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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RD/1/3/3/000011.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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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大学文科部分学生反对教育结合生产劳动的方针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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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武汉14日讯  武汉大学在毛主席视察以后，理科专业的学生干劲很足，都积极为实现半工半读创造更好的条件，而文科专业的部分学生却很不满意，9月下旬到10月上旬，许多学生群起攻击党的教育方针，出大字报和公开在大会上叫喊武汉大学党委作法是错误的，文科如果结合生产劳动，只有降低教学质量。在这一段时间内，反对党的教育方针的人占到多数，形成西风压倒东风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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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系学生贴出许多大字报，反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方针，他们认为历史专业不能直接与劳动结合，在生产中搞不出历史来，劳动中不能出司马迁。学生杨德增说：“教育与劳动结合得越好，教学质量就越低，也就是说，劳动时间花多了，就会降低教学质量。”他还认为，“通过劳动不一定能解决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问题，而且，有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还有不行的，还需要史料。”他还说：“我对学历史的专业思想是很巩固的，但现在搞劳动，我对学历史动摇了。”其次是反对培养目标是作普通劳动者，而认为应是历史工作者。由于党委坚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学生的许多大字报和发言就集中攻击学校党委，认为党委搞生产劳动“是犯了方针性错误”，是“重视生产劳动，丢掉了教育”，攻击党委书记刘仰峤“搞运动出了名，就搞个没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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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系也有许多学生反对教育结合生产劳动，他们认为“教育为政治服务是不用怀疑的，而教育结合生产劳动却想不通了。”他们强调“劳动中不能出红楼梦”，搞劳动是轻视业务，党不重视古典文学。学生江传荣在一次会上公开提出四大理由来反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论证了“劳动是可有可无的”，是“可以不搞”的。他的四大理由是：（一）劳动不是改造思想的唯一方法，不经过劳动也同样可以改造思想；（二）大学生搞劳动没有经济意义，延长了学习年限，还要吃得多穿得多，既不“快”，也不“省”；（三）劳动不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唯一道路，安心读书也可以通向共产主义；（四）人的精力有限，我们将来作教员、文字工作，不一定要懂得种田、做工。他的结论是“劳动可以不搞”。此外，外文系、图书馆学系的学生也有相类似的思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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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党的教育方针的人不仅是政治上站在中间立场的人，而且有不少是一向被认为立场坚定、在政治上听党的话，跟着党走的左派。历史系四年级甲班一个左派学生，这次就坚决反对党的教育方针，班上跟着他走的就有十多个人。有一些党、团员也坚决反对教育结合劳动，历史系三年级一个党支部，除两个支委外，全部反对党的方针，两个团支部书记也是反对这个方针最坚决的人。因此攻击党的教育方针的人一时占了多数，只有极少数人反对他们，但也不是十分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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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通过反复争辩和党的不断教育，情况才开始起了变化，公开反对党的教育方针的人逐渐减少，现在这场激烈的斗争正在继续进行中。（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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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1958年10月16日_第2608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CCRD/1/3/3/000012.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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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肃清伊斯兰教界中的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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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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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兰教界中的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败类马震武的罪行，真是令人发指！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动头子，在全国解放后的九年中，凭借宗教特权，穷凶极恶地压迫和残害人民，策动反革命的武装叛乱，阴谋推翻人民政权，这是绝不能容忍的。因此，当马震武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在西北地区的一些报纸和中国伊斯兰教界的刊物上公布以后，立即激起了全国伊斯兰教界和回族人民的愤怒，他们一致要求对马震武进行彻底的揭发和严肃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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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各族人民，在摆脱了旧制度的束缚以后，正以冲天的干劲和巨人式的步伐，向着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迈进。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时候，也仍然有极个别的像马震武一类的反动透顶的分子，妄想依靠他们周围一小撮社会渣滓的微弱得可怜的力量，来阻挡历史巨轮的前进，以保持他们对人民对宗教信徒的专横统治，任意奴役和杀害人民。远在抗日战争时期，马震武向日本特务机关卖身投靠，阴谋在西北建立什么“清真国”。全国解放以前，马震武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者朱绍良和马鸿逵等勾结起来，杀害了很多农民和革命干部，并且参与了国民党反动派镇压甘肃海原、固原地区回民起义的罪恶活动；以后又妄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对回族人民进行了一系列的极其恶毒的欺骗宣传。全国解放以后，我们的党和政府在政治上给他安置了职位，在各项运动中对他加以教育和照顾，希望他能够痛改前非，立功赎罪。然而马震武反以人民的宽大为可欺，坚持反动立场，积极利用宗教进行颠复人民政权的活动。他不但经常造谣惑众，离间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破坏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法令；而且先后策动和组织了几次反革命的武装叛乱。他的野心很大，最初想当土皇帝，“坐四十年天下”；而在最近一次的叛变中查明，他又想组织所谓“伊斯兰教民主党”，成立什么“宁夏地区回族共和国”。这些都足以说明，马震武是一个作恶多端而又毫无悔祸之心的反动分子，不彻底把他斗倒，不坚决剥去他身上的画皮，他就会继续为非作歹使我们的事业遭受损害。这当然是回族和其他民族的人民不能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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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震武表面上是道貌岸然，实质上却比豺狼还要凶恶，比蛇蝎还要阴险毒辣。几十年来，在他淫威统治下的地区，多少善良的回族人民被杀害，多少家庭被摧毁。他的残忍毒辣真是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任何人的正义反抗，或者仅仅稍微触怒了他，他就指使他的爪牙，把这个人的全家杀光，或残酷地采用了挖眼睛、割耳朵、挑断脚筋、剖腹挖心、掏心炼油和把尸体剁成肉酱等等最野蛮、最惨无人道的刑罚。对于这样一个中世纪暴君式的家伙，如果不彻底把他斗倒，不剥夺他用以欺骗、剥削和压迫群众的特权，又怎么能平民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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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说明，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的回族人民包括绝大部分回族宗教界人士在内，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正同全国人民一起，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是马震武和回族宗教界中的一小撮其他反动分子顽固地站在反动立场上阴谋把人民拉向后退。回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而马震武却极尽污蔑谩骂共产党之能事，要回族人民离开共产党。回族人民热诚地拥护人民政府，而马震武却极力想推翻它。回族人民要和汉族以及其他各族人民亲密地团结起来，在各方面实行互助合作，而马震武却恶毒地挑拨民族关系，破坏各族人民的团结。回族人民在消灭封建土地制度以后，已经实现了合作化，正在组织人民公社，而马震武却还拥有大量的土地，并且要人民无偿地为他劳动，用加重封建剥削的方法，来阻止他们建设社会主义。回族人民要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而马震武却用许多极不合理的宗教制度，来加重他们的经济的和劳力的负担。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回族人民和伊斯兰教徒同马震武之间的矛盾，不是人民内部的小是小非的问题，而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回族人民和伊斯兰教徒为了自己幸福美好的生活，就应当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坚决搬掉压在自己头上的马震武这座封建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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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这是我们的党和政府的基本政策之一。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无神论者，是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但是由于认识到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其���生、发展和消灭的必然规律，因此我们一贯主张宗教信仰自由。这在我国的宪法上已有明文规定。全国解放九年来，我们曾经一再说明过：每个公民信仰或不信仰宗教，信仰这种或那种宗教，过去信仰现在不信仰宗教，过去不信仰现在信仰宗教，这都由个人来作决定，政府不但不干涉，而且一概加以保护。党和国家的这个政策是长期一贯执行的，将来只要还有人信仰宗教，我们仍然执行这个政策。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曾经一再说明过，宗教徒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不能允许任何人利用宗教进行非法活动。而宗教信仰自由和同利用宗教来进行反革命活动更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前者是人民内部的思想信仰问题，是有自由的；后者是敌我之间的问题，是没有自由的。任何人如果利用宗教信仰来进行反革命活动，我们的政府就将坚决无情地加以镇压。马震武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穷凶极恶的反动分子。宗教不过是他用以迷惑群众，实现他的政治野心，进行反对人民政权的反动活动的工具。他一贯凭借宗教特权来残害、剥削和压迫人民，窝藏和包庇反革命分子，策动和组织反革命的武装叛乱。在他以教主名义淫威统治的地区，广大的回族人民，事实上只能绝对服从马震武，供他驱使和奴役，没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没有从事正当的生产和生活的自由。因此，回族人民起来同马震武作斗争，坚决搬掉这个封建大山，不但不违反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而且恰恰是为了真正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为了保护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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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没有人压迫人，没有人剥削人的基础之上，这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像马震武这样的宗教界的上层分子，却至今还保持着许多用宗教掩护起来的封建特权，还在利用宗教对群众进行残酷的封建剥削。多少年来，马震武对教民的任何指示（放‘口唤’），教民都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他利用这一封建专制制度，大大地发展了他的封建特权，对教徒进行残酷的压迫和苛重的剥削。他拥有大量的封建财产，同时还假借宗教信仰之名，规定了许多剥削制度，大肆收刮群众的钱财，驱使群众为他无偿地劳动。他对群众的剥削，达到群众生产收入的３０％，甚至６０％。不难设想，在遭受如此惨重剥削的情况下，回族人民是不可能迅速发展生产力，促成民族的繁荣和进步的。因此，回族人民为了获得彻底解放，为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创造更好的条件，就不但要搬掉马震武这座封建大山，而且必须废除一切利用宗教掩护起来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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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团结、教育、改造一切爱国守法的宗教界人士，肃清隐藏在宗教界中的反革命分子，反对宗教界中的右派分子和坏人坏事，废除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这是党和政府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只有采取这个方针，才能在宗教界分清敌我界限、守法和违法的界限，有利于团结人民和打击敌人，有利于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事业的繁荣和高涨。由于广大的宗教信徒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是热诚地拥护这个方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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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适应广大伊斯兰教徒的要求，在宁夏召开座谈会揭发和批判了反动分子马震武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这是完全作得对的。这个会议已经结束了，但是回族人民同马震武之流的大是大非的斗争，反对伊斯兰教中的其他坏人坏事的斗争，特别是废除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的斗争还正在进行。我们相信，经过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教育，大大地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的回族人民，一定会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继续坚决完成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斗倒马震武和其他一小撮反动分子，扫清伊斯兰教中的一切封建残余势力，从而以更大的干劲，更加自由的双手，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战线上掀起更大的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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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7日

CCRD/1/3/3/00001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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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户口登记工作更进一步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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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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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今天公布了。这个条例的公布，对于建设社会主义，保障公民权益，维护社会秩序，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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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的建设，是有计划地进行的。为了使各项计划制订得切合实际，就必须占有全国人口的分布、增减、变动等情况资料。有了人口资料，计划部门才好编制工、农业生产计划，劳动部门才好调配劳动力和安排劳动就业，粮食部门才好贯彻统购统销政策和调拨供给粮食，商业部门才好供应商品和生活资料，文教、卫生部门才好有计划地发展文教、卫生事业，等等。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和健全户口登记工作，把人口资料掌握得更及时、更全面、更准确。户口登记条例的公布正是为了改进这一工作，从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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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口登记条例也是直接为广大人民服务的。广大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很多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需要户口登记机关给予证明，予以保护。例如选举、就业、居住、迁徙、求学、结婚、购粮、买布、到外地探亲访友以及查找亲友住址等等，都需要户口登记机关证明身份，办理手续，予以协助，给以保障。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健全户口登记工作，才能使广大人民的这些合法权益得到更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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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户口登记条例对于进一步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也是具有重要作用的。大家知道，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进行破坏活动的特点之一，就是采取各种手段改名换姓，冒名顶替，伪造证件，假报户口，伪装起来。户口登记工作的健全，可以进一步限制和揭露反革命和其他坏分子的伪装活动，更好地保护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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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户口登记制度的这些作用，充分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它同我国历代反动政权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户口制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我国历代反动政权的户口制度，都是为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都是限制和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一种工具。他们通过户口制度对人民进行抽丁、纳税、拉夫、派款，镇压人民的爱国运动和革命运动，以维护其反动统治。帝国主义国家的户口制度，不管采取这种形式或者那种形式，也都是为了巩固反动统治，为剥削阶级服务的。而我们的户口制度，则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一项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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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户口登记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户口登记条例中某些带约束性的规定，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大家知道，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远大目的，是要建设一个幸福的美满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要想实现这一伟大理想，有关国计民生的许多事情，都必须由国家来统筹安排。户口登记条例就是根据国家“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制定的。条例中某些带约束性的规定，比如制止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控制迁往边防地区的户口，以及公民外出、暂住时间的规定等，也都是为了从户口登记制度方面来保证全国人口的变动情况更好地适应国家统筹安排的要求，以使社会主义建设能够按照计划顺利进行，广大人民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因为对那些违背国家统筹安排、妨碍集体利益的少数人的盲目流动迁徙行为如果不加约束，势必使广大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约束这些不合理行为，并不等于限制了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这是因为我们国家的自由，是有纪律的自由，并不是个人绝对自由，并不是无政府状态。而少数人只顾自己、不顾国家和集体利益的盲目流动迁徙行为，正是一种个人绝对自由、不守纪律的表现。如果容许少数人这种个人绝对自由、不守纪律的行为，就必然会打乱国家的统筹安排，侵犯广大人民的集体利益，必然会妨碍了大多数人的自由，也妨碍了大多数人的居住和迁徙自由。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对于这些少数人的约束，也仅仅是约束他们的不合理行为，对于他们正当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我们是丝毫也不加以限制的；而且也只有对他们脱离国家统筹安排、损害广大人民集体利益的不合理行为加以约束，才能使他们正当的居住和迁徙自由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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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指出，也还有少数人，由于对户口登记制度的重要意义和具体内容认识不足，或者是由于自私和怠惰，没有遵守或者没有很好地遵守这个制度。特别在国家机关、团体、学校、企业和事业单位��有极少数职工，他们自视特殊，以为户口登记制度只是为一般居民规定的，自己可以例外。这些都给户口登记工作带来了若干困难，使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的正常生活受到了一些不良的影响。这些现象，都必须加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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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相信，只要全体人民充分认识户口登记条例的内容和意义，自觉地遵守和维护这个条例，只要户口登记机关和户口工作人员密切联系和依靠群众，加强和健全户口登记工作，我们的户口登记条例一定能够很好地贯彻下去，让户口登记工作更进一步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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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月10日

CCRD/1/3/3/000014.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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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红旗，拔白旗，开展全省翻身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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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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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九五四年并省以来，我们贯彻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在全国的大力支援下，辽宁已经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正在发挥工业基地的作用，努力支援全国的工业和农业建设。全省农村在完成农业合作化后，已经全部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几年来，广大干部都勤勤恳恳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工作，全省人民群众发挥了勇敢勤劳精神，干劲十足，我省工作确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我省工业基础是全国少有的，无论大城市也好，中等城市也好，都是工业城市，而且大厂多，新厂多，生产潜力很大，技术力量很强。我省的农业生产自然条件也是较好的，土地肥沃，雨水充足，气候温暖。中央和全国都注视着辽宁，对我们抱有极大的期望。我们已得的工作成绩和我们具有的优越条件比较起来，应当说还不够出色，工业不出色，农业特别不出色。工业不出色表现在没有担当起我们应当担当的责任来，没有出更多的红旗，没有出更多的经验。农业特别不出色，表现在农业生产还没有翻身，全国今年粮食产量翻一番，有的省份翻两番还多，而我们则只增产百分之三十多。对于我省目前这种工作状况，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是不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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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在全国轰轰烈烈大跃进中，辽宁仅有一般进步而没有大跃进?为什么辽宁各种条件都很好而不能争得上游?当然原因很多，从去年开始整风运动以来，我们就不断检查这些原因，直到今年六月底，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进行整风，才找到了最根本的原因。原来在省委内部存在着以王铮为首的，包括宋黎、杜者蘅、李涛、张烈、吴铎等人的反党宗派活动。他们形成“地下省委”，打着白旗，施展阴谋手段，破坏省委的团结，企图篡夺省委的领导权。他们抗拒中央某些重大方针政策，反对和抵制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若干基本点，反对大、中、小结合，反对工农业并举，不执行毛主席制定的农业“宪法”。他们的反党宗派活动，削弱了省委的领导力量，降低了省委的威信，腐蚀了某些干部和党员的党性，给辽宁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省委扩大会议，对王铮等人的反党宗派活动，进行了多方面揭发，并从思想上、政治上展开了系统的批判。这是一场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尖锐斗争，拔掉了他们这面大白旗，插起了共产主义的红旗，取得了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将对辽宁省的各项建设事业发生深远的影响，为辽宁省翻身运动打下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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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是绝对不相容的。王铮等人受了党二十多年的培养教育，担负着党和人民交给的重大责任，不但不兢兢业业地努力为党工作，反而进行反党宗派活动，就是因为他们有个人政治野心，把个人利益摆在党的利益之上，不甘心作党的驯服工具，想把党的事业作为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这就必然堕落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王铮等人的反党宗派活动，从并省之初就开始了，他们并没有从七届四中全全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中受到教育，也没有从高岗反党事件中吸取教训，反而学习高岗的样子，干着反党的活动。这也并不是奇怪的事情，正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过渡时期尖锐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中央在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发生后即已经指出：“只要国际和国内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阶级的敌人总是会要设法影响我们党内不坚定和不可靠的分子，而我们党内总会有不坚定和不可靠的分子受他们的影响。和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相类似的事件今后还可能出现。”但是，王铮等人的反党宗派活动，继续了四年之久，而没有被我们更早发现，一方面固然由于他们是采取秘密的阴谋手法；另方面也由于我们许多同志政治警惕性不高，原则性不强。我们应当在这方面吸取沉痛的教训。王铮等人的反党宗派活动，再一次教育了我们：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地方主义是一切反党活动的温床，如果有这种思想情绪而不及时加以克服，就可能成为政治野心家的俘虏和牺牲品。王铮等人就是利用某些人的这种错误思想情绪作为市场，来扩大他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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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铮等人的反党宗派活动，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十分令人痛心，这是一件坏事。但是，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经过对他们反党宗派活动的揭发和批判，使得我们全党受到一次深刻的生动的教育，提高了党性，分清了是非，吸收了教训。因而我们辽宁省党组织经过这次斗争，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党的领导加强了，群众的革命干劲就会越来越大，全省工业、农业都会以革命精神来跃进，过去虽然落了后，今后可以急起直追，快马加鞭赶上去，实现全省工作大翻身。插红旗，拔白旗，开展翻身运动，就是我们辽宁省全党全民的当前政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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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辽宁省的今后任务很重大，对全国担负着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用工业的设备，工业的原材料，工业的技术，充分支援全国；另一方面要在工业农业生产和技术革命方面，创造更多的经验，插更多的红旗，以支援全国。因此，辽宁省工作如果不用彻底革命精神实现翻身，不仅影响我们一个省的今后发展，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建设速度。我们必须在粉碎了王铮等人的反党宗派活动的胜利基础上，再接再厉，奋勉前进。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都要根据这次省委扩大会议的精神，贯彻执行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对我们的指示，将整风运动进行得又深又透，加强党的领导，实行群众路线，开展一个全省规模的广泛群众性的翻身运动。在工业上我们要挖掘一切潜力，力争高速度地发展，贯彻执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创造更多的经验，插更多的红旗，以最大努力完成支援全国的任务。在农业上要从现在起就做好争取明年大丰收的一切准备，坚决按毛主席的农业“宪法”办事，将水、肥、土、种、密和田间管理几个方面都认真做好，为明年农业生产翻一番而奋斗。其他一切工作，也都要以革命精神，力争上游，做得出色，实现跃进再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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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全省翻身运动，就要大闹革命，而不能安于现状，也不能满足于改良。首先就必须实行思想革命，也就是政治挂帅，思想解放，拔白旗，插红旗。王铮等人的大白旗拔掉了，这是我们实行思想革命的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但是，我们不应满足于这个胜利，还要乘胜前进，继续拔掉别的许许多多的白旗。见物不见人的保守主义思想是面白旗；迷信教条，迷信洋人的“贾桂”思想，是面白旗；固执“一长制”，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群众路线，是面白旗；按常规办事，满足于微小进步，只能听表扬，不能听批评，不以革命精神来衡量自己的工作，是面白旗；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也都是白旗。所有这些白旗，统统都要拔掉，一面也不能留下。拔白旗有两种作法：一种是自己执迷不悟，抓住白旗不放，只好由别人帮助拔掉，象王铮等人那样；一种是自己觉悟起来了，自己拔掉白旗，然后插起红旗来。我们希望打白旗的人，都能自己拔掉白旗，而不要等着人家去拔掉。拔白旗，插红旗的斗争，就是大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大立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斗争。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树立起共产主义思想，才有真正的思想解放，才能做到敢想、敢说、敢做，才能发挥无穷无尽的创造精神，不断出现奇迹。实行思想革命是开展翻身运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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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全省翻身运动，只靠少数人去做是不行的，必须全党全民一致动员，形成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这就是说，一切工作都必须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是我们取得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胜利的唯一道路。有的人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不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习惯于靠行政命令办事，靠少数人办事，不去发动群众，不依靠群众，因而工作做的冷冷清清，不是轰轰烈烈。他们有这样一些荒谬的理论：认为大搞群众运动只适合于革命斗争时期，而不适合建设时期；或者只适合农村环境，而不适合工矿企业；或者只适合于落后的小企业，而不适合先进的大企业。为什么?他们的理由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工业建设需要科学技术，群众“不懂”科学技术，因之不能搞群众运动；另一条是工业建设必须有“正常”秩序，一搞群众运动，就会打破“正常”秩序的，因之不能搞群众运动。所有这些理由，在全国大跃进中，早已被无数事实驳倒了。实践恰恰得出相反的结论：一切工作都必须大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就没有大跃进；要不断跃进，就必须不断搞群众运动。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一切工作都要按照不断革命的精神去进行，每项建设事业都要按革命规章办事，而不能按常规办事。工业建设要飞跃前进，必须大搞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现代化设备的大厂更必须大搞群众运动。群众有极丰富的生���实践知识，群众发动起来了就会发挥无穷无尽的智慧，解决科学技术上各种各样的困难。同样，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了，也一定要打破束缚生产发展的各种陈规旧律的，这正是值得我们大大欢迎的好事情，绝不是需要忧虑的坏事情。我国今年粮食生产翻一番、钢铁生产翻一番，若不是大搞群众运动，如何能得到这样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就呢?谁有多么大本领也无法否认这种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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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全省翻身运动，还需要在思想革命和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大闹文化技术革命。工业和农业生产大跃进，越来越迫切地要求文化技术革命。人民群众的冲天革命干劲，加上科学技术，就将无限量地提高工农业生产水平。广大群众在文化技术革命上已经有了许多惊人的发明创造，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显示出思想解放后人民群众的伟大无比的力量。进行文化技术革命也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只靠少数专家而不发动群众的方法，其结果是少慢差费，甚至是一事无成；另一种是在党的领导下，行政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密切结合的方法，其结果是多快好省，不断出现意想不到的奇迹。我们一定要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而不要采取少慢差费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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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辽宁省党组织粉碎了以王铮为首的反党宗派活动，再一次证明：我们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善于从自己的队伍中揭发一切反党的政治野心家而保持党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纯洁性。现在我们辽宁省党组织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团结一致，更加健康坚强了。我们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最短的时间内使我们全省工作面貌发生根本变化。我们真正做到大搞思想革命，大搞群众运动，大搞文化技术革命，就有充分的把握实现全省工作大翻身，完成中央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让我们高举共产主义红旗，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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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辽宁日报》1958年10月31日。

