别人时，不多当面提出，值班时去看戏等）。学习方面则是：自己爱看的书（文艺方面）就多看，自己不爱看的书（政治理论）就少看，即使看了也不钻研，所以收益不大。
+
+　　总的说来，自己在两年多来的工作中，进步上看来，确实毛病不少，进度太慢（当然是有进步的），主要的因素，就是个人主义侵占了我思想上大部分领域，虽然嘴上随时肯说“为人民服务”，但实质上为自己服务的时候确实要多些。这种思想发展下去，还不是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思想吗！它不特会造成工作上的损失，更严重的会使自己葬送前途，脱离革命。通过这次思想建设学习，划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使我更进一步看清了自己思想上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和它对革命的危害性。
+
+　　今后自己只有努力学习，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在党和团的教育下，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人生观，做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更多更好的为人民做事情。
+
+　　 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九日
+
+　　· 来源：
+
+　　来自网络文章

CCRD/3/7/3/000148.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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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民政局1952年三反运动受处分党员登记表 （原始档案）
+
+## 三反运动中受处分党员登记表
+
+　　1、范克修
+
+　　2、史弼臣
+
+　　3、杨登彦
+
+　　4、丁旭中
+
+　　5、杨佳燕
+
+　　6、侯树藩
+
+　　7、杜天山
+
+　　8、杨家歧
+
+　　（编号）
+
+## 三反运动中受处分党员登记表：范克修
+
+## 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制
+
+　　姓名范克修　男　家庭出身贫农　参加工作日期一九四八年　来源老区
+
+　　籍贯河北省邯郸县　年龄二十三岁　本人成分贫农
+
+　　入党日期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工作机构及三反前后所任职务撤职前在生产教养院育幼所担任总务工作。
+
+　　错误性质：诱奸女童　犯错误时间：一九五○年三月　贪污数额：一十二万七千五百元
+
+　　三反运动中所犯错误及其处理情况
+
+　　所犯错误的详细具体事实：
+
+　　范克修在育幼所任职期间，利用职权，诱奸该所收容女童郭玉恽，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被领导上发觉后，他不但不承认错误，相反的竟在党的小组会上耍无赖，以具结来否认其犯罪行为，至郭玉恽流产事件发生后，始被迫承认。
+
+　　范克修对工作不负责任，其经管之账目一塌糊涂，和私商加工换粮及仓库物资均不建账目，也不注意保管，致使许多物资都被虫蚀霉烂或被收容人盗窃，而他从不检查也不过问，表现了极端的官僚主义作风，三反运动开始后，群众检举他贪污收容人口粮，但他不但不坦白，说群众的检举是造谣，破坏三反运动，并在党的支部大会上，公开的向党对抗，无耻的说：“查我的账好了，查出问题可按贪污犯治我。”经领导上指出其错误，无法抵赖时始交代出贪污十二万余元，但根据一部分口粮账查出，仅小米就缺少一万九千多斤，大米四千多斤，对这些问题不但不交代清楚，相反的竟又乘机修改账目，并将前任总务所移交之全部账目，有意识的隐匿起来，藉口当废纸卖了，企图销毁罪证，最后并以寻死来威胁组织。
+
+　　在三反运动中的表现：
+
+　　极不老实，顽强抵赖，向党抱对抗态度，不彻底交代问题。在人证物证面前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并以死来威胁组织。
+
+　　一贯表现：高傲自大，政治上极不开展，工作一贯不负责任。
+
+　　党内处分
+
+　　上级最后批准处分：开除党籍  日期：一九五二年五月
+
+　　批准党委：中国共产党北京市人民政府机关党委会
+
+　　复查前后处分有何改变：无改变
+
+　　支部决定或建议：开除党籍  日期：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二日
+
+　　党委决定或建议：开除党籍  日期：一九五二年五月
+
+　　本人意见：对开除党籍处分完全同意
+
+　　行政处分
+
+　　刑事处分：已送交法院尚未判刑
+
+　　 所属党委：民政局支部　　填写人：王桂茂　1952年8月20日
+
+　　（编号）
+
+## 三反运动中受处分党员登记表：史弼臣
+
+## 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制
+
+　　姓名史弼臣　男　家庭出身中农　参加工作日期一九四四年　来源老区
+
+　　籍贯河北省房山县　年龄三十四岁　本人成分工人
+
+　　入党日期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
+
+　　工作机构及三反前后所任职务撤职前为生产教养院安老所副所长
+
+　　曾否犯过错误或受过处分：一九五一年六月曾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
+　　三反运动中所犯错误及其处理情况
+
+　　错误性质：贪污失职　犯错误时间：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年
+
+　　贪污数额：一百四十三万四千元
+
+　　所犯错误的详细具体事实：
+
+　　史弼臣在安老所工作期间，一贯不负责任，贪污受贿，并利用职权虚报收容人名额冒领口粮，乱搞生产以及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不仅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而且造成该所工作极端混乱和收容人严重的死亡现象。主要事实：
+
+　　（1）史弼臣在安老所担任副所长期间，是该所收容人生活极坏，死亡率最高的一个时期。自一九四九年七月至一九五○年五月共计死亡六百四十二人，平均每月死五十八人，最多时一九五○年二月死一百一十九人。造成这样高死亡率的重要原因是史弼臣在工作上不负责任，不关心收容人生活，使收容人生活环境恶劣，营养很差。
+
+　　（2）一九五○年九月，他被派西北打听行情，限十天返回，而他一去不返，在西北作起买卖来，几次去信叫不回来，超假四十六天，后派专人去才把他找回来，这次从中贪污一百一十一万四千元，一九五○年二月贪污收容人口粮小米一百斤，合十万元。
+
+���　（3）一九四九年八月至一九五○年四月史弼臣收受私商王茂贿赂，丧失革命立场，以低于市价的行市先后将收容人口粮米九万五千余斤卖与他，同时每次出售的米史弼臣均以安老所名义开具证明给王茂免税。接受王茂贿赂二十二万元。
+
+　　（4）一九四九年七月至一九五○年五月史弼臣利用收容人王锡满，以收容人出所不消名方式虚报收容人四万二千二百二十三人，冒领口粮五万八千零五十六斤，除补贴收容人食用及投入生产外，尚有二万九千四百八十二斤，因王锡满已逃跑，又无账可查，致下落不明。此外，在组织收容人摇煤球生产中计先后买煤三百五十吨，其中二百四十吨没有过秤。在清理煤账时发现缺少煤三十吨半，其中除被王锡满拐走十四吨半，均无账目可查，十六吨下落不清。
+
+　　在三反运动中的表现：
+
+　　狡猾抵赖，对三反运动采取抗拒态度。
+
+　　一贯表现：对工作不负责任，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无组织无纪律行为。
+
+　　退赃情况：未退赃
+
+　　党内处分
+
+　　上级最后批准处分：开除党籍  日期：一九五二年五月
+
+　　批准党委：中国共产党北京市人民政府机关党委会
+
+　　复查前后处分有何改变：无改变
+
+　　支部决定或建议：开除党籍  日期：一九五二年三月五日
+
+　　党委决定或建议：开除党籍  日期：一九五二年五月
+
+　　本人意见：认为事实相符，对开除党籍处分表示同意
+
+　　行政处分：（行政上已撤职）
+
+　　刑事处分：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
+　　 所属党委：民政局支部　填写人：王桂茂　1952年8月20日
+
+　　（编号）
+
+## 三反运动中受处分党员登记表：杨登彦
+
+## 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制
+
+　　姓名杨登彦　男　贫农　一九三八年　老区　河北省曲阳县　二十六岁　贫农　一九三八年七月八日
+
+　　撤职前曾任兴华荣军砖窑厂厂长，现在民政局优抚科作一般业务性工作。
+
+　　错误性质：贪污受贿　犯错误时间：自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一年　贪污数额：一千二百二十五万三千二百元
+
+　　所犯错误的详细具体事实：
+
+　　1、杨登彦为了达到贪污自肥的目的，曾亲自培养其同乡康申东（日特，现已逮捕）为马车封建把头，自一九五一年六月至十一月康申东共包运兴华窑厂二百三十余万块砖，康从中克扣运费达两千余万元，杨登彦以先后分得之赃款购买马车及该车在半年当中所获得的利润共计贪污八百三十六万一千二百元。
+
+　　2、利用职权，假公济私：一九五○年十月杨登彦带领干部董儒林，携公款一千五百余万元到原籍曲阳，托其父亲购油（曲阳并非产油区）以次油顶好油从中贪污二百二十三万元。
+
+　　3、利用职权动用公款：一九五○年九月至十二月杨登彦为了帮助他父亲作生意（贩运梨）曾私自批准先后挪用公款五次共一千一百二十四万元，一九五一年三月杨登彦并将挪用公款所得之利润，以他父亲名义投资东郊私营新华药厂一百万元。
+
+　　4、此外，杨登彦一九五○年六月至一九五一年六月贪污面粉四袋，合人民币三十二万元，一九五一年十月接受康申东贿赂衣服用具等价值三十四万二千元。更可耻的是杨登彦为了达到贪污的目的，一九五○年九月亲自向干部董儒林行贿二十万元，并将贪污的一部分款以十五分利息放高利贷。
+
+　　以上共计杨登彦贪污一千二百二十五万余元，其情节确属恶劣，使党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
+　　在三反运动中的表现：
+
+　　运动开始态度极不老实，曾用各种欺骗手段，企图蒙混过关，被人检举后，经领导上反复动员，在人证物证面前，才被迫承认了上述贪污事实。
+
+　　一贯表现：在工作上强迫命令，脱离群众，并有意识的降低领导威信，提高自己，表现极不忠诚。
+
+　　退赃情况：退回大车，骡子等赃物折款一千零七十万元。
+
+　　上级最后批准处分：开除党籍  日期：一九五二年二月
+
+　　批准党委：中国共产党北京市人民政府机关党委会
+
+　　支部决定或建议：开除党籍  日期：一九五二年二月
+
+　　党委决定或建议：开除党籍  日期：一九五二年三月
+
+　　本人意见：同意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
+　　行政处分：（行政上已撤职）　刑事处分：判处机关管制一年
+
+　　 所属党委：民政局支部　填写人：王桂茂　1952年8月20日
+
+　　（编号）
+
+## 三反运动中受处分党员登记表：丁执中
+
+## 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制
+
+　　姓名丁执中　男　中农　一九三八年　地下　北平　三十四岁　学生　一九三八年十月
+
+　　三反运动前在北京市救济分会担任秘书长，三反运动开始后于一九五二年一月八日撤职
+
+　　在地下工作时曾因贪污公家三两半金子，生活腐化堕落，北京解放后并欺骗组织，虚报发展党员七名，一九四九年春经市委批准给予当面警告处分（一九五一年九月撤销）
+
+　　错误性质：贪污及强奸妇女　犯错误时间：一九五一年　贪污数额：一千三百二十一万元
+
+　　所犯错误的详细具体事实：
+
+　　丁执中品质极坏，强奸妇女，贪污浪费，其违法失职的罪行是极其严重恶劣的，主要事实如下：
+
+　　（1）在地下工作时，党给他活动费黄金五两，全部存在他姐夫者连元金店内，北京解放后，欺骗组织说“黄金花光了”。而在一九五一年七月将者连元还的黄金款一千一百万元吞为己有，并以一千万元放高利贷与私商范鸣柯，利息一百八十万元。此外，一九五一年私用公款四十一万元，共计贪污一千三百二十一万元。
+
+　　（2）在领导救济分会工作中，严重失职，滥用职权，任用私人，不经组织批准，便安插他的哥哥、姪子、朋友，旧同学等在救济分会内部和所属单位工作，这些人在三反中发现均有贪污行为，且工作极不称职。丁执中生活腐化，铺张浪费。去年救济分会仅有干杂人员二十五人，房四十四间半，开办及修缮费用达一亿八千六百八十六万元，虽追加预算三次，最后尚亏二千万元，无法开支，在三反中查明很多开支是浪费的。丁执中将公用汽车作为个人专用，不分公私，均乘坐汽车，因私事坐车耗费汽油至少值七、八百万元。
+
+　　（3）丁执中在一九四九年强奸他的姪媳王淑英。一九五一年三月儿童教养院一部负责人企图强奸试用教员张芸萍，虽然未遂，而张内心痛苦，最后告发，而丁执中竟用种种手段，压制张芸萍，强迫她承认是“诬告”李奎一的。最后，丁执中骗取领导同意，将张芸萍开除。丁执中这种颠倒是非，欺骗领导，包庇李奎一，目无法纪的恶劣行为给人民政府，给党造成极坏的影响。
+
+　　（在三反运动中的表现：）
+
+　　态度不老实，与私商范鸣柯，者连元订立攻守同盟，狡辩抵赖。无真诚悔改表现。
+
+　　一贯表现：生活上腐化堕落，工作上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及无组织无纪律行为。
+
+　　甄审定案和复查前后，贪污数额和其他情况曾有何变化？什么原因？
+
+　　贪污黄金款原认定一千万元，在丁执中上诉请求缓刑中，法院认为，者连元后来向丁执中借的三百八十万元，丁执中向者要的皮大衣一件（现值七十万元）是他们私人来往，不应在黄金款上扣除。在终审判决时，认定其贪污黄金款为一千二百八十万元。
+
+　　退赃情况：现已退赃款赃物共折人民币八百二十万元。
+
+　　上级最后批准处分：开除党籍  日期：一九五二年二月
+
+　　批准党委：中国共产党北京市人民政府机关党委会
+
+　　支部决定或建议：开除党籍  日期：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日
+
+　　党委决定或建议：开除党籍  日期：一九五二年二月
+
+　　复查前后处分有何改变：无改变
+
+　　本人意见：因丁执中当时对刑事判决提起上诉，故未表示最后意见。
+
+　　行政处分：行政上已撤职　刑事处分：判处劳役改造二年
+
+　　 所属党委：民政局支部　填写人：王桂茂　1952年8月20日
+
+　　（编号）
+
+## 三反运动中受处分党员登记表：杨佳燕
+
+## 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制
+
+　　姓名杨佳燕　男　经营地主　一九三九年　老区
+
+　　河北省定县人　三十八岁　学生　一九三九年　十七级
+
+　　三反运动开始前在生产教养院任总务股股长，现在生产教养院育幼所工作。
+
+　　错误性质：贪污　犯错误时间：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　贪污数额：一百二十三万六千九百元
+
+　　所犯错误的详细具体事实：
+
+　　杨佳燕在社会服务处工作期间，利用职权照像、购书、买火柴等均不给钱，到生产教养院总院工作时，继续盗窃仓库的军毯、鞋、袜、衣服、毛巾等物资。此外，并私自克扣公家补助他小孩（已在育幼所收养）四个月的补助金四百二十斤小米，以上共计贪污一百一十三万余元。在工作期间，责任心很差，不计划不检查，经常为个人打算，如他在社会服务处（附设食堂）工作时，未经领导批准，私自将自己的母亲、老婆及两个小孩都接到里边去住，家属的吃、喝均由公家垫付，同时该处全体职工每月仅缴很少伙食费而吃的很好，以致将工作弄得很乱，生意赔本���法经营，在总院管理仓库账目不全，物资零乱，至今无法查对，杨佳燕贪污数字虽然不大，但占小便宜是一贯的，因而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使工作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
+　　（在三反运动中的表现：态度较老实，对自己错误的认识也较深刻。）
+
+　　一贯表现：工作责任心较差，平时不注重学习，政治开展较漫。
+
+　　退赃情况：退回赃物折人民币三十万元。
+
+　　支部决定或建议：当面警告处分　日期：一九五二年七月七日
+
+　　行政处分：记过一次　本人意见：同意给予当面警告的处分
+
+　　 所属党委：民政局支部　填写人：王桂茂　1952年8月20日
+
+　　（编号）
+
+## 三反运动中受处分党员登记表：侯树藩
+
+## 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制
+
+　　姓名侯树藩　男　中农　一九三七年　老区　河北省饶阳人　四十七岁　自由职业者　一九四二年　十七级
+
+　　撤职前担任生产教养院院长，现尚未正式分配工作
+
+　　错误性质：严重的官僚主义　犯错误时间：一九四九年八月至一九五一年
+
+　　所犯错误的详细具体事实：
+
+　　在一九四九年秋冬两季，曾先后接受私商东来货栈经理那久富贿赂水果两包，蓝布十八尺，药水十瓶，咳嗽药一盒，并吃请一次，以致使国家财产遭受严重损失，失掉党的立场，于同年十二月他因该院生产股股长杜天山（已开除党籍）将收容人口粮六万五千斤，条布二百疋及新达被服厂的五福布一百三十疋，贷与那久富作贩运煤油的资本，因盲目信任私商并未具保，一九五一年二月那久富运了十五吨半煤油在北京出售，当时油价虽下跌，但不致赔累，但那久富一口咬定因赔累无力偿付欠款，在民政局的督促之下对那久富欺骗政府的罪行在市法院起诉后，但因侯、杜二人受过那久富的贿赂未能积极地与他清算账目，甚至侯、杜当时藉故不出庭，以致使上述小米六万五千斤除用旧机器及破铁等物折回三万九千余斤外，其余二万五千八百余斤至今尚未收回。虽经领导上与侯树藩个别谈话中及局务会议上曾多次批评并严肃指示其迅速与私商结清账目断绝来往，但侯树藩置若罔闻，继而擅自将已扣留那久富之五桶煤油折款五百八十万元投资那久富经营之“东富久”药房，不久又自作主张同新达被服厂合伙将“药房”接收过来，因该厂过去赔累甚多，不但五百八十万元要不回来，该厂房所拖欠工人的工资，侯又自用教养院公款四十三万元支付，另外在一九四九年侯树藩擅自将收容人口粮玉米面一万四千零一十八斤及面粉三百二十五袋借与东来货栈至今除给利息六十袋面粉外，原米面均未要回，上述小米、玉米面、面粉及油款一共价值达六千八百八十万零一千五百四十元的损失，侯树藩应负完全责任。
+
+　　侯树藩领导生产教养院及其所属各所的工作是失职的，对工作不计划不检查，因面对该院存在的严重问题均毫未察觉，如习艺所的集体贪污，安老所收容人死亡率过高。该所冒领口粮达五万八千余斤，总院仓库三年来未清理物资混乱等问题，及至局的领导上发现之后还不执行行政上的指示而反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隐瞒领导擅自决定，如上述与那久富的交待中就是一错再错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
+　　在三反运动中的表现：因工作失职，思想麻痹，右倾领导三反不利，被撤职后对自己的问题不敢大胆证实，反省不够深刻。
+
+　　一贯表现：工作失职，立场模糊，政治上麻痹，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和官僚主义作风。
+
+　　上级最后批准处分：撤消工作处分　日期：一九五○年九月
+
+　　批准党委：北京市人民政府机关党委会
+
+　　支部决定或建议：留党察看一年　日期：一九五二年七月五日
+
+　　行政处分：撤职处分
+
+　　本人意见：同意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
+　　 所属党委：民政局支部　填写人：王桂茂　1952年8月20日
+
+　　（编号）
+
+## 三反运动中受处分党员登记表：杜天山
+
+## 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制
+
+　　姓名杜天山　男　中农　一九四四年　老区
+
+　　山西省浮山县　二十四岁　学生　一九四三年三月
+
+　　生产教养院生产股股长，一九五二年二月九日撤职
+
+　　错误性质：贪污受贿，丧失立场　犯错误时间：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年　贪污数额：一百六十八万元
+
+　　所犯错误的详细具体事实：
+
+　　（1）一九四九年冬至一九五○年一月接受东来货栈经理那久富，那振荣等贿赂，虚报车费，私用公款，窃取公物等共计贪污人民币一百六十八万一千元。
+
+　　（2）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到东北购买机器，杜天山因受私商那久富贿赂，竟私自作主将买机器余款五千五百三十五万三千元，借与那久富作买卖，又以公款一百九十万元，借与那买电滚等物。这一问题在市法院起诉时，杜天山有时竟藉故不敢出庭，对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采取了不关心的态度。
+
+　　（3）一九四九年九月杜天山与生产教养院前任院长侯树藩将该院布、袜子、毛巾及新达被服厂布共二百疋贷与那久富，限期一月，月利十五分。那久富将布运往东北售卖后购买玉米三十五万余斤。杜天山为了帮助私商多运玉米入关，曾以生产教养院、民政局名义开具证明要车皮三个，运了十八万斤玉米入关，帮助私商获得四千二百六十七万余元。
+
+　　（4）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杜、侯将收容人口粮六万五千斤、条布二百疋、白布十三疋，新达被服厂五福布一百三十二疋货与那久富作贩运煤油的资本。据了解，那并不致赔累，而一口咬定无力偿付欠款，杜、侯因受那久富贿赂，也未积极与私商清算账目。
+
+　　以上因杜天山的错误而造成的国家损失共计一亿五千三百五十六万三千元。
+
+　　此外，杜天山在生产教养院工作期间，不但工作上不负责任，作风也很恶劣，打击领导，抬高自己，利用贪污分子压迫工人，擅自改变上级决定等等错误也是很严重的。
+
+　　在三反运动中的表现：三反运动开始后，抗不彻底交代，并压制群众检举，有意识地转移打虎目标，包庇贪污分子，因破坏生产教养院的三反而被逮捕。由市法院交回民政局人民法庭审理后，仍然抗拒企图过关，最后才被迫坦白。
+
+　　一贯表现：丧失革命立场，勾结私商，欺骗政府，违法失职，对工作不负责任，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
+　　退赃情况：退回人民币五万四千七百元。
+
+　　上级最后批准处分：开除党籍　日期：一九五二年六月
+
+　　批准党委：中国共产党北京市人民政府机关党委会
+
+　　支部决定或建议：开除党籍  日期：一九五二年三月五日
+
+　　党委决定或建议：开除党籍　日期：一九五二年六月
+
+　　复查前后处分有何改变：无改变　本人意见：认为事实相符对开除党籍表示同意。
+
+　　行政处分：（行政上已被撤职）　刑事处分：判处劳役改造一年
+
+　　 所属党委：民政局支部　填写人：王桂茂　1952年8月20日
+
+　　（编号）
+
+## 三反运动中受处分党员登记表：杨家岐
+
+## 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制
+
+　　姓名杨家岐　男　贫农　一九四一年参军　老区
+
+　　平原省鱼台县　三十岁　工人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日　二十三级
+
+　　三反运动前后均在生产教养院西郊分院工作。
+
+　　错误性质：贪污　犯错误时间：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一年　贪污数额：一百四十八万四千八百元
+
+　　所犯错误的详细具体事实：
+
+　　杨家岐同志进城后，在资产阶级思想的熏染下，其农民落后意识自私自利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现已查明其在安老所工作期间，利用职权，曾偷盗公家军毯七条，贪污干部伙食等费用及偷窃收容人的口粮、棉花、棉衣、毛巾、肥皂、纱布、食盐等日常生活用品等共折人民币一百四十八万四千八百元，虽为数不大，但这种错误行为是恶劣的，给党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
+　　在三反运动中的表现：避重就轻，企图混关，经大会多次动员小组规劝仍不坦白，最后经群众检举才被迫承认。
+
+　　一贯表现：工作责任心差，不注意学习，政治开展较漫。
+
+　　支部决定或建议：当面警告处分　日期：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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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意见：同意给予警告处分
+
+　　行政处分：记过一次
+
+　　 所属党委：民政局支部　填写人：王桂茂　1952年8月20日

CCRD/3/7/3/000149.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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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正森：检讨我的资产阶级思想
+
+　　<南昌大学水利系主任、何正森>
+
+　　我的个人英雄主义一向都是很严重的。过去以为这正是小资产阶级出身者独有的尊严，也可以代表我的自尊心。我无党派，我有技术，反动政府时代人家需要我，新民主主义的时代，国家要大量建设，人民更需要我。我不去求人，人家会来求我，不知不觉地骄傲自满起来。以前有人说我自高自大，我心中不大服气。以为这是我的尊严，至多不过卖弄技术而已，岂能容人任意诽谤？还有人说我有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我更不服气为自己辩护：我是过工人阶级生活的人，至多有点小资产阶级思想而已。经过了思想改造中的长期学习，同志们的帮助，以及几次大报告的启发，始知我的脑海中，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在作怪。牠主宰着我的思想与行动，造成许多恶劣结果。我特地暴露出来，加以批判，以求改造。
+
+## 一  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
+
+　　（一）天才教育思想
+
+　　（一）我在大学教书15年，主要目的只想培养几个杰出的天才学生，到社会上去出人头地，拿他们当本钱来抬高我做老师的声望，博取我在社会上的地位，以达到名利双收的目的。以为先生抬学生，学生捧先生，这是做老师的蜚声社会的唯一法则。自1937年我第一次当教授时起，就存在这种恶劣思想。一心一意地想帮助几个学生成“才”，教学中发现了成绩优异的学生，心中便特别高兴。我就会特别用心帮助他们，也会不保留一手地教导他们，希望他们成“才”。对成绩差的学生，怕他们与我接触，怕浪费了我的精力。考试时给他们以及格，减少我的麻烦。解放以后还是一样，我主持南大土木系时，取录新生，“重质不重量”，只希望取录几个成绩优异的天才学生，不愿多招人数，妨害天才教学的进展。解放后的第一年，南大新生入学考试，以土木系的考生为最多，成绩亦最好，依规定只取40人，发现其中2人英文成绩差一点，深为遗憾。至于1950年南大的新生考试，报土木系者占全体人数四分之一左右。成绩特别好。刘乾才主任委员劝我土木系应多取录几人。但我怕人多妨害天才教学，仍以设备不足为辞，只取录50人。
+
+　　（二）我对系科统一领导，心中很不以为然。以为科不如系，专才之培养，靠系不靠科，系是大学的正统，科为一种额外负担。办学之宗旨，既在培养专才，就无须多费力气办专科了。因之我就重系不重科，对专科同学之希望与系看齐，以为是一种幻想。对他们请求与系合班上课，这与我的天才教学之原则相背驰，坚决不答应。排课时，尽先满足系的要求，购买仪器或参考书时，尽先照顾系，然后再照顾科。
+
+　　（三）我一向不想担任专科的课。为的是科不如系。科的同学赶不上系的同学，怕教了他们以后到社会上表现不好，对教过课的老师们面子不好。更怕他们对人家说，我曾教过他们的课。尤其怕他们在社会上说起师生关系时，把我的名字说进去，人家会怀疑我是个饭桶老师。到了1951年秋，我从淮河回来曾体会到在淮河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能发挥惊人的力量，我的思想开始有了转变，再经过“三反”运动，对中央人民政府注意专科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本学期开始，我才自觉自愿地去教水专科的课。
+
+　　天才教育的危害性主要的有下列四点：
+
+　　（一）天才教育是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反动政府时代，在“唯有读书高”的口号下，学校只培养少数地主资产阶级子弟之目的，无非希望他们日后飞黄腾达，骑在人民头上过生活。反动时代的学校，以学生做本钱，夺取政治地位。我存在着这种恶劣思想，完全由自私自利出发，想利用学生到社会上替我吹嘘，来抬高我的声望与地位。思想上已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了。
+
+　　（二）在我重系不重科的思想影响下曾给南大土木系科造成了的严重恶果：
+
+　　（1）小部份系的同学由于我的思想领导不正确，养成了他们的自高自大，盛气凌人，目中无专科，骄傲自满阻碍着自己的进步。（2）部份科的同学存在着科不如系的自卑感，失去了自信心。（3）系科界限分明，自立门户，彼此不够团结。不但使领导工作发生困难，且在教学上造成许多浪费。如1950年暑期测验实习，科与系同学不互相配合成组，仪器的使用，人员的管理都有浪费。
+
+　　（三）由于我受天才教育思想的主导重系不重科的影响，1951年春季，水利专修科同学受了落后思想的影响，大闹情绪。而我也以事情发生���科的一方面，最初不予关心，以后不堪收拾，同学们的业务学习造成极大的损失。
+
+　　（四）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培养千百万的技术干部。必须大量地向工农开门，争取贫寒子弟学习技术。这决不是单靠少数“十年窗下”的“高才”学生可以成事的。我平日重系不重科，重质不重量的教学作风，恰好与中央培养技术干部的政策背道而驰。这种恶劣思想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起了障碍作用。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已经通过我来侵袭人民的教育事业。
+
+　　（二）自高自大，妄自吹嘘
+
+　　（一）平日在教学中我欢喜对同学们乱吹，往往言过其实，虚张其辞，企图使同学们更能信仰我，例如1950年春，南大土木系毕业班同学关心着他们毕业后的出路问题。这时中央统筹分配毕业生工作的办法尚未颁布，他们心中非常不安，常与我商讨。有一次在教室内我向他们大吹特吹：“我们系内师资整齐，且有许多权威教授，蜚声社会。介绍几十个人到各处工作有何难事？”同学们听后，好像吃了定心丸，眉开眼笑。我乃征求同学们填写工作志愿，计划如何介绍。所幸有组织分配，各处大量要人，否则，我的话就可能成为不兑现的支票了。
+
+　　（二）我主持南大土木系，看到系内设备简陋，教学有困难，天天想搞钱来扩充设备。可以向同学们吹嘘，提高他们的学习情绪。同时也希望同学们更信仰我的办事能力。当1950年冬，中南教育部潘梓年部长来南昌时，我想了两天一晚，想尽向他要钱的办法。水利专科学校是归并南大，我又想办法问文教厅要一笔补助费。后来知道学校内部教学设备费的分配标准，学生人数是重要因素之一。于是我改变以往重质不重量的作风，极力想法招收专科生，增加同学的人数，来争取更多的设备费。钱得到手又向同学们大吹特吹。
+
+　　（三）对同学们谈话中间，常强调土木水利技术人才首先须有伟大的气魄，有了伟大的气魄，才能做伟大的技术领导工作。1951年夏，土木水利二系师生欢送毕业同学大会上我曾说：土木水利工程与其他工程性质不同。如治淮工程、成渝铁路工程等，其工程费均以亿万计，动员工人均几百万人，施工范围以千里计，土方数量以若干亿计，若无伟大的气魄即不能成其事。我用这种伟大的数字刺激同学们，是要同学们想象我的抱负是如何伟大。
+
+　　自高自大，妄自吹嘘的危害主要是：
+
+　　（一）养成部份同学好高骛远，浮而不实，不能实事求是，工作离开实际。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愿做。在课堂上，即有同学问我，毕业后是否即做工程师。我回答他们，先做测量及监工一类工作，学点经验做起。有的同学听了，就会垂头丧气。
+
+　　（二）养成部份同学自高自大或在钱的数目上转念头，或我系钱多看不起别的系，或则看不起别人，或讲外表，不从实际出发。
+
+　　（三）所谓养成伟大的气魄，无形地养成部份同学的领袖自封思想，到社会上专想领导人家，不愿受人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忽视为人民服务的本质。我身为系的领导人，平日用这种言论灌输到同学们脑海中，已看到的结果是在1950年寒假中，几个同学到水利局短期工作回来，有的就对我说：某某领导工程无能力，束手束脚，气魄不够大。这就由我不实事求是使同学们随便批评人了。
+
+　　（三）压倒别人，抬高自己
+
+　　（一）1950年，农业工程系之归并工学院，事先经农、工两院院长商讨，但我已胸有成竹，欲集合二系力量来发展实验室，事情未发表前，我故意建议农业工程系以农业机械为教学重点，由机械系统一领导。事后学校宣布该系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由土木系统一领导，我常趾高气扬地向大众宣布说，组织上只有如此处理，才能解决农工系的问题。
+
+　　（二）1950年暑假新生之取录，土木系的标准为最高，取录以后，我首先对土木系各班同学说，今年新生中我系成绩最好，数学与物理成绩比数、理二系好，化学成绩比化学系好，英文成绩比外语系好，国文成绩比文史系好，政常成绩比各系都好，各科成绩最好的都取入我系了。同学们听了津津有味，我自己也很高兴，觉得南大土木系是最好的，系主任还值得做一下。最后，我还鼓励同学们好好学习，在业务学习中必须起带头作用。别系先生同学们听了作何感想，我完全未曾去想过。
+
+　　（三）1950年冬天，潘梓年部长来南昌时，我到交际处去看他，不约而会的，有李如沅和汪占莘二位先生，我们三人目的相同，都想要钱，当时我准���好了一套吹牛资料，并投机取巧地让他们二位先生先开腔，看看潘老的神色如何。等到我说话时，把土木系的先生大吹一番，大略说：南大教授60余人，土木系占7人，底薪600元以上的全校19人，土木系占5人，我系人力充足，且人人都愿为人民服务，现在材料试验问题无力解决，造成障碍。结果那次土木系是拿到钱了。说话之间，趾高气扬，把土木系抬得高高的，把别系都不放在眼中。
+
+　　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危害是：
+
+　　（一）使被打击的人起了反感，妨害了整体的团结，如与机械系闹不团结，即由此而起。首先蔡院长说，工学院各系教员最缺的是机械系，我说，机械系人数并不少，能教书的太少，因之机械系负责方面以为土木系有意打击他们，成见在胸，愈来愈不团结。
+
+　　（二）土木系在我领导时期，系中同学自高自大的发展比较地显著一些，幸而我不继续主持土木系，否则如像1950年那样发展下去，将使土木系部份同学气焰万丈，不可一世。
+
+　　（三）盛气凌人，结果不能与人合作，只得离群索居。工作效率会低落下去，使人民事业受到很大损失。
+
+　　（四）风头主义
+
+　　平日我爱出风头，说话时，爱说与人不同的话，做事时，想做与人不同的事，希望人家说我有与众不同的见解。在行政会议中我好发言，但在技术会议中我要保留一手，到快要散会时再说，或者等到人家需要我说时才说，因为如此，我的意见更能被重视，或可看得更宝贵一些。我只举出两件事实以概其余：
+
+　　（一）1951年秋，我到淮河参观白沙水库时，适有河北及察哈尔二省的水利考察参观察团同时到达，水库工程已开始4个多月，当时隧道工程与静水池工程都发现有问题，正待解决。水库工程指导人召集一个技术会议，出席者除工程指挥所的重要技术人员外，有若干大专教授，及参观团的同志，我在那次会议中，为了表现自己，摆着老教授的架子，先把混凝土衬砌隧道施工问题说了一大套，以后就不再自动说话了，等到人家要我说时再说。继此会议以后，我还参加过十次以上的技术会议，每次作风都是如此。临走之前，指挥所还拿出闸门问题与我讨论，自己以为在那次参观中，我的表现是成功的。
+
+　　（二）继参加白沙水库之后，又去参加佛子岭水库技术会议。佛子岭水库工程比白沙水库工程更大，工程初步设计分若干种形式，在会议中作最后决定以待开工。与会者除指挥所高级技术人员50余人外，外道来参加的连我在内计17人，列席旁听的连大专同学共计不下百余人。上下午开会，夜间小组讨论。会议开了6整天。第一次会议时，我的思想起了很大的矛盾：一、近3000亿的水利工程在中国是空前的，机会难得，最好虚心向大家学习。二、有这种机会不来表现一下，未免可惜，但想表现就要吹牛出风头，那就不好意思再虚心学习了。三、如果要出风头，对方式很成问题，如果先把老一套说一下，以后等人家要我说时再说，那预料这次会议中专家一定很多，我不说话，人家都晓得说，不能收到效果。四、如果争取发言，会议次数很多，工程只是一个，把肚子里货色都搬出来，会后与人研究还是那一套，怕人家笑我技术有限。经过了自我思想斗争，6天会议中，争取多次发言，但都没有拿出主人翁的态度来解决问题。
+
+　　我为了出风头，只图自己痛快，不顾人家情绪。压倒人家、抬高自己，完全是自私自利的行为。我为了要出风头，曾引起与机械系负责方面不合作不团结。
+
+　　我的出风头方式，不过是表示我的虚伪，吹着牛皮来掩饰我的弱点。因此不肯虚心向群众学习，不懂的装懂，不知害了多少同学，对实际工作因此而受到的损失更难以估计。
+
+　　我为了出风头，常把个人的愉快建筑在人民生命财产的基础上，好像资产阶级剥削人民利益的行为一样。像淮河工程关系国计民生，干部同志成天成夜辛苦着，为的是人民的利益，而我反利用机会出风头，把人民利益放在次要地位，不以主人翁态度解决问题，这完全丧失了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
