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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RD/2/6/8/000002.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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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武威地委关於送往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人员清理工作的总结报告
+
+　　（省委、并发各县委、直属党委：）
+
+　　遵照省委指示，从去年六月开始至今年二月底止，对全区送往夹边沟农场的劳教人员全部列为专案，进行了内部清理，现将主要情况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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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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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省委关於清理夹边沟案件工作的指示和要求，地委成立了专案领导小组，抽调专干，成立了办公室，任务较大的县，也先后成立了专案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具体领导和办理所属单位的清理工作。对专、县42名专干，首先组织他们认真反复地学习和讨论了中央、省委有关政策规定和指示，提高了专干的政策水平，为清理工作打下了思想基础。在具体作法上，采取先易后难，先搞档案齐全的，后搞档案不全和无档案的，先搞人在的，后搞死亡的和先近后远的原则，逐个做了清理和写了清理结论，基本上达到了质量要求。
+
+　　经过上述工作，全区共清理出送往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的人员217人(已死亡132人)，其中在甄别工作中作了结论的26人(已死亡10人)，占劳教总人数的11．98％，此次清理的191人(已死亡122人)，占88．02％，在217人中，原定为反革命分子的109人(已死亡78人)，坏分子9人(已死亡4人)，右派分子75人(已死亡40人)，反党分子9人(已死亡2人)，反社会主义分子2人(均已死亡)，原未定性的8人(已死亡6人)，其他的5人。截至1964年2月底止，在217人中，已清理结案的209人(包括原甄别了的26人在内)，占劳教总人数的96．31％，这些人的清理结果是：原定性和处理都正确的176人，占已清理总人数的84．21％，原定性及处理都错了的30人，占14．35％，原定性正确，但不应该劳教的3人，占1．44％。从清理结果来看，这些人大多数原定性及处理是正确的，问题也都是敌我矛盾性质的，其中仅反、坏、右三类分子，就占了已清理定案总数的88．51％，这些从大都是长期隐瞒反革命身份和在整风运动中，恶毒攻击党的有关方针、政策等问题，因而对他们进行劳动教养是应该的。通过这些案件清理工作，更证实了党的审干、肃反、反右派斗争等运动的伟大和正确，它对於巩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保卫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起了重大作用。但由於在这些运动中，特别是在58年贯彻省二届二次党代表会议精神期间，有些地区和单位没有完全按照党的政策规定办事，错斗争错处分了不少的好同志，给党造成了一些不应有的损失。通过这一次清理工作，使我们弄清了我区送往该场的全部劳教人员的情况，对其原定性处理心中有了数，澄清了是非，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接受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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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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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夹边沟劳教人员案件的清理工作，我们的体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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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在任何工作中，都必须认真学习和坚持贯彻党的政策，在处理干部问题上更需要严肃慎重，避免发生错误。在1957年下半年至60年西北局兰州会议以前的一些政治运动中，由於对党干部政策学习不够认真，贯彻执行中有些不严肃，在处理具体问题上，有些是非界限不清，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人民内部问题当成敌我矛盾处理，把正确的东西当成不正确的对待，对一些愿意改正错误重新回到革命立场上来的人，教育改造和争取工作做得不够，以致对一些人定错了性质，作了错误的处理，对另一些可定可不定的分子和可送劳教与可以不送劳教的，也给定了分子进行了劳教，这样就错处理了一些人，如民勤县的王在昭(已死)55年前任该县组织部干事时，挪用了党费12．8元，后来任乡总支书记时，挪用了公款10元，55年任组织部付部长后，把银行一干部的未婚妻挑拨的解除婚约和自己结婚，其次对一些干部的提拔使用，县委尚未决定，他就给别人说了，其他都属骄傲自满和在背地议论领导等问题，按错误事实给予适当的纪律处分是可以的，但并非敌我矛盾，而在当时却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送劳动教养。再如武威县的冯志刚，57年专区召开乡长会议进行小组讨论时，冯曾说了“农民分红少，分的时候会计要扣水费、公债，信用社要扣投资贷款，银行扣大农具、牲畜价款，供销社要扣股金，三扣两扣把农民扣光了”，本来这时当时存在的实际问题，在会上提出讨论是对的，结果认为是冯抹刹成绩，夸大缺点，否定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反对社会主义等，以此认定作了处理。再如武威县的沈增道，因和现役军人的未婚妻谈恋爱，致使女方提出要退婚(未成)，后��和女生刘亚文(少先队员)谈恋爱，并向组织要求结婚未批，其他事实均属思想落后，不安心在武威工作，对领导上有一些满怨。进行批评教育是应该的，可不送劳动教养，结果也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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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经过夹边沟案件的清理工作，使我们认识到，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是我们革命者的起码要求和神圣职责。在57年下半年至60年西北局兰州会议以前的一些政治运动中，特别是58年贯彻第二届二次党代会议期间，在具体工作中没有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如在查处案件中，有些干部不深入群众，不调查研究，不倾听群众的意见，特别是不倾听反面的意见，主观臆断，从印象出发，先有框框，后找材料，掐头取尾，断章取意，生拼硬凑，张冠李戴，歪曲事实，扩大情节，甚至指名问供，逼迫交待和无中生有的给捏造事实，这些都是与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的错误作法。例如，武威县在1958年批判斗争高伯峰同志时，指名让其交待对冯振远、段国亮、李生贵(均为老同志)等人的看法和态度，因高交待不出什么看法，竟采取各种办法施加压力，逼使高作了假交待，高说：“这些人都是我仇视的”，结果就以此给高认定为“对革命事业忠实的工农干部×××是非常仇视的，都是他认为打击的对象”等。再如武威县的杨光荃，在58年县上召开三干会议时，领导指定让其写一个全县灾情情况的报告，该杨将报告写好后，交给当时的付县长赵长年审阅，结果在批判斗争杨时，给歪曲扩大为“杨抗拒执行党委提出的增产节约措施，否定全县农业大丰收时成绩，在三干会议上积极搜集材料，帮助赵长年算了冻灾、雹灾、虫灾、旱灾等四笔帐，来向党进攻，而否定合作化的优越性”等。还有永昌县的杨守成，在59年下半年因工人口粮标准压低后，一些工人闹情绪不很好出勤，杨针对这种情况，在一次会议上教育工人说：“虽然今年粮食紧张，但我们厂里吃的比农民还多，一天总有饱的时候，在饱的时候就干活，饿了蹲下休息一会也可以”。在运动中就掐头取尾的给认定为“杨在会上煽动说：肚子饱了就干活，肚子饿了就蹲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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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必须把恶毒的向党进攻同经过党的教育提高觉悟后向党交心、说老实话，交待自己过去的错误认识区别开来。在前几年的运动中，有一些把交心中交出的问题也以错误给予认定论处，如民勤县的李顺天，58年前工作一贯积极，58年秋党号召干部向党交心，李就交了他去武威参观省工商界现场会的情况和自己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按照党的规定，交心的问题不能作为处分的依据，但结果就以交心中交出的这些问题，将李定为反社会主义分子，送劳动教养。
+
+　　四、在运动中对个别领导运动的成员和积极分子审查不严，他们以私人成见对待同志，也给党的工作造成一定损失。这也是今后应该记取的一个教训。
+
+## (三)
+
+　　在这一段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是：
+
+　　一、没有按照省委的要求按期完成任务(省委规定63年10月底完成任务)。原因首先是我们对这项工作抓得不紧，行动慢了一些。省委在去年四月份就通知开展这一工作，而我们在六月份才开始向下布置。以后，也由於抓的不紧，致使个别地区又拖延在10月份才开展工作的；其次在案件的讨论审批上，比较缓慢。有些案件查清结论了，长期讨论不上，打印材料不及时，延长了结案时间。
+
+　　二、还有八人(武威2人、永昌1人、天祝1人、古浪1人、专区机关3人)的问题没有清理。其中除一人(反革命分子)交审干查处外，还有七人因无档案材料未作清理，我们已确定这些案件由地、县改造右派工作办公室负责指定专人，清理结案。
+
+　　三、对一些清理结案了的原定性、处理错了的人员，改变原定性处理的结论还未宣布，需要抓紧处理结案。
+
+　　以上报告，如有不妥，请省委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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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武威地委一九六四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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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发：省委、并发各县委、直属党委。存档。(共印五十五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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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武威地委秘书处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四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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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
+　　甘肃省某档案馆

CCRD/2/6/8/00000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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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委改造右派工作领导小组的“夹边沟农场劳教人员清理工作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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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从夹边沟农场劳教人员大批死亡的事件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遵照西北局和省委指示，各地和省级有关单位于去年四月开始，成立专门机构或配备专人，对送往该场的劳教人员进行了专案清理。全省投入清理工作的干部共430多人。根据省委内部清理的原则，主要采取了内部审查(查原定性、原检举和本人交待等三方面的材料是否对口)和向原单位党组织、经办人员，进行调查了解相结合的方法。对一些材料不全或虽有材料但关键问题不清的，召开党内有关人员座谈会，或派人作了调查。对于清理结论，各级党委都很重视，全部按干部管理权限进行了审批。为了慎重，各地在县委讨论后，地委改右工作领导小组又作了审查，有的地区，全部材料都经过地委审批。省委改右工作办公室对报来的备查材料，全部作了审查，有38人的结论并经省委改右工作领导小组作了讨论，从而保证了清理案件的质量。清理工作截至六四年六月已基本结束，现将主要情况报告于后：
+
+　　夹边沟农场共收容劳教人员2369人。其中死亡1165人，占收容总数的49．18％。这次共清理了1995人(包括已经甄别的)，占劳教人员的84．23％。清理结果，原定性、处分都正确的1662名，占已清理人数83．31％；原定性正确，处分偏重的71人，占3．56％；原定性、处分完全错了的262人(其中干部189人，工人68人，其他5人)，占13．13％。完全搞错的劳教人员中，原定性为反革命分子的28人(占已清理反革命分子总数的3．6％)，右派分子54人(占已清理右派的6．6％)，坏分子88人(占已清理坏分子的37％)，其他92人(其中包括反社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贪污、盗窃、流氓分子及未定性的等，占其清理总数的48％)；死亡了的83人，占完全搞错人员的37．7％。
+
+　　目前，还有106名劳教人员(占总数的4．4％)正在清理中，另外有268人(占应清理人数的10．1％)，由于原单位撤销，历年来机构、人员变动较大，档案材料失落，或者处理劳教人员时，材料已随人转到外省，现在清理确有困难，各地意见，对这部分人不再进行清理。我们同意这个意见。
+
+　　清理工作中的有关善后事宜，现在正根据1964年1月4日省委给西北局的“关于夹边沟劳教人员清理情况和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一文的规定精神进行处理。
+
+　　通过上述清理结果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劳教人员的定性、处理是正确的。这充分说明肃反、反右派斗争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成绩是伟大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是必须肯定的，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某些地区或单位的工作中，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错误。最主要的有下述几点：从执行政策方面检查，有些单位违背了党的方针、政策。如在划右派问题上，超出了中央规定的范围，有的把交心运动中作了思想检查，向党交了心的人错划为右派；有的在中学生、民警、营业员中划右派；有的给工人、农民戴上“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也有的把一些历史上虽有问题，但已作过处理，无新的犯罪活动或右派言行的人，重新处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从认识上检查，不少单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定性不准，把一些思想意识问题当政治问题处理，把人民内部的一般错误和作风问题当作敌我问题处理。在工作作风方面，马虎、草率，粗枝大叶，对材料缺乏认真的调查和慎重细致的研究，原定事实失实。部分材料有断章取义、歪曲原意等情况，甚至有极个别的是由于个人成见，打击报复造成的假案。
+
+　　由于上述原因，错误地处理了一些好同志，有些人在劳教中死去了，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给党在政治上带来极大的损失。从这一严重的事件中应该吸取的教训是：
+
+　　一、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夹边沟农场的劳教人员绝大多数是肃反、反右派斗争等政治运动中揪出的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和坏分子。这些运动的主要目的虽然是解决敌我矛盾，但是，当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在揭露敌我矛盾的同时，必然会揭发出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而使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互相交织，不易区别。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关于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的指示，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领导者要善于在复杂的情况下，正确地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按照主席关于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精神，给予正确的处理。对于一切混入革命队伍中的反、坏分子，要坚决地用专政的办法处理，决不能姑息养奸。对于右派分子，一方面，必须明确他们同人民是敌我性质的矛盾；同时，也必须了解党把右派问题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重大意义，从而给予恰当的对待、处理。对于人民内部的问题，则应采取民主的方法，即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处理。但是，有些同志处理问题时，往往与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相违背，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夹边沟案件中的错案是“以我为敌”，把某些犯有人民内部问题性质的错误的同志，给戴上了反、坏、右等帽子，采取了轰斗、开除、劳教的办法。在这次清理中，有些地区或单位，又有把确属敌我矛盾的反、坏、右分子予以平反的(已作纠正)。这又走向另一极端，以敌为我。要克服这些错误，分清敌我矛盾，必须对每个人的问题以严肃谨慎的态度，细致地区别，分清是一般思想认识问题，还是敌人的攻击；是针对个别领导人和工作中实际存在的缺点提出的批评意见，还是借机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各项政策的攻击诬蔑；是工作中的一般错误问题，还是敌人捣乱破坏；是一般的旧习气、不良作风，还是流氓、坏分子，等等。更要注意防止捏造材料，打击陷害好同志。
+
+　　二、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线，是我们处理一切问题的准绳。任何工作，违背了党的政策，就必然要犯错误，使党的事业受到损失。但是，不少同志对于党的政策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贯彻执行不力。有的人不是严肃认真地按照党的政策办事，或者以感想代替政策；有的人甚至明知故犯地违背党的政策。如关于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等定性问题，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等，中央都有明确具体的指示、政策和规定，但是有的地区或单位，没有认真执行，而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图行事，把人民内部问题当敌我问题处理，戴上各种政治帽子，把不应该劳动教养的实行了劳动教养。我们应人这里吸取深刻的教训，加强政策观点，严肃对待党的政策，同各种违背政策的现象进行坚决斗争。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钻研中央的方针、政策，努力提高政策水平，真正领会政策的精神实质，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有一些大的政治运动中，要特别注意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发现违犯政策的错误作法，及时采取措施，坚决纠正，以维护党的政策的严肃性。
+
+　　三、坚持实事求是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毛主席一再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可是，在我们党内，并不是所有同志都了解这一指示的重要意义的。表现在处理人的问题上，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往往凭一些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材料，不加查证、情况不明，就下结论、作决定，这样就必然会作出不正确的结论。这次清理的错误案件中，有相当数量的案件是由于事实失实而搞错的。有的是轻信检举，不作调查；有的是张冠李戴，把甲的问题算在乙的账上；有的是抓住片言只语，不顾其发言、文章的前后意思，任意分析、曲解原意、断章取义，其共同特点是没有确凿的事实基础，没有细致的分析问题的性质。事实，是我们处理问题的依据。处理问题，必须深入调查，落实事实，在经过调查弄清事实的基础上，找出问题的本质。调查材料，分析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坚持原则，走群众路线。要善于听取正面、反面的意见，检举人和被检举者等各方面的意见，综合这些意见、情况，作细致的研究，鉴别问题的真伪。坚决纠正那种与党的政策相违背的按框框找问题，先入为主的主观主义和任意扩大事实、断章取义的错误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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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清理工作已基本结束，今后有关善后工作中需要联系处理的具体问题，建议省委责成省劳教委员会负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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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报告妥否，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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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委改造右派工作领导小组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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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
+　　甘肃省某档案馆

CCRD/2/6/8/000004.txt

@@ -0,0 +1,65 @@
+# 关於对送往夹边沟农场被劳动教养人员清理工作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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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委改右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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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委各书记、党委：）
+
+　　遵照省委“关於对送往夹边沟农场被劳动教养人员进行一次内部清理工作”的指示，市委於七月下旬研究确定：这一工作由市委改右领导小组负责，改右办公室担任日常清理工作，并从有关单位抽调了三名专职干部，成立了临时办公机构。七月底我们即向全市有清理任务的各单位作了具体布置。此后发现有些单位重视不够，行动缓慢。市委又召开了各单位负责同志会议，会上由市委梁书记作了指示并提出了要求。随后，各单位迅速地确定了负责人，抽调了专、兼职人员(全市大约抽调了专、兼职人员140余名)，开展了清理工作。在工作进行中，我们还召集了数次研究汇报会议，并经常深入下去，对清理工作进行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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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清理工作在市委和市委改右领导小组亲自主持与重视下，历时四个多月的时间，已於63年底基本结束了内部清理工作，现将主要工作情况总结於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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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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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全市共送往夹边沟农场被劳动教养人员是352人，其中：右派分子171人、反革命分子90人、坏分子30人、反社会主义分子4人、未定性的30人、其他人员2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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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死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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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死亡156人，占总数352的44．3％，其中：右派分子死亡70人，占右派总数171人的40．8％、反革命分子死亡53人，占反革命总数90人的69．8％、坏分子死亡10人，占坏分子总数30人的33％、反社会主义分子死亡一人，占反社会主义分子总数4人的25％、未定性的死亡9人，占未定性总数30人的30％、其他人员死亡13人，占其他人员总数27人的48％。
+
+　　(三)清理情况：
+
+　　1．我市从1963年7月底开始至12月底，共完成清理任务332人，占总任务数352人的95％(内死亡数是152人，占332人的45．8％)。其中：右派分子161人、反革命分子87人、坏分子27人、反社会主义分子4人、未定性的30人，其他分子23人。在已清理的332人中，原系县级干部的3人、工程师5人、科级干部18人、一般干部293人、工人13人。尚未完成清理的还有20人，其中没有档案而无法清理的17人，内有死亡的4人。
+
+　　2．清理后维持原定性处分的289人，占总数332人的87％；改变原定性原处分的43人，占总数332人的13％。其中：定性处分全部否定的34人、定性不当该劳教的4人、定性正确不该劳教的5人。这43人中(内死亡14人)右派分子7人、反革命分子1子、坏分子11人、反社会主义分子3人、未定性的9人、其他人员12人。
+
+　　3．被清理的332人分布在全市82个单位中，其去向：除死亡的152人外，已分配工作的89人、等待处理的11人、回原籍参加农业或其他劳动29人、退职或自谋生活的24人、逃跑或下落不明的21人，仍在劳动教养的6人。
+
+## 二、清理方法和问题：
+
+　　(一)对此次案件的清理，我们是根据省委指示精神，采取了先易后难的方法进行的。首先对全市所有送往夹边沟农场被劳教人员逐个的查实名单，然后深入各单位进行督促检查，查清这些人的去向和清理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研究解决。对不明确的问题或解决不了的问题，及时请示领导，这样对问题解决的就较快。
+
+　　工作一开始，我们就本着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每一个人、每一案件、每一个问题都进行了详细的审查和查证。在审查过程中我们采取了重点的翻阅了本人交代、旁证和定性处理结论，并按照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政策界限的规定，进行了衡量，是什么问题就算什么问题。对原处理有出入的案件，均分别不同情况做了研究查对，然后再提交市委改右领导小组或市委审查定案并作出正确的结论。
+
+　　（我们认为，此次清理工作基本上是顺利的，不仅是速度快(十月底大部份单位已结束)，而且质量也合乎要求，这是由於市委改右领导小组抓的紧，各级领导重视的结果。）
+
+　　(二)从清理情况看，绝大多数原劳教分子的定性、处理是对的、正确的，合乎党的方针政策。但是也有一少部份人是处理错了，现在看，当时对这些人的处理是不够严肃的，缺乏认真负责的态度，其大致上有以下几种情况：
+
+　　1．偏听信信，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例如，市建公司原劳教分子张志信，只凭其媬姆(十四、五岁小孩)检举，就认定为强奸犯而加以处理，并实行了劳教。在此次查证明，经与原媬姆和有关群众了解，证实：因其媬姆当时年幼不懂事，听别人教才承认的。所以这一强奸案不能成立，应予��定。又如市百货公司原右派分子田首荣，在整风中或鸣放会上，均不曾有右派言行，只是当时整风领导小组成员张祖武，不加思索地叫田首荣有意识的私下与雇卿卿(组织上已掌握雇有右派言行)交谈有关报纸上发表的右派反党谬论的看法，事后田如实地向组织上反映了情况，到最后却认为是田的右派言论，因此就把田定为右派分子，实行了劳教。
+
+　　2．混淆了是非界限，把一般问题当成原则问题加以处理：例如，白银区一名工人高登弼，由於本人爱讲怪话，而被定为敌对分子并实行了劳教。经这次清理查对，认为是属於思想落后、有错误言论，可以批判教育，而不应该乱戴帽子，更不应该劳教。又如，原八冶子弟小学教师张治齐，因其工作消极，无组织无纪律(指私自找工作)，对待学生态度不好等，而被定为坏分子实行了劳教。现在看，这两个案件显然处理不当。
+
+　　3．处理奇重，对本人主动交代和群众揭发没有区别对待：例如，原天水专署建筑公司出纳员刘志学，因其贪污工人未领的小头另星工资34．96元、贪污嫌疑是25．08元(本人交代：承认工作中有粗心大意等错误，而且一再要求组织上查清他的问题，并检举了主办会计右派分子吴惠申的贪污事实)，本应从宽处理或不作处理，但却戴上了贪污分子的帽子，并决定开除了公职送劳动教养。
+
+　　4．算老账，拼捧材料：省重工业厅设计院，将张应龙定为坏分子的事实依据均系1953年至58年以来积累起来的材料，不但内容与事实不符，而且大部份问题都是在闲谈或开玩笑时说的怪话，当然讲怪话是不对的，应当进行批评教育，但以此定成坏分子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定坏分子的条件。
+
+　　以上几种情况说明：西北局兰州会议前两年，我们对犯有缺点错误的干部、职工，在处理问题上是不够慎重的，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因而，处理错了一些人。
+
+## 三、问题和今后意见：
+
+　　(一)清理中发现：有3人是属於不应该平反的，其中有一人是属平反错了的。这3人又是在62年复查中平反的，并已宣布了，有的还补发了工资。因此，我们的意见：属於不应该全部平反的，且已宣布平反，仍维持平反结论。属於平反错了的，待省上审查后，再作处理。
+
+　　(二)此次案件清理，只是内部清理，应保守党的机密。但据我们了解仍有失密现象。定西地委来信说：市城建局付局长陈寄沧同志，将省、市有关清理夹边沟劳教人员的指示文件，全部告诉了其内弟右派分子未理耳。因而造成该未向定西地委质问为什么不平反我的问题等。我们认为这是严重泄密，给清理工作代来了被动，建议有关方面查处。
+
+　　(三)目前全市还有20名劳教人员未清理，其中：17人没有档案，3人是后发现的。我们意见：除有档案的3人应继续清理外，没有档案的17人，无法清理，暂挂起来，另作研究处理。
+
+　　(四)清理后如何宣布问题。我们意见：应按省委指示办事，即由劳教人员所在单位进行个别宣布。
+
+　　以上意见妥否，请予指示。
+
+　　 市委改右领导小组1964年8月29日
+
+　　 抄送：省改右领导小组。　　(共印18份)
+
+　　· 来源：
+
+　　甘肃省某档案馆

CCRD/2/6/8/000005.txt

@@ -0,0 +1,23 @@
+# 关于对送往夹边沟农场被劳教人员进行清理工作的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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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庆阳地委统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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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委统战部、省改右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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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省委“关于对送往夹边沟农场的被劳动教养人员进行清理工作的通知”和有关规定，地委统战部和专署公安处共同抽人组成工作组，督促与协助有关县委所指定的作清理工作的同志，对送往夹边沟被劳动教养的人员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清理工作。现将清理情况，简要汇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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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阳专区，送往夹边沟劳动教养的人员，共二十一人。其中：男二十，女一；现在活着的十人(继续工作的三人，劳动就业的六人，逃跑下落不明的一人)、已病故的十一人(均病故于夹边沟农场)；家居本区的十六人，居住外区处省的五人；原系共产党员的十一人，共青团员四人，非党人员六名；初级骨干四名，一般干部十七人；原按坏分子处理的十二名，按右派分子处理的九名。
+
+　　经过这次清理查证，十二名坏分子现在活着的是五人，病故的七人；原系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十一人，保留公职，劳动教养的一人。对这十二人的问题，六一至六二年，有关县委已全部进行了甄别。甄别结果：原处分决定错的八人，基本上错的四人。甄别结论，已通知了本人或其家属。并对活着的五人进行了较为妥善的安置。即：安排了工作的二人，按退职处理了的一人，劳动就业的二人。九名右派分子，现在活着的五人，已病故的四人；原定右派的处分决定，均(此处一字辨认不出)保留公职，留用察看；原加重处分决定，(此处一字辨认不出)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八名，保留公职，劳动教养的一名。对这九名右派分子的原定性处分和加重处分决定，我们均按当时中央的有关规定，实事求是的逐个进行了查对。查对结果：原定性处分正确的七名，基本正确的二名；原加重处分基本正确的四人，错的或基本错的五人。目前活着的五名右派分子，已安排了工作的一人(吴庆玉，现在庆阳仓库工作，原定性正确，加重处分不正确)，法办劳改的一人(芮正林，从夹边沟逃跑回家后，因盗窃被法办，现在子午岭农场劳改。该芮原定性和加重处分均正确)，农村参加生产的二人(姚万长，现在宁县和盛公社生产，原定性和加重处分均正确；张振甲，现在合水太白公社生产，原定性和加重处分基本正确)，逃跑下落不明的一人(刘运华，宁县坪子公社人，从夹边沟逃回家中，去年社教运动开始后迁逃，至今下落不明，原定性处分正确，加重处分不正确)。据调查，逃回农村的两名右派分子，在社教运动未开始前，均表现不规矩。姚万长从夹边沟农场逃回后，不积极参加生产，一度进项不服管教，到处申诉，要求平反，张振甲从夹边沟逃回后，长期隐瞒其右派身分，不服从领导，要求多种自留地，并偷盗队里的小麦四捆。
+
+　　根据这次清理结果来看，右派分子的原定性处分决定，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右派分子的加重处分决定和对坏分子的处分决定，大部分不正确。右派分子的加重处分决定，属于错的和基本上错的占被加重处分总人数的56％；坏分子的处分决定均属于错的和基本上错的。这种情况说明了，我区的反右运动和全国其他地区的反右运动一样，是健康的、正确的、成绩是巨大的。右派分子的原处分决定，其所以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认真地贯彻了党中央对右派分子的方针、政策，在处理右派分子中是比较严肃认真的。右派分子的加重处分和对坏分子的处分决定，其所以多数是错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从思想认识上来看：我区个别单位的负责同志，由于对主席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学习领会的不够深刻，思想上曾一度时期存在着严重的惩办主义思想，忽视了我党一贯坚持的“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和“教育为主，打击为辅”的原则。另外，从工作作风上来看：一些同志缺乏实事求是和对党对同志负责的精神，不深入调查，偏听偏信，主观臆断，事实不确凿、不充分，就给人下结论、作决定。加之个别基层干部有打击报复的不良作风。从成见出发，夸大事实，捏造证据，反映的情况不真实。下边不能如实地反映情况，上边不深入调查，这就势必要作出错误的决定。如原华池县柔远乡乡长王振玉，在宣传总路线时，生产队的一名干部找他写几张标语，当时他因工作很忙没有答应；另外，他在检查水利工作时，发现工地上对女劳动力组织的很不好，有窝工浪费现象。当时王就说这是“白���力”。这两件事本来不算什么错误，但反映情况的人却夸大为“王在大张旗鼓地宣传总路线的时候，拒绝写标语口号；一贯主张少、慢、差、费，公开反对大跃进”；诬蔑兴修水利是“白费劳力”。庆阳县右派分子吴庆玉，在被定成右派分子下放劳动锻炼期间，根本未到过崆峒山。但加重处分决定中却写：“在崆峒山劳动锻炼期间表现不规”。
+
+　　由于上述原因，所以，错误地处理了一些干部，给党在工作上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在政治上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为了弥补这种损失，我们认为除了从上述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外；还应认真做好思想教育和善后工作。凡被错误地处理了的人员，人在的，应安排工作的，由原单位安置适当工作；不宜安排工作的，该按退职处理的，按退职处理；不该按退职处理的，也应妥善安置其就业。人已死去的，应按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发给一定的退职金或抚恤金。并应作好其家属的安置和思想教育工作。
+
+　　附：被劳教人员清理结论二十一份。
+
+　　 中共庆阳地委统战部1966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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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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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某档案馆