CCRD/1/3/3/00001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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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劳动教养工作获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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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呼和浩特3日讯　内蒙古自治区劳动教养工作在党政领导下已获得较为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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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治区劳动教养工作是在去年10月间开始的。截至目前为止，全区共建立起八个劳动教养队，共收容劳动教养人员三千六百八十一人（内有女的一百七十三名），其中右派分子七百三十二人，坏分子八百四十二人，流氓九百三十二人，小偷四百八十二人，反革命分子二百人，吸毒者四十八名，游民二百二十六名，其他二百一十九人。在：强制劳动与政治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指导下，对教养人员不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并认真贯彻了“教育改造大多数，孤立少数，打击个别顽固”的原则，对已构成犯罪的十五人依法判处，对少数不够判刑的则给予纪律处分，从而打击了歪风邪气，教育改造了大多数。目前，大部分人表示愿意好好改造自己，重新做人。在大跃进的形势鼓舞下，他们纷纷写了改造自己的保证书，并积极学习生产技术，劳动效率不断提高。在入队开始时，平均四个人才能完成一个正常劳动力的定额，现在有50％以上的人能单独完成劳动定额，有的人还能超额完成。第四教养队的女教养员，在开始打矿石时，每天每人平均只打三、四筐（每筐一百八十斤），现在平均每天每人能打十二筐。这些人过去都未劳动过，现在一般都初步树立了劳动习惯。他们的劳动收入不仅能自给自足，有些人还能给家里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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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有上述成绩，但教养人员的情况还是很复杂的。从机关团体内部送来的教养人员，劳动一般都很积极，也能遵守纪律；但不愿意暴露思想，他们最关心的是前途问题，经常向干部打听，改造好了能否回原机关，还是就地安家。从社会上送来的小偷、流氓，大部分不遵守纪律，劳动不大积极，他们关心的是吃得好点，有零花钱，少干点活。个别人希望打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并乘机制造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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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教养工作现已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和赞助。有的群众说：政府实行这种办法，使坏分子能够得到彻底改造，坏人能变成好人。因此，有些群众检举自己的亲人，甚至有的家长将自己管教不了的子女自备生活费送来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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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民公社的发展，更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进行改造和对二流子、懒汉、小偷等社会不良分子进行管理。但是劳动教养的形式可以多样化。有关部门认为，今后主要加强以下两方面的工作：一，继续加强国家办的劳动教养队的工作，为了加强领导，准备把八个教养队合并成六个，集中投入工业生产，并进一步加强政治教育。二、在人民公社内普遍开展劳动教养工作，其办法有三：①采取三包（包生产、包教育、包改造）、一保证（让教养对象订保证书）的办法，分散包干给各生产队；②白天集中起来劳动，晚间各自回家；③由公社组织劳动教养队，设立专职干部进行管教。上述办法现已开始实行。（特约通讯员曾庆波）
+
+　　来源：1958年11月7日_第2627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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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底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
+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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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界批判冯友兰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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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个时期，全国哲学工作者对冯友兰的唯心主义思想开展了批判。冯友兰是资产阶级在我国哲学界的一个典型代表。解放以前，他写过许多唯心主义的著作。解放以后，他继续发表八十余篇文章，坚持其唯心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从去年到现在，冯友兰又提出不少错误的论点，其中较突出的是：一，提出抽象继承法。他说，哲学命题可分为抽象的意义和具体的意义，某些命题的具体意义不能继承，而其抽象意义却可以继承。从抽象继承来看，“哲学思想中有为一切阶级服务的东西”。二，混淆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也是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三，提出社会分工说。他认为社会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多做实际工作，一种是多做理论工作。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只能起改造世界的作用，从事理论工作的人才能起说明世界的作用，而后者是较高明的。因此，他提出一个公式：理论——实践——理论。
+
+　　冯友兰的这些错误论点，遭到了广大哲学工作者的驳斥。较集中地进行批判的，有去年５月间在北大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今年７月间北大哲学系召开了两次批判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召开了两次批判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也写了批判文章，编印成册。此外，许多哲学工作者都单独撰文或附带撰文提出批判。
+
+　　关于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胡绳在“关于哲学史的研究”一文中指出，他“在我们头脑里把它们的本质属性抽象掉，把它们之间的其他某种相似处概括起来，就以为由此可以反过来证明有一部分哲学思想没有阶级性，这只能说是一种观念游戏。”吴传启在“从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看他的哲学观点”一文中，揭露了这种继承法同冯友兰的旧著“新理学”的内在联系。吴传启还以冯友兰的旧著“新理学”和“新世训”的反动内容为例，证明了所谓“为一切阶级服务的哲学”是骗人的。关于冯友兰的混淆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关锋在“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一文中指出，这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关于冯友兰的社会分工说，一些青年哲学工作者在一次批判会上，揭露了这是冯友兰过去的“继往开来”、“内圣外王”思想的残余。陈伯达在“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一文中指出，冯友兰提出这个反唯物主义的“理论——实践——理论”的公式，就是“要你们做一个领头的、对人民毫无用处的‘哲学家’，要你们还是从书斋里冥想的所谓‘理论’中来，再回到你们书斋里所冥想的‘理论’中去。”
+
+　　目前，这个批判工作还在继续进行。
+
+## 中山大学历史系批判陈寅恪的唯心史观
+
+　　最近，中山大学历史系大搞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工作，着重地批判了陈寅恪教授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点。陈寅恪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界泰斗之一，在史学界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过去，不少人对他有盲目崇拜思想，认为他的成就是不可企及的高峰。这次，全系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后，共写出了批判陈寅恪学术思想的论文三十六篇。从陈寅恪的政治思想到他的治学方法，都有专文加以批判；对陈寅恪的一些重要著作，如“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元白诗笺证稿”等书，都写有专篇批判论文；其余如对陈寅恪的文化西来说，种族优劣论和对人民群众的错误观点等，也都写有专文给以批判。此外，部分曾听过陈寅恪讲课的教工学生，还揭露和批判了他在课堂上散播的资产阶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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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学界批判王力等的错误观点
+
+　　前些时候，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对语言教学和研究工作中的资产阶级观点，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很多批判都集中在高名凯所著的“普通语言学”一书上。大家批判了书中表现的资产阶级观点，并且指出作者大量地贩卖西欧资产阶级语言学者方德里耶斯和格拉蒙等人的货色。王力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也受了批判。四年级学生还印出了两本批判王力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论文集子，共收文章十四篇，约十万字。这些论文有的是批判王力的部分著作（如“中国语法理论”）的，有的是专门批判他的某些错误观点（如在语法体系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的，有的是专门批判他的治学态度的。此外，大家还对岑麟、袁家麟、朱德熙、周祖谟和魏建功等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提出了批判。
+
+　　最近两期的“中国语文”月刊（１９５８年第九、十期），连续发表了一些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第九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在语言学界展开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的社论。社论说，语言学界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的情况是严重的，主要地表现在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为数不少的语言工作者只从个人兴趣和个人利益出发进行教学或研究，必须进行彻底的检查和批判。社论还说，过去“中国语文”没有尽到学术批判的责任，现在决定陆续发表批判语言学界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发表在这两期上的这些文章，着重地批判了王力、高名凯、吕叔湘和黎锦熙的资产阶级观点。此外，第十期上还发表了高名凯的一篇自我批判的文章。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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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矿业学院学生黄世荣贴出小字报公开反对党的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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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20日讯  北京矿业学院师生员工在讨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的鸣放中，矿山机械系二年级学生、党支部宣传委员黄世荣，写了一张小字报，公开反对党的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小字报全文如下：
+
+## 一、目前办学不正规
+
+　　我认为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在于为社会主义建设造就科学技术人材，如果是为了培养一般劳动力就不必花如此大的投资办大学。因此高等学校应以学习为主帅，其他活动应以服务于学习为原则，所以我不同意教育、劳动、体育并重的提法。
+
+　　我认为从以下的这些方面来看当前办学是不够正规的。
+
+　　1、要做多面手的提法，我认为是不正规的。做任何事情要精就要专，要广就不能深，因为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过去说“万能博士”，这是一句讽刺话，现在似乎在提倡这种做法，这样做做那样搞搞，势必要影响专深，这样就不能培养出专家，而只能培养出“普通”劳动者。
+
+　　2、目前按排劳动不是根据学习的需要，而是根据生产需要。许多劳动都没有结合专业的要求。我认为学校里应该根据学习的需要来按排劳动，使劳动为学习服务。因此一切长期性的学校，劳动均应充分结合专业，不结合专业将会是一种浪费。因为在学生时期对于社会的职责，主要在于获取知识，而不在于生产成品（当然在为教育服务的基础上力争生产成就这是完全应该的），如果把获取知识的时间消耗在一般性的劳动中这是得不偿失的。
+
+　　3、用学习时间或用过多的休息时间来突击体育锻炼我认为是不必要的。体育应该为当前学习和今后劳动服务。所以对一般人来说以强身为主，至于提高体育水平的问题，应该由少数优秀分子去搞。
+
+　　4、经常采取突击形式搞清洁卫生、文娱活动，我认为不正规。卫生、文娱应该成为学习生活的促进剂，而不应该成为学习生活的拌脚石，但从过去情况来说，由于搞突击，存在着损害学习的现象，有时竟成为学习生活的负担。
+
+　　5、领导思想上偏重于突击任务，对学习倒似乎抱着马虎过关的态度。
+
+　　根据以上种种情况，我认为目前这样不正常的办学方式对长远的社会利益害多益少，因此有时在思想上想不通，有所抵触，希望同学们分析帮助。
+
+## 二、关于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价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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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前党提出要求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强调人人是普通劳动者，一视同仁。而且提出工农知识化的优越性，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必然性。在这里我思想上就结了疙瘩，为知识分子抱委曲，因为我感到获得科学知识需要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贬低”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地位，是否会影响人们向科学进军的积极性。因此我认为当工农还没有普遍知识化，是否仍给予知识分子以一定的社会地位，否则思想懒汉可能增长。
+
+## 三、教育质量并没有得到提高
+
+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大力开展勤工俭学运动，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半年多来的实践，在我的思想上对于这样一个结论还是打着问号的。
+
+　　从思想收获上来看，对于左派通过劳动有可能受到锻炼，进一步领会到劳动的可贵和作为劳动者的光荣。而对于占较多数的中间派来说，我认为体力劳动不一定人人都能收到改造思想的效果，有的可能是向左转，有的也可能看到体力劳动的劳累和单调而增加对体力劳动的忌讳，希望躲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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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认为一般地来说劳动能改造思想，但对具体每个人来说，问题还是不少的。因此，劳动改造思想的作用，就没有必要强调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技术知识的增进方面，我认为假若能够按照专业学习的要求来有计划的进行，那确是对学以致用有极大好处的，但遗憾的是目前劳动结合专业的还很少，大多是忙乱在一般性的劳动中，这样对于增进专业知识并不见得有多大好处，反而是消耗了时间和精力，影响了原有的学习质量。理由是：（1）复习少，听课精神不振，学习效果差；（2）教师忙于劳动，备课时间减少，有的就根本没备课就讲课。因此，我感不到自己的学习质量究竟提高在那里，听听人家清华学汽车专业的，下放劳动后如何提高了专业知识质量，北大甚么经过勤工俭学活动，低年级编写出高年级的教材讲义，自己是很赞赏的，但一联系到自己却又有些不以为然，这里究竟存在什么问题，我也闹不清楚，总觉得对我来说学习质量没提高反而降低了，希大家帮助分析批判。
+
+　　黄世荣原来是上海绿宝金笔厂的制杆工，有6年工龄，1954年入党。1953年在速成中学念书，去年考入矿业学院后，工作表现一般认真负责，有把工作搞好的愿望，但主动性不够，平时对学习看得较重，不想担任社会工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较为严重，但曾主动降低较高的助学金（享受产业工人助学金待遇，即原工资的75％，每月九十元，自动降低三十元）。双反运动交心时，曾有极为错误的言论，说：“个人主义大小不同，人皆有之，完全克服不可能，小个人主义有动力，对人有刺激作用，如博士、教授等名义就能刺激人们的积极性。”“志愿军英勇牺牲也不见得没想到名和利，如黄继光，董存瑞的英勇牺牲是不理智，一时的感情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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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1958年11月22日_第2640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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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高等学校部分师生对党的教育方针抵触情绪很大
+
+　　新华社西安20日讯  陕西省高等学校在9月份陆续开学后，各校都以一个月左右时间学习了党的教育方针。有些学校并把它作为这个学期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第一讲，在师生中展开了大鸣大放大辩论，有些学校则结合学术批判来进行。
+
+　　在学习中，大部份师生都拥护中央的指示和方针，正在采取各种办法贯彻和执行。西北农学院、西安外语学院、西安建筑学院、陕西师范学院等校已经实行了半工半读，其他学校也正在积极酝酿和研究。他们的生产劳动时间约占总学时三分之一至五分之二。西北农学院已经实行伙食、理发、电影、报纸、洗澡等五项供给制。西安医学院已经实行了伙食供给制（都是由勤工俭学收入中解决的）。西安建筑学院、西安医学院等校都准备明年自给自足。有些学校最近还把社会主义教育课改为共产主义教育课，向学生进行关于共产主义的生产劳动、半工半读是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好办法等内容的教育。西安建筑学院政治课的教师已经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个学校的政治课考试也改为政治鉴定，把学生的政治觉悟放在重要地位。在学制方面，西北农学院准备由原来的四年缩短为三年半。西安建筑学院在讨论中大多数人趋向于由五年缩短为四年（新生）和四年半（旧生）。
+
+　　少数人在开始学习时，认为教育为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已经贯彻了，各校大办工厂农场，师生上山下乡，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因此没有必要再学习。但是，经过实践和深入一步学习后，各种各样的思想又暴露出来了：
+
+　　一、关于培养目标问题。这个问题经过辩论虽然大体上已经解决，但是在少数人中还是有抵触情绪，认为人有聪明与愚笨之分，让聪明人老作简单的体力劳动是浪费。交通大学有的学生认为这是连降三级（由工程师降到技术员再降到劳动者）。有的认为提培养劳动者只能培养出一般人材，而不能培养出钱学森之类的人物。在培养目标中谈到多面手的问题，争论也很多。主要认为和红专有矛盾，多面手只能培养出来“样样通，样样松的万金油干部”。
+
+　　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在今年新招收的学生中，各校都普遍出现了要求退学（有些已经退学），甚至私自离开学校的现象。这些学生认为参加生产劳动学不了什么知识。因此要求退学后参加生产或工作。交通大学有的学生说，二千五（全年理论学习时间）+工农业劳动=四不像（不像工人、农民、干部、也不像学生）。有的人认为这个方针与美国的实用主义没有区别，并且有人讽刺说，大概外语学院搞缝纫对翻译有帮助，医学院炼钢对治疗烧伤有帮助。他们说现在的生产劳动是“奴隶式劳动”。从最早（今年上半年）实行半工半读的西安外语学院的情况来看，积极拥护这个方针的约占30％，中间的40—50％，反对和应付的10％左右。
+
+　　三、群众路线问题。这个问题在教授中抵触情绪大，顾虑多。他们说，这样一来，在学生中究竟以学生为主还是以教师为主呢？对用“三结合”的方法制订教学计划大纲、编教材等很反感。有人说，学生既然能行，为什么要到学校里来学习呢。他们认为让学生与教师平等自古以来就没有这样的事情。有人担心这样提出后学生对教师不尊敬了。陕西师范学院有的学生对群众办大学也不同意，说这样会降低质量。有的人认为大学教育普及了，大学生就不值钱了。
+
+　　四、学术批判问题。大多数学校正在作准备工作，少数学校已经开始批判。11月各校将形成高潮。从已经开始的西安师范学院来看，这个学院语文系参加学术批判的五十个教教师中，积极参加的有十三人，基本同意而情绪消极的有十人，有抵触情绪的十人，个别教师公开抵抗。有的说校内没有什么批判的，还是到校外找些小册子批判一下算了；有的人把讲义藏起来，有的说，我的讲义是抄别人的，如果别人错了，那我就算了；自称我国语法学家的教授傅子东，公开说，他教的语法学陕西省没有人能批判倒，全国能驳倒的也不多。开始听说要批判他，就提出辞职。后来承认是白旗，但就别人都拔不了，只有自己能拔掉。陕西师范学院有的教师装病不上课。
+
+　　来源：1958年11月22日_第2640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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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学校部分学生对党的教育方针的各种谬论
+
+　　本刊讯　从全民大跃进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来，高等学校学生的思想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热爱劳动、集体主义、勤俭朴素、向工农学习的风气大大高涨，资产阶级思想得到进一步的批判和克服。但是，随着党的教育方针的深入贯彻，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开展、共产主义前途的宣传，在这一新的形势下，部分学生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
+
+## 一、关于劳动
+
+　　（一）劳动分“等级”。
+
+　　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一些学生说：“劳动有高级和低级的、平凡和不平凡的。脑力劳动高级，体力劳动低级。排列次序是：科学家、研究工程师、工程师、工人、农民、服务员……。”“脑力劳动是创造性的、复杂的、困难的、高级的、系统的、有趣的、不平凡的、创造价值高的、起领导作用的、有无限发展前途的；体力劳动是重复的、简单的、容易的、低级的、蛮干的、枯燥的、平凡的、创造价值低的、被领导的、将来要消灭的。”
+
+　　（二）不愿做普通劳动者。
+
+　　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级顾建国（团员）说：“现在我的心情很有点象富裕中农那样，一切私有的东西面临崩溃，连老根都要拔了，不免带有几分莫名的悲哀和惆怅。……几年来，个人奋斗，苦苦追求的理想幻灭了。原来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未来，想生活得优裕一些，能出人头地，享受社会的特权，但现在一切都完蛋了。……现在最臭的是知识分子，不如干脆退学，进工厂当工人去，现在工人最吃香”。
+
+　　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李泉（团员）说：“现在动不动就要进行思想斗争，要向工农学习，倒不如干脆去当农民，一劳永逸，自己也成了被人学习的对象了，可是真的去作农民呢？细细想来又觉得太苦了，恐怕受不住，真是左、右为难”。
+
+　　（三）反对半工半读。
+
+　　反对半工半读，大致有九种借口和“理由”：
+
+　　（1）“降低教学质量”：“体力劳动太多了，五年变二年半，学习时间减少了，分散精力，影响教学质量，特别是少了理论和基础课”。
+
+　　（2）“与专业不结合”：“在学校办的土工厂中只能学点手艺，学不到专业知识，学不到尖端科学，将来只能去工厂劳动，不能去科学院进行研究。”“由于追求经济价值，半工半读必然会有不结合专业的劳动。因此，是一种少、慢、差、费的办法”。
+
+　　（3）违反“青年特点”：“青年时期是培养阶段，应当多学习，少使用”。
+
+　　（4）违反“学校特点”：有人问：“并进这么多工厂、农场，还念书不念？还要不要学校了？不如把武汉大学改成××企业或工厂。象现在这样只能培养出另杂工。”
+
+　　（5）“只利红不利专”：“劳动锻炼虽能改造思想，但立场、观点不能代替业务知识。挑泥巴挑不出文艺理论；炼铁炼不出红楼梦；种茄子、辣椒也产生不了莎士比亚”。
+
+　　（6）“既不利专，也不利红”：“半工半读是否能改造思想也可怀疑，丁玲在延安搞了‘三同’却成了右派，学校办工厂除了把肩膀压一下、劳动态度好一些以外，得不到什么。”
+
+　　（7）半工半读“只能普及，不能提高”：“半工半读只能普及，是低级的，不能提高”“中央教育方针规定全日制也是一条腿，为什么我们要从全日制改成半工半读？苏联搞全日制，还不是把人造卫星送上了天？”
+
+　　（8）“四少一多”：“现在搞半工半读是工厂少、结合专业少、思想准备少、产品少，赔钱多。”
+
+　　（9）自己专业“特殊论”：有的理科学生说“我们是搞尖端的，又不是学技工的，不能半工半读。”有的文科学生说：“理、工科可以搞半工半读，但你让学文艺的去抡大锤，简直是浪费人才。”
+
+　　（四）“将来体力劳动要消灭”：
+
+　　清华大学有的学生说，“劳动本身是痛苦的、单调的、费力的、繁琐的和无味的苦差使，是对人全面发展的最残酷的束缚，是惩罚性的工具。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也不是人生第一需要，因此将来劳动时间要不断减少，否则为什么不增加呢？”
+
+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一学生说“到共产主义社会体力劳动渐趋于零，而脑力劳动渐为无穷大。”他又说“共产主义社会科学发达到这种程度：一按电钮，汽车就一辆辆作出来；关上电钮回家，就玩玩乐乐，什么体力劳动也用不着。”
+
+## 二、关于资产阶级式的法权思想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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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怕不能高人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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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开大学一个学生说：“对供��制起先想想还不错，但一想到自己上了几年大学，将来还要和大家吃一样的，就不满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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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师大中文系三年级程家智说：“我入大学就是为了镀金，过去我当小学教员一月五十多元，上大学后，生活虽然暂时不如过去，但是我想先苦后甜，等大学毕业后就可以地位高、薪金多。现在看来反正将来大家都是大学生了，都一样，还不如不来念大学呢！”另一个学生说：“我有赔本思想，本想上大学可以赚大钱，作大事，生活好，现在看来还不如当时进工厂”。
+
+　　（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不应该消灭”。
+
+　　有人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可以结合、缩小，不一定消灭。因为人的智力发达程度不平衡，到共产主义社会总还要有社会分工。搞科学研究的人还是要终身从事脑力劳动，不能去搞体力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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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按劳取酬是永恒的，各取所需是不平等”。
+
+　　清华大学动力系、机械系一些学生说：“按劳取酬是天经地义的，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正确的。因为：（1）谁的贡献大，谁的收入就应该多；（2）有利于打击懒汉，刺激人们的积极性；（3）人的能力有大小之分，工作有轻重、简繁之分，拿同样的报酬是不平等的，供给制是绝对平均主义。”
+
+　　清华大学土木系一学生说：“供给制是不合理的，是弱者剥削强者，贡献小的剥削贡献大的，落后的剥削先进的，多数剥削少数，后代剥削前代。”
+
+　　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东风辩论周”有的人说：“各取所需的原则渗透了剥削。不过因为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发达，能力强者愿意把自己的一部分劳动价值转让给别人，当一个愉快的被剥削者。如果有人不愿意被剥削，也是无可非议的。”
+
+　　南开大学化学系一年级团员在争论供给制问题时，十八个团员中有六个团员坚持主张：“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教授的薪金也不可能和工人、农民一样，如果那样就没有人再搞脑力劳动、当教授了。”
+
+## 三、关于个人主义
+
+　　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学生对个人主义有如下一些看法：“人之初，性本私、性本懒、性本享受，要作到忘我劳动，大公无私是不可能的。”
+
+　　“个人主义象影子一样，永远跟着人，从理论上讲，可以消灭个人主义，实际上不可能。”
+
+　　“人类对精神和物质享受的追求，在过去、现在、将来都是社会发展的永不枯竭的动力。”
+
+　　“枪救高炉等英雄行为是由于当时情况紧急，来不及考虑个人，否则就不可能出现。尤其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生命是最宝贵的，根本不值得为了几件仪器而冒生命危险。”
+
+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利’是可耻的，‘名’是崇高的，纯洁的。‘名’是一个客观存在，始终为人们所追求，而社会总是以一定的形式满足人们的这种需要。‘名’能够促使人上进，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
+
+## 四、对“三化”和苦战有不满情绪
+
+　　南开大学化学系三年级大约有一半的学生对军事化不满，有的说：“一吹哨就起床，象耍猴一样”“军事化是一种对个人生活的特殊干涉，是对一个人的尊严的摧残。”共产主义社会是要使每个人都能自由自在，而军事化却使人痛苦、呆板，使人的生活没有曲线条，只有直线条。”
+
+　　天津师范大学有的班团员中对苦战表示厌倦的占一半人以上。南开大学有的学生说：“只叫人民苦战，不见人民生活改善。”“今年既然大丰收，粮食很多，为什么还吃白薯？”一中右学生说：“一年来都在等待着学校生活恢复正常化，但来的只是‘不断革命’，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我对这种紧张状况感到吃不消，很疲倦。”
+
+　　个别学生甚至对共产主义前途表示“失望”。南开大学团员张子琪说：“过去我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想象得无限美好，现在看来，共产主义的萌芽就是军事化、忘我劳动和降低生活水平。”另有一个学生说：“我对共产主义的想法有三部曲，和巴金的一样：追求、动摇、幻灭。”
+
+## （共青团中央学校工作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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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1958年11月29日_第2646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CCRD/1/3/3/000020.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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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医学院揭发出许多资产阶级专家在医学上存在着“一把刀主义”的反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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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武汉11月29日讯　最近，武汉医学院在拔白旗的教学改革运动中，揭发出资产阶级专家形形色色的反动医学思想，其中较突出的是外科的“一把刀主义”，在这个反动观点的支配下，很多病人成了他们的试验品和牺牲品。
+
+　　按照资产阶级专家的看法：“医学就是外科，外科就是一把刀，医学技术水平的高低决定于一把刀上”。因开刀而闻名全国的外科教授裘法祖就一向以“德派第一把刀创始人”自居，自称为“外科全才”、“外科之宝”和“神刀”；临床外科教研组主任教授管汉屏也一直自称是“武汉市第一把刀”。这些称号迷惑了不少人，追求个人名利、个人技术至上形成风气。
+
+　　为了追求“一把刀”的技术，一些资产阶级专家不顾病人死活，只顾练刀，他们根本不把病人当人看待。他们认为，医生与病人的关系是一种交换关系：“我给你治病，你就供我提高技术。”外科讲师蒋先惠自己承认：”我总想从病人身上得点东西。”自称“武汉第一把刀”的管汉屏也说：“任你恨极，生命是掌握在外科医生的手中。”他经常在开刀前，不作好准备工作，甚至连检查也不作，直到手术台上才问下级医生：“到底在那一边，是左边？还是右边？”根据下级医生的回答就开始动刀了。有一次，他指导进行胸腹壁瘘管切除术，当切开疤痕以后，看到一块暗褐色的组织，他只瞄了一眼就说：“这是块死组织，继续切！切！”两刀之下鲜血直流，这时管汉屏才恍然大悟地说：“这是肝脏，缝！缝！”另一次，管汉屏给一个病人作食道切除术时，竟把一段切断了的胃管，留在病人胃中，直到第四天才呕吐出来。为了练刀，他不会作脾脏手术，就在病人身上蛮干，1954年以前，他作的脾脏手术，死亡率达百分之百。而他的食道癌手术，也是在十余病人死亡的情况下练出来的。还有好几次，病人已在生命危险关头，急需停止手术，可是管汉屏为“再看看才死心”，继续开刀，结果就使一条条无辜的生命被葬送了。在他进行的练刀活动下，不仅死亡率高，而且并发率也是十分惊人的。1953年至1958年在他所作的食道癌手术三十二个病例中，手术后出血、吻合口狭窄、肺不张、心律不整等并发症共二十五种，达六十五人次之多。有的人甚至说：“管汉屏这把刀是在病人的生命、金钱和家属的眼泪上练出来的。”号称“神刀”的名医生裘法祖，也经常把一些不该弄错的手术动错了。他在一次作喉头肿瘤手术时，就错将病人食道切断了；他一向吹嘘他的手术是“无血手术”，但他作的胰头切除术就损伤了脾静脉，引起大量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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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恶劣的是，有些专家完全把病人当作科学研究的试验材料，甚至把治病的范围扩大，把没有病的人也当作研究对象。外科讲师蒋先惠为了获得一套完整的病理标本，在作手术时竟扩大创口，将一个脊髓肿瘤患者的椎板多切断了两个，别的医生问他，他回答说：“从头切到尾，也没有什么关系。”有一次，蒋先惠在一本书上看到颞动脉炎可以用结扎颞动脉的手术治疗时，他就到处物色病人作试验，恰巧有一个偏头痛病人与颞动脉炎有相似的症状，他明知偏头痛不能开刀，却硬把病人作了颞动脉结扎试验，结果使病人失去了一条颞动脉。
+
+　　在“一把刀主义”的思想支配下，不少医生想尽一切办法，找机会练刀，有的医生为了练刀，极力向院外发展，建立据点，只要有刀开，那里都去。管汉屏说：“开刀比吃肉还香。”他经常利用教研组主任教授的权利，在组内约法三章，进行技术垄断，凡他感兴趣的手术，别人都不能作。裘法祖却喜欢作别人开坏了的手术，因为即使开坏了那也是别人先开坏了的，而开好了就说明自己的技术高超。有的医生借全面发展之名，私下交换病人，进行练刀，群众称之为“开辟自由市场”进行“等价交换”。还有的利用门诊机会，抢收病人。有一个医生想学食道癌手术，他就将一个食道癌患者收到结核病房内，别人提出意见时，他却说：“没有关系，食道癌病人反正要死去的。”换班和值班也被认为是抢手术的好机会。他们每次交班时，就将病房来一个“大扫除”，把所有手术作光，有些没有准备的病人，因提前作手术常常发生问题。个别医生在作手术前不报告上级医生，在作手术过程中遇到问题，又不敢请示，硬着头皮蛮干到底，结果造成事故。有些上级医生对下级医生不是很好地进行指导和帮助，而是争作手术。有一次，下级医生在作口腔手术，上级医生感到兴趣，索性把刀子夺过来自己作，而下级医生又不同意，于是两个人把刀子抢来，夺过去，吓得病人胆颤心惊。他们对病人的手术后处理也不关心，甚至当病人提出问题要求解决时，还说：“是你自己找上门来的，又不是我请你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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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医学院已发动群众拔掉了这些白旗，正在继续深入地进行教学改革工作。（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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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1958年12月2日_第2648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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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阳中学、云阳师范部分教师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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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讯　据光明日报“内部情况”反映：四川云阳中学、云阳师范师生在学习党的教育工作方针中掀起教学改革鸣放高潮，两校贴出大字报两万多张，揭发批判了教学工作中严重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教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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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反对党对学校的领导，反对党的教育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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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教师认为“党员校长只能管思想领导，要办好学校必须有几个硬角才行”，主张“增配有知识、懂教学的校长来领导业务”或“推选经验丰富的教师参加学校的管理工作”。有的教师竟把教材上提到“党”的词句一律删去，把“党的领导”都改成“国家的领导”。
+
+　　对于培养学生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目的，也有不少抵触。许多教师还坚持“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论”，认为“参加生产劳动只要有气力，不需要有什么知识”，“中学毕业生参加体力劳动，不仅浪费可惜，而且屈辱斯文”。他们把培养劳动者的教育方针说成是“中学的任务是培养脑力劳动者，而不是培养体力劳动者，至少现阶段是如此”。甚至有的教师根本反对培养“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认为“二者不可得兼，也不必要”，“学校的任务就是传授知识的，知识分子就是读书的，这是一种社会分工”。因此，他们经常散播说：“一个人有了足够的知识，名和利都能得到解决，即令不能飞黄腾达，也不会缺衣少食”，“要有知识，就要多读书，书读得愈多，本事也就愈大，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闻，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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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还反对贯彻阶级路线，说：“青年人是一张白纸，又是在新社会里长大的，何况剥削阶级已经打垮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还讲什么阶级路线？”个别教师诬蔑贯彻阶级路线会引起学生“互相歧视”，使地富子女“无辜受累，惨遭浩劫”。很多教师偏爱地富子女，认为他们“聪明好学”，歧视工农子女，说他们“呆滞愚笨”。评助学金时，有教师曾这样主张“不能看成份，应按需要而定”，说什么：“解放后地富子女的家庭经济被摧毁了，困难大，应照顾，工农子女的家庭翻了身，经济上升了，可以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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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对勤工俭学活动也有抵触。说它“挤掉了教师的备课时间和学生的自习时间”、“妨害了学生身心健康，影响了教学质量”，叫喊“学校办得越来越不像样子了！”有的宣扬“业务即政治”观点，认为“只要把知识教给了学生，他们就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他们反对学生参加社会活动，认为“跳跳蹦蹦是不务正业”。只强调书本知识，反对联系实际，如云师准备请老农讲“蔬菜栽培”，他们就反对，认为土专家“没有知识，讲不出啥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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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散布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法西斯反动思想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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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文教学“艺术至上，厚古薄今”倾向很浓厚，有的教师反对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文艺标准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他们认为“李煜的词，曾国藩的联句，刘鹗的‘老残游记’都是艺术性强的作品，有它存在的价值”。有的教师认为“只有唐宋八大家、桐城学派的文章，才是正统文学”，民间文学不能“登大雅之堂”，批评教材上的民歌“没有典型性”，“民歌没有味道，不是诗”。推崇古典作品，要学生“慢慢的舔，细细的嚼”，批评现代文学“拖踏松散，枯燥无味”。有的教师以全学期的三分之二的时间讲授分量不到教材一半的古典作品，而且还增讲许多古典诗词，擅自把现代作品减掉一半。如讲苏轼的词，就详尽介绍苏轼家三代人的经历，而对现代作品，特别是政论文，他们却讲得枯燥乏味，毫无感情。讲“长江大桥”一课时，就用五分之三的时间讲述唐宋作家如何描写黄河、长江的诗词，而对课文中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中苏友谊，只是没精打采地提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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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有些教师讲现代作品不联系现实生活，讲古典文学不注意时代背景，他们对作品中悲观厌世、颓废感伤、爱情至上……消极的东西不但不批判，反而发挥得淋漓尽致，要使学生进入作者安排的意境，与作者的思想感情发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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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教学，有些教师仍然坚持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他们尽情歌颂帝王将相，侮辱劳动人民。赞扬“唐太宗爱民如子”，拿破仑“英雄一世”，“华盛顿有相当的军事才能，所以革命取得了胜利”。他们极其反动地诬蔑农民革命，夸奖封建、法西斯的压迫和侵略。如有的诬��“张献忠杀人几百万”，夸奖屠杀太平天国革命群众的刽子手鲍超的军事才能，云阳知县镇压王三槐领导的农民起义，露骨地吹嘘希特勒的侵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势如破竹的闪电战术，轻而易举地席卷了整个欧洲，威震一时”，“可惜希特勒在并吞法国后，不坚决进攻英国，而去进攻苏联，遭到了失败”。他们在讲隋唐史时还用“略今详古”“略我详敌”的讲述手法，对唐代的刑律、官衔、科举制度等等，详加考证，而对工农群众前仆后继的革命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解放后的建设成就，却感到“无话可说，讲不下去”。有的教师甚至大讲日本侵略军屠杀我国人民的“梅花碉堡，铁壁合围，三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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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教师在自然科学中极力散播“科学至上”的纯技术观点，把自然科学的发展讲成只是科学家的发明创造，否定它们是劳动群众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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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有极少数教师为发泄他们的阶级仇恨，还采取颂古非今，借古骂今、含沙射影等手法，恶毒地诬蔑、诋毁党和社会主义，歪曲党的方针政策。如一位历史教师曾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产物”竟向学生比喻成“好比你爸爸和你妈妈两个，如果你爸爸与你妈妈两个不结合，就不会有你的出现”。在分析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之后，向学生讲“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如此，共产主义社会还不是要灭亡！”有一位语文教师不仅把他在解放后写的反动诗词当作教材向学生传授，而且借着讲“岳阳楼记”诬蔑党的干部下放政策，说“迂客骚人就像现在的下放干部，从前的大官贬小官，就等于今天的下放劳动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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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1958年12月6日_第2652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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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的三个教授对毛主席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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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讯  北京市的三个教授对毛主席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反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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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工业学院教授张翼军（中中）12日在该校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昨天（指11日）儿子对我说毛主席辞职被批准了，我以为是政变，一夜未睡好。今早到学校后才明白是不当候选人，才放下心。中央这样决定一定有道理，但我在情感上还是想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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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体育教研室老教授马约翰（中中）11日晚，在体育教研组的同志到他家里传达了中央决定后，他立刻说：“不行不行，全国人民一定还会要选毛主席，人民代表大会通不过。”后来又说：“毛主席不当主席，我看不是什么时间问题，恐怕还有更重要的理由，这就是可以用更多时间发展马列主义，搞一个毛泽东主义，更高的主义。”在教研组会上说他一直在想，正在大跃进的时候，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对国际上有没有不良影响？后来说：“别想了，别想了，主席正确领导我们到今天，他是个英明伟大的人，今天他自己提出这问题，他所决定的事准没错，我相信他，就想通了，这是个感情问题。”又说：“不做国家主席可以，但他在国家机构中应该另安排一个更高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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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教授高联佩（中右，刚从美国回国不久）听了传达以后，在无线电系教师座谈会上大谈什么叫感情，唯物主义者应如何对待感情？接着他说：“凡是人，包括毛主席在内，都要呜呼哀哉、翘辫子的，毛主席总是要丢掉现在职务、离开人民的，现在辞去主席职务，是要让大家有思想准备。要找到一个人继承毛主席的职位也不容易，不过象周恩来、朱徳还可以。”12日上午，系党总支委员陈圣信同志和高谈到参考消息上登载的“反共必须反蒋”这篇文章，高说：“文章中谈到蒋介石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这次毛主席不当主席，是否让蒋介石来当主席”，当时陈质问他，高解释说：“这是开玩笑。”（原载北京市“党内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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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1958年12月15日_第2659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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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篇生动的马克思主义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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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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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本报发表的中共湖北省委关于襄阳专区兴修水利的情况和经验的介绍，是一篇生动的富于革命创造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的报告，值得大家认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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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襄阳专区各县山多岗多，雨量较少，水利条件很差，水田很少，产量一般很低。这都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些不利的条件。这是客观存在的困难。这些不利条件是否可以迅速改变呢？这些困难是否可以迅速克服呢？这是对于共产党人的严重考验。该专区均县和光化县的同志们并没有认为不利的条件是不能改变的，也没有认为困难是不可克服的。他们试图克服这些困难。但是他们在开始时的思想不对头，他们热中于兴办大型和中型的水利工程，并且企图依赖国家的投资来解决。结果费钱很多，收效很小。因为大、中型水利工程投资较多，国家财力有限，不能普遍兴办，很难使兴修水利成为群众性的运动。均县和光化县的同志们经过了几年的摸索之后，终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就是采取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勤俭办水利、着重办小型水利的方针。他们采取了这个方针之后，局面完全改观了。光化县原来计划１９５７年冬和１９５８年春改水田七万亩，结果指标一再突破，提高到二三十万亩。均县也把原来改水田的计划从四万亩提高到七万亩，并且要争取达到九万五千亩。枣阳县采取同一方针，政府只补助六万元，就修筑了两条二百里以上的长渠和一个灌溉二万亩地的水库。这些事实表明，农业合作化以后，生产关系改变了，生产力解放了，只要领导上善于把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热情和积极性鼓舞起来和集中起来，就能够充分发挥合作化的优越性，就能够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就能够克服过去人们认为不能克服的困难，迅速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水利建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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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襄阳专区兴办水利的经验，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的范例，对全国来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襄阳专区以及均县、光化县的具体地理条件，当然同全国其他地区不同（事实上许多地区比那里的条件要好得多），因此其他地区未必需要也未必可能照样搬用那里的兴办水利的具体技术。但是问题是在工作的方针和方法。本来，兴办水利事业可以有两种方针。一种方针是主要依靠国家投资，热中于兴办大型和中型的水利工程。这样做的结果，花钱很多，兴办很少，进展很慢，效果不好。另一种方针是“依靠群众、勤俭治水”的方针。这样做的结果，花钱很少，兴办很多，进展很快，效果很好。当然，一定数量的大型和中型的水利工程是必要的，前者必须国家投资，后者也需要国家帮助。但是最普遍的最大量的小型水利工程却应当而且完全能够由群众自办。襄阳专区的经验证明了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安徽全省的经验也完全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安徽省自入冬以来展开了群众性的水利建设高潮，到１月１０日为止已经完成了十三亿又八千万公方的工程，国家花钱极少。而由国家投下巨额资金的治淮工程几年来也不过完成了十二亿公方。当然安徽省目前进行的水利工程和治淮工程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土方的质量也不同，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安徽全省在不到一个冬天中就能够完成这样大量的工程，却充分说明了群众办水利的潜力多么巨大。采取“依靠群众、勤俭治水”的方针，一方面节省了大量的财力，使国家有限的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大大地加快了水利建设的速度，使过去看来需要好多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很短时间内就办好了。这样的大好事，应该在全国普遍推广，使我国的水利建设做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
+　　从襄阳专区、安徽全省以及全国许多地方“依靠群众、勤俭治水”的经验中，从本报不久前发表的湘江机器制造厂解决职工宿舍问题的经验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我国各项建设事业中，有许多事情单纯由国家出钱来办，不但办得慢，办得不好，而且由于国家资金有限，也必然办得少；相反地，这些事情如果发动群众自己动手，采取依靠群众、勤俭办事业的方针，群策群力，不但办得快、办得好，而且又办得多。由此可见，为了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和“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在许多方面必须着重采取群众路线的办法。发动群众自己来办，既合乎勤俭建国的原则，又可以使各项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当然，许多大规模的现代化��基本建设，是群众无法自办而必须由国家投资兴办的，今后国家仍将投资兴办这样的事业，在这些事业中，也应该坚持实现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的方针。但是，如果全国都能够做到凡是群众能够自办的都通通发动群众自己动手，那末，国家就可以节省大量的资金，就可以集中力量来建设重点工程和全国性的事业，从而使我国各项建设事业办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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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湖北省委的这篇报告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生动地提供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这就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及时地发现成功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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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和推广成功的经验，使全盘工作能够迅速地前进。均县县委积极支持李大贵在山坡上开渠引水的创举，接着又进一步总结这个经验，加以提高，发动全县群众自力兴办水利；光化县在更大的规模和深度上发展了均县的经验；襄阳地委则及时地组织各县参观光化的做法和效果，总结和推广了这个县的经验。这一系列的活动，使“依靠群众、勤俭治水”的正确方针在很短时期内推广到整个专区。湖北省委也非常重视这一经验，特地组织了包括五个地委第一书记和三十五个县委书记的参观团，由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带领，前往参观，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全省的水利建设高潮。）
+