+
+## 二  思想根源
+
+　　由于我有个人英雄主义，一贯作风就自高自大，对组织态度傲慢，对群众不相信。只想抬高自己，压倒别人，把人家估计得低一些，把自己估计得高一些。对别人要求很严格，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态度。背后人家讥笑我，我不自觉。人家诚心诚意帮助我，我会讨厌人家。固步自封，不求前进。现在让我再来批判以往的错误想法：
+
+　　（一���以为过去不贪污，没有参加反动党派，就自命清高。瞧不起参加过反动党派的人。其实真是清高吗？完全不是。过去我虽未曾参加过党派，但常与国民党员有来往。我的好朋友中就有不少的国民党员，甚至有若干是反动头子。我之不参加党派，不过是由于胆子小，怕变了天，政治失败，自己性命有危险，所以投机取巧，形式上不加入任何党派，实际上与有党派的人相来往。不管变天，为的是明哲保身而已。
+
+　　（二）我常以好胜是求进步的秘诀。事事想高人一等，就会在困难情况中去想办法，钻空子，想出了办法，就可得到进步。固然有时候，可以如愿以偿，令人高兴于一时，但想不出办法时，也会垂头丧气，妨害身体健康。其实，想办法，钻空子，真能帮助进步吗？这是完全错误的。无疑的，这完全是危害人民的想法。如果我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人民教师，或是人民工程师，首先应当注重我的身体，把全部有用的精力用于人民迫切需要的方面去。
+
+　　（三）说我能教书罢，其实可憐之至，正教授当了15年，现在所懂的东西比15年前所懂的没有多大差别，所教的还是老一套。理论不能联系实际，业务脱离政治，在新时代中有什么可贵？即以教治河工程来说，说到治河方法，我曾举过许多德、法诸国的先例，又举过中国古代治河的老方法，但对治淮的实际工作情况丢弃不讲，偶然间，不过介绍同学们看一些水利的书籍而已。这样脱离实际的教法，足使同学们对技术看作虚渺或使学习走弯路，造成学业的无形损失。严格说来，我怎能配得上做一个人民教师呢？
+
+　　（四）我在大学念书时，曾当过学生会主席，教书生活中，又主持过10年的系务，那末可说我有领导能力罢，但事实摆在面前，解放后，我在南大主持土木水利的系务已3年，组织上对我可算是够信任了，成绩到底是些什么呢？总的说来，组织上交下来的任务，一贯采取敷衍塞责的态度，有的做不好，有的未曾做，群众反映的意见漠不关心，十足官僚主义。工作不负责，做事无计划，添置设备讲求铺张，不从迫切需要出发，用钱更不从经济节省打算。对整体来讲，大闹本位主义，对工作岗位来讲，存着作客思想，还要对组织领导态度傲慢，对群众不相信不关心。领导能力既差，靠吹牛来掩饰自己的弱点，怎么能满足同学的要求呢？
+
+　　（五）说我懂技术罢，我在反动政府时代学工程，又在帝国主义的环境里做过研究工作，也曾学过一套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教条技术，缺少实际经验，更没有结合政治，在新时代中，怎么能发挥巨大作用呢？1950年秋治淮委员会要我去主持技术研究工作。1951年长江水利委员会朋友要留我充任专家职务。我心中都认为合乎我的口胃，想离开南大，做实际工作。结果没有去，否则，让我走上重要技术岗位，主持重要技术工作，青年技术人员们误信我的技术有办法，自高自大，不去结合群众，即使工程没有搞坏了，而不必要的浪费将难以避免的，人民的损失，将何堪想象呢？
+
+　　个人英雄主义并不发生于偶然，有悠久的历史根源，我生长在小资产阶级的家庭，受封建的教育，中小学时期无正确的思想领导，人之性情随环境而变，大学时期受着伪国都南京虚荣环境所支配。其来也渐，其积也深，久而久之养成了我的个人英雄主义，追根溯源有下列五点：
+
+　　（甲）家庭关系：我的先父是此中典型，生平爱面子，说话要占便宜，经济上不大计较，他常说：金钱与面子二样都要，是极难事，我只要面子，不要钱。旧社会中，人家对我父亲都很敬仰，我小时心中以为学学父亲为人也不错。到中学时期，父亲常鼓励我，“在社会上应做人上人”，戒我切不可因金钱的迷惑而遗恨一生。少年时我怕做了不肖之子，就种下个人英雄主义的根苗。
+
+　　（乙）旧小说的影响：我在小学时期就喜看旧小说。每看到英雄人物就发生崇拜心理，尤其是那些能说话的人，三寸不烂之舌胜过了千军万马。像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舌战群儒，说服东吴替刘备去打曹操。水浒传中的吴用说服阮氏三兄弟之劫生辰纲。东周列国志中的苏秦张仪之合纵连横，使我心向往之，我很想将来在说话中出兵致胜，比之埋头苦干的要高明得多了。至于关云长之过五关斩六将，岳武穆之大破金兵，心中虽很羡慕，但恨生平膂力有限，对此一道，不敢有胡思乱想了。
+
+　　（丙）大学时期环境的影响：当我在大学二年级时，国民党定都南京，昔日街市萧条之旧城，���变而为车马如龙之都会。当时许多阔绰人物，有的从战争中来，有的由出风头而来。对前者，因我无战争的勇气，只好望之听之。对后者，觉得自己还是学生时期，前程远大，对他们可望又可及，因之每在集会中看到能出出风头的就起了羡慕心理。以为他们已踏上做阔绰人物的楼梯了。到三年级时，我被选为学生会常务干事，常要做学生会的主席，这时候我自己也有出风头的机会了。头几次登台说话不大习惯，有时耳红脸赤，经过几次实验后，说话胆子大了，面皮也厚了，出风头的技术有进步了。由出风头而好胜逞强，由好胜逞强而想压倒别人。久而久之，养成了这种丑恶的个人英雄主义。
+
+　　（丁）社会关系：大学时期与我同房间的几位同学都是志同道合，名利思想很浓的人。饭前饭后以至在睡觉时，都常谈到毕业后的个人发展问题。要加入国民党吗？胆子小的很，怕国民党会失败，不如当个工程师更靠得住一些。只要学生时代能出风头，毕业后不怕无事做，于是又在交际方面去下工夫。要交际就要先学会虚伪的一套，也要先学会出风头的一套。当时还有很多老师也在鼓励我：将来在社会上得法的一班人，就是你们在学生会出风头的这一些人。
+
+　　（戊）教授生活中的影响：我一直教书都很顺利，同学们对我都有好评，不久之后，就领导系务工作。为了树立个人的地位，就时刻想表现给同学们看看，使同学们更信仰我，发展和助长了我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
+
+## 三  今后的努力方向
+
+　　经过思想改造学习，认识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丑恶面目。尤其像我这种个人英雄主义不论在教学方面，在协助政府建设方面所招来的直接间接损失，令人难以想象。我们处在毛泽东的新时代，岂容这种丑恶思想继续危害作怪？我决心清算它，把丑恶腐朽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彻底批判清除。兹提出改进办法如下：
+
+　　（一）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加强理论与实际联系，提高政治觉悟。
+
+　　（二）对人家不作无原则的批评，对自己不采取原谅态度。发现错误，及时改正。
+
+　　（三）在工作中，力从实际出发，向群众学习，听取群众意见。虚心接受群众批评。
+
+　　（四）改变以往对组织的傲慢态度；多多反映意见，服从组织，服从领导。
+
+　　来源：摘自1952年8月24日“江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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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煦：检查我的好名向上爬思想
+
+　　<交通大学电机系教授　张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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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是技术人员，家庭是一个小康之家。在小时候，母亲常常鼓励我用功读书，努力上进，要争面子，脑筋中渐渐地潜伏着功名思想，希望将来做一番事业，出人头地，衣锦还乡，以报答父母培育之恩。
+
+　　我在交大读书的时候，只晓得读死书，对于集会活动很少参加。1934年在交大毕业后，争取进入伪中央研究院，因为那里环境适合于准备考试出洋，可以给我向上爬作准备。那时我很羡慕人家发表文章，得到名誉，因此我研究的东西，不管有没有价值，都要送到杂志上去发表，必须得到好名而后甘心。不久，考取了清华留美公费，那时竞争很热烈，我更以为自己了不起。我考的是工程科，在哈佛做论文时，兼任讲师工作，本来已很忙，又接受了世界贸易公司之约往纽约协助购料工作，因此在哈佛并没有实事求是地做研究，论文也没有什么内容，但我觉得在短时间内，既在纽约工作，又可以得到学位，自高自大的思想更加浓厚。回国后，在名片上常印“哈佛”“博士”字样，自以为特别神气。在大学教育和留学阶段中，我养成了自高自大和个人英雄主义、好名、向上爬的坏思想。
+
+　　考取公费出国之前，照规定必须在国内交通部各电信机关实习半年，以明了实际情况。我那时到各处实习参观，主要是拜访国民党反动政府电信机关的高级人员，想多认识人，又想多些人知道我，竭力拉拢人事关系，希望以后回国向上爬方便些。1940年回国，到了重庆国民党反动政府交通部电政司（后改组为邮电司）担任科长，那里很多职员都是资格很老的，但没有出过洋，我就利用这一点空子，处处表现我是外国来的，装得像很有学问似的，当时我把学问当作升官的外衣，想向上爬，希望有一天能够爬到全国电信事业的最高位置。为了表现自己的能力与众不同，想获得上级赏识可以爬得快一些，那时我还兼了许多工作，一个时期兼好几个职务，我曾兼过邮电技术标准设计委员会、出国人员甄选委员会、公路总局等工作，又曾兼过交通技术人员训练所、交大、金陵大学等校课程，也曾担任过电机工程师学会工作。
+
+　　1942年秋，我患疟疾卧床，听说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21期即将开始，国民党反动政府交通部保送很多所谓优秀的中级人员参加，部长张嘉璈并亲自圈定很多科长参加，我也被圈在内，当时我觉得很荣耀，病还没有完全好，即毫不犹豫地起床，和其他职员，一同进入训练团。他们叫我做训育干事，给我一间房间，不要参加军事训练，只要看受训人的日记，记得那时每逢星期日上午，蒋匪亲自来团训话，我和全体受训的人恭敬的站在台下听，有一次立了2小时，身体不支而晕倒，亦没有怨恨的心。我曾经和全体受训人一同在广场上欢呼蒋匪，我亦曾排队被他点名，我规规矩矩接受毒素的训练。白天上课，听许多头号战犯作施政报告和讲解三民主义，晚上开小组会。每天早晨升旗，有半小时的时间，由训育干事或受训人登台讲话，我也被指定去讲过一次话，报告当时电讯事业的情况，我在报告末了还套用了一句在美国学来的资本主义商业术语“如果你们觉得满意，请告诉你们的朋友，如果你们不满意，请告诉我”，这句话深得教育长王东原的赞赏。那时我对王东原的精神很佩服，我还学过他上台走路的姿势。训练将结束时，他们发现我和其他少数职员还没有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就照例补办手续，一同作为党员、团员。我当时盲目的拥护反动政府，以为到中训团受训和加入国民党是向上爬必经之路，加入了国民党做事才不致吃亏。
+
+　　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电政司时，我跟着司长陶凤山和其他高级电信人员参加“国父实业计划研究会”，曾经开过几次会，拟订了电讯部分计划，预计20年后，我国每百人有电话2具，收音机4具，电讯线路若干里，无线电若干座，实际上这些数字没有什么根据，仅仅是空洞的计划。后来这个实业计划的数字，被采用在反动透顶的“中国之命运”之内。“中国之命运”出版后，我还恐怕电讯人员们对于里面登载的4项电讯建设数字的来源不大明了，因此写了一篇短文章，说明草拟电讯数字的理由，在国民党交通部的交通建设月刊上登载发表，当时我认为所拟计划数字“承最高领袖采纳”，是极光荣的事。由于我好名，希望往上爬，而被反动派利用了，反动派正须要我这种人来粉饰他们的��平。因为我规规矩矩小心翼翼地甘心做反动派的走卒，1945年，我因“服务电政功绩昭著”而得到二等一级电政“奖章”，我一直把奖章保存得很好，直到思想改造以后转变了立场，不愿把过去对人民犯罪的铁证留着，才决心把它交出来。
+
+　　在国民党政府邮电司时，为了抬高自己，我还写了许多关于“电讯建设”的文章（前后共约20篇）在交通建设月刊上发表，这些文章全部是腐朽不堪的，充分暴露了我浓厚的崇美观点，那时我知道反动政府高级官吏偏偏相信美帝顾问的话，同样一个建议，如果由美帝顾问讲出就认为非常重要，我看准了这一点，每次写文章，必先说欧美是如何如何发展，然后说中国应该如何如何，以引起重视。有一篇竟讨论起“电讯建设利用外资的方式”，我说：“电讯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对于外国资本，在适当条件下，应该设法吸引，以加速我国建设的进展。”显然这种主张是助长资本主义国家控制我国电讯和工业的论调，是荒谬绝伦的。
+
+　　日本投降时，听说台湾的电讯设备很完善，规模很大，很可以做些工作，自己可以表现一下，于是跃跃欲试，向上爬的思想尖锐化。后来接洽妥当到台湾去搞邮电管理工作，拉了许多电讯人员，甚至有几个人已动身，但结果在人事上遭到失败，受了很大打击。至此，觉得在国民党政府交通部爬不高，因而闹情绪，终于脱离了电讯本行，进入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中央信托局工作，因为我曾在纽约世界贸易公司做过购料工作，于是给我购料处副经理的职位。那里业务都是贸易性质的，我不内行，没有被重视。至解放后，国民党反动政府中央信托局由军管会接管，我得军代表同意回到教育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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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后回到教书工作，仍旧有自高自大向上爬的思想，邮电管理局曾经有两次找我去工作，托人征询我的意见，我表示已接洽好教书而不去，但仔细检查我当时的思想情况，主要是嫌邮电管理局没有明确表示给我什么地位，觉得还是做做教授，等北京邮电部给我更好地位时再说。在解放后一年，根据过去所做的所谓计划的经验，依照新民主主义方针重新草拟全国电讯的五年计划，企图获得人民政府的赏识，慢慢又可向上爬，一个思想没有改造好的人，没有正确了解邮电政策，怎能拟出实际有用的全国性计划呢？最近一年来我常常幻想大学的院系调整，很可能会成立一个国立电讯工程独立学院，在我幻想的图画中，我把一位声望很高的党员当院长，而很荒唐的把我当作副院长或教务长。我还抱着个人的利益曾有过一个愿望，想争取做共产党党员，我翻阅了很多书，查出那些是党员的必要条件，觉得我除了家庭包袱之外，其余的缺点都可以改掉，而我的动机，主要还是向上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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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年冬天，学校里许多研究电讯的同人开始集体翻译克鲁孚脱的无线电原理，我没有分配到翻译，仅有一部分稿子要我审校，我心中觉得很不愉快，于是决定自己编一本无线电工程，那时好名的思想很浓厚，并夹杂着损人利己思想，抢先出版，希望销路好，多得版税。并自高自大认为克鲁孚脱那本书只是电子、电路及电子管，不能称为真正的无线电原理，只有我编的书，是采取透孟、克鲁孚脱等几本书的精华编成的，材料比较多，才可以称做真正的无线电工程，而且个人效率很高，可以运用自由竞争方式，胜过集体力量。我甚至想一年中能够出版一百万字，可以称做写书的斯达哈诺夫，结果没有把外国技术仔细消化，仔细批判，仅是东拼西凑，粗制滥造，造成了出版的浪费。
+
+　　总观我过去的好名、幻想、向上爬和自高自大，并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贯地、经常地盘旋着，这就是我的主导思想。经过思想改造运动，我对于我的错误思想有了初步认识，我必须割除个人名利观点向上爬的思想，建立新的无产阶级立场，决心把辛苦和忠心为人民服务，毫不保留地把我的一切贡献给人民。
+
+　　（本文系根据本人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删节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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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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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兆倧：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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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大学化学系主任、林兆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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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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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身于地主兼工商业的家庭，阶级出身决定了我的思想意识。我一直到解放初期，始终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我错误地认为我读书的钱是家里供给的，而没有认识到我的学费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是剥削农民的。因此我忘记了农民的恩惠，而感谢我的地主家庭。湖南土地改革开始，我还同情地主，认为农民做得太“过火”。1951年到北京开会后，我认识了共产党的伟大和祖国的飞跃进步，我才努力政治学习，才认识到土地改革是农民的正义要求，有决心要与地主阶级从思想上分家。1952年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从实际的革命斗争中，我清楚地认识了地主阶级凶恶、贪婪、不老实的丑恶面目，才进一步的划清敌我界限，坚决的背叛地主阶级的立场，投入人民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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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过四书五经，脑子里装满了孔、孟五伦八德的封建思想。小学中学的教育，一连串我国对外割地赔款的痛史，使我充满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相信“工业救国”的想法，因而产生了纯技术观点。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我只懂得反帝而不懂得反封建的道理。反帝的游行示威街头宣传我都参加，而新文化运动演讲却不去；听说打倒孔家店，就认为这些进步分子中了洋毒，并不知自己中了封建思想的毒。这些坏的思想意识逐渐发展驱使我对当时政府及各党派都不满意，但又不是极端仇视，自命为是超政治的态度。我主观的认为讲政治是吹牛，只有技术才是实学。解放前我在超政治的掩饰下，宣传纯技术观点，以分数成绩来作为评定同学好坏的唯一标准，这样就冲淡青年革命热情，打击青年参加政治活动，无形中充当了反动政府的忠实帮凶。超政治的态度，使我对反动政府的黑暗只感到痛恨，而没有革命斗争的勇气。这种思想的发展使我消极厌世，以致信佛，我的思想是多么矛盾和落后。解放后，虽然看到人民解放军纪律好，但总怀疑它将来会变质，币制稳定后我对人民政府有了信心，1950年春物价稳定的奇迹出现，我才认清这次革命并不是改朝换代，也不同于辛亥革命，是一次彻彻底底的人民民主的革命。这时我开始研究联共（布）党史，同时批判了自己把苏联、帝俄等量齐观的错误看法。由于苏联友人对我们建设新中国的协助，充分的表现了国际主义友爱和忘我的高贵品质，这医好了我的“国际无信念”的恶疮，也拔掉了我的盲目崇拜美国科学的毒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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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我的工作态度和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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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两年系主任期间，由于我的工作态度不老实和作风的恶劣，以致使人民财产和同学的学习均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解放后，我不安心教学工作，我想进工厂，搞工业建设，而忽视了培养干部的重要性。我先后接了鞍山钢铁厂和东北工学院的聘请，但因学校不同意只得作罢。我认为在湖南不能脱身是由于系主任职务的关系，于是藉故坚辞系主任，1951年夏由北京开课程会议回来，坚不办公，系务行政不主动搞，敷衍塞责，使系内毫无生气，拖延两月之久，始由曾云鹗先生继任。以致对同事和同学作出了很坏的榜样，并予贪污分子以可乘之隙。同年各民主党派启发我，希望我争取参加民主党派，我怕次年暑假走不脱，藉故拖延。我这种一切事专从自己利益和兴趣出发，而没有从祖国和人民的需要出发的个人主义思想，严重的阻碍着自己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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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反”运动前，我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认识是不够的，若是别人对我提意见，我认为是与我为难，往往暴跳如雷；而由于我怕报复，也就不敢向别人提意见，只是在背后话人长道人短，造成系内不团结现象。
+
+　　在教学设备上我主观的有几套标准，最高的标准就是英美的标准，其次的就是北大标准。1946年我来湖大，因感到仪器缺乏，脑子里就刻上了“没搞手”三个字。解放后，发表我当系主任，我不但没有感到光荣，反而觉得非常恐慌。经费、仪器、药品、实验室四样东西，成天在脑子里打圈子，时常考虑着如何达到“理想标准”，从没有想到已有的东西应如何充分利用。资产阶级的思想就是这样的支配我讲排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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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我的教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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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是受着反动政府和资产阶级的教育，因此我的教学指导思想，也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如纯技术观点、客观主义等。另外，还夹杂着一些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这些思想从1924年教书起到1950年夏，基本上是没有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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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参加军事干部学���的运动中，我表面上虽然也给同学打气，叫儿子报名，但是心里对同学、对儿子却是恋恋不舍，我感觉他们在工业上发展更合适些，我在实验室曾与三年级女同学谈话中说：“你们参军，两个人抬得起一门炮吧？”这样使这位女同学不再考虑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问题，阻碍了她的进步。在1947年我作染科专题报告时，把英国染科化学教授在英国染科化学学会报告原文，不加批判选择的整个搬出来，在同学脑子里灌输一些崇拜欧美的思想。在第二次赴京开课程会议回来，还用“读了化学系有出路，办法多，教书既行，工厂也可去。”“化工系是杂货摊子，要多学化学只有在化学系”。我用“开展览会搞热闹些”来争取同学，稳定同学学习情绪，而不是从整个国家对青年学生的要求来鼓励同学学习，这种思想更促使同学从个人兴趣与利益出发。当同学感到工厂工作与学校实习不能结合，怕到工厂后搞不下来，我没有告诉他们虚心向工人学习才是最好的方法，却荒谬的说：“才进工场时，你感到莫名其妙，但初进厂是当练习生，过后能掌握原理原则，还是比工人强些。我有这样的经验，我敢于相信要比工人强些。”这里不仅暴露了我的知识分子的自高自大，而且使同学对工人阶级的看法模糊不清。有时我还强调专业技术，如教木材干馏时说：“进木材干馏厂有这一章就够了。”又如一个同学在做“二二○”时，我看见结晶很好，就很高兴地说：“只要你能把这一桩真正做好，有把握，就是本钱。”在这次三反运动中，暴露了资产阶级思想对人民的危害性，才深刻体会到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对人民对同学的危害和影响，这种思想不改造，是建立无产阶级思想的绊脚石。
+
+　　总结起来，从前不认识各个阶级本质，不认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所以就不能认识共产党，自然也不能认识到苏联和国际主义的伟大，通过土地改革和思想改造，对这些错误思想才初步的有了体会和有了改造的决心。
+
+　　我现在已认识到我的丑恶面目，我认清了我的思想敌人，我要彻底改造这些错误思想，建立起无产阶级思想，作一个真正的人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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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摘自1952年8月24日“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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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坚如：检查批判我的名位思想和教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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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大学教务长　齐坚如>
+
+## 一、不择手段向上爬的名位思想
+
+　　我一向存在着极端的名位观念。在安徽几个中学教书时，就时时刻刻甚至在梦中都想到美国去留学。认为要做官、要做一个有名的“学者”，非“镀金”不可。我又认为，光有外国学问，不会写中国文章，也不能出名。所以，又读了一些旧书，幻想将来成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全才”。见了人家做校长和林场场长，更非常羡慕，懊恼自己在政治上无援引。因此，我就想尽办法不择手段地去结识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1928年春，我到中山大学帮助德籍教授芬次尔教书。当时，校长是戴匪季陶，副校长是朱匪家骅。但他们常年不在校，校务实际上由沈鹏飞主持。一天，芬次尔到戴季陶处谈飞机训量事，约我去翻译。我当时想：如果戴季陶能对我有个好的印象，就有办法了。为着结识戴季陶，一定要把翻译搞好。在他们谈话中，我一边口译，一边笔记，谈话终了以后，我把译文送给戴季陶，他看了说我中文很好，我感到十分得意。我又遵照朱家骅的意图，翻译学校与芬次尔之间的来往公文。由于殷勤从事，又曾得到朱家骅对我汉文的“夸奖”。这样，在中山大学派选青年教师到德、法两国留学的制度下，由戴季陶、朱家骅把我派到德国去留学。这时我幻想将来回国后，戴季陶和朱家骅一定会派我做官或做大学校长。
+
+　　我于1933年秋天回国。在南京会见戴季陶和朱家骅，他们说芬次尔在西北，叫我到陕西去教书和造林。我当时想：东南人物荟萃，自己不易出名。“山中无大树，茅草亦为尊”，不如到那里开辟新园地，比较容易出名，故去武功“西北农专”工作。
+
+　　1934年春，戴季陶去青海，道经西安，我曾往见。当时，他曾写一封对联给我，并托我代买房基地一块。当时，我对这种家奴式的待遇，不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认为戴季陶信任我，把我当成亲信，那么，杨虎城、邵力子两先生更要看得起我了。
+
+　　1934年秋，蒋匪介石到西安。一天，杨虎城将军派人送来一信，说蒋匪要“召见”我。我接到信后，认为蒋匪是反动政府的头子，如果他对我有好感，我就再不愁没有“前途”了。于是欣然往见。见面后，他假惺惺地同我说：“周陵六陵是我们祖宗文化发祥之地，在上头造林，是件重要工作，不可忽视。”谈话后，要我们带他们去咸阳周陵一行。到后，蒋匪曾与宋匪美龄、杨匪永泰、邵力子夫妇、杨虎城将军、张学良先生等照像，也请我参加。事后，杨虎城将军把照片送我一张，我得照片后，细心装框挂在家里，以便叫人知道我与蒋匪有关系，借此炫耀。1934年秋天，兼任西北农专筹备会常委的于右任、张继两匪到西北农专，我又请他们写对联，挂在堂前，以装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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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曾为当时伪兵工署长俞匪大维，拟定了一个军事的培植核桃木营材三年计划。并由辛校长写信给俞匪大维，与伪兵工署合办国防林场。我当时的心理是：与伪兵工署合办国防林场，可以成为核桃木专家。为此，我甚至不择手段、不计利害、荒谬地在“国防用材核桃木”一书中，称赞俞匪是了不起的人物，说什么：“其热心国防林业，至深钦佩。眼光之远大，识见之高超，尤非常人所能及！”1944年夏秋之交，当我想出版“国防用材核桃木”一书时，还请戴匪季陶作序，朱匪家骅题签，认为我的著作若经他们一捧，一定可以“洛阳纸贵”，身价十倍了。1946年底到1949年春，当我在旧安大农学院时，也还曾为伪国防科学委员会研究“核桃木代替木材”。这时，我虽已被戴季陶、朱家骅一脚踢开了，但对“名位”尚未死心，仍想独创一番“事业”，因此，竟为反动派研究军用木材。
+
+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我这种名位思想严重到什么程度，其危害性又多么大。为了向上爬，竟不惜把自己打扮成反动头子的家奴，把人民公敌看成我的后台，而为了投靠他们，又不择手段地巴结他们，为他们做计划，甚至与他们合办“国防”林场，代他们研究“核桃木代替木材”。如果不是以后林场被夺走，如果不是“核桃木代替木材”的研究尚未成功，而反动政府即行垮台，那么，反动政府就一定要以我的研究成果来反人民、反和平了。
+
+## 二、教学上的唯心观点和买办思想
+
+　　在我的教学当中，存在着极严重的唯心观点。我在解放前曾吹嘘过“森林万能”，把森林的作用说成决定自然，决定人生，���定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因素，完全忽视了劳动人民的作用和建立人民政权的重要意义，以为这样才可以抬高“森林”这门科学，并藉它来抬高自己。显然，这种论调是片面的错误的，自然是一种唯心的观点。又如我于1947年3月10日，对旧安大同学演讲“森林为宇宙生命网络中主要的一环”的一题中，除了反复说出“森林万能”的论调外，更其露骨地说：“现时的中国，天然环境太坏，到处都是穷山恶水，看了就叫人讨厌，精神没法调剂，人也就容易动气，胸襟狭窄，不能彼此包容，以致弄的糟糕。我们还常常的看见，许多人为一点小事，也会吵嘴打架，一触即发，不可收拾。这就必须使天然环境优美，人民生活其中，不会苦闷，脑筋就自然会澄清起来，胸襟也自然的会开阔起来，人们心平气和，就不会打起来，吵起来，而消弭战争于无形。”显然，这完全是唯心的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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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教学观点当中，除了极端的唯心观点而外，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浓厚的买办思想。我在教材配备上是德国式的，讲课时有时先说德文，然后才说中文。在课堂中，也常常替法西斯德国吹嘘。我以前买图书仪器不看规格与性能，只看那国出品。在我，首先是德国，其次是英美，再次是日本，最后才是中国。例如，上年林业部所出的测树高器，我还说不好，不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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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这些错误的观点的存在，使我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毒害了很多青年，影响了自己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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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家长式的统治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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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家长式的统治作风，一向非常严重。我常说：“德国学生见了教授，就非常害怕。因为教授不肯考他那门课，他就无成绩，就不得毕业。”我又曾说：“德国总工程师常常打工程师。林场场长时常骂他的助手。”我常常介绍这些作风，也就常常以这些作风为“榜样”。比如：解放前，我在农学院任院长时，常骂同事。我认为：他们不对我服服帖帖，就该加以谴责。解放后，我还大骂同事，认为我是教务长，他们一切应该听我的话，不然，就是不服从命令，就应当管教他。平时，我也总是一副十足的架子，比如，上课时要工友送茶，助教挂图表，同学拿粉笔，被人家称之为“三部曲”。在西北农学院时，曾叫学生到我家里去上课；解放后，我住在汪家花园代理园艺系场主任时，也叫同学到那里去上课。这些作风，都是跟法西斯德国教授学来的，当时以为，不这个样子，就不能像德国教授那样的威武和气派。
+
+　　我这种家长式的统治作风，限制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同时，也造成了人们对我的“敬鬼神而远之”的心理，使我脱离群众，得不到群众应有的帮助，因此也影响了自己的进步。于今想来，这种家长式的统治作风，无论对工作或对个人进步，都造成了极端严重的损失！
+
+　　上述不择手段向上爬，及教学上的唯心观点和买办思想、家长式的统治作风，以及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封建、买办、法西斯的思想和统治作风，这种思想作风是有历史根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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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长在封建的宗法社会中，从小到大读过孔孟的书，也读过黄老的书，读过宋明理学的书，读过佛家的书，读过医卜星相的书，也读过历代的稗官野史。我不加批判地把这些东西装满脑子，思想上自然不能不混乱。以致在解放前，自命渊博，自命不凡。这一堆龌龊不堪的腐朽的东西，自然要弄成我政治上的封建思想和封建立场以及学术上的唯心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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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我所读的萃文中学、金陵中学、金陵大学都是那些披着宗教外衣而实行文化侵略的英美传教士所办的。后来留学德国，那时正当希特勒疯狂时代，亲眼看见那些教授搞学派，争权威，互相谩骂。我的名位思想本来很重，岂能不会学法西斯德国教授的那一套。因之，我责骂助教、学生，摆架子，完全是跟法西斯德国教授学来的。加之，我在德国曾做了一个树木育种的试验，因而得到森林科学博士的头衔，这一下我更得意忘形，忘其所以。为着抬高我自己的身价，我曾无耻地说德国这样好，那样好。这种“唯德主义”，又把我由英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买办，一变而为德帝国主义的文化帮凶。