CCRD/2/6/8/00000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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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准备地打好“四清”前哨战（节录）——乔晓光、徐麟村同志给区党委的报告
+
+　　[注：此文是乔、徐两同志在苍梧县林水蹲点搞“四清”时给区党委的第四次报告。区党委于1964年11月28日转发各地、市、县、区委参考。]
+
+　　从上次报告以后到现在的一段时间，经过算（算剥削帐）、比（社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生活对比）、挖（根）、揭（揭发四不清）、斗（有战胜把握的小斗争），积极层的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拳头”已逐步形成；贫下中农群众有了初步发动；以自然村为单位或以联队的形式，先后共组织了21次小型斗争会。在这样一种形式下，有些“四不清”的干部，开始感到群众的威力，或多或少地交代了一些问题。其中有几个本质较好、有悔改诚意的贫下中农出身的社队干部，经过个别工作，交代问题比较彻底。根据这种情况，有必要用“四不清”干部的坦白交代材料去教育广大群众，使群众进一步认识“四不清”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以鼓舞斗志，增强信心，为下一步全面进行“四清”作思想准备。同时，也通过典型带动，对“四不清”的干部树立一个坦白交代的样板，进一步争取、教育干部。
+
+　　在11月2日和4日，召开了两次全体贫下中农（有的是代表）及全体现任的社队干部和原大队干部参加的大会。头一次大会，由事先培养的几个社队干部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后一次大会，由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发言，对“四不清”进行全面的分析批判。这两次大会，对于提高贫下中农的阶级觉悟和壮大“四清”运动的声势，取得了显著效果；同时对于积极层，是一次战地练兵；对于社队干部，也起到了教育、分化的作用。
+
+　　在第一次大会上坦白交代的有4个干部，他们是公社信用部会计、党支部委员李发祥，公社文书、党员黎永耀，岩下十五队队长钟永泉，河村前四队队长李锦新。这几个“四不清”干部在大会上坦白交代的材料说明，他们的“四不清”问题，是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的。李发祥的下水，就是从饲料粮蒸发糕吃开始的，其他几个干部起初也是吃宵夜。先是偷偷吃，或寻找借口吃，开始吃点红薯、照蛋之类。吃了抹抹嘴，没人敢管，胆子就越来越壮，胃口也越来越大。从吃荔枝、蜜糖、米粉，到吃鱼吃肉吃鸭鹅，从暗地吃到公开吃。仅这4个干部交代，多吃的产品和多吃的名目各有10种，如：开会吃、宵夜吃、宵晏吃、宰牛吃、卖肉吃、混帐吃（混报死鸡死鸭帐）、修水车吃、送粮入库吃、上面来人陪着吃，吃得最凶的是办食堂时候，每隔三四个晚上就吃一次。群众说他们是“黄狗狼（水鸭赖）——吃鱼”、“老虎相——吃肉”、“肉在虎口，钱在光棍手，他们要吃就吃，要用就用”。为了吃喝得更方便，他们就侵占集体的耕地和鱼塘。李发祥和黎永耀，两个人就占耕集体的水田收得稻谷700斤、占用集体鱼塘得鱼30斤。他们还以发展集体副业为名，把副业场作为自己吃喝的基地于他们的手越伸越长，从水田、鱼塘一直伸到山上，多占集体的木柴、木料和石灰，多占开荒地、自留地。在工分方面，他们更不放弃任何一个多占的机会，自己多记，给家属多记，多拿补贴，在公社参加一点集体劳动也把工分记在家属名下，从而多占集体劳动的果实。就这样，他们越陷越深，发展到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群众说他们是“棺材里伸手——死也要钱”。他们自己也承认：“能贪就贪，能挪（用）就挪”。贪污的手法有23种，包括：冒领票证、吞没谷种、涂改发票、私收禁垌罚款、克扣饲料粮、利用私分无帐多占稻谷，等等。其中最恶劣的是，正当贫下中农困难户吃粗糠、啃树皮的时候，他们却私吞统销粮，贪污救济款；正当贫下中农患浮肿病的时候，他们却把医治病人的黄豆炒来送烧酒。在贪污挪用的同时，还进行盗窃，手法也有4种：晒谷时偷谷，换谷种、浸谷种时偷谷种，买化肥时偷化肥，送粮入库时偷公粮。他们又把贪污盗窃的物资用来投机倒把。李发祥和黎永耀将贪污的500斤统销粮转手倒卖，获利300元；又将贪污国家下拨的油茶种子榨油出卖，获利89元，他们还利用职权，滥用集体名义，与国营猪场搭上关系，购买平价生猪，转手高价出卖。甚至将信用社资金借给别人搞投机，坐地分赃和高利盘剥。两个公社干部，在公社的6个社干中，问题还不是最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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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干部自己检查：“懒、馋、占、贪、变五个过程已经走完，思想已经变黑了。”这是一句老实话。几年来，“四不清”的干部利用职权，采取各种手段剥削群众，发家致富。他们吃得好，穿得好，买单车手表，盖新房子，钱从何来？这几个干部的坦白交代，揭开了这个秘密。在农村，新的两极分化已开始出现了。贫农徐秀英和公社文书黎永耀的生活对比，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两人同住一个村，一边是，徐秀英贫困破产，卖房子，卖衣物，卖女儿；一边是，黎永耀大发横财，买单车，买手表，起新房。1962年他的剥削收入占其总收入的56．4％，他的总收入比徐秀英的总收入多10倍。对于这些严重的问题，如果不放手发动广大贫下中农，及早地彻底解决，再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要把已经下了水的干部抢救过来，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让群众进行狠狠的批评或者斗争，再加上对他们耐心的教育和帮助，才有可能把大多数“四不清”的干部教育和争取过来。对于出身于贫下中农，本质又比较好的干部，主要是对他们进行归队教育，唤醒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悔悟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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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1月4日第二次大会上，有11个贫下中农积极分子讲了话，他们理直气壮，义正词严，摆事实，讲道理，正面进行了分析批评。曾经被干部当着脚下泥、胆小怕事的寡妇徐秀英，公开指名控诉“四不清”干部带给她的苦难。原来怕“出头椽子挨淋雨”的女社员罗杰贞，大胆地揭发和批判干部的错误，决心把“四不清”搞得“水清石头现”。原来怕干部打击报复的黎汉新，指着不愿交代问题的干部说：“别以为你们的手法多，爬到树顶的猴子也要撵落地！”原来怕“四不清”干部“树大根深，风摇不动”的钟伟昌，号召“贫下中农团结起来，拿起锄头来挖掉‘四不清’这个新的剥削根”。
+
+　　他们之所以决心大，信心强，斗志旺，是因为有了新的阶级觉悟。他们在讲话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日做夜做吃不饱？”他们自己的回答是：“因为‘四不清’的干部剥削我们，我们替他打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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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种崭新的阶级觉悟。贫下中农没有这种新的阶级觉悟，不用这种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武装起来，就不能把这个革命运动提高到两条道路斗争、反“和平演变”、反两面政权斗争的水平，不能挖掉新剥削方式的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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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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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CCRD/2/6/8/000007.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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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轰大闹的教训——关于田各庄公社四清运动走了过场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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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讯　河北唐山地委四清工作团委员会十一月十七日批转了地委四清工作团办公室关于抚宁县田各庄公社四清运动的检查报告。这个报告，详细地叙述田各庄四清工作队在工作中由于指导思想上的错误而使这个公社的四清走了过场的教训。现把地委四清工作团办公室的检查报告摘刊如下：
+
+　　田各庄公社，共有十二个生产大队，四十八个生产队。这里是老解放区，也是抚宁县第一批开展四清的四公社会之一。这个公社的四清工作队共有一百三十七人（另有南开大学师生八十三人），工作队的队长是县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桑化明同志，副队长是县委常委、监委副书记吴顺同志。工作队于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二日进村，十月二日离村。在这八个多月的时间里，由于队长桑化明同志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对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不是采取老老实实、严肃负责的态度，而是总想出人头地“露一手”，工作中采取盲目蛮干，大轰大?的错误作法，严重脱离了群众，使这场革命斗争归于失败。
+
+## 错误作法
+
+　　他们的错误作法主要是：
+
+　　一、关门“洗澡”，脱离群众。田各庄公社在“双十条”宣讲的不深不透，扎根串连没有很好进行，贫下中农群众没有充分发动与组织起来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地召开了公社三级干部会，企图在这个会议上基本上解决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四不清问题，会后一扫尾、一查证就可以结束四清。
+
+　　这个会共开了二十八丄。在参加会议的四百一十一人中，贫下中农代表只有二十六人。会议一开始，工作队怕四不清干部同本村有关人员互相串连，订立“保险”（攻守同盟），采取了“调虎离山”、限制自由等办法，叫甲村干部到乙村去住，乙村干部到丙村去住，并且规定不准回家，也不许同本村和家属进行联系。有时为了给干部增加“压力”，临时将他们押回本村“打态度”，其中大部分人仍然不许回家吃、住，也不准同家属谈话。当湾子村的干部回村参加大会时，家属们都在庄头和会场门口等着看望，因为不准说话，家属惶恐不安，有的回家哭哭啼啼，影响很坏。
+
+　　会议进行到第二十二天，出现了“顶牛”状态。工作队为了打开僵局，连夜整训工作队，提出了“苦战”、“鏖战”、“大战三昼夜”的口号，要求全体工作人员“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什么办法，使什么办法”，“脸上不挂灰（是指昼夜突击，脸色发灰），不算搞革命”。在连续几昼夜的“鏖战”中，不少小组在强攻硬斗中都发生了逼供信等错误。有的在小组斗完之后，还连夜带回本村在群众大会上“打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干部交代的贪污数字迅速上升，一夜之间粮食由四万多斤上升到七万多斤；款由两万多元上升到八万多元。但多数是既没有贪污的过程与情节，也没有时间与地点。当时工作队有的同志曾对这种作法提出怀疑，但桑化明同志不但没有冷静的分析研究，反而说：“没有枪毙，都算说服教育”，“实不实，只要交代就好，有水份是运动的规律。”还说什么“宁搞一百一，不搞九十九。”这样就进一步发展了大轰大?的错误。
+
+　　（在大轰大?的过程中，还出现了打人、骂人的现象。工作队队长桑化明同志曾向队员们讲：“四不清干部不老实交代的，可以动动‘手术’。”实际上这是暗示可以打人、骂人。因此，有时开会让四不清干部交代问题不是据理批评、斗争，而是讽刺辱骂，甚至动手打人。田各庄后街大队和李家堡子大队曾先后打了六名四不清干部。）
+
+　　二、不经发动群众揭发、查证，强迫定案。三级干部会议以后，按他们原来的设想，一查证、一扫尾，就可以结束四清了。但事实完全与他们的设想相反。各村干部回村以后，立即掀起了一股翻案风（这股风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平息）。如程各庄大队六十一名四不清干部，就有四十七人翻案。在这种情况下，工作队既没有把广大贫下中农群众发动起来进行揭发检举，认真地进行查账、查证等工作，弄清问题的真伪，而是由少数人一研究就定了案，有的是开大会对四不清干部进行盲目的斗争。例如程各庄第一生产队队长张庆福，在三级干部会上交代贪污款一千四百元，回村后只承认五百元，工作组便召开社员大会进行斗争。张庆福在会上申辩时，工作组员丁雨田便问群众：“张庆福原先交代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当时有的说是真的，有的不言语。丁雨田便一个一个地问，群众才都说是真的。最后，丁雨田当场叫五十多名与会群众在他的记录本上签了字，这就算定了案。而四不清干部张庆福明知工作组没有抓到证据，后来还是照样翻案。
+
+　　他们不仅对四不表干部采用大轰大闹开大会斗争的办法，而且对干部家属也乱开斗争会。如程各庄召开过四次不同形式的斗争会，先后斗争过四个干部家属，其中有的连续斗争四次。有的在斗争以后，还不准回家，留下反省。
+
+　　当地群众对工作组的这些错误作法，内心里是不同意的，不少人是被协迫参加的。有的工作组在开斗争会时，如果发现有人不愿参加，便当场占名，谁不到也不行，来了不发言也不行。如果来晚了或者不发言，往往要挨批评：“你为什么不愿参加会？”“你为什么不发言？”“你反对四清咋的？”因此，没有人敢提意见，开会就到，让喊就喊，让斗就斗，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空空洞洞，严重脱离群众，根本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
+
+　　三、经济退赔，违反政策。（１）不执行退赔政策。如有的人四不清问题不大，不但一九六二年以来的多吃多占要他全部退赔，就连一九六一年的一般性的多吃多占也要他退赔，而且有的还要按高价退赔。但是，也有四不清问题比较严重的人，不仅一九六二年以来的多吃多占可以全部不退，甚至贪污盗窃部分也可以整十、整百地减免。（２）搞假退赔。有的大队经工作队队部同意，实行了一种“兑户过账”的退赔办法，即由退赔人写个欠条，交给应分得粮、款的户，言明以后归还。结果有些四不清干部事后不认账，说：“欠条是贫协逼着我写的，我没有贪污那么多。”这样，群众手里的那张欠条就成了废纸。（３）用退赔款搞了新的四不清。在处理退赔款的时候，有的村经工作组提议，从退赔款中扣留一部分作为奖金，奖给四清积极分子和军属。如程各庄大队就奖给了大队贫协主席张庆芝八十元，其它积极分子十元、八元不等。群众对这种新的四不清很有意见。
+
+　　四、强迫群众“洗澡”，违反自觉自愿原则，造成了一片混乱。如程各庄第一生产队在组织群众“洗澡”时，只要是成年人，都必须“洗澡”，并且由工作组按户点名，人人过关，一个不漏。群众“洗澡”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夫妻打架、婆媳不和、妯娌不团结等等，都必须在会上交代。工作组甚至在会上追逼男女关系问题。如女社员李玉兰，过去与坏分子邹有荣有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工作组便叫李玉兰在群众会上坦白交代，追逼到深夜，直到承认了才散会。
+
+　　五、阶级敌人没有弄清，没有斗倒、斗臭。如田各庄后街窃取了大队事副队长职务的坏分子李仲九，在当干部期间，曾经打骂群众，侵占集体耕地，霸占公共财产，破坏粮食政策，腐蚀拉拢公社干部，并有严重的四不清问题。当时群众和驻村工作组一致要求开大会，进行说理斗争，但是工作队领导上根本不予报批。类似该斗未斗的情况，在湾子、田各庄前街等村都有。在对敌斗争的方法上，他们同样是采取大轰大?的办法，大都是喊口号，“放空炮”，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进行揭发、批判和斗争。因此，未能打中敌人要害，未能制服和斗倒敌人。有的敌人在会上甚至无所畏惧，不仅不低头认罪，反而进行狡辩、对抗。如程各庄坏分子邹有荣，赌博成性，奸淫妇女，并有严重的投机倒把和盗窃行为。在斗争会上态度十分恶劣，拒不低头认罪。当时群众问他：“你为什么不老实？根在那里？”他说“根子在北京”。对这种在斗争会上公然污辱我们党的阶级敌人，当时工作组并没有发动群众把他斗倒、斗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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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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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各庄公社四清中的这些错误作法，正象中央在“双十和”中所指出，给运动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主要的是：
+
+　　一、四清不彻底。拿白家堡子大队来说，这是工作队领导上认为搞得最彻底的一个大队，但是据大队贫协委员会反映，还有许多比较明显的问题没有弄清楚。例如：有二百七十多斤化肥的去向，至今还没有找到；库存青麻六百多斤，同干部交代的数字对不上口；一九六二年全村都向队里交了谷皮子钱，但账上没有这笔收入；一九六二年库存高粮种籽一百三十七斤，干部说是作饲料用了，可是饲养员却说：“从来没见过这样东西”。还有，一九六一年秋，该大队从联村队湾村领取社员口粮（玉米）三千斤，因为粮食不太干，一斤二两顶一斤，可是分发给社员却是��斤顶一斤，少了六百斤。类似白家堡子大队的问题，其他大队也有很多。在我们派工作级访问过的李家堡子、田各庄前街、袁庄、程各庄、田各庄后街、朱各庄、邴各庄等大队，贫下中农都反映了许我有关四清不彻底或者是走了过场的意见。
+
+　　二、四不清干部进行反攻报复，打击贫下中农。拿田各庄大队来说，这个大队是公社党政机关和四清工作队部的所在地，也是工作队认为四清搞得比较好的一个村。四清以后，那里的四不清干部千方百计地进行反扑、讽刺谩骂、打击报复，情况非常严重。如下台的四不清干部说，“贫协没好人”；贫协是“偏斜”等等。四清后仍然在台上的四不清干部，有的通过分配劳动、分配物资等，故意向贫下中农找别扭、穿小鞋、给亏吃，进行打击报复。如前街大队，以原四不清干部、现任支部书记张永平为首的一伙人联合起来打击第四和第五生产队新上台的贫下中农干部，企图重新夺回领导权。
+
+　　三、阶级敌人的活动仍很猖狂，反动气焰十分嚣张。程各庄是工作队认为对敌斗争搞得最好的一个大队，斗争结束以后的情况怎样呢？漏划的地主分子贺全山，判处了管制生产二年，他不但不服管制，反而跑到县法院告状。贺全山在土改时当过干部，曾以次房换好房十二间（群众的胜利果实），这次对他斗争以后，令他把好房退出来，但他却对这些房屋进行了多处破坏。四清时，还查出他在一九六二年给生产队油坊卖油时有过严重的贪污行为，他被迫进行了退赔，但在工作组离村后的第二天，他就与当过油坊会计，并有严重贪污行为的富农分子张凤鸣联合起来，进行反攻倒算。再如富农子弟、坏分子邹福民，在工作队离村以后，公开咒骂贫农，而且骑打生产队的孕畜，公开进行破坏活动。当他的这些罪行被贫农子弟张国华制止和告状后，他竟猖狂到把张国华痛打了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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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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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各庄公社社教工作队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努力的，是做了不少工作的。工作队领导上的错误，主要是来自工作队队长桑化明同志错误的指导思想。他当时是抱着严重的个人主义目的参加四清的。他的出发点不是想如何贯彻执行好中央政策，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四清斗争搞彻底，而是带着十足的骄傲情绪，独出心裁，想超人一头，一句话，就是想压倒卢王庄的经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向党“露一手”。在这种个人主义思想的支配下，他把中央的“双十条”和上级党委的指示抛在一边了。关于召开公社三级干部会议的问题，地委在他们开会以前，已作了具体指示；运动中间，地委又派工作组对田各庄四清工作进行过检查，指出了他们的大轰大?等错误，但是都没有引起桑化明同志的注意。他既没有向下传达地委工作组的意见，也没有研究改正自己工作中的错误。由于桑化明同志始终按照他自己所想象的一套，主观蛮干，结果是到处碰壁，使四清走了过场。
+
+　　除了以上谈到的属于他们指导思想方面的错误以外，田各庄公社四清工作队的负责同志在工作作风上也有严重错误。据工作队组长以上干部座谈反映，桑化明和吴顺同志工作一贯漂浮、不深入、不蹲点，光靠听汇报、看报表来指导工作。有时下去也是。“走马观花”，一转就走。桑化明同志听汇报时，只愿报喜，不愿报忧。那个村的数字大，就说是“上游”；那个村进度慢、数字小，就说是“中游”或“下游”；对情况也往往不加分析，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只要汇报人说得好，就当场给以表扬；汇报人说得不好，或者工作中遇到了什么困难，不是冷静地帮助解决，而是乱加批评，因此，有的组怕挨批评，往往报喜不报忧，甚至搞了假汇报。
+
+　　从田各庄公社四清工作队的情况来看，下面不少同志是实行了“三同”的；但是工作队的领导同志却做得很差。队部的个别领导干部，甚至同公社的四不清干部、蜕化变质分子等，在一起下象棋、打扑克，有说有笑，因而贫下中农群众把他们看成是一伙人，对他们“敬而远之”。在生活方面，桑化明同志不仅在工作队整训期间闹特殊，在队员伙房里吃过烙饼、炒鸡蛋；就是下村的时候，还在群众家里吃过肉、吃过蛋，影响都很坏。工作队办公室副主任陈希增，经常去河边打鱼，桑化明同志不但不加以制止，有时自己也一同前往。
+
+　　 来源：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５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CCRD/2/6/8/names.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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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关于农村四清运动开展对敌斗争意见的报告”
+中共定西地委关于对送往酒泉夹边沟农场被劳教人员清理工作总结报告
+中共武威地委关於送往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人员清理工作的总结报告
+甘肃省委改造右派工作领导小组的“夹边沟农场劳教人员清理工作总结报告”
+关於对送往夹边沟农场被劳动教养人员清理工作的总结
+关于对送往夹边沟农场被劳教人员进行清理工作的总结报告
+有准备地打好“四清”前哨战（节录）——乔晓光、徐麟村同志给区党委的报告
+大轰大闹的教训——关于田各庄公社四清运动走了过场的调查报告

CCRD/2/6/9/000000.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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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书波谈“遵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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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李书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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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1966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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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贵州工学院第二教学楼阶梯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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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采访人：李书波（在遵义事件中任遵义地委第一书记，遵义行署专员）
+
+　　采访人：贵州工学院学生张再兴等200余人与会。
+
+　　会议开始，会议主持人领读毛主席语录P4、P11、P13、P148、P232、P69、P78、P80、231。然后由李书波同志介绍遵义事件情况。以下是李书波同志的谈话。本记录稿已经过李书波同志校阅。
+
+## （一）“遵义事件”的发生及经过主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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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在59年底、60年春，一直延续到61年，时间比较长。我解放以后一直在这里（指遵义）。60年4月份省里派赵欲樵代替我。
+
+　　主要是高征购，高估产。58年估高，59年也高，60年也高。高的程度达到32亿斤粮食。59年实产17亿斤。高估产带来高征购。遵义地区（59年）征购原粮10亿斤左右，（55年、56年约5亿斤左右）完成征购后群众的粮食就不够了。
+
+　　当时办食堂，国家粮食和个人粮食由集体管，并且取消了自留地。
+
+　　粮食的指标供应过低，59年冬天规定“五、五、二”，即5两粮食（注：为16两制的5两）五两代食品，2斤菜。后两项是空的。实际5两只有3两，有的食堂就靠这3两过活。
+
+　　省里指标低，卡得死，不准动商品粮。大家没有粮食就反瞒产。贵州有个“捉鬼拿粮”，是徐健生（副省长）在织金开电话会，12月3日搞的。
+
+　　这时省委苗书记批转遵义反瞒产材料，对比了个黔东南的材料。产量不高，产的粮食拿去吃不饱。
+
+　　59年国庆，由徐健生主持，在省委开粮食会，还批评了遵义动用了一亿三千万斤粮食。“反瞒产”产生了严重的违法乱纪，被省里规定了几条卡死了。遵义11月底（我于到省里参加批判经济学十个问题，元旦回去）大家反映完不成任务。省里周林、徐健生一再要求完成。可是，不但完不成，而且下面粮食发生了紧张。请示省里减5千万斤，几次不同意。完不成任务时，给省里反映了三次，59年10月、11月给周林、苗春亭、徐健生讲过（过一段时间又反映一次）。实在无粮，才减了五千万斤。徐健生从金沙到鸭溪、又到遵义，专员何林向省里反映：①粮食太紧；②卡得太死；粮食不够不准用遵义交通沿线的仓库，要到边远地区去调，这是由省财贸办公室规定的；③另外，指标低，还规定旧历年前不供应，有的交完粮就没有吃的。以后连续反映过此情况。接着陈璞如又去，见群众吃蕨粑，看见群众来信，后陈璞如将此情况交给周林。
+
+　　遵义调动了15万8千人修川黔铁路，（吴实）到了息烽等地，发生（现）了问题。他们打电话给我，我打电话给周林。我提了起码（每人每天）发半斤粮食，浮肿病人应该更多些，但周林不听群众意见，一直不理。
+
+　　60年3月，我和省里李景膺一块去湄潭，周林到了黔东南。他由铜仁回来到湄潭开了个生产队以下干部 会（3月底4月初），对虚报浮夸一直不解决。他不把底给中央讲清楚，一直瞒着中央。
+
+　　执行中央政策有两个问题：1，纠正共产风不彻底，纠一下就算了。主席的“六条”刚和群众见面，省委就发了四～五条与中央抗拒。周林把反映真实情况的人当成倒退，加以反对。有的按中央指示办了，有的没有。
+
+　　在59年春天都匀会议上，我对周林反映遵义的真实情况，他还指责我：“你老李不能打退堂鼓”（即不能右倾少报）。59年春天割麦子，遵义虾子、湄潭黄家坝有人剥树皮，我给他反映了，周林还说：“这是剐我的脸皮”。
+
+　　59年就地入仓，国家仓库与食堂合一，60年分开。59年春天主席就提出了纠正浮夸风，贵州省委不但不执行，仍不顾人民死活地定了（高）指标往各地委、县委推。不是群众浮夸，而是上面压下面，不接受就是右倾，逼得谁也不敢提意见。
+
+　　60年3月底，因湄潭出问题，省委周林主张把下面的干部该处理的处理，该法办的法办，使县、区、社成无政府状态。就这样处理了王卿臣、容镜等，以及遵义的几个县委。下面违法乱纪该检查，但下边无粮、生活安排不落实也没法。事件的罪魁祸首是省委周林，而不是下级，各级也有各级的责任。
+
+## （二）处理情况
+
+　　赵欲樵代替我的职务，（叫我）到湄潭负责。到10月份，省里开三干会，批判斗争我。开完会后，我回遵义去请罪，就撤了我的职，撤了专员、书记，叫我到六枝挖煤，后挖了三年，65年四清才回来。
+
+　　我自己写信给中央，���十条。还有群众来信，要求中央派人调查贵州问题。时间是65年2、3月份。4、5月份（还是6、7月份）中央派人来，是中央监委的（周林向中央讲了没有我不知道）。
+
+　　在都匀会议上，我跟周林讲，你要给中央反映情况，你不去我去。
+
+## （三）我的看法
+
+　　遵义事件实际上是贵州事件。如上瞒中央，下反人民，不仅仅遵义，实际上其他专区也有。他们对中央封锁贵州的消息，所以一直没有处理这件事。周说：“遵义问题由遵义负责”。实际上是推卸责任。金沙、思南也有，是全省性的问题。
+
+　　我是地委书记，遵义发生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我的责任是对省委没有顶。我本来想到中央去，他们说：“妈的，我给中央说一说就行了”。完全依靠省委解决问题。对省里向中央报没有报，迷迷糊糊。这个问题越发越严重。
+
+　　赵欲樵去后，也是瞒中央的。
+
+## （四）参加会议这提问
+
+　　问：遵义征购10亿斤粮食是谁定的？
+
+　　李：省里规定的。
+
+　　问：遵义事件死的总人数是多少？
+
+　　李：死人的事当时未统计，后由民政部门和公安部部门清理，详细情况可查问。
+
+　　问：事件造成的恶果怎样？荒了多少土地，劳力损失了多少？有啥政治影响呀？高估产高征购主要是谁负责？
+
+　　李：徐健生，估产征购由上推下去。
+
+　　问：下面报的数字与上面分的数字相差有多大？
+
+　　李：下面报36亿斤，省里认为少了，定40亿斤，实际产量不过25至26亿斤，下面报的少。
+
+　　问：“遵义事件”发生后，省里是否有指示不准往外传，封锁消息？是否有人实事求是讲了，就当成反革命分子处理？
+
+　　李：据说在贵阳不准讲。
+
+　　问：有打成反革命的没有？
+
+　　李：不知道。
+
+　　问：当时有一个师范学生给你写信后，就被关了3年？
+
+　　李：讲真话而被入狱的情况有，是借反右倾为名，全省打了四十三个反党集团。
+
+　　问：中央四清工作团对于遵义事件处理情况如何？
+
+　　李：1960年撤消我一切职务，1964年当时我在修文搞四清，我提供意见，把遵义公社以上的干部都集中，揭发地委问题，我去遵义作检查。后，李大章同志说：“遵义事件实际是贵州事件，中央处理过了，你还是回去工作。遵义事件不再作处理了”。
+
+　　问：你再讲明白点，“捉鬼拿粮是谁讲的”？
+
+　　李：是徐健生，他是在开电话会议是布置的。59年的财贸会也是徐健生主持。
+
+　　问：省里规定旧历年前不供应是什么？
+
+　　李：“五、五、二”是五两粮，五两代食品，二斤菜，实际上后两项是空的，有时五两都不足。
+
+　　问：处理王卿臣、容镜是谁？
+
+　　李：处理王卿臣是由省委决定，李景膺和我处理的。后来枪毙容镜是省委直接决定的。
+
+　　问：邓小平去过遵义没有？
+
+　　李：58年11月去过。
+
+　　问：“遵义事件”后邓来过没有？
+
+　　李：不知道。
+
+　　（到此，会议约经过1小时半结束，由学院的小车送李书波同志回家）。
+
+　　来源：张再兴编《1959-1960年“贵州事件”资料集》（贵阳，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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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65 @@
+# 张玉环谈“贵州事件”(记录稿)
+
+　　<贵州、张玉环>
+
+　　时间：1966年12月21日
+
+　　地点：贵州省农林办公室
+
+　　被采访人：张玉环(现任贵州省委常委，省农林办公室主任，“贵州事件”时任黔东南自治州党委第一书记)
+
+　　采访事由：有关1959年至1961年“贵州事件”情况
+
+　　(以下为张玉环同志口述，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
+　　1959年4月，毛主席的《党内通信》六条指示下来，5月批转了广州的文件，进一步贯彻毛主席的六条指示。
+
+　　1959年12月开始发生“(贵州)事件”的。
+
+　　1959(注：原记录稿是写的1958年，根据内容看，应为1959年)年我们黔东南估产16亿-18亿斤粮食，实产14亿斤，根据省里20亿斤(指标)，分给10亿3千万斤征购任务，征购过多。
+
+　　1959年(原记录稿为1958年)春天(实行统购统销后)，已发现有人逃荒，我和曾宪辉去雷山，于61(59？)年7月回销粮食五千多万斤。
+
+　　关键在1959年(原记录稿为1958年)秋天。1959年省里说我们产量低了，苗春亭介绍了安顺××县的经验，我们按他们的经验也作了验收，检查蹲点，调查回家信件(？)。我们估计黔东南有22亿斤，有的说26亿斤，有的说30亿斤不等。结果59年报上去26亿斤，省里框定40亿斤。怕报少了交不了帐，实产才12亿斤。
+
+　　1959年秋天，中共庐山会议未完，省里召集地(州)委书记在贵阳花溪开会(我未参加，只在会议快完时参加过)，内容有：(1)陈璞如传达毛主席对鞍山钢铁工业方面的批语，意思是说工业方面要反右倾鼓干劲；(2)介绍遵义×地反瞒产经验，说产量上有两条道路斗争。会议的中心是反右倾。说当时食堂未巩固都散了，是右倾。徐健生在会上提出“边收边入”(即先下手为强，不让粮食留在农民手里)，要我们回去搞产量问题、重新办食堂。我们回去后，国庆节前基本交完了粮。
+
+　　我们去龙江蹲点(王德安去过一次)搞反瞒产经验，说富裕农民叫苦。10月16日前后，我有病去花溪到春节。在凯里县我参加过一次会，批判了几个报不上数的干部。上面搞下来的是4亿斤，报的只有3亿斤，(说是)农民说那么多，省里就批判(右倾)。
+
+　　1959年12月初，麻江县有个基层干部(专业军人)给我们写信，说断了粮，要求供应粮食。我给家里打电话要求解决，他们去调查，有铁路的民工饿死的，镇远有饿死的。春节我回去到剑河，问赵林修，他说情况较好。三穗粮食少，清浮肿病(人)数，他们不敢说真话，要了九百八十万斤粮食。问黄平，他们说不够。
+
+　　在11月底，省里开电话会议，徐健生开的。提出“捉鬼拿粮”。一面叫人安排生产，一面“捉鬼拿粮”，说毕节搞出了两千多万斤。芦山县粮食不够，问地委要，我给了他们。我说只能看不能吃，电话会议(注：应当是省里徐健生“捉鬼拿粮”电话会议)后，就卡住了，没发下去，问题更大了。由于不摸底，我们发了几千万斤粮食，反映过的地方发了粮，缓和了，其他地方严重了。
+
+　　1960年2月至3月，省里苗春亭主持召开了有关粮食的会，会上介绍了都匀食堂的报告，说办“全民食堂”，粮食集中放，没有贪污，没有大嘴老鸦，可以过去。会后讨论文件，说要骨干好，就能办好食堂。总结了办食堂的八大好处。苗春亭还写了文章在《红旗》杂志上发表。
+
+　　省里的坏点子就是办食堂，起草了有关食堂的文件；割私有制的尾巴，取消自留地，食堂集中管，不浪费(实际上没有粮食)。食堂大搞机械化，瞎指挥。另一方面却要大家鼓干劲。59年剑河县搞了“小秋收”(收植物)，徐健生要树剑河为样板，59年10月还开现场会，都是假的。
+
+　　1960年5、6月上海会议，批评了贵州等地的主观主义、形而上学。10月份中央发了整风整社十二条，大办农业。60年说老实话，上报产量只有8至9亿斤，农民头上揭了右倾帽子，没有粮食向省委要粮，说每人每天半斤原粮。农民起来抢粮，苗春亭12月去看，他说有人捣鬼。我向省里写了个报告，说西口、黎平县有四类份子抢粮。接着每人每天才6两(16两制秤)，有的“五、五、二”即5两粮食、5两代食品、二斤菜，后二者都是空的。
+
+　　61年底有人饿死。死人最多的是60年春季。其原因：
+
+　　59年反“右倾”从8月到11月，一直反右倾。说常、夏、李反省委，不尊重省委，开会批判；
+
+　　反右倾，产量估得高；
+
+　　搞高征购，产量实际少；
+
+　　搞大食堂。主席讲：临时食堂是共产主义萌芽，没有执行。农民没有自留地，没有小自由。
+
+　���问：你们在后来揭发省委主要问题是什么？如像与主席指示对抗的，是不是有个几条，对抗《党内通信》？
+
+　　张：整风中，主要问题有：苗春亭60年写的关于食堂的报告，提出的东西是假的，欺骗中央。及省委反“常、夏、李”的决定。
+
+　　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信》公布以后，周林、苗春亭曾说：“主席回家，群众提了意见，有压力，六条是应付群众的，不要全信他的(大意)”。我们本来很高兴，又动摇了。而后，周林起草了六条(？)与主席指示对抗。这个问题整风中曾经问过。
+
+　　59年庐山会议前半段(彭德怀反对毛主席以前)主席有个十九条，说真话问题，周林一字没有传达，省委常委也不知道。据说广东执行了很好。中央四清工作团查问此事才知道。我们追问这个严重的问题。
+
+　　61年，中央决定下放食堂，开会回来后，周、苗说：“三面红不红，红还是红，不要多说三面红旗了，少宣传(大意)”。周林、苗春亭都说过，我们整风，也追问过。
+
+　　关于黔东南的材料，笔记本都交了。
+
+　　这些材料整理过，上报了。听××的口气，是给邓小平还是彭真压下来了。
+
+　　结束。
+
+　　 来源：张再兴编《1959-1960年“贵州事件”资料集》（贵阳，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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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55 @@
+# 何林同志谈“遵义事件”(记录稿)
+
+　　<贵州、何林>
+
+　　时间：1966年12月22日晚上7点半
+
+　　地点：贵州工学院阶梯教室
+
+　　记录：贵州工学院学生张再兴等与会师生200余人。
+
+　　（注：何林同志现任贵州省物价委员会主任。“遵义事件”时任遵义行署专员。本次采访，同采访李书波同志一样，会议主持人在领读毛主席语录后，由何林同志介绍“遵义事件”情况，然后由与会教师、学生提问，约1个半小时，会议结束后，工学院派小车送何林同志回家。以下是何林同志谈话记录）。
+
+　　我有罪于党，有罪于人民。遵义地区死了那么多人，我反了党，反了人民。“遵义事件”前后的重大问题我说一下。
+
+　　“遵义事件”发生，开始是59年11月初。59年大旱80多天，晚包谷大部分干死，望天水田基本上很少收成，有一部分水田没有保证，干裂了，死了一部分。只有水田才收了。这么大面积的干旱，大大的减产。据回忆，整专区整个收成17亿斤（原粮），征购任务达10亿4千万斤—10亿6千万斤。征购后，所剩廖廖无几了。这是一个情况。
+
+　　另一个情况，以周林为首的前省委要求在国庆节前如仓。高山上未收割，就在平坝地区积粮入仓，所以产粮区（坝上）死人特别多，就是因为平坝地区替高山地区入仓了。58年按收成是丰收年，但未丰产。因为大炼钢铁未收，有很多都烂在田里土里。包谷红苕都烂在土里，甚至有稻子烂在田里。赵欲樵说：“大炼钢铁，在所不惜”。
+
+　　农村来了个吃饭不要钱，农村基本未分配，集中吃大锅饭。59年2月份开始断粮，地委当时作出了措施：“哪里缺粮哪里发”。59年5月份，周林从都匀转到湄潭，发现虾子区剥树皮。我当时在湄潭，他到了遵义，找到了在家的地委，说“剥树皮就是剥我周林的脸皮”。还说：“剥树皮就是有反革命在捣乱”。发觉我们开了仓，于是又宣布：“谁动我的仓就砍谁的爪子”。以后开了几次会上都点了我们的名，并限期归还国家仓库。
+
+　　59年8月份，在花溪××地召开地(委)书(记)会议，这个会我也参加了。会上要研究征购分配问题。周林不在家，在庐山会议上。苗春亭主持的会议。会议上，分配的征购任务大家都不接受，反映很大，很激烈。记得在反映情况以后，苗春亭给周林挂了电话，请示周林如何办？周说：“现在我们是右倾思想在作怪”。接着反右倾。反了右倾思想后，大家心灰了，就说：“你分配吧”！于是大家就未再讨论这个问题，就散会了。8月底9月初，就开了三干会，反右倾，反“常、夏、李”。这个会议开得大家的思想都很紧张。常颂在59年研究常委的一个文件时，提出了修改意见，这个会议我参加了。以后就说他提的是一个反党纲领。我认为常颂提的意见是对的。
+
+　　（59年春天，食堂都自动的解散了，于是又带来了罪名，就要在我们地区抓反党集团。）
+
+　　最毒辣的是59年10月，徐健生从金沙拐到遵义，进一步布置反瞒产。就是他所谓的“捉鬼拿粮”。“捉鬼拿粮”的意思：没有粮食（交不出粮食）就是有鬼（有人捣鬼的意思），有鬼就要捉。实际上就是反瞒产。从此我们地区绑人吊人打人等违法乱纪的现象就出现了，正是这时候没粮食就来了个“捉鬼拿粮”。
+
+　　发现死人后，向省委报了，要求拨指标。周林说：“你们真是富而不仁。就是说，遵义是个产粮区，还伸手要粮。这一次是电话汇报，这是第一次。不但未给指标，反得了个“富而不仁”。最后说：“不准开仓”。说老实话，没有开仓是假的，开了发得少是真的。当时发了一个礼拜的粮食，动员上山挖蕨根，有的当时上山已爬不动了。
+
+　　死人最多的时候是（59年）11月、12月、（60年）元月、2月。到了元月（注：由其他资料印证应是60年2月）6日、7日，省里派了50多人慰问团，去遵义慰问（吴实带队）就发现了问题。从遵义到桐 梓，我们沿路检查沿路安排，一路都发现了死人。特别严重的是泗渡，发现了一个大队，有的全家躺在床上不能动，当时给我们很大一个教育。我们走一段查一段。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大队长，全队人都瘦了，瘦得很，他却吃得很胖。当时我们就把他带到区里。到了区里，我找区里研究怎么办？叫他们都下乡去，当时我和吴实作了布置。
+
+　　（到了桐梓 ，当时正在开党代会，我叫他们马上回去解决问题。吴实当时给周林挂了个电话，我给李书波挂了电话。当时李不在家，我打电话给秘书长。当时请示周林。元月（注：应为2月）8日开电话会，确定每人每天发半斤粮，重病号集中起来，作了措施。）
+
+　　当时分析了一下，遵义（县）、湄潭、桐梓大致死了几万人。回来后（吴实）把李书波狠狠地批了。回来后我认为吴实会原原本本地向省委反映（反映否，不知道），当时周林在息烽养病，一个副书记（遵义地委副书记杨少荣）向他汇报情况，当时他在打牌，老是不听人汇报，那位副书记等不愿了，他还说“等我打完这一遍后再说”。吴实汇报后不但不听吴实的，还批评了吴实。曾听人说，周说过这么一句话：“血淋淋的事，你还提它干什么”。封建思想说人道主义，他连这点人道主义都没有。
+
+　　当时研究了这个问题，要指标要了一亿七千万斤的指标（从元月[注；应为2月]到夏季），是李书波去要的。周林说：“你去找徐健生”。徐说：“我哪有那么多粮食给你？”反而到处造谣说：“给了我们4千万斤粮食不要”。先说是何林不要，以后说李书波不要，后说管财贸的鸣跃忠不要。特别从元月（当为2月）开始，关于死人的问题，到5月份，就是赵欲樵去以前，这时，我们统计了七次（病饿），向省委报告，并写过报告，电话报告，口头报告，派人报告，并派了秘书长李洪涛亲自报告。正式文件是两次，电话报告是每隔二、三天一次。记得60年3月，有一个邹凤前同志到省里开民兵会，要1亿4千万斤粮，他们只零星拨了点。苗春亭参加会，说：“你要那么多粮食干什么？”要粮要钱不但不给（5月份我正式撤职），反而说：“谁开支的谁负责”（这是徐说的）。5月，中央派了工作组来，周林布置赵欲樵，布置欺骗中央的布置，以及怎样报数字等，给下面布置的。这个会议有赵欲樵、李书波、倪仲珍，当时没有撤职的委员都在，是在遵义宾馆开的。时间是5月份左右。会议的前一段我参加了，后来我未参加。
+
+　　湄潭有人吃人，有这么一个报告，未封锁住，交到中央去了。中央发现后就派了姓金的来。杨用信陪着到遵义、湄潭去的。当时推说何林不在家，出去了，而我当时确实在家，他们怕我和他们见面。李书波当时在湄潭，姓金的是中央监委的。
+
+　　第三方面的情况我介绍一下中央在当时的方针和策略，而省委的执行情况、对抗情况等。
+
+　　(一)《党内通信》是贯彻了的，开了会议，开到了大队。县里开了四级干部会，唸了，初步讨论了。但未深入。要传达到生产队 ，大部分的队是宣读了，小部分的队未宣读，就是说贯彻不得力。
+
+　　后来，省里提出不稀不密，1万至1万5（每亩种）窝，后来省里提出1万5至2万窝，直接把毛主席的（党内通信）六条指示给歪曲了，有文件没文件我们不知道，总是有个东西出来，就是在主席六条后的很短一段时间搞的，和主席的六条相反。关于张玉环说的那个会（就是张玉环说“周、苗说的毛主席的六条是应付群众的”的会）我未参加，所以不知道周、苗污蔑毛主席的话。
+
+　　第二个事情，中央有反平调的指示，也是59年春天，中央文件精神是：有原物赔原物，无原物的折价赔偿。59年6月在苗春亭的指示下，在南白镇开了一个会，附近的县委书记也参加了，远的未参加。主要内容是反“牵牛拉马”。在平反的指示下，个别农民想把牛马拉到自己家里去使用，是有的，苗春亭就说该“反”，打倒资本主义尾巴！于是由遵义县整理了一个材料，由苗春亭批准并转发各专县，和中央的文件唱反调，冲击中央文件。那年中央发的指示、赔的钱未赔下去，以后就算了。后来省里把它收回去了。拨的指标是1千几百万还是几百万我记不清了。赔后，剩多少不知道。大概全省剩余的起码是两千万元。这个问题，不但未搞好，59年秋天又反过来了。这就是关键的政策上和中央相反的地方。
+
+　　（以下是群众提问，何林同志回答）
+
+　　问：你知道庐山会议前，主席的十九条吗？
+
+　　何：不知道。上海会议大部分是说领导方法问题。
+
+　　问：搞食堂的情况怎样？
+
+　　何：搞食堂的事，是由苗春亭起的草，大体写了稿，在60年2月份的地书会议上（花溪会议）拿出来的。这报告欺骗中央和毛主席，以后就有全国粮食厅厅长来参观，到了贵阳、遵义，具体到了遵义松林区，发现了死人现象。当场会议上就有舆论。以后主席就发现了是假的。主席有批语，大概是两句，很短，是说这个报告是好的，就说：我原来的批语作废。
+
+　　小食堂还好点，从那个时候办大食堂，几里路���个食堂，上上下下，家里锅瓢碗筷也没有了，老太太小娃娃，死人也有原因。
+
+　　自留地也没有了，“捉鬼拿粮”又把家里粮食弄个精光，春天又只有原粮半斤。
+
+　　“五、五、二”是五两粮食，二斤菜，五两代食品，这是地书会议上传达的，李书波带回去的。
+
+　　这个事情（指饿死人的事）发生较早，铜仁、黔东南、毕节、安顺、贵阳周围也都有，安顺好一点。人口比重来说，铜仁、黔东南较轻。
+
+　　我现在怀疑的地方是：一个三干会，一个常委扩大会，揭这个问题。三干会是1964年9月份，常委扩大会是1964年9月底10月初，这两次会议都揭了这个问题。是李大章、钱瑛主持的。对这方面揭了许多材料，到65年2月份以后，就把事情一概不提了，提问题时，只讲62年以后怎么样，而62年以前就不提了。据说，李井泉说：“以前的事就不提了”。
+
+　　65年，省里开了个三级干部会（实际上是二级干部会，名字不叫三干会），这个会就根本不提这事了。同年9月，周林提出翻案，说整他的材料是假的，人们大有议论，要求重新处理他。周林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反而不认帐，我们在会上几次提出处理太轻，实际上是没有处分。后来程洪义在财贸会上传达贾启允的指示，贾说：“前省委的问题不再提了，谁提就是组织纪律问题”，时间是65年9-10月（周林提出翻案是8月底9月初）。程洪义是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现在也有问题，是北京市委的一伙。参加这个会的财贸部厅局长。
+
+　　60年4月份，省委就布置撤下面的职，发动一部分人斗争基层干部。5月份左右，关的关、押的押，一个电话就撤职，没有什么文件。处理遵义地委有文件，处理我是撤消专员和地委副书记的职务。李书波是10月份撤的。
+
+　　62年5月份，我给毛主席写了信。信中说“我是遵义事件的罪人，但对我的处理不同意。下边没有责任，应该找上级，首先找地委省委，每一个事情都请示了省委。但省委说：‘遵义地区的事情，遵义地委负责，省委不负责任’。”我写了材料给毛主席，后来转中央监委，中央监委来信给我说：“你的问题已叫贵州省委处理”。62年8月28日省委来文件，处理“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
+
+　　以后中央谢富治来处理了一个李书波。
+
+　　处理下边不同了。处理区长、公社级，遵义专区光区级扣押入狱的120-150人左右，有的判了一年多，有的几个月。区、公社、大队级的共400-500人被撤职，达干部的90%以上，留下的还不到10%。
+
+　　“七千人大会”后（中央开的），毛主席承担了责任。但遵义还有三条罪状，一般问题有省委认帐，重大、关键问题不认帐（“七千人大会”包括县委书记和县长以上的干部）。毛主席亲自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回来后省委根本不贯彻（62年元月召开的会），“七千人大会有省委去参加了的。”
+
+　　邓小平去遵义，是58年冬季去的，搞深翻土地问题。去年二月来过娄山关，湄潭未去过。邓在58年种小麦的时候来的。
+
+　　问：“遵义事件”反瞒产的经验是从何而来的？
+
+　　何：李洪涛到三岔公社搞的。苗批示说（大概）：“这个经验很好，全省推广”。
+
+　　（李洪涛去三岔后，党内党外作了动员，写了材料，这材料上报的情况是假的。地委上报了这份材料，批示过（李洪涛是当时地办副秘书长，现在在绥阳）。）
+
+　　遵义地区条件较好，但发生了这事件又是什么原因呢？（一）平调）；（二）加上不分配；（三）高征购。主要是打乱了基层经济。
+
+　　学生问：李井泉对六条指示有个批语，这个批语就是说要大家以积极的方面去理解，怕起反作用，不要给基层传达，贵州是如何执行李的指示的？
+
+　　问：湄潭死人严重吗？
+
+　　何：湄潭死人是严重的。
+
+　　问：长达多久不发粮？
+
+　　何：春节前叫不发粮，2月份以后，按规定的指标发。2月份是半斤，3月份是12两，大体上是元月——2月两三个月的时间。
+
+　　问：上面反映情况怎么办？
+
+　　何：报数字，上面要统一口径。
+
+　　问：当时省委下指示，叫不准说这件事否？
+
+　　何：省委有信件。
+
+　　问：查信件省委有无指示？
+
+　　何：正式文件没有，口头指示是有的。就说谁告状了查清了要处理。但是是谁（说的）不清楚。
+
+　　问：思南怎么样？
+
+　　何：思南县有告状的。县委叫邮局限期追回。听说政法系统有这个布置，到底那里来的，不知道。64年追问我这件事时，遵义专署公安局副局��说有这种布置，湄潭人吃人的事，未封锁清楚，就漏到中央那里去了。
+
+　　问：“捉鬼拿粮”精神，遵义怎么布置的？
+
+　　（何：就是到处挖，找山洞。徐还介绍了在山洞里藏粮食。说有一个农民参加藏了，另外几个人怕他（这个贫农）暴露了，就把这个贫农打死了，并把其爱人弄到很远的地方。后来找着尸首，就发现了这件事。所以徐健生说：没有粮食就有鬼。捉鬼拿粮就是这样来的。）
+
+　　问：开了反瞒产的积极分子会吗？
+
+　　（何：未开。）
+
+　　问：处理王卿臣、容镜的情况？
+
+　　何：当时是李景膺去的（当时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委书记）。容是凤岗绥阳场的（耿焕明去开过现场会）。他制造了把（人）关在烤烟房里的万人坑，把街上的人都赶走了，制造了假现场。耿焕民当时发觉了，透露了一点消息，但未汇报。又说容镜有历史问题，参加了国民党，就写了个材料上报中央最高人民法院。
+
+　　王卿臣逼人打人（作风），他还叫人打死了一名干部。县三干会上，斗了一批人，揪耳朵、私设监狱等。不向上报，因此把他扣押起来了。
+
+　　问：上报的产量和实际的产量情况？
+
+　　何：开始报了也有25-26亿的，还有31亿的，30亿的。这是下面报上来的数字，但省里后来加了码，加到41亿。李书波到省里开了产量会议（59年10月左右）就加到41亿的。当时李未给我讲这个数字。第二年问财政厅的张平“到底分了多少”？他说是41亿斤。59年实际只收了16亿多。增产年成可达25亿。
+
+　　问：谁规定年前不发粮？
+
+　　何：省里。
+
+　　问：……
+
+　　何：元旦发了一次，春节发了一次。
+
+　　问：死人的数字谁管？
+
+　　何：死人的时间大概是三年，59-61年秋收。省委可能有数字。我暂不说好不好？……全省不下一百万人。
+
+　　问：三岔蹲点是谁搞的？
+
+　　何：是地委蹲的点。
+
+　　问：苗春亭亲自在南白搞过什么材料？
+
+　　何：是反对“牵牛拉马”的材料。
+
+　　结束。
+
+　　来源：张再兴编《1959-1960年“贵州事件”资料集》（贵阳，2002）。