+　　这个报告所提供的情况表明，发展水利，改造自然条件，同其他任何工作一样，所遇到的客观困难是很多的，有时甚至似乎是难于克服的。但是，按照辩证法，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它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另一面。当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广大群众急切要求解决的现实问题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也就同时存在。领导者的责任在于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及时地发现克服困难的积极因素，支持那些尚在萌芽中的创举，找寻解决问题的道路和方法，创造成功的经验，并且把这成功的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全面推广。在实际工作中总是存在着先进的、中间状态的和落后的情况，正如政治生活中必然有左、中、右三派一样。发扬先进，带动中间状态，提高落后，这就是领导工作的基本任务。我国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特别是在目前正在进行的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空前提高，尽管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克服这些困难的条件是完全存在的。各个工作部门的领导者，应该相信群众，善于走群众路线，发现克服困难的先进人物和先进经验，认真地加以总结和推广，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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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希望各地党政领导同志和水利工作同志都认真阅读这个报告，对照自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得出必要的教训，以利于发扬正确的积极的因素，克服错误的消极的因素，争取工作上的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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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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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高等学校部分右派教授对毛主席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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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讯  北京市高等学校部分右派教授对毛主席不担任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反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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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高等学校很多右派教授表现沉默，讨论时很少发言，发言的也多是从正面说几句，不暴露真实思想。如师大右派教授傅种荪说：“我看到毛主席象就非常佩服。和国外的领袖比，毛主席的学问、经验、贡献、体力和体育知识，都比他们高。国际上尼赫鲁是狂妄骄傲的人，在毛主席面前也不敢骄傲。我的意见是让毛主席搞下去，实在不行就变通一下，多设几个副主席就有了。”又说：“接见是一种偶象的工作，见过毛主席的代表都为毛主席的威望而感动。”还说：“帝国主义造谣不造谣对我们都没有什么。”该校中文系右派教授彭慧说：“毛主席年纪老了，精力不够，多做理论工作也很好。”右派教授启功说：“哎哟！毛主席太谦虚了。”该校教育系右派教授谢斯骏说：“全世界的领袖都没有毛主席好，这下毛主席有时间搞理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就快出来了。”北大右派教授向达说：“现在世界上有两大阵营，毛主席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舵手，我们需要他多做些理论工作，不过帝国主义会不会造谣破坏？”清华数学教研室右派副教授李欧说：“解放后毛主席写的理论性文章少了。这样一来，毛主席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有系统地研究一些理论问题，对全世界革命意义更大。”右派副教授朱声绂说：“刚听传达时，想到可能毛主席健康有问题，解释后才明确，这样做是对的。从国际形势看，毛主席在莫斯科会议上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对指导社会主义阵营和殖民地斗争起了很大作用。在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毛主席也起了很大作用。所以，毛主席有更多时间来发展马列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很重大意义。从国内形势看，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是党领导的。所以专心研究根本方针，对党、对国家都有利。毛主席不再作主席，也说明了我们国家的巩固，如果是1949年的情况就不行了。同时这也说明我党毫无个人崇拜，而是集体领导，说明毛主席任何时候都是俯首甘为孺子牛。”北京师院右派助教徐钟秀说：“这样先做宣传工作很好，不象苏联宣布布尔加宁不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事先没有宣传，发生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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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也有一些右派教授和学生暴露出一些怀疑和反动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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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范大学教育系右派教授陈友松说：“一宣布这事，我马上就想到这是接受了苏联的教训。斯大林就是功过的问题。当然我这比法不对，主席和斯大林不一样，他们性格不同、经历不同、经验不同。”又说：“如果换一不人，就可以不犯斯大林的错误，又可以扩大民主。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写到党史里作个榜样。主席很喜欢尧舜，写文章也常常歌颂他们。我想人民可能不大同意，最好毛主席还当主席，少做点事；但又想，不能，不能，马列主义者不能做挂名的事，有职就要作事。我这说法不对。”该校中文系右派教授俞敏说：“一听传达，马上联想到是否犯了错误，我想的乱七八糟的。”（当时年轻教师立即批判他，因此未能彻底暴露思想）会后他对党小组长说：“我不敢往下想，愈想愈糟，有功夫我找你谈。”右派教授穆木天说：“党中央对毛主席的这样一个处理……”（说到这里立即受到年轻教师的批判）接着马上改口说：“这样一个决议是很正确的”，就不发言了。外国语学院法文系右派教授谢戊申发表了极端反动的言论，说：“这次人事变动不奇怪，武汉会议是有历史意义的，金日成这次来，主席很久没有与他见面，分不开身，可见会议重要，不然不会如此紧张（言外之意，党内发生了什么分裂事件）。”他还居然幻想蒋介石来当主席，说：“这件事与争取台湾归来有关系。台湾问题不解决，对国际、国内的确是个大问题。……先前说蒋回来可当个部长，现在做法，使台湾爱国人士想到已有希望，对争取台湾好处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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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北京市“党内参考资料”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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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1958年12月15日_第2659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CCRD/1/3/3/00002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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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民主党派和工商界对毛主席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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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13日讯  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在北京市政协12日召开的常务委员会上传达了六中全会的决议。市政协还邀请了各民主党派北京市级的成员、工商界代表共九百多人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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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协常务委员在报告会后，立即举行了座谈。许多人在发言中一致拥护党中央的决议，但也有个别人看法不同。老中医张菊人说：“毛主席提出西医学中医，叫中医有今天这样的地位，这是历史上没有的事，是毛主席的英明。我们想他还是领导我们这班人前进好，希望毛主席别消极。”紧接着，余心清发言。他说，张老先生读古书多了，好像主席辞职就有倦情，事实不是这样，我跟着主席工作多年，深深体会到外交行政事务占去主席好多时间。例如，有一次印尼大使递呈国书，正值主席身体不佳，工作又忙，本想请副主席接受国书。但是，印度大使不同意，并且说：“前任大使是向毛主席呈国书，我要向副主席呈国书，难道我在中国吃不开吗？（大意如此）”又如，毛主席有时工作太忙，只好在下半夜两点钟和外宾合影。外交上的形式主义活动很多，主席相当辛苦。这样看，党中央的决议是非常英明的。另外，北京市文史馆馆长邢赞庭、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北京市工商联主委乐松生等都相继发言，说明从情感上是不愿意毛主席辞退国家主席的职务，但是听了万里同志报告后，思想上也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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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讯  北京市民主党派和工商界对毛主席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反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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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大多数表示赞成，认为这样作毛主席可以集中精力研究马列主义，加强党的领导，对中国对全世界都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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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光鼐（民革市委主任委员，纺织工业部部长）说：“毛主席辞掉主席，从感情上有些不舒服，但进一步考虑，主席这样作以后能丰富马列主义宝库意义更大。党的六中全会的决定是考虑得很远的，不仅为中国而是为全世界人民。决议还有一条，如有特殊情况，全国人民需要他出来，他还可以出来作主席，又很灵活。我们接受党的领导，对六中全会的英明决议应该同意。”
+
+　　傅学文（民革市委委员）说：“毛主席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巩固，人民公社已经成立，可以腾出一部分时间考虑一些更重要的问题，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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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蒸（民革市委委员，国务院参事）说：“我们从旧社会来的人，对个人名位思想总不能忘情。毛主席无论做不做主席，都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何况我们的政权是在党的领导下，党的主席还是全国的领导，群众是可以说服的。”
+
+　　苏从周（民革市委副主委，铁道部人事教育局副局长）说：“这个决定说明我国政权巩固，全国人民大团结。主席不担任国家主席不是放弃领导，而是加强领导。在国际上，很多问题要中国出来说话，所以对很多国际问题不能不考虑。”
+
+　　雷洁琼（民进市政协常委，政法学院副教务长）说：“两年前虽然风闻，当时认为不可能。现在从感情上讲的确有些搞不通，如果从理智上考虑，为了爱护主席个人，为了使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和发展马列主义，加强党的领导，党中央这样处理问题是很正确的。”
+
+　　张菊人（市政协常委，中医医院副院长）说：“主席提出不任下届主席候选人，从倦勤来说可减少劳力，不过还是主席领导我们好。”他在未发言前，对座旁人低声说：“这可不行”，当余心清站起来发言解释主席应酬外宾等工作时，他又低声对座旁人说：“你不说谁知道呀”，表示不大满意。
+
+　　乐松生（市工商联主委，副市长，市政协委员）说：“我仍有两面性：还是希望主席仍作下届代表候选人，因主席在全世界有很大威望。可是听说主席接待外宾每天要花费很大精力，不如集中时间研究马列主义，对中国对全人类更有利，因此我这两面性是后面战胜了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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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贻赞（市政协常委，市工商联副主委）说：“在感情上对主席有无限的留恋，不愿让主席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但是主席提出辞去行政职务完全是积极的态度，想腾出时间去研究和充实马列主义，去指导全人类，当然同意。”（摘编自北京市“党内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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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1958年12月15日_第2659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CCRD/1/3/3/00002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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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沪等地反动分子就毛主席不作下届国家主席的问题大肆造谣诬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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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讯　毛主席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的决议（草案）传达后，北京、上海、西安等地的反动分子，似乎从这里面“得到了什么”，有的兴高采烈，有的乘机造谣中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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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西城区有个地主听到这个消息后以为我们党内“出了什么问题”，于是高兴地蹦起来说：“我同意！”西城区謄印社管制分子李捷亭说：“毛主席将职权归还人民，对台湾、对六亿人民都有益处。”陕西省三原县民革负责人李文卿听到传达后，即和民盟成员贾志明等二人一起去饭馆吃饭，表示“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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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反动分子乘机对毛主席进行诬蔑。陕西省机械化公司刘万峰（历史反革命分子）说：“毛主席不当主席是因为他没本事。马林科夫就是因为没本事才叫别人干的。”上海市华东纺织工学院机械系右派学生莫尚志在漫谈时说：“一听到这个消息，就使我联想到斯大林、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言外之意，毛主席这次辞职是因为有什么“错误”。西安市民建成员、右派分子叶雨田含沙影射说：“大将善终很不容易，邓艾七十七岁还挨刀哩！”曾经担任过中国大学教授的韩之道说：“毛主席辞职是聪明的，再干下去他的英名就付之流水了。这次金门搞糟了，如意算盘没打对。对实现人民公社的问题也过于性急。杜勒斯说人民公社劳动是奴隶劳动，有道理。”他又说：“毛主席辞职后人选问题，顺理成章是朱德，论实力是周恩来，论派系是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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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的一些反动教徒对毛主席将不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更是谬论百出，极尽诬蔑之能事。基督教反动教徒黄小同（黄炎培之女）说：“毛主席辞掉国家主席职务太突然。崇拜他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心里一定有波动。可是我们信神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却很平稳，神要把权柄给谁就给谁，要拿去就拿去。”反动修生张玉山说：“毛主席一定犯了错误，不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主席不能随便辞职，马林科夫就是个例子。如果毛主席的错误小，可能不发表什么；如果错误大，在辞职后就要批判了。斯大林活着时谁也不敢批评，死了大家都批评起来。”反动教徒卜成祥说：“毛主席辞职后，准是刘少奇上台，他是留苏的，亲苏。刘少奇上台后，说不定把政权给苏联呢？”反动教徒萧安娜（无国籍）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消息后，立刻拍手大笑说：“我们的主，真是大有能力的神。如果不是我们的神惩治他们（指共产党），那还得了，可是他们就没想到神到时候会惩治他们的。”（据新华社陕西分社来稿及京、沪党内参考资料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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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1958年12月19日_第2663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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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沪、宁等八个城市一些社会上层人物对毛主席不作下届国家主席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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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讯　北京、上海、天津、南京、重庆、武汉、沈阳、兰州等八个城市一些社会上层人物对毛主席不作下届国家主席的反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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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委王敏生说：“主席辞职，专任党中央主席，要著书立说，永垂万代，要解放全世界，是伟大的。讨论宪法时，我想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政有国务院，中国人民共和国主席是‘架空’，不过是发发命令，任命任命而已。今后政府主席是不是还需要，如果不需要，可以修改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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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工商联常委柏岳说：“从感情上不愿主席辞掉职务。毛主席是资产阶级的恩人，如不制定和平改造方针，中国资产阶级就没有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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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副市长盛丕华说：“主席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后，仍担任党的主席，而党又是最高的领导，因此毛主席还是国家最高的领导者。从世界范围讲，毛主席还是革命的导师，应该做一些根本性的工作：一是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这无论在国际上和国内均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是在国内加强思想领导工作。”
+
+　　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大华仪表厂经理王性尧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像毛主席这样的功、德，是可以终身做主席的；但是他退让了。他完全根据党的决定和工作的需要而退让的，一点也没有夹杂着什么名利、权位等资产阶级思想。”他又说：“这样做与和平解放台湾可能有关。因为毛主席不再担任主席，当然蒋光头也提不出什么过份要求了。这样一来，也会有利于解放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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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宗教界吴耀宗说：“这个消息在国际间将会引起很大的反响。这件事在心理上的影响比实际上影响更大。”他又说：“党、政两位一体的趋势，近年来特别是反右后，我越看越清楚。所以这个变动没有什么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谁是继承人的问题。我估计朱德或刘少奇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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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安公司经理兼董事长、市人民代表郭琳爽认为：“主席辞职可能与和平解放台湾有关。毛主席让位就便于我们同蒋介石谈判，因抗日时期国共合作，毛主席也是让蒋介石当委员长，这次毛主席退席，让第三者出来，谈判就容易了。”
+
+　　天津市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教授龙吟说：“毛主席作国家的主席是每个人的愿望。不光是中国的主席，也是全人类的主席，从推动共产主义运动来看，对主席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问题，思想也就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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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政协副主席陆小波说：“毛主席辞职可能有三个原因：①因为我们跑得太快的关系，如苏联尚无人民公社，我国有了，苏联对此有意见；②党内有矛盾；③毛主席有些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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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民建副主委刘国钧对人耳语说：“将来弄一个人做牌位，应付应付，交往交往，实际上还是毛主席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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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副市长肖松立（中中）说：“反正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当不当主席都是一样的。”民盟重庆市委主委肖华清说：“毛主席在理论上是首屈一指的。主席多作马列主义的理论研究，不仅对一个国家有好处，对全世界人民都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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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农工民主党副主委唐阳春说：“听到这件事，心中有些感动，毛主席众望所归，怎么引退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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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佛教副主委超荃（尼姑）说：“去年右派分子要毛主席让出‘宝座’，主席一辞职，不是正中了右派的计了吗？我认为毛主席不应当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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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九三学社秘书长说，“毛主席的贡献太大，威信极高，过去就没分他是党的主席还是国家主席，反正是人民的领袖，保持原样下去好了；这一动，思想上的习惯不易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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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市市政协委员、工商联副主委孟著圃说，“我想可能是局势问题、国家主席让朱德副主席来作，这是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现在世界各国军人当国家领导人的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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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市工商联常委张朝贵也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是军人，朱副主席也是军人，他可能当国家主席，由毛主席作幕后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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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市民建宣传处长吴锡九说：“我想毛主席这样作可能怕犯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这回先让别人当国家主席，把自己威望压一压，将来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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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市教育局副局长郭承权（民进会中央候补委员、中右分子）在背地发牢骚说：“因为党高于一切，大权仍在他一个人的手里。他一个人说了算，连周总理还得非常谨慎。他们决不能把国家主席让给党外人士去作，他们爱谁干就谁干吧，我们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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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政协委员范振绪说：“在毛主席领导下，九年来国内风平浪静。现在毛主席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岂不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吗？虽说毛主席研究马列主义是治国之本，但主席开天古未有之奇策，把国家治理的好，也很重要。况且我国处于逆水行舟时期，掌舵的人不应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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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市食品加工厂副厂长刘平生说：“毛主席要专办党的事，我们是非党人士，毛主席就离我们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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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市人民代表马锦堂在决议公布以后说：“这只是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是可以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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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市政协副主席姜志杰，愤愤不平地说：“党内既已决定了，还讨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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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革中央副主席，甘肃省省长邓宝珊看法暧昧。他在甘肃省民革二届二次委员扩大会议上说：“蒋介石看到这个公报一定有所感想，应该认识到爱国不分前后，回到祖国来与我们共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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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政协委员周海恩认为，毛主席不担任国家主席，可以在圈子外面看的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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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新华社北京、上海、河北、江苏、四川、湖北、辽宁、甘肃分社来稿及北京市委党刊综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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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1958年12月20日_第2664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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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吸取教训，加强对右派分子的管理 滁县、蚌埠市两个右派分子逃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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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合肥15日讯　安徽省滁县、蚌埠市右派分子丁承华、丁崇鼎于11月中旬逃往香港投敌。丁承华，男，二十四岁，学生出身，江苏淮阴县人，1950年参加工作，1954年任滁县公安局政保股干事，在反右派斗争中划为右派分子，后在该县铁厂劳动。丁崇鼎是丁承华的哥哥，原在蚌埠三中教书，解放前曾任国民党少校军需，反右派斗争中划为极右分子，逮捕判刑，在蚂蚁山劳改队劳动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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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1958年12月20日_第2664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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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开大学展开“红”与“专”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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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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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南开大学全校三千名学生最近结合整改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程中开展了“红与专”问题的大辩论，现在辩论已经告一段落，每个学生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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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辩论是在党委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研组的领导下，根据学生中在“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上所暴露出来的一些思想问题引导大家展开热烈争辩的。从去年１２月到今年１月初，全校举办了小组、班、年级及全系大会辩论上千次。部分教授包括教务长、系主任也被邀请参加了讨论会。教授们结合解放前后知识分子政治方向的亲身体验所作的专题发言及专题报告，引起了学生进一步深入展开了辩论。有的班系还利用大字报、黑板报提出问题，互相答辩，全校形成了自由争论的良好风气。
+
+　　在这次大辩论中，争论不休的是关于“红和专”那个更重要更根本，“红和专”有没有矛盾，“先专后红”的道路是否走得通的问题。有些同学主张业务第一。他们认为“红”就是政治，就是阶级斗争，“目前我国大规模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从现在起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向自然界开火，建设社会主义非要科学专家不可，有的学生认为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红”不“红”没有什么差别，学了本领，横竖为社会主义服务，不可能为资本主义服务。有的同学肯定，“大学生的任务是学习一定的专业知识技术，毕业后参加建设，就这阶段来看，业务显然比政治重要”。有些学生提出，对文科和理科学生在政治上应该有不同要求。有的文科学生说，“我们的业务政治性很强，学业务就是学政治，马列主义的历史学、文艺学，都可学到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理科学生要多搞点政治”。但是不少的理科学生说，“文科学生从事的工作政治性很高，写一篇文章观点错误便贻害千百个读者，应该多注意政治；我们理科学生少搞点政治关系不大，对一个自然科学家来说，最主要的是科学家的良心，只要有研究科学的兴趣和造福于人类的理想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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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讨论“红”和“专”有没有矛盾时，有些同学认为是存在矛盾的。“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多搞些政治，势必少搞些业务”。他们根据社会分工的原则提出“政治和业务分工”，有的人可以专搞政治，成为政治家；有的人可以专搞业务，成为科学家。
+
+　　在讨论知识分子的根本道路时，有些学生主张“先专后红”、“多专少红”。他们认为这条路事实上是存在的，虽然有些危险。他们说：“又红又专”好像长江大桥，保险安全，而“先专后红”犹如“独木桥”，只要小心在意，照样不出事故。他们根据我国许多老专家过去未能接触马列主义，改造思想，解放后才提高觉悟，其中有部分人成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事实；和解放后培养出来的专家也不都是“红色专家”的事实，得出结论说：“如果说在旧社会，近墨者黑，那么在新社会，必然近朱者赤，耳濡目染全是社会主义，不‘红’的人也自然而然‘红’起来，先专后红的道路是可行的。”有的学生解释说：“先专后红”、“多专少红”还是要“红”的，“只专不红”才有问题，容易变成右派或充当右派俘虏，有“一点红”就没有这种顾虑了。有的学生更认为大多数大学生拥护社会主义，能服从分配，基本上是“红”了；“红”是容易的，“专”才是“一辈子的事情”，“学无止境”。
+
+　　以上这些思想观点陆续提出后，学生们纷纷要求展开辩论，出现了针锋相对的局面。许多学生根据我们国家的性质，社会主义大学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规格尖锐地指出：到底我们要做什么样的知识分子，走什么样的道路，批驳了业务第一的观点。有史以来，业务首先是为政治服务的，为一定阶级服务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例外。固然我国目前大规模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但阶级斗争并未熄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方向是个首要的问题”。数学系学生刘子明说，“对政治首要性的任何动摇，都要导致敌我不分”。黎光禹揭穿“政治为业务服务”这口号“实质上要求阶级斗争为科学研究服务，要求工人阶级为知识分子服务”。许多学生联系本校学生反右派斗争的表现，认识到大学生政治教育思想改造还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半数以上学生还是中间派，不能一概认为大学生都已经是“红”的了。许多学生认为不应该把“红”和“专”对立起来，说有矛盾的就是拒绝思想改造的借口。“又红又专”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许多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已经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
+　　和“先专后红”论者的认识相反，许多学生明确指出，这绝对不是一条“捷径”，不是什么“有效方法”问题，而是根本道路根本方向的对立。“先专后红”和“只专不红”同是“一丘之貉”，同是“背弃了社会主义”。有的学生说“先专后红”等于“先专先白”，“一点红”论者便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调和派，本质上是个人主义的”，而“个人主义的物质基础已在我国消灭了，个人主义的专家道路肯定是没有前途的”。中间派路线也是注定要破灭的。有的学生作了比喻说：“中间派是脚踩两只船，对社会主义三心两意，对资本主义恋恋不舍，风平浪静时或者站得住，大风大浪来了，就有惨遭没顶的危险”。文科学生还对学业务即学政治的观点进行深入批判。历史系学生结合右派分子雷海宗说什么“奴隶社会不存在”，篡改马列主义历史科学原理，中文系学生结合冯雪峰、刘绍棠的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宣扬资产阶级文艺观点，驳斥了这个口号的虚伪性，是右派分子迷惑青年的“惯技”，必须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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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论最后，副教务长滕维藻作了红与专问题的总结报告。他着重指出政治是根本的，是灵魂。先专后红或只专不红是危险的，走不通的道路，应当批判。只有又红又专才符合全面发展的要求。
+
+　　滕维藻指出，我们党历来坚持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学好政治对自然科学工作者是非常必要的。科学家是个人，任何人是不能脱离政治的。右派分子不让青年人过问政治，但他们对政治兴趣很大，应当把他们的口号揭穿，脱离社会主义政治就是过问了资本主义的政治。
+
+　　他说：政治与业务并不矛盾，从长期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来看是没有矛盾的。其中政治是最根本的，是灵魂，因为要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就首先应具有明确的政治观点。只有建立起共产主义人生观，立场坚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把知识贡献给社会主义事业。没有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愿望，即使业务很好，这样的人对国家有什么贡献呢？甚至更能起消极破坏的作用。技术在我国很重要，但没有理由说业务重要而否定政治。要把社会主义建成，没有政治、组织领导，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才，是不可能的。苏联两个人造卫星上了天，正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及苏联科学技术干部具有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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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专后红”，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是拒绝改造思想，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是引诱青年不过问政治以作为资产阶级右派的俘虏。如钱伟长、雷海宗等，就是这样号召青年的。“先专后红”，反映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忽视政治，一个是对政治要求不高。实质上是为个人打算的名利思想。他们的思想深处认为业务是吃得开的，是资本。这就是雇佣观点。在辩论过程中，有些同学很羡慕老专家，认为他们是从先专后红的道路走过来的，因而肯定先专后红是一条道路。从旧社会来的科学家，现在正进行改造，自我斗争。今天的老科学家，由于政治上不够好，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现在他们正进行补课。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走“先专后红”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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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维藻最后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大跃进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光荣的道路。但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是不会没有困难的。达到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是艰巨曲折的，要经过艰苦的思想斗争。一帆风顺的想法是天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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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南开大学全校性“红与专”问题的大辩论是有丰富思想收获的。通过辩论，学生在认识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明确了社会主义大学生的培养目标，普遍感到必须要“红”，不“红”是不行的。对“只专不红”、“先专后红”、“多专少红”的思想本质及危害性有了明确的认识，是非基本上弄清了，抵制“先专后红”的群众舆论开始形成。对参加劳动生产来锻炼改造的意义也有了较深刻的了解，参加体力劳动的积极性提高了。同时，结合辩论，在同学中存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也受到了一定的批判，一些人在讨论中主动做了检讨，很多班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讨论在学校中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例如最近在讨论参加体力劳动时，全校有９０％以上的学生报名���求在寒假中去农村参加劳动。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月13日,原题为：“南开大学展开“红”与“专”辩论  大学生要在社会主义辩论中思想大跃进  肯定了“又红又专”是正路，驳斥了“先专后红”“只专不红”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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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少数干部存在貪污盜窃、腐化墮落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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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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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济南１０日訊  山东省监察厅厅長張謙恒在去年１２月下旬結束的山东省第一届党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上，匯报了山东少数干部存在着貪污盜窃、腐化墮落的現象。他建議，在这次整風运动中，尤其在一些財貿部門，应有計划有意識地把反对貪污浪費作为整風中的重要議題之一，現將他提供的主要情况，整理如下：
+
+　　貪污盜窃、腐化墮落案件有上升趋势。据省监察厅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５７年上半年的統計，全省监察机关共处理干部一千另四十三人，其中貪污盜窃和腐化墮落的有三百三十七人，占总人数的３２．５％。青島市监察局最近在二百九十九起貪污案件中作了个对比：５２年六件，５３年十九件，５４年二十八件，５３年五十三件，５６年一百四十件，５７年第一季度即有五十三件。从一些調查材料看，財經企業部門貪污分子的数目是很惊人的。如惠民專署监察处对該專区所屬四个財經系統的調查，即有貪污分子一千三百七十五人，占四个部門总人数的６．５６％，其中供銷系統六百六十三人，服务系統四百四十九人，銀行系統一百五十二人，商業系統一百一十一人。又据最近在历城县五个区供銷社的初步調查，除公私不分占小便宜不計外，貪污分子約占总人数的２０％左右。东平县供銷社集訓了三百八十四名营業員，共中犯貪污盜窃錯誤的有一百六十七人，占受訓人数的４３．４％。济南市猪肉、牛羊肉、雞鴨蛋三个行業所屬的十二个中心店都有貪污的，已發現的即有三十六人，廢品采購批發站所屬市中区第二五金店，共有工作人員七人，就有六人集体貪污二千一百七十多元，超过了原有資金。历城县大辛庄区供銷社采購員馬念貴等三人集体貪污竟达一万八千七百四十六元之多，馬念貴一人即貪污一万五千八百三十多元。
+
+　　在救济款的發放中，貪污現象也很严重。据菏澤專署监察处結合有关部門对定陶县冉固区１９５６年１月至１９５７年８月發放的救济款作了檢查，全区共救济九千六百七十一戶，救济款六万四千五百元；有一千三百九十六戶，救济款七千九百十多元，因死亡、外出等原因無法查对；从現有的戶数中查出二百八十一戶，款一千六百八十多元，系有名（假名）無人；查出多报少發的七百二十一戶，少發款四千另六十多元，兩項合計五千七百四十多元，占發款数１２％。經檢查有一百二十二名干部有貪污行为，其中包括区干部二人，乡干部二十三人，社干部八十六人，其他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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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干部敗坏社会道德，腐化墮落，乱搞兩性关系。萊陽專署监察处１９５７年８月根据九个县的不完全統計，有上述行为的干部八百九十二名；济南市监察局近来在市屬政法、文敎、財貿和工業系統的部分單位調查，强奸、通奸和侮辱妇女的有一百七十六起；省直机关和济南市机关１９５６年以来有九个处長級干部犯了腐化墮落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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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述材料看出的几个問題。１、以部門作比較，貪污分子在財貿企業部門比較多，在財貿企業部門中，尤以供銷系統为严重。２、貪污的款数多的，主要是脫产干部。３、貪污人員中多是旧商人、資本家、旧职員、旧軍警和青年学生。４、貪污盜窃行为和生活揮霍乱搞男女关系，常常是結合在一起的。５、貪污和財产混乱浪費損失也往往是互相联系的。６、貪污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一般都是利用工作中的空隙和漏洞。 （林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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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內部參考》第2399期，1958年1月13日  新华通訊社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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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公私合营企業私方人員貪污盜窃行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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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天津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２７日訊  据天津市第一輕工業局、机电局、第二商業局、第三商業局、工商局等五个單位的初步調查，从５６年第三季度以来，私方人員貪污、盜窃情况有所發展，商業較工業更为严重。第三商業局所屬糖果糕点、福利、飮食、專卖、蔬菜等五个公司，从５７年１至１１月有貪污行为的有六百零七人，共貪污九万四千六百五十五元（国营一百零二人，貪污一万二千余元；公私合营五百零五人，貪污八万二千六百五十五元），其中有私方人員三百三十五人，占公私合营商業貪污总人数的６６．４％；貪污金額六万四千七百五十四元，占合营企業貪污总額的７８．３％。据第三商業局私改办公室估計，該局所屬門市部，有貪污行为的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第二商業局已逮捕貪污、盜窃犯七十三人，其中二分之一以上是私方人員。該局５７年第三季度查出貪污、盜窃案二百四十四件，貪污盜窃金額达二万九千元。机电局私方人員要求退出合营的有十六戶，私自搞地下工厂的有十一戶；已查实違法乱紀、貪污、盜窃的有三十九人，盜窃金額达四万一千一百三十八元。第一輕工業局第三季度从木材行業中，發現有貪污、盜窃行为的五十一人，盜窃金額达二万九千八百元，其中私方人員三十二人，貪污、盜窃金額二万二千四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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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方人員貪污盜窃的方法，除借合营招牌，搞非法活动，在国营商業中設坐探与小販勾結外，在某些基層門市部和小工厂中挪用公款、私漲工資、塗改單据、卖貨不入賬、利潤不上繳、盜卖原材料等違法行为是很普逼的，尤其是基層厂、店中的采購、售貨、会計人員貪污盜窃行为更为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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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因此，有些私方人員反映：“不願在总店，願到門市部工作；不願当門市部經理，願做售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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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第三商業局的檢查，今年貪污盜窃的人数比去年增加將近三倍，貪污盜窃的金款比去年增加了五倍半。 （据天津市整風情况簡报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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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內部參考》第2399期，1958年1月13日  新华通訊社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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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反对右倾思想  管庄“自由王国”问题的严重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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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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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庄“自由王国”在报纸上揭露以后，好多人大吃一惊。人们不了解，为什么中央国家机关在首都附近的单位中竟然会有这种混乱状态？为什么这种混乱状态又会长期存在而得不到纠正？这个问题的确值得人们深思猛省。应该承认，管庄“自由王国”的出现，决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暴露了在我们某些国家机关的领导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造成管庄“自由王国”的原因当然很多，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领导上的右倾思想。管庄问题上的右倾思想的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脱离政治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其他很多经济机关中和厂矿企业中也是比较突出的，而且，在其他一些国家机关中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因此不仅是建筑材料工业部，一切国家机关和厂矿企业都应该从管庄问题中吸取教训。
+
+　　管庄问题的严重教训之一是任何部门的工作中都不能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建筑材料工业部在管庄问题上的严重错误之一就是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他们只抓业务领导，不抓思想政治领导；只关心业务工作的完成情况，不关心思想政治工作的进行情况。结果上行下效，在这些单位中就严重地发展了单纯重视技术、完全轻视政治的倾向，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管庄泛滥的思想根源，也是管庄形成“自由王国”的思想根源。
+
+　　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因为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工作的生命线，也是国家机关工作的生命线。为什么？首先，我们认为，在群众中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思想。列宁说过，工人运动本身不能自发地产生共产主义，只能产生工联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共产主义。工人阶级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其他阶级了。因此那种认为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改变了，人们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就会自然地产生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没有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就不可能在国家干部中树立社会主义的思想。其次，我们认为，过渡时期的主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最大量地表现为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任何地区、任何部门只要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阵地，资本主义思想一定会去占领阵地，真空地带是不会有的。管庄“自由王国”的产生和发展就是活生生的证明。而我们要让社会主义思想占领阵地，就要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批判资本主义思想。最后，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千百万群众进行创造性活动的事业，在党和国家制定方针、政策、任务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发动群众去贯彻、完成，就是要不断启发和提高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自觉。而要启发和提高群众这种自觉，就必须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可见，思想政治工作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和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在一切工作中体现党的领导的不可以须臾分离的东西。政治和业务是矛盾的统一体。既要有政治，又要有业务，二者不可偏废。但是政治是统帅，政治是灵魂，政治是业务的社会主义方向的保证。放弃和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实质上就是放弃和忽视党的领导，放弃和忽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严重的右倾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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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任何国家机关的领导人是业务领导者同时也应该成为政治领导者，没有社会主义政治就不会有社会主义。而政治敏感则是每一个政治领导者必备的品质。什么是政治敏感？就是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分析问题，善于从现象看本质，善于从小问题看大问题，善于预见事物的发展。而我们现在有些领导机关的领导干部，他们虽然身为共产党员，但是却存在着一种非政治倾向，缺乏政治敏感，现象在他们看来仅仅是现象，小问题在他们看来也仅仅是小问题，甚至一些明明是政治性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也无所谓。建筑材料工业部的领导上就是这样。管庄存在的严重混乱情况，比如工作人员政治上和思想上严重不纯的情况，以及盗窃犯、流氓、阿飞等坏分子严重违法乱纪的情况等等，这个部的领导上虽然并不完全了解，也不是完全不了解。但这个部的领导上对这些比较严重的政治性的情况，泰然处之，若无其事，这是管庄“自由王国”得以长期存在的另一根源。
+
+　　由于政治上这种严重的右倾，就使得建筑材料工业部的领导上没有注意到在管庄也有尖锐的敌我矛盾，因此也就没有对扰乱管庄社会治安的坏分子采取坚决��力的措施。这实际上是放弃了对这些坏分子实行专政。这种右倾思想不仅表现在管庄问题上，也表现在许多国家机关特别是一些政法部门的工作中。在反革命分子基本肃清以后，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武器除了必须继续对付那些仍然存在但为数不多的反革命分子以外，必须经常地对准那些盗窃犯、贪污犯、强奸犯、诈骗犯等等坏分子。应该指出，这些坏分子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那种认为坏分子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也企图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去解决这种矛盾的想法是一种非常糊涂和荒谬的想法。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对如何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问题曾经明确地指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那些对社会主义建设只能起破坏作用的坏分子显然不能属于人民的范围，只能属于敌人的范围。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同一文章中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对坏分子一定要发挥专政的威力，没有这种威力，是不能使坏分子慑服，也不能使好人得到保护的。
+
+　　同样的，也由于政治上的右倾和保守，建筑材料工业部在处理管庄的一些问题上也就缺乏应有的革命精神。这个部的领导上对管庄的问题并非完全置之不理，有些问题也试图解决过，比如管庄各个单位之间各自为政、互不协作的本位主义问题，这个部的领导上就曾经试图解决过，但采取的不是革命的办法，而是改良的办法，解决不了，也就作罢，以致管庄各个单位的本位主义不但没有得到克服，甚至变本加厉起来。而这种在解决问题时缺乏革命精神的现象在我们国家的许多方面的工作中是相当普遍的，这次整风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很多情况就是有力的证明。
+
+　　我们是革命派。我们的任务是推翻旧的东西，建立新的东西。而事实证明，旧的东西不会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新的东西也不是没有困难就可以成长和巩固起来的。这就要我们有一种彻底的顽强的革命精神，同旧的东西进行不调和、不妥协的斗争。在我们工作中问题是不断发生的，不断的发现问题和及时地解决问题就是我们的任务。有问题一定要解决，解决问题一定要力求彻底。今天解决不了，明天要继续想办法解决；这种办法解决不了，还要想出更好的办法来解决。遇难而退和半途而废，不是革命者应有的态度。
+
+　　为什么在我们工作中常常会出现右倾错误呢？这是因为人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实际，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也是右倾思想的主要根源。右倾思想的主要表现就是对客观形势的发展估计不足，对主观的能动性估计不足，也就是人们的主观认识不符合于客观事物发展的要求。同时，在我们目前的社会中，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还在人们的头脑中普遍地存在着，就是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也存在着这种思想和时时刻刻受着这种思想的影响。而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又经常表现为右倾。
+
+　　因此，反对右倾思想是我们党和国家工作中的经常任务。尤其是在目前，当我国人民正在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当社会主义事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跃进的可能性以后，右倾思想更成了主要的危险。必须坚决彻底地反掉这种右倾思想，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在各个战线上获得更大的胜利。这是管庄“自由王国”问题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教训。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月15日