+
+　　由于旧社会的这种影响，主观主义一直醉心名位，巴结权贵，不择手段，因而使自己长期敌我不分，思想落后，作风恶劣，脱离群众，根本没有想到应该和如何为人民服务。幸亏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才把这些错误的思想作风揭发出来，并初步得到批判。今后我决心站稳工人阶级立场，努��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虚心诚恳地对待同事和学生，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　　（原载于1952年8月30日安徽日报）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CCRD/3/7/3/00015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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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蒲迁：检查我的反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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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师范学院生物系副教授　潘蒲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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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首先感谢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次伟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使我认识到自己存在严重的反动思想，并将我从封建的、买办的泥坑里挽救出来。我在一年多来的教学过程中，讲了不少的目的论——孟德尔——莫尔根派的唯心学说，尤其在我过去写的反动著作“生物学与建国”这本书里，我引用了马尔萨斯人口论来宣传战争，又提倡法西斯的残酷办法，限制农民的生育，我提倡反动的优生学为反动派培养爪牙。这一切都充分地说明我还存在着浓厚的崇美思想和腐朽的法西斯的反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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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各种生物学的反动思想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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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唯心的目的论：在上课时我讲到鱼的保护色是为了自己的生存，避免敌人的侵袭，龟的脖子长是为了“翻身”等。我自己虽然不信宗教，但在这种旧思想上，我是承认生物都是为某一种目的而生存的，当然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世界上的一切不变，是为体现上帝造物的智慧。既然如此，那么统治者永远是统治者，被剥削者永远是被剥削者。这种唯心的反科学的理论，是违反共同纲领的文教政策的。这种讲法是对青年人的毒害，我不能不负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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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宣传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我曾介绍学生参考我1943年编写的“生物学与建国”这本书。该书第一章我便写道：“根据人类历史的演进，每逢人口过分繁殖时，必得有一次战争的毁灭，约二、三百年换一朝代，即是防止人口过分的繁殖。”这是荒谬的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翻版，是不可容忍的错误言论，我的话肯定了两个事实：即一是承认人口过剩，而战争是解决人口过剩的办法；二是承认了帝国主义的向外侵略是限制人口的方法之一。今天我认识到马尔萨斯是19世纪初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说失业和贫困的原因是人口过剩，是用生物学的人口繁殖与粮食生产问题来掩饰垄断资本家为了超额利润，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造成失业和贫困和对外侵略夺取殖民地的事实。人口过剩之说，实是欺人之谈，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事实，已经说明人口的增加与粮食的增加并不是按照马尔萨斯所说的几何级数与数学级数。战争乃是阶级斗争的形式，战争与人口过剩是无关的，而人口过剩只是空想的假定。我以为战争是防止人口过剩，是既无理论根据，又违反事实的。
+
+　　我又谈到：“中日之战爆发后，我国的人口损失不计其数，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实。”我的思想上是把日本侵略中国看做防止人口过剩，而忽视了日本军阀、财阀向外实行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把日本的侵略和人口过剩联系起来，纯粹是帝国主义御用学者的口吻，这说明我是拥护法西斯向外侵略的，我丧失了民族立场；不仅如此，我还利用马尔萨斯的谬论，将饥饿贫困归结为劳动人民自己负责，不是剥削者应负责。这种理论的反动性，主要在于认为战争、饥饿、贫困等等都不过是人口增加的结果，这样我是替蒋匪帮打掩护，好让它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以飞机大炮各种杀人的武器来屠杀中国人民。正因为这样，我自己便成了蒋匪帮的帮凶，也真是一个名符其实的马尔萨斯理论的实行者。
+
+　　第三、法西斯的优生学：在该书第3章内我曾讲到“改良中国之种族”，我引用了孟德尔反动的遗传法则，在莫尔根派的谬论里找办法，奖励中国人与英美人通婚，认为“基因”是唯一的物质，是不变的，我引用到人类社会上，提倡人种优劣、阶级压迫以及种族歧视。这里一方面说明自己的崇美思想和民族自卑心的严重，另一方面也说明自己的言论是无科学根据的。今天我认识到“基因”学说本身就是反动的东西，若基因真存在染色体内，一定和染色体内其他成份一样，是一种自体繁殖的东西，一定是活动的，既是活的东西，就有一定的代谢作用，既有代谢作用，就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也就不可能与环境条件无关，因此基因学说认为基因是不变的，永生的，完全是荒谬的。这种主张国际通婚的思想，更是一种亡国奴的思想，是极端反动的。由此可见我受反动学说的毒害之深。现在我认识到优生学根本不是科学，是反动派统治剥削人民的工具，将社会问题简化为生物学问题。
+
+　　在该书第三章内，我讲到中国社会之病态，曾说：“中国农民子女人数常较知识阶级为多，假若有知无知阶级人数相同，而有知阶级一对夫妇平均产子女2人，无知阶级一对夫妇平均产子女4人，再以33年为一代，准此计算，300年后无知阶级将占全国人口的99.8%，而有知阶级将频于绝灭。”从上面这段话看出：我在思想上是把中国贫弱的原因不归咎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对中国劳动人民所进行的剥削与压迫，而归于“无知农民的过分繁殖”。这种错误思想有两点须要进行检查的：
+
+　　1.划分阶级的标准，不是以剥削关系作为依据，而拿有知识与无知识来划分阶级。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往往以收入多寡及支出百分比来划分阶级，或以社会地位来划分阶级，我这以有知与无知来划分阶级，无非是抄袭外国资产阶级学说，说的更为反动而已。
+
+　　2.“龙生龙、凤生凤”的封建思想意识，也就是帝国主义所提的“贵人”与“贱人”，和散布劳动人民“低劣”“必亡”的谬论。我认为农民永远“无知”，而不认识知识不是先天的，是不能够遗传的，而是人类在生产斗争与社会斗争过程中获得的。这种思想一方面说明我极端的轻视劳动人民，同时也是受到孟德尔反动的“同种间的交配其遗传性不变”的荒谬论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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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该书第三章内曾建议反动的蒋匪政府设立“婚姻督导处”，以绝对限制“无知”农民的过分繁殖，并提议将愚笨之幼童早处死刑，并利用残废疾病者做苦工。依照上面的办法完全是采用了法西斯残酷毒辣手段，绝对限制他们的生育，这完全是反动的法西斯统治阶级的论调，是轻视敌视劳动人民，这和美帝国主义为了少数垄断资本家的无限利润，而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压榨如出一辙，这是如何残酷啊！现在认识到法西斯的这种优生学对我的毒害是太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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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看电影“攻克柏林”，别人都痛骂希特勒是吃人的魔鬼，我反而歌颂他的“天才”，这说明我丝毫没有人民的情感，完全站在反动的法西斯立场上，我不注意希特勒是人类凶恶的敌人，不为保卫人类和平的苏联红军的伟大胜利而歌颂，这说明我的法西斯思想是何等严重！这种思想，和美帝国主义的反苏宣传是同出一源的。
+
+## 二、反动的崇美思想
+
+　　我以前爱看美帝国主义的好莱坞电影，直到去年，我屋里还挂着好莱坞电影明星的照片，我深深地陷入了腐化颓废反动艺术的泥坑。我崇拜美国的科学，如果美国新出一本甚么书，我就是借钱也要买到。我又崇拜美国的养鸡事业，如在“生物学与建国”之第4章第3节写：“养鸡事业首推美国最发达，……我们中国实不能同日而语，尤其值得我们去美研究的，……美国各州大养鸡场之设立，决非中国所能有。”我感到美国研究的科学是值得赞扬的。平时英语不绝于口，就是讲课也用英语。过去我教英文时，叫学生演英文独幕剧，开英语茶话会，的确如同志们批判的“如像祖国语言表达不出我的意思来”一样。以前我曾给美国教徒当过一次翻译，并摄影纪念，直到去年我还把这个照片陈列着。上述一切都证明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影响对我的毒害是多么深重，从言语到思想，从科学到理论，无一不表明了美帝国主义对我的毒害，尤其是在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今天，我还存在这种思想，实在是认敌为友，敌我不分，这种思想对我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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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思想根源
+
+　　（我是地主家庭出身的，祖父信佛教，整日吃斋念经，不从事劳动，站在劳动人民的头上，对农民又施行小恩小惠，让农民“感恩感德”。我从小读书有点聪明，常受到家庭的表扬，因此就自高自大，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从小就种下了反动的唯心的思想根苗。幼年见到伯父、父亲与美籍医师讲英语，对答如流，谈笑风生，我很羡慕，于是我的崇美思想从那时就开始萌芽了。）
+
+　　（其次金陵女子大学的教育对我的影响最大，这是美帝国主义办的大学，是美国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一个基地。该校的生活方式、教育方式及课本的采用，一切以美国为标准，这个学校完全是培养买办洋奴的。从这个学校的本质很清楚地看到，我的买办奴化思想，崇美思想，是在帝国主义教育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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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后踏进社会，那时的确是一帆风顺的，我利用这个局面常提出与我个人名利有关的要挟条件，养成我的自吹自擂，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严重的单纯技术观点，觉得奇货可居。在旧社会里，没有人给我提意见，要就是奉迎，于是自高自大，自吹自擂也学会了。）
+
+　　（四、今后努力方向）
+
+　　（通过伟大的思想改造，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认识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反动思想对我的毒害。我感激共产党和毛主席把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思想泥沼中拯救出来。今后我愿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进一步肃清自己的反动思想，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用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树立新的科学观点，进一步搞好教学工作，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到底，争取做一个名符其实的人民教师。）
+
+　　（（此检讨载于1952年8月31日山东大众日报））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CCRD/3/7/3/000154.txt

@@ -0,0 +1,25 @@
+# 华东国营纺织工业委员会关于工时改革中所犯错误的检讨
+
+## 中央批示：
+
+　　（一）九月×日电悉。中央认为中共华东国营纺织工业委员会九月××日的检讨是深刻的，也是正确的。但纺管局的错误是严重的无政府无纪律行为，关系工厂制度改革，且属全国性问题，对其主管事业机关中央纺织工业部，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直至发生问题之后，才向中央反映，这是不能容许的。为教育各该有关负责同志，仍应给予一定处分。
+
+## 华东局批语：
+
+　　华东纺织管理局于八月初草率宣布所属工厂一律由两班十小时改为两班八小时，并规定八小时拿十小时工资。在行动之前，既未向华东局请示批准，又未作出具体方案向中纺部和华东财委报告，以致不但造成生产成本增加，影响国家的生产任务，而且引起上海私营厂一度波动，使上海在处理公私关系上处于被动。但此次错误经指出后，他们已能深刻地进行检查，并积极设法弥补由于此次错误而造成的损失，保证完成本年度的生产任务。故我们已决定免予处分。现将华东纺织党委的检讨报告一并附上，请审查指示。
+
+　　兹将我们关于在工时改革中所犯错误的检讨，报告如下：
+
+　　七月底，我们在检查工作时，听到三厂和九厂的反映，说天气炎热，生活难做，工人身体吃不消，希望能提早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听到这些反映后，我们没有认真地研究，仅取得华东局原则同意，便匆忙作出决定，并于八月四日在各厂党委书记、厂长联席会议上，草率宣布所有的国营、公营工厂一律由两班十小时改为两班八小时，同时宣布工资冻结，八小时拿十小时工资。对于这一决定起初我们没有觉悟到所犯错误的严重性，直到华东财委和上海市委指出我们的错误，特别是八月中旬谭政委从中央回来，严厉批评我们的错误后，我们才开始进行检讨，前后经过多次交谈及三次正式党委会议，并在华东局、谭政委直接帮助下，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才深刻的认识到我们这次所犯错误是严重的。首先，对于如此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工时制度改革，华东局虽有正确的原则指示，但我们事前没有认真地分析研究，也没有作出详细计划方案和作好充分的准备，便轻率决定，盲目行动。在行动之前，既没有向华东局请示批准，也没有拿出方案向中纺部和华东财委请示批准，很显然，我们是犯了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其次，在公私关系上，由于我们缺乏全面观点，没有考虑到国营厂的行动对私营厂可能引起的巨大影响，行动之前我们没有报告上海市委，也没有和上海市总工会商讨和研究，在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总工会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我们突然实行这一决定，造成了党在处理公私关系上很大被动。再次，在生产任务上，我们没有考虑到实行两班八小时对国家生产任务影响的严重性，没有精打细算和考虑到由于生产成本的增加而使国家生产任务受到损失。最后，在执行中由于我们对这一工作的复杂性和细致性估计不足，仅简单地、急躁地提出了提早开出三班的笼统要求，这种无准备无计划的工作部署，造成了各厂在实行工时改革工作中的任务观点和急躁情绪，致使以后局和厂的工作陷于忙乱与被动。
+
+　　以上事实说明了，在这一事件中我们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因而使党的事业遭受到很大的损失。我们从这次事件的检讨中还进一步认识到，不仅在这次事件中犯了错误，在执行华东局历次指示我们搞好典型、逐步展开、再次全面推广的领导方法上，在自动布机挡车一百二十台的推广问题上，我们同样犯过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因而我们这次错误并不是偶然的。分析其基本原因，主要有如下三点：
+
+　　（一）党委领导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盲目、幼稚和主观片面性，就这次草率的决定实行两班八小时来说，当我们听到下面反映后，即片面考虑群众的当前利益，没有考虑到国家利益。亦即群众的长远利益，缺乏全面观点，盲目主观的下了决心，结果造成严重的错误。对自动布机挡车一百二十台的问题，也是未经试验成熟就轻易在一批厂推广，充分的表现了我们的盲目和幼稚。
+
+　　（二）党委领导方法上忙乱无计划，犯了严重的事务主义毛病。我们的工作很忙，但是忙于事务，忙于应付，实际上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我们对于情况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和分析，对于上级的指示也没有认真的学习和钻研，致使华东局历次搞好典型的指示都没有认真贯彻，结果领导心中无数，方针不明确，工作无计划，满足于一般性的一件一件的工作布置，不深入、不具体，有任务无方法，有布置无检查，也未认真总结经验，整个工作陷于被动。
+
+　　（三）党委本身思想领导很差，缺乏组织严肃性。在一个时期内，思想斗争不开展，存在某些混乱思想，在党委书记和委员中存在着或轻或重的自满情绪、个人情绪以及自由主义，核心未坚强的树立起来，集体领导很差，组织力量未能充分发挥。
+
+　　在检讨上述错误中，我们进一步体会到华东局和谭政委对我们历次指示的正确性和深刻性，我们不但表示拥护，同时保证接受此次事件的教训，以最大决心改进党委的领导，我们完全有信心在华东局、中纺部和华东财委的领导下努力为党做好工作。我们对这次错误所造成的党的事业损失感到极大的沉痛，除在今后工作中努力弥补外，为了挽回党的损失，严肃党的纪律，同时为了对我们的教育，请求华东局给我们以应有的纪律处分。
+
+　　我们的检讨是否得当？请审查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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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5 @@
+# 上海市委关于大东烟厂歇业请愿事件的检讨报告
+
+## 中央批示：
+
+　　（一）中央批准上海市委关于大东烟厂歇业、请愿事件的检讨报告，并转发各地参考。（二）大东烟厂事件之所以发生，主要是由于严重的官僚主义无视工人疾苦及严重的无政府无纪律所造成。上海市委的检讨及对各有关人员的处分是正确的。
+
+　　（甲）接奉全总党组关于大东烟厂工人请愿事件的报告以及中央关于这一事件的指示后，市委除遵示认真检查外，并警觉到不同程度的类似事件还是存在的。为使上海工作能在三反、五反基础上继续的进一步，特决定结合目前整党建党教育，以大东事件及同样严重的梅芳庭事件（另报）为典型，开展一次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以反对漠视工人疾苦、反对无组织无纪律为中心），进一步揭发官僚主义，提高全体党员和干部的觉悟，从而进一步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
+　　市委于八月十九、二十九及九月一日先后召开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干部会议（到会者六十余人），进行检查检讨；九月五日市委召开各部门负责干部会议（到会者二百七十余人）作了关于处理大东烟厂事件及梅芳庭事件的检讨报告，并布置展开反官僚主义斗争，九月十七日又召开了全市党员干部大会，由陈丕显同志对如何在全党进一步展开一次反官僚主义斗争，作深入动员与具体部署。目前运动正在全市展开中。
+
+　　（乙）市委除同意上海总工会、劳动局、工商局、食品工会、江宁区委等单位及其负责人的检讨外综合各方面情况我们对大东烟厂工人请愿事件有如下主要的缺点错误：
+
+　　（一）确定大东烟厂歇业是该事件中最基本的错误。这是由于对全国财经情况逐步好转之后，全国卷烟业供产销情况亦必然随之好转认识不足。因此，对大东烟厂复工问题只是片面地从既往及当时卷烟业供销情况的暂时困难出发，更没有详细分析该厂资方尚有能力克服困难，也没有将中央所分配七十万箱卷烟生产额不敷公私营烟厂分配与大东烟厂是否采取歇业方针请示中央统一考虑，而贸然认为既已停工两年当然无复工可能，即轻率决定批准歇业。市委缺乏及时的明确指示；整个经济情况困难与整个经济情况好转之下，关于处理歇业的精神应有原则上区别。这是造成错误地确定大东烟厂歇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
+　　（二）对于该厂工人长期失业的痛苦，漠不关心。去年十月大东烟厂工人疏散期满后，即曾先后分别向各机关上书呼吁，各有关机关均未引起重视；市委办公厅亦曾接获大东工人控诉信，亦未能分辨这一控诉信是带有原则方针及群众性的问题，及时报告市委；在决定该厂歇业后，对数百失业工人，亦未提出有效安置办法。
+
+　　（三）在处理过程中，有关各单位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首先是各有关机关对大东工人来信往来抄转，并未认真处理，在决定该厂歇业前，亦未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而将如此复杂性的工作，交给某些水平低、经验少的干部去处理，没有及时检查督促与具体指导；市委对于大东事件，未能及时觉察，加以纠正，这同样是一种严重的官僚主义。直至工人代表赴京前一日，得悉后始加以直接领导，并决定给予加工订货使之复工。
+
+　　（四）不请示不报告的无组织无纪律现象甚为严重。大东烟厂劳资之间复工与解雇斗争极为尖锐，工人到处上书呼吁有六个机关经手处理，历时达九个月。在工人第二次赴京请愿以前，并无一机关负责干部向市委正式请示报告。对于处理如此重大问题，不向主管机关及负责人报告和请示，不向市委请示和报告，擅自作出批准歇业决定，这是严重的错误。
+
+　　（五）不走群众路线，不倾听群众意见；开始时产业工会基层工会虽然领导工人争取复工，但当政府作出歇业解雇的决定后，即机械地执行，没有领导群众继续与资本家作适当斗争而为资本家“背黑锅”；如戴文妹最初因领导工人争取复工而为工人所拥护，后因机械执行政府歇业决定而又脱离群众，当着工人反对歇业要求复工时又片面地强调防止坏分子乘机捣乱，并错误地采取了分化隔离、扣押等类似黄色工会对待工人的手段来对待工人代表及所谓有政治问题的人，因而更加深了群众的不满。最后当我们发现工人代表请愿时，由于对保护群众的请愿自由存在着糊涂的认识，仍强调了坏分子可能捣乱的一面，而忽视了群众切身要求的正确性和主动检查我们工作上的缺点。这些都是缺乏群众观点的一系列的表现��
+
+　　（丙）市委对大东事件各有关机关负责干部的错误，根据检查情况，分别作如下处理。
+
+　　（一）市劳动局没有妥善处理这一事件，对待群众态度粗鲁、恶劣、局长马纯古，未能及时纠正，反而同意将代表汪蝶生交公安局扣押，这是严重的错误，因检讨比较深刻，故决定给以党内警告处分。
+
+　　（二）市工商局未能深入了解情况，没有请示报告而错误的批准大东烟厂歇业，对该局副局长蔡北华杨延修两同志均给以党内劝告处分。
+
+　　（三）上海总工会私营企业部部长韩武成，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群众的迫切要求，未及时向负责同志汇报，除向群众公开检讨外，应给以党内警告处分。
+
+　　（四）食品工会生产部长（代理分党组书记）虞文玉的错误，在于领导干部硬性说服群众同志解雇，造成工会与群众严重对立，又未及时向领导上反映真实情况，上总党组建议予以撤消生产部长职务，但由于该同志系一新提拔的工人干部，领导上对其帮助教育亦不够，故决定从轻处理，仅给予党内劝告处分，并责成其向该厂工人进行公开检讨。
+
+　　（五）其余应负责领导责任的上总党组、江宁区委，已有书面检讨均免予处分。
+
+　　大东事件给我们的教训是党痛的。目的克服官僚主义，加强群众工作，已开始为全党干部所认识，并竭尽努力，通过这次反官僚主义斗争上海工作前进一步。

CCRD/3/7/3/000156.txt

@@ -0,0 +1,33 @@
+# 对写好检查提纲的意见
+
+　　<洪涛、整理>
+
+## (一)检查提纲的内容与写法
+
+　　一、应该首先写出你的经历年表以及逐年的主要活动情况，必须注意历史过程前后的密切连贯，明确来龙去脉，这样才能使得人家掌握你的历史轮廓以及历史重点、社会关系的影响所在，以便进一步挖掘历史思想根源，进行打中要害的批判。
+
+　　二、要按革命历史阶段，来分析研究你所经历的具体内容与思想。如某年至某年做的什么事，从事什么社会活动，要和当时的政治运动、历史背景结合起来，检查历史思想与政治态度(如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就要与抗日斗争时期联系结合检查)。只有这样才能清楚本身思想本质与变化，找出和认识自己的错误。
+
+　　三、须着重在解放前后的思想、政治态度的剧变的检查，和以后在历次伟大的中心政治运动与在新教育方针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思想认识、政治态度、服务观点的深刻检查和批判。
+
+　　四、最后，在其他同志的帮助过程中，应找出和抓住你的重点部分，进行分析批判，认清贯串整个经历和支配本身行动方向的主导思想，挖掘阶级根源，以达到认识自己整个思想面貌，批判旧我，重作新我。
+
+## (二)检查提纲的几个要求
+
+　　一、彻底的尽情的暴露，只有你勇于自觉地说出你的一切，托出你的实在，大家才能以“与人为善”的态度，对你作适当的帮助。
+
+　　二、批判要切实深刻:在进行自我批深刻的批判，反对空泛无物不着边际的态度。
+
+　　三、诚恳、有分寸、有重点:对自己的批判，不仅要诚恳虚心，而同时更应注意要有分寸，辨明主次，抓住重点，结合一般的批判。
+
+## (三)应防止的几点偏向
+
+　　一、只着重写历史事实而少写思想活动，或注意了事实的罗列而忽视了思想的分析。
+
+　　二、着重了解放前，忽视了解放前后的思想变化、政治态度。
+
+　　三、掌握住重点，但割裂了历史连贯，看不出来龙去脉。
+
+　　四、用历史事实硬套，主次颠倒，轻重不分。
+
+　　来源：转载于《文汇报》1952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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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57 @@
+# 黄蕴元：批判我自私自利向上爬的错误思想
+
+　　<上海工业专科学校教授　黄蕴元>
+
+## （一）个人名利思想的发生和发展
+
+　　我出身小资产阶级的家庭，是个独子。父亲早年当中小教员，一家7口，生活清苦，中年后入银行为高级职员，收入比较宽裕，家庭生活渐渐转入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水平。他治家极严，一向以“天下无如吃饭难”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为家庭教育。我高中毕业时成绩很差，没有考取国立大学，父亲大怒，不给我念书了，结果由姑母向父亲说情，进了私立东吴大学，翌年转入复旦大学。我受了此次刺激，立志“败子回头”，拼命用功念书，“争气”做“人上人”，从此种下了我在旧社会以个人名利出发向上爬的思想根源。
+
+　　在上海复旦大学念书时，开始遇到国际都市里的大资产阶级儿女，他们汽车进出，服饰华丽，但父亲给我的零用仍极少，我依然是青布长衫毛布底鞋子的打扮，没有本钱和那些阔同学打交道。我打定主意，学好本领，好出人头地的挣一手大钱，才可自己享乐挥霍。这奠定了我以技术来作为资本，追求资产阶级享乐腐化生活的思想基础。
+
+　　（1938年秋，我在那里读完了大学，留在学校里当助教。因为看见从前教授的生活舒服，地位又高，就开始做教授和专家的梦，想留洋。后来兼了一家私营化工厂厂长的职务，直接和资产阶级接触。我追求他们的一切，和他们厮混在一起，有一个时期竟经常出入舞厅酒楼、回力球场，过着享乐腐化的生活。）
+
+## （二）向上爬卖身投靠蒋政权和崇拜美帝国主义
+
+　　抗战胜利前一年，老闆们鉴于市面不好，无利可图，把厂关了。那时我单靠复旦的教薪是不够维持生活的。
+
+　　抗战胜利时，我看不见劳动人民对胜利的贡献，看不见共产党的领导和苏联的帮助，我盲目地崇拜蒋介石为民族英雄，我反动地承认国民党为正统，美帝国主义为中国最“忠实”的“朋友”。
+
+　　伪上海市政府人员自重庆来接收汪伪的市政府时，我经介绍入了工务局。在吹、拍和丑表功之下，我做到了工程师兼科长。我“忠心耿耿”地为反动统治服务，我经办过伪华北剿匪司令部交伪上海市府搜购刺铅丝的任务。我又被派到冲绳岛去采购美蒋用以反共屠杀人民的“剩余物资”，我为了想在反动统治里追求名利，骑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站在反动统治者和美帝国主义的立场上，做了他们的帮凶。
+
+　　在伪工务局做了3年，眼看已经爬到顶了，再要上去，没有资本，心里很不服气，有政治资本的阿猫阿狗都比我高，比我阔，我自以为有学问有技术，委屈于局里的官卑职小，和学校里的副教授名义。在这“怀才不遇”的情绪下，憎恨了蒋政权，那时国共正在谈判，蒋管区币值锐落，物价一日数变，政局混乱，和一些民主人士谈谈，亦众口一辞的骂国民党坏，所以我也振振有辞的骂起蒋介石来了。
+
+　　因此想在这样混乱的政局下，还是找个出洋机会，实现我多年留洋的梦，预备好一块“金字招牌”，和囤积些技术，将来随便什么党当家我总有出路。我不断写信到美国各大学去寻找卖身投靠的机会，为了积蓄费用，贪图高薪，我辞去了伪工务局的职位，进入伪中国航空公司。我不以这公司在苟延残喘地维持蒋政权最后的交通命脉为耻，我只想到要出洋，要钱。1948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给我每年500美元的奖学金，我因此得了护照出国。
+
+## （三）回国赶浪头
+
+　　上海解放，在美国是震动全国的，我在华侨日报上看见我许多熟人都是参加接收的，我决意回国，一则是想家，二则是想赶浪头，在共产党新中国里抢个地位。还以为这一下镀金回国，身价两样了，一定要“善价而沽”好好地“窜一窜”。到了香港，先“观望”一下形势，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刚成立，伪中国航空公司以香港为基地，日暮途穷，我为了解决我的经济问题，先向公司报到，再与国内联系。中航起义，我亦签名参加，表示效忠人民，掮了进步招牌，等待回国机会。
+
+## （四）觉到新中国不是我的
+
+　　那时中航起义人员全部由港回国，我为了薪水，为了等等机会。再向公司报到，参加学习。起初我的学习态度是极不正确的，我不认识劳动人民优良的品质，我以势利的眼光去看人，我认为干部是“土包子”，把自己这个恶劣品质的人看做了不起，在劳动人民面前摆起臭架子来，不服帖工人阶级的领导，以为“大教授”国外回来还要向你们学习吗？我自以为是。又看见高级行政干部都是和下级一样的朴实耐苦，并没有特殊的物质享受，非但不骑在人民头上，他们更负责守法，我从前的一套以技术为幌子，以做官来剥削人民的想法，完全不能实现，觉到新社会的质“变”了，全部幻想都成为泡影。我在当头“一盆冷水”的感觉下，觉到新中国不是我的，人民政府不代表我的利益，我错误地把新中国和我自己完全对立起来。
+
+## （五）背着沉重的“专家包袱”
+
+　　在中航员工的集体学习中，我渐渐为那些干部的勤劳、朴实和耐心所感动，觉到他们的确是为人民，不是自私自利地为自己。与我自己对比之下，我觉得惭愧，自己那一套似是而非的，不完全的，改良主义色彩的政治见解，如“两面倒”“和平土改”之类，都在马列主义真理前面显出了反动的本质。觉到共产党的一套，确比我高明得多。一方面自己觉到空虚而恐惧，对学习态度稍稍端正过来，一方面由于臭架子放不下来，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心里总有些蹩扭。
+
+　　我那时认为我政治谈不来，技术却是我内行，我错误地把技术和政治分割开来，想搞“纯技术”，不想再搞行政工作。安安逸逸地当个教授和“专家”。我辞去了中航职务到上海工专教书，想把学校当我臭包袱的储藏室。后来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务局和其他机关为了祖国建设需要，给了我服务人民的机会，约我顾问些工程问题和作几次学术演讲，我因此又认为共产党尚重视我，因此我又积极起来。
+
+　　治淮工程在短期内的伟大成就，使我承认了技术必须与政治结合的道理，不是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是不可能发动二三百万人积极地按期完成伟大的工程，又使我看见了群众无比的威力。我把从前反动政府请美国的所谓“专家”萨凡奇设计的长江水库，与治淮工程中苏联专家所设计的润河集分水闸做比较，我发现了美国“专家”所谓帮助我们建设，只是得不偿失的淹了惊人面积的农田，和大量的推销美国商品，结果想把这个水库作为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工具，而苏联专家则是真正地本着友好的精神，利用本国材料，针对本国现有工程基础的具体情况，以先进经验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我因此初步搞清楚了技术必须与政治结合的真理。
+
+　　由于我根深蒂固的个人名利至上思想，我虽然在形势教育里看见了新中国的前途，可是我仍把个人名利放在第一位。我背上了沉重的“专家包袱”，想祖国既然需要建设，技术人员就应该最吃香，应该高人一等，我想乘机把技术来向人民居奇投机，来博取人民的优待和社会的地位。因此我在新社会里的服务观点仍是不正确的。
+
+　　我的“专家包袱”在教学上严重地影响了同学。同学们既“折服”我那套没有政治立场而又“天花乱坠”的工程理论，又迷惑于我掮了“专家”幌子出入政府机关的“风头”，因此引起了错觉，得了“学好技术就吃得开”，不重视政治的错误观念。我又曾告诉同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容易，能做到半心半意已经不错了，把我自私自利的想法，技术作为个人名利的资本的思想，公开传播。最痛心的，我又给一部分同学作为学习对象，真是恶劣地毒害了新中国的青年。
+
+　　当我对美帝国主义的看法有了转变之后，不再与美国工程学会联系，但总以为在中国做“专家”，如与外国学会有联系才够吃香，所以又参加了瑞士的工程学会，又把自己的著作寄给瑞士与西德的所谓“专家”交换，去争取“国际地位”。
+
+　　我背了“专家包袱”以自抬身价的出发点来著作，写过一本“预加应力混凝土原理”，我不考虑书是写给谁看的，我又站在那种“超人”的立场上说话。书的内容是介绍新颖的混凝土技术，但是我却没有批判地介绍了各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技术，并为了夸耀我广博，我相提并论的介绍了苏联技术。我当时还不认识苏联的技术是为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而服务，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是为资本家发财而服务，甚至为破坏世界和平而服务，二者本质上有绝大的区别。读者们在我书上找不出这点区别，因此会发生帝国主义国家技术和苏联技术都是一样的错觉，我的书不啻在代帝国主义国家宣传。
+
+## （六）憎恨过去，警惕将来，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做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教师.