CCRD/2/6/9/000003.txt

@@ -0,0 +1,101 @@
+# 李庭桂谈“遵义(贵州)事件” (记录稿)
+
+　　<贵州、李庭桂>
+
+　　时间：1966年12月24日上午
+
+　　地点：贵州工学院第二教学楼阶梯教室
+
+　　参加者：《321111》尖刀兵团、红卫造反团、“九·一五”红卫兵战斗团爆破筒战斗队等共20余人。
+
+　　被采访人：李庭桂，时任贵州省财办主任。59年被打成“常、夏、李反党集团”。
+
+　　(在本次抄录时，省略了与“遵义(贵州)事件”无关的段落。以下是李的介绍)
+
+　　(略)
+
+## (五)“遵义事件”
+
+　　情况我了解不多，64年揭发和过去听到一些。
+
+　　58年7-8月，在花溪开了一个会，会上整了我和金风，还有常颂。金风被整得凶，那时我们知道我们要被调，周林说过：“把你们这些人提起来，算我瞎了眼”，周林把我们看成眼中钉、肉中刺。
+
+　　58年周林估产特别高，我当时在财贸部，他把产估得特别高，我估计产量到100亿斤，他却估产有140亿、150亿。国民党时达66-67亿左右，58年到100亿多一点。他主要想多报产量，取得中央信任。按征购比例来说，征到20%，再多就值得考虑。如果只收17-18亿斤就成问题了。在会议上批判了我和金风，原因是右倾。当时定(征购？)22亿，我坚持收18亿。58年丰收(产)了，我在会上说，钢铁必须炼，但劳力必须安排好，粮食收不进来，不行的。钢铁能吃，我同意；不能吃，我坚决反对。结果被抓住了。59年征购很高。58年把群众的定额收得差不多了，59年又交征购，这样一来，影响到59年的问题。
+
+　　58年把群众的问题搞了个差不多了，59年又大闹共产风，把粮食估得很高，60年中央发觉有点不对，提出如果没有粮食，可以拨给，周林怕欺骗暴露，就没有要。
+
+　　59年他搞有什么“捉鬼拿粮”反瞒产。59年征购了28亿斤(平常征购14-15亿斤)。60年苗春亭的大办食堂的报告，还组织全国人参观。主席说(听说)：“贵州大办食堂如果是真的话，就好”。后来发觉是假的，主席在中央七千人的大会上批评了，不要欺骗中央，说老实话。
+
+　　“遵义事件”是60年61年最厉害。60年中央派谢富治来，周林怕李书波如实向中央反映，就把李支开，把赵欲樵同志调到遵义坐阵，压盖子。
+
+　　64年整风，对李、何的处理，我们完全赞成，对下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要处理，但根子在周林，周林不处理是不合适的。“遵义事件”这是我党历史上一个惨痛的教训，我们在炮火连天的年代，还作救济工作，保了人。但现在，还没有保到，64年提起此事，大家都掉泪，“遵义事件”周林又欺骗中央一点也没有共产党气派。后来从云南调几千辆车来拉粮食。
+
+　　问：全省情况如何？
+
+　　李：思南是稍严重，黔东南有几个县，毕节的金沙。按地区来说：遵义、黔东南、铜仁、毕节，安顺稍好些。
+
+　　（问：全省死了多少人？）
+
+　　李：统计不清，有的说一百万，有说几十万，至于会上吵了半天，没吵清。全省不下60万。
+
+　　问：周林有哪些指示与中央对抗？
+
+　　李：不是对抗，而是头脑发热，显示自己，搞成胡闹了，没有执行中央指示。
+
+　　问：对61年60年的情况不准人讲，一讲就上纲就是反三面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
+
+　　李：这是周林搞的，封得很严。
+
+　　问：当时有人向中央反映情况，被打成反革命，是谁干的？
+
+　　李：是周林干的，这种人大部分被处理了，中央派人来都没有得到真实情况。周林叫李书波把这个事情背下来。他们作了许多工作，我不知道。61年总理来，周把我关在小屋子里，怕我见周总理。
+
+　　问：64年提这个问题了没有，意见大不大？
+
+　　李：提出来过，大家认为责任在省委。大家都说李大章、钱瑛处理了就算了。当然几个重大问题的处理，以后几次开会发言，简报都上报中央，总是转到各主管部门了。这几年贵州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干部都感到恼火，大家都想好好干，但不行。
+
+　　问：对周林为何不处理？
+
+　　李：64年对周林处理了，下了结论，上报中央。四清后，人换得不多，多是原班人马，汪小川仍是常委和部长，说周林升官也不行，省委第一书记责任比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大，这其实是处理了。
+
+　　64年提到这问题时贾说：“这个问题要讲就等他讲，到别人不听也就不讲了，就算了”。
+
+　　我们对贾启允报有很大的希望，但不想到比周林还糟。
+
+　　问；我们对“遵义事件”进行调查，你有何看法？
+
+　　李：这个问题要搞一搞也好，这个问题不是不清，是很清���。61年这几个人搞过一次，64年又搞过一次，当时中央来人了。如周如何叫赵欲樵下去压的，电话记录、电报稿文等都查问了，当时主要是西南局书记处书记陈刚负责专案问题。梁国斌搞了几天(上海)，工作组没有依靠地方干部，抽来几千干部。
+
+　　问：材料有多少？
+
+　　李：大会记录简报是一式几份，别的是工作组搞的。材料贵州省委有存档。周林在讲翻案，说四川的问题不比贵州轻，他不服气。64年赶他他不走，后被斗了一次，他才走的。
+
+　　问：“富裕农民”是谁搞的？
+
+　　李：是周林。
+
+　　问：《论中农》是谁写的？
+
+　　李：记不清，可能是苗春亭。
+
+　　问：挑动群众斗争基层干部是谁？
+
+　　李：周林布置夺权斗争。
+
+　　问：对周林的处理呢？
+
+　　李：不服。
+
+　　问：“五风一化”是什么？
+
+　　李：无偿调动群众的东西。
+
+　　问：四川情况怎样？
+
+　　李：也死人，全国有几个省都发现，贵州严重，河南严重。
+
+　　(上述材料均由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
+　　 1967年12月27日整理
+
+　　来源：张再兴编《1959-1960年“贵州事件”资料集》（贵阳，2002）。

CCRD/2/6/9/names.txt

@@ -0,0 +1,4 @@
+李书波谈“遵义事件”
+张玉环谈“贵州事件”(记录稿)
+何林同志谈“遵义事件”(记录稿)
+李庭桂谈“遵义(贵州)事件” (记录稿)

CCRD/2/7/0/000000.txt

@@ -0,0 +1,9 @@
+# 中共南阳地委给河南省委的《关于合作化后诸多问题的报告》
+
+　　一、普遍存在着轻视副业、轻视多种经营的单一化农业倾向，致使本已经很穷的农民更加贫穷。方城县劵桥区东方红高级社去年时还有副业22种，今年转入高级社后仅剩下9种，初级社时从事副业生产的540多人，今年只有90人，仅从事运输业这一项就减少收入65%；泌阳县春水区五星农业社1169户农民中，去年养猪1120头，转入高级社后减少到346头，锐减69%。据对内乡、唐河、镇平3个县580个高级社30371户访问调查发现，由于高级社后丢掉了多种经营和副业生产，社员缺粮、缺钱的现象相当严重。调查发现，经常吃不到油盐的社员有45149户，占走访调查农户的14%；有病没钱治疗的8124户，占走访调查农户的2.51%；因缺钱而无法购买返销粮的6842户，占总户数的2.12%；无房却无钱购买，房屋破烂却无钱修补的973户。不少社员“吃饭没食盐，看病没有钱，晚上瞎摸，走路光脚。”为了勉强度日，不得不把家具、衣服、首饰等物件卖掉换钱，把树木和家具破坏后当柴烧。内乡县新华高级社一队50多户人家就出现16户烧家具，5户逃荒要饭，4户卖掉自己的孩子悲惨谋生的严重问题。
+
+　　二、出勤率虽高，生产效率却很低，更有窝工、消极怠工、糊弄集体、损公肥私和糟蹋东西等消极现象。方城县平高台乡联盟高级社有土地6870亩，夏种时竟有60亩好地啥也没种。该县劵桥乡东方红高级社今年夏季霉变小麦32万斤，秋田中竟有3000多亩麦茬地未有犁耙，造成减产80万斤。6个月来该社损坏车辆犁耙大中型农具77件，小件农具386件。865头大牲畜因管理不善和饲料不足饿死98头，累死11头，瘦弱182头。周边唐庄包产队3300亩扁豆因为收割进度迟缓，全部因遭受雨淋沤烂到地里。
+
+　　三、干部水平低下，管理手段武断、粗放，违法乱纪的事情多有发生。走访社队干部和社员们发现，现社队干部最关心的是如何讨好上级的问题，却很少关心社员们的疾苦。他们甚至认为对社员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实行高压政策，说什么：“有的人清是下贱，你不狠狠地整他，他们就不听话，狠整狠治就是对农民们最好的改造办法”。在把农民当奴隶错误思想地驱使下，一些高级社胡乱制定纪律，随便克扣社员们的口粮，扣罚社员工分，打骂社员，甚至随便把社员关押到黑屋里进行惩罚，还动辄就在大会上斗争社员，搞了不少假枪毙等违法处罚办法。据镇平县286个高级社的不完全统计，有557个社队干部突出存在着强迫命令的问题，22个高级社干部存在着乱罚款或扣工分等问题，85个社队干部打骂过社员，8个高级社干部给社员判过徒刑，32个社队干部搞过社员的女人。以至于该县薛庄乡社员们说，要想有粮吃有钱花，得有三个好：“自己的姑娘或老婆长得好；吃了大亏不吭气装的好；对社队领导处处巴结的好。”这种情况在走访的7个县580多个高级社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未列入调查对象的4个县也有此类似现象。
+
+　　来源：赵宗礼《1956—1961：南阳反右志逸》未刊稿，2023年2月6日。赵宗礼，《南阳日报》社退休记者。

CCRD/2/7/0/names.txt

@@ -0,0 +1 @@
+中共南阳地委给河南省委的《关于合作化后诸多问题的报告》

CCRD/2/7/1/000000.txt

@@ -0,0 +1,11 @@
+# 陶孟和表示要“向党请罪”
+
+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7月6日给中国科学院党组张劲夫、裴丽生同志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
+　　我曾经在我院整风小组会上作过一次发言（按：全文载本刊78期）由于在这些日子里，我学习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矛盾问题的讲演，听了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许多位代表的发言，我开始感觉到我的那次发言是十分荒谬的，无论在思想上，在修养上都犯了极端严重的错误。我也开始认识到自己多年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并没有获得进步，旧知识分子的立场观点并没有改变。我不配在这八年里占据着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职位，我实在对不起党和国家。
+
+　　我为我的那次发言向党请罪，请求予以处分。我还请求将我的发言全部撤销。
+
+　　我保证今后要努力加紧学习，要努力端正自己的立场观点，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好人民。
+
+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总第二六八期）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

CCRD/2/7/1/000001.txt

@@ -0,0 +1,17 @@
+# 中共国务院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江凌党籍的决定
+
+　　江凌（原名刘松云），男，现年47岁，山东长清县人。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份学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失掉党的关系，1943年骗取组织信任取得了党籍。历任淮北行政公署教育处长、旅人行政公署教育厅长、中央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副司长、中央扫盲委员会研究室主任、前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教育组组长。江凌的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
+　　长期对党隐瞒向敌人悔过问题。江凌于1940年4月在河南南阳被国民党逮捕（当时与党失掉联系），押解到洛阳“劳动营”以后，贪生怕死，向敌人悔过，执行了敌人要他发表反动言论的任务，在该营特地召开的一次大会上发表了反党的演讲，污蔑地说：“中国以农立国，工业不发达，共产主义是痴人说梦”。颂扬“国民党是救国的党”，“三民主义是救国的主义”。并向敌人“悔过”说“过去受赤匪、奸党的影响、利用是不对的”，“自到营后在大队长的教导下有所改悔”。这个问题，江凌一直隐瞒至1955年8月肃反期间因弃职潜逃被我公安部门逮捕之后才作了交代。
+
+　　在取得党籍时对党蒙混、欺骗。1940年7月江凌由洛阳“劳动营”到豫皖苏解放区以后，豫皖苏区党委和淮北区党委对他被捕的一段历史曾进行了审查。江凌对党隐瞒了自己在洛阳“劳动营”向敌人“悔过”的真象，欺骗组织说他“没有变节”，“抗拒了自由”。为了表白自己“英勇”、“坚定”，又伪造了逃出“劳动营”以后，敌人派出四路“追兵”，“缉拿以江凌为首的逃犯二、三十名”等根本没有的事实。1941年还写了一篇辱骂“劳动营”的“公开信”以表示他确无变节自首等问题。江凌就这样骗得了党的信任，于1943年经淮北区党委批准，取得了党籍。
+
+　　为了掩盖自己向敌人“悔过”问题，坐视反革命分子魏鲁光在我军窃据要职。魏鲁光原是洛阳“劳动营”的少尉区队副，江凌被捕期间魏曾直接监视过他。后任国民党炮兵连长，淮海战役中被迫起义，一直在我炮兵9师17团工作，由于他隐瞒了反革命历史，又多方表现“积极”，由连长升至营参谋长。1950年7月和1952年9月魏鲁光经过组织转给江凌两封信，要江凌给他写证明材料，以便混入党内。信中说因为他“放走了江凌”，曾受“开除三青团的处分”，当年江凌是“抗日有为的青年”，“崇拜”江凌“不怕牺牲”和“坚强斗志”。江凌明明知道魏鲁光是个特务机关的骨干分子，不但没有检查揭发，反而认为这两封信对自己有利，便保存起来，企图作为以后组织审查他的历史问题时的“证明材料”。
+
+　　生活上腐化堕落，屡教不改。1943年江凌在淮北工作时以欺骗手段（说正与其妻刘尹楠离婚）和当地一个文工团团员雪培通奸，影响极坏，受到党的批评。1950年在中央教育部工作时，以私人关系，把正在与别人恋爱的孙映雪从旅大教育厅“调”来北京，和孙通奸，孙怀孕。江为了掩盖其错误，曾为孙打胎灭迹。为此曾受到党的警告处分。1952年江舍弃了共过患难的妻子刘尹村，和孙结婚。1954年因孙与别人通奸，经组织同意，和孙离婚。1955年组织派江凌到沙河县葛村做调查工作，又向一个已订婚的18岁的姑娘张金荣进行欺骗拉拢，把张认作“干女儿”，促使其父和地方干部为和解除了婚约；为了达到他的私人目的，对沙河县委则说他愿“帮助”、“培养干部”，打算叫张来京上学；回京后又写信叫张向村支部提出提前入党（张本为发展对象）和来京上学的要求。张金荣遂于1955年6月来到北京，江凌从此即和张通奸。对别人则说张是他的“侄女”、“保姆”。群众对此反映很坏，当组织查究这件事的时候，江凌又急急忙忙，通过私人关系为张找了工作。
+
+　　抗拒党的审查，弃职潜逃。1955年肃反运动中，国务院第二办公室组织决定审查江凌的历史问题和他与张金荣的关系时，江凌对党采取了抗拒态度，运动初期借口有病不参加学习。后来表面上对组织应付，暗地里却作了周密的逃跑计划，蓄谋逃跑。他一方面拉拢二办主任办公室公务员探听五人小组对他审查的布置；另方面把他妹妹刘毅从山东师范学院叫到北京，用欺蒙恐吓的手段取得她的帮助，并约定将来和她用假名通讯，叫他带了东西先回济南。江凌遂于8月12日下午剃去长发，换了眼镜，穿上新作的衣服，弃职潜逃。在离开北京前，还寄给二办五人小��一封“绝命书”，声言他已“投井自杀”。8月18日逃到济南，被当地公安局逮捕，押送回京。1956年9月他的问题已审查清楚，是政治历史问题，被释放。
+
+　　江凌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情节是恶劣的。这不仅因为他对党长期隐瞒了向敌人“悔过”问题，伪造事实，骗取了党籍，更重要的是江凌身为共产党员，国家领导机关的负责干部，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竟然抗拒党对他的审查，不顾党和国家的纪律，弃职潜逃，自绝于党。使党的威信和工作遭受到重大损失。江凌所以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他虽然较早地参加了革命，也曾为党作了些工作。但他出身于富农家庭，本人是一个知识分子，旧社会所习染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江凌思想上根深蒂固，虽经党的多年教育，却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这，因而在敌人面前经不起斗争的考验；在党的面前，不忠诚、不老实，多次欺骗组织。全国解放以后，居功自傲，政治积极性完全消失，堕落腐化，沉溺于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中，最后失掉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政治上堕落成为一个蜕化分子。为了纯洁党的队伍，严肃党的纪律，根据“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肃反斗争中有关党的纪律问题的几项规定”中第四条规定，经党委决定：开除江凌出党。并建议行政上给予撤职的处分。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CCRD/2/7/1/names.txt

@@ -0,0 +1,2 @@
+陶孟和表示要“向党请罪”
+中共国务院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江凌党籍的决定