CCRD/1/3/3/00003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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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部分中学生对丁玲和她的作品的糊塗認識
+
+　　新华社天津１０日訊  天津巿部分中学生对丁玲和她的作品有許多糊塗的看法。主要集中在这几个問題上：（１）丁玲很早就反党了，为什么現在才發現？（２）丁玲的很多作品有毒，为什么过去还發表？如莎菲日記等。（３）丁玲反党是因为党对她敎育不夠。（４）“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这部書既然有毒，为何荣获斯大林獎金？（５）是根据作者这个人来分析作品呢，是还根据作品来分析人？
+
+　　来源：《內部參考》第2400期，1958年1月15日  新华通訊社編 。

CCRD/1/3/3/000034.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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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与专”的大辩论是两条道路的斗争
+
+　　<《中国青年报》社论>
+
+　　关于“红与专”——政治与业务关系的大辩论，目前在高等学校里，已经形成热潮。科学界、文艺界和一般机关的知识青年有些也已辩论起来了。我们以满腔热情赞助这样的辩论。这个辩论提出了知识青年中存在已久的是做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还是做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关系着知识青年如何健康地成长为符合党和国家需要的建设干部的大事情，必须把它辩深辩透。
+
+　　各地的辩论，一般都充分运用了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大鸣大放大争。事实证明，这种辩论，是对知识青年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这种辩论，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出现了关心政治和心情舒畅的新局面。许多原来抱有“先专后红”“只专不红”等资产阶级观点的人，思想有了进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他们说：“不问无产阶级政治，就是问资产阶级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彻底改造思想，立志做个“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成为广大知识青年的战斗口号。
+
+　　但，目前这个辩论发展得还不够平衡，不够深入。就是说在一部分高等学校学生和机关知识青年中还没有开展这样的辩论，或者虽已进行，但是问题暴露得还不够充分，思想交锋不够，影响到问题的彻底解决。因此，我们认为，“红与专”的辩论还应往深广发展，把问题辩深辩透，以便使广大知识青年都受到深刻的教育。
+
+　　根据各地辩论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要把“红与专”问题辩深辩透，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
+　　首先，要明确“红与专”大辩论的实质是两种人生观的斗争，即破个人主义人生观，立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斗争。在知识青年中一度流行的“先专后红”“只专不红”的论调，它的实质并不是“红”与“专”孰先孰后的问题，也不是“红”与“专”孰多孰少的问题。而是要做个以个人主义人生观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做个以共产主义人生观为基础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两条道路的根本问题。目前我国人民正乘共产主义之风，破万里浪，掀起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党中央提出在十五年后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这个战斗的号召，向知识青年提出了严重的任务，就是要把自己造成具有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这是时代的要求，只有这样的知识分子才能无限地忠于社会主义事业。但，知识青年中有一部分人思想落后于形势，还固守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愿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老路。所以，他们提出了“先专后红”“多专少红”等口号。他们这样提，其论据虽然很多，但归根结蒂只不过是把“红”当作是为别人的，只有“专”才对个人有好处，有了“专”就有了一切。显然，这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是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这种思想在知识青年中还有一定“市场”，并在竭力扩大阵地，宣扬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因此，“红与专”的辩论，就不能不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两种人生观的大论战。
+
+　　“红与专”的大辩论，既然是两条道路两种人生观的思想斗争，要把它辩深辩透，必须鸣放得透。要鸣放得透，首先要解除群众顾虑号召大胆鸣放，使各种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充分暴露出来。要向群众说明：“红”与“专”的辩论要解决的是思想问题，思想问题必须坚持思想解决的原则。只有把各种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充分暴露出来，然后才能够展开争论，解决问题。为了达到充分鸣放，还应注意发挥党团员的带头作用。许多单位首先发动党团员实事求是地暴露思想提出问题。这样，党团员鸣放起来了，也就带动了一些怀有顾虑的人普遍鸣放起来，形成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活跃局面，为下一步大争大辩作好了准备。
+
+　　凡是鸣放得透的地方，群众提出的论点往往形形色色，各有依据。有的不下数百种。在这种情况下，不注意引导群众通过辩论去解决各种各样的具体思想问题，自然是不对的，但是更要注意不要使辩论长期纠缠在非本质问题和枝节问题上面。因为“红与专”的辩论不是一般的“课堂讨论”探讨学术问题，而是一场思想斗争和群众的自我教育。经过辩论要解决知识青年走哪一条道路的根本问题，而不是在一些名词术语上打转转和在抽象概念上兜圈子。因比，为了搞好辩论，就要认真地分析��种论点和群众思想，要善于集中群众思想中的主要问题和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交给群众辩论。例如有些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归纳出“中间道路走不走得通?”“‘先专后红’的实质是什么?”等问题，围绕这些问题组织深入的辩论。这种做法是比较好的，否则就不能透彻地解决问题，使群众的思想提高一步。
+
+　　为了通过辩论更好地提高知识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领导上必须注意引导群众，使“红”与“专”的辩论同我们国家建设总的形势和我们国家对青年的要求联系起来。在各地辩论中暴露出有相当一部分标榜“中间道路”“粉红色专家”“为科学而科学”的知识青年，其所以有这些错误观点，除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这一基本原因而外，还与他们缺少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和革命大志，缺乏对当前形势任务以及国家对青年的期望的了解，也是有关系的。例如他们说：“有党给指出方向，我只去钻好业务就够了。”“个人主义思想保留一点也算不了什么”等。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总是从个人主义角度提出问题。所以必须使他们了解我们所处的是社会主义时代，青年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要继承老一代的革命事业，把祖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我们党和国家对青年寄予了莫大的希望，把青年看作是国家的未来。“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毛主席的这句话深切地表达了党和革命前辈对青年一代的期望。做一个现代的青年，在党和国家的期望面前应当是怎样要求自己呢?显然，不只是要作个精通业务的人，同时还要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能够经得起大风大浪，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说，做一个现代青年要从集体主义角度去思考问题，以共产主义作为要求自己的最高标准。在辩论中，要这样启发群众认识时代的特点，和青年的任务，使他们立下共产主义的大志，克服那种鼠目寸光追求名利的个人主义思想。
+
+　　还应指出“红与专”的辩论，是为了引导知识青年明确“又红又专”的方向，沿着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前进。在辩论中要反对两种片面观点：“先专后红”“只专不红”和“先红后专”“只红不专”。关于“先专后红”和“只专不红”，我们在去年10月31日的社论中已经作了较详尽的阐述。现在，在个别地方的辩论中，又出现了“先红后专”的主张。应该指出，这种主张是不对的。主张“先红后专”的人重视了知识青年思想改造的一面，这是好的。但是，决不能因此就忽视了“专”的必要性，而放松了钻研业务方面的努力。现在，党号召全国人民为建设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须知，在我国目前落后的经济和文化的基础上，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不进行一个技术革命，没有高度的科学技术水平是不行的。这就需要有一批既有社会主义觉悟，又有真实本领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也就是一支“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的队伍。所以，应当引导知识青年弄清“红”与“专”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认识二者是不可分离的对立统一体。我们的口号非常明确：“又红又专”。那种不问政治，脱离群众的迷失了方向的科学家、技术家，是不能够为建设社会主义作出良好贡献的。同样，不钻业务不学技术在各种实际问题面前无能为力的空头政治家也是不能够为建设社会主义作出良好贡献的。党告诉我们既要下定决心改造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又要下苦功夫努力学习，做到精通业务变成内行。因此，“红与专”辩论的结果应当是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明确目标，统一意志，掀起一个既自觉改造思想，又努力钻研业务的热潮。
+
+　　“红与专”的辩论关系到我们国家培养知识分子的根本方针和每个知识青年的发展方向。我们希望有关共青团组织务必重视这件事情。凡是有条件的地方，应当在本单位党政的领导和规划之下，积极引导知识青年开展这样的辩论。知识青年更该自觉地积极地参加这样的辩论。我们相信，在反右派斗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基础上，这种辩论一定会推动广大知识青年，在政治与业务这两个方面同时得到更快的进步。
+
+　　 ---- 原载《中国青年报》1957年1月17日

CCRD/1/3/3/00003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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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学校也有浪费可反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在绝大多数的高等学校中，目前正在掀起一个反浪费的鸣放高潮。这是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学方针的一场重要斗争。这场斗争的意义，是要扫除铺张浪费的坏风气，合理地、节约地使用人力物力财力，争取用更少的代价办更多的事，以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每所高等学校，都应该把这场斗争作为整改工作的重要课题之一。
+
+　　有人说，高等学校是教育事业，不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工厂矿山，因此浪费有限。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无数事实证明，高等学校的浪费不是有限的，而是普遍和严重的。建国以来，由于党和政府对于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视和关怀，国家已经投入了大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高等学校教师由建国初期的一万六千人增加到现在的七万人；校舍面积由建国初期的三百多万平方公尺增加到现在的一千一百多万平方公尺；贵重的仪器设备增加了数万件，价值在三亿五千万元以上。建国以来的高等教育投资约近三十亿元，现在一年的高等教育经费要超过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平均一年经费的十六倍以上。在使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很多是用的合理恰当的，但也有不少是用之不当并有严重铺张浪费的。只要算几笔账，就可以看到浪费问题的严重性。建国以来高等教育的基本建设投资共计九亿多元，只要设法纠正设计标准过高、面积过大和修建过程中的管理不善，初步估计至少可以节省１０％左右的投资，也就是说可以节约九千多万元。根据清华大学在整改运动中对五十七个试验室的初步检查，由于错买、重买、乱买教学设备而造成的积压浪费，约占已经花费的教学设备费的１０％左右。高等学校人民助学金的使用，根据最近检查看来，享受面达到了８０％，也是宽了一些；每人每月平均十五元的标准也高了一些；只要把享受面和标准合理地压低些，一年就可以节省几百万元。在人员编制方面，机构大、层次多、忙闲不均、人浮于事的现象也比较普遍。只从这几方面来看，就充分说明高等学校还是可以大大合理节约的。
+
+　　高等学校的浪费，有很多是由于我们的经验不足造成的，这在目前还是难免的。但是，这只是原因的一面，另一面，从各校各方面检查所发现的问题看起来，最主要的还在于若干高等学校的领导方面对勤俭办学的方针没有认真贯彻，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作风还很差，甚至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作风。许多高等学校花钱很多，浪费很大，并不一定都把事情办好了。例如：有些新建或迁建的学校，没有执行国家的用地定额和征用土地的规定，用地过多，建筑密度很稀，对师生上下课反而有许多不便。有的学校盲目贪多贪大贪新，各种行政用房普遍偏多，设备水平很高，而利用率则很低，影响到该建的反而不能建。有的学校在使用仪器和图书方面，各实验室之间、各系之间强调专用，不通有无，结果一方面有重复多余和积压浪费现象，一方面由于资金使用不当，安排不当，又影响到应该买而且能够买到的没有买到，不能满足需要。这些，都显然是思想问题而不是经验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若干高等学校在这种铺张浪费风气的影响下，对学生自然更缺乏艰苦奋斗的锻炼和教育，少数学生开始滋长着一种不健康的思想，留恋大城市的生活条件，不愿意下乡下厂，不愿意到边疆地区为边疆建设事业而艰苦奋斗。某些教学人员也滋长了浮华怠惰、不务实际的思想，滋长了不负责任、依赖别人解决困难的思想。如果这些不良思想在高等学校成为风气，那末，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将不可能是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那种勤劳、勇敢、善于用自己的双手克服困难的好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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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等学校开展反浪费斗争，首先应该反对高等学校领导方面求新求大，不从我国当前经济水平出发，不切实际地追求现代化以及讲究排场和气派的资产阶级思想。为着培养大批的掌握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高级建设人才，为着保证学校教学和科学研究最低的需要，修建一些比较好的教室和实验室，采购一批最新的仪器设备还是必要的。但是，日常的课程和实验应该充分利用旧有房屋和设备，而且也可以利用旧有设备来满足要求，并不都需要近代化的教室和实验室，许多实验并不都需要有最新的仪器设备才能进行。至于礼堂、体育馆和行政用房等非直接用于教学的建筑，更应因陋就简，不事铺张。今后，在校舍等基本建设��面要力求节俭；在仪器的购买方面，除了一些属于世界上最新科学技术（如和平利用原子能、航空工程、无线电工程、电子计算机等）专业的仪器设备以外，一般的应尽可能地利用旧设备、购买国内自制的仪器或提倡学校改制或自制仪器。
+
+　　在高等学校反浪费斗争中，还要改变一些不合理的制度，纠正一些不合理的倾向。现在，在学校师生员工生活管理上有一种事事都要依赖公家包下来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学校负责提供取费低廉的宿舍、家具、食堂、澡堂、托儿所、理发室等一切生活福利设施，就连私人宿舍的房租水电费也要由公家补贴一部分。这样一来，师生员工就忽略了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忽略了节俭，助长了依赖思想，同时，也使学校中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行政机构和行政工作人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学校应该针对着这次整改中揭发出来的各种铺张浪费现象和群众提出的各种合理化建议，分别轻重缓急，逐步拟订一套克服浪费和贯彻勤俭办学方针的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
+
+　　为了杜绝高等学校的浪费现象，坚持勤俭办学的方针，还要在师生员工中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学校都以艰苦朴素作为自己的校风。过去有些大学生半工半读，勤工俭学，有些教师在设备极其简陋的情况下，自己想出了许多克服困难的办法进行了有成效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这些优良的传统和作风，应当加以研究，继承下来，办好社会主义的高等学校。必须认识到，在高等学校反对铺张浪费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是为了节约国家资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一方面是为了用劳动人民勤劳俭朴的精神来培养国家新的建设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特色之一，就是他们不但要学会和掌握现代先进科学技术，还要了解和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教育行政部门、各校党委和行政方面都应当重视这一工作，向一切教育行政人员和学校师生员工进行系统的思想教育，从思想上提高大家对勤俭办学方针的认识；同时也要采取一些组织措施，杜绝今后的铺张浪费。这是贯彻勤俭办学方针必须抓住的两个不可分离的重要环节。
+
+　　高等学校过去虽然开展过反浪费运动，但经验还不是很多的；青年学生有很高的社会主义热情，但容易抓住一面，忽略一面。因此，在反对铺张浪费现象的时候，教育行政部门必须注意加强领导。要肯定为了培养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才，必须有一定的物质条件；过去几年来，为了增进学生的身体健康，适当地改善学生的生活条件也是完全必要的。问题在于若干地方作得过分了，造成了浪费现象。这种现象是必须克服的；但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分清是非，对过去的各种制度和措施，进行细致的分析，应当肯定的加以肯定，应当改进的加以改进，应当取消的就取消。要防止已经在某些学校发生的过火现象，例如过多的降低伙食费用，教师大量地退宿舍用房，等等。这种不加分析的作法，对于办好我们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教育事业，也会产生不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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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月17日

CCRD/1/3/3/00003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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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对光明日报的性质问题展开了大辩论
+
+　　新华社北京讯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最近展开了对“光明日报是工人阶级性质的还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报纸”等四个问题的大辩论。在辩论中对今年４月间是否应该撤销光明日报党组问题有着许多不同看法。
+
+　　这次辩论的四个问题是：（一）光明日报是工人阶级性质的，还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二）光明日报的三篇文章（徐亦安写的“知识分子闻‘放＇之初”、“为‘放＇而争”、“何所惧、何所不惧”）是鲜花还是毒草？（三）光明日报被改变政治方向的标志是什么？（四）光明日报被改变政治方向的责任由谁负。每一个问题都有许多分歧意见。
+
+　　关于党组问题，是在讨论“责任”的时候提出来的。在讨论光明日报一度被篡改政治方向问题时，许多班提出这类问题：“为什么在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彻销光明日报党组？是否有了党组对民主党派报纸的独立自主有了妨碍，不能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撤了党组又如何体现党的领导？”“光明日报被右派篡夺了领导权，这是否与党中央不过问民主党派的事有关？是否是储安平等进行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客覌原因之一？＂“中央决定撤除党组，把一切有关民主党派的事全交出去，是否意味着放弃了政治领导？＂“撤销党组是否同和平时期被和平现象迷惑了头脑有关，是否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
+
+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有一种意见认为撤销党组是不对的。理由是：（１）从实际效果来看撤销党组不好。如果党组不撤销的话，政治方向的改变也不会这样久，在党组领导下可以与右派展开斗争，及时扭转。（２）既然必须在一切部门保持党的领导，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彻出党组？这是麻痹。（３）既然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那么武器就应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中。（４）既然民主党派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为什么把光明日报交他们领导，由其独立负责？（５）难道能说不撤销党组就不能发挥民主党派的积极性和特色吗？（６）如果说党组的撤销对光明日报政治方向的改变漫没有关系，那就在客覌上否认了党组的作用。
+
+　　另一种意见认为，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撤销党组是正确的。这要辩证地来看，通过光明日报这次事件再次证明建立党组是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措施之一，但是为了贯彻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为了发挥民主党派的积极性，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再考虑到光明日报是民主党派机关报的特点，在当时这样做还是适宜的，这只是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某一特殊部门在党的领导方法上的一个改变。这样做并不等于放弃领导，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同民主党派合作的政治基础——社会主义和党的政治、思想领导方面，同时那里还有社委会、党组织。问题是章罗联盟、储安平否认和反对这种共同基础和党的领导。因此光明日报被篡改政治方向的责任不在党组的彻销。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就否认党组的作用，更不是说有了党组就会影响民主党派的积极性（贯彻党的领导也要通过民主党派的自覚），这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祈。
+
+　　辩论光明日报性质的问题也常常牵涉到对民主党派的性质、民主党派和其机关报的关系、党的领导、无产阶级办报方针路线和民主党派机关报的关系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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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论中几乎一致认为它是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但是它是哪一个阶级的呢？就有分歧了。一种人认为，既然是社会主义的报纸就应该是无产阶级的报纸，另一种人认为既然是民主党派的机关报，而民主党派又是资产阶级政党，它就应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它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报纸，而是在党的领导下的，遵循无产阶级办报方针路线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一张资产阶级的报纸。第三种人认为，既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民主党派的报纸。还有一种人认为，它是属于无产阶级范畴的报纸，但不必提它是无产阶级性质的。还有一种人同第一种看法相似，但把它称为：是工人阶级报纸的一种特殊形式。此外、有人说它是“实质上是无产阶级的＂，但还不完全同于无产阶级性质的，也有人说它是资产阶级左派的。此外还有人说它是过渡性的报纸，即由资产阶级性质向无产阶级过渡。各方的看法都有很多论据，到现在为止，谁也说服不了谁。
+
+　　关于光明日报三篇文章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如何区别鲜花和毒草��问题。对这三篇文章也是看法不一。有的认为它是鲜花，有的认为它是毒草，也有认为它既不是鲜花，也不是毒草，但基本上可以肯定它是好的，可是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还有人认为第一篇是毒草，其余两篇不是毒草。
+
+　　关于“责任与原因＂的讨论，除了前面谈到的关于党组问题外，还涉及到对内因、外因，主要责任、次要责任等问题的争论。关于报纸政治方向的“标志和标准＂问题，大都认为应以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标准为标准。但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还是有许多分歧。
+
+　　现在这四个问题，都还在热烈辩论中。 （徐熊）
+
+　　来源：《内部参考》第2394期，1958年1月4日  新华通讯社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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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政治立场的根本改造再推进一大步——为各民主党派中央会议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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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社论>
+
+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激流中，民主党派及其成员必须进行根本改造，才能跟着社会主义的浪潮而不断前进。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自己组织中的右派分子及其所代表的右派路线，进行了七个多月的严肃斗争，获得了巨大的胜利；组织和个人的根本改造，有了良好的开端。所以，各民主党派在本月份内，先后举行中央委员会会议或是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处理右派分子和开展一般整风问题，要把政治立场的根本改造工作再推进一大步。
+
+　　会议的两项任务，是一始一终。做好处理右派分子的工作，使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全始全终，慎始慎终，反右派斗争阶段就宣告胜利完成了；同时，又要在斗争胜利的基础上转入一般整风，这是下一阶段之“始”。两个任务，头尾相接，胜利相连，工作艰巨而复杂。会议要做好一系列的思想工作，大鸣大放，把许多重要问题辩论和讨论得彻底。有了思想基础，才能正确地处理右派，才能为一般整风运动作出良好的开端。
+
+　　首先是要解决处理右派分子的问题。右派是反动派，是人民的敌人，斗争之后，必须加以处理，不能一斗了之，宽大无边。不加处理，就会混淆敌我界限，使大是大非不分，无以平息人民的义愤。伤害了人民的革命积极性，是不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因此，必须处理。但是，处理必须适当：不能不处理，也不能过严。过严将不利于争取和教育中间分子，不利于分化、孤立和改造右派分子。同时，由于人民力量强大，对右派分子，也不需要采取极端政策。所以中国共产党提出严肃和宽大相结合的处理方针。各民主党派要确切地掌握“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很好地使宽严相结合，并根据每个右派分子的不同情况，分别对待。这样才能避免或“左”或右的倾向，才能恰如其分。在讨论过程中，一方面要爱护群众的可贵的义愤和积极性，另一方面又要教育大家，从有利于社会主义这一观点出发，高瞻远瞩，根据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掌握适当的分寸。在讨论过程中，要使大家都认识到：处理右派分子，不仅是为了严肃组织纪律，而且是一次重要的社会主义政治教育。通过对处理原则的讨论，要进一步认识到右派言行对社会主义的危害性，进一步划清敌我界线。已经开会的单位，都有这样的经验：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有人对敌我界线的认识尚有模糊之处，通过争论，获得了进一步的明确，因而深感是受了一次意义重大的政治教育。会议之后，还要把讨论所得，贯彻到地方组织中去，使民主党派的广大成员都因此而获益。
+
+　　正确地处理右派，是一项细致而复杂的任务。如何开展一般整风，更是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其所以艰巨，因为这是民主党派的第一次整风，中外各国史无前例，缺乏经验，也无可借鉴。正因为如此，绝大多数的民主党派成员，对民主党派整风的重要意义，整风的性质、目的及与性质密切结合的整风方法，认识不清，不免疑虑重重。
+
+　　整风是好事，为什么有人疑虑?民主党派的整风，是要破资本主义立场，立无产阶级立场，促使组织和成员进行政治立场的根本改造。其性质是属于思想上、政治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有人认为，既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就属于敌我矛盾的范围，即使目前暂时尚非如此，矛盾也易转化，稍有不慎，就有被划入右派的危险。这是怕被整成右派分子的主要顾虑的来源。诚然，民主党派的整风，是政治上、思想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和共产党的整顿作风、改进工作的整风运动不同。但是，在我国目前条件下，两条道路的斗争，既可以表现为敌我矛盾，也可以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前一种情况比较是少数的，后一种情况却是大量存在。“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反右派斗争中所揭露出的情况，与此吻合：坚决反共的右派分子，终是少数；三心二意的中间分子却占了相当多的数量。经过反右派斗争，虽然很多人有不同程度的向左转，但绝不能说政治立场已经根本改造好了。整风运动是为了兴无灭资，也就是鼓励、发扬中间分子可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一面，批判以至逐步消灭资本主义本质的一面。这和几年来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采取的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一脉相承，并无分歧。整风运动不过是一次集中的、深刻的自我教育运动，何惧之有?至于矛盾的转化问题，转化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坚决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和思想，两条道路斗争的矛盾就由大变小；另一种是不断发展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坚持资产阶级立场，从两面性转变到坚决站到资产阶级立场的一面，当然矛盾的性质也会转化为敌我矛盾，人也就成为右派分子了。诚心参加整风，认真改造自己的人，必然不会有后一种可能，这是很浅显的道理。
+
+　　但也有相反的错误认识：把民主党派整风和共产党的整风混为一谈，把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整风划了一个等号。已经开展整风的单位，都有这样的经验，有些人在反右派斗争中还比较积极，在一般整风阶段，却采取了相反的态度，认为既是人民内部矛盾，机关学校也在整改，也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民主党派又来一套，岂不是垒床架屋，多此一举。甚至开会也不来了。岂知，同是人民内部矛盾，却有两种不同的情况，在劳动人民之间，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在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之间，这种矛盾，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也有对抗性的一面。主要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三心二意，某些问题赞成，某些又有抵触。共产党整风是解决前一种人民内部矛盾；民主党派整风，是解决后一种人民内部矛盾，绝不是“多此一举”，而是十分必要的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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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个问题是整风的工作方法。方法决定于运动的性质和目的。民主党派的整风，是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同时又要严肃认真。民主党派整风所解决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最正确的方法是：“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大前提，规定了民主党派整风的方法必须是和风细雨。整风是为了治病救人。要治资产阶级思想、立场之病，一般说，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有可以促使进步的客观条件，本身也必须进行自觉的努力。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思想上和政治立场上的根本改造，在某种程度上说，自觉的努力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整风运动，就是要帮助人们发扬积极性，启发自觉，培养自觉。针对着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点来说，是发扬和鼓励每个人倾向社会主义的一面，欢迎每个人的进步，那怕是微小的进步；同时，还要通过批评教育，诚恳地帮助每个人克服资产阶级本质的一面。因此，在欢迎自觉进步的同时，对那些自觉性较差的人，也绝不能采取粗暴的态度。应当允许保留意见，允许申辩。要有耐心地等待他的自觉，要很细致地启发他的自觉。这一切，唯有和风细雨的工作方法，才能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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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和风细雨相结合的，还有严肃认真的一面。这就是说，和风细雨不能被错误地执行为无原则的调和。例如说，允许别人保留不正确的意见，等待他的自觉，但同时要明确、严正地指出错误的所在，要加以必要的批评，有时还要进行比较尖锐的批评。因为，对资产阶级政治立场问题和资产阶级思想问题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不能采取调和的手法，不能模棱两可，必须表示明确的态度。和风细雨与严肃认真相结合的方法，正是与民主党派的整风性质相适应的。
+
+　　民主党派整风的性质，不但规定了整风必须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也规定了整风的工作路线必须走群众路线。这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就是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不通过大鸣大放，就不能深入地揭露矛盾；不通过大辩论，是非就不易分清，即使是分清了是非，也不会达到深刻的程度。也曾有人怀疑过民主党派的整风是不是适用大字报这一武器。民主促进会中央和民盟天津市委会的经验，回答了这个疑问。根据这两个单位的经验，大字报同样适用于民主党派的整风，它对于揭露矛盾和解决矛盾，促使人的自觉，都起着广泛而深刻的作用。这两个单位还有一个走群众路线的经验，也值得我们吸取。他们开始整风后，对某些问题揭露得比较透彻，对一些基本问题能够展开辩论，其原因之一，是吸收做实际工作的干部和一部分基层组织的负责人，一起鸣放，一起辩论。经验证明，这样做，对运动好处很大；对领导、对群众也可以取长补短，互相学习。这些经验都告诉我们，欲使问题解决得比较彻底，收效较大，就必须在整风中认真地贯彻群众路线。
+
+　　阐述了民主党派一般整风��性质、目的、方法和工作路线之后，也许会有人发问：一般整风运动，是要为政治立场的根本改造奠定基础，反右派斗争，不是已经达到这个目的了吗?我们说：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是在接受共产党领导或是反对共产党领导、赞成社会主义或是反对社会主义等根本问题上，使人们划清了敌我界线。对于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和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确是一次很大的震动。震动大，才有可能接受根本改造。但是如何巩固这种可能，扩大这种可能，使可能变成现实，就有待于整风运动了。因为，如前所说，根本改造既需要有利的客观条件，还必须有自觉的努力。反右派斗争，对于为数众多的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人，老实说，开始时是大势所趋，被迫上阵；在斗争过程中，逐渐提高了觉悟，增加了对右派的义愤。因而对某些问题的理解，在不同程度上，是勉强接受的。思想改造过程，往往是从勉强到自然，从痛苦到愉快。达到了自然的境地，才能巩固。要达到自然的境地，就必须经过一段长期的、细致的工作。整风运动是一次集中的、深刻的思想教育，能够促使人们反省自己，能够启发人们的自觉的努力，这就有助于缩短从勉强到自然的思想转变过程。
+
+　　不仅这样。同是资产阶级出身，同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同被资产阶级教育熏陶的人，思想本质相同，但其思想状态不会完全相同。也就是说，思想的变化甚为复杂。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给了人们一个清晰的轮廓，这并不等于说，在具体问题上都迎刃而解了。特别是在思想意识、世界观和人生观等重大问题上，没有涉及或接触不深的，仍然是很多很多。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遇到这样一种情况：有人坚决拥护共产党，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反右派斗争中，立场坚定。但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往往有错误观点，甚至是右倾思想。这是因为一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立场，并不都是明确地摆在外面，更多是藏在思想深处而不自知，有时虽也发觉，但又未能深知其错。犹如万里长江，某几段存有暗礁，奔腾洪水、流经三峡，就形成了回流。没有经过工程浩大的清江工作，有回流是不足为怪的。思想上的暗礁，最易淤积泥沙。日久年深，就形成了危险。所以说，即使是政治上进步的人，他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以及世外观、人生观等问题，不一定都已解决，还必须进行彻底的思想改造。那么，处于中间状态的人，政治上还在摇摆不定，对于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往往是抽象的拥护，具体则又有所抵触，就更需要进行根本改造，其道理是不言而喻的。思想上的暗礁，生根于资产阶级立场。暗礁已深，其根更深。连根拔除，才能永不发芽。在反右派胜利的基础上开展整风，就会较深刻地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其广度与深度，那必然比反右派斗争更进一步，必然有助于除根工作，有助于进行根本改造。
+
+　　可以说，各民主党派的一般整风，对于组织和个人政治立场的根本改造，是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步骤。具体说，这次整风的任务，从组织上来说，要求进一步清算右派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并逐步清理和健全自己的组织，为组织改造打下巩固的基础；从个人来说，则要求进一步明确一些主要的大是大非问题。也即是李维汉部长的建议，供各民主党派辩论的几个根本性的问题。同时，希望经过这次整风，都能真正认识到根本改造的必要性，习惯于批评和自我批评，逐步学会运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法。这样，也就为组织和个人的政治立场根本改造奠下了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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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整风，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人人应该重视，人人应该欢迎。特别是各民主党派的各级领导人，尤应加以充分的重视。因为在各民主党派的成员中，回避、厌烦、甚至抵制这个运动的，大有人在。这对运动的开展，很为不利。这种情况要求各级领导人，大力抓紧宣传教育工作，不厌其烦的反复交代政策，解除顾虑，启发自觉。我们要相信大多数人，要相信大多数人力求上进的积极性，要相信他们体会到整风是好事之后，是会采取主动积极态度的。所以，运动能否顺利开展，关键在于领导对群众的教育。同时也应认识到，整风运动的整个过程，必然是复杂、细致、尖锐而深入的思想斗争过程。只有深入地分析问题，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这又要求各级领导人在政治思想上进行正确而深入的领导。各级整风领导人必需全力以赴，方能事半功倍。个别的领导人没有认识一般整风的重要，不了解工作的艰巨，以为反右派斗争胜利了，大事已定，可以松一口气了，因而产生了松劲情绪。这种松劲情绪，不但对整风不利，如果听其发展，就会使整风工作流于形式，甚至会影响反右派斗争中所取得的政治思想上的胜利成果。
+
+　　这是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必须经过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然后才能逐步深刻确切地加以认识。我们说了一得之见。只是作为引言，也作为对各民主党派中央会议的献词。
+
+　　 ---- 原载《光明日报》1958年1月20日

CCRD/1/3/3/000038.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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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工商界骨干分子结束整风学习  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受到深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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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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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上海２２日电上海市工商界六千名骨干分子２０日到郊区进行了半天农业劳动，结束了他们三个多月的整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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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六千名工商业者１９日参加了学习期内的最后一次报告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在会上说，经过这三个多月的整风学习，工商业者的思想认识有了不同程度提高，政治立场有了不同程度改变，很多人的政治态度开始向左转化。他勉励到会的工商业者回到工作岗位以后，要在这次整风学习的基础上，继续不断地改造自己，在企业中很好地贡献力量，使自己跟上国家飞跃发展的新形势。
+
+　　这六千名骨干分子是去年９月下旬起集中在上海市工商界政治学校进行整风学习的。他们首先从理论上讨论了资本主义立场是不是反动的问题，初步树立了改变立场、投入整风的决心，接着联系实际，运用各种方式对自己的同业、同事与老朋友的错误言行和思想作风展开批评和帮助。他们贴出的大字报就有十万多张，暴露出许多工商业者在接受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等根本性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错误观念。各学习班、组就大字报揭露出来的大是大非问题进行了争辩，并在这个基础上展开反右派斗争，先后揭发出二百六十多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１２月中旬，整风学习转入一般整风阶段，人人进行自我检查，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且针对自己政治思想上的主要缺点，订出个人整改规划，作为今后进一步自我改造的目标。学习结束前，这六千个工商业者又大鸣大放，向有关的政府领导部门、公方代表以及工商联、民主建国会等组织提出批评和建议，帮助他们整风。
+
+　　这些工商业者经过三个多月的集中整风，普遍感到在一些根本性质问题上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生动的教育。许多人原来以为交出生产资料之后，资产阶级分子与工人阶级没有多大差别，用不着再改造；经过自我检查和互相帮助，在暴露出来的大量事实面前，他们开始否定这种见解，引起改造自己的要求。在千百次大是大非问题的辩论和同右派分子的说理斗争中，他们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许多中小工商业者谈到企业公私合营后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回想到过去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日子时，甚至痛哭失声，深感过去“合营不如单干”的想法是多么荒唐。在接受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问题上，他们体会得特别深刻，对公方代表制度开始有了新的认识。永秀斋塑胶厂副厂长张英才，过去总感到自己“有职无权”，现在认识到他所追求的“权”是像私营时期那样独断专行的“权”，这实质上是对共产党的领导不心服。他表示回厂以后要把接受公方代表领导作为改造自己的一项具体行动。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月23日