+
+　　综观我的半生，由于我出身的阶级，决定了我的立场，完全以自私自利的个人名利至上思想为主导，不择手段地追求旧社会的所谓地位，和资产阶级的一套享乐腐化生活，想骑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把技术、宗派、地盘和镀金招牌作为资本，用投机取巧损人利己的手段，发展到竟想一步登天。我从前就在这个人名利的小孔里观察宇宙，因此我对待我周围的一切，包括人，物，社会，政权和国际关系等都是这样的态度：能帮我一步登天的，我捧；对我利益不大的，我冷淡；阻止我向上爬的，我憎恨。我患得患失，顺风时我积极，逆风时我消极。我分不出敌我，辨不清是非，半生来所作所为，始终是危害了人民。解放前我曾直接间接地为资产阶级服务，为四大家族服务，甚至为日本和美国帝国主义服务，解放后我背了原封未动的臭包袱踏进新社会来，继续做了不少危害人民的事。
+
+　　自己投身到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在活生生的例子中，使我明确了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思想，对民族国家的危害性，又使我初步看清楚了自己那个臭包袱里的思想。我逐步地体会到新社会里一连串惊天动地的奇迹发生，是一个大公无私的工人阶级思想在指导，我的臭思想是与它背道而驰的。我初步认识了自己的丑恶面貌，和憎恨了由于坏思想所指导的危害人民的行为。我还体会到那从前被我剥削被我骑在头上的劳动人民，本大公无私的精神，用他们的血和肉击败了日本鬼子，赶走了蒋匪帮，肃清了帝国主义的势力，铺平了新中国建设的大道之后，现在对我们不但不计较，还仁至义尽地争取我们，教育我们，希望我们自觉地改造过来，一同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迈进。我在新中国大建设高潮开展的前夜，及时的初步认识了自己。我还要再逐步深入检查自己，憎恨过去，警惕将来，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改造自己，做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教师。
+
+　　（原载于1952年9月2日上海大公报）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CCRD/3/7/3/000158.txt

@@ -0,0 +1,41 @@
+# 沈三多：我初步认清造成教学工作错误的思想根源
+
+　　<交通大学机械系教授　沈三多>
+
+　　我在旧社会工作了20多年，虽然靠工资生活，但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言论、行动都是距离工人阶级较远，距离资产阶级较近。解放后，我以为我是脑力劳动者，够称为工人阶级。其实，我没有参加群众斗争，没有正确的劳动观点、群众观点，不热爱劳动人民，无从建立全心全意为劳动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所以，我不求进步，不注重政治学习，不投身政治运动，一贯抱着“客观主义”。充其量我仅能同情劳动人民、同情政府政策，对一切采取被动的、第三者的态度。
+
+　　（通过“三反”运动、思想批判，同人同学大力帮助，我初步得到些感性与理性的认识，开始从工人阶级立场来认识过去的错误。）
+
+## 一
+
+　　我在中学读书时许多课程用英文课本，进大学后，不论班上班外教师常讲外国语，因此我的崇外心理很浓厚，觉得什么都是外国的好。从美国回来后，教学内容与方法概用美国的一套。我对于机械原件一课，认为书中感性知识较多，希望同学预先自习，把不懂的提出讲解。我强调这门课的难教，并表示缺乏信心。实际上，我的业务基础不健全，对于材料与制造等有关方面尤其联系不够，而我不肯充分准备与用心讲解，以启发同学进行自习。我没有学习过先进生产技术，教学内容陈旧贫乏，不能结合实际切合国情需要。我往往集中在某些问题上，不够全面，随兴所至，缺乏计划性。这样，不重视自己的工作，不关心同学的学习，对于同学帮助很少，不重视祖国的建设事业，作为人民教师是很惭愧的。
+
+　　我对于教学工作更有不严肃的态度，表现在有机会时要讲到问题外面去，浪费时间妨碍班上教学的进行。而且所发的言论往往不正确，散布毒素，模糊同学的思想。
+
+　　关于提早毕业问题，我在班上说过：“我不反对提早毕业，但3年总比4年学得少些。”我抱着政治与技术脱节的观点，没有从人民建设事业需要去看问题。我没有为了提早毕业，教得更好更丰富，而是以这种错误言论来培养同学的技术脱离政治的观点，把学习说成个人的事业。同学如没有正确的立场观点，他就不能在将来的实践中发展提高成为优秀的技术人才。我过去没有认真省悟到是劳动人民的汗血培养了我的技术，而我却把技术占为己有，不顾人民迫切需要，斤斤于个人得失，这是原则性的错误。
+
+　　由于我自己不认真学习政治，怕听大报告，反而认为冗长无内容，我曾向同学说：“政治课上讲3小时，总结起来是两三句话。”我这话有使同学轻视政治课的影响，危害性很大。“三反”运动以来，我才肯用心听报告，联系自己，对于我的交代和批判起着作用。
+
+　　又如饶主席在我校作思想改造动员报告的第二天，我向同学说：“昨天汽车太多，我不了解。”我的动机在怀疑干部们使用汽车太浪费。事后我才知道那天的汽车很多不是干部用的。我没有从人民利益看这问题，干部为了工作需要使用汽车也是正确的。我离间了同学与干部间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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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思想批判过程中，我一度觉得以后讲话要谨慎，免得受批评，这是不对的。思想情况怎样，就会讲出怎样的话。我不能为了怕批评就不讲话。上课不应讲闲话，背后不应当批评，应当从人民利益看问题，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与朋友家人作平常谈话，同样要有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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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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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8月起，我担任了机械系主任有一年多。为了精简课程，在这一年中召开过多次系务会议。我知道部分同人有顾虑，但没有从思想上帮助他们明确精简课程的重要性，使他们能够自觉自愿地负起责任，研究和规定各课程的内容。我想如讨论课程内容，一定难有结论，还不如先修订课程表，再以学时数来促进课程内容的增减。我一心贯彻自己的或部分同人的主张，我没有能启发大家踊跃发表意见，在会议上以报告与解释为主，很少热烈的讨论，因此大家不重视这样会议的决议。现在看来，我那时缺乏正确的群众观点，不知如何走群众路线。我不向同人学习，我不尊重他们的意见，我不依靠大家搞好工作。我不了解即使有正确的政策，没有大家的自觉自动，没有大家的拥护与坚决斗争，也是无法实现的。我不知采取步骤，使上级的号召变成同人自己的口号，我不耐心等待一定发展阶段的成熟，而企图用简单的、生硬的、命令式的办法强制同人就范，违反了自愿的原则。我没有在这般重要的任务上起应有的作用，我犯了包办代替甚至家长作风的错误。我没有与同人打成一片，我的作风引起大家的怀疑与不满，怀疑我注重基本课程削弱专业课程等等。我轻视群众，脱离了群众，成为学校领导与系内同人中间一个障碍物，阻滞了机械系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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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遇到同人间有意见，不替他们从思想上统一起来，而是以调动工作岗位，避免冲突。现在检查当时动机，在于轻视理屈的一方。我又放弃责任，不帮助犯错误的一方进步，增加系内潜在的困难。这种例子一年中有3次。我不经细致研究就决定不替一位老教授分配工作，以“排课困难”4字报告上级，使他一个学期没有担任教学工作。这样，使部分同人对学校领导甚至对政府发生误解，我应该负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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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系外造成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不尊重组织，闹不团结，帮助外系不够等方面。我看到他人的缺点，很少诚恳提出意见，而是加以轻视。遇到妨碍我个人主张的贯彻时，就要发脾气，背后批评或当面冲突。被我“批评”的对象包括校委会、工会、个别领导干部、个别系主任等。1951年8月我在工会召开的课改讨论会上因为没有满足我的要求，当众责难校委会。有一次分配临时教学经费，我在院务会议上争得面红耳赤。为了室外试验设备的地位问题，与秘书处负责干部冲突。我因为自己的计划遭到阻碍，就要剑拔弩张地打击领导，打击其他干部威信，在所不惜。我编制预算，数字庞大，不顾其他系科的需要。把我系不用的器材拨给外系，我很吝啬。对外系同学的学习，不论排课或分配教师上，照顾均不够。我不顾整体利益，缺乏团结性、组织性、纪律性，一贯自高自大急躁任性、不计后果，与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比较，甚少共同之点。
+
+　　过去我对内对外关系既然都搞得不好，我不检查根源，改进工作，而是坚决辞职，如释重负。那时我认为以前没有在校内担任过行政工作的，有机会就得套上任务，不管你有没有能力。如存心不负责任，也不妨拖下去。若要搞一些工作而希望得到客观上帮助，那就休想。虽则个人精神上业务上在这一年中损失很大，以后可以安心搞业务，亦很合算。我完全从个人立场看问题，而把人民的要求置之度外。我只向后看，不向前看，我竟错到了一辈子看不到交大走上轨道的荒谬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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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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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身于旧式官僚兼地主的家庭，有浓厚的封建意味与自高自大的气息。我多年作客他乡，很少亲友来往。读书时代，过着比较舒适的学生生活，功课虽不差，但很孤独。离校后，一直在当教师，怕开会，少发言。家庭影响与生活经历培养了我的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自由散漫、急躁任性的主要缺点。我没有参加群众斗争，经常与主观上谈得来的人在一起，没有真正接触过群众，所以，我不能认识群众力量的伟大，不接受他人意见。这就是3年来，业务上、工作上造成错误的根源。
+
+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同人同学给我提了很多意见，我受到很深刻的教育。对于群众的积极性以及无限的阶级友爱与智慧，我初次得到了感性的认识。因此，我能从思想上认识我过去的重大毛病，才能认清检查一生经历，分析来龙去脉。现在我初步认清这些思想对人民对自己的危害性，初步认清了教学上工作上所犯的错误与缺点。作为人民教师，我应该有决心与信心改造思想、改正错误。通过这次初步批判，我感觉心平气和，愉快积极。我初步体会了工人阶级的感情，我与同人同学在思想上接近起来了。我相信在党和毛主席的教育下，在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一定可以改造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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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1952年9月2日上海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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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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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声淮：清算我底封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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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中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石声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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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底先世都是站在封建统治者一边的人。除了一部分骑在人民头上，直接压迫剥削人民的官僚以外，多半是地主阶级底西席或封建统治者底爪牙——幕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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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先世是封建统治阶级或是投靠了这一反动阶级，做了不劳而食的人，看不起劳动人民，所以父亲虽穷，不愿让我做劳力的“小人”，送我读书，维持这一“书香”门第。我读书是断断续续的，耽搁许多年。有什么力量鞭策我这样努力争取读书呢？是向上爬思想。我向上爬的方向不在升官发财，虽然旧社会以做官为读书的主要目的，而我志不在此。师范毕业教小学，以后升学教中学大学，就是这样爬。
+
+　　我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高中师范科读过三年，正是军阀何键在湖南做伪省主席，提倡“尊孔读经”；第一中学国文课教的都是古文，养成我一些读古书的兴味。进大学以前已经读了一部分经书和论孟、史汉。进大学选国文系读经。其实我对旧的学问并没有根基，仅有的浅浅的东西，也只是盲目崇拜孔孟，迷信东汉经注，尊重古代反人民的落后的东西，有“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反动的“正统”史观，把农民起义反抗封建统治者看成“贼”“寇”，相信史臣对农民运动的诬蔑诽谤。把歌颂反动落后势力的庙堂文学，形式艰深内容贫薄的作品，吟风弄月的无病呻吟，看成文学底“正统”，轻视人民文艺，迷信诗序和传笺，把国风人民底文学，看成士大夫的“美”“刺”。我跟随钱子泉先生很久，钱先生底文学史教本中没有涉及民间文学；又赞扬效忠满清皇朝的曾、左、彭、胡。有的教授把封建阶级文艺的昭明文选当文章正宗。有位教授准备编清史，计划中说到要把太平天国列为“载记”。有些教授下笔必遵说文，嘲笑“俗字”。这些思想，给我一定的影响。
+
+　　我底家世和经历培养成我底封建思想，除了“门第”观，向上爬，看不起劳动人民，反动的“正统”历史观，盲目崇古以外，还有严重的宗法思想，以为人与人之间的宗法关系是“自然”的，“不可改”的；因而维护宗法制度的伦理道德也是“天经地义”，看不出它底毒害。我迷信“妇人从一而终”的“古训”，看不起再嫁的女人；解放后在人家作客，看见一位女先生和她第二个丈夫走进来，我想：“怎么这样无耻！嫁了人不难为情，还大大方方的。”其实可耻的是我，为甚么要鄙弃人家合法的夫妇呢？不反对鳏夫再娶（我先世好几代如此），而反对寡妇嫁人，专为男子底利益打算，才是可耻的。我反对外甥检举做特务的阿舅，儿子揭发地主父亲底罪恶，不知道那是站稳阶级立场，大义灭亲，只以为那是“不孝”。华大控诉会上，有人揭发帝国主义分子代言人阻挠学生参干，说“你底家怎样？”这句话把学生底勇气打下去了。我听了这控诉，很惭愧，因为我相信“父母在，不远游”，参干大事，怎么可以不问父母？假使当年有学生参干，问我底意见，我一定要他“先问问父母底意见吧！”这样一来，有些少年会被某些落后的父母拉住腿，阻挠参干，结果和帝国主义代言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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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盲目地是古非今，喜欢古文，不喜欢白话文；喜欢古诗，不喜欢新诗，喜欢意兴冲远的古画，不喜欢单线涂平的新年画；因为站在反人民的封建立场，所以思想感情和人民相距很远，简直就是和人民底思想感情背道而驰。我不要求跟随人民走，反而希望青年跟我向没落的路上走，我写字必楷书正体，看不起群众写的简体字。我作的文不希望人懂，而希望人不懂，就是说模典仿诰，或者“改竄烝民清庙诗”，故意做得生涩，来掩饰内容的浅薄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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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反动的“尊王攘夷”思想。由于反动的“正统”历史观，我把历史上一切较和缓的，甚至极昏暴的君主只要能巩固统治权，都看成“正统”，也就用同样的眼光看篡夺革命果实，登上王位的蒋匪；解放以前把他底匪帮政府看成“中央”，而把人民自己的政府看成'“僭伪”，相信国民党反动派底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打家劫舍”，“共产党在七七事变以后不抗日，而掣‘中央军’之肘”。总之，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的一切诽谤，我都信以为真。这些反复多少遍的造谣，固然毒辣；而我毫不调查分析研究就相信了，这就是我在思想感情上和国民党匪帮一致，认它做“正统”。蒋匪提出“尊孔崇经”，提倡故有“道德”，我尤其赞成，我看不出这是企图用��建的力量巩固他底血腥的统治。我明知道蒋介石匪帮底腐败无能，抗日时老打败仗，接收时把一切破坏得一塌糊涂，孔宋豪门喝中国人民底血，一天天肥胖，中国农民、工人、中小公务员却饿着肚皮，在死亡线上挣扎，中国到了历史上最矛盾的时候：一面是豪门富商空前的荒淫佚乐，一方面是善良人民遭遇空前的困穷；贪污普遍到几乎成为公开，捉壮丁的兵役法逼得农民走投无路，特务随时可以把无辜的人杀死，生命没有保障。这一切都叫人恨，叫人悲愤；然而我存在对蒋匪的幻想，希望蒋匪能够“改良”，等大家能过点“好日子”；希望蒋匪看到共产党势力日益庞大，儆于崇祯甲申之事，能“励精图治”，把孔宋豪门掠夺人民底钱用在人民身上；希望国内能以蒋介石匪帮底“中央政府”为核心团结统一，因为它是“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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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有了“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正统”史观，蒋匪逃出了中国大陆，“正统”不应再是蒋匪了。而我对共产党在思想感情上仍是对抗的。因为我投靠美帝国主义者，在华中大学做了洋奴，封建思想和亲美崇美的奴才思想结合成了一个思想体系。事物在发展，在转变，我底封建思想既没有出路，而亲美思想也遭到唾弃，我感到孤单。我自以为我那些值得骄傲的而实在是腐朽的，丑恶的，不值一文的，有毒的，又脏又臭的东西在新时代“失掉了价值”，被否定了，连整个我也被否定了。我看不出我底前途，以为我就要被时代淘汰，像许多科举废除以后的八股先生，不但“一举成名”不可能，而且连馆地也找不着，只好摆测字摊，卖春联，饥一餐饱一顿地混日子，我痛苦得很。和钱子泉老先生谈到前途，钱老先生说：“中国是神蛇蜕壳的时候，死亡衰老的细胞应随老皮蜕下，不这样推陈出新，神蛇底生机会全部断绝，唯其推陈出新，所以中国就永远年轻永远生力旺盛；我们应当为整个中国底新生喜悦，而不应当为一个二个死废细胞随皮蜕去而悲哀。”我呢？自以为是死废细胞，但我不甘心死亡。我完全没有想到我自身可以推陈出新，不但不会死亡，而且会更年轻，更生力旺盛。我只朝悲观失望的一路去想。所以我对共产党抗拒，留恋不被发觉为脏臭腐朽的时候，就是说留恋旧社会。我尖刻地诬蔑共产党，在课堂里散布反动言论，在爱国运动中好时是漠不关心，坏时更起了破坏作用，旧时代决不会回来，我苦闷得很，新中国底建设，如被国民党匪军破坏的工业设备和交通很快就被修复，在20多年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梦想不到的事，始治淮工程等为广大人民福利的事业，在党底领导下积极进行；还有币值稳定……这一切都给中国人民以莫大的兴奋喜悦。我虽不全然无动于中/衷，然而我的喜悦很轻微短暂。我感到我个人没有前途，这些是“他们”做的，“他们”享受的。我以旁观者的态度来“钦赏”“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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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过去反动的落后的东西，不“容许”在大学来教了，我教书感到“束手无策”。我教书本来就只为个人打算，把它当一宗“混饭吃”的职业，从没有想到应该做“人民教师”“灵魂工程师”。过去，教学内容反动落后，形式艰深的古文，照本宣科，不花时间准备，书中的思想和自己反动落后的思想一致。现在教新的东西，课文学生个个看得懂，思想性和自己的思想完全相反，我讲不出。课不能不“应付”东抄西录的把些牵涉得上的东西，拖出来讲，从不考虑它的效果，苦了学生，苦了自己。我对祖国，对劳动人民没有爱，对人民的敌人没有恨，对新事物没有认识，有的只是反动思想，对那些富有政治性和思想性的东西完全不能体会，不能接受；我不怪我封建，倒退！而怪时代走得太快，怨编书的人专门搞这一套。我根本没有想到要怎样培养下一代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想把学生引向钻故纸，开倒车的道路去，想他们盲目崇古，和我一样充满封建思想。我勉学生为“士”为“君子”，从来不教学生用“革命工作者”或“团员”的条件衡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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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同志通过一连串的爱国主义运动，提高了，进步了，而我一直被封建思想拉住，不肯向前。下乡土地改革初期工作中，表现出严重的右倾思想，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同情地主。经过思想站队，一次认真的整风，同志们严重地打击了我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和错误的阶级立场，批判了盲目崇古的思想，对落后反动的封建文艺的看法。那是我第一次公开作自我批评和接受批评。因为我下乡以后看出在各方面我赶不上���代，对我是危险的，所以初步地要求进步，不过，有顾虑，爱面子，同时有些东西没有看成思想问题，检讨不深入。但这次整风对于我是有益处的，我初步明了了一些东西，我看出我向上爬，爬成了这样一个低能庸劣的人物，在能力和各方面远赶不上其他青年工作同志和农民干部，把看不起劳动人民的思想洗刷了不少，也冲淡了自己盲目崇古和尊重腐朽落后部份的儒家思想。最受感动的，是第一次体会到共产党之永不腐败；在太阳照得着的地方，霉菌就不可能蕃生，群众的批评就是太阳，晒死一切霉菌。
+
+　　土地改革工作深入了一些以后，我发觉农民的可爱，初步地建立了阶级情感，而且了解地主怎样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怎样把荒淫享乐的生活建筑在农民的痛苦上面。又知道近乡的地主家有碉堡，设私刑，可以杀死人。从这不合理的事实，我认识了三个问题：第一是旧“官僚”出自地主阶级，或出自其他阶级而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人。我的先世就和这一丑恶的阶级勾勾搭搭，做了帮凶，从劳动人民血汗所获中分得了残羹冷炙，踞上不劳动的地位，保持了“书香”门第，这是丑恶的，不是“清白”的。从前我为我的出身感到“荣幸”，那是错误。第二、地主阶级维持自己的利益，胁迫欺骗农民，不让他们向土改队反映意见；我才相信这一阶级不甘心死亡，土地改革必须是艰苦斗争，共产党底政策是正确的。从前我没有想到“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是什么意义。第三、我看出了国民党反动派底根扎在乡下地主恶霸流氓身上，这些东西一直压榨善良的人们，但他们到底是少数的；而共产党领导着人民把这些反动腐朽的东西推翻，广大善良的农民站起来了，共产党的根生在广大善良的农民身上，农民把自己和党结成一片，分不开。我看见农民一家一家把“天地国亲师”的红纸牌位撕下来，把毛主席的像挂上去，体会到党的政策贯彻下去了。这说服了我：人民需要的是什么，我所珍惜的那些落后反动的东西没有理由要保存下去。不过我看见了我没落的一面，看不出新生的一面，看见自己百无一是，而不看见自己的进步，我对前途感到空虚渺茫；经同志们提出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我也想到党争取我回校以后思想改造，才消除了不必要的惶恐与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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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改革以前，我读过范文澜底中国通史，在理论上我知道“正统”史观是反动的；到参加土地改革实际工作以后，我才体会到地主和劳动人民的本质，农民运动怎样被地主阶级诬蔑为“匪”。土地改革时读到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同一运动，被说成“糟得很”“好得很”，看是站在什么立场，维护封建统治者利益的史臣自然要把农民翻身的事业看成“造反”、“犯上作乱”了。不过这一问题的最后解决，还是在最近小组会上，有同志提出，我对于那些史料仍是有部份的相信，把史臣底“诬蔑诽谤”说成“夸张”。这是立场问题，我部份同意那些诽谤农民运动的言论，立场没有转变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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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在土地改革中大家谈到立场问题，我曾用它来看宗法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问题，宗法制度承认家长的权威，男子的特权，这一切是维持封建统治者底利益的。“仁义”是使人不遗其亲，不后其君的，“孝弟”教人不犯上作乱，这些东西有它们的阶级性。对这一问题也只有了初步转变的看法，彻底分析批判还得大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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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反共和亲美思想，没有不反苏的，而且狭隘民族主义思想不能和倒向苏联的思想相容，大汉族主义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看成中国底损失。加上从前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对苏联的诬蔑诽谤，我把那些诬蔑诽谤当作“知识”，有深厚的疑苏反苏思想，这些错误思想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暴露出来，得到同志们的帮助，才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
+　　作了思想检讨后，看出我严重的封建思想阻滞了我底进步，使我隔绝祖国和人民，在解放以后一直反苏反共反人民。我只向后看，不朝前看。一切爱国运动不能使我提高。我底思想全部是腐朽、脏臭丑恶的；它的根子就是封建思想。我要痛痛地挖掉它。
+
+　　我被腐蚀得太久了，挖根的工作是艰巨的。首先我要解决立场问题，站到人民一边来，把累积已久，而经过这一运动仍然残存的反苏反共反人民、亲美崇美的思想，痛加清除，把“从来就如此”的不合理的东西作翻案，那些思想敌人隐蔽得很深，容易使我模糊，我要细心捕捉。我要依靠同志们，接受同志们热忱诚挚的援手，帮我作搜索扑灭。
+
+　　土地改革时期我已初步主动地要求进步，但我对政策不了解，我底主要反动思想不敢暴露，怕负政治责任怕被人唾弃。思想改造之初，我虽决心要把它吐出来，但我的顾虑仍是没有消除。听了王自申同志的报告以后，我底顾虑消除了。我把丑恶的旧我毫不留情面地摆在同志们面前。我作了检讨之后，同志们尖锐地正确地指出我错误思想底严重性。他们是那样诚挚，使我感到旧社会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温暖，我更加认识旧“我”底可憎可耻。假设让那些反动思想发展下去，我会做出怎样背叛祖国的罪恶来！当同志们同意我底检讨通过，热烈地鼓掌时，我感到十分舒畅，又脏又臭又沉重的包袱丢掉了。我愿意每个同志体会得着我那样轻松愉快的心情！我增加了勇气，增加了信心和决心，要把我改造好，做个热爱人民也被人民热爱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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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摘自1952年9月3日《人民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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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之翰： 名利思想支配了我的大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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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大学土木系教授　吴之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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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小学毕业，选择升学方向的时候，我的级任教师曾劝我投考工业学校，而不主张我升入师范学校，其理由是：“终身为小学教员，没有出息。”从此在我的思想上，有了“有出息”的观念。当时只知道像小学教员这样，和小孩子们“厮混”，待遇低生活苦，在社会上没有地位，被人家瞧不起；要是学会了一种工程技术，将来做大官赚大钱，那就完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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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抱着这样的思想考取了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的土木科，一直读到毕业。我当时家庭情况困难，无力升入大学，曾在沪太长途汽车公司充当过低级技术员。但我以为该公司规模甚小，毫无名气，又设在宝山县城内，和僻处在乡下一样，加以收入微薄，生活又苦，这样干下去，和我起初要学工程技术的想像太远了。因此做不到两个月，便决心辞去。其时适同济大学招收免费生，我去投考而录取，非常高兴。幻想将来大学毕业，必能高官厚禄，再不至于像在沪太公司般“可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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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济毕业之后，考取了伪上海市工务局，以技佐名义派在第一处工作。当时的局长和处长都是同济校友（都是德国留学生），我易于有机会和他们接近。我看到他们出入汽车，生活舒服，尤其局长的场面阔绰，使我羡慕。因此我便感觉到不留学不能出人头地，而且要“取法乎上”，向局长看齐。他是博士，能领导一个单位，独当一面，威风凛凛；他的待遇，是全工务局最高的，他的享受也超出一般同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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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不久，我便向亲友借了一些钱，作为川资，前往德国。最初想先在德国工作，积蓄些钱再进学校。可是仅做了半年多工作之后，各厂因紧缩而裁员，便无法再找机会，而不得不勉强进了学校。后来，靠国内外的资助，才毕了业，考了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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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国后，在机关里服务不到一年，使我体验到我虽是有博士头衔的留学生，但是我既无裙带关系，又无政治关系，决不可能飞黄腾达。因此不得不改变方针，向所谓“清高”方面谋取地位，而以大学教授为对象。同时想像将来会桃李满天下，真可以名扬四海。再能写几本书，那便可更垂之永久。除拿每月固定的薪水之外，还可以拿稿费版税。收入不会少，享受也不会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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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适同济缺少教授，经人推荐，欣然接受。同时我想到在教书工作上要有出息，必须要做成名教授；要做成名教授，必须要有威信；要有威信，必须要把书教好；要把书教好，必须要把全部时间用在业务上。所以在进大学教书之后，完全采取“超政治”态度，甚至于尽可能避免担任行政工作，唯恐损失了我的时间。和同学们接触亦仅限于课程方面，从不谈政治思想问题。就是在解放之后，我仍然不主动地去参加他们的课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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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成为名教授的思想，所以在讲堂上表现出自高自大，在上课的时候听到有人随意讲话，或是在考试时候见到有人作弊，便认为是轻视了我而有损我个人的“尊严”。我每怒不可遏，当场申斥。但从不去探寻客观原因，而加以谆谆劝告。在订教学提纲时候，务求表面上完美，以示内容丰富，而不问是否能完全照做。提纲写得笼统，只写章目而不写细节，以期便于伸缩，总之是把它形式化而敷衍塞责。在学期做总结的时候，遇到教学提纲未能全部实行，则不就主观努力的方面检查，而强调同学的程度不齐，致不能按照预定的进度讲授，或是推诿到临时性的停课太多，致无法弥补。在选教材的时候，每忽视客观的需要，而喜欢在德文参考书中选一些中文和英文书中所不常见的资料，来自显渊博。到考试的时候，遇到成绩较差的同学，除在批分数时加以鄙视外，从不想到再给予特别的指导和帮助。我觉得拿薪水只为上课，课外工作是额外负担。偶而做一些辅导工作，便以为特别卖了力，觉得这对于我的时间上已是吃了亏。
+
+　　我的教学态度，一般说来，是过于严厉的，而在大同以兼授的德文课为尤甚。由于自高自大，不容许学生不重视我的课。德文为第二外国语，易于被学生忽视，所以一开始便严厉而愈演愈剧。我以往在同济补习德文时，有一位教师非常严厉，我不加以批判地摹仿他。因此有些同学们怕上德文课，也有些把时间化在德文自修上太多，而忽略了其他更重要的课程。这都是不合理的现象，而妨碍了同学们的学业。同学们曾向我提过意见，而我不深自检讨，贸然将严厉改为幽默。例如曾有一位同学把德文读成英文的音，按以往的作风，我必然会当场申斥，而这次我说：“你的‘美国之音’可以改去了。”这种不真诚的态度，同学们当然不能接受。我现在认识了：发脾气和玩弄幽默，是同样地不正当的。教师授课应对人民负责，所以应该诚恳地耐心地帮助同学们鼓励同学们，使他们能坚定信心加强勇气，在感觉兴趣的气氛中求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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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书原可写书，我早有此想。但是又想要“不写则已，一写惊人”。既无惊人的可写，也就不写了。后来观念改变，开始写了，觉得年事日增，精力日衰，教课工作渐不适宜，想写几本书，以维持将来的生活。故其目的不在“惊人”而在“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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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上面的情形来看，可以见出我的读书、教书和写书，都是由个人主义出发。读书是为了向上爬，因此只重视分数和学位，甚至为了满足我读书时代生活上的欲望，宁愿接受国内反动机关（如当时的工务局和铁路局等）的资助，替他们做些报告，点缀门面。更进一步，不惜接受国外资助（如德国的洪宝助学金委员会），把交通经济方面的重要情况供给他们，以充实他们处心积虑的侵略计划。这完全站在敌人的立场而谋个人的名利。教书是为了成名，因此只求能盗虚声，而为反动派服务，替他们培养工作干部。到了解放后，还保持着老作风来应付教学工作。一方面不肯主动地领导同学建立劳动纪律和整体观念。例如在动员治淮时，我就未能尽量发挥我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不肯多用功夫去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使同学们获得切实的知识，每使毕业同学或在专业实习期内服务的同学，遇到解决现实问题感觉困难。这两方面，都使同学们的学业和祖国建设蒙受不可补偿的损失。写书为了维持生活，因此只求能多拿稿费或版税，着眼于销路，或只求速成，而不惜粗制滥造。书本里的错误是最能贻误青年读者的。
+
+　　人民教师对于祖国前途的影响很大。所以必须先把个人主义的名利思想加以批判，痛改前非，方能负起教育下一代青年的责任，为了培养建设祖国的干部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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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1952年9月3日上海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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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CCRD/3/7/3/000161.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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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一凡：思想改造学习总结（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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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大学工商管理系主任　张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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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庭和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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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于1909年，学名张昌宣，1927年在苏州桃坞中学代课时改名张哲人，1928年出狱后改名张一凡。我的家在嘉定县望仙桥乡。祖父是个秀才，教私塾为生，父亲是小学教员。可说是世代书香，实际是破落户乡绅。父亲常失业，家无产业，子女多，生活艰困，依靠母亲做女红、耕种来维持。幼年给我影响最大的是二哥和三哥，他们都是早年失学，凭自己工读爬起来的。我的青少年时代，可以说完全是跟三哥（张昌绍，现在上医当教授）的路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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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在乡间小学卒业。1921年－1924年，我在昆山县东庄乡高小读书。毕业后，因无力升学，我在乡间作了一年小学教员。1925年春末，父亲送我到苏州金墅乡作典当学徒。我轻视学徒地位和朝奉出路，两个月左右就回家。1925年暑假，我用投机取巧的手法，借别人的证件，考取太仓省立四中的高级师范科。后因证件成问题，我便用四中的录取通知书插入了嘉定县立师范的毕业班。后更换校长，新校长不承认我是正式生。读了一年，人家毕业，我没有毕业。这就是我的全部学历（我既早年失学，却又在大学里教书，就背上了假学历的包袱，伪称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在“三反”学习中，才把这个包袱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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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于历史关系与冒充革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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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解放后，我在商报提出的自传，以后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填表时，关于“政治关系”这一栏，我填的内容都写着：“曾先后参加少年先锋队、共产主义青年团、共产党，并跨入国民党”。但现在严格分析自己的历史情况，这4种历史身份，只有“国民党员”这项历史身份是确定的，其他都是有意夸大或早已脱离关系，名不符实，属于冒充革命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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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少年先锋队员”的所谓历史身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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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年5月底，我在嘉定县师里读书，看到上海“五卅”周年纪念筹备会寄来的集会通告。想到1925年三哥做学生代表，到上海参加“五卅”运动的事，我也跃跃欲试。我提议派代表，就被推为嘉定县立师范学生代表之一。到上海后，住在父亲任教的民生女校，遇到上海学联代表王一冰到民生女校接洽少先队工作。经过介绍，王一冰认识了我，并晓得我是嘉定县师的代表，政治上是一致的。他就口头上介绍我加入少先队。当时我的思想情况：一面觉得结交了一个上海朋友，高兴；一面对少先队觉得新奇，有好感，我乐于加入。但没有要我办入队手续，二天就回到嘉定。后来我虽写信给王一冰，也没有联系到。因此，我自称“少先队员”，是夸大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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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于“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所谓历史身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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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初，国共合作还没有破裂。苏州还在军阀手里。当时我在苏州桃坞中学代课。还有一种课程是三哥代的。三哥是共青团员，他和另一团员介绍我入团。当时桃坞里的共青团员都同时有“国民党员”的身份。组织上决定，北伐军到苏州后，将以“国民党员”名义公开，维持共青团秘密组织的性质，来掩护革命工作。所以，我填表的那天，就同时填了共青团的入团书和国民党的入党书。下次开会时，我就参加，并开始做些反帝反宗教的工作。不久，北伐军队到苏后，我以国民党员身份出现。接着，国民党叛变革命，三哥由组织上通知，当晚逃避离苏。我第二天到亲戚郭家躲了一个多星期，才回桃坞中学搬行李回家。
+
+　　同年秋季，因从前在苏州相识的一个女师学生代表吴子我写信告诉我，她在青浦反动国民党部做妇女部长，问我去不去。我当时已在失业，苦无出路，我们又有感情，所以我就到了青浦，由她向反动省党部推荐我做县党部青年部长。伪令未下，吴就因改组问题去职，我也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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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于所谓“共产党员”的历史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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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初冬，我从青浦反动国民党部回家，接到三哥由上海的来信，约我一同去考江湾的国立劳动大学。考试结束，三哥被录取我没有被录取。三哥就把这机会让给我，我便冒三哥的名，搬进劳大宿舍，准备作大学生了，在宿舍里，碰到1926年五卅周年纪念时相识的学联代表王一冰。我们就共同搞文学研究会，由我出面贴布告征求会员。学校当局因此约我去谈话，我冒名进学的秘密就拆穿，只得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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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劳大”退学来沪，思想上被失学前途彷徨等情绪占有。这时期，在上海车站碰到同乡姚成文，他到宝山办反动党务去。我就跟他一同到��山，我写信告诉王一冰。不久，吴淞地区党组织的黄忆农，由王一冰的介绍，到宝山反动县党部来找我。并由他介绍我和宝山的钱悌丹相识，并准备和钱共同搞农运。当时我思想上受宠若惊，也回想到上半年在桃坞中学搞反帝反宗教的情形而愉快。有次，钱通知我到吴淞某茶馆去找黄，我看见茶馆前有兵车，不敢进去，退回宝山。在钱家里留了个条子，到自己宿舍里检查了一下行李，就回乡。当时我的思想情况，很害怕，虽不能确定那兵车是否捕黄，但觉得很有可能，危险性大。如果黄被捕，我怕自己株连。
+
+　　我在劳大，在宝山，虽做了些工作，但并没有要我加入组织，我也没有申请加入党。特别是解放后，我自称“共产党员”，完全是冒充革命，投机取巧，欺世盗名的丑恶思想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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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关于加入国民党的历史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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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春，从宝山回来，失业在家，看到报上广告，去投考南京北伐宣传队，投考是录取了，但该队不久解散，就由吴子我介绍，得到反动省党部倪弼的推荐，到嘉定反动县党部当党务整理委员，后被推为常委。1928年夏，我在嘉定还可耻地办了国民党员登记手续。因此我的历史身份是个国民党员。我在青浦、宝山、嘉定三县反动县党部前后共7、8个月，虽没有不利或残害革命人士、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等罪行，但事实上每小时在反动集团内，和人民为敌，做着反革命反人民的反动工作。现在检查到主要罪行：（一）在青浦反动党部，贴写反动标语、印写反动传单等反动宣传工作。（二）在青浦还筹备组织反动的学生剧团。（三）在宝山贴写反动标语传单，还做过反动党部机关报的助理编辑工作。（四）在嘉定把县师同学拉进反动国民党登记。
+