CCRD/2/7/10/000000.txt

@@ -0,0 +1,59 @@
+# 关于我对孙喜魁同志进行政治迫害的检查交待
+
+　　<云南省建水县县委书记、谢方良>
+
+## 最高指示
+
+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
+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
+　　58年秋收前曲溪和建水两个县合并，当时孙喜魁同志任利民公社党委书记，在并县后的第一次县委扩大会议上，对农业生产进行估产，由于我当时一心要骗取一等红旗县的荣誉，提的口号是每亩产粮1000斤，即所谓千斤县，各公社负责人都在我的压力下承认了每亩产量1000斤，唯有孙喜魁同志说利民公社只能达到亩产400斤（因为利民公社是个山丘公社，山田多，水田少，各方面的条件也都很差，能达到亩产400斤，已经是很好的收成了），但由于我一心要骗取一等红旗县的荣誉，怕孙喜魁同志的亩产400斤的产量会影响全县的千斤县的水平，所以就对他很不满意，就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对孙喜魁同志进行了批判。（最后全县只达到亩产300斤的产量）。
+
+　　在大战钢铁中，出于我要把建水县搞成一个全面跃进的一等红旗县，又进行欺上压下，弄虚作假，三天一个卫星，二天一次苦战，一天报几千吨铁，这些东西都是假的，铁也炼出来一些，但没有那样多，但为了骗取荣誉，就虚报数字，对上进行欺骗，对下就采取高压手段，强迫摊派任务，而且只准完成，不准完不成，谁要说个完不成，我给谁扣上右倾，保守的帽子，完不成任务要提头来见。另外是我为了骗取荣誉，就把别人的成绩算在自己的头上，当时我所在的工地，没有炼出铁来，而孙喜魁同志所在的工地，由于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和全体人民群众的努力炼出了铁。我就利用我副总指挥的职权，把孙喜魁同志所在工地群众炼出来的铁算在我的头上，而反过来还说孙喜魁同志右倾保守并在电话会议上给他施加压力，说孙喜魁同志如果再完不成任务，就要提头来见。
+
+　　在钢铁下马时，马义工地有三部马车，原来就是利民公社自己买的但我一定要调到县上来，孙喜魁同志不同意调，我就说他不服从县委的领导，三部马车本来是属于利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的财产，我要调到县上来归全民所有制是错误的平调，孙喜魁敢顶，是对的，我说他反对县委领导是对他的诬蔑。
+
+　　58年利民公社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公社的群众在总路线的鼓舞下发挥了冲天的干劲，在农叶上获得了丰收，59年在58年跃进的基础上又获得了增产，但我在公余粮任务上就给利民公社增加一倍由原来的70多万斤，增加到140多万斤，并要求在15天内完成任务，由于我违反公余粮政策，公粮应是以率计征，以法减免，余粮应是多余多卖，少余少卖不余不卖。而我是以行政命令的手段，去代替党的政策，去强迫别人接受，当时孙喜魁同志就不接受这个任务，他不接受任务，我就不让他回去，把他留在县上，把公社党委付书记■明科，派回去完成任务。而且把公余粮任务不经过公社直接分配到管理区，这是我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瞎指挥，要求各管理区在15天内完成任务。同时平调了利民公社的25万斤粮食，这样以来群众的口粮就减少，造成利民公社部分生产队缺粮，同时发生了一些肿病，也出现了死人，在这种情况下，孙喜魁同志先后15次要粮，我都不给他，还说他还有粮食，并且说在粮食问题上谁再张嘴就要割舌头。伸手我要剁爪子，直到后来孙喜魁同志反映到地委的王付书记后才给群众解决15万斤粮食，我不但不给孙喜魁同志解决粮食问题，反而派人到利民公社去检查粮食的去向，我曾经派问保安财办付主任和粮食局长黄其昌到利民公社去检查粮食，他们回到县上向我汇报说：利民公社有粮食，但在他们去的当天晚上孙喜魁同志把粮食转移了，因此我就说孙喜魁搞黑仓库，说没有粮食是欺骗县委，其实利民公社并没有黑仓库，孙喜魁同志是为了有计划的付粮，对全公社的粮食，进行有计划的管理，这样做完全是正确的。他没有欺骗县委，也没有黑仓库，我说他搞黑仓库是对他的诬蔑！孙喜魁同志为了全公社群众的生活，敢于抵制以我为首的县委，也是正确的。
+
+　　由于我在58年弄虚作假，虚报粮食产量，又多拿了公余粮，加上一平二调瞎指挥，造成全县粮食的普遍紧张，农村食堂的吃粮标准一直压到7钱米，而以我为首的县委还到处召开7钱米吃饱饭的现场会��，不但农村食堂没有粮食，我又把机关干部和城市居民的粮食定量都降低了，机关干部由27斤降到21斤，城市居民由25斤降到18斤，因此不但农村发生大量的肿病死人，就是机关干部中也有大量的肿病发生在这样情况下，以我为首的县委中一小撮修正主义特权阶层，却过着花天酒地的资产阶级的生活，当时的书记处的7个书记都是全家吃中灶，规定每人每月3斤肉1斤油，实际上吃什么有什么，要多少拿多少，除此之外县委中灶还有特殊供应，每天都是几十斤肉，和其他物资，有上级领导干部来时又有特殊供应，实际上是无限量的。需要什么就拿什么，要吃多少就拿多少，不但我们吃，而且还拿着这些东西去到处请客送礼，如为了我们少数人小病大养的方便，就送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59医院一汽车各种付食品，并用12吨红薯去和云南日报社换回小汽车一部，供我们少数人享受，并大量的向省地委送礼，除送礼外，大请客，也是经常的，单是为了推广红薯的吃法，就大摆红薯宴席6次以上，省里在建水县召开过一次插秧机现场会议，就请客近百余桌。为了我们少数人享受的方便和便利到处请客送礼，我还专门设立一个53万斤的黑仓库。供给我们少数特权阶层享受的东西都是从全县人民身上刮来的。由于以我为首的修正主义特权阶层，不顾全县人民的死活，只顾自己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就在召开7钱米吃饱饭的现场会议时，我们都单独做饭吃。不但吃得饱，而且吃的好，在生活上我完全走上了修正主义，特权阶层的道路。
+
+　　58至59年我的平调风是严重的，为了修水利就无价平调，利民公社500个劳动力和300多条牛，而这些人在水利工地上由于粮食不够吃，大都生肿病，有的在回家的路上就死去了。300多条牛也大都死在水利工地上，严重的破坏了生产力和集体经济。
+
+　　利民公社在付业生产中积累了几万元的资金，我认为是孙喜魁同志平调来的，我就要把它调到县来，孙喜魁同志说不是平调是伐木赚来的，孙喜魁同志不同意调，我就叫银行把它冻结起来，其实这笔钱是从伐木中积累起来的，应当归集体所有，我要调到县上才是真正的平调，孙喜魁同志顶住不同意调是做的对的。我却认为是他不听话，就要找机会整他，一个党员干部应当听党的话，按党的政策办事，而我所说的不听话是以我为准的，因为我是以党的化身出现，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就是反党。孙喜魁同志敢顶是对的，他所反的就是以我为首的县委中一小撮特权阶层。
+
+　　（有一次林建中和我到利民公社去。到我们走到那里，孙喜魁同志跟到那里，我就说他是有意封锁。其实我们去了因为孙喜魁同志是公社党委书记，和我一起走走看看是应当的，如果他不这样做，我又会诬蔑他是反党。）
+
+　　58至59年建水县的一平二调瞎指挥的风是严重的，强迫命令也是严重的，大战钢铁中为了解决燃料问题，我把建水城里的一条街扒了半条，后来供县委中一小撮特权阶层的享受，又一次通过平调的办法，只拿了7000元买材料，把居民的条石强迫拿让城关镇的居民出义务劳动，修了一条大街，这条大街从东门只修到县委会。
+
+　　58年为了骗取一等红旗县的荣誉，经常进行田间评比，在评比中名为互相促进，实为强迫命令，如58年在一次评比中，就把■庄区的付区长刘文发拿去压杠子，原因是水没有放到田里。而这种做法又是经过县委常委研究确定的，因当时我是县委书记处书记之一，因此我也参与了对刘文发的迫害。
+
+　　58年一心要骗取荣誉，而不顾一切，当时提的口号就是，不管你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在这种修正主义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不管你是一平二调瞎指挥，或者是强迫命令只要能满足千斤县的需要就行，因而在全县召开的评比大会上，把一个强迫命令严重的公社党委书记杨治和树为全县公社党委书记的标兵，并把所有的标兵的大象片挂在电影院的大门口。但是对毛主席的象就没有到处挂，就连毛主席给全国生产队长的一封公开信也被我们压起来不和群众见面，当时接到这封信时，黄天明原地委书记，在县委常委会议上传达，传达后他就说，对于毛主席的这封信要从积极方面去领会，不然会起付作用。气可鼓而不可泄。因此不要往下传达，当时建水县正在搞千斤县运动，表面上搞的轰轰烈烈，毛主席在信中提到全国3个地区的产量是华北亩产300斤，中原亩产500斤，江南亩产800斤，所以就认为黄天明说的对，怕这封信和群众见面后，就��不成千斤县，所以就压起来，一直到7千人大会后才和群众见面。
+
+　　利民公社也由于我的一平二调瞎指挥，调粮食调耕牛，调资金和劳力，使利民公社的生产力和集体经济都受到严重的破坏，全县也是如此，因而社会上出现一些混乱现象，地、富、反、坏、右出来大搞资本主义复辟，而广大的农民群众因生活困难而自发倾向有所发展，但这些问题都是以我为首的建水县委内一小撮修正主义特权阶层造成的。但是我们并没有去正确对待这个问题，反而认为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或镇反不彻底，和基层干部搞自发而形成落后，因此在全县范围内进行改造落后运动。在改造落后运动中，把斗争的矛头不是指向我们自己，也不是指向地富反坏右，而是指向所谓资本主义带头人，即广大的基层干部，当时的错误认为那里的生产上不去那里的干部就一定有问题，在方法步骤上要求最快，即以最快的速度去改造落后，提出来要以秋风扫落叶之势，雷厉风行，闪电战，速决战，速战速决，做法上要跳出干部圈子，即不■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由工作组一手包办，具体要求上全县要逮捕150人，批斗基层干部30%至50%，工作组一进村第一条就是搞斗争干部，然后报材料。全县被逮捕的150人除面上每个公社，一个以外都分配在曲江，南庄东山等几个重点公社在改造落后中，既不打击地富反坏右，也不打击县委中一小撮修正主义特权阶层，而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的基层干部，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了一大片，保护了一小撮，违背毛主席要团结两个95%以上等领导，所谓改造落后，实际上就是压制民主，转嫁责任的错误运动。
+
+　　由于我对利民公社的平调和下放生猪等严重的破坏了利民公社的生产力和集体经济，同时也严重的违犯和破坏了党的政治路线，孙喜魁同志敢于向我的这种错误做法作斗争，顶住这股黑风是正确的，是坚持党的政治路线的。但由于我坚持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不但不检查认识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在反五风运动中对孙喜魁同志进行报复打击，把一平二调三抽款的五风恶毒的全部强加在孙喜魁同志头上，对他进行了批判斗争，对孙喜魁同志的斗争是残苦的，从40至50到3000人的大小斗争会达40至50次，孙喜魁同志生病起不来床，还要组织人到他住的房门口去开他的斗争会，批判斗争后就把孙喜魁同志关压起来，进行反省，长达2年零4个月之久，在关压期间又对孙喜魁同志行进一步的迫害，首先是3个月没有给孙喜魁同志发工资，使他一家三口断了生活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孙喜魁同志被迫的无路可走只有把部队带下来的雨衣、胶鞋、和热水瓶拿去卖掉来维持生活，但是我反而诬蔑他是摆摊又是给共产党丢人。
+
+　　在关压期间还不供应孙喜魁同志纸烟。当时不是没有纸烟，大重九纸烟在发霉，而全县只规定供应28个人吃纸烟，这28个人就是以我为首的一小撮修正主义特权阶层外，还有其他一些■■级以上干部，孙喜魁同志没有纸烟抽就跑到商业局去买。对只供给28个人而不供给他纸烟的修正主义做法不满意是完全应当的。但我反诬蔑他是大闹商业局。
+
+　　孙喜魁同志在关压期间，因为生活困难，而我又克扣了口粮，粮食又不够吃，一家三口人都生病，他就带上爱人、孩子跑到县委会找我们说理，控诉我们对他进行迫害的错误，他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我又给他扣上大闹县委会的罪名，并说他爱人小孩生的肿病是吃胖了。目的就是要把孙喜魁同志的全家置于死地而后快。
+
+　　在过中秋节时，其他人供应1斤月饼，1条烟，2瓶酒，没有给孙喜魁同志供应羔点，他只好带上爱人孩子跑到城墙上去散闷，这时候他的心情已苦闷到了顶点，但我又给他扣上和党离心离德，对党刻骨仇恨的罪名，孙喜魁同志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最热爱，最忠实，我说他对党刻骨仇恨，我是站在以我为首的县委中一小撮修正主义特权阶层的立场说的，孙喜魁同志所仇恨的就是以我为首的一小撮修正主义的党。孙喜魁同志在气愤已极的情况下，要砸烂县委的小汽车，这部小汽车是用城关镇饲料粮，12吨红薯向云南日报社换来的，也是全县人民的血汗换来的，但我又反诬蔑他是反党行为，孙喜魁在我的种种迫害下，一直是坚持和我的错误进行斗争，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他准备把县委内一小撮修正主义特权阶层分子对他的迫害，写成大字报贴在东门楼上让全县人民都知道，孙喜魁同志的这种革命行动都被我诬蔑为无理取闹。
+
+　　孙喜魁同志在我的种种迫害下，他并没有屈服，一直坚持斗争，后来他就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了控告书，控告以我为首的县委中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对他的迫害，中央接到控告后就派人到建水县进行了解，并找孙喜魁同志谈话，但我为了掩盖错误，对工作组进行封锁，安排看戏，看电影，后来工作组找孙喜魁同志谈话，又派二个同志到建水县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落实后，全盘否定了我们给孙喜魁同志强加的一切罪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但不承认和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污蔑孙喜魁同志大闹工作组，拒绝工作等。对孙喜魁同志压又压不垮，留下又怕他揭发我们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又勾结地委的走资派把孙喜魁同志排挤出建水县，但是孙喜魁同志被排挤出建水县以后对他的迫害，并没有停止，在63年五反中又一次对孙喜魁同志进行打击迫害，把他打成反党集团的主要骨干，即所谓四大金钢之一，这个所谓的反党集团的四大金钢是：茹永春，转业军人，宋志晓，转业军人，范学义，转业军人，孙喜魁转业军人，更恶毒的是把孙喜魁同志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的控告信，打成反党集团的纲领，这个所谓的反党集团所反对的就是县委中的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在这里我不但诬蔑了转业干部，也诬蔑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时剥夺了一个党员应有的可以越级控告的权力。我打击迫害这些同志，正说明这些同志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的立场上，为了维护我们一小撮特权阶层已得的利益，怀恨他们，对他们进行打击迫害的，而他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和我们作斗争，反抗我的压迫和迫害。为了迫害孙喜魁同志在五反中又一次和地委中的走资派上下勾结，准备把孙喜魁同志要回建水县进行斗争。但没有得呈，但是对孙喜魁同志的迫害也没有就此罢休，64年在省委党校学习我又一次对孙喜魁同志进行迫害，在五反学习中，我又一次把我在建水县给孙喜魁同志捏造的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向校方汇报，使孙喜魁同志又一次受到批判斗争，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一方面显示自己，争取早出学，好得到黑省委的提拔重用，另一方面就是要把孙喜魁同志置于死地而后快，另外是我在建水县工作时想把我爱人吴美英拉入党内，有一次对孙喜魁同志说过，想叫他介绍我爱人入党，但因利民到县上离有150里，孙喜魁同志不了解吴美英的情况，他就没有拿党的原则做交易（是在一次全县性火线入党宣誓大会期间），因此我就对孙喜魁同志报复打击。
+
+　　由于我对孙喜魁同志的打击迫害，使孙喜魁同志长期以来在政治上受到摧残，我向孙喜魁同志承认错误，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向孙喜魁同志请罪，并赔情道歉，并宣布政治上彻底为孙喜魁同志平反，恢复政治名誉，过去所整孙喜魁同志一切黑材料宣布无效，并请烟草公司，红河地委机关，建水县委机关造反派的同志清理当众烧掉，或者交受害者孙喜魁同志自己处理，以后任何人不得以过去所整孙喜魁同志黑材料为依据。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时间和地点，都不得用以上的黑材料，和我所给孙喜魁捏造的罪名对孙喜魁同志进行打击迫害，谁做谁负责。
+
+　　我决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和革命群众一齐和我的错误作斗争，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重新做人。
+
+　　打倒刘、邓、陶、李、阎！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
+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检查人：谢方良1968年4月18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CCRD/2/7/10/names.txt

@@ -0,0 +1 @@
+关于我对孙喜魁同志进行政治迫害的检查交待

CCRD/2/7/11/000000.txt

@@ -0,0 +1,19 @@
+#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关于撤销王元泰叛国投敌罪的刑事判决书
+
+　　被告：王元泰，男，27岁，四川省大邑县人，住中华巷14号。
+
+　　被告王元泰曾在思想上不满报考大学未被录取，自认为是受到家庭政治情况的影响，曾一度在思想上对现实有过不满情绪。在与个别同学议论有关高考问题是发牢骚说：“目前一片黑暗，没有一丝阳光”。此外还在其日记中写过“父亲之死，罪归当权者”。经查其所写的日记中除上述一词有明显的政治错误外，其余部份并无类似内容的词句。至于原判认定被告阴谋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和伺机响应蒋匪窜犯大陆等犯罪行为均与事实有出入，应予否定。上述事实经本院再审属实。
+
+　　根据上述事实，本院认为，被告王元泰的上述言论和词句显然是极其错误的，但其主要是出于一时一事的不满，并非以反革命为目的的造谣煽惑，应属政治思想上的错误，故原判认定被告对我怀有刻骨的阶级仇恨，待机报不共戴天之仇的反革命犯罪行为，系属定性不当，同时原判所认定的其余部份犯罪事实均不能成立。鉴于原判在事实与性质方面均有重大出入，因此，应予纠正。综上所述，本院特依法判决如下：
+
+　　1.撤销本院（63）刑字第607号刑事判决书。
+
+　　2.宣告王元泰无罪。
+
+　　 1979年8月31日
+
+　　如不服本判决，得于接到判决书之次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和付本，上诉于四川省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CCRD/2/7/11/000001.txt

@@ -0,0 +1,27 @@
+# 对董永寿予以平反的证明和现行反革命问题复查的决定
+
+## 安徽省巢湖地区公安局白湖分局
+
+## 白公（79）复查字第3号
+
+## 关于对董永寿现行反革命问题复查的决定
+
+　　董永寿，男、39岁、学生成份，上海市人。自幼读书至58年，后因反革命分子一案被劳动教养，63年解教留场就业。70年以现行反革命经白湖农场公检法军管组决定，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现其对70年处理不服，多次提出申诉。原认定董永寿从1965年以来，先后两次和刑满就业人员高德庆、史晓峰拉拢勾结，企图偷越国境；写反动诗词，借古讽今，散布攻击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言论，妄想变天复辟。经复查：上述问题，事实不能成立。原决定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是错误的。现决定：撤销白湖农场公检法军管组（70）军管刑复字第029号批复。对董永寿予以平反。
+
+　　 1979年10月31日
+
+## 证明
+
+　　董永寿同志原系我校高中3年级学生，1958年整风期间，在社会主义教育课辩论中因思想言论问题送劳动教养。经复查，根据中发（1978）55号文件精神，予以改正。现已经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区分局批准同意，撤销对董永寿“收容劳动教养”的决定。
+
+　　关于其工令，根据中央统发文（1979）143号第13条规定，应从1958年10月收容劳动教养时算起。并请有关单位参照其工令给予评定工资。工资差额应从1978年10月份起补发。
+
+　　 上海市中国中学1979年12月5日
+
+　　董永寿同志确系在反右斗争中因“右派言行”而受劳教处分。现经复查，已予改正，撤销劳教处分。其工资、工令等问题，应享受中共中央（78）第55号文件及其有关规定的待遇。
+
+　　 上海市徐汇区教育局1979.12.6.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CCRD/2/7/11/000002.txt

@@ -0,0 +1,25 @@
+# 中共上海市直属机关委员会关于恢复田日农同志党籍的决定
+
+　　田日农、男、五十九岁，山东省广饶县人，一九四四年入伍，一九四八年七月入党。原任福建省水电厅驻上海办事处副主任
+
+　　田日农同志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反右倾运动中被认定为进行反革命活动，于一九六O年一月被拘留审查，同年二月三日经中共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机关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以沪人委监（60）字第06号决定开除党籍。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
+　　现经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复查查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福建省驻沪办事处三楼厕所所发现攻击毛主席的反动词句，再进行字迹鉴定，倾向不是田日农同志所写。原案犯罪事实证据不足。不予认定，并改判为：“一、撤销本院一九六O年度沪中刑字第516号判决；二、宣告田日农无罪”。据此，将田日农同志开除党籍也纯属错案。故决定：撤销一九六O年二月 三日沪人委监（60）字第06号决定；恢复田日农同志的党籍。
+
+　　 中共上海市直属机关委员会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九日
+
+##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79）沪中刑申字第360号
+
+　　申诉人：田日农，男，五十八岁，山东省广饶县人，原在福建省驻沪办事处工作，现住山东省广饶县大王公社田门大队三小队
+
+　　申诉人田日农因反命案，于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由本院以一九六O年度沪中刑字第516号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田日农对判决不服，提出申诉。
+
+　　现经本院复查查明：原判认定田日农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反右倾运动中进行反革命活动，涂写反动标语，污蔑我人民领袖的犯罪事实，证据不足，不予认定。为此，特判决如下：
+
+　　一、撤销本院一九六O年度沪中刑字第516号判决；
+
+　　二、宣告田日农无罪。
+
+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九七九年

CCRD/2/7/11/000003.txt

@@ -0,0 +1,11 @@
+# 中共上海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关于戴荣春同志复查结论的批复
+
+　　（市直属机关党委：）
+
+　　市直属机关党委关于戴荣春同志复查报告悉。
+
+　　经我们讨论，同意你们对戴荣春同志的复查结论。撤销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市委监委给予戴荣春同志留党察看两年，行政上撤职和降二级的处分以及市委甄别工作领导小组一九六三年三月一日关于戴荣春同志问题甄别结论的批复，从一九七八年十月起恢复原工资级别(行政十三级)
+
+　　 中共上海市为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
+
+　　抄送：市委办公厅、市委组织部。

CCRD/2/7/11/names.txt

@@ -0,0 +1,4 @@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关于撤销王元泰叛国投敌罪的刑事判决书
+对董永寿予以平反的证明和现行反革命问题复查的决定
+中共上海市直属机关委员会关于恢复田日农同志党籍的决定
+中共上海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关于戴荣春同志复查结论的批复

CCRD/2/7/12/000000.txt

@@ -0,0 +1,51 @@
+# 甘肃省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关于杜映华反革命一案的复查报告
+
+　　【杜映华，为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成员。1970年文革中“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杀。】
+
+　　杜映华，男，汉族。终年43岁，陇西文峰区土店子人。家庭中农，本人学生，高中文化程度。曾任区委书记，合作部长，县委书记处书记。1959年反右倾中被批判。
+
+　　杜映华因反革命一案于1962年11月23日经武山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1970年3月因反革命集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一、原判认定主要犯罪事实。
+
+　　1、196O年4月杜与向承鉴勾结大肆污蔑党的各项政策，攻击革命领袖，并参加右派反革命集团，曾多次与首犯张春元、向承鉴秘密集合，策划反革命组织名称、反动纲领；杜犯曾经介绍赵××、朱××未遂；杜犯并向反革命组织提供粮食、武器等重要情报，企图煽动群众暴动。
+
+　　2、1970年判决认定，犯罪事实：
+
+　　(1)一九六四年和匪首张春元联络后，两犯来往信件极为频繁，猖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
+
+　　(2)该犯先后给首匪张春元书写反革命信件，并请示张犯出去后如何搞？
+
+　　(3)张犯写的“上层建筑、政治、经济、军事、斗争策略”等反革命纲领、联络信件由该犯保存，妄图释放后在社会上勾结地、富、反、坏、右分子，建立所谓“民主统一战线”，实现所谓“民族共产主义”。
+
+　　(4) 1967年3月，该犯又与一贯道犯王永侦串通案情，及表示对一贯道钦佩。
+
+## 二、复查结果。
+
+　　196O年4月向承鉴与杜映华接触后，在交谈中，对反右派、反右倾和当时不良的倾向都感到不满，有不同看法，这是正常现象。杜与向接触中曾交谈过串连干部、组织名称等问题；杜曾与赵建基、朱光汉接触过；杜与向谈话中曾谈到县上干部携带手枪情况和全县粮食仓库发布情况，但杜本人不承认有反革命目的，且证据不足。故杜映华参加反革命集团应予否定。
+
+　　杜映华在劳改期间，曾通过黄荣、史茂珍、史朝忠、孙克歧等人与同监犯张春元、王益三传递信件，其情况属实。该犯在第三监狱曾先后给张春元写信三封，给王益三写信一封，给孙克歧写信一封，由黄荣、史茂珍、周学礼等犯转递。内容一是对张春元说明他从云务山被送三监狱的原因，和王益三被加刑的原因，一个是叫张春元安心服刑，认真改造，另外给孙克歧写了一封“中国近代史”，无具体内容，上述信件仅仅系犯人口供交待，均未发现其反动内容。
+
+　　张春元先后给杜映华写了七次信，其内容可归纳为下面几个方面：一、相互之间的问候。二、张春元对当前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的看法。如对印尼右派问题，赫鲁晓夫的下台，中苏分析等。三是对彭德怀的怀念和同情。四是通过传递信件，张春元散布了他的反动思想。如对史茂珍说：“你们可以在杜的周围一块儿学习最时髦的东西——毛著，可以伪装自己，另一方面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吸取有用的东西。”
+
+　　关于杜映华请示张春元：“我们出去如何搞”的问题。经查杜映华未做交代。只有张春元在1967年4月23日的口供中说：“杜映华说他的刑期不长了，出去怎么办。我就通过史茂珍传了个条子，叫到农村去，好好的搞，总结一下我们过去失败的原因，为什么我们都坐了监狱。好好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史茂珍证明：杜映华曾经跟他说过他的刑期快满了，出去怎么办的话。仅有史交代，没有其他证据。
+
+　　关于张春元写给杜映华的“上层建筑、政治、军事、组织斗争策略”等反革命纲领的问题。据史茂珍、史朝忠证明，张春元写信属实。共写三、四页装在肚疼丸的药盒里，借上厕所之机交给史茂珍看后，转给了杜映华。但无原始证据，具体内容没有落实，杜又未交代，不予认定。
+
+　　关于组织名称问题。张春元交代可能写在给杜映华的信中，提到过“民族统一阵线”和“民族共产主义”的话。史茂珍交代“在张春元写的上层建筑中写的是民族统一阵线”，但均未承认它就是该反革命组织的名称，故不应认定。
+
+　　关于与一贯道王永侦串通案情，并对一贯道组织表示钦佩的问题。经查，杜曾与王永侦谈话中说过：“你们一块儿的都是好人。”后来于3月17日犯人开过批斗会后，写一纸条给杜，上写：“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的道门的话，我作为介绍人，先把号挂上，你出去后找何首中求道。”但杜尚未看清就被发现。此问题不应定罪。
+
+　　该案原审特别粗糙，审讯不深不透，又无��据，只凭犯人的口供交待材料认定。特别是对有些重要问题和情节都没有很好的深追。
+
+## 三、处理意见
+
+　　杜映华由于受到反右倾受到批判，怀有不满情绪，并对当时浮夸风、瞎指挥及生活困难问题，有不同看法。杜没有参加“右派反革命集团”。
+
+　　杜在押改造期间，据犯人口供，杜与张春元、王益三等曾互相通信，企图释放后组织反革命集团。但没有确凿证据，故对杜映华参加组织反革命集团问题应予否定。
+
+　　经中院党组1980年元月29日研究，对杜映华两次参加反革命集团问题，应予否定。撤销1962年11月23日武山县人民法院民字第96号判决书和天水地区革命委员会保卫部天革保审(70)001号判决书，对杜映华宣告无罪，并做好家属善后工作。
+
+　　 1980年3月20日
+
+　　来源：谭蝉雪 编著：《星火：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纽约：国史出版社， 2016年。

CCRD/2/7/12/names.txt

@@ -0,0 +1 @@
+甘肃省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关于杜映华反革命一案的复查报告

CCRD/2/7/13/000000.txt

@@ -0,0 +1,35 @@
+# 甘肃省天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宣告张春元无罪的刑事判决书
+
+　　【张春元，兰州大学调干生，为“右派反革命集团主犯”。1970年文革中“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杀。】
+
+　　（原审被告：张春元，男，汉族。70年36岁，河南省上蔡县城关镇人，家庭农民，本人工人，大学肄业。）
+
+　　上列被告因组织反革命集团一案，于1965年元月20日被天水市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在劳改期间，又因反革命集团案，于1970年3月被天水地区保卫部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本院依法组织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查明：
+
+　　张春元在下放天水劳动期间，于1959年多次书写文章和散布言论，内容是对其被错划成右派不满和对当时农村的一些问题的看法；虽然这些文章和言论中有某些政治性错误，但未构成反革命罪。张春元在服刑期间，对原判不服，坚持其观点，在犯人中串连、传递字条属于违法行为，再次以反革命集团罪判处死刑不当。据此，特宣判如下：
+
+　　一、撤销天水市人民法院1965年元月20日(64)法刑字第19号刑事判决书和天水地区保卫部1970年3月9日的天革保审(70)第001号刑事判决书。
+
+　　二、对张春元宣告无罪。
+
+　　本判决书为终审判决。
+
+　　 甘肃省天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杜贞祥审判员 谈世清审判员 高克强
+
+　　 1981年4月28日书记员 高玺
+
+　　（附：）
+
+## 中共兰州大学委员会关于张春元右派问题的复查改正结论
+
+## 1979.07.04
+
+　　张春元，又名宁进，男，汉族，1932年生，河南省上蔡县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工人。1956年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学习，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给予保留学籍，劳动考察的处分。同年8月送天水县跑马泉公社劳动。
+
+　　根据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对张春元的右派问题进行了复查。经复查认为，张春元在1957年整风鸣放中没有右派言论，因此，原划张春元为右派分子是属错误，现决定给予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撤销原给予保留学籍，劳动考察的处分决定。
+
+　　 中共兰州大学委员会1979年7月4日
+
+　　来源：谭蝉雪 编著：《星火：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纽约：国史出版社， 2016年。

CCRD/2/7/13/names.txt

@@ -0,0 +1 @@
+甘肃省天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宣告张春元无罪的刑事判决书

CCRD/2/7/14/000000.txt

@@ -0,0 +1,39 @@
+#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林启武反革命案的刑事判决书
+
+　　申诉人（即原审被告人）：林启武，男，46岁，广东省潮阳县人。原住本市新闸路1051弄34号。现在安徽省庐江县215信箱就业。
+
+　　申诉人林启武因反革命案不服本院（83）沪中刑字第367号刑事判决，提出申诉。
+
+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查明：原判认定林启武1958年去香港后向国民党特务分子提供我政治、经济情报，依据不足，不予认定。据此，判决如下：
+
+　　一、本院（83）沪中刑字第367号刑事判决撤销；
+
+　　二、宣告林启武无罪。
+
+　　 1985年4月30日
+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
+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楼康安代理审判员　杨仓山代理审判员　夏??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1985年4月30日书记员　吴?生
+
+##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
+## （80）沪中刑中字第331号
+
+　　（林启武：）
+
+　　你的来信收到，对你要求发给平反证明或通知一事，答复如下：
+
+　　我院于1985年5月送达你的撤销原判，宣告你无罪的（80）沪中刑申字第331号刑事判决，证明你原被错判，已平反纠正。该判决具有法律效力，故不再另发证明或通知。
+
+　　特此告知
+
+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1988年11月18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CCRD/2/7/14/names.txt

@@ -0,0 +1 @@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林启武反革命案的刑事判决书

CCRD/2/7/15/000000.txt

@@ -0,0 +1,17 @@
+# 成都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撤销吴文英反革命罪的刑事判决书
+
+　　原判被告人：吴文英，女，现年78岁，汉族，湖北省恩施县人，现住本市华西后坝小学路5号。
+
+　　1958年12月5日，本院（58）刑字第1053号刑事判决书，以反革命罪判处吴文英剥夺政治权利3年。
+
+　　现经本院复查：原判认定吴文英在其丈夫被逮捕之后的言论，属于认识问题，至于所写诗词，纯属思想范畴的问题，均不构成犯罪，原判反革命罪不能成立。据此，本院判决如下：
+
+　　撤销本院（58）刑字第1053号刑事判决书，对吴文英宣告无罪。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1987年5月3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CCRD/2/7/15/names.txt

@@ -0,0 +1 @@
+成都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撤销吴文英反革命罪的刑事判决书