CCRD/1/3/3/000039.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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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掉官气
+
+　　<《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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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天本报发表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同志在中共上海市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是一篇充满革命精神、值得认真阅读的重要文件。这个报告用了比较大的篇幅详细地分析了群众对党的批评，并且指出了克服工作上、组织上和作风上的缺点的方法。柯庆施同志在谈到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的时候，指出这是群众在大鸣大放中所提的意见的最集中、最特出的方面。他说：“领导作风问题，主要是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同群众的关系问题。群众对领导作风的意见，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在不同程度上脱离群众的‘官气’的不满。这次整改，首先就要狠狠地整掉这种‘官气’。”这一段话说得很好。我们现在想专就这个问题说一些意见。
+
+　　对于掌握了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来说，什么是最危险的敌人呢？国民党反动派已经被赶出大陆了，美帝国主义也在朝鲜战场上较量过了。地主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已经被消灭，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基本上也已经被消灭。资产阶级分子正被改造中，过去一年的事实证明他们造不了反：他们中间的多数愿意接受社会主义，少数反对社会主义的在群众中陷于孤立地位。那么，对于我们，究竟什么是最危险的敌人呢？最危险的敌人就是脱离群众的作风，也就是柯庆施同志在报告中所说的“官气”。毛主席曾经一再告诫我们。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各种反动力量在革命运动面前之所以不能免于败亡，就是因为他们彻底地脱离了群众。而我们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战胜一切敌人，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依靠人民群众并且得到了他们的拥护。人民群众是我们克服各种困难的无穷无尽的力量的源泉。我们同人民群众在一起，已经推翻了旧时代的统治者——各式各样的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但是历史的垃圾并不容易就此铲除干净。旧官僚的恶习气好像苍蝇一般，还在革命队伍旁边飞来飞去，寻找可以产卵的缝隙。而我们一旦被这种官气所俘虏，脱离了群众，我们就会像鱼离开了水一样，丧失了一切能力。因此，我们全党在整改过程中必须集中力量，打掉这种危害我们同群众的联系的官气。
+
+　　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认为国家和政府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以前是必要的。因此，一定数量的担任一定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包括领导人员，是必要的。只有群众，没有领导者，一盘散沙，群龙无首，人民的伟大力量就将无从发挥。但是我们认为，任何国家工作人员，包括领导人员，决不应该因此而做官，做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做脱离群众的官。这种官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官僚，压迫人民是他们的职业，脱离群众是他们的本性。这种官僚同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同共产党员应该具备的起码的条件绝对不相容。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做“官”只能是为人民服务的同义语。做“官”和不做“官”，做领导工作和做其他工作，只是社会分工的差别。做领导工作，仅仅意味着对党、对人民负有比一般人更多的义务，把职责范围内的革命工作做得更好的义务，而绝对不是享有特权。
+
+　　使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员和广大劳动者、革命者升到我们国家的领导地位，这是人民革命伟大胜利的标志。从美帝国主义者到中国的资产阶级右派都反对这一件事，但是全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却都拥护这一件事。在我们的国家里，大多数国家工作人员是联系群众的，是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的，是勤劳、廉洁、艰苦朴素的，正是由于他们同全国人民一起英勇奋斗，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才能在短短八年间获得如此惊人的进步。但是必须看到，也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把革命当官做，或者又要革命、又要做官。他们沾染了官气，自视特殊，高人一等，目无群众，摆官架子。他们把革命工作仅仅看作是办公文、做决定、发指示，上班从宿舍到办公室，下班从办公室到宿舍。无论什么风，也难得把他们吹到工厂、工地、农村、学校、连队中去，即使到了那里，见了群众，也“铁板着面孔，两只手插在裤袋里，笑也不笑一下”，盛气凌人，官架子十��。下面的情况有什么变化，群众有什么意见，他们既不了解，也不关心。这种脱离群众的作风，不是共产党员的作风，不是革命的国家工作人员的作风。虽然很严重地害这种毛病的人在我们的队伍中为数很少，至多在十个指头中只占一个指头，我们决不可以以偏概全，像右派分子似的说什么整个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都官僚化，但是官僚主义的毛病无疑是一种严重的顽固的富有传染性的病症，我们必须用极大的努力来同它作斗争。我们党之所以要发动群众进行整风运动，主要目的之一正是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进行这个斗争。
+
+　　历史是群众创造的，任何伟大人物，比之于群众，有如沧海一粟。我们的干部，即便是有汗马功劳，也决然值不得夸耀——这种夸耀不但不能生出任何光荣，而且只能成为革命者的羞耻。我们的领导工作人员，应该而且必须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除敌人以外的一切人。我们应该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工人、普通农民一样，去同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接触，不允许摆任何官架子。
+
+　　我们曾经多次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上层建筑仍然会同经济基础发生矛盾，并且这种矛盾常常表现为领导和被领导的矛盾。各个岗位上的领导干部，如果不提高自己对于旧社会的官僚习气侵袭的警惕性，如果不努力打破陈规积习，认真加强自己同群众的联系，防止由于自己的工作条件可能产生脱离群众的危险，就随时可能产生官气。官气的产生在目前的条件下固然主要是由于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影响，但是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也可能因领导工作人员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错误而产生。在社会主义社会以至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领导和被领导的矛盾是会长期存在的，这方面的矛盾解决了，那一方面的矛盾又会产生，需要不断的调整和解决。因此，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但是，只要我们采取有系统的反对官气的措施，例如整风运动、大鸣大放、对官僚主义进行彻底批判、在一切方面提倡群众路线、干部下放和进行劳动锻炼、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定期下厂下乡和搞试验田等等，我们就有可能在主要的方面打掉官气，使官僚主义的危害缩小到最低限度。
+
+　　领导和被领导的矛盾，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用民主的、说服的方法去处理，而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压服的方法去处理。许多国家工作人员对于官气还恋恋不舍，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不了解，我国目前已基本上消灭了剥削阶级，国家权力对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各种刑事罪犯必须坚决实行专政，对广大人民群众，只能实行民主，不能实行专政，只能说服，不能压服。这次整风运动中普遍采取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的办法，就是说服的办法，就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的一种新发展。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打掉官气，反对强迫命令，开展民主生活，坚持说服的而不是压服的办法。
+
+　　我国目前正处在伟大变革的时代。我国的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生产关系改变了，生产力解放了。整风运动以来，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空前高涨，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旺盛的蓬勃的生命力，也表明了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正在大跃进中。广大的工人、农民正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了这种翻天复地的大变化。对于这种新的形势，我们许多领导干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目前各地工矿企业制订计划和农村冬季大生产运动中，领导落后于群众的现象是很多的。在这个时机，打掉官气更有迫切的必要，也比平时更易于见效。放在各个岗位的领导工作人员面前的伟大任务，就是坚决把整风运动进行到底，勇敢地接受群众一切正确的批评，以乘风破浪之势，打掉一切官气，放下一切官架子，打破一切助长官气的制度，走出办公室，走到群众中间，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交朋友、谈心事，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统统调动起来，一切为着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在过去的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的年代里，我们许多同志深入下层，同人民群众共患难、同呼吸，因而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现在形势对我们更有利了，我们的任务也更艰巨了，全党应该鼓起干劲，打掉官气，实事求是，与人民打成一片，克服一切作风上、工作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所有的革命志士，都应该继承我们光荣的革命传统，发扬朝气，扫除暮气，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引向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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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月27日

CCRD/1/3/3/000040.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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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贯彻高等教育的阶级路线
+
+　　<《文汇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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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是摆在全体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这一支队伍的建立，一方面要通过对现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而首要的是依靠从工农中培养出新型的知识分子，这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基干力量。因此，高等教育如何进一步贯彻阶级路线就成为头等重要的任务了。
+
+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高等学校贯彻向工农开门的方针是取得很大成绩的。大学生中的工农成分学生的比重逐年有所增加。就全国来说，工农成分的大学生从1952年的20.46%增加到1957年的36.42%。就上海来说，也已占到20%-30%。此外，各地曾大量的举办了工农速成中学，扩大高等学校工农成分学生的来源。同时举办了一批业余高等学校，1957年在校学生已达七万人，上海的十四所夜大学和函授部也吸收了相当数量的工农学生。
+
+　　当然，高等学校现有的工农成分学生的比重还是很小，与我国人口80%以上是工农群众这一情况不相适应，与我国政权和高等学校的社会主义性质不相适应，与飞速发展的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需要更不相适应。这个比重之所以不能迅速增长，虽然有其历史的、社会的原因；但是教育工作者和教育行政部门对高等教育贯彻阶级路线这一方针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因而贯彻不够有力，无疑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现在，上海高等学校在整改中对这个问题普遍作了检查，从而制订今后规划。这是十分必要的。相信经过这次的整改，高等学校的面貌一定大为改观。
+
+　　我们认为:从思想上重视对工农成分学生的培养是贯彻阶级路线的问题关键所在。目前，我国正处在一个革命和建设的新高潮中，全国上下正在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要完成这样一个宏伟目标，就一定要依靠创造性的劳动和现代科学文化，一定要在生产战线上进行一个伟大的技术革命，因此，非建立一支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不可。那么，加强培养工农成分学生就具有战略的意义了。但是在不少教育工作者中间，对高等教育为谁服务的问题，却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在对待工农成分学生工作方面，有些学校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帮助工农成分学生克服学习上的困难，不少教师对自己班上那些是工农学生、那些人特别需要帮助，都不了解。有的教师甚至以知识质量较低为理由歧视工农学生。这种情绪，实际上就是剥削阶级思想的反映，必须迅速加以克服。须知如何对待工农成分学生的问题，就是体现了社会主义教育和资本主义教育两条道路的斗争，因此也就是衡量一个教育工作者阶级立场与观点的准则。全体教师一定要自觉的树立起热爱工农分分学生的阶级感情，积极帮助工农成分学生克服学习中各种困难，大力纠正歧视工农成分学生的错误思想。
+
+　　除了端正认识，还要作出措施。比如，过去高等学校在招收新生时，对吸收工农成分学生做得不够有力，普遍的情况是偏重学科考试成绩优劣作为标准而忽视政治质量，这就使不少工农成分考生失去入学机会。今后我们在吸收和培养干部方面必须坚决贯彻阶级路线，从考生的政治条件、学习成绩和健康水平来决定取舍。这样做是非常公平合理的。既扩大了工农成分考生的入学机会，也保证了新生的政治质量。成绩好的工农成分学生可以优先录取，一般的高中毕业生如果劳动表现好也可以优先录取。对在学的工农成分学生，学校教师一定要满腔热情的帮助他们克服学习上的困难。学校行政要考虑调配质量较高的教师来负责对工农成分学生的教学工作和辅导工作。上海的高等学校通过整改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让学习困难的工农学生免修或缓修部分次要课程；部分课程(如外文)为他们单独开班，放慢进度，指定教师加强个别辅导；对学习困难较大的工农学生减免其社会工作；放宽对工农学生因功课差而退学、留级的标准等等，都是非常必要的。希望各校在规划中有个统盘的安排。
+
+　　业余高等教育是培养工农知识分子的另一个重要场所。过去几年业余高等教育是做出不少成绩的。但是由于或多或少片面地强调正规化，对培养重点是工农干部又不够明确，因此，只着重培养了一般在职干部，而没有很好的贯彻执行向工农开门的方针。许多业余高等学校只强调招收本科学生，因而考上夜大学、函授部的主要��是产业工人和工农干部，而是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和高中毕业生。各校对举办工农老干部特别班也注意得很不够，有些举办了特别班的学校也没有很好地针对老干部特点进行教学。因此，业余高等学校如何贯彻阶级路线，同样值得重视。除了应该在思想上明确业余高等教育的培养对象外，还要在教学时间、教材、教学方法等方面，切实加以改进。
+
+　　十分明显，在高等教育中贯彻阶级路线，决不是学校工作的方法问题，而是文教工作的根本方针问题。我们相信:全体教育工作者经过整风，使自己思想认识能够赶上当前的新形势，在教育战线上坚决贯彻党和政府的方针，贯彻阶级路线，大力培养出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宏伟目标。
+
+　　 ---- 原载《文汇报》1958年1月27日

CCRD/1/3/3/000041.txt

@@ -0,0 +1,23 @@
+# 解放军总政治部要求经过鸣放辩论解决六个主要问题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解放军报消息：解放军总政治部最近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讨论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会议研究了知识分子目前的思想状况，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知识分子必须继续彻底地改造思想。
+
+　　总政治部宣传部负责同志就这个问题作了专题报告。报告中指出：经过反右派斗争，知识分子中多数人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由于反右派斗争所解决的主要是敌我性质的矛盾，知识分子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各种问题不可能在这个斗争中完全解决。报告将当前部队中知识分子比较普遍存在的错误思想，归纳成六个主要问题：
+
+　　一、有些知识分子干部或学员思想上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哪个优越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有的人留恋或赞扬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制度，不满意或不习惯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有的人怀疑“东风压倒西风”，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还有“生命力”。
+
+　　二、反右派斗争后，公开反对党的领导的人已经很少了，但怀疑党的领导的人还为数不少。他们承认党能够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但怀疑党能够领导自然科学技术；他们承认党中央和高级机关能够领导科学、技术和文艺工作，但是怀疑本单位和基层单位能够领导这些工作；他们承认要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和监督，但是怀疑或反对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活动。
+
+　　三、有些人对思想改造仍有怀疑和抵触思想。有人认为知识分子比工农“优越、先进、作用大”，认为工农兵“肮脏、愚笨”，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有的人怀疑和反对思想改造的方法，对各种政治运动有抵触情绪，尤其对于参加体力劳动，很不满意，认为这是“下贱活”，是虚度光阴。少数人还企图否定思想改造的必要性，说什么“既然社会制度可以和平共处，那么思想观点也可以求同存异”。
+
+　　四、有的人要求超阶级的民主与自由，忽视和反对纪律与集中，说什么“纪律是无形的绳子，集中会扼杀个性”。
+
+　　五、有些人主张先专后红，高唱“技术高于一切”，反对技术、文艺为政治服务，反对政治是领导、政治是灵魂的思想。
+
+　　六、有些人斤斤计较军衔、级别、待遇、地位。有些人贪图安逸和享受，愿在大城市，不愿在中、小城市，更不愿到边疆、海岛；愿在机关、学校，不愿到连队。许多人一心想当专家、副博士，以便博取个人的荣誉和地位。
+
+　　报告指出：知识分子干部暴露出来的上述各种错误思想，在程度上是有区别的。各单位要深入调查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并结合当前的整改工作，或者在今后的社会主义教育课程中，通过启发报告，鸣放辩论，阅读文件和总结提高等步骤，认真地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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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月27日,原题为：“政治是统帅  政治是灵魂  知识分子必须彻底改造思想  解放军总政治部要求经过鸣放辩论解决六个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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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巢县农村整风运动中举办大字报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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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委农村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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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巢县的农村整风运动，已在一百三十四个社（占全县三百六十七个社的36％）里开展起来了。在整社过程中，有一百三十三个社采用了大字报的形式，到1957年年底为止，共贴大字报一万九千九百十六张，其中漫画一千九百五十张。大字报在整社的各个阶段中，不仅是暴露各种问题的场所，而且也是推动整改、展开辩论的园地。因而，大字报已成为整社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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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字报是怎样办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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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典型试验，加强领导。巢县的农村大字报，先在岱山乡联丰社进行试办成功。此后，在全县的乡党委书记会上进行传播，并组织了各乡党委书记及其他干部千余人去参观，周围群众也纷纷自动去看，参观的人反映很好，都说：“大字报是个好法子”；老区农民则说：“抗日战争时期出过红榜、黄榜、白榜，大字报同过去出榜差不多”；更多的群众认为大字报同农村的黑板报一样，也都乐意采用。同时各乡党委书记大都亲自掌握，做到了乡、社有重点、有领导地使大字报在全县范围内展开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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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反复宣传，解除顾虑。开始，不同阶层的人，对大字报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基本群众怕“得罪了社干部，犁不倒你耙倒你”，怕“一张大字报结成三世冤仇”；有的耽心“坏人写坏事，黑白分不清”；不少富裕中农想在大字报上提出“分田到户”、“粮食大解放”等主张，但又怕丢头露面，犹豫、观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则认为大字报可以出政府的“丑”了，于是大放毒气，也有的隐着不动。对此，领导上进行了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说明大字报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形式，通过大字报可以把问题摆出来，让大家去“复脉看病”，改进工作，把社整好；同时指出，大字报可用真名，也可用假名或不用名字；凡是大字报提出的问题，都会“桩桩要处理，件件有着落”，从而解除了大家的顾虑，使所有的人都来贴大字报。当大字报一上墙，有些被提意见的人，认为是同他“过不去”，因而发生争吵，这时领导上又向群众反复说明大字报也要坚持“动嘴不动手，讲理不骂人”等原则，不同的意见大家都可提，“原告可以写，被告可以贴”。当坏分子乘机混水摸鱼，造谣污蔑，积极分子往往沉不住气时，领导上又个别打招呼，说明“凡事都有公断”。总之，办大字报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解除各种顾虑的过程，使大字报成为放鸣、整改、辩论的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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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组织和运用社会力量，成立“代笔处”。由于农村识字的只占15—35％，会写的更少，因此，必须首先解决“写”的问题。各个社都把小学教师、五六年级小学生、中小学毕业生和念过私塾的社员等社会力量，组织起来，由工作组派人领导，成立“代笔处”（有的叫大字报小组）。在成立“代笔处”前，各社一般都对识字会写的人进行摸底排队，选择忠实可靠的参加“代笔处”工作，如新陈乡民主社，在全社会写的人当中推选忠实可靠、群众能够信任的人组成了八个“代笔处”，社员很满意，他们说“大字报实在好，能写的自己写，不能写的有‘代笔处’帮我们代劳”。同时，对“代笔处”的人员还要经常鼓励和教育，使其认真地做好代笔工作。中庙乡裴村社的五个“代笔处”，拟定了四项公约：一是群众讲什么写什么，不增加不减少；二是及时写，不积压；三是群众要求保密就保密，不得乱传；四是态度要热情和蔼，有求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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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办好大字报的关键在于加强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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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农村整风中使用大字报的形式，必须加强领导，才能取得显著效果。巢县农村大字报在实践过程中，注意了以下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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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使大字报在运动的各个不同的阶段发挥不同的作用。大字报是随着整风运动的发展而发展的。在鸣放时，主要是鼓励各阶层群众充分利用大字报提意见，发议论，掀起鸣放热潮。这就必须掌握各阶层群众的动向，大胆地让群众放，把问题摆出来，并注意研究大字报提出的问题，做到心中有数。在整改时，运用大字报进行整改，这就必须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使大字报体现出领导整改的决心，凡是可以改而又能改的问题要立即改，使人民内部矛盾很快地得到解决。群众说：“提出的问题马上解决真是说到做到”，从而更加喜爱大字报。对牛鬼蛇神的揭发和批驳不要过早。在整改进入高潮，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和辨别能力，群众更向我们靠拢，牛鬼蛇神进一步处于孤立地位后，即应首先集中力量针对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进行揭发和批判，把它搞臭。对待富裕中农应经过斗争达到新的团结，使其向我们靠拢。当团结了群众大多数以后，就可以运用大字报打击和揭发牛鬼蛇神，做到打得狠，打得准。最后，大字报就成为正面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表扬新人新事，为整个运动服务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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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大字报形式要适合农村特点。农村识字的人不多，能写的则更少，因此必须使大字报的形式多样化。从全县情况看，各地都做到了有字有画，使识字的和不识字的都能看懂。这些漫画主要是小学生和小学教师画的，虽然谈不上什么艺术性，但简单明了，使人一看就懂。如龙门社群众揭发瞒产，画了一幅“瞒产小景”，图上画了社干部私分稻的情景，还配上一首顺口溜：“一队只见戽桶响，不见稻上场，二队摸摸心，三队每人五十斤”。舒桥社主任资本主义思想严重，平时作风不好，群众画了幅十二张的连环画，最后一张画了两条路，一条是社会主义大路，要他认错改正，一条是走不通的资本主义小路，如果不改就走这条路。许多地方的大字报都是群众的原话记录，有四言八句、顺口溜、小调、山歌等，简单明了，一事一张，通俗易懂，很受群众欢迎。由于大字报内容都是“熟人、熟事、熟语言，易记、易念、易流传”，因而很为群众所喜欢。但是，有的“代笔处”同志，特别是工作组同志，未能按照农民的口头语写成大字报，或者擅自增减，群众看后反映说“这不是我们的话”，“是干部写的”。因而效用较小。同时，由于农村分散，大字报必须集中张贴在固定地方，便于群众看，也便于管理和及时掌握情况，分析研究大字报内容，以防止引起混乱和制止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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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要坚持说理原则，以理服人。全县农村大字报绝大部分是做到以理服人的，但也有少数地方的大字报发生乱带帽子，不讲事实，谩骂不讲理等偏向。凡是摆出问题说清道理的大字报都能打动人，激发了群众政治热情，反之，效果就不好。好的例子如大岭社青年团员周自江，原来是个赤贫户，解放前讨饭为生，父亲是饿死的，解放后，尤其是合作化后，已上升到当地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但他想个人发财，一头脑资本主义，群众说是“丢掉讨饭棍，忘记叫街时”，并画了一幅连环画，描述他的一生，这套画深刻地教育了他，促使他从资本主义道路上回心转意，承认“忘了本”，群众说“心向口，口向心，共产党领导我们大翻身，决不能做忘恩负义人”，从而坚定了走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坏的例子如有个坏分子提意见，画了六只狗，写了六个干部的名字，标题“窝狗阵”。群众说不是“窝狗阵”，而是狗咬人，说干部坏也要说个理由，千个“蛮”字抬不过一个“理”字，不讲理没那个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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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在办大字报中，对有关具体问题也应注意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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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掌握大是大非，解决主要问题。通过大字报鸣放暴露的问题很多，涉及的面很广，从细节问题到原则问题，从一般问题到重大的政治问题，这就必须把群众引导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和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来，不能纠缠在枝节问题上，不要“抓了芝麻丢了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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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大字报的内容很多，为了便于群众看和有系统性，可辟若干“专栏”以促进鸣放，如在鸣放时，辟“大家不要怕，都来提意见”；在整改时，辟“社员来当家，办好合作社”，“知错改错，浪子回头金不换”；在辩论时，辟“是非要分明，大家来讨论”，从而诱导大家提出问题和讨论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辟栏要慎重，切忌心血来潮，乱来一阵，否则会造成不良后果。如有一个社辟了“牛鬼蛇神栏”，结果谁都不愿贴大字报，影响放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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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揭发牛鬼蛇神要适时。揭发迟了减低作用，揭发早了牛鬼蛇神的毒放不出来，“拔进洞蛇”就困难了，影响鸣深放透。如半汤乡星期四社，鸣放开始就揭发了特务李求良，李平时散布了不少毒液，这次被揭发后，就死不吭声，其他牛鬼蛇神甚至有错误的群众也把头缩起来了。因此，揭发时机一般以转入辩论后为宜。在揭发中还应注意防止被揭发的牛鬼蛇神自杀、逃跑，如果是逮捕对象，更应当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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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要防止大字报的两种倾向：一种是防止贴男女关系的大字报。农村男女关系有的地方比较乱，如大岭社一百一十三户就有一百一十户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如果一出大字报不但震动面广，容易混乱，效果不好，尤其会转移群众鸣放重心。另一种是要防止群众利用大字报进行宗派斗争，如大岭社原来是国光、白云、银屏三个小社并起来的，在大放大鸣中，他们把原来小社的干部拉在一起，采取“捣街不捣巷”的办法，尔虞我诈，互相攻击，掩盖了小社中的问题。这就必须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冲破阻碍，以便瓦解宗派斗争，做到鸣深放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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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字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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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巢县农村大字报在整社工作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显示了巨大的威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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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改进了干部的思想作风，密切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基本群众通过大字报对干部中存在的不良思想作风，如不参加生产、大吃大喝、立场不稳、人情用事、强迫命令、工作漂浮、贪污等，进行了揭发和批判。他们批评不生产的干部是“穿袜子鞋甩袖子的干部”，是“千金小姐不下田”；批评“茶馆坐，酒店蹲，大鱼大肉醉熏熏”的干部对不起人民；批评贪污的干部是“手伸在别人荷包里”；有的批评社干部是“社主任两张脸，一张对群众，官腔官调架子郎当；一张对亲友，喜眉笑眼，亲人沾光”；批评工作漂浮的干部是“花先生，一天花到晚，不做实际工作。”大字报揭露的这些问题，引起了干部的重视，干部认为“这是当众警告”，再加上耐心教育，大多都能接受意见，决心改正，进行检讨，主动下楼。如散兵社被称为“千金小姐”的社主任张成英，现在已肩挑箩筐上堤埂，恢复了劳动妇女的本色；中捍乡联惠社好酒贪杯的沈吉生表示今后决“不把牙齿朝外长、铲吃漂喝了”；岱山乡“八斧子斩不开笑脸”的周副乡长，也同群众有说有笑有商量了；挪用社款的也自动退回，公私分清了。因此，群众很满意的说：“大字报人人爱，一贴出来人就改。”“知错改错，才能当个好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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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本群众揭发干部思想作风的同时，也看坏分子乘机利用大字报，无中生有，诬害干部，但群众眼睛是雪亮的，终于揭穿了坏分子的阴谋。如中庙社地主、伪人员云益章匿名贴大字报陷害工作一贯积极可靠的党员社主任云柱兵是“狼头狼身狼心肠”，立即引起群众公愤。群众说：“这不是事实”，是云益章“暗下毒药酒，陷害忠良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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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解决了实际问题，巩固了合作社。有些社特别是三类社对“民主办社”和“勤俭办社”的方针没有很好贯彻，因而农业社中的经营管理、劳动纪律、组织领导和分配等方面都还存在不少问题。大字报对这些方面提了很多意见，如要求“账目要清算，每月出榜大家明”；“生产要计划，劳力要安排”；“评工要合理，死分死记要改变”；不能再是“大社的工慢慢混，混到晩上七分工”；耕牛保养和农具保管要改进。有的还贴出了“老牛告状”的大字报，说：“老牛眼泪流，无草吃树头，稻草烧锅不顾我老牛”；有的贴出“农具诉苦”的大字报说：“我水车，风吹雨打太阳晒，搞得我皮开肉裂爬不起来”，“用过以后不洗脏，小犁身上害疥疮”，“下田做活任牛拖，弄得我齿也断来耙也伤”。这些大字报贴出后，各地都立即着手处理。如普遍进行了查账，做到“一卯对一卯，卯卯不错账”，并贯彻了多劳多得的原则；对农具保管，提出“丢掉私心爱公众，合作社的东西人人有份”，还订立了制度，派专人管理；对耕牛的保养，订立了“三包”、“三勤”、“四干净”的公约（三包即包牛膘、包草料、包工分；三勤即勤上草料、勤打扫、勤检查；四净即牛铺干净、牛身干净、喂水干净、草料干净），因此社员们满意的说：“这样干下去，笃定能增产，笃定早把社会主义办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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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有力地批判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在鸣放时，有一些富裕中农错误地认为整社是按照他们的意见办事情，提出“分田到户能增产”，“粮食统购统死人，自由买卖活动些”等主张。也有的富裕中农耍花招，公开贴大字报说：“社会主义好，不走不得了”，暗地里又打招呼：“鸣放鸣放，使人上当”，这样两面捣的目的，是怕群众揭发他的资本主义行为。广大群众通过在大字报上摆事实，说道理，进一步把问题揭开来，对富裕中农假哭穷尖锐地批判：“哭穷哭穷，陈米生虫，哭穷哭穷，洋布成捆，哭穷哭穷，放债最凶，哭穷哭穷，想走资本主义”；对“合作化不好”，摆出大量的事实，证明合作社胜过单干户，对“粮食不够吃”又摆出真人真事说明有些富裕中农是“淘米背人，吃饭关门，吃��搭菜，满村扬名。”通过大字报的形式，辩明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从而提高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而富裕中农经过批判教育后，大都低头认错，有的写“坦白书”贴在墙上，说“今后再不存私心，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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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暴露牛鬼蛇神的面目，打击了他们的破坏活动。牛鬼蛇神总是待机要利用大字报来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如新陈乡民主社的地主分子、国民党少校副团长梁书仁煽动落后群众向工作组提出：“一改婚姻法，二改统购统销，三改合作化，四改选干部”自己也贴反动大字报说：“生产不自由，穿衣吃饭有限头，要想再抬头，老蒋快回头”。这种显明的反动行为，立即在群众中暴露了他们的凶恶面目，群众马上集中火力用数十张大字报来对他们进行“围剿”。也有一种死不出洞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他们满以为“一人不开口，神仙难下手”，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在辩论过程中，群众会把这些牛鬼蛇神“揪出来”，暴露他们原来的反动面目。如庙岗乡经大字报的揭发，查出自1951年起一直改名换姓逃亡在外的反革命分子陈正风，还有一个小学生在大字报上揭发他家暗藏枪枝。大岭社的大字报揭发了十年前我方游击队队长董金福被坏分子周自生带领国民党军队在仙人洞杀害的实情。正由于大字报有这样的威力，所以，牛鬼蛇神最怕大字报他们说：“一张大字报，吓坏了我三魂七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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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字报除了上述作用外，还对整社后形成的冬季生产高潮，起了配合作用。大字报介绍了：劳动出勤率空前提高、超额并提前完成了省委规定的二次兴修任务以及农村新气象；表扬了先进人物和积极分子。如黄冲社有的大字报说：“四位老将不服老，天天带头又起早，若问老将名和姓，请看红榜把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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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大字报很受基本群众的欢迎，他们对大字报的评语是：“最公开，最民主，最过劲”。有的说大字报是“照妖镜，妖魔鬼怪现原形”；是“分金炉，谁是谁非分得清”。每当大字报一上墙，远近群众都赶来看，他们清早看，傍晩看，吃饭时看，天黑打电筒看；识字的念，不识字的就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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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1958年1月31日_第2414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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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民主党派开始整风撤销右派分子在民主党派中的领导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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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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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３１日讯各民主党派最近分别举行了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或盟员代表会议，讨论了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开展一般整风运动的问题和处理右派分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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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１月１９日到２５日举行了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扩大）。民革主席李济深在会上作了关于反右派斗争的初步总结和开展一般整风运动的报告。李济深从民革成员的政治状态和组织状况说明民革开展一般整风的重要性。他指出，民革成员多数是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多数人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情况下，不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不反对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由于他们基本上还没有抛弃资本主义立场，有些人还有着反动统治思想的残余，对于社会主义还是有抵触的，还不是一心一意而是三心二意的。他们对工人阶级领导还不心服或不完全心服，对劳动人民翻身坐天下还看不顺眼，对反动统治的政治、法律和生活方式还有许多留恋，有时流露今不如昔的感叹，甚至有些人对反动阶级的消灭感到切肤之痛，这些思想感情都是反动的，都是和右派相通的。这种立场是同他们今天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极不相称的，如果不进行根本的改造，在大风大浪当中，就会迷失方向，站不住脚跟，甚至有坠入右派泥坑的危险。因此，每个成员都应该自觉地、积极地参加一般整风，争取在政治立场的根本改造上，继续向前跨进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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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还决定撤销龙云的副主席职务，陈铭枢的中常委兼理论政策研究委员会主委职务，黄绍竑的中常委兼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谭惕吾的中常委、中委、中央妇委副主任等职务，李俊龙的中常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务。会议对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的其他右派分子也作了处理。
+
+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在１月２６日召开第十七次会议（扩大），对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的右派分子，分别作了处理，同时通过“关于全盟开展一般整风运动的通知”，号召全盟立即在反右派胜利的基础上进行一般整风。会议决定撤销章伯钧、罗隆基的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职务；撤销叶笃义的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职务；沈志远的中央常务委员职务；马哲民、郭翘然、潘大逵、钱端升、韩兆鹗中央常务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职务；撤销曾昭抡中央常务委员、中央高教研究委员会主任的职务；撤销费孝通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文教部部长的职务；撤销黄药眠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撤销潘光旦中央常务委员、中央联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撤销李伯球、陈仁炳、彭文应、黄琪翔、钱伟长等中央委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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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还听了民盟副主席高崇民所作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反右派斗争的基本情况”的报告，通过了在全盟开展一般整风运动的通知。高崇民在报告中指出，为了使民盟适应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需要，真正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就要通过以改造政治立场为中心的整风运动，在全盟进行“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的教育，对盟员个人和盟的组织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社会主义关，这是民盟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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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两会中央（执行）常务委员会联席会议１月１８日到２６日举行了第二十九次会议（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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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决定撤销章乃器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执行委员的职务；撤销毕鸣岐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和其他职务，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的职务；撤销钱孙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的职务。民建会和工商联两会中央的其他一些右派分子也分别受到了处分。
+
+　　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陈叔通都在２６日的会议上讲了话。陈叔通在讲话中指出：这次会议是工商界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取得了以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巨大胜利的基础上召开的，这说明了工商界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运动的锻炼，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为进一步进行自我改造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陈叔通说，两会中央及各地方组织都应在反右派斗争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开展仍以改造政治立场为主要内容的一般整风。他���望大家继续为取得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的工商界的全面整风运动的完全胜利而努力。
+
+　　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是１月１３日到２５日举行的。会议认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反右派斗争中暴露的大量事实表明，民进的各级领导机构和大多数成员，在政治上思想上还存在不少的错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彻底的解决。因此还必须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在各级组织内全面展开一般整风，使大多数成员的政治立场向左推进一大步，为民进的根本改造奠定基础。会议决定撤销林汉达的副主席职务和其他右派分子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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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扩大），从１月１５日到２５日举行。会议决议撤销章伯钧的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执行局委员职务；撤销黄琪翔的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执行局委员、中央执行局秘书长职务；撤销李伯球的中央执行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央执行局副秘书长职务；撤销杨逸棠的中央执行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第一副部长职务；撤销王一帆的中央执行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撤销张云川、李士豪的中央执行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的其他一些右派分子也被撤销了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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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季方，在闭幕会议上作了“彻底清算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右派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的发言。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郭则沉在会上作了“农工民主党的反右派斗争”的发言，对农工民主党七个月来的反右派斗争，作了初步的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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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则沉说，农工民主党解放前在章伯钧的领导下长期地从事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投机活动，解放以后，也未经过根本的改造，它的成员主要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在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期间，有不少人受了章黄李右派集团的利用和影响。他说，我们所取得的反右派斗争的胜利，还只是根本改造农工党的一个开端。今后要进一步彻底改造农工民主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进一步根本改造成员的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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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致公党第六届中央常务委员会１月１６日到２３日举行了第七次扩大会议。一致认为由于致公党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党派，反右派斗争虽然在全党范围内基本上胜利结束了，但各地方组织在反右派斗争结束后还应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转入以改变立场为主的一般整风运动。会议对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还作出了决议，并且对中央常务委员会历来有关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决议进行了检查，纠正了若干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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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央委员会１月１８日到２４日举行了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撤销顾执中社内的一切职务；撤销陆侃如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委员的职务；撤销董渭川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中央科学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职务；撤销袁翰青中央常务委员、中央科学文教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的职务；撤销薛愚中央常务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撤销储安平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会议对中央委员会中的其他右派分子，也分别作了处理。
+
+　　会议指出，九三学社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政党，大多数社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事实证明，只要真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九三学社是可以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的，社员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根本转变是可能的。经过反右派斗争以后，九三学社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积极开展全社规模的一般整风运动。这一运动的目的，是清除右派路线在各级组织中的影响，明确树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并使全体社员进一步改造政治立场。
+
+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１月１４日到２５日在北京举行盟员代表会议。会议一致决议撤销谢雪红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职务。会议决定各地方组织应该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转入以改变政治立场为主的一般整风，使台盟改造成为真正为社会主义和解放台湾服务的政治力量。
+
+　　 ----原载1958年2月1日《人民日报》