+　　在嘉定反动国民党部做常委时，被控“赤化嫌疑”“反动嫌疑”，我到南京想法对付，就在南京被捕3、4月之久。从出狱起到现在24年余，和一切党派没有组织关系。一直过着无党无派的生活，转入另一种投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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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已在国民党叛变革命之后，革命志士为了人民利益坚持真理，忘我牺牲。相反的，我不继续走向革命而走向反革命，先则临危逃避，偷生怕死，丝毫没有青年血气。为了儿女私情，为了个人生活，甘心堕落投入反革命阵营，一而再、再而三，散播毒素，麻醉人民，还把纯洁青年同学拉进粪坑，还无耻的以其丑恶地位炫示于人，期间虽亦摇摆，完全出于个人投机取巧，卑鄙尤甚。这种丑恶思想，本质上还不是反动透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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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贯的投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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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在广东崖县中学二哥处教了一年书。这一年，我把万有文库中关于文学和哲学的书籍读了不少。对于我此后思想上，在卖文生活上，教学工作上，都有一定的作用。为此后的投机，准备了一笔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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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春－1931年夏，离开崖中，在广州开始卖文生活。主要是搞文艺，也写了不少关于教育的文章。最初是为了生活，后来发展到欺世盗名的作用。由于文字交，先后经介绍到市立女中等处教书，爬到大学去代课。由于二哥函召，1931年秋到雷州半岛上遂溪县立乡村师范教书。“九一八”日帝侵略东北，消息传至遂溪。我在学生集会上发言不慎，并主张示威游行。会后发生学生捣毁庙宇行为，当晚反动县府把我传去，即被关禁，直到1932年5月4日才释放。这件事，不是我进步，只说明我不善于“政治性投机”。我回到广州，一度在中国新闻学校（两年专科）代教务长。但该校待遇菲薄，我在下学期就改允崖县中学校友会之邀，再往崖中教书。1933年初，离开崖中，回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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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前，1933－1937年间，我回到了上海，就重施故技，把广州学会的一套卖文为生的投机取巧欺世盗名的方法，全部搬出来。上海文化水平较高，搞文学不易。写小品文收入不够生活。这时，世界经济恐慌发生，我就尝试写国际经济文章。向各刊物投稿，多数登出，开始有了生路。懂得时事性文章容易登出，就转向这种题材投机。为了避免文字狱，不写国内而写国外。写国内，则不写政治而写经济。这种投机还有两大好处：（一）文章写得长，稿费多。（二）造成专家地位，出路大。这就是我20年来钻研经济的思想动机。
+
+　　“八一三”抗战发生，我先后接任“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沪所研究部长（1937秋－1941年冬），“申报”经济专刊主编（1938秋－1941年冬）等职务，并在沪江、大同、光华等大学做教授（都从1938年秋开始的）。这时期，我投机的主要法门是：（一）利用研究所��结交金融资本家。（二）利用“申报”，结交工商界。（三）利用自己主编的篇幅，大量发表自己文章，名利双收。（四）但是一切为了个人安全和利益，旧租界沦陷前，我的著作方向，已经从经济转向商业，转向投机，替自己留后步了。
+
+　　旧租界的沦陷，我的投机取巧，就改变了方法。1942春－1942年秋，我曾参加中国经济研究所。这与金城和浙兴二银行和庆丰等纱厂有关系的。大概10个月左右辞职，改任环球信托银行经理，为了多收入些。辞去环球信托银行后，我一面增加教课钟点，一面开始做投机交易。这时，股票、金证券、西药，无一不做。存心发财，实在是幻想。胜利前一年半左右，才洗手不干，转向研究苏联计划经济，转向研究战后经济问题，为战后进行投机取巧，准备新资本。
+
+　　战后，1945－1949年间。胜利之初，我先受“中美日报”之邀，这是反动派C.C.的工具。2个月后改进“正言报”，这是反动派三青团的工具。我在这些反动派的报纸里都是主编经济新闻，这是我投机的在行。1947年初，我一度退出“正言报”，改进大同商业银行作经理。为了想发财，也表示假进步。后来银行失败，我又重回“正言报”，假进步也破产。这家银行是著名的投机银行，投机失败，银行也就破产。从1947年夏－1948年秋一年间，我一面教书，同时自己大做投机。这时专做股票。利用“正言报”经济新闻消息灵通，翻云覆雨，掀风作浪。赚了加码，蚀了翻本。紧张、刺激、疯狂。几个停板，可以抵一年薪金。认真的划曲线，研究统计，自己卧室里牆上挂满股市曲线图，相信到迷信的程度。非知亲好友，不肯泄露曲线中的“天机”。几次大失败，负债累累。心绪恶劣，坐立不安，身体弄坏，脾气粗暴。蒋匪经国发行金元券洗劫人民时，我也彻底完蛋，债台高筑。这时是堕落腐化可怕丑恶集中一时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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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动派内讧，“正言报”在1948年初冬被特务头子方治封闭。1949年初，我进“商报”。解放前在“商报”大写假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文章，所谓“新经济学日讲”，是可耻的投机作品。直到1949年8月，才辞职，开始专门教书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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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后到现在，我做了大同大学专任教授兼工商管理系主任。还不停止在外面兼课，甚至兼到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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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旧社会里往上爬，靠着一套从旧社会学来的和磨练出来的不正规手法，这就是投机取巧，欺世盗名。我曾在反动国民党部里做过伪委员，在反动报馆里做主笔做编辑，在银行里作经理，在与官僚资产阶级有关的经济研究所做研究部长，在投机市场里掀风作浪，在著作中为反动阶级服务，为资产阶级服务，以及从小学教师爬到大学教授，一切一切，直接间接，都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剥削劳动人民血汗，过着投机取巧的日子，本质是反动的。
+
+　　通过这些思想批判，我不仅认识到24年前关于党、团关系这段历史，更认识了解放以来乐于叙述这段前后不到一年的丑史，存在着冒充革命的投机思想。
+
+## 四、检查主导思想
+
+　　这次思想改造学习，确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我由同志同学们启发帮助，把我过去的思想作风行为作了次初步全面检查，看到我的丑恶面目。就是不论幼年时读书，以后工作上、著述上、生活上都充满了投机取巧、欺世盗名、不正规往上爬的思想意识。并有“江湖式或流氓式作风”，属于极端自私自利个人主义思想范畴，要求从头学习，重新做人，否则不为新社会需要，不配做人民教师。
+
+　　（此系根据张一凡的思想改造总结压缩而成）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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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团中央三中全会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及冯文彬同志错误的决议（胡耀邦、蒋南翔、李昌同志向中央的报告）
+
+## 中央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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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兹将胡耀邦、蒋南翔、李昌三同志关于青年团三中全会的报告及其关于冯文彬的决议发给你们。另有青年团三中全会关于当前工作问题的决议已公开在报纸上发表。当中央批准这些决议。胡、蒋、李的报告和关于冯文彬的决议可在党内刊物上登载，但不要公开发表。
+
+　　一、此次团的三中全会，到中央委员三十人，候补委员八人，列席干部四十一人，从八月二十五日起，开了十天，通过了团的当前工作决议，批判了冯文彬同志的错误和改进了团中央书记处。此次会议准备仓促，开始大家有一些意见，但由于主席两次亲自主持中央会议讨论团的工作，少奇同志四个钟头的政治报告，再加主席和少奇同志分别数次召见我们谈话，不但使大家从思想上弄楚了许多问题，而且对主席和少奇同志的亲切教诲，深受感动。会议结束时，大家情绪很高，并表示要把工作做得更好。
+
+　　二、根据主席和少奇同志的几次指示，以及伯远达同志帮助决议的大力修改，在此次团的工作决议中，特别强调了“学习”，明确地规定要引导广大青年为建设祖国而努力工作和学习，并原则地规定了当前五项中心工作。关于学习和工作相结合的问题，的确比较复杂，决议上不可能写得太详细，除我们另组织一些文章解释外，还须请求各级党委向团委干部讲解清楚。
+
+　　三、主席对我们出的第一个题目——党委应如何领导青年团？大家认真讨论过，准备明年正月综合各地意见，向主席作书面报告。在讨论中，各地团委对党委的坚强领导，一致表示满意。个别地方还希望党委能经常给团委以具体工作上的指示，并定期检查团的工作。
+
+　　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巩固团服从党的领导问题，一致同意必须执行下列几条：（1）要经常地认真地研究党的方针政策。（2）要绝对服从党委的整个工作部署和接受党交给团的具体任务。（3）要根据党委所定的中心任务，提出团的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4）上级团委要经常监督下级团委切实贯彻党委的指示。
+
+　　四、主席出的第二个题目——青年团应如何工作？大家展开了极其热烈的讨论。经过主席的几次提示和少奇同志四个钟头谈话的启发，基本上解决了问题。我们体会各级团委进行工作，必须遵守以下三条：（1）不要过分强调团的系统领导，而要切实地尊重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上级团委必须顾及各地的全面情况，切不可对下级团委乱发生硬的指示。各级团委要多用从下而上的总结经验的办法，来帮助下级团委开展工作。（2）政治上工作上要有积极性、主动性。不懂的东西要大胆地向党委请示。发觉某些党的组织或政府某个部门工作有缺点、错误时，要大胆向党委反映，但不可向党闹独立性，搞先锋主义。（3）每个干部要老老实实埋头苦干，要以切实的工作成绩来体现助手作用。各级团委必须警惕轰轰烈烈、空空洞洞的形式主义倾向，注意防止干部中的华而不实，骄傲自大等倾向，以上几条是根本原则，便更具体的方法仍未完成解决，我们拟于明年一月由各大区域、省（市）团委写出成文的意见，加以综合研究，最后交中央审查决定。
+
+　　五、根据大致的推算，全国十五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有一亿左右，现在全国团员约有六百二十八万。经过土改、三反、五反等伟大群众运动，青年中又涌现了大批积极分子。从需要和可能出发，拟到明年底止，再发展四百五十万（军队与中央直属机关不计），计华东一百五十万，华北七十万，中南九十万，东北五十万，西北二十万，西南七十万。这个数字是否合乎各级党委的打算，还须请各地委加以审查。为了防止发展中产生偏差，我们又规定了从现在到明年三月为第一期（具体的计划和步骤，各地自订上报），届时作一通盘检查，然后再具体布置第二期的发展工作。
+
+　　六、团的干部现有六万多。根据主席指示的增加新鲜血液、定期“毕业”，同时要保留一定骨干以资熟手的精神，全会确定采取如下方针，即：积极培养、大胆提拔，保持编制经常满员，有计划地向党输送。最近期内团中央可向党委输送一些干部，各地省（市）以上团委，也可抽出某些同志去作旁的工作。但县、区以下的干部，缺额和流动性较大，需要在党委领导下，适当加以解决；个别地区团委书记人选，如有困难，盼党委能从��的干部中挑选年轻有为的同志充任。
+
+　　根据主席关于集中各大区书记到团中央工作的指示（同时仍兼各该地团委书记），全会改进了团中央书记处，选出了胡耀邦、廖承志、蒋南翔、李昌、荣高棠、宋一平、刘道生、罗毅、许世平为正式书记，区棠亮、杨文、杨述、章泽、胡克实为候补书记。总政青年部长王宗槐、西南团委副书记康乃尔，不是中共委员，没有选。各大区团委书记将分别于九、十、十一月到团中央工作，请各大区党委早日选好代理书记。
+
+　　七、全会以对党对人民和对全国严肃的负责态度，批判了冯文彬同志的错误。文彬同志的主要错误是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不老实，常说假话，用家长制的恶劣办法对待干部，在男女关系上缺乏共产主义道德。他既不好好研究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又不倾听同志意见，不真实地向中央反映情况，以致三年来他所主持的几件重要工作，都犯了原则性的偏差。全会一致通过：撤销了他的书记职务。文彬同志在会上的检讨是不是深刻的。但在中央教育下，他自己表示愿意去下层工作，改正错误，大家对他的这种表示寄以热忱的希望。
+
+　　八、全会闭会后，团中央书记处举行了第一次会议，除确定十四位书记的分工外，议定了最近三个月以贯彻全会决议为中心的工作计划（另报），并定于十二月以后集中全力进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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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43 @@
+# 王起：批判我的反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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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主任、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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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清算我的反动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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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前我长期在反动政府下面工作，抗日战争期间更一步深一步地陷入反动派的泥坑，有三个时期直接成了反动派的工具。
+
+　　第一个时期是1938年的上半年，当时抗日战争初起，我从江苏松江回浙江永嘉，初在永嘉县抗敌后援会工作，后又兼任国民党反动派永嘉县党部秘书，总计我前后在国民党反动派永嘉县党部工作了4个月，从此额颅上打上了反动派的烙印，使他们以后更放心地利用我作他们忠实的工具。
+
+　　第二个时期是1939年8月，国民党反动派在金华成立伪“国民出版社”，我担任该社编审，编了六册战时初中国文讲义，里面选了好几篇蒋匪的文章，通过这些文章，对当时东南无数青年，在思想上进行毒害。到1940年2月又兼任伪“东南日报”评论撰述委员，每月替它写国内时事讲座一篇，社论二篇。直接间接对东南无数人民散播谣言，在他们思想上进行麻痹与毒害，我自己则完全成了蒋匪的工具。当时蒋匪嫡系的反动头子顾祝同担任伪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他属下的部队一遇敌人便不战而溃，伪“东南日报”专门替他造假胜利的消息，我曾根据这些假消息替伪“东南日报”写社论及国内时事讲座，实际即是替反动派对广大人民进行欺骗。我自己在整整二年中也更深一步的陷入反动派的泥坑。
+
+　　第三个时期是1942年8月起在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担任训导主任。我从1941年8月到浙大龙泉分校任教，直接为反动派执行反民主、反人民的教育政策。当时我一方面拿冯友兰的“新世训”作课本，麻痹青年的思想；一方面强调美国在太平洋上海空军的力量必能战胜日本，使许多青年看不清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一心躲在山沟里死读书，坐待美国出兵替我们收复失地；严格地说，也即是替美帝国主义奴化中国青年，作了一部份思想准备的工作。1943年3月，浙大分校文学院二年级学生不肯考哲学讲师的课，跟教务主任闹起来。在学校行政会议上，我支持教务主任的意见，开除了6个学生。当时该讲师教课非常不负责任，学生不肯考是完全有理由的，我这样的作法更是直接帮助反动派来迫害青年学生。在浙大分校我作了9个月的训导主任，我直接站在反动派方面管制学生；我自己在反动派的泥坑里也愈陷愈深。
+
+　　我于大革命前在南京参加国民党，大革命期间与两位同乡同学在永嘉瓯海中学教书。他们在当时思想比较进步，我也受了他们的影响。蒋介石叛变革命，他们逃亡上海，我在永嘉被捕。我现在回忆当时的思想跟行动是多少有一点革命的倾向的。为什么后来会一步步走上反动的道路呢？这首先是由于我阶级出身的关系，我出身地主阶级的大家庭，从小在私塾读书就希望将来能显亲扬名，维持这个封建家庭的反动统治地位。当我在永嘉被捕时，比我早几天被捕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蔡雄在一个半夜里给反动派抓出去杀害，我听到了枪声，一夜睡不着，心想：“这次我如出狱，决定一心读书，再也不参加这些政治活动了。”我这种贪生怕死、完全为个人名位打算的思想，使我在刚刚有了一点革命倾向的时候，即从革命阵线上退却下来，这实在是非常可耻的。后来被蒋志英迫害，逃亡到金华、绍兴的时候，我自己心里感到一种委屈，觉得自己大学毕业了10年，还不能在社会上挣得一个较“好”的地位，因此连蒋志英这些混账东西都要把我踩在脚下。所以当我从绍兴回来在处州中学教了1年书时，CC走狗胡健中要我到金华去，我便答应了他。在浙大龙泉分校时本想一心教书，同时整理旧稿。由于我当时名义上是个讲师，在许多教授、副教授面前不免有点自卑。分校主任郑晓沧是我东南大学时代老师，也想在工作上巴结他，便利自己将来的升等；因此当他要我担任训导主任时，我又答应了他。就这样，这种从封建剥削阶级带来的名位思想，把我一步步的推到反动派的泥坑里去。可是这种封建剥削阶级名位思想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一个地主剥削了农民的血汗来培养他的儿子，希望他的儿子在有了名位之后，可以继续压迫农民、剥削农民，来维持他一家一族的繁荣。这种思想的本质是极端自私自利的，因而也是极端反动的。有了这种反动思想，那我过去的一步步走向反动道路是毫不足怪的。
+
+　　其次是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影响。我在永嘉被捕出狱时对国民党反动派有着相当大的憎恨。大学毕业后，本想专心教书，一面研究中国戏曲。后来为什么又会一步步陷入反动派的泥坑呢？这除受了我的反动阶级的本质所限制之外，是思想上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蒙蔽。我大学毕业后在浙江、安徽、江苏三省几个中学里教书，当时自以为不问政治，事实上是替国民党反动派服务，因此思想上也不断受反动宣传的影响。从“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国民党反动派表面上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抵杭日本，后来蒋介石又在庐山发表“最后关头”谈话，我当时思想上受反动派蒙蔽已深，不知道这是全国人民迫使蒋介石起来抗战，反以为这是蒋介石领导全国人民抵抗日本；因此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对蒋介石及其反动政权，一直是盲目拥护的。到了抗战后期，国民党内部愈来愈腐败，重庆反动政权已成了美帝国主义者的傀儡，我自己在反动派统治之下，慢慢的也有了依赖美帝国主义的思想。因此在抗战胜利之后，我竟亲自去领它的救济物资，完全丧失了民族立场。这是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使我看不到广大人民的力量，祖国前途的光明，当祖国无数青年，为了民族解放事业，纷纷走向革命的时候，我自己却几乎走上洋奴的道路。因此我深深体会到：一个人如不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认清世界和平民主阵线和侵略阵线这两大阵容的本质与形势，而是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来看问题，那必然要受反动派的蒙蔽，走上反动的道路的。
+
+　　我大革命期间虽一度跟共产党人接近，但对苏联、对共产党，一向没有正确的认识。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跟纳粹德国一度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我当时不了解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成功，把帝国主义侵略苏联的战争转化为帝国主义内部的战争；反而以为苏联跟纳粹德国妥协，写了一篇“凯撒外传”的杂文在伪“东南日报”副刊发表，恶毒地污蔑苏联。抗日战争胜利后，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条约，其中关于旅大及中东路的规定，都使我怀疑是苏联“侵略”的意图。对苏联的看法如此错误，连带的以为共产党的主张也是苏联的极权政治，跟中国社会情况不合。我出身地主阶级，又受资产阶级学说的影响，以为中国只有大贫小贫之分，没有贫富阶级的对立，因此不赞成阶级斗争的主张。不过我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还是赞成国共合作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益发露骨，觉得非国共合作不足以抵抗外来的侵略。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又觉得非国共合作不能建设富强康乐的新中国。另一方面我站在国民党的立场，觉得国民党由于长期的专政，腐化已深，只有与共产党合作，让共产党公开活动、才能刺激它的新生。由于我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因此我所主张的国共合作是在国民党领导下的国共合作；这样的合作实际是反共反人民的。因此当抗战胜利，朱总司令发表一个给蒋介石的电文抗议他的反动措施时，我在温州伪“浙瓯日报”发表了一篇短文“我们不要两个政府”；说不要两个政府，实际上是不要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府。这说明我当时表面上虽主张国共合作，实际上是反共反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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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解放前后的思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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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胜利，我精神上一度非常兴奋，但蒋介石反动派跟着发动反人民的战争。1945年11月我在龙泉浙大分校和任铭善教授起草“我们当前的要求”，邀请分校同人签名，印发各学校各报社，希望国共双方共同建国。昆明李闻案发生，由于闻一多先生是中国学术界上共同崇敬的人物，又是我在中央大学时的老师，我因此开始对蒋介石及其反动政权重新起了憎恨。后来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旧政协，决心发动内战，当时浙大龙泉分校已迁回杭州，1946年6月,浙大全校教职员为了争取合理待遇罢教，并成立代表会，推我作代表起草宣言。我在宣言里强调非停止内战不能改善待遇，这年暑假，我被浙大当局解聘。从这时起我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后来到之江大学任教时，便再没有向国民党反动派的区分部登记。但我在浙大闹罢教，主要还是从个人生活受压迫出发，并非真正对革命有所认识。这年暑假，我在上海看到“新民主主义论”及“中国四大家族”等书，再通过一些进步青年的启发，对中国共产党开始有了一点新的认识。当时俞寰澄先生在上海发起民主建国会，拿一些印刷品给我，要我在杭州发展组织。后来我的朋友农工民主党浙江方面负责人蔡一鸣在杭州被捕，我又不敢发动。到广州以后，我从香港方面看到更多的��步书刊，我第三个弟弟从东北归来，告诉我东北解放后的进步情况，我这才重新有着对革命的倾向。但当时偶然在课堂里骂国民党反动派，在“人文报”写文章主张严办战犯，现在仔细检查起来，还是赶时髦、出风头的成分居多，并非真正从革命利益出发。广州解放，我的确是兴奋的，因为“七、二三”事件以后，我怕国民党反动派的逮捕，有点提心吊胆，这时才放下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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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解放以后，我工作态度是积极的，这是由于我自己过去是一个国民党员，作过好多损害人民利益的事，现在共产党来了，人民政府还是这样对我看重，青年同学还是这样对我爱护，觉得自己非努力工作就对不起青年学生，对不起人民政府，也更对不起共产党。我过去虽然有着各种反动的思想，但总还希望中国有自由、独立、富强、康乐的一天。当大革命期间我们收回九江、汉口租界时，七七事变发生国共联合抗日时，抗战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时，我内心都曾浮起希望，以为中国从此可以得救；可是由于我看不到广大人民的力量，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反动派一面，结果是一次又—次地带来了更大的失望。广州解放之初，我对于共产党是否真正能够建设一个自由、独立、富强、康乐的中国，也还有怀疑，后来看到海南岛解放战争的胜利，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国内各种建设事业的进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各种伟大运动的着着胜利，使我从多次失望之后，重新看到祖国前途的万丈光芒，内心的兴奋，真是我有生命以来所没有过的。我现在虽然是将近50岁的人，但我真还希望看到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我过去的生命已经浪费得太多，今天不能不加倍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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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关于系务及教学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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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解放后，我以中山大学临时校务委员兼中文系主任，我对中国文学没有什么特别造诣，新文艺更没基础，论资历、论学问，都不足以领导中大的中文系。我自己检查，我要搞好中大中文系的动机是有的，但这动机主要还是从个人名位出发，而不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这样，使我对问题的看法，不从本系实际情况出发，积极创造条件，而只主观地、片面地看到人家一点长处便想硬搬了来。去年我主张在系里成立现代文学教研组，这是从武汉大学搬来的，又主张在国文与写作教研组里试行写作观摩、这是从复旦大学搬来的。看到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教学总结，觉得中大中文系最好也有这么一个总结，分寄各校，才显得我们不落后。为了使中大中文系在广州高等学校中文系里能起领导的作用，我又发起召开广州高等学校中文系系际座谈会。虽然我有时出发点好像是为搞好系里的教学，但仔细检查起来，还是为我个人名位的地方居多。在系的领导上有着这种思想，其结果是必然的要趋向于形式主义、走过场、眼睛看外不看内。许多系里工作，如课程改革，如教学研究组织，表面好像作了一点，实际收不到应有的效果。更严重的是造成我一种忙忙碌碌的官僚主义作风，有好多时间忙于跟外面人开会、写信、打电话，对系里的教学情况却很少了解，对同学的学习情况也关心不够。造成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系里好几位先生都曾向我提过意见，要我少到外面开会，可是由于我那鹜外作风已严重到有了瘾头，每次接到外面开会的通知便脚底发痒，好像非去一趟不过瘾似的。就由于我这种鹜外作风，使系的领导上失去了重心，严重影响到教学的改进与全系师生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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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大中文系原有教师都是搞旧文学的，解放后大学一年级的国文停开，有些教师没有功课好分配，而部份新课程又找不到人教。我初任系务时，以为要办好中文系，必须添聘新文艺的教师，要添聘新教师，对于少数教学成绩比较差的教师不得不去；因此对于系里部份旧教授，不能好好的争取、团结，在原有基础上帮助他们逐步提高，同时也影响全系教师的团结。这一方面是由我对教育部维持现状稳步前进的改造旧大学政策认识不够；一方面是由于我当时有着急功好名的思想，不能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前次叶主席召集我们开座谈会，说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在现有学术基础上，真正结合实际，可以创造许多东西。中大中文系的团结不好，进步不快，使人民教育事业受了很大的损失，主要责任是应该由我负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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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我没有能够为集体的利益，放弃个人一切顾虑，坚持原则。当同事之间对问题发生意见时，不是掌握批评的武器，争取进一步的团结，而只是和事老式的去彼此调停。同事对我有意见，我不是跟他好好商量讨论，而只是很庸俗的去看他一次，解释一番，希望他解除误会。这样，使中文系的批评风气不能展开，团结问题也一直不得解决。我这种从封建大家庭带来的温情主义作风，也是阻碍着系务的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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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系务领导上还有着封建剥削阶级家长式的作风，在对助教的工作分配上这点尤其显著。有时只顾把一件件的工作交代下去，没有顾到助教的工作时间、工作能力，使助教在工作上陷于被动，不能发挥积极性、创造性，真正在师生之间起桥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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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我在系务领导上，还是站在原有的阶级立场，从个人出发看问题，没有真正依靠群众。同时，对问题的处理，没有根据实际情况，提高到政策水平上，跟大家仔细研究讨论，取得思想的一致来进行，这样就是放弃了系的思想领导，其结果是必然的要陷于事务主义、官僚主义。更坏的是有些问题往往事先准备一套自以为是的办法，当人家提出不同的意见时，不能平心静气考虑，反而表现不耐烦的态度，使同事不敢多提意见，发挥集体的力量，搞好系务，改进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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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功好名的思想在教学上的表现是好高鹜远、不务实际。有时对同学的要求过高、责备过刻，而不知从本身改进教学方面着想。去年5月间就有同学向我提意见，要我多多鼓励同学，勿一味打击，使程度不好的同学丧失学习信心。我当时表示接受，可是下半年我担任三年级理论文习作课时，不但没有改变我的坏作风，反而变本加厉，说三年级全班同学的写作水平没有一个可以达到应有的标准。使三年级同学在2个多月的理论文习作课里，一点得不到好处。所以有同学说：“对王主任提意见没有用处；”说我“虚心接受，坚决不改。”我初听到时心里还有点不服气，现在事实摆在面前，使我不能不低头承认。我自己检讨，我的坚决不改，是由于我对同学同事的意见根本没有接受。这一方面是我的名位思想太重，急于表现成绩；一方面是我解放后担任过一些群众工作，自以为进步，背上了一个自高自大的进步包袱，因此什么新的进步的思想，群众正确的意见，都被它阻塞住，不能真正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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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教学上另一个错误思想，是拿新的形式来掩饰旧的内容。如讲理论文，口里说是“要把实际问题提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来看，进一步根据这些理论来指导我们的革命行动。”实际上只是把许多理论文章分段拆开来给同学看。说怎样提问题、怎样分析问题、怎样总结问题，实际上即是怎样写序论、分论、结论，怎样起、承、转、合，完全是旧的形式主义的一套。对同学写作的指导，没有注意到怎样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没有注意到理论是否切合实际，而只在修辞、结构方面提点意见。严格的说，还是我十几年前在中学里教学生的那一套。在其他课程里也偶然喜欢引一点封建时代的作品来说明，或者拿它跟新的文艺作品来比拟。有时口里工农兵，心里还是诗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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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摘自1952年9月9日“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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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粟寄沧：揭露和批判我的名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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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大学经济系教授、粟寄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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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身于地主家庭，祖父以经营银匠业及放高利贷起家，锱铢必较，爱财如命。父亲继承祖业，坐享其成，而热衷功名。他在前清时期，曾屡试不第，引为一生憾事。因此，他对我期望甚殷，常以“扬名显亲”之类的“庭训”来勉励我。他常说：一个人只要读好书，成了名，就一切都有办法。他对于乡党邻里中有功名地位的人十分崇敬，常常把这些人的显赫历史讲给我听，目的是希望我有一天也能够“出人头地”、“一举成名天下知”。我耳濡目染，从小就种下了名利思想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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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小学中学的时候，就爱突出，爱表现，爱唱前台戏；例如开会当主席，充代表，夸夸其谈，旁若无人。在团体中总想做领导人物，而不愿担任技术性的事务工作。我常以“宁为鸡口，勿为牛后”为大丈夫立身处世应有的气概。我最看不起那些随声附和的跑龙套的人。在学校中每试必争头二名，而把三名以下的人都看成不堪造就的庸才。我的自高自大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是从小就很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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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大学的时候，我的理想目标，是做专家、学者、名教授。我对于那些大名鼎鼎到处受人欢迎的名流学者，十分崇敬，十分羡慕。我以为他们的天下，完全是仗着一管笔和一张嘴打出来的。一个人只要能讲会写，就可以名利双收，富贵立致/至。因之，我为了锻炼自己的演讲才能，曾经买了不少的“演说术”之类的书来看；遇有名人演讲，必按时到场，细心揣摹他们演讲的声调、姿势和吐词造句，甚至于留意他们的细微的表情。我为了成名，又常常写文章投寄各报章杂志，最初但求能够发表，不计稿酬。等到文章有了销路以后，就要同编辑人讲价钱；首先要求把自己的文章刊登首篇，或开专栏，或加花边，以示突出。而稿酬务求从优。有时甚至于不惜一稿两投，以图名利双收。我又知道要做专家学者，单靠写一些零篇散文，是不成功的，必须要出专书，册数越多越好；本头越大越好。创作不出，编的译的也行。过去20年来，我就在这种动机的驱使下，先后出版了10本书之多，人家恭维我“著作等身”，我竟洋洋得意，也不反省一下，这些著作是否成熟，是否于人民有利。我坦白地说，以往著作的动机，十之八九是为了赶时髦，争地位，出风头。虽然这些著作也曾介绍了一些进步的理论，对反动政府的某些措施，虽然也有所批评，但它们的进步性是很少的，有些著作毋宁说是替反动政府尽了划策的作用。例如1934年我出版“新经济学方法论”一书，以期先人一着，崭露头角。1940年国民党反动政府实行税制改革，积极推行直接税，我就写了一本“中国租税制度及其改革”，把直接税的理论大吹一番，目的显在迎合时流，见重于世。从革命的观点上看，最不可容忍的是我在抗战期间所写的“战时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和”民生主义的经济政策”两书，鼓吹了专卖制度、田赋征实，宣扬了平均地权理论和“一次革命”“和平革命”等反动理论，替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服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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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前，我不断在各大学教书，喜欢多兼课，上大班，学校越多越好，学生多多益善，但求能提高自己的名誉地位，而不问同学是否真能受到我的教益。我在教书时，又喜欢在校外兼差，如专员、顾问之类，衔头愈多，愈可以表示我人缘好，吃得开，更可以藉此增加一些额外的收入，至于同学的学业是否会因此而受到损失，我是不加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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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九一八”前后，我读的那个大学——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是一所比较进步的学校，有些进步的教授，我也曾学习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并且曾经写了一些自认为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书（如“新经济学方法论”、“世界危机的分析”等），我之所以至今还背有一个进步包袱者，也就是为此。然而实际情形是怎样呢？我在学习这些革命理论时，既没有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也没有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具体地说，我既不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来批判自己的错误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也不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来射中国革命之“的”。我只是为研究而研究，为理论而理论，不，我甚至于把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来作为表示自己进步的装饰品，作为个人成名的手段。我就是这样以极端庸俗的态度来对待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我有什么进步可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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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去不但热衷于“名”，而且对��“利”也时时未能忘怀。贪利心表现得最突出的，是在抗战期间。那时，在反动政府统治之下，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公教人员生活至为清苦。我那时虽有教授之“名”，但“名”这东西是既吃不饱，又穿不暖的。于是我另想找出路。什么路子最好呢？银行界。因为那时无论公司银行，靠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无不利市百倍，大发其国难财，职工待遇，至为优厚。我为银行界的待遇所诱惑，终于通过了两个官僚的关系，先后钻进了广西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而且由于我是一个薄有虚名的大学教授，所以一进去就得到了比较高级的位置（专员、主任、副经理、分行经理）。从此包车有得坐了，洋房有得住了，年终期尾有奖金，生活也就逐渐铺张浪费起来。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使我加深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我学会了跳舞，玩过女人，经常雇用广东厨子，爱买美国日用品，甚至附庸风雅，玩古董字画，对人喜欢讲排场、讲手腕。我当时也想发财。我以为一个人有了钱就有了政治资本，可以从事政治活动，可以办报纸、办杂志，开书店，藉以造成自己的地位。总之，在这个时期，我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腐蚀了。这种思想，一直到解放以后还有相当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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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我进中国农民银行北京分行做副经理，我虽有副理之名，但行里的事，由经理一人大权独揽，我只是伴食而已。然而我又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很强的人，我既不得志于银行，便想向行外发展。我乐得拿银行的钱，做自己的事。我尽量在各大学兼课，并主编“经济导报”半月刊。经常著文批评反动政府的财经措施。我为了保持自己在银行的“优缺”不被挤掉，甚至不惜向当时在北京做伪行营主任的李匪宗仁拉关系。我曾经活动到了伪行营参议的“头衔”，又曾请李匪到行里吃饭，同时请北京各银行经理作陪，我的目的是一方面想使李匪知道我在金融界吃得开，另方面是想使农民银行经理知道我有后台，不敢随便拿我来开刀。这些思想实在丑恶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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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春，李匪宗仁，往南京参加伪副总统竞“选”。临行之前，我曾见他一次，他表示很想请一两位大学教授同去，替他写几篇竞选的演讲稿，并希望我能同去。我当时心想：第一，李若能竞选成功，则水涨船高，我就此可以往上爬；第二，李匪过去对我的留学经费曾有所帮助，现在他要我帮忙竞选，情不可却。我在这种名利思想和封建奴才思想的驱使下，终于向银行和学校请了一个月的假，南下参加李匪的竞选工作，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污点！我在南京一个月中，曾替李匪写过两篇讲稿，内容都是宣扬李匪如何主张和平建设、革新政治、实行民生主义、改善人民生活，希望大家支持等语。当1948年春季以后，人民革命的力量已迅速发展，国民党反动政权已摇摇欲坠，而我为了个人的名利，竟不辨是非，参加、协助了李匪的竞选，直接做了反动军阀的帮凶，亦即直接与人民为敌，这是一种违反人民意志、危害革命利益的反动行为，我今天必须在人民的面前真诚地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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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秋，国民党反动政府实行币制改革，以金圆券代替法币，企图藉此挽救其财经总崩溃的危机。我针对此事，曾在国立清华大学作了一次演讲，题目是“从法币的崩溃看金圆券的前途”。在这次演讲中，我批评了反动政府的财经政策，把豪门资本“挖苦”了一顿，最后并判定在错误的财经政策之下，改革币制，无异换汤不换药。如果说法币的崩溃须要经历了十年的岁月，则金圆券的崩溃可能不须要十个月。我这次演讲，触怒了反动统治阶级，不久伪财部即下令中国农民银行要查办我。我因此离开了银行，离开了北京，回到了我的家乡——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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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冬，我应西大之聘，担任经济系教授，我第二次来西大教书，距离第一次已十有一年。我以为桂林是边区，西大又是二三流的大学，在这里教一辈子书，也不会出名的。因此，我常想往外跑，为了便于自己的“可进可退”、“合则留，不合则去”，我一直没有搬进学校里住。我对学校的一切事情，完全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由主义态度，对别人做得好的，随便赞扬几句；对别人做得不好的，就背后发几句牢骚，却从不作正面的积极的建议，好像西大是别人办的，自己只是“作客”。自己既以“客人”自居，自然不便对别人的事多过问了——这就是我在西大的作客思想和雇佣观点。这种作客思想和雇佣观点，对同学，对整个西大的进步，都是非常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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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冬，桂林解放。1950年春，桂林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我被聘为特邀代表，觉得很有面子。二届代表会议时，我没有做代表，心里就觉得不舒服。三届会议时又被聘为代表，我的情绪亦随之好转。从我这种情绪的波动，可以看出我在解放以后，依然看重个人的名利得失，我把新政权下的人民代表看成和过去伪政权下的代表官员一样，只是个人猎取名位的阶梯，而忘记了今天人民所要求的是什么，人民代表的责任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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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我曾经向西大的民盟负责人表示愿意入盟。他们的答复是整理组织，暂不吸收新盟员。我当时心里很气，骂他们包办组织，只许自己进步，不许别人进步。这件事也足以说明我的自高自大和主观主义是很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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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冬，我到华北革大学习。