CCRD/2/7/16/000000.txt

@@ -0,0 +1,23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驳回周居正太太曾昭英申诉的通知书
+
+　　（曾昭英：）
+
+　　你对本院1963年度刑二字第20号（甲）刑事判决不服，以周居正写《民主社会主义论》是针对当时“左”的错误提出自己的看法，没有从事反革命的实际活动，属思想认识问题，不构成犯罪等为理由，向本院提出申诉。
+
+　　经本院审查，周居正为首组织“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的事实存在。周居正1957年被劳教期间，于1961年7月与劳教分子彭恢荣商定成立“中华工农民主联盟”。之后，周居正草拟了《三大战略十战术论》。1962年3月，周居正发展魏昭加入该组织，魏昭提出修改组织名称为“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并由周居正草拟了政治纲领《民主社会主义论》。周居正与魏昭又共同商定了该集团的总路线、方针、任务和组织路线。1962年5月，杨应森加入该组织后提出修改组织纪律的建议。周居正制定了该集团的组织系统，设立中央委员会，自任书记总长，并对魏昭等组织成员进行了任命。该反革命集团共发展成员69人。上述事实有汤从才、丁志超、姚风起、刘大学等多人的检举；经公安机关侦查缴获的纲领、宣传资料、战歌、组织成员入盟时交的凭证、成员照片等等书证、物证；其他组织成员的审讯笔录、亲笔交待，以及周居正的供述、亲笔自传等予以证实。如周居正亲笔交待：“自从1961年7、8月，我与彭恢荣开始进行反革命组织后，就考虑到武装夺取政权的问题，并由我初步拟定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战术。……思想上就打算着去川东山区将来建立武装根据地的问题，但首要的问题是建立组织的问题……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问题，除上述情况外，还没有在其他方面或地方作过打算和行动，这是由于时间短和环境的关系。”
+
+　　本案大量证据证实，周居正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通过武装夺取政权。该组织有纲领、组织严密，反革命目的明确，周居正的行为已构成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罪。
+
+　　本院认为，你对该案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申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再审条件，本院原二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
+
+　　特此通知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印章）1988年11月9日
+
+　　抄致：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
+　　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CCRD/2/7/16/names.txt

@@ -0,0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驳回周居正太太曾昭英申诉的通知书

CCRD/2/7/17/000000.txt

@@ -0,0 +1,25 @@
+# 曾昭英泣血再申诉周居正一案
+
+　　（最高人民法院：）
+
+　　我是重庆市小龙坎小学退休教师，现年71岁，我的丈夫周居正原是中共地下党员，1946年因参加学运被反动派关押在中美合作所白公馆，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重庆解放前夕，同罗文斌等同志一起越狱脱险。解放后，被分配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党校（后改为中央第七中级党校）担任文化教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被送四川省公安厅筑路支队劳动教养。1961年被捕，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初审，被定为反革命集团——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的首犯，被处死刑。上诉后，经最高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判，核准死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我提出申诉至今已有15年。在焦急无比经年累月的盼望中，竟然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一张驳回申诉通知书。
+
+　　这张通知书无异于又一次在政治上宣布周居正的死刑。这张通知书似乎周居正罪大恶极，铁证如山。但是，根据同周居正一起在四川筑路支队，永川茶场劳教或就业的幸存者以及和他同案被判刑、被关押的人提供的情况，我进一步坚定了申诉的信心：周居正一案是在当时极“左”的错误政策指导下，捕风捉影、刑讯逼供形成的冤假错案。特向最高人民法院再申诉，请依法立案复查，依法重新审理，撤销原判，宣告周居正无罪。
+
+　　一、通知书认定：“周居正发展魏昭加入该组织”。但是，四川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魏昭伙同周居正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通知书又认定：“魏昭提出修改组织名称为‘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周居正与魏昭又共同商定了该集团的总路线、方针、任务和组织路线”。但是，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于魏昭的判决书对此重要事实、情节并未认定。一个案件，法律文书叙述不同，可见事实不清楚。而且，被判处死缓的魏昭申诉称：本案完全是当时刑讯逼供，指明问供搞出来的假案。
+
+　　二、通知书认定：“周居正制定了集团的组织系统，对魏昭等成员进行了任命。但是认定担任中央局书记的魏昭，至今坚持申诉称：“这完全是虚假的，是逼供信的产物”。被关押审讯的蔡异北证明：“当时审讯人员指明问供，说周居正任命他担任外交部长，占由于他守死不乱招供，幸免于难”。
+
+　　三、通知书说：“上述事实有汤从才等多人检举证明”。但是，据当时劳教、就业的幸存者反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某些人为了求得早日解除劳教，无中生有，虚假检举。历史已经证明：陈有为无辜判刑，蒋文场被无辜关押刑讯，是姚风起诬陷别人，骗取立功。姚凤起等人的话可信吗？而且姚是该组织的组织部长，他是同案被告，他不能成为本案的证人。
+
+　　四、通知书说：“上述事实还有公安机关缴获的书证、物证为证。但是，其中所谓周居正制定的“纲领”——《民主社会主义论》提出要反对帝国主义、实行民主政治进行经济建设，怎能成为反革命的罪证？又如：根据姚风起检举参加该集团的凭证是一张邮票，陈有为被判处徒刑12年。1982年，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确认原判事实错误，撤销原则，宣告陈有为无罪。这种所谓书证、物证，应当重新审查核实。
+
+　　五、通知书引用周居正的亲笔交待，说周居正考虑用武装夺取政权问题，拟定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战术，打算去川东建立武装根据地，但是，根据周居正解放前为人民解放事业出生入死的政治信仰，解放后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表现，特别是他在逆境中，给我写信（文革中被抄去）回家探亲的嘱咐，要我教育子女相信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他的所谓亲笔交待，不是他的真实思想，是在刑讯逼供下的胡乱招供。根据魏昭、陈有为等多人的反映，当时办案人员刑讯逼供是不容否认的。而且，周居正交待的都是“考虑”、“打算”都是思想范畴的东西，并没有实际实动，是不能据以定罪的。
+
+　　总之，恳请最高人民法院调集原卷，立案复查，召开听证会，听取意见，核实证据，澄清事实，依法再审，撤销原判，宣告周居正无罪，还他一个清白和公道。
+
+　　 申诉人：曾昭英（签字）2004年12月4日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CCRD/2/7/17/names.txt

@@ -0,0 +1 @@
+曾昭英泣血再申诉周居正一案

CCRD/2/7/2/000000.txt

@@ -0,0 +1,47 @@
+# 我的新生
+
+　　<华东政法学院四年级九班、钱仞千>
+
+　　一年以前，我曾认为像我这样一类人也许不会进步了，即使有进步，那也是极微小的，我明明知道自己的思想是很错误的，但就是不想改或改不掉。但是经过整风运动，特别是在思想小结后，在大家的帮助下，终于对一些基本问题有了初步的认识。如果说在这以前的心情是紧张的、沉重的，那么今天的心情是愉快的、轻松的了。因为我已把心交给党和群众。而党和群众也伸出友谊的手在推动我前进。我现在完全有信心和决心来正视现实，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以便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
+　　过去，我认为人的一生应该是轻松愉快的，而不是严肃呆板的，因此我在选择职业时也以此为标准。我觉得音乐工作本身就是像玩一样，又容易成名。因此，准备高中毕业以后去学音乐。到了快毕业的时候，又觉得外交口译很好，整天随外交使节和专家往外国跑，很有意思，而且工作又轻松。而其他工、理科之类不是整天坐办公室，就是在工厂中，这是我最怕的事。
+
+　　考取了华东政法学院，我很懊丧，因为我知道做政法工作不可缺少的条件是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丰富的社会经验等，而这些我都不具备，并且也不想具备。到了学校以后，工农同学和调干生很多，这又增加了一件不高兴的事，因为我觉得他们一点也不活跃，很呆板，而我喜欢活动。转学又不可能，于是只得在无可奈何的心情下念下去，我想我的一生就这样默默无闻地被埋没了，而当我看到好的音乐会或芭蕾舞，心情更沮丧，我想如果进了音专或艺术学校，也一定会有此成就，而现在，一切都完了……。
+
+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用灰色眼睛去看一切问题，本来我就没想过人活着是为了什么，而现在我就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去考察，觉得生活不外乎吃饭、睡觉、工作学习，再加上些娱乐，最后人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说人活着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么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也是为了使人人物质生活好，归根结底人活着还是为了物质享受。人死了什么都不知道，闻名有什么用，名誉地位究竟是抽象的东西，还是物质享受来的实惠。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开始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生本来是享受，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活着就应该尽量享受”。
+
+　　在生活上，我主张在自已经济条件允许范围内尽情享受。有了钱就用来使自己快乐，什么节约、勤俭，我从来不考虑。我觉得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不会再有失业的危险，而且以后的生活将愈来愈好，要储蓄干什么，难道想把钱带到棺材里去吗！我认为一个人只工作，而不知尽情享受，生活就失去意义了。因此我在每天的休息时间，尤其是星期日或星期六晚上，就尽量开动脑筋，积极地想法娱乐。我最喜欢跳舞，所以常常参加舞会，尤其喜欢参加私人舞会，因为舞伴好、音乐好、地板好、灯光好，有“浓厚的愉快”气氛。其次，喜欢荡马路、看橱窗、看漂亮的衣物、翻杂志做农服，或看中古世纪的翻译小说，而且受影响很深。而对中古世纪的农民起义等进步记载则不感兴趣。对音乐的欣赏，大多喜欢西洋的，尤其是西欧国家的，因为我觉得他们的音乐，尤其是跳舞的音乐很能激起人的快感，而对本国的歌选等则不感兴趣，我觉得总是老一套、公式化。
+
+　　在生活上我喜欢自由，不要有任何约束，如自修时间由自己支配，星期日最好不要再有集体活动。而对周围的事物尤其漠不关心，不问不闻。
+
+　　在学习上，由于我讨厌政法专业工作，因此对学习不感兴趣，平时学习马马虎虎，也不自觉地遵守学习制度，到了考查考试时，临时抱佛脚，别人批评我也不接受。尤其当我看书看久了，眼睛痛或头痛时，更原谅自己，我想身体最要紧，还是去睡一会吧！
+
+　　我很讨厌开会，因为休息时间已经很少，还要占用来开会，尤其当星期天开会开得长的时候，我更不满。在开会时，心早飞到外面去了，我觉得开会很费时间，老一套，尤其是小组会翻来复去真没意思，所以心不在焉。对组织生活也有同样看法，认为组织性、纪律性束缚自由。对政治运动则更不感兴趣，一方面认为运动对自己没关系，另一方面运动中很忙，与自己活动有冲突，所以更不高兴。但是开会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又怕挨批评，只得发些言来敷衍一下。结果运动过去了，对自己的教育不大。
+
+　　我很害怕暴露思想，恐怕挨批评，对组织不信任，不敢对组织讲心里话，情愿对自己的所谓好朋友讲，因为他们不会批评我，又不会汇报给组织听，还会安慰我，或一同发发牢骚，心里也畅快些。另外，我对汇报制度也有偏见，我不知道这是组织性、纪律性的问题，而认为汇报是拍马屁，想借此抬高自己打击别人。
+
+　　我们学校里工农同学和调干同学很多，我觉得他们没有车青人的“朝气”，玩不拢，话不投机，又怕某些人“脏”，因此我不愿接近他们，在思想上与他们对立。
+
+　　对于劳动我觉得又脏又累。对星期日的义务劳动更不高兴，因为妨碍了我的私生活，而根本不理解劳动的意义，还觉得脑力劳动也是建设社会主义，何必一定要体力劳动，多此一举。当听说毕业后要下乡劳动时，心里更不舒服。我想念了4年下乡劳动什么都忘光了，至于安家落户更是大材小用，浪费人材。最后我想劳动随便怎样苦我也情愿，如果叫我同农民一起吃饭，我吃不下，于是想出一个妙计：在吃饭的时候，我向他们说我有肺病要传染，使他们不敢同我一起吃饭。
+
+　　在政治上没有上进心，别人说我落后，而我可不在乎，我觉得象我这样的人社会上很多，只是在政法学院似乎突出一些，出去后也就一般化了。在专业上也不想成名，只要一般化就行了。我也知道搞政法工作必须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但是我想这很容易，只要将来办案时一切都从劳动人民利益看问题就行了，至于私生活是资产阶级一套，只要不妨碍工作，在工作时负责就行了，何必大惊小怪，大会小会开个不停，还要个别教育，真麻烦。对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既不恨又不痛，有时还自我欣赏一番。
+
+　　第二次反右派斗争开始了，我还不知道在我们班里要与谁进行辩论，当群众提出要与×××等同学辩论时，我有些怀疑，因为在鸣放时也没意识到他们的言行是反动的。当同学们揭发右派言论时，有的地方我也觉得很反动，要与他们辩论，但在批驳观点时，却是有气无力，当别人批驳时，我还弄不明白为什么下这样的结论，有时还怀疑右派的某些言论的目的是否真是在向党进攻。例如，有个右派分子说她“署假回到家里，看到合作化后，农民生产情绪不高，太阳很高才下地，而在合作化以前，农民天不亮就下地了”。又说“合作化后农民生活很苦，与城市相差太远”，等等。当时大家认为这是对党的合作化政策的进攻、污蔑，但是我却在想：合作化在大多数地区是好的，但是在个别地区因为干部执行政策有偏差而造成错误也是可能的，我根本没想到她会捏造。
+
+　　在整个反右斗争中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我看到自己对敌斗争柔弱无力，对党和群众不够信任，也不懂别人的批驳的内容……这一切到底为什么会产生呢？我想了很久，最后找出答案，这就是我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而又不要求改造自己的结果。因为自己的思想感情偏向于资产阶级方面，必然在看问题时也带上这种情绪，资产阶级认为对的东西，我也认为不错，资产阶级认为不好的东西，我也认为有些不好。自己没有无产阶级思想，也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是非标准。
+
+　　通过教学检查与教学整改，对我的教育也很大，使我更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立场是模糊的，并且也体验到要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实在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必须在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才能逐步树立起来。例如，以前我听老师讲了无罪推定原则后，还以为这是我国民主表现之一，至于其他错误观点，我也发觉不了，这反映了我的立场观点是模糊的，根本谈不到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立场。以前从来不知道没有无产阶级思想感情，就不可能体会劳动人民的喜怒哀乐，不可能分清是非，不可能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进行工作。以前我总认为工作时是无产阶级思想，生活是资产阶级的一套，二者可以并存，现在我体会到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只要自己不愿放弃资产阶级思想感情，在工作中就不可能不犯错误，并将给工作带来很大损失，这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非常有害的。
+
+　　这样我开始迫切地要求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为人民服务。我暗自着急，要求在政治斗争和劳动中锻炼自己。
+
+　　这时候学校开展了除八害运动，我积极投入了运动。有一次，雪下得很大，我和一位同学跑到真如火车站去捉虫，一上午捉了700多个，回来后，手冻得发僵。下午我又去了一次。党团组织表扬我了，真使我感到意外��从前每当表扬和批评时，表扬总没有我的份，批评常有我一份，但是今天竟然受表扬了。当时，也感到很惭愧，因为有很多同学比我好，团组织重视和关怀着我的刚刚萌芽的一些进步表现，我要鼓足干劲对待各项工作，坚决改造自己。
+
+　　“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建设热情，每天的报纸、广播传来了各单位的生产捷报。许多产品在很短的时间内已经接近或赶上国际水平了。这一切使我看到了“人人为人人”的现象。我开始懂得生活的意义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觉得以前太对不起党和劳动人民了。劳动人民辛勤地创造物质财富供我享用，但是我却并没有付出艰巨的劳动。只有每个人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人人才会有幸福。尤其政法工作对人民和国家的生命财产有很大的关系，我更应该重视。这样我就把自己的一切行动与“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思想联系起来，我更也不感到政法工作不好，成不了名、枯燥……。当我很忙很紧张时，也能自觉地坚持。
+
+　　在我思想斗争的过程中，党、团组织一直在关怀、鼓励、支持着我，使我改变了对组织的错误看法，在思想上接近了组织。在我们班里开的一次谈心会上，党支部书记老王首先检查了他以前对我们几个同学的看法是有些问题的，他说：“过去我认为钱仞千是个小姐，什么苦事她都不愿干，我真拿她没办法，但是这次运动中，她所表现的事实教育了我们不应该如此看人”，并且又检查了他自己在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上的一些不好的地方。以后，其它党员和干部也都主动地检查了他们过去对我们的看法，这些使我很感动。我心里想，以前是我们自己不好，不能怪干部，但是现在，他们反而责怪自己，我想我以前太对不起党了。党员、干部、同学都这样诚恳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我更应该以心换心。
+
+　　在这次思想小结的学习运动中，当我在小组会上检查的时候，同学们都首先肯定我的进步和成绩，鼓励我前进。这一切使我觉得同学和组织是在很诚恳地帮助我进步，虽然批判很严格，但是绝大多数符合事实，使我提高了认识。当我回顾一下我过去的思想和生活，那自私自利的享乐思想和追求不劳而获的寄生腐化的生活是多么的肮脏和丑恶！在我的整个脑海所盘踞的不是光辉远大的理想，不是辛勤的工作和学习，而只是盘算着眼前的个人享乐，吃、喝、玩、乐。我把丑的抱住当作美的；臭的抱住当作香的。事实上肮脏和丑恶的、使人掩鼻而过的不是别人，而正是自己的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享乐腐化思想。
+
+　　（总之，经过整风思想小结，使我更感到心情舒畅，就像洗了一个热水澡，又烫又舒服。我有决心和信心，在今后的劳动中锻炼自己，彻底抛弃旧我，并且加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提高自己分清是非的能力。在党的教导下，时时警惕自己的旧思想，树立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人生观。坚决听党的话，把心交给党，坚决服从统一分配，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
+
+　　来源：中共华东政法学院委员会社会主义教育办公室、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自觉革命奔向红专》，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