CCRD/1/3/3/000044.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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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青团三届二中全会向全国青年发出战斗号召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在当前深入全民整风运动和日益高涨的工、农业生产高潮中，共青团组织如何当好革命的促进派，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各方面的跃进，这是１月７日至２１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二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所讨论的中心议题。
+
+　　在这次会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朱德副主席讲了话，给到会同志极大的鼓舞。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代表团中央常委会做了“共青团１９５８年的任务”的报告，到会同志热烈地讨论了这个报告，共有一百三十九人在会上发了言。大家一致认为，共青团的各级组织应当而且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起积极促进的作用。为了促进团的工作的大跃进，不少同志提出许多创造性的建议或倡议。特别是湖北省提出推广麻城团干部搞试验田的倡议，得到全会同志的热烈响应。
+
+　　会议指出，目前在全国范围内，随着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出现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工农业生产新高潮，共青团１９５８年的工作任务就是要继续参加整风运动，深入社会主义教育；整顿提高团的队伍，密切团结青年群众；千方百计把全国青年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中的一支英勇的突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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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员和青年鼓起革命劲头勤俭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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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定决心努力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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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会号召全国团员和青年，鼓起革命劲头，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社、勤俭办一切事业和勤俭持家的指示，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积极参加增产节约运动，为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作出更大的贡献。目前全国青年正以旺盛的革命斗志投入生产高潮，不论是在日常劳动或是突击任务中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全国农村中有青年种植小组十万个，青年爱畜小组二十五万个，青年山区建设队五万五千个，青年试验田十五万块，青年生产队四万个。在去冬今春的生产高潮中，各地又组织了九十五万个青年突击队，在水利、积肥、改良土壤等艰巨工程中发挥了带头作用。在工矿企业和基本建设部门中有两万多个青年先进班组和青年突击队，一万二千个青年监督岗，一百多万个青年先进生产者。他们都是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力部队。会议认为，全国青年在劳动中的英勇气概，是非常可贵的，这种英勇气概永远都需要保持，但是，还必须把英勇气概同掌握技术结合起来。只有政治加技术，干劲加钻劲，才能真正做到多快好省，使生产跃进。因此会议特别强调了在继续深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同时，大力提高团员和青年的技术水平和操作能力，要求团员和青年不仅要有英勇的劳动气概，而且要努力掌握先进的技术。农村的团组织要按照因地因人制宜、边做边学的原则，在青年中提倡逐步学会几项技术，如创造高额产量、栽培经济作物、种植林木、保护和饲养牲畜、培植和改良品种、兴修小型水利、改良土壤、防治病虫害、操作新式农具、防止一般疾病等方面的知识和技术，为在十年内，或提前几年争取每亩平均年产量分别达到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要求而奋斗。工矿企业的团员和青年要开展以学习和推广先进经验为主要内容的技术学习活动。到会同志一致表示，要下决心，长志气，以英勇顽强的精神，争取在十五年或者稍多一点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
+　　全会总结了团的组织在开展生产活动中的经验，指出继续深入开展先进生产者、优秀徒工、优秀社员活动，并且要善于根据整个生产需要和青年特点，选择自己的工作重点和突击方向，组织广大青年的行动，为促进高潮作出贡献。全会要求农村团的组织认真地学习和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特别要在兴修水利、积肥、改良土壤、创造高额丰产、除四害讲卫生、植树造林、扫除文盲等方面做出优异的成绩；工矿企业团的组织，应当以主人翁的态度讨论１９５８年国家建设计划，并订出集体和个人的保证条件，特别要在突破定额、创造新纪录、反对浪费、节约原材料、推广先进技术、保证优等质量等方面做出优异的成绩。这些办法以及根据生产需要而组织的青年突击队、生产班组等形式，都是发挥青年劳动积极性、推动劳动竞赛的有效形式，各级团的组织要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加以运用。在开展生产活动时要注��使生产活动同政治思想工作更好地结合起来；要把发挥青年在日常劳动中的模范作用同组织青年进行突击活动结合起来；要把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团的主动精神同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以及成老年人的帮助和支持结合起来；要把发挥青年的劳动积极性同帮助青年学习技术、提高技术水平，更好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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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工作是提起一切工作的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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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无灭资”的教育方针要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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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指出，思想工作是共青团提起一切工作的纲。继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是使青年能够经常持久地发挥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重要保证。如果我们放松了思想工作，听凭资产阶级思想在青年中自由存在和发展，那就必然会阻碍青年劳动积极性的发挥，必然会损害我国建设事业的前进。因此一切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都是错误的。全会指出不能因为广大青年在整风、反右派斗争中社会主义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就看不到整风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性，看不到资产阶级思想观点在不少地方还没有受到深入的批判，看不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将贯串在整个过渡时期。会议认为，必须把加强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看作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应当继续贯彻执行“兴无灭资”的教育方针，应当努力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关于解决我国过渡时期整个政治生活和思想工作的根本性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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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目前，共青团要抓紧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所造成的有利形势，继续深入展开社会主义大辩论，划清敌我界限，批判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提高广大青年的共产主义觉悟，把他们的积极性及时组织到生产高潮中去。在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中，共青团在积极参加统一的辩论中，应当着重把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在青年中辩论深透：（一）通过对于世界形势、两条道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国家计划、本乡远景规划和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学习和辩论，来鼓舞青年的革命志气，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克服一部分青年害怕艰苦和消极保守情绪，订出本地本乡青年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活动规划；（二）通过对勤俭、节约问题的辩论，来反对浪费、反对依赖思想、反对大吃大喝，树立勤劳节俭的新风气；（三）通过对积极劳动和掌握技术的辩论，使青年懂得既要英勇劳动，又要认真学习文化、钻研技术的关系，懂得必须“又红又专”的关系；（四）通过能不能当一个优秀社员、先进生产者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辩论，掀起比工作、求进步、学习先进、赶上先进的群众性的热潮。在民族地区，还要加强马列主义民族观的教育，辩论民族团结问题，批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在知识青年和青年干部中，特别要强调下乡、上山参加劳动锻炼，在同广大工农群众一起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来改造自己提高自己。在高等和中等学校的学生中，要有步骤地开展勤工俭学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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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会认为，在我国青年中，同样也存在着两类性质的矛盾：有一小批害群之马，包括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极端仇恨新社会的反社会主义分子，严重违法乱纪的罪犯等，是属于敌我性质的矛盾。对这类坏分子必须采取坚决揭露、批判和打击的方针。但是，青年中的绝大部分问题是属于意识形态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问题，属于领导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属于先进和落后的矛盾问题，这都是属于人民内部性质的矛盾，只能用说服而不能用压服的方法去进行解决。要把青年中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做好，全会认为，必须记取几年来的经验，就是必须坚持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和研究青年中的多样的思想表现和行为，并且善于采用适合青年特点的工作方法去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对待青年一定要善于把正面引导和适当批评相结合，把热情爱护和严格要求相结合，把鼓励青年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培养青年的组织性、纪律性相结合，把经常的、个别的教育和集中的教育相结合。一定要学会运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这个群众路线的好形式，要充分运用典型事例，采取新旧对比、先进和落后对比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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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顿团的基层组织加强干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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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团干部要努力做到“四要四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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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指出，共青团要当好社会主义建设的促进派，必须认真整顿团的基层组织和加强自己的干部队伍。目前全国共有团支部近一百万个（团员二千四百万人）。团的战斗力的强弱，在很大程��上决定于基层工作的好坏。如何使这些基层组织成为青年群众的坚强核心，是全会所特别关心的事。会议分析了全国团的基层组织的情况，认为绝大多数是好的，特别是经过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考验和锻炼，比以前更加纯洁和巩固了。但是在团员中也发现有极少数的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有些团员政治觉悟不高，有比较严重的个人主义的思想行为；有些团的基层组织涣散无力，个别的还为坏分子所掌握。会议认为：青年团是一个先进青年的政治组织，必须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不断地进行整顿和提高。今后一个时期应当着重巩固团的组织，提高团员质量。在１９５８年，所有团的基层组织，都要无例外地整顿一遍。整顿基层组织的要求是：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解决问题，按照团员标准，拿出好坏典型进行辩论，提高团员觉悟；同时也要从组织上清洗那些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整理三类支部，并务必把支部领导骨干调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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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会认为，团的干部的思想作风和行为的好坏，对青年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现在全团专职干部中绝大多数是积极热情，努力工作的。但是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为了加强团的干部队伍，除应当彻底揭露和挖清团内右派分子外，团的干部都必须积极参加整风运动，来改造自己的思想和作风。会议号召全团干部要努力做到“四要四不要”：不要个人主义，要一切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不要骄傲自大，要提倡谦虚谨慎和自我批评；不要空洞浮夸，要做到切切实实，深入工作；不要消极懒惰，要发扬生气勃勃，勤学苦干的精神。在这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团的干部必须努力参加生产，学习生产，学会领导生产的本领，学会走群众路线，才有可能把党交付的工作做好。目前已出现的干部深入生产，搞试验田，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典型经验的好风气，应当继续发扬。团的组织还要加强对干部的管理，要注意挑选工人、农民中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优秀分子和经过生产和斗争锻炼、同工农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担任团的各级领导工作。
+
+　　会议通过了团中央常委会所提出的“共青团１９５８年的任务”的报告，通过了在今年秋季召开第二次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决议。通过了撤销右派分子陈模的中央委员资格和董学隆的候补中央委员资格的决议。
+
+　　出席这次会议的共四百六十人，其中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一百五十四人，团地、县委书记及其他列席人员共三百零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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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人民日报》1958年1月31日,原题为：“共青团三届二中全会向全国青年发出战斗号召  政治加技术  干劲加钻劲  政治是统帅，必须不断地提高觉悟，“兴无灭资”  技术是武器，必须顽强地锻炼本领，征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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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报报道归国留学生中曾有一反革命小集团谋刺周总理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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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透社曼彻斯特1月30日电】“曼彻斯特卫报”今天刊载了一篇报道说去年曾有三名只持有小刀的中国学生企图暗杀中国总理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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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这篇报道说，这些学生是在美国大学受教育的某一集团的成员，他们曾经立誓回中国反对共产党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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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在英国的这个集团的成员之一向该报记者介绍了具体情况。这篇报道称他为“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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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生说，这个集团是在1950年朝鲜战争激战方酣的时候在一所美国大学中成立的。集团的成员大都来自中国或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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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一回到中国就被请到座落北京中心的一家豪华的饭店内学习思想灌输的课程。他们吃得极好，零用钱很够用，并且被允许到中国各地去旅行参观新政权已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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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生说：“我们拉别人参加了这个集团，最后我们这个集团一共有六十个人。后来才知道这中间有三个人是暗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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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离北京以前，留学生们获得共产党领导人——通常是周恩来本人——的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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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7月28日，这个集团中的三个人去见这位总理，企图暗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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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报道接着说：“他们只有一把小刀。他们知道不管他们能不能成功，他们永远不会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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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那天晚上没有回来，我们知道他们已动手试过了，但是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不知道这个企图已经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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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公布的消息说，周恩来身体不适，在8月底印度舞蹈家的某次演出之前我一直没有在公开场合看到他。通常他几乎每晚都参加宴会或其他公开集会。
+
+　　“后来他在戏院里观剧的时候竭力不让人注意，在演完以前就离场。后来也不再接见学生了。他没有同中国代表团前去莫斯科参加四十周年庆祝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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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生说，这个集团现在已经垮了。三人在汉阳学生暴动后被枪决，另外八人试图组织华南以前的地主要回他们的土地，以后也被处决。二十四人在贵州省武装暴动以后遭“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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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生说他打算回中国。他是用越境进入缅甸的办法逃离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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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虽然我们自己的集团已完了，还有许多别的集团在进行斗争。”
+
+　　他认为中国“只有三十个危险的共产党人”，如果能够将他们除掉，反对这个政权的人就会交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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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社转述英报关于一反革命小集团谋刺周总理未遂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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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社伦敦1月30日专电】现居英国的一个中国学生曾亲向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综述中国大陆上一个留美学生团体谋刺周匪恩来及其他反共活动的英勇动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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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仅知其假姓为“李”的这个青年学生原为该团体的一份子，他后来取道缅甸逃抵英国。据他说，这个反共团体系于韩战期中在一个美国著名大学中组织的。在一次例行会议中有二十四人宣誓要为反共救国牺牲，决心遄返中国大陆。其后，他们分别在不同时间返回大陆，但互相间的行踪都保持着联系。该团体的会员有一时期曾增加至六十余人。
+
+　　关于谋刺周匪恩来事，他说，“去年7月28日我们中有三人决定去见周恩来以谋刺他。他们只携带了小刀。他们都明白此次不成功便成仁，无论成败一去将永不复返。那晩他们没有回来。我们虽知道他们已举事，但在此后一个月中我们不知道谋刺已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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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据当时传出的消息说，周恩来在害病，直至8月底印度歌舞团表演之前我一直未在公共场合中看到过他。通常他总是夜夜在各种集会及其他公共场合中露面的，那晩在剧院中他显得无精打采，在表演未完即行离去。他不再接见我们团体中的学生。他未偕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俄共四十周年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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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该团体中的其他人，他说，有三人在汉阳学生事件后遭枪决，奉派前往华南工作的八人因组织以前的地主要求索回他们的土地亦遭处决。据官方报告说，另二十三个在贵州从事武装叛乱遭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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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在可能时尽速返回中国大陆。他说，我仍旧相信中国大陆上只有三十个危险的共党分子。共党本身与中国人口比起来实在是微小的，很多党员不过是投机分子而已。在统治上共党是要依赖知识阶级，共党知道知识阶级中的95％都是反共的，共党的大多数共党党员的教育都曾深受西方自由观念的影响，共党离不了这些人。再过十五年共党便会培植起他们自己的知识阶层，到那时便太晚了。
+
+　　他说，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要建立一种不把人当作机械的政治制度，他相信如果能把那三十名共党危险分子消灭，知识分子便会有建立此种制度的机会。虽然他所属的团体已完了，但还有很多其他团体在与共匪从事搏战。
+
+　　来源：1958年2月3日_第2415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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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世界观的斗争  ——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一场思想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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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士超>
+
+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最近开展了“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全系学生在辩论中受到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同学中存在着思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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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系同学大部分是高中毕业的青年学生，一年多来，许多同学表现了积极热情、要求上进等优点。但是，一般说来他们还缺少明确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因而思想问题是很多的。有的人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主观主义、自由主义。特别是去年匈牙利事件以来，不少人暴露了政治立场的动摇。而在大鸣大放和反右派斗争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经过伟大的反右派斗争，政治立场的动摇以及某些资产阶级政治观点受到了有力的批判，使大家在政治上提高了一步。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不少人头脑中还很牢固。有的人在各种“伟大理想”的支配下安排着自己的学习，自命为天才的诗人和作家的，专读文艺书籍，想做科学家的只钻自然科学基础课程；有的甚至忙着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他们不理解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也不了解社会主义祖国需要什么样的哲学工作者。他们不肯踏实地学习专业知识，也不认真地在思想上政治上提高自己。相反地，他们却往往“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个人主义论证：说什么青年人应当有伟大的“理想”和“抱负”，只有学好自然科学才合乎“时代的要求”，否则就是“吹牛家”“万金油”，说什么“专就是红”，只要有知识将来就可以为人民服务，不必要经过劳动锻炼和思想改造。
+
+　　这些事实表明，为了使同学们按照社会主义祖国的要求来安排自己的学习，培养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干部，就必须在同学中开展一次“两条路线”的大辩论。
+
+## 提出问题展开辩论
+
+　　在学校整改阶段的大鸣大放中，同学们除了对领导工作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批评和建议外，也反映了许多不正确的思想。党总支本着一边整改一边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精神，准备引导同学通过辩论解决一些根本性质的思想问题。首先把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交给同学讨论，并反复向同学说明讨论的目的是为了澄清认识，统一思想，动员大家打破顾虑，各抒己见。最初同学们提出的都是些具体问题，如要求增加自然科学的课时，增加文学选修课，要求开设罗素哲学，减少义务劳动时间等等。个别人对红和专的关系问题也发表了些意见，如说“哲学家不等于政治家”等。为了启发大家进一步暴露思想和开展争论，党总支从大家提出的问题中概括出以下几个问题：一，社会主义祖国需要什么样的哲学工作者？二，学习哲学对部门科学知识的要求如何？在学习期间应以哪些部门知识为主？我们的专业知识是什么？应该专到什么程度？三，哲学家是否一定是政治家？学习哲学与思想改造的关系如何？劳动教育在学校教育中应占什么地位？四，我们为什么要学唯心主义知识？应如何学法？
+
+　　围绕着这几个中心问题，大家发表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很快就使辩论走向高潮，特别是在“红与专”的问题上展开了热烈的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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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世界观两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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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上面几个中心问题的讨论展开以后，形成了两种意见的尖锐对立。关于哲学和政治的关系，有的同学认为“哲学家不等于政治家”。现在应当抓紧时间多看书多掌握些知识，多学习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将来可以自修，参加政治斗争是将来到社会上工作时候的事。有的同学说，“我就愿做个‘梁上君子’只要学好本事，政治上只要做个中间分子就可了。”有的同学说，“政治就是干巴巴的，想到将来要当政治教师，就觉得这种命运太可悲了，这一辈子完了。”有的说，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本身就是“红”的，不必再进行思想改造。关于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许多同学认为只有学好一两门具体科学，研究解决其中的哲学问题才称得起是哲学家。至于作政治思想工作的人，那是“吹牛家”、“万金油”、“水上漂”。有的提出哲学系的物理数学课程也要像大学物理系数学系一样的教学，说哲学系五年内自然科学知识起码要达到恩格斯的水平。关于唯心主义，有人大加赞赏它的“深奥”，它的“合理部分”，有个同学提出要求开罗素哲学，有人甚至论证上帝是存在的。关于参加体力劳动和思想改造问题，有些同学也表示反对，说劳动改造不了什么人，浪费时间，还���如多看几本书对我有益。
+
+　　和这些看法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直是占着上风的，许多同学起来驳斥那些错误的看法。他们用同学中的实际情况和反右派斗争的生动事例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高度党性的科学，要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就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活动家。他们指出，强调学习具体科学而认为学哲学、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吹牛家”的实质是轻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严重的脱离政治倾向，他们是在偷换社会主义大学哲学系的培养目标。而在哲学本身，又是企图以唯心主义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对于参加体力劳动和思想改造问题，大家从中国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和自我改造的途径以及自己在劳动中的体会，对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作了有力的批判，说明知识分子必须经过革命斗争和劳动的锻炼，才能改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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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各种意见已经基本上发表出来以后，领导上明确指出，在我们的学习目的和学习态度的分歧上，反映着两条道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领导上指出实质以后，许多原来坚持正确看法的同学更加坚定了；原来模糊不清、犹豫于两种意见之间的同学，逐渐明确了方向；原来坚持错误看法的同学，愈来愈感到理屈，有的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有的开始怀疑自己的看法。大多数同学已经初步地认识到这次所讨论的问题是带有根本性质的在学习中所采取的两条道路：一条是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利益出发，一味追求个人的名利、地位；一条是从社会主义利益出发，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前者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在作祟，后者是工人阶级世界观的表现。那些“先专后红”的主张，实质上是“只专不红”的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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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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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逐步深入的辩论，全系同学在思想上得到了很大的收获。这些收获，为今后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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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绝大多数同学认识到了在学习上也有两条道路的斗争，同学们所以采取了两条不同的学习道路，是由于抱着两种不同的世界观。有的同学说原来以为我自己爱好什么就学什么，这是自己的事；现在才大吃一惊，觉悟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可怕。经过讨论，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已经成为大家努力的方向。个人主义的气势已经不复存在。以前谈到那些狂妄的个人打算时，洋洋得意，现在回忆起来，则认为是可耻的了。其次，对哲学专业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许多人认识到哲学是一门具有高度党性的科学，它是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理论基础，是改造世界唯一正确的方法，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宣传员是光荣的。许多专业思想不巩固的同学，进一步稳定了学习这门专业的决心。有的同学说“过去对哲学没有兴趣，总想转系，现在让我走我也不走了。”第三，很多同学通过辩论，体会到参加政治斗争、体力劳动和改造思想的必要性。一个同学说：在反右派斗争后，自己总结了一条错误的教训：“不关心政治为妙”，这次就抱着这个态度来参加辩论的，心想有关政治的问题我不提意见，只谈学自然科学的问题。可是现在一看：这还是反映了两条道路的斗争，我又没有从政治斗争中逃避掉。一个一向不大与同学接近，常年钻在图书馆里看书，一心想创立新学说的同学，通过这次辩论，发觉自己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太远了，决心今后要好好参加实际锻炼，并提出要求下乡参加劳动锻炼。
+
+　　经过辩论，同学们明确了方向，鼓起了学习的劲头，对政治活动、社会主义教育、义务劳动普遍地重视起来。同学之间的关系也比以前更加团结，全系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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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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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传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极为反动的“圣书”和“三大圣的圣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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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呼和浩特1月30日讯  中国佛教协会内蒙古自治区分会，从去年12月9日到本月23日召开座谈会，在全区一百多个寺庙的喇嘛代表上层人物中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参加座谈会的有各寺庙的活佛、忽必力干（宗教职位名称）、大喇嘛等一百一十七人。在这一百一十七人中，除有十一人因材料不足暂还不能确定他们的政治态度外，其余一百零六人中：左派二十一人，中间派七十七人，右派八人。座谈会除了揭露这些右派分子的一般反党言论外，还揭发了流传在自治区境内的极为反动的“圣书”和“三大圣的圣旨”。这些反动“神圣”的来源尚未调查清，但主要是通过喇嘛流传到自治区农村牧区。这些“圣书”的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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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赖喇嘛圣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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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登上大雪山（佛经称喜马拉亚山为大雪山）了望世界。众生遭灾的末劫时间已临。因世人相互残杀，无恶不作，世人福慧已衷发生疾病灾难。为此，千手千眼观音对菩帝说：因人们不愿布施，生死疾病和有饭无人吃，有衣无人穿的时间已到来。这时僧众不守戒律、酗酒、吸烟、任意嫖赌、不问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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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达赖喇嘛信奉的菩萨于孟春2月13日降世。随从一切行善的人渡过灾难。勿说谎话！勿嫌贪穷！得病别用汉人的药物。不要以为无神而诬骂苍天，室中勿祭各种木乃衣，要说吉利的话。不要生忌妒心，不要贪他人财，不要杀一切生灵，要虔诚信神，为此要多念：金钢经、六字真言、吉祥经等，可以渡难。达赖喇嘛为众生车自念七天经。干旱的地区人畜都有饿死的灾难。为了渡过，敬僧诵经，多行喜事。贴出这圣书者免灾。已未岁者带在身上降吉祥。多抄几份散发众人，可以免难。如不信难免灾难，为此寄给鄂尔多斯七旗扎萨克。希散发给全体蒙民。
+
+　　西方极乐天上的崇哈巴看到，东分降生七万魔鬼、三个凶宿，发出庶天的五色尘。为了普渡众生。如来佛派菩萨，崇哈巴七七四十九神和各个呼图克图降魔，那时人骨堆成山。为相信这神书可以免灾，蒙古民众要祈祷亦可免灾。明年蔓延疾病，东方有水灾。要时常诵读的词是××××××（原文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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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7月初7日以后东方有灾难，有路无人走，有房无人住，为此蒙古民众要注意祈祷。别在编信国家人们面前流泪。不要和三心二意的人说话，违者不易免灾。要保持原来思想，要大兴佛事。丑年要发大灾，各山门中的神仙发神水普渡众生。给蒙古人发去神书四十份。发给内四十九旗。尤其丙子干旱这分天数、不要计较贫富。蒙古民众要多念咒，遵敬父母不要骗盗，要注重身体，平时多练军事，不要和汉人结婚。等待天时。8月是很难渡过，汉人当中有粮没有人吃，蒙古人虽没有粮也可吃的东西很多。为此蒙古人要敬神。不要把前几年的神书当做谎骗。因时运末到延迟而已。今年8月“虎、齐、鸣、汉南延”（音译）降在唐（音译）岭，看到这书的人马上散发一分即消灾。吉布僧丹巴呼图克图派天兵。带白帽的汉人都消灭，城市堆满武器。天下汉人都不安，过今年以后有饭没有人吃，渡过巳年后信孝老年人，来年哭声满天。须现在开始敬神，尊敬喇嘛和父母。初1、8、15、21日诵读本神书，注意清洁。多散发我的圣旨，由东南请白龙。五种烟都成毒。虎狼腾空，被捕的很多。要向如来佛祈祷。如果把这圣旨故意给汉人散发的，那就要吐血死亡。根据圣旨蒙古人有流血疾病，不要流汉劳动谋生。最主要是准备骏马、武器和我的圣旨，等待机会。要记信我们向汉人报仇，蒙古人复兴的时候到了。蒙古人要向北方叩头，我在黄河岸上接你们，蒙古人家家户户要留一分圣旨，多念六字其言。尤其向汉人泛这圣旨的如何如何的人很难免流血灾难……（意思模糊）。圣旨告诉，不要穿汉人鞋，不要带白帽，不要吸汉人的烟，4月初3开始，别和汉人谈话……。申年7月不要和汉人在一起，蒙古人把头发分两头扎，男人穿白色或黑色袜子，女人穿黑裤子，要分清蒙汉，如有疾病熬香（烧烧香）汤喝。达赖喇嘛，地藏菩萨的化身，关帝的化身，莫日根喇嘛的化身，未勤佛的化身和观音菩萨等都要动身，申年4月在乌钦（译音）庙会合，6月不要吃鸡蛋，不要吸汉人的烟，门前堆灰堆，作为蒙古人的记号，不要给汉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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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圣的圣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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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日普照的崇喀吧，普救众生的达赖喇嘛，慈悲众生的班禅额尔德尼，三大圣，为众生利益下圣旨如下：今年为了五谷丰收，每值初一、十五观音下世，巡视仓库。为分清众生福慧和灾难，下这圣旨。如果不散发本圣旨，就要吐血死亡，为此轻视本圣书者即降灾；重视尊重者请事如意，消除灾难，五谷丰收。今年有各种病灾，但得病后不得请巫师、大夫治病，只信封（奉）本圣旨，灾难自消。如信众们将这圣旨抄书后携带身上或烧香叩头，有很大好处。这圣旨是神秘的，保人畜安宁，积福存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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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敬封（奉）崇喀吧，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三大圣的圣旨者，消除广难，延长寿命，财畜兴旺，能见大德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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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圣由布达拉山预看世界，众生灾难很大，散布三百六十种病。今年人畜有病灾，蔓延未劫时代的疯颠等各种疾病。因此互相残杀，灾难更大。为了渡过要念×××等经。信教者（指喇嘛）与施主要和好，增强福慧，消除各种灾难。伊木图呼图克图，为了众生利益，将圣旨由青海传给鄂尔多六个旗。希各位施主多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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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悲的千眼千手观音，黎山神母普渡众生。从皇帝至黎民的灾难很大。不思生死，病志的时代，死灵不超渡的时代，富有而说贪穷的时代，不思后世的时代，有病也不布施的时代，不愿化布念经的时代，不说实话，只是讹诈的时代，喇嘛吸烟喝酒的时代。在这种末劫时代，众僧要严守戒律，作官者要正确判明官司。不要怨命穷，不要心情暴躁，不要说不吉利的话。不要轻视神。不要把药王的药当草看待。用无代价的药便成为毒，不要骂僧人，尊敬三宝，富有者不要骄傲，贫穷者不要丧气，不要把神佛当木头石头看待。不下雨也别骂苍天，不要说不吉利的话。三百六十种病，八十千个灾病，人人不识。不要杀兽类鱼类，杀生是作孽如守誓戒，我好似身影不离的保佑。要多念×××经及消除汉人灾的经。不要骂父母，罪恶会更大。舰不传这圣书，即落到地狱。如果相信尊敬即福慧无量，如抄书携带，其效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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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众生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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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酉年6月25日书发（密吉德道尔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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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1958年2月4日_第2416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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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代表在小组和大会讨论中谈论精神世界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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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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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６日讯在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中，还必须一鼓作气同时来一个思想大跃进。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这几天来的小组讨论和同记者的接触中强调指出的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代表们今天上午继续分组举行会议。他们指出，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带来了生产建设的大跃进，使人们的思想和精神面貌大改观；但是，政治是统帅，是灵魂，为了适应建设大跃进的新形势，必须进一步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思想的改造，使人们来一个思想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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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永县把右派分子带上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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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们看看社会主义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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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风运动中，右派分子曾猖狂地攻击共产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事业，现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发展，有力地回击了右派分子的谰言。四川省叙永县副县长罗文才用生动的事例，说明了党和群众相结合以后所产生的伟大作用。他谈到这个县在去年整风时，右派分子从各方面对党的领导进行了污蔑，他们要求取消党的县委会，说县委领导农民生产是骗人的事情，他们到处散布悲观失望的情绪。但是广大劳动人民信任党的英明领导，在大争大辩以后，全县人民决定大力增产粮食，向荒山进军。这个县的中共县委会坚决转变了作风，克服了右倾保守思想，拟出了征服荒山的计划。县委书记和县长以及区委书记们，先后两次亲自率领上万农民、县城居民和机关干部，向着虎狼豺豹横行、云雾弥漫的荒山进军。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不怕冷，不怕饿，要叫大荒山向我们认错”。经过两个月的奋斗，全面改造了两座四周有六七十里长、八百多公尺高的大山，开垦出了大批荒地，其中一个大山，今年就可以增产十六万斤粮食。这个生动的事实，给了右派分子以最有力的回击。这个县在最后曾特地把右派分子们带到了大山上，叫他们看看人民群众的力量，看看社会主义的浪潮，看看党的领导的伟大作用。罗文才说，今年，县委会还计划再征服五座大山，全县增产粮食两千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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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掉官气，深入田间，背着电话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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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扛着锄头，进行生动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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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们肯定地认为，在整风和反右派之后，显著的变化是各级领导干部思想作风的转变。现在，各地都在打掉官气，反对三个坏主义，摆着官僚架子，在群众面前指手划脚的人少起来了，那些过去曾经被农民嘲笑是“大少爷”的领导干部，今天也开始改变了。湖北省代表、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强调地指出，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他说，在湖北省的专区、县、区各级干部中，搞试验田钻下去具体领导生产的作风，已开始在全省形成风气，农民表示热烈欢迎。有的县和区的所有干部，在冬季大生产高潮中，每天早饭以前都要去帮助农民向地里送一担到两担粪，这种随时随地帮助农民生产的做法，在不少地区形成了经常的制度。张体学说，在整风以前，干部中联系群众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曾经一度减弱，讲吃讲穿的风气有些抬头，农村中的政治思想工作也有些放松。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所取得的成果，充分地证明了政治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统帅。今后必须警惕骄傲自满和保守思想的抬头，继续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开展一年一度的整风运动，使全体干部和人民永远保持蓬勃的朝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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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适应生产大跃进的新形势，彻底转变作风，有的地方组织干部到先进地区去参观学习。黑龙江省代表、中共牡丹江地委书记任国栋，不久前曾带领一些干部亲自到湖北省红安县、河南省济源县去观摩学习。根据学习的体会，他认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打掉官气，转变领导方法，是保证农业生产跃进再跃进的决定性环节。他说，他到济源县，看到这个县的女副县长同农民一起在石头山上开渠道，夜里就同农民一起住在山上。在红安县，他们找了三天才把县委书记找到，原来县委书记背着电话机、扛着锄头，去各乡了解情况和参加劳动去了。任国栋说，红安、济源两县都是山区，自然条件很坏，但是由于领导干部亲自种试验田，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领导农民向大自然进军，终于改变了当地的落后面貌。他说，经过这次学习，同去的许多县委书记劲头很大，准备彻底转变不深不钻、脱离群众的领导作风，并且有信心带领群众提前实现每亩产量达到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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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分子不能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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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人的人首先要教育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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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知识分子出身的代表，强调地谈到今后加强思想改造做到又红又专的重要意义。他们说，工农劳动人民掀起了生产建设的大跃进，知识分子不能掉队，也必须来一个思想大跃进。年已花甲的老教育家、黑龙江省代表车向忱批评了有些知识分子认为思想改造已经差不多了的错误看法。他说，知识分子进一步加强思想改造，仍然是当前一个重要问题。尤其做教师的不改变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实在误人子弟，害人不浅。他强调教育人的人首先必须教育好自己，党要继续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有计划地组织知识分子参加劳动实践，而这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个重要方向。湖北省代表、作家曹禺最近刚到农村中同农民们共同生活、共同劳动了一个时间，他在谈到自己这一段生活的体会时说，他在农村里每天都充满了快乐，在那里，他发现农民们决不是坐着等待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来临，而是以全家大小、夜以继日的艰苦劳动来争取它。他认为文艺工作者下放农村厂矿是“如鱼得水”，而漂浮在上面等于“枯水之鱼”。曹禺还谈到，在大批干部没有下放农村之前，有些农民曾经这样说，那些有知识的城里人，对国家对农村都大有用处，他们从来没有干过重活，刚来时要先给些轻活干，让他们慢慢锻炼，不要累垮他们的身体。曹禺感慨地说，这些话表达了农民对知识分子的关怀，面对着这样可爱、可亲、可敬的劳动人民，我们知识分子没有任何理由不下决心改造自己，全心全意地向他们学习，为他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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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巴金说，文艺工作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作家不认真进行思想改造，不仅写不出什么好的作品，而且要犯大错误，更不能深刻地反映出大跃进的新形势。在这次会议上，工农群众在发言中已经拿出了很多惊人的成绩，我们听了一面兴奋得很，一面又着急得很，比起工农群众的创造，我们是太落后了。他强调说，文艺工作确实是一个“危险的职业”，作家都是个体劳动，对作家来说，应该特别强调深入到群众中去，认真地改造自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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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科学工作者也以一种焦急的心情探讨怎样进一步改造思想提高觉悟“赶上去”，更好地为建设大跃进服务。江苏省代表、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说，科学工作者现在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为建设大跃进服务，以旺盛的战斗意志同劳动人民一起向大自然进军。他说，科学研究工作只有走在生产前面才能起指导作用。为了很好地完成繁重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我们必须在今后一方面努力向苏联学习，同时和群众结合，和生产结合，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河南省代表、农业科学研究工作者陈凤桐要求迅速扭转农业科学研究人员思想落后于形势的状况，他说，现在农业科学研究工作落在大生产的后面，因此，我们也应该跃进。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人员应该很好地参加生产和劳动锻炼，很好地总结群众创造的极为丰富的生产经验，如果能够迅速扭转我们思想落后的状况，就能够使研究工作赶上农业大跃进的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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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在名誉地位上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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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掀起一个对国家贡献的大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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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工商界的代表，也纷纷谈论着要在思想上“赶上去”，要在工商界掀起一个对国家贡献的大竞赛。上海市代表、上海公私合营安达纺织厂总经理刘靖基说，我们上海市参加这次大会的几个工商界的代表，最近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工商界也应该赶上去”，我们的“赶上去”就是要努力加速自我改造，端正自己的立场，把一切知识技能贡献给国家，我们工商界也应该掀起一个看谁改造得好、看谁贡献得多的竞赛。他说，我这次在上海参加整风运动，深深感觉到自己的立场问题并没有解决。今后要认真地参加整风学习，同时还要参加工厂和农业的劳动实践，并且以企业为基地，贡献自己的技术知识。他说：如果过去工商界有些人在名誉地位上“竞赛”的话，今后就要在“贡献”力量方面竞赛，看谁对国家贡献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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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孙晓村在小组会上说，民主党派成员、工商界人士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加速进行自我改造，否则在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全面大跃进中就有了一个缺口。他认为，资产阶级中多数人还处于中间状态，不少人对右派分子的反动性还认识不够，有的还认为右派分子是“祸从口出”，今后“只要不开口、神仙难下手”；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也有不少人存在着“抱残守缺”的思想，他们表示虽然不去当右派，但也不想当左派，而是想保留一��“自由园地”。他认为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极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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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民族代表决心改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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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本地区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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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少数民族代表在讨论中，提出要当促进派，要首先改造自己，来推动本地区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长黄正清说，要走社会主义道路首先要改造自己，拥护社会主义不能只是口头上拥护，要拿出实际行动来。他表示回去要把自己的几百匹马、几百只羊和二百多头奶牛拿出来实行公私合营，促进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社会主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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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少数民族地区的代表还严格地批判了地方民族主义，他们说，这些人打着“民族利益”、“民族化”的旗帜，进行反对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和破坏民族团结的活动。新疆代表马木提·尼亚孜说，地方民族主义者想把我们民族引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是我们民族的敌人。现在自治区正在进行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向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我们要坚定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各族人民一道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道路。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副州长普照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副州长雷春国在发言中认为，少数民族的发展和繁荣，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取得各民族间的互相帮助才成。普照说，那种不走合作化道路和不要汉族干部帮助的说法，已受到各族人民的反对。从去年１２月开始批判地方民族主义以来，各族干部的觉悟提高了，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教育中，积极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说他们州里边远的四个县，今春就可以建立四百多个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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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几天来的小组讨论，代表们表示相信：各族各界人民思想的大跃进，肯定地将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跃进，我们的思想必须随着祖国面貌日新月异的变化，迅速地跟着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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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６日讯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今天下午继续进行大会讨论。许多代表在发言时意志昂扬，决心引导“六亿人民的东方巨龙乘风破浪，前进再前进”。今天的大会在下午三时开始，在大会上发言和书面发言的代表共有二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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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奋发向前，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鼓足干劲，掀起生产建设的大跃进”，已经成了所有发言者的共同语言。年已八旬的黄炎培代表登台挑战，要同全体代表比干劲；水利部长傅作义说：我们的民族在党的领导下返老还童，六亿人民已经看清了自己的灿烂远大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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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技术经验和“心”一齐贡献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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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黄炎培第一个发言。他说，自从他看到和听到了目前国家在各方面的大跃进的情况后，就好像年轻了许多，心头上感到了春天的温暖，全身也出现了一股干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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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炎培特别谈到了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他认为在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中，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需要自觉地坚决改造自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首先解决为谁服务的政治立场问题，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向工农群众学习，把自己变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一般工商业者虽然已把生产资料交给了国家，但大多数人的“心”并没有交给国家。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会随时暴露出来，工商界人士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以后，把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经验连同自己的“心”一齐贡献出来，才可以真正成为“国家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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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工农业生产建设问题发言的代表有：傅作义、陈绍宽、蔡以田、聂国青、李能、廖苏华、丘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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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月的成绩等于四千年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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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部长傅作义代表在发言中着重谈到了当前全国农田水利建设进行的情况。他说，八年来，全国水利建设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像今年水利运动这样的规模和速度，却是空前的。解放前，我们的祖先在四千年里一共开辟了两亿三千万亩的灌溉面积，可是在去冬到今年１月底的四个月里，我们就开辟了一亿一千七百多万亩，等于过去四千年开辟的总灌溉面积的一半。若非身临其境，真是不敢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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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作义指出，觉醒了的人民所以能够干出前无古人谁也不敢想像的奇迹来，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英明坚强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六亿人民看见了自己更远大更灿烂的未来，这是我们战胜困难创造奇迹的力量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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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副省长陈绍宽代表在发言中说，福建全省人民正在信心百倍地积极发掘省内资源，大力支援农业，争取农业大丰收。他认为福建省在二、三年内使绝大多数合作社赶上或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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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湖北的农业劳动模范蔡以田代表，在书面发言中生动地介绍了他所在的谷城县傅湾乡改旱田为水田的情况。他说他们那里是个半山半平原地区，水量不足，每到拔麦插秧时，水渠发生枯竭现象。这个乡有一条水量充沛的南河，群众很早就想修一条大渠，利用它的水来灌溉农田，可是这一愿望从未实现，长期以来他们只能望着那滔滔的河水向东流去，叹息着说：“南河水救不了田！”可是，在这次水利建设大跃进中，克服了种种困难，在山腰开渠、把悬崖打通，一条二十里长的大渠终于修好，农民的宿愿终于实现了。蔡以田说，现在他们的合作社大家信心很高，已经订出了农业发展的十年远景规划，争取今年粮食要增加一番以上，棉花增加三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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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副省长聂国青代表说，湖北的棉花过去一直是产量低、品质差，曾有人怀疑：湖北是否适宜种棉花。可是从合作化以来，湖北的棉花生产却出现了跃进的形势，１９５７年全省棉花总产量达到了四百三十万担，比１９５６年增产１０．６２％，比１９５２年增产６２％。产量最高的麻城、广济两个县，全县平均亩产皮棉达到一百斤。聂国青说，今年湖北省的棉花总产量计划达到五百万担，只要加强领导，鼓足干劲，充分发动群众，完成这一任务是完全有把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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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云南的农业劳动模范李能代表说，他们合作社现在正在同全县、全省兄弟社展开社会主义生产大竞赛，他们的主要增产指标是：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今年要达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八百斤的要求，总产量比去年增加五成六，农副业总产值要增长一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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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重庆市委监察委员会书记廖苏华代表介绍了重庆市工业生产大跃进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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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海员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丘金在书面发言中表示，全体水运职工将拿出顽强不屈的工人阶级干劲，千方百计地使水运事业充分适应国民经济发展新跃进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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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改革将为文化高潮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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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圣陶、胡愈之、罗常培、韦悫的联合发言，向大会报告了最近政协全国委员会派出六个工作组到全国十多个城市举行有关文字改革的报告会和座谈会的情况。这四位代表都是上述工作组的负责人，今天由叶圣陶代表他们在会上发言。他们谈到了各城市的各界人士都拥护文字改革的方针和当前的任务，赞同“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认为文字改革任务的实现将为社会主义文化高潮的到来创造条件。他们建议这次大会批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并且说，汉语拼音方案的推行将使新的一代和劳动人民更快地掌握祖国的文字，将加速普通话的推广，促进民族共同语的进一步的发展，创造使用文字和符号的种种便利条件。他们希望大家都来做文字改革的促进派，全力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为完成当前文字改革任务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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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代表在发言中要求高教界大力帮助拼音方案的推行，以促进语言的统一，并且在广大劳动人民中加快扫盲工作，使他们能够更好更快地吸收科学技术知识和享受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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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顾问高士其代表在书面发言中，谈到了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会员已发展到三十二万人，形成了一支强大的科学技术宣传大军。他号召全国科学技术工作者要协助有关部门总结、提高和推广农民的丰产经验，向广大农民宣传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和卫生知识，帮助农民更好地向技术进军，向自然灾害和疾病展开顽强的斗争，更好地为促进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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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出现农牧业结合的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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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省副省长喜饶嘉错、青海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松布、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州长夏茸尕布等三位代表的发言中，都指出素称地广人稀的青海省，几年来工、农、牧业生产已有很大发展，各族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已有显著的提高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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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饶嘉错代表（藏族）说，青海省在１９５８年，粮食将在１９５７年十二亿八千万斤的基础上，增产二亿八千万斤，为原有产量的２１．８７％；全省各种牲畜头数，计划将达到一千八百五十五万二千头（匹），比１９５７年预计增长８％。工业产量和基本建设投资都比去年有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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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茸尕布代表（藏族）在书面发言中介绍了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试办牧业合作社和公私合营牧场中所显示的牧业合作化���优越性，这就是：显著地增加了生产、增加了社员收入。这个州苏吉滩的五个牧业社，１９５７年的纯收入比１９５６年增加了５０％。加上几年来的定居，农牧业结合的新气象已经形成，苏吉滩牧业社二分社１９５７年收获的粮食，可供全社社员半年之用，种植的饲草基本上可以满足需要。他说，这些事实，向牧业区人民指出了正确方向，我们要拿出革命干劲，来促进牧业生产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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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布代表（土族）在书面发言中，报告了他视察柴达木盆地所了解的丰富资源和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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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代表在书面发言中着重谈到了当前我国侨务工作的方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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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大会上发言和书面发言的还有陈嘉庚代表和成都市长李宗林、江苏省副省长刘国钧。陈嘉庚代表在发言中谈到了反对地方主义的问题；李宗林代表介绍了成都市下放干部的情况；刘国钧代表就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问题发表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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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大会的执行主席是：沈钧儒、赖若愚、粟裕、徐特立、熊克武、胡和勒泰、盛丕华、林巧稚、陈垣、饶兴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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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大会在下午七时十五分结束。明天大会将继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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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2月7日, 原题为：“政治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统帅  建设大跃进必须思想大跃进  人民代表在小组和大会讨论中谈论精神世界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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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家机关中反掉一切浪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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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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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反对浪费勤俭建国”成为全国人民的行动口号的时候，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应该把反对浪费作为深入整改阶段的主要内容之一，烧起一把烈火，烧掉机关中的一切铺张浪费现象，打掉官风和暮气。
+
+　　最近，中央国家机关整改进度较快的一些单位展开了反浪费斗争，在短短几天中就揭发了大量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浪费现象。据轻工业部造纸设计院初步揭发，在最近几年新建和扩建的十七个工程项目中，浪费竟达三千九百多万元。在各个经济部门中，由于计划、设计以及物资调拨等工作中的缺点而造成的浪费现象是十分严重的。同样，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似乎是“清水衙门”的文化部门，也大量地揭发了令人不能容忍的浪费现象。文化部所属的艺术事业单位中，铺张浪费，竞赛豪华的风气十分严重。在服装、道具、布景上大量挥霍国家资金毫不痛惜。排一个戏，服装道具费用动辄上万元。印刷出版事业中的浪费现象也十分严重，仅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最近三年来，由于书籍降价、报废所造成的损失就达一百八十多万元。在国家机关中，人力的浪费也是惊人的。以文化部所属的艺术事业单位来说，演员长期不演戏，导演长期不排戏，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据揭发，中央实验歌剧院有一个演员去年一年仅仅在电台上作过一分二十一秒钟的广播，一个导演七八年中拿了三万多元工薪，却常常借口剧本不好而没有排一部电影。好多名演员一年只演出十几场或几十场戏。据文化部负责人估计，经过这次揭发，在已经下放的基础上，还可以再继续紧缩和下放１５％左右的干部。仅仅这几个机关的例子已经可以说明，在国家机关中反浪费决不是没有什么可搞，而是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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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家机关中反浪费，不仅有极大的经济意义，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作用尤其巨大。不反浪费，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就不可能成为国家机关的行动指针；不反浪费，就不能彻底打掉官风和暮气，就不能革新机关风气，就不能鼓起革命干劲；不反浪费，资产阶级思想就还不容易受到深刻的揭发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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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这样严重的浪费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轻工业部和化工部等单位对一些典型设计的分析中看出，部分工程技术人员至今还不懂得我们不仅要求多、快、好，而且要求省，现在还不能完全采用新的技术设备，必须利用一部分落后的技术设备。正因为他们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盲目地要求一切都是现代化自动化，要求在技术设备方面立即赶上国际水平，不问有无必要，大量要求订购国外设备。轻工业部造纸设计院设计的“７９工程”，本来有９０％以上的设备可由国内制造，但是，设计中却百分之百地使用进口设备，而且其中有些设备国内制造的质量很好。这项工程中仅盲目购进国外订货，就浪费了一千二百万元。至于讲排场赛豪华的不良习气，在国家机关及所属的事业单位中还严重地存在着。并且还有不少人为这种行为寻找借口，说这是应该具有的国家气魄和国际水平。这些同志完全忘记了从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懂得在我们这样一个又穷又白又大的国家中，所谓国家气魄只能是克勤克俭、艰苦奋斗，而决不是豪华奢侈。讲排场比阔气是败家子、破落户的没落衰败气象，决不是建设者兴家立业、蓬勃向上的兴旺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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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浪费现象由官风而来，许多浪费现象又助长了官风暮气的蔓延。很多浪费现象是那样明显那样严重，为什么负责干部长期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单位不贯彻正确的业务方针，而领导方面竟毫不察觉？这不能不归咎于这些部门的领导人员的不了解下情，不亲自动手处理问题的官僚主义作风。化工部和轻工业部在揭发设计工作中的严重浪费的时候，发现有些重要的工程设计，部和设计院里的领导同志平时既很少过问，设计完毕又不亲自动手进行审查，而只是听听下边干部的汇报，就通过了事。确实有不少领导同志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容忍资产阶级思想在工作人员中间泛滥，放弃工人阶级思想阵地，特别是对少数著名的技术人员、艺术工作者迁就过多，放弃了必要的政治思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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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指出，浪费现象大多扎根在资产阶级思想基础上，同时，又为资产阶级思想的滋长准备了有利的气候和土壤。资产阶级的设计观点、资产阶级的艺术观点、资产阶级的经营管理思想对我们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腐蚀的结果，不但造成了大量的浪费，而且增加了国家机关同企业、事业单位同劳动人民之间的距离。文化部所属的中央实验歌剧院因为追求豪华的服装、布景、道具，到外地演出，仅运服装、布景等就需要两三个火车车皮。这样浩浩荡荡的队伍，不但下不了工厂、农村，也下不了中小城市。资产阶级的本位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使得有些同志，到处争干部、争物资、争设备。有的艺术团体人员，养尊处优，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连技巧也退步了。有一个京剧名演员因为平常很少演出，又不勤练功夫，过去一连翻上几十个跟斗而面不改色，现在则翻上几个跟斗就汗流满面。当全国人民正在鼓起革命干劲准备苦战三年向前跃进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艺术工作者却暮气沉沉，娇惰一至于此，这还不足以促起我们立即猛醒吗？现在，我们应该通过反浪费斗争，具体地大量地揭露资产阶级思想给我们建设事业的危害，并且明确地树立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思想，这就有可能更加有效地增强人们对于资产阶级思想的抵抗力和免疫性。
+
+　　为了彻底地反掉一切浪费现象，要组织群众反复进行辩论。有些单位提出要在“经济上算账，思想上挖根”，这就是通过辩论弄清问题的性质，挖出思想根源，找出克服浪费、堵塞漏洞的办法，制定增产节约和改进有关方面工作的方案。在组织辩论中，要善于组织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特别注意给那些有错误认识但一时还没有弄通思想的同志们以发言的机会，否则就不能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也不容易使大家真正分清正确的和错误的思想界限。进行辩论最好广泛地吸收基层单位及有关方面的同志参加，以便把问题辩深辩透。群众一经发动起来，必然会揭发出大量的浪费现象，当然不可能一一进行辩论。这就要求领导方面找出本机关浪费的主要方面，同时，从中选取典型的问题进行辩论。典型问题辩论清楚了，举一反三，其他类似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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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整改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是，一定要抓紧反对浪费这一重要环节。这一个环节抓住了，问题解决了，不但有利于贯彻勤俭建国的建设方针，对于解决其他问题也有重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对于打掉官风暮气，这是不可缺少的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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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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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计划地生育和文化技术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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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寅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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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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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我向大会提出“新人口论”，其目的，在一面控制尚未出生之人口，一面提高现有人口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今日的发言是上次提出的“新人口论”之继续。我只谈下列二点，就是：（一）节制生育；（二）文化技术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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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以来，党和政府在节制生育方面作了不少工作，农民也开始逐步认识到节育是符合自己的切身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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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节制生育，党和政府在过去的一年中，直接地间接地已经做了不少工作。我所谓直接，是指取消军属多子女补助费一类措施而言。我所谓间接，是指最近热火朝天的兴修农田水利一类措施而言。从去年十月到今年一月底，全国每天在水利工程战线上从事劳动的农民，自十月份二、三千万，十一月份的六、七千万，又上升到今年一月份的一亿左右。按每人劳动一百二十天计算，共有一百二十亿个劳动日。以每个劳动日平均工资按六角计算，农民在水利工程上所投入的资金已有七十二亿元。现在人数还在增加，工作尚在进行。当然这七十二亿元所创造的财富当大大地超过此数，而且是无可估计的。这是直接的影响。这笔钱若不投入生产，而留在农民手中，不免用之于吃穿、婚丧、迷信、赌博等等，容易引起无计划的生育。这就是我所谓间接的工作。河南代表赵文甫先生在这次发言中指出，许多男女青年为了实现水利化，自愿推迟了结婚时间。辽宁省代表丘新野先生在发言中也说，打算在春节结婚的工人，纷纷给女方写信，推迟结婚期。这两位代表的发言，足以证明吾言之不误。所以我说关于节制生育一点，党和政府在过去一年中直接地或间接地已经做了不少工作。有一位研究东南亚国家人口问题的外国专家一日在和平大会讲演时由陈翰笙先生介绍他与我交谈，他对我说：“有的国家的人口问题比你们的严重得多，但政府对此漠不关心，不知将来要严重到什么程度。你们的优点，是党政领袖们已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然的话只靠学者们口说笔写效果很小。祝贺你们有这样的一个党和这样的一个政府。”我听了他的话之后，觉得他说出了我心中要说的话。不仅党和政府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即地方和全国的人民代表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在今年一月五日、六日举行的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各种控制人口增长办法，如大力提倡节育提倡晚婚等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有李永等八位代表提出修改婚姻法的结婚年龄案，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把这个提案交由常务委员会交法案委员会研究。法案委员会认为：“提倡晚婚的精神是好的，应当在群众中加强宣传教育，使群众自愿地推迟结婚年龄。”在群众不了解早婚的害处和迟婚的好处以前，结婚年龄现在可以不改。徒法不能以自行，自古云然，所以，我认为法案委员会的意见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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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和政府已经着手做了，地方和全国人民代表也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了，试问农民自己对这个问题如何看法？这个问题已经包含在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之中作为第二十九条。这条规定：“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自农业发展纲要颁布之后，在农村中已掀起了广泛的讨论和辩论，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已取得了不少收获。比如四川省内江县双井农业生产合作社最近就节制生育问题展开了大辩论，许多社员都认为今后应该有计划地生育子女。这次辩论是在讨论粮食问题时引起的。社里粮食年年增产，可是有些社员粮食消费水平却没有相应提高。社员在讨论中发现原来是人口增加太快，全社去年一年就增加五十二人，需要消费粮食三万一千多斤，要平均每亩多增产二十七斤才能够吃。但这里有早婚多生子的风气，这个问题过去并未引起大家注意。近几年，生活有了改善，这种风气更有了发展，许多人认为“早栽秧，早打谷，早生儿子早享福”。老年人鼓励儿女早婚，青年人也是刚满规定年龄就急忙结婚。政府宣传节制生育时，不少人思想有抵触。在大鸣大放中，有人还提出意见说：“政府连我们生多少娃娃也要管。”表示很不满意。后来这个社专门召开了节制生育问题的辩论会，辩论“��制生育到底好不好”。参加的人很踊跃。有人发言说：“娃娃多了，顾吃顾不到穿。前年入社，去年多分了四百多斤粮食，可是添个娃娃就用得精光，现在还欠三十多元债。娃娃多了，生活提不高，老婆和我吵过好多架。”在会上，大家都算起人口增加的细账来，算到后来都很吃惊。大家感到这样下去，一年要增产多少粮食才够吃？那还有多少余粮卖给国家支援工业建设？接着，全场你一句，我一句议论起孩子过多的害处来。生过六个孩子的一个人说：“娃娃一多，照顾娃娃就照顾不了生产。有时候做活回来，娃娃没人照应跌得头破血流。去年我只做二百多个工分，娃娃少的人却做了一千多个工分。”在会场上有些人还批评了“早生子早享福”的思想，理由是有了合作社，勤劳动就能改善生活，把合作社办好，比啥都可靠（意思就是不必一定要靠儿子）。全场的人都认为政府提倡节育正是关心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不过有些社员嫌避孕麻烦。经过争论，大家感到有点小麻烦，还是比生育过多带来大麻烦好。有些社员还建议在农村加强节育的宣传，改进避孕药物的供应工作；并希望医院能想出更简便更经济的避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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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第二点“文化和技术下乡”，特提出下列两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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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生产经验非常丰富，总结这些农民自己创造的经验教育农民，是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的最好最快的方法。这是下放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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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以农民几千年来自己创造的经验来教育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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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需要调查整理祖国极其丰富的遗产。当前，凡具备体力劳动条件的机关青年和其他知识分子，很多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下乡、上山，到工农群众中去，到劳动中去，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成为具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这就是说，做有文化的劳动者。鄙意以为乘这个全国范围的整风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也可以开始引导农民做有劳动的文化者。据报载有的下放干部不甘落后，在劳动生产上还和社员展开竞赛，有的下放干部刚来不久就以劳动好而在全社全乡知了名。在农民方面也很关心他们的健康，总不肯让他们干重活，劝大家多休息。同时农民却也希望下乡干部，给他们搞一些脑力劳动，拿出一些文化和知识来，帮助他们做些扫盲工作，研究生产技术，讲解四十条纲要，编写简报，整理材料和调查研究。在知识分子方面，除劳动生产外，当然也应该发挥自己的特长，结合自己原来的业务，贡献出自己的文化和知识。这样就可以使大家更感到大有用武之地，自然也就会了解到在农村中生产工作的乐趣和前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搞好和群众的关系，才能在群众中生根、开花、结果。这样知识分子就成为有文化的劳动者，而农民群众也可以很快地成为有劳动的文化者，同时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界线逐步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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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提高农业科学水平，我们就要向外国的，特别是向苏联的先进农业科学学习。但是，农业是有地方性的，我们应该注意本国的特点。历代以来，我国劳动人民在农业生产斗争中，积累了非常辉煌的成就和经验。距今二千二百年前的战国时代，在“吕氏春秋”的“辨土篇”中，对于庄稼的播种，已经作了比较深刻的研究。可惜，战国时代的专门农书，多已失传。现在所保存者不过一些鳞爪而已。到了距今约二千年的汉朝，农书就有十几种之多，但除“泛胜之书”一书外，余皆失传。就是“泛胜之书”也只保存了一部分原文。此书是泛氏总结群众的经验而加以提高创造的一种成套的农田丰产技术专书，它所说的栽培法中，包括不少宝贵经验。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农书是“齐民要术”。这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农业科学家贾思勰在六世纪三十年代写成的，距今约一千四百二十多年。“齐民要术”后于“泛胜之书”五百多年，在这五百多年中，我国农业又有了很大的进步，“齐民要术’能比较全面地加以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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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古代农书和医书比较，在写作范围上有很大的区别。掌握和不断改进农业技术的是劳动农民，但他们不能著书立说，不像医生那样能说能写。医生人数虽远不如农民之多，但他们写成很多医书，而且这些医书能够师徒相承，继续发展。虽古代医书亦不免有散失，但比较起来，还是少数。至于农书，劳动农民既不能自己动笔，写成农书的任务就落在少数研究农业的人身上。因此一般农民其数量远不及医书之多，何况农书又无师徒相传而得继续发展。此外，农书很少受到一般文人和藏书家的重视，尤���失传。不但汉以前的农书失传，唐朝几种重要农书也都没有一种保存下来。不特此也，农书的写作者既不是农民自己，则随时随地发生的先进经验亦不能由农民自己总结记录下来。有些农业操作，虽有重要价值，但因语言隔阂，交通阻塞，传播不广，引不起文人的注意。因此农民的宝贵经验，能被总结而记录下来的，只是一小部分，而大部分只是世代流传在农民的实践中。我认为今日下乡的知识分子应广泛而深入地调查研究那些世代相传在农民实践中的经验和在实践中所获得的成就。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主任万国鼎先生说：“农民实践中的先进经验是说不尽的，但是我们往往习见而不以为奇，而在国际友人看来却很宝贵。例如一九五三年保加利亚科学院植物栽培研究所所长达期卡洛夫院士来我国考察，看到我国各地不同气候和地下的井窖贮藏，可使甘薯保持经年不坏。各种不同的井窖在保温通风等方面，都有轻而易举的方法。他认为这是十分可贵的经验”。“又如他在大连后牧村驿看到农民把白菜和韭菜间作防止白菜根腐病，认为这很合乎科学原理。他介绍苏联学者托金的研究，证明洋葱、蒜等根部分泌一种植物杀菌素，有杀菌作用。因此有些国际友人向我们建议，整理总结我国几千年来的农业经验，并且认为，这样必将有助于国际农业科学的进步”。因此总结和推广我们几千年来的农业经验，就今日大规模地发展农业的时候来讲，殊有必要。这是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的必修之课。说到这里，我想起几位下乡干部在报上的谈话。他们说：各种菜蔬有各种不同的捆法；挖菜窖时，究竟如何挖法？窖眼该挖在什么地方？什么方向？农民都有一套极其丰富的经验。但是，他们限于文化，不能很好地总结，而四十条纲要中明白指示我们“由各省、市、自治区收集当地的丰产经验，编印成书，传播推广”。所以为农民总结经验，是下乡知识分子的分内事，也是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的最好最快的方法。这就是以农民几千年来自己创造的经验来教育农民。毛主席曾说过“年老体弱的可以不去农村工厂锻炼”。他大概是指体力劳动而言。写作是一种脑力劳动，年老体弱的知识分子亦可以做，发言人自己就抱有这样的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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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沁县解决工农业矛盾的经验说明，应该重视发挥县营工业的积极性，由县因地制宜组织当地群众的力量，使地方工业更好地为农村经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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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帮助农民向大自然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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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今日科学落后的中国来谈，提高农村中的科学水平是很不现实的。但我们可以先传播在农村中急迫需要的技术知识，并先提高技术水平。至于如何提高，我认为山西沁县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值得介绍和推广。事情是这样：农业生产的发展急切需要工业的支援，但工业所供应的机械和物资非常昂贵，合作社无法筹措这么多钱。比如说：（一）大规模地普遍兴修农田水利，需要勘测地势的水平仪，筑拦河坝需要地质钻探，水库上需要高压水闸、冲沙闸、起闸机、拦鱼网等等。这些东西价格太高，一个水平仪要四百多元，请钻探机来钻一公尺要二百元左右，而且经常排不上队。高压闸和起闸机等都要一千几百元，农业社很难筹到这笔钱，筹到钱也很难找到承制的单位。（二）农业社所需要的化学肥料不仅数量太少，而且价钱也太贵。（三）农业社为节省人力、畜力所需要的简单机械和新式农具，农民既不会安装，亦不会使用，坏了亦不会修理，急需工业方面来援助，但工厂离得太远，人也少，无法满足这许多农业的需要。这说明了工业和农业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但学过辩证法的人相信在任何矛盾中包含着克服矛盾的因素，因此沁县本此信心找到了解决这个矛盾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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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修水利钻探地势所需要的水平仪，由沁县联合加工厂（地方国营）根据水平仪的原理，仿效水平仪的模样，用当地能够找到到的废铁玻璃等便宜材料，制造了一种简易水平仪，水平仪是由沁县中学校一位理化教员帮助设计的，并且由中学的化验室直接装置了玻璃圆筒。圆铁筒和木架子则是由铁业合作社和木业合作社的人们制造的。这个简易水平仪一部只化十三元，不及大工厂水平仪价格的三十分之一。它当然有些缺点，它不能看得很远，但可以多分几段来勘测，功效尚好，若干县份已经向沁县购买。至于钻探机，联合加工厂也是用当地材料，试制了一种手摇的简单钻探机，一共能钻十公尺深，一次只能钻一公尺，拿出这一截来，看了再往下钻，当��增加了麻烦，但也能搞清楚十公尺内的地质情况，每一公尺的钻探费不过三角八分，不及大钻机钻价的五百分之一。在同一方针下，这个厂自制了四吨重的高压水闸及同样能力的起闸机，价格只及大工厂产品价格的一半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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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沁县最大的困难是政府和农业社都缺钱，要生产化学肥料，生产各种小型机械和新农具，开办各种小型企业，如发电、磨粉等站，都需要一定数量的经费。钱从何来？沁县以合营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合营的形式有三种：因限于篇幅，我在这里只谈一种，其余二种请看今年一月十三日的人民日报，我要谈的就是工厂和农业社合营，用沁县开村一带的泥炭，生产颗粒肥料，一斤能顶一担农家肥料。如全部投资由政府负担，不仅款无从出，且成本亦太高，农民买不起。工厂与农业社合营，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办法是工厂提供设备，农业社提供劳力，生产出来的肥料由各社直接分配使用，推销问题也连带解决了。颗粒肥料原来一斤的价格是七分四，现在只有三分九，有的社还可以根本不花钱，干脆用劳力换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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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沁县的工厂过去是个专业的蛋厂，冬天无蛋就无事，一年要停工五个月。现在这问题也解决了。冬天到来，蛋厂停了，大家就来挖硝土，熬硝，做卤水（肥料）；冬天榨油的业务较少，人力就可以转向印刷（年终有换账簿的活动，所以印刷厂忙）。工业生产所要求的连续性和农村市场的季节性之间原来有矛盾，现在因工厂与农业社合营而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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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要在这里特别着重指出的，就是沁县把这个加工厂同时当作技术学校和技术顾问来使用，在这个工厂式的学校带动下，各社已经组织了五十多个小组生产卤水。同时为农业社集中训练工人，若干天一期，外县也可以来学。卤水是沁县人们心目中一种很好的追肥，浇了水再上了卤，就会使土壤松软透风，更好地吸收和保持水分。但工厂的活动不限于在工厂以内，他们也组织各地农业社生产卤水，对各社的生产予以技术指导。各社原来只能生产水而不能产块，也不能提炼火硝，经过工厂技术人员的指导，这两样技能也都学会了。工厂本县营企业必须“面向农村”的指示，还负责为农业社安装和修理各种农业机械和新农具，同时帮助农业社训练使用机械的人，有的订有包教包学的合同。这样工农业间的矛盾解决了，农业社买不起新机械的问题解决了，安装、使用和修理机械的困难也克服了。同时，农民的技术知识也普遍地传播开来了。我认为这个工农业合营的办法在一定的时期内，可能是广大农村发展经济和文化的一种适当办法，值得各地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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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与农业脱节，不仅在山西如此，在其他各省，亦有同样的情形。过去襄阳专区许多农业社买了双轮双铧犁，都闲置着没有用，造成积压，并不是因为双轮双铧犁不好，而是因为技术工作没有跟上去，没有教会农民使用，没有根据地方的特点作适当的修理。当前一个最重大的问题是改变地方工业的管理体制，发挥县一级经营工作的积极性。比如河北省的地方工业，虽然很大一部分都设在县里，但都属省或专区一级领导，县里管不着，有劲使不上。因此现在各省应考虑把地方工业下放到县的问题，发展县营工业，由县里根据当地的需要，组织当地群众的力量，使地方工业更好地因地制宜地为农村经济服务。
+
+　　 来源：1958年2月10日《人民日报》。