我争取到革大学习的动机，最初并不是为了要改造思想，我觉得思想改造是专对那些有政治问题的人说的。我去革大，不是为了“改造”，而是为了“深造”，即是说，为了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从而使自己将来教书更吃香，组织对我更信任。我是处处从个人的名誉地位来看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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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底我由革大回校，小住两周，即赶往合浦县参加土地改革。我参加土地改革的动机，现在检查起来，是不够纯正的，因为我还夹杂了一些个人的打算：第一，我觉得我刚从革大学习回来，如果不去参加土地改革，也许别人会说我怕吃苦，言行不能一致。第二，在土地改革中我可以做一些经济调查工作，藉以充实将来我教书和写作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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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以上的检查，我深深感觉到我的名利思想和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实已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这种坏思想，在解放前驱使我做了官僚资产阶级的走卒，反动军阀的帮凶；在解放后，又使我犯了许多的错误：第一，使我自外于人民，产生了“太阳出来了，但光明不是我的”的消极情绪，把自己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第二，使我处处从个人的得失出发，因而怀疑组织不信任我，以致不能主动地靠拢组织。第三，使我产生了消极旁观的作客思想，从而在工作上不能发挥主动性与积极性。第四，我时时怀疑别人在打击我，排挤我，从而我对别人也就存在着狭隘的报复心理和宗派情绪。总之，我的名利思想和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不仅腐蚀了自己，也危害了人民。如不及早加以改造，则其结果，必然使我陷于怀疑领导、脱离群众、消极悲观，以致闹宗派、影响团结，造成种种严重的错误。因之，在今天检查思想，我必须把这些害己害人的坏思想坏作风尽量揭露出来，加以批判，并决心加以改造，加以肃清，使我能够站进人民队伍中来，做一个新中国的人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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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摘自1952年9月10日“广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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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检查上海市人民法院工作中批判我的旧法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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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人民法院院长、韩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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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人民法院成立以来，在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做了许多工作，获得了一定成绩，并且积累了若干经验；但在伟大的三反运动和最近检查工作中，揭露了上海市人民法院工作中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这些缺点和错误的存在，是和我的官僚主义的领导以及我思想上旧法观点的影响分不开的。三年来，我没有能很好地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尽到应有的职责；相反的，由于我的错误，使上海市人民法院未能充分发挥人民民主专政武器的作用，因而损害了人民民主事业的利益，这是非常痛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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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人民法院在三反运动中揭发检查出来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在上海市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中，有不少犯有贪赃枉法、敲诈勒索、包揽词讼、招摇撞骗、卖放罪犯、勾结黑律师贪污等错误；甚至有的竟发展到调戏、诱奸女当事人和反革命分子家属，有的竟盗卖烧毁案卷或长期拿不法资本家的津贴为其服务。更多的是，在处理各项案件中，存在着严重的旧法观点和旧法作风:他们立场模糊，甚至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对人民的敌人毫无仇恨，认为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被处死刑是‘倒霉’、是‘不幸’，在调查证实了罪犯的反革命罪行以后反‘感到苦闷’，对反革命分子‘大生怜悯’；对被指控或在办案中发现的反革命分子，经常不闻不问，故意放纵；而对于劳动人民，却是鄙视、敌视、见了劳动人民就‘眉头深锁’，往往轻罪重罚，或错判冤判。他们支持封建制度，贱视妇女，对妇女被虐待自杀说是‘死者思想顽固，出此下策’；对自由恋爱的男女横加压迫，判男方以诱奸罪刑，女方交封建家长‘带回管束’。他们还散播极其荒谬言论，说什么‘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他们对违反国防建设合同的行为，竟可以当作债务处理，说什么国家在‘私权关系上并不特殊’；工人、妇女群众团体对有关工人和妇女的案件提出建议，即认为‘有失当事人间的平等’和‘干涉了审判的独立’。至于旧法作风，如:坐堂问供、主观臆断，死啃伪法的繁琐程序、刁难群众、滥施权力、作福作威，玩弄司法八股、舞文弄墨等情形，在上海市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中，更是普遍严重、情形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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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样严重的情况，能在上海市人民法院长期地存在呢?很明显的，主要是由于我在工作中，没有真正地体会和牢固地掌握党和毛主席所规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方针，没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彻底改造人民司法机关。作为上海市人民法院的主要领导人，我是应负主要责任的。上海市曾经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长期统治奴役中国人民的重心，腐朽的旧法观点、旧法作风是影响很深的；这里，又是中国工人阶级与工商业最集中的大城市，党和人民分配我在这个地方担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作，就应该不骄不躁、虚心冷静地认识这一客观情况，认真地研究毛主席和中央的各种政策，按照党的原则和人民的需要，坚决地和人民敌人长期反动统治所遗留下来的各种旧法观点、旧法作风的影响作斗争，来保卫人民的利益，使上海市人民法院真正成为‘镇压反动、保护人民’的有力武器。但是，检查我在上海市人民法院几年来的工作，却放松了乃至放弃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党的原则，听任和容忍了反动的旧法观点、旧法作风到处氾滥；对于这些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不但没有进行坚决的斗争，甚至未曾引起必要的警惕；这就充分说明了我的党性不强和对于人民民主事业还缺乏高度的热忱与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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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工作中错误的产生，主要是我阶级觉悟不高，对人民民主专政的重大意义认识不够，在思想上存有旧法观点，因此不可能彻底划清新旧法律的原则界限，在严重的思想斗争面前，立场不稳。这样，就在基本的原则性的问题上犯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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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对人民民主专政的认识是不够的。对敌人专政和对人民内部民主，是人民司法工作所应具体执行的任务。但我们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却是敌我不分的；在镇压反革命以前，对‘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作了片面的了解，造成了严重的‘重罪轻判’的偏向。毛主席明确地指示我们；对待反革命分子，人民政府‘也对他们作宣传教育工作’，但这‘和我们对于革命人民的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论’的。这是人民的法律特点，与资产阶级‘法律之���人人平等’的欺骗有原则的区别。但我们却错误地把人民内都用以教育改造自己的方式，笼统地不分敌我地作为一般刑罚方针。这就模糊了阶级界限，造成敌我不分的恶果。这个错误虽在一九五○年初有过初步的批判，但由于没有从本质上揭发反动的旧法观点，并未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以致在以后处理案件中仍然有很多缺乏明确的阶级立场、敌我不分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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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我对国民党反动法制，具有错误的认识，将反动的法律和它的司法制度割裂了开来。我口头上虽说，反动的法律及其司法制度是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必须加以反对。但在碰到具体问题时，却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我往往不是从组织上、制度上对这种反动的东西加以根本的否定，而在实际上却是改良地加以接受了。上海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重心，所谓‘法院’，曾长期为帝国主义所直接掌握，国民党反动派为适应其帝国主义主子和自身的需要，曾不惜工本，使其具有规模，上海的伪司法机关可说是反动统治‘精巧复杂’的工具中最为完备的一个。我们接管了这样的伪司法机关的庞大机构，就不应仅仅满足于接管，而必须进一步把它根本打碎。但是，在实际上，我们仅仅是像在水里投了一块石头，引起了一些波澜，并没有给以彻底打碎。而我们却错误地认为这样就算反动的法院已被摧毁了，反动的法律已被废除了，而旧的司法制度，只要加以适当的改良，就可以应用了。因此，从收案到分案，从簿册用纸到收发送达直至执行，差不多都基本上是采取了旧的一套；而审判与执行的割裂，更显然是因袭了旧的腐朽的制度。由于反动司法制度的保留，就使人民法院基本上保存了旧的衙门形式，助长了‘推事作风’，使案件经过判决仍然得不到结果，判决成了敷衍群众的东西。在工作关系上则相互脱节、上下脱节，使旧法观点、旧法作风有了继续存在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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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由于旧的工作制度的保存，伴随而来的是旧法作风的严重存在。表现得最明显的是法院成立初期颁布的‘办理民刑案件暂行办法’，这主要是我主持讨论的，整个精神就是改良的，不是革命的。不仅满纸充满了‘法言法语’，而且还袭用了不少旧法中束缚人民和脱离群众的旧司法程序，如‘判决得不经辩论为止’；‘当事人经通知或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者，得强制到案或迳予拘提’；‘撤回起诉者，不得再行起诉或控告’等等，实际上是扶植了坐堂问案、推出了事、为所欲为等等脱离群众的作风。我们强调了小组评议，但对拘提、交保、羁押等重要问题，却没有规定具体的控制；这说明了我在思想上对人权的不够重视，没有完全除去‘推事’有权独立决定问题的影响；因而助长了办案人员的作威作福。更错误的，是采用了所谓‘审核旧判’办法，对伪判‘非显失公平者’不予重审；一方面模糊了新旧法律的界限，另方面又束缚了自己的手脚，无怪有人敢公开宣称‘伪判具有确定判决的效力’了。我对工作中极为流行的司法八股，竟认为是‘无关宏旨’的问题，我认为‘只要判决不错，判决书只是一个形式’，这样就使旧法作风成为合法的宝贝，善玩司法八股的人以此自负，新参加的工作人员则竞相学习。这些事例，都说明我严重地缺乏群众观点，根本不懂得人民司法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我们虽然也一再提倡过巡回审判、集体审判、就地审判等适合于人民司法工作的审判方式，但在旧法观点旧法作风的影响之下，就变为有名无实了，这也就是上海市人民法院的旧衙门作风十分严重并使旧法观点得以滋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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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面的检查，说明了我对新旧法律的原则界限是并没有真正划清的。我对于反动的法律，并不是如中央所指示的‘以蔑视的精神给以经常的批判’。我完全不认识反动的法律思想的腐蚀作用；我们陶醉于整个革命的胜利形势，忘记了毛主席的谆谆告诫，认为‘政权已被人民掌握’，在思想上完全失去了警惕，竟至放弃了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事实上，由于旧制度的保留和大批旧人员的留用，反动法律思想在上海市人民法院实际上到处弥漫，旧法观点和作风顽强地、或明或暗地存在着，甚至使一些老干部也在思想上受到侵蚀作了俘虏，个别还有蜕化变质的；新参加工作人员，包括青年知识分子、工人、店员、妇女，有的学过旧法，有的虽未学过，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影响亦竞相仿效。这就是旧法观点在上海市人民法院工作中所以弥漫的主要原因。
+
+　　为什么我在新旧法律的原则界线这样根本性质的问题上认识不清?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出身知识分子，虽经过党的多年的教育，但长期的在反动统治地区工作，缺乏群众斗争的实际锻炼，群众工作经验极为不够，和劳动人民缺乏实际联系，自己的思想感情没有经过深刻的改造，过去所学的一点革命知识，又都是没有经过实践为自己所切实掌握的东西。解放以后，照理应该迎头赶上，对于毛主席所规定的各种正确政策，应当进行深入的艰苦的学习，但由于自满情绪，又放松了学习。这样，在新的情况下，就不能站稳立场，不能坚决贯彻和掌握毛主席的思想武器来进行工作。此外，由于我会学过旧法，并曾长期的以旧司法工作作为社会职业和当时情况下的革命活动阵地，在党的领导教育下自己虽然有了一些进步，但自己的阶级觉悟仍是不高的，‘免疫性’也是不强的；所以不但未能保护自己，而且‘身在鱼市里，不闻鱼腥臭’，不自觉地依然依恋着旧法。有的同志是因在工作中受旧法思想侵蚀，以致作了俘虏；对我来说，则不是什么外来的侵蚀的问题，而是思想深处存在着旧法律观点。同时，正由于上述出身经历，使我在领导作风上也深深地沾染了腐朽的官僚主义，工作中缺乏创造。要否定旧的，才能创造新的；既不能创造新的，也就不能彻底否定旧的。我在领导工作中不善于检查工作，总结经验，形成墨守成规，在艰巨繁重的工作面前，就终日忙于事务，形成不可容忍的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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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旧法观点旧法作风在上海市人民法院严重存在，致三年以来，工作长期处于被动，积案问题不得解决，造成了不少错误判决，使群众利益受到了损害。从这一后果检查起来，我更感沉痛，更感到自己的错误对于人民群众利益的严重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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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三反运动给了我深刻的教育，司法改革运动更使我的觉悟有所提高。经过检查工作和思想批判，使我逐渐清楚地认识了自己在工作中所犯错误。除了对‘三反’运动中所揭发出来的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已作了严肃的认真的处理以外，我们并已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决定，在六月初作了初步的组织整顿，将一批不应留在人民司法工作岗位上的、或作其他工作更为适当的人员调出受训或介绍转业；另一方面又抽调了一批经过革命锻炼的干部和‘三反’‘五反’运动中的工人、店员积极分子和妇女干部，经过‘五反’人民法庭的工作考验，转入人民法院工作，并积极筹备区人民法院的建立，使积案能及早着手清理。最近，我们根据中央司法改革的指示精神，又从上到下严格地进行了思想作风的检查，对旧法观点旧法作风作了进一步地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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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以来，我在工作中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为了弥补我的错误所造成的损失，除在目前的工作基础上，在党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一步作好上海市人民法院的改革工作外，今后更重要的是使人民司法工作密切与群众相结合，搞好清理积案工作，努力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学习，以提高阶级觉悟和政治理论水平，肃清旧法思想影响。我一定要努力做一个好的人民司法工作者，为贯彻中央司法改革方针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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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文汇报》1952年9月14日。

CCRD/3/7/3/00016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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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抚顺市委关于开除万鹏党籍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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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鹏，又名万海宗，现年44岁，原籍河北省，现籍松江省桦川县人，家庭是大地主兼商业资本家。参加革命前，曾在吴佩孚军阀部队任军需官，在佳木斯地方财务处任雇员，安东警察厅最士及敌伪桦川县公署承审处会计和书记官等。因编造和隐瞒历史，于1938年夏入冀中军政干校抗日学院受训后，同年秋混入党内。后任冀南行政公署政务科股长、太行分区边纵七团营长、参谋长、副团长、师部队务科长、指挥处长等职。1945年来东北后，曾任总司令部副官处长、1946年2月调任佳木斯市副市长、1946年7月调合江省政府工商管理局任副局长、企业局长兼双鸭山煤矿局长、48年2月任工业厅副厅长兼双鸭山煤矿局长。1949年7月调抚顺矿务局任第二副局长及市委委员。万鹏来东北后的数年工作中，对党和人民事业造成许多严重的损失。其主要的严重错误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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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万鹏利用职权，公开包庇和资助敌伪残余奸商分子进行投机倒把，盗窃国家资财，并与之同流合污，腐化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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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伪佳木斯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徐益三，系佳木斯市3个保险公司经理、三江银行董事、福祥当铺、器材工厂、福安鞋店、北满金物商会的老板等，任日寇宪兵队“嘱托”经济特务，依靠勾结敌伪势力和诈骗等卑鄙活动，进行发财和反动政治活动。九三后以银行存款资助蒋匪在佳市的“复兴委员会”作为活动经费。其妻高明远为佳市有名的女烟鬼，万在参加革命前即与之有暧昧关系，万在任佳市副市长第二天即去徐家与徐益三、高明远接上旧关系，对高声声称“四嫂”。继之明来暗去在佳木斯、在沈阳都与高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并对枕吸食鸦片。1946年徐益三被佳市群众两次斗争全部财产没收后，万鹏则积极设法扶植徐益三和帮助其投机捣把发横财。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在万鹏任合江省工业厅副厅长兼双鸭山矿务局局长时，万令徐益三给双鸭山矿收购工业器材。前后给徐益三有合江省政府护照、证明和公款东北币22亿3000万元，徐即率领伪三江银行经理李云生、奸商李玉瑞、王昌友、于文得等人在虎林、密山、宝清、东安等地搜买五金器材。半年多给矿山买了20多火车皮器材，其收购、运费均无原始单据，从中暗地搞鬼，数量按“堆”计算，单价是徐报多少算多少。徐不仅从中私向家偷运大批器材（详查对资料）。同时徐又以政府证明和资金从中捣把，如1949年2月用公款1亿6000万元在东安捣卖苞米30余吨到沈阳出卖。另以3亿元的资本由沈阳往佳木斯市贩卖西药获取暴利。万鹏对此毫无追究，却说徐益三白给国家尽义务，以奖励为名拨给徐益三两火车（36吨）燋子以后运往沈阳销售作为“报酬”。使奸商获利甚巨，国家财产遭受的损失难以计算。万鹏调抚顺任矿务局副局长时，徐的全家亦由佳木斯搬到沈阳，万仍与之密切来往，1949年末万鹏出现款2000万元交其岳父与徐益三合作买卖（月余后散伙），1950年冬万鹏亲写介绍信给徐益三与露天矿矿长联系包销粗恶煤，准许不以现款交易，使奸商再次占用国家资金获取利润。以后又介绍徐到龙凤矿购买燋子，因车皮缺少未果。同年夏徐欲做水泵买卖，万为之写了两个介绍信前往中燃部联系，51年初徐欲在沈购买房产，万亲自写信给沈阳市政府求其助徐解决，及用盗窃的鸦片资助其作投机买卖等等事实，说明万鹏利用职权包庇和资助敌伪奸商分子徐益三是一贯的无微不至的。至今与徐的关系不彻底交代清楚。这就使得佳木斯群众斗争数次、财产没收已空的敌伪反动分子大奸商徐益三，在万鹏积极扶植包庇下一跃而又变成一个大奸商，在沈市用4亿元购买了房产，并用大量资金进行着投机倒把买卖，过着极为奢淫腐化的生活。这是万鹏不惜以国家和人民财产的严重损失，连年资助奸商发财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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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万鹏有严重的贪污——盗窃鸦片、吸食鸦片、严重的犯法乱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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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鹏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生活作风、腐化堕落本性是极其严重的，并不惜违法乱纪，一犯再犯。最严重的是贪污巨额鸦片吸食鸦片。当万任工业厅副厅长兼双鸭山矿长时，竟私将双鸭山矿上交省政府鸦片250两，全部盗窃贪污。并于48年末和49年初前后数次送交敌伪奸商徐益三、高明远。供高徐吸食和出卖。万鹏常亲去徐家与之同枕吸食毒品，在佳木斯去徐家吸食，在沈阳去徐家吸食，万鹏自家现还藏有鸦片（已交市委数两）。对吸食不完的鸦片，1949年徐交林贺礼违法卖掉80余两，借作投机生意股金。这种严重违法乱纪盗窃鸦片吸食毒品的行为是极其狂妄和恶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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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鹏贪污和资助敌伪奸商分子的目的，在于追逐地主资产阶级的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万鹏除连年到徐家吃、喝、嫖之外，受贿情形亦很严重，自1946年至51年，接受敌伪奸商徐益三的贿赂，计有“五一”派克笔一枝，红皮鞋一双、帆布胶鞋一双、防水表一块（是给其爱人的）衬衣2件、呢子皮衣1件、毛线裤1条、高腰胶皮靴一双、青色呢料子一套及徐在天津为万父母购买装老衣料数件等，此外还几次受贿现款东北币900万元，和礼物、糖栗、烧酒、鱼肉等等。接受其他敌伪奸商行贿的物品亦很多，如仅47年万的爱人生孩子时，敌伪残余与奸商林子善等8人则送很多鸡蛋和鸡、奶羊1只、手摇缝纫机子1台及小孩许多用物等。在48年前，每逢过年过节他们均给万送礼物，还有自行车和其他钱物等等，万鹏在三反运动前一直与这些敌伪奸商等保持密切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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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鹏还利用职权违背政府法令私作买卖获利自肥，如1946年3月万鹏去哈尔滨开会，用公款40万元买禁品纸牌、香等迷信品，令其警卫员和汽车司机偷税押运至佳市交私商兴茂胜卖掉，从中获利30万元（东北币）自肥。同时万鹏在生活上的铺张浪费现象亦很严重，如在佳木斯另立公馆、私立小厨房、警卫员保姆等用人有5人之多。这些都是十分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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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万鹏隐瞒伪造丑恶历史、利用权势维护包庇敌伪残余反革命分子，维护和重用他们在我政府、企业内窃据要职、贪赃枉法，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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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鹏出身于大地主与商业资本家的家庭，“是个浪荡公子，吃、喝、嫖、赌无所不做的大流氓”，在家时吃大烟、嫖女人、打麻将、人品非常恶劣。1930年秋拐带当时最出名的一个妓女“小屏”逃跑安东，无法生活为戏院卖笔糊口，后为安东警察厅长采用为录事，以后失业又回家乡桦川县，吃喝嫖赌欠债累累，无法生活下去，乘机拐骗巨款逃跑进关，又在天津等地流浪年余，“于是就在毫无出路的情况下，怀着个人目的在抗日高潮中参加了革命的队伍”（自我检讨），在1938年夏混入革命队伍并混入了党，但万鹏一直将这段丑恶历史隐瞒起来，在入党之初，即行编造历史，如填表伪称“民国26年春，父亲因供给抗日军衣服被逮捕，我有被捕危险，遂逃回关里”，实际上万父“家有地140余垧，伪满时开粮栈和油房与敌人中田指挥官有密切联系，仗敌伪势力压迫剥削数村人民，群众恨之入骨”（大赉岗贫雇农会控万鹏信）。事实是万鹏由于嫖赌挥霍欠债过多，乘机拐骗巨款（敌伪桦川县诉讼押金4000余元伪币）私逃进关内的。夸大学历：“在天津南开大学预科不到一年”，实际仅入校一月余。“大学两年”实际并非如此，及完全隐瞒在警察厅作事等。其他的经历、职业等问题和关键，万鹏都不忠实和彻底交清，用“雇员”及“现已不好找证明人”来含混其词进行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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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出身和品质的恶劣，其社会关系极为复杂，与他结识的“嫖友、烟友、赌友”等在伪满多当了汉奸成为日寇的走狗，“八一五”解放后有的变成国民党、反革命分子。万鹏任佳木斯副市长时，则敌我不分亲同一家，“对敌伪残余分子，举荐他们当省参议员，委任他们为经理，任命坏分子作科长、主任与办事人员”（合江省对万鹏处分的修改决定），如将伪三江省动员科长并参加谋杀我佳市市长孙西林同志的蒋匪特务孟照国，任用为我佳市市府科长，后又任命为合江省轮船公司经理，被公安局枪决前，万数次给孟照国往狱中送钱送信送衣食等。提拔有特务疑嫌的佳市“东兴盛铁工厂”经理苏来喜为“合江工业”经理，汉奸伪“祥发东”制米厂经理张儒给以护照和公款去桦南购粮，被佳市人民公审处决前被万任命为我勃利裕华工厂粮栈负责人，及在其他方面安置林子善等一群敌伪分子和奸商，这种严重的敌我不分违法乱纪的错误行为，被合江省委给予当众警告和撤职处分后，仍然坚持错误，当万调任双鸭山矿后，在劳改队中调提被劳改的，政治面目不清的刘振为总务科长。提调伪宪兵警尉牟山为矿内秘书科股长等等。这些人在工作中贪赃枉法，为非作歹，现在不少成为贪污犯。万鹏调任抚顺后，首先将牟山带来任龙凤矿的人事股长，把被我枪决的特务孟照国的老婆王惠均介绍局办公厅和制编厂任材料员等。这种错误行为在群众中造下恶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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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万鹏工作作风恶劣，坚持错误一��再犯，在党内恣意发展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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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城后，万鹏的地主阶级的恶劣作风有大发展，在佳木斯工作中，官僚习气，铺张浪费，工作不深入，脱离群众的现象很严重，在抚顺工作中，有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都在群众中影响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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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佳木斯的工作，万鹏在“清算政策、土地政策、群众负责、任用人员，均当了地主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照他们的利益观点办事”（合江省委对万鹏处分的决定）。在抚顺矿务局的工作“对党在企业中的各种政策，缺乏真正的研究与贯彻，特别对各种经营管理、经济核算、民主管理几乎等于未与闻问”（自我鉴定），在工作上存在着地主阶级的权威思想、骄傲蛮横和严重的行政命令主义作风，对领导和上级指示不认真执行，轻视企业中的政治工作，用业务工作对抗或拒绝党的政治工作，他“喜欢行政命令，不喜欢进行政治工作，相信少数人的材能，不相信工人广大的创造能力”（自我检讨），发展着严重的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和单纯技术观点，把党的领导看成是“婆婆多”，认为“自己有能力有办法”，对工作不满和闹情绪，“采取‘打退堂鼓’和缩小工作范围少管些事”（自我检讨），有意的放松和放弃副局长应进行的工作职责。造成工作上的损失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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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鹏是在“旧社会里找不到出路，因此就不得不到党内来找出路”，“我承认支配我行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很多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自我检讨），在党内发展着地主阶级的“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思想”，他的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是采取“分红思想”来分庭抗礼，在党内保存和发展地主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开始入党时即对党采取不忠实和欺骗手段编造历史，革命胜利和进城后，他即蔑视党的领导，到抚顺对市委工作采取消极态度，对市委决定采取自由主义态度并散布不满言论，把市委委员认为是“额外负担”，讥讽市委副书记为“思想专家”、宣传部长为“客里空”，在党内保持两面派手法，对合江省委对他的处分到处散播怨言和不满，有时对同志采取令人难忍的粗暴态度，不满则谩骂之或恶语讽刺。平常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极端忽视党的思想教育等等，明的暗的在党内散播和发展这种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严重的腐蚀和破坏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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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万鹏坚持错误立场，对党不忠实，拒绝党的教育改造，自绝于党的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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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鹏混入党内有14年之久，经过3次整党整风他一直采用欺骗瞒哄两面派手段“混过去”，保持其地主资产阶级的本质而拒绝改造。在延安整风后到佳木斯，在工作中即发生贪污腐化、吸毒品嫖女人，严重违犯党的政策和党纪，受到合江省委当众警告和撤职处分，采取隐瞒错误事实，拒绝彻底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在合江整党处分后，竟肆无忌惮的发展到盗窃巨额鸦片、继续包庇奸商和吸鸦片嫖女人的错误。在三反运动中当群众检举揭露他的贪污受贿事实时，仍以狡猾抵赖态度企图隐瞒下去，经市委数次谈话，初则坚不承认，在不能不承认时则避重就轻，经工业部6月初给予行政撤职处分后，反省态度仍不老实，最后在人证物证事实确凿情况下才挤一点承认一点。这些事实，说明万鹏仍在坚持错误拒绝党的教育改造和挽救，而自绝于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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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这些事实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完全基于万鹏的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而来的。万鹏是在吃喝嫖赌流浪失忆之际乘抗日高潮混入了部队，抱着投机目的参加革命并混入了党，虽然参加革命时间不短受过党的教育很多，而万鹏并没放弃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亦未根本改变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进城后和在资产阶级向党猖狂进攻之下，其反动阶级本质益形发展和暴露，因而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和作风上一直不断发生错误，虽经党严肃的处分和教育，而他阳奉阴违，耍两面派手法、对抗组织、坚持错误、一犯再犯，使党的和人民的事业遭受到极大的损失。这就完全说明了万鹏是混入党内的一个坏分子。为巩固党和纯洁党的组织，市委决定开除万鹏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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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委领导上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政治麻痹警惕性不高，未能及时开展原则的严肃的斗争，致使万鹏这个坏分子长时间隐藏在党内破坏党的事业，应深自进行检讨。并应以此为殷鉴教育全党，提高阶级警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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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CCRD/3/7/3/000167.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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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华东工业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胡邦凯党籍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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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邦凯，现年35岁，湖北汉口人，学生出身，家庭成份小商人。曾于1937年在汉口入党，脱离过组织，又于1938年1月到延安进抗大学习，参加革命工作，同年重新入党，历任游击大队政指、干训队队长、巡视员、山东第一军分区俱乐部主任、山东军区后勤军工厂总厂长，山东军工部副部长、华东财办工矿部计划处处长、山东工矿部冶炼总厂长、青岛军管会工矿部部长、中央燃料部电业管理总局副局长等职，1952年5月任华东工业部电业管理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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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邦凯的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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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腐化堕落，一贯污辱女性，完全丧失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与道德。1948年胡邦凯在大连休养时，以无耻手段诱奸一医院护士长，及一工厂会计，一文工团员；1951年5月随苏联专家来上海解决上海电力供应问题时，上电派一女同志负责招待，胡邦凯即乘机对该女同志百般调戏，并数次企图强行奸污，但遭到该女同志严厉拒绝，此事经该女同志揭发后，胡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今年3月由中央燃料部派其来上海，帮助电总上海办事处三反时，又对华东电业工会派来帮助三反的一女同志进行调戏，曾两次闯入该女同志的宿舍进行污辱；6月胡邦凯在中燃部上海办事处帮助三反时，复利用各种无耻手段引诱该办事处某负责同志之爱人，并挑拨此女同志之夫妇关系，声称要与该女同志结婚，劝其离婚，直至最后达到奸污目的。以致使该同志夫妇两人至今仍有神经失常现象，不能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此外，尚有奸污其保姆与经常非礼对待其所接近之妇女，据电业管理局支部揭发，该局即有数个女同志曾受其调戏，以致在群众中造成极恶劣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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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纯的技术观点，不问政治倾向已极严重，胡邦凯认为技术是唯一问题，政治工作没大用处，在胡的个人历史上，于1941年及42年曾有要求退党的念头，现在他认为自己在党内受过多次的处分，已经没有资本再能取得党的信任，因而他认为个人前途要靠在技术上去发展，企图用此来制造个人资本，故其平时不阅读政治理论书籍，对华东机关的许多重要政治报告，亦拒不往听；支部生活亦不愿参加，恶劣的是他趁召开支部大会时去调戏妇女，有时中途退出会场去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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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以上事实，胡邦凯一贯堕落腐化，违法乱纪，目无组织，剥削阶级腐朽的个人主义与无耻的流氓意识，已发展到顶点，虽经党的屡次教育，但毫无改进，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条件。为了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党的纪律性，除华东工业部已撤销其电业管理局局长职务外，党委决定并经中共中央华东局批准开除胡邦凯的党籍，并在党内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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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CCRD/3/7/3/000168.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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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炳琳：人民民主政权给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创造力以发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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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學、周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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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名“我的檢討“，由毛澤東送《人民日報》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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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站了起来，建立了自己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已满三年了。在这三年中，新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国防上各方面的成就，得力于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而其基础则建在人民的积极性的发挥上。这种主人翁的气概在中国人民中的出现和增强，是空前的。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于此得到了一个最有力的证明。我们是以三年为恢复的期间，接下去便是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事实告诉我们，我们恢复得很快，现在建设条件已大体具备，即可大踏步进行国家工业化的工作。这样光明的前途鼓舞着每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经过思想改造的旧知识分子，我能以新的气宇来祝贺大规模建设前夕的国庆，欢愉之情尤异寻常。
+
+　　最紧要的，是把握最基本的东西，回到纯朴上面来看事物。
+