CCRD/2/7/2/000001.txt

@@ -0,0 +1,47 @@
+# 《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自我批判
+
+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瑶>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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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有许多严重的错误，虽然这部书已经停印了四年，我也曾在《文艺报》上做过公开的检讨，但不只那个检讨很不深刻，而且由于这些错误的产生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客观条件，例如写作时间较早或资料不足等原因，而是都与我自己的立场观点和学术思想密切联系的；经过这几年来党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特别是在伟大的整风运动中所给予我的教育，使我深切地感到必须对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文艺思想作一次彻底的批判，才有可能向红透专深的目标跃进。因此我愿意就表现在这一部书中的严重错误，重作一次认真的检查，一方面促使自己与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做彻底的决裂，在思想深处插上红旗，一方面也消除一些这部书在读者中所散播的不良影响。现在就我所认识到的一些严重错误，写在下面，并给予批判，希望能够继续得到同志们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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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性质的认识就是错误的。我强调中国新文学是一贯反帝反封建的，它的基本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虽然我也说明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而且这是为社会主义扫清道路的必须工作，但对于毛主席所明确指示的在文化中所存在的“社会主义因素”这一重要原则却并未领会，这当然就会给工作带来根本性质的错误。毛主席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又说：“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反映到我们的国民文化也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见《新民主主义论》）这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与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带有根本性质的分歧所在，就因为我们的新文学是为无产阶级所领导的缘故。但在我的书里，根本看不到对于社会主义因素的任何重视，而只是片面地强调反帝反封建的性质，这就混淆了我们的新文学和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学的区别，它的客观效果只能是为资产阶级张目的。这实际上也同样是对于无产阶级的领导、对于党的领导作用的忽视和贬低。虽然我在绪论中也指出从“五四”起新文学的领导思想就是无产阶级思想，并且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党的领导作用也逐渐加强和巩固；但所谓“领导”并不是一句空话，正因为我们的新文学是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因此在它发展的方向、路线、以及杰出作品的思想倾向和创作方法上，就都带有明显的社会主义的因素和倾向。我虽然也谈党对文学战线领导的逐渐加强和巩固；但我只着重在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方面，而忽略了社会主义因素的成长方面。这实际上就是忽视了党的领导作用；因为反帝反对建的民主革命如果不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话，即使民主革命胜利了（这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是绝不可能的），那结果也只能是走向资本主义道路；正因为有了党的坚强领导，才能保证我们新文学的发展路线向着社会主义的方向。由于我在这一点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因此虽然我也提到党的领导作用，但从全书看来，我是把这种作用抽象化了，并没有能够贯彻下去，使读者感到党对现代文学发展的重大作用。其次，和这相联系的，对于社会主义文艺路线的发展方向，在我的书中也是非常模糊的。这是很自然的。我们说从“五四”起，中国新文学就是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前进的，那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和起决定作用的社会主义因素的缘故。文学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并不只是在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文学中才存在，而是在为社会主义扫清道路和准备条件的民主革命时期就实际存在的，就因为这个文艺运动是由无产阶级所领导的缘故。我既然忽视了社会主义因素的重大意义，又把党的领导作用抽象化了，那么对于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前进方向，当然就都不可能明确地体现出来了。而社会主义的方向路线如果模糊，那在客观意义上当然就没有解决两条路线的问题，当然就不能不是为资本主义方向张目了。我当然没有这样明白主张过，但我不能不承认事实上存在着这样的客观意义。我在全书中的每一时期都写了一节关于思想斗争的论述，我也扼要地叙述了每次论争的经过，但对于思想斗争的意义，特别是对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斗争的重大意义，我的理解是非常不够的。我只是一般地从经过、原委、正确与错误来理解，而并没有联系到方向路线的问题、领导权问题、谁战胜谁这样与政治密切关连的问题来考虑，那结果就使得现代文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非常模糊，使读者看不清楚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和党的领导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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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总的说来是在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下的革命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文学，我既然忽视了社会主义因素的巨大意义，又看不出革命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和原则区别，而是将二者混淆了，统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反帝反封建的，那实质上就只剩下了民主主义的文学。这种错误理解的根源，当然是和我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密切关联的，由于自己的出身、经历、教养等等关系，资产阶级思想非常浓重，解放后又没有认真地进行改造，仍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因此不可避免地就会在工作中产生一连串严重的错误。由于我在旧社会也受到压迫，对反帝反封建具有一定程度的热情，也喜爱读一些新文学作品，因此就片面地夸大了自己的感受；现在检查起来，我个人对反帝反封建的某种热情和要求，从根本上说都是由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出发的，而如果用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去看新文学的历史，那当然就会看不到它的社会主义因素和方向路线了。对于党的领导作用也一样，关于无产阶级的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和不妥协性方面我就比较容易理解，而对于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方面就感到很抽象，好象社会主义还非常遥远。现在检查起来，这一切都是由我的资产阶级立场和观点来的；我觉得这是一切错误的总的根源，它使我在新文学的性质、方向路线、领导思想这样一些关键问题上都产生了一连串的错误，那这部书中的其他具体论述的错误百出的地方，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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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文学史所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文学战线上的斗争经历和辉煌成果，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首先就说明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应该也是研究现代文学史的重要指针，但我恰好就在这种最重要的问题上犯了原则性的错误。道理也很显然，这是文学的党性原则，是与我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根本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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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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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书中最突出的、带有原则性的错误，是我当作正面论断来引用了许多胡风、冯雪峰的意见。人们从我的书中只能得到这样的印象，就是胡风、冯雪峰是著名的理论家，鲁黎、绿原、路翎等人是有才能的作家，而且都是对于革命文艺有贡献的。仅只这一点，也就足够说明这部书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所发生的危害作用了。当然，在我写这部书的时候，他们的反动的政治面貌尚未揭露，但这是否可以为我的错误辩解呢？完全不能；因为他们的所谓文艺理论以及“作品”中的反动性是从来就存在的，而我对此并无觉察，那除了说明在我的思想上有和他们共同的地方以外，是很难有其他解释的。我虽然在书中还写过一节关于革命文艺界对手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的论述，但我是怎样理解的呢？书中说：“这些人都是进步的小资产阶级，主观上都是倾向革命的，自然与那些根本反动的思想不同。但也正因为如此，那些错误的因素就更容易在一些文艺青年中散布作用。”这种说法只能说明我对他们根本的反动思想毫无认识。一直到1955年胡风的反革命活动被揭露以后，我在政治上是划清了界限的，并较早地写了批判文章，但对于他的文艺理论的根本错误，就理解得很不清楚，因此我没有能够写出从理论上批判的文章来。经过文艺界在1955年对胡风的批判，我仔细阅读了每一篇文章，思想才逐渐有所提高，我开始对冯雪峰的理论有了一些怀疑，因此在反右以后，我才能比较系统地写出了一篇批判冯雪峰的文章。现在问题很清楚，在文艺理论上的根本观点上，胡风和冯雪峰是完全一致的；对于我来说，我写的批判冯雪峰对于现代文学史的错误观点的文章中虽然还有许多缺点，但实际上是带有很大的自我批判的性质的。因为仅就我所批判的那几个问题说，其中就有一半是表现在我的《中国新文学生稿》中的；因此我在那篇文章的最后说：“我自己就在许多问题的理解上犯过严重的错误。这使我认识到，现代文学史并不是一门可以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科学，它是与中国人民革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切关连的。”虽然当时我还没有认识到根本问题是一个立场问题，但我写这些话时的心情的确是很沉重的，因为我初步认识到了一些自己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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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革命文艺界1948年在香港已经比较深入地对胡风的思想做了批判，因此我在引用胡风的意见时，是多少有一点警惕的；而对雪峰，则我几乎是把可引用的话都引用了，并没有甚么抉择。我引用胡风的材料大半集中在他的《剑·文艺·人民》一书中，因为我对抗战初期的史料掌握甚少，这一时期的材料又不易觅到，而这本书中大部是论述这一时期的文艺运动的；我当时想把它当作材料来用一下也许无妨，因为这是在毛主席《讲话》以前发表的。现在看起来，他的每一论述都是浸透了他的反动思想的，而我对此并无识别，这是和我在引用冯雪峰意见时的情况完全一样的，只能从我自己的思想中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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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我的思想和他们的完全一致，那也是不合事实的，我的书中也有许多和他们的意见完全不符合的地方；但我现在要检查的不是这些，而是和他们的反动理论的共同点。应该说，凡是为我所正面引用的材料，都是在我写作的当时所认为正确的，也就是在我思想中存在问题的地方。资产阶级的思想虽然可以五花八门，但归根到底总是一脉相通的；我现在想以“大众化”这一问题为例，来检查我和他们的思想一致的地方，并进行批判。“大众化”是贯串在现代文学史中的一条中心线索，它的真实意义就是如何促使新文学更好地和更有效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问题，如何促使文学与群众相结合的问题。从“五四”的提倡白话文开始，左联时期的提倡大众文艺和大众语，抗战时期的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直至毛主席明确地提出了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以及普及和提高的辩证关系，都是沿着现代文学是中国人民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原则发展下来的。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最容易暴露出资产阶级的真面目，而且也最容易看出它与毛主席文艺方针相违背的地方。而恰好就在这里，我同意了胡风、冯雪峰的荒谬论点。胡风在关于民族形式的论述中，完全无视提倡民族形式的重要意义，孤立地抓住“内容决定形式”这一命题，目的只在阻碍文学的群众化，宣扬资产阶级的反动文艺思想，而我却引用了他的一段话，并说这是接触到了问题的中心的。在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上，我引用了冯雪峰的说法，说甚么“就一般新文学作品说，它的不普及实在是因为它的不提高——它还不够高度地反映了人民现实生活中的要求和力量，以及创造了和这内容相适应的民族形式。这就是说作品的所以不够大众化，是因为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还不够很高。”这事实上是把普及和提高完全等同了起来，并实际上取消了“普及”。为甚么在这样关键性的问题上我会接受他们的反动意见呢？从根本上说，就是我和他们一样不重视文学“为甚么人”的问题，不重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问题，因此就看不到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和迅速接受的重大意义。现在我们知道胡风和雪峰都是极端轻视劳动人民以及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的，胡风宣扬过反动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他认为人民是落后的，而知识分子则是人民的先进；雪峰也常常夸张地描述人民群众的落后麻木，而且认为“大众艺术不在迁就大众，却是提高和改造大众”，他们的这种反动论点是根本违反毛主席的指示的，是与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文学当然首先应该为他们服务，因此必须普及第一，这是方向性质的问题；知识分子则必须与工农兵结合，向他们学习，来改造自己的思想。由于我仍然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根本没有建立群众观点和劳动观点，思想深处轻视劳动人民，常常不自觉地夸大知识分子的作用，因此对于他们的这些反动论点就很容易接受，我想这就是使我犯了许多错误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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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书中和他们论点的共同地方并不只上述的这些，但因为这不但是根本的、有代表性的，而且是直接违反毛主席《讲话》的精神的，那么其余的错误百出，就可想而知了。这里深刻地说明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如果没有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思想深处没有插上红旗，那么尽管自己主观上有一些良好的愿望，但在工作上是不可能抵抗反动思想的侵蚀、不可能不给社会主义带来危害的。我必须从这里汲取足够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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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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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述中，这部书中也同样严重地暴露了我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我错误地肯定了许多反动的作品，把毒草当作香花，起了很坏的影响。胡风分子的作品，我大部是加以肯定的，还特别立了一节谈《七月诗丛》，究竟我肯定这些作品的甚么东西呢？翻开我的书，不外是“情感丰富”之类的词句，而脱离了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政治倾向，抽象地谈甚么“情感丰富”之类的东西，正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特点。情感是有阶级内容的，而且当资产阶级的文艺家抽象地谈问题的时候，其实也还是贯串了资产阶级的阶级内容的，这在我身上也毫不例外。由于自己根本没有得到改造，立场仍然站在资产阶级一边，那么由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体味作品，自然就浸透了阶级的偏见。除过胡风分子的作品以外，我还肯定过丁玲的反党作品《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冯雪峰的《灵山歌》和《乡风与市风》等杂文集；对这些毒草的内容我毫无批判，而是当作香花来肯定了，这除了说明在我的立场和思想感情上有和他们共同的地方以外，是很难用其他原因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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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对于许多应该肯定而且我也肯定了的作品，也并不就是没有问题的。既然我的文艺思想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它就不可能不在许多地方表现出来。譬如对于一篇作品的分析，我最先注意的常常是人物性格是否鲜明，结构是否完整，以及是否有独特的风格等等，而不是首先从主题思想和教育意义上来着眼。在我个人对于文艺作品的接触中，长期以来我很喜欢旧现实主义的古典作品，这些作品中对于个人力量、个人感情的夸大的描写，对于社会黑暗的刻划，很投合我的爱好；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中，我喜欢陶渊明、李白的诗，《世说新语》式的散文，我欣赏那种孤独寂寞而又孤芳自赏的抒情，喜欢那种冷嘲热讽式的“隽永”，这种种影响长期以来就培养了我的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由于自己根本没有得到改造，这种腐朽的思想感情就不断地表现在我的文章里，发生了很大的危害性。譬如对于《人民文艺丛书》中的小说，我很喜欢柳青的《种谷记》，但柳青自己在一篇文章叫《毛泽东思想教育着我》中，就检查他在《种谷记》中的那种烦琐的描写和心理刻划是带有旧现实主义倾向的，可见我欣赏的恰好正是他自己所批判掉的东西。这就说明，虽然我口头上也讲毛泽东文艺思想，但由于立场问题没有解决，根本不可能理解毛主席《讲话》的根本精神，而在灵魂深处却仍然是保存着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的。在我关于“新月派”和“现代派”诗的叙述中，虽然我也批判了那些作品的内容是要不得的，但又肯定了他们的技巧有一定的成就，而所谓“技巧”却正是为那种内容服务的。这种脱离内容来讲技巧，正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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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上看，这是把政治性和艺术性割裂开了，而且把艺术标准当作了文学批评的第一标准。其实毛主席所指示的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乃是客观的规律，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即使他标榜的是艺术至上主义，实质上也仍然是政治标准第一的；不过对于政治的看法和要求，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内容罢了。这在我身上也不例外，象鲁黎、绿原的诗，丁玲的《在医院中》等毒草，即使脱离了它们的反动内容来看，究竟又有甚么艺术性可言呢？这就说明，根本原因仍然是这些作品的反动内容与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有相通的地方，而不是甚么艺术成就。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我对具体的作家作品作评述的时候，当然不会不是错误百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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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开始作检查的时候，我以为我的评价作家作品只是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要求出发的，不管一个作家站在那一个阶级的立场，只要作品的内容有一点反帝或反封建的要求，我就一律都肯定了；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时期也还是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要求的。这种评价标准实质上就已经说明这部书中所表现的立场观点是从资产阶级出发的，它不可能显示我国新文学发展的真实面貌。但仔细检查的结果，我的错误的程度还远不只此；有些作家作品是根本没有甚么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可言的，而且可以说是已经为时代淘汰了的，也都被我拾起来写到书中了。李金发的诗，沈从文的小说，余上沅的剧本，梁遇春的散文，类似这些作品又有甚么必要来写进文学史中去呢？那内容又有甚么反帝反封建可言呢？虽然我在评述这一类作品时是都作了一些批判的，但不只非常不够，而且根本就不应该把这些作品也写在文学史里。这样处理的结果势必使现代文学中��发展线索混淆不清，使主流、支流和逆流搅成一团，使蚂蚁和大象并列，结果当然是因而降低了重要作家作品的突出的地位和影响。这就使我意识到，我所介绍的作品除了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内容的以外，还有一些其实主要是资产价级知识分子的抒发个人主义情绪的东西，因为这种情绪在我身上也有类似的存在，因而即使这些作品在当时并没有甚么进步意义可言，我也就把它们收罗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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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我曾在《文艺报》上检讨过这部书中的客观主义的写作态度和它的危害性，现在检查起来，那时的认识还远没有接触到关键问题。在评价作家作品的标准上可以看出，我的态度是一点也不客观的，处处都流露着我自己的感情和爱好，而有些毒草之被当作香花，就明显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这里也同样说明了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虚伪性，因为在立场、观点的根本问题上，是没有甚么超然的“客观”可言的。所谓客观主义正是资产阶级立场观点的一种掩饰，如果仔细分析起来，掩藏在客观主义下面的正是作者的主观随意性，我在评述作家作品时所犯的严重错误，就明显地证明了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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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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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立场观点根本错误，在我写作的态度和方法上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同样严重的错误。我们为甚么要研究文学史或者写一部文学史呢？归根到底当然应该是为政治服务、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但在我的工作中，我就很少考虑到研究文学史的目的和会产生甚么样的社会影响这类问题。我在解放前写的《中古文学思想》的自序中，在谈到传统所谓“八代之衰”的问题时说：“即使是衰的，也自有它所以如此的时代的和社会的原因，而阐发这些史实的关联，却正是一个研究文学史的人底最重要的职责。……本书的目的，就在对这一期中文学史的诸现象，予以审慎的探索和解释。作者并不以客观的论述自诩，因为绝对的超然客观，在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的；只要能够贡献一些合乎实际历史情况的论断，就是作者所企求的了。”这可以说明我一向作学术工作的态度；现在姑不论那些文章中的错误百出的内容，首先在我的追求目标上就只是着重在说明现象和解释史实，而并没有想过这种工作有甚么社会意义和为谁服务的问题。现在看起来也很容易理解，一个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人，根本没有改造世界的无产阶级世界观，那他怎么会自觉地为革命的政治服务呢？当然，从客观意义上说，任何工作总是和政治有密切连系的，何况象文学史研究这样富于思想意义的工作，事实上我的文章也还是为政治服务的，不过不是为社会主义，而是为资产阶级罢了。这种写作态度当然也就可以说明我的文章的内容和质量，因此在我的那些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书籍中，也同样是错误很多的。在《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写作中，这种态度仍然没有改变，而且由于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方向下发展起来的，我的这种资产阶级客观主义态度的虚伪性就暴露得特别明显，危害性也就特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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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抱着这种态度从事写作，在方法上也就暴露出了许多问题。首先是材料主义，研究文学史当然必须掌握丰富的材料，但材料主义的特点并不在于它掌握得材料多，而在于它把材料不分主次和真伪，平列地铺陈出来，实质上是以材料来掩蔽观点，宣传资产阶级思想。我的这部书中就不能不承认带有这样的性质。其次是形式主义，这在这部书的体例和章节安排上表现得最为显著；我不是按照文学史的真实面貌、有重点有主次地来写的，而是象切豆腐一样地弄成了一些方块块，表面上章节分明，很整齐，实际上正是割裂了文学史发展的内在联系的。治学方法本来是服从于世界观的，象我这样在立场观点上都有严重问题的人，在方法上的错误是必然会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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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的根本态度是从科学地分析研究对象开始的，是实事求是的。而我写这本书的根本态度就是不严肃的，可以说是粗制滥造的。当时的教学任务要求我快点编出讲义来固然是事实，但根本原因却在于我的抢先出版的个人主义动机。写得好和出版早并不能算是坏事，但我把“快”和“好”对立起来，不负责地粗制滥造，不考虑它给读者的影响，那就不能不由我的资产阶级立场来负责了。我也知道这个工作很不好搞，容易犯错误，但我当时想到的只是这门学问以前很少人研究过，在旧大学里根本没有这一课程，基础不够，无成规可循等等，却并没有认识到所谓“容易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根本在于我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由于我想到这一工作容易犯错误，于是我就在写作中力求“稳妥”，办法之一就是多引用文艺界的一些著名批评家的意见，而少发表我个人的看法。这是和我的所谓客观主义的方法相联系的，我以为这样可以少犯错误。胡风、冯雪峰等人的言论就是在这样的动机下为我所引用的；当然我也引用了许多正确的意见，但不论是正确的或错误的，我都没有经过很好地消化，只是觉得这样做比较“稳妥”，可以少犯错误。在对作家作品的评述方面，我也努力避免尖锐的批评，总是设法去肯定他们的成就，因此总的说来，凡是值得肯定的作品，不管我写的是否中肯和得当，都肯定下来了，很少有遗漏的；这也许可以叫做“肯定无边”罢，我不但对许多作品中所显明存在的思想上或艺术上的缺点没有批评，而且肯定了许多的毒草。当时我也注意到许多作家的政治面貌，但只是注意他们是否和国民党政权有关系、是否逃到台湾等等，而并不是从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阶级实质来作细致分析的。从第一次文代大会的文件中，我体会到毛主席《讲话》的发表是在现代文学发展中严格地划清了无产阶级文艺思想与一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界限，因此我就确定了1942年以前的作品评述从宽、1943年以后的从严的办法，也是觉得这样做比较稳妥。以上种种说明一个事实，就是我的写作态度是不严肃、不科学的。它不是从客观实际、从研究对象的认真分析出发，而是用各种小心谨慎的办法来力求稳妥的。其实这种资产阶级作风就是最不稳妥的，现实的发展给我带来了深刻的教训。一个人如果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立场，富有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他知道他工作的目的和意义，他是不怕失败和错误，也绝不追求所谓“稳妥”的。我的这种想法就充分说明了我的从个人主义出发的立场，那我的工作怎么会替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带来危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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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伟大的整风运动中，在社会主义大跃进的时代气氛中，我的觉悟也开始有所提高，痛切地感到在自己身上所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从以上的检查中可以看出，我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是资产阶级的，这部书当然也是一面产生了很大危害性的白旗；是白旗就必须迅速、彻底地拔掉它，坚定地树立起共产主义的红旗来，我有决心也有信心能够在自己的思想深处努力来完成这个插红旗的光荣任务。从这次的检查中我也认真地体会到了一点，文学史的研究工作最根本的不是知识和材料的多寡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思想感情问题。如果立场问题得不到解决，政治没有挂帅，那么我就再小心谨慎，在文字的斟酌上再力求稳妥，仍然是丝毫不能解决问题的实质的。而文学研究工作或教学工作本身就是思想工作，如果它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就必然要为资本主义服务，就必然要对人民产生危害作用。这点感受虽然很肤浅，但对我说来的确是非常深切的。在全国人民向着共产主义大跃进的今天，客观现实已经为我的加紧改造提供了最良好的条件和机会，我一定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首先在自己的思想中拔白旗，插红旗，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一定要在政治立场上、学术思想上、生活作风上争取红透，然后以红带专，向着共产主义的明天勇敢地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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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北京大学中国语文学系编辑《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第三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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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掉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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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政法学院四年级十班、王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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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整风运动已经进行了一年了。在这不平凡的日子里，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日千里地跃进；人们的政治思想面貌也焕然一新。“15年赶上英国”的豪迈口号激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人人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乘东风向共产主义高歌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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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睡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阴沟里的我，也被整风运动的春雷惊醒了。开始睁开双眼，看到了自己身上的污点，我下决心洗个痛痛快快的热水澡，彻底地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洗刷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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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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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表现在我身上最突出的是唯利是图的利己主义。主要有下列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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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贪公家便宜，无所不为：如当别的同学享受了病号伙食或申请到补助，而自己得不到时，就不满意。觉得自己吃了“亏”。有机会可乘时，不论大小，都尽量捞他一把。1957年春，生了双胞胎。当时就这样想：“既规定生一个孩子有40元生产费，我生两个，当然要加倍补助。”学生科不同意时，就大为不满，觉得“不合理”。又母亲来校时，我不按食堂制度去买客饭。却从大灶中把自己一份菜拿回来，再多打些饭，两人分而食之。还觉得这样“节约”了2角钱，得意非凡。因病到卫生科敷药，嫌医生给的药膏和纱布少，自己动手取，能多拿一些，就多拿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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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强调特殊，要求额外照顾：生育后，就强调家里无人照顾孩子，要学校解决房子问题。按制度规定，学生是不能带家属住校内的。而我根本不考虑。认为自己情况非常特殊，非照顾不可。当学校破例照顾我时，又嫌分配的宿舍离校太远。不怪自己挑肥拣瘦，还公开责怪负责同志不体会“女同志的痛苦”；不照顾“同学在学习上的便利”。企图用大帽子压别人，以达到自己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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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为求五分，破坏学校制度：屡次不按规定时间补考。原因是：“没有把握考五分。”我的原则是：“什么时候准备好，什么时候去考。”考试制度，我置之不理。当教务科要我检讨时，我还冠冕堂皇地说：“我想多复习几天，考今五分，又有什么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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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漠视国家制度，竟叫火车中途停车：有一次，我乘宁沪慢车返上海，该车次规定在真如站不停，但我却去向列车员提意见：“这趟车，我们学校的同学很多，能不能在真如站停一下，我们回校近一些。”当列车员表示不能考虑时，我还不满意他的态度。说他不接受“人民群众”的意见。当同学向我提出意见后，我还钻在牛角尖里：“提意见是我的‘自由’，对不对他们可考虑。”“意见本身就是主观的，我提意见有什么不对啊？”反正是自己有理，别人的话半点儿也听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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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逞能干，不惜违反国家政策：1957年3月给外地其幼儿园代购奶粉。当时市场零售供应很紧张。商业部门规定限量出售，并不供应外地。我就到处钻营。一直跑到市服务局找业务处处长和局长。当时，我想：“越是找大的干部，越能解决问题。”又想：“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你领导干部不能不接见我。”当局长答应破例给我买五打时，就兴高采烈，觉得自己很有办法。后与公司联系说无法供应时，我就赖在那里，非买五打不走。学校团委几次打电话要我立即返校，我仍坚持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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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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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面事实可以看到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利己主义是我一切行动中的黑线。这也就是我的人生观。我一向认为个人主张不能轻易放松。这实质就是要千方百计达到自己的个人要求。在这思想指导下，我到处伸出手来要，要补助、要房子，要占便宜的特权和“自由”。只要对自己有利的，就多多益善，“得寸”就要“进尺”。在我脑海中日夜思考的就是从集体和国家那里得到了多少，从不考虑自己给集体多少。我要求人人为我，我不为人人。很明显，我是把自己个人利益放在集体之上。我个人的满足，是以牺牲集体利益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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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误地认为现在是人民当家作主了，我是人民之一。国家照顾我个人利益是理所当然的。当别人不能满足我要求时，我还怪别人不能全心全意为我这个“人民”服务。事实证明，我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了。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并不否定个人利益。但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就必须服从集体利益。至于我的所谓“个人利益”事实上早已超过集体利益在目前所能允许的范围了。我的个人要求已发展到破坏学校、国家的制度、违��党的政策才能满足的地步了。这就不是什么个人正当利益，而是个人主义的非法要求。党的政策、国法和校纪是广大人民利益的具体体现，要求照顾个人利益而去违反国家的制度和党的政策，这就是要求集体利益服从我个人利益，这就是要求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我正是把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的欲望看成个人合理的利益，因而恬不知耻地以“人民”自居，到处要求“特殊”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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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认为“个人主义人皆有之，没有什么了不起。”显然，这又是为我个人主义作辩护的遁辞。首先，个人主义并不是人皆有之。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地上，多少英雄人物在忘我地进行着劳动和斗争。他们脑海中只有集体的得失，没有个人的得失，他们只有共产主义，没有个人主义。他们也有个人生活上的要求，但能服从集体的需要。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规律只适用于剥削阶级。在目前的确极不少人的头脑中或多或少地还有个人主义思想。这是有历史和社会根源的，并不奇怪。问题不在于目前有没有，而是在于，用什么态度对待个人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绝不能允许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存在，必须自觉地在斗争中搞臭它、挖掉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必然被消灭，共产主义思想必然获得解放。而我过去非但不觉得个人主义有什么可恨，相反地，还留恋着它，觉得它给自己带来不少便宜。问题严重之处就在于此。
+
+　　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给国家、给自己到底带来些什么呢？从国家方面来看，首先个人主义推动我经常作出损公肥私的事情，严重地浪费国家的财产。更重要的，是由于我不遵守国家制度和党的政策，因而扰乱了社会秩序，妨碍了党的政策的贯彻，影响了国家、行政各方面的工作的开展，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危害了集体利益。对我个人来说，后果也是严重的。随着我的个人欲望的不断扩大，我和组织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和党的政策，国家纪律越来越抵触了。错误地认为组织不温暖，不关心我，渐渐从和组织疏远而发展到和组织对立起来。我处处不满组织、不满党的政策。把党和国家的领导，团和学校的组织纪律看着是发展我的个人主义的障碍。再发展下去，必然要走到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道路。许多右派分子不正是从个人主义走向反党的吗！个人主义只能起使我走向堕落的作用。那种认为思想上存在着个人主义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想法是十分错误的。
+
+　　产生我这种无法五天的利己主义思想和行动的根源是由于我出身小资产阶级家庭，容易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影响，加上母亲再嫁，自己社会地位低下，常受人侮辱。因此从小就养成用自己的力量来捍卫自己一切个人利益的习惯和心理。这种性格在旧社会中还有一些反抗作用，而在要求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一致的社会主义新社会里就是极端反动的，是带有严重破坏性的。自以为占到便宜才是能干、有办法的表现，这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道德观点。在剥削阶级看来，谁最能剥削别人，最善于损人利己，谁就算是最能干，最有才华的人，谁就得到人的尊敬和羡慕。在无产阶级看来，这种“损人利己”的才能是最不道德的，其臭无比。只有共产主义思想才是我们高尚的道德品质。
+
+　　在党的教育下，我清醒了。我一定要在党、团组织的教育下，下决心要拔掉资产阶级利己主义这面白旗，在自己的思想领域里插起红旗。让红旗永远飘扬！
+
+　　来源：中共华东政法学院委员会社会主义教育办公室、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自觉革命奔向红专》，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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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克服“中庸之道”
+
+　　<华东政法学院一年级二班、王世荣>
+
+　　我入团已8年了，但进步不快，总是在慢慢地爬行着。是什么原因使我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停滞不前？通过整风思想小结，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病根，即所谓“中庸之道”的思想。“中庸之道”在我身上的表现是形形式式的，主要可归纳为这几方面：
+
+　　（一）不求先进，但求稳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人家骑马我骑驴，回头一看还有挑脚汉。以“知足者常乐”来自我陶醉。要前进，但怕吃苦，落后了又怕当典型被批评。太积极，易犯错误，易招人忌。太消极，怕组织不信任，将来分配工作有影响，材料一入档案袋是一辈子的事。于是，既不要太积极，也不要太消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马马虎虎，应付应付，是所谓“稳妥”的道路。
+
+　　（二）靠拢组织有分寸，集体的事情不过问。与干部接触得谈思想、谈工作，与其在这上面动脑筋，还不如搞点学习。组织的事我少问，叫我做一点，就做一点，不叫我做，我就不管。集体的事，人家去管，开头炮的事人家去做，我是不动脑筋，不想办法，大空看书，小空玩玩，免得“过火”，免得患“头痛病”。当干部要带头，实在不自由，工作太积极，别人会说是出风头，假积极，最好当个“普通兵”。
+
+　　（三）两种意见争论时取乎其中。不敢坚决反对一方，怕得罪人，又会失之过激；赞成一方，又显得自己无独特见解，面子不好看。“您也对”，“他也对”，最主要是“我也对”，来个皆大欢喜。于是称兄道弟，一团和气。好好好，是是是，你别批评我，我也不批评你，即使有些批评，也是不痛不痒、空空洞洞、躲躲闪闪、避重就轻。
+
+　　这些“中庸主义”的表现，贯穿了我的全部活动。就在整风期间，我还是以“中庸”的身分出现。鸣放时，我不能不放，不放怕说是对抗党的号召；但我认为不应鸣放太多，太多了就不好。重大问题最好不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等待一下再说。发言时正面话多说，免得招惹是非，反面话不说几句也不行，人家会想难道你一点相反意见都没有了吗？反右斗争中虽做点工作，但是推一推动一动，不愿多做工作，老想多休息早睡觉，当有同学忙得一夜不眠的时候，我却过着较为安适的既不忙也不闲的生活。
+
+　　为什么我的“中庸”思想是这样根深蒂固呢？这是有其阶级根源、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的：
+
+　　（一）我出生在一个破产的剥削阶级家庭，父亲是个知识分子，一生指望教书混饭吃。因父亲早故，母亲就拖着我们兄弟三个长大，她经常对我说：“长大后，好好念书，念到有你爸爸那样的学问，就可以养家糊口，自己也有福享了”。所以，我从小努力学习，以免辜负母亲对我的期望；同时，感到母亲受了多少辛苦，将来念好书有事做，让她享享福，尽尽儿子的孝心。我十多岁时，母亲死了，我就想：以后没有老的可孝了，念书念得差不多就行了，能保住一辈子的饭碗，找个称心如意的爱人，少吃些苦也就心满意足了，还为谁苦学苦干呢？可见我的中庸思想主要是受了剥削阶级家庭的影响，使我一切都从个人出发，看不见国家、集体和群众，因此，只有彻底叛变原有的剥削阶级的个人主义立场，与家庭划清思想界线，才能从根本上克服“中庸之道”的思想。
+
+　　（二）背了家庭包袱，也是造成“中庸之道”的根源之一。当自己要求进步时，地主家庭的成分使我苦恼和悲观，觉得我前进道路上最大的障碍就是出身不好，入党是不可能了。将来做政法工作党性是很强的，自己不是党员就不能独立工作，只能永远在人家的领导下，老老实实地不好不坏地当一名无名小卒算了。因此思想上进取心不强，干劲不足，政治上暮气沉沉，想走“中庸之道”。事实上，党不是唯成份论者。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如能真正叛变原有的阶级，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为什么不可以入党呢？不少优秀的共产党员不也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吗？而我这种患得患失思想实质上还是站在个人主义立场上对待入党问题，同时，也表明自己没有决心背叛自己家庭，彻底改造自己。因此问题关键还在于自己主观的努力。
+
+　　（三）在过去，我认为这种不前不后的“中庸主义”也没有妨碍我的学习，在工作上虽未被表扬过，也从未被批评过，于是颇感满意。另外，看到听到一些人的经历后，觉得一些人犯错误的原因，不外乎：不满组织，对抗领导；工作上冒进��犯了“左”的错误。所以，吸取了这些“经验”，认为还是不左不右跟着别人走稳妥些，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事实上，这是带有个人主义的情绪来接受政治教训，而不是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错误而彻底放弃个人主义，这样怎么能达到兴无灭资的目的呢？
+
+　　现在我初步认识到“中庸之道”的人生观是错误的、反动的。首先，“中庸之道”是种极其颓废的人生处世哲学。过去剥削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宣扬“中庸之道”来麻醉人民。但今天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里，在这生产大跃进的时代里，党和国家要求我们高度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来建设社会主义，以期早日建成社会主义。因此，“中庸之道”的思想与共产主义的思想风格是水火不相容的，这里反映了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克服“中庸之道”，思想不解放，就不能很好地工作，学习和生活，必然严重地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其次，“中庸之道”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一个人的思想如不是跟时代前进，那就落后于事物的发展，二者必居其一，决没有中间道路。今天，是大跃进的时代，一个人如不做革命的促进派，也就是促退派。而“中庸之道”实质上是促退派，它是“自甘落后”思想的防空洞，“中庸之道”的人生观，必然会使人落后而堕入不能自拔的泥坑。同时，“中庸之道”骨子里是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思想；不求进步，为的是怕自己吃亏；不敢创造，是怕犯错误；装作好人，是怕得罪别人，于己不利……。因此，中庸思想与集体主义思想是完全敌对的，不破中庸思想就不能立共产主义的集体主义思想。由此可见，“中庸之道”的思想对国家对自己都造成了极大危害。过去，“中庸之道”使我像小脚女人，老是埋怨别人走快了，走快了；现在，我才认识到它的危害。我有决心坚决克服这一阻碍我迅速前进的丑恶思想，鼓起勇气，力争上游，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
+
+　　来源：中共华东政法学院委员会社会主义教育办公室、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自觉革命奔向红专》，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

CCRD/2/7/2/000004.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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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抛弃走旧专家的道路
+
+　　<清华大学、舒进章>
+
+## 一、 来物理工程系前
+
+　　回顾过去所走过的道路是痛心的，是歪路。
+
+　　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毕业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这是一个流传着本校物理、化学考60分，外校能得80分的学校。
+
+　　在迎新会上听到考入清华成绩平均60分以上，又看到学习环境如此好，就认为将来有所作为的基础具备了。我填了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因为根据教师介绍是最新的专业，在苏联也是刚设立不久，且培养目标是总工程师，这个名称是吸引人的。
+
+　　在同学中交了一个好朋友，时时交换学习经验，并大谈青年应有的抱负，认为将来要在科学上有所创造，是最高尚的志愿，说到为国家服务这是必然结果，因而名扬天下就成为做科学家的主要动机。
+
+　　在这期间看了好多科学家的传记，如“科学名人传”“爱因斯坦传”等。这些书中歌颂了天才，好象就是这些人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就是这些人丰富了人类知识的宝库。如牛顿奠定了力学，马克斯威奠定了电磁学。爱因斯坦的质能守恒和相对论则为研究微观世界奠定了基础。我把这些人作为自己的榜样，我特别注意了书中如普朗克是如何由于对热力学深刻研究而提出量子论的，认为是向科学迈进的好方向。我心里盘算着，以后基础打好后，一定要选一门课仔细研究。这些书籍巩固了我做科学家的目的，并具体化了。
+
+　　（为使自己知识广泛，就广看杂志，物理学报根本不懂，但看到作者中胡海昌名字很多，就觉得这人了不起，钱伟长是编委当然更崇拜了。）
+
+## 二、调入物理工程系后
+
+　　1．转入“地下”
+
+　　调到物理工程系时，真是喜出望外，由于辅导员介绍这是崭新的科学技术，保密性很强，认为这是走向科学家道路的一个跃进。1955年底国内形势大大推动了自己出思想，也曾经批判过做“专家”的思想。
+
+　　1956年刮来了“副博士”风，做“专家”思想又活跃了。自己订出了下面的目标：“政治上向党员看齐，业务上向老专家看齐”。就在国家所需要的“小抱负”的美名下，继续走回头来，只不过走向地下而已。
+
+　　班上有很多课是老教授教的，我就专门抓住联欢访问等时机向他们请教，问他们是如何走上科学家的“宝座”的。每次谈话都充实了自己做科学家的新内容，如应注意外文多读文献之类等。
+
+　　在清华我特别崇拜钱伟长及何成钧，认为钱伟长什么都懂，是一个全才，既晓原子物理又懂力学，连黄花鱼产子都懂，真是知识渊博。他的应用数学，我就听了一学期，听不懂仍觉得讲得好。
+
+　　听说何成钧没有留学，自学俄文到能读真理报，又精哲学，因而推崇极了，每次新年总去拜年，去听一次教诲。
+
+　　教授们说我们外文太次，自己就拼命挤时间念外文，作为学习第一任务。徐亦庄老师说看英文小说后外文才能巩固，自己就去买一本英文“钢与渣”，准备以后精读。
+
+　　为了消除这些行动和政治上要求的矛盾，我接受了一些谬论，使自己心安理得起来。
+
+　　我认为科学事业是最崇高的，对社会贡献最大，有做科学家的抱负是为国家所需要的，这些思想掩盖了矛盾。下面的思考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某晚我在自问自答：
+
+　　问：党要你做中学教师怎么办?
+
+　　答：首先不可能，其次经过思想斗争后，会服从分配，但一定会觉得痛心。
+
+　　2．一些理论至上的谬论
+
+　　关键性问题都是理论上解决的，当然对理论推崇备至了。鼓吹理论的指导意义随着科学的发展作用愈大，并举某教师所讲：“没理论指导，实验就无结果”，以此来抹煞实践是理论的来源和鉴定者、是根本的东西。
+
+　　又鼓吹理论是万能的，甚至片面引用钱学森的话说，理论有可能完备到将来用求极大极小值来决定合金的成分来说明这点。
+
+　　这些谬论在辩论会上都得到了批判。
+
+　　我赞美着完备的理论，如马克斯威方程组简直象一首好诗。有一次上完量子力学课后去理发，感叹地想到世界上竟有这么美妙的东西，自己若不念量子力学该有多遗憾。当然我认为其他劳动仍是社会不可少的，但却是平凡的。
+
+　　3．政治上摔跟斗
+
+　　由于这些思想和钱伟长的一套是相符合的，再加上对他的盲目崇拜，我就非常赞同钱伟长历次关于教学问题的发言。
+
+　　整风开始后，我接洽了访问钱伟长的事宜，我参加了反党的班上的“理工合校工作组”，并担任了副组长(其他四���组长都是右派)。我们和他们访问过钱伟长，在反右派时我还为钱伟长辩护。对何成钧成为右派表示过惋惜。这次政治上摔交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自己有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思想，就完全嗅不出反党的味道，还参加了反党活动。同志们!要警惕呀！当在革命关头要使每一个人表示鲜明态度时，个人主义就将使你站在和党对立的立场上。这次教训我将终身不忘。
+
+　　4．目前认识
+
+　　反右斗争使我认识了钱伟长、何成钧的丑恶面目，以前的印象象梦幻似地消失了。也认识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目，他们有少数人是仇恨党的，有的是三心二意的。我怎么能以他们作为我的榜样呢?
+
+　　又有机会参观了科学院的大字报，有一个全国有名的旧专家在他一人手中就积压浪费了百万计的资金，且业务上保守，长期不安心工作，招待外宾喝清茶来消磨时间。更有不少相互排挤，不懂装内行，打击青年科学工作者的科学家存在。他们在没有改造前决不是什么促进者，而是祖国建设的促退派。我决不能以他们为榜样，我要做促进者。
+
+　　我坚决抛弃做旧专家的道路，按照“又红又专”的道路前进，做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平凡劳动者。我一定要尽速地改造思想，争取入党。
+
+　　来源：《批判个人主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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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与个人主义决裂
+
+　　<华东政法学院二年级十二班、石志明>
+
+　　我生长在一个医生的家里。我的幼年时代大部分日子是和祖父在一起度过的，祖父是个资本家。在家庭里，我是个倍受宠爱的少爷，一直生活在养尊处优、饭来张口、钱来伸手的环境中。这段优越的生活，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了极深的痕迹。在我的想像中，人间无非是像祖父时常讲述的那种黄金般的桃李世界。父亲往往以“诗礼传家”自夸，并以当时的所谓“名流”当典范来教育我，常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好好念书，以后当个学者，或者……。”也常在与朋友谈话中称赞我“长得一副相国脸，今后大有可为。”家庭的熏陶，父母的期望，使我自幼就怀着一颗强烈的好胜心和无穷无尽的抱负。幼年的我便想入非非，感到总有一天会飞黄腾达，一鸣惊人，那时，荣宗耀祖、漂亮的爱人、舒适的生活，父母欢乐幸福的晚年…这一切都会如自己所想像的那样美满。
+
+　　1952年，我怀着对革命的好奇和赶时髦的动机参加了工作，然而更多的因素是为了寻找自己幸福的未来。但是，4年的革命生活，除了个人主义到处碰壁外，私欲并未得到满足：入党问题既未解决，科长也没有当上。就埋怨自己不该在未成熟的时候参加工作；时刻企图寻找捷径，好让自己出头露面。
+
+　　高考的结果，如愿以偿，成为一个大学生了。自负、盛气凌人更狂妄地发展起来。虽然毫无成就，却感到身阶已高十倍。离家的前一个夜晚，父亲再三叮咛，要我不辜负父母一片苦心，希望我能成为“承前启后”“成器”的人。父亲指着我和弟弟说：“家有良医（弟弟是学医的）良相，是我们祖宗的恩德。”就这样，我怀着强烈的个人欲望踏进大学的大门。
+
+　　第一个学年，我过得很好，学习“认真”，成绩“优良”，因为我暂时满足了现状。但是我所想的事和所读的书，除了为着个人的前途外，党利国家、人民和社会主义在我脑海中占的位置是微乎其微。我准备把4年完全在课堂上和图书馆里度过，因为只要有本领，走遍天下都不怕！
+
+　　去年校内关于书记员问题的辩论，给我一个很大的震动。当时，我认为做一个检察员、审判员总比书记员地位高些，光彩些，况且像我这个自认为“才华横溢”的人，在社会上又干过几年工作，念了4年大学还做个书记员，不是大材小用吗？辩论时，我就想通过自己的论据吸引群众，取得群众的支持；也想通过辩论炫耀自己，出出风头。但是，在这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思想激烈交锋的论战中，不仅表明自己无产阶级的立场不坚定，做了右派分子的应声虫；也完整地暴露出自己灵魂深处蕴藏着大量令人作呕的计较个人名誉地位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
+
+　　我并没有吸取这个教训，清算自己；反而感到心目中的希望破灭了，思想上异常沉闷。认为未来几年的大学生活，即使付出更多的劳动和精力，也不过如此而已。因而开始懊悔起来，怪自己不该考政法专业。数理化虽然早已陌生，但如攻读历史、中文以及诸如此类的专业，又何尝不可呢？以后，我为自己选择了两条出路：一是自己在文艺方面兴趣很浓，也有若干“基础”，可以抽出一切时间，大量阅读文学书籍。人总有一天要死的，如果将来在文学上能取得成就，有所著作，也可以扬名千秋，流芳百世。二是向理论方面大力发展，系统地博览经典著作，政法专业不“专”无关紧要，能“专”透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样可以一鸣惊人，放出异彩！因此，一心一意地希望实现自己的欲望，就设法摆开一切，安静地、“实实在在”地读一些书。认为除了学问以外，一切都是虚假的。
+
+　　由于个人主义不加抑制地发展，我开始相信资产阶级的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种荒谬绝伦的鬼话。尽自己的精力为社会工作；要漂亮的爱人；过舒适的生活，就成为我的人生“哲学”。能够真正地全心全意地把自己的精力贡献给我们的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本来是好的，而我并非如此。“为社会工作”虽然摆在前面，不过是我的达到私欲的一种手段，在这种漂亮的装璜下面，不但自己是“我为我”，而且还要“你们也应该为我”。这就是我的浸透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哲学”的实质。所以，我对于班级活动不是关心，而是厌烦。在讨论勤工俭学问题时，我就主张劳动时间应尽量缩短，认为以“勤工”的时间来多读些书要好些。去年国务院动员中小���毕业生参加劳动生产，我给报社写了一篇题为“劳动是豪迈的事业”的文章，大力歌颂劳动的光荣；但在今年寒假返乡时，却“教训”弟妹们：“作一个科学家比作一个农民光荣，作个文学家比一个工人有名气。”要他们珍惜“一寸光阴一寸金”，为书中的“黄金屋”奋斗。这不仅是封建士大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腐朽思想在我意识领域里的回光返照；而且，这种言行相孛却正是我的“哲学”的虚伪性的一个很好的注脚。
+
+　　个人主义像魔爪一样伸向我生活的各方面。我狂妄自大，看不起班级里领导我的同学，认为“我可以指挥别人，人不能指挥我”，“我只服从比我强的人”。他们工作能力平凡，做不出什么新鲜事。所以，接受任务时，表面上服从，思想上不服气。和同学们也很难亲密相处，别人向自己提意见，往往不虚心接受，反而怪人家是“家长口吻”，“教训别人”。
+
+　　更严重的是由于个人主义而引起对政府的不满。父亲把早一个时期积蓄的钱购买手表，未缴进口税，经税局核算，须纳税400多元，并限期缴清。家里来信说，经济非常拮据，手表卖不出。因而思想上就埋怨政府不肯体谅我们家里的经济收入，给予减免或延长限期。在个人主义思想支配下，往往仅就自己那点小小的利益打算，只看到个人、家庭的利益，忘记了国家整体的利益。
+
+　　为什么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许多腐烂的东西会在自己身上潜伏着和无止境地蔓延呢？家庭虽然为我在生活的道路上埋下无数的绊脚石，但主要还是没有自觉地改造自己。过去几年，我也感到身上有一个包袱，时常压得自己难于伸张，成为十分沉重的累赘。虽然也常常受到来自同志们的帮助，但我却没有勇气正视这一切，勇敢地站起来，防微杜渐，清底扫穴。不仅宽恕自己，不肯自拔；反而容忍它们，姑息它们，和它们同床共寐，使自己沉溺在污秽的个人主义的泥沼里，好像除了自己，空间并无存在。
+
+　　整风运动以来，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下，经过同学们的帮助，使我清醒了。认识到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根，百病之门”，它不仅是灵魂上的一种慢性自杀剂，而且当环境适宜的时候，它便会爆炸，以致致命地残害自己。反右斗争中揭露出来的事实证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要保留个人主义思想，就必定要反对集体主义；要满足贪而无厌的私欲，就会损害别人的利益。如果听任个人主义思想发展到登峰造极，其结局必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成为千百万人民所唾弃的罪人，这是每一个人应该引为鉴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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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主义者是不能客观地反映现实和拥护真理的。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中指出，个人主义者对事物的认识是极有限度的，因为他“常为个人利益而自觉地抹煞、掩蔽与歪曲真理。”他们权衡真理的标准不是革命的实践，而是个人的私利。个人主义者常常夸大与他有利的一面，抹煞与他不利的一面。别人看得很清楚的平常道理，他们却无法理解，抑或颠倒黑白，偷天换日，这正是个人主义者在认识客观事物上的最大“悲哀”。我在书记员问题的辩论中所以充当了一个并不光彩的角色，不正是如此么！
+
+　　个人主义者被无止境的欲望所麻醉，既无“知人之雅”，也无“自知之明”，通常不是自卑就是自大。只看到自己的优点，看不到自己的缺点；或只看到别人的短处，而看不到别人的长处。认为自己是“神童”、“才子”、“才华出众”。当自己的利益满足的时候，便沾沾自喜。先是“得寸进尺，得陇望蜀”；后是“自我扩张”，野心勃勃。而一旦私欲达不到时，便怨天尤人，感到怀才不遇，玉埋昆冈。这正是个人主义者堕落的前奏曲。古今中外，多少野心家最终还是被抛出时代的列车，成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难道不是走这条羊肠小道的结果吗？
+
+　　对于个人主义的危害性和反动性，早在18世纪，法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利叶就有过揭示，他说：“医生希望市民常常并长期患疟疾；检察官希望每个家庭都发生纠缠不清的诉讼；建筑师希望发生大火灾，使城市的四分之一的房屋化为灰烬……”。这段话鲜明地揭露了在私有制社会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人民群众的尖锐矛盾：有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就没有人民群众的幸福。何况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反动性不更是十分明显吗？死抱住这种思想的人，只会对社会主义起消极破坏作用，最后成为资本主义的殉葬者
+
+　　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伟大、惊人的跃进时代。历史是最无情的，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它总是飞速地发展着。重要的问题在于自己：是依然原封不动，整日在个人主义的阴沟里爬来爬去，弄得满身污泥，最终把自己埋葬在这里或者竟梦想拖住历史的车轮来一个“倒行逆施”呢？还是痛下决心，斩掉这根既脏又臭的个人主义尾巴，到阳光底下晒一晒，洗一个澡，跟着历史一道前进呢？何去何从？难道还有选择的余地吗？不，为着伟大的祖国，为着壮丽的社会主义事业，我应该扔掉这个臭包袱——坚决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决裂，轻装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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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共华东政法学院委员会社会主义教育办公室、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自觉革命奔向红专》，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