CCRD/1/3/3/000051.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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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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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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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风运动在全国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里，目前出现了一个新的洪峰。这就是以反浪费和反保守为中心，掀起了一个新的鸣放高潮和整改高潮。在反浪费反保守的大鸣大放中，中央各国家机关内贴出了二十五万张大字报；北京市三十一个企业二十天的统计，职工们就贴出了二十万张大字报，提出四十三万条意见。运动声势浩大，锋芒集中在一个方向：贯彻多快好省勤俭建国的方针，促进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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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各地区各企业和各机关的情况看来，这次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同过去历次的增产节约运动有很大的不同。这次运动实际上已经成为反对思想、政治、经济各方面落后现象的斗争，已经形成了一个广泛地比先进、比多快好省的高潮。在这个波澜壮阔的运动中，很多束缚群众积极性和生产力发展的陈规被冲破了，很多长期不得解决的根本性问题顺利的解决了，各方面的生产和工作已经有了明显的迅速的改进。１月份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历年来，１月份生产和基建计划总是完成得最不好的，年初松，年中紧，年底赶，几乎成了一个定例。而今年却一改积习，１月份的工业总产值超额２．５％完成了月计划；基本建设的情况也比过去任何一年都好。再如商业部门中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虽然还开始不久，某些先进单位却已经在广大职工觉悟充分提高的基础上，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北京天桥百货商场在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中大胆地突破了常规，提出了并且实现了减少人员、节约流动资金、改善服务态度的措施，并且纠正了在商业企业中机械地形式主义地搬用工业企业中工作八小时的现象，实行一班到底的工作制度。
+
+　　这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显然是１９５７年我国人民在思想战线、政治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正因为这样，群众在这个运动中决不满足于克服生活中的铺张浪费，也决不满足于仅仅要求产量指标的突破。许多企业在辩论了浪费的性质、原因和如何堵塞漏洞等问题以后，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造成浪费的责任应该由领导工作人员、技职人员和工人三方面担负，这三方面都必须同时改进。领导工作人员往往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不深入地钻研业务的毛病；技职人员往往只重业务不重政治，墨守陈规，不善于发动和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工人群众中也有许多人没有正确对待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没有正确解决为谁劳动的问题。在许多单位的辩论会上，三方面的人员都同时揭发和批判了自己的缺点。这样就打掉了官气、暮气和邪气，资产阶级思想受到批判，无产阶级思想大大抬头。
+
+　　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纲，带动了各方面的工作，这就是当前整风运动的显著特征。我国全民性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其最终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要把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大大推进一步。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大争大辩，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了。在十五年赶上英国和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伟大号召的鼓舞下，群众不能不要求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不能不反浪费反保守。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有些单位对于这个形势认识不足，在运动中忽视思想工作，只算经济账，简单地从技术上采取一些措施，而不认真开展群众性的争辩，不彻底转变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这样，他们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浪费现象，克服保守主义，引导生产的大跃进。因此，目前的斗争既然是一个经济上的斗争，同时又是一个思想政治的斗争，既要算经济账，又要算思想账、政治账。通过大鸣大放，大争大辩，不但要反掉浪费，反掉保守，而且要反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通过和结合反浪费反保守的斗争，彻底改进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提高全体职工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打破那些妨碍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陈规，精简机构，改善生产管理和劳动组织，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费用，以便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促进生产的大跃进。
+
+　　有一些人虽然认识了思想工作的重要，但是他们采取的办法却是错误的。他们组织群众去抽象地讨论一些原则问题，结果在辩论会上，群众往往不知所云。当然，重大的原则问题，例如个人和集体、自由和纪律、工农关系、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等等，都必须在群众中辩���清楚。但是在目前阶段，这种辩论必须针对生产和工作的具体任务。很多企业，通过反浪费反保守的具体辩论，引导广大群众认清了上述的原则，并且边辩边改，立即见诸行动。拿这种作法同前一种作法相比，岂不生动得多，深刻得多吗？我们说，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纲，首先就是说要以它作为当前整改阶段的纲，通过它来完成当前的整改任务，决不能把这两件事分割开来。如果抛去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不管，不去因势利导，从解决具体问题中去解决思想问题，那就必然会失败。
+
+　　许多企业、学校和机关已经决定，要把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作为整改阶段的中心，这是正确的。希望全国所有的企业、学校和机关，都向他们看齐，争取整风运动的这个新任务的彻底胜利，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一个全面的大跃进！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2月18日