+　　洗净身体上的尘垢，靠水。水，这是最原始最质朴的。洗清思想上的尘垢，靠真理。真理，往往是最基本的道理。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当它由壮年而进于衰老，要让位给新的阶段的时候，繁文缛节便跟着滋蔓起来。要把最基本的道理再提出来，必须先在混乱的一套思想中下一番剔除的功夫，使问题重返于朴素。一个旧知识分子在改造思想中，当他的热忱被鼓动起来而趋于豪放的时候，容易说出这样一句话：还不算迟，重新来过！但是，仅凭这一点豪放，是不够的。若不经过检讨和批判，则根深柢固的旧思想怎能被抛弃掉。这些旧思想，就中国的旧知识分子来说，有吸收自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也有承袭自中国中世纪封建社会的残余的。在少数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往往两者兼而有之。无论根源属于那一方，无论是单收还是并蓄，这些思想就其本质来说，其所反映的乃是衰败没落的社会中一些基本的、而旧社会本身又无法解决要待革命来给以解决的问题。问题显得十分繁复，仿佛是无边无际。究其实，不过是在历史发展面前不肯放弃统治和剥削的特权而已。这时，革命运动适成了“返璞还真”的运动；问题再从其历史的意义上被提了出来。一旦革命成功，基本的道理显得更明白了，再为一般人所接受，这就成了思想上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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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鸦片战争失败时起，中国人便要求进步。要求进步的总目标，是独立和富强。有很长一个时期，是努力学习西方，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救国，维新，学西方，那是一而二而三，三而二而一的。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部分人有过一点惊慌，但大部分号称先进的中国人还是迷信西方。由于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的终于失败，怀疑产生了，但依然没有放弃学西方。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的思想才大大地受了一次震撼。从苏联的实例，中国的先进分子懂得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中国劳动人民的革命潜力，只要领导得法，便可像火山一般爆发出来，使当之者披靡，无论对方是国内的反动政府还是国际的帝国主义。便这样，中国的先进分子知道了独立和富强该如何去求，帝国主义的侵略该如何去抵抗。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写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中国这种先进分子的组织便是中国共产党，其第一杰出的代表者，不是别人，正是毛主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二十八年，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终于在毛主席领导之下，取得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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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所谓新学的人们，都自封为先进的中国人，别人也不与之争，因为比诸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新学是进步的。自从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步与非进步，界限分明，中国知识界跟着便起了分化。进步的前进了，跟上去了。落后的意存观望，终于永远落在后面。尚有原来进步，逐渐变为反动的，则从反对封建文化一变而反对无产阶级先锋队，与反动派为伍起来。这正说明了一般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之为阶级利益所局限。凡今日之旧知识分子而自命能独立思考问题者，多半受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的洗礼，并对这种文化的价值有着不低的估量。可怪的，是西方早就有人在大谈其“欧洲的没落”，中国人摭拾了西方文化的一鳞半爪，却把它看成具有价值不低的文化。应该说“西方在没落中”这一说法是对的。那是因为十九世纪以来，欧洲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重点被安放在发财致富上。财发得那么大，使劳动人民遭到无比的穷困。劳动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有了一道很深的鸿沟，资产阶级之将坠入沟中，那是绝对不能免，也是理之当然的。在文化萎缩之中，正需要有革命。革命从来是人类文化成长史上的动力。革命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会唤出新的伟大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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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中国的情形，正是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激动了中国人民原就蕴藏着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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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人民大众而献身于革命；依靠革命群众来进行革命；革命胜利了，人民政权建立并巩固起来了，让人民大众发挥其智能以创造其美好的将来，这是革命的全程，也是革命的要义。难道这不是最基本的吗？难道这不是“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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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推崇毛泽东思想，说它“正确地和生动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是说，毛主席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到中国来，使之变成中国大众的革命力量。我们推崇毛主席为革命能手。这是说，毛主席最能依靠中国革命群众的创造力，把革命一步一步向前推进。毛主席把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规定为“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在这个公式里面所说的人民大众，他所指的，主要的是工人和农民。因此，他把由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所建立起来的革命的民主政权，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主席把农民的问题看做解决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心问题。试想一想，这些都不是最基本的问题吗？这样提，这样联系，不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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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为人民大众”这一点上提得和联系得恰如其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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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现阶段所要创立的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它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所谓大众的，意思就是说文化应首先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动民众服务，成为他们的文化。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新中国即将掀起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这不只是理论，这是已经开了端而成绩已经十分显著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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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欢读毛主席在十八年前写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一篇文章。它洋溢着革命者对革命群众的关心与热爱，把握着革命的基本要义。那一股火般的热忱就是“天下无敌焉”的秘诀所在。毛主席在这篇文章里说：“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只有经常为着群众，经常受群众的拥护，才能长出这样的一个革命的英雄气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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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即将开始大规模的建设，一切条件都已经或快要具备了。我们所想的所计划的都是最基本的。而基本之基本，则是：一切为了人民大众，一切出自人民大众自己。这便是我们的力量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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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1952年10月9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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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友兰：对于三年来新社会的几点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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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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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三年的历史，与以前几千年的历史有根本上的不同。这三年的历史，是我们照着一个总计划，按着一定的步骤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这个总计划，就是共同纲领——中国人民的大宪章，这个总计划，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而制定的。我们是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自觉地、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创造我们的幸福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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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新社会，就是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有 意识地建立起来的。只有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才能使一切的事情都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进行。只有使一切的事情都这样的进行，才能有过去三年中所有的伟大的成就与辉煌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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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广大的人民群众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也不可能有过去三年中所有的成就与胜利。在这许多成就与胜利之中，有绝大部分，从纯技术观点看，简直是不可能的，是不能想像的。专从武器装备的观点看，我们的只拿着步枪、手榴弹的志愿军一过鸭绿江，怎样就能打败自命为‘世界第一强国’的军队，是不能想像的。专从机械工具的观点看，如荆江分洪那样的大工程，怎样能在七十五天之内完成，也是不能想像的。专从卫生设备的观点看，在全国广大范围之内，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怎样在几个月之内，都提高了对卫生的认识，改善了环境卫生，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细菌战，更是不能想像的。这些从纯技术观点看是不可能的事，在过去三年中，都已成为事实。这都是由于在毛主席，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所发生的力量。帝国主义者，看不到这样巨大的人民的力量的存在，只可能在他的想像之内，计划他们的侵略，所以节节失败，处处碰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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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大的人民群众若不是解放了，觉悟了，也就不可能发挥出来积极性与创造性。过去的时候，人民群众处在被压迫、被剥削的社会制度下，辛勤劳动的结果，只是别人的发财，自己的贫困。没有人愿意积极地去创造自己的贫困。可是在人民群众从剥削制度解放出来后，觉悟到自己成了社会底主人，认识到政府是自己的政府，了解到政府领导人民所作的事情，都是对人民有利的。在这时候，人民群众底积极性与创造性，就一发而不可遏。人民在反动统治下被束缚的时间太长了。他们的潜力的伟大，是难以估计的。在我们的新社会中，人民的潜力刚才发挥，就已经出现了很多奇迹。在将来当然还有更多的奇迹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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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能有意识地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照着一定的计划飞速前进。因为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才能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只有共产党才能掌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劳动人民获得彻底的翻身，从反动统治下完全解放出来，建立了自己的政府。总之，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优越的社会制度下，我们过去三年的成就与胜利才是可能的。这句话说出来似乎是多余的，但是在解放以前有不少的人(包括我在内)，现在世界上也还有不少的人认为，无论那一个阶级的政党，只要有了政权，‘良心发现’，努一把力，都可能像我们过去三年一样，飞速地建设一个国家。上而所说，可以证明这样的思想是错误的。也还有不少的人认为，我们过去三年的胜利成就，主要的是由于政府中的人英明能干，廉洁奉公。上面所说，也可以证明，这样的看法是肤浅的。只有为人民的利益积极奋斗的政党和政府，才能领导全体人民一起来完成这样伟大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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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所说，开于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已经可以消释一个怀疑。这个怀疑是:参加大工程及群众运动的群众，是不是被迫来的?以前社会中的政府，对于人民不是用威逼，就是用利诱，此外没有别的办法了。有些人用这种看法来看我们的群众运动，他们想:人数太多，利诱似乎是不可能，那一定是用威逼一了。事实是威逼与积极性与创造性是不相容的。你可能威逼一个人作些照例的事情。你可以威逼一个人作些你命令他作的事情，但是，你不可威逼他发挥积极性与创造性。只有在自觉自愿的情形下，人才可能有积极性与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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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解放以前，有不少的人(包括我在内)，现在世界上也还有不少的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论的‘物’字，望文生义，认为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内，大概是在‘物质’方面进步，在“精神”方面堕落；有人耽心地问:中国向来有尊重道德的传统，现在是不是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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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句成语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们三年来所发生的不计其数的新鲜的事情，充分地证明我们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比以前的社会高。高不仅在人民经济生活方面，而是在各方面都提高。在道德方面的提高，尤其是特别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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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人们所提出的道德理想，例如中国哲学家所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西洋哲学家所提出的“最大多数人底最大幸福”，宗教家所提出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都只是一个理想，对于绝大多数人们，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在我们社会里，我们底道德标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仅仅在三年之内，已成为普通人的实践的目标。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每一个人都在不避一切的危险，自觉地为人民服务；在生产各部门的劳动模范，每一个人都在克服一切的困难，自觉地为人民服务。在三年之中，使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在道德方面提高了，实现了中国以前书本中所常说到而永未实现过的‘移风易俗’的盛事。若非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内，这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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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在共产党所建立的社会制度之下，才能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结合。在反动派所统治的社会里，所谓‘社会利益’，主要的是反动派的利益。这是与人民的利益相冲突的。在解放前的社会中，提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只是一句空话。在解放了的社会中，社会的利益，也就是个人的利益。人人都为人民服务，自己也在人民之中，这才真可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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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我们的社会中，没有个人自由与社会组织相对立、相冲突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的社会里，个人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是分不开的。所以个人底自由与团体的自由也是分不开的。我们研究科学，为的是战胜自然，使人民在大自然面前得到自由，人民的自由，也就是每一个人的自由。我们抗美援朝，为的是从帝国主义的威胁下，保卫我们的祖国，使祖国得到自由。祖国的自由，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自由。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与自然斗争中，我们必须组织起来，共同奋斗，组织越严密，得到的成功就越大。人民最大的愉快，在于一个人感觉到在这许多争取自由的工作中，他也贡献了他的一部分。越是站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越是容易有这样的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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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三年来的伟大的成就与辉煌的胜利，绝不是偶然的。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的社会制度所必然有的结果。三年来的成就，使每一个人都认识到新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有了这样的认识，他就了解了‘进步’与‘落后’的真实意义，他就一定愿意而且希望赶紧扔掉旧社会制度所给他的一切，与新社会合为一体。这样的过程，就是思想改造的过程。在思想改造底过程中，我们更觉到共产党的伟大。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引用一个神话说:上帝是不忌妒的，所以他创造人，使之与他相似。在工人阶级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另外有人与他完全相似。老师教徒弟，总要留一两手，怕的是徒弟与他完全相似。但是工人阶级是不忌妒的，极其欢迎每个人都是工人阶级。它欢迎每一个人都在地位上思想上与它完全相似，为的是同心协力创造社会主义的社会，以达到人类最高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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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我对于我们底新社会的几点认识。我觉得我底认识还是很浅簿、可能还有错误。但是在过去三年中，每个人的进步那怕是很小的，也都是我们人民共和国的成就的一部分。‘泰山不让土壤’，所以我也把它写出来，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周年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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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上面所说的，我们人民共和国的三年，在各方面都有了伟大的成就与辉煌的胜利。可是这只是我们的工作的开始的开始。我们所迫切需要的，是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进行我们的建设，由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这是中国人民的愿望，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愿望。正当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之际，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国的人民代表们来到我们的首都，开和平会议。这个会议的成功，将使我们新社会的建设更多一个保证。这个会议是一定成功的，因为它是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人民所支持的，也是全世界人民所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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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原载《人民日报》，转载于《文汇报》1952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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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仲璋：检讨我的“超政治”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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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大学生物系主任　唐仲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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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我一向对研究工作非常感到兴趣。我对学术的态度是“学术超政治”“为科学而科学”，这种观念使我的生活变成病态。我忽视日常实际生活，很少阅读报章杂志，对政治学习不感兴趣，对国家大事不够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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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生长在很贫困的家庭中，我父亲是一个笃好文学的旧式学者，他常常勉励我向求学的路途前进。我稍长时，他给我的信，时有“年富家贫，全凭才学”的话，我在幼年时就已深深印上了“只有求学，才有活路”的念头。进了中学以后，我就一直是在帝国主义实行文化侵略的学校里受教育的，所以养成了极度浓厚的崇美观念。我在大学里，因为半工半读的缘故，读了8年；我经常要为生物系采集标本，以及协助教授进行研究工作。因为长期的从事狭窄范围内的工作和学习自然科学，更养成我“超政治”的观点。在此8年中，我过的是科学工作的学徒生活。我的“超政治”观点和我所受英美式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大学毕业后，我又继续在学术机关工作，如福建省科学馆、北京协和医学校、福建省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等。在那里所接触的人有的是“纯粹科学家”，使我“超政治”观点更加根深蒂固。我盲目地崇拜英美式的科学，认为这是救国的道路。我过去对于生物学界前辈秉农山先生的思想非常钦佩，相信他提倡自然科学可以挽救中国危亡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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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纯研究科学而对于政治没有认识，就很容易被敌人所利用。在1944年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次有个美国的军医到校中来参观，到我实验室时看见壁上挂了一张我国疟疾分布图，并知道我是研究寄生虫学的人。于是就告诉我美国海军可能开到我国沿海和日本鬼子作战，需要知道本省各种地方病的情形。我当时以为这是军队卫生的知识，告诉他对于抗日的战争或有所帮助，就把所知道的告诉了他。我没有看出他们早有侵略我们的卑鄙企图，不然为什么他们要知道我们沿海各地疾病的情形呢？这充分表现出我平时对于国际形势，以及政治知识的无知。我的“超政治”观点不但不能使我的科学知识用在人民事业上，反而使自己陷于敌我不分的境地，这观点实在是要不得的。我的所谓不关心政治的“超政治”观点，其实是中了崇美思想的毒素，而且过去曾经不知不觉地为美帝国主义服务，这就是“超政治”观点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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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向都是在美国办的学校里受教育的，这种教育无形中养成了我崇拜欧美的心理，认为只有欧洲和美洲才是科学文化的发源地。这一种错误的思想引导我到40余岁还跑去美国读书。我从前错误的认为科学的报道是学者专家看的，没有认识科学应该和祖国广大的人民发生关系。研究的成果应该可以给人民所利用。我从前因为被崇美的思想所模糊，忘记了祖国，忘记了劳动人民。这种崇拜欧美的情绪，使我在学术上存在着自卑感，对于发展祖国科学缺乏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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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受了美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因此我曾经在学术上不知不觉的做了美国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譬如20多年前，当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我曾帮助美国中亚采集队一个爬虫学者璞普氏到福建内地采集两栖类和爬虫类标本，把大批的中国动物标本运往美国去。“中国爬虫类”一书和一些爬虫和两栖动物的报告以及新种的叙述就是这次探险的结果。这些书刊都在美国出版，我国人用不到。我在大学期间还花了5年的时光帮助从前协和大学植物学教授采集福建植物。当时校内许多同学和工友在这位教授指导下搜集了闽北和沿海的植物一万多份，还以为代学校建立植物标本室，增进自己对本地植物的知识，是很“光荣”的工作；但实际上这工作也是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成分居多，因为许多新种模式标本已经被美帝国主义分子带走，福建植物志第一集已在美印出，有几个我国的学生看得到呢？这样的工作都是对敌人有利而对于我国人民没有好处甚至有害的。现在留在系内的植物腊叶标本，所有标签，除了拉丁的科学名词外，其他的记录，如产地采集人等都用英文。这当然是为着外国人的便利。20年后的今日，常因为要查出那个采集人是谁，而费了很大的脑筋从英文的拼音和记忆中去追索，这是多么荒谬的事。上面所列的事实充分的表现我崇美亲美的思想，这思想对于祖国文化建设的事业有极大的阻碍，对于学生有坏的影响。解放以来我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民族自尊心得到了发扬。但科学界还有若干知识分子，没有看到祖国伟大的前途，还没有克服以往的自卑感，总以为我国自然科学如果和英美的科学界脱节，是不能够独树一帜的；我们没有英美的杂志书籍便不能研究，不能教学，没有他们制造的仪器便不能工作。这是何等错误的思想，我便是具有这样思想的一个人。我在这次“三反”运动中清除了这种对祖国人民有危害性的“超政治”观点和崇美思想，我必须将科学结合于祖国及人民实际的需要，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服务，我必须努力于教学以及我国的文化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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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于1952年10月21日福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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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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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富鑫：思想改造学习总结（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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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大学物理系教授　赵富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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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改造运动开始时，我以为20年来，没有做过官僚，也没有做过资本家，更没有做过危害人民的事，半生只是“为教育而教育”，思想上大概没有什么问题。所以，那时我自谓是一匹白布，表示自己思想的纯洁。不知道这种想法，是以小资产阶级思想去批判自己，当然觉得没有什么大毛病了。经过了饶主席的报告，开始自己检查思想，觉得很有许多毛病。但这种检查仍是肤浅的，所以虽然知道白布上有不少斑点，但以为沾染不深，只要洗一下，就可以纯洁如初了。在“三反”运动和思想批判运动中，体味到屡次报告的精神，经过比较深刻的发掘、检查和分析批判；更主要的是同志、同学的启发批评，热诚的帮助我，使我能够初步发现了自己的个人求名求利，只知自己，不知别人的主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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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多年中，一贯的主导思想是狭隘的个人主义，为自己求利益，无论在教学上、工作上、作风上，都表现着“只知个人利益，不顾人家”的思想。这样思想的根源，是我的家庭出身和社会环境。我祖父和父亲都是教员，家用全凭薪给收入，图得一家温饱，家中也没有什么产业。父母都钟爱我，在中学读书时，还未完全脱离家庭生活，因此从小养成孤独性情，钻在家庭小圈子里。与朋友交，也是“落落寡合”。在学校时死读书，不问外事。进大学后父亲及祖父接连丧亡，家庭经济困难，求学生活全靠亲戚朋友帮助，因此只想毕业后谋得一个职业，维持家庭生活，所以毕业后虽有“镀金”之心，事实上做不到。在交大工作20多年，由助教逐步升至教授，除了短时间外，没有离开交大一步，一直在小圈子里守住自己的职业，少见世面。因此只知己不知人，家庭重于社会，而个人又重于家庭。同时因为亲戚朋友经济情况大都比我好，看见人家的享乐生活，常有羡慕之心，因此更加为自己个人利益打算，总想能有些积蓄，可以小小的享乐。汽车洋房的梦想，也是有的。由于这样狭隘的个人主义，处处为自己利益着想，所以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阶级观点，也根本没有立场。这种思想，是极有利于反动统治阶级，可以不知不觉为其所利用，而危害及于人民利益，危害及于革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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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思想的最直接的表现，是工作中之求名求利。最初我以为20多年来始终以工作所入为生活来源，没有什么不劳而获投机取巧的资产阶级思想。后来深入发掘下来，我为名为利的思想，是相当浓厚的。先说为利罢，我在交大20多年，对于待遇虽然不是力争，但如有机会可争，总是要争一争的。等到升到教授级，薪给比留学回来的教授低。虽然因为自命清高，不好意思争，而且领导上确是在培养我，提拔我，我由助教逐步升为教授，打破交大惯例，对于领导很有感激之心，而且以为求名已就，也就不好再争，但思想上常是“悻悻然”不满的。因为自以为待遇最低，同时由于自己的保守思想，不想求进，所以觉得很有余暇，于是有机会就在外面兼课，捞外快。在抗战到解放一段时间，差不多没有一年不兼，有时每周多至30余小时。虽然当时生活上确有困难，以此为藉口，但实际上生活困难不甚厉害，因为爱人也在工作。因为兼课相当多，所以在大家生活艰难的时候，居然还有些小积蓄。当时自以为有办法，“长袖善舞”，私心欣幸当初读科学读得好。解放后还在外兼课，直到去年才完全放弃。而且是违反学校规律，以多报少，十足是资产阶级投机取巧的行为。但自己思想上还以为不是不劳而获，而且强调人家硬要我兼。自己以教学为商品，还自称是教书匠。这种论调，养成同学的资产阶级思想。不但为利，同时也有很浓的为名思想。最初往上爬，升到教授，以为像我的资格，到此地位，可算成名。自以为已是名教授，虽然求利还未如愿，但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靠这一些本领，大概吃着不足忧了。于是保守名位，不求再进，故步自封，恐怕爬得高跌得重。但在任何情况下，交大教授是不肯放弃的，即在汪伪时期的伪交大，也是如此。那时有几位同人，宁可在家吃苦，不肯在伪交大任职，而我却漠视民族观点，反自以为“吃得开”，这都是我从个人的名利出发。解放后，工作好像比较积极，是因为觉得留学生不“吃香”了，想自己窜出来。实际上还是为自己求名，想人家称我为前进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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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只顾自己利益，不顾人民大众的思想，也很深的表��在对政治的看法上。求学时生活上没有受到很大的困难，也没有觉得受人家怎样剥削压迫；毕业就职后觉得生活已经稳定，更感到保持个人利益的重要，所以对于那时统治阶级的政策，以及反抗统治阶级的革命斗争，根本不想去了解。只要自己名位能保持，衣食无缺，任他闹得天翻地覆，我根本不过问。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及土地革命战争，也无动于衷；反受国民党宣传毒素，以为“围剿”是共产党“罪有应得”，这种丧心病狂的想法，实足是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是革命的重大障碍。统治阶级从北洋军阀、国民党、汪记敌伪政府，而又回至国民党反动派，我以为任你张三李四，总不过是换换朝代，自己的教育工作，始终没有被打倒过。所以也就谁来我就为谁服务，可谓“有奶就是娘”，这种“无政治思想”，可以说是“奴才思想”，其根源也是“不问政治、技术至上的观点”和“为教育而教育”。因为自己根本没有一套计划，无非是“患得患失”，怕影响自己利益而已。抗战后虽然一度有到后方之心，因路已不通，又有家庭牵制，但主要的还是为了自己利益，没有坚定决心，因此甘心加入伪交大，连狭隘的民族观念都没有。那时若有机会，作汉奸也是可能的。事实上与汪记政府的伪教育局长，有过一度接触，但非但不以为辱，反而有靠拢之心。胜利后看到国民党之“劫收”，又因自己不能加入正式的交大，对本人名利有损，曾起反感。但仍以为是少数人作风不对，国民党政策原则上还是正确的。而且由于个人生活来源是从统治阶级来的，有时也吃到过一些统治阶级的甜头，所以正统观念很浓厚，以为统治当局作风不好，可以改良，革命则是过激了。蒋介石发动内战时，虽然觉得和平被破坏之可惜，还以为国共双方都应负责，而不知反动派的破坏统一是一贯的政策。那时对于苏联没有正确的认识，在反苏运动中，还以为国民党有道理。其后国民党的压迫更形显著，我才开始对国民党的政策反感。但是，由于正统观念，仍希望国民党能够改变政策。所以我那时很喜欢看大公报，赞成中间路线论调。对于学校中同学爱国运动，仍是不关心；以为任何运动都是共产党与三青团斗法，二者都不好，所以希望党团退出学校，学生安心读书，不闹运动。不知道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实际上自己做了反动派的帮凶。解放前一年，才感觉到爱国运动的意义，但仍是无原则的正义感，以为革命运动是应该的，但这是青年们的事，自己用不到加入，却不知道这是每一个人所应做的事。对子女也没有政治上的教育，我儿子担任工作，我最初还阻止过他，所以他一度在政治上以我为外人，但是那时对于共产党和苏联的看法逐渐正确了，所以很希望解放，但仍是为自己的利益出发，没有为人民大众着想。解放以后，起初以为自己是技术人员，根据过去经验，是跌不倒的，真所谓“学了数理化，什么都不怕”的一套想法。后来逐渐明白技术不与政治结合，就不能好好地为人民服务，才开始参加活动，在政治上思想上求进步。但是动机仍是为个人出发，觉得老的一套搞不下去了，应该适应环境，使得自己的技术仍旧可以换取自己的利益。最初经过初步的思想改造，才明白技术不是我自己的，而是劳动人民血汗换来的。我应该把技术还给人民大众，为人民大众服务。而今天的政治主要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所以只有技术与政治密切结合，才能真正为人民大众服务。这样才初步的建立了比较正确的立场，认识了为谁服务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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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为个人求名利的思想，也严重的影响了我的教学观点。在求学时我受了英美帝国主义的殖民教育，基本上有崇美思想和资产阶级的“英才教育”观点。做教员后，虽然自己没有出过国，而一心想要爬到留学生所占的地位，于是我在教学方法上完全模仿外国回来的教授。把外国书上东搜西找来的，不切实际，不切国情的一套，生吞活剥，灌输到同学脑子里去。上课时虽自己英文讲得不好，但仍满口英文，以为非此不足以显出自己学识高。所用笔记，所编课本，都是英文。教材力求丰富，笔记多，讲解少。最大的缺点是没有重点，以致同学不能提纲挈领。考题务尽其难，性质完全靠死读书及作弄同学，这种教学方法，完全是模仿来的，而且变本加厉。动机不过是表示我这个“非留学生”，学术不比“留学生”差，彻底的为自己求名，想出人头地。又因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因此对学业检查不够，与同学联系全无，更谈不到辅导启发，同学有困难不能替他解决，全靠他们自己努力。因之只能教程度好的学生，而这种学生的所以好，却不是我的功劳。一班中有几个这样的学生，就以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人生最大乐处。这种“英才教育”不切需要，不切实际，对祖国建设有很大的危害，十足表示出资产阶级的思想。这种教学观点的根源，是要表现自己的本领，抬高自己的身价，完全是个人求名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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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以后，这种自私自利思想，仍表现得相当严重。自己初步知道以前的错误，于是也喊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口号，但实际上仍是从自己利益出发。参干运动时，我儿子自动响应，我不过赞成他，但没有鼓励。大家鼓励我前进，称我为“光荣家长”“人民教师”，我也受之无愧。在保送工作上，我相当负责，不过想藉此出风头，有“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感觉。等到大家以为我前进，我却因自己贪图安闲，怕担任群众工作，强调自己不会做，又怕工作要与业务冲突。交大工会改选，我也被选，但分派工作时，派给我负责政治学习工作，就怕起来，而对这工作完全没有信心。又听到领导上一句话，说我担任这工作，无非在教授中号召号召而已，以为实际工作，可以由其他同志来担任。因此，一年中的工作，完全被动。更因为自己不去深入了解情况，因此就是布置些工作，也完全主观。可以说一年中成绩毫无，大大的妨害了同人的学习，自己也觉得交代不过去，就抱着换班思想，希望改选，可以逃避工作。不知道担任工作，是为大众的利益，要站在大众的立场，而我却站在自己个人的立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