CCRD/2/7/2/00000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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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我的个人主义
+
+　　<华东政法学院、郑列>
+
+　　由于我出身在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再加上从小就看了许多有关歌颂个人崇拜的小说的影响，在参加革命后，又一直是在温暖的怀抱里成长起来，在历次思想运动改造中，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未能得到很好的改造。因此，几年来我在工作中、学习中，以及在自己的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缺点和错误是严重的。我深知这些有害人体健康的细菌如不在这次党的整风运动中加以根治，我就会有被社会淘汰的危险，也就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因此，在检查自己的思想之前，首先应该感谢党的伟大的全民性整风运动。
+
+　　在我所有的缺点和错误中，归纳起来基本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虽然我在城乡问题上也有平均主义思想及其他方面的错误思想，但这些思想的老祖宗仍然是个人主义，这是万恶的祸根。
+
+　　当然个人主义在一个具体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五颜六色的，有的表现享乐，有的表现名利……而在我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则是下列的几个方面：
+
+## 一、个人狂妄自大，不把别人放在自己的眼里
+
+　　1．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我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在新的生活环境里，总是对周围的同志进行一番研究，把他们和自己进行比较，然后，把他们划分为几个类型，再定出自己对不同类型的态度。如果自己认为各方面差不多的，甚至比我高的，我就很愿和他接近，甚至崇拜他，觉得他什么都好。如果认为在性格爱好上不太一致的，那就保持一般的关系，碰到就打打招呼，在思想上可以井水不犯河水。至于自己认为差的，那就根本不在话下，甚至懒得与他们谈话。对那些自己看不顺眼的，碰到他思想上就反感，即使在一个单位工作，也装不认识他，自己常常这样想，算他是不存在的吧!
+
+　　几年来在集体的关系上，一直以个人主观上的好恶来给同志划分类型，结果，使我自己严重的脱离了群众。因为事实很明显，凡是我认为看得起的人，实在是寥寥无几。
+
+　　（2．友谊观上的问题：随着个人对集体而来的是自私自利的友谊观。我在初中的时候，看了一篇关于孔子对友谊的看法的文章，那里有一句话对我影响很深：“有不如己者”，这就是说不要和比自己差的人交朋友，因为对自己没有好处。虽然我是极力主张有知心朋友的，但由于我这种友谊观的支配结果，自己所交的朋友也是极少的。）
+
+　　3．个人和团组织的关系问题：在个人和团组织的关系上也是很有问题的，我是团员，却不热爱自己的组织，认为团的组织不能解决我的思想问题，团对我不起什么作用，有时把团的组织生活当作一种负担。支部的决议自己认为对的就服从，自己认为不对的，就提提意见，假使不接受，我就自己管自己的。
+
+　　由于对团组织的这种错误态度，也就很难谈得上把自己的思想汇报给组织，久而久之，就使自己成了形式上的团员。
+
+## 二、个人名利思想
+
+　　我的名利思想集中表现在考大学的动机及录取在政法学院后的学习态度上，自问我考大学是为什么?回答是为了个人。我生长的那个村里共有两姓——林和郑，林、郑两姓之间由于山林和土地的问题终年纠纷不休。我们姓郑的大都是种田的。而姓林的有钱，他们的子女有念大学的，所以打起官司来能出入衙门的都是他们那些穿长衫的。因此，很小的时候，我听到我的长辈这样说：“几时，姓郑的也出一个大学生，来为姓郑的出出气”，这是我升大学的—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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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参加革命之后，因为是在一个专区的中心文化馆工作，力量强，很多同志是音专、艺专学生，能唱能画。可我就不会，别人填表格时写上大专，我只是初中，多可怜。1953年，那时在干部中来一个技术干部归队。他们有专长的都走了，到更高级的机关去了。而我一无所长，没有地方可归。自己就下定决心，非考上大学不可。1955年虽然当时机关工作很忙(海防文化工作)，单位领导不同意，结果我就直接去找县长、县委书记要求批准，结果批准了。尽管团里曾为我的考大学问题召开几次会议，批判我的个人主义。可是，所有的批评始终没有动摇我这个个人主义的“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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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考上了，但很遗憾，不是自己的个人志愿，怎么办?我知道转学是不可能的，退学又可惜，因为政法学院毕竟是一个大学的头衔，于是在我的思想上作了这两种打算，一方面马马虎虎混下去；另一方面我多看一些文学的东西，买了���多书，希望将来毕业后当一个律师，一面可以写出一些东西，一旦我的作品问世，我想那时不要自己要求转业，领导上也会请你去。当时想，李希凡不也正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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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资产阶级思想、轻视劳动、讲吃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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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身在农村，我的祖辈都种庄稼。但我却并不愿意劳动，那怕是处理个人事务上的一些轻微的劳动。在每次的义务劳动和勤工俭学中，我虽未借故脱逃，但思想上并不是全心全意的，大家都去，我不去也不行，而且这是国家的教育，我是被教育者应当服从。这就是我的自慰。勤工俭学时，同志们都和工人交朋友，谈得津津有味，可我就认为我来是为了完成规定的任务，四小时干完了就走。因此，在劳动中根本就谈不到和工人同志建立感情，也就对工人爱不起来。道理很简单，感情和爱都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任何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是不存在的。我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我缺乏工人阶级的阶级感情和工人阶级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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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生活方面，过去在机关工作，我觉得还比较朴素的，但自从到学校就不同了，我很爱吃好的东西，我也尽量使自己各方面整整齐齐，使人家知道我是一个善于生活的人。我买东西，喜欢买好一些，宁可用少一些，我不喜欢在学校里看电影，要早去、抢座位、麻烦，到外面去看，虽然多花几角钱可是多舒服。总之，这些追求高级、舒适的资产阶级的享乐思想，在我的身上已有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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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自由主义个性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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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自由主义表现是多方面的，也是严重的。表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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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过多的强调个性，一切都凭个人兴趣，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对文娱体育活动向来不愿意参加，对别人的批评很反感，有时我想，任何批评都是多余的，论个性我本来就孤僻，论活动我本来就是好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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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有些事情自己错了明明知道，可就不想改正。如：群众关系问题，几年前就发现是致命伤，每年的工作鉴定上都写上群众关系不好，但我不去改，愿永远脱离群众。
+
+　　3．在机关工作时，我高兴的就做，不高兴的就不做，即使去干了也不愿意。来学校后在班上也是这样，愿干就干，不干的干脆不干，叫我说不愿干的理由，没有，就是不愿意干。搞工作也是凭个人的印象出发，对交给我工作的人印象好的就去干，不好的就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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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来我所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严重的，所以严重那就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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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有一贯性，远在中学时代，就是为个人的前途而读书，把知识当作将来可以飞黄腾达的本钱，在参加革命后，就在革命的队伍里追求个人的名利(天天钻书本，在一定的程度上妨碍了工作)，而特别严重是放弃当前重要的工作，不顾同志们的批评，来考大学。在考入大学之后，又不安心政法专业的学习。总的可以这样说：自从我懂得自己存在的意义那天起，就一直在为个人奋斗!其次，我的个人英雄主义也是一贯的，过去在工作中也是如此，1951年我在华东革命大学学习，思想总结时，同志曾狠狠地批判了我的个人英雄主义。当时我甚至哭起来，可是以后却仍没能很好的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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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我的个人主义不但表现在个人名利和对人的错误看法上，更严重的是对某些问题竟站在资产阶级的右派立场上去了，我扩大党的缺点。工人、农民为了捍卫社会主义的命根而痛斥右派，我认为他们不能代表工农的利益，而严重的是在那段时期竟把自己和党组织对立起来，当时常常在口头上说：“你们共产党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我当时思想上的糊涂，我现在简直不敢分析下去。这里我要说这样一句话，对当时的我来说，如果匈牙利事件真的在中国重演，那么我将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是立场问题，也是政治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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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所造成的结果是严重的脱离群众，脱离集体，在一定的程度上，给班上的团结带来了危害。三年来，我在班里留给同志们的印象已很明显，大家都认为我架子十足，骄傲极点，怕我、不敢和我接近。
+
+　　我把同志们加以分门别类，这应该说也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一个根本的群众观点问题，如何看待群众?孔子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我认为群众有等级的。比我坏的合不来的，就不在话下，试问有多少人能给我看得起?这与孔子的群众观点有什么不同?
+
+　　其次，在我和团组织的关系上，我把过组织生活看成是负担，团的任务和决议，我可以高兴��干，不高兴就不执行。这些问题究竟说明什么?是组织服从我，还是我服从组织?是组织高于我?还是我个人高于组织之上，事实难道不明显吗?这已不是个人自高自大而是目无组织，目无纪律的表现。
+
+　　（五、产生错误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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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而产生的，它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物，历史上所有的剥削阶级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竟把个人主义大肆宣扬，说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出身于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家庭，并且也曾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因此，我有个人主义思想，这不是奇怪的。为了更好的能说明我的问题，这里有必要回忆一下我的身世。我的父亲本来是一个工人，在旧社会由于他抱着一个发财致富的愿望去外国。那是1936年的事，在他出国的第二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一切交通阻塞，结果他和家庭失去了联系，家庭生活因此发生了困难，这时我的一个堂伯父在浙江青田开营造工厂，他无男无女，于是在我十三岁的时候，祖父把我过继给他，我在伯父家中念完了小学和初中，由于伯父是从事剥削的，因此那个环境对我影响很大，当时我常常这样想，伯父他不做工而吃穿都很好，在工厂做工的那些工人天天干活很苦，可就没有出息。两者一对比，于是我就一心一意不愿当工人，而要读书，将来可以过好生活。我伯父曾经要我去学木工，我怎么也不去，就是要读书，认为读书积本钱，前途无量。奋斗!奋斗!一切为了个人愿望而奋斗！
+
+　　这里我再附带说明一下我的自由主义之所以严重，我的性情上的孤僻和那一个环境也有极大的关系，伯父母要我是为了不使他们没有后代，可是他们都不爱我，并且待我很冷酷，每学期除了给我付学费外，什么也不管。因此在我少年时就种下了这么两个东西：
+
+　　1．由于伯父对待我严酷，这就使我要挣扎，摆脱这种无情的束缚，激烈要求个性解放。这是我的自由主义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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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由于伯母对我什么也不管，我一个人住在一间小房间里，一切生活上的事都要自己处理，甚至有时病了，他们也不知道。于是我很悲观，仿佛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爱我，也没有什么人值得我爱，但是我也激烈寻求爱，于是在初中的时候，我就开始看小说，读古代的诗，特别是李白的那些歌颂自然美的诗，企图以诗歌来自我陶醉，甚至有看做红尘、产生厌世的思想。这些都是个人清高，性情孤僻的一个重要的根源，直到现在。有时还喜欢晚上一个人逛逛草坪，欣赏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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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思想更严重的是不问政治，我认为法律太枯燥，所以不热爱政法专业，对政治理论始终没有兴趣，即使看一点理论书，也是自己在强迫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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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右派斗争给了我一个活生生的教训。那就是使我认识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危害性及其反动性，它是培养右派分子的温床，要使自己真正的成为工人阶级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就必须坚决的，不断的克服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唯有破个人主义思想才能立共产主义思想。在今天来说：一个人能否克服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就是他能否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具体标志。
+
+　　在未进行检查思想之前，说实在，我搞不清楚什么样叫做“红”，可是一检查之后，问题就明白了，原来我思想是不“红”的。通过这次思想检查，使我懂得了“红”的实际意义和进一步明确了我前进的方向，我几年来为什么不能进步，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今天终于找到了。所有这一些我都应该感谢党，感谢党的整风运动对我的教育，使我能够从睡梦中清醒过来。
+
+　　来源：《批判个人主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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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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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政法学院四年级二班、翟所川>
+
+　　[编者按：在这次以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中心的整风学习过程中，华东政法学院同学发扬了自觉革命相互促进的精神，针对着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每个人都进行了自我检查，写出了整风思想小结初稿。我们选择了几种不同类型同学的思想检查，摘录了其中部分内容，汇集在这里。从这些思想检查的内容来看，同学们基本上做到了大胆暴露自己的思想，并且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批判，表现了在两种思想的斗争中，坚决拔白旗，插红旗的决心。但由于同学们的水平限制，在分析批判方面还显得不够深刻，某些问题的提法和看法，也还有值得斟酌之处，因而，仅供读者们参考。]
+
+　　伟大的整风运动教育和提高了我，它给我在政治、思想，工作、学习等各方面都带来了全面大跃进。同时，也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五气”和“六个坏主义”的严重危害，尤其是“万恶之源”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它已成为我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为了巩固运动的收获，扫除红专道路上的障碍，为了实现更大的跃进，我必须挖深，批透、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
+## 一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具体表现
+
+　　在我身上的集中表现是资产阶级个人名利观点和骄傲自满、自高自大情绪。它体现在我的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
+　　1．组织观念不强，也就是党性不强，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位置上摆得不正确。我从部队转到地方，自己就大为不满，发牢骚。当转到公安局后我强调“我没有工作能力，医药设备不好”等等，不去担任基层工作。
+
+　　2．在工作中存有本位主义、个人英雄主义，一旦取得成绩就沾沾自喜。表现在党委、总支向支部要人去搞全院和班级工作时，自己不愿放，唯恐影响到班里工作。平时，在分析和讨论问题时，对人家的意见尊重不够，认为自己总是对的，工作中也有不服气思想，对人家好的地方虚心学习不够，反而找人家缺点，存在较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在支部工作中，仅看成绩而不看缺点，如在反右斗争中，本班右派分子投降较早，去援助其他支部，我把这些也看作是自己的“成绩”。
+
+　　3．希望名誉好听一点，地位高一点，待遇多一点。我参加部队的后半期，一直担任着医务工作，由于考虑到自己没有一定文化知识和专业水平就不能够很快地得到提拔，待遇小，地位低，因而对医务工作不安心。当时认为政法工作提拔快，只要政治理论上有一套就可以了，所以想做政法工作。再如转业费问题，我在49年转业到地方时，既无转业费，又没有转业证明，自己想来想去还是感到有点吃亏，为此曾写信给周总理和谢觉哉部长。另外，回到原机关遇见老同志，听说他们都当上了军医和科、处长，而自己还在学习，以后还不知如何？总想如果在原机关，七八年来不提三级也得提二级。回家探亲时，我总是含糊地说在学校里，不说还在学习，但当别人奉承说：“咱乡里就你一个大学生，将来官大，拿钱多”，自己就感到很合心意。
+
+　　4．进入城市以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对自己的思想侵袭很大。初来城市时感到许多地方都看不惯，后来慢慢习惯了，接着又感到自己吃的、用的破破烂烂，又进一步发展到想仿效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但自己又没有物质基础，供给制、包干制，感到自己待遇低，开始不满了。同时看到一些旧的留用人员拿钱多，自己也有不满。来院后，生活补助问题上也存有个人主义。自己身体不够健康，就怪组织不照顾，怨言一大堆。组织上取消了过去速中给我营养补贴和家庭补助费感到不满意。弟妹年龄已大，不符合学校规定补助原则，自己总感到吃亏，认为“应该补助的不补助”。
+
+　　5．背“老干部”包袱。我喜欢表现自己革命已十几年，一天到晚数指头，南征北战，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背着老资格包袱，和人家比资格、比地位、比待遇等、看不起别人，尤其是对那些出身于剥削家庭的同志，认为“参加革命三天半，什么排级、连级，有什么了不起”。
+
+　　6．领导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问题。在领导思想和方法上，与群众商量和研究很不够，工作作风简单、急躁，有时有漂浮现象。看问题也不够全面和敏锐，对某些同学看法不全面。往往是只看到了人家的缺点，忽视了人家的优点，这样就自然不能充分发挥积极因素，更好的团结群众。在��时工作和学习中，自高自大，自以为是，与同学相处还没有真正做到在政治思想上完全打成一片，日常生活中体贴和了解群众也很不够。
+
+## 二  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初步批判
+
+　　我虽然出身较好，并且是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也经过了多次政治运动，但由于自己的阶级觉悟不高，在以往的历次运动中，对于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具体表现及其危害性认识不足，总认为像我这样已谈不上什么个人主义，就是有的话，也是生活细节，是小个人主义。从未把问题都摆开来，特别是对思想上的一些个人主义打算，更没有深刻挖掘。有时还要原谅自己，说什么生活在社会里谁没有点个人打算，抱着一种“没有关系”的态度。
+
+　　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的性质是比较严重的。如任其自由发展下去而不加以制止，将会发生非常危险和不堪设想的后果。江华同志在浙江省党代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党内右派分子在政治上的堕落，不是偶然的。从思想上说来，他们都是一些极端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这是他们走向右派泥坑的一条共同道路”。由此可见，个人主义不仅是个人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同时也是对于党和国家、对于革命、对于人民有着严重的危害，特别是当个人主义发展到极端严重程度时，它会使人们直接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就会祸国殃民。
+
+　　骄傲自满和自高自大情绪也是相当危险的。1954年4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一个人如果滋长着骄傲自满，他就不会兢兢业业地工作，因而也就是不可避免地要犯严重的错误。同时，骄傲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得以发展的温床。”社论又指出：“如果它不受党的坚决制止，就会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直至发展成为个人主义的野心家或为这种野心家所利用，走上帮助敌人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
+
+　　伟大的整风运动，向我敲起了警钟。当我回顾自己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表现以后，感到问题很严重。我衷心地感谢党和同志们，如果没有这次整风运动，这些错误和缺点任其自由发展下去，将会达到不堪设想的地步。
+
+　　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它是“万恶之源”，“百病之门”，个人主义思想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点，共产主义思想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点，我要做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我一定要彻底铲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要终身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中指出：“一个共产党员，能够使他个人的利益不论任何情况下都能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是考验这个党员是否忠于党、忠于革命与共产主义事业的标准。”接着又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要估计到党的整个利益，都要把党的利益摆在前面，把个人的问题，个人利益摆在服从的地位。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员的最高原则。”但是，我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把个人利益放在前面，而把党的利益放在后面。这种思想既有害于社会主义，又阻碍着个人的进步。为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我要坚决地破个人主义思想，立共产主义思想。我相信在党的领导和同志们的监督、帮助下，加之自己的革命自觉，一定能把这些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全部扫除掉。
+
+## 三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根源
+
+　　通过检查和初步的分析批判之后，使我认识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骄傲自满情绪的严重危害性。铲草要除根，必须对以上的缺点与错误的根源作进一步的检查。它们产生的根源是多方面的。现在归纳如下：
+
+　　1．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我出身于贫农家庭，年幼时就给地主扛活和放牛看羊，深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因而对当时的暗无天日的吃人的社会制度深为不满，打了土地和饭碗，有着革命的要求，但谈不上有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思想。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正由于我出身于农民家庭，受到了个体农民的狭隘和私有心理的影响，只看到眼前而看不到将来，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面，在刚参加革命时就存在“全国解放了回老家，三十亩田一条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思想，由于私有观念严重，在参加革命后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
+
+　　参加革命后，虽在党的教育下逐步提高了觉悟，但无产阶级思想之根尚未牢固起来。更由于自己警惕性不高，因而在进入城市后，就经不起资产阶级的影响，个人主义不断上升，茌生活上从看不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到羡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
+　　2．我参加革命十几年，理该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和阶级觉悟、政治理论水平较高的国家干部，但由于自己在历次的运动中缺乏自觉革命的要求，没有自我改造的决心，在过去的运动中，是处于半自觉状态下前进的。我深深体会到一个人要想彻底改造自己，无论有多么优越的自我改造的客观环境，如果没有自我改造的决心是不成的。同时，我也深深体会到要改造思想就不能向错误思想妥协，要把错误思想看做是自己的敌人。斗争的过程是痛苦的，但只是暂时的痛苦，问题想通了，斗争胜利了，那就会得到最大的愉快。
+
+　　3．没有很好地联系思想实际来进行理论学习。自己身为共产党员，但对马列主义、时事政策的学习是不够的。同时学习也没有很好地与个人所存在的问题联系起来，仅仅是教条式的学了几个名词而已。由于平时没有很好地学习，政治修养较差，对许多问题就没有提到高度原则上来分析，如资产阶级今人主义思想在工作、学习、生活中都有反映，但总认为是小事，处处原谅自己。同时也没有经常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很好地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
+
+　　以上这些是产生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骄傲自满情绪的主要原因。今后，我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彻底克服个人主义思想，把红旗插得更牢，使共产主义思想大放光明。
+
+　　来源：中共华东政法学院委员会社会主义教育办公室、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自觉革命奔向红专》，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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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出我的白旗，拔去它！
+
+　　<冯沅君>
+
+## 学术思想上的白旗
+
+　　作为一个文教工作者，学术思想上的白旗是众多的。以下交出较重要的。
+
+　　（1）让学术为个人名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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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多年来，我一贯地让学术为我的名利服务。解放后虽然常说为人民服务，但那是门面话。两个事例可说明。1952年到1953年，我教写作实习。因为我一向是教古典文学的，而写作实习则属于新文学方面，因而在作写作理论（如主题，人物，结构等）报告时，就需要付出加倍的劳动。这样，我就不想再教这门课，只愿要古典文学方面的老把戏。1953年，出版社要重印我在解放前写的《中国诗史》与《古剧说汇》，我既无暇修改，就应拒绝重印，可是，我不仅同意重印，而且很高兴。这完全是为个人名利，而不考虑书出版后有什么不良影响。这两个事例说明，在教学与著述上，我整天想着下小本钱，做大买卖。厚古薄今合乎我的要求，我就抓着不放。从未想过厚古薄今与厚今薄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
+　　（2）胡适影响下的厚古薄今。
+
+　　我的厚古薄今和其他老教师不全同，胡适给我的影响极其严重。远在我写小说前，我早已专搞古典文学。同胡适直接来往时，我早已是古典文学方面的青年讲师；但他的“整理国故”的恶毒口号确引导我更深的钻向古书。
+
+　　阶级立场的相同，使我当时错误地将胡适当成个学者，认为在古代哲学与古典文学方面，他还带来“新”风气。由于这种错误的认识，我将胡适笼络青年的卑鄙手段，看作重视，我以受他的“重视”为荣，觉得这可以抬高自己的身价；我还将他那套反动的治学方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应用到我自己的著述里。
+
+　　《中国诗史》（下卷）中胡适的影响最为明显。其中，词的起源部分基本上用了胡适的《词选序》上的意见；关于词人张泌的考订也用他的说法；尤其荒唐的是硬要宋代只讲词，元明清只讲散曲。这种安排完全破坏了古代文学发展系统，排除了不少值得讲述的古作家，或者降低某些作家的应有的地位。如果不受胡适的影响，我是不会这样干的。这确是对祖国文学遗产犯罪，也就是对人民犯罪。《诗史》外，在我的其他著述中也有胡适的影响。如在《古剧说汇》中，我幻想关汉卿有两个，因而东拉西扯地找所谓证据；又如在《古优解》中，我硬拿法国的行吟诗人比中国的“师、医、瞽、史”，还说中国古代的优人是从师、医、瞽诸人的集团中分化出来的。这也都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践。胡适的恶劣影响还表现在我的教学中，如1952——53年，我给学生讲文学史，讲《三国演义》时，我还引用胡适的谬论。甚至于1956年，我起草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其中关于《醒世姻缘》的作者的意见仍然采取胡适的论据。这些事例都说明：直到1956年，我在某些学术问题上还被胡适牵着鼻子走。如果现在大家不为我敲起警钟来，我还要继续作他的应声虫而散布毒素哩！
+
+　　胡适对我影响还不止此，它引导我脱离现实斗争。
+
+　　象我这样剥削阶级的人，本来就是惯于向后看，不惯于向前看，对政治斗争极为冷淡的。走上“整理国故”的道路后，更是变本加厉。我不参加“左联”，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持袖手旁观的态度，都是为此。直到解放后，这些年来，对于学本思想、文艺思想的斗争，如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等等，我都不是主动而热情地参加，这都应视为当年的遗毒作祟。胡适的“整理国故”的阴谋，本在于将青年引向古书堆中，远离革命斗争，我确是为他的阴谋所俘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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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胡适的影响不清算，我的学术思想与对待学术的态度将永远是错误的。这面白旗必须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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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白旗对社会主义文教事业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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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白旗对社会主义文教事业的危害，主要表现在教学与科学研究上，更具体的说是在严重的厚古薄今上。
+
+　　我对古典文学作品，往往是糟粕与精华不分，甚且宣扬了前者。如对《一捧雪》传奇中莫诚这个人物的错误分析，对《聊斋志异》中《黄英》的“自食其力”的错误称许等。古典文学作品都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宣扬其中的糟粕，也就等于传播封建思想或其他落后思想。
+
+　　对优秀作品的落后面，我采取容忍态度。例如《红楼梦》的后40回（高鹗作），何其芳先生与茅盾先生都曾批评过，指出它的不少缺点，可是我在《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中却不提。这能说是正确地对待古典作品吗？这会影响到各大学的文学史教学。
+
+　　对某些古典作家的评价，我往往摇摆不定。如对李煜与苏轼的批判都是先后轻重不一（详《文学史稿》与《中国文学史简编修订本》）。这都给读者不良影响。
+
+　　烦琐考证是我的拿手戏，《古剧说汇》与《古优解》是最突出的。对无关重要的问题大考特考，附注长得怕人，多得怕人。
+
+　　解放后，我的著作如《诗史》、《古剧说汇》等，先后印达二十万册左右。受到我的错误学术思想的毒害的人，可能还超过此数。
+
+　　就山大言，我在这里任教十年以上，学生与青年教师受我的恶劣影响的数目也不太小。在群众的揭发中，已指出某某青年教师、某些同学都由于我这个坏榜样，而搞起烦琐考证来，或钻进古书里，头也不抬一抬，……。
+
+　　作为一个人民大学的教师，我的责任是为人民培养出又红又专、敢想、敢说、敢做的劳动者，来实现总路线中的文化革命，使我国尽快地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可是实际上，由于我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脑袋资产阶级学术思想，通过教学与著述，将许多青年腐蚀了。这种错误，实际上是罪恶，真叫人为之毛骨悚然，冷汗被体！
+
+　　白旗必须拔尽，不拔尽将继续犯罪。拔旗必须老老实实的听党的话，深入地联系实际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在群众的帮助下，彻底改变政治立场，改造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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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古典文学厚古薄今批判集》（第三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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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我的黄灰色的人生观
+
+　　<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张义>
+
+　　“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它对于人只有一次，如果不吃、喝、玩、乐，当你回顾往事时，真是虚度年华。”这就是我的人生观。
+
+　　我认为人生有三个痛苦期，少年丧母，中年无妻，老年丧子，我自认为已经过了两个痛苦期了；三岁死了母亲，慈母爱，对我不存在，而且现在已经是中年亦无爱人。少年丧母是命中注定，但是中年时期，万不能放过，自己幻想过大学毕业后有个幸福的小家庭，薪金足够玩、乐的可耻理想。高中就作过相当努力，失败后，心想来日方长，有志气的男儿还怕小丫头不上钩；大学发榜后，心里作了计划：大一瞧、大二交、大三好、大四儿郎叫，来到钢院一看，简直是和尚庙，感觉自己的理想破灭了，当然亦进行了一些瞧和交的工作，但结果仍然是一事无成。所以我曾和别人意味深长的说：“快三十岁的人了”(实际才二十三岁)考虑一下我周围的环境，除学校外，别无门路，出去工作，钢厂更是恐慌，可能作光棍了，我认为世界上和尚是最大的傻瓜，妓女是她们心甘情愿，为光棍着想，这一行存在亦未尝不可，甚至觉得母系社会是彻底根除和尚和光棍的良好社会。
+
+　　我感觉人生三个痛苦期，就要成为我的历史，一度想过，活着真无聊，人生路途的终点，摆着坟墓，出生的第一天就向那里走去，何苦活着受痛苦，不如早死更幸福，既然自己命运是这样悲惨，所以生活中绝不能自己给自己找别扭，这是我的人生哲学，亦是我对自己要求不严格的根本原因。
+
+　　我为什么要活着呢?结论是母亲生下来，所以就只好活着，活着干什么；吃、喝、玩、乐尤其对于玩、乐百般追求，人生在世时间短暂，青年时代更短，老年精力不足，所以绝不能放过青年时期，一定要大玩大乐一场，这样才不虚度年华。
+
+　　特别羡慕旧演员的生活，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随便，职业就是玩、乐，但是亦怕别人瞧不起，所以又想投身于航海事业，各处都可以去，乐趣无穷，后因为北京招生没有航海，只好考钢院了。
+
+　　对黄色歌曲，亦很欣赏；何日君再来、今日有酒今日醉、……吃完小菜……。觉得这种生活亦很有滋味，当然对于那些生活中能吃苦的同志，一方面尊敬，另一方面感觉他们不想玩乐真是十足的傻瓜!
+
+　　心里闷的很，读读古书吧!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反右斗争结束，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得不到组织上的信任，同志们另眼相待，觉得自己没有前途了，有个同学给我讲：你这个犯有错误的团员，连我这普通同学亦不如了……，不如了，是没有前途了，那时生活中亦不追求玩乐，反而感觉“很烦”，处处不顺心，只好看三国演义，自己真象电影“家”中的“觉新”那位大少爷一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作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简直象鼓足气的皮球，谁有气就往里打，任人打过来打过去，我曾想过到清华园卧轨自杀，但是又觉得没有玩够，而且死得太可怕，又想从家里要些钱，卖掉我全部东西，到各地玩乐一番，然后死去。反右斗争中饶昌荣右派的死，大家结论是死不悔改，顽抗到底，这样我就不敢再那样想了。
+
+　　感谢党，号召了全国人民的大跃进，终于感动了我，挽救了我的生命，今天我要活下去，而且一定要把心交给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落户，而且要做个“清洁”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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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批判个人主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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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我的人生三部曲
+
+　　<北京航空学院　秋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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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人生三部曲是肮脏的阴暗的，是在向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发展，因而使我进步缓慢，对新事物的敏觉和接受十分迟钝，对政治活动热情不高。所以我必须把它揭露出来，让这肮脏、阴暗的东西见见太阳，把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来个大扫除，以无代资。
+
+　　因为我家庭贫寒，所以小时候就参加过各种劳动——田间劳动，家务劳动，检拾煤渣、香烟头等，因而从小就培养了热爱劳动的习惯。那时候念书，但没有钱交学费、书费，怎么办呢?在那黑暗的旧社会里穷人想念书是多么不容易啊!我就以自己的劳动来求学，从此开始了勤苦的学习生活，我每年暑假卖冰棍、做短工(田间另碎活)，寒假去卖大饼油条，整天到街上去叫卖。每天如此，也培养了我的阶级爱憎，我清楚记得火车司机为了使我们检煤更多，故意把未烧尽的煤放出炉底。车站上的搬运工人帮助我们到旅客车上去做买卖(生意很好)，而车站上的“红帽子”(军警)很憎恨我们这些人，被他们撞见了，东西就要被没收，人也要入禁闭数小时。在学校里富人家(地主)的孩子见了我就叫“穷小子”，我真气极了，我狠狠地下决心：在将来做番大事业给你们瞧瞧。在解放前穷人念书是多么难啊!因此我奋发学习，成绩在班里总居一、二名。后来解放了，我们家与其它穷人一样翻身了，我哥哥有了工作，我在校里也享受了人民助学金。在学校参加了少先队，学习不差，社会工作(学生会主席，少先队大队长等职)也很积极。后来入初中，在中学里也多方受到国家照顾，享受助学金。自己的学习、工作也还可以。在团的教育下在1952年底参加了共青团，在初中毕业时原打算考中等技术学校，但由于组织需要，仍然考入原校高中(学校条件虽然比较差)。在那个阶段进步很快，曾是优秀学生，是学习积极分子，体育锻炼积极分子，曾担任了支书，学生会文化部长等职，工作也热心，群众关系也不差，那时曾一度努力创造条件争取入党，但经过参加党的整风，觉得自己条件还差得远，因此求进步的思想逐渐降低了，到了高三思想就变了，认为自己人大了些，也该“懂”事了，对周围，未来和过去必须“独立思考”，于是思考的结果，就决定了我的人生三部曲。
+
+　　所谓第一部曲就是中学高三以前的那个阶段。认为这个时期进步得差不多了，自己有劳动求学的“光荣”历史，已担任过大小不同的各种社会工作，也在“艰苦”的岁月里参加了共青团(我认为1952年——1953年参加团是比较难的)，因此常常欣赏过去的一些成绩，觉得自己是“饱经风霜”的“红”人了，若以“红”论也差不多了。接着打算的第二部曲是从高三起到大学毕业阶段。这是专门学知识的时期，为“专”打基础的时期，到高三时认为过去干得差不多了，所以高三虽然担任宣委工作，但劲头不大，应付而已，主要功夫化在啃书本上面。当接到大学录取信时，自己乐得难以形容，认为第二部曲的开始是“顺利”的，完成得很出色。接着想：到大学么，坚决不搞工作，决心不把过去的“历史”让人知道，但结果还是被别人知道了，所以仍然担任了社会工作。但自己思想没有端正，工作当然干不好，加上由于工作方法和干部间配合不够，给工作带来了损失，开始出现馁气，加上听到有些干部对我的看法是不愿搞社会工作，我听到这些心里很难过，常常唉声叹气，认为自己工作还是在干的，结果却是“白卖力气”“吃力不讨好”，工作就更不主动，觉得自己是个受“委屈”的人。党提出十二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口号时，觉得自己暂时没有关系，目前的任务是为“专”打好基础，因此对学习较为抓紧，每天实行三点一线法——宿舍、饭厅、教室的循环流动，而结果呢?学习很差，画法几何得了三分，心里难受极了，结果使自己失去了一个年青人应有的朝气，整天除了对学习稍有些劲头外，其余一切“与我无关”“无动于衷”，过着暮气沉沉“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的生活，遇到各种矛盾交合在一起时，偶然就会有“厌世”的观念闪出(当然是一会儿)。因此对各种新事物接受得很少，虽然受客观形势的影响，有时也有进步，但维持不久(例如寒假勤工俭学，开学时的全民大跃进运动对我教育很大，但目前已完全消失了)，反倒欣赏一些消极悲观之类的伤感诗词，自己也写些山水鸟语雪花诗。例如我对宿舍里的国画“牧归”特别欣赏和爱好，并为它题诗。在��夕晚上送给别人的礼物时更表现了这点，——送的是楼台亭阁，在上面提诗道：“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进入花丛层，如蔓神花景。”这是热衷于深山古寺与世隔绝的清高生活思想。对同学们的批评和关心很不够，采取了“各扫自家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态度，以上这些就是第二部曲的开始。……入大学后一般是退步(或进步不大)，而在1958年2月—3月的勤工俭学和全民大跃进运动中确受到一定的教育和进步，那时收获确实不小。但可惜维持不久，……。可见，我单纯求专，忽视政治的结果，已使我在向一条危险的道路上发展。
+
+　　所谓我的人生第三部曲乃是大学毕业后的阶段，我认为那时已成为一个工程师了，是“专”和赶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时候了，那时一方面工作，一方面搞些“研究”，该多“好”啊！我幻想着那时的“幸福”，每月薪金数百元，组织个小家庭，真是吃喝玩乐的良辰美景时期，年老的时候，欣赏欣赏过去“光荣”的历史，并且写些著作作为死后的“铭刻”，如此结束我的一生!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生观和生活方式，难道还不明显吗?我却憧憬着它，为它的实现而奋斗。
+
+　　同志们，这就是我的人生三部曲，是多么渺小阴暗与肮脏啊！
+
+　　来源：《批判个人主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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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来我在歧途上后退
+
+　　<北京大学、沈国金>
+
+　　我在部队的时候，就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组织上送我到北大来学习，是为了深造、为了将来能胜任工作。起先，我并不想来北大，因为我不想教书，我想到军事岗位上去。在我想来军事岗位带有很大的机密性与准确性，只有觉悟高、业务好的人组织上才能把这种工作托付给他们。我以为留在学校里的人是不受信任的。另外我有一个比较要好的女友到军事岗位去，我想和她在一起。但是，在这件事上我并未引起思想上很大的波动，因为马上我又愿意留在军校当助教，并为能到北大来学习而高兴了。原因是：第一，我一看留下当助教的人在学习上都是很好的，也还听别人说留校当助教的总是最好的学生，这样一来我也就满意了；第二，念念大学，丰富丰富知识，将来履历表上也好看一些；第三，认为大学生觉悟一定比我低，我跑去一定是“先进人物”，入党大约也会容易一些。至于这位女友反正也只不过是一般的朋友，想想自己年龄还小，所以也就放下了，从不愿意到愿意，这里有过上述复杂的思想活动，我没有把这种思想活动全部向组织汇报，只是汇报了“不愿意”的个人打算，至于为什么又愿意了?人家要是问我，我就漂亮地回答：“服从组织分配”。当时我就这样隐瞒了自己的个人主义打算，因而实际上我的个人主义思想就又发展了一步。
+
+　　思想上大风波的开始，是和我一同来北大进修的同志们入党。初到北大，我曾以为到北大来入党要容易一些。1956年2月魏正元入党给了我一些震动，1956年7月丁又新入党了，这给了我一辈子忘不了的刺激，我认为丁又新过去比我“落后”得多，他入团也比我迟得多，可是他现在竟然比我先入党，加上，同时有一位和我们一同来的同志(他在党支部工作)在背后讲我不动脑子，有些糊里糊涂，正巧给我听见，和我一起来的其他同志又觉得我学习不努力，不抓紧时间，这些因素使得一向认为“先进”的我大为悲伤，苦恼的情绪就此长了根。我以为人家看不起我，我之所以不能入党是因为党支部工作的同志对我有成见等等。我经常想到别人对我没有入党的看法，常常想起别人在背后说我的话，于是我从此常常为此堕入痛苦之中。我感到痛苦的时候，我总是觉得生活很闷，我甚至觉得生活里象充满了煤气似的使人窒息，个人的患得患失，因而引起无穷无尽的苦恼，使我离开党员的标准越来越远，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能入党，就越是患得患失，越是苦恼。有时候我也想开一些，我想我不入党也不见得比你们入了党的来得差，反正时间会证明我是永远忠实于党和祖国的，我又想为了将来能表现出为祖国服务得好，现在就应该加紧学习，于是我又为自己喊出了“无穷尽工作吧”的口号，我在企图以知识来解除我的痛苦，这就是说我想在业务上搞好，以此来满足计较个人得失的欲望。
+
+　　这时候我难过不仅仅是因为别人都说我落后，还因为事实迫使我不得不承认我多方面都落后了，我开始怨恨自己，恨自己不能成大器，为此竟然常常涰泣，为了发泄我经常的苦闷的感情，寻找温情与安慰，我谈起恋爱来了，初期恋爱确给我不少慰借，出乎意料之外的顺利使得我情绪大为高涨，爱情给了我一些动力，但正常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恋爱就影响到我的学习，常常还只是星期四，我已经想到了星期日，星期日才见过面，星期一、二又要化很多时间去写很长的信。因为纠缠于恋爱之中，考虑进步学习也就更少了，自己越落后就越悲观，觉得别人更看不起我了，于是就更加钻进恋爱中去，企图找到更多的温情与慰借。但是过了五个月，恋爱起了风波，女友要求和我断绝关系，这时我开始考虑为什么女友在答应我之后又拒绝我，从我的心病出发，我认为因为她看不起我，嫌我觉悟不高，上进心不强，学习不好等等，甚至怀疑她是嫌我长得难看。个人的悲痛、烦恼重新变本加厉来袭击我，我在这个时期经常同别人说“我的生活不如意”，情绪越来越坏，学习劲头越来越小，期终连规定的论文也交不上，只得请老师免除，随着恋爱关系的破裂，我的情绪也就降到了零点，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苦命的人，凡事都不如意，“生活是空虚的”成了我经常的感受。此外，我又常常从别人看不起我出发，怀疑我的好朋友也不信任我，因此我得出了“不可轻信人”的结论，我决定以后不再向谁吐露衷肠，这样对一向我认为好朋友的人��很少甚至根本不再谈什么内心的话了，我变得孤独起来，有时候我感到孤单到了极点，死的念头也就经常徘徊在我的脑子里了，我觉得死是解除痛苦的方法，一方面因为太苦闷了，另外也多少出于对女友的报复，我采取了摧残自己身体的做法，饭吃得很少，甚至两天不吃，我从来不喝酒，这时候竟拿白酒来麻醉自己。同志们为我的情况非常担心，并善意的劝导我，我并没有听进去，我已经陷得太深，而且在往下陷的时候，我不仅找一些可以引起共鸣的书来看，如“约翰·克利斯朵夫”“新诗集”等，这样一方面我越陷越深，另一方面我也竟然欣赏起自己的病态来了，而且打算一辈子做一个浸在深沉的忧郁中，喜怒无常的人了。这些思想我也没有向组织汇报，长期的个人考虑早已使我把组织忘了。
+
+　　活生生的事实有时也使我振奋一下，但是我振奋的时候更常常是因为个人主义的促使，譬如有时我也努力学习，并不是我感到生活的意义，而是因为我想为自己争口气，但是即使这种为个人的“振奋”也只是很短暂的，因为有时我想回到了部队，事实上并不能按照我个人打算去作，于是我又泄气了，再一想到生活中种种不如意，于是身上又重新回到生活是空虚的感觉里去，重新回到前途渺茫的感觉中。
+
+　　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也没有使我苏醒过来，只是到了斗争的末期我参加了班上的一些实际工作，这些工作使得我和群众接近起来，使得我的心开朗了一些，全国大跃进的形势鼓舞了我，每天涌现的新事物使我很激动，我开始思考自己的问题，觉得自己走错了道。
+
+　　我决心在这次运动中把自己的思想向组织和同志们彻底暴露，让大家帮助我明确生活的目的。
+
+　　来源：　《批判个人主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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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55 @@
+# 批判《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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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大杰>
+
+## 一  历史根源
+
+　　由于我长期生活在旧社会里，在国内国外都是受的资产阶级教育，加以在解放前没有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于是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一直成为我研究学问的指导思想。我在写《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时候，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不理解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知识。只从资产阶级学者所编写的哲学概论中，知道一点关于唯心论和唯物论的一般的不正确的概念。当时在文学理论上给我影响最深的，都是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或是具有浓厚的资产阶级观点的著作。特别要指出来的，是下列这几种：
+
+　　1．泰纳的《艺术哲学》和《英国文学史》。
+
+　　2．朗宋的《文学史方法论》。
+
+　　3．佛里契的《艺术社会学》和《欧洲文学发达史》。
+
+　　4．勃兰克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
+
+　　在这些书里，他们虽说也批判了文学上的观念论，否认文学是独立的精神产物，强调研究文学必须注意政治经济的社会环境及其他种种条件，但并没有接触到阶级斗争的基本内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而只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和进化论的混合产物。我当时读了这些书，非常钦佩，认为是进步的理论。我编写《中国文学发展史》，就是把这些理论，组织成为自己的系统，来说明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历史。很明显的，讲《诗经》的发展时，是用的佛里契的观点，说明《楚辞》的特质时，是用的泰纳的观点，在文学史中强调浪漫主义的作用和地位，是受了勃兰克斯的影响，写作态度，是受了朗宋的影响。当然不只这些，我所指出来的，不过是一些显而易见的具体例子而已。
+
+　　其次，在国内我受了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的影响。在他们的著作里，充满了唯心主义、保守主义和实用主义种种不同的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我在国内大学读书的时候，我爱读他们的著作，把他们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的权威。他们给我影响最为重要的，不是文学史的理论（胡适的进化论，实际也是受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影响），主要是在古典作家和古典作品的评价方面。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梁启超的《陶渊明》，胡适的小说论文等等，在我评论唐宋词、元人散曲、陶渊明诗、《老残游记》及其他作品的时候，所受的影响是较为显著的。再如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源流》一书，在我评论明末散文和金圣叹的章节里，也可以看出它的影响。
+
+　　我上面说了这些，并不是把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完全推到客观原因。毫无疑问，正因为我自己受了长期的资产阶级教育，自己具有资产阶级立场和感情，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才能深入到我的头脑里，为我所接受所欣赏；无论国外国内的那些腐朽的资产阶级的观点方法，才能成为我研究学问的观点方法。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当然是主要原因。
+
+　　解放后，我初步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我的思想上有了一些转变，我也初步发现了在这部书里的一些错误。但因为自己没有澈底改变资产阶级立场，头脑里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没有肃清，所以在学习中进步很慢，理论水平仍然很低。《中国文学发展史》虽说在解放后作了一次修改，进步仍然很小，资产阶级的错误观点，仍然贯串在这本书里。在这次群众性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运动中，教师和同学们给我提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使我明确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所存在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主要错误方向，给我很大的帮助。
+
+## 二  主要错误
+
+　　一、资产阶级庸俗进化论的思想  在这次批判中，同学们首先指出来，《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思想基础，是资产阶级的庸俗进化论，这是很正确的。我现在认识到，这是一个主要关键。资产阶级进化论的错误，是说明社会和生物的进化发展，归之于自然现象和外部原因，否认阶级斗争。我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也谈到了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也谈到了文学和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但只是平铺直叙，罗列一般的现象，专从事物外部去找寻发展的原因；并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基本原则，没有运用历史唯物论的科学分析，去说明文学在斗争中的发展历史和发展规律。在这里，就违反了列宁的两种文化的准则，违反了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基本规律。我在书中，把两条道路斗争的文学历史��作为一条单线来叙述；虽说在其中也大略指出了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以及形式主义、拟古主义等等的作家和作品，因为自己不是从两条道路斗争的阶级观点出发，结果各派作家的产生，成为一种自发的现象，不仅不能鲜明地反映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精神实质，反而模糊了两条道路斗争的基本规律，终于走上了违反历史唯物论的进化论的道路。好比，在叙述《诗经》的发展过程时，我以《周颂：大雅》为神权、宫廷服务的贵族文学，以变风变雅为社会诗歌，国风中一部分为民间抒情诗歌，我自己原来以为这样写，是分清了诗歌的内容和性质，又以为从宗庙、宫廷到个人、社会，是符合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的。经同学们指出，如果只抽象地说明作品的内容和性质，不从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来叙述，而只从单线的发展来叙述，这正是进化论思想的表现。又如汉赋，我虽批判了它们的缺点，说明它们是为宫廷服务的形式主义文学，因为受了传统评价的影响，不能否定它们的历史地位，在叙述时，按照时代的先后，放在《史记》乐府之前，作为汉代文学的主流，这种错误是很显著的。这样的例子，当然还有不少。就只通过这两点，也可以看出在这本书里，根本没有运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基本规律，而是以资产阶级的庸俗进化论，代替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这一关键问题，到今天我才认识清楚。
+
+　　二、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问题    文学的历史，本来就是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历史。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是文学发展史的基本规律。在《中国文学史》中，只有现实主义才是推动文学向前进展的进步力量。我在写《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时候，并不理解这一基本规律。解放后，知道了这个规律，但仍然表示怀疑。列宁论两种文化的理论，我觉得他并没有明确指出是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而我理解为是进步思想和反动思想的斗争。如果应用到中国古典文学方面，我当时的解释是这样的：“在每一时代的文学里，都存在着民主性的进步文学和封建性的反动文学。在民主性的进步文学里，有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在封建性的反动文学里，有形式主义、消极浪漫主义、感伤主义、拟古主义等等。”如果只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这个定义，便无法说明中国几千年来错综复杂的文学现象；而同时势必取消积极浪漫主义作家和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我的错误看法在于：
+
+　　1．强调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的定义，不合于这个定义的，不能称为现实主义的作家和作品，因此，我不承认积极浪漫主义基本上是属于现实主义的。
+
+　　2．强调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文学的两种创作方法，它们是并行的，而不注意它们的反映现实的创作态度是共同的。
+
+　　经过同学们的反复说明，使我对于这一问题，得到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是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但它们在反映现实的创作态度上基本上是相同的。说积极浪漫主义基本上是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是指的相同的创作态度，而不是指的不同的创作方法。同学们这种意见，确实很有理由，我认为是正确的。这一问题，在苏联批评界到现在还在争论，还没有得出结论。我当时受了苏联艾里斯别克的影响，写了两篇文章在《文艺报》上发表，可能引起了不良的效果。我觉得这个问题解决后，我今后写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思想史，将得到很大的帮助。
+
+　　三、人性论    由于自己的进化论思想基础，在文学史的叙述中，必然不能贯澈阶级斗争的路线，不能反映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基本规律；从而对待文学现象的分析，对待作家的分析，也就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而走到以人性论代替阶级论的错误道路。文学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它的特点，是要通过具体感人的艺术形象，表现历史的其实，反映人民的思想感情，表现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在阶级本质的基础上，表现人物个性的特征。因此，对待文学现象，分析作家，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才能抓住文学的精神实质，得出正确的结论。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把文学看作是表现人类的共性，否定了或是模糊了文学中的阶级性，而以表现人类的共同特征来代替阶级社会中人的阶级本质，结果就走向了人性论的错误。我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许多地方也犯了这种错误。对于某些作家（如司马相如、王维、李义���、温庭筠、李煜、晏殊、李清照、苏轼，等等），都没有从阶级观点去对待他们的作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适当的评价，而强调他们善于抒写一般的感情，或是强调他们善良的本质，或是同情他们没落的境遇，从而抹杀或是模糊他们的阶级本质，美化他们的作品，使他们在文学史上得到过高的地位。
+
+　　在批判中，同学们初次提到人性论的时候，我当时还有点怀疑。后来经过细细思考，觉得这意见是正确的。从资产阶级的进化论（不从阶级斗争来说明文学发展的过程），必然走向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来对待文学现象，这是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进化论和人性论，正是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在文学思想上的联系反映。这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历史唯物论，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
+　　四、评价标准的错误    评价古典作家和古典作品，本是一件艰难细致的工作。简单地肯定和否定，不适当地提高和贬低，都是错误和损失。同学们指出，要做好这一件艰难细致的工作，首先是一个立场问题。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才可掌握正确的方向。方向正确了，即是在结论上稍有差别，但差别是不会太大的。因此，我们对待古典作家作品的评价，必须站稳立场，根据毛主席指示的“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的标准，加以科学的分析批判，才可得到正确的结论。处处要遵照“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才能正确地指出文学遗产的精华与糟粕，不至于模糊读者的认识，而发生不良的影响。我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对待作家和作品，就没有做到这一点，而犯了评价标准的错误。特别是对待那些思想内容不强和基本上是反现实主义的作家和作品，就表现了显著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观点。这些作家们，在长期的传统中，有很高的地位；但作品的思想内容是贫弱的，政治态度是落后的甚至反动的。我在分析评价的时候，就强调他们的艺术技巧和语言风格上的成就，以及他们在写景抒情上的艺术特色，放弃了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轻视了作品的思想倾向和社会意义，维护了他们在封建传统文学史中那种过高的不适当的地位。特别显著的例子，是对庄子的散文，南北朝的山水散文，王维的山水诗，李商隐的抒情诗，温庭筠、李煜、李清照诸人的词，苏轼的作品以及元人散曲、《老残游记》等等的评价，都犯了这种错误，都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文学观点，都违反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基本原则，给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是过高的或是不适当的。
+
+　　其次，就是对待某些代表作家，只是一味肯定其进步部分，对于他们由于阶级限制和时代局限而产生的消极因素，没有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必要的批判，就是有的批判了，也是不全面的，或是软弱无力的，这样就必然产生精华糟粕不分，而在古典文学遗产为今天社会主义文学服务这一重要任务上，也就必然产生了不良的效果。好比，对于庄子，只强调他的散文的艺术成就，对于他思想中的虚无主义的消极因素，不加指出批判；对于陶渊明的作品，强调它的现实意义和艺术特色，关于他的消极思想和逃避现实的精神内容，批判得很不够。对于李白，固然要强调他的积极浪漫主义的诗歌成就和反封建传统的思想内容，但他的人生态度，确实存在着颓废虚无的一面，我没有很好地加以分析批判，把他们在艺术上在人生上写成为完整的统一体，这就对于青年读者，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会产生很大的危害。许多青年们说，如果不加批判，读了庄子、陶渊明、李白、李煜、李清照们的作品，是会引起读者意志的消沉的。资产阶级的文学观点，在这社会里会造成这样大的危害性，难道我们还不赶快改正错误，还不赶快自我革命吗？虚心接受批评，决心改正错误，澈底肃清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我们今后改造自己的正确道路。
+
+　　另外，同学们还提出许多意见。说我夸大某些作家的个人作用；说我在谈到某一时代文学兴盛的原因时，有时夸大了统治者的政治影响；说我谈到文学形式的演变时，受了王国维唯心主义的影响；同时对于某些作家作品的评价，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看法；这对于我都很有帮助。我因为生病，不能写长文章，对于这些问题，我不打算在这里详细地说了。我将来有力量改写这本书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参考这些意见，加以修���和补充。我在上面所谈到的，是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同学们所指出来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主要错误方向。我认识了这些错误方向，才能够批判和改正这些错误观点，才能争取用新的观点进行改写，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或许可以达到较高的水平。
+
+## 三  体会和方向
+
+　　通过这次群众性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使我首先深一层地体会到党领导的正确。党重视老年知识分子的作用，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与提高，表示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在今天工农业大跃进的新形势下，在共产主义思想日益高涨的新要求下，如果知识分子不认真地兴无灭资，不澈底转变资产阶级立场，不在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上进行自觉自愿地深刻革命，不把这一个顽固地缠绕在我们身上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毒瘤割得干干净净的话，我们不仅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反而要起促退派的作用。党及时地关怀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自觉地投身到这个运动中，澈底地改造自己，深刻自我革命，向红专的路上前进，以便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
+　　其次，我又体会到群众的智慧和集体的力量。这次同学们和青年教师们集体讨论了我的文学史，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从各方面对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态度谦虚，而又诚恳。我从前没有看到的错误，现在指出来了；从前我以为写得很得意的地方，现在指出来是不对了；从前我以为很进步的地方，现在指出来是落后了，等等；都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过程和革命过程。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发挥群众智慧和集体力量，才能收到这么大的效果。
+
+　　（另外，我也体会到对待这一运动，自己必要有正确的态度。如果以资产阶级态度对待这个运动，必然要感到消极和抗拒，怕丢面子，怕损失威信等等，实际也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位思想的反映。我们如果以工人阶级大公无私的态度，投身到这个运动中，一切为了社会主义，那就能自觉自愿地感到心身愉快，在兴无灭资的思想战线上，也就可以取得较大的成就。旧的不死，新的不生。我们要大破大立，我们不要留恋腐朽的旧思想，要建立正确的新思想。我今后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如果能恢复健康，要争取下乡下厂，参加劳动，在生产实践中改造自己，改变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使我在未来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得到进步和提高。）
+
+　　来源：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教研组编《“中国文学发展史”批判》，中华书局，1958年。