CCRD/1/3/3/000052.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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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科学家和教授掀起自我思想改造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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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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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上海２４日电上海的科学家、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正在掀起一个自我思想改造的运动，他们的行动口号是“争取做坚定的左派”。许多教授和科学家利用春节休假时间，制订了使自己达到又红又专的个人规划。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的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们，几乎已全部订出这方面的个人规划。
+
+　　从许多个人规划中可以看出，他们都把如何达到“红”放在首要的地位。许多教授、科学家经历政治上思想上的革命斗争，取得深刻的教训，使他们明确地认识到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是我国发展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唯一保证，因而积极要求向左转。华东师范大学有一位在反右派斗争中曾经受右派欺骗的老教授沉痛地说：“过去我不问政治，政治却来问我了。”这次他在个人规划中表示一定要靠拢党，做坚定的左派。生物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谈家桢在他的规划中提出，要全心全意接受党的领导，把心交给组织，主动向组织汇报思想情况，争取党组织的帮助，每半年做一个思想小结。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六十多岁的老教授张宗汉决定上夜大学，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精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争取每个月参加两三次体力劳动，同工农打成一片。历史系教授林举岱除了要求自己注意实际锻炼和学习政治理论以外，还能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进行历史的教学和研究。著名数学家复旦大学副校长苏步青、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束世澄，都提出要坚决抛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争取做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
+
+　　科学家、教授们又红又专的个人规划，预示着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也将有一个大的跃进。苏步青在规划中保证完成国家十二年科学规划中的微分几何项目下的各项任务，争取在七年到十年的期间接近莫斯科大学微分几何教研组的学术水平，在五年内培养出副教授水平以上的教师六人，招收研究生八人到十人。物理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涵奎计划在十二年内使电磁波的研究达到国际水平，并使自己所在的教研组成为红色教研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好几位教授都订出了编写教材的规划。这个系有些专业八年来一直没有完整的教材，影响了教学质量；现在教授们规划要在两年之后使历史系的各个专业基本上都能做到有自编的教材。流行病学专家上海第一医学院教授苏德隆和妇产科专家上海第一医学院妇产科医院院长王淑贞，提出要搞“试验田”，使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进一步与实际相结合。苏德隆已选定上海附近的青浦县，用新的方法试验预防血吸虫病。王淑贞准备亲自到上海郊区开展妇幼卫生和避孕工作。许多人的规划中都提到，要用最有效的办法来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
+
+　　华东师范大学正在筹备举办又红又专规划的展览会，交流制定规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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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2月25日, 原题为：“上海科学家和教授掀起自我思想改造运动  决心做左派  力争红又专”。

CCRD/1/3/3/00005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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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部分资本家提出“放弃定息”、“取消高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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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天津24日讯  天津市部分资本家提出“放弃定息”、“取消高工资”，作为跃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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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纱布绸商业同业公会主委、天津市纺织品公司副经理叶聘之最近召集这个行业的私方人员开会，动员大家向政府提出放弃定息、取消保留工资的要求，以表示私方人员的跃进。经过讨论，他们准备向全市私方人员提出四项倡议：（1）放弃定息，或把全部定息购买公债；（2）全市私方人员一律取消高工资；（3）资金在两千元以上的部分私方人员，过去医疗费用由公家补助，应该全部取消；（4）取消加班费和小礼拜制，延长工作时间。叶聘之说：“在生产跃进中，我们要以放弃定息、取消高工资的实际行动作一个‘促进派’”。国药商业同业公会主委、公私合营第二中药总店经理刘华圃也提出“要在大跃进中放弃定息，摘掉帽子”。百货行业的部分私方人员也有类似的要求。
+
+　　他们提出“放弃定息”倡议的动机和目的何任，有关部门正在了解中。（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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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1958年2月25日_第2423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CCRD/1/3/3/000054.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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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整风运动
+
+　　<新华社>
+
+　　据新华社２８日讯２７日下午，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上，就如何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交换了意见。
+
+　　在座谈会上发言的，有何香凝、程潜、高崇民、许德珩、杨钟健、周培源、季方、陈其尤、王绍鳌、黄炎培、陈叔通、凃长望等人。他们认为，各民主党派必须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一般整风，继续进行根本的自我改造，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大跃进的要求。他们还认为，各民主党派进行一般整风的方针和目的，是既要促进革命、又要促进团结，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普遍和深入，其性质仍然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
+　　许多人在发言中提出，要通过整风掀起一个自我改造的运动，来一个自我改造的大竞赛，在立场上和思想上来一个大跃进，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跃进到无产阶级的一面性，从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三心二意跃进到全心全意，从资产阶级立场跃进到无产阶级立场，在几年内成为又红又专、更红更专的知识分子。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杨钟健用十六个字来概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点，这就是：“知识私有、个人单干、技术保守、不肯交心。”他认为，这四座大山不搬掉，就不可能很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中国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说，他不仅要把心交出来，而且要把生命交出来，交给党，交给社会主义事业。他还宣读了九三学社成员许德珩、梁希等十九人，在２５日写的关于响应上海十七名科学家倡议的响应书。响应书说：我们要很好地向上海的十七位科学家学习，把心交出来，交给党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3月1日,原题为：“从资产阶级两面性跃进到无产阶级一面性  民主党派来个改造大竞赛  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整风运动”。

CCRD/1/3/3/00005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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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同地方民族主义作斗争进一步巩固祖国的统一
+
+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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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２８日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举行第五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以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为中心议题。参加会议的有六十位委员，九十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少数民族代表，以及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央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共八百多人。
+
+　　会议期间，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作了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报告（报告全文将在本报发表）。参加会议的委员、人民代表，结合本地区的情况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在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的整风运动中，应该坚决进行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的统一和团结。
+
+　　会议最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谢扶民（僮族）作总结发言。他首先指出：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坚决依靠少数民族中的共产主义骨干，坚决相信群众中的大多数，坚决争取团结那些中间状态的人们，批判一切右倾思想，扫除一切思想障碍，把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
+
+　　谢扶民在发言中强调指出，要巩固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大团结。他说，地方民族主义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不承认汉族先进，不欢迎汉族的帮助，不愿意向汉族学习。一些少数民族中的右派分子更是在这个问题上兴风作浪，公开煽动反对汉族干部和汉族人民，拒绝汉族的帮助，反对向汉族学习。对于这种错误思想必须进行批判，对于那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行为必须坚决给予打击。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要使各民族得到共同的发展和繁荣，就必须不断加强以汉族为中心的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互助，共同努力，共同进步。汉族是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主力军，是我国名民族团结的中心，搞好以汉族为中心的我国各民族间的大团结，不断改进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关系，是我国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的根本任务。
+
+　　谢扶民说：今天的汉族，是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汉族，它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国内各民族获得发展和进步，同时也需要从少数民族方面取得一切可能取得的帮助和支持，向少数民族学习一切有益的东西。但是主要的，还是少数民族应当向汉族学习，和取得汉族的帮助，这是关系到各少数民族建设社会主义和发展、繁荣的重大问题。
+
+　　最后，谢扶民对如何正确对待民族的风俗习惯问题，作了阐述。他说，每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中，都有一部分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民族发展的有益的成分，必须予以发扬，有一部分是对社会主义和民族发展没有多大影响的成分，可以不去管它；还有一部分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民族发展的有害的成分，则应该教育群众认识它的危害作用，在群众自觉的基础上，逐步加以改变。
+
+　　这次会议历时三天，在２月１３日日下午闭幕。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3月1日原题为：“汉族为中心  各族大团结  各民族委员在人大民族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表示决心  坚决同地方民族主义作斗争进一步巩固祖国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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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和人大代表批判地方民族主义
+
+　　<新华社>
+
+　　据新华社２８日讯坚决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进一步巩固祖国大家庭的统一和团结，这是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委员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们，在发言中一致表示的决心。他们听取了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的报告，一致认为当前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一个以反对民族主义为重点的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完全必要的。
+
+　　委员帕提汉·苏古尔巴也夫（哈萨克族）说：新疆广大劳动人民像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地在保护着自己的解放者和幸福生活的创造者——共产党。无论地方民族主义者的阴谋多么毒辣，但是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的人民是不会上当的。
+
+　　喜饶嘉错（藏族）、计晋美（藏族）、邦达多吉（藏族）等三位委员在发言中，揭露了西藏一小撮披着民族外衣的反动分子搞“独立”的阴谋活动。喜饶嘉错说，那些投靠帝国主义的人是藏族的败类。我们国家的希望很大，前途很光明，我国信仰宗教的人是热爱祖国的。计晋美说，西藏有一小撮反动分子妄图依靠帝国主义的帮助，使西藏重走受帝国主义奴役的老路，这是西藏人民坚决反对的。邦达多吉说，分离主义分子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他们如不及早回头，必定会遭到人民的唾弃，会被革命的洪流击碎。
+
+　　许多人在发言中以亲身体会来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汉族的帮助，是各少数民族能够得到迅速发展和繁荣的保证，他们用事实驳斥了地方民族主义者的谰言。委员果基本古（彝族）说，彝族内部过去经常打冤家。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了以废除奴隶制度、解放奴隶和分配土地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改革，人民生活有很大改善，彝族内部也团结了。人民代表刀有良（傣族）说，西双版纳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已经有很大发展，今年还要在境内兴修一条公路，国家给这条公路的投资就相当于西双版纳地区农业总收入的七倍。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和统一团结的祖国大家庭，如果没有汉族的帮助，这样迅速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委员赵世同（僮族）说，离开了党的领导和汉族的帮助，那就是重走受帝国主义压迫的老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罗文才（苗族）谈到四川省民族杂居的高山区，过去又穷又苦，只能种玉米、洋芋等，现在连双季稻、花生都上了山，这就是因为有党的领导和汉族的帮助。委员乌兰（蒙古族）说：少娄民族中的地方民族主义者，像披着羊皮的狼一样，他们破坏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无耻阴谋，注定要彻底破产。
+
+　　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还有陈永康（布依族）、杨汉先（苗族）、官保加（蒙古族）、索观瀛（藏族）、马绍文（东乡族）、马豫真（回族）、松布（土族）、和夏茸尕布（藏族）作了书面发言。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3月1日，原题为：“地方民族主义者是披羊皮的狼  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和人大代表批判地方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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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清华大学红与专大辩论结束
+
+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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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清华大学近万名学生以“怎样做一个劳动者，怎样做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为题开展的社会主义大辩论，现已告一段落。通过辩论，大多数同学都明确了如何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做一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要走的道路。这次辩论收获很大，不仅方向明确了，还发扬了社会主义的民主，鼓舞了大家走又红又专道路的信心。校长蒋南翔在４日向全校学生作了总结报告。报告中着重指出正确的政治观点是灵魂，“中间道路”不值得留恋，要抛弃科学至上的迷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做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
+　　蒋南翔首先谈到，政治是灵魂。我们在红与专的讨论中，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在于做什么工作，而在于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政治态度，能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　　红与专是统一的，不能分开。有人说，“政治少些再少些，业务多些再多些”，结果就成为没有灵魂的机器，就像电子计算机一样，可以为剥削阶级服务，也可以为人民服务。这是非常危险的。只有红和专结合起来，才能使业务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苏联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不仅是技术问题，还有政治因素的作用。只有政治和业务结合，红与专结合，业务才能更好的发展。
+
+　　蒋南翔说，学生在学校里不仅要学技术，还要学怎样做一个劳动者。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大学与资产阶级大学的不同点。有的学生说，“政治十年不学一年补，业务一年不学十年补”。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只有政治方向正确，思想上进步，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好干部。
+
+　　蒋南翔指出，中间道路不值得留恋。他首先批判了那种“不作右派，不去美国”就没有问题了的观点。他说，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从学校中揭发出来的右派看，有的人也没有去美国，表面上也不反对社会主义，为什么成了右派呢？一个人是怎样的人物？不能根据他自己的“自我评价”，只能由群众、历史来作评价。
+
+　　愿意走中间道路的人，政治上没有什么方向，说穿了就是市侩主义。只考虑个人得失，看风使舵，不坚持原则立场，不辨明大是大非，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
+
+　　蒋南翔还谈到要抛弃科学至上的迷信。他说，有些同学对科学有不正确的理解。他们说，“科学无国界”。我们说，科学原理没有国界，一个国家的科学事业，就有鲜明的阶级性。科学家为谁服务就是有阶级性的。
+
+　　科学是高尚的，但不能看得太神秘了，不能有“万般皆下品，唯有科学高”的看法。是科学指导生产，还是生产决定科学呢？科学发明推动生产，生产决定科学，这说法似乎都对。但要追根究底，那就是人类在劳动中创造和发展了文化科学。科学至上是唯心论观点。把科学放的太高就不科学，不符合实际。
+
+　　在辩论中，许多学生对资产阶级的科学家表示崇拜。蒋南翔说，他们的科学遗产是值得我们接受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才是我们的榜样。他们是最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和科学家，是红与专结合的典型。他们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
+　　蒋南翔最后指出，同学们应该走的一条正确的道路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做一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他说，谁是历史的创造者、时代的主人呢？是劳动者。我们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是看个人和人民的关系如何？地位高低，学术的高低，不是衡量一个人的历史价值的最根本的前提。我们要做一个社会主义劳动者就是走一个最正确、最有创造性、最有前途的道路。这是条科学的道路。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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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有利于自我改造的新形势
+
+　　<《光明日报》社论>
+
+　　整个国家、社会的形势，有利于思想改造，有利于人的进步。最近一周来，民主党派及其成员的改造工作的形势，更有了新的、重要的发展。使民主党派及其成员的改造，大有希望，大有可为。领导改造工作的人，要重视这种形势；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要跟上这种形势，要努力把自己的政治思想立场的自我改造，大大地向前跃进。
+
+　　整风运动，是政治上、思想上的革命。对于个人来说，是一个在政治上、思想上力争上游的运动。要力争上游，就必须鼓起干劲。要鼓起干劲，就必须有鼓得起干劲的澎湃的形势，个人也必须有不断向上的雄心。形势比人还强，形势迫人进步。工农业向前跃进的形势，首先催动了上海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的心弦。从个人制订改造规划开始，发展到集体提出以又红又专为目标的倡议书，向其他地区、城市挑战。北京等地的民主党派成员，已经开始响应，这又形成了相互竞赛的形势。我们说，这种形势很好，这种形势有利于自我改造，必然会使立场改造的工作，向前跃进。
+
+　　知识分子已经逐渐认识到，政治立场的根本改造的目的，是为了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把知识贡献给社会主义，贡献给祖国人民对自然界的斗争。同时，也开始认识到“政治是统帅”的道理。对于个人来说，当然政治也是自己一切行动的统帅。保存资产阶级政治立场，是等于请资本主义思想做自己的统帅。在这样统帅的指挥下，焉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同时，工农业生产和社会风尚，以及国家的各个方面都在跃进。尚未摆脱资本主义思想圈圈的人，抬头一看，大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落于形势之后的慨叹。慨叹之余，有志者就奋起直追，订出了个人规划；同道而合，所以又有集体倡议之举。倡议者在前，响应者应声而起。这就会造成思想改造形势的高潮。这样的高潮，现在已经开始了。
+
+　　有人说，这种形势，只是一种形式，只是一种方法，不值得如此重视。我们认为，这种形势固然是一形式、是一种方法，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已经变成了力量，因此必须重视。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就提出了政治思想立场的自我改造问题。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并没有真正接受这个真理，也没有接受为了改变政治立场而使用自我改造的方法。经过几年来的革命斗争的教育，特别是去年反右派斗争的教育，又加上社会主义大跃进的教育。不少的人，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这个自我改造的方法。自我改造的方法，就变成了改造自己的自我运用的主要形式。这个方法是真理，真理为群众所掌握，就发生了力量。所以人们在不同程度的自觉基础上订出了个人改造规划。制订改造规划，是表明了在立场改造路途上迈开了不同程度的第一步。个人规划发展到集体倡议，又是从个人行动发展到群众共同行动的第一步。大家响应倡议，这种行动就真正成为群众性的行动了。又证明了这种方法、这种真理已开始为多数人所掌握。真理和正确的方法为多数人所掌握，必然发生力量。如其不相信这个道理，可以提出一个反证：若是这一真理和正确的方法尚没有为多数人所理解(在不同程度上的理解)，就不会造成目前这种有利于自我改造的新形势。所以我们说，目前这种澎湃的形势，是一种推动思想改造大跃进的力量，道理即在于此。因此，必须重视。
+
+　　这种形势的本身，也是一种方法。明确地说，造成有利于政治思想立场改造的形势，只是一种手段。这种手段，是为了达到立场改造的目的。我们的最后目的，是要促使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从资产阶级立场向工人阶级立场的转变过程中，来一个大跃进。这个跃进，是立场改造的本质上的跃进。只有达到这样的跃进，才能真正改变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的面貌，才能使他们把全部知识贡献给社会主义。因此，自我改造得好，是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本人的根本转折点；也是六亿人民的共同利益。如何帮助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进行自我改造呢？有两种方法，两种手段。一种是快一点，一种是慢慢来。快一点的办法是鼓励他们的自觉，鼓励各种形式的群众性的行动，并把这种群众性的行动，变成为有利于自我改造的客观形势，同时用这种客观形势来促进自我改造的飞跃。所说，赞成快一点的人，愿意做促进派的人，就都应该赞成和帮助目前正在开展的形势。
+
+　　从运动的发展来看，还���明了另一个问题，即是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对于自我改造，都有不同程度的自觉。若非如此，运动是不会发展得如此迅速。因此，目前形势的主流是十分好的。在这样一个澎湃的形势中，因为“大势所趋”，并非自觉自愿而勉强跟上前来的人，当然也有。但是，必须认识到这是少数的人。绝不能因此而对运动有所怀疑。即使对这些人，也必须认识到，跟上来是好的，是证明他想跟上形势，虽然有些勉强，经过帮助，又会有一部分人因此而跟上了队伍。这种行动，仍然应该欢迎，仍然应该鼓励。
+
+　　我们可以预期地说，有利于政治思想立场改造的形势在跃进，跟随着而来的，必然是立场本身改造的大跃进。前者是方法，是手段，是革命的方法，是革命的手段，是促使后者跃进的前提。同时，前者本身，也包含了思想的跃进，因此，又不仅是方法而已。两个跃进，前后相联，相互促进。必然会使思想政治立场的改造工作，迅速地向前跃进。这又是工农业跃进影响下必然的结果，不是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主观设计。总之，客观形势如此，这是必有的结果。民主党派的领导者要抓住这个时机，把整个思想政治立场改造的运动，全面地、深刻地带动起来，要把目前的运动火热朝天地带动起来。老皇历是吃不开了，在工农业生产上如此，在思想改造工作上，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
+　　大家都来做一个思想改造工作的促进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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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9 @@
+# 九三学社中委中的科学家发起社会主义竞赛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昨天下午，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的科学家、医药卫生、工程技术界人士和大学教授三十多人，通过了一个社会主义竞赛决心书，向九三学社全体社员、各民主党派成员、全国科学、文教、医药卫生、工程技术界人士发起加速自我改造、争取又红又专、更红更专的社会主义大竞赛。在决心书上签名的，有许德珩、梁希、潘菽、涂长望、严济慈、黄汲清、尹赞勋、茅以升、周培源、杨钟健、裴文中、黎锦熙、黄子卿、游国恩、魏建功等。
+
+　　这份社会主义竞赛决心书，是他们经过充分酝酿和多次认真讨论才确定的。在昨天以前，２月２５日下午，九三学社在京中央委员举行了座谈会，首先响应了上海十七位科学家争取五年内专深红透的倡议，发出了许德珩、梁希等十九人的响应书。随后，在２６日和２７日晚，又分组进行讨论、酝酿向全国科学、文教、医药卫生、工程技术界发起社会主义竞赛。小组开会讨论具体竞赛条件时，常常到午夜尚不休会，情绪至为热烈。经过四天来的充分酝酿和反复讨论，结合九三学社的特点提出了五项奋斗目标，作为竞赛条件，在昨天再作最后一次讨论。
+
+　　昨天下午，讨论决心书草案时，发言的人非常踊跃、热烈，充分显示出大跃进和革命干劲的精神。
+
+　　许德珩首先发言。他说，奋斗目标中“争取五年内社员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达到７０％”是否保守了？他认为国家和社会的形势是满园春色，并在不断大跃进中，我们的自我改造是可以而且可能加速的。要求大家根据形势充分讨论这个指标。起初，大家认为要达到７０％也不算低，但经过深入分析加速自我改造的主观、客观条件以后，一致认为可以提高到８０％。
+
+　　讨论第二条奋斗目标草案时，大家认为单单提“保证完成国家科学文教事业计划”是不够的，作为一个科学文教工作者，起码应当做到这一点。现在，应当适应大跃进的形势，加上多、快、好、省的方针。还应根据九三学社组织和成员的特点，制订目标，担负起积极促进技术革新的光辉任务。
+
+　　关于“学习苏联先进科学技术”，九三中央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在讨论时说：过去，有的人对于学习苏联的科学技术是没有信心或者是敷敷衍衍的。现在，我们要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要大跃进，就必须要诚心诚意而不是三心二意的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够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够有助于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经过讨论，在奋斗目标第四条“学习苏联先进科学技术”之前，加上“诚心诚意”。
+
+　　决心书通过以后，许多人认为，虽然下了决心，还应该有贯彻实行五项奋斗目标的组织保证。又经过充分讨论，决定推定涂长望、严济慈、茅以升、张席褆、金克木、孙承佩、李毅等七人，组成九三学社五年工作规划小组，负责制定九三学社五年工作规划。同时要求在决心书上签名的人，在最近期内，结合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分别制订个人规划，认真执行。九三学社中央、各级组织应负责定期检查、评比。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3月2日，原题为：“九三学社中委中的科学家发起社会主义竞赛  加速自我改造  争取又红又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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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民主党派决定深入整风
+
+　　<新华社>
+
+　　新华社５日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最近一次的双周座谈会上，经过讨论协商，一致通过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在各民主党派内部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全文如下：
+
+## 一　力争成为社会主义事业促进派
+
+　　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国际上东风显著地压倒了西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超额完成，全民整风运动获得巨大胜利，在这个基础上掀起了一个热火朝天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全国人民正在以百倍信心，乘风破浪，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史无前例的高潮。目前在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内也出现了社会主义自我改造的新气象，很多人纷纷制定集体的和个人的改造规划，开始了挑战、评比、竞赛的群众性运动，鼓足干劲，宣示决心，要把自己尽早从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成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力争上游。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要求我们各民主党派全心全意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紧密地团结在新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统一战线内，充分运用当前的有利条件，加紧进行根本的自我改造，进一步推动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促进派，奠定同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治基础。这一历史任务是光荣的，同时也是艰巨的。
+
+　　１９５７年６月以来，各民主党派内部开展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经历了这一场严肃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各民主党派的政治面貌和组织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大多数成员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政治上和右派划清了敌我界限，在接受共产党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问题上辨明了大是大非，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多数成员在政治立场上向左跨进了一大步。各民主党派的领导和成员在斗争中取得了重要的经验。这些，为各民主党派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目前各民主党派总的说来，还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右派路线虽然已经受到有力的批判，但是它的影响还没有彻底清除；大多数成员在政治上还没有摆脱中间状态。各民主党派必须抓紧时机，把整风运动更加普遍和深入地进行到底，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大跃进的要求。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整风运动正是使我们提高政治觉悟、改造政治立场和改造思想的必经之路。任何与目前新形势相违背的消极、松劲、借故回避整风等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历史向每一个民主党派和每一个成员尖锐地提出问题：或者是奋起直追，过好社会主义关；或者是停滞不前，被抛在时代车轮的后面。形势逼人，非此即彼，不进则退，这是我们在当前的整风运动中应有的根本认识。
+
+## 二　既要促进革命，又要促进团结
+
+　　各民主党派进行一般整风的方针和目的，是既要促进革命（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又要促进团结（团结——批评——团结）。一般整风的性质仍然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但是它同反右派斗争有着原则的区别，它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运动，是为着治病救人，在改造立场、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达到加强团结的目的。
+
+　　一般整风的主要任务：对于民主党派的组织来说，是彻底清算右派路线的影响，进一步确立接受共产党领导、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路线。对于民主党派的成员来说，是进一步辨明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进一步改造政治立场，使尽可能多的人从原有基础上向工人阶级立场前进一大步，坚决接受共产党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行动上今后力求做到：（１）真诚跟着共产党走，交出心来；（２）积极工作，贡献才能，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３）积极主动搞好共事合作关系；（４）努力学习政治、理论，认真进行思想改造；（５）向工人、农民学习，树立劳动观点，积极培养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
+　　民主党派的一般整风，除了主要地应当达到上述要求以外，同时也要整顿作风，改进工作，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毛病。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员和骨干分子在一般整风中负有重大的责任，应当在自我教育，相互教育方面起积极作用，既要采取诚恳热情的态度，帮助别人进步，又要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对自己���政治立场和工作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严肃检查、认真改正。
+
+## 三　各民主党派进行整风的八个问题
+
+　　根据各民主党派进行一般整风已有的经验，有必要明确下面几个问题：
+
+　　（一）进行一般整风的步骤，大体上可以包括：
+
+　　（１）总结反右派斗争的收获和体会，学习文件，展开漫谈，进行思想动员。
+
+　　（２）大鸣大放。
+
+　　（３）根据毛主席指示的六条政治标准，参照民主党派、知识界和工商界等方面辩论的根本性问题，联系实际，进行专题辩论，并且在辩论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
+　　（４）整改：总结民主党派检查路线、方针的结果；制定改进领导机关工作的方案和规划。
+
+　　上述四个步骤互有交叉，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不要机械划分，强求一律。
+
+　　（二）在自觉自愿基础上制定集体的和个人的改造规划，实行评比、竞赛，是当前促进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巩固整风收获的一种先进形式，应当积极倡导，并且通过个人努力、组织帮助、群众监督，定期检查、总结。
+
+　　（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摆事实、讲道理、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进行一般整风的基本方法，应当充分运用这种方法，发动群众。要注意采取小型座谈、自愿结合、促膝谈心等灵活的方式，反复进行思想工作，解除顾虑，启发自觉。做到既要严肃认真又要和风细雨。
+
+　　（四）不采取“人人过关”即逐人通过的方式，不强迫别人接受批评，容许保留不同意见，不作鉴定，不追查历史。
+
+　　（五）可以准许已经低头认罪的右派分子参加一般整风。以利于对他们继续进行分化和改造，使大多数人从政治上、思想上进一步同右派划清界限。如果右派分子继续散播毒素、进行反扑，应当坚决予以回击。
+
+　　（六）对于一般整风中，被揭发出来的曾经有过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的人，除情节特别严重、态度很恶劣、因而引起多数人公愤的分子，应当戴上右派帽子，按右派分子对待以外，其他可以不戴右派帽子，不按右派分子对待，但是应当进行严肃的批判。对于主动揭发自己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的人，不作右派分子对待，鼓励和帮助他深入检讨，决心改造。在一般整风中，如果有人乘机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这种人是现行的右派分子，应该对他进行坚决的斗争。
+
+　　（七）机关、学校和企业中的民主党派成员，除参加民主党派组织内部的整风外，应当积极参加所在单位的整风，如果在时间安排上有困难，可以商请当地中共统战部门和有关单位的中共党委帮助解决。
+
+　　（八）一般整风大体上要求在今年５月内结束，必要时可以适当延长。
+
+　　×      ×      ×
+
+　　各民主党派的一般整风，关系到广大成员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的问题，性质上是“自己革自己的命”。因此，在进行这一工作的时候，必须充分估计到它的艰巨和复杂，必须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到大多数参加整风的人，习惯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真正觉得整风对他有好处，是为了能够心情舒畅、精神奋发地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只要我们认清整风运动是各民主党派实现社会主义根本改造的历史转折点，解除顾虑，提高信心，鼓起干劲，努力以赴，就一定能够胜利完成整风运动的伟大任务，就一定能够使我们跟着伟大的祖国前进再前进，跃进再跃进！                   （１９５８年３月４日）
+
+　　 （文内插题系《人民日报》编者所加）
+
+　　（来源：《人民日报》1958年3月6日,原题为：“形势逼人，一定要自己革自己的命！  各民主党派决定深入整风”。）