+　　总之，我在工作上作风上的各种表现，处处说明我的自私自利，站在个人的立场，这完全是一个立场问题，为谁服务的问题。这种个人的立场，绝对不能真正的做好工作，绝对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服务。经过初步的批判，我深深的知道我过去的错误思想，而且痛恨这种思想。我决心要重新做人，从头学起，建立并站稳正确的为人民大众的立场。我决定加强学习，提高警惕，时时检查自己的思想，绝对不能原谅自己；同时要克服自高自大，自满自得，自由散漫，自私自利等等的作风，使得自己可以配合这新的时代，为祖国的建设服务。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CCRD/3/7/3/000172.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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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安徽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宁之祥党籍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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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颍上县前县委书记宁之祥，由于有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居功自傲，竟看不起地委的领导（如1951年阜阳地委决定调宁去涡阳县工作时，他不仅蛮横不去，反而说“地委无能”），所以在其任职期间，竟犯了一系列的严重的违法乱纪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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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在1950年冬至51年春季的严重灾荒中，竟不顾灾民的死活，却大肆挥霍浪费大批粮款，充作机关修建，以及买扩大器（两套）、照像机、留声机、收音机、磁电机、电话机等项可办可不办以及根本不需要办的东西。所浪费粮款包括：救济米3万斤，东北粮手续费11万6000斤，欺骗组织虚报麦种蚀耗及克扣农民搬运工资强迫工人打条子冒领工资等计31490斤，共浪费粮食18万7400斤；又挥霍浪费寒衣贷金6470余万元，治灌宣传费1430余万元、防汛粮变款8560万元，计1亿5400余万元。51年因演戏又用救济纱布作40余套舞衣，用4匹洋布做两套幕布。正当51年春，灾情万分紧急时，竟用救济米15000斤去修建体育场，并动员扒去十余户贫民房屋（是公地私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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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在干部政策上，不看本质，而从个人印象出发，凭借个人感情，竟无原则地任用干部，如对反革命分子杨德仁的政治、历史情况复杂，宁事先对杨即了解，而竟擅自批准杨德仁入党，且提拔为法院副院长，而造成杨在“三反”中枪杀我党员张尚贤后畏罪自杀的严重后果。1950年和当时正在审查的政治、历史情况复杂的许××结婚（至52年冬才作出结论，无政治问题）。其次，又将地主成份的小姨子按家属供给送中学读书，并拿公家的布给她做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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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官僚主义、抗上压下的恶劣作风极为严重。对县内的工作一手包办，县长已几乎徒有虚名，形成家长式的领导，干部人人害怕，因而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宁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对颍上县党的组织起了某些腐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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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述各点，宁之祥为该县党的主要负责人，竟毫无组织观念和纪律观念，其违法乱纪行为实属严重，使生产救灾、治淮工作及对党的政治影响、国家财富遭受严重的损失，其思想上已蜕化变质。为了严肃党纪，经本会讨论提议请省委决定，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开除其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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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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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上海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蒋立党籍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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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立（原名姜泰南）现年38岁，江苏省丹阳县人，地主出身，学生成份，1937年入党，曾任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团政治处主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地委宣传部长、新四军五师政治部秘书长、宣传部长等职。1946年被派往京沪线做秘密工作，解放后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劳动局第三处处长、劳动介绍所所长。其错误事实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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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1946年秋党派蒋立回家乡做秘密工作，发给约值300担米款子的活动经费，蒋立用以投资于丹阳奔牛镇长丰油米厂，自任经理，掩护工作（当时这样做是对的），解放前组织上曾由该厂提出黄金10两（值100担米款）、大米20担，解放后蒋立在清理这笔财产时表现自私自利，以其弟所经营之丹阳正报社折价170担米交公，留下原长丰油米厂股权与他家中私股合而为一继续经营，并经蒋立同意该厂所存敌军食米150担匿不交公企图变为该厂私有。该厂的产权处理与业务经营完全听从蒋立的策划指挥，1950年7月写信给该厂代理人蒋佩絃说：“长丰厂改组后重心应做到保本生产，工人应完全计件，包工包伙，职员应减至一桌人吃饭，挑选职工中有能力的用，我意只要用——加上你们两位，一共11人，平时只支3·5斗米的零用钱，3月或半年一结算，有盈余照薪水支付，如亏本则不支”，对待工人如此苛刻，充分暴露了蒋立的剥削阶级的思想本质，解放前长丰油米厂在丹阳投资之福成、云阳二面粉厂（蒋立是福成面粉厂的常务监察，云阳面粉厂的经理）解放以后仍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数次出席他们召集的股东会议，1951年10月云阳面粉厂向丹阳县人民政府之报告，特由丹阳寄至上海交蒋立修改，该呈文原稿仍以蒋立为经理，被蒋立改换了他的代理人的名子，这一切都说明蒋立在解放后继续做生意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蒋立犹图强词夺理，否认这一事实，这种对党不老实的态度是极端恶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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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蒋立的父亲姜季垣，是一个恶霸地主，民愤甚大，有土地200余亩，兼管学田公堂田2000余亩，持枪收租，大斗大秤无情的剥削农民，又组织封建“季社”广收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为社员，跋扈一方，据调查证实1939年冬姜季垣指使其爪牙杀害当地群众姜志善、陈老六2人，解放后抗不缴粮违背政府法令，私卖土地，蒋立竟丧失立场包庇他父亲的罪恶行为；1949年8月蒋立写给一地主的信中说：“我父亲劝伊不必到乡下去，一切闲事不要管，不会有什么了不起”。此后为了逃避群众斗争依靠蒋立的庇护匿居上海，1951年春蒋立又将其送往湖北，企图远离家乡，逍遥法外，经湖北省委严正的调查处理，才又被迫返回上海，延至1951年11月始逮捕归案法办，蒋立一面声明不了解他父亲有罪恶，愿听候地方政府和群众处理，一面却又对他父亲的罪恶事实尽力辩护包庇，如：1951年6月丹阳县张埝区人民政府投函解放日报检举他的错误时，蒋立极端不满说：区政府“捕风捉影，捏造事实，凭空戴上一顶包庇恶霸父亲的大帽子，把我们兄弟当作斗争对象，这对党的政策来讲是不大符合的，事实上从我们所知道材料，我父亲并未有大罪恶”，要求党给他“伸冤”摘除“包庇”的帽子，要求党根据他的报告对他父亲的问题查明处理，给以照顾，要领导上先打通区乡干部思想再作处理，以免草率从事。蒋立丧失阶级立场明目张胆的包庇恶霸地主的错误是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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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蒋立的伯父姜铁生经管公堂田千余亩，放高利贷剥削农民，抗战期间充当伪区长，依靠敌伪势力压迫人民，解放后出卖土地60亩，抗拒土改，1950年12月被判处死刑。蒋立对此愤愤不满，写信给某负责同志说：他伯父是“为了维持地方曾当过伪区长，但政治上并未作恶。”在写给乡间一个地主的信中说：“大伯事确太突然，于法无据，于情不合，正在搜集经过向领导机关反映，纠正此种混乱行为”，这完全是支持反革命分子敌视党和人民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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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上在处理蒋立的问题过程中一直是慎重的负责的。至今已经一年多了，经过三反运动，他的问题才被全部审查清楚。蒋立提出的意见和申诉组织上都作了反复的认真的研究，许多具体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修正，但蒋立的检讨总是避重就轻，敷衍了事，并无真诚悔改的表现。他的错误是严重的，已根本丧失了共产党员的条件，为了纯洁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经市委决定开除其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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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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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景深：检查我的追求虚名贪图实利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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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赵景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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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思想形成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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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主导思想产生的根源约有3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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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是家庭关系，养成了我的享乐思想。我出身于没落的封建家庭，曾祖父是处州和台州的知府。6岁以后，曾祖父逝世，我家庭逐渐贫困。母亲即使典当衣物也要买鱼肉给我吃，从小就相信“一钱逼死英雄汉”“有钱能使鬼推磨”，因此就养成了我贪图实利的习性。我想过得更舒服，就推牌九、掷骰子，想赢人家的钱。这也养成了我贪图实利投机取巧的商人气质。幼年又喜欢看章回小说、唱京戏，这又养成了我的趣味主义和享乐思想。其次，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喜欢在商务的少年杂志上投稿，又喜欢演戏，抢着担任主角，这些都是我好名的表现。
+
+　　第二是社会生活经历，养成了我的雇佣观点。1922年我在天津棉业专门学校毕业以后，怕吃苦，不肯做卫辉华新纱厂的实习生，我就在新民意报馆做文学副刊的编辑。做了将近一年，就被我所介绍来的顾某排挤掉，因此失业。好容易1923年由郑振铎、黎锦晖介绍，到长沙岳云中学教2、3年级的国文，受到3年级同学的反对，校方不再续聘。1924年，同乡赵慧谟介绍我到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去教1、2年级的国文，又因生活不严肃，被同学们赶走。初踏到社会上来，就接连受到好几次挫折，感觉到“饭碗”不容易，因此就养成我的雇佣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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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新文学运动初起，写作的人不多，正是一个投机取巧的机会。我在岳云中学任教时，译安徒生的“童话集”和“无画的画帖”，编辑“童话评论”，创作“失恋的故事”。都不要稿费，只要50本或100本书做为报酬。我就拿这些书乱送给人家，仿佛卖仁丹一样，借此把招牌打出去。我又加入了文学研究会，在该会机关刊物“文学周报”上拼命写稿，为了出名，我不惜用各种卑鄙手段，例如：就任新民意报文学副刊编辑以后，假借报社名义，自己写启示替自己吹捧。遇有新书出版，常寄给朋友们，要他们写文章来捧我。我好名，可是并不爱惜我的名，重量不重质，粗制滥造，到现在将近出了一百种书，编纂的还不在内。像我这样，只能唬一些外行。内行一看，就知道我没有什么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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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是“北新”关系，养成了我贪图实利的思想。1930年，我与北新书局经理李小峰的妹妹李希同结婚，就任了北新书局的总编辑，因为有了资产阶级作靠山，具备了发展的条件，自己就逐渐地变成资产阶级，不仅只想有一口饭吃，还想过那享乐的生活，作一劳永逸的打算。我想从此的饭碗可以保牢，可以不再为自己的生活发愁了。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发展性，我就更加追求名利。我那追求虚名、贪图实利的思想就是这样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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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导思想在各方面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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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向国民党靠拢和加入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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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3月，上海北新书局门市部代售进步书籍，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兼伪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范争波派人来抄去进步书籍20余种，即将北新门市部查封，范手下王某到北新货栈来恐吓，如果不缴出3000元来给他，他就要封货栈。北新在惊恐之余，就将所有进步的书籍存货全部销毁，我还携带了3000元钞票送到一品香交王某收下，这件事很明显地表现我投降了国民党。我不惜亲自带了3000元送给无耻的国民党反动派爪牙。北新虽然复业，但今后的北新已经不是以前在文化界有重要地位的北新，而是屈服在国民党反动派势力之下的北新，北新再也不敢出左翼书刊了。我不曾坚持原则，胆小而不能革命，一遇压力就低头，以致危害左翼文学的生长，犯了很大的错误，这是1931年我投靠国民党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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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在1933年11月5日以前，伪市长召集书局经理和编辑，在江湾伪市府大厅开宴会，要出版界不出“反动”书籍。我提议以日本为例，希望不要查禁，只须用“××”来代替他们需要删去的话就行，今天一想那样做是更坏的。倘若禁止，人民会认识它的狰狞的面目，可以加速革命，倘若只打“××”，那就可以使反动派统治者以伪善的面目出现，实际上打“××”与全部禁止基本上是一样的，因为打“××”好像一个人去掉眼睛一样，也就成为没有什么用处了。那一天我应该反抗查禁，至少也应用沉默来作消极的反抗，我竟成了讨好国民党反动派的可耻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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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1938年不接受倪海曙代约的解放区苏北大学的邀请。但1944年2月12日，我就因小峰亲戚安徽学院院长朱佛定的邀请��动身到金寨去教书了。这就是我在行动上显明地表明出我是完全站在反动的立场上的。我由于资产阶级的本质，只贪图个人眼前的安乐，所以共产党方面请我都不去，我有机会为人民服务，却不抓紧这个机会，反而跑到金寨去为国民党反动派（李品仙的手下）服务。一到金寨，伪中央社就发电讯到全国报纸上说我到了金寨，党政机关各处都请我演讲，皖报和安徽日报上也常登载我演讲辞全文。我从来没有受到这样的“尊敬”，我简直就被捧得发昏了。安徽学院的性质有一些近于干部学校，毕业生不是县党部的书记，就是县政府的科长、中学校长、教务长之类。现在我才知道当时我是替国民党反动派培养忠实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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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1944年为了表示我对国民党“忠诚老实”，并且为了巩固自己系主任的地位，加入了国民党。这是由于我是一贯地站在反动的立场上，有了这个机会，更可以使我与国民党发生密切关系，达到我追求虚名、贪图实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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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佛定又介绍我做伪安徽省政府的挂名顾问，目的是让我多得一些收入，当时我很喜欢这个名义，觉得神气。安徽举行全省会议，全体名单中，我的名字排得很高，也是我所高兴的，聚餐时我坐在一些总司令和上将一起，还坐首席，大有飘飘然之感。现在我感觉到这些不仅不是光荣，并且是非常可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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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加入国民党以后的反动行为，有4件具体事实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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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1945年10月30日我回上海，路过蚌埠，住在社会服务所，便参加了该处餐厅的蒋匪祝寿会。我写了一篇“从立煌到上海”，大意称蒋匪劳苦功高，甚至还祝他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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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崇美思想。抗日战争刚胜利不久，在1946年4月的“中国建设”上，我说：“美国保有原子弹的秘密，才有贯彻世界和平的实力”“美国是我们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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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参加国民党的作家协会。1946年10月起，在伪中央日报编文学周刊，我又为了靠拢国民党，在1947年5月加入张道藩、潘公展等所发起的反动作家协会，被选为协会的理事。这是我又一靠拢国民党的可耻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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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签名“戡乱”宣言。我曾收到张道藩、潘公展寄来的一张上海兵役委员会抽签委员的聘书，为了表示站在国民党一边，我不曾退回。后来又收到一封开会的信，不曾到会。过了两天，“戡乱”宣言在报上登载了，居然有我的名字，是上海兵役委员会的人们替我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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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上海以后，在1947年上海市党部整理党籍，登报要大家去登记，当时我就不去登记，这是因为我感到民主浪潮汹涌，因此我便投机取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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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粗制滥造的编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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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了替北新书局赚钱，就替北新大量编书，工余又在晚间翻译格林童话全集12册，利用北新的方便，抽版税来名利双收。又因羡慕周越然用“英语模范读本”的版税买洋房，我就编“初中混合国语”，从1930年到1933年是我大量生产、粗制滥造的4年，这时我只想储蓄一点钱下来，为自己将来的享乐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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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编辑方面：我到北新书局任编辑，是倚赖资产阶级，当时经理李小峰（我的内兄）的话，我是唯命是从的。他要我编“文言初步”和“升学会考”等书的国文部分，我都替他编。我同意他的赚钱计划，我只想到我和他的利益，从来不曾想到所编的书刊，对于人民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同样，既然我是倚赖资产阶级的，当然就不能坚定的站在作家的立场，去向李小峰说话，因此对于鲁迅和别的作家的版税，以及正常版税制度的建立，也就不能起很好的劝说的作用。解放后，我在北新和三民所编的一百多种书籍，曾有几种受到过批评。过去我所编的书自己抽版税，也有几种是选辑他人作品成书的，如：“郁达夫论”“冰心论”“周作人论”“现代诗选”“现代小品文选”“现代日记选”等，这些书都是损人利己，不劳而获，是我贪图实利、追求虚名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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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著译方面：我常辑印一些没有系统的单篇散文和杂文成书，粗制滥造，等于卖臭牛肉。我在解放前既不曾接受真理，更可以说所有的写作都是成问题的。到了解放以后，过去我的著译已经全部绝版，这是必然的一种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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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西洋文学不曾下过苦功。一些西洋文学论文，译的固然是译的，写的实在也是译的，不过利用几种英文材料将它拼凑起来，看得懂的就译，看不懂的就跳过去不译。写外国文坛消息也是这样办法。只是将别人研究的心得冒充自己的来唬人，来追求虚名。我所受的英文教育仅只7年半，但我却大胆地翻译屠格涅夫的“罗亭”“柴霍甫短篇杰作集”8册，近100万字。鲁迅和瞿秋白都对于我的翻译有过严厉的批评和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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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功夫做得比较结实的只有通俗文学，包括中国的小说、戏曲和民间文艺。我曾经钻研了15年，但这也是脱离实际的。我只注重考证、源流和演变，钻牛角尖，与人民毫无发生关系。我简直是一只烂字纸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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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以后，为了追求虚名，就匆忙地出书。“民间文艺概论”和“怎样写通俗文艺”讲义初稿刚刚编好，不暇多加修正，立刻就拿去出版。自己没有工农兵的生活经验，单靠报上的通讯报道，就改编成各种民间文艺形式，凑成“时事杂唱”“时事新唱”和“战云山”，京剧“冯玉梅”也不好，编辑“长工与地主”也犯了错误。以上7本书中“民间文艺概论”曾受到文艺报的批评，“时事杂唱”受到大公报的批评，“长工与地主”曾受到北京新民报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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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批判：过去我走的是一条极端错误的道路，只知贪图实利，追求虚名，粗制滥造，骗取读者金钱，同时大部分充满着资产阶级思想毒素，大大地危害了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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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把教学工作当做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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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30年起，我就在复旦大学做兼任教授，当时我就想逐渐从兼任跳到专任，我想每月300元，有3个月的寒暑假，每周只上课12时以下，有暇可以做学问，讲义出版了还可以抽版税，真是非常合算的。我就处心积虑地希望每年换一门新的功课来教，4、5年后，能教4、5门功课，就可以设法搞专任教授。后来又感觉到没有专长，不能博得虚名，就想到中国的小说戏曲弄的人少，是个冷门，可以投机取巧，又受了郑振铎的影响，就专研此道，钻牛角尖。我俨然以专家自居，我就是这样为自己“精打细算”，把教学当“买卖”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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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以解放后为重点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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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雇佣观点：我讨好同学，能不点名就不点名。考试以前，常出练习题十几个，大考题即在此中出。点名松懈和及格容易也是“以广招徕”之一道。我这种态度是不正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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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抗拒批评：同学们在文艺报上批评我，我常在枝节上作答辩，不肯接触到问题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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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现蒸现卖：过去我对马列主义还不曾达到真正喜爱的程度，只是为了应付功课，硬着头皮临时抓一些参考书来看，因此硬记硬塞在脑子里，现蒸现卖。我一面讲，一面恐惧，怕会讲错，自己也不相信自己所讲的是什么。有时我拿起一些参考书来照本宣读，自己还不曾融会贯通，怎样能使同学们透彻了解呢？有时事忙，来不及准备，我就拿旧的“老一套”搪塞一下。去年下半年在中文系一年级，我讲过一小时半的文艺思潮，竟用的是30年前厨川白村“近代文学十讲”中的旧说。我又讲过一小时的“短篇小说结构”，那是我在1932年所写的“小说原理”里的一章。20年前的旧货色拿到现在来讲，甚至还介绍同学去买，的确太不应该，并且对于新的事物太没有敏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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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政治水平太低，不曾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只贪图个人的实利和虚名，当然思想性就不够强，有时竟发出反动言论，来毒害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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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趣味主义：我教学既然是现蒸现卖，思想性不强，内容空虚，当然只好借助于趣味主义，来掩饰我的空虚。我把课堂当作杂耍场，同学当作顾客。几乎每一小时总要有一两次故意的插科打诨，放进一些京戏、昆曲、笑话，有时当众表演“真左笔”、说方言、摹仿各类人的口吻和动作。我所以要这样做，只是为了讨好比较落后的同学们，今后我一定要痛改这个错误，不再乱放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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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今后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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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我要真正树立劳动观点，彻底肃清资产阶级那种唯利是图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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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教学上，当克服雇佣观点，并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贯彻到业务研究和教学中去，克服偏重技巧、趣味主义等等资产阶级思想所造成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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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写作上，以后当树立严肃认真的态度，不再求名图利，胡乱出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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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明确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服从组织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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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本人思想改造学习总结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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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CCRD/3/7/3/00017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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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敏恒：检查我在新闻工作中的反动政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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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　赵敏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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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生在1904年，正是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时期。父母幼年均在南京美国教会学校读书，父亲送我到清华去读书。我受了8年清华崇美奴化教育，我在1923年拿着美帝国主义从庚子赔款中拨出来的钱，所谓“官费”去美国。先后在米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学了一套为美国资产阶级服务的新闻理论与技术。1925年暑假曾在丹佛城快报社工作3个月，1926年又在纽约环球通讯社工作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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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华、在美国受了12年买办、奴化、资产阶级教育，我已是受过高级训练的买办奴才，很自然地受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注意。我本来不打算回国了，一心想做美国人，但美国资产阶级，不肯把我放在美国，他们认为把我放在美国用处不大，要我回中国来才肯重用我。“美联社”总经理古柏和“合众社”国外部长富雷要我回中国为他们服务。在美国的日本文化特务头子河上清向我灌输大亚细亚主义思想，要我去日本或东北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1927年，由美帝国主义分子白弗尔（“白种人的负担”的作者）介绍，回国在美帝国主义办的北京英文导报担任副总主笔。开始了我22年买办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走向22年反动政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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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大买办藉蒋匪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叛变革命，满脑子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我，就在那年也媚敌求荣投靠了帝国主义。那时奉系军阀在北京，我觉得我有美帝国主义势力做后台，就把它们打败仗的消息在英文导报上发表。奉系军阀不但不仇视我，反和我勾结起来。我当时看到：依靠帝国主义势力可以很容易地抬高自己在反动统治阶级里的地位。我就顺此爬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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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奉系军阀垮台，反动统治阶级的政权在南京，我就通过在清华时的老师、国民党反动政府外交部次长唐悦良和情报处处长邝煦堃的关系，到了南京任伪外交部副科长兼秘书。但没有特殊靠山爬不高，于是我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身上，同时帝国主义训练了我这样一个奴才，也一定要极力利用我，我就做了美国联合通讯社与英国路透社驻南京的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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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帝国主义势力做靠山，卖国的国民党反动派对我的看法有了改变。我和历任伪外交部长王正廷、顾维钧等勾结起来，伪外交部的新闻差不多被我独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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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帝国主义主子也是特别卖力的。1931年9月18日夜里日寇占据沈阳，19日清早我就接到上海长途电话。按理我应当把全部时间与精力关心这个问题。但是同时美联社来电报说林白当天要由东京飞到南京，我就为了他这条新闻忙了一天。我把林白看得比东北的沦陷还要重要，我把一个帝国主义分子的无聊活动看得比千千万万东北同胞的痛苦还重要。这也就是买办资产阶级新闻工作的本质。为取得帝国主义分子路透社对我的信任，我勾结伪外交部打字员，盗窃机密文件（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副本）抢先发出。因为有帝国主义做我的靠山，我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不怕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目空一切，才敢这样胡作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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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并不满足当时的地位，我一面依靠帝国主义的势力来抬高我在反动统治阶级里的地位，一面依靠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密切关系及地位来抬高我在帝国主义主子面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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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我办了伪中央社与英国路透社新闻合同的签订。这个合同当时是秘密的，是经蒋匪亲自批准，伪代中央宣传部长陈匪布雷签字的。我的反动本质决定我背叛人民出卖祖国，大力替帝国主义做宣传、搜集情报。在订这个合同以前，路透社仅能在四五个有租界的商埠发稿，还不能深入中国内地。我办了这个合同，使路透社得到伪中央社的一笔巨额稿费，更使伪中央社义务地替路透社在全国各地发稿，使帝国主义的毒素伸展到全国各个角落里去。准许路透社在上海南京两地设立无线电台通报，侵犯中国主权。我这样做，犯下了中国新闻史上空前的卖国罪行。因为我签订这个合同“有功”，当时路透社成立南京分社，我就担任了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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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在福建的十九路军，响应中共该年1月17日动员全国军民抗日的号召，卖国的蒋匪要消灭这个抗日的力量。战犯何应钦和我商量，发表一个假消息，说蒋介石在上海南京一带集中大批船只，准备运兵由海路进攻福州，以吸引十九路军的主力到沿海一带，好让蒋匪主力顺利地从陆地通过江西边境的大山去进攻福州。当时帝国主义不要中国抗战，蒋匪不抗战，我的阶级利益决定我也反对要抗日的十九路军，我就丧尽天良，制造了这条假消息。我这种行为是直接参加了这次蒋匪的血腥罪行，而且我的罪行所造成的后果，是蒋匪靠武力所不能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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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为我是这样丧失民族立场的、穷凶极恶的为帝国主义服务，路透社才这样重用我。外国通讯社的特派员和社长，一般不用中国人。这样就说明当时我的所谓新闻工作，对祖国对人民的危害是多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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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办资产阶级是可以为任何帝国主义服务的：1931年日寇侵占东北，日本联合通讯社的记者暂时不能活动，他们通过路透社要我代他们发专电。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领土，虽然蒋匪不抗日，但人民的力量使日本记者害怕，不敢活动，而我却没把人民放在眼里，出卖了祖国，甘心为日寇服务。日寇要知道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一切措施，计划对策，我把日寇所需要的情报供给日寇。根据这些情报，日寇可以了解分析当时（蒋匪不抗日）的情况，更大胆地进一步侵略中国土地，屠杀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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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与英美大使馆人员经常来往外，我和德、日、义、法、荷、加、澳等国大使馆人员来往勾结也很频繁。我这种行为和一个职业国际间谍对祖国对人民的危害性是没有两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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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时候，我的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思想就日益根深蒂固。我在重庆时为刽子手戴笠训练特务的“外事”训练班讲过话。我诽谤了苏联新闻事业和塔斯社，危害塔斯社驻中国的人员。因此，戴笠请我吃饭送我礼物。在蒋匪经国主持的伪干部训练班，我讲过国际形势。当时对于开辟第二战场问题，英国首相丘吉尔主张在南欧登陆是一种极恶毒的反苏反共的阴谋，他建议由巴尔干半岛切进东欧、封锁苏联，夺取胜利果实，阻挠欧洲人民的解放。因为我的思想是反苏反共的，在讲话中就竭力强调在南欧登陆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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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我编著的“采访十五年”出版。我在这本书里恶意诽谤访问延安的英美记者，这本书出版时正是外国记者访问延安的时候，引起他们对我的抗议。英美记者访问延安，将中共政策、八路军英勇抗日情形和解放区真实情况向国外作一定程度的反映，这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是有利的。我恶意诽谤访问延安的记者，所起的反动的政治作用是打击有利革命事业的一批记者，损害他们的信誉，影响他们的报道所应起的作用。同年，重庆新民报把我的“访英通讯”稿编印出版了“伦敦归来”，因为有些地方对英国殖民地政策宣传得不够好，得罪了英国政府，我不得不从路透社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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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路透社后，我就直接投靠国民党反动派中最反动的C.C.集团，想靠战犯陈立夫、潘公展的势力自己办报，爬上反动统治阶级与人民为敌。那时伪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因为我是C.C.的人，百般阻挠不许登记，于是我找陈匪立夫、吴匪铁城要蒋匪介石亲自下了条子特许我办报，又因我自己没有资本，找陈匪担保向伪邮政储金汇业局借了400万元。虽然办报计划未能实现，但和陈匪这一段勾结决定了我走进C.C.的反动新闻集团。1945年，C.C.系在重庆创办世界日报，我通过程匪沧波的关系任伪中国新闻公司新闻部长兼世界日报总编辑。新闻公司的首脑（连我自己在内）全部是C.C.集团的重要分子，当时就计划成立新闻托拉斯，准备在抗战胜利后在重庆、上海、北京、南京、广州办5个报纸，社评与新闻由总公司统一发稿。抗战胜利后，C.C.系垄断上海新闻事业，我担任了新闻报总编辑，并以国民党官股股东资格担任董事。蒋匪十分重视这个报纸。C.C.头子潘公展、方治为控制新闻的发布，主持一个伪党报负责人聚餐会，我以新闻报负责人之一的资格参加。在这个会上潘、方二匪宣布什么新闻可以发表，什么新闻不可以发表，如：北京沈崇事件发生，全国人民切齿痛恨，那天夜里潘、方二匪宣布各报北京来电通迅一概不准发表，只准登载伪中央社歪曲事实的报道，并侮蔑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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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胜利后，伪法币贬值，上海电力公司杨树浦发电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美国老闆拒绝工人的合理要求，工人决定罢工，但为照顾市民生活，仍继续供应电力并自动组织纠察队维持工厂秩序。特务头子陆京士调动大批武装流氓、特务、军警冲进工厂。那天是我自己去采访的，以上事实是我亲眼看见的。当天晚上潘匪公展为统一撒谎起见，统一拟订一篇新闻稿交各报发表，说工人家属到工厂拉工人年。我就这样侮蔑了工人弟兄们正义的合理的要求，压制了工人运动。1948���申新九厂工人进行反蒋斗争时，我用“危害治安，格杀勿论”这样血淋淋的标题来发表刽子手宣铁吾的谈话。那时我是站在与工人阶级对立的立场，和帝国主义与反动派站在一起，以血腥统治手段迫害工人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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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前，上海各校青年学生进行反帝反蒋斗争，潘、方二匪在伪党报负责人聚餐会上叫嚣谩骂，喊着逮捕、枪毙，谈那天包围那个学校，那天逮捕进步学生，事实是很明显的，国民党反动派用战车、马队去冲撞学生队伍，反说学生打马队。新闻报跑教育新闻的记者每天写的稿子，我都把真相删去，有意识地歪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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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前夕，我在复旦大学担任的课程是时事分析，表面上好像客观的谈些内幕新闻，事实上我的立场、观点完全是反动的。解放军包围平津，我说美帝国主义直接支援北京，天津可守。淮海战役时，我说解放军伤亡很重，渡江不容易。我还把吴匪国桢妄想勾结美帝国主义，要美国海军在上海登陆（以阻挠上海解放）的事向同学讲。当时我说的话完全是反动派的话。因为我披上了一件“超阶级”“超政治”“中间”的外衣，所起的反动政治作用比公开承认我是反动派还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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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新闻报工作与以前为帝国主义报社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无视人民，媚敌求荣的。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我是三位一体。我主编新闻报是代表大买办资产阶级蒋匪来办的。我在新闻报的新闻报道中是一贯地强调所谓“美援”的，经常以重要地位，很多篇幅来刊载这类媚敌的报道。同时，我在国际新闻版一贯地采用英美帝国主义通讯社歪曲事实的报道，用“铁幕”字样来侮蔑苏联，诽谤苏联政策，诽谤出席联合国的苏联代表。1947年反动统治已经走下坡路，我在美国华盛顿听说战争贩子魏德迈当时尚未发表的报告书反对共产党，主张支援蒋匪，就写了一篇通讯说魏德迈是“中国的朋友”。1948年淮海战役爆发时，眼看蒋匪就要垮台了，陈匪立夫、潘匪公展勾结战争贩子司徒雷登在上海召开所谓“上海各界人士座谈会”，司徒雷登表示“美国决不放弃中国，要抵抗共产党”。当时决定用3个团体名义发电报给杜鲁门要美国援助。我起草了伪上海市参议会的电报。接着战争贩子布立特去南京看蒋匪，路过上海，潘匪公展约了十几个人（有我在内）一同去看布立特。在会上我发言表示：“我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爱好新闻自由，共产党一来我就没有新闻自由了，我就不得不发表我所不愿意发表的消息。”我参加了以这些人为核心而组成的极反动的伪“上海自救救国行动委员会”。这个极反动的组织的成立，引起上海附近地区一部分地主、反动官吏的幻想，以为美帝国主义要出兵守上海，甚至组织反动武装力量企图抗拒解放，造成人民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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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办资产阶级思想决定了我过去22年所走的反动政治路线。首先是帝国主义一手训练扶植我为帝国主义服务，进而依靠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做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爬上反动统治阶级，直接成为反动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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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赵敏恒到复旦大学新闻系当教授，曾由特务程沧波拨款给复旦新闻系作“奖学金”，并由赵津贴“复旦新新闻”反动刊物，企图排斥陈望道，夺取新闻系。赵的思想检讨全文甚长，并有26个附件，此文仅是其在新闻工作中的反动事实摘要，其他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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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