CCRD/2/7/2/00001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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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心交给党，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
+　　<中央美术学院、言元>
+
+　　现在，我要把我错误最严重的两个问题谈出来，让党了解我，教育我！
+
+　　在人生问题上我的看法：
+
+　　我很小的时候就性格孤僻，喜欢空想，记得入学前寄居外婆家，外婆是个拜佛念经的老太婆，成天讲慈悲为怀，讲究修个来生。关于“人为什么要活着?”这个问题我问她：“外婆，人为什么要活着呀?活着真没意思!”我的外婆没有想到，她这么溺爱我，成天守在我旁边，不许别的小孩侵犯我，要什么给什么，结果我反而说活着没意思，她惊异地呵斥我说：“这么点小孩就这样想!为什么活着你长大了就明白了!”我看见一些受苦的人，很同情，关于他们为什么这样，外婆回答：“他们命不好，前世造了孽。”
+
+　　这种“将来明白”和命运之说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留下了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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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回家，我妈妈教育我：“要好好读书，读书才是自己的，读好书将来才有办法!”我从小听话，很容易喜欢接近我的人，我很快地又喜欢我的妈妈，全心全意接受她的教育。我当时觉得我活着是为了妈妈，因为我要是死了，她一定很难过；再有一个就是为了她读书，因为她要我好好读书，虽然那时对她的“读好书才有办法!”的话，我还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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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渐长大后，我开始看大量的小说，记得我从八岁起就看剑侠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有本事”的，他们心肠好，同情别人，但是他们是“高尚”的，因为他们“有本事”。我就决心当个行侠仗义的人。解放后，大量新的书对我起了一些好作用，我认识到剑侠是没有的，所以我应当作另外一种人。但是作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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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许多资产阶级文艺作品，封建文艺中去寻找答案，我对无产阶级的文艺并不感兴趣，我认为千篇一律，在这些书里是歌颂的集体事业，与我的想作人上人的想法是格格不入的。在没落阶级的颂歌中，我找到了与我小时候心里所接受下来的东西相吻合的东西，那就是：人的一生就是走着瞧，今天不知明天事，过一天算一天。再有就是要追求个人名利，这样可以过得舒服一些，可以比别人更“高尚”、“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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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结论是我在看了许多小说后得到的，于是我就应用起来。我虽然觉得“人生如梦”，但在活着的时候应该为了活得舒服，比别人清高，高人一头。那么就应当是有名，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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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在入团时我也决心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可是旧东西对我影响太深，这个新的为集体的生活目的站立不住，它很快从我脑中被挤出来，我的个人主义东西又大摇大摆的跳出来，成了我思想的一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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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学美术比较容易、轻松，艺术家风度是我所欣赏的，艺术家的生活我认为是富有诗意的，更重要的是象这样的人毕竟比旁的学科的人更少，容易有名有利，所以我在高中毕业以后，就考了美术学院。虽然我在报名申请书上说是为了将来为人民服务，但是我实际上是为自己打算，为了将来成名成家，自己生活得舒服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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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事实不是如我想象的那样，我学习很困难。在艺术的道路上，不是宽敞平易的，它需要人的艰辛劳动，才能取到一些成就。我虽然一方面追求个人名利，可是又觉得“人生如梦”，意志消沉，这个人主义的东西不能支持我去克服困难，所以我学习不好非常自卑，没有信心赶上去。认为这辈子算完了，将来不能成名成家，幻想的舒服生活也不会有了，那生活就更没意思了，所以我在对待生活上，是暮气沉沉，更加上又生病，自己觉得更是倒霉透顶，前世造孽，这世受苦了，我想：“我现在学习、生活还不是为了将来生活。倒不如现在也不生活，何必活那么长呢?与其现在这样什么也学不会，将来丢脸，倒不如早死了好，这样人家倒可能认为我将来可能有前途，能是个大画家，可惜夭亡了！”我越想越觉得对，就想到自杀，故意不遵医生嘱咐，把安眠药存起来，向同学打听要多少才能永远不醒等，我又想到自杀了会被开除团籍，会被别人骂为祖国的叛徒，这样自己不会有好名声的，因而就没有那样作，改换“慢性自杀”的方式来进行。开刀割阑尾后，我故意想把伤口弄坏，甚至在手术时希望能出点岔子，自己可以死去，这样可以逃避现实，但又可以不被别人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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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这种可耻的危险想法，灰色的人生观表明：我是个自私、软弱、卑鄙到极点的人!真的，我在这样想的时候我是连妈妈也没想��，更不用说别的；组织、人民，我更没想到自己要对他们负责！作为社会的起码一分子，我白白吃了十九年的饭，享受了别人的劳动成果，而没有想到要为社会尽自己的义务。更何况我还是个共青团员!我确实是一点团员的味道都没有了！今后，唯有确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生活目的，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用实际行动来赎我对党、对人民犯下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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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我是这样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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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人应当和睦相处，既然活着只不过象梦一样，那又何必勾心斗角呢?这实际上还是一个自私的目的，所谓不勾心斗角，是怕别人妨碍我的个人发展，怕别人比我更强，是怕别人对我的错误思想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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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欣赏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精神，追求感情生活，喜欢别人为我服务，要求别人很严，对自己很放松，这实际上也有剥削的成份在内。我一旦在生活中稍觉别人对自己不是体贴照顾周到时，就怨天尤人，大发感叹：“唉!人与人之间不过如此而已!互相不关心、冷淡、欺骗、强胜弱……人世没一点温暖，人是狡猾而没感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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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只有妈妈对我才是忠诚热切地关心和爱护的，所以我把我的感情寄托在她身上，我虽想到如果她死了，我也只好不活了。自己的感情可以说和她的一样，她是从旧社会生活几十年过来的，从来就受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教育，当然不会有好的感情，而我，一个共青团员，却全部承受了她的这样一些“遗产”，这是对团员称号的污辱!就是作为一个新中国青年来说也是极不相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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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括地说，我对人与人间的关系是认为除了母子之间有真正的感情外，其他的人是总对你不真心的。我完全忽略了在生活中有阶级斗争，把同志的最关怀爱护的批评认作是勾心斗角，自己剥削思想得不到满足时认为是人世冷酷，生活无意义！对这样的思想，只有进行坚决斗争，才能很好对待现实，——对待同志的帮助，报答党和人民对自己的哺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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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了最大决心把我的东西全端出来，让同志们帮助我认识批判，哪怕是最卑鄙、可耻的东西，也应该摆出来!只有烧得透，才能改得彻底!我说出来后，觉得自己放下了大包袱，心情愉快了!觉得周围充满着关怀!温暖!自己只有在集体中间才有力量!因为现在不是我一个人在对我的脏东西作战，而是那么多同志一起，是党在支持保护我们!这场斗争定能取得胜利，自己定能改造，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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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深深地同意“个人的历史是用自己的言行写成的”这句话，自己的思想，你即使不暴露也会反映在你的言行中!有脏东西就应当及早丢掉，坚决自我改造，否则有失良机!愿我们的个人历史是用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勤奋劳动来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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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批判个